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尾声

后记

作者手记

版权信息

书名：间谍

作者：【巴西】保罗·柯艾略

译者：孙山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4-01

ISBN：978753021784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无玷而孕的马利亚啊，
请为求你庇佑的我们祈祷。
阿门。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地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

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路加福音》12:58-59

本书依据真实故事改编

序

巴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安东·费舍曼和亨利·威尔士，发往国际新闻社

临近早晨八时，十八个男人走上了圣拉扎尔监狱——巴黎女子监狱的二楼，他们大部分是法军军官。一个举着火把的狱卒点亮了照明灯，领着这队人停在了十二号监室门前。

圣拉扎尔监狱由修女们负责打理。修女莱奥尼德打开房门，请所有人在外面等候。她重新回到房间，在墙上划着一支火柴，点亮了屋里的灯，然后招呼来了另一位修女给她帮忙。

莱奥尼德修女将手臂轻柔地放在了一个熟睡的女人身上——她怎么也叫不醒，仿佛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叫起她时，她像是刚从一场恬适的梦中醒来。一位在场的修女后来这样描述道。得知自己几天前向总统申请的特赦令被驳回之后，她依旧十分平静。她究竟是悲伤还是轻松，人们无法揣测，因为一切都结束了。

莱奥尼德修女打了一个手势，阿赫布神父、布沙东上校和克鲁内律师走了进来。女囚把一封长长的遗书连同两个装着新闻剪报的信封交给了克鲁内律师，这封遗书她写了整整一个星期。

她穿上黑丝袜——这在当时的情景下显得颇为怪诞，踩上一双有丝带装饰的高跟鞋，从床上起身，从挂在角落里的衣架上取下了一件及踝的皮大衣，大衣的袖子和领子是用另一种材质，可能是狐狸毛皮制成的。她把这件衣服套在睡觉时穿的重工丝绸和服外面。

她轻轻地梳理着凌乱的黑发，把它们绾在颈后，戴上一顶毡帽，并在脖子上系了一根丝带，好让帽子不被荒野上的疾风吹跑。那是她将被带去的地方。

她缓慢地俯下身子拿起一副黑色皮革手套，漠然地转过身，语气冷静地对来人说：

“我准备好了。”

所有人离开了圣拉扎尔监狱，朝着一辆已经启动的汽车走去。这辆车早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它会把众人带到行刑队那里。

车子疾驰而去，穿过仍沉浸在睡梦中的大街小巷，驶向军营所在的万森讷[1]。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城堡，直到一八七〇年德国人将其炸毁。

二十分钟后，车停了，所有人下了车。玛塔·哈莉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

士兵们早已列好队伍，准备行刑。行刑队由十二个佐阿夫兵[2]组成。队伍的末尾站着一位军官，手中握着一把出鞘的剑。

阿赫布神父和女犯人交谈着，旁边站着两个修女。一名法军中尉走了过来，将一块白布递给了其中一名修女。

“请蒙上她的眼睛。”

“我必须戴这个吗？”看到白布，玛塔·哈莉问。

克鲁内律师也用疑惑的眼神望向中尉。

“看女士您的意思了，这算不上命令。”中尉回答。

玛塔·哈莉没有被绑住，也没有蒙上眼睛。她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沉静注视着行刑者们，神父、修女和律师走开了。

行刑队的指挥官严密地注视着士兵，以防他们摆弄自己的步枪——有这样一个惯例，只要给其中一支枪装上空弹匣，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宣称不是自己打出了那致命的一枪。这会儿，他逐渐放松下来。很快，一切就要结束了。

“预备！”

十二个士兵挺直身子，把步枪架在肩上。

她纹丝不动。

指挥官走到一个所有士兵都看得到的位置，举起剑。

“瞄准！”

他们面前的女人依然无动于衷，毫不畏惧。

剑落下，在空气中画出一道弧线。

“开火！”

子弹呼啸而出，此刻，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照亮了枪口喷出的火舌和烟尘。接着，士兵们有节奏地把武器放回地上。

玛塔·哈莉依然站立了几秒。不同于电影中的人中枪时的样子，她没有向前倒也没有向后仰，胳膊也没有伸向上方或是四周。她直直地塌了下去，仰着头，睁着眼睛。一个士兵昏了过去。

接着，她膝盖一弯，整个身子倒向了右边，双腿在皮大衣下蜷曲起来。她一动不动，脸朝向天空。

另一名军官在一名中尉的陪同下，从挂在胸前的枪套中掏出一把手枪，向着她已经毫无生气的身子走去。

他蹲下身，把枪口对准女间谍的太阳穴，并且尽可能小心地不去碰她。扳机扣动，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脑袋。他转过身，对在场的所有人严肃地说：

“玛塔·哈莉已经死了。”

[1]位于巴黎东南部市郊。（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法国陆军轻步兵军团的成员，该军团最初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长期保留东方式制服。

第一部

尊敬的克鲁内律师：

我不知道这一周结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一向是个乐观的女人，但我现在感到痛苦、孤独和悲伤。

如果一切顺利，您现在就不会收到这封信了，因为我应该已经被赦免了，毕竟我终生都在结交各种权贵。我之所以留下这封信，是希望有一天我唯一的女儿能够读到它，能够借此了解她的母亲。

但如果事情不顺利，这封花费了我生前最后一周时间所写的信能否保留下来，我并没有多少把握。我一向是个现实的女人，知道对于一位律师而言，一个案子终结之后，他只会向前看，不会回头。

让我想想看今后会发生什么：您会变成一位大忙人，由于为一个女战犯辩护而声名鹊起。许多人会来到您的门前寻求帮助。因为您尽管败诉了，却依旧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您将遇到许多想从您口中打听事情真相的记者，出入全市最高档的餐馆，您的同行都会用尊敬又艳羡的目光看您。您知道，除了一些捏造的文件外，从没有任何一项确凿的证据能够给我定罪。但是您永远不会告诉世人，您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女人死去了。

无辜？这个词也许并不准确。从我踏进这座我爱极了的城市开始，我就不再是个无辜的人了。我以为我可以操控国家机密，以为那些难以抵挡我魅力的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最终会为我控制。然而到头来，我才是被操控的那一个。我犯过诸多罪行，都逃过了惩罚，其中最大的一桩就是在一个由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做一个独立的、不受管教的女人。结果我却被判了间谍罪，尽管我传递的全部“情报”不过是上流社会沙龙中的闲言碎语罢了。

是的，我把这些闲言碎语变成了“机密”，因为我想要金钱和权力。不过如今指控我的那些人都知道，我传递的都不是什么新消息。

真可惜，以后谁也不会得知这一点了。这些信封会去它们该去的地方：一间布满灰尘的档案室，和其他案卷待在一起。只有当后人，或者是后人的后人想腾出地方，扔掉那些旧案卷的时候，它们才能重见天日。

到那时，我的名字应该早已被遗忘，但我不是为了被人记住才写下这些的。我是想弄清楚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多年来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女人，会为了这么一点事情丢了性命？

现在，我审视着自己的一生，感觉回忆是一条总是逆着流淌的河。

回忆在不断地闪现，充斥着那些我们经历过的画面。时至今日，一个小小的细节、一个无关紧要的声响依然令人感到窒息。一阵刚出炉的面包的香气飘进了我的牢房，令我想起那些自由出入咖啡馆的日子。这比对孤独与死亡的恐惧更令我绝望。

回忆带来了一个叫作“忧郁”的魔鬼。啊，我无法摆脱这个残忍的恶魔。听一名女犯人唱歌，收到几封之前从未给我送过玫瑰或是茉莉花的爱慕者写的情书，回想曾经在某个我并不喜欢的城市的生活，这些之前不会做的事情，如今成了我在这个国家能做的一切。

回忆总是将我打败，它还带来了一个比忧郁更可怕的魔鬼：悔恨。嬷嬷们有时进来聊一会儿天，除此之外，悔恨是我在监狱里唯一的伴侣。嬷嬷不会谈到上帝，也不会控诉我犯下了世人所说的“肉欲罪”。通常，她们只消说上一两句话，记忆便会从我口中涌出，仿佛我想要潜进这条逆流之河，被它裹挟着回到旧日的时光。

一个嬷嬷问我：

“如果上帝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重新来过吗？”

会的，我答道，但实际上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心是一座虚妄的城，里面满是激情、热情、孤独、羞耻、骄傲、背叛和悲哀。即便我顾影自怜，暗中垂泪，也无法从中解脱。

我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女人，这无法改变。我不知道将来世人是否还会记得我，若是他们记得，但愿不会将我视作一个牺牲品，而是一个做出勇敢决定，并无畏地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的人。

一次去维也纳旅行时，我认识了一位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先生，他姓弗洛伊德——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大家崇拜他，是因为他让大家都有可能变成无罪之人——我们的过错实际上都是由父母造成的。

既然如此，那我想知道我的父母究竟做错了什么，然而我却不能责怪他们。亚当·泽尔和安特耶给予了我金钱能买到的一切。他们曾经有一间帽店，在人们还没认识到石油的价值时，他们就做起了石油生意，用赚来的钱送我去私立学校读书，学习舞蹈和马术。我被骂作“妓女”的时候，父亲写了一本书来为我辩护——他本不该写这本书的，我这么做都是心甘情愿的。他的文字不过是让那些说我是妓女和骗子的指责声变得愈加响亮了而已。

没错，我曾是个妓女——如果妓女是指用情爱和欢愉换取酬劳和珠宝的人的话。没错，我曾是个骗子，是那样的情不自禁、不由自主，以至于常常会忘记自己究竟说过什么，得费好大力气才能反省我的过错。

除了将我生在吕伐登[1]这个错误的地方之外，我的父母没有任何过错。许多荷兰同胞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个城市，那儿的生活如死水一般日复一日。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漂亮的女孩，因为朋友们都喜欢模仿我的样子。

一八八九年，我的家庭遭遇了不幸——父亲破产，母亲患病，两年后她便去世了。父母不希望我经历这场变故，将我送到了另一座城市莱顿[2]读书。他们坚信，在一个能照顾我的男人出现之前，我需要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好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我走的那天，母亲叫住我，给了我一袋种子。

“带上它，玛格丽莎。”

玛格丽莎——玛格丽莎·泽尔，是我曾经的名字。不过我憎恨这个名字。由于一位有名望的女演员的缘故，数不清的女孩都叫这个名字。

我问这些种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向日葵的种子。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向它们学习。即使有时无法从花丛中脱颖而出，它们也永远是向日葵。无论人们多想把它们变成玫瑰，或是我们的国花郁金香，都不可能做到。倘若一个人试图去否定自己的存在，他最终会悲惨地活着，然后死去。

“所以，愉快地接受你的命运吧，无论它是好是坏。长大后，花儿就会展示出自己的美，赢得所有人的称赞，最后凋谢，留下自己的种子，让它们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母亲把种子装进了一个小袋子。那几天，我曾看到她用心地缝着这个袋子，尽管当时她还在病中。

“花儿教给我们，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美丽抑或凋零都不是，因为花儿会长出新的种子。当你感到快乐、痛苦或是悲伤的时候，想想这些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衰老，死亡，重生。”

我需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懂得这些？至少在当时，她的话对我而言不过是耳旁风，我急于离开这个日日夜夜周而复始的令人窒息的地方。然而今天，当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明白了母亲何尝不是在说她自己。

“种子甚小，犹可参天。记下这句话，慢慢来，不要急。”

母亲吻别了我，父亲带着我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

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男人都给我带来过欢愉、珠宝或者地位，我从不后悔结识他们——除了第一个男人，那个在我十六岁时就伤害了我的校长。

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锁上了门，把手伸进我的大腿间，开始自慰。我本想逃走，并委婉地告诉他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将桌上的纸推到一边，把我摁倒在上面，一下子进入了我的身体。他好像是在害怕什么，大概是怕有人突然进来看到这一切。

在一场用词十分隐晦的交谈中，母亲曾告诉我，只有在有爱情存在，而且这种爱会持续一辈子的情况下，才能和男人“亲热”。我又困惑又害怕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决心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和大家聊天时，一个女孩提起了这种事。据我所知，她们当中已经有两个人受到了侵犯，可我们又能对谁诉说呢？我们可能会被学校开除，却没法向任何人解释，所以我们只能沉默。不过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给了我一丝安慰。后来，当我成为巴黎有名的舞蹈家时，那些女孩把这件事说了出去。没过多久，整个莱顿都知道了。校长那时已经退休了，没人敢对他提起这件事。相反，有人甚至还羡慕他，因为他成了当代女神的第一个男人。

从那时起，我就把性视作一件机械的事，与爱无关。

然而莱顿比吕伐登还要糟，这儿有一所著名的幼师学院，有一片毗邻街道的森林，一群除了议论别人之外便无所事事的居民。一天，为了消磨时光，我读了一份邻近城市的报纸上的广告，上面写着：

“鲁道夫·麦克劳德是一名在印度尼西亚服役的苏格兰裔荷兰军官，他希望寻找一位年轻的新娘共同去国外生活。”

我的救星来了！军官，印度尼西亚，神秘的海洋和异域风情。我受够了那个保守的、加尔文主义[3]的、充满偏见与萧条的荷兰。我回复了那个广告，还附上一张最美最诱人的照片。我不知道这其实是那位军官的朋友的一个玩笑，而且我的信是十六个回信者中最后一个寄到的。

我们见了面，他打扮得像是要去打仗似的：全套军装，一把剑挂在身子左侧，胡子很长，头上涂满了发蜡，似乎是在掩饰自己的丑陋和粗俗。

第一次见面时，我们没有谈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祈祷着他会再来，我的祷告应验了：一星期后，他回来了，这令我的朋友嫉妒，也让校长彻底死了心——他还幻想着能和我再续前缘呢。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酒气，但没太在意，以为这是他在我面前有些紧张罢了，毕竟朋友们都说我是班上最美的姑娘。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向我求了婚。印度尼西亚，军官，长途旅行，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年轻女孩梦寐以求呢？

“你要和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男人结婚？他知道你不是处女吗？”一个与我有过相同遭遇的女孩问道。

我没有说话。回到家后，他正式请求我嫁给他。我的家人从邻居那里借钱，为我置办了嫁妆。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我们结了婚。此时，距离我读到那则征婚广告过去了三个月。

“改变”和“变好”完全是两码事。要是没有舞蹈和安德烈亚斯，我在印度尼西亚的生活将是一场无尽的梦魇。而最可怕的噩梦莫过于重新经历这一切：身边总是围着各种女人的冷漠的丈夫；不能随便逃回娘家的绝望；不会讲当地语言，只能待在屋里几个月不出门的孤寂；更不必提我总是被其他军官密切关注了。

对于任何一位母亲，孩子的出生都应该意味着喜悦，于我却成了梦魇。在经历了初次生产的疼痛之后，我第一次摸到了女儿那娇小的身体，这为我的生命注入了意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鲁道夫的态度有所好转，但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更讨他欢心的印尼情妇身边。用他的话说，没有一个欧洲女人能比得上亚洲女人，做爱对于后者就像是一种舞蹈。也许是醉了，也许是想故意羞辱我，他毫不避讳地这样对我讲。安德烈亚斯还告诉我，一天晚上，鲁道夫和他在漫无目的地闲逛，应该是酒后失言，鲁道夫说：

“玛格丽莎让我害怕。你注意到别的军官看她的眼神了吗？她随时都可能抛下我。”

这种病态的逻辑把缺乏安全感的男人变成了怪物，鲁道夫变得越来越暴戾。他叫我妓女，因为我遇到他时已经失了贞。他想知道所有和我交往过的男人的细节，尽管这只是他无端的臆想。当我哭着告诉他在校长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时，有时他会打我，骂我是在撒谎，有时他又会一边自慰，一边追问更多的细节。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噩梦，我不得不编出一些细节，然而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要这么做。

他甚至还派女仆陪我去买一件和我们相识时我穿的校服最相似的衣服。他着魔时，便会命令我穿上它。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重演我被强暴时的场景。我躺在桌子上，他强行进入我的身体，我叫嚷着好让仆人们都听到，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是在享受这一切。

有时，我得装出一副清纯少女的模样，在他强暴我时极力反抗。有时我又不得不大喊着让他更粗暴一些，就好像我是个妓女，我喜欢这样。

渐渐地，我迷失了自己。我终日照看着女儿，带着贵族式的忧郁气质在房间里踱步，用厚重的妆容掩盖身上的伤痕，可我知道我骗不了任何人，任何一个。

我又怀孕了。我只尝到了几天孩子降生的喜悦，儿子就被一个奶妈毒死了。她甚至没来得及说出这么做的动机。孩子死掉的那一天，其他仆人杀死了她。后来，人们都说这是场再正义不过的复仇——她之前一直被毒打和强暴，被干不完的活儿折磨。

