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签与民主、共和

王绍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中国学派集成”总序言

前言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雅典民主的兴衰

雅典民主的支柱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民主：小结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共和”概念的演化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罗马共和制：小结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佛罗伦萨：小结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威尼斯：小结

第五章 抽签：从式微到重生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抽签的式微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献给母亲、妻子、女儿

“中国学派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孔丹

编委会执行主任：季红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升生 王绍光 王海龙 王海运 王晓泉 王维佳 王湘穗 白钢 张文木 李希光 李玲 汪晖 邱海平 张翔 肖裕声 武力 罗援 赵汀阳 胡钰 贾涛 高梁 黄平 韩毓海 鄢一龙 潘维

“中国学派集成”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斐然，道路独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体现了对中国自主发展与文明复兴的追求。

2015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推出了中国道路出版工程，其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我们组织力量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分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问题意识出发，在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道路、模式的基础上，努力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总结。目前已经出版了几十部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018年下半年，我们在《经济导刊》杂志开辟了“中国学派”专栏，围绕一些重要的议题，陆续组织相关学者进行高端访谈和开放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学派集成”系列丛书，在理论战线积极促进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阵地助力。

什么是“中国学派”？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怎样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这些问题存在多种认识和争议，不同的认识对于探索构建中国学派都具有启发意义，也将在本丛书的讨论中贯穿始终，逐步深化。

现代中国最丰富的思想和经验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发展的实践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实践理论化方面一直在进行持续的自觉努力，构建中国学派也一直是学界努力的方向，这是艰难的基本建设工作，需要进行尝试和努力。这种努力和推动形成了动力，包含了一种期待，在发展中国学派的过程中构建相应的学术共同体。

改革开放40年来，全球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究竟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人们不仅要看西方学者怎么说，更要看中国学者怎么说。瓶颈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一直存在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状，一些学术研究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对中国道路的实践缺乏研究动力。我们需要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破除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以西方的问题代替中国的问题，以西方的方法代替中国的方法，以西方的标准代替中国的标准所形成的思想桎梏。我们要敢于挑战和打破各种流行思维和迷信，包括所谓的“洋教条”和新自由主义。

任何学派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也是对那个时代特点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特别强调，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学习、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时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一直倡导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展出的理论经验，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运用。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1978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邓小平为文章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理论不是从教条中来，而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形成新的方略，其实践性带有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他是中国学派的代表和旗帜。

学术研究和国家的发展是互动的，学术研究也是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都将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较狭隘的想法，认为学术一流才能国家一流。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能力和水平，由此，学术就有条件赶超一流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谈到发展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在2018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讲，他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由此，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中国的大“势”正在推动中国学派的形成。

我们所谈的中国学派不是狭义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学派，而是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同时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也要进行世界性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越来越强大，还使很多学者有条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国际比较研究，从中国视角放眼看世界。中国学者对“中国特殊性”要有深刻理解，能够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以中国为立脚点，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让世界对中国思想、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所了解，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多年来，国际上通常以现有的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世界，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现象。中国学派应该扬弃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经”的信念，这并非是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但是要打破西方思想的理论禁锢，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理论的适用与否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扬弃的是照抄照搬现象，逐步增强“自信”，破除“他信”。

为什么过去很多人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难道中国的诸子百家就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我们曾经批评过将西方的“普世价值”植入替代中国的“普世价值”的思想和做法，并不是否定西方在自身的实践和道路上形成的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妄自菲薄。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我们的先贤那里走到今天，我们不可能放弃本土的学术追求，否定中国自己的理论特色。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几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发展中国学派不可多得的丰厚底蕴。近百年来，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学派进行研究的根基，世界各国在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都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认识没有终结和边界，我们应突破固有的知识框架和概念体系，而不是教条式地顶礼膜拜。有学者提出，我们推动发展中国学派，是否可以理解为是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它既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传承和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中国学派的发展，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基本点和归宿。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不能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指导中国的实践。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要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经艰难曲折，这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伟大实践，无法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因而，我们要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解决问题要在此岸，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实事求是，认识路线就跑到彼岸去了。我们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最高品格。我们要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中国学派要有平视世界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和学术自强，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有了这样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创新，有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学派的发展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学派应该有学术报国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不是一群学者聚在一起搞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讨论，把学术看成一种独立的、脱离中国实践的追求，这样是无立足之地的。

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为我们国家提供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基本理论，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

中国学派要以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以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研究体系和学术队伍，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诉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发展改革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自己的使命！

前言

这是一本有关民主、共和的书，但它与大多数有关民主、共和的书非常不同。这本书告诉大家，民主、共和原本与抽签（而不是选举）有着极大的关系。这种说法恐怕会颠覆很多人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与想象。这本书想告诉人们，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方式有很多，并不限于当今流行的票选方式；人们有必要拓展自己对民主、共和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民主”与“共和”这两个词，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尤其是“民主”，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媒体上有它，课堂上有它，研讨会上有它，政府文件中有它，游行队伍里有它，日常对话中有它，互联网上它更是随处可见。夸张一点说，“民主”这个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所不在。

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不仅普通人这么看，学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普通人对民主的理解，就来自学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灌输。不仅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更是这么看。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其实来自西方不厌其烦的说教。[1]

当代西文讨论民主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随便翻翻相关书目或论文，映入眼帘的尽是这一类标题：“定义民主：决策中的投票程序、选举与治理”;[2]“设计民主：设计选票与选举”;[3]“选举与民主：代表与问责”;[4]“多党民主：选举与立法政治”。[5]对中国民主的研究也同样聚焦选举，如“中国农村民主：乡村选举的作用”;[6]“被驯服的乡村民主：当代中国农村的选举、治理与裙带关系”。[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当多的学者根本无法想象，不谈选举，民主还剩下什么？

由于确信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不二之途，西方学界衡量世界各国民主程度的第一个标准往往就是选举。例如，自1972年以来，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之家”每年发布各国民主程度排行榜，它所使用的十项衡量指标中，六项与选举相关。[8]另外西方还有两个经常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民主程度排行榜：一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自2006年以来隔年公布的“民主指数”排行榜，另一个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隔年公布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排行榜。两者衡量民主程度最关键的指标同样是选举。[9]

如果说以上三种民主排行榜主要面向媒体、面向公众，为的是塑造、固化普通人对民主的理解，那么西方学术界衡量民主的三个最常用的数据库其实做法也差不太多。第一个数据库是芬兰学者万哈伦创立的“万哈伦民主指数”，它使用“竞争”与“参与”两类指标，全部由选举数据算出。[10]第二个数据库是被学界更广泛使用的“政体IV”，其“政体”指数等于“民主”指数减去“专制”指数，而衡量“民主”“专制”的主要指标都与选举有关。[11]第三个数据库是ACLP政治经济数据库，[12]该数据库采用民主、独裁两分法，其判断标准是所谓民主的“下限”，即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13]

说到当代民主，人们往往把它与选举挂钩；很多人更是以为，民主从来都是以选举的方式实现的。不久前，香港一家著名媒体发表了一位著名专栏作家的文章，题为“一人一票，穷途末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自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且不论民主是不是古希腊城邦发明的（本书第一章将对此有所讨论），这句话似乎想告诉大家，古希腊民主就采取了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这当然是错得离谱。

本书将告诉大家，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那么，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呢？是随机抽签！在成千上万有关民主历史的著作和文章中，读者可能找不到有关抽签的讨论；即便找得到，也往往是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而已，仿佛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本书试图向读者展示，直到18世纪末，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都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而这本书试图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它们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有道理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即使在现代世界，对于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抽签恐怕也不啻一剂良药。

让我们先回到民主的本源。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的《历史》一书，[14]“民主”（，Democracy）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意指“人民”,（cracy）意指“权威”或“统治”；合在一起，“民主”的含义是：人民由自己执掌权力、治理国家。[15]那么，谁是“人民”呢？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层意思：一是指全体公民，二是指平民或穷人。[16]到底“民主”是指前者的统治，还是后者的统治呢？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一句话道破了其中奥秘：“寡头和民主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多少。两者之间真正的差别是贫与富。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民主政体。”[17]这就是说，民主的原义是指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直接（而不是通过任何形式的中介人士、中介机构）当家做主的政体。[18]

与“民主”一样，古希腊也出现了“抽选”（,election by lot）一词，指在符合资格的人群中以抽签的方式挑选担任公职的人。[19]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学者）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抽选”这个词，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20]可能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原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抽选，而不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选举。

其实，当希罗多德最初讨论“民主”时，他马上就指出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重要特点便是抽签：“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21]历史记载中第二位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伪色诺芬（或“老寡头”),[22]同样，他也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所有人都应分享经由抽签或选举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任何公民如若愿意都应能发表自己的意见。”[23]

最早讨论民主的人，不约而同地将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是喜欢民主还是厌恶民主。如柏拉图（约前427—前347）理解的民主就是“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由抽签决定”。[24]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把有没有抽选看作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分水岭：“抽签分派官职可以说是平民（亦即民主）政体的做法，而选举各种官员则具有寡头政体的性质。”[25]根据当代古希腊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莫恩斯·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的研究，这种分野在古希腊是妇孺皆知的常识。[26]《剑桥古代史》对此的概括是：“所有的古代权威都同意，抽选是一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实现机会平等的民主设置。”[27]

