甲子1：中国60年民生记录
Author: 陈晓卿; 朱乐贤
Date: 2013-12-24T16:00:00+00:00

甲子1

——中国60年民生记录

陈晓卿 朱乐贤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子1：中国60年民生记录/陈晓卿，朱乐贤编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86-4070-9

I.甲… II. ①陈… ②朱… III.中国历史-近代史 IV.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156号

甲子1：中国60年民生记录
编著：陈晓卿 朱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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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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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子年记忆

1948年 戊子年
1960年 庚子年
1972年 壬子年
1984年 甲子年
1996年 丙子年

丑年记忆

1949年 己丑年
1961年 辛丑年
1973年 癸丑年
1985年 乙丑年
1997年 丁丑年

寅年记忆

1950年 庚寅年
1962年 壬寅年
1974年 甲寅年
1986年 丙寅年
1998年 戊寅年

序言 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学人，他的专栏文章曾经让我折服于“中国大陆财经评论第一健笔”的风采，而《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让我由衷地敬仰他“双馨的德艺”（老六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非典最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第一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分别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即在尽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对旧影像进行重新整合，用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方式梳理中国60年以来的影像遗存。然而在制作的时候，旧影片中开始散发出一种让我们莫名兴奋的味道，这种味道是许多文字记录格式的东西所无法企及的—真实感、现场感。于是我们又给《甲子》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想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我们尝试采用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使原本单一的事件有了立体的关照，我们努力找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大量使用。这样一来，原本宏大的、嘈杂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

这个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谋而合。与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们做得要浅显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难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影像资料的匮乏。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如西方记者、传教士、国外的摄影队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摄影机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变得模糊异常，以至于我们在端详这些事件的时候出现了诸多的“马赛克”：历史链条在影像中断裂了。比如说1994年。这一年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载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是千岛湖事件，另一个是克拉玛依大火。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最后只得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口播搪塞了之。当年拍摄到的那些录像在哪里呢？或许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过文献片，一定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说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都只能用苏联人1950年组织拍摄的艺术片；每次说到“文革”的经济困难，我们还得把被自己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搬出来；每次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无从寻找画面支持，只好用荒芜的田园、龟裂的土地、30年代的难民镜头来替代……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20世纪6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部分是用胶片制作的）搜集“文革”初期素材。胶片库位于广播剧场旁边，一进门摆放着十几个麻袋。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谁吗？”师傅问我，然后他得意地说出了一个我很敬重的老摄影师的名字……

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吗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显然，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则谁敢把这些胶片连同负片一起销毁？而发出这个指示的又是谁呢？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

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毕竟这是个媒体产品）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最大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毕竟画面负载的信息太丰富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个女士读了《兄弟》，她问我“文革”是像余华写的那样吗？我说是，并语重心长解释半天，女士还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过1970年工人体育场批斗遇罗克的纪录片的话，她就不会再有疑问了。在片中，在一个弱小的、瘫软在地的青年面前，70 000人高举着拳头怒吼！直到现在我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抽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当年那个纪录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好的资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尽可能地做好记录，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历史可以读解为一次记忆选择的过程，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这背后悄然站立着我们的立场。为了完成这个片子，我们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像资料单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穷经地搜寻每一格画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证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地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我曾经打比方说《甲子》就是一本相册，跟咱们家里的相册一样，有些照片我们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们……相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2004年年初，《申年记忆》播出后反响出乎意料地良好，接着我们又完成了《酉年记忆》和《戌年记忆》。按照当时的想法，《甲子》共计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后完成应该是2015年。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最终完成呢？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的话，请为它祈祷。

陈晓卿

2006年3月1日

1948年 戊子年

1948年2月10日，农历戊子年春节。东北解放区分到地主浮财和田地的农民，在门口贴上了“过翻身年”的春联。屋里墙上，毛泽东的画像取代了过去的灶王爷。东北文艺工作第二团的团员们来到乡村，扭起秧歌，和当地老百姓一起欢庆春节：“太阳哪出来，亮啊亮啊亮堂堂呀么亮堂堂，庄稼人翻身哪，大伙有力量啊，全靠共产党……”

前一年，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季攻势，收复城市15个，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蜷缩在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几个孤立的大城市里。在中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率领的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对大别山的进攻，歼灭国民党军队69000多人，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

进入1948年，解放军的人数已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49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则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尽管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具有优势，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1948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发表文告，承认“在一年之间，屡受损失”，他要求民众“拥护戡乱国策，加强自卫武力，巩固社会秩序，维护经济安全”。

但国统区百姓最关心的还是生计问题。1月5日，《申报》发表一首打油诗《新年颂》：“万物价从八木（米）腾，新年人比旧年老。未靖烽烟莫断肠，世事如此管他娘。眼前但见私囊饱，卯岁已空寅岁粮。”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段影像讲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舞女进行登记管理，以增加税收的情况：

最近由警察局举办舞女登记，加强治安。据发表的统计数字，已经登记的有2000多舞女，但实际上至少有20000人，间接靠她们生活的人恐怕200000也不止……

早在1947年9月，国民政府就颁布法令，在全国禁绝营业性舞厅，原因是“为戡乱建国而节约”。上海登记在册的营业性舞厅有29家，从业的舞女加上舞厅的乐师、侍者等工作人员，不下20000人。禁舞令一出，舞业人员多次组织集会进行抗争。

上海社会局采取分批淘汰的抽签制度。1948年1月31日，以百乐门为首的14家大舞厅率先被抽中停业。得知结果后，舞女、舞厅职员迅速涌向社会局。美国《生活》杂志派驻上海的记者杰克·伯恩斯在报道中描述说：“混战爆发了，人们开始打警察，警察也反过来打他们，几千名示威者把社会局闹了个天翻地覆。玻璃四处乱飞，家具被扔出窗外。”下午5点，警察局局长带领刑警和装甲车赶到，当场逮捕400多人。

舞女冲击社会局后，社会舆论普遍同情舞女，认为政府法令仓促草率，没有考虑舞业人员的生存现实。几个月后，涉案人员大多被保释，禁舞令不了了之。

就在舞女冲击社会局两天后，伯恩斯又赶去拍摄申新九厂的工人暴动。他设法拍下警察搜查并拘留女工的场面。事件导致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00多人被逮捕。春节前的上海，3天内就发生了两起社会事件。

伯恩斯来到中国，是为了采访正在扩大的内战。他乘坐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运输机，像“跳格子”一样，飞降到被共产党军队包围起来的城市。

1948年1月底，伯恩斯前往沈阳。在一位美军少校的帮助下，伯恩斯拍摄到一次专门为他组织的冬季调防行动。他说：“这些曾在缅甸热带丛林中，接受过史迪威将军训练的士兵，正在为拯救国民党在‘满洲’硕果仅存的几个军事据点而战斗。”

驻守长春的新一军重炮营中，有个连级指挥员名叫胡长庚。大年初二，他来到野战医院，给连队住院人员发放犒赏，每人5000元，这相当于胡长庚每月粮饷的1/60。即便这一点儿钱，仍然引来一番羡慕，胡长庚在日记中写道：“别的单位的士兵都以羡慕的口气说，在重炮营当兵真好，生病住院指导员常常来看不说，过年还给赏钱。我们呀，就是死了官长都不来瞧一瞧。”

作为政工干部，胡长庚还在这天向军长呈上一个计划，申请成立电影教育工作队。尽管积极工作，他对未来仍然感到十分茫然。元宵节，胡长庚特意抽签占卜命运。前一天，国民党军队弃守鞍山，胡长庚在日记中写道：“报上还是无力地弹着老调说，国军完成任务后已转移新阵地……仗打得越是不像样了，政府不知要东北否？伙食越来越坏，每天两顿高粱米饭还吃不饱，我想不久的将来甚至要以大豆做主食，假如东北的战局老无转机的话！”

春节期间，哈尔滨市组织慰劳团，慰问前线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哈尔滨80万市民，在双拥月中进行了热烈的劳军运动。从元旦起，东北民主联军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人数也由战争初期的11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大批的猪肉、牛肉和粉条，都装上了汽车、火车，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去。老百姓说，今天在哈尔滨能过上这样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全是前方战士用血和肉换来的。他们要饮水思源，心里实在感激前线艰苦作战的战斗英雄们。

一年多前，延安电影团接收了日本人在长春建立的“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初，制片厂主要摄制关于战争进程和东北土地改革的纪录片。由于工作人员经常随部队转移，为照顾他们的子女，东影特地成立了保育院。

在保育院，孩子们过着集体生活，3岁以上的孩子实行全托。孩子们吃的是细粮，但为了锻炼肠胃，每周也要吃几顿高粱米。刚断奶的孩子每天还可以喝到牛奶，或者冲鸡蛋。

在解放区，男女平等的政策被广泛宣传，妇女们受到鼓励，要像男同志一样参加生产。冰雪消融的时候，黑龙江省德都县的女拖拉机手梁军，走进刚刚解冻的荒原，参加拓荒生产。新中国成立后采用苏联模式、用设计重现手法拍摄的纪录片《女拖拉机手》，再现了梁军走过的道路。一年前，普通的农家姑娘梁军进入德都县萌芽师范学校。学校里学习生产不分家，人们传看着苏联书籍《卓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观看着苏联电影。

看过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梁军在日记中写道：“看了影片《巾帼英雄》，里面有一个叫巴莎的女英雄，她会开拖拉机，她的勇敢使我很感动，当一个拖拉机手该是多么光荣啊！”

几个月后，梁军从报纸上得知，北安省委的拖拉机队训练班正在招生。经过强烈要求，梁军成为训练班里唯一的女学生。毕业后，正值春耕，梁军随即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中，受到老乡们的欢迎。篝火边，梁军和她的同伴们跳起了来自苏联的集体舞，展现出了年轻人火热的生活。

春季，各解放区发生不同程度的春荒。人们都忙着斗地主、分浮财，没有时间耕种。1月，毛泽东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要求全党纠正某些“左”的倾向。各解放区随后发出生产指示，要求各地土改工作团及时转变为春耕工作团。省、县政府干部纷纷下乡，向群众宣讲新的政策：“停止土改，保障人权、财权，确定地权，划回与补偿斗错的中农，宣传生产发家。”

1947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解放区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合江人民的觉醒》一书中记述：经过平分土地运动，合江全省平均每个农民分得土地7亩到12亩，每40亩到70亩地即有一头顶用的牲口；大多数贫雇农每家都有一头牲口，房屋和衣服等一般也解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特别高涨。

翻身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军队用之不竭的兵源。从1946年9月到1948年10月，合江省就有62000多人加入解放军。

这一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推出第一部故事短片《留下他打老蒋吧》，展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民关系。

影片改编自一则新闻报道：部队宿营休息时，一个解放军小战士擦枪不慎走火，将一位老乡的儿子打死。30岁的陈强第一次登上银幕，出演失去儿子的老乡。影片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刚才我听说，要开大会枪毙那小同志，我心想不应该枪毙那小同志才对嘛！可人连长咋说？这是咱军队的纪律。你不寻思寻思八路军都是些什么人啊，人家都是和咱们一样的穷庄稼人，比咱早翻了身，现在帮咱们翻身来了。

部队为了严肃纪律，准备枪毙小战士。判决大会上，死了儿子的老乡冲上主席台说道：“留下他打老蒋吧。”在影片的结尾，小战士被允许戴罪立功，随部队一起奔赴前线。

“五四”青年节这天，第7届全国运动大会在上海市江湾体育场揭幕。此时，距离上一次举行全运会已经过去13年了。2个月后，第14届奥运会将在英国伦敦举办。全运会将为奥运会选拔参赛队员。

尽管内战阴影笼罩全国，还是有来自54个单位的各省市的运动员、军警和海外侨胞共计2677位男女选手参加比赛。台湾队和香港队引人注目。而来自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西贡、檀香山等地的海外华人也得到观众的喝彩。来自东北的选手没有交通工具，政府特意把他们接来。台湾代表队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与其他省份的代表队一起竞逐体育大赛。

《台湾新生报》派往上海的记者黄顺华形容说：“球场上的表现，最令人叹息，女子篮球赛中，湘沪相逢，必有纠纷，篮球计时员竟受此意外横祸。足球场上，更是惊心动魄，大连球员殴打球证（裁判）是开端，继之汉口对菲律宾赛，又以不满裁判之处决，汉口负气弃权。总之，这一切都表示缺少体育风度，也抹杀了大会的意义。”

尽管全运会成绩平平，甚至缺乏体育精神，但为时12天的赛事，还是给萧条的上海带来了一点儿生机。

5月20日，长春举行集会，庆祝“中华民国正副总统”就职。长春托儿所的孩子们也被组织参加。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的情形：

事先由大会主席团选定了“总统”候选人是蒋中正和居正。富丽堂皇的公告于4月16日就在大会堂门首张贴起来。

一个多月前，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是国民大会的重头戏。依据宪法规定，“总统”仅是国家元首，并无实权。蒋介石最初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此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建议本届国民大会在宪法中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蒋介石遂决定参选。4月19日，蒋介石以2430票对269票的绝对优势当选。

此时的长春，与锦州、沈阳一起，是国民党困守东北的最后堡垒。为鼓舞士气，驻守长春的新编第七军和来自云南的第60军，举行联合阅兵典礼。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后来回忆：“长春守军表面上强打精神，实际上都已色厉内荏，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了。”阅兵最后草草收场，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倒真像是举行了一次葬礼。”

前一天，长春守军以两个半师的兵力出击，企图保护唯一可依赖的空中运输基地—大房身机场。东北解放军动用13个师的兵力，投入包围长春后的第一次战斗。

一位参加这次战斗的新七军少尉排长，头部负伤被俘，归队后，给父母写信说：“此次战斗比日本人还厉害，儿蒙祖宗之德，被共军活捉，当时流血过多，已死去，幸而是官长，八路军就向儿身上打救济药针，生命才活。”

战斗中，东北解放军共歼敌5000多人，占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最后的生命线被切断。从此，一场特殊的战役—长春围困战拉开序幕。

东北野战军各部，按上级要求纷纷召开了庆功大会。作战勇敢、战功卓著的战士被誉为战斗英雄，对他们的表彰，成为部队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无敌英雄周恒农是1945年的解放战士，在解放辉南战斗中，出奇制胜，因此，在总队第一次庆功大会上，周恒农是特等功臣。全班战士在他的带领下，一个班缴获的战利品能装备一个连。

内战爆发后，共产党的队伍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解放战士”，专指经过改造的国民党俘虏兵。除了翻身农民外，“解放战士”也是部队的重要兵源。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介绍华东野战军改造俘虏兵的经验时说：“经过评功记功，给他们挂上红布条，升为班长，他们就很高兴，说在蒋介石那里当兵一辈子升不了，到解放军不几天就升了班长。我们很多指挥员愿意要解放战士，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改造俘虏补充部队，加速了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

围困中的长春，兴起“临时夫人”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姑娘们以嫁军官为荣耀，如今争嫁军官只为糊口活命。一个新七军军官在家信中写道：“在兵荒马乱的东北，只要有高粱米吃，结婚是特别地容易，尤其是学校的女学生，你可以任意选择，她们的条件主要是问问你每月的收入合多少高粱米而已。”

长春被围之后，市内粮源断绝，物价直线飙升。国民党10万守军面临粮荒的危机，数十万长春市民更是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由于长春物价大大高于关内，很多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把节省下的钱汇往家乡。许多人都在信中描述了长春市内的情景：

人民有的吃树叶、树皮，有的吃豆渣儿，高粱米成为上等高餐了。城内的居民一天之内总有千百人携老带小，离长市经匪区到沈阳。

小弟季平，1948年6月8日

7月底，胡长庚在哥哥的催促与运作下，准备离开长春这座孤城。能不能安全离开长春，胡长庚并没有把握，他开始将未来寄托在求神占卜上。他在日记中记载：

7月17日，问问我能不能走，今天中午特地坐公共汽车到孝子坟去抽“纯阳道祖灵签”。运道很好，签云：顺水行舟顶好归。喜欢得我跳了起来。

7月22日，又抽一签问走路凶吉如何，签云：东风须着力，人事自安全。好！可行！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军从一架飞机上截获大量邮件，其中就包括胡长庚的日记。

1948年7月，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万家灯火》上映，它描绘的是上海一个小公司职员胡智清一家的生活。胡智清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妻子又兰持家有方。后因农村破产，胡智清的母亲携弟弟一家来上海投奔。由于人口骤增，物价飞涨，一家人生活困难。恰在此时，胡智清又遭解雇，家庭陷入绝境。

1-1 上海舞女风潮中，舞女冲进社会局

1-2 5月20日，各地庆祝“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这第二代国民，将会永远地食着民主行宪的果实

1-3 国民新一军重炮营连级指挥员胡长庚，他的日记给我们留下了长春保卫战中，另一方军人的生活写真

1-4 蒋介石和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正副总统”

1-5 蒋介石的文胆武将陈布雷、陈诚

1-6 金圆券漫画

1-7 照片上的女子年仅17岁，还在高中读书，就匆匆嫁给这位60军的连长做第三任夫人，只口饭吃。这个连长随60军转战南北4年间，分别在江西省和吉林省的吉林市娶过两个妻子

1-8 申新九厂工人暴动，警察搜查并拘留女工

很多人通过影片中一家人的悲欢，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7月23日，清华大学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抱病参加。他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不愿接受，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一个多月前，朱自清参与签署了北平教授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联合声明，并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朱自清6月的全部薪水只能买3袋多面粉，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吃两顿粗粮。因为严重的胃病，他的体重已经减轻到不足40千克。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意味着全家收入要减少2/5。

签字当天，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需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清华大学的座谈会是朱自清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他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半个多月后，朱自清因胃穿孔而辞世。

从6月开始，买一个鸡蛋要24斤法币，一斤玉米面要100斤法币，法币首尾接连两里半，可买粗布一尺。在美国《今日新闻》拍摄的影片中，一位上海女接线员，月工资43美元，折合成法币高达4.356亿元，可怜的女职员几乎拿不动她半个月的薪水。

8月20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东北流通券，及民间所藏金、银、外币，任何人不得逾期持有。

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回忆说：“政府下令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此外，还用种种恐吓手段，说什么他们有自动指金针仪器，金子藏在哪里，针就会指向哪里。当时，人人心惊胆战。”

在当局严令之下，中央银行门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挤满了等待兑换金圆券的市民。新钞票上，蒋介石的头像第一次代替了国父孙中山。

董竹君在兑换了金圆券之后，因担心贬值，仍暗中囤货。她偷偷地买进足够一年的存货，将之存放别处，又偷偷在半夜做好两套账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币制改革的成败将影响全国。蒋介石特意派儿子蒋经国前往督导。

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抗战期间主政赣南，由此声名鹊起。他带领自己一手组建的“戡乱建国大队”来到上海，随后又招募10000多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动员大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来对付抵制币改的人。上海人称他们为“打虎队”。

“打虎队”与上海警察一道，检查市场、仓库、码头，雷厉风行地实施限价政策，严禁囤积。还组织化妆宣传大游行，押着一批商人游街示众。

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中，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荣鸿元等64人，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而被拘捕；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队长戚再玉以受贿罪遭枪毙；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抛售股票投机，被送上了特刑庭。一时之间，经济改革风潮震动全国。

9月下旬，杜月笙向蒋经国举报扬子公司囤积物资。扬子公司是由杜月笙与前“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四川军人范绍增等共同筹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最多的孔令侃担任董事长。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得派人查封扬子公司，拘禁孔令侃。

“扬子案”成为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热点。第一夫人宋美龄亲临上海，解救外甥孔令侃。在她的电报催促下，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也飞来上海，招来蒋经国，说了一句“和为贵”。

“扬子案”最终不了了之。不到3个月，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即告失败，限价政策取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离开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地凄惨。”

9月下旬，上海大新公司里，每天顾客盈门。18日下午，作家叶圣陶带着家人来到这里，专程参观“敦煌艺术展”。他在日记中写道：“最感兴趣者为飞天。全属曲线，飞舞生动。观者甚挤，不及细看。”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近1600年风风雨雨，仍保存着编号洞窟492个。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的相继到来，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大量的古籍经卷被盗往海外。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敦煌随即闻名于世。

1943年3月，早年留学法国的画家常书鸿经过数月长途跋涉，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他来说，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难怪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地，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活动的希望，比什么还要迫切。”在敦煌的5年，常书鸿的同事陆续离开，妻子陈芝秀也因戈壁滩艰苦单调的生活，离他而去。

上海是“敦煌艺术展”各大城市巡回展的第二站。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希望通过宣传，为几年来生存艰难的敦煌保护带来转机。上海《大公报》上，刊登出常书鸿撰写的文章：“5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在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理想工作人员不能聘到，柴草马料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引起恐惧—我常常自己在疑问：千佛洞的环境是否有设立一个类似机构的可能？”

在上海，敦煌壁画受到商业式的欢迎，印着壁画图案的被面、丝巾、手帕，在南京路热销起来。小贩们兜售商品的噱头是“敦煌美女加菩萨”。常书鸿最迫切的愿望也在上海实现。通过私人关系，他取得上海建业银行的资助，将全部敦煌摹本彩色印刷出版。

中秋节的长春，黄昏刚到，解放军围城部队就忙碌起来。《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他们把月饼馅儿裹放进了传单，纸烟上印上了标语，并且用刀子在每一个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蒋起义’的口号。然后按照敌人的地堡，附上我军的慰问信，一齐送了过去。”

明月初升，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敲起了锣鼓，战士们开始做游戏，看文艺表演，胡琴声、歌声、笑声汇成一片。穆青在文章中写道：“一阵阵的歌声、口号声，随着火线的秋风，清晰地飘向长春孤城。而那里，仅仅一线之隔，像旷野的孤坟一样，简直一片死寂。”

前线喊话组向对面的阵地喊道：“蒋军弟兄们，你们在想家吗，你们在家乡是怎样过节的呢？”宣传队则唱起了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着长春一孤城，解放军过节多欢乐，你们守碉堡多苦情，解放军过节吃的是鱼和肉，你们吃的是酒糟掺豆饼……”第二天一早，对面的182师456团就陆续逃过来23人。

长春围困战已经持续了5个月。国民党第60军濒临绝境，连麸子掺豆饼都难以维持，许多士兵靠挖野菜喝稀粥活命，而同为守军的国民党新七军却还有大米吃。

第60军原是云南地方武装，待遇上与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有着天壤之别。一色美式军服的新七军士兵，把60军称为“花子兵”。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讲：“锦州占领后，敌人长春守卫部队面临绝境。曾泽生将军起义，来到我军围城司令部。”10月17日，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临阵起义。两天后，新七军也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半个月后，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沈阳被攻克，东北全境解放。9月开始的辽沈战役，是共产党战略大决战的正式开始。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多人。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人们都在热烈庆祝全东北的解放。

此时，在华北和中原，淮海战役也已打响。

就在辽沈战役期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此时，距离上一次劳动大会已经过去19年了。1929年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当时只有29名代表出席。这一届大会共有518名代表参加，除了解放区的代表，还有国统区的天津、上海、两广等地的代表。代表中，最有名的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赵占魁。赵占魁同志说：“俺们的天下大啦，俺们是火车头，要带头干！”

大会历时22天，恢复并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被选举为全国总工会主席。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任务，就是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

《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在700人的宴会上，各地代表高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此起彼伏。”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版刊载出一条新闻，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早在1927年，《商报》主编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报业生涯，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他的突然离世，引发多方猜测。几天前，一心贯彻“戡乱”方针的蒋介石，催促陈布雷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陈布雷在11月11日的杂记中写道：“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

第二天晚上，陈布雷写下11封遗书，吞服安眠药结束了生命。在写给蒋介石的两封遗书中，只感念知遇之恩，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战，仅在结尾说到，结束自己毫无价值的一生。

陈布雷死于自杀的消息，最终由中央社在11月18日发布。《观察》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陈布雷敢于在自杀之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以死明志。”

11月底，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援助。这一次她所受到的待遇和前几次明显不同，没有国会讲演，也没有记者席传来的热烈掌声。半个月后，杜鲁门约见宋美龄，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已经到达极限，除了之前应允的4亿美元之外，美国政府暂时不会给予更多的援助。

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东北野战军，来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山海关。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100万兵力，发起平津战役。半个月后，北平、天津已完全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从12月中旬开始，每天清晨，北平朝阳门都会聚集着来自各个城区的居民。由于从郊外运进城的新鲜蔬菜日见匮乏，攻守双方达成默契，在朝阳门瓮城里开辟一个菜市。所有蔬菜在一个小时内卖光，人们只有去得早，才能买到菜。

12月15日，是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纪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声中，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由于走得匆忙，胡适只给留守北大的同事留下一张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

蒋介石预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继胡适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等人搭乘第二架飞机飞往南京。教育部官员特地到机场迎接，却大失所望，“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有来。

位于北平城外的清华园，在校长梅贻琦走后，仍照常上课。12月16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几天后，解放军开进海淀镇，他们没有进驻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代理校长冯友兰回忆，清华的师生都出去欢迎解放军。他的夫人看见校门口站岗的战士赤着脚穿鞋，打算送给他一双袜子，结果无功而返。冯友兰不禁感慨说：“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哲学教授冯友兰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也在“抢救”名单中。但他决定留在北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2月18日晚上，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清华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的家里。他们特地前来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临走，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一年梁思成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梁思成抱着单纯的信念留下来，在他看来：“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1948年的最后时刻，胡适与傅斯年共同度过。8月，傅斯年刚从美国归来，即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邀请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又经几位朋友轮番劝说，11月傅斯年才接受任命，但并没有上任，他仍在去留之间徘徊。胡适与傅斯年置酒对饮，吟诵起陶渊明的《拟古》：“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举行便宴，招待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员会委员。宴会上他宣读了第二天将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准备宣布下野。

这一晚，有更多的人在寻找与倾听“北方”的声音，他们听到了新华社播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词的时代。

1960年 庚子年

“东风猛吹跃进浪，英雄巧夺万吨轮……”

1960年1月28日，农历庚子年到来。春节前，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行年画展览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继续成为年画的主题。

在北京和上海，电影院里正在上映《五朵金花》。电影中，主人公阿鹏和金花在大理三月街一见钟情，相约明年再会。第二年阿鹏如期赴约，一路上遇到的金花姑娘有拖拉机手、饲养员、积肥模范和土法炼钢的技术员。而他要找的金花，是一位能干的女社长。影片上映后，中国掀起一股学习金花的热潮。金花成为荣誉的象征、模范的代名词。云南大理也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

元旦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开门红》。片中讲述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中国完成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提前3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1960年的第一天，各行各业都夺得开门红。这是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伟大胜利。片中还讲述：

全国先进集体—石钢实验厂的炼钢工人开始了炼钢接力赛。5个转炉同时炼钢，这是建厂以来破天荒的创举。

当石钢工人在炉前挑战的时候，京西城子矿开门红的战斗也正热火朝天，京西矿务局的职工，在1958年“大跃进”胜利的基础上，1959年继续实现了安全生产双跃进，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任务。

张张喜报写着一条条决心，不但要实现开门红，更要做到日日红，全面红，安全生产满堂红。

但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展望60年代》第一次在党报中向外界透露，农业生产遇到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元旦过后，中央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钢产量要达到1 84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6 000亿斤的高指标。

在河南信阳商城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顾准已经下放劳动两年。在国有农场里，顾准犁地、锄苗、施肥、收割，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晚上12点起床巡夜，第二天照常出工劳动。顾准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手已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合于抚摸我的妻子跟孩子了。……但正是在劳动队，我才把知识分子架子和官架子真正完全、彻底、干净地放下来了。”

顾准利用点滴时间，坚持记日记。现存的《商城日记》中，顾准记载了他在1960年前后的所见所闻：

1959年12月17日，徐家断炊。

1960年1月5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1月9日，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

1月12日，裁缝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此时，中国的农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1959年，农业生产第一次出现滑坡，全国6亿亩农田受灾。进入1960年，农业继续大面积减产，许多农田甚至颗粒无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一书中写道：“在全国性的粮食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农村：在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依然实行高征购，所购的过头粮中就包括农民的一部分口粮和种子，于是，相当普遍地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

在河南林县，31岁的杨贵当县委书记已经6年。从元宵节开始，县委组织6万多林县劳动力，上太行山开山凿渠，准备从山西省引漳河水进林县。太行山区的林县位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土薄石厚、水源奇缺。

两年前的“大跃进”运动中，新乡地区上报粮食产量，林县只上报了亩产125斤。杨贵后来回忆说：“因为谁报的多，征购的就多，有些地方群众的生活就没有安排好。林县有3 000多万斤储备粮，就是因为林县实实在在，实事求是。”3 000多万斤储备粮，将近300万元钱，是林县修红旗渠的底子。即使这样，民工们每人每天也只有6两粗粮。

太行山由石质坚硬的火成岩构成，在几乎没有技术人员的情况下，林县人只能边摸索边施工，原计划一两年完成的工程，却整整持续了10年。在节粮度荒的年代，红旗渠成为困难时代艰苦创业的典型。

4万人的工地上，除了男劳力，也有一群被人们称作“铁姑娘”的女青年。东港公社北角大队贫农社员韩用娣领导的铁姑娘队，敢想敢干，破除了妇女不能下深井劳动的迷信。韩用娣和她的铁姑娘队充分发扬了排除万难的精神，不但学会了在深井中抡锤打钎，而且还学会了装药放炮，为全工地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榜样。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中国出现全民办工业的现象，政府号召“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劳动的主力。1957～1960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从328万增至1 008万，增长了两倍多，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90%以上。

3月8日，《人民日报》发报社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社论说：“毛主席1955年提出的‘使全部妇女劳动力……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的号召，不需要很长时间将得到实现。”

纪录片《首都妇女迎三八》，展示了首都妇女在1960年“三八”妇女节这天的活动。片子中，四季青人民公社的种菜能手，纺织厂的女工，电子管厂以及街道综合加工厂的女职工都做出了优异成绩迎接“三八”节。

《劳动》杂志在1960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仅1958年就有5 500万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工的劳动范围也空前扩大了，过去没有女工或女工极少的冶炼、机械、化学、基建、交通运输等行业，现在都有大批妇女参加。”

4月的松嫩平原，天寒地冻。从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来的职工4万多人走进这片莽莽荒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陆上只有玉门、独山子、延长3个油田，原油产量仅为12万吨，石油严重短缺。在北京，科研人员在公共汽车上试验用煤气代油，将一个大的储气袋放在汽车顶部，但汽车一般行驶30公里就需要加气。

上一年国庆节前夕，黑龙江松井九井第一次喷出原油，这意味着新油田的发现。很快，大庆石油会战打响。37岁的王进喜和他所在的石油部1205钻井队从玉门来到大庆。在玉门油田会战中，他们创造了全国钻井进尺的最高纪录。钻机运到了，没有装卸工具，王进喜带着工人，人拉肩扛，把钻机运到工地。打井需要水，他们用脸盆端，用水桶挑。

4月14日，经过苦干五天五夜后，1205钻井队打出大庆第一口油井，并创造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3年后，大庆石油生产基地基本建成，当年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基本保证了国内的石油供给。

这一年，漫画家方成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二组连环漫画《乔大叔》。漫画中的乔大叔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底层小人物。《求职记》说的是乔大叔应聘工作，在邻座老人给他讲过养生之道后，扔掉了烟斗，却不料公司招人恰是为了宣传吸烟有益健康。

谈到创作初衷，方成说：“和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画的连环漫画一样，也是借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老人为画中主角，用他的生活经历来揭示那时的社会黑暗面。”

此时，方成的漫画以国际政治题材居多。《多面手》说的朝鲜战场上，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定的事；《美国军乐队》说的则是美苏之间的裁军谈判。自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上台后，东西方冷战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5月，苏联展出一架被击落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但美国政府说，不曾有美国侦察机进入苏联领空。

苏联随即对俘虏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进行公开审判，飞机上的侦察设备也几乎完好无损地作为证据保留下来。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出面承认，他亲自批准了这次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半个月后，美、苏、英、法四强高峰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U-2飞机”事件导致四强会议不欢而散，缓和东西方冷战的希望也化为泡影。

1958年，丁聪从北京来到北大荒接受下放劳动。与他同行的还有国家机关各部门的1 500多人。他们集中在密山垦区的八五零、八五三农场。

丁聪住的草房，当地人叫作“拉哈辫子”，过去是做马厩的。丁聪后来回忆说：“我们把马厩打扫干净，在地上放上碎树枝，上边铺上稻草，再放上被褥，一个挨一个地睡在地铺上，一点儿空隙都没有，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在一起。如果谁要起夜，回来后再要挤进原来的铺位，没有一点儿技巧和力量是很难办到的。”

出工空闲时，丁聪就背着人偷偷画画。画画需要一把尺子，丁聪也找到了代用品：“我把腰间的皮带解下来，小心翼翼地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刻度，表示各种长度。平时不用，就是腰带，一旦需要，就解下来，比尺子还方便。”

正修云山水库时，丁聪被农垦部部长王震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北大荒文艺》是本铅印的文艺刊物，作者和读者都是在北大荒工作的复员军人。

丁聪负责封面设计、插图、刊头补白、画版样等所有美编的工作，另外还要跑印刷厂，搞发行。他每天有条不紊地忙着。每期10万字，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最使丁聪难堪的是，刊物印出来后，他要亲自赶着牛车从印刷厂拉到邮局寄发。

在丁聪的帮助下，老作家聂绀弩也来到《北大荒文艺》。丁聪后来特意为聂绀弩画了一幅上工的漫画。聂绀弩在画上题诗一首：“驼背猫腰短短衣，鬃边毛发雪争飞。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

5月，1949年之后发行的第一本大型文学创作双月刊《收获》停刊。《收获》创刊于1957年，是一本70万字、320页的文学双月刊，定价1.4元。杂志先后发表过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老舍的《茶馆》、柳青的《创业史》等一批知名作品。许多作家都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投给它，以在此发表作品为荣，作家冰心曾把《收获》称为“我心中的红玫瑰”。

1960年，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供应量减少、品质降低。除了学生课本、《毛泽东选集》等重点印刷品外，很多报纸、期刊停刊。中国作协只剩下一报一刊，即《文艺报》和《人民文学》。

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商业部的报告，决定把1960年全国的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从1955年起，国家对城镇居民开始实行基本生活资料配给制。方法是定量、限额、凭证、凭票。半个月后，中央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每人的棉布定量再减少1尺多，原因是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

进入1960年，粮食供应也日趋紧张，粮食调运情况一直不好，5月份从各省调出的粮食数量仅是计划数量的一半。连续两个月，调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被挖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有关省、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地集运外调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

5月24日上午9点，4个身影在珠穆朗玛峰8 500米的高度上移动，中国登山队将从珠峰北坡向山顶冲击。位于亚洲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世界屋脊。山脉南部的群峰之中，海拔8 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1953年，英国登山家从舒缓的南坡第一次登顶。之后，很多外国登山家尝试从北坡攀登珠峰，都没有成功。

早上，登山队一行人把二两人参放在水里煮了，4位冲顶队员喝完汤，出发登顶。运输物资的队员屈银华把铁盒里的渣子捞出来吃掉。一天前就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屈银华后来回忆说：“8 500米营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我这儿有一盒糖、二两人参，贡布那里有块儿羊肉，余下的就没有了，氧气也不够。”这时，登山队突击组组长许竞体力不支，被扶回帐篷，屈银华代替他成为冲顶的队员。

中午12时，登山队遇到一段6米高的垂直峭壁。到达过这里的英国人说，这是飞鸟也无法越过的地方。4个人轮番尝试，都无法攀登。最后，队友刘连满做人梯底座，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肩上，在岩壁上打钢锥。屈银华后来回忆说：“天气很冷，气温在零下30度到40度之间。把高山靴和毛袜子脱下来以后，一股冷气从脚底通过神经冲击身体的每个部位。我穿线袜子站在刘连满的肩膀上，花了很长时间，打进去第一个冰锥。”

19点左右，一行人登上海拔8 700米处，刘连满体力不支留了下来。余下的人决定摸黑行军，因为大家的体力和所剩的氧气都不容许拖延时间，而且全组也没有携带扎营装备。

2-1 宣传画：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2-2 修红旗渠时的女子青年突击队，“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妇女也开始成为劳动的主力

2-3 下乡知青的代表邢燕子，她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女性，浓眉大眼，齐耳短发，对衣，健康丰满

2-4 1960年的代食品—小球藻

2-5 1960年饥荒

2-6 登上珠峰的屈银华、王富洲、贡布（由左至右）

9个小时后，北京时间5月25日4时20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他们在山顶的活动，众多的文章和资料都有一致的记载：“他们攀上了主峰，仰望头顶，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路程了。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置于顶峰。”

5天后，在人群的簇拥下，中国登山队回到拉萨。屈银华冻伤的10个脚趾被切掉。

6月1日，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从西藏赶到北京，参加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做了题为“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长篇报告，号召文教工作者要把“文化革命”推向新高潮。

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汇报了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从北坡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过程：

我们的3名队员从北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另外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他们把毛主席像也带到了珠峰顶上。

大会给每位代表发放了奖品，包括印有毛主席浮雕像的奖章一枚，《毛泽东选集》（1～4卷）一套，特制的“英雄100号”金笔一支，纪念册一本。

全国文教群英会开幕的同一天，大庆举行首战告捷的万人庆功大会。被称为开发大庆“五面红旗”的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穿过欢呼的人群。牵马的是指挥部的各位领导。一个月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7万多人的盛大集会，庆祝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胜利凯旋。

1960年，正是中国极端困难的时期。在这个“节粮度荒”的年代，艰苦创业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1960年6月28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返中国。在斯诺看来，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他离开这里已经近20年了。1936年，斯诺冒险进入红色苏区。他在延安访问了毛泽东，随后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将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部队第一次介绍给世界。

这一次，斯诺在中国停留4个月，访问了14个省、市、自治区的工厂、农村、学校，甚至监狱。在上海，斯诺住在和平饭店。他看到今日的上海与往昔已经大不相同：人们都穿着蓝哔叽制服，衣服扣得很整齐。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右胸口袋里都插着两三支“新农村”牌水笔。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全身或者半身的塑像。斯诺后来在《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一书中写道：“上海，这个曾经的巨大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地方，全都见鬼去吧！”

此时的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紧张之中。1958年炮击金门后，美国不断入侵中国领空领海，到1960年5月25日，中国外交部已向美方提出警告达100次。就在斯诺来到中国的前10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地区。毛泽东下令福建前线所有火炮轰击金门、马祖。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描述说：“隆隆炮声，在第七舰队的舰只上清晰可闻。爱挖苦的记者们恭维说，从来没有哪一国的元首像他这样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

在太平洋西岸，中国面临着美国的封锁；而在中国的北方，中苏关系也日益恶化。7月16日，苏联政府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苏联的突然袭击，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此时，在西方世界，各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推进的转折点。集成电路的问世，促成了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诞生，计算机变得更小、更便宜。美国的8.6万吨巨型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下水，核动力的使用，在军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世界上第一种避孕药“伊诺维得”通过美国联邦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审批，投放市场。在以后的40多年里，将近6000万服用者吞下了数目达好几兆的避孕药，超过任何处方药的使用数量。

1960年，88%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副总统尼克松和参议员肯尼迪都意识到亿万电视观众的存在，并设法取得观众的欢心。尼克松最终以0.03%的微弱票数败北。一些人认为，尼克松落败的原因在于电视。在直播的电视辩论中，尼克松显得疲惫、暗淡无光，而肯尼迪却光彩照人、充满活力。

6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出席全国群英会的一些民间歌手、诗人、画家在昆明湖畔举行了座谈会。农民诗人王老九当场写下一首诗，抒发自己见到著名诗人郭沫若时的激动心情：

我日日夜夜想见面，我胡子盼白也见不着。今日得见老兄面，我心里喜得好像蛤蟆跳，希望兄长手托我，共同往共产主义跑。

陕西贫农王老九自幼爱听戏，能背诵不少唱词，常将旧社会的不平事编成顺口溜。土改后，王老九分到土地，他编出300多首快板诗，赞美农村的新景象。1953年，他受到毛泽东接见。

两年前，毛泽东谈到民歌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同时，毛泽东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俗称“两结合”。全国性的诗歌热潮随后出现。

整个夏季，农民诗人王老九都待在北京。在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之后，又出席了7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了第三次文代会，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工作报告，周扬向文艺工作者们指出，采用“两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

会上，王老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电影节上，一部来自中国的动画片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这部名为“小蝌蚪找妈妈”的动画片融合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绘画元素，被人们称为“水墨动画片”。

20世纪50年代初，各行各业都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动画片也不例外。195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威尼斯动画电影节上获奖，由于它的动画风格带有浓厚的苏联特色，评委们误以为这是一部苏联动画片。

1960年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在参观中国美术电影展览会时，建议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你们能把齐白石的画动起来就更好了。”很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了由厂长特伟负责的水墨动画实验小组。

传统的动画制作技术是以线条结构为主，单线平涂，然后按照电影胶片24格逐格拍摄。而中国水墨画是画在吸水性很强的宣纸上，它的特点是不靠线条，而靠墨色的浓淡虚实来表现，要想让齐白石国画里的动物活起来，又保持水墨画的墨韵特色，就必须突破原有的绘制工艺。

水墨动画片的实验，是从一只青蛙开始的。实验经过了多次失败，特伟回忆：“国画是写意传神的，而动画片必须是连续的动作。怎样运动？这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想象，这是最大的瓶颈，当时负责绘画的年轻人又开始模仿起迪士尼的动作，这显然也是不行的。”

3个月后，青蛙动起来了。紧接着，他们又把实验扩展到齐白石国画中的其他动物形象。7月，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制作完成。两年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创作了水墨动画片《牧笛》。从此，中国特有的动画片样式—水墨动画，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

这一年，25岁的章含之随父亲章士钊搬到北京史家胡同的一处四合院。为照顾学者章士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批了这个院落。章含之还记得院子最初的模样：“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在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然而，这种美好的情景很快就被现实打破。

7月底，北京市宣布，饮食业将实行凭票供应。中国最后一个不收粮票的地区—北京，已经无力敞开供应粮油和副食了。

8月1日，政府规定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月凭证供应肉30斤、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正副部级干部家庭在此基础上酌减。

据统计表明，1960年1～7月国家征购的粮食只有244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26%，城乡人民生活基本资料极为缺乏。本年度夏粮产量只有62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大幅度减产。

章含之后来回忆说：“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白糖、两斤黄豆。”虽然有额外的补贴，但1960年留给章含之的记忆仍旧是饥饿：“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

利用一切空闲土地，努力增产秋季蔬菜，这是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北京市人民坚决响应这一号召。在北京，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增加食粮。从《新闻简报—人人动手，大种秋菜》中可以看到，北京的不少机关干部开始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瓜菜。

一个声势浩大的种菜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城墙河边的空地上种植瓜菜，居民们把路旁的空地和庭院都利用起来了，真是全民动手，见缝插针。各单位都把增产秋季蔬菜当成当前一次重大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建筑工程部的职工，在办公楼房的四周开辟空地种植蔬菜……人们抓紧现在的大好时机，掀起了一个大种特种秋季蔬菜的高潮。

在章含之的记忆中，自己家的四合院越变越不像个院子。她后来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写道：“母亲……异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变成了农家场院。”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把青春献给农业》，也讲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故事：

这一群像燕子一样，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是河北省汉沽市大钟庄人民公社司家庄生产队的燕子突击队。突击队的队长邢燕子是一个目光远大、意志坚强的好姑娘，她一家人都在城市工作，但是她却坚决留在农村，献身农业……

9月，在河北务农的天津知青邢燕子成为新闻人物。邢燕子初中毕业后，正逢中国连续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她于是自愿留在农村。邢燕子后来回忆说：“我们一家都在城里，我1958年去农村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出名啥的，那时候的想法是想和爷爷做个伴儿。”

在当时，邢燕子这样的年轻人被统称为知识青年。为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步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移居到农村，或者到边远地区建设农场。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1960年，知识青年下乡处于试验阶段，规模很小。

1959年冬天，邢燕子带头组成捕鱼队，“三九”天到冰上捕鱼；晚上和姐妹们一起打苇帘，这两项副业为生产队增加收入2600元，帮助全村度过灾荒。

1960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头版报道—《向邢燕子看齐，形成热爱农业劳动的新风气》。邢燕子后来回忆说：“其实燕子只是我的小名。有个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说燕子更形象，以后大家就都叫我邢燕子，我的本名邢秀英反而很少人知道了。”

报纸中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写的《邢燕子歌》。诗中写道：

邢燕子，好榜样
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
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
园中育幼幼成行，
冰上治鱼鱼满网。
天荒地冻抢种垦荒，
要使石头长出粮。
吃苦在前享乐后，
一切工作服从党。
北大洼变成金银窝，
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向邢燕子学习，向邢燕子看齐”成为时代的口号。《中国青年报》报道后第二天，21岁的邢燕子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邢燕子担任过村党支部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职。

