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大概是从5年前我收集资料开始，就不断地有意大利的朋友问为什么不写佛罗伦萨，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

孕育出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巨匠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确更为世人所知，但我要写的是“果实”的部分。当然，这只是心里话，通常我会很简单地回答：“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在国家体制不变的状态下，维系如此长久。”

盛极必衰是历史的规律从古至今无一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逆转。人类智慧所能及的，只是尽量地减缓衰退的速度，推迟衰退的时间而已。威尼斯共和国，这个完全没有得到上天眷顾的毫无资源的国家，或许正因为天生的缺陷，才会力求将这份艰难的事业做到极致。对于长年居住国外，习惯从外部眺望祖国的我而言，对威尼斯的强烈兴趣，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回归。

不过，我完全没有打算让读者去探究绵藏于文字中笔者的心思，仅是了解长达千余年的民族兴亡这一件大事就足够复杂，足够有趣了。

历史是愉悦的。不用专门去挑拣那些有趣的内容下笔，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妙趣横生。这是我从第一部作品开始，由始至终坚持的写作态度。如果有人从书中获得前车之鉴，当然很好，那些无所谓历史教诲，只希望纯粹享受这份快乐的人，同样也是我非常重要的读者。我相信只有让后者得到满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温故知新。

在现代，把历史当成一种享受的民族，当属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国家的历史书籍，哪怕学者的论文亦相当精彩。从来都不是作家启蒙读者，而是读者培育了作家。古罗马的文人贺拉斯曾经说过：

“为了令人生趣而写的文章，才是好文。”

1981年10月于佛罗伦萨

第一章

威尼斯的诞生

有一部系列纪录片叫“俯瞰意大利”，忘了是埃索（Esso）还是奥利韦蒂（Olivetti）公司投资制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威尼斯的。通常在这类影片的开头，整个画面会出现如同是漂浮于水上的威尼斯的美丽街景，一如我们在旅游指南上看到的照片。然而本片的导演福尔科·奎利奇（Folco Quilici）的手法却是别出心裁。

晨雾中，是茫茫无际的潟湖（Laguna）。零星露出水面的地表上，一片片芦苇随风摇曳，却不见树木的踪影。

这个画面只出现了一瞬，大约两三秒后旋即消失。紧接着，晨雾渐渐散去，视野愈发清晰，云雾中只见长满芦苇的潟湖，慢慢地变幻着身姿。早晨清澈的空气中，仿佛有仙女拿着魔杖，轻轻一挥，整个威尼斯浮现在阳光璀斑的碧海之上。

既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旁白，这是一幕无声的光影转变。应该说，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首伴随着气势恢宏的乐曲的交响诗。

我本打算将接下来要撰写的威尼斯共和国通史，取名为“水都物语”。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个城邦国家，通常被称为花都和水都。但看过纪录片之后，我觉得“水都”似乎名不副实。

“水”字给人的印象多是静态的。即使有动，也是朝着一个方向缓缓流淌。然而，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则完全不同，它复杂多样，充满动荡，惊心动魄。

要说水都，欧洲境内比比皆是，就连日本的松江或大坂，大概都配得起这个称呼。可我要写的，不是单纯在水上建城的人，而是那些走向海洋、以海为生的人物故事。

因此，本书的书名不能叫“水都物语”，必须是“海都物语”。

逃离蛮族

“阿提拉打过来啦！”

“匈奴人杀过来啦！”

“听说阿奎莱亚（Aquileia）也遭焚城，女人孩子无一幸免！”

蛮族太可怕了！无论抵抗与否，格杀勿论，就算献上钱财也无济于事。凡是蛮族经过的地区，寸草不生……诸如此类的传言四处蔓延，速度快过疾风。惊慌失措的人们围着神父，诉说着心中的不安。

时值罗马帝国的末期。蛮族的入侵，将习惯于生活在“罗马和平”下的欧洲人，推向恐怖的深渊。其中以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为凶猛。当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Veneto）的人们听说他们教会所在的阿奎莱亚遭到可怕的阿提拉袭击后，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赶紧逃吧。”

不过没人想往山里逃。这一带是由几条流向大海的河川汇集而成的平原，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往对面的远山跑，恐怕来不及到达目的地，途中就会被追来的蛮族杀死。那么，不如沿着海岸线南下，逃往帕多瓦（Padova）或是更南面的拉文纳（Ravenna）。

可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不得不立即把话收了回去，因为蛮族正向帝国的首都罗马逼近。逃亡者们要抢在蛮族之前走同样的路线，即便没有妇孺拖累也办不到。望着眼前这群等待自己给出明示的人们，神父无言以对。他张开双手朝向天空，与其说是在向神祈祷，更像是绝望的控诉。

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爬到塔上去，从那里往大海的方向看，所见之处，便是你们未来的家园。”

于是，人们登上教会的高塔。彼时正逢退潮，从塔上可以看见零星露出水面的沼泽地，除了茂密的芦苇，湿地上见不到任何树木的影子。

但这是神的指示。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众人在神父的带领下，向那片土地迁移。通常人们搬家会带上财产和家当，而威尼斯人还得带上造房子的木材。因为在他们的新天地里，除了鱼，一无所有，不过至少保住了性命。

上述内容来自威尼斯初期编写的编年史，即所谓的传说。事实上，神应该什么也没说过吧。在那些把历史当作科学研究的人们眼里，民间传说或许一文不值，但对于试图了解当时民众的心情、获得切身感受的人而言，民间传说却是不能被轻视的材料。

如果是当今美丽的威尼斯，相信不少现代人都愿意定居于此。但是，对于距今1500年前那些已具备相当程度的文明，却不得不迁移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人们而言，即使形势逼人，迁居仍需要极大的决心。如果不是用神的指示来说服众人，恐怕最终很难付诸行动。毕竟当时能保护人们安全的，只剩下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452年。24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迁居潟湖的人们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的入侵仍然时有发生，但这个不易生存的地方，同样也不易受到攻击。说到底，是因为当时威尼斯人的那点儿财产根本挑不起蛮族人进攻的欲望。继匈奴人之后征服了北意大利的哥特人，也没有侵犯过这一小群生活在沼泽地的人们。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ms）撰写的文书被公认为是了解当时威尼斯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位出身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Calabria）、当时在拉文纳宫殿侍奉哥特王的官员，写的不是普通的记录文，而是指示令，但其笔调又和统治者向下发出的命令多少有些不同。这份写于公元538年的公文，是这样开始的：

请按照已下达的指令，将今年获得丰收的伊斯特拉（Istria）的葡萄酒和橄榄油送往拉文纳。你们在海边拥有数量众多的船只，应该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住民委托的货物顺利地运送出去。此番所得利润，你们可以与他们平分，因为这是一件需要双方合作才能办好的事情。

好了，你们立刻开始这趟短途吧。再长的海旅，你们都已习惯，这一次犹如国内航行，或者说就是在家门口打个转。

我不会指定你们走哪一条航路。若有惊险海浪，可改走河川。按照你们认为安全、可靠的方式去做即可。

回想你们建造房屋的经历，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在过去（罗马帝国时代），就以多产才华横溢、品行高贵的人才而闻名的威尼斯，南面邻接拉文纳与波河（Po），东面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理想的海滩。在那里，土地因潮水的涨退，时开时闭。

你们的房子就像水鸟一般，有时浮于水上，有时收起双翼，在地面歇息。

这些并不是自然的造化，而是人类努力的结果。

居住在那里，只有鱼是取之不尽的食物。不论贫富，人人平等共享。造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屋，使你们远离那种嫉妒他人的世俗恶习。

你们主要的产业是开发盐田。其他地方的人们挥动锄头和镰刀在农田中耕耘，而你们则是转动石臼磨细海盐。没有黄金，人依然可以生活，但能让食物变得鲜美的食盐，谁都缺不了。所以，你们可以卖掉盐，然后买回其他必要的生活物品。

好了，装备好你们的船，就像把家畜圈在土房里那样，将它们系在房屋旁待命。我已经派熟悉此事的洛伦佐前往。他一旦结束那边的事务，便会加入你们的行列。别让什么麻烦或经费问题耽误了运送，尽快安排货物早日抵达拉文纳。

这样的和平生活持续了不到30年，北方蛮族一支的伦巴第人（Langobardus）打过来了。

威尼斯人虽然是为了保命，被迫迁移潟湖，但在最初阶段，大家还是希望住在靠近陆地的沼泽地带，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伦巴第人彻底摧毁了他们主教堂所在的格拉多（Grado）、赫拉克利亚（Heradeia），原以为逃进沼泽躲过灾难，一度安下心的人们，再次感到生命受到威胁。而且，伦巴第人从帕多瓦（Padova）到伊斯特拉，即由西向东横扫亚得里亚海沿岸及其附近的城镇。因此，逃往潟湖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这一次，不再需要神的指点，因为已经有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原以为无法居住的地方可以生存。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认清另一个事实：即使是沼泽地，只要靠近陆地，仍不算安全。

后逃过来的人们与先住民一起开始迁往沼泽的中央，尽量远离陆地。从北边逃来的人，住在托切罗岛（Torcello）或布拉诺岛（Burano）;西边过来的，则住在阻断外海与威尼斯沼泽地带的佩莱斯特里纳（Pellestrina）以及马拉莫科（Malamocco）。至于里亚尔托（Rialto）发展为当今威尼斯的中心区域，则是距那以后250年之后的事情。

那个时期，这个刚诞生不久的小国，虽然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却保持着实质上的独立。（拜占庭帝国以拉文纳为大本营，掌控意大利。）威尼斯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拥有足够的船和水手，能满足所有的水运需求。

随着岁月的推移，船舶的吨位及数量不断增长，水手的技艺益发娴熟，人数势必也呈上升趋势。威尼斯人的贸易行为，多半是从最初的用盐交换生活必需品，开始转向非必需品的买卖。渐渐地，他们占据了意大利内河贸易的主要市场。

之后又发生过几次从本土的迁移，因此人口也大幅增加。原本以教堂和神父为中心，按教区（parrocchia）居住的人们，此时开始意识到，需要有一个能够整合各个教区，带领这个共同体前进的领导人。

公元697年，威尼斯人首次以居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元首（doge，亦译总督），威尼斯的基本政体由此奠定。之后这个通过民选，选出终身制元首的制度，一直持续至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最初由一批难民组成的小国，一步一步地树立起了自己国家的形象。

就这样好不容易撑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新生小国，首次直面国家存亡的重大危机。

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成为神圣罗马帝同的皇帝。作为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意大利都是自己的领土。查理曼的长子丕平（Pepin，史称驼背丕平）胁迫威尼斯脱离拜占庭帝国，改为接受他的统治，而且还预谋将威尼斯人赶出内河贸易。然而，威尼斯拒绝了丕平的要求。

之所以拒绝，倒不是威尼斯讲究道义。比如说稍早前因圣像崇拜问题，拜占庭帝国内发生动乱，威尼斯人就视而不见，一如既往地朝拜圣像。其实，这是著名的威尼斯商人们的精明打算，拜占庭帝国满足于统治者的名分，并不干涉通商自由。所以隶属拜占庭，最符合威尼斯人的利益。

但丕平的决心非常强硬。他开始在拉文纳附近打造战船。这片哥特人、巴伦第人，甚至拜占庭帝国都没有人侵过的沼泽地，如今法兰克人要攻过来了。威尼斯人除了挺身自卫，别无他选。哪怕是拜占庭方面派兵救援，从君士坦丁堡过来，路途也过于遥远。当初以为最安全才逃来此地，如今已逃无可逃。因此，威尼斯人这一次决定不再逃跑，而是奋起反击。

迎头反击

没有一个威尼斯人是闲着的。当时威尼斯中心的马拉莫科挤满了从周边岛屿赶来支援的人们。大家都很清楚，此处是敌人的首要目标。众人齐心协力，积极备战。内陆城镇基奥贾（Chioggia）陷入了一片火海，这反而更激发了大家的斗志。

然而，几乎就在基奥贾的熊熊火焰升向天空的同时，法兰克人的大型战船也驶近了佩莱斯特里纳的岸边。站在马拉莫科教堂的钟塔上，仿佛可以看见法兰克士兵陆续登陆的景象。

这时，有一个男人提议说与其付出无谓的牺牲，不如撤退。

“还能往哪儿撤呢？”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这个男人似乎早有打算。站在他身边附和的另外几人，看上去也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于是，大家决定听从他的意见。

24小时之后，马拉莫科的街上见不到半个威尼斯人的人影。长驱直入的法兰克士兵彻底捣毁了空城，然后将之烧成灰烬。

那个时候，威尼斯人又在做什么呢？他们拔起了伫立在海中，原本是用来标示船舶航行区域的木桩。没了这些木桩，如果不是经验特别丰富的水手，即使涨潮时，船也很容易搁浅；退潮时，哪怕小船，也有误判航路的风险。

另一方，因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威尼斯的首都马拉莫科而士气大振的法兰克人，正驾驶着战船驶向潟湖中心，他们打算一举歼灭逃进沼泽深处的威尼斯人。此刻，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威尼斯人，已组建好船队，起帆准备迎击。就在两军的船队驶近到弓箭射程的距离之内时，威尼斯的战船突然开始后退。法兰克船队乘势往前追，威尼斯人左躲右闪、四处逃散，就这样重复了几个回合，威尼斯所有的战船与敌人拉开了距离。

法兰克人依然紧追不舍。就在这时，只听见有人大叫：“船动不了啦！”伴随着惊恐的声音，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搁浅。一眨眼的工夫，海水开始退潮，海滩上四处散落着船底深陷入泥浆的战船，场面十分凄惨。

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的法兰克士兵们，还没缓过神便看到无数只威尼斯人的小船急驶而来。原来威尼斯人早就计算好退潮的时间，换乘小船出击，因为小船在浅海上也能自由航行。一支支火箭射向无法动弹的法兰克大船，船帆很快被点燃，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甲板。法兰克人想救火，却找不到水。束手无措的士兵纷纷跳下着火的大船，可一落地，双脚又陷进了泥沼里。

面对站立不稳的敌人，威尼斯人气定神闲地射出一支支利箭，犹如打靶练习。法兰克人只有寥寥几艘船能够侥幸死里逃生。因为是排在船队的末尾，所以当这几艘船看到退潮时，急忙折返外海。

滩涂上，那些烧焦的船骸仍然冒着黑烟，数以千计的法兰克士兵横尸泥沼之中。不过，最多也就几天的时间，随着潮起潮落，这一切都会被冲进外海。就这样，威尼斯人在大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了他们的首次战斗。

然而，威尼斯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是在一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与东方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签订了合约，查理曼不仅正式放弃对威尼斯的领土权，承认威尼斯隶属拜占庭帝国，而且允许威尼斯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自由通商。这对于已经取得拜占庭帝国内自由经商权的威尼斯人，以及预见到贸易将是国家未来的威尼斯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空前的胜利。

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帕维亚（Pavia）的集市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从波河溯流而上的威尼斯人的身影。他们什么都卖，据说在帕维亚的集市，甚至能从威尼斯人那儿买到君士坦丁堡皇帝御用工厂织纺的红色布帛，要知道那可是皇帝做赏赐用的名贵物品。

当海外的威尼斯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他们在国内的同胞也开始着手建设一个真正的、恒久的国家。

威尼斯人决定把国家的中心从马拉莫科迁移到里亚尔托。法兰克人的攻击，已经充分证明马拉莫科在国土安全问题上有致命的缺陷。

首先，马拉莫科面临亚得里亚海，如果敌人组成舰队，这里是守不了多久的。

其次，如果基奥贾被攻破，敌人可以沿着陆地一路杀来。尽管涨潮时两地之间的道路会被潮水隔断，但只要用古罗马时代开创的建造临时渡桥的方式，将小船连接在一起，再铺上木板，就能轻而易举地运送大量的士兵。

威尼斯人虽然战胜了强敌法兰克，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还是继续往潟湖的中央撤退，尽量远离陆地。

当时的里亚尔托由几个很小的岛屿组成，岛上只有渔民居住。与潟湖的其他岛屿相比，它位置偏僻，到了涨潮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陆地能露出水面。如果要把国家的中心设在此地，一切需要重新开始。不过，里亚尔托也有两大优点。

第一，它位于潟湖的中央，距离陆地最远。

第二，由于是沼泽地，不直接连接外海，非常安全。只要把通往利多（Lido）的水路建成港口，一些地方甚至可以停泊大型的船只。如果再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这里不仅能抵御外敌，而且可以凭借代步用的船只，开拓海上贸易。9世纪初的威尼斯人，与他们当年为了寻找一片安身之处，四处逃散的祖先们相比，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威尼斯人在他们的第十任元首昂内尔·帕契帕索（Agnell Participazio）的带领下，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国大迁移。在这片潟湖中，不会再有比里亚尔托条件更好的地方了。所谓背水一战，大抵如此。

就这样，在我们如今看到的地方，威尼斯开始了它的建设。20世纪后，威尼斯铺设了连接大陆的铁路。在此之前，它始终是一座以船代步的海上之城。

有关威尼斯人的建国，这里我会以土木建筑作为重点来展开。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对于这部分内容，几乎都是轻轻带过。对他们而言，或许政治经济、社会构造以及战争的论述才是重点，但我不认为如此。如果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大道是怎样建设及其维修保养，便能很好地理解古代罗马人的性格。同样，如果了解如今叫作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征服之后，其建筑风格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认识土耳其，这个在15世纪成为威尼斯人宿敌的民族，会有所帮助。一个国家的建设，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建设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因此它的发展走向，决定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住在威尼斯的人们，人格必然会变得非常独特，就像威尼斯是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歌德

拿破仑1797年攻占威尼斯的10年之前，歌德曾造访过威尼斯。彼时的威尼斯，国家建设和人口的增长已经结束，正走向最后的衰败。然而，歌德却说不能用肉眼去看威尼斯，而需要用心灵之眼。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人们齐心协力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了哪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的确，威尼斯是共和国是全体国民努力的结晶。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会像威尼斯共和国这样彻底地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话说回来，每一名民众都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用实际行动去改善它，甚至加以运用吗？我想就算歌德也不会这样想。理解与行动，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唤起民众积极性需要一个“契机”。那些对行动前的“契机”不屑一顾的人，想必总是失败；能看到这一点的人，才是有能力的领导者。

如果说5世纪时的威尼斯人为了逃避阿提拉，决定移居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契机是神的指示。那么，又是什么契机让9世纪的威尼斯人愿意再次从零开始，为建立恒久的国家，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呢？

圣马可

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828年。名叫特里布诺（Tribuno）和鲁斯蒂科（Rustico）的两位威尼斯商人，将船停靠在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然，他们为生意而来。在当时，罗马教皇禁止基督徒与穆斯林交易，因此，这两个人等于是破坏了戒律。

他们眼中的亚历山大城，因不停的街头争斗而显得嘈杂纷乱。住在那里的基督徒，不知是不是都躲在了家里，街上只能看见口中大呼小叫，手上挥动着武器的阿拉伯人。这是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宗教领袖）不定期发动的反基督教活动。在这种时候，即使那些被默许存在的教堂，也会遭到暴徒们的破坏。

尽管对这种情形已司空见惯，两位威尼斯商人仍保持着谨慎，带着货物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这是一所以供奉福音书的作者圣马可的遗骸而闻名的修道院。

一位修道士战战兢兢地替他俩打开门，一脸掩不住的惊恐。其他的修道士们也吓得直打哆嗦，因为他们听说这里将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圣马可的圣体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如何是好？”

两位威尼斯商人闻言，遂提出把圣体交给他们带回安全的威尼斯。

“那可不行！”修道士们摇头拒绝。正因为有圣体，埃及的基督徒们才会来此朝圣，捐献丰厚的善款。

就在说话的当口，院外的动静越来越大，突然间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门刚打开，哈里发的手下便闯了进来，差点儿撞倒了过去开门的修道士。来人说哈里发要用修道院回廊的大理石柱子修建浴室，他们傍晚前会来取走。盛气凌人的闯入者离开之后，修道士们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加害怕。哈里发强征教会财产，意味着默认民众抢夺，圣马可的遗骸变得愈发危险。这时，威尼斯商人又提出了买下遗骸的要求，修道士们犹豫许久，最后终于点头答应。

两位商人随即走出修道院。不一会儿的工夫，又推着一台手推车折了回来。车上放着两个原本用来装面包的大篮子，篮里塞满了猪肉。

商人究竟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这笔生意是做成了。圣马可的遗骸被藏在篮子的底部，上面堆着严严实实的猪肉块。两位商人在眼泪汪汪的修道士们的目送之下，推着手推车走出了大门。

路上正巧遇上刚才那位哈里发的手下带领着拆柱子的工人往修道院走，他们后面还跟着一群为即将到手的收获而兴高采烈的随从。

威尼斯人见状，用阿拉伯语大声叫着：“猪！猪！”伊斯兰教教徒们的脸上顿时露出厌恶的神情，纷纷让开了道路。“猪”被穆斯林视为不洁之物，有些人看猪便会恶心头痛，严重者甚至呕吐，尤其是见到装面包的篮子顶上的猪头，真的有人当场吐了出来。

两位商人一路上轮番吆喝着“猪呀猪”，穿过亚历山大宽阔的街道，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可这还不算结束。停泊在港口的商船，必须通过海关检查之后，才能扬帆出海。检查员登上了他们的船，两位商人知道这是最后一道难关。

圣人骸骨是基督教的崇敬之物，如果让这些人发现了圣人的遗骸，势必会漫天要价。倘若不从，又可能遭没收。于是，他们不得不委屈圣人的遗骸继续与猪肉待在一起，把整个篮子放进了当作仓库使用的船底。果不其然，还没等威尼斯人解释完篮子里是水手的口粮，穆斯林的检查员便捂着鼻子跑上了甲板。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威尼斯商船安全地离开了埃及，却在靠近希腊的海域遇上了强风暴雨。小船仿佛一片树叶在海浪中翻滚，船桅吱吱作响，仿佛随时会被折断。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已脱离了猪肉，而且洗刷干净并撒上香料的圣马可的遗骸，第一次展示了圣物的奇迹。

次日早晨，出现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夏日阳光下一片宁静的希腊海。前夜的暴风雨像梦一般不见了踪影。相信这两位商人一定会对圣人的守护感激涕零，忘了他们花钱买遗骸的糗事。不知道是不是安置在船舱中的圣遗物的护佑，暴风雨之后一路抵达威尼斯一直是顺风顺水。

编年史上这样描写威尼斯人迎接两位商人带回的圣人遗骸的情景全城欣喜若狂。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开口便谈此事。大家都说圣人必定会守护威尼斯国的繁盛和荣光。”

从元首到百姓，威尼斯人全体动员。圣遗物在众人合唱的赞美歌声中上了岸。元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财产，以建造圣马可大教堂供奉圣遗物。而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两位商人也作为共和国的大功臣，留名于史。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威尼斯人的信仰并不算特别虔诚。史料已经证明，像上述两位那样无所顾忌地违反教皇禁令的商人为数不少。因此，较之别国的教徒，威尼斯人是属于最远离宗教狂热的一群人。

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威尼斯人原本也有他们自己的守护圣人（亦译守护神），叫圣狄奥多（SanTeodoro）。但这位出身于希腊的圣人，在圣人教阶中，地位不高，大概只能算三流之辈吧。

然而，圣马可就完全不同了。基督教圣人中，拥有最崇高地位的，当然是十二使徒。接下来是圣保罗以及福音书的作者圣路加、圣马可，都是一流圣人。另外，施洗者圣约翰也属于这个级别。顺便提一下，佛罗伦萨的守护圣人是施洗者圣约翰，而罗马则是圣彼得。

这下，威尼斯也有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人们的雀跃之情不难想象。他们立刻决定，让圣狄奥多退居二位，将圣马可奉为威尼斯正统的守护圣人。

福音书的4位作者都有各自的代表动物，根据《约翰启示录》记载，分别是：

圣马太——代表诞生的人类

圣路加——代表牺牲的公牛

圣马可——代表复活的狮子

圣约翰——代表升天的老鹰

这些有象征意义的人和动物都长着翅膀。

长着翅膀的狮子，圣马可的狮子绝对振奋人心。威尼斯人把书写福音书的智慧的圣人安放于供奉他的教堂；将前爪扶着《圣经》的飞狮，作为国旗的图案。从此，这面绯色布底上绣着金丝的国旗，伴随着东奔西走的威尼斯人，四处飘扬，保存至今。除了商船必悬挂国旗之外，金币上也刻铸了这个纹章。那两位带回圣马可遗骸的威尼斯商人，不仅为祖国带来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也等于带回了国旗。至于圣人遗骸的真伪，以及是用钱买来的问题，从来无人提及。

这就是契机，它激励了人心。威尼斯举国上下，情绪高昂地投入了艰苦的国家建设之中。

海上之都

我丈夫有一位叔伯辈的亲戚曾经作为意大利建设部派遣的官员，长年在地方负责公共事业的规划建设。其职位在意大利语中叫 Proweditore della Opera Pubblica。

日本的建设省或国土厅应该有类似的职位，因找不到资料，这里就不做翻译。总之，就是公共建设部门的负责人。他被派到帕多瓦、西西里，以及“二战”后成为南斯拉夫领土的地方工作时，所授的都是这个官职，唯有在威尼斯，名称变成了 Magistrate alle Acque。直译过来大概是水务行政官，不过具体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

这个官职是在进入16世纪之后正式启用的，但9世纪威尼斯·人在里亚尔托开始国家建设的时候，就有了负责类似事务的职位。被委以此任的人责任重大，因此新官上任时，会在元首带领下，站立民众面前，举行一场特别的就职典礼。

元首向聚集的国民大声呼叫：“让我们赞赏他的功绩！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倘若他不能担负起这重责大任，我们就将他绞死！”

这种轰轰烈烈的就任典礼，要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才被废止。可亡国才不过200年，如今的威尼斯城便经常浸在水里。

水，是大自然的恩赐。对威尼斯人而言，它既是朋友，又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其可怕之势，是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走在如今的威尼斯街头，很难想象建国初期的情景。于是，在一个秋天的日子，我租了摩托艇，绕着被称为潟湖的沼泽地带，彻底转了一圈。其实我是想乘坐贡多拉的，但由于太耗钱，又费时，最终还是选择了现代的摩托艇。即使坐摩托艇，涨潮和退潮两段时间相加，环湖还是用了7个小时。可见，再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沼泽内也无法高速行驶。当然，去外海就另当别论了。

潟湖中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通行的。由三根粗大的木头制成的木栋，伫立于湖中各处，提示着航道，再小的船也只限于在木脏标示的范围内航行。这些木桩上刻有水深标示，傍晚之后还有电灯照明。当然这些都是现代的产物，在过去，夜间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作为通航标示的木桩，以前就有。

沿着航路前行。退潮时，可以看见收敛翅膀的水鸟，在湖两边的湿地上歇息。一旦涨潮，这里便是茫茫汪洋。一些涨潮时也露出水面的地方，杂草丛生、树木稀疏，还有些摇摇欲坠的小破屋。那里的海水几乎是静止的，仿佛腐烂了一般。想来退潮时，就会变成泥泞的沼泽地吧。

绕湖之行后，我这才明白了 Lagima Viva——“活着的潟湖”，对于“水务行政官”以及威尼斯人而言，是何等重要。海水必须保持流动，一旦停滞，腐烂的东西就会沉淀，成为传染病的源头。

托切罗岛在威尼斯建国初期，曾经是比里亚尔托更为繁荣的经济中心。现在如果有人想寻找威尼斯共和国昔日的景象，一般都会被建议去托切罗岛。但那里早已荣华不在，冷冷清清。这一切皆因疟疾所致。

Laguna Morta——“死亡的潟湖”，是可怕的。

有两条河注入潟湖。这意味着比海水更容易变质的、河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流向湖中。再加上隔开潟湖与亚得里亚海的利多岛，一左一右，像堤坝似的环抱着潟湖。河水不仅易变质，还会带来泥沙。虽然利多岛隔开外海，解决了安全问题，但同时它也有着流沙沉淀的危险。早在建国初的811年，威尼斯就设立专职，负责调节河水与海水的流量。这正是“水务行政官”的主要工作。

那么，为了让潟湖始终活着，威尼斯人究竟想出了怎样的对策呢？

运河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运河。

运河一词，（日本）字典里是这样注解的：“为了行船，挖掘陆地建起的水路。”苏伊士运河就是典型代表。

然而在威尼斯，即使也叫运河，含义却大相径庭。讲清楚什么是威尼斯运河，也就完全解释了威尼斯的特异性。

简而言之，威尼斯的运河不是为了通航，而是为了通水而建。当然，河上也能行船，但那不过是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引水。

对威尼斯人而言，要日久天长地住在沼泽地，Laguna Viva——“活着的潟湖”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

威尼斯运河另有一个特征，它的水路并非是掘地而成的。掘地而成的运河的确有几条，但大多数是利用岛屿和岛屿、沙洲和沙洲之间的水流，留取其最深处，再用木被和石材加固两边的河岸。威尼斯的运河之所以多蜿蜒曲折，就是因为先有水路再开拓而成的。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把两条河流引向两侧，让组成威尼斯的众多岛屿相连，然后再填平中间的海水呢？反正那些所谓的岛屿，不过是沙洲。人要在此居住，就必须先用木桩和石头围起来，再填平里面的海水。与其这样一个个岛屿地填，不如整个城全部填海造地。

可是威尼斯建于潟湖的中央，还有潮汐的问题。除了定期的潮水涨退，也要一并考虑大风以及流入河中的雨水等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贸然地全部填平，每当河流水量增加，又遇到海水涨潮，这两股无法纾缓的力量相互撞击，势必造成泛滥。筑起了堤防，并不等于天下无敌。为了避免洪水，必须精细地计算海水涨潮与河水的流量，在适当的地方，开凿出如梳子般密集的水道，抵消水的冲力。如果已有现成的合适水道，就增强牢固；如果方向不对，就让它转弯。那些原本没有水道却需要水道的地方，就从头挖起。总之，水路弯直与否不是重点，始终保持水流畅通，才是目的。形状如逆“S”形的著名的威尼斯大运河，其实就是一条自河川流向大海的水道的升级版。

这样，众多的岛屿像“寄木细工” 注释1 一样被拼装起来；运河蛛网般密布其间；河上建起靖次栉比的桥梁，威尼斯城就此成形。

在威尼斯，运河有两种称呼，一般都译作“运河”。一种叫 canale，如威尼斯大运河便称“Canale Grande”。另一种叫rio，威尼斯城中星罗棋布的运河，基本上都属于此类。我原以为cande与 rio的不同在于天然水路与人工河道的差别，查找资料后，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好像水域较宽的称作canale，狭窄的则叫rio。

正如威尼斯建造运河的目的，是引水而非通航，像一道堤防横隔在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利多，当然也不例外地开凿了几条运河。为了“活着的潟湖”，在不破坏湖中宁静的海水的同时，还必须保持与外海之间的水流交替。

造完这些运河，并非万事大吉。从定期维护这一点来说，它比陆地道路的保养更麻烦。就职仪式上元首威胁水利官“若玩忽职守将处以绞刑”也有其一定的道理，毕竟这是攸关威尼斯人生死的大事。

“寄木细工”是日本箱根地区一种传统的工艺。选用不同材质的木材，利用天然色差拼出各种图案。——译者注

造地

决定水路之后，接下来就是造地了。

当然，具体实施时，不可能如此按部就班。相对于由中央决定的水路建设，建设陆地一般交给当地的居民团体。这一点多少也证明了水路更加受到重视。

话说回来，造地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威尼斯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喜欢的地方建造居所，因为在沼泽地里建造地基，不是一个家庭能够独立完成的。

首先，需要制作大批的木桩。挑选尽量坚硬的木材，制作成25厘米粗细、2米一5米长的四方或圆形的木桩，将木桩头削成如钉子般尖利，然后，把它们密密麻麻地打进沼泽里。现在的威尼斯地下犹如老树盘根一般，仍保留着无数的木桩。尤其是在建筑物的墙壁、柱子的底部，以及运河的沿岸，木被数量尤其多，而且特别深。

打完桩，再挑选耐海水腐蚀的石头，层层垒上，最后在石头缝隙间灌上水泥固定。建筑物的地基以及被称为fondamenta的河岸地基，都是用这种方法建成的 ofondamenta译为河岸是根据其使用目的，原意则是地基。

那些威尼斯运河沿岸的房屋，正因为用这种方式打造地基，所以看上去才像建在水面之上。

当然，在9世纪建国时，还没有非常扎实的地基建设手段，那时的石层应该比较单薄。如今环游潟湖，仍然可以在一些小岛的周围，看见如梳齿般密集地插在海中的木桩，上面建着房屋。威尼斯人的造地工程，是在进入15世纪以后为防止火灾废弃木材改用石材建造房屋，才算真正的完善。

广场

威尼斯人建起了威尼斯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居住在陆地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我要介绍后来的人们是怎样移居到威尼斯的。

与逃离阿提拉和伦巴第人的入侵一样，人们不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无限制地迁移，而是以神父为中心，以教区为单位地迁移。这种方式并非威尼斯人的首创，在中世纪时，基本上都是以教区为中心构成居民区。

意大利语Parrocchia （教区）指的是，以精神支柱的教会和主教为中心，加上物质面的有力支持者及其工作上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伙伴和他们的家族所组成的团体。如果把威尼斯当作一个生物体，那么教区就是生物体的细胞，这种形态一直持续到12世纪。教区数量最多的时候在70个以上，每个教区平均的人口大约是1500人。

直至12世纪，教区似乎都保持着相当强的自主性。以元首为长的共和国政府，就是由教区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虽然在哪里开凿运河由中央政府决定，但是造地以及街道的建设却属于教区负责的公共事业。

各个教区所在的居民区建设，首先是从决定教堂的位置开始。意大利语称campo的广场，建在教堂的正前方，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做弥撒之后的聚会地，也是市场。无论宗教活动还是买卖，居民所有的集会活动都在广场上举行。

在意大利语中，广场通常被称为piuza。可是在威尼斯，除了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其余的都叫 campo。这可能与初期的教堂广场上种植树木、饲养家禽有关，因为campo的词源就是“农田、田园之家”的意思。不过，进入15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campo （广场）都铺上了石板。

广场的正面，当然是教堂。其他面向广场的地方，是权势者的家宅以及小型造船厂。不过，广场旁边占地面积比教堂更大的地方，必须留给运河，这也是威尼斯的独特之处。如今，一些地方已被填平，不见踪影，但是在当年，视“活着的潟湖”为生死大事的共和国时代，广场边上总有运河流过。在威尼斯，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的运送，都必须依赖水上交通。运河因此理所当然地与人们精神生活中心的教堂，享有同等的待遇。广场上建有阶梯，可以下到运河，算是简单的登船口。

广场至少会有两条被称为calle的小路，连接教区的中心广场及其后面的普通民宅。在这一片背对广场的居民区中，也随处可以见到campidlo（小广场）或cone（空地）。为了尽量利用土地资源，威尼斯的房屋一般都造到四五层高。这些空间除了是妇女和儿童的休闲地，也给楼宇林立的环境，带来了阳光和清风。通常，这些小广场都不面向运河。

小广场不是市街的尽头。正如渔网般纵横交错的运河，再怎么弯弯曲曲，最终会流入大运河或大海，在威尼斯只要用脚走路，必有捷径可寻，没有什么死胡同。

无论小广场还是空地，一定会有两条方向相对的小巷。广场小，巷子自然也很狭窄，就像歌德所形容的那样，只要抬起双肘，就会碰到两旁的建筑。还有一种穿插在建筑物楼下叫作 sotoportego的小路，初来乍到的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找到这种小路的。

站在空无一人的小广场，眺望着四周的楼房，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个人，穿过广场，消失在小巷里。遇到这种情景，我总是会忍不住地生发联想。

一位杀了表兄弟佛罗伦萨公爵的年轻人，逃到威尼斯避难。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自然不会放过他，派杀手追到了威尼斯。

某一个夜晚，久未外出的年轻人，出门办完事后急急地往回赶。就在他离开贡多拉，从广场拐进小路时，发觉背后有人，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感到危险的年轻人加快脚步，跑到了提着油灯替他照路的仆人的前头，眼看着离他那位于广场一角的藏身之所只有一步之遥。就在这时，只听见身后一声惨叫，年轻人回头张望，借着掉在地上的油灯发出的光线，看到仆人倒在血泊之中。

年轻人刚想敲门进屋，三个戴着黑色面具、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围了上来。年轻人拔腿狂奔，即使他也不知道究竟该往哪儿跑。穿黑色斗篷的男人们紧追不放，最后，他跑到一片空地，绕着中间的一口水井不停地躲闪，全身的力气几乎耗尽。至此，追逐者与被追者都认为是逃无可逃，三名刺客一语不发地拿起刀剑，年轻人闷声倒地。

周围的人家门窗紧闭，一片漆黑，应该没有目击者。刺客们放心地取下面罩，他们的脸暴露在暗淡的月光下。

突然，他们觉察到一丝异样，抬眼环顾四周，只见空地的一角站着一位吓得目瞪口呆的水手。这位小酌了几杯，带着微醺往家走的水手，原本想抄近路，没料到遇上了杀人现场。

刺客们立刻反应过来，不能放过目击者。因为被杀的年轻人作为政治流亡者，已经得到威尼斯共和国的庇护，如果威尼斯政府知道他是被佛罗伦萨人所杀，绝不会就此罢休。只有杀人灭口了。

三人向水手奔去。水手可不是不谙地形的外来者，他成功地逃脱了刺客的追杀，但还是暴露了长相。就是从那天晚上起，这位名叫安德烈亚（Andrea）的水手，开始了他惶恐不安的日子。

以上是历史真实事件，刺客的模样以及目击者的部分，则是我个人的想象。总是在那些非专长的土木建设中打转，似乎会抑制作家的想象力。偶尔我会情不自禁地去联想一些故事、一些可能发生的场景。

好吧，还是言归正传。

水井

教区居民的另一项共同事业，就是挖掘水井，意大利语称“pozzo”。在威尼斯，无论大小广场还是空地，中间一定会有。一口水井。

将“pozzo”译作水井，我多少是有点儿犹豫的。（日语）字典中对于水井的注解是：“挖掘地面，开采地下水的构筑物。”这个注解适用于日本和意大利其他的地区，却不适合威尼斯。因为威尼斯的水井，不是开采地下水，而是贮存雨水，再做汲取。或许译成蓄水槽更妥当。不过，既然威尼斯人将海外殖民地的城塞里用来汲取地下水的水井和国内贮存雨水的蓄水槽，都称为“pozzo”，那么我就决定将它译作水井。

威尼斯到底有没有地下水呢？答案是：虽然水质不怎么好，有还是有的。然而，开采地下水会导致地基下沉。即便是为了保证饮用水这个重要目的，但对于煞费苦心建造起地基的威尼斯人而言，破坏地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威尼斯人运用开采盐田的经验，开创了威尼斯独特的水井。

首先，在广场中央，挖出一个尽可能大的正方形的深坑，做成水池。接着，用黏土将水池的内部固定成一个炒菜锅锅底似的形状，这个黏土层主要是为了隔开地底下渗进的海水的盐分与储存的雨水。完成黏土层后，再向池中灌人大量的沙子。

接下来，将一个上方四角开洞，下方无底的箱子埋入沙中。地面上的雨水会流入洞内，经过沙层过滤后，沿着炒菜锅锅底般形状的黏土层，汇集到水池的中央。池中央装有耐海水腐蚀的伊斯特拉产石盘，过滤后的雨水储蓄在石盘上，逐渐注满水井，等着人们汲取。

时至今日，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是可以发现广场的石子地有微微的倾斜，倾斜的角度正朝着水井上四个雨水的人口处。威尼斯的广场建设之所以比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欧洲他国起步早，是有其切实原因的。

在气候干燥的意大利，威尼斯属于湿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如果只是饮用水，水井足够满足需要。可是除了饮用，人们还有洗涤、卫生等需要，仅是厨房的用水量，就相当可观。这些生活用水是利用一根从屋外看不见的管子，把落在屋顶的雨水引入屋内。通常，储水桶会放在厨房边上。

而下水则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放到运河。在威尼斯共和国千余年的历史中，政府曾数次颁布命令，规定下水道排放口的高度，不得低于涨潮时的水线。否则，涨潮时下水道内的浊物会倒流回屋内，那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如今威尼斯的下水道仍然是直接排放到运河。想到这点，印象中美丽的威尼斯不免魅力大减，但朝夕的潮流，是它天然的清洗方式。从建国之日起就把“活着的潟湖”作为至高使命的威尼斯人，从来没想过海水会有停止流动的时候。因此，污水会随着潮汐带到外海，人们不会连日被恶臭所困。与同时代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威尼斯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处于相当高的水准。

由于大多数威尼斯人按教区居住，因此在事实上消除了因贫富差距分区而住的现象。一直要到进入12世纪以后，有钱人才开始在自家的庭院内挖井取水。在此之前，生活中最重要的饮用水，都是大家共同享用的。

另外，在沼泽地带建造房屋，需要众人齐心合力。因此，应该是在很早的时候，威尼斯人就丧失了土地私有化的观念。建国初期，威尼斯和别的地方一样，也将那些拥有不动产的人，认定为有产阶级。但这些人所持有的地产不在威尼斯，而是在本土。在12世纪前后，威尼斯人大胆地展开了第二次国家建设，没有土地私有化观念，或许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运河以及造地建设中，可以看出威尼斯是一个政府“行政指导”非常强势的国家，但是它的市街却没有单一化的格局，正是因为教区制。

那些认为城市应该如棋盘般整齐如一的人，或许不会喜欢威尼斯迷宫般的街道，但它却是一个不会令人厌倦的城市，在那里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为规划所无法呈现的自由形态。

国家建设

威尼斯除了盐和鱼，连打造地基的木材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威尼斯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自给自足。不过，威尼斯日后成为海洋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不在意国家是否能自给自足。

一般而言，国家大致分为陆地型和海洋型两种。我认为，可以从是否有自给自足的概念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不同。

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会产生交换的思想，至少不会深入人心。这类国家发展的最终归结，就是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对他们而言，侵略他国，不过是扩大自给自足圈而已。

鉴于同样的理由，没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在那里，生活用品需要通过交换获得一个普遍的价值。而扩张领土，最终只落得资源的浪费。

除了盐和鱼别无所有的威尼斯人，对自给自足概念的不在意，势必是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形成的。不过，如果教区制作为威尼斯国家的主要生活形态一直延续下去的话，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因为教区制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共同体。

每一个教区有教堂，商业行为在权势者家中进行，同时伴有宗教活动。教区中配备了销售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从木工、泥水匠、教师（神父）到助产士，各行业人员齐全。甚至还有小型的造船厂，连船都无须求他人打造。换言之，教区几乎可以满足居民所有的需要，生活形态与从前日本的村庄，准确地说，与欧洲的乡村大抵相似。

这种状态，在进入12世纪时发生骤变。作为居民共同体的教区的功效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Sestiere的行政区制度。

当然，教区并没有就此被废止。在中央集权强化的过程中，绝不会抛弃以前的生活形态，这成了威尼斯国家的一个行政特色。教区居民仍然拥有自己的教堂，举行各自的宗教活动，各教区的集市一如既往地照常营业。不过，生活所需在教区内得到满足的状态，已不复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变化叫作威尼斯走向都市化。我坚信，进步所需的一切能量，唯有从都市中产生。换言之，只有在彻底放弃自给自足的地方，才会产生进步的能量。

以呈逆S型流动的大运河为界，威尼斯分成两大区域。每个区域又划分为三个被称作Sestiere的行政区，总共6个行政区，因此叫六区制。

大运河北边的三区，由西向东，首先是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

接着是以流经里亚尔托桥到圣马可大教堂和元首官邸（Palazzo Ducale）后面的运河为界，西临大运河的圣马可区，这里是威尼斯政治与经济的中心。

从圣马可区再往东延伸，是造船厂以及港口集中的奥利佛洛区（Olivolo），又称城堡区（Castello）。

大运河南面的三个区，分别是位于经济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圣保罗区（San Polo）及其西北面的圣十字区（San Croce），以及包括朱代卡岛（Giudecca）在内的南面一带的多尔索杜罗区

1171年制定的六区制，一直沿用至今。数量超过70个以上的教区被编入各个行政区，但仍保留了教区的名字和大部分活动。六区制与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区制最大的不同是，它纯粹是由于行政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

在开始实施六区制的同一时期，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的模样以及美丽的玫瑰色元首官邸修建完成，国家的政治中心由此确立。

比政治中心稍早建立起来的，是位于里亚尔托和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degliSchiavoni）作为贸易用的港口。此外，国有造船厂（arsenale）也完成了建设。对于作为海洋国家正在崛起的威尼斯而言，造船无疑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伴随着这些变化，一种不同于以往教区制的居住形态开始产生。

如今的威尼斯只是一个观光都市。要说它有别于其他同类城市的，应该就是大运河。征服了威尼斯的拿破仑将大运河定为国宝（这个法律保留至今），只要是去过威尼斯、曾经坐船游过运河的人，想来都会赞同他的这个决定。

不过，相对于大运河本身，河两岸比肩而立的豪华宫殿更引人注目。人们眺望着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想象着当年那些富豪们是如何不惜重金，在威尼斯的中心地带，建起一座座豪宅。

为了美化自己的居所，这些富豪们的确是大费周章，以至于我们来往一趟大运河，即浏览了一遍整个威尼斯的建筑史。然而，这一切不是从开始就有意而为的。富豪们在运河两岸兴建豪宅，并非为了炫富，而是由于生存与繁荣的需要。威尼斯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基于其必要性而存在。按这个思路去观察，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威尼斯人。

12世纪开始的国家建设，可以看作威尼斯建国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威尼斯的商贸活动，与过去相比有了质的改变，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柱。

威尼斯的有产阶级，原本是依靠在本土的地产而获得收入。不过从很早开始，这些人就将一部分收入投资贸易，只是投入的金额很小。随着河川贸易的兴起，他们投资于贸易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逐渐上升。这个比例逆转之时，正好是12世纪，威尼斯作为海洋国家就此诞生。

大型船成了必需品。商船最好能直接停泊至交易地。于是，那些建在运河沿岸的小型造船厂、石材工房，奉命迁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由地主变身为贸易商的人们，他们将原本面向教堂广场的居所，搬到了大运河的两岸。当时的大运河，可以停泊200吨位的船只。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大幅度地增高，因为它必须承担灯塔的职责。为了保证从外海经利多港进入潟湖的船舶的安全，到了晚上，钟楼便点火照明。在里亚尔托，架起了开关式的木桥。以此桥为中心的运河两岸，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前在这一带销售鲜鱼和蔬菜的市场搬到了别处，曾经充斥着鱼贩子和女人们喧嚣的地方，变成了希腊语、阿拉伯语、德语等各种语言混杂的国际市场。（如今这里又恢复为菜市场。）

人们的居住状态，与从前以教堂为中心的教区时代相比，也不得不发生改变。

以贸易为生的家庭原本居住的那种入口朝向陆地的房子，已经不能再满足需要。为了提高物资运输的效率，房屋必须有一个朝向运河的人口。如Casa Fondaca（住居兼仓库）一词所示，居所和工作场所不得不合二为一是由于威尼斯的土地有限。

进入面向运河的正面大门，首先是前后贯通的中庭，周围并排而立的房间，既用作仓库，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另外还有一个人口可以从中庭通往外面的小路。中庭并不宽敞，中央照例有一口水井。

中庭内建有台阶，拾阶而上，先是回廊，廊柱后面是来客用的房间、主人家客厅以及食堂等。再往上一层，是主人的卧房，最顶层则是仆人的房间。通常大商人家的房屋格局便是如此。

现在，如果想不受拘束地参观这种类型的建筑，可以去威尼斯最高级的酒店达涅利酒店（Hotel Danieli）。昔日的中庭，如今天井已复上了玻璃。坐在酒店的大堂眺望四周，让人不禁相信传说中的深闺大小姐是真正存在过的。小姐们只要站在一楼的回廊，便可以随意饱览楼下在中庭干活的男人们。同样，楼下的男人，透过哥特式廊柱蕾丝般的镂空雕纹，望见影影绰绰的美人，也会评然心动吧。这类事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将富商们建在大运河沿岸的一栋栋豪宅算作头等区域，那么在这些建筑背后，无须面对运河仍然不影响营生的工匠、日用品商贩的住家则属于次等区域。

第三等则是造船及其相关产业的工人们的居住区。这一带靠近Fondamenta Nuove（新河岸）。新河岸与大运河方向相反，是私营造船厂的聚集地。

尽管居住地有所不同，但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到灭亡，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过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平民区。因为大多的威尼斯人必须将住所的底层用于工作，所以自然是选择最适合工作的地点而居。

大运河沿岸能建造的房屋数量有限。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国有小麦仓库的建造，优先于任何大富商的公馆。因此，对于商人们而言，哪怕是住在货船可以进出的小运河边上，就很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游客乘坐的贡多拉驶进狭窄的小运河（rio）时，眼前会突然出现豪华大宅的原因。

桥

教区制转为六区制，产生了一种威尼斯独特的副产物——桥。

在各教区独立的时代，教区内的运河上虽然建有简单的桥，但要去其他教区，只有靠船移动。在各个教区编入6个行政区，即威尼斯作为城邦国家成型之后，自然不能再依靠船来连接全域。桥成了需要，而且是无数的桥。

最早的桥是木造的，不是那种仅用于渡河的呈水平状的桥，而是犹如屋顶般隆起，以便于桥下行舟。到了13世纪末期，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桥都变成了拱形石桥，除了横跨大运河的里亚尔托桥依然是中间可以开合的木桥。不同于其他狭窄运河上的桥梁，里亚尔托桥的桥下有大型船通过，而当时的技术尚未能解决桥身高度的问题，因此一直要到16世纪，它才被改建为石桥。

尽管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桥，但运河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减少。的确，依靠陆地解决人的移动以及物质运输的比例不断上升，但运河的使命是保证“活着的潟湖”。12世纪的威尼斯人连接国土的方式不是填平运河，而是在它上面架起了无数的桥梁。

于是，由150个以上的岛屿、近180条运河以及410多座桥梁所组成的威尼斯就这样诞生了。其他城邦国家以墙围城，而威尼斯的城墙就是水。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像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说此话的，是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

的确如此。这两个被视为文艺复兴双花的共和国，差异之大，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同样出自意大利人之手。

我打算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启示，将威尼斯当作一个人，通过一个个历史故事，来讲述它是如何以建国时所培养出的人格，去面对之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不同。佛罗伦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只要汇总各路英雄的事迹，就是一部完整的国家历史。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反英雄的国家。从人格上来论述它的历史，相信是唯一的方法。

接下来的第二章，讲的是威尼斯人走向海洋的故事。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

当初不得不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求生的威尼斯人，在付出艰辛努力，克服了困难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将不利的因素转变为有利的武器。对他们而言，那就是走向海洋。从河川贸易，转向高风险、高利润的海洋贸易。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在为《启示录》中预言的即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降临的巨大灾难而惊慌不已。

第二章

走向海洋

打击海盗

靠海洋致富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经商，另一种是当海盗。

新生的海洋国家威尼斯，选择了前一种方法。因此，他们首先要应付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到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打击海盗——这对于决定走向海洋的威尼斯人而言，是继建国之后的又一项国家级规模的重大事业。

我曾经去亚得里亚海的东岸旅行。那里以前是南斯拉夫的领土，后来分别属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掠过眼前无数的峡湾及其复杂的构造，与对岸的亚平宁半岛从威尼斯向南至布林迪西（Brindisi）呈平缓曲线的地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海盗而言，这里地形肯定是绝佳的基地。他们埋伏在峡湾里，一旦收到发现商船的情报，立即驾驶快船出击。抢劫之后，也不愁没有藏身之地。难怪海盗猖獗的地区不在亚得里亚海西岸，而是集中于东岸。10世纪时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是因拜占庭帝国的衰退而势力渐长、逐渐南下的斯拉夫人。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人要想与东方做生意，除了穿越亚得里亚海以外别无他径。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东岸海盗猖獗，为什么不避而远之，沿着西岸航行呢？

从航海必需的诸条件来看，西岸就算能走，也不是一条理想的航线。与大洋上风向很少改变的贸易风（信风）不同，地中海，包括一部分亚得里亚海的风向，时常不定。在这片海域航行，几乎没有连日顺风扬帆的可能。为了等待顺风，船必须经常靠岸停泊。正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商船不得不选择沿岸的航路。与海岸线平坦的西岸相比，东海岸岛屿众多，到处有深入的峡湾，对避开逆风非常有利。总而言之，对海盗有利的地形，对水手同样有利。

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并非赶走他们就了事了。为了确保商船一路的安全，必须建立停泊港，即基地。公元1000年前后，一个同时可以击退海盗与建立基地的好时机来临了。一位年轻人以万全的准备和果断的行动，掀开了历史新篇章。

皮耶托·奥赛罗（Pietro Orseolo）15岁的时候，其父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当选为元首。可是两年之后，原本就信仰笃厚的奥赛罗一世，放弃了元首大位，隐遁修道院。13年以后，儿子当选，时年30岁，是史无前例的年轻元首。

公元991年就任元首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形势都很不稳定的国家。

当时的欧洲世界两股势力拉锯。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都自诩是古罗马帝国的后继者，凡事必争，互不相容。

尤其是威尼斯，政治上附属于拜占庭帝国，地理上接近神圣罗马帝国，立场非常微妙。经过漫长的岁月，威尼斯已积累起相当的海上实力，因此也成了两股势力拉拢的对象。不管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开始积极地在威尼斯国内培植各自的支持者。

鉴于政治上或是地理上的理由，威尼斯国内原本就存在着支持拜占庭帝国以及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派系。再加上外部的煽风点火，内部的矛盾愈发激烈。在皮耶托·奥赛罗二世上任前的半个世纪，两派之间的流血纷争从未间断，甚至有元首因此遭流放或被刺杀。奥赛罗一世放弃元首的地位，隐居修道院，也许就是为了逃避派系间的斗争。

然而，年轻的元首与其父不同，他没有逃避。那时的威尼斯，或许可以说是面临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与外部势力相勾结的国内各派纷争持续不断，这种情况向来是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特色。如果威尼斯不是在这当口消除了动乱的根源，它会像其他亚平宁半岛的国家一样内患连连，不可能在日后成就宏伟大业。年轻的元首为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但不鲁莽。打击海盗，不仅是赶走他们，就像金币有正反两面，确保商船的基地，才能真正解决海盗出没的问题。

以前，也有几位元首亲自率领战船出海讨伐海盗。但结果都是胜负参半，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于保证商船航行安全优先的考虑，威尼斯甚至像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其他城市一样，每年向海盗支付贡金。然而，这种做法是承认自己弱势的立场，属于一种最不可靠的保证。彻底摆脱近邻的威胁，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初上任的元首，虽然没有立即出征，但他停止了向海盗交付年贡。与此同时，为即将展开的行动，开始了周全的准备。

奥赛罗二世上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992年5月，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内容和从前的一样，威尼斯共和国在拥有完全独立性的前提之下，依然维持作为拜占庭帝国附属国的地位。经济上，继续享有在拜占庭帝国境内通商的自由。如果这项条约仅仅是对以往内容的再确认，就不能将之称为奥赛罗二世的胜利。之所以说胜利，关键是以下的条款：

威尼斯商船停靠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港时，只需要交纳两苏尔多（soldo）金币，加上离港时的15苏尔多金币，合计17苏尔多金币。

在此之前，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等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支付30苏尔多金币的码头税。如今可以节省13个苏尔多金币，而且只有威尼斯的商船享有此特殊待遇。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东方贸易的中心地。少了近一半的码头税，对于威尼斯商人而言，无疑是一笔极大的红利。威尼斯商人与他国商人的待遇差别，显示在他们销售的从东方带回的商品价格上，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成了威尼斯海洋贸易飞跃性发展的一大基础。

在享有优惠的同时，威尼斯也被要求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这项义务不仅对威尼斯人无害，反而是他们内心期待的结果。拥有广阔领土的拜占庭帝国，东面有塞尔柱土耳其（Selpklii）的威胁，南面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始终麻烦不断。因此，它打算利用威尼斯的海军，来保护其西部的领土安全。

驱除斯拉夫、撒拉逊（Saracen）海盗，取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原本就是威尼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就算拜占庭帝国不提出要求，他们自己早晚也要出手解决。现在，帝国给了一个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职务，对威尼斯而言，以后就是师出有名了。

师出有名的功效，不在于行动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而在于可以巧妙地掩饰真正的目的。同时，又可以在事前堵住周边那些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的强国的抗议之声。

元首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却深谙外交之道。选择盟友，最好是强国，而且离威尼斯越远越好。因为就算是国力不强的盟友，多少也会被其所牵制。如果对方是大国，则更是后患无穷。邻近的盟友，往往比邻近的敌人更难对付。

元首结交远方盟友的政策，保护了威尼斯。如果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日后势必会卷进引发西欧动荡的皇帝党（Ghibelline）与教皇党（Guelph）的争斗中。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在地理位置上离威尼斯更近，同时也是威尼斯人销售东方商品的大主顾，即便不做朋友，也不能让它成为敌人。

在与拜占庭帝国签订条约两个月之后，元首没同国内的亲西欧派做商量，直接派使节前往神圣罗马帝国，向皇帝提出请求，希望他能保证威尼斯商人在帝国国内，即西欧境内经商的自由。

自查理曼以来，神圣罗马帝国一直给予威尼斯在其境内通商的自由（虽然有中断的时期）。威尼斯只是对以前的保证，来做再次确认。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无须威尼斯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相对于有需求的拜占庭，这份保证不太稳定。

4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三世（Otto III）访问意大利，元首奥赛罗二世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奥托皇帝能做他儿子的教父，并将年幼的长子与信件一并送到了皇帝的手上。为了感谢皇帝教父的关照，奥赛罗二世将长子的名字皮耶托，改为奥托涅（奥托的意大利语读法）。在基督教世界中，为孩子命名之父与教子的关系，形同亲生父子。他的此番举动，是向神圣罗马帝国表示双方在精神上的紧密关系。

事前准备已经布置周全，接下来就是捕捉时机，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个好时机，正在一点点地成熟起来。面对拒绝缴纳年贡，背后又有拜占庭帝国撑腰的威尼斯，海盗们改变了战术，放弃海上的正面交战，换成陆上抢劫。那些遭海盗施虐的小城人民苦不堪言。

这些小城市在政治上隶属拜占庭帝国，人民自认是拉丁民族，与那些南下的斯拉夫人不同。既然宗主国的拜占庭鞭长莫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去向同为拉丁民族的威尼斯求救。而威尼斯共和国奉拜占庭皇帝之命，负责亚得里亚海的防卫，因此，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僭越。

海上的高速公路

公元998年5月，耶稣升天节当日，彼时37岁的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率领着众多军船，从威尼斯港扬帆起航，驶向目的地扎拉（Zara）。在那里，亚得里亚海东岸城市的20多位代表正在恭候他们的光临。为获得保护，这些代表将宣誓效忠威尼斯。

宣誓仪式庄严隆重，唯独缺少了莱西纳（Lesina）和库佐拉（Curzola）两个岛屿的代表。

仪式结束后，元首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在威尼斯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未效忠的两岛的居民不得不俯首称臣。所幸，威尼斯军队的做法有别于当时战争的惯例，他们不杀投降者。

海盗被彻底打败了。实际上，在威尼斯军溯河而上，展开大规模歼灭活动之前，斯拉夫海盗已经溃不成军。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人们不用再为海盗的袭击而胆战心惊。拜占庭皇帝非常满意这次的胜利，为犒赏奥赛罗二世的辛劳，赐予他“达尔马提亚公爵”（Duke of Dalmatia）的封号。

在如此天时地利的好条件之下，换作欧洲其他地方，势必会立即展开征服领土的行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却没有这样做。或许应该说，人口不足5万的威尼斯，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对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诸城市，不管是自愿臣服，还是靠武力征服，只要对方宣誓效忠，威尼斯共和国都给予它们几乎完全的自治权。威尼斯承担海上维安，而这些受到保护的城市，则同意向威尼斯提供港口、淡水、食物以及船员。

当时，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地方出身的船员居多，威尼斯至今还有一个叫作“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degli Schiavoni）的港口。

不仅是地名，亚得里亚海东岸各个城市，几乎都维持了原来的政治体制，法律、风俗等一切不变。大概是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先属于古罗马，后属于拜占庭的同种文明圈，所以这种统治方式才能成功。事实上，威尼斯打击海盗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流血之后，立即用智慧想办法将昔日的敌人化为今天的朋友。

维安任务名义上是保护他国，实为保护自己。但对威尼斯而言，长期扮演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角色，其实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首先，要从北向南，沿线建起坚固的城塞。这些地方包括了波拉（Pola）、扎拉、希贝尼克（Sibenik）、斯帕拉托（Spalato）、莱西纳和库佐拉两岛、拉古萨（Ragusa）、卡塔罗（Cattaro）、斯库塔利（Scutari）和位居亚得里亚海出口的发罗纳（Valona），以及加莱船（galley，桨帆船）一天航行所能抵达的城镇。港口附近，需要建造可以维修船舶的造船厂和存放货物的仓库。

除此之外，还必须在那些地形复杂的峡湾、港湾深处等战略要地建立起无数的要塞或高塔，地形越复杂，所需要塞和高塔的数量越多。时至今日，我们去这一带旅行，还能见到当年威尼斯人建造的要塞遗址。要塞遗址的数量太多，以至于旅游者一路走到意大利本土时，再也激发不起好奇心。这些要塞造得都很结实，近年发生的地震，对它们也没有任何影响。可见，威尼斯人不仅擅长经商，建造要塞的技术也非常了得。

就这样，威尼斯通过在陆上建立起的要塞和海上巡逻的军舰，成功地担当起了亚得里亚海“替察”的职责。担任“警察”意味着成了大国。从此之后，直到18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亚得里亚海一直被称为“Golfodi Venezia”，即威尼斯湾。所以在中世纪的地图里，是找不到“亚得里亚海”的。

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曾经这样评价过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之所以能长期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因为威尼斯人没有像商人般依赖金钱，而是靠鲜血换取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也有人因此讥讽布罗代尔过分情绪化，不像学者。我觉得是这些人不懂亚得里亚海的历史。斯基亚沃尼人没有反抗威尼斯的统治，或许是因为彼此都是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同属拜占庭文明圈的拉丁民族，但这个地区不久之后成了匈牙利王的领地。另外，从南意大利到西西里一带，先后也被阿拉伯人、诺曼人（Normans）所统治。与这些征服者的统治方式不同，威尼斯不征用被占领区的人民当士兵，仅这一点就很不利。因此说威尼斯“死守制海权”，绝没有言过其实。

话说回来，由于只考虑军事上的意义，一开始我对“死守制海权”，尽管大脑能理解，心里却总也产生不了共鸣。为此，我走访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各个城市；在逐一调查了威尼斯人留下的遗迹之后，才全身心地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

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即威尼斯共和国，决定在海上建设“高速公路”。

在现代，陆地上的高速公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加油站，甚至还设有零部件齐全的小型修理工厂，以便故障车辆的应急处理。人们出行前，不必带上大量的三明治、饮料等食品，公路沿线不仅有餐厅、商店，就连汽车旅馆和简单的诊所，不用离开高速，也都能找到。在彼时，威尼斯人打算在海上实现的就是这种保证旅行安全和节省时间的出行方式。

现在，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人们只要跑到有SOS（国际求救信号）标示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附近的加油站，就会有救援车来。当年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也有类似的应急措施。只要船不偏离既定的航线，悬崖上的要塞便能接到求救信号，派出救援船去抢救。除了应急，还有预警机制。就像现在高速公路人口处张贴的例如“亚平宁山（Apennines）大雪，请使用防滑链”等告示一般，在威尼斯商船途中停靠的港口，会对航船前往的目的地的政局、是否需要加强武装等做事先的提示。向航船提供有效的情报，是停泊港的职责之一，或许应该说它是威尼斯驻守各友邦的领事们（Consul）的最重要的工作。

情报的来源，除了一部分来自本国，大多来自进港船只的船长们的报告。向领事提供消息，是船长的义务。不过天气报告不在要求之内，这大概是因为即使不听消息，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只要望一望天空的模样，闻一闻大气的味道，就能推算出未来三天吹的是不是scirocco （从非洲吹向南欧一带的非洲热风）了。

历史上以高速公路模式的建设事业，唯一可以与威尼斯媲美的，是古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大道。两者都是以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理念完全一致。不同的是，罗马道路大多建设于未开化地区，因此必须在马车一天的行程距离内，定点建造住宿及其他服务设施。而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则是选在已存在城镇，整顿原有的设施，不需要从零开始。

不过，威尼斯人的任务不能说就一定比古罗马人轻松。顺便提一下，英文mansion（大厦、宅邸）的词源，就是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罗马大道旁的住宿地。欧洲现在不少的城镇，都是从古罗马时代街道沿线的客栈发展起来的。对于务实民族而言，不管是新建或改造，理念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威尼斯人只满足于鱼和海盐的买卖，是不用如此劳师兴众的。但倘若想以地中海为舞台拓展生计，那么就必须将海上航线高速公路化，并且防守得固若金汤。对威尼斯人而言，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

这番大业的基础设想及其实践，来自一位30多岁的青年，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年轻，才不会产生明天可能会死之类的消极想法。30岁伊始，以后至少还有20年的寿命，所以能制订出详细周全的计划。虽然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担任元首17年后死去，但他所指出的方向，一直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在长达800年的岁月里，始终是威尼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政策。

威尼斯的“高速公路”，借由200年后发生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经希腊延伸至君士坦丁堡，彻底完成了建设。（有关这部分，我将在第三章详细叙述。）这很好地证明了在整个欧洲充斥着十字军思想之际，威尼斯仍未丧失其一贯的务实精神。

与大海的婚礼

现实主义需要的是人的理性。然而，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人往往又是少数。从这一点来说，它并不适合用于民众的动员。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项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唤起民众的东西。”言下之意，感性的号召十分重要。

为了让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长期存在，威尼斯人必须付出莫大的牺牲。但仅仅依靠一小撮能够理性思考的精英阶级，身先士卒地付出牺牲，是远远不够的。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民众的支持必不可缺。然而，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若不使用感性召唤，是引发不起民众的热情的。12世纪正式制定的威尼斯国家庆典“海亲节”（Festadella Sensa），就是希望通过每年举办的方式，唤起民众的热情，事实上它的确颇有成效。

“海亲节”定在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出征之日，那天也是耶稣升天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元首都会率领政府的高官，登上绯红、金色相间的御用黄金船（Budntoro）。这艘庆典用的加莱船十分豪华，连船桨都涂成了金色。在大批船只和贡多拉的簇拥下，黄金船驶向威尼斯的外港利多岛。在利多教堂参加完弥撒之后，元首再次登上黄金船，回到海上。在万众瞩目之下，他对着大海高声地说：“海啊！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

然后，元首将事先准备好的戒指扔进大海中，仪式正式结束。民众在迎接元首回港之后，狂欢庆祝，整天无须劳作。喜庆活动自然缺不了饮酒助兴。

有日本学者曾经撰文，说仪式代表了威尼斯这个女人与大海这个男人的结婚。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儿奇怪。

如学者所言，在意大利语中，共和国的确是阴性名词，大海是阳性名词，而且海神还是最具阳刚之气的波塞冬（Poseidon）。

可是，“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这种话若是出自女子之口，岂不是成了向心不甘情不愿的男人逼婚了吗？作为激励民心的口号，这似乎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还是某位法国人的解释合乎情理，应该忽视文法，将元首代表的威尼斯视为男人，把大海当作女人看待。相信威尼斯的男人们也会同意这个观点。

话说回来，不管是通过理性思考，还是因为受到激励，以贸易为生，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辛劳的商人们一定会感叹，经商还不如做海盗来得轻松。

交易商品

说到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大多数人会想到以香料为主的奢侈品交易。的确，奢侈品是威尼斯商人销售的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但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做买卖，一定是从提供买方绝对需要的货物开始，至于其他那些刺激人们购买欲望的产品，是下一步的事情。

在以河川贸易为中心的时代，威尼斯商人贩卖的商品一直以鱼和海盐为主。10世纪进入海洋贸易时代之后，主要商品被木材和奴隶取代。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是威尼斯商人的大主顾——北非伊斯兰教教徒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基督教禁止将基督徒作为奴隶买卖，但没有完全废止奴隶制。那些所谓的异教徒和不信上帝的人，即非基督徒，是可以作为奴隶进行交易的。

天主教对此的解释是：肉体上的束缚有助于精神上的救赎。根据这个解释，除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那些同为基督徒但非属天主教的，例如一向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的东正教的信徒，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可以作为奴隶买卖的。当然，最大的奴隶产地，还是那些没有基督教化的地区。公元6世纪时，奴隶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9~10世纪，则是东欧的斯拉夫人。

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奴隶的来源逐渐减少。11世纪之后，为了寻求奴隶的供给，威尼斯商人不得不远赴黑海。

中世纪的奴隶贸易，是从欧洲流向非洲的。奴隶的买主，大多数来自北非的撒拉逊人。虽然有一些奴隶被卖到后宫，但绝大多数被卖给了穆斯林的军队以补充军力。罗马教皇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曾下令禁止将奴隶卖给异教徒，与其说这是出于道德上的理由，不如说是鉴于军事上的考虑。禁令反复颁布了数次，可见是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作为威尼斯最初的两大主力商品，与奴隶并驾齐驱的是木材。买方同样也是北非的伊斯兰教教徒。非洲的北部地区，由于长期砍伐，对森林缺乏保护，木材相当紧缺。相反，在威尼斯的背后，有着大片的木材供给地。甚至有人说，威尼斯之所以能成为先进的造船国家，正是因为周围有物美价廉的木材供给地。装满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船，经过亚得里亚海（应该说是威尼斯湾），驶向非洲。

可是，中世纪的木材也是军需物资。教皇和皇帝频频颁布命令，禁止将木材出售给异教徒，威尼斯商人对此照例是置若罔闻。

在北非卖了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人，拿着伊斯兰教教徒支付的金银“外币”转向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采购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西欧人最渴望的奢侈品，如香料、布料、金银手工艺品以及宝石等。带着这些奢侈品，威尼斯商人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到威尼斯。上述的路线，是威尼斯商人初期行商时的主要路线。商船一抵达威尼斯，还来不及卸货，货物就被从欧洲各地赶来的等候多时的商人们抢购一空。

至少到13世纪为止，东方文化的先进程度远高于欧洲。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祭坛背后，有一块叫作“Palad’ Oro”的黄金屏风，屏风上刻有诸圣人的浮雕，周边镶满了璀璨的宝石。据说这是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定制的，所以可以确定是公元10世纪末期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制作这类精美的作品需要专门请君士坦丁堡的黄金工匠打造。

威尼斯的船

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船是他们的国家基础。法律规定：除了老朽不堪的破船以外，威尼斯人不得向外国人出售任何船只。威尼斯人买的船，必须是国内制造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人的造船技术一直到16世纪为止始终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遵守第二条法规，对人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向外国人出售船只会遭到重罚。因此，只能卖零件，不能卖成品。

有关从13世纪末开始到14世纪期间的船舶构造以及航行技术的变革，将留在第四章中叙述。这里要讲的是在此之前的事情。当时威尼斯的船，从功能上分成两大类：帆船和加莱船。

帆船在每个时代都是最典型的商船。它在结构上有以下特征：

首先，以船帆为主动力，没有船桨。航行时一旦遇到海风骤停的情况，唯有耐心等待风再起。进出港口时，需要放下事先预备的小船，靠小船牵引。

船形从侧面看呈圆状。长度大约是宽度的三倍，给人一种圆嘟嘟的感觉。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载货。

船上有2—3根桅杆。船帆呈三角形，俗称“拉丁帆”（lateen）。船头和船尾各有一个舰桥，操舵室设在船尾的舰桥上。若是大型的帆船，船尾的舰桥会高达数层，在顶层除了操舵室之外，还有供贵宾使用的船舱。

桅杆上建有瞭望台。它不仅有观察之用，作战时还可以作为攻击的火力点。

甲板通常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客舱和船员休息室，下层堆放货物。

在朝圣这项“观光事业”上，威尼斯属于发达国家。因此随着商人、十字军战士以及朝圣者人数的不断增长，帆船日益趋向大型化，年代记里甚至将那些大型帆船称为“漂浮的要塞”。威尼斯拥有排水量500吨级的帆船，的确不辱“Roccafone”（要塞）之名。

在现代，即便是普通的商船的排水量也在1万吨级左右，10万吨级的远洋油轮更比比皆是。与它们相比，威尼斯的帆船似乎根本微不足道。不过在19世纪之前，500吨级已属于大型船。18世纪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不过比威尼斯帆船稍大一点儿而已。“五月花（May Flower）”号的吨位是180吨，而哥伦布乘坐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号才100吨左右。

中世纪时拥有200吨级大型帆船的，只有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些活跃的海洋国家，至于“要塞”级别的，据说整个地中海仅有6艘。根据1260年的记录，威尼斯和热那亚各拥有两艘。因此，当时的大型商船，通常是在200吨级。

这类大型帆船，有两个形状像独木舟划桨似的舵干，设置在船尾的两侧，由操舵室控制。

船上大约有10—20个大小不一的船锚，根据其各自的用途，配备了不同长短的锁链。这些船锚是非常重要的财产，详细1#况将在第四章中说明。

大型的商船装有三根桅杆，其他船则是两根。桅杆不是笔直向上，而是微微前倾。桅杆的上方有一根斜桁，其长度几乎与船相同，上面挂着的，就是前言所述的三角帆。

船上预备了大量的船帆。说到大量，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英国纳尔逊（Horatio Nelson）统帅时代的帆船。那时帆船的桅杆上有若干根帆桁，帆桁上均绑着一面船帆，航行时同时迎风扬起。但是威尼斯的帆船，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桅杆上只有一根帆桁，帆桁上只挂一面船帆。之所以要预备大量的船帆，一是做破损时的替换，二是根据情况不同轮换使用。比如说，微风的情况下，前桅的帆桁上挂的是用薄棉料制成的大型帆，叫作“阿提莫内”。而当暴风雨来临时，便会降下帆桁（当时的帆桁没有固定在桅杆上），换上厚重面料制成的小型帆。船停靠港口时，帆是卷在帆桁上的。

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四角帆，为什么在中世纪以后，变成三角帆了呢？无论是古代或中世纪，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并未改变，唯一的解释就是技术改良。四角帆和三角帆，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

首先说四角帆。它在顺风时强劲有力，所谓乘风扬帆、飞速前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可一旦遇上逆风，不消说前行，稍有不慎就会被吹得倒退。换言之，四角帆适合于在一定时期内，定向吹贸易风（信风）的大洋航行。只要算准了刮顺风的时机，便可以出海。

三角帆虽然在顺风时速度比不上四角帆，但逆风时，只要转换45度角，走“之”字形即可前行。地中海以风向多变著名。在这一带航行，相对于不刮顺风便无法航行的四角帆船，三角帆船在行动上有着更大的自由度。

当然，四角帆船也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有不少只用四角帆的小型船只。1300年以后，一艘船上同时配备四角帆和三角帆的船只逐渐增加，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是为了顺风航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风力，其二则是开通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的贸易之路。

根据风向，（日本等）国家把风称为东南西北风。相比之下，古代欧洲风的名字可是有趣多了。（据说这里指示的方向是以出亚得里亚海到地中海中心的一带为基点。）

北风——屈拉蒙塔那风（Tramontana），Trans Montagna的简称，意思是从山对面吹来的风。

东北风——格雷科风（Greco），不用说就是希腊的意思。

东风——莱万特风（Levante），太阳升起的方向，东地中海通常被称为Levante海。

东南风——西罗科风（Scirocco），从叙利亚方向吹来的风。

南风——澳斯特罗风（Austro），澳大利亚的国名由此而来。

西南风——利贝乔风（Libeccio），从利比亚方向吹来的风。

西风——波南脱风（Ponente），太阳落下的地方。

西北风——马埃斯特尔风（Maestrale），法语称密史脱拉风（Mistrdl），意为从罗马方向吹来的风。在中世纪人的观念里，古罗马是“全民族之师”（Maestro di Popoli），简略成Maestrale，即来自尊师所在的方位。

如今，渔夫们依然使用这些风的名称。另外，它们也经常出现在天气预报以及学术文献中。

说回帆船。尽管三角帆在逆风中保持了较大的机动性，但是像“要塞”级的大型船，由于逆风时风的阻力过强，无法出港的概率相当大。可见，船体不是越大越好。于是，出现了一种名为“克里提”的小型帆船。由于它的排水量在百吨左右，因此在逆风时也可以自由航行。

这类船有一个舰桥，设在船尾。只有一层甲板，吃水较浅，不适合用于作战，故多用于运输。另外还有一种体积稍大，叫作“乌西雷”的船，专门用来装运战马。船身经过特别的设计，可以将马直接从马场拉进舱底。这种运马的船，之后在运载十字军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加莱船

如果问活跃于中世纪地中海上的是什么船，相信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是加莱船。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那些认为地中海上所有的船都是有船桨的加莱船，而且划桨的全是戴着锁链的奴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前章节所述，威尼斯的船并不都是加莱船，帆船的重要地位从来没有减弱过。帆船的长度是宽度的3倍，因其短圆的形状，又被称作柯克船（Cocca）。与之相比，加莱船的长度是宽度的8倍，所以叫“长船”（Nave Lunga）或“细船”（Nave Sottile）。加莱船的宽度通常在5米，因此长度就有40米之长。除了大型船之外，一般的加莱船上只有船尾一个舰桥。

桅杆通常是两根，如果是大型船的话，不少船会装三根跪杆。帆桁与船身同长，也是40米。船帆当然是三角帆。不过加莱船与帆船不同，它的备用帆仅供帆破损时交换，不必像帆船那样，为应对气候的变化而预备种类不同的帆。如果遭遇恶劣气候，加莱船需降下船帆，改用船桨推进。

相对于没有风就不能动弹的帆船，加莱船的优点在于受风向影响的程度较小，行动自由。除此之外，因其船体构造狭长低矮，所受风力及海水的阻力小，速度很快，据说可达到4一6节（1节=1海里/小时=1.85公里/小时）。

不过，加莱船也有缺点。一是载货量不多，二是人力成本过高，所以不太适合作为商船使用。与帆船相比，它需要划桨手。如前文所述，如果划桨手不是奴隶，就必须付薪酬雇用水手。

当时最常见的加莱船是一种叫作“布雷米”（Bkeme）的船，每块座板上并排坐两名划桨手，每人各持一支船桨。不久之后，一排坐三名划桨手的“特雷米”（Trireme）成了主流。有时候将之翻译成“三层浆船”，这种译法姑且不论古代，至少不适合中世纪时的实际情况。

船桨固定在船舷外的支架上。之所以不固定在船舷上而是延伸至舷外，是鉴于杠杆原理，支点离手越远，越能提高划桨手的划桨效率。这种方法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采用，威尼斯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良。

普通的加莱船有27排，每一排的两侧各有两名划桨手，一条船上共计有108名划桨手。“要塞”级的超大型帆船，据说船员人数在百名以上。一般的加莱船，仅是划桨手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如果是普通的200吨级的大帆船，船员应该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加莱船除了百名以上的划桨手之外，另外还需要20到40名船员。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150人的与50人的薪水差额是相当大的。

加莱船虽然是靠船桨推进，但是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不会有连续10小时繁重劳动。加莱船的航海日志上，常常会出现“喜遇顺风”的文字，可见，它不是始终以浆划行的。我认为，船梁类似于现在游艇上的马达，能用帆的时候，尽量使用，所谓的当风使尽帆。而划桨手则将船桨固定在略高于水平的位置，趁机歇息。不过，船在进出港时，划桨比用船帆更容易操作。此外，遇到海风突然停止的情形，也是加莱船的应变能力强。海上突然无风无浪，而且持续连日的状况其实是挺频繁的。帆船的航海日志中，常常出现因没有海风，只好在海上漂流了数日的记录。就算情况没有如此糟糕，但清晨或日落前海上无风的现象，只要是在海上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经历过。

综合以上的优缺点，加莱船的确比帆船更具有优势。与交易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一向是威尼斯商人最为重视的问题。因此，能够较准确估算出航行时间的加莱船，有其作为商船的价值，尤其是它适合在风向和地势均很复杂的地中海航行。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经常靠港进行补给。不过由于当时的航行只能依靠简单的航海图、指南针以及肉眼观察，即便是大型船，也会尽量避免夜间航行，因此这也不能算致命性的弱点。顺便提一下，罗盘是在进入14世纪以后才普及的。

加莱船最大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军船。打仗时，它的那些诸如人工费用过高、货载量不足等缺点，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遭遇敌军时，立即降下船帆、飞快地划动船桨，此时此刻，加莱船不受风向影响以及容易操舵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对方不是加莱船，那么，是否开战的决定权便在这一方了。

一旦开战，加莱船尖锐的船头就变成了武器，直接插入敌船的腹部。那时大炮尚未普及，海战形式基本上是船与船的撞击，以及双方士兵在甲板上肉搏。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人多有利。威尼斯加莱船的划桨手也属于战斗力，因此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不过奴隶是不打仗的，所以就不能让奴隶充当划桨手。

军用加莱船的划桨手是按照以下方式征召的：

威尼斯有60多个教区。每一个教区都有一本20~60岁男子的征兵登记册，按顺序细分为12人一组。每次军务，该派谁参加，由小组全体成员决定。决定人选之后，其余的11个人每人拿出1里拉，再加上国家付的5里拉，出征的人可获得16里拉的俸禄。若被征召的人因某种理由无法出征，他可以支付6里拉，请组里的其他人顶替。这就是威尼斯的兵役制度。

以上讲的是军船的情况。如果是商船，人员则都是为了赚钱的劳工。由于威尼斯人口少，仅靠本国人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船员中不少是来自友邦或殖民地的民众。除了威尼斯雇用自由民作为划桨手之外，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都鉴于同样的理由不使用奴隶。那些用锁链锁住奴隶或战俘，强迫他们划桨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或者海盗。

威尼斯共和国要求船上的所有成员自备武器，因此，负责战斗的不仅是专门的骑士，船员、划桨手们也必须携带轻武器登船。划桨手们的座板之所以建在上甲板，而不是能遮风挡雨的下甲板上，就是为了战情发生时，这些人可以随时作为武装人员投入战斗。在接近敌船之前，他们的任务是划桨，一旦两船相近，即刻绑好船桨，拿起斧头和刀剑，杀向敌人。在划船驶向敌人时，常常会遭遇对方船上射来的弓箭，所以进入战斗状态的加莱船的船舷上会放上盾牌，保护划桨手。

除了剑、斧、长枪、弓箭等武器之外，还有一种钉满尖钉的角材掷向敌人。另外，肥皂水也是重要的武器。船员们把它泼向敌船，弄得甲板滑不唧溜，让对方的士兵站不住脚。想想那些全副武装的大男人们滑倒在满是肥皂泡的甲板上，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这可不是我在开玩笑，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在威尼斯共和国，商船与军船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直到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始终如此。

虽然大致上可以把加莱船视为军船，把帆船看作商船，不过这只是鉴于加莱船适合打仗，帆船适合行商的理由而已。实际上，加莱船也作为商船使用，不适合战斗的帆船，也曾作为运输船，称职地担当了军船的角色。也许只有那些装载着商品，正驶向目的地的船，才能算真正的商船吧。

以威尼斯当时所面临的环境，不能严格地区分使用商船与军船是形势使然。一旦在海上遇到突发事件，从威尼斯本岛或其他基地即刻会出动军舰救援。同时，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军船也会行动起来。甚至商船如果碰巧距离事发地不远，有时也会接到去指定港口报到的命令，那是一个商船也必须配备自卫武器的年代，看似匆忙中临时组建的队伍，其实是训练有素的舰队。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海上发生紧急事态早就有所预料，所以无论是军船或商船，从船的大小、武装程度、船员人数、货物载运量，到航行时间以及大致的航路，都由国家指定并严格地掌控。

当然，军事专用的船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些纯粹的军事用船，在构造上与其他的加莱船无异，船员也并非都属于威尼斯海军，仅仅是因为人员数量多于商船。当时海战的形式为短兵相接，因此，士兵的数量左右战况。包括划桨手在内，军船上的武装人员自然是多多益善。即便是加莱船，如果船员数在60人以下，都不能算作军船。在船上出现大炮之前，所谓的军船是由船员数决定的。那些商用的加莱船或帆船，在航行途中，一旦因形势需要组成舰队，就必须听从军舰指挥官即海军统帅的指挥。

正如我在第一章的国家建设所述，威尼斯共和国具有极大的国家决策力，其“行政指导”之强势，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同例。这一点让异国的民众颇感不可思议：威尼斯民众为何能忍受这种情况，没有抱怨呢？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威尼斯人知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再加上威尼斯统治阶层即大商人们，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平等执行法律以及公正（不是平等）分配利益的行为，没有让民众感到不满吧。如果只是单纯地依仗权力，由上至下地施压，共和国1000余年的历史中，反政府的运动不可能仅发生两次，威尼斯人也不可能享受到同时代的他国人民不曾拥有的安定的国内环境。

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所奠定的国家政策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

第一，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第二，保持独立，不依附东方或西方任何一方的强国。第三，利用代替东方强国拜占庭帝国执行安保任务的机会，当上了亚得里亚海的“警察”。

以上这些政策，从公元1000年前后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担任元首开始，一直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仅第三项政策有所变化，200年间始终是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外交的基本方针。至于是固守还是改变方针，其决定因素在于它们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根本原则。

有道是“起初有言”。但在威尼斯共和国则是“起初有商”。威尼斯人是中世纪时的“经济”，但这些“经济动物”们对此似乎并不抱有劣等感。威尼斯人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要保持高效的商贸运作，必须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各个方面都拥有精准、巧妙的手腕，而这种技能，毫不逊色于创造作品的艺术。凭借“起初有商”，威尼斯共和国生存了1000余年。

海上的“高速公路”给威尼斯带来了安全、可靠以及节省时间等好处。而对于建设及运营“高速公路”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的牺牲，威尼斯人将它们看作为了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经费”。与威尼斯同时代的其他海洋国家，其实也很热衷于基地的建设和维护，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政策贯穿始终，而且坚持不懈。

“威尼斯人靠自己的鲜血，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那些并不欣赏威尼斯共和国做法的人给出的赞词。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中，持这种观点的尤其多。如果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些赞扬，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

那些谈论独立与自由的人们，往往是出自意识形态。与之相反，威尼斯人保卫独立和自由，完全是因为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阅读威尼斯人的文章时，我发现与其他文字相比，独立与自由两个词出现的频率极低。也许他们不属于疾声高呼独立与自由的民族吧。

然而，实际上威尼斯人对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确确实实地守住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历史上不乏强调捍卫独立和自由，可是一旦遭遇苦境，就轻易地放弃了高尚的意识形态的例子。倒是威尼斯人的执着，更令人感到有趣。相信事情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可能比相信理念上的好事，来得更顽强一些。威尼斯人从来不会一面倒地依附于东方或西方的某一强国，由始至终保持独立和自由，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威尼斯地理上虽然近西欧，政治上却隶属拜占庭帝国。因此，哪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能将威尼斯占为己有。同样，罗马天主教会，也无法以威尼斯人是天主教徒为由，强迫他们服从教皇的命令。因为威尼斯人尽管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但在政治上属于东方帝国。这种巧妙的身份立场，让威尼斯躲过了席卷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最初因对教理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骚动，没过多久便成了权力之争。那些所谓的皇帝党和教皇党，其实并不是对皇帝或教皇深信不疑，而是原本就交恶的人们选边站而已。由于纷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来自各国的内部，因此战火愈演愈烈，远到佛罗伦萨都深受其害。整个意大利，几乎只剩下威尼斯没有卷进这场斗争。从保证国家公权力有效运转的角度来看，这是威尼斯幸运的选择。

话说回来，由于地理上位置相近，再加上宗教上信仰相同，威尼斯不可能完全地做到事不关己。它决定担当起调停的角色，毕竟没有战争的地方，比较好做生意。

公元1177年，威尼斯邀请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Barbarossa）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来到威尼斯。在主人塞巴斯蒂安·齐亚尼元首（Sebastian Ziani）的斡旋之下，双方签署了和平协定。当然这场名为教理争论，实为利益冲突的争战，不可能因此偃旗息鼓，但是它让冲突的两方都认识威尼斯对哪一方都无恶意。这个结果意味着威尼斯商人的通商自由将不会受到侵犯。

其实，真正让威尼斯下功夫的，是与另一边的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主要商业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给予威尼斯人行商特权的同时，要求他们代帝国担当起保卫其西方领土的职责。双方的这种关系，从11世纪开始，持续了近200年。

向东方扩张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人面对的是斯拉夫或撒拉逊海盗。到1081年，征服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诺曼人变成了他们的新对手。

这些占领了南意大利、来自遥远的诺曼底地区的人们，尽管不断地从故乡呼朋唤友、招兵买马，终究还是人数有限。但他们不仅作战能力优秀，统治能力也不比其他民族逊色。他们中的一支渡海到英国，征服了那片土地。在西西里的诺曼人同样如此，占领意大利南部并不能让他们满足，拜占庭帝国才是他们的远大目标。

拜占庭帝国的西部边境，位于希腊的西岸。诺曼人从他们管辖下的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巴里（Bari）出发，渡过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附近的狭窄海域，在对岸的都拉佐（Durazzo，今阿尔巴尼亚境内的都拉斯）登陆。从都拉佐到君士坦丁堡，有一条古罗马时代建造的埃格纳提亚大道，近乎笔直地横穿希腊。当年尤里乌斯·凯撒就是沿着这条路追击庞培；屋大维-安东尼联军与布鲁图会战的腓立比平原，也是在这条大道边上。中世纪时的路况因年久失修已今非昔比，但沿途没有障碍阻挡精兵良将前进的绝好条件，却是古今不变。拜占庭皇帝写信给威尼斯元首，希望他出兵拦截已经在都拉佐登陆的诺曼人。

其实不用皇帝开口，威尼斯势必也会出兵。因为诺曼人的行动，对于威尼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如果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狭窄地带也被诺曼人占领，威尼斯将会成为瓮中之鳖。

然而，接到皇帝要求的威尼斯共和国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反倒向拜占庭提出了出兵的交换条件：一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威尼斯的商业基地，二是让威尼斯商人享有与拜占庭商人同等的待遇。

眼看着烽火越烧越近，皇帝不得不点头接受。于是，威尼斯舰队驶出了威尼斯港。都拉佐攻防战是威尼斯打的第一次真正的战役。双方在激战之下，最后以威尼斯胜利而告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总算松了一口气。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以当“警察”打海盗为条件，换得了港口税减半的优惠待遇，但这一次与诺曼人作战，拿到的才是真正的特权。

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商人开放了境内所有的领土。这意味着威尼斯商人可以在包括色雷斯（Tharce）、马其顿（Macedonia）、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在内的几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自由行商。而且，威尼斯人与拜占庭商人同样享受关税全免的待遇。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允许威尼斯人在位于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带的金角湾（Gold Horn）建立居住区，不仅是商店、仓库和领事馆，甚至可以建造威尼斯船专用码头。居住区内理所当然地享有治外法权。从特许颁布的1082年开始，威尼斯“商社”的分店，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一间接一间地开张。

以前，威尼斯商船只能走威尼斯到东方、东方到威尼斯的固定航线，如今不再受此限制。查阅当时商船的航海资料，会发现很多船都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从黑海一带经叙利亚前往埃及，然后原路返回。这意味着威尼斯商船不必每次都得先返回本国港口，而是直接取道异地。这个变化，为威尼斯商业飞跃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说当时有1万名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按其本国（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不足10万的总人口计算，大约每三名威尼斯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人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东奔西走地做着买卖。从那之后，威尼斯政府对拜占庭国内的动向，变得愈发地敏感。如果从君士坦丁堡作为威尼斯商业根据地的重要性考虑的话，这种反应实属正常。

所以，当11世纪末西方开始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最初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因为拜占庭帝国对十字军的行动颇为怀疑。对威尼斯而言，参加十字军所能获得的利益，与拜占庭给予的特权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说白了，就是不划算。

话说回来，有人受益，难免就有人受损。尤其是在那个力量至上的年代，你不杀人，人就杀你。

因威尼斯商人的蓬勃兴起而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的拜占庭的商人们。以前，两者间有待遇上的差别，又属于卖方与买方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待遇平等之后，威尼斯商人则变成了他们强劲的竞争对手。更何况威尼斯商业在“行政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一直得到本国的大力支持。对于蜂拥而至的威尼斯商人，拜占庭的同行们自然是义愤难平。

拜占庭商人们的不满，正巧与因付出过高代价而感到后悔的皇帝不谋而合。再加上不甘心被对手威尼斯拔了头筹的热那亚和比萨的旁敲侧击，拜占庭皇帝开始表露出不再延续特权许可的意向，甚至打算把目前给予威尼斯的利益，转授予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最弱势的比萨。

1099年，打着十字军舰队旗号的威尼斯舰队，从亚得里亚海南下，驶向东方。可是舰队在罗德岛（Rhodes）靠岸下锚后，便没了继续朝巴勒斯坦前进的迹象。他们走访附近的岛屿，收集圣人的遗骸，消磨时间，就是原地不动。而此时的巴勒斯坦正处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激战之中。

期间，传来消息说比萨的舰队正集结于爱琴海。负责十字军海上补给的比萨主力舰队正准备与本国的援军会合。这时，威尼斯人的舰队开始行动了。但他们不是驶向巴勒斯坦，而是前往相反方向的爱琴海。

威尼斯舰队前往巴勒斯坦，是在他们歼灭了比萨舰队，并且从惊慌失措的拜占庭皇帝那里再次确认了既得特权不变之后。

当威尼斯舰队的身影出现在雅法（Jaffa，今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海面上时，比萨、热那亚的舰队早已抵达，十字军战士们正陷入苦战。十字军的将领乔弗雷·布里昂希望威尼斯舰队加入战斗，因为他们的船上配备了最新的攻城武器。作为交换条件，威尼斯人获得了基督徒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所有区域的自由贸易权。威尼斯舰队不仅攻击了雅法，在获胜之后又参加了海法（Haifa）之战。

一年半后回到威尼斯的舰队带回了丰厚的“土产”——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各个城市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前提下设立贸易基地的许可。

热那亚和比萨通过参加十字军提供海上供给，很早就在巴勒斯坦地区拓展商业。丧失了先机的威尼斯，现在终于可以和他们比肩而立了。

一旦抓住机会，绝不迟疑，即刻进取，直到完全占有——这是威尼斯共和国一贯的手法。但是，在中东确立了立足之地后，20年间威尼斯的舰队从未涉足那里。他们不是不去，而是不能去。

为了消灭匈牙利王企图占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野心，威尼斯花了20年的时间。匈牙利王是拜占庭皇帝的亲戚，又因为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与罗马教廷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海盗不同，他是真正的劲敌。与匈牙利王为敌的威尼斯，为守住“高速公路”可谓是千辛万苦。除了匈牙利王，威尼斯与已经攻打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诺曼王，也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直到遏制住这两大强敌之后，威尼斯才腾出精力，将目光投向了巴勒斯坦。

1123年，由40艘加莱船、28艘帆船，以及4艘大型加莱商船所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在元首多米尼克·米迦勒（Domenico Michele）的率领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横穿过爱琴海，一路向东行。但舰队进入雅法附近海域时，已进入夏季。

由于埃及的穆斯林军转为攻势，雅法遭受着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可是，就在威尼斯舰队到达前的一刻，雅法摆脱了围困。这样，威尼斯海军不必打仗，只需要负责海上警戒，以防敌人随时来袭。但元首并没有让斗志昂扬的士兵们就地休息，决定立刻追寻埃及方面的踪迹。埃及穆斯林舰队一定正朝着他们占领下的阿什凯隆（Ascaion）港行驶。

为防止被敌人发现，威尼斯舰队伪装成运输船队，由4艘大型的加莱船打前阵，让对方误以为是朝圣者乘坐的商船。朝圣船上有钱的基督徒居多，一向是穆斯林军队的上好猎物。

果不其然，原本已经靠近阿什凯隆，正准备进港的埃及舰队，发现了笼罩在晨霭里的4艘大型加莱商船，他们随即调头驶回了海上。晨霭渐渐消失，折返的埃及舰队这才发现，大商船的后面竟然还跟着40艘加莱军舰。措手不及的埃及人来不及逃生，便被卷入了混战中。战斗以威尼斯的获胜而告终。元首乘坐的旗舰，用加莱船特有的锋利的船头，刺向对方旗舰的船腹。沉入海中的舰船，将方圆3公里的海面染得通红，为威尼斯的胜利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彻底击败了埃及人之后，威尼斯舰队继续南下，途中遇上驶向阿什凯隆港的埃及商船。威尼斯人轻而易举地将其捕获，船上诸如金银、胡椒、肉桂等大批货物自然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精神、物质双丰收的威尼斯舰队，挥师北上，加入了十字军的泰尔城（Tyms）攻城战。1124年，泰尔沦陷。自此，阿什凯隆以北，再也没有一个港口被伊斯兰人所占领。也就是说，十字军诸国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港口都是安全的。

威尼斯从亚得里亚海的女王，逐渐变身为东地中海女王，能与威尼斯海军分庭抗争的，唯独剩下热那亚。

即便如此，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打算完全脱离拜占庭帝国。不过，对于拜占庭皇帝而言，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原本只是让威尼斯代为保护西方的安全，没想到它变得如此强大。但现实中拜占庭又离不开威尼斯海军的保护。虽有心想找别国取而代之，偏偏热那亚和比萨正在为争夺科西嘉岛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这个余力。

纵使心中有万般不愿，拜占庭皇帝还是不得不继续让威尼斯商人享受特权。而威尼斯人的确是一个与无利可图的霸权思想绝缘的民族。

虽然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境内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克里特岛（Crete）和塞浦路斯岛（Cyprus）是例外。因为这两个岛屿作为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具有非凡的意义。日后，当威尼斯人计划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占为己有时，首先盯上的就是这两座岛屿，而且在得手之后，不惜任何代价誓死捍卫。

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这种微妙的关系到1170年前夕终于破裂了。因为威尼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过于强大了。

1168年，为了对抗拜占庭皇帝迟迟不肯更新对威尼斯的贸易特权，元首维塔·米迦勒（Vital Michele）二世发布禁令，禁止所有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活动。两年后的1170年，改变了主意的皇帝与元首达成和解，威尼斯人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

可是，一年后，即1171年，拜占庭的皇位刚完成交替，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激烈的反威尼斯人运动。这场由皇帝暗中煽动的民众暴动很快就蔓延开来，愈演愈烈。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破坏；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被放火烧毁。更不幸的是，很多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被皇帝的手下绑架，作为人质囚禁起来，甚至有人遭到杀害。那些侥幸坐船逃离君士坦丁堡的人，先在叙利亚等城市躲避了一阵，最终还是只能返回祖国。不用说，两国间断绝了来往。

从那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城中看不见威尼斯商人的踪影。威尼斯将其主要贸易地，转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威尼斯人一边以这些地方为中心进行商业活动，一边以相当克制的态度，努力修复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1190年，威尼斯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商人又获准在君士坦丁堡从事贸易活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非常清楚，不可能再期待拜占庭帝国像过去那样长久地与他们保持特殊的关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着手计划与拜占庭完全划清界限，把现在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那时的西欧，也正处于低迷的状态。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1187年，萨拉丁占领了耶路撒冷。1189年，十字军声势浩大地开始第三次东征，可是除了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的英雄事迹之外，其余可谓是乏善可陈。这让西欧的骑士们无地自容，他们非得干点儿什么来挽回颜面。

这两股潮流，就这么巧合地交汇在了一起。1202年开始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正是两股潮流的交汇点。

这是一出由威尼斯人编剧、导演、主演的大戏。当然，一切遵循的还是“起初有商”的原则。

第三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若干年前在日本，曾经有人问我无论是国家或个人，秉持现实主义观点为什么总是被人所厌恶呢？”

当然，我和他之间不必事前就现实主义先做一个定义。因为我们都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通过与现实抗争，获得生机的一种生存形式。

不过，那时我没有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现在，我感觉似乎有了答案：

现实主义者之所以遭人厌恶，是因为他们就算嘴上不说，却用实际行动将一个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滑稽的存在，理想主义者的所思、所为，往往是最不适合实现其理想的。

理想主义者虽然没有智慧能够看清自己手段上的错误，倒也不至于愚蠢到无法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笑话，或者自以为的最善之策完全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的事实。所以，才会对功成名就的现实主义者心生厌恶。理想主义者经常会爱敌方的理想主义者，胜过友方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遭人厌恶，只能说是一种宿命。

谁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恶人？从日本高中的历史课本，到被誉为十字军历史权威的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当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

我们从1198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在法国骑士精神的中心香滨地区（Champane）城中，举办了一场马上枪术比赛。

主人是22岁的香槟公爵蒂博（Thibaut de Champagne），主客布卢瓦伯爵路易（Louis of Biois）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两位贵公子，既是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的外甥，也是狮心王理查的外甥。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狮心王理查都是10年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统帅。这场比赛，就是以这两位同时拥有贵族血统和十字军传统、来自赫赫名门的年轻人为中展开的。不难想象，法国优秀的骑士们一定都到场参加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一位传教士出现在依然情绪高昂的骑士们面前。他是在前一年被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imocem III）委任为十字军布道的人物。传教士雄辩的言辞，轻而易举地就点燃了仍处于亢奋状态的年轻人的心。

首先，香槟公爵宣誓参加十字军远征。几乎同时，布卢瓦伯爵起立宣誓。紧接着，30多位王公、骑士们纷纷加入了行列。他们派信使快马加鞭地赶往布鲁日（Bruges），目的是游说当时人在那里的香槟公爵的姐夫——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Baldwin of Flanders）参加十字军。接受了邀请的伯爵，和他弟弟亨利一起宣誓参军。佛兰德斯伯爵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除了兄弟俩，另外还有近40名骑士加入了十字军。

有关这70多位王公及骑士的名字，无一不漏地被记录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所撰写的年代记中。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香槟公爵的佐将，同时也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全程的见证人。他的文字朴素且生动。

只要是熟悉中世纪法国历史的人，相信都能清楚地知道，年代记中出现的这一连串名字可谓是西欧骑士精英之汇集。但凡有点儿名气的骑士，没有人拒绝香槟公爵的相邀。

数月后，宣誓参加十字军的人们，聚集在苏瓦松（Soissons），就远征的时间和途径等事项进行商议。然而，遇到这种具体的问题，骑士们没了方向，商量上百次也得不出一个结论。于是，他们选出6个人，由他们代表全员做出决定。

这6位代表分别是：香槟公爵旗下的两位骑士、布卢瓦伯爵的旗下的两位骑士，以及佛兰德斯伯爵的两位家臣。代表香槟公爵的手下之一，就是上述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聚集苏瓦松的骑士们也一致同意，将这份“壮举”报告给罗马教皇。

一接到消息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深感满意。英诺森三世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评价为是将教廷的权力推向顶峰的人物。当时才30多岁的他很清楚，十字军运动对于提高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有相当的贡献。不过，十字军在第一次成功之后，第二、第三次接连失败的原因，他也是心知肚明。

为什么第一次东征在没有任何诸侯将相参与的情况下，仅靠那些一无所有，唯独精力过剩的下等骑士和平民百姓就能赢得胜利？而第二、第三次由皇帝、国王等组成的明星队伍却招致失败呢？教皇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来自皇帝、国王各自的野心以及相互之间的嫉妒心。这一次，由法国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对于不希望皇帝、国王搅和其中的教皇而言，是最好的人选。虽然少了皇帝或国王，但这些人都是地位仅次于皇帝、国王的实力雄厚的王公和骑士，在影响力上毫不逊色。教皇将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不同民族的集合。而这一次由法国人主导，就算德国、意大利有人参加，也不是主力。在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案中，这一次的十字军构成，教皇认为最为理想。教皇通过传教士，在欧洲各地宣导，凡参加十字军一年以上的人，无论犯过什么罪，都可获得赦免。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其说是爱的宗教，不如说是用死后清算生前罪孽的惩罚的恐惧来威慑人心。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没有比免罪更能救赎心灵了。

被选出负责解决具体问题的6位代表，在经过慎重的讨论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将十字军远征的目的地定为埃及的开罗。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彻底夺回耶路撒冷，必须打击伊斯兰世界的大本营埃及。这是根据狮心王理查的意见决定的。

二、远征路线采用海路。陆地距离遥远而且途中危险重重。对于这一点，无人表示异议。

三、十字军全军的运输任务，委托给威尼斯共和国。之前的三次远征，海上运输主要是由热那亚和比萨担任，那是因为运输量较少。而像这次大规模的军队、物资的运输，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依靠海运能力强大的威尼斯。

6位使者被派往威尼斯，时间是1201年5月。

恩里科·丹多洛

时任威尼斯元首的是恩里科·丹多洛（Enrio Dandolo）。这位在使者们眼中年过80且近乎全盲的元首，实际上是一位头脑精明、行动果断的人物。

“各位使节，我拜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的王公们让你们带来的委任状。委任状中提及你们的要求和决定，就是他们诸位的意向和决定。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使节答：“阁下，请您召开内阁会议。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明天就举行。我们将在会议上传达我们主人们的要求。”

元首表示明天来不及，但会在4天后召开会议。

这个场景让我不禁猜想，从那一刻起，威尼斯一方就展开了心理战攻势。因为通常有大事发生，不消说是次日，当夜就会立即召开会议。这4天的时间，应该是威尼斯方面做密议所需。不谙内情的法国人，度日如年般地熬过了4天。

约定日的当天，使节们被带到金碧辉煌的元首官邸。从元首到分管内政、外交的全体负责人，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他们的到来。

“阁下，我们是法国最尊贵的王公派来的使节。我们的主公向十字架发誓，若是神的意愿，必定洗雪耶稣基督所受的屈辱，收复耶路撒冷。

“我们深知，各位与贵国民众所拥有的海上力量，他人无可比拟。恳请你们能倾力相挺，帮助我们夺回大海彼岸的失地，洗清耶稣基督所遭受的屈辱。”

元首问：“用什么方法？”

使者答：“什么方法都行。”话虽如此，法国的使节其实是要求威尼斯提供运送十字军的船只。当然，船需要船员和划桨手，航行中还需要粮食，总之要提供所有运输必需的人力和物质。

听完使者的要求后，元首说：“这诚然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你们赋予的任务实在巨大，8天后，还是这里，我们再答复各位。”

8天后，使者们按照约定，再次拜访了元首官邸。

“使者各位，我们决定接受你们的要求。不过，这项决定需要得到共和国国会和市民大会的认可。”

接着，元首又说：“我们将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供运载4500名骑士和两万名步兵的船只，以及搬运4500头马匹以及9000名马夫的平底船。合约中包括了人和马匹所需的粮食。

“我们提供的价格低廉。一匹马4马克，每个人2马克。我们保证遵守合约规定的义务，时间自十字军从威尼斯港出发起，为期一年。费用总计8.5万马克。”

契约

为了避免大家误解，首先做一个说明。中世纪的马克并不像现代德国的马克那么强势。它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银币马克，在当时不属于硬通货。法国与威尼斯两国间的交易，不管是用法国货币还是威尼斯货币，甚至他国的货币支付，都没有问题。用马克报价，不过是一个衡量标准而已。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尼斯人索价过高，那不过是他们的偏见，把牟取暴利视为商人的天性。10年前，热那亚与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所签订的合同中，运载两匹马和三个人，以及8个月的口粮，价格是9马克。而威尼斯的合约期限是一年。相比菲利普·奥古斯当时要求运送的650名骑士和1300名马夫，威尼斯这一次承运的人员和马匹的数量，要高出许多。

我们从上图的数字可以看出，热那亚应该是不必另造新船也能完成任务的。但威尼斯不仅要动员所有的商船，而且需要建造大量的新船，其中也包括为了运输战马特别制作的平底船。

所以说，威尼斯并非漫天要价。即使那是一个货币价格变动不大的时代，很多的学者仍然认为威尼斯提出的价格，符合当时的“行情”。

根据合同，每匹马有3磨臼（8蒲式耳，约等于142公斤）的燕麦；每个人则提供面包、小麦、蔬菜以及半瓶双耳酒瓶的葡萄酒。

学者们倒是没有对骑士和马夫同样收两马克的问题产生过质疑。那主要因为骑士通常都有自备食粮、另吃“小灶”的习惯。

总计8.5万马克的费用，决定以4次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8月中旬先付1.5万，11月1日前再付1万。翌年1202年2月支付第三笔的1万，剩余的5万马克则在4月中旬付清。

而威尼斯的任务，则是在一年后，即1202年6月24日前，备齐所有的船只及其船员。

法国使节们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逐宇逐句地看完了合约。

可就在这时，威尼斯提出了一个比萨、热那亚从未有过的要求。

威尼斯元首将亲自率领50艘加莱战船及其所需的船员、战士6000人参战，条件是得到十字军征服的土地的一半。换言之，威尼斯不只扮演运输员的角色，而是想成为共同出资人。

对此，使节们提出需要一段时间考虑。可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得出了结论：法国骑士们一定会为意外地获得威尼斯这样实力雄厚的同盟而感激不尽，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元首便收到了使节们爽快的答复。

威尼斯元首立即召开了40人委员会会议。委员们与总统及其阁僚们的具体商谈内容，由于没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不过，从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到所有与会者，统统是商人，而且都是从年轻时就纵横地中海，拥有丰富贸易经验的人物。因此，他们不会不知道8.5万马克的金额相当于当时法国或英国国王年收入的两倍。就算香槟公爵、佛兰德斯伯爵地位仅次于君王，这些威尼斯人难道会真的相信他们有支付能力？不管怎么样，威尼斯共和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元首提出的与法国王公们的协议。

数日后，借用使节之一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话，“在所有存在的教堂中最美的教堂”——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上，万人聚集，举行了庄严的弥撒。元首派人送信给在下榻处等待的使节们，希望他们亲自去请求威尼斯市民们批准合约。

使节们在众人的注目之下进入教堂。香槟公爵的佐将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作为代表，做了以下发言：

“市民诸君，最高贵、权威的法国王公派遣我等6人来到这里，希望你们为夺回遭受异教徒奴役的耶路撒冷尽一份力。让我们与贵方的同盟，以神的名义，洗刷基督的耻辱。

“选择你们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拥有像你们这般勇敢的人民。王公令我们跪在你们脚下请求，直到你们对大海的对岸发出怜悯之心。”

6名使者同时跪下，每一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感动的泪水。用吉本（Edward Gibbon）那充满讥讽的英国腔调说，当时的骑士们动不动就感动得掉眼泪。

没有落泪的是元首。因骑士们的下跪，气氛变得肃静的教堂中，突然响起了元首低沉的声音：

“让我们接受吧，诸位！”

元首的话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全场。“接受！”“接受！”群众的欢呼声似乎要震裂雄伟的教堂。当喧嚣过后，恩里科·丹多洛，这位被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称赞为善良、稳重又有勇气的元首，向群众说了以下这番话：

“市民诸君，请你们想一想，神赐予了我们多么大的荣誉。这世上最优秀的人民，选择的不是他人，而是希望与各位结成同盟。让我们共同去完成解救主耶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

拿到了威尼斯国民的许可，剩下来就是正式签约了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的日期，定在翌年，即1202年6月24日，那天是圣约翰日。所有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参加者，都必须在那天之前来到威尼斯集合。威尼斯方面也必须做好整装待发的准备。

使节和元首署名之后，面对完成的契约，将手放在《圣经》上，向神发蜇必定履行契约中的每一项义务，法国使者们再次落下了感动的眼泪。他们立即派人去罗马教廷向教皇报告，教皇也随即传回了对双方签约非常满意的口谕。

可是，这份内容详细到军粮数目的合约，竟然没有最重要的目的地。根据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解释，是为了保守秘密，所以只说是大海彼岸。至于保密的理由，他没有提及。我推测可能是为了不给敌人有准备的时间。然而，这件事情，却对日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完成了签约手续的使节们，向威尼斯银行借款2000马克，支付了部分的首款后，启程返回法国。一行人走到米兰附近时，兵分两路，其中两人直接返回法国，佘下的4人绕道热那亚和比萨，打算去与对方商议，当十字军抵达“大海彼岸”时，这两个国家能够提供多少帮助。不过，这一趟最终无功而返。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直接回法国的两名使节之一。他在途中遇到了布里昂伯爵（Jean de Brienne）。这位伯爵也是当时和香槟公爵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人物。在宣誓不久之后，他与普利亚（Puglia）公国的国王塔恩库雷的女儿结婚。这一次正是为了确保婚后所获得的领地权，率领手下前往南意大利。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将威尼斯之行知会了伯爵，布里昂伯爵闻讯大为兴奋：“看！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你们从威尼斯出发时，我们也会火速赶去与你们会合。”

可是，布里昂伯爵在成为普利亚领主后，眼见着同袍乘坐的战船渡过狭窄的海峡，他和手下的骑士们却始终没有动静。

另一方的威尼斯，在使节们离开之后，举国上下投入了准备之中。要提供两万人、4500匹马，以及各种攻城兵器和军粮的运输船，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地中海航行的所有商船被令必须在指定日期内返回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每一个城市都张贴着召集水手的布告；造船厂夜以继日地赶工生产，尤其是需要新建大量运输战马的平底船。东征至少需要准备400艘船，就算是海军力量位居榜首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也必须全国总动员才能完成任务。对于威尼斯人而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个举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大型“投资”。正因为如此，他们履行了合约，甚至做到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

为了早日将好消息报告给主人，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途中换了几匹马，终于抵达法国，可见到的却是卧病在床的主人，这让他震惊不已。香槟公爵虽然重病缠身，听完报告后依然喜悦无比。他说许久没有骑马，得起来练习一番，随即差人牵来了战马。但他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承受，才跨上马背坐了一会，又不得不重新躺回床上。

香槟公爵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于是开始写遗嘱，将准备带去远征的财物，分发给与他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手下骑士。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些人要向神发誓，势必在期限前到达威尼斯。香槟公爵将另一部分财产委托给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用作远征中急需。没过多久，年纪轻轻的香模公爵便撒手人寰。可是，不少分到财产的骑士，钱进了口袋，可人却最终没有出现在威尼斯。

失去了统帅的十字军骑士们，急着找人接替。他们商议之后，决定请勃艮第公爵出马。可是公爵不仅拒绝了骑士代表提出的担任元帅的请求，甚至连十字军都不肯参加。骑士们又去找香槟公爵的表兄弟巴勒迪克伯爵（Bar-le-Duc），结果又遭拒绝。

香槟公爵去世后，作为十字军的最重要的三位人物，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伯爵聚首苏瓦松，共同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请意大利人孟菲拉特侯爵博尼法修（Bonifacio de Monferrato）出任统帅。这位既是勇敢的武将，又是法国国王表亲的孟菲拉特侯爵，欣然地接受了骑士们的请求。

来到法国的孟菲拉特侯爵，在表兄弟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宫廷中接受了盛大的欢迎之后，前往苏瓦松。他在当地的圣母教堂（Notre-Dame）与当初宣誓参加十字军的王公、骑士们一起，对着十字架和宝剑立下誓言，跪在地上见证侯爵担任总指挥的骑士们，又一次热泪盈眶。仪式结束，全体人员在约定准时相聚威尼斯之后，各自散去。这些骑士们将苏瓦松宣誓一事，传播到法国各地。那些尚未宣誓参战的人们因此受到激励，纷纷举手报名。其踊跃程度甚至被形容成所有的法国精英骑士都准备渡海前去。

奔赴威尼斯

时间来到1202年。那一年的复活节是4月14日。性急的人从那天起就开始向亲朋好友一一挥泪告别；动作慢一点儿的人，也在6月2日的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当日，整理出发的行李。前往集合地的威尼斯，需要先穿过法国，再横断意大利北部。

一些拥有自家船队的佛兰德斯地区的骑士们，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准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朝威尼斯方向航行。包括布鲁日城主在内的一行人，在他们的主人佛兰德斯伯爵面前，手按《圣经》宣誓，势必会合威尼斯。伯爵及其弟弟亨利将大部分的行装托给走海路的骑士们，自己率领大多数的骑士，走陆路前往威尼斯。

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就是没有抵达威尼斯。之后传来消息说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东（Modon）会合，结果那里也没见到他们的身影。这群人不知何故竟然直接去了叙利亚。在那里，他们才与阿拉伯人交手，就被打得一败涂地。有人被杀，侥幸活下来的，拼着命才逃回故乡，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十字军远征。

法国骑士中还有一批不去威尼斯集合，从马赛走海路，准备在莫东与大部队会合的人。结果这些人也没在莫东现身。他们最终的命运，大概和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相差无几。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在记述同伴的离去或背叛时，笔调充满了悲愤。他写道不说这些了，还是来谈谈到达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吧。”从此对离叛者只字不提。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与被他评价为善良的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不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善良的绅士。那些诸如待在婚后获得的领地上不肯行动，分到遗产却不遵守事前约定，或者是带着主人的行装但没有如期现身的我行我素的骑士们，一定让这位香槟公爵的爱将感到十分绝望。“每个人走的不同的路，都是神替他们安排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经常用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语。

另外还有一位善良的绅士，在离约定的时间很早之前，就到达了威尼斯，他就是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随着日子的接近，来到威尼斯的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战士不断增加，可是总人数还是太少。他们不得不从中再选出一些人，去催促那些正在途中的人加快脚步。

孟菲拉特侯爵来口信说因为有事会晚到几天，而布卢瓦伯爵则不见踪影。使者一路走到帕维亚，总算在那儿找到了悠闲自得的伯爵。使者声泪俱下，苦苦劝说，好不容易才说服伯爵前往威尼斯。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和圣保罗伯爵出面担任了说服工作，要劝说布卢瓦伯爵这样身份的人，使者本身也得具有相当的地位。

尽管派出代表在沿途催促，仍然有不少骑士从皮亚琴察（Piacenza，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位于威尼斯的西南方）出发，不往北而是朝南行进。其中有些人的理由是不相信威尼斯人，另外一些人则是想效仿获得了普利亚领土的同胞，就近找个地方占山为王。当然，最后没有一个人与十字军汇合。

由于出现了诸多离叛者，因此来到威尼斯集合的十字军战士非常少。实际人数不到当时法国王公骑士们估算并通报给威尼斯的1/3，据说只有一万人左右。

集聚在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们，被安排住在威尼斯外港利多的圣尼科洛岛（San Nicolo）上的宿舍里。这些刚安定下来的人，立即又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借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语言：“没有一个基督徒曾看过这么雄伟的船队吧！”无数的帆船、加莱船和平底船，泊满了整个港口。善良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叹息：“啊！想到那些没有来参加的骑士们，多么可惜呀！有了如此壮盛的军容，基督的军队本可一举摧毁异教徒的啊！可是在这里的人，只有这些舰队运载数的1/3！”

威尼斯方面完美地履行了合约。除了从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Dalmazia）召集了大量的水手，威尼斯全国半数以上的成年男子将参加为期一年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以举国体制，信守了诺言。

没有遵守契约的是法国的骑士们。就算是有着崇高的信念，可相当于国王两倍年收入的8.5万马克的金额，以及3.35万的参与人数，究竟是以何基准得出的呢？法国国王打内战时能够征用的兵力，在一万左右，而他率领十字军东征时带去的只有2000人。那些地位仅次于国王的王公们，尽管各自有自己的队伍，但超过3万的数字，未免过于乐观。

果然，实际来到威尼斯的正是一万余人。4次的分期付款，在支付了前两期的2.5万马克之后，剩余的6万马克便没了下文。而且很多人连两马克的伙食费用都没有，就这样两手空空地来了，结果只能由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王公、骑士们代为支付。

即便如此，费用还是不够。威尼斯方面声明：如果不付清合约规定的款项，就不发船。

对于威尼斯的要求，后世的某些历史学家评判说，既然只来了1/3的人，费用理应打折。我认为不懂契约的人才会口出此言。那些拿不出钱的王公们，肯定是非常苦恼，但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提出类似的交涉。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在文章中写道：“威尼斯履行了合约，错的是我们自己。”

十字军方面决定，将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威尼斯，可还是不够。终于，佛兰德斯伯爵提出把他带来的金银器拿出来抵债，其他王公、骑士们也跟着效仿。于是，堆积如山的金器银器落到了威尼斯人的手里。欠债因此减少了许多，但仍然缺3.4万马克。不过，此时的十字军从王公到一介小兵，身上已经拿不出任何可以抵债的东西了。

毕竟是法国骑士的精英们，绝不能因为付不出钱便解散军队打道回府，否则如何面对江东父老。但是，钱还是没有着落。想向威尼斯银行借款吧，这种狼狈不堪的状态，哪里还有信用可言，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们。而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则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还款。原定6月24日的出发，当然是不可能兑现了。

仿佛被软禁在利多圣尼科洛岛上的十字军战士们，渐渐地烦躁不安起来。王公、骑士们尚能去威尼斯市内走动走动，普通的士兵却不被允许。为了保证安全和防止传染病，大军不得进入市内属于当时的惯例，因此，士兵们也无从抱怨。

眼望着面前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扬帆起航的舰队，自己却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十字军官兵们，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了7月。正当8月也快结束的时候，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向王公们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建议。

元首提出，在前往东方的途中，如果十字军能够帮助威尼斯攻下扎拉（现称扎达尔）的话，可以将还款期限延长至他们有能力支付之时。

扎拉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是威尼斯人建设的“高速公路”沿线的一座重要城镇。后来由于受匈牙利王的煽动，变成了与威尼斯敌对的城镇。对于威尼斯而言，丢失扎拉，等于是将“高速公路”拦腰截断，因此无论如何要夺回这块失地。

然而，元首的建议却让十字军方面颇感顾虑。不仅由于扎拉人是基督徒，其背后的匈牙利王也是基督徙。以打击异教徒为目的十字军，去攻打同为基督徒的人民，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尽管处境异常窘迫，可光是想到教皇的反应，就让十字军们伤透了脑筋。

看不见出口的困境，终究需要打破。经过几天的商议，由于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等势力强大的贵族们都站到了赞同的一方，于是决定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建议。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反对的骑士决定与大部队分开行动，想办法从哪找条船直接去叙利亚。还有人索性返回了祖国，原本的一万人，又少了一点儿。

元首听说十字军内部已达成共识，便率领威尼斯所有的参战者，向十字架宣誓，也成了十字军战士。威尼斯一方同样有不少人来自声名显赫的豪门，可以说与法国人的阵容不分伯仲。加上帆船、平底船的船员，在人数上也基本与对方持平。

王公、骑士们分到了各自的战船，法国军队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同坐旗舰。

众人突然变得忙碌了起来。有人在整理行装，或者搬运攻城兵器；有人则负责将一匹匹的战马牵进船舱……在这种忙碌的气氛下，9月很快就过去了。

1202年10月8日，翘首以盼的出发日，终于到来了。雄伟的舰队布满了整个海港，壮观的景象足以让法国骑士们忘却出发晚了三个月的窘事。

数量超过300件的攻城兵器，器宇轩昂地排列在各条战船的甲板上；桅杆上五彩缤纷的王公、骑士的各家旗帜，随秋风飘荡。整齐划一地竖立于船舷的上千只盾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盾牌的背后，是手持长枪的威武雄壮的骑士们。唯一一艘船身和划桨都涂成绯红色的加莱船，是元首孟菲拉特侯爵乘坐的旗舰。旗舰的桅杆上挂着的绯红色底绣金色圣马可狮子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大国旗在秋风中舞动不停。

旗舰的舰桥上并排站着4位喇叭手，同时拿起银色的喇叭，吹响了出发的号角。刹那之间，无数根船桨像蜈蚣脚一般，伸出加莱船的船腹，齐刷刷地插入水中。紧跟在后的是被加莱船牵引着的帆船，舰队缓缓地滑向外海。出港之后，船帆陆续张开，随即便鼓满了风。加莱船与帆船之间的绳索已被切断，加莱船也扬起风帆，随风前行，船桨仿佛水鸟的翅膀般，水平地固定于船舷之上。就这样，庞大的舰队在港口民众的目送之下驶向海平线那端的彼岸。

有关整个舰队的船舶数量，各有其说，没有定论。作为见证人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只写下了“壮观！前所未闻！”的感叹，并没有记录详细的数字。根据吉本引用赖麦锡（Giovanbattista Ramusio，威尼斯历史、地理学家）的记录：

加莱船——50艘帆船——240艘平底船——120艘运输船——70艘 总计：480艘

如果按每艘船可容纳的人数来计算，以上的数目未免太多了。

这数字大概是当初约定的威尼斯在6月24日之前，必须备齐运载3.35万人的十字军和6000威尼斯人的总船数。我查阅了稍稍晚于这个时代的各年代记，发现了以下数字：

加莱船——50艘帆船——约50艘平底船——80艘运输船——20艘 总计：约200艘

舰船数量之所以会有出入，是因为威尼斯方面的人数没有变动过，而法国一方则减少到预计人数的1/3。

无论如何，在13世纪初，200艘舰船集聚一堂是史无前例的。即便是400年后的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对阵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派出的战船数量，不过200艘多一点儿。

舰队离开威尼斯后，沿东南航线，向伊斯特拉岛的波拉驶去。来往于东方航线的威尼斯船队，通常都会在远航之前，在波拉补给淡水和粮食。舰队在那里停留了一天。

对此，一些不喜欢威尼斯的历史学家推论：“威尼斯人利用法国人不了解亚得里亚海的弱点，为赢得时间，带着他们在自己熟悉的海上东游西荡。”

相反，那些比较客观的历史学家则反驳：“在伊斯特拉或达尔马提亚的港口，购买粮食装船，召集划桨手上船，是威尼斯船队的惯例。”

后者之言的确有理可循。特别是船队出发比预定的6月末晚了三个月，当初召集来的水手，应该有不少人早回了老家。要重新召回这些人上船，自然要比平常多花一些时间。毕竟这一趟不是普通的东方之旅，工作时间长达一年，而且还是去打仗，人选方面，也必须做严格的筛选。

11月10日，舰队出现在扎拉的海面上。从船上眺望环绕着扎拉城的城墙，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牢不可破的印象。

“如此坚固之城，除非神明亲自动手，否则如何攻破？”不了解海港城市的法国人，陷入了不安。威尼斯虽然也是面向海洋的城市，但正如第一章中所述，海水就是他们的城墙，所以没有中世纪都市常见的那种城墙。因此，从陆地去到威尼斯的法国人，第一次看见的海港城市，就是扎拉。