不仅古希腊如此，一直到两千多年后的18世纪中后期，抽签依然广泛被看作民主政体的特征。例如，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一段话几乎与亚里士多德的话一模一样：“用抽签的方法选取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挑选的方式选取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28]卢梭（1712—1778）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对孟德斯鸠的说法明确表示赞同：“抽签的办法最具有民主制的性质。”[29]

由上面简短的回顾可以看出，在过去2500多年的历史中，至少在前2300多年里，抽选（而不是选举）一直被人看作实现民主理念的主要方式。

上面谈到的是民主与抽选的关系。那么，共和与抽签又有什么关系呢？本书第二章将讨论“共和”的原初含义。与今天人们对“共和”的理解不同，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共和”一直被理解成一种混合政体，一种混杂有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成分的政体。既然含有君主制、寡头制的成分，共和政体中的官员就不可能主要由抽选产生；但同时，既然含有民主制的成分，共和政体也不能完全排斥抽签的作用。我们将在第二、第三、第四章看到，从古罗马共和国到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共和政体的运作一直离不开抽签，抽签对维护那些政体的共和性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尽管抽签在实现民主、共和理念方面曾扮演过关键角色，遗憾的是，不管是在西文还是中文世界，几乎难以找到对民主、共和与抽签关系的系统研究。即便有些专著会提到历史上曾经有政治体制使用过抽签，也往往是一笔带过，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抽签看作过去时代可有可无的小摆设，似乎不值得深究其内在价值，不值得思考其潜在功用。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一部有关抽签与民主、共和之间关系的简史。

本书第一章聚焦雅典民主，讨论抽选是否与民主同步出现？抽选的理据是什么？抽选适用于雅典哪些基本政治机制？什么人有资格参与抽选？抽选具体如何进行？什么人成为抽选的赢家？哪些人反对抽选？他们拿出了哪些反对的理由？这些理由站不站得住脚？抽选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雅典民主？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将以三章的篇幅讨论抽签在共和制下的运用，包括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两个最大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欧洲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实行过共和制的城邦，我之所以选取这三个案例，是因为不少人在追溯民主历史时，往往会把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作为现代民主的先驱。[30]当然，共和体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它或多或少包含着民主制的成分，也夹杂着大量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成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抽签在共和制运作中扮演过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三章要讨论的话题包括，在共和体制下，抽签适用的范围发生了哪些变化？抽签的目的是什么？抽签如何与选举搭配？关于抽签产生过哪些争议？抽签对共和体制的运作有哪些贡献？

这本书描述的内容将会让读者看到，为了实现民主与共和的理念，雅典人、罗马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曾经如何出神入化地把抽签融入他们的政治体制中，其创意之缜密、设计之精巧，不仅令人叹为观止，还时常会让人为其中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而击节叫好。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归纳出政治上使用抽签的两类做法：抽签的民主用法与抽签的共和用法。读完这本书，读者会发现，我的潜台词是，抽签是实现民主与共和理念的利器，对古代的民主、共和如此，对当代的民主、共和也理应如此。不了解这一点，会极大地限制人们对民主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令人困惑的是，从18世纪末开始，“共和”“民主”的声势似乎越来越强，但抽签却悄然隐去。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统治精英。

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们不应忘却，从民主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遭到统治精英的责难。在这些精英眼中，民主是个地地道道的坏东西。在过去2500多年的历史中，至少有2400多年，民主一直背负着骂名。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写《雅典政制》小册子的伪色诺芬对民主充满敌视，因此被人奉上美号“老寡头”。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批评雅典民主是外行治国。柏拉图对民主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伊索克拉底（前436—前338）晚年的哲学著作对雅典体制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愤慨。亚里士多德的态度看似公允，对各类政体的优劣分析得面面俱到，但他的理想是一种社会基础比较广泛的寡头制。[31]

雅典的历史学家对民主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只有希罗多德算得上是民主派，不过他的观点影响有限，因为其著作涉及的是民主制尚未完全立足的时期。修昔底德（前460—395）崇尚的是一种深度限制公民参与权的体制。色诺芬（约前427—前355）则是斯巴达政体的拥趸。正如政治思想史专家约翰·麦克里兰所说，在西方，“政治理论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凸显民主（亦即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必然导向群氓统治……如果说存在某种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话，其起源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反民主偏向”。[32]古希腊的精英们为什么不喜欢民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抽选让所有人能够平等地享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参与政治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属特权。[33]

后世精英对民主的立场可谓与古希腊思想家的立场一脉相承。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20世纪初，《美国主流思想》一书的作者帕灵顿（1871—1929）曾这样概括道：“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维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George Savile,1st Marquess of Halifax,1633—1695）、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34]同样在20世纪初，法国政治思想史家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1847—1916）感慨道：“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19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个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3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20世纪，反民主实际上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一以贯之的主流倾向。[36]

不过，按照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的说法，在19世纪初，世界迎来了第一波“民主浪潮”。[37]然而，他所说的“民主”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19世纪是风云激荡的岁月，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随着他们活得更长、身体更壮、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容易团结在一起、战斗力更强，他们对“当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的要求也日益高涨。我曾在《民主四讲》一书中谈这个时期发生的变局：

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托克维尔（1805—1859）的观察是，“到处都在促进民主”。在托克维尔辞世那一年，穆勒（1807—1873）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他的判断是，民主潮流的兴起“并不是思想家们鼓吹的结果，而是由于几大股社会群体已变得势不可当”。精英一方面害怕民主，另一方面认识到民众的民主要求难以逆转。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极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为此他们不得不“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在民主前加漂亮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我们常常看到“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之类的提法，实际上这些修饰词都不是随便加上去的，而是一些人刻意加上去的。每个修饰词都是对民主的限制。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一旦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开始拥抱“民主”时，民主的本质没人谈了，大家谈的都是带修饰词的民主，而且修饰词比“民主”来得更重要。[38]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19世纪开始，民主的含义慢慢地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原本具有明确含义的“民主”慢慢变为一个歧义很多的词，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把它与共和、代议、人民主权、自由、宪政、多元、平等、独立、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有限政府、资本主义混为一谈。[39]最重要的是，民主与抽选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被剥离、割断了。抽选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而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做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在此前近两百年中，抽选这个曾经的民主、共和的利器失传了。法国旅美学者曼宁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震惊”（astonishing）来形容这个对民主釜底抽薪的突变。[40]当然，感到震惊的也许只是那些了解民主制度史、思想史的人，其他人（包括那些为争取“民主”摇旗呐喊、著书立说的人）则不假思索地把民主与竞争性选举联系在一起，仿佛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天然关系。到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杰姆斯·黑德勒姆（1863—1929）出版《雅典的抽选》一书时，绝大多数西方人已经被彻底洗脑，视抽选为天方夜谭，[41]黑德勒姆这本书并没引起人们多大兴趣。[42]也是到19世纪以后，共和与抽签的内在关系才被切断了。这也很容易理解：既然民主都被消除了与抽签的关系，更何况作为混合政体的共和制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本书是我关于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在接下来的两卷中，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暂定名）将首先追溯选举的政治与宗教起源，展示为什么现代以前的思想家都把选举看作寡头制的标志。不过，第二卷重点关注在近现代选举如何取代抽选，变为当代民主的特征。它将介绍近现代欧美政治生态出现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局？有产阶级与知识精英如何评估、回应这种变局？抽选如何在18世纪末以后逐步销声匿迹？选举为什么受到他们的青睐？抽选（或抽签）的建议为什么被压抑与忽略？以选举为特征的现代民主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民主的实质，演变为精英阶级精致的统治工具，演变为选主，而不再是民主？

抽签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要等到革命呼声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时，曾在很多国家被作为奋斗目标的普选权最终得到了落实。然而，不少人发现，在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下，政治权力实际上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于是，作为对代议民主的补充或替代，人们开始提出“参与民主”“商议民主”“直接民主”之类的主张。[43]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抽签再次成为一种选项。在世界各地对民主治理的探索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抽签的实践。尤其是近十年来，抽签试验的适用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在抽签试验遍地开花的同时，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也在一步步深入。进入21世纪之后，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选（或抽签）似乎有可能失而复得。

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暂定名）把目光投向最近几十年，描绘抽签如何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卷土重来的抽签最初出现在哪里？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抽签试验与实践？抽签主要被运用到哪些领域？主要采取什么形式？它们的效果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选主体制带来的问题？除此之外，第三卷还将从理论上讨论抽签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为什么说抽签具有民主性？在当今世界，什么样的抽签最具适用性？中国应该如何利用抽签推进民主？

这本书与接下来的两卷，将追溯民主、共和与抽签、选举的历史演化过程。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证明抽选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选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本书与接下来的两卷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当西文中的“民主”一词传播到其他文化中时，当地民众对其内涵的理解会不会发生变化？政治学家很少提出这个疑问。但至少有一些哲学家、语言学家对抽象概念的可译性存疑。见Walter Bryce Gallie,‘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56(1956),pp.167-98;Richard Oliver Collin,“Moving Political Meaning across Linguistic Frontiers,”Political Studies,Vol.61(2013),pp.282-300.有关“民主”一词的可译性，见Frederic C.Schaffer,Democracy in Translation:Understanding Politics in an Unfamiliar Culture(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2] Peter Emerson,Defining Democracy:Voting Procedures in Decision-Making,Elections and Governance,2nd edition(London:Springer,2012).