在美国，34岁的演员玛丽莲·梦露完成了她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不合时宜的人们》的拍摄。1947年，梦露在电影《危险的年代》中首登银幕，随后成为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最受欢迎的性感女星。她主演的《绅士喜爱金发女郎》、《怎样嫁个百万富翁》、《七年之痒》等影片，大多是喜剧片。影片中，梦露扮演的也大多是性感而头脑简单的金发美女。

电影《不合时宜的人们》由梦露的丈夫、剧作家阿瑟·米勒编剧，描写了一群空虚、孤独而无所适从的人相互寻求安慰的故事。

电影拍摄完成后，梦露与丈夫米勒离婚。1962年7月，梦露在《生活》杂志的采访中说道：“没人知道我不愁吃穿但不为人爱、不知快乐是什么滋味。我只求在生活中能善待他人，他人也同样善待我。我是个女人，我需要被一个男人真心地去爱，同时我也会真心地爱他。我做过尝试，但这种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这是梦露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几天后，她离开人世，时年36岁。

国庆节，天安门照例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众游行活动，但阅兵却第一次没有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暂停阅兵。《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196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到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

在四川，成都五中的学生周孜仁自愿将粮食定量由原来的每月32斤减为19斤。9月1日，四川省政府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废除粮票，随后又发出通知，号召所有人一律“自觉要求”减低定量，为国家节约粮食。

11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公布。《指示》决定，成立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瓜菜代小组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

在成都，周孜仁和同学到四川展览馆参观“代食品展览”。他后来在文章《当年的饮食文化》中回忆：“一只硕大无朋的鱼盘，里面装了堆积如山的米饭，且著（注）明是用三市两、即150克大米加工而成。解说员介绍的加工工艺是这样的，先把米用开水沸煮浸泡数小时（记不清了），然后狂蒸数小时也记不清了，再沸煮，再狂蒸……如是者三，是为三开三蒸法，最后就弄出如此诱人的一大鱼盘。

各地的增量法层出不穷，北京市密云县有“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辽宁省有“食油食用增量法”，湖南省有“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这些方法大多宣传说“营养多、易消化”。

代食品中，最有名的是“小球藻”。小球藻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小球藻用作猪饲料使用。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社论指出，小球藻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5倍多，比小麦高3倍多，用小球藻试制的糕点、面包，质高味美，清香可口。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很快得到大面积培植。

周孜仁所在的成都五中也行动起来，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先灌满清水，再加入尿液，因为据说小球藻在尿液浓度较大的环境里繁殖尤为迅速。接着把“藻”苗倒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先是发绿，继而发黑，最后发臭，藻类培养宣告成功，于是舀出两桶往大食堂的锅里倒，同时，向水池补足新尿液两桶。如此反复，以确保同学们每顿饭里都有充足的小球藻。

周孜仁回忆：“开始还行，后来不知怎么有人发觉饭里一大股尿臊臭—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炊事员公然另开小锅，他们的饭里根本就没有倒入‘小球藻’……”但周孜仁身上还是出现了水肿，他后来回忆说：“……腿上一摁一个坑，皮肤和肌肉绝对不会反弹复原。用工科术语讲，就是发生了‘塑型形变’而不是‘弹型形变’。”

10月和11月间，据卫生部统计，重庆9所大学患水肿病的学生在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达13.5%。水肿已经从农村蔓延到大城市。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指出要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并建议不再压减口粮标准。由于水肿病人太多，周孜仁就读的成都五中成立“营养食堂”，食堂饭菜比大食堂多点儿油星子，另外还定期供应一包“康复散”：磨碎的糠壳和面麸搅和而成的粉末类食物。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九届八中全会召开，会上强调要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会根据中国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严重不平衡问题，正式通过“八字方针”，即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尽管农业遭受严重的灾害，中国的工业和科技仍然在困难中继续前行。在上海，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9月，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建成蓄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0年年底，全国共产钢1866万吨，超额完成全年1840万吨的生产任务。

1972年 壬子年

1972年2月15日，是农历壬子年春节。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繁荣兴旺的首都市场》中可以看到，与上一年相比，北京的春节市场有了一些变化，增加了许多新产品。北京手表厂生产的夜光手表和彩色表盘手表，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半导体等一些高档商品的销售量也不断增长；北京春节市场上还增加了南方出产的蔬菜、腊肉、野味，很受欢迎；节日商场里出售的新式电动玩具，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流连忘返。

春节期间，《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意气风发迎新春—首都公交财贸战线大批职工春节期间坚持上班》。报道说，除夕之夜，分布在首都北京各个区的通宵商店和早晚服务部，仍然灯火齐明，照常营业，营业员们忙着接待顾客。

在东郊工业区的建华副食店日夜服务部，除夕之夜特地增加了售货员，商店负责人也和往常一样同售货员一起站柜台。深夜，一位刚下班的女工在这里买了一些日用品。商店的另一角，煤气灶上一只大蒸锅正冒着腾腾热气，准备给工农兵顾客热饭、烧水、煮面条。

这一年的《人民日报》，不再强调过一个革命化、节约化的春节。敏感的人发现，生活正在悄然改变。首都市场繁荣兴旺，物价稳定，购销两旺，它反映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充分显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的崭新面貌。

年初一，北京下了场小雪，气温是-2℃～9℃。北京恢复停办了5年的环城长跑活动，来自各条战线的近3000名群众冒雪参加。除了男子个人比赛，环城赛还增加了女子接力赛。根据这次比赛的原则—“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要计较奖牌，不要计较钱；要讲政治，讲友谊，有奖牌当然高兴，没有也不用难过”，这次环城赛没有公布具体的名次。春节环城赛跑显示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春节期间，北京还举办了军民联欢晚会，但晚会上并没有文艺表演，而是乒乓球、体操等体育项目表演。

这时，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正在紧张地翻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自传性著作《六次危机》。1971年8月，冰心和吴文藻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进入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突击翻译和校订尼克松的这部著作。

回到书桌前，又有事情可做了，冰心和吴文藻都感到，这段时间是1966年后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吃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

编译完《六次危机》后，冰心又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翻译了《世界史纲》和《世界史》等国外历史著作。冰心和吴文藻隐约感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第3个年头，西方工业国家经济不景气，美元持续贬值。世界仍不太平，越战继续，美苏冷战也在延续。美国总统尼克松面对国内的反战浪潮，发表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八点建议”，《人民日报》批驳说，美国无意实现和平，而是要“长期侵占越南南方”。但此时的中国，正在为尼克松访华悄悄地做着准备。

春节刚过，正在放寒假的北京中学生李景霞和学校宣传队的同学们被紧急召回学校，准备迎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们曾多次参加欢迎外国领导人的活动，但这次老师特意传达了接待方针：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理直气壮，不强加于人。

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李景霞和学校宣传队的同学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路边整齐列队，而是装作未经组织，“随意地”在民族文化宫前的长安街两侧玩耍。车队到来后，他们“自发地”跑到车队两边，挥手致意。

当天下午，尼克松见到了毛泽东。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尼克松在中方招待会上的祝酒词，尼克松说，“毛主席写过，‘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尼克松一行随后前往上海访问。这时，复旦大学1968届毕业生余秋雨刚刚成为“《鲁迅传》写作小组”的成员。他的父母都被安排到南京路欢迎外宾。

当时，上海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1/3。打开的窗口旁边，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请来的贵客。

后来余秋雨在文章中写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尼克松参观了正在举行的上海工业展览会。展览会集中展出了机械制造、造船、汽车等行业的最新产品，展示了中国最近取得的工业成就。

1月，中国刚刚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之后，中国又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生产设备。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第二次大规模进行技术和设备引进。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20多年之后，关系走向正常化。

访华期间，尼克松应邀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部舞剧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他还评价《红色娘子军》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综合体”。后来，一批美国艺术家创作了一部名为《尼克松在中国》的现代歌剧，尼克松观看《红色娘子军》的这段插曲也被他们排入戏中。

回国前，尼克松夫人听到一个让她惊喜的消息：中国政府决定赠送美国人民一对大熊猫。此前，中国曾赠送给苏联和朝鲜7只大熊猫，但直到1972年之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得到过这份珍贵的礼物。北京动物园一对名叫玲玲和兴兴的3岁大熊猫脱颖而出，成为特别的“国礼”。一个多月后，大熊猫玲玲和兴兴抵达美国，落户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美国公众蜂拥而至，争相目睹大熊猫的芳容。

1972年年初，湖南长沙吸引了许多人的视线。长沙市区东郊的浏阳河边，发掘出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上一年年底，长沙某部队医院挖防空洞时，无意中发现了古墓。1月16日，马王堆一号汉墓正式开挖，发掘队伍由湖南省博物馆30名工作人员组成。由于馆内大部分专业人员已经下放到农村，发掘队中有一半是新招收的讲解员。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地下16米深处发现了巨大的完好无损的棺椁。北京的一些专家被紧急从“五七”干校招回，迅速赶赴长沙。棺椁中是一具2100多年前的古尸。古尸形体完整，全身润泽，软组织尚有弹性，部分关节还可以活动。古墓中还发现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经考证，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她死于胆绞痛引起的急性心肌缺血。

马王堆汉墓出土后不久，停刊的《文物》等考古杂志复刊，一些考古研究机构也恢复正常工作。

北京知青张承志在这一年与考古工作结缘。两年前，张承志和一群北京青年来到了内蒙古草原，全队的知青每人摊3元钱，合伙买了一台海鸥203相机，又买了不少2角5分一卷的120胶卷，给牧民和知青们拍照。这时，知青中已经有不少人当兵、上学，离开了草原。张承志则当上了民办汗乌拉小学的教师，为一大群牧民孩子讲课。

这一年，由于城市招工量大，许多青年等待招工，下乡人数继续减少，全年下乡67.4万人，而返回城镇长期不归的下乡青年有10万多人。秋天，张承志离开草原，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考古专业。“文革”开始后，高考制度被取消，高校停止招生。从1971年到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并取消了文化考试。

春天，陕西省要举办首届革命故事大会。商洛地区中心文化馆的高信开始选拔故事员，成立宣讲队。郭安虎是从商县选上来的故事员。初中毕业回乡劳动的郭安虎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活捉秦狗娃》。郭安虎用商州土语，结合变化多端的肢体语言，讲出的故事引人入胜。李蓓，20出头，是唯一使用普通话讲解的故事员。她讲的是儿媳帮助后进婆婆的故事。

宣讲队到合阳县参加省革命故事大会的预赛，得到领导的赞扬，每人每天增加了3角钱的补贴。宣讲队也有表演不成功的时候，在商南县清油中学，故事员贺存生在台上忘了词，高信赶紧上台解释，并带领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才避免了尴尬的局面。

故事宣讲队持续的时间很短，散伙后大家各奔东西。不到一年，回到丹凤县继续当赤脚医生的李蓓突患乙型脑炎，不治身亡。

在陕西省户县，秦渡公社秦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正在认真筹备参加全国美展。从1958年起，户县逐渐建立起一支农民画家队伍，全县有业余作者2000多人，刘志德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提出的口号是“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

旧社会的泥腿子，今天是文化艺术的主人。刘志德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挥毫作画，配合三大革命任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0多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画了500多幅画，受到群众的欢迎。

户县的农民画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表现手法大多接近于线描，色彩鲜艳，线条简洁。在题材内容方面，与政治联系紧密，大多描述了夸张的人物情节。1973年7月，国务院文化组主办“户县农民画展览”，组织50多名作者的170多幅作品，在北京等9个大城市巡回展出。

户县文化馆馆长谢志安是农民绘画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进京办画展时，他写下一首诗，表达自己激动喜悦的心情：

喜筹画展两月整，今日展出誉满京。/农画竟登大雅堂，中外史上首一宗。/一赖社会主义好，二靠《讲话》指航程。/我代画乡情一片，好画献给毛泽东。

当时的新华社报道说，户县农民画“以鲜明的主题、纯朴的感情和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生动地反映了户县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斗争生活，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他们决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的豪情壮志和革命理想”。

5月13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来华拍摄。来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认为中国是他心中的童话世界，有黄色的河流和沙漠，有用盐盖的房子和路。但他看到的中国却是另一副模样。

他后来回忆说：“在中国，每天上午，从5点半到7点半，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领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8000万蓝色中国人在从你的眼前走过。”

安东尼奥尼不想放过任何有意义的画面，他让镜头掠过王府井、西四、鼓楼、故宫和一些不知名的胡同。他拍摄的最完整段落是针灸麻醉的剖宫产手术，这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剖宫产不用麻药，只靠针灸止痛。

在河南林县，安东尼奥尼发现一群人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是不被提倡的。

短短22天，两台摄影机拍摄了3万米胶片，最后剪成220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关于《中国》的主题，安东尼奥尼后来解释说：“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我们进入中国，就是记录那里的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然后才是这些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尽量去获取的正是中国工农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我的影片中，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这一年，谢铁骊正在拍摄电影《龙江颂》。影片讲述了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带领干部群众堵江引水、灌溉旱地的故事，表现龙江人民宁可牺牲自己也坚决服从大局的奉献精神，以及同阶级敌人斗争的坚定立场。

《龙江颂》发行拷贝6000多个，毛泽东对影片非常满意，认为“让水不争水”的“龙江精神”是共产主义风格的体现，还专门设宴请主演李炳淑吃饭。李炳淑使江水英的形象家喻户晓，当时几乎家家都贴有她的剧照。江水英在语言、服饰、动作上都呈现出中性化的特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只知忘我工作，没有私人生活。

3-1 秦渡公社秦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创作的《老书记》，他的口号是“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

3-2 1972年，停办5年的北京环城跑重新开赛

3-3 1972年春节，北京重新开始举行环城跑

3-4 1972年，田间地头的体育运动

3-5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

10月，国务院文化组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总结拍摄样板戏的经验教训。《红色娘子军》、《海港》的摄影师李文化用4句话总结样板戏电影的特点：“我强敌弱、我大敌小、我美敌丑、我胜敌败。”还有人概括出拍摄英雄人物要“近大亮”、反面人物要“远小黑”的“三字经”，以及“我近敌远、我正敌侧、我仰敌俯、我明敌暗”的“四字诀”。

举办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之一，是为即将恢复的故事片拍摄打好理论基础。1974年春节，《艳阳天》等4部故事片同时上映；1966年开始的“8亿人民8台戏”的局面历经8年，就此结束。

1972年6月的一天，河北保定的白洋淀上，战船齐发，枪声震天，保定的民兵队伍正在进行军事表演。他们表演的目的，是对正在参加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保定赛区的运动员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6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20周年，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在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地同时举行，这是1966年后首次举办全国性的大型运动会。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参加这次运动会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在赛前普遍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和一系列指示，狠批“锦标主义”、“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提高了路线觉悟。参赛选手响应“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表演”的号召，深入农村、矿区、部队，为广大群众表演。

《人民日报》报道说，湖北足球队和四川足球队比赛前在一起开准备会，大家畅所欲言，主动把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介绍给对方，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落到实处，取得了思想和技术的双丰收。

这一年，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群众体育运动重新焕发生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介绍了江苏省海安县和福建省莆田县开展体育运动的经验。他们克服“生产劳动、军事训练可以代替体育”的片面认识，把日常劳动、民兵训练、卫生工作与体育锻炼紧密结合起来。

《人民日报》就体育运动发表社论说：“要使体育事业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建立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

6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重回中国。费正清1932年就曾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任讲师，教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梁思成在年初因病去世，费正清为此沮丧不已。

在北京，费正清见到原来在清华大学的老相识—社会学家费孝通。费孝通笑着给费正清展示自己胳膊上的肌肉，这是他在“五七”干校锻炼出来的。这一年，费孝通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翻译英文历史著作。会见费正清之前，学院领导特意叮嘱费孝通，不要用英文交谈。

费孝通早年身体多病，长期患有哮喘，到干校时已是60岁上下。但在干校的一年半里，费孝通没有任何疾病。他盖房子、洗石灰、开沟平地，出满勤、干满点，像年轻人一样干活，喝自己配制的药酒，下用泥土团成的围棋，形容自己健壮“如非洲人士”。

在干校，费孝通曾当过“邮递员”，分发连队的报刊，加上有时听传达报告，得以了解外界时局。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费孝通在日记中分析道：“天下大势逐步显形，在我是远交近攻，抑敌于苗……美欧合作搞东欧，用中国牵住苏修。此乃最近显形的大略。三国都感孤立，都感压力，都出于不得不突破现状。”

费孝通的看法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得到证实，有人赞扬他的眼光，他自己却不以为然，在日记中他写道：“过去靠评论吃过饭，养成了对会发生什么事的猜测，猜对了沾沾自喜。现在觉得大可不必，猜对了又怎样，猜错又怎样。很多事根本不了解，猜测也是自作聪明而已。”

费正清在中国访问6周，并得到周恩来的接见。费正清建议中国政府派遣一些翻译人员到美国学习语言，这个建议被周恩来采纳。1973年，中国开始派出人员到美国学习。12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学生洪晃和其他27名学生一起被外交部选中，到美国学习英语。外交部给他们开了一个学习班，告诉他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临行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元人民币服装费。洪晃和同学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差不多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套一模一样的衣服。洪晃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到了纽约的学校，洪晃对美国学生的穿着打扮十分好奇，她看到所有的学生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有的人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常常是一件印着英文字的小衬衫。洪晃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和T恤衫。

开学典礼上，洪晃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听不出是说话还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让洪晃感到诧异的是，台下的美国孩子见到这个男人，十分激动、兴奋。后来洪晃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是美国著名的民谣摇滚歌手，他女儿就在洪晃所在的那个班。

这一年，北京语言学院复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恢复工作。外交部开始调集外语学校的学生进行出国培训。年底，中国选派36人出国留学，16名留学生去英国，20人赴法国。在派赴英国的留学生中，有上海浦江电表厂的学徒工杨洁篪，还有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学习时的室友王光亚。

1966年，学校停课，杨洁篪去当了电工；王光亚则决定报名去北大荒当知青，他划破手指，写下血书，以表明决心。1968年，王光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绥滨县，开始将近4年的知青生活。在寒冷的北大荒，来自南方的王光亚能吃苦，又肯干。留学培训前，22岁的他已经是机枪连的指导员。和杨洁篪、王光亚一同前往英国的还有沙祖康、周文重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外交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夏天，武汉杂技团的演员夏菊花听到了一个消息：全国杂技调演将在北京举行。听到这个消息，夏菊花左右为难。她刚刚结婚，在35岁高龄怀上第一胎，但又不愿意放弃来之不易的表演机会。夏菊花考虑再三，又反复做新婚丈夫的工作，于是决定去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开始艰苦的训练。

夏菊花5岁开始学艺，十几岁已经是全国闻名的杂技演员，她的绝招是“顶碗”。“顶碗”是杂技艺术的一个传统项目。但自古以来，顶碗演出是男人的专利，而且动作简单，比较单调。夏菊花把柔术和顶碗结合起来，以高难度的动作多次获得国际大奖，被誉为“顶碗皇后”。

8月的一天，杂技调演在北京二七剧场举行。当时因提倡集体主义，不允许报幕，不允许提演员个人的名字。可是，夏菊花一出场，观众还是从那熟悉的动作中认出了她，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一年，电影《奇袭白虎团》开始上映。影片改编自同名京剧，讲述了志愿军某部侦察排在朝鲜军民帮助下，化装成美李伪军，插入敌人心脏，冲破重重难关，捣毁敌“白虎团”团部的故事。

就在这时，一直处于紧张对峙形势的朝鲜半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7月4日，朝鲜和韩国两国政府同时在首尔（原名汉城）和平壤发表关于南北和平统一的联合声明。声明发表后，从1972年11月到1973年6月，南北协调委员会共举行3次会议，但进展缓慢。

8月26日，联邦德国的城市慕尼黑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第2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里举行。10天后，这里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一群巴勒斯坦极端分子闯入奥运村，先射杀了两名以色列体育工作者，继而绑架9名以色列运动员。

在同联邦德国政府和奥委会谈判时，巴勒斯坦绑架小分队头目用鞋油将自己的脸抹黑，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谈判中，他要求以色列释放200多名巴勒斯坦囚徒，但被以色列领导人梅厄夫人断然拒绝。入夜之后，绑架者押着9名以色列人，坐大巴前往机场，准备乘飞机前往埃及。联邦德国政府佯装答应极端分子离开，暗地里趁夜色发起强攻，但最后行动以失败告终，9名人质全部惨死。

一个月后，刚刚任职日本首相两个多月的田中角荣率领庞大代表团抵达北京。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宣布“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离开中国前，周恩来专门嘱咐外交部礼宾部门送给他两箱共48瓶茅台酒。两国首脑喝茅台酒的故事在日本传开后，茅台酒在日本市场上的售价一下子涨了三四倍。

尼克松和田中角荣访华后，封锁中国长达20多年的铁幕，就此打开。此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西方国家。

秋天的时候，革命歌曲选集《战地新歌》中的歌曲开始流行。小册子《战地新歌》售价3角5分，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书中选编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新创作的和重新填词、改词的革命歌曲，共101首。1970年以后，除了样板戏和广播体操的背景音乐，人们很少能听到其他形式的歌曲。因此，《战地新歌》受到群众的欢迎，其中一些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教唱，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

新华社报道，这本歌集发行以后，许多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歌咏活动。许多群众来信反映说：这些歌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们越唱越爱唱，越唱心越甜。

报道还说，《战地新歌》中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激起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共鸣。聚居在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民，在圭山石林里的草坪上，伴随着大三弦琴乐曲，纵情歌唱《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广西民族学院的壮族和瑶、苗、侗等各族学员利用早晨或课余时间，在校园里高唱《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北方边疆延边的朝鲜族群众，则积极学唱《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

在人们的生活中，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重要的内容。纪录片《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花生增产规律》讲的也是在农业生产中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事。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他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继续前进，变失败为胜利。

纪录片中说，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民科学家姚士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唯物辩证法武装头脑，十几年来对花生种植反复进行科学实验，终于总结出“扒土清株待苗”等增产经验，使花生连年丰收。村民都表示明年的花生都扒土，好为国家多争取利润。姚士昌说，我们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已取得了一点儿成绩，我们还要遵照毛主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继续努力，为国家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

冬天，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被大庆油田聘请担任科学技术顾问。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华罗庚的领导下，中国开展了一场推广“优选法”的运动。“优选法”是利用数学原理，合理安排试验点，减少试验的盲目性，以求又准又快地找到最佳值的一种试验方法。

《人民日报》介绍说：“优选法是近代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试验方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湖北宜昌制药厂利用“优选法”进行了十几项技术改革，不仅节约了原材料，而且提高了产品质量。

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普及推广“优选法”，涉及上万个企业。仅华罗庚本人就给几百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讲过课，使他们学会了“优选法”，并用于改进自己的工作。华罗庚用一首诗讲他推广“优选法”的感受：

我对生产本无知，
幸得工农百万师，
吾爱我师师爱我，
协力同心报明时。

年底的时候，工业战线捷报频传。新华社报道，上海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一个月前，每秒运算11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由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

这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其中内蒙古、河北、湖南、四川等省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少1/4，不少地方出现了几十年未遇的少雨干旱。全国农田受旱面积4.6亿多亩，成灾面积在2亿亩以上。据有关专家统计，1972年是20世纪中国最旱的3个年份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生产有了一些“过热”的苗头。到1972年年底，全国职工人数已经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

在当时用来购买粮食的粮证上，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最高指示：“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1984年 甲子年

1984年2月2日，农历甲子年春节。春节前，中国北方普降大雪。在北京，居民一个月供应两盒火柴，烧煤取暖的家庭每个职工发16元煤火费，用暖气取暖的免费供应。穿着时髦的“太空服”去溜冰，是北京流行的冬季户外活动。膨化棉纤维衣服轻，暖和，但显得臃肿，行动不便。

因丰收而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出现在年画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善。上一年，中国产粮7600亿斤，农业总产值达2700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近310元，比1982年增加40元。

此时，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回归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中。上一年年底，中英发表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

香港即将回归引起中央电视台导演黄一鹤的注意，他决定邀请香港演员参加春节晚会。上一年，由他导演的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开放之初，内地人对香港并不了解。1月初，黄一鹤决定先到邻近香港的广东走一趟，打探一下香港演艺界的情况。在去往深圳的中巴车上，黄一鹤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后来回忆：“广东的司机一直放着粤语歌曲，听不懂。突然出现一首普通话的歌，它很有弹性，很有内在的冲击力。觉得很奇怪，再仔细一听，还有我的中国心，还有黄河、长江。哎哟，这是大陆人写的歌词吗？不可能啊。就跑到司机那儿去，一看这磁带，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黄一鹤邀请歌曲演唱者张明敏来到北京。张明敏初到内地，连逛街都不敢去。他对内地有一种距离感和恐惧感。当天半夜，他口渴要喝可口可乐，服务员却听不懂他的广东话。此时内地大多数宾馆都没有可口可乐，张明敏只好改喝其他饮料。

除夕夜，3位港台演员张明敏、奚秀兰、陈思思先后走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张明敏演唱时，普通话很不标准，但歌曲《我的中国心》传达的爱国主义情绪，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春节晚会之后，张明敏成为内地家喻户晓的歌手。此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都会邀请港台演员给全国人民拜年。

除了春节晚会，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深圳。1979年，毗邻香港的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国政府从资金、技术、管理上引进西方模式在深圳试验。5年后，深圳的工业总产值就增长了10倍。

1月24日，33岁的王石骑着自行车去办事，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和警察。一打听，原来是邓小平要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现场。视察深圳近一周后，邓小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听到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消息后，王石敏锐地意识到，新的机会来了。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5月，王石等人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特区政策规定，特区进口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特区外客户到特区购买商品不受限制。1984年前后，中国掀起一个进口办公设备的热潮，展销中心开始替内地需货企业向港商订货。买卖的关键是，展览中心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王石的公司在悄悄进行着自己的原始积累。

4年后，王石的公司进入房地产行业，随后改名为“万科”。20多年后，万科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

4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国贸大厦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提前一个月。国贸大厦的建筑进度成为“深圳速度”的代名词。国贸大厦的建设工地上，工人报酬采用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有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高达600元，是上一年中国工人年人均工资的两倍。国贸大厦的建设速度创纪录地达到3天一层。

纪录片《历史的抉择》记录了国贸大厦的建设过程：“深圳人用幽默的语言概括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轫于建筑行业，革除现行僵化管理体制，运用经济规律支配建筑市场的改革一发而不可收。”

国贸大厦封顶后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开播的《九州方圆》栏目，专门用歌舞展现了飞速发展的深圳。在珠江三角洲，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发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铁饭碗，南下珠江三角洲，选择这里作为事业的新起点。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北起大连，南至北海，中国又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这一年，整个中国骚动而热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出现。在北方，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表明，最受欢迎的职业中，第一位是出租车司机，科学家名列榜尾。社会上还流传着这样的话：“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在北京中关村，40岁的中科院研究员柳传志也选择离开办公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有11个人，启动资金是计算所拨给的20万元，资产性质是“国有企业”。

此时的中关村已经拥有40家科技企业，初显繁荣。上一年，新创刊的《经济日报》连续报道了中关村第一个下海的研究员陈春先，把他塑造成一个勇敢的“弄潮儿”。报道说，陈春先的实践证明，走出实验室的科技人员将大有作为。在一连串报道的鼓动下，一批科技人员辞职下海，科海、京海、四通、信通等公司先后成立。

柳传志公司的办公室是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这里原来是计算所的传达室。很多年后柳传志回忆说：“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是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房子里有两个长条凳，两张三屉桌，都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公司创办之初，柳传志找不到一个可运作的项目。他先是在计算所旁边摆摊儿，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后来又批发过运动短裤和电冰箱。

一次，柳传志听说江西有个人手上有大批彩电，购进后一倒手，每台可以赚1000元，便急忙汇款过去。谁知竟是一个骗局，计算所拨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一下就被骗走了14万元。恰在此时，中科院购买了500台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计算机，其中的验收、维修和培训业务交给了柳传志的公司，从而带来70万元的服务费。

20世纪8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市场渐现曙光，国外计算机潮水般涌入中国。一台低档的“PC/XT”（一种机型）电脑，进入中国的口岸价就达两万元人民币，在中关村能卖到4万元，但这些昂贵的计算机却无法识别汉字。

一年后，柳传志说服中科院的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加盟他的公司，担任总工程师。柳传志说服他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倪光南是中国汉字信息处理的开路者，他主持研发了“联想式汉字系统”，建立起自己的汉字识别体系。与其他汉卡技术相比，它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联想式汉字系统”彻底改变了柳传志公司的航向，公司的新产品联想I型汉卡当年就销售300万元，这家公司由此改名为“联想”。

在广东顺德的容桂镇，小学只读到四年级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以及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10月，潘宁成立珠江冰箱厂，生产“容声”牌冰箱，这便是科龙公司的前身，它曾一度引领中国家电业的发展。

这一年，36岁的张瑞敏出任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一年后，他把76台不合格的冰箱砸成废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800多元，是一个职工两年的工资。张瑞敏的公司后来改名海尔，是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商。

在广东，三水酒厂厂长李经纬将新开发的饮料命名为健力宝，还说动深圳的百事可乐公司，替他用易拉罐包装饮料。6月，健力宝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年销售额达到345万元，随后酒厂更名为健力宝集团。

在中国企业史上，很多日后名噪一时的公司都诞生在1984年。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全球商业世界也在进入一个重新洗牌的年份。在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被拆分为7家独立运营的公司。它一举打破美国电信业的长期垄断，为互联网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美国得州大学奥斯丁分校，19岁的迈克尔·戴尔决定马上开办自己的戴尔电脑公司，把电脑直接销售给客户，将省下来的中间利润返还给消费者。在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5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他们正在研究的路由器，可以让多台电脑互相通信、共享信息，这个革命性的产品让日后的互联网浪潮成为可能。戴尔和思科的出现，代表了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道路：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者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自行车的王国》，它讲述了自行车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农民有拖拉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自行车在农民生活中，依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农民说，自行车就是他们的腿。”很长一段时间，自行车还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大件”之一，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

在城市中，自行车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自行车数量的增加也给市政管理带来很大压力。在北京，1983年10月发生800多起交通事故，一半与自行车有关。为了减少自行车引起的事故，北京市政部门加强了管理。在修建街道时采用三块版式的结构，让自行车和机动车分开行驶，修建立交桥时，也充分考虑自行车的因素。

这一年，全国自行车产量达到2857万辆，比上一年增加3.6%。越来越多的自行车品牌开始通过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除了永久牌和凤凰牌，报纸上常见的品牌还有蝴蝶牌、五洲牌、金鹿牌、飞鱼牌和金狮牌等。

在老“四大件”逐渐普及的同时，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新三大件”。年初，《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电视机市场的新变化》。文章报道，在北京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黑白电视机的销量正在逐渐下降，彩色电视机的销量却在猛增，常常断货脱销。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辽宁海城县耿庄乡侯家村村民的来信：“我们村180户有电视机，占全村总户数的40%。但只有1户是彩色的。因此，有彩色电视机的这一家，每天晚上都挤满了人。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我们曾派人到鞍山、沈阳等地购买彩色电视机，但都没有买到。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故写此信给党报。”

一季度，中国彩色电视机的产量达到195800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倍多。

5月，中央电视台举行第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22岁的彭丽媛是参赛选手之一。不久前，她刚刚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专科考试，成为一名大学生。

彭丽媛出身于山东郓城一个普通家庭。14岁的时候，她决定报考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声乐。由于家庭并不富有，彭丽媛只得搭乘拉煤的拖拉机前往济南参加考试。她后来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拖拉机前嘱咐她，“一定要好好学习真本事”。

在山东艺术学院，求学的艰难让彭丽媛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她后来回忆说：“进入学校后，我完全没有其他学生那种艺术院校的优越感，因为我的老家太落后了，我什么也不懂。上第一节钢琴课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钢琴。但我一直记得班主任对我们说过：你们是来这学知识的，学真本事的，这样，你们将来才能理直气壮地在舞台上唱歌。”

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彭丽媛演唱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此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后来的演播大楼。比赛在广播剧场举行，采用录播形式。大赛不分唱法，不允许现场观众鼓掌，包括美声唱法、通俗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所有歌手只能同台竞技。比赛结束，专业组刘捷获得一等奖，二等奖有关牧村、范竞马，三等奖有殷秀梅、郑莉、彭丽媛。两年后的第二届青歌赛上，再次参赛的彭丽媛获得专业组民族唱法一等奖，阎维文获得二等奖。

到2007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已经举办13届，许多歌手由此走上成功之路。

5月8日，中央电视台在《国际新闻》中播报了一条消息，苏联奥委会宣布，将不派代表团参加两个月后的洛杉矶奥运会。4年前，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

这一年，世界局势仍然交织在冷战的阴云下。在朝鲜半岛的板门店，朝韩双方举行朝鲜战争30年后第一次经济会谈。不久，板门店爆发枪战，局势再次骤然紧张。在美国，里根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继续推行他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同苏联的争斗愈演愈烈。

上海青年裘永强的心同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紧紧相连，他激动地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刻下国徽、国歌和国旗，这微雕作品就叫“祖国在我心中”。

奥运会前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意摄制纪录片《零的突破》，记述国人对奥运会的期望：

朋友，你可理解是什么感情驱使海外亲人为我们万里迢迢寄来这海报。你可知道，当我凝视着奥运会旗帜上象征五大洲团结和全世界运动员友谊的5个圆环，为什么心绪难平。这圆环多像一个个零的圈圈，而每一个零对新中国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7月19日，中国代表队最后一批队员启程前往洛杉矶。至此，中国共派出225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因冷战阔别奥运会32年后，再次重返奥运竞技场。

来到洛杉矶后，中国队员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中。中国体操男队教练张健在文章《奥运村一日生活纪实》中写道：“清晨六点四十五分，我准时把大家叫起来出操。到达这里之后我们没有出过奥运村，还不知道外面洛杉矶的市容是什么样子呢。听说美国观众还喜欢踩地板来叫好，这对于我们也将是一个考验。”

比赛开始后，大洋彼岸很快传回消息，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中夺得冠军，为中国取得金牌零的突破。在15天的奥运比赛中，中国队最终夺得15枚金牌，金牌榜上名列第4。《人民日报》以醒目的标题“雄姿惊世界，壮志振中华”报道了这一消息。另一篇社论则写道：“这优异的成绩，不仅洗刷了中国人久背零分记录的耻辱，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也生动地标志着站起来的新中国正迈着巨人的步伐走向世界。”

4-1 创业之前的柳传志

4-2 在深圳创业的王石

4-3 1984年的彭丽媛（画像）

4-4 1986年第二届青歌赛上的彭丽媛

4-5 陈凯歌、张艺谋和何群拍摄电影《黄土地》

4-6 1984年中国第一次公开招收模特儿

4-7 阅兵战士孙延林

4-8 阅兵战士训练

上一年，布票在所有票证中被首先取消。中国的服装行业开始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各种与服装有关的展览会轮番登场，来自各个厂家的新款服装也隆重地摆到商店的柜台上。

10月，在《北京晚报》的小角落里，人们看到一则消息：东方霓裳艺术表演团公开招收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学员。模特儿这个新行当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4年前，上海出现中国第一个时装表演队。上海服装公司在自己的工厂里挑选了几位工人，组成业余服装表演队，到全国各地演出。不过，模特儿们的身份还是工人，每次演出，都要另行请假。

东方霓裳艺术表演团要招收的是专业模特儿，女模特儿身高不能低于1.68米，男模特儿至少要1.80米。展示服装，促进服装销售是这些模特儿们的全职工作。

表演团团长吕国琼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模特儿’这个词还是个很敏感的字眼，有人甚至认为，模特儿就是‘精神污染’，很多人在电视屏幕上露脸，都不敢承认是自己。所以我们只好将‘模特儿训练班’改称‘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认为来的人不会太多。”

出乎吕国琼的预料，报名那天共来了800多人，事先准备好的200张报名表被哄抢一空。许多年轻人背着家里，偷偷跑出来报名参加。最终，吕国琼将招收的男女模特儿33人组成模特儿队，开始在全国演出。

这一年，红裙子、红衬衫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一些人把这种衣服称为“安然服”。安然是电影《红衣少女》的女主角。女导演陆小雅执导的青春片《红衣少女》，改编自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影片的主角是16岁的少女安然，她喜欢踢足球、吹口哨，穿一件大红衬衫，和没有多少废话的男孩来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特立独行的安然成为人们聚焦的对象。

电影中，直言不讳的安然得罪过班主任韦老师，揭穿过班长的虚伪。为了能评上“三好学生”，妈妈不许安然和男生在一起，姐姐不许安然再穿那件惹人眼的红衬衫。姐姐和班主任做了一次秘密交易后，安然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可她心里却是空荡荡的。影片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少女青春期懵懂的意识和不谙世事的单纯，但她又在朦胧之间感到成人世界的不可捉摸。

影片上映时，很多观众留下了泪水。有评论称该片“像生活那样平淡，像生活那样复杂，像生活本身那么严峻”。导演陆小雅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或许我有些狂妄，但是那时人们开始觉醒思考，如何提高独立人格和提高民主意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后代？”

一年后，电影《红衣少女》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业进入又一个黄金年代。与其他商品相比，电影票价便宜了很多，全国平均只有1角；每年的观影人次超过290亿，平均每人每年观看电影28次。16年后，导演贾樟柯拍摄的电影《站台》，再现了当时电影业的繁荣。

刚刚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曹景行这样描述人们的心态：“那是一种很饥渴的心情，想去吸收，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有的人在影院能一天连续看几部电影。这是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观众的一次文化补课。”

大学生是这个时代的骄子，他们的生活也是影视节目的重要内容。电影《女大学生宿舍》讲述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205号女生宿舍，住进5个生活经历不同、性格迥异的新生的故事。经历了一系列的误解和争执，5个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野餐时，5个人说到一个话题：“居里夫人和贤妻良母中你选择哪一个？”在争执中，她们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理想。

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大学生》中，男大学生也对爱情与事业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临睡前是最轻松的时刻，也是海阔天空神聊的时刻。

“你在看什么书？”

“《恋爱中的追求者》。”

“哎哟，开始研究起理论了嘛。你想要做理论家啊，我看要多实践，少谈一些理论。”

“我觉得实践和理论还是有区别的，理论效果好啊。你看一个晚上我可以看这么几十个人的恋爱史，你要自己做的话比较为难。”

“实践有实践的好处，实践出真知嘛。”

“那你谈谈体会嘛，这么有经验。”

“我觉得我们研究生，首先要求自己的朋友多才多艺一些，至于学业和事业心那都是次要的。”

逐渐开放的社会让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一年公布的《关于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显示：1983年，高等院校在校生共120万人，而大学、专科等应届毕业生全年就业人数为628万，大学生总是供不应求。

这时的大学生活，平凡、单调、紧张，但踏实、新鲜、蕴含着希望。

在校大学生畅想未来的时候，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这一年，32岁的陈凯歌完成自己的处女作—电影《黄土地》。《黄土地》讲述抗日战争时期，陕北根据地的八路军文工团团员顾青下乡采风，和农村姑娘翠巧相恋，并引导她追求新生活的故事。

两年前，陈凯歌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北京，陈凯歌听说同学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等人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组成“青年摄制组”，并拍摄了电影《一个和八个》。电影中，用大反差的光线与黑白对比强烈的版画式构图，有意造成画面的不平衡，形成摄影上的突破。

随后，陈凯歌被借调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和张艺谋、何群等人前往陕北采风，修改电影剧本《深谷回声》。在《陕北采风手记》中，陈凯歌写道：“在大山上，一群羊，一个拦羊的汉子，呆得久了，便高歌一声，又高亢又悲怆，声闻十多里，接着便又是寂静。……土地裸露着，又给人们以开朗浑厚的感觉。贫瘠而又内热，这大概就是它的性格。”

采风结束后，陈凯歌将电影改名为《黄土地》，决定突破原有的电影剧本模式，不设置对立的正反面，不制造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陕北农村婚嫁、祈雨等群体性仪式，展示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民族行为中点染翠巧一家的命运。

摄影师张艺谋在电影中运用了以往少有的浓郁色彩，《黄土地摄影手记》中记述了陈凯歌和张艺谋当时的设想：画面中，坚决排斥可有可无之物，强调简练，强调大块的厚重感；为造成一种深沉、厚实的感觉，能不动尽量不动。

《黄土地》上映后很快引起轰动，接连在伦敦国际电影节、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奖。其后，陈凯歌、张艺谋的同龄人吴子牛拍摄了《喋血黑谷》，田壮壮拍摄了《猎场札撒》、《盗马贼》等，这些电影随后都被国际电影界认可，这些导演后来被统称为第五代导演。

从3月到9月，28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化炮兵学院学员孙延林，一直在和战友们进行艰苦的训练。3年前，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庆35周年庆典上举行阅兵。这时，距离上一次国庆阅兵已经过去了15年。1986年，陈凯歌拍摄的电影《大阅兵》，讲述的正是解放军某部战士从报名到参加阅兵仪式的故事。1984年年初，孙延林所在的部队接到了国庆阅兵的通知。

在填写报名表后，孙延林成功被选拔为训练队员。虽然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但艰苦的操练还是让孙延林有些吃不消，他在训练日记中写道：

3月1日，我们开始正式训练，温度是零下18摄氏度，风力7级。我们风雪无阻地进行军姿站立训练，最长一次达到4小时，比起又扎、又饿、又冷的感觉，还是冻得麻木好受些。

5月20日，通过衣领下边插上别针，我习惯性头向右偏的毛病得到了改正。开始时，只要一歪头别针尖就会扎在脖子上，每天脖子上都流血，时间久了结痂，毛病也扳过来了。

7月17日，地面温度45摄氏度，据说是北京最热的一个夏天。我和很多人一样，两腿之间开始溃烂，体重由原来的56千克掉到现在的48千克，但是我已经顺利度过了血尿期。

9月28日凌晨2点，孙延林结束天安门前最后一次的列队方阵合练，回到位于沙河机场的阅兵村，等待3天后举行的国庆35周年阅兵仪式。

10月1日早上5点40分，孙延林和战友们早早起床集合，来到天安门附近进行准备工作。9点，1000人组成的联合军乐团开始吹奏军乐，阅兵式正式开始。由1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42个地面方队通过天安门。机械化方队展示了战略导弹等多种武器，这些武器都是由中国自行研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在北京训练4个月后，孙延林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他后来回忆说：“阅兵时，全部精力都在注意军乐的鼓点声，只有在转头向天安门城楼的一刹那，才有意识地想一定要看看城楼，毕竟仅有的两三次天安门合练都是晚上。”

阅兵结束后，展示各条战线辉煌成就的群众游行开始。在游行队伍中，有“联产承包好”的标语车、有“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模型彩车，也有刚刚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体育方队。学生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一个“小平您好”的横幅突然展开，大学生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敬意。

9月28日晚上，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推出一部献礼片，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许多新时代的歌曲穿插其中。

秋天，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斤大关，农业生产总值达到714亿元，比1978年增长2.3倍。这一年，全国人均纯收入为355.3元，比上年增长14.7%，全年社会总产值为12835亿元，是1979年的两倍。

各地也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试验室开始建设；第一个现代化露天煤矿霍林河矿移交投产；中国成功发射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北京新建490万平方米的住房，经过一年的城市改造，北京的面貌焕然一新。

国庆节过后20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也明确说，今后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一批国有企业开始直接进入市场竞争。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从贝贝球说起》，讲述了一个国企改革的故事。在江苏，沙洲橡胶厂体制僵化，人才流失，年年亏损。新来的厂长意识到问题，开始大量招聘人才，并实行岗位责任制。这一年，橡胶厂发现足球正在全国成为一项热门运动。

年初，在印度尼赫鲁金杯赛上，中国队以1∶0战胜世界强队阿根廷队，随后又夺得亚洲足球锦标赛亚军，取得当时中国队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人民日报》还为足球开辟一个专栏《如何实现我国足球的腾飞》，邀请各界人士给中国足球出谋划策。

在足球热潮中，沙洲橡胶厂决定生产适合儿童的“小足球”—贝贝球，并向国家教委推荐。随后，橡胶厂赞助举办中国第一届“贝贝杯”儿童足球赛。贝贝球开始成为孩子们喜爱的商品。这一年，沙洲橡胶厂的产值比3年前翻了一番。

在河北省石家庄，国有大中型企业石家庄造纸厂的销售科长马胜利决定承包这个工厂。此前，上级下达的17万元利润指标无人承包。马胜利提出，17万没有人承包，自己要用70万承包。

承包当年，石家庄造纸厂的利润达到140万元，比承包额翻了一番，此后又连年翻番。马胜利先后获得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开始到全国各地介绍自己的经验：

过去我们工厂，1000个职工1年365天，不分昼夜，不分黑夜白天就这么干，最后17万都完不成，还要吃补贴。现在一条合理化建议36万，起用一个人才20多万，一条信息，就得40多万……