元首无视法国人的叹息，首先向扎拉居民喊话，要求他们切断堵在入港口的铁锁，俯首投降。可是，扎拉人不肯屈服。他们在城墙上高举十字架和教会的旗帜，呵斥说从来没听说过攻击基督徒的十字军。

为了催促那些看见十字架后变得束手束脚的法国人赶紧行动，威尼斯人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战士们搭起敞篷，完成了从陆地一侧攻城的准备。而海面一侧已经被进港的加莱船队封锁住了。

从第二天（11日）开始的战役，打了三天，输赢基本已定。到了第五天，扎拉城沦陷。元首下令摧毁了临海而建的一面城墙，扎拉人又像从前一样，宣誓效忠威尼斯。

然而，教皇接到攻占扎拉的报告之后，勃然大怒，宣布将所有的十字军逐出教会。慌了手脚的法国人赶紧派出使节赶往罗马，向教皇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原委，请求宽恕。在了解了法国骑士们迫不得已的情况之后，教皇赦免了他们，但没有收回开除威尼斯人教籍的破门令。对此威尼斯人表现得相当坦然，也没有派任何人去向教皇求情。

按理说，基督徒要断绝与被开除教会的人来往，破门令才算是发挥了效果。而这一支十字军却变成了教徒与被逐出教会的人所组成的奇妙军队。

解决了扎拉，终于可以去讨伐异教徒了。法国人燃烧起的熊熊斗志，被元首冷冰冰的一番话彻底浇灭。元首说冬季航海极其危险，到明年复活节之前，留在扎拉城比较安全。在地中海域行商的商船，通常也会避开冬季航行，从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间，留在祖国，做一些船舶修理等事情。对于海上专家的意见，法国人不得不言听计从，决定将讨伐异教徒的行程，放缓到翌年春天。

12月中旬的某一天，在扎拉过冬的十字军营地里，出现了一位在法国人眼里看似东方人的人物。他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王子阿历克塞（Alexius）。王子带来了德意志王士瓦本的菲利普（Philipp von Schwaben）的介绍信，身边还跟着德国护卫。

阿历克塞王子的父亲伊萨克（Isaac）原本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后皇位遭其弟所夺，又被剜去双眼关进了牢里。王子本人一度也遭囚禁，之后成功越狱，躲在商船里逃到意大利的安科纳港（Ancona），从那里翻过阿尔卑斯山，向德意志王菲利普寻求庇护。王子的姐姐最初嫁给了西西里的诺曼王，丈夫死后，改嫁德意志王菲利普。在政治通婚盛行的当时，德意志王与拜占庭公主基于爱情的婚娴，算是相当罕见的例子。凡是能让王后高兴的事情，菲利普王都愿意做。亡命而来的年轻的王子，自然是得到了姐夫的厚待。不仅如此，菲利普王还向小舅子承诺，会尽一切努力实现王子收复故国的愿望。

阿历克塞王子流着眼泪，恳请十字军将领们把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堡，帮助他攻下拜占庭首都，杀死毫无人性的叔叔，让自己这位正统继承人，登上皇位。

王子答应，一旦事成，他将提供以下的条件赞助十字军：

第一、支付20万马克。

第二、攻打埃及时，提供一万名士兵及其所有的开销，而且由王子或手下猛将率军。

第三、只要是他本人在位，保证提供500名骑士守护圣地。

第四、将希腊正教（东正教）并入罗马天主教。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哑口无言。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切肯定是前所未闻。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记载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事先知道王子会出现。如果连他这般地位的人物都不明就里，那么其他的骑士们就更不知情了。

不过，他们中有一位人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他就是十字军统帅孟菲拉特侯爵。香槟公爵死后，侯爵被选为继任统帅。他在苏瓦松结束宣誓仪式后，顺道去拜访了德意志王菲利普。同一个时期，王子也在那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三人之间举行了秘密的会谈，而且内容涉及目的地从埃及的开罗改成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以及十字军因此获得的酬劳等事项。

事实上，第一个表示赞成的就是孟菲拉特侯爵。他举出了接受王子建议的种种好处，积极地去说服那些动摇不定的王公们。

如果有20万马克，十字军不仅能还清威尼斯的欠款，而且能让如今一贫如洗的军队变得富裕。

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埃及远征，对方会提供一万兵力及其费用，这无疑是增强了十字军的战斗力。

保护圣地的500名骑士，再加上随从，实际人数将达到1500左右。这对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支援。

至于罗马天主教与希腊正教的统合，这个历代教皇都未能达成的心愿，如果能实现，将是对教皇英诺森三世莫大的贡献。

法国骑士们感到万分纠结。当初攻打心中已有内疚，现在君士坦丁堡可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就算那里信仰东正教，可毕竟是基督徒的城市，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然而，不可否认，王子给出的条件中，最后一项对法国骑士们特别有吸引力。当然前三项也很诱人，但对于一向以拥有坚定信仰而自负的法国人而言，能够亲手完成历代教皇所期待的东西方教会统一的心愿，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法国王公、骑士们苦恼不堪的模样，外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有点可怜。

没有陷入苦恼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他果断地表示了赞成。

现实主义者丹多洛，应该是不太相信阿历克塞王子的承诺有兑现的可能性。兑不兑现对他大概都不是问题。攻下君士坦丁堡，让一个不得不对威尼斯表现善意的人，登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才是元首真正关心的事情。

其实，攻打埃及对威尼斯几乎无利可图。埃及与威尼斯一向保持着良好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在拜占庭皇帝表现出排挤威尼斯商人，欲让比萨商人取而代之的意图之后，威尼斯就将东方的贸易中心，逐渐地从君士坦丁堡转向埃及的亚历山大。

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下令，禁止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与身为异教徒的埃及人有贸易往来。威尼斯人曾为此提出抗议，表示商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禁令等于是让威尼斯人去死。教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放宽了禁令。除了木材、铁、亚麻和焦油等军需物质之外，其他商品允许交易。说来，这已经是5年之前的事情了。

在那之前，情况也是一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当萨拉丁率领的从埃及出发的穆斯林军队与从西欧远征而来的基督教军队在巴勒斯坦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往来于亚历山大和威尼斯之间的商船并没有因此停航。

威尼斯共和国向来尽可能地与实行政经分离政策的国家维持长久的良好关系。因为那些政治和经济合二为一无法分离的国家，为了经济利益，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政治手腕进行干涉。和埃及一样，叙利亚对于威尼斯而言，也是一个可以保持好关系的国家。

与威尼斯交恶的国家是支持扎拉脱离威尼斯的匈牙利王国，以及近二三十年来逐渐改变以往的亲善政策，疏远威尼斯的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国家国境相连，又因匈牙利的王女嫁给拜占庭皇帝，结为了姻亲。说来也很讽刺，当时威尼斯人与基督徙的关系，远不如他们与异教徒之间来得友好。

然而，留下“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徙”这般惊世之言的威尼斯人，哪怕对方是异教徒，只要能保持良好的商贸关系，他们是不会为违背了所谓的“良心”而烦恼的。

扎拉已经重新回到了威尼斯的手中。如果君士坦丁堡亦能如此，那么威尼斯人的这次“投资”，便是功德圆满。

顺利完成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才华。可是面临突发情况，能够充分利用随之而来的机会，则需要非常优秀的能力。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不仅在此刻发挥了这个作为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才华，而且在之后的决断中也将这种才华一以贯之。

君士坦丁堡

为了决定是否将东征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堡，在深受良心煎熬的法国人中间，对立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不仅是王公、骑士们产生分裂，与他们同行的神职人员，也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了同样来自熙笃会（Cistercians）的修道士们，因各自立场的不同而相互争斗的场面。

不过，因为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这些十字军的首领们都站在赞成一方，所以决定了局势。最后，大多数人都决定去攻打君士坦丁堡。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无法忍受攻打基督徒的行径。大约有500人抢了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战船，企图靠自己的力量渡海去埃及。可他们没有威尼斯人驾船的本领。这些人乘坐的船驶出扎拉港没多久，便在严冬汹涌的大浪的肆虐下沉没海底，无人生还。

另外还有一些人选择走陆地前往圣地。他们也是离开扎拉刚进入匈牙利王的领地内便遭遇匈牙利士兵的追杀，侥幸逃生者，不得不再次回到扎拉。

当然，威尼斯方面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叛离者。

十字军与阿历克塞王子在德意志菲利普王的特使见证下，签署了合约。可是，十字军方面，无论如何也凑不到12位以上的联署。继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和元首丹多洛之后，只有6个人的签名。其他人虽然同意攻打君士坦丁堡，但实在下不了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接到东征目的地变更的报告，教皇再次被激怒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让号称史上最有权势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屡屡处于事后承认既定事实的被动地位。但是对野心勃勃的教皇而言，在自己的统治期间，实现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东西教会的统合，是一个无比美妙的梦想。因此，与攻打扎拉时相比，这一次教皇的态度显得比较暧昧。

第二年，即1203年4月6日，复活节当天，舰队从扎拉出发。首先是帆船、平底船陆续离开港口，受风力影响较小、航行速度比较稳定的加莱船，则晚一天出港。两批船队的第一次汇合地点定在科孚岛（Corfu）。由于舰队由不同种类的船所组成，考虑到速度上的差异，整段航行会在中间汇合数次，等全船聚齐一处之后，再驶向下一个集合地点。通常每次集合后再出发都是同一种船型的船队依次出发。

元首、佛兰德斯伯爵、阿历克塞王子乘坐的加莱及其船队，一路顺风顺水，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途中，在距离科孚岛还有两天航程的都拉佐靠港下船。都拉佐是威尼斯的友好港口，从这里开始往后就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都拉佐人承认阿历克塞王子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且向其宣誓效忠。目的达成之后，加莱船队继续起航，朝科孚岛驶去。

先于加莱船队出发的其他船队，已经达到科孚岛。士兵们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骑士们搭起各自的敞篷放松休息。岛上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茂密葱郁的杉树，这一切让来自欧洲北方的法国人，感到悠闲、平静。

科孚岛是十字军踏上的希腊的首个岛屿，他们在此停留了三周。表面上是为了让这里的居民宣誓效忠王子，实际上是在等待那些离叛者归队，他们就在科孚岛附近的普利亚。可是，去了普利亚的那些人，不知是不是热衷于抢占领地，并没有与科孚岛的同袍联系。白等一场的法国骑士们，只能作罢，同意出发，继续前进。

5月24日，按惯例帆船先行，其他船队紧跟在后，整个舰队离开了科孚岛。这一天天气极好，空气清澈透明，海风轻柔甘甜。所有的船都张满风帆，破浪前行。放眼望去，海平面上千帆竞过，法国人不禁感叹从未见过如此美景，沉闷的心情再次变得开朗。

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Peloponnisos）半岛南下，途中在半岛南端的莫东岛短暂停靠之后，改向东行驶。就在船队准备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面进入爱琴海之际，在狭窄的海峡上，船队与当初单独从马赛出发去叙利亚的两艘船擦身而过。船上坐着的正是那些从叙利亚空手而归的骑士们。

当双方的船靠近时，佛兰德斯伯爵派人去对方的船上，打探还有谁健在。或许是因为对方看到这一边豪华的阵势而感到羞愧，离叛者们没有给出答复，不过，有一位骑士倒是提出非常希望加入这边的船队。当他上船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那两艘船则一路朝西驶去。

此时正值小麦收获的季节，十字军船队沿途频频靠港补充军粮，又在以水质清甜而著名的安德罗斯岛（Andros）囤积了淡水。之后，船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nelles Strait），进入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ora，又称马摩拉海）。当君士坦丁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6月已经过去了一半。

宏伟的君士坦丁堡，让从来没见过也没来过这里的法国人感到震撼不已。围城而建的城墙高峻挺拔，矗立于四周的塔楼固若金汤。隔着城墙望见的，是数不尽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与教堂。无论阶级高低，所有法国人都屈服于这壮观的景象，为自己要攻打这座世界最大都市的痴心妄想战栗不止。

在附近岛屿登陆之后，十字军将领们随即召开了作战会议。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发言说：“各位王公，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多次来过这里。各位将要做的是一件其他民族不曾尝试过的伟大事业，因此，必须采取贤明而且有效的行动。

“如果从陆地进攻，那边地广人多，而我们人少且食物短缺。如果分散队伍去找寻找粮食，小队人马即刻会被歼灭。我们的兵力已经够少了，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再有一兵一卒的损失。

“这附近有众多岛屿，物资丰富，适合补给军粮。我们先囤足粮食，再去投入神赋予我们的事业。吃饱喝足的战士一定比饥饿的士兵要来得勇敢。”

会议到此暂作结束，将领们回到了各自的船上。

第二天，6月24日，十字军的每一位士兵都在忙碌地保养着自己的武器。当舰队利用南风驶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前示威时，十字军将士们一扫前日的恐惧。尽管墙头上看热闹的人数之多仍然令他们吃惊，但是自己在做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的思想，似乎已经深人人心，每个人都表现得英勇威武。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法国人听不进元首的忠告，他们竟然趁士气高涨之时，一举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岸，占据了皇帝在当地的宫殿，就此住下不肯动弹。也许他们认为粮食这种小事不该是骑士们操心的事情吧。当这些人在宫殿内尽情享受着拜占庭皇帝式的奢华之际，威尼斯人正按照预定的计划，忙着储备粮食。就这样，9天过去了。

另一方的拜占庭帝国又制定了怎样的防御策略呢？从他们得知自己的首都将成为攻击目标，已经过去了半年，这段时间足够用来商议对策。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拜占庭人没有做任何准备。根据拜占庭的年代记记载，当时能凑齐20艘战船已经是不得了的数字。而士兵方面主要依赖因祖国被日耳曼人占领沦为雇佣兵的英国人。这座城市在几个世纪里遭遇过数次的攻击，但从未被攻陷，这大概是让他们气定神闲的理由吧。何况这次面对的又是连恭维地讲都称不上大军的十字军，因此更没了当真应付的意思。要说皇帝做的事情，就是下令放火烧了城内威尼斯人的居住区，杀了些威尼斯人。

与侄子同名的皇帝阿历克塞三世，派了一位使者去斯库塔利（Scutari）的宫殿，面见占据在那里的十字军将领。皇帝大概认为法国人是既不懂希腊语也不懂拉丁语的野蛮人，特地派了位会说法语的人去。来者用傲慢的口吻，斥责十字军不该侵略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

法国人也不甘示弱，据理力争说自己是来打倒用不义手段取得皇位的皇帝，帮助正统的皇帝登基。他们对使者大叫：“以后不许再来！”将他赶出了宫殿。这下是真的要开战了。不过，之后在元首的建议之下，大家还是决定先尝试用和平方式解决。

在十字军将领们的簇拥之下，披着皇袍的王子阿历克塞登上加莱船的旗舰，出现在聚集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的众人面前。十字军方面以为，那些反对皇帝的市民们看见穿紫色皇袍的王子一定会有所回应。没料到，民众们对王子称自己才是正统皇位继承人的诉求，态度异常冷淡，城门依旧纹丝不动地紧紧关着。

7月11日，是攻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加拉太（Galata）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可以清晰地看见海对岸摆好阵仗的拜占庭军队及其正中央的皇帝的营帐。

船上的法国骑兵团整齐列队，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盔甲上的彩色羽毛随风扬起。战马披着长至地面的豪华马甲，在马夫牵引下，跃跃欲试。

十字军舰队的阵型是加莱船在两侧，中间是帆船和平底船，船与船之间用粗壮的绳索连接在一起。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方向的潮流，一向以湍急著名，即便不刮风，也是白浪翻滚的状态。为了不让船被冲散，通常会采取船与船绑在一起的方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舰队还未停靠加拉太岸边，法国骑士们已急不可耐地跳进齐腰深的海水中，战马纷纷被牵出平底船，手持长枪的骑士们，飞身跃上马背。

不愧是来自骑士精神本家的法国人，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把迎面攻击的拜占庭军打得稀里哗啦。十字军的步兵们拿着弓箭不断射向逃散的敌人，拜占庭军彻底乱了阵脚。皇帝眼看着自家的军队节节溃散，连营帐都来不及收起，急急忙忙地翻过加拉太山丘，渡过金角湾，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加拉太与君士坦丁堡不同，面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的两侧，全都是倾斜的山丘，最高一处的战略要地上，还有一座如今被称为“热那亚人之塔”的堡垒。因此，对于习惯在平地作战的法国骑士而言，加拉太的地形并不是非常有利。之所以能所向披靡，是因为在久违的陆地上驰骋让他们感到兴奋，倍增了勇气。但最主要的理由，还是拜占庭军队基本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

做出比较顽强抵抗的，是守在加拉太塔楼中的防卫军。他们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从欧洲来的雇佣兵。不过，到第二天早晨，这些人还是全部成了十字军的俘虏。

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将骑士和步兵运上岸之后，便开始了下一项任务——切断封锁在金角湾入口处的粗大铁链。待风吹起，平底船中吨位最大的“老鹰”号随即撑满风帆，朝铁链冲去，加莱船、帆船、货船紧紧跟在后面。锁链断开，威尼斯的船队蜂拥而上，金角湾中的拜占庭船队难以招架，被刺穿了船身的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海底。金角湾与加拉太同遭沦陷的命运。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攻城大战了。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在加拉太战斗结束之后，十字军方面迅速召开了作战会议。威尼斯方面主张从金角湾一侧发起攻击，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相对另外两个攻击点，金角湾一侧的城墙最低，而且塔楼也不坚固。

二、鲜有军队会从海上发起攻击，因此防守会较薄弱。

三、海风与浪潮可以保护战船，加莱船的机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攻打临海城市，一般都会从陆地上发起进攻。攻方船队的主要任务是在运载战士上岸后封锁港湾的人口。因此，作为防守一方，护城墙靠近陆地的一面都造得最为坚固，而靠近大海的一面则相对低矮和单薄。

靠海的城墙，或者是直接建于海边，或者是像金角湾那样，造在码头的边上。靠陆地的城墙，当然是竖立于平坦的地面之上。在装火药的炮弹尚未实用化的当时，要破坏城墙基本上是靠投掷石弹，或者在墙下挖坑埋上火药引爆这两种方式。由于在傍海的城墙下埋设火药非常困难，攻城者大多选择靠陆地一侧埋火药，因此，建造城墙时两侧的构造会有差异，君士坦丁堡也不例外。

然而，法国人却极力反对从海上发起攻击，称自己不像威尼斯人有一双“水手之足”，怎么也不肯在船上作战。元首理解法国人的弱点，所以没有强行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大家决定第一次的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兵分两路，威尼斯军从金角湾，法国军从陆地发起攻击。

数日之后，在威尼斯船队的运载下，法国军队在金角湾的深处登陆。他们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修复了被拜占庭人破坏的跨河大桥。然后按照事前的部署，在城墙前布好了阵仗。

佛兰德斯伯爵率领打头阵，第二至第五分队则分别由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圣保罗伯爵、布卢瓦伯爵、蒙莫朗西公爵（Montmorency）率领。第六分队是来自香棺地区的骑士们，后卫则是由意大利人、印度人以及南法等来自各地的混合部队组成，孟菲拉特侯爵负责指挥。

法国军选择了靠近皇宫的城墙，那里只有一扇墙门。布阵期间，拜占庭方面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这对法国人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城里的人数是他们的200倍。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扎营之时，拜占庭开始了反击。从那一天开始，法国人就过上了武器不能离身、眼睛顾不上合的紧张日子，哪还有工夫去找军粮。法国人开始抱怨威尼斯人提供的粮食太少，这一情形后来被吉本讽刺说：“不知是威尼斯人太小气，还是法国人太会吃……”总之，十字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的行动，倒是进行得有条不紊。为防止被城墙上扔来的“希腊火”击中，他们将舰桥、甲板以及桅杆上的瞭望塔都盖上了浸湿的厚布和野兽的皮毛。

帆船上的风帆被降下，收进了下甲板。帆船和平底船夹在依靠船桨滑行的加莱船中间，只要跟着加莱船的节奏掌舵即可。不过，这种时候非常考验掌舵的技术，稍有闪失，船队就会撞上城墙下的岩壁。因为船是用粗绳相连接的，一艘船掌控失误，直接危及整个横列船队的生命。

威尼斯军队还添了一样新武器：在两根桅杆之间搭起一块木板，长度与船身同长或更长，朝船头的方向延伸。木板被称为“移动桥”，宽度足以让两位士兵并肩作战。凭借这个“移动桥”，士兵们可以跳上高度与之相仿的城墙。

当然，传统的武器，诸如前端带有挂钩的绳梯、破城门用的装有大锤的破坏车、投石器以及用来射击钉满尖刺的方木材的弓弩等也一应俱全，充分发挥了效力。不过，像“移动桥”这般武器，还真是只有拥有“水手之足”的威尼斯人才想得到。它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正是因为人口稀少，威尼斯军队讲究务实和合理性，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另一方习惯使用常规攻城武器的法国人，本着全力以赴的骑士粮神，打起仗来近乎鲁莽，对于研究、开发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机械，毫无兴趣，因此陷入苦战之中。

由于拜占庭军的不断骚扰，法军想在城墙下挖坑埋炸药的计划久久未能实行。粮食仅剩下小麦和香肠，可食用的生肉，只有死马肉。至于葡萄酒之类的，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他们甚至连组装攻城武器，都不得不先围起一个作业区，派人在四周24小时把守才能完成。拜占庭军中，尤其以皇帝亲卫队的撒克逊雇佣兵最为凶猛。

在金角湾一侧，威尼斯船队为防止撞上岸壁，小心翼翼地掌着舵，尽量将船驶近城墙。城墙上敌军射出的一排排箭，如下雨般落在船上，爬上瞭望台和“移动桥”的威尼斯军也在努力应战。

就在这时，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出现于旗舰的船头，全副武装，纹丝不动，身边竖立着绯色的圣马可狮子的巨大国旗。

当加莱船即将碰到岸壁之际，元首大声下令让他下船，违命者严处。旗舰上的人不得不唯命是从。年过80、近乎全盲的元首，与国旗一起昂首立于岸壁的景象，让所有的威尼斯士兵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羞愧不已，大家争先恐后地登上了陆地。与此同时，从“移动桥”成功跃上城墙的士兵，也在高墙上竖起了威尼斯国旗。

至此，最艰难的一道坎过去了。势不可挡的威尼斯士兵，杀得防守军丢盔卸甲，没一会儿的工夫，便攻下25个塔楼。金角湾一带的城墙，就这样几乎全部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元首派人向法国军报捷，法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元首再次送出披着拜占庭马衣的战马，这才让他们接受了事实。

在得知金角湾一带的城墙被攻破、威尼斯军涌进城内的消息之后，阿历克塞三世皇帝下令，放火烧毁那一带的住家。火势趁着北风迅速蔓延，在威尼斯军与拜占庭军之间筑起了一道烟雾墙。皇帝见机命令城内所有的军队，从靠近陆地一侧的三个城门出城应战，皇帝亲自出征。

那一天，担任警戒的是佛兰德斯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率领的第二分队。亨利公爵发现有大批的敌军出城，急忙通知了大本营。接到消息的法国军，立即拿起武器、牵着战马来到防护栏前，按照预先决定的队列，布下了阵势。每一队的前列是手持弓箭或石弩的步兵，骑兵紧跟其后，末尾是侍从和马夫，近200名失去了战马的骑士组成突击队，站在队伍的中央。整个队列由7队组成，阵仗呈细长型。相比之下，拜占庭的军队不仅横向宽，纵向也是法国人的10倍。法国人除了从正面进攻，无计可施。

布下阵仗的两军，按兵不动，相互对峙。皇帝骑着白马，巡视军队，与法国军的距离似乎只有一箭之遥。拜占庭军开始缓缓向前推进。

接到法国军与希腊大军对峙的报告，元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下令让所有威尼斯的军人放弃占领区，带着从金角湾发起进攻的全体官兵，赶去支援。

前进中的拜占庭军，看见法国军的左右两侧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威尼斯军队，似乎有一瞬间的恍惚，怎么眨眼的工夫，对面就多出了一倍的人？他们继续死死地盯着对方，慢慢移动，方向却改成向右，拜占庭人撤退了！

法国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数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竟然消失在敞开的城门里面。回过神来的骑士中，有些人试图追击正在撤退的皇帝，但三两下就被护驾的亲卫队打退了回来。

这天晚上，一仗未打却累得筋疲力尽的法国人，睡得不省人事。就在此刻，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皇帝带着他宠爱的一个公主和所有能带走的珠宝，逃到小亚细亚去了，失去统帅的拜占庭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丧失了斗志的士兵们不再听从将军的命令，大臣们一致决定，释放瞎了双眼的前皇帝，让他重新登基。这样，十字军就再也没了攻城的理由。

因这个“奇迹”而欣喜若狂的法国人，迅速地解除了列队，威尼斯军队也返回了宿营地。阿历克塞王子按照十字军的要求，在十字军全体王公的列席之下，加冕戴冠，与其父同为皇帝。

即位后的新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仍然经常前往加拉太，拜访在此宿营的法国王公们。起初法国人以为他只是单纯地友好访问，可是不知在第几次的时候，新皇帝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为了巩固皇位，希望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多停留一段时间。原本与威尼斯的合约在9月30日到期，皇帝提出将合约延期一年，所需费用由拜占庭帝国支付。十字军只需要在君士坦丁堡停留到第二年的复活节，之后，是远征埃及或叙利亚，由十字军自行决定。

十宇军阵营陷入一片混乱。一些忠实于骑士精神的骑士们，特地千里迢迢地向埃及苏丹送去了挑战书，听说东征再要延期半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众人抗议说：“请按照约定给我们战船，提供我们前往叙利亚的船是你们的义务。”

不过，也有人赞成皇帝的建议。因为皇帝尚未支付约定的钱款，与威尼斯的合约到期后，他们根本没钱雇用船队。而且，如果现在出发，不管是去叙利亚还是埃及，抵达时都已进入冬季。在冬天远征陌生的土地，非常危险。以孟菲拉特侯爵为首的十字军将领们，全体都认为如此。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当然也是赞成者之一。甚至有传言说，那些所谓被十字军将领说服改变了主意的骑士们，其实是被威尼斯人用金钱收买了。

十字军费心费力信守了诺言，可是当初在扎拉签署的合约，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一项也没兑现。或者应该说，他努力想去兑现，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尤其是合约中的第一和第四项，更是令他望尘莫及。

由于拜占庭历代皇帝的任意挥霍，国库基本已空，根本无力支付原本承诺的登基后给20万马克。新皇帝无奈，向国民课征新税，自然又引发了国民的不满。

第四项的东西教会统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东正教教会断然拒绝了由罗马天主教主导的统合。东正教教会因带有“正”（Orthodox）字，所以一向有高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罗马教会才是异端。要他们服从罗马教会的管制，完全是痴心妄想。

从普通百姓到神职阶级，开始同仇敌忾地对拉丁人怀有敌意。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也不要再像之前那样，频频地造访十字军的驻地了。

就这样拖拖拉拉地迎来了冬天。无所事事的法国人，时不时会离开加拉太驻地，渡过金角湾，去君士坦丁堡城内闲逛。豪华的寺院和宫殿让他们目瞪口呆，城内富得流油的景象令他们惊叹不已，集市上密密麻麻陈列着的商品，让那些第一次见识的人们兴奋无比。

不过，法国人中也有狂热的基督徒。像君士坦丁堡那样各民族、宗教并立的国际都市，让当时的法国人感觉很不习惯。

虽然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城中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等供奉的天主教堂，但同样也有为穆斯林而建的清真寺。于是，对此感到不满的法军狂热基督徒放火烧毁了清真寺。

被烧的不仅是清真寺，犹太教堂（synagogd）也难免其难。火速迅速蔓延至有“拉丁区”之称的西欧人居住区，人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大火烧了整整8天。

火灾之后，市民们与十字军相互推卸责任，彼此间的关系因此愈加恶化。住在“拉丁区”的人们再也没法待在君士坦丁堡，纷纷逃往加拉太的十字军驻地避难，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人数高达1.5万人。

十字军方面对皇帝的失信非常气愤，多次派人去催促付款，而皇帝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每次只付少许欠款，到最后，连一分钱也不肯付了，反而对来者勃然大怒，呵斥说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不允许在拜占庭皇帝的面前无礼，并将他赶出了皇宫。渐渐地，十字军与拜占庭士兵的冲突变得四处可见，在双方的敌意日益加深的状态中迎来了1204年。

1月，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停泊在金角湾近加拉太海域的威尼斯的舰船上，突然传来了哨兵的惊叫声。几艘烧成火团的船只，从金角湾的深处正朝着舰队的方向漂来。如果让它们闯进船队，泊在一起的战船势必会一并燃烧。

被惊醒的威尼斯人，立刻起身冲上舰船，拿着带钩的长棒，推开渐渐靠近的火船。燃烧着的船火花四溅，但没有人开口抱怨，默默地继续着艰苦的作业。火焰的光芒，映照着他们脸上及胸口的汗水。

眼见着火球一般的船随着浪潮向港外漂远，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停止了手中的作业。随浪漂走的火船共有17艘。

这是否是皇帝的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拜占庭的什么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在船上装满易燃物品，点上火、张开风帆，漂向十字军船队停泊的方向，意图烧毁船队。所幸，威尼斯人应对敏捷，将损害减小至最低。即便如此，还是损失了三艘大船，其中一艘还是满载货物的比萨商船。

烧船事件发生之后，十字军与皇帝双方都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拜占庭人公然开始了防卫的准备。另一方的十字军，从士兵到随军的神职人员，都对拜占庭人的背叛感到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一战。

然而，作为十字军，不能仅仅因为对方不履行合约，或者是做出挑衅的行为，就向同为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发起攻击。就在众人踌躇不定之际，拜占庭给十字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2月，抵抗派的首领、阿历克塞三世的女婿慕特索夫洛（Mourtzouphlos），趁夜深人静，勒死了沉睡中的皇帝阿历克塞四世，并宣布登基。数日后，被勒死的皇帝的父亲也原因不明地死去。

犯下杀人罪，哪怕是基督徒也不可饶恕。攻打君士坦丁堡，终于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教士们声称教皇也会准许进攻行动，这番话拭去了法国骑士们最后一点儿犹豫。

3月，战争前夕，十字军召开首脑会议，决定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各项措施。具体如下：

一、新皇帝由十字军及威尼斯方面各派出6人进行选举。大主教由推举皇帝未果的一方任命。

二、君士坦丁堡的1/4和帝国的1/4领土归新皇帝所有，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三、战利品的1/4留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元首又提出一个要求：全帝国境内，凡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其他将领们接受了这个要求。

4月6日，第二次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开始。

由于在第一次战役中，从陆上进攻吃尽了苦头，法国人这一次接受了威尼斯人的忠告，将攻击的主力集中于金角湾一侧。陆上由亨利公爵率领第二分队负责，主要是配合大部队监视敌人的动态。

话说回来，这一次拜占庭方面也有了经验。他们加高了靠近金角湾一侧的城墙，即使“移动桥”接近城墙，还是矮了一截，从低处往高墙上跳，自然是十分费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增加了塔楼上防守军的数量。

威尼斯军的作战方式是用投石器连射石弹，趁敌人蹲下躲避时，从“移动桥”上跑向塔楼，迅速占领。但拜占庭的防守对策大大降低了这种作战的效力。十字军陷入苦战，牺牲人数超过了拜占庭方面，低落的士气，与对方斗志昂扬的情绪，呈明显的对比。

暂时撤回加拉太营地的十字军，召开了作战会议。

如果再次改为从陆上进攻，士兵的人数根本无法抗敌。法国人提出还是从海上攻城，但地方改到马尔马拉海一侧，那里的城墙低矮，而且防守也薄弱。

法国人的建议被元首一口否决。马尔马拉海一侧直面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浪和强劲的海风，连接船舶的绳索会因此被扯断。战船被海浪冲走，哪还有什么船队展开攻击。要凭借少数兵力攻打君士坦丁堡，只有从金角湾一侧进攻。这是元首反对的理由。

对此，法国人不得不接受，同意再从金角湾试一次。

不过，这次威尼斯人改变了战术，将之前的一艘船攻一个塔楼，改成两艘船攻一个塔。这样即使“移动桥”低于塔楼，但进攻塔楼的人数多了一倍。另外，为了让战船尽可能地靠近城墙，需要有风相助，而且必须是强劲的风。

12日，天上吹来了期待已久的屈拉蒙塔那风（北风）。

船队以加莱船夹住大型平底船、船船相连的阵型接近城墙。城墙上守军顽强抵抗，箭如雨下。船上的攻击一方不停地投出石弹，射出飞箭予以回击。双方的激战持续了很久。

打到近正午时分，最大的两艘平底船“巡礼”号与“天国”号逼近至城墙，一名法国士兵和一名威尼斯士兵终于成功地攀上塔楼，插上了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国旗。看见塔楼上飘扬的旗帜，船上发出一片欢呼声，众人不甘落后，你争我抢，从“移动桥”蜂拥般地攀上城墙。转眼间，四座塔楼就落入了攻方的手中。

见此情景，其他士兵们也纷纷跳上岸，把绳梯搭在城墙上，顺势往上爬，墙内的守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城门从里面被打开，骑着战马的骑士们一举冲进城内。刚刚弑君登基，坐镇于紫色营帐中在城墙附近指挥的新皇帝见状，下令放火烧毁周边一带建筑，撤回了皇宫。

夜幕降临。十字军将领们看见士兵们累得七倒八歪，决定将城内巷战延后至第二天早上。于是，威尼斯兵回到船上，法国兵在占领下的城墙附近露营，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在城墙上部署岗哨。佛兰德斯伯爵则在皇帝丢弃的营帐中休息。

没想到，皇帝慕特索夫洛趁着夜深人静，带着妻子逃出城门，跑去了先前老丈人逃去的地方。拜占庭军心因此动摇，不论阿历克塞三世的另外一位女婿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如何鼓动叫嚣，军队已无心再战。拉斯卡利斯见大势已去，竟然也带着妻子，与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一起逃出了君士坦丁堡。

第二天早晨，准备打一场大仗而冲进城内的十字军，几乎没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皇宫里只剩下皇帝的妃子们及其侍女。

按照当时的惯例，十字军允许属下的士兵们进行三天的掠夺。

城陷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情形，应该与其他遭攻破的地方大抵相似。可是它所拥有的财富，在质与量上，都是同时代的任何城市无可比拟的。它富裕的程度足以让那些振臂高呼去叙利亚、埃及攻打异教徒的骑士们忘记他们的良心。

不管是教会，还是宫殿，无不遭受践踏、洗劫，圣索菲亚大教堂豪华的帷幔就因为有黄金装饰，便被撕得粉碎。教堂的圣具室如狂风扫过，弥撒用的金银杯子在醉汉手中传来传去，葡萄酒洒满一地。历尽三次大火，硕果仅存的珍贵的古抄本被不懂邦价值的法国人、佛兰德斯人扔进火中，烧成灰烬。而那些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绝美的雕像，由于无法带走，索性将其砸烂。

那些造得稍有些气派的住宅主人，面对侵略者完全是一筹莫展，任由宰割。家中的金银币就不用说了，银器、地毯、天鹅绒或织锦缎制成的高级服装、丝绸纱罗的布料以及美丽诺羊毛等皮草，统统被搜刮一空。要想知道有多少艺术品遭掠夺和破坏，得看败者一方的尼基塔斯（Niketas Choniates）的记录，而不是文采平平却属于胜利方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叙述。

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大臣，又是攻城战拜占庭一方的见证人，尼基塔斯在这场浩劫中，自然是无法置身事外。

在宅邸遭受了两次火灾之后，他与家人及友人一起躲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另一处住所避难。那里相对比较安全，因为相识的威尼斯商人帮他们安排了十字军把守。但家中有女儿正值青春妙龄，情况总是令人担忧。一个寒冷的深夜，大臣及其家人，靠威尼斯友人的帮助，在仆人全部逃散的情况下，自己扛着行囊，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900年来作为东方世界的基督教首都、被称为牢不可破的君士坦丁堡沦陷了。侥幸未遭破坏的艺术品被有眼光的威尼斯人抢走并带回了威尼斯，因此被保留了下来。如今仍然摆放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正面的青铜四头马雕像，最初是罗马皇帝尼禄用来装饰凯旋门的，后来被带到君士坦丁堡，放在竞技场的门前。现在如果想看拜占庭文明的古迹，全世界最好的去处便是威尼斯。

大量被称为圣遗物的圣者遗骨、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木片，甚至不知是否真的绑过某位历史名人的锁链的一节，在信仰虔诚的威尼斯和法国人看来，都是魅力无穷的宝贝。这些圣遗物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掠夺的命运。

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暴行和杀害，连大概的数目都无人知晓。那些家园被毁、一无所有的人们，蜷曲在教会的石头地上，看着那些近乎全裸的娼妇们坐在祭坛上，唱着淫荡的法国小调，以及围在她们身边的酒气熏天的西欧人，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落城的悲惨景象，不论古今东西，总是如此相似。

第四天早上，十字军以统帅孟菲拉特侯爵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无论何人不得私藏战利品，一律上缴，由各主君进行分配，违者处死。事实上，圣保罗伯爵真的绞死了一位抗令的手下骑士，但应该有更多的官兵成功地蒙混过关。不过，光是上交的物品、金币等就足足堆满了三所用来存放战利品的教堂。

收到的现金，按规定，留出全额的1/4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与威尼斯对分。

十字军从分到的现金中，拿出5万马克付给威尼斯。这5万马克包括从威尼斯出发前借的3.4万马克，加上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因阿历克塞四世违约而由威尼斯代为垫付的军需费用。

十字军在偿还了威尼斯的欠款之后，那些王公们的手中还有10万马克的余额，再加上金银器、宝石、皮草以及高价的布料，据说战利品总额达到40万马克。

至于那些价值无法估量的艺术品、圣遗物，不包括在上述金额之中。它们最终被那些懂得其价值的人带走了。而那些无缘遇到慧眼的物品，则毁在了那些以破坏为乐的人们手中。

拉丁帝国

既然拜占庭帝国更名为拉丁帝国，就必须选一位拉丁人做皇帝。依照事前的商议，十字军和威尼斯两方各派6名代表，进行投票选举。

最初，呼声最高的，是以冷静和勇敢赢得全体官兵尊敬的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拒绝了提名。

不过，元首拒绝成为候选人，却另外有真正的原因。这位老者害怕，身为威尼斯市民的自己成为皇帝之后，会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带来不良的影响。迄今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威尼斯。有可能动摇国家基础、损害共和国制度的行为，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除了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最可能成为拉丁帝国初代皇帝的，当属十字军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他本人也估计自己会当选。不知是不是为了给选举人造成心理影响，在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他迅速地娶了先帝伊萨克的王妃，同时也是匈牙利王的胞妹为妻。

但是威尼斯并不希望侯爵当上皇帝。由于孟菲拉特侯爵是北意大利的领主，与邻近的热那亚关系密切，如今又和觊觎亚得里亚海的匈牙利王结成了姻亲，因此对威尼斯而言，他不是一个成为君士坦丁堡主人的好人选。威尼斯方面暗地里决定推举佛兰德斯伯爵当选。

由于可能成为候补的人都不能参加选举，因此法国方面的6位选举人都是神职人员，而威尼斯则是丹多洛家族以外的豪门家族。

新皇帝出乎意料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选了出来，当选人是佛兰德斯·鲍德温伯爵。威尼斯的6位代表一致投给了伯爵，而十字军方面也有佛兰德斯本人派出的代表，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拉丁帝国的首位皇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替皇帝戴冠的，也是新当选的大主教——威尼斯人托马索·莫罗西尼（Tommaso Morosini）。孟菲拉特侯爵率领全体王公及骑士，作为臣下，向皇帝宣誓效忠。

虽然3/8的帝国疆域分给了十字军各王公、骑士，但对于习惯了封建制度的这些人而言，承认只有1/4领土的皇帝为主权人，并且对他宣誓效忠，完全没有任何抵触。

威尼斯一方倒也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不过觉得这样做对他们不利。所以，同样拥有3/8的领土权，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并没有向皇帝宣誓效忠，法国人对此也没有提出抗议。威尼斯对其获得的土地，无论是从名义还是实质上，都是真正的主权人。

从此以后，元首即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长，在“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头衔之外，又多了一个“Signore di un quarto e mezzo dell’ impero romano di oriente”（东罗马帝国3/8的主权人）的新名号。另外，还规定了辅佐皇帝的大臣中必须要有威尼斯人。

不仅如此，如果再加上攻城前威尼斯与十字军签署的协议中“全帝国境内，凡是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这一条，等于是成功地将以热那亚为首的竞争对手踢出了帝国领域。

在办妥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在第二年的1205年，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于君士坦丁堡。

尽管十字军的统帅是孟菲拉特侯爵，但是在法国人的记录中，也将元首称为军队的大脑。这位非凡的人物，被安葬于索菲亚大教堂，石棺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拉丁文刻着“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石棺。

丹多洛的墓址，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的手中之后，仍然没有变动。他的遗骨后来之所以被移送回故国，是因为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479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派使者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希望他们提供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威尼斯挑选了詹蒂利·贝利尼（Gemile Beilin），并赋予他共和国公用画家的地位，将他送往君士坦丁堡。落款时间为1480年11月25日、如今陈列于伦敦国家画廊的这幅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肖像画，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诞生的。

不知是否来自共和国的授意，贝利尼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向穆罕默德二世提出，希望将丹多洛的遗骨带回威尼斯。被贝利尼的画深深打动的苏丹，欣然接受了画家的请求，不仅是遗骨，连同石棺内的头盔、胸甲、宝剑以及马刺，统统让他带回了祖国。

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不仅被威尼斯人所铭记，也留存于代代西欧人的心中。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阿多斯，似乎就有着丹多洛家族的血液。

威尼斯获得的“利润”

要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树立起的最光辉的纪念碑，应该就是完成了威尼斯与东地中海所有商业要地之间连锁式的“高速公路”。这个英明的决策以及之后坚固的守护，使得威尼斯的头号劲敌热那亚，用了50年的时间，才扳回输局。

威尼斯人虽然获得了拉丁帝国3/8的领土，但除了那些商业以及军事上的要地之外，其余都交由法国的王公贵族管辖。这是人口稀少的威尼斯非常贤明的决定。他们只尝试去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对于要地以外的内陆领土，丝毫没有兴趣。

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他们也只要了金角湾边上靠近皇宫的一带，因为那里适合建造码头，还有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周边，用来作为威尼斯人的居住区。因此，威尼斯占有的领地，不是呈块状或线状，而是分散的点状。即便是这些点，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时，也会很干脆地放弃对其的所有权，只要这些地方保证与威尼斯结为友好城市。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最务实的一种做法。威尼斯的友好城市包括：

亚得里亚海中央的扎拉，它在东征途中就成了威尼斯的领地。

占据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位置的都拉佐。

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最初的岛屿科孚岛，这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土，几年后威尼斯放弃了所有权，改拥有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科孕岛最终再次成为威尼斯的领土是1386年之后。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莫东和科伦（Coron），这两个海角的基地，也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

同样位于南端、靠近克里特岛的开俄斯群岛（Cerigotto）。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爱琴海人海口的特尔米西欧涅（Thermis），之后因战略上的需要，威尼斯于1386年放弃对该地的所有权，改换成位于海湾处的纳夫普里翁（Nafplio）和阿尔戈斯（Argos）。

爱琴海的米洛斯（Milos）、帕罗斯（Paros）、纳克索斯（Naxos）、米克诺斯（Mykonos）、斯坦帕利亚（Stampalla）、蒂诺斯（Tinos）以及安德罗斯（Andms）等岛屿。

由于共和国力量有限，无法对这些岛屿进行直辖管理，因此将它们分给了威尼斯的几个名门望族。这些家族自然是忠实地按照国家的方针来管理岛屿。

拥有岛屿的家族见下：

萨努多家族（Samido）：纳克索斯、米洛斯和帕罗斯岛；

基吉家族（Chigi）：米克诺斯和蒂诺斯岛；

朱斯蒂尼安家族（Giustinian）：塞里福斯（Serifos）和宰阿（Zea）岛；

奎里尼家族（Querini）：斯坦帕利亚岛；

丹多洛家族：安德罗斯岛。

这些家族中的次子或三子，带着家人移居岛上，与其说是去占领，不如说去经营更为合适。驻守这些岛上的海军也非常优秀，常常应国家的要求，或者与国家海军共同战斗，或者是单独完成军事行动，为祖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不过，作为控制爱琴海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内格罗蓬特 [Negroponte，今埃维亚岛（Euboea）]是由共和国直接管辖。守住此地，等于是掌控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最后说一下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岛屿。时至今日，这里仍被称为“浮在东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与德军曾经在此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可见这里的战略价值十分重要。对威尼斯而言，克里特岛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是威尼斯与埃及等北非沿岸城市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然而，当初在分割领土时，克里特岛属于孟菲拉特侯爵的领地。威尼斯将属于他们的特撒利（Thessaly），外加1万马克，与侯爵做了交换。既然威尼斯人大费周章才将克里特岛弄到手，当然是由国家直接管辖。

威尼斯人对克里特岛，真正可以用“死守”二字来形容。他们表现出的顽强和付出的牺牲，甚至超过了（“二战”中）对抗德国的英国军人。

就这样，威尼斯完成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人口仅10万左右的小国，要成为控制东地中海流域的贸易大国，必须要有合理且扎实的基盘。威尼斯人充分利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好时机，成功地奠定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话说回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如前文所述，可谓是恶名昭彰。以朗西曼为代表的欧美历史学家们，批判这次东征的理由，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对于文明的破坏以及毫无理由地对当地人民的暴虐行为。

第二、玷污了十字军精神，减弱了之后十字军运动的势力。

第三、原本作为抑制穆斯林势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衰退，使得基督教世界日后在对抗穆斯林攻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立场。

就我个人而言，对学者们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调查，由衷地感到敬佩。但是从上述的理由来批判第四次东征，却很难表示赞同。

首先，有关破坏与暴虐的行为。从第一次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及第三次十宇军狮心王理查的行为来看，这种暴行在当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在浩劫中毁于一旦，我感到极其遗憾。但回顾历史，罗马帝国瓦解时，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为例，多少文明惨遭肆虐，而且不少都是毁于基督徒之手。在破坏文明的行为上，基督徒的狂暴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宗教的教徒。

唯一让我们感到的救赎，是胜利者能够懂得文明的价值。至于那些东西是作为宝贵的人类遗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还是用来点缀圣马可教堂等威尼斯的街景，我个人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其次，有关对十字军精神的玷污。的确如学者所言，打着收复圣地旗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却将他们抢占领土的野心、暴露无遗。为了满足掠夺的欲望，军队连辛苦一下跑到偏僻的巴勒斯坦，摆个姿态的工夫都省去了。即使是那些去了巴勒斯坦的，不少人一听到拉丁帝国建立的消息，立马掉头返回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精神堕落无疑。十字军运动自第四次东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销声匿迹。

但如果跳脱十字军研究的角度，第四次东征难道真的带来了如此大的罪恶吗？

坚信“神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往往会轻易地把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人视为恶魔的同行者和自己的敌人。纵使其中不牵涉物欲，纯粹是崇高精神的驱使，我个人也不能同意此类观点。这种由穆斯林发起、基督徒继承的圣战思想，至少从十字军运动上体现了其逐渐减弱的趋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十字军历史上，另外还有一场遭到恶评的战争，那就是由腓德烈二世率领的第五次东征。这位凡事都采取客观态度的皇帝，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耶路撒冷，通过外交谈判，使得穆斯林承认了基督徒朝拜圣地的权利。由于他没有杀害任何异教徙，遭到了西欧世界的非难，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让他一辈子都带着基督教敌人的烙印。之后，法国的路易国王率领十字军东征，败给穆斯林军队，路易连耶路撒冷城都没看见便死在途中，但却进入了圣人的殿堂。

第三点导致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说法，要看是从现代回望，还是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可以说，这一条是因历史观不同而影响历史评判的最好范例。

当人处于事件漩涡之中时，即便是深谋远虑的智者，在那个当口，同样也无法预测一些事态的发生。在第四次东征时，如果有谁能预测到100年后会诞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且势力之强大以至于在250年后彻底摧毁拜占庭帝国，震撼整个西欧世界，那个人一定是神。要求历史人物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对他们的无能口诛笔伐，不该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

在有关威尼斯历史的书籍中，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都出自英国人之手。也许源于同为海洋国家的亲近感，英国人似乎非常欣赏威尼斯。不过，从这些书籍中还是可以看到英国人卫道士的一面。向来认为英国是全世界最伟大国家的英国人，再怎么热爱威尼斯，毕竟那也是别人家的历史。然而，只要对英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比道貌岸然的英国人更滑稽的民族。爱尔兰有这样一个笑话：

“为什么大英帝国日不落？”

“因为上帝不相信日落后的英国人的行为。”

在英国人还不那么虚伪的时代，他们真是非常可爱。《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正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人。

至于威尼斯人，除非伪善能为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否则绝不会去扮演道德卫士。

第四章

威尼斯商人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以威尼斯为舞台的有两部作品。相信大家都有印象，那就是《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

由著名的莎士比亚创作的这两部作品的确让威尼斯在世界上闻名遐迩。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给想真正了解威尼斯的人，多少带来了一些障碍。当然艺术家不必完全忠实于历史，只要作品足够赏心悦目，便是圆满。

我们先说说《奥赛罗》。把海军视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威尼斯，连商船的船员都由本国人担任，像海军将官或海外基地的司令官这样的要职，不消说黑人，就是其他国家的白人，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然而，明知有违史实，仍然用黑人来表现一个饱受嫉妒心之苦的伟岸英雄，不仅能够反映当时威尼斯的国际性，同时也有强烈的舞台效果，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让人敬服。

《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是一位叫安东尼奥的商人，为了帮助窘困的朋友，以自己身上的一磅肉做担保，向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借下巨款，却因所持有的商船沉入海中而还不出钱的故事。

威尼斯商人对于分散风险，做得相当彻底。像剧中人物因为几艘船沉没，就变得身无分文的事情，不会在现实中发生。而且能够完全拥有一艘船的人，尤其是远洋船，在威尼斯唯屈指可数的富豪才有这个实力。拥有整艘船，船上满载的都是自家商品的情形，可以说几乎是不成立的。

再说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的3000达克特（Ducat，旧时流通于某些欧洲国家的金币）。即便是高利贷，这么一笔大钱也不可能找一个人借，势必会分散数目向数人借款，尽量减少借款抵押的额度。

当然，在为数众多的威尼斯商人中，一定会有失败者，所以，我不能像评论《奥赛罗》那样说得那么决绝。不过，就算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位安东尼奥确有其人，也肯定会让其他的商人避而远之。这种拿人肉做担保的危险男人，没有人会愿意与他一起做生意。当然，正因为是一磅肉，才有戏剧性，如果做担保的是国债或土地，这戏就没法看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正是完全没有戏剧效果的史实，或者说尽量能接近史实的威尼斯商人们的形象。他们的故事完全没有戏剧性，我甚至可以将本篇的题目改为“威尼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群非常务实且近代化的男人们。

我要讲的是12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近300年间发生的事情，分成以下4个时期来讲述：

第一时期——12世纪后半叶一1204年第二时期——1205年一1260年第三时期——1261年一1300年第四时期——14世纪初一15世纪初中期如此划分，不过是为了方便论述而已。历史进程中的各种事物，不仅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有时还会倒退，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要清楚、简单地切割历史，终究是徒劳。之所以勉为其难地做时间上的划分，主要是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时期讲述的是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的历史。

第二个时期是从拉丁帝国建立，到拜占庭佩利奥格洛（Palaeo-logue）王朝复辟，从而导致拉丁帝国瓦解为止。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流域，处于威尼斯独占体制之下。

第三个时期是威尼斯独占体制崩溃，同时也是十字军势力因1291年阿卡沦陷，彻底退出东地中海的时期。马可·波罗就是生活在威尼斯这一最为艰难的时代的人物。

第四个时期是度过艰难岁月后，威尼斯的经济达到顶峰的时期。

一个贸易商的故事

生活在第一时期的威尼斯商人中，有一位名叫罗马诺·马伊拉诺（Romano Mairano）的男人。用历史学家们的话来说，他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威尼斯商人。

从马伊拉诺这个姓氏可以判断，他不属于威尼斯的上层阶级。而且，从他妻子结婚时带来的嫁妆，也能看出他不是出身于小康家庭，估计没有什么做生意的本钱。

他出生年月不详，不过从其死亡的时间倒算，他开始从事东方贸易的年龄，大概是在25岁前后。

1155年，马伊拉诺拿着通过“海上融资”所获得的资金，加入了专门为采购商品和运输提供资金的“有限合资公司”，从威尼斯出发去君士坦丁堡。他负责销售木材。在平安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伊拉诺卖了木材，从获益中拿出一部分归还了“海上融资”的借款，支付了“有限合资公司”的费用。

不过，他没有立即返回威尼斯。像当时许多同行一样，马伊拉诺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奔走于小亚细亚沿岸的士麦那（Smyrna）、巴勒斯坦的阿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之间。至于资金的周转，也是和其他商人一样，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

而且，马伊拉诺并不只是商人，他还是一位旅行者。1156年，他担任了从士麦那到亚历山大之间的航船的船长。当然他仍然会按照行规，除了担任船长之外，也靠从上述两处融来的资金购买商品，然后在亚历山大转手卖掉。

商人兼旅行者又是水手，这就是13世纪初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形象。

马伊拉诺在离开祖国去东方打拼了9年之后，于1164年回到了威尼斯。那一年，他妻子去世了。

没想到，第二年他又航海去了东方。这一次，他既是船的主要出资人又是船长，船上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商品。商船从威尼斯出发，经由君士坦丁堡，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

对一个经商10年的商人来说，仅这点儿生意是远远不够的。经商有了信用，更容易融资。因此，马伊拉诺扩大了他的事业，成了走另外航线的商船的共同出资人，在船上寄放了一些适合于当地的商品，委托他人销售。相信这条船的船长和马伊拉诺一样也是商人，他应该也有商品放在马伊拉诺的船上。

可是，三年后的1168年，威尼斯共和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元首下令禁止所有的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商业活动。马伊拉诺和同行们一样，只有返回威尼斯。那一年他再婚，估计这只是巧合，他也不是有心利用回国的机会才结的婚。不过，两年后，他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即将恢复之际用自己和妻子带来的钱，再加上从前面提到的两个地方融来的资金购买了船和商品，再次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那个时期到1204年，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关系非常微妙，每年都有变化。第二章中对此已有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总之，威尼斯政府为了保护国家的贸易历尽艰辛，商人们更是拼上了性命。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马伊拉诺勇敢地奔赴东方的第二年。

对于把君士坦丁堡当作自己家一般来去自如的威尼斯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平素就带着一种被伙计抢了店铺的店主一般的愤懑之感。1171年，在皇帝的煽动之下，这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发起了排斥威尼斯人的暴动。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袭击，货仓被烧成灰烬。还有很多不幸恰巧在那时滞留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不仅遭到殴打，更因皇帝的命令被关进了大牢。

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也无一幸免地被暴徒烧毁。商人们用湿布盖在甲板上，心想保不住船，至少想保住船上的货品。可这些努力到底还是杯水车薪。马伊拉诺的船也在受害之中。不过，他比很多同行要幸运，总算保住了性命。他先逃到阿卡，之后搭上开往威尼斯的船，侥幸地回到了祖国。这次事件让他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足足用了12年时间才还清借债。至于威尼斯商人整体所受到的损失，就无法估量了。

不过，那时年纪应该已经过了40的马伊拉诺，就像他不屈的祖国一样，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既然君士坦丁堡不行了，威尼斯政府便改变策略，将贸易重点转移至亚历山大。马伊拉诺依照国家的方针，决定将根据地设在亚历山大。资金则来自元首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的儿子彼得罗。彼得罗在父亲当选元首后，代父亲管理家族的财产。他投资马伊拉诺，也许是威尼斯的大富豪们为了让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深受打击的中小商人们重新振作所采取的救济措施。齐亚尼家族是当时公认的威尼斯首屈一指的豪门。

于是，马伊拉诺再次开启了他的东方之旅。他这次仍然负责销售木材，目的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马伊拉诺在他熟悉的亚历山大卖了木材之后，购买了胡椒。用胡椒而不是用现金向齐亚尼在亚历山大的代理人偿还了欠款。

之后，马伊拉诺并没有回国。他将剩佘的胡椒卖给了回威尼斯的商人，用这笔收益开始了北方沿岸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当然，他再次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增加了资本。

他出资建造了新船，航向北非。按照威尼斯商人惯用的方式，请与他一样既是商人又兼船员的同行担任船长，委托此人销售商品。而他本人则担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航线的船长，除了自己的货物，也代销别人的商品。就这样，他东奔西走，20年从未返回过祖国。在这期间，他彻底还清了因君士坦丁堡暴动而欠下的巨款。

在威尼斯政府以克制的态度，采用海军力量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政策之下，1190年，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终于得以改善。威尼斯商人在20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的经商权。然而，就在这一年，或许是因为年龄已近60，罗马诺·马伊拉诺决定退居二线。可以说，他已经无懈可击地完成了船长的职责。

马伊拉诺退休后回到祖国的那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10年后，即1201年，马伊拉诺离开了人间。那是威尼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投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一年。马伊拉诺这位威尼斯商人，终究没等到祖国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女王的时代。

像马伊拉诺那样，总是在外商业旅行，几乎不回祖国的商人，并非都是中小商人。包括上层阶级在内的商人兼船员的经商模式，在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模式对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即使是没有资本的人，只要有心就能参与海外贸易，获得致富的机会。而支持这种经商模式运转的，正是“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的制度。

集资方式

海上融资的原文为Prestito Madttimo，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融资的制度，年利率两成。虽然利息看上去很高，但在当时的欧洲实属平常。如果借款人能满载货物平安地返航，卖出商品，归还利息和本金之后，盈余全归自己。尽管利息高得让人咋舌，倘若经商手法适当，还是有利可图。

另一种融资制度叫有限合资公司，我将它翻译为“有限合资公司”（也可译为“联合股份公司”）。

在日本，除了美术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威尼斯的著作。由于没有先例参考，我只好自己从单词开始翻译。不过，“有限合资公司”我自认译得相当糟糕，所以以后的叙述中还是使用意大利原文。Colleganz本意指“连带”，与之相同的制度，在热那亚称为“Commenda”（介绍，推荐）。

这个制度并非是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的首创，自古以来，就被犹太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等商人们所采用。不过，他们只限用于家人、亲戚之间；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是同国人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的确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最早启用的。

一直到14世纪中叶为止，不仅是威尼斯，在热那亚、比萨等海洋国家，有限合资公司始终是最主要的融资制度。它根据合约的不同分成两种融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适用于建造新船、投标租借国有船只，以及采购商品。

第一种方式是投资人出资2/3，剩下的1/3由经营者，即船员兼商人负担。所获利润，在扣除必要开销后，由投资人与经营者对分。

第二种方式是由投资人全额出资。经营者没本钱也无妨。归航后销售商品所得利润的3/4归投资人，1/4归经营者。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经营者要冒着海上的危险，在外地售卖商品，然后再购买本国需要的商品带回去。要成交生意，买与卖都是难度极大的工作，实际操作人虽然没有出资，但只能获得1/4的利润，未免有欠公平。

这里，我请大家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有4块糖果，母亲拿1块，3块给孩子。如果我们把数字扩大10倍，有40块糖、10个孩子，每人还是拿3块，母亲手中就有了10块糖果。

有限合资公司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经营者并不是只能同一位投资人结成“连带”关系。虽然一次航海，只获得1/4的利润，但倘若同时和10位资本家结成“连带”，那么利润就是4/10。反正出一趟海做每笔买卖所耗费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劳力是相同的，一位经营者连带10个投资人的合约完全可以成立。通常，有限合资公司仅限于建造一艘船，或一趟航行。航海结束之后“连带”也随之结束。再因其他目的，结成新的“连带”。

这种方式，不仅给没有资本的人提供了方便，也因为能分散航海以及商业上风险，受到出资人的欢迎。在保险制度尚未确立的当时，这是减少损害的唯一方法。

有限合资公司之所以长期被威尼斯人所采用，是因为这个制度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利。

首先，对于投资人而言，不仅分散了风险，而且凭借与去向不同目的的人结成“连带”，开启多元化的经营。同样的木材，装在航线不同的船上，既可以从亚历山大换取香料，又可以从叙利亚得到丝织品。投资人要做的工作，一是提供资金，二是将从东方带回的货品在威尼斯市场上转手卖给从欧洲来的商人。

这个制度对于经营者也十分有利。他们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创业，并且靠与若干位投资人“连带”，增加收益。

还有一点，是投资人和经营者都无法忽视的益处。这种精细的分散投资方式，让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在国内或国外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尤其是有一点儿小钱的人，有了投资的机会。向这些普通人集资，即便每个人能拿出的金额不多，但汇总起来也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这种集资方式，为威尼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运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威尼斯人能够募集到资金，与阿拉伯、犹太人只限于血缘关系间的融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1267年去世的威尼斯元首雷涅罗·泽诺（Reniero Zeno）留下的遗产明细，从而了解被威尼斯人叫作Colleganz的这种融资方式，从12、13世纪到14世纪中叶，在威尼斯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动产——10000里拉

现金——3388里拉

贵金属——3868里拉

各种债券——2264里拉

国债--6500里拉

有限合资公司（132种）一一22935里拉

在威尼斯，像元首这般身份地位的人，其遗产的大部分都会捐赠给修道院等宗教团体属下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福利机构。可见，有限合资公司、国债等也是福利机构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威尼斯商人生意做得越好，不仅是资本家或经营者获利丰厚，也让那些需要依靠福利机构生活的人们受惠。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在以上的叙述中，我使用了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单词来说明。那么，现实中真的存在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径渭分明的阶级吗？答案是否定的。

从上文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的例子便可以知道，至少到14世纪中叶为止，是不可能清晰地划分两个阶级的。A商人将资金投到B商人所搭乘的开往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船，而A自己却乘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船上载有B商人投资的商品。这种既是投资人又是经营者的情况，在当时极为常见。那些人在威尼斯不出海的投资人，指的是壮年后从事政府工作的人，或者是普通的投资人。即便那些有参政机会的名家子弟，大多数人在40岁之前，也是在海上度过的。换言之，只要是做生意，无论在陆地或海上，都没有阶级之分。

那么，这些贸易商是怎样航海的呢？有关船的部分，已在第二章中说明，就不再赘言。在12、13世纪，航海技术唯一依靠的就是经验和直觉。至今保存的最古老的航海图是13世纪后半叶制作的。不过它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比萨人制作的。

尽管当今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但仍然每年都会发行提供游艇、摩托艇使用的叫作Portolano的航海指南，着重介绍具有导航意义的特征地形和地物，比如说某地人港前的海峡的外观等。可见，眼睛所见对航海有多么重要。在13世纪，航海人的经验自然占了更大的比例。像罗马诺·马伊拉诺这样常年往返于同样航线的商人们，他们的脑海中势必深深地印刻着一张准确无比的航海图。

当时商船上乘坐的就是这样一批既是航海专家又是商人的人物，他们中有人担任船长，有人是乘客，所以并非是船长特别优秀。同一条船上，一般会有几条船员的航海技术不亚于船长。正因为是这种情况，船上的事情，自然不会是船长独断专行。比方说，遇到暴风雨来袭，需要变更停靠港等决定，通常都会由船长、一位船的所有人（也是商人）以及两位从其他商人中选出的代表，4个人共同协商决定。哪怕船上有人来自豪门，倘若缺乏经验，同样无权参与决策。

另外，包括划桨手、见习水手在内，全体乘务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地位携带不同数量的商品上船，无须支付运费，当船长的好处正在于此。这样的规定，使得从船长、乘客到下级水手，所有人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

指挥权交由谙熟此道的专家们，不让一人独断专行，其他人则在自己的岗位上谨守职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也将回馈给个人。这种充分展现于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威尼斯精神，或许就是在商船航海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其实，把从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半个世纪说成是威尼斯独占东地中海的时代，我是有相当抵触的。

当然，威尼斯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的确是非常丰厚，完成了一条连接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的“高速公路”。从此以后，威尼斯商人航行时，可以逐一停靠这些领地或友好国家的基地。然而，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它从未享受过像古罗马“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般的太平盛世。

古罗马帝国是陆地型国家。它不仅拥有富饶的天然资源，除了帝国末期之外，人力资源也从未匮乏过。

另一方的威尼斯，虽然因为其公正的法律和人民的爱国心常常被称为“中世纪的罗马”，但它终究是海洋城邦国家。它唯一的天然资源是海盐，人力资源虽然略胜于竞争对手热那亚，但那个时期也只有10万人上下。1338年时，人口数量曾经达到了13.3万，可是10年后黑死病爆发又立减了2/3。即使是被认为人口最多的1483年，也不过在19万左右。在14世纪上半叶，威尼斯的人口数量仅次于巴黎和那不勒斯被称为西欧第三大城市。不过作为陆地型国家的首都巴黎和那不勒斯，周边地区有足够的人力，而威尼斯城的人口就等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就算可以从亚得里亚海东岸各地召集水手，但这些人只是下等船员，主要的军事力量还是得依靠威尼斯的市民。

威尼斯的领土就像庭院中铺设的踏脚石，一块块分散相隔，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与内格罗蓬特等海外领土加在一起，面积远远超过了本国。单是守住那些地方，便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源。

再加上拉丁帝国统治无能，从建国的当初起，国力便始终处于弱势。如果不是威尼斯海军的保护，国家安全早就陷入危机。虽然海岸地区靠威尼斯海军的力量，还算安泰，但内陆地区却相当薄弱。看准了这一点，各自势力从四面八方向拉丁帝国逼近。北方有新兴的保加利亚，东方有拜占庭帝国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NiKair），西面有伊庇鲁斯（Epirus）的僭主。南面之所以能成为唯一的安全地带，是因为它面朝威尼斯统治下的爱琴海。

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源匮乏的威尼斯，为了避免与这些陆地型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拉丁帝国建国12年后，不顾西欧人指责他们没有节操，与伊庇鲁斯的僭主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三年之后，又与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签下了同样的条约。伊庇鲁斯的僭主控制了从都拉佐到帕特雷斯（Patras） 一带，这里是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而尼西亚皇帝则掌握小亚细亚沿岸和黑海沿岸。

陆地上危机四伏。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海上就安全呢？我觉得在安全的前面有必要加上一个副词“比较”。威尼斯在海上的强敌，是同为海洋国家的热那亚。

有关热那亚，我将会在第六章中详细叙述，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论及热那亚人的特质，只需要几行话就能概括。

首先，他们与威尼斯人不同，倾向于个人主义，不太考虑共同体的利益。由于与国家的关联淡薄，单枪匹马型的人居多，行事作风偏向孤注一掷。

热那亚人不仅有商业头脑，也是行船的天才。这样说绝不是因为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哥伦布。就是这样一群人向威尼斯的独占体制发起了挑战。当然，真正的大反攻，是从13世纪中叶开始。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是让威尼斯麻烦不断的头号对手了。

这些拥有航海天赋的独行侠们，虽然大多是个人行动，但他们赌徒般的冒险作风却很难让人承受。换句话说，他们形同海盗。

如果在海上遇到交战国的商船船队，先开战，然后赢家拿走输家的所有货物、船只甚至船员。船员和乘客必须交赎金才能换回自由。这种方式的抢夺，威尼斯商人从来不逊于他人，不过纯粹在海上寻找猎物的海盗行为，在很早之前便消失了，首先政府就不允许。

但热那亚人则不同。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是商人，一旦遇到不顺利，立马变身为海盗。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一个生意失败，却成功转型为海盗的热那亚人的故事。话说回来，像热那亚人这种行为在当时较为普遍，反倒是威尼斯人的行事风格比较罕见。

尽管威尼斯以细长型的快速加莱船组成的船队经常巡逻于海上，但面对独狼般出没的对手，仍然感到相当棘手。

更何况威尼斯当初在拉丁帝国建立时的条约中，明确写明了被威尼斯视为敌国的商人，不得在拉丁帝国境内行商。这实际上就是将竞争对手的热那亚和比萨踢出了局。尽管拉丁帝国国力软弱，但毕竟掌握着君士坦丁堡及其通往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热那亚人竟然不能在这个东方贸易的重镇经商，难怪他们会热衷于游击战，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一点儿同情。

而威尼斯方面，后来也对独占君士坦丁堡所获得的利益，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所遭受的损失，做了一番衡量，最终得出了继续封杀对手不见得有利的结论。于是，威尼斯在1206年，首先对比萨的商人开放了君士坦丁堡，又在1218年解除了对热那亚的禁令。威尼斯人优待比萨人，倒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好感，只不过与热那亚商人相比，比萨人容易相处一些。

交易市场

君士坦丁堡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落入西欧人之手后，在贸易面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西欧商人首次进入了黑海沿岸。

在此之前，尽管拜占庭帝国给予了威尼斯诸多的特权，允许西欧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自由行商，但唯独不准他们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沿岸的诸城市直接贸易。西欧的商人们只能待在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商人采购运来的商品，然后再卖到埃及或西欧去。现在，这个禁令被解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四处飘扬着意大利海洋国家的旗帜，各国的商船船队争先恐后地涌向黑海。可见，与黑海沿岸城市的直接贸易对商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首先，黑岸沿岸有丰富的小麦、盐、盐渍鱼、皮草和奴隶。其中，最受香料集结地的埃及、叙利亚人欢迎的商品是奴隶。商人们卖掉奴隶，购买香料、高价布料带回西欧销售。少了拜占庭人的倒手，意味着采购价格变得更低。意大利商人们干劲十足，的确是有道理的。

其次，与黑海沿岸的城市直接贸易，不仅是采购其周边的物产，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购买波斯的丝绸、香料、珍珠、织锦锻、蓝色染料等这些让西欧人爱不释手的商品。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相比其作为拜占庭首都的时代，的确是光华不再，但是单凭作为通往黑海的中继站这一点，它仍然保持着十足的商业活力。

尤其是买卖奴隶更是一笔好生意。以塔那（Tana）为首的黑海地方诸城市的奴隶集散地，有来自各地的奴隶。黄种人是来自中亚的鞑靼人，白种人有俄罗斯、高加索人等。这些奴隶们被运上帆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销往东地中海地区。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他们被当作农奴；在埃及充当士兵；在北非等伊斯兰世界作为划桨手……需求量有增无减。奴隶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大多是帮忙干些家务，基本上就是有钱人家的装饰品，因此具有异国风情的黑人奴隶较受欢迎。相反，在伊斯兰教的国家，白人奴隶的价格则会高一些。

由于基督教的普及，欧洲地方的奴隶供给越来越少。如今增加了黑海这个新市场，对西欧商人而言实在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这个绝佳的中继站里有治外法权的居住区和专用的码头，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优势的威尼斯人，获利肯定比他国商人多得多。

对于威尼斯这样的海洋型国家而言，即使是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期，有利的前面也必须加上一个“比较”。同样，当形势不利的时候，不利的前面也得加上“比较”二宇。

之所以说“比较’将这个时期与前期相比，以及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

1261年到1300年，是我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划分的第三段时期。期间发生了以下三件政治大事：

1261年，拉丁帝国崩溃；

1268年，安条克沦陷；

1291年，阿卡沦陷。

对于西欧商人，尤其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光是考虑如何将生意维持下去就够他们苦恼不已。可见，经济与政治无法分割的情况不是现代才有的。

1261年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重建拜占庭帝国，这对威尼斯是一个打击。而且这一切源自竞争对手热那亚的背后支持，打击因此更为沉重。

暗地里与热那亚签下密约的佩利奥格洛，利用所在位置最靠近君士坦丁堡的优势，趁威尼斯舰队去遥远外海的间隙，与城内的支持者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君士坦丁堡。闻讯急速返航的威尼斯舰队，面对大局已定的事实，也无回天之力。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护城内居住地的同胞上船避难，将这些人运到内格罗蓬特的基地。

佩利奥格洛皇帝与热那亚签订的合约内容主要是：热那亚负责对抗威尼斯，不让威尼斯舰队接近君士坦丁堡。作为交换，迄今为止属于威尼斯商人的地盘，除了君士坦丁堡，还有遏制着金角湾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加拉太（亦称佩拉），全数转给热那亚。威尼斯人不仅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意无望，甚至被踢出了拜占庭帝国的整个礓域。

虽然威尼斯仍然掌控着大半个爱琴海，但彼时正值占领巴格达的蒙古人改变政策的时期。蒙古人自1258年攻下巴格达后，从初期的热衷破坏逐渐转向和平，欢迎西欧人来经商，因此不能通过拜占庭参与黑海沿岸的贸易，对威尼斯实在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形势发生了“比较性”的变化。或许是因为轻易地就拿下了君士坦丁堡，佩利奥格洛对热那亚似乎没什么感激之情，他开始后悔不该把好处都给了热那亚商人。当然，威尼斯政府暗地里采取得机智、柔软的外交手段也起到了成效。

7年后的1268年，威尼斯商人又一次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经商的许可，不过丧失了以前那样的特权。而在加拉太，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已颇具规模，威尼斯人想从中介入，并非易事。更何况，从1255年开始，威尼斯与热那亚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交战国双方的百姓，就在彼此的眼皮子底下做生意，虽然那时的商人而言，这种情形属于家常便饭，但终究是令人胆战心惊。

要想知道热那亚人对黑海贸易的重视程度，我们只需看一看如今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多个城堡要塞。至今保存下来的遗址中，除了两处是土耳其人后来建造的之外，其余全部出自热那亚人之手。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是从黑海出发的。彼时正值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的前夕。返程时他们避开了黑海，从波斯穿过地中海，回到威尼斯。1271年带上马可·波罗同行的第二次旅程，他们是从威尼斯出发，绕过黑海，从地中海的东岸进入波斯。回程因为是在20年之后，所以是从波斯经由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Trebizond）先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再从那里返回威尼斯。

围绕黑海沿岸城市的贸易权，威尼斯与热那亚展开了百年的战争。从马可·波罗一行的身上，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些一边避开战火，一边继续行商的商人们的影子。

不仅有马可·波罗

有关马可·波罗的事迹，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我这里无须再做详细的叙述。撇开先行者的伟大这一条，如果说离国多年这件事情，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像上文中提及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20多年在海外经商没有回过祖国的，大有人在。

波罗家的男人们，尤其是马可，无疑比他的同代人们多了一份好奇心，更喜欢旅行，更希望与其他民族交流。当然，第一个到大都（现北京）的西方人是马可的父亲和叔叔，他本人则是首位在（中国）宫廷担任官员的西方人。不过，在他们之后，有不少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也去了大都。

马可·波罗的幸运之处，是遇到了一位将他的见闻记录下来的人。马可在结束漫长旅行之后，卷入了当时不断爆发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在牢中，为打发时间，他向狱友讲述了在亚洲的所见所闻，而狱友将这些内容汇集成文。托此人的福，世界知道了很多东方国家，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才是。

这里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去未知的土地做商业旅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并非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要讲的是继波罗一家旅行不到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名字在威尼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男人们的旅行。

1338年，乔瓦尼·洛雷肖（Giovanni Loredan），和其他5位与他同样出身豪门的商人，出发前往印度德里（Delhi）。他本人刚从大都回来。由于在波罗一家之后，又有若干人去过中国，已经开辟了道路，因此他们可以从黑海深处的塔那走陆地到达萨拉伊（Sarai）。

不过，当时的西欧商人们还不知道顺着伏尔加河航行至河口，再沿着里海南下，翻越帕米尔高原边上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mh）进入印度的这条路线。

为了和印度国王达成交易，洛雷肖一行5人共同出资，购买了当时新型的工业产品钟表和喷水器。洛雷肖个人还带上了佛罗伦萨产的羊毛织物，以便途中变卖换得旅费。

或许因为是首次来访的西方人，平安抵达德里的一行人受到了印度苏丹热烈的欢迎。他们立刻献上钟表和喷水器，苏丹大悦，赐给他们价值高过礼品十几倍的贵重的印度特产。他们带来的其他商品，也在转眼间便销售一空，第一次的印度商旅似乎大获成功。洛雷肖一行在归途中经过波斯时，卖掉了印度苏丹的赏赐品，用这些钱买了波斯的特产珍珠。

如果这些人能平安无事地返回祖国，将缝在衣角里的珍珠哗啦啦倒在桌子上的话，他们会和马可·波罗一样出名。可惜洛雷肖一行没有那么幸运。洛雷肖和另外两位伙伴因病死在了途中，只剩下三个人回到了威尼斯。在坚守法律的威尼斯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死者的权益由遗属继承，那些投资在死者身上的投资人的权益，当然也不会血本无归。

像马可·波罗、乔瓦尼·洛雷肖这样的商人，与大多的同行相比，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异数。如果是热那亚，一定会对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寄予莫大的希望，将他们的大胆作风视作国家的发展方向。

然而，威尼斯却没有这样做。

威尼斯并不是否定或压制本国商人勇敢的探险行为，而是将马伊拉诺这样的普通商人当作国家发展的栋梁。威尼斯人，特别是控制政府的大商人阶级，对于国家的统治，有着与当时其他的国家（现在也一样）不同的见解。

按照字典的解释：

统治一治理国家及其国民。

经营一从事经济型事业。

那么，威尼斯人究竟是如何进行国家统治的呢？我想，用“经营”这个词会比“统治”更加适合。中世纪经济史权威、耶鲁大学的洛佩兹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共和国，犹如现代私人企业一样经营国家。”也就是说，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与热那亚、佛罗伦萨相比，威尼斯更倾向于稳定成长，因为这样更符合经济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使用“行政指导”，特别是在海外局势动荡的这个时期，手段愈发地强硬。

固定航线的确立

被叫作“幕达”（Muck）的商船固定航线制度，建立于1255年。那正是威尼斯长期以来（比较）享受的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开始动摇，与对手热那亚的对决公开化的时期。其他海洋国家也有相同航线的船只集结在一起的“幕达”制度，不过，它仅仅是为了防止商船遭到海战或敌对国舰船袭击这单一目的。而威尼斯的“幕达”航线中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加入了提高海外贸易效率的元素，凝结着威尼斯人智慧的结晶。

“幕达”一词原指昆虫等动物在春天褪去外壳，蜕变，意译是“航海的解禁”，后被用来形容解禁期间出港的商船的固定航线。

最初，组成船队的是私人的加莱船，没过多久，都变成了国有船。数量通常是5艘，有时候也会是10艘。进入14世纪以后，由于加莱船趋向大型化，船队大约由2—3艘组成。船队的首领称作船队长，由政府任命。即使是私人船组成船队的时期，队长也是国家指定的。在战争期间航海时，常常会派加莱军船护卫，不过商用加莱船，包括划桨手在内，有战斗能力的人为数众多，所以它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防卫能力。

船队的航线、目的地，甚至是中途停靠港，全部由国家决定。有时候政府会应因形势，对每一个船队做出不同的决策。船队在春天出港，秋天归来，如果是8月出港，则在海外度过冬天，直至第二年春天再返回。这份航海行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期。

航线有时会因为海外的形势而中断，或是更换目的地，如果用河流来形容的话，以下4条航线属于大河级的航线：

一、希腊航线——船队不仅去君士坦丁堡，常常会有部分船只中途脱离大部队，前往黑海。

二、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

三、亚历山大航线。

四、佛兰德斯航线——大多的船队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然后北上前往欧洲北部，中间停靠英国的南安普顿港（Southampton）。

这些“幕达”，即由数艘加莱商船组成的船队，等到航海期解禁之后，便纷纷离开威尼斯港。每一季出港的船舶数量大约在30—50艘左右。除了佛兰德斯航线之外，所有的船队在通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马塔帕洛角（Matapdo）之前，走的都是同样的航线。马塔帕洛海角附近的海面风向多变，被视为危险之地。闯过这个难关后，“幕达”们分道扬镳，各自向北、东或南航行。由于“高速公路”的完成，每一条航线上都设有领事馆、商馆、修船厂等完善的设施，保证航海和通商在途中不受阻碍。

要解释这些“幕达”为什么如此规划，我必须列出每一条航线的船队负责的不同的进出口商品。

首先是希腊航线，出口的是佛兰德斯的毛织品、佛罗伦萨的纺织品、德国的金属制品和威尼斯的玻璃制品。进口产品包括葡萄酒、橄榄油、果实、丝绸、砂糖、蜂蜜、蜡和染料等。虽然黑海地区盛产小麦、毛皮和皮革，但由于这些产品的单价较低，因此被禁止用加莱船运输。它们只能使用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帆船运输。

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的出口产品也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木材。进口产品以香料为主，再加上大马士革产的丝绸织物、果实、染料等典型的东方物产。

亚历山大航线则清一色是东洋特产的香料。而威尼斯出口的是金属制品、毛织物、木材和奴隶。

佛兰德斯航线是在14世纪初才开辟的最晚的一条航线，出口商品有香料、砂糖、希腊产的葡萄酒（这是英国人的最爱）、高级布料，进口的全是羊毛。这些羊毛，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纺织成高级布料后，销回西欧，可见威尼斯的商业具有中介的特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船都沿着这些“幕达”航行。正如我在上文中将“幕达”比喻成河流，很多小帆船就像流入大河的支流，将船队不去的地方的特产，运到固定航线船队停靠的每一个港口。还有一些大型帆船因为主要运载盐、小麦、木材、腌渍鱼、奴隶等商品，所以会沿固定航线航行。

由加莱船组成“幕达”的船队，虽然在准时和安全性上有优势，但由于需要众多的划桨手，所以运输成本很高。因此，加莱船通常规定优先装运重量轻、价格高的诸如香料、染料、高级纺织品等商品。那些分量虽轻但价格便宜的棉花则要看加莱船是否有空间存放，如果没有，便改用帆船运输。而分量最重的盐和木材，则完全依靠帆船。不过，那些来往于支流的小船，甚至是沿着固定航线行驶的帆船，除了运载商品的期间之外，是不受政府的“行政指导”的。

如果我们在脑海中勾勒一张地中海全域的地图，那么整个图

面上会有4条以威尼斯为据点的横贯东西的粗线，周围有多条细长的纵横短线与主干合流，无数条长短不一的航线，就像血管分布图一样。

在冰箱尚未问世的年代，肉类的保存方法只有盐腌或风干。能吃到没有臭味的鲜肉着实需要好运气。香料是除去肉的臭味，改善味道的唯一办法。自从发现了香料的妙用后，西欧人便无“香”不欢。

香料类似于日本的调料，以鱼为主的日本料理，靠葱、姜、芥末提味，同样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生姜能够让肉变得更为鲜美。其他如月桂树的叶子也是香料的一种，不过这种西欧可以出产。

对胡椒，我想就不用再做什么说明了。肉桂在日本叫作“Niki”，使用方法与胡椒相同。丁香是将花蕊晒干后直接使用。肉豆蔻是一种差不多圆粒糖果大小的树木的果实，用研磨机磨碎后使用。至于生姜，没有日本产的那么饱满，干干的没有水分，看上去像骨头的碎片，要泡过水后才能使用，用途与日本料理一样。

以上这些统称为调味料的各种香料，在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中，可谓是炙手可热的商品。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西欧的肉类料理必不可缺的元素，在意大利随处可见。虽然这时的欧洲人对香料，不像有些国家的人那样视之为珍贵的异国物品，不过也是放在小小的袋子里一包包出售。直到16世纪为止，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叫作“香料集市”的地方，因为生意几乎全部由威尼斯人操控，所以又被称为“威尼斯人的集市”。集市热闹非凡，景象堪为壮观。

正如中世纪的绘画或雕刻中所描绘的那样，装满香料的大麻袋放在店铺的门口，店主随手铲上一勺卖给客户，和日本卖黄豆的情景颇为相似。麻袋口随意张开着，里面的货少了，店主就将袋口朝外翻折，让袋子看起来始终是满满当当的。集市周围弥漫着强烈的香味，味道之浓郁会让人感到头疼。曾经是西欧香料集散地的威尼斯，想必也是这般光景。

印度、锡兰出产的香料，是通过以下4条路线，越过印度洋，被运到威尼斯固定船队抵达的东方港口：

一、黑海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在波斯登陆。穿过波斯，从里海附近的大不里士（Tabriz）前往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

二、小亚美尼亚通商路线：这一条是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线。抵达大不里士的路线，与上述相同。之后取道往西，前往濒临地中海的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Laiazzo）。

三、阿卡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进入红海。从红海东岸的吉达（Jidda）登陆，经由麦加（Mecca）、麦地那抵达大马士革。这一段陆地的运输是靠“沙漠之舟”的骆驼。从大马士革到地中海沿岸的阿卡，大约是三四天的路程。

第四条通商路线则是沿着红海继续北上，抵达苏黎世，或是途中在西岸登陆，顺着尼罗河南下至开罗、亚历山大。也有些船队在到达开罗后，不去亚历山大，而是转向阿卡。

来往于以上这些商路的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些人都是在战火等危险状态下，依然能够继续做生意的老手。哪怕是十宇军的存在，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增加了途中被掠夺的风险，沙漠中的通商，从来没有因此中断。

除了军火买卖之外，一般都是形势越稳定，生意越兴隆。不管是那些穿越沙漠卖商品的商人，还是乘船来买商品的商人，就算他们本身不是和平主义者，也是打心眼里期望天下太平的。然而，现实形势往往不能如他们所愿。从1268年重开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直到1343年重开亚历山大航线的75年中，威尼斯就不得不频繁地更改“幕达”的航线。

撇开1314年建立的佛兰德斯航线不谈，从1268年重新开启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之后，黑海航线、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以及亚历山大这3条航线，真正能做到通行无阻的，只有23年的时间。1291年，作为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叙利亚最后堡垒的阿卡被马穆鲁克王朝攻破。

威尼斯在阿卡不仅设有领事馆，从专门的教堂到面包房一应俱全。对于把此地当家乡的威尼斯人而言，阿卡的沦陷，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除了不能继续在这里做生意，也同时失去了已经成为马穆鲁克王朝大本营的埃及的生意。亚历山大的航线因此关闭。另外一条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也只能走到塞浦路斯便折回返航。因为罗马教皇对十字军的败北十分恼火，严禁与穆斯林做任何商品的交易，哪怕是非军需物质。

不过，从教皇接二连三地颁布禁令可以想象，多少还是有些生意在暗中进行。1302年，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秘密签订了通商条约。

从那以后的20年间，威尼斯与教皇仿佛在玩“捉迷藏”游戏。威尼斯人偷偷去某个城市做生意，等事情快要暴露，便逃到另外的城市。想到从沙漠里来的骆驼也得配合威尼斯人忙着东躲西藏，便让人忍俊不禁。

终于，教皇忍无可忍，于1322年派特使前往威尼斯，将十几名与穆斯林做买卖的商人逐出了教会。这些人都在威尼斯政府担任要职，其中还有一位是圣马可教堂的监察官，这是一个除了元首之外唯一能够享受终身制的职位，虽然权力不很大，却拥有崇高的威信。把这些商人逐出教会在威尼斯一下子成了社会问题。

那些被破门的人们，死后不能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他们的孩子们受洗、结婚都不得以基督教方式进行，社会伤害极大。尽管威尼斯政府提出了抗议，教皇对此还是置若罔闻。无计可施的威尼斯不得不向教皇低头，在之后的23年里，亚历山大港再也没出现过一艘威尼斯的船。

我这样写，似乎会让大家感觉威尼斯忍气吞声地放弃了与穆斯林通商的丰厚利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在现代经济术语中叫作“dummy”（挂名，虚拟）的办法，将目标锁定在东方的基督徒身上。与西方的教徒相比，这些人受教皇的影响较小。

不能和穆斯林做生意？好吧，那就换成东方的基督徒。事情就那么简单。

威尼斯人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东藏西躲地做生意了，交易地就定在塞浦路斯岛和拉亚佐，尤其以后者为重镇。拉亚佐位于塞浦路斯岛的对岸，是一个四周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着的东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小国。它属于亚美尼亚的一个城镇，原本就是东方物产的集散地。拉亚佐集市上销售的香料，自然是途经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运来的。早在教皇大发雷霆的10年之前，威尼斯每年就有船只来往于拉亚佐。或许是为了不让教皇觉察到他们的意图，威尼斯派出的都是私人船只组成的船队。在如今的形势下，他们不过是将所有的航线都换成了拉亚佐航线而已。

就这样，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成了来自波斯、红海的商品集散地。埃及的苏丹在赶走十字军之后没多久，便与威尼缔结了通商条约。由此可见，与西欧人的贸易对埃及来说多么有利。通商条约规定：威尼斯以向埃及苏丹交付年贡的形式，支付商品通过小亚美尼亚国境时的关税。作为交换条件，苏丹不会攻击属于基督教国家的小亚美尼亚。虽然不清楚威尼斯暗地里做了些什么，但从条约精细的内容来看，这非常像威尼斯人的思考方式。

与东方的基督徒通商，教皇也无话可说。于是，威尼斯共和国将亚历山大和阿卡这两个中断的生意的缺口，用黑海和拉亚佐给补上了。这样的贸易维持了21年。

1343年，据有说一位住在塔那的威尼斯人杀了一个原住民，激怒了当地的领主。他下令袭击了威尼斯商人的居住区，烧毁了货品。同时受害的还有热那亚商人。威尼斯人不得不放弃黑海地区主要商业基地之一的塔那。虽然除了塔那之外，威尼斯在附近另外还有如特拉布松等基地，黑海地区的通商并没有因此完全中断，但全面依赖这条航线过于危险。

就像前文所述的有限合资公司的特点，威尼斯的个体商人对分散危险都做得非常彻底。作为整个国家，更不会冒险将筹码全押在一处。于是，他们决定向教皇行贿。

1344年，即一年之后，教皇向威尼斯政府传达了允许他们与伊斯兰人通商的指令。理由是威尼斯对于小亚细亚的士麦那脱离土耳其海盗的统治，做出了贡献。事实上，真正的功臣是圣约翰的骑士团，威尼斯不过是派出了五六艘加莱战船而已。

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的航线得以重新开启。而维持了30年以上繁荣的拉亚佐，也因为失去了其存在的主要价值，沦为东地中海沿岸一个不起眼的城市。因为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货物通过小亚美尼亚商人的中介，无疑是增加了一道流通环节。既然现在可以与伊斯兰世界直接通商，这个环节则可以省去。同样，埃及的苏丹也没了再对小亚美尼亚保持温和的必要，不久后便占领了此地。威尼斯对此也没有强烈的理由反对，反正就算以后形势有变，他们还有塞浦路斯。

那么，另外一条与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佛兰德斯航线又怎样呢？是不是顺风顺水毫无障碍呢？事实上完全不是。航线自1314年开启后才4年，由于威尼斯船员卷入南安普顿住民的纷争，导致英国与威尼斯一时断绝了两国的关系。虽然威尼斯在商业基地布鲁日设有领事馆，商船不至于全面停航，但20年后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使得这条航线再也无法继续。

大约就在同一个时期，热那亚照例又发生了内斗，教皇派的热那亚人与那不勒斯王勾结，皇帝派的背后有西西里王支持，两派相斗日益激烈，西地中海地区被搅得鸡犬不宁。三艘脱离船队抵达西西里港的威尼斯商船，遭到热那亚人的袭击，货物被抢劫一空。如前文所述，热那亚人无论是教皇派或皇帝派，一旦有机会，就会变成海盗，非常难对付。

威尼斯政府评估形势在短时期不会改善，于是决定关闭佛兰德斯航线。即使关闭了航线，威尼斯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欧洲西北部与威尼斯之间的陆地交通状况有所改善，通行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从那之后的40年间，威尼斯完全依靠陆地，与欧洲西北部进行贸易来往。不过，最爱希腊葡萄酒的英国人不知道是如何熬过这段岁月的。葡萄酒经受得住海浪，可受不了马车的颠簸。沿途停靠英国南安普顿港的佛兰德斯航线，一直要到1380年以后才重新开启。

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威尼斯政府依然坚持采用国有船队行驶固定航线“幕达”，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第一、船队由加莱船组成，这种船型适合作为军船。遇到不测时，可以随时成为舰队。

第二、船舶一般在使用六七年后就必须重新打造，其间还有损坏、维护等问题。使用国有船可以让商人们摆脱这些精神及物质上的负担，集中精力做生意。

第三、通过运载香料等高价物品，抵消加莱船高额的人工费所产生的运输成本。此外，固定的航线可以保持出海频率稳定，从而加快资本运转的速度，增加利润。

第四、正因为是国有船，只要支付运输费，任何人都可以装载自己的商品。当政局稳定、航海安全有所保障的时期，政府会采用竞标的方式向私人出借船只。为了防止得标者哄抬价格，排除异己，独占仓位，法律规定了得标者可收取的运输费的上下限。而负责监视各条船的船队长，则是政府任命的官员。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财力雄厚的大商人独占商船相当有效，向所有希望参与海外贸易的商人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威尼斯那样用心地去培育、保护中小商人。关于这一点儿我会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大企业的独占行为，最终会导致国家的整体经济僵化。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的，竟然是掌控威尼斯政权的大商人们。这与任由巨贾独占市场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五、航线的定期化对确保海外市场有利。交易的另一方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安排骆驼商队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受益的威尼斯人基本上独占了香料市场，即使是那些大胆、精明的热那亚商人们也几乎没有插足之地。

第六、政府经过准确的情报分析制定的“幕达”制度，因为是以安全、可靠为首要目的，所以无论是在资本或人力方面，对于促使威尼斯国民广泛地参与海外贸易有所贡献。

第七、强势的行政指导往往容易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威尼斯政府很明白这一问题，所以政府只负责管理固定航线。此的航线完全交由私人打理，新商品及新市场的开发几乎全部出自那些商人之手。但如果贸易地区的形势发生突变，政府判断有必要介入之时，会毫不迟疑地对私营者们发出行政指令。

最后一点好处是，国有商船的固定航线制度使威尼斯共和国的基本方针“国家利益等于私人利益”得到了具体的落实。或许应该说，由于这项制度符合威尼斯人的民族性格，所以才能高效地实施。

海商法

在实施“幕达”的同一年，威尼斯政府颁布了《海商法》（Leggi Marittime，亦译为“海上法”），把所有固定航线有关的事项法制化，以促进“幕达”更有效地运作。

《海商法》的内容包括船队中加莱船的吨位、运载量、运输费的上下限，采用竞标制度时承租人对船只的损伤、修理或沉没所需负担的额度。无论货物大小，必须记录在案，目的是为了在保护货物的同时监管超载的问题。

此外，《海商法》还规定了船长与船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船长有义务给予船员规定的待遇，同时船员必须遵守指示，不得擅自行动。不过，即使真有船员不听指挥，船长也不能当场给予处罚，必须在返港后，向专门负责《海商法》的“海上法庭”（Curiaedel Mare）提出上诉，由法官根据法律在听取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证词之后做出裁决。不仅是船长可以向法庭提出上诉，船员同样也有权利控告船长。

与违反规定的船员要受到惩罚一样，在遇到突发状态时，没有进行合议擅自变更航线的船长同样会受到惩处。如果船长收取了商人的贿赂，按照商人的希望更改停靠港的话，一旦查证属实，则将被处以几乎要倾家荡产的巨额罚金。如果不能让当事人感到受贿是件极不划算的事情，这个问题是无法杜绝的。

当然，《海商法》也针对航海中死亡或受伤的船员规定了相应的赔偿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船员等级最低的划桨手的权利的保证。除了对他们伙食的质量、薪水和损害赔偿有所规定之外，还明确地注明了他们同样有商品买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携带货物上船，在东方卖掉后，再用赚来的钱买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当然，这原本就属于从船长到船员人人都有的权利，划桨手不过是与他们同享而已。

威尼斯政府如此用心良苦地考虑到划桨手的权利，并非是尊重人道主义精神，在中世纪还没有哪个民族有保护人权的观念。

正如第二章所述，划桨手之于加莱船，犹如马达之于游艇。而且发生战事时，这些数量最多的人员是作战的主力。对于以加莱船为核心的威尼斯国家而言，划桨手们是一群不可或缺的男人。因此，保证这些人的权利，只是政府精心规划的经济运营中的一项必要措施。

当年为划桨手专门设计的防弹衣（准确地说是防箭衣），至今仍然保存。正因为将他们视为战斗的主力，才会出现这样的装备。如果是奴隶，才不会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

这些威尼斯的划桨手们有一个习俗。每次用餐时，会邀请他们的守护神圣佛卡（Foca）同桌共食。当然圣人是不会现身的，他的那一份食物就多了出来。于是，大家每个人都出一份钱，以圣人餐费的名义存起来。等船靠港后，再将这份钱捐给当地的贫民。在中世纪，相同职业的人通常都有共同的守护圣人，以增加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的荣誉感。

为了说明“有限合资公司”和“幕达”，这里涉及很多与14世纪有关的内容。本章叙述的是12世纪后期到15世纪前期的“威尼斯商人”，我把14世纪以后的事情放在最后一段讲，其实是有理由的。

以1300年前后为界，首先航海技术发生了革命，紧接着是船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业技术出现划时代的变革，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种形势之下，商人的类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指南针与航海图

首先，由于指南针、航海图以及被称为“Tavoladi Marteloio”的航线一览表出现，引发了航海技术的改变。这3样东西逐渐成为航海的必需工具。

据说早在9世纪之前，中国人已经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它被阿拉伯人带到地中海，在1302年经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改造，提高了性能，从而在地中海地区的船员中迅速普及。之后（14世纪中），它又经过了数次改良。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航海图（portolano），是1270年绘制的，通常称为“Carta Pisana”。它是意大利另一个海洋城邦国家比萨的商人所制作的。而现在能够考证的威尼斯人最古老的航海图制作于1300年，而威尼斯人可能在此之前就开始使用航海图了。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海图已经绘制得相当准确。特别是他们活跃的主要舞台地中海流域的精确度，甚至当今仍然适用。不过，那时的海图上北欧一片海域的情况就不怎么准确了。

“Tavoladi Marteloio”是一种将东西南北分为32个区的图表。但船员们对它的依赖度不如指南针和航海图。

计算航线与目的地间的距离，一般是根据风向，再利用指南针和航海图，用三角法测量法计算而出。但这种方法唯有航海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很快得出答案。毕竟海上风云多变，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计算上。可是，如果使用了航线一览表，就算没有快速读懂航海图的能力，或者不擅长三角法计算，只要能使用指南针、航海图，并懂得一些简单的计算，便可以很快地算出航线。换言之，即使不是航海老手，也可以追随着不断变化的风向，迅速决定航线。

这种方法在威尼斯人中得到广泛使用，却不怎么被热那亚人重视。或许他们自认为是航海的天才（事实亦如此），对这种给门外汉使用的道具不屑一顾。相反，威尼斯是一个喜欢机械化和合理化的民族，能让越多的人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就越能提高经济效益。

这些技术革新，大幅度地延长了航海的周期。无论是下雨、起雾、阴天，甚至因受制于肉眼能见度而无法出海的冬天，都能航行。技术革新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以往3月末才开启港口，如今可以提前到2月甚至1月。固定航线也做了日程上的调整，冬天出港的船队5月末返航；夏天出发的，则在秋天或初冬归来。一年只有一次的航海机会，变成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会有两次收益。

与此同时，英国、佛兰德斯的毛纺业，以及德国的金属工业也蓬勃发展，销往西欧的货物随之增加，大大提升了当地的购买意愿。对于东西方贸易中介的威尼斯而言，这是一个经济飞跃发展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这个好机会，对船舶做了结构上的改造。

船的变化

1300年前后，北欧的圆形船，传到了地中海流域。它是一种吃水线较高的四角帆船，叫“柯克船”（Cocca）。由于它节省人工，即运输成本，因此受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注目。

首先，帆船与加莱船相比，原本人工费就比较低，另外，四角帆还可以根据风力的强弱，随意调整风帆的面积大小。而三角帆则需要卸下帆桁换上其他的风帆，或者是推着帆桁变换方向。操作的简单化，意味着减少了劳力。

如第二章中所述，地中海流域风向多变，仅靠四角帆航行，会浪费不少时间，于是出现了三角帆和四角帆并用的方式。

北欧帆船的另一长处是船舵的位置。由于加莱船的船尾呈锐角，因此必须左右各设一个舵。圆形船的船尾是直线型的，所以只需要一个船舵，便于操作。很快，两个舵的大型帆船就在地中海消失了。原本意指北欧船的“柯克船”，成了圆形帆船的统称。

就在这个时期，作为地中海海洋国家代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不得不面临船舶结构的选择。

热那亚最终决定全力投入大型帆船，甚至建造了千吨以上的船只。热那亚港口水深，而且他们的主要商业航线是从西地中海跨越大西洋，再加上无法确保划桨手的数量，因此使用大型帆船对他们来说比较便利。说实话，大型帆船非常适合热那亚人那孤注一掷的独行侠气质。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尽管也追赶船舶大型化的风潮，但依然坚持以加莱船为主的一贯方针。一直要到15世纪初，他们才开始建造作为军船用的大型帆船，最大的排水量在720吨左右。

威尼斯港口的水位浅，大型帆船在亚得里亚海无用武之地。当然最大的理由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在东地中海一带，与不得不越过大洋的热那亚相比，大型帆船的棱用率很低。另外，威尼斯可以从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招募划桨手，与人口只有威尼斯的一半，而且周边没有类似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劳力供给地的热那亚相比，威尼斯减少船员数量并非是特别迫切的问题。

以往的加莱船称“Galea Sottile”（细身加莱船），大型化之后叫作“Galea Grossa”（宽身加莱船），由于是为商船而开发，所以又称加莱商船。两者的差异不仅是船体的宽度。

“细身”船的桅杆是一到两根，“宽身”船一般都是三根。而划桨也从原本两人并排的“布雷米”（Biireme），变成了三人并排的“特雷米”（Trireme）。大型化后，船的受风阻力变大导致速度减慢，因此需要通过增加船帆和划桨手的数量来加强动力（速度甚至超过以前）。船大了运载量自然提高，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节省人工意味着成本降低，利润增加，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对于热那亚大型帆船一个船员可拥有10吨货物的运载量，威尼斯的加莱商船每个人只有一吨的份额。威尼斯是如何弥补这之间的差距的呢？

首先，作为威尼斯固定航线主力的加莱商船，必须优先运载香料等高价货物，因此缩减了不少差距。不过，真正让威尼斯能与热那亚抗衡的武器，是航线的安全性和定期性。威尼斯人凭借航行安全、航期稳定这两个优势，不仅可以和东方的卖家讨价还价，压低产品的价格，而且快速的资金运转，也增添了高利润的可能性。虽然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海上保险制度，但没有哪个威尼斯商人会为走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上的货物去购买保险，因为他们对固定航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绝对的信心。

其次，热那亚虽然有大型帆船，但千吨级的毕竟数量极少。哪怕普通级别的大型帆船，仍然需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人员以便船只正常运转，不可能过分精简。此外，为了航行的安全，还必须配备一些专门的战斗人员。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到了17世纪，英国的商船仍然规定每位船员只有5吨货物的运载量。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之外，热那亚大多数船只的情况应该也是这样。

再次，如果帆船的大小不一，也就是说船只速度不同，是无法组成船队的。而热那亚人又是最受不了步调一致的，他们的船大大小小，按照不同的船速，各走各的路。这样，自然会增大风险。热那亚的保险制度之所以发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每一次航海，他们要支付大约是货物总额的两成的保险金。

综合以上两个竞争对手的各自利弊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威尼斯选择加莱商船作为规定航线的主力，是没有错的，他们绝对有能力对抗换成了大型帆船的热那亚。

中世纪的“金融区”

作为改革的第三项，同时又是中世纪特色之一的商业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从簿记（bookkeeping）的普及开始的。

传说簿记是由威尼斯人发明的。实际上，它应该是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普拉托（Prato）的一位商人想出来的，不过，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是威尼斯人。这种可以让交易内容一目了然的复式簿记法，很快地就在威尼斯、热那亚乃至西欧的商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称复式簿记为“Venziana”——威尼斯式。

簿记不可欠缺的阿拉伯数字，要归功于13世纪将它引进欧洲的比萨人。最初，因为它是异教徒的产物，多少受到了来自教会等方面的阻挠。不过，阿拉伯数字的便利性，是罗马数字无法相比的。它不易写错、看错，还有0的概念。所以，纵有教会的妨碍，它还是在讲求实惠的商人们之间广为流传，威尼斯甚至还设立了专门教孩子学习阿拉伯数字的学校。

商人们通过使用阿拉伯数字记录的复式簿记，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直接参与的生意的全貌，而且还可以了解通过海外代理人进行的贸易明细，全盘掌握商业的进展。这对威尼斯商人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簿记的发明和阿拉伯数字的引进功劳不归威尼斯人，但近代意义上的银行的创立，却百分之百是他们的功绩。

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种叫作“Banco”的银行。店铺的桌子上到处堆着金币银币，主要从事的是汇兑或借款业务。而威尼斯人创建的银行，因为店铺的桌上只有账簿，所以又称“书写的银行” （Banco di Scritta）。

在里亚尔托桥的桥端有一座里奥多圣雅各伯教堂（San Giacomo di Rialto）。教堂的入口前是一条建有屋檐的长廊，这里成了“银行街”，总有四五位银行家坐在那里，桌上放着账簿。在教堂门口公然地做金钱交易，这实在是太像威尼斯人的作风了。不过话说回来，里亚尔托桥下的大运河两岸，原本就是贸易的中心，把银行设在此合情合理。再说银行家与东奔西走的贸易商不同，大多时候都是坐着的，找个有屋檐的地方也无可厚非。

教堂的钟楼后来装上了挂钟。不知是不是巧合，如今去银行，在最醒目的地方都能看见挂钟。

随着这些银行的开业，当时的里亚尔托，给人一种不同寻常之感。从北（伦敦）到南（开罗）的商人们对它的印象，大概与现在我们听到金融区、华尔街时的感觉相似。

虽然没有《华尔街日报》那么高端，当时的里亚尔托也有类似的商业小报，我们不妨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前一日交易的收盘价，按商品种类分开，派发给顾客。

商人们会参考报纸上的价格进行交易，成交后便去银行办手续。他们在银行都有账户，只要告诉银行家向某某人的账户汇入多少钱，银行家依嘱登记在册，钱就这样过了户。商人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提着装着金币银币的袋子去做生意了。

受托将钱汇入他人的账户，银行家并不会提供收据证明。银行有账本的副本，始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因此没有开具票证的必要。

威尼斯的商人们通常会同时和数家银行来往，想与威尼斯做生意的其他国家的商人们基本也都在威尼斯的银行开设了账户，所以账户之间的金钱流动非常方便。即使在威尼斯银行没有账户的人也可以通过威尼斯银行和自己的银行间的操作，即汇票形式，进行异地付款。这样，除了能够降低随身携带钱币的危险，商人们不必非得将卖货的收益，用来购买商品。

汇票使得商贸活动更具有灵活性。它不仅用于商业，对于那些编制舰队、设立大使馆等需要大笔资金流动的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创新。

距今800年之前，威尼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近代规模的银行。那么，他们是怎样处理银行业务之一的融资呢？

涉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威尼斯人实在太精明。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竟然是国家。那个时期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百年战争，正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政府为了筹集军费煞费苦心。

当然，银行也针对个人进行融资，但仅限于贷款，不做投资。也就是说银行不会利用债权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在威尼斯开设银行，需要事先向国家交3000里拉的保证金，其中也有付了保证金，却因为过度贷款而倒闭的例子。不过像佛罗伦萨那样借钱给外国的国王，结果因国王战败，导致银行收不回本钱破产的情况，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威尼斯，经济界的主角不是银行，而是从事实业的商人。银行只是一个从侧面协助的配角，帮助商人们的经营活动更为合理化和效率化。曾经有人提出疑问：作为中世纪经济一大中心的威尼斯，为什么没有像同时期的佛罗伦萨那样，出现巴尔迪（Bardi）、贝鲁奇以及后世的美第奇家族等以银行为中心的大企业集团？我想答案就在于此。同样，这也是日后控制热那亚政治、经济的圣乔治银行，不会在威尼斯出现的原因。

如果将美第奇家族所代表的企业比作财阀的话，威尼斯商人们选择的就是商社模式（贸易公司）。

对于经济，我是个外行。写簿记、汇票这些专用名词时，一点儿实际的感受都没有。之所以要提出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如果不做这些非科学的假设，很多事情就无法说清道明。

首先，财阀型代表了大企业优先的经济，最终必然走向垄断。在优先发展大企业的前提之下，金融业纯粹是一个依靠贷款收取利息和本金的机构，自然是选择条件良好的企业作为融资的对象。因此，不会产生扶植弱势的中小企业的概念。

而商社则是销售他人生产的商品。卖方越多，对买方就越有利。相反，买方越多，卖方不用出手也能削价，同样有利。习惯于这种经营模式的人，不太会产生独占市场的想法，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不利于经营的概念。

当自己处于买方立场时，如果竞争对手过多，可以组成企业联盟共同采购。例如对埃及香料的采购，威尼斯政府就经常下令，指示在当地的威尼斯商人们组成“卡特尔” 注释1 。

反之，如果作为卖方企图独占市场的话，威尼斯的“公平竞争委员会”会立即介入，严惩不贷。曾经有商人采购了大量的住宅用建材，打算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政府迅速出手干涉，没收了货物，改用竞标方式销售。按照威尼斯政府的规定，买家的购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且在出售必须依循市场价。

Carterl :“同盟”，即为协调生产、价格和商品市场而组成的独立的商业组织联合体。——编者注

靠塞浦路斯的甘蔗栽培和开发盐田发迹的威尼斯当时的首富费德里柯·科纳（Federico Corner）被中小商人们控告违反禁止垄断条例时，政府并没有因为他是首富而改变一贯的立场，针对科纳要求购买砂糖或盐时必须同时购买棉花的销售手段，对他发出了违背国家方针的警告，命令他在塞浦路斯不能硬性搭卖商品。除此之外，政府还对科纳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以防他利用雄厚的资本在威尼斯建立垄断体制。

从上述的内容，以及固定航线全部使用国有加莱船，给予没有能力拥有商船的人们参与海外贸易的机会等措施，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对于保护、培养中小商人的政策执行得相当彻底。这一切并不是中小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向政府争取而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正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大商人们。

威尼斯共和国通过执行全力支援中小商人健全、活跃的商业活动这一贯的经济政策，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经济僵硬化。这样的构想，也是它有别于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特别之处。换言之，唯有非金融资本主导的威尼斯，才会制定禁止大企业垄断的政策，政策才能够得到公正、彻底的实施。

虽然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企业，但我对日本商社的运营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从商社的本质来看，威尼斯人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只有从商社式思维中才能产生，在日本应该没有得到高效的实施。因为相比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去扶植中小企业，反而是威尼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做法，更能彰显中小企业存在的价值，而且地位更为稳固。说到底，威尼斯人是被称为将自己的国家当作私营企业来运营的国民。

要论述14世纪以后威尼斯商业技术的革新，就不能不谈及货币与税制的问题。

在我以前写的有关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传记中，出现的货币就是威尼斯金币达克特。文中出现的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罗马人、米兰人、费拉拉人（Ferrara），甚至是法国国王，大家要的都是达克特：可见威尼斯的货币是当时的国际货币，而且一直到某个时期为止，主要以银币为主。它是1202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为了筹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费而铸造的，称为“格罗索”的（Grossode Argento）的大额银币。大银币直径23毫米，重量2.18克，纯度高达0.968，几乎就是纯银，在之后的300年间始终保持同一标准。这种大额银币的“格罗索”很快地就成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流通货币。

“里拉”也是常常出现的货币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货币存在，它只是一种记载单位。“1里拉的格罗索”等于240个大银币。我觉得它和英国的几尼（guinea）相似。

市内流通的货币是叫作“皮可洛”（piccolo）的小银币。直径14毫米，重量0.362克，纯度25%。“1里拉的皮可洛”是240个小银币的意思。制作银币的原料，从德国、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矿山进口。

西欧最早的金币，不是威尼斯所制，而是1251年热那亚铸造的“热那维诺”（genovino）。第二年，佛罗伦萨也铸造起著名的“弗罗林”（florin）金币。因为正好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从北非进口黄金。

威尼斯铸造金币是在1284年，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晚了30年。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大银币”在国际上十分通行，没有立刻铸造金币的急迫性。第二是威尼斯支持的拉丁帝国的金币，因国体衰退而纯度降低。这个时候，如果威尼斯发行本国金币，势必会引发拉丁帝国的经济走向最终的崩溃。

虽然被对手抢先了一步，但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的威尼斯人的特质，同样也反映在金币铸造上。

称为“达克特”的威尼斯金币，重3.56克，和“弗罗林”重量相同。不过与18K金的“弗罗林”相比，“达克特”是24K金，纯度达到99.7%，几乎等同于纯金。“达克特”自1284年发行以来，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始终保持了相同的纯度。

虽然发行了金币，不过在10多年时间里，贸易结算、银行账户乃至国债，使用的仍然是“大银币”。直到14世纪初期，由于白银的供给量减少，金币与银币的关系才出现变化。1328年，政府介入，制定了1达克特等于24个大银币的固定汇率，原本由银币主导的货币市场转向以金币为主。

为了保证本国币值的稳定，威尼斯政府常常出手“行政指导”，比任何国家都付出了更多的、不懈的努力。如果说威尼斯国库的收入基础依靠国债，大家大概更能理解这番努力。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的威尼斯人没有什么所得税、地产税、直接税等概念。所谓的税金就是间接税。

绝大部分间接税来自以里亚尔托为中心的交易所，以及德国商馆等的交易税，税率只有交易额的1%。由于交易总额庞大，累积的交易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除此之外，还有消费税，主要针对葡萄酒、肉、盐、橄榄油等产品。税金包含在价格中，购买商品时等于自动交付了消费税。

另外，因筹集军费等目的，政府会发行国债。这种短期的临时国债，利息高达12%—20%。中世纪时很多城市都发行类似的短期国债，利息通常都会达到20%。

如果依靠税收来填满国库，不仅会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而且会削弱国家或城市的财政。于是，威尼斯想到了发行长期国债。利息虽然只有5%，但由国家负责每年派发两次利息。根据记录，威尼斯政府持续支付利息的时间长达百年。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回报稳定的长期国债，受到相当的好评。由于它的安定性，作为保证财产的投资手段之一，稳健型的投资人首先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也有人是鉴于它价格稳定，容易转手的理由。银行也会购买国债，甚至是威尼斯近邻的一些专制君王们，因担心自身的地位不稳，也会去买威尼斯的国债以防万一。这种做法与现代的独裁者把钱存在瑞士银行，算是同工异曲。

威尼斯是欧洲第一个发行长期国债，同时也是最早拥有直接税概念的国家。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国债，不是全部销售给希望购买的人，还有一部分属于强制购买。被强迫购买国债的人，都是高收入者，其中包括拥有威尼斯市民权的外国人。

1379年到1380年正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时期。为了筹集军费，威尼斯做了一次资产调查。根据保存下来的调查记录，被认定为资本家的有2128人。虽然不清楚当年确切的人口数字，不过从前后关系推算，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1.4%左右的人成为课税的对象。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主的数量。

在这些人之中，因14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革获得参政权的贵族有1211人，可以说贵族阶级几乎全部榜上有名。其余的917位市民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蔬果商人。（详见下图）

个人财产申报按家庭住址在各个区域同时进行。或许我们会立即想到是否会有虚报，不过威尼斯的管理不是靠人的良知，而是巨额罚款，所以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超过了人们预想。

政府根据这些富人的财产数量，按比例分配国债，强制他们购买。前文提到的元首雷涅罗·泽诺留下的遗产中有大量的债券，就是这样买下的。

以上例子很好地显示了由大商人组成的威尼斯统治阶级以“给执政者需要的正义，给人民需要的面包”统治国家，应该说经营国家的理念。

我想写的《威尼斯商人》既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马可·波罗般的冒险家。他们是一群非常平凡的商人。与12世纪后期的自己带着商品出海，一生从事海外贸易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等商人相比，这些人多少有所改变。航海技术的进步，船舶构造的变化以及商业技术的革新，是促使他们转型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以及威尼斯政府的扶植中小商人的政策，就不会有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Andrea Barbarigo）这般的男人出现。

又一位贸易商

从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的姓氏判断，他属于威尼斯的贵族阶级。但作为商人，他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他的生辰年月不详，根据其他资料推测，1418年时他应该是18岁。

就在前一年，担任固定航线船队队长的安德烈亚的父亲，由于在亚历山大航线的回程中违反了航海规则被处以一万达克特的巨额罚金，全家因此破产。第二年的1418年，安德烈亚拿着母亲给他的200达克特，开始了商人的生涯。这是一笔绝对不用担心会被强制购买国债的小本钱。

首先，他担任了加莱商船负责战斗的弓弩手，这是国家为没落的贵族子弟提供的职位之一。担任这项职务首先可以学习航海技米，同时因为船员全体都被允许携带商品上船，所以可以学习如何在东方销售商品，然后再用赚来的钱买下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出售的经商技巧。

按当时的惯例，贵族子弟在学完文法和算术后，十四五岁时作为加莱船的弓弩手出海，进行实地学习。因此安德烈亚在18岁之前应该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在亲人照顾下的学习，与既要自食其力又要学本领的情况还是很不同。纵使18岁之前的安德烈亚有过做弓弩手的经验，那也是在他父亲的保护之下。

不管怎么说，年轻人在反复的航海过程中，慢慢地成长为船员、战士和商人。通常，在结束这段实地学习之后，他们会被派驻海外，负责父亲在海外的事业，同时也接受其他人委托的海外派驻员的工作。代人买卖所收取的手续费，代销是商品总额的2%，代买是1%。

可是，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没有那么幸运。他作为弓弩手积累了航海经验之后，又做了海上法庭的书记员。虽然这也是国家为救济没落贵族子弟安排的一种工作，但这个地方是学习法律的最佳场所。

1431年，安德烈亚31岁，持有的资金已经增加到1600达克特。他将所有的资金，再加上借来的钱，全部投入了贸易。这个时期的安德烈亚，究竟是在威尼斯还是海外，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我认为，他应该身在海外，而且担任海外派驻员，奔波于多国之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日后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同时指挥20位各地的代理人呢。

39岁时安德烈亚结了婚。身为巴尔巴里戈家族的成员，他的妻子当然也是威尼斯的贵族卡佩洛（Capello）家的女儿。新娘带来了4000达克特的嫁妆，这些钱也全部给安德烈亚拿去做了投资。他十分热衷于此道，曾经因为投资过度，为了10达克特，而不得不典当戒指。

威尼斯的商人似乎都有把妻子的嫁妆拿去投资的习惯。其中更有像之前提到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还是新婚便带着新娘的嫁妆出国行商，20年未归的鲁莽汉子。好在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婚后决定安心留在威尼斯。与其说是他的决定，不如说是形势所趋。距离马伊拉诺的时代，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年，此时的威尼斯商人即使留在本国，仍然可以活跃在海外贸易的第一线。

之后的10年，安德烈亚一直待在威尼斯。按照威尼斯的惯例，贵族到了40岁左右的成熟年龄，有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的义务。尽管安德烈亚经历曲折，估计还是尽了贵族应尽的义务。他涉入政治究竟有多深，不得而知，不过他积极经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他的簿记被完整地保留至今。

根据这本簿记的记录，他与巴勒斯坦、叙利亚、西班牙、佛兰德斯、英画等将近20位海外驻员签下代理人合同，让他们负责海外的业务。安德烈亚指挥代理人，向东方出口西欧各地生产的羊毛织物，从埃及进口香料，从叙利亚进口棉花，从君士坦丁堡进口金饰品，从黑海的塔那进口小麦，然后再将这些进口商品转手销往西欧各地。货款的支付或收取，都通过银行汇票的方式。可见，他很明白使用汇票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资金。

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解决了所有货物的运输问题，因此尽管进出口量很大，安德烈亚本人却没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只。他只需要每天来往于里亚尔托，便能从事海外贸易。（参照上册“香料之路”图）

像他这样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必须了解很多事情。特别是以下几项，需要每日学习。

一、政府（实际上是元老院）决定的各船队的停靠港以及装载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的规定。

二、埃及苏丹和拜占庭皇帝对威尼斯商人的待遇。那些君主们的态度宛如猫眼般善变，必须时刻掌握最新的动态。

三、准确预测海盗或敌对国的行动对航海安全的影响程度，然后再根据商品的种类，决定是使用安全系数高但运费昂贵的加莱商船，还是安全系数较低但运费便宜的帆船运送。

四、尽早获取各地物产当年的产量、品质以及价格波动的准确信息。

五、了解各地的局势。一旦发现当地有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事先抢购商品。

这些消息的来源，有些是与安德烈亚同等阶级的元老院议员提供，有些来自海外驻扎人员的报告，或是在里亚尔托和同行们交流中所得。

安德烈亚根据这些情报做出决定后，用限时派送的方式，迅速将信件发给海外各地的人员。所谓的限时派送，不是用一艘船投递信件，而是在各个停靠港换船派送。有重要的交易时，为了确保对方能够收到自己的指令，安德烈亚会写7封同样内容的信件。比如说要寄到巴勒斯坦的阿卡，三封经由克里特，三封经由亚历山大，还有一封自己留底。那是没有电话、传真和互联网的时代，中世纪的商人们非常勤于写信。

海外驻在员中有些人是安德烈亚的亲戚，有些则是外人，他们都不是仅受雇于安德烈亚一人。驻在员们可以同时成为数位雇主的代理人，依照合同，收取相应的手续费。所以对安德烈亚这样的商人而言，必须尽快地将指令送到驻在员的手中。

在这10年里，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似乎收获颇丰。1443年，他买了新房子；1449年去世时，他留下了1.5万达克特的资产。虽然算不上是大富豪，但肯定属于被政府强迫购买国债的富裕阶层。

以上描述的就是威尼斯商人的身影。尽管这些生平事迹无法让他们成为影视剧中的主人公，但他们是支撑威尼斯经济的栋梁。当这些商人们从政时，会出现怎样一个政治形态呢？我将在接下来的第五章中讲述。

第五章

政治的技术

……我们必须经常思考的，是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将降低伤害作为真正的目标，处理所有的危机。因为一个完美、没有任何缺陷的制度，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14世纪前夕，威尼斯准备进行一次改革，以决定共和国未来的政治体制。通过改革确立起的这个政体一直持续了500年直到共和国瓦解为止。这是当时的人们，上至权贵下至百姓，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改革的推动者是一位刚满38岁的男人，名叫皮耶托·葛登尼哥（Pimo Gradenigo）。只有他和几位理念一致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即将实施的改革的成败将决定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命运。

对威尼斯而言，那是一个危机四起的时代。

独占东地中海贸易的体制崩溃，已没有重建的希望。十字军的惨败，让教皇怒不可遏，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变得十分困难。

西欧的形势也不乐观。各国都开始走向中央集权化，民主政体停滞不前的意大利各个自治都市（Commune，又译为“城市共同体”），纷纷在摸索建立更为强势的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开始是自立为王的僭主制，之后因教皇、皇帝追认了事实，又演变成君主制。政治生态面临急剧变化。

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下，威尼斯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与对手热那亚的战争状态，打打停停持续了50年，非但没有决出胜负，威尼斯一方还处于下风。威尼斯人也开始认识到需要一个有优秀治理能力的政府，即强权的政体。不过，素有中世纪最商业化国家的威尼斯，选择了与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不同的政体，准确地说是创立了一种新制度。

维持共和政体的辛劳

从外海经过利多外港进入威尼斯的潟湖，只要不是雾气笼罩，整个威尼斯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宫殿、钟楼、元首官邸远远地浮在海面上，仿佛电影中的画面。

从利多去威尼斯，只需在海上直行便可抵达。一路所见，不禁令我想起去佛罗伦萨郊外别墅时的情景。大门口有一排柏木树，笔直地伸向别墅，沿着一棵棵大树往里走，大屋的正面渐渐地呈现在眼前。同样，当船接近威尼斯城时，首先看见的是清晰可数的宫殿的窗口，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宛如精致的蕾丝般的窗饰。待船继续前行，两岸一边是威尼斯城东的国有造船厂，另一边是圣乔治和朱代卡岛，那些站在玫瑰色元首官邸廊柱下的人们的表情似乎一目了然。此刻，大运河的河口就在眼前。

这里是威尼斯的大门玄关。海上之都的正面当然是向着大海。无论是从东方还是佛兰德斯返航的固定航线商船，都会经过这条水路回到祖国。担任科佩尔（Capodistria）总督的皮耶托·葛登尼哥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归国就任时，便是在祖国派出的12名特使和5艘加莱船的簇拥下通过这条水路，抵达圣马可码头的。那是1289年12月3日。

如今只剩下观光价值的威尼斯，在冬季相当冷清。然而，在700年前，12月却是一个充满了朝气的季节。为了赶在圣诞节前售出商品，急急返航的加莱船队接二连三地进入港口；那些在附近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做买卖的小帆船，也为了与家人共度这神圣的节日，纷纷回国，大小船只淹没了港口。位于正面玄关深处的里亚尔托一带，更是热闹非凡。那些希望在年终最后赚上一笔，然后赶回家乡的德国、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们都铆足了劲儿，吆喝不停。

国有、私营造船厂和船帆布纺织厂也没闲着。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回港的冬天，正是这些工厂赶工修理的旺季。

冬天的威尼斯，无论是船还是人，都比夏天要多得多，洋溢着一派蓬勃生机。新任元首坐船前往圣马可码头的途中，一定会听见从码头一带的造船厂内传出的修理工不停敲打榔锤的声音。

元首官邸正对着圣马可码头。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元老院议员和豪门的代表们集聚一堂，在此恭候皮耶托·葛登尼哥下船。

在政府任职的男人们，穿着代表他们各自官位的紫红或朱色的宽大外套，衣长及地，拜占庭式的大袖口袖子。冬天，外套内会加一层毛皮的里衬，单边肩膀上一年四季挂着细长的黑丝绒的披肩。

元老院的议员们穿着同款黑色的外套，搭配红色的丝绒披肩。医生、律师等没有官职的人同样也是黑色长衣。所有人都戴着与外衣颜色相同的黑色的无檐帽。当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西欧，流行紧身裤配华丽短外套，威尼斯男人们的这身装束，在其他西欧人眼里，一定充满浓浓的拜占庭风味。在威尼斯，只有还没长出胡须的年轻人，才穿紧身裤和短外套。

说到胡子，这一点又很像拜占庭，即希腊式。威尼斯的男人们通常下颚都留着茂密的胡须，这让他们细长的脸显得庄严。

与其他意大利人相比，威尼斯人的个子较高，不知是不是因为长至地面的外套的影响，他们的动作也较缓慢，给人一种稳重的印象。外国使节应邀参加聚会时，常常会被同席的威尼斯人的气势所压倒。