[3] Marcia Lausen,Designfor Democracy:Ballot and Election Desig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4] Jacques Thomassen,Elections and Democracy:Representation and Accountabi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5] Norman Schofield,Itai Sened,Multiparty Democracy:Elections and Legislative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6] He Baogang,Rural Democracy in China:The Role of Village Elec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7] Guohui Wang,Tamed Village“Democracy”:Elections,Governance and Clientelism i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Villag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

[8] Freedom House.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2/checklistquestions-and-guidelines.

[9] “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包括167个国家，其衡量指标见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Democracy Index 2015:Democracy in an Age of Anxiety,p.45,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 Handler.ashx?fi=EIU-Democracy-Index2015.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 Index2015。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包括128个发展中国家，其衡量民主的指标见Bertelsmann Stiftung,BTI2016 Codebookfor Country Assessments,p.18,https://www.bti-project.org/fileadmin/files/BTI/Downloads/Zusaetzliche_Downloads/Codebook_BTI_2016.pdf.

[10] Vanhanen Index of Democracy指数于20世纪60年代末创立，并持续更新、扩充至今。见Tatu Vanhanen,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0 Countries(London:Routledge,2003),pp.56-61.目前这个数据库由设在挪威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经营，包括187个国家1810—2000年间的数据，其网址是https://www.prio.org/Data/Governance/Vanhanens-index-of-democracy/。

[11] Polity IV数据库始创于20世纪70年代初，并持续更新、扩充至今。见Monty G.Marshall,Ted Robert Gurr,Keith Jaggers,POLITYTM IV PROJECT: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1800-2015 Dataset Users’Manual,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2016,pp.13-16.目前这个数据库包括167个国家1800—2015年间的数据，其网址是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roject.html。

[12] ACLP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atabase由四位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创立，ACLP是四位学者姓的第一个字母(Mike Alvarez、José Antonio Cheibub、Fernando Limongi、Adam Przeworski)。根据后续研究需要，该数据库的主要负责人José Antonio Cheibub对它进行了更新与扩充，其网址是https://sites.google.com/site/joseantoniocheibub/。

[13] 见Adam Przeworski,“Minimalist Conception of Democracy:A Defense,”in Robert Dahl,Ian Shapiro and Jose Antonio Cheibub,eds.,The Democracy Sourcebook(Cambridge,MA:MIT Press,2003),pp.12-17;Mike Alvarez,José Antonio Cheibub,Fernando Limongi,Adam Przeworski,“Classifying Political Regime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31,No.2(June 1996),pp 3-36.

[14] 在此之前，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约前518—前438)已在大约于公元前468年发表的《皮西亚第二颂歌》中隐含地提到民主制，但没有使用“民主”这个词。见Pindar(translated by Anthony Verity),The Complete Od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9(Pythian 2,86-88).

[15] 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民主”一词，但意思是“民之主”，与我们讨论的民主毫不相关。见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9-80.

[16] 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也存在同样情况，如拉丁文中的populus、意大利文中的popolo、法文中的peuple、英文中的people、西班牙文中的pueblo，这些词一方面指穷人、位于社会底层的人、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另一方面指所有人。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5。本书作者对译文有所调整。

[18] 见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Norman,OH: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9),Chapter 1,“Direct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p.1-3.

[19] “Lot,election by,”in Hubert Cancik,Helmuth Schneider and Manfred Landfester,eds.,Brill ' s New Pauly,Brill Online,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brill-s-new-pauly/lot-election-by-e709910。除此之外，这个词还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分割耕地，大概因为古代出现过以抽签方式分割耕地的情况。参见Karl-Wilhelm(Bochum)Welwei,“Kleros,”in Hubert Cancik,Helmuth Schneider and Manfred Landfester,eds.,Brill's New Pauly,Brill Online,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brill-s-new-pauly/kleros-e616870。二是指基督教神职人员，也许因为根据《使徒行传》记载，在耶稣升天之后，11位宗徒以抽签的方式选中马提亚代替因背叛耶稣而自杀的犹大，列入12宗徒。参见“Clerus,”in Hubert Cancik,Helmuth Schneider and Manfred Landfester,eds.,Brill's New Pauly,Brill Online,http://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brills-new-pauly/clerus-e12223325。“抽选”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rtition”，源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丁文sortitio，第一次出现于1597年。在本书中，我们把单纯用抽签的方式选取官员简称为“抽选”，抽签的其他用法仍称为“抽签”。

[20] 我曾问过不少西方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从未听说过抽选(sortition)这个词。

[21] 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2(III,80).

[22] “老寡头”有关雅典政制的小册子曾被收入色诺芬的文集，但自20世纪初以来，专家们几乎一致认定，这是另一人的作品，写作时间在公元前443年至公元前410年之间。Harold B.Mattingly,“The Date and Purpose of the Pseudo-Xenophon Constitution of Athen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47,No.2(1997),pp.352-357.

[23] The Old Oligarch(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James and M.A.Fetch),Be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ascribed to Xenoph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00),p.15.

[2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31.

[2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4.

[26]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Norman,OH: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9),pp.49-52.

[27] J.B.Bury,S.A.Cook,and F.E.Adcock,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4:The Persian Empire and the West(New York:Macmillan,1926),p.156.

[2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

[29]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0.

[30] 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回顾了民主是从哪儿产生并且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他的民主简史包括了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意大利城邦共和国。见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20。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与民主制完全不属于同一类政体，不应放在一起讨论。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Norman,OH: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9),pp.1-2.

[31] A.H.M.Jones,“The Atheni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Vol.11,No.1(1953),pp.1-26.

[32] J.S.McClelland,The Crowd and the Mob:From Plato to Canetti(London and Boston,1989),pp.1-2.

[33] 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7),pp.41-42,47-48.

[34] Vernon Louis 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the Beginnings to 1920(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1927),p.280.

[35] Gustave Le Bon,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New York:G.P.Putnam's Sons,1913),pp.284,287.

[36] 有关这个话题的详细讨论，参见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 on Trial: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37] 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38] 王绍光.民主四讲[M].北京：三联书店，2008:32-33.

[39] 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NY:M.E.Sharpe,1996),pp.3-16.该书第一章专门讨论有关这个概念的混乱局面。

[40]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79.

[41] James Wycliffe Headlam,Election by Lot in Athen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1).

[42] 依据Google学术统计，截至2016年11月底，这本书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一共只被引用86次。

[43]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2005),p.23.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使用的“民主”概念与今天普遍流行的“民主”概念大不相同。很多教科书告诉我们，民主制与君主制、贵族制的区别在于，君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是少数人统治，民主制是多数人统治。这种理解似是而非。古典学家乔赛亚·奥伯提示我们，在古希腊政治体制词汇表中，君主制（monarchia）与形容词“单一”（monos）相关；寡头制（oligarchia）与形容词“少数”（hoi loigoi）相关；而民主制（demokratia）与数字多寡无关，只与“人民”有关。其实，希腊语中有“多数”一词（hoi polloi），但希腊词汇中却并没有名叫pollokratia或pollarchia的政体。不仅如此，君主制与寡头制都是以-arche为后缀，而民主制则是以-kratos为后缀。据奥伯考查，在希腊语中，以-arche为词根的术语往往与“官职的垄断”有关，而当kratos用作政体类型后缀时，则含有能量、能力的意义。据此，奥伯得出结论：民主制的真正含义不是指多数人统治的政体，而是指这样一种政体，在其中，人民作为一个群体具有影响公共领域变化的能力。[1]

说到民主，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雅典民主。因此，本章所说的“民主”以古希腊的雅典为范本。

[1] 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民主”的原初含义：做事能力，而非多数决[J].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北大法律评论，2012(13)2.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雅典是世界上民主最早诞生的地方。以两本近著为例，一本题为《第一个民主制》，指的就是雅典；[1]另一本则在副标题中将雅典称为第一个民主制。[2]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西方著名的古典学家。其实，把雅典尊为民主的发祥地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之一。有心人很早就知道，早在国家形成之前，世界不少地方就出现过“军事民主制”[3]或“原始民主制”。[4]即使国家形成之后，东方古国中也存在过民主的痕迹。[5]基于考古发现，最新研究表明，不管是“民主”这个概念，还是成员（公民）大会这种民主实践方式，很可能都源自东方：与“民主”概念相关的词汇大概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苏美尔语；自治大会的实践大概来自两河流域及周边（今伊拉克、伊朗）。这种治理方式后来也许东向传至印度次大陆，西向经黎巴嫩古城朱拜勒、赛达传至雅典。[6]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这类理念与做法却被莫名其妙地当作了西方独有的东西，是西方优于“野蛮”东方的标志。摩西·芬利在其名著《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一书中说，“正是希腊人发现了民主，发现了政治，发现了先通过公开讨论做出决策，然后尊重这些决策的技艺，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希腊人，并且只是希腊人发现了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就好比是哥伦布而不是维京水手发现了美洲一样”。[7]现在，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过于扬扬自得了。