除了承包制，另一种企业运行模式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上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股份有限公司也已成立。1984年11月，集体所有制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发行股票。1952年中国政府取消证券交易市场后，股票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与国外自由交易、自负盈亏的股票不同，此时中国的股票是“保本保息，自由退股”，并且无法交易。

11月20日，中国首次对南极进行考察的队伍在上海启程。参加考察的有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等，以及南极洲考察队591人。考察队历时142天，航程2.6万多海里，圆满完成在南太平洋和南极洲的综合考察任务，并在1985年2月20日建成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

年底，北京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12月19日，中国政府与英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近150年的耻辱即将画上句号。

1996年 丙子年

1996年2月19日，农历丙子年春节。与以往不同，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会场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西安。3个舞台通过卫星直播，联结在一起。在“863计划”中贡献卓著的15名科技工作者拉着小提琴与高科技激光琴合奏，表演了节目《流光溢彩》。激光竖琴由下向上发出一束束激光，周小燕和程不时用手遮住一束光，就相当于拨动一根琴弦。演员赵丽蓉与巩汉林合作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说的是一些酒店中质量与价格不相符的现象。晚会播出后，赵丽蓉在小品中的台词成为流行语。

正月初一的《新闻联播》报道了海外华人过春节的情景。据统计，1979年以来，中国留学、移居国外的人数超过50万。2月底，在美国华盛顿州，46岁的骆家辉参加州长竞选，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

不久，骆家辉带领22位州政府官员开始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他特意和家人一起回到广东台山吉龙村祭祖。100多年前，他的祖父从这里辗转到美国谋生。骆家辉居住的州长府，与祖父当年做杂工时住过的房子相隔不过一英里。他形容自己的当选是：“我们花了100年，才走完这一英里路。”

春节期间，到内地过节、探亲的香港游客格外多，每天从罗湖海关进出的旅客有13万多人。内地居民在家过年的习俗也在悄悄改变。在北京，康辉旅行社第一次推出包机出境游。

年前，北京市规定，为减少车流量，缓解交通压力，三环路以内早晨7点到晚上8点，对部分机动车实行分号行驶。在北京市近100万辆机动车中，私家车已经有14万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大中城市里70%居民有买车的意向，私家车、电脑、住房成为“新三大件”。

2月，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启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规定从1995年到2000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方，将投入200亿元发展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在21世纪初普及义务教育。

一个月后，《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题为“背着父亲上学”的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甘肃宁县16岁的农村少年李勇。他以全县第4名的成绩考上大学后，背着瘫痪的父亲到学校，一边上课一边打工，照料父亲。

在北京，剧作家王浙滨看到报道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喜欢那一个‘背’字，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使一个16岁的孩子卖掉家产，‘背’着父亲进城去上学？他的生命将承受怎样的重负？脑子里一串串的问号。”

3个月后，王浙滨来到李勇的家乡。她记录下自己看到的情景：“第一次走进李勇就读过的小学校，看见娃娃们都趴在操场上，每人一块儿地方，地当纸，树枝当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我问，为什么不坐在教室里写字？一个娃娃对我说，在地上把字练习好了，本本上就不会写错字哩，家里也就不用买橡皮了。当我在老师那里看到孩子们写得工工整整，足可以让我儿子当字帖的作业本时，我忍不住流泪了。”回到北京，王浙滨写出电影剧本《背起爸爸上学》，电影的许多场景取材于她的所见所闻。两年后，电影《背起爸爸上学》上映，来自山西农村的小演员赵强扮演主人公石娃。电影的宣传海报写道：“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因为他背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多病的父亲，他将要背负的是一个沉重而有希望的中国。”

1996年，中国小学生辍学率仅为1.1%，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大，1.1%仍然意味着有145万儿童辍学。

春天，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故事改编自民间评书，讲的是乾隆年间内阁大学士刘墉的一生。这部清宫戏借古喻今，将清官、幽默、讽刺、演义等元素糅合其中。剧中的刘罗锅即刘墉由李保田扮演，乾隆皇帝由张国立出演。

电视剧播出后，一夜之间红透大江南北，给无数人带来了欢笑。连刘墉爱吃的荔浦芋头也热销北京。凭借这部戏，李保田获得第14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由陈宝国、赵奎娥夫妇主演的电视剧《咱爸咱妈》，却让观众陪着剧中的人物一起落泪。《咱爸咱妈》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亲情的故事。乔师傅是一家国有锁厂的退休职工，工厂效益不好，乔师傅的退休金只能用厂里生产的锁具来充抵。4个儿女为给患病的乔师傅治病，多方奔走。乔家两兄弟更是一有空便骑着自行车到街头卖锁。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一批已经失去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逐渐淘汰，大量职工下岗。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表明，到1996年年底，中国有下岗职工近900万。下岗职工的生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秋天的故事》，记录了上海下岗女工庄红卫创立“庄妈妈”净菜青年服务社的过程。4年前，只有初中文化的庄红卫和丈夫先后下岗。夫妇俩跑遍全市的职业介绍所，总是失望而归。年初，上海团市委开办青年再就业免费培训学校，庄红卫夫妇成为首批学员。学校里，庄红卫第一次听到了家政服务、第三产业这样的新名词。5月15日，她带着4个下岗工人和四处张罗来的3万元钱，在上海康定路的小弄堂里成立了“庄妈妈净菜青年服务社”。

在政府的协助下，庄妈妈净菜社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140多名员工全部是下岗职工。庄红卫成为上海市下岗职工再就业明星，经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演讲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经验。上海市政府还授予她“上海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由于管理经验不足，日渐扩大的净菜社很快陷入困境。2000年，净菜社因为资金问题停止营业。经过两年的沉淀，庄红卫又创立“庄妈妈食品有限公司”，经营粮油产品。《商界》杂志在对她的采访中写道：“离开公众的眼光，踏踏实实做一份小生意，庄红卫反倒觉得充实了，就像沉寂了很久的种子浸润了丰富的水分，等待合适的机会就能发芽。”

一年后，歌手刘欢演唱的公益歌曲《从头再来》开始每天在中央电视台滚动播出。歌曲配合的是下岗再就业的宣传主题。这时，城市中为下岗工人服务的职业介绍所和服务中心逐渐增多。1996年，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中国政府共帮助300多万失业者和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在上海，28岁的王茁逛商场的次数越来越多。5年前，他担任了上海家化公司的品牌经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外合资热潮涌动。各地都在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广建开发区。广东人提出一个形象的理念—“靓女先嫁”，他们把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华宝卖给港商；湖北人将洗衣粉品牌“活力28”卖给宝洁公司；上海家化则与美国庄臣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将美加净的品牌卖给合资公司。最终，这些品牌都被搁置一旁。

创立于1962年的美加净，七八十年代是中国销售量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化妆品之一。由于经营不善，美加净这个曾经著名的品牌，市场声誉逐年下降。1994年，上海家化出巨资回购美加净。

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在五光十色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很多过去曾经熟知的中国著名品牌黯淡了，萎缩了，甚至消失了。在一些行业，如饮料、洗衣粉、自行车、照相机感光材料等等，有的只剩下了一两个品牌在苦苦支撑。

199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专题片《美加净回家以后》，片中透露出改革开放中，人们对国产品牌的担忧。

收回品牌后，王茁的角色变得重要起来。作为品牌经理，他的职权覆盖一个品牌的调研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的每一个环节，王茁也被人们称为“小总经理”。美加净“回家”当年，即实现销售额8000万元。1995年，美加净的销售额恢复到2.2亿元。

这一年，许多民族企业通过建立新型企业制度和技术革新焕发出生机。在青岛，海尔公司获得“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称号；在北京，联想集团推出首款万元以下的“奔腾系列”电脑，迅速改变了计算机市场由国外知名品牌垄断的局面，联想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脑品牌。越来越多中国名牌的广告开始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夏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中国上市，引发购买热潮。人们从书中看到一个数字时代的前景素描：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发生全方位的变革。

电视上，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与超级电脑“深蓝”的对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深蓝”开局得胜，电脑处理信息的非凡能力令人震惊。

5月，国内第一家网吧威盖特在上海开张，收费高达1小时30元。不过，大部分网吧的电脑设备都比较低级，服务内容也都是电脑游戏《红色警报》和《仙剑奇侠传》。

电脑游戏《仙剑奇侠传》上市时，售价高达280元。游戏中的武侠之气、柔美爱情和江湖风云是受一些年轻人欢迎的话题。

1996年，中国登记上网的人数有15万，但中文网页的数量并不丰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到1997年，中国有62万网络用户，只能登录到约1500个中文站点。在很多人看来，上网仍是一项需要一定知识水平才能掌握的技术。

在北京的中关村，刚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国的张朝阳用18.5万美元创立了“爱特信互联网公司”。他是第一个携带海外风险投资回国的创业者。

31岁生日这一天，张朝阳登上回国的飞机。网络的独特魅力让张朝阳下定决心，要回国创业，建立一家自己的网络公司。他希望自己的生日能够带来一次“新生”。

公司成立后，张朝阳试着用超链接的方式，将其他一些站点的服务性信息列在自己网站的栏目里，供人点击浏览。这种方式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人都喜欢上他的网站搜寻信息。

网站很快花光融资，张朝阳再次奔赴美国，寻求新的融资。在美国，没有几个投资人相信中国的网络公司会取得成功。张朝阳曾经在一天内连续和4个风险投资人商谈，其中就有著名的英特尔公司。他后来回忆说：“谁知道第一个与英特尔的会面就被推后半个小时，会面结束时已经12点了。我匆匆在麦当劳买了食物，然后一边吃一边开车，赶往世纪投资。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因为每个投资人都是重要的，每个都不能错过。”

融资回国后，张朝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待在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或坐、或躺、或趴着，撰写商业计划书。他在回忆中记述：“有一天晚上英特尔的投资人打长途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当时在发烧，但是生怕投资人觉得我身体不好，最后不再投资，所以不敢说自己在发烧，只能咬牙回答他的问题。”

两年后，张朝阳将公司改名为“搜狐”，推出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SOHU.COM。在这个网站上，人们可以免费发送邮件，下载音乐，进入网络社区聊天，用搜索引擎搜索想要的信息，了解到当天各大媒体的新闻。搜狐公司的广告语“出门靠地图，上网找搜狐”，开始在一些年轻人中间流传。

夏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播出了一个关于“拓展”的节目。拓展训练的概念源于1941年的英国，英文的意思是走向外界未知的旅程，迎接挑战。拓展训练包括体能、生存技能等训练项目。在训练过程中，学员会从个人角度感知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发现自己的潜能，体验克服困难的愉悦。

在北京，33岁的退伍军人朱燕捷办起国内第一家野外生存俱乐部，业务包括组织野外徒步旅行、在模拟的野外环境中让参加者尝试攀岩爬山、孤岛生存。朱燕捷说：“我并不是想训练他们在丛林中找路和如何翻越高山的技能，因为这些技能对于城市的年轻人来说，一生也用不到几次，但回归自然、抛弃心理重压、敢于冒险，这是人的本能。一个民族越喜欢探险，这个民族就越能接受挑战。”

也在这年夏天，46岁的上海探险家余纯顺前往新疆罗布泊，准备独自徒步穿越这个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地域。余纯顺是个孤独的行走者，年轻时崇拜徐霞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徐霞客走了半个中国写了《徐霞客游记》，我要超过徐霞客。”

1988年7月1日，余纯顺从家乡上海出发，开始孤身徒步走访全中国的旅程。之前，他读到一则消息：一个英国人要前来徒步走遍中国。余纯顺跟父亲说：“怎么能让外国人捷足先登呢？那样的话，民族的尊严在哪里？爸，看来我得走了。现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而他已经年老。中国人应该超过这个纪录，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

这一年6月11日上午9点钟，余纯顺准时出发，他计划用3天的时间穿越罗布泊。3天后，人们没有在预定地点看到他的身影。经过搜寻，人们找到了他的蓝色帐篷。余纯顺躺倒在里面，他因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魂归大漠。余纯顺生前曾说过，“走到哪里，就躺在哪里”，按照国际探险界的惯例，人们就地掩埋了他的遗体。

1996年7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着国人的目光。奥运会开幕第二天，许多人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一幕：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焦灼地蹲在老将王义夫身边。在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上，王义夫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后昏倒在地。由于内耳道发炎引起头痛头晕，王义夫的身体疲惫虚弱。抵达亚特兰大时，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下了飞机。尽管决赛的最后一枪之前王义夫一直保持着领先，但最终以0.1环的差距失去金牌。

12岁时，王义夫收到父亲的一份礼物—一把鸟枪，从此与射击结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队友许海峰获得冠军，24岁的王义夫获得第3名。8年后，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王义夫夺得一枚金牌。

王义夫参加的手枪慢射和气手枪项目，运动员的培养周期长，成才难度大。中国射击队一直没有人能赶上王义夫的水平。后来成为射击队总教练的许海峰说：“一方面，王义夫保持着相当高的竞技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男子手枪项目上，中国射击队后继无人。”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美国依然位于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6枚金牌，银牌和铜牌共34枚，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名列第4位。

8年后的雅典奥运会上，44岁的王义夫第6次出战，并在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中夺冠，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获得奥运会金牌已经过去12年了。赛后的媒体采访中，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在第一次得到奥运冠军时见好就收，及时退下来。王义夫回答说：“国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财力物力耗费非常大。我的工资才2000多元，没有国家的保障不可能打下去，这与其他行业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运动员，不是想退就退的。”

5-1 上海下岗女工庄红卫创立“净菜社”，吸收下岗女工，成为再就业的典型

5-2 探险家余纯顺魂归大漠

北京时间7月3日18时47分3秒，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太卫星有限公司经营的“亚太1A”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这次火箭发射升空的卫星，可以让全中国每个角落的电视观众都能收看到中央电视台一套到八套的电视节目。

就在4个多月前，在相同的场地，中国新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发射国际708通信卫星时失利。“亚太1A”通信卫星发射成功，让中国的航天事业重拾信心。

7月5日，一只小羊羔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市郊的罗斯林研究所出生，研究所的一位主管伊恩·威尔默特给它取名“多利”。多利羊是用一种叫作“克隆”的无性繁殖技术，由一只成年绵羊的乳腺细胞繁殖而来。

9个月后，这一消息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公布。两个星期内，罗斯林研究所收到数百封关于“克隆”的来信，不少人在信中说希望克隆自己。

年初，英国政府宣布，食用疯牛肉可能导致一种脑衰竭的绝症，迄今英国已发现10起病例，其中8人死亡。消息传出后，在英国和全球引起恐慌。随后，西欧各国先后发现这一病症，疯牛病开始向世界各地蔓延。从1986年英国发现患病疯牛后，10年间英国共扑杀了158800头病牛。

7月1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11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一位名叫何大一的华裔医学博士宣布，像调配鸡尾酒那样，联合使用3种或更多的抗病毒药物，便能有效抑制艾滋病患者体内病毒的蔓延。何大一将这种疗法称为“鸡尾酒疗法”。

艾滋病自1981年在美国被首次发现后，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免疫手段。这使得艾滋病迅速变为死亡的代名词。截至1996年6月30日，全球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者已达2790万人，有580万人已经死亡。

更多的人则是通过一个天才篮球运动员知道了这种病。1991年11月7日，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湖人队的后卫约翰逊宣布，自己因为不洁性交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随后，约翰逊宣布退役。

得知“鸡尾酒疗法”之后，约翰逊马上采用了这一疗法，并请何大一做治疗顾问。1996年年底，病情稳定的约翰逊重返湖人队，参加NBA的比赛。第二年3月，约翰逊得知，在他体内已经找不到艾滋病病毒。他高兴地宣布：“病毒在我的身体里休眠了。”

此时，“鸡尾酒疗法”已经在美国各地推广并收到效果，纽约1997年上半年的艾滋病死亡人数，比1996年同期减少近一半。但对病情过重或无力承担每年近两万美元治疗费的患者来说，“鸡尾酒疗法”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希望。何大一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艾滋病病毒脚步踉跄。然而，这个病毒是个顽强的对手，至今尚未被击败。”

1996年12月1日是第9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这一天，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宣布，截至10月底，中国大陆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157例。与世界高发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感染率尚处较低水平。

这年夏天，北京市本地电话网完成电话号码升8位的系统测试，成为继巴黎、东京、香港、上海之后，第5个电话号码升为8位数的城市。8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意味着北京1000万市民每人可以拥有一部固定电话，还可以有一部移动电话。

3年前，中国出现了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数字移动电话网。数字移动电话网联网速度比模拟网快，具有价格优势，短信、呼叫转移、主叫号码显示等业务也受到用户欢迎。此时，拥有一部移动电话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入网费需要3000元，月租150元，通话费是每分钟0.6元，每个用户的月平均话费在千元以上。

8月，3个以色列年轻人开发出一种叫作ICQ的软件（即时信息传递软件）。通过这个软件，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聊天、发送文件。此时，24岁的马化腾正在深圳润迅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第一次在网上接触到ICQ后，马化腾开始考虑开发一种类似的中文软件。两年后，马化腾与大学同学张志东注册成立“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公司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它的标志是一只憨态可掬的企鹅，网友们亲切地叫它“QQ”。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款即时通信软件QQ的用户达到500万。

在改变人们沟通习惯的同时，QQ也开始创造新的财富。马化腾偶然发现，韩国的网络公司开发出一种业务，给虚拟形象穿衣服，很受网民欢迎。这让他想到：“如果每个用户愿意花1～2元为自己的QQ增添服装和饰品的话，带来的收入就是天文数字。”马化腾随即开发“QQ秀”业务。很快，就有超过40%的QQ用户使用QQ秀。

马化腾说：“让用户上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QQ，这是我的目标。”今天，QQ已经拥有超过6亿注册账户，几乎覆盖所有的中国网民。

此时，三峡工程建筑工地上，两条混凝土围堰正在江面上一点点延伸。从工地上，可以远远望见江畔的奉节县城。半个多月前，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启动，古城巫山、奉节、云阳是第一期水位淹没县，这里有两万多人需要移民。

32岁的张德礼，世世代代生活在奉节。他开着一家广告装饰公司，每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在即将移民的前夕，张德礼和几位出生在三峡的摄影发烧友，决定用照片留下故乡的最后容颜。

张德礼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古城从我身边消失的日子。一旦知道总有一天要离开，所有平时不会留意的东西都会显得格外珍贵。”在张德礼等人的镜头中，许多景象都是他们熟悉的场景：房檐、牌匾、狭窄的巷道、挑担的行人……

2002年，奉节老城爆破。张德礼全家也搬进了新城。新城区比旧城面积大了几倍，城市人口也从几十万增加到上百万，张德礼广告公司的收入比过去增加10倍，他8岁的女儿转到重庆市一所知名的小学。在接受采访时，张德礼说：“如果没有移民这个机会，我的女儿肯定只能在县城读书，她的命运肯定无法与今天相比。三峡移民，是改变我命运的机遇，也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2006年5月，历时13年建设，全长2309米的三峡大坝全线到顶。而张德礼居住了30多年的老屋已沉入水下，水面上泊满了货轮。

8月，《新周刊》在广州创刊，杂志的定位是中国社会生活改变的记录者和倡导者。创刊词写道：“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

《新周刊》的第2期上，发起了一个调查：“10元钱能干什么？”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10元一直是中国最大面值的货币。直到1988年才首次发行面值50元和100元的人民币。到1996年，人们已习惯使用“百元大钞”这样的字眼。

调查在5个城市展开。在广州，10元钱能买1斤瘦猪肉，4包羊城烟，坐出租车能跑3公里；在北京，10元钱能看一场普通的国产电影，吃一顿快餐，包括半只鸡腿、一碗饭、一碟泡菜、一碗汤，能在医院挂一个全国知名的专家号，还可以坐“面的”10公里；在上海静安寺的海上皇宫里，10元钱只够喝半杯进口矿泉水，而在杨浦区的棚户中，10元钱足够你带6个人上饭店，一人可吃一碗盖浇面……

上一年，全国物价涨幅接近20%；这一年，物价平均仅上涨6.5%。政府公告说，这一年的宏观调控已颇见成效。

10月9日，第5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昆明开幕。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樱桃》夺得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山东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孔繁森》获评委会特别奖。此时的中国电影，仍然处于低谷之中。自1995年引进分账大片以来，中国观众开始看到投资巨大的好莱坞大片。

演员姜文说：“中国电影的‘闭关锁国’永远不能战胜成熟的好莱坞工业体系下的电影，只有引进了好莱坞大片，才算真正见到了竞争对手，才真正有可能振兴中国电影产业。”

一些中国的导演开始尝试突围。以市场为导向的大陆电影逐渐增多。这一年，一个几乎不懂电影的商人开始涉足其中，药剂师出身的张伟平决定投资好友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

拍摄《有话好好说》之前，张艺谋拍摄的电影大多是农村题材，加之演员巩俐第一次没有出现在他的电影中，投资商都不愿投资张艺谋的这部转型之作。最后，张伟平投资了2600万元。

城市荒诞轻喜剧《有话好好说》，讲述的是青年赵小帅与情敌打斗，摔碎了路人张秋生的笔记本电脑引发的故事，两个人由此发生一系列的纠葛。电影吸收了香港导演王家卫和美国导演奥立佛·斯通的一些表现手段，使用了大量广角镜头和摇晃的移动摄影技术。张艺谋解释说：“采用晃镜头的手法，是为了力求将城市人的不安和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进而呈现出人物之间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

《有话好好说》没有收回成本，电影上映后赔了1000万元。张伟平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是第一部片子，我也没有经验。虽然《有话好好说》这部片子不太成功，这个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张艺谋，我认为是我缺乏海外的发行经验造成的。”

之后，张伟平成立新映画电影公司，只投资张艺谋一个人的电影。拍摄完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之后，张伟平的公司开始赢利。

张艺谋拍摄电影《英雄》时，张伟平采用了新的营销策略。在此之前，传统的宣传手段主要是导演带着演员走四方。张伟平接受采访时说：“老套的宣传手段已经不被市场所接受，观众已经没有兴趣了，所以我就在《英雄》影片的营销方面采取了一种包装式的手法，比如我们包了两架飞机，我们还特意包了比尔·盖茨和安南曾经使用过的那两架飞机，其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新闻话题，引起观众和媒体的热情。”

张伟平拍卖音像版权、包租飞机造势，还拿出1000多万元做轰炸式宣传。有效的营销策略给《英雄》带来巨大收益，国内票房达到2.5亿元，海外总票房11亿人民币。此后，中国大陆的电影业开始进入自己的大片时代。

在《英雄》之后，张伟平的营销策略开始被更多的电影发行公司效仿。张伟平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张艺谋几乎靠文艺片拿遍了国际电影节上的奖项，但是这些文艺片的票房加在一起，还不如一部《英雄》的票房。票房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钱，而是一个一个的观众。电影是大众文化娱乐的产品，需要观众的支持，所以我们要制作国产主流商业大片。”

与中国一水之隔的韩国，逐渐把文化产业作为重要的输出产品。这一年，一支名叫“H.O.T.”的韩国团体开始在韩国走红。H.O.T.团体由5个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中男生组成，他们表演时喜欢穿白色连帽衫和“水桶裤”，戴亮闪闪的金属项链和耳环，边唱边跳街舞。他们的歌充满了青少年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不愿受束缚的心情。

两年后，H.O.T.成为中国引进的第一支韩国团体，他们的唱片也在中国发行。2000年该团体在北京举办首场演唱会，一小时内，上万张门票被抢售一空。《北京晨报》、《生活时报》、《环球时报》等报纸纷纷宣称，“‘韩流’席卷中国”。H.O.T.在中国的流行，使大兜帽的宽松上衣和裤管肥大的“水桶裤”成为前卫年轻人的日常装扮，有些人还特意把头发染成各种彩色。

随着《八月照相馆》、《我的野蛮女友》等韩剧在国内的播出，安在旭、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明星在中国开始为人熟知。1998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影视业被视为“重中之重”。这一年，韩国电影出口额只有21万美元，3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1100万美元。

秋天，当时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京九铁路跨越9个省市，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它的起点是北京，终点是香港的九龙。

12月11日，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举行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选举，59岁的董建华以320票在竞选中胜出。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欧洲整合的步伐正在加快。12月14日，欧盟政府间会议公布欧元的票面设计，纸币正面是欧式的窗户和拱门，代表欧盟成员国数量的15颗白色五星镶嵌其中。3天后，联合国大会批准任命科菲·安南为第7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是联合国51年历史上，第一次由黑人出任最高职务。

董建华当选香港特首后一个月，驻港英军昂船洲基地最后一次向游客开放。在军需库前的空地上，即将离港的英军士兵摆开摊位，拍卖各色纪念品。陆战队的女兵背起行囊，露出了想要回家的急切心情。《南方周末》的报道说：“离香港回归不到两百天了，昂船洲的英军基地对这些士兵来说，很快将成为明日黄花。历史，改变着人们眼前的一切，香港的归来，已近在咫尺。”

1949年 己丑年

1949年1月1日，北平城里看不到一点儿新年的气象，进出的城门只在早晚打开一会儿。此时的北平，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10天。

法国摄影家布勒松在北平度过了自己的新年。1948年年底，他带着一架老式的莱卡相机来到这里，为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照片。《生活》杂志刊登照片时，加上了这样的按语：

战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们让著名的法国摄影师布勒松从缅甸飞去北平，最后看一看北平，这座以优裕的生活方式为世界所知的城市。在严冬来临之际，布勒松获得了这个城市一份温暖的记录。

在距离北平370公里的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西柏坡，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还提出，将在这一年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此前，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五大军事主力中的3支被陆续歼灭。剩余主力之一的杜聿明第5集团军，在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中苦苦支撑。东北全境已经全部解放，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也基本解放。

元旦这天，加拿大驻华使馆外交官郎宁取消了自己3年一度的探亲假。南京的物价是加拿大的5倍，取消这次休假，能为家中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

上一年8月，为了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国内所有货币都必须兑换成金圆券才能消费。金圆券发行后，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的物价急速上涨，郎宁在日记中写道：

新货币的表现跟它的“前辈”相同，而且垮得更快。……中国的工薪阶层被榨得山穷水尽。钞票贬值太快，一发薪，钞票到手就必须在当天用光，第二天它的价值就趋近于零了。

在《中央日报》的醒目位置上，郎宁看到了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的元旦文告。在文告中，蒋介石没有再把共产党称作“共匪”。蒋介石说道：

如果共产党真心期盼和平，且有明显表现，政府自当欣然与之商榷结束战争事宜。

而一年前，他在元旦文告中说的是：“目前开始之剿匪战争，一年内可望结束。”

在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淮海战役的前线上解放军官兵辞旧迎新的战地生活。前线上的英雄战士们，他们的英勇获得了英雄奖章，不但自己的战友们来庆贺得奖，附近乡村的老乡也来祝贺他们。在火线上，接受了作战有功的战士们入党，他们获得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他们宣誓要做党的忠实的儿子，要做争取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

在前线的战壕里，解放军的政工干部还想出许多新奇的办法，吸引国民党官兵投诚。他们将通行证经过火线送到国民党士兵的手里，有些被塞在馒头里，另外一些用箭射到对方的战壕里。

对于前来投诚的国民党士兵，解放军遵守毛主席改造俘虏的政策，把自己的口粮分出来给投诚的士兵们吃。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以后，他们立刻把国民党的帽徽撕下，蒋介石的军队就这样被瓦解了，人民解放军就这样壮大了。

10天后，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国民党损失5个兵团7个整编师，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部队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已仅剩一江之隔。整个战争局势已彻底改变。

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6天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上任的第一要务便是筹备国共和谈。

大年初一，全村热火朝天，到处给军属送光荣灯。1月29日，农历春节，祥和喜庆的气氛笼罩着东北解放区。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记录下黑龙江一个乡村的百姓过春节的情景：“欢腾鼓舞的秧歌队扭得真起劲儿，大家来给军属拜年贺喜。”拥军爱民是这个春节的主题，新生的政权在东北解放区获得了人民的拥护。

春节的北平，有些死寂。很多人家的年夜饭都吃得比较简陋。刚刚中学毕业的马力发现，近来一段时间，已经听不到城外的炮声。此时她的父亲，京剧艺术家马连良身在香港，和家人中断书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回忆说：“父亲消息全无，每次听到城外的炮声，80岁的奶奶都会以泪洗面。”

大年初三，由4辆吉普车组成的解放军小分队从城外驶来，开至北平西直门城楼下，接管了北平城防。经过一个多月的3轮谈判，北平守军傅作义部20多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整编，北平和平解放。

3天后，很多北平百姓在前门看到精神抖擞的解放军，骑在坦克上，或者坐在卡车上，从家门前开过。马力回忆说：“这支队伍里充满了和自己同样年轻的面孔，那些战士脸上的笑容，不像出自一个军人，倒像是来自胡同里的一位大妈的孩子。”

在宣布下野、离开南京之前，蒋介石举办了一个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

数学家苏步青后来回忆说：“尽管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穷得没办法。当了院士以后，才借了75元钱，做了一套西装，连穿的衣服都没有。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

最终，81名院士中，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

2月27日，一艘满载乘客的货轮“华中轮”从香港出发北上，按规定只能搭载12人的货船，乘客一共有27人，很多人不得不冒充船员上船，诗人柳亚子就是其中之一。20多年前，他曾是毛泽东的诗友。此前，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众多民主人士去往香港。柳亚子后来给儿子柳无忌写信说道：“我离港时，管制得特别厉害，片纸只字不许带。”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这些民主人士将从烟台上岸，前往北平，协商建国事宜。

此时，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代表们的座位没有固定安排，在临时凑起来的长条板凳上，随意入座。在会上，毛泽东对自己的战友们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3月中，“华中轮”船上27人抵达北平。柳亚子用暗语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友人写信，回顾此行：

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途中因同业颇多，亦不寂寞。

一周后，北归的知识分子相聚六国饭店，举行茶会。在会上，柳亚子得知，中共中央今日将从西柏坡迁来北平。大家商量之后，决定去机场迎接。下午4时，在北平西苑机场，毛泽东和朱德检阅了部队。随后，他们和前来迎接的柳亚子、黄炎培、郭沫若等30位民主人士合影。几番谦让后，大家把毛泽东推到了中间的位置。

同月，在遥远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封面标题是“民主统一”4个汉字。

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战争也已经迫近。昔日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副破败的样子。忙着离开的侨民、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充斥着城市。4月的第一天，在上海外滩，昆仑影业公司的影片《三毛流浪记》开机拍摄。3年前，根据张乐平的漫画《三毛从军记》改编的电影上映。细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头顶上只有三根毛的儿童形象—三毛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制片主任韦布后来回忆说：“因为影片中的反蒋情绪，电影拍摄之中，他曾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上说‘再搞下去，当心脑袋’。”国民党当局扬言要毁了这部影片，剧组不得不将拍好的拷贝藏起来。

4月17日，作家徐迟出现在从嘉兴至南浔的火车上，他刚刚去了一趟上海。坐在火车上，徐迟对这次匆忙的上海之行充满感慨：

这个大都会的空气里，隐隐约约地有一股臭味道，闻了很不舒服。这是国民党统治已到了末日的标志，表面上收拾得好像也还算干净，其实垃圾多得没法清除，也没人清除了。

在家乡南浔，徐迟一方面在中学教书，另一方面配合上海的中共党组织进行着和平解放南浔的努力。徐迟在上海秘密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心情愉快的他在旅途中诗兴大发，写下一首被他自己称为“一生所写最美的政治抒情诗”—《江南》：

火车窗是最好的镜框。如果里面是江南春雨，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画框。

……

透过最好的画框，江南旋转着身子，让我们从她的后影，看到她的前身。

徐迟后来回忆：“我看到同车的人群，恨的是我不能大声地告诉他们：同胞们，再过3天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前来，解放我，解放你们了啊！”

战火纷飞的1949年，在一些遥远的乡村，还有着另外一种风貌。半个多世纪以后，研究徽州文化的学者王振忠发现了一本私人日记，日记的主人叫詹庆良。他的日记为我们留下1949年乡村生活的真实记录。当时，詹庆良还是一个只有三四年学龄的农家子弟。

詹庆良的家乡水岚村位于江西婺源县城西北部的一个偏僻乡村。四月，油菜花盛开四野。詹庆良在日记中写道：

百花也都齐开了，百鸟也在枝头鸣叫着咧。可谓是春光明媚，柳歌桃笑，鸟列笙篁之时，吾辈岂可虚此良辰？

但内战依然波及了这个宁静的山村。詹庆良的日记中记录下在学堂上学时，发生的一场变故：“午前有人来报，浮梁有队伍开来；午后也有人来报，本婺有大兵开到。人家一闻兵来，搬拖物事逃走，上山居篷躲避。我同大小学友，也停功课逃走。”

军队开拔或者过境，都需要大批粮草供应和劳力，这些都在加重水岚村当地民众的负担。詹庆良在日记中写道：

今年比较旧年，生活大不相同。旧年粮食来路，有钱也有买处；今年交通闭市，有钱无处可办。不是新四军开仓发米救济，贫民定要饿死。

詹庆良虽然只是一位十几岁的读书少年，关注的目光却不止于书塾课堂：

说中国的战事，有五大邻国来，把中国讲和，解释中共战争，两党合并一心，国中无人作乱，百姓可得安宁。如讲和不下，战事不得平静，民家也无好日。

就在4月23日，国共和谈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第二、第三野战军分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攻占南京。人民解放军的锋芒已经直指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

引退前，蒋介石紧急任命陈诚为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准备退居台湾。据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档案披露，陈诚和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台北。

南京解放两天后，蒋介石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浙江溪口拜祭。长子蒋经国这样记述当日的情形：

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与此同时，东北解放区的首府—沈阳市的劳动人民，召开了30多万人的盛大会议，来迎接自己的光荣节日，并同时庆祝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伟大胜利。

5月1日，沈阳人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劳动节。人民自己的空军，胜利地飞翔在自由的天空。隆隆的声响，伴奏着人民的欢笑和狂呼。这种热烈的场面是沈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纪录片《五一在东北》记录了当天的情形。此时，东北已成为共产党人稳固的后方。

9时40分，照明弹飞向天空，大会在礼炮声中举行。首先是军工厂的工友代表把义务加工的武器献给前方英勇善战的战士。献冲锋枪。献坦克。

5月23日，电影《三毛流浪记》暂停拍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起了总攻。为了保护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解放军没有使用重武器。战斗期间，上海市区基本没有停电、停水，市民的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7000多名解放军官兵为此付出生命，2万多官兵负伤。4天后，上海解放。清晨，很多上海市民看到这样的情景：解放军席地而卧，露宿街头。

上海解放以后，《三毛流浪记》恢复拍摄，原定的剧本结尾被放弃。观众后来看到的是：上海解放，欢庆的秧歌队主动邀请三毛和流浪儿童加入进来，欢庆胜利。

从下半年开始，上海民政部门开始实行收容政策，将大批游民和流浪儿送进教养机构或者移送苏北垦区等地，进行学习改造。

上海解放时，刚刚成立的北平市政府建立了“乞丐收容所”。北平解放后，街头仍有大量游民和乞丐，城市小偷混迹其中，对社会治安造成很大的影响。

纪录片《踏上生路》记录下新政权收容流散在北平、天津两地的千余名乞丐，鼓励他们自食其力的过程：“在迅速收容、迅速处理的原则下，对乞丐进行了短期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寄生是可耻的。”

在此期间，公安局共抓捕小偷2100多人，收容乞丐近250人。其中，年轻力壮者被送至劳动大队，前去修治黄河或到察哈尔开荒种地；老弱者被送养老院，从事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176人被送往习艺所加以教育、改造，学习生产技能。

6月，北平的接管任务完成，社会治安趋于好转。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选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新中国的建国筹备工作正式开始。

这时候，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刚刚解放。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大部分中心大城市已经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瓦解。

柳亚子没有出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自3月到达北平后，柳亚子在给朋友信中提及的“有利可赚”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在给儿子的信中，柳亚子写道：

我到此后，精神非常好，就是脾气愈来愈躁，喜欢骂人，那也不去管他了。

抵达北平当天，柳亚子有意前往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接待部门答复说，没有办法派车。后来很长时间，柳亚子的出入都没有安排过专车。在给毛泽东写的《感事呈毛主席》中，他表达了自己不得志的心情：“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不久之后，毛泽东写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劝慰柳亚子。诗中写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6月19日，文研会筹备会在颐和园听鹂馆召开，柳亚子被推选为主席。一个月后，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召开，柳亚子筹建的文研会无疾而终。在新政府里，李济深担任副主席，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而柳亚子则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没有任何职务。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柳亚子认为：“李济深、傅作义都曾经是国民党的高官，现在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而自己一直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却在这里坐冷板凳。”

面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柳亚子感到的是陌生和不适应，但更多的人已在拥抱这个新的时代。夏天，不到20岁的马力穿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成为一名卫生队女兵。春节之后，很多北平青年都渴望加入这支队伍。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她的父亲马连良日夜都在思念北平的亲人。和马连良一样，很多人将在之后的日子，陆续踏上自己的回乡之路。

1949年7月，北平慢慢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气象学家竺可桢回到了阔别13年的北平，参加17日举行的北平科学会议。来自全国的205位自然科学学者出席科学大会，会议的目的之一是，推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会议期间，竺可桢见到了曾经的浙江大学同事王淦昌、蔡邦华、苏步青等。

竺可桢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抗战时期，他带领浙大师生4次西迁，颠沛流离，以“求是”作为校训，将一所地方大学办成了有“东方剑桥”、“民主堡垒”之称的国内一流学府。

伴随时局变化，国民党教育部拖欠学校经费的情况愈演愈烈。年初，在给教育部催款的信中，竺可桢写道：

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的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一担米，公家经费目前每月仅一万二千元，不到电费的八分之一。

杭州解放前3天，竺可桢辞去浙江大学校长的职务，到上海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任职。他在自传中写道：

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

6-1 摄影家布勒松

6-2 布勒松眼中的北平

6-3 摄影家布勒松1949年在北平拍摄照片

6-4 毛泽东和诗人柳亚子

6-5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6-6 1949年蒋介石回家祭祖。长子蒋经国这样记述当日的情形：“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6-7 作家徐迟一家

6-8 还是少年的詹庆良为人们留下1949年中国乡村真实的一面

6-9 1949年马连良在香港对于是否回归迟疑不决

6-10 京剧名家马连良（左）和孟小冬

6-11 马连良在香港的演出海报

上海解放4天后，竺可桢坐公共汽车出门。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当天的见闻：

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关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衣襟之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堵。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竺可桢在街头见过相似一幕。不过那时被学生拥戴鲜花的是北伐官兵。在日记中，竺可桢感慨：

……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北平科学大会结束3个月后，竺可桢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7月下旬，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从北京紧急赶来上海。这时，上海的投机商正在大肆囤积物资，大米的价格一个月里上涨了4倍。政府直接掌握的大米一度只能维持15天的供应，棉花的库存量只够使用一个月，煤炭的库存也只能保证一个星期的供应。不少工商界人士感到惊慌，打算前往香港。

此前，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不再相信纸币的价值，市民们大量兑换黄金、银元和外币。早晨发出的纸币，到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了银行里。

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黑市交易的“黑窝”。每天上午，这里挤满了做银元投机买卖的经纪人，他们每天都会派出手下的银元贩子，到上海的街上，进行半公开的黑市交易。

6月10日，上海公安局局长亲自带队查封了证券大楼，逮捕了200多名投机分子。一周之后，上海4万多银元贩子销声匿迹，但上海的物价却仍然难以稳定。

在上海举行的财经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国家要稳定市场，就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粮棉。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大米、棉纱和棉布从各地紧急调往上海。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沈阳等全国主要城市统一低价抛售粮食、纱布等物资，并且收缩银根。到12月初，物价下跌1/3，投机商损失惨重，不得不低价吐出囤积的物资，纷纷破产。上海的物价随后渐趋稳定。

8月2日，73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没有房屋，没有资产，银行的存款买一盒冰激凌都不够。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父亲是美国在华传教士，他从小在中国长大。1919年后，他创办燕京大学，并任校务长达27年。3年前，司徒雷登在美国总统驻华特使乔治·马歇尔的推荐下，出任驻华大使。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以乘坐的专机发生故障需要修理为由，继续留在南京。6月初，司徒雷登决定北上，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接触，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答复说：“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中共领导人接触。”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一周之后，美国政府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在《白皮书》中，美国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丢失民心，所以失去大陆”。

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胡适身在美国，正在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在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写序文时，胡适表达了他对《白皮书》的不满：

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袖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而毛泽东面对《白皮书》，则写下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半个月前，胡适所有的努力宣告失败。他随后宣布取消一切约会，不见任何人，也不再出席任何活动。3年后，胡适回忆说：

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

8月16日，胡适给友人赵元任夫妇写信说：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

5年后，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台湾度过了自己的晚年。整理古书籍《水经注》，成为他后来的主要工作。

这天早晨，北京迎来了一场小雨，天有些阴沉。一周前刚刚结束的首届政协会议决定，将北平改名北京，定为首都，并且决定在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此时，还有半数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200多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分布在中南、西南、华南、华东等地。

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声势浩大的庆典上激动不已，写下了《天安门歌》：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人们在天安门前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作家徐迟在收音机前听到了广场上的呼声，这样的一幕在他从南浔来到北京后，多次发生。后来在自传《江南小镇》中，徐迟回忆：“但我还不曾跟着喊，从来没有喊过‘万岁’，觉得怪别扭的，还喊不出口。”

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对“万岁”的初步理解》。文章写道：

过去的少数人呼皇帝“万岁”，是被强迫地下跪低头勉强去呼喊，现在则是人民被解放，很自由愉快跳跃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以表示对自己领袖衷心的尊敬和热爱。……“万岁”并不含有任何封建意味，而为人民自己的语言！

开国大典刚刚结束，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身份，签署新中国第一份外交公函。公函发出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不久前，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时的美国，正在为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争论不休，最终的结果是暂时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并希望盟友与其保持共同的政策。

在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之际，10月10日，北京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罗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从罗申手里接过外国使节递交的第一份国书。

开国大典3周后，即10月22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城市运动会—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从来不准进运动场的工人，今天也能进运动场进行拔河比赛。当一些士兵在运动场上展示技能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战友正在陆续南下。第四野战军林彪将军部队，正向南方国境挺进。他们跨过高山和河流，徒步跋涉千里，直奔广州。

14日，广州解放。29日，除海南岛、雷州半岛等岛屿外，广东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两个兵团及其他残部6.2万多人。

广东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开始挺进大西南、大西北。11月27日下午4时左右，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国民党特务杀害了爱国将领黄显声，并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80人，仅15人从血泊火海中脱险。此前两个多月，曾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已被杀害。一天后，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攻占重庆市郊南温泉、李家泊等地，但蒋介石父子仍然留在重庆。2天后，解放军强渡长江，对重庆市区已呈锥形包抄之势。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书中回忆：

……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

1949年的冬天，北方多雪又寒冷。11月21日，气温骤降，头天夜里，北京城里下了一场小雪，直到21日午后，天气才逐渐放晴。入夜之后，北京公安局的姚珊和她的同事们乘车前往宣武区韩家潭一带。经过半年调查摸底，北京市政府决定封闭全市的所有妓院。

姚姗曾调查过前门外八大胡同一带妓女的生活。姚姗回忆说：“看到她们打扮得那么样花枝招展，其实就那点儿衣裳，没有多少换的衣裳，有的连冬天取暖的衣服都没有。她们的家简直不像一个家，一间平房黑洞洞的，里面就一个破方桌。”

晚上8点，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姚姗和她的战友进入老北京人熟悉的八大胡同一带。一夜之间，人民政府封闭了全市224家妓院，曾经喧闹的八大胡同变得寂静起来。妓院封闭后，这些风尘女子都被送进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在这里，她们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学员。

11月28日，由北大医院、性病防治所等6个单位的57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陆续进入妇女生产教养院，开始对学员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姚珊也来到这里担任教员。姚珊后来回忆说：“我们定的早上7点钟起床，她们都遵守不了，太难为她们了。我们当时都是吃窝头，给她们吃馒头、米饭，因为她们过去吃的还是可以的，学员的生活不是太苦。”

从整理床铺、出早操、清扫院子和厕所这些常人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做起，学员们慢慢地改变着好逸恶劳的习惯和观念。政府为学员买了82台电机，包括织布机、织袜机等，并为她们开办了新生棉织厂。这里的学员中，有人后来成为北京市著名的劳动模范。小小的纺织厂也成为学员们走向新生活的起点。

改造期间，教养院的学员们还演了一出戏《千年冰河开了冻》，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矿工的女儿由于父亲惨死、母亲生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卖身的悲惨故事。这正是许多学员人生的写照。