从仅存的资料中显示，皮耶托·葛登尼哥似乎就是一位典型的威尼斯人。面对这些迎接他回国的威尼斯的权贵们，他应该发现大多数人的茂盛的胡须已经发白，比他年长许多。38岁的年轻元首，的确是一个特例。

为了庆祝新元首的到来，以圣马可教堂为首的威尼斯的各个教堂同时敲响了钟声。年轻的元首在钟声中，穿过面向码头的小广场（Piazzetta），被人领着进入了右侧的元首官邸。他登上中庭的台阶，准备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从宣誓仪式开始。元首面对政府的全体官员以及威尼斯的权贵们，宣读长长的誓词，保证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威尼斯共和国没有成文的宪法，誓词相当于宪法，内容繁多，其中包括不得与外国女子结婚的条例。这一条是为了消除共和国最高地位的领导人受其他国家影响的隐患。

宣誓结束后，元首由人协助脱去黑色的帽子和外套，换上金光闪闪的织锦缎长披风，戴上称为“角”（Como）的元首专用冠帽，正式成为共和国元首。盛装的新元首，率领着参加仪式的全体成员，前往元首官邸边上的圣马可教堂，接受在那里等待的威尼斯市民（形式上的）的批准。

宽敞的圣马可教堂内人头攒动，连二楼的阶梯上都站满了人。可是，百姓们的反应却异常冷淡。无论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入场，还是到弥撒结束离去，虽然响起少许欢呼声，但很快就消失在四周冰冷的沉默里。年轻的元首肯定清楚其中的原委，已预料到市民的冷淡反应。

一个月前的11月2日，前任元首乔瓦尼·丹多洛去世。死讯传出后，市民们聚集圣马可教堂，召开市民大会，会上雅各布·蒂耶波洛（Jacopo Tiepolo）被推选为新元首。尽管没有立法，但是新元首由1172年成立的共和国国会选出，早就是持续了百年以上的惯例。因此，议员们对民众选出新元首颇感无趣。

雅各布·蒂耶波洛不想自己成为市民大会和国会对立的借口，主动离开威尼斯，回到家乡特雷维索（Treviso）蛰居。国会在对包括雅各布·蒂耶波洛在内的候选人做了慎重的审议之后，选出了新元首，他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

共和国议员们并不是因为尊严受损，才故意选了一个与市民大会相左的人物。主要是因为议员们的判断基准和一般的市民有所不同。

其实，雅各布·蒂耶波洛并没有什么缺点，他大胆而慎重。从之后辞任的决定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着优良的政治平衡感和冷静性格的人物。议员们认为他不适合做元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雅各布·蒂耶波洛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出任元首；二是他作为军人的经历过于辉煌。

相反，市民们似乎对于出身名门、富有、经历辉煌的人物有莫名的憧憬。雅各布·蒂耶波洛之所以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是因为他完全具备了这3项条件。可国会议员们偏偏认为这3条对共和国是一个危险。

另一位皮耶托·葛登尼哥，论出身，一点儿不输给蒂耶波洛。威尼斯人效仿十二使徒，将建国初期的一些著名家族称为“使徒” （Apostlica），其中葛登尼哥家族就是使徒之一。相比之下，蒂耶波洛家族只能算新贵。

尽管葛登尼哥的祖父曾做过克里特总督，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海军战将，但是这个家族从来没有出过一位元首。葛登尼哥本人和其他名门子弟一样，在十四五岁时去海外学习军事和商业，在海上度过了将近20年。回到陆地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科佩尔总督，除此之外，政治、军事上没有任何建树。只有官员们才知晓他沉着冷静的性格。

不知道推举他的议员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将引发一场改革进而决定共和国的命运？想来大多人只是希望意大利不要步其他国家的后尘走上君主制。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数次遭遇向君主制演变的危机，而制造这种危机的，一概是在政治军事上有不凡建树，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元首们。所以，元首的人选才会让议员们煞费苦心。

下面举几个制造危机的元首的例子。

首先要说的，是在第二章中所介绍的建立起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威尼斯商业发展奠定基础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统治的末期，他曾经试图将元首地位改为世袭制，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共同元首。然而，奥赛罗二世这个在其他国家可能被视为平常的心愿，在威尼斯却无法实现。

经过这件事情学聪明了的威尼斯人，将奥赛罗二世的子孙赶出威尼斯，在选出新元首的同时，另外又任命了两位元首辅佐官。没有这两人的同意，元首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

第二个例子是元首维塔·米迦勒二世（Vital II Michele）。自1096年至1172年的76年间，米迦勒家族有62年占据着元首的位置。这些人个个表现优秀，受到人民的尊敬。可是当米迦勒二世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们担任要职的行径开始变得露骨时，依然引发了人们对他的不满。

其实米迦勒二世对威尼斯的经济做了不少贡献，但他犯下一个错误，没有和元首辅佐官商量便擅自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合约，这是明显的僭权行为。感觉到周围气氛异常的米迦勒二世，表示出隐退之意，可惜无济于事。他在准备退隐的圣萨卡利亚修道院（Chiesa di San Zaccaria）的门口，遭到了刺杀。

就在这一年，共和国国会（Maggior Consiglio）成立。在此之前，元首是由市民大会推举。实力雄厚又有知名度的人物往往容易当选。国会成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候选人仅依靠人气胜出的可能。操控市民大会，将民众的意愿引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其实并非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只需事先做一点儿筹划，再找若干共鸣者声援，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便有机会成功。威尼斯以往不乏类似的例子。某个人登高一呼，边上立刻有些人跳出来表示赞成，乘着这股劲头儿获得了全民的拥戴。

但是从1172年开始，元首选举改为由共和国国会推举，再经市民大会获准的方式。那一年当选的元首，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塞巴斯蒂安·齐亚尼（Sebasttian Ziani），显然这是国会为了防止米迦勒等豪门专横而做出的选择。

凭借地中海贸易，一代创下财富的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以他商人的直觉经营政治，治理国家，对讲求务实的改革派而言，那的确是一段硕果累累的太平时期。初建不久的共和国国会，首先选出4位代表，再由他们选出100名议员，任期一年。在葛登尼哥实施改革之前，这种选举方式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变动，由少数人选出全体议员的规矩基本没变。阶级问题没有成为矛盾的焦点，虽然市民大会对决议的事项只有事后承认通过的权利，但它仍然是当时最高的国家政治机构。

尽管元首改由国会选出，但不是每个议员都拥有投票权。基于过往的经验，威尼斯人再也不相信多数人的集会就能做出公正的选择，所以连投票者都需要经过挑选。他们采用的是威尼斯人独特的方法：抽签加选举。光凭抽签，或许会比较公平，但容易产生不当的人选。可如果仅靠选举，又无法回避选举运动所带来的弊端。

首先，从共和国国会的议员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出30人。这30个人再抽签淘汰，人数减至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0人。当选的40人抽签淘汰，留下12人。

由这12个人选出25人。当选的25人抽签淘汰，留下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5人。当选的45人抽签淘汰，留下11人。

由这11个人选出41人。最后的这41个人，才是有权选举元首的投票者。

元首候选人必须获得41票中的25票，才能当选。这种选举制度虽然极为复杂，但好在谨慎小心，而它真正的精髓是内含了败者复活的理论。

即便是如此严格选出来的元首，威尼斯人似乎还是认为有必要对其权力进行限制。在纯粹商人出身的齐亚尼元首时代，辅佐官的人数从两人增加到6人。六个行政区各推举一名代表，元首的家族成员一律不允许担任辅佐官。辅佐官任期为6个月，不得通过再选连任。元首未经辅佐官同意，不能做任何决定的约束，也明确地成了法律规定。

话说回来，纵使设置了层层关卡，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君主制的阴影。继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之后，奥里奥·马斯特罗皮耶罗（Orio Mastropiero）担任元首。从这两位的姓氏上判断，他们均来自新兴阶级。在他们两人以经营私人企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这个时期，的确是不用担心君主制的问题。可是，接下来的元首是恩里科·丹多洛。

如第三章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述，恩里科·丹多洛利用十字军东征的机会，连本带利狠狠地赚回了投资。作为商人，他的手腕完全不输于齐亚尼、马斯特罗皮耶罗。但是他来自丹多洛家族，这是威尼斯名门中的名门。这位家世显赫的人物，在垂垂老矣之际，不仅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世界最大的都市君士坦丁堡，而且占有了克里特岛等地的领土，为威尼斯建立起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毋庸置疑，他受到了威尼斯人民的爱戴。如果恩里科·丹多洛打算做君主国的君主，想来也会获得人民的支持。就算是他本人不做君主，让儿子继任元首，估计也没多少人会有站出来反对的勇气。

民众喜欢英雄。恩里科·丹多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他在出征之前，委任儿子拉尼尔在其留守期间，代为行使元首的职责，而且明确地表示，没有人比儿子更适合托付大权。恩里科·丹多洛本人在赢得全面胜利的一年之后，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君士坦丁堡。拉尼尔·丹多洛（Rariier Dandolo）成为下任元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拉尼尔·丹多洛比其他人想得更深更透。自己不仅来自名门，还有一位功名显赫的父亲，如果真的继任元首，沉寂许久的旧势力一定会重新抬头。因两位来自新兴阶级的元首的连续执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阶级对立，恐怕又会风云突起。

于是，拉尼尔推荐了性格谨慎、有做事能力的皮耶托·齐亚尼（Pietro Ziani），即塞巴斯蒂安·齐亚尼的儿子，作为下任元首的候选人。在皮耶托·齐亚尼当选元首后，拉尼尔作为舰队总司令率军出海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战死沙场。像拉尼尔·丹多洛这样为了国家利益而甘居二线的人物，在之后的威尼斯历史上层出不穷。

最后一次危机，就是市民大会选出了雅各布·蒂耶波洛。明知当选元首却远走国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想必是与拉尼尔·丹多洛有同样的考虑。

年仅38岁成为元首的皮耶托·葛登尼哥，面对摇摆不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决定做出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强劲，同又不会变成君主制的体制。

政教分离

在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权力结构的定义有两种：由上至下和从下往上。

由上至下指的是：上帝、教皇、皇帝、领主，权力由上至下递减。教皇党与皇帝党为了教皇与皇帝的地位孰高孰低，相争不休的根源正在于此。这种权力结构形成的体制是君主制，因为这些人的地位都是以任命方式决定的。

另一种从下往上，则是由居民共同体选出代表，权力结构当然是由下往上递增，即民主政体。

两种体制都建立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之上，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两种权力结构也都有无法忽视的缺陷。

首先，从上至下的权力结构中，宗教被允许介入。耶稣的继承们完全忘记了“恺撒（皇帝）的归恺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诲，将皇帝的统治权与神的训诫相结合，情况因此变得复杂。

另一方面，从下往上的权力结构，同样也存在问题。它的问题是很难控制民众的欲望。正如前文所述，操控市民大会并非难事。

因此，务实的威尼斯人避开意识形态，将焦点锁在如何尽量减少实际危害这一个问题上，最终想出了两种类型混合的体制。

首先是防止宗教的介入。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一国之长元首的权威，是上帝所赐予。国旗和货币上都印有圣马可之狮的图案，这一点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一国元首是由国民推举的代表以投票方式选出。何况，为新元首加冕的，是元首辅佐官中最年长的一位，而不是作为教皇代理人的主教，这一点又属于第二种。

圣马可大教堂可谓是威尼斯的主教座堂，但它是作为元首个人的礼拜堂而建的。在其他国家，必须是有主教座位的教堂才是主教座堂，而威尼斯的主教一直待在位于造船厂林立的城堡区，从没挪过地方，始终远离政治、经济的中心。

因为供奉守护圣人圣马可，圣马可教堂收到大量善款。这些钱并不是交给受教皇支配的主教，而是选出类似于圣马可财团理事的监察官，由他们负责打理。监察官有9位，没有薪酬，终身任职，与威尼斯共和国官员中唯一终身制的元首享受同等待遇。监察官终身任期的目的，在于排除罗马教廷的干扰。甚而有之，与民众有密切关系的教区的神父，也是由教区内居民推举，然后提交主教做象征性任命。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曾经感叹地说过我在任何国家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不是。”

对威尼斯人而言，政教分离不过是恪守了耶稣的教诲，让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这样做对神，对人类都有利。

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对威尼斯人的圣物信仰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嘲笑打从骨子里就是精明商人的威尼斯人，竟然会崇拜不知是哪个人身上的骨头。威尼斯人圣物信仰的风俗的确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不过作为防止宗教介入政治的对策，还真是一个巧妙的办法。

信众需要信仰的对象通过信仰获得心灵的安慰，宛如在天堂预约下了位子。如果众人信仰的对象是传闻中的圣人的一块遗骨，或者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的碎片，哪怕是最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被物品所煽动，因此不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尽管购买圣遗物需要用钱，但这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而另一方自认为是理性的佛罗伦萨人，不信仰圣遗物，只信仰活生生的圣人，因此常常发生被宗教人士操控的事件。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要问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哪一种方式为民众带来安宁的信仰，降低了实际伤害，我想是威尼斯略胜一筹。

正因为政府有如此缜密的考虑，才让威尼斯人保持了自由，没有卷入十字军的狂热、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偏激、猎杀巫女、异端审判等疯狂行径。中世纪的言论自由，只存在于罗马教廷威慑力不足的地方。在这方面，威尼斯可谓是自由的天堂，马丁·路德、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等的著作随处都能买到。

威尼斯人基本上成功地排除了因宗教介入所带来的弊害，可是如何抑制民主主义政体容易滋生的人的欲望和野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还是得小心从事。

我手里有一张用颜色区分的14世纪初和15世纪初的意大利势力分布图。在14世纪初，从中部向北的部分，有各种颜色的小型共同体、僭主国，色彩斑斓，仿佛打翻了水彩盒。到了15世纪初，独立的小型共同体完全消失，单色块的版图变大，可见，仅仅100年的时间，势力分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国纷纷统合为君主国或共和国，如同五彩缤纷的小花，变成了大瓣的花朵。注释1

威尼斯以大运河为界，河岸两边各有三个行政区。在皮耶托·葛登尼哥进行改革前的国会议员的选举，如前文所述，是每三个行政区选出两位代表，由这4个人共同推选大约占国会议员总数一半的100位议员。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来说，保证了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参选的权利，并且只要拥有威尼斯的市民权，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国会议员。

参见《文艺复兴的故事01 ：文艺复兴是什么》彩插。——编者注

但实际上势力家族垄断的倾向非常严重。只要几个家族联手，很容易选出4位代表。这4个人自然是把票投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100人。以1292年的选举结果为例，仅孔塔里尼（Contarini）家族就有18人当选议员。另外的福斯卡里（Foscari）家族有10人，莫罗西尼（Morosini）家11人当选。

共和国国会的议席都这样被豪门瓜分，由国会指定的政府各委员会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对于必须极度防范个人权利集中才能成功的共和制而言，绝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除此之外，任期过短也是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会急着在任期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难免草率。时间有限，在选拔人才上也容易优先考虑自己的内亲外戚，而不是那些经验丰富的适任者。对于一个要在对外竞争中胜出的国家而言，这种低效的人才运用方式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做法。

理论上是一个能够反映每一位市民心声的民主政体，事实上却是少数人、少数家族横断独行。当时的威尼斯人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

皮耶托·葛登尼哥一上任，就开始考虑如何减少这些弊害，但他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

首先，他不想刺激共和国最高决定机构的市民大会。大会推举雅各布·蒂耶波洛的余波未平，如果此时有不满政府的豪门与民众联手，便会上演西欧典型的反政府运动。葛登尼哥绝不想这种事情在威尼斯发生。

同时，他也不想无端地去刺激那些满足于现状的势力家族。他们在各方面都有民众拥戴，也不能让这些人有借口与平民势力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葛登尼哥担任元首的三年前，国会曾经提出过一次改革方案，建议只有其先祖在国会曾经拥有过席位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议员。方案最终因以乔瓦尼·丹多洛元首为首的现状维持派的反对，遭到了否决。

所以，皮耶托·葛登尼哥在等待时机成熟，一等就是8年。好在元首是终身制，他有这个条件慢慢地等。

政治改革

1297年，已年届45岁的元首，向共和国国会提交了以下改革法案：

共和国国会所有现任议员，以及在之前的4年里拥有议员席位的人，若能获得“四十人委员会”的12张选票，即可当选终身议员。

提案自然受到了大多数现任议员的支持，现状维持派也没有提出反对。而那些视市民大会为国政最高机构的民主派们，因为提案将使议员的人数增加至目前的近两倍，有扩大民意的功效，所以同样没有表示异议。

两年之后，为了补充上述的内容，元首又提出了另一条法案。

经元首以及6位元首辅佐官推荐，并获得“四十人委员会”半数以上赞成票者，可成为共和国终身议员。

这条法案同样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立法。

如果补充法案没有被通过，葛登尼哥的改革目标，大概只能算达到了一半。因为通过这第二条法案，他成功地让那些非豪门出身的有识之士进入了国会。不少长年身居海外，与祖国关系疏远而无缘政治的人们，有了进入国会的机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巴勒斯坦阿卡地区长期占布重要地位，后因1291年阿卡被击败十字军的埃及所占领，不得已返回祖国的一批人。他们中间有12个家族成了共和国国会的新成员。

与其说这是对归国者的对策，倒不如说是葛登尼哥看中了这些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男人们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可以帮助共和国在今后遭遇各种困难时摆脱困境。

后世曾有人批评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是让既有的贵族阶级独揽政治大权，把平民排除在外。我认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地回避使用“贵族”这个词语，以“豪门”或“势力家族”代替。因为在改革前的威尼斯，贵族与平民之间没有明显的划分，直到这项改革之后，拥有共和国国会议席的人，才开始被叫作贵族（Gentiluomo或Nobile）。所以，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贵族，在改革前的威尼斯是不存在的。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有特权阶级存在的国家是不可能形成共和政体的。或许有人会以威尼斯共和国的例子来反驳我，因为在威尼斯，除了贵族之外，其他人都无法获得任何（政治上）的地位。

“但是威尼斯的这个现象，并不能攻破我的观点。因为威尼斯共和国所谓的贵族阶级，只有名义上的特权。他们并非依靠不动产的收入生活，庞大的资产来自贸易。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城堡里，也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司法权力。其他国家的贵族所享受的特权，威尼斯贵族完全没有享受到。”（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雷恩教授，是研究威尼斯历史的最高权威。他甚至拒绝使用“关闭国会”（Serma dell’ Maggiore Cotisigllo）这个词汇。雷恩认为这个传统上被威尼斯历史研究学者们惯用的词汇，并没有传达出真正的历史事实。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根本不是关闭国会，而是对外开放。

的确如雷恩教授所言，改革增加了国会的议席，它非但没有向市民关上国会的大门，反而建立了从市民中选拔人才的机制。议员世袭制的制度是在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13年之后，到1323年才制定的。

议员任期的终身制，在强化了国会权限的同时，也使得市民大会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虽然市民大会正式失去国家最高机关的资格，要在很久之后，但它当时已经失去了权利。13年之后推出的议员世袭制，算是彻底完成了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

如今提到世袭制，肯定是人人喊打。但是请大家想想，在14世纪，有什么机构能够培养政治精英？又有什么公正的录用规则来招用这些人才？在那个时代，有关这方面的教育，唯有依靠父亲传授给儿子的方式。

国会议员的世袭制度，等于建立起了一个专业的政治阶级，成功地抑制了个人野心，以及容易与个人野心相勾结的民众的暴力。同时，它也防止了因由上之下的权力结构而无法避免的教皇或皇帝的介入，摆脱了趋向君主制的危机。从这个时期开始，威尼斯成了一个贵族制的共和国。

从现在开始，我会使用“贵族”一词。贵族的子弟，如果是嫡子，只要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5岁时即可登记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到16世纪时，年龄规定降至20岁。

议员的人数，会根据人口的增减有所变化。1311年时，议员数为1071人；1340年是1212人；1437年是1300人；1490年是1570人；1510年则是1671人，占成年男子总数的3%左右。

国会每周日在元首官邸内的大会议厅举行。议长由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担任。会议不对外公开，与其说是为了保守秘密，不如说是杜绝议员对旁听席上的听众做出刻意的影响。若干年前，英国国会曾经就是否在议会内设置摄像机发生过争论。反对者的理由之—，就是摄像镜头会让议员有意识地感到观众的存在而失去平常心。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观点。

在之后的500年里，这个共和国的国会，成了官家“货仓”，包括元首在内的政府所有官员，都是从这里推举产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威尼斯的社会结构，从之前的势力阶层与一般市民的划分，变成了是否在国会拥有一席的区别。不过，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贵族只拥有参与政治这一项特权。

在第四章中，我曾经介绍过1380年（即改革后80年）的被认定为资本家的一览表。如表所示，威尼斯的富豪，并非由贵族独占。不少贵族更不是马基雅维利口中的“靠贸易获得了庞大的资产”。与其他国家的贵族相比，这些人的经济状况只能用“朴素”来形容。反倒是经济型的中产阶级，属于安定稳健派。他们是支撑威尼斯国家制度的不容忽视的稳定要素。

法律也是一视同仁。不仅如此，为了保护市民权利不被贵族侵害，还设有专门的委员会。任何市民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告诉。相反，对贵族就没有什么保护委员会了。正可谓是“给贵族以正义，给国民以面包”。

同样，贵族在税制上也没有特殊的待遇。第四章中我曾经讲到过一种类似于直接税的长期国债的强制购买制度，资本家必须按其财产的总额，购买相应比例的国债，哪怕是贵族，也不能幸免。这就是威尼斯贵族与别国的贵族们的不同之处。他们在获得贵族的荣誉和享受参政这唯一特权的同时，必须承担带头守法、带头纳税、带头站在战斗第一线的义务。

奎里尼-蒂耶波洛之乱

皮耶托·葛登尼哥为了避免内部的对立，尽量地让统治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可是就在他实施改革后的第十年，即1310年，爆发了威尼斯千年历史上最大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反政府叛乱。参加这场叛乱的几乎全部是在国会拥有议员席位的贵族们。

这场叛乱在500年后，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战士们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因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而失去权力的民众，为争取民主的一场义举。且不论事实如何，皮耶托·葛登尼哥是一个极力铲除独裁和多数人统治，建立少数精英体制的铁腕人物，对叛乱绝不会手下留情。话说回来，如果雅各宾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知道这次叛乱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肯定会改变他们对此的评价。

内乱往往是因外政的失利所引起的。这一次的叛乱也不例外。

威尼斯利用费拉拉（Fenrara）因僭主上位发生混乱之际，趁机军事介入。结果，不仅军事上没捞到便宜，政治上也输得一败涂地。

费拉拉是正式属于罗马教廷的领地。威尼斯为了确保自己在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利益，出兵进攻费拉拉，彻底惹恼了教皇。

当时位于阿维尼翁（Avignon）的罗马教廷，将全体威尼斯人赶出了教会。威尼斯人遭教会破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宗教上的不自由忍一忍总会过去。可是这一次的破门，还包括不准其他基督徒与威尼斯人通商的禁止令。对于依靠贸易生存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国会上，马尔可·查里尼（Marco Querini）对主战派的领袖皮耶托·葛登尼哥元首发出责难，并且提出了与教皇妥协的方案。元首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过一段时间便能熬过困境。元首的意见得到了朱斯蒂尼安、莫罗西尼等家族的支持，大多数议员也表示赞同。其实，葛登尼哥本人也承认出兵的失策，已经考虑向阿维尼翁派遣密使，收买教皇解除破门令，以不损伤名誉的方式从费拉拉撤军。但是正在筹划中的事情需要保密，不可能向超过千人的国会议员广而告之，知道内情的只有6位元首辅佐官和“四十人委员会”中的3位委员长。不了解情况的马尔可·奎里尼却一心认为葛登尼哥改革后的政府机制，缺乏治理能力。

皮耶托·葛登尼哥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男人。我在第四章中曾经讲述过当教皇颁布禁止与伊斯兰教教徒通商的法令时，威尼斯通过小亚美尼亚的基督徒，间接地与穆斯林继续来往，就是现代经济用语中称为虚拟（dummy）的钻漏洞方式。当初想出这个点子的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可以说，他是一位能够面不改色地向教皇行贿的基督徒。

那时的教皇，是被但丁痛斥为缺乏法的观念、行为肮脏的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如果公开地向他表示屈服，还不知道会遭到多少刁难。大多的议员们即使不了解秘密交涉的内幕，至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对元首给予信赖。反倒是马尔可·奎里尼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问题是他是名门一族的当家人，要网罗一定人数的党羽并非难事。

其实，马尔可·奎里尼与皮耶托·葛登尼哥还有个人恩怨。由于他是费拉拉战争的指挥官，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打算杀了元首，解散葛登尼哥一手建立的国会，将共和国体制改为君主制。而他心中最佳的君主人选，是其女婿贝雅蒙特·蒂耶波洛（Bajamonte Tiepolo）。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的父亲就是那位获得了市民大会的推举，却因国会提名皮耶托·葛登尼哥而没能成为元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当年雅各布为了避免国家分裂，选择了急流勇退，但他的儿子贝雅蒙特却恨透了葛登尼哥。

贝雅蒙特憎恨葛登尼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0年前，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担任莫东总督时，由于生活豪侈，其奢华程度不亚于君主，从而引起政府注意，派人去莫东调查，结果发现了他滥用公款的事实。贝雅蒙特因此受到罚款的处置。由于罚金数目巨大，他自己无法承担，最后靠向友人和妻子的娘家借款才算付清。贝雅蒙特认为对他的处罚就是葛登尼哥在幕后主使。话说回来，性格豪放、平易近人的贝雅蒙特并没有因此失去人气，每当他带着大批随从街上走过，总是获得到四周民众投来的赞许的目光。对葛登尼哥心怀不满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决定参加马尔可·奎里尼的谋反行动。

还有一位主谋，名叫巴巴多·巴杜尔（Barbado Badoer），也是位贵族。巴杜尔7年前曾担任过元首辅佐官，与葛登尼哥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他负责与帕多瓦的教皇派打交道，当时意大利的皇帝派势力明显减弱，而葛登尼哥及其同伴又不肯屈服干教皇，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皇帝派。巴杜尔深感国家权力掌握在这帮势力日渐衰退的皇帝派手里，威尼斯的未来必有危险。他的反叛，完全是来自扭曲的爱国心。

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大宅都在隔着大运河的圣马可教堂对岸、朝向里亚尔托桥的一侧，因此决定6月14日半夜在广场集合。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兵分两路出发。

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跨过里亚尔托桥，南下至圣马可广场的东侧，奎里尼的队伍则沿着几乎平行的路线抵达广场的西侧，双方在此汇合。

而巴杜尔则率军从帕多瓦沿布兰塔（Brenta）河南下，出亚得里亚海后，通过基奥贾港进入威尼斯潟湖，然后将船停泊在圣马可码头。待东、西、南三面的军队全部聚集之后，一举向元首官邸发起攻击。

行动差一点儿就如期进行了。

14日入夜后，里亚尔托桥上闪过一个人影，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匆匆地渡过大桥，没有人察觉到异样。

子夜前夕，两个男人敲响了元首官邸的大门。他们一位是平民，一位是这个男人居住地的负责人。正准备就寝的葛登尼哥，听见下人的呈报，又折回起居室。屋里除了下人之外，还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人吓得牙齿直打战，话也说不清楚。这位平民经常出入奎里尼府，原本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可事到临头又心生恐惧，向住区的负责人将此事全盘托出。

葛登尼哥处乱不惊、当机立断的性格，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听完报告后立即部署了应敌之策。

首先，他火速向国有造船的工人家里发去了召集令。没有近卫军的威尼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同时，又命令下人去向元首辅佐官等官员报信，让他们带上武器赶来官邸。这些官员都是确定无疑的亲元首派。

元首也没忘记向基奥贾的总督下达命令，严令他在当地阻击巴杜尔的船队，制服叛军。就在政府的快船驶向基奥贾之时，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当接到召集令的人们陆续到达官邸门前时，突然刮起了大手持武器的工人们在强风下坚守着圣马可广场，贵族们则负责官邸的警备。

叛军一方，此刻却发生了问题。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袭击位于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国库的行动，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因此延误了到达圣马可广场的时间。巴杜尔的船队也由于天气的缘故，没能按时出发，途中又是险象环生。结果，准时到达广场的，只有奎里尼的队伍。

严阵以待的工人们与奎里尼率领的反叛军展开了激战，比原定人数少了2/3的叛军明显处于下风。最终，奎里尼战死，他的一个儿子也被杀，侥幸逃生的只有奎里尼的弟弟皮耶托和另外几人，奎里尼的部队就这样被全数歼灭。

迟到的蒂耶波洛军队，还没赶到圣马可广场，便迎面遇上了政府军。两军在狭窄的巷中对峙，蒂耶波洛一方的人数同样寡不敌众。受到后面不断涌上来的人流推挤，政府军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在政府军的猛攻之下，蒂耶波洛一方节节败退。

碰巧这时，从小巷两边并排而立的民居的窗口，有一名妇女朝下扔出一个石臼（另有花盆一说），石臼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蒂耶波洛军的旗手头上，旗手应声倒地。不见了军旗的叛军士气大减各自抱头逃命。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也不得不带领残余暂时撤退。他们穿过里亚尔托桥后，破坏了桥梁，躲进蒂耶波洛的大宅死守。

坐镇元首官邸内的葛登尼哥，不断接到捷报，马尔可·奎里尼战死，巴杜尔就擒。曾经作为最年长的元首辅佐官，也担任过副元首的巴杜尔和他的队友们，身上绑着锁链从帕多瓦被押送至圣马可码头，随即被关进了监牢。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了解蒂耶波洛性格的元首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手段，势必会导致无谓的流血牺牲，于是以流放海外的条件，要求蒂耶波洛放弃抵抗。蒂耶波洛接受了协议。

以巴杜尔为首的被捕的叛军们，在接受正式的审判后，纷纷伏法。

巴杜尔在一周后被斩首，蒂耶波洛的家宅被拆毁，空地上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叛国的罪行。

奎里尼的家宅则被拆了2/3，因为奎里尼家三兄弟之一的乔瓦尼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可剩下1/3的房子也无法再住，于是国家出钱买下这部分房产，拿到钱的乔瓦尼，在其他地方重新购置了住宅。

那位向蒂耶波洛军队的旗手扔石臼的妇女，获得了她所希望的政府的奖励。她提出的两个希望，一是节庆日时可以在家中的窗口悬挂威尼斯国旗，二是不得调涨房租。这位女子的房东是圣马可教堂的“财团”，也就是政府。根据1468年的记录，这间房子的租金在158年之后一直没变。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及其余党虽然保住性命，流亡海外，却没能过上悠闲自得的日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被事无巨细地上报给威尼斯政府。查阅这些记录，仿佛在读一本精彩的间谍小说，其中甚至还有女间谍。

威尼斯政府就是根据这些情报，牢牢地监控着那些叛军。哪怕只有一个人有异常表现，威尼斯政府立刻会要求当地的政府将他们流放。在以蒂耶波洛为首的叛军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集结各地的皇帝派卷土重来，因此威尼斯政府始终绷紧着神经。

就这样，流亡者们被遣散到四处各地，渐渐地便成了一盘散沙。在此期间，威尼斯政府伺机派出杀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斩草除根。马尔可·奎里尼的一个弟弟就是这样被暗杀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最后不得不向其母亲一方的家族求援，逃往克罗地亚。他在事件发生的18年后死去，死因不明。

这就是在18、19世纪时被奉为民族主义先锋的事件真相。参与这场叛乱的平民，只有一位隶属于画家工会的男子。

十人委员会

除了改革国会，葛登尼哥遭到后世批判的另一项作品，就是在叛乱发生两个月之后创建的简称“C·D·X”的“十人委员会”。

以防止反国家阴谋为目的而建立的“十人委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权限逐渐增大，成了一个决定秘密事项和重大裁决的审议机关。

10位委员从由国会推举的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中选出，任期一年，不可兼任其他职务。任期届满后，至少休职一年以上，才有资格再次参选。

委员长有3位，每人轮值一个月。为了防止与外国人或者是有意影响裁决的人士做私下交流，委员长有避嫌的义务。因此，在担任委员长期间，宴会就不用说了，连在街上散步都不行。这种寡淡的生活不可能持续长久，所以任职期限定一个月。

每一位贵族都希望能够成为“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有机会参与重大事项的审议和决定，权力对从政者是无法抗拒的魅力。当然，这个职务是没有俸禄的。

话说回来，也不是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都有资格参选“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元首和6位辅佐官的家族成员，一开始便失去了资格。名为“10人的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元首及其辅佐官，再加10位委员，因此，根据一个家族一名委员的原则，家族其他成员必须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与教廷有关联的也不能成为候选人。如果哪个家族中有人当上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或者说这位枢机主教成了教皇，在他驾崩之前，这个家族的成员别想进入“十人委员会”。

“十人委员会”是接触国家最高机密的机构，威尼斯人觉得有必要做谨慎的考虑。

虽然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时代，“十人委员会”遭受恶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并非如此，甚至受到了那些把政府的治理能力看得比意识形态更重的现实主义者的赞誉。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的执政者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十人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是由10位委员、元首、6位元首辅佐官共17人组成。但如果面临重大事件，在保守机密和讲求效率的前提下，为了慎重地做出决定，也会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20位临时委员，组成37人的委员会。

促成37人委员会成立的首次大事件，发生于1355年。它的影响程度，与当年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叛乱不可同日而语。此次事件不仅震撼了意大利，整个欧洲都为之侧目。因为叛国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元首本人。

元首法利耶之乱

时间距离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他是在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发生后的一年去世的。在这50年间，无论是威尼斯与热那亚陷入泥沼的关系，还是意大利各国君主制导致小国合并的形势，都没有任何改变。

阴谋的发生，大抵起因于芝麻绿豆的小事。

位于元首官邸一楼的海军部的一间屋子里，来自丹多洛家族的乔瓦尼，正对着一个叫伊沙内罗（Isarello）的人大发雷霆。原因是乔瓦尼推荐了一个船员，却遭到了水手长伊沙内罗的拒绝。

乔瓦尼·丹多洛怒不可遏地质问伊沙内罗：“你哪来的胆子，竟敢抗令！”

“哪怕是上头的命令，不合格的人就是不能上船。”伊沙内罗据理力争，完全没有让步的意思。

在威尼斯，类似这般事情，上级的命令并不是绝对的。因此，乔瓦尼除了暴跳如雷，无计可施。

然而，离开海军部的伊沙内罗，却咽不下这口气。他随即前往附近的海员集会所，向聚集在那里的同伴们大吐苦水。“毛头小伙一个，仗着贵族的身份指手画脚，他懂什么船上的事情！”边上的人你一句我一语地同诉愤怒之情。

不久之前，一群由市民组成的舰队被火速派往前线，接替好不容易才摆脱与热那亚的苦战回到威尼斯的国家海军出征，结果打了胜仗。参加了战斗的伊沙内罗及其伙伴们，自然是意气风发。

“就因为交给那帮贵族，威尼斯才被打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众人纷纷表示同意。

此时此刻，这群水手们的怒气仅仅是针对乔瓦尼·丹多洛，只想着好好教训一下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眼看就快到官厅关门的时间，他们十来个人来到元首官邸门前，来来回回地走着，等着丹多洛出来。乔瓦尼·丹多洛闻讯后惊慌失措，同僚们都下班走光了，他仍然躲在房间里不敢迈出大门。无奈之下，他向元首报告了此事。

元首马里诺·法利耶（Madno Fdier）令人把伊沙内罗带来，呵斥他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不该做出如此莽撞的举动。伊沙内罗听从元首的命令，解散了聚集的伙伴，丹多洛这才平安地回了家。

当天晚上，元首悄悄地派人去伊沙内罗家，将他叫进官邸。席上，元首向伊沙内罗提出，希望平民们协助自己推翻贵族制，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威尼斯。

伊沙内罗即刻点头答应。还建议让他的好友、在平民阶级中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卡兰达里欧（Cdendario）加入此事。卡兰达里欧是石匠工的总管，也是位拥有私人船舶的富豪。伊沙内罗估算，他本人和卡兰达里欧可以召集到20位小头目，他们每个人各自又能找到40个帮手。

元首法利耶表示一切交给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处理，决定于4月15日的深夜在元首官邸集合。之所以将行动时间定在4月15日，是因为第二天星期四是元老院、“十人委员会”、各行政部门开会的日子。全体贵族集聚一堂的国会日是在星期天，元首存心避开这天，是考虑到800人的叛军，要对付超过千百人的贵族，肯定吃亏。

可是，这个阴谋在召集人马的阶段就出了麻烦，大多的受邀者都拒绝加入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元首。而且参加筹划的人比预想中的多出很多，消息不胫而走。

听到传言的几位贵族，向元首做了报告。法利耶却回答说不必大惊小怪，并没有下达追查的指示。但直属“十人委员会”的谍报网，掌握了确切的情报，参与阴谋的人，接二连三地遭到秘密逮捕，未酿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贵族们的声音开始变大，要求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召开会议讨论。既然有人提出了要求，元首只好召集开会，决定对此事展开调查。没料到结果竟然查出阴谋的核心人物是元首，他立即被禁闭在官邸的一间房里。

4月16日，“十人委员会”召开会议。由于要对重大事件做出裁决，因此又选出20位临时委员，加上6位元首辅佐官，共36人出席会议。当然，元首是不会出现了。

当天傍晚，委员会对已经被逮捕的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做出了裁决，两人均处以绞刑，并且于深夜在元首官邸内执行。几天以后，被处以绞刑的增加到11人。

对于元首马里诺·法利耶的判决，委员们几乎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进行了讨论。17日，元首被带进“十人委员会”的会场，聆听了对他的判决。当日傍晚，在官邸内庭通往二楼回廊的宽敞的台阶上，71岁的元首接受斩首之刑。讽刺的是，仅6个月之前，他刚在这里宣誓就职。

在所有政府官员的见证之下，刽子手手起刀落，只见一股鲜血喷出，被摘下金线织花锦缎冠帽、露着苍苍白发的头颅，滚落在地。“十人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用长矛挑起元首的头颅，从官邸的阳台上，对着外面聚集的民众大叫：“叛国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义得到了伸张！”

整个事件受到处罚的人数详细见下：

斩首1名，绞刑11名，终身刑3名，1年徒刑1名，流放5名，缓刑31名。马里诺·法利耶的财产遭没收，其妻同时也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孙女的露西亚，自愿隐居修道院。

现在，如果去威尼斯参观元首官邸，会看见在官邸最大的一个房间，即共和国国会会议厅的墙上挂满了历代元首的肖像，只有一处画着黑幕，这里本该是马里诺·法利耶的肖像。黑幕上写着：“因他所犯叛国罪而被处死。”

由于事件的戏剧性，刺激了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法国画家）以画，拜伦以文，多尼采蒂（Donizetti）和罗西尼（Rossini）以曲……艺术家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故事。在大多的作品中，马里诺·法利耶的悲剧原因，缘起于其妻与年轻的贵族米伽勒·斯泰诺（MichdeSteno）之间的爱情。年轻人中伤了元首夫人，却只受到轻罚，元首对此愤愤不平，才挑起了事端。不过，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而传说中的主角之一的米伽勒·斯泰诺，倒是在事件发生45年之后，当选为共和国元首。

如果威尼斯成为一个君主国，大概没有人比马里诺·法利耶更适合做君主。他的家族是在11世纪时已经出过两位元首的名门。他本人在壮年时期，曾经担任过负责君士坦丁堡周边警卫的海军司令，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并且数次作为大使，被派往各国的宫廷。当选元首时，他正被派往位于阿维尼翁的教廷，与热那亚进行困难的和平谈判。他与国外的重要人物们也交情甚深，当时被誉为最知性的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就是他的挚友。换言之，当时在国外最有名的威尼斯人便是马里诺·法利耶。

除此之外，法利耶还是一位不辱贵族之名的商业高手，在奔走于各国之间忙于公事的同时，仍然不忘操纵各地的代理人，兴隆生意。这样一位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样样出色的人物，自然有着极高的人气。当他被选为元首，从阿维尼翁赶回威尼斯的时候，受到了民众迎接凯旋将军一般的热烈欢迎。

如果是在意大利其他的国家，马里诺·法利耶或许早就成了君主。生在威尼斯，是他的不幸。

政治与行政

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与马里诺·法利耶阴谋，是威尼斯共和国所经历的仅有的两次反政府事件，而且都发生在14世纪前期。自此之后的500年，威尼斯的政局始终保证安定，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热那亚两国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以“十人委员会”为首的机构的严厉监督，当然是起到了维安定功效，除此之外，威尼斯政体在为防止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甚至是某一个机构独揽大权方面，有精心的设计。

首先，元首由6位辅佐官负责监督。

元老院主管外交，“四十人委员会”主管财政，彼此监督。

总理府与内阁的事务，不做明确的划分，以便相互牵制。

即便是对大权在握的“十人委员会”，也在200年后的16世纪，增加了一个与其平级的“国家审问委员会”予以控制。审问委员会成员三名，从“十人委员会”与元首评议会选出，每个家族只限一人。

如下页图表所示，合议制渗透到威尼斯政体的方方面面。除元首之外，担任职务的人都在两名以上。哪怕贵为元首，如果事先没有与辅佐官们商量，甚至无法召开会议。这是一个连商船航线都不容船长独断而需要众议的国家，决定国家航线的政治，采用合议制，是再自然不过了。

威尼斯的任职期限也有独特的规定。任期届满后必须经过一定的休职期，才能申请再选。除了终身制的元首和国会议员之外，没有休职要求的只有任期为一年的元老院议员。元首辅佐官的任期为6个月至1年，休职两年；“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一年，休职—年。内阁的各个部门的任期均为6个月，休职6个月。

从政者的年龄也有所限制。国会议员的申请登记年龄，最初规定在25岁，后来降至20岁，但其他重要的职务，30岁以下是绝对没有资格的。

成为共和国国会一员的年轻贵族们，首先必须担任警察官，这个职位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叫“夜晚的统治者”（Signore di Notte）。6个大区，每区推选一人，任职一年。其目的大概是让这些年轻人在管理国政之前，先了解一点儿民间疾苦吧。有过两次“夜晚的统治者”的经历之后，便可“升官”成为海军部的官员。这也是内阁所有官职中，唯一不需要元老院议员资格的职位。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会产生质疑：这么频繁地更换官员，如何保证政策的一贯性呢？的确，“大臣”和“长官”们，一年或者3个月便做一次更换，而且，不休息一年半载，还不能重返岗位。

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不能一次性同时更换，否则将影响公务正常进行。所以，采用一次更换一半的方式。即便如此，仍然没改变任期过短的事实。另一个让后人感到颇为不解的是，威尼斯人认为长官不能总待在一个地方，应该经常转换岗位。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执行的。其实，如果想想（日本常发生的）所谓“内阁改造”的闹剧，大抵能够理解。哪怕大臣、政务次官走马灯式地更换，只要事务次官以下的人员没有变化，行政上便不会出现障碍。

总之，在威尼斯人的概念中，政治家不能以专业划分，但行政官员必须是懂行的专家。威尼斯的官僚组织，就是这样从下至上地支撑着政体，尽量减少政权持续中所带来的各种伤害，是保证国家有效、合理运行的不可欠缺的要素，它的完整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这些官员被称为“Cittadino”（非贵族市民）。作为行政专家，他们与政治专家的贵族不同，是终身雇佣制。总人数基本与贵族持平。虽然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利，不过决策所需的情报是经他们之手分析、整理后，提供给贵族，即政治家。尽管无权参与讨论和决议，但每次委员会开会必定在场的，总是这些行政官，而不是贵族。

行政官员中级别最高的是政府秘书长（Gran Cancelliere）。凡元首出席的场合，他必定列席。即使是讨论开战、和谈等高度机密的事项不例外。出席元老院会议的，通常是元老院议员、元首以及6位辅佐官，再加上秘书长及其手下的25位秘书和两位书记员。如果会议内容事关秘密，至少也有秘书长和两位书记员列席。

可见，除了元首，最了解政府所有事务的人物，就是秘书长。由于当选元首的人通常年龄较大，平均在位时间10年左右，因此，常常会出现同一位秘书长连续服务几届元首的现象。比如说被斩首的法利耶的前任，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元首的秘书长，在24岁时受到提拔担任此职，因为是终身制，所以到了晚年他简直就是一本活字典，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地拉拢他。话说回来，这种怀柔攻势从未成功过。想来这位秘书长本人也十分清楚，即使成了法国宫廷的贵族，也难逃“十人委员会”的穷追不舍。

据不少资料记载，那些拜访威尼斯接受元首及其相关委员接见的外国使节，在听说那位站在元首边上，身披金线织花的红色披风，穿着比贵族还富贵的人物竟然是平民的时候，都会感到惊诧不已。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平民可以享受如此待遇。

如果这些外国使节看到祭祀时元首的队伍，恐怕就不只是惊淀，而是目瞪口呆了吧。元首一行由大主教负责“开道”，元首走在队伍的中间，在他的前面有两个人，一位是着正装的秘书长，另一位是负责计算投票用的布团数量的平民的孩子。如果那时有聚光灯的话，那么焦点一定是集中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正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象征。

在威尼斯，约3%的成年男子是掌握政治的贵族，行政专家的“市民”人数大约与贵族相同，那么对于剩下的大多数人，又该怎样去满足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呢？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如果天性被长久地抑制，总有一天会爆发。为了中和民众的情绪，威尼斯有一种被称为“Soiol”的公会组织。同样的组织，在佛罗伦萨叫作“Arte”。

在佛罗伦萨，那些作为国家支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公会，如毛织品公会、丝织品公会等。但是在威尼斯，则没有属于海外贸易商或海员的公会。可能是因为国家热心于海外贸易的养成，又有海商法保护海员们的权益，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专门组建一个公会来确保自己的权利。同样，造船工人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公会。国有造船厂的工人，对于没有专门警卫队的政府而言，是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的“机动部队”，因此有相当高的信用度。何况，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从业人员，政府对他们的照顾一向周全。民间造船厂的工人，倒是以不同的工种，成立了各自的公会，如木工公会、油漆工公会等。小企业主、店主、画家也都有同业公会。不过，医生、律师都没有成立公会。

佛罗伦萨的公会是为了保护自身权利、要求政府妥协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而威尼斯公会的性质类似于合作社，侧重于同业间的互帮互助。至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可以向常设的专门委员会申诉，这一点国家早有安排。

规模虽然不同，但每个公会都有专属的礼拜堂和集会场所。甚至有些公会还有医院和养老院，营运完全交由公会成员负责。虽然法律上没有禁止贵族人会，但有一条贵族不得担任公会要职的条文。

对于被称为“Popolano”的一般平民而言，公会就是他们的城堡。虽然14世纪以后，针对这些市民团体下达了反体制运动的禁止令，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请为元首官邸绘制壁画的画家替自己的会堂作画，作品完全不输于，甚至超过元首官邸。比如说圣洛可（San Rocco）公会的会堂，铺天盖地全是丁托列托（Tintoretto，16世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的杰作。这些事情政府是不会干预的。

祭祀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既然让非贵族市民（Cittadino）站在聚光灯之下，同样也要为一般平民们（Popolano）提供一个华丽的舞台。威尼斯的祭祀活动，每个公会都会列队参加。站在队伍最前端的是举着公会旗帜的旗手，后面的人们恭敬地捧着只有这一天才拿出来的珍贵的圣遗物，神采飞扬地地走在人海中。

“十人委员”的委员们是没有这样舞台的，祭奠活动的主角，不是贵族，也不是市民，而是一般的平民。

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如果是资源丰富的陆地型国家，哪怕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仍然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国家的完整。例如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不久后即将崛起成为威尼斯宿敌的土耳其帝国，都属于这类情况，持续的恶政，并没有立即引发帝国的崩溃。但是，像威尼斯这样没有资源的国家，恶政是不被允许的，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国家灭亡。大多的海洋国家之所以短命，理由便在于此。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0万到15万的小国而言，哪怕是一次饥荒，都是致命的，威尼斯的统治阶级深知其理。负责国有小麦仓库的官员不仅每个月要呈报一次准确的库存数以及可维持全国人口口粮供给的天数，而且必须确保库存量不低于委员会规定的最低限量。威尼斯因此从未发生过饥荒。

在缺乏资源的海洋国家中，威尼斯算是成功地维持了国家长治久安的特例。其中最大的原因要归功于皮耶托·葛登尼哥发起的政体改革。对于威尼斯人而言，他们没有讲求意识形态的余闲，建立一个具有优秀治理能力的体制，是最为迫切的议题。

以人的良知为基础建立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530年走向终结。而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是在不相信人的良知的前提下构建的。它在佛罗伦萨灭亡之后，又延续了300年的生命。

第六章

对手热那亚

想来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的国旗是绿、白、红三色。不过那是陆地上的旗帜，海上的用旗稍有不同，商船用旗在国旗的基础上，中间白色的部分多出4个纹章，用金色的绳索框起。军舰旗在纹章上多了一个王冠，基本图案与商船用旗相同。注释90545

那么，这4个纹章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们是意大利的4个海洋国家的国旗。上排左边是威尼斯，右边是热那亚，下排左边是阿马尔菲，右边则是比萨。

昔日，环抱地中海拥有辽阔疆土的古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Mare Ncmnim”，意思是“我们的海”。事实上，那时的地中海，的确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内庭。

然而，随着陆地上“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地中海不再是“我们的海”。罗马帝国瓦解后，地中海成了拜占庭帝国和北非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猖獗一时的场所。尤其是撒拉逊人，他们不愿经商，而是选择做海盗，以快速的方式牟取暴利。那是地中海最黑暗的中世纪。

海上共和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欧的势力卷土重来。如果说太阳从东方升起，那么在地理位置上最早迎接阳光的意大利人，当然是站在了这场反击的前沿。何况，他们还拥有古罗马文明这样一份丰厚的遗产。

进入9世纪之后，以贸易而非海盗为目的的意大利商船，为地中海再次带来了活力。这些商船正是来自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历史上将它们称为“四个海上共和国”。

这4个国家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14世纪下半叶到达顶峰，之后因土耳其的不断攻击以及哥伦布、达·伽马等开创的大航海时代，于15世纪末期走向衰落。在此之前，它们绝对可以说地中海是“我们的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追寻昔日的荣光，意大利海军以及商船的旗帜用的都是上述图案。不过，如今的地中海霸主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似乎是反映意大利人性格的典型例子，当他们单独行动时，往往颇有建树，聚在一起，反而一事无成。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他们单打独斗、互比高下的时代，也就是地中海属于他们的海的那个时代。

如果问为什么这4个城市会发展成海洋国家，我想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

首先是位于那不勒斯湾附近的阿马尔菲。由于那不勒斯湾西端的波佐利（Pozzuoli）在古罗马时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阿马尔菲人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从地势上来说，它面积狭窄，只有巴掌般大小，不适合耕地，再加上陆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现在，如果有机会从海上眺望来往于萨莱诺（Salerno）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公共汽车，可以看见它在横穿阿马尔菲时，在山道上每拐一个弯都要按一声喇叭，仿佛警笛长鸣。如今能够通车的公路，情况都尚且如此，在1000多年以前，这里大概就是一块陆地上的孤岛。阿马尔菲的男人们，除了出海别无生计可寻。

在出海求生路这一点上，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与南部的阿马尔菲情况极其相似。

热那亚也是背靠山岭，城中多斜坡，没有像样的农耕地。今日的热那亚作为意大利的第一海港，高楼耸立，令人眼花缭乱。即便如此，它仍然算不上是一个环境良好的居住之地。环形高速公路上的隧道一个接一个，刚露出点光亮，又进入黑暗。人们只能在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间，匆匆一瞥海的模样。

不管怎么说，热那亚的陆地状况比阿马尔菲还是要好一些。从古罗马时代起，这里就铺设了连接罗马与南法里昂的奥勒里亚大道（Via Aurelia）。同时，这里也是罗马与马赛之间的海上中继站，因此，历史上热那亚男儿的身上便流淌着水手的血液。

有关威尼斯的部分，已经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详细地讲述了它的诞生经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威尼斯虽然不是群山环抱，但土地面积仅够人们居住，几乎没有任何耕地，交通完全依赖船只。可以说，地理条件比阿马尔菲和热那亚更为恶劣。

4个“海上共和国”中，唯有地处意大利中部的比萨，情况略有不同。它并不临海，是流经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Amo）人海前的河畔城市。

比萨最初发迹于古罗马时代奥勒里亚大道穿越阿尔诺河之处。当时的奥勒里亚大道距离海滨很近，如今海岸线则向内陆后退了15公里以上。

由于比萨是河岸城市，因此，周围的耕地面积相对丰富。不过，缺点是必须为大型船舶另外建造临海的港口。它是这4个“海上共和国”中最早发迹的一个城市。

话说回来，比这4个“海上共和国”条件更好的天然海港，在意大利另有其处，比如那不勒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不勒斯没有发展成海洋国家是因为它拥有广阔的平原，农产丰富。耕地在中世纪是价值最高的资源，所以那不勒斯就算拥有优质的天然港口，也没人愿意选择危险的海上营生。

那么，是不是所有没有“资源”的临海城镇，都发展成海洋国家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在类似的众多城镇中，唯有4个地方的居民活跃于海上。与阿马尔菲自然条件完全相同的索伦托（Sorrento），最终也没成为海运国。情况相似，结果不同，历史现象往往不能一概而就，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阿马尔菲

游客稀少的秋季，地中海温暖的阳光洒满全身，让人懒洋洋的，直想闭上眼美美地睡一个午觉……这就是如今的阿马尔菲，一个小小的避寒地。造访此地的人们大概无法想象，当初西欧人首次渡海前往东方行商，恢复了自古罗马以来断绝的东西方交流的男人们，竟然是从这么一个寂静的港口出发的。

今日的阿马尔菲，能够令人联想起昔日荣华的，大概只有与这个小渔村很不相称的华美的教堂以及山坡上的修道院里明显带有东方色彩的回廊。当年，为西欧航海技术带来划时代变革的指南针，就是由阿尔马菲的商人首次引人西欧的。

据说指南针最早是由阿拉伯人从其发明地中国购得，后转卖给了阿马尔菲人。阿马尔菲人把它带回欧洲，在意大利进行改造之后，又卖给阿拉伯人。沙漠中行商，如同航海，茫茫大漠之中，指南针势必是一个极有用的工具。直到16世纪，便携式指南针仍然是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们的必备之品。想到意大利商人在东方把小型指南针不断地推销给阿拉伯人的景象，不禁让人莞尔。

有关古罗马时代的阿马尔菲，几乎无法查证，想必与今日的小渔村情形相差无几。当时那不勒斯的近郊，是罗马上层阶级的别墅区，波佐利又是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与阿马尔菲近在咫尺的卡普里岛（Capri）是罗马皇帝的私人度假地，阿马尔菲的渔民们想来是不愁鱼虾的销路，说不定日子过得比现在更红火。

有记录显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不到百年的6世纪，阿马尔菲已是一个主教区。这意味着此地经济活跃，人口较多，服务信众的神父数量随之增加，因此需要有负责管理的主教坐镇。基督教会非常重视传教，有主教坐镇，也说明这里是一个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城镇，因此有必要设置传教的据点。

人员的流动量大，当然是与商业活动频繁有关。因此，被指定为主教区的时间是判断该地的经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活跃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威尼斯成为主教区是在8世纪中期前后，比阿马尔菲晚了200年。

海洋国家阿马尔菲的黄金时代，大概是从10世纪中期到n世纪中期的百年间。在当时的商业重镇，处处可见阿马尔菲商人的身影。在君士坦丁堡，有专门为阿马尔菲人建造的一所教堂以及两间修道院。当时的修道院还兼有驿站的功能，修建修道院，正是出于为那些短暂停留的阿马尔菲商人提供便利的考虑。说到10世纪时的地中海世界，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一个是威尼斯，一个是阿马尔菲。在那不勒斯一带，军事上，要依靠阿马尔菲海军的防守才能阻挡撒拉逊海盗的袭击。经济上，用的也是阿马尔菲的货币。当时的阿马尔菲，正如造访此地的一位阿拉伯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座比那不勒斯更为重要、繁荣的城镇。

阿马尔菲的兴起，首先基于与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的贸易活动，通过与伊斯兰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从而成了罗马教廷与穆斯林国家间的中间商。事实上，阿马尔菲人从东方采购的商品，主要卖给了罗马教廷，以及位于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拥有独立国家一般强大势力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

全盛时期的阿马尔菲，名义上隶属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元首制共和国。在这一点上与威尼斯十分相似。不过，阿马尔菲逐渐向世袭制倾斜，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君主国家。而威尼斯则是坚决反对世袭制，为防止政体的变质不遗余力，这是两个国家截然不同之处。

或许是因为崇尚个人主义的生存之道，阿马尔菲商人中飞黄腾达者居多。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大概就属毛罗（Maum）了。毛罗靠东方贸易起家，获得成功后在耶路撒冷为来朝圣的基督徒建立了圣约翰骑士团。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之后，骑士团的根据地转到罗德岛，所以也称罗德骑士团。后来罗德岛受到土耳其的攻击，根据地再次移至马耳他，因此，又有了马耳他骑士团的称号，它是中世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骑士团。

骑士团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朝圣者提供住宿和必要的医疗救护。历史上，像这样由一个商人创立的骑士团体绝无仅有。因此，圣约翰骑士团的纹章与阿马尔菲相同。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阿马尔菲走向衰败，竟然和圣地耶路撒冷有关——他们没有赶上十字军运动。准确地说，阿马尔菲人错失了投资十字军东征事业的大好时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从陆路前往耶路撒冷的。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必须依靠海上的补给来维持胜利成果。自第三次东征起，每一次都是从海上前往巴勒斯坦，当时担任海上补给任务的，是热那亚和比萨。因为这两个国家与十字军的主要国家法国距离相近。威尼斯虽然起步也晚，但是在第四次东征时，以举国投资，成功地扭转了落后的局势。而没能参与这项中世纪最大海运事业的阿马尔菲，则注定了衰败的命运。

话说回来，当时的阿马尔菲即使想投入十字军运动，也是有心无力。1073年，诺曼人取代拜占庭帝国成为南意大利的统治者，阿马尔菲沦陷。在君士坦丁堡居住区等地的海外商人们一心救国，不惜余力地向利害一致的拜占庭提供经济援助。诺曼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君士坦丁堡，阿马尔菲商人的援助对拜占庭皇帝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不过，真正挫败诺曼人野心的，是威尼斯强大的海军力量。尽管诺曼人登陆希腊，可迎头便遭到威尼斯海军的痛击。大败的诺曼人哪还有征服拜占庭的余力，能逃回南意大利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皇帝给予威尼斯商人免除关税的特别优惠。可是，阿马尔菲商人却只获得了与比萨、热那亚同等的待遇。皇帝给予威尼斯人特别优惠，是希望日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援助。而失去祖国的阿马尔菲商人，个人财富再雄厚，也无法与威尼斯国家的实力相比。这也成了两个国家前途明暗的分水岭。

同样，大海运事业以及十字军的运输，都属于国家级别的事业，失去了国家的阿马尔菲人自然是无法参与其中。部分个体的商人，或许还是可以凭一己之力，从事一些海上运输，但若要想进一步发展，获得巴勒斯坦或叙利亚等国的许可，在其境内设立居留区作为贸易据点，背后仍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支持。在这一点上，阿马尔菲相比其他3个国家相差甚远。

失去祖国阿马尔菲的商人，依然行走于各地，经商活动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但经济活动与政治外交紧密相连，这些商人的身影还是一点一点地淡出了世人的视线。继诺曼人之后，阿马尔菲又被安前（Anjou）以及阿拉贡（Aragon）这些与海运事业无缘的陆地型国家征服。那些活跃于国外的大海之子的阿马尔菲商人们无家可归，只能逐渐融入当地，最终不见踪影。“海上共和国”中的一员，就这样从地中海的舞台上消失了。

比萨

说起比萨斜塔，人人皆知。看过斜塔后，不妨去参观一下边上的教堂、洗礼堂和修道院。相信一定会有人对这小小的城镇有着如此华丽的建筑而感到不可思议。仅作为一个农作物的集散地，当然是无法办到这一切的，只有依靠贸易积累的财富，才能造就这般豪华。按照一般的常识，只有临海的港口城镇才能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地。然而，比萨却超出常规，虽不临海，但确实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国家。中世纪时，船舶相对小型，距离海口不远的河畔城镇比萨，发展成为海运国，并不像如今的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比萨建立于公元前90年前后，属于托斯卡纳地区最古老的一个城镇。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不久，这里便成了主教区。由于地处奥勒里亚大道的沿线，又是向外运送托斯卡纳地区物产的唯一海上出口，比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荣的城镇。

与周边面向大海、有着天然良港的城镇相比，位于平原中的比萨之所以能变成一个强大的海运国家，似乎另有其因。比萨人在与从北非而来的撒拉逊人的对抗中逐渐成长为强健的海上民族。

如果背后有山麓，那么即使撒拉逊人来袭，还能逃进山中。可是比萨却地处阿尔诺河沿岸的平原之中，无处可逃。唯一的方法，就是建造坚固的城墙，据守城内。但这样的战术，于防守由少数精英组成的撒拉逊人军队的进攻时并不怎么奏效。

于是，比萨人改变战术，出海迎敌。比起妇女、儿童都不得不参与的守城战，海上出击更能提高战斗效率。夺得制海权，同时也意味着可以安心从事贸易。事实上，在9世纪到10世纪期间，比萨人与撒拉逊人之间的争斗还分不出高下，可是到了11世纪，比萨海军已经远征至北非沿岸撒拉逊人的大本营附近。撒拉逊人在比萨海军的威慑之下，根本无法靠近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海军的强大，促进了经济的活跃。十宇军远征又给比萨发展为海运国带来了绝佳的机会。整个12世纪是比萨的黄金时代。各地都设有比萨商人居留区的商业基地，仅列出重要城市就有：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安条克、的黎波里（Tripoli）、巴勒斯坦的雅法、阿卡、泰尔、埃及的亚历山大、开罗，以及北非沿岸的诸城市等。著名的比萨斜塔就是在比萨这段最为辉煌的时期建造而成的。

不过，比萨在海陆两面都受到威胁。海上的敌人最初是撒拉逊人，后来是热那亚人，准确地说热那亚应该算是竞争对手。比萨与热那亚这两个海洋国家，在11世纪之前，一直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撒拉逊人。之后为了科西嘉岛（Corsica）的所有权，两国发生利害冲突，昔日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比萨在陆地上的敌人是佛罗伦萨。随着经济的强大，佛罗伦萨共和国对海港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有了将比萨占为己有的打算。按照现代人的想法，需要海港不一定非比萨不可，可以把附近的里窝那港（Livorno）开发成佛罗伦萨的专属港。然而，一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海洋国家，是因为它牢牢地控制着周边的制海权。比萨一早就盯着里窝那港，佛罗伦萨想使用，需征得比萨的同意。当然，比萨是不会答应的。而佛罗伦萨始终不愿放弃拥有海港的理想。固执的佛罗伦萨人为了拿下比萨，断断续续地打了三个世纪的战争。恨透了比萨的佛罗伦萨人至今还流传着“与其让比萨那帮家伙站在家门口，还不如让死人站在那里。”的谚语。

当然，对于死缠不休的佛罗伦萨人，比萨人的恨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比萨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但从陆地面积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小国，凡事不能做得太露骨。可比萨犯下了意识形态过于鲜明的错误。

比萨是意大利皇帝党的根据地，历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德国南下去罗马接受加冕时，必定经过此地。像但丁那种被教皇党扔石头、吐口水的皇帝党人士到了比萨，便可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比萨的这种姿态，给了处于教皇党势力之下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攻击它的好借口。虽然比萨国内也有教皇党，但由于皇帝党的色彩太浓厚，不仅在对外关系上，国内的政治也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贵族与市民之间纷争不绝，一直到国家灭亡，人民也没有享受过安定的政局。面对混乱的内政，比萨人想到或许外国人立场会比较中立，曾一度考虑请威尼斯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最初将阿拉伯数字带进西欧，为日后数学的发展奠定下基础的是比萨人。而且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也远远大于其他的海洋国家。比萨人在君士坦丁堡发现了古抄本，并以此为据重新振兴了对罗马法的研究。这样一个在科学、文化上颇有建树的国家，到了13世纪下半叶开始露出衰败的征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死去之后，意大利的皇帝党势力一落千丈。面对四周不断增强的教皇党势力，比萨宛如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导致坚守皇帝派立场的比萨走向衰退的关键，是1284年在梅洛里亚（Meloria）发生的与热那亚的海战。这场战争中比萨输得一败涂地，失去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物。没有战死的，大多也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当时甚至有“想见比萨人，要去热那亚”之说。战败后的比萨，退出了一线海洋国家的行列，海上贸易远远落后于热那亚，手工业也不及佛罗伦萨，从此没有东山再起。

话说回来，比萨作为城邦国家依然存活了下来，他们的商人们以个体的形式，继续活跃于东方的各个港口。只是它作为海洋国家，继12世纪上半叶消失的阿马尔菲之后，在13世纪末丧失了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的资格。

热那亚

马基雅维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个代表性国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比喻成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如果让他评价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话，应该会给出同样的评价吧。与以金融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佛罗伦萨不同，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通过海上贸易大获成功的国家。两国进出口的商品几乎完全一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

说到中世纪人的忠诚，除了对上帝之外，大概只限于对红颜知己之类的人了。威尼斯人对国家的忠诚，即具有共同体意识，在当时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另一方的热那亚则完全没有这种观念，那里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乐园。如何充分地去施展个人的才华是他们唯一在乎的事情。热那亚人相信自己比任何海洋国家的人们，尤其是比对手威尼斯人，有着更高的天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一群天才，无论是作为水手还是商人。

这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第四章中介绍的“威尼斯商人”的形象。不是马可·波罗那样的特例，而是像罗马诺·马伊拉诺、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般的商人。他们才是真正支撑威尼斯经济的顶梁柱。不可否认，这些人往往令人联想到讲求稳健成长的中规中矩的公司经营者，而热那亚商人的形象就鲜活许多。他们虽然任性，不负责任，但在外人看来却是十分有趣。贝内代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就是一个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典型的热那亚商人。

热那亚商人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1248年出生于热那亚。他的家族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在从事海外贸易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扎卡里亚在11岁时渡海前往东方，之后的经历不详，但他与尼西亚帝国的帕里奥洛加斯皇帝（Pdaiologos）关系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尼西亚帝国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由逃亡的拜占庭人组建的国家。他们对于促成十字军东征成功的威尼斯，当然是充满了憎恨。尼西亚善待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有一部分就是出于对威尼斯的反抗之心。那个时期的尼西亚帝国是公认的热那亚商人的大本营。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也在尼西亚设有大本营。他的好运，是从皇帝将福恰（Foca）的土地赐给他和其弟曼努埃尔开始的。位于小亚细亚士麦那附近的福恰，看似毫不起眼，地底下却蓄藏着明肌矿石。皇帝是否清楚此事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扎卡里亚决定以西欧染料业不可缺少的明矾，作为他发展事业的基础。

与西欧从黑海沿岸地区进口的明矶相比，福恰产的明帆质量低劣。于是，扎卡里亚利用皇帝的关系，要求他禁止西欧商人从黑海采购明矾。可是禁令遭到了扎卡里亚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皇帝只能撤回成命。扎卡里亚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威尼斯商人的身上，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地蒙混过关。他会立即受到本国“垄断禁止委员会”的责难，被处以巨额的罚金。

不过，热那亚人的扎卡里亚，完全没有与同胞共存共荣的意识。他用压低明矾价格的方式，企图再次建立起垄断体制。由于他拥有自家的商船船队，因此与其他必须支付高额运输船费的竞争对手在价格上拉开了距离。

但压低价格，并没有能够让他如愿地垄断明矾市场。于是，扎卡里亚在热那亚本土建造工厂，将精炼后的明矶推向市场。这一次，他终于成功地击败了从黑海地区采购明矶的对手们。取得胜利之后，扎卡里亚又将目光投向了黑海市场。

就这样，整个明矾市场完完全全地掌控在扎卡里亚一个家族的手中。像他这样的商人，在威尼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威尼斯实施的是由国有加莱商船组成的固定航线，哪怕是私有船只，也规定了运费上限，政府不遗余力地保证所有商人能获得公平的机会。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集资的方法，也体现出十足的热那亚式个人主义。他采用的是当时海洋国家惯用的方式，在威尼斯称为“有限合资公司”，热那亚则叫作“Commenda”。不仅如此，他还想出了雇人经营的点子，这个办法与现代资本家经营股份公司类似。由于是短期性的组织，所以经营者们能够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商才，而经营者的才能与扎卡里亚本人的获利是成正比的。

海上保险也是扎卡里亚的主意。一开始，他可能发现自己的船队支付的保险金占销售额的20%—26%，于是意识到保险会是门不错的生意，进而设立了保险公司。除了自己的船队之外，也接受别人的投保。

扎卡里亚的作为如果仅限于此，就称不上痛快淋漓。他回到热那亚，在祖国发行的国债上也狠狠地赚了一笔。除了染指明矾市场，他还将乌克兰、保加利亚的小麦、南俄罗斯的毛皮和鱼类进口到热那亚，又向东方出口香槟地区的纺织品和米兰产的武器。当然，他也不会放过买卖奴隶，就连科西嘉岛的海盐也用帆船运往东方。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他还经营着染色工厂。

日理万机的扎卡里亚，不可能总待在一个地方。他乘坐着自家船只，纵横于地中海之上，操控着各方的生意。他的船叫“富裕”号，在那个通常以圣者的名字或者以基督教的名称命名船号的时代，扎卡里亚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航船取了一个充满“资本主义”色彩的名字，着实有趣。

这位扎卡里亚“财阀”的统帅，作为一名海军军人，也充分表现出其超乎常人的才华，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

扎卡里亚36岁时，热那亚与比萨的关系恶化，战争不可避免。他被选为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之一，率领自家的12艘战参战。根据他的建议，热那亚海军封锁了海面，当比萨军试图突围时，热那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式，成功地将对手的舰队一分为二。

比萨在这场梅洛里亚角海战中输得一败涂地。三年后，他们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可是那些连接在港口的铁链，被张满风帆的扎卡里亚的“富裕”号撞断，最后连铁链都被热那亚人当作战利品带回了国。这场战役决定了比萨从此没落的命运，而西地中海的制海权，又重新回到了热那亚人的手中。

自此，扎卡里亚的威名传遍整个地中海流域。卡斯蒂利亚王（Castile）委托他帮忙夺取直布罗陀海峡；法国国王准备攻打英国时，请他担任创建海军的技术指导及其指挥；当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发生危机时，热那亚政府也是派他前往救援。每一次执行任务，扎卡里亚带去的都是自家的船队。

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意味着为意大利海洋国家开辟了大西洋航线，给祖国热那亚带来了莫大的利益。然而，除了夺取直布罗陀海峡和保卫的黎波里之外，扎卡利亚接受的其他任务，与其祖国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扮演了雇佣兵的角色。不过，热那亚对于同胞的此类行为，从来是不干涉的。

1308年，坐拥莫大荣光和财富的贝内代托·扎卡里亚在他那位于热那亚海边的豪华大屋里寿终正寝。他的一生证明了天才所能达到的高度，地中海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我的海”。

虽然扎卡里亚生性自由奔放，但他一生并没有做出违背祖国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热那亚的顶峰时期。在国力上升期，个人主义的放任并不会带来危害，反而往往会产生好的结果。

然而，一旦出现障碍，国力与个人的能力就未必成正比。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生存之道的热那亚人常常会做出一些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比如他们明知帮助阿拉贡王国会影响热那亚在西地中海的势力，却还是替没有海军的阿拉贡担负起海上的防卫。这种决策在威尼斯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话说回来，热那亚人这种过激的个人主义倾向，多少还是有一些辩解的余地。与威尼斯的同行不同，他们的政府并不保障个人的权益。热那亚人天生聪慧，但缺少合作精神，结果导致内部冲突不断。

在这一点上，热那亚人与佛罗伦萨人非常相似。但丁曾经形容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像一个不能忍受疼痛而不断转动身体的病人。热那亚共和国的政局激荡程度超过了佛罗伦萨。

热那亚共和国的统治阶层由四大家族组成：多里亚（Doria）、斯皮诺拉（Spinola）、菲耶斯基（Fieschi）、格里马尔迪（Grimaldi）。可是，四大家族共同治理国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总是分成两派，整天搞政治斗争。

如果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当道，菲耶斯基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就会遭到流放。这些实力与当权者不相上下的流亡者们，躲在距离热那亚一步之遥的摩纳哥，蠢蠢欲动伺机夺权。只要看见反对派的船只通过，哪怕是商船，他们也会发起进攻，占为己有。

待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夺回大权，便轮到多里亚和斯皮诺拉两大家族亡命海外，与国家为敌。这种现象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之所以比较爱国，是由于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多里亚、斯皮诺拉一派的势力比较强大，而扎卡里亚家族与多里亚家族有姻亲关系，因此他被当作多里亚方面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是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派掌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卡里亚是不会率领自家的船队为国效力的。

正因为统治阶级的派别斗争不断，被统治阶级只能靠自己来保护个人的利益。热那亚共和国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两次市民政权，但最终都因为取得政权之后内部分裂，短命收场。导致政权无法持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掌权的中产阶级对待下层民众的手段比以往的贵族阶级还要严厉。

同胞对立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国内，甚至蔓延至海外。热那亚人优秀的商业才华，让他们在海外殖民地、商业基地内的居留区拥有极大的势力。结果，这股强大的力量常常与本国政府背道而驰，尤其是当他们反感的家族掌权的时候，会做出完全反国家的行动。

在这样一个状况的国家里，以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为先，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与其向憎恶的同胞妥协，不如把国家交给外国人管理，无法期待稳定政局的热那亚民众，曾经一度将政权让给了法国国王和米兰公爵。时值14世纪，热那亚与对手威尼斯的对抗正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则在着手建立恒久的政体，在极力排除个人和多人专横的同时，实施国家一体化。

威尼斯的富裕阶层，在必要的时候，愿意接受类似于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将之视为富人应尽的义务。而热那亚的富豪们可没有那么顺从，他们宁可去攻打一个岛屿，把它作为殖民地经营以筹集军费或物资。希俄斯岛（Chios）就是这样成了热那亚的领土。

威尼人与热那亚的对决与一般的战争性质不同，它无关种族和宗教，纯粹基于经济利益。这两个仅存的“海上共和国”的生死之战，不是军事或经济力量的一比高下，而是两种不同生存之道的较量。

热那亚对决威尼斯

两国间的暗斗，因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浮出水面。一位居住在巴勒斯坦亚阿卡地区的威尼斯商人，为了点儿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把一个热那亚商人给杀了，尸体被运回热那亚人居住区，引发了众怒。燃烧着复仇之火的热那亚人随即拿起武器，袭击了隔壁的威尼斯人居住区。措手不及的威尼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商馆被烧、住家被毁，仓库中的货品被掠夺一空。

热那亚人通过暴动来发泄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恨。半个世纪前，威尼斯凭借第四次十字军的成功，不仅获得了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希腊半岛各地的基地，而且将其竞争对手比萨、热那亚赶出了这些地区。虽然不久之后，比萨和热那亚重新获得了通商权，但威尼斯在希腊以及中东建立起的强大地位却不可撼动。国势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比萨对此只有忍耐，但正处于上升期的热那亚无论如咽不下这口气。

热那亚人对威尼斯人的抗争意识日益高涨，紧张形势一触即发。尤其是阿卡，对于有“东地中海女王”之称的威尼斯而言，属于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而与十字军有长久渊源的热那亚，一直在此地有强大的势力。同胞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杀，热那亚人当然不肯就此罢休。稍早之前，双方为了居留区边界上的修道院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过冲突，如今的杀人事件更是火上浇油。

就这样，阿卡因两个势力强大的居住区的对抗，整个城镇分裂成两半。威尼斯一方有圣殿骑士团（Temple）、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支持；支持热那亚的，则是因十字军东征的缘故在此定居的法国贵族们。占了上风的热那亚封锁了港口，阻止威尼斯的船只进入。

事态发展至此，威尼斯本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1257年，威尼斯政府按照战时模式，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商船船队派遣了由14艘加莱战船组成的护卫舰，从威尼斯起航。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正是东方物资重要的集结地阿卡。

抵达阿卡港口的威尼斯舰队虽然没有悬挂战旗，但码头上的任何人都看得出，舰队处于完全的备战状态。商船位于后方，前列的加莱战船的船舷上一律竖起了保护划桨手的盾牌，以防不测。藏在盾牌后面不见人影的划桨手们手握船桨，脚边势必放着战斗用的斧子。桅杆下还有一队手持武器的石弓手。

威尼斯舰队司令官洛伦佐·蒂耶波洛（Lorenzo Tiepolo）见港口果然如情报所说的绑上了铁链，便下令所有的战舰升起船帆，全速划动船桨，一鼓作气撞向锁链，成功地突破封锁，一举占领了港口。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的船只，接二连三地燃起火焰，热那亚商人的仓库，受到威尼斯人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被搜刮一空。

阿卡是热那亚人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商业基地，热那亚人居留区一直享受着治外法权。这一次它也不能幸免，遭到了威尼斯人致命性的破坏。住在阿卡的热那亚人仓皇地逃往临近的蒂洛斯（Tilos），一夕之间，威尼斯与热那亚在阿卡的地位天翻地转。

这下轮到热那亚本国出手干涉。翌年，即1258年，待航海季节的春天来临，他们派出大型舰队向东方出发。威尼斯一方也没有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洛伦佐·蒂耶波洛得到了来自国内以及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支援，完成了大舰队的组建，规模已不是当初的护卫舰。

6月，到达巴勒斯坦海域的热那亚舰队首先停靠蒂洛斯，与当地的统领菲利普·德蒙福尔侯爵（Philipde Montfort）商议战事。

双方决定，蒙福尔侯爵率军从陆路、热那亚从海上发起进攻。

此刻，在阿卡应战的威尼斯军也做好了战线的部署。威尼斯负责海上，圣殿骑士团负责陆地的守卫。威尼斯舰队由洛伦佐·蒂耶波洛和安德烈·泽诺（Andrea Zeno〉指挥，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们也带着武器登船加入了战斗。

从蒂洛斯出发时已挂上战旗的热那亚舰队经过一日的航行，出现在阿卡海角。由50艘加莱军船和4艘大帆船组成的大型舰队的桅杆上，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共和国国旗迎风飘扬。迎战的威尼斯舰队有39艘加莱军船和4艘大帆船，另有10艘小帆船紧随其后。同样，所有的船上都高高地悬挂着绯色底绣金圣马可狮像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尽管双方的战船数量相近，但战斗力是热那亚略胜一筹。两军都降下加莱船的船帆，准备开战。

随着两军的号角声在海面上漂荡，战争正式打响。船头相撞时发出的钝音，压迫着周遭，间中夹杂着船桨激烈的打斗声。石弓手放出火剑，冷冷地划破天际，中箭的帆船顿时冒起了火焰。两军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划桨手们纷纷扔下船桨，操起武器，借着两船间搅在一起的船桨，跳上了敌船。混战中，原本处于优势的热那亚军，渐渐露出了败象。原来威尼斯军在开战前兵分两路，两位司令官各率领一支舰队，从左右两边夹攻热那亚军，很明显，这个战术奏效了！

经过半天的激战，威尼斯一方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热那亚的战船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击沉，数量减少了一半。人员损失同样惨重，战死及被俘的人数超过了1700人。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驾驶着战船，逃回了蒂洛斯。

陆地上的战况，也是威尼斯一方占了上风。圣殿骑士团骁舆善战，又得到了对专横的热那亚人心怀不满的当地居民的支持。陷入苦战的热那亚一方的法国骑士团，在闻讯威尼斯赢得海战之后，便停止攻击，撤退回蒂洛斯。阿卡就这样完全落入了威尼斯人的手中。

胜利者们将竖立在阿卡城中央广场的两根精美的浮雕石柱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时至今日仍然摆放在圣马可教堂的边上。与石柱一同送回本国的，还有热那亚的俘虏。不过，意大利海洋国家间的战争俘虏不会像落在穆斯林手里那样沦为奴隶，战俘们只是缔结休战条约时的筹码。再怎么不济，付钱也能赎回自由身。阿卡战役中被俘的热那亚军人，在教皇的介入之下，很快就被释放了。

然而，在威尼斯大获全胜的三年之后的1261年，热那亚夺走了威尼斯商人在东方的最大根据地君士坦丁堡，狠狠地扳回了败局。如果这场仗是靠他们流血流汗赢来的，还不至于令人感到惊叹，热那亚人竟然借他人之手，成功地演绎了一场逆转大戏。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法国贵族取代瓦解的拜占庭帝国，于1204年成立了拉丁帝国。然而，拉丁帝国在不善治理的法国人统治下，先天虚弱，周边既有拜占庭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又有新兴的保加利亚王国，以及伊庇鲁斯的僭主国，始终无法摆脱遭受威胁的局势。

这个与周边国家人种迥异的西欧人建立起的国家，之所以能在东方延续半个世纪，完全是因为背后有威尼斯的经济和海军支撑。如果没有威尼斯人在当地的商贸活动以及海上防卫，拉丁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当然，威尼斯人也是在天平上掂量过从君士坦丁堡到黑海地区的商业利益之后，才决定给予支持的。

可是，在这半个世纪中，被罗马天主教压制的希腊东正教徒们的不满与憎恨，却是与日俱增。就在这个时候，临近的尼西亚帝国的米海尔。帕里奥洛加斯（Michael VIII Palaiologos）篡权夺得皇位，他野心勃勃地想再次振兴拜占庭帝国。一向与尼西亚帝国关系紧密的热那亚，当然了解帕里奥洛加斯的打算，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热那亚与尼西亚秘密地鉴定了《宁非奥条约》（Trento of Ninfeo）约定了各自承担的义务。

热那亚负责击退威尼斯海军，从侧面协助帕里奥洛加斯攻占君士坦丁堡。皇帝在复兴拜占庭帝国之后，将威尼斯人赶出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全帝国疆域。

密约在3月签署，威尼斯政府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7月，即条约签署的4个月之后，帕里奥洛加斯开始了行动。他利用负责警备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舰队去黑海远方巡逻的间隙，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高层早被尼西亚收买，君士坦丁堡就在这种形同政变的情况下易主换人。当前来支援的热那亚海军抵达目的地时，王朝交替已经成功完成。

闻讯急急从黑海折返的威尼斯舰队，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一筹莫展。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护送拉丁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和威尼斯大使，以及市内那些无所适从的威尼斯人，前往内格罗蓬特。这是威尼斯的一个重大疏失。为了避免重蹈锴辙，威尼斯从那时开始构建情报网，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近代，其准确性和迅速性，都远远地高于其他西欧国家。

话说回来，当时的威尼斯并没有就此放弃君士坦丁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威尼斯享受了莫大的经历利益。如今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之外，等于失去了整个黑海地区的贸易，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与此相反，对手热那亚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彻底扳回了之前在巴勒斯坦的劣势。不仅是扳回，应该说远超于威尼斯。不甘心失败的威尼斯，从国内派舰队前往爱琴海，与负责君士坦丁堡警卫的舰队汇合，编组成60艘加莱军船的大型舰队，与热那亚海军对峙。

尽管派出了军队，威尼斯政府还是就局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检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威尼斯不惜余力地支援着拉丁帝国，不仅对它虚弱的国体一清二楚，同时也知道天主教统治东正教徒的不易。而那些热衷于内斗的西欧诸国的王侯们，对拉丁帝国的命运毫不关心。在这种形势下，单凭区区10余万人口的威尼斯，再有强大的海军也很难收回失地，连维持现状都是不现实的。

最终，威尼斯决定撤退，放弃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但是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获得的其他领地，以及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岛等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则采取死守的原则。大型舰队负责这些地区的防卫，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开始展开了秘密的外交行为。尽管形势逼人，但威尼斯政府却相当谨慎。

威尼斯舰队的任务虽然是防守基地，但在行动上从不消极。但凡遭遇热那亚海军，必定挑战。哪怕没有正面遭遇，只要掌握了热那亚海军的动向，就会一路追踪，直到彻底打败对方。而成功地将对手赶出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却没有与威尼斯正面冲突的打算。就这样，威尼斯与热那亚在东地中海上你追我躲的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威尼斯在海军力量上拥有优势，热那亚一方能逃贝逃，或者躲在港口无视对方的挑衅。可是一旦两军相遇，哪怕双方势力旗鼓相当，赢家一定是威尼斯。

1263年的希腊近海之战与1266年的西西里海角战役，都向世人证明了即使失去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仍然是东地中海女王的事实。比任何人都更察觉到这个事实的，是成了拜占庭皇帝的帕里奥洛加斯。

帕里奥洛加斯在夺取拜占庭皇位时，并没有用到热那亚的援军。他之所以仍然遵守《宁非奥条约》，是因为担心威尼斯的逆袭。如果威尼斯没有此意，他也没必要继续对热那亚讲究道义。威尼斯拥有比热那亚更强大的海军，始终把这样一个强国当作敌人，对拜占庭帝国反而不利。因为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力量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不堪一击。何况威尼斯要的不过是东地中海、黑海地区的自由贸易权而已。

在现实主义者之间，妥协总是会发生的。1268年，帕里奥洛加斯皇帝准许威尼斯商人重返君士坦丁堡，设立居住区，并再次承认了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获得的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

那些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如果想起昔日的光景，一定会深感落魄。居住区不到以前的一半大，和比萨商人比邻而居，与他们将整个金角湾作为专用港的时期简直是天壤之别。而就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太，对手热那亚拥有筑起城墙的大居住区。由于加拉太面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威尼斯商船前往黑海时，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航行方向，以免误入热那亚要塞的射程范围里。虽然历经7年时间，终于再次获得了通商的机会，但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场艰辛万苦的重新启程。

称为“慕达”的威尼斯商船固定航线，建立于1255年。那还是他们独占君士坦丁堡市场的时代。按理说，独占君士坦丁堡等于掌握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但威尼斯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热那亚船只的海盗行径，所以才实施了组织船队来保护商船的策略，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降低遇袭的危险。

可是，当威尼斯人在7年之后重返君士坦丁堡时，东地中海上热那亚人的海盗行径变得比以前更为猖獗。

首先是因为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对岸加拉太建立了大根据地，活动范围变广，行动也更自由。

其次，由于与威尼斯舰队的正面交锋屡屡挫败，索性选择打游击。热那亚舰队常常因为司令官之间的意见不合，无法组成统一战线，所以才会败给威尼斯，反倒是游击战更适合他们的性格。

威尼斯与热那亚同为商业之国，从事的都是海外贸易。但他们采取的不同手法，充分体现了两国人之间迥异的性格。

威尼斯按照各个目的地，将船速不同的加莱船与帆船组成商船船队，并配备加莱军船护航。

而另一方的热那亚人，让他们统一步调简直是比死还难受，因此不会采用相互之间需要协调船速的船队航行方式。他们的商船大多是单独行动，即便组成船队，所有的船只一律是速度相仿的加莱船或帆船。由于组成船队的情形非常少见，没有派遣护卫舰队的必要性，所以这些军舰可以完全地用于军事行动，换言之，就是充当海盗。而那些独自航行在大海上的热那亚商船，就只能听天由命，没遭遇威尼斯舰队，属于运气，遇上了便自认倒霉。

相比之下，先尽人事再听天命的威尼斯人，则是组成配备护卫舰的商船船队，在固定航线间运行。不过，在那个时期，这种方法也存在3个缺点。

第一，由于每一个船队都必须配备15艘左右的加莱军船护航，因此没有充足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第二，庞大的船队引人注目，往往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第三，一旦敌人设法调开了护卫舰，商船队便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之下。

事实上，1264年发生的事件，就使威尼斯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那一年，热那亚的海军统帅格里洛听说威尼斯商船队正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勇武的热那亚人中，格里洛尤以胆大妄为著名，相较于海军统帅，海盗王更适合他的身份。获得威尼斯方面情报的格里洛，率领舰队在意大利南部的各个港口打转，四处传播他的舰队正朝巴勒斯坦的阿卡航行的假消息。实际上，舰队驶向马耳他岛，在那里伺机行事。

威尼斯人中了圈套。一旦失去阿卡，就等于丧失了船队运载的大部分商品的销售以及采购东方特产的重要市场。两利相权取其重，护航舰放弃了商船的警卫，为抢在热那亚人之前抵达阿卡，急急地朝东地中海方向驶去。

格里洛闻讯后，率军从马耳他出发一路北上，在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都拉佐的海面，遇上了没有护卫舰保护的正在南下的威尼斯商船队。

成为攻击目标的威尼斯商船队，以500吨级的大型帆船“漂浮的要塞”为中心，由20艘百吨级的小型帆船组成。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货物。当热那亚舰队突然出现在水平线上时，威尼斯人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进都拉佐港，于是决定应战。

首先，他们把小帆船上运载的分量轻但价格昂贵的商品，转移到“漂浮的要塞”上，只留下量重价廉的货品。“漂浮的要塞”船如其名，高高地浮出海面，船上设有两个坚固的舰桥，适合防守。威尼斯人将战斗力集中于此，小帆船上只留下操舵所需的人员。

事实证明，“漂浮的要塞”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突围，逃进了都拉佐港。而其他小帆船则在热那亚舰队的猛烈攻击下，全数被虏。虽然威尼斯人采取了正确的战术，但几乎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一整年的贸易商品。

从此之后，威尼斯人行动变得更为谨慎，护卫舰尽量不离开商船，类似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而热那亚海军的海盗活动则是一如既往，因为抢来的货品可以瓜分，多数人宁愿选择这种方式获取财产，而不是做一个勤勤恳恳的贸易商。

采取了不同战法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如果要论哪一方的经济损失较大，答案是威尼斯。由于威尼斯的军船多用于商船护卫，因此没有多余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也就是说不可能实施海盗行径，这等于是给了那些听天由命的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机会。热那亚人的商贸活动不仅能将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且还可以通过做海盗再捞到一票。那时的热那亚人，肯定会认为威尼斯人愚蠢无比，他们坚持脚踏实地，却看不到切实的成效。不过，一旦海上交战，逃之夭夭的又是热那亚人。

最初希望停战的是威尼斯一方，他们的经济无法承受更大的打击。而一切都顺风顺水的热那亚，当然是没有这个打算。最终，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干涉下，热那亚才点头答应。路易九世正在准备十字军东征，需要大量的军舰运送军队，威尼斯与热那亚两国相争不下，不利于大局。

路易九世派遣使节前往热那亚，要求他们停止针对威尼斯商船的海盗行为，并威胁说倘若不从，将逮捕所有居住在法国的热那亚人。无奈之下，热那亚不得不接受了停火协议。

1270年，在教皇克雷芒四世、南意大利王“安茹的查理” （Charles d'Anjou）、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调停下，这两个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暂时停止了战争。

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地中海属于热那亚与威尼斯人的世界。威尼斯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而热那亚更是势如破竹，迎来了全盛时代。上文中提及的热那亚人商人贝内代托·扎卡里亚活跃的身影也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热那亚通过1284年的梅洛里亚海战将其在西地中海的竞争对手比萨彻底踢出了队列。而获得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通行权，又让他们开辟了西洋航线。这里，我用维瓦尔迪兄弟（Vivaldi）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热那亚人是怎样将他们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两位热那亚人，在129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打算渡海前往印度，不幸在非洲中部地区断了音讯。如果他们达成目的的话，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创下的宏伟大业，则可提前200年实现。

当时的热那亚人，不仅活跃于地中海之上，亚洲、非洲、北欧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十日谈》作者碑伽丘曾经说过，足迹遍布最广的，当属传道士和热那亚商人。我甚至认为有热那亚人打算来东方。当然，威尼斯人也应该不会落后于对手，因为就在同一个时期，马可·波罗刚从中国归来。

尽管商务频繁，来往于多国之间的旅人众多，但没有任何热那亚人留下旅行手记。传道士必有文书记录，哪怕是威尼斯人也会写些简单的报告，而热那亚在这一点，同样彰显了他们一以贯之的个人主义本色。他们害怕自己开拓的市场或航线暴露，影响利益，因此，就算是对同胞，同样是三缄其口，彻底保密。所以，他们经历的许多冒险不为人知，开辟的那些航线，因没有得到流传而最终遭人遗忘。

同胞之间都步步设防的热那亚人，面对商业对手的威尼斯人，当然更不会留情，一旦获得权益，誓死捍卫，绝不拱手相让。而另一方的威尼斯的态度同样强硬。停战期间仍然不时发生零星战事的两个国家，相隔25年之后，终于在1295年公然开战。第二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起因，与第一次相同，都是为了争夺市场。第一次是为了巴勒斯坦的阿卡，第二次的焦点则是黑海沿岸的市场。

话说4年之前，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地区据守的最后一片领地阿卡，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猛攻之下沦陷。以法国人为主体的十字军势力从此在巴勒斯坦地区销声匿迹，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也深受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对西欧基督徒的败势大为不满的罗马教皇，颁布了禁止与穆斯林交易的命令。热那亚与威尼斯不得不中止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的商业活动，西欧商人唯一能采购到香料等东方物产之处，只剩下黑海地区。

黑海沿岸可以说是由热那亚人开拓的市场。在两国停战后，威尼斯的商船也正式开始出入此地。阿卡沦陷后不久，威尼斯政府立即与控制着黑海沿岸地区的蒙古可汗正式签订了通商条约。市场规模原本就已经缩小，眼看着仅存的一块市场又将被威尼斯人抢占的热那亚人，下定决心要把威尼斯人赶出黑海。尽管双方间的敌意日趋明显，小型的争夺战不断在各地上演，可是正式开战却拖延到4年以后。这是因为两国都在为无法与穆斯林交易的损失，费心费力地寻找弥补的办法。换言之，两国人都在政府的支持下，打破教皇的禁令，忙着走私生意。在买卖优先于宗教这一点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想法倒是完全的一致。

1294年春天，定期来往于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拉亚佐的威尼斯商船队，在舰队的护卫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他们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取道往东，打算停靠克里特岛后前往塞浦路斯。一切似乎都相当顺利，但其实早在船队航线朝东转向时，其行踪已被热那亚人察觉。

热那亚人立即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内组成舰队，从金角湾的热那亚专属码头出发。虽然住在对岸居留区的威尼斯人发现了对手的异动，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向同胞报瞥。热那亚舰队一路南下爱琴海，在拉佐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正驶向最终目的地拉佐亚的威尼斯商船。清一色加莱战船的热那亚舰队，全部降下船帆，进入了战斗状态。

冷不防遭遇敌人的威尼斯船队，由于正扬帆航行中，无法立即做出敏捷、正确的反应。船上满载货物，行动变得迟缓，再加上入港在即，船员们的精神比较松弛，败局就此注定。除了侥幸逃跑的加莱船之外，总共有20艘商船被劫，船上的人与货物一并被虏获，护卫舰队的司令官战死。热那亚人大获全胜。

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场有损名誉的战斗。热那亚商人临时自行编成的舰队，竟然打败了由威尼斯国家组成的舰队。相反，这是一场热那亚人迄今为止打得最痛快的战役。它证明了仅是海外殖民地的商人，就能打败威尼斯国家的舰队。

意气风发的热那亚人在第二年（1295年），以165艘加莱船、 3.5万人的士兵及船员，组成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舰队，打算借此一举击溃死对头威尼斯。威尼斯的舰队也全部是加莱军船，数量虽然少于百年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其战斗力堪称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最大、最强。

面对跃跃欲试的热那亚，威尼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全国16到60岁的男子，都做了兵役登记，贵族、富豪阶级除兵役义务之外，还需缴纳临时税作为加莱船的武器费用。然而，全国上下总动员，最终组成舰队的战船数量也只有65艘，不到热那亚的一半，最多也就能防守亚得里亚海的出口。

与此同时，热那亚的大舰队，在周边各国的注目之下，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预计在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进行补给之后，前往与威尼斯对决的目的地。

可是，按照预定在墨西拿完成补给之后的热那亚舰队，既没有前往亚得里亚海，也没有去爱琴海，而是转回了热那亚本土。热那亚人的临阵脱逃，作为对手的威尼斯当然是感到如释重负，可是却让周边那些准备看一场大海战的国家，感到匪夷思。

热那亚人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奇妙的举动，是因为舰队统帅多里亚害怕国内的反对派会利用自己不在期间伺机而动，所以不想长久待在海上。结果，热那亚人高昂的斗志，没有朝向对手威尼斯，而是消耗在本国人之间的争斗之中。多里亚一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一格里马尔迪家族这两大派系的纷争，让热那亚再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尽管拥有庞大的舰队，热那亚在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都无法出兵。

威尼斯方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改变了战术。他们仿效热那亚人，不再给商船船队提供护卫舰，舰队纯粹用于军事行动。

通过这番尝试，结果证明了威尼斯人的海盗才能一点儿也不亚于热那亚人。他们袭击了塞浦路斯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掠夺热那亚在黑海的贸易根据地卡法（Kaffa），火烧了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居留区，可谓是战果累累。商船船队也因此得以安全航行。

同为海盗行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不同之处在于，船员不能瓜分抢来的东西，大部分都必须上交国库，充当组建舰队的费用。

1298年，内部斗争总算告一段落的热那亚，终于正式派遣舰队，向威尼斯开战。

从热那亚出发的舰队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通过墨西拿海峡，朝亚得里亚海前进。他们进入亚得里亚海域之后，袭击了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一个个港口。达尔马提亚是威尼斯的友邦，热那亚人的目的就是要逼迫威尼斯人接受挑战。威尼斯随即派出大型舰队，两军在亚得里亚海中间地带的科尔丘拉岛（Korcula）附近相遇。

两军的舰队都是由清一色的加莱战船组成，威尼斯方面有90艘，热那亚有80艘。威尼斯海军统帅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 —声令下，威尼斯战舰以弓形阵型围住敌人，这是战船数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采用的战术。而热那亚一方，则在海军统帅兰巴·多里亚（LambaDoria）的指挥下，分成了3队。

没有任何多余的开仗仪式，两军即刻投入了战斗。多里亚乘坐的战舰一马当先，热那亚海军就像大浪袭来一般，涌向威尼斯一方。加莱船的碰撞声此起彼落，战况异常激烈。

相比之下，热那亚战船的速度拥有优势。就在不久前，他们根据贝内代托·扎卡里亚的构想，将两个人划一支船桨的传统方式，改为一支船桨配备三个划桨手，也就是所谓的“特雷米”方式，从而提高了推进速度。他们成功地打破了威尼斯海军的阵型，进入混战。热那亚人操作船只的技能，远远胜过于威尼斯人，战况明显对他们有利。

果不其然，热那亚最终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威尼斯海军有84艘战舰被击沉或遭虏获，仅有6艘船侥幸地逃回了本国。战死者高达7000人。被俘者的人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录，数量应该超过了战死者。做了俘虏被带回热那亚的威尼斯人当中，包括刚从东方回来的马可·波罗。他的东方见闻录，就是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写成的。

这场著名的“科尔丘拉岛战役”，对威尼斯而言，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败。舰队元帅安德烈·丹多洛负伤被俘后，或许是出于自责，在牢房中不停地以头撞墙，自杀身亡。

不过，威尼斯的确是尽了全力。热那亚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说热那亚死伤人数与威尼斯一方持平，大量战舰被毁。他们已无余力带走那些掳获的威尼斯战舰，只得就地付之一炬。

这种状态下的热那亚海军，只得打消进攻威尼斯本岛的计划，甚至连逃兵都无心追击，就这样返回了热那亚。

对威尼斯人而言，这是一场屈辱的失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打跨。一位叫多梅尼科·斯基亚沃（Domenico Schiavo）的平民船员在战败后的第二年就干了一件痛快解气的事情。他将科尔丘拉岛战役中幸存的战船组成船队，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然后一鼓作气北上第勒尼安海，把印刻着圣马可头像的威尼斯金币钉在热那亚港的防波堤上。完事之后，斯奇亚沃没有直接返回威尼斯，而是以热那亚附近的摩纳哥为据点，专门袭击出人附近海域的热那亚的商船。当时的摩纳哥，是被掌控热那亚的多里亚一斯皮诺拉家族扫地出门的菲耶斯基一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反政府大本营。

尽管仇恨不减，但是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的国内，主张讲和的气氛还是越来越浓。威尼斯对海战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而热那亚一方也因内斗消耗了过多的精力。

1300年，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内容相当简单。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对利古里亚（Liguria）地区的主权，热那亚承认威尼斯拥有亚得里亚海的主权。威尼斯方面不会支持和勾结摩纳哥的教皇派，做出侵犯热那亚主权的行动。

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双方在东地中海势力范围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和平协定，对消除两国间的对立问题，完全没有起到作用。讲和，说到底是因为两个国家打得筋疲力尽。第一次威一热战争，威尼斯虽然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但无力将胜利进行到底，而第二次则是由于热那亚不能利用本国的优势而宣告终结。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注意到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非常之奇妙。两者决出胜负用了125年的时间，实际的交战总共不过20多年，等于是打5年，歇一阵，然后再打，周而复始。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双方势力不相伯仲，谁也没办法彻底消灭对方；二是因为两国间的对立无关于人种、宗教，纯粹出于经济利益。换言之，这是两个经济动物的争斗。因此，当他们发现经济上的冲突反而给自己的经济带来损失时，都会产生暂时停战的“良知”。所以第一次战争打了5年之后，停战了25年第二次战争后的和平时间甚至长达50年。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何不一开始就不要打仗，设法找出一条共存共荣的道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多么精明的经济动物，能够具有如此“良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已经不能动辄诉诸武力的现代，在解决此类冲突时，依然是举步维艰。

话题重新回到700年前。1300年缔结了停战条约的两国，史无前例地维持了50年的和平。在14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威尼斯还是热那亚，不是处于有争斗之心却无战斗力的状态，就是处于不打仗更有利的形势之下。

首先，来看一下经济形势。正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经济在这个时期产生了重大变革。船舶的构造有所改变，加莱船和帆船皆趋向大型化；指南针的出现促使航海技术呈飞跃性发展，航海可能的季节倍增；复式簿记、阿拉伯数字的普及，以及金融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商业圈，提高了商业效率。

与此同时，西欧诸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物资的增加。东西方之间的物资交流，与以往相比，无论在质或是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比如说，曾经被英国羊毛业者视作梦幻的希腊葡萄酒，在那个时期，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中介东西方物产的商人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北大西洋航线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教皇也解除了不得与穆斯林做买卖的禁令。威尼斯的4条固定商船航线全线通航，就是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以商为本的国家，毫无疑问会将精力投入商业。何况，市场规模的扩大，让他们可以不用为了争夺市场而拼死相战。

双方不愿开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两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不过，在政治、社会层面，虽然也处于停战状态，但不是因为停战有利，而是没有精力再战。

先说热那亚共和国。如家常便饭一般频频发生的政治斗争，让他们浪费了半个世纪。多里亚一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一格里马尔迪家族两派，谁都不具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力量，所以内部斗争始终没有解决的迹象。仅仅是在14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以下的政变：

1311年——疲于内斗的两派决定，索性让外国人管理国家，于是将政权拱手让给了法国国王。

1313年——法国国王去世后，内部斗争再次开始。

1317年——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重新掌控热那亚。

1335年——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复辟。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遭驱逐。

1339年——反贵族的市民阶级夺得政权。不久之后，同样因为内讧分裂成两派，相互斗争。

1353年——政权转让给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

不过短短半个世纪，便如此颠倒乾坤。正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但丁形容的那样，不堪疼痛，辗转反侧的病人，绝非只有佛罗伦萨共和国。

如何建立起一个具有强大统治能力的政体，是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缺乏资源、土地和人口稀少的城邦国家而言，优秀的治国能力，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威尼斯选择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它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大众政治，而是威尼斯独特的共和政体。有关威尼斯人在治国时所表现出的冷静判断力，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一文中已做了详细的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威尼斯人无论作为水手还是商人，技术都略逊对手热那亚一筹。但在组织能力上，威尼斯绝对出类拔萃，而这一点也成了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停战状态，终于在1350年画上了句号。并不是因为两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相反，两年前爆发的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48年爆发的这场因薄伽丘的《十日谈》而闻名的黑死病，也重创了威尼斯，人口减至原来的2/3。舰队的水手，只招募到5000人，仅够武装25艘加莱军船。

黑死病夺去了大量的生命，整个社会弥漫着厌世的气氛。我在第二章中曾经介绍过威尼斯的征兵制度，不想参战的人可以付钱免除兵役。以往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在黑死病之后，逃避征兵的人逐渐增多。

而那些好不容易召集到的军人，又全都是些不听从管教的散兵游勇，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威尼斯海军纪律严明的作风。曾经在几天内便能组成百艘舰队的威尼斯，如今加上从达尔马提亚、希腊招募来的士兵，最终才凑齐35艘战船，再加上士兵素质低下，所以此时的威尼斯根本不具备与别国开战的条件。

热那亚的情况与威尼斯大抵相似。它的人口数量原本就不及威尼斯，在黑死病之后，战斗力肯定在威尼斯之下。

两个国家都在无力打仗的情况下再次开战，其原因还是与商人们无法忍受市场被占有关。也就是说，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市场。

那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终于开始感觉到了来自土耳其的威胁。马尔马拉海的东岸，都处于这个新兴亚洲国家的实际掌控之下。唯有海上的防卫才能避免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土耳其的侵袭。而真正拥有海军力量的国家，只有热那亚和威尼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一次没有向同盟国的热那亚提出保护的请求，而是转向威尼斯。热那亚国内的纷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促使皇帝改变了态度。替代热那亚接下防卫任务的威尼斯开出了交换条件，他们要求皇帝将热那亚商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以及黑海沿岸的市场。热那亚人对此怒不可遏，战火重新燃起。

1350年爆发的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在5年里发生了3次大战。结果是热那亚二胜一败。热那亚如果打输，国内立刻会为推卸责任而产生内讧，最后不得不将政权交给外国人。他们打·赢了战争，却输了外交。因此，威尼斯总是能够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与热那亚人达成停战协议。

1335年签署的两国停战协议，与以往一样，并非出于热那亚人的本意，而是当时掌控热那亚的米兰大公维斯孔蒂，优先考虑到米兰的利益。打算向意大利中部扩展的米兰大公，不希望自己的计划遭到威尼斯的反对，所以才按照威尼斯的要求，强迫热那亚接受了和谈。在停战条约签署不久，威尼斯国内发生了马里诺·法利耶的叛乱，对于需要稳定国情的威尼斯而言，能够停战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运。

在之后20余年的停战期间，热那亚仍然按照其独特的方式生存着，而威尼斯则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从几个世纪之前就不断袭击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匈牙利王，终于成功地占领了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而言，东岸的安全，与攸关生死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密切相关。丧失达尔马提亚，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公元1000年时的元首奥赛罗二世以来，威尼斯的元首一直拥有“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封号，400年之后，却不得不将之放弃。

如今属于克罗地亚领土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在中世纪时指的是亚得里亚海东岸北半部，包括扎拉、希贝尼克、斯帕拉托、莱西纳和科尔丘拉岛，一直到拉古萨。这一带不仅是威尼斯船只航行的必经之路，也是提供划桨手等水手的来源地，每一个港口城镇都是威尼斯海上“高速公路”的驿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何况它距离威尼斯只有两天的航程，因此，威尼斯迄今为止，可以说是一直在誓死固守达尔马提亚地区。

失去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再次施展了他们独特的“务实策略”的外交。匈牙利王是基督徒，于是威尼斯人通过教皇，有节制地与匈牙利人进行着交涉。尽管匈牙利人在陆地上势不可挡，但毕竟不是海洋国家，制海权仍然掌握在威尼斯人的手里。如果威尼斯撒手不管，达尔马提亚沿岸很快就会成为从北非过来的海盗的目标。如果匈牙利王能够看清这一点，允许威尼斯继续在此设立基地，那么即使丧失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也不算是致命性的打击。

第二件让威尼斯深感屈辱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这里是十字军被伊斯兰人赶出东方后，唯一残存的属于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塞浦路斯归属法国人香槟公爵家族，但经济命脉却操控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手里。塞浦路斯出产的糖、盐以及著名的葡萄酒，都是在威尼斯人殖民地式的经营之下，成了当地的经济动脉。

为了哪一国的大使坐在塞浦路斯王的右边，威尼斯与热那亚相争不下，重新煽起了两国间多年来的敌对情绪。塞浦路斯王对威尼斯的偏袒令热那亚人深感不安，担心自己会被赶出此地。于是，他们从国内派来了舰队。

热那亚舰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的第一大港法马古斯塔（Famagusta），胁迫国王改变政策。威尼斯因为正忙于解决家门口的达尔马提亚的问题，没有余力再派舰队前往远方救援，除了撤侨之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友好的塞浦路斯王任由热那亚宰割。

不过，这个事件在经济上并没有对威尼斯带来太大的打击。威尼斯政府的“行政指导”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为失去塞浦路斯市场而蒙受损失的商人们开辟了一条无须停靠塞浦路斯港，同样可以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亚历山大的航线，让他们的商贸活动能够一如既往地进行。

人丁不旺的热那亚，其实不可能完全占领塞浦路斯全岛。岛屿的南半部依然是威尼斯人经营的蔗糖田地，像以往一样出口糖和葡萄酒。原以为威尼斯在中东的贸易会出现漏洞的热那亚人，占领塞浦路斯不到一年，便不得不承认自己打错了算盘。

威尼斯人面对困境所展现的灵活性，不仅在塞浦路斯，从地中海到英国、法兰德斯，但凡他们出没的地方，处处可见。这种柔软的应对能力，也是威尼斯经济外交的特色。

话说回来，这件发生于1374年的事件，在政治层面上还是有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形象。因威尼斯见死不救而不得不向热那亚人屈服的塞浦路斯国王，从此不再依靠威尼斯的帮助。从王位的安全考虑，能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伙伴。威尼斯失去了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的信赖。

威尼斯人面临的第三次考验，是克里特岛发生的叛乱。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威尼斯一直把克里特岛作为最重要的基地，向岛上输送了大批移民，建立起与本国相同的政治体制。尽管威尼斯占领此地之后，原住民的希腊人时不时会引发动乱，但这一次的主谋却是来自威尼斯望族的葛登尼哥和维尼尔（Venier），这让本国政府感到相当错愕。

那些移居克里特岛的威尼斯贵族们，在经历了近200年的殖民地生活之后，已从威尼斯市民变成了以克里特岛利益为重的一群人。在反对重税的问题上，这些威尼斯裔克里特岛人与原住民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徙”，威尼斯人的爱国心，向来令威尼斯政府深信不疑并且引以为傲。这次贵族的叛乱，等于狠狠地打了统治者一记耳光。

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克里特岛叛乱的主谋们，竟然向热那亚发出了支援的请求。虽然说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负责托管爱琴海诸岛的威尼斯人与本国方针唱反调的事件，但没有任何人去乞求与祖国敌对关系的国家援助自己。威尼斯政府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彻底肃清乱军，不能拖到达尔马提亚问题解决之后再去处理。

满载着陆战用雇佣兵的大型舰队立即向克里特岛出发。行动之迅速，远远超过了热那亚人。叛乱很快被镇压，主谋被处以极刑。威尼斯政府严格挑选了具有忠诚度的贵族和市民移居岛上，彻底更换了岛上原有的统治阶层。

至于第四次考验，由于没有以具体的事件形式出现，反而比较棘手，对策上更需慎重。

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开始时，由于军事费用的激增，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为了弥补短缺，政府推出强制购买国债的政策，将负担集中在贵族和富人身上。权贵们因财富减少而产生不满，甚至有人为了避税而将财产转移至国外。这种现象，也许发生在其他国家，但在威尼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

曾经有人说过，为了所赋予的名誉，精英阶级应该像修道士无私奉献给上帝一般奉献社会。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完全看不清人性的本质。修道士有上帝保佑他们死后会上天堂，或者说他们相信上帝会兑现诺言。但是，那些没有向上帝宣誓奉献自己的世俗的精英分子们，即使身为基督徒，也没有理由必须无偿奉献。对他们的能力给予相应的报酬，才能让这些人充分地施展才华。所幸，威尼斯政府是由贵族组成的，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不再针对精英阶层采取高压式的课税。不过，为了顾及社会的公正性，作为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制度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项制度若是被废，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财政首先就会出问题。

两位威尼斯男人

从爱琴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之前，有一座叫作特内多斯（Tenedos）的小岛。它的附近是特洛伊（Troy）古战场。当年攻打特洛伊时，奥德修斯将藏在木马里的士兵送进特洛伊城内后，希腊大军就是在特内多斯岛上待命出击。

威尼斯看中了这座岛。由于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地，于是威尼斯便向拜占庭皇帝进言，说达达尼尔海峡需要防卫。一得到皇帝的首肯，威尼斯立即在岛上筑起了坚固的要塞。

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就等于控制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威尼斯的举动，自然让热那亚大为恼火。就这样，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拉开了序幕。这一次，威尼斯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应战。

同时，威尼斯在外交上也犯了一个错误。由于达尔马提亚的问题尚未被解决，他们没能阻止匈牙利王与热那亚结下同盟关系。因此，威尼斯不仅不能使用位于达尔马提亚沿岸的众多基地，连招募水手也得另寻途径。更糟糕的是，匈牙利王准许热那亚海军使用基地，并同意他们在当地募集水手。双方甚至决定联手从海陆两方夹攻威尼斯，热那亚负责海上，匈牙利负责陆地。

与热那亚结盟的还有一个国家，是位于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帕多瓦的僭主弗朗切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Carrara）准备率军从西面发起进攻，从陆地上封锁威尼斯。威尼斯自建国以来，像这样三面受敌的情况还是头一遭。

在这场因“基奥贾战役”而著名的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造就了两位威尼斯英雄：卡洛·泽诺（Carlo Zeno）和韦托尔·皮萨尼（Vettor Pisani）。

卡洛·泽诺是一位很有意思的男人，与人们印象中稳重老练的威尼斯人形象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贵族，家族中曾经出过元首。父亲战死于士麦那，留下的遗产，不足以分派给包括卡洛在内的10个儿子。这种情况在威尼斯，不论贵族或平民，为了防止财产分散，通常都由长子继承遗产，其余的孩子要么做人家的养子，要么从事神职工作，总之需要自食其力。卡洛被要求去做神父，这份工作需要学问，于是，他前往帕多瓦大学学习神学。

可是，这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却很讨厌读书。因为人长得高大英俊，卡洛深得女人们的喜爱，他的学生生活一开始便沉浸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中。如果仅仅是有女人缘，倒也花不了多少钱，问题是他还喜欢赌博，手气又差，很快就把学费赌了个精光。最后他不得不变卖教科书，可还是不够抵债。虽说女人和赌博是当时大学生最热衷的两件事情，不过卡洛·泽诺做得实在太过分。

为了还债，卡洛加入了当时意大利盛行的雇佣兵行列。不爱学问的他，应该是兴高采烈地投笔从戎。这一去便杳无音讯，所以当卡洛在5年之后重返威尼斯时，家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还活着。不过，当初为他准备的神父的职位倒还保留着。

于是，卡洛去帕特雷斯教区任职。与弥撒相比，他更喜欢与附近的土耳其人打打杀杀。由于与穆斯林冲突属于十字军行为，他的上司即主教对此没有发声制止。但是当这位卡洛神父杀死了与他决斗的当地的一位法国骑士时，主教就不能再置若罔闻了。

决斗的原因是为了女人，再加上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神父杀了教徒，就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主教叫来卡洛，狠狠地痛斥了一番，但没有免除他的职务。倒是卡洛自己不想再继续这份烦人的职业，干脆抛弃了圣职。他离开帕特雷斯，打算去君士坦丁堡做一名商人。

天知道卡洛究竟是不是真有心去君士坦丁堡经商，反正没多久便发生了特内达斯岛事件。热那亚人袭击了正在建设要塞的威尼斯人，防守战打得如火如荼的小岛上，突然出现了卡洛·泽诺的身影，原来他是来当志愿兵的。也许天生就具有领导的才能，又习惯了作战，卡洛很快便崭露头角，成功地击退了热那亚人。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担任过海军将领的卡洛·泽诺被任命为负责希腊方面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官。他之后那些高调华彩的表现，充分证明这是一份最适合他的职业。

另外一位英雄韦托尔·皮萨尼，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海上男儿。在威尼斯男人中，他属于小个子，身体不胖却很敦实。他是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指挥两次主要的海战、获得一胜一负战绩的指挥官尼可洛·皮萨尼的侄子。当年韦托尔跟随着伯父，经历了那两场海战。

在停战期间，他做了商船队的船长。这绝不是一份丢人的差事，一个能成功统率商船船队的人物，战时就是海军战将的最佳人选。他也参加过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

韦托尔虽然生性易怒，但也很容易恢复平静。与其他贵族不同，他从不看低别人，因此深得下级船员的爱戴。除了为人处世讨人喜欢之外，他作为水手的才华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总而言之，韦托尔·皮萨尼在海上男儿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在威尼斯，无论是商船或军船，在出港前的一个月，担任船长的人会带着书记官坐在船只停泊的码头，等待水手们前来报名。这不是船长挑选水手、分派工作，而是水手们在远航之前，选择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哪一位船长的制度。而韦托尔·皮萨尼的船只前，总是排成长长的队伍。

137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已箭在弦上。皮萨尼被任命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率领14艘加莱军船组成的舰队，从威尼斯出发，开往敌军海域的第勒尼安海。

14艘军船，实在是一个少得可怜的数字。由此可见，失去达尔马提亚这个水手来源地，对威尼斯的影响之大。如果说30年前的黑死病留下了人口不足的后遗症，热那亚也同受其害。不过，这一次他们有达尔马提亚可以利用。在皮萨尼舰队出发的同时，只有单人划桨手的加莱船队，开往克里特岛。他们在克里特岛、希腊等地补充了划桨手，总算能够编组成舰队。

就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之下，皮萨尼率领军舰，纵横于第勒尼安海上，在安齐奥（Anzio）的外海突袭了热那亚舰队，辉煌的战果让提心吊胆的祖国松了一口气。而战败的热那亚，则有很多贵族成了俘虏。

随后，皮萨尼的舰队开往爱琴海。在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与在克里特岛完成了人员补给的6艘战船汇合，前往塞浦路斯，打算一举歼灭热那亚势力。但他们没有如愿以偿，敌人只受了点儿轻伤。

从塞浦路斯折回的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袭击并占领了已沦为敌方领土的卡塔罗和希贝尼克，再次向对手表明了威尼斯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此时，已近年底，皮萨尼打算率军回国。

他向政府提出了回国休整人员和维修船只的希望，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拒绝。他们命令皮萨尼带着舰队在伊斯特里亚半岛尖端的波拉过冬。理由是波拉接近达尔马提亚，容易掌握敌人的动向，同时舰队又可以直接开往海上巡逻。整备战船所需的用品，政府决定派补给船送去。无奈的皮萨尼和他的舰队，只能留在波拉越冬。翌年，即1379年的春天，皮萨尼又带着舰队前往南意大利的普利亚地区，为装满小麦回国的商船全面护航，随后便返回波拉港，在陆上清洗和修理战船，过了一段太平无事的日子。

5月7日，热那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波拉的外海，战船上还悬挂着剑刃向上、代表挑战的旗帜。皮萨尼立刻下令鸣号，集合所有人员。包括补给船在内，能够使用的战船，共有24艘，而热那亚海军只有16艘加莱船。其实热那亚舰队有22艘战船，因为有6艘躲在海角的暗处，所以看上去只有16艘。

皮萨尼反对接受挑战。虽然战船的数量多于对方，但没有几艘能够真正用来打仗，他认为还是守在港口为上策。但是由各条船指挥官组成的作战总部，却以敌人数量有限，临阵脱逃实属懦弱等理由，极力主张迎战。威尼斯的规矩一向是少数服从多数，作战会议也不例外。因此，皮萨尼只好下令所有能够使用的加莱船，进入战斗状态。

这场以波拉港口为舞台的海战，从打响那一刻起，威尼斯就占据了上风。皮萨尼乘坐的旗舰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阵型，紧随其后的战船，迅速地向热那亚舰队发起猛烈的攻击，热那亚的旗舰转眼间被攻破，海军统帅战死。

可是，就在威尼斯海军即将收获胜利的那一刻，一直埋伏在暗处的敌舰从背后切入他们的阵型，威尼斯舰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战况逆转。这下轮到热那亚海军痛击对手，威尼斯死亡超过百人，包括24名贵族在内有多人被俘。眼见形势不妙的皮萨尼，向仍在战斗中的6艘战船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自己也和舰队一起逃往威尼斯。

得知战败消息的威尼斯政府惊愕不已。他们原以为皮萨尼的舰队足够担负起亚得里亚海的防卫任务，所以刚在一个月前，把卡洛·泽诺指挥的第二舰队派出去袭击热那亚的商船船队。攻击商船，可以牵制负责其防卫的舰队，这样热那亚海军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潜入亚得里亚海。没想到热那亚先发制人，搅乱了威尼斯政府的计划。

敌人的舰队，近在咫尺。友军的舰队，等于没有。匈牙利王从北逼向威尼斯，帕多瓦的军队在西面切断了所有陆上的补给路线。最后的一击发生在8月16日，热那亚军队占领了基奥贾。自建国以来，威尼斯首次面临如此重大的危机。

由于海上和陆地都遭封锁，所有的东西都进不了威尼斯。不要说买卖，连粮食都成了问题。威尼斯被困在潟湖中的岛上，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泽诺舰队的返港成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他本人却对国人的期盼一无所知。因为出发时，他还深信这一年的任务就是在海上打游击。威尼斯政府向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提出了停战的请求。但热那亚人却回应说：“不把缰绳套在圣马可教堂正门前的驷马铜像上，绝不停战！”

在此之前，威尼斯也曾经遭到过一次包围，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及过，公元9世纪初时查理曼的儿子丕平率领法国军队围攻威尼斯。不过，法兰克人是陆地民族，从海上封锁海洋民族，终究是经验不足、漏洞百出。而这一次却是来自海洋国家的敌人封锁海上，情况完全不同。海上封锁之严密，用陆地语言形容的话，就是连一只老鼠都逃不出去。

欧洲各国都认为，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必败无疑，它将重蹈阿马尔菲、比萨的命运，走向衰退，最后胜出的海洋共和国，唯有热那亚。

在他国援军不可期的形势下，威尼斯人仍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誓死守卫家园。

首先，食品供应改为配给制。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因此始终保持着3个月的小麦存量。但由于潟湖中的“困城”不知会持续多久，所以一开始就以最低的限量配给。托配给制的福，在全面封锁的情形下，威尼斯人没有遭受饥饿之苦。

当然，政府也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以往为了组建舰队所采用的每个行政区12个人为一个单位的征兵制度，这一次被用作保护街市。

各个行政区的防守，由各区的住民自行负责。特别是临近前线的区域，行政区内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参战。内围的行政区除了留下数人负责防守之外，其余男子都被分派去守护国家的重要建筑，如造船厂、元首官邸、大运河的人口等。为了防止敌船的侵入，大运河的入河口也打下了木桩。

另外，政府还派出了敢死队，令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前往东地中海。敢死队有两个任务：一是寻找卡洛，泽诺的舰队，通知他们尽早回国救援；二是巡视各海外基地、殖民地，鼓励那些得知祖国被困而心生不安的同胞，提醒他们尽早做好准备，以防热那亚人的攻击。敢死队不辱使命，成功地突破了重围。

威尼斯在积极防守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外交战。匈牙利王、帕多瓦僭主、热那亚的三国同盟必须攻破，为此威尼斯与他们进行了个别的和谈交涉。然而，三国都认为威尼斯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根本不愿谈判。这样，威尼斯在外交上也处于绝望的状态。

同一时期，热那亚又从国内派来援兵，舰队的战斗力提升至两倍以上。仅是加莱战船就有47艘。皮耶托·多里亚（Pietro Doria）代替波拉海战中战死的卢恰诺·多里亚（Luciano Doria），成了新一任的海军统帅。

占领了基奥贾，并以此为据点的热那亚海军，隔着潟湖与威尼斯对峙着，似乎只要越过这片浅海就能直捣敌营。不过，热那亚人到底是海上男儿，他们非常清楚浅海的潟湖比石头垒砌的城墙更为坚固。同为大海之子的威尼斯人也很明白，胜负的关键就取决于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片潟湖。

正如第一章“威尼斯的诞生”中所述，威尼斯开凿运河的首要目的是引水，其次才是行船。来自本土的数条河流注入潟湖，倘若不能顺利地将它们引向外海，千辛万苦建起的水上之城随时会有被洪水冲垮的危险。而且，河水比海水更容易变质，不洁的潟湖之水将成为传染病的源头。因此，城中那些貌似毫无章法、呈网状般的运河，其实是为了能让河水更畅通地流向外海，保证潟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的潟湖，其实也有天然河水流入。与城中那些人工运河一样，威尼斯人把这条天然的运河也叫作“Canale”。查看威尼斯海运局发行的潟湖航行线路图，可以发现他们用浓淡有别的天蓝色标示出不同深度的水路，血管一般地纵横交错于潟湖之中。了解水深，是潟湖航行不可或缺的知识。这里的水路高低不平，深的超过了10米，浅的不到1米，有些地方甚至水面下就是海泥。

通常，天然运河沿途都会打上木被，作为航行的标志。但是在1379年的战役时，这些木桩都被拔了出来。热那亚人虽然熟悉水性，但由于热那亚港吃水较深，因此并不怎么了解潟湖的状况。尽管他们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基奥贾，攻击了横隔于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佩莱斯特里纳和马拉莫科，却不敢轻易进入潟湖。他们加固封锁线，准备坐等威尼斯油尽灯枯。

真正是背水一战的威尼斯，偏偏在这种时候，举国一致的体制意想不到地出现了破绽——水手们表示不愿配合政府的政策。国有造船厂没日没夜地好不容易造出16艘加莱船，结果来应征的水手仅够6艘船使用。原来他们不满政府对韦托尔·皮萨尼的处置，用消极的态度以示抗议。

波拉海战之后，皮萨尼因为战败，遭到政府问责，被关进了监狱。在土耳其等国家，战败的将军，通常是不问原因，一律砍头。但在威尼斯是先审后判，被判失责才会遭刑罚处置。

皮萨尼的罪状有两条：一是没有提供各战船的指挥官们充足的准备时间，草草开战；二是战斗中临阵脱逃。在检察官、辩护人完成证人质询之后，元老院进行了投票，结果78人认为皮萨尼有罪。认为无罪的48人，另有14票弃权。根据威尼斯的海商法，舰队的司令官不得在战争途中撤离战场。因此，检察官要求依法判处皮萨尼死刑。元首念及皮萨尼以往的功绩，提出处以罚金以及终身不得担任指挥官的建议。元老院经过再度审议，采用折中方案，判处皮萨尼6个月的监禁，并且终身不得出任指挥官。皮萨尼因此锒铛入狱。

