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
Author: 渡边义浩
Date: 2017-07-31T16: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ights: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关　羽

神化的《三国志》英雄

[日]渡边义浩 著　李晓倩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关羽 : 神化的《三国志》英雄

作者：[日]渡边义浩

译者：李晓倩

书号：ISBN 978-7-5596-0647-1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前言　关羽与《三国志》在东亚三国的流传

第一章　关羽与两部《三国志》

一 关羽及其时代

二 陈寿的《三国志》

三 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

四 毛宗岗本对关羽的评价

第二章　武

一 桃园结义

二 温酒斩华雄

三 许田打围

四 斩颜良、文丑

第三章　义

一 降汉不降曹

二 秉烛达旦

三 千里走单骑

四 义释曹操

第四章　圣

一 单刀赴会

二 刮骨疗毒

三 败走麦城

四 玉泉山显圣

第五章　武神

一 关羽传说的形成

二 佛教的伽蓝神

三 国家的守护神

四 蜀汉正统论与关羽

第六章　财神

一 晋商的崛起

二 盐池之神

三 国家祭祀

四 道教世界的统治者

第七章　儒神

一 清朝的兴起与晋商

二 从佛教、道教之神到儒教之神

三 对抗民变

四 战争的结束

第八章　“义”的关系网

一 民众的教化

二 关帝灵签

三 关帝庙与华人关系网

四 基于“义”的“信”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出版后记

前言
关羽与《三国志》在东亚三国的流传

作为故事和传说的《三国志》，在日本、中国、韩国这东亚三国得到了广泛的喜爱，其传播和接受广泛而持久。①然而，这三个国家流传的《三国志》内容并非完全一致，产生这种差异的最大原因便在于关羽。

在《三国志》所记述的曹魏、蜀汉和孙吴三国的故事中，关羽不过是蜀汉建立者刘备麾下的一员武将而已。各国流传的《三国志》之所以会有所差异，是因为他被称为“关圣帝君”（关帝）并作为神而受到尊崇。关羽已经成为一位被神化的英雄。

本书将详细阐述关羽神格化的过程。据说，清代（1644—1911 年）祭祀关圣帝君的关帝庙共有 4 万多座，遍布全国的港口和海湾。在日本也引发了关注的电影《赤壁》中，只有关羽在战斗之后摆出炫耀的姿态。对此，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日本人却感到不可思议，而一部分韩国人则被唤起了不愉快的记忆。

《三国志》在日本的流传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②一书为日本人接受《三国志》奠定了基础，该书是以曹魏的奠基人曹操和辅佐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这两大英雄为主线来叙述三国时代史事的。其序言中指出：“《三国志》始于曹操，终于孔明，描述了这两大英雄成败与争斗的轨迹。”正如吉川对《三国志》的理解，他描绘的是曹操的宏大形象和诸葛亮的杰出才智与忠诚。日本人以曹操和诸葛亮为中心来理解三国，其对《三国志》的整体印象是由此确定的。

吉川英治并未对关羽抱有特别的感情，只是将他与张飞一起平淡地加以描述。当然，在横滨的中华街有着壮观的关帝庙，那里总是有很多人前往参拜，很是热闹。不仅是横滨，在函馆、神户和长崎等华人聚居的城市，关帝庙也居于华人社会的中心。不过，信仰关帝的日本人很少。这种对关羽的特别关注，让关帝信仰淡薄的日本人感到很奇怪。

《三国志》在中国的流传

而在中国，毛宗岗的《三国志演义》奠定了中国人接受《三国志》的基础，在“奸绝”曹操、“智绝”诸葛亮之外加上了“义绝”关羽，将这三人作为故事的中心。明代（1368—1644 年）罗贯中撰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未原封不动地流传到现代。例如，如果是《论语》等儒家经典或者李白、杜甫的诗，在出版时字句是不能改动的。但作为小说（无经典价值的读物）的《三国志演义》为了获得更多读者，其内容在书肆的主导下不断地被改动。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和加评（鉴赏故事的评论和插入语）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是已出版的数十种《三国志演义》的定版。

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成书于清代初期，当时关帝是深受国家保护的神祇。因此，比起表现诸葛亮的“智绝”，书中更多地描述了关羽的“义绝”。在清代后期形成的京剧中，作为神的关羽因深受敬畏而成为像皇帝一样不能扮演的角色，就像歌舞伎中不能扮演天皇和将军一样。然而，由于极受欢迎，关羽的剧目不久之后便获许上演了。对中国人而言，关羽在破敌之后的亮相是理所当然的。

《三国志》在韩国的流传

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人对关羽的态度比较复杂。与日本不同，韩国是有关帝信仰的。首尔东大门外有祭祀关帝的东庙（东关王庙），以前在南大门外也有南庙（关圣庙）。但我去参观时发现，东庙当中游人十分稀少。

这两座庙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后者应前来援助的明朝军队的要求修建的。而且，明朝武将还要求朝鲜国王在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这天前去祭拜。宣祖无法拒绝作为援军的宗主国的要求，便前往南庙焚香祭拜关帝。在韩国，赵云比关羽更受欢迎，恐怕与这种强制信仰关帝的历史也有一定关系。

关帝信仰的形成过程

同样在《三国志》中出现的诸葛亮和张飞，也受到民众的崇信并在庙中得到祭祀，但像关羽这样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大规模信仰的《三国志》英雄却是绝无仅有的。关羽怎样的生命轨迹使之上升为神？那些将关羽神化的人们又在祈求什么呢？

关帝信仰的特点在于，本来身为武将的关羽却作为财神（商业之神）被人们供奉。而且，正如横滨的关帝庙是仰仗众多华人的捐赠而修建的，关帝庙成为华人关系网的核心。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的强大关系网以“义”和“信”为根本，而最能体现“义”和“信”的正是坐落于世界各国唐人街的关帝庙。这种信仰是何时形成的？人们又是如何认识作为关帝信仰渊源的关羽的呢？

本书将阐述关羽升华为神并被供奉于关帝庙的历史过程，及其如何在经济和精神层面对华人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国志》中的英雄，至今仍作为神而存在着。

① 本书中提到的“三国志”一词，除了指陈寿的《三国志》，有时也指“三国故事”或《三国演义》，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② 日本作家吉川英治（1892—1962）对《三国演义》加以改写而成的历史小说。——译者注

第一章
关羽与两部《三国志》

关帝灵签　第七签　甲庚　大吉

仙风道骨本天生，又遇仙宗为主盟。

指日丹成谢岩谷，一朝引领向天行。

［圣意］图名遂，求财丰，讼得理，病不凶，行人至，梦飞熊，阴地吉，婚姻全。

［东坡解］天生富贵，况得神助。凡骨成仙，升腾云路。庶人遇贵，财物皆聚。百事大吉，何必疑虑。

一　关羽及其时代

与刘备共生

关羽的生年、父母的名字与出生日期皆不明，其家庭情况在史籍中并无记载。他的字也并非“云长”，而是“长生”。通常，名与字的含义是有联系的，如诸葛亮（“亮”意为“明亮”）字孔明（“孔”意为“非常”，“孔明”意为“非常明亮”）。但“长生”与“羽”无关，而“云”字则与“羽”有关联。这样的知识应该也是后人才学到的。《三国志》中的《关羽传》并未记载关羽在与刘备相遇之前的生平，而是从他离开家乡河东郡解县逃往涿郡开始的。

在关羽出生的东汉末年，借幼帝登基而掌权的外戚和推翻外戚并干预朝政的宦官造成了政局的混乱。靠符水（符纸和圣水）治病的张角创建了太平道，在穷困潦倒的农民中，以这种宗教结社为寄托的人不在少数。光和七年（184 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率众起义，史称“黄巾起义”。关羽的逃亡便发生在这种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

关羽在涿郡遇到了自称汉室后裔的刘备，并下决心与之一道同这乱世抗争到底。然而，刘备出身于下层社会，以编草鞋、卖草席为生。为曹魏建国奠定基础的曹操在一开始起用了同族的曹仁、曹洪以及宗族成员夏侯惇、夏侯渊为地方军队指挥官，后来创立孙吴的孙权之父孙坚在起兵之际也已有孙贲、吴景等有力的同族和宗族成员辅佐，与他们相比，刘备的条件可谓十分不利。不过，刘备虽然出身低微且缺乏经济实力，却率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凭借其卓越的武勇担任了佣兵队长，逐渐在乱世中崭露头角。关羽所为之效力的刘备，可以说是一位在不利的条件下白手起家的英雄。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之中，袁绍的情况与刘备正好相反。袁绍拥有最显赫的家世和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坐拥河北四州，与拥立东汉末代皇帝献帝的曹操处于对峙状态。刘备趁此机会，于建安四年（199 年）夺取了徐州。然而，曹操将刘备视为威胁，遂暂时放弃了与袁绍的决战，转而攻打刘备。刘备在小沛败于曹操，逃往袁绍处。身处下邳城的关羽孤立无援，于是投降曹操，并保护着刘备之妻。

同年，官渡之战的前哨战打响，袁绍麾下猛将颜良包围了曹操占据的白马城。曹操亲自率兵解救白马之围，任命关羽、张辽为先锋。关羽突袭颜良部，斩颜良于阵前，从容而归。曹操嘉赏关羽的功劳，封他为汉寿亭侯。但经此一役，关羽得知刘备身在袁绍处，便将曹操的赏赐尽数封还，回到刘备身边。

告别刘备

建安五年（200 年），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兵败，刘备于是前去投靠占据荆州的刘表。荆州在当时的乱世中意外地维持着和平，并形成了以司马徽和宋忠为中心的“荆州学”这一儒家新学派，诸葛亮、庞统等志在通过实用性学问拯救乱世的人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尽三顾之礼迎来诸葛亮的刘备以“隆中对”（即三分天下的计策）为基本战略，希望建立以诸葛亮为中心的政权。为了刘备而拼命战斗的关羽和张飞对此产生了不满。刘备向他们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此即“鱼水之交”一词的由来。）关羽和张飞便不再抱怨。

在诸葛亮的斡旋下，刘备与孙权结盟，并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在赤壁之战中击败了曹操。但刘备不信任吴军统帅周瑜的战术，疏远了军队，击败曹操的主力实际上是吴军。尽管如此，吴国谋臣鲁肃也有着自己的“天下三分之计”，即承认诸葛亮对荆州的影响和作为第三方势力的刘备为了对抗曹操而进行的扩张，在其努力之下，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南部，由此初次获得了安定的根据地。

以荆州南部为据点的刘备试图攻取益州。但统治蜀地的刘璋以东州兵为后盾，进行了顽强抵抗，庞统战死。为救援陷入险境的刘备，诸葛亮携张飞、赵云入蜀。如此一来，刘备终于得以统治蜀地，但他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关羽。

战死荆州

此时，关羽正奉命留守荆州南部。但荆州作为水运发达的交通要塞，面临着北面的曹操和东面的孙权发起两面夹击的威胁，因而辖制荆州需要外交手段，但这是为自尊心极强的关羽所不耻的。重视吴国与刘备同盟关系的鲁肃在世时尚能居中调节，压制吴国群臣的抗议，吴、蜀之间暂且能够相安无事。但鲁肃死后，孙权为笼络关羽提出为自己的儿子求娶关羽的女儿，关羽拒绝求亲并辱骂使者，由此引起了吴国的强烈不满。

刘备据有蜀地后，为了从曹操手中夺取长安而向汉中进军。同年，关羽包围了守卫荆州北部的樊城的曹仁。曹操相继派遣于禁、庞德前来救援，都被关羽击败。为此，曹操开始认真规划迁都事宜。由此可见关羽之勇武对于曹操的震慑力。然而，关羽与吴国的关系日益恶化，吴国的吕蒙趁机奇袭荆州。关羽陷入被曹操和孙权夹击的困境，败走麦城，最终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战死。

三国的兴亡

关羽死后不久，曹操也去世了，其子曹丕禅代东汉（25—220 年），建立魏（220—265 年）。刘备拒绝承认曹魏政权，继承“汉”号，称“季汉”（221—263 年，“季”意为“幼子”）。尽管如此，刘备并未攻打曹魏，而是为了给关羽报仇而攻打吴国，并在夷陵之战中兵败，最终驾崩于白帝城。

刘备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孤于诸葛亮，为了实现兴复汉室之大业，诸葛亮全力北伐曹魏，后于建兴十二年（234 年）在五丈原去世。在与诸葛亮作战中颇有功绩的司马懿权势迅速膨胀，其孙司马炎于咸熙二年（265 年）取代曹魏，建立西晋（266—316 年），并于咸宁六年（280 年）灭吴，终结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何以化身为神

可以说，《三国志》中记载的关羽是令曹操都畏惧的三国时代的代表性武将。但布下“背水阵”的韩信曾击破项羽，使刘邦得以统一中国并建立西汉（公元前 202—公元 8 年）；相传继承了诸葛亮“八阵图”的李靖，为唐朝（618—907 年）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北方游牧民族突厥闻其名便不战而退。与这些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武将相比，关羽的功绩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且其结局也算不上辉煌。但为何却是关羽得到了神化呢？

要解答这一疑问，让我们从比较陈寿《三国志》和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两书对关羽的书写态度开始吧。

二　陈寿的《三国志》

暗含蜀汉正统论

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在唐朝被定为正史的史书。所谓“正史”，并不是“正确的史书”之意，而是证明国家“正”统的“史”书——哪怕要为之曲隐真实的历史。为了体现正统的传承，所有正史都是纪传体。纪传体史书是由本纪（皇帝的编年史）和列传（臣子的传记）组成的编年史，国家以本纪的形式记载被认定为正统的皇帝。由于陈寿是西晋的史家，而西晋接受了曹魏的禅让，所以《三国志》中只将曹魏列为本纪，刘备和孙权则被列入列传。即从体例上说，陈寿是作为曹魏的臣子进行记载的。

但陈寿对待刘备和孙权的态度并不是相同的。作为季汉的旧臣，他将孙权的去世称为“薨”，刘备的去世则称为“殂”。在《春秋》（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据说是由孔子编撰的鲁国编年史，暗含着孔子的毁誉褒贬之意）的义例（表达方式的规范）中，“薨”一词用于表示诸侯的去世。也就是说，陈寿不仅在体例上，而且通过“春秋笔法”（遵循《春秋》义例的暗含毁誉褒贬之意的写作方法）否定了孙权的帝位。

与之相对，陈寿在记述曹魏诸帝去世时则使用了“崩”字，以表示其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记载刘备去世时使用的“殂”字。“殂”是《尚书》（“五经”之一，是汇总尧、舜、禹等传说中帝王事迹的经典）记载尧去世时的用词。东汉末年将汉室定为尧的子孙，因此，曹丕将“汉魏革命”等同于“尧舜革命”（从尧到舜的理想化禅让），以使其政权禅让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在这种情况下，陈寿将刘备之死记为“殂”，直接沿用了诸葛亮《出师表》（诸葛亮于北伐之际写给皇帝刘禅的奏议）中将刘备去世记为“崩殂”的用法。陈寿通过“春秋微意”的笔法，向后世传达了刘备是尧的子孙，即汉室的后继者。他还通过在《蜀书》中引用杨戏《季汉辅臣赞》的最后一部分，向后世传达了“季汉”政权的正式名称。陈寿试图在记载中表达，自己曾经出仕的季汉是继承汉的国家。

不过，陈寿最多也就只能做到如此程度。刘备建立季汉，是为了否定曹丕接受东汉的禅让而建立的曹魏。正如只有一个天下，接受天命、支配天下的天子也只能有一人。因此，将刘备作为东汉的继承者，也就是否定曹魏乃至西晋的正统性。尽管《三国志》中原本就暗含刘备的正统地位，但陈寿在记载蜀国历史时只是冠之以地域的名称，称其为“蜀书”，而并未使用正式的国名“汉”。这就是倾注了陈寿苦心的《三国志》。为了尊重陈寿的这份心意，史家通常将刘备的国家以国名和地域名并称为“蜀汉”。

陈寿对关羽的评价

如此一来，作为刘备臣子的关羽，自然见载于《蜀书》的臣子传记中。《三国志》全书的卷三十六（共六十五卷）、《蜀书》卷六的起首便是《关羽传》，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传记列于同一卷。作为刘备的臣子，关羽的地位仅次于《蜀书》卷五记载的诸葛亮。由此可见，陈寿认为关羽是刘备最重要的武将。

但《关羽传》只有短短的 953 个字。不过陈寿已经算是很郑重地对待关羽了，因为同卷的《赵云传》只有 246 个字。武将所占的篇幅大概就是如此。而《诸葛亮传》如果除去其子诸葛瞻的部分，则有 4310 个字。武将与文士之间的关系如下：

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对于诸葛亮和刘巴这样的文士而言，张飞不过是“兵子”，他们根本不屑于与之“共语”。但即便如此，张飞对刘巴这样的文士的态度依然是“爱敬君子”，而对那些违抗文士的兵卒则十分严厉，经常鞭打部下。张飞最终死于因对此心生怨恨而背叛的部下之手。与之相反，关羽对兵士十分优待，对文士则态度骄矜，尽管他在晚年也学习了《春秋左氏传》。出于这种敌视态度，他轻视部下糜芳和傅士仁，致使二人生怨，向吴国的吕蒙投降，荆州由此陷落。因此，陈寿对关羽的评价并不高：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

称关羽、张飞为“万人之敌”的是曹魏的程昱，称其为“熊虎”的是孙吴的周瑜和吕蒙。陈寿借他们之言来表现关羽、张飞的武勇，并称赞关羽对待曹操和张飞对待严颜的态度。另一方面，陈寿也客观阐述了他们失败的原因，并批评了关羽的刚愎和张飞的粗暴。如此评价被后世尊为神明的关羽，可以说是冷静而公正的。

《三国志》是一部“当代史”。陈寿自己也曾是蜀汉的臣子，他对关羽的评价可以说是准确的，因为他没有必要为了关羽而歪曲事实。另一方面，由于其子孙身居官位，陈寿为避嫌而略去了许多内容。《三国志》的内容过于简略，因此，裴松之奉刘宋（420—479 年）文帝之命，将当时尚存的三国时代的史料作为注添加进去，即元嘉六年（429 年）完成的裴注。

裴松之的关羽记事

裴松之在作注时采用的方法，是引用多种曾作为《三国志》史料来源的史籍来补充《三国志》。与儒家经典的注以文字训诂为主不同，裴注是一种独特的史籍注释形式。裴松之引用了多达 210 种当时的文献，同时进行了史料批判，实际上《三国志》增加裴注之后，其史料批判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史料批判是现代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即通过将一种史料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来判断该史料的记述是否正确。例如，裴松之在《三国志·关羽传》的注中引用了王隐《蜀记》的记载：

（孙）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并随之进行了史料考证：

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

关于关羽被杀一事，裴松之在引用王隐《蜀记》之后，又指出其与《吴书》记载的差异。这里所说的《吴书》，是指陈寿写作《三国志·吴书》时用作第一手史料的韦昭的《吴书》。裴松之将《蜀记》与《吴书》进行比较后，指出了其不确之处，这种方法在现代历史学中被称作“外部史料批判”。

裴松之进而指出史书记载的矛盾之处，即地理问题以及关羽作为孙权战将与刘备作战的可能性极低，因此评价该记载为荒谬之言。这种方法在现代历史学中被称作“内部史料批判”。由此，裴松之确立了史料批判这一独特的史学研究方法，使史学从经学（儒学）中独立出来。

裴注不仅在史学史上价值很高，而且为《三国志演义》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例如，虽然《关羽传》的裴注只有 761 个字，少于原文，但《赵云传》的裴注则引用了《赵云别传》，达到 1096 个字，相当于原文的四倍。《三国志演义》中赵云的形象基本上是以《赵云别传》为依据的。

另外，《三国志演义》也很好地利用了裴松之通过史料批判所否定的记载。尽管裴松之对关羽被杀的场景进行了否定，但《三国志演义》在描述此事时则采用了被裴松之否定的内容：关羽并未被当场杀害，而是当面拒绝了孙权的劝降，并斥骂孙权；继而，孙权的臣下如《蜀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向孙权进言，孙权这才决定处死关羽。借助裴注，《三国志演义》的故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生于刘宋的裴松之既不必像陈寿那样尊曹魏为正统，也不必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关羽传》裴注中的材料也并不全是对关羽有利的。如：

《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这里提到的《魏氏春秋》，裴松之在《魏书·明帝纪》中也引用了其更加详细的记载，认为关羽迷恋他人之妻一事是事实。这是因为《蜀记》和《魏氏春秋》这两种特点迥异的史料都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因爱慕人妻而屡次拜托曹操，结果却被横刀夺爱，这是关羽作为一个人有魅力的一面，但《三国志演义》并没有采用这个故事。或许是因为如果神明爱慕别人的妻子，会有损其光辉吧。

可见，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对关羽的评价都不是很高，很难以此将其神格化。因此，关羽的神格化并不是直接基于史书的记载。那么，《三国志演义》是如何描述关羽的呢？

三　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

以蜀汉为正统

《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的最大差异在于正统观的不同。以蜀汉为正统的《三国志演义》的正统观，是由南宋（1127—1279 年）的朱熹（朱子）确立的。