如今我只剩下女儿，一座空荡荡的房子，一个怕我背叛不肯带我去任何地方的丈夫，还有一座美到令人窒息的城市。我身在天堂，心却在地狱。

直到有一天，一切彻底改变了：军营的指挥官邀请军官和太太们去欣赏一场为总督准备的当地舞蹈表演。鲁道夫不能对他的上司说不。他让我去买一套既性感又昂贵的礼服。他要求衣服昂贵，我并不惊讶，因为这样更能强调他多么有钱，而不是我本人的资质。可他若是真像我后来知道的那样怕我变心，又为什么要让我穿得美艳动人呢？

到了那里，女人们都嫉妒地看着我，男人们的眼神里则充满欲望，我注意到这令鲁道夫兴奋。看来，今晚过后我又要遭殃。他一定会一边殴打我、占有我，一边逼我描述他意淫出的我和军官们在一起的不堪画面。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唯一拥有的东西：我自己。同一位相识的军官聊天给我带来了仅有的安慰，他叫安德烈亚斯，而他的妻子惊讶又恐惧地望着我。我不停地给丈夫杯里倒满酒，希望他喝得醉倒在地。

现在，我其实并不想谈起在爪哇的往事。往事会召回那些痛彻心扉的记忆，所有的伤痛也都会猝不及防地重现，让灵魂深处流出血来，甚至让人跪下哭泣。但我不得不讲述那段经历，因为那时发生了三件改变我人生的事：我的决定、我观看的那场舞蹈和安德烈亚斯。

我的决定是不能再忍辱负重，生活在非人的折磨之中。

刚想到这儿，为总督表演舞蹈的队伍出场了，一共有九个人。不同于我在市里的剧院欣赏过几次的那种疯狂、活泼、极富感染力的舞蹈，他们的舞都是慢节奏的。一开始，我无聊得要死，但渐渐地，他们那种像在宗教仪式中入定般的氛围彻底吸引了我。那些舞者随着音乐摆出各种近乎不可能完成的动作。他们的身体同时向前和向后蜷缩，摆出一个极为痛苦的“S”形。他们长久保持着这个姿势，又突然舞动起来，好似一群准备发动突袭的猎豹。

所有人都把皮肤涂成了蓝色，身穿当地服饰沙笼[4]，胸前裹着一根根丝带，凸显出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胸脯。女人们还戴着镶有宝石的王冠。有时，舞蹈会由柔美变得剑拔弩张，丝带便是一把想象的剑。

我越看越入迷。我头一次体会到，鲁道夫、荷兰和我死去的儿子都只是一个死生轮回的世界的一部分——就好像母亲当年送给我的种子。我望着天空，看到了星星和棕榈树叶，任由这一切将我带到另一重时空。这时，安德烈亚斯的声音打断了我：

“你都看懂了吗？”

我想我懂了，因为我的心底已不再流血，我正在体验一种极致纯净的美。可男人总是试图解释一切，所以他告诉我，这种舞蹈是一种古老的印度舞和瑜伽以及冥想的结合。舞蹈是一首诗，每一个舞步都是一个词语。而这些他不会懂。

我的精神瑜伽和自发的冥想被打断了，不得不随意找一个话题，好让别人不至于觉得我无礼。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望着他，安德烈亚斯望着我。鲁道夫看看安德烈亚斯和我，又望向一位受邀的女宾客，对方礼貌性地对他微笑。

我们聊了一会儿——这期间爪哇人对我们投来了不屑的眼神，因为没有一个外国人尊重他们的神圣仪式。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表演才匆匆落了幕，所有舞蹈演员排成队依次下场，目光紧紧追随着自己的同伴，没有一个人回头看台下那些野蛮的白人观众一眼——他们身边围绕着衣着考究的妻子，胡子上涂着凡士林，大笑着，举止粗俗。

我刚给鲁道夫再次斟满酒，他就朝一个爪哇女人走去。她微笑着，毫不畏惧地看着他。安德烈亚斯的妻子走了过来，笑着挽住他的胳膊，像是在说“他是我的”，并对她丈夫那些有关舞蹈的幼稚言论装出一副极感兴趣的样子。

“这些年我一直忠于你，”她突然打断了谈话，“你支配了我的身心，上帝为证，每天夜里，我都祈祷着你能平安到家。就算让我以命相抵，我也在所不惜。”

安德烈亚斯跟我道了别，说他要离开了。这场活动让大家都感到十分疲惫。而他的妻子却说她不打算离开，她的语气是那么不容置疑，安德烈亚斯不禁愣住了。

“我耐心地等待着你明白，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陪着你来到了这个风景虽好，但对任何一个女人，包括玛格丽莎来说都无异于噩梦的鬼地方。”

她朝我转过身，蓝色的大眼睛企求着我的肯定，想让我去遵循那条千百年不变的传统：女人们既是敌人也是朋友。但我没敢点头。

“为了这份爱，我竭尽全力去斗争，时至今日，我已经精疲力竭。压在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如今已变成千斤巨石，我再也承受不了。我那颗微弱跳动着的心告诉我，今世之后还有来生，在那里我将不必再企求一个男人的陪伴，好填满那空虚的日日夜夜。”

我预感到一场悲剧即将发生。我求她冷静下来，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丈夫也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她摇摇头笑了，似乎对这句话已经无动于衷。

“我的身体还在呼吸，可我的心已经死了。我逃不出这个地方，也无法让你明白我是多么需要你陪在我身边。”

安德烈亚斯这位保守得出了名的荷兰军官，此刻明显有些窘迫。我转身想要走开，但她却放开她丈夫的胳膊，抓住了我。

“只有爱才能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带来意义，而我却没有爱。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我试着去闻她呼吸中有没有酒气，但没闻到。我凝视着她的脸庞，却看不到一丝泪水，或许泪已经流干了。

“求求你了，玛格丽莎，留在这儿，我需要你。你是个好女人。你失去了一个孩子，虽然我没怀过孕，可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看似自由，实则却生活在枷锁中的女人。”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心脏。谁都来不及阻止，她就扣下了扳机。尽管她层层叠叠的裙子吞没了大部分的枪声，人群还是朝我们转了过来。一开始，他们一定以为我是行凶者，因为几秒之前她正抓着我。但是随后，人们看到了我眼中的恐惧，看见安德烈亚斯跪了下来，试图止住那些带走她生命的鲜血。她在他的怀中死去，目光中唯有平静。所有人都围了上来，包括鲁道夫。那爪哇女人掉头离开了，担心这些醉醺醺的军人会再闹出什么乱子。在大家开始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我请求鲁道夫快点离开这里。他同意了，什么也没说。

回到家，我径直走向卧室，脱下了衣服。鲁道夫倒在沙发上，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一早醒来，被仆人服侍着吃完早饭后，他径直走进了我的卧室，看见了一堆行李箱。头一次，他戳破了这个话题。

“你以为你能去哪儿？”

“回荷兰，就搭下一班船。要不然就去天堂，像安德烈亚斯的太太一样，只要我逮到机会。你说呢？”

以前，只有他能在家里发号施令，但当时，我的眼神一定让我看起来像是变了一个人。犹豫了几秒后，他走开了。那晚他回来时，说我们应当利用一下他的公休假期。两周后，我们搭上了驶往鹿特丹的第一艘船。

安德烈亚斯的妻子用她的血为我施了洗礼，从此以后，我将永远自由，尽管我们都不知道这份自由意味着什么。

我仅剩的宝贵时间——尽管我仍然有很大的希望被赦免，因为我在高官中有很多朋友——被劳伦斯修女耽误掉了一些。今天，她给我带来了一张清单，上面列着我被捕时行李箱里带的东西。

她特别小心翼翼地问我，若是最坏的情况无可避免，那她该怎么做。我请求她先离开，晚些时候再来，因为现在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但假如最坏的情况真的不可避免，那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无论如何，我先把单子上的东西抄录在这里，因为我相信一切都会有最好的结果。

第一个箱子：

一块购于瑞士的饰有蓝漆的金表

一个圆盒子，里面装着六顶帽子，三个镶有珍珠的金帽针，一些长羽毛，一顶面纱，两条皮质长披肩，三个帽饰，一个梨形胸针和一件舞会礼服

第二个箱子：

一双马靴

一把马刷

一盒鞋油

一副护腿套

一副马刺

五双皮鞋

三件白衬衣，用以搭配骑手服

一张餐巾布——我不知道干吗带这个来占地方，也许是用来擦鞋的

一副皮腿套，用来保护腿部

三副胸托，骑马的时候防止颠簸

八条丝质内裤、两条棉质内裤

四副手套

两条用来搭配不同骑手服的腰带

一把雨伞

三顶遮檐帽，防止阳光直射眼睛

三双羊毛袜，一双已经穿得有些旧了

一个用来装衣服的特制袋子

十五条卫生巾

一件毛衣

一套骑装，包括短外套和马裤

一盒发带

一个假发片和用来固定它的夹子

三副狐狸皮的护颈套和两盒香粉

第三个箱子：

六条吊袜带

一盒身体乳

三双漆皮高跟鞋

两件紧身背心

三十四条裙子

一个装有不知名植物种子的手工布袋

八件胸衣

一条头巾

十条舒适的内裤

三件束身衣

两件长袖短外套

三把梳子

十六件衬衣

又一件舞会礼服

一条毛巾、一块香皂——我不用酒店里的香皂，担心会得传染病

一条珍珠项链

一个内有镜子的手包

一把象牙梳

两个用来存放睡前摘下的首饰的盒子

一个装有名片的铜盒子，名片上写着“瓦蒂姆·德·马塞洛，俄罗斯帝国第一兵团上尉”

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一套在旅行途中获赠的陶瓷茶具

两件睡袍

一个珍珠贝母手柄的指甲锉

两盒香烟，一个金盒子一个银盒子，或者是镀金的，我记不清了

八条睡觉时戴的发网

装着项链、耳环、翡翠戒指和其他一些不值钱的珠宝的首饰盒

一个装着二十一条丝巾和手绢的丝袋

三把扇子

高级法国口红和胭脂

法语辞典

装有我照片的钱包

……

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我打算一从这里出去就把它们扔掉——比如用丝带捆着的情书，几场我喜爱的歌剧的门票，等等。

巴黎莫里斯酒店扣下了我大部分的行李，理由是我没钱支付住宿费，当然，他们搞错了。他们怎么能这么想呢？巴黎一直都是我出行的首选。我不会让别人把我当成骗子。

我不奢求幸福，只希望不要再这么痛苦和悲惨地过下去。或许，当初我耐心一些，就能以另一种面貌来到巴黎了……但我再也忍受不了来自继母和丈夫的指责，忍受不了哭闹不止的孩子，忍受不了小城里狭隘偏激的居民们的偏见——虽然现在我已经是个应该受人尊敬的已婚妇女了。

一天，我背着所有人，乘火车去了海牙，径直来到法国领事馆——这么做需要强大的直觉和技巧。那时，战事还未打响，想要进入法国并不难。荷兰总是在欧洲各国的纷争中保持中立，而且，对于自己的个人魅力，我也颇有信心。我见了使馆领事。和他在咖啡馆待了两个小时后，我就搞到了一张去巴黎的车票。其间他试图引诱我，而我也故作顺从，并向他承诺会在巴黎和他共度一段时光。

“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我暗示道。他会了意，问我能做些什么。

“我是个东方音乐舞蹈家。”

东方音乐？这极大地引起了他的兴趣。我问他能否为我找到一份工作。他说可以把我推荐给吉美先生，一个在巴黎有权有势的人，不仅是位有名的艺术收藏家，更喜爱一切东方的事物。

“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就今天，要是您能给我安排一个住处的话。”

他很清楚我正在利用他：我不过是又一个想挤进巴黎这座令世人趋之若鹜的理想城市，找一个有钱人过好日子的女人。我感觉到他有一丝迟疑。他听着我的话，同时却在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你可能没有料到，我虽然一直是一个风流的女人，此时却表现得无比端庄。

“如果您的朋友愿意，我可以给他表演一两段正宗的爪哇舞。要是他不喜欢，我当天就坐火车回来。”

“可是太太……”

“小姐。”

“你只有去巴黎的票。”

我拿出钱包，给他看我也有足够的钱回来。其实我也有钱去巴黎，但女人向男人求助，总能戳中他们的软肋。每个男人都这么幻想过，在爪哇时，军官的情妇们这么告诉过我。

他这才放心，问我叫什么名字，好去给吉美先生写推荐信。我想都没想过这个！我的名字？它会让他发觉我的家庭，而为一个逃跑的女人和中立国荷兰交恶，无疑是法国最不想看到的事。

“你叫什么？”他又问了一遍，手上拿着笔。

“玛塔·哈莉。”

安德烈亚斯妻子的血施予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一座巨型铁塔高耸入云，可在这座城市的明信片上却找不到它的影子。塞纳河畔坐落着各式各样的建筑，包含了中国的、印度的、意大利的，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著名国家的风格。我想找荷兰式的，但没找到。什么能代表我的国家呢？老旧的风车？沉重的木鞋？这些没有一件能算得上现代事物。圆铁架上的海报展示着一些我闻所未闻的东西：

“瞧！无须点火，不需要煤气的灯！尽在电力宫殿！”

“无须挪动脚步便可上楼！让台阶为您服务。”这广告就贴在一个形似开放式地道、两旁有扶手的建筑下面。

“新艺术：时代的潮流。”

这句广告词没加感叹号，只配了一张上面画着两只天鹅的瓷花瓶的照片。下面是一个形似大铁塔的金属建筑，名字十分显眼，叫作“大舞厅”。

宽银幕电影、放着海景图的放映机、全景图——每一样东西都在标榜着能通过移动的图画把观众带到想象不到的地方。我越看越着迷，但也愈加后悔。或许我这一步走得有些不自量力。或许来这里是个错误。或许我不该来到这里。

城市中人来人往，女人们打扮得优雅至极，男人们则为了要事奔忙。但只要我回过头，就能感觉到他们的视线在追随着我。

我随身带着法语词典。虽然曾经在学校里学过法语，我还是很缺乏安全感。无助之中，我向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走去，很费劲地问她去领事帮我订好的酒店应该怎么走。她瞄了一眼我的衣服和箱子，没有回答便走开了，尽管当时我穿的是从爪哇带来的最好的衣服。显然，巴黎并不欢迎外国人，要么就是巴黎人自觉高人一等。

我继续问了两三次，得到的回应都是相同的，直到我筋疲力尽地坐在了杜乐丽花园[5]的长椅上。这曾是我年少时的梦想。能来到这儿已经是我意料之外的成就了。

我该回去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进行心理斗争，因为我知道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这时，命运之神出现了：一阵风将一顶高礼帽吹到了我的腿间。

我捡起帽子，站起身，打算把它交给那个向我跑来的男子。

“我看您捡到我的帽子了。”他说。

“您的帽子为了我的双腿而背叛了您。”我答道。

“我猜也是这样。”他说着，毫不掩饰想引诱我的企图。与荷兰那些加尔文教徒不同，法国人是出了名的不羁。

他伸出手想接过帽子，我却把它往身后一藏，伸出另一只手。看到我手上写着的酒店地址，他问我这是什么。

“是我一个朋友家。我要去她那儿住几天。”

我本想说我要去和她吃饭的，但他已经看见我身旁的行李箱了。

他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瞧不上我住的地方，可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里沃利路就在你坐的椅子后面。我可以帮你拿行李，路上有不少酒吧，不妨去喝一杯吧，太太……”

“玛塔·哈莉小姐。”

反正我也不会损失什么，而且，他是我在巴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们向酒店走去，停在了一家餐厅门前，里面的服务生穿着长及脚背的围裙，打扮得好像刚刚赴宴归来，对着我的同伴一个劲儿地微笑。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了一个位置。

他问我从哪儿来。“东印度群岛，荷兰帝国的一部分。”我说，“我是在那儿出生、长大的。”我还提到了那座举世无双的美丽铁塔，不料，他却激动起来。

“四年后，那座塔就会被拆掉。这场博览会比最近的两次战争还要费钱。他们想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这样欧洲各国会团结起来，最终就能天下太平。你信吗？”

我不知道，我还是保持沉默的好。我先前说过，男人对什么都爱发表意见。

“你应该去看看德国人建的展馆。他们想侮辱我们，建的东西又大又丑，满是机械厂、冶金厂、据说即将称霸五大洋的军舰模型和一座高塔，里面都是……”

他停顿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下流的事似的。

“都是啤酒！大家都说那是献给德意志皇帝的，但我确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当心德国人。十年前一个被捕的犹太间谍预言战争会在法国再次爆发。如今他们又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是无辜的，而这一切都怪那个混账作家左拉[6]。他把法国社会搞得分崩离析，现在，一半的法国人都希望把那个犹太人从魔岛[7]上放出来，而他本该在那儿关一辈子。”