一年多后，姚珊和她的同事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在学员和干部的合影上，已经看不出她们之间的区别。改造工作逐步完成后，这些学员重新融入人群之中，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当北方的城市已经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始着手改造的时候，在华南和西南的各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仍在继续战斗。1949年12月9日，昆明解放。27日，成都解放。至此，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和某些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

中国大陆的这些巨变，原《小说月报》主编包天笑只能从报纸得知。两年前，他从上海移居台湾。此时，一批批国民党残余部队陆续来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于12月7日正式宣布向台湾转移。3天后，蒋介石从成都撤离，前往台湾。

祖籍江苏苏州的包天笑，开始怀念家乡的美食—在江南春夏之交上市的一种新蚕豆。在台湾菜场，他从来没有买到过这种豆子。农家告诉他说，台湾土壤不适宜种这种豆子。包天笑在日记中记下他的不解：“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

临近年底的时候，他从别人那里要来五六十粒豆种种下，并写下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在香港，京剧艺术家马连良每天都在关注着《大公报》上内地的消息，此时他滞留香港已近一年。和他一样，张君秋、孟小东、张大千等一些艺术家也待在香港，徘徊不定。在香港听到的关于共产党的诸多流言，让马连良对共产党很不放心。抗战期间，因为曾到过伪满洲国演出，他一度背负着“汉奸”的帽子。

在粤剧流行的香港戏曲界，马连良登台的机会有限。来港不久，马连良便因演出亏空，背上4万港币的债务。为了早日还清债务，马连良在结识电影导演白沉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拍摄了自己的戏曲电影《打渔杀家》。以下是电影中的一段台词：

我本当不打渔关门闲坐，怎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清晨起开柴扉红日似火，众渔民拖渔网奔赴江河。

《打渔杀家》是一出京剧剧目，讲述由梁山好汉阮小七易名的萧恩与众兄弟分手后，带女儿在江边打渔为生，与渔霸发生冲突的故事。

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京剧大师梅兰芳给昔日好友马连良写信，请他返乡。信中写道：“主席总理亲自过问，梨园同仁不停奔走，回归之事，当机立断。”

随着国内局势渐趋稳定，渴望归乡的马连良在1950年国庆节秘密回到内地。两年后，他重整旗鼓，组建“马连良京剧团”，开始新的演出。

1949年年底，中国国内各地都在举行活动，庆祝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70岁生日。此前，政协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外交三大方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

在国内庆祝活动举行前的12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踏上了出国访问的行程。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同时参加苏联领导人斯大林70寿辰活动。

给斯大林准备的礼物由毛泽东自己选定，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离开当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匆匆前行的列车，穿过1949年岁末的严寒，隆隆驶向一个新的时代。

1961年 辛丑年

1961年2月15日，农历辛丑年春节。这时，电影院里正上映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太阳刚刚出山》。影片根据作家马烽的同名小说改编，讲的是1958年春天3个农业社放弃小集体观念，合作打井修渠搞生产，最后合为一个人民公社的故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介绍说，“这部影片充满了龙腾虎跃的跃进景象……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它无限光辉的前程”。

一个多月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说，过去两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势必还要影响到今年工农业生产的若干方面。社论指出，“必须继续艰苦奋斗，发扬勤俭建国的精神……以过去3年跃进的伟大成绩做起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取得新的胜利”。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介绍了重庆市过春节的情景。这时，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购买。在西安，春节每人供应豆腐1斤，肉食8两，酱油2两，豆芽1斤，粉条半斤，食盐2两。上一年，上海市出现了“五钱”或“半两”的小面值粮票，凭此粮票，可买1碗豆浆或1根油条。南京则发行了一种面值仅有“一钱”的粮票。

春节期间的《人民日报》，向读者推荐的春联是“大跃进鲜花香千里，总路线霞光照九州”、“人民公社鲜花盛开春常在，社会主义根深叶茂万年青”等。

腊月二十七这天，陕西省合阳县路井公社路一大队的社员侯永禄前往镇上的集市，想办些年货。由于市场刚开放，人非常多，但物价特别贵。一张红纸2元，一斤萝卜5角，一个蒸馍1元，一斤枣3元。侯永禄看来看去，觉得什么也买不起，只好空着手回家。但是春联还是要写的，侯永禄提笔写了两副，其中一副是：忆过去酸甜苦辣皆尝遍真够艰难，看今日酒肉糖油都分到实是幸福。

春节前，饲养股长高李来，买回来不少萝卜，分给侯永禄一麻袋，解了燃眉之急。侯永禄读过师范，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这天的日记里，他写道：“萝卜煨在炕洞吃了，确实能止饥。社员把地里的红薯根、红薯蔓，都刨来吃了。食堂把晒干的红薯叶也用秤称出分给社员当粮吃。周围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人剥光吃掉了。”

春节时，侯永禄没有给孩子们压岁钱。每年除夕前一两天，他会给母亲三五元，让她发给孩子们。但元宵节一过，便把孩子们身上的压岁钱一分不剩地收了回来，又记在家用账上：1961年是2元1角，1962年是2元9角5分，1963年是3元3角，1964年是4元。

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城市的物资供应也日益紧张。1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轻工业部《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报告》说，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很多地区重复出现某些小商品生产下降和市场供应紧张的现象。市场上锅、盆、碗、筷和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品供应不足，甚至发生脱销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报告》提出，对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小商品生产，必须按市场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按品种进行全面安排。

中共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在目前农业连续受灾，吃的穿的主要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大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缓和市场紧张情况的重要措施之一。

春节期间，由于物资供应紧张，一年一度的北京环城赛跑停办，这让志在夺冠的崔云海颇为失望。崔云海是北京矿业学院下属工厂的工人。两年前，他夺得了春节环城赛跑的第3名。1960年的环城赛跑，他的成绩更进一步，获得第2名。正当他满怀信心，期待新的比赛时，却意外接到通知—环城赛跑停办了。

因为环城赛跑的成绩出色，崔云海被评为运动健将，粮食定量也由30斤涨到48斤，这让他的训练一直没有间断。3年后，春节环城赛正式恢复。考虑到刚刚度过困难时期，人们的体力还处于恢复阶段，环城赛跑的距离由以往的13000米缩短到10500米，参加的人数也由1960年的2100多人下降到833人。

在多届环城赛跑中，崔云海获得了1个三连冠、1个亚军、4个季军，他是环城赛跑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三连冠的选手。长跑活动让崔云海成为名噪一时的体育明星，也由矿业学院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成为大学里的长跑教练，并发表过许多普及长跑知识的文章。

正月十五这天，下了场大雨，侯永禄赶紧去自留地里种了些辣椒和绿豆。他家人口多，劳力少，靠在队里挣下的粮食远远不够吃。侯永禄计划着开垦些荒地，增加点儿口粮。他在村子边上看到几位本队的社员正开荒种地，便和妻子菊兰也去除草翻地，开垦出大约一二分的一片地，种了点儿杂粮。

这片地离村子比较远，侯永禄常常在午饭后顶着烈日，跑到那里干上一阵，然后再赶回队里，因为他怕队长安排农活时自己不在场，耽误了队里给的工分。但没过多久，大队宣布，社员开的荒地一律归生产队所有。侯永禄在日记里感叹道：“就这样，那块连牲口走过了也不爱回头，集体根本就无法耕种的荒地，还是荒芜了。”

针对农业生产的问题，年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上，毛泽东说，前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会议结束后，他亲自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调研。

3月里，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全省85%的生产队推行了这种办法。同时，在全国各省区，也有20%以上的地区实行类似办法，农业生产的困难状况得到缓解。

4月初，国家主席刘少奇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调研。到了家乡宁乡县，他才知道姐姐刘少白的一个孩子因为饥饿而夭亡。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告诉刘少奇，他们大队的食堂刚开伙时有120人左右，眼下只剩下不到80人，饿死10多人，逃荒10多人。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办了食堂后，20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猪。

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向中央汇报他的调研情况，并说：“湖南农民有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这一年，湖南省安江农校的教师袁隆平在稻田里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稻子，这株稻子触动了袁隆平的灵感，他认为这株稻子很可能是天然杂交稻。

传统理论认为，水稻是一种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一直对这种理论有疑问，时常跑到田野里去寻找天然的杂交稻子。这时的袁隆平，虽然守着农业试验田，但同样吃不饱肚子。教师们的伙食常常是非常稀的粥，刚吃完饭就饿，为了能多吃一点儿，袁隆平常常往粥里放上点儿糠。

4年后，袁隆平终于在这片稻田里，找到一株天然不育雄性株。经过人工授粉，结出几百粒稻种，为杂交水稻育种试验找到了最初的物质基础。1972年，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并于两年后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年，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据统计，到2006年，中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56亿多亩，增加产量5200多亿千克，可以多养活7000多万人口。后来，袁隆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我来说，研究的水稻只有一个含义，那就是生命。”

3月底，北京的街头巷尾，挂满了迎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招贴画。4月4日，比赛在刚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幕。开幕式门票卖到了40元一张，相当于大部分人一个月的工资。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半夜起来排队买票。

开幕时，合唱队唱的是中国民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次比赛强调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加纳乒乓球队的领队迈逊说：“我们这次到中国来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仅以一只眼睛望着奖杯，而以一双眼睛望着友谊。”

4月9日，万众瞩目的男子团体决赛在中国队和蝉联5届团体冠军的日本队之间进行。比赛前，一位大校军官把庄则栋拉到屋子里，脱光了衣服，让庄则栋看他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累累伤痕，叮嘱庄则栋一定要战胜日本队。

此时，日本队的弧圈球高手星野正值巅峰状态，但他在比赛中先后被庄则栋、徐寅生、荣国团击败，连丢3分，赛后被教练长谷川扇了几个大耳光。中国队最终获得男团、男单、女单3项冠军。26岁的邱钟惠战胜匈牙利著名选手高基安，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世界冠军。后来邱钟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那时人们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一听说是为了举办世乒赛，积极性都特别高，场馆很顺利就建成了；一听说世乒赛用车，单位都尽量提供。外国运动员刚开始来的时候以为在中国什么都吃不上，还自己带着罐头，但是来到中国一看，我们提供的运动员伙食比他们的还要好。”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大赛，这次比赛，让生活在困难时期的人们感受到了喜悦和振奋。

就在这时，从苏联又传来喜讯，4月12日，27岁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的“东方1号”飞船，在莫斯科时间上午9点零7分发射升空，并按预定时间进入空间轨道，围绕地球一周飞行108分钟后返回地面，完成人类第一次征服太空的壮举。中国各地、各行各业纷纷组织庆祝活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首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诗中写道：“载人的飞船东方号飞上了太空，/这等于十轮红日照得全宇宙通红。/全人类进步的人们都欢天喜地，/只有一小撮战争贩子怒气填胸。”

画家丰子恺游览黄山时，从收音机里听到世乒赛中国夺冠和苏联载人飞船上天的消息后，喜不自胜，也写下一首诗：“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飞船绕地球，勇哉加加林！/客中逢双喜，游兴忽然增。/掀髯上天都，不让少年人。”这一年，丰子恺已经63岁，在两则喜讯鼓舞下，他一口气从文殊院爬上了天都峰。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当上了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月薪100元。有了固定收入，加上一些稿费收入，丰子恺原本较为拮据的家庭生活日益改善。1959年，国庆10周年时，他曾写文章说：“我很想在这国庆10周年纪念日替自己画一根甘蔗，以象征我的生活‘渐入佳境’。”出于对新社会的感激，他还写下“彻底改造自己，将心交与人民”的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夏秋之间，丰子恺又随上海政协参观团前往江西革命老区。在瑞金参观革命纪念馆时，丰子恺看到玻璃柜子里陈列的红军战士充当粮食的各种野草，很受震动。在文章《饮水思源》里，他写道：“我们这次访问瑞金，蒙当局隆重招待，吃的是鸡鸭鱼肉。我……虽然吃素，但用眼睛来享受了荤菜，又用嘴巴来享受精美的素菜，想起了当年红军吃这五种野草，真惭愧得背上流汗！”

4月15日拂晓，新华社驻古巴哈瓦那分社记者庞炳庵正在熟睡，突然被隆隆的爆炸声惊醒。他很快得知，6架美国B-26轰炸机分3批同时轰炸了哈瓦那等3个城市，有7名古巴人在空袭中遇难。

这一年，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极为紧张。1月3日，美国宣布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1天后，开始从古巴撤出侨民。1月20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40多天后，他宣布取消上一年原定购买古巴300万吨食糖的计划。随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派遣由古巴流亡人员组成的雇佣军，武装进入古巴。

美军轰炸古巴后4天，庞炳庵接到古巴总统府新闻局通知，同意他们上前线采访。第二天一早，庞炳庵和社长孔迈、摄影师牟森乘坐汽车，直奔雇佣军登陆的地点长滩采访。他们到达时已是下午5时。古巴军民正在打扫战场，不时有民兵押送战俘从面前经过。显然，雇佣军的登陆以失败告终。

月底，哈瓦那举行规模盛大的“五一”庆典活动。从前线凯旋的民兵和战士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欢呼声在哈瓦那上空回荡。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欢呼声中登台演讲，他说：“如果说肯尼迪不喜欢社会主义，那我们也同样不喜欢资本主义。”卡斯特罗宣布，将不再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官员。他还告诉人们，古巴已正式与苏联结盟，加入共产主义集团。

5月，美国以保护南越领导人吴庭艳的安全为名，派出1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进入越南，从此卷入长达十几年的越南战争。此时，在日本和韩国，都爆发了反对美国驻军的游行示威活动。

21岁的美国青年罗伯特·艾伦·齐默尔曼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辍学，来到纽约，开始在一些民谣酒吧演出。在此之前，他刚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鲍勃·迪伦。但在酒吧演出时，他的乐队总是被嘘声包围。11月，鲍勃·迪伦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但没有什么反响。

一年后，鲍勃·迪伦谱写的歌曲《答案在风中》被一个演唱组翻唱，颇受欢迎。随后鲍勃·迪伦以他特有的沙哑嗓音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很快，这首歌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民权运动和反战示威的“圣歌”。歌中唱道：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可以称之为好汉？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海，才能在沙滩上入眠？

炮弹要横行多久，才会永不存在？

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在风中就能找到答案。

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歌剧故事片《刘三姐》大受欢迎。影片取材于广西民间传说。主人公刘三姐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壮族姑娘，擅长用山歌赞美劳动、赞美自然、赞美爱情，并用山歌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9月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影片像一首隽永的田园诗，写出了那种万物得时，安逸中充满生趣的情致……反映了当前农村生活中的主流，是怎样一副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面貌。”

《人民日报》报道说，在刘三姐的家乡，人们以“歌圩”的方式打擂比武，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传播生产经验。其中有山歌唱道：“壮族人民山歌多，每人都有好几箩，山歌带到田里去，万担粮食万担歌。”

与此同时，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我们的生产队》在全国上映。这一年，第十生产队春季作物超产两成，油菜每亩超产20斤。当时的评论说：“看到家家户户都来领超产粮和超产现金，白米如珠，你一袋我一袋地往家背，就会预感到：这个生产队未来的干劲儿和日子必将更加可观了。”

“五一”节的时候，北京照例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游行活动。细心的人发现，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农业方阵，也没有与农业有关的内容。

7-1 袁隆平一家

7-2 相声演员马季（左）和师傅侯宝林

夏收时，陕西省合阳县路井公社路一大队的社员侯永禄在自己房间里盘起个碾子，开始碾小麦。推碾子累了，侯永禄就编些顺口溜，用粉笔写在墙上。他写道：“今日把人耍，明天牲口拉；只盼大后天，碾面机械化。”

这时，公社召开大小队干部大会，会上传达指示：夏季的口粮可以分到户，食堂采取自愿的原则，允许社员自己做饭。大家听了，都拍手称快。

队里的食堂是从1958年开始兴办的。侯永禄统计过，食堂的浪费很大，每月每人平均用粮四五十斤，有时60多斤，办了一段时间就难以维持。有人也提出过解散食堂，但1959年，队里传达了指示说，“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只许办好，不准办坏，不能两头起火”，所以食堂只能继续撑下去。

公社开会传达“食堂坚持自愿参加”的政策后，全公社的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但是，总的分粮标准还是没有提高。路一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是侯永禄入社以来最低的一年：小麦亩产132斤，豌豆亩产23斤，扁豆亩产31斤。侯永禄在日记里写道：“今年的粮食产量这么低，群众的口粮怎么办呀？”

这一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重要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新的条例规定，生产队办不办食堂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社员可以自己养猪，自己种菜，自己创业。半年后，中央又做出决定，将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大队，社员凭工记分，按劳取酬，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得以改观。

6月份的《新闻简报》第28号以“愉快的联欢”为题，报道了电影演员和乒乓球名将们的联欢活动。这时，中宣部和文化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讨论制定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会议提出，“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是提高影片艺术质量的重要因素，是对电影艺术创作最朴素的要求，也是最具体的要求。

会议结束时，总理周恩来提出，现在中国的电影院里，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照，为什么不能挂中国自己明星的照片？年底，演员赵丹、白杨、谢添、陈强、王心刚、王晓棠等22人的大幅照片，取代苏联的明星照片，在全国各个电影院里悬挂起来。

这时，赵丹正在筹备出演电影《鲁迅传》。为了演好鲁迅，赵丹把剧组的一个房间布置成鲁迅卧室的样子，还常常穿着鲁迅的服装，吸着烟，模仿鲁迅的神态。

赵丹还为《人民中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赵丹说：“我无论如何不能抱着毛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赵丹的这种观点后来被严厉批判，电影《鲁迅传》几经周折，最后还是没有拍成。

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结束后，赵丹先后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讲课。回到上海，他还组织建立“演员小组”，想要搞一个“表演艺术俱乐部”。后来，赵丹在文章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既有‘左’的教条主义对于文艺创作上的严重的专横的干扰，也有‘双百’方针时断时续多少能够有点儿贯彻的时期。这便是我在艺术上有时得以张开枷锁、自我解脱的时代背景。否则，纵然我个人如何奋斗，恐怕也难以有这些成就的。”

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祝希娟能名列22大明星十分不易，因为她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只出演过一部影片—这一年刚刚上映的《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选中祝希娟，是因为她有一双与剧中女主角吴琼花神似的眼睛：“火辣辣燃烧着刻骨的仇恨，与旧社会势不两立。”

《红色娘子军》上映以后大受欢迎。影片剪去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戏，导演谢晋对此颇有抵触，但被告知是组织决定后，他选择了服从。谢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导演的感受到观众的感受—〈红色娘子军〉导演散记》时谈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艺术工作者，在体会生活和作品中的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时，常常从不正确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往往有‘格格不入’的现象。对一场戏的好恶，有时会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感情有出入，孤芳自赏，不能好人民之所好。对于这样的矛盾，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经过充分细致分析，以客观标准为依据，进行修改。”

7月29日这一天，作家周作人两次到邮局寄信给香港友人鲍耀明，让鲍耀明给他寄“砂糖或焦糖两磅”。鲍耀明与周作人并不熟识，是通过曹聚仁介绍的朋友，双方常以书信往来交谈。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周作人自1960年起，每月可从出版社支取400元译稿费，但家中人口多，物价又比较高，常常要变卖一些物品来维持生活。一台印度产的缝纫机，周作人卖了90元钱；八方古砖、外加一件齐白石的横批，卖到文物商店，价格45元。1960年起，周作人常常向鲍耀明写信，请求支援。

上一年的10月13日，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几块儿月饼一直没有收到。周作人在信中写道：“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

几年间，鲍耀明从香港给他寄回的食品有砂糖、猪油、奶粉等，周作人认为其中最好的是猪油和虾米，因为这两样东西都经久耐吃。

从7月29日到9月23日，作家叶圣陶开始记录他的《内蒙访问日记》。他与老舍、梁思成等20多人组成“文化参观访问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访问。此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小，生产活动比较正常。7月31日，访问团到达海拉尔，遇到全国政协组织的60多人的访问团，他们已在内蒙古待了一个多月，叶圣陶熟识的顾颉刚夫妇也在其中。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叶圣陶访问的各个地方，生产、生活物资丰富，从牧场、林场、渔场、矿山到国有奶制品、罐头制造工厂，生产秩序井然，牧民、工人的干劲儿十足。8月21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餐时面饭而外，复有蒸煮之新鲜苞谷。昨夕则陈涮羊肉。餐食甚精，时有变换，招待无微不至，诚有愧矣。”

在上海，翻译家傅雷执笔写信，上书上海市委和副市长曹荻秋，要求迁走占用里弄的工厂，还地于民。秋天的时候，傅雷的妻子朱梅馥给远在英国的儿子傅聪写信报喜，傅雷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但傅雷的态度让她十分担忧，她在信中写道：“这完全是党的宽大以及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的结果，但他自己认为谈不上什么自我改造。他认为本来‘戴帽子’与‘摘帽子’都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

这一年，演员马季的相声《打电话》风靡一时。两年前，相声界提出，相声也必须“大跃进”，开展创作竞赛，每人要定出全年指标。马季一口气定了50个，全团上下震动。他的师傅侯宝林开玩笑说，这小子，简直是吃了催产素了。让大家惊奇的是，到年底，马季不仅完成了任务，还超额3个。

侯宝林、刘宝瑞常带着马季进中南海表演。一次，周恩来问他，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比赛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马季很快创作出《球场丑角》。上一年，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后，马季很快又创作出相声《登山英雄赞》。

马季常常紧跟国家大事，进行创作。有人评论说，他把以讽刺幽默为主的相声，变成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英雄人物为主题的“歌颂型”相声。马季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相声去说，群众也接受了，并且也乐了，你说它不是相声是什么？是歌颂是讽刺甭去谈它了，就是努力地大家去创作，繁荣相声创作，满足观众的要求。”

8月8日，京剧大师梅兰芳去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摄制了纪录片《梅兰芳》，纪念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去世的前几天，剧作家田汉去探望梅兰芳，得知梅兰芳每天仍照常刮胡子，还挂念着去新疆搞慰问演出的事情。梅兰芳向田汉感叹脸瘦了，不知以后化妆时怎么贴片子。田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写道：“梅兰芳同志在抗日战争中8年没有演戏，蓄须明志，表现了很高的民族气节，其后参加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直到解放后参加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真是一根红线贯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经常参加慰问各界的公益演出，有时还在野外露天演出。但无论什么环境，梅兰芳都是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在福建前线，演完谢幕后，解放军战士离场，梅兰芳带着戏装送他们，官兵们一再辞谢，但他还是坚决要送，并且送得很远。

两个多月前，梅兰芳在北京中关村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了京剧《穆桂英挂帅》，这是梅兰芳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梅兰芳去世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歌《在梅兰芳同志长眠榻畔的一刹那》，诗中写道：“大家的掌声不是把中关村的小礼堂都要震破了吗？/不，那是震不破的，那是一个无限大的宇宙！你—梅兰芳同志，永远在那儿歌唱，穆桂英精神永远在那儿荡漾……”

8月13日，东西柏林的边界上，一夜之间建起了一堵高大的城墙，民主德国政府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目的是制止民主德国居民大量流入联邦德国。几天后，民主德国开始了柏林墙的全面建设。柏林墙全长166公里，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还延伸到东西德边界。在它的包围之下，西柏林成为民主德国中的一个孤岛。柏林墙的修建，被认为是东西方冷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指出：“正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作为颠覆、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基地，西柏林的不正常情况成了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现在，是拔除这个‘毒瘤’的时候了。”

秋天，英国退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访问。蒙哥马利参观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游览了长城。随后，蒙哥马利提出，除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外，还希望访问几个对西方人不开放的城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并指示，“要放手让蒙哥马利去看，让他自己看后去做结论，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蒙哥马利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等地。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早晨，蒙哥马利看到路边有一家公共浴室，招呼也不打便走了进去。进到浴室后，他很仔细地审视光着身子，正在洗澡的人们。陪同人员大吃一惊，不知道他这是什么用意，只好赶紧跑回招待所，报告陪同访问的李达。不一会，蒙哥马利回来了，他满意地对李达说：“听许多人说，中国正在发生严重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我刚才特意进浴室看了，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看不出他们在挨饿。我的亲眼所见，证明那些人的说法都是缺乏根据的。”

在接见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坦诚相告，1961年中国粮食收成不好，已经是连续第3年歉收了。来年秋收前的粮食供应情况，仍将十分严峻。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国内。年底，美国西雅图的一家贸易公司申请向新中国出口40万吨粮食，美国商务部却拒绝签发许可证。

10月21日，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要在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31日，党代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做出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随后，全苏各地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的情况。

年底时，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各个宾馆饭店的工作人员异常忙碌，他们接到通知，中央将要举行大规模的会议。

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定于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县级以上单位，党的第一把手，人数7000多人。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粮食问题。这一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14750万吨，仅比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1960年增加400万吨，粮食供应情况仍很严峻。

12月27日，毛泽东向已经到达的与会代表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1973年 癸丑年

1973年2月3日，农历癸丑年春节。《人民日报》介绍了全国各地的节日市场情况：安徽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一万头猪的猪肉供应量；在杭州，收音机、暖水瓶等商品的供应，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在湖南，岳阳县水产公司的“水上服务队”，春节期间坚持在洞庭湖上流动服务，为渔民们选购渔需物资、日用品提供方便。

大年初三，新华社的新闻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1972年全国城镇人民的储蓄存款比1971年增加了15.9%，是近几年来存款增加最多的一年。

进入1973年，国际政治局势有所缓和。1月23日，尼克松连任美国总统后的第3天，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越南共和国四方，在法国巴黎签订停火协议。两个月后，美军开始从越南逐步撤出，人们看到了燃烧多年的战火将要停熄的希望。但此时，世界经济形势却动荡不安，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外汇市场上，德国马克和日元受到追捧，美元则遭到抛售。2月，美国政府宣布，将美元贬值10%。

元旦的“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整个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改变着面貌”，“那些千方百计破坏这场大革命的牛鬼蛇神，那些做梦也想着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已经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笑”。

全国各地在春节前都开展了慰问解放军的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介绍了云南省的情况。

春节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通告说，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祖国同胞和国民党军队官兵们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度春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3日和5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这时，在云南瑞丽的景颇山寨，知识青年李春瑞正忙着给乡亲们看病开药。李春瑞是昆明师范学院附中1965届毕业生。4年前要过春节的时候，李春瑞下乡到这个景颇山寨。看到乡亲们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李春瑞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

山寨里有个40多岁的老乡是个哑巴，李春瑞在报纸上看到吉林省辽源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针灸治好聋哑人的消息，赶紧学起了针灸。她和知青同伴们按照新闻里报道的方法，先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熟练了以后再去给那位老乡针灸，但始终没能治好。

当上赤脚医生的李春瑞，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当时的新闻称赞她是“景颇山上的向阳花”。后来，李春瑞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知青的时候，好像愿意为景颇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好像毛主席就是自己心中的一切，什么都愿意做。即使在那里死掉了，好像也心甘情愿。”

春节过后，18岁的管谟业从山东高密县来到青岛。他背着20斤绿豆、20斤花生、20斤年糕，准备送大哥和侄子从青岛坐船返回上海。

这是管谟业第一次进城，到了青岛，他总是搞不明白方向。管谟业寄宿在舅舅家，附近有一家木材厂。一次管谟业出来上厕所，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他在一堆堆木头之间转来转去，从中午一直转到黄昏，几次绝望地想哭，汗水使棉袄都湿透了。回到家乡后，乡亲们问起他对青岛的印象，管谟业说：“青岛的木头真多啊，青岛人都住在木头堆里。”

这一年，管谟业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3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管谟业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夜里，躺在地窨子里，就想写小说。”

回家后，管谟业跟母亲要了5角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开始写小说。小说名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引用了毛泽东语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一章的回目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但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再也没有写下去。

随后，通过在县第五棉油厂当会计的五叔的关系，管谟业进厂当了一名学徒工，每天工资1.35元。厂里不收棉花时，管谟业也待在厂里打扫卫生，当保卫，一直没有回乡。

后来他在文章里写道：“我觉得我一定不能回到我那个村里去了，不能再跟那帮人混到一起了。那里没有前途，一回去前途就断送了，我只有想办法离开这个村才能有出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完全是超出了过去我所认识的那种阶级关系。”

管谟业一直在争取成为棉油厂的正式工，但始终没有成功，不得已在3年后回到村里。但他离开农村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1976年，他参军入伍，后来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笔名莫言。

上一年，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受灾面积达到4.6亿亩。春天，许多地区的旱情仍然没有得到缓解。报纸上的文章都在提倡学习大寨精神，战胜干旱。《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充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任何穷山恶水也能被我们所征服”。

陕西省合阳县路井公社路一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侯永禄接到公社通知，要以挖条田的方法抗旱。侯永禄认为，挖条田的方法不太符合科学原理，不一定能起到作用。3月11日，在挖了半个月条田后，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不但没有达到增产的目的，反而起到耗墒的作用……真是有害无益。”

年初，公社提出要力争粮食亩产上纲要，棉花亩产要达到50斤，路一大队为了完成公社提出的目标，确定了搞好水利建设、尽快通电、战胜灾害三项措施。4月19日，侯永禄家里通上了电，这让他欣喜无比。在日记中，他写道：“我家安上了电灯，屋里一下子明亮亮的了，真是连掉了一根针在地上，也能找得见。新中国一成立，咱庄稼人就打心眼儿里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日夜盼望的心愿实现了，叫人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3月8日，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北京专门举办了女子长跑比赛。

上一年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举办后，“文革”开始后停止的各种体育比赛陆续举行。这一年的上半年，就有全国冰上运动会、全国春季游泳比赛等赛会相继召开。连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贵族运动的网球比赛，也重新恢复，并在上海进行了全国性的比赛。当时，一首歌颂运动员积极参加革命，为广大工农兵奉献精彩体育表演的歌曲，也传唱开来。

这时，电影院里上映的仍然只有《海港》、《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党代表洪常青英勇就义的一幕，让在农村蹲点工作的青年干部王兵感慨不已。他萌生了一个拍“英雄就义像”的想法，并马上得到同事的积极响应。于是，他们分头找来血衣、锁链、假胡子等道具，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开始拍照。

拍照的那天是个阴天，四野无人，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平添了几分悲壮的气氛。后来，王兵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或许我们的举动在今天看起来显得很幼稚。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会再有如此举动，也很难体会英雄主义给几代人带来的心灵震撼了。”

上一年，按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故事片的拍摄已经恢复。《青松岭》就是其中的一部。影片中，老贫农张万山办起赶车训练班，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要青年们认准毛主席指引的路，坚决为贫下中农握紧鞭子，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赶好车。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青松岭的社员群众揭露出隐藏的反动富农分子钱广。当时的新闻介绍说，“影片通过由谁掌鞭赶车的冲突，展开剧情，揭示了在农业战线上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路的大问题”。

1974年春节，《青松岭》等4部故事片开始在全国上映。《人民日报》评论说：“四部彩色故事影片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也是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于故事影片的一次可贵的实践。”

4月的一天，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崔积宝给恋人李桂茹写了封信。信中写道：“那天晚上我跟着火车跑了一会儿，看不到你了，火车把你带走了，当时我的心顿时沉重起来，桂茹啊！你想，咱们日盼夜想能够见面，一见面又匆匆分开，叫我能不难受吗？”信的最后署名是“‘尽掏绛心偿桂丹’的积宝”。几天前，李桂茹来到崔积宝所在的农场，两人见面几天就又匆匆分开。

崔积宝是哈尔滨八中老高三的学生，李桂茹是初二的学生。1967年，当时在“从头越”战斗队的李桂茹到崔积宝所在的“只争朝夕”战斗队借油印机，崔积宝热心帮忙，两人由此结识。

第二年的11月，他们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崔积宝到了35团，驻地在虎林县；李桂茹到了39团，驻地在云山林场。由于生产很忙，交通不便，两人很少见面，只能通过书信联系。

最开始是崔积宝先写了一封信，不过不能直接寄给李桂茹，而是先寄到哈尔滨的李家，再转给39团的李桂茹。这是李桂茹自己的主意，她不想让人发现自己和男同学通信，因为团政委曾经在广播大会上说过：“你们小小的年纪不能谈恋爱，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边疆！”

为了每封信的安全到达，崔积宝颇费心机，不辞劳苦。由于怕信被人拆开，或被上交领导，崔积宝每次都要从所在的边远连队走上十几里，把信直接投到地方邮局的绿邮筒才放心。

1968年12月25日，李桂茹回了第一封信，全信的第一句是：“首先让我们身在边疆，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最后一句是：“今后，让我们共同在毛主席开辟的红色航道上奋勇前进吧！”

信的中间介绍了他们连队的反右倾运动和正在进行的排水、伐木和打石头的劳动，还列了一张他们从早上5点钟起床到晚上21点熄灯的作息时间表。刚开始，两人的信件内容大部分是谈工作上的事，慢慢地才开始谈到了感情。

“五一”节时，北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园活动。几百个工农兵业余文艺宣传队和专业文艺团体，在中山公园等处的数十个舞台上，分别演出了革命样板戏的选唱、选段，以及各种戏曲、歌舞、曲艺、杂技节目。在北京郊区，下乡的知识青年表演了舞蹈《育苗》。

6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从1973年起，提高上山下乡经费开支标准，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500元，到高寒地区的另发40元冬装费。知识青年插队头一年，仍吃商品粮。参加分配后，吃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

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社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滚滚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农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和旧习惯，起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对我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在辽宁省兴城市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的张铁生被选送到辽宁铁岭农学院学习。在进入大学的文化考核中，张铁生在考物理化学时，仅做了3道小题，但在考卷的背面，他写了一封信。张铁生认为自己不是水平不够，而是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他写道：“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且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辽宁日报》全文刊发了这封信。随后，《人民日报》也予以转载，并配发评论：“如果把这种文化考核同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入学考试制度混为一谈，当作一道‘关卡’，以‘分数’为录取入学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一种表现。”

《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介绍张铁生事迹的通讯—《敢于斗争的青年人》。文章里说，“张铁生在阶级斗争中，爱憎分明；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也敢想敢干，有股‘铁’劲儿”。

从铁岭农学院毕业后，张铁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回乡务农，而是留在铁岭农学院，担任了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

在黑龙江虎林县，知识青年崔积宝听说了要在知青中招收大学生的信息，赶紧写信给女朋友李桂茹说：“我想‘自愿报名，群众公议，领导推荐，考试录取’，其中‘领导推荐’是关键，因为到下面是有个名额限制的，让谁去，不让谁去，领导说了算。”

崔积宝在连队里表现很积极，正在争取让连队推荐参加高考。在信的结尾，他列出支部拟定的测试题，请李桂茹也思考一下：

1.毛主席的三篇光辉文献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2.应当如何看形势，你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怎么看？

3.为什么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

4.你对看书学习是怎样理解的？

5.青年应当有什么样的理想，你有怎样的理想？

7月，崔积宝受连队推荐参加高考，没有考上。第二年，他被团里选拔推荐到鸡西矿务局师范学校，但李桂茹却没有进入推荐名单。崔积宝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安慰李桂茹，让她坚定信心，等待明年的机会。然而，第二年，李桂茹没有通过连里群众推荐这一关；第三年，连里这一关过了，到团里又被挤下来了；第四年，连里、团里的关都过了，在师里又被挤了下来。两人依然聚少离多，只能靠写信诉说思念之情。

他们俩没想到，两人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将近10年。1976年的12月，李桂茹被招工回哈尔滨。1977年7月，两人结婚。第二年年底，崔积宝也从鸡西矿务局师范学校调回哈尔滨四中当老师，两人终于团聚。

“文革”开始后，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

3年前，北京的初中学生闫建琪跟随父母，来到位于河南西华县的农业部干校，成为5000名干校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农业部干校占用的是五二劳改农场的一个分场。干校由一个校部和一个连队组成。闫建琪父亲所在的连队是二连，主要负责基建。因为这个连都是一些“靠边站”的干部，被称为“黑帮连”。

农业部除了一把手部长，几乎所有干部都到了干校。人最多的时候，家属干部加起来有五六百人。干校自己有食堂，还办起了学校、幼儿园、小卖部。闫建琪每月工资15元，在食堂的伙食费是12元。

干校有三四千亩地，由于有农业部的大批专家指导，庄稼长得比周围老乡种得好，很让老乡们羡慕。闫建琪后来回忆说，老乡们总结，北京来的人有四多：戴眼镜的多，戴手表的多，身上穿的衣服补丁多，当大干部挣钱挣得多。

8-1 黑龙江知青崔积宝和李桂茹的爱情穿越了整个“文革”期间终成正果

8-2 崔积宝在“文革”期间的一张集体合影

8-3 “文革”期间画家吴冠中被下放到河北农村

8-4 功夫明星李小龙

8-5 白乐桑的毕业论文《哲学与保存西红柿》

8-6 1973年法国青年白乐桑到中国留学

8-7 白乐桑争取到去农村广阔天地锻炼的机会

1972年起，大批干部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干校的人越来越少，子弟学校也关门了。不久，闫建琪回到北京，继续在平谷县下乡当知青。

上一年4月，《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回城工作，“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却没有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干部轮流劳动、学习的场所。

1973年，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成为办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干校才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一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黄永玉从河北的干校回到北京。由于政治待遇没有变，黄永玉仍然不能上课，也不敢公开画画。他和儿子每到周末就偷偷出去，找偏远一点儿的地方写生。晚上回来，拉上窗帘，锁好房门，开始画画。一听到什么声音，他们马上把画收起来，后来竟然练成了在极短时间内就能把房间收拾干净的功夫。

由于北京饭店重新改造，黄永玉和吴冠中等画家被集中起来，到长江沿岸写生，准备为北京饭店创作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在写生的途中，黄永玉得知，他随手画的一幅猫头鹰，已经被评为“黑画”。他匆匆返回北京，《长江万里图》最终也没有画成。

上一年，下放到河北石家庄李村部队农场劳动的中央工艺美院教师吴冠中操起了久违的画笔，农场允许他在周日画画。自从来到这个农场，吴冠中已经有5年多没有摸过画笔。

吴冠中买来地头写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做成画板，托人捎来了画笔和颜料，又用老乡的高把粪筐做成画架，人们笑称他是“粪筐画家”。后来模仿他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吴冠中索性把这些人统称为“粪筐画派”。

“粪筐画派”表现的内容是一些平常的酸枣树、玉米地、鸡冠花等。每次在庄稼地里画了画，回到房东家，吴冠中便在场院展开画作，让人们观赏评议。吴冠中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在他们的赞扬声中，我发现了严肃的大问题：文盲不等于美盲。……他们不懂理论，却感到‘像’与‘美’的区别。”

在北京，中央美术小组组织出版了《中国画选编》。《人民日报》评论说，中国画，经过历代的锤炼，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笔墨技巧。但是今天，这一古老的艺术如何创无产阶级之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对此，美术工作者正在探索。中国画创新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作品新不新，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取决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否和我们的时代合拍，和工农兵合拍。

6月，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美国访问。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相谈甚欢，甚至还在白宫里休息一晚。尼克松送了一辆“林肯”牌轿车给他。勃列日涅夫马上拉着尼克松坐到车上，在狭窄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吓得尼克松和坐在后座上的翻译出了一身冷汗。

但此时，美苏关系并没有因双方领导人的会面而热络起来。在中东问题上，双方仍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4个月后，中东地区突燃战火。埃及军队向守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士兵发动突袭，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向以军发动全面进攻，阿尔及利亚、苏丹等阿拉伯国家都先后出兵参战。

正当双方酣战之时，美苏两国却抛开交战双方，进行中东停火问题的谈判。在美苏的压力下，埃及、叙利亚在22日和24日先后宣布停火，以色列在22日也宣布停火。但随后以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仍向埃及、叙利亚发动新的进攻，占领大片土地。为此，联合国不得不派出维和部队到中东监督停火。

这次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在几个月内席卷了大半个地球。10月16日，石油组织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决定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1美元，涨幅高达70%。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陆沉原油价格提高到10.65美元，从而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7月21日清晨，刚刚醒来的香港市民被一则新闻震惊。32岁的功夫明星李小龙在前一天晚上突然去世。两年前，李小龙从美国回到香港，拍摄了电影《唐山大兄》，创下香港开埠以来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达到300万港元。随后，李小龙又拍摄了《精武门》，引起更大的轰动。事业如日中天的李小龙突然去世，让喜欢他的影迷心痛不已。

与此同时，香港的股票市场也急转直下，从最高点直线坠落，到1974年，竟然下跌了92%。许多中产阶级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发财梦化为泡影。

国庆节时，首都北京50万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在各个公园，都有文艺演出。报纸上的新闻说，人们满怀革命豪情，用大合唱、表演唱、诗歌、舞蹈等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宣传了各行各业在“批林整风”推动下取得的新胜利，颂扬“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人、新事和新风气。

11月，23岁的法国青年白乐桑收拾行装，前往中国，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这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问中国时提出，希望派遣200名法国学生来中国学习，白乐桑是其中的一员。

来中国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官员告诉白乐桑，中国没有洗发香波，于是他特意带上。盖上行李箱之前，白乐桑最后放进去的是一盘贝多芬的交响乐磁带，他特别想知道，中国人是否爱听西方的交响乐。

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后，白乐桑被安排进10号楼3层的一个房间。他在厕所前遇到了一位中国同学，这位中国同学用古法语和他说“我要出恭”，令他十分惊讶。后来白乐桑才知道，此时中国学生学习法语的主要渠道只有两个，一个是法文的《北京周报》，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小说选本。

学校组织了学工活动，白乐桑和同学们到北京吉普车制造厂实习了5天。他还和同学们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劳动锻炼。

第二年的9月，白乐桑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北京市崇文区一个菜市场用哲学方法保存西红柿的新闻，让白乐桑印象深刻。后来，他运用中国传统的阴阳、虚实辩证法，写成毕业论文《哲学与保存西红柿》，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和当代哲学。这篇论文在《世界报》上发表，引起了一名书商的注意，出版了单行本。

北京的冬天比法国冷得多，于是白乐桑和同学们去王府井买了棉衣和棉帽子。棉衣33元钱，棉帽子7元钱。在给家人的信中，白乐桑讲了中国的物价情况：“书的价格特别低，从两角到两元。一天三顿饭，总共1.8元。一千克面粉8角，一千克大米4角，理发包括按摩4角。”

法国学生们一起订了《人民日报》，得以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并向远在法国的家人讲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一封信中，白乐桑写道：“他们正在批判林彪和孔子，他们想打破保守思想。孔子的思想就像欧洲的天主教那样，影响那么大。今天是妇女节，所以批判孔子更加严厉，因为孔子不尊重妇女。”

当时，在中国能欣赏到的交响乐表演只有钢琴协奏曲《黄河》。但白乐桑始终惦记着要放贝多芬的音乐给中国人听。令他惊奇的是，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贝多芬是何许人也。

这时，中国的报纸上正在批判“无标题音乐”。这场运动令白乐桑十分不解，他认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叫“命运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叫“田园交响曲”，为什么官方的报纸说贝多芬的音乐没有名字，没有主题，没有反映出阶级、社会、思想的内容呢？

白乐桑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关于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能告诉你们，有一些法国报纸的文章都是瞎说的。比如说不让听贝多芬音乐，其实就是让听，中国人也不听。”两年后，白乐桑回到法国，之后一直从事汉语教学工作。2003年，他被法国教育部任命为汉语总督学。

11月12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基辛格来到中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发现，整个会谈过程中，以往烟不离手的毛泽东并没有吸烟。就此他认为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已经大不如前。随后，他们谈兴正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终止了谈话，更验证了基辛格的想法。

这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微妙。上一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设立了联络处，但双方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却已展开。上一年的春季广交会，42名美国商人应中国的邀请来访，这是中美贸易中断20多年后，美商首次到会。这一年，美国美中贸易国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双边贸易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这一年，美术片《小号手》和《东海小哨兵》开始上映。这两部影片是“文革”期间极少数能够上映的美术片。1966年开始，美术片停止公演。期间虽有5部美术片摄制完成，但因政治审查不合格，都没有公开上映。

《小号手》讲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放牛娃小勇的父母被地主山中狼杀害后，他参加红军，当上小号手的故事。小勇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击毙了坏地主山中狼，经过红军的教育和战斗锻炼，成为英勇的战士。

当时的美术片也沿用了样板戏电影中的“三突出”、“红光亮”等原则。《人民日报》评论说，“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竭力反对儿童文学反映革命斗争题材，胡说什么讲阶级斗争‘会伤害儿童的心灵’，妄图把孩子们引向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虚无缥缈的‘童话世界’，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少年儿童文艺领域里从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文艺工作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战地新歌》的续集也在这一年出版。《我们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被选入其中，这首歌由郭凡作词，张棣昌作曲，是“文革”10年中唯一一首歌颂教师的歌曲。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信中反映了她与班主任老师之间的一些矛盾。《北京日报》还发表编者按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在转发黄帅来信时，刊发编者按说，“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年底，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办法，进行抵制。