在经过被称为“唐宋变革”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期后，北宋（960—1127 年）建立了。宋代商业城市发达，瓦子（商业场所）中还出现了勾栏（剧场）。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古代不同，在宋代以后的中国中世①，商业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商业城市中讲谈和戏剧这一类都市文化的盛行，使“说三分”（专说三国故事的说书）得以发展起来：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赤壁赋》的作者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小孩子听“说三国语”的姿态，表现出民众支持刘备的情感倾向。

北宋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在民众亲近蜀汉的背景下，祈祷关羽的武勇可以护佑国家，封关羽为忠惠公、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也就是说，北宋在灭亡之际祈祷关羽能护佑国家。朱子学的集大成者——南宋的朱熹——所提倡的蜀汉正统论，便是以国家主导的关羽崇拜为背景的。朱熹著有《资治通鉴纲目》，批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曹魏年号为三国时代纪年，认为蜀汉虽然偏居西南，却是正统继承者。于是，本就已经在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对蜀汉的支持得到了朱熹的权威认证。

元代（1271—1368 年）中叶以后，科举取士以朱子学为标准，朱熹提倡的蜀汉正统论和作为国家守护神的关羽形象遂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评价。自《三国志》以来被曹魏夺去正统的蜀汉，通过朱子学得以确立正统地位。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 年）印刷、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是为“说三国语”而在话本中加入插画的三国故事，便是将蜀汉作为正统的。然而，其中最活跃的人物尚不是关羽，而是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的张飞和像神仙一样会使用术法的诸葛亮。

关于“义”的故事

在《三国志平话》等三国故事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戏曲家、小说家罗贯中整理写成了《三国志演义》。他的生平履历基本不明，我们只知道他出生于太原（今属山西省），号“湖海散人”。

《三国志演义》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使用了不同的人称，并不是由同一名作者自始至终创作完成的，而是多位作者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写就的文学作品。罗贯中是这些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人，但并非由他独自创作了全部的故事。

《三国志演义》写成后，并没有立即得到印刷和广泛传播。此书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带有弘治七年（1494 年）序的抄本，被认为是当时的《三国志演义》版本。

以这样的抄本为基础，嘉靖元年（1522 年）出版了木版印刷的《三国志演义》的刊本（印刷本）。其正式名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即所谓的“嘉靖本”。嘉靖本开头附有弘治七年庸愚子（蒋大器）所作的序，其中记载了整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因：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惕，不致有前车之覆……（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

序中阐述了历史上的“春秋之义”的重要性，并指出其问题在于因太不通俗而难以理解。《三国志平话》等“评话”则错误颇多，为君子所厌弃。因此，此书希望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描述史事，并尽量使文字不那么艰涩难懂，达到向读者普及的目的。

这便明确地说明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的含义。《三国志》原书比较难读，遂通过提高其通俗性来使之普及，对“义”进行“演”绎（即传播推广）。此处的“义”是指《春秋》中的“义”，亦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所阐释的毁誉褒贬、劝善惩恶的标准。不久之后，“义绝”关羽就把“智绝”诸葛亮和“奸绝”曹操挤到了配角的位置上，成为故事叙述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关帝信仰，从《三国志演义》的写作目的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国志演义》的诸版本

像这样从道德和历史角度提倡小说的社会通俗功用，其背景是中国近世（从元末明初至鸦片战争）识字阶层的扩大和儒学的渗透。读书的人逐渐增多，他们基于朱子学而支持蜀汉正统论，《三国志演义》便可以满足这种需求，而这是《三国志平话》无法做到的。从这时起，小说得到大量印刷，出版商之间还出现了竞争。其结果是，多种为增加销量而突出自身特点的《三国志演义》得以出版，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并有多种版本。例如未描写当时已经神化而成为信仰的关羽去世（类似于《源氏物语》未描写光源氏之死）的版本，又如包含与《三国志演义》无关的英雄花关索故事的版本，以及将“花关索”中的“花”字去掉，叙述关羽第三子关索故事的版本，等等。

吉川英治所依据的江户时代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是以属于嘉靖本流派的李卓吾本（全称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为底本进行翻译的。因此，书中留下了毛宗岗本删掉的关于“汉寿亭侯”的虚构故事：

且说曹操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关公。印文曰寿亭侯印，使张辽赉去。关公看了，推辞不受。辽曰：据公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领此名爵。再三推却。辽赉印回见曹公，说云长推辞不受。操曰：曾看印否？辽曰：云长看见印来。操曰：吾失计较也。遂教销印，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张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李卓吾本《三国志演义》第二十六回《云长延津诛文丑》）

“汉寿亭侯”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充分表现出关羽对汉之忠诚和曹操对关羽之心思。这个故事当今中国人基本不知道，但日本人却对此熟知，就是因为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是从李卓吾本翻译而来的。

图 1　《三国志演义》的诸版本

作为《三国志演义》的完成版，由毛纶、毛宗岗父子整理的毛宗岗本成书于清代康熙五年（1666 年）以后。他们以李卓吾本为底本，订正了记事和文字方面的错误，并删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之所以删除了虚构的“汉寿亭侯”故事，是因为重视关羽被封为“汉寿”（地名）的“亭侯”（爵名）这一史实。尽管这种虚构是为了充分表现关羽作为汉臣的“义”，但毛宗岗本不允许出现将“汉寿”这一地名拆分为“汉”和“寿”的错误。

另一方面，毛宗岗本增加了之前《三国志演义》中未包含的一些三国故事，并加上自己的点评，经过整理使故事首尾一贯，《三国志演义》由此面目一新。其成书后不久，明代以来的各版本尚在流通；但到清末，毛宗岗本成为最为流行的版本，以至于在中国说起《三国志演义》指的都是毛宗岗本，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① 日本学界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中世指魏晋至五代时期。——译者注

四　毛宗岗本对关羽的评价

正闰论与三绝

毛宗岗本的卷首附有假托金圣叹之名所作的序，以及凡例、目录和图录。此外还有一篇《读三国志法》，其中表明了毛宗岗对于《三国志》有何特征以及何为重要的见解。文中还指出，在本书中，“三国志”即指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朱熹）《纲目》之所以为正也。

《读三国志法》始于对“正闰论”的阐述。“正闰论”论及的是在中国出现多个政权并立，且关于国家间继承关系存有疑义的情况下，应以哪个国家为正统的问题。《读三国志法》继承了嘉靖本以来的正统观，认为以蜀汉为正统的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才是正确的。

《读三国志法》还认为，应将《三国志》中最突出的三位人物称为“三绝”：

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

《读三国志法》举出卓越宰相诸葛孔明和杰出武将关云长作为“三绝”中的人物，这都还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但毛宗岗本的有趣之处在于，还举出曹操作为“三绝”之一。这三人是毛宗岗本中的主要角色。其中，关羽的“义”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因为《三国志演义》是宣扬“春秋之义”的文学作品。

关羽形象的改写

毛宗岗本在《凡例》中关于关羽的记叙说明如下：

一、俗本纪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箸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今悉依古本辨定。

一、事有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一、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婵，张飞捉周瑜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今皆削去，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

毛宗岗本在《凡例》中指出了书中改写的几个事例，其中三例与关羽有关。第一，删除“汉寿亭侯”的虚构故事，对此前文已有叙述。第二，“秉烛达旦”说的是关羽识破曹操利用美人计离间自己和刘备的故事。详细的内容后文再加叙述，这个故事将曹操的“不义”与关羽的“义”进行了对比。毛宗岗本在删除不符合史实的“汉寿亭侯”虚构故事的同时，又增加了此前的《三国志演义》中没有的虚构故事，以表现关羽的“义”。

貂蝉以离间董卓与吕布的关系并唆使吕布杀死董卓的“美女连环计”而为人们所知，通常被认为是利用美貌这一女人的武器而玩弄两位豪勇之男的恶女。事实上，在以《三国志》为题材的杂剧和说书中就有恶女貂蝉为关羽所斩的故事，这就是“关羽斩貂蝉”。在这个故事中，貂蝉被设定为吕布的妻子，并被塑造为一名恶女：在杀害董卓之后，貂蝉对于身为吕布之妻但与董卓发生关系的不贞之事丝毫不感到羞耻，反而说前夫吕布的坏话，又向张飞、关羽献媚，最终被关羽斩杀。

与此不同，毛宗岗本改写了李卓吾本，将貂蝉设定为王允的歌伎。既然不是妻子，就可以对其贞节没有要求。此后的故事情节是，一位身份卑微的女性不惜玷污自身清白去铲除试图倾覆汉室的董卓，由此赞扬貂蝉守护汉室之义。此外还进一步讲述了貂蝉此举的动机：貂蝉感念王允对身份卑微的自己视如己出，愿以性命报答其养育之恩，便帮助王允实施美女连环计。在汉室面临灭亡之际，貂蝉出于对王允的孝和对汉室的义，不惜玷污自身清白铲除了董卓。如果这样的貂蝉为关羽所斩的话，关羽之“义”就会被破坏。因此，毛宗岗本严厉批判“关羽斩貂蝉”的理由就在于要维护关羽之“义”。

两部《三国志》的夹缝之间

从不怎么尊重作为武将的关羽的陈寿《三国志》，到将关羽描述为“义绝”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这种变化象征着关羽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从一名武将上升为神。那么具体而言，究竟是关羽的何种品质受到尊重而使其化身为神呢？让我们对比《三国志》的史实和《三国志演义》的虚构故事，同时从关羽的“武”入手来具体探讨吧。

第二章
武

关帝灵签　第二签　甲乙　上吉

盈虚消息总天时，自此君当百事宜。

若问前程归宿地，须凭方寸好修为。

［圣意］讼宜和，病宜祷，功名有，迟莫躁，求财平，问婚好，若妄为，身莫保。

［东坡解］万事乘除，随时而处。否极泰来，事无龃龉。收成结果，方寸修为。切莫妄动，万福来宜。

一　桃园结义

解盐

关羽出生于解县，这就使他与刘备、张飞之间产生了联系。

解县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处于盐池（解池）的西南端，是产盐的中心地区。解县面朝黄河支流，解盐（又称解州盐）以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三河之地”为销路。尧以河东（平阳）为都，殷以河内（安阳）为都，周以河南（洛邑）为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三河”称为天下的中心。此外，夏的都城安邑和舜的都城蒲阪都位于解县附近。由于对解盐的支配关系着王朝的兴亡，因而历代王朝的都城都集中于解县的近郊或解盐的销路三河之地。

图 2　三河地区与历代王朝都城

图 3　盐马贸易

在商业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代为前 770—前 476 年，战国时代为前 475 年—前 221 年），出现了后世晋商的先驱。

在春秋时代，鲁国贫穷之士猗顿向陶朱公（曾仕于越王勾践的范蠡）学习积蓄钱财之法后，以盐池以西的猗氏县为据点贩卖解盐，获利颇多，据说富可敌王侯。又有战国时代仕于魏文侯的段干木在河东郡以北，通过太原的博劳（马商）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易而获利。段干木不仅进行解盐贸易，还参与解盐的贩卖，为魏文侯提供财政支持。刘备与张飞的出生地涿郡位于连接北京与太原的直线上，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交易地点，自古以来马匹贸易就十分繁盛。

这就解释了为何关羽在从其故乡解县亡命的途中会遇到刘备和张飞。关羽能够逃到遥远的涿郡，是因为他与从事解盐贸易的商人关系深厚，从而利用了这条解盐流通的路线。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举兵之际，中山的马商张世平和苏双向其提供了大量钱财作为资金。中山位于太原与涿郡之间，张世平和苏双为收购马匹来到涿郡。出生于涿郡的刘备和张飞得到了马商提供的资金，同马商的贸易对象、与盐商关系深厚的关羽一道，趁黄巾之乱举兵起事。作为《三国志演义》的主人公，在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人都与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他们三人，不久之后在徐州支持刘备并将妹妹嫁给他的糜竺，也是一位在后世留下传奇形象的大商人。

商人的实力

公孙瓒是刘备在业师卢植学塾中的同门，刘备以兄事之，他的集团也与商人有着密切关系。公孙瓒出身于更加靠近北方民族的辽西郡，曾到涿郡（卢植的故乡）求学。其中或许存在着依托马匹流通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不久之后，他以易京为中心建立了政权，但他并不礼遇和延揽士人，而是与沿街卖绢的李移子、商人乐何当、卜师刘纬台等人结拜为兄弟，并以此作为政权的基础。据记载，这三人都拥有巨额资产。公孙瓒得以组建“白马义从”（统一由白马组成的骑兵部队）的经济实力不仅来自其结拜兄弟，还借助了互相联姻的商人的力量。

日本也使用“士农工商”一词，如其所示，儒家将商业贬低为妨害农业发展的末业。然而，实际上是因为畏于商人的实力。秦汉帝国也打压妨碍农民主体地位的商人。学习蜀学（儒家流派）的陈寿对商人和商业自然态度淡漠，并未记载公孙瓒与李移子等人结拜为兄弟一事，是裴松之注引用的史籍中记录了糜竺为有钱人的传说和公孙瓒与商人间的联系。在三国以后的分裂时期，儒家与国家的联系变得松散，关于商人的记载才逐渐增加。

结拜兄弟之契约

如前文所述，《三国志》中并未明确记载关羽逃亡的原因，也未明确记述他与刘备、张飞的相遇。因此，小说就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创作了刘、关、张三人结拜为兄弟的“桃园结义”这一虚构故事：

（朝廷为平定黄巾军，发榜招募义兵。）（刘备）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此乃张飞。看榜文者为刘备，中山靖王刘胜之末裔，家贫，贩屦织席为业。二人同入村店中饮酒，正饮间，见一身长九尺之大汉入内，此乃关羽。因杀害倚势凌人之豪族，逃难江湖。三人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于庄后桃园中祭告天地，结为兄弟。）“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①

《演义》在重要人物出场时，都会描述人物的外貌特征。由于小说是从评话发展而来的文学作品，因此都会先描述人物的外貌，以便听众和读者了解人物的大概形象。这与京剧以胡子的颜色（黑色、灰色、白色）来表明人物的年龄，以脸谱来区分豪杰、反派、丑角、动物等角色的方法是相同的。小说将关羽描述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张飞身长八尺，关羽身长九尺，按照明代的度量衡来计算，都是超出常人的身高。外貌的描写基于相面中的说法，因此听众和读者能够据此推测人物的命运。关羽的“丹凤眼”是暗示其将成为王侯的面相，“卧蚕眉”则是年轻时中状元的面相。关羽是武将，同时酷爱阅读《春秋左氏传》，因而这是与之相应的面相。在日本，人们将丰臣秀吉描述为重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以此叙述其成功的故事。重瞳是舜和项羽都有的面相，悲剧英雄霸王项羽推翻了秦朝，却被建立汉朝的刘邦打败，在某些方面确实与丰臣秀吉有相似之处。

图 4　关羽的丹凤眼和卧蚕眉

《三国志》中当然没有记载“桃园三结义”。不仅如此，《三国志》虽然明确记载了刘备“兄事”公孙瓒，但对于刘备与关羽、张飞是结拜兄弟一事只字未提。陈寿只是在《关羽传》中描写了关羽与刘备“恩若兄弟”：

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

后来，关羽被吴国杀害，尽管刘备为与曹魏对抗而建立了蜀汉，但为了给“义弟”关羽报仇，他并未攻打曹魏，而是与吴国在夷陵交战，最终兵败去世。很难想象一位皇帝为了给臣下报仇而改变国家方针，但尽管如此，刘备还是将对“义弟”关羽的“情”置于国家大义之上。这是刘备最大的魅力，但对于蜀汉旧臣陈寿来说，作为史家很难将蜀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结拜兄弟的情谊。陈寿想记述的终究是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

《演义》则不仅轻松地超越了这一原则，而且极力称赞关羽以及刘备、张飞维系结拜兄弟之义的做法。因为这是一部演绎“义”的小说，三人是为了挽救在黄巾之乱中残破的汉室而起兵的。

图 5　涿州三义宫

① 下文如非特别说明，《演义》皆指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另外，引文并未逐句引用。——作者注

二　温酒斩华雄

虚构的首战之功

随着领袖张角的病逝，黄巾军的主力在当年之内便被击溃。为纪念平定黄巾之乱，东汉将这一年改元为中平元年（184 年）。但外戚何进为了打倒宦官，召集以董卓为首的地方军队进入都城，导致东汉的实权落到了董卓手中。何进被宦官杀害，董卓在混乱之中将彷徨失措的少帝及其弟陈留王（后来的献帝）带出宫外并加以保护，又凭借军事实力行废立皇帝之举。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出身于“四世三公”名门的袁绍起兵讨伐。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在与董卓作战中功绩最大者是斩华雄、逼董卓退至长安并一举攻下洛阳的孙坚。但《演义》则剥夺了孙坚的功绩，为关羽创作了“温酒斩华雄”的虚构故事：

（十八镇诸侯推袁绍为盟主，孙坚为先锋，杀奔汜水关，与董卓武将华雄交战。袁术嫉孙坚之实力而不发粮草，孙坚败退。华雄逼近袁绍本营，杀大将数人。位于末席之刘备义弟关羽请愿前往一战。袁绍、袁术均反对。）（曹）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关羽在热酒尚温的时间内斩杀了打败孙坚的华雄，向在座的诸侯展示了自己的高超武艺。袁术和袁绍本来以关羽地位低微为由，认为关羽没有资格同华雄一战，只是看在为关羽斟酒的曹操的面子上，才给了关羽出战的机会。这便为曹操迷恋关羽之才埋下了伏笔。关羽和曹操的因缘自此开始，一直延续到两人去世为止。

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价《演义》中对人物的描写：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高度评价了“温酒斩华雄”的场面描写：“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演义》通过“关外鼓声”和“鸾铃”等声音来描写关羽与华雄之战的激烈及其始终，这一表现手法得到了鲁迅的关注。

但如此表现出来的关羽的“武”，原本是吴国孙坚的功绩。在《演义》中，吴国被强加了作为丑角的形象。吴国的角色只是在舞台边缘衬托三位主角的活跃形象，即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关羽的“武”与“义”以及虽是反派但同时亦为胜者的曹操的飒爽。

最强的武将——吕布

斩杀华雄之后，战事继续进行。但最强的武将并非关羽：

吕布带铁骑三千，飞奔来迎。王匡将军马列成阵势，勒马门旗下看时，见吕布出阵，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布东西冲杀，如入无人之境……

（张）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回。三个那里肯舍，拍马赶来。八路军兵，喊声大震，一齐掩杀。吕布军马望关上奔走，玄德、关、张随后赶来。（《演义》第五回《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三国时期的战争已经转变为军团作战，单枪匹马相斗并不能决定胜负。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最强的武将是谁很感兴趣。从描写虎牢关之战中刘、关、张三人合力都无法打败吕布来看，《演义》将吕布设定为个人武力最强的武将。不只是《演义》，史书中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说法。关羽并非因为是三国时最强的武将才作为神而受到崇拜的。

曹操的崛起

不久之后，董卓在长安被王允和吕布杀害，但群雄间的角逐依然在持续。其中，刘备作为佣兵队长周旋于群雄之间，但其集团由于缺少文士而未能保住根据地。刘备在徐州被吕布打败后，寄身于曹操处。当时，曹操已经将青州的黄巾军重新整编为“青州兵”，作为军事基础，并在根据地许县周边实行屯田制，从而获得了稳固的经济基础。

此后，曹操趁董卓被杀害、其部下分裂的时机，在许县拥立了东汉末帝献帝。曹操夺取了献帝的实权，“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不久之后，逐渐崛起的曹操与以河北为根据地的袁绍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

三　许田打围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建安三年（198 年），曹操与刘备共同征讨吕布，曹操对栖身于己处的刘备十分优待，但并不信任他。有一次，曹操故意轻松地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被试探的刘备惊得把筷子掉在了地上。故事至此，是《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裴注中引用的《华阳国志》则记载，当时恰好雷声大作，刘备借打雷掩盖了自己内心的动摇。这种紧张关系源于以董承为核心的反对曹操专权的朝臣集团与刘备的接近。

《演义》在上述史实的基础上，以献帝下达讨伐曹操的密诏为契机，创作了“许田打围”这一虚构的故事：

献帝设朝，操表奏玄德军功，引玄德见帝……帝教取宗族世谱检看……帝排世谱，则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请入偏殿，叙叔侄之礼……遂拜玄德为左将军、宜城亭侯。设宴款待毕，玄德谢恩出朝。自此人皆称为“刘皇叔”。

……曹操骑爪黄飞电马，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鈚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演义》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

曹操硬要对献帝表现无礼，是为了引出反对自己专权的反对派。关羽对曹操的意图完全不知，对曹操夺过天子弓箭射鹿并接受大臣们呼喊万岁的无礼之举十分愤怒：

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玄德欠身向操称贺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马向天子称贺，竟不献还宝雕弓，就自悬带。围场已罢，宴于许田。宴毕，驾回许都。众人各自归歇。云长问玄德曰：“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与帝相离只一马头，其心腹之人周回拥侍。吾弟若逞一时之怒，轻有举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反坐我等矣。”云长曰：“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玄德曰：“且宜秘之，不可轻言。”（《演义》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