他又要了两杯茴香酒，一口喝下自己那杯，然后说虽然最近特别忙，但是如果我能多待一些时间，就应当去看看自己国家的展馆。

我的国家？我没有看到风车和木鞋。

“其实，他们把你们国家展馆的名字‘荷属东印度’几个字拼错了。我还没时间去，它应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昂贵的设施有着同样的目的，不过大家都说它很有趣。”

他站起身，拿出一张名片，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金色的笔，匆匆写下了自己的姓氏，暗示着或许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

他礼貌地吻了吻我的手作为道别。我看了看名片，上面没有任何地址，我明白大家都这么做。我无心去积累无用的人脉，于是把纸片揉成一团，扔了出去。就让他这么消失吧。

两分钟之后，我又把名片捡了回来：他正是领事那封信的收件人。

[1]荷兰北部城市，弗里斯兰省首府。

[2]荷兰西部城市。

[3]德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许多主张的统称，一般指主张人类不能通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应恢复纯正的《圣经》教义等。——编注

[4]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裹在腰或胸以下的长布条，男女均可穿。

[5]位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被认为是巴黎最迷人的花园之一。

[6]Émilie Zola（1840－1902），19世纪后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被判叛国罪，但罪证与审判程序均存在问题，引起了一些作家、学者的愤怒。左拉挺身而出，发表文章要求为德雷福斯平反。

[7]法属圭亚那大西洋近海上的一个多岩石小岛，曾是囚犯流放地和麻风病人隔离区，军官德雷福斯即被流放于此。

第二部

“玛塔·哈莉高挑纤瘦，如野兽般灵动，黑发荡漾，引人浮想联翩。”

“她是女人中的女人，用自己的身体谱写了一出悲剧。”

“随着万千种韵律起舞，姿态也万万千千。”

如今，这些从报纸上剪下的零星话语对我来说如同一堆杯子的碎片，这杯子里曾经盛着我的生活，而现在，那种生活是如此陌生。要是能离开这里，我会让人把这些剪报装订起来，每页都镶上金边。我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了，这些纸片将是我留给女儿的遗产。

假使我们还能重逢，我会给她讲“女神游乐厅[1]”的事，爱舞蹈的女人无不对那里充满向往。我会告诉她马德里的奥地利之家[2]、柏林大道、蒙特卡洛[3]有多美。我会带她去特罗卡迪罗广场[4]、圆形皇家俱乐部[5]散步，去马克西姆餐厅、琅勃迈尔餐厅和其他贵客盈门的高档餐厅用餐。

我们还将一起去意大利，高兴地看到可恶的佳吉列夫芭蕾舞团[6]濒临破产。我会带她看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自豪地告诉她：

“我曾经在这里跳马尔塞诺的《巴克斯和甘布里努斯》[7]。”

我相信自己现在经历的一切只会让我更加出名。谁不想被视为一个致命的蛇蝎美人、一个充满秘密的“间谍”呢？只要不会真的陷入危险，全世界都愿意和危险调调情。

她可能会问：

“那我的母亲玛格丽莎·麦克劳德呢？”

我会答道：

“我不认识那个女人。我这一生都在以玛塔·哈莉的身份行动和思考，她一直是男人眼中的尤物，女人眼中的仇敌。离开荷兰后，对于距离和危险，我不再有任何概念，这些都吓不倒我。我来到巴黎时既没有钱，也没有像样的衣服，但你看看我是如何打拼的吧。我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

我还会给她讲我的舞蹈——幸运的是，有很多照片可以展示我大部分的舞步和装扮。不了解我的评论家们总是对我妄加评论，但事实上，在舞台上我只是彻底忘我了，把自己全然交给上帝。这样我才能如此轻易地脱掉衣服。因为那时我什么都不是，甚至连我的身体也只是宇宙运动的一部分。

我将永远感谢吉美先生，他给了我第一次可以穿着他收藏的东方华服、在他的私人博物馆里表演的机会。为了得到这一切，我在半小时里和他亲热了好几次，尽管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感。我为三百名观众表演了舞蹈，他们中有记者、名流和至少两位大使——分别来自日本和德国。两天后，各大报纸无不刊登着：“这个出生在荷兰帝国偏远角落的异国女人，带来了遥远国度的‘虔诚’和‘活力’。”

博物馆的舞台上装饰着一尊湿婆雕像——那是印度教中代表创造与毁灭的神。蜡烛熔化成油，散发着芳香，音乐声令所有人感到恐惧，除了我——我仔细检查过衣服，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机不可失，这是我这悲惨的一生中唯一的机会。这一生中，我总是在寻求他人的恩惠，并以性作为回报。我已经习惯了，但并不满足。光有钱是不够的。我还想要更多！

刚开始跳舞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表演一些歌舞厅里才有的节目就好，不用在意它有没有内涵。我身在一个体面的地方，台下是一群充满好奇，却因怕被人看到而没有胆量踏进某些特殊场所的观众。

衣服是由层层重叠的纱巾制成的。我扯掉第一层时，似乎没有人注意。但当我扯掉第二层、第三层时，人们开始面面相觑。揭掉第五层时，观众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没有人注意我在跳什么，他们只想看我会脱到什么地步。即便是女观众，在我时不时的眼神挑逗下，似乎也没有感到震惊或恼火——我的表演一定让她们和男人一样兴奋。如果这是在我的国家，我会被立即送进监狱，但法国是平等和自由的典范。

脱到第六层时，我走向湿婆雕像，做出高潮的模样，然后一边脱掉第七层——也是最后一层纱巾，一边倒在了地板上。

有那么一会儿，全场鸦雀无声——观众们像是惊呆了或是吓坏了，我当时所在的那个位置看不到他们。接着，第一声喝彩响起，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后整个房间的人都起立为我鼓掌。我站起身，一只手臂遮在胸前，另一只挡住下体，点头表示感谢，从边门走下舞台——我早在那儿备好了一件丝绸长袍。我回到台上，继续向持续的掌声不停地致谢。然后我决定还是扬长而去、不再回头比较好。这会让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谜。

然而，我注意到唯一一个没有鼓掌、只是笑了笑的人，正是吉美夫人。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来自基列耶夫斯基夫人，问我能否在一场慈善舞会上重复同样的表演，好为受伤的俄罗斯士兵筹款。另一份来自吉美夫人，邀我去塞纳河边漫步。

那时，报摊还没有被印着我头像的明信片覆盖，香烟、雪茄和香水上也没有我的名字。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星。但我知道自己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每个观众都为我着迷，这将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

“人们那么无知是件好事，因为你表演的根本不是什么东方传统舞蹈，”她说，“但你也一定用心编排了每一个舞步，让他们这一晚过得快活。”

我僵住了，以为她接下来要提起我和她丈夫的一夜情。那是个平常的，并不愉快的夜晚。

“那些无趣的人类学学者是仅有的行家，但他们只见过书里的东西，没法对你评头论足。”

“可是我……”

“是，我相信你之前生活在爪哇岛，了解那里的习俗，或许就是那里的部队军官的情妇或者妻子。你像所有年轻女人一样，梦想着能在巴黎成名，所以一有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继续走着，谁都没有再说话。我可以继续撒谎，我一辈子都在这么干，只要是吉美夫人尚未知晓的东西，我都编得出来。但我最好按兵不动，看她还要说些什么。

走过那座通往铁塔的桥时，吉美夫人说：“我想给你提点建议。”

我问我们能否坐下来说。在这么多人中间边走边谈，我很难集中精力。她同意了，我们在战神广场[8]找到了一把长椅。几个男人正在专注而严肃地投掷金属球，设法打中一块木头。在我看来，这是个很滑稽的场面。

“我跟一些看了你表演的朋友谈过，明天各大报纸就会把你捧上天。别担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讲你假冒‘东方舞’的事。”

我一直在听，没有辩解一句。

“我给你的第一条忠告与你的表演无关，却最难做到：永远不要坠入爱河。爱是毒药。一旦恋爱，你就控制不了你的生活了，因为你的心和大脑将属于另一个人。你自身的存在会受到威胁。你会失去对危险的概念，不惜做一切事情来保护心爱的人。这种无法解释的危险的东西就是爱情。它会带走你的一切，把你变成心爱之人期待的模样。”

我想起了安德烈亚斯的妻子开枪自杀前的眼神。爱会在刹那间杀死我们，不留任何犯罪证据。

一个男孩走过来，用一块钱买了一个冰淇淋。吉美夫人借用这个眼前的例子，开始讲她的第二条建议。

“大家都说，生活并不难。可生活却非常不易。想得到一个冰淇淋、一个洋娃娃，或是想要在一场法式滚球比赛中取得胜利——就像那边那几个男人一样，他们是父亲，肩负着责任，此刻却大汗淋漓地拼命想用一个愚蠢的金属球击中一块木头——这些事很简单。想出名也不难，但难的是维持名气超过一个月、一年，特别是那些靠身体为生的人。真心渴望一个男人不难，但如果这个男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且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他的家庭的时候，一切就得另当别论了。”

她停顿了许久，眼里满是泪水。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在说她自己。

现在轮到我说话了。我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没错，我撒了谎，我不是在荷属东印度出生长大的，但我了解那个地方，更了解那些原本为了寻求独立和刺激而来，结果只得到空虚和寂寞的女人。我尽可能原原本本地把安德烈亚斯妻子临死前的话复述了一遍，以安慰吉美夫人，并装作没有看出她向我提的每条建议，其实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世上的一切都有两面性。那些被残酷的爱神抛弃的人是有罪的，因为回首过去时，他们总是自问为什么如今会是这样。但是，如果他们在记忆中进一步寻找，就会回忆起种子被播下的那天，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堆肥让它生长，直到它长成一棵无法连根拔起的树。”

我的手本能地摸向了包里的一个地方，那里放着妈妈生前给我的种子。我一直随身带着它们。

“所以，当一个女人或男人被他们所爱的人抛弃时，总是只专注于自己的痛苦。没人想一想对方经历了什么。迫于社会压力背弃了自己的心，选择留在家人身边是不是也很痛苦？每个晚上，他们一定都躺在床上，困惑着，失落着，怀疑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其他时间，他们会想，自己当然有责任保护家人和孩子。但时间不会冲淡一切。离别的时间越长，他们越会忘记在一起时的种种不顺，只会充满对那座失乐园的怀旧之情。

“他帮不了自己了。他变得冷漠疏远，从周一到周五心不在焉，周末就来战神广场和朋友玩球。他的儿子在一旁高高兴兴地吃着冰淇淋，他的妻子则望着身穿优雅礼服的人们来来往往，眼神悲伤。不会有大风来改变这艘船的方向。它待在海港中，只能在近水里冒冒险。所有人都痛苦：那些离开的人、留下的人、他们的家人和孩子。但没有人能做什么。”

吉美夫人的目光停留在了花园中央新栽的草地上。她装作只是勉为其难在听我说话，但我知道我触到了她的伤口，它会再次流出血来。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提议我们往回走——她的仆人应该已经在准备晚餐了。一位声名鹊起的艺术家想携同朋友一起参观她丈夫的博物馆，晚上她会去他的画廊，他给她看一些画。

“当然，他的目的是卖给我一些东西，而我的目的是去结识不同的人，好脱离一个熟悉到令我感到厌烦的世界。”

我们缓步走着。在走上特罗卡迪罗广场附近的桥之前，她问我是否愿意与她同去。我说愿意，但我把晚礼服留在“酒店”了，也许没有适合这个场合的衣服。

其实，我连一件可以与之前在公园散步时碰到的女人们所穿的漂亮礼服相媲美的裙子都没有。“酒店”不过是我这两个月以来寄宿的公寓的委婉说法，它是我仅有的能带“客人”回屋的地方。

但女人可以不需要语言就理解彼此。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借给你一件衣服晚上穿。我衣服多得穿不完。”

我笑着接受了，然后我们一起往回走。

当我们根本不知道将被生活带向何处时，就不会迷失。

我先前提到的艺术家，是巴勃罗·毕加索。我们见过面之后，毕加索就把其余的客人都忘了，一直想要和我搭话。他称赞我的美貌，请我为他做模特，我和他一起去马拉加[9]，就当是花一个星期来逃离疯狂的巴黎。他的目的并不单纯，毋庸置疑，他想把我搞上床。

这个丑陋粗鲁、自命不凡、两眼放光的男人令我感到非常不悦。他的朋友要有趣得多，其中有一个意大利人，叫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10]，看起来更高贵、更优雅，而且绝不会强拉着人聊天。每当巴勃罗结束他那关于艺术革命的晦涩的长篇大论时，我都会转向莫蒂里安尼，这似乎激怒了这个西班牙人。

“你是做什么的？”阿美迪欧问。

我解释说，我专门表演爪哇部落的神圣舞蹈。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但他开始礼貌地谈起了眼睛在舞蹈中的重要性。他对眼睛特别着迷，偶尔去剧院的时候，他很少注意舞者的肢体动作，而是专注于体会他们想用眼神表达的东西。

“我希望神圣的爪哇舞也注重眼神表达——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在东方，他们可以保持身体完全静止，将所要传递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眼睛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晃了晃脑袋，这个神秘的姿势既可以表示肯定，也可以表示否定，全凭他自己去理解。与此同时，毕加索不停地用他的理论打断我们的交谈，但礼貌优雅的阿美迪欧总能找准时机把话题引回来。

“我能给你一些建议吗？”就在晚餐快要结束，大家准备去毕加索的工作室时，他问。我欣然点头。

“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超越对自己的期望。多多训练，完善你的舞蹈，定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超越你的极限，这是艺术家的使命。一个容易满足的艺术家是失败的。”

毕加索的工作室并不远，大家都步行前往。那里的画作有的让我赞叹不已，有的令我厌恶。但这不正是人类的境况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不折中。为了戏弄他，我停在了一幅画前，问他为什么非要画得如此复杂。

“我花了四年时间去学习如何像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那样画画，然后又用了一生的时间来重新学习怎么像孩子那样画画。这才是真正的秘密：在孩子的图画中，你所见到的也许看起来很幼稚，但它却蕴藏着艺术的真谛。”

这个回答听起来很精彩，但我已经不能让时光倒流，好让自己再喜欢上他了。莫蒂里安尼此时已经离开。尽管仪态不改平日的优雅，吉美夫人也已难掩倦容。毕加索则不得不分心应付吃醋的女友费尔南德。

时候不早了，我解释道，于是大家各自散了。我再没见过阿美迪欧或是巴勃罗。我只听说费尔南德最终抛弃了他，但不清楚确切的原因。几年后，我再次见到她时，她成了一家古董店的售货员。她没有认出我，我也装作不认识她——她也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在接下来为数不多的几年中，我只是注视着太阳，忘记了暴风雨——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时光似乎无穷无尽。我任由自己惊叹于玫瑰的美丽，而对它的刺置之不理。在法庭上漫不经心地为我辩护的律师，或许也曾是我众多情人中的一员。所以，克鲁内律师，倘若如你所料，我终会被处决，你尽可以撕掉这页纸，把它丢掉。不幸的是，我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信任了。大家都知道我会死，不是因为这桩荒谬的间谍指控，而是因为我决定成为我一直梦想成为的人，梦想的代价总是很高。

自上世纪末起，脱衣舞就开始存在，而且是合法的。但它一向被认为是对人类肉体的展示。是我把那种低俗的表演变成了艺术。脱衣舞开始被禁演时，我仍可以继续我的表演，因为我的舞蹈远不像其他女人在公共场所宽衣解带那般庸俗，它是合法的。看我表演的常客中有作曲家普契尼[11]和马斯奈[12]，有大使冯·克伦特和安东尼奥·戈维亚，还有商业巨头罗斯柴尔德男爵[13]和加斯顿·梅尼埃[14]。我不愿意相信，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就那样袖手旁观。毕竟，曾被诬陷为间谍的德雷福斯上尉不都已经从魔岛回来了吗？

许多人会为德雷福斯辩护说，他是清白的！确实如此，但我也是清白的。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指控我，尽管当初我决定不再跳舞时曾编出过一些大话，不过那只是为了提升我的人气，虽说当时的我已是一名出色的舞蹈家。不然，我就不会得到当今最著名的艺术经纪人阿斯特吕克先生的青睐了，他也是许多优秀的俄罗斯艺术家的经纪人。

阿斯特吕克差点安排我和尼金斯基[15]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共舞。但是尼金斯基的经纪人兼情人认为我是一个难缠的、喜怒无常又令人难以忍受的人。在没有意大利媒体或剧院导演支持的情况下，他依然嘴角挂着微笑，逼着我独自上台表演。我灵魂的一部分已经死了。我知道我在衰老，很快我的轻盈和灵活将不复存在。而那些一开始对我赞不绝口的正经报纸，现在却反过来指责我。