在雷州半岛湛江市遂溪县和头公社，14岁的陈文正在读初中一年级。当时许多同学没有钱买鞋穿，一年四季打着赤脚，陈文的班里有40多人，其中30多人赤脚上学。

陈文的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儿，因为他的父亲是公社供销社的干部，母亲在百货商店卖布，常常用卖剩下的布头给孩子们做衣服穿。这一年，陈文第一次穿上了的确良衬衣，的确良又名涤纶，是一种人造纤维，做的衣物耐磨、不走样、容易洗、干得快、价格便宜，但透气性不好。陈文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听大人说，这种布在我国刚刚研制出来，穿在身上很凉快，所以叫的确良。”

陈文还常常能得到些零用钱。他代表和头公社参加全县少年儿童田径运动会，母亲给了他2元8角钱。陈文在县城买了一个以前从未尝过的苹果吃，又看了一场电影，买了一包瓜子，最后剩下2元钱，交回家里。

年底的时候，学校课堂上布置了题为“伟大的1973年”的命题作文。陈文在作文开头写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以胜利的步伐度过了1973年。”

在历数了这一年工农业取得的非凡成就后，陈文在作文结尾写道：“伟大的1973年将要过去了，我要踏上新的战斗征途。我们的伟大成就，让一切反动派发抖吧。”

班主任、语文老师莫秀如划掉作文的最后一句，给了陈文81分。在评语中，她写道：“文章条理清楚，略有内容，能通过写祖国工农业生产的伟大成就，歌颂党和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心思想突出。”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在这新的一年中，世界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肯定将继续下去。还是天下大乱，而不会是天下太平。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中，革命的倾向必将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言：世界人民将在斗争中进一步经受锻炼，提高自己的觉悟，壮大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1985年 乙丑年

1985年2月20日，农历乙丑年春节。在上海，居民可以凭供应票，每人购买粳米8斤、糯米3斤、年糕4斤半，食油每人增加供应1斤，每户还可买家禽1只、红壳鸡蛋2斤。除食物外，甲、乙级香烟每户增加12包，食糖敞开供应。火腿、香肠、板鸭、风鸡前几年一直供不应求，今年因货源充裕，出现了滞销。

高中档消费品也在春节前上柜。本年的高中档产品指的是：118元的小型收录机、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和四喇叭双卡收录机，1050元的131升双鹿电冰箱，590元的山地自行车。在乡村，电视机也在逐渐增多。

3天前，美联社发表文章说：“在中国，目前有一个象征富裕的新词，那就是‘彩电村’。这种村庄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已经过时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彩电村’在北京郊区的平谷县。据中国政府统计，中国目前有4000万台电视机，而10年前只有20万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制造业刚刚起步。1982年，北京牡丹电视机厂从日本引进了技术领先的生产线，成为国内生产彩色电视机的龙头企业。直到1984年，一张彩电票在黑市上还可以倒卖到几百元钱。有人开玩笑说，牡丹电视机厂销售人员的任务就是坐在厂里，等着大家排队送钱。

1985年的春节，全国有4000万家庭能收看到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连续成功执导过两届春晚的黄一鹤再次成为总导演，执导1985年春晚。他渴望有所创新。黄一鹤后来回忆说：“何不把春晚舞台从小小的演播室搬到体育馆，大干一场呢？”他决定将春节晚会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进行。两个篮球场大的舞台上，高台楼阁、灯光闪烁。演员阵容也比前两年强大，还特意请到香港的演艺明星汪明荃、罗文等。音响也直接从香港运来，因运输不便，从20吨减为8吨。

但除夕夜的现场却让黄一鹤始料未及，在偌大的工人体育馆，灯光照度不够，调度完全失灵，现场指挥几乎成了“瞎子和聋子”。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足以支持这样一台大型电视直播节目。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屏幕上灰蒙蒙的一片。

晚会进行中间，就有人打电话批评说，这是一台糟糕的晚会。晚会结束后，一麻袋一麻袋的观众来信寄到中央电视台，信中骂声一片。11天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说：“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就在春节这天，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建成，地点在南极洲上的乔治岛。1984年11月20日，一支591人组成的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向阳红10号”远洋考察船，从上海启程。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在12月26日进入南极洲。

《人民画报》的随行记者孙志江在日记里写道：“经过千难万险，如今终于到达了南极，我们感到非常兴奋，争先恐后跑到甲板上，尽情领略极地的风光。谁知观景时间不长，老天霎时变了脸，刮起了九级大风，雨雪交加，严寒逼人，把我们都驱赶回船舱内。”

1月底，在极地的狂风恶浪和荒原的风雪严寒中，南极考察站开始动工建设。22天后，长城站建成。孙志江在日记中写道：“2月20日，风雪交加。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经过大家没日没夜地辛勤劳动，中国南极长城站今天要举行落成典礼。”

在建站的同时，考察队主要进行了地质、地貌、生物、气象等学科的考察。探测记录了60小时宇宙大气“哨声”，监测记录了18次南极半岛地区的地震信号，并取得了一批宝贵的标本、样品、数据和资料。

8天后，南极考察编队撤离南极，4月10日返回祖国。从出航到回国，历时142天，行程近49000公里，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南极洲和南大洋进行科学考察。

1月2日，在《人民日报》第八版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刊登了记者米博华的一篇批评性报道《北京当是不夜城》。文章里写道：“北京的夜晚乏味沉闷，有的商店饭馆甚至天一黑就关门了。”

让米博华没有料到的是，文章发表后第21天，北京市正式下发政府1号文件—《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人民生活“几难”的几点意见》。

“北京亮起来”随即成为北京商业系统的口号。王府井大街在入夜之后逐渐有了商铺的灯火。东风市场开始夜场销售，一直营业到晚上10点。紧挨着的东华门、东黄城根近千米的夜市中，各种小服装摊、小吃摊被集中起来经营。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的夜晚逐渐亮了起来。

这一年，北京1路公交汽车司机马庆双已经在长安街上开车两年了。1路车票价1角，驶过长安街，通常需要41分钟。这时的长安街，经常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沿途的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军事博物馆、电报大楼，在1959年修筑完成，20多年来一直都是长安街上的地标性建筑。

在马庆双的眼里，长安街的地貌变化是从东三环开始的。8月，一个巨大的地坑开始在北京金属结构厂的厂址上出现，这是正在修建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7个年头，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外商来华谈判、住宿、办展览和中方的接待都缺乏适宜的场所，这给发展对外贸易带来诸多不便。

两年前，经贸部向国务院请示：建设一座世界贸易中心，10万平方米的大厦，内设办公室和公寓各250套；预计总投资1亿美元，采用自筹资金和利用外资的办法解决。1984年，经贸部和北京市政府选择和马来西亚的华商郭鹤年共同兴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地址选在长安街的东端。

这是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引进外资项目。没有人预料到，曾经平房一片的国贸地区，日后会成为北京最繁华商圈CBD（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区。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引进外资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从1984年开始，大量的生产线陆续涌入中国。刚刚开放的中国沿海地带，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地。天津曾创下22天引进一条德国摩托车生产线的纪录，被当作先进事例，广为传播。

2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评论说：“在全中国，即使是很小的工厂，也在寻找外国合资者，以帮助它们实现企业现代化。中国人现在比5年前要有组织得多，消息也灵通得多。”

1985～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15条复印机生产线、22条集成电路生产线、6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广东一地，就引进21条西装生产线、18条饮料灌装线、22条食品面包生产线。

伴随着生产线的引进，越来越多的国外文体明星也来到中国。4月3日，《北京晚报》第三版右上角，刊登出一条这样的新闻：“英国的威猛乐队将于7天后来华演出。”

4天后，威猛乐队一行，包括乐手、演出经理、报道团队在内的几十人到达北京。一位叫作林塞·安得森的导演，跟踪拍摄下威猛乐队在中国的旅程，后来制作完成的纪录片被命名为“威猛，外国的天空—1985年中国演出现场”。

在威猛乐队来华之前，经纪人担心乐队在中国知名度不高，有可能会冷场，计划找一位歌手进行中文翻唱，他们找到了25岁的成方圆。

成方圆从小学习民族乐器二胡，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西方音乐。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后，西方的音乐开始传入中国。成方圆回忆说：“约翰·丹佛的乡村音乐，还有摇滚乐、爵士乐这些东西，你听哪个，你都觉得骨头都要酥了，唱什么先不管，首先音乐本身、那种节奏，就把你给吸引住了。”成方圆后来又喜欢上港台歌手的歌曲，自己也开始登台唱歌。此时，人们对流行音乐的热爱超乎想象。

上一年，成方圆演唱的歌曲《游子吟》获“群众喜爱的歌曲”优秀奖。1985年，她演唱了罗大佑的歌曲《童年》，开始逐渐走红。但此时，中国的原创流行音乐还刚刚起步。这一年，广州率先举行“红棉杯新人新风新歌大奖赛”，开流行音乐大赛先河。中国第一家流行音乐杂志—《流行歌曲》在河南创刊。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举行“南腔北调大汇唱”音乐会，将流行音乐的形式与传统戏曲、民歌相结合，取得了成功。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则采用流行歌曲作为主题曲。

但翻唱还是中国大陆歌手的主要选择，歌手田震、那英、毛阿敏都在模仿台湾歌手邓丽君。成方圆后来回忆说：“那时国内不能进口国外原版的音乐，就靠我们这些国内的歌手去唱。我们完全是原封不动地扒过来，没有任何再创造。”

威猛乐队通过东方歌舞团找到成方圆时，她对这个乐队根本不熟悉。成方圆后来说：“我那时候很年轻，也很单纯，就觉得是单位交给的工作，那我就做。”

威猛乐队演唱会的门票定价5元钱，规定每人限购两张票。这是一个中国人平均半个星期的工资。购买门票的观众每人可以免费领到一盒磁带，磁带的一面是威猛乐队的原唱，另一面是成方圆的中文翻唱。

4月10日，黄牛党已把票价炒到每张25元，拥有1万人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演出开始之前，一位黑人舞者跳着街舞最先出现在舞台上，随后他直接跑上观众席，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离那位黑人舞者最近的一排观众纷纷站起来，一起扭动身体，还有人拥抱了他。威猛乐队成员安德鲁回忆说：“我觉得黑人舞者到观众席去跳舞，是我们这两场演出中最成功的一点。那些观众也许会想，‘我不喜欢台上那两个白人家伙’，但是他们喜欢黑人舞者。”

暖场过后，演出正式开始。台下的观众被现场的音乐震惊了。成方圆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完全就听傻了。一听到那贝斯和鼓那么大的声音，从生理上就让人激动。到场的外国人都很激动，一起跟着唱啊跳的，但是中国人大多数还是坐在那看，有人想站起来跟着一块儿唱，就有警察过去维持秩序，让他们坐下。”

第二年，红极一时的威猛乐队解散。而在中国，流行音乐爱好者才刚刚开始在朋友之间推荐他们的音乐。

5月初，世界重量级拳王阿里再次来到北京。拳击在中国的发展曾经一度停滞。1958年，一次拳台上的意外，使拳击运动背上了“过于凶残”的骂名，随即遭到禁止。

1979年12月，阿里应邀来中国访问。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邓小平还让阿里多来中国“带带徒弟”。之后，拳击运动开始复苏，不少城市相继举办了拳击表演和比赛。

阿里后来回忆：“所有美国人都熟悉我，他们在等待我回去谈谈中国之行。而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怀念。”1986年3月，中国正式恢复拳击运动。

5月19日，北京天气晴朗，气温达到26摄氏度。几天前，在足球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国家队以6∶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澳门队。接下来中国队迎战香港队，只要平局，就能出线。京城各大报纸纷纷开始预测比分，《足球》报的头版刊登一篇名为“竹密难堵流水过”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队应该赢香港队两球以上”。人们也热衷于猜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此时的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队内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级球星。上半场开场仅仅13分钟，香港队先入一球。18分钟以后，中国队队员李辉在门前抓住一次补射的机会，将比分扳平。上半场以1比1平结束。下半场第18分钟，香港队迎来了一次进攻的机会，再进一球。之后，中国队未能追平比分。

在中国球迷的眼皮底下，中国队输掉了世界杯预选赛。比赛结束后，现场的球迷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领导对话，他们还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

比赛结束后发生的骚乱，很快出现在国际通讯社的报道中。路透社记者安东尼在电文中写道：“事件发展成一场针对外国人的骚乱。”《新闻联播》也称，这次违法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起最恶劣的事件，性质是严重的，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国家声誉。

事后，中国队主教练曾雪麟主动承担责任，辞去职务。作家刘心武和理由为此分别写了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和《倾斜的足球场》。刘心武写道：“……倘若‘5·19’那天球赛结束，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精彩表演’鼓掌，然后极有秩序地、迅速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足球比赛后4天，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成都城北体育馆举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成为最大赢家，将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剪辑奖收入囊中。

电影改编自1982年第6期《十月》杂志上的一篇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小说围绕着一个普通边防连队在一次边境战斗的战前、战中和战后的生活展开，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雷军长、小北京等官兵形象。

上一年，导演谢晋把这篇小说搬上大银幕。影片中“梁三喜620元的账单”更是感动了亿万观众。梁三喜是个来自革命老区的连长，牺牲前他留下了一纸染血的欠账单。

影片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赵蒙生，扮演者是演员唐国强。接演这部影片之前，他一直处于演艺事业的低谷期。1979年，唐国强在影片《小花》中担任男主角，由于外形俊朗，加上很喜欢吃奶油，被女主角陈冲戏称为“奶油小生”。

《小花》上映的同时，日本影片《追捕》在大陆公演。影片中高仓健的“冷酷”形象倾倒无数观众，被冠以“奶油小生”头衔的唐国强逐渐受到冷落，处境尴尬。

1983年，唐国强毛遂自荐，扮演男主角赵蒙生。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认为自己从影以来扮演难度较大、内心复杂的人物，而且是全片中最出力不讨好的角色。”结果，在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评选中，唐国强得票位居第二，《高山下的花环》成为他表演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

1985年《大众电影》第9期，刊出“1984年上座情况最好的10部电影”调查统计表。《高山下的花环》以1亿观众人次位列第一。

1985年引人关注的小说则是作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讲述了在“文革”时期，劳改犯章永璘与黄香久的爱情故事。在劳动改造中，两个社会边缘分子仍然不忘性的欢愉，他们在麦田里避开看守，做了半小时的露水夫妻。

由于小说涉及性压抑的问题，引起了大众争议。据张贤亮统计，针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仅发表出来的评论文章就有200多万字，而小说本身只有20多万字。他回忆说：“后来很多人都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性文学的开端，甚至开玩笑地说，我是中国当代文学性描写的鼻祖。”

这时，剧作家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也在文化界掀起一场思想风暴。魏明伦为潘金莲的翻案之举，开始让人们反思中国女性的命运。

3年前，吴阶平教授编译的《性医学》出版，成为打破性学禁区的一个信号，人们不再谈“性”色变。洁本《金瓶梅》对处级以上作家开禁，虽然只有1000套，删去了近2万字，但作家们还是纷纷走进书店抢购。

性教育学者阮芳赋编写的《性知识手册》公开热卖，社会学家刘达临也在上海举办中国第一次性教育讲习班。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世界各地都在举行纪念活动。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从这一年开始，3年内，有60万部队干部退出现役。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载文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1985年7月，人们听到一条不幸的消息：第一位漂流长江的探险者尧茂书在漂行了1000多公里后，在金沙江段触礁身亡。

一年前，西南交大摄影师尧茂书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美国漂流探险家肯·沃伦已与有关方面签下合同，将于1985年来华漂流长江。尧茂书产生了要先于美国人漂流长江的想法。对于长江，尧茂书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岷江和大渡河交汇之处的嘉州古城长大，自小就做着漂流长江的梦，并为此学习了摄影，练习了漂流。

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篇电视片《话说长江》，每个星期播放一集。片子从长江的源头一直拍摄到长江的入海口，重点介绍长江沿岸的风土人情。《话说长江》播出后，激发了很多青年投身祖国地质工作的热情。

5月，尧茂书怀揣偶像日本探险家植村的照片，仓促上路。7月24日，在漂行1270公里后，尧茂书乘坐的红色“龙的传人号”橡皮船倒扣在江中乱石之上。他在金沙江段触礁身亡，终年35岁。

尧茂书的行动，引发轰动国内的“漂流热”。第二年，国内有12支队伍报名参加“长漂”，他们要“继承尧茂书遗志，完成中国长漂”。经过5个月的时间，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行程6000多公里，历经250多个险滩，完成“中国人首漂长江”的壮举。

一直跟踪报道“长漂”的《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后来说：“长漂最重要的符号意义就在于带来了一场思想解放，让当时的人们知道，‘哦，原来人生还有这样一种活法’。”1986年，以尧茂书为原型拍摄的电视剧《长江第一漂》，获得第7届电视剧飞天奖特别奖。

夏天，人们的服装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为了提高服装的设计水平，提高人们选择服装的审美能力，辽宁省举办了首届时装设计大奖赛。沈阳市时装表演队的队员们，身着130多套新设计出的服装，进行各种表演。

两年前，布票在所有票证中被首先取消，中国的服装行业由计划走向市场。此时，时装表演已经成为推销服装的一种表演形式。7月，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带着12名中国模特儿走上巴黎的T型台。欧洲和法国数家媒体都在头版报道来自“红色中国”的消息，并配以中国模特儿手举五星红旗，乘坐敞篷轿车经过凯旋门的照片。这是中国大陆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表演。

电视上，人们看到的节目也日渐丰富。8月12日，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电视剧根据作家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一个叫作赵宝刚的小伙子，在这部戏里出演了祁家老二瑞丰这一角色。两年前，这部戏刚刚筹拍。经人介绍，赵宝刚见到了导演林汝为。林汝为的第一句话就是：“看过原著没有？”

此时，“文革”时被禁的《四世同堂》刚刚重新印刷，赵宝刚恰巧看过。林汝为后来回忆说：“他是工人出身，没演过戏……从20多个候选人里选中他，不是因为他条件好，而是因为他对待角色特别认真，有吃苦耐劳的劲头儿。拍定妆照时他反复琢磨每一个姿势，还把剧本研究得滚瓜烂熟。”

除了演出，导演林汝为还让赵宝刚在剧组兼任剧务和配音工作。这让赵宝刚对电视剧的系统运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两年后，赵宝刚在林汝为导演的另一部电视剧《便衣警察》中出任副导演，从此走上导演之路。

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四世同堂》播出后，成为社会舆论的话题。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京韵大鼓名段。电视剧播出后，戏剧家曹禺在接受采访时说：“《四世同堂》，真是剧本改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们演得也好。我主张，让全世界看看，特别是让日本看看。”

2007年，时隔23年后，导演汪俊拍摄了新版电视剧《四世同堂》。已经是知名导演的赵宝刚，又在剧中担任角色，这次他挑战的是“汉奸”冠晓荷。

《四世同堂》播出的同时，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剧组导演王扶林非常忙碌，他正在全国各地为电视剧《红楼梦》挑选演员。早在1979年，王扶林随中央广播电视代表团赴英国考察，看到英国电视台文艺部把37部莎士比亚剧本搬上屏幕时，就萌生了要拍中国古典名著的想法。

1983年，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霍元甲》被引进内地，受到热烈欢迎。歌手罗文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成为流行的歌曲。

1985年，一部讲述旧上海帮会内部爱恨情仇的香港电视剧《上海滩》同样风靡大江南北。《上海滩》展现了许文强从一个学生到黑道枭雄的演变过程，突破了内地作品的题材禁忌。许文强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用白围巾轻拭鼻尖的派头倾倒无数少女。剧中的主题曲《上海滩》成为演唱者叶丽仪多年的保留曲目，至今很多观众都会用粤语哼唱歌中“浪奔浪流”的曲调。

目睹港剧在内地电视剧市场的走热，王扶林更坚定了把中国古典小说拍成电视剧的决心。但他的制作环境和经费都受到限制，王扶林后来回忆说：“只有《红楼梦》能在室内完成，没有打打杀杀的场面，觉得好拍。但结果却是，《红楼梦》成为四大名著中最难拍的一部戏。”

鞍山话剧团18岁的话剧演员陈晓旭听到《红楼梦》挑选演员的消息后，听从朋友的建议，给导演王扶林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要求饰演林黛玉，信中附有她的挂历照片和她写的诗作。王扶林说：“林黛玉的候选人必须具有诗人气质，陈晓旭有这样的潜力。”

原定的开机时间只剩一个月了，男主角宝玉的人选仍然没有着落。王扶林和几位主创人员去了趟黄山和峨眉山，寻找全剧开篇时要出现的碣石。在宾馆，王扶林偶然遇到峨嵋电影厂的演员欧阳奋强。王扶林后来回忆说：“我仔细打量面前的小伙子，一米六七左右的身高，一张娃娃脸，一对水汪汪、带有些许稚气的大眼睛。我暗自高兴，这个‘宝玉’有几分谱。”

从选演员组提供的数百人录像中，王扶林挑选出60人。这60人来自全国各地，普遍年龄小、缺乏演戏经验。剧组特意举办演职员学习班，为时40天，预算10万元。

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北京和香港地区同时播出，引起轰动。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说“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普及”，红学家周汝昌称之为“首尾全龙第一功”。王扶林自我评价说：“只能算及格，或者说拍得非常不容易，终于拿下来了。”

9-1 中国南极长城考察站在建设中

9-2 1985年春节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

9-3 科学家们在南极考察

9-4 导演谢晋在1985年拍摄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9-5 唐国强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出演赵蒙生一角色

1985年上半年，自学考试报考人数首次突破100万，有12万多人；毕业生人数也显著增长，从上一年下半年的1345人上升到2万多人。

7月1日，刚刚获得自学高考英语专科文凭的吴士宏好奇地站在长城饭店的玻璃转门外，足足用了5分钟的时间，来观察别人怎样从容地步入这扇大门。她辞掉北京椿树医院护士的职位，来这里应聘IBM公司的办公勤务。吴士宏从当护士改行到外企做勤务，工资从40多元变成200多元，整整增长了4倍。此时，不少人都争相到外企就职。13年后，吴士宏成为微软中国第一个本土经理。

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国留学。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颁布实施。内容包括：除了劳教、服刑等五类人，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境，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都可以得到批准。出国的大门，开始真正敞开。到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3.8万，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人。

浙江农家子弟吴鹰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0年后，他创办UT斯达康公司（一家无线通信研发、生产和制造公司），靠一种叫小灵通的电信产品闻名一时。出生于陕西西安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0年后创办中国第一家门户网站—搜狐。

南方的海南岛也在此时成为一块儿骚动的热土。上一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后来回忆说：“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借的“箭”就是中央对海南的特殊文件。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批准过一个文件，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雷宇想到了倒卖汽车，他拿到进口汽车的批文，然后转手卖给其他省市。一时间，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

作家理由在《海南岛倒卖汽车纪事》的报告文学中写道：“当访问者乘坐的民航客机飞越琼州海峡，当飞机邻近……海口市上空时，眼前骤然变得明亮了，……一大片强烈的反光物扑入眼帘。那是成千上万辆汽车组成的庞大图案。”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海南岛汽车案件”。因为这起案件，雷宇被撤职。在1988年2月14日第1版《人民日报》的一篇《与雷宇对话》的报道中，雷宇说道：“说实话，当初我还做好了思想准备：接受更为严厉的处理。”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写道：“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然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

山东省安丘县石家庄，兴办了一种新颖的旅游活动，叫作民俗旅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宾馆到农家》，记录了“农村一日游”的场景：“这批客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他们住在农民家里，吃农家饭，做农家活，随农家俗。亲身体验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中国农家生活。”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其中提出，“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上一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录音机拥有量第一次超过了收音机。傍晚的公园里、街道旁悄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景：年轻人们拎着录音机，并比赛舞技。

1984年6月，北京舞蹈学院大学四年级学生陶金随中国舞蹈家代表团去香港演出。一天，在回酒店的路上，街头的一幅电影海报吸引了陶金和他的朋友张平。这是当年风靡全球的美国电影《霹雳舞》的海报。

陶金是北京舞蹈学院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作为专业舞蹈演员，当他看完电影《霹雳舞》后，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他和张平在香港买了很多霹雳舞的磁带和录像带。回到北京后，俩人开始偷偷排练在外人看来是“歪门邪道、流里流气”的新舞步。在和别人比赛舞技时，陶金的霹雳舞成为撒手锏。这期间，电影《霹雳舞》被引进内地，霹雳舞很快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

作家刘毅然根据陶金的个人经历，创作了小说《摇滚青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制片厂决定把小说搬上电影银幕，田壮壮担任导演。3年后，《摇滚青年》在全国公开上映。投资60万拍摄的影片，几周内票房达到300万。陶金成为青年偶像，被称为“中国的迈克尔·杰克逊”。1997年8月25日，36岁的陶金因肝癌去世。在日记里，他写过这样一句话：“去吧，去当个真正的男子汉！”

在全球，天灾人祸给人类的天空抹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9月19日，太平洋发生强烈地震，强度达8.1级。地震一直延伸到400公里以外的墨西哥城，共造成7000多人死亡。11月13日，位于哥伦比亚的内瓦多德尔鲁伊斯火山两次喷发，岩浆和石块吞没了火山周围的几个城镇，至少25000人死亡。

全球范围的民航坠毁事故也突然增多。死伤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全世界有1400多名乘客在民航班机的重大坠毁事故中死亡，而1984年仅有224人。

10月10日起，解放军英模汇报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报告，在亿万人中引起强烈反响。

“我才刚满20岁啊，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光明就向我告别了。以后陪伴我的将是茫茫的黑夜。”一位戴着墨镜的解放军战士这样说。他叫史光柱，上一年4月的一次边境作战中，史光柱在双目失明、4次负伤、8处重伤的情况下，带领全排收复了两个高地，胜利完成战斗任务，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此时，他刚刚过完20岁生日。

史光柱在做报告的同时，唱起一首歌，感动了所有到场的听众。这首歌叫《小草》，曾经在这一年的春节晚会上由演员房新华演唱。正是这首歌陪伴史光柱走出了黑暗的阴影.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史光柱学会盲文，开始文学创作。《手》和《我恋》两首诗，很快在上海两家报纸发表。史光柱回忆说：“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在黑暗的世界里，我找到了人生另一个支撑点。”

11月20日，清晨7点多，中央电视台的转播车已经停在北京体育馆外，工作人员紧张准备着一场比赛的直播。9点30分，历时一年多的NEC杯（由日本NEC公司，即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赞助）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决赛就要在这里举行。被媒体称为中日围棋的决战，将在双方主帅之间进行，33岁的中国选手聂卫平和日本终身棋圣藤泽秀行。谁胜谁负，已经超越了两个棋手间的较量。

在聂卫平的自传《围棋人生》里，他回忆：“从开局到中盘到收官，我一点一点、仔仔细细地解剖它，全力以赴地研究。……这一盘，你不能输，我也不能输。”16点47分，历经5个小时的激烈交锋，聂卫平以3目半取胜。中国队奇迹般地赢得了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

同一天，中国女排在东京战胜日本队，第4次获得世界冠军。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中日围棋擂台赛取胜的消息。这一年中国运动员共收获46个世界冠军，是有史以来夺得冠军最多的一年。

此时，另一个体育项目也开始受到关注。第三届“力士杯”健美邀请赛在北京举行，并加入女子项目，但只作为非正式比赛。11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健美联合会，成为该组织的第128个会员国。

第二年，第四届“力士杯”健美锦标赛正式增加女子个人和男女混双比赛。女运动员第一次按照《国际健美比赛规则》的规定，穿“比基尼”参加。虽然对女子健美运动，国民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多数人认为，展现健美的人体是健康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子穿着泳装在公开场合参加比赛，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尽管票价卖到20元，座位众多的体育馆仍场场爆满，望远镜卖出上千架。报道比赛的记者近千名，盛况空前。媒体称，“这次比赛的意义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极为深远”。

年底的《半月谈》杂志选出这一年国内10件大事，其中就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年，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年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397元，比上年增加42元；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690元。其中，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收入为752元，比上年增长23.8%；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升因素，实际收入增长10.6%。

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推出新年第一期，封面人物是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

1997年 丁丑年

1997年2月7日，农历丁丑年春节，迎接香港回归之年的春节晚会盛大而热闹。这一年，由赵本山、范伟表演的小品《红高粱模特儿队》，表现了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农民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小品中的很多台词成为耳熟能详的经典片段。由众多歌手共同演绎的歌曲《公元一九九七》，则表达了国人对香港回归的热切期盼和深深祝福。

春节前后，一批专家提出，可否把春节固定在2月3日或4日。因为春节最早是1月23日，最晚是2月19日，这给人们带来不便，学校学年的上下学期有时候会相差一个月，此外，食品的供应计划也难以稳定。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一位作家说，现代生活日益精确化，模糊性的东西日益减少，春节固定化，无疑会让人越来越机器化。一位民俗学家则说，对春节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心里固有的东西，如果春节都被改革了，还能用什么东西来与其他民族区别？

春节时，人们之间的拜年出现了新鲜事，很多人选择用寻呼机来拜年，一些寻呼台为此专门推出预约拜年。

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的春节特别节目，记录了春节期间寻呼台小姐的繁忙工作。

记者：我在理发店就遇到了一位做头发的寻呼小姐，不过人家做头发不是为了约会，是为了值夜班。这都是你们这班的寻呼小姐啊？

寻呼小姐：是，这几个都是。

记者：你们这台人也挺多的，一个班就这么多人，那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寻呼量特别大啊？

寻呼小姐：对，以前都是做生意的、有点儿钱的人买BP机，挎个寻呼机，现在什么人都有，现在男女老少都有，恨不得连小学生都有。

此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呼机拥有率为12%以上，北京的用户已经达100万。庞大的用户群催生出一个新的职业—寻呼小姐。此时，能当上寻呼小姐是件体面的事，在大型寻呼台工作的小姐，每月工资1000多元。

另一部专题片《呼应—体验》，记录下记者在华讯寻呼台体验寻呼小姐工作的过程。记者在这里体验的第一关是声音训练，寻呼小姐以声音温柔甜美为基本标准。

对寻呼小姐的基本要求是：“学历要求高中以上，中文五笔输入每分钟不低于70字。”通过后参加第二轮文化考试，最后还要面试，领导一对一地谈话，听声音，看普通话是不是标准，现场应变能力强不强。

在这个资讯日益发达的时代，快捷的通信方式日益受到人们的追捧。北京126寻呼台每小时的寻呼量为1万次以上。社会办寻呼台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仅北京平均每周就有两家寻呼台开业。社会上还流行着这样的话：“要想富，上寻呼”，“有事，你呼我”。

一年后，中国的寻呼机用户突破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而在中国引入寻呼业务之初的1984年，全国用户仅4000人。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年春节并没有太多喜庆、欢乐的色彩。还未走出农历新年年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去世了。他已经无法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到回归后的香港看一看。

北京的街头，给邓小平送行的队伍中，一些年轻人树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在深圳，许多市民自发点燃蜡烛，在深南大道旁的邓小平画像前祭拜，不少人失声痛哭。在书店里，邓小平的画像出现脱销。

一些企业在年初便开始遭遇危机。

1月，《经济参考报》刊登系列报道，披露“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兑”，名噪一时的山东秦池酒厂开始陷入崩溃。在郑州，曾经引领潮流、红火一时的亚细亚商场，因为快速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陷入绝境。销售额曾达到80亿的三株公司，因“虚假广告”等原因，官司缠身，企业逐渐分崩离析。

在珠海，1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都把自己关在总裁办公室里，拒绝与外界接触。他拉下所有的帷幕，在不见一丝阳光的大房子里孤寂地坐着。《沉浮史玉柱》的作者朱瑛石在书中写道：“1997年之前的史玉柱天不怕地不怕，高呼口号‘要做中国的IBM’，横冲直撞，最后惨败，留下一栋荒草肆虐的烂尾楼，外加几亿元巨债。”

此时，巨人集团发动的保健品大战耗费了所有资金，正在建设的巨人大厦，也因为资金短缺而停下来。

8年前，史玉柱辞去公职，带着东挪西借的4000元钱和耗费9个月心血开发出来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飞往深圳。他利用报纸《计算机世界》先打广告后收钱的时间差，把全部的4000元用来做了一个8400元的广告。4个月后，他赚回100万。

1991年，史玉柱创办巨人公司，开发出一系列针对中国市场的计算机“汉化”产品，虽然技术上并不复杂，但凭此，巨人很快成为中国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到深圳去当史玉柱”，成为无数学子南下的梦想。

随着国际知名电脑公司大举入境，中国刚刚起步的电脑行业面临重新洗牌。史玉柱开始跳出电脑产业，走上多元化之路。他瞄上无比火爆的保健品市场，开始生产保健品。

偏爱毛泽东著作的史玉柱，依照军事体制，设立指挥部，命名军长、师长，推销保健品。在一则动员令中，他写道：“三大战役将投入数亿元，直接和间接参加的人数有几十万人，战役将采取集团军作战方式，战役的直接目的，要达到每月利润以亿元为单位。组建1万人的营销队伍，长远的目标则是用战役锤炼出一支干部队伍，使年轻人在两三月内成长为军长、师长，能领导几万人打仗。”

与此同时，史玉柱决定建造巨人大厦，最初的计划是盖38层。但在修建珠海标志性建筑的冲动影响下，建设方案一改再改，最终定在70层。所需资金从2亿元变为6亿元，工期由2年变为6年。但保健品在1996年前后开始遭到质疑，加之巨人大厦的资金紧张，这些都将史玉柱拖入深渊。

但是史玉柱并没有就此淡出人们的视线，1998年，他带着旧部重新开发保健品市场。经过调查，史玉柱决定将产品销售范围定位在县级以下区域，并推出广告语—“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史玉柱开创性地开启了中国广告轰炸推广之路。媒体这样评论这则广告：“这则广告无疑已经成了中国广告史上的一个传奇，尽管无数次被人诟病为功利和俗气，但它至今已被整整播放了10年，累积带来了100多亿元的销售额，这两点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它难觅敌手。”

独到的商业眼光和精准的营销策略让史玉柱重新崛起。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评价史玉柱：“他的起伏经历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则在万千大学生中产生巨大共鸣，被视为创业偶像和精神领袖。而同时，他的诸多商业行为则饱受争议甚至引人厌恶。”

5月，在纽约，一台名为“深蓝”的超级计算机战胜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棋手卡斯帕罗夫。

就在人机大战进行的同时，IBM的网站成为全世界“网虫”们竞相访问的热点。众多国际象棋爱好者和网络发烧友纷纷敲击键盘，按动鼠标，通过虚拟的信息高速公路，涌向记录“深蓝”与卡斯帕罗夫对垒的网页。

在中国，1997年同样是计算机网络迅速发展的一年。当史玉柱在电脑制造和软件行业上改弦易辙的时候，网络却正在给中国的电脑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5月，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网易公司。办公室有7平方米，人有3个，资金来自丁磊以前编写软件赚的数十万元。

丁磊最先推出的是BBS（虚拟网络社区），中文名字是“电子公告板”，与一般街头和校园内的公告板性质相同，但它通过电脑来传播消息。在BBS上，各地的用户可以同远在异地的网友互通信息。

随着网络观念的逐步深入，BBS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0月，在首次中国互联网调查中，中国网民总数达到62万。10月的最后一天，BBS上一篇名为“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拉开大幕后，很多人把1997年的“十强赛”看作是足球职业化以来的一次成果验收。5个月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开始第6次冲击世界杯。

这一届的国家队集结了郝海东、范志毅、孙继海等一批当时国内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主教练为戚务生，强大的阵容让球迷看到了世界杯出线的希望。

10月30日，本名王峻涛的球迷老榕，带着10岁的儿子从福建出发，奔袭几千公里，去大连观看中国足球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就在大连金州，中国队在占据场上优势的情况下，被对手伊朗队击败，痛失出线权。

中国队失利当晚，老榕在四通利方网站的BBS上发表文章。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这时夜幕降临，温度很低，大家心里更凉，没法不冷静啊。全场的“中国队，加油”变成了整齐的雷鸣般的“戚务生，下课”。这时，全场人，包括隔壁的“半官方球迷”，都在为对方的每一次进攻欢呼，为中国队乱七八糟的“进攻”而“冷静”！只有我可怜的儿子还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不叫加油而改叫什么人下课，继续挥舞他手里的国旗嘶哑地叫着“中国队，加油”。

老榕的《大连金州没有眼泪》贴出48小时后，点击量达到数万。

中国队在十强赛上的失利，使许多球迷看到了足球职业化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假球”、“黑哨”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面对“假球”，幽默的四川球迷唱起了这一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

足球评论员董路在他的博客里写道：

那是一个柔软的年代吗？1996～1997年前后，《心太软》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似乎触及内心。其实人们高唱着“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的时候，真正想抒发和感怀的是“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初夏时节，紧邻香港的深圳逐渐装扮一新，不久之后，将有大批的接收人员从这里进入香港。经过近20年的建设，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变为高楼林立的都市，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

都市里的摩天大楼需要定期洗脸擦面，才能保持光鲜亮丽。清洗这些幕墙的人，被称作“蜘蛛人”，他们每天荡悠在摩天大楼之间。

摄影记者张新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深圳的洗楼工。钟家财，初中毕业，当年22岁。18岁那年，钟家财闯荡深圳，做过手饰盒厂的工人，干过装修，当过保安，直到加入清洁公司的洗墙队伍。十几个高空伙伴中，湖南老乡占一大半。

张新民在文章中描写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这位来自湖南桑植县芙蓉桥乡的小伙子说：“头一天凭着一股劲儿上去还没想到害怕，第二天怕了，怕得很，不想干了。”我问：“为啥又干下来了呢？”“找不到别的事情干啊。另外呢，虽然是在别人的城市洗墙，但是能找到家乡那份感觉。因为一起上高空洗墙的伙伴大多是桑植人，老乡在一起，好像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1978年，中国只有15万农民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接近3000万。现实的压力与市场经济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让农民获得了进城工作的权利。但在城市中，他们从事的大多是体力活。

钟家财入行4个月，已经清洗过6幢大厦的外墙，最高的34层。由于清洗时间的限定，每接下一幢新楼，洗墙工都如同上战场，吃住都在楼顶，分秒必争。正常情况下，每人平均1天能洗300平方米的玻璃幕墙，不过要干10个小时。

钟家财每个月的洗墙收入大约在1500到2000元之间。张新民在文章中写道：

收入虽然不高，但过去那种经常失业的恐惧却少了许多，因为没多少人愿意往挂在摩天高楼墙壁上的绳索上挤。阿钟很庆幸自己被“逼”上绳索，并且已经如履平地。

1997年，中国引人注意的城市无疑是即将回归的香港。

5月18日，北京至香港九龙的97次直通旅客列车驶出北京西客站。1天后，上海至九龙的99次直通客车也离开了上海车站。两列火车的车票都以港币计价，在内地以人民币核收。

也是在这个月，香港发现全球首例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历来只威胁家禽生命的病毒，出现了新的变异并能够传染给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3个月后，香港一名3岁的男童因感染禽流感死亡。随后，禽流感病毒在世界各地一直存在并不时爆发，成为世界的一个阴影。

6月1日，黄河壶口瀑布东岸，临时搭建的木质跑道上，一辆白色赛车在冲刺时突然停了下来。此时，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一个月，来自台湾的特技演员柯受良要在这里驾车飞越黄河。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首次联合，向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播。

柯受良的“飞黄”选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前一个月，经过媒体精心策划，“飞黄”行动迅速被打造成一次爱国壮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柯受良曾慷慨陈词：“开始，许多人说我飞不过去，但我相信自己。我是中国人，把山西、陕西介绍给世界，把壶口推向全球，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柯受良出生在浙江一个普通渔民家庭，3岁时与父母兄弟迁至台湾台东县。14岁时，他爱上摩托车，以驾车游玩为乐趣。16岁时，他成为一名电影特技演员，从此开始了他的飞人生涯。1992年，39岁的柯受良在北京金山岭烽火台驾驶摩托车成功飞越长城，并许诺下新目标—飞越黄河。

说起柯受良“飞黄”的盛况，已经退休的山西省吉县县委书记陈保堂，仍难掩心中激动：“香港、北京、山西、陕西……我没有想到，一次被有关部门定为商业性的活动，会引起那么多地方的关注。特别是‘飞黄’那天，现场10万游客，全球30亿人收看直播、转播。”

6万张面值50元的门票全部售出，而实际到场的观众多达10万人。表演以生命作为代价，成为吸引眼球的最大卖点。

下午13时，在突然刹车之后，柯受良重回起点。13时19分，黄河的上空划过一道银色的弧线，柯受良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成功飞越黄河。柯受良“飞黄”的成功，让一度沉寂的壶口瀑布走向世界。

10-1 史玉柱酷爱毛泽东思想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营销队伍

10-2 曾经的央视标王秦池酒厂陷入困境

10-3 1997年导演樟柯制作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小武》

10-4 都市里的高楼清洗工

10-5 深圳的洗楼工钟家财

10-6 钟家财的手和脚

1992年，壶口没有开发前，年接待游客3000多人。1997年，柯受良“飞黄”之后，壶口风景区的游客人数迅速达到12万人。此后，挑战极限运动便与风景名胜地区的宣传、推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97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夜，整个中国在欢乐中度过。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隆重举行。

子夜时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冉冉升起，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驻港部队战士郭剑锋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他为香港最大的军营站了第一班岗。

7月1日0时，在香港最大的石岗军营中，口令响起：“一号哨到位！二号哨到位！三号哨到位！”随着口令声，郭剑锋准时踏上军营大门的哨位，站第一班岗。

郭剑锋回忆说，这个哨位非常引人注目，军营大门口等候多时的一大群中外记者围上来，把镜头对准他不停地按动快门，还直喊：“驻港部队的兵仔好靓啊！”

驻港部队引起媒体与香港市民的极大兴趣，军营门口像旅游景点一样，热闹非凡，来拍照、合影的人络绎不绝。

这一年，香港2500多名青少年通过投票，选出他们最喜爱的歌曲，伴随香港成长的歌曲《狮子山下》位居榜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之珠》也名列前茅。罗大佑所作的《东方之珠》，以其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迅速流传，使得“东方之珠”成为香港的代名词。

1997年6月30日，导演贾樟柯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他早早打开电视收看新闻，等待着香港回归那一刻的政权交接仪式。这一夜，贾樟柯和几个哥们儿喝醉了，原本去天安门广场感受气氛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后来回忆说：“从来没有那么痛快地喝过酒，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天心情特别好。”

此前，贾樟柯将自己关在房子里已经整整两个月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小武》正在进行后期制作。

电影《小武》关注的是边缘人，描写山西小镇的一个无业游民面对商品大潮，在经历爱情与职业的失败后，迷失了自己的故事。

贾樟柯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山西汾阳，影片的副导演顾峥在文章《小武幕后：我们一起“耍”电影》中写道：“汾阳是我到过的第一座小县城。老贾一直说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是中国的一些盆景。要想看真正的中国就得跟他来他的家乡汾阳。不过见着了真正的中国还是很令人失望，街上最时髦的女孩儿穿着五年前北京流行的服装；这里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墙面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子；几条主要街道上车辆倒不少，但很少有四个轮子的……”

贾樟柯选择自己的河南同学王宏伟做男主角，原因是：“他特别生动，他的形象一览无余，能够代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敏感、（有）自尊、脆弱、羞涩，患得患失，留恋往昔。”

拍摄《小武》是贾樟柯最难的一年。在片场他反复修改剧本，把主人公的职业从裁缝改成小偷。剧中的一个小角色辩解说：“开歌厅属于娱乐业，贩私烟叫贸易。”他为这句修改过的台词而得意，认为台词表现了小人物的狡猾。电影《小武》制作完成后，先后在海外获得8个奖项。有人甚至评价说，电影《小武》是中国新一代写实电影的高峰与开端。

关于获奖，贾樟柯说：“它获得的奖项越多，我心里失落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我拍摄的是一个很当下性、很现代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这种快乐和话题，需要和中国人一同分享，和中国人来讨论，可我没有，我觉得很痛苦……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关心真正的世俗生活……有些人把那些记忆忘记了，有些人认为那些记忆不重要……但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

此时，亚洲正陷入一场危机。就在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并最终演化为一场亚洲金融危机。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损失，中国政府决定自己承受巨大损失，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东南亚国家渡过难关。

当亚洲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7月4日，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器—“火星探路者”号，及其携带的火星车成功登上火星，并开始仔细搜索这个星球的表面曾经存在生命的证据。“火星探路者”号计划从提出到发射仅用了3年2个月，不包括发射费，用了不到1.5亿美元。

4天后，北约首脑会议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会议决定，“邀请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同北约开始就入盟问题进行谈判”，酝酿3年多的北约东扩计划正式启动，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化。