芬利说的是希腊，但指的是雅典。事实上，即使在古希腊，雅典也未必是最早出现民主制的地方。关于古希腊，一般读者听说最多的恐怕只有两个城邦：雅典与斯巴达。前者代表民主政体，后者代表寡头政体。但古希腊实际上有很多城邦（见图1.1）。一项历经十年的大型研究确认，希腊在古风时期（前800—前500）与古典时期（前500—前323）存在过约1500个城邦（包括殖民地），其中至少有上百个城邦实行过民主政体。[8]埃里克·罗宾森在1997年出版的《第一批民主政体》中粉碎了雅典是希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神话（这是汉森对该书的评语）。[9]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哪一个希腊城邦最早实现民主体制，但罗宾森找到证据证明，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时，古希腊已存在一批民主政体；雅典充其量不过是第一批民主政体中的一个。[10]在2011年出版的新书中，罗宾森进一步研究了古典时期的54个城邦，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或长或短地实行过民主制。尤其是在公元前470—前430年期间，实行民主的城邦数量骤然增加，这个时期正好是雅典帝国称霸爱琴海地区的当口，仿佛暗示正是雅典的实力使之得以扩大民主的影响范围。然而，当把爱琴海地区城邦与其他地区城邦分开分析时，罗宾森发现，两片区域里实行民主的城邦数量都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升至峰值，包括雅典势力范围之外的非爱琴海地区。这说明，雅典是希腊民主发源地的假设并不能完全站住脚。[11]汉森对这本书的唯一批评是，罗宾森过于保守，实际上实行过民主制的希腊城邦数量应该再翻一番。[12]

因此，本章之所以聚焦雅典民主，并不是因为它是古代社会唯一的民主，也不是因为它是古代社会最早的民主，而仅仅是因为有关雅典民主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13]

图1.1 古希腊的版图

图片来源：P. J. Rhodes, The Greek City States: A Source Book,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xii。

[1] Paul Woodruff,First Democracy:the Challenge of an Ancient Ide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 Brook Manville and Josiah Ober,A Company of Citizens:What the World's First Democracy Teaches Leaders about Creating Great Organiza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3] 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M].杨东莼，张栗原，冯汉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4] Thorkild Jacobsen,“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2,No.3(Jul.,1943),pp.159-172.

[5]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3-165.

[6] Daniel E.Fleming,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Mari and Early Collective Govern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John Keane,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9);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eds.,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

[7] Moses I.Finley,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London:Hogarth Press,1985),pp.13-14.

[8] Mogens Herman Hansen,Thomas Heine Nielsen,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Greek Poleis: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for the Danish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38-1340.

[9] Mogens Herman Hansen,“Review of Eric W.Robinson,The First Democracies.Early Popular Government Outside Athens,”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1999.09.17,http://bmcr.brynmawr.edu/1999/1999-09-17.html.

[10] Eric W.Robinson,The First Democracies:Early Popular Government outside Athens(Stuttgart:Franz Steiner,1997)

[11] 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opular Government in Classical Gree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2] Mogens Herman Hansen,“Review of 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opular Government in the Greek Classical Age,”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2013.01.17,http://bmcr.brynmawr.edu/2013/2013-01-17.html.

[13]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Norman,OH: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9),p.3.

雅典民主的兴衰

雅典民主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抽选是衡量其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尺。

雅典人认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忒修斯是他们的第一个国王，正是忒修斯将雅典城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政治实体。

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前后，雅典一小撮有钱有势的土地贵族废黜了君主制，国王变成了三个执政官之一。起初，执政官可以任职终身，后来任期缩短为10年，继而进一步缩短为1年。再往后，又增添了6位执政官，这9位执政官由贵族会议（战神山会议）挑选，而战神山会议成员由前执政官构成，任职终身。[1]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确保贵族永远掌握执政权。

在贵族制统治下，贫富分化严重。遇到灾年，贫苦农民不得不以自己的田产作为抵押以换取粮食与种子。丧失一部分土地后，如果再碰到灾荒，这些农民的境遇就会更加悲惨。最后，大批雅典人完全失去了土地，变成了佃农，甚至被迫成为富人的奴隶。虽然，雅典此时也有公民大会，但底层阶级无缘参与其中，公民大会纯属贵族的玩物。这种情形严重威胁雅典的繁荣与稳定。

公元前594年，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梭伦（约前638—前559）出任雅典城邦的执政官、立法者与调停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经济上，改革废除了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并不再允许以人身作抵押借债。政治上，改革并没有废除贵族统治，但为平民开放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公民被划分为四个等级，最低等级的公民仍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为400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人民法庭更加开放，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无论公民属于哪个等级。以前，解释法律的权力在9位执政官手中，现在它转到人民法庭手中。

正是梭伦改革在雅典政治中引入了抽选。[2]人民法庭的审判员在所有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3]至于其他公职人员，先由各部落在符合财产资格的人中投票预选出各官职的候选人，然后在候选人中抽签产生任职人员。9位执政官也采取同样办法产生：4个部落先各自在最高等级的公民中预选10位候选人，共40人；然后，从40人中以抽签方式产生9位执政官。这样做的结果是，削弱了少数家族垄断执政官的机会，但执政官依然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4]

梭伦改革并未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在公元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平民、贵族、地方派系之间相互冲突不断，导致僭主政治大行其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生于公元前570年前后）借助平民的支持上台担任执政官为止。克里斯提尼推动一系列政治改革。在希罗多德看来，正是这些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5]克里斯提尼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重划行政区，打散原有4个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部落，设立139个“德谟”（demos）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组织。[6]这些德谟以抽签方式划分给30个“三一区”（trittyes），每个三一区内含互不搭界、数目不等的德谟，分布在市区内外。而30个三一区分成10个新组成的、以雅典神话英雄命名的部落（phylai），每个部落都有3个三一区。这种行政区划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地方主义，打破显贵大族之间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

伴随行政区划改革而来的是，平民参政的机会大大增加。德谟有各自的大会，每个公民既可以参加德谟的大会，也可以参加全雅典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议事会由400人扩充至500人，其成员由每个部落以抽签方式选出来的50名代表组成。

尽管引入了这些改革，贵族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可能与外部势力相勾结，复辟僭主政治。为了防止这种风险，克里斯提尼创造了一项由公民大会控制、执行的陶片放逐法，矛头直指那些怀有复辟僭主政治野心的政客。每年，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实施对政治人物的放逐，如果大会决定实施放逐，几个月后会举办放逐投票：每位公民在一块陶罐碎片（选票）较为平坦处，刻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者的名字，投入本部落的投票箱。如果有六千人以上参加了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士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放逐期限为10年。在公元前488年前后，陶片放逐法开始发挥作用，此后数年间驱逐了一批势力过大的人。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让贵族、官员、显赫之士如坐针毡，时刻处于现实的威胁之下，从而大大提升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大约同时，即从公元前487年起，执政官的抽选被重新引入，并将候选资格开放给次高等级的公民，并最终开放给第三以及第四等级的公民。[7]

图1.2 陶片投票情景

图片来源：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

图1.3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图片来源：http://timerime.com/en/event/2823404/ARISTTELES/。

雅典民主最后确立的标志是，在公元前462年，战神山会议的大部分权力被移交给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人民法庭。此前，即使经过梭伦改革，由贵族掌控的战神山会议依然权力巨大，它可以惩治、处罚公民，可以支配政府开支而不对任何机构负责，可以监督法律实施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可以对官员进行弹劾。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梭伦改革后的雅典是个三合一政体：人民法庭体现民主制，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体现贵族制，而战神山会议体现寡头制。[8]而公元前462年的改革剥夺了战神山会议所有的职能，仅保留处理几类案件（如谋杀或宗教类犯罪）的审理权。至此，这个本来权重一时的贵族机构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刑事法庭。而其他案件则需交由人民法庭审理。与此相适应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为担任公职（例如参与人民法庭审理工作）的公民支付津贴，让穷人不必为参与政治生活顾此失彼。这意味着，平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亲身参与政府主要权力机构（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人民法庭）的运作。

从公元前462年到公元前332年是雅典民主的兴盛期，其间它曾遭遇两次短暂的寡头政治复辟（前411—前410年和前404—前403）。民主体制于公元前403年恢复以后，它本身又经历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变化，直至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征服者废止。

有关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的留存文献最为丰富，因此以下有关雅典民主制度以及抽选的讨论将集中在这一时期。[9]

[1]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关于梭伦是不是最早引入抽选的人存在争议，参见Robert J.Buck,“The Reforms of 487 B.C.in the Selection of Archons,”Classical Philology,Vol.60,No.2(Apr.1965),pp.96-101。

[3] 希腊语dikastai可以译为“法官”或“陪审员”，但在雅典民主中，译为“审判员”比较合适。

[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57-458.

[6] 这里的demos与意指人民的demos相同。

[7] Robert Develin,“The Election of Archons from Solon to Telesinos,”L'antiquité classique,Tome 48,fasc.2,1979.P.467.又见Robert J.Buck,“The Reforms of 487 B.C.in the Selection of Archons,”Classical Philology,Vol.60,No.2(Apr.,1965),pp.96-101.

[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73b.