关羽斩杀曹操的举动被刘备制止了。毛宗岗本在第二十回的总评中称赞关羽的行动是身为人臣的大义，但同时也指出刘备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云长之欲杀操，为人臣明大义也。玄德之不欲杀，为君父谋万全也。君侧之恶，除之最难。前后左右，皆其腹心爪牙，杀之而祸及我身，犹可耳；杀之而祸及君父，则不为功之首，而反为罪之魁矣，可不慎哉！

得出如此评价的依据，是刘备阻止关羽时所说的“投鼠忌器”。这个词出自《汉书·贾谊传》，正如刘备所说，在除去天子身边的奸臣时，混乱中有可能伤及天子。的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将刘备和关羽两人的行为都正当化了。

“义”与“忠”

但《演义》在此之后又虚构了关羽没有杀掉身处穷途末路的曹操的故事。关羽在华容道放走了从赤壁败走的曹操，是其最有名的故事——“义释曹操”。关羽在许田曾表示“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但在华容道却故意放走了“此贼”。毛宗岗本将关羽在许田欲杀曹操称为人臣之“大义”，同时又将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称为“义”。将关羽对曹操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均称为“义”，这就陷入了矛盾。

毛宗岗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并在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的总评中借“某人”的疑问指出了这种矛盾：

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吾为朝廷斩贼，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

如上所述，毛宗岗本将关羽在许田的行为称为“忠”，将他在华容道的行为称为“义”。不使献帝陷入危险境地的“忠”优先于杀死曹操的“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弃“义”而以“忠”为先。毛宗岗本的《读三国志法》中指出，《三国》（指《演义》）尊重“春秋之义”，采取了动机主义。现在的刑法中依然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有杀人动机但没有杀人和无杀人动机但杀了人，哪一个罪更重？《春秋》认为前者的罪更重，这就是动机主义。

按照这一说法，关羽在许田有杀掉曹操的动机，就已经是“义”了。在此基础上，不使献帝陷入危险境地的“忠”优先于“义”。也就是说，关羽既忠且义。毛宗岗本通过主张关羽兼备忠义，消除了两个虚构故事中关羽想要杀曹操而又没有杀的矛盾。

在许田打围之后，《演义》展开了《三国志》中也有记载的“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献帝回宫，与伏皇后之父伏完相谈，赐密诏于董承。董承以密诏示刘备，刘备愿与之共同奉诏讨贼。）（刘备）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曹操遣人请刘备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

（翌日，玄德以讨伐袁术为名辞别曹操，袁术死后，玄德仍留在徐州。刘备唯恐曹操报复，乃求救于袁绍，袁绍举兵讨伐曹操。）（《演义》第二十回至二十三回）

刘备在被曹操试探后，于建安四年（199 年）离开许都并攻占徐州，这是史实。之后，刘备在曹操与袁绍划分天下的官渡之战中打头阵，占领了徐州并以之作为根据地。但曹操不会允许事态继续如此发展下去。

四　斩颜良、文丑

官渡之战

曹操素来知晓袁绍之优柔寡断，为避免腹背受敌，遂亲自出征讨伐刘备。刘备兵败，其妻及关羽被俘，他转而投靠袁绍。袁绍终于举兵讨伐曹操，这是袁绍与曹操的官渡之战（200 年）的开端。

官渡之战由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场战役组成：前哨战白马之战是运动战，而决战官渡之战则是阵地战。按照《孙子兵法》所说，兵力较少的一方应该采用运动战。曹操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兵法家，并曾为《孙子兵法》作注。首战是由曹操发起的运动战，兵力较少的曹操军通过迅速转移，将袁绍军引至既无城墙也无阵地的地方，在主力部队抵达之前反复攻击敌军。由于此战是围绕白马城展开的攻防战，因而被称为“白马之战”。

图 6　曹操与袁绍的第一战——白马之战

对此，袁绍决定采用对大军有利的阵地战，将曹操军逼至官渡进行决战。长期的阵地战需要经济后盾，对兵力较强的一方有利。兵粮尽断的曹操开始胆怯，与荀彧商议撤兵事宜。荀彧认为这是划分天下的关键战役，鼓励曹操战斗到底。不久之后，曹操采用了从袁绍处投降而来的许攸的计策，亲自率骑兵袭击并烧毁袁绍储藏兵粮的乌巢，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白马之战

关羽展现其武勇，是在建安五年（200 年）的白马之战中斩杀了袁绍的先锋颜良。《三国志·关羽传》也记载了表现关羽武艺高强的场面，但只有 19 个字：

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

《演义》则通过刘备二位夫人“叔今此去，可打听皇叔消息”之语，确认了关羽并非为曹操出战，并在此基础上描写了关羽之“武”：

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演义》第二十五回《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这里为了充分表现关羽的武勇，在正史 19 个字记载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袁绍的武将文丑事实上并非关羽所杀，但《演义》为突出表现关羽的武勇，增加了文丑在击败张辽、徐晃之后被关羽斩杀的虚构故事。

虚构成分颇多的关羽之“武”

正如关羽杀文丑的情节是虚构的，《演义》中许多描写关羽之“武”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尽管如此，关羽的确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武将之一。在此之后，《演义》又通过描写关羽攻破守樊城的曹仁并逼得曹操考虑迁都来表现其武勇。然而无法动摇的事实是，个人武力最强的是吕布，军事指挥能力最强的是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曹操，关羽并不具备毛宗岗本所称的“将之绝”这种程度的武勇。为表现逊于他们的关羽的武勇，《演义》进行了大量虚构。因此，关羽被神化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连《演义》都需要通过虚构来补充的武勇。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关羽的另一个代名词——“义”。

第三章
义

关帝灵签　第七十一签　辛甲　中吉

喜鹊檐前报好音，知君千里欲归心。

绣帏重结鸳鸯带，叶落霜飞寒色侵。

［圣意］讼宜和，名渐通，婚再和，病主凶，问求财，时未至，凡谋望，在秋冬。

［东坡解］好音报喜，远涉方回。交冬之际，家室和谐。凡事终吉，且待时来。自有成就，不必疑猜。

一　降汉不降曹

关羽投降的条件

这要追溯到官渡之战以前。刘备被曹操以“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话试探后，于建安三年（198 年）从曹操处逃离，并占领徐州作为据点。刘备之所以背叛曹操，是因为考虑到曹操正在与袁绍对峙而无暇对付自己。但出乎刘备意料的是，曹操竟然亲自率军前来讨伐。刘备兵败，逃往袁绍处。在下邳城孤军奋战的关羽为保护刘备的夫人而放弃抵抗，向曹操投降。

《演义》中记述了关羽此时提出的三个投降条件：一，降汉不降曹；二，任何人不得接近刘备的两位夫人；三，当得知刘备所在之处时即归往刘备处，由此突显关羽的“义”。《三国志》中并未记载这些条件，但关羽确实不久之后即回到刘备身边。这就是关羽在后世被作为神祭拜的主要原因。《演义》中写道：

（曹操遣关羽旧友张辽前来劝降，关羽提出降服曹操的三个条件。）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关羽向张辽提出投降的三个条件，这一点与旧版本的《三国志演义》（嘉靖本）没有区别。毛宗岗本在李渔点评的基础上，将这三个条件评论为“辨君臣之分”“严男女之别”和“明兄弟之义”。曹操从张辽处听说这三个条件后，对于第一个条件表示“吾为汉相，汉即吾也”，对于第二个条件也表示完全接受，虽然对于第三个条件面露难色，但最终将三个条件全部接受，使关羽降服。

毛宗岗本在第二十五回总评中严厉指责曹操“吾为汉相，汉即吾也”的言论，指出：“此特奸雄欺人之语。”毛宗岗本认为，曹操非汉，而是操纵汉献帝的逆臣，刘备才是汉。“关公以皇叔为汉，不以曹操为汉，即云‘归汉不归曹’，是到底归刘不归操耳。”也就是说，关羽并非归降奸贼曹操，“降汉不降曹”中的“汉”是指刘备，只是由于刘备行踪不明，才暂时归于曹操处。这是非常主观的评论，毛宗岗本以“义”来解释当时已被尊为神的关羽投降一事。

回归刘备之“义”

《演义》之所以盛赞关羽回归汉（即刘备）之“义”，是因为在三国时代乃至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君主失势仍不弃之而去、不顾新主优待仍归于原主的事例非常罕见。例如，击败项羽的刘邦之将韩信原来是项羽的部下，他接受了刘邦的厚待后，成为讨伐项羽的主力。又如毛宗岗所处的清代在其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明朝降将吴三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从敌军中投诚的功臣通常都面临着悲惨的结局：韩信为刘邦所杀，吴三桂为康熙帝所杀。这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于“义”有失，而君主又无法统御其才能。

与之相反，曹操对于前来投诚者的才能十分重视，并能够重用有才能者。另外，曹操在原则上不将万人以上的兵力委派给曹氏、夏侯氏之外的人，严格控制武将的兵力。曹魏政权中许多重要武将都是降将，他们从原来的君主那里前来归降曹操，如张辽来自董卓、吕布处，臧霸来自吕布、陶谦处，徐晃来自杨奉处，张郃、朱灵来自袁绍处，文聘来自刘表处，庞德来自马超、张鲁处，等等。而且，他们后来并没有为曹操所肃清。曹操将关羽收入麾下，并不违反当时的常理。如此多的武将跟随“奸绝”曹操，而只有关羽回到了刘备身边。这应该就是以毛宗岗为代表的历代《三国志》爱好者将关羽视为“义绝”的原因。

二　秉烛达旦

美人计的陷阱

《演义》反复描述了曹操在接受关羽投降的三个条件后，向关羽厚施恩惠以图留住他的行为。在这些恩惠中，最令关羽高兴的是吕布曾经的坐骑赤兔马，因为这样便能驰骋千里回到刘备身边。这完全是虚构的，事实上赤兔马与关羽没有任何关系。

曹操试图留住关羽的计策并非只有厚施恩惠。最卑鄙的是，曹操为关羽布下美人计的陷阱，企图让关羽无法回到刘备身边。对此，关羽的应对方法是前述的“秉烛达旦”。在关羽投降之后前往许都的途中，曹操将刘备的两位夫人与关羽置于同一房间内，企图让关羽自己打破第二项投降条件：

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面对曹操的计策，关羽毫不动摇，而是在门外站立一夜，表现了遵守约定之“义”。

如第一章所述，“秉烛达旦”是从毛宗岗本开始才被加入《演义》中的故事。而且，“秉烛达旦”与毛宗岗本删掉的“关羽斩貂蝉”的情节一样，都来自戏曲和评话。这本来是不应该收录的虚构故事，但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明刊本附录中载有元人潘荣的《通鉴总论》，其中有“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的字句，也可以说是有史书作为依据的。毛宗岗本十分重视“秉烛达旦”的故事，认为这一虚构情节不可或缺，能鲜明地展现曹操的“奸”和关羽对兄长的“义”：

观云长秉烛达旦一事，操欲乱其上下内外之礼，设心亦甚恶矣……（曹操）欲以此试关公。奸雄之奸，真是如鬼如蜮。（《演义》第二十五回总评）

毛宗岗本极力谴责曹操让关羽与二嫂同处一室之举，反过来想，在那种情况下，男女之间很容易发生失节的事情。在同时代的明清小说中，许多故事都是以此为前提发生的。

将对义兄之忠转移到嫂子身上

明末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收录了北宋建立者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

（赵匡胤）来到太原地面，遇了叔父赵景清。时景清在清油观出家，就留赵公子在观中居住……一日景清有事出门……公子将房门拽上，绕殿游观……却见小小一殿……上写着“降魔宝殿”，殿门深闭。公子前后观看了一回，正欲转身，忽闻有哭泣之声，乃是妇女声音……原来那女子也姓赵，小字京娘，是蒲州解梁县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岁。因随父亲来阳曲县还北岳香愿，路遇两个响马强人……掳掠到山神庙中，张、周二强人争要成亲，不肯相让……将这京娘寄顿于清油观降魔殿内……道士惧怕他，只得替他看守。（赵公子说服叔父，决定将京娘送回家中。路遇盗贼，在土地神庇佑下平定之，将京娘平安送至父母身边。京娘途中欲以身报恩，赵公子怒而拒绝。至京娘家中，京娘父母疑心二人关系，欲使其结为夫妇，公子愤而离席。京娘自认为不能报恩人之德，反累恩人清名，悬梁自缢而死，以明贞节。公子即位以后，知京娘贞节之举，敕封为贞义夫人，立祠于小祥村。）（《警世通言》卷二十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①

故事讲述了后来成为皇帝的赵匡胤出于“义”，不远千里送京娘回家而不怀任何私心的善行，以及京娘自缢之贞节。其默认前提便是，男女在共同旅行、住宿的情况下，一定会发生亲密关系。因此，京娘的家人才会有故事中的相应举动。赵匡胤打破了这样的社会观念，从而贯彻了“义”。

关羽被迫与刘备二位夫人同宿，秉烛立于门外一夜，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义”。赵匡胤与赵京娘同姓是其尽义的主要原因，关羽尽义则是出于对作为义兄和君主的刘备的忠。关羽立于门外一整夜，并不单单是为了避免心怀愧疚，而是因为必须把对义兄的忠转移到两位嫂子身上。当时君主行踪不明，因此嫂子代替了君主，所以要向她们尽忠义。“秉烛达旦”是一个重要的虚构故事，表现了关羽将对刘备的忠义转移到二位夫人身上，以遵守自己所做约定之“义”。

根据三国时代的史实，曹操在接受张绣投降后，粗暴地对待了其叔母邹氏；曹丕打败袁绍后，霸占了袁熙之妻甄氏。但如前所述，据《蜀记》和《魏氏春秋》记载，关羽也想将吕布部下秦宜禄之妻据为己有，却被曹操横刀夺爱。不过，《演义》并没有采用这个情节。因此，事实并不是只有关羽才特别尊重女性的贞节。

在被收入《演义》之前的戏曲和评话中的“秉烛达旦”故事里，可能将不踏入二位夫人房门、整夜立于门外的关羽的耿直表现得有趣而可笑。现代汉语中有“关羽卖豆腐”的谚语，意思是徒有其表。歇后语的后半部分是“人强货不硬”，可以理解为外表看起来很强，实际上却没什么大不了的。今天在民间也很受欢迎的关羽，比起《演义》中固化的“义绝”形象更像是亲切可爱的好汉。尽管如此，毛宗岗本《演义》终究是为了称赞关羽的“义绝”，才特别重视“秉烛达旦”的故事。

① 原书未按《警世通言》原文逐句引用，兹据原书并结合《警世通言》原文翻译。——译者注

三　千里走单骑

曹操评价关羽之“义”

建安五年，在曹操与袁绍划分天下的官渡之战中，关羽在前哨战白马之战中斩杀了袁绍的先锋颜良，为曹操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曹操称赞关羽的功绩，并为了留住他而封他为汉寿亭侯。关于这一点，《演义》是符合史实的。另外，曹操知道关羽难以久留，也是《演义》与史书记载相同之处。《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如下：

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将对关羽的评价确定为“义”的人其实是曹操。的确，曹操最初想要努力留住关羽，但最终还是爽快地让关羽离去。《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的曹操“彼各为其主，勿追也”的话，《演义》也原原本本地加以引用。一向严厉指责曹操的毛宗岗本，也仅在此处对曹操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则是豪杰中有数之豪杰；奸雄而能敬爱豪杰，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奸雄也。”

千里独行

《演义》继而又虚构了另一个关羽为了“义”而付出努力的故事——“千里走单骑”（嘉靖本作“千里独行”）。由于曹操放关羽回到刘备身边的文书未能及时送达沿途守军手中，关羽单枪匹马，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据《三国志·先主传》载，此时刘备奉袁绍之命，正与汝南郡的原黄巾军将领刘辟一道攻打许都周边，身在许都的关羽可以直接回到汝南郡的刘备身边。在刘备正攻打许都时，关羽却要回去，因而曹操身边的谋士试图追击关羽。

《演义》设定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其实并无必要，具体过程如下：许都→东岭关（斩孔秀）→洛阳（斩韩福、孟坦）→汜水关（斩卞喜）→在镇国寺遇到同乡僧侣普净，并得到其帮助→荥阳（斩王植）→黄河渡口（斩秦琪）→河北。《演义》的作者们也知道并无必要，因而又设定刘备并不在河北，而是孙乾（刘备的臣下）在等待关羽，向关羽传达了刘备向汝南郡行军之事。关羽在向汝南郡行进途中遇到了周仓，又与张飞会合后，再次奔赴河北。经过这一系列曲折复杂的过程，关羽终于与刘备重逢。

《三国志演义》是经多名作者整理而成的故事集合。在嘉靖本中，只有“千里独行”部分集中地出现了“关公”这一称呼，其他部分都是使用“关某”或“云长”，因此可以推测，这个故事是后来加进去的。

图 7　灞陵桥的关羽像

另外，被曹操设为都城的许县是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该地试图以魏国的古都为卖点打造旅游城市。许昌的旅游景点之一就是关羽辞别曹操的灞陵桥。《演义》中并未记载他们离别的桥的名字，许昌这座桥原来的名字并不是“灞陵桥”，而是“八里桥”。真正的灞陵桥位于长安的灞水之上，又离皇陵很近，因而得名。许昌的八里桥之所以改名叫“灞陵桥”，是因为《三国志平话》中将关羽辞别曹操的地点设定为长安。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将关羽出发的地点由长安改为许都，但“灞陵桥”的名字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毛宗岗本注意到这一错误，于是删掉了桥的名字。因此，许昌的八里桥是受到早期三国故事的影响而被改名为“灞陵桥”的。《三国志演义》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多次改变的过程中，桥的名字就消失了。

《演义》在“千里走单骑”的故事中，表现出关羽具有实现“义”的强烈意志。与此同时，“千里走单骑”还为故事的继续发展埋下了两个伏笔。一是曹操之恩。曹操未向沿途关卡及时通知允许关羽回到刘备身边之令固然有错，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过错更为严重。尽管如此，曹操并没有向关羽问罪。关羽由此对曹操背负了连斩杀颜良、文丑都无法报答的恩情，“义绝”关羽不久之后便向曹操报恩。二是在镇国寺遇到普净。在《演义》中，关羽显圣时，普净出现并使其成佛。在普净的帮助下，关羽突破了最困难的汜水关，因此对普净也背负了恩情。为报答普净之恩，关羽在其引导下成了佛。第一个伏笔很快便在赤壁之战后显现出来。

四　义释曹操

华容道

刘备与关羽会合后，于建安六年（201 年）投靠刘表，驻屯于荆州新野。刘备感叹自己“髀肉复生”，同时为改变手下缺少文士的劣势，于建安十二年（207 年）尽三顾之礼迎来了军师诸葛亮。当时，曹操消灭了袁绍的残存势力，统一了华北。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为统一中国而南下，刘表恰在此时病死。辅佐刘表的蔡瑁拥立了刘表的次子刘琮，后向曹操投降。结果，刘备遭到曹操军的突袭，兵败长坂坡，于是派诸葛亮去吴国与孙权结盟。在吴国将领周瑜的指挥下，吴军使用黄盖献策的火攻计击败曹操，即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由于刘备因疑心周瑜的指挥而疏远军队，因此赤壁之战的主力是吴军。尽管如此，在诸葛亮的声望和鲁肃的努力下，刘备还是得以保有荆州南部作为根据地。以上是史实。

如果刘备不能在赤壁之战这场《三国志》里最精彩的战役中发挥作用的话，《三国志演义》在其文学性上就不成立了。因此，《演义》以诸葛亮和周瑜的暗斗为主线，将“借东风”等六个虚构故事加以组合，以此来表现赤壁之战的胜利是依靠刘备之力才取得的。其中，对关羽而言最重要的虚构故事就是“义释曹操”。

诸葛亮预测到了在赤壁战败的曹操的撤退路线，并让张飞和赵云埋伏在那里，击破曹军。随后，曹操又在华容道遇到了关羽的埋伏。人困马乏的曹操做好了被杀的准备，但程昱向曹操提议，应该让关羽报答之前的恩情：

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演义》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孔明知操命不当尽，乃故使羽扼华容道，俾得纵之，而又故以军法相要，使立军令状而去，此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他指出，诸葛亮让关羽立军令状，虽然有着展现诸葛亮狡猾一面的反面效果，却更加表现出关羽的凛然气概。毛宗岗本在第五十回的总评中极力称赞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之“义”：

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吾为朝廷斩贼，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

这是最能体现《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关羽作为“三绝”之“义绝”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第二十回中表现臣下之“大义”的关羽试图杀曹操之举，毛宗岗在此处将其评价为“忠”，而将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之举评价为“义”。

毛宗岗本《读三国志法》也继承了嘉靖本的序，指出《三国志演义》是为了弘扬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义。因此，继承汉的季汉之关羽为防止曹操篡汉，在许田试图杀掉曹操之义举本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毛宗岗本在许田打围一回的总评中将关羽之举评价为“义”，但在华容道一回的总评中又将其评价为“忠”，而将关羽放走曹操之举评价为“义”。也就是说，毛宗岗本高度评价了华容道放走曹操之义举，而且不仅是与许田一事相比，在众多表现关羽之“义”的虚构故事中，华容道义释曹操都是最大的亮点。这是因为，关羽为救敌人之命而不惜危害自己的性命。

何为“义”