此时，卡拉OK正风靡中国。这一年病逝的作家王小波亲历了家庭卡拉OK时代的来临，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住的这座楼隔音很坏，住户中有不少人买了卡拉OK机器，从早唱到晚。”这让他深有感触，并为此写了一篇《卡拉OK与驴鸣镇》的文章，文章说：“茶余酒后，想过把歌星瘾时，也可以唱唱。但干这种勾当，最好在歌厅酒楼等吵不着人的地方；就是嗓子好，也请把嗓门放低些，留点余地—别给餐厅留下‘驴鸣餐厅’的恶名。”

卡拉OK在中国的流行和VCD（影音光碟）的出现紧密相连。

5月，中国的民营企业爱多发动“阳光行动A计划”，原本3000到5000元的VCD价格降至1700元左右。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用两三个月的收入节余，就可以买到一台。爱多的营销策略带动了一个行业的大跃进。一时之间，电视广告中充斥着各种国产VCD的品牌广告。

爱多公司的老总是28岁的胡志标。他从小对家电有一种天然的爱好，以组装半导体为乐。1994年，数字压缩芯片技术流入中国，用它生产出的播放机就是VCD，这种“视频压缩盘片”与电影胶片、录像带相比，在储存和传播影像时更加灵巧方便。

胡志标认准了这个方向，他高价聘请电影明星成龙拍广告，并以8000多万元天价夺取中央电视台电子类广告标王，使爱多VCD家喻户晓。

中国的VCD行业创造了惊人的扩展速度。3年时间，销量从2万台激增到600万台。1997年，生产厂家已近600家。

VCD影碟机融视、听、唱为一体，它的出现结束了中国家庭文化消费的录像带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家庭影院前捧着话筒，望着画面上走来走去的沙滩美女，看着慢慢变蓝的字幕引吭高歌。此时买VCD影碟机，都会得到附送的麦克风和伴奏碟片。随着影碟机的普及，中国人开始步入卡拉OK的时代。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休闲娱乐开始成为人们的文化追求。从香港回归开始，港台歌星进大陆开个唱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商业化模式。10月，歌手周华健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随后，歌手苏芮也在此举行她的第一次大陆个人演唱会。12月，歌手齐秦第二次在大陆举办演唱会。

港台的大批明星能够自由地到大陆发展，使得原本只会出现在墙上招贴画里的明星们开始抢着登上北京首都体育馆的舞台，只是由于演出时间安排太密，大陆观众反而挑剔起来。

港台节目大量进入大陆，使得娱乐化逐渐成为大陆电视的主流。观众打开电视，开始感受到更多的轻松和愉快，娱乐业和明星的新闻也日渐增多。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记者走上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岗位。6年前，李咏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出于对播音行业的抵触，他干起了记者、编导，一干就是6年。香港回归之前，李咏刚刚完成大型文献纪录片《香港沧桑》的配音工作，随即接到综艺节目让他做主持人的邀请。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咏开始做起主持人，他说：“没承想这一试，却让我告别了熬夜和留恋的制作机房。”

年末，中央电视台推出一个新栏目《幸运52》，这档大型互动式娱乐节目，借鉴了英国的一个博彩节目，采用主持人提问、选手回答、胜者获得大奖的方式，所有选手均来自现场的普通观众，随机抽取，这比以前单纯歌舞表演的综艺节目更加有趣、更加刺激。李咏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在电视屏幕上，人们很快看到了一个风格不同于以往的主持人。

当时的报纸这样评价他：“李咏的独特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轻松幽默、亲切自然的个性也为节目增加了更多的人气。”

《幸运52》一播出就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一度在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国内各电视台开始了大办周末综艺节目的热潮，综艺节目逐渐占据了人们的视线。由英国引进的竞猜式节目派生出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央视的《开心辞典》，以及各地方台林林总总的节目。

娱乐节目的大量出现，改变了国内电视从业者与电视观众的思维。《当代电视》杂志的专家撰文称《幸运52》“是电视文艺发展的一种新思维”，“必将引起一场综艺节目的变革”，是“受众新的审美心理倾向的验证”。

这一年7月，中国的电视观众还从《新闻联播》中得知，意大利服装设计师范思哲被人枪杀。一个半月后，范思哲的好友—英国王妃戴安娜也因车祸身亡。

在人们业余生活日渐丰富的同时，城市中悄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这一年，自由画家毛过开始在家工作。像她这样的人，被称为“SOHO”（家居办公）一族。这些在家办公的人或小型创业者，是对过去的“自由职业者”的新诠释，SOHO逐渐成为时尚、轻松、自由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代名词。

家庭办公概念的出现，有赖于现代化网络通信技术的逐步普及。毛过每天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通过电脑来完成。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打破了不少人的“铁饭碗”，许多人都选择“下海”或者自谋职业，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自由职业者。据统计，上海的SOHO一族有50万人，而在北京，至少也有40万人。

《在家上班》一书的作者鲍罗·爱德华说：“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全国性的上班方式的转变，其深远意义如同农场向工厂的转变。”

城市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在中国的乡村，还有着另外的生活。

8月，在河北一个荒凉的山梁上，一个21岁的年轻人登上讲台，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位年轻人叫张胜利，媒体上都称他是“希望工程第一位受助人”。张胜利的家位于涞源县东团堡乡桃木疙瘩村。他后来在文章《与希望同行》中自述说：“那里气候恶劣，一年80天无霜期。只能种莜麦和土豆。一年打下的粮食只够吃半年的，余下的半年只好靠打柴、刨药材卖些零钱度日，人均年收入不到百元。”

8年前，还是小学3年级学生的张胜利给县政协副主席车志忠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车伯伯，你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俺爹穷，他不让我们念书，可是我们还想念书。”

此前几个月，车志忠曾到过桃木疙瘩村一次。他看到村里只有一所小学，学校唯一的老师带着13个学生，挤在一间仅有6平方米的教室里上课。这些孩子分属一到三年级，全校最高学历就是三年级，仅有两名学生，12岁的张胜利是其中之一。这一年是1989年。

车志忠后来在采访中这样说：“那时我在涞源已经工作30来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困难的村子。虽说刚入秋，但大山里天气已经很冷，孩子们衣不遮体。当时张胜利兄妹4人，连裤子都没的穿，光穿着一个大袍，他妹妹穿着一件男人的大肥裤子。”

张胜利写信的时候，他的父亲已患上重病。新学期开始后，家里已经无法给张胜利交上10多元的学杂费。渴望读书的张胜利给他心目中最大的官儿写下生平第一封信。

车志忠随后写下两封信，一封发给河北省政协，另一封发给共青团中央。

不久，桃木疙瘩村来了一些人，他们是共青团中央领导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6个月后，全国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作为第一批受助学生，张胜利和11个小伙伴重返课堂。

张胜利随后读完小学、初中。1995年8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1997年，张胜利毕业，他放弃了留在城市的机会，重回家乡教书。

1997年，《人民日报》报道说，“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在全国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现已累计筹资9.78亿元，资助失学儿童154万多名，援建希望小学3600多所，奖励和培训贫困地区小学教师3000多人，为乡村小学捐献1万套希望书库”。

2000年1月，张胜利的女儿降生了。他给女儿起名叫“希望”。2004年年底，张胜利由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每个月的工资400多元。2007年，张胜利教过的学生中，第一次有人考上了大学。

1997～1998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大陆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在新年之交上映。

“贺岁片”这个概念来自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到岁末，香港演艺圈内的一些明星都会自发地凑到一起，不计片酬地拍几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影片献给观众。贺岁片通常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片名大多吉祥如意。

《甲方乙方》讲的是4个自由职业者在1997年夏天开办了一项业务—“好梦一日游”，帮助顾客在一天里实现一个梦想的故事。

提及当年筹拍《甲方乙方》的来由，导演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春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他说：“……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儿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

《甲方乙方》在1997年岁末、1998年年初上映，获得3300万元左右的票房。除此之外，还获得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3项大奖。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

它更像一个成功营销案例，在迅速商业化的电影行当中，《甲方乙方》确实有点儿像一份清晰明白的“合同”，指明了许多人的前进方向。这份“合同”在许诺：明星大腕、可乐故事、温馨结局、春节档期结合起来，会带来观众与票房。

从《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又拍摄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等贺岁片。

1997年，尽管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却仍然在飞速发展。年末，中国提前实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钢产量为1亿吨以上。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大河截流；11月8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12月2日，南宁至昆明的南昆铁路开通运营，这是中国的又一条长大干线。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1997年是在观看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中结束的。影片的最后，演员葛优扮演的角色带着淡淡的伤感说道：“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1950年 庚寅年

1950年的元旦，北京天气寒冷，最低气温接近-11℃。在北京的各大公园里，锣鼓声、歌咏声响成一片。北海公园的冰上表演不再着重往年的“反正八字”、“平均运动”等个人技术，增加了许多集体的新创造。大同中学的同学们表演的《扔掉包袱才能进马列主义之门》，华北电业公司的工人们表演的《中国人民大团结》、《不怕原子弹》、《识破白皮书》等，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新节目。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元旦社论，文章写道：“在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将要解放全部国土，并将在基本上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使自己的国家转入生产建设的轨道。”

在刚刚过去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扫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势力，解放了全国90%以上的人口，赢得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对新政权而言，1950年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统一全中国。已解放地区的首要任务则是厉行节约、努力生产。购买公债的上海人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队，胜利折实公债第一天就销售了25000分。

为弥补国家财政赤字，1949年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额为1亿分。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6斤、面粉1斤半、白细布4尺、煤炭16斤的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在普通劳动者大多贫困的情况下，第一期公债的推销对象，主要放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城市殷实富户和富有的退职文武官身上。

当时的新闻影片记录下了2月初上海举办推销公债宣传周的情形：“街上到处挤满了人……影剧界正在广播电台上进行不疲倦的、夜以继日的广播宣传，白杨、黄宗英、秦怡、舒绣文、上官云珠、石挥等男女影星们说得舌焦口干，听众们，难道你们能够还无动于衷，还不赶快购买吗？”工商业集中的上海，在1950年第一季度要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筹集3000万分，而上一年5月到12月，上海市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分。为了完成推销公债的任务，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

2月5日，上海几家报纸刊登出这样的消息：荣毅仁的申新纱厂一马当先，认购了60.5万分；郭棣活的永安纱厂认购35.5万分。在整个工商界的响应下，上海的公债认购任务很快完成。截至3月底，全国公债发行1.48亿分，大大超出了原定第一期计划发行的1亿分额度。

2月17日，农历庚寅年春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新政权虽然正式采用公元纪年，但仍顺应民意，将传统的农历年作为法定的全国假日，统一放假3天。

大年初一，北京市民见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露天画展。展出的作品，与传统年画中吉庆有余、恭喜发财的内容截然不同，涉及新政权领导下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中苏友好、劳资合作、工人夜校、农民翻身以及解放妓女、改造乞丐等，充满了时代的气息。上一年11月份，文化部发表“对开展新年画的指示”，要求年画要利用传统的形式并加以革新，来表现新思想、新生活。

春节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日记中总结了他回到北京几个月来的工作：共写了80行太平歌词，大鼓3篇，共490行，3段相声，还写了两篇关于相声与鼓词创作经验的文章。

旅居美国的老舍，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在上一年开国大典之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乡北京。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老舍就见到了周恩来。老友相见，畅谈甚欢，老舍几乎毫无隔阂地融入了新社会。像抗战初期一样，老舍放弃了小说，转而从事曲艺创作。他的理由是文盲太多，只有曲艺最方便，最易懂，能直接鼓动民众。

1月4日，在全国文联的新年联欢会上，老舍致辞，说自己愿意学习，充实自己，希望利用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对革命有所贡献。他还当场演说了一段刚刚写好的太平歌词《过新年》：“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

春节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待在苏联，他们在莫斯科吃过年夜饭，年初一便乘火车离开苏联首都回国，沿途还访问了几个苏联城市，回到北京已经是3月4日。就在春节的前3天，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得到3亿美元苏联贷款。消息传到国内，引来无数欢庆。除夕当天，上海《新民报》上的专栏说：“这是毛主席和斯大林元帅给我们带来的过年礼物，教我们全国人民在大年夜，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过一个年。”

百废待兴的中国不但需要资金进行建设，还需要采取措施挽救遭遇灾害的农业生产。上一年，中国遭受自1931年以来最大的水灾，很多地方粮食减产。为了解决春荒缺粮的问题，上海市率先发起“一两米运动”，号召市民节约一两米、一碗米、一斤米，来支援灾区。

3月，政务院发布决定，改变粮食加工标准，制用“九二米八一面”。“九二米”就是指100千克糙米碾磨出92千克白米。“八一面”是指100千克小麦碾磨出81千克面粉。政府规定所有粮食公司、商店只许出售粗米、粗面，违者将受处罚；同时向各机关、部队、学校等团体发出号召，要以身作则，食用标准米面。

报纸上接连刊登宣传文章，教育民众，如果人人都吃“九二米”和“八一面”，全国一年可节粮8亿斤，8亿斤粮食意味着至少可以多养活200万人。1950年制定的米面加工标准，沿用至今。

春天，评剧《刘巧儿团圆》在北京首演。剧本描写了陕甘宁边区农村少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上一年，北京市的妇联主任找到评剧演员新凤霞，向她推荐《刘巧儿团圆》的本子，希望她参与改编并出演，配合宣传新婚姻法。这出戏在1956年被拍摄成电影《刘巧儿》。

刘巧儿的故事取材于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真人真事，刘巧儿的原型是甘肃省华池县的年轻女子封芝琴。封芝琴由父亲封颜贵包办与张柏儿订婚，后来父亲为多索聘礼，企图赖婚，将女儿高价卖给他人为妻，而封芝琴与张柏儿相识之后，却萌生了结为夫妻的意愿。

封家与张家之间的纠纷告到了县司法处。审理案件的是陇东专区专员马锡五，他判决封芝琴与张柏儿的婚姻有效。马锡五断案所依据的法律是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婚姻法。据统计，在1949年以前，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先后颁布了37部婚姻法，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些不同的婚姻法都强调婚姻自主，禁止包办买卖婚姻。

“五一”劳动节这天，新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婚姻法》正式颁布，它明确宣布废除包办、强迫的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提倡男女平等，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和干涉寡妇再婚，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逐渐消亡。

1953年，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据统计，当年离婚案件在100万件以上，而当时的全国人口只有4亿多。

男女平等的观念也展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社会号召男女同工同酬，许多由男性主宰的行业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从大连火车站正式驾车出行。

这一天，田桂英等3人刚刚获得了司机证，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她们组成的“三八女子包乘组”，从司机到司炉，都由女性担任，机车被命名为“三八号”。人们献给她们的彩旗上写着“妇女的火车头”。

田桂英和姐妹们成为铁道线上的一道风景，她们的故事不仅被收入中小学生课本，还被拍成电影—《女司机》，以此来向广大群众宣传田桂英等人成长的过程。

对姑娘们来说，最困难的还不是投煤，而是学习机车构造技术管理和制动机理论。和田桂英同时进入培训班的姐妹们，文化程度最高的也仅是小学，还有几个是文盲。老师只好在黑板上画图表，照图讲解，手把手地教，由易到难。

1950年2月，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师组织她们进行考试，田桂英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一，被任命为司机长，成为第一位女火车司机。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田桂英被评为东北路局一等劳动模范。她的包乘组开着“三八号”从大连出发，沿途运送200多名劳动模范，去哈尔滨参加东北铁路劳模大会。在途经的车站，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都想看看女火车司机到底是个什么样。连续两年，田桂英都作为全国劳模进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不过，“三八女子包乘组”仅存在两年多的时间，1952年年底便宣布解散。此后，中国再未出现过女子包乘组。但田桂英和同时期涌现出的女拖拉机手、女英雄、女劳模，成为崭新的妇女形象，影响着成千上万的女青年，开辟了新中国第一代妇女参加工作的新途径。

5月13日，首届F1大奖赛（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在英国拉开帷幕。在曾为军用机场的银石赛道上，来自不同国家、由不同汽车生产商赞助的赛车手们，进行着速度的竞赛。

伴随着人类进入汽车时代，1900年首次出现了正式的汽车拉力赛。比赛章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完善，直到1948年，在法国的一次比赛首次采取了统一的规则。在此基础上，1950年由国际汽车联会举办的“国际汽联世界冠军赛”，标志着全世界第一场F1大奖赛的诞生。

7场比赛之后，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意大利赛车手法里纳夺冠，成为世界上第一位F1世界冠军。一级方程式汽车大赛是方程式车赛中的最高级别，也是所有体育比赛中费用最昂贵、科技含量最高的比赛。

在美国，美国无线电公司成功地展示了一个全电子彩色电视显像管。该公司总裁戴维·萨尔诺夫宣布“我们已踏上电视新纪元的门槛—彩色电视时代”。

春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发表文章《我们的大课》，总结半年来在清华大学组织领导政治教育的经验与心得。从上一年秋季开始，京津各大学中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为1949年之前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费孝通在新政权建立之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自己的“改造”之中。他不仅学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批判知识分子“厌恶政治”的思想，还通过分析阶级成分来说明小资产阶级“不改造就落后”的现实……通过一年的学习，费孝通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以前陌生的语句，例如“必须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需要不断地思想斗争”、“劳动里克服剥削意识”等。

在《我们的大课》中，费孝通还谈到了开设大课的过程中产生的消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一些师生认为“大课是统治思想”，说：“我们既是四个阶级联盟，为什么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针对这些“像雪片一样打来的问题”，费孝通努力通过学习的新思想来一一化解。文章中，费孝通期待着他所在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尽快从旧的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适应新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不要被淘汰，能够身心轻松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恢复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此时，上海剧院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主题是共产党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剧中，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污辱其女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成了“白毛女”。八路军来到后，喜儿重见天日。歌剧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部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歌剧，这一年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还被拍摄成同名电影在全国放映，以配合宣传在新解放区推行的土地改革。

1950年年初，全国有2/3的地区刚刚解放，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少数人，还掌握着农村70%～80%的土地。把土地分给穷苦的农民，是新政权农村工作的核心。6月30日，《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公布实行。随后，约有30万人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奔赴各地农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土改。

刚刚进入上海市民政局工作的刘德伟，被要求参加土改工作队，前往安徽省阜阳县。与她同行的队员都是学院院长、工程师、医生等高级知识分子。一行人都认识到，“土改就是士改”，是对自己的一次实际的教育和改造。

11-1 节约一两米救灾运动

11-2 中苏同盟

刘德伟在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中讲述，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给她带来强烈震撼。被斗争的地主，样子凶恶，被人们用绳子捆着，跪在台前。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率先控诉，她的女儿被地主霸占奸污，最终悲惨地死去。还有人控诉说，这个地主相信吃了年轻人的心，可以长命百岁，在共产党到来之前，他已经吃掉了好几个青年农民的心了。整个大会一致赞成，对这个恶霸地主马上枪毙。他被押下去不久后，传来一声枪响。人群挥臂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土改胜利！”

刘德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过了半辈子都不知道农民是如此苦，我们真是无知。后来多少年后，有人提到：没有经过法院的调查审理是不合法的。但是，凡是经过当年的人，是不能不相信农民们控诉的话是真实的；这样的坏蛋是死有余辜。”

在阜阳县，刘德伟看到，一些贫农家庭尽管分到了地主的房屋，但仍然家徒四壁。她也看到，贫农积极分子与普通贫农在分地主浮财时产生了矛盾，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平同样出现在分田地上。

刘德伟受命去检查分给农民的田地是否准确无误。她与村会计工作了一整天，看到的却是，按照会计的计算，还缺少300亩田地，才能让所有的农民分到土地。而且，已经分出去的田地，也好坏不均。

这让刘德伟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共产主义的成功，是只有依靠最穷苦的阶级吗？他们欢迎共产党，只是因为可以从共产党那里得到利益；而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的理论。他们的才能可以被共产党利用来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府。”

土改给中国带来惊人的变化，到1952年年底，全国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总量超过700亿斤的粮食地租，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新中国土崩瓦解，农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中。1951年，全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都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产量达到1.4363亿吨。到1952年，随着全国土改的基本结束，粮食生产再次获得大丰收。

1950年夏季，作家老舍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钊，一起来到北京城南的龙须沟边。从春季开始的龙须沟治理改造工程，预算占到了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的近1/5，如今已接近尾声。老舍受命为这里的环境治理创作一出话剧，从接触题材到创作出剧本《龙须沟》，老舍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前，龙须沟是一条近千米长的垃圾污水沟，沟旁是穷苦百姓的破烂房屋，环境极为恶劣。剧本通过对比龙须沟边的几户人家在新旧社会的境遇，歌颂了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新政权。

7月31日，龙须沟一期工程竣工，4条下水道干管被埋入地下，一条宽阔平坦的马路，彻底改变了龙须沟昔日的模样。除了改善环境卫生，政府还在龙须沟一带架设电线杆38根，路灯66个，修建自来水站5处，改良水井1处。沟边的几千户老百姓，从此不必再喝苦涩肮脏的井水了。

这个夏天，老舍创作的剧本《龙须沟》采取了“三结合”的方法，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但老舍对这部赶出来的话剧，并不太满意，称在自己20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但是出于对政府的感激，老舍接受了《龙须沟》的写作任务：“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

在5月底刚刚结束的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北京市文联成立，老舍被推举为主席。6月份，老舍又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会员的身份，列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老舍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地引为荣幸。”

此时的老舍，拥有令人尊敬的身份和地位，出入有政府配备的专车，还购置了房子，抗战时期分散的家人也得以团聚。老舍有了当家做主的豪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他慷慨激昂地表示：“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

对于政府下达的写作任务，老舍积极地去完成，并宣称要让“赶任务”成为自己创作的灵感来源。他认为，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情里，改造龙须沟特别值得歌颂，首先政府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其次，政府没有修建通衢大道来粉饰太平，而是把改造穷人聚集区当成最迫切的事情做。他的这些想法，借助剧中人物程疯子表达出来：“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先给咱穷人修。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毛主席，爱人民，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好了沟，又给修路，叫咱劳动人民也能挺着腰板儿迈大步……”

新政权在短时间里展现出的治理国家的能力以及亲民的姿态，吸引着众多的海外游子。3月，正值学术黄金期的数学家华罗庚，离开美国回归故土。归国途中，他发表《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号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加入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两个月后，地质学家李四光也历经曲折回到祖国。

不过，海外学子们的归国之路，并不都是一帆风顺。8月中旬，留美物理学家钱学森准备和家人返回中国，却意外接到移民局通知，禁止他们离开美国。几天之后，美国洛杉矶海关召开记者招待会，称在钱学森的托运行李中发现了大量技术情报—近800千克的草图、笔记和照片。海关人员暗示，钱学森是红色中国的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资料回国。钱学森随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小岛上关了起来，并被指控故意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二战”之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日益对立。1950年2月，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宣称，他掌握了205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掀起了“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麦卡锡主义”由此出笼。

此前，钱学森作为第一流的火箭专家，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赞扬与尊重。但在1950年6月，他突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紧接着，他从事保密工作的证件也被吊销。

就在钱学森被禁止参加保密工作的时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以后，美国宣布参战，美国的第7舰队开进了中国的台湾海峡。中美之间关系紧张。

在被关押14天之后，钱学森以15000美元的高昂代价，被保释出狱。但是他的行动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每个月必须到移民局报到，而且随时都要接受移民局官员的问话。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一直放在那里，他始终没有打开过。钱学森没有料到，他的归国之路还要再等待5年之久。

此时在中国，已经掀起了反对美国的热潮。学校的学生详细地告诉市民，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积极扶持日本战犯的阴谋就是准备进攻爱好和平的中国。各个大学、中学的同学们都走上街头，他们用漫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吓唬人民的鬼把戏，也画出了侵略者的真面目，它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上海，这个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中国都市，开始流行这样一首歌：

美国之音好勿好呀？开口就造谣呀。美国之音灵勿灵？专门欺骗人呀。

美国电影好勿好呀？教人做强盗呀。美国电影灵勿灵？大腿狐狸精呀。

很多电影院已经停放美国影片，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电影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国庆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集中放映了苏联导演拍摄的大型彩色艺术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在汉口，电影上映前用飞机洒传单宣传，几大剧院同时上映，5天里，观众就有7万余人。最终，这部献礼影片成为这一年观影人数最多的影片。

刚刚考入上海中学高中部的胡伯威也观看了这部影片，这是他看到的第一部苏联影片。此时，上海的电影院里越来越多地响起《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在手举镰刀、铁锤和步枪的工农兵雕像之后，一部部带着老解放区气质的影片，陆续与上海观众见面。胡伯威曾看过木偶短篇《皇帝梦》，故事片《中华女儿》。

但胡伯威更喜欢苏联影片，相比老解放区来的革命文艺作品，苏联电影更贴近都市知识青年。与美国电影不同，苏联影片还有一个大的改进，那就是加上了国语配音。虽然配音的语调还有些生硬，而且还带点儿山东和东北的口音，但胡伯威觉得，这比打字幕的美国影片看起来方便多了。他记忆最深的影片是《乡村女教师》，他在回忆录《青春·北大》一书中这样说道：“这部影片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终生奉献于壮丽事业的人生观。”

此时的胡伯威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由于初中曾担任过团总支委员，一进高中，他就被指定为班级团支部书记。此时，各个学校里都已建立起党、团的组织。青年团员们经常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过“组织生活”，每次开始时都要起立，骄傲地唱起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歌：

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
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当家做主人
……

学校里洋溢着清新朴素的空气，不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收起了五花八门的服装，列宁装在女生中十分流行。但团干部胡伯威，仍然穿着西装和样式别致的皮夹克，因为在苏联电影里，充满革命激情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也是这样的穿着。

在上海，舞厅中流行的“交际舞”遭到禁止。但在校园里，带有苏联风情的“交谊舞”，受到男女学生的欢迎。在胡伯威看来，苏联文化的到来，让他们这些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得以保留一些往日的生活方式。

在日本，40岁的黑泽明，拍摄完成了影片《罗生门》。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武士遭遇不测，惨遭杀害，妻子也被侮辱的故事。惨案如何酿成？凶手、妻子、借武士亡魂作证的女巫、看到尸体的樵夫，都各有说法，人人都叙述了一个美化自己的故事版本，惨案成了一团拨不开看不清的迷雾。

影片在日本国内的票房并不理想，但在第二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夺得了金狮奖。这是西方电影节第一次把头奖颁给一位亚洲导演。之后，《罗生门》又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从此西方社会不仅认识了日本导演黑泽明，还通过他的影片开始认识亚洲电影。

此时的日本，正逐渐走出经济困境。“二战”后，日本经济一直恢复缓慢。1949年2月，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实施以“紧缩通货、平衡预算”为核心的“道奇路线”。到年底，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税收增长40%以上。但“道奇路线”又造成货物大量积压，工厂相继倒闭，失业增加，银根紧缩，出现所谓的“稳定恐慌”。

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设在日本，美军为就近补充军需，开始在日本大举采购。松下电器公司6个月中，就接到干电池、蓄电池、通信机械、电灯泡等总额将近4亿美元的军需品订单。就是在这一年，松下电器公司实现战后首次分红配息。大量的订货，让日本经济开始快速恢复。

国庆节，首都北京举行隆重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面对欢呼的人群，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并不轻松。这一天，他接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求援信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朝鲜的急电。

半个月前，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将深入南方的朝鲜人民军拦腰截断，并向北方迅速推进，继而占领平壤，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此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美军统帅麦克阿瑟的新闻官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就在美军占领平壤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了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开始。中国政府对参战的定义是“为援助危难的友好邻邦和保家卫国而战”。

11月14日，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没有得到恢复的情况下，中国派出以伍修权将军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赶赴美国纽约。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毛泽东称之为“伍修权大闹天宫去了”。

1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时展开了两个议题，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和美、英等6国提出的中国“对大韩民国侵略案”。

在美国代表发言之后，伍修权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控诉美国政府制造朝鲜内战，同时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

台湾地区代表蒋廷黻则发言为美国的侵略辩护开脱：“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目的，不是纵容一个完全被操纵的傀儡中国政权，以使其与其莫斯科的主人一道，或使用从莫斯科来的力量，破坏自由世界以及世界的和平，谢谢。”伍修权则反驳：“我再一次提醒各位代表，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就是在我面前的这个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代表，（他）根本无权代表中国，我怀疑这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最常使用的中国话他都不会说。”汉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当时还不是工作语言，但对于说英文的台湾代表，伍修权依然表示了蔑视。

这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发出的最初声音。美国媒体对此报道称：“在成功湖畔长达两个小时的高声斥骂中，毛泽东的代言人，一位名叫伍修权的将军，粉碎了所有（或者是绝大部分）自由世界国家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幻想。”

后来伍修权将军回忆说：“事后有人说我演说时嗓门很高，劲头儿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出来了。”

最终，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美军自台湾地区和朝鲜撤退的提议。中国代表团随即结束了历时26天的联合国之行。

在国内，“抗美援朝”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2月的第一天，中央军委、政务院向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发出参加军事干部学院的号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记录下全国各地的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踊跃参军参干的热潮。

在上海高中生胡伯威的印象中，12月份是在亢奋、慷慨激昂的情绪中度过的。尽管胡伯威并不想报考军事干部学校，但作为团支部书记，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他必须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参军参干的热潮中，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胡伯威也报了名。

12月初，全校动员大会召开。大会一开始就淹没在一片沸腾的喧嚣中，各个班级发出的战斗歌声此起彼伏，苏联歌曲《青年团员之歌》响彻会场：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在炙热的爱国激情下，不少人当场决定“参干”，表决心的条子不断递上主席台。到动员会结束时，一共有550名学生报名“参干”，人数超过了上海中学全体学生的1/3。上海中学在这次“参干运动”中声名大振，成为全市的楷模。

在“一二·九”运动15周年纪念日，上海全市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尽管寒风凛冽，游行队伍仍然情绪激昂地向市中心进发。路上，胡伯威指挥着自己的班级，唱起了一首刚学会的新歌：“一二·九的歌声响亮飞扬，我们的队伍今天更加壮大，为了反对美帝疯狂侵略，祖国发出庄严号召！”

全国各地欢送参军参干青年的大游行也此起彼伏。全国各地第一次志愿报名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共达25万人，仅仅在上海一个地区就有2.9万人。这说明了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直接领导与教育下，政治觉悟已空前提高。这个热烈的参军运动，更表现了人民政府与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赖与热爱。在全国范围内，千千万万爱国的家长都一致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做一个光荣的保卫祖国的战士。

在朝鲜战场上，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并于12月6日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从而扭转了战争局势。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首尔（原名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攻占。

1962年 壬寅年

1962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作家老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散文《立春大吉》：“今天既是阴历年的除夕，又是立春！咱们人人都有双份儿喜气！立春不过是个节气，我们却把春装在心里，天天是春，终年是春，春色无边！”

除夕前不久，北京市民发现，政府恢复了鸡蛋的供应，同时开始发放暂停半年之久的肉票。

上一年，北京的肉、禽、蛋库存量急剧下降，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外，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供应基本停止。居民的每月肉票面额则从最多3两削减为2两，并以罐头制品折合肉量供应。之后，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1961年6月至1962年春节，政府停发了居民平时的肉票。

春节期间，除了肉票，北京市民还可以用“节日补助油票”购得香油1两，凭户口本领取平时无法供应的花生半斤和瓜子2两。

在苏州，粮食供应也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一书中，这样记述了一位艺术家关于这一年的回忆：“春节每人能从可爱的政府那儿领到许多可爱的票证，如……茶食糖果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250克）之多！母亲真是善解人意，宣布烹调久违的拿手好戏‘四喜肉’，……酥烂而不失形，色香味佳绝。……这顿年夜饭的魅力，当是可想而知！”

大年初三，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会议总结了3年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这次规模空前的会议有7000人参加，参与者都是县级以上负责人，但在召开的时候，报纸电台没有报道。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提出要“开出气会”，让与会者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并在晚上安排文艺演出，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指示大家，多吃几顿饱饭。最终，大会确立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62年年初拍摄的纪录片《精工巧做》，记录了广东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有200多年历史的佛山铁锅，从来都是用黄泥做筑锅模型的，但每个模型只能筑几口锅就坏了，赶不上市场的需要。现在，工人们创造出钢筋混凝土的模型，每个模型至少能筑500口锅，而且薄厚均匀，大大提高了铁锅的产量和质量。”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人们大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家庭铁锅需求量减少，很多人为了大炼钢铁的目标，把家里的铁锅捐献出来，以求提高钢铁产量，援建国家的大型建设项目。而此时，为了贯彻“八字方针”，各地开始停建、缓建大批工程，全国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8万多个，减为2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减少近一半。同时，部分地区开始取消集体食堂，家庭铁锅的需求量随即大幅增长，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为了缓解供求矛盾，全国开始调整工业比例，压缩重工业，大力发展手工业等与居民生活相关的轻工业。在广东，这一年轻工业的总产值接近35亿元，约占工业总产值的70%，百姓的日常物质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工业调整的同时，为了应对粮食危机，全国不断加大对荒地的利用。

在黑龙江北部，旧时被人们称作“北大荒”的土地正经历着大面积的开垦。诗人郭小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歌《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诗中写道：“还是吹起军号啊！横扫自然界的各色‘敌人’，/放一把大火烧开通路，用雪亮的刺刀斩草除根！/还是唱起战歌啊！以注满心血的声音呼唤阳春，/节省些口粮作种子，用扛惯枪的肩头把犁耙牵引。”

上一年上映的电影《北大荒人》，讲述的是一批复员军人克服种种困难，在北大荒雁窝岛建立农场，最终获得粮食丰收的故事。这一年，北大荒的农场播种面积达1000万亩，有效缓解了北方的粮食短缺问题。3年困难时期，全国新开垦荒地面积达到3613.6万亩，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

在北大荒，作家丁玲、陈明夫妇引人注目。20世纪30年代，丁玲就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享誉海内外。4年前，丁玲夫妇在北京被批判，随后被下放到东北的汤原农场劳动。刚一到农场，丁玲就引起了人们的围观，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想退回去，但已经走进院子，出去也不行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仍然很脆弱，我仍然害怕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她们完全出于一种好奇……对被看的我们有点害怕，也有点怜悯。”

丁玲的介绍信中只写她是体验生活，因此，农场给她安排了拣鸡蛋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劳动任务。在电影《北大荒人》中，经过艺术升华的拣蛋过程，诗情画意。实际上，这对于58岁的丁玲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半个钟头下来，我的腰疼了，手指也发僵……我又命令自己，再坚持半个钟头，哪能干一会儿就停手？又过一阵，我眼花，头晕，要倒下去。幸好，这时走来了张振辉。他是饲料室的组长……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我就势扶着他才勉强站了起来，连腿也是硬的。”

每到农闲时，农场都会组织人们修建公路、铁路，45岁的陈明也被派去参加劳动。丁玲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

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随后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发表讲话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国家的主人翁。不能够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

丁玲的丈夫陈明成功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丁玲却没有，虽然农场为她写了摘帽材料，有关方面却未能同意。在自传里，丁玲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我翻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封信！……这不是儿子的来信吗？……他告诉我，……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谨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坝，只要有一丝缝隙，水就会潜流进来。……第二天，我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之后，丁玲继续留在北大荒劳动锻炼。

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文艺政策重新在文化界中被提出。在北京，《红旗》杂志社记者，30岁的浩然因为工作关系见到了很多知名作家，这坚定了他进入文坛的决心。

浩然原名梁金广，从小寄人篱下。14岁那年，他面临着被舅舅赶出家门的绝境。这时候，一位干部来到村里宣布，根据调查和知情人提供的事实，决定把浩然舅舅家的房产土地分给他一半，让他过日子。在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浩然记述了自己流着泪水对名叫黎明的干部说：“你是我们的救星！你是我们的恩人！”而黎明告诉他，他们是共产党，应该感谢毛主席。

20岁的时候，浩然听说，一个叫赵树理的农民作家，在当区干部的时候，写出小说《小二黑结婚》，成了全国知名作家。他的伙伴又告诉他：“写‘报稿子’可比那个简单。”浩然在自传里坦白当时的心情：“写文章登了报可比过去中状元还福气呀！”

24岁时，浩然调动了工作，成为北京俄文《友好报》的一名记者。他在《北京文艺》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但并未引起文坛注意。4年后，浩然被派去山东省昌乐县进行劳动锻炼，这也正是他一直渴望的。1949年在党校学习时，浩然曾看过一个宣传苏联集体农庄的电影，他在自传中回忆过当时的情形：“看完之后，整个党校都沸腾了……第二天清晨，……我们照例要到……河大堤上散步。……我一边走着一边欣喜地想，……我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只有一心一意为这样的理想工作、奋斗，才是……有出息的人。我要为自己，为我的亲人当这样的人。”劳动期间，浩然即使再累，也会想尽办法写作。他把粪娄翻扣起来，铺上麻袋当“桌子”，一写就到半夜。

1962年，根据自己在昌乐县的经历，浩然创作出长篇小说《艳阳天》。此书的“内容说明”中这样写道：“这部长篇小说，以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为背景，描写了我国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围绕着“土地分红”与闹粮问题，展开错综激烈的斗争，农业社取得初步胜利。第二卷，阶级敌人进行反扑，斗争继续深入。第三卷，革命洪流势不可当，牛鬼蛇神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最初，这部小说只有20万字，出版时变成三卷本，126万字。小说出版后备受关注。通过杂志社，浩然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1万余封，这坚定了他继续写作的信心：“由于生活紧张，多数作家都放下笔杆，不写东西了。可我按捺不住，每天都写，写到很晚，饿极了就吃几块儿点心。那时是10元钱一斤，为了写东西，再贵也得豁着花钱买。”

《艳阳天》之后，浩然又创作了小说《金光大道》，其中的主人公以“高大全”的谐音取名为高大泉。“高大全”形象是指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必须形象高大，胸怀宽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缺点。1966年后的10年时间，“高大全”成为文艺创作的模板，除了8个样板戏之外，浩然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可以大批出版作品的作家。

2008年，浩然去世。生前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并不为以前的作品后悔，相反，为它们而骄傲。在自传里，浩然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逾古稀，都在长……我也不敢说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掉，那就绝对办不到。”

4月，电影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上一年，《大众电影》杂志开始筹划“1960年到1961年最佳电影奖”的评选活动，评选的奖项被定名为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杂志社没有想到的是，观众参与热情高涨。许多观众想投票，但是苦于买不到杂志，就从凌晨开始排队购买。诗人邵燕祥专门写诗记述当时的情形：“请给我一张选票，让我和千百万人一起，实现小小的但无比崇高的权利。”

4月27日，经过3个月的投票，清点117939张选票后，《大众电影》公布了第一届百花奖的获奖名单。一个月后，盛大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被称为“三红电影”的《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和《红旗谱》获得了百花奖的主要奖项。

电影《洪湖赤卫队》获得最佳音乐奖，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旋律优美，久唱不衰，并在之后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红旗谱》中朱老巩、朱老忠的扮演者崔嵬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红色娘子军》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

24岁的祝希娟因在《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女主角吴琼花而获奖，她后来这样回忆颁奖晚会上的情景：“那个晚会上很多女孩子都去请周总理跳舞，周总理说：‘我要跟最佳女演员跳第一个舞。’我那时候不大喜欢跳舞，跟总理跳舞时紧张死了。……这第一个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跳完的，接下来跟陈毅老总跳，我也是慌，老是踩他的脚……陈老总说：‘没有关系，我们跳舞是音乐散步。’我觉得领奖是我这辈子最最幸福的时刻，1962年我才24岁，我太幸福太幸运了。”

电影《红色娘子军》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妇女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的故事。拍摄电影之前，祝希娟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只是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里一个普通演员，能获得吴琼花这个角色，源于一次吵架。

吴琼花是大地主南霸天家受尽凌辱的丫环，她眼中的怒火正是人物的精髓所在。导演谢晋花了一年时间寻找这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却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一天，谢晋在上海戏剧学院正巧遇见与同学吵架的祝希娟，觉得她吵架有霸气、有味道，于是和编剧梁言商议，让祝希娟出演女主角。

确定角色后，祝希娟来到海南体验生活，跟着真正的娘子军连长学习，每天清晨6点就起床参加军训，练习打靶。一个月下来，祝希娟的脸上脱掉了一层皮。除了军事训练，生活上的艰苦也让祝希娟很不习惯：“……在银根市，我们住在茅草棚里。……厕所也是我们自己挖的，芦苇席子一拦，然后放一把铲子在旁边，完事后自己敲一块儿土盖上……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吃得最好的饭就是一碗白饭配一两块儿咸鱼，我们女同志有时还把另一块儿咸鱼留到晚上再吃。海南盛产椰子，但是我们连椰子都吃不上。”

电影上映后，祝希娟塑造的吴琼花因为真实、果敢而受到观众的喜爱。但一些人认为，洪常青和琼花的关系隐喻的是党与民众的关系，他们之间是不允许有爱情存在的，那样无疑会掺进个人私心，很多场戏因此被修改。祝希娟回忆道：“在青松岭再见面后，吴琼花……看洪常青的眼光和前面戏的眼光都不一样了……充满爱意。……洪常青牺牲时，我看到了爱人牺牲，和一般的士兵看见首长牺牲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设计是我从山坡上冲下去，……最后昏倒了……后来上面说不行，要改，只好在福州的一个山上找了块儿大石头，然后就成了我冲过去抱着大石头，愤怒地注视着前方。”

获得百花奖后，祝希娟红遍大江南北。随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祝希娟、崔嵬、陈强、赵丹、秦怡等22名演员被授予“新中国人民演员”的称号，也就是“22大明星”。他们的照片也取代之前的苏联演员像，开始悬挂在全国各大影院。

这一时期，中国涌现出大量引人关注的电影，如《甲午风云》、《早春二月》、《小兵张嘎》、《舞台姐妹》、《林家铺子》等。

此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明星是玛丽莲·梦露。5月19日，正在拍摄电影《双凤奇缘》的玛丽莲·梦露不顾工作，径自前去为美国总统肯尼迪献唱“生日快乐歌”。13天后，梦露在剧组摄影棚里庆祝了她36岁的生日。作为美国最当红的女演员，为了证明自己风韵依然，梦露在摄影机前用透明纱巾略事遮掩，拍下一组极有魅力的照片，在美国引起轰动。

8月5日清晨，在梦露刚购置的新房中，梦露的女管家发现灯还亮着，她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离开了人世。洛杉矶的验尸官后来说，梦露的死因是用药过量。在去世前几天，梦露因为没能担任一个电影角色，一直心神不安。尽管她以前曾试图自寻短见，但人们还是发现了许多疑点：文件柜中日记、备忘录和书信消失不见，死前3个小时的通话记录和部分电话簿也不翼而飞。那几个小时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东西缺失不见？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梦露之死也成为至今未能解开的谜案。

无暇顾及梦露的去世，美国人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冷战上。这一年，苏联用各大报纸的头条宣布，钢铁总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则第一次实现了载人宇航飞行，随后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通信卫星，开始向欧洲传送电视信号。

更让美国人关注的是近邻古巴。年初，古巴宣布改走社会主义道路后，美洲国家组织立刻将古巴除名，并禁止同古巴进行贸易。苏联随即开始在古巴悄悄部署导弹，将美国置于导弹射程之内。

美国的侦察卫星很快发现这一行动，肯尼迪随即发出战争威胁，并调动美军在加勒比海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由于两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人类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站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面对核威胁，美苏双方最终达成妥协，美军放弃进攻古巴，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一场危机就此结束，冷战的阴影却在世界蔓延开来。

经过半年多的经济调整，国内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丰收的景象。《新闻简报—秋收小景》讲述道：“秋高气爽，打谷场上热气腾腾，河南宜阳县许庄生产大队，战胜自然灾害，在夏季增产之后，获得了秋季的好收成。”局部的丰收无法解决整体的粮食短缺，在全国范围来看，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退。

这一时期，如何解决温饱仍是普通人最关心的事情，人们聚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大多还是吃饭。国务院曾下发这样的正式文件：“近来对外宴会上吃花生米的现象相当普遍……根据总理指示，请各地今后举行对外宴会一律不要供应花生米。”

由于要为《毛泽东选集》翻译英文版，41岁的美国人李敦白得以享受到外国专家的小灶待遇，但他仍能清楚地感受到粮食的短缺。他在《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在翻译小组时，为我们准备的小灶一天比一天差，但这已经远比外面来得丰盛。在广播事业局，超过2/3的人因为体内缺乏蛋白质而感染水肿症。英语处开始轮流上班，那段日子里，不管何时到办公室，都会发现新闻室里的椅子有一半是空着的。”

李敦白1945年随美军来到中国，帮助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这使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1946年，李敦白到达延安，担任新华社的英语专家，不久后加入中国国籍，并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入广播事业局工作。

从《毛泽东选集》翻译组回到广播事业局后，李敦白发现，人们见面时仍保持着前两年互相按手臂的问候方式，这是测验水肿病情的常用方法。如果被按者的肌肉在经受压力后恢复的速度缓慢，那就说明患有水肿。