[9]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and Ideolog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雅典民主的支柱

前面已经指出，“民主”指的是一种让人民（尤其是普通大众）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只有把握“民主”的真正含义，我们才能理解雅典民主的以下制度安排以及抽选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人民

雅典城及周边的阿提卡半岛加在一起并不大，大约只有25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香港。[1]虽然人口数量不断变化，准确数字无人知晓，但其规模也不会很大。在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的总人口在15万—25万之间（包括妇女、儿童、约1万外邦人以及4—8万奴隶），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在3万上下，[2]公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15%—20%之间摆动。[3]所谓“公民”，在雅典原来是指德谟区内在册男性居民的子嗣；后来，成为公民的条件更加严格，要求父母双亲均为雅典原居民。[4]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有资格成为“人民”（the Demos）的一员。“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做主，但在雅典民主中，当家做主的不是所有人，而是少数有资格被称之为“人民”的男人。

图1.4 民主女神为“人民”加冕

图片来源：http://agora.ascsa.net/id/agora/object/i%206524。

“人民”独享政治权利，但“人民”内部存在巨大的阶级差异，只有5%左右属上层阶级，三分之二属下层阶级。[5]雅典语中的demos往往用来指占公民大多数的下层阶级。

雅典之所以被看作“民主”，是因为不论贵贱，所有公民都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全部权利。“人民”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在希腊语中，公民大会本是ekklesia，但雅典人往往把公民大会直接叫作Dēmos。

这样，我们看到一个意味深长的有趣现象，在希腊语中，demos一词至少有五层含义：（1）雅典境内的基层行政区“德谟”；（2）全体成年男性公民；（3）在公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平民；（4）公民大会；（5）民主政体本身。[6]

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ekklesia）是雅典的立法机构。但与今天的立法机构（如议会）不同，它不是少数“代议士”独享的议事场所，而是任何公民都可以出席的大型集会。出席大会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为了使平民去除参与大会的后顾之忧，雅典为每位大会参加者发放津贴。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仅仅赋予公民参与大会、自由发言的权利还不算民主，真正的民主制必须补贴参加大会的公民。[7]

公民大会不仅是立法机构，除了制定法律之外，它的职能还包括做出决定（如宣战、缔合、授予外邦人公民权、财政、节庆等大小事务）、挑选公职人员、审理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如陶片放逐）。因此，这是一个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体的机构。雅典没有三权分立的概念。

大会每年召开40次，平均每9天一次。出席的公民一般为4000—5000人（相当于公民总数的20%—40%），但做出某些决定（如授予公民权）时，需要至少6000人在场。这么多人出席大会可以确保大会不被上层阶级把持。[8]

图1.5 雅典公民大会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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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时，任何公民都可以上台发表意见。涉及技术问题（如建筑、造船）时，相关领域的人发言更受重视一些；而涉及一般国务问题时，各类人都踊跃发言。[9]讨论中尽管会出现不同意见，雅典民主中没有政党的地位，不存在执政党、反对党之间的对立。

大会决定采取举手表决与投票两种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括制定法律、弹劾官员、谴责官员），举手表决就行了。只有处理那些要求至少6000人在场决定的事，才会进行投票（将不同色彩的石块投入陶瓮）。

法庭

有关雅典民主的文献一般把公民大会看作雅典政治制度中最重要、权力最大的机构。但也有研究试图证明，雅典的权力重心不在公民大会，而在法庭（Dikasterion)[10]，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法庭扩权以后。[11]

与公民大会相比，法庭聚集更频繁，每年开庭175天至225天，除公民大会集会日与节庆日以外，几乎天天都要开庭。每到开庭日，至少会有3个法庭同时受理案件。依据案件的性质与严重程度，法庭开庭所要求的审判员规模也不相同，轻微小案有201人即可，稍重的案件需要401位审判员到场，最常见的情况是500人庭，重大公事案件则要求审判员更多的法庭，超过1000位审判员的法庭（从1001到1500、2000、2500不等）往往被称为民众法庭（heliaia）。

在雅典，heliaia的另一个含义是年度候选审判员，由6000位以抽签方式产生的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任期一年，也许可以多次入选。这些人都是普通公民，不必有任何法律专业知识；当参与审判工作时，这些公民会与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一样，按天获取津贴。不仅参与法庭工作的审判员人数与公民大会日常出席人数相近，而且法庭聚集更加频繁，法庭在雅典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希腊文中，heliaia原义为“聚集在一起的民众”；在希腊有些城邦，这个词也用来指称公民大会。从这里可以看到法庭与公民大会的相通之处。

图1.6 审判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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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雅典没有分权的概念。除了法庭以外，执政官、五百人议事会也可以审理案件；谋杀案或故意伤害案可能因背景条件不同而由五个不同的法庭审理，包括战神山会议。

更重要的是，除了处理公私诉讼等司法职能以外，法庭还有行政与立法职能。在行政方面，法庭可以审定当选高级公职人员，如执政官、司库官、公卖官等的任职资格。法庭还可以审定部分低级公职人员的任职资格。

在立法方面，公元前402年以后，公民大会（或五百人议事会）只保留全权制定临时性的、适用范围不大的法令，而在制定或修订长久性的、适用范围广大的法律时，必须先由一个立法委员会（nomothetai）提出建议，再由另一个立法委员会决定批准与否。立法委员会成员来自6000名年度候选审判员；这种委员会在开会当天临时以抽签的方式组成，规模可观，往往超过1000名成员。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有些方面与法庭的正反方辩论运作方式相似，有些方面则与公民大会的运作方式相似。[12]

在地位上，法令低于法律，如果前者与后者相抵触，前者无效。[13]为了突出两者的差异，或者说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雅典还设立了两个罪名：“提出违法法令罪”（graphai paranomon）与“提出无益法案罪”（graphē nomon mē epitēdeion theinai）。如果公民提出的此类诉讼成立，法庭可以推翻任何在它看来违反法律的法令或“无益”的法律修改案；如果诉讼发生在法令或法案通过一年之内，其提出者将被处罚，直至被判处死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没有什么公民大会做的事法庭不能推翻；而反过来却未必成立：公民大会无法改变法庭做出的决定。[14]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法庭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至少可以媲美公民大会。但是，如果将扩大法庭在立法方面的作用看作是以法治来约束民主，[15]就未必立得住脚。从法庭的成员构成、规模与运作方式看，它与由公民大会立法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由民众，而不是由少数法律精英来制定游戏规则。[16]

500人议事会

500人议事会（boule)[17]是一个辅助、商议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公民大会的相关事宜，如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提出议题（不是议案）。研究政治学的人都知道，议程设置是一种很容易被人忽视的重要权力。[18]除此之外，议事会还行使广泛的行政权、财政权、外交权、监督权、审理权（处理与公务和行政官相关案件，如考核卸任官员的行为，审核候任执政官和议事会成员资格等）、处罚权。[19]亚里士多德把议事会称作民主制下最重要的行政官团体。[20]这要求议事会成员具备一些处理城邦事务的能力，但又不必具有专才。为此，只有年满30岁的公民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

与以前非民主时代的议事会不同，雅典民主制下的议事会规模巨大，达500人之多，由雅典10个部落以抽签的方式各选派50名公民构成，任期一年。每位公民一生中可以在议事会任职不超过两次；任职期间，如行为不端，可被解除职务。

议事会是雅典政治体制日常运作的常设机构，除节庆日或不吉利的日子外，它每天都要开会，每年至少工作260天，比公民大会和法庭更频繁。与其他政府机构一样，议事会成员参加会议可以拿到津贴。

议事会500名成员按部落分成10组，每组轮流在一年十分之一的时间里担任主席团（prytaneis），主持议事会与公民大会工作，轮流的顺序由抽签决定。主席团每天再抽签选出一人作为执行主席，任期一天，不得延长，并且一个公民一生仅能任职一次。主席团任职期间，当值主席与部分主席团成员必须在议事会大楼值班，随时准备处理突发事件。

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议事会又出现了9人委员会制度：由主席团以外的9个组每组抽签产生1人组成。主席团依然准备和召集议事会或公民大会，但9人委员会主持会议。这种安排象征着议事会是雅典全体公民的代表，有利于平衡各部落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议事会开会时，一般公民可旁听；经主持人同意，旁听公民可以发言；如果有议事会成员附议，公民甚至可以提出议案。

公职人员

雅典公民大会、法庭、议事会制定的法律、法令、决策由各类公职人员（archon)[21]执行。这些公职人员负责城邦的日常运作，但他们必须接受公众严密的监控。这些公职人员不是专职人员，来自普通民众，短期担任公职后，还要恢复普通民众身份。因此，雅典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关于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公职人员的总数，琼斯估算大约有350人，[22]而汉森估计达700人。[23]

为了减少富人影响、操弄国家公务的可能性，绝大多数公务人员经由抽签选取，只有少数需要特殊技能的（如将军、司库等）职位由公民大会通过举手选举产生。

抽签产生的公职人员中最重要的是9位（或10位）执政官，[24]他们经抽签产生，每人一生只可任职一次，须经500人议事会审核才可到任。不同的执政官负责处理与审理自己分管的、不同性质的法律案件。执政官也担负一些行政职能。一年任期结束后，退位执政官自动变为战神山会议终身会员。此外，还有其他各类行政官，[25]如11位狱吏（负责监狱与死刑）,10位司库（负责财政收支）,10位监契官（负责公开拍卖罚没资产等）,10位收款人（负责收取属于城邦的资金并转交相关部门）,10位城市法监（负责维持街道整洁与秩序，执行市政法规）,10位市场法监（负责维持市场秩序，处理虚假广告、售卖伪劣产品、价格欺诈等），以及分工更专门的监察员（规管粮食零售、粮食批发、市场用度量衡等事务）、审计员等。相关的行政职责往往让不同的部门交叉管理，为的是防止腐败与权力过分集中。上述各类公职人员往往同时具有某些司法职能，如将案件提交法庭、主持审判等。在各自所辖领域，他们可以对违法、违规者进行小额处罚。

在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之为“将军”的军事指挥官。每年选10位，每个部落1位。与抽选出来的议事会成员或公职人员不同，这些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没有限制。在战场上，将军指挥战斗；平时，将军负责征兵，把装备海军战舰的责任分派给富裕的公民，主持审理躲避兵役、逃兵等案件。有几类下级军官也是选举产生的，如2位骑兵指挥官、10位部落重装步兵联队长等。除此之外，管理军事基金的司库也是选举产生的。

无论抽选或选举产生，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在30岁以上，[26]任期以一年为限，且不得再次任职。将军也适用一年任期，但可连选连任。任期结束时，他们必须报告履职情况与公款使用情况。

雅典政制除了上述五大支柱外，还有一个受人尊重的机构：战神山会议。但基于两个理由，以下讨论将不涉及这个机构。第一，战神山会议成员都是前执政官，但梭伦改革以后，抽签成为产生执政官的方式；第二，公元前462年以后，战神山会议的主要作用仅限于审理非政治性的谋杀案，不再像以前一样在雅典政制中起主导作用。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引入抽选，才导致战神山会议的影响力下降。[27]

[1] Mogens Herman Hansen,Poli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1.