“义”字指的是人所遵循的正道（其规范即“春秋之义”）和崇高德行，孟子认为“义”与“仁”都是最高的道德，都存在于人的内心，将其并称为“仁义”。但关于这种对“义”的理解，也存在有力的反驳。《孟子·告子》中记载了告子的观点：“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对此，孟子展开了辩驳。孟子主张“义内说”，将“义”作为一种自律的道德观的确很好，但作为外在之物更容易理解。《礼记·表记》也将“仁”和“义”对立起来阐释其关系：“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

《论语·颜渊》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如其所述，“仁”即“爱”。但正如墨子所批判的，这种爱是有差别的爱，并不是像墨子的“兼爱”和耶稣的“博爱”那样，对所有人都怀有同样的爱。孔子虽提倡爱父母，爱兄弟，爱同族，爱同村之人，乃至及于国中之人，但他所说的“爱”是像一个同心圆那样向外发散的，程度各有不同：比起他人，更爱同族；比起同族，更爱兄弟。

与之相对，“义”则以与他人的关系为中心。由于并不是真正的亲人，所以称作“义”兄弟。如果是真正的兄弟，就不会祈求“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因为总要有人活得长久一些，来守护家人并尽其孝道。刘、关、张“义”兄弟三人同日而死的誓言并未实现，因此刘备不惜豁出性命，也执意要远征杀害关羽并接纳暗杀张飞之凶的吴国。为了他人豁出性命，这就是刘、关、张三人誓言中的“义”。

“忠义”并称，为了君主献出性命，既是“忠”又是“义”。但为了“忠”而行的“义”，意义并不那么重大，因为其中隐藏着来自君主和社会的强制力。与之相对，关羽舍命搭救的曹操是敌人，是“他人”中最远的关系，并不在“仁”所及的范围之内。曹操出征是为了消灭刘备和关羽。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敌人而拼命，无勇便无法成义。正是勇武超群的关羽，才能够为了向曹操表示“信义”而赌上自己的性命。因此，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的“义”，在华容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宗教性与“义”

此后，《演义》中还有其他表现关羽之“义”的虚构故事，但最佳体现还是华容道义释曹操。这些故事中基于史实的部分，是关羽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时曹操对他的评价。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演义》的主人公不只是诸葛亮和关羽，“三绝”之一的曹操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将关羽评价为“义”的，事实上正是其敌人曹操。

“义”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关羽后来之所以成为神，他的“义绝”应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义神，即使是面对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为践行信义也要施以救助。而仁德之人刘备即使成为神，救人的时候也是优先救助亲近之人。基督教的“博爱”与孔子的“仁”之间存在区别，这与儒家本身的宗教性也有关系。朱子学之后的儒家日益削弱其宗教性的影响，是事出有因的。

“义绝”关羽不同于儒家之“仁”。即使面对不奉行信义亦可的敌人曹操，他也要拼命搭救。这就令人想起基督教的“爱你的仇敌”。关帝信仰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心，也是由于关羽将为他人所尽之“义”作为道德的中心。义神守护着“义仓”“义田”等陌生人之间各自拿出的共同财产。

第四章
圣

关帝灵签　第二十签　乙癸　下下

一生心事向谁论，十八滩头说与君。

世事尽从流水去，功名富贵等浮云。

［圣意］讼终凶，止则宜，名利轻，病择医，行人远，婚迟疑，凡作事，且随时。

［东坡解］心事未决，且宜缓图。时势纵吉，须仗神扶。凡事退省，终保无虞。更加修福，可履亨途。

一　单刀赴会

割据荆州

建安十三年（208 年），孙权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刘备趁此机会占领了荆州南部。建安十六年（211 年），刘备进攻蜀（益州），如果因此失掉据点荆州的话是得不偿失的，所以除诸葛亮外，还留下关羽、张飞、赵云守备荆州，由此可见刘备对荆州的重视。

但统治益州的刘璋政权的军事基础东州兵的实力很强。东州兵与曹操的青州兵一样，是由原来的黄巾军改编而成的。在东州兵的奋力抵抗下，军师庞统战死，刘备被包围，陷入困境。于是，荆州的守备就成为次要的事情了。建安十九年（214 年），诸葛亮率领张飞和赵云入蜀救援。

结果，荆州南部的守备大任就落到了关羽肩上。诸葛亮为了使关羽能与周围的文人谋士搞好关系，也费尽心思地满足关羽的自尊心。《三国志·关羽传》载：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这便很好地表现出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和关羽强烈的自尊心。鲁肃主张将荆州暂时借给赤壁之战中毫无战功的刘备，直到其获得下一块根据地，但他的这一计策未必能让孙权感到满意。所以，为了压制北边的劲敌曹操和东边心怀不满的孙权，守备荆州也需要外交能力。

建安二十年（215 年），孙权要求已经占据益州的刘备归还荆州。刘备试图推迟归还，心急的孙权向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派遣了官吏，但都被关羽驱逐了。结果，两军在长沙郡益阳县对峙，事态发展到孙、刘双方都出兵的地步。此时，鲁肃要求与关羽会谈。鲁肃为实现自己的“天下三分之计”，认为刘备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试图通过对话解决荆州问题。《三国志·鲁肃传》载：

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喝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裴注所引用的韦昭《吴书》中记载，关羽并未回答鲁肃的质问。结果，由于曹操进攻汉中，刘备担心失去益州，遂与孙权和解，将荆州南部割出。对于鲁肃的正当外交交涉，关羽完全无法应对，其所守土地的一半经协商被夺走了。

单刀会

在《演义》中，吴国只是诸葛亮和关羽的配角。与“智绝”诸葛亮的智慧相比，作为配角的周瑜每次都失败；而关羽的配角则是鲁肃。历史上以鲁肃的胜利告终的外交交涉，在《演义》中被改为“单刀赴会”，或者按戏曲的曲目被称作“单刀会”，成为关羽精彩亮相的一场戏：

（鲁肃为索回荆州，邀关羽前来赴会，并设下伏兵。关羽知其意图，遂单刀赴会。）云长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与也。”肃曰：“某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图 8　关羽之刀——青龙偃月刀（许昌关帝庙）

《演义》将《三国志》中未提及名字的“坐下之人”设定为周仓，又将呵斥周仓发言的人由鲁肃改为关羽，还添加了吴国设宴却暗设伏兵的毒辣奸计，让鲁肃目送关羽飒爽的背影。的确，对于戏曲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戏剧冲突的场面。“单刀会”之所以成为关羽剧的代表剧目，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羽的“不义”

然而，“单刀会”丝毫没有解决占据荆州的问题。而且，关羽自身还成为不义的一方，作为“义绝”，这种行为实在是不算光彩。在周仓发言之前，鲁肃就责怪关羽：

酒至半酣，肃曰：“有一言诉与君侯，幸垂听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肃于吾主之前，保借荆州暂住，约于取川之后归还。今西川已得，而荆州未还，得毋失信乎？”云长曰：“此国家之事，筵间不必论之。”肃曰：“吾主只区区江东之地，而肯以荆州相借者，为念君侯等兵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则荆州自应见还；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从，恐于理上说不去。”云长曰：“乌林之役，左将军亲冒矢石，戮力破敌，岂得徒劳而无尺土相资？今足下复来索地耶？”肃曰：“不然。君侯始与皇叔同败于长阪，计穷力竭，将欲远窜，吾主矜念皇叔身无处所，不爱土地，使有所托足，以图后功；而皇叔愆德隳好，已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背义，恐为天下所耻笑。惟君侯察之。”（《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划实线处鲁肃的原话是“失信”和“背义”。尽管不归还荆州是刘备之意，但“义绝”关羽依然负有背信弃义的责任。“贪而背义”一句在裴注所引用的韦昭《吴书》中作“贪而弃义”。关羽自“乌林之役”以下的辩解以及鲁肃的回答，依据的都是裴注引用的韦昭《吴书》。韦昭的《吴书》是在以吴国为正统的视角下写成的，因而所依据的史籍本来就会把蜀汉写得很可恶。《演义》中对“义绝”关羽不利的话是由鲁肃说出来的，这也是有史可据的。

而且，如划虚线处所示，《演义》的设定是，前段中叙述了刘备依托诸葛亮的智慧，答应吴国使者诸葛瑾会归还荆州。义兄刘备为贯彻“义”而许诺归还荆州，而利用自己的武力驱赶鲁肃、违背义兄承诺的则是关羽。这样一来，即使有周仓的发言，关羽背信弃义之事还是很明确，这就使对“义绝”关羽的描写缺乏一贯性。

守“义”的努力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李卓吾本已经在上一段中设定了嘉靖本中没有的场面，试图将关羽的行为正当化。面对得到刘备归还三郡的承诺、前来要求关羽履行诺言的诸葛瑾，关羽表示：

吾与兄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共兴汉室。兄既以荆州与我，复令东吴取之，此何理也。这几郡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李卓吾本《三国志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李卓吾本在“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一句后附上了点评：“题目甚正，所云正人正语也。”李卓吾本还在第六十六回的总评中说：

云长先生曰“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此圣人之言也。他人只论尔我，先生不忘汉主。

根据李卓吾本，荆州是刘备的土地还是孙权的土地这一争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本来，所有土地都是大汉的。继承大汉的蜀汉才应该是“正统”（继承天命、统一中国的国家），因此所有土地都应属于继承大汉的刘备。这样一来，不归还借来的荆州也并非不义。

《三国志演义》的目的就是阐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宣扬的“春秋之义”，即蜀汉正统论，因此这样的解决方法也未尝不可。然而如同扑克牌游戏中的大王，在困难时刻打出来就是杀手锏，但游戏本身就会变得无聊。如果经常使用这种解决方法，在揭示正义的同时就会导致“消减的美学”，《演义》的文学性就会被破坏。而且，哪怕只限定在这一场景下，若所有土地都是大汉的疆域，那么就难以说明为何刘备要答应诸葛瑾会归还荆州。而关羽也就成了违背刘备的命令，因而为兄弟之义投下了阴影。

针对这两个问题，毛宗岗本对李卓吾本做了如下改动：

“荆州本大汉疆土，岂得妄以尺寸与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吾兄有书来，我却只不还。”（《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第一，将“这几郡大汉疆域”改为“荆州本大汉疆土”，即并不是所有的土地，而是限定为荆州，并加上了“本”字。这便将关羽的话从观念性的正统论改为对现实领土问题的建议。

第二，关于不听从义兄刘备之命令，引用了孙子的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后六个字出自《孙子·九变》，全部九个字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将关羽的行为正当化。然后，毛宗岗本第六十六回总评中说：

关公不屑与东吴较量耳，我只将大汉二字压倒东吴，此其读《春秋》得力处也。

关羽并非刘备或孙权，其用“大汉”二字压倒东吴的理由是从《春秋》中寻来的。这显然体现出毛宗岗本极力维护关羽之“义”。

如陈寿《三国志》评语中所言，关羽在战乱之世也难以成为君子，也有被指责为“不义”的行为。毛宗岗本在使用韦昭《吴书》等史料的同时，努力解释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关羽的不义之举。由此可见，毛宗岗本一直在维护作为“三绝”之一的关羽的“义”。

二　刮骨疗毒

威震中原

通过分割荆州南部，刘备与孙权达成了和解，继而向汉中进军，与曹操对决。黄忠斩夏侯渊，占领汉中的刘备为了与已即位为魏王的曹操对抗而称汉中王。《三国志·关羽传》载：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这一时期是刘备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关羽的全盛时期。捉于禁，斩庞德，关羽的“武”名响彻天下，逼得曹操与群臣商议迁都之事。《三国志·关羽传》载：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司马懿和蒋济提出的与东吴结盟的计策果然奏效，关羽败退。因此，在关羽的全盛时期，他的死期也临近了。

名医华佗

从这里开始，《演义》叙述了关羽失败的必然性，其中一个情节就是“刮骨疗毒”：

（曹操遣于禁、庞德前去支援曹仁，庞德射中关羽左臂。与此同时，关羽以水攻使于禁投降，关羽部下周仓生擒庞德。曹仁所守樊城也遭水淹，曹仁誓死守城，用毒箭射中关羽右臂。）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

（名医华佗前来为关羽医治。）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

毛宗岗本评论道：“如此医人是神医，如此病人亦是神人。”同时，第七十五回总评中又说：“能救义士者，即是义士。”在第七十八回中，华佗提出用开颅的方法治疗曹操的头痛，为他被杀害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华佗在建安十三年（208 年）便已去世，他与关羽、曹操之间的故事都是虚构的。

图 9　为关羽疗伤的华佗

关羽中毒箭并进行刮骨疗毒的手术，是《三国志·关羽传》中叙述的史实，但并未记载施行手术的医者的姓名。而且，这是发生在樊城之战以前的事情。《演义》则将这一记载与华佗联系在一起，是为了表现关羽之“武”与华佗之“义”。

毛宗岗本第七十五回的总评中还指出，关羽有二病，除手臂之伤外，还有“尊己而傲物”的心病。这是在意识到陈寿《三国志》评语中所述“羽刚而自矜”的同时，开始揭示关羽失败的原因。

三　败走麦城

吴、魏夹击

司马懿和蒋济提议劝说东吴从背后行动，是因为东吴的亲刘备派鲁肃已经去世。鲁肃死后，荆州的军事由吕蒙负责。当然，关羽对吕蒙也很戒备，向樊城出兵之后，在公安和江陵部署了大量兵力，并筑烽火台，以防备东吴来袭。《三国志·关羽传》载：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在此处，陈寿在评语中指出的关羽的弱点就表现了出来。关羽对兵士态度很温和，但对文士则傲慢骄矜，不信任部下糜芳和傅士仁，由此被孙权离间，遭到曹操和孙权的两面夹击，最终战死。

英雄之死

《演义》详细描述了《三国志》中未记载的英雄关羽死去的场景，即“败走麦城”：

（关平、廖化会合后，关羽率军入麦城。吴军很快将麦城四面围住。）公问曰：“谁敢突围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愿往。”……廖化乘势杀出重围，投上庸去了。关平入城，坚守不出。

……刘封谓孟达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达曰：“东吴兵精将勇。且荆州九郡，俱已属彼，止有麦城，乃弹丸之地。又闻曹操亲督大军四五十万，屯于摩陂。量我等山城之众，安能敌得两家之强兵？不可轻敌。”封曰：“吾亦知之。奈关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视而不救乎？”达笑曰：“将军以关公为叔，恐关公未必以将军为侄也。某闻汉中王初嗣将军之时，关公即不悦。后汉中王登位之后，欲立后嗣，问于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汉中王遂遣人至荆州问关公。关公以将军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劝汉中王远置将军于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后患。此事人人知之，将军岂反不知耶？何今日犹沾沾以叔侄之义，而欲冒险轻动乎？”封曰：“君言虽是，但以何词却之？”达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兴兵，恐失所守。”封从其言。次日，请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演义》第七十六回《关云长败走麦城》）

毛宗岗本第七十六回总评中激烈指责了刘封弃关羽于不顾之举：

（虽然孟达背叛是无奈之举。）若刘封则汉中王之养子也，王与关公为一体，负关公则是负王。负关公犹可言也，负汉中王不可言也。此不得为刘封恕。

刘封后来因未援救关羽而被刘备赐死。负与义父一体之关公，因此不可饶恕，这表达了毛宗岗本与刘备同样的愤怒之情。

关羽战败身死之前，诸葛瑾前来劝降：

却说关公在麦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见动静。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带伤；城中无粮，甚是苦楚。忽报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话来见君侯。公令放入，问之，乃诸葛瑾也。礼毕，茶罢，瑾曰：“今奉吴侯命，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将军所统汉上九郡，皆已属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将军何不从瑾之言，归顺吴侯，复镇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关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请出城，吾欲与孙权决一死战！”瑾曰：“吴侯欲与君侯结秦晋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汉室，别无他意。君侯何执迷如是？”言未毕，关平拔剑而前，欲斩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杀彼，伤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诸葛瑾。（《演义》第七十六回《关云长败走麦城》）

诸葛瑾劝降一事史书中并无记载，可能是根据张辽奉曹操之命前来劝降（“降汉不降曹”）的场景创作出来的。关羽表示“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宣示了自己赴死是出于“义”。因此，有必要说明关羽为何向曹操投降。毛宗岗本在第七十六回总评中比较了这两个场景：

或谓关公之走麦城，与前之屯土山无异也。何以前不拒张辽之说，而后独拒诸葛瑾之言？曰：公固降汉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汉之名以招之，终不能致之者也。公但知有汉，不知有曹；不知有曹，又何知有孙。然则其守麦城之心，犹然守土山之心耳。

毛宗岗本在此基本上沿袭了“降汉不降曹”一回的总评。其解释是，关羽并非向曹操投降，因此也不会向孙权投降。虽然以此保持了全书叙事的一贯性，但与之前的总评一样仍然有一个疑点。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从群雄对抗到三国鼎立，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二是刘备称汉中王，已经成为汉室的代表。

关羽宣示要为“义”舍身，不久便被孙权杀害：

且说关公在麦城，计点马步军兵，止剩三百余人；粮草又尽。（关公见北门外敌军不多，自与关平、赵累引残卒二百余人，突出北门，后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

……孙权闻关公父子已被擒获，大喜，聚众将于帐中……权曰：“孤久慕将军盛德，欲结秦晋之好，何相弃耶？公平昔自以为天下无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将军今日还服孙权否？”关公厉声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权回顾众官曰：“云长世之豪杰，孤深爱之。今欲以礼相待，劝使归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时，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如此恩礼，毕竟留之不住，听其斩关杀将而去。致使今日反为所逼，几欲迁都以避其锋。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贻后患。”孙权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于是关公父子皆遇害。时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关公亡年五十八岁。（《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毛宗岗本点评道：“曹操敬礼关公，而孙权笑之，不及曹操多矣。”《演义》前半部分的主角是“义绝”关羽和“奸绝”曹操。正是曹操这样的反面角色的存在，才使得关羽之“义”显现出光辉。

四　玉泉山显圣

关公显灵

据《演义》描述，在曹操和孙权夹击下死去的关羽的魂魄仍然留在世上，悠悠漂浮于空中，飞向玉泉山普净所在之处。普净曾经在“千里独行”的场景中帮助过关羽，此时又助关羽成佛：

是夜，月白风清，三更已后，普净正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普净仰面谛视，只见空中一人，骑赤兔马，提青龙刀，左有一白面将军、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一齐按落云头，至玉泉山顶。普净认得是关公，遂以手中麈尾，击其户曰：“云长安在？”关公英魂顿悟，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叉手问曰：“吾师何人？愿求法号。”普净曰：“老僧普净，昔日汜水关前镇国寺中，曾与君侯相会，今日岂遂忘之耶？”公曰：“向蒙相救，铭感不忘。今某已遇祸而死，愿求清诲，指点迷途。”普净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如毛宗岗本所述，关公在普净的帮助下成佛，之后还会显灵，人们为其建造了庙宇。与之相对，在李卓吾本中，关羽是作为寺庙的伽蓝神而被祭祀的。如后文所述，关帝信仰是从关羽作为玉泉寺的伽蓝神被祭祀开始的。李卓吾本保留了关帝信仰最初的形态。成书于关帝信仰全盛期清代的毛宗岗本，将李卓吾本中作为伽蓝神的关公改写为关帝庙的主神。

图 10　当阳关陵

《演义》中的关羽此后也化身为神鬼出现，继续为蜀汉战斗。关羽首先附身于曾害过他的吕蒙，在庆祝夺取荆州的宴席上大骂孙权：

（孙权）于是亲酌酒赐吕蒙。吕蒙接酒欲饮，忽然掷杯于地，一手揪住孙权，厉声大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还识我否？”众将大惊，急救时，蒙推倒孙权，大步前进，坐于孙权位上，两眉倒竖，双眼圆睁，大喝曰：“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三十余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权大惊，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只见吕蒙倒于地上，七窍流血而死。（《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在这里，关羽的魂魄再次说出了关羽在死前骂孙权的话：“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对于关羽而言，孙权不过是“小儿”“鼠辈”而已。

关羽与曹操的因缘

孙权畏惧关羽，同时也害怕刘备报复，为了将关羽的怒气转向曹操，便将关羽的头颅放在木匣中献给曹操：

操开匣视之，见关公面如平日。操笑曰：“云长公别来无恙？”言未讫，只见关公口开目动，须发皆张，操惊倒。众官急救，良久方醒，顾谓众官曰：“关将军真天神也！”吴使又将关公显圣附体、骂孙权追吕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惧，遂设牲醴祭祀，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之礼，葬于洛阳南门外，令大小官员送殡，操自拜祭，赠为荆王，差官守墓。（《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面对关羽，曹操开始搭话。而且，“云长公别来无恙”一句与他在华容道被关公放走时最初所言“将军别来无恙”基本相同。自建安五年（200 年）许都一别，到建安十三年（208 年）华容道上二人重逢，中间已相隔八年。曹操“将军别来无恙”的问候，让关羽想起他的恩惠，最终出于“义”而将他放走。自华容道一别，到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此处再会，已相隔 11 年。已经杀死吕蒙、吓倒孙权的关羽，面对“云长公别来无恙”的问候，却并没有伤害作为蜀汉和刘备最大敌人的曹操。不仅如此，关羽还在刘备枕边显灵，希望他讨伐东吴为自己报仇，而并不希望他与曹操对抗。曹操直到最后都对关羽尽礼尊敬，并且亲自祭拜关羽，还追赠了荆王之位。