然而，水手们却不服这个判决。他们认为是元老院拒绝皮萨尼提出的要求，不准许人员和船只回国休整，舰队只好在波拉整修船只，效率不比国内，所以错在元老院。敌人来袭时，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迎战，责任不在皮萨尼的身上，是各船的船长没有忠实地执行他的作战命令。众人抱怨代替皮萨尼出任海军司令的塔代奥·朱斯蒂尼亚尼（Taddeo Giustiniani）缺乏经验，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这样不谙水性的贵族，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

威尼斯政府真是要山穷水尽。如果执意维护政府的权威，就无法达成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国家濒临灭亡的危急时刻，首先必须众志成城，于是政府决定释放皮萨尼。

皮萨尼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就被招进元首官邸，元首希望他能不计前嫌，继续为国效忠。随后，皮萨尼前往圣马可教堂做祈祷。当他结束祈祷走出教堂，步入广场时，守候在四周的水手们发出了大声的喝彩：“万岁！韦托尔！”

皮萨尼慌忙举手制止：“小子们，请安静！我们应该欢呼万岁！圣马可！”

于是水手们改口叫着“万岁！圣马可！万岁！韦托尔！”，欢天喜地簇拥着皮萨尼返回家中。

政府虽然牺牲威信释放了皮萨尼，但如果再次任命他为最高司令官，元老院会颜面丢尽。于是，元老院给了他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职位。那些以为皮萨尼官复原职，纷纷来应征入伍的水手们，听说最高司令官仍是朱斯蒂尼亚尼时，顿时闹了起来。他们聚集在圣马可广场的码头前，把帽子踩在地上，对着正在开元老院会议的元首官邸大声地骂着脏话，言语之不堪以至于年代记作者羞于下笔。泄愤后水手们各自散去，征兵之事又成了泡影。

这时，年近80的总统安德烈亚·孔塔里尼（Andrea Contatini）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由他本人出任最高司令官，皮萨尼担任副手。

水手们接受了皮萨尼成为实质司令官的事实，先有6艘加莱船召集到了船员。

按照惯例，韦托尔·皮萨尼坐在靠在岸边的船只前接受众人的报名。争先恐后抢着应征的水手们，让记录名字的书记官忙得头昏眼花，威尼斯总算是进入了举国一心的状态。

威尼斯需要战船，多多益善。按照皮萨尼制订的作战计划，起码还差40艘船。然而，造出的战船，需要配备划桨手、船员和战斗的战士才能发挥战斗力。战士与水手不同，不一定需要熟悉水性，因此可以使用雇佣兵。当时意大利各地战事不断，从英国、法国、德国过来的雇佣兵络绎不绝，只要付钱，不愁找不到卖命的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富裕众所周知，很多人不顾热那亚的封锁，设法钻空子潜入了威尼斯。有钱还真是好办事。

威尼斯政府针对贵族以及富裕阶层展开资产调查，以强制配额购买国债的方式筹集军费。可是单凭富人们购买国债，还是达不到目标。于是，国家号召大众捐款，凡捐款金额最多的前30名，晋升为共和国国会议员和贵族，外国人捐款，即可获得威尼斯市民权。通常外国人获得市民权，至少需要在威尼斯居住25年。

政府的呼吁，得到了极大的反响。要求捐款的人层出不穷，其中既有真正爱国的，也不乏出于各种私利考虑的人。我们来看以下几个例子：

巴托洛梅奥·巴鲁塔：捐赠两艘加莱船，提供40名弓箭手和120名划桨手一个月所需的费用；提供10名士兵及其所有费用。除此之外，他的两位弟弟和侄子参军，不拿军饷。

马可·席卡那：提供两队士兵及其所有费用。

弗朗西斯科·梅佐：率领全家族加入军队，直到战争结束，一切费用自付。另捐赠10名弓箭手两个月所需的费用，以及1000达克特。

伯纳迪诺·卡桑尼：捐赠200达克特，提供给死伤或被俘者的家属，并负担最高司令官旗舰上的所有弓箭手一个月的军饷。另外以购买国债的方式，提供25艘加莱船上所有弓箭手15天的费用。

以上都属于大笔捐赠。另外还有一些感人的行为。比如说，名叫皮耶托和弗朗西斯科的两位画家，希望从5月开始在保罗·莫罗西尼指挥的加莱船上，无偿担任军务，直到战争结束。类似这样的捐赠还另有其人，有一位被敌人夺去家园、身无分文的基奥贾男子，提出捐出自己的身体，国家接受了他的这个捐赠。妇女们也不让须眉，不管贫富贵贱，纷纷捐出首饰，特别是金、银制的饰品。

在众人拾柴的努力下，有34艘加莱船加入了战线。连同原已具备战斗力的船只，总数超过了60艘。尽管战船的数量超过了热那亚，但实际战力却不能与对手相抗衡。

由于无法从达尔马提亚、希腊等地募集到划桨手，熟练的水手们又必须负责操纵船只和升降风帆，没有多余的人力，因此，划桨的任务就落到了一般市民的身上。

这些平素作为街头店铺的老板、手工匠的人们，自然没接受过加莱船划桨的训练。要让这些最多在运河上划过小船的男人们在短期内登上战船，必须进行特别的训练。

性格急躁的皮萨尼强忍着耐心，开始训练这批平民。练习船来往于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到利多港的直线区域内，每条船上有皮萨尼手下的将官负责指导，从拿船桨的姿势，到跟随号令转换方向时的船桨操作等，巨细靡遗。老元首孔塔里尼也不虚最高司令官之名，每天都去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对那些汗流浃背地接受训练的临时水手们，——给予慰问和鼓励。

当威尼斯全国上下精神上趋向团结一心的时刻，皮萨尼脑海中的作战计划也完整成形。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一旦失败，威尼斯将万劫不复。皮萨尼谨慎且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话说卡洛·泽诺这些日子又在干什么呢？时间已经过去了8个月，他和他的舰队杳无音信。

这位浪荡子虽说是执行国家的任务，实际上却为所欲为。他的任务是在第勒尼安海布下罗网，袭击从热那亚出发去各地的商船，牵制住护卫商船的热那亚的海军，让他们不能离开这片海峡。

卡洛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但凡看见挂着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船，不管是商船或军船，一律攻击，见人就掳，见货便抢。损伤严重的船只，毫不留情地就地烧毁。在热那亚与叙利亚的海域之间往返两次之后，卡洛的舰队又出没于科西嘉和撒丁尼亚的岛屿之间，继续大肆掠夺，吓得热那亚商船惊恐万分，甚至不愿出港做生意。

卡洛·泽诺原本应该在第勒尼安海不断地重复类似的袭击。可是他却判断，这里已经无所作为，于是不等本国的指示，便擅自将舰队带往任务之外的海域。所以，热那亚国内派出的援军，才捞到机会在基奥贾沦陷之前赶到目的地。出海后从没和政府联系的他，自然不知道波拉海战败北以及本国被困的事情。当国家陷入危机之时，对此一无所知的卡洛·泽诺及其舰队在东地中海一带热火朝天地干着海盗的营生。

泽诺首先来到久违的特内多斯岛查看情况。在守卫军的热烈欢迎之下，他做出整备要塞的指示，并向军人们传授了袭击海上经过的热那亚商船的战术。随后，他率领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袭击了位于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放火烧毁了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商船。把热那亚人最重要的海外基地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卡洛继续南下，以特内多斯岛和克里特岛为根据地，在爱琴海直至贝鲁特的海域横行霸道。

对泽诺的舰队而言，根据地除了补给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由于掠夺了太多的货物，无法带回国内的商品，所以需要在根据地另外装船，运送到附近销售，俘虏则留在根据地看守。

卡洛·泽诺接到政府令他火速回国的指示，就是从运载战利品回克里特岛的货船那儿得知的。按理说，他应该带领旗下的11艘加莱船，立刻赶回等得心急如焚的祖国。可是，就在临出发前，卡洛从潜入罗德岛的手下那儿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据探子报告，罗德岛港口停泊着热那亚的商船。这艘名为“里吉钮尼”的商船是地中海海域，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船上运载着价值高达50万达克特的货物。即使富如威尼斯，资产总额在50万达克特以上的富豪，也只有一个人。

船上300名乘客的中有160名是商人。光是想想这160个人的赎金，便足够令人热血沸腾，就算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6世纪英国航海探险家）大概也抵抗不了如此的诱惑。卡洛·泽诺权当自己没收到政府命令，决定干完这一票大的之后再回国救援。

在泽诺的命令下，三艘加莱船打头阵，冲进了罗德岛港。然而，受击的大帆船纹丝不动。就在这时，泽诺率领的主舰队从海角后方出现了。他们没有直接去攻击大船，而是抢夺了停在港口的其他帆船，然后，从这些帆船的桅杆上向“里吉钮尼”射出火箭，密如雨点的火箭噼噼啪啪地落在大船上。

圆形的帆船的船身原本就比加莱船高，桅杆顶上的瞭望台当然也高过加莱船的瞭望台，因此，从上往下攻击，比由下至上更有效。热那亚的巨型帆船终究不敌，举手投降。

根据威尼斯的规定，船员不得瓜分所有掠夺的商品，只能取其中的一部分当作奖赏。这一次，船员们可是拿到了巨额的“奖金”。划桨手每人领到20达克特，弓箭手则更多，每人40达克特。之后，泽诺舰队回到克里特岛，开始为漫长的归国航程做准备，不日将与热那亚军厮杀海上，战船的整修更不能掉以轻心。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等出发的日子。

基奥贾战役

说回威尼斯国内。皮萨尼见时机成熟，于是下令发起大反击。12月22日黎明之前，一艘接一艘的船悄悄地离开圣马可码头和斯基亚沃尼堤岸。加莱船拖着堆满石头的货船，小船上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旗舰上除了皮萨尼之外，还有元首安德烈亚·孔塔里尼同行。

当时正值黑夜。若在平日，需点起火把，提醒船与船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在这个夜里，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改用白布标示。船队在熟悉的潟湖中前行，大船行深水区，小船选水浅之处。

船队经马拉莫科运河通到外海后，沿着佩莱斯特里纳航行至基奥贾附近。在那里，船队分成两队，第一队是牵引装满石头货船的加莱船，第二队则是以小船为主的登陆船。第一队经过佩莱斯特里纳运河，再次进入潟湖内；第二队则由海上溯河而上，停靠在基奥贾的南边，开始登陆。此刻，天空露出了鱼肚白。

皮萨尼的作战计划是，利用基奥贾凸出于潟湖之中的地型，同时切断南、北两边，使其孤立。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原本被围困着的威尼斯，将反过来封锁热那亚军。

从南边登陆的威尼斯军，在对手顽强的阻击之下，不得不撤退离开。然而，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北面港口的封锁不受阻挠，必须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南边。沉船作业按计划顺利地进行，装满石头的大船沉入基奥贾港的出口处，面向潟湖地方，也沉下了几艘小船。等热那亚人发现事情不对，急匆匆赶到时，这座海上的“路障”已完成了大半。热那亚舰队被锁在港口内，动弹不得。

很快，热那亚人就察觉到事态严重，因此做出了更顽强的抵抗。他们驱船赶到“路障”附近，想除掉这些绊脚石，威尼斯战舰挡在前面，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些仓促成军的威尼斯水手们不谙海战，眼见着同袍一个个中箭倒下，惊恐万分，口口声声地叫着要撤退。老元首大声呵斥说，要么战死，要么让热那亚人投降，自己绝不会离开这里一步。在元首的威势之下，水手们再次拿起了船桨。

战斗不分昼夜地持续着。即使在战火停息的片刻，威尼斯海军也没有中止海上巡逻。由于南面没有被完全封锁，帕多瓦的援军得以赶来增援，热那亚军也因此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威尼斯的战船来往于潟湖中间，轮流作战，不过，自皮萨尼以下的由贵族组成的士兵全体都留在船上，战船的补给依靠小船运送。在热那亚战船也无法侵入的潟湖之中，退潮时，小船是最有效的运输工具。

10天后，即1380年1月1日，众人翘首盼望的卡洛·泽诺舰队终于回到了祖国。原本只有11艘的加莱船已经增加到18艘，另外还拖着热那亚的巨型帆船“里吉钮尼”。泽诺舰队的归来，不仅增强了战斗力，威尼斯人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卡洛·泽诺归国后立即被派往战况最激烈的基奥贾南部。如果不能成功地封锁住那里，就无法中断帕多瓦人沿河运来的补给，全面封锁热那亚军队的目标便无法达成。同样，热那亚一方也誓死保卫着这条补给线，战事因此陷入胶着状态。

由于南面是陆地战，战线上多为外国雇佣兵，而指挥这些来自英国、意大利其他地区的雇佣兵，正是泽诺的强项。不知是因为年轻时当过雇佣兵的经历，还是此时已年届45岁的他与生俱来的大胆和勇敢，深深地吸引了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在艰困的战争中善用雇佣兵，原本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任务，因为泽诺，这些人最终成了威尼斯宝贵的战斗力。

在这场“基奥贾战役”中，大炮首次登上了战船。使用的火药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希腊火”。西欧自14世纪开始，便利用大炮的爆发力射弹，当然，那时用的是石弹。而基奥贾战役是史上第一次将大炮装在船尾的舰桥上。

话说回来，大炮的命中率不怎么高，威力甚至不比弓箭手射出的飞箭。不过，直径20厘米到30厘米的石弹，在攻击城墙时还是发挥了功力。热那亚军的司令官皮耶托·多里亚就是压死在遭炮轰而坍塌的高塔之下。

时间进入4月。1月底从热那亚出发的由39艘加莱船组成的舰队，出现在威尼斯海岸。他们立即向威尼斯发起挑战，似乎想通过海战，做一个彻底了断。

威尼斯军中很多人因疲于长期的作战，也希望一鼓作气打到底，因此极力主张迎战。然而，皮萨尼却不肯让步，他认为封锁基奥贾与海战不能同时进行，元首孔塔里尼和泽诺也赞同皮萨尼的意见。

挑战未果的热那亚舰队，无奈退回达尔马提亚港。因为要进攻威尼斯，舰队唯一可走的水路就是经过利多港，进入潟湖内水深10米以上的航道。可是水路两边都是威尼斯的要塞，根本无法突破，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撤退。

舰队的撤退对于被困中的热那亚军，仿佛抓到手中的救命绳索断裂，众人陷入了绝望。威尼斯的包围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缩越紧，终于将港口内与陆地一侧的守军切成一分为二。不仅火药不足，严重的粮食缺乏，已经影响士兵的行动。帕多瓦方面送来的军粮，屡屡被威尼斯人夺走，反而让威尼斯捞了便宜。

于是，热那亚军使出最后一招，收买敌人来获取食粮。他们自然不会找威尼斯人，他们看中的是那些雇佣兵。雇佣兵果然上钩了，可没想到被威尼斯士兵发现，双方大打出手，差一点儿酿成一场威尼斯人与雇佣兵之间的武装冲突。所幸卡洛·泽诺介入，平息了风波。被泽诺说服的雇佣兵们，中止了通敌的行径。

受困于基奥贾的热那亚军，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在1380年6月4日无条件投降。当时的记录说他们“衣衫褴褛，惨不忍睹”。当日，4870名热那亚人被俘、14艘加莱船被缴，同时被扣押的还有200名帕多瓦士兵。获胜的威尼斯一方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最初遭封锁的4个月，到之后虽然反包围成功、却依然艰苦卓绝的日子，他们整整熬过了10个月。

但战争还未结束。39艘战舰组成的热那亚舰队，仍然游走于亚得里亚海上。只要他们还存在一天，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就不算被夺回。刚打完基奥贾战役、无暇休整的皮萨尼，这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威尼斯海军最高统帅，出征对战热那亚舰队。卡洛·泽诺担任其副手。

采取攻势的威尼斯舰队旗开得胜，可是皮萨尼却在海战中受伤。因伤口恶化，他被送往战场附近的意大利南部的曼弗雷多尼亚港（Manfredonia），终因不治，在基奥贾战役结束仅两个多月的8月13日去世，享年56岁。

卡洛·泽诺接任皮萨尼，率军继续作战。没过多久，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再次完整地回到了威尼斯人的手中。于是，威尼斯凭借基奥贾战役的胜利以及重夺亚得里亚海制海权这两个筹码，开始了台面下的和谈。

首先，威尼斯通过派驻米兰的大使柯纳罗，成功地游说了对热那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如前文所述，米兰公爵为实现占领意大利中部的野心，不希望威尼斯从中阻晓，因此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威尼斯卖了一个人情。不过，如果公爵的态度过分露骨，恐怕又会刺激到热那亚内部的反对势力，于是威尼斯请与热那亚、威尼斯两方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萨伏伊（Savoy）伯爵出面调停。萨伏伊是法国国王传统上的盟友，因此当地的十字军精神强过其他的意大利公国。由萨伏伊伯爵以“两个代表性的海洋国家相争，不利于反异教徒大业”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倡议和谈，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

一年后的1381年8月，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此外，匈牙利王、帕多瓦的僭主卡拉拉以及奥地利大公也参与了合约的缔结。奥地利大公的加入，其实是威尼斯的一个策略。威尼斯的内陆不仅是威尼斯进口德国、法国货物的通道，同时也是威尼斯向这些国家出口东方商品的陆路。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块很重要的地区，绝不能被卡拉拉所占。然而，威尼斯自身又没有能力占领此地，因此打算让给关系友好的奥地利公国所有，杜绝卡拉拉吞并。

这次的和平谈判被称为“都灵和议”，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特内多斯岛今后归萨伏伊管辖，中止建造要塞，热那亚船可以自由靠港。

二、黑海沿岸的塔那地区，在今后的两年内，威尼斯与热那亚保持完全平等的贸易权利。

三、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在塞浦路斯岛的政治特权。

四、特雷维索归属奥地利大公。

五、威尼斯正式承认匈牙利国王对达尔马提亚的主权，每年支付贡金以换取当地港口的使用权。

对于以上的条约，很多历史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引发两个海洋共和国对立的矛盾根本没有被解决；一切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对于专家们认为威尼斯赢得了战斗，却输了战争的说法，我却无法苟同。我认为威尼斯取得基奥贾战役的胜利，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对手热那亚，威尼斯的民众非常团结，没有内斗、政局不稳的困扰。一个世纪前由皮耶托·葛登尼哥实施的政治改革，尽管中间遭遇过一些危机，但国家体制并没有因此被颠覆，基本的政治理念得以继续保持。

当然，威尼斯国内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以前不曾发生过的为逃税而将资产外移的现象，就出现在第三和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之间的休战期。

此外，平民尤其是水手们，对于贵族的领导能力相当不满，双方的矛盾甚至达到过一触即发的状态。第三次战争时，正是这种矛盾曾经让威尼斯陷入不利。不过，相比同一个时期的周边国家，西蒙·波凯涅拉（Simon Boccanegra）领导的平民阶级（暂时）成功地取得了热那亚政权，佛罗伦萨也爆发了象征无产阶级兴起的著名的“梳毛工起义”（Tumulto dei Ciompi），唯独威尼斯没有因类似的冲突而消耗资源，反而通过有效运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增强了国力。这要归功于葛登尼哥在13到14世纪间实施的改革，制定了具有威尼斯特色的政治方向。基奥贾的胜利，对于落实国家基本方针，起到了很大的功效。

战争从来都是悲惨的，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让人们的欲望单纯化。每个人心中曾经的不满，因为战争的发生而消失。威尼斯被封锁时，面对抱怨粮食不足的群众，元首孔塔里尼曾说过：“到贵族家去，他们会把仅有的面包分一半给你们。”贵族们做到了这点。

威尼斯政府兑现了募捐时的承诺，赋予名列前30位的高额捐款者共和国国会终身议员和贵族的地位，向有功的外国人发放了威尼斯市民权。对于尽全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国民，政府推出了保障遗属和负伤者的政策。除此之外，国家还决定每年从国库支出5000达克特，作为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重新自立的基金。

贵族阶级也充分地尽到了义务。老元首不负威尼斯第一市民之名，身先士卒，皮萨尼、泽诺以及他们率领的贵族们，在战争中始终站在第一线。而因为购买高额的国债，经济上遭受打击最大的，也是他们这一群人。

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最具代表性的基奥贾战役的胜利，让威尼斯唯一得到的，就是全体国民达成了共识。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战果”，它对日后威尼斯的重新崛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尽管缔结了《都灵和议》，但包括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民在内的所有人大概没谁相信这两个海洋国家旷日持久的相争会就此结束。

造成两国对立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势均力敌。就像第一、第二、第三次的停战被打破，大家相信第四次停战，终究也有结束的一天。正因为如此，两个国家都没有忘记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好准备。

不过，在治国能力上，威尼斯远远高于热那亚。因此，当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他们抓住时机的速度更敏捷，行动更彻底。

对于威尼斯而言，《都灵和议》之后的30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那些与威尼斯有利害冲突的强国，接二连三地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是匈牙利王国。为了取得靠港权，威尼斯不得不向匈牙利王缴纳年贡金。然而，匈牙利国王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与姻亲那不勒斯王因那不勒斯的王位火拼，腾不出手打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属地。海盗伺机而动。饱受匈牙利王恶政和海盗肆虐的当地居民，不禁怀念起威尼斯人统治时期的好光景。

对此，威尼斯没有立刻做出回应。等他们确定了民心所向，判断热那亚不会介入这场与匈牙利王的战争之后，这才顺应达尔马提亚人民的心意，在1409年夺回了这块曾经拥有过300年的失地。为了等待这个最佳时机，威尼斯人整整守候了30年。

威尼斯小心行事是有理由的。他们在之前刚利用一次那不勒斯王国的内斗成功地获得了遏制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重要战略地科孚岛。1386年，威尼斯从一位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人手中买下科孚岛之后，立刻在岛上建起了要塞，由于建造得十分坚固，时至今日仍然为希腊海军所用。

对于陆地一侧的强敌，威尼斯采取的也是各个击破的方针。

1387年，威尼斯与米兰、帕多瓦结成同盟，推翻了维罗那（Verona）僭主斯卡利杰里（Scaligeri）。第二年，威尼斯与米兰联军，又击败了帕多瓦僭主卡拉拉。1402年，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去世。这位实力雄厚的人物，既是威尼斯不得不依靠的伙伴，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公爵的死，对威尼斯实属幸事。没过多久，威尼斯便将维罗纳和帕多瓦占为己有，原本归属奥地利大公的特雷维索，也变成了他们的领地。

就这样，威尼斯人再度自由、安全地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之上，在陆地上同样是通行无阻，从西欧来的商人们没有了中途被截的担心。守卫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最理想的位置科孚岛，属于了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两个基地莫东和科伦，一如既往地看管着周边的海域。内格罗蓬特，甚至克里特岛都牢牢地掌控在威尼斯人的手中。

另外，威尼斯政府从这个时期开始，从法国人那里一点一点买下法国在第四次东征时获得的城镇——勒班陀、帕特雷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雅典，以及爱琴海诸岛。法国人因为害怕土耳其的攻击，与其被抢不如卖了，所以才将这些地方转让给威尼斯，变卖时自然是被买方的威尼斯狠狠地砍了价。因为这些并非是威尼斯势在必得的地区，他们只是为了防止落入热那亚手中，才先下手为强。

15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再次，应该说是第三次迎来了全盛时代。与东方之间的贸易顺风顺水，君士坦丁堡的市场繁荣依旧，令人生畏的新兴国家土耳其在1402年大败于帖木儿帝国之后，沉寂了不少，威尼斯商人迎来了和气生财的好时代，而他们的确是没有放过这个运气。

那么，这30年，热那亚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在基奥贾战败后的5年里，热那亚更换了10位元首，政局动荡不安。之后，他们接受了法国国王的统治。如果将短暂的独立以及归属米兰公爵的时期都算进去，这种情形延续了130年，直到1528年为止。从那以后直到意大利统一，热那亚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附庸国。而在同一个时期，威尼斯却始终保持着国家的独立。

但是，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因为基奥贾战败而中止。

阿马尔菲在1131年被西西里王占领之后，商人们依然活跃于海外；1284年比萨在梅洛里亚海战失败后，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商业实力。同样，热那亚的商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地中海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位于黑海沿岸的热那亚基地卡法、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加拉太，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如往昔。热那亚人最大的特色，即无与伦比的航海天赋，更是在一个世纪后创造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个从意大利语音译过来的名字，应该是人人皆知。有关这位大航海家的冒险事迹，就不再赘言。可我想说的是，当他在西班牙感叹“我身在此地，心系祖国”时，他的祖国正处于法国人的统治之下，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样，发迹于热那亚，成功经营科西嘉岛殖民地，实力雄厚堪称当时的跨国企业的“圣乔治银行”，我们也不清楚它为祖国做过什么贡献。

最能说明热那亚状况的，应该是勒班陀海战时它的参战方式。在这场爆发于1571年的土耳其与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的大战中，威尼斯以共和国的身份参战，向基督教联军贡献了接近总数一半的战斗力。相比之下，尽管热那亚人尚安德烈·多里亚（Gianandrea Doria）担任了镇守右翼舰队的司令官，但他并不是代表热那亚，而是作为西班牙国王的海军上将参战的。可以说，作为独立的海上国家，热那亚在14世纪末已销声匿迹。当年地中海上的4个海洋共和国，只剩下威尼斯。

持续了120年以上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长久之争，不禁让我联想到你来我往过招、迟迟难决胜负的两位冠军的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第五轮时，威尼斯出现在赛场上，而热那亚的身影却终于消失了。

因此，威尼斯是不战而胜。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取胜，结果是不变的，而且赢家往往能收获价值高于形式的实质性的东西。两强相争，威尼斯重现雄风，热那亚则从此萎靡。

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个全盛的时期。然而，能够经历几度兴盛的国家，却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一次的辉煌，靠的是因缘巧合，而重复出现的繁荣，则是有意识的努力换来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尼斯历史研究权威雷恩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与热那亚经过长期的抗争，最终胜出的威尼斯，靠的不是其海军力量或海战技术。自1270年之后，威尼斯已经失去了这些方面的优势。决定胜利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即社会的组织能力。在这一点上，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之间，有着极大的落差。”

第七章

威尼斯的女人们

1968年的春天，由乔治·契尼（Giorgio Cini）基金会主办的以“15世纪前的威尼斯和东地中海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威尼斯召开。当时我正在准备写《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最后一位主角——从威尼斯贵族之女成为塞浦路斯王妃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mairo）。正好是一个机会，便去旁听了会议，在场的日本人就我一个。

记得是最后一天的集体研讨会，一位法国的女性学者，就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夫人的社会地位发表了演讲，她用以下这段话作为结束语：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没有出现一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作为女性，我对此深感遗憾。”

话音未落，台下立马有人大声叫道：“所以威尼斯的政体才能保持健全！”

会场内坐满了雷恩、洛佩兹等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世界级权威，众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相信，这些笑声不是针对法国女学者，而是对调侃者的赞同。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此确信无疑。

那时我刚写完几位不让须眉的女性的故事，正在烦恼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与伊莎贝拉·迪埃斯特（Isabella d’Este）、卡特丽娜·斯福尔札（Caterina Sforza）身处同一个时代，却任由祖国威尼斯政府操纵，枉费一国女王地位的威尼斯女子。那位听众的调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除了在当代仍属于少数的男女平等的民主国家之外，纵观人类悠久历史，女性能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场合，只有两种。一种是像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那样，自己站在权力的顶峰，另一种是作为站在顶峰的男人的妻子或情人，近距离地接触权力。

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会发生吗？倒也并非如此。事实上，披着共和国的外衣，一人独揽大权的国家，也为数不少。佛罗伦萨、热那亚、锡耶纳（Siena）、卢卡（Lucca）都号称共和国，实际上长期处于僭主统治。

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君主制或共和制来区分，不如以是否发生过暗杀权高位重者来判断。比如说著名的“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帕齐家族企图暗杀的不是佛罗伦萨的元首，而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类似的事件，在威尼斯共和国就不曾发生。

16世纪初期，威尼斯共和国的“十人委员会”曾经秘密地向某位职业杀手询过价。杀手根据要求制作了清单，详细地列出了暗杀土耳其苏丹、西欧各国要人每一位所需的经费和报酬，提交给“十人委员会”。

既然是威尼斯政府要求的“报价单”，本国的重要人物当然不会榜上有名。不过，倘若是其他的国家找杀手，他们的名单上绝不会漏掉当时大国之一的威尼斯共和国。那么，威尼斯政府的哪位要人会成为暗杀的对象呢？

之所以会暗杀权力者，是因为预期到此人之死将会改变其国家的政治方向。可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设定非常之巧妙，从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近代，无论国内或国外，威尼斯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

元首从当选到去世，可以终身保持其地位，向国民以及外国君主显示与其头衔相符的权威。然而，如果不能获得每6个月更换一次的6位元首辅佐官半数以上的同意，再贵为元首，还是无权提出任何一条议案。

议案从提出到通过，元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唯有在会场演说的时候。的确有不少例子证明，有说服力的演说会左右众人的决定。不过，和其他议员一样，元首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如果是在共和国国会表决，它是2000票中的一票，在元老院的话，则是0.5%。哪怕是决定最机密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元首的意志，也只占了1/17的分量。

连一国的元首，其权力都受到这般的限制，其他各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只有半年或一年，期满后必须经过与任职时间同样长短的休职期，才能再选。这些人就更没有大权在握的可能。最有权利的“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3位委员长则是每个月轮换。通常由10名委员加上元首，以及6名元首辅佐官组成的“十人委员”，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议案，为了慎重起见，会另外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20位议员，总共37个人共同商议决定。

对于这种组织机构的国家，政治暗杀完全丧失了意义。因为不管谁被杀，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要想改变威尼斯的政治方向，

如果不将共和国国会的所有议员族杀个精光，阴谋就不得得逞。为独揽力权，威尼斯共和国用尽了各种办法。其他国家经常发生的政治暗杀，从未在威尼斯出现的理由，正在与此。

在威尼斯，没有谁需要护卫或贴身保镖。元首因为其特妹的身份，有仪仗兵随从，但每当今君主们的随从相比，这些仪仗兵作为装饰的意味浓厚。威尼斯也有警察，但他们的任务是维持日常治安。当危机事态发生时，则是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威尼斯是唯一一个国内没有军队驻守的国家。国民被禁止携带武器，因此政府也不例外，当然也没有必要。无论地位高下，人人都可以毫无防备地走在街上，这在那一个时代实属罕见。

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女性怎么可能在政治发挥她们的影晌力呢？首先在威尼斯国内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想做点什么，只能去国外发展。不过，4位身处异乡而且都有政治机会的威尼斯女性，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像引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那般的人物。（卡特琳出生于佛罗伦萨，后嫁于法国王室，是法国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王后。）

数百年来没有机会出场的威尼斯女性，即使遇上施展本领的舞台，大概也不知道如何表现吧。事实上，威尼斯的男人也不喜欢他们的女人涉及政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464年，威尼斯贵族巴尔博（Balbo）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当选为教皇。保罗二世是史上第一位成为教皇的威尼斯人。新教皇有一位妹妹名叫伊莉莎白（Elisabetta），嫁给了同为威尼斯名门的泽诺家族。

因为有一个权高位重的哥哥，伊莉莎白变得热衷于政治。按照威尼斯的规定，但凡有人成为教皇，他在世期间，家族中的其他男性即使当选为元老院议员，也不得担任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此重视政治自主性的威尼斯政府，对于伊莉莎白的表现，当然是很不高兴。

然而，与教廷对立，在政治上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何况当时还有大敌当前，花10年时间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势不可挡，威尼斯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因此，尽管恼怒万分，政府对锋芒毕露的伊莉莎白，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的办法。

终于等到1472年。教皇保罗二世刚去世，“十人委员会”便立即决定将伊莉莎白·泽诺流放到伊斯特里亚。数年后，伊莉莎白总算从乡间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得以解放，却无法摆脱被放逐国外的命运。离开伊斯特里亚，去了罗马的她，一直到1480年死去，都没有机会再踏入祖国一步。

从伊莉莎白的经历，我们大抵可以理解为何与她同时期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会那样顺从。

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高贵身份，与塞浦路斯国王结成政治婚姻。国王死后，唯一的儿子也先于她辞世，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因此成了统治塞浦路斯岛的女王。但她却按照威尼斯政府的旨意，乖乖地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了祖国。提笔至此，我一面感叹威尼斯政府令人咋舌的外交手腕，一面也不禁联想，如果换作是伊莎贝拉·迪埃斯特或者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她们大概不会就那么心甘情愿地任由祖国摆布。

16世纪，取代崩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兴起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有一位王后，名叫比安卡·卡佩洛（Bianca Cappello）。她是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的第二任妻子。有关比安卡·卡佩洛的故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展开。我要说的是，被大公万般宠爱的比安卡，完全拥有影响大公的力量，可是作为大公夫人，她的能力只用在装饰打扮和耍小女人手段上了。

同样，13世纪的匈牙利王妃托玛西娜·莫罗西尼（Thomasiiia Morosini）在政治上也是无所作为。

这3位女性都是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作为一国的公主嫁给异国之王。没有政治抱负，似乎是威尼斯女性共通的特性。

切齐利娅·巴福

不过，还是有一个例外，切齐利碰·巴福（Cecilia Baffo）就是一位有趣的女子。

切齐利娅与上述的3位女性一样，身上也流着威尼斯贵族的血液，但她没有公主的身份。更特别的是，她嫁人的不是基督教国家的王室，而是伊斯兰教国家，而且是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

切齐利娅12岁时，随父亲航行爱琴海。途中，他们乘坐的船遭遇海盗袭击。被土耳其海盗俘虏的基督徒，无一例外地全被当成奴隶贩卖，男人们戴上枷锁，被用作加莱船划桨手，女人们或为小妾，或为家奴。不过，海盗的头目留下了这位美丽的少女，但没有把她放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竞卖，而是献给了苏丹的一位王子。

切齐利娅·巴福改信伊斯兰教后，有了一个土耳其的名字努尔·巴努（Nurbanu）。她在塞利姆王子（Selim）的后宫生活了29年，其间诞下一子。彼时，正值土耳其帝国咄咄逼人，给西欧造成极大威胁的时代。切齐利娅所生的孩子，是有“伟大的苏丹”之称的苏莱曼大帝（Sulayman I）的长孙。

威尼斯政府似乎很早就知道了切齐利娅的事情。在她入宫一年后的1538年，威尼斯元老院向土耳其宫廷送去了证明切齐利娅·巴福是威尼斯贵族之女的书信。

1566年，苏莱曼大帝死去。新苏丹由塞利姆王子继位，这意味切齐利娅终于熬出了头。

在君主专制国家，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意外的脆弱，生死全在君主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贵为皇太子之母，但作为新苏丹的一个王妃，切齐利娅的地位还不能说是绝对安泰。

随着新苏丹塞利姆进驻君士坦丁堡，他的后宫佳丽们也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托普卡普皇宫（Topkapi Palace）。切齐利哑走在队列的最前面，后面跟着150名宫女和众多的奴婢。见惯了苏丹宠妃出行场面的君士坦丁堡民众，也被这大阵仗惊得目瞪口呆。切齐利哑一行人的奢华气派远远压倒了其他3位王妃和众多的臣妾。

切齐利娅成了后宫的新主人。先帝的妃子们已经被她流放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这群人将过着清苦的生活，哀怨地度过余生。新苏丹的生母也早已不在人世。从今之后，切齐利娅再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任何人的脸色了。当年的美少女，此时已经41岁。

说起苏丹的后宫，后世的人们大概会把它想象成一座香艳而华美的花园。事实并非如此。与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关系相比，苏丹的后宫更是一个被命运和实力所操弄的残酷世界。

4位王妃的顺位，基本上以其所生的皇子的年龄排序。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在庞大的后宫中，有人到死都没见到过苏丹一面。无论是太子之母，还是干苦力的奴婢，归根结底都是奴隶。她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命运完全由着苏丹的性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切齐利娅尽管拥有皇太子母亲的身份，但年纪已过40的她，眼见着一个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奴被送进后宫，心中肯定万般不是滋味。

对于来自威尼斯的她而言，后宫的生活条件应该并不舒服。如果看过按当年的模样建造的托普卡普皇宫的后宫就会发现，其豪华程度远不及同时代威尼斯贵族的宅邸。土耳其后宫贴满金箔的墙壁和开满郁金香的花园再美，也美不过由本土特雷维索的建筑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负责建造、壁画出自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之手的威尼斯贵族家的别墅。

尽管土耳其是一个强劲的军事帝国，但在16世纪，西欧的文明程度显然高于东方，尤其是威尼斯，更是当时处于西欧最前端的文明之国。

话说回来，12岁开始就住在土耳其的切齐利娅，应该早已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托普卡普皇宫装饰得再怎么金碧辉煌，终究是游牧民族建造的东西，与西欧的宫殿有着根本的区别。换句话说，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帐篷，而不是西欧人概念中的殿堂。

后宫的女人们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便偶尔有出门游船的机会，也得坐在几乎看不见外面的栅栏里。西欧人把这种栅栏称为波斯式。如果是上街，则得乘坐四面遮掩得厚厚实实的轿子。

这些既是对手又是“同僚”的女人们，尽管无趣之极，却个个貌美如花。尤其是素以美貌闻名的高加索女性，向来被视为瑰宝，因此苏丹的后宫里有很多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女奴。

不过，土耳其有一样东西，绝对可以傲视西欧，那就是珠宝。这是他们从被消灭的拜占庭文明中唯一继承的遗产，也许是因为珠宝正好符合土耳其人的趣味吧。托普卡普皇宫收藏展上所展示的那些美轮美奂的饰品，足以让当今的人们震撼不已。相信当年后宫的女人，唯一不缺的就是珠宝首饰。有意思的是，它还成了住在后宫里的切齐利娅与绝不可能见到苏丹王妃的威尼斯大使之间的媒介。

因为没有确切的史料，我们无法了解双方的秘密联络是从何时开始的。唯一清楚的是一位销售珠宝的名叫姬莱亚的犹太女子，帮忙替大使给宫里的切齐利娅送信。

刚开始可能都是送些小礼物。像是包在威尼斯特产的花边手绢里的威尼斯杏仁饼、来自穆拉诺（Murano）的镂金小香水瓶等。不管是什么礼物，通过珠宝商人的中介，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而且在塞利姆苏丹在世期间，这种联系从未暴露过。

大使的目的非常清楚，他希望通过切齐利姬，了解土耳其对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这一带通商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策。一旦察觉到苏丹有意采取敌对行动，可以尽早地将消息通报给祖国。

那个时期的切齐利姬究竟能派多大的用场，其实是一个疑问。苏丹塞利姆不仅违反《古兰经》的清规戒律喝酒，简直就是一个酒精中毒者。据说他最擅长的技艺，就是大口大口把葡萄酒当作啤酒似地灌下肚。因不理国政，甚至有传言说他根本不是苏莱曼大帝的儿子。尽管侍奉在君王身旁，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沉湎于酒色的丈夫，切齐利娅又能做些什么呢？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的政权，全都掌握在从苏莱曼大帝世代起便担任宰相的索库鲁（Mehmed Sokolhi）一个人的手里。

不过，切齐利娅似乎还是收集到了一些情报。她所提供的这些消息，对于想方设法收集情报的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而言极其重要。遗憾的是，它们没有能够阻止土耳其攻占威尼斯领地的军事行动。嗜酒成性的苏丹塞利姆突发奇想，决定将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产地塞浦路斯占为己有。

塞浦路斯归属威尼斯已经一个世纪。对于塞利姆的这个决定，宰相索库鲁并不赞成，无奈苏丹一意孤行。面对专制君王无穷无尽的欲望，区区一个王妃，更是无能为力。在土耳其大军的强攻下，威尼斯位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的军事及商业基地沦陷。

紧接着是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这是一场威尼斯期待的战争，结果轮到土耳其变成了输家。但在之后提议讲和的，反而是赢家威尼斯。

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苏丹去世了。这个酒鬼在狂饮之后去洗澡，结果滑倒在浴室，头部受到了撞击。

继位的新苏丹是切齐利娅的儿子穆拉德（Murad）。即将迎来49岁的她成了太后。

名副其实地成为后宫女主人的切齐利娅，首先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她把原本在后宫最深处的寝宫搬到了距离出口最近的位置，这里从此成了太后专区。

从出口处往里，沿着长长的走廊是各妃子的房间。切齐利娅占据着好地形，监视着妃子们的一举一动。苏丹的寝宫就在后宫附近。如果他要从寝宫去后宫旁边被称为“迪旺”的房间与大臣们开会，必须经过切齐利娅的房间。这样，苏丹进出后宫，不得不出于礼节去母亲那里请安。因此，切齐利娅对土耳其帝国的各种事务了如指掌，甚至有传言说，太后其实就在隔壁的屋里旁听会议。

切齐利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对苏丹的影响力超过自己的女人出现。为了不让儿子专宠某人，她不停地将年轻貌美的女奴送进后宫。有着一半威尼斯血液的新苏丹，性格平稳，喜爱组装各种各样的钟表以及创作绘画。儿子的这般喜好，应该是母亲喜闻乐见的。苏丹穆拉德将他精心绘制的图画集册成书，这也是土耳其出版的第一本艺术书籍。

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依然通过女珠宝商保持着联系。与之前不同的是，切齐利娅成了太后，外国大使可以堂而皇之地献上礼物。镶有精工雕刻镜框的威尼斯镜子，或者是当时连西欧男子的服装上都不可缺的威尼斯花边等。这些价值昂贵的礼物，简直就是完美的艺术品。

对于威尼斯和切齐利娅而言，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唯一碍眼的便是宰相索库鲁。自苏莱曼大帝起侍奉了三代苏丹的这位宰相，性格平和，少有狂热性，做事务实得力。尽管是众所周知的亲威尼斯派，可是当两国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土耳其的利益。勒班陀海战后，他对来访的威尼斯大使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从你们手中夺走塞浦路斯，等于是斩断了威尼斯的一只手臂。你们在勒班陀海战中消灭了土耳其的海军，那不过是剃了我们的胡子。被斩的手臂不会再生，但胡子会长得比以前更浓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太后常常在苏丹耳边嘀咕说宰相该死。要找个莫须有的理由，一般都是以背叛之类的罪名。不过这对索库鲁不见效，因为没有人会质疑辅佐了三代君王的宰相的忠诚度。于是，切齐利娅改口称宰相插手专属苏丹的火药买卖，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还拿出交易的清单作为证据。这让苏丹不得不相信太后所言属实。如此精细周到的布局，想来不是后宫内可以完成的，多半是有人在宫外筹划操办好之后，再将物证交给切齐利娅。这样一弄，宰相自然是难逃一死。

在例行的阁僚会议上，被蒙在鼓里的宰相正在和大臣们商议国事。突然大门被推开，一名黑人奴隶冲了进来。他举起手中的半月刀，朝着坐在中央的宰相直直地砍了下去。索库鲁来不及吭一声便一命呜呼。在座的大臣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得呆若木鸡，等他们缓过神要抓捕杀人犯时，从隔壁房间走进来的苏丹，却命令他们不得动武。对苏丹的一番说辞，大臣们虽然半信半疑，也只能唯命是从。

之后，索库鲁的冤案得到了昭雪。君士坦丁堡的民众私底下纷传此事是太后欲掌大权所一手酿成的悲剧。不过，从出入托普卡普皇宫的大臣，到凡事都很敏感的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没有任何人怀疑威尼斯共和国与这件事情有干系。

威尼斯方面包括最机密的文件资料在内，自然不会出现任何相关的内容，只不过在1582年6月，威尼斯政府的“十人委员会”决定支出2000达克特，作为向苏丹的母后赠礼。“十人委员会”做出这个决定，似乎正好处于宰相被杀风波稍稍平息之后的微妙时期。当然，历史学家们绝不会据此就把威尼斯与索库鲁的死联系起来。但是在切齐利娅作为太后在世期间，以及她儿子在位期间，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是历史事实。

1583年，切齐利娅·巴福去世，她是以努尔·巴努的土耳其名字去世的，享年57岁。在土耳其，无论是苏丹之母，还是后宫奴婢，奴隶就是奴隶。她墓碑的位置在当时就鲜为人知。然而，威尼斯的民众似乎没有忘记这位到死都没有能见到祖国的威尼斯女子。人们创作了一些民谣，唱着切齐利娅的故事。

威尼斯女性的日常

撰写人物传记，不管主人公是男或女，要么是人物本身极具魅力，要么是其周遭的环境有趣，否则无从下笔。对于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当然是主人公这项两条件兼备。在我曾经写过的女性人物中，伊莎贝拉·迪埃斯特和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卢克雷齐碰·波吉亚（Lucrezia Borgia）属于第二类，来自威尼斯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同样如此。注释887

切齐利娅·巴福的生平事迹，则属于历史“秘话”，因此史料极少，不可能写成传记。仅靠这点儿资料，甚至无法将她归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型。在威尼斯共和国超过1000年的历史中，包括“秘话”在内，与政治相关的女性，也只能找出两位，而且她们都完全受制于威尼斯的男人们。正因为如此，在以雷恩教授为代表的威尼斯历史研究学家的学术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女人们。

学者们写的威尼斯通史，如果用报纸的版面做比喻，就像第一版和第二版，再加上文化版，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观察历史。之所以加上“文化版”，是因为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分量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可谓是旗鼓相当，同样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这类历史著作中，没有家庭、社会的栏目。想看“家庭版”的威尼斯历史，得有人写一本诸如《从日常生活看威尼斯历史》般的书籍。至于“社会新闻”，更是需要耐下性子，从各类历史书籍中翻找散落的片段，将它们拼凑起来方能成文。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几位女性的事迹，详见（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编者注

我以为，少了“家庭版”和“社会版”，就不算完整的历史。有关“社会版”，我会另找机会再述。这里写一些“家庭版”的事情。尽管威尼斯的女性上不了头版或第二版，在“家庭版”中，她们可是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威尼斯女性，难道就只能足不出户，埋首家事吗？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们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有社会地位。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女性相比，威尼斯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正式场合。因为威尼斯的男人们，无论地位高低，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社交便成了女人们重要的工作。

翻看拥有共和国最高地位的元首们的经历，便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人从事过海外贸易。14世纪几乎是所有人，15世纪占4/5的比例，到了16世纪仍然有3/5的元首，曾经漂洋过海做过买卖。这说明男人们因生意关系，常常是数年不归家。他们一般要到40岁左右才返回陆地，如果出身名门，便会从政。

回到威尼斯的男人们，照样日理万机。贵族必须出席在每周日举行的共和国国会。如果当选为元老院议员，还得参加每周两到三次的定期会议。那些身居高位的“十人委员会”委员、各部委的负责人，除了以上活动之外，另外还有每周三次以上的会议。

光这些例会就足够让人应接不暇，倘若遇到紧急情况，更是无休无眠地连日出勤。按我们现代人的想法，似乎不必如此顶真，间中露个脸敷衍一下即可。可是当年的威尼斯人可没有那么自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缺席者将被课以高额的罚款。与其先相信议员们的良知，然后再抱怨低下的出席率，不如定出规矩来约束人们的行动。在威尼斯人的概念中，有从政权力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威尼斯贵族的妻子，与丈夫相处的时间，明显要少于其他国家的贵夫人。

再说，丈夫们回到陆地，并不代表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也可能会作为大使被派驻海外。威尼斯是最早向重要的其他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除此之外，也有人会担任军职，前往中东或北欧等散布在各个地区的威尼斯领事馆。通常情况下，赴任的男人们都是只身前往，用现代语言就是“单身赴任”。也有人带着儿子或侄子同行，但几乎没有人偕妻子或女儿赴任，除非是要在外面生活很久。在这一点上，各国情况比较相似，不过，威尼斯统治阶层出门在外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尽管丈夫们忙得不见人影，可是外国的王公诸侯、东方的商业伙伴等各路人马，却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威尼斯。无论家宴还是元首主持的国宴，为宴会添色加彩的任务便落在了女人们的身上。没有哪个女性会因为丈夫不在而缺席，她们会请亲戚家的男性陪同前往，哪怕是女子一个人单身出席宴会，也不会遭人议论。在15世纪初兴起、16世纪后大为流行的由少年们组成的“裤子俱乐部”，有一项义务就是陪伴贵夫人出行。这为丈夫常常不在家的妻子提供了便利。

女性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机会越多，就越会打扮自己，人也的确会变得更美。威尼斯的女性向来以时尚著称，或许是因为她们有较多的机会受到男人们的赞美。即使是没有宴会的日子，她们也会和伴游的男子一起出门散步。黄昏时分，在圣马可广场、圣斯特凡诺广场（Campo Santo Stefano）、圣玛利亚福莫萨广场（Santa Maria Formosa）、圣保罗广场，到处都是身着华服的女人们。广场边的小路上，开着一间间精致的服饰店，摆放着的全是令女人们心动不已的东西。

据说在威尼斯没有买不到的高价布料。从产地来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因而被意大利人称为大马士革织锦的缎子、来自叙利亚贝鲁特的贝鲁特天鹅绒，到绸缎薄纱、东方布料、威尼斯产的厚质金线织花锦、佛罗伦萨产的丝织品，应有尽有。

威尼斯产的丝织品的图案，出自圣马可教堂的彩绘玻璃的设计师之手，服饰人物画，由专业画家绘制。威尼斯最著名的产品当属风靡整个欧洲的花边。由于花边的成功，甚至有人按照其模样制成玻璃饰品，作为立在衣领上的装饰品。

珠宝商，当然也是时尚圈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从钻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到紫水晶、托帕石、玛瑙……各种宝石，琳琅满目，有求必应。其中波斯产的珍珠，尤其受到威尼斯女性的喜爱，她们所佩戴的珍珠项链，总是令其他国家的女性羡慕不已。

在威尼斯，宝石不仅用来制作项链、戒指，还常常直接缝在厚面料的衣服上。唯有耳环，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盛行。萨努多（Marin Sanudo）在《日记》1525年12月6日的这一篇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叙：

“真是可悲！金色的小环下面吊着大颗的珍珠，像黑人那样挂在耳朵上。所有的人里，只有我这位亲戚戴这种玩意儿，她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堪。”

看来与萨努多这位严谨的年代记作者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女性，

是一位最早尝试佩戴耳环的勇敢之人。萨努多的悲鸣，没能阻挡耳环的人气。不久后，这种原本属于黑人的饰品，在威尼斯呈爆发性地流行。

随着时代的变迁，威尼斯女性的发型也有所改变。15世纪时流行长发，以彩带或网罩束起。进入16世纪后，则流行把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配以镶嵌珠宝的发簪，装束益发趋向奢华。还时兴用各色的丝绸做成具有东方色彩的头巾，反映出威尼斯与东方的密切关系。

为了有一头梦想的金发，妇人们戴着无顶的宽边帽，坐在露台上忍受暴哂。晒过后的头发金中带红，被称为“威尼斯金发”。女人们为了美丽在所不惜的努力，是男人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更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身边从来不缺天然金发美女的德国男人，对此也赞不绝口。也许是天然的金发容易给人一种金属般的冰冷感，而“威尼斯金发”则显得更为柔软妩媚。

当时的化妆术与当今极其相似，这里就不展开了。每当读到年代记的作者们指责那时的女性化妆过浓，我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威尼斯女人们不管男人们说三道四，一心不乱地坐在镜子前，为一个美妆用尽心思的画面。这个场景与现在是何等相似。

比较特殊的，是威尼斯女性热衷于对乳房的装饰。她们向来以大胆敞露胸口而闻名。哪怕是到了露无可露的极限，也不过是用薄纱或蕾丝，象征性地遮掩一下。这种举止，自然会引来那些性格保守的男人们的非难，女人们自然也没把他们的指责当成一回事。

话说回来，男人们的非难，的确情有可原，因为露胸是模仿妓女的装扮。据说是出于防止同性恋行为的考虑，政府当局允许妓女裸露上身站在妓院的窗边。这般姿态吸引男人的目光实属正常，没想到的是贵妇们也乐于效仿。

正如提香（Tiziano）、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画家笔下的人物，威尼斯女性个子虽然不高，但丰满圆润，风情万种，穿低胸的衣服应该是很美的。那种能让乳房显得丰满、坚挺的紧身胸衣，最早就是威尼斯女性发明的。而将香水抹在胸口，更是她们最极致的美丽表现。

从妇女们的趣向中，也可以看出威尼斯凭借海外贸易，成了东西文化融合之地。豪华的服饰、宝石、香水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薄纱、头巾则是取代拜占庭成为东方霸主的土耳其帝国的特色。对金发的憧憬，可能是与北欧交流的结果。锦上添花的威尼斯特产的花边，竟然参考了娼妓的风俗。在18世纪巴黎时尚兴起之前，威尼斯的时尚不仅是对意大利，也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女性。对于女人们的这种狂热，男人们时而眉头紧蹙，时而展颜欢笑，终究还是由着她们的性子。毕竟，威尼斯的女人们，是重要的公众人物。

萨努多在《日记》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述：1526年1月17日，元老院就“取缔奢侈委员会”的提案进行了讨论。提案内容有关妇人们过长的裙子，希望通过法律来规定裙长。由于威尼斯妇女个子不高，所以喜欢穿长裙，好让自己显得高大一些，结果变得有点儿走火人魔，裙子长得离谱。

擅长政治的威尼斯贵族们，在这个议题上绝对是门外汉。有人主张裙边拖地的长度应该是半个布拉乔奥（braccio，90厘米；古意大利长度单位），又有人认为1/4布拉乔奥（45厘米）已经足够。议员们忍俊不禁，在笑声中投票表决。最终，1/4布拉乔奥胜出。想来开完会回家的议员们，势必会遭到太太们的横眉冷眼。当然，女人们是不会屈服的，她们垫高了鞋跟，对抗法律。

威尼斯的女人们气宇轩昂地引领着欧洲时尚潮流，那男人们又如何呢？适逢文艺复兴鲜花盛开的时代，同一个时期的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的男人们流行穿紧身裤和丝绸上衣，外搭宽松的短披风，须眉们的争奇斗艳，不输红粉。但是在威尼斯，流行似乎只属于女人和年轻男子。除了元首和年轻人，男人们的穿着依旧很保守。1497年，一位德国人在参观威尼斯共和国国会之后，留下这样的记录议员们个个身高体壮，身着及地的黑色长袍（toga），头戴黑色无檐小帽，短发，长须。”

与个头娇小的女性不同，威尼斯男性身材比较高大，长年的海上生活又让他们练出一身健壮的体格，带有拜占庭色彩的长袍，想来是很适合他们。

长袍是威尼斯贵族的官服，根据官职，以不同的颜色区分。元首在正式场合穿的是金线织花的长袍和大斗篷。冬天时外面再披一件被称为皮草之王的白色水韶（ermellino）的小披风。根据每个元首的喜好，元首服在质地、图案或纽扣的位置有所不同，但基本形状从1473年以后，300年间没有改变。元首戴的帽子，称为Como（角），它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之冠，代代相传，款式更是经久不变。

元首的服饰之所以特别豪华，是因为他象征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和财富。出于同样理由，政府要求驻外大使们，必须穿得比其他国家的大使更加考究。当时威尼斯的大使在国外，与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的大使，几乎享有同等的地位。

除了元首之外，唯一享有终身任职的是圣马可监督官（Procurator di San Marco），尽管这是一个有威信没有实权的无薪名誉职位，但他们的官服是最高级的紫色。

另一方，位居权利中枢的“十人委员会”的3位委员长、国家监察官（Procurator diCorrtune），以及非贵族出身的行政部门最高负责人秘书长（Cancelliere Grandee）的制服是红色的长袍。各部会大臣的官服是紫红色，元老院议员则是黑色。黑色长袍不限于议员们，其他贵族，以及那些并非是贵族的医生、律师、官僚们都能穿。大学的教授和大商人们在工作场合，更是清一色的黑色长袍。

夏天时长袍只有一层塔夫绸的内衬，天冷了就在里面加一层皮毛，束上腰带。长袍的面料种类繁多，有毛织品、天鹅绒或是绸缎。不过，对于意大利其他地方流行的诸如插着羽毛的帽子或带花边的领子等，威尼斯男人们则是完全没有兴趣。在服装方面，他们还是相当保守。

话说回来，那些名字尚未出现在共和国国会议员登记名单上的不足20岁的年轻男子倒是一点儿不保守。“Compagnie della Calza”直译为“裤子俱乐部”或“紧身裤俱乐部”，名称来自他们作为制服的紧身裤。紧身裤的左右腿或者是上下两截的颜色不同。这些俱乐部的年轻人们留着齐肩的长发，戴着黑色的无檐帽，穿紧身的小马甲，模仿妇人的打扮，刻意地露出里面白色的丝绸衬衣，单边的肩膀上神气地披着内衬白色丝绸的朱色长披肩。少年的风流调侃，丝毫不逊色于美第奇家族的男孩或教皇的侄子们。与其他国家不同，威尼斯共和国的似乎是权力越大，穿着越朴素。

威尼斯人子女的教育和婚配

在威尼斯，成年男性就不用说了，连已婚的女性以及年轻男子都拥有充足的社会活动场所。不可随意抛头露面的，唯有未婚的女性。在威尼斯，未婚的女人，在公共场所基本上等同于不存在一样。

女孩们在家中接受教育。所谓的教育，不过是学一些简单的读书写字，其余就是刺绣和乐器，只有舞蹈是请专门的老师上门指导。学习舞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优雅的姿态。

有些家族雇用优秀的家庭教师为男孩授课时，允许女孩们同席。不过这种情况属于特例，并非一般的现象。总体而言，威尼斯女性的教育程度似乎不高，像曼托瓦（Mantova）公爵夫人伊莎贝拉·迪埃斯特那样拥有极好教养的女性，即使在历代元首夫人中，也难找出一位。

要在威尼斯寻找有教养的女性，大概只有被称为“政妓” （Cortigiana）的高级妓女。“Cortigiana”原意指宫廷的女人，可见，仅是肉体之美是远远不够的。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还要能吟诗作赋，才配得上“政妓”这个称号。换言之，她们的首要工作，是与绅士们做精神层面的交流，而那些只求肉身的男人，则会被视为不慷风雅，没有资格与“政妓”交往的粗人。

美第奇家族中深具学识教养的“豪华者洛伦佐”曾经对能够熟练使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的卡桑德拉·费代莱（Cassandra Fedele）赞不绝口。除了她之外，韦罗妮卡·弗兰卡（Vemnica Franca）、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等女诗人，都是这门风雅行业中的翘楚。

在已婚的妇女和政妓都能堂而皇之出人公共场所的威尼斯，唯有未婚女子没有这个权利。而且阶层越高，越受拘束。反倒是平民百姓，无论在哪一个时代，行动都相对自由。

贵族家的女儿，甚至不能轻易地出门。唯一外出的机会，就是去教堂。不过这种时候，也必须有仆人陪同，还得戴上不知能否看见外面的厚重的白色面纱遮住面孔，直到在教堂的祭坛前跪下，方能掀开面纱的一角。年轻男子见到姑娘，萌生爱意的机会，要么是在教堂惊鸿一瞥，要么是偶然望见躲在姑娘家窗帘后面的倩影。

尽管极少相遇，年轻男女还是会产生恋情。或许正因为是这种状态，才更加浓情蜜意。然而，要成全一段感情，却相当不易。因为婚姻被视为两个家族间的事情，通常都是经第三方介绍，或者是由双方的父亲决定。如果双方的家长能爽快答应，当然是皆大欢喜。就算是姑娘家因子女众多，家长无法为女儿准备充足的嫁妆，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只要男方能够说服双亲，准许他迎娶与自己阶级不同、嫁妆不足的姑娘。麻烦的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亲事。遇到这种情形，不管是在东方或西方，年轻男子都会采取非常的手段。在威尼斯，非常的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大街上，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扯下心爱的姑娘的面纱，拥抱、亲吻她。第二种办法是在教堂中抢走她的手帕。

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丢了手帕的苔丝狄蒙娜遭到奥赛罗愤怒的谴责。如果有人认为奥赛罗不应该为一条手帕大动干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威尼斯贵族妇女的手帕，是用精美蕾丝编制而成的美丽的艺术品，有些甚至会在角落绣上姓名的缩写。洒着香水的手帕，宛如贴身之物，如果丢失，落到其他男人的手上，等于是对此君情有所钟，事情非同小可。

话说回来，采取非常手段，毕竟是违法行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1489年，曾经发生过一位坠人爱河的男子在他友人的协助下，在教堂抢走了心仪姑娘手帕的事件。尽管这6位年轻人都是名门、豪绅之子，结果还是没有躲过两个月的牢狱之灾。类似事件在1530年也曾发生，肇事的两位年轻人最终被处以流放国外4年的刑罚。抢手帕容易，之后的麻烦却不小。

不管间中经历怎样的波折，能够结婚的女子总是幸运的。当时结不了婚的姑娘的归宿只有一条，进修道院。有不少姑娘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加入修道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可是，因家里节省嫁妆而被牺牲掉的女孩也为数不少。她们哭哭啼啼的，连同微薄的捐款一起，被送进修道院。当时在威尼斯以及欧洲各地，不断传出令人蹙眉的修道院内部风纪紊乱的丑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群被强迫做了修女的姑娘们的反抗行为。

上文提及的托斯卡纳大公夫人比安卡·卡佩洛，因为与继母的关系不和，家里打算把她送进修道院。当她察觉此事后，在恋人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逃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她遇见了对她迷恋不已的大公，成为大公的情人，最终修成正果，在大公妻子死后，当上了第二任大公夫人。比安卡有着不凡的美貌和刚硬的性格，因此她的经历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多数的姑娘，在刚被送进修道院时，也曾尝试抗拒，但终究无法逃离修道院的深墙高院，在此终了一生。

贵族阶层的男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威尼斯共和国的女子结婚，无论她父亲是穆拉诺玻璃厂的工匠，还逛国有造船厂的职工，因为贵族的血统取决于父系。但凡是正式结婚后所生的男孩，哪怕其母是平民，只要他本人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0岁时便能无条件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加入威尼斯贵族的行列。在历代共和国元首中，就有好几位娶平民之女为妻的例子。

贵族家的女儿，也没有规定非得嫁给贵族。不过让女儿下嫁，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选择余地因此变得更小。

以文化灿烂的15、16世纪为分水岭，随着已婚女性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修道院内的丑闻也呈正比例地增加。在那个教皇都有私生子的时代，教皇、枢机主教们的侄子、侄女们都在罗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1551年曝光的丑闻，却让连称不上虔诚信徒的威尼斯人也为之震惊不已。

在朱代卡岛的众多修道院中，有一处聚集了大约400名修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上流社会，因此也是一个经济势力雄厚的修道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位神父几乎每天都出入此地，他是来聆听修女们忏悔的。由于告诫从来都是神父的职责，所以，谁也不会对进出修道院的神父说三道四。痛恨修道院丑闻的威尼斯政府，立法规定禁止年轻英俊的神父担任此职，而负责朱代卡岛修道院的神父既不年轻，也不是美男子，因此，风纪委员会并没有特别留意。

渐渐地，神父成功地俘获了前来忏悔的修女们的心灵和身体。在全体女性的集体中，最初只要搞定几个听话的，之后便易如反掌。修女们争先恐后地投怀送抱，包括修道院长在内，这些原本应该是圣洁的处子们，全都变身为任凭男人玩弄的世俗女子。

以往修女们用来打发时间的刺绣和编织蕾丝，如今成了她们乐此不倦的工作。卖掉这些东西赚来的钱，可以购买美酒佳肴，取悦男人。昂贵的塞浦路斯葡萄酒出现在每晚的餐桌上，山雉肉、生蚝、明虾等山珍海味摆满了餐盘。

修女们像奴隶般地侍奉着神父。准确地说，她们比奴隶还低下。因为奴隶只会做被命令的事情，而她们却争先恐后地主动地奉献自己。如果神父命令某位修女裸露身体，她会非常自豪地脱去黑色长袍，在一旁看着的其他修女们，不用命令，便纷纷地宽衣解带。倘若令她们一丝不挂地跳舞，每个人都会像喝醉了一般狂舞起来。反抗的修女则在神父命令之下，被剥光衣服捆绑住身体，用苦行用的粗重的草绳狠狠地抽打。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那位神父，修道院中又出现了其他几个男人。这些人都是经神父介绍而来。院内的淫乱变本加厉。怀孕的修女，按照神父的指示堕胎，将死婴埋在庭院的深处。不堪忍受的几位修女，逃离修道院，回到了父母亲的身边，但没有人站出来揭发此事。修道院对外界的来访采取了非常小心的态度，即便暴经常来探望的修女们的近亲，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神父和修女们度过了19年的快乐时光。

此事最终是怎样被警察发现的，法院的审判记录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是有人密告，也许是出入修道院的哪个男人泄露了口风。总之，事情暴露之后，震惊朝野，政府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的内阁会议。

神父立即遭到逮捕，修道院长以及几位年长的修女也被关进监狱，受到严格的审讯。神父被处于绞刑并焚尸。在圣马可小广场的两根圆柱间接受行刑的神父，一直到死都不停地大叫着说修道院院长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出身高贵的修道院院长还是不得不在牢狱中度过余生。其他的修女们则离开威尼斯，分别被送往各地的修道院，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地终老。从此之后，威尼斯警察自然是对修道院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修道院内的丑闻虽然有所收敛，却没有被杜绝。

与女孩相比，男孩从小就有很多机会与外界接触。他们在5岁之前，由母亲照顾，这个时期的孩子，不分性别都是以玩耍为主。过了5岁之后，则会由父亲或家庭教师，负责进行初级的教育，这个时候的男孩和女孩依然是同样的待遇。7岁时，男孩子开始上学，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从13世纪中叶开始，威尼斯的学校已经用阿拉伯数字教授算术。这些子弟们将来都会从事海外贸易，因此除了文法，算术当然也属于必修科目。

孩子们在14岁前上的这种类似于现在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学校都是私立的，这些由贵族或大商人资助建成的私塾，任何人都可以入学，至于要付多少学费，因没有史料无法得知。学生们用的“作业本”不是纸制的，而是铺上蜡的木板，因为纸张实在是太昂贵了。如今我们从美术书上看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素描画都是经过放大的，其实真正的原作都是精密地画在一张小小的纸上，缝隙中密密麻麻地写着细小的文字，可见纸张在当时是多么精贵。

孩子们到14岁为止的教育，用现代语言说，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科目除了文法、算术之外，还包括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拉丁语，教育程度相当高。由于没有阶级之差，贵族子弟与平民子弟同处一堂，校园内的热闹景象非同一般。当时的人曾经有过以下的记录：

“老师刚离开，教室里顿时骚动了起来。班上的优等生此刻成了攻击的对象，饱受拳打脚踢。他们在书桌间追逐不停，也有人躲在一旁吃着栗子。蜡板成了游戏画板，先前写在板上的维吉尔（Vergiliiis）、西塞罗（Cicero）的文章消失无影。有人用纸片折成小船；有人抓了苍蝇把它关进小箱子里。有人跑到在外面抓了只鸡，让它在教室里不停地啼叫。偷偷带来学校的铅弹珠，这时候也正大光明地在教室中丢来丢去。有人把从家里拿来的口红涂在脸上，有人扭打在一起，咬着对方的脚不肯松口。

“老师在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老实。有人每隔一小时，便要去一趟厕所，考验着老师的耐性；有人在老师坐的椅子中间黏上无花果的叶子；有人算准老师来教室的时间，躲在门后面，拿棒子敲打推门而入的老师。老师要求朗读阿里奥斯托（Ariost）的作品，有人却存心背诵奥维德（Ovidius）的诗歌。

“下课后走出教室的学生们，仿佛是一群被释放的恶魔。他们像码头卸货工人般地大声争吵，狂野的模样令人难以想象。要等彻底疯过之后，才会返家……”

到了14岁，孩子们的成长方向开始发生不同的改变，主要由父亲的职业所决定。也就是说，14岁之后他们接受的是实地训练。如果少年的父亲是大使或领事，他会伴随父亲前往赴任之地；如果父亲是商人，他就会像马可·波罗一样，跟着父亲踏上商业之旅。如果是造船工或玻璃工的儿子，则会在父亲的工房当助手。随便提一句，造船和制作玻璃，是在威尼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两种职业。

就算是那些没有特别机遇的贵族子弟，也可以利用国家制度，担任海外商船的石弓手，实地学习航海以及商业技能。如前文所述，威尼斯商船从船长到划桨手，每个人都有权利携带与地位级别相应的货品上船，等货品在目的地被销售后，再用赚来的钱购买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年轻人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学习商业技巧。

对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年轻人而言，去海外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通过实地的训练，他们掌握了外交、航海以及经商的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对世间动态冷静的观察以及分析综合的能力。

威尼斯的大学

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没有参加实地训练。他们进入专门学校和大学继续深造。所谓的专门学校，是威尼斯共和国以培养官僚为目的而建的国立学校。在第五章中曾经提及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大权掌握在贵族手中，而行政事务则由被称为“Cittadino”的非贵族市民担任。除了最高阶的秘书长之外，各个部委都会有秘书官、书记官等各种事务官员。这些官僚，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国家公务员。

掌管政治的贵族，除非担任特别任务，否则通常都是没有工资的。但是行政官员不仅有薪资保障，而且是终身雇用，他们是共和国中拥有最稳定职业的一群人。行政官职多为世袭，而且必须在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

政府用高薪从国外聘请教授教学，每天学习的时间是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有时候还会临时增加特别的课程，学业相当繁重。学生的学费全免，但必须完全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因为拉丁语在当时是世界共通的国际语言，共和国国会、元老院以及各部委的正式记录均以拉丁文写成。会议内容首先用威尼斯方言的意大利语速记，随即便翻译成拉丁语留档保存。因此，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拉丁语能力，根本无法担任书记官。除此之外，发给外国的公文也是用拉丁语书写。

以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还必须有一些懂得希腊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的人才，因为这些国家及地区都是与威尼斯有商贸关系的。这些人不仅要会说流利的外语，而且还必须熟悉那个国家的情况。在某个外国人的记叙中曾经提及，威尼斯派到国外的使节团中有一位平民同行，指的就是有这类相关知识故担任辅佐官的人。

16世纪中期，有一位将人们的旅行记录汇集成书的人物，名叫赖麦锡（Ramusio），属于官僚阶级。负责出版此书的，是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马努提乌是威尼斯著名的出版商，名声享誉欧洲。与他合作的大多数写手，都是官僚出身，可见，当时行政官僚的平均知识水平高于贵族。

在一个任何人都可能培养出对学问的热情，而且也有机会学有所用的社会，进大学深造的目的就变得非常之明确。中世纪的大学，是学习法学、神学和医学的地方，因此只有立志成为律师、神职者和医生的人才会去那里读书。虽然从事这3种职业并不一定要具备大学毕业的资格，但实际上拥有学历还是非常有利。

直到15世纪初为止，威尼斯都没有大学。想进大学的年轻人，就得去意大利本土帕多瓦留学。从14世纪到15世纪，继本土的维罗纳、特雷维索成为威尼斯的领地之后，帕多瓦也归属于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决定，将帕多瓦大学——这所与世界上最古老的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齐名的学校打造成威尼斯的最高学府。

大学崇尚学术自由，不受任何来自宗教或世俗的权力机构的影响。从全国招聘而来的优秀教授中，包括遭受宗教界打压的伽利略·伽利雷。而像他这般有争议的人物，在大学教师中并非特例。

有优秀的教师，就会聚集优秀的学生。除了威尼斯之外，还有很多从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波兰等外国来的留学生。

那么威尼斯政府的要职，是否都被这些“大学毕业生”占满了呢？倒也不尽然。1343年当选为元首的安德烈·丹多洛，作为威尼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元首，的确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在他之后的元首中，虽然也有一些人上过大学，但毕竟属于少数。元首的情况如此，贵族的升学状况想来也相差不远。或许这正体现了威尼斯人重视实地教育的理念。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双璧，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但凡造访过这两座城市的人，大多都能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除了佛罗伦萨建于阿诺河畔，而威尼斯是建于海上，两座城市在其他方面的迥异风格都会让很多人颇感不可思议。即使是不懂建筑史或美术史的人，也能轻易地看出其中的差异。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两个都市出于同样目的而建的建筑物，便能立刻看出威尼斯与佛罗伦萨风格的不同。威尼斯的元首官邸与佛罗伦萨的韦奇奥宫（Palazzo Vecchio）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兴建的共和国的市政厅。威尼斯的元首官邸内设有元首的住所、各部委厅、国会议事堂、法院，甚至还有监狱。而在佛罗伦萨，除了法院和监设在附近的巴杰罗宫（Bargello），可以说共和国几乎所有的中枢都在韦奇奥宫内。

那么，两者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呢？佛罗伦萨的市政厅，简直就像一座堡垒要塞。它一楼的窗口的位置造得很高，而且很小，装有铁栅栏，给人一种拒之千里的感觉。顶层建着很有堡垒特色的守护围墙，如果用中世纪的战术，从护墙的洞口往下倒热油或射箭，没有人能够靠近楼房。从防卫的角度来看，这种建造方式可谓是万无一失。

我并不是说韦奇奥宫不美，尽管有戒备森严之感，它仍然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在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唯有教堂能够讲究美观的造型。所以，除了市政厅之外，包括美第奇家族在内的那些分布在旧城各处的豪门大宅，虽然非常气派，但在建造时都添加了堡垒的功能。佛罗伦萨人在防御外敌之前，首先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内敌的侵害。

另一方的威尼斯市政厅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相对于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外墙不加任何修饰的原石，威尼斯元首官邸的外墙上，则贴着玫瑰色和白色的大理石。

除了外观，两者内部的设计也迥然不同。

威尼斯元首官邸的一楼是长长的回廊。如今这里聚集了卖明信片等各种旅游产品的小店，原来是帮人代笔的地方。墙边还设置了石头长椅供市民休闲之用。不过也有一些人曲解了政府的好意，竟然在此聚众赌博，曾一度让官员们伤透了脑筋。

官邸的二楼也看不到一整排紧闭的窗户，同样是通透的回廊。葱球花般造型的威尼斯哥特式拱门，接连不断，宛如精美的蕾丝花边。

官邸的最高之处没有护围墙，只有一种被称为梅里特（蕾丝）的装饰。这种装饰似乎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由于梅里特纯粹出于美观，因此从这里往下倒热油，只会洒在二楼或一楼的拱门上，完全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威尼斯的市政厅并不是为了防御而建。其松散的结构，大概连小偷都能轻易地入内。而这正恰恰呈现了威尼斯人无须防范内敌的幸运。

威尼斯作为政治权力中枢的元首官邸都如此开放，统治阶级的居所，更不用造得铜墙铁壁，肯定是以美观和舒适优先。大运河两岸林立的豪宅，便是最好的证明。从最古老的月牙形拱门，到葱球花造型的窗口，还有模仿文艺复兴风格的设计，虽然房屋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少有所变化，但每一座建筑所呈现的开放感和优雅的造型却始终不变。如果有人质疑说房屋临河而建，所以才安全，那么不妨观察一下面向小巷的地方，在那里也不会找到一处类似于堡垒般的建筑。

两地大宅的内部设计装潢，同样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天花板高高垂下的烛台，佛罗伦萨是用黑铁制的，威尼斯则采用本地特产的玻璃。由几种淡颜色的玻璃拼制的烛台呈花束状，烛火透过玻璃，散发出彩色的光亮。

佛罗伦萨人家的地板，是在石砖里渗入油脂，而威尼斯人却是铺上色彩缤纷的东方大理石，漂亮到令人不忍盖上地毯。威尼斯的房屋多窗，阳光充足，显得明亮有朝气。墙上到处挂着威尼斯特产的镜子，想来是为了让房间看上去更加宽敞明亮。

威尼斯人对庭院的讲究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人。在佛罗伦萨，人们只要走几步到城外，便能享受大片的绿意。他们的庭院虽然有美丽的长廊围绕，可是院中只是随便铺几块不起眼的石板。周遭不缺草木，才会有这种漫不经心的奢侈。

相反，水上人家的威尼斯，就没有那么幸运。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布置自家的庭院，再小的地方，也会植草养花，再摆些小石雕用以点缀。这样，家中的每一间房子都能望见葱葱的绿色。如果从上空鸟瞰佛罗伦萨的旧城，会发现它少有绿荫，反倒是海上之城的威尼斯，绿色点点，让人不由得对他们的努力敬佩不已。

当今的威尼斯，依然是一座雅致的城市。在400年前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这种其他都市少有的优雅、宁静的气氛，势必让到此的外国人倍感珍贵，他们把威尼斯称作“魅力之岛”。从东方来的旅人，会从威尼斯的街景中看见自己国家的影子，从而产生一种亲近感。与此同时，这些东方元素与欧洲文化的水乳交融，让这座城市又带有别样的异国风情。

话说回来，最能感受到威尼斯异国情调的，恐怕还是那些来自西欧的人们。街头巷尾，绑着各色头巾的阿拉伯、土耳其的商人们，仿佛在自己的国土一般，从容且专注地谈着生意。如果身处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耳边会充满了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等奇妙的外国语言。运河上划着贡多拉的黑奴，布料店、珠宝店堆着的绚丽多彩的东方商品，还有那一排排细长的圆柱撑起的轻巧、秀气的住家窗口等，都让外来的西欧人啧啧称奇。当然，还有那些赏心悦目、甜美性感的威尼斯女人。

提供服务的骑士

威尼斯女性甜美性感的形象，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要感谢她们自己发明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18世纪时，因喜剧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的作品而闻名欧洲，但在此之前已经在威尼斯出现，只不过那时尚未成风而已。这个制度叫“Cavaliere Servente”，直译就是“提供服务的骑士”。

但凡女人，都希望有一个能干的丈夫。然而，能干的男人，大多没有时间。这似乎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事实。因此，那些与能干的男人结婚的妻子们，常常是还来不及细细享受幸福的时光，就不得不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有不少女人就此认命，乖乖待在家里，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她们也许是值得称赞的贤妻良母，可是过度温顺的表现往往会令丈夫感到无趣。有才华的男人娶乏味女子为妻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丈夫去哪儿妻子都形影相随，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为了解丈夫工作的女人，大多会以此为傲。要让她们放弃炫耀的机会保持沉默，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威尼斯贵族的工作是政治与经商，无论哪一项，都必须以保守秘密为前提。如果有个多嘴的妻子同行，难保不会影响丈夫的信誉。

可是，妻子独守空房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向来对人性有着深刻、敏锐洞察力的威尼斯男人们，不会相信女性在不接触异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十足的女人味，因此大大方方地认可了“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如果没有丈夫们的认可，这种风俗根本不可能在那么大的范围内持续那么长久。

根据威尼斯的记录，“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工作如下。不过，这是18世纪制度已成熟定型后的记录。

“早上，估算着夫人们起床的时间，前往她的房间问候。一面与夫人商量着她今天所穿的衣服和佩戴的珠宝，一面等着她打扮收拾妥当。如果夫人要去教堂做弥撒，骑士便陪她前往，一路上小心地呵护。夫人想去购物，骑士也会一同前往，从男人的角度给出建议，让她尽快地拿定主意。（骑士们）也常常陪夫人们用餐，在沙龙的聚会上表现得从善如流。陪夫人们打牌、下棋，一起去舞会、剧场，直到夜里夫人回房就寝，才告辞离去。

“总之，提供服务的骑士们，必须想尽所有的办法，以最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夫人，替她们的丈夫尽责尽力。当夫人因家中琐事而心烦不已时，耐心地聆听她的倾诉，为她打气，时而给出诚恳的意见，时而谈些轻松的话题，让她尽量忘记烦忧。这不是一份轻松、简单的工作。”

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制度啊。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一个十分忙碌的丈夫的妻子，想解忧消闷，要么是去教堂向神父忏悔，照他的指示祈祷10次，要么就是和其他女人一起家长里短，除此之外，别无途径。即便是那些有社交机会的女性，想连日里受到男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就算女王也办不到。可是，在威尼斯，数以千计的女性享受着这等待遇。

对她们的丈夫而言，这一定也是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不但可以安心地将妻子留在家中，而且不必向这些骑士们支付报酬。对于这些担任骑士角色的年轻贵族而言，这份工作也不是一份纯粹的无薪服务。每天近距离地接触女性，势必会让这些年轻人早早地打消对异性所抱有的无谓的憧憬。

的确，很多情况下，骑士与情人的界限难以划清，因此产生的爱情悲喜剧，势必接连不断。不过，只有那些不懂女人心的人们才会对此忧心忡忡。对女人而言，有没有肉体关系都不算什么大事。要保持美丽和活力，靠的不是偶尔的肉体接触，而是来自男性不间断的赞美之词和细心的呵护。

中世纪的法国骑士精神，最为著名的就是无私地向上帝和贵妇奉献。然而，遥远的爱意，又能够对女人起到多少实质的帮助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骑士精神，不仅让女人幸福，连其丈夫也一并受惠，同时又让年轻男人接受了人生教育。作为女人，我对世间只谈法国骑士精神，不提威尼斯骑士，深感不平。

话说这么有趣的制度，竟然成为喜剧嘲讽的主题，甚至将之视为男女伦理的堕落而饱受非难。喜剧往往放大了现实。的确，在18世纪，男人也流行戴假发，化妆，往脸上点痣，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提供服务的骑士”都像剧作家笔下的人物那样滑稽可笑。如果把一种流行看作整体的话，那么若干年前的我们人人都得成为嬉皮士。18世纪时的威尼斯男人虽大多戴假发，但不化妆，更不观看佛罗伦萨派画家的作品，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远近法、解剖学等理论知识。而威尼斯派的画作，却让人忘却一切深奥的问题，单纯地享受赏画的乐趣。威尼斯的女人，犹如她们国家的绘画，浑身上下皆是活色生香。

我想，以后大概不会再论及威尼斯的女性。因为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中，她们从未改变。在城邦国家走向终结的时代，当威尼斯的男人们面对法国、西班牙、英国、土耳其等大国的纷纷崛起，为保卫共和国而誓死奋斗之际，女人们仿佛置身事外般地，依然保持着她们一贯的美艳和妩媚。对于威尼斯男人而言，相比那些关心、政治、经济的聪明女子，这样的女人或许才是理想的伴侣。

Table of Contents

致读者

第一章

逃离蛮族

迎头反击

圣马可

海上之都

运河

造地

广场

水井

国家建设

桥

第二章

打击海盗

海上的高速公路

与大海的婚礼

交易商品

威尼斯的船

加莱船

向东方扩张

第三章

恩里科·丹多洛

契约

奔赴威尼斯

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城陷

拉丁帝国

威尼斯获得的“利润”

第四章

一个贸易商的故事

集资方式

交易市场

不仅有马可·波罗

固定航线的确立

海商法

指南针与航海图

船的变化

中世纪的“金融区”

又一位贸易商

第五章

维持共和政体的辛劳

政教分离

政治改革

奎里尼-蒂耶波洛之乱

十人委员会

元首法利耶之乱

政治与行政

第六章

海上共和国

阿马尔菲

比萨

热那亚

热那亚商人

热那亚对决威尼斯

两位威尼斯男人

基奥贾战役

第七章

切齐利娅·巴福

威尼斯女性的日常

威尼斯人子女的教育和婚配

威尼斯的大学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提供服务的骑士

第八章

宿敌土耳其

那是1978年，我初次来到伊斯坦布尔，即曾经的君士坦丁堡。我对土耳其最感兴趣的既不是托普卡帕宫，也不是大巴扎（Grand Bazaa），而是海军博物馆。我想了解一下作为海洋国家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方面究竟保存了怎样的历史资料。

不料，马不停蹄地奔到那里，竟然大门紧锁。询问过站岗的水兵才知道博物馆早已关闭，而且没有再开放时间的预告。我千里迢迢来到伊斯坦布尔，不进去看看栅栏后面的那栋白色房子，岂能转身离去。想当年，土耳其从威尼斯手中夺得东地中海霸权，虽然未能实现征服整个地中海的宏伟大愿，但毕竟与威尼斯-西班牙联军轰轰烈烈地打了一场勒班陀海战。那间白色的大房子里，一定存放着相关的史料。于是，我撒了一个谎，说自己是专程从日本来的研究土耳其历史的学者，请他们无论如何通融一下。一周后，我获得了参观的许可。

按对方指定的时间，我来到博物馆隔壁的海军办公楼，身上除了带着照相机，还有素描本，以备馆内禁止摄影。不一会儿的工夫，走过来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官，说是奉命为我带路。我跟着军官往博物馆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他向持枪站岗的卫兵很正规地敬了一个礼。军人们训练有素的仪态，让我愈发地相信会与珍贵的史料相遇。

没想到，视线仅仅转动了180度，我的调研便结束了。博物馆之所以建得那么大，原来是为了摆放苏丹出游时乘坐的几艘御船。馆内既没有以前的加莱船模型，也没有航海器具和航海图，海军基地的要塞简图等就更不用提了。寒碜的展品，与威尼斯海军博物馆简直是云泥之别。难怪这里不对外开放也没有人投诉抱怨。

无论如何，礼貌还是要顾及。我尽量专注地去聆听军官的讲解，煞有介事地参观了苏丹母后专用的四周装有百叶窗的船舱等展示。全程大概没超过15分钟，其间，没按过一次相机快门，笔记本上没写一个字。

走出博物馆，我独自一人，眺望着波涛汹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为笔下的主人公，威尼斯的男人们感到悲哀。

土耳其终究是一个陆军国家。距离海军博物馆不远的陆军博物馆的陈列品可谓是琳琅满目。从奥斯曼土耳其民族兴盛史的图解，到代表其军事实力达到顶峰的攻陷君士坦丁堡时的景象；一排排穿着形形色色军服的人偶，各种缴获的武器和旗帜……无不自豪地显示着昔日的荣光。馆内一遍遍地播放着曾经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Yeniceri）的军歌，展出内容相当丰富。与之相反，威尼斯的海军博物馆的馆藏十分齐全，却从来没有建过陆军博物馆，只是在元首官邸的一个角落展放了一些武器而已。

海军国家的威尼斯，与陆军国家的土耳其为敌。面对一个在所有方面都不同的民族，应该是让威尼斯的男人们苦不堪言。贸易立国的威尼斯，需要其他国家的存在。然而，这个依赖他国生存的国家，在15世纪下半叶，遇上了能够自给自足，持完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土耳其。

“所谓的良知，是被动一方的说辞。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通常是不以良知而行动的。”

摘自当年威尼斯外交官的报告

土耳其帝国

1300年前后，奥斯曼王国在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一点点地成长起来。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东临蒙古帝国，西临拜占庭帝国，处于夹缝中的小王国，日后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28年后，土耳其人征服了小亚细亚西端位于马尔马拉海附近的布尔萨（Bursa）。他们之所以向西扩张，是因为东面的蒙古帝国势力强大，而西面的拜占庭帝国则国势衰弱，当然是先从弱者下手。

曾经属于拜占庭的布尔萨，成了土耳其人第一个正式的首都。虽然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但那个时期的土耳其人，还无法对西欧海洋强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构成直接的威胁。对于制海权至上的海洋国家而言，土耳其人的版图再怎么扩大，只要它不具备占据海岸线的力量，就不算是真正的对手。

可是，26年之后的1354年，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Gallipoli）。加里波利可不在亚洲的境内，虽然处于边陲，却是不折不扣的欧洲领土，而且还是连接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海港城市。警报声传到了威尼斯。那一年，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向元首和元老院送去了以下报告：

“拜占庭帝国，面对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威胁束手无策。除了土耳其之外，无论是威尼斯、塞尔维亚，还是匈牙利，只要是基督教国家，拜占庭似乎都愿意对其俯首称臣。”

这是威尼斯方面有关土耳其的最早史料。在知道君士坦丁堡会在百年后陷落的我们后人看来，这是一份预示了当时历史趋势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历史上无视先贤良言的现象屡屡发生。那么，接到这份报告的威尼斯政府，是否重蹈覆辙，对马特奥·韦尼耶（MatteoVenier）大使拉响的警报，也是充耳不闻呢？的确，威尼斯政府没有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土耳其的崛起。

事实上，威尼斯政府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来自驻外使馆的报告。有证据表明，他们立即向君士坦丁堡下达了指令，要求使馆人员今后密切注意土耳其的动向。威尼斯政府没有马上行动，而是静观其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拜占庭帝国内部的问题。尽管帝国百废不举，但拜占庭人极其厌恶常逼迫他们改宗信仰天主教的西欧人。如果让他们放弃东正教屈居于罗马教廷之下，他们宁愿不要西欧的支援。所谓的只要是基督教国家都愿意臣服，不过是帝国内一部分人的想法。即使在受到外敌直接威胁时，大多数拜占庭人依然不减对天主教的敌意。从1204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立拉丁帝国开始，一直在其背后帮助其支撑了60年的威尼斯，对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第二点原因是经济。10年前，教皇解除了长久以来不许与穆斯林交易的禁令。威尼斯香料的主要市场因为“解禁”，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依然存在。来往此地的威尼斯商船，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尽管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但只有极少的驻扎兵力，威尼斯想对付他们，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只不过对方的存在不至于影响商船的安全，威尼斯也无心动手。

威尼斯人天生缺乏无限制扩张领土的野心。在他们观念里，扩张领土，是一种浪费精力、不切实际的行为。

可是，土耳其民族却不同。仅仅在5年之后的1359年，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攻占巴尔干地区。这一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的军队从亚洲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的地带登陆欧洲，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的城下，却一筹莫展。3年后，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沦陷。翌年，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整个色雷斯地区成了土耳其的领土。

1365年，土耳其王朝将首都从布尔萨迁往菲利波波利，向世人显示，他们的根据地不再放在亚洲，而是要立足于欧洲。

没过多久，与色雷斯邻接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甚至拜占庭帝国纷纷动摇。保加利亚与名义上是拜占庭属国的马其顿变成了土耳其的附属国，同意向其缴纳年贡和履行军事义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也被迫答应每年向苏丹皇宫进奉年贡，并且在苏丹远征时，由拜占庭皇帝本人或者是皇族的成员率兵随行。

话说回来，贵为荣耀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沦为土耳其实质上的附属国。于是，皇帝亲自前往匈牙利，请匈牙利国王提供军事支援。可是匈牙利国王以自己是天主教徒，必须忠于罗马教廷为由，拒绝出兵。无奈之下，皇帝转道前往罗马。

两年前刚结束“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的状态，班师回朝罗马的教皇，此时根本没有能力召集西欧十字军东征，但他的态度却十分傲慢，坚持要拜占庭帝国先皈依天主教，再谈派兵。绝望的皇帝只好在罗马接受了洗礼。

然而，回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立刻发现要放弃东正教，只能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朝廷、东正教会到民众都一致表示，如果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冕低头，他们宁愿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

蠢

翌年，即1370年，亲威尼斯派的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发出了援军的请求，却遭到了皇太子及其派系的反对，他们力推热那亚。由于拜占庭朝廷内部的矛盾，接到请求的威尼斯一方，还来不及商议对策，援军一事便没了下文。

其实，就算拜占庭朝廷内达成共识，一致决定向威尼斯求援，那个时期的威尼斯也没有这个余力。

虽然土耳其大军不断在陆地上推进，可是对海洋国家的威尼斯而言，控制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才是关键，因此热那亚才是他们眼下最大的敌人。正如第六章“对手热那亚”所述，经过1380年那场戏剧性的逆转，地中海两个海洋国家的长年争端终于画上了句号。威尼斯打赢了战争，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需要时间休养生息，根本无力再与土耳其打仗。

而那个时期的土耳其军队势如破竹，屡战屡胜，仿佛不知“失败”二字。

1385年，保加利亚的索菲亚（Sofia）沦陷。

1387年，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今塞萨洛尼基）沦陷。

拜占庭帝国不断趋向土耳其属国化。皇族之间为新皇帝人选争执不休时，竟然是由土耳其的苏丹出面，一语定乾坤。访问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被皇帝奉为上宾，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要求拆除君士坦丁城墙，而且实际破坏了部分城墙的，正是这位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jezid I）。

威尼斯也深感形势不妙。政府对即将赴任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做出指示，如果抵达目的地后，见到的君主不是拜占庭皇帝帕里奥洛加斯而是土耳其苏丹时，该如何应对等。

在所有人的眼里，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宛如风中残烛。1402年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之外，只剩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统治的公元6世纪，拜占庭拥有北非、中东以及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意大利全境和南西班牙的辽阔疆域。就算不与那段全盛时期相比，单是从1300年到1400年的100年间，就有大片的领土不断流失。虽然这是新兴民族对决古老帝国的结果，多少还是令人唏嘘。

可是，那些相信历史呈阶段性发展的人们，常常会为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真实现象而困惑不解。1402年，势不可当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一件令绝望的人们欣喜若狂的事情发生了。

由苏丹巴耶济德亲自率领的土耳其大军，在小亚细亚的安卡拉（Ankara）迎战帖木儿率领的蒙古军队，结果输得一败涂地。苏丹被俘，其手下军队在蒙古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如云消雾散般消失殆尽。土耳其军向来以残暴著称，蒙古军则更胜一筹。据说蒙古军扫荡过的地方，狗不叫，鸟不鸣，娃不啼，一片死寂。

因苏丹被俘，第一次尝到失败滋味的土耳其即刻产生了内部分裂。三年后，帖木儿死去，蒙古帝国迅速瓦解，而土耳其的内斗仍然没有结束。

那些屈服于土耳其淫威之下的各国，没放过这个好机会，纷纷竖起造反之旗。虽然无反攻之力，但再也没有国家履行缴纳年贡和军事任务的约定。

这种“休战”状态，直到土耳其的内斗平息为止，整整持续了20年，风中残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获得了一线生机。人人都相信，土耳其的威胁已不复存在。由于对手热那亚的退败，牢牢掌握着东地中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开启了所有商船船队的航线，专心致力于商业贸易。里亚尔托桥一带交易活跃、人来人往，不愧为东起巴格达西至伦敦的世界经济圈的中心。除此之外，威尼斯在那个时期开始实施向意大利本土扩张的计划，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

“本土”

“Terrafema”直译是“不动的土地”，如果意译，似乎只能译成“本土”。它指的是与欧洲大陆相连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以现代人对本土的认知，很难理解当时的威尼斯人为什么不直接称它为“Continente”（大陆），反而特地造出一个专门用语“Terraferma”。我想，这是因为对威尼斯人而言，他们的根据地始终是浮于潟湖之上的威尼斯岛，四面的大海就是他们的城墙，而海墙对岸的Terraferma，只有属地的意义。

就在不久之前，仍然有历史学家针对威尼斯在15世纪初实施的本土扩张政策提出过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海运国为寻求安定的陆地生活而做出的改变。如果威尼斯人当初不是把精力投入“本土”，而是专心致志于海上，应该能抵挡住土耳其的攻势。

这种妄加评断是后世在看待历史时常犯的错误。对于威尼斯的转型之说，卢扎托（Luzzatto）教授已经从经济面给出了充分的反证。而与土耳其的冲突，也不是威尼斯全力以赴地发展海上事业就能解决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我将在之后的篇章里系统详细的解析。威尼斯共和国在15世纪时，之所以推行“本土”扩张政策，有两个切实的理由。

我反复强调，威尼斯可以自给自足的资源只有鱼和海盐。除此之外的所有物品倘若不向外采购，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当然会希望在自己的国内找到像面粉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供应源，而不是去依赖远方的希腊或南意大利。再加上当时因经济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为确保粮食的供应而时刻绷紧神经的威尼斯政府如果发现附近有货源地，肯定会积极争取。这种急迫感，最终还是来自经济上的需求。

威尼斯是依靠中介贸易而存在的，西欧与东方通过它彼此相连。保证来往于东方商业基地与威尼斯之间的航线安全，即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一向被威尼斯人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样，连接威尼斯与西欧之间的陆地交通要道的安全性，也非常重要。政府必须保证往来于西欧各地的威尼斯的商人们没有安全上的忧患，防止道路因某国君主的一句话就被封锁，导致威尼斯与西欧间的物流中断。

换言之，决定威尼斯商业兴衰的关键，不仅是东方航线安全与否，而且与通往西欧的陆地安全息息相关。

可是，当时的意大利北部，主张领土扩张的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与反对扩张的维罗纳的斯卡利杰尔（Scaliger）家族和帕多瓦的卡拉拉家族战争不断。1380年的基奥贾战役，让威尼斯深深地领教了强敌在侧的危险。他们一直尝试着以某种方式去打破这种危险的状态。真正的好时机出现在1402年，那一年也是土耳其在东方大败给蒙古人的一年。

1402年，米兰公爵维斯孔蒂猝死。他生前一直主张领土扩张，野心勃勃地企图控制整个意大利北部乃至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意大利中部。族主之死照例引发了家族内部的动乱，这为威尼斯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威尼斯的本土扩张政策，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虽然威尼斯按惯例，以雇佣兵组成陆军，不过与其说靠军队征服，不如说是北意大利的各个地区，自愿希望成为威尼斯的行省，而威尼斯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请求更为妥当。以往专制的米兰公爵要求这些地方完全归属自己，但威尼斯共和国则是除了市长和警察总长的人选之外，几乎全部由地方自治。

通过这种方法，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在5年的时间里，从贝加莫（Bergamo）扩张至弗留利（Friuli）。原本15万左右的人口，加上扩张的土地后，一气增长了10倍左右。享受着海陆两面完全通商自由的威尼斯共和国，经济实力在15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

这里，介绍一段布尔克哈特（JakobBurckhardt，19世纪瑞士文化史家和文化哲学家）也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著名的演说。据说这是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Tommaso Mocenigo）弥留之际在病榻上说的。这位元首非常精通经济，那些喜欢罗列数字的日本大臣们与他相比，想必会自叹不如。摩契尼哥的谈话中透露了当时威尼斯统治阶级的理念，颇耐人寻味。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原本1000万达克特的国债，减至600万达克特。

出口总额1000万达克特，基本与进口总额持平，由此产生的利润约400万达克特。

国有造币厂每年制造120万达克特金币、80万银币。由于金币的含金量长期稳定，因此，威尼斯的货币是最有信誉的国际货币。

威尼斯市内的房产价值总额超过700万达克特，一年的租金收入达到50万达克特。

公正的法律，名闻遐迩。犯罪外国人甚至愿意在威尼斯受审。

45艘大型加莱船及其1000名船员，始终保持出海的状态，超过300艘的200安弗拉（Amphora，约120吨）级以上的大型帆船，配备了8000名船员。总数高达3000艘40安弗拉至200安弗拉（24吨~120吨）级的小型帆船，雇用了1.7万名船员。

造船工人超过了6000名，包括帆布在内的丝绸、棉布的纺织工人多达1.6万人。

年收入在700达克特~4000达克特的威尼斯市民人数超过了1000。（除去房租，一年只要15达克特~20达克特，即可在威尼斯维持日常生活。）

元首摩契尼哥继续说：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威尼斯将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此，必须避免无谓的战争。

“倘若国家时刻处于战时状态，那么今日有一万达克特的人，明天可能只有1000，拥有两栋房子的人，只剩下一栋。”

如果其他国家都和威尼斯有相同想法的话，老元首摩契尼哥或许就能如愿以偿。然而，无论是15世纪的土耳其、米兰，还是进入16世纪后崛起的西班牙、法国，以及已成为东方大帝国的土耳其，都是属于无须他者也能维持自身运转的陆地型国家，与这些国家在同一时代竞争是威尼斯的灾难。

托马索·摩契尼哥的演说发表于1423年。当时，能够做出如此正确统计的国家，在地中海世界乃至整个欧洲唯有威尼斯。另一个工商业国家佛罗伦萨也没有这个能力。这足以证明，威尼斯人的经济观，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然而，尽管那些大国的经济势力劣于威尼斯，但它们在人口上却拥有威尼斯10倍以上的优势。

事实上，在极力主张回避战争的摩契尼哥去世前的一年，土耳其终于摆脱了长期内斗的局面，再次进入了攻势。1422年6月，土耳其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虽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凭借固若金汤的城墙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最终苏丹穆拉德只能放弃围城，鸣金收兵，但这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两年之后，拜占庭便屈服于苏丹的威胁，重新接受了中止了20年的缴付年贡和承担军务的条件，再一次走向土耳其的属国化的道路。

6年后的1430年，向来把目标锁定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而对南方采取友好态度的苏丹穆拉德，突然向帖撒罗尼迦发起了进攻。地位犹如马其顿首都的帖撒罗尼迦，43年前一度臣服于土耳其，后因土耳其在1402年败给蒙古人，势力衰退，才重新回到了拜占庭的手中。在君士坦丁堡被围、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帖撒罗尼迦向威尼斯提出了托管的请求，之后它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奉行据点主义的威尼斯，能够拥有帖撒罗尼迦，已经相当满足，所以马其顿全境依然属于希腊人。人口稀少的威尼斯，不可能像古罗马那样，向被其征服的地区输送大量的本国国民加以防守，维持统治。威尼斯能做到的，只是海上的警卫。但土耳其却从陆地上对帖撒罗尼迦发起了攻击。

曾经有过沦陷的经历，而且又将统治权交给他国的地区是非常容易被征服的。少数威尼斯人的勇敢抵抗，终究是白白地浪费了生命。话说回来，尽管只有短短7年的时间，帖撒罗尼迦毕竟是威尼斯的领土。1430年的这场战争，是威尼斯与土耳其在战场上的首次交锋，它让威尼斯深切地体会到战争规模的改变。苏丹一声令下，便可调集相当于威尼斯总人口的大军，这就是威尼斯将要面对的劲敌。

威尼斯政府立即向土耳其帝国的首都阿德里安堡派去了和谈特使。同年，两国缔结和平条约，威尼斯以帖撒罗尼迦换取了在土耳其全境内完全自由通商的权益。同时，苏丹也正式承认威尼斯从东地中海到黑海所有基地的主权。

这项友好通商条约在之后的16年间更新次数多达9次。期间出现了一批靠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首都之间的贸易一跃成为大富豪的威尼斯商人。威尼斯还开设了两家银行。虽然开创近代银行业务的是威尼斯人，但进出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银行的土耳其顾客，也不在少数。

穆罕默德二世

土耳其民族，本质上是游牧民族。他们从来不擅长经商，这一点与同为伊斯兰教教徒的阿拉伯人不同。因此，以威尼斯人为首的西欧人掌控他们不拿手的生意买卖，至少对当时的土耳其人而言，并不是什么无法容忍的事情。而威尼斯人似乎也相信，在这种状态下，双方有共存共荣的可能。事实上，在夺取帖撒罗尼迦之后，土耳其虽然远征至巴尔干，却从未派兵侵犯过威尼斯。

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现实主义者容易犯的错误是，往往无法了解对手的非理性行为，因为他们自己是务实、理性的。他们总认为对方不会做出鲁莽的行动。

“现在，属于伊斯兰教的时代！”“大帝东征，我们西征！”在土耳其宫廷里，有一位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热心于阅读希腊人和罗马人传记，视亚历山大大帝为偶像。而威尼斯政府那张高效、灵敏的情报网络，并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

1448年10月，以非凡的才能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登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位成熟稳重的45岁的皇帝，以性格温厚、作风绅士而闻名。

不到三年，1451年2月，19岁的穆罕默德继承了土耳其苏丹王位。穆罕默德二世其实是前任苏丹穆拉德的第三个儿子，但由于两位兄长都相继死去，因此在其父去世后，他继承了王位。

即使在人的平均寿命不长的那个年代，19岁仍然算非常年轻。相对于先帝穆拉德，威尼斯共和国等西欧国家，似乎不怎么看得起这位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已故的苏丹穆拉德是一位有着古代武士气质的人物。他喜欢和士兵们一起用餐，与他们打成一片。就算惩罚士兵，也罚得人心服口服，因此在军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与他国交往时，他也信守诺言，一旦缔结条约或协定，绝不反悔。对于一度攻城未果的君士坦丁堡，自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缴纳年贡为条件，双方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穆拉德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挑衅行动。

穆拉德不会平白无故地使用残酷的手段。他在位30年间所发生的战争，几乎全是出于防卫。他也完全满足了威尼斯希望的通商自由的要求。对于威尼斯共和国而言，穆拉德是一位“讲道理”的对手。

而接任穆拉德的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性格正好与其父相反，这一点在日后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刚继位时，穆罕默德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捉摸不定，在军队中没有太高的威信，与大臣们关系也不怎么融洽。此外，他在跟随父亲一起作战的年代，不曾立下过值得一提的军功。因此，西欧方面认为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位软弱、平庸的人物。

穆罕默德二世在继承了广阔领土的同时，也接受了土耳其民族的发源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所爆发的同族之间的叛乱等棘手问题，这让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威尼斯人对局势做出了以下判断：

穆罕默德二世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同族间的团结。因此，他不可能犯下与邻近诸国为敌这样愚蠢的错误，应该会在一段时期内与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威尼斯人想当然地得出这个结论，认定新苏丹暂时不会对威尼斯发起军事行动。

然而，19岁的年轻人的行动，完全与威尼斯的预想背道而驰。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杀害了自己所有的胞弟。然后，他给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每一位官兵都增加了双倍的薪水，以此笼络军心。之后，他便率军前往安纳托利亚平定叛乱。

虽然不能说大获成功，叛乱还是暂时被压了下去。穆罕默德不打算陷入长期的内战，因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他当时只想压制住反叛军的势头，至少这个目的是达成了。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对邻近国家展开了外交攻势，其高明的手段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人。他毫无异议地继续维持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友好通商条约，也向安拉、先知和《古兰经》宣誓，会绝对遵守与拜占庭皇帝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就在安纳托利亚的问题告一段落后，他立刻向土耳其全境发出了征集工匠1000名的通告。此时，距离他继位不过短短的10个月。

苏丹召集工匠的命令，不仅传至君士坦丁堡，甚至远播至爱琴海诸岛。人们陷入不安，纷纷猜测其中的理由，却没有任何人言中。乐观的人估计苏丹可能是要在阿德里安堡建造宫殿。土耳其苏丹尽管拥有辽阔的领土，生活穷奢极侈，可是居住的地方，却像是一个异形帐篷。

甚至连土耳其的大臣们最初都不知就里。因为朝中有亲西欧派，如果他们了解情况，凭威尼斯政府的情报收集能力，早就该打探到了消息。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情报来源的情况下，人们时而不安、时而乐观地度过了1451年的冬天。

进军君士坦丁堡

翌年，1452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匠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移动。他们从欧洲、亚洲各地聚集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时候，拜占庭帝国和威尼斯才明白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真正意图。

原来他是打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欧洲一方的山丘上建造堡垒。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区段只有660米宽。在位于亚洲的一侧，已经有一座要塞，那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祖父建造的，现在，孙子要在海峡的对面，再筑一座堡垒。

拜占庭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提出了抗议。他表示，当初在亚洲一侧建城堡时，当时的苏丹事先征求了拜占庭方面的许可。但是这次却没有任何通报，明显违反了条约。皇帝的抗议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即将建造的堡垒，就在拜占庭帝国的境内。可是，年轻的苏丹只是冷冷地笑着，赶走了皇帝的信使。拜占庭之后又派去了两位使者，结果都没能活着回来。

堡垒从4月15日起动工。整个工程动用了总共5000名技术人员、工匠以及工人，另有三位大臣分别负责要塞三边三座塔楼的建设。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工事进展突飞猛进。

进入8月后，穆罕默德二世亲临现场，视察工事。他先从首都阿德里安堡抵达加里波利，然后从那里乘坐加莱船渡过马尔马拉海，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没有海军的拜占庭帝国，只能看着土耳其苏丹如人无人之境。

意为欧洲之城的堡垒“鲁梅利·希萨勒”（Rumeli Hisan）于8月31日完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在当时实属罕例。威尼斯派遣特工潜入内部打探，终于让西欧方面得以一窥真面目。堡垒的设计利用山坡到海峡岸边的面，呈三角形建筑平面，明显出自西欧人之手。

至于苏丹建堡垒的目的，早在地点公布的时候，人们便十分清楚了。其目的之一是作为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备用的退守基地，目的之二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线。

拜占庭帝国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箭靶，其他像威尼斯、热那亚等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往于黑海沿岸城市的商船也面临着直接的威胁。

穆罕默德二世在原有的位于亚洲一侧的堡垒和新建的堡垒都安装了大炮，而且擅自决定所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支付通行费。凡不听从停船命令的船只，会被毫不留情地击沉。事实上，的确有三艘没有按照命令企图通过海峡的威尼斯加莱商船遭到了来自两岸炮火的猛烈攻击，其中的两艘船烧幸逃脱，一艘被击沉，活着的船员被押送到阿德里安堡，在苏丹的面前被斩首。

看到这份史料时，我最初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虽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以急速闻名，但毕竟是近200名划桨手全力划船，当时的大炮命中率并不高，怎么可能轻易地击沉一艘航行中的船只呢？

可当我亲自登上“鲁梅利·希萨勒”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才发现潮流速度比想象中的更急。因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位差异，以及海水盐分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如同湍急的河水，在起风的日子甚至会掀起汹涌的白浪。即便是配备现代动力的船只，如果船型较小的话，从黑海往下的速度也快如飞箭。相反，从马尔马拉海往黑海方向航行的船只，却慢如静止。如果换作120吨到200吨级在当时属于大型的加莱商船，除非运气好遇上顺风，否则的话，哪怕是拼死划行也如同一个静止不动的箭靶。穆罕默德二世对长久以来支持君士坦丁堡的西欧人实施的恐吓达到了效果。

被强征通行税的西欧商人们或许可以暂且忍耐，而形同接到征服宣告的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却是国家存亡的大事，绝不能任由年轻的苏丹肆意妄为而坐以待毙。自穆罕默德父亲的时代起，20年来拜占庭的皇帝们一直不断地向西欧乞求支援，有人甚至亲自出席天主教公会议，极力说明十字军东征土耳其的必要性。

但天主教会的态度也始终不变，东西方教会必须先统一，否则无法说服各国君主加入十字军。

迫切需要援军的皇帝，其实也愿意以改宗信仰天主教的形式统一东西教会，但国内的人民不答应。

“如果要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低头，不如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宁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头巾淹没，也不想见到天主教神父们的帽子”等激烈的言辞四处扩散，显示了当地民众反天主教的情绪。除了民众，在拜占庭帝国的上层也有不少人抱有怀疑，就算是东西教会统一，西欧方面是否真的会派兵支援。事实上，迄今为止真正站出来做出反击的，只有国境直接受到侵害的匈牙利王国。

然而，皇帝已经没有犹豫和怀疑的时间，因为年轻的苏丹力排众臣的反对，执意不改消灭拜占庭帝国的决定。

如果以理性判断，土耳其当时并没有非打君士坦丁堡不可的理由。尽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管辖的领土只有城内一片。城墙外虽然建有堡垒，可是拜占庭完全没有派兵防守的能力。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都市。各国的商人们拥有各自的社区，信徒们在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或者是清真寺中堂堂正正地为他们的信仰讴歌。这些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土耳其人也因此充分地享受到了利益。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是在消灭拜占庭帝国之后，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当然是一个伊斯兰教帝国，而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征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对于心怀大愿的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有绝对的理由。而那些心存异议的亲西欧派的大臣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从。

穆罕默德二世派一位大臣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指挥大军。其目的是牵制当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的皇亲国戚，使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攻击时无力派兵支援。拜占庭的外围首先被堵住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频频派出使者向西欧告急。当时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虽然以文化教皇著称，但他连迎接使者的态度都显得不那么彬彬有礼。同一个时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因君侯相争陷入无政府状态；法国国王正忙于将英国人赶出法国领土，根本顾不上去抗击异教徒；英国因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分裂，爆发了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西班牙同样处于内战之中。而在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各地之间的混战，已经持续了20年以上。

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威尼斯更为可靠。于是，他向威尼斯政府连连发去了求援信。然而，威尼斯政府的答复永远是千篇一律：因为北意大利的战争，威尼斯无法单独派出援军，如果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愿意参加，威尼斯可以考虑派出部分军队。连每次信尾的附注也是同样的内容：虽然无法派兵，但威尼斯在经济上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政府已经指示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随时向皇帝提供支票。

元首摩契尼哥临终前千叮万嘱不要卷入无谓的战争，可是当时的威尼斯还是深深地陷进了“本土”的战争之中。尽管威尼斯政府当初推行向“本土”扩张政策，并非受领土欲望的驱使，而是为了确保陆上的道路权。但是，一旦拥有了北意大利大部分的领土，必定会刺激到国境周边的国家。更何况，威尼斯又是经济位居西欧第一的大国。

与强国为邻而感受压迫的小国，为了不遭受大国侵略会拉帮结伙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威尼斯不得不以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姿态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深陷“本土”泥沼的原因。

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的那段演说，其实是一场选举演说。在罗列了大量的数据之后，他说了以下这段话。言中提及的“Messel”，是“先生”的意思，就像英国称首相是“Mister”。

“我的继任者将影响共和国的前途，或为它带来光明，或引入黑暗。请各位在选择时，务必慎重行事。你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推举Messel马林·卡拉贝洛，我也认为以他的才华和气质，非常适合出任这个时期的元首。Messel弗朗西斯科·本柏是一位高尚的人物，Messel雅可莫·特列维森亦是如此。Messel安东尼·孔塔里尼、 Messel法斯丁·米迦勒、Messel阿尔本·巴杜尔，皆是贤明之人，都有资格当选元首。

“然而，呼声很高的Messel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推举他的人似乎不了解他强硬的性格。如果是这位荣誉感极强、无法忍受屈辱的先生出任元首，威尼斯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摩契尼哥之后说的，就是前文中提及的如果威尼斯发生战争，一万达克特的财产将变成1000，两栋房子只会剩下一栋。留下这番话的摩契尼哥于1423年辞世。威尼斯之后的形势发展果真如他所言。因为接任他当选为元首的，正是那位性格强硬的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

主张威尼斯在外交上应该体现经济大国风范的福斯卡里，获得了多数有权者的支持。他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到最后不仅丧失了民心，甚至失去了同仁的支持，被迫下台。但不可否认，他的影响力长期左右着威尼斯国家的发展。

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和一流海军力量的威尼斯，陆军的水准只属于三流。因此，在“本土”战中始终处于劣势。摩契尼哥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性格强硬的人物，不适合出任元首。他的观点耐人寻味。世间所谓的好战派，并非其本人喜欢打仗，不过是比一般的人争强好胜而已。

不过，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是必需的，哪一场又是无谓的，其实是无法评判的，只有涉入深浅的程度之分。如果国家处于兴盛期，所谓身逢盛世，手中握有主导权，处世相对容易。相反，当国力进入衰退期时，时代不再属于自己一方，立场变得被动，主导权丧失，处境就比较艰难。因此，相较于兴盛期的领袖，衰退时期的当政者们的智慧和能力更被人们所期待。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行事被动，如果要评判的话，也只能看他们是否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身处被动的时代。

这种看清事实的能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威尼斯无法从“本土”的战乱中脱身，而风起云涌的东方局势，又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对应。

一直用支票应付拜占庭皇帝的增援请求的威尼斯政府，在1452年8月，向克里特岛驻守舰队的副提督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Gabriele Trevisan）下达了出兵的指示。特雷维桑率军火速从克里特岛赶往科孚岛，在那里接受了本国派来的援军和军费后，随即前往内格罗蓬特，以护卫即将起航的希腊定期航线商船的名义，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商船的希腊定期航线的终点站是君士坦丁堡。这一点，土耳其是知道的。为了不让土耳其发现舰队出动，威尼斯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个时候，“鲁梅利·希萨勒”即将完工，而威尼斯商船遭击沉的事件尚未发生。

可是，没过多久，土耳其便公然地开始为攻打君士坦丁堡做起准备。甚至有消息称阿德里安堡正在建造前所未有的大炮。经实验证实，根据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而建造的攻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用的大炮具有炸开直径两米大缺口的破坏力。

这一年的11月，作为拜占庭皇帝的使节，前往罗马商讨东西教会统一的伊希多洛斯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认可回到了拜占庭。

12月12日，皇帝亲自出席了东西教会统一后的首次弥撒。然而，希腊人民的反应却相当冷淡。西欧的援军已经出发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拜占庭，君士坦丁十一世唯一能做的防守准备，就是紧急修复城墙和调配粮食。

从1452年年末到1453年年初的整个冬季，相较积极地做着攻城准备的土耳其一方，拜占庭帝国和西欧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

1453年1月末前后，希俄斯岛的岛主热那亚人乔瓦尼·杰士汀尼（Giovanni Giustiniani）及其军队所乘坐的军船，抵达君士坦丁堡。见到这位著名将军的到来，皇帝欣喜万分，立即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防军总司令。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和卡法也派来了两艘加莱军船，再加上年底前已经到达的威尼斯船队，这就是全部的援军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守军一方军力，详情见下：

威尼斯——5艘

所属热那亚方——5艘

克里特岛（威尼斯方）——3艘

意大利海港安科纳——1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艘

法国普罗旺斯——1艘

共计16艘

再加上拜占庭海军的10艘战船，总共不过26艘的海军战斗力。相比之下，土耳其方面派出了近百艘战船封锁了海面。

防守一方的海军用粗大的铁锁封锁住金角湾的入口，然后据守在金角湾中，以有限的兵力保卫着金角湾一侧的城墙不被攻破。

西欧人擅长海战，操纵船只的能力远远高于土耳其人，因此面对人数近4倍的敌人，依然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可是，陆军的差距实在是令人绝望。

4773名的拜占庭兵，加上2000名外国雇佣军，总共7000名陆军。尽管能得到一些市民的帮助，但是因害怕土耳其的攻击而弃城逃跑的人也不在少数。包括妇和女儿童在内，攻城战之前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在3万到3.6万左右。

攻方的土耳其，仅正规军就超过了8万人。再加上那些被战利品所诱惑自愿加入的人们，总数高达15万人。这是向来统计精准的威尼斯方面的推测，若按照希腊人的记录，土耳其大军有30万人。

4月6日开始的攻城战，不是本章节叙述的重点，在此不做详细的展开。我想说的是，直到5月29日失陷，君士坦丁堡以如此薄弱的军力，竟然抵抗了53天。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土耳其的大炮攻击，以及用陆地行船的方式穿过加拉太，将船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运进金角湾的惊人战术。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穆罕默德二世不可被撼动的意志。可以说，这就是曾经抵挡住多次攻城战（仅土耳其就有过两次）的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终究沦陷的主要原因。

最终没有一个西欧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派兵支援，但那些参战的个人却表现得相当英勇。杰士汀尼身负重伤；威尼斯大使吉罗拉漠·米诺（Girolamo Minot）和儿子以及6位国人一起，在胜利者苏丹的面前被处死。在这场战争中战死或被俘的威尼斯人，仅贵族就有47人。还有一些人在沦陷时跳入海中，游到威尼斯的船边，侥幸获救。

战死或被处决的威尼斯人中，还包括多芬、奎里尼、洛雷丹、科纳、莫契尼哥、特雷维桑、韦尼耶、孔塔里尼等威尼斯名门家族的成员。

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3天的大掠夺中，威尼斯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50万达克特，而当时佛罗伦萨的首富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全部家产也不过20万达克特。热那亚商人也遭受了40万达克特以上的巨大损失。

其他的意大利海洋都市国家安科纳和马尔菲，虽然经济损失不比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但蒙受的打击同样沉重。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人不再称那些有钱人为富豪，而是改口叫他们“见证君士坦丁堡沦陷的人”。

拜占庭的灭亡

最早得知君士坦丁堡沦陷的西欧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沦陷后的第六天，成功地逃离了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以及克里特岛的8艘船抵达了威尼斯领地的内格罗蓬特。他们向负责东地中海安全的威尼斯舰队总司令雅各布·洛雷丹（Jacopo Loredan）报告了情况。之后，克里特岛的三艘战船，经爱琴海南下返回克里特。另外两艘损害不太严重的威尼斯战船，在内格罗蓬特休整数日后，经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返回祖国。

在战船离开内格罗蓬特之前，雅各布·洛雷丹已经派出叫作“Clipper”的快船，前往威尼斯报告。带着第一手情报的快船到达威尼斯的时间是6月29日，距离君士坦丁堡沦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可见，当时“新闻”传播的速度，最快也仅限于这个程度。

司令部官员雅各布·洛雷丹写的报告，送到了正在开会的“十人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包括元首在内的威尼斯政府的首脑们，第一次得知了拜占庭皇帝战死、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及威尼斯幸存者们的名字。政府立即向全市公布了消息，元首官邸被来打探亲人安否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然而，除了侥幸逃生的战船的报告之外，政府没有更多的确切情报，因此也无法给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复。

次日早晨，威尼斯火速派使节前往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等西欧诸国，就连正在与威尼斯交战的热那亚和米兰也没有落下。当然，威尼斯更不会忘记向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法国国王以及西班牙国王报告消息。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通过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逃往克里特岛、罗德岛的人们，消息陆续在西欧传开，匈牙利和俄国也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方面得知了相关的情况。

整个西欧为之震撼。甚至是那些一直担心拜占庭帝国要灭亡的人们都没有料到那么快帝国就迎来了结局。西欧人高估了君士坦丁堡难攻不落的历史，也低估了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

然而，我们不能讥笑这些在事发之后才感到震惊的人们。日本某位政治家曾经说过：“政治的一寸之先是黑暗。”言下之意，是无法预料下一步的走向。历史的进程同样如此。后世之人回望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因后果，但这并不代表就能够体会和传达当时人们的心境。今天我们看来很多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一点儿都不是必然。历史上因总司令的猝死或军中暴发传染病而一夜之间改变战局的例子不胜枚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会将之称为“奇迹”。而更奇的是，类似的“奇迹”屡屡不断。

拜占庭帝国的衰弱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以此来指责当时的人们不在事前做好准备，却有欠公平。早在400年前，当拜占庭面临诺曼人威胁时，就已经向威尼斯讨救兵。可见，国体虚弱不是新问题。威尼斯大使向政府提交“面对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束手无策”的报告，也是100年前的事情。如果非常的状态持续百年，它就成了常态。在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们看来，即便是握有主导权的穆罕默德二世，都不一定能打破这个“常态”。因此，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消息，才会让西欧人犹如晴天霹雳。

无论如何，拜占庭这个被称为“东罗马帝国”的国家从此在地球上消失的事实，对所有人，哪怕是没有因此产生经济损失的人们，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对于西欧人而言，古罗马是他们的母体。如今，一个被公认为古罗马文明继承者的国家彻底消失了。尽管拜占庭帝国的衰败日趋明显，昔日的荣光不再，但君士坦丁堡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座城市。

西欧人相信，只要去到君士坦丁堡，就能够找到自身文化的根源。不过，实际造访过那里的人仅在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这座由君士坦丁大帝建立起的带有双头鹰标志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永远是他们心中的憧憬。现在，它被来自东方的土耳其民族，一个非基督教文明圈的异教徒国家夺走了。西欧人的沉痛，不言而喻。巧合的是，壮烈捐躯的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与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同名，这更令人唏唬不已。

威尼斯的对策

西欧国家中最早得知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也是最快做出因应对策的国家。与那些与东方没有直接关系，大可沉浸于悲愤之中，高喊着组织十字军讨伐异教徒的国家的处境不同，威尼斯人还需依靠与东方的贸易为生。

7月4日，两艘战船回到威尼斯。政府即刻命令船长阿尔维斯·迪耶多前往元老院，做情况说明。很遗憾已经找不到当时的会议资料，只有一份当时担任战船医生的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m）所写的记录。巴尔巴罗的记录内容详细、文笔冷静，日后被认定是关于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最可靠的资料。想来船长在元老院所做的报告内容，应该与巴尔巴罗的记录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船只向来有归国后提供详细报告的习惯，估计船长应该是在从内格罗蓬特开往威尼斯航行期间完成了报告书。

深感事态严重的威尼斯政府，开会讨论至深夜。其间，除了健康原因无法久坐的人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离席。当天的会议上便决定了相应的对策，而且很快地就付诸行动。

威尼斯政府首先向驻守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总督，以及勒班陀的代理长官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他们加固防卫设施，储备粮食，以防土耳其军队的袭击。

同时，火速派特使送信给临时靠港在内格罗蓬特的海军司令雅各布·洛雷丹，命令他率舰队在爱琴海巡航，务必保证这一片海域的制海权。

洛雷丹另外还接受了两项命令。一是派快船去塞浦路斯岛，向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国王转达威尼斯政府的决心，威尼斯一定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的伤害。二是为去君士坦丁堡赴任的新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Bartolomeo Marcello）准备好船只，让他可以随时出发。马尔切洛原本是作为驻拜占庭帝国的大使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赴任的。当他离开威尼斯，抵达内格罗蓬特时，君士坦丁堡沦陷，于是只好在当地等候政府的指示。现在他的身份变成了出使土耳其的大使。

7月12日，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接到了以下命令：

第一，接令后立即从内格罗蓬特出发，前往位于阿德里安堡的苏丹宫殿。

第二，派特使送去1200达克特，这是政府拨出的作为购买献给苏丹的贡品费用。希望马尔切洛能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

第三，转达威尼斯政府无意终止在1446年与苏丹穆拉德缔结的双边条约的意向，并且向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说明，参加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威尼斯人，纯属其个人行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此深表遗憾。

除了以上的命令之外，政府还指示马尔切洛，如果苏丹拒绝按照以往的条件更新条约的话，必须向政府汇报，不能擅自做出决定。相反，如果苏丹同意条件不变再续契约的话，必须以交还在金角湾被扣的威尼斯商船，以及所有在押的威尼斯市民为前提。

对于土耳其势必要求的人质的赎金，政府保证支付。但不能暴露此事，要让对方相信赎金是由人质家属支付的。

以上便是威尼斯政府迅速做出的应对土耳其的东方政策。不过针对国内和西欧，仍然有成堆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需要增强海军的力量。政府用征税所得（向有产阶级征收某类所得税，是威尼斯政府急需资金吋的惯例）向国有造船厂订制了50艘军用加莱船。此外，对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提出了协助的要求。

其次是遗属的安置。7月17日，元老院批准前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诺特的一个儿子登上“亚里孟达”号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找失踪的双亲和兄长。如果确认被捕，就支付赎金将他们带回祖国。除此之外，米诺特之子还肩负着帮助其他威尼斯市民打探亲属消息的任务。

对于那些已确认战死的国人的家属，政府也没有忘记给出相应的补偿。尽管在苏丹面前说的是“纯属个人行为，深表遗憾”一套话，可是在国内，政府必须向人民显示这些牺牲者是死得其所。民众们对遗属们都深表同情，政府以发放“遗属年金”的方式，回应民意。