那些模仿我的人呢？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海报——“玛塔·哈莉的继承人”。她们所做的不过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摇动身体、脱掉衣服，毫无艺术灵感可言。

我不能责怪阿斯特吕克，虽然事到如今，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他的名字和我的联系到一起。为受伤的俄罗斯士兵筹集资金的慈善表演结束后，他找到了我。我真的不相信那些靠着高价拍卖古董桌子换得的钱会被用在太平洋战场上，用来对付那些侵犯沙皇子民的日本人。不过，这是我在离开吉美博物馆之后的首次亮相，结果十分圆满：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基列耶夫斯基夫人赚得盆满钵满，并把收入分了一部分给我，而那些贵族则以为他们在为一项良好的事业做贡献。而且每个人——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光明正大地去欣赏一个美丽的裸体女人，而不必担心这会令他们尴尬。

阿斯特吕克帮我找到了一间和我日渐增长的名气相称的酒店，并开始在全巴黎发展关系。他为我找到了在当时最有名的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的机会。作为一个比利时犹太教士的儿子，阿斯特吕克敢于在新人身上孤注一掷，比如卡鲁索[16]和鲁宾斯坦[17]，如今他们已经成了当代偶像。他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带我见识了世界。多亏了他，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开始赚到远远超乎想象的钱，出入全巴黎有名的表演场所。再后来，我终于可以尽情享受这世上我最喜欢的东西——时尚。

我不知道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因为阿斯特吕克告诉我，询问价钱是没有品位的。

“挑好以后让人送到你住的酒店，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现在写下这行字时，我不禁问自己：他是不是克扣了我的一部分钱？

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把这痛苦憋在心里，因为等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预期自己能离开，因为我并没有被全世界抛弃——我已经四十一岁了，但仍然希望自己有权利得到幸福。我胖了很多，大概不能再回到舞台上了，但我在这世界上除了跳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每每回忆起阿斯特吕克，我更愿意把他看作那个宁可倾其所有去建一座剧院，并用《春之祭》做首演的人。《春之祭》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俄国作曲家创作，由尼金斯基那个白痴主演的——他抄袭了我在巴黎第一次演出时的自慰场面。

我还愿意把他看作那个曾经邀请我坐火车同去诺曼底的人，只因在圣诞前夜，我们带着怀念之情聊起了自己已经多久没看到过大海。那时，我们已经一起工作快五年了。

我们俩坐在沙滩上，不怎么说话。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他看。

文章的标题是“堕落的玛塔·哈莉：毫无才华的裸露狂”。

“今天登的。”我说。

他读报纸的时候，我站了起来，走到水边，抓了一把石头。

“也许和你想的正好相反，我受够了。我偏离了梦想，没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怎么可能？”阿斯特吕克十分惊讶，“我只为那些最优秀的艺人做经纪人，你也是其中一员！一些无聊之人的闲言碎语就能让你动摇吗？”

“不，但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一篇关于我的报道了。我很快就会被剧院和媒体忘记。人们会把我看作是一个在公共场所以表演艺术为名，实则卖弄肉体的娼妓。”

阿斯特吕克站起身，向我走来。他在地上抓了些石头，把其中一颗朝海中远远地扔了出去。

“我不为娼妓做经纪人，这会结束我的事业。的确，我曾经不得不向我代理的一两个艺人解释，为什么我的办公室里会挂着一张你的海报。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你是苏美尔神话中的女神伊南娜的化身。为闯禁地，她需要通过七道门，每道门都有一个守门人，每次为了过去，她就得脱掉一件衣服。一位流亡到巴黎，最终在孤独和痛苦中死去的伟大英国作家创作了一部戏剧，有一天这部作品将成为经典。它讲的是希律王如何得到施洗约翰的头颅的故事。”

“是《莎乐美》[18]！在哪儿能看这部剧？”

我变得激动起来。

“我没有这部剧的版权，也见不到创作者奥斯卡·王尔德了，除非去墓地召唤他的鬼魂。太迟了。”

我的沮丧和悲伤又回来了，因为我想到，终有一天，我会变得又老又丑，穷困潦倒。我已经跨过了三十岁的门槛。我拿起一块石头，比阿斯特吕克更用力地扔了出去。

“石头，带着我的过去，我所有的羞耻、内疚和犯下的错误，飞得远远的吧！”

阿斯特吕克也扔了一块，然后解释说我没有犯什么错，只是行使了我的选择权。我没有听他的，又扔了一块石头。

“这块代表的是我的身体和灵魂受过的虐待。自打我有了第一次可怕的性经历起，我就躺在有钱人的身旁，最后总是以泪洗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名利、衣装——那些昙花一现的东西。我活在自己制造的噩梦中。”

“但你不快乐吗？”阿斯特吕克越来越惊讶。毕竟，我们决定在这片海滩上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我不停地扔着石头，越扔越愤怒，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明天不再是明天，现在也不再是现在，它们布满了陷阱，每走一步，我都可能掉下去。一旁有人在散步，孩子们在玩耍，海鸥在天空中做着奇怪的动作，海浪比我想象的还要安静。

“因为我希望自己能被接受和尊重，虽然我不亏欠任何人。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把时间浪费在了忧虑、悔恨与黑暗中……这黑暗最终奴役了我，把我拴在一块石头上，我再也逃脱不了，只能任人宰割。”

我欲哭无泪。石头将消失在水中，或许在水下，它们会一块块堆叠起来，再造出一个玛格丽莎·泽尔。但我不想变回她，那个曾经从安德烈亚斯的妻子的眼睛里看清了一切的女人，那个曾经告诉自己生活不过是按部就班的过程的女人：我们出生，学习，为了嫁人而上大学——哪怕对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男人，只求别人不会说我们嫁不出去——然后生孩子，老去，在轮椅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装出一副看透人生的样子，却压不住心底的那个声音：“你本可以做些别的。”

一只海鸥接近我们，发出一声尖叫，又飞走了。它靠得很近，阿斯特吕克不由得用胳膊护住了眼睛。那声尖叫把我拉回到现实。我又成了那个有名的女人，对自己的美丽充满自信。

“我想停下来。我不想再继续这种生活。演员和舞蹈家，我还能做多久？”

他的回答是诚实的：

“也许还有五年。”

“那现在就结束吧。”

阿斯特吕克握住我的手。

“我们不能这么做！还有合同要履行，不然我会被罚款。况且你需要谋生。你也不愿在我找到你时你住的那间破房子里了结此生，对吧？”

“我会履行合同的。你对我很好，我不会让你为我的胡思乱想付出代价。但也别担心，我知道该如何维持生计。”

我没多想就跟他讲起了我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被我埋藏在心里，因为它们是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我说话的时候，泪水开始涌出。阿斯特吕克问我是否还好，但我继续讲下去，他便没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

我根本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最终接受这一点时，我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黑洞，但是，我也突然意识到，直面自己的伤口和疤痕时，我变得更加强大了。眼泪有着自己的声音，它不是从我的眼睛，而是从我内心最深最黑暗的部分溢出，为我讲述着一个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在故事里，我乘着一艘木筏穿越黑暗，如果海浪不是太大，一切不是太迟，远处地平线上灯塔的光亮终将指引我抵达坚实的陆地。

我以前从没这么做过。我本以为触及自己的伤口，会让它更加疼痛，而事实恰好相反，我的泪水治愈了它。

有时，我会用拳头敲打沙滩，上面的碎石会让我的手流血，但我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我被治愈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天主教徒会告解，尽管神父的罪孽和他们的一样深重，甚至比他们的还要深。不管听众是谁，重要的是把伤口袒露出来，让阳光来净化，让雨水来洗刷。面对着一个没有亲密关系的人，我现在正在这样做。这是我能敞开心扉的真正原因。

过了许久，我停止了哭泣，海浪的声音使我平静下来。阿斯特吕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说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们最好快一点。在途中，阿斯特吕克对我讲着艺术圈里的新闻，像是谁和谁睡了，谁被解雇了之类的。

我笑了，要他再多讲一些。他是一个真正聪明而优雅的男人。他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通过泪水流出我的眼睛，滴落在沙子里，并将留在那儿，直到时间的尽头。

“我们正活在法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

“举办万国博览会那年。当时的巴黎是另一番模样，更有外省[19]风情，尽管当时它仍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傍晚的余晖透过爱丽舍宫酒店昂贵的玻璃窗映了进来。我们周围全是法国最好的东西：香槟、苦艾酒、巧克力、奶酪、芳香四溢的鲜花。窗外可以看到那座壮观的铁塔。现在，它有了和设计者一样的名字：埃菲尔。

他也望向了那座大型的铁质建筑。

“本来展览结束之后，它就不该杵在那儿了。我真希望他们早点拆掉这个丑八怪。”

我本可以和他争辩，但那样只会让他更加喋喋不休，最后我还是会败下阵来。所以我默默地听他讲着巴黎正在经历的“美丽年代[20]”：工业产量翻了三倍；农业生产全靠机器，一台机器可以完成十个人才能完成的活儿；商店里人头攒动，时尚潮流完全变了。这一点令我高兴，因为我现在有借口每年把所有的衣服至少重新买两遍了。

“你发现了吗，甚至连食物的味道都变得更好了？”

我发现了，但这并不令我开心，因为我已经有些发福了。

“总统告诉我，街上自行车的数量从上世纪末的三十七万五千辆增加到了三百万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和煤气，大家可以在假期出远门旅游，咖啡的销量翻了四倍，人们用不着排队也能买到面包。”

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看来，我该打个哈欠，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

前军事部长、现任国会议员阿道夫·梅西米从床上站起身，穿上了他那件满是奖章的衣服。那天他要和老战友见面，因此不能穿得太随意。

“虽然我讨厌英国人，但至少在某些事情上他们是对的：穿着难看的土黄色制服去打仗，这相当明智。我们法国人总觉得自己死也要死得优雅，于是穿着红色灯笼裤、戴着红色平顶帽，仿佛是在冲着敌人喊：‘喂！把你们的步枪和大炮对准这儿，瞧见我们了吗？’”

他被自己的笑话给逗乐了，我也笑着附和他，然后穿上了我的衣服。对于会有人爱上真实的我这一点，如今我已经放弃了任何的幻想，而是抱着清醒的自知之明，用鲜花、金钱和甜言蜜语来滋养自尊和虚假的自我。我很清楚，直到走进坟墓，我也不会明白爱情是什么，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来说，爱情与权力就是一回事。

但我还没有蠢到告诉别人这一点。我凑近梅西米，在他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他的脸被胡子盖住了一半，像极了我那可怜的丈夫。

他把一个装满一千法郎钞票的厚信封放在了桌子上。

“别误会，小姐。我刚才说到了法国的进步，现在是时候来拉动一下消费了。我是个军官，挣得多花得少。所以我得做一点贡献，刺激一下经济。”

他又被自己给逗笑了。他真的相信我会因为那些勋章，以及他同总统不一般的关系而爱上他——每次我们见面，他都要提到总统。

如果他知道一切都是假的，知道我的爱不受任何东西约束，他或许会离开，然后惩罚我。他来这儿不只是为了满足性需求，还是为了感到被需要，好像一个女人的爱真的能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是的，爱情与权力是一回事——不仅仅对我是这样。

他离开了，我不紧不慢地穿好了衣服。午夜，我在巴黎城外还有下一场约会。我会回酒店一趟，换上我最好的衣服，准备到纳伊市[21]去。我最忠心的情人以我的名义在那里买下了一栋别墅。我本想让他给我配上车和司机，但觉得他也许没那么信任我。

当然，我可以对他更任性一些。他已经结了婚，是个声誉良好的银行家，如果我在公共场合透露点什么，媒体就会争相报道。现在，人们只对我那些显赫的情人感兴趣，把我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事业都抛在了脑后。

我这么想着，感觉到有人虽然假装在看报纸，但实际上是在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一离开，他就从座位上起身跟上了我。

我沿着世界上最美的林荫大道漫步，看着满是客人的咖啡厅，看着一个个衣着讲究的人在我面前走过，听着从高级场所的门窗中传出的小提琴声。不管怎样，生活待我不薄，我想。我不必去敲诈任何人，只需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财产，然后安享晚年就好。毕竟，如果我说出了任何一个和我睡过的男人，其他人都会从我身边逃走，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也被勒索、被公开。

我打算去那位银行家朋友为自己养老而建的别墅。他是个可怜人，虽然老了，却不愿承认。我会在那儿待上两三天，练习马术。周日一返回巴黎，就去珑骧跑马场展示我的风采，让所有羡慕和嫉妒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出色的女骑手。

但在夜晚降临之前，为什么不喝上一杯上好的洋甘菊茶呢？我坐在一间咖啡馆门前，来往的人都盯着我的脸和身子看，因为巴黎的明信片上到处都印着我的身影。我假装陷入了沉思，假装自己是个有更重要的事可做的人物。

我正要点餐，一个男人走了过来，称赞我的美貌。我的回应和平时一样，用倦怠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礼貌地笑了笑，把头转开了。但他没有离开。

“一杯咖啡会让您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容光焕发。”

我没理他。他示意服务生过来点单。

“请给我一杯洋甘菊茶。”我说。

这个男人的法语中夹杂着荷兰或是德国口音。

他笑了，像是要道别似的碰了碰帽檐，其实是在向我行礼。他问我是否介意他在这里坐上几分钟。我说介意，我更愿意一个人待着。

“一个像玛塔·哈莉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孤单。”他说。他认出了我，这触动了我那根虚荣的神经。但即便如此，我也没请他坐下。

“也许，你还在寻找一些你未曾见过的东西。”他继续说道，“就像我最近在杂志上读到的，你是全巴黎公认的最会穿衣服的女人，没有什么是你征服不了的，不是吗？这样一来，突然间，你的生活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显然，他是我狂热的追随者。否则他怎么会知道仅仅在女性杂志上发表的内容？我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毕竟现在去纳伊和银行家吃饭还为时尚早。

“你找到什么新的事情可做了吗？”他问。

“当然，每时每刻我都有新发现。这是生活中最有乐趣的事儿。”

这一回，他没有再征求同意，只是拉了把椅子坐到了我身边。服务生送茶过来时，他给自己要了一大杯咖啡，并且做出了一副“我来付账”的样子。

“法国即将被卷入一场危机，”他说，“而且会很难脱身。”

那天下午，我才听到过一套刚好相反的言论。对于经济，男人们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却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

我决定和他玩一玩。我把梅西米说过的有关“美丽年代”的言论重复了一遍。他听了一点也不惊讶。

“我指的不光是经济危机，我是说个人危机、价值危机。你觉得，那种由美国人带来巴黎博览会、现在已遍及欧洲各个角落的可实现远程交流的新发明，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吗？

“百万年来，人们都只和看得见的东西交流。突然间，只用了十年，‘看’和‘说’就分了家。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却没有意识到它对我们的神经反射造成的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还没有习惯。

“这带来的现实影响是：我们在用电话交流时，就像进入了某种神奇的恍惚状态，能够发现自己的另一面。”

服务生拿来了账单。他不再说话，直到服务生离开。

“我知道你一定看厌了那些街头巷尾号称是玛塔·哈莉传承人的庸俗脱衣舞女。但生活就是这样，没人能活得明白。那些希腊哲学家……我让您感到无聊了吗，小姐？”

我摇了摇头，他继续说道：

“不提那些希腊哲学家了。他们几千年前说的话今天仍然适用，一切都没有变。其实，我想给您提个建议。”

又来了，我想。

“巴黎并没有给您应有的待遇，您想不想去一个把您看作本世纪最伟大的舞者的地方表演呢？我指的是柏林，我就是从那儿过来的。”

这是个诱人的提议。

“我可以让我的经纪人和你谈……”

但他打断了我。

“我想和你单独商量，你的经纪人来自一个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不怎么喜欢的种族。”

单纯因为宗教和种族而憎恨一群人，这很奇怪。犹太人遭受了这样的对待。但之前在爪哇，我还听说当地民众遭到屠杀，只因为他们崇拜一个没有形象的神，并且坚称他们的圣书是由一位天使向某位先知口述而写成。一次，有人送了我一本这样的圣书。这本书叫《古兰经》。我只是为了欣赏上面的阿拉伯语书法，但我的丈夫一回家就把它拿去烧掉了。

“我和我的合伙人会付给你不菲的酬劳。”他补充了一句，然后透露一个诱人的数字。

我问他这相当于多少法郎，听到他的回答，我惊呆了。我恨不得马上答应他，但一个有格调的淑女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在柏林你会得到应有的待遇。巴黎对自己人总是不公平，特别是在一个人过气之后。”