孙权将关羽的头颅献给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厚葬关羽，这是《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用的《吴历》中所载的史实。

关羽与曹操的因缘，至此落下了帷幕。

图 11　洛阳关林首冢

第五章
武神

关帝灵签　第九十一签　癸甲　中吉

佛说淘沙始见金，只缘君子不劳心。

荣华总得诗书效，妙里工夫仔细寻。

［圣意］求名利，勤苦有，讼须劳，终无咎，问婚姻，宜择友，探行人，三六九。

［东坡解］淘沙见金，勤苦方得。富贵荣华，皆是书力。肯用功夫，自然有益。惰于经营，终无所获。

一　关羽传说的形成

故事的完善

在毛宗岗本《演义》中，关羽的故事和成就充满了虚构的色彩。在表现关羽之“武”的“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故事中，只有“斩颜良”是有史实依据的；而在表现关羽之“义”的“桃园结义”“许田打围”“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等故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以史实为依据的。基于史实的唯有一桩，就是在“千里走单骑”之前讲述的关羽要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时，曹操将其行为评价为“义”一事。

尽管充满虚构情节，但鲁迅认为关羽是《演义》中刻画最完善的人物形象。这些虚构故事是逐渐得以完善的。比起将罗贯中原作传至今日的嘉靖本，李卓吾本和毛宗岗本在不断再版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关羽的形象。

故事完善的背景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明代，关羽已经化身为神，到了清代，他更是作为“关圣帝君”而成为中国代表性的神。同时，这也是晋商实力扩张的反映——他们将关羽作为财神来信仰。

以下各章将追溯关羽作为神被信仰的过程以及这种信仰的发展，并着眼于晋商在关羽神化过程中的作用，以阐明这位《三国志》英雄是如何转变为与华人社会关系最为深厚的财神的。

关帝信仰与道教

现在作为关圣帝君被祭祀的关羽，具有道教神的特点。道教是一种追求“福”（子女）、“禄”（财产）、“寿”（长寿）的现世救济的多神教，也是在当今华人社会中拥有广泛信众的中国民俗宗教。在中国大陆，道教曾一度衰落，但目前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中。

而在道教与佛教信仰都很流行的中国台湾，对关圣帝君的信仰也很深厚。从台北站向西两站是龙山寺站，那里坐落着祭祀观音和妈祖的龙山寺，龙山寺最深处的后殿中则供奉着赤面长须的关帝。道教是一种多神教，不仅供奉道教诸神，也吸纳了观音等很多原本属于其他宗教的神。在庙里供奉的众神中，关帝的排位很靠前。当然，也有很多以关帝为主神的关帝庙。台湾最著名的关帝庙行天宫是台湾最繁华热闹的地方之一，那里人群熙熙攘攘，附近的地下通道中有很多占卜师。

图 12　行天宫

在汲取了无生老母（引导人们进入理想世界“真空家乡”的创造神）流派的道教秘密结社一贯道①（主张贯彻道教、佛教、儒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并统一为一个宗教）中，关羽即位成为第十八代玉皇上帝（道教最高的神）。接受此教义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台湾，人们相继将许多玉皇庙改为关帝庙。玉皇上帝作为道教中的最高神，其地位相当于儒教中的昊天上帝，因此儒教对将关羽作为玉皇上帝的教义批判颇多，近来已经很少有人主张关帝为道教最高神了。不过，关圣帝君仍是当今华人社会中受到广泛信仰的神。那么，这种信仰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在关羽所生活的三国时代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280—589 年），道教与佛教的势力都有所扩大。东汉末年发动黄巾起义的张角创立了太平道，投降了曹操的张鲁壮大了五斗米道的势力。发源于五斗米道的天师道不久之后发展为道教，与儒教、佛教并称为“三教”。

在北朝，北魏（386—534 年）的寇谦之发展了天师道，并创立了新天师道，致力于道教的国教化。在南方，西晋至东晋（317—420 年）期间的葛洪（其祖父葛系曾仕于孙吴）从《抱朴子》中总结了神仙之术，在此基础上，重视伦理行为实践和道教经典诵读的道教上清派兴盛起来。

上清派历史与教义的集大成者是《真诰》的作者刘宋时人陶弘景，他与弟子一同进入仙道圣地茅山，开创了继承上清派的茅山派。在陶弘景所著的《真灵位业图》中，以元始天尊为首的共 800 多位道教神呈金字塔状排列，最下层的第七阶是俗世中有功绩的人物，死后成为冥界的官僚。其中，有以刘备和曹操为首的三国时代人物，包括荀彧、诸葛亮、司马懿以及徐庶等，但并不包括关羽和张飞，因为他们并非文士。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关羽尚未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

剑神传说

《真灵位业图》中没有关羽，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羽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默默无闻。如《晋书·刘遐传》中所载，武勇出众的刘遐就被比作关羽、张飞：

性果毅，便弓马，开豁勇壮。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

另外，关羽回到刘备身边的这种“义”行也成为行为规范。《晋书·慕容德载记》中记载，被劝降的赵思引用关羽义行之例，作为自己不能背叛的理由：

思曰：“昔关羽见重曹公，犹不忘先主之恩。思虽刑余贱隶，荷国宠灵，犬马有心，而况人乎！乞还就上，以明微节。”

如此，作为杰出武将而闻名的关羽已经成为传说。同为陶弘景所著的《古今刀剑录》中，收录了关羽之刀的传说：

关羽，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及羽败，羽惜刀，投之水中。

刀上的铭文“万人”二字，源自陈寿《三国志》中对关羽和张飞“万人之敌”的评语。此外，同样应该关注的是英雄死去时将宝刀还给水神的故事情节。在将宝刀还给水神的“剑神故事”中，最有名的是亚瑟王（King Arthur）的故事。

欧洲土著民族凯尔特人的亚瑟王得到了圣剑“王者之剑”（Excalibur），由此成为“剑神”。亚瑟王临死时，将圣剑投入阿瓦隆湖。所谓“剑神”，即剑在手中便可拥有超能力而失去剑即迎来死亡的英雄。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如意金箍棒的孙悟空可以说是典型的“剑神”。

《演义》中记述了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上有铭文“冷艳锯”）的来历，说这把刀是他在举兵之际用从马商那里得到的资金铸造的，但《演义》中并没有关羽临死时将青龙偃月刀还给水神的场景。在这里，关羽已经基本失去了作为“剑神”的特点。

不过，在明代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有关羽从石头下面取出刀的情节。卖肉的张飞用千斤大石压住刀，并声称：“能将刀取出者，可免费拿走好肉！”随后就离开了。关羽来了之后，挪走石头取出了下面的刀。在今天流传的三国故事中，并没有提到上述的刀，而是演变成“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关羽将吊在井里的肉分给了贫民，张飞回来后，两人发生争吵，刘备路过劝架。从石头下面取出刀就成为“剑神”，这样的故事情节在民间很难被理解，因此故事才不得不进行了改编。

另外，嘉靖本《演义》第二版并未具体描写关羽死去的场景，而是用关羽还刀象征了他的死。关羽在与吴国将军马忠战斗之际，空中突然传来“云长久住下方也，兹玉帝有诏，勿与凡夫较胜负也”的声音，关羽顿悟，“弃却刀马，父子归神”。

关羽的冷艳锯本来与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一样，是一件使关羽成为“剑神”的兵器。因此，《演义》中称其重八十二斤（按明清度量衡为 49 千克，按东汉度量衡则为 18 千克）。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关羽作为“剑神”的传说虽然已经形成，但他尚未作为神被信仰。此外，在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中，关于诸葛亮有如下记载：“诸葛亮，定黔中，从青石祠过，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测。”因此，诸葛亮在古代也是“剑神”。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关羽并未得到特殊对待。

① 形成于晚清，建国初期作为邪教被取缔，但在台湾地区仍有传播。——译者注

二　佛教的伽蓝神

天台宗玉泉寺

关羽在唐代开始作为神受到祭祀。湖北省当阳县（今当阳市）城西 30 里外的玉泉寺靠近关羽殒身之地，在那里，关羽以守护佛的伽蓝神（与日本寺院中被称为“某某天”的婆罗门教诸神相同）的身份受到祭祀。

玉泉寺中所置祭祀伽蓝神关羽的庙被称为“显烈庙”。玉泉寺是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 年）创建的。智顗以《法华经》为中心整理汉译佛典，发现了释迦教育上的方便之道，即将其中包含的教理和实践方法的差异与弟子的能力相适应，于是他将其系统化地总结为从高到低的“五时八教”。不久之后，“五时八教”经最澄传入日本。比起现在普遍崇拜关羽的道教，天台宗这一佛教宗派对关羽的神化更早。

图 13　当阳玉泉寺

玉泉寺中所保留的与关羽相关的最古老的文献，是董挺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 年）写的《重修玉泉寺关庙记》：

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仆，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锐，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殁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异。

据此，由天台山来到此地的智顗遇到了自称关羽的神，并提出愿将其拥有的这块土地送给智顗。而且，关羽的神灵还拥有左右国家兴废和作物收成的威力。文中还记载，玉泉寺内的显烈庙是在唐玄宗时期修建的。

图 14　当阳关陵

另外，南宋咸淳五年（1269 年）成书的以天台宗为正统的佛教史书《佛祖统纪》中记载，智顗向隋炀帝奏请将关羽封为伽蓝神。尽管这显然是后来的附会，但我们可以认为，关羽在佛教中的地位是由天台宗确立的。

另一方面，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中有关于玉泉寺中供奉的三郎神（又称“关三郎”）十分灵验的记载。例如先吃厨房中食物的人，脸上会现出手掌印；又如，侮辱神的人会遭遇长蛇毒兽作祟。五代（907—960 年）时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也记载，唐末咸通年间（860—874 年），长安坊间流传着“关三郎率鬼兵入城”的流言，遭受其害者“寒热战慄”。因此，清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认为，玉泉寺之神灵乃关三郎而非关羽。但在这一时期，把关三郎和关羽当作同一个神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不久之后，关三郎就分离出去，成为《演义》中关羽的三儿子关索。无论如何，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关羽在唐末被视作恐怖的阴间鬼将，这与其作为守护佛殿的伽蓝神的身份是相称的。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寺院中也有很多是将关羽作为伽蓝神来供奉的，甚至在像北京的雍和宫那样的藏传佛教寺院中也是如此。

武成庙从祀

玉泉寺的祭祀活动属于私祭。与之相对，关羽也得到过国家祭祀，尽管只有短短五年。到宋代，才真正出现了对关帝的国家祭祀。关羽曾在武成庙中作为太公望吕尚（在日本是钓鱼之人的代名词，但实际上是辅佐周武王讨伐殷商的军师）的从祀而得到共同祭祀。

天宝十四年（755 年）开始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国力走向衰落。对此感到忧心的肃宗于上元元年（760 年）封太公望为武成王，将太公庙升格为武成王庙，使之与祭祀孔子的文宣王庙达到同一级别。当时，仿照文宣王庙中以孔门十哲（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予、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为从祀的做法，也选了古今名将十人作为武成庙的从祀。这十人是：孙武（孙子）、吴起（吴子）、田穰苴、乐毅、白起、韩信、张良、诸葛亮、李靖、李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中，只有诸葛亮一人入选。

关羽成为武成庙的从祀是在建中三年（782 年），作为古今名将六十四人之一，以蜀前将军、汉寿亭侯的身份享有国家祭祀。这是关羽作为武神得到国家祭祀的开始。但此时作为从祀的三国时代武将并非只有关羽一人。诸葛亮自然在列，此外还有张辽、邓艾、张飞、周瑜、吕蒙、陆逊、陆抗、羊祜和杜预。关羽在唐代并非受到特殊信仰的神。而且，这种从祀也于贞元二年（786 年）中止。关羽作为武神受到官方祭祀的时间极为短暂。

在唐代，关羽在其死去之地附近的玉泉寺中作为伽蓝神受到祭祀，但由国家祭祀的时间只有短短五年。而且，后世成为主流的道教的关羽祭祀尚未开始，可以说，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关帝信仰。

三　国家的守护神

受封为王

关羽地位的提高，是进入宋代以后的事情了。宋代关羽信仰盛行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关羽作为对抗北方民族入侵的国家守护神，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二是三国故事的普及，以及朱子学确立了蜀汉正统论；三是晋商中开始出现真正的关帝信仰。

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在北宋时期，北方受到辽（916—1125 年）的侵袭，西部受到西夏（1038—1227 年）的侵袭；在南宋时期，北方受到金（1115—1234 年）的侵袭，并最终为元朝所灭。在这一过程中，宋朝为了弥补衰弱的军事实力而向众神祈祷。

从唐代起供奉关羽的玉泉寺，在宋代战争期间得到了皇帝的恩惠。

建立北宋的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三年（970 年）选出古今忠臣义士二十三人表彰功绩，并为其坟墓设立三户守墓人实行祭祀，关羽便是其中之一（《文献通考》卷一〇三）。《湖北通志》卷十八中将玉泉寺附近的关帝陵庙作为关羽的坟墓，认为其祭祀始于南宋，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刘备、诸葛亮和张飞也包含在二十三人之中，得到同样的待遇。但与刘备等人不同的是，关羽自唐代以来便在玉泉寺中受到祭祀，入宋以后也继续得到恩惠。

图 15　崇宁殿与“神勇”匾额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朝廷出资修缮了玉泉寺中供奉关羽的显烈庙。此后，玉泉寺的祭祀逐渐变为官方祭祀。例如，哲宗于绍圣三年（1096 年）赐予玉泉寺上书“显烈”二字的匾额。匾额上的题字当然源自显烈庙之名，但据说也是因为其父神宗在远征交趾（今越南北部）时，关羽曾显灵英勇战斗，拯救了陷于困境中的宋军。

于是，玉泉寺在作为“海内四绝”之一的天台宗发祥圣地的同时，由于寺中有受皇帝保护的关羽显烈庙，遂成为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寺院。

北宋末年，随着战事的增加，关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徽宗先于崇宁元年（1102 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后于大观二年（1108 年）封其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 年）又封其为“义勇武安王”。这不仅是从“公”到“王”的爵位提升，而且加上了象征武德的字眼。

面对觊觎中原而南下的金，北宋举国对抗。徽宗在军事上无计可施时，便赐予关羽以至高的名号，这一行为被后世的历代帝王继承（参看表 1）。这些封关羽为王的祭典仪式都是在玉泉寺显烈庙中举行的，因此，显烈庙成为救国济民的官方祈愿所，关羽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逐渐受到崇信。

表 1　关羽的神号

关羽的神号

朝代

皇帝（年号）

忠惠公

北宋

徽宗（崇宁）

武安王

北宋

徽宗（大观）

义勇武安王

北宋

徽宗（宣和）

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南宋

孝宗（淳熙）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

文宗（天历）

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

明

宪宗（成化）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明

熹宗（天启）

忠义神武灵祐关圣大帝

清

高宗（乾隆）

忠义神武灵祐仁勇关圣大帝

清

仁宗（嘉庆）

忠义神武灵祐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清

宣宗（道光）

随着关羽信仰的盛行，神号的字数不断增加，神位也在逐渐升高。

神格之演变

靖康之变（1127 年）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南宋朝廷继续对关羽进行册封。建炎二年（1128 年），建立南宋的高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1187 年），孝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但在南宋时期，诸葛亮也被封为“威烈武灵仁济王”，可见南宋并没有将国家守护神限定为与赵氏既不同姓也不同乡的关羽。而唐代便以与皇室同姓的李聃（老子）为祖先，将道教的地位置于佛教之上。如果只考察关羽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并不能解释关帝信仰发展壮大的原因。

在考察军事行动以外的因素时，我们可以从加封关羽的敕文入手：“雨阳必以告，神灵之气顿起，灵威显现。”由此可见，关羽还有军事力量之外的威力。关羽不仅是国家守护神，而且具有调节旱涝灾害的民间守护神的性质。至于关羽成为与水有关的守护神的原因，将会在第六章中做出说明，这里主要着眼于关羽作为道教的招福之神受到信奉的原因。不仅作为伽蓝神和武神，而且演变为庇护民众安宁的神，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羽成为财神的可能性，而这与关帝信仰的扩大直接相关。在宋代，文献中能够确认的单独供奉关羽的庙就有七座，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羽诞生地解县的关圣庙的修建，但我们无法找到唐宋年间对于此事的明确记载，在明末的《万历野获编》中倒是留有记录，不过也不能排除后世附会的可能性。

关羽神格的演变，首先是因为关羽作为国家守护神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但仅用这个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二个原因，即《三国志》故事的普及与朱子学所确立的蜀汉正统论。

四　蜀汉正统论与关羽

朱熹的思想

宋代关帝信仰扩大的第二个原因是《三国志演义》的源头“说三分”的普及，使人们对《三国志》的故事有了生动的体会，于是蜀汉的地位便提高了。如前所述，苏轼描述了民众在接受“说三分”的同时，形成了喜爱蜀汉的潮流。在与《三国志演义》相关的评话中，已经形成了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的观点。

图 16　成都武侯祠中的诸葛亮像

与之相反，北宋时期国家层面是将曹魏作为三国正统的。北宋作为统治中原的五代的后继者，平定了分散在长江流域等地的十国而统一中国。为了彰显自身的正统性，北宋以曾经统治中原的曹魏为正统。司马光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中认为，从中山靖王到刘备的家谱并不可信，所以使用曹魏年号记载三国历史，对蜀汉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质疑。

激烈反对这一观点的是集朱子学之大成的朱熹。朱熹高度评价诸葛亮之“义”：“论三代以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后来朱子学受到理宗的尊崇，南宋时期无论是民众还是文人，都普遍怀有支持蜀汉的态度。南宋被金侵占了中原地区，只能偏安于长江流域，收复中原一直是朝野上下的目标。诸葛亮为收复中原而在北伐中去世，在南宋看来，他是足以反映国家理想的英雄人物。

我们可以认为，对关羽的信仰也是在这种抱有蜀汉认同感的背景下扩大的。但象征蜀汉的人物既有刘备，也有诸葛亮，并不仅仅限定为关羽一人。

张飞也受欢迎

北宋末年，岳飞被力主宋金议和的秦桧杀害，后于淳熙五年（1178 年）被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 年）又被追封为“鄂王”。作为救国英雄，岳飞被供奉于岳王庙，1914 年以后，与关羽合祀于武庙。清代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中这样描述岳飞的出生：

父母生他时节，梦见一个金甲红袍、身长丈余的将军，走进门来，大声道：“我是汉朝张翼德也，今暂到汝家。”说毕，即时分娩，父亲因此就取名为飞。

这段文字是为了说明岳飞是张飞的转世。就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而言，张飞并不逊于刘备和诸葛亮。

但在这些三国人物中，只有关羽被当作信仰的对象受到了广泛的崇拜。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即第三个主要原因——晋商的关帝信仰。

图 17　汉张桓侯祠内的张飞墓

第六章
财神

关帝灵签　第六十八签　庚辛　中吉

南贩珍珠北贩盐，年来几倍货财添。

劝君止此求田舍，心欲多时何日厌。

［圣意］讼已胜，莫再战，名已成，勿再问，婚已定，病自散，行人归，且安分。

［东坡解］谋望既遂，利亦倍收。贪心不止，必获后忧。知足不辱，可乐优游。凡事如意，可休则休。

一　晋商的崛起

盐的专卖

在解县出生使关羽成为财神。在关羽的出生地解县，现在仍保留着关圣庙，并成为道教关帝庙的代表之一。关圣庙的修建可以追溯到北宋初期。北宋时期关帝信仰扩大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晋商的关帝信仰。

如前所述，关羽的出生地解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盐产地。日本是被海包围的岛国，有“赠敌以盐”的说法。尽管如此，武田信玄依然曾为盐的不足而苦恼，可见盐是很难得到的。另外，英语中“salary”（薪酬）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中的“sal”（盐），因为古罗马用盐支付薪酬。这些都反映出盐在古代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采盐的场所是有限的。西汉武帝时期，巨贾出身的桑弘羊提出实行盐的专卖制度，并从此推行开来。国家向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盐征税，导致民众因生活负担加重而日渐穷困。而且，在儒家观念中地位低下的商人向民众贩卖食盐，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遭到了儒士的反对。在武帝之后的昭帝时期，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遵从外戚霍光主张的“贤良文学”等儒士围绕是否实行盐铁专卖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由桓宽整理为《盐铁论》，流传至今。此后，儒家士大夫也会不时批判盐的专卖，但由于专卖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中国历代王朝都沿用盐的国家专卖制度。

图 18　盐池关帝庙

关羽所在的三国时代也实行盐的专卖。蜀地产井盐，即从井中汲取盐水精制为盐，但其产量比不上解盐。诸葛亮任命他所信任的王连为司盐校尉，负责盐的专卖。而且，诸葛亮在南征时也努力收复被少数民族控制的盐产地，南征结束后委任张嶷推进此事，将盐的专卖作为蜀汉财政的一大支柱。刘宋时人刘敬叔所著《异苑》中记载了用于生产盐的天然气井与诸葛亮相关的故事：