李敦白的妻子玉琳身上也开始出现水肿的症状，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玉琳那时正在外语学院学英语。周末她回家时，脸和额头也肿了，手脚都胀胀的。她的粮食配额已经减少了20%，肉类已从学生伙食中完全取消，每天仅靠不足一磅的米和一些大白菜维生。”

吃饭以外，让李敦白烦心的是工作。他发现英语组的翻译效率越来越低，很多译员送来的稿件都被他写满批评意见。他曾向上级请示把工作交给优秀的翻译员，但都被拒绝，理由是“保持内部和谐”。

为了减少国家负担，各单位都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与之相关的词汇是“六二压”，即全国6000万职工有2000万下放农村。从1961年开始的3年内，全国粮票供应的计划内人口减少了2800万。

李敦白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已不再有冲劲儿和热情，创造力也都消失了，我不想将余生浪费在翻译农作物产量这样的文章上，我要深入群众，投入真正的战斗中。”最终，李敦白还是选择留在了广播事业局，直到1980年，他才回到美国定居。

12-1 1962年颗粒还家

12-2 丁玲在北大荒

12-3 宣传画：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

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在提到一位农民来信时说道：“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

毛泽东提到的来信名为“当前形势怀感”，作者是陕西农民杨伟名，户县北街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书兼会计。3个月前，杨伟名将文章寄给西北局各级党委，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

这一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从1957年的3900亿斤降到3200亿斤，还不到1952年的水平。全国每人年平均原粮只有500斤，加工去皮后只剩下400多斤，其中还包括工业用量，留给来年的种子和饲料。油料产量也只有200万吨，不到1957年的一半。

年初的时候，中央向全党转发《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指出国民收入存在显著下降的状况，提出“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的调整方针。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出现了“恢复单干”的趋势。杨伟名在文章中写道：“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来看，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气过怯。合作化时虽说‘人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到年中的时候，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村子已发展到总数的80%，四川、甘肃、浙江等省达70%，全国平均超过20%。

北戴河会议上，杨伟名和“责任田”制度并未得到认可，会议认为，当前形势下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无法巩固集体经济。文章《当前形势怀感》开始以“一叶知秋”的名字成为批评典型，邓小平关于责任田的“好猫论”也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为人熟知。虽然没有认可“分田到户”制度，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国民经济的调整措施得到进一步延续。

在北京，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凭票供应的商品范围。1959年以前，只有粮、油、棉布、棉花和自行车5种商品限量供应，1960年增加到50种，1961年增加到69种，此时则增加到55类、共102种，接近商品种类总数的50%。

增加商品凭票供应的同时，政府决定在全国扩大推广两年前开始的高价商品政策。上一年，全国200多个城市开设了841家高价饭馆，其价格水平比平价高出4～5倍，共回笼货币38亿元，其中高价利润26亿元。

在讲话《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里，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解释了高价政策：“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又可以多回收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新闻简报—为农村生产自行车》介绍了自行车的生产过程。这一年，全国推出高价自行车，河北定价达到650元一辆，而平价车仅为160元。随着集市农作物贸易价格大幅上涨，城市货币大量向农村转移，中央决定在农村全面推开高价自行车政策。

此时，自行车是农村主要的运输工具。在上海，永久自行车厂生产出全国第一辆载重车—永久牌51型自行车。由于这种自行车结实耐用，农民们把它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能顶一个劳动力”。

推行高价自行车后，河北省10多天就售出近5000辆，大大超过之前的销售数量。自行车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出行工具。中国也慢慢成为一个“自行车的王国”。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个孩子都会哼唱的一首童谣。《我们的六十年代》一书中这样描写这时孩子在捡到一分钱时的复杂心理：“‘一分钱，可以买一包酸梅粉、一串“老虎肉”，还可以换两颗玻璃弹珠、一支红蓝铅笔……’那孩子定是思来想去，心里做着激烈的交锋……”

为了配合高价政策，促进商品流通，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上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了名为“缩小新版人民币票幅”的报告，报告称由于我国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为节约原料，建议缩小新版人民币的票幅。因此，第三套人民币的尺寸比第二套都有一定比例的缩小。

在第三套人民币中，纸币的最大面额并未因高价政策有所上调，依然只有10元。对于绝大多数职工来说，年平均工资只有500元左右，动辄几百元的高价商品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普通人更在意的是最小货币单位—分。孩子们更会把一枚枚分币小心地放进存钱罐，攒上很多年。《我们的六十年代》一书中这样记载：

热死狗的三伏天，一分钱来上根赤豆、绿豆棒冰，边走边吃，凉意便在舌头上爆出花来。……每一枚分币我们都倍加珍惜，把它们藏在口袋里，一天、两天、一星期……甚至一年，我们犹疑地把它掏出来无数次，……最后再郑重地藏好，它就继续在口袋里幸福地滚来滚去。

在北京，从没有为钱发过愁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开始变得节省起来，因为新婚妻子李淑贤不让他继续大手大脚花钱。李淑贤在回忆录《我的丈夫溥仪》中这样写道：“我每月只需20几元伙食费也吃得很不错，溥仪每月的100元工资却分文不剩。半年后我曾问过他，工资是怎样花掉的？他说不知道，抽烟吃零食，随手就花掉了。不够便到财务科去借，下月发薪时再扣回……那时我们两人的工资放在一个抽屉里，各带一把钥匙……我嘱咐他……不该花的别乱花就行了。

3年前，溥仪获得特赦，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这一时期，溥仪正在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记录自己由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公民的过程。他常说的话是，旧的时代和旧的溥仪都死了，你们应该为新时代、新溥仪高兴。

37岁的李淑贤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护士，新中国成立前，她曾有过两次旧式婚姻，因此对婚姻十分谨慎。但第一次见面后，李淑贤很快被溥仪所吸引，她在回忆录中记述道：“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黑色皮鞋锃亮，……谈吐热情得体，举止文雅洒脱，这一形象已经令我油然生出几分好感。”

对于溥仪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自主决定婚姻。之前，朋友帮他介绍了十几个人，溥仪觉得，她们不是岁数偏大，就是相貌不够好，都没有同意。他认为自己常见外宾，有时要携带妻子，所以得找个能带得出去的。

对于李淑贤，溥仪比较满意。他认为李淑贤穿戴朴素，人品老实。两人仅仅相识4个月后，就在“五一”劳动节正式结为夫妻。溥仪在婚礼上发言说：“回想自己的前半生，那是一个剥削者、寄生者的可耻的经历。经过10年改造，今天我成了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我们正是在劳动者的节日里建立起一个劳动之家，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幸福。”

婚后，琐碎的家庭生活也让溥仪感受到作为劳动者和皇帝的区别。新婚第一个早晨，溥仪想表现一下，就自己叠起被子来，最后却折成一团堆在床头。有一次，李淑贤回家发现满屋浓烟，以为着火了，细看才发现，溥仪正在火炉前眯缝着眼睛煽风，头上汗珠流个不停。

溥仪在生活上的生疏让李淑贤既好笑又无奈，她常和人说，恋爱时看溥仪衣帽整洁，没想到这样不会过日子。溥仪此时最爱说的则是，“我不会就从头学嘛”。

10月，《我的前半生》一书印出大字本，开始送往各处做最后的修改，看过的人都认为，溥仪在书中与过去做了彻底的决裂。在书的结尾，溥仪用简单的几行字描述了这一年的感受：“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贤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看看我的家……面对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新生是怎样得到的。”

《中国妇女》杂志上刊登的漫画《她爱什么样的人》展示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婚恋观念。此时，婚姻问题是女青年讨论的热点，连续的自然灾害让很多人对温饱的物质生活充满向往。《中国妇女》为此发起了数次大讨论。争议的问题有：“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结婚会不会妨碍个人进步？”“什么是婚姻美满的基础？”其中一位女青年提出了自己心里的困惑：“他们两个人，一个诚实可靠，有上进心；一个思想落后，但温情，钱多，我真不知道爱谁好了。”

回信中，有的读者认为工资多是重要条件；有人则认为有情趣，生活才能丰富多彩；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政治条件是第一位的，要有革命情操、阶级观念，必须和浪漫色彩的爱情观决裂。在最后的讨论中，爱情已在婚姻中退居次位，家庭出身、阶级关系、双方的工作岗位等，左右着婚姻的天平。家庭生活里，夫妻之间也开始更多地以同志、战友彼此称呼对方。

在这一年上映的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中，肉类加工厂的大李为说服老李参加运动，进行体育锻炼，一再经历挫折，但老李最终在他的耐心动员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了体质。影片围绕老中青三代三个姓氏一样但性格不同的人，通过他们对体育运动的不同态度，展开故事情节和冲突，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

为了尽快恢复国民体质，年初时，国家体委下达《关于进一步开展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号召人们积极参与广播体操锻炼。早在1951年，全国体育总会就推出了第一套广播体操。但10年间，在火热的生产建设运动和自然灾害中，很多人忽略了身体锻炼，做广播体操并不积极。

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中，老李就以广播体操耽误生产为由拒绝参与锻炼，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李请老李一起去做广播操，老李以要到冷藏库检查工作为由避开大李，不料却被关在库中，最后，冷得受不了的老李不自觉地做起了广播体操。

在国家的严格要求下，积极开展广播体操运动被很多地方写进政府条文中，广播体操运动得到大规模推广。从这一年起，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广播里的音乐一响，屋顶上，街道上，甚至是路边，都会出现做广播体操的人。广播体操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人们会在广播体操前听到这样的导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们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电台里则经常传来边境动荡不安的消息。在西南，中国和印度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在西北，中国与苏联关系日趋恶化；在台湾地区，蒋介石不断筹划对大陆的军事冒险行动。

12月，政府宣布国家财政基本实现平衡。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12000吨压力水压机，这台水压机可以把300吨重的钢锭轻易锻压成各种形状的机器零件。此外，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的大型化肥厂也在上海建成试生产，年产量达10万吨。国内气象服务网和中国电子学会也相继建立。

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写下《七律·冬云》一诗，总结即将过去的1962年：“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74年 甲寅年

1974年1月23日，农历甲寅年正月初一，北京的最高气温2摄氏度。这一天的报纸影讯上，除了新闻纪录片、科教片之外，还有4部电影故事片，分别是由于洋主演的《火红的年代》，张连文、郭振清主演的《艳阳天》，鲁速主演的《战洪图》，李仁堂主演的《青松岭》。影讯上写着“1974年春节为工农兵映出”，但没有列出演员和导演的名字。

电影《青松岭》改编自张仲朋的同名话剧，讲述的是老贫农和逃亡的富农分子之间的斗争。196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首次拍摄这部电影，这次重新拍摄成为彩色故事片搬上银幕。在电影海报中，上一个版本中还有些糊涂的贫农老头张万山，已经拥有了很高的政治觉悟，能机敏地发现敌人破坏的蛛丝马迹。

这是“文化大革命”8年来首次上映新的国产故事片。《人民日报》评论说：“4部彩色故事影片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也是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于故事影片的一次可贵的实践。”

元宵节前一天，60岁的梅志被允许上街购物。大巴山腹地的大竹县城，人们正忙着采购元宵、花灯。梅志看到，百货店和食品店不但人多，东西也多。百货店有毛线，而且还是纯毛的，不过是西藏林芝的产品，质量粗些。食品店里有牛舌饼，还有多年不见的萨其马。

今年春节，全国各地市场供应比上年有所改观。北京市民凭副食本，每人可以领到半斤花生、3两葵花子，每户2瓶二锅头、半斤粉丝；天津市居民每户供应白糖1斤；承德市每人供应大白菜10斤。

梅志在监管干事的指引下，发现了一小包油汪汪的东西。她回忆：“啊，汤圆心子！今年给风做汤圆就不会像去年那样只能放一点儿红糖，就连红糖也只能做成几个，后来没法我只得放上一颗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花生糖做汤圆心。即使那样，他还吃得那么有滋有味。现在有了真正的白糖芝麻汤圆心子，风该多高兴啊！”

梅志提到的风，是她的丈夫，正在大竹郊外的监狱服刑，罪名是反革命罪。在监狱的花名册上，她丈夫的名字叫作张光仁。但梅志还是喜欢称呼丈夫本来的名字—胡风。1955年胡风被捕入狱，至今已近20年。

长期服刑，且患有心脏病和高度贫血，胡风身体状况很差。上一年，梅志被允许陪同丈夫一起居住。这是她与丈夫分别多年后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在新华书店，梅志买到4本《十万个为什么》，虽然只是一套书中的几本，但她依然很兴奋。梅志在日记中写下：“这三四本《十万个为什么》，它虽然没有那八本样板戏印得漂亮，但总可以调剂一下口味，除了阶级斗争外得到点儿科学知识。这等于吃腻了大鱼大肉，再来吃哪怕是盐水煮的蔬菜，也是高兴的。”

新华书店里最多的是年画和连环画。春节期间，四川省集中上市一批连环画，共48个品种，印数300万，超出“文革”前17年的总和。连环画的主题，除了根据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还有根据形势需要，新创作的《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商鞅变法》等“反儒尊法斗争”图书。连环画的读者不仅是青少年，报纸说“工农兵也喜欢”。

腊月时，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书。书的前言写道：“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很快，“两报一刊”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北京军区某部指战员也用快板、诗歌等形式进行“批林批孔”教育：“革命战士豪情壮，批林批孔当闯将；千秋功罪咱评说，历史事实还真相；挖出林彪黑心肠，把孔孟之道全埋葬。”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佃户村的控诉》里有这样一段：“在声讨林彪孔老二的批判会上，红庙村老佃户任德立说：‘解放前我家兄妹5个，卖走5个，父亲饿死，母亲也逃走。’”在山东省曲阜县陵城公社红庙大队，解放前，全村100多户都是孔府的佃户。“批林批孔”运动之后，村民开展批判，控诉孔府对他们的剥削。

开学第一天，湖南省华容县建设小学五年级学生聂盛早早来到学校。教室门口的大字报吸引了他的注意。大字报的主题是“批林批孔”。聂盛回忆：“我踮着脚，把脖子仰得酸酸的，拜读老师们一夜之间炮制的作品。脑子里噼里啪啦，正想着‘林彪为什么不跟他老祖宗姓孔，是不是改了姓’，一个同学喊我，你看，你的大字报。我吓了一跳，谁写我的大字报？我慌慌张张地跑过去一看，是老师代我写的，名字也改成了聂卫兵，名字前面还写道‘建设小学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副组长’。”从这天起，聂盛在学校就被老师同学叫作聂卫兵。他也有了一个职务，学校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副组长。

建设小学批林批孔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邢老师兼任。邢校长历代贫农，是年初时被派到学校担任校长的。1973年，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学生张玉勤，因英语考试交白卷被老师批评，投河自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一事件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以教育全国教师。一些贫下中农也被派遣到各级学校，监督教师的教学工作。

纪录片《孩子们的节日》讲述了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小学开展红小兵讲故事比赛的情景：“北京市各中小学校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讲故事、办展览，批判林彪孔老二。新中国的少年一代，从小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雨中成长。”

作为批林批孔小组副组长的聂卫兵，也要带领同学们开展“批林批孔”故事会。在会上，他还要带头讲故事。聂卫兵讲了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他回忆：“刺杀等暴力活动，在当时一般视为革命行动，受到肯定。但由于秦始皇是法家的代表，所以刺杀秦王的行动就成了反革命事件，荆轲就成了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螳螂、小丑。”

讲故事的形式很快在全国推广。许多地方也搞起“三员一土”的培训工作，“三员一土”是指创作员、故事员、广播员、土记者。

3月，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作者范迁接到通知，去上海美术馆参观画展、接受教育。这是一场特殊的画展，被称为“黑画展”。“黑画展”共展出200多幅画，每幅画下面都有一句批判文字。范迁看到李苦禅画的一幅池塘中的荷花，有的含苞，有的怒放，有的已经枯萎，共有8朵，批判文字说：这是对8个样板戏的恶毒攻击。程十发的《牧牛图》，被批判为向党和人民顶牛。宗其香画的3只老虎，题为“虎虎有生气”，批判文字说：3只老虎比喻“彪”字，这是对林彪歌功颂德，为林彪翻案。黄永玉画的猫头鹰，站在树枝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判文字说：这表现了画家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

展览前言写道：“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

1973年，随着外交工作的展开，访问中国的外宾日渐增加。周恩来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要“内外有别”的指示，要求在宾馆中布置中国画，加强对外宣传，并扩大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和生产。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一批有影响的画家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黑画展”里展出的“黑画”，主要来源于这些创作。

在角落里，范迁也发现了自己的作品。他回忆：“看到角落里这两幅画，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想不到这两幅画居然被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画展后，范迁被迫离开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在工厂里，他被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上海的美术界安静下来，画家之间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范迁回忆：“海派画家确实收敛了很多，张士祯宣布他封笔了，不画了。蒋宝华看到我们就只说怎么自己忙着打制家具，要结婚了。”

4月，北大教授梁漱溟得到通知，要他参加全国政协“批林批孔”学习会。在会上，许多人都表了态，梁漱溟却保持沉默。会议主持人对梁漱溟说：“北京大学×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如果梁先生也向×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摇头说：“×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梁漱溟所说的×教授就是哲学家冯友兰。梁漱溟与冯友兰是旧相识。“五四”运动时期，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的印度哲学课老师就是梁漱溟。

此时，冯友兰已经用“梁效”的笔名发表了两篇“批林批孔”的文章。“梁效”取两校的谐音，是北大、清华批判组的笔名。“梁效”与《红旗》杂志的“池恒”、文化部的“初澜”、上海市委的“罗思鼎”并称为四大创作组。“梁效”前后共发表了181篇“批林批孔”文章，其中30多篇成为圈定的学习文件。有人戏称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多年后，梁漱溟去世，冯友兰撰写挽联道：“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4月19日，北京刚刚经历过第一场春雨，气温很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出席联合国会议归来的中国代表团。半个月前，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6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场。会上，邓小平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春节期间，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并指出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在机场，邓小平给周恩来带了一样礼物—牛角油酥面包。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每位成员不论职务高低，统一发给20美元的出国补助。随同邓小平出访的外交部部长黄华回忆：“离开纽约前吃饭时，我问小平同志打算怎样花这20美元。他说他也不知这些钱能买什么。我说，您不是认为法国的牛角油酥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吗？回国时可以在巴黎买些，20美元可以买许多个。”

此时，北京与纽约之间没有直航航线，中国代表团需要在巴黎转机。法国是最早与中国开辟民航航线的西方国家。1966年，中法航线正式开通。但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从巴黎到上海，需要绕道雅典、开罗、卡拉奇，经柬埔寨金边，才到达中国。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1974年，法航开辟了直达北京的航线，飞行时间缩短到15个小时。

直航航线开通的同时，一艘法国制造的豪华邮轮悬挂着中国国旗开始了第一次航行。这艘曾作为戴高乐总统的专用邮轮不久前被中国政府买下，命名为明华轮。它首航的出发地是位于非洲的达累斯萨拉姆，目的地是中国广州，船上的乘客是修建坦赞铁路的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

1967年，中国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政府签订协议，援助建设一条连接两国之间的铁路。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组织施工。先后有近5万中国铁路工人漂洋过海，到非洲参加这条铁路的建设。

1974年，沉寂已久的文艺广播里播出了一段相声，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友谊颂》。从这时候开始，被禁多年的相声又可以登台了。也正是因为这段相声，坦赞铁路成了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

明华轮投入使用后，一直往返于达累斯萨拉姆和广州之间，执行运送中国铁路工人的任务。1963年至1973年10年间，中国政府通过租借和购买国外远洋客货轮的形式，已基本形成覆盖世界五大洲的远洋网络。

“英雄的造船工人铺下了海上铁路，我们乘风破浪远航。我们的‘风庆号’首次远航成功，顺利返回上海港。它完全由我们自行设计制造，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它横跨三大洋，两次绕过好望角，胜利航行了32000海里。”这是新闻纪录片《风庆轮远航归来》的一段解说词，说的是国产万吨轮“风庆号”首航欧洲成功。这是国产远洋轮船第一次执行跨洋远航任务。

“风庆号”是上海江南造船厂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远洋货轮，于1973年完工。由于主机和雷达等设备的性能还不能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国产轮船一般只执行近海航行。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上海江南造船厂贴出大字报《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大字报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的口号。

5月9日，交通部被迫批准“风庆号”远航欧洲。上海港20多万人为“风庆号”送行，上海市总工会组织了“歌唱风庆轮”专场歌咏大会。《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有些人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

5月，南京市红小兵史莉莉的一封信发表在了《人民画报》上，信中说，“我是一个红小兵，看到安东尼奥尼在他的影片里拍了许多丑化中国儿童的东西，真是非常气愤”。上一年，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他拍了纪录片《中国》，但是该片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电影》。文章说：“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5月的《人民画报》开展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来稿选登。选登的稿件均是来自安东尼奥尼曾经拍摄的地方。上海市总工会干部江宏在《上海的历史是谁创造的》中揭露：“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

河南林县农民在来稿中说：“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破陋的房舍……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20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红小兵史莉莉则从儿童的视角，对影片进行批判：“他在拍摄幼儿园的小朋友时说：‘他们如此可爱，以至使人忘记他们学唱的歌曲几乎都是政治性的。’他真是坏透了。”史莉莉最后总结说：“我们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社会主义，完全是心坎里的真挚感情。这些当然是安东尼奥尼看不惯也理解不了的。还是听听我们的歌声吧……”于是歌声响起：“红小兵，心最红，忠于人民忠于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认真读书为革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要当工农兵。”

6月，山西省煤炭化工局向国务院告急，“批林批孔”运动造成徐州、长沙等铁路区段作业效率大幅低下，大量列车途中滞留，致使山西的煤炭和其他一些北方物资不能及时外运。上半年，铁路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2%，发生重特大事故750起。“批林批孔”也使前5个月全国工业总产值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煤炭、钢铁、化肥产量比去年同期都有大幅下降，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财政支出则增加25亿元。

7月1日，为扭转工业生产萎缩、倒退的局面，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一次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定出增产节约的有效措施。”

放暑假时，10岁的聂卫兵跟随父母搬迁到别的城镇，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到此结束。聂卫兵这个名字，也在后来的改名浪潮中被弃用。

1974年夏天，关中平原正经历着干旱。眼看着地里面庄稼逐渐枯萎，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村民决定打一口深井缓解旱情。一天中午，村民杨新满突然发现，5米多深的土壤中，竟显露出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接下来，村民又发现许多残肢断臂。

很快，考古工作者取代了当地村民，专业的挖掘开始了。残破的陶俑被拼接修复，一个由6000个真人大小陶俑和800匹陶马组成的古代军队阵列展现出来。经考古确认，这些陶俑被命名为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兵马俑的出土被誉为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又有新发现，三号墓出土了12万字的帛书，包括《易经》、《老子》、《战国策》，大部分是失传上千年的古籍。

在山东临沂的一处西汉墓葬，考古工作者发现已经失传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竹简4000多枚。这批竹简的发现，使《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是否确有其人等长期存在的疑团得到解决，为古代军事思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小靳庄新事多》。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全村只有101户，却涌现出300多位农民诗人。8月，《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小靳庄社员新诗选》。报道指出：“小靳庄大队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朝气蓬勃地向思想文化领域进军。经过短短几年的战斗，小靳庄思想文化阵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些封、资、修的黑货被打得落花流水，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典型，1974年，《人民日报》共刊登83篇小靳庄的通讯文章，还总结出小靳庄的10件新事。在村里，妇女与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儿，拿一样的工分，充分体现出男女平等。

在这一年全国美展上，妇女题材作品备受赞赏。《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劳动妇女的颂歌》，文中说：“这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是我们劳动妇女的战斗颂歌。可是2000多年来，孔孟之道把我们劳动妇女看成是‘小人’，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些反动的谬论，已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批判。美展中许多表现妇女题材的、主题思想鲜明的作品，大长了我们劳动妇女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没落阶级的威风。”

初夏的一个星期天，19岁的王小妮第一次吃到正规的酒席。这也是离别前她与家人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但这并不是一次家宴，饭桌上还有她即将去插队的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吃完饭后，王小妮就要前往农村插队落户了。

面对这样的场面，很少请客吃饭的父母显得有些拘谨：“母亲拿不准该点些什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告别的场面，是很多城市青年都会面对的一幕。王小妮至今难忘：“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13-1 农村文艺宣传队

13-2 出口商品交易会

13-3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面对批评浪潮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王小妮入住的集体户，被村里人称为“知青点”。此时，城市知青下放模式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最初下放时是“插队落户”，知青将户口迁移到生产队，独自安家；截至1973年，全国下放知青总数达到845万人，除一小部分人到国营或军垦农场外，绝大多数都落户到农村。知青的到来使农村人均土地占有量急剧下降。

“广大贫下中农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高度负责的精神，为迎接知识青年的到来，进行着各种准备。石村大队党支部统筹安排、自力更生，为知识青年盖起新房子。”这是拍摄于1974年的纪录片《欢迎新社员》中的一段解说词。北京市房山县东南召公社石村大队正在为将要到来的知青社员统一盖新房。1974年，很多地方纷纷创办知青农场和大队，条件不足的地方也纷纷建立知青点，让知青集中居住，以缓解农村宅基地不足的状况。

北京知青徐冰住进了延庆县收粮沟村的知青点，男女同学同住在一个院子。他回忆：“都是十八九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什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这一年，知青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刚刚下发的中学课本中，出现一篇与知青有关的文章，是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一封回信。

1973年，福建莆田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师李庆霖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下乡子女的生活处境。他的子女下乡插队到了福建最贫困的山区，仅凭微薄的收入生活。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中，称他为“反潮流”的代表人物，并回答：“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从自己的稿费中取300元汇寄给李庆霖“聊补无米之炊”。

不久，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随后，中央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北京知青钟阿城，此时正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单调的生活中，听广播是他唯一的乐趣。他回忆：“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漂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漂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啊。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

此时，邓丽君正在日本宣传她的日语专辑，为她的第一张日语专辑《空港》而忙碌宣传。1963年，10岁的邓丽君在台湾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获得冠军，从此登上歌坛。10年间，她已经在除大陆地区之外的华人社会广为人知。1974年，邓丽君正式赴日本发展。她的第一张日语专辑《空港》销量达75万张，并入选日本“最佳新人歌星奖”、“新宿音乐祭铜奖”、“银座音乐祭热演奖”。

这一年，香港艺人许冠杰主演喜剧电影《鬼马双星》，并演唱同名主题曲。很快，这首粤语歌成为电台点播率最高的曲目，唱片的销量超过15万张。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香港流行乐坛，民族小调和英美流行歌曲大行其道；粤语歌只是配角，真正的粤语歌很少。出现的用本地粤语演唱的歌曲也多由粤剧腔调改编而成。《鬼马双星》开创了香港粤语流行曲的潮流，许冠杰也被誉为“粤语歌鼻祖”和“香港流行音乐祖师”。

多年后，在许冠杰告别歌坛演唱会上，香港歌手谭咏麟展示了他一直珍藏的一张门票，那是1974年许冠杰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的入场券。

1974年，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完成学习任务。4年前，大学招生工作重新开始。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年满20周岁、身体健康、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可进入大学就读。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一年，一封大学生退学申请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信中说：“我是一个走后门来上大学的部队学员……我逐渐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作为一个干部子弟更没有权利脱离人民群众。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

这份申请的作者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大学生钟志民。钟志民出身于高干家庭，凭借父亲的关系，在1972年4月被“推荐”到南京大学读书。1973年9月，他向校党委申请，要求把自己退回部队。

钟志民在退学申请中，还对自己的腐化生活做了检讨：“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400多元的手表，却毫不在乎，后来家里又给我买了一只180多元的。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

正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工农兵大学生高默波，是外语系里唯一一个农村来的学生。他在《启程》一文中写道：“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有一个来自福州军区的孩子，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象中的花花公子！”

“这是我爸爸给我弄来的上大学的介绍信。他要我离开农村、离开共大，到所谓的名牌大学去读书。爸爸，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儿回答你：我不跟你走！”这段话取自拍摄于1974年的故事影片《决裂》。钟志民退学事件被做了戏剧性加工。影片中，曹小妹将父亲托关系搞到的上大学的介绍信撕得粉碎，跟父亲所代表的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很多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继承革命传统，可是，我这个革命多年的爸爸，却给我留下了这张介绍信。不，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现实生活中，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得到了南京大学党委的批准。他被退回所在部队，不久，又被退回到插队的公社，他又成为一名农民。

电影《决裂》围绕办学理念的分歧和对人才认同的差异，展开了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守旧派曹副校长坚持按照教学大纲实施书本教育，以分数线严把入学关；而改革派龙校长则坚持开门办学，不拘一格选拔农民子弟上学。电影中有这样一段：

龙校长：你会写字吗？

李金凤：土改的时候参加过扫盲班。

龙校长：写几个字我看看，写什么都可以。

（李金凤写下：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龙校长：李金凤，你被录取了！

电影拍摄时，全国的文化考试被取消，推荐成为上大学的唯一渠道。已经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的李银河，却在政审中落榜。

1969年，初中毕业的李银河离开北京，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她所在的连队地处盐碱地，小麦亩产只有70斤，生活条件恶劣。在她看来，上大学是回城的唯一途径。

文化考试取消后，李银河通过父亲的关系，把自己从内蒙古调到山西沁县。这里知青少，被推荐的机会多一些。她在劳动中积极表现，还当上了村里铁姑娘队的队长，被评为劳动能手。

1974年秋天，李银河成为山西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学员。然而，大学的生活却与她原本想象的不同。李银河所在的历史系有5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人在地方上担任领导职务。她回忆：“因为他们都是各个县上来的，毕业之后还要回到原来的县。这些本该来读书的学员，最热衷的已经不是学习，而是尽量搞串联、拉关系，建造自己的关系网。”

1974年，国务院教科组转发《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7月7日，第10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足球场进行。第一次进入决赛的荷兰队与东道主联邦德国队争夺冠军。荷兰队被誉为“上了发条的橙色机器”，采取的是全攻全守打法，球员没有特定的位置，攻和守都依据场上情况而决定。

最终，在德国观众的欢呼声中，联邦德国以2∶1击败荷兰队。这场比赛被誉为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之战。荷兰队员克鲁伊夫凭借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当选世界杯最佳球员。

2002年，当年的荷兰队中卫阿里·哈恩来到中国，担任中国男子足球队主教练。中国足协将他的名字改译为阿里·汉。2004年，阿里·汉率领中国男足取得亚洲杯足球赛亚军。

9月开学时，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在北京上映。电影改编自李心田的同名小说《闪闪的红星》，讲述的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位红军战士，在长征时在家中留了一颗红星，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颗红星终于找到了父亲。

影片中“潘冬子”浓眉大眼、胖胖脸蛋的可爱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剧本的要求，“潘冬子”被定位成小英雄形象，按照革命英雄“三突出”的原则，演员形象要体现“红光亮”。

摄制组在北京市内的小学看了100多个孩子，却一无所获。正巧赶上劳动节各校文艺活动汇演，9岁的三年级学生祝新运引起摄制组的注意。无论从形象和气质上，祝新运都非常符合剧情中的“潘冬子”，导演组当即拍板，由祝新运扮演潘冬子。

拍儿童影片最难的就是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让孩子相信剧中的故事是真实的。在拍摄现场，祝新运却总入不了戏。演员出身的副导演师玮负责给祝新运说戏，师玮回忆：“在拍冬子妈被胡汉三烧死在草房里时，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进去救妈妈的乡亲们。我启发他：‘因为这场戏你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剩下一个人怎么办？’说到伤心处，我不禁哽咽起来，没想到9岁的祝新运却觉得挺好玩，一下子笑出声来。散场后导演严肃地训了小家伙一顿，自那以后，祝新运再也不敢走神了。”

《闪闪的红星》使祝新运家喻户晓，他得到的“报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

拍摄电影时，祝新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解放军。后来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祝新运说：“在街上，人们认出我，还是会叫我小冬子。人们对于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觉得都是我的幸运。当你再朝你的人生道路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束缚，就是这种东西，成了制约自己发展的障碍。”

为庆祝国庆25周年，10月1日，北京市各大公园举办游园联欢。中山公园里，正在进行少年儿童专场音乐会。《人民日报》说：“广大工农兵，满怀革命豪情，用大合唱、表演唱、诗歌、舞蹈等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宣传‘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的新人、新事和新风气。”

国庆节前夕，胜利油田正式建成，探明储量近4亿吨，原油年产量可达1000万吨。从大庆到秦皇岛的输油管道正式建成，管道全长1152公里，启用后，原油可从大庆油田直接输送到秦皇岛港。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正在经历战后最严重的石油危机。1973年爆发的第4次中东战争，使原油价格在两个月内从每桶3美元上涨3倍，达到12美元。由于原油价格的暴涨，全球经济成本上升，物价急剧上涨，导致西方主要经济体严重衰退。

为庆祝国庆节，天津市举办服装展览。展览上，一款女士褶皱连衣裙被放置在最醒目的位置，这就是人们俗称的“江青裙”。介绍文字说：这款连衣裙融合了中国古代服装特点的同时，又结合了苏联布拉吉的设计思路。

这款连衣裙被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摊派，有些单位甚至以穿不穿作为评定一个人政治态度的标准。有人戏称它是：“上半截儿像男，下半截儿像女；后面看看是尼姑，前面看看是和尚；短不短，长不长，大娘穿了成闺女，闺女穿了变大娘。”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推广，最终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流行。进入冬天后，各地压库14000多件，最后不得不减价处理。

小学生龙冬家住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大院，对面楼里一个戴眼镜的清瘦老者引起他的注意。他回忆说：“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就是因为他似乎一年到头的大部分时间都穿吊带裤。在学部大院，穿吊带裤的人，只有这么一位！一次，在去打饭的路上，我走在他旁边看他，他就与我搭上了话。我问他，你为什么老是穿这种裤子？小孩儿才穿这种裤子。他就讲小孩子能穿大人也一样能穿，只要自己觉得舒服；但大人不适合开裆裤，两者根本意思不同。我又说，大人只有资本家才穿，好人是不穿的！他听到这话好像是被吓住了一刹，然后说，不一定穿这种裤子的都是坏人。但这话和后来的几句似乎不全是说给我听的。”

这个行为古怪的老人叫顾准，是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经济所的研究员。1972年，顾准因为身体原因，被批准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顾准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回到北京后，他的日记变得简单起来，只是在日历上简单标注记录。从他的日记里能看到，正月里，顾准开始动笔撰写《希腊城邦制度》。

不知过了多久，龙冬突然想起很长日子没见到穿吊带裤的人了。后来才知道他死了。龙冬回忆：“不管怎么说，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忧伤。那年我才9岁。”

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要待时守机。”1980年，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后来，《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得以出版。书的序言写道：“顾准同志并非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中却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在看来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他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

57名民主德国群众穿过柏林墙下的地道，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地道从6个月前开始挖掘，为了不被民主德国警察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但叛逃行动终被民主德国警察发现，双方在地道内展开枪战，一名警察被打死，叛逃群众无人伤亡。这是柏林墙建成以来，最大的一起偷越边境事件。从1961年柏林墙建成，到1989年拆除，共有201个来自民主德国的人在偷越边境时被打死。东西方世界的冷战还在继续。

这一年，《北大西洋公约》所有缔约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签署《大西洋宣言》，强调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成员国必须给予帮助，包括使用武力。

苏联开始在克格勃系统内组建一支代号为“阿尔法”的突击队，以打击恐怖犯罪。“阿尔法”小组首批成员不到30人，全部是身手不凡的克格勃青年军官。刚刚获得彼得格勒（现圣彼得堡）柔道比赛冠军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也被选入这支突击队。26年后，48岁的普京正式成为俄罗斯总统。

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宣布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两年前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的竞选情报，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潜入了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时，被当场抓获，由此引发政治丑闻。毛泽东在得知尼克松辞职后，对来访的基辛格说：“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3个月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宣布辞职。

12月，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完成。改建后的三门峡，能有效缓解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泥沙堆积，使洪涝威胁从20年一遇变为50年一遇。

天津港建成第一台500吨浮吊。投入使用后，可使港口装卸货物效率提高一倍。

在科技领域，由中国自行设计开发的半导体器件研制成功。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在北京日坛医院投入使用。

1974年，中国农业实现丰收，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2%；工业产值比去年有小幅提高，经济指标基本完成。《人民日报》说：“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建设蒸蒸日上。这同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衰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

1986年 丙寅年

1986年2月9日，农历丙寅年春节。这一年，副食品价格体制开放，物资供应繁荣。北方的菜市场出现了南方才有的新鲜蔬菜。在上海，价格昂贵的海鲜是春节前热销的年货。商场柜台里的各式糕点中，蛋糕成为过年馈赠亲友的新选择。

1个月前，邓小平再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这是他继1978年之后第二次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几乎用了所有版面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全方位报道。《时代周刊》的采访团花了5天的时间走访中国各地，周刊高级撰稿人乔治·丘奇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仅仅隔几年重访中国的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品种丰富的食品自由市场，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的整洁小屋和充满生机的乡村工业，这些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国家所没有见到过的。

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广泛推行。到1986年年底，全国99.8%的农户实现了分田到户，农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春节过后，76岁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了浙江温州。此时的温州，还是一个只有几条主干道的小城市。吸引费孝通来到这里的原因，是一年前刊登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篇名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

在温州，费孝通首先注意到了温州永嘉的桥头镇，桥头镇人均耕地不到三分，如果都拴在土地上务农，劳动力有七八成的剩余。历史上，桥头人解决人多地少问题的办法是外出经商，靠农商结合维持生计。

20世纪70年代中期，桥头开始出现小商品市场，经营手表、手套、发卡、塑料花和纽扣。到1983年，这里已经形成了专业的纽扣市场，全镇有7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000多个品种的纽扣在桥头镇都有销售。

在1987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走向未来》中，虽然没有出现温州人生产纽扣的画面，但我们能够看到温州其他各式各样的小商品的制造过程。

小商品市场的兴旺刺激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出现，他们用经商积累起来的资金开办小工厂和家庭作坊。同时，温州还出现了大量的采购销售人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网络，将生产的商品销往全国。

接下来的调查中，费孝通还发现，在温州各类小商品专业市场已有400多个，遍布全市各地。如金乡的徽章、标牌市场，柳市的小五金和低压电器市场，宜乡的再生纺织品市场等。有感于温州小市场之多之广，费孝通写下文章《温州行》，发表在这一年的《瞭望》杂志上。文章中他写道：

……我看到了当前在我国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包括在各镇上街巷里看得见的数以万计的店面和摊子，而且还包括撒在全国各地十多万个每天在火车、轮船上运转，甚至深入到偏僻边区活动的商贩大军；各家各户的生产者就是靠着同千千万万零售商店和摊子，甚至同无数消费者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生动活泼而又似乎无形的流通网络。

费孝通认为，温州人的个人经历正反映了商品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过程。8年后，费孝通再次走访温州，这一次，他看到了设备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看到了苍南、瑞安等地经营服装、药材、灯具的大型市场。1998年，费孝通三访温州时，他访问的几家企业集团都已完成了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的重组，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返回北京后，费孝通写就文章《筑码头，闯天下》。在文章结尾处，他写道：“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当中国的经济发展正蓬勃向上的时候，西方世界的科技发展却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挫折。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上午11点48分，备受关注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飞行了73秒后，突然发生爆炸，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

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火箭推进器中的O型密封圈在持续的低温天气中被冻坏，失去作用。尽管有技术人员对低温条件下的发射提出质疑，但“挑战者”号依然被送上了天空，造成人类航天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

美国人的伤痛还未消去，另一场科技灾难就来到了苏联。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位于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突然发生爆炸，有大约8吨多的强辐射物质在这次爆炸中泄漏，其辐射量相当于1945年美国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的100倍。

俄罗斯新闻社摄影记者伊戈科斯汀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说：“我打开窗户，什么都听不到，反应炉的废墟就在我下方，我觉得犹如漂浮在失重的太空，仿佛置身墓地。我的设备很快全都卡住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我只设法拍了12张照片。回到基辅后，我开始处理照片，我看到底片全都是黑的，没什么色彩，我不知道当时这些照片全都暴露在放射线中。”

20年后，美国探索频道拍摄的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追述了这场迄今最严重的核灾难。在片中，我们能够看到时隔20年，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城市和村庄还保留着当时人们仓促撤离时的景象。

为了防止核泄漏继续扩散，苏联专家建议在爆炸的反应堆上覆盖一个巨大的石棺。人类从未在放射性如此之高的区域工作过，士兵被派到了最危险的地方，强大的辐射使得每个人在工作区域停留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甚至十几秒。

跟随拍摄的伊戈科斯汀回忆：“我第一次上屋顶时被上面的神秘氛围所震慑，那里简直是另一个行星，一切都被放射性废料所覆盖，然后我开始拍照，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底片上的辐射痕迹，辐射从地面升上来。在上面你根本感觉不到牙齿，嘴里都是铅的味道，即使20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可以尝到嘴里的铅味。”

根据军方的说法，参与清理工作的50万人，如今已有2万人死亡，20万人宣告残障。跟随拍摄的伊戈科斯汀是少数严重暴露在辐射中，但依然存活至今的记者，他的3位同事在不久后就相继去世。

7个月后，170米长、66米宽的钢筋混凝土石棺加盖在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上。这个巨型石棺消耗掉苏联政府180亿卢布，当时的一卢布相当于一美元。在与美国持续多年的军备竞赛中，苏联经济已经被拖累得疲惫不堪。

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不久，中国国内正在筹建的大亚湾核电站遭到香港居民的联名反对。位于广东惠州的大亚湾核电站，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筹建，计划建成后为供电紧张的香港输送电能。由于距离香港仅45公里，能否保证电站的安全运行成为当地居民最担心的问题。对于来自外界的质疑，邓小平表态说：“中央领导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决心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1987年，核电站开始动工，7年后正式投入运营。除了从法国和英国引进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核电站还专门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质量保证。截至2012年年底，大亚湾核电站已经安全运行近20年，累计实现上网电量4000多亿千瓦时，有效解决了香港地区用电紧张的问题。

6月24日，《解放军报》的头版刊登出一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一直隐姓埋名的核弹专家邓稼先直到此时才为世人所知。而此刻，62岁的邓稼先正躺在医院，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好友杨振宁后来回忆，当年他去医院探望时曾询问过邓稼先，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的回答是，10元人民币。他还告诉杨振宁说：“当时奖金总额是1万元，单位按照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由于人多，单位还垫上了一些钱。”

去世前两个月，邓稼先在病床上赶写出了我国10年内核能规划的建议书，临终前他叮咛道：“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在国内，一项旨在发展我国高新技术的计划正在酝酿。提议者正是邓稼先参与研制原子弹时的同事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人。

3年前，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全称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其核心内容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核打击。此外，美国还力图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带动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以保持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随后，苏联和东欧集团制定了针对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日本制定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17国联合签署了“尤里卡”计划。如何跟上世界科技先进国家，成为王大珩等科学家日夜思量的首要问题。在年初的一个关于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上，王大珩提出，要积极参与世界性高科技竞争。在后来的回忆文章《我的半个世纪》中，王大珩写道：“在这次会上，我的发言有些激动。我说，我认为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们没有时间再这样拖延下去了。我们不能延误时机，应该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

参与会议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当晚找到王大珩，和王大珩一样，陈芳允对于发展高科技的心情也十分焦急。王大珩回忆谈话情形时说：“我们认为，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涉及到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没钱我们少买豪华轿车行不行？”

当晚，王大珩动手写下《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因为酝酿已久，这个建议很快写完。他与陈芳允又找到了时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4人联名将该建议送交给邓小平。

仅仅两天后，邓小平就做出批示。很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该计划以生物、航天、信息等高新技术领域作为我国科技研究发展的重点，用以加强国防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国家累计为“863计划”投入330亿元。有超过15万名科研人员投身“863计划”的研究工作，获得国内外专利8000多项，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1800多项。后来有媒体评价，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出的“863计划”，将中国推向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

“五一”劳动节，北京天安门城楼悄悄地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参观者。这批参观者中，大多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象征祖国心脏的天安门，第一次向普通民众敞开了神秘的大门。此后，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

1988年元旦，天安门正式对外开放，票价30元。不需要审批手续，老百姓就可以登上城楼，任意参观。

“五一”过后3天，全国正式实行夏时制。从5月4日到9月14日，新执行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提前一小时。这天凌晨，为了能在时间上抢回这一个小时，全国铁路线上正在行驶的列车都在拼命加快速度。

夏时制最早源于西方，是一种利用夏季白天日照时间长的特点，提倡早睡早起、减少照明用电的制度。进入中国后，夏时制显得有些水土不服。许多人难以调整生物钟，睡眠不足也导致交通事故增加。

1987年，根据有关部门调查结果估算，这一年，全国最多只节约了6亿度电，只是当时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零头，节能效果甚微。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通知，夏时制暂停实行。