他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冒犯了我，然而之前我一边走着，一边也在想同样的事。我想起了和阿斯特吕克去海滩的那天，而现如今，他已经没有机会参与到我的新协议中来了。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不然会吓住我的猎物。

“我会考虑的。”我淡淡地说。

我和他道别，他告诉了我他的住址，在第二天回柏林之前，他都会等待我的答复。我离开咖啡馆，径直走向阿斯特吕克的办公室，告诉他看见海报上满是新人让我感到非常悲伤。我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以一如既往的礼遇接待了我，仿佛我是他最重要的艺人。我陈述了刚才和那个男人的谈话，并告诉他，无论如何，他都会拿到他的佣金。

他只说了一句：

“那现在怎么办？”

我没太听懂，只觉得他的态度有些粗鲁。

“是啊，现在，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在舞台上完成。”

他点了点头祝我幸福，并告诉我不必支付佣金给他，还建议我应该开始节俭开支，不要再在衣服上花太多的钱了。

我表示同意，然后离开了。我想他应该还沉浸在剧院首演的失败中。他也许快要破产了。当然了，上演一部《春之祭》那样的剧，还让一个尼金斯基那样的剽窃犯来主演，无异于砸自己的场子。

第二天，我联系了那个外国人，告诉他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提了一堆无理的要求，也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令我惊讶的是，他只是说我有些奢侈，条件他都会答应，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在一个雨天的车站登上火车，却不知道命运为她安排的下一站在哪里的玛塔·哈莉是谁？她只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一个说着相似语言的国家，这样她就不会迷路。

我当时多大？二十？二十一？肯定没超过二十二，虽然随身携带的护照上写着我出生在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火车正向柏林驶去，报纸显示的日期是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一日。但我不想做算术，我对十五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感兴趣。萨拉热窝发生了一起残忍的袭击事件，让斐迪南大公和他优雅的妻子命丧黄泉。她唯一的错误就是在那个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射杀斐迪南时，不幸站在了他身旁。

不管怎样，我都觉得自己完全不同于车上的其他女人。我是一只有着异国情调的鸟儿，正在飞越一片被人类精神上的贫穷所摧残的土地。我是鸭子中的白天鹅，我拒绝成长，因为害怕未知。我看着周围的情侣，感到极其无助。我身旁有很多人，而我却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没有人握住我的手。诚然，我拒绝了许多人的求爱：这些我已经经历过了，为了不值得的人受苦受难，为了得到家庭这个所谓的避风港而出卖肉体，我不想再经历一回。

我旁边的那个人——弗兰茨·奥拉夫正望着窗外，一脸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但他没有回答。既然我已经处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就不必再对我解释什么了。我所要做的就是跳舞、再跳舞，即使我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但只须稍加练习，再加上我对马术的热情，我一定会为首演做好准备。我对法国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榨取了我最好的年华，现在却把我扔到一边，转而去青睐那些俄罗斯艺人。他们很可能其实出生在其他国家，比如葡萄牙、挪威、西班牙，重复着我当年用过的把戏。只要展示一下异国的独特风情，总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法国人就会买单。

他们的兴趣不会维持太久，但是他们会感兴趣的。

火车轰隆隆驶进德国后，我看见士兵们正在向西部边境行进。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带着巨大的机枪和马拉的大炮。

我再次试图和他讲话：

“这是怎么回事？”

但我只得到一个神秘的答案：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要确定，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帮助。艺术家在这种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他指的不可能是战争，因为报纸上没有相关报道，那些法国报纸更关心沙龙里的流言蜚语，或是抱怨哪个厨师又失去了政府的嘉奖。虽然法德两个国家互相讨厌，但这也很正常。

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时，总会付出代价。英格兰拥有一个日不落帝国，但如果你问一个人是想去伦敦还是巴黎，毫无疑问，答案将是巴黎。这座横跨塞纳河的城市拥有无数的大教堂、精品店、剧院、画家、音乐家……对于更大胆一些的人来说，它还有世界闻名的歌舞厅，比如女神游乐厅、红磨坊和丽都夜总会。

你只需要想想哪一个更重要，是一座安着沉闷的时钟的塔、一个深居简出的国王，还是一座钢结构的世界上最大的垂直塔，因其创造者埃菲尔而得名。还有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那里可以买到所有最好的东西。

英国虽然实力强大，也厌恶法国，但不会为此就准备军舰的。

但当火车越过德国的土地的时候，只见越来越多的部队在向西行进。我继续追问着弗兰茨，但每次都得到同样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已经准备好帮忙了，”我说，“但如果我甚至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帮上忙呢？”

他第一次从窗口回过头，望向我。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受雇把你带到柏林，让你为我们的贵族跳舞。到时候——我不清楚确切的日期——你会去外交部。那儿有一个你的仰慕者，是他给了我许多钱来雇用你，尽管你身价不菲。我希望这笔钱花得值得。”

在结束这一章的故事之前，让人又爱又恨的克鲁内律师，我想再多讲讲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动笔写下这些文字，它俨然已经变成一本日记，虽然其中的许多部分可能已经背叛了我的记忆。

您真心觉得，如果要选择一个人去刺探德国、法国，甚至是俄罗斯的情报，会选择一位公众人物吗？您难道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当我乘上那列去往柏林的火车时，以为自己已将过去抛在了身后。每走一公里的路程，我就离曾经的生活更远一些，甚至包括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些台上台下的点点滴滴，刚到巴黎看到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集市时的新奇。现在我明白了，我无法逃离自己。在一九一四年，只要不回荷兰，我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能够照顾我那饱经沧桑的灵魂的人，我可以再次更名换姓，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

但是这意味着我的余生会被分成两半：一个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女人和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女人，我甚至没有一个故事值得讲给我的子孙。即便我现在是个囚犯，我的精神依然自由。当每个人都在永无休止地斗争，试图在鲜血中拼出一条生路的时候，我已不再需要战斗了，只须等待素不相识的人来评价我。如果他们断定我有罪，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到时耻辱会降临在他们、他们的子孙和他们的国家身上。

但我真诚地相信，总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总是那么善良，在我春风得意时他们会给予我帮助，如今我一无所有了，他们依然在我身边。天亮了，我听到了鸟鸣和楼下厨房的喧闹声。其余的犯人正在睡觉，有些人充满恐惧，有些人则听天由命。我沉睡着，直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把我叫醒，那缕阳光给我带来了正义的希望，它虽然没有照进我的牢房，却在我仅能看见的一小片天空中彰显着它的能量。

我不知道生活为何要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这么多。

为了看我是否能应付这艰难的时刻；

为了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了给我经验。

但还有其他方式和方法可以达到这些目的。为什么要让我淹没在灵魂的黑暗中，让我穿越这片充满狼和其他猛兽的森林，却没有一只手来指引我？

我只知道，这片森林虽然可怕，但也有尽头，我打算到另一边去。我获胜后会宽宏大量，不去追究那些恶意指控我的人。

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在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早餐送来之前，我要跳舞。我会记起每一个音符，我会随着拍子摆动，因为这就是我——一个自由的女人！

自由，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我没有寻求爱，尽管我得到过爱，又失去了它。因为爱，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但我不想把自己的故事讲得太快。日子已经过得很快了，那天早上到达柏林之后，我一直很难追上它。

尽管疏于练习，我仍尽力呈上最好的表演。但就在我全神贯注地表演的时候，节目被打断了，因为剧场被包围了。德国士兵走上台说，所有的演出从今天起都被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其中一个人大声宣读着公告：

“皇帝有令：我们如今生活在国家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必须拔剑捍卫自己的尊严。”

我什么都没听懂。我进了更衣室，把长袍罩在轻薄的演出服上。弗兰茨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会被逮捕。”

“离开？去哪儿？况且，明天早上我不是还要和德国外交部的人见面吗？”

“全都取消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紧张，“很幸运，你是一个中立国的公民，你应该马上回国。”

我想到了我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件事，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那个我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才离开的地方。弗兰茨从口袋里拿出一团钞票，放在了我的手中。

“忘记你与大剧院签的六个月的合同吧。这是我能从剧院的金库里凑来的所有的钱了。你快点离开。如果我还活着，我会让人把你的衣服寄给你。因为我不像你，刚刚已经被征召入伍了。”

我越来越听不明白。

“这个世界疯掉了。”他说着，踱来踱去。

“一对邻国夫妇的死不足以成为让人们去送死的理由[22]，但是那些将军总是回想起四十年前法国惨败的时刻[23]。他们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那个时候，并告诉自己，有一天，法国会一雪前耻。他们想阻止法国变得更强，而一切都表明他们每天都在变得强大。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是这么理解的：在蛇长大到能勒死我们之前，我们就要杀掉它。”

“你是说我们要开战吗？这就是为什么一周前有这么多士兵被调动？”

“没错。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受同盟的牵制。我懒得解释这些了。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我们的军队正在入侵比利时，卢森堡已经投降了，现在他们有七个装备精良的师正向法国的工业地区进发。法国人还在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借机开战了。法国人建造埃菲尔铁塔时，我们在投资造大炮。我并不认为这一切会持续很久。在双方都有死伤之后，和平终会主宰一切。但在那之前，你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避难，等待一切平静下来。”

弗兰茨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他似乎是真的关心我的安危。我走近他，摸了摸他的脸。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可说不准，”他回答道，突然拨开了我的手，“我永远地失去了最想要的东西。”

他刚刚粗暴地拨开我的手，此刻却又牵起了它。

“我小时候，父母强迫我学钢琴，而我一直都很讨厌它。后来我一走出家门，就忘掉了关于钢琴的一切，除了一件事情：如果钢琴走调，那么世界上最美的旋律也会变得扭曲而丑陋。”

“我曾经在维也纳服强制性兵役，当时我们有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在一张海报上看到了一个女孩。即使从未见过面，但她立刻在我心中激起了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一见钟情吧。那个女孩就是你。当进入拥挤的剧场，买了一张比我一周赚的钱还要贵得多的门票时，我看到自己内心走了调的一切：我与父母的关系，与军队、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突然，在看到这个女孩跳舞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和谐起来。这一切不是因为舞台上的异国音乐和撩人的画面，只是因为那个女孩。”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但无意打断他。

“我早该告诉你这些的，但我以为自己有的是时间。如今我是一个成功的剧院经理，这也许要归功于那天晚上在维也纳看到的一切。明天我就要向负责的长官报到了。我去巴黎看过好几次你的表演。我看到尽管你做了很多努力，但那些甚至不配被称为‘舞者’或‘艺术家’的人还是渐渐夺走了你应有的地位。于是我决定把你带到一个能够被欣赏的地方工作。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只是因为爱，一份永远得不到回应的爱，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能够和心爱的人待在一起就够了，这就是我的目标。

“在我鼓起勇气去巴黎找你的前一天，一位使馆的官员联系了我。他说，现在你总和一位领事同进同出，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应该是下一任军事部长。”

“但他已经当过了。”

“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将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和使馆的这个官员见过很多次面，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像巴黎人那样在夜晚寻欢作乐。一天晚上，我喝得太多，跟他讲了几个小时关于你的事。他知道我爱上你了，然后让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需要你的服务了。”

“我的服务？”

“做一个能够打入政府内部圈子的人。”

他想说但是没有胆量提的那个词是“间谍”。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尊敬的克鲁内律师，你应当还记得我曾经在那场荒唐的审判中说过：“妓女，我做过。间谍，从来没有！”

“所以，你得马上离开剧场回荷兰去。我给了你足够多的钱。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噢，假如到时候你还走得了，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安排别人渗入巴黎了，那更加可怕。”

我很害怕，但还是给了他一个吻，来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本想说谎，说我会在战争结束后等着他，但我做不到。

其实，钢琴永远不该走调。真正的罪不是别人教给我们的那些，而是自己远远偏离了绝对的和谐。这比我们每天所说的真理和谎言更为致命。我转向他，礼貌地请求他回避，因为我得换件衣服。然后我说：

“罪不是上帝创造的，它是我们创造的，在我们试图把绝对的东西变得相对的时候。这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整体，而只是一个个部分。这些部分充满了错误与规则、善与恶的斗争，而且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我为自己所说的话感到惊讶。也许恐惧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荷兰工作的德国领事。他能帮你重新开始生活。但要当心，他和我一样，很可能会让你在战争中为我们提供帮助。”

又一次，他避开了“间谍”这个词。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女人，足以逃脱这些陷阱。在我和男人的关系中，我不知这样做过多少次了。

他带我到门口，送我去了火车站。途中我们在德意志皇帝的宫殿前遇到了一场大型集会，那里，各个年龄段的男人都握紧拳头，喊道：

“德国高于一切！”

弗兰茨加大了油门。

“如果有人想要阻止我们，你别出声，我会同他们讲话。不过如果他们问你任何事情，只要回答‘是’或‘不’，表现得心不在焉就好了，千万不要说法语。到了车站，无论如何都不要表现出恐惧，要继续做你自己。”

做我自己？如果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怎么可能做我自己呢？我是那个轰动整个欧洲的舞者？那个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饱受侮辱的家庭主妇？那个有权有势的男人们的情妇？那个先是被崇拜被神化，随后又被舆论称为“庸俗艺术家”的女人？

我们到达车站时，弗兰茨礼貌地吻了吻我的手，并让我搭第一班火车离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没带行李的旅行，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比我当年来到巴黎时还要少。

尽管这可能会有些讽刺，但这一切给我带来了一种极大的自由感。不久我就能拿到我的衣服了，但与此同时，生活又给了我一个可以让我去扮演的角色：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一个远离了城堡的公主——反正她很快就能回去，因此感到心安。

买了去阿姆斯特丹的票后，我发现离火车出发还有几个小时。尽管我小心翼翼，但还是注意到每个人都在看我，只不过是用一种全新的目光，不是羡慕或嫉妒，而是好奇。站台都被堆满了，其他旅客不像我，每个人似乎都把全部家当放在了手提箱、袋子和用地毯卷成的包裹里。我听到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说了弗兰茨对我说过的话：“如果有守卫过来，说德语。”

这些人不一定是真正想逃去乡下，也可能是“间谍”，准备逃回自己的国家的难民。

我决定不与任何人交谈，避免任何目光接触，即便如此，一位年长的绅士还是走近了我，问：

“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去跳舞吗？”

他看出我的身份了吗？

“我们就在那边，在站台的尽头。来呀！”

我本能地跟上了他，知道如果和陌生人混在一起会更隐蔽。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被吉卜赛人包围了，于是下意识地抓紧了钱包。他们的眼睛里有恐惧，但他们并没有被这种情绪支配，好像已经习惯于随时变换情绪。他们围成了一个圆圈，拍着手，三个妇女在中心跳舞。

“你也想跳舞吗？”那个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人问。

我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跳过舞。他坚持要我跳，我便解释说，即使我想尝试，穿着这件衣服也没法自如地活动。他接受了这个理由，转而鼓起掌来，并要求我也这样做。

“我们是来自巴尔干的吉卜赛人，”他说，“据我所知，战争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我想告诉他战争不是从巴尔干开始的，那儿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点燃早在几年前就准备好的火药桶的借口。但我最好闭嘴，就像弗兰茨建议的那样。

“但战争会结束的。”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女人说，她实际比隐藏在破旧衣服里的她更漂亮。“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很多人靠着他人的流血牺牲发迹。同时，我们会继续逃离冲突，尽管冲突似乎总是如影随形。”

在我们周围，一群孩子在玩耍，对他们来说，好像一切都不值得在意，旅行不过是一种冒险。在他们看来，龙总是在不停地打仗，骑士们穿着铁甲、拿着长矛互相战斗。在这个世界，一个男孩不去打架就毫无乐趣了。

跟我说话的吉卜赛女人走近那些孩子，要求他们少弄出点噪音，因为他们不能吸引太多的注意。没有一个孩子肯照做。

一位似乎认识每一位过路行人的乞丐唱道：

笼中的鸟儿可以歌唱自由，但它仍旧生活在囚笼里。

西娅同意住在笼子里，然后想逃脱，但没人帮她，因为没有人理解。

我不知道西娅是谁，只知道我需要尽快到达领事馆，向我在海牙唯一认识的人——卡尔·克莱默做自我介绍。我在一家三流酒店过了一夜，还担心他们会认出我并把我赶走。海牙挤满了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显然，战争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里。数以千计的难民、逃兵、害怕被报复的法国人、比利时逃兵都被拦在了边境线上，想要入境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为自己出生在吕伐登并拥有荷兰护照而感到高兴。它是我的救星。在等待搜身时，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行李。一个我没看见正脸的人扔给我一个信封。信封上有某个人的姓名地址，边境的士兵看到了这一切，他打开信又合了起来，什么都没说。接着，他叫来了一名德国士兵，指着那个已经消失在黑暗中的人的方向说：