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即灭。其年蜀并于魏。

汉朝是以红色为象征色的火德之国。东汉末年，随着汉室的衰微，火井的火势也日渐衰弱，而诸葛亮使汉室和火势重新旺盛起来。不过，蜀汉灭亡之年为炎兴元年（263 年），《异苑》的记述有误。从“炎兴”这一年号便可看出蜀汉末期的政治观念。

盐成为与国家兴衰相关的重要财政来源。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无论其价格上涨还是下跌，对民众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国家衰败时，盐的价格就会因为税目滥增而上涨，结果就是导致售卖私盐的商人横行跋扈。尽管政府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但不久之后这些商人中就出现了拥有武装并公然抗法的人。作为唐朝灭亡一大推动因素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就是由售卖私盐的商人王仙芝发动的。

宋代严格地实行盐的专卖制度，即“榷盐法”，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由国家执行。唐代以前的古代国家以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基础，而宋代以后的中世国家则重视商业，注重由国家独占商业利益。但宋代军事实力较弱，逐渐陷入了军费不足的困境，经常需要向商人求助。不久之后，盐的专卖制变为“通商法”，即国家将售盐业务委托给商人并从中征税。晋商的势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壮大的。

晋商

“晋商”是指出身于山西、陕西两省的商人和金融业者，在明清时期，他们与南方的徽商（新安商人）成为中国商业界的两大势力。晋商与清朝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依托自己的财富垄断了票号（汇兑行业）、钱铺（汇兑、银行业）等金融业。其活动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华北、华中地区，到 1905 年前后的清末，北京的金融业店铺中大约一半都是由晋商经营的。众所周知，蒋介石是盐商的儿子，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孔祥熙则是晋商出身。

“士农工商”的说法在日本也有，由此可见商人为儒家所贬抑的地位。尽管如此，山西还是有很多商人，《五台县志》是这样解释其原因的：

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

自古以来，山西的耕地不足而人口众多，因此当地人不得不转而从事商业。就地理位置而言，山西位于从西域到长安的丝绸之路的延长线上，而且占据了该路线与从今乌兰巴托南下经大同、开封直通广东的南北交通线交叉的交通要冲位置，因此自古以来就商人辈出。

另外，山西也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峙的军事要地，战事所需的庞大军费就是由盐商负担的。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长期交战，利用盐的专卖保证了边境军需用品的供应。随着范祥的盐政改革而实施的“通商法”规定，国家在将盐卖给商人时征收一定的税，之后则允许商人自由销售。但其销售区域（即通商区）是由国家划定的，不能到其他的通商区进行销售。晋商向边境输送银、铜钱以及粮草，以此换取盐的销售许可证“盐引”，持盐引到生产地取盐售卖。作为京城与边境之间最大的盐产地解池的盐商，晋商开始崭露头角，借助“通商法”迅速发展壮大。

晋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将同乡关羽作为守护神加以崇拜。被儒家贬抑的晋商将义神关羽作为守护神，其目的在于宣扬自己的地位。宋代财政收入的八成用于军费，而盐税在税收中占了五成。从事售盐生意的晋商，由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正是因为关羽是他们的守护神，宋代朝廷在战争之际遂向关羽祈愿。关帝信仰作为联系商人与国家权力的手段而日渐扩大。

宋代关帝信仰的发展，比起前面所揭示的第一个原因（为应对北方民族入侵，作为国家守护神而受到很高期待）和第二个原因（三国故事的普及，朱子学确立蜀汉正统论），更重要的因素是晋商的关帝信仰及其实力的壮大。

二　盐池之神

解盐的制作方法

作为晋商兴起之地的河东盐池（解池），由东西长约 20 千米、南北长约 4 千米的“禁堰”围住，北堤上有三道门。

筑造禁堰的目的之一当然是防范偷窃，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淡水流入。利用北高南低倾斜的盐池，盐田在北岸得以形成。唐代以后，河东盐池的制盐采用晒制法，即将盐水导入盐田，利用夏秋季节从中条山吹来的强风（盐南风）蒸发掉水分，使盐晶凝结。宋代以后，制盐技术和经营方式有所改良，但利用太阳和季风等自然力来制作解盐的方法基本没有变化。

因此，为了祈愿有利于制盐的天气顺调，人们就在盐池设庙供神。池神庙以供奉池神的正殿盐池神庙为中心，西侧供奉着盐风神（风洞神），它被认为居住在作为季风源头的中条山洞窟里；东侧则供奉着中条山的神。不久之后，这里又出现了被认为是盐池守护神的关羽的庙。

图 19　解州的盐田

对解盐生产构成最大危害的是洪水，会导致周围河流将淡水倾注到盐池中。北宋元符元年（1098 年）发生了洪灾，人们花了八年时间，直到崇宁四年（1105 年）才将盐池修复，国家财政一度陷入危机。盐池修复之后，徽宗接受了百官的拜贺，赐予盐池神庙上书“显庆”二字的匾额，并为全部的神加封爵位。后文将要叙述的关羽打败蚩尤神的记载也在此时出现。关羽的封爵之一“崇宁真君”便源于其在崇宁四年修复盐池的功绩。

元朝灭南宋后，盐税在税收中占到了八成。与宋代不同，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号称军事实力最强的朝代，尽管仅仅维持了不到一百年就灭亡了。元代实行蒙古人优先的政策，汉人官僚遭到区别对待，无法担任高级官职，因此，秦以来传统的以文书行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无法充分运作。元代以盐税和东西方贸易作为经济基础，这为邻近都城大都（今北京）、经营解盐的晋商提供了极好的商机。

图 20　池神庙

与蚩尤神战斗

晋商的势力在元代进一步壮大，关帝信仰随之盛行。他们在各地经商时修建关帝庙，并且常常在其中设立表演戏曲的舞台。与士大夫阶层不同，不识字的商人佣役和老百姓通过戏曲接触到关帝信仰，并逐渐普及开来。

元代曾一度废止科举取士，许多汉族士人遂成为元曲创作者。戏曲《关云长大破蚩尤》演绎了晋商信奉的关羽大战阻碍盐生产的蚩尤神的故事，其梗概如下：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解州奏解盐出于池，岁收课利以佐国用。近水减盐少，亏失常课。皇帝遣使者前往视察，使者遇一老人，名唤作城隍神，告之曰：“盐池之害，乃起于曾败于黄帝之蚩尤神。”黄帝遣近臣吕夷简往解州，梦中现蚩尤神，曰：“吾今将盐池之水拘摄枯干，教民间百姓无盐食之苦。圣人得知亦与吾神立庙，那其间风调雨顺，黎民乐业；若不与吾神立庙，我冰雹乱下，损坏田苗。方称吾平生愿足。”侍臣王钦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龙虎山张天师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虑也。”于是召天师赴关上，与之论蚩尤事。对曰：“此必无可忧。自古忠烈之士，殁而为神。蜀将军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蚩尤，必有阴功。”未几，一美髯武人现于空中，受命而去。忽一日，大风阴暗，白昼如夜，阴云四起，雷奔电走，似有金戈铁马之声，闻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云收雾散，天晴日朗，盐池水如故。（《关帝录古记·关云长大破蚩尤》）

随着关帝信仰的普及，出现把晋商信奉的关羽和盐池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关云长大破蚩尤》生动地描绘了关羽作为贩盐晋商守护神的形象。晋商为了拿到盐而居住在解县时，一般会拜访关帝庙以祈求旅途安全、生意兴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晋商便兴建关帝庙，上演与关羽相关的戏曲，向自己的守护神祈愿，同时也将该信仰四处传播。关帝信仰经过晋商的不断传播而扩大，关羽不仅是国家守护神和佛教伽蓝神，而且成为晋商的神（即财神），并进一步演变为拥有多种神通的神。

作为元帅神的关羽

作为拥有多种神通的神，关羽的神格之一是元帅神。所谓“元帅神”，是五代、北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神，他们为雷法所驱使，拥有特定的兵器。例如赵元帅的兵器是铁鞭，关羽神化而成的关元帅的武器则是青龙刀。本来与关羽毫不相干的赤兔马，也由此确定了与关羽之间的联系。

在通常认为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道教经典《道法会元》中，关羽作为巫术仪式上率领神兵驱赶邪鬼的元帅神之一，被称为“丰都馘魔关元帅”。作为丰都（地狱）之神的关元帅在此阶段已是红脸的形象，胯下骑着赤兔马，与温元帅、马元帅、赵元帅一同构成所谓的“四大元帅”，是宋元时期有代表性的神将。

记述北宋王则之乱的神怪小说《平妖传》中对关元帅有如下描述：

忽见皇太子背后闪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样的？有《临江仙》为证：

“眉似卧蚕丹凤眼，面如重枣通红。钢刀偃月舞青龙，战袍穿绿锦，美号是髯公。一片丹心悬日月，扶刘佐汉成功。神灵千古播英风，馘魔称上将，护国显神通。”

这尊神正是义勇武安王馘魔上将关圣。从来圣天子百神呵护，这日正轮着关圣虚空护驾。（《平妖传》第十五回）

这里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关羽被称作“义勇武安王馘魔上将”，作为百神之一受到差遣。由宋徽宗御赐并被元、明两代继承的“义勇武安王”这一来自朝廷的封号，与道教经典《道法会元》中确立的“馘魔上将”结合起来，形成了关羽作为元帅神的称号。作为关元帅的关羽成为宋元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神将，同时在文学作品中也继续附带着朝廷赐予的封号。

但现在的“四大元帅”中已经不再包括关羽。关羽在民间信仰中受到重视，但道教中元帅神的地位未必很高。随着其地位在明清时期的提高，关羽就逐渐不再被纳入元帅神当中了。

三　国家祭祀

水神

明代中叶以后，在国家面临“北虏南倭”外患的情况下，晋商努力承担边境地区的军事物资供给，由此加强了与国家的联系。其结果是，他们赢得了盐法改革带来的便利，得以进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扬州及长江流域。于是，晋商逐渐发展成为与徽商并列的中国两大商人势力之一。晋商商圈的扩张，与关帝信仰的扩大直接相关。

晋商新开发的商圈长江流域不仅是经济中心，也是出版业的中心。元末明初，将据称由罗贯中整理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大量印刷并普及的，也是长江流域的出版商。晋商有可能对出版业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其表现之一就是未描写关羽之死的嘉靖本第二版的问世。不描写关羽离世的场面，与《源氏物语》中未描写光源氏之死是一样的。《三国演义》中只有关羽得到了这样的待遇，体现了其特别的主角地位。

还有一些版本用青龙偃月刀沉入池塘和赤兔马之死来暗示关羽之死。如前所述，青龙偃月刀被比作“王者之剑”，关羽从而成为剑神。但从关羽与盐池的关系来看，也可以指出他作为水神的特点。关羽战胜蚩尤神，便是这一特点的显著反映。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 年），积极治理黄河的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于万历十八年（1590 年）奏请赐予关羽封号，原因是关羽曾在治河过程中显灵。在明代，关羽作为帮助治河的水神而受到信奉。

潘季驯与关羽信仰的最初接触，可以追溯到隆庆五年（1571 年）。当时他赴邳州（三国时代的下邳）治水，当地民众认为，金龙四天王（俗名谢绪，宋代人，宋亡时投水而死，不久之后在治水时显灵）与其手下以及武安王关羽守护着这片土地，因此应该向他们祈祷。潘季驯一开始将这些话斥为迷信，拒绝举行祭祀活动。但黄河泛滥，工程无法进行，无奈之下只好祭祀祈祷。神附体在孩童身上，告知人们黄河恢复正常的具体时日。人们听到预言便安心了，工程顺利进行，在预言之日得以完工。潘季驯认为是皇帝的至德得到了河神的感应，河神本来就是国家祭祀的对象，而且下邳是三国时期关羽拼死守卫的土地，因此他向皇帝请愿赐予匾额并修建庙宇。

图 21　邳州土山关帝庙

之后，在潘季驯治水时，关羽也曾显灵帮助工程顺利进行。万历七年（1579 年），淮安的治水工作陷入困境，潘季驯发誓治水不成功便不回去。当天夜里，关羽出现在他的梦中，赤面美髯的将军告诉他工程一定会成功。其侍卫老兵则拿着扫帚边扫地边说：“这位是武安王云长公。”潘季驯慌忙起身，想到“掃”（扫）与“埽”（治河的工具）相通，便确信关羽将会助力。治水成功后，当地便修建了关帝庙，但庙宇的建设并非只依靠潘季驯的捐赠，此外还有巡抚江一麟、镇守总兵汤世隆等众多官员的捐赠。

在邳州民众请求向关羽祈祷时，潘季驯一开始是拒绝的。但在治水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应该利用人们对关羽的信仰，便积极提倡祭祀关羽，使治水取得了成功。此时，晋商已经进入了淮安。潘季驯通过对晋商守护神关羽的尊崇，促使晋商帮助自己治水。官、民、商以关羽信仰为纽带结成一体，共同完成了治理黄河的工作。由此，我们便可以窥见关羽信仰与晋商一同扩及运河地区（包括漕运路线）的原因。

白马庙

于是，最初本来是民间信仰的关羽信仰，随着晋商的努力而渗透到官僚阶层中。在明代，对关羽的国家祭祀也发生了变化。

如前所述，在唐代，关羽作为武成庙中太公望吕尚的从祀只有短短五年时间。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关羽再次成为武成庙的从祀。其后，关羽也继续作为武成庙的从祀，但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废掉了武成庙。

身为臣子的人拥有帝王称号属于僭上，基于这个原因，朱元璋剥夺了以孔子的“文宣王”和太公望吕尚的“武成王”为代表的全部封号。关羽也不例外，他的封号又恢复为蜀汉赐予他的谥号“壮缪侯”。

但关羽此后的发展趋势与其他武将有很大差异。关羽立功的故事逐渐形成，例如朱元璋在鄱阳湖打仗时，关羽派十万阴兵协助他击败陈友谅（元末群雄之一，大汉政权建立者），由此立下功绩；又如成祖永乐帝北伐本雅失里（北元皇帝）时，关羽骑白马在阵前带路。因此，在明太祖洪武年间，金陵（今南京）城内就已经修建了专门用于国家祭祀关羽的庙，即白马庙和月城庙。于是，关羽在明代的祭祀典礼上占据了新的重要地位。

白马庙和月城庙都是国家祭祀关羽的庙，但待遇并不一样。五月十三日是关羽的生辰，在这天，两座庙的祭祀仪式都由朝廷太常寺的堂上官主持，但每年春夏秋冬及年末的五祭，则由顺天府官只在白马庙举行祭祀。另外，国家的重大事件全部在白马庙告祭（举行祭祀，将事件告知神）；而在月城庙，则只针对国家的重大灾害进行告祭。由此可见，白马庙的规格更高一些。

这是因为白马庙是儒教体系的武神庙，理应每年定期举行官方祭祀，以追思忠烈武勇的关羽之威德；而月城庙是道教体系的公祭庙，祈祷的是都城的安全和民众的增福救安，以及拯救国难大灾。白马庙被纳入了以儒学为基础的国家祭祀，到明亡为止的二百多年间，每年都举行国家祭祀。不久之后便产生了如前所述的讲述白马庙名称由来的故事，即骑白马的关羽的神灵保卫远征漠北的永乐帝的军队。

于是，随着晋商的势力在明代飞跃式的发展，关羽信仰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在白马庙接受以儒学为基础的国家祭祀的程度。但在明代，关羽的身份并不仅仅局限于儒教的武神。明代的万历帝赐予关羽的封号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这是中国历代皇帝赐予关羽的所有封号中最具道教特色的一个。

四　道教世界的统治者

万历帝的祈祷

众所周知，万历帝统治时期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形成了鲜明对照。最初，万历帝于十岁即位时，政务由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全权处理。皇帝每个月中有九天聆听政务，其余时间都师从张居正勤奋学习。张居正的主政可谓出色：对内大显才能，肃正纲纪，清理冗官，治河有成；对外则阻止了“北虏南倭”的入侵。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帝便荒废了政务，生活穷奢极侈。他派宦官开采银山，增加商业税收。结果，万历二十年（1592 年），鄂尔多斯的蒙古鞑靼部酋长哱拜发动叛乱；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四川播州（今贵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也发动叛乱。与这两次叛乱差不多同时，还发生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事件（壬辰、丁酉倭乱），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向朝鲜派出了援军。这就是“万历三大征”。为了筹措军费，万历帝进一步增加临时税目。而且，由于皇太子册立等问题，东林党（以顾宪成的东林书院为中心的反对宦官的官僚派别）与非东林党（以宦官魏忠贤为中心的一派）之间的党争日益激化，造成了政局的混乱，明朝开始走向衰落。

在此期间，万历帝为了祈祷神明保佑军事胜利，大力推行关羽信仰。如前言中所述，在迎击丰臣秀吉的朝鲜，万历帝下令在今首尔东大门外修建祭祀关羽的东庙（即东关王庙，至今仍存），在南大门外修建南庙（即关圣庙，朝鲜战争中焚毁）。明军将领要求朝鲜国王在五月十三日关羽生辰这天前往祭拜，朝鲜的大臣中有许多人表示反对，但宣祖无法拒绝前来援助的宗主国的要求，只好答应前往南庙焚香祭拜。

万历帝于万历十年（1582 年）封关羽为“协天大帝”，于万历十八年（1590 年）加封“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后，又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并举行仪式，极大地改变了关羽信仰在国家祭祀中的状态。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的封号并未赐予白马庙中的关羽，而是赐给了以民众为中心的、逐渐变为财神庙的月城庙中的关羽，即作为道教神的关羽。这一封号是在形成一种以关羽为中心的道教诸神谱的构想基础上确定的。关羽的夫人被封为“九灵懿德英皇后”，长子关平和次子关兴被封为王，并增设了左、右丞相。从前的关羽作为道教伽蓝神“郎灵上将三世馘魔元帅”的地位让给了宋代的岳飞，作为佛教伽蓝神“崇宁护国真君”的地位则让给了唐代的尉迟恭（字敬德，唐代名将，现在通常作为门神来祭祀）。

于是，关羽就这样脱离了道教、佛教伽蓝神的传统，拥有了“三界伏魔大帝”的道教封号，作为道教世界的统治者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随着这一地位的确立，“单刀会”等以关羽为主人公的戏曲由于可能冒犯关羽作为神的威严而被禁止演出。这种独尊地位在清代的表现就是，关羽所在的武庙被提高到与孔子的文庙同样高的规格。

明和清，关羽站在哪一边？

万历帝统治下逐渐走向衰落的明朝，在崇祯帝时期因满族入侵和李自成起义而最终灭亡。如下一章所述，清朝才是最笃信关羽的王朝，从其兴起之初便已经开始信仰关羽。为传教而到访明朝的耶稣会传教士中，就曾有人批判明朝和清朝都把关羽当作神祭拜以寻求其保护的现象。

《口铎日抄》一书整理了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三年（1630—1640 年）间皇帝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对话，书中记录了艾儒略对关羽信仰的批判：

若以羽有灵异故事之，则国家二百年来，海内艾安，不闻羽有异应。迩来渐加帝号，然旋而失辽左矣。今羽之号愈尊，而流寇所蹂躏之踪，几半中华。廑九重之隐虑者，十数载于兹，不闻冥冥之中有退寇扫氛之应也。且彼诸寇虏，又孰不祀羽于军中乎？既不能为我御灾捍患，反若助彼为难者，则羽亦何功于国，而受此过当之尊耶？

艾儒略指出，即使是在辽河东岸的土地被清军夺取和中原败于李自成起义军的紧迫形势下，关羽的灵异之力也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他继而批判道：非但如此，压制明朝的“流寇”（李自成）和“寇虏”（清军）的阵营中也供奉着关羽，万一关羽真的显灵，反而会出现可怕的后果。

可见，明末的关羽信仰不仅体现在其成为明代的国家信仰以及关羽被赐予了“帝”的封号，而且普及程度也更高，连李自成的起义军和作为侵略者的清军也供奉关羽。在清代，关羽信仰迎来了其全盛时期。

第七章
儒神

关帝灵签　第四十一签　戊甲　上吉

自南自北自东西，欲到天涯谁作梯。

遇鼠逢牛三弄笛，好将姓名榜头题。

［圣意］讼无定，终有遇，病多忧，择医愈，信即到，婚终好，凡所谋，慎勿躁。

［东坡解］若求名利，先难后有。白日青云，必在子丑。声誉显赫，题名榜首。百事亨通，显然在后。

一　清朝的兴起与晋商

军事上的协助

关羽信仰达到全盛的清朝，是一个由满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由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中国，在军事上得到了蒙古的协助，在经济上则与历史、地理上保持密切联系的晋商合作。关羽信仰在清代迎来全盛，是因为晋商的势力也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晋商缴纳兵粮支援清朝的对外征战，而且积极推动朝廷经济政策的实施。因此，晋商不仅垄断了利润巨大的各地的盐贸易权，还得到了其他各种特权。此外，晋商还通过向官方借贷，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获得了巨额利润。