7月18日，元老院决定，向在战役中与入侵金角湾的土耳其战舰同归于尽的雅各布·库克（Jacopo Cook）船长的家属支付抚恤金。库克的儿子获得终身“遗属”，他的女儿们在出嫁时，将由国家代付嫁妆。

8月28日，米诺特大使已遭处死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元老院决定，他唯一的女儿结婚时，国家将支付1000达克特的嫁妆，如果是进修道院，则发放300达克特作为给修道院的捐款。米诺特的遗孀和儿子们，每人将获得25达克特一年的终身年金。

9月18日，元老院再次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指挥船上所有战死的船员家属发放年金。

10月12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另外两名战死的船员发放年金。

10月17日，向另一名证实已战死的船员的家厉发放年金。

11月24日，元老院决定，由国家出资，赎回帕斯夸莱·安东尼奥（Pasquale Antonio）。安东尼奥曾是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船上的主力战士，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遭俘，后来被土耳其人卖作奴隶。

12月10日，元老院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家属发放350达克特。这位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勇敢顽强的指挥官，沦陷后被俘。因家族无力支付全部赎金，所以不足部分由国家承担。

12月28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3名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终身年金。

以上的这些内容，仅仅是1453年所做的决定，之后不断有新的抚恤政策出台。政府之所以无法一次性全部解决，是因为要在证实战士阵亡或被捕之后，才能对其家属做出补偿。被俘的人们的赎金在1000到2000达克特之间，像雅各布·孔塔里尼（Jacopo Contarini）这种连土耳其人都久闻其名的富豪，赎金甚至高达7000达克特。国家对有能力支付赎金的家族，一律不给予援助，也不向战死的富裕贵族阶层发放遗属年金。

在对东方的土耳其以及国内的遗属做出相应对策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针对西欧方面的工作，也在进行。

继6月30日派特使去罗马向教皇报告君士坦丁堡沦陷和皇帝战死的消息之后，7月18日，威尼斯再次派人去向教皇说明向苏丹派遣大使的理由，再三强调威尼斯绝不是向土耳其妥协，派遣使节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威尼斯以西欧方面迟早会组织十字军东征土耳其，需要各国的共同协作为理由，恳请教皇出面调停，结束与米兰等国的战事。翌日，即19日，威尼斯又派特使去那不勒斯向阿拉贡王说明了意大利境内保持和平的必要性，希望他能做谈和的中间人。

8月8日，威尼斯政府与教皇派来的卡瓦杰尔（Carvajal）枢机主教就终结战争的议题进行了讨论。10日，威尼斯政府向各国传达了有意出席终战谈和会议的声音。

10月12日，各国终于达成共识，召开“和平”会议。威尼斯政府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做出了详细的指示。与此同时，动员所有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进行游说工作，以防教皇改变心意。

在此期间，土耳其周边的各国纷纷参拜苏丹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那些使节们祝贺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并且希望今后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苏丹一一接见了各国的使节，承诺土耳其不会侵略他们的国家。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向各国提出了交纳年贡的要求。热那亚人所属的希俄斯岛6000达克特，莱斯博斯岛（Lesbos） 3000达克特，塞尔维亚王1.2万达克特，特拉布松皇帝2000，战死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两位胞弟管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每人每年一万达克特。拒绝交纳年贡的，只有威尼斯和圣约翰骑士团。

此外，为恢复君士坦丁堡原有的人口数量，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实行强制人口迁移。消息很快就被威尼斯政府所知，他们判断穆罕默德二世的这个举动，是准备将首都从阿德里安堡迁往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攻城战之前因大批人的逃离，已经减至3万到3.5万。经历了战争以及战后的屠杀之后，人口数量再次大幅降低。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都也成了奴隶。据说，苏丹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阿德里安堡时，身后跟着两列奴隶队伍。当走在最前面的骑着战马的苏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丘之中时，队伍后面还有人甚至尚未走出城门，可见被迫为奴的人数之庞大。

被带回阿德里安堡的少年们，大多在军队接受训练成为士兵。长相特别俊俏的，成了宫廷中的侍童，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在苏丹的寝宫，陪伴对男色也有兴趣的穆罕默德二世。也有少年因拒绝侍寝而掉了脑袋。

女人们的命运，大抵与少年相似。长得漂亮的，被送进苏丹或者是大臣、高官的后宫。既不貌美也不年轻的，则成了土耳其人的家奴。

所谓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一座空城，并非言过其实。毕竟有太多的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仅靠亚洲来的土耳其人移民不仅数量不足，都市的机能也无法正常运作。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强制那些已经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移居君士坦丁堡。城中居民的结构因此形成土耳其人与非土耳其人2:1的比例。为了安抚这些非土耳其人，苏丹允许他们在基督教堂做礼拜。但由于城中以索菲亚大教堂为首的大多数教堂，都陆续被改建成清真寺，基督徒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地在挤在仅存无几的教堂里。

时间到了1454年的春天。威尼斯政府在前一年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4月18日，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总算与土耳其签下了友好通商条约。

苏丹承认威尼斯商人在土耳其领地内通商、通航的自由权，条件是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人必须缴纳所得的2%的关税。由于在威尼斯领土内行商的土耳其人也需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关税，再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因此在这一点上，威尼斯政府不算妥协。

除此之外，如果一方的商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遭遇海难，双方有交还船只、船员、货物的义务。在对方领土上死去的国民的财产，必须送返本国，不得就地接收。

在条约谈判的开始阶段，威尼斯政府便对特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除了绝对保证威尼斯通商和通航的自由之外，还必须争取到威尼斯大使常驻土耳其首都的权利。对于后一项的要求，也获得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首肯。

从签署的条约内容来看，威尼斯不仅成功地再次确保了以往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协议，甚至连拜占庭帝国曾给予其的权利也大致被保留下来。唯一失去的，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居住区享受治外法权的权利。

这份友好通商条约，充分显示了威尼斯与土耳其的不同立场。自由通商和通航，对于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绝对条件，而非商业民族的土耳其对此并不重视。与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的数量相比，在威尼斯境内从事商业、需要缴纳2%关税的土耳其人，少之又少，而且他们大多是犹太人。

此外，条约中虽然规定了双方均有派大使常驻的权利，但真正落实这条规定的只有威尼斯一方。在收集情报以及保护在对方境内的同胞安全的问题上，威尼斯比土耳其有着更迫切的需要。

威尼斯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而土耳其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派出特使，而且往往是一些地位较低，或者是因为语言的能力而被任命的非土耳其民族的犹太人。对于外国的使节，威尼斯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外交官特权，而土耳其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便毫无顾忌地将对方的大使关进牢里。

一个国家重视外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意味着它无法单凭军力与他国抗衡。从15世纪中叶到16、17世纪乃至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负责威尼斯外交领域的，始终是共和国最优先的人才。虽然客观、冷静是外交官所必需的资质，但这些威尼斯外交官们精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惊叹。他们所撰写的报告，一直是后世研究当时的欧洲，甚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这里我介绍一段雅各布·德·兰古斯奇写的报告，作为范例。兰古斯奇是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的副官，与大使一起就通商条约与苏丹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2岁，身材匀称，体格魁梧，精通武艺，相貌威严，难以亲近，不苟言笑，小心谨慎，不带偏见。言出必行且无所畏惧。

“渴望像亚历山大王那样享有荣耀，每天让奇里亚科·安科拉（Ciriaco D’Ancora）和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为他诵读罗马史。喜爱希罗多德（Herodotus）、李维（Livius）、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nius）的著作，以及教皇们的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王与伦巴第王的故事。通晓土耳其语、希腊语、法语，详知意大利地理。他有一张地图，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埃涅阿斯生活的土地，教皇的居所、皇宫的所在地、欧洲各个国家的位置。他渴望统领天下，对地理和军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还有，他会巧妙地提出诱导性问题。

“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威尼斯不得不面对的对手。”

当然，威尼斯最后还是搞定了这位棘手的人物。洛伦佐·维多利代替马尔切洛，出任威尼斯驻土耳其的首位大使。

在西欧方面，威尼斯同样成功地从战争的泥沼中脱身而出。在与穆罕默德签署条约的9天前，4月9日，《洛迪和约》签署。长达23年的北意大利战争终于画上了终止符。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的5个大国以彼此制衡的形式建立起和平体系。这种势力均衡战略一直持续至现代，而世界史上首开先河的，就是《洛迪和约》。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现实中结成的国家同盟，往往不是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而是源自第三方的威胁。或者是因为眼下没有对立的必要，先签下和约，以防万一。

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与威尼斯结成同盟是因为有第三方的威胁。而土耳其愿意与威尼斯缔结和约，是因为暂时不想与它为敌。只有威尼斯真正意识到结成同盟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即便是缔结了盟约，威尼斯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由于避开了东西两方战事，威尼斯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繁荣。然而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便容易引起西方“友好国家”的妒忌。至于东方的土耳其，原本就是一个价值观大不相同的国家，与其交往，威尼斯始终是步步为营。

9年的时间过去了。威尼斯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本土”获得的属地因政府的善政形势稳定，保证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连接西欧通路的安全。

在东方一侧，与全力经营君士坦丁堡市场因此一蹶不振的热那亚相比，将市场分散到埃及、叙利亚的威尼斯，受到的冲击较小，而且没用多久时间，便重新恢复了元气。

尽管如此，威尼斯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成了土耳其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那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的年轻的伊斯兰教教徒仍然健在，仍然不停地叫嚣：“时代变了！西方征伐东方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是东方向西方进军的时代！世界应该是一种宗教、一个帝国、一位君主！”

土耳其的西进

在穆罕默德二世符来，既然已迁都君士坦丁堡，以此地作为大本营，那么原本属于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当然都该属于自己所有。那些缴纳年贡的王侯们，等于承认自己是苏丹的附属国，那么，宗主国征服附属国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周边各国以缴纳年贡换取不受侵犯，对穆罕默德二世是说不通的。

位于东部的锡诺帕（Sinope）、特拉布松很快就被苏丹征服，西面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也成了土耳其的领土。所幸匈牙利人骁勇善战，才使得东方的基督教世界一息尚存。

伯罗奔尼撒半岛也不能幸免，每年向苏丹缴纳高额贡金的旧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的两位君主，面对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同样束手无策。雅典、科林斯（Corinth）等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少年们被送进土耳其军团，女人们成为奴隶，存活下来的男人们，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以填补首都人口的空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发生过几次黑死病，在防疫措施齐全的威尼斯都深受其害的那个时代，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土耳其的人口更是大幅度递减。每每出现这种情况，土耳其便从征服地区强制移民，补充人丁。

西北方的匈牙利勇敢善战，西南方也出现了一位英雄。他就是被教皇称赞为“基督教世界的骑士”的阿尔巴尼亚的君主斯坎德培（Skanderbeg）。斯坎德培年轻时，曾经作为人质在苏丹的宫廷生活。在得知父王，即阿尔巴尼亚国王去世的消息后，斯坎德培便逃出皇宫，回到了祖国。

斯坎德培手上握有两个“武器”：一是熟知土耳其人，二是阿尔巴尼亚多山的地形。凭借这两个强有力的武器，斯坎德培利用全面的游击战术，击退了穆拉德、穆罕默德二世两代苏丹的军队；以数千人的兵力，抵挡住了10万大军。打正规战，不赢即是输。而游击战则是只要不输，便是胜利。

一直到1468年死去，斯坎德培为阿尔巴尼亚奋战了整整24年。他的英勇事迹，连对手土耳其都惊叹不已。据说当土耳其军攻占了他墓地所在的教会后，士兵们掘开他的坟墓，将其遗骨切成小段，用皮绳系在颈上来辟邪。

威尼斯政府一直在经济上向匈牙利国王和斯坎德培提供援助。由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订了友好条约，因此，经费只能通过教皇转交，而且表面上还必须做出与匈牙利王以及斯坎德培反目为仇的姿态。威尼斯就是用这种方式，享受了9年的“和平”。

“和平”开始出现阴影是在第八个年头的年中前后。1462年7月，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多科尼科·巴尔博（Domenico Balbo）向政府发去一封信件。

那个时期，苏丹对于寄往国外的信件，无论公文还是私信，都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要送出真实的情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巴尔博大使依然想方设法，把土耳其正在达达尼尔沿岸加里波利组建舰队，9月将会行动的情报，传给了祖国。大使在之后的一封信中，又报告了另一个情况：出入苏丹宫廷的威尼斯人逐渐遭到排挤，而佛罗伦萨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多。

威尼斯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命令爱琴海舰队的海军统帅率舰队北上，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海域待命。不过，还特别加了一条指示，只要土耳其没有直接攻击威尼斯的领土，舰队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

苏丹很快就得知了韦托尔·卡佩洛（Vettor Capello）率领舰队移动的消息。他召见威尼斯大使巴尔博，解释说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威尼斯领土，而是热那亚。大使闻讯后立刻派出快船，通知卡佩洛统帅。没想到，土耳其人的动作更快。报信的快船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便遇上了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大舰队。从战斗力看，卡佩洛的舰队，再加上停靠希俄斯岛的另一支威尼斯舰队，完全能够战胜土耳其。可是，他们刚接到对方不打算攻击威尼斯的情报，而且也没接到政府的指令，所以威尼斯海军只能按兵不动，看着土耳其舰队从自己的面前驶过。

翌年，即1463年，归属热那亚200年以上的莱斯博斯岛沦陷。海军力量较弱的土耳其派大军登陆，摧毁了岛上坚固的要塞。岛上的5000名士兵和两万名普通人，终究无法抵挡8万人的土耳其大军。沦陷后，一般的平民仍然可以留在岛上生活，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被迫加入土耳其军团，文化人以及上流阶层的人们则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还带走了800名少男少女供自己享用，其中包括当时被誉为希腊世界第一美女的特拉布松皇帝的小姨子，同时也是莱斯博斯领主的妻子。以领主为首的300位重要人物最初以投降换取了性命。可是后来穆罕默德二世又改变了主意，将他们全部杀死。为庆祝胜利，苏丹举办了宴会。在受邀的意大利人中，不仅没有热那亚人，竟然连威尼斯人也被排除在外。

更严重的是，大约从两年前开始，土耳其的情报收集能力，逐渐赶上了向来以掌握高质量的情报为傲的威尼斯。

间谍们

从情报网的组成而言，威尼斯既有常驻的大使，也有大量活跃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因此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优势。而土耳其一方没有设立驻外大使馆，甚至连商馆都要到17世纪以后才出现。在这一点上，两国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威尼斯获取情报的途径，要么是靠国民的爱国心，要么是靠金钱收买间谍。相较之下，穆罕默德二世却无须花费什么心思，便有情报送上门。

苏丹穆罕默德的情报来源有4个：

第一个来源是拜访土耳其宫廷的西欧的文化人。意大利南部出生的古代研究家奇里亚科·安科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种类型的学者，只要给他们接触、研究古代遗迹和文物的机会，往往不会去介意提供机会的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奇里亚科不仅能够自由地进出罗马教廷，而且从穆拉德时代起，便获得了出入苏丹宫廷的自由。之后又遇上一个热爱古代史的穆罕默德二世，奇里亚科在宫廷里更是如鱼得水。苏丹赐予奇里亚科土耳其全境的通行证，让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投入研究。奇里亚科本人可能没有当间谍的打算，但他讲述的有关西欧的事情，以及在土耳其境内的所见所闻，对于苏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苏丹攻打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意大利人在土耳其的军营观看了战斗。向年轻的苏丹教授古希腊、罗马史的也是他。

虽然这位学者无意，但实际上却扮演了类似双重间谍的角色，因为教皇以研究费的名目，给予他经济上的援助。在罗马，他大概会像在苏丹的宫廷里那样，向教皇介绍土耳其的局势。话说回来，奇里亚科提供的情报价值不高，不涉及绝密的内容。不知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核心，还是他觉得这种危险的行为与自己真正的目的不符。总之，这种程度的情报泄露，对于威尼斯无伤大雅。

苏丹获取情报的第二个来源是拜占庭人，尤其是东正教的教士们。这些人原本就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君士坦丁堡遭攻击时，西欧人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更加深了这种仇恨。有些教士曾经跟随皇帝去西欧求援，当时教皇和西欧国家君主们冷淡的态度，令他们刻骨铭心。除了情感上的缘故，为了让东正教能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继续生存，也是他们不得不接近苏丹的原因。

然而，这些希腊人能够提供的情报，内容也相当有限。威尼斯向罗马教会都不透露国家机密，更何况是这些东正教的教士。

情报的第三个来源，则是叛徒的密告。这些人不是威尼斯市民，而是威尼斯在海外基地的居民。他们背叛威尼斯的动机各异，或者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是为了获得丰厚的酬金。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人为了接近苏丹，献上威尼斯基地的要塞图；有人则愿意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土耳其制造与威尼斯同样的军舰。

尽管这类人数量不多，但由于内容涉及威尼斯的机密，因此一旦发现，威尼斯立刻会派杀手除掉告密者。这也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威尼斯打击最大的，是第四个情报来源。情报提供人的背后有佛罗伦萨撑腰，手上有美第奇家族提供的大量的资金，是相当麻烦的对手。

1460年，佛罗伦萨人贝内代托·代（Benedetto Dei）以雇员的身份，进入威尼斯大商人吉罗拉漠·米迦勒（Girolamo Michele）在君士坦丁堡的店铺。位于威尼斯租界的店铺原本就是大使馆与本国政府的中转站，再加上吉罗拉谟显赫的地位，出入店铺的大多是威尼斯有头有脸的人物。贝内代托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将打探到的消息传给了苏丹。他的行动虽然很快就被察觉，但是佛罗伦萨的间谍与苏丹宫廷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联系。

由于贝内代托身份的暴露，不再有来自威尼斯居住区的情报。然而，他对于穆罕默德二世的重要性丝毫未减。因为，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通过贝内代托，仍然源源不断地送来有关威尼斯的情报。

贝内代托·代从事间谍活动源自他的信念。他的祖国佛罗伦萨是一个盛产纺织品的国家。可是佛罗伦萨没有海港，只能通过威尼斯人才能将纺织品销往东方。佛罗伦萨曾多次出手想拿下海港城市比萨，却因为比萨人的顽强抵抗而屡屡遭挫。当得知是威尼斯在暗中援助比萨之后，当地爆发了反威尼斯的情绪。威尼斯在经济上不容他国超越的抑制政策，以及向“本土”扩张领土的行径，令佛罗伦萨忍无可忍。而打击威尼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去和土耳其打仗，以致于无法集中精力经营东方市场。这样，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境内的行动会更加自如，佛罗伦萨商人便能取代威尼斯商人，在东方市场拔得头筹。

这是美第奇家族的计划，同样也是贝内代托·代的希望。美第奇家族利用与威尼斯结盟的关系，尽可能地打探各种情报，传送给贝内代托，并且每年拿出5000达克特的巨款，让他购买贡品献给苏丹，以及贿赂大臣。这对贝内代托·代取得苏丹的信任，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威尼斯大使在报告中所言，在土耳其，若不行贿，简直寸步难行。土耳其官员喜欢受贿向来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送钱能解决问题，对威尼斯倒不是什么难事。令威尼斯大使深感绝望的是，穆罕默德二世对佛罗伦萨，尤其是美第奇家族表现出的好感。与威尼斯不同，佛罗伦萨与土耳其没有领土接壤，因此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对于佛罗伦萨这个形式上为共和制，实际僭主却是美第奇家族的国家，相当地欣赏。

领袖喜欢与领袖对谈。而作为威尼斯政府的代表，与苏丹进行交涉的却是大使。哪怕大使出身贵族，再怎么聪明能干、长袖善舞，说到底仍是一位公务员，而不是君主。贝内代托·代所代表的却是无冕之王的美第奇家族。尤其是稍后将登上历史舞台，被誉为“豪华者”的洛伦佐·美第奇，是穆罕默德二世最为欣赏的人物。相比之下，极力排斥个人权力过度集中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像“豪华者洛伦佐”那样巨星般的君主。

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贝内代托·代存在的危险。曾经一度考虑暗杀他。但想到在背后指使的佛罗伦萨的意图，就算是杀了贝内代托，他们还是会派其他人来。于是威尼斯放弃了暗杀计划，将注意力放在意大利境内佛罗伦萨人的身上，并且去拦截土耳其与佛罗伦萨之间往来的信件。他们多次成功地拦截了贝内代托送出去的情报，不过，却没有能够阻止来自佛罗伦萨方面的信件。

就这样，逐渐疏远的威尼斯与苏丹宫廷的关系，在没有任何起色的状态下，迎来了1463年。

3月，穆罕默德二世突然召见威尼斯大使，向他提出严正的抗议。原来有一个土耳其人偷了10万阿斯普隆（Aspron，相当于2000达克特），逃到了威尼斯属地的莫东。莫东的总督不仅拒绝土耳其引渡罪犯，甚至还贪污了半数的赃款。大使闻讯后，震惊不已，向苏丹表示会立即展开追查，不日后再来报告结果。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等待大使的报告。4月3日，土耳其大军在苏丹的命令下南下，攻克了威尼斯的属地阿尔戈斯，并且大肆抢劫了同属威尼斯领土的勒班陀、莫东周边地区。

事态发展至此，已无回旋的余地。威尼斯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放弃在海外的基地，要么迎战。经过激烈的讨论，元老院决定接受土耳其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威尼斯有绝对的信心，而且可以获得同盟国支持。

5月，海军在总司令洛雷丹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发。继海军之后，由费拉拉公国的君主艾斯特（Este）侯爵率领的陆军雇佣军团，在威尼斯船队的运送下，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

与此同时，威尼斯开始着手和匈牙利商讨结盟。不过，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匈牙利国王，而是先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进行交涉。这两个国家为国境线的问题产生纷争，如果矛盾不解决，匈牙利国王不可能全力投入对土耳其的战争。

威尼斯政府的特使在台面上，说了一通基督教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异教徒的侵略之类的大道理，台面下用金钱收买了皇帝，成功地中止了日耳曼攻打匈牙利的行动。9月，威尼斯与匈牙利联手对抗土耳其的同盟正式成立。此时，阿尔巴尼亚的“基督教世界的骑士”斯坎德培仍然健在。

在西方运作的同时，威尼斯也没有忘记东方。通过驻当地的大使，威尼斯请求统治叙利亚、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马穆鲁克王朝曾经派使节去恭贺穆罕默德二世取得了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可是土耳其之后的领土扩张政策，引发了他们强烈的不安，因此让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并不困难。

除此之外，威尼斯还派遣特使前往波斯。不过，这次他们希望波斯王参战，而不是保持中立。作为回报，威尼斯海军将帮助波斯王攻克小亚细亚的沿岸，当然还有金钱援助。说服波斯王的工作也相当顺利。

威尼斯的计划一旦全面启动，土耳其便会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事实上，战况也的确对威尼斯有利。

在洛雷丹的指挥下，威尼斯海军轻而易举地夺回了阿尔戈斯。没有一艘土耳其的军舰敢从达达尼尔海峡出海挑战，威尼斯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对爱琴海的控制权。可惜，还是没能夺回莱斯博斯岛。由于岛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的陆军从海上登陆，从陆地发起攻击，而威尼斯并没有大规模的陆军部队。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的艾斯特侯爵率领的雇佣军团，面对擅长陆地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毫不畏惧，奋勇作战。反倒是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的大军，因屡屡遭到斯坎德培的阻击，久攻不破，士气渐渐变得低落。同盟军军不仅守住了威尼斯的属地，而且不止一次地对被土耳其占据的城镇发起了攻击。

而此时的西欧竟然再次发起了十字军运动。不过，这场运动完全是源于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个人的狂热，各国君主是被动卷入其中。现实主义的威尼斯，宁愿相信与土耳其有利害冲突的埃及、波斯，哪怕他们是异教徒，但对于和土耳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西欧君主们的高谈阔论，却十分怀疑。威尼斯人表示，在其他国家没有动作之前，绝不参加十字军。没想到，各国这次竟然行动了起来。于是，威尼斯决定遵从教皇的指示，元首亲自率领舰队，到达了集合地的安科纳港。结果，这场“最后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因庇护二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基督教世界中站在抗击土耳其第一线的，最终只有事关国家存亡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威尼斯。

话说这三个国家虽然善战，却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土耳其方面也不怎么顺心如意。北边有匈牙利军深入波斯尼亚，西边的斯坎德培令他们束手无策，不仅是穆罕默德二世暴跳如雷，疲于四处征战的士兵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雪上加霜的是，苏丹的健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年仅33岁的穆罕默德二世身体已经开始变得肥胖。也许是体重影响了心脏，他甚至连骑马都很困难。这位曾经不知疲倦、征战各地的剽悍男人，待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中的托普卡帕皇宫足不出户的日子越来越多。威尼斯政府断定，眼下正是谈和的好时机。

1465年2月，威尼斯大使保罗·巴尔巴里戈（Paolo Barbarigo）前往苏丹宫廷，与宰相商议停战和谈的可能性。会谈中，宰相指责威尼斯共和国不应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开战，大使则反驳威尼斯是迫不得已。尽管双方各持己见，但土耳其还是释放出“有名誉的谈和”不是不可能的信号。

7月，威尼斯及其同盟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威尼斯要求归还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个基地和莱斯博斯岛。匈牙利国王则要求土耳其正式承认匈牙利在波斯尼亚的地区已经既成事实的控制。对此，土耳其迟迟不肯做出回应。双方的交涉进行到11月，突然被中止了。谈判中止的主要原因是埃及派特使前往威尼斯，转达了埃及苏丹打算从原本中立的立场改为倾向威尼斯的意图。除此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利用土耳其人不断扩大的反威尼斯的情绪，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关进监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举动，也促使威尼斯做出了中止谈判的决定。

翌年，即1466年，穆罕默德二世再次亲自率军讨伐阿尔巴尼亚。就在他出征之前，威尼斯接到了潜伏在敌营的间谍的报告，说穆罕默德二世的肥胖症逐渐有所改善。恢复了健康的穆罕默德二世虽然打算一鼓作气拿下阿尔巴尼亚，但超过3万人的土耳其正规军，还是不敌斯坎德培和威尼斯区区4000人的联合军。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斯坎德培，极力避开平原作战，集中所有的兵力在山间打游击，成功地击退了强敌。

穆罕默德二世不仅打了败仗，连首都都难以返回。因为当时君士坦丁堡黑死病爆发，整个宫廷不得不转移到色雷斯的山区避难。穆罕默德二世怒不可遏，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脑袋不保。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商人们，岂是被关进监狱就能了事。他们一个个被杀，尸体被扔在街上，不准掩埋。就连与土耳其没有战争的热那亚人，以及一直关系友好的佛罗伦萨人，都不幸被卷入其中，惨遭杀害。

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穆罕默德二世便一扫心中的阴霾。1468年1月，斯坎德培去世了。这对土耳其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威尼斯却是噩耗。

斯坎德培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由于长期的同盟关系，威尼斯非常清楚，阿尔巴尼亚人的骁勇善战，与斯坎德培个人的才华和威信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威尼斯人也不是山民。所以，元老院还是决定，重启与土耳其的和平谈判。

在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会见了威尼斯派来君士坦丁堡的特使，也对他赠送的礼品郑重地表示感谢，可是却以特使没有他本人颁发的通行证，不具备使节的身份为由，拒绝谈判。特使不愿就此罢休，终于苏丹改口，称如果威尼斯放弃与匈牙利王国的同盟，宣告与它为敌，土耳其可以考虑谈和。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倒不是威尼斯对匈牙利国王有情有义，而是在斯坎德培死后，少了同盟国威尼斯打不了仗。谈判之事只好作罢。

不过，在1468到1469的两年里，威尼斯的领土没有受到土耳其的攻击。这是因为苏丹为平息安纳托利亚的叛乱远征去了亚洲。到了1469年年末，威尼斯收到不祥的情报，说小亚细亚在制作大量火药，并且征兵10万。加里波利、君士坦丁堡等地的造船厂，也在加紧建造大型军舰。

有关建造军舰的情报，是分析了与热那亚人有贸易来往的威尼斯商人的合同后，做出的判断。热那亚人购买了大量的涂料，而要找出涂料的买家，并不是什么难事。

另一方的穆罕默德二世对外散布消息，谎称舰队的目的地是黑海。不过，威尼斯没有上当。他们得到了情报，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向北而是往南，舰队规模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共有250艘战船。威尼斯预测土耳其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属地的内格罗蓬特。被委任为海军总司令的尼科洛·卡纳莱（Nkolo Canale）率领35艘加莱战船，即刻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内格罗蓬特。

内格罗蓬特攻防战

内格罗蓬特是一座在雅典的北方，位于爱琴海上的岛屿。虽说是一个小岛，面积大约也有克里特岛的2/3大。它与希腊本土之间仅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以至于看上去像本土的延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这里自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一直是威尼斯的殖民地，整整持续了270年。

走希腊定期航线的商船船队，从威尼斯起航后，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进入地中海，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然后就会在内格罗蓬特做第一次靠港停留。海峡风平浪静，据说当年前往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的船队就是选择在此集合的。正因为条件良好，内格罗蓬特成了前往君士坦丁堡、黑海的商船的最佳中继站，同时也是希腊物产的集散地。

有计划且持续性地维系贸易线路，向来是威尼斯政府极其重视的问题，并将之视为国家繁荣的关键。因此对威尼斯而言，内格罗蓬特的重要性一点儿不亚于克里特岛。当地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完全与驻君士坦丁堡、埃及的大使，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平起平坐。时至今日，岛上依然保留着很多威尼斯殖民时期所建造的要塞，当年威尼斯共和国对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穆罕默德二世首次亲征威尼斯所选定的目标就是这个内格罗蓬特岛。

为了威尼斯的一个基地，土耳其动用了超出常规的大军，可见穆罕默德二世势在必得的决心。总数12万人的土耳其陆军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由马其顿，沿着陆地一路南下。同时，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的250艘军舰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据潜伏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威尼斯间谍的报告，海面上船桅的数量如森林般茂密。

而防守一方的威尼斯军队，陆军战斗力几乎为零。这么大一个岛屿，不可能做到全面的防守，以当地的威尼斯市民和自愿参战的希腊人的数量只能采用据点式防御。主力全部集中在内格罗蓬特最大港口的面对海峡的要塞，由当地总督负责指挥作战。

在海军的数量上，威尼斯也处于劣势。相较于土耳其250艘战船，威尼斯连同53艘加莱船在内，统共才71艘。不过，威尼斯毕竟有悠久的海上通商传统，相反，土耳其人则海上经验不足。他们虽然使用了大批被征服的希腊人充当水手，可是战斗力大概只有海洋国家的威尼斯、热那亚的1/5到1/4。因此71艘战船对抗250艘战船，应该是绰绰有余。

当然，这是海战时两军实力的差距。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极力避开海上作战。而威尼斯的海军总司令尼科洛·卡纳莱，却是一个和穆罕默德性格完全相反，缺乏临机应变能力的人物。

1470年6月初，接到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的报告的卡纳莱，派快船出海侦查，如果对方以60艘为一组，组成舰队，说明有挑战之意。不料，侦查船看到的土耳其舰队却是紧紧挤成一团，犹如提防骑兵袭击的步兵。闻讯后，卡纳莱司令官决定让从克里特岛过来的援军，在距离要塞不远的另一个港口待命。就这样，毫发无损的土耳其海军，6月15日抵达内格罗蓬特，与已经到达的陆军顺利会合。

亲临前线指挥的穆罕默德二世，没有浪费时间，在6月25日发起了第一次的总攻。到底是长年以来作为威尼斯的重要基地，内格罗蓬特军民的防守相当坚固，土耳其损失了1.6万人的兵力，30艘战船被烧毁。30日发起的第二次总攻，再次以失败收场。7月5日和8日的强攻，依然未果。守军们士气高涨，因为他们坚信强大的威尼斯海军马上就会赶来救援。

穆罕默德二世改变了战术。他在风平浪静的狭窄海峡上用小船搭起了舟桥。尽管岛上的守军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可是没有来自海上攻击的土耳其军还是完成了舟桥的建设。

岛上的守军在要塞的塔顶上挂起了黑旗，督促海军加入战斗。从塔顶往下看，通过临时建造的舟桥运过来的一排排大炮，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齐刷刷地对准着城门。海面上，一艘威尼斯的战船不忍岛上的同胞受难，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擅自冲向敌人的阵群。就在城墙上的守军眼前，这艘战船犹如闯进马蜂窝般似的被土耳其的军舰打得稀烂。

7月11日，土耳其军队开始了第五次总攻。穆罕默德二世从要塞中逃出来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城墙的薄弱之处，于是集中火力不断狂轰。本国海军的按兵不动，敌人不分昼夜的炮击和耶尼切里军团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军歌，令守军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翌日，即12日，在得到土耳其人不斩首的承诺之后，总督决定投降，内格罗蓬特终于陷落。它面临的是土耳其人已形成惯例的屠城。

就在同一天，洛雷丹率领的23艘战船和韦尼耶指挥的16支船队，相继到达内格罗蓬特。可是当这些卡纳莱司令盼望已久的援军抵达时，已经沦陷的城中，土耳其人正在对以总督为首的威尼斯要人们处以极刑。

穆罕默德二世遵守了不斩首的诺言，将威尼斯一方要人们的身体铡成两截。年轻的威尼斯人及其他西欧人，还有一些地位尊贵的希腊人都被当作奴隶，带往君士坦丁堡，女人们也难逃为奴的命运。

因内格罗蓬特的沦陷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巨大，连与苏丹保持友好关系的佛罗伦萨都高达40万弗罗林（起源于佛罗伦萨的一种欧洲货币），另外还有700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传统上与东方没有贸易往来的佛罗伦萨的损失如此，威尼斯的受害程度，一向以正确统计闻名的威尼斯政府，这一次也无法估量。

7月26日，城陷两周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留下两万兵力留守内格罗蓬特，率领舰队返回君士坦丁堡。陆军部队像以往一样，押着两列长长的奴隶队伍，从陆地回国。

未战已败的威尼斯海军，此刻面临是否迎战土耳其海军的抉择，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政府的命令。顺便提一句，威尼斯政府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是在7月30日。

如果返航的土耳其舰队向追踪而来的威尼斯海军开火，威尼斯方面一定会和他们结结实实地打一场海战。可土耳其海军无意开仗，它们组成密集型的队形，一心一意向北航行。见此情形，威尼斯舰队指挥官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打，另一派则认为，为确保日后的制海权，应该保存实力。类似的争议，往往是时间拖得越长，保守派就越占上风。这一次也没有例外。于是，土耳其海军一路顺风顺水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胜利回国。

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在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之后，震惊万分。陆军战力不足是在预料之中，但他们相信海军应该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面对优秀的威尼斯海军，无法突破封锁的土耳其海军，终究会疲于作战，放弃攻击。谁也不相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防线竟然就被彻底攻破。

威尼斯政府决定解除尼科洛·卡纳莱总司令的职务。接任的莫切尼戈受命再次组成舰队，随身带着召回尼科洛·卡纳莱的命令，火速从威尼斯出发。

在卡纳莱尚未回到威尼斯之前，“十人委员会”已经开始就其犯下的罪状进行审议。从舰队的指挥官和船员，很多人都出面指证，不满他的指挥能力。不过，审判还是等到卡纳莱归国之后，才正式进行的。在听完他的辩白之后，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其有罪的140票，无罪的28票，弃权35票。最终，卡纳莱以救援内格罗蓬特不力和错失歼灭土耳其海军机会的罪名，被判有罪。

尽管罪名成立，但由于卡纳莱既没有叛国，也没有临阵脱逃，罪不至死。他被终身流放到一个叫波尔托古鲁阿罗（Portogruaro）的小渔村，并罚没全部薪金。罚没薪金的一半上交国库，一半用来支付内格罗蓬特阵亡者的家属年金。

尼科洛·卡纳莱被判刑之后，各国君主纷纷出面为他求情。卡纳莱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曾历任驻罗马、米兰、葡萄牙、法国的大使，各国联合召开的十字军、和平谈判等会议上，也常常见到他的身影。尼科洛·卡纳莱可以说是最为外国人所知的威尼斯人。然而，威尼斯政府不为所动。不仅没有改变判决，甚至再也不愿意任用这类国际知名度很高的知识精英充当指挥官，而是选择那些尽管默默无闻，却有海军经验的人。以这个标准新选出的海军总司令皮耶托·莫切尼戈不负众望，重整了因不战自败而军心涣散的威尼斯舰队。

然而，威尼斯渴望和平。除了痛失内格罗蓬特之外，与土耳其7年的战争中大批精英的牺牲也让国家不胜负荷。再加上斯坎德培死后，不擅于陆地战的威尼斯不得不站在防守巴尔干地区的最前线。

威尼斯政府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和谈的机会，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穆罕默德二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君主。在他的宫廷中，类似将战败的指挥官斩首示众，杀掉不顺眼的宰相等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土耳其宫廷内找不到能够影响他的人物。就算是其生母，虽然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终究只是后宫里的一个女人。穆罕默德的母亲原本是基督徒，作为奴隶被送进了后宫。地位卑微的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去影响大权在握的儿子。而穆罕默德二世那些包括希腊公主在内的妻妾们，同样如此。

可是，有一个人是这位强势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尊重的女性。她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的妻子、塞尔维亚公主玛拉。玛拉自己没有孩子，穆罕默德二世算是她的义子。尽管身处土耳其的后宫，但玛拉始终保持着基督徒的身份。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基督徒能在重重障碍下继续保持信仰，据说就是玛拉向穆罕默德二世进言的结果。威尼斯政府设法接触到了这位女性。

玛拉立刻将威尼斯的意图转达给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表示，如果威尼斯有意，土耳其愿意接受和谈。并通过玛拉，向威尼斯送去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

威尼斯政府任命尼科洛·库克（Nkolo Cook）和弗朗西斯科·卡佩罗（Francesco Capello）为特别使节。这两人都有长期在土耳其境内经商的经验，是公认的土耳其通。

政府向特使明确指示了谈判的条件。土耳其必须保证不侵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区域的领土，交还内格罗蓬特。如果对方答应归还，威尼斯共和国将分5次共支付25万达克特。这是威尼斯的底线。内格罗蓬特沦陷还不到三个月，威尼斯已经派出特使与土耳其谈和，可见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停战。

抵达君士坦丁堡的两位特使，首先礼节性地拜见了苏丹，然后与宰相进行谈判。宰相提出的条件是，威尼斯必须将所有爱琴海的岛屿“归还”土耳其，每年交付10万达克特的贡金以换取在爱琴海一带通商的权利。

面对土耳其的强硬态度，两位特使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回答说，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威尼斯宁愿选择丧失“本土”所有的领土。

苏丹闻讯后，震怒之下没收了特使们的通行许可证。特使之一的卡佩罗不久便在君士坦丁堡病故，另一位库克乘坐渔船逃到雷母诺斯岛（Lemons），从那里搭乘威尼斯的商船回到祖国，向政府报告了谈判破裂的经过。

没想到事情过去不到一年，土耳其方面竟然主动提出了停战的谈判。土耳其使节带着玛拉的引荐信，搭乘威尼斯的商船来到威尼斯，转达了穆罕默德二世提出的停战条件：威尼斯“归还”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爱琴海所有领土，转让科孚岛和支付5万达克特的年贡。

威尼斯政府不得不承认，双方的想法南辕北辙，完全没有对话的基础。把守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威尼斯当然不可能放弃，以克里特岛为首的位于爱琴海各个基地，对于通商国家的威尼斯同样至关重要。就是靠这些“小站”连接起的“高速公路”，威尼斯商船才可能在海上自由通行。

至于缴纳年贡，尽管威尼斯不能接受这种形式，但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对威尼斯向来都不是问题。威尼斯领土虽小，在经济上却是一个凌驾于法国、西班牙等大国之上的强国。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开出的停战条件，实在让威尼斯没有回旋的余地，谈判再次以破裂而告终。两次的交涉未果，让威尼斯政府意识到，只要穆罕默德二世活在这个世界上，威尼斯就不会有好日子。

试图暗杀

暗杀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在威尼斯与土耳其尚未交战的1456年就已经开始。从1456到1479年的23年间，威尼斯曾经策划了14次暗杀行动，除了一次之外，其余的行动都属于杀手的“毛遂自荐”。所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从希腊的船员、天主教的教士、佛罗伦萨出生的贵族、来自克拉科夫（Krakow）的波兰人、阿尔巴尼亚的外科医生兼理发师，威尼斯的经济实力，吸引来各路人马。有关这些“毛遂自荐”者的资料，都登记在“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档案中，对那位教士甚至清楚地列出了他暗杀所需要的详细经费。从“十人委员会”的档案只记录了一次详细的预算和支出来看，威尼斯对这种自荐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能是他们不信任这些杀手及其暗杀手段，或者是顾忌失败后的风险。不过，“十人委员会”唯一表示出积极态度的，是1471年的暗杀计划，因为刺客是苏丹的御医。

雅各布·达·加埃塔（Jacopo da Gaeta）是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加埃塔（Gaeta）的意大利人。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认为犹太人的律师或医生会通过职业给基督徒带来不良的影响，下令驱逐犹太人。雅各布因为父亲是犹太人的缘故，不得不离开意大利。

离开意大利之后，雅各布去了土耳其。土耳其人由于不擅长医术和经商，因此非常欢迎这方面的人才。雅各布成了苏丹穆拉德的御医。穆拉德死后，他继续侍奉穆罕默德二世。身为御医，自然是要和苏丹如影相随。雅各布在苏丹的敞篷里，目睹了包括攻打君士坦丁堡、内格罗蓬特等在内的各种战斗。

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位御医无比信赖。尤其是在他30岁后身体开始肥胖，连骑马都有问题以后，这位犹太御医更是成了他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不知雅各布用了什么方法，他配制的药对治疗肥胖非常有效。因此，他不仅享有高额的俸禄，而且还获得苏丹赐予的“帕夏”的称号（pasa，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从来都是独自用餐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允许与他同席（虽然不能同食）的就是雅各布。对于爱喝葡萄酒的苏丹，雅各布也是宫中唯一一位从健康的角度而非《古兰经》戒律，予以劝阻的人物。

雅各布·达加埃塔与威尼斯方面的接触缘来已久。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双方的交往是从1457年威尼斯向他馈赠30布拉乔奥（bracdo，古意大利长度单位）的红丝绒开始的。之后，威尼斯大使又陆续向他赠送过几次礼品。特别是从1463年威尼斯遭苏丹宫廷冷落之后，大使与雅各布见面交谈几乎成了威尼斯接触土耳其宫廷的唯一渠道。

这位犹太医生亲近威尼斯，并非只是看中豪华的礼物，主要是因为威尼斯是西欧诸国中，唯一没有接受教皇反犹太政策的国家。

雅各布为什么会在1471年计划暗杀苏丹的动机至今不明。不过，威尼斯政府很清楚，土耳其宫廷中对雅各布的得志颇感不快的大有人在，更何况他是一个犹太人，生死予夺全在苏丹的一念之间。也许是雅各布做了权衡，如果穆罕默德二世猝死，必然会引发宫廷大乱，倒不如自己动手，反而容易应对局势。不过，他却无法将自己的意思转达给威尼斯方面，因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一个威尼斯人。

1471年9月，佛罗伦萨人兰多·德利·阿尔比齐（Landol degli Albizzi）带着雅各布的信件来到了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判断此事需要绝对保守秘密，于是先将兰多藏在了深受信赖的曼托瓦驻威尼斯大使的宅邸里。之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前往大使家中，向兰多打听详情。兰多·德利·阿尔比齐来自佛罗伦萨名门阿尔比齐家族。因为与美第奇家族斗争失败，阿尔比齐家族遭到放逐。与分散在意大利境内的家族的其他成员不同，兰多流亡到了君士坦丁堡。由于佛罗伦萨牢牢地被美第奇家族掌控，兰多很难回国。可是，也正因为阿尔比齐家族的复兴已经无望，回归故里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通过雅各布的信件以及兰多的说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了解了以下情况：

雅各布·达加埃塔将在第二年，即1472年3月到5月底之间，毒杀穆罕默德二世，酬金一万达克特。除此之外，由于雅各布事后必须放弃所有的财产逃离君士坦丁堡，因此还需要2.5万达克特的补偿金。总计3.5万的达克特在事成之后支付。雅各布提出的“暗杀费”，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毛遂自荐”者的要求。那些杀手们索取的金额，最高也没超过500达克特。

不过，“十人委员会”还是一致接受了雅各布开出的价格。对他提出的希望获得威尼斯的市民权和以后居住在威尼斯市内的要求也一并答应。兰多也提出了希望在事成之后，每年获得500达克特的年金，对此，委员们也表示同意。另外他们还答应兰多，会想办法说服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帮助他重返祖国。

一个月之后，带着威尼斯回复的兰多乘坐威尼斯的商船悄悄地离开了威尼斯。可是，到了克里特岛之后，他便失去了音讯。他究竟是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被杀，还是在抵达君士坦丁堡后遇害，威尼斯始终没能搞清楚。而穆罕默德二世，在1472年5月之后，仍然活着，那位犹太医生，仍然担任着御医，一直到1481年以后才断了消息。据说他是在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的混乱中被杀的。

暗杀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所幸，由于相关的记录被“十人委员会”作为最高机密收藏，至少消息没有被泄露出去。

外交尝试

尽管与土耳其的战争打打停停，但只要两国不解除敌对的状态，就无法避免威尼斯在商业上继续蒙受损失。面对严峻的局势，威尼斯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决定不惜任何手段打击土耳其，迫使对方改变强硬的态度，重新坐回谈判桌。

由于土耳其始终避开海战，威尼斯无法与它正面交锋，所以必须找到能够打陆地战的伙伴。除了早已结下同盟的匈牙利之外，与波斯共同作战的体系也开始了运作。当年波斯王乌宗·哈桑（Uzun Hasan）赠送给威尼斯元首的由翡翠和黄金制作的器皿被保留至今。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体现了波斯愿与威尼斯联手的诚意。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落入威尼斯的圈套。他不会愚蠢到全线开战，同时去对付西边的匈牙利、南边的威尼斯和东边的波斯。只要军舰不驶出达达尼尔海峡，威尼斯就奈他莫何。土耳其一方面按兵不动，一方面私底下与匈牙利签订了紧急停战条约。

从匈牙利的角度而言，由于地处西欧基督教世界抗敌的最前沿，只要坚持与土耳其作战，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威尼斯和罗马教廷金钱上的援助。如果土耳其人侵入国境，自然是要拼死抗争，倘若没有，停战歇息一阵反倒是好事。当时的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君主，军队都采用了雇佣兵制，面对土耳其提出的有利的停战条件，他立即表示了同意。这样，穆罕默德二世便能专心致志地去对付东边了。

1472年10月，土耳其做好了对波斯发动战争的准备。5日，土耳其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波斯方面前进。12日，穆罕默德二世乘坐的御用船，也渡过了海峡。苏丹出征这一次带上了长子和次子，留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只有年仅12岁的三子。另一方的波斯军队，也从首都大不里士（Tabriz）出发，向西挺进。

土耳其派出了正规军10万，再加上非正规军，人数高达19万。而波斯军队只有5万的兵力。

这个消息来自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报告，他是作为威尼斯的特使，去波斯商谈同盟事宜的。在缔约之后，泽诺并没有回国，而是随波斯国王一同出征。不用说，他的行动当然是出于威尼斯政府的指令。

据说，土耳其和波斯两位东方国的君主都是根据占星术来决定作战行动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占星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波斯王乌宗·哈桑得到的是令他十分欣喜的吉兆。占卜预言似乎很准，战事的初期，形势对波斯军相当有利。深入不毛地带的土耳其大军，不仅遭遇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还得面对军粮不足的问题。这次打得不是攻城战，两军在库尔德斯坦（Kordestan）辽阔的荒地上，边打边移动。险恶的地形和亚洲冬季严酷的气候，让非正规军占多数的土耳其军队举步维艰。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波斯军，利用他们擅长的骑兵战术，赶在对手之前抢占优势，趁机歼灭那些与大部队走散的土耳其兵。

然而，巧妙的奇袭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经历了严冬的土耳其军队，士气并未消减，年过40的统帅穆罕默德二世，与生俱来的敏锐加上岁月的历练，让他越发成熟、智慧。他之所以组成大军，应该是事先估算过兵力的折损。

1473年8月，隔着幼发拉底河，土耳其和波斯两国的军队首次正面交锋。从波斯军的阵营望过去，土耳其红底上一轮白色新月的旗帜如海浪般翻腾不息。当这股红旗的浪潮向波斯一方涌来之时，宣告战斗正式开始。

战斗持续了8小时，土耳其军队最终大获全胜。大叫着愿付赎金的俘虏们话音未落，头已落地。只有那些波斯的工匠和学者幸免一死。穆罕默德二世打算将君士坦丁堡完全打造成一座土耳其帝国的首都，眼下正需要这些技术人力。波斯王哈桑在军队节节败退时临阵脱逃，总算是保住了一命。虽然他承诺威尼斯特使一定会再打一场雪耻之战，不过威尼斯却开始与波斯拉开了距离。

铲除了东面的敌人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精力转移到了西面。这一次他本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将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军队兵分两路离开了首都。由于和匈牙利国王签订了停战条约，所以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不过，土耳其依然极力回避海战，从达达尼尔海峡没发出一艘战舰。

由骑兵组成的土耳其骑兵团，经过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从北面进入了位于威尼斯“本土”北方的弗留利，在当地大肆掠夺和杀戮。

骑兵团的指挥官伊斯肯德尔贝克，有着热那亚人的父亲和希腊人的母亲。他本人在年轻时改宗信仰了伊斯兰教。在这位原基督徒率领下的土耳其骑兵团，像疾风一般势不可挡。从圣马可教堂的钟楼，威尼斯人可以看见几十公里外被烧毁的房屋冒起的阵阵浓烟。土耳其人烧杀抢劫之后又像风一般地消失，却给威尼斯人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因应弗留利居民的要求，威尼斯政府派兵前往当地，这也是威尼斯首次在“本土”常驻军队，以防土耳其的攻击。

土耳其的另一支部队，是以步兵为主的8万大军。他们对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据点斯库塔利发起了攻击。斯坎德培在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之后，威尼斯通过派遣代理长官，以及海上补给，维持着当地的安定。土耳其人这一次决定一鼓作气拿下这里。

不料，第一次的斯库塔利攻防战，以威尼斯取胜而告终。穆罕默德二世任命的土耳其军司令官苏莱曼·帕夏（Suleyman Pasha）是苏丹的男宠，当然性取向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此君没有什么军事才能。这对于威尼斯是一个幸运。尽管当地疟疾流行，在威尼斯代理长官安德烈亚·洛雷丹（Andrea Loredan）临机应变的指挥下，阿尔巴尼亚人团结一致，奋勇抗战，熬过了一个半月的围城战。土耳其对打了败仗的将军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一律斩首，唯独对帕夏仅以降职惩处。

时间来到了1475年1月6日。威尼斯元首官邸大厅撤下开议会时所用的椅子，腾出空间，举办盛大的舞会，欢迎那不勒斯国王的弟弟阿拉贡王储费德里克（Fedetric）一行。夜半酒酣之时，内务长若无其事地走到元首背后，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当时的元首是皮耶托·莫切尼戈，他在内格罗蓬特陷落后，曾被任命为海军司令，重整士气，成功地夺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

听完内务长的耳语之后，莫切尼戈也不动声色地起身离席。隔壁的房间里，苏丹的义母玛拉派来的使臣正在等候，他向元首转达了苏丹谈和的意愿，并带来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供去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威尼斯使节使用。

元首立刻悄悄地通知了“十人委员会”和6位元首辅佐官。从宴会上直接坐到会议桌上的高官们，个个都是一身华服，但每个人的神色都很凝重。穆罕默德二世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和谈，他真正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大家不得其解，因此当晚的会议上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这场在宴会边上的房间里进行的秘密会议，除了出席者之外，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就连阿拉贡王储这位以手腕高明著称的政治家，也没发现觉察出一丝异样。他对元首盛情的招待表示感谢之后，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下榻之处。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十人委员会“陆续召开了数次会议。他们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元老院。就这样，原有的情报得到重新梳理，又有新的消息传来，委员们终于搞清楚了苏丹的动机。原来穆罕默德二世不仅在攻击斯库塔利的行动中失利，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

波斯王试图东山再起，匈牙利国王也对土耳其摆出了攻击的姿态。还有比土耳其人更残暴的斯拉夫族的瓦拉其亚人（Valachia），他们用尖木桩戳死人的暴虐行径，连土耳其人也不寒而栗。

在西欧方面，以罗马教廷为中心，各国开始商讨组建十字军讨伐的议题。米兰和佛罗伦萨都表示愿意各自拿出10万达克特作为军费。尽管威尼斯不相信东征会成行，但土耳其人不比威尼斯了解西欧各国并不团结的内情，他们对此还是心有余悸的。

最后，当接到消息说穆罕默德二世因最宠爱的次子穆斯塔法（Mustafa）在前一年去世而郁郁寡欢时，“十人委员会”做出了派遣谈和特使的决定。

可是，当特使吉罗拉谟·佐尔齐（Girolamo Zorzi）见到穆罕默德二世之后，却感到大失所望，因为土耳其的和谈条件与以往几乎没变。依然是要求威尼斯“归还”阿尔巴尼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并交纳15万达克特的年贡。无奈之下，佐尔齐特使以需要与本国政府商议为由，提出了暂时停战的要求。对此穆罕默德二世欣然答应，甚至给出了6个月的宽限期。

不料，还没过6个月，土耳其军就向黑海方面进发，攻占了卡法和塔那。这两个城市分别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东方贸易的最前沿基地。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长期以来还是通过此地，与黑海沿岸以及俄国维系着商业的往来。

被土耳其人断了黑海通路的威尼斯，更不能将爱琴海诸岛拱手相让。在失去黑海、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方市场只剩下叙利亚和埃及。威尼斯绝不能失去作为这条商业航线上转运基地的克里特岛。权衡之下，只能放弃与苏丹谈和。

翌年，即1476年，善战的匈牙利人从西面，威尼斯人从南面，联手抗击土耳其。特别是那些被土耳其人占领的临海基地，威尼斯利用高效的海上补给，一次次夺回了失地。而对手穆罕默德二世则一直待在君士坦丁堡。因为担心被行刺，他甚至很少离开托普卡帕皇宫：

时间来到1477年，由伊斯肯德尔贝克率领的土耳其骑兵团从北面逼近威尼斯的“本土”。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另一支大军从南面，再次向阿尔巴尼亚发起进攻。不过，土耳其人这次的斯库塔利攻城战，依然遭到了威尼斯守军的顽强抵抗，再次以失败告终。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仿佛只有匈牙利和威尼斯孤军奋战，而东方的波斯王乌宗·哈桑终究没能东山再起，在这一年离世。

年末，威尼斯“十人委员会”收到重大情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Ferrante），与其女婿匈牙利国王马泰奥·科尔维诺（Matteo Corvino）合谋，派遣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谈和。

一旦匈牙利脱离战线，单凭威尼斯根本无法抗敌。再加上拥有南意大利领土的那不勒斯国王如果投靠土耳其，威尼斯等于是在亚得里亚海出口的两侧同时受敌。为了避免被彻底孤立，威尼斯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匈牙利、那不勒斯与土耳其缔结同盟。

元老院决定重新开启与土耳其的谈判。要求只有两条：一是保住科孚岛、莫东和科伦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二是保证商业活动的自由。其他一切皆可以让步。特使带着这份悲壮的密令，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1478年2月开始的这场艰难的谈判，因苏丹亲自出征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而中断，缔结和约一直要到一年之后。其间，威尼斯的和谈特使也从最初的托马索·马利皮耶罗（Tomaso Malipiem），换成了虽然没有外交经验，却谙熟东方贸易的克里特岛出生的乔瓦尼·达里奥（Giovanni Dario）。

选乔瓦尼·达里奥作为谈判特使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这位殖民地出生的威尼斯市民，对于贸易是威尼斯的命脉有着与生倶来的认知。在谈判过程中，这位擅长土耳其语的精明商人，死守底线，据理力争，尽力维护威尼斯的商业利益。此外，苏丹亲自率领12万大军，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未果，或许也为谈判增加了筹码。

终于，在1479年1月25日，两国签署了停战条约。详细内容如下：

威尼斯承认已经被土耳其攻占的内格罗蓬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部分以及包括斯库塔利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一带归属土耳其。

土耳其再次确定科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莫东和科伦两大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属于威尼斯。

威尼斯每年向苏丹支付一万达克特，以获取在土耳其境内的贸易权。此外，土耳其准许威尼斯派大使常驻君士坦丁堡，以及建立享受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居住区。

土耳其完全保证威尼斯在土耳其全境内同通商及航行的自由。

威尼斯向苏丹赔款15万达克特，作为以前在土耳其境内开采明矾矿时未付专卖权的补偿。其中的10万达克特分两年付清。

对那些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在对方国家去世的国民，威尼斯与土耳其都有义务将其财产归还祖国。

双方宣誓，决不侵犯对方的领土，不援助对方的敌人。

再三抵抗住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最终还是被威尼斯人舍弃。明矾的专卖权因为以前有付给教皇的先例，现在付给苏丹勉强说得过去。至于每年一万达克特的通商费，是关税之外新增的税金，实际上就是年贡，所以历史学家们才会将之称为威尼斯建国以来最屈辱的条约。

姑且不论那些已被土耳其占领的土地，威尼斯至少保住了斯库塔利之外的其他海外基地，并且守住了通商自由这一条最后的底线。每年的“通商费”土耳其最初要求的是15万达克特，最后在威尼斯以明矾专卖权名义做一次性的补偿条件下，成功地减到一万达克特。对提出暗杀苏丹计划的御医都能爽快答应支付3.5万达克特酬劳的威尼斯，只要能确保商业市场的活跃，向苏丹缴些苛捐杂税都是值得的。

然而，这只是基于威尼斯自身的价值标准所做出的决断。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无须依赖贸易的国家看来，与土耳其讲和的威尼斯，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叛徒。从罗马教廷、意大利各国，到对土耳其战争毫不关心的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本身都在与土耳其进行谈和的匈牙利，群起而攻之，交相指责威尼斯为了金钱，没有节操地向基督教的敌人屈服。

在持续了16年的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中，双方曾经6度尝试停战，由于谈判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他国家并不知情（只有一次被米兰大使察觉）。为了保守秘密，威尼斯可谓是费尽心思，派遣的谈判特使都是以商人身份出行。威尼斯商人进出君士坦丁堡实属平常，因此，纵使各国心有存疑，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然而一旦两国签订了条约，便不再有什么秘密。那些等到和约正式公开之后，才了解情况的国家，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和约生效之后，威尼斯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使。与此同时，将斯库塔利的领土权交给土耳其。对于那些包括奋勇抵抗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人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人，苏丹予以他们选择去留的自由。当地的威尼斯人可以返回祖国，阿尔巴尼亚人则面临着是否留下做苏丹子民的选择。这些成了难民的人们，全体选择远走他乡。

山地民族的阿尔巴尼亚人，不会选择在海上之都的威尼斯居住，他们希望能够生活在与故国有相同地形的地方。乘坐着威尼斯船的难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的山区地带。时至今日，这一带依然仍然有不少地名后面带有“Albanese”（阿尔巴尼亚）的发音。那里当初就是厌恶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人聚集的村落。除了阿尔巴尼亚难民之外，还有不少家园被土耳其占领的希腊人。在这些由难民开发而成的地区内，人们至今都不说意大利语，使用的是接近于希腊或阿尔巴尼亚的语言。

对于这些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政府在他们移居时发放了年金，补偿他们所做出的牺牲。经历了三次攻城战之后，斯库塔利的男性从原来的1600多人，锐减至450人。

无论如何，持续了16年的交战状态，终于结束了。来往于希腊、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定期商船航线重新开航。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上任初始，便要面对那堆积如山的各种事情。大使馆的再建、组织翻译人员、安排仓库和码头等，要填补16年的空白，即便是对处理这些事务向来得心应手的威尼斯人来说也绝非易事。威尼斯政府对于再次重返君士坦丁堡的重视程度从他们派遣的大使人选中可见一斑。

在接到和约签署的报告之后，威尼斯政府随即任命参事官皮耶托·韦托里（Pietm Vettori）为停战后第一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皮耶托·韦托里在阿尔巴尼亚战争中被土耳其俘虏，元老院为了节省时间，决定由当时正被关在君士坦丁堡监狱的他担任大使。就这样，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皮耶托·韦托里，直接就进了大使馆。他在按照正常程序选出的大使巴蒂斯塔·格里蒂（Battista Gritti）抵达君士坦丁堡正式上任之前一直履行着大使的职责。

对于那些访问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们，威尼斯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因为顾忌各国的舆论，半夜三更才敢让他们上岸。土耳其的使节团一行，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了威尼斯。他们那一身充满异国风情的装饰，令威尼斯的百姓们啧啧称奇。虽然威尼斯与这个东方国家渊源深远，但大多市井小民却从未涉足过土耳其境内。

缔结和约后第一次来到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带来了穆罕默德二世的请求，他希望威尼斯政府派一位优秀的画家去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政府将“文化大使”之大任交给了当时威尼斯声誉最高的画家的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画家本人及其同行的4位助手的全部费用由国库支付。

时年50岁的詹蒂利·贝利尼将5年前开始的元首官邸的壁画修复委托给弟弟，于9月3日搭乘威尼斯的船只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8月1日土耳其使节抵达的时间推算，威尼斯方面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各种绘画工具，可见他们非常呵护这份刚刚修复的关系。

从1479年9月末到1481年1月末，詹蒂利·贝利尼在托普卡帕宫内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位威尼斯画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不过，通过当时也在苏丹宫廷内的另一位威尼斯人焦万·马里亚·安丘艾罗（Giovan Maria Angiolello）的记录，可以确定贝利尼除了为苏丹及其家族画肖像之外，还创作了其他的作品。

安丘艾罗是在内格罗蓬特沦陷时被土耳其俘虏，后来成了苏丹次子穆斯塔法的侍从。穆斯塔法死后，他又在穆罕默德二世身边侍奉多年。因此，安丘艾罗的笔记是了解西方与土耳其关系紧张时期的苏丹宫廷的最可靠资料。

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除了肖像画之外，还为穆罕默德二世的私人寝宫画了春宫壁画。穆罕默德二世死后，壁画被继位的巴耶济德涂刷销毁，其他肖像画也被卖到市场上，大多数作品从此不知去向。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现由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收藏的那张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与其他画作一起在市场上销售，最初是由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买下，带回威尼斯。之后几经易手，在19世纪末传到一位英国贵族的手中。贵族去世后，其遗孀将此画捐赠给了国家画廊。这幅落款时间为1481年1月15日，有着贝利尼签名的作品，准确地刻画了人物面部的表情。年逾半百的穆罕默德二世面貌清瘦，年轻时的忧郁神情依稀可辨。

穆罕默德二世似乎非常喜欢这位威尼斯的画家。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可以直接向这位专制的君主提出任何意见。那么，深受厚待的贝利尼为何在皇宫只住了一年半，便返回威尼斯了呢？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予以证明，不过按照安丘艾罗的说法，是某一件事情促使贝利尼做出了归国的决定。

有一次，贝利尼给穆罕默德二世看自己的作品，他画的是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场面。穆罕默德二世凝视画面一阵之后，先开口对画家巧妙的工笔赞赏一番，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画中有误。人被斩首的瞬间，血管、神经会因条件反射而向内收缩，但贝利尼却画成向外伸展。面对苏丹敏锐的观察力，贝利尼惊讶万分，一时无言以对。也不知苏丹是如何理解了画家的沉默，他令侍从带进来一个奴隶，就在贝利尼的眼前，砍下了奴隶的头，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

这件事发生以后，贝利尼决定离开托普卡帕皇宫，返回祖国。穆罕默德二世赐予这位威尼斯画家土耳其帝国骑士和黄金锁，以谢其功。3个月之后，苏丹驾崩。

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让整个基督教世界犹如天降神恩般狂欢不已。罗马举行了3天的庆祝大典，教皇邀请各国的大使参加弥撒，感谢“基督的敌人之死”。除了西欧，在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之后，两度受到土耳其攻击的罗德岛，甚至是埃及的统治者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去世前不久，刚率军登陆亚洲，当时大家都猜测，土耳其大军的目的地可能就是叙利亚和埃及。

除了亚洲之外，另外还有一支在与威尼斯谈和之后出兵的土耳其军队已经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兰托（Otranto）。所幸，在接到苏丹的死讯之后，军队停止前进，撤回君士坦丁堡，没有给当地造成重大的伤害。

针对土耳其的种种动作，威尼斯信守条约，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在土耳其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准备进攻奥特兰托时，威尼斯迅速派出60艘加莱战船，紧随左右，一旦发现对方有北上攻击威尼斯的迹象，便立即开战。紧盯不放的威尼斯战船，直到确认对方的目的地是奥特兰托之后才放心离去。虽然苏丹向《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宣誓信守和约，不过，威尼斯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位专制的君主。

继承穆罕默德二世皇位的巴耶济德与威尼斯再次确认了和平条约的成立。作为伟大的开创者的继承者，往往面临因前代不断扩张而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全力以赴处理国内事务的巴耶济德，让威尼斯享受了20年的和平。

与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对决，令威尼斯感悟到时代潮流的改变。15世纪下半叶的威尼斯人，也许会怀念一个世纪前与热那亚人的决战。当时的争斗再怎么激烈，毕竟两国的情况相似，价值观也接近。在同等条件下的双方相争，决定胜负的关键，是看谁能充分地利用手中的资源。在这方面，威尼斯显然比热那亚擅长，因此他最终赢得了胜利。

然而，土耳其则完全不同，胜负靠的不是士兵质量，而是数量。善于运用大炮的穆罕默德二世诚然是一位天才，但终究是凭借着千军万马取得胜利。苏丹一声令下，便能召集起相当于威尼斯男子总人口的大军。面对这样的对手，威尼斯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规模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将制海权视为国家命脉的威尼斯，是通过占领战略要地来控制附近的海域。可是一旦有大军从陆地向这些据点发起进攻，威尼斯海上防御再强也是无能为力。因此，威尼斯改变了以往挖渠引海水护城的方法，代之以将半岛切开，使城堡孤立于大海之中，利用四面环海的地形作为防守。像克里特岛东部的史宾纳隆加岛（Spinalonga）、科孚岛等一些地形上允许的战略要地，全都改建成了海上城堡。要塞临海一边的城墙原本就比靠近陆地的一边造得单薄，现在索性直接建在海里。这些孤立于海中的城堡，比建在陡峭山峰上的要塞更难攻破。这一点在之后与土耳其军作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尽管威尼斯想尽各种办法，但仍然无法摆脱来自土耳其的威胁。与海洋国家相比，陆地型国家对土地的执着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哪怕只是扩张了一丁点儿的领土，也会令他们感到异常满足。面对这种欲望和实力都很强大的对手，威尼斯无计可施，唯有见机行事。

自1463年开始的250年间，威尼斯与土耳其有70年处于交战状态。威尼斯共和国靠走一步看一步的临机应变，总算撑了过来。世界正发生巨变，城邦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东方和西方都迎来了中央集权的大国时代。威尼斯就像一位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小船的船夫，左躲右闪，提心吊胆。

话说回来，在与穆罕默德二世签订和约10年之后，威尼斯再次以一贯的行事方式，没用一兵一卒，便成功地合并了塞浦路斯岛注释8504 ，填补了因失去内格罗蓬特而出现的海外基地的漏洞。

（作者注：有关塞浦路斯的合并，请参考《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第四章）

第九章

朝圣之旅

符腾堡（Wiirttemberg）伯爵有一次对多明我教派的修士施密特（Schmidt）说：“世界上有3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人们推荐。第一是结婚，第二是战争，最后是朝圣。”

时值1480年。意大利米兰公国的官吏桑多·布拉斯卡（Samo Bunrasca）终于如愿以偿，即将动身前往圣城。

无论是眼下还是在500年前，有职在身的人想请长假，都得呈交申请。桑多因为要离开半年以上，所以必须找好这段时间的代职人。除此之外，考虑到旅途中死亡的可能性，于公于私，身后事都得交代清楚。工作上，他决定了职位的继承人，私人财产则指定由兄长埃拉斯莫（Erasmo）继承。桑多·布拉斯卡35岁，独身，日后担任派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不过在去朝圣前，他还只是一介小官僚。桑多·布拉斯卡以去圣地朝圣为由提交的休假申请，于3月28日获得批准。之后的故事，皆来自于他的旅行日记。

先去威尼斯

4月29日出发的当天，布拉斯卡所居住的教区的神父为他举行了弥撒。随后，其兄弟和朋友一路送行至帕维亚。布拉斯卡的兄弟以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官吏。他们不仅擅长拉丁语，也懂希腊语，算是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行人顺道参观了意大利最美修道院之一的帕维亚修道院，当晚住宿当地。

4月30日，布拉斯卡和送行的人们聊天打发时间，等待着从当地出发，沿波河南下开往威尼斯的船只。

5月1日，接近正午时分，布拉斯卡登船，就此与兄弟、朋友告别。船上大多的乘客都是从米兰去威尼斯做生意的商人。船离岸之后，商人们拿出上等的玛尔维萨（Malvasia）葡萄酒和食物与布拉斯卡分享。这些习惯于旅行的人们，准备向来都很周全。当晚，乘客们在河岸边的村落住宿。

5月2日，布拉斯卡在克雷莫纳（Cremona）下船，去拜访当地的友人。估计航船是为了那些在克雷莫纳有生意的乘客作短暂停留，布拉斯卡便利用这个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当晚，他住在曼托瓦侯爵领地内卡萨尔马焦雷（Casalmaggiore）。

5月3日，布拉斯卡中途独自下船，参观了圣贝内代托修道院（San Benedetto）之后，在当地投宿。次日清晨，他乘坐雇用的小船赶上了大船。

5月4日，他住在费拉拉。这里是艾斯特公爵所属的领地的首府，有许多优美的宫殿。布拉斯卡再次利用其他乘客谈生意的间隙，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包括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宫殿在内的城中各处景点。

逗留威尼斯

5月6日，航船抵达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基奥贾。

5月7日，顺河而下的航行至此结束。直到正午时分才等来顺风，航船乘风扬帆，驶向威尼斯。

下午3点，抵达威尼斯。这是桑多·布拉斯卡平生第一次看见威尼斯。他将借住于友人家中，直到6月5日。因为他预计搭乘的加莱船尚未做好武装的准备。布拉斯卡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观光游览威尼斯城。

以上是桑多·布拉斯卡在其游记中所记录的内容。实际上，他和其他朝圣者这一路都是被威尼斯共和国的观光政策牵着鼻子走。

威尼斯是一个商人的国度。商人对于任何可能赚钱的买卖都有兴趣。去圣地路途漫长而且随时可能会遭遇延途匪徒的侵害，然而朝圣从来就是西方基督徒的梦想。而海洋国家的威尼斯有很多船，完全可以将朝圣作为一盘生意来经营。

于是，喜欢“行政主导”的威尼斯，举国上下积极地投入了朝圣观光事业。首先，他们张贴12世纪末教皇颁布的特赦令：但凡在耶稣升天节造访威尼斯，参拜安放在当地的圣遗物的教徒，可以获得“完全赦免”。

当年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相争至末期之时，威尼斯曾经出力提供了双方会谈的场所。为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别赐予威尼斯提供“赦免”的特权。除了修道院、教堂之外，拥有此特权的城市，唯有罗马和威尼斯。

罪得赦免，可以吸引来很多虔诚的信徒，因此产生的利益不言而喻。1480年的耶稣升天节是5月11日。桑多·布拉斯卡当然不会错过，他敬拜了圣遗物，并且在日记上写下“完全赦免”。

这还不算完。继耶稣升天节之后，还有圣灵降临节、耶稣圣体节等，每隔10天就会赶上一个节日。节日期间，圣遗物向民众开放，圣马可广场上会举行盛大而且充满异国情趣的游行。威尼斯贵族们陪同着每一位来自西欧各地等待搭船的朝圣者参加庆典。威尼斯的这项政策，深得朝圣者的好评。

中世纪时盛行崇拜圣人的遗物和遗骸。这对那些没有供奉圣遗物的教堂、修道院的经营相当不利。不过，威尼斯完全不用担心。他们拥有的圣遗物，无论质或量在西欧都是名列前茅，据说仅次于罗马。

桑多·布拉斯卡在威尼斯期间，尽情地饱览了那些神圣的遗物。

他在圣安东尼奥修道院（Convento de San Antonio de Padua）敬拜了福音书作者之一圣路加的腕骨、十二使徒之一圣西门的脚骨、圣女乌苏拉（Ursula）的腿骨、耶稣所戴的荆棘冠上的一根刺以及钉耶稣的十字架的木片。

之后又去圣救主堂（San Salvatore）敬拜殉教者圣西奥多（Theodore）的身体、圣西斯笃（Sisto）的头盖骨、使徒圣安德烈的手腕和使徒巴多罗买的腕骨。除此之外，还有圣克里斯托弗（Cristoforo）的牙齿、圣乔吉奥（Giorgio）头盖骨的一部分和腕骨等。

如果要追究这些东西的真伪，事情就没法讲下去了。日本之前不就因为圣撒母耳的手掌还是手臂的到来，引起了轰动吗？桑多·布拉斯卡在威尼斯参拜的圣遗物的数量，大概有上述所列的4倍之多。

话说回来，威尼斯政府为逗留当地的朝圣者所准备的观光内容不只是宗教活动。朝圣者还可以参加世俗的庆典，参观世俗的建筑。桑多·布拉斯卡的日记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记录：

“我去看了在利多海滩举行的“威尼斯与大海的婚礼”。元首面对大海叫着“我要和你结婚！”，然后将手中的戒指丢入海中。这个仪式象征了威尼斯与大海密不可分的关系。无数的贡多拉上面坐着身着华服的男男女女，他们跟随着元首的绯红色御用大船，景象宛如一幅美丽的壁画。

“我还参观了造船厂。它是国有的，兼做存放炸药和大炮的仓库。在这里，可以看见所有类型的船只。5间大屋里摆满了兵器。另外两间大屋内，有很多女人正在织帆布。这座造船厂每年花费的材料和人工费的总和据说要20万达克特。边上还有正在兴建中的新船厂，听说竣工后可以同时建造100艘大型加莱船。场面非常之壮观。除了威尼斯，没有任何地方拥有如此大规模的造船厂。

“只要有空闲，我便会去圣马可教堂。教堂内从下至上全是马赛克镶嵌画，美到无以言表。我还参观了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和相邻的圣洛克大会堂，也参加了在圣巴尔托洛梅奥教堂为众多在威尼斯的德意志商人举行的例行弥撒。弥撒用德语，不少来自德国的朝圣者也加入了其中。

“我去了元首官邸，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一句话，真是精彩绝伦。最顶层有一个巨型大厅，元首的座椅面向大海。大厅的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上画满了油画。有安东尼奥·皮萨内洛（Antonio Pisanello）所作的皇帝与教皇的和解，以及由真蒂莱·德·法布里亚诺（Gentile de Fabriano）创作、詹蒂利·贝利尼修复的海战画。这些画作中，贝里尼家族两兄弟乔凡尼和詹蒂利所绘制的壁画堪称压卷之作。”

桑多·布拉斯卡所见到的那些作品在1577年的火灾中被烧毁。如今我们看到的墙壁或天花板上的丁托列托、委罗内塞的作品都是后人所作。

话说这位桑多·布拉斯卡先生不愧是一位官员，他对威尼斯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似乎特别感兴趣。在参观国会大厅时，他注意到国会是由25岁以上的贵族男子所组成；参观元老院会议厅时，他甚至记下了座椅的数量，而且还提及国外来的公文，就在此处宣读的细节。也许他本人就是负责誊写米兰公国写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文等事务吧。对“十人委员会”房间的记录，他非常准确地点到了这个掌握国家最高机密的机关的特征。

参观元首官邸，会有专人负责导览。与今日不同，当时政治、行政、司法都在官邸内运作，所以只能选没有会议的日子或时段向朝圣者等外国游客开放。位于官邸内的监狱自然是挂上了“闲人免入”的牌子。

由官员而不是专业导游陪同参观的场所除了元首官邸还有造船厂。这并非是针对产业间谍，而是为了防止军事间谍。哪个国家都不会愚蠢到向外国人公开所有军事上的细节部分。由专人导览，就是为了巧妙地避开一些敏感的地方。

当然，逗留威尼斯的朝圣客并不全是像桑多·布拉斯卡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威尼斯人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在圣马可广场，为普通的游客举办了各种珍奇的表演。许多人第一次看见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还有灵活地用脚吃饭喝水的无臂女人等。这些节目让外国游客们既感到惊奇万分，又为日后回国有了谈资而兴奋不已。不少人还好心地赏钱给表演者。

如果想登高眺望海上之都的威尼斯可以去圣马可的钟楼。想去看威尼斯著名的玻璃工坊，可以搭乘来往于穆拉诺岛的专船。由于制作玻璃需要用火，因此常有火灾发生。为了防止大火蔓延至市中心的街区，从13世纪开始，威尼斯将所有的玻璃工坊，都迁移到了穆拉诺岛。

各种观光活动中，受到所有游客（无论知识精英或平民百姓）热捧的莫过于观赏从海外归来的威尼斯舰队的雄伟场面。

桑多·布拉斯卡见到的是出征6年归来的海军统帅安德烈亚·洛雷丹率领的舰队。洛雷丹是斯库塔利防守战的指挥官，在抵抗土耳其的战役中，他率领的军队顽强抵抗住了兵力在10倍以上的土耳其军队。虽然在前一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历经16年的战争，威尼斯人可谓是刻骨铭心。不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威尼斯人几乎倾巢出动，涌向港口，迎接战士归来。

加莱军船一艘接一艘地驶进港口，高高的桅杆上飘扬着绣金色圣马可狮子的绯色的威尼斯国旗。摆放在港口的整排大炮齐鸣礼炮，轰隆隆响彻云霄。这一切，看在桑多·布拉斯眼里，简直就是古罗马凯旋式的重现。

有那么多喜闻乐见的观光项目，一个月的等船时间转眼即逝。当初那些紧赶慢赶抵达威尼斯后，被一个月后才能出发的现实弄得沮丧不已的朝圣者们，也一扫心中的郁闷，因为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参拜圣遗物，充满异国风味的威尼斯的美丽景象，让他们心满意足。当然，威尼斯人也十分满足。朝圣者们逗留一个月所带来的利益十分可观。不过，真正体现威尼斯精神的并不是这些华丽的场面。

在圣马可广场、里亚尔托桥以及斯基亚沃尼河岸等外来游客首先会造访的景点，不论白天或黑夜，每天都有两人一组的巡逻员。这些被称为“托洛马利奥”的男人，不是警察，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公务员，专门为外国观光者特别是朝圣者服务。

威尼斯设有德意志商馆等为各国商人服务的咨询机构，所以外国来的商人，可以去那里寻求帮助，但朝圣者却无法利用这些设施。像桑多·布拉斯卡那样有朋友家可以借住的游客毕竟在少数。因此，当“托洛马利奥”遇见外国来的朝圣者时，常常会主动向前礼貌地询问：“需要为您提供帮助吗？”

这些工作人员通常两人一组，会讲德语、法语和英语3种语言。因为朝圣者中来自这3个国家的人数最多。

在没有酒店预约制的那个时代，朝圣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住宿问题。巡逻员们基本上看一眼客人的装束，就能估计出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过出于礼貌起见，还是会先问一下大概的预算，然后根据客人的回答，带去相应的旅店。

对于那些想尽量节省的朝圣者，巡逻员会介绍他们去只要捐一点儿善款略表心意就可以住宿的修道院。朝圣者们身上都带着故乡所属教会的神父写的介绍信，所以不会有被当成流浪者的误会，教会的介绍信相当于我们现代人的护照。

如果是经济上稍有宽裕的朝圣者，会被介绍到二、三流的旅馆。威尼斯政府非常重视住宿设施的卫生和安全，所以哪怕是等级略次，客人同样能够安心人住。各地区的卫生员，每周去旅馆做一次例行检查，从被褥到厨房，角角落落都不放过。而旅馆方面，则有义务将每天住宿的客人名单提交给负责的官员。

至于那些出手阔绰的客人，巡逻员们自然会推荐他们去国国王、大臣等要人们下榻的最高级的酒店。根据1355年制定的旅馆公会法，被列为高级酒店的有“英国女王馆”“法国之盾馆”“马耳他十字馆”“白色狮子馆”。

这些酒店不是以西欧惯用的数字来做房间号，而是像日本和式旅馆似的每一间都有一个名字，例如“国王房”“太阳房”“天使房”等。

尽管酒店的主人几经更换，但酒店本身却经久不衰。18世纪末造访威尼斯的歌德、19世纪初的司汤达，都下榻于“英国女王馆”。

客人们在被推荐的旅馆，心满意足地度过威尼斯的第一个晚上之后，大概都会为翌日清晨突如其来的访客而感到吃惊。来人正是昨天遇见的那位会说客人家乡语言的巡逻员，他是为帮助客人采购旅行用的必需品而来。这项服务没有对象之分，不管是住在高级酒店的有钱人，还是睡在修道院大通铺木床上的小老百姓，统统都能享受到。

除了个别狂热的教士之外，很少会有所谓经验丰富的朝圣者。大多数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远行，对航海、前往中东沙漠地带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不太清楚该带些什么物品。如何配置长达6个月的旅行装备，就需要有专家给出温馨提示。巡逻员们会带客人去专门销售旅行用品的商店，此类商店在威尼斯有将近20家之多。

由于船上和沙漠的晚上都会很冷，因此首先要买的就是能裹住全身的大而厚的毯子。颜色上没有特别讲究，随个人喜好。不过专家往往会建议客人避免金、银线编织的毯子，因为太显眼会被当作有钱人，招来沿途歹人的勒索。选好毯子之后，接下来是衬衣。朝圣者大多爱干净，专家一般都会让他们多买些备用。想要有一个舒适的长途旅行，床单、擦手巾、餐巾之类也都是不可欠缺的物品。

一些没有坐船出门过的朝圣者，甚至会提出买床的要求。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威尼斯观光局公务员，巡逻员们会很和善地告诉他们买一条垫被足矣。老实说，要是人人都带张床上船，哪有摆放的地方。当然，这种话公务员只会放在心里，绝不会硬邦邦地脱口而出。

“如果是垫被，您回到威尼斯后，可以转手卖出。”专家又给出了一条建议。

在威尼斯有买卖二手商品的店铺，甚至还有出租旅行用品的店家，租金是1.5达克特。朝圣用的床垫与现代的西式弹簧床垫不同，反倒像一床棉被，可以折叠。

还有一样东西是没有集体生活经验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设有很多抽屉的小柜子。柜子是用来存放私人用品的，所以门上带锁，而且容易搬运。由于使用方便又有纪念价值，大多数朝圣者都会把柜子带回故乡，因此很少会出现在二手商店。另一个必需品是小脸盆，虽然目的是为了洗脸，结果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呕吐。不过，朝圣者们通常是要在上船之后才会明白这一点。

食品的采购也十分重要。尽管朝圣费用中包括了船上以及在圣地朝圣时的所有餐费，吃的东西算不上是必需品，不过每个人的口味迥异，何况在船上无所事事，难免会有嘴馋的时候。市场上火腿、意大利香肠、腌肉、芝士等适应长途旅行的腌制食物应有尽有，客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另外还有烤得很硬的饼干、糖渍水果、坚果等经过脱水处理的小吃。英国人爱吃的培根当然也是有卖的。

饮料也是需要考虑的。助消化的帕多瓦产的葡萄酒、防暑的含果实的糖浆、晕船时喝的生姜糖浆，都是巡逻员推荐的，而且还不忘温馨地提醒说糖浆得兑水喝。

也不知是不是打算吃培根煎蛋，有人希望买新鲜鸡蛋。于是，巡逻员建议他们买活鸡带上船。为了提供生鲜肉类，船上有关动物的笼子，活鸡可以养在边上。

买了各种东西，出发前放在哪里呢？这一点也无须担心。只要告知出发的日子，届时店老板会把商品送到港口。这些店铺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管，不能出售黑心商品，也不能漫天要价。如有不满，朝圣者还可以向他们专用的法院提出申诉。巡逻员与旅馆、商铺之间也不会有利益勾结，因为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国家公务员贪污受贿是要被判死刑的。

采购完生活用品，剩下来要买的，就是最重要的船票。船票需要在决定了乘坐的航船之后才可以购买。

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之后，通常会有两艘朝圣专用的船停泊在斯基亚沃尼码头。船员们成群结队地站在码头上，口中不停地吆喝，招揽客人。1480年这一年，只有一艘朝圣船。虽然一年前威尼斯结束了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但之后土耳其军又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兰托、攻打罗德岛等动作不断。考虑到东地中海海域的航行安全，威尼斯政府决定当年只发一艘朝圣船。这里说的一艘是指朝圣专用船，除此之外搭商船去圣地的朝圣客年年都有。无论如何，我们的桑多·布拉斯卡先生无须为挑选船只而烦恼，他坐的船是由阿戈斯蒂诺·孔塔里尼（AgostiiK Comarini）担任船长的大型加莱船“孔塔里纳”号（Contarina）。

从孔塔里尼船长的姓氏便可以知道他是位不折不扣的威尼斯贵族。其兄长安布罗基奥（Ambrogio）是威尼斯的驻外大使。威尼斯的贵族家庭，通常只有一到二个儿子参与政治，其余人都经商。

与其他贵族子弟一样，阿戈斯蒂诺也是从20岁开始出海，常年来往于东地中海。桑多·布拉斯卡坐船的那年，阿戈斯蒂诺年近50，已经是被人们叫作“西风阿戈斯蒂诺”的航海老手。那以后，他又连续驾驶了16年的船，将一批又一批的朝圣者们运往圣地。

接下来，我介绍一段文字，是1458年参加朝圣的帕多瓦的骑士卡波迪利斯塔（Capodilista）所写，内容涉及我们很关心的费用问题。

“如果打算享受一段悠闲的船旅，每个人必须准备60达克特。其中，从威尼斯到雅法的来往船票是35达克特~40达克特（含船上的餐费以及出入国关税），抵达巴勒斯坦后，需支付15达克特给当地的穆斯林，作为参拜圣地、圣遗迹的费用。另外，在圣地逗留20天左右的费用是由朝圣者本人负担，因此一共至少需要60达克特。”

60达克特的费用，会不会让很多朝圣者望而生畏呢？倒也未必。因为35达克特是一等舱的船费，船上另外还有二、三等舱，费用大约在20达克特~25达克特之间，还有更便宜的15达克特的舱位提供。不过，付给朝圣地穆斯林政府的15达克特是不能少的。基督徒们朝拜圣地的虔诚之心，与当地穆斯林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当地人在这件事上是绝不会向基督徒打折送优湛的。

有趣的是，桑多·布拉斯卡的朝圣费用，与22年前的卡波迪利斯塔竟然完全一样。

布拉斯卡指出，如果想保持绅士的姿态，做从容的旅行，至少需要携带150达克特。其中的50达克特作为生病等不测时备用，另外的50达克特~60达克特付给船长。

看上去费用似乎比22年前上涨了35达克特~40达克特，如果查其明细，便会发现，除了包含威尼斯到雅法的来回船票（当然含餐费）和出入国关税之外，1480年的费用中还包括在圣城的参拜费（这部分依然是付给当地的穆斯林官员）以及在巴勒斯坦20天的驴子费，即交通费。所以，费用不仅没有上涨，反而比以前更便宜了。

费用的减少，估计是与威尼斯人组织团体朝圣旅行有关。以往的个别支付改成一次性统一付款，降低了成本，换言之，就是打了团体折扣朝圣者也省去了不少麻烦。除此之外，威尼斯还为希望环西奈半岛（Sian）的朝圣客，准备了“特别行程”，从耶路撒冷途经西奈半岛、开罗，抵达亚历山大港。然后在亚历山大坐船返回威尼斯。这条路线的费用，另外需要支付23达克特。

减少旅行者的负担，尤其是手续上的麻烦，是决定观光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打算去朝圣的人，必须事先准备3种证明。

第一是所在教区的神父签署的证明，相当于朝圣者专用的护照。第二是罗马教皇颁发的朝圣许可证。如果没有这张许可证，朝圣者们因参拜圣迹而获得的宗教赦免都是无效的，所以教皇的许可证是朝圣者必备的文件。

第三是通行证。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都在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因此基督徒朝圣，必须得到穆斯林国家的通行许可，也就是“签证”。第二和第三种证明，威尼斯政府可以代为办理。朝圣者大多不了解异国状况，又有语言障碍，擅长处理这些事务的威尼斯人愿意帮忙，的确让朝圣者们轻松了很多。至于第一种的“护照”，是在自己居住地办理的，倒不是什么难事。

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同类活动相比，威尼斯策划的朝圣事业，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们专门出台了“朝圣事业法”，明确规定了船上限载的人数，其目的是为防止超载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对船内食品质量的监督，以及武装士兵与医生必须随船同行等。威尼斯人在做生意赚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为保证旅客出行的安全与舒适而做出各种努力。

如果朝圣者不幸在途中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将视当时的情况，尽量妥善处理遗体，并将死者的遗物送返给其家属。船长必须依照死亡的日期，退还剩余的旅费。如果是法国人的船，情况就大不同了。由于没有法规，旅行中死亡的人的遗物通常都会归船长所有，至于退还余款，就更不能指望了。

威尼斯之所以能在朝圣这项中世纪最盛大的观光事业上200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理由正在于此。而作为竞争对手的马赛，最终却远远地落后于威尼斯。

其实，马赛在地理上是有优势的。姑且不论德国人，英国、法国人要去朝圣，肯定是从马赛上船方便。虽然从威尼斯或马赛出发，海上的日程没有多少区别，但从马赛走，可以省下横断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穿过意大利北部这段陆地行程。更何况，马赛的船费还比威尼斯便宜一成。

然而，大多的朝圣者，甚至是法国人，都愿意选择从威尼斯上船。那个时代最好的广告宣传，是客人的口口相传。深谙此道的威尼斯人的商业运作，明显是发挥了功效。

启程

过完6月1日的基督圣体节之后，朝圣船的周边随即热闹了起来。一批批的行李被运上船，开船日定在6日。桑多·布拉斯卡也不时地来码头看热闹，他发现这次有90人乘坐“孔塔里纳”号前往圣地，其中包括他的主人米兰公爵的伯父日内瓦主教，以及列曼主教和4位英国贵族等高贵人物。那位令符腾堡伯爵犹豫，不知是否该推荐他去朝圣的多明我派修士施密特也在同一条船上。

在那一次的朝圣中，有三位朝圣者的旅行日记留存下来。一位是桑多·布拉斯卡，一位是修道士施密特，还有是一位法国的无名氏。

（以下叙述为三位朝圣者的视角）

6月6日。早晨6点，在码头上送行的人们的目送之下，“孔塔里纳”号离开了港口。海上微风徐徐，船长下令三根桅杆上都挂起船帆。不久，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出现了伊斯特拉半岛的山影。伊斯特拉半岛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拥有波拉和波雷奇（Parenzo）两个优质的港口。下午4点左右，船行驶了大概有90海里，大家都相信今天能够抵达波雷奇。

不料，风向突然转成西罗科风。这股从东南方向吹来的逆风，让原本一路乘风破浪的航船，顿时变得举步维艰。

6月7日，依然刮逆风。船只能顶着逆风迂回航行。傍晚时分，朝圣者们齐声合唱圣歌，水手们也随声应和。

6月8日，早晨5点，航船总算靠近了波雷奇港。水手们迅速降下船帆，划桨手们全力以赴地将船划进了港口。

我们被告知将在波雷奇停留到周六。虽然淡水和新鲜的食品的补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是不少朝圣者因逆风航行而感到不适，需要调整休息几天。不需要休养的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参拜了航海者的守护神圣尼古拉教堂。我和桑多·布拉斯卡也加入了参拜者的队伍。

6月10日，傍晚时分，船离开了波雷奇。夜里，船靠划桨前行。翌日早晨，终于升起了船帆，刮的还是逆风。整整一个晚上，不知有没有走出40海里。

接近中午时分，一位划桨手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据说他的妻儿死在了威尼斯的隔离医院。他似乎染上了黑死病，很快就不行了。海葬亡者之后，船长和朝圣者们一起举行弥撒，祈求上帝保佑，不要被传染上黑死病。

6月14日，抵达了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扎拉。这里面向大海，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城墙，非常气派。它曾经被匈牙利国王统治过一段时间，如今再次成了威尼斯的领地。从海上眺望这座雄伟的城市，朝圣者们无不为之感叹，大家都希望能上岸参观。然而，扎拉的威尼斯代理长官却以船上可能有黑死病的理由，拒绝旅客上岸，连船长也未被获准上岸。

刮起了顺风，船继续前行。傍晚，从船的左舷方远远望见斯帕拉托城。无数的海豚围着我们的船，乘客们纷纷涌上甲板观看这珍奇的景象。水手告诉我们，这是幸运即将降临的前兆。但愿如此。

6月16日，太阳升起后，发现船的前后方聚集了比昨天更多的海豚，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沉入海中，着实可爱。就在距离莱西纳岛还有5海里的时候，又刮起了西罗科风（东南风）。附近海域多暗礁，继续航行会有危险，船长决定抛锚。乘客们下船，有人在海礁间戏水，有人在附近采集香草，享受岸上的时光。

6月18日，风向改变，升起船帆，沿着莱西纳岛航行。顺风时须尽量赶路，船没有停靠莱西纳的任何城镇，直到日落后抵达科尔丘拉岛。

就在靠港收帆时，发生了事故。收帆时，应该一面慢慢降下帆桁，一面折起帆布，但这次因为水手动作过猛，帆桁砸到了站在下面帮忙折叠帆布的弓弩手的头上。事情发生以后，船长严格指示，当船进港或遇到风向转变，需要升、降船帆时，乘客们必须集中在船尾安全处。类似的不幸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6月19日，为了补给淡水和食粮，船会在科尔丘拉岛停靠至正午。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拜访了镇上的圣方济会修道院。院长虽然已经70岁，但身体健壮，精神奕奕。他曾经长期旅居耶路撒冷，给了我们这些朝圣者很多鼓励。接近正午时，修道院长亲自驾驶小船送我们回到加莱船上。

海面上吹起了凉爽的波南脱风（西风），晚上9点左右便抵达了距离科尔丘拉70海里的拉古萨。

6月20日，全体乘客上岸。拉古萨是一座景色优美、防守坚固的城市。它位于两座山的山谷之间，两面依山，另外两面临海。铺着石子的街道，非常美丽，感觉有点儿像威尼斯。

我们参观了街上的大教堂，建筑虽然不大，却很精美。教堂中陈列着许多银制镀金的圣像，显示了这个城市的富足。圣遗物也很多，被安放在银制的供桌上。拉古萨是一个共和制的独立国家，但他们现在必须要向匈牙利王、那不勒斯王和土耳其的苏丹缴纳年贡，据说一年的总额是2.5万达克特。

6月21日，黎明之前，全体人员在船上集合。海上吹着对航行绝好的西风。离开拉古萨之后，风越来越强，仅靠中央桅杆的一张大帆，船便像箭一般地飞快地掠过了卡塔罗、布德瓦（Budua）、安提巴里（Antdbari）等威尼斯领地，已经归属土耳其的斯库塔利地区那些高山也渐渐从视野中消失。航行至深夜，大概走了250海里。

6月22日，晚上继续航行。在天亮前两小时，风速开始减弱。三根桅杆上都挂起了帆。在太阳升起之时，抵达都拉佐。这里也是威尼斯的领地，不过归阿尔巴尼亚地区管辖。都拉佐是一座古老的城镇，是古罗马时代建设的埃格纳提亚大道的起点，衔接着以布林迪西为终点的阿皮亚大道。从埃格纳提亚大道可横穿希腊，当年尤里乌斯·恺撒、布鲁图都是由此向东行军。

正午过后，停了一阵子的海风再次吹起。感谢上帝，是西风。水手们立刻升起所有的船帆。船沿着土耳其领地的发罗纳左岸一路南下。发罗纳是土耳其最西端的属地，那里停泊着上百艘战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心中祷告，希望风刮得再强劲一些。船行至距离拉古萨200海里左右，进入奥特兰托海峡。一路至此，是在被称为“威尼斯湾”的亚得里亚海中航行，之后就是伊奥尼亚海了。

就在接近黄昏、改吹西南风之际，两艘土耳其的帆船从发罗纳方向渐渐朝我们的船逼近，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有和平条约。和约中规定，当土耳其军队要求停船时，威尼斯必须服从命令。遇到这种情况，有和约在身的威尼斯人也许没事，我们这些非威尼斯人可不在保障范围之内。虽然阿戈斯蒂诺船长承诺会保证乘客的安全，大家还是忐忑不安。倒不是威尼斯人的话不可信，而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穆斯林究竟在想些什么，会做出怎样的行动。

所幸，海上及时地吹来西罗科逆风。“孔塔里纳”号被风推着朝意大利方向移动。土耳其人操控船帆的本事不如威尼斯人，他们的船没有往西，而是被吹到西北面去了。眼看着越漂越远的土耳其船，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胸前画十字感谢上帝。

6月23日，恼人的逆风依旧。船在后退，从水平线上竟然可以看见意大利的群山。水手们吃力地操控着船帆，结果又被吹向东面，回到了距离发罗纳30海里之处。我们乘坐的是加莱船，船高近似于帆船，因此受风的阻力也大。正逢施洗者圣约翰节的前夜，全体朝圣者向圣约翰祷告，愿他能保佑我们不受异教徒的攻击。

6月24日，夜半时分，也许是圣人听见我们的祷告，改吹东北风。次日早晨，船已经接近科孚岛，从这里开始就是希腊了。最重要的，是这里属于威尼斯的领海，风向转顺。

不久，负责近海警备的威尼斯加莱军船向我们驶近。依照惯例，引导我们的船前往科孚岛的港口。夜晚，抵港。

这里不仅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海军基地，也是负责附近海域防御的海军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港口整齐地停泊着22艘加莱战船。

舰队总司令维克多·索拉佐（Victor Sollazzo）似乎并不赞成我们继续前行。他为我们能够毫发无损地通过发罗纳外海感到侥幸。因为就在不久前，土耳其刚派出64舰战船北上去增援发罗纳防守舰队。另外，由350艘战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自上一年的12月开始，向罗德岛发起攻击。总司令虽然没有强迫停止旅行，但他建议我们最好认真商议。

回到船上后，大家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由个人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前进。日内瓦与列曼的两位主教决定中途折返，另外还有20位朝圣者也决定就此止步。

我已习惯了旅途，而且很少晕船。更何况回路未必安全，旅费又已支出，所以决定相信神的慈悲，继续这趟旅程。既然能躲过发罗纳的危险，或许也能够避开罗德岛的危险。不过，船上还是有1/3的朝圣者放弃了前行。

我们向索拉佐总司令报告结果，他要求继续前行者在科孚岛等待7天。因为从克里特岛开来的加莱船即将抵达，等听完他们的报告后，再做出港的决定。

克里特岛来的船于6月30日抵达。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罗德岛外海附近，两艘威尼斯船因没有听从土耳其降下船帆的要求而遭逮捕，不过随即就被释放。闻讯后，阿戈斯蒂诺船长和我等朝圣者决定向东进发。

由于发生了不少事情，没有余暇观赏风景。科孚岛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岛屿，四处开满了鲜花，茂密的冷杉树勃勃生长，延伸至海滩。它让我想起了米兰的科莫湖（Lake Como），时不时会将此地当成故乡。

7月1日，众人完祷告后从科孚岛北端的港口起航。从海上眺望高高屹立于岩石之上的雄伟的城堡，威风凛凛，犹如凌驾于大海之上，不愧为威尼斯重要的基地。三艘加莱船从港口引导我们行至三海里之外的外海。风力微弱，当我们通过30海里远的科孚岛南端时已经入夜。

7月2日，午夜之后，风力增加。船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前行，至清晨大约已开出100海里。凯法罗尼亚岛（Cephalonia）从我们眼前飞快地掠过，那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地，8年前归属土耳其。紧接着，赞特岛（Zante）也从左舷侧一望而过，这个岛目前还属于威尼斯。一路顺风顺水，到黄昏时，已经驶出约220海里。

7月3日，一整天未遇劲风。船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行至傍晚只航行了80海里。

通过近一个月的船上生活，我发现乘客们的情绪，完全是随着船速上下波动。顺风满帆、船如飞箭时，众人心情开朗，相互包容、友爱，也没有人抱怨食物不好。大家在甲板上学习水手行走的姿势，享受着海上的时光。

可是，一旦风向逆转、风力减弱而影响船速，或者强风吹击，导致船身颠簸，乘客们立即变得烦躁不安。有人怀疑早餐供应的玛尔维萨葡萄酒是假的，有人不满备餐的速度太慢，甚至有人竟然指责水手偷了他带上船的母鸡生的鸡蛋。

其实，这种时候应该安静地思考，或者弹弹鲁特琴（Lute）、阅读书籍来度过。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船顺时，亲如兄弟；不顺时，翻脸成仇。所幸，还是有不少学识之人。他们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常常交换各自的经验，谈些熟悉的话题。如果将这些谈话汇总起来，定是一本精彩的书籍。

7月4日，早晨8点，总算到达了莫东港。莫东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南端，它与附近的科伦是威尼斯重要的基地，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从地中海开往黎凡特（Levant，即东地中海）的船只，来或去都必须在此地靠港。“孔塔里纳”号会在这里停泊两日。

这座港口小城建造于平地之上，坚固的城墙环绕四周。无论是码头的建造，还是修船厂的设备，都相当完善。港口建有长堤以抵挡外海的侵袭，可供百艘船只避难或等候顺风。堤防上设有很多的风车，可以用来磨小麦粉。城中的防卫似乎固若金汤。这里与土耳其的领土仅三英里（约4.8公里）之隔，自然是需要你做好万全的措施。这里由威尼斯元老院选出的代理长官负责治理。

7月6日，黎明之前，划船离开港口后，立即升起了船帆。海面刮起屈拉蒙塔那风（北风）。虽然算不上是顺风，好在威尼斯水手操舵技术娴熟，没有人晕船。一天一夜，大概航行了130海里，航线为东南方向。

7月7日。接近正午时，船经过切利戈岛（Cerigo），据说这里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斯巴达王后海伦的故乡。在古希腊的诗歌中，海伦就是在附近的吉切里咯小岛上举行献祭仪式时被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拐走的。我们的船也从吉切里咯岛经过，现在是一个无人岛。

船继续向东南方航行了一阵之后，依稀可见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的西端。这座岛自1204年以来一直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最上等的葡萄酒玛尔维萨便产自于此。这里还盛产小麦，以人口众多、要塞坚固闻名。其中，首府干地亚（Caiidia）、西部的干尼亚（Canea）及其东面的雷提莫（Retimo）和最东边的史宾纳隆加，向来以攻克不破著称。

从右舷眺望着克里特岛的远山，至翌日清晨，船行百海里。

7月8日，划桨与船帆交替使用，一昼夜又航行了100海里。

我们乘坐的大型加莱船，左舷和右舷都有长形的木椅。每张木椅上坐着三位划桨手，人手一桨，俗称“特雷米”。起风扬帆时，划桨手可以休息。由于船桨是固定在木椅上的，从船头眺望，整艘船宛如张开翅膀的大鸟。船在出港时依靠船桨划行，即使是顺风也如此。

船帆是被称为拉丁帆的三角帆，架在三根桅杆上。根据风向，需要不断地转换帆的方向，或因风力大小，更换尺寸、厚薄不同的船帆，驾驶这样的船是一项很辛苦的作业。三角帆没有固定于桅杆之上，因此每次交换船帆，都得升降桅杆。

如果使用四角帆，则可省下这些功夫。帆桁固定在桅杆上，只需要根据风力的强弱，调整船帆的宽窄。既然如此，那为何不选用四角帆呢？主要是因为它有在逆风中无法前行等缺点。地中海风向多变，即使遇上顺风，时间也持续不长。在逆风中航行，还是可以迂回前进的三角帆有利。

此外，带船桨的加莱船，比仅依靠帆的帆船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海风，船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的滋味一定不好受。

7月9日，清晨时分，我们的船距离克里特岛的首都干地亚大约4海里。克里特犹如一艘长船，干地亚正好位于它的中间地带。船长下令降帆、抛锚，派书记官坐小船前往港口报告说船上乘客和船员无人染上黑死病，并向港口官员申请登陆许可。

过了一会儿，很多克里特人驾着小船而来。他们告诉我们，岛上之前流行黑死病，已经死了两万人。不过，近一个月内，再没有人因黑死病死亡。我们获准登陆，将在此停留4天。除了补给粮食和淡水之外，自科孚岛之后，再也没有踏上土地的乘客和船员，都需要做调整休息。众人为能上岸而欣喜万分。

克里特岛对罗德岛那边的战况非常了解。据说从海陆两地发起进攻的土耳其军队，频频使用大炮，城墙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圣尼古拉塔也被击毁。不过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带领岛民顽强抵抗，已杀敌5000。

干地亚宽广、富饶、秀美，四周建有城墙，港口人口也有塔楼。塔楼的高度正对准海上船只的船腹位置，上面挖出一排排的洞穴，洞口鳐出的大炮，让人不寒而栗。要从海上攻打这里，近乎妄想，不愧为威尼斯最重要的基地。

克里特岛属于威尼斯的领地，政治运作方式与本国相似，也有辅佐总督的委员会。岛上居住着许多威尼斯人，他们在很早以前便移居此地。这座岛屿在古代时就相当繁荣，最为著名的就是米诺斯王（King Minos）的统治时代。

7月13日黎明前后，离开干地亚港。正当顺风，且不断增强，一昼夜前进了250海里。卡索岛（Kaso）、斯卡尔巴诺岛被飞快地甩在身后。卡索是一座无人岛，斯卡尔巴诺岛则属于威尼斯领地。

7月14日，依旧受好风眷顾，船飞如梭。罗德岛从左舷侧闪过，船向东前行。航道距离罗德岛70海里，不会遭遇土耳其战船。众人虽然都在心中祈祷安全，但是当朝圣者必经之地的罗德岛从视线中消失时，还是哀痛莫名。

罗德岛归圣约翰骑士团所有。骑士团创立的目的就是为朝圣者提供住宿，治疗疾病。他们所在的罗德岛，自然是朝圣者的必到之处。如今，那里正遭受着异教徒的炮火攻击。船上所有的朝圣者都跪在甲板上，祈祷上帝保佑那些勇敢的骑士们。

7月15日，风势减弱，所幸仍是西风。从船左舷一侧，土耳其属地的小亚细亚依稀可见，连绵的山峦宛如烟云般漂浮于水平线之上。船朝着塞浦路斯岛的方向，一路向东航行。今天走了170海里。

7月16日，接近正午，与正在塞浦路斯近海巡逻的威尼斯舰队擦身而过。我们的船开往塞浦路斯岛南端海角之一的阿斯普罗。进入海湾后，当地居民吹喇叭、敲大鼓欢迎我们的到来。代理长官甚至登上“孔塔里纳”号，向船长打听西欧的各种情况，并与我们同船，一起前往50海里外的利马索尔（Limassol）。

利马索尔是塞浦路斯岛南方最大的城市。它刚经历过土耳其的攻击，虽然守住了城池，但整个街道满目疮痍。我们将在这里停留到星期二。

7月19日，黎明之前，出港。顺风，一天航行了170海里。

船长待我如子，他今天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忠告。由于长途的旅行，我疏于清理胡子，船长说最好就让它这样留下去。没有胡子的人，有可能被阿拉伯人当作男色的对象，因此，他建议我在朝圣途中不要剃须。不仅是我，船上其他年轻的朝圣客们似乎也收到了同样的忠告。

7月20日，幸遇顺风。无须降下船帆，或转动它的方向，一气航行了100海里。当目的地雅法（意大利语读贾法）的身影出现在水平线上时，朝圣者们不约而同地跪在甲板上，唱起了“Te Deum laudamus”。注释54890

下午两点左右，进入雅法港。乘客们急着下船，却被船长阻止，在拿到通行许可证之前，绝不能上岸。众人无奈，只好待在船上等待。在这片异教徒的土地上，没有通行许可的基督徒，连上帝都无法保佑其安全。异教徒实在是太反复无常了。为了尽快地获得许可证，船靠港后，船长立即将书记官送往拉玛（Ramah）。等书记官拿到许可证回来，大概需要三天左右。

Te Deum laudamus:“上帝啊，我们赞美你”，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圣歌之一《感恩赞》的第一句歌词。——译者注

这几天，不断有阿拉伯人划着小船来兜售食品。这似乎是当地的习惯。托他们的福，上不了岸也有足够的东西吃。船长向我们一一介绍了各种巴勒斯坦特产的水果和食物。

7月24日早晨，翘首期待的通行证到了。和通行证一起来的，还有几十头骆驼和驴子，它们是我们前往圣地的交通工具。

晚上9点，终于下船。我们首先被带到一个洞穴，这里原来是十字军时代基督徒商人用来做仓库的，现在变得又破又脏。阿拉伯的官吏，像点牲口似的一遍遍地数着我们的人数，随身行李也在此时运到。等到所有手续结束，已是深夜，今晚我们就睡在洞穴。总算是体会到厚重的长毛毯的好处了。

雅法由建造方舟的挪亚的儿子所建。在被阿拉伯人征服的200年之前，它是巴勒斯坦重要的港口城镇，来自西欧的船只在此聚集，想来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面。那些旧时代的建筑，如今大多已成废墟。从断壁残垣之间，依然可一窥昔日的兴盛景象。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只有船码头。对穆斯林而言，这里除了提供来自西欧的朝圣者上下船之外，一无是用。城中还有两座残留的旧塔，那里24小时都有穆斯林站岗监视。

7月25日夜晚，向拉玛出发。它距离雅法12英里（约19公里）。我们每人骑着一头驴子。驾驭驴子仅靠一根缰绳，刚开始时大家都不适应，手忙脚乱。

为我们带路的，是专门为朝圣的基督徒服务的翻译兼导游，称为“迦塞拉”。这些人是当地的居民，据说他们的祖先当年接受了使徒圣多马的施洗。

从雅法出发大约走了4英里（约6.4公里）路程左右，看见两座破旧的城塞，像是十字军时代的产物。走到距离拉玛一步之遥处，导游令我们下驴，因为按规矩，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徒步前往。

很幸运，附近有一所基督修道院。我们受到了修道士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将在此停留两天，直到完成向穆斯林支付税金的事宜。晚上，我们席地而睡。虽说这是朝圣的惯习，但真的很不舒服，我半边的肩膀疼痛难忍。

拉玛是一个很大的城镇，但人家稀少，生活状况似乎并不太好。这里的果物丰富多彩，传说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夫的诞生地。

7月27日，接近正午时分，众人跨上各自的毛驴，前往目的地耶路撒冷。走到拉玛城郊外一英里（约1.6公里）之处，导游提醒我们，这一带靠近异教徒的墓地，千万要小心。如果在墓地周边，做了什么令异教徒不满的举动，他们的报复是很可怕的。我们一行人绕道而行，连大气都不敢出。

从拉玛出发，走了15英里左右（约24公里），遇上一群带着长枪和弓箭的穆斯林人。他们等候在此，是打算向没有通行许可证的人勒索通行税。导游出示许可证，并说了些什么，那群人似乎发现不能胡来便让我们顺利通过。

我们骑在驴背上，在空旷萧瑟的山地中一路颠簸。快到半夜时，大家翻身下驴，一边眺望着月光照耀下的山峦，一边吃饭。歇息了三个小时后，一头接一头的驴子排成长队，继续往前走，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两小时后，在荒凉大地的尽头，终于出现了圣城耶路撒冷的身影。圣墓教堂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们所有的朝圣者，情不自禁地跨下驴背，双腿跪地。不知是谁开始了祷告“Lauda Jerusalem dominum…”（“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神……”），众人跟着念诵，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水。祷告结束后，没有人再骑驴，大家拉着各自的毛驴，一步步地走向耶路撒冷。

距离耶路撒冷还有9英里（约14.4公里），开始不断望见圣迹。我们参拜了耶稣复活后和门徒们一起享用面包的地方，获得赦免7年又40天。

在圣城朝拜圣迹所获得的赦免，分完全赦免和7年又40天两种。7月28日，日落两小时之后，来到耶路撒冷城外。朝圣者们通常会入住附近的圣约翰宿舍，那里吃饭、睡觉都在地上，很不方便。没有将葡萄酒带下船的人只有白水喝。我和另外几位朝圣者，受孔塔里尼船长之邀，去锡安山（Mount Zion）上的修道院住宿，这里曾经是耶稣与圣母马利亚住过的地方。

当晚，大家被告知要尽早休息，为明天开始的朝圣备足体力。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建于平地之上，大小与帕多瓦接近。它很美，没有环城的要塞。城中唯一个旧要塞，是基督徒统治时代比萨人建造的，剩下的就只有所罗门圣殿的墙壁。

居民家的屋顶和我们的房子不同，是用泥土铺成坚固的平顶。过节时，穆斯林们会在屋顶上庆祝，女人们随着音乐跳舞，男人们则在一旁观赏，他们绝不会男女共舞。演奏音乐的乐器，与西欧的乐器大抵相似。

这里的集市十分有趣。道路两旁的店铺，密密麻麻，采光良好的屋顶可以遮挡烈日和雨水。置身其中宛如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集市根据店家所卖的商品种类，分成若干区域，卖丝绸的集中在一片，卖珠宝的店家则在边上的一条街上，还有从各式布料到成衣都有销售的店家。整个集市弥漫着刺鼻的香料味。

卖食品的区域简直就像节日的米兰市场。食材应有尽有，被烹调成各种食物，客人根据个人喜好，买了就可以吃。阿拉伯人大多不在家用餐，因此每当午餐或晚餐时分，这里便人潮汹涌，景象壮观。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衣着与我们大不相同。男人们包着各色的头巾。头巾是麻制的，宽且长，摊平简直可以做台布。他们穿长至足部的白色袍子，在脖子和腰部系上带子。因为不穿袜子，他们的鞋子都是布制的软鞋。

女人们用白布从头裹到脚，就像套着一个布制的四角箱子，仅在脖子和腰部系上带子。她们用黑纱遮住整张脸，连眼睛都看不清，所以也不会知道她们的皮肤颜色，唯一能见到的，就是沾着黑色污垢的指甲。

在我们看来，这里的穆斯林以一种奇妙的准则生活。他们不喝葡萄酒。不过，这只限于人前，私底下还是喝的，而且喝的量可能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多。

傍晚时，从被称为宣礼塔（minaret）的塔楼上传来响亮的声音，提醒人们祷告的时间到了。于是，哪怕是正走在路上的人，也会就地跪下，向天空张开双手，然后对着地面磕头100次。看起来真有点儿像讨钱的乞丐。

他们总是穿着被压瘪了的鞋子，因为他们进家门前有脱鞋的习惯。进清真寺礼拜时，也必须先脱鞋，将鞋子拎在手上才能入内。就连进餐，也是盘腿坐在地毯上吃。

有趣的是他们的孵小鸡方法。我们是靠母鸡孵蛋，他们则是把五六十只蛋放入大锅中，周围烧上火，等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从锅中取出鸡蛋。过了一会，小鸡仔就从蛋中破壳而出。这里的女人似乎不从事生产，因为这类事情都是男人们在做。

这些穆斯林的信仰，与同为伊斯兰教教徒的土耳其人相似。他们都很敬重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最终还是有很大的分歧。

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正义的圣人，但只承认他是上帝派来的先知，而不是上帝之子。他们会将耶稣当作先知而膜拜。我就曾亲眼看见，伊斯兰教教徒脱了鞋子，进入耶稣诞生的洞穴朝拜。

不过，说起圣墓的由来、各各他（Golgatha）山上钉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则会摇头大笑，说耶稣基督是先知，才不会去做那般苦恼的事情。

朝圣

7月29日，太阳升起，住在修道院或宿舍的人，都起身开始准备。在修道士和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全体朝圣者出发去圣城。首站是圣斯德望门（Stephen’s Gate，新教译为“司提反”）。

循着耶稣背负十字架的“十字之路”（Via Cmds，又译为“苦路”）前行。走了一会儿，导游告诉我们，古利奈人西门就是在此地替耶稣背十字架。再往前，来到了圣母马利亚看见士兵鞭打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而悲痛不已的地方。这里原本建有教堂，在异教徒统治后遭到破坏，如今只留下一堆废墟。

随后来到彼拉多官邸（House of Pilate）。这里有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据说彼拉多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向清白无辜的耶稣宣判了死刑。官邸的附近，有一间矮小的房屋，是马利亚学校的遗址，圣母的少女时代在这里学习写字。沿着房屋对面的道路向前，看见了希律王（Herod Great）昔日的宅邸，如今里面住着穆斯林，无法人内。

去了彼拉多家的旧址。耶稣就是被带到这里，受到鞭打，被迫戴上荆棘冠，穿上白衣。我们一行人在此祷告，获赦免7年又40天。

参观犹太教圣所，走过大卫见到天使的地方。据说在韦斯帕芗（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皇帝进攻耶路撒冷屠城时，犹太教的宝物被带去了罗马，如今存放在拉特兰·圣乔凡尼教堂（San Giovanni in Laterano）。

远远眺望了所罗门圣殿，当然不是所罗门时代的建筑。据《犹太战记》的作者弗拉维斯·约瑟夫斯（lavious Josephus）称，所罗门圣殿曾经历5次重建和5次破坏。不过，年轻时的耶稣将玷污神殿的人们驱逐出去的地方就是在那里。除此之外，还参拜了圣母诞生地、圣安娜的墓地等。圣母的母亲圣安娜的遗体已被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移往君士坦丁堡，虽然圣物不在当地，但仍然可获完全赦免。

在橄榄山的半山处，参拜了供奉圣母马利亚的教堂，圣母的遗体安葬于此，获完全赦免。

教堂的边上有一个大洞穴，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的场所。

沿着橄榄山往下走，有一片叫作“客西马尼”（Gethsemane）的果园，这里是犹大出卖耶稣的地方，四周一面全是橄榄田。在犹大亲吻主耶稣的地方，朝圣者用带来的石头堆成一个坟头，赦免7年又40天。

沿着左边继续下山，便是圣母马利亚的升天处。参拜这里，也获得7年又40天的赦免。

在基督升天的山丘上，有一块黑色的硬石，上面留有耶稣的足迹。石头被供奉在圆形的小礼拜堂中，获完全赦免。山上耶稣传道的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当时耶稣站过的大理石台。之外，我们还朝拜了多处圣迹、耶稣所行神迹的场所。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许多地方都缺乏保护和修缮，沦为野猫窝。

在基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房间里，有一张长长的木桌。守护这里的修道士们招待我们吃晚餐，人人都想坐耶稣坐过的那个位子。在此获完全赦免。

同船来回的朝圣者们在圣地停留的最长许可期限是20天，这段时间，大家都是一起行动。白天由导游兼翻译带着去参拜圣迹，夜晚返回指定的宿舍休息。集体参拜活动是从早晨到中午，下午至傍晚的时段，可以自由活动。有人在圣所一心一意地祈祷，有人则在街上闲逛，参观集市。

20天里有三个下午是不准自由活动的。大家下午先回宿舍休息，用过晚答之后再进城，参加深夜在圣墓教堂（Santo Sepolcro）举行的祷告。

进入圣墓教堂前，穆斯林监视官又向赶牲口似的，要求众人排成一列，清点人数，收取参拜费。圣墓教堂是圣城中最神圣的遗迹，异教徒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收的费用最高，进入教堂的人数也设置了上限。

圣墓教堂的原址，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遗体带回后，埋葬的洞穴。如今，这里包括教堂前的广场都铺设完整。信徒们进入教堂后，大门会从外面锁住，直到翌日早晨。

教堂呈长方形，正中央是一个铜制的圆顶大厅，与罗马的圣玛利亚·罗丹塔教堂（万神殿）很相似，穹顶的中央开了一个圆洞，用于采光。这里雨水稀少，这个办法尤其可行。我抬头仰望，看见了群星摧璨的夜空。

待朝圣者们就座之后，锡安山修道院的修道士开始举行弥撒。弥撒采用的语言有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祷告时当然是拉丁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用拉丁语念诵。

弥撒结束后，朝圣者们每人会分到一根蜡烛。众人手持燃烧的蜡烛，口中唱诵着祈祷词，排成一列，在主教的带领下，参拜教堂内的每一处圣所。很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参拜圣墓教堂自然能获得完全赦免。

原本的裸石洞穴现在里外都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大理石。这是为防止信徒们把石头带回去做纪念。如果人人都橇走一块石头，圣迹就会消失。

这里还有4世纪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发现的圣十字架，为了防止信徒亲吻时咬它，左右两旁各站着一位修道士负责看守。

参拜这些圣迹时，朝圣者们都脱下鞋子，赤脚膜拜。所有的参拜结束之后，众人仍留在教堂祷告，直到天明。在圣地的20天中，圣墓教堂的礼拜总共举行了三次。

第二次是从朝圣者中选出7位，组成守护圣墓教堂的骑士团，我很荣幸被选为其中的一员。骑士的任命仪式庄严而虔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代理人以剑献祭。

耶路撒冷的圣迹分别由基督教4个教派：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以及埃塞俄比亚教管理。其中圣墓教堂由西欧的天主教管理，髑髅地注释5038 则由希腊东正教管理。

髑髅地源自拉丁语Calvaria的翻译，即各各他山丘。——译者注

结束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的朝圣之后，我们一行转道伯利恒（Bethlehem）。从耶路撒冷至伯利恒，大约7英里左右（约11.2公里），大家骑着毛驴，排成一列前往目的地。途中看见一口水井，这是三位王（一说是东方三博士）来拜望诞生的耶稣时，天使现身的地方。再往前走了一会儿，便是旧约中先知以利亚（Elijah）的出生地，如今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伯利恒虽然是一个小镇，但它是基督的诞生之地。圣诞洞的遗址上是圣方济派管理的修道院，里面还有一座美丽的教堂。圣迹也覆盖了大理石，应该是为了防止信徒从此地挖土所做出的对策。

教堂墙上的马赛克壁画美轮美奂，让我不禁想起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天花板上镶满了金色与蓝色交错的马赛克，仿佛茫茫大漠的星空。教堂中摆放着人偶，牛羊和牧羊人围绕着小耶稣与圣母马利亚、圣约瑟，边上站着前来朝拜耶稣的三位王和三匹骆驼，再现了耶稣诞生的场面。参拜者获完全赦免。

仿效带着礼物去朝拜耶稣的三位王，我们朝圣者也捐献了一些善款给向这座主诞生的教堂。有人奉献1达克特，有人是4达克特，按各自的能力尽心意。也有拿不出钱的人，献上了自己亲手做的木制十字架。我们还参观了教堂中的圣杰罗姆注释5830 的洞穴。

圣杰罗姆（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又名耶柔米，《圣经》拉丁语版的翻译者。——译者注

我们参拜了圣母喂婴儿耶稣母乳的地方，边上是耶稣所行神迹之处。没有奶水的母亲，只要将杯子放在那里，乳房很快就会发胀，挤出奶水。我们还去了天使告示马利亚带着圣子前往埃及，以躲避希律王迫害的地方。

离开伯利恒之后，再度骑上摇摇晃晃的驴子，顶着酷暑，前往希伯伦（Hebmn）。附近有很多《旧约》中的圣迹，途中还会经过上帝创造亚当的地方。希伯伦有亚当、亚拉伯罕、以撒、雅各以及他们的妻子夏娃、撒拉、利百加、拉结的墓地。

在犹太的山间行走非常辛苦，这里土地荒凉、多乱石，四周几乎见不到树木的影子。当年施洗者圣约翰、圣撒迦利亚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传道的。

再度回到耶路撒冷的我们准备前往约旦河。但48位团员中，有一半以上都不想去。因为锡安山的修道士、孔塔里尼船长以及导游都告诫我们，前往约旦河的道路艰险，荒山峻岭、暑气逼人，还可能遭遇贼人的袭击。据说歹徒会分几组，埋伏在耶利哥（Jericho）的山谷中偷袭朝圣者。所以，很多人都决定留在耶路撒冷。

我决定一切交给上帝，前往约旦河。一行人带着露营的装备和粮食从圣城出发，同行的还有导游、几位修道士以及搬运行李的穆斯林。

为了避开暑气，我们选择在傍晚出发，每行两小时的路程就会下驴休息一阵。道路狭窄多碎石，一次只能一人通行，地面泛着红色。

翌日，抵达耶利哥平原。由此向前两英里左右（约3.2公里）有一座山，是基督修行40天的地方。山中有几处利用修行洞穴建成的小教堂，但如今不见人影。

继续在荒地上行走，来到供奉施洗者圣约翰的教堂，约旦河就在它的前方。教堂已残破不堪，施洗者约翰就是在此为耶稣施以洗礼。参拜，获完全赦免。

抵达约旦河畔后，众人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只穿着内衣跳进河里。忍受了一路的炎热，此刻在水中无比舒畅。大家全身浸泡在河水中，只把头露出水面，谁也不想再上岸。我们饮着河水，洗刷手和身体，还有人用小瓶子装盛河水。修道士和导游担心贼人袭击，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众人只得匆匆上岸穿衣。

约旦河不是什么大河。水流缓慢，水质浑浊，河床的淤泥有齐膝之高。河水自北流向死海。死海上蒸发出的水气，宛如天空中飘浮的云朵，海水盐分重，带着苦味，沿岸没有任何植物，所谓不毛之地说的就是这种地方吧。

回耶路撒冷的途中，顺道去了伯大尼（Bethany）。那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Magdalene）匍匐在耶稣的脚边祈求宽恕的地方，距离耶路撒冷三英里左右（约4.8公里）。耶稣行神迹，一度使其复活的拉撒路（Lazarus）的墓地也在此。不远处是马大的家。如今拉撒路的家保存完好，但马大的家已成朽败不堪。

伯大尼盛产上等的水果，耶路撒冷市场上见到的水果，据说一半来自此地。耶稣大概也是住在这里，每天来往于耶路撒冷吧。

回到耶路撒冷后，在圣墓教堂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彻夜礼拜。我替无法前来朝圣的父母、兄弟以及好友们深深地祈祷。