[2] 这里“成年男性公民”是指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见A.H.M.Jones, Democracy,p.76.Athenian

[3] 同上；又见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7,127-128.

[4] P.J.Rhodes,The Greek City States:A Source Boo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Second edition,pp.102-114.

[5] 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Chapter V:“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the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pp.75-96.又见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p.128-130.

[6]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Concepts of Demos,Ekklesia,and Dikasterion in Classical Athens,”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 Vol.50(2010),pp.502-503.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17b.

[8]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p.134-136.

[9] Plato,Protagoras(New York:Bobbs-Merrill,1956),319b-319e..

[10] Alan L.Boegehold,The Lawcourts at Athens:Sites,Buildings,Equipment,Procedure,and Testimonia(Princeton: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1995).

[11] 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指责梭伦改革赋予法庭掌握了“一切事情的最高决定权”，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74a4-5.有人抱怨梭伦改革让法庭权力过重。汉森在一系列出版物中试图证明，在公元前4世纪，法庭才是雅典政治中的主权机构，见Mogens Herman Hansen,“The Concepts of Demos,Ekklesia,and Dikasterion in Classical Athens.”在其2013年初提交给哈佛大学政府系的博士论文中，卡玛克试图证明，雅典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法庭主导型民主”(dikastic democracy)，普通民众主要通过控制司法行使人民主权，见Daniela Louise Cammack,Rethinking Athenian Democracy,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January 2013。

[12] P.J.Rhodes,“Sessions of Nomothetai in Fourth-Century Athens,”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53,No.1(May,2003),pp.124-129.

[13] M.H.Hansen,“Nomos and Psephisma in Fourth-Century Athens,”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9(1978):315-30;M.H.Hansen,“Did the Athenian Ecclesia Legislate After 403/2 BC?”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0(1979),pp.27-53.

[14] M.H.Hansen,“The Political Powers of the People's Court in Fourth-Century Athens,”in O.Murray and S.Price eds.,The Greek Cityfrom Homer to Alexand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p.215-243.

[15] Martin Ostwald,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Law,Society,and Polit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6] A.R.W.Harrison,“Law-Making at Athens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75(1955),pp.26-35.

[17] P.J.Rhodes,Athenian Bou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8] Peter Bachrach,Morton S.Baratz,“Two Faces of Pow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6,No.4(Dec.,1962),pp.947-952.

[19]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and Ideolog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p.257-265.

[2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22b.

[21] Robert Develin,Athenian of ficials,684-321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2] 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p.6.

[23] Mogens Herman Hansen,“Seven Hundred Archai in Classical Athens,”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Vol 21,No 2(1980),pp.151-171.

[24] 公元前4世纪，增添了1位执政官，使得10个部落每个可以有1位执政官。崔丽娜.雅典执政官任用程序的历史考察[J/OL].安徽史学，http://www.cawhi.com/plus/view.php?aid=2650.

[25] 为了清晰区分，我们把其他公职人员称之为“行政官”，区别于上述10位“执政官”，虽然两者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词。

[26] 关于公职人员最低年龄限制的讨论，见Hansen,“Seven Hundred Archai in Classical Athens,”pp.167-169。

[27] James Wycliffe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0),pp.45-46.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民主往往被叫作“直接民主”，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毕竟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与义务参加经常举办的公民大会。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雅典政治生活中，更活跃的成分不是公民大会，而是法庭、500人议事会、行政机构。这三类机构的运作方式似乎不能被称为“直接民主”，因为其主角只有一部分公民，而不是全体公民。在只有部分公民参与的情况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治过程持续被同一批人把持，形成一批固化的政治精英，而将其他公民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

但雅典并非如此，尽管没有在政治的方方面面做到“直接民主”，它的制度安排却展现出尽可能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特征。第一，三类机构的规模都很大，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每年，法庭有6000位候选审判员，议事会有500位成员，行政官有700位，加在一起，担任各类公职的人达7000多位，占全体公民人口四分之一左右，占30岁以上公民的比重可能高达50%。第二，三类机构的任期都很短，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三类职务任期都只有短短一年，且议事会成员与行政机构人员只限一个任期，任期一满，必须离去，换上另一批人，任何人都无法长久独霸这些位置。第三，三类机构的人选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可以让所有够资格人士都具有完全平等的机会当选，不允许任何人占据先机。

法庭与抽签

把雅典的法庭叫作“法庭”有点牵强，它其实是个三合一的机构，“可以看作公民大会的一部分”,[1]除了审理各类司法案件外，还担负着立法与行政职能。之所以还是将它称为“法庭”，仅仅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现代词汇。

前面提到，在雅典政制中，法庭的地位与公民大会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然而，在如此重要机构唱主角的，却是人民审判员（dikastai），即担任审判员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不是“法官”，因为雅典的法庭压根就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专业资质的法官（当然也没有律师）；他们也不是“陪审员”，因为既然不存在其他主审官，何来“陪审”之说？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主审官，他们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对他们说：“我转求于你们，雅典的公民们！在我看来，法庭的权威不仅大于我所在那个德谟区的选民，而且大于议事会与公民大会。这合情合理，因为你们的决定在方方面面都是最公正的。”[2]

法庭是雅典政制中最早民主化的机构，梭伦改革后，审判权就交到了由普通人组成的法庭手中，普通公民可以就行政官的决定提出申诉。克里斯提尼改革前后，开始实行年度候选审判员制：每年选取6000位30岁以上、不欠国家债务的公民为候选审判员。参与法庭工作的年龄要求之所以比公民大会高10岁，很可能是因为雅典人相信，年长的人更明智、更理智。[3]今天看来，这种大10岁的年龄要求似乎无关紧要，但在雅典却非同小可。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会超过25岁。[4]如果有3万成年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的话，那么符合法庭年龄要求的公民不会超过2万人。换句话说，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符合年龄要求的公民需担任候选审判员，报名的人当然需更多。这么说来，雅典每位30岁以上的公民都可能在一生中不止一次出任审判员。

候选的6000名审判员也许来自10个部落，每个部落600人。这些人都是从自愿报名的人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取的。每年名单确定之后，榜上有名的人会聚集起来参加一个仪式，诵读“人民法庭誓言”（Heliastic Oath)：宣誓依法依规，或依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无偏无妄地审案。

也许有人会推断，大多数报名的人都来自雅典市区；但现有证据表明，很多人其实来自内陆与沿海。他们一般属于中老年，因为青壮年需以劳力养家糊口，恐怕难以有时间经常参加法庭活动；他们中大多数似乎出身于中下阶层，尤其是公元前451年决定为参与审判工作提供津贴以后。[5]这正说明，发放津贴有利于下层阶级参与国家事务。

在此后一年中，各种法庭开庭时，都从这6000人中挑选审判员。公元前5世纪时，所有审判员被分为10组，每组600人；这600人分别来自10个部落，每个部落60人。这样，每个组都会有各个部落的代表，避免偏听偏信。10组审判员被分派到10个法庭，任职一年。每个法庭专职负责受理某些类案件。每次开庭前，会事先公布需要多少位审判员。到了开庭日，属于该法庭的审判员如果愿意，可以排队，先到先入。晚到的候选审判员只能等以后的机会。这种安排使贿赂审判员成为可能，因为人们可以事先知道哪些人会审理哪些类案件。受贿的审判员只需早起一点，就可能参与审理相关案件。

为了避免司法腐败，大约从公元前403年起，雅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调整为法庭分派审判员的办法。在新制度安排下，审判员不再被分派给某个固定的法庭。新年伊始，所有审判员被分为规模相等的若干个组，每组以一个字母为标记。一共也许有10个组，分别以10个字母代表。每到开庭日，所有审判员（除因病因事请假者外）集合到法庭所在地。然后用两个箱子进行抽签，一个用来抽选审判员组，另一个用来抽选法庭。第一组被抽中的审判员组被分到第一个被抽中的法庭，以此类推。如果当天开庭的法庭不到10个，没被抽中的那些审判员组的成员只得回家，当然也拿不到当天的津贴。[6]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事先知道，哪个审判员组将审理哪个案件。不过，这种抽选审判员组的方式恐怕也有被人钻空子的漏洞。因此，不久以后，抽选的方式又变了。