晋商不仅活跃于商业领域，还作为官僚和军人支持着清朝。例如，晋商范氏作为政商受到明朝皇帝的信任，但其家族中却出了多位帮助清朝兴起的文武高官。代表之一就是范文程，他曾仕于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在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又成为顺治帝身边的议政大臣。范文程之子范承谟官至福建总督，防备反叛康熙帝的“三藩”之一耿精忠，不久之后为叛军所杀，为支持清朝搭上了性命。晋商范氏作为汉军镶黄旗人参与策划清朝的创立，立下了许多功绩。

因此，顺治帝在进入北京城时指出了两大当务之急：招抚晋商，并以此打压山东的漕运。康熙、乾隆时期在经济界执牛耳的内务府商人范毓馪，就是在其家族与清朝保持密切联系的背景下起家的。

范毓馪全权掌管的第一项经济活动就是兵粮的缴纳，在始于康熙年间并持续至乾隆年间的亲征准噶尔部时便负责运输兵粮的任务，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康熙六十年（1721 年）远征之际，范毓馪仅用以前运输费的三分之一就运来了兵粮，而且时日无差。得到皇帝赞誉的范毓馪又在雍正七年至雍正十年（1729—1732 年）间运输 100 万石米，并节约运费 600 多万两白银，凭借这一功绩，他被授予太仆寺少卿的职位。

在将兵粮运往战场时，有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损害，朝廷需将这一因素预计在内，支付巨额的运输费。在康熙时期，运输 1 石米需要花费 120 两白银。范毓馪所用的运费只是这一数字的三分之一，十年间共运送 100 万石米，得到了朝廷支付的运输费共约 4000 万两白银。1895 年，日本在甲午战争（1894—1895 年）之后通过签订《马关条约》得到了辽东半岛，又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签订《辽南条约》将辽东半岛还给清朝，并索要 3000 万两白银作为补偿，可见 4000 万两是多么巨大的一笔钱。虽然要支付各种经费，但仍有很大的利润。而且，在运完兵粮之后，商人并不是空载而归，而是顺带进行贸易，以进一步获利。

在清代，关圣帝君经常在边境战争中显灵的原因便在于，晋商在关圣帝君的庇佑下向边境运送兵粮。

巨大的商业资本

盐业是晋商的第二项也是根本的经济活动。清代也继承了宋代以来的“通商法”，即商人从政府处得到盐的销售许可证“盐引”，持盐引到盐产地购买盐并进行销售。范毓馪持有“十万六千余引”的巨大权利。盐引代表着在一定的区域销售一定数量的盐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由子孙直接继承。因此，范毓馪的子孙继承了这一巨大的权利。

与之相对，为了加入盐业，就需要购入盐引，因为没有盐引就无法进行盐的销售。盐引以一引 20 多两白银的价格交易，因此，仅计算其持有的盐引，范毓馪就拥有 200 万两白银以上的资产。

而且，盐商并不仅仅通过售盐获利，其利润最大的经营活动是利用铜钱与银的差价进行投机。中国经常出现铜钱不足的现象，有时也会从日本进口铜。盐商在卖盐时收取铜钱，在向国家缴纳盐税时则使用银两。他们尽量推迟缴纳时间，在此期间等待铜钱价格上涨，如此便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巨额利润。

就这样，盐商在清代前期积蓄了巨大的财富，甚至承担了近一半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盐商，晋商和徽商分别占有一半销路。仅以此计算，晋商便已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随着纳税时间的推迟利润又会增加。他们通过自行开发矿山，进一步获取利润。

图 22　运城关羽像

晋商的第三项经济活动，是接受并运用国家的贷款。通过借贷巨额资金，晋商实现了事业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对于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及其发展，晋商的援助是不可忽视的。同时，晋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清朝的武力和财力。国家权力与巨额商业资本相结合的象征就是关帝信仰的扩大。清朝将晋商的守护神关圣帝君作为儒教的武神，使之获得了与孔子相同的地位，这就是清朝与晋商联合的最好证据。而将作为二者结合基础的关帝信仰进行传播的媒介之一就是《三国志演义》。

国家与商人的联合是中华商业持续至今的一个特征，作为其象征的关帝得到了清朝和晋商的笃信，逐渐成为财神。

二　从佛教、道教之神到儒教之神

与孔子比肩

清朝并未在建国后立即就实现了对中国的统治。首先是征服了蒙古，将蒙古人编成蒙古八旗，从而有效利用其武力。另外，又将居住于长城以外的汉人编成汉军八旗，利用其经济和文化才能。如前所述，晋商也包含在内。在这一过程中，清朝将汉族的关羽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占领北京后，顺治帝修复了北京城地安门外的白马庙，并规定在每年关羽的诞辰日（五月十三日）举行祭祀。继而，为了感谢关羽庇佑征讨逃往南方的明朝皇子等人的战争顺利进行，顺治九年（1652 年），朝廷授予关羽“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的封号。之后又于雍正三年（1725 年）将《三国志》中未记载名字的关羽三代先祖封为公爵，赐予居住在山西解州（关羽出生地）和河南洛阳（头颅埋葬地）的关羽子孙以五经博士之位，并规定可以世袭。于是，到了清代，在明代以前通常作为道教、佛教之神的关羽，正如其子孙成为五经博士那样变成了儒教之神，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这是清代关帝信仰的特征。

图 23　常州关帝家庙

如前所述，明太祖废除了供奉太公望的武成庙，在那之前，历代儒士重新审视了“武”这一理念，认为仅有勇力并不能被称为“武”。例如，唐人陆淳著有《春秋集传纂例》，认为太公望使用的不过是“权”（权宜，不符合“经”）而已，与孔子之“礼”相差甚远，由此批判将太公望作为武成庙主神进行祭祀的做法。宋太祖赵匡胤看到仕于秦国而打败赵国并虐杀 70 万俘虏的白起从祀于武成庙，表示“起杀已降，不武之甚”，直接将白起从庙中清除出去。可见，“武”的理念中也包含追求儒学的伦理道德。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在从祀于武成庙的武将中，孙子、吴子以后的人都不足以被称为“武”：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图 24　解州关帝庙春秋楼

司马光引用《论语·阳货》中的文字，认为“有勇而无义”的武将只会作乱，若只有“勇”而不兼备“义”，就不足以被称为“武”。“义”是“武”的必要条件。

被曹操评价为“义”的关羽喜欢读《春秋左氏传》一事，在《三国志》裴注中有明确的记载。关羽的“义”是学习儒家经典的结果，是自己掌握的“义”。因此，关羽具有与兼备儒家伦理道德的儒教武神相称的资质。

当然，也有其他体现儒家“忠”的理念的武将，如安史之乱中试图保住唐朝的张巡和打败攻打南宋的金军但被主和派秦桧杀害的岳飞，各地也有将他们与关羽一同祭祀的“双忠庙”和“三忠庙”。但关羽不仅具备“忠”，而且兼备儒家之基本道德——“义”。因此，清朝将因与晋商联合而成为自身守护神的关羽定位为儒神。关羽的红脸被视作忠义、诚实的面相，读《春秋》的关羽像成为体现春秋大义的象征。

图 25　关平与周仓（两侧侍立者）

雍正八年（1730 年），雍正帝下令将各地的关帝庙改称“武庙”，与供奉孔子的“文庙”并立。由此，关羽成为与孔子并列的圣人。洛阳的关羽墓被称为“关林”，这与孔子墓被称为“孔林”是相同的。中国将圣人的墓称为“林”，但实际上只用于关林和孔林。

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关羽与孔子同样被称为“夫子”。在武庙中，主神关羽两侧分别供奉着关羽的养子关平和侍从周仓。正如关羽对刘备竭尽忠义一样，两人最终追随关羽而死。武庙成为主从一体，体现了忠义。作为儒神的关帝信仰由此形成。

乾隆帝的宣扬

雍正帝之子、开拓了清代最辽阔疆土的乾隆帝，是对关羽十分笃信的一位皇帝。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十分不满，因为书中对关羽的描述十分粗略。

乾隆帝在文化上最著名的功绩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部：儒学，史部：史学，子部：哲学、自然科学，集部：文学）的基础上，校订乾隆年间已有的“全部”书籍，订正文字错误，整理成七部手抄本丛书，分别贮藏于各地，这就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总字数达到 9 亿，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图书编纂事业。

但“全部”二字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这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全部”。首先，对乾隆帝及清朝不利的书籍（如称满人为“夷狄”或记载其野蛮行为的书籍）都遭到删改或被列为禁书。集中全部书籍的目的不仅是为振兴文化，也是为了抹杀对异族统治的抵抗思想而进行的审查。其次，未被认定为“文化”的书籍没有予以收录。正如“小说”不能叫作“大说”或“长说”，《三国志演义》等白话小说被定位为“小说”（无价值的读物）。尽管乾隆帝喜爱的关羽活跃其中，《三国志演义》并未被收入《四库全书》，因为小说并不包含在皇帝认为应该收录的“文化”范围之内。最后，校订并非完全按学术规则进行，也有一些是修改了对清朝不利的文字。这个问题与关羽有关。

据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历史上的关羽死后被追谥为“壮缪侯”。“壮”是“勇猛”的意思，“缪”是“名实不符”的意思，因而并不是很好的谥号，其中包含着对关羽虽然勇猛但失掉荆州的严厉批评。而且，这是后主刘禅于景耀三年（260 年）对关羽与张飞、马超、庞统、黄忠一同进行的追谥，并不是对关羽一人的特殊待遇。乾隆帝对此并不满意：

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祐二字，用示尊崇……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

也就是说，乾隆帝为了描述符合自己想象的关羽而下令篡改史书。作为皇帝，这本来是最应该慎重的地方。但笃信关羽的乾隆帝将关羽的谥号改为与武庙中的封号（乾隆帝之父雍正帝将关羽作为“忠义”的儒教之神在武庙中进行祭祀）一致，连史书上的谥号也改为“忠义”。结果，《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三国志·关羽传》将陈寿原著中的记载改为“追谥羽为忠义侯”。这就体现了《四库全书》作为正史的特点，即证明国家正统性的史书。

为了明确表现儒神关羽的“忠义”，乾隆帝甚至会篡改史书的记载。连皇帝都如此进行宣扬，关帝信仰于是成为遍及中国各个角落的信仰，关帝成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神。从这时起，由国家率先开始创作关羽的相关戏曲，演出此类戏曲的风气开始形成。尽管如此，关帝并没有失去曾经具有的作为守护神的作用。在清代，关帝作为守护神活跃于对抗民变的过程中。

三　对抗民变

平定天理教暴动

到乾隆帝之子嘉庆帝统治时期，“康乾盛世”已经终结的清朝频频面临在民众中拥有广泛基础的道教团体白莲教发动的宗教暴动。镇压这些暴动的军事报告中时常有这样的记载：赤面长须的神降临保护清军，从而取得了胜利。

嘉庆十八年（1813 年），白莲教中的宗教团体天理教发动暴动。领导者李文成占领滑县，其部下林清在宦官的引导下攻入了紫禁城。暴动很快被平定，但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造成的冲击极大，这次暴动宣告了清朝衰落的开始。

李文成占领的滑县被清军收复后，天理教徒再次攻打该县。关于当时关帝显灵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一下那彦成写给嘉庆帝的奏折：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是夜三更，臣等正在督兵防守，讵城内突有贼匪多人，经扑墙缺处所齐声呐喊蜂拥而来。经官兵奋勇截杀，贼匪拼命突围，甚属凶悍。时正月黑，官兵施放枪箭未能真切，适城旁有一庙宇，忽然自行起火，照见贼匪约有二三千人。官兵如在白昼之中，直前冲杀。城内官兵亦赶出，两路夹击，毙贼约有一千余人……事定后，询之居民，乃知城旁之庙后为三教佛前殿，即塑关帝神像。庙虽焚毁，神像岿然独存，毫无损动。（《那文毅公总统河南等省军务奏议》卷三十五）

在这里，关帝具有光明之神的特点。面对天理教徒乘夜前来攻打，关帝使庙宇着火从而照亮战场，清军由此得以取胜。正如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用光明与黑暗象征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善神或光明之神）与阿里曼（Ahriman，恶神或黑暗之神）的对决，用光表现善的、正义的教义，天理教象征着黑暗，与之相对，儒教的武神关帝则与光明一同守护清军。

另外，在这次天理教暴动中，关羽不仅在滑县帮助那彦成等人，而且在紫禁城中战斗。下面一段记载描述了与雨相关的关帝显灵：

日将晡，诸王及内务府大臣各引兵入卫，贼势渐蹙。将纵火，忽大雨迅雷，二贼震死，堕武英殿之御河。电光中恍惚见关帝端坐午门，乃股慄不能奔窜，投河溺死者甚众，余贼皆就擒。（《靖逆记》卷一）

在这里，关帝具有雷神的特点，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保留了他曾经作为元帅神时与雷的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回想起关羽作为呼风唤雨的水神，为保护盐池而与蚩尤神战斗的姿态。无论如何，关帝作为保护清朝的儒教正统神，使用雷和雨击败了天理教徒。

收到那彦成奏折的嘉庆帝在朱批中写道：

览奏。实深钦感。京中九月十五日夜贼入，见关帝端坐午门上，遂相率投诚自尽。仰蒙垂佑，曷胜虔悚。

平定暴动之后，嘉庆帝赐予关帝“仁勇”的封号，于是关帝的封号就变成了“忠义神武灵祐仁勇关圣大帝”。通过追加带有“仁”字这一代表儒家之德的封号，关帝作为儒教武神的地位更加明确，嘉庆帝以此表示这是对抗邪教的正统所在。

“贼匪”亦仰赖关帝

平定天理教暴动的那彦成，在其他关于平乱的奏章中也提到了关帝的庇佑，其中还描写了乱民通过关帝灵签占卜进攻路线之事。那彦成在奏章中说，他经过秘密调查发现，广东省惠州府博罗县柏塘墟建有关帝庙。嘉庆七年（1802 年）陈屐四叛乱时，曾到关帝庙中占卜前往东南方的惠州府是否有利。签文显示，去东南不利，去西北大吉。于是，陈屐四抬着关帝像朝西北方向进军，正巧遇到广东提督孙金谋沿此路攻打。贼军败退，进入罗溪营，但又被攻破。贼军怨恨关帝不灵验，破坏神像弃之而去。那彦成认为关圣帝君自清朝开国以来许久才显灵一次，遂修复了被损坏的神像，重修了庙宇。到了落成之日，前来参拜的男女达数千人，无人不感激神明之威灵。由此可见，不仅清军将关帝作为守护神，连反叛清朝的民众也对关帝有着深厚的信仰。

作为清朝的官员，那彦成认为关帝站在清朝一方，使清军成功击败了听从关帝灵签的“贼匪”。但值得注意的是，乱民对关帝的信仰达到了连行军都要带着关帝神像的程度，由此可见，关帝信仰已经深入反叛清朝的民众当中。正如第八章将要论述的那样，这是朝廷将关帝用于教化民众的结果。

四　战争的结束

关帝与秘密宗教结社

统称为“白莲教”的反体制民众道教组织了秘密宗教结社。白莲教宣称，弥勒降生后将打破现存体制，开创新的理想世界。为躲避朝廷的镇压，白莲教并不是以一个组织的形式传承，而是结成众多组织，这些组织统称为“白莲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提到的天理教也是白莲教的组织之一。

在这些秘密宗教结社中，天地会（三合会）具有鲜明的政治、社会特点，与哥老会等一同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反清复明”运动——中的核心组织。在天理教之乱发生的三年前，即嘉庆十三年（1808 年）加入天地会的盟誓中，记载了会众与关帝间的关系：

请到明朝先锋，请到刘关张三位，在桃园结义，和合而顺天，结为忠义，永无更改，齐心协力，夺回真主江山。（《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恩长折附录）

在《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下，天地会在盟誓中以“桃园结义”的“义”为规范，推进自己的“反清复明”运动。同时，描述关羽之“义”的《三国志演义》与关帝信仰也在民众中流行起来。

天地会祭祀的神有很多，但对关帝的祭祀占有中心地位，每年在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这天都会举办规模最大的祭祀宴会。而且，在入会仪式上，正如前文所引的盟誓那样，立誓秉承关羽的忠义精神。在“忠义堂”中，更有举行秘密仪式的支部。同样，哥老会也十分崇拜关帝，在会场正堂中间一定会悬挂关帝神像，在开山仪式上必定会祭祀关帝。

关帝信仰及《三国志演义》广泛渗透的结果就是，反抗清朝的秘密宗教结社也利用关帝扩大其势力。

关帝与近代中国

晋商与清朝关系密切，关帝信仰便是其象征，这种紧密的联系一直持续至晚清的衰落时期。中日甲午战争后作为钦差大臣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 年）时，便曾到关帝庙中祈祷。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率军围攻常州城，因遇到昼夜不停的梅雨而无法进行炮击。于是他亲自前往关帝庙中恭谨祈祷，幸得关帝神灵庇佑，顷刻间天空放晴，且刮起顺风。因此李鸿章再次攻城时，大炮和火器得以发挥超常威力，很快便攻下了常州城。

李鸿章是晚清最精通西方近代文明的官僚之一，他秉承“中体西用”的理念，并主持开展了“洋务运动”。他在奏折中记述了自己到关帝庙中祈求关帝“显圣”庇佑战事，结果淫雨停止并得以取胜的经过。由此可见，清朝的军事行动与关帝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关帝仍然在为清朝继续战斗。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清朝于 1912 年灭亡。孙中山是一名基督徒，对中国的“俗信”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蒋介石也曾为了去除“迷信”而公布《神祠存废标准》，下令废止残存的宗教风俗。另一方面，以上海为基地的浙江商人逐渐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不久之后，晋商的经济实力便衰落了。

关帝为国家而持续进行的战斗也由此画上了句号。但尽管如此，在当今华人社会中，关帝依然受到广泛信仰。原因何在呢？

第八章
“义”的关系网

关帝灵签　第一百签　癸癸　上上

我本天仙雷雨师，吉凶祸福我先知。

至诚祷祝皆灵验，抽得终签百事宜。

［圣意］签诗百，数已终，我所知，象无凶，祷神扶，藉阴骘，危处安，损中益。

［东坡解］吉凶祸福，神先知之。更修阴骘，神必佑之。凡百谋为，有进无止。数虽已终，周而复始。

一　民众的教化

善书与民众道教

在明清时期，佛教和道教形成了教团组织，并通过与国家权力联合而成为特权阶级，因此对民众的教化减弱，逐渐失去与民众间的联系。取而代之并立志解救民众的是民众道教。民众道教虽然冠名曰“道教”，但也吸收了儒教和佛教的成分，是一种融合三教的宗教。

在民众道教中，用于教化民众的是“善书”（劝善书）。善书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张民众应该超越贵贱贫富的差别，直接遵从神的教诲。被称为“三圣经”的三大善书是指《太上老君感应篇》（太上老君是神化的老子）、《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是学问和科举之神）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太上老君感应篇》据说由南宋初期的李昌龄在葛洪《抱朴子》的基础上写成，主张人的寿命和祸福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人的行为受到北斗星、三尸神、灶神等司命之神的日夜监视，并由他们全部上报给天。天根据这些报告，决定和更改人们的寿命和祸福。它主张人们必须趋善避恶，是一本劝善惩恶的书。

成书于同一时期的《太微仙君功过格》认为，人的日常行为分为“功”（善）和“过”（恶），每一项行为都会被给予一个分数，人人都应该在每天就寝之前根据这一天的行为给自己评分，年末进行综合计算。更正他人过错为一功，结婚后至死都不出轨为一千功；杀人为一百过，儿媳不孝敬父母即使得到宽恕也是一百过。值得注意的是，分数标准体现出对“节”和“孝”的重视，这是善书的价值标准。因此，功过格是在实践中引导民众向善的。

关帝的善书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详细形成过程不明。自南宋理宗为其加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后，该书迅速传播开来。在关帝受到广泛信仰的清代，该书成为善书的代表，儒家士大夫为其添加了许多注释。直到现在，在台湾的关帝庙中，仍可以轻松地得到人们为积累功德而自行印刷并无偿分发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帝君曰：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于天地之间；若不尽忠孝节义等事，身虽在世，其心已死，是谓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若负吾教，请试吾刀。

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邻；别夫妇，教子孙。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不同于《太上老君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之处在于格外强调“忠孝节义”。《太上老君感应篇》假托的老子（太上老君）是老庄思想的鼻祖，《文昌帝君阴骘文》假托的文昌帝君则是学问和科举之神。关圣帝君（关羽）则是儒教的武神，因此主张对国家的“忠”和对父母的“孝”。另外，关羽是《三国志演义》中的“义绝”，因而特别重视“节义”。引文中关圣帝君所说的“若负吾教，请试吾刀”一句，也是符合武神身份的语言。

图 26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此外，假托关圣帝君的善书还有《关圣帝君明圣经》《关帝返性图辑要实录》《关圣帝君降笔真经》《关圣帝君戒士文》《关圣帝君全书》等，关羽的善书受到广泛的尊重。

通过这些善书的普及，关帝信仰已不再局限于皇帝和官僚等知识阶层，在不识字的民众中也广泛传播开来。关帝庙中经常举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诵读活动，而且背诵十分简单，通过三字句、四字句的重复来讲述教义。

以《太上老君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为代表的善书，可谓是民众的《论语》。民众通过这些善书学习生活上的规范和人应该遵循的道理。反抗清朝的民众通过关帝灵签来占卜进攻路线，正是其日常生活中对关帝的信仰的自然体现。由此可见关帝善书对民众的有效教化。