耶路撒冷的12天仿佛转眼即逝。明天将要告别圣城，踏上返回意大利的旅程。

8月8日，天亮之前，大家各自收拾好行李，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一行中，有两位英国人将走“特别行程”，从耶路撒冷环绕西奈半岛，然后经由开罗前往亚历山大，再从那里搭乘威尼斯的船返回。除了这两位离队之外，团员中也没有人因病倒下。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地在船长、导游、修道士们的带领下，骑着毛驴循着来日寸的路途，经由拉玛，于翌日傍晚抵达雅法。

8月10日，“孔塔里纳”号的船员们，驾着小船来雅法港迎接我们。海面上漂浮着旗帜，水手们吹着喇叭，敲着大鼓，弹着鲁特琴，好像是庆祝我们逃脱了恶魔的掌心。回想这一路经历，多少还真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无论如何，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全体平安而归。

8月11日，傍晚时分，船离开雅法港。顺风，仅靠船帆航行。8月15日抵达塞浦路斯岛。船长的兄长安布罗基奥·孔塔里尼先生驻塞浦路斯岛大使的三年任期正好届满，将与我们同船回国。在大使先生做归国准备的期间，我们朝圣客乘空闲，上岸参观塞浦路斯岛。大家骑马前往首府尼科西亚（Nicosia）。

在尼科西亚，朝圣团中的一位伙伴介绍了他的好友与我认识。他这位朋友亦出生于米兰，是一位富裕的商人，长年居住塞浦路斯，在当地有很多的生意。我们在尼科西亚的数日，就住在这位商人的家中。还荣幸地受到了女王的接见。塞浦路斯女王卡特丽娜出生于威尼斯，因此，这里实际上就是威尼斯的领地。

也许与女王的出生地有关，塞浦路斯岛的街道上，有很多美丽的威尼斯式建筑。除了丰富的水果，这里还以出产最上等的葡萄酒、海盐和棉花著名。这里条件得天独厚，宛如人间天堂，唯独天气炎热，令人难以忍受。这里的人都穿短袖，外面披件长衣。去朝圣的航程中，只在岛上的南端做了短暂停留，所以我不想被酷暑吓倒，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尽情游览。

塞浦路斯岛据说是维纳斯的诞生地。被称为“爱之城”的古城已经塌了半边，不知道古代的爱情习俗是否还在。我还去参观了盐田。那里由威尼斯人经营，管理得十分完善。除岩盐之外，西欧使用的盐大多来自此地。盐田面积之大，若不是目睹，简直不敢相信。

回到港口，我们的加莱船出了大事。两位朝圣者因岛上特有的高温而不幸身亡。其他人虽然上了船，但大多都染上了热病。

有一位名叫西基思蒙多的德国骑士，受不了高烧的痛苦，疯狂地用短剑刺向自己的身体，导致三处重伤，最终因出血过多而死。另外还有一位德国骑士，也想模仿同乡的行为，被赶来的船员拦下，没有得逞。船员捆绑住他的双手，让他安静休息，结果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死在了床上。有一位得了热病的水手，不堪痛苦打算跳海，所幸被同伴阻止，保住了一命。

我也未能幸免。一回到船上，就开始发高烧，整整6天，苦不堪言。那几天，海上无风，船速缓慢，连储存的淡水都开始发臭。我想喝水，拿起杯子放到嘴边，发现杯中竟然有虫子在游动。

水是腐坏的，空气也是腐坏的。船虽然离港，却航行得慢慢腾腾。同行的法国朝圣者说，塞浦路斯岛是邪教女神维纳斯的诞生地，从马赛出发的法国朝圣船从不在此靠港。威尼斯船无视禁忌，连异教的女神都尊崇，所以上天才会惩罚威尼斯人。

祸不单行。来时在科尔丘拉发生的不幸事件，再次发生。更换船帆时，因操作失误，掉落的帆桁砸死了一名水手。这位水手不仅技艺高超，为人也相当和善，对朝圣者们关怀备至。他的死让船员和全体乘客都深感悲痛。

大家为这位水手以及去世的两位德国骑士举行了海葬，将三人的遗体沉入海底。海上的葬礼远比陆地上来得庄严肃穆。另外三位在上船前就死去的朝圣者则被安葬于塞浦路斯岛上。在这趟旅程中，加上去程时疑似黑死病死去的水手和两位被帆桁砸死的水手，共有7人死去。孔塔里尼船长曾经说过，航海绝非儿戏。真是令人痛彻的真理。

离开塞浦路斯岛后，一路不遇顺风。虽然可以划桨推进，但如此高温之下，不能让划桨手过分疲劳。因此，船就这么走走停停向西挪动。由于在塞浦路斯岛时得知罗德岛依然处于土耳其军的包围中，所以船不会在那里靠港。

可是，就在我们的船绕开罗德岛往西移动时，遇上了从罗德岛出发，带着最新情报开往塞浦路斯岛的威尼斯军舰。对方确认了我们船上飘着的威尼斯朝圣专用船的旗帜之后，迅速扬帆划桨向我们靠近。他们告知了最新战况，建议我们停靠罗德岛。

原来土耳其军队终于放弃攻击，解除包围圈，撤离了罗德岛。7月27日发起最后的总攻未果的土耳其军队，从8月6日起开始撤退，一直到8月27日全军离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塞浦路斯停留之时，土耳其7万大军已经在开始撤退了。岛上拼死抵抗的600位骑士中，有200人战死。而他们的对手，则损失了1.2万名以上的士兵。

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停靠罗德岛，实在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在不会摇晃的土地上走走，或躺在凉爽的树荫下休养生息。船改航北行。这一带的海底多岩石，是有名的海难多发地。如果风向不定，经验再丰富的水手，也难以驾驭船只。

据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结束朝圣从耶路撒冷返回的途中，在这一带也受苦于不定的风向。后来，海伦娜把从耶路撒冷带回的钉耶稣时所用的钉子扔进波涛汹涌的海中，大海便恢复了平静。但我们眼前的海，哪里看得见波涛，无风的日子竟然已经持续了16天。

但阿戈斯蒂诺·孔塔里尼船长说海水不动是因为船上有约旦河的圣水。他要我们仿效1200年前海伦娜母后的做法，将圣水倒进海里。

这是我们冒着炎炎酷暑，忍着毛驴的颠簸，好不容易汲取的圣水，要全部倒入海中，实属不舍，可是连日在无风无浪的海上飘荡，也很折磨。于是，那些带着圣水的朝圣客们，拿出小瓶走到船舷边，同时将圣水倒进了海中。水手们像他们平时玩纸牌时那样，发出阵阵的叫喊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海上男儿们都深信，约旦河的水会给船带来坏运气。

不知是不是约旦河水倒入海中的效果，过了一阵子，海面上吹起了南风，我们终于抵达了罗德岛。时值9月9日。

罗德岛历史悠久，尤里乌斯·恺撒和提比略皇帝都曾在此住过，向来以风景优美闻名。

如今的岛主是赫赫有名的圣约翰骑士团，团员们均是西欧各家名门的子弟。船预计停靠三天，我们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游览岛屿。

首先，我们去骑士团团长之城，参拜了安放在那里的圣遗物。其中有一根耶稣被强迫带上的荆棘冠上的刺，非常珍贵，被安放在银台的水晶箱中。每逢圣礼拜五（基督受难日）的正午至下午3时，这根刺会奇迹般地绽放花朵。据说它曾经刺进了耶稣的额头，所以是唯一一根会开花的荆棘。

参拜完圣遗物，去街上观光。街市虽然不大，却井然有序。这里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攻防战，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残垣断壁四处可见，特别是遭到土耳其大炮轰炸过的城墙，更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骑士们的指导下，岛民们已经开始着手修复，以防敌人再度来袭。

港口地势开阔、建造精良。宛如两只手臂环绕着港口的堤坝上，整齐地排放着一列风车，光是望着它们缓缓地转动就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引领我们参观岛屿的，是一位米兰出生的骑士。和圣约翰骑士团的其他成员一样，这位骑士不仅能手握武器与异教徒战斗，还擅长医术，为朝圣者们治疗病痛。这位文文静静的年轻绅士向我们谈及攻防战况时，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他人的故事。

岛上的居民们也十分勇敢。他们将女性、孩子和老人送往内陆避难，留下壮丁与骑士团齐心协力，誓死守卫家园。街道上四处散落着土耳其军发射的石弹，城墙上被火药炸开的一个个洞口，让我们这些不曾亲历战争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惨烈。

9月13日，原定在今天离开罗德岛，但等众人登船，船帆打开之后，风向突然转成西北西，只能在船上度过一晚。翌日傍晚，船总算出港。风力极弱，抵达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港时，已是9月21日。

为了装运玛尔维萨葡萄酒，我们的船将在克里特岛停靠3天。威尼斯政府规定，朝圣专用船去程不得以商业目的靠港、停泊。回程则不禁止。待酒装船完毕，我们出发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方向，在9月的最后一天，抵达岛南端的威尼斯基地。

离开莫东基地后，船一路北上，于10月8日到达科孚岛。和克里特岛、莫东岛一样，有关南意大利普利亚的海港城市奥特兰托今年8月遭土耳其军攻击的消息，在科孚岛也传得沸沸扬扬。奥特兰托的城主和大主教被土耳其兵的半月刀斩首，很多居民惨遭杀害，还有8000多人沦为土耳其人的奴隶。

土耳其军队撤离奥特兰托，是在我返回米兰的两个月之后，即翌年1481年1月，所幸那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当我还在与奥特兰托咫尺之遥的科孚岛上的时候，讲到土耳其人的残暴，当地人个个惊恐万分，就连一向冷静又与土耳其缔结了和约的威尼斯人也火药味十足地进入了临战状态。据说他们在科孚岛的大堡垒中存储的弹丸、武器和粮食，足以应付三个月的围城。

离开气氛紧张的科孚岛，我们的船往北行驶没多久，便遭遇暴风。巨浪迎面扑来，船头仿佛直接插入了海中。海水渗进船上的每一个角落，浸湿了所有的东西。

水手们忙着与暴风雨搏斗，而我们这些乘客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尽力气抓住固定的东西。有人不断地呕吐，可谁也没有余力伸出援手。

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在暴风雨中更换船帆，场面惊心动魄。

首先，从帆桁上换下离开科孚岛时因风力不大而悬挂的被称为“雅提蒙奈”的大三角帆，换上面积稍小的“德尔撤奥罗”。但风越刮越猛，附近又没有可以避难的港口，水手们只好再降下“德尔撤奥罗”，换上更小的三角帆“巴巴费戈”和小四角帆“柯基纳”，将它们绑在三根桅杆中的其中两根之上。只要风没有大到吹断桅杆的程度，水手们还是希望靠船帆来操控船只，抵挡暴风雨。

然而，我们遇到的暴风雨实在太猛，最后还是不得不降下所有的帆，船在巨浪中上下起伏，左右摇晃。降帆虽然避免了桅杆折断的危险，但是在大风大浪中仅靠船桨的划行，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就在这时，船长提议，如果能熬过这场风雨，我们就去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朝圣，大家都表示赞同，并决定捐款。

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位于科孚岛以北约20英里（约32公里）之处，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教堂中以水手的守护教堂而著名。暴风雨过后，船在最先见到的海港抛锚，我们派代表前往教堂，其他人则在船上等候。

参拜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捐出善款表达感谢之后，船继续向北航行。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发现船尾处出现一道烛台形状的蓝白色火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持续了4个小时。水手们说，这是圣母马利亚降临的征兆，幸运马上就会到来。

两天后，奇迹再度发生。这次是出现在船尾和桅杆两处，还是烛台形状的蓝白色火焰。水手们告诉我们，这是圣母马利亚、圣尼各老和圣艾尔摩之火（St.Elmo's Fire）。

10月14日，抵达莱西纳。至此，漫长的旅行只剩下亚得里亚海的最后半程。我们将在这里停靠两天，等待海面恢复平静。其间借宿圣方济派的修道院。

在一路所遇到的修道院中，对朝圣者最为友善亲切的是以巴勒斯坦为首的东方的各地修道院。在一些清苦的地方，修士们会将寝室提供给客人，自己则睡在饭堂的餐桌上。他们不仅对朝圣者，只要是基督徒，不论贫富，都会一样受到热情的款待。

10月17日，到达伊斯特拉半岛的波雷奇。从这里到威尼斯大约只需要一昼夜。漫长的旅途走到这里，似乎有种已经结束的感觉。我们全体朝圣者与船长及其水手们一起前往供奉船员的守护圣人圣尼古拉（Nichola）的教堂，举行了平安远航归来的感恩弥撒。这是威尼斯水手们返航归国的惯例。弥撒通常都是在抵港前举行。

不知是弥撒时圣人碰巧不在，还是他没有听见我们的祈祷，海面上西罗科风吹个不停。从波雷奇往威尼斯，正好和这股西南风背道而驰。船长估计逆风还会持续数日。既然终点已经在望，也就不在乎多等几天。他决定等西罗科风过后再离开波雷奇。一些急着赶回去的朝圣，可以乘坐小船，不过要沿着海岸多绕一些路。我和其他几位朝圣客决定先走一步，坐小船也是一种体验。

到达威尼斯是在10月22日。从海上望见威尼斯城的那一瞬间，它的璀灿，它给归人的心灵抚慰，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平安归来的如释重负，再加上最后几天小船上的劳顿，我像死去般地昏睡了整整三天。

（朝圣者视角的叙述结束）

回家

桑多·布拉斯卡是在11月5日回到米兰的。35岁的他，在抵达威尼斯后足足睡了三天才恢复体力。经过如此的长途跋涉，照理说应该不会再有观光的兴致，可是这位桑多·布拉斯卡先生，一路上又在帕多瓦、维琴察（Vicenza）、维罗纳停留，没有错过归途的风景。在维罗纳，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的遗迹。最后，他在米兰的近郊，和特地前来迎接他的兄弟、朋友们会合，可谓是春风得意人归来。

另一位与桑多·布拉斯卡同行的朝圣者德国的修道士施密特，可就没那么高兴了。当他回到故乡乌尔姆（Ulm）时，竟然听说亲朋好友已经相传为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他，举行了葬礼弥撒。可见当时德国信息传递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而且准确性也很成问题。

话说布拉斯卡和施密特的这一趟朝圣，光是去程坐船的日子就有45天，在雅法上岸后走陆路前往圣城朝拜，之后再回到雅法上船，其间又用了22天，而回程在海上更是长达72天。真正是万水千山，漫漫长路。如果再加上他们往返于故乡与威尼斯之间，以及在威尼斯的等船时间，难怪桑多·布拉斯卡在出门前必须指定职务代理人。

在从威尼斯出发的朝圣者中，居住米兰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程算是最便捷的，但他在4月29日出发，到11月5日才回到故乡。像来自德国的施密特，或是法国的朝圣者，恐怕还得再加上两个月的时间。那两位在耶路撒冷与朝圣团分开后，环西奈半岛，再从亚历山大港返回的走“特别行程”的英国人，前前后后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

当然，如果运气好，一路顺风，又没有事故发生，还是可以缩短海上时间的。有记录证明，从威尼斯到雅法的航行只用了34天。不过，无论是持续顺风，还是无灾无难，概率都相当低。因此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去圣城朝圣，至少需要6个月。

桑多·布拉斯卡的圣城朝圣游记，于1481年2月在米兰首次出版，距离他旅程归来才3个月的时间。不难想象，再次做回官吏的布拉斯卡，一定是每天都废寝忘食地修改、校对着文字。这本书在1497年第二次出版，1519年发行了第三版。

撰写圣城朝圣记的，不光是桑多·布拉斯卡，仅从1458年到1498年，就有3位英国人、4位法国人、7位德国人和11位意大利人从不同的角度，写下了旅行日记。那么，他们留下文字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他们想以某种形式把自己的体验保留下来，其次是希望给日后去朝圣的人们作为参考。事实上，很多去朝圣的人，随身都会带着先行者的著作。第三个动机则是为了那些想去朝圣却因为种种理由无法成行的人，让他们通过书本实现梦想。包括桑多·布拉斯卡的日记在内的旅行书籍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不外乎是鉴于以上的理由。

这些“旅行记”通常都配有素描插图。桑多·布拉斯卡的书中也有一些不算漂亮的插图。在同类作品中，两位德国人撰写的书中插图，堪称精华。在那个没有摄影器材的年代，这两位在不同时期分别从威尼斯出发去朝圣的德国贵族，一位带了手绘师，另一位则带上版画师同行。

通过画匠们的笔端，15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街景、朝圣专用船“孔塔里纳”号的模样，波雷奇、扎拉、拉古萨、莫东、克里特岛的干地亚、罗德岛、塞浦路斯岛等朝圣船停靠的港口城市，以及上岸后的雅法、耶路撒冷的街道，还有圣墓教堂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许正是因为德意志人的这种追求，才促成了20世纪摄影产业的发达吧。当然，这只是我小小的异想天开而已。

这里，做一个郑重的声明。上文摘录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记”，有部分内容并非原作。因为许多在15世纪末的基督徒眼中稀松平常的事情，对20世纪的现代人而言却是相当陌生。所以，有关这部分以及航海的一些内容，我是参考了其他朝圣者的笔记和当时的航海记录，模仿桑多·布拉斯卡的笔调改写的。

另外，“旅行中”随处可见的祷告文，除了我简单地带到的两处，其余部分全都做了删除。这些旅行笔记，对如今打算去朝圣的信徒们已没有实用的价值，当然也许会有人想了解在圣地的各处具体应该吟诵哪一段祈祷词，不过考虑到大多读者都和我一样不是基督徒，最后还是决定删除。

话说1480年，正是以花都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花朵绚丽绽放的时代。在精神和经济上推动这股文化思潮的关键人物、人称“豪华者”洛伦佐，时年31岁，恰是风华正茂。在这位事实上的君主统治之下，佛罗伦萨共和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优雅、最幸福的时期。

这一年，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35岁。接连创作了《春天》和《维纳斯的诞生》。虽然这两幅画算不上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15世纪末最杰出的画作。

莱昂纳多·达·芬奇，28岁，与波提切利同在佛罗伦萨。他正在画《博士来拜》。

而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卡普雷塞（Caprese）的乡间，5岁的米开朗基罗大概正和顽皮的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

在比卡普雷塞更靠近佛罗伦萨的奇昂第（Chianti）地区的某个村庄，11岁的马基雅维利正跟着附近的神父学习拉丁语和算术。这位日后开创了政治学的文艺复兴巨匠，彼时还是一个常常逃课的同一个时期，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另一座文艺复兴代表城市威尼斯，贝利尼家族掀开了威尼斯绘画史的新篇章。家族成员中的詹蒂利·贝利尼，此刻正以文化使节的身份，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宫皇宫，为土耳其苏丹作画。他是威尼斯政府根据土耳其苏丹的要求，作为威尼斯最优秀的画家被派去土耳其的。至于威尼斯画派第一人的提香，当时还是三岁的孩子。

另外还有一位人物，虽然在1480年尚未出生，但既然讲到文艺复兴，就不能不提他的名字。拉斐尔·桑齐奥（Raffaello Sanzio）是在三年之后的1483年出生的。

细数以上这些璀璨的名字，让人感觉1480年似乎是一个远离朝圣，充满华丽的异教色彩的年代。事实上，这股现实主义的风潮，在之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我之所以挑选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朝圣活动论述，不是想证明非宗教时代下，人们依然可以保持虔诚的信仰。

简单说，圣城朝圣这个宗教现象即使受到外力的阻挠，依然会持续下去。然而，它一旦与威尼斯人扯上关系，就不再是纯粹的朝圣，而是变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性、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组织旅行团观光，并非是现代的产物，这一点才是我想证明的。

当然，向大家介绍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日记，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原来圣城朝圣可以积攒那么多的赦免。朝圣后再度回到职场的桑多·布拉斯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驻外大使。他终生未婚，热心慈善，不做坏事，活到77岁，于1522年去世。想来他朝圣所存下的免罪权，大部分都不曾使用，应该是带着天堂里有自己一等席位的信念安详地离开了人间吧。

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胡椒危机

就在16世纪还有几个月就要到来的1499年7月，威尼斯共和国经济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因为一条刚收到的消息骚动不已——葡萄牙的船队绕过非洲的南端，横渡印度洋，到达了加尔各答（Galcutta）。

发现了前往印度新航线这个爆炸性“新闻”在刚出炉的时候，内容相当混乱。最初从开罗传来的消息中，竟然把葡萄牙船队的船长说成是哥伦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渐渐地有所修正，从亚历山大传来的消息称葡萄牙船队离开了加尔各答，而来自里斯本方面更明确地指出，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船队，已在7月10日返航。

面对不可动摇的事实，可想而知里亚尔托商业街所受到了怎样的震撼。在过去的300年里，威尼斯凭借着地中海航线的优势，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而香料又是支撑威尼斯贸易最主力的商品。手里拿着记录前一天商品最终批发价日报（我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的商人们，不停地讨论着此次事件给今后带来的影响，直到交易时间结束也久久不肯散去。

如果《里亚尔托日报》刊登的内容不只是商品价格一览，而是像《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那样话，相信1499年7到8月之间的头版头条，连日都会出现以下字样：

葡萄牙发现印度新航线！

葡萄牙舰队有意封锁红海？

胡椒危机！威尼斯经济面临灭顶之灾！

政府火速召集元老院会议！

政府考虑暂时关闭里亚尔托市场！

编年史作者，同时也是里亚尔托常客的银行家吉罗拉谟·普留利（Girolamo Prhili）形容威尼斯当时的情景“如同没奶吃的婴儿”。

随着达·伽马的英勇事迹逐渐清晰，乌云罩顶的里亚尔托分化成乐观和悲观两派。

乐观派认为，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往返一次需要两年的时间。虽说可以通过不断的航行来缩短时间，但毕竟距离太远。达·伽马船队的13艘船，只有6艘安全返回。风险如此之高，最终葡萄牙会放弃这条航线。因此，它对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贸易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影响。

可是，普留利并不接受这样的论调。包括他在内的悲观派同样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反驳：“葡萄牙人势必会继续使用这条航线。以他们的航海技术，迟早能将时间缩减至目前的一半，途中的损失也会不断地降低。最重要的是他们无须通过中间商，可以直接向印度人采购廉价的商品，不必像威尼斯商人那样交易过程几经转手，支付多重关税。因此，以威尼斯人主导的地中海贸易前景黯淡。”

然而，普留利等悲观派们的预言，只说中了一半。虽然葡萄牙没有放弃新航线，但威尼斯的经济也没有因此毁灭，仍然以一贯的方式接受了这场挑战。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严格地说是发现西印度洋群岛的1492年，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水岭。这场揭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事件的确改变了西欧以往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地中海为中心，威尼斯在其中始终扮演着主角，但从今往后，舞台转向大洋，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享有的主导权。然而，将威尼斯的衰退，简单地归咎于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潮流，又实在是过于简单化。

航海者们

正如莱昂纳多·达·芬奇并非是横空出世，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壮举，亦非偶然，基础从200年前就已经打下。让鸡蛋立起来，只是跳脱固有的思维模式，但探索未知世界的航海，则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坚强的意志，而且绝对需要运气。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麦哲伦，他们都属于幸运的男人。

越是接近未知的世界，就越需要精准的地图。最早的近代地图，是在14世纪初期，由一位威尼斯的神父和一位贵族，以及一位定居威尼斯的热那亚制图工匠共同制作而成。这张涵盖了中东以及地中海周边地区位置的地图，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依然相当的准确。三位制图人的本意，旨在为基督教进攻伊斯兰世界助力，尽管愿望没有实现，但这张地图的出现，却成了近代地图、航海图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进入15世纪初之后，威尼斯在制作地图领域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虽然热那亚人也擅长地图绘制，但由于他们欠缺共同体意识，根本没有想过让地图成为公共资源，在这一点上，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活跃于海上的葡萄牙人与他们非常相似。即使是保存下来的葡萄牙地图，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威尼斯制作，或由威尼斯人复制的。

15世纪制作的地图或航海图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视野向外伸展了许多。其中，威尼斯穆拉诺岛的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更是复苏了自古代以来便中断的世界地图的制作，而且在内容上增加了最新的知识。毛罗修士不仅认真地学习古代地图，详细研究了马可·波罗的记述，还幸运地得到了一位航海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的帮助。

在与毛罗相识之前，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已经绘制过两张航海图。他的主业是威尼斯商船上负责警卫的战士。由于职业的缘故，比安科不仅对黑海沿线的塔那、贝鲁特、亚历山大、希腊诸岛了如指掌，对北非沿岸地区也是烂熟于心。他曾经7次跟随走佛兰德斯航线的威尼斯商船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

有一张海图是他在伦敦绘制的。地图上“巨大的确实存在的岛屿”，甚至出现了美洲的形状。从未涉足大西洋群岛的比安科的这份丰富的想象力，可能是在与那些乘坐威尼斯商船从里斯本到南安普顿的大西洋专线的葡萄牙领航员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

然而，要挑动起人们的冒险之心，仅靠地图、海图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字记录。诸如旅行记之类有过实际经历的人们的叙述，会点燃起那些尚未成行者心中的火焰。在这方面，威尼斯始终走在前列。西欧最早的游记全集就是威尼斯在1550年出版的。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了有关新世界的记述。最初问世的，是威尼斯贵族阿尔维泽·达·莫斯托（Alvise da Mosto）的手记。他本人的经历，是许多因缘巧合而踏上未知之地的威尼斯人的典型例子。

1454年，阿尔维泽搭乘佛兰德斯固定航线的威尼斯商船去伦敦做生意。商船在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里斯本的途中，为等待顺风而临时靠港。在那里，阿尔维泽见到了葡萄牙王子的家臣、日后被称为“航海王亨利”的男人。这种见面，属于友好国之间惯有的礼节性拜访，话题通常以商业为主。而那一次与葡萄牙人的谈话，却深深地吸引了时年22岁的阿尔维泽，激发了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过，谈话之后，阿尔维泽还是按计划从南安普顿上岸，在伦敦办完事情后，返回了威尼斯。

第二年，阿尔维泽带着在非洲可能会热销的货物，再次登上佛兰德斯航线的商船。这一次，他在里斯本下船，换乘葡萄牙的船，沿着非洲海岸线南下，到达塞内加尔（Senegal）。当地的酋长相当“友好”，一匹马可以换到9~14个原住民。黑人奴隶在里斯本很有市场，但阿尔维泽赚到的不仅是金钱，这次经历让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又过了一年，阿尔维泽再次乘坐葡萄牙的船，在他的建议下，航行的目的地将再往南延伸至冈比亚（Gambia）。不料，途中遭遇大风袭击，船偏离了航线，结果偶然地发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之后，阿尔维泽·达·莫斯托在里斯本居住了10年，专营欧非贸易。他将同胞从威尼斯带来的商品以及葡萄牙本地的货物卖到非洲，再购买非洲的土特产带回里斯本销售。其间，他把自身的经历记录下来，内容还包括葡萄牙水手们转述的所见所闻。

结束10年的海外生活之居，阿尔维泽返回祖国，开始忠实地履行威尼斯贵族应尽的义务，后半生一直担任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公职。他曾经参加过对土耳其的战役，当选为元老院议员，指挥过舰队，也出任过海外基地要塞的司令官。阿尔维泽在工作之余，将迄今为止收集的资料整理成册，有关非洲赤道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便出自他手。

除了非洲，在14世纪末期，还有一位威尼斯人发现了北美洲的格陵兰岛（Greenland）。这个人名叫卡格·泽诺（Carlo Zeno），是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的英雄卡洛·泽诺的弟弟。卡洛曾在1358年时担任过固定商船队的指挥官，来往于佛兰德斯航线。之后，因为出任莫东-科伦总督时犯下的恐吓罪而遭到追诉，从此不再担任公职。

在佛兰德斯航线上任职时，卡洛从英国水手那里听到了各种见闻，引发了他向西远航的冒险心。被剥夺公职之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在卡洛留下的旅行记录中，对拉布拉多（Labrador）的爱斯基摩人的房子、皮划艇的描述十分准确，应该是确定目睹过这些事物。他还提及有一个修道院用热泉取暖、煮饭，这块土地日后被证实就是格陵兰。

不过，格陵兰是否是由卡洛·泽诺所发现，至今无法定论。因为这份记录是在150年后，当赖麦锡计划编纂游记丛书时，在泽诺家的书库角落里发现的，因此，很难判断说内容没有经过后人的添补或修正。卡洛本人从北大西洋旅行归来后不久，便在1400年去世，估计是没来得及公开发表游记。

与北美洲有关的，还有一位。他虽然不是威尼斯人，却有一个威尼斯的名字，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卡博托年轻时便移居威尼斯，后来娶了当地的女子，孩子也出生在威尼斯。1472年，卡博托在威尼斯的居住时间满15年，因此获得了威尼斯的市民权。他经营香料生意，常常来往于穆斯林统治地区，他在书中还提到曾经去过麦加。1493年，卡博托在瓦伦西亚（Valencia）的卡博托，遇见了途经此地，正要赶回去向西班牙国王及女王报告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哥伦布。

哥伦布告诉卡博托，自己找到了去往印度距离最短且最好的航线。可是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也曾在东方与印度商人有过接触的卡博托，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看出哥伦布带回来的那些所谓的当地产品以及原住民，都不是真正来自印度。而且他也不相信，往西航行只要那么点儿时间，就能到达当时被称作契丹（Cathay）的中国。

不过，与哥伦布的相遇，还是激励了卡博托。虽然他和哥伦布一样，从来不曾想过有新大陆的存在，但他认为，哥伦布所说的地点，不是通往亚洲的最佳航线。如果地球是圆的话，横穿纬度最高的大洋，由此从陆地南下至Zipangii （日本），从那里继续往南到盛产香料的岛屿，才是最有效率的航线。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卡博托选择以英国为起点。因为以前在南安普顿时，他就听说英国西部的渔夫自100多年前开始就在爱尔兰近海捕鱼，他们十分了解北海的航线。卡博托决定征集水手，并效仿哥伦布的做法，向国王请求资金上的赞助。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亨利七世。也许是因为玫瑰战争已结束，可以腾出精力来考虑国家建设，热衷于振兴商业的亨利七世答应卡博托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卡博托将家人从威尼斯接到布里斯托（Bristol），正式着手进行远航的准备。英国国王承诺，如果在大洋彼岸发现了新土地，当地居民不是基督徒的话，土地将赐予卡博托。至于资金方面，国王则是推荐商人们提供。

可是，英国人天生疑心重，1497年出发的卡博托的探险队，最终只有一艘船参加，船员加上两位布里斯托的商人代表，总共才18个人。或许是上帝怜悯这支形单力薄的船队，海上一路通畅，35天后他们发现了特拉诺瓦（Tern Nova，即纽芬兰岛），卡博托将英国、罗马教会和威尼斯的国旗插在岛上。之后，他们沿着陆地继续南下了300里格（League，约2000公里）。距离日后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半岛越近，卡博托就越是确信他发现了一块富饶的新大陆。然而，现有的装备，无法支持他们继续往前航行，一行人决定先返回布里斯托。

无论是迎接船队远航归来的布里斯托商人，还是得到探险成功报告的英王亨利七世，当然还包括卡博托本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就是亚洲的某处。这一次，英国人转变了态度，决定资助卡博托中断了的前往中国的探险，让他实现途中停靠日本，最终到达香料群岛的远航计划。翌年，从布里斯托出发的卡博托船队中的航船增加到了5艘。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任何船或人归来。

过了一阵子之后，去大洋彼岸新大陆的话题便在英国销声匿迹。继任亨利七世的新国王亨利八世对寻找新大陆也没什么兴趣。乔瓦尼·卡博托留在布里斯托的儿子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Caboto）虽然握有父亲遗留下的横渡大洋西行的全部资料，可惜形势不尽人意。结果，他离开英国，去了西班牙。

塞巴斯蒂亚诺在西班牙做了30年的总领航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主要负责汇总、研究航海历史记录，再配合气象观测，为远航大西洋的西班牙船队制定航线。气象观测要到16世纪中期，才成为航海技术的主流。1508年时的塞巴斯蒂亚诺，不知道是在哪里学到的气象观测的知识。如果是来自父亲的指点，那么其父乔瓦尼·卡博托的航海技术水平显然是远远超过了包括哥伦布在内的同时代的航海者。

也许是塞巴斯蒂亚诺·卡博托厌倦了书桌上的文案工作，他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组织船队探险的计划。他列举了各方面的实例证明，完全有可能发现通往契丹（中国）的最佳航线，唯一欠缺的就是资金。塞巴斯蒂亚诺拥有威尼斯市民权，所以才会向威尼斯共和国提出资金援助的要求。

威尼斯政府收到塞巴斯蒂亚诺的申请后，令因编纂游记丛书而与塞巴斯蒂亚诺有书信往来的赖麦锡，先对计划进行评估，最终由委员会做出决定。不久，人在西班牙的塞巴斯蒂亚，收到了来自威尼斯的回复，威尼斯拒绝赞助，理由是计划不切实际。

威尼斯原本就不是一个突出个人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正好和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开拓新市场还是发现新航线，热那亚人始终领先于威尼斯人一步。

然而，哪怕是被外国人抢先了一步，但只要威尼斯判断事情有利可图，政府和个人必同心协力，赋予其实际的意义。尽管开发新商品的速度迟缓，但将其产业化的能力，威尼斯却是一流的。他们重视共同体利益，一切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那些个人创造力十足，但背后无国家支持的外国商人，常常会被威尼斯陷于不利的处境。

威尼斯之所以对大西洋航线始终态度消极，既不是由于国力衰退，也不是国民丧失了进取之心，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渡大西洋，不会对胡椒生意带来实质的效益。

达·伽马船队从印度归来的消息让威尼斯人惶惶不可终日。相较之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没让里亚尔托商业区的威尼斯商人们感到震惊。这是因为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满载香料而归，而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远洋船带回了印度人，但没带回一粒胡椒。

除此之外，威尼斯人对所谓的殖民帝国完全没有兴趣。如果对比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写的旅行记，就会发现两者的着眼点非常不同，西班牙人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如何占有新土地。不管怎么说，世界的确已经发生变化，进入了西欧各国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来扩张势力范围的时代。1542年发现的群岛被命名为菲律宾，就是源自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不是对任何无利可图的事情都毫不关心。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收集情报似乎成了他们的习性。1550年出版的题为“航海与旅行”的游记丛书中，竟然收录了关于当时与威尼斯毫不相干的日本的内容。

编纂这套丛书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是决定威尼斯重大事项的机构、大名鼎鼎的“十人委员会”的书记官。他的编文周到缜密、公正客观，水准不亚于任何专业的出版人。这套游记丛书共计6卷，如果按照当今的装帧方式，每卷都超过了1000页。下面我将介绍全集的目录，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威尼斯人所关注的范围。

第一卷

*莱奥·阿菲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本名哈桑·瓦赞（A1Hasan AlWazzan），出生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非洲见闻。

*阿尔维泽·德·莫斯托、佩得罗·辛特拉（Pedro de Sintra）、迦太基提督安诺内（Arinone）、无名葡萄牙领航员等人的非洲西海岸航海志。

*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M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的非洲航海记录。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本人提交给佛罗伦萨共和国统领的有关他两度远航新世界大西洋沿岸的报告。

*洛多维科·达·瓦尔泰马（Lodovico da Varthema）来自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旅行记。

*希腊人扬波罗的印度洋航海记。

第二卷

*安德烈亚·柯撒里（Andrea Corsaii）寄自印度的两封书信。

*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的埃塞俄比亚旅行记。

*赖麦锡与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关于尼罗河洪水的对谈。

*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主帅尼亚尔霍斯（Niarchos）的波斯湾航海记。

*威尼斯商船船长有关印度孟买、波斯湾、红海的旅行报告。

*奥多阿尔多·巴尔傅萨（Odoardo Barbosa）有关东印度的记述。

*托梅·皮雷斯（Tomd Pires）有关从红海至中国一带的各王国、城市和居民的记述概要。

*尼科洛·达·孔蒂（Niccolo da Conti）、吉罗拉莫·桑多·斯特瓦诺（Girolamo Sando Stefano）的东南亚旅行记。

*麦哲伦（Magallanes）有关环球航行的报告。

*赖麦锡关于胡椒贸易的考察。

*路易·洛佩斯·维拉洛博斯（Ruy L6pez de Villalobos）的太平洋航海记。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等耶稣会传教士寄自日本的5封书信。

*胡安·巴罗斯（Juan de Barros）关于亚洲的5篇纪文。

第三卷

*马可·波罗的亚洲旅行记。

*海顿·阿尔梅诺（Hayton Armeno）关于波斯的历史。

*乔瓦尼·马利亚。安杰耶洛（Giovanni Maria Anjoiello）、无名商人、霍萨瓦·巴尔巴罗（Giosafat Barbaro）、安布罗焦·孔塔里尼（Ambrogio Contarini）等的波斯旅行记。

*艾伯特·肯培塞、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等人关于莫斯科的著述。

*西吉斯蒙德·冯。赫尔本斯泰因（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有关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报告。

第四卷

*古罗马人阿利亚诺（Agliano）的环黑海航行记。

*乔治·因特力阿诺关于高加索人生活的报告。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关于西多族的记述。

*皮耶托·奎里尼（Pietro Querini）、克里斯托弗·菲奥拉万特（Cristoforo Fioravante）、尼科洛·米迦勒（Nicolo Michele）等人的挪威航海及其海难记。

*卡博托父子的大西洋航海记。

*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波斯旅行记。

*卡洛和安东尼·泽诺的格陵兰岛发现记。

* 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西莫内·迪桑·昆蒂诺（Simone di San Quintino）的蒙古人领地游记。

*奥多里科。达。波尔代诺内（Odorico da Pordenone）两篇关于中国旅行的记述。

*亚历桑德罗·瓜尼尼（Alessandro Guagnini）和马泰奥·米科奥波的东欧报告。

第五卷

*彼得·马特·丹吉安拉（Peter Martyr d’Anghiera）所著的关于新世界的十章概要。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所著的西印度群岛史概要。

第六卷

*费尔南多·科尔特斯（Fernando Cortez）的关于墨西哥的三份报告。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和迭戈·戈多伊（Diego Godoy）关于危地马拉的报告。

*西班牙无名商人关于墨西哥人的报告。

*潘菲洛·德·纳瓦埃斯（PAnfilo de Narvdez）等人的制两哥探险记。

*弗朗西斯科·拉乌劳的加利福尼亚湾探险记。

*科罗纳多、安东尼奥·德·门多扎（Antonio de Mendoza）、马用修道士、费尔南多·德·阿拉孔（Fernando de Alarcon）等人有关北美（现美利坚合众国）的探险报告。

*西班牙无名骑士、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Francisco De Xerez）、佩德罗·皮萨罗（Pedroo Pizarro）关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秘鲁的报告。

*亚马孙流域探险记。

*法国人的北美（现加拿大）探险记。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等人的北美东岸探险记。

*切萨雷·费代里奇（Cesare Federici）等人的北美旅行记。

*荷兰人的三次北海航海记。

以16世纪中叶的编纂水平，这套游记丛书的内容可以说几近完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可或缺的哥伦布本人所写的航海记没有能够被收录其中。当初，赖麦锡四处寻找文稿，结果还是徒劳无功。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来是西班牙政府顾忌与葡萄牙之间的政治形势，不想公开哥伦布的航海记；二来是因为原稿已经遗失，仅剩下封面和其中的两页。即使是复制本（应该说是忠实于原文的概要）也是到1825年才问世。赖麦锡编纂这套丛书时，哥伦布离开人世已经半个世纪。从复制本轻易转手来看，哥伦布的后人对此似乎不怎么在乎，因此不会像卡博托那样与赖麦锡书信往来，沟通相关事宜。

尽管游记丛书中没有出现哥伦布，但威尼斯政府对于他的丰功伟业并非一无所知。威尼斯驻西班牙的大使秘书官皮萨尼曾将哥伦布的航海记复本概要作为绝密文件送回本国，后来元老院议员兼武将的编年史作者马利皮耶罗（Malipiem），又把内容浓缩成两页，写进了自己所著的《年代记》中。

威尼斯政府对一粒胡椒也没带回的哥伦布都派了间谍去打探消息，更何况是对满载而归的瓦斯科·达·伽马舰队。葡萄牙国王公开发表的那些消息，威尼斯自然是不会照单全收，自己派人火速去了葡萄牙。

乔装成商人的威尼斯间谍帕斯奎诺（Pasquino）刚到葡萄牙，就因佛罗伦萨人的告密而遭到逮捕，后经威尼斯大使背后斡旋，很快被释放。出狱后的帕斯奎诺，表面上做着生意，暗地里不断地收集情报送回威尼斯。

帕斯奎诺的报告巨细靡遗。从达·伽马船队离开里斯本和归来的具体时间、船队的船只种类、船员人数、航线及其风向、船只的损失状况，到抵达加尔各答后印度人的反应、当地采购香料的实态，一应俱全，甚至连带回的香料的种类及其数量都有记录。帕斯奎诺还提到达·伽马船队往返耗时16个月的航程（去程12个月，回程4个月），有可能缩短到8到10个月。

也不知道葡萄牙国王是否了解帕斯奎诺的真实身份，在接见时告诉帕斯奎诺，今后如果埃及的苏丹不肯卖香料，威尼斯可以来里斯本采购，再也不需要和反复无常的异教徒做生意。葡萄牙计划每年向印度发40艘船，同时也在考虑征服印度。

有关瓦斯科·达·伽马远航的详细情况之所以为后世所知，并非是因为他留下了航海记，而是在达·伽马在归国后，在里斯本做生意的佛罗伦萨商人向本国做了报告。然而，这份报告长期无人问津，一直到它被收录进赖麦锡编纂的游记丛书中，达·伽马远航的事迹才广为人知。但是，早在书籍出版的半个世纪之前，威尼斯政府就已经掌握了非常详细且准确的情报。也就是说，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威尼斯在资讯方面完全没有落后于人。

那么，为什么威尼斯自己没有组织远洋船队呢？难道他们没有征服殖民地的野心吗？那么对大西洋航线的消极态度姑且说得通，但无法说明他们对非洲航线的忽视。与葡萄牙前往印度航线的船队相比，当时的威尼斯在规模上明显更具有优势。倘若再加上他们的组织能力，葡萄牙根本不是对手。然而，威尼斯竟然一次也没有尝试过远洋航行。

站在后世的角度评判历史的人们，认为当时威尼斯的不作为，体现了他们的保守性。可是，如果东地中海的市场情况真的是那么令人绝望的话，威尼斯应该无暇去纠结是否在远洋技术上落后，必定会全力以赴地开辟非洲航线。胡椒之于威尼斯经济，就像婴儿之于母乳一般重要。事实上，地中海的贸易不仅没有陷入绝境，反而形势相当好。至少葡萄牙人并不是由于西欧香料短缺的原因，而开始积极开辟非洲航线的。

300年来始终是威尼斯贸易主力商品的香料，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它的交易渠道大约有以下4条途径：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①和②两条路线由于盗贼的出没而越来越不安全。安全系数降低意味着风险增大，商品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虽然威尼斯商人没有撤离黑海沿岸的塔那、特拉布松等地，但在这些地方采购的商品主要是皮草和小麦等，从远方的波斯运来的商品几乎已经消失无影。

③和④路线中的利比亚、埃及，由于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相对比较安全。1400年之后，这两条商路不仅运送东南亚群岛的香料，还有来自中国的货品。

话说回来，以埃及为大本营的马穆鲁克王朝，尽管控制了包括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大半个阿拉伯地区，可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如今的伊朗）却没有威慑力。换言之，经过巴格达的这条商路，无论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至大马士革或阿勒颇（Aleppo），还是穿过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登陆，经大不里士前往黑海，都无法保证安全。最好就是避开波斯统治下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一带。

不管怎么说，经由红海的③和④两条商路所运输的货品，无论是从质或量上，还是远远地超过了①和②路第十章大航海时代的挑战线。红海线路还兼有前往麦加的朝圣功能，对穆斯林商人也十分便利。

从印度运来的商品，在吉达（Jeddah）港卸货。结束朝圣后，穆斯林商人们便组成庞大的商队（caravan），穿越沙漠北上。人数之多，据说仅走出麦加城门就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当商队行至苏伊士附近时，分成两队，往北的前往大马士革，往西的则经过开罗前往亚历山大。

迎接穿越沙漠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开辟的叙利亚商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不仅是香料的集散地，也是威尼斯商品的输出地。尤其是帖木儿帝国将首都设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后，大马士革的很多工匠被强制迁移至撒马尔罕，叙利亚对威尼斯的依存度因此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威尼斯工业的发展在刚起步时，就是为了满足叙利亚的需要。叙利亚商路前往地中海的出口在贝鲁特和的黎波里。

基于上述理由，保证红海商路的安全，对于威尼斯来说非常重要。这条线路虽然总体上比较安全，但还是会出现种种麻烦。穿越沙漠的大商队即使有武装士兵护卫，但对那些骑着阿拉伯快马如疾风般袭来的贝都因人强盗还是防不胜防；埃及苏丹善变捉摸不定，再加上红海沿岸地方土豪们对埃及苏丹并非那么驯服，他们坐地起价，随意征税，这些问题都给威尼斯商人稳定商品成本带来了障碍。

到1424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威尼斯向埃及提供武器，协助苏丹成功地控制了包括亚丁（Aden）在内的整个红海地区。这不仅减少了红海航线的风险，从此也不必被迫停靠亚丁港，支付高额的关税。若无靠港的需要，阿拉伯的商船可以直接前往吉达。

埃及苏丹势力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沙漠霸主贝都因人。这一连串形势的变化，都促进了商品成本的降低，所以威尼斯才会把通商的主要地区，锁定在埃及和叙利亚。也正因为这样，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没有让威尼斯的经济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300年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对威尼斯人而言，犹如当今的纽约、伦敦对于商界的重要性。经营大宗贸易的商人或银行，都会在当地设立办事机构。哪怕是那些没有条件派专人常驻的中等商人，也会花钱委托代理人处理商务和收集情报，否则就没法在亚历山大做生意。威尼斯在亚历山大的领事馆，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活动经费都远远地超过驻开罗的大使馆。

威尼斯在亚历山大有两间大商馆。虽说建馆的目的为商用，但建筑物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威尼斯人的美学品味，它们被誉为亚历山大最美的建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仅拥有一间商馆，加泰罗尼亚人和刚参与地中海贸易的法国人在亚历山大的据点都只有巴掌大。

由于是在异教徒土地，商馆的四周围起高墙，墙上是被威尼斯人称为“花边纹样”的阿拉伯独特装饰。这种装饰风格对威尼斯建筑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元首官邸等建筑中看到“花边纹样”。

商馆中心区域的中庭，种有草木，装置喷泉，这也属于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进出不绝的商品放在拱门相连的回廊上，边上的房间有的作为仓库，有的则是谈生意的会客室。楼上是短期停留亚历山大的商人的宿舍，长期在当地的商人，大多会在商馆附近寻找独立的空间居住。为了防止火灾，厨房和面包作坊都设在楼上，另外还有理发室，解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

商馆还设有教堂。虽然馆内属于治外法权，但只要苏丹一声令下，这个权利随时都可能作废。为了保护基督徒不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的伤害，馆内人员在夜间和伊斯兰教休息日的星期五，都不得外出。除了亚历山大，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内，威尼斯在所有的商业重镇都设有类似的商馆。

所谓交易，就是以物易物。单向进口的商业形式既不健全也没有持续性。就像叙利亚需要威尼斯商人的货品一样，埃及与威尼斯之间同样维持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威尼斯向埃及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德国人卖到威尼斯的铁、黄铜、铜和银器，以及意大利生产的纺织品、威尼斯特产的玻璃制品等。小型的携带式指南针也很受阿拉伯人的欢迎，不过他们主要不是用于航海，而是穿越沙漠时使用。

话说回来，以上这些商品不属于威尼斯商人的独家销售，热那亚、加泰罗尼亚、马赛等地的商人们也做着同样的买卖，只是商品种类的比重不同而已。由此可见，威尼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并非是源自商品的特殊性，而是将通商贸易彻底地系统化、组织化，这才是他们的独到之处。

前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威尼斯固定航线，以每年初冬返港的日程一直在稳定地运转着。船队通常由10艘商船组成，另有加莱战船负责保驾护航。安全且有规律的贸易是威尼斯人为自己定下的通商原则。

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政府的管理具体到每一条船，每一个商人。设立于各商业重镇的威尼斯大使、领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当地的领袖保持密切地联系，保护和监督在当地的本国商人。

可是，如果政府的“行政指导”做过了头，又会抑制个人的活动。因此，还需要有变通性。比如说威尼斯的海商法规定，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必须由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负责运输。但如果固定商船队的负荷过重，或者是遇到突发事件，还是可以先用帆船将香料从亚历山大、贝鲁特运往克里特或塞浦路斯岛，然后再从那里改换加莱商船运回威尼斯。

有法可依，能够给人们带来安心感。但过分的循规蹈矩，就像不爱运动的人容易出现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预防“动脉硬化”的问题。

威尼斯政府张弛有道的政策，为威尼斯商人在伊斯兰世界成为最受信赖的商业伙伴起到了帮助，任谁都愿意与守时的人打交道。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占据地中海贸易总量的2/3到3/4，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纯粹的经济思维方式。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哪个生意人可以保证自己只和观念相近的民族打交道。无论叙利亚还是埃及，掌控红海这条商路的是马穆鲁克王朝的专制君主苏丹，而且这些国家信仰的还是伊斯兰教。与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保持共存共荣的商业关系，苏丹在理性上是认同的，但他的理性，时不时会被愤怒代替。

苏丹的这种“伊斯兰的愤怒”一旦爆发，即使是在商馆内享有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照样会遭遇入狱、商品被没收等无妄之灾。但凡要求他们像威尼斯保证境内的穆斯林商人的权益一样，保证威尼斯人的商业自由和人身安全，当权者总是回应称此乃真主的意志。与穆斯林做了几百年生意的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再小的事情也是谨慎地对待，尽量不让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这里举一个例子。1442年，在巴勒斯坦亚阿卡经商的威尼斯市民皮耶罗·马切洛（Piero Marcello）因叙利亚人在生意成交后迟迟不肯付款，一怒之下将这名叙利亚人绑上了船。马切洛驾驶着这艘与朋友共有的帆船在贝鲁特靠港上岸。他不仅没有释放叙利亚人，还以谈生意的名义，将10名穆斯林骗上船，一口气开到罗德岛，把这些人卖给了当地人做奴隶。

威尼斯政府闻讯后，立刻宣布判处马切洛绞刑，并悬赏4000达克特的奖金活捉马切洛，交出尸首的人也能获得2000达克特。同时，火速派特使赶往开罗，要求勃然大怒的苏丹释放所有因受牵累而遭逮捕的威尼斯人，恢复威尼斯在当地享有的商业持权。双方交涉的结果一切如威尼斯所愿。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北非。当时正在北非沿岸航行的威尼斯商船遇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不仅船被拖到他们的根据地罗德岛，船上的10位穆斯林乘客全被卖为奴隶。

保护乘客的安全是船长的义务。于是，威尼斯政府下令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立即出动。抵达罗德岛的威尼斯舰队，在港口一字排开，船上的大炮齐齐对准要塞，逼着骑士团要么释放穆斯林，要么开战。不用说，威尼斯的船和乘客最后都平安归返。

很不幸，世间的事情并非因为做得有道理便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威尼斯的举动，遭到了基督教各国的非难，他们斥责威尼斯为了利益，毫无节操地勾结异教徒。从高举消灭异教徒大旗的圣约翰骑士团，到出没于地中海的法国、西班牙的海盗船，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去袭击威尼斯的商船。为固定航线的商船队保驾护航的威尼斯加莱战船除了要对付北非的专业海盗，还得提防同为基督徒的船只，在没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前，绝不轻易地靠近做礼节性的拜访。

其实，威尼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非那么亲密。如果摆出强硬的姿态，能够解决问题，威尼斯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控制红海商路的埃及的苏丹，一直盘算着提高香料的价格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有一次甚至威胁说不到要求的价格，绝不出手。对此，威尼斯方面以价格不合理而断然拒绝。

拒绝了苏丹要求之后，威尼斯政府首先令国民将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财产或投资全部转移到克里特岛和莫东岛，除了外交人员之外，当地的商人及其家属全体撤往克里特岛。待苏丹无法再以没收财产或扣留人质相要挟时，威尼斯政府这才向所有到港的威尼斯商船下达指令，要求他们不要立即卸下带来的货品，见机行事，而且必须在船上进行交易。

结果，1430年出海的商船队只带回了少量的香料，但是在第二年的1431年，船队则是满载胡椒而归。

当然，专制君主的欲望不会因为一次的挫折便偃旗息鼓。被称作哈里发的埃及苏丹不断地尝试着去控制香料市场。遇到这种情况，威尼斯既做出过反抗，也有不得不妥协的时候。不过即使妥协，威尼斯人也会死缠烂打，能多争取一分算一分。与苏丹交涉的威尼斯大使，顾不上讲究什么体面，毕竟这件事关威尼斯商品的库存量。

最终，威尼斯按照苏丹提出的价格签下了210大袋的胡椒。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准许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的集市自由购买胡椒。210大袋的胡椒，仅是威尼斯商人在亚历山大集市采购的数量的1/10。

为了解决两种采购价之间的差额，威尼斯政府以税金的形式向亚历山大的商人们征收，这样，胡椒的价格就不会因为对苏丹的妥协而受到波动。

如上文所述，威尼斯人对降低商品的成本和保证红海航线的相对安全，可谓是不惜余力。从1420年到1440年，威尼斯市场的胡椒批发价成功地下降了50%。每大袋胡椒40达克特~50达克特的市价，直到15世纪末都没有做过大幅度的调整。威尼斯就是以这个价格每年向西欧运送2万吨到4万吨的香料。顺便提一句，由于胡椒是香料市场的大宗商品，因此，香料整体价格的波动是以胡椒价格为指标。

这就是15世纪末期，以达·伽马为代表的葡萄牙向南，西班牙投资哥伦布向西，为寻找香料而探索未知世界的时空背景。那时的西欧不仅不缺香料，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真正意图在于瓦解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中牢不可破的垄断体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让地中海变成少人问津的边陲。

危机

既无法自给自足，又人口稀少，仅靠国民的智慧和意志力这两种资源存活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应对所有考验的方法史。我在撰写的过程中已经省略了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逐一叙述过于复杂，恐怕没人有这个耐心阅读，更主要的是我自己的脑袋先会麻痹。虽说历史的复杂性是其最精彩的地方，不过我认为提炼、整理还是必要的。

看着这些整理出来的“考验”，我时常会想，若是换成其他国家，大概会惊慌失色、骚动不已吧。根据当时的记录，威尼斯人面对种种困境时，同样也会六神无主，这让我多少有点儿安慰，看来保持沉着冷静在任何时代都不容易。

不过，威尼斯在手足无措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地会走出一条阳关大道。人无法预知前景，只有等待幸运的降临。然而，等待也需要有忍耐的体力。威尼斯之所以能承受住西班牙、葡萄牙的挑战，靠的正是他们的“多元化经营”。

1499年对威尼斯是一个难熬的大凶之年，两件坏事接踵而至。

达·伽马从印度带回的胡椒，不到威尼斯年交易量的1/50，因此他的远航事迹再怎么令人震惊，事实上也不能左右里亚尔托的市场价格。真正的威胁是同年爆发的对土耳其的战争，它很快就在第二年撼动了里亚尔托市场。

破坏维系了20年和平关系的，不是逢战必遭受损失的威尼斯，而是陆地型国家土耳其。已经把希腊全境完全纳入囊中的土耳其，无法忍受伯罗奔尼撒半岛先端的一小块地区仍然属于威尼斯。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的两个海军基地——莫东和科伦。

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两只眼睛。威尼斯开往东方的固定航线商船队，出亚得里亚海之后，会依次停靠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它们等于是威尼斯铺设的海上“高速公路”的两处释站。正如科孚岛和克里特岛是必停港一样，莫东和科伦也是威尼斯的所有航船必须停靠的港口。因此，当这里受到攻击时，威尼斯明知战争对己不利，还是不得不挺身而出。

威尼斯国内原本就没有为应因战争而设立常备海军。因此，一旦战争爆发，无法立即调集大量的舰队。他们的常备海军，只有那些驻守在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等海军基地，负责周边警卫的舰队。所以，一旦发生状况，不可能指望国内组成新舰队迅速赶来支援，通常都是动员国内或各个基地等待出港的军舰，或者是正好在附近海域保护商船队的护卫舰，组成临时的作战舰队。这一年，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monio Grimani）向护卫舰下达了集结令。

这样一来，那些按规定必须有护卫舰才能出海的固定航线的商船泊在码头，动弹不得。其他船只还是可以航行，但仅限于走固定航线的运输胡椒的商船，进货量因此几乎降到了零。与前一年1498年每大袋胡椒56达克特的单价相比，1500年上涨到100达克特。威尼斯垄断香料市场80年，凭借的就是将每大袋胡椒的单价维持在40达克特到50达克特之间的本事。胡椒不是生活必需品，没有它人照样能够存活。突然上涨的价格导致购买量下降，这个结果给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元老院连日举行会议，就是否解除护卫舰集结令，或者在无法解除的情况下，商船队是否能够单独出海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根据编年史作者萨努多的记载，手里拥有胡椒库存的和没有库存的议员形成对立的两派。在里亚尔托商圈，甚至传说舰队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家族因这次骚动赚进4万达克特。

1501年2月，里亚尔托市场的代表商品胡椒的批发价已经飙升至130达克特。元老院终于做出决议，准许商船队在没有护卫舰的情况下出港。一个月之后，胡椒的价格回落到62达克特。

但葡萄牙的挑战，从那个时期开始，已经对里亚尔托市场造成了威胁。1500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大舰队前往印度洋。他们攻击了非友邦的加尔各答，还击沉了一艘在印度洋上满载着香料的阿拉伯船。这个事件的影响，在1502年的秋天显现而出，当时威尼斯胡椒的价格，又上升至95达克特。

在胡椒价格上升的同时，印度洋通往红海航线的安全性不断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过这条航线运输的香料数量减少。威尼斯的胡椒价连续几年在100达克特，居高不下。

同样因为销售量减低而受到影响的埃及苏丹为了一举弥补损失，提高了亚历山大市场的香料售价。威尼斯分析涨价后的香料无利可图，于是中止了当年的固定航线。

话说回来，在不得不对抗葡萄牙的挑战的问题上，埃及和威尼斯倒是利害相一致的。尽管双方围绕胡椒价格有所冲突，威尼斯还是派遣特使前往开罗，与苏丹认真地商讨了对策。

向来信奉先尽人事再待天命的威尼斯人，请苏丹去要求印度王停止与葡萄牙的交易。虽然印度王与苏丹有多年的贸易来往，但在葡萄牙大炮威胁下，也不敢点头答应老朋友的要求。

在和印度交涉的同时，威尼斯又怂恿苏丹威胁罗马教皇，如果葡萄牙不撤出印度洋，他们就破坏圣城耶路撒冷，让欧洲的基督徒无法前去朝圣。可惜，这招也没奏效。因为葡萄牙国王迅速派特使去见教皇，强调苏丹绝不会破坏为他带来莫大利润的圣城。有关这一点，将朝圣旅行产业化从中获利的威尼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打着这种幌子去胁迫教皇，看来一向精明的威尼斯人多少也是有点儿黔驴技穷了。

倒是苏丹更实质性向威尼斯提出了武器和技术支援的要求。为了把葡萄牙船队驱除出印度洋和红海，穆斯林需要改造船的构造。尽管他们的船体量大而且坚固，却不敌装有大炮的葡萄牙舰船。在大炮制造技术上，埃及要远远地落后于同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

对于埃及的请求，威尼斯却不能轻易地答应。葡萄牙开拓香料市场，以不让穆斯林染指为由，获得基督教世界的一致好评。身为基督教世界一员的威尼斯如果借异教徒之手对付葡萄牙，势必会招来政治上的麻烦。

最终，威尼斯政府还是拒绝了苏丹的请求。不过内心期盼埃及战胜葡萄牙的他们，暗地里向苏丹出谋划策，要他向土耳其购买大炮，从希腊招募船员。当然这些台面下的工作，是由威尼斯商人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的。

就这样，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埃及舰队，从红海驶向印度洋，在与葡萄牙人的海战中，首战告捷，第二场却输得一败涂地。祸不单行的是，埃及为重组新舰队从土耳其采购了大炮和建材，运输船在南下东地中海的途中，被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抢劫一空。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印度洋和红海成了葡萄牙人的天下。威尼斯迎来了最糟糕的事态。

1503年，威尼斯与土耳其和解，开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固定航线的商船队再次得以自由航行，可是却没有来自红海的货源。第二年，前往亚历山大的商船仍然没有运回任何胡椒。威尼斯政府开始考虑苏伊士运河。

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远至古代，古书中就有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热衷于此的记载。威尼斯人这时也想起了古人的构思，只要在同样的地点打通运河，连接起地中海与红海，就能解决目前的困境。以威尼斯海军的力量，不仅对付葡萄牙绰绰有余，甚至还可以代替阿拉伯人夺取红海的制海权。

威尼斯计划承担所有建设费用，而且当时的意大利有着代表工学最高水准的技术人才。然而，这项原本轮不到雷赛布注释4903 主持就能提前实现的远大计划，终究因遭到埃及苏丹的坚决反对而破灭。苏丹反对的原因是担心运河开通后，威尼斯会跳过他直接向印度采购。

就在威尼斯想方设法寻找对策之际，葡萄牙人以里斯本为大本营，在安特卫普（Antwerp）设立分支，开始慢慢地渗透进香料市场。而另一方的威尼斯，1505、1506连续两年没有胡椒货源，市场形同关闭。当然，胡椒也不是颗粒无收。企图全面封锁红海的葡萄牙，始终未能攻下扼制红海口的亚丁。既然入海口不在葡萄牙人的手里，就会有少量的香料进入威尼斯。只不过这点儿数量对于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实在是杯水车薪。

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csscps），苏伊士运河开凿者。一译者注

1506年，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最大客户的德国商人决定将胡椒的采购地由威尼斯转往安特卫普。在德国人之前，英国人、法国人、佛兰德斯人已经做了变更。无论如何想保住与德意志的生意的威尼斯，考虑从里斯本入货，再在威尼斯出售的可能性。可是，这种交易方式，有两个大问题。

首先，葡萄牙的香料价格过于昂贵；其次，是失去东地中海市场。东地中海不仅是威尼斯进口香料的市场，同时也是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

面对不利的形势，威尼斯政府设立了直属元老院的“通商五人委员会”（Cinque Servizi di Mercanzia），负责重新审视威尼斯的经济与产业现况。

少了胡椒的威尼斯，犹如没奶喝的婴儿，实际上已经处于断奶的阶段。委员会在对形势做出判断之后，决定振兴国内产业，为嗷嗷待哺的孩子找到替代的乳汁。所幸，威尼斯重整旗鼓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委员会同时也研究了各种新方案，试图找到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从莫斯科经里海，绕过鞑靼人的居住地，抵达印度的新航线。但由于从北边进入印度的道路过分艰险，计划遭到了否决。也有人提出移植胡椒树苗，在地中海的岛上进行栽培。但是在看过东南亚岛屿的气象记录后，移植案也不了了之。威尼斯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通过陆路到过苏门答腊、爪哇岛和锡兰（斯里兰卡），对当地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正所谓祸不单行。除了商业技术，威尼斯人剩下的资源，就是高超的外交艺术。可是就在经济面临困境的当口，他们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交失误，导致整个欧洲与威尼斯为敌。

1508年，康布雷同盟（League of Cambrai）成立。主要成员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向来以分化敌人而出名的威尼斯，这次犯了一个不能被原谅的错误。

同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现实主义者的错误是，往往认定对方与自己的思路相同，不会轻举妄动地做出鲁莽的行为。威尼斯人一战丢掉了800年以来他们所有的努力成果。”

康布雷同盟宣战的正式理由是：威尼斯奉行侵略主义，放任自流将给欧洲带来危险。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威尼斯拥有最大面积的海外领土，作为一个城邦国家，其势力无人能比。不过，威尼斯直辖统治的地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自治。威尼斯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通商路线的安全。

然而，对于在意大利半岛扩张势力，并且已经成功拿下南部的那不勒斯和北部米兰的法国、西班牙各国而言，唯一作为实质的独立国家存在的威尼斯是一个眼中钉。而教会因意大利中部的领土问题与威尼斯有冲突，也趁机加入了反威尼斯联盟。

在意大利独立的问题上，威尼斯与罗马教会原本是同一阵线的。将教会推往敌人一方，是威尼斯外交的败笔。罗马教会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军力，但它能让那些拥有军事力量的敌国得到堂皇的借口，让战争成为名正言顺的圣战。所以与教会打交道，务必得小心翼翼。史料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插曲：

某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皮萨诺见面。话题依旧围绕着罗马涅（Romagna）地区两个城市的归返问题。皮萨诺像以往一样，摇头不肯答应。被激怒的教皇咆哮：“既然如此，我将不惜借用一切力量，把威尼斯打回从前的小渔村。”

面对盛怒的教皇，威尼斯大使冷冷地回答：“陛下，如果您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也只能视陛下为乡间的一介神父。”

不久之后，在联盟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的教皇答应加入康布雷同盟。威尼斯大使的错误，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警示：外交上必须恪守分寸，有些话只能放在心中，绝不能脱口而出。这位令米开朗基罗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势头正如日中天的尤利乌斯二世，在神职界的起步就是从乡间的一介神父开始的。

战争的最初阶段，威尼斯还处于优势，但之后的阿纳戴罗（Agnadello）战役却输得一败涂地。即使在香料进口量跌倒谷底时也少有波动的政府国债，这一年的价格暴跌了50%。当时认为威尼斯800年的成果毁之一炬的，肯定不只马基雅维利一人。

不过，两年之后，威尼斯在军事上，尤其是外交上逆转局势，他们首先成功地说服教皇脱离了同盟，紧接着又分化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之后又更成功地与德国、教廷和西班牙联手对抗法国。

结果，在领土上与威尼斯最有利害冲突的法国，非但没有占领意大利，反而被扫地出门。威尼斯一点一点地重新收复了大部分被夺去的领土，国债也很快地回到了正常的价格。地中海贸易的漫长冬季，眼看着就要结束。

卷土重来

世事难料，永远猜不到谁会是你的福星。为威尼斯重振东地中海贸易助力的，竟然是它的老对手土耳其和新对手葡萄牙。

新对手

葡萄牙之所以能将威尼斯赶出香料市场，靠的不是它的商业竞争力，而是用武力阻断了威尼斯的进货渠道。

事实上，从里斯本运到安特卫普市场的香料，其高昂的价格正如威尼斯人所形容的那样违背了贸易常识。葡萄牙国王的商业逻辑和操作，与埃及苏丹如出一辙，垄断货源，就是为了抬高价格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这种做法，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是行得通的。德国、法国、英国的商人就是因为没有其他卖家，才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葡萄牙的香料。然而，购买力并不如葡萄牙所预期的那么理想。其实，就算是购买力增大，葡萄牙也没这个能力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葡萄牙的香料贸易，形同国有企业的模式。也就是说，利益越赚越多的，始终只有国王一个，其他人都是国家公务员。所以，—旦遇到有效运用资本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的弊端即刻暴露无遗。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传统上就是一个非万不得已，绝不企业国有化的民族。虽然获取商业通路，需要仰仗海军及外交等国家力量，但买卖商品，完全属于个人的行为。就像走固定航线的商船，船是国有的，但每次出海，都是以竞标的形式，租用给个人。甚至国家银行，也一直到16世纪末才设立，而且担任银行总裁的并不是国家公务员，而是三年合同制的经理人。在威尼斯，国民个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但作为国家整体，却上下团结、一致对外。

总之，威尼斯与葡萄牙两国的商贸观念相差甚远。威尼斯希望通过稳定、合理的价格，来延续并扩大市场，因此需要持之以恒的国家方针和个人的自由竞争。而葡萄牙人只是想方设法干掉对手，然后牟取暴利。香料贸易原本就利润丰厚，现在葡萄牙的路线少了层层中间商，就算是有海路遥远的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可是葡萄牙人却以惊人的高价销售，难怪当时的威尼斯商人指责说他们牟取暴利。

编年史作者、银行家的吉罗拉谟·普留利等悲观派在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时曾经预言威尼斯的经济将在葡萄牙人的挑战之下崩溃。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换位思考，如果是威尼斯发现了新航线，葡萄牙的经济一定会崩溃。

按照这些悲观派的思路，葡萄牙在封锁红海断绝威尼斯进口路线的同时，会系统性地降低非洲航线的成本，再加少了中间商的费用，可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就算是威尼斯重振地中海贸易，在价格上也无法和葡萄牙竞争。

现实主义者的错误，就是以为对手会和自己有同样模式的思维和行动。当然，这次错估葡萄牙，对威尼斯而言是犯了一个愉快的错误。

葡萄牙是否能垄断香料市场，取决于他们封锁红海的军事力量。因此，任何军事上的威胁，都意味着对垄断体制的威胁。土耳其在1516、1517年相继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这个比过去的马穆鲁克王朝更强劲的对手，让葡萄牙绷紧了神经。虽然威尼斯并不乐见宿敌的势力不断扩大，但土耳其牵制住葡萄牙，却让威尼斯有机会振新地中海贸易。

土耳其征服叙利亚和埃及，是为了控制麦加，在宗教上也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完全掌控红海地区，当然就成了它的主要目的。土耳其派精锐部队常驻红海入海口的亚丁切断了葡萄牙原本就不算完整的红海封锁线，红海通商路线，得以被再次开启。

葡萄牙与土耳其的争斗不仅在红海，为了保证印度洋的制海权，葡萄牙与波斯王联手共同对付土耳其。葡萄牙虽然因此掌控了波斯湾，但作为与波斯王的交换条件，葡萄牙必须将印度运来的相当一部分香料由原先的非洲航线改为经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卸货。

经由波斯湾运送的商品，集散地在巴格达。在这里集中的香料，大多会运往需求量大的地中海流域。即使国与国对立，商人们在赚钱问题上，还是很有共识的。结果，葡萄牙千辛万苦运来的香料，有一部分就这样去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而在那里等候的正是威尼斯商人。威尼斯政府在得知波斯线路重开之后，立刻在阿勒颇设立了与亚历山大规模不相上下的商馆。

葡萄牙人帮忙的事情还真不少，其公务员的走私行为也让威尼斯从中得利。葡萄牙的船长、船员们一向不满国家拖欠他们的薪水，土耳其的出现，更增大了海上的风险，不能准时拿到薪水使得船长和船员们的负担变得日益沉重。于是，船员们将一部分货物偷偷卖给穆斯林，货物通过红海，最终又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

成功救活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人降低了香料的价格。那些带着本国产品去安特卫普换取香料的欧洲各国的商人们，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威尼斯市场。眼看着情况不妙的葡萄牙这才急着调整价格，但受制于其商业模式，实行得并不顺利。

中间商多，是地中海贸易的一大特点。这意味着上、下家之间距离较短，风险相对较低。但如果遇到中央政府影响力不足，地方土豪各自为王，设立层层关卡、随意征税，商品就不可能在低价位销售。相反，如果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些非法的苛捐杂税便会减少，流通成本因此降低。与从前的马穆鲁克王朝相比，土耳其是一个中央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这对贸易商们当然是件好事。而葡萄牙由于运输航线漫长，途中会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损失，这也是他们无法大幅降低香料价格的原因之一。

从1517年起步、1530年进入正轨的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发展到1550年前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半个世纪前那段黑暗的日子恍如隔世。

从麦加出发的由20万商人和30万头骆驼组成的超大商队，仅为红海商路，就带来了3万吨~4万吨的香料。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又完全回到了达·伽马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情形，当然，在数量上也远远地超过了里斯本。胡椒交易活跃，意味着其他商品的流通性同样向好。在这个时期，一些需求量大的产品威尼斯已经可以在本国生产，迄今为止对工业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而其对手葡萄牙，不仅没有发展工业，甚至连国家的独立都岌岌可危。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

话说回来，虽然葡萄牙没能够长期垄断香料市场，但威尼斯独占市场的风光也不再来。16世纪中叶，波斯、红海、非洲三条通商线路并存。保留非洲商路是因为一旦与土耳其开战，波斯和红海商路势必瘫痪。所以，威尼斯通过采购香料专用的形式，维持着非洲线的运转。

在地中海贸易正式复兴之前，为保护地中海贸易，威尼斯政府曾在1519年出台法律规定，从里斯本釆购的香料要比来自东方的多支付3%的关税。这条法律在1570年被废除。1570年是土耳其进攻塞浦路斯的一年，翌年，则是勒班陀海战发生的一年。

1580年吞并了葡萄牙的西班牙帝国，在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统治之下，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版图包括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南美洲、非洲沿岸以及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菲律宾群岛附近的部分南亚地区。在欧洲部分，西班牙不仅拥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的支持，而且掌控了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立王储代理统治。那个时期的西班牙拥有史上最强的陆、海军战斗力，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整个世界能够和菲利普二世一比上下的，唯有土耳其的苏丹。从爱尔兰到东欧、多瑙河、地中海、波斯湾、苏门答腊，都是两大势力较量的战场。

从1530年开始，土耳其开始着手苏伊士运河的建设。他们和欧洲人一样，也燃起了对亚洲的野心。和当初威尼斯人企图打通运河不同，土耳其已经控制了埃及，因此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成功与否，只看土耳其的决心。

威尼斯对此事非常关注，甚至派间谍打进内部，查探进展情况。威尼斯和土耳其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目的不同，前者为了商业，后者为了军事，但都迫切需要利用地中海通往印度洋，在这一点上双方的利害关系一致。不过，土耳其人在年底中止了运河建设，因为与波斯打仗需要资金。

土耳其重新开始运河建设是在1586年。那一次的进展速度比较快，但再度因对波斯的战争而中断。

就在差不多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为了筹集经费建设殖民地，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一个建议，他希望通过非洲航线振兴香料贸易。因为精明的威尼斯人在复苏地中海贸易的同时，导致了非洲航线的衰败。

西班牙国王于1584年正式提出的方案，详细如下：

抵达里斯本的所有香料，交由威尼斯独家销售。

国王保证每年从非洲运来的香料总量，不低于三万吨。

给予威尼斯低于他国的关税优惠。

从里斯本到威尼斯的运输船，由西班牙舰队护送至西西里岛。

威尼斯向国王支付的手续费，只需要支付1/3的现金，剩余金额分6个月付清。

其实早在5年之前，威尼斯就觉察到国王的这份心思，但正式提案的魅力，还是超出了想象，让他们感到难以抗拒，不过还是不敢贸然答应。政府指示“通商五人委员会”严格检讨提案的风险性，在委员会得出结论之后，元老院又进行了数次谨慎的商议。

提案中最没有问题的是，由西班牙舰队护送威尼斯商船至西西里岛。威尼斯在西地中海的军事基地网，原本就不如东地中海一带来得完备，能省去舰队的护卫，当然是再好不过。

第二个魅力是关税的减轻。当时威尼斯向土耳其所缴纳的关税，远高于土耳其同盟国的法国。

然而，提案中也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因素。首先，仅靠非洲航线，是否能承载如此庞大的香料数量。对于威尼斯人的这个疑问，

西班牙国王对威尼斯大使肯定地回答道：只要威尼斯的财力、造船以及航海的技术，投入西班牙的航海事业，便能解问题。国王的言下之意，只要威尼斯愿意接受西班牙的军事保护，市场可以扩展至亚洲，甚至新大陆。这对威尼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接受西班牙保护，意味着独立的主权受到撼动。

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件事视为万事开头难的好例子。有人批评16世纪的威尼斯人缺少他们祖先的进取精神，12世纪时威尼斯因为加入了拜占庭帝国的伞下，才得到了发展。而进取心的缺失正是导致威尼斯衰败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互惠互利关系的成立，必须得保证提供对方最需要的东西。拜占庭帝国给予威尼斯零关税的优惠，威尼斯则以海军保护回报。而威尼斯能够给西班牙的财力、商业、造船、航海技术，没有一项是西班牙必不可缺的，这些只属于锦上添花。一旦专制君主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找在这些方面并不逊色于威尼斯的热那亚代替。

就算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双方的商业合作一旦开启，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东地中海的贸易。否则，加上地中海线路采购的香料数量，势必会供大于求，导致胡椒价格暴跌，影响整个香料市场的经济。何况，谁也无法保证可以彻底阻断通过红海或波斯湾进口的香料，葡萄牙的失败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威尼斯就算是垄断了里斯本的市场，它原本在东地中海贸易的地位，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取而代之。

地中海市场对于威尼斯而言，不仅只是香料的进口地，同时也是销售德国、意大利以及本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居住在大马士革、阿勒颇、亚历山大、开罗这4个城市的威尼斯人家庭，多达4000户以上，他们早已在东方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虽说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举国投资成功获利，国家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实即便那一次的投资失败，损失也是有限的。更何况，菲利普二世提出合作建议时，正是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计划可能实现的时期。

威尼斯政府拒绝了西班牙国王的建议，他们的决定纯粹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从这一点来说是明智的。

在遭到威尼斯拒绝之后，菲利普二世又陆续向米兰、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的商人提出了相同的方案，结果一律被拒。

直到1586年，合伙人总算出现。这是一个以富格尔家族（Fugger）为首，由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人共同出资，为香料生意特地创建的国际投资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富格尔，公司在安特卫普、吕贝克（Lubeck）、米特尔贝格（Mittelberg）、汉堡、威尼斯都设有分支。

1591年，商业活动正式运作，大量的香料抵达吕贝克和威尼斯。起步相当不错的生意，没多久便出现了停滞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在三年前的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气焰高涨的英国海盗比以前更为猖獗，不仅是大西洋航线，甚至连非洲航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受此影响，经由里斯本销售的胡椒价大大高于威尼斯市场，就连富格尔公司的股东们都承认从威尼斯采购更符合经济利益。他们原本是卖香料给里亚尔托市场，结果反倒成了买家。

西班牙国王与德意志商人垄断香料市场的野心，因17世纪初期英国和荷兰的崛起，终于化成一团泡影。这就是是威尼斯人决定抽身离去后事态发展的结局，没有任何人对他们当时的拒绝表示异议。

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受到致命性打击，是在进入17世纪之后。在那个世纪的上半叶，荷兰人将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做到了当年葡萄牙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不是通过封锁通商路线，而是用直接统治产地的方式，来掌控香料市场。威尼斯的衰退并非因为落后于大航海时代，无法因应殖民帝国的崛起，才是他们走向末日的第一步。

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香料贸易无论如何还是支撑了一个多世纪。但有些商品却很快便败下阵来。

首先是糖。中世纪时糖的主要供货源，来自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岛经营的大农庄。1470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他们使用大量的奴隶和燃料在当地进行甘蔗的栽培。进入西欧的马德拉产的蔗糖，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1490年，也就是达·伽马发现新大陆的10年之前，威尼斯与安特卫普两地的蔗糖批发价只有以前的1/3。之后，当马德拉群岛的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时，巴西出现了。

糖市场的失利，对威尼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1489年和平合并塞浦路斯后，威尼斯便计划大规模地振兴制糖业。所幸，他们立即把塞浦路斯改成了棉花种植地。当地原本就生产棉花，所以只是将生产重心从糖变成了棉花。

塞浦路斯的棉花生产量很快就增加了三倍。时值德国棉纺织业兴起，所以原料不愁销路。1571年塞浦路斯岛落入了土耳其手中，但土耳其人不擅长经营。在整个16世纪，塞浦路斯岛的棉花，始终是经里亚尔托市场的威尼斯人之手销售的。至于新大陆的棉花进入西欧市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威尼斯不生产仅做转手贸易的染料，也是不得不退出市场的商品之一。这是一个伴随着纺织业的日益发展，需求量在西欧市场不断上升的商品。

染料中需求最大的是红色，它是从寄生在希腊橡树、山毛榉上的虫子身上提取。几百年来，一直是由威尼斯从希腊、克里特岛进口，在西欧销售。进入16世纪后，人们发现一种叫“布拉吉莱”（Brasile）的树也可以提取红色染料。这种红色的树木产自南美，其中巴西是最大的产地。巴西国家的名字就是源自这种红木。16世纪下半叶，巴西生产的染料，垄断了整个西欧市场。

白银和黄铜（铜锌的合金）也是从市场败退下来的商品。它们的主要产地是德国和匈牙利，以前一直都是集中在威尼斯市场交易。威尼斯商人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到以突尼斯为主的北非地区，与穿过撒哈拉沙漠而来的商人交换黄金，剩余的部分则是经过埃及，去往印度，以换取香料。这种贸易形式，直到葡萄牙人从非洲直接带来了黄金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从北方产地过来的白银集中在威尼斯，威尼斯商人就有机会将它们销往南方或东方，继续赚取利润。可是，自1580年开始，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将德国银逐渐逼出市场。美洲白银的进口量在1590年到1600年之间，达到了高峰。威尼斯再也不是白银的重镇，市场转移至安特卫普。

美洲白银的大量出现，不仅把威尼斯挤出了白银市场，也导致西欧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350年到1520年之间，金银的价格几乎没有波动，金币的含金量保持稳定。直接用于交易的银币的含银量多少有降低的迹象，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到了16世纪末，变化突然增剧，波动前后的国家财政的数据差距甚远，简直没法做对照比较。当时做数据统计的只有威尼斯一个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统计的话，想来情况也差不多。

145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1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93年——1达克特金币=200苏尔多银币（含银量减少近2/3）

威尼斯1500年的国库收入为115万达克特，1570年则超过了200万。这个数字，既是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不落反升的最好证据，也显示了美洲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对保持了近300年稳定的经济的冲击。

有失必有得。威尼斯在失去部分传统商品市场的同时，也开辟了新市场。当然除了从糖变成棉花之外，他们还找到了其他的替代商品。

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大都将威尼斯衰败的原因，归结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土耳其帝国的强大这两个点之上。不过，正如香料市场的变迁一样，这两大要因带给威尼斯经济的并非全是负面的影响。

首先，随着新航线、新大陆的陆续发现，威尼斯长年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热那亚作为国家已丧失了独立性），以及逐渐成为新对手的葡萄牙、西班牙，都将注意力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让原本就在地中海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威尼斯，有了更多的机会。再加上西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品交易的活跃，为大洋贸易与地中海贸易提供了一个两者共存共荣的空间。

其次，土耳其帝国的兴盛，对威尼斯威胁虽大，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帮助威尼斯重新收复了香料市场的失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10万左右，到1580年已增加到70万之多。帝国鼎盛时期首都人口的增量，意味着财富也在不断地积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土耳其人对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些商品中包括了威尼斯生产或者是中介的商品。

不仅是土耳其人，因工业发展而逐渐富裕起来的西欧人，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非生活必需品。

东、西两方国情虽然不同，但对物质的需求一并上扬，而且还能保证供给。东方由于是强大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流通过程简单、安定。而西方则是因为产业的发展。在供方和需方都富足的情况下，交易的胜负，便取决于对市场动态的判断力和迅速且有弹性的行动力。在这两方面，威尼斯人从来都是佼佼者。

丝绸，是需求量暴增的产品之一。大量的丝线从波斯运集到阿勒颇，然后经威尼斯商人之手，运往德国位于法兰克福、科隆的丝绸产业中心。在那里制成的成品，再循着原料运来的反方向路线，回到东方。不过，大多数成品的终点站不是波斯，而是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的丝绸产业也很活跃，有关这点我会在稍后展开。威尼斯使用的丝绸原料并非来自东方，而是产自北意大利的一种更为轻柔的丝线。制成的成品同时出口东、西两方。

除了丝、棉之外，16世纪时需求激增的还有葡萄酒和葡萄干。玛尔维萨的葡萄酒，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香槟。其主要产地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玛尔维萨以及威尼斯移植成功的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玛尔维萨葡萄酒向来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所爱，但因为价格昂贵，需求量一直有限。随着航运风险的减少和生产效能的提高，

在15世纪末时，威尼斯成功地将南安普敦的批发价降到原来的一半，市场的购买量自然增大。

葡萄干原本是威尼斯商人去希腊各个产地收购的。自从他们有计划地将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开发成供货产地之后，生产量得到大幅的提升，价格也逐渐下降。葡萄干主要销往英国。不过，究竟是英国人爱吃的鸡蛋布丁和磅蛋糕（Poundcake）中必须加葡萄干，威尼斯人因此增量生产以降低价格，还是威尼斯人卖的葡萄干便宜，英国人才放进了甜食，这个因果关系，我倒是没有调查过。

通商与工业及其他

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非但没有被急速变化的时代潮流吞没，反而在综合实力上，更胜于经济飞跃期的14、15世纪。威尼斯的成功，靠的不是贸易的多样性，而是整体经济的多元化。当贸易垄断已经变得不可能的16世纪，威尼斯致力于手工业的振兴，充分激发并有效地运用了潜能。

在16世纪之前，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始终将经商视为贵族的天职，甚至对同时期积极从事丝、毛纺织业的佛罗伦萨的贵族们嗤之以鼻。当时的威尼斯贵族，虽然也对本国的手工业做些投资，但几乎不参与经营。他们更愿意自己驾驶着船，去遥远的异国他乡买卖商品。进入16世纪，当发展工业变得必要时，那些所谓贵族的事业乃贸易之类的话，统统被他们扔在了脑后。这种见风使舵的态度，多少也反映了威尼斯人的性格。

1506年，当香料贸易陷入危机时，威尼斯政府成立了“通商五人委员会”，提出了在经营贸易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的计划。根据委员会的方案，政府降低了原料的运输费和关税，并推出开拓原料新市场以及保障工人权益等政策。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威尼斯工业在16世纪得到了发展。其中呈飞跃性进步的，当属毛纺织业。以前，威尼斯在以来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有两大生产基地，甚至在远方的德国也有加工厂。威尼斯主要是向这些生产厂家提供原料和销售成品。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政局变化，为威尼斯带来了机会，不仅本国的生产量增加，而且发展成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之一。

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可以说是一团糟，以至于对形势悲愤不已的马基雅维利奋笔疾书地写出了留名青史的政治哲学杰作。正如他的作品所示，当时的意大利不断遭到德意志、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瓜分，沦为欧洲的战场。威尼斯也被卷进了康布雷同盟的战争。所幸，浮于潟湖上威尼斯之城没有遭到炮火的攻击。

而在其他国家，战火破坏了工厂，原料及成品的流通完全停止，工人们失去了工作，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毛纺品产量大幅减少。不安的政治局势，让资本家们失去了投资的欲望，工人们丧失了劳动的意愿。拥有资本的人属于统治阶级，利益与国家息息相关，不能轻易地移居外国，而那些没钱一身轻的劳动阶层随时可以远走他乡。大量的工人从伦巴第、托斯卡纳来到威尼斯。

这些外来劳工愿意移居威尼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里几乎没有成为战场的危险。

第二，政局稳定，无须担心内乱。

第三，可以确保原料的供给，以及成品的销售。

第四，政府鼓励发展工业。

就这样，威尼斯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地引进了技术人才。

借这些熟练技工之力，威尼斯的毛纺织业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威尼斯1516年的毛纺品年产量是2000匹（pezzo），50年后（1565年）年产量增加了10倍，达到两万匹。再4年后（1569年）产量记录继续更新至2.6万匹。到1598年，产量以每年平均9.6% 速度持续增长，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在同一个时期，西班牙的羊毛产量超过了英国，原料的运输成本因此降低，威尼斯的毛纺织业，非常幸运地遇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除了毛纺织业，在16世纪欣欣向荣的另一个行业是丝织品工业。劳工人数也比从前增加了三倍，至16世纪末，从事丝织品工作的劳工数量，据说已经超过了造船行业的木匠和油漆工。工人数量增加的原因和毛纺织业如出一辙。

制造肥皂，是16世纪威尼斯急速发展的第三项产业。肥皂需求的增长，大概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比不爱洗澡的古罗马人，更懂得讲究清洁了吧。这个想象还是挺让人愉快的。话说回来，粉状的肥皂溶于水之后，就是一个对付敌人攻击的利器，滑溜溜的肥皂水让人伸不开拳脚。威尼斯的加莱船，常备有相当数量的粉状肥皂，它们不是给船员洗澡用的，而是作为战斗的武器。说不定警察向示威队伍发射的水枪中也掺有肥皂水。

也不得不提一下玻璃制造业。这个行业与造船业向来是威尼斯的传统产业，16世纪时产量达到了最高峰。除了水杯、吊灯这些主要产品之外，穆拉诺岛生产的玻璃制品种类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这里生产的沙漏钟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外国传教士送给日本战国时代武将们的沙漏钟，说不定就是威尼斯制造的。除此之外，随着水晶镜子的技术开发，威尼斯镜子的生产更是供不应求。由于镜子产量的节节攀升，从业人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1564年时，镜工们脱离玻璃工会，单独成立了镜工工会。

眼镜的普及，也是这个世纪的一个特色。据说早在13世纪时，穆拉诺岛已研发出镜片，不过根据史料记录，眼镜的制造许可，是14世纪初颁发的。最早的一张戴着眼镜的人物肖像画，创作于1352年，如今保存在威尼斯附近的修道院，画中人物是一位枢机主教。

眼镜从研发到普及大约用了200年，其中大半的时间，也许是用于镜片制造技术的成熟。进入16世纪以后，戴着眼镜或手中拿着眼镜的肖像画变得不再稀奇。到了16世纪末，又出现了望远镜。

玻璃窗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项产业。它的普及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此之前，教堂的窗户用的是打薄的大理石，一般的民居，则是贴一块布料。当时能装玻璃窗的（虽然厚的像一排排瓶底），只有政府的建筑物和少数的大富人家。16世纪以后，玻璃窗的使用逐渐增加，据说威尼斯的每一个区必定有一户装有玻璃窗户的人家，想来人们一定会感觉屋内的生活，要比以往舒适许多。

提到玻璃工业的中心穆拉诺岛，就不得不说一下花边工业的中心布拉诺岛。如果观赏16、17世纪的画作，我们会发现，除了裸体画之外，几乎每张绘画中都出现了花边。花边工业在高峰时期时，布拉诺岛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了穆拉诺岛。

当然，16世纪的威尼斯也不是人人都忙于振兴地中海贸易或手工业。提香、丁托列托、保罗·委罗内塞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文艺复兴绘画中，最富于感官魅力的威尼斯画派，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迎来了黄金时代。

作为文化事业的分支，技术水平堪称欧洲最高水准的当属威尼斯的出版业。与艺术不同，出版行业属于企业，它在16世纪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版业作为对威尼斯多元化经济贡献颇丰的产业之一，我觉得有必要花点儿篇幅介绍一下。

众所周知，铅活字印刷术是在15世纪中叶，由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这项技术引进威尼斯是在20多年之后。威尼斯最早的印刷书是西塞罗注释43803 的文集，总、共耗时4个月，印数100本。之后文集再版，虽然印刷的时间与初版相同，但数量增加至600本。显然，印刷的效率高于誊写。

威尼斯出版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与毛、丝纺织业一样，最初都是因为借助了其他国家的优秀技工之力。这些出版行业的人才选择移居威尼斯的理由，也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们相差无几。

不过出版业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威尼斯之所以选择西塞罗的作品作为最初印刷的书籍，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的阅读兴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要满足读者这一需要，首要条件是必须处于一个容易获得手抄原本的环境。拜占庭帝国在灭亡之前，逃亡意大利的枢机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带来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威尼斯国立图书馆就是以这些藏书为基础建立而成的。

然而，单是有机会阅读原本还不足以出版古典书籍。要出版古代典籍还需要有能够校对原本中错误的有识之士，而且多多益善。所幸，威尼斯在这类人才的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出版业同样兴旺发达的佛罗伦萨和罗马也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以上两个条件。

西塞罗（Cicero），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和哲学家。一译者注

不过，出版业兴盛最重要的原因是保证言论的自由。当时的言论自由，意味着摆脱宗教上的束缚。在这一点上，威尼斯肯定比同时代的罗马要来得自由。其自由程度甚至胜过佛罗伦萨、米兰和巴黎。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威尼斯共和国长久以来一直极力排处罗马教廷权力的干涉，可谓是国家的传统。因此，只要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唱反调的内容，哪怕是教廷的禁书，统统能在威尼斯出版。

路德、马基雅维利，还有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以及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均能在威尼斯找到。色情书籍在威尼斯不仅没有被禁，反而遍地开花。可以说大众文学的兴起正是从威尼斯起步的。除了保证言论的自由，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承认了出版权这一概念，至于著作权则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自1495年起的97年间，整个欧洲总共出版了1821种新书，其中的447本是在威尼斯出版的。相较之下，出版量位居第二的巴黎只有181本。威尼斯出版业顶峰时期的16世纪后期，威尼斯113家出版社在50年里，合计出版新书高达4416本，数量位居欧洲之首。

话说回来，一味出版新书，并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出版社要健康运转必须要有大量的书籍再版。威尼斯出版界在这方面同样有着出类拔萃的能力。拥有再版20次以上书籍的出版社超过了50家，10家以上的出版社拥有数本再版了40次以上的书籍，更有甚者手中握有再版132次的常年畅销书。

说到威尼斯的出版业，不得不提及一位为威尼斯出版界奠定了根基的人物——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通过对他的认识有助于大家了解威尼斯出版业兴盛的原因。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印刷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刚开始时，印刷本依然无法摆脱手抄本的影响，以精美的大开本居多。这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在传统生产手抄本的修道院中印刷的缘故吧。印制精美的书籍价格自然非常昂贵。不过，修道院出版的书籍，向来有一群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又基本上是担任神职的学者，无须自费购买，因此这些出版物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但阿尔杜斯却是一家没有特别惠利享受的私人企业。从内陆本土移居到威尼斯的技工阿尔杜斯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他认为，唯有开发新读者群体，印刷本才有未来。在没有大学附属出版社的那个年代，新读者群就是在校的大学生。

为了让读者加深对出版社的印象，阿尔杜斯首先为自己的企业设计了标识。社标由海豚与船锚组成，海豚代表出版的速度，船锚则代表内容的正确。

接下来，阿尔杜斯出版了“袖珍本”（口袋书）。大开本的书籍既不方便携带，价格又过于昂贵，而袖珍本正好相反，容易携带而且价格便宜。

然而，小型书的印刷，面临着一个问题：在大开本书上完全没有问题的哥特式字体，纸面缩小后则变得不易辨认。于是，阿尔杜斯发明了一种如今称为Italic的斜体，解决了小型书的文字识别问题。

以这种形式出版的最先作品是维吉尔注释58934 的诗歌集。由于书本小巧玲珑，价格只有大开本的1/8，它迅速成了学生们喜爱的畅销书。

和现代的口袋书不同，当时书的封面用的是硬板纸，制作软封面，成本反而较高。

这是因为当时不少的藏书家们，有欣赏封面的爱好。他们通常会按照个人的喜好定制封面，统一藏书的风格。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兴趣，出版社会销售没有装订的书籍，读者买下后，再请装帧师用毛皮或者是豪华的布料，甚至是银质的浮雕制成封面，装订成册。

这样一来，那些希望用有限的钱多买几本书，不想把钱花在封面上的读者的需求就难以满足。当时的软封面，真是软绵绵的，完全没有保护书籍的功效。哪怕是想用普通的牛皮纸做个封面，也得另外找人装帧。为了免除读者此类的困扰，阿尔杜斯的廉价版口袋书索性使用硬板纸封面装帧。

维吉尔：古罗马著名诗人。——译者注

阿尔杜斯以口袋书、斜体字体、硬板封面的三点组合，向政府申请专利权并获得了许可。不过，还是很快地就被其他出版社效仿。无论如何，这种低价书的出现，对扩大读者群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阿尔杜斯在商业上的创意源源不断。他还策划了出版全集，这可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概念。1480年，阿尔杜斯首先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后又相继推出了贺拉斯注释5480 、索福克勒斯注释43804 、欧里庇得斯注释548905 的全套文集。除了通常本之外，还专门出版了拉丁语对照本，广受知识分子的好评。阿尔杜斯也没有忽视现代文学，基本出齐了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a）等人的主要作品。另外，还有出版目录提供给读者，目录中除了自家出版的书目之外，还收录了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个作者的作品。

如果自己的书在某家出版社出版，既能显示身份，又保证销量，相信任何一位作者都会有兴趣与它合作。伊拉斯谟注释589054 在1507年主动与阿尔杜斯接洽，并于第二年出版了7年前他在巴黎出版的《格言集》。

阿尔杜斯社出版的《格言集》销量大好，截至16世纪末已再版132次，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

在阿尔杜斯出版社的大门口，张贴着一张招工广告。这张广告用考究的拉丁语书写，伊拉斯谟也帮忙修改过文字。自己也是一流知识分子的老板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大概是想以此。当作招聘考试吧。

贺拉斯（Horarius），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译者注

欧里庇将斯（Euripides），古希腊H大悲剧家之一。——译者注

伊拉斯谟（Erasmus）：中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来者不拒。阿尔杜斯希望您简短说明来意，尽早归去。如果您有心像赫拉克勒斯解救疲惫的巨人阿特拉斯一般向我们伸出援手，不胜欢迎。这里有许多工作适合有此志向的人们。

1515年，阿尔杜斯辞世，遗体周围堆满的不是鲜花，而是他生前出版的书籍。在阿尔杜斯奠定的基础之上，威尼斯出版王国的声誉又继续保持了100年。

劳资关系

所有的产业都蓬勃发展的威尼斯是怎样处理劳资关系的呢？这不禁令现代人感到好奇。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从探寻威尼斯当时是否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划分的劳方与资方开始。

不仅是在16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是由一群以资本投资及其有效运用为首要目的的男人们所组成。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均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运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无疑是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但如果涉及资本家是否直接参与经营，以及因此产生的劳资关系的问题时，由于各个业种的情况迥异，无法一概而论。那么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基尔特（Guild，同业公会）是不是在威尼斯也占有主导地位呢？事实上这方面也是根据各行业情况不同，再加上威尼斯特有的国情，同样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

唯一可断言的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远远少于对发展贸易的支持。尽管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有产阶级的关注转向了工业，政府对此也给予积极的鼓励，但依然存在着不少法律上的限制。这也许是因为威尼斯政府为了吸引国外优秀的技术人才，以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所以才会更着重于人才的保护和培育，而对投资者设置了重重障碍。

最典型的是丝绸纺织业的例子。根据威尼斯的法律，要成为丝织厂的持有人，除了需要充足的准备金外，本人还必须会操作纺织机器。这项规定将行业的从业人员清楚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提供原料、订购成品的商人，另一类则是纺织工人。

当然，尝试着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现象也还是有的。比如说手握订单的商人以固定的月薪买断工人的生产力。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遭到丝织业工会的投诉。工会在向政府的申诉中强调，如果将技工变成纯粹领钱干活的劳工，不但影响外来优秀人才的引人，而且让已经在威尼斯定居的技工们失去进取心，最终会导致丝织业的衰退。结果，工人们胜诉，丝织业工会决定，薪资按产出量决定。

第二次的尝试是由工人一方发起的。那些经济上变得富裕的技工们用手中的闲钱投资购买了纺织机，甚至有的人拥有30台之多。有了多余的机器，就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摊薄薪资。这些技工企业家们，向掌握订单的商人们开出优惠的条件，相较于其他工厂织1布拉乔奥的丝绸30苏尔多到32苏尔多的工资，他们只需要16苏尔多到20苏尔多。

对此，商人们当然是不胜欢迎。但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工人们可不答应，他们向政府提出了控诉。按威尼斯政府的规定，每一个织丝工所拥有的纺织机，最多不能超过6台。由于丝织业的发展迅速，产量激增，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条规定的存在。然而，不管是否被人遗忘，法律终究是法律。在威尼斯，只要没有修改的必要，哪怕是没人关注的法规，依然有着其法律效力。元老院做出了旧规不变的决定。第二次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环境之中，威尼斯丝纺业的工人队伍不断扩大，从1493年的500人，到1554年时已经超过了1200人，而且人数继续在增加。蓬蓬勃勃的景象与日渐式微的意大利其他地区呈现出鲜明的对照。由于工人数量增长过快，甚至让商人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订单。于是，政府修法要求技工必须自己负责货源，而且每个工人不能有超过两台的机器。

与丝织业相比，毛纺工业则显得更资本主义化。这可能和毛纺织物从原料到成品的加工过程比较复杂，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有关。工会的成员由拥有资本的商人构成，独立的劳工工会一直要等到1539年才成立。另外，由于制作毛线是在家庭内完成，干活的主要以女性为主，她们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毛线完成后的包括染色在内的5道工艺都有各自的独立组织，工作场所也各不相同。不过，除了染色工可以同时接受不同货主的订单之外，其余工种的工人们都是为同一个货主，即同一个资本家干活。因此，货主对产量的管理比丝织品行业要来得容易。不过资本家直接控制生产，容易引发工人的不满，1556年，便发生了罢工事情。

早在两年前，毛纺工人就以原材料和物价的上涨为由，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了加薪的要求。实际上他们是不满订货的商人们一面不肯加薪，一面却不断要求增产。

可是，接到申诉的政府委员会，又以典型的官僚作风，将皮球踢给了其他部门。等不到音讯的工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罢工。

究竟是谁领导了这场罢工，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组织者的能力非常了得，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发起罢工，而且整个过程展现出牢不可破的团结力。

当时，威尼斯与叙利亚签订了一大笔合同，毛纺品的需求量正值高峰时期。威尼斯码头上停泊着大量的商船，万事俱备，只等工厂送来产品。

罢工发生在最后一道工序。货主们对着只差一口气的产品无计可施。任他们怎么央求，工人们不是借口称要询问同伴是否愿意，就是直接要求涨薪，也有人索性以工作量太大力不从心为由，一口回绝。商人们担心形势发展下去，会引发其他生产环节上的工人们的罢工。

这一次，轮到货主们向政府提出上诉，说威尼斯毛纺织业将面临崩缺。政府似乎也有同感，特地提高层级，由负责国家重大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出面，代替“通商委员会”商议对策。

“十人委员会”向罢工的所有工人发出指示，令他们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可是命令却不见效。工人们既没有破坏机器、烧毁在港口等货的商船，更没有组织游行队伍，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政府不能强制他们劳动。

眼见着形势僵持不下，为了不再蒙受更大的损失，货主们又向“十人委员会”提出招聘外国劳工的申请。可就在委员会审议申请的过程中，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工人们接受增产，货主们同意加薪。并且决定日后调整薪资时，由劳资双方各派4位代表，组成8人委员共同商议。这不正是今日的劳工参与企业经营吗？

威尼斯的工会

被称为“基尔特”的中世纪工商业的同业公会，经济学家们认为它对近代工业的发展有三大负面影响：第一是对新技术的引逬态度保守；其次是限制了会员人数；第三是不遵守市场供需的规律。不过，16世纪的威尼斯的工会，并没有出现学者们指出的这些问题。

首先，威尼斯政府对引进新技术及其合理化的使用，表现积极。为了鼓励创新，在1474年出台了10年专利权的法律，建立起一套专利制度。

16世纪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小插曲。某家呢绒制作厂，考虑购买能让毛料更为轻盈的机器。厂里的工人担心因此失去工作，便向政府提出了反对购买新机器的申诉。政府对此做出的判断是，允许厂方购买机器。但今后这道工序上生产出的产品，必须明确标示出手工或机器制造。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和工会都不反对合理化的生产。比如说蜡烛工厂，就是由工会主动展开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活动。不过，威尼斯所追求的合理化，重点在于改善产品的质量，并非是大批量的生产。

16世纪的确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物质需求均有上升的时代，但在规模上，与日后出现的大众消费时代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威尼斯各项产业之所以能从竞争中胜出，主要靠的是产品的质量。而产品制造者的水平，更是以质取胜的关键。很幸运，16世纪的威尼斯拥有大量自信、能干的技术工人。

其次，至于学者们非难的行会会员人数受限的问题，在威尼斯不仅没有发生，而且政府和工会双方都尽力地去增加人数。倒不是因为威尼斯政府特别保护工人，也不是工会成员对同业者非常友爱，主要是由于增加工会及其会员的数量，大家都有利可图。

对政府而言，可以解决士兵不足的问题。确保海军主力舰加莱战船的划桨手数量，从来都是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以往是以每个行政区为单位，实施征兵制。然而，各区的经济状况有别，征兵出现了不少弊端。经济好的区域，可以花钱买壮丁，凑足数量。相反，那些穷区不仅有达标的压力，还要面临本地人被其他区雇走的窘境。为解决问题，政府废除了行政区征兵的制度，改以工会为单位，根据各工会的经济能力，规定相应的征召数。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隶属某个工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入伍参军人人平等。至于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人，可以加入与同业公会性质不同的组织“大会堂”（Scuola）。这种慈善团体在威尼斯有6个，工会成员也允许参加。

政府向各个工会指定划桨手的配额，其效果等同于在当时尚未普及的征收直接税。对工会的设立及其人数的增加，政府之所以始终报以宽容的态度，其真正的理由便在于此。出于同样的理由，另一方的工会也深知限制会员人数对他们有害无利。所以，威尼斯的“基尔特”完全没有封闭的倾向。

最后，“基尔特”三大罪最后一条的不遵循供需规律，我想就不用说明了。理由很简单，如果不遵循市场供需规律，威尼斯怎么可能在近百年里保持每年10%左右的成长率呢？

总而言之，威尼斯工会对于安定中产阶级和稳定国内形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反例的佛罗伦萨共和同却因为不肯答应毛纺织工人建立工会而频频发陷入政局不安。

无论是谁，都有害怕失去的东西。因此只要稍稍满足人们自治的欲求，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经提及威尼斯的中产阶级虽然没有统治权，但在他们自己的行会内部，他们就可以做主人。威尼斯工会会长的选举制度与共和国元首的选举方法如出一辙，负责国政的贵族们可以加入工会，但不允许担任重要职务。其他国家的工会内部经常出现的政治斗争现象，在威尼斯工会不曾发生。

意大利语中有“peccato mortale”一词，意为“重罪”或“死罪”，犯罪者死后必下地狱。有时候也诠释为“千万做不得，不能昧着良心”等。

我一直在想，对威尼斯人来说，低效运用资本大概就属于“重罪”。耶鲁大学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学者洛佩兹曾经说过，威尼斯人以私人企业的精神经营国家政治。

13、14、15世纪的威尼斯人之所以将重心放在海外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主要仰赖于贸易，这是资本运用最有效的方法。16世纪他们依靠振兴国内产业，促使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同样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运作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乃商业之道。那些指责16世纪的威尼斯人丧失了海洋民族精神的说法，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爱上了感觉很帅的男人，在遭冷落后怨气冲天的无知少女。

不可否认，海上男儿的确很帅。甚至连海盗看上去都那么有型。然而，从前的威尼斯人并不是因为热爱大海才出海远航，而是去海上更符合其经济利益。

与祖先相比，16世纪的威尼斯人的海洋气息可能是淡薄了不少，但和威尼斯共和国衰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威尼斯人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进取之心。正是靠着这番进取心，他们才能摆脱16世纪初如同婴儿断奶般的困境，重新站立起来。

威尼斯共和国衰退的首要原因是一个城邦小国，却不得不面对君主制大国的崛起。在那个时代，城邦小国一个个陆续地走下了历史舞台。曾经与威尼斯同样蜚名四海的佛罗伦萨，还没撑到16世纪中期，共和国体制便于1530年灭亡。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4个海洋国家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城邦国家中支撑到最后的一个。

第十一章

两大帝国的夹缝之间

“所谓强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16世纪的威尼斯外交官弗朗契斯科·索拉佐在任期届满的归国报告中留下了以上这段话。在经济上，威尼斯凭借着特有的商才及组织化的运作，经受住了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但在政治和军事面却无力挽狂澜。威尼斯必须承认，时代变了。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辉煌灿烂的城邦国家，不以拥有土地为根基，而是通过手工业交易，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可以说，那是一个重质胜于量的时代。城邦国家的个人生产力非常高，以人口10万到20万左右的威尼斯为例，他们创造的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人口1600万的土耳其的国民总收入。再看佛罗伦萨，如果他们不借钱给法国、英国的国王，那些国家连仗都打不起来。

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代的土耳其、西班牙、法国，还不懂得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

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

然而，时代已经转变，重量级的国家开始苏醒。这些大国都是君主制，一旦遇上贤能的君主，便会迅速地发展壮大。16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是近代国家的开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扣：前所未有的贤君。

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卡洛斯（Carlos I）即位成为西班牙国王。

1519年一卡洛斯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拥有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The Netherlands）、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以及东洋和新大陆，被称为史上首位国际领袖。

1556年至1598年，在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帝国迎来了顶峰时代。

另一方，东方大国土耳其，自1517年占有麦加之后，便名正言顺地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在红底白色新月五角星国旗之外，又添了一面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底新月五角星旗。在1520年至1566年苏莱曼大帝的统治时代，土耳其的领土西起蒙古，东至波斯湾西岸，北自克里米亚，南延伸至维也纳城墙，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

法国在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能与上述两国媲美的英明君主，但由于中央集权日益增强，国家实力雄厚，是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全国土地都适宜耕种，在非常时期，可以保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它高达1600万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卡洛斯时代的德国与西班牙两国人口总和，才能与之匹敌。尽管内乱不断，但在西欧能与日不落帝国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唯有法国。

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实施君主专制成了强国。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摘下有色眼镜，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万恶的制度。不可否认，君主制的确存在许多弊端，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还是有不少优点，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是最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首先，事情由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时间短。实施政策时，只要命令控制系统组织得当，指令可以传输至末端，并且具有共和制所欠缺的高度的权威性。此外，君主以下的人各司其职，无须太多的政治全才，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新兴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以16世纪为界，共和制色彩浓厚的城邦国家不断消失。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它们无法对抗逐渐壮大的周边国家，还因为其政府的执政能力不如君主制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资源的浪费增加，而浪费又将导致国力的衰退。原本就没有土地基础的城邦国家，本就欠缺浪费资源的本钱。这些小国，一旦开始出现衰退，国力就会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落。不消说阻挡，甚至连减缓跌落的速度都极其困难。

佛罗伦萨共和国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佛罗伦萨在共同体合议制遭遇挫折之后，改为美第奇家族僭主制，之后又进行了种种尝试，试图找到一种高效的政治体制。终于在1530年，共和国体制如夜空中一瞬绽放的烟花，消失无影，变身为一个以美第奇家族为王的君主制国家。

佛罗伦萨从城邦国转变为领土型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之后，其地位降至一个中等国家的首都。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如果威尼斯也沦为奥地利哈布斯堡主朝的一个外港，想来人们不会感到惊讶。但威尼斯并没有沉沦。

兰克注释8908 曾经指出，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得到了与18世纪的英国政体同等的赞赏。18世纪的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因其高效受到了各国的赞誉和关注，那么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应该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获得了他国的肯定。

然而，与18世纪的英国不同，16世纪的威尼斯面对既有优秀的君主，又有高效体制的君主制大国的崛起，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这个得到褒奖的体制，并不是威尼斯人有心而为之。

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期待提高执政能力

与寻求他国保护的热那亚共和国，或者是变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同，威尼斯共和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共和政体。倒不是因为威尼斯人在意识形态上信仰共和，而是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对自己最合适。想要在政体不变，国家实力又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抗衡急速壮大的君主国，至少可以在提高行政效率上寻找对策。

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引用了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中的部分章节。这里，请容我再重复一次。

“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

在这段文章中，马基雅维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6世纪的共和国所直面的困境。在他去世的三年之后，其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运果然应验了他最后一段的预言。

那么，既没有改变政治体制，又没有亡国的威尼斯，是如何应对这个难题的呢？

正如“政治的技术”一章中所述，威尼斯共和国早在城邦国家全盛时期已经针对在共和制前提下提高执政能力，推出了最初的方案。那是在13到14世纪由元首皮耶托·葛登尼哥主导的行政改革。通过这场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改革，确立了日后掌管政治的统治阶级，这些人被称为贵族。

不过，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的贵族，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对臣下的审判权，甚至与平民之间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资产差异，所以贵族只是一个从政者的代名词。这次改革对确立威尼斯国内的统治阶级，即建立起一支政治专家的队伍，贡献不菲。这些政治专家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由20岁以上的男性贵族组成。由于贵族是世袭，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对保持政策的一贯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威尼斯贵族注入大量新鲜血液，是在1381年对热那亚战争的最后决战之后。很多为这场举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人晋升为贵族，获得了共和国国会的席位。不过从那以后，除了极少数功勋显赫的人物之外，很少再有新血输入。在威尼斯推行本土扩张的15世纪上半叶，维罗纳、帕多瓦等新属地的地方名士们，虽然能享受自治权，却鲜有机会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状态之下，仍然完好地运作了200年。也许是因为从30岁以上的国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的、成员不足200人的元老院适当地弥补了国会决议速度迟缓的缺陷。国会由1500到2000名议员组成，做决定的时间自然会慢一些。

事实上，一直到15世纪为止，元老院始终拥有极大的权力，国家的重要事项，几乎都是由元老院审议和决定。虽然那时也有总理府、内阁以及“十人委员会”，不过总理府和内阁主要负责提案，而“十人委员会”在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谍报工作和调查重大犯罪。

进入16世纪之后，这种运作模式的效率明显不足。相较于专制君主在听完大臣们的意见后，即刻拍板决定的速度，200人的元老院决议，还是消耗了太多的时间。

何况，做决定时决策者以及知情者越少，就越能保守秘密。在讲求秘密和速度的16世纪，威尼斯需要的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若想维护政体，就必须拿出违反政体精神的勇气。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让他们有机会将能力发挥至最大的一条途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动荡，引来他国的监视，威尼斯的改革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他们只是对原来的机构进行了重新整编，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元首：1人

元首辅佐官：6人

“六人委员会”：6人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3人

共计：16人

“六人委员会”是在1400年新设立的机构，由内阁中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由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的部长们组成的工作小组。除了元首是终身制之外，元首辅佐官任期是6个月（以前是一年任期，16世纪后缩短至半年），六人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同样也是6个月，“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则是3个月做一次交替。由这16个人组成的权力中心叫作“内圈”，在它的外部，另外还设有“外圈”机构。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7人

内陆部：5人

“四十人委员会”委员长：3人

国家监察官：3人

共计：18人

任期均为一年。内陆部主要负责内陆本土属地的管理。四十人委员自古就有，以制衡元老院为目的，主管财政和司法。每一个委员中会安插一名国家监察官，负责监视委员会权限过大的问题。这是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或某一个委员会，威尼斯共和国独有的官职，任期一年，人选由共和国国会选出。

除了“内圈”和“外圈”的34个人之外，再算上军队最高司令官、派遣去外国交涉重要事项的特使，约40个人组成了16世纪后威尼斯共和国的实际政府。也就是说，200人的元老院精简至约40人。

威尼斯这次政治改革，将权力集中，手段非常之巧妙。外国的间谍们很久都没注意到这个变化，而是将精力全部用在打探元老院审议的方案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政改后元老院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开会时仍然有众多的议案需要讨论，因此也比较容易转移外人的视线。

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五章“政治的技术”的内容，一定会提出质疑：无论任期是6个月或一年，这些人核心人物原本不都是有职在身的吗？而且不是要经过与任期时间相同的休职期之后，才能再选吗？

没有错，这次政改并没有触及这条共和制最根本的制度。

那么，6个月或一年就必须人选交替的规定，如何维持政策的一贯性？又怎么能达到这次改革所指向的迅速决策和保守秘密的目的呢？其实，法律上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除了元老院议员之外，其他所有的官职都不允连任，必须经过休职期。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卸任后，不许担任其他部门的职务。

事实上，元首辅助官在结束6个月的任期之后，随即当选为六人委员会委员，卸任后又成为“十人委员会”委员长的情况，并不少见。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传递。

在一个委员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委员都在相同的时间结束任期。因此，根据职务的任期长短，有人可能会离开“内圈”一两个月，但几乎不会发生连“外圈”的职位都轮不到的事情。所以，威尼斯政府始终能够在同批人马的情况下，保持运作。

这种模式，既能避免政局陷入危机，又防止了一人权力独大的弊端。与此同时，通过经验成熟的少数人执掌政权，建立起一个高效且保密的组织机构。

曾著书讨论威尼斯政体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marini）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进入40人核心集团的很好的仕途范例。

加斯帕罗于1483年出生于曾经出过元首的孔塔里尼家族。在30岁之前，他做过学问，也帮忙过家族的生意。他在精神层面上倾向于路德派，其两位好友都进入了修道院，然而，他却选择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政治。加斯帕罗独身，进入政界时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抱负。

在担任了几个不怎么重要的职务之后，36岁的加斯帕罗被选为波河灌溉事业的负责人，因工作表现优秀受到了嘉许。翌年，他作为特使被派往神圣罗马帝国刚即位的年轻皇帝卡洛斯身边。那次的沃尔姆斯（Worms）之行，使加斯帕罗成功地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归国后随即当选为内陆部的委员，进入“外圈”。

紧接着，加斯帕罗再度作为特使前往罗马。待完成任务归来时，六人委员会已经为他准备好位子，加斯帕罗正式成为“内圈”的一员。

在那之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加斯帕罗的经历就是最典的型权力更迭。“十人委员会”委员长卸任之后，随即当选为元首辅佐官，基本一直处于“内圈”。虽然有暂时离开“内圈”的情形，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外圈”。以这个仕途往前走，只要再出任过海军司令和陆军参谋，之后十有八九会当选共和国元首。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他的仕途突然中断了。

原来，加斯帕罗受到了来自罗马教廷的召唤。教廷看中他的原因有二：一是深受皇帝的信赖，二是独身。成为枢机主教的加斯帕，因此不得不离开共和国的中枢。与任命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为首相的法国，或者是常常聘请高级神职人员作为政治顾问的西班牙不同，威尼斯政府决不允许与教廷有关的人员兼任政府官职。对于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离去，一位隶属“内圈”的成员，曾经叹息称是威尼斯的损失。

不过，人在罗马教廷的加斯帕枢机主教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为祖国做着贡献。他受教皇的委托处理天主教与新教（Protestant）的冲突，成功地缓和了两派间的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那些反宗教改革派的狂热信徒对威尼斯的憎恶情绪。威尼斯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伊斯兰教教徒和平相处。然而，这种行径却遭到了宗教改革派以及反改革派同仇敌忾的抨击。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这番努力，对于祖国威尼斯是一份难得的珍贵帮助。

说回掌握威尼斯实权的40位威尼斯男人。除了元首和“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之外，其他人的着装完全没有特殊性。

元首因为代表着威尼斯的富贵和权威，所以在正式的场合，必须穿戴华丽的服装，另外三位委员长由于负责重大的审判，为了方便在街头请愿、申诉的民众辨认，所以有穿红色长袍的义务。其他委员们则清一色地穿黑色长袍。这种黑色的托加（Toga）不仅是贵族，商人、律师和医师通常也穿，外观上丝毫看不出差异。我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曾经提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情况相反，在威尼斯往往是权位越高，装饰越朴素。而且除了元首有置装费之外，其他人都是不拿薪酬的。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以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了对抗高效运作的君主国，就把所有的重要事项都交由30到40个人处理。正如威尼斯极其排斥一人独揽大权，他们也几近神经质地预防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个大约40人组成的实际政府，他们又另外设立了一个成员也在40人以下的“十人委员会”机构。

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反政府的叛乱。“十人委员会”就是在其中一次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平定之后设立的，时间是1310年。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与反政府阴谋有关的情报，并以此为据对叛国者进行审判和裁决。可是在元首法利耶之乱后，威尼斯很幸运地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重大事件，“十人委员会”似乎可以关门歇业。但建立起的机构，不能轻易地将它废除。“十人委员会”收集情报的高超能力和优秀的实绩，越来越凸显了其重要性。在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时，这些情报成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这和CIA （中央情报局）长官必定列席美国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是一样的道理。

“十人委员会”虽然名称里有“十人”，其实成员除了10名委员之外，还有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再加上一名国家监察官，总共是48人。监察官只有列席权，没有投票权，实际上是一个“十七人”的委员会。

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项，除了18位委员之外，还必须另外加入“Zonta”。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翻译“Zonta”这个威尼斯词语，总之就是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15到20个人，他们大多是有过大使、特使或者军队司令等经验丰富的议员，共同商议决定。这是为了维持公平公正，避免将决定权交给极少数人而产生的制度。如果是外交上的问题，“六人委员会”的委员也必须到场。上述“Zoma”的成员人数从15到20人，就是看“六人委员会”是否需要出席。16世纪的威尼斯的公文中，常常会出现“十人委员会”“Zoma”的字眼，实际成员大约是40人，都是30岁以上的男性。

简单地说，前述的“内圈”和“外圈”的40人主要负责国家内政，而“十员”和“Zoma”加起来也差不多是40人的集团，主管外交。但现实中，负责内政和负责外交的最高领导，不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此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其实也多有交叉重叠。

元首、元首辅佐官、“十人委员会”的10名委员，通常都同时隶属两个机构，“六人委员会”也经常参与其中，因此，属于“内圈”的委员，几乎参与了所有涉及国家最高机密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内圈”和“外圈”的分别，主要是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基本上是由“内圈”单独拍板定案。总而言之，威尼斯政府的中枢是由重叠部分占2/3的两个机构组成的。

“十人委员会”可以说是16世纪威尼斯政体的头脑。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元老院议员的马可·多纳托（Marco Donato），当时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16世纪时的“十人委员会”和“Zoma”，灵活机动地展开外交工作的实例。

例一：

事情发生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的卡洛斯率领德意志、西班牙联军，进攻教皇的属地帕维亚。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以罗马涯总督的身份，在前线指挥守军防御，奋勇善战。欧洲诸国眼看着卡洛斯势力不断膨胀，个个显得忧心忡忡。同样，威尼斯也不乐见皇帝的权力过于强大。

当时的教皇，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手下亲信自然是以佛罗伦萨人居多。某日，教皇身边第一红人的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找来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询问威尼斯是否有可能不通过元老院审议，直接与教皇结成反皇帝同盟。大使火速派特使回国汇报此事，威尼斯政府“内圈”即刻做出了答复，给大使的文书上只写了一个字：“可。”

事不宜迟。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和“Zoma”迅速展开活动。3月3日，帕维亚战役刚结束，威尼斯便派特使秘密前往法国，向日后被称为“科涅克（Cognac）同盟”的缔结，迈出了第一步。

3月8日，带着同样使命的特使，秘密出访英国。3月9日，驻米兰的威尼斯大使收到政府指令，要他去向米兰大公打探是否有加入同盟的意愿。同样的指示，也发给了驻守其他相关国家的大使们。

4月，在公开承认米兰属于斯福尔扎（Sforza）大公的条件下，双方进入了正式的谈判。5月、6月，在米兰、巴黎、君士坦丁堡，秘密的谈判同时进行。之所以会有君士坦丁堡，主要是与土耳其结盟的法国要求土耳其加入。元老院一直到7月才得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例二：

1540年8月18日，“十人委员会”以元首的名义，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了绝密指示。两年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在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败给了土耳其，威尼斯因此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进行和谈。

给大使的密令是这样的：

相信阁下已经收到元老院的决议。如果苏丹接受元老院的条件缔结和约，是最好不过的结果。这里，“十人委员会”和“Zonta”决定附加以下条件。

如果拥有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苏丹向负责谈判的阁下要求割让纳夫普利亚（Nauplia）和玛尔维萨，我们赋予阁下放弃两城其中之一的权力。倘若苏丹坚持两城都要，否则不签约，我们允许阁下全都放弃。

和谈成功了，不过是以最后放弃两城的条件换来的。“十人委员会”在没有与元老院以及国会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下，便做出了放弃两块海外基地的决定。

例三：

这也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有关。威尼斯、西班牙等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战情似乎朝着威尼斯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断了和谈的念头。1572年3月，即勒班陀海战胜利的5个月之后，威尼斯以元首的名义，要求教皇批准威尼斯处决俘虏，以打垮土耳其人的士气。可是刚到6月，他们便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打探土耳其谈和的可能性。对西班牙怀有敌意的法国，对此事颇为积极。

可过了一阵子之后，“十人委员会”又决定维持现状，暂缓和谈事宜。原来，打赢勒班陀海战后，西班牙信心大增，正积极准备再组联合舰队挑战土耳其。不料，这个希望终成了泡影。1572年的9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正式与土耳其开始谈判的命令。同意大使可自由购买价值5万泽其诺金币（Zecchino）的礼品，赠送给对方负责谈判的官员帕夏；可以提高塞浦路斯的年贡金的条件，要求对方归还塞浦路斯岛。

土耳其虽然败了海战，但他们对威尼斯的处境却了如指掌。谈判进行得异常困难。“十人委员会”和“Zoma”的内部出现了应该把事情转交元老院商议的声音。尽管塞浦路斯岛已经被土耳其占领，但威尼斯实在是不情愿正式表示放弃。毕竟塞浦路斯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纳夫普利亚、玛尔维萨不能同日而语。一些委员因此认为塞浦路斯岛的命运不能交给不足40人的小集团，于是，委员会就决定权是否交给元老院做投票表决，结果只有两票赞成。

和谈毫无进展。11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ma”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指示，可以不考虑归还塞浦路斯岛。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委员们又一次就决定权是否移交元老院做表决，这一次也只有三票赞成。

元老院被告知此事，是在1573年的3月，那是签订和约之后的事了。在塞浦路斯岛IE式成土耳其领土的消息公开之前，威尼斯造船厂几乎天天都有新军舰下水，水手的招募也没有停止，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威尼斯的市民也都以为仗会继续打下去。

以上三例都是与威尼斯有直接关系的事件。不过，对那些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十人委员会”和“Zonta”也常常不通过元老院及国会，擅自处理。

威尼斯共和国收集情报的能力，在当时首屈一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消息源源不断。教廷收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女就是其中一例。“十人委员会”决定向元老院隐瞒这个消息。文件之所以不公开，并非是威尼斯人担心风声走漏会影响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而是在关键时刻，此文件可以作为牵制教廷的工具。

按规定，任期届满归国的大使会在元老院做例行报告，但事前必须将报告的草稿提交“十人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时会立即指出不能公开的内容，有时候则将整张报告搁置一段时间。11月份写的报告，一直到第二年3月才公开的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说，驻法国大使在归国报告中，提及法国存在反国王的势力。“十人委员会”禁止公开这段内容，一直到这股势力掌握了法国的大权之后，才同意向元老院报告。曾经的反对势力主政后，自然是不会忘记威尼斯当初为他们保守秘密，这对日后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元老院看似被架空，但像其他国家经常出现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在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之间发生。这也许是和“十人委员会”和“Zoma”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自元老院有关。大概是议员们想到自己将来也有进入委员会的可能，所以就不争一时意气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威尼斯的政治家们对于保守秘密在政治及外交上的重要性有着一致的共识。

虽然马可·多纳托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但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废除“十人委员会”。