“他是个逃兵。”

德国士兵追了过去。战争才刚刚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当逃兵了吗？我看到他举起步枪对准逃跑的那个人。开枪的时候，我移开了视线。我希望在我的余生里，相信他成功跑掉了。

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女人的，我想他也许是希望我一到海牙，就把它放进邮筒里。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离开这里——即使是失去生命。如果他们在路上抓到我，我可能会被枪杀。战争已经爆发了；第一批法国士兵出现在了对面，他们立即被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杀死了，开枪的人正是我，这是上尉的命令。

显然，这一切会很快结束，但我的手仍然沾满鲜血，我做了一件令我悔恨终生的事。我无法与我的营队再行军到巴黎——他们都在兴奋地议论着这个消息。我无法去庆祝等待着我们的胜利，因为这一切似乎都是疯狂的。我越想越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说什么，因为我相信没有人知道答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在这里有邮政服务。我本可以使用它，但据我所知，所有信件在装运前都要被审查。这封信不是要说明我有多爱你——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更不是为了夸奖我们的士兵有多么英勇——整个德国都知道这一点。这封信是我的遗嘱。我正是在六个月前向你求婚的那棵树下写的这封信。当时你接受了我的求婚，我们制订了计划：你的父母会用一些陪嫁来接济我们，我会找一间有许多空房间的房子——在那里我们会迎来第一个孩子。突然之间，我又回到了这里，花了三天挖战壕，泥土从头盖到脚，身上沾着五六个陌生人的鲜血，而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大家称这是“正义战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尊严，仿佛战场是能捍卫尊严的地方似的。

我越是看着新射出的子弹，闻着刚刚死去的人的血的味道，就越相信人类的尊严并不能从这里获得。我只能写到这里了，因为我刚刚被点名了。但天一黑，我就会离开这里。要么去荷兰，要么去死。

时间过去得越久，我越无法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希望在今晚离开这里，找到一个好人，请他把这封信投进邮筒。

用我所有的爱
约翰

上帝保佑，我一到阿姆斯特丹，就在站台上碰到了我在巴黎时的一位理发师，他穿着军服。他擅长用指甲花给女士的头发染色。用这种方式染出的颜色看起来总是自然而宜人。

“冯·斯坦因！”

他望向叫声传来的方向，脸变成了一副惊讶的面具。然后，他立马走开了。

“莫里斯，是我，玛塔！”

但他继续躲着我。这让我很愤怒。一个曾经从我手里赚了数千法郎的人现在想躲开我？我朝他走去，他的步伐加快了。我也加快了脚步，然后他跑了起来，但是一位目睹了一切的绅士抓住了他的胳膊，说：

“那位女士在叫你!”

他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等我走近，他低声叫我不要再提他的名字。

“你在这里做什么？”

于是他告诉我，战争刚开始不久，充满爱国精神的他便决定入伍，捍卫他的国家比利时。但是，当他听到第一阵炮响，就立即逃到荷兰来寻求庇护。我装出一副轻蔑的样子：

“我要你帮我做头发。”

事实上，在我的行李送到之前，我迫切需要挽回我的自尊。弗兰茨给我的钱足以让我维持一两个月，在此期间我会想办法回巴黎。我问他，在哪里我可以暂时停留，因为在这儿我至少有一个朋友了，他会帮助我，直到事情平息下来。

一年后，因为和一位在巴黎认识的银行家的友谊，我搬到了海牙，他给我租下了一栋房子，我们总在这儿见面。一天，他没有说为什么，就不再为我支付房租了，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我的品位“既奢侈又荒唐”，他以前就说过好几次。我却反驳道：“一个年长十岁的男人想要在一个女人的双腿间寻找他不复存在的青春，这才叫荒唐。”

他把这当作对他个人的冒犯——我的本意正是如此——要求我从房子里搬出去。在我的童年时代，海牙就是一个沉闷的地方；现在，邻国日益猖獗的战争使得人们的粮食和夜生活都极度匮乏，这里已成了一间老人院，一个间谍的巢穴，一家巨大的酒吧——伤员和逃兵来这里借酒浇愁，然后常常在一场斗殴中丢掉性命。我试图根据古埃及的舞蹈来组织一系列的戏剧表演，我可以轻松地做到，因为没有人知道古埃及舞蹈是什么样的，批评家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压根儿不存在的东西的真实性。但是剧院都没有观众，也没有人接受我的提议。

巴黎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想。但它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目标。只有在那里，我才觉得可以活得像个人。在那里我既可以做被认可的事，又可以做罪恶的事。那儿的云是不一样的，人们举止优雅，谈话的趣味性要比海牙乏味的讨论高出一千倍。在海牙的美发沙龙里，人们几乎不交谈，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听到他们说的话，然后通报给警察，说他们诋毁和损害了中立国的形象。有段时间，我试图打听有关莫里斯·冯·斯坦因的消息，问过他的一些搬到阿姆斯特丹的大学同学，但他本人似乎和他的染发技术以及装出来的滑稽的法国口音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德国人带我去巴黎。正因如此，我才决定去见弗兰茨的朋友。我给他寄了一张纸条，说明我是谁，请求他帮助我实现重回巴黎的梦想——我的大半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已经失去了在那段漫长而阴郁的时期里长出的肥肉；我的衣服一直没有送到荷兰，即使现在到了，也不再会受欢迎，因为杂志上的时尚潮流已经变了，但我的“恩人”又给我买了全套的新东西。当然，它们比不上巴黎货的质量，但至少没有在第一次穿上时就裂开。

走进办公室，我看到一个人被奢侈品所包围，这些都是荷兰没有的：进口的香烟和雪茄、来自欧洲各地的饮料、限量供应的奶酪。他坐在镶金红木桌子的另一头，穿着讲究，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德国人都更有礼貌。我们寒暄了一阵之后，他问我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来拜访他。

“我不知道你在等我，弗兰茨……”

“他一年前就告诉我，你要来找我。”

他站起身，问我想要什么饮料，我选择了茴香利口酒，于是领事亲自用波希米亚水晶杯盛着递给了我。

“不幸的是，弗兰茨已经不在了。他在那些法国懦夫的进攻中牺牲了。”

我只知道，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猛烈的攻势在比利时边境被抵挡住了。之前逃兵托付给我的那封信里写的想要快点抵达巴黎的想法，现在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我让你感到无聊吗？”

我请他继续说下去。没错，这一切让我感到厌烦，但我想尽快到达巴黎，我知道我需要他的帮助。自从到达海牙，我就不得不去学一种非常难学的东西：耐心的艺术。

领事注意到了我不耐烦的目光，准备长话短说。尽管他们向西派遣了七个师火速向法国疆土行进，到达了距离巴黎五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将军们不知道总指挥是怎么组织攻势的，这导致他们撤退到了现在所在的地方，靠近比利时边界。他们已经在那里驻守了一年，僵持不下，否则边界两侧的士兵都会出现重大损伤。但没有人投降。

“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敢肯定法国的每一个村庄，不管它有多小——都会有一座建给村中死者的纪念碑。他们每次派上战场的人都会被我们的大炮炸成两截。”

“炸成两截”这个短语令我感到震惊，他也注意到了我的不适。

“人们说这场噩梦结束得越早越好。即使英格兰站在他们那边，即使我们的盟友是愚蠢的奥地利人——他们现在正在阻止俄罗斯的进攻——我们也终将赢得胜利。然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去阻止一场已经消耗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战争？我在海牙参加过的几个晚宴上读过或听过这个数字。他是什么意思？

突然，弗兰茨的警告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不要接受克莱默的任何提议。”

然而，我的生活简直不能更糟了。我需要钱，我没有地方睡觉，债务堆积如山。我知道他想让我做什么，但相信自己能找到逃脱陷阱的办法。我这辈子已经逃离过太多陷阱了。

我要求他把话说清楚。卡尔·克莱默身体一僵，语气突然改变了。当处理更重要的事情时，我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礼貌对待的客人。他开始把我当成下属。

“我从你寄给我的信上得知，你的愿望是去巴黎。我可以送你过去，还可以给你两万法郎作为资助。”

“这并不够。”我说。

“可以再调整，要依据你的工作质量来定，并且得等你通过试用期。不要担心，我们口袋里有很多钱。作为回报，我需要得到你能接触的各种圈子的各种信息。”

我能接触的。我心想，我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在离开一年半后，再次被巴黎社会接纳，特别是他们得到的关于我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我去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表演。

克莱默从抽屉里拿出三个小瓶子，递给了我。

“这是隐形墨水。一旦有消息，请用它写信寄给霍夫曼上尉，他会负责你的事。永远不要用你的名字签名。”

他拿出一张单子，从上往下读，在某个东西旁边做了个记号。

“你的代号是H-21。记住，你的签名永远都是H-21。”

我不知道这是有趣、危险还是愚蠢。至少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名字，而不是一个火车座位号似的缩写。

他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两万法郎的钞票，递给了我。

“在前面那个房间，我的下属会处理好所有的细节，包括护照和通行证。你应该知道，想在战争中越过边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前往伦敦，然后再到巴黎。很快，我们就会占领那座宏伟却名不副实的‘凯旋门’。”

我离开了克莱默的办公室，手里拿着我所需要的一切：钱、两本护照，还有通行证。当我穿过第一座桥时，就倒掉了那几瓶隐形墨水——这是小孩子过家家的东西，没想到成年人竟会把它当回事。然后我走到了法国领事馆，要求接待员帮我和反间谍委员会的负责人取得联系。他用怀疑的语气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说这是私事，我绝不会和级别不够的人谈这件事。我的语气是如此严肃，于是很快就与他的上司通了电话，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刚刚被德国情报部门招募，并提供了所有的细节，要求一旦到达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巴黎——就与他会面。他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他是我的粉丝，我一到巴黎，他们就会负责和我联系。我解释说，我甚至还不知道要住在哪里。

“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就是专门打探这些消息。”

生活会重新变得有趣起来，尽管当我离开这里，才能去感受这一点。令我惊讶的是，到达酒店时，我收到一封信，要求我与皇家剧院的一位董事联系。我的提议被接受了，他们邀请我向公众展示埃及的古老舞蹈，只要不涉及任何裸体表演即可。这有点太巧了，但我不知道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帮了我。

我决定接受这个邀请。我把埃及舞蹈编成了四部曲：童贞、激情、纯洁和忠诚。当地的报纸都在称赞我。但在演出八场之后，我就厌倦得要死，梦想着回归巴黎的那一天。

我到达了阿姆斯特丹，需要在那里连续等待八个小时，才能出发前往英格兰。我决定出去先散会儿步，又遇到了那个唱着有关西娅的奇怪歌曲的乞丐。我本来要走开，但他中断了歌声：

“女士，为什么有人跟踪你？”

“因为我很漂亮，很迷人，也很出名。”我回答。

但他说，不是那种人在跟着我，而是两个一被发现就神秘消失的人。

我不记得上一次和无家可归的人谈话是什么时候了。对于我这样一位淑女，这曾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尽管那些嫉妒我的人都把我称作一个卖艺人或是娼妓。

“虽然这听上去可能不像是真的，但您现在就生活在天堂。这儿的生活或许是乏味的，但哪个天堂不是这样呢？我知道你一定在寻找刺激，希望你能原谅我的无礼，但人们通常不会珍惜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我谢过他的忠告，继续赶路。这种没有、绝对没有任何趣事发生的地方算什么天堂？我不是在寻找幸福，而是在寻找法国人所谓的“真正的生活[24]”。其中的时刻充满难以形容的美丽与深刻的沮丧，充满忠诚与背叛，充满恐惧和片刻的安宁。当乞丐告诉我被跟踪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在发挥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命运的人，我可以假装为德国效力，实际上却帮助法国赢得战争。男人们认为上帝是数学家，但他不是；如果非要说他是什么，那他就是一位国际象棋选手，预测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并且已经准备好击败对手的战术。

这就是我，玛塔·哈莉。对我而言，每一个光明和黑暗的时刻都有相同的意义。我从婚姻、从失去女儿的打击中幸存下来，虽然我通过别人知道，她在饭盒上贴着一张我的照片。我从不抱怨，从不原地踏步。当我和阿斯特吕克一起在诺曼底的海滩上扔石头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一直都是个战士，面对战斗毫无怨言——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车站八小时的等待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坐上了前往布莱顿[25]的火车。一到英国，我就受到了突击审讯；显然，我已经被盯上了，这也许是因为我独自旅行，也许是因为我曾经的身份，或者，我想也可能是有法国特工看到我进入德国领事馆，于是警告了所有盟国。没有人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和我的行程。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又去了很多地方，游览了那些之前没有去过的国家。我回到德国，想看看是否能找回我的东西，我在英国受到了严厉的审讯，尽管所有——绝对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为法国工作的。我继续寻找着有趣的男人，经常光顾最有名的餐厅。终于，我找到了唯一的真爱——一个俄罗斯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战争中滥用的芥子气让他的双目失明了。

因为他，我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维泰勒[26]。因为他，我的生活重新获得了意义。每晚我们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会背诵《雅歌》中的段落：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城市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

当他痛苦地辗转反侧时，我便会花一整夜的时间，去照顾他的眼睛和他身上的伤痕。

当我看到他坐在证人席上，说自己永远不会爱上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时，我心如刀割——他唯一的目的不过是找个人来照顾他的伤罢了。

克鲁内律师，后来你告诉我，正是因为我当初一定要弄到去维泰勒的通行证，才引起了卑鄙的勒杜的怀疑。

从这里开始，克鲁内律师，我没有更多的故事要讲了。你很清楚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是怎么发生的。

以我遭受的所有不公的名义，以我不得不忍受的屈辱的名义，以我在第三战争委员会法院遭到的公然诽谤的名义，以双方强加给我的谎言的名义——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互相残杀，但他们却不能对一个女人手下留情，而她最大的错误不过是在一个愈加封闭的社会中拥有一颗自由的心。以所有这一切的名义，克鲁内律师，如果最后一次上诉被总统拒绝，请保留这封信，并在合适的时候把它交给我的女儿娜恩。

曾经，我和经纪人阿斯特吕克一起待在诺曼底的海滩上时——自从回到巴黎，我只见过他一次，他说在我离开以后，这个国家经历了反犹太人的浪潮，所以不能让人看见我和他在一起——他跟我提到了一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要找到他提到的《莎乐美》这部剧作不难，我想把这部剧搬上银幕，但没有人敢为它投资一分钱。虽然我没有钱，但仍然认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为什么我会对这位英国作家的作品感兴趣？他在巴黎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朋友来参加他的葬礼，人们对他唯一的指控就是他曾是一个男人的情人。我倒希望人们也是这样指控我的，因为这些年我都是在名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床上度过的，他们全都耽于享乐。当然，没有人指责我，因为他们也有份。

回到那位英国作家的话题，今天他在英国依然声名狼藉，在法国则默默无闻。在漫长的旅行中，我读了他的许多戏剧作品，并且发现他也为孩子写故事。

一个学生想邀请他最心爱的人跳舞，但她拒绝了，说如果他带来一朵红玫瑰，她才会接受。但在他居住的地方，所有的玫瑰都是黄色或白色的。

夜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看出了他的悲伤，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男孩。首先，它想到了唱歌，但很快就发现，这会让一切变得更糟——他不光孤单，更会忧郁。

一只路过的蝴蝶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为爱痛苦。他需要找到一朵红玫瑰。”

“为爱痛苦，这多荒谬。”蝴蝶说。

但夜莺决心帮助他。在一个巨大的花园中间有一处玫瑰花丛，里面开满了白玫瑰。

“请给我一朵红玫瑰。”

但玫瑰花丛说，这是不可能的，让它去找别人——它的玫瑰原先是红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白色。

夜莺听了它的建议，飞走了。它发现了一丛老玫瑰。“我需要一朵红色的花儿。”它请求道。

“我太老了，”花丛回答，“冬天已经冻结了我的血管，太阳已经褪去了我花瓣的颜色。”

“就一朵。”夜莺恳求着，“难道就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它吗？”

“有一个办法，”玫瑰花丛回答说，“但就是太可怕了，我都不敢对你说。”

“告诉我，”夜莺说，“我不怕。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得到一朵红玫瑰。”

“你要为我唱上整整一夜最美丽的旋律，同时用你的胸膛顶住我的一根刺来唱歌，用你胸中的鲜血来染红我的花儿。”

夜莺当晚便这样做了，它坚信以爱的名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月亮一出现，它就把胸膛压在荆棘上，开始唱歌。首先是关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人坠入爱河的歌儿。为爱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于是，当月亮掠过天空时，夜莺在歌唱，最美丽的玫瑰被它的血染红了。