二　关帝灵签

灵签的流行

将关帝的教诲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不仅仅是民众。奉乾隆帝之命编纂《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对关帝灵签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随笔集《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当时关帝庙的热闹和灵签的流行：

古以龟卜。孔子系《易》，极言蓍德，而龟渐废。《火珠林》始以钱代蓍，然犹烦六掷。《灵棋经》始一掷成卦，然犹烦排列。至神祠之签，则一掣而得，更简易矣。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沓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六》）

令纪昀钦佩的灵验的关帝灵签，也进入了江户时代的日本并流行起来。新井白石记录了第十八签帮助自己解决子女婚姻问题一事；著有《南总里见八犬传》的曲亭马琴也是关帝灵签的爱好者，这一点从《马琴日记》中便可看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享保十年（1725 年）由书林天王寺屋市郎兵卫刊刻的《关帝灵签》，由此可知江户时代的人们也对关帝灵签十分熟悉。

关帝灵签本来是护国嘉济江东王灵签，与关帝毫无关系。关羽在宋代被封为武安王，成为江东王神的从祀，其信仰遂逐渐兴盛。随着关帝信仰的盛行，到了明代，京城中修建关帝庙，并放置江东王灵签（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三）。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帝灵签便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

关帝灵签的内容

图 27　关帝灵签

现在在日本也可以抽取关帝灵签。许愿的人首先向关帝行跪拜礼，告知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后闭着眼睛将两个半月形的“杯”（神筈）同时扔到垫子上进行占卜。若一个是凸的外侧向上，另一个是平的内侧向上，就表明关帝听到了这个人的祈祷，然后就可以摇晃装有写着一至一百数字的细长竹签的竹筒，从中选取一支。若两只“杯”都是外侧向上，则表明关帝发怒，愿望不会实现；若两只“杯”都是内侧向上，则表明关帝大笑，无法说明愿望能否实现，因此不能抽签。但大多数人都是多次进行投“杯”，直到出现一只外侧向上、一只内侧向上，最终抽取竹签。与竹签上面的数字相对应，关帝灵签有着不同的解读。

图 27 所示的关帝灵签是笔者在神户关帝庙中抽取的，为第三十三签中吉。在横滨关帝庙的网站上，可以通过“神筈式灵签”简单地进行抽签（http://www.yokohama-kanteibyo.com/omikuji.html）。

如图 27 所示，关帝灵签除了标注第几签以及表明是大吉、上吉、上上、中吉、中平、下下中的哪一个，还包括诗、圣意、东坡解、碧仙注、解曰、释义、占验等部分。“碧仙注”以下的增补部分，是明清时期逐渐加上的。实际上，庙里准备的灵签通常只有“诗”这一部分，“解曰”等解释说明的部分则一般由庙里的道士保管，向求签的信徒进行讲解。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签“东坡解”之前的部分：

关帝灵签　第一签　甲甲　大吉

巍巍独步向云间，玉殿千官第一班。富贵荣华天付汝，福如东海寿如山。

［圣意］ 功名遂，福禄全，讼得理，病即痊，桑麻熟，婚姻圆，孕生子，行人还。

［东坡解］ 云间独步，拔萃超群。名登甲第，谈笑功勋。终身光显，皆天所相。禄厚寿高，意称谋望。

一般而言，占卜语言通常都有多层意义，以应对众多的询问。关帝灵签第一签明确叙述了道教的理想“福”（子女）、“禄”（财产）、“寿”（长寿），以及明清时期士人最重要的愿望——科举及第。在这种断言不灵验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疑问和苦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关帝灵签的制作者们对关帝的绝对信仰和依赖，同时也可以看出争相抽取关帝灵签的人们对关帝的绝对信仰和信赖。遵循关帝教义而生活的人们，根据以《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为代表的善书填写功过格，抽取关帝灵签，以此确认自己的生存方式。

三　关帝庙与华人关系网

华人的关系网

如果关帝信仰盛行的原因仅仅在于晋商与清朝的合作，那么这种信仰就应该随着鸦片战争后晋商的衰落和清朝的灭亡而结束。然而直到现在，关帝信仰依然是华人社会的中心，拥有广泛的信众。《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和关帝灵签等民众教化手段，是关帝信仰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此基础上，关帝身上体现着居于华人社会价值观中心的“义”。

在三国时期，关羽已经被曹操评价为“义”，其原因在于无论受到曹操何等的优待，关羽都没有背弃对刘备的忠信。清代的毛宗岗本《演义》将关羽作为“义绝”，极力强调他的“义”。在《演义》中，关羽在赤壁以压倒性的兵力伏击败逃的曹操，却为了报答曾经受到的恩义将他放走，悄然垂首而归。关羽曾与诸葛亮约定，若放走曹操便可取走自己首级。即使对方是敌人，“义绝”关羽宁可丢掉自己的性命，也一定要报答曾经受到的恩义。对于以相互信赖为最重要标准的商人来说，这种“义”应该被置于价值观的中心。关帝至今仍作为财神在商人群体中受到笃信，原因正在于此。

号称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的华人关系网，一方面对抗着自秦朝以来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同时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华人的关系网以被称为“帮”的同族、同乡、同业的连带组织为中心。其中，同乡人之间的信用十分牢固。若能得到“帮”的信赖，就能得到全世界同乡人的帮助。同乡之人在各地创建中华街（唐人街），人际关系网由此扩展到全球。

但各地的中华街很少是由单个“帮”形成的。若既不同乡也不同业，如何构筑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呢？方法之一就是在供奉“义神”关羽的关帝庙中起誓。

关帝庙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进入扬州的晋商将关帝置于其异乡共同体的中心地位。他们向关帝庙投入共同财产，将资金借给因经营失败而陷入困境的人，为失去父母的孤儿提供求学所需，守护绝嗣者的坟墓。关帝庙不仅是信仰的纽带，更是生活在异乡的商人相互扶助的组织。

在异乡，商人依靠的是人际关系网。但缺少核心的人际关系网是很容易松散解体的。因此，晋商在前往各地从事商业活动时，仰仗自己的守护神关帝，经营活动取得成功后便修建关帝庙进行祭祀，作为关系网的据点。此外，关羽重“义”的生平事迹也为商人提供了应该遵守的规范。基于“义”和“信”的人际关系网由此遍及中国各地，又随着华人的足迹扩展到海外，关帝庙也在海外兴建起来。

横滨的华侨刚开始在现在的中华街居住时，首先便建起了关帝庙。据说，1862 年，一位商人抱着关帝的木像建起一座小庙，这就是横滨关帝庙的雏形。1892 年，关帝的神像由香港被搬运至此并受到祭祀。此后，关帝庙作为中华街的精神纽带一直延续至今。

函馆的关帝庙于 1910 年建成，是一座纯中式的建筑物，并成为中华会馆的一部分。提议建造该庙的是“三江帮”的成员张尊三和潘延初。他们呼吁修建关帝庙，以供整个北海道和库页岛的华侨联系，并投入巨额经费，共筹集了大约 2 万日元，又从中国买来材料，建造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庙宇。

图 28　函馆关帝庙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会员急剧减少，中华会馆陷入了困境。为了筹措运营经费，负责人潘莲夫（潘延初之侄）邀请后来移居函馆、势力不断增强的“福清帮”成员陈必举等人加入，使他们成为中华会馆的会员。1940 年的《中华会馆设立振兴商会函馆支部规则二十条》中规定：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日祭祀出资 60 日元，清明祭祀扫墓出资 30 日元，盂兰盆会烧香出资 10 日元，九月十三日关帝祭祀日出资 40 日元；在每年的关帝诞辰日和祭祀日，会员按三班轮流担任“福首”，负责组织纪念和祭祀活动及其费用管理；发生火灾出资 10 日元，有人去世出资 5 日元，以此相互扶助；并调停内部的纠纷。通过关帝庙的维持，中华会馆成为华侨相互扶助的中心。

但到了 1957 年，卧病在床的潘莲夫突然以中华会馆本来由三江帮（具体而言是他的叔父潘延初）所建立并维持为由，试图将中华会馆申请登记为私有，建成中华料理店。陈必举召集函馆的华侨进行反对，主张中华会馆应由北海道华侨共有。

陈必举极力向法庭说明中华会馆发挥了冠婚葬祭、奉祀关帝、保管共同棺柩、管理义冢（共同墓地）、扶助贫困、防卫共同危险（在函馆大火后设立避难所）、保护商业权利、保障行政居住的安全（以颁发国籍证明书为中心）、调停纠纷等功能，使法庭认可了自己的主张。于是，函馆中华会馆渡过了最大的危机，一直延续至今。

从陈必举列出的中华会馆的功能中，我们可以看到关帝庙在华人社会中的重要性。关帝庙并不仅仅祭祀关羽，而且是华人关系网的中心，发挥着从墓地管理到扶助贫困、从管理商业活动到颁发国籍证明等各种功能。关帝庙之所以能发挥这些功能，是因为存在着基于关羽所秉持之“义”的信赖关系。人们通过在“义绝”关羽面前起誓的行为，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

四　基于“义”的“信”

作为华人关系网的核心，由“义”生“信”的关羽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通过清人袁枚的怪异小说《子不语》中“关羽断狱”的故事来考察一下：

溧阳马孝廉丰未第时，馆于邑之西村李家。邻有王某，性凶恶，素捶其妻。妻饥饿，无以自存，窃李家鸡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牵妻至。审问得实，将杀之。妻大惧，诬鸡为孝廉所窃。孝廉与争，无以自明，曰：“村有关神庙，请往掷杯珓卜之。卦阴者妇人窃，卦阳者男子窃。”如其言，三掷皆阳。王投刀放妻归，而孝廉以窃鸡故，为村人所薄，失馆数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坛，自称关神。孝廉记前事，大骂神之不灵。乩书灰盘曰：“马孝廉，汝将来有临民之职，亦知事有缓急重轻耶？汝窃鸡，不过失馆；某妻窃鸡，立死刀下矣。我宁受不灵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识政体，故超升三级。汝乃怨我耶？”孝廉曰：“关神既封帝矣，何级之升？”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关神庙，焉得有许多关神分享血食。凡村乡所立关庙，皆奉上帝命，择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关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此处描写的关帝并不像《演义》中的关羽那样强大，其裁判按照法律来说并不公正，却充满了人情味。即使是陌生人也要救助，关帝的“义”甚至到了连偷鸡并陷害他人的王某之妻都要拯救的程度。为了教给人们作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关帝不惜裁判错误而遭到谩骂，也要优先救人性命。这就是过去中国人热爱的关帝之“义”。

中华文化圈的商业活动本来就有这样的特征。比起法律，基于“义”的交情更加重要，由此产生了“信”。晋商也是如此，他们并不是仅仅因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的。例如，前文提及的范毓馪有一次提前向运户支付了运送兵粮的运费，但清军却撤退了，结果就没有必要将兵粮运送至预先约定的场所，清廷只支付了将兵粮运送到近处的费用。尽管如此，范毓馪还是遵守与运户的约定，自行负担 262 万两白银的差额，由此显示出他的“义”。不用说，运户和清廷都因范毓馪的“义”而对他产生了“信”。

晋商正是通过构筑这种基于以关帝为核心的“义”的人际关系网，在全世界从事商业活动的。他们所维系的稳固的人际关系网，便是以“义”和因“义”产生的“信”为根基的。华人之所以能活跃于世界各地，也是因为他们秉承着“义”和“信”。

但在本该重视“义”和“信”的中国，当今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蔓延开来，中国商人中出现了从事各种有悖于“义”的商业活动的人。这些为了获利而违背市场和社会伦理的行为，受到了众多的质疑和批评。

坐落于中华街的关帝庙向今后的全球性商业活动提出了古老而又崭新的方法论，即将以“义”和“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作为商业的根基。

结　语

《三国志》英雄关羽得到的评价，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高的。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关羽十分傲慢且自尊心过强，由此导致失败，并为他未能完全发挥武勇的一生而感伤。但被陈寿称为“万人之敌”的武勇，在后世形成了传说。关羽凭借其武勇在唐代成为位于其战死之地的玉泉寺中的伽蓝神，也从祀于国家祭祀的武成庙中。尽管如此，关羽的祭祀规格在历代名臣中并不突出，例如与诸葛亮相比，关羽得到的待遇要差一些。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晋商的崛起，他们从关羽故乡解县附近的广阔盐池中开采解盐进行贸易。在宋代，关羽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多次被赐予封号，并形成了关羽作为守护盐池的财神的传说。元代出现了“关云长大战蚩尤”的戏曲；到了明代，关羽成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登上了道教世界的顶峰。

关帝成为晋商的神，在与晋商联系密切的清朝，成为与文神孔子并列的儒教武神，由国家进行祭祀。清朝对关帝信仰的宣扬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使关羽成为体现“义”并受到中国民众笃信的财神。无疑，关羽身上有着足以作为神而受到信仰的生存方式。在关羽被神化的过程中，晋商的实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整理《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生于太原，后经东原移居杭州，他也是山西人。“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等《三国志演义》中的虚构故事强调了关羽的“义”，其中“义释曹操”则表现出关羽对敌人也有“义”。康熙年间成书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描写了“义绝”关羽的形象，使关羽的“义”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民间。

晋商利用“武”神关帝作为跻身国家政商阶层的手段，同时利用《三国志演义》等小说和杂剧这些当时最广泛的媒介，不断传播“义”神关帝的形象。晋商修建的关帝庙中设有表演关羽戏曲的舞台，向广大民众开放。另外，晋商为积累自身功德和传播信仰而印刷善书和灵签等，关帝由此得以不断教化民众、显示灵威。

于是，巨大的商业资本通过操作媒介创造出“关圣帝君”这一君临中华世界的神。关羽保持的“义”这一核心的价值观，成为当今华人社会依然广泛信仰关帝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一）一般著作、译著：

1. 井波律子：《中国五大小说》上册（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岩波书店，2008 年。

2. 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方书店，1993 年（2010 年增补版）。

3. 相田洋：《桥与外国人——境界的中国中世史》，研文出版，2009 年。

4. 立间祥介译：《三国志演义》，平凡社，1958—1959 年（德间文库 2006 年改订新版）。

5. 沈伯俊、谭良啸编著，立间祥介、冈崎由美、土屋文子译：《三国演义大辞典》，潮出版社，1996 年（原书新版为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6. 横滨开港资料馆编：《横滨中华街——从开港到地震》，横滨开港资料馆，1994 年。

7. 鲁迅著，今村与志雄译：《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11 卷），学习研究社，1986 年。

8. 鲁迅著，丸尾常喜译：《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入门》，凯风社，1987 年。

9. 渡边义浩：《图解杂学：三国志演义》，夏目社，2007 年。

10. 渡边义浩、仙石知子：《〈三国志〉中的女性》，山川出版社，2010 年。

11. 渡边义浩：《三国志——从演义到正史和史实》，中央公论新社，2011 年。

（二）论文：

1. 朝山明彦：《明末关羽在治河中的显灵》，《东方宗教》（111），2008 年。

2. 井上以智为：《关羽祠庙的由来与变迁》，《史林》（26—1、2），1941 年。

3. 井上以智为：《关羽信仰的普及》，《福冈商大论丛》（4），1951 年。

4. 太田出：《关圣帝君“显圣”考——围绕清朝与英雄神的关系展开》，人文论集（31—1），2001 年。

5. 大塚秀高：《关羽的故事》，《埼玉大学教养学部纪要》（30），1995 年。

6. 大塚秀高：《剑神的故事——以关羽为中心》，《埼玉大学教养学部纪要》（32—1、2），1996 年。

7. 小岛毅：《军神在国家祭祀中性质的变化——从太公望到关羽》，《日中文化研究》（3），1992 年。

8. 妹尾达彦：《盐池的国家祭祀——唐代河东盐池、池神庙的诞生及其变迁》，《中国史学》（2），1992 年。

（三）研究著作：

1. 井上泰山、大木康、金文京、氷上正、古屋昭弘：《花关索传研究》，汲古书院，1989 年。

2. 冈本さえ：《近世中国的比较思想——与外来文化的邂逅》，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 年。

3. 佐伯富：《中国史研究》（二），东洋史研究会，1971 年。

4. 佐伯富：《中国盐政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87 年。

5. 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弘文堂，1960 年（增补改订后收入《酒井忠夫著作集》，国书刊行会，1999、2000 年）。

6. 酒井忠夫、今井宇三郎、吉元昭治：《中国灵签药签集成》，风响社，1992 年。

7. 斯波义信：《函馆华侨关系资料集》，大阪大学文学部，1982 年。

8. 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神户华侨与神阪中华会馆百年》，研文出版，2000 年。

9. 二阶堂善弘：《道教民间信仰中元帅神的演变》，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 年。

10. 野口铁郎：《明代白莲教史研究》，雄山阁出版，1986 年。

11. 颜清洋：《关公全传》，台湾学生书局，2002 年。

12. 洪淑苓：《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 年。

13. 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巴蜀书社，2001 年。

14. 沈伯俊：《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后　记

在我升学读博士时，曾陪同野口铁郎老师周游中国台湾，参观寺庙。虽然老师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明代的白莲教，但他从未对我说过“去研究明代吧”或者“去研究道教吧”这样的话。因此，我一直悠闲地学习东汉儒学和魏晋贵族制度，那是我第一次进入道教寺庙。

从顶棚垂下来的线香散发着缕缕烟气，童乩召唤出死者的言语，死者的亲属痛哭流涕，人们专心致志地摇晃着“杯”向神明祷告。这样的热闹场面出现在眼前时，我的内心感到特别震撼。在这些神明中，关帝尤其受到人们的笃信。

当时，我的打算是以诸葛亮为中心写作与蜀汉相关的论文。尽管如此，当我在台湾的庙里看到人们对关帝的信仰时，便不知不觉在心中埋下了学习和研究关帝信仰的念头。然而，接近关羽或者关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弄清关帝信仰的由来，就必须理解道教。在硕士研究生时期，我旁听了两年老师在别的研究科开设的道教史课程，并参照当时的笔记去理解道教。关于盐业，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也曾选过吉田寅老师的盐业史课程，因此并没有感到特别困难。让我感觉困难的是小说和戏曲中出现的关羽形象。我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一定的学习和研究，但对于关羽的戏曲，说实话这次几乎没有采用，以后我想把它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

话题再回到台湾之旅的回忆。在庙的周围有神像在售卖，以供家庭供奉时使用，关帝像并不是很贵。我想随大流买一尊关帝像带回去，跟老师商量时，他说：“关帝像还是不要买回去了。”因为关帝的神力很强，照料起来很费劲，但买了之后也不能随便扔掉，只能送回台湾的庙里。老师以十分严肃的表情说了这番话，所以我没敢买关帝像。当然也有一些可以买回家的神像，但我对关帝以外的神像没有兴趣。

去年，野口老师的老师酒井忠夫先生以 97 岁高龄辞世。酒井先生在晚年整理了《中国日用类书史的研究》，我曾前去帮忙，得到了先生的垂爱。由于这层缘分，野口老师曾几次带我去整理酒井先生的藏书。藏书基本整理完成时，先生的亲属说，有一尊不知为何的塑像，希望我看一下。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打开了房间最里面的下方搁板，看到一尊长着白胡子的老爷爷塑像冲我微笑。远处传来野口老师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塑像？”不等我说完“长着白胡子……”，老师就说：“是土地公。”我问：“那该怎么办呢？”老师说：“虽然从地下被拿了出来，但这是个附着于土地的神，所以要么建造祠堂放在院子里，要么还到庙里去。”我把这些话告诉亲属们时，他们面露难色。

今年发生了大地震，我去野口老师家里看望他。老师说：“只有一个小木偶倒掉了，别的没什么。”当我问起“房间有没有摇晃”时，老师指向壁龛上的挂轴后面。我掀开挂轴往后面看，是一尊长着白胡子的老爷爷塑像。“是土地公保护了我。”道教研究者真是令人敬畏。

野口老师明年就 80 岁了，我也总算写出了一本与道教相关的书。我想早一点把这本书送给老师，作为他八十大寿的礼物。

我素来不爱出门，本书收录的照片很少是由我自己拍摄的。大东文化大学的吉田笃志老师和制作“三刘”网页的绵谷直之先生提供了大量图片。①另外，筑摩书房的小川宜裕先生费心整理了文章和版式，并进行了校对。感谢以上所有人对我的帮助。

渡边义浩
2011 年 7 月 10 日

① 绵谷直之：图 5、9、10、12—15、17、21—24；吉田笃志：图 18—20；函馆中华会馆：图 28；其他图片为作者摄影。——编者注

出版后记

关羽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既是三国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又因《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而为人们所熟知。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在民间被尊称为“关公”，历代王朝更是加封其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道教则将其奉为“关圣帝君”，即人们常说的“关帝”。

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都建有关帝庙，关羽作为商业之神受到华人的笃信和供奉。本书从对这一现象的解读入手，试图分析关羽其人从史实到故事、再到信仰对象的这一变化过程，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新尝试。

本书作者渡边义浩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现任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并兼任日本三国志学会事务局长，积极从事《三国志》的相关研究和普及工作。作者新鲜的视角和精彩的分析，相信能使中国读者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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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