由于负责内政的“内圈”“外圈”和负责外交的“十人委员会”“Zonta”的成员有2/3重合，所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人数大约在60人左右。人员精简至此，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势必增大。成员轮流换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部门都由经验成熟者运作，因此与以往相比，不仅是对每一位人选的审核，而且对机构整体能力低下的防范也更为严格。

岗位轮流制使得一个人可能长期处于权力的核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威尼斯通过任职期短以及强制休职的规定，将风险成功地减至最低。然而，为了对抗高效的君主集权制，这项制度在执行时，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正因为如此，人才的选拔，便成了共和体制的生命线。在威尼斯，既设有专门监管贵族阶层的贵族监察委员会，同时还有国家监察官制度，可是，仅仅监视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威尼斯选举元首的程序，已经在第五章中做了介绍，这里就其他议员、委员们的选举，做些说明。正如选元首一般，威尼斯的选举方式不是单纯地从数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而是首先要选出拟定候选人名单的成员。威尼斯人认为，首先要有客观的候选人提名，才可能实现最终选举的公平公正。

威尼斯选举的第二个特色是，不仅可以投赞成票，也能投反对票。这点和现代的选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人，要在反对票不高于赞成票的前提之下，才算当选。否则，哪怕赞成票第一也是白搭。

由于可以投反对票，所以不可能起立或举手表决，威尼斯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为投票者保密。

我们以共和国国会为例，来看看选举的具体流程。包括元首在内，元老院议员、国家监察官、“四十人委员会”、元首辅助官、海外殖民地总督以及基地的城主、陆军参谋、海军总司令、参谋等官员，都是通过国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一年中至少有20次选举，多时更高达40次。每周的星期天定期召开会议。

首先，在会议日的前一天，即星期六，在里亚尔托桥周边张贴公告。

星期天，会议在元首官邸内最大的共和国国会议事厅举行。待全体议员到齐之后，大家按顺序走向元首及其辅佐官就座的议长席前，那里摆着一个大箱子，每个人将手伸进箱子里拿一颗小球，如果球是金色的，代表此人成为候选人提名小组的成员。如果摸到的球是银色的，表示没有资格提名。为防止有人作假，金球上巧妙地刻有印记。

拿到金球的人在议长席前面的一排位子依次坐下，直到满36人为止。由36个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再以座位的顺序分成4个小组，在4个房间内进行候选人提名。等4份候选人名单出炉后，便开始选举。

议长报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超过千名以上的议员，便要离席一次去投票箱投票。白色的球代表赞成，绿色的表示反对。除了投票者本人之外，没有人会知道他投的是白色还是绿色。整个投票过程反复多次，直到所有候选人的表决票投完为止。实际上，候选名单不只4份，另外还要加上元老院和“核心小组”的提名。如果是改选半数以上的元老院议员，投票的次数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复杂但迅速有序的威尼斯国会选举场面，每每让外国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

国会的普通议员有提名权，代表所有贵族皆平等这个共和体制最根本的理念。但是像元首辅助官、总督、舰队司令等重要的官职，实际上大多是以元老院、“核心小组”的提名决定人选。

选举过程中，禁止任何发言。为了杜绝拉票活动，拟定候选人名单和投票都必须同一天内完成。

赞成及反对票一并作为当选标准的威尼斯特有的选举方式，常常会产生有趣的结果。比如说，在1500年和1509年，当元老院议员进行半数改选时，由于反对票数高于赞成票，元老院提名的候选人几乎全体落选。政治和军事的失策，通常会是导致议员们落选的原因。1500年是因为前一年与土耳其开战，而1509年则是由于外交上的失误而引发康布雷同盟战争。编年史的作者普留利和萨努多都将当时的状况比喻成政权交替。

在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根据规定，一个家族中只能有一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有资格参选元老院议员，不过，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连续再选的职务。在候选人几乎全部落选的那两次，取而代之的，基本上都是经验不足，但家族中有人战死，或者是本人骁勇善战的新人。想来当时的情形，如同现在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不信任投票。

这样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政体正因为凭借着高效的运作，才能够与当时的君主国抗衡。正如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尼斯的政体可以说是最接近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理想政体，即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君主制混合的政体。

根据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理论，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代表了民主制，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等核心机构代表了贵族政治，而元首，则是在保留了终身制这个优势的同时，又剔除了世袭这个缺陷的改良型君主制。这三种体制相融相合形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无论是加斯帕罗的理论，还是在现实中都证明了这个政体，多数不会恃众横行，少数不会滥用特权，元首不会利用其地位和名声推动君主专制。

威尼斯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源自他们一贯秉持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就像“十人委员会”的某一位委员所说的：

“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

尽管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包括庶民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起来抗争。其理由是威尼斯的法律保障了人人平等的权利，利益分配上更趋于公正。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浪潮中，威尼斯人所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无法比拟的。类似异端审判这种极端的现象从未在威尼斯出现过。

威尼斯的医疗水平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对黑死病的预防处理措施，便可证明这一点。虽然医院经常会用“不治”等讽刺词来作为院名，实际上医术还是相当高明。曾经在日本传道的沙勿略，在远赴东方之前，就是和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起在威尼斯的医院学习过医术。

威尼斯也是第一个将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做明确区分的国家。当时其他的国家，外科与内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医生兼任理发师，或者更准确地说外科医生是理发师兼任的。而在威尼斯则没有外科内科之分，医师都属于同一个行会。理发师另有行会，除了拔牙之外，禁止任何医疗行为。威尼斯的医生们除了在毕业时需要通过国家考试之外，另外每年还要接受一次鉴定考试。

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的远航船，必须要有懂内科的随船医师。而同时期的英国船，还处于剃头匠充当船医的水平。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不少教授都有过船医的经历。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医院进行实习，然后随船走四方。和威尼斯的商业、外交一样，远航船也是非常重要的实地教育场所。船长的餐桌上常常会看见船医的身影。

威尼斯派驻海外基地或内陆本土行省的官员，以公正清廉著名。在中饱私囊的贪官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威尼斯统治下的属地民众，在面临可能其他国家统治的抉择时，大多都愿意归属威尼斯。这种倾向在同属天主教的意大利行省尤其明显。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后，那些抛弃败北的威尼斯向法国、德国敞开城门的城镇，不到10年又纷纷转投回威尼斯的怀抱。其中理由除了厌烦了大国间的争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大多民众比较喜欢威尼斯的管理体制。

外交向来是与经济技术齐量等观的威尼斯另一项重要的资源。在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做法，便是威尼斯首开先河。这些大使们卸任归国后，按照规定必须向元老院做情况汇报。报告通常都写的很长，内容包括对驻在国各方面情势的分析及总结，以及对未来走向的预测。听取报告的元老院议员们也十分投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过大使的经验，哪怕是那些尚未经历的人，日后基本上都有成为大使的可能性，因此大家都很珍惜这种获得宝贵情报的好机会。

同样，写报告的人也相当认真。因为元老院对归国报告的评价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仕途。像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那样在归国后随即被提拔进入核心的例子，并不少见。

如今，这些报告经过整理编辑成10多卷，陆续在出版中。虽然19世纪中期佛罗伦萨曾经出版过一次，不过眼下正在出版的才是完整版。目前（1980年）已经出版的9本包括有关英国、德意志、法国、西班牙的报告，之后还会有土耳其、意大利诸国的篇章问世。这些报告是了解当时欧洲和中东地区可信度最高的史料。

总而言之，在那些不拘泥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将政治视为可行性技术的人们看来，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制运作效率可圈可点。然而，这种威尼斯式的体制，虽然有利于培养具有宏观视野的全能型政治家，却不如君主专制统治下能够造就专业型行政官僚。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才华与艺术相通，主要靠天赋。因此，对于那些成不了优秀政治家的人们，至少要让他们在某个领域有所作为。可惜的是，威尼斯的政体，在这方面的安排相当欠缺。威尼斯共和国不仅缺少产业或行政上的专家，就连专业的海军人才都没有。

不过，在威尼斯贵族阶级，即培养政治家的机构还能充分发挥实力的16世纪，上述的问题尚未成为明显的缺陷。为威尼斯共和制投下阴影的，是其他两个问题，一是血缘，二是贵族阶级内部贫富差距的固定化。

威尼斯的光与影

首先从第二个固定化问题说起。

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在威尼斯，即使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从事买卖，并借此积累本钱。政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安排了作为商船弓弩手的位置，通过海上锻炼获得商业和航海的技术。这些人不仅有薪水的保证，还可以利用经商的权利逐渐储蓄资本，如果在海上工作4年以上，甚至有机会晋升为船长。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东山再起、败者复活的机会。这项措施对与促进贫富之间的相互流通，防止贫富差距固定化有着很大的贡献。

然而，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为了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不得不改变以往的模式，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和以海上贸易为主的15世纪相比，16世纪是一个国内手工业蓬勃成长壮大的时代。对那些没落贵族而言，工业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只有做技工。可是，工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且都有着靠技艺为生的自尊，贵族不可能也不愿意融入其间。在贵族与工人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中产阶级顶梁柱的事务官的职务。但是在贵族负责政治决策，平民负责行政事务的体制之下，贵族再怎么迫切地希望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没有资格做事务官。

唯有贵族阶级在精神、物质两面都不匮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共和政体正常的运作。深谙于此的威尼斯政府，积极地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没落贵族的救济政策。可是，由于经济结构所制，东山再起的机会逐渐减少，这类救济政策，在现实面前显得有心无力，最终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慈善福利。这些被称为“Bamabotti”的没落贵族，只能在有钱贵族经营的工厂或农庄担任管理员，甚至还有人沦为乞丐。不同于一般的乞丐，这些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用黑衣遮住脸，只在眼晴的地方开两个小洞，人们称他们为“无地自容的乞丐”。

适者生存，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威尼斯，这些贵族还要负责国政。如果是贵族的嫡子，必须从事繁忙而且无薪的政务。在败者复活的可能性减少，没落贵族的弱势地位固定化的同投票中“买票”“卖票”的迹象逐渐明显起来。

不过，所谓的“买票”“卖票”，不存在金钱交易，“卖票”者在元老院议员选举时给某人投赞成票，只是为了获得进入收入多、支出少的宗教界的推荐。正因为程度不算严重，所以还不至于动摇体制根基。威尼斯境内的神职，不允许大主教、教皇自作主张，向来是由政府提出4位候选人，然后再让教皇选择其中之一。

在当时，神职收入丰厚，足以养活整个家族。帕多瓦大主教的年收入几乎与威尼斯共和国拿最高薪酬的元首持平。其实，元首的薪水相当于活动经费，按规定必须全部用于公事消费，但神职人员却没有这个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只要家族中有人担任与罗马教廷有关的神职，整个家族的男性都不能参与相关教廷的决议，不过相较于沦为乞丐，这点儿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有人因为是贵族家的嫡子而吃尽苦头，也有人因为成不了贵族而愤愤不平。威尼斯的贵族只看父系血统，母亲一方的家族哪怕是穆拉诺岛的玻璃工人或者造船工、商人都不受影响。但是，如果男女双方不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就没有资格作为贵族进入政界。

在这一点上，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国家就相对宽松许多。作为私生子，仍然能凭借能力和幸运，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私生子遍地的教廷就不用说了，哪怕是那些君主国家，对庶出子也没有严苛的限制。但是威尼斯为了统治阶级的稳定化，坚持采用嫡子世袭制。虽说贵族的利益不如从前，可是被这项制度排除在外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挽回失地的机会。

元首安德烈·古利提（Andrea Gdtti）和他儿子的经历，就是威尼斯这个制度下产生的光与影的对照。

元首古利提

经提香之妙笔，其肖像画流芳百世的古利提，出生于1455年。在家中完成基础教育之后，他被送往帕多瓦大学学习哲学。由于父亲早逝，古利提由祖父养大，曾经跟随担任大使的祖父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生活过。他是一位语言专家，除了生活过的三个国家的语言之外，还懂拉丁、希腊和土耳其语。

1480年，25岁左右的古利提开始频繁出入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通过将当地的小麦销往本国的转手贸易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的妻子是威尼斯名门之一的文德拉明（Venckamin）家的女儿，两人诞下一男二女。除此之外，他与在君士坦丁堡行商时结识的希腊女子还生了三个儿子。

古利提和土耳其宫廷的重臣们交情不错，更与宰相结为好友。但是在1499年，土耳其与威尼斯爆发战争时，古利提因间谍嫌疑而遭到土耳其方面的逮捕，罪名是一手制造了不久前发生的土耳其造船厂火灾。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史料记载，不过古利提被判了死刑。

安德烈·古利提不仅头脑聪慧，有良好的教养，还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魅力十足的性格甚者连男人都为之倾倒。除了其好友宰相艾哈迈德（Ahmed），苏丹巴耶济德也十分喜欢他。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土耳其一批有头有脸的人物求情，古利提终于逃过一死。

苏丹不仅释放了古利提，为了尽早开始两国的和平谈判，还将他送回了威尼斯。1503年签订的土耳其与威尼斯的和平条约，就是古利提一个人几度往来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之间，从中斡旋达成的。缔结和约之后，他当选为“中枢集团”的成员，之后一直留在威尼斯，轮流在多个岗位上任职。

1508年，康布雷同盟战争爆发。古利提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威尼斯的陆军总司令是由外国雇佣军的将领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便成了威尼斯一方的最高长官，掌管战斗总指挥以外的一切事务，主要工作是控制金钱的流向，以及监督雇佣军是否履行契约等。如果总司令发生意外，参谋长必须负起代理之责任，指挥战斗。

康布雷同盟战争中威尼斯出师不利，首战阿尼亚德洛（Agnadello）战役便一败涂地，威尼斯的陆军部队简直溃不成军。之后又因为雇佣军队长们之间意见不合，使得对手更是势如破竹。他们占领了帕多瓦，烧毁了梅斯特雷（Mestre），威尼斯只剩下海水这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参谋长的安德烈·古利提根本顾不上制定什么防守策略，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整编因战败而军心涣散的陆军队伍。

首先，他组织打游击战，借此重建士兵们的信心。当这个战术逐渐出现成果时，他强烈要求政府发送军费。钱一旦到位，立即打响了夺回帕多瓦的战役，不仅成功地收复了失地，还收回了被占领的维琴察和布雷西亚（Brescia）。军队以及当地的市民因此士气大振，当皇帝军队对帕多瓦发起总攻时，经过安德烈·古利重整之后的陆军部队彻底改头换面，奋勇抗敌。

话说回来，防御战打得还是相当辛苦，古利提甚至一度被法国军的大将捕获。不过他很快就与这位特里武尔齐奥（Trivulzio）将军打成一片，待对方放下警戒心后，骑马逃出了敌营。后来他又成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的俘虏，结果不仅获得国王的青睐，竟然还受邀成为刚出生的公主的教父，见证洗礼。就这样在磕磕碰碰、时好时坏的状态下，古利提逐渐练就了掌控军队的本领。他与士兵们睡同一个帐篷，吃同样的伙食，成功地抓住了那些原本认钱不认人的雇佣兵的心。

战争结束之后，古利提继续留在内陆，因为他被选为本土的总督。就在那个时期，原先被占领的内陆领土，陆陆续续地重新归属威尼斯，不久之后，局面便完全恢复到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

或许是因为本土局势逐渐稳定，1514年，古利提当选为海军总司令。由于在他任职期间威尼斯海军没有打仗，所以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他指挥战斗的能力。和平时期海军统帅的主要任务，一是强化与同盟国海军的共同作战体系，二是负责从威尼斯延伸至塞浦路斯前线的海军人员和物质的调配，有效地运用平常开支高达10万达克特军费等。这些工作都不是一介武将能胜任的。

1517年，古利提当选为陆海两军最高统帅，两年后，再次出任海军总司令。1521年，他出任本土属地的最高领导（当时本土已经完全回到了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然后在1523年，68岁时当选为元首。

安德烈·古利提当选元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多人对他高傲的态度颇为反感，更愿意选择另一位性格谦和的候选人安东尼奥·特隆。他们拉帮结派，以古利提在土耳其有三名私生子，不适合担任共和国元首为由，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当选。然而，认可古利提能力的人也不少，经过三次反复投票，安德烈·古利提总算是获得当选所需的25票，成了元首。

在担任元首的15年间，古利提汲取君主制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树立起一个威尼斯共和制理想的元首形象尽心竭力。即使为了在下文中即将讲述的他最心爱的儿子，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歪曲法律；发生粮荒时，他将自家库存的小麦粉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投放市场，缓解了国库的压力。

古利提一向认为，威尼斯的独立是建立在列强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位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为了所谓的尊严而发起的战争是最没有意义的，因此，无论是对土耳其、西班牙还是法国，他都尽量采取协调路线，避免战争。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处理对外问题，处理内政古利提也是一位老手。当他判断需要内部正反两派相互牵制时，会存心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鼓励反对的声音。

有才华的人，往往都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安德烈·古利提也不例外，表现之一就是喜好华服。作为共和国富裕和权力的象征，威尼斯对元首的服装原本就有所要求，在他的影响下，之后300年的元首服基本上都是以豪华风格为主。

古利提的服装款式种类多样，以应对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圣母玛利亚祭日时，是一袭纯白绸缎绣银色图案的披风，在招待西班牙大使的宴会上，又以金线织花的及地长袍现身，豪华绚烂的装扮，每每让外国使节们赞叹不已。古利提身材高大，蓄雪白胡须，器宇轩昂的气度想来是压得住任何锦衣华服。提香虽然也为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君主卡洛斯画过肖像，不过应该没有人会比安德烈·古利提更适合成为这位巨匠笔下的主人公。

这里再介绍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法国输给德意志、西班牙联军，法王被卡洛斯一世监禁后，西班牙大使带着这个消息去见古利提，并且大力宣扬神圣罗马帝国势不可挡，要威尼斯抛弃距离亡国不远的法国，与哈布斯堡王家签署同盟协定。对此，安德烈·古利提答道：“我与两位国王都私交匪浅，着实左右为难。请容我为胜利的国王庆贺，为不幸的国王流泪。”古利提舌绽莲花般的托词，简直堪称外交辞令的杰作。不仅卡洛斯皇帝没有找过威尼斯的麻烦，在狱中闻此事的弗朗索瓦一世在被释放之后，终身不忘这句箴言。

1538年12月，83岁的安德烈·古利提辞世。他是在得知威尼斯输给土耳其不久之后去世的。生前极力想回避这场战争的这位元首，终究还是没能了却心愿。

古利提在去世前数日，召见了伯纳多·纳瓦吉洛（Bernanack Navagero）。受政府委托正在执笔共和国历史的纳瓦吉洛，也常常为重要人物撰写悼词。听说元首要听一下自己葬礼上的悼文，纳瓦吉洛急忙起草了一份，在元首的枕边一字一句读给他听。听完之后，古利提只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这样吧。” 5天后，他离开了人世。

儿子

阿尔维塞·古利提（Alvise GHtti）是元首古利提的庶出子。安德烈·古利提与在君士坦丁堡结识的希腊女子之间生有三子：性格温和的长子乔治，以经商为业，在出生地土耳其平稳地度过了一生。次子洛伦佐作为父亲的私人特使，负责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的沟通，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阿尔维塞是小儿子，与其两位兄长同样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前期教育之后来到意大利，在帕多瓦大学继续深造。据说父亲安德烈最疼爱这位与自己性格相近的聪明好强的儿子。安德烈与正妻所生的儿子，早在安德烈因帕多瓦防守战而一举成名为“威尼斯的古利提”之前，便不在人世了。

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即使是反个人英雄主义的威尼斯，也可以像他父亲那样大有作为，而在意大利其他国家，庶出子成为一国之君的例子更是不计其数。阿尔维塞具备了所有的条件，唯一阻挡他实现抱负的，就是威尼斯法律不承认非婚子女的贵族身份。

贵族的庶出子，哪怕才华横溢，也只能在政府机构做个书记官之类的事务官。而阿尔维塞却不能忍受这种拿一份固定收入，终日坐在书桌前的工作。他决定回君士坦丁堡寻找其他机会。作为父亲，安德烈贵为共和国最高之长，对儿子的处境束手无策，而阿尔维塞本人的政治信仰，也不接受为一己私利而践踏共和国体制的事情。

回到君士坦丁堡定居后的阿尔维塞，从事威尼斯和土耳其两国贸易。他向威尼斯出口土耳其的小麦，又向土耳其进口威尼斯物产，后来还做了土耳其军队的御用军火商，很快便成为土耳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在商才上，他似乎也深得父亲的真传。阿尔维塞与宰相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结为好友，甚至苏丹苏尔曼大帝也非常喜欢与这位年轻人同餐共饮。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期的阿尔维塞·古利提身份近似双重间谍。但他不是游走于两国之间，以绝密情报换取金钱的那种间谍，反倒像一个情报交换中心，让两国彼此了解对方的情况。像他这类人物对于预防战争的爆发，其实是挺有帮助的，因为无知往往比熟悉更加危险。

当然，情报交换中心要起到作用，当事国双方的领袖必须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时土耳其的苏丹是苏尔曼大帝，而威尼斯则是信奉势力均衡政策的安德烈·古利提元首及其“核心小组”。

1528年，苏尔曼大帝攻打维也纳时，阿尔维塞·古利提与之同行。这场战争，唤醒了阿尔维塞沉睡多时的政治野心，发掘了他的军事才能。翌年，阿尔维塞受苏丹之托，作为指挥官率军队攻打匈牙利。他不负众望地成了战场上的英雄，并且在战事结束后，再次接到苏丹的任命，负责处理刚占领下的匈牙利战后工作。

1531年，一个传闻令威尼斯人震惊，现任元首的儿子改宗信奉了伊斯兰教！虽然那时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战事，但对于威尼斯而言，土耳其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假想敌。尽管威尼斯向来有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的传统，但这只是国家制定的政教分离的方针，从个人信仰的角度而言，威尼斯人都是天主教徒。阿尔维塞·古利提改信伊斯兰教，成了威尼斯一大丑闻。

安德烈元首似乎在事前就接到了儿子的报告。他在信中规劝儿子打消改宗的念头，不要过分涉入土耳其宫廷。这些信件的副本时至今日依然保存。话说回来，父亲除了忠告几句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要说在选拔人才上讲求实力主义，当时的土耳其的确比威尼斯更适合阿尔维塞。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整个土耳其帝国只有苏丹一个主人，其他人皆是奴隶。苏丹本人也是后宫女奴所生，再加上土耳其禁止本国人为奴，可见他至少有一半的血液不是来自土耳其。

苏丹的家臣们几乎也都是奴隶。苏丹每隔几年就会从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定期征召10岁左右的男孩。这些离开父母的孩子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那些身体健康、心智聪慧的孩子会留在宫内，继续接受精英式教育。剩下的则去军队锻炼。那支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精锐陆军部队耶尼切里军团就是由这批人组成的。他们禁止结婚成家，只效忠于苏丹一人。这些狂热的反基督教的战士们，原来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

可以说，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由非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土耳其民族的起源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之所以会不时地出现反苏丹的动乱，主要就是因为纯种土耳其人对混血或非土耳其人的统治，感到不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除了一个主人其余都是奴隶，则意味着奴隶们拥有平等的机会。虽然生死大权捏在苏丹的手里，但没有像威尼斯那种非嫡子不可的规矩。话说回来，再怎么机会平等，土耳其毕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阿尔维塞·古利提以基督徒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改宗后的阿尔维塞似乎有心获取匈牙利的王位。

没过4年，阿尔维塞·古利提突遭斩首，消息很快传到了威尼斯。他究竟为何而死，至今也没有找到真相。但是儿子的早逝的确让做元首的父亲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据说，那些对傲慢不逊的安·德烈·古利提一向没有好感的人们，在那段日子也都尽量避免在会议上发表刺激的言论。

当然，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例子。不过，即使没有他那般的政治野心，却因为庶出子的身份而无法施展才华的年轻人在威尼斯应该为数不少。也许很多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才，可惜就是这样被埋没了。

16世纪下半叶，曾经针对威尼斯统治阶级的世袭制度有过两次提案，希望能够向那些非嫡子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两次建议，都是由原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提出，可见是暗有所指。可惜，提案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世袭制平稳地运作了200年，才孕育出安德烈·古利提这般的杰出领袖。改变一个绩效相对不错的制度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16世纪的威尼斯并不缺乏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人选，那些以共同体为先、个人私利在后的“嫡子”们大有人在。

大国崛起

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君主论》主要讲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而《论李维》则是有关共和体制下的政治运作。《论李维》全名“论蒂托·李维《罗马史》的最初10年”，有的译本将它翻译成“政略论”，不仅与原名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实际的内容。我认为意译成“共和国论”会更贴切面对当时祖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分裂状态，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人，大概是深感仅一种政体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才就君主国与共和国做了分别的论述。

然而，同时代的威尼斯历史学家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马林·萨努多，甚至是以批判政府著称的吉罗拉谟·普留利，都不像以马基雅维利为首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那样，尝试去探索理想的政治体制。他们只针对威尼斯的共和制进行论述，对自己国家政体的正确性，似乎没有丝毫怀疑。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能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而这些威尼斯历史学家的作品只剩下作为史料的价值。

但是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时，同时期的威尼斯，虽然出现过很不受人民拥护的元首，却鲜有人对共和政体感到绝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哪怕是那些远离政治的普通市民也没有类似的诉求。在城邦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潮流之下，威尼斯坚守共和政体的优秀执政能力，得到了包括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们在内的其他国家人们的赞许。

那么，威尼斯是如何以此作为武器，展开对外政治的呢？关键点就是元首安德烈·古利提提出的——均衡列强的势力。

在这场艰难的政治游戏中，威尼斯用了法国这张王牌。法国虽然已经成为欧洲的大国，但它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而且对统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急速势力扩张倍感威胁。因此，威尼斯才将目标锁定于法国。不依附强国的荫庇，而是与更弱的国家联手，防止强国不断壮大是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威尼斯一向奉行的传统政策。

然而，这场均衡势力游戏，对威尼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威尼斯需要西班牙来共同抵抗土耳其，同时又需要借法国之力抗衡西班牙。可是威尼斯又无法效仿法国为对抗西班牙与土耳其结盟，因为威尼斯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有着太多的利益纠葛。这样，威尼斯在与列强们同桌玩角力游戏时就不得不比别国背上更多的包袱。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过一段他与法国首相同时也是枢机主教乔治·昂布瓦兹（Georgesd’ Amboise）的对话。两人因外交谈判而相识。

枢机主教说：“你们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马基雅维利反驳说：“你们法国人不懂政治。”

马基雅维利口中懂政治的意大利，那时除了威尼斯之外的土地正遭受着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蹂躏。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最终靠的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军事能力，是资源的储备。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尽管守住了国家的独立性，但还是深切体会到缺乏资源的悲哀。

从15世纪到16世纪，威尼斯的商船，按照合理化原则，逐渐将主力的加莱船改成称为“盖伦”（Galleon）的大帆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运输成本，解决战舰不能随时护航等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因不断发展的火炮等武器。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商船依然保持着首屈一指的实力，威尼斯的军船还是以传统的加莱船为主力。自1460年之后，加莱军船在船尾安装了大炮。由于火器在海战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为装载更多的武器，又出现了一种船身与帆船等高的大型加莱赛战船（Galleasse）。从15世纪后期开始至整个16世纪的威尼斯舰队便是由加莱军船和运载军粮的帆船，以及加莱赛战船所组成的。

不过，当时的大炮命中率较低，而且换炮弹所用时间过长，不像铁炮可以三列并排轮番轰击。但将铁炮搬上战船又很不现实。所以当时战船上的大炮与其说是用来击沉敌船，不如说靠发出的巨响声和激起的水柱，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打击。

发射距离短是大炮威力不足的另一问题。英国纳尔逊将军时代的作战方式在当时尚未出现，所谓的海战，仍然是近距离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最有优势的还是依靠划桨控制船只的传统加莱船。因此，如果纯粹比较海军战力的话，主要是看舰队中加莱战船的数量。威尼斯海军除了传统的加莱军船，又增加了加莱赛战船。

根据1423年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著名的以“遗言”形式留下的史料，当年威尼斯所拥有的加莱战船是45艘。到1499年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加莱战船的数量增加至60艘。

虽说威尼斯采取了以防守海外基地为主的战略，可是80年的时间，仅增加了15艘军舰，增长速度还是相当缓慢。同时也证明靠这些数量的战船数量已经足以对付当时的土耳其海军。

可是，1538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第三次战争时，威尼斯虽然派出了82艘军舰，还是无法凭一国之力对抗土耳其海军。因为土耳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埃及、北非一带，他们收编了那些以阿尔及尔、突尼斯为中心的海盗，因此海军力量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那一年，威尼斯海军是与罗马教廷派出的27艘战船，以及西班牙的49艘战船组成联合舰队，勉强与土耳其海军打了一仗。

1571年发生的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威尼斯派出了104艘加莱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共计110艘军舰。加上西班牙、教廷以及其他基督教诸国派出的98艘军舰，总共208艘，才差不多与土耳其海军的规模持平。

威尼斯海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实力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继续保持着位居基督教世界海军国之首。然而，在地中海世界却只能属于二流。为什么威尼斯在与之息息相关的地中海地区，不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呢？

难道是财政的问题吗？答案是，也不完全是。

首先，威尼斯战船的武装化成本很高。武装指的不是大炮等武器，而是人力所需的费用。包括划桨手在内，全体成员都是通过募集而来的自由人，所以必须支付薪水。而土耳其可以用奴隶或者是从占领地强征而来的划桨手，西班牙同样也是无视民意，强行要求其占领下的南意大利地区的居民充当水手。与它们相比，威尼斯既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权力。

第二，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的最大区别在于通商贸易在国家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换言之，海上悬挂着威尼斯国旗的商船，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因此，为了保护这些商船的航行安全，威尼斯必须付出庞大的军费来维护从本国到塞浦路斯岛的基地网络。

负责亚得里亚海警卫的舰队，不包括传令船和补给用的货船，仅常驻的加莱战船就有8艘。其中的6艘驻守科孚岛，另外两艘则以达尔马提亚的莱西纳为据点，执行海上巡逻的任务。

负责希腊警卫的战船有一艘驻守莫东岛。1499年，威尼斯一度失去莫东岛时，这艘战船并没有因此撤离，而是编入了驻守科孚岛的舰队。

除此之外，克里特岛近海有4艘战船，塞浦路斯岛也有4艘战船常驻。

以上只是平常时期的军舰数量，一旦发生战争，不管哪片海域都会同时增强兵力。1538年以后，平时的军船数量也达到了战时的规模。威尼斯的造船厂始终有40艘加莱战船待命，一旦出现战情，随时可以出动。这些没有冬休期的常驻舰队的船员，包括划桨手在内个个都是彪焊的海上高手，因此，他们的薪资也比较高。

威尼斯在军费上的高昂支出，对于打仗时才组舰队的土耳其和西班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大国本身的存在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必常设舰队，但威尼斯为了保护航线的安全，却不得不由始至终地绷紧神经。与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时，穆斯林海盗袭击威尼斯商船，完全是合情合理，两国一旦签订和约，威尼斯又会被基督教一方视为叛徒，遭到反伊斯兰先锋的圣约翰骑士团近似海盗般的掠夺。

除了舰队之外，海外殖民地以及基地的维持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地日常的费用需要靠本国的支援，连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和盛产葡萄干的赞特岛，也都无法完全保证自给自足，耕地面积稀少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就更加困难。以小麦产量为例，各地区能保持自给自足的时间情况如下：

斯帕拉托——5个月

卡塔罗——6个月

希贝尼克——以当地产海盐交换，勉强维持自足

科尔丘拉——4个月

这些作为威尼斯“高速公路”中间站的港口城镇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威尼斯除了要负担城塞、守军的日常开销以及港口的维护费之处，每年还必须向这些地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具体金额是：斯帕拉托——3000达克特 卡塔罗——3900达克特 科尔丘拉——2000达克特 扎拉——8000达克特

像威尼斯这样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靠山，又必须为了经济与他国维系友好关系的国家，唯有不断地向这些地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好处。

威尼斯的国库每年必须花费庞大的费用来保证航线的安全。除了常规海军舰队以及基地费用之外，还要加上发生战争时的额外资产，也亏得威尼斯人有这个能力。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威尼斯才能长期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换言之，威尼斯是通过高额的军费以及人工费用，换取了经济的繁荣。所以说，威尼斯沦为二流海军国的原因，既和财政有关，又不是完全有关系。

如果不完全是财政上的问题的话，难道是造船的能力不如土耳其吗？对于这个质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不是”。16世纪的威尼斯国有造船厂的供给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海军的任何需要。

假若从海上去威尼斯的话，进入港口之后，右手边就是国有造船厂。自1473年扩建了第三造船厂之后，整个生产规模，比但丁在《神曲》中咏叹的13世纪时期的工厂增加了两倍。

船厂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平时的员工人数维持在2000人左右，非常时期则会增加至3000人。就算在最和平的时期，人员也没有低于1000以下，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工厂。由于船厂还兼有武器库的功能，火药库也设在其中，因此四周筑有高墙，是四面环海没有城墙的威尼斯岛上唯一的城壁。工厂采用类似于现代的流水线作业，将大量的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同时进行不同类别的操作，以提高生产效率。

工厂的经营管理由共和国国会选出的贵族们担任，主要负责监管从各地采购来的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船只的库存数，以及支付工人的薪水等。造船技术人员则由平民担任，被称为“造船厂总督”的技师长相当于统领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指挥。总督手下有数位工头，他们每人各承包一艘船的生产，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战事发生时，他们大多会在自己建造的船上负责航行中的船体维修。

造船技工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与贵族的女儿通婚。在不设近卫军的威尼斯，根据情况需要，他们还充当元首的仪仗队，发生紧急事态时，负责警卫共和国政治中心元首官邸的，也是这群在“造船厂总督”率领下的工程师们。

工程师们对自己的技术充满自信、引以为傲，收入始终可以保持在中流以上的水平。他们处于国有造船厂的金字塔顶尖，下面分别是熟练工和学徒，这些平民构成了一个有别于贵族经营者的组织。

船身在第二、第三造船厂生产，最后送到历史最悠久的第一造船厂进行组装。第一造船厂内分门别类地设有几个仓库，可以推着船身从它们前面移动。首先去绳索仓库，装上所需的绳索之后，继续将船身推往大炮仓库，在那里装上大炮，然后再去石弓库、火药库。待组装完船帆，船锚搬上船后，整个“流水线”作业就算是大功告成。所有的零部件都有统一的规格，连划桨手坐的长木条板凳也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帆布是由附近的国有工厂提供之外，其余零部件全都在船厂内生产，通过这种拼装方式提高整个制造过程的生产效率。

完工后的船存放在工厂的船坞内，上有屋檐遮盖。这些随时可以下水的船只，在土耳其海军尚未发展强大的15世纪中叶，常有25艘在库，15世纪末期增至50艘，在1538年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备用数高达100艘。

这100艘全部是用于军事的加莱战船，除此之外，还有4到10艘的大型加莱船、8艘小型加莱船，以及16艘快速传令船，共计134艘船。其中的25艘在船坞内处于下水状态，只要水手们到齐上船，即可起航出港。其余的船只在干船坞中待命，但也必须保持10天之内能够出港的机动状态。

可是，现实总不如设想中的那么完美。16世纪的威尼斯为了对抗土耳其和西班牙海军，以及保护商船免遭穆斯林海盗的袭击，每年需要有40到60艘的新船下水出海。战情吃紧时，比如像勒班陀海战的前夕，威尼斯在两个月之内建造了100多艘加莱军船。

威尼斯缺乏的不是造船的能力，他们缺的是水手。

16世纪中叶，主要国家的人口数量如下：

西班牙——800万

葡萄牙——100万

德国——1000万

法国——16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100万

威尼斯（包括内陆本土）——145万

英国——300万

土耳其（埃及、北非除外）——1600万

很明显，威尼斯的人口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威尼斯也不像土耳其船有奴隶可用，威尼斯的奴隶最多不超过数十人，而且担任的是装饰性大于实际性的贡多拉的划船手。当时，罪犯也可以充当划桨手。不过由于威尼斯社会安定、信仰自由，这方面的人力供给数量也很有限。当时欧洲的罪犯以宗教犯居多，作为反宗教改革中心的西班牙，因此受惠不浅。当然，西班牙本身的领土面积，就不是威尼斯所能比拟的。

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君主可以凭借其权威和权力从众多的属国强制征召水手，而威尼斯共和国只能依靠志愿者。

海军与陆军不同。陆军只要指挥官一声冲锋令下，士兵们大抵上都能成为战斗力。而海军就连划桨手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最好的划桨手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和希腊诸岛，他们熟悉水性、体魄强壮，能够胜任这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些地区向来是威尼斯招募水手的主要市场，可是自从土耳其频频在陆地上发起攻击之后，水手的供给规模日益缩减。

内陆本土属地的居民也是人力资源之一。不过这些意大利北部的男子大多不太熟悉水性，因此他们无法胜任冬天也要在海上巡逻的军舰上的工作，只能作为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内待命的预备船的船员。

当然，如果事态紧急，也就顾不上挑三拣四。这些不熟悉水性的男人们会按照出身地，分配在同一条船上，指挥官也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豪绅名士担任。这种编制方法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那些来自加尔达湖地区（Garda）的水手，他们操控船只以及作战的能力，可以与那些出身于威尼斯但没有什么海上经验的工匠们媲美。

1576年黑死病暴发之后，人手不足的问题日益恶化。原本船的两侧各有三人一排的划桨手，每人手持一桨，整个船上总共有25到28排划桨手。现在不得不改为三名划桨手共持一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会影响船速，但因为是生手与老手搭配共同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新人技术不稳的问题。

不足的还有打仗的战士。自从战船上安装了大炮，武器从石弓变成火枪之后，威尼斯战船的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发射武器的命中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加莱战船打的是肉搏战，基本上靠人多取胜。西班牙战船除了划桨手之外，另有百名战士，相比之下，威尼斯战船最多才60人，有时候连这个人数也凑不齐。

缺乏人力一直是威尼斯海军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便如此，为了维护商船航行的安全，不得不战。威尼斯的一位大使曾经说过：“没有贸易传统的国家，不会诞生海军。土耳其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如果按照这位大使的思路，不要说土耳其，就连西班牙也不是传统的贸易国。可事实上，16世纪时争夺地中海霸主地位的，正是这两个非传统海运国的陆地国家。

在16世纪初期，土耳其的苏丹曾经对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听说贵国曾经与大海结婚。如今，能娶海为妻的应该是我们土耳其吧。毕竟地中海上的土耳其人远多于威尼斯人。”

威尼斯不得不承认，以一国之力注定无法对抗土耳其。就在同一时期，统领西方大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洛斯正在摧毁海盗盘踞的巢穴，力图将势力扩张至北非。而在罗马教廷内部，不能再放任异教徒土耳其肆意妄为的意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普雷韦扎海战

1538年，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威尼斯共和国，三方商议组成联合舰队对抗土耳其。三方各自派出的军力如下：

皇帝——82艘

威尼斯——82艘

罗马教廷——36艘

按照以上的协定，地中海世界将出现一支前所未有的超级舰队，当时的土耳其海军也无法与之匹敌。然而，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同盟国之间便产生分歧，差一点儿连同盟都结不成。

卡洛斯皇帝主张进攻北非，另一方的威尼斯则主张目标锁定东地中海。最后在教皇调停之下，双方同意先歼灭土耳其海军再决定目标。

在舰队总司令的人选上，也是一波三折。西班牙力推自己的海军总司令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威尼斯对此坚决反对，因为此君是海军雇佣兵。多里亚先受雇于法国国王，之后又被西班牙挖角，为当时完全欠缺海军战术的西班牙导入了热内亚海军的传统和丰富经验，使得西班牙海军初具规模。他是一位能干的将领，但雇佣军首领说到底是以自己的船及其船员为资本赚取金钱，不可能为雇佣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战力。在这方面，陆军部队不得不使用雇佣军的威尼斯深有体会。

当时一心想对付西班牙的法国，不仅与土耳其结盟，甚者与：北非的海盗也结下密约。卡洛斯为了封杀法国，暗中策划拉拢绰号为巴巴罗萨（Baba Ams，红胡子）的海盗头目。这位巴巴罗萨是希腊出生的原基督徒，当时还担任土耳其的海军总司令。情势如此错综复杂，威尼斯当然是不肯冒风险把自己国家的海军命运交给缺乏信用度的雇佣兵队长，他们希望由威尼斯海军统帅出任联合舰队的总司令。

然而，形势不等人。土耳其吞并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意图越来越露骨，那些被编入土耳其海军从此有了正当身份的穆斯林海盗的行径日益猖狂，而威尼斯又无力独自对抗土耳其。如果按照教皇提出的折中方案，让完全不懂海战的陆军将领乌尔比诺（Urbino）公爵担任总司令的话，更是百害无一利。处于弱势立场的威尼斯，最后不得不接受西班牙的建议。不管怎么说，安德烈·多里亚至少是名一流的海将。

威尼斯舰队如约在6月中旬抵达集合地点的科孚岛。军力同样是依照当初的约定，仅加莱战船便派出了82艘。教廷麾下的舰队，在威尼斯、安科纳、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各港口完成武装之后也陆续抵达。这些船大部分是威尼斯提供的，因为教廷几乎没有自己的海军。以基督教对抗异教徒的名义组成的舰队，不能没有教廷的参与，所以当初双方约定威尼斯提供战船，教廷负责提供士兵。不过，教廷在征召人员方面似乎也能力有限，最终只有27艘抵达科孚岛的舰队，而不是说好的36艘。

另一方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却迟迟不见踪影。甚者有一度总司令多里亚去向不明。舰队就这样在科孚岛度过了6月，眼看着7月也将过去。

土耳其当然不会不知道基督教诸国正在组成联合舰队。由海盗头目巴巴罗萨率领的土耳其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一路攻下位于爱琴海流域的所属威尼斯的岛屿，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斯达（Souda）、干尼亚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土耳其的5万大军从陆地上也展开了军事行动，他们不仅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尼斯基地，而且进攻波斯尼亚，攻打了希贝尼克。面对土耳其海陆双管齐下的攻击，在科孚岛苦等的威尼斯舰队，束手无策，同时又出现了皇帝卡洛斯打算明年再出兵的传言，威尼斯人心中对西班牙的满腔怒火变得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舰队终于抵达科孚岛。可是他只带来了49艘军舰，远少于约定的82艘。舰队只需要一周的时间便能整装出港，可是多里亚却按兵不动，在那儿胡乱消磨时间。原来，海盗巴巴罗萨和卡洛斯皇帝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可是威尼斯并不清楚其中的详情，他们只是隐约听说皇帝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海盗对皇帝给出的条件并不满意，而皇帝也不肯答应他们交出突尼斯的要求。因此，威尼斯判断海盗依然会留在土耳其，不会和皇帝合作。

在威尼斯和罗马教廷强大的压力之下，安德烈亚·多里亚总算是下定决心出兵。可是就在联合舰队离开科孚岛的9月25日，总司令接到皇帝的密令，指示他不能打一场只让威尼斯获利的仗，而且如果没有胜算，就不要开战。

离开科孚岛的联合舰队，摆出战斗阵型。走在最前面的是71艘帆船。这是因为帆船不用船桨，速度受海风影响较大，在时间上难以掌握，所以，地中海上有帆船先行的惯例。帆船舰队由威尼斯、西班牙混合组成，因此两国各有一名将领负责指挥。

排在帆船后面大约两海里左右的，是担任前锋的教皇舰队，指挥这支27艘加莱战船舰队的将官是受雇于教廷的热那亚人格里马尼。

紧跟其后的便是主力的西班牙舰队。它们包括了热那亚、西西里、那不勒斯、马耳他、摩纳哥等国的25艘战船，以及安德烈·多里亚带来的22艘战船，指挥官自然是安德烈亚·多里亚。

后卫舰队是清一色的威尼斯加莱战船，总共65艘，由威尼斯舰队总司令卡佩洛率领，所有战舰的舰长也都是威尼斯人。

排在最后面的是17艘威尼斯战船和两艘西班牙战船。它们不是预备舰队，而是负责监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因此出海航行没多久，便与大部队分开行动。

139艘加莱船加上71艘帆船，完全是基督教世界史无前例的阵容。威尼斯旗舰上斗志昂扬，从舰长到厨子人人摩拳擦掌，终于可以向土耳其报一箭之仇。

舰队在接到侦查船传来的土耳其海军出现在普雷韦扎近海的报告之后，决定向南航行。

普雷韦扎位于希腊西海岸，人口狭窄，从边上经过很少会有人注意。一旦进入其中，眼前豁然开朗，宛如蓝色湖泊般的大海，无边无际，似乎容得下1000艘船畅游其中。难怪当初沿岸航行的威尼斯船只会把这里当作重要的避风港。威尼斯人在狭窄的入港口两侧建起碉堡，以防海盗抢占这块风水宝地。

不过，普雷韦扎也有缺点，它的四周皆为平原。威尼斯人之所以会选择在同样位于港湾深处但面积小于普雷韦扎的卡塔罗建造要塞，就是因为卡塔罗背靠陡峭的山崖，易守难攻。相反，一旦土耳其大军从陆地发起攻击，普雷韦扎便成了网中之鱼。只因为如此，这里早就脱离了威尼斯的掌控。

南下追击土耳其海军的联合舰队接到报告，得知对方已经进入普雷韦扎。可当他们到达附近海域时，土耳其舰队躲在港湾，完全没有出来迎战的意思。联军舰队的几艘战船更是逼近入口，还是没能诱敌出动。土耳其一方从港口两侧的碉堡中发射大炮企图击沉战舰，结果也以失败告终。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下令全军继续南下，前往圣塔莫拉岛（Santa Maiir），而且是在夜间航行。谁也搞不清楚他目的究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是避而不战。

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离开了普雷韦扎，可在那里按兵不动的土耳其舰队却出现了异情。土耳其的派来督战的大臣们，逼着司令巴巴罗萨开战，否则就向苏丹报告。于是，巴巴罗萨带着舰队离开海湾，紧追南下的联合舰队。

土耳其舰队的前锋，由巴巴罗萨的左右手多拉格指挥，巴巴罗萨本人坐镇中央，后卫则由阿尔及尔的船队担任。所有的指挥官都是海盗，战斗力也稍逊于联合舰队。他们在圣塔莫拉岛附近追上了联合舰队。

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将前、后卫的指挥官叫上旗舰，说附近没有避难的港湾，在此海战相当危险，还是走为上策。然而，格里马尼和卡佩洛两位将领一致主张迎战。威尼斯舰队的总司令卡佩洛的态度更是强硬，表示即使其他舰队不打，威尼斯舰队也会自己开战。

见说服不成，多里亚只好下令升起战旗。可是，眼见着敌人舰队已经出现在水平线上，他却命令改变阵型，让实力强大的威尼斯舰队从后卫绕到与敌人相接的左翼，弱势的教廷舰队转到右翼。就在换阵型的当口，风向突然改变，这下帆船舰队彻底被孤立开来。

土耳其舰队见势立即扑向帆船舰队。威尼斯帆船多为大型帆船，面对好像大群蚂蚁般袭来的土耳其船舰，多少还能抵一阵，但这孤军奋战的情景却让威尼斯加莱战船上的官兵怒火中烧。卡佩洛和格里马尼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总司令多里亚出击的命令，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音讯。就在这时，总司令指挥的主力舰队突然做出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绕到帆船队的后方，朝着敌军的方向驶去，结果什么也没做，就这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卡佩洛换乘传令船拦下多里亚的旗舰，责问他为何还不展开行动，多里亚一语不发，带着他的舰队又绕了一大圈。终于，有两艘威尼斯加莱战船忍无可忍，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冲向正在围攻帆船的敌阵中，但随即陷入包围，激烈的肉搏战之后，全体官兵阵亡。

直到这时，总司令多里亚才发出了命令，但是命令的内容却是撤退，下令后他随即带着主力舰队撤离。由于土耳其舰队是从右侧包抄帆船舰队，他们便从敌军的左侧往北逃离，紧跟其后的是教廷舰队。威尼斯舰队见大势已去，也只好一同撤出了战场。逃离中，5艘西班牙帆船和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受到敌军的追击，不得不边打边撤，最后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和西班牙的一艘帆船成功地逃出重围，在科孚岛与大部队会合。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场败仗。尽管船和人损失都不太严重，可是威尼斯和罗马教廷自然是不肯放过总司令多里亚，最后还是卡洛斯皇帝出面为其辩护。据说，安德烈亚·多里亚从此以后只要听到普雷韦扎的名字，便火冒三丈。

威尼斯对西班牙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们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由于威尼斯舰队没有遭受到多少伤害，莫契尼哥随即代替生病的卡佩洛出任海军司令。国有造船厂还是全线开工，照常生产，因此其他国家都相信威尼斯会继续和土耳其打下去。

然而，威尼斯比谁都清楚，靠自己一国之力斗不过土耳其。“十人委员会”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密令，以放弃纳夫普利亚和玛尔维萨两个基地为条件，势必与苏丹签下和平条约。

1540年，两国秘结和约之事公开化，基督教诸国异口同声地谴责威尼斯离经叛道。然而，威尼斯和之前法国与土耳其结盟的动机并不相同，那些责骂威尼斯缺乏宗教心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居高临下，是因为他们不像威尼斯需要担心商船航线的安全。

实际上，在普雷韦扎海战中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威尼斯。大获全胜的土耳其海军天下无敌的神武名号威震地中海，从此以后穆斯林海盗更加所向披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沿海地带饱受他们的肆虐，无一幸免。以往只有4到6艘加莱战船负责沿岸的警卫，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巡逻船若少于10到12艘根本抵挡不住土耳其的攻击。大多数船只见到土耳其船便仓皇逃走，直到1571年为止，基督教诸国有30年以上的时间都不敢再跟土耳其人在海上交锋。在这30年里，飘扬着土耳其帝国国旗的船只俨然是地中海的主人。

无力单独对抗土耳其的已经不再是威尼斯一国，就连西班牙也不例外。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的卡洛斯，面对海盗的横行霸道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打击穆斯林海盗的根据地——阿尔及尔。

1539年，在安德烈·多里亚率领下，65艘加莱战船、100艘帆船和300艘小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运载了2.5万名陆军，从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登陆，卡洛斯亲任陆军指挥。不料，超级大国的皇帝竟然铩羽而归。对此，法国人拍手叫好，伊斯兰方面更是意气风发。

姑且不论陆军的人数，皇帝御驾亲征只派出65艘加莱战船的西班牙已经算不上一流的海军国家。之后由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建立的那支闻名天下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其实是因为一次实战也没打过才“无敌”。1588年，终于开战，遇上海盗出身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率领的英女王伊丽莎白舰队，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在西班牙战败、穆斯林海盗旁若无人般地横行地中海的形势下，威尼斯一如既往地保证着中立。他们既没有跟随卡洛斯去攻打阿尔及尔，也没有介入圣约翰骑士团守卫马耳他的战役。威尼斯人靠严密的军事防守、对海外基地的援助，以及被强国视为屈辱的谨慎且柔软的外交，维持了国家的和平。当时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和土耳其人谈判，有如二人互掷玻璃球游戏。当对方猛力掷球过来时，我们非但不能还以同等力量，还得小心失手砸碎了玻璃球。”“我们必须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同时保持友好的关系，让土耳其相信，我们有难时，菲利普和马克西米利安一定会予以援助。同时，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抗衡西班牙、德意志也有助益。”

然而，苏莱曼大帝并非等闲之辈。他非常了解威尼斯在西欧的地位，知道自认为天主教世界世俗最高领袖的卡洛斯一世及其儿子菲利普二世对威尼斯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不满意。

苏莱曼大帝本人虽然不是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但也不能说就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然，像他那般拥有绝对权力和权威的人，也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自身利益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他可以超然地尊重理想主义者，蔑视现实主义者。当土耳其攻下罗德岛，面对浴血奋战后放下武器的圣约翰骑士团，苏莱曼大帝准许他们离开，尽管这些以基督骑士之名的战士们对异教徒从不留情。但是对那些为了本国利益而战的威尼斯人，苏丹却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所谓的骑士精神，难道只存在于骑士之间吗？

不管怎么说，苏莱曼在世期间，威尼斯的“玻璃球游戏”虽然玩得惊险环生，总算是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然而，自1566年开始，这场玩了46年的游戏，换了对手，新苏丹是以酗酒而闻名的塞利姆二世。为了争取他的信任，其手下的宰相、大臣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这些人原本都是基督徒，赤手空拳地好不容易在伊斯兰世界打出一片天下，谁也不想因改朝换代而失去原有的权力。是享受荣华富贵还是人头落地，全在苏丹一念之间，臣子们都急于做点儿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吸引这位除了能饮酒之外鲜有建树的苏丹的注意。

当时的土耳其虽然国土辽阔，但内部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换言之，没有什么为了保卫帝国而战的需要性。而那时的西欧却是烽火连天，西班牙与尼德兰地区在打仗，法国国内新旧教徒之间爆发宗教战争。土耳其人因此判断，现在出手攻打威尼斯，欧洲诸国不会有余力相助。苏丹对大臣们的提案也很有兴趣。不过，他对塞浦路斯的关注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产地。

威尼斯很快便察觉到土耳其方面的异动，但他们无法自己解决，于是向教皇庇护五世（Pius V）提出了组建对抗土耳其联合舰队的请求。在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而进行内部调整的大形势之下，庇护五世却满腔热情地要保卫和振兴传统的天主教精神，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伊斯兰教。据说，他因此还拒绝吃肉只吃鸡蛋。这样一位教皇自然是不会反对结盟的。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因匈牙利问题刚和土耳其达成协议，鲜有出兵的可能；法国由卡特琳·德·美第奇摄政，整个国家血雨腥风，正处于两年后爆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前夕。环顾四周。最后能依靠的，只有普雷韦扎海战中让威尼斯尝尽苦果的西班牙。不管怎么说，在地中海世界，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利害关系还是一致的。

进军勒班陀

在教皇的积极推动之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答应参战。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由威尼斯担任主力，二是由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这位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是指挥普雷韦扎海战的舰队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和其伯父一样，吉安德烈亚也是以海军雇佣兵为业，担任西班牙舰队的总司令。

对于菲利普二世的提案，威尼斯无法接受，尤其是舰队总司令的人选，如果是吉安德烈亚·多利亚，势必会遭到整个共和国议会的反对。谈判因此触礁。

可是就在1570年6月，土耳其向塞浦路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160艘加莱战船，再加上满载着陆军的大帆船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塞浦路斯岛的海面，登陆的士兵高达10万人，总指挥是苏丹的大臣穆斯塔法·帕夏（Mustapha Pasha）

被迫迎战的塞浦路斯守军，包括500希腊兵在内总共才4000人，剩下就是当地的居民。威尼斯派出先遣舰队携带补给物资，成功在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登陆。与此同时，政府下令130艘加莱战船在副帅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Sebastiano Venier）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港。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指挥官马可·奎里尼（Marco Querini）也接令，率军火速前往科孚与韦尼耶的舰队会合，共同商议作战计划。

8月4日，两支舰队在科孚岛汇合。然而在南下亚得里亚海的途中，感染上传染病的船员们不断死去，根本不可能前往塞浦路斯岛和土耳其大军作战。

这时候，同盟结成的谈判一拖再拖，迟迟未有结果。教皇频频催促西班牙赶紧出兵，教廷舰队总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亲自前往威尼斯做说服工作。但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威尼斯一方也坚决不答应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

面对意志坚定的教皇，不能再敷衍的菲利普终于下令让吉安德烈亚·多里亚率舰队往东。可是当他们抵达克里特岛斯达港，与威尼斯舰队会合之后，吉安德烈亚对教皇任命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大为不满，并且以威尼斯舰队目前状况无法在月底前行动为由，不肯继续东行。

包括西班牙舰队在内，当时的斯达港聚集了180艘加莱战船、 12艘加莱赛战船，足以对付正在包围塞浦路斯岛的土耳其海军。或许是接到了菲利普二世的密令，吉安德烈亚按兵不动，而另一方的威尼斯舰队的确也因为传染病的蔓延大大削弱了战斗力。

千方百计找到克里特岛居民充当划桨手，总算凑齐了人数的联合舰队，在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岛不久，便闻讯塞浦路斯岛的首都尼科西亚沦陷。从9月8日土耳其大军登陆算起，尼科西亚苦苦支撑了三个月，参加护城战的所有威尼斯贵族都壮烈战死。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岛近百年，如今除了最大港的法马古斯塔之外，全部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

尼科西亚沦陷的消息，使得原本就互不信任的联合舰队成员间的矛盾变得公开化。威尼斯的指挥官们主张哪怕塞浦路斯不保也必须狠狠教训土耳其，而另一方的吉安德烈亚却表示不会为了所谓的荣誉而战。至10月，相持不下的双方终于决定，由马可·奎里尼率领21艘加莱战船，再加上2500名士兵，前往法马古斯塔救援，其余舰队向西返航。马可·奎里尼的援军，途中受到海盗乌鲁齐·阿里（Uluj All）指挥下的土耳其机动舰队的阻击，终究没能接近法马古斯塔。

1570到1571年的冬天，联合舰队的三方轮流在威尼斯、罗马、马德里，进行着艰难的谈判。主要争论的问题有以下4点：

一、总司令的人选

二、副帅的人选

三、同盟军的战略目标

四、经费中各国的负担比例

威尼斯坚决反对西班牙推荐的吉安德烈亚·多里亚，西班牙也不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而对于教皇提出的折中人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行。

让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出任副手，威尼斯和西班牙倒是没有特别的异议。不过，考虑到万一总司令有个三长两短，副总司令会立即补缺，两国对这位誉满天下但没有海战经验的陆军将领还是不放心。于是增加了一条补充条件，如果柯隆纳代任总司令一职，所有作战计划都必须和另外两国的指挥官协商后才能决定。

在选定战略目标上，情形又回到普雷韦扎海战的当初，西班牙依然主张进攻北非，威尼斯还是不肯让步地坚持重心应该放在东地中海。威尼斯政府的代表表示，如果无法在东地中海狠狠打击土耳其，威尼斯舰队绝不前往北非。西班牙国王的代表也不示弱，回应说那年内就不可能组成联合舰队。

威尼斯国内一致认为，既然国家已经承担下同盟军的主力，就没有理由帮助菲利普二世去和法国国王争夺领土。因为那个时期，法国也很露骨地表现出他们对阿尔及尔的野心。

同盟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对手土耳其反倒通过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打探威尼斯和谈的可能性。威尼斯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张放弃没有信誉的西班牙，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才是上策。“十人委员会”为此专门派遣密使去君士坦丁堡，探究土耳其宫廷的真意。怀疑威尼斯政府的态度摇摆不定的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急速赶往威尼斯，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极力宣扬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的种种不利。其实，没有柯隆纳的劝说，威尼斯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也很清楚，解决国家危机，最终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进入5月之后，同盟谈判的各项条款终于出炉。

总司令人选最终由西班牙推荐的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da）出任。时年26岁的唐·胡安是卡洛斯皇帝的庶子，即菲利普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战场经验仅限于镇压西班牙境内摩尔人的反叛，对海战更是白纸一张。威尼斯之所以做出让步，是因为再坚持下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无论如何，唐·胡安好过吉安德烈亚·多里亚。

在前述的附加条件之下，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担任副司令。他还兼任教廷舰队的总司令。

威尼斯舰队的统帅是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参谋长由生冷静的海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担任。另一方的西班牙舰队，司令官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参谋本部也全是菲利普二世的心腹。

战略目标最终没有确定。不管是东地中海还是西地中海，土耳其主力海军出现在哪，就在哪交战，后续行动待海战后商议。联军集结地决定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Messina），那里位于地中海的中心。

西班牙负担经费的11/18，威尼斯负担7/18。1571年5月25日，盟约签订。

此时的法马古斯塔，依然在苦苦支撑。但威尼斯的补给船因为遭到土耳其舰队的封锁，始终无法靠近。乌鲁齐·阿里指挥的土耳其舰队甚至还袭击了克里特岛的各个港口，不仅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也危在旦夕。另一边，土耳其陆军向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等威尼斯的基地不断地发起攻击，联合舰队的出征，成了威尼斯眼前唯一的希望。

勒班陀海战

威尼斯舰队最早抵达墨西拿。教廷旗下的战船也在6月初完成了准备，等总司令柯隆纳到达后，即可出发前往集合地。

根据协议，教廷旗下的战船应该由威尼斯提供，了解威尼斯窘迫的教皇庇护五世改向托斯卡纳大公提出要求，希望他提供12艘加莱战船。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作为君主国再生的佛罗伦萨认为这是一个向教皇卖人情的绝好时机，于是答应提供舰队所需的船只和士兵。这支满载着身穿华丽骑士服的罗马和佛罗伦萨名门子弟的船队，从里窝那（Livorno）出发，经奇维塔韦基亚、那不勒斯港之后，于7月初到达墨西拿。

一直令威尼斯人忐忑不安，不知会不会出现的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并没有爽约。他跟随多里亚指挥的舰队从西班牙出发，先在热那亚稍作停留，然后前往那不勒斯，从那里走海路到达了墨西拿，时间是8月23日。

各国舰队全体到齐。地中海夏末阳光照耀下的墨西拿港湾，布满了威风凛凛的战舰。除去非纯粹用于战斗的帆船，各国的加莱战船数量如下：

西班牙舰队：西班牙、马耳他——17艘

那不勒斯、西西里——36艘

热那亚——22艘

共计75艘

罗马教廷舰队（包括非属西班牙的意大利诸国）：23艘

威尼斯舰队（包括6艘加莱赛战船）：110艘

共计：208艘

即使扣除了托斯卡纳大公援助教廷的那一部分，数量还是与当初西班牙负担11/18，威尼斯负担7/18的约定相差甚远。这一次，

照章办事的依然是威尼斯，违反协定的依然是西班牙。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没资格指责西班牙。威尼斯船虽多，兵力却不够。除了大批人死于传染病之外，也没办法动用留在本国待命的5000人，因为土耳其舰队已经进入亚得里亚海，正不断地攻击达尔马提亚沿岸的港口，靠少量的船舰去接人，恐怕不敌土耳其海军，但倘若抽出大量的战船，又会耽误联合舰队从墨西拿出港的时间，反倒成全了菲利普二世的心意。

左右为难的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不得不接受唐·胡安的建议，允许西班牙的战士登上他的舰船。其实，威尼斯很担心士气不协调，不要说是西班牙人，就是那些西班牙旗下的意大利士兵，威尼斯都不愿意接受。然而，要武装起110艘加莱战船和体积更庞大的加莱赛战船，光靠不足1万的自己人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他们只能和4000多外国兵同舟共济。

包括划桨手在内，据称有5万兵力的联合舰队中，西班牙人占了两万，威尼斯人一万，其余都是外国军团，其中包括880名德国人，以及多名法国出身的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员。

出发前必须决定阵型，为此联合舰队在墨西拿岛上连日举行作战会议。如果舰队不按照既定的阵型航行，等遇上敌情再布阵，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总司令唐·胡安一反传统按国籍划分阵型的做法，将各国的战船混编在一起。这是为了防止相互猜疑和憎恨的威尼斯与西班牙士兵之间爆发纷争，让各国并肩作战有助于加强凝聚力。

按惯例帆船队先行，6艘载有大炮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紧跟其后。全军分为三个编队，右翼前锋是西班牙舰队总司令多里亚旗下的53艘加莱船，另外再加上24艘威尼斯加莱船、两艘萨伏依公国（Ducato di Savoia）的船以及数艘教廷的战船。位于阵塑中央的当然是联合舰队总司令唐·胡安的旗舰，右边是教廷舰队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的舰队，左边是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的舰队。主力舰队的后面，是由那不勒斯圣·克罗齐侯爵（Santa Croce）指挥的35艘战舰。这支由威尼斯、教廷、西班牙混合组成的机动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当某一个侧战线出现问题时，可以随即赶去增援。

最后出港的是位于阵型左翼的后卫舰队。由威尼斯舰队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指挥，除了两艘那不勒斯船之外，其余的51艘均为威尼斯的战船。

所有战船于9月28日离开了墨西拿港。

从8月23日唐·胡安抵达墨西拿直到出发的这1个多月里，其实也是风波不断。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们一直主张出征应该延长至翌年的春天，因为冬季即将来临，不适合航行。威尼斯人对此当然是坚决反对，教廷舰队也不答应。最后，还是唐·胡安在9月12日一锤定音，下令出发。得知此事的菲利普二世急忙写信给兄弟要他谨慎行事，但国王的信抵达墨西拿时，舰队已经出海。威尼斯就是从那时候才发现，唐·胡安这位对大海一无所知的年轻贵公子，其实是一个意外之宝。

激战

从墨西拿港出发的联合舰队绕过位于长靴型意大利靴尖处的卡普利亚地区，进入伊奥尼亚海。之后，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穿过亚得里亚海的出口，经科孚岛，到达希腊的西海岸。在这里，他们听说法马古斯塔于8月18日陷落。

塞浦路斯岛最大的港口，在拼死苦战4个多月后，终究还是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守城军指挥官马可·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co Antonio Bragadin）被活生生剥皮，再浸泡到海水中，惨绝人寰，其余的威尼斯贵族也全部死于酷刑。噩耗不仅让威尼斯人义愤填膺，整个舰队都燃烧着向土耳其复仇的怒火。

没过多久，侦查船便送来报告称，土耳其舰队停泊在勒班陀。闻讯后联合舰队随即向南航行，经普雷韦扎海湾，穿过凯法罗尼亚岛与奥德赛岛（Odysseus）之间的狭窄海域，来到通往勒班陀的帕特雷斯湾的入口处。

联合舰队在此举行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由于报告称敌军的船舰数量多于他们，多里亚以及其他西班牙的参谋们再次提议撤退返航，但柯隆纳和威尼斯的将官们主张开战。延期派与主战派各持三票，最终，总唐·胡安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1571年10月7日。黎明之前，联合舰队的战舰堵在帕特雷斯湾入口，开始排兵布阵。前锋在右翼，主力在中央，后卫在左翼。呈半月形的阵型左右侧分别由两位最富经验的战将把守，左翼是巴尔巴里戈，右翼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6艘加莱赛战船，平均两艘分给三组编队，位于加莱战船的前方。一旦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喷出火焰，便是战争开始之时。

另一方的土耳其舰队，此刻正离开勒班陀，转向帕特雷斯湾的出口。统帅阿里·帕夏决战到底的决心一点儿不输给联合舰队的唐·胡安总司令。土耳其舰队的右翼，是由绰号为“热风”的海盗夏拉克指挥的53艘战船，对阵联合舰队的左翼；中央是统帅阿里·帕夏率领的94艘主力舰，意大利出身的海盗乌兽齐·阿里指挥65艘战舰位于左翼，对阵多里亚指挥的联合舰队的右翼。

相较于联合舰队的208艘战舰，总共有212艘战舰的土耳其舰队在数量上处于优势。这正是阿里·帕夏敢从安全的勒班陀离开的原因。当然，战无不胜的土耳其舰队也没把基督徒放在眼里。

就在联合舰队布完阵型，土耳其舰队出现在水平线上之际，唐·胡安走下旗舰，换乘快速船，从一排排列队的舰船经过，大声鼓舞着将士们的斗志。贵公子一身华丽的铠甲，在秋日的阳光下光彩夺目，军心为之振奋。

临近正午，当两军接近到炮弹射击范围时，所有的战船都降下旗帜，唐·胡安的旗舰上高高地升起了带着耶稣画像的旗帜，不用说，这是教皇赐予的祝福。紧接着，各艘船都升起了十字架，全体士兵跪在甲板上祈祷，在胸前画着十字，向上帝忏悔曾经犯下的罪行。

这也算是一支十字军。教皇许诺将给全体讨伐异教徒的战士特别的赦免。也许这个瞬间，正是反抗宗教改革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所有人都放下了心中的杂念，唯有满腔的斗志。

当两军接近到只有一海里的距离时，6艘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同时开火，历史上加莱战船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勒班陀海战正式打响。

400艘加莱战船激烈冲撞的海战，最终由基督教联合舰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巴尔巴里戈率领的左翼舰队，一直将海盗夏拉克指挥的右翼逼到浅海，经过几轮激战，成功地全歼敌军。

总司令唐·胡安指挥的主力舰队，虽然是借了预备军之力，才打乱了敌人的阵型，但最终还是成功抢占下对方的旗舰，统帅阿里·帕夏战死。惨烈的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之后，从左翼到中军纷纷升起了胜利的基督教旗帜。

然而，吉安德里亚·多里亚的表现，给原本完全的胜利抹上了一道败笔。他的舰队应该从右侧封杀敌军左翼，不知为何却绕到对方的背后，土耳其舰队的左翼在指挥官乌鲁齐·阿里巧妙的指挥之下，成功地撤离了战场。不过，乌鲁齐旗下的65艘战船也没能完好无损地全身而退。多里亚舰队中的24艘威尼斯战舰和另外几艘意大利船，无视指挥官的命令，冲进了撤退中的敌舰群，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不管怎么说，多里亚的错误，使得联合舰队最终未能获得全面胜利。一些历史学家将此解释是菲利普二世一直在暗中策反乌鲁齐·阿里倒戈，接收国王密令的多里亚，存心放了他一条生路。

当然，基督教联合舰队无疑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共捕获敌舰117艘，70艘损失严重的战船被烧毁，俘虏超过万名。土耳其舰队阵亡者高达8000人。

在战死的土耳其人中包括统帅阿里·帕夏、身负重伤两天后死亡的右翼指挥官“热风”、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团长，以及希俄斯岛、内格罗蓬特、罗德岛、纳夫普里翁、莱斯博斯岛的诸位总督。海盗同样死伤惨重，“红胡子”巴巴罗萨的儿子也难逃一死。除此之外，统帅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和多名土耳其宫廷的高官被捕。大量在土耳其船上带着锁链划桨的基督徒奴隶也因为勒班陀海战的胜利而重获自由。

话说回来，基督教一方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阵亡者超过了7500人，仅威尼斯人就有2500。包括因重伤不治在翌日身亡的左翼舰队指挥将官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在内，有26位威尼斯贵族战死，他们几乎都是战船上的船长。在这次战争中，威尼斯人可谓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当带着捷报的船只拖着土耳其海军的战旗，进入威尼斯港口时，掀起一片欢呼的声浪，这是威尼斯市民久违的欢呼。

虽然威尼斯人既不是狂热的教徒，也没有种族歧视，但政府仍然担心人们控制不住情绪而去袭击土耳其人，于是特地把土耳其人收容在一个宫殿内，外加警卫防守，结果这成了日后建立土耳其商馆的契机。

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带给欧洲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有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非但没有彻底消灭土耳其海军，他们反而在乌鲁齐·阿里的指挥下大干快上，在翌年又重新组建起一支超过160艘战船的大舰队。但勒班陀的胜利，用事实证明无敌的土耳其海军，并非战无不胜，基督教世界一扫长期以来面对土耳其的自卑感。这种心理上的正面影响，绝对不能小觑。

如果是土耳其赢得勒班陀海战，或者联合舰队像普雷韦扎战役时那样未战先散，欧洲人势必会输掉整个地中海。总司令唐·胡安的不辱使命和成千上万壮士们的热血，阻挡下了土耳其的步伐。

勒班陀以后

一旦形势有所转机，通常人们都会想到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海战前结盟的困难相比，海战后大多争执不下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盟内的整合相对容易。

首先，所有人都认定唐·胡安是总司令的不二人选。对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继续担任副总司令，也没有异议。

由于各国均分到了缴获的土耳其战船，经费短缺的问题迎也刃而解。在缴获的117艘船舰中，西班牙获得59艘，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各有27艘，剩下的则分给了萨伏依公国、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等。当年的冬天，各国都忙着修理缴获的战船，既没有造新船的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海战前手头窘迫，不得不找托斯卡纳大公帮忙的罗马教廷，如今也成了拥有27艘战船的海军国家。

威尼斯因为有大批土耳其俘虏，人手不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用过戴着锁链的奴隶划桨手之后，威尼斯人发现他们的效率极高。根据当时一位舰长的记录，最好的划桨手是达尔马提亚和希腊人，其次就是奴隶，这些人比不习水性的北意大利志愿兵好用很多。

面对海战后的种种良机，威尼斯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向唐·胡安许诺了摩里亚（Morea）的王位，打算以实质性的东西，继续激发这位贵公子的才能和热情。摩里亚是当时伯罗奔尼撒的名称，其大半的领土都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把敌人的国土当作礼物听似荒唐，不过只要有一支像样的陆军队伍，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倒也不是不可能。唐·胡安对此相当心动。

唐·胡安作为勒班陀海战的英雄，尽管声名大噪，但毕竟是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同父异母的兄长菲利普二世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海战之后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威尼斯提出的摩里亚的王位，对唐·胡安应该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时间刚转到1572年，他就立即通知同盟军开往墨西拿。

只是一谈起舰队的目的地，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像之前一样势不两立。西班牙主张前往北非打击海盗，威尼斯则坚持应该去东地中海歼灭土耳其舰队。唐·胡安向西班牙国王建议先帮助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占领据点，替代失去的塞浦路斯，但没得到菲利普二世的首肯。紧接着，唐·胡安又提出第二个方案：首先在春季由西班牙舰队单独进攻阿尔及尔，5月之后再转向东地中海。结果国王那里还是没有回音。

此时，威尼斯已经在科孚岛集结了100艘加莱战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新任参谋长索兰佐（Soranz）率领25艘加莱船前往墨西拿去迎接总司令唐·胡安。与此同时，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书率领13艘教廷战船正南下墨西拿；圣·克罗齐侯爵指挥的36艘所属西班牙的那不勒斯的舰队，也从那不勒斯出发驶向墨西拿。前往集结地的另外还有两艘马耳他的战船。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麻烦比前一年少了许多，没有人对联合舰队的第二次出征提出质疑。

在作战会议上，唐·胡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圣·克罗齐，以及代替在科孚岛待命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Foscarini）出席的威尼斯参谋长索兰佐等各国将领，决定将出港日定在6月14日。可是，5月1日教皇庇护五世的去世，却在这时给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在舰队出发的两天前，唐·胡安突然宣布战事无限期延期。大为震惊的柯隆纳和索兰佐向其追问理由，刚开始唐·胡安不肯作答，后来架不住众人的相逼，含含糊糊地承认是菲利普二世的指示。

唐·胡安本人似乎也不是很了解菲利普二世在此时叫停战争的真意。唐·胡安答应提供9艘西班牙战舰，由柯隆纳带领威尼斯等舰队前往东地中海，自己则留在墨西拿，为攻打阿尔及尔做准备。柯隆纳嫌9艘船不够，希望唐·胡安能借给25艘。他很清楚，新上任的教皇对西班牙国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只能靠他们自己争取。在与西班牙的参谋们协商之后，唐·胡安最后同意提供22艘加莱战船、1000名西班牙士兵和4000名意大利士兵。

22艘西班牙战船、12艘教廷战船（扣除1艘坏船）、索兰佐带来的25艘威尼斯战船，以及在科孚岛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总共有134艘，再加上从克里特过来汇合的船队，就是一支超过140艘的加莱军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组成的舰队。虽然规模不比勒班陀，但足以对付土耳其海军。最后，众人决定留下调集士兵上船比较耗时的15艘西班牙战船，其他船只前往东地中海寻找斗敌的机会。

7月15日到达科孚岛的舰队，与在那里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会合之后，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绕过半岛的前端，改向东航行。这时，传令船赶来报告称，唐·胡安率领剩余的船只已经离开了墨西拿，原来菲利普二世撤销了先前的命令。柯隆纳与将军们商量，该返回科孚岛等待唐·胡安还是继续前行。

威尼斯方面担心已经出发的舰队再折回根据地，军心有可能涣散。毕竟科孚岛在设施和安全上都好过西西里岛墨西拿。不想错过机会的威尼斯海军主张继续东行，柯隆纳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决定让传令船去给唐·胡安送信，让其追赶大部队。

8月4日，舰队抵达威尼斯属地的开俄斯群岛。在那里，他们闻讯乌鲁齐·阿里指挥的160艘土耳其战舰出现在北面的玛尔维萨港附近。从开俄斯群岛开往玛尔维萨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基督教联合舰队迅速决定下开战的阵型。这一次还是采取了勒班陀海战时的混合阵型，由于威尼斯战船占多数，所以以三艘威尼船和一艘西班牙、一艘教廷船相配的形式。位于中央的主力舰队是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和西班牙舰队司令唐·安德烈亚德，左右翼的指挥官分别是威尼斯舰队的参谋长卡纳莱和索兰佐。

乌鲁齐·阿里似乎觉察到基督教联军的动静，躲在玛尔维萨港里久久不肯出来，一直到8月10日才出港。但他们很明显地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策略，零星打斗之后，乌鲁齐·阿里再次带着舰队撤回了玛尔维萨。这次冲突，土耳其损失较大，失去了7艘加莱战船。

这时候，一直是主战派的柯隆纳突然改变了主意，称唐·胡安应该已经抵达科孚岛，舰队也该撤回那里或者附近的海域。乌鲁齐·阿里从事海盗业多年，对地中海了如指掌。如果他想避开联合舰队的监视，带着56艘战舰抢先一步去攻打唐·胡安一行，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舰队得赶紧撤回与总司令会合。虽然威尼斯的将官们极力反对，但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是罗马的贵族，像他那样习惯于君主专制统治的人而言，所谓的合议制，不过是君主在拿不定主意时征求一下意见用的。一旦主子心意已定，下人唯有听从。威尼斯不得不听从柯隆纳的命令，往科孚岛方向撤离。

离开开俄斯群岛的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群岛北上，一直返航至赞特岛也没见到唐·胡安的影子。无奈之下，舰队只好继续北上，在快到达科孚岛时，总算是与唐·胡安及其舰队相遇。

唐·胡安暴跳如雷，责怪舰队没有在科孚岛等他，扬言要治西班牙舰队的司令官唐·安德烈亚德于死罪，甚而要求威尼斯像勒班陀海战时一样，让西班牙士兵登船。威尼斯方面不肯从命，辩解说勒班陀时因为人手不足，才允许西班牙士兵登船，情有可原，现在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威尼斯的拒绝是有充分理由的。勒班陀海战时，总司令官唐·胡安与时任威尼斯舰队总司令的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而且因为某次事件两人公开翻脸。

当时，威尼斯因为战斗力不足，不得不允许一部分西班牙士兵登上他们的舰船作战。但这些西班牙士兵并不买威尼斯舰长的账，韦尼耶担心影响战斗，于是杀一儆百，将6名最不听话的西班牙士兵吊死在桅杆上。唐·胡安对事前没有报告便自作主张杀了自己手下的韦尼耶大为光火，下令禁止他出席作战会议，换由后来在海战中战死的指挥左翼的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代替。

虽然韦尼耶的举动遭来司令官的勃然大怒，但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自打那次事件以后，西班牙士兵便对威尼斯舰长唯命是从，再也不敢胡闹了。

由于威尼斯政府当时希望乘勒班陀胜利之势，一举歼灭土耳其海军，最终还是换下唐·胡安不喜欢的韦尼耶，改由性格温和的福斯卡里尼出任司令官。司令官可以换人，但军心不能被搅乱。为了防止两国士兵间再出现冲突，威尼斯方面这一次坚决拒绝了唐·胡安的要求。

唐·胡安这一次完全没有道理，纯粹是为了彰显尊严而感情用事。司令官和威尼斯之间的矛盾，让夹在中间的柯隆纳左右为难。为了避免双方决裂，他最后提出了让其麾下教廷的士兵移到威尼斯战船上，再让西班牙士兵登上教廷的舰船的折中方案。就这样，因士兵大移动，白白地浪费了10天的时间。之后虽然舰队出征前往希腊海，但由于乌鲁齐·阿里的巧妙躲避和天候不佳，他们没有遇见大战的好机会。在零星地打了几场小仗之后，舰队又重新返回科孚岛。

10月20日，联合舰队正式解散。唐·胡安率领西班牙舰队返回墨西拿，柯隆纳带着教廷舰队也离开科孚岛前往罗马。尽管菲利普二世向教皇承若，下一年会派出更强大的舰队，但威尼斯完全不相信西班牙国王的保证。

无力回天的威尼斯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十人委员会”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发出指令，正式开始谈判。1573年3月7日，停战协定签订。在此之前一直相信威尼斯会继续抗战的西欧诸国同声谴责威尼斯的背叛行径。

就在差不多的时期，巴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谈判也正在进行。然而，热衷于结盟的法国并没有像威尼斯那般遭到千夫所指。法国和土耳其约定，在法国陆军向佛兰德斯地区发起进攻的同时，西班牙将会派遣300艘加莱战船组成的大舰队前往地中海，从陆海两地夹攻西班牙。和西班牙一样，法国也看中了阿尔及尔。为了达到目的，法国人不惜使用离间计，让威尼斯与西班牙反目。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赴任途中，竟然在威尼斯停留了两个月，引发西班牙的不信。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也受政府指示，积极地拉拢威尼斯加入对抗西班牙的阵营。

但地中海世界的形势容不得威尼斯与西班牙为敌。他们不会愚蠢到自掘坟墓，去加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实则高度危险的同盟。威尼斯人只希望与土耳其谈和，他们以半年前发生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为理由，巧妙地躲过了法国人执拗的劝诱。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对于法国人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结果证明，威尼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以夹攻西班牙为目的而结成的土耳其-法国联盟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法国侥幸避开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非难。而威尼斯由于想法与行动过于实际，反而遭到各国的厌恶。

正如前文“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中所述，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在经济面经受住挑战，获得了成功，然而，在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君主制大国纷纷崛起，国家外交及军事靠力量和数量说话的大背景之下，威尼斯饱受了资源贫乏者的无奈和悲哀。

“所谓强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本章节开头引用的索拉佐大使的这段话，道尽了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所直面的现实。

第十二章

地中海最后的堡垒

17世纪初期，外交官兼历史学家的保罗·帕鲁塔（Paolo Pamta）在其著作《论成熟的政治生活》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是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终极目标。因此，无论君主国或共和国将国家目标锁定于军事活动，不断重复战争，热衷扩大版图的行为，绝不是达成目标的途径。通往和平的道路并非靠征服众多的他国国民，而在于能否以正义统治自己的国家，确保国民的和平与安全。”

完全是无懈可击的论述！

比保罗·帕鲁塔早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政治生活的终极目标，在于个人、国家和权力。”短短的百年之后，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发展“成熟”至此，真是不可思议。而那些通过与大海结婚的祭典，将海洋占为己有的威尼斯人，在17世纪时变身为家庭主义者，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于威尼斯人保罗·帕鲁塔的想法，那么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之所以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而且能成为超越时代的政治哲学的经典，是因为他不是在论述理想，而是要揭开现实的真面目。17世纪的威尼斯，也许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到达了期望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的心境，然而，其他国家正处于勃勃成长、一心一意向成熟迈进的状态，这对威尼斯何其不幸。单方面提出和平宣言，和平是不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17世纪是巴洛克时代，也是西欧君主制国家全盛的世纪。虽然西班牙进入了衰退期，法国却迎来了路易十四的时代。英国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之后，王权统治不断强化，奥地利帝国控制了匈牙利。俄罗斯起步稍晚，但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出现，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打下了根基。

巴洛克时代的欧洲是树立王权统治的时代，也是战争不绝的世纪。尽管西欧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向大陆，但是在这样一个硝烟弥漫的时代，提出和平宣言的威尼斯终究无法逃避战争。17世纪的威尼斯人被迫在战争中度过了一个世纪。

对抗教廷

威尼斯在17世纪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与罗马进行的。虽然双方并没有动刀动枪，却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威尼斯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战争。

进入17世纪之后，在前一个世纪因宗教改革运动而处于守势的反宗教改革以西班牙为中心掀起了收回失地的反攻，展开了近乎疯狂猛烈攻击。监狱里充斥着被视为异端的囚犯，女巫审判的恶行让那些虔诚无比的基督徒们都心生厌恶。

在以耶稣会（Sodetas Iesu）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观念里，那些与他们信仰迥异的人们的灵魂是迷失的。要将这些不幸的灵魂从恶魔的手掌中解救出来，靠近上帝，只有鞭挞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相信，这正是自己作为基督教战士的使命。

然而，这种身负使命感的人们的残暴行为往往比普通人来得更彻底，更持久。为了防止卷入这场肆虐西欧的危险风暴，威尼斯共和国必须做出慎重且强韧的对策。

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有着政教分离传统的国家。尽管同属天主教，但与其他国家不同，宗教界最高权威的大主教所在的主教座堂长期以来一直位于潟湖边缘的格拉多。从那里行船到威尼斯本岛，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虽然1451年主教座堂迁移至本岛，但被禁止设在象征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的附近，而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国有造船厂、帆布工厂林立的城堡区，即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会场（Biermale di Venezia）的所在地。

像佛罗伦萨或者其他地方，掌管祭祀活动的大主教从其主教宫殿至城中的主教堂，大抵只需要走几步路，但威尼斯的大主教，每次举行活动都得像出差一样，从大老远的郊外进城。圣马可教堂作为祭典威尼斯守护圣人的第一教堂，在法律上属于元首个人的礼拜堂，实际上则是威尼斯全体市民的教堂，而不是罗马教皇掌控下的主教座堂。由此可见，威尼斯人是多么不乐意让教会势力的大本营放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附近。

威尼斯还有一项异于其他国家的规定，但凡威尼斯出身的人，哪怕是神职人员，教皇也不能随意任命。主教或枢机主教的人选都是由威尼斯共和国向教皇提交一份4位候选人名单，教皇只能从这4人中挑选一位。这是为了防止威尼斯出身的神职人员利用天主教会的威信和权力做出背叛祖国的行动。威尼斯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在中世纪时巧妙地躲过了席卷欧洲的教皇派与皇帝派的斗争，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

谨慎小心挑选高级神职者的威尼斯政府，当然是更不会让教皇插手任命那些直接接触民众的神父了。在被称为“Parmcchia”的教区中每区都有一位神父，他们是由教区所在地的居民投票选举出来的。罗马教廷时常会以信仰的虔诚度不可信为由，对这种选举神父的方式提出抗议，威尼斯政府对此向来是置若罔闻。自12世纪开始启用的行政区（Contrada）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出任行政区的长官均为世俗界人士。以行政区至代替教区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神父影响力的扩大，使得居民的生活也做到政教分离。

在当时，宗教界人士参与政治相当普遍，枢机主教黎塞留出任法国宰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威尼斯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哪怕再名门豪族，只要家族中有人当选为主教或枢机主教，在其去世之前，其他家族成员绝对无法靠近权力的核心。这项硬性规定因此也出现了副产物，有些政客故意提名政敌为枢机主教的获选人，如果运气好恰巧被教皇选中，便可以不动声色地将对手赶出政府的核心组织。

威尼斯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教会财产不免税，必须缴纳税金。顺便提一句，如今梵蒂冈在意大利境内的不动产依然需要缴税。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将教会财产立为课税的对象，而且用法律来限制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是神父或修道士，宗教团体中擅长经营的人似乎不少。他们既懂得运用现有的资源，又会开拓新渠道，教会财产始终能保持有增无减的状态。除此之外，信徒的捐赠也是很大一笔收入。

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往往是一个令各国统治者头痛的问题。

向帮助穷人的教会捐献善款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可是站在政教分离的立场，一个过于富足的教会，并不是当权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实力越强，对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对于仅靠课税无法解决的这个难题，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信仰圣马可或圣洛可等被称为“大会堂”的6个慈善团体，以及各自拥有守护圣人的职业工会，吸纳了大部分的捐款。为了进一步抑制教会的经济增长，威尼斯本国很早便出台了限制教会扩大不动产的法律。

不过这条法律并没有在意大利内陆本土的行省实施。也许是因为与浮在海上的本国相比，行省的土地面积相对宽裕，所以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严厉的管制。既然没有必要性，这类刺激教廷的神经的事情自然是不作为好。

然而，以17世纪为界，行省教会的土地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16世纪初期开始，威尼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海上贸易一边倒的模式逐渐转向手工业、农业等多元化发展。到17世纪时，农业已经成为威尼斯经济中重要的一环。

包括国政在内，威尼斯人从事任何事业，向来是秉持着经营私人企业的精神，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农庄经营也不例外，他们在行省的那些农庄有着很高的生产量，即使到了17世纪，威尼斯人在企业化上的天赋丝毫也没有衰退。

眼看着威尼斯人的农庄办得红红火火，那些修道院和教会所属的农庄自然不甘落后。这些教士们原本就有经营的头脑，依样模仿对他们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不用多久，他们的农庄便发展到与威尼斯人相媲美的水平。而且，教会还有一个威尼斯人无法比的优势，他们可以信徒捐献的形式进行“增资”。

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对手，仅从经济面考虑，威尼斯政府就不得不严肃对待，更何况还有影响政治的问题。于是，威尼斯政府决定，在行省也执行与本国同样的法律，行省教会扩大不动产的行动因此受限。然而，这条法律挑动了罗马教廷的神经。这就是1606年教廷对威尼斯所发动的“战争”的真正原因。

想要彻底的贯彻政教分离，司法独立是不可欠缺的前提。威尼斯法律规定，哪怕是神职者，只要是在共和国领土上犯下罪行，必须由威尼斯法庭审判，而不是教廷的法庭。除了宗教罪之外，神职人员即使隶属教皇，也不能享受治外法权。1603年，威尼斯政府审判行省两名犯罪的神职人员的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既然神职界的犯罪都在本国裁定，世俗界的审判，当然是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哪怕罪名涉及宗教。当时肆虐整个欧洲的异端审判，也存在于威尼斯。不过与其他国家审判员全部来自神职界不同，他们的宗教裁判所另外增加了三位世俗界的人士，并且规定未经帕多瓦大学法学部的答辩，判决结果一律无效。帕多瓦大学向来以学风自由著称，甚至聘请伽利略等受教廷排挤的人物担任教授。以这种形式进行审判，结果自然不会让主宰异端审判的西班牙和罗马教廷满意。在威尼斯从未出现过女巫审判，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必等到下一个世纪启蒙主义者发出赞赏，威尼斯人的信仰自由从来都是存在的。它不是经过大脑思考出来的主义或主张，而是1000年来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体质”而已。

威尼斯人自古以来就是依靠与他人交易而生存，所以深谙与信仰不同的人们共存共荣的必要性。在威尼斯国内，无论是出入德国商馆的威尼斯老主顾德国人，还是来帕多瓦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作为威尼斯水手主力的希腊人则是东正教徒。在那个时期犹太商人也为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他们被准许在威尼斯境内居住，参与威尼斯企业的经营，在新旧犹太人隔离区内（Ghetto）自由地举行犹太教仪式。即使是那些以土耳其商馆为大本营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们在威尼斯也从来出现过因信仰不同而遭受迫害的案例。威尼斯人的这种“体质”，不仅给当政者们建立政教分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地基，也成就了威尼斯出版业的兴隆。因为只有在包容异己的大环境中，才会产生言论的自由。

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笔下那些丰腴的裸体画，在威尼斯深得人心，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对它们去做什么修饰。而在同时期的罗马，米开朗基罗的耶稣裸体画的局部被水蓝色颜料遮掩，甚至古代雕像的私处都被刻意地盖上一片无花果的叶子。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绚丽多彩、自由奔放的罗马，如今笼罩在非黑即白、严酷苛刻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下。威尼斯自然成了那些人眼中的一个异数。

威尼斯人并非是天生宗教心淡薄。即使不以航海为业，但凡坐过帆船或渔船遭遇过风浪的人也能理解，人在狂涛怒海中的无助和渺小，唯有祈求上帝、神明等超自然力量的庇护。时至今日，教堂中依然保存着许多朴素的画作，它们都是人们在平安渡过灾难之后，为感谢上帝而捐献的，名为“感谢恩赐”。在捐画人中，渔夫、水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农民，这显现了陆地上的人们与海上之民在信仰上的不同风貌。

威尼斯人对宗教界最高领袖的教皇其实并不缺乏尊崇之心，只是他们一贯反对教皇涉入政治。即使在17世纪大多威尼斯人的生活重心已经从海上改为陆地，但这个立场依然不改。然而，当时的罗马大权掌握在以耶稣会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手中，教廷内部也到处是坚决排斥异己的人物。

有一次，罗马的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Camillo Borghese）曾经对威尼斯大使莱昂纳多·多纳（Leonardo Don4）说：“如果我是教皇的话，一定将威尼斯逐出教会。”大使回答道：“如果我是威尼斯元首的话，会对这个处置一笑了之。”

1605年，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成了教皇保罗五世。翌年，大使莱昂纳多·多纳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这两位都不是轻易改变想法的男人。

在多纳就任元首三个月之后的1606年4月，罗马教皇保罗五世向威尼斯共和国下达了全面禁止圣务的教皇敕令，理由是威尼斯违反天主教会的法律，自作主张地审判了两位神职者，以及颁布法令限制境内的教会增长财产。

“禁止圣务”（Inteirdett）是破门前的一种处罚，教皇禁止辖下的神父主持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所有仪式。

接到禁令的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坚持主张世俗间的事情，除了神的指示之外，不应服从于任何权威，反而向教廷提交了禁止圣务有违教会法的抗议信。威尼斯人观念中的神的指示，就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相信政教分离绝对没有有违背耶稣的旨意。政府命令境内的所有教会照常进行圣务，违抗者一律驱逐出境。

在威尼斯本国，除了所属耶稣会的教士之外，其他神父都遵守政府的命令，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在内陆本土却遭到了较大的阻力，有些教堂甚者要出动警察来强行举行弥撒。耶稣会被赶出了威尼斯境内，所属人员禁止从事传教活动，直到半世纪之后的1657年，他们才被准许回到威尼斯，但传教活动则是整整等了170年，到1773年才得以恢复。

强势的罗马教廷似乎也没料到威尼斯会做出如此顽强的抵抗。1509年威尼斯的屈服让他们以为可以再一次组成康布雷同盟，西欧各国齐心协力以军事行动对付威尼斯。然而，经历过宗教改革的1606年，与1509年当时的形势已不能同日而语。

首先是各国对此的反应不同。西班牙是反宗教改革的根据地，当仁不让地站在教廷的一边，但英国、荷兰表示支持威尼斯。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却始终保持着暧昧的态度。威尼斯非常清楚，正在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嘴巴上叫嚷着要派遣军队远征威尼斯，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武的能力。

针对教皇禁止圣务的惩罚，威尼斯在采取形而下的应对的同时，也堂堂正正地展开了形而上的神学理论论战。主持辩论的代表人物是有着前启蒙主义者之称的威尼斯修道士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在其稍后出版的著作《特兰托宗教会议的历史》中，他对1545~1564年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召开的引发反宗教改革派卷土重来的宗教会议进行了批判。

威尼斯政府正式任命萨尔皮为共和国顾问，并支付定额的薪水，让他负责神学论战。政治上的交涉政治家足以应付，神学上的问题还是请这个领域的专家出马比较有利。保罗·萨尔皮是当时威尼斯革新派聚集的“里多托·莫罗西尼”的常客。“里多托”是威尼斯方言，意为沙龙，设在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安德烈亚·莫罗西尼的宅邸，因此称得名。“沙龙”的聚会上，经常能见到元首多纳和伽利略·伽利雷的身影。

持续了一年的禁止圣务的处罚，在1607年4月被解除。也许是因为呼应了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主义运动，欧洲诸国的知识、分子们都非常关注这场威尼斯与教廷的“战争”，对它的解决办法怀着浓厚的兴趣。大多数人都认为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全面的胜利。

教廷不仅没有能够让威尼斯给神职人员予治外法权和撤回教会财产增长限制令，就连恢复耶稣会在威尼斯境内的宗教活动以及免除保罗·萨尔皮职务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威尼斯唯一的让步是在对限制教会财产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法。只要教会的敛财手段不太过分，政府便不会去深究。事实上，在之后的10年中，这条法律一次也未曾执行过。

时至今日，在西欧依然会经常听到“antidericalism”一词，如果要翻译的话，大概叫作“反教权主义”。不过，它的含义不同于新教所提倡的信徒应当直接与上帝沟通，废除奉教皇为至高无上的教廷的主张，当然也有别于反宗教改革派的世俗所有事情都受到神的支配的观点。

在反教权主义者的观念中，无论信仰新教或天主教都属于个人的自由。但政治与宗教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活动。因此，在反对教廷支配世俗界的问题上，他们与新教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面对新教徒介入政治时，他们立刻又变身为反新教主义。站在反教权主义的角度，这种变化并不矛盾，是首尾一贯的。

耶稣基督在其短暂的生涯里，留下了一些经典的话语。其中最富有洞察力，同时也最不被后人遵守的，就是那句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无法拯救人的灵魂。这个早在2000年前就被指出的真相，直到20世纪的今日，依然有许多人浑然不觉。也许是耶稣的继承者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教诲，才会出现这种令人叹息的结果。

说到问题的起源，得追溯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化。如果大帝的后人不是将基督教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只是承认它与其他宗教拥有平等的地位，也许就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原本处于反体制立场的基督教会，一旦被纳入体制内，立刻从被害者摇身一变成加害者，耶稣主张的政教分离的深刻寓意，被彻底地抛在脑后。从罗马帝国的末期到中世纪，不知道有多少鲜血以神的名义而白白流淌。消灭异端的公会议、十字军运动以及教皇派与保皇（帝）派之间的恶斗等，均是不容他者的狭隘精神的体现。而自诩拥有上帝“专利权”的教廷，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会不失时机地强化其对世俗的影响力。宗教最强大的地方，就是握有地狱这个无人能反证的武器。尤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非常懂得巧妙地运用这个利器来增强对善男信女们的控制。在影响民众这一点上，教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老手。

将人们从这种室息状态中解救出来的，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马基雅维利曾经指出，个人的成就靠的是本人的才华和运气，但他从来没说过是靠“神的意志”。他的朋友，同样也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列举他死前最想看到的三件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插手政治的神职者。主张政治从宗教中独立，认为教廷应该迁往瑞士的马基雅维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精神象征，但在稍后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却因为无视神意的最高权威，其著作被视为恶魔之书。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在那些偏激、狂热的地区都禁止出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罗马教廷也在1552年，正式将其作品列为禁书。圭契尔迪尼的书籍由于是写给子孙，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逃过了与马基雅维利齐名榜上的一劫。

虽然没有威尼斯人被教廷直接点名，但作为国家，威尼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至近世，在教廷的黑名单上始终“名列榜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教分离等反教权主义的基本要素，早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前，便存在于威尼斯。在拿破仑拒绝大主教加冕，自己亲手戴上皇冠的1000年以前，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就职典礼就是由来自世俗界最年长的元首辅助官主持。

在常驻威尼斯的教廷所属机构写给罗马的报告书上，罗列着长长的书名和人名，那些书都是被教皇定为禁书却在威尼斯公开销售，那些人都是在自己国家被怀疑为异端分子而逃到威尼斯避难。

启蒙主义旗手之一的伏尔泰曾经说过：“威尼斯存在着与其独断、专制的政治形态（寡头政治）理应毫不相容的对于个人自由的绝对自信。”

也许威尼斯无法孕育出莱昂纳多·达·芬奇、马基雅维利这般的人物，但这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以贯之的保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保障，乃尊重个人自由”的姿态，这是不是很像一位没有留下著作的伟大的思想家呢？

讨伐海盗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个人认为不能算不幸），治国终究不能只靠自由等高尚的精神来支撑。威尼斯与教廷之间因信仰自由而起的“战争”虽然引来了西欧诸国知识界的关注，但当事情解决之后，威尼斯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知识分子们完全没有兴趣的低次元的问题——海盗。

被称为Uskok（难民）的这些海盗，原本并非以此为生。他们是在土耳其攻占匈牙利时逃离家园，躲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山区的。那里是一片没有耕地、树林和淡水的荒蛮之地。

海盗们的根据地在一个叫作西尼亚的贫穷村落，位于威尼斯航船必经的补给港波拉和波雷奇所在的伊斯特拉半岛东部，西望威尼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逃过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生死大事的威尼斯的严密监控，是因为威尼斯的航船在波拉或波雷奇补给之后，下一站会在扎拉或斯帕拉托停靠，位于港湾深处的西尼亚正好成了航线上的一个死角。再加上移居那里的难民多为基督徒，威尼斯因此对他们比较客气。

不过向来对难民、亡命者采取理解态度的威尼斯，却被这群难民海盗弄得有些焦头烂额。这些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由于找不到其他的生计，索性打着消灭异端的旗号干上了海盗的行当，对于同为天主教徒的威尼斯商船一样毫不手软。和异教徒有生意往来的威尼斯商船，给了海盗充足的理由。

当然，他们也不放过土耳其的商船。由于商船频频受害，土耳其的苏丹特地知会威尼斯政府，称要派舰队前往亚得里亚海为商船护航。

勒班陀海战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署了和平协议，其中有一条规定：两国各自的近海，由各自的舰队负责防护，并保证对方国家的船只在此海域的航行安全。亚得里亚海可谓是威尼斯的前庭，绝对不能让土耳其有任何理由派舰队进入。因此，为了向土耳其保证亚得里亚海航线的安全，威尼斯必须对海盗采取行动。

然而，这群难民出身的海盗由于是打着反异端、异教徒旗号的天主教徒，所以从不缺后援。首先是企图合并匈牙利因而与土耳其帝国相争的奥地利，其次是主导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国王辖下的那不勒斯王国。他们对海盗除了袭击异教徒的土耳其船只之外，还对被教廷视为异端的英国、荷兰，以及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与教廷保持距离的威尼斯商船下手的行径，丝毫没有遗责的意思。因此，威尼斯要击退海盗，首先得从断绝这些国家对海盗的援助下手。

1615年，以雇佣兵为主力的威尼斯陆军，越过的里雅斯特（Trieste）附近的威尼斯和奥地利之间的国境线，侵入奥地利领地。紧接着，威尼斯舰队向那不勒斯王国控制下的意大利南部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发起攻击，以优秀的航海技术在当时逐渐崭露头角的来自英国、荷兰等国的水手也参与了这场战斗，成功地打败了海盗。

1617年，奥地利、西班牙与威尼斯讲和，保证不再向海盗提供支援。那时候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都面临着其他重大问题，没工夫与威尼斯动真格。而另一方的罗马教廷，也在海盗袭击了教廷辖内的安科纳港的船只之后，不再公然支持海盗。教廷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势力都不比奥地利和西班牙，因此只要它保持沉默，威尼斯就无须担心。

不过，断了后援，并不等于能一网打尽海盗。这群最多不超过千人的海盗集团利用巧妙的战术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他们手上只有一些小船，通常只配有6到8支船桨，最大不超过12支，极少有16支船桨的船只。每支船桨配一名划桨手，唯一的一张船帆几乎不用，除非是遇到特别好的顺风。尽管船只落后，但乘船的人数大约是船桨数的3到4倍，每划一小时便做一次人员交替，船速远远快于威尼斯的加莱船，并且长距离航行中也不需要停船休息，据称一昼夜可行驶百海里。而威尼斯的船只，只有在顺风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小船不仅受风浪的阻力较小，再加上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形错综复杂，还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悬崖峭壁的狭缝之间。遇到情况时，能轻易地撤退至附近的小沙滩上，弃船逃进山中，威尼斯舰船再怎么紧追不舍，也无济于事。负责消灭海盗的威尼斯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在向元老院报告时指出，即使在最适合航海的季节也很难阻挡海盗们的行动，在冬季更是一筹莫展。

非常了解自己力量薄弱的海盗们，绝不进行正面海战。因为一旦开打，威尼斯海军大型加莱战船或帆船上的大炮会把他们轰个稀巴烂。所以，他们始终利用大炮打不到的船身低矮的小船打游击战。那些散落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出海口或小岛边上，等待顺风或补充淡水的商船都是海盗们最好的攻击目标。还有那些虽然没到沉没的地步，但在陆地附近发生海难的船只也十分之危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冒出15艘左右的小船，像蚁群围攻受伤的甲虫一般，从货物到人员，抢得一干二净。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总会有唯利是图的商人，海盗们不愁掠夺品没有销路。

威尼斯意识到传统的加莱军船打击海盗的效果欠佳，他们改用一种称为“fregata”的小型军舰组成舰队，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顺便提一句，巡洋舰（frigate）的词源就是来自fregata。

在小型舰队的打击之下，海盗的气焰有所收敛。但他们杀害威尼斯舰队的司令后煮食其心脏的行为激怒了威尼斯。威尼斯人将活捉的海盗全数斩首，把他们的首级一排排挂在圣马可广场的回廊上示众。然而，没过多久，海盗的人数又回到之前的规模。他们是从哪里补充力量的呢？的确有不少罪犯为了逃避威尼斯、达尔马提亚等地方的法律制裁而加入海盗，但数量还是不够，难民特有的多子现象，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奉上帝为独一无二的权威，视海盗业为奉献之正业，并将此作为唯一目的的命运共同体。

那些被海盗俘虏交付赎金后得以回到祖国的威尼斯人，以及直接负责打击海盗的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的报告，可以让我们一窥这“难民”海盗集团的独特生活形态。

抢劫后回到西尼亚港的海盗们，按照皈依上帝时的方式，一路从码头跪到教堂，拖着血肉模糊盖的膝盖进行弥撒，感谢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完成了抢夺无信仰者的工作，神父让这些海盗像虔诚的骑士一样膜拜圣体。待仪式结束之后，才各自散去。

在西尼亚有圣方济派和多明尼哥派两座修道院。海盗们将他们收入的1/10归为修道院，在卖掉抢来的货物后，会主动捐钱给修道院，而这些大部分的捐款，都忠实地履行了当时什一税的惯例，将1/10的收入上交给罗马教廷。

山贼或海盗在大肆掠夺归来之后，通常会彻夜狂欢，但这种景象不会出现在“难民”海盗的生活中。他们将那些死于海上，或者被俘处死的人们的家庭奉为荣誉家庭，遗属在共同体的帮助下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为了防止战斗力的减少，失去丈夫的女人立刻会有其他男人迎娶。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接受海盗技能的训练，大人们甚者会往刚学会走路的幼孩身上丢掷石头，让他们习惯于忍耐疼痛和流血。

在这个以海盗为唯一生活手段和唯一信仰的共同体中，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各司其职，没有谁游手好闲。共同体对那些外国过来的逃亡者一律不问经历，统统欢迎。因此，任凭威尼斯海军再怎么围剿，共同体的战斗力不曾减少到600人以下。

这些难民海盗的抢夺范围，曾经一时扩张到300海里外的海域。尽管威尼斯的海运业还不至于因此被摧毁，但在顺风时航行两天就能抵达的海域，竟然有海盗在大肆抢劫，威尼斯人自然是义愤难平。

在成功地阻断了奥地利、西班牙和罗马教廷对海盗在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支援后，为对付这群数量不足1000的敌人，威尼斯派出了17艘加莱战舰，对海盗的根据地西尼亚进行了封锁。其实以前威尼斯也有过类似的封锁行动，但因为做得不彻底，每次都让对手突破了防线。然而，这一次威尼斯是下定决心，誓将海盗一网打尽。面对威尼斯的重拳出击，难民海盗再狡猾终究难敌，共同体因此一蹶不振。从1618年到1619年，威尼斯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夺回了一度曾岌岌可危的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可是，地中海方面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1645年，威尼斯再次投入了对土耳其的战争。为了尽量延长1571年勒班陀海战后与土耳其签订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做了许多被西欧诸国视为屈辱的外交工作。但他们煞费苦心换来的不过是70年的和平。

克里特岛攻防战

地中海世界史上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牺牲最多的著名的克里特岛战役，从1645年开始至1669年结束，整整持续了25年。然而，在战争爆发的起初，交战双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预计到这场仗竟然会打得如此漫长。

25年说来简单，但它是1/4的世纪。一个25岁的青年，25年后变成50岁的中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都在此期间度过。17世纪之后，威尼斯的经济进入了缓慢的下降阶段，15年前黑死病爆发减少了1/3人口的重创尚未被平复，如果可能的话，威尼斯共和国一定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场战争。

当然，对于满足于当下生活的威尼斯人的和平愿望，其对手是不会在乎的。匈牙利战线不顺，北边又面临新兴崛起的俄国威胁的土耳其，如今还能像全盛时期时那样确保统治地位的疆土只剩下地中海世界。

土耳其向来把东地中海当作自家的庭院，而属于威尼斯的克里特岛，宛如坐在庭院中央的唯一异类。更何况克里特岛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它就不能完全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因此土耳其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易地放过这位“外人”。

对于另一方的威尼斯共和国而言，克里特岛是其作为海洋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在地中海剩下的最后一块堡垒。

自1204年威尼斯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获得克里特岛后，400多年来为保护这块海军及贸易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付出了无以数计的金钱和鲜血。土耳其在15世纪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去了内格罗蓬特，16世纪又抢占了塞浦路斯岛，但对威尼斯人誓死捍卫的克里特岛，始终不曾表露出征服之意。17世纪中叶之后，威尼斯的反天主教态度和经济上的衰退，让土耳其判断它既得不到教廷或西班牙等国的支持，也没有单独防御的军事能力，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时候拿下克里特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开战的起因是一件偶发的事件。1644年秋，从圣城麦加朝圣归来，经埃及亚历山大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商船在航行至罗德岛附近的海域时，遭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连人带货被洗劫一空。圣约翰骑士抢劫异教徒船只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他们以罗德岛为根据地的年代，其累累战绩远非那些“难民”海盗能及。根据地移到马耳他岛之后，骑士团依然初衷不改，这一次他们袭击的土耳其商船上包括由黑人宦官长带领的苏丹后宫女眷。

带着意外收获返回马耳他岛的骑士们，为了补给淡水和释放土耳其船上克里特岛出身的划桨手，途中停靠克里特岛南面的小渔港。由于威尼斯不想刺激土耳其，对骑士团停靠克里特岛并不欢迎，所以骑士们也避开威尼斯警备舰队的监视，停靠在岛的南边。克里特岛的主要城镇，都集中于自然条件良好的北边一侧，因此当威尼斯人发现马耳他骑士团时，已经是船入港20天之后了。威尼斯方面要求骑士团立即离开，对方也很配合。然而，看着马耳他船远去而松了一口气的威尼斯舰队长，并不知道那船舱里藏着苏丹后宫的女眷一行。

苏丹易卜拉欣闻讯后大为震怒。去麦加朝圣的后宫妃子被掳走，不仅是他个人，伊斯兰教的尊严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被召进托普卡帕皇宫，集体聆听苏丹的抗议。刚开始时，苏丹的怒火直对马耳他，并没有殃及池鱼。威尼斯驻土耳其的大使乔瓦尼·索拉佐（Giovanni Sollazzo）在1644年12月20日的报告中，详细地描述了各国大使面临怒火中烧的苏丹时做出的不同反应。

首先，法国大使表示第一次耳闻，荷兰大使随即应声附和。苏丹大声呵斥说他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团受到西欧各国的保护，并且做出斩首的手势，以至于法国大使的翻译吓得差点儿晕倒过去。不过法国大使由始至终保持冷静，回答苏丹说马耳他距离法国遥远，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瓜葛。威尼斯大使也表示马耳他是独立的国家，从未接受过威尼斯的支援。而荷兰大使更是以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称，荷兰人不是天主教徒，与马耳他骑士没有半点儿关系。

众人相互推卸责任，说着说着，矛头竟指向了威尼斯。苏丹指责威尼斯让马耳他船连日停靠克里特岛，完全是背叛土耳其的行径。

索拉佐大使觉察到对方是在为开战找借口，于是想尽办法补救。他向苏丹呈上克里特岛总督送来的公文，证明威尼斯当局除了向马耳他船提供淡水补给，以及解放了船上48名克里特人奴隶之外，其他事情一律不知。但土耳其方面不相信在岛上停靠了20天马耳他船，能躲过威尼斯的监视。他们坚持认为威尼斯人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们犯下的有辱苏丹的罪行，是存心包庇。

12月27日，威尼斯、法国、英国的大使们达成共识，确认土耳其意在克里特岛。1645年1月3日，土耳其宰相对几次要求见面进行辩解的威尼斯大使，干脆地回了一句话：“事已明了，无须再谈。”

尽管威尼斯以渎职之罪处死了没有发现马耳他船靠港的舰队长，但面对土耳其不为所动的态度，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里，每天都会出现苏丹的身影，大量的舰船正在紧锣密鼓地制造中。但直到这个时候，土耳其仍然公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马耳他。

威尼斯政府也没闲着。在驻君士坦丁堡的乔瓦尼·索拉佐大使以及克里特岛实质的总督（本国派往的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Andrea Corner）接二连三的催促之下，拟定了克里特防守策略。元老院向柯纳发出指令，要他在加固现有要塞的同时，在战略要地建造新的堡垒。1645年1月4日，装满小麦和大米的船开往克里特岛，同船载有2500名士兵和技术人员。紧接着在2月10日，又向克里特送去了10万达克特的军用资金。

然而，政府的这些动作，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克里特岛当地深感战争迫在眉睫的人们看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相较于索拉佐、柯纳的紧急报告，威尼斯国内的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土耳其人攻打马耳他的说辞。但凡愿望越是强烈，就越会把所有的问题往好的方面解释，希冀和平的威尼斯人，选择相信他们这种状态可以持续下去。

2月和3月转眼过去，土耳其依然不改对马耳他的宣战。克里特岛的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从来没相信过土耳其人的这套，他巡视全岛，检查要塞的装备和粮仓储存量，向各个据点分配包括希腊雇佣兵在内的士兵，马不停蹄地做着战斗的准备。

1645年4月30日，载有80艘加莱军船和250艘运输船，加上5万士兵所组成的土耳其大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朝着达达尼尔海峡方向南下。由于土耳其声明是去攻打马耳他，作为友好国家，威尼斯大使也不得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参加出征仪式，以示致意。

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除了土耳其领地的岛屿之外，还停靠了威尼斯所属的蒂诺斯岛，在当地补充淡水、粮食，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在蒂诺斯岛充分休息后，一路不疾不徐行驶的土耳其舰队，在6月13日早晨，突然出现在克里特岛的外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和德军也在此决一死战的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的中央，岛屿呈横条状地由西向东延伸，宛如一艘停泊在海中的航空母舰。从达达尼尔海峡穿过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一直往南便能抵达这里。不过，号称目的地是马耳他的土耳其舰队为掩盖其真正的意图，特地绕到远离克里特岛的外海，然后才改往西航行，经过克里特岛，驶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的纳瓦里诺（Navarino），并在那里停泊了数日。从纳瓦里诺再往西行是马耳他，所以也难怪威尼斯人侥幸地以为克里特岛逃过了一劫。

但土耳其舰队离开纳瓦里诺后，一路往东南方，即调头往回走，三天后，出现在克里特岛西部干尼亚的外海。

在现代仍被称为“威尼斯港”的干尼亚，是威尼斯一个重要的要塞城市，港口还建有14座船坞的造船厂。城墙上四处安装着大炮，正好对准船腹的位置。虽然土耳其拥有大量的战舰，但从颠簸的海面上开炮，命中率终究不如陆地。土耳其人并不笨，他们没有从海上发起正面攻击，而是利用众多陆军的优势，从距离干尼亚15公里的海滩登陆，从陆地向干尼亚进攻。

与宿敌有长年战争经验的威尼斯人也预料到这一点，在土耳其军队可能会登陆的地点建起了要塞。土耳其军登陆的这一天，守卫这座要塞的是指挥官维亚焦·朱利亚尼（Viaggio Giuliani）及其手下的60名士兵。5万大军的土耳其人根本没把区区60人防守的要塞放在眼里，他们连大炮都没用，派了2000士兵带着短枪便发起了冲锋，其余部队则留在原地等着看好戏。

眼见着敌人围攻过来，维亚焦·朱利亚尼没有犹豫，立刻下令取出要塞中所有的火药埋在各处，60位守军连同靠近城墙的500名土耳其士兵，与要塞一起被炸得灰飞烟灭。朱利亚尼迅速地做出自爆决定的原因，在全体官兵牺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他不想让完整的要塞落入敌人手中吧：

土耳其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威尼斯属地克里特岛的首发情报，加上圣托德欧岛（St. Todero）守城官兵壮烈自爆的事迹，给威尼斯本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1000年漫长的历史中，威尼斯人曾经几度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再次被唤醒。

政府一改之前温吞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元老院向各国君主发出救援的请求，富裕阶层被征收特别税，造船厂日夜赶工，60艘加莱战船接二连三地下水。同时，在内陆本土行省募集士兵，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也纷纷来到威尼斯集合。

不过，威尼斯在外交上努力却没有见效。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这些收到威尼斯求援的国家，都在交战中，再加上17世纪以后地中海的重要性骤然下降，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派兵支援。不过，宰相黎塞留去世后，刚进入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答应提供军舰和10万达克特的经济援助，结果钱到了船却没有到。

最终，威尼斯得到的实际支援是教廷派来的5艘加莱战船及其士兵、马耳他骑士团的数艘战船，以及那不勒斯国王和托斯卡纳大公派来的士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英国、荷兰人的基督徒海盗志愿加入抗击穆斯林的队伍，但由于人数有限又不定时，所以很难算作真正的战斗力。

威尼斯海军每年投入保护克里特岛的军力是，60~70艘加莱战船，5~6艘加莱赛战船，30~40艘帆船。由于海军另外还有负责亚得里亚海的警卫和为商船护航的任务，因此这个数字已经是威尼斯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尽管威尼斯能派出的军力不大，但与其他国家派来的援军数量相比，实际上几乎就是威尼斯一国孤军奋战。

其他国家的将官们参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在克里特岛防守战的最初阶段，之所以会常常产生不统一的步调，就是因为威尼斯寄希望于其他国家会派来支援，因此难以拒绝教廷派来的武将所主张的战法。

而另一方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大军，越过圣托德欧岛要塞的废墟瓦砾，沿着陆路逐渐向干尼亚逼近。守军部队由威尼斯贵族那瓦吉罗（Navagero）指挥，加上行政长官柯纳的儿子带来的300援军，总共也不到1000人。所幸，军队得到了希腊原住民的帮助，再加上干尼亚原本就是要塞，所以还是挺过了一段时间。

可是，土耳其军队在城墙脚下挖坑埋火药炸开了城墙，而守军唯一可依靠的海上援军由于战术的不统一，迟迟不见踪影。在城墙被炸得几乎体无完肤，城内弹尽粮绝的情况下，8月22日，威尼斯军队以保证士兵生命的唯一条件，向土耳其军队开城投降。历经两个月的攻防战，守军等于全灭，土耳其一方也损失惨重，有两万人战死。但不管怎么说，土耳其还是拿下了攻占克里特全岛的前线基地，接下来就是一路向东进军。

继干尼亚之后，土耳其的第二个目标，是干尼亚以东20公里处的斯达。斯达是东地中海流域最好的港口，时至今日，希腊海军仍然在使用，四周禁止摄影。

干尼亚与斯达之间有个半岛挡住了大风大浪，形成了一个宽阔、宁静的港湾。港湾的中央碰巧有一个小岛，威尼斯就地取材将它建成了防守要塞。

作为防守克里特岛的威尼斯海军基地，斯达平时就有加莱战船驻守。可是，在港湾内待命的舰队司令卡佩罗，为了和抵达赞特岛的教廷舰队会合竟然带着一半的舰队出了港。

卡佩罗的行动激怒了行政长官柯纳，之后将卡佩罗送上了审判台。结果，斯达靠剩下的40艘加莱船、4艘加莱赛战船和10艘帆船，击退了来犯的敌军。在没有飞机的年代，孤立于海上的要塞有着绝对的优势，即便四周的陆地都被占领，只要守住要塞，威尼斯舰队在宽阔的海湾中的行动就不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斯达和位于克里特岛东端的另一个孤立于海上的要塞史宾纳隆加，共同坚守了25年。

时间来到了1646年，克里特岛攻防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威尼斯意识到仅靠防守各个要塞城市，保不住克里特岛。虽然每次攻城都会让土耳其军遭受损失，但他们终究还是可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拿下一座座城市，最后留给威尼斯的只有海上要塞。于是，威尼斯决定改变战术，利用海军的优势，切断土耳其的补给线。

采取人海战术的土耳其军队，人多粮食的需求也多。克里特岛虽然有丰富的橄榄树和葡萄酒，却不盛产小麦。除了食物，军队还得补充弹药，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军队必须依靠本国送来的军火补给才能继续作战。

3月，22艘战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埋伏在特内多斯岛附近，等待着准备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运输船队。那一次由于遇上黑海海流和强劲的北风，没能够封锁住海峡，放走了大部分土耳其船只，但之后成功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多，因此土耳其不得不将补给线从君士坦丁堡分散至希俄斯岛、罗德岛、伯罗奔尼撒的玛尔维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

此时的威尼斯仿佛重新回到了贵为东地中海女王的黄金时代。那些已经在陆地上安身立命，经营手工业和农庄的贵族们，似乎想起了祖先的荣光，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海军的队伍。士气高涨的景象，不禁让人以为威尼斯暌违200年重新拿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1651年、1655年、1666年，威尼斯不仅赢得了与土耳其正面交锋的海战，连那些小规模的零星战事也没让对手捞到便宜。如今，偷偷摸摸遁入港口，海上相遇立马逃跑的竟然是土耳其舰队，这情景放在150年前绝对是不能想象的。

威尼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长达25年的克里特岛攻防战，前后10任海军总司令有5位战死，牺牲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几乎耗尽了全国之力。

攻防战打到第三年的10月，雷提莫陷落。第四年，即1648年初夏，土耳其向位于克里特岛中央的首都的干地亚[如今称伊拉克利翁（Herakiion）]发起了总攻。6000名守军，对阵4万土耳其大军。土耳其史的权威哈马曾经评价称“不要说在土耳其帝国境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干地亚反复那么多次的战斗，流淌了那么多的鲜血，耗费了那么多的金钱”。干地亚攻防战持续了22年。威尼斯之所以能长久抵抗，在于他们掌控着制海权，而土耳其却因为军粮补给的不足，无法连续地实施包围。

也就是从1648年开始，土耳其改用扩大战场的策略以分散威尼斯投入在克里特岛的军力。他们袭击了亚得里亚海东岸所属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所幸，在克里特岛没怎么获得岛民帮助的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得到了当地居民不遗余力的支持，战事发展颇为顺利，不仅击退了土耳其的攻击，甚至扩张了领土。

另一方的干地亚攻防战仍在持续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宣告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的终结。然而，恢复了和平的欧洲，仍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站出来支援几乎是孤军奋战的威尼斯。可见欧洲的中心已移至北方，威尼斯倾全国之力投入的这场战争，对那些大国而言，只是一场对其不构成威胁的局部战役。

10年过去了，干地亚仍在苦苦支撑。克里特岛攻防战一直打到第15个年头，欧洲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对威尼斯发出了赞赏。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在结束了长年交战之后总算是腾出精力开始关注在东地中海与穆斯林奋战的威尼斯。

威尼斯在15世纪饱受各国的嫉妒和憎恶，16世纪时夹在大国之间，缝隙中苦求生存发展成经济大国，却因为与土耳其缔结和约而遭到变节之唾弃。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它的经济完全进入衰退期的17世纪，却受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赞誉。威尼斯迄今为止所得到的正面评价，大抵鉴于政治安定、与宗教的关系，或者经济强大等客观的事实，但收获如此大规模的发自肺腑的喝彩，还是史上第一次。

加入威尼斯军队去克里特打仗，成了欧洲的年轻贵族、骑士们的一种流行，尤其是自诩为骑士精神起源地的法国人特别踊跃。也许在这些年轻贵族的心目中，这是展现勇气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这些义勇兵的加入对威尼斯而言，未必都是好事。

克里特攻防战中的威尼斯军力，是由威尼斯人与雇佣兵混合组成。罗马教廷每年都会派四五艘的军舰来支援，威尼斯由于在战争最初阶段因双方意见的不合而吃尽了苦头，所以这次决定教廷的舰队也必须和雇佣军一样，听从威尼斯将官的指挥。

正因为威尼斯人掌握了克里特战役的指挥系统，持久战方针才能够彻底地得到贯彻。对于三面都被敌人包围，只剩下靠海一边的干地亚，威尼斯也绝不贸然出击，一切以防守为上。由于靠海的一边出入自由，因此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雇佣兵们，不少人都会在没有战事的冬季回国做短暂的休息。

话说回来，持久战的作战方式非常沉闷，需要无比的耐心。打得酣畅淋漓的是纵横东地中海的海军，他们接到命令，但凡见到敌舰必定出击。而陆军需要的则是坚忍的耐力。这让那些来自欧洲的义勇兵们大为不满。他们原以为每天都能挥舞着刀剑，与伊斯兰教教徒做英勇的搏斗，没想到天夭不是修复被破坏的城墙，就是赶走来袭的敌军。对一些地位高贵的义勇兵的抗议，威尼斯指挥官们也只能成全他们的心愿。

那些威风凛凛出城的义勇兵们，几乎还来不及在敌人面前发挥基督骑士的精神，便被凶猛的土耳其大炮轰得逃回了城里。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在冬季返乡，基本上都再也没有回到克里特。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数百名义勇兵来到克里特，其中还包括千里迢迢从瑞典来的骑士。可见当时威尼斯悲怆的战况传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敌对的双方也曾经努力尝试停战。在1653年之前，威尼斯曾两次呼吁停战，土耳其也在1656年提出过一次，每一次交涉都是由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充当调停者。威尼斯的条件是每年支付使用费，但克里特岛必须留给威尼斯，而土耳其却决不让步地要求威尼斯完全放弃克里特岛，三次和谈，每每以破裂收场。

威尼斯还企图暗杀苏丹易卜拉欣。这件事情比秘密和谈更不能被外人所知，因此有关计划只出现在“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文件中。不知道是不是和威尼斯有关，1648年，易卜拉欣在后宫被杀。但由于继位的皇太子年纪太小，实际掌握大权的大臣们坚持在克里特岛问题上必须遵照先帝的遗志，于是，战争便成了克里特的宿命。

1677年，克里特攻防战迎来第二十三个年头。迄今为止对人员死伤不计血本的土耳其，似乎终于痛感要做一个了断，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

在该年的5月至11月之间，土耳其发起32次总攻，威尼斯守军出击17次。埋在城墙下的地雷，不包括未爆弹，仅爆炸的就高达613颗。威尼斯一方3600人战死，其中400名是指挥官，而土耳其的死者人数超过了两万，城墙沾满了浓稠的鲜血。守卫军用过的手榴弹，时至今日仍陈列于伊拉克利翁（干地亚现称）的博物馆。这些用黏土烧制成的弹丸直径在17厘米左右，里面塞满火药，

上面开了一个小口引出导火线，原理和炸药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干地亚再次挺住了狂轰滥炸。仗打到冬季，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自然地进入了休战期。