大约从公元前370年起，雅典开始使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程序，用抽签机为开庭随机挑选审判员。[7]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描述，这时法庭所在地的布局是：它有10个入口，每部落一个；20个雅典独创的抽签机（kleroterion），每个部落两个；100个小箱子，每个部落十个；此外，每个部落还有两只瓮。在这个区域内，各个法庭用楣石或其他建筑材料隔开。以抽签选取审判员的方式可以说是繁复无比，被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记录在《雅典政制》的63—65节中。[8]简单说来，抽取方式如下。

每位年度后备审判员会配发一块铜质或木制的名牌（pinakion），上面刻有其名字与字母系统前十个字母中的一个。在10个部落中，每个部落里使用每个字母的审判员数目相等。

图1.7 后备审判员的名牌

图片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inakion_Archilochos.jpg。

每到开庭日的早上，每个部落的审判员分别在属于本部落的入口处集合，等待十位执政官抽签，每位执政官负责一个部落。到达后，每位审判员将自己的名牌放入标有他那个字母的箱子里。负责的那位执政官随机从箱子里抽取一个名字，抽中的审判员就是共有该字母的审判员当天值日的“插票者”。他从箱子里把其他人的名牌一一抽出，然后插入抽签机的某一列孔隙。每个部落的两架抽签机分别有五列插名牌的孔隙，共有十列孔隙。每一列包括带有某个字母的所有名牌。但横着看，每一行上的名牌都带有不同的字母。

图1.8 抽签机残片

图片来源：By Marsyas-Own work,CC BY-SA 2.5,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75523。

图1.9 抽签机复制品[9]

图片来源：http://www.agathe.gr/democracy/the_jury.html。

名牌插完后，负责的执政官（或助手）开始在抽签机上放入混在一起的黑白两色骰子（或小球）。在抽签机的一边有一条空铜管，顶部是个漏斗，底部是个曲柄。骰子就混杂地放在漏斗处，让它们随机滑进管道。应放入骰子的数目取决于当天到场了多少审判员，需要多少审判员。一个白骰子意味着选中五位审判员，一个黑骰子意味着排除五位审判员。假如该部落当天应出300位审判员，但有400人到场，执政官应为两个抽签机的每一个准备30个白骰子，10个黑骰子。骰子放好后，摇一下曲柄，出来一个骰子。如果骰子是白色的，插入抽签机第一行孔隙的五位审判员当选。如果再摇一下，出来一个黑色骰子，第二行那五个人就得打道回府。这样不断地摇出骰子，直至抽出当天需要的所有审判员。

这种方法只决定了哪些审判员当日上岗。下一步还需决定的是，他们分别去哪个法庭？为此，在两只瓮中放入一些标有不同字母的小球，每个字母代表不同的法庭。当天早上的另一次抽签已决定哪个字母代表哪个法庭。抽选出来的每位审判员依次从瓮中随机捞出一个小球，并依据小球上的字母被分派至某个法庭。捞出小球后，他会得到一支授权他进入特定法庭的、加色的小棍（不同的法庭使用不同的颜色），并立即进入该法庭，以免任何人对他进行贿赂。[10]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法庭运作机制的另一环节也加入了抽签的成分。在此之前，负责将某类案件提交法庭的行政官总是使用同一法庭。但就在亚里士多德写作《雅典政制》（大约前328—前325）之前，这种做法被每天用抽签方式分派法庭取代。

上面描述的过程实际上设置了4次叠加随机抽选。第一次是把名牌插入抽签机时；第二次是摇骰子时；第三次是从瓮中抽球为审判员分派法庭时；第四次是为案件分派法庭时。有了这四重保障，大概没有人可以预测哪位审判员当天会上岗，到哪个法庭去上岗，案件由那个法庭审理。司法腐败的可能性因而被大大降低。这样的法庭赢得了雅典人民的信赖，在他们看来，与由少数专职官员断案相比，由大批与自己相似的审判员审案，出错的可能性小得多。[11]

除了审理司法案件外，6000位候选审判员还可能担负立法重任。前面提到，公元前402年以后，制定或修订法律的权力落到了立法委员会肩上。而立法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从6000名年度候选审判员中选取的，它们没有固定的成员，都是委员会开会当天早上抽选的。抽选的方法与为开庭随机挑选审判员的方式一模一样，也需使用审判员的名牌。[12]有学者认为，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必须是候选审判员，任何报名的雅典公民都有机会。但无论如何，甄选的方式依然是随机抽签。[13]立法委员会的规模不小，恐怕最少500人，往往是1001人以上。[14]一年以内，为了制定或修订法律，也许有必要频繁组建立法委员会，大概每月一次。[15]这样，也许几乎每位候选审判员都有机会参加立法工作。

雅典之所以会让如此多的普通人以如此繁复的方式参与法庭的司法与立法工作，想必是为了凸显6000位候选审判员代表的就是全体雅典公民。正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民，审判员的判决就是最终判决，不可以再提起上诉。[16]

议事会与抽签

拥有庞大规模审判员队伍的法庭是雅典政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法庭相比，议事会规模小得多，只有500人；但与其他议事会相比，雅典民主制下的议事会就不算小了。

议事会这种组织形式在古代和现代都很常见，它既可以存在于民主制下，也可以存在于寡头制下。在雅典演化为民主制之前与之后的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德语地区，在意大利城邦，议事会随处可见，其中绝大多数是寡头制的产物，它们的成员一般很少，聚集其中的人非贵即富。只要规模不大，不管其成员是由世袭、提名（cooptation）、票选产生，还是抽选产生，议事会都不大可能具有民主功能。世袭、提名自不待言，票选的小型议事会也会让野心家趋之若鹜，尤其是在存在巨大经济社会差别的情况下。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要能耐有能耐的他们打起选战来，别人岂是对手。[17]哪怕是抽选，一个人数太少的议事会也难以代表全体公民。因此，无论这类小型议事会起初是什么性质，最终它们都或迟或早会被社会精英阶层捕获，被这些人把持。

与寡头制下的议事会相比，民主制下的议事会往往规模大得多。梭伦建立的400人议事会就远大于雅典此前的任何议事会。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又将其规模扩大到500人。[18]但规模大只是议事会具有民主性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对雅典这么一个城邦而言，议事会规模达到500人已确实不小，但它毕竟不是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的公民大会。它只能协助公民大会治理城邦，而不能取代公民大会，或者篡夺公民大会的权力。如此一来，雅典民主制的设计者（也许不是个别聪明人，而是群策群力）就面临一个两难课题：一方面，为了更有效地运作，履行它所承担的各项职能，议事会规模不宜再进一步扩大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体制的民主性，要从制度上防范议事会蜕化为少数精英的俱乐部，变成公民大会的对立面。抽选再一次成为雅典解决难题的方法。[19]

议事会的500位成员分别来自10个部落，每个部落有50个名额。这50人在每个部落内的3个三一区之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因为议事会成员的名额分配单位是那139个“德谟”。各个德谟分到的名额与其人口规模成比例。德谟人口越多，议事会成员名额越多；反之，德谟人口越少，名额越少。大约有40个德谟人口不多，它们各自只分到了1个议事会名额。但也有些德谟人口众多。这样的德谟有8个，它们每个分到10个或更多议事会席位。最大的一个德谟自成一个三一区，它独享22个议事会席位。但到了部落层面，来自3个三一区的议事会成员加在一起只能是50名。[20]下面是潘狄俄尼斯部落（Pandionis)50位议事会成员名额在11个德谟中的分布图（见图1.10）。

图1.10 潘狄俄尼斯部落50位议事会成员名额在某年的分布图

图片来源：Josiah Ober, “Epistemic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 Sophistication, Diversity, and Innovation,” in Hélène Landemore, Jon Elster, eds. , Collective Wisdom: Principles and Mechanis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2。

与雅典其他所有公职一样，议事会成员的任期只有一年。但与雅典其他一些公职不同，每位公民一生中最多可以担任两次，而不是一次议事会成员；不过不得连续两届连任。现实中，担任过两次议事会成员的人并不多。[21]

在每个德谟里，设定的抽选范围有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年龄限制。只有30岁以上的成年公民才有机会进入议事会，与审判员相同。实际上，议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是约40岁。[22]

第二，等级限制。无论是梭伦的400人议事会，还是克里斯提尼的500人议事会，只有出身于头三个公民等级，也就是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公民才有机会进入议事会。这样规定的理由也许是因为，制度设计者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财产、为重装步兵提供装备的公民才有兴趣维护城邦的良治。当然，头三个等级未必都是贵族或富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由他们出任议事会，代表的不仅仅是上层精英。但不管怎么说，处于最低等级的公民则被排斥在外。这类人很多，也许占到雅典全体公民的一半以上，他们无缘成为议事会成员。假设有3万成年公民，头三个等级的公民约1万至1.5万人，其中30岁以上只有5000—7500人。简单计算告诉我们，如果只允许公民一生中担任一次议事会成员，即使所有人都愿意担任这种公职，10—15年后，就没有人可以出任议事会了。这大概是为什么允许公民一生中担任两次议事会成员的原因。即便如此，每位合资格公民每隔10至15年就得出任一次议事会成员，围绕议事会席位的竞争不可能非常激烈。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之前，这种制度安排还有足够的人力支撑。[23]