“再快一点。”玫瑰花丛说道，“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了。”

夜莺把胸部压得更近了，这时，一根刺扎进了它的心脏。但它一直在唱歌，直到完成一切。

夜莺精疲力竭，它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它得到了所有红玫瑰中最漂亮的那一朵，送到了男孩那里。它飞到他的窗口，放下玫瑰，便死去了。

男孩听到声音，打开窗户，那里放着全世界他最梦寐以求的东西。天亮了，他拿起玫瑰，向着心上人的家走去。

“这是你要的东西。”他说，高兴得出了汗。

“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女孩回答说，“它太大了，和我的衣服不相配。而且今晚的舞会有别人邀请我了。”

男孩绝望地走了，把玫瑰扔进了排水沟，一辆马车立刻从它上面碾了过去。他又回到他的书堆里，书从来不问他要他给不了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是那只夜莺，付出了一切，然后死去。

充满敬意的
玛塔·哈莉

（之前使用的是由父母取的名字玛格丽特·泽尔，婚后不得不更名为麦克劳德夫人，最后被德国人说服，为换取区区两万法郎，一律署名为H-21。）

[1]巴黎一歌舞杂耍剧场，1869年开业，以全裸和半裸舞女表演著称。

[2]马德里旧市中心，建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期间。

[3]摩纳哥旅游胜地。

[4]巴黎著名景点。

[5]一间著名的比利时俱乐部。

[6]巴黎著名的芭蕾舞团。

[7]当时流行的一出芭蕾舞剧，“巴克斯”是指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甘布里努斯”则是象征着啤酒文化的传奇英雄。

[8]一个坐落于法国巴黎七区的大型带状公园，位于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军校之间。

[9]位于西班牙南部海岸，是毕加索的故乡。

[10]Amedi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与雕塑家。

[11]Giacomo Puccini（1858－1924），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

[12]Jules Massenet（1842－1912），法国著名作曲家。

[13]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

[14]梅尼埃家族是法国著名巧克力制造商。

[15]Vatstav Nijinsky（1890－1950），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的芭蕾舞男演员。

[16]Enrico Caruso（1873－1921），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17]Artur Rubinstein（1887－1982），美籍波兰裔犹太人，著名钢琴演奏家。

[18]奥斯卡·王尔德根据圣经故事创作的戏剧，在该剧中，女主角莎乐美曾在继父希律王的面前表演七重纱之舞，借此索取施洗约翰的头颅。

[19]指大巴黎范围以外的省份。在巴黎人看来，外省的乡村生活与巴黎的都市风貌截然不同。

[20]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和平安逸时期。

[21]法国北部城市。

[22]指萨拉热窝刺杀事件。

[23]指普法战争（1870－1871），即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统一前的一部分）同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战争。

[24]此处原文为法语。

[25]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

[26]法国东部城市。

第三部

巴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尊敬的玛塔·哈莉：

虽然你还不知道，但共和国总统已经拒绝了你的宽恕请求。所以，明天早上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还有十一小时，我知道今晚我一秒钟也睡不着。所以我写了这封信，虽然你永远也读不到它了，但我打算用这封信来结束调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封信毫无用处，但我希望这至少能在生活中恢复你的名誉。

我不打算为我无能的辩护开脱，因为我实际上不是你在信里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糟糕的律师。我只想重新体验一遍过去几个月的磨难——即使是为了把自己从一种没有犯过的罪过中解脱出来。这份磨难我并非独自承受，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去拯救我曾爱过的女人，尽管我从未承认过。

整个国家都生活在这份磨难之中。如今，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在战斗中失去孩子。正因如此，我们犯下了不公正的暴行，我从未想象过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国家。在我写信的这一刻，那些似乎永无休止的战役就在离这里两百公里的地方打响。规模最大和最血腥的一场是由我们的幼稚引起的。我们以为二十万英勇的士兵能够击败一百万带着坦克和重炮的德国人。但是，即使我们勇敢地抵抗，洒下了大量的鲜血，死伤不计其数，边界线还是一如一九一四年德国人发动战争时的样子。

亲爱的玛塔，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找了错误的人来做正确的事。乔治·勒杜，那个你一回到巴黎就和你联系的反间谍组织头目臭名昭著。他曾是德雷福斯事件的主导者之一——给一个无辜之人判刑，并把他流放，这个司法错误至今仍使我们蒙羞。当真相大白后，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的工作“不光要知道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而且要阻止他们动摇我们盟友的士气”。晋升失败后，他陷入痛苦，迫切需要干出一番事业，好在政府中重获好评。还有谁比一位举世闻名的女演员更能让那些官员的妻子们嫉妒，让那些社会精英唾弃呢？尽管在几年前，他们还把她奉若神明。

人们不能光想着在凡尔登、马恩河和索姆河的惨痛牺牲，他们需要被某种胜利分分心。勒杜知道这一点，于是从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起，他就开始编织那邪恶的大网。他在笔记中描述了你们的第一次相遇：

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就像是登上了一个舞台，炫耀着礼服，试图打动我。我没有请她坐下，但她拉了一把椅子，在我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在告诉我德国驻海牙领事给她的提议后，她说自己愿意为法国工作。她还嘲讽了跟踪她的特工：

“你楼下的朋友能放过我一小会儿吗？每次我走出酒店，他们就走进我的房间，把整间房翻个遍。我一去咖啡馆，他们就坐在邻桌，把我多年来的朋友都吓跑了。现在，我的朋友们都不希望被看到跟我在一起了。”

我问她想怎样为法国服务。她大胆地回答我：“你知道的。在德国人那里我叫H-21，也许法国人在替为自己的国家秘密效力的人取名字时，会更有品位一些。”

我用一句具有双重含义的话答复了她。

“人们都知道您的身价不低。您想要什么报酬？”

“一切，或者什么都不要。”这是她的回答。

她一走，我就叫秘书给我调来了她的档案。在读完所有收集到的材料之后——这花费了我们好几个钟头——我没有找到什么把柄。显然，这个女人比我的特工们要聪明，能很好地掩饰她的不轨行为。

换句话说，即使你是有罪的，他们也找不出任何可以指控你的东西。特工们继续每天汇报你的行踪。当你和你那位在德国的袭击中因为芥子气失明的俄罗斯男友一起去维泰勒时，他们的“报告”近乎可笑。

旅馆里的人们经常看到她和那个战争残废在一起，他可能比她小二十岁。从他的状态和走路的方式来看，我们确信他在使用吗啡或可卡因一类的药物。

她和一位客人提到，她是荷兰王室的一员[1]。她还跟另一名客人讲自己在纳伊市有一座城堡。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回来时，我看到她在大厅里为一群年轻人唱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她唯一的目标就是腐化那些以为她是“巴黎舞台上的巨星”的无辜少男少女。

情人再次奔赴前线后，她继续在维泰勒待了两个星期。她总是独自散步、吃午餐和晚餐。我们没有侦测到敌方特工的靠近，但除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谁会独自在一个温泉旅馆待着呢？虽然她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但一定找到了某种方法来逃过我们的监视。

就在那时，我亲爱的玛塔，一张邪恶的大网已经悄然降临。德国人也在跟踪你，他们更谨慎，更有效率。自从你去拜访勒杜的那天起，他们就已得出结论：你打算成为一名双重间谍。你在维泰勒的时候，在海牙招募你的克莱默领事正在柏林接受审讯。他们想知道这两万法郎为什么会花在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像传统间谍的人身上——间谍通常是谨慎和隐蔽的。为什么他会找你这样一个名人在战争中为德国效力？他在和法国人串通一气吗？为什么过了这么久，H-21特工还没有上交一份报告？特工们时不时会接近她，通常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和她搭讪，希望得到哪怕一条消息。但她总是用一种诱人的方式微笑着，说她还没有获得任何信息。

然而，在马德里，他们设法拦截了一封你寄给卑鄙的反间谍部门头子勒杜的信。信里详细叙述了你与一名德方高官的会面，他设法绕过法国的监视接近了你。

他问我获得了什么情报，有没有寄出过用隐形墨水写的消息，东西是不是寄丢了。我说没有。他又让我交代个名字，我便说我和阿尔弗雷德·德·科尔佩特睡过。

然后，他狂暴地对我大吼大叫，说他不想知道我和谁睡过，否则就得写满一页页英文、法文、德文、荷兰文和俄文的名字了。我无视他的愤怒，然后他平静下来，给了我一根香烟。我开始以一种挑逗的方式抚摸自己的双腿。他以为自己面前不过是一个没脑子的女人，放松了警惕：“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我太累了。我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来组织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向摩洛哥海岸运送弹药。”此外，我还向他索要了克莱默那家伙欠我的五千法郎。他说自己无权给我这钱，但会要求在海牙的德国领事馆负责处理此事。“我们欠的东西总是要还的。”他总结道。

德国人的猜疑终于被证实了。我们不知道克莱默领事的下场，但玛塔·哈莉绝对是一个双重间谍，虽然直到那时她也没有提供任何情报。我们在埃菲尔铁塔的顶部有一个无线电监控站，但他们之间交换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以加密形式出现的，不可能读懂。勒杜似乎读了你的报告，但一点都不相信。我永远无从得知他有没有派人前去确认是否有弹药到达摩洛哥海岸。突然，一封被法军破译的从马德里寄往柏林的电报成了指控你的关键证据，尽管信里除了你的代号什么也没提到。

H-21特工获悉一艘潜艇抵达摩洛哥海岸，并将协助运送弹药至马恩。她将在明天抵达巴黎。

勒杜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来控告你，但是，想使军事法庭仅凭一封电报就相信你有罪是荒唐的，主要是因为德雷福斯事件仍然存在于大家的脑海中：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一张没有任何签名和日期的纸而被定了罪。因此，他还需要为你制造其他陷阱。

是什么让我的辩护苍白无力？除了法官、证人和原告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之外，你的为人也没帮上忙。我不能责怪你，但你到了巴黎之后养成的说谎的习惯使得你向地方法官提出的每一份陈述都失去了可信度。检方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证明你并非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既未受过印尼教士的训练，也不是单身；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你还伪造了护照。在和平年代，这一切都不会被考虑在内，但在战争法庭上，人们已经能够听到炮火的声音。

每当我用“她一到巴黎就去找了勒杜”来替你辩护时，他都会反驳说你唯一的目的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钱，想用你的魅力去引诱他——这种傲慢简直不可理喻。勒杜这个又矮又胖、体重是你两倍的人，也有脸这么说？他说你意图把他变成德国人的傀儡。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他提到了在你到来之前的一场齐柏林飞艇[2]袭击——敌军的这次袭击是失败的，因为并没有击中任何战略要地。但对勒杜来说，这是个不容忽视的证据。

你姿容美丽，举世闻名，音乐厅里的人总是羡慕你——虽然他们从未尊重过你。我知道，为了获得知名度和认可，人们不惜编造谎言。即使面对真相，他们也总能找到逃避的方法，冷酷地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或者责备指责他的人是不诚实的。我知道你想创造出关于你自己的奇幻故事，不管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还是因为你那不惜任何代价寻求被爱的欲望。我知道，要控制这么多善于操纵别人的男人，一些小谎言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可饶恕的，这就是现实，也是你现在沦落至此的原因。

我知道你常说你和德国皇帝的儿子“W王子”睡过。我在德国有熟人，所有人都一致表示，在战争期间，你甚至没有去过他的宫殿一百公里之内的地方。你吹嘘说自己认识许多来自德国的高级专员，说得声音很大，大家都听到了。我亲爱的玛塔，一名神志清醒的间谍会如此大胆地暴露自己吗？在你的名声下滑的时候，你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只是让一切变得更糟了。

然而，当你站在被告席上时，他们才是说谎的人，我却是在为一个在公众面前失去了信誉的人辩护。检察官提出的一连串指控非常可笑，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你所说的事实里掺上了决定栽赃给你的谎言。当他们把材料寄给我的时候，我很震惊。那时你终于明白自己身处困境，并决定雇用我。

下面是一些指控：

1. 泽尔·麦克劳德效力于德国情报机构，她的代号是H-21。（事实）

2. 自战争爆发以来，在上线的指导下，她曾两次前往法国为敌人探取情报。（你每天都被勒杜的人跟着，怎么有机会这么做？）

3. 第二次去法国时，她主动提出要为法国情报部门效力，但后来事实证明，她把一切都分享给了德国间谍。（这里有两个错误：你是从海牙打电话给勒杜要求在巴黎会面的。你与勒杜的这次会面发生在你第一次来巴黎的时候，而且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与德国间谍“分享”过情报。）

4. 她以追回自己留下的衣物为借口返回德国，但离开时没有携带任何行李，然后被英国情报部门逮捕，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她坚持让英国方面联系勒杜，但勒杜本人却拒绝承认她的身份。因为没有任何理由或证据逮捕她，她被遣送到西班牙。在那里，我们的人看到她立刻前往了当地的德国领事馆。（事实）

5. 之后不久，她声称自己掌握着机密资料，于是去见了法国驻马德里领事，告诉他此时此刻在摩洛哥，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向敌军部队提供弹药。由于已经知道了她的双重间谍身份，我们决定不冒险让任何人去执行这个明显是陷阱的任务……（？？？）

他还列举了一系列不值一提的荒谬指控，其中最可笑的是那封通过非加密渠道——或是采用已被破译的密码——传送的电报。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置你于死地。就像克莱默后来在受审时承认的那样，你是“为德国服务的最糟糕的间谍人选”。勒杜甚至说H-21是你伪造的代号，你真正的代号是H-44，曾在荷兰安特卫普一家由施劳格穆勒[3]开办的著名间谍学校接受过训练。

在战争中，人的尊严是最大的受害者。正如我之前所说，你被捕将有助于展示法国的军事实力，并转移人们对在战场上丧命的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的注意。在和平时期，没有人会把这种妄言当作证据。但在战时，法官足以用这些把你送进监狱。

宝琳修女一直都是你我之间的桥梁，她让我随时能了解监狱里发生的一切。一次，她有点脸红地告诉我，她要看你那本收集了所有关于你的新闻的剪贴簿。

“是我自己要看的，不要以为是她想带坏一个修女。”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你呢？不过从那天开始，我也决定为你制作一个类似的册子，尽管我从未为其他客户这么做过。你的案子受到了全法国的关注，所以我并不缺你这名危险的间谍被判处死刑的新闻。和德雷福斯案不同，没有人组织任何联名请愿或是示威游行活动来为你求情。

我做的册子现在就在我旁边摊开着，上面的一张剪报详细描述了审判后的那天发生了什么，我只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你的国籍给弄错了。

无视第三战争委员会当时正在审判她——或是她假装对发生的一切毫不担忧，因为她自认为是一个凌驾在善与恶之上的女人，永远掌握着法国情报机关的动向——俄罗斯间谍玛塔·哈莉前往外交部，请求去前线看望她那位尽管眼睛受了重伤，却不得不坚持战斗的情人。她停留在凡尔登，伪装出一副对东方前线战况毫不知情的样子。随后她接到通知，所需的有关文件尚未到达，但外交部长会亲自处理这件事。

禁止记者旁听的开庭结束后，逮捕令立即发了下来。案情的细节将在审判结束后对外公布。

军事部长已经在三天前向巴黎军事长官发出了编号为“3455-scr10”的逮捕令。但此令仍须等待起诉被正式批准方可执行。

一支由第三战争委员会的检察官领导的五人小组即刻前往爱丽舍宫酒店一三一房间，在那里发现了身着丝绸长袍、正在用早餐的嫌犯。被问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她声称她必须一大早就到外交部去，并说她当时感到很饥饿。

在要求被告穿衣服的同时，他们搜查了公寓，发现了大量的物品，主要是女性服装和配饰。此外，还有前往维泰勒的通行证及一份可以在法国领土上进行有酬工作的许可，上面的日期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她声称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并要求他们为收缴的东西列出一份详细的清单。如果之后她的房间没有恢复原样，她就要用这份证据去起诉他们。

本刊独家掌握了玛塔·哈莉与第三战争委员会的检察官皮埃尔·布沙东会面的第一手资料。消息来源是一位秘密线人，他曾为我们提供那些暴露了身份的间谍的情况。据悉，布沙东递给她起诉书，并要求她阅读。待她看完后，他询问她是否想要一个律师，她断然拒绝，只是回答：

“但我是清白的！这是个玩笑。有需要时，我会为法国情报机构工作。但我只是偶尔为之。”

布沙东要求她签署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我们的线人起草的，而她欣然签了字。她以为当天下午就能返回她那舒适的酒店，并立刻联络她“广泛”的朋友圈，而她身上那些荒谬的指控最终也会被澄清。

她签署了有关的声明后，就立即被押至圣拉扎尔监狱。她不断地、近乎歇斯底里地重复着：“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得以对检察官进行了独家采访。