1668年春，攻防战再度开始。威尼斯港每个月都有满载着补给物资的船队开往干地亚，但召集士兵却不是威尼斯人的强项。法国贵族率领的500名援军的到来，对于好不容易才凑齐5000人的干地亚守军，仿佛久旱逢甘霖。可是这些高贵的骑士们期待的是华丽的战斗，对持久战完全没有兴趣。12月16日，骑士们在高扬的喇叭声中冲出城外，虽然表现得英勇顽强，可惜死伤惨重，犹如昙花一现。

₁₆₆₈ 年年底，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拜见教皇克雷芒九世（Clement IX），向教皇提交了一份当年威尼斯送往克里特岛物资清单，详细见下：

974000达克特现金

最新派往干地亚的士兵8700人，工兵2000人 加莱船划桨手1000人 火炮手222人

修理城墙、船舶、大炮等技工60人小麦及其他粮食16万司泰亚（司泰亚=80升）

大炮41门、枪支、火药2879000磅（libra，古罗马重量单位）

导火线73万根

铅弹9万颗

铁、木材、军装（包括内衣、鞋子等）

以上是1668年一年威尼斯为防守干地亚所消耗的军费，合计总金额为4392000达克特。据说教皇看到这个数目时，惊愕到说不出话来。当时威尼斯的年收入大约在300多万达克特，虽然欧洲各地的义勇兵源源不断，各国的国王、王妃、贵族等响应教皇的号召，也提供了不少援助，但威尼斯已经到了极限。

第二年秋天，法国、德国、马耳他的骑士，以及教廷派来的援军照例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战斗之后，离开了克里特，守卫干地亚的只剩下区区3000名威尼斯军人。面对这群势单力薄的士兵们不屈抵抗，城外的土耳其阵营中流言四起，称“那些不是人，是25年来死去的威尼斯人的幽灵在打仗”，以至于将官们忧心忡忡生怕影响士气。自春天起便没有停止的战斗的守城威尼斯官兵们，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看上去的确是更像一群鬼。

正因为这惨不忍睹的现状，促使干地亚守军总指挥、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做出来投降的决定。莫罗西尼25岁即克里特战役刚开始时便参加了战斗，之后的25年一直在克里特战场上度过。如今已经50岁的他，仍然独身，大概实在是没有时间结婚吧。

停泊在干地亚港的旗舰上，聚集了全体指挥官。海军总司令莫罗西尼向众人表明了决定，指出继续战斗对威尼斯造成的伤害会比给敌人的更多。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将官们心中五味杂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莫罗西尼一样，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奉献给了克里特战场。在听完每个人的意见之后，莫罗西尼派人去向土耳其军总司令传达了终战谈判的要求。

和谈交涉向来是由政府主导，但弗朗切斯科·奠罗西尼心意已决，一人承担下了全部的责任。军人直接进行停战谈判，还是威尼斯史上头一遭。待元老院接到报告时，莫罗西尼与土耳其已经就降服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见下：

威尼斯共和国放弃克里特，但仍拥有克里特岛上斯达、史宾纳隆加和卡拉布扎三座要塞，以及三港口的免费使用权。

土耳其不向威尼斯索求战争赔款。

土耳其承认威尼斯所获得的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领土。

土耳其准许守军带走国旗、武器及其他所有东西，并保证全体人员安全撤退。

1669年9月26日，在撤退的莫罗西尼一行队伍中，还夹杂着很多不想做土耳其臣民而离开故乡的克里特岛难民。直至今日，伊拉克利翁的中央广场还看得见威尼斯式的喷水池，水池边上有一间供奉圣马可的教堂。圣马可是威尼斯的守护神，可见当年的威尼斯人将克里特当视为祖国的一部分。

在守军撤退的同时，威尼斯政府向北、西、南方向派出特使，给诸国的君主送去克里特陷落的消息。在这份以威尼斯元老院名义发出的公文中，威尼斯表示国力已至极限，无法再继续维持战争。以往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每每被斥责为叛徒、唯利是图的商人，唯有这次，从教皇到各国君王，不仅没有责难威尼斯人的屈服，反而为他们高声喝彩。

经历了克里特攻防战之后的威尼斯，满目疮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悲惨状态，他们只获得了名誉，而这也是不再遭受妒忌、憎恶和责难的17世纪的威尼斯人，唯一的回报。

14年之后的1683年，因事先没有与政府商议便擅自开城投降而遭到抨击降至闲职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再次当选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

同年，奥地利、波兰联军击退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军队之后，鼓动教皇转守为攻，加上与土耳其争夺黑海的俄国，组织反土耳其同盟，威尼斯也收到了特使送来的参加同盟的邀请。

威尼斯人决定加入同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这次保持中立，下—次土耳其人来犯时，不会有任何基督教国家会伸出援手。应俄国的要求，威尼斯派出了13名国有造船厂的工头，为俄罗斯打造舰队担任技术指导。

在西有奥地利一波兰联军，北有俄国、南有威尼斯同时攻击的形势之下，土耳其作为陆军国家，自然是将军队的主力放在北面和西面，南面临海的防守相对薄弱。于是，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利用敌人的这个弱点，收复了圣塔莫拉岛、纳瓦里诺等丧失多年的领土。在开战第二年的1685年，他们又成功地收复了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这两个基地是威尼斯商船队途中必经的停靠港，16世纪初期被土耳其攻占。睽违两个世纪，威尼斯总算失而复得。同年被收复的地区还包括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紧接着，威尼斯海军在第二年又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有曾经的基地。

加入同盟军的其他国家也战绩斐然，将土耳其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波斯尼亚。威尼斯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乐观者，认为照这个势头，收复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指日可待。

之后，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在海陆两面继续进攻，先后攻下了帕特雷斯、勒班陀和科林斯。

1687年8月11日，正在审议议案的共和国国会，听说带着捷报的船只已进入外港利多，破天荒地决定暂停会议，全体人员前往圣马可港口迎接胜利消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喜悦之情。元老院之后又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为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制作铜像，周围以土耳其军旗装饰，放置在“十人委员会”的会议室。

莫罗西尼的军队势如破竹，攻陷了米斯特拉（Mistra），拿下斯巴达，征服了雅典。遗憾的是，在进攻雅典时威尼斯军队击毁了被土耳其军当作火药库使用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与那些优秀的祖先们相比，莫罗西尼的英勇气概毫不逊色，但缺少了些美学意识。17世纪的威尼斯人似乎还忘记了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壮大，是因为反英雄主义。

1688年3月，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在希腊战场，得知自己以全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的消息。两年后他回到祖国，尽了三年的元首职责之后，再次披甲上阵。一年后的1694年，他于纳夫普里翁附近的战场死去，享年75岁。

除了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恩里科·丹多洛之外，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是第一位同时担任共和国元首和海军总司令的人物。威尼斯政府授予这位英雄连恩里科·丹多洛都不曾享有的荣誉，在元首官邸被称为“投票之门”的大厅中，建了献给他的凯旋门。

同盟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于1699年终结。奥地利帝国因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欲将重心转回欧洲，不想和土耳其再纠缠下去。交战双方签署了被称为“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几乎得到了莫罗西尼收复的所有失地。

必须承认，莫罗西尼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土耳其时运不济。18世纪以后的威尼斯，已经没有充分的人力以及经济资源，继续运用和发挥这份好运。当土耳其完成对奥地利的军事报复、与俄国的讲和，再度将触角伸向爱琴海时，威尼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1714年，硝烟再起。科林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莫东、科伦、圣塔莫拉，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甚者连克里特岛的两个基地斯达和史宾纳隆加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在希腊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的威尼斯，最终靠死守科孚岛，总算保住了亚得里亚海被称为“威尼斯湾”之声誉。那场激烈的科孚岛保卫战，是威尼斯共和国打的最后一场最像样的战争。

盛者必衰之理

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将国家的衰退归结于国民精神的衰退。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为何会精神衰退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当我们在阅读完各种有关古罗马兴衰的历史书籍之后，脑海里总是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句“骄奢者不长久，犹似春夜” 注释48373 。而像我这样的人，更会生发疑问：为何会变得骄纵？事实真是如此吗？

盛者必衰，不只适用于平家，此乃历史之规律。

“远者，求考异国史例，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此等人皆因悖逆旧主先皇之政，穷奢极欲，又不听贤人良言规谏，不悟天下兵革将起之警兆，不恤民间愁苦，遂致骤亡旋灭。” 注释8904584

出现上述的问题，那么走向末路也是必然。不过于威尼斯，我实在不能赞同仅以精神上的不振或堕落来评断其衰败的观点。因为威尼斯人尊重先祖，乐而不淫，接纳善言，悟察警兆，体恤民情，但他们终究还是不能逆转盛极必衰之规律。威尼斯的衰败应该另有原因。

善于见机行事是威尼斯人的特质。根据周边的形势，充分有效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威尼斯能强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其走向没落的理由。

直到15世纪为止，威尼斯是一个海运国，以海上贸易为生。进入16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扩张，以及新航线、新大陆的发现，地中海贸易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威尼斯的经济不能再继续贸易独大。

向来注重资本配置效率化的威尼斯人应因形势转向工业投资，从而促使以毛纺织为中心的威尼斯手工业，在16世纪达到了顶峰。

此句为《平家物语》开简诗中的一句。平家为日本中世纪一大武士家族，盛极一时，后被源氏所灭。一译者注

此段话出自《平家物语》第一卷。——译者注

当然，海上贸易在当时还是获利不薄的行业，所以威尼斯并没有从海运一股脑倒向工业，但经济结构转为多元化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到了17世纪，荷兰、英国日益活跃，新大陆以及亚洲不断的殖民化，导致地中海世界越来越被边缘化。靠海上贸易已经不能生存的威尼斯人摒弃了男孩子满14岁之后便作为商船的石弓手，进行实地学习的传统，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航海技能也因此不断退化。

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水手。尤其是荷兰人，在整个17世纪拥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水平。如果商船上的船员全是荷兰人的话，船主只需要支付最低的保险费，即货物总价的5%。但船员如果是威尼斯人，至少需要支付货价8%~10%的金额，保险公司才肯受理。在13至15世纪，威尼斯通过定期商船队的方式彻底分散了风险，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之高以至于无须保险制度。与那些年代相比，17世纪的威尼在海运和贸易上的竞争力明显下降，商人们对这两项事业的投资也越来越迟疑。

对于国人传统技能的退化，威尼斯政府倒也没有袖手旁观。为振兴和提高航海技术，威尼斯在1683年创立了国立商船学校。然而，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丧失了必要性的行业，国家再怎么鼓励支持，总归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最终只能以西欧最早的商船学校这一点自我满足一下。

另外，威尼斯政府也曾经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力图使海运和贸易起死回生。1602年，刚刚开始出入亚得里亚海的荷兰以及英国的商船，向威尼斯政府要求，希望以威尼斯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基地，但威尼斯政府却以商品必须在威尼斯进行交易和必须使用威尼斯国籍的船只运输为条件，拒之千里。结果，当时海上贸易最为活跃的荷兰、英国的商船在亚得里亚海流域的主要港口，转至独立国家拉古萨、教廷属地安科纳，以及奥地利帝国领地的的里雅斯特，而在第勒尼安海流域，热心于贸易振兴的托斯卡纳大公，将其辖下的里窝那作为自由港提供给荷、英两国的商船。威尼斯的关税收入因此在10年里减少了40%。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在经济活力减退时采取保护主义，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继海运业之后，从1620年左右开始，威尼斯的工业竞争力也呈现出下降的势头。1602年时年产量曾经达到3万匹的毛纺织业，到1631年只有8000匹。产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导致神圣罗马帝国丧失了1/3的人口，而德国人向来是威尼斯传统上最大的客户。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1620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社会消费趋向大众化，手工精细但价格昂贵的威尼斯制品，不敌廉价的英国毛织品。即使在高级面料的领域，也被法国人迎头赶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女装的时尚中心从威尼斯转向巴黎。

当然，16世纪有惊人发展的威尼斯工业，也不是到了17世纪就统统变得一蹶不振。它的出版业依然首屈一指，玻璃以及丝绸工业，依然保持着最高级的制造品质。

不过，当竞争对手们利用来自殖民地的金、银原料铸造成金银货币，直接用货币与土耳其交易时，不产金、银的威尼斯，只能维持传统的商业模式，卖出自己的商品，再买进其他商品。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的形势下，原本就剩余不多的商机因此一次次与威尼斯人擦肩而过。一旦人们对竞争力低下的工业失去了投资的信心，哪怕是政府也无回天之力。

所幸，威尼斯人优秀的企业化能力经久不衰。在农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命脉之时，他们再次将此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通过完善灌溉系统，根据土质选择适合的农作物并不断进行改良等一系列的努力，威尼斯在内陆行省的农庄，变身为经营状态良好的企业。除了小麦、大米之外，威内托（Veneto）地区大面积地种植从新大陆引进的玉米，以玉米粉原材料的玉米糊成了民众的主食。粮食长期依靠进口的威尼斯不仅能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

1630年爆发的黑死病，使得威尼斯国内的人口从15万减少至10万，直至1700年代的中期，仍然只有14万左右，之后则呈现负增长。相反，内陆本土属地却从1600年代中期时的150万增长至200万。促使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手工业逐渐转移到本土之外，主要是由于农业变成了威尼斯的经济支柱。唯有石头和海水的威尼斯岛内缺乏先天条件，农业只能放在内陆发展。

本土特雷维索、帕多瓦的近郊，有不少威尼斯贵族们的“villa”，将它们译作“别墅”其实有点儿词不达意。这些美丽的建筑，由大师帕拉第奥设计，屋内的壁画出自委罗内塞之手，显然主人没有将这里只当作休闲使用。距离大屋不远处是农庄雇工的住家，从那里可以听见主人客厅中传出的维瓦尔第（Vivaldi）的乐曲。庄园内还有家畜的小屋和化肥棚，宅邸的最上层往往是空荡荡一片，用来晾晒农作物。

威尼斯人以合理性的经济思维模式，不断地转换投资配置，国家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富裕。然而威尼斯人这种随机应变的性格，也给他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投资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投资方在精神层面的改变。威尼斯人的确是与以往不同了。但他们并不是变得骄奢，而是随着投资对象的不同，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比所谓导致亡国的民族精神的堕落更为可怕。如果是骄奢淫逸，那么还是有办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可一旦民族的灵魂染上疾患，便无药可救，盛者，必然衰败。威尼斯共和国的衰败与投资标的转变，大有关系。

在以海为生的时代，威尼斯社会并不存在贫富差别固定化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有差距存在，也是有流动性。

“有限合资公司”和“海上融资”制度的有效运作，让那么资本不足，或者是完全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参与海运或经营贸易。贫家子弟可以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学习航海和商业技术。只要稍稍积攒点儿本钱，便可以购买商品带到停靠港销售，再用卖货的所得买进胡椒等商品，这类商品在威尼斯是不愁销路的。很多身无分文的人，就是靠这种方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有关这一点，在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已做了表述。主要的商船都属于国有，没有能力购买船只的个人也享有平等机会。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对“败者复活”提供了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然而，当经济重心转向工业，继而变为农业之后，没有资产的人便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无论是发展手工业还是农庄，留给无产者的唯一机会就是当一名雇员。“败者复活战”的消失，意味着富人将变得更富，而穷人脱贫的机会则越来越少。在海洋时代十分遭到排斥的垄断行为，正不断地侵蚀威尼斯社会。

垄断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竞争，社会的上下流动性变得迟缓，贫富差距因此固定，最终导致国家活力的下降。当这种状态形成之后，任何改革和福利政策都难起到良好的效果。尽管威尼斯当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由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贫民的数量不减反增。本国14万的人口中，有两万人的生活需要靠社会救济。

这种动脉硬化般的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既不会务工也不会种田的贵族阶层。这些人属于管理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是共和国的大脑。然而威尼斯的政体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必须拥有经济能力才能从政。所以，除了元首等少数在正式场合需要维持体面的职务有报酬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无偿奉献。

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大多居住于圣巴尔纳巴（San Barnaba），因此被称为“Barnabotti”。这群人中包括不少从克里特岛撤退来的贵族。遗憾的是，17、18世纪的威尼斯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统治阶级内部的贫富差别固定化，会带来政治的僵化和腐败。穷贵族靠卖选票应付窘迫，富贵族靠买选票集中权力。而那些通过金钱获得权力的人，首先做的就是收回成本。在这一点上，威尼斯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领导层人员数量的绝对减少。17、18世纪的威尼斯，因黑死病和战争而失去的男性数量，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充分的补充。在过去，一个家庭有10个孩子并不稀奇，哪怕没有足够的财产分给每个孩子，只能留给长子一人，需要自谋生路的孩子们，还是能够找到各种机会。然而，经济重心转向农业之后，谋生的机会不如从前那么多，出生率自然随之降低。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不生孩子的夫妻，更有甚者根本不打算结婚。人们对于未来甚少期待，更关注于眼前的所有，难免会变得消极和保守。普通人即使在衰退期，多少还是能保持苦中作乐的庶民力量，可怕的是统治阶级的活力不再。

兼任海军总司令和元首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正是威尼斯在17世纪以后精神构造转移的一个体现。尤其这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愿望，因此更具有象征的意义。

在威尼斯共和国漫长的历史上，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并非没有先例。由于陆军靠的是雇佣军，所以国家最高的军队长官是被称为“Capitano Generale da Mar”的海军总司令。在这个头衔尚未出现的年代，就有元首亲自带兵，冲锋陷阵的例子。比如说10世纪时征服亚得里亚海、取得制海权奥赛罗二世，以及13世纪初率领威尼斯军队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此建立起东地中海流域威尼斯基地网的恩里科·丹多洛。然而，正如当时没有“海军总司令”的官衔一样，这些都是在共和国在形成期才有的现象。

当威尼斯独特的政体稳定之后，元首与海军总司令不可一人兼任的这条不成文规定沿用了500年。因为威尼斯人相信，要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尽量地分散权力和权威。不过，元首中曾经担任过海军总司令的倒是不在少数。海军司令的职责除了指挥打仗之外，还包括确保补给线、与基地所在国保持良好关系等非军事性任务，唯全能型人才，才能胜任。因此，在出任过驻外大使和海军总司令之后当选为元首，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成为元首之后，就不能率军打仗了。

虽然长年累月的战争带来大量牺牲，但威尼斯应该还是有足够的人才去分担权力及权威。哪怕是战功显赫的英雄，也未必一定能成为元首，事实上更多人因为奔赴战场反而错失了当选的机会。

威尼斯人反个人英雄主义的态度向来是旗帜鲜明的。他们始终禁止公开展示缴获的战利品、敌人的各类军旗，刻意淡化率军打仗的武将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以防共和制精神遭到破坏。在当时的欧洲，唯一没有在重要的广场建立英雄铜像的只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然而，到了17世纪末期，威尼斯不仅允许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甚至为其塑像歌功颂德。铜像边上装饰着缴获的土耳其军旗，下面的台座上，还特地用拉丁语铭刻“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伯罗奔尼撒人健在。元老院敬上”一行字，唯恐天下人不知。或许这只是仿效古罗马共和时代元老院向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赠予“Africanvs”（非洲者征服）称号的一种褒奖形式，但在威尼斯超过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获此殊荣，而且当时莫罗西尼还在人世。在他死后，更是为他建立了一座凯旋门。在这一连串动作中，唯一还显现威尼斯人原本特性的，就是铜像和凯旋门均放置于元首官邸内，并不有建在圣马可广场，或者威尼斯共和国玄关的船码头。

17世纪末期的威尼斯人，始终不能忘记克里特岛防守战的那段心酸记忆。之后莫罗西尼率军横扫仇敌土耳其的战绩，的确让众人一泄心头之愤，以纪念碑的方式记住胜利的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不过以前的威尼斯人也没有享受过绝对优势，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拿着简单的会话帖，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努力寻找商机，与那些完全不尊重外交官身份或旅行证件的异族打交道，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遇上战争，更是死伤无数，造多少纪念碑都不够用。对于非贵族出身的牺牲者，威尼斯共和国会向其遗属发放“遗属年金”作为补偿。而那些掌握国家权力，被尊称为Nobile的贵族们，牺牲则是他们的义务之一。

尽管没有纪念碑，也没有牺牲的补偿，然而威尼斯依然可以像布尔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道德力量可远及遥远的海外公民”。

在威尼斯为贵族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塑像、建凯旋门的百年之后，也就是共和国终结的10年前，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某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反英雄主义的国家，在颂扬英雄时将走向没落。因为英雄主义只是那些不甘心做出无偿奉献的人们的一种自我陶醉。

17世纪初期，威尼斯学者帕鲁塔提出了政治的目的不在于权力，而是追求和平的主张。然而，与愿望相悖，威尼斯人为了保护硕果仅存的利益，几乎打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仗。

当威尼斯人失去地中海最后的堡垒，丧失西欧经济的主导权，甚者连反个人英雄主义气概都不复存在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品尝和平果实的境界。18世纪的威尼斯，宛如一位前半生深受男人宠爱，过了盛开的花季迎来岁月静好的女子，从容、优雅，只留华美不取奢靡。

我打算将这个时代命名为“维瓦尔第的世纪”。

第十三章

维瓦尔第的世纪

早在十字军东征前的11世纪，威尼斯已经是西欧屈指可数的观光国家。在十字军东征，以及之后的伊斯兰势力扩张时期，以威尼斯为起点的朝圣旅行，一直到16世纪中叶，始终兴旺不衰（伊斯兰大获全胜后有过短暂的停止）。在第九章“朝圣之旅”中对此已做了详细的叙述。

不过，那个让我边写边乐的“朝圣之旅”时代，与接下来要讲述的18世纪的威尼斯观光产业，有两个截然不同之处。

第一，朝圣旅行团中虽然不乏王侯贵族、大财主，但主流是一般民众。相较于单纯的游览，以朝圣为目的观光活动，更容易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将旅游事业作为国家方针的威尼斯，在为游客服务上用足了功夫。比如说，在游客出没的主要场所，两人一组的翻译兼导游的服务小组（每个人都会说两种不同的外语）定时巡逻，为那些语言不通、无亲无故的朝圣客提供帮助。

第二，中世纪的威尼斯，并不是观光的目的地，它只是前往巴勒斯坦的起点和终点站。当然，视朝圣为营利产业的威尼斯人，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他们开放圣遗物，并且通过教皇向参拜者给予特别的赦免；兜售朝圣船上、途中以及到达圣地后必备的生活用品，想方设法地让朝圣客们把钱留在威尼斯。尽管威尼斯人不遗余力，但在当时没有谁会为了游览威尼斯专程从英国、德国、法国等地远道而来。

然而，到了18世纪全盛时期，情况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宗教改革，大多数西欧人失去了为寻求赦罪不惜千辛万苦地去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朝圣的热情。但少了朝圣的纯旅行，对于当时的普罗大众，无论在经济或精神上仍然难以承受。

因此，18世纪威尼斯观光事业的服务对象，换成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良好，并且具有知识教养的精英阶层。这些推崇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对于顶着圣地巡礼名义的旅行，向来有些抗拒，如今少了宗教色彩的观光活动，精神上变得更为自由，何况威尼斯本来就是一个即使没有赦罪特典，仍然值得一游的地方。于是，威尼斯变成了旅游的目的地。

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旅行也算是另类的圣地巡礼，歌德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他为代表的18世纪社会精英人士，常常会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歌德是一人旅，也有三两好友结伴而行，甚至有人带着随从游历四方。

纯粹以文明文化“朝圣”为目的旅游，毕竟人数有限。所幸，当时英、法、德等强国的社会精英们，似乎相信必须经历过意大利旅行，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绅士，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这大概也属于一种另类的“赦免”：

总而言之，18世纪时造访威尼斯的主要游客，是各方面条件都相对优越的人士，因此威尼斯也相应地改变了待客的手法。在17世纪之前，对那些抵达威尼斯后一筹莫展的朝圣客，两人一组的巡逻员会主动上前，用其家乡的语言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种令客人又惊又喜的导游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如今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虽然不是人人都会说意大利语（像歌德那样会说威尼斯方言的属于特例），但他们总有对应的办法，不至于手足无措地迷失在街头。威尼斯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对他们只需要展现威尼斯原本的特色。

威尼斯对于这些游历意大利全境的游客而言，只是旅途中的一站，但他们对于威尼斯的历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是见证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的最后一批外国人。比歌德晚了30年的司汤达，见到的是已经是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威尼斯。

那么，这些在威尼斯人还当家做主的时代来访的外国人，他们眼中的威尼斯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在没有公路连接内陆与威尼斯岛，更没有铁路的共和国时代，来自欧洲北部或西部的游客，唯一可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船。无论是翻过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南下首站抵达维罗纳的德国人，还是穿过法国南部经热那亚进入意大利的法国、英国人，到了帕多瓦之后，都得改走水路前往目的地。当时的帕多瓦和维罗纳都还属于威尼斯共和国。

在参观完欧洲第二古老的帕多瓦大学之后，游客们乘坐“博其罗”（Burchiello）沿着连接帕多瓦与威尼斯的布兰塔河顺流而下。“博其罗”并不是观光船，它有点儿像公交巴士，所以乘客也是形形色色，既有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也有经常需要出门的神父、修道士，甚至还有娼妓。船分上下两种舱位，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自然是选择房间宽敞明亮、视野良好的上等仓。房间的墙上挂着威尼斯制的厚实的丝绸挂毯，地板上铺着地毯，上面摆放着有丝绸坐垫的椅子和桌子。为了那些带着侍从的客人，船舱内另外还设有小小的仆人房。

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中，慢节奏的河川旅行未尝不是乐事。船上备有好酒好菜，让这些在故乡习惯享受的旅客也无可挑剔。他们还没见到威尼斯，似乎已经在威尼斯贵族的家中做客。

从房间两侧的大窗户眺望船外，景色美不胜收。威尼斯贵族们的别墅集中于布兰塔河的两岸，这些出自帕拉第奥等设计师之手的建筑，正门都朝向河面，绿色的庭院围绕着白色的大理石房屋，壮观且优美。一排排华美的屋宇，令游客们目不暇接。

作为国有的“公交巴士”，“博其罗”在别墅群附近设有“车站”，因为别墅的主人们也喜欢利用“博其罗”来往于帕多瓦与威尼斯之间。如果有游客想利用停船的间隙，上岸参观一下大宅，完全不必担心主人家会拒之千里，反而是由于想看的宅邸太多无从选择，往往只能作罢。不过，有一件东西似乎是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非看不可的，那就是在很多人的游记中盛赞的保罗·委罗内塞的壁画。

随便提一下，如今仍然可以乘坐“博其罗”，它已经完全成了观光用船，航运期在5~9月。船舱内外的设计让人很难联想到18世纪时的优雅模样，服务更不值一提。不过从贴着河面航行的船上眺望两岸美丽的别墅群，还是能体会到200年前游客们的赞叹。屋主们大概在建造前就计算过视角，准备好让河上的人们仰头惊叹吧。

出了布兰塔河的河口富西纳（Fusina）便是潟湖，也就是大海了。在河川中航行遇逆风，可以用马匹在河两岸拉船，进入大海后只能靠船帆助力。看似一片汪洋大海的潟湖水面下，流淌着来自河川的水流，推动船驶向威尼斯。之所以沿着潟湖中血管般密布的运河航行，是因为只有这片水域的深度能够行船。大多数不了解情况的旅客们看见船升起船帆便兴奋无比，仿佛已经出了亚得里亚海。

不过，在潟湖上突然看到威尼斯城的那一瞬间，即便是那些知晓自然科学的人们也会情不自禁。歌德说：

“没错，命运簿上属于我的那一页就是这样写的1786年9月28日，傍晚，德国时间5点，离开布兰塔河进入潟湖的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威尼斯。稍后我将站在那块土地上，尽情观赏这个美丽的岛屿，这个海狸共和国。”

海狸小巧玲珑却很勤奋，不愧是歌德，妙语如珠。

“博其罗”满载着心潮澎湃的旅人们，沿着潟湖的水流前行，然后犹如小溪汇入大海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朱代卡运河。这条连接威尼斯城与朱代卡岛的宽阔运河，和其他运河一样都是天然水道，如今仍然可通行数万吨级的船只。进入朱代卡运河后，“博其罗”即刻向左，朝圣马可码头方向驶去，船的正前方出现了元色官邸的玫瑰色墙壁，这里就是海狸共和国的正面大门，左则便是张着嘴巴的大运河河口。

无论是中世纪的朝圣客、18世纪的精英人士，抑或现代的旅行团，踏上威尼斯土地后，首先会前往投宿地。在土地有限的威尼斯，除了少数富豪之外，一般人家都不会有多佘的房间，再加上贵族家很难让客人寄宿（其原因将在下文中表述），因此，哪怕在当地有熟人，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入住酒店。

早在1355年，威尼斯便出台了旅馆法，还建立了旅馆公会，接待外国人相当得心应手。住宿设施种类齐全，既有王侯贵族下榻的高级酒店和商人们利用的商务旅馆，也有提供给朝圣客的几乎免费的住处。18世纪造访威尼斯的那些富裕的游客们，大多数会选择“白色狮子馆”“法国之盾馆”“英国女王馆”“马耳他十字馆”“雄鸡馆”“人鱼馆”等最高等级的酒店，歌德就是住在“英国女王馆”。

威尼斯高级酒店的分布，在1797年共和国灭亡后的20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司汤达在1815年造访威尼斯时虽然也住在“英国女王馆”，但那个时候大运河两岸的贵族宅邸已纷纷易主，以1822年达涅利酒店（Hotel Danieli）的出现为转折点，从此以后贵族宅邸改建的酒店，代替了那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老牌酒店。

被奥地利占领之后，威尼斯贵族在各方面都走向没落，既没有像海上贸易的全盛时期那样为方便卸货在运河边建造房屋的必要性，也失去了维持豪宅的能力，所以不得不脱手变卖宅邸。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威尼斯的高级饭店聚集在大运河沿岸，像达涅利、格瑞提（丁he Gritti Palace）、欧罗巴（Hotel Europa）等酒店，延续至今。

不过在贸易优先于观光的旧时代，高级酒店的景观的确差强人意。由于位于城中，视野统统被小运河对岸与酒店高度相同的的建筑物遮挡住。19世纪上半叶，高级酒店在大运河沿岸兴起，“英国女王馆”“白色狮子馆”等皆沦落为三流酒店。威尼斯经济轨迹的推移，可以从酒店的分布变化上窥见一斑。

说回18世纪。在那个时期来到威尼斯的游客们，最先被吸引的是踏出酒店，脚下便是运河，还有那像黑色水鸟般穿梭于河面上的贡多拉。

当时的贡多拉，和如今所见略有不同。虽然流线型的造型和漆成黑色的船身古今不变，但那时的船上还多了一个叫作“fehe”的小船舱。船首和船尾各有一名划船手，速度肯定比现在一个人划要快很多。18世纪也是贡多拉作为实用交通工具，而非旅游道具的最后一个世纪。

对于那些习惯了马车叽嘎声的人们，在水上乘坐贡多拉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某位法国的旅人在其游记中曾经感叹，坐过贡多拉之后，再坐马车不免生出几分犹豫。

运河是给游客们的另一个惊喜。傍晚抵达圣马可码头后，直接进入酒店的客人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无论之前是否对运河有所耳闻，每个人都会被眼前蛛网般密集的运河所震撼。有游客叙述说，身处威尼斯城中，不会觉得它的特别，巴黎、里昂都是沿河而建的城市。然而想到每一步都是踩在海上，顿时感觉大不同。

当时的威尼斯还是共和国时代。建国时树立起的“水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的传统思想犹存，填运河造地的行动尚未开始，威尼斯人仍然在为调节海水与河水的流量，时刻绷紧着神经。与如今相比，当时运河之水更流畅，也更澄净。

在运河如蛛网般密布，跨河的石桥设计成拱形以便船只通行的威尼斯，不论贫富贵贱，所有人出行都是利用贡多拉，或者步行。贡多拉清一色漆上黑色，没有身份之别，这让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游客们印象深刻。还有那些唯恐开会迟到遭罚款的议员们急匆匆穿过圣马可广场，奔向元首官邸的景象，在当地实属平常，但看在北方的欧洲游客眼里，却是十分的新奇。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这些知识精英们对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兴趣。

威尼斯唯一允许外国人参观的政治活动就是国会选举。千名以上的议员井然有序地进行复杂且次数繁多的投票，看得参观者们目瞪口呆。不过，这些看客们大多也是来自统治阶层，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表面看似民主的选举，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控。

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贵族数量锐减，内部的贫富差距固定化，买票卖票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威尼斯共和制曾经充分地发挥了功效，正因为有一大批能力和财力兼备的人组成统治阶层，然而到了18世纪，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

尽管形势今不如昔，但只要不反对国家体制，威尼斯人享有的自由程度，还是足够令同时代的外国旅行者刮目相看。一些来自启蒙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游客们，面对威尼斯出版业的自由兴旺，在自叹不如的同时大肆采购，可又担心书籍寄回故乡会为自己招来麻烦，不得不暗度陈仓，将书籍寄往随从的老家。

在威尼斯，言论同样是自由的。任何想表达意见的人，都可以去圣马可广场，站在石阶上畅所欲言。旁听者大约是本地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情形与现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有点儿相似。

对于威尼斯的信仰自由，某位法国旅行者曾经写下这一段记录：

“在威尼斯也有宗教审判，然其利爪已被剪断，形同虚设。宗教法庭的神职法官们，凡事都必须征得政府派来的另外三位法官的同意。倘若提议稍稍过激，只要政府派来的法官中有一个人起身离开，提案便遭彻底否定。

“神职者在威尼斯无法发挥其所长。任何威尼斯市民，一旦从事神职，便丧失了所有担任公职的权利，可谓是贤明的政治。这种做法也有利于神职者，因为那些喜爱宁静生活的人，只要选择了神职，就不会再受尘世间的干扰，不像其他国家，得遁入修道院才能拒绝公职。”

然而，令外国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其他方面相当自由的威尼斯，竟然限制本地人尤其是参与政治的贵族们，与身份地位显赫的外国人密切来往。

像歌德那样连导游都不雇用，只身一人游走四方专注于旅途风情，压根没打算结交当地权贵的人自然是无所谓限制，但很多游客还是希望认识些与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当地贵族。所以，当他们听说没有机会时，不禁会叹息威尼斯贵族的封闭性。“可以在咖啡馆或街上交谈，但几乎不可能受邀去家中做客。”

威尼斯政府非常担心本国贵族中的一些不满分子与外国势力勾结，发起反体制运动。以前，西班牙大使和法国大使曾经有过类似的企图，虽然两次行动都在事前被镇压，没造成大碍，但从此之后政府的监管变得更为严格。危险的思想可以阅读，人与人的接触却不被允许。这个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的规矩，大概也是进入衰退期的国家特有的现象吧。

在威尼斯以贸易为主的时代，这种事情既无法禁止，本国的统治阶层也无意勾结外人反对体制。到了以农业为主的18世纪，生活得以自给自足，但与外国人交流的必要性却因此降低。

在威尼斯，大概没有比驻外使节更无聊的工作。虽然外交官的特权受到完全的尊重，不必担心精神或肉体上的伤害，却不能与当地的上层阶级交往。无奈之下，这些外国大使们只好轮流设宴，自娱自乐。所以，那些身份尊贵的游客们的到来，不仅受到他们自己国家大使的热烈欢迎，也让他国的使节们喜悦万分。

令外国游客们更诧异的是，威尼斯的男人不得亲近，女人倒是毫不设防。

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中，曾经介绍过16世纪的威尼斯已婚女性享受的自由和未婚女子受到的拘束，以及因家里为省下嫁妆钱等非宗教理由，被送进修道院的那些不幸的姑娘们的种种反叛。

然而，进入18世纪后，女性无论结婚与否，哪怕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修女们，几乎都能够自由地享受人生。

已婚女子可以完全地享用第七章中提到的“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甚至有人在结婚时就将这条写进了契约中。未婚女子的自由度虽然无法与人妻相比，但可以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后，谁知道她是已婚或未婚呢？

18世纪时的修女们，也不必像从前那样以隐晦的方式去争取自由。修女们可以在叫作“Parlatorio”的会客厅里尽情地与访客们交谈，没有人干涉，也没有时间限制（虽然中间还是隔着一条铁栅栏）。修道院还有当时最流行的饮料咖啡、热可可供应，条件堪比华丽的沙龙。

探访修道院的客人准许着光鲜的衣裳，不想露脸的人，在狂欢节等节日期间可以戴着面具。而被访的修女们虽然用白色丝巾裹住长发，但身上的衣服只要是白色的，哪怕袒胸露背也没有问题。来自北方的旅客们见此情景，不禁惊呼：“宛如我们国家上演的古代剧中的女主角。”

18世纪的修女服的款式相对简单，再加上又是白色，让男人们无法不对那清纯的装束下若隐若现的身体，心往神驰。

约修女在修道院以外的地方见面，其实也不算难事。在假面节期间，只要乔装打扮一下便能蒙混过关。据说威尼斯最古老的三家修道院还争相为教廷派驻的大使提供情妇呢。

要说最让这些精英游客们痴迷的，还厉威尼斯的女演员和女歌手。自17世纪下半叶起，戏剧和歌剧开始在威尼斯盛行，18世纪时，威尼斯已经成了西欧的戏剧中心，名角们自然也是深得人心。读过森鸥外注释4830 翻译的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大概都记得书中有关观众痴迷女高音安侬齐雅达的描述吧。市面上销售着大量类似今日明星照片的演员画像，游客们常常会买下带回家乡。

这里介绍一段趣事。1786年2月26日，大约是歌德造访威尼斯半年之前，位于圣马可广场的咖啡馆“弗洛”（Caffe Florian）的主人瓦伦提诺·弗洛里安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撤除刚刚颁布的禁止女性出入咖啡馆的法令。他的理由是店里没了女客，连男性客人也不愿光顾。结果，政府坦率地接受了意见，反省不该妨碍店家的正常营业，很快便废除了法令。不仅是咖啡馆，威尼斯女性甚者还能自由地出入赌场。

由于普通女性享有众多的自由，类似于日本艺妓的职业娼妇“政妓”的存在性因此变得越来越稀薄。16世纪初时“政妓”的人数超过了一万，到了18世纪，不仅人数锐减，而且素质也明显下降。16世纪造访威尼斯的达官贵人，包括蒙田（Montaigne）在内，都会专程去向这些名闻遐迩的女子致敬，但在18世纪的游人笔记中，却找不到相关内容。他们并非完全不涉足那种地方，只不过更多的是单纯的肉体交往。这些女子再怎么姿态优雅，终究是娼妇。

出身和教养兼备的贵族女性，出身和教养不输前者却让人有种遥不可及的修女，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演员，同时活跃于社会，“政妓”们的风头自然是不比从前。

森鸥外：日本大正至明治时期的文学家、翻译家。——译者注

在18世纪不断增长的自由女性们，待客方式也非常有趣。她们不会准备山珍海味，将屋子点得灯火通明，以博取北方客人的赞叹。访客通常会经过若干昏暗的房间，来到客厅坐下与女主人清谈一番。尽管对话的内容十分充实，但其间享用的食物只有西瓜和咖啡。以豪华著称的威尼斯贵族女性，生活竟然如此简朴，这是客人们始料未及的。

与全盛时代相比，威尼斯当今的经济的确式微。然而，客人经过的那些未点灯的屋子里，随意摆放着的一个雕像，都能在伦敦市中心换一间房子；女主人抽屉里藏着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大抵不会输给法国女王。作为同性，我认为她们那种云淡风轻的待客方式是真正体现了女性的自信。

话说回来，游客们并不是把焦点全放在这类事上。虽说旅行是有教养的绅士不可欠缺的行为之一，但著名的观光地总归还是要去的。游客在威尼斯停留的时间，少则8天，长则一个月。相较于如今的大众旅行时代，当时游客们游览的地方更多，内容也更实。虽然在那个时代，没有将珍品、古迹统统收集在一起的博物馆或美术馆，观赏起来比较麻烦，但他们应该比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东西。

和如今一样，当时圣马可等教堂都向游客开放。如果想观赏各个教堂所收藏的宝物，即使没有本国大使的介绍信，但凡和教堂的神父通融一下，基本上都不会遭拒绝。参观是免费的，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捐些善款。

无论是圣马可教堂圆柱上的马赛克画，还是那座摆放在教堂正门前四座青铜马像，都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虽然有人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东西混居一堂、缺乏统一感颇有微词，但1204年作为战利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那4座青铜马像，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拿破仑似乎也有同感，这位法国将军在征服威尼斯之后，向法国送回的第一件战利品就是这4座马像。

元首官邸也可以自由参观，只要不是正在开会的房间便无须特别的许可。为了防止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游客们迷路而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官邸专门有人负责导游。这些精英游客总体人数不多，政府雇几个导游应该不会花费太多。

在共和国尚存的时代来到威尼斯的这些旅行者们，虽然无法见识开会时的场面，不过能够近距离地看见出入元首官邸的威尼斯的政治家们，也算是一种补偿。

那些身穿黑色长袍，或者是以颜色区分职务的红色、紫色长袍的海狸的后裔们，带着法国流行的银色假发，但几百年来戴在威尼斯男人头上的黑色贝雷型帽子，既不能丢，也不能滑稽地顶在假发上，所以很多人只好拿在手上。参观元首官邸无须费用，只要付给导游一点儿小费即可。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是游客的必到之处。那时不像现在装有电梯，众人必须沿着螺旋式楼梯，一步步爬到楼顶。当时的钟楼里还保留着几个世纪前用来囚禁外国重要囚犯的房间，游客们要经过那里才能到达顶楼。

从钟楼的顶端眺望浮在海面上的威尼斯街道，景色应该与今日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街道自16世纪完成建设后，时至今日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只有航行于海上的船只。游客们可以见到停泊在钟楼正下方的圣马可码头和对面斯基亚沃尼河岸的加莱船和帆船，也许还能够望见从码头起航前往利多外海或者是朱代卡运河上，大小帆船张满风帆一路向前的勃勃英姿。甚至有人可能会和像歌德一样，因为幸运地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威尼斯舰队而感动不已。

那些在5月造访威尼斯的游客们，可以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很幸运地见到“威尼斯教”最大的祭典仪式——海婚节。

当然，这些有文化知识的游客们，都很清楚威尼斯早已不是海洋国家。以现实的眼光来看，这种以婚礼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大海属于威尼斯的祭典，实在是有点儿不合时宜。不过在18世纪，至少还是能够体会到形式上的乐趣。

共和国元首从潟湖乘船前往利多，将象征婚姻的戒指投入海中。他的御用船叫“布奇托罗”（Budntom），每隔10年便重新打造一只。红色与金色相间的御用船，迎着春天灿烂的阳光，航行在蔚蓝的大海之上，这个场面足以让来自北方的旅人们心旷神怡。

18世纪末，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下令将“布奇托罗”毁之一炬。如今我们只能从存放于海军博物馆的模型和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绘画中去想象它曾经的辉煌和美丽。在共和国灭亡后造访威尼斯的司汤达、拜伦、乔治·桑等文豪们，应该和我们有着同样的遗憾吧。那些在共和国余命尚存的年代来到威尼斯的人们，即使没有遇上“海婚节”，还是可以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里，见识到这艘壮观的元首御用船。

说到18世纪以后的游客们最大的遗憾，非国有造船厂莫属。被称为“Arsende”的造船厂，如今既不是船厂也不是军火库，因为设有意大利海军办事处，所以没有开放全域。18世纪的游客们比我们幸运。船厂的规模虽然不能与海上强国的时期相比，但仍然在造船，也存放着武器。对于这座史上著名的“Arsende”，各国精英游客们谁都不会错过参观的机会。

法国勃艮第（Bourgogne）地方的名士夏尔·德·布洛斯（Charles de Brosse）在1739年来到威尼斯时，造船厂正在建造18艘大型帆船，47年后歌德在参观造船厂时，也看到了制造工程，还登上了载有88门大炮的帆船。对威尼斯共和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经历羡慕不已吧。歌德的观后感也很有意思：“这里，早过了全盛时期，却保留着最美妙的部分，宛如一个古老的家族。”

共和国灭亡后，改头换面的还有圣马可广场。尽管它的变化程度不及造船厂，但歌德和比他晚来30年的司汤达，两人看见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景象。圣马可教堂的东、北、南三面没有什么改动，但广场西侧一带的建筑物是共和国时代结束之后建成的。原本位于圣马可教堂正对面供奉圣吉米尼亚诺的教堂，已经荡然无存，原址上盖起的宫殿形的建筑，是拿破仑的行宫。

虽然18世纪时，美术馆尚未出现，但游客们并不缺乏欣赏艺术品的机会。公开展示的地方除了元首官邸、各教堂之外，各行业公会的大会堂里到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甚至个人的收藏品也可以参观欣赏。去人家一般不需要特别的介绍信，大多的主人都会表示欢迎。也许是因为来访的旅行者人数不多且身份高贵，所以主人家并不介意这些陌生人进入家中。随便提一句，威尼斯城中不设军队但良好的治安情况也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上文提到的法国名士布洛斯曾经写过一本威尼斯艺术品的目录，其中的数量和质量，远远高于当今。翻看这本目录，会发现有不少东西如今被收藏在卢浮宫或是伦敦国家美术馆。它们有的是在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国，有的则是被那些经济窘迫的贵族们卖给了英国人。当时的英国，其强势的地位犹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威尼斯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设施完善，但后人能欣赏到的艺术品完全不能和18世纪的前人相比。

在共和体制健全的时代，艺术品禁止流往国外，哪怕收藏者有变卖的需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奎里尼家族曾经打算将一件传家宝卖到国外，那是一座古罗马时代制作的马库斯·阿格里帕的全身雕像。“十人委员会”闻讯后，派人去奎里尼家，对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何事的主人家说：“十人委员会祝愿马库斯·阿格里帕一路平安，也祝奎里尼大人您旅途顺利。”

奎里尼不得不拆下雕像的包装，就此作罢。他不能为卖掉一件古董而被驱逐国门。

威尼斯政府在防止古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流失的问题上相当敏感，对当代艺术品的态度倒是非常宽松。不重视当代艺术，也许是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的通病吧。正因为如此，其他国家收藏的18世纪的威尼斯绘画作品的数量，要远高于威尼斯。

随着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三位巨匠的出现，威尼斯画派在16世纪迎来了黄金时代。尽管之后盛世不在，但威尼斯画派在18世纪时，仍然引人瞩目、人才辈出。乔瓦尼·巴蒂斯塔·蒂耶坡洛（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绰号“卡纳莱托”的安东尼奥·卡纳列（Antonio Canale）、彼得罗·隆吉（Pietro Longhi）、弗朗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这些画家的作品，绝对值得任何一流的美术馆为他们专辟一室。

除了蒂耶坡洛的作品以古代为主题，卡纳莱托、隆吉、瓜尔迪这三位画家的焦点都锁在威尼斯。如果说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着重表现的是16世纪威尼斯的精神力量，那么，18世纪的这三位画家只专注于威尼斯的景色风光。这和威尼斯从强国变成观光地多少是有点儿关系的吧。

卡纳莱托的作品是因英国人的追捧而闻名的。作为当时的经济大国，很多英国人为了成就绅士教养来到威尼斯。在没有照片和明信片的年代，那些富裕的游客们大多会买下准确描绘威尼斯街景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作为旅行纪念带回故乡。

由于这些身份地位高贵的游客们在威尼斯通常会和本国的大使见面交流。发觉国人这个喜好的英国大使史密斯便开始做起了卡纳莱托的经纪人。就这样，大量卡纳莱托的画作，经史密斯之手流向了英国。

史密斯的买价似乎很低。原本有人问津就很开心的卡纳莱托，随着作品销路越来越好，逐渐心生不满，打算跳过史密斯，自己直接卖画。1739年造访威尼斯的法国人布洛斯在其文章中曾经提及，由于需求过大，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卡纳莱托的作品。作品价码的不断上升，给了卡纳莱托自信。1750年，他带着数张画作，渡过多佛海峡前往英国。

卡纳莱托的英国之行大获成功。在旅居英国10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以伦敦、牛津为主题的风景画。如今，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可以欣赏到他的部分作品，不过英国王室和贵族收藏了更多的画作。如果要举办一个卡纳莱托全部作品展览会的话，英国肯定是首选之地。

瓜尔迪比卡纳莱托年轻15岁，同样出生于威尼斯，也同样是一位擅长描绘威尼斯风情的画家。不知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如卡纳莱托受外国人欢迎，还是比卡纳莱托更受本国人的喜爱，瓜尔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威尼斯。如果将他们两人的作品并列挂在起居室，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画风的不同。如果将卡纳莱托的画比作是光，瓜尔迪的画便是影。卡纳莱托笔下是安静的，而瓜尔迪则是流动的，更接近浪漫派。

在我对威尼斯历史尚不熟悉的时期，比较偏好瓜尔迪的作品，他的画有一种诱人进入未知世界的魅力。然而，在我即将完成威尼斯历史，看着它走过一生的当下，却喜欢上了有明信片之嫌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也许是因为此时的我，已是满心的感怀，对那些引人人胜的东西，多少是有点儿不能承受了。

另一位画家隆吉，一生都在画着同胞的日常生活。他的作品透着温暖，时而也带点儿嘲讽，但在感情上还是相当克制，尽量以平静笔调描绘着威尼斯的风俗。隆吉生前并没有引起多少外国人的关注，因此，留在本国的作品多于上述两位画家。不过在共和国灭亡之后，其作品也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美术馆。

如今的我们能目睹那些幸运保存下来的遗迹，便感到十分之满足。但18世纪的游客们要求的可不止这些，因为那时的威尼斯还是鲜活的，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呈现，比如说音乐和戏剧。

音乐和戏剧融合一体的歌剧，据说在1600年前后诞生于佛罗伦萨和曼托瓦。大约在10年之后，歌剧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Claudio Monteverdi）应威尼斯政府之邀来到当地。在他的指导下，威尼斯歌剧很快成了欧洲的前锋。

原本只属于宫廷余兴的歌剧，1637年首次在剧场公开上演，只要付钱买票，人人都可欣赏。这种公共剧场之所以最先出现于威尼斯，一来是因为共和国没有宫廷，二来是威尼斯人向来有全民自由参加祭典的传统。到17世纪末期，威尼斯共有17家剧院，其中至少有4家每季都有歌剧上演。仅14万人口的城市拥有如此众多的剧院，真是让人既惊讶又羡慕。顺便提一句，如今的威尼斯城只有一家剧院。

17世纪是威尼斯歌剧鼎盛时期。不过，相较于故事情节和音乐，那时的观众们似乎更爱不断变换的舞台布景。各种幻想、战斗、船难的场面以及诗一般的田园风景……许多威尼斯人因为喜欢看舞台从而爱上了歌剧。威尼斯的舞台设计在欧洲大名鼎鼎，不少设计师甚至受聘前往巴黎、罗马、维也纳等地。卡纳莱托的父亲就是一名舞台设计师。

维瓦尔第肖像

进入18世纪后，歌剧依然人气不减，单独的音乐演出也逐渐多了起来。威尼斯能够成为欧洲一流的音乐国家，是因为维瓦尔第。维瓦尔第的父亲是圣马可教堂的小提琴手，他本人也是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由于担任神职工作，又有一头红色的头发，所以被人称作“红发神父”（Pirete Rosso）。维瓦尔第一生中写了40余部歌剧，但他最大的才华是在器乐体裁，特别是协奏曲的创作。

维瓦尔第在当时就颇有名气，巴赫演奏过他创作的曲目。1716年，阿姆斯特丹还出版了他的乐曲集。他本人也曾经受邀去罗马、曼托瓦、佛罗伦萨等地演出。

此外，维瓦尔第还担任过类似音乐学校校长的职务。威尼斯自古以来有4家大医院，医院属下还有孤儿院。维瓦尔第的工作就是教导孤儿院的女孩们学习音乐。这个音乐学校从17世纪末期开始得到国家的援助，学生们无论是器乐或声乐都演技精湛，吸引了所有到访威尼斯的游客。

在演唱歌曲的女孩中后来诞生了数位明星，因为有贵族的后援，不少人都成了成功的歌手。这些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孩们，通常只有去大户人家或修道院做佣人的黯淡未来，但如果有一些音乐上的才华，嫁入豪门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学生们都学得非常认真。作为老师的维瓦尔第想来也会为这群勤奋、优秀的女弟子们而感到骄傲吧。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就是被其父亲送来威尼斯，在这类音乐学校学习技艺的。

以维瓦尔第为代表，阿尔坎格罗·科莱里（Arcangelo Corelli）、阿尔比诺尼·托马索（Albinoni Tomaso）、贝内代托·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等作曲家的活跃，使得威尼斯乐派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威尼斯也成了西欧音乐的一大中心地。相信日后来到威尼斯的乔治·腓特烈·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必定在音乐上获取了甚多的经验。

在18世纪与音乐同时迎来全盛时期的，还有戏剧。它同样是面向公众售票。

剧场的内部设计，与今日欧洲的歌剧院基本相似，但一楼中间的座椅只提供给庶民女子，其他人都站着观看。威尼斯剧场没有特别的贵宾席，贵族的包厢也都是统一设计。当然位置越往上，票价就越便宜。开幕前的剧场，热闹非凡。小贩们殷勤地兜售着糖煮苹果、梨子等小吃，也有人把茴香水、咖啡、冰淇淋、橘子、甜甜圈、干栗、南瓜子等各种零食放在一个篮子里，提着它在剧场里跑来跑去。

大幕拉开后，小贩们不再吆喝，但场内仍是一片喧嚣。挤在舞台前排的贡多拉船夫们，但凡演员登场，必大声鼓掌叫好，澎湃的激情让包厢里的老爷太太们也乐不可支。这也成了威尼斯剧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大特色。

贡多拉的船夫们不是真爱戏剧。剧作家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对这些不得不在剧院外等候客人的苦力们心生怜悯，特地在舞台边划出一块区域，供他们免费观赏。阅人无数的船夫们，对剧情的反应敏锐且准确，据说带给哥尔多尼不少灵感。

除了画家卡莱纳托、作曲家维瓦尔第，喜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也是一位为18世纪的威尼斯文化带来光辉的人物。哥尔多尼出生于威尼斯的医生家庭，成年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去大学学习法律。在写剧本不能维持生活的年代，法律工作为经济并不富裕的哥尔多尼挣得了生计。不过，他还是常常逃课跟着剧团四处巡演，看来是天生热爱戏剧。

在哥尔多尼出现之前，意大利盛行插科打诨的“即兴喜剧”（CommediaDell’Airte）。演员大多戴着假面，台词基本上是靠当场发挥。

哥尔多尼摒弃了即兴表演的旧习，要求演员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进行表演。由于长期的剧团经验，哥尔多尼熟知每个演员的才能和性格，因此演员很快就能记住他写的台词。没多久，剧团便正式委托哥尔多尼编写剧本。1749年，年过40的哥尔多尼与剧团签订了一年8部剧本的合同，剧本费是450达克特。按照合同中的金额，哥尔多尼的年薪大概能够与蒙特韦尔迪（Monteverdi）相媲美。不过，在18世纪，剧作费尚未独立计算，估计哥尔多尼最终无法拿到全额。

时至今日，哥尔多尼的作品仍然是米兰皮科洛剧场（Piccolo Teatro）的保留节目，日本也上演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言。哥尔多尼的戏剧比现实更接近现实，即使人物戴着面具亦不失自然之性。歌德在威尼斯观赏过哥尔多尼的戏剧之后，不禁感叹：“我终于可以说，我看到了一出喜剧！”

在精彩好戏渐少的当今，唯有歌德的文字，能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18世纪威尼斯剧场之中，感受剧作家、演员、观众融为一体的那种幸福的氛围。他在《意大利游记》中那段对威尼斯剧院栩栩如生的描述可以说是对18世纪威尼斯戏剧以及哥尔多尼成功原因的最佳诠释。歌德是这样说的：

“在这里，人们又成为戏剧赖以生存的基础。观众参与演出，与舞台上的剧情水乳交融。白天，他们是买方和卖方，是乞丐、贡多拉船夫、接生婆，律师及其对手，在广场、小路，贡多拉上、大屋内，大声叫喊、发誓、悲鸣、推销叫卖、唱歌游戏、亵渎神灵，自有不同的生活。当夜幕降临，人们走进剧院，观看和聆听他们白天的生活。通过艺术再现的日常，显得温文尔雅，虚构的故事和面具使其脱离了现实。但戏中所呈现的风土人情，又再次拉近了观众与现实的距离。

“对于舞台上的一切，观众们像孩子般兴高采烈。他们不断地大叫，鼓掌喝彩、放声大笑，从清晨到夜晚，不，应该说从午夜到午夜。对他们而言，人生即是如此。”

有趣的是，不仅是喜剧，观众在观赏悲剧时同样反应激烈。当威尼斯悲剧作家的代表人物卡洛·戈齐（Carlo Gozzi）的作品在剧场上演时，中间出现暴君交给儿子一把剑，令其杀死站在边上的妻子的场景。台下的观众突然发出抗议，大叫着：“岂有此理！”由于抗议的声浪过大，戏被迫中断。观众们要求暴君收回利剑，这戏还怎么演下去！情绪激动的观众弄得台上的演员们手足无措。这时，扮演儿子的演员站出来对着台下说，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请各位暂作忍耐。

当时在场的歌德，一定是笑得乐不可支。他在文中写道：“从剧本的角度而言，那一段与整体内容相悖，既奇怪又愚蠢。所以，我愿意站在感觉敏锐的观众们一边。”

对喜剧或悲剧，感觉敏锐的不仅是站在剧场一角免费观看的贡多拉船夫和挤得水泄不通三楼的平民观众，那些优雅地坐在一、二楼包厢里的贵族、富豪们，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能反应还是一样的。如果剧情无聊，众人便开始说话聊天，忍无可忍时，会拿起手中的扇子敲打扶手。贵为元老院议员，照样会不顾及周围的看客，大声长叹：“今晚的戏真是令人绝望！”，然后噼里啪啦地踢开椅子，拂袖离去。

面对这些挑剔的观众，威尼斯的剧作家和演员们，势必是战战兢棘。话说回来，观众们倒不是否定虚构，但虚构的情节必须有说服力，能让大家陶醉其中。在威尼斯时每晚都去观戏的歌德，几乎每每都会在剧场遇见法国驻威尼斯共和国最后一任大使的夫人玛利亚·奎里尼。这位超级戏迷的贵夫人，在1795年从巴黎寄给威尼斯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也经常去看戏。巴黎的观众和威尼斯的观众大不相同，演出中没有人会说话，从头至尾，每个人都很规矩、安静。”

奎里尼夫人的信，让我想起曾几何时听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说过的一段话：“在罗马和米兰，人们去看电影的心情是不同的。米兰人为了提升修养而进电影院，罗马人则为了寻求快乐。所以，两地人对剧情的反应相差甚远。”

除了上述的内容，威尼斯另外还有两项令18世纪的北方游客们兴趣盎然的特色活动——赌场和狂欢节（Cameva）。今日的游客也有机会体验这两项活动，不过规模已经很小，成了单纯的娱乐，不像那个时代，虽然内容有些负面，却韵味十足。

威尼斯人不是在18世纪才突然迷上赌博的。水手们会以赌博来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海上日子。16世纪时，有人写信给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的儿子，告诫他不要参与船上的赌博。可见，威尼斯人和赌博的关系缘来已久。政府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曾经在元首官邸一楼的回廊上摆上闲坐的石椅，没想到有人曲解了这份好意，在此聚众赌博，让官家伤透了脑筋。不过，在威尼斯人有很多正事要忙的那个年代，赌博基本上还属于怡情的程度。

1638年，威尼斯开设了第一家合法的赌场。这家由贵族马可·丹多洛（Marco Dandolo）经营的赌场位于圣莫伊塞桥附近，通称“圣莫伊塞赌场”（Ridotto di San Moisd）。Ridotto的意思接近于“沙龙”，进入18世纪后，此类“沙龙”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威尼斯。和剧院一样，赌场的持有人大多是贵族。

进入赌场豪华的玄关，首先经过的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沙龙。在那里，有咖啡、热可可、奶酪、葡萄酒等饮料提供，不打算赌博的人可以就地坐下喝饮品，聊聊天，倘若脚步继续向前，里面便是一间间令人心跳加速的游戏房了。

每张赌桌上都坐着一位贵族主持赌局，力保全过程在优雅的气氛中进行。庶民也可以玩，不过他们另有专属区域。和剧院不同，赌场因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自然地分成不同的等级。威尼斯规定，贵族赌博时必须戴上假面。

与外间人声鼎沸的沙龙不同，房内非常安静，只听得见切牌的声音。在奇异的白色面具掩盖下，赌客们的喜怒哀乐，唯有从他们摸牌的手看出些端倪。大把大把的金钱在桌面上移动，一夜之间，有人输掉丁帕拉第奥设计的华美别墅，也有英国地主耗尽了一年的意大利旅费。

黎明来临，有些赌客会散步去里亚尔托的早市，释放一夜的疲劳。威尼斯警察的记录中没有跳河自杀的记载，也许当时的赌客们都有着坦然接受命运的格调吧。话说回来，当时在欧洲，威尼斯赌场的高额赌注是十分出名的。

说到狂欢节，感觉和威尼斯的剧场的气氛非常接近。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同一时期进行，两者都是演出，只不过嘉年华的舞台更大，是整个威尼斯城。

基督教国家的嘉年华会通常都在新年过后的1月6日主显节（Epifania）的第二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旬斋节（Lent）当日，长达两个月之久。当节日接近尾声，即从“肥美的星期四”到“月巴美的星期二”的一周左右，狂欢节进入了最高潮。

在18世纪的威尼斯，狂欢节从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便已经开始，持续至12月15日。戏剧节也同时开幕。不过，这个阶段的狂欢节活动只限于下午举行，其余时间的作息一如平常。除了清晨早市休业之外，店家依旧是上午8点开门，晚上9点打烊，政府机构正常上下班，咖啡馆营业至午夜12点。不过，从下午1点开始，人们可以乔装打扮，戴上面具。

从12月15日开始至圣诞，为了表示宗教上的敬意，乔装和剧场演出一律禁止。狂欢节活动在圣诞节结束后的第二天重新开始，直至四旬斋节。狂欢节再开之后，人们可以终日戴着面具，穿奇装异服，店家等照常开门做生意。大白天戴上面具，哪怕只是去街角买个面包，也绝不会被人耻笑。黑夜降临后，各个剧院竞相打出人气剧作家和演员的招牌，争夺观众，这是剧场最卖座的时节。

18世纪威尼斯的狂欢节，进入四旬斋节后还不算完，只是欢乐的气氛相对收敛一些。四旬斋节结束后便是复活节，复活节后的一个月则迎来耶稣升天节。虽然这是全体基督徒的一个节日，但对共和时代的威尼斯而言却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也是与大海结婚的“海婚节”。

在“海婚节”前后的15天里，圣马可广场变成了一个大展示会场。广场四周的回廊下临时搭建的摊位鳞次栉比，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身兼理发师和牙医两职的手艺人也在此设摊，替人修剪头发，拔掉坏牙齿。各家剧场自然是当仁不让地重新拉开了帷幕。直至1786年，圣马可广场的四周除了靠近圣马可教堂的一侧之外，另外三边尽是由新古典派的圆柱围成的回廊。热闹非凡的景象仿佛是剧场的舞台直接搬到了广场。人们挖空心思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别人的模样，在广场上漫步游逛。5月和10月，是海上威尼斯最美丽、最舒适的季节。

如果只想做一个纯粹的看客也绝对不会无聊，光是看看那些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人们，便足够有趣。除此之外，大运河上有加莱船比赛，甚至还专门设有女子赛程。狮子、犀牛、大象纷纷登场，连气球都上场助兴。威尼斯人在作秀这一领域同样做得彻头彻尾，毫不含糊。

一年中有6个月尽情享乐的威尼斯狂欢节，最大的特色还是乔装。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扮成任何模样，有人就把自己变成了土耳其、印度或阿拉伯人。不过，最受众人喜爱的，当属威尼斯喜剧中常常出现的丑角“阿莱基诺”（Arlecchino）、“潘特莱奥内”（Pantaleone）的装扮。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得弄得如此隆重，威尼斯人的乔装，其实很简单而且费用不高。

首先，要有一件长至脚踝、能裹住全身的黑色斗篷。这种棉质的黑色长袍威尼斯人一年四季都穿，所以谁家都不会缺。另一件不可或缺的道具就是白色假面。面具用几层白纸制成，用石音粘住后剪出形状，鼻子像鸟嘴一般突起，只露出眼晴的部分，遮住上半张脸。年轻的女孩子，偏爱戴仅遮住脸中央的黑色假面，然后再复上白色的丝绸盖住其余的部位。

披上黑色斗篷、戴上白色面具之后，再用叫作“包塔”（Bauta）的黑色丝绸面纱从头盖到下巴。“包塔”通常垂到肩膀，可以裹住上半身，头上则戴着拿破仑喜爱的双角横向左右两侧的二角帽。

这样，乔装就算完成了。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装扮，不少人会根据偏好再另配装饰。

威尼斯式的面具，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接近于理想的装束。它没有男女之别、阶级之分，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可以消除年龄上的差别。在允许乔装的时期，戴上面具的渔夫可以自由出入贵族的宅邸，良家妇女可以混在妓女中间拉客，平素道貌岸然的元老院议员可以公然地将手伸进比孙女年纪还小的女孩的胸口，名闻遐迩的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可以在贡多拉的船舱里，拉上窗帘与贵族夫人幽会……只要戴上面具，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无须担心招惹是非。一旦隐藏住自己的身份，人生顿时变得轻松、多样。

在超过千年的历史上，威尼斯共和国曾经几度创造了“神话”。上升期时对国家独立的执着，全盛期时巧妙的政治和外交，然后是18世纪在西欧人心目中树立起的极乐之都的印象，这些神话，几乎都接近真实。

在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以及当时北方游客们留下的文字中，18世纪威尼斯的快乐并没有那种因末日将至而爆发的自我毁灭般的放纵，不过是充满了轻薄的欢愉，而这种氛围在每一个时代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如果说盛极必衰是不抗拒的历史规律的话，至少应该像威尼斯那般优雅地老去。犹如一个克服了种种病痛、试炼的老人，威尼斯以平静的姿态，迎接死亡。

第十四章

威尼斯之死

1786年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在其《意大利游记》有关10月7日的这一页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在圣朱斯蒂娜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Giustina）举行的弥撒。每年的今天，元首都会亲自出席这场庆祝（勒班陀海战）战胜土耳其人的弥撒。

教堂前的小广场边上，停泊着一艘艘元首及其贵族随从们乘坐的金色彩船。穿着特色服装的船夫们，手划着红色的船桨，神职者们和各行会的会员们手持点燃蜡烛的银质烛台，聚集在运河岸边，广场上挤满了民众。在众人等待中，船上放下铺着地毯的栈桥。首先下船的是穿紫色长袍的法官们，紧接着是同样长衣曳地的元老院议员队列，最后出现的是头戴无边金黄色帽子，身穿金缕长袍，外披白色水貂短披风的老元首，后面跟着三位帮他提着衣摆的随从。

壮观的场面，与门上插着土耳其军旗的教堂相得益彰，宛如一幅构图、色彩绝佳的古代织锦画。

这个仪式，在我这个北方逃亡者的眼里，是那么的生动、喜悦。

在我们国家，再庄严的仪式，人们也身着活动自如的短装，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大仪式，不过是持枪列队。如果场面弄成这般花团锦簇，一定会让人感到错愕。然而，这一切在威尼斯是那么的和谐，长衣属于和平且华美的庆典。

元首身材修长。也许有病在身，多少有些体弱之感。尽管身着重装，但动作稳健，不失尊贵。他看上去像众人的祖父，慈祥、和善。帽子下面的头巾遮盖着世上最美的银发，与那身华美的衣裳相映生辉。

元首身后跟随着50位身穿深红色长袍的贵族，几乎都是美男子，没有一个不协调之人。他们身材高大，头也大，很适合银色的假卷发，五官突出、肤色白皙，但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苍白。这些人看上去聪明自信、落落大方，而且全身散发出优雅、愉快的气息……”

可是，就在二年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大革命的前一年，奥克松（Auxonne）连队，新加入了一位未满20岁的士官，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6on Bonaparte）。

1791年3月，结束了5年驻法大使任期的安东尼奥·卡佩洛（Antonio Capello），为履行卸任大使的义务，向元老院做了归国报告。

卡佩洛指出，路易十四时代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起因。无论何种政体，当权者均不能掉以轻心。在分析革命后的法国现状以及预测今后发展时，卡佩洛认为，当下的法国，王权被剥夺，贵族遭敌视，所以不再是君主制或贵族制，但也并非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民主制。他断言，法国目前虽然有国民议会，但是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

目前的法国被一群相信破坏是走向社会建设唯一途径的人们，以及充满仇恨和嫉妒心的狂热分子所操控，除了国库的赤字，一切都在被消去之中。这种找不到出口的状态下，埋藏着向外宣泄的危险。卡佩洛对在场的元老院议员说道：

“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正积极地通过缔结友好关系或结盟来防卫国家的安全。虽然有违我们的本意，但威尼斯共和国不能再继续保持绝对中立的基本外交政策。在这种状态下，我想问问诸位，此刻是不是应该重新认真地思考？在冷静分析我国目前所处的环境之后，重新思考孤立主义是否真的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良策？”

卡佩洛非常明确地告诉议员们，互派大使并不等于安全，对法国充满敌意的英国，也在法国派驻大使。然而，大多数的议员都选择相信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法国的革命势力不会长久。

按兵不动、静观其变，是最省心的事情。结盟需要军力。但重新武装军队，经济、精神上都有压力。18世纪末期的威尼斯海军，虽然规模变小，但逐渐向近代化发展，陆军则由于100年没有战争，形同解散。这百年来，威尼斯始终奉行的是非武装、不结盟政策。卡佩洛的警示，显然是没有起到作用，共和国政府再次决定维持基本国策。而同一时间，在北方由英国主导的反法联盟逐渐形成。

1791年6月，法国路易十六国王携王妃、皇太子逃离皇宫，却在第二天被人发现又被送回巴黎。卡佩洛的后任阿尔维泽·皮萨尼（Alvise Pisani）大使接连不断地向政府发出了法国形势急变的报告。

然而，10月刚上任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却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路易十六的亲笔信。国王在信中表示期望一如既往地保证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威尼斯政府对此欣然接受，并承认了国王所派遣的大使的身份。

11月，一份希望威尼斯加入犯法同盟的机密文件通过威尼斯驻都灵（Torino）的大使传回国内。由于与法国一山（阿尔卑斯山）之隔的皮埃蒙特（Piemonte）的局势日趋紧张，为保卫这个意大利最前线地区，萨伏依王室、罗马教廷、那不勒斯国王、西班牙国王以及奥地利皇帝结成了犯法同盟。然而，威尼斯拒绝加入，再次重申了绝对中立立场。

1792年4月，路易十六根据国民议会的要求，正式向奥地利宣战，国际对立公开化，开战后，法国节节败退。

8月，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遭民众袭击。国王一家在国民议会的保护下幸免于难。一路搜寻国王的群众企图冲进威尼斯大使官邸。皮萨尼大使告诉众人：“王不在此，悉听尊便。”强硬的态度呵退了暴徒，官邸免遭洗劫。

事件发生9天之后，普鲁士军队突破法国国境，法国国内的混乱再度加剧，马拉（Marat）、丹东（Danto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人取得了领导权。然而进入9月后，法国在战场上转败为胜，得知消息的威尼斯共和国再次重申中立立场，使得驻巴黎的大使皮萨尼的处境变得颇为尴尬。各国大使已纷纷撤离巴黎回国，深感危险的皮萨尼在英国大使撤回伦敦后，也决定暂时移至伦敦避难。为了表示威尼斯没有撤回大使，大使官邸内佣人、家具一切不动，另外还留下了数位情报官员，佯称大使去了乡间休养。从那之后，有关法国方面的情报只好从伦敦、法国两地传往威尼斯。

同一个时期，在威尼斯国内，元老院议员弗朗切斯科·佩萨罗提出，为保证国家在混乱的时代得以生存，威尼斯至少应当重新武装军力。但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11月，一年前开始筹划的以对抗法国为目的的意大利联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次向威尼斯发出了加盟的邀约。当威尼斯知道那不勒斯国王的背后是法国长年宿敌的英国之后，他们生怕刺激法国，拒绝加盟，并再次向各国宣告了威尼斯非武装、中立的唯一立场。

时间来到了1793年1月。在前一年已遭逮捕和审判的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威尼斯的情报官员向政府做了全程报告，内容正确、冷静、详细，极具威尼斯情报的特色，比狄更斯的小说更为精彩。不过，当这份报告在元老院被诵读时，议员们无不显露出本能的厌恶，但政府最终没有对此做出正式的表态。3月，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提出更换大使官邸门上的旧徽纹，威尼斯政府倒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换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标志。

4月，因路易十六遭砍头而愈发同仇敌忾的欧洲各国，从四面八方向法国发起了进攻。4.5万奥地利-萨伏依联军从阿尔卑斯山一侧，西班牙的5万大军从比利牛斯山脉一侧，西北方面是英国和荷兰的7万联军，东北战线则是奥地利-普鲁士的10万联军。恐怖政治气氛笼罩下的法国，雪上加霜地面临四面楚歌的状态，革命的势力如同风中残烛，岌岌可危。然而，威尼斯政府依然不改中立的立场。佩萨罗再次强调军备的重要性，虽然这一次附和他的人有所增多，但最终没能动摇元老院的决定。

5月，从法国逃至皮埃蒙特却仍感危险的普罗旺斯伯爵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了前往威尼斯所厉的维罗纳避难的请求。时年39岁的普罗旺斯伯爵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殁后，其侄路易十七在狱中被保王党奉为国王，他自任路易十七的摄政。威尼斯政府同意伯爵以个人身份进入维罗纳，并向各国解释称纯粹基于人道立场。这位普罗旺斯伯爵就是日后逼迫拿破仑退位，重新复辟王朝的路易十八。

不到一个月，法国国民公会向威尼斯提出严重的抗议。威尼斯坚称出于人道才准许伯爵个人入境，不理法国的抗议。

不料，两年后的1795年6月，路易十七的死亡被确认，流亡在维罗纳的普罗旺斯伯爵竟然自行宣布登基。虽然登基仪式只是在他借住的宫殿的一角，草草地走了一个过场，出了宫殿仍然被称为伯爵，但还是给威尼斯带来了麻烦。不过，政府除了禁止当地的贵族进宫祝贺之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

对于自称王位继承人的人物，正与法国交战的欧洲诸国是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的。英国派大臣麦卡特尼（McCartney）前往维罗纳，奥地利也火速将驻皮埃蒙特的大使，调往新国王身边。法国在获悉各国正图谋复辟王朝后，国民公会以及掌握实权的督政府（Directoire executif）不断地向威尼斯发去了抗议信。如果按照法国的要求，威尼斯交出“叛国者”普罗旺斯伯爵，势必会得罪英国、奥地利，但继续任由伯爵留在境内，又会招来已经逼近意大利边境的法国军队。就这样模棱两可地拖延了近一年的时间，元老院终于在1796年4月投票决议。

根据投票的结果，赞成普罗旺斯伯爵离开维罗纳的156票，反对47票。于是，政府派使节前往维罗纳，向伯爵说明威尼斯的苦衷，要求他离开威尼斯领地。

伯爵及其一行在当月的21日离开了维罗纳。由于伦敦和维也纳方面在那时尚未向伯爵提供明确的收留地，他们只能先去因斯布鲁克暂住。从此，路易十八开始了辗转各地的流亡生活，18年之后才得以进入伦敦。

不过，从结果上来说，普罗旺斯伯爵正是因为离开了威尼斯属地才保存了性命。就在他离开维罗纳的一个月前，位于尼斯（Nice）的法国军部，任命年仅26岁的拿破仑为意大利战线的总司令。法国军队因这位出身于科西嘉岛的年轻将军而彻底改头换面。

18世纪末，除文化之外，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皆沦为三流国家的威尼斯共和国唯有情报收集能力依然保持着全盛时期的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预测到拿破仑·波拿巴日后的出人头地。军官学校时期的拿破仑成绩并不优秀，而且出生于不久前还属于意大利的科西嘉岛。一直要到1795年10月以后，巴黎人才知晓了这位有着拗口名字的年轻军官。拿破仑有机会担负总司令之大任，可以说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当时督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保罗·巴拉斯（Paul Barras）打算和情妇约瑟芬（Josdphine）分手，但又觉得始乱终弃有损男人的风度。也许是为了补偿已年过30的情妇，巴拉斯决定替她安排好归宿，于是找上了拿破仑。

不愧为倜傥的法国人，巴拉斯让前女友带过去的嫁妆，是法军负责意大利战线的司令官一职。那个时候，不要说是心不甘情不愿出嫁的约瑟芬，就连巴拉斯本人也没看出拿破仑的真正价值，否则也不会如此提拔这位日后令自己失势的科西嘉男人。年轻的拿破仑对年长自己6岁的约瑟芬迷恋不已，但同时也是位野心勃勃的男人。总司令的地位给了他一个登场展示本事的绝佳机会。

拿破仑接掌的意大利战线的法国军队，无论在装备还是士气上都不如对手奥地利-萨伏依联军，但他没有片刻的犹豫。

1796年4月10日，上任才20天的拿破仑便与奥地利帝国军，在已成为法国领土的热那亚西部，展开了首次交锋。历经5天的战斗，最终法军取得胜利。法军乘胜追击向东败退的奥军，一直打到都灵附近。因战败而乱了阵脚的萨伏依公国，于4月27日单独与拿破仑缔结和约，法国轻轻松松地便获得了都灵。

士气高涨的法军，继续向东挺进。5月10日，在米兰附近再次与奥地利对战，结果又成了蠃家，5月14日占领米兰。

与米兰公国边境相连的威尼斯行省，之前便涌入了大批米兰的难民，此刻更是因为战争将至而动荡不安。奥地利军队不断地向国内撤退，如果法军紧追不舍，势必会侵入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

尽管拿破仑被孤立于米兰领地内，但他却要求威尼斯政府开放威尼斯所属的克雷马（Crema）让法军通过。另一方的奥地利军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根据威尼斯与奥地利签订的条约，威尼斯必须答应奥军的要求。

陷入困境的威尼斯政府，唯一做出的对策，就是选出在非常时期才任命的本土总司令，派其前往内陆。然而，当选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虽然肩负保卫本土行省安全的大任，手中却既没战略也无战力。

在福斯卡里尼到达法军参谋本部之前，拿破仑已先抢先一步找上了威尼斯。于是，克雷马地区年轻的代理长官焦万·巴蒂斯塔·孔塔里尼（Giovan Battista Contarini）便成了第一位与拿破仑接触的威尼斯共和国的代表。而就在数日前，孔塔里尼刚和奥地利军队的司令官就奥军通过克雷马达成了协议。

焦万·巴蒂斯塔·孔塔里尼来自威尼斯名门孔塔里尼家族。这个家族自1043年以来，800年间出了8位共和国元首。这位贵公子在和拿破仑见面之前便预感到，和此人打交道，不会像与贵族出身的奥地利军司令那样能达成君子协定。他写给元老院的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自己必须破釜沉舟。”

负责国境周边地区的孔塔里尼，当然不会知道那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法国将军在意大利战开打之前对下属官兵说了什么。拿破仑是这样说的：

“士兵们！诸位眼前一望无际的土地，就是富饶的意大利。你们能征服它吗？能打赢吗？明天的胜利，将补偿诸位今日的付出！”

拿破仑一向擅长笼络军心，士兵们也不负司令官的期望，愈战愈勇，如今已逼近威尼斯领地。奉拿破仑之命，先去谈判的副官对孔塔里尼说：“如国不肯答应法军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只好靠自己去争取。”

接见威尼斯地方官的拿破仑，从头至尾都显出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对此，孔塔里尼在报告中写道，不知拿破仑是天生沉默寡言，还是存心露出不悦之色，抑或是过于疲劳。

面对沉闷不语的拿破仑，孔塔里尼若无其事地说：“将军看上去非常疲倦。”

“是的，我累极了。”拿破仑答。

接下来的两人对话，不是交谈，而是变成询问。拿破仑不改神色，抛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不给对方思考的时间。

“奥地利军队东行走的是哪条路线？是不是进入了克雷马？”

孔塔里尼回答说除了几位来访的军官，其余人都严守军规，有秩序地从城墙外走过。

对于孔塔里尼含含糊糊的回答，拿破仑没有深究，改口问，如果派传令兵从此地到下一地，两城之间多长距离，需要多久时间。孔塔里尼依然闪烁其词，尽量不给出准确的答案。

不知拿破仑是否看破了对方的意图，紧接着开口索要威尼斯共和国的内陆地图。孔塔里尼呈上克雷马周边的地图，佯称手中只有这份。

拿破仑话锋一转，问两年来一直包庇普罗旺斯伯爵的威尼斯，为何在法国军队反败为胜的当口，将伯爵驱逐出境。孔塔里尼答，威尼斯共和国是最早承认大革命后法国新政府的国家。拿破仑指出威尼斯除了普罗旺斯伯爵，还准许旧政权的其他人物人境避难，孔塔里尼对此回答说：

“我共和国是尊重自由的国度。但凡以个人身份，在不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之下，任何国家的流亡人士皆予以接受。此乃我国的传统。”

拿破仑继续咄咄逼人地质问孔塔里尼，为何与法国结成友好关系的威尼斯要让法国的敌人奥地利军队通过克雷马。孔塔里尼解释称威尼斯保持中立的立场，与奥地利之间以前便有着双方军队互通对方领地的协定。就在这时，懒洋洋地歪坐在椅子上的一名副官，突然跳起来大声叫着，威尼斯必须在奥、法间二者选一，禁止奥军通过威尼斯领地。孔塔里尼转身朝向说话的人，心平气和地说：“作为威尼斯的市民，我唯有听从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的命令。”

答完话再次转向正前方的孔塔里尼，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对，他猜想拿破仑会暴跳如雷。不料，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位身材瘦小、披着一头齐肩乌黑长发的年轻将军，只是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会谈结束后，拿破仑将孔塔里尼送出门外，表现得彬彬有礼。孔塔里尼心里清楚，这位将军是在强压怒火，装腔作势。

虽然会谈全程都用意大利语，孔塔里尼仍然感到筋疲力尽。会说法语的孔塔里尼事前便提出用法语交流，但拿破仑还是选择了意大利语。他本人当然是毫无问题，但其手下的法国副官们的意大利语，并没有达到可以应付正式会谈的程度。拿破仑的用意让孔塔里尼心中感到隐隐的不安。

不过，这位克雷马地方官也没时间去深究，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不管协议有无，都得让法军通行的现实。所谓通行，并非是单纯地走过路过，军队的宿营地、粮草的调度，都得由同意放行的一方提供。依照规定，所需费用由通行的军队支付，不过孔塔里尼认为，法军大概不会像奥军一般遵守规定。若果真如此，那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威尼斯内陆本土，被不断向蒂罗尔（Tkol）撤退的奥地利军队和穷追不舍的法国军队搞得鸡飞狗跳。心急火燎的各地方官员频频向元老院和本土总司令福斯卡里尼发出请示，可是无论元老院或福斯卡里尼，只告诉他们向两军表达中立的立场，尽量缓和事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势高涨的法军愈发地横行霸道，而节节败退的奥军也渐渐地丧失了保持绅士风度的耐心，他们竟然占领了所属威尼斯的要塞佩斯基耶拉（Peschiera）。都灵、米兰已被法国军队所占领，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与法国结成友好关系，而威尼斯又始终不变的保持着中立，不利的形势逼得奥地利孤注一掷。

面对奥军和法军在自己土地上的恣意妄为，威尼斯方面除了口头抗议，无所作为。最后，将奥地利人赶出了佩斯基耶要塞的，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法国人。为攻下意大利境内奥地利帝国硕果仅存的要塞曼托瓦，法国军队必须先拿下其北侧的佩斯基耶拉要塞，断绝对方的援军输送线。

战场上短兵相接的奥地利和法国两军，谁也不再把坚称非武装非同盟的威尼斯放在眼里。与此同时，逐渐重整军心的奥地利军队，为防止曼托瓦陷落，开始南下。福斯卡里尼见到拿破仑，正是在这个事态紧急的时刻。

5月29日，福斯卡里尼终于在布雷西亚的法军作战指挥部见到了拿破仑。这位根本不管威尼斯地方官是否批准，俨然以占领军的姿态，将指挥部设在当地的法国将军，倒是非常客气地迎接福斯卡里尼的到来。福斯卡里尼以威尼斯共和国本土总司令的身份，向拿破仑递上一份费用清单，上面记载着法军从克雷马到布雷西亚通过时给当地带来的损害以及粮草和住宿设施等费用。

拿破仑接过了清单。可还没读到一半，便怒气冲天地将它扔在桌上。

“对这一张破纸，我根本没必要回答！克雷马到布雷西亚距离甚短，拿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损害来说事，用心何在！这不过是威尼斯仇恨法国的表现。包庇普罗旺斯伯爵，把佩斯基耶拉交给奥军，种种行径都证明了威尼斯对法军的敌视。此仇必报！我会烧了维罗纳，捣毁威尼斯！”

吓得心惊胆战的福斯卡里尼，只好灰溜溜地退去。

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不敢无视拿破仑的怒气。福斯卡里尼追赶着行动迅速的法军脚步，于6月1日在已经移至佩斯基耶拉的法军指挥部，与拿破仑第二次见面。

正在用餐的拿破仑，一改先前的态度，热情地邀请福斯卡里尼共餐。饭后两人移步别室，正式开始会谈。福斯卡里尼首先向拿破仑表示了威尼斯共和国无意改变与法国友好关系的立场。拿破仑回答说：

“每当有事发生，威尼斯便声称与法国关系良好。然贵国总是口是心非。若真有诚意，就应该赶走境内的奥地利军队，向他们宣战。

“普罗旺斯伯爵一事也令人失望。两年来，法国督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你们置若罔闻，直到我们大军逼近才将他驱逐出境。我已向巴黎建议向威尼斯宣战，现在等候回音。事态严重至此，他们竟然还拿那点儿小小的损失来说三道四，真是可笑至极！”

拿破仑的这一番话刺伤了福斯卡里尼的自尊心。福斯卡里尼家族的名望虽不及孔塔里尼家族，但也是在34年前的1762年出过元首的豪门。然而，他强调的非武装、中立，只有在对方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福斯卡里尼再怎么以法律做盾牌，对拿破仑毫无效果。这位本土总司令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有向元老院做个详细的报告。但元老院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既定路线的勇气。

除了法国，奥地利也开始发难。他们指责威尼斯的非同盟政策，是威尼斯人利己主义的表现。一旦上层态度改变，让原本就因战况不利而陷入苦境的下层士兵们更有了蛮横的底气。饱受奥地利军队祸害的威尼斯本土居民将不满全部朝向既没心也没力保护人民的政府。仿佛是嘲笑元老院的无能，拿破仑派手下部队包围了威尼斯共和国行省的首都维罗纳。法国军官们将大炮口对准城墙，提出了以下要求：

第一，打开城门让法国军入城。第二，允许法军在流经城墙一边的阿迪杰河（Adige）的桥上设营。第三，每天提供1.2万名法国士兵所需的葡萄酒、面包、肉以及战马的饲料。费用按照当地市价支付。

这不是对友好国家的请求，是对占领区下达的命令，完全不给宽容的期限。按他们之前的行径，所谓的支付费用，其实就是强行征收。稍后，法国人又提出找2000名农民帮忙设营。对法国人的种种要求，维罗纳只能照单全收，因为对方扬言倘若不从，便动用武力。正值6月收割期，光是召集农民已经够伤脑筋，不料法国人再追加一项，要求调度2000支长枪。

福斯卡里尼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去见拿破仑。这位法国将军倒是很罕见的一派好心情。他告诉福斯卡里尼，2000支长枪的意思其实就是借维罗纳现有的枪支用一阵子，不必多虑。午间的招待宴席上，拿破仑继续滔滔不绝。他声称威尼斯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悠久，只要奥地利军撤出威尼斯领地，法军也会离开。法国人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意大利，使其脱离奥地利帝国的统治，重新回到意大利人的手里。拿破仑的这一席话，让福斯卡里尼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随即向政府送去了一份相当乐观的报告。

不过，那些威尼斯的地方官员们，凭他们平素和法国人打交道的实际经验，根本不相信拿破仑兴头上说的那套。他们有种不好的预感，法国人会想方设法地讹诈威尼斯。

地方官们的预感，在拿破仑心情大好的两天之后得到了印证。他在给巴黎督政府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希望威尼斯共和国拿出500万或600万金币的话，我这里有最适合的办法可以达成。”

无论这位科西嘉岛出生的年轻将军心情是好是坏，面对内陆本土最重要的城镇维罗纳实际被占领的事实，威尼斯政府再也不能无动于衷。

6月6日，元老院总算向前迈出一步，通过了以自卫为目的的军备案。赞成119票，反对17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便要求重启军备的主张，用了17年的时间，终于成为大多数人的心声。政府火速调回负责希腊海域警卫的海军，决定征收特别税以重建陆军部队。

政府的紧急呼吁，唤醒了市民们的危机意识。在民众的积极配合之下，政府很快便征收到130万达克特的税金，随即向达尔马提亚、伊斯特拉等地区发出了募兵令。

可惜，这一切都做得太迟了。有了金钱和士兵，却找不到使用这些资源的将才。长达百年的和平，让威尼斯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运筹帷幄的人才。

此外，原来因失去必要而自然衰退的陆军，如今虽然决定重建，可是连重建的目的都无法确定。说是为了自卫，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不只是潟湖岛周边，究竟以哪里为界限，各方面产生了意见分歧。

威尼斯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坚守潟湖岛屿，背水一战的经验。

一次是14世纪末期对抗热那亚，另一次是16世纪初期的康布笛同盟战争。两次危机威尼斯都成功地度过，可是那时的威尼斯以贸易为生，只要确保国家的独立性，损失的船只可以再造，失去的商机可以利用他人的资本重新开拓。然而，18世纪的威尼斯变成了以农业为主轴的国家。农业以土地为本，而海中之岛是没有土地的。

由于大多数元老院议员都在内陆本土拥有经济地盘，无论如何不肯割舍。自拿破仑出现之后，这些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位于内陆的农庄不保。所以，他们的主张盖过了那些防御重心应该放在威尼斯本岛的声音。

防卫线及其重心尚未明确，紧急动员令倒是按部就班地开始实施。

首先，政府在威尼斯本岛各行政区，针对15到60岁的男子进行了人口调查，结果如下：

圣马可区——6443人

城堡区——10676人

卡纳雷吉欧区——9430人

多尔索杜罗区——7635人

圣保罗区——3194人

圣十字区——4863人

总计：42241人

从上述的对象中挑选出可以长期服役的男子，再加上从利多等外岛来的志愿者，实际兵力大约在一万左右。一万兵力以百人为单位分成各班，每个班由两名贵族和两名市民担任指挥，负责守卫各自的居住区附近。威尼斯所属的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水手们也陆续抵达威尼斯，这些被称为“斯基亚沃尼”的船夫们，与威尼斯共和国休戚与共的历史经久。

威尼斯为确保饮用水量，补足粮食库存，在从外海通往潟湖的三条重要水路利多、马拉莫科和吉奥贾部署下满载大炮的舰队。积极备战的景象，看似威尼斯又重新找回了当年众志成城、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可惜，独缺元老院下达明确的指示。

这些议员们围绕着“自卫”的定义，反反复复地讨论，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因此当内陆行省提出要像本岛一样投入备战时，政府只能让他们暂且不动等候命令。

另一边，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正一步步向前推进。他们通过对米兰到维罗纳一带的实质占领，成功地切断了曼托瓦与蒂罗尔之间的连线，将准备南下支援曼托瓦部队的奥地利援军，牢牢地钉死在加尔达湖的北面。同一个时期，与拿破仑交涉成为唯一任务的威尼斯本土司令官，也从福斯卡里尼改换为年纪更轻的主战派弗朗切斯科·巴塔利亚（Francesco Battaglia）。

新官上任便遭遇狂风暴雨。7月，刚抵达布雷西亚没几天的巴塔利亚，便收到了拿破仑满纸怒气的来信。

“中断军队补给，你们居心何在！改善街道的治安和医院的设施，是威尼斯共和国对我的保证。阁下的前任为此做出了努力，难不成这是他被更换的理由？

“请立即告诉我阁下的打算，告诉我阁下的立场。与威尼斯始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士兵，因无法在威尼斯领内得到充分治疗而死去，在街上惨遭不明杀手的杀害，对于这些事实，阁下做何感想？

“如果阁下不能维持威尼斯领地的治安，不能改善医院的管理，不能顺利调度军粮，我们将不得不以更有效的手段解决。

“希望阁下不负我的期待和好意。波拿巴”

医院的怠慢、军粮的拖欠，都是当地民众对压迫他们的法军做出的抗议。对此，巴塔利亚非常清楚，拿破仑大概也心里有数。街头不断有法国士兵无端被杀，也是居民们所为。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威尼斯共和国向来不靠武力统治内陆行省，他们的武器是“善政”。400年来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的行省人民，缺乏在军事强压之下的忍耐和顺从性。不过，巴塔利亚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元老院给他的唯一指令，就是一切尽量保持稳定。

他首先召来医院和调度军粮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改善现状。然后，给拿破仑写信，回答他的质问。军粮调度缓慢，主要是因为供给地区大多沦为战场或是因军队通过而变成荒地。医院的治疗能力目前已是极限。至于治安问题，则因为当地四面环山，杀人犯一旦逃进山中，便很难抓捕。写完信后，巴塔利亚令副官将它送给人在卡斯提奥内（Castiglione）的拿破仑。

拿破仑看完信后并没有大发雷霆，但明显是强压火气。他背对巴塔利亚派去的副官，眺望着窗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是军人。军人喜欢实话实说。富饶的布雷西亚，不可能没有钱。换作是我的话，立马能征收到200万。所以，巴塔利亚司令的回信，我不能接受。反法的行为一再持续，他是不是一点儿不在乎内陆的城镇会像热那亚一般化为灰烬呢？”

副官急忙做出辩解，但毫无效果。

“据说威尼斯国内重新开始武装军队。若真如此，就是以法国为敌。目前奥地利人正大举南下，贵国肯定是见机行事。

“我会击退奥地利。然后，让威尼斯人支付这场战争费用。因为是你们放奥地利军通行。”拿破仑的语气斩钉截铁：

副官鼓足勇气反驳：“威尼斯共和国从未允许过任何国家的军队在境内通行，奈何本国不具备阻挡奥军的军力。”

拿破仑第一次转过身，直视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副官，说道：

“请转告总司令，明天傍晚在维罗纳见面。我会提前到达那里。”

副官说不能立即答应。没有本国政府的许可，威尼斯的行政官不能任意走动。

“告诉他这是我的希望，是拿破仑的希望。”

巴塔利亚听完副官的报告，虽然打算向政府呈报此事，但鉴于时间紧迫、事态严重，最终他自行决定出发前往维罗纳。抵达目的地的巴塔利亚，被告知拿破仑在附近的佩斯基耶拉，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那里。

正在要塞外视察大炮阵地的拿破仑，听说巴塔利亚已到，便离开簇拥着他的人群，走到巴塔利亚的身边，两人就在阵地上边走边开始了会谈。那一天是7月23日。

拿破仑照例省去了一切寒暄，直奔主题。巴塔利亚也一早做好了洗耳恭听的准备，会谈成了拿破仑的独角戏。

“威尼斯国内目前进行的全面军备，绝对是针对法国。当初奥地利军在阿迪杰河布阵时，威尼斯没有任何行动。为军备征收新税和募捐，威尼斯人同仇敌忾，矛头一致对向法国。元老院开会时将法国人描述成面目狰狞的坏蛋，并向市民大肆地宣传。

“无端杀害法国士兵的事件不绝，军粮调度迟缓，此类对法军不逊的行为，在维罗纳和布雷西亚尤其严重，而且在阁下上任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面对拿破仑露骨的发难，巴塔利亚只能报以苦笑。

拿破仑老话重提：“任由奥军占领佩斯基耶拉，允许普罗旺斯伯爵躲在境内长达两年之久，威尼斯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是对法国的侮辱。伟大光荣的法兰西，绝不会容忍这种粗暴的行为。”巴塔利亚默默地听着，不做任何辩解。拿破仑继续说：

“如果我有心要占领贵国的内陆地区，相信你们应该清楚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就像在意大利其他地区，不仅法国军队能获得充足的物资，数量甚至可以多到送回巴黎。敌人的东西，都是战利品。”

拿破仑平静、客气的语调，反倒让巴塔利亚心惊肉跳。他只好再搬出那一套他本人也不相信有效，而且拿破仑也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说辞，进行辩解。没等他说完，拿破仑便打断说：

“请转告贵国政府，48小时内解除国内动员令，一切恢复原状。否则我将对威尼斯共和国宣战。督政府给我一张空白委任状，威尼斯的问题，全权交由我处理。”

巴塔利亚称这应该是威尼斯政府与法国大使之间交涉的问题。拿破仑驳斥，大炮炮口对准法国人，是不能容忍的侮辱行径，法国军队已忍无可忍。他向巴塔利亚强调，这种事情原本只需派手下送封信，但基于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尊重，才特地与代表威尼斯政府的阁下会晤商谈。

历经两小时的会谈，巴塔利亚唯一得到的收获，就是将48小时的期限延长至6天。

但接到巴塔利亚报告的元老院，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命令巴塔利亚转告拿破仑，威尼斯的军事武装仅用于自卫；二是按照拿破仑的要求，以政府的名义张贴布告，向市民宣传法国士兵是友军。

弗朗切斯科·巴塔利亚是主战派，对于除了让步还是让步的政府，打心底里有些瞧不起。但如今他身处谈判的第一线，比任何人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危机，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原本冷嘲热讽的语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惜任何手段，也要阻止拿破仑的决心。

好机会终于来了。约瑟芬将从巴黎来探望丈夫。这位波拿巴夫人无论生长环境还是在精神层面都属于旧体制，而且深受丈夫的宠爱。所以，当拿破仑提出要在布雷西亚迎接妻子时，巴塔利亚感觉是天赐良机。

巴塔利亚把布雷西亚城中最优美的威尼斯式宫殿作为约瑟芬下榻之处，宫内的角角落落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备下的餐饮，足以保证客人夜夜享受18世纪威尼斯奢华的宴席。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不少制作精美、价格高昂的礼物。

抵达布雷西亚的波拿巴夫人显然是相当满意。她欣喜万分地告诉前来问候的巴塔利亚，这里让她几乎忘记了一路上难以忍受的暑气。巴塔利亚没有忘记使命。他以大革命后的法国男人绝对没有的优雅姿态，不失时机地请求约瑟芬转告她丈夫对威尼斯高抬贵手。当晚，拿破仑也抵达布雷西亚。

约瑟芬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也没有此等天赋，不过她是一位善良的女性，想来应该会在拿破仑的枕边为威尼斯美言几句。拿破仑虽然深爱约瑟芬，但他绝不是被爱人左右的男人。他不远万里从巴黎唤来妻子，短暂相聚数日，便又动身前往帕多瓦战场。而大费周章、殷勤待客的巴塔利亚，从这位将军那儿得到的回报只有一句话：

“感谢阁下对妻子的热情招待。”

想来，巴塔利亚大概也希望像丈夫走后再度红杏出墙的约瑟芬那样，把拿破仑抛在脑后，找些其他乐子。所幸，为应付南下的奥地利军，拿破仑解除了对曼托瓦的包围，挥师向北，不再紧逼威尼斯放弃军备。这算是给巴塔利亚唯一的慰藉。

就在拿破仑北上之时，驻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派人给政府送来一份密信，称在土耳其的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诸国大使们应各自政府的要求，正积极筹划结成犯法同盟，并希望威尼斯加盟。同时，法国大使也提出了法、威两国结盟的建议。大使请求政府做出指示。

无巧不成书。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威尼斯政府收到了普鲁士发来的加入奥地利-普鲁士犯法同盟的邀请。如此重大且敏感的问题，自然需要谨慎以待。按程序应该在元老院审议，但考虑到议题的机密性和紧迫性，最后改由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六人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即政府“核心小组”拍板决定。拿破仑的4万大军正虎视眈眈地盯在身后，在决策之前，绝不能让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觉察出任何蛛丝马迹。

“核心小组”最终的结论是拒绝所有的结盟邀请。曾经饱受他国非难的威尼斯的积极外交政策，如今完全失去了活力。

元老院在接获报告后，公开发表正式声明，称威尼斯将继续保持非武装、不结盟的中立路线。这也等于是向拿破仑证明了威尼斯的军备纯粹出于自卫，不再让他有找碴儿的机会。

当重新整编后的奥地利军队开始南下，另一边把布雷西亚、维罗纳威尼斯领地当作战壕的法国军队，派兵布阵准备迎战的当口，威尼斯共和国的决策者们置身事外地坐山观虎斗，当然他们的内心都希望奥地利赢得胜利。

从蒂罗尔南下的奥地利军队，兵分三路，从西向布雷西亚、维罗纳、阿迪杰河附近发起进攻，并对从西向东延伸的三处法军“战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拿破仑暂时解除了对曼托瓦的包围，亲赴前线指挥。

7月31日，两军首次交锋。激战两个多小时后，奥军撤退，所幸尚存实力。

8月3日，两军再次开打，战斗持续至夜晚，双方都有一万人以上战死。翌日，不肯罢休的两军开始了第三场战役，结果还是没决出高下。

8月5日，第四次战斗结束，法国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拿破仑的胜利不仅让威尼斯大失所望，也给意大利各国带来了不小的打击。雇用多位英国顾问的那不勒斯王国，应国王要求在港口增加了英国的船只；罗马教皇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反宗教的法国革命势力已兵临城下。一早与法国结下同盟的托斯卡纳大公此时的地位也从盟友降为属臣。

威尼斯内陆各行省的情况更是糟糕。趾高气扬的法国人犹如占领军一般，强行征收军粮，需要的屋舍随时占用，完全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市政厅的公用资金凭一张波拿巴将军的手谕，即可全数没收，士兵掠夺民财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威尼斯的当权者们失去了最后的一份平静。这些人几乎都在内陆拥有农庄，原本心理上的恐惧变成了肉体上直接的疼痛。尽管结盟的话题再次浮上台面，但在这种惊慌失措的状态下，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冷静地去倾听和思考。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法国与西班牙结盟的消息，让威尼斯陷入了更大的不安。而元老院对此做出的行动，竟然是通过驻法的威尼斯大使和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就拿破仑针对中立的威尼斯犯下的不法行为向巴黎的督政府提出抗议。对拿破仑的战果心满意足的督政府，自然是不会理睬的。

陷入动荡的威尼斯政府，甚至忽略了巴塔利亚在8月22日送来的机密情报。情报称由于担心英国的反法行动，以及土耳其反奥行动的进一步激化，奥地利与法国有意停止意大利战线。巴塔利亚在信中警告，如果威尼斯不设法促成两国的停战，处境将比现在更为险恶。

9月，奥地利、法国两军继续交战，总体上法军处于优势。威尼斯的内陆领土几乎全域沦为战场。无论是在法军或奥军占领的地区，粮草、军需品的调度，皆由军队直接下达命令，就算如此，拿破仑还是不断指责当地居民偏向奥地利。事实上，相较于强行推行革命路线的法国人，不喜欢激进行为的威尼斯共和国民众的确对奥地利人多一些好感。深知内情的巴塔利亚如今最担心的不是如何躲避拿破仑的非难，而是实质沦为法军占领区的各村镇的动向。当地针对威尼斯当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民众声称不能保护属下行省人民免于外敌欺凌的政府，没有资格做统治者。

11月，决定意大利战线命运的战役持续了三天。进入冬季后，气候条件变得恶劣，来自北方的奥地利军队打算利用体能上的优势一举歼敌。法国军队一度陷入苦战，在拿破仑的英明指挥下，最终还是扭转乾坤赢得了胜利。巴塔利亚派进法国军队的卧底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军指挥官卓越的才能。这几天发生的所有大小战斗都证明了波拿巴将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位勇敢的士兵。”

在1796年即将结束的12月，法军的势力圈已经扩展到西起热那亚、东至威尼斯最东边属地的弗留利，短短9个月的时间，便控制了北意大利全域。威尼斯除了潟湖中的本岛之外，其余领土都在法国军队的统治下，如此迎来了1797年。

冬期休战的惯例，让本土司令官巴塔利亚总算喘上一口气。但刚进入3月，各地方官员们便不断传来有关当地局势不稳的报告。

从很早之前开始，威尼斯本国便存在着一股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势力。但只要贵族即统治阶层不介入，政府不会出面干涉。有一个名叫斯巴达的男人经营的咖啡馆就是这批人士的聚集点。然而，在4万法国大军包围下的内陆出现革命思潮，问题的严重性远远高过本岛。巴塔利亚要求政府向本土派遣警戒兵力，政府却以眼下不宜做出任何刺激法军的举动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束手无策的巴塔利亚，眼睁睁地看着令他惶惶不安的预感变成现实。

3月14日，贝加莫首先举起了反叛之旗，“自由万岁！”的声音在城中回荡。高叫着解放贝加莫的人们袭击了市政厅，醉心于革命思想的激进者们，不断向其他观望或不安的民众灌输法国人是解放军的想法。由于城内和城外两边事前已经谈妥，所以当法国军队整装列队完毕的一刻，城门骤然大开，迎接军队入城。市政厅高塔上，取代了威尼斯共和国旗帜的法国国旗在风中骄傲地飘扬。新成立的革命委员掌控了市政，那些隶属威尼斯的旧人马，不是被赶出城外，就是被关进了监狱。

贝加莫的骚动，很快波及至威尼斯所属的伦巴第地区。19日，布雷西亚发生暴动。巴塔利亚在被囚24小时之后，被带到城外一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上，最终被驱逐出境。25日，萨罗（Salo）暴动。28日，克雷马反叛。距离威尼斯本岛相近的地区由于作为威尼斯行省的历史长久，除了维罗纳出现一些骚动之外，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均不改对威尼斯的忠诚心。

被赶出布雷西亚，不得不转至维罗纳的巴塔利亚，在仔细分析了那些叛乱城镇的情况之后，发现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开始时都由少数的大革命拥护者煽动，然后靠法国军队进驻维持秩序。以萨罗和克雷马为例，中间曾发生过赶走拥法派、宣誓重新归属威尼斯的逆转，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法军大炮之下。

巴塔利亚以法军干涉内政为由，向拿破仑发去了抗议信，却杳无音讯。他不肯罢休，再次向政府提出派遣大使级别的特使直接去见拿破仑的要求。

被委任为特使的佩萨罗和柯纳均来自享誉欧洲的名门，但拿破仑根本没有会面的意思。两位特使不得不跟随着这位精力充沛、穿梭于各战线上的将军的脚步，追了三天，总算在戈里齐亚（Gorizia）见到了拿破仑本尊。

对特使们指出的问题，拿破仑用一句“法国无意介入威尼斯共和国内政”便打发了过去。他友好地接待了特使，同时又提出苛刻的要求，称将奥军彻底赶出意大利需要6个月的时间，威尼斯要么提供战时每个月百万法郎的军费，要么和法国结盟。

元老院在听完火速回国的两位特使的报告之后，惊愕不已。有部分议员认为事情发展至此，索性与法国缔结同盟。对此，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因为和法国结盟，就意味着与英国、奥地利为敌。这不仅会给东地中海贸易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达尔马提亚、科孚岛等希腊岛屿极有可能落如海军力量强大的英国人手里。同时，也给奥地利攻占伊斯特拉地区有了绝好的借口。持续至深夜的会议最终得出结论：如果钱能解决问题，就用钱解决。

其实，威尼斯人很清楚，拿破仑这是趁机敲诈勒索，因为奥军实际上已经被赶出了意大利。拿破仑将原本向东的战线，改向朝着维也纳的东北方推进。意大利战线上的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为保卫首都已赶回国内。在征服了北意大利之后，拿破仑接下来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攻打奥地利，而这笔军费他要威尼斯人埋单。

同样，拿破仑也很清楚，法国大革命后，很多法国人的资产都流向了威尼斯的银行，而且英国人在威尼斯也有不小的投资。

然而，作为近代银行先驱的威尼斯人，任凭拿破仑再怎么威胁，他们也不会挪动银行存款转为它用。正因为有这个信用保证，佛罗伦萨、热那亚甚者是土耳其等敌对国家的民众才会安心地将钱存在威尼斯银行。拿破仑要求的军费，只能设法在国内筹集。

威尼斯内陆行省的农庄，长期以来因其高效的经营而获利巨丰，甚至可以向达尔马提亚、希腊等军事基地提供经济援助。但那里如今已经成为战场，不可能再向本国提供资金。政府除了征收资产税之外，还考虑另外征收所得税。

当威尼斯煞费苦心地筹钱之际，在莱奥本（Leoben）对峙的法军与奥军的两军统帅正在谈判。由奥地利方面提出的谈判从4.5日开始，直至4月9日。双方以言和为前提，首先达成了停战6天的协议。停战期间，两军再就今后的走向做进一步的交谈。虽然威尼斯想方设法地打听谈判的内容，但除了知道停战与言和的结果之外，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4月14日，带着拿破仑信件的副官，突然抵达威尼斯，并且以拿破仑的名义要求立即与政府官员见面。由于第二天是圣礼拜六，依照传统，官员们将暂停政务，参加宗教活动，因此提出将见面时间改为周日，但拿破仑的副官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威尼斯在“波拿巴将军要求24小时之内答复”的威胁之下，不得不改变惯例。

翌日，以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为首的政府主要官员们集聚于官邸的阁僚会议室。副官进屋后，没有任何寒暄，甚至拒绝入座，站着向众人宣读拿破仑的信。

“在威尼斯共和国内陆行省，‘全体武装起来，杀死法国兵！’的声浪此起彼伏。迄今为止，已有数百名法国士兵遇害。难道你们以为我深入德国境内的时候，就没有权力使人们尊敬世界上一等民族的士兵？难道法国士兵们会一直忍受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同袍们的血绝不会白流。高贵的复仇行为，必定为每一位法国士兵增添勇气。我派遣的副官，可能是和平的使者，也可能是战争的使者。你们如果不下令彻底解除内陆本土的武装，不交出杀害法国士兵的头目，战争不可避免。

“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境，已不再受到土耳其的威胁。应该说，不存在任何敌人的威胁。除了各位的妄想之外，再次军备没有一点存儿正当性。这个明显视法国为敌的武装，限你们在24小时之内解除，我不会给更多的时间，如今不是查理八世的时代。注释5489

“如果我不得不违反法国政府的意志发动战争，那也是因为你们针对法国军队采取武力，奖励杀害法国士兵所致。即使内陆的土地荒废，无辜的百姓惨遭杀害，罪不在我。当地的人民总有一天会了解，法军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了将他们从威尼斯政府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们会感谢我们的。”

拿破仑的这封通告，在随后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又被宣读了—遍。议员们的反应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与其忍受这般耻辱，不如据守潟湖抗战到底，另一派则认为事到如今唯有屈服。最终的投票结果，赞成屈服的156票，主战派42票。然而，政府首脑们还是采取了拿破仑最不能容忍的拖延时间的手段，给他发去了一封辩解信。信中称内陆本土发生的抗法运动，并非是威尼斯政府许可的武装，威尼斯对法国的友好之心从未改变。

威尼斯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由本土司令官巴塔利亚秘密组织的号称三万人的抵抗组织。既然没有承认，也就无法下令解散。所以，他们认为拿破仑最终会接受这个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理由。

根据谍报机关的报告，巴黎政府内部对拿破仑的支持率只有50%，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巴拉斯的态度暧昧。威尼斯政府一面拖延着时间应付拿破仑，一面展开了对巴黎督政府的游说活动。

接到政府密令的驻法大使奎里尼，立刻安排与巴拉斯见面，巴拉斯当场接受了威尼斯的请求，可就在第二天，巴拉斯便改口说不能介入太深。奎里尼在错愕之余，判定这是巴拉斯要钱的暗示，于是送去了10万法郎。根据奎里尼的报告，巴拉斯只收了7万。

查理八世的时代，指18世纪末的法国人，不会像15世纪末的先祖那样。愚蠢到让对方拖延的时间。一一作者注

收了钱的巴拉斯结果什么也没做。不过如果要指责的话，或许更应该指责威尼斯大使的无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巴拉斯与拿破仑之间的权力关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大使竟然一无所知。由于巴拉斯收下的是支票，所以当威尼斯政府在确认此人无用之后，立刻要求银行中止兑现。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是显示出了威尼斯人一贯作风。

在内陆本土一边，令拿破仑恼火万分的事件连连发生。4月17日，维罗纳市民掀起了反法运动，虽然6天后被法军镇压，但遍及本土全域的抵抗运动在政府发布了与法国的友好声明之后，依然不绝。

随着当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法军的镇压也变本加厉。威尼斯市民遭流放，有反法嫌疑的人一律处死，在弥撒时对革命颇有微词的神父也被杀害。就在这风声鹤唳之时，发生了一件真正让拿破仑震怒不已的事情。

在威尼斯共和国1000年的历史中，除了9世纪初遭到查理曼之子丕平率领的舰队侵人潟湖以外，从来没有让任何国家的军船进入潟湖内。在威尼斯一手掌控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年代，很少会有外国军船靠近威尼斯。虽然有明文规定，如果外国军船胆敢进入潟湖，不听从退去劝告，威尼斯会击沉船舰予以反击，但实际上类似的事件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即使在威尼斯失去了制海权的17世纪，在亚得里亚海上长驱直入的英国、荷兰的船只，也从来没有存心去挑战威尼斯的法律。也许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出于同为海洋国家之间的尊重。那些外国军船一律停泊在利多外港，只有船上人员能进入威尼斯。

可是，法国人却不吃这套。4月20日，法国军舰“意大利解放”号在通过威尼斯潟湖与外海之间的屏障利多港时，无视威尼斯方面要求他们退去的警告。照章办事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官下令发射大炮，击沉了“意大利解放”号。包括舰长在内的4名船员战死，其余人员都成了俘虏。

拿破仑对威尼斯政府派来的两位特使暴跳如雷，要求威尼斯交出杀人犯，打开监狱，没收英国人的资产，又称自己手上有8万大兵和20门大炮。

“立即解散‘十人委员会’！解散元老院！我要做威尼斯共和国的阿提拉，这个国家已经过时，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一番话令两位特使胆战心惊。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戏言，拿破仑随后占领了维琴察和帕多瓦。威尼斯政府再次派出了特使，拿破仑拒不接见，反倒向威尼斯送去特使，逼他们选择和平或战争。拿破仑所谓的和平，其实就是投降。因为他要求废除共和国，即改变威尼斯现有的国家体制。

4月30日傍晚，拿破仑的特使抵达威尼斯。接到最后通牒的威尼斯政府，紧急召开阁僚会议。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元首等主要官员们反复商讨，难以下定论。他们仿佛忘记了时间，但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就在这个时候，从帕多瓦沿水路逼近布兰塔河河口富西纳的法国军队，已经在附近调度船只。守卫河口的警备队长请求批准开炮，政府令他暂时按兵不动。平素向来冷静沉着、不轻易骚动的市民，到底也在家坐不住了，众人纷纷涌向广场、桥头。过了半夜，高层会议终于得出了结论：交由共和国国会决定。元首卢多维科·马宁（Ludovico Manin）喃喃自语地说：“今夜，睡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得安宁。”

5月1日，原本是元首访问修道院以示敬意的祭日。按照共和国的传统，这一天会停止政务活动。但情势迫在眉睫，共和国国会召开会议，谁都不会感到诧异。

马宁元首首先发表演说，向议员们说明国家目前所处的困境，要求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务必以保护威尼斯城的完整和市民的生命作为首要考量。

威尼斯国会会议厅的正面是丁托列托绘制的壁画，穹顶是委罗内塞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四周的画像出自威尼斯画派诸位画家之手，描绘着共和国历史一个个荣光的场面。这间蕴藏深厚历史的庄严高贵的大议事厅里，如今只剩下一片哀鸿。

虽然人人心情沉重，但鉴于长年的惯性，投票过程依然井然有序。最终结果，598票赞助“和平”，7票反对，14票弃权。

然而，拿破仑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正式宣战，比国会表决的结果来得更快。法、奥两军统帅在莱奥本的和谈，决定了威尼斯的命运。

宣战书全文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

意大利战线法军部队帕耳马诺瓦作战指挥部1797年5月1日

法兰西共和国第五军意大利战线法军部队总司令官波拿巴

当法军全力以赴于抗敌前线，后方只留有少量部队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采取了哪些行动？

一、利用这段时间，在内陆组织4万军力，加上来自本国的斯基亚沃尼连队，据守各个要塞，企图截断法军大部队与后方留守部队间的联系。

二、从国内向这些武装组织派遣军事顾问，并运送枪支弹药和大炮。

三、在内陆，但凡欢迎法军的人皆遭逮捕，而那些敌视法国的人则获得善待。3个月前被普留利地方官逮捕的14名谋杀法国士兵的头目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在威尼斯国内的广场、咖啡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充斥着侮辱法国人的言语，他们被叫作“雅各宾份子”“无神论者”。

五、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的居民被要求拿起武器，加入其他来自国内的军队再度敲响“西西里晚钟注释879 ，企图重现“意大利是法国人的坟墓”。

六、在威尼斯共和国境内的教会，每逢弥撒，神父们便暗示信徒对法国发起十字军运行。在这个国家，罗马教皇辖下的神职者们，首先得服从共和国的政策。

由此可见，他们的言行反映了政府的意志。

攻击法国的小册子、传单在各个城市中印刷、分发、张贴，煽动人心。在这个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些宣传不正代表了共和国政府对我们的敌意吗？

西西里晚钟（Vesper Sicilian）：指13世纪时西西里居民以教堂晚祷的钟声为信号，发起桨动并驱逐统治当地的法国人的事件。——作者注

七、所有的一切都显示，这是共和国政府的阴谋。法国人的鲜血四处流淌，在理应安全的国道上，法军的信使、补给运输车遭受袭击。

八、在帕多瓦，一名法连队长被杀，其手下两名士兵也未能幸免。在卡斯提奥内一德莫里，一队法国士兵被解除武装后遭杀死。从曼托瓦至莱尼亚诺（Legnano）、卡萨诺（Cassano）至维罗纳的道路上被杀的法国士兵达200人之多。

九、两队北上准备与主力会合的法军在基亚里（Chkri）遭威尼斯军阻截，两军交锋，所幸我们英勇的士兵没有让敌人达到目的。

十、类似的事件，同样发生在瓦莱焦（Valeggio）和德森扎诺（Desenzano）。

十一、在复活节的第二天，维罗纳的各家各户以敲打大门上的金环为信号，屠杀了当地所有的法国人，连住院的伤者和刚出院在城中疗养的人也未能幸免。他们身上多处遭短剑刺伤，尸体被抛人阿迪杰河中。当日牺牲的法国士兵高达400人以上。

十二、维罗纳近郊的3个要塞，连续8天遭受威尼斯军队的攻击。所幸我援军及时赶到，击退了胆小怕死的乌合之众，并俘虏3000余人，其中不乏威尼斯的高级将官。

十三、赞特岛的法国领事馆遭到当地亲威尼斯派的居民焚毁。

十四、威尼斯的军舰不仅庇护奥地利的运输船，还向准备攻击奥军船的法国军舰“拉·勃留恩”号开炮。

十五、仅装载三四门小炮、40名船员的法国军舰“意大利解放”号在元老院院的命令下被击沉于威尼斯港。

这艘军舰年轻有为的罗杰舰长，在军舰受到来自要塞和威尼斯军舰两边炮击时，命令全体船员进入船舱，于弹雨中独自一人登上船台，向凶手呼吁，试图制止他们的狂暴行为，却立刻被炮弹打中。船员们见状泅水逃生。威尼斯海军的6艘快艇，在他们后面紧紧追赶，用长枪刺死他们。有一名数处受伤、鲜血染红了海水的法国士兵，拖着虚弱的身躯好不容易平安地游到岸边，抓住了要塞墙壁上一根突出的木桩，可是要塞的司令亲自掰开了他的手。

鉴于上述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总司令波拿巴，根据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128条12款所赋予的权限，决定付诸行动。

总司令命令：

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离开威尼斯。

驻内陆本土的威尼斯政府人员24小时内全数离去。

法军全体指挥官当严防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在任何地方升起。有关军事行动的详细指令，将直接向指挥官们下达。

波拿巴

威尼斯政府彻底慌了手脚。他们按照拿破仑的要求，将“十人委员会”的3名委员长和击沉法国军舰的指挥官关进监狱，释放了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以示屈服。

当时威尼斯海军还有184艘军船健在，但主张据守潟湖坚决抵抗，等待形势转变的贵族，不到总人数的一成。

8年后发生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英、法两军的军舰都在30艘左右，可见184艘不是一个小数字。虽然它们不全是战舰，还包括运输和传令船，但按照当时法军的规模，威尼斯海军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何况，威尼斯还拥有潟湖这个外国人极难攻入的天然屏障。

但这一切都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贵族们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做的唯一的事情便是乞求拿破仑宽限时间，好让那些斯基亚沃尼雇佣军离开威尼斯，以此改变拿破仑的心意。但拿破仑只将期限延长至5月14日。

5月12日，圣马可广场四周的回廊上挤满了民众。他们在前一天看布告得知国会今日开会，在会议开始的9点之前便赶来等待消息。没有人吵闹喧哗，大家带着不安的神情，默默地看着那些从他们眼前经过，步入元首官邸的贵族们。

总共600人的威尼斯国会议员，有537位出席会议。那些缺席者也许是吓得躲在家中，不打算履行“贵族”应尽的义务。按规定，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场取消会议，择日重新召集。不过这种时候也顾不上计较规章制度，会议如期进行。

这是自13世纪末葛登尼哥改革以来，500年未曾间断过的“Maggior Consiglio”（共和国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就在这个时刻，千年来曾经无数次迎接红色圣马可金狮旗凯旋的圣马可码头上，那些不要报酬也愿意参战却被遣返的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登上了送他们回家的船。

国会议事厅内正在对威尼斯共和国无条件投降的告市民书的内容进行斟酌。突然，传来隆隆的炮声，以为法军来袭吓破了胆的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往外逃。有人大声呵斥“丢人现眼！”那些慌不择路的人才不得不坐回位子。

炮声是在船上整齐列队的斯基亚沃尼水手们鸣放的礼炮，向圣马可码头上飘扬的共和国国旗致以最后的敬意。

在得知炮声真相后，总算放下一颗心的议员们也完成了投票。赞成512票，反对20票，弃权5票。威尼斯共和国宣布废除传统的共和制，改施民主制。

威尼斯共和国宣告灭亡。

走出元首官邸的贵族们，归心似箭。他们穿过面色凝重的人群，一语不发，低着头匆匆离去。不用说明民众们也知道结果，前所未有的事情将发生在自己身上。

“Viva La Lierta（自由万岁）！”广场的一角突然传来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但很快又消失在茫茫的静默中。

当另外一个声音“Viva San Marco! Viva La Repubblica!（圣马可万岁！共和国万岁！）”再度打破沉默时，人群中响起了无数个“圣马可万岁！”“共和国万岁！”的声音。这声音像海浪般涌向圣马可教堂前的升旗塔，又追随着高高举起的圣马可金狮旗，流向四面八方。

几位留在官邸处理投降事务的贵族们闻声后，不禁又担惊受怕，唯恐民众违反贵族们的决定，起义抵抗法军。于是，他们下令在圣马可码头和里亚尔托桥上架起了大炮。

其实这是贵族们的庸人自扰。正如那些亚得里亚东岸的水手们离去时，向1000年来生死与共的威尼斯共和国鸣放最后的礼炮，这些手无寸铁的威尼斯平民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共和国致意，告别。

仿佛从湖泊注入多条河川的水流，圣马可广场的声音，绵延不断地在威尼斯城中流淌。

“圣马可万岁！”

“共和国万岁！”

后记

4天后的1797年5月16日，4000名法国士兵进入威尼斯城，在圣马可广场的中央竖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牌子。这片从未被外国武装军队踩踏过的土地，开始接受法国人的统治。

同年10月18日，《坎坡·福尔米奥条约》签订。法国和奥地利瓜分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内陆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的岛屿归法国所有，部分内陆领土和威尼斯城，以及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领地。

10月19日，奥地利军队取代撤离的法军，进驻威尼斯。

1805年12月26日，拿破仑皇帝将威尼斯纳入其统治下的意大利王国。

1814年5月30日，拿破仑失势，威尼斯再度被奥地利占领。

1866年11月4日，威尼斯并入统一后的意大利，直至今日。

Table of Contents

第八章

土耳其帝国

蠢

“本土”

穆罕默德二世

进军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的灭亡

威尼斯的对策

土耳其的西进

间谍们

内格罗蓬特攻防战

试图暗杀

外交尝试

第九章

先去威尼斯

逗留威尼斯

启程

耶路撒冷

朝圣

回家

第十章

胡椒危机

航海者们

危机

卷土重来

通商与工业及其他

劳资关系

威尼斯的工会

第十一章

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

期待提高执政能力

威尼斯的光与影

元首古利提

儿子

大国崛起

普雷韦扎海战

进军勒班陀

勒班陀海战

激战

勒班陀以后

第十二章

对抗教廷

讨伐海盗

克里特岛攻防战

盛者必衰之理

第十三章

维瓦尔第肖像

第十四章

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海都物语（上）

致读者

第一章

逃离蛮族

迎头反击

圣马可

海上之都

运河

造地

广场

水井

国家建设

桥

第二章

打击海盗

海上的高速公路

与大海的婚礼

交易商品

威尼斯的船

加莱船

向东方扩张

第三章

恩里科·丹多洛

契约

奔赴威尼斯

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城陷

拉丁帝国

威尼斯获得的“利润”

第四章

一个贸易商的故事

集资方式

交易市场

不仅有马可·波罗

固定航线的确立

海商法

指南针与航海图

船的变化

中世纪的“金融区”

又一位贸易商

第五章

维持共和政体的辛劳

政教分离

政治改革

奎里尼-蒂耶波洛之乱

十人委员会

元首法利耶之乱

政治与行政

第六章

海上共和国

阿马尔菲

比萨

热那亚

热那亚商人

热那亚对决威尼斯

两位威尼斯男人

基奥贾战役

第七章

切齐利娅·巴福

威尼斯女性的日常

威尼斯人子女的教育和婚配

威尼斯的大学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提供服务的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