5月19日，一场旨在向世界和平年献礼的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手穿着样式统一的夹克衫，肩并肩地站在舞台上，唱起了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这场演唱会的发起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1984年。这一年，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发起了为非洲灾民举行的赈灾义演，45位歌星联合演唱的主题歌《天下一家》，受到世界亿万人的喜爱。随后，台湾歌手张艾嘉和罗大佑也组织了一场60余人的大型演唱会，名为“明天会更好”，献给1986年世界和平年。

22岁的音乐人郭峰决定也办一个这样的演唱会：“他们敢做60名歌星的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百名歌星的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这个建议得到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的肯定。

刚刚从首钢辞职的陈哲被临时找来为演唱会的歌曲填词，此前他是首钢的一名电工，业余时间喜爱词曲创作。由于想写出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陈哲的歌词始终无法定稿。录音前最后一天的夜里，陈哲还在做最后的修改。

他后来回忆说：“那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经历了‘高政治强压’时代，我们最渴望、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温暖的释放—‘告诉我不再孤单’，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记得郭峰像疯了一样地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当晚，陈哲被“扣留”下来，连夜把整首歌词创作完毕。

半个月后，紧张创作完成的3首歌曲在首都体育馆唱响。由篮球场地改造的舞台被一盆盆鲜花围绕，水粉画出的背景板构成了此时最时髦的演出现场。背景板上，“让世界充满爱”的字样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主创人员的郭峰在舞台的右侧用钢琴伴奏，他后来回忆说：“‘让世界充满爱’这句话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作为国家来说，提倡的是千万不要触及这些东西，过去的那些人，他不会提倡‘世界’这个概念，他是从阶级斗争中成长的，那个时候谈恋爱也不准，谈恋爱都不敢公开牵手的，因此在那种境况下，‘爱’这个字非常刺眼。”

在这次演唱会上，名不见经传的崔健演唱了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在几个月前的第一届孔雀杯全国通俗歌曲大奖赛中，他首轮就被淘汰出局，很多评委还无法接受他的表演风格。演唱会上，当崔健唱出第一句歌词后，整个体育馆就被潮水般的欢呼声淹没了。歌曲《一无所有》在城市中迅速传播，许多男孩子纷纷留起了“崔健头”，这被看作是自我、叛逆的标志。

乐评人张晓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历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酿成的，《一无所有》并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个小烟头，也足以点燃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

1986年的这场百名歌星演唱会之后，韦唯、杭天琪、付笛声、蔡国庆等一批年轻歌手脱颖而出，成为后来中国乐坛的新生力量。

1986年7月，炎热的夏天，一个庞大的身影吸引了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的目光。他骑着从一位中学生那里借来的自行车，160千克的体重让那辆“26”车有些不堪重负。他是意大利人，世界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这一年他51岁，跟随拍摄的纪录片导演与摄影师甚至有点儿跟不上他的速度。

为了能让意大利的歌剧进入中国，意大利政府两年前就开始与中国政府协商，要安排帕瓦罗蒂和他所在的热那亚歌剧院到中国演出。意大利政府还承诺，演出过程和交通费由自己承担。6月，帕瓦罗蒂来到中国，在为期12天的访问里，他和他所在的热那亚歌剧院将在北京的天桥剧场演出6场歌剧《波希米亚人》。由于意大利方面提出的牛排、面包等饮食要求被中方告知无法满足，歌剧院自己带来了洗衣机、冰箱和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等食品。

随队来到中国的美国导演维特在纪录片《遥远的和谐》中，记录下帕瓦罗蒂的此次中国行，导演还用镜头拍摄下了他眼中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人，对来自西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而对于西方文化，青年人更是抱有极大的热情。

帕瓦罗蒂同样对中国充满好奇。他曾回忆说：“1986年的北京虽然汽车稀少，可也照样堵车，一次在香山饭店和天桥剧场之间的路上，我被几辆牛车堵了整整4个小时。但我并不沮丧，反而想到小时候家乡的田园风光，过去摩德纳的街上，牛车就是这样走的。”

6月28日晚上，北京的天桥剧场第一次聚集了众多的国外艺术家。闷热的天气和拥挤的后台让帕瓦罗蒂喘不过气，他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天气非常炎热，剧场没有空调，我脸上的妆差点儿融掉。我听说很多票都送给工作努力的工人做嘉奖，他们直接从工厂骑车来剧院时，还全身发热、流汗。”

演唱会的门票大多都分配给各个单位，只有少量用来售卖，价格分为10元、8元和5元。当时中国的许多观众从未听过歌剧，只要帕瓦罗蒂演唱出一个高音，场下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歌迷李澄后来回忆说：“近距离听他的歌声有一种直接在喷头下冲澡的感觉，从头到脚冲刷涤荡，痛快淋漓。演出结束后，在公交车上还能听到有人在说：我都喊哑了，手拍肿了；但是，太过瘾了！”

在此次访华的最后一天，帕瓦罗蒂受邀来到人民大会堂举行个人演唱会，他是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外国人。这场演唱会也成为1986年帕瓦罗蒂访华的高潮，从大会堂出来后，帕瓦罗蒂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在后来的自传中，他为这一次的经历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那次访问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邀请我再次前往，但我总是加以拒绝。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

十几年后，帕瓦罗蒂又两次来到中国。在2001年的紫禁城“三高”演唱会上，他与歌唱家卡雷拉斯、多明戈同台演出，演唱会的最高票价卖到了1600美元。与1986年不同的是，帕瓦罗蒂之后在中国的演唱已经是纯粹的商业演出。

就在中国观众被帕瓦罗蒂的嗓音震撼时，另一个外国人的身影也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6月，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在墨西哥举行，在同英格兰的1/4决赛中，阿根廷队球星马拉多纳打入了后来被称为“上帝之手”的第一粒进球。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又连过5人，完成了“世纪最佳进球”。

赛后，许多人认为马拉多纳的第一个进球有手球的嫌疑。面对记者的提问，马拉多纳说，是上帝之手打入了这粒进球。在马拉多纳的带领下，阿根廷继1978年后第二次夺得世界杯，马拉多纳本人也被评为那届世界杯的最佳运动员。

14-1 崔健唱响了歌曲《一无所有》

14-2 记者郑鸣拍摄的照片《倒闭后的滋味》，成为一个时代共同的记忆

此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莫言，正在赶写新的小说。不久前，他刚刚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小说以“我”为视角，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山东老家里“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一天，他在宿舍听到楼道里有人叫他，莫言后来回忆说：“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他的一只凉鞋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

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的张艺谋已经参与了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和《大阅兵》的拍摄。在看到莫言的《红高粱》后，他决定将这个小说拍成电影。

31岁的莫言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当张艺谋与他商讨改编问题时，莫言答复说：“改编我这样的无名小辈的作品，根本不要顾忌这个问题，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你让他们在高粱地里搞核武器试验我也没有意见。”

莫言把《红高粱》的改编权卖给了张艺谋，按照国家规定，稿酬是800元。电影最终敲定的女主角人选最初却让莫言有些失望。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念大二的巩俐与同班同学史可都参与了试镜，最终巩俐留了下来。就在不久前，巩俐刚刚拍完一个短片，报酬为200元。

莫言后来回忆说：“……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莫言感觉离他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莫言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他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莫言的判断错了。

电影中，巩俐扮演的奶奶九儿在出嫁时看上了轿夫余占鳌，在三朝回门时奶奶又被余占鳌抱进了十八里坡的高粱地。小说中描写暴露的野合场面，张艺谋只用了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表现得激情飞扬，完成了自我情绪的表达。

电影《红高粱》节奏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画面、色彩、光线所构成的视觉形象生动而浓烈，这也让国外电影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两年后，拍摄完成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影片。

就在中国第五代导演开始走上国际舞台的时候，第三代导演谢晋正饱受争议。这一年，由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在国内上映，影片讲述了芙蓉镇上的女摊贩胡玉音和“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遭遇。

7月，《文汇报》发表了青年批评家朱大可的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文章写道：“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

在近40年的导演生涯里，谢晋导演了一系列反映人和时代命运的现实题材影片。在他的电影中，巧妙的戏剧冲突及鲜明的人道主义被认为与西方的好莱坞模式十分接近。朱大可的批评文章，在文艺界和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讨论，讨论持续了长达3年之久。后来，影评人郝建这样评价谢晋以及他的电影：“作为好莱坞风格的导演，谢晋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谢晋实践的好莱坞模式是削去一半的好莱坞模式，谢晋的好莱坞模式只能表现人性的善良一面……”

此时，内地的各个录像厅里热映的是这一年香港票房第一的电影—《英雄本色》。这部由吴宇森导演的影片讲述了一段黑帮恩怨，狄龙饰演的宋子豪与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充满江湖义气的兄弟情深深打动了许多观众。

当时，被称作“票房毒药”的周润发以零片酬接下了这部电影，而处于事业低谷的吴宇森也不得不起用过气明星狄龙和刚刚出道的张国荣，这部低成本的电影成了吴宇森立足香港影坛的最后一搏。

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影视界的吴宇森一直默默无闻，拍摄《英雄本色》之前，他在香港嘉禾电影公司拍了8年的喜剧片，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个时候我在想拍警匪片，……但是公司不允许……我那个时候心里很不平衡，人也很愤怒，就是说我要想拍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电影的时候，怎么会老是没有机会。……于是我后期的喜剧也变得观众笑不了，因为我的喜剧里面有太多的愤怒在里面了……有的时候观众看的时候，不晓得这是要笑还是要哭的，结果这个票房就让人家哭了。”

不被重用的吴宇森在沉寂3年后遇见了导演徐克，两人萌生了翻拍20世纪60年代香港电影《英雄本色》的想法。由于没人对这部电影感兴趣，他们两人就自己做编剧。吴宇森在后来回忆说：“……剧本的很多台词其实是我自己的真实内心写照，例如……周润发说的‘失败了3年，有机会我一定要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此时的香港电影制作早已进入工业化，每年的电影产量超过200部，票房成为衡量影片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英雄本色》以3465万的票房成绩打破了香港电影的本土票房纪录，并在第二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成为香港影坛的里程碑。之后，《喋血双雄》、《纵横四海》等一系列港产警匪片以录像带的形式进入内地，不断刺激着内地观众的神经。

在这一年的电视屏幕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系列片《世界各地》同样吸引着中国人的目光，这档从美国引进的电视片由美籍华人靳羽西主持。节目中，她说着蹩脚的普通话，打扮却格外新潮，由她介绍的世界风情更是让中国观众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异彩纷呈。从国外归来的靳羽西发现，大陆的女性基本不化妆，女性的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中性美上。她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很多女孩子不敢用化妆品，怕漂亮，怕打扮，怕被批评。全世界的女人都用了，只有我们中国人不用，中国人只穿灰色、深蓝色的衣服，女人发型与男人差不多，要不然就是梳个辫子。”

6年后，靳羽西创立“羽西”品牌，专门制造适合亚洲女性的化妆用品，色彩浓烈的口红是她的产品的标志。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多针对亚洲女性的美容品牌进入中国，“羽西”渐渐失去优势。2004年，羽西品牌被欧莱雅公司收购。此时，选择婚后独自生活的靳羽西已经出版了《中国淑女》、《魅力自造》等著作。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她曾这样说道：“当时整个国家是没有颜色的，我把颜色带到中国，用颜色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9月2日，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了邓小平。在采访中，华莱士提问说：“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邓小平的回答是：“……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

就在一天后，《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名为“倒闭后的滋味”。照片中紧锁眉头、抽着烟的中年男子叫石永阶，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厂长。一个月前，他就职的这家工厂被宣告破产。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被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这家规模不足百人的街道工厂始建于1966年，在1983年改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到1984年年底，这个固定资产仅为5万元的工厂欠债总额已达到48万元。工人们整天没有事做，每天就是把弯了的铁丝砸直，却没有人发愁着急，因为工资照发不误。破产后，工厂的70多名职工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在计划经济时期，“铁饭碗”是城市人生活的唯一保障，它意味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无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有工厂，职工的一切保障都由单位包揽，职工只需一干到底，然后领取退休工资。没有绩效、没有考评，人浮于事的场景在此时的国有单位中经常可以看到。照片的拍摄者郑鸣后来回忆，企业破产后，石永阶前来办理救济金证，却被告知他的问题正在调查不能办证，和工作人员大吵一架后，他独自坐在一边，抽着闷烟。有人评价说：“这幅照片定格下社会主义在那个时代最苦涩的一缕表情。”

无论是否愿意面对，现实的情况已经无法让人乐观起来。8月，由财政部做出的一份统计表明，从1月份至8月份，全国国有工业生产企业累计亏损额比去年同期增长68.8%，已经突破了国家年初下达的全年计划亏损控制目标。

就在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后的一个月，国务院颁布了4项关于劳动制度的暂行规定，对企业用工、招工进行改革。从这年的10月1日起，国有企业新招收的工人将实行劳动合同制，取消退休工人“子女顶替”和内部招收职工子女的办法，转而面向社会，择优录用。年底，《企业破产法》开始在全国试行，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案。

这一年，由台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在央视播出。《几度夕阳红》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男女主人公因误会而分离的苦恋故事，剧中煽情的爱情悲剧赚足了大陆观众的眼泪，作家琼瑶也由此在大陆家喻户晓。

1964年，琼瑶凭借长篇小说《窗外》在台湾迅速成名。随后，她又连续发表《六个梦》、《烟雨蒙蒙》等60多部小说，美化人生的爱情故事和淡雅通俗的文字语言使得琼瑶成为台湾最畅销的作家，她的著作也相继被改编成影视剧，走进千家万户。

1986年，琼瑶的小说《窗外》进入大陆，在大陆引发了“琼瑶热”。据1986年11月13日《文学报》统计，广州地区近70%的学生读过琼瑶的小说。这种只有爱情、没有政治，与现实生活保持适当距离的小说被称为言情小说，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与此同时，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女作家三毛，以完全不同的风格进入大陆。她小说中的撒哈拉大沙漠和她与西班牙男子荷西的爱情故事令无数大陆读者痴迷。在她的身上，人们读到了追逐自由、浪迹天涯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大陆，更多的人也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虎跳峡震撼了，金沙江震撼了。古往今来，不可一世的死亡峡谷从未遭到过这样的蔑视，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抗衡。”这是1986年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队首漂长江时，冲击虎跳峡的场景，四川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伟大的征服》，完整地记录了这次漂流。

为了抢在美国探险家肯·沃沦之前漂流长江，一支由民间组织的探险漂流队—长漂队成立，只进行了20天的短暂训练后，就带着简易的漂流筏上路了。

跟踪拍摄长漂的记者沙颍后来回忆说：“它与其说是一项漂流运动，不如说是一个带有浓烈的民族色彩、爱国主义色彩的一件事，它就是要跟美国人较劲儿，我们中华民族的河流岂能让外国人先漂呢？”

这一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突破1万亿，是1978年的2.8倍，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焕发生机。也是在这一年，比基尼泳衣和奔驰轿车相继进入中国，新奇的事物和奢侈的消费品冲击着当时的中国人。7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融入世界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心态。

参与长江漂流探险的队员冯春后来这样说道：“中国人当时生活在闷罐车里面，总想出去松松筋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那个年代我们处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很压抑很拘束，长江漂流最能承载公众，包括我们的心态。”

进入水势险恶的金沙江后，长漂队开始向凶险的叶巴滩进发，密封船中的3名队员不幸遇难。长漂第一次出现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不久，美国漂流队也在叶巴滩翻船遇险，虽无人员伤亡，但美国人随即宣布，放弃漂流，而中国人的长漂仍在继续。纪录片《伟大的征服》中说：

长江在等待，在呼唤，全世界拭目以待，谁能首先将长江征服。

在此时的媒体报道里，“征服”是被反复提及的词汇，漂流队队员也被称为“征服长江的勇士”。11月25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队和洛阳长江漂流队同时抵达长江入海口，他们以11个生命为代价，实现了中国人一寸不落、漂流长江的誓言。

1998年 戊寅年

送餐人：你预订的年夜饭今天我们帮你送上门来，你看看好吧。

市民：我看一下。

送餐人：里面有几样东西，这是我们的玫瑰里脊，上面操作的方法都告诉你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厨房工程·帮你过年》中的片段，这一天是1998年1月27日，农历戊寅年的除夕，上海一家饭店将做好的年夜饭，亲自送到居民家中。

和往年大办年夜饭不同，当年的上海市民选择较为简单的方式，既能吃得营养科学，又可以轻松愉快。《春节喜事》一书中关于“上海人怎样过年”的调查显示，1998年，将年夜饭定在饭店的有23.01%，仍有64.44%的人在家中吃年夜饭。

飞速发展的经济，也使得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199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20个年头。这一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345.2亿元，而在20年前的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有3624.1亿元。

除夕夜，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正在进行，内地歌手那英和香港歌手王菲，出现在舞台上，她们合作的歌曲名为“相约九八”。那英来自沈阳，王菲则出生在北京，1989年前往香港发展。此时她们都是百代唱片的签约歌手，这首歌也是港台一线音乐制作人与内地主流音乐人合作的结果。随着内地经济的不断发展，港台娱乐界与内地的合作越来越多。

那英和王菲唱响歌曲《相约九八》的时候，另一首豪迈的歌也开始流行起来，这是电视剧《水浒传》的插曲《好汉歌》，由歌手刘欢演唱。

春节前后，由中国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水浒传》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在中国，梁山好汉的故事经久流传，许多观众都希望看到从小就听说的人物会被演绎成什么样子。在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中，我们看到，在众多角色中，潘金莲受到了不少关注。

扮演潘金莲的是25岁的台湾演员王思懿。王思懿从小跟随教授爵士舞的妈妈练习舞蹈，14岁时，开始作为模特儿出现在T台上，曾被日本某杂志评为台湾十大模特儿。就在此时，王思懿踏入影视圈，前往大陆发展。

两年前，正在天津拍戏的王思懿经朋友推荐，见到正在筹拍《水浒传》的导演张绍林，多年后王思懿回忆说：“我想见就见呗，也特别轻松，我那边戏拍完，三更半夜赶到北京来，他们都休息了，导演还把睡觉的化妆师叫醒，把睡觉的服装师、灯光师、摄影师都叫起来，一块儿到他的房间去看我去。我也没有压力，可能导演觉得我比较自然、自在，才会选择我。”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位来自台湾的潘金莲逐渐被大陆观众熟知。此后，王思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大陆。

这一年，另一个让大陆人熟悉的台湾艺人是歌手任贤齐。两年前，他以一首《心太软》打开了大陆市场。此时，他仍对自己在大陆取得的成绩感到庆幸：“最初发行这张专辑时，在台湾的反响并不十分热烈。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心太软》会在大陆这么受欢迎。”1998年，任贤齐带来一首曲风轻松、活泼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随即成为少男少女传唱的歌曲。

同一时期，许多台湾艺人相继来到大陆发展。《此地星光灿烂—台湾演艺明星在大陆》一文中写道：“大陆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每个层次的观众人数恐怕比台湾的人口都多……而且他们依靠海外的创作和包装技巧，在大陆一‘曲’而红，有了在大陆的人气，各种机会就会纷至沓来，再回台湾也是风光无限，最终成就自己（的）明星梦。”

开放不仅使得港台的演艺人士越来越多地为老百姓所熟悉，西方的文化也日渐影响着中国。4月3日，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国内全面上映。电影根据20世纪初的一场真实海难改编而成。1912年4月10日，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前往美国纽约，富家少女罗丝结识了靠赌博赢得船票的少年画家杰克，很快两个年轻人相爱了，就在此时，“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

导演卡梅隆用5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影片，花费两亿多美元，此前还没有成本如此高的影片。《南方周末》的《大片入侵八年祭》一文写道：“1998年春节前，中影就组织了媒体的记者、影院的经理和评论家观看和研讨。2月9日，《北京青年报》用一个整版介绍《泰坦尼克号》。媒体闻风而动，电视台开始播出影片的拍摄花絮，电台播出影片的主题音乐，各报纷纷刊发评介，甚至有‘九评’《泰坦尼克号》的系列文章。当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起‘事件’了。”

据统计，《泰坦尼克号》在全球共创造18亿美元的票房，在中国收入3.7亿人民币，接近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的1/5。

中国导演张艺谋在接受《新周刊》杂志采访时，则对该片有所保留。他认为全片较为有震撼力的，只有沉船那一场，其他只属普通。他同时认为，该片获奥斯卡14项提名，名过于实。

大片不断进入的时候，张艺谋继续着自己的电影创作。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拍摄完成，这部影片没有了《红高粱》的原始激情，而是一部唯美的关于父辈的爱情电影。2002年，由张艺谋执导、投资3000万美元的《英雄》制作完成。这部电影从前期的筹备策划、类型片明星制，到拍摄制作、宣传发行，都不同于国产片以往的操作方法，而是采用符合商业规律的市场化电影运作。

电影上映后，《英雄》在国内获得2.5亿元的票房，成为第一个票房过亿的中国电影。多年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今天看《英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中国大片的一个开端，是票房大卖的一个标志。可是我当年做这个是无意识的，然后也带来我拍这种电影的争论。是做文化精英还是做堕落英雄呢？《英雄》的这些争论现在都过去了。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那正好这个时代，让我拿《英雄》起了个头，不是我起头，也有别人起头，正好赶上了。”

5月，一本名为《绝对隐私》的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者是少为人知的记者安顿。3年前，在家做了一年全职太太的张杰英通过应聘，成为《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做过各种不同的新闻后，张杰英要求加入新开辟的情感专栏“绝对隐私”，并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安顿”。安顿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开放让中国人对家庭幸福的要求不断提高，表现为婚姻稳定性下降、离婚家庭增多，一些人的主观幸福感持续下降。安顿把自己专栏的关注点放在了都市女性的个人情感问题上。

最初的调查并不顺利，安顿回忆当初的辛苦时说：“我去街道离婚办事处蹲点找人。一连十来天，没人理我。直到买菜回家时，绕道经过街道办事处‘捡’了一个有很强倾诉欲望的小伙子，他成了我的‘第一桶金’。”

1998年，安顿的纪实小说《绝对隐私》发行，一个月内印数由3万攀升到10万。《绝对隐私》热卖的时候，安顿将这些采访得到的情感经历写在专栏里，故事中上演了各种各样的情感纠葛。当初进入围城的人，开始离婚、再婚，一些当年誓死捍卫婚姻的女性，也不再将婚姻视为不可放弃的东西。

这一时期，关于婚恋的新名词也不断出现，如婚前性行为、婚纱照、丁克家庭、小三儿等。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牵手》中，也开始出现第三者的形象。不过这部电视剧没有简单化、概念化地批判第三者。

《牵手》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婚外恋题材的电视剧，由演员蒋雯丽和吴若甫主演。它叙述了一个家庭因第三者介入而走向破碎的故事，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众多人物的生存状态及情感经历。蒋雯丽凭借在该片的精彩演绎，一举摘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和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优秀女主角”两项大奖。

在《牵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伦理道德和社会冲突激烈的时期，反映到爱情婚姻上，表现为开放的爱情观念被很多人接受，以往从一而终的爱情观渐现裂痕。

6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建成不久的北大百年讲堂，向在场学生用中文道了一声“恭喜”。这是他来到中国的第4天，作为对上一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的回访，克林顿应邀来到中国。同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正在热议他的私生活。

克林顿因与白宫前实习生莱温斯基发生不正当关系，引发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这年年底，美国众议院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对他的两项弹劾条款。克林顿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遭弹劾的总统。一年后的2月12日，弹劾克林顿的议案被否决。

6月里，许多中国人还关注着欧洲大陆上的一件赛事。6月30日，第16届世界杯足球赛在法国举行，本届比赛的参赛球队首次由24支扩大到32支，世界杯变得更加激烈也更加富有悬念。经过64场较量，东道主法国队第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克罗地亚射手苏克打进6球，荣膺射手王。

在中国，一些人选择用网络来获取世界杯的新闻，人们最常登录的一个网页，是一家名叫四通利方网的足球论坛。足球论坛由刚刚从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毕业的陈彤负责。他谢绝了诺基亚等几家跨国公司的邀请，成为四通利方网站的网络编辑，每月有600元的酬劳。

一年前，还在学校念书的陈彤第一次在朋友的公司接触到了网络，后来陈彤回忆起当时的经历依然兴奋不已：“当白底红字的CNN网站（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一下子在屏幕上打开时，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了。我见到了原汁原味的网络新闻！它从形式到内容甚至语言都和我们以前所见过的新闻完全不一样。”

爱好体育的陈彤最常去的就是四通利方网的足球论坛。不久，陈彤找到网站负责人，自荐担任足球论坛版的版主，并承诺让它的流量增加10倍。四通利方的总经理王志东后来回忆：“他是理工的，技术背景蛮强的，结果过来要去做编辑，这也有一点儿奇怪。对于我们软件公司，居然招一个从事偏文科方面的网络编辑，我认为是历史性的一步。”

陈彤负责的足球论坛采用即时、滚动播出新闻的方式，报道正在法国进行的第16届世界杯足球赛。球迷老榕非常喜欢这样的看球方式，他后来回忆说：“可以在电视机的边上，放一部电脑，一边看电视，一边在上边可以聊，这个就觉得好像是跟很多的朋友一块儿看球。”

据统计，在1/4决赛的时候，体育论坛每日的访问记录达到300万人次，陈彤因此获得了中关村网络第一编辑的称号。

这时的四通利方，还是一家传统的软件公司，整个公司的营业收入都来自于软件。不久，王志东在北京见到来自台湾的姜丰年。上一年，姜丰年和3位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合作，创造了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回忆起这次见面，王志东说：“最初的相遇，让两个人都很震动。创业者的那一种激情，我们都同时具备。”

一个月后，两人合作成立了一家门户网站，起名为“新浪网”。多年后，姜丰年回忆起这次合作时说：“我跟志东原来的球队都不是冠军队，可能我的队员在中锋这个位置、前锋的位置比较强，而他的控球后卫比较强。因为我们都少了一些缺了一些，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真正超强的冠军队，我们决定合并，两个队打散组成一个队，把最好的挑出来放在一起。于是我们变成了一个冠军队。”

新浪网成立后，足球论坛版版主陈彤的职务变成了新闻中心主编，负责最重要的新闻的发布。这一年，和新浪一同亮相的，还有搜狐、网易两家门户网站，中国互联网正式进入门户时代。

同一时间的美国，互联网产业也正在飞速发展。在加州郊区一个不足56平方米的车库里，网络搜索公司谷歌开张，员工数量不到10人。10年后，谷歌从一家只有数十人的小公司发展成拥有近2万名员工的跨国企业。在华盛顿，法院开庭审理20个州政府起诉微软公司违反联邦反垄断法一案，微软公司股票骤然下跌。

尽管官司缠身，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仍然没有放弃在全球的发展。不久后，美国微软公司进入中关村，把一个研究院建在知春路上。新院长是一位华裔美国人，名叫李开复。李开复祖籍四川，1961年在台湾出生。11岁时作为小留学生前往美国，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1989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在自传《世界因你不同》中，李开复写道：“……想起了我10多年来已经习惯的美国社会，想起了在读博士的时候看到的中国同学。一方面，我心里感谢母亲，当年坚持把我送到美国当留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的同学们那么渴求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但是渠道又那么匮乏，……教育环境让他们无法发挥潜力。……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将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1998年夏天，李开复的愿望得以实现，他带着两位华裔工程师回到北京，着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他们从500位应征者中，挑选了20位加入研究院，并提供了很有竞争力的薪水。从这一刻开始，世界软件业巨头与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公司，一起在中国的硅谷萌芽发展。

7月，太平洋的上空，一架搭载着中国体操队的飞机从中国飞往美国纽约，他们将要去参加第4届友好运动会。队员中有一位17岁的宁波籍运动员，名叫桑兰。在一年前的第8届全国运动会上，她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跳马全国冠军。如果这次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她有可能在两年后的奥运会上代表国家队比赛。

跳马比赛开始前，桑兰进行赛前热身，一旁的美国国家队助理教练注意到她的动作：“她好像有点儿犹豫，身体在空中多转了一下，结果，她头顶着地，当即倒地不起。场边的中国教练和救护人员马上赶上去急救，可怜的姑娘大概休克了10秒钟，大家很快为她做了固定措施并将她抬上担架送往纳苏医疗中心。”

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桑兰的颈部有了知觉。面对赶来的各国媒体，她的主治医生里奥内回答说，桑兰将可能终身瘫痪。3个月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再次来到美国，探望康复中的桑兰。在记者拍摄的画面中，桑兰始终微笑着面对镜头。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桑兰的治疗花费了巨额费用，赛事组委会已经给每位运动员投保了高额保险，这个保险负责桑兰因意外受伤而产生的治疗费用，当然也包括需要用的医疗用品，但这个保险在中国境内并不生效。有记者评论：“桑兰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如果在中国比赛，她根本无法得到这么高的赔付，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运动员保障体系。”当中央电视台记者结束采访准备离开时，桑兰告诉记者：“今后我想读书，还要坚持锻炼，我有信心一定能够站起来。”

在美国接受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之后，桑兰回到国内生活。此时，酝酿两年的运动员伤残保险条例在国内出台，将有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享受每年总额100万元的保险。随后几年，桑兰读完了北京大学的新闻学本科课程，毕业后，一直积极从事与体育相关的报道工作，并成为2008年的申奥形象大使。

“经常做梦，梦到在船上，在浪尖上，害怕，反正是担心，也是没办法的事，人家需要他，不能不去，你们更需要他啊。”这是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八月十五》中的片段。女主人公芳芳生活在河北石家庄，整个1998年8月她都在为参加抗洪的丈夫国兴担心。

一个月前，芳芳和国兴的孩子即将出生，但在石家庄某部队任排长的国兴却接到命令，前往湖北参与救灾。入夏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中国的珠江、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而尤以长江为最。随着第一次洪峰的来临，全国各地有十几万军队赶往了受灾地区。芳芳说：“生产那天当时家里除了我公婆和婶，也没别人了，租了一辆车，生产回来时自己一步一步往下蹭，从三楼一直走下来，回来又上二楼。”灾情严重，孩子出生的时候，国兴还在为士兵做动员。

8月13日，正当长江第5次洪峰向湖北荆江逼近的时候，江泽民乘飞机来到灾区，在洪湖市乌林镇的长江大坝上，他发表了讲话：

我想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继续发扬不怕疲劳（的精神），坚决守住大堤，一直到底，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次抗洪中，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万民兵。这是自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中下游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经过3个多月的抗洪救灾后，9月22日，参加抗洪抢险的官兵全部撤离第一线。25日，长江中下游水位全线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抗洪抢险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此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又一次采访了国兴。

国兴：我家属我妻子啊，从小跟亲戚长大，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疼爱，所以在生产的时候她也是最需要我在身边。

记者：你女儿已经出生半个多月了。

国兴：嗯，半个多月了。

记者：打算给她起个什么名字？

国兴：现在还没有想好，我想要起一个与我这两次执行任务参加抗洪有关的名字。

这个夏天，香港人也经历了一场风暴。上一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地发起了连番狙击，使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由此引发了“二战”后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层面冲击最大的亚洲金融危机。随后，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货市场发起冲击。

由于香港历届政府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索罗斯宣称，“港府必败”。从1997年8月7日的16673点，到1998年的8月13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已经跌到6660点，损失惨重。8月13日，香港政府决定调巨资大规模收购股票，迎战这些疯狂的国际炒家。

做出迎战决定的是上任不久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晚上他把同事们放行回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流泪，他后来回忆说：“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做了这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们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

事实上，这一决定不仅与他不干预市场的理念不符，他也十分担心一不小心输掉香港人的钱，就算自己“跳楼”也无法挽回损失。因为在公众场合总是打着领结出现，曾荫权被香港市民称为“煲太曾”。这段时间，曾荫权特意打着红色的领结，后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给自己挑了红色，这是战斗的颜色，也是喜庆的颜色。”

15-1 决心阻击国际金融大鳄的曾荫权

15-2 “面的”曾是北京的一道风景

15-3 《泰坦尼克号》在全球共创造18亿美元的票房，在中国收入3.7亿人民币，接近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的1/5

15-4 一手铸造红塔山品牌的褚时健晚节不保

15-5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8年的10月，地点在上海和平饭店8楼。快门按下的瞬间，两位长者的手迟迟没有松开。他们两位，一个是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个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

28日是决定胜负的日子，这一天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向上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10多亿美元的资金，反之特区政府之前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将血本无归。

凌晨两点，香港天文台向市民发出了雷暴警告，这天的天气一反前一时期的暴热，阴云密布。新华社驻香港记者叶奇元一直没有离开电视机，他后来回忆说：“那天下午，交易屏幕上出现了绝世奇观：同一只重磅蓝筹股、同一个买价、同一个经纪代码8136，铺天盖地死守买盘。只要守住就是胜利！那天的4个小时，对所有香港人而言该是何等地漫长。”

下午4点收市时，全天交易额达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90亿港元。恒指期货最终报收7851点。自入市以来，香港政府动用了100多亿美元，消耗了外汇基金约13%，最终获胜。一个小时以后，香港天文台发出了雷暴终止的通告。一年后，香港恒生指数回到10000点以上，特区政府从股市上全部退出，赚得数十亿美元。

这一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遇到新的困难。上一年从泰国开始的金融风暴席卷周边国家，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随后，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长江，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500亿元。扩大内需随即成为中国经济新的着眼点，酝酿已久的住房改革计划随之展开。

7月，政府宣布停止福利分房，代之以货币化分配，职工可以用单位补贴的钱加上住房公积金到市场上买房子，还可以从银行贷款。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播出的纪录片《屋檐下的上海》，记述的正是福利分房取消后，一个年轻人买房，实现住房梦的故事。青年教师王雷准备结婚，但家里人多，空间小，单位又无房可分，他决定不顾一切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

取消福利分房改变了不少人依靠福利安居的梦想。而随着生活的逐渐富足，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注重个人的隐私，他们无法像父母那样，忍受一家几代人住在狭小的房间里。扩大个人生存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开始成为年轻人奋斗的目标。王雷后来回忆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结婚以后，我们到他的新房去看，按照现在的条件说起来，他那个房子也就是一个底层的商房的这样一个单元住房，但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天堂一样，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羡慕得不得了。”

“要买房，到建行”，这是当时流行的一条广告；“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也是颇为鼓动人心的一条宣传语。

房改后，新房的展销会蜂拥而至，在北京，人们像赶集似的奔赴各路房展会，生怕错过一条购房信息。“买房了吗”取代“吃饭了吗”成为人们相互之间新的问候语。但买房毕竟和吃饭不一样，人们看的多，买的少。习惯分房的中国人还不能接受天天背负债务的生活。1998年年末，北京的个人购房率不到四成。

王雷买房需要20多万，而1997年上海的年人均工资只有1万多元，学校也只能补助他14000元。为了能早日实现买房梦，王雷开始四处代课，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攒够买房的钱。王雷后来回忆说：“当时买房子是贷了10万元，但10万元就像现在借100万一样，也是个天文数字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

房改之前，一些房地产商在办理个人业务时效率很低，甚至不愿向个人出售楼房，因为这会影响一些单位购买整栋楼的意向。房改之后，开发商们发现，个人才是他们的主要顾客，服务热情了很多，王雷很快就办好了所有手续。

纪录片的结尾，展示的是王雷在办公室里和同事们讨论自己买房的场景。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早期人们面对商品房时的种种复杂心态。王雷后来这样回顾当初的购房决定：“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机会，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权，我觉得这个跟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关系的。”

进入秋天，昆明的天气依然炎热。10月，一场审判在这里举行，原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出现在被告席。

1979年，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褚时健成为一家小烟厂的厂长。当上厂长后，褚时健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这家排名中等的烟厂，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180家烟厂中的龙头老大，这就是后来的玉溪卷烟厂。

褚时健任职的17年，红塔集团共纳税800亿元。作为厂长，褚时健对自己的收入并不满意。1990年当选“全国优秀企业家”后，他没有太多喜悦，反而对记者抱怨说：“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1000元。”

虽然政府一再延长了褚时健的职务任期，但他始终在担心着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品质。在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公务员一样，必须在60岁退休，而退休之后，地位和待遇都会和以前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也引发了一些人在退休之前中饱私囊的现象，这被人们称为“59岁现象”。

因为对自身状况不满，褚时健开始把企业的钱款转移到自己女儿的公司，以此获得巨额财产。1997年6月，褚时健因为贪污罪名被拘捕。在这期间，他的家人均被受审，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在国外滞留不回。

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年，他71岁。讲述中国企业变化的《激荡三十年》一书中讲，对褚时健的同情和声援成为一股耐人寻味的势力，褚时健的错误是早生了几年，在近10年的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过程中，管理者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不在少数。

2002年，因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褚时健获得保外就医。他看中一块儿2000亩的荒地，着手进行果园的开发。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曾这样回忆起在果园见到褚时健的情景：“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这一年，随着电视剧《还珠格格》在全国各家电视台播出，人们认识了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还珠格格》讲述的是一个宫廷内发生的故事。还是北京电影学院三年级学生的赵薇出演电视剧的女主角小燕子，演员张铁林出演皇帝，台湾演员林心如扮演皇帝的私生女紫薇。出演《还珠格格》的大多数演员中，除了因为“小虎队”在大陆还有些知名度的苏有朋，其余全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拍摄时，一群新人内心的压力远远大于拍戏的兴奋。赵薇后来回忆说：“我到今天依然觉得我当时刻画的‘小燕子’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失败。演的时候是有点儿尴尬的，因为小燕子不是特别生活化的角色，演完以后就觉得自己演得不好，学校老师看了还会觉得我太夸张，给我提意见，我觉得自己演得实在是很不正常，角色处理、表演方法都不是那么常规，要不就挺夸张的，要不就挺恶心的。”

在电视剧中，赵薇演的小燕子，大胆叛逆，满口胡言，爱打抱不平，性格鲁莽，但却最为讨巧，让观众也经历了一次将世间烦恼皆抛到物外，只看小燕子如何眨着大眼睛逗人们玩的境地。这也是中国的电视剧从未有过的角色。

1997年拍摄完成的《还珠格格》，1998年率先在台湾地区播出，很快势不可当。1998年年底该电视剧在大陆播出后，在北京电视台的收视率为44%，上海地区为55%，观众喜欢上了这个大眼睛的姑娘赵薇。成千上万的影迷信件如雪花般飘到北京电影学院，赵薇在安徽老家的父母，每天也要接到无数陌生的电话。赵薇后来回忆说：“一开始门房的老大爷还很有耐心地给每一封来信登记地址信息，半天之后他终于绝望了，大光其火地打电话到我宿舍，让我赶紧把这几大麻袋的信搬走。”

当时有媒体评论到：“戏中的小燕子在琼瑶的故事里上演着传奇的人生，而戏外的赵薇在现实世界中的传奇经历却刚刚开始。从此赵薇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对大陆的偶像垄断，成为大陆自己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偶像。”

多年后，赵薇回忆起当初成名的经历时说：“当时不能相信自己真的成名了，总是被人认出来。以前喜欢穿着一身T恤牛仔裤便到处乱跑，现在到哪里都会遇上大批影迷，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

此后，赵薇又拍摄了《还珠格格2》、《老房有喜》、《情深深雨蒙蒙》等电视剧，赵薇也成为大陆的一线女星。

1998年的10月，在上海和平饭店8楼，两位长者举行了久违的会面。他们两位，一个是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个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

从台北到上海只有680公里的距离，由于两岸尚未通航，飞机必须转道香港，八旬高龄的辜振甫经过4个小时的飞行才到达上海。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见面。5年前，两岸授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在新加坡开始。此后，民间交流陆续增多，台湾岛内的大专院校陆续组团到大陆访问。1998年正在台湾上大学的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写道：“那阵子正流行两岸间学术交流团活动，各类教授或学生团体来来往往于两岸间。据说许多教授或同学到了大陆后，对大陆大学生总是清早起来在校园内读英文的举动大为震撼，回到台湾后当做异闻开始大肆宣传，通常都是在寒暑假后刚开学时，听得大家直感到惭愧，立志发奋了好几天。”

从1985年第一位台湾学生来到大陆求学开始，到2002年，共有4000多台湾年轻人到大陆高校学习。日益开放发展的中国大陆，吸引着更多的台湾人。

台北市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里，《“留学”大陆抢先报》、《如何赴大陆“留学”》等摆放在书架上。一家人力资源网站的调查显示，想读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台湾民众中，近六成有意愿去大陆攻读，他们表示，主要是因为与大陆厂商交流机会较多。

廖信忠也在书中写道：“……有个在上海做生意的台商陈彬，写了一本《我的上海经验》，描述他近十年来高不成低不就的事业，生意中遇到的种种以及上海与台湾生活习惯的不同。本来是极普通的描述，没想到这本书一夕火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陈彬，突然变成名人。而当时媒体也号称，台湾经香港转上海的班机上，几乎人手一本《我的上海经验》。”

10月的这次汪辜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双方还达成了包括两岸继续进行政治对话及汪道涵会长应邀访问台湾的“四项共识”。但这一新局面不久就被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破坏，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拆毁了两会商谈的基础。

此后，辜振甫希望再次启动会谈的心愿一直没有实现，2005年年初，辜振甫去世。年末，汪道涵也因病在上海去世。

3年后，新任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握手的照片被再次定格在镜头里，他们为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签下合作协议。2008年7月4日早晨8时30分，由北京直达台北的第一个周末包机航班起飞，4个小时后，它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

11月底，北京市民通过新闻得知，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开始实施，淘汰“面的”的回炉工作已经打响。普通百姓喜欢乘坐的“面的”，将被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关进历史的大门。

几天前，北京市市长贾庆林向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递交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作为第二次申办奥运的城市，北京提出“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三大主题，将环境治理问题放在首位。淘汰“面的”，是北京市政府申办奥运、治理环境的一步。

“面的”是微型面包出租车的简称，被北京市民戏称为“黄虫”。20世纪90年代，几万辆“黄虫”穿梭往来于北京的街头，成为首都的一道风景。“面的”出现之前，北京出租车一般只出现在涉外饭店、宾馆或机场。高昂的车费阻碍着一般市民的出行需求。在市民们看来，出租车是老外和有钱人坐的，普通市民出行还是首选公交车和自行车。

10年前，北京友联出租汽车公司购买了100辆广西柳州产的微型面包车，用作出租车运行。当时夏利出租车的价格是每公里1.6元，“面的”收费为每公里1元，很快受到偏爱。在很短的时间内，“面的”成了京城市民打车的首选，据有关部门的调查，88%的人打车时首选“面的”。

在“面的时代”，七八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挤在一辆车里不足为奇，载着自行车、电视机等大件用品的“面的”，在大街上也屡见不鲜。

虽然价廉物美，但“面的”排放的尾气不符合环保标准。环保部门统计资料显示，正常时速行驶时，新“面的”尾气污染是普通小型客车的1.46倍，而接近报废的“面的”则高达7～8倍。虽然“面的”的数量只占全市机动车总数的1.4%，但其尾气污染量却占全市的15%。全面治理首都大气污染，淘汰“面的”已成必然。为此，北京市对出租汽车报废更新的年限做出新的规定。1998年12月29日，上千辆“面的”在首都钢铁公司回炉销毁。

对于这个决定，一位老北京老张看得很开。他说：“‘面的’容量大，但行车时上下颠簸很厉害，车里又没有空调，夏热冬冷，车屁股后面永远带着一条长长的黑色尾巴，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最重要的是，这些年咱北京越来越国际化，接待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如果再用破旧落伍的‘面的’，就会影响咱北京的脸面。”1999年10月，北京剩余的2万辆“面的”全部报废，“面的”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以下是电影《不见不散》中的一个场景：

徐帆：应该我送花给你呀。你喜欢什么花？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葛优：没关系，我可以闻。眼睛看不见了，嗅觉就发达起来。

徐帆：咱们走吧。呦，这是谁的钱包啊？

葛优：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年底，贺岁片《不见不散》在全国公映。影片中，葛优扮演的刘元是一个移民美国洛杉矶多年的北京人，在一次帮导演选景的时候，认识了帮台湾人看管豪宅的北京女孩李清，由此展开一段充满京味的爱情喜剧。

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相声演员冯巩出演的《没事偷着乐》、二人转演员赵本山出演的《男妇女主任》、香港明星成龙的《玻璃樽》等几部贺岁片相继热映，但《不见不散》仍以4000万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南方周末》一篇文章中写道：“所以冯小刚曾自负地说，不是中国电影帮助了我，是我帮助了中国电影。的确，自1994年底国外大片进入中国，他和葛优这对黄金搭档创下的票房不败神话一段时间内为中国电影守住了市场的阵地。”

陈晓卿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1990年开始纪录片创作，作品《远在北京的家》、《龙脊》分别获得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2000年创办纪录片栏目《见证》，担任制片人2007年创作纪录片《森林之歌》，该节目获得多国际、国内奖项。2012年创作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朱乐贤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项目二组制片人。纪录片《尖上的中国》执行制片人。曾任《森林之歌》、《年中国》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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