“她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漂亮，”布沙东说，“但她没有丝毫的顾忌与同情心，使得她能够操纵和毁灭那些男人，起码有一个男人曾为她自杀。我面对的这个女人骨子里就是个间谍。”

然后我们的小组跟随布沙东来到了圣拉扎尔监狱，已经有其他记者聚在那里与狱长谈话。他似乎同意布沙东和我们的看法：玛塔的美貌已经不复当年了。

“在照片中她依然美丽。”他说，“但多年放纵的生活使得如今的她眼睛下有了很重的眼袋，头发也开始从发根上变色。她行为古怪，不停地喊着：‘我是清白的！’就像是一个因为处在生理期而无法控制自己的女人。我有些朋友与她有过更亲密的接触，我为他们的坏品位感到惊讶。”

这番话得到了监狱医生朱尔斯·苏克特的证实。他的检查证明她没有患上任何疾病。她没有发烧，舌头没有呈现患胃病的迹象，肺部和心脏也没有出现可疑症状。他们把她安置在了圣拉扎尔的一个监室中，并且要求负责该监室的修女准备卫生巾，因为犯人恰好在月经期。

人称“巴黎的托尔克马达”[4]的男人多次审讯过你之后，你才联系上我。我去圣拉扎尔监狱探望你，但已经太迟了。在他看来，你的许多供述都已然让你罪加一等。全巴黎都知道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亲爱的玛塔，一个这样的男人就好比一只寻求复仇而不是正义的野兽。

在到达之前，我读了你的口供。我看得出你更愿意显示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捍卫自己的清白。你谈到自己有权有势的朋友、在国际上的成功、座无虚席的剧院……但你该做的恰恰相反，你本应显示自己是一名受害者，是勒杜警官的替罪羊。他在与其他同事的内部争斗中利用了你，为他自己谋取权力。

宝琳修女告诉我，你回到牢房时哭个不停，而且这座老鼠出没的监狱让你害怕得彻夜无眠。这个地方就是用来瓦解那些自认为坚强的人的意志的——就像你这样的人。她说这一系列的打击最终会让你在判决下来之前变得疯狂。你不止一次要求住院，因为你独自住在一个牢房里，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而在监狱的医院里，起码还有人可以说说话。

与此同时，指控你的人开始绝望了，因为他们在你的随身物品中没有发现足以给你定罪的证据。他们只找到了一个放着好几张名片的皮包。布沙东下令审问了这几位颇有威望的绅士——多年来他们都一直在乞求你的关注——他们都否认与你有任何更亲密的接触。

检察官莫奈先生的论据可悲至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声称：

泽尔是我们如今能见到的那种危险的女人。她能够轻松使用多门语言，特别是法语。她混迹于各个领域，巧妙地编织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她的优雅、堕落和非凡的智慧都让她成了人们眼中的一名潜在的可疑人员。

有意思的是，甚至连勒杜最后都拿不出对你不利的证据，他完全没有什么可向“巴黎的托尔克马达”展示的。他补充道：

“很明显，她在为我们的敌人服务，但要证明这一点需要证据，这不是我分内之事。如果您想得到确凿的证据来进行审判，最好去军事部，那里拥有相关文件的保管权。就我而言，我相信，一个能够频繁外出旅行，并且和那么多位军官都有接触的人足以被怀疑，即使没有书面证据，也没有被战争法庭承认的说辞。”

我太累了，甚至感到有些神志不清。我以为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以为我会把这封信交给你，我们还会有时间一起回首过去，或许这可以把那些伤痛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但是，事实上我是在写给自己，以说服自己——我已经竭尽所能。一开始，我想救你离开圣拉扎尔监狱；然后是为了挽救你的生命而斗争；最后，我尽力想写一本书来为你申冤。作为一个女人，这一切都使你成了一名受害者：你生活得太过自由，你公然裸露自己，和有身份的男人过从甚密——只有你永远从法国或世界上消失，他们才能保全自己的名誉。我给布沙东寄过信和申请，试图与荷兰领事会面，还列出了勒杜的一连串错误，但把这些写在这里并没有用。当调查因缺乏证据即将停止时，勒杜联系了一位巴黎的军事长官，说自己手里有二十一份德国情报，这些足以置你于死地。这些电报说了什么？里面的真实内容是：一到巴黎你就见了勒杜；你收到了报酬；你需要更多的钱；你在上流圈子里有了追求者……但没有任何——绝对没有包含任何和我军工作及部队调遣有关的绝密信息。

很可惜，你与布沙东的所有谈话我都不能参加。因为《国家安全法》已经颁布，许多庭审都禁止辩护律师出席——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任何法律漏洞都可以被允许。但我在高层中有一些朋友，他们知道你曾经质问过勒杜，说你是因为相信他的诚意，才会接受他的钱做双重间谍，为了法国的利益暗中监视德国。与此同时，德国人很清楚你会遭遇些什么，也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来让你陷得更深。但与法国不同，他们忘掉了特工H-21，正集中力量抵挡盟军的进攻，用的是他们真正的武器：男人、芥子气和火药。

我知道我今天早上最后一次探望你要去的那所监狱的名声。它原先是一个古老的麻风病院，后来变成了收容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又变成了拘留和处决犯人的地方。这里丝毫没有卫生可言：监室不通风，疾病通过污浊的空气传播，而空气无处循环。里面住的大多是娼妓和那些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人。它也为那些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医生提供了研究场所，尽管这已经受到了一名医生的谴责。

医学和伦理学家对这些无助的女孩非常感兴趣。她们因为遗产纠纷被家属以“家庭教育”的名义送到这里，年龄不过七八岁。她们的童年在腐败、淫乱和疾病的围绕中度过，直到十八岁、二十岁才被释放。那时她们已经没有生活下去或是回家的欲望了。

显然，在女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最近她们中又有一位被逮捕了，她被称为“女性权利斗士”。更糟糕的是，她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反爱国主义者。我指的是埃莱娜·布莱恩，她所遭受的指控与你的非常相似：被德国收买、同士兵和弹药制造商联络、领导工会、控制劳动者，并私下宣传女人与男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不久她也会被送到圣拉扎尔监狱。

埃莱娜·布莱恩的命运可能与你的相同，但我有所怀疑，因为她是法国人，在报社里认识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她也没有你所使用的那个武器，那个使你备受卫道士谴责，使他们想看到你被罚入但丁笔下的地狱的武器：魅力。布莱恩夫人穿得像个男人，并以此为荣。此外，她被第一战争委员会判决犯有叛国罪，这个结果比布沙东所主导的审判公平些。

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看了看时钟，只剩三个小时，我就要去那座可怕的监狱见你最后一面了。自从你违心地雇用我以来发生的一切，我无法尽述。你以为只要自己清白，那个我们一向引以为傲的法律之网就能还你自由。但在战争时期，它已经不再公正。

我走到窗口。整个巴黎依然在沉睡，除了一群来自法国各地的士兵，他们正一边向奥斯特里茨车站行军，一边唱歌，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谣言让大家人心惶惶。今天早上，他们说我们把德国人逼退到了凡尔登之外。下午，一些报纸又危言耸听地说，土耳其军队已经在比利时登陆，并正向斯特拉斯堡移动，将在那里发动最后的攻击。每天，我们都有好几次由欣喜转为绝望。

然而我无法详述从二月十三日你被捕开始，直到今天你站在行刑队面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会让历史来为我和我的工作正名。也许有一天历史也会还你公平，虽然我对此没有太大的信心。你不仅是因为间谍罪被指控，更是因为你敢于挑战世俗，而这是不可饶恕的。

不过，一页纸就足以总结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试图追查你的钱的来源，然后把这作为“秘密”封存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许多位高权重的人会受到牵连。你的老情人无一例外都否认认识你。那个你深爱的、不惜冒着危险为他远赴维泰勒的俄罗斯人，也用绷带包扎着那只失明的眼睛出现在法庭上，用法语念着他的证词，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当众羞辱你。你曾去购物的商店也遭到了怀疑。一些报纸不断报道着你的债务问题，虽然你一直在解释说这是因为你那些所谓的“朋友”送了你礼物又改变了主意，然后没结清钱就消失了。

法官们不得不听着布沙东诸如此类的言论：“在两性战争中，所有的男人，不管他们在艺术领域有多大的造诣，也总是会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他还说：“在战争时期，与任何一个敌国的公民接触都是可疑和值得谴责的。”我写信给荷兰领事馆，请求他们寄给我一些你留在海牙的衣服，这样你就可以体面地出庭了。但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你祖国的报纸频频刊登文章，但直到审判开始的那天，荷兰政府才接到通知。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帮助你，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国家的“中立”。

七月二十四日，当我在法庭上看到你时，你的头发很整齐，衣服有些褪色，但你一直仰着头，步伐坚定，仿佛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对外界强加于你的耻辱不屑一顾。几天前，贝当元帅[5]下令处决了大量被控叛国的士兵，因为他们不敢去前线面对德国人的机枪。法国人从你在庭上的神态中看出了你对这些士兵的死亡的蔑视和……

好了。我还是不要去想这件注定会让我痛苦一生的事情了。我会为你的离去而哀悼，会隐藏起我的耻辱：我居然会认为战争时期的正义与和平时期是一样的。我将背负着这个十字架。但是为了疗伤，我们必须停止抓挠感染的地方。

但是，那些诬告你的人会背负更加沉重的十字架。虽然今天他们仍在笑着互相问候，但这场闹剧终将被揭发。即使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他们也明白，之所以给无辜的人判刑，是因为他们需要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就像我们的革命一样，在带来平等、兄弟情谊和自由的同时，也要把断头台放在广场上，用鲜血去安抚那些仍然食不果腹的人。他们制造出一个问题，好去解决另一个，认为这样最终能找到解决办法，但他们只是制造出了一条沉重的坚不可摧的钢链，将不得不一辈子拖着它。

有一个希腊神话总是让我着迷，我认为它讲述的正是你的故事。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因为她的独立而受到人们的钦佩和敬畏。她的名字叫普塞克。

她的父亲非常担心女儿会孤独终老，于是向阿波罗求助，阿波罗决定解决这个问题，让她穿着丧服，独自一人站在山顶上。黎明前，一条巨蛇会来娶她。很神奇，在你最有名的照片里，你的头上就有这条蛇。

让我们回到这个神话。那位父亲照做了。她被送到了高山上。她十分害怕，冷得要死，最后睡着了。

然而第二天，她在一座美丽的宫殿里醒来，变成了王后。每晚她的丈夫都会来看她，但他要求她服从一个条件：完全信赖他，永远不要去看他的脸。

在一起几个月后，她爱上了他，他的名字是厄洛斯。她十分享受和他的谈话，在性爱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并得到了丈夫的尊重。但同时，她也为和一条可怕的蛇结婚感到恐惧。

一天，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等丈夫睡着后，她轻轻地拉开床单，借着蜡烛的光看到了丈夫那张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脸。但光唤醒了他，当厄洛斯发现自己的妻子没能遵守他唯一的请求时，他就消失了。

每当我想起这个神话，我就纳闷：我们究竟能否看到爱的真实面目？我明白希腊人的意思：爱是对彼此的信任，它的脸必须永远隐藏在神秘中。我们要尽情享受每一刻，因为我们一旦想要破译它、理解它，魔法就会消失。我们走过人生迂回又光明的道路，去往最高的山峰或最深的海洋，但我们始终要相信那双引领着我们的手。如果我们不敢为爱付出应当付出的代价，而是希望对方对我们毫无保留，那我们最终会一无所有。

我想，我心爱的玛塔，这就是你的错误。你在冰山上待了太久，已经不再相信爱，并决定把它变成你的奴仆。但爱不服从任何人，只会背叛那些试图揭示它的奥秘的人。

今天你是法国人的阶下囚，太阳升起时，你就自由了。那些控告者们得花费越来越大的力气，去推动那原本要置你于死地，如今却套在了他们自己脚上的枷锁。希腊人有一个内涵自相矛盾的词：转念。有时候，它指的是忏悔、悔罪，并承诺不再重复我们的错误。

有时候它也意味着超越已知，直面未知，不带一丝回忆，也不知道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们被我们的生活、过去和那些或对或错的法律牵绊，而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愉快地走在街上，同我们的邻居打招呼，但片刻之后，他们就不再是我们的邻居。他们装起了栅栏和铁丝网，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德国人身上，但最重要的是，这也会发生在那些宁可将一个无辜的女人送上死路也不愿承认自己错误的人身上。

遗憾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昨天已发生过，明天依旧会发生。它会持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抑或有一天，人们能发现自己不仅是由思想主导的，更是由自己的感觉主导。身体容易疲惫，但人的精神总是自由的，有一天，它将帮助我们从这个地狱般的、每代人不断重复同样错误的轮回中逃离。人的思维总是保持不变，但有些东西比它更为强大，那便是爱。

因为当我们真正爱着的时候，就能更了解他人，也更了解自己。我们不再需要文字、文件、记录、证言、指责和辩护。我们只需要记住《传道书》[6]中所说的：

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就说到这里吧。愿上帝与你同在，我的爱人。

《小巴黎人报》关于玛塔·哈莉被枪毙的报道

军情五处关于通缉玛塔·哈莉的文件，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

[1]玛塔·哈莉的前夫出身于荷兰上流社会家庭，其母为贵族，故这句话也不算彻底的谎言。——编注

[2]德国一战时期用于执行空袭任务的终极武器，由齐柏林伯爵于1900年发明。

[3]一战期间的德国女间谍。

[4]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此处“巴黎的托尔克马达”指布沙东。

[5]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

[6]《圣经》中的一卷，传说由所罗门所作，内容主要批判了人世的虚华。

尾声

女舞者被法国当作间谍枪毙
玛塔·哈莉小姐因向德军泄露“坦克”相关秘密被处刑

巴黎，十月十五日。

荷兰舞者、投机分子玛塔·哈莉今晨已被枪决，军事法庭在两个月前判其犯有间谍罪。

犯人又名玛格丽莎·格特鲁德·泽尔，由一辆汽车从圣拉扎尔监狱送往位于万森讷的阅兵场，并在此被处决。在场陪同她的有两名修女与一名神父。

后记

在十月十九日，玛塔·哈莉被处决后的第四天，她的主要指控者勒杜警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遭到监禁。虽然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但法国反间谍机构却反复审问他，尽管政府的审查阻止了这一消息被透露给报纸——审查制度在战争期间是合法的。他在辩护中声称，该情报是由敌方埋设的：

“我的职业让我暴露在各种阴谋中，这不是我的错，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在为入侵法国收集关键的信息。”

一九一九年，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后，勒杜被释放，但双重间谍的名声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走进坟墓。

玛塔的尸体被埋在一个浅坟里，坟墓的位置从来没有被找到。依据当时的传统，她的头被割下交给了政府代表。多年以来，她的头颅一直被保存在巴黎圣佩雷路的一间解剖博物馆，直到某日从该机构消失。虽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直到二〇〇〇年才发现头颅不见了，但人们相信在那之前它就被盗走了。

一九四七年时，检察官安德烈·莫奈——他在当时已被公开谴责为在一九四〇年撤销犹太人快速入籍制度的法学家之一，也是被称作“现代莎乐美”的玛塔·哈莉一案的主要负责人——对作家兼记者保罗·吉玛德说，整个审判过程都基于推断和假设，用一句话来概括：

“这话只能你知我知：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如此不充足，甚至都不足以给一只猫定罪。”

作者手记

尽管本书所有的故事都依据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写，我仍不得不创造了一些对话，虚构了某些场景，改变了一些事件的顺序，并删减了一些我认为不影响叙事的内容。这本书并无意成为玛格丽莎的传记。

对于那些希望更好地了解玛塔·哈莉的故事的人，我要推荐一本由帕特·希普曼所写的优秀的书《蛇蝎美人：爱、谎言与无名的生活》（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7），以及由菲利普·科拉斯所写的《玛塔·哈莉的真实人生》（普隆出版社，巴黎，2003）。科拉斯是书中的人物皮埃尔·布沙东的重孙，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还有罗素·沃伦·豪所写的《无罪间谍玛塔·哈莉的悲惨命运》，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编号是4224553。

英国情报机构撰写的玛塔·哈莉档案文件于一九九九年公布，可在我的网站上查阅全文，或直接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购买，编号是KV-2-1。

我要感谢我的律师谢尔比杜·帕斯科耶和他的同事对审判所做的重要解释；感谢我的瑞士/德国籍编辑安娜·冯·普兰塔，她为本书做了严谨的历史考察——虽然我们需要考虑到主角倾向幻想的事实；感谢我的朋友安妮·克欧姆这位希腊作家对书中对话和史实的完善。

谨以此书献给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