不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其间的瘟疫造成了人口大量减少。有人估计成年男性公民从战前的40 000人降至战后的14 000—16 250人；[24]也有人估计其间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是从60 000人降至25 000人。[25]虽然估算的具体数目各异，但有一点很清楚，雅典公民人数下降了60%左右。我们知道，到公元前4世纪，关于议事会成员的等级限制不再适用：所有公民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包括处于底层的第四等级公民。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何时开始的。有人模糊地提到变化发生在阿里斯提德（前530—前468）时代以后，[26]但一般认为，变化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27]不清楚人口在公元前5世纪末大幅减少是不是也是产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28]

第三，自愿报名。关于这一点仍存在争议。有些研究认为，抽签并不是在所有符合年龄与等级条件的公民中进行；合资格公民还需报名，才会进入抽签名单。[29]但也有研究相信，自愿报名并不是必要条件。[30]

可以想象，每个德谟也许都希望挑选出比较成熟、比较有政治经验的人代表自己出任议事会；它们也许会鼓动这类人报名。如果有意愿担任议事会成员的人数与德谟分到的名额相等，则皆大欢喜，但这种可能性也许不大。如果有意愿担任议事会成员的人数比该德谟分到的名额多，就得进行甄选。雅典的做法不是通过竞选、票选的方式从中做出挑选，而是会进行随机抽选。我们并不清楚知道抽选到底如何进行：是从自愿报名的合资格人士中进行抽选，还是从德谟内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抽选？是各个德谟分别进行抽选，还是所有德谟集中到一处（忒修斯神庙），然后各自抽选？[31]是用不同色彩的豆粒进行抽选，[32]还是使用名牌进行抽选？[33]这也许意味着，就抽签技术而言，其方式与挑选审判员的方式不大一样。

其实，当各个德谟进行抽选时，抽出的人数并不是它们应选的人数，而是应选人数的两倍，其中一半是当选者，另一半是候补者；每位当选者搭配一位候补者。如果当选者身亡或疾病缠身，候补者可以顶替。[34]还有一种可能性，当选者未必能通得过官方的资格审查。议事会新任成员的资格审查由上一任议事会负责，会查验当选者是否雅典公民、是否30岁以上、是否曾经担任过议事会成员、担任过几届等。除了满足法律要求之外，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同样重要：是否虐待过父母、是否逃避过兵役、是否遗弃过自己的盾牌、是否挥霍过自己继承的遗产、是否有私生子等等，都可能是考察议事会成员资格的标准。进入议事会的应是一群好公民。如果当选者未能通过资格审查，候补者就要替补上场了。[35]

抽选出来的议事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雅典人民呢？就各德谟而言，代表性应该不错，因为每个德谟都在议事会有其代表；而且代表的数量与其人口成正比。就各地区而言，城区、沿海与内陆也都有代表，分配比例似乎也不算离谱。[36]如果只看这两方面，议事会可以说是“城邦的缩样”（polis inminiature）。[37]

但就各阶级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毫无疑问，富裕阶层占有优势，理由很简单：虽然议事会成员可以按天领取活动津贴，但津贴的数额比非熟练劳动力一天的工钱还少。对需养家糊口的大多数男人来说，频繁参加议事会活动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尤其是对于囊中羞涩的穷人来说，放弃正常职业，担任一年议事会成员实在是牺牲太大。因此，穷人自愿报名参与议事会成员抽选的积极性很可能比富人小得多。有证据表明，议事会成员中，拥有财产的人确实比例较高。但与此同时，名单中也有一些人纯属无名之辈。[38]这说明，议事会不可能完全被最富有的一小撮人控制，不同阶层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代表。[39]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成员的阶级构成上，也可以说议事会是“城邦的缩样”。[40]

议事会成员在阶级之间的分布之所以不如在德谟与地区之间的分布均匀，其主要原因与主动报名的要求有关。这一要求偏向富有阶层，使得候选人群体中拥有财富的人比重较大，而抽签本身不会偏向任何阶层。不过，自愿报名也许并不总是参与抽选的条件；在有些情况下，德谟可能会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迫使不自愿的人也参与抽选。厌烦参与议事会活动的苏格拉底曾担任过议事会成员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41]还有一种可能，在某些时段，抽选也许不是在自愿报名的人中进行，而是在德谟内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42]当抽选是在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时，所产生议事会成员的阶级构成应会更加平衡一些。

一届议事会形成后，内部会组建一些小组委员会，处理对雅典整体利益至关重要的行政事务，如负责对官员在职行为进行审查的审计委员会，负责查验所有官员账目的会计委员会，负责确保公职人员对雅典人民尽责的专门委员会，负责雅典海上力量维护与训练的专门委员会，负责主持重要宗教仪式的专门委员会等。所有这些小组委员会都是从全体议事会成员中抽签选取的。[43]议事会还需每隔35—36天产生一个主席团，主持议事会与公民大会工作；主席团形成后，还需每天产生一位执行主席，主持当天的各项活动。主席团与执行主席也是经由抽签选出的。后来出现的九人委员会也同样经过抽签选出。与法庭一样，议事会从组成到运作几乎样样事情都与抽签分不开。

议事会在雅典政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抽选、定期轮换、限定任期等措施确保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鲜有职业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一生中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在他们担任议事会成员期间，来自每个部落的人都有机会参与主席团工作；在来自某个部落的人担任主席团成员期间，绝大多数人（50人中的35人以上）都有机会在某日成为执行主席，主持议事会活动、主持公民大会（如果凑巧那天公民大会开会的话）、在国事活动中占据首席、会见外国来宾、执掌国库钥匙。这是一个相当于现代国家元首的职位。换句话说，绝大多数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一生中都有机会担任国家元首，哪怕只有一天。这在所谓现代“民主”社会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种抽选加轮替的制度安排完全消除了任何部落、任何地区、任何一群人垄断议事会的可能性。如果说公民大会有全体公民参与的话，议事会同样也有全体公民的参与，只不过是以轮流参与的方式实现而已。批评雅典民主的人也许会说，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人都无法积累丰富的统治经验与才干。但反过来，支持雅典民主的人会说，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学习如何治国理政，都有机会建立跨越本德谟、本部落的社会网络。即使担任执行主席、主席团成员、议事会成员的时间不长，卸职之后，这些普通老百姓依然可以用其他方式把学到的经验、建好的人际网络运用到参政议政、当家做主中去。[44]

其他公职人员与抽签

所谓“公职人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指那些“在一定范围以内具有审议、裁决和指导责任”的人，其主要标志是具有“指挥权力”。[45]严格地说，议事会成员也属公职人员，不管是在《雅典政制》中还是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都把议事会放在公职人员部分加以讨论，并多次指出，民主制下的议事会是公职人员的关键组成部分。[46]这里所谓“其他公职人员”，指议事会成员之外的那些公职人员，他们的使命是执行公民大会或法庭制定的法律与法令，仅仅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裁决，但不享有裁决权。[47]

担任公职人员的最低年龄与议事会成员相同，都是30岁。[48]与现代的政府职位不同，雅典的公职不一定是全职工作。在公元前4世纪，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公职人员是全职，其余是兼职。在公职是否受薪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有理由相信，履行公职可以获取相应报酬。[49]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取得津贴，穷人才有闲暇参政。[50]否则，担任公职只是有钱人的奢侈品。而像雅典这样的民主政体的一个特征便是，“最好是一切机构（如公民大会、法庭、行政机构）全都给予津贴；若实在不行，那么行政官员、法庭、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主持者或者至少是那些必须要在一起用餐的官员应该得到津贴。”[51]

关于这些公职人员的规模、类别、产生办法，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一书中有大篇幅的讨论。

就规模而言，按《雅典政制》的说法，“邦内官员达700人，邦外官员亦达700人”。[52]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一一点算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供的各种职位数目，然后加总，得出雅典只有大约50类公职、350位相关人员的结论（见表1.1）。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雅典政制》几乎涵盖了所有公职，很少遗漏。[53]但汉森认为，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他从文献与考古碑文材料中梳理出另外20多类公职，大约100多个职位。再加上其他可能的遗漏，汉森认为，说雅典有600—700位公职人员并不离谱。[54]

尽管《雅典政制》对公职的涵盖未必全面，但从表1.1可以清晰看到，公职人员的产生办法大致有三类。

表1.1 《雅典政制》列举的公职

一是抽选，如表1.1中的26类职务，涉及256人，约占表列公职人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三。有人估计，在雅典700位公职人员中，至少有500人以上是抽选产生的；[55]还有人估计，大约有600位是抽选产生的。[56]

二是票选，如表1.1中的16类职务，涉及74人，约占表列公职人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三是委任，如3位主要执政官“按其意愿每人挑选两名助理”；又如执政官“为悲剧委任3名合唱队领班”。前者是辅助性职务，后者是历史遗产，因为《雅典政制》同时指出，以前执政官“还要为喜剧委任5名领班，但如今由各部族来提供这些人”。[57]由于委任在雅典民主制下十分少见，涉及的公职与人员不多，且指挥权力有限，以下不再讨论。

关于抽选与票选，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抽签分派官职被看作是民主的，选举则带有寡头政体的性质。”[58]他如此判断的理据很简单：民主政体的宗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即只有人民才是自己的统治者。如果无法实现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理想，就应该实现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基于这个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民主政体下，“所有官职或者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该通过抽签来选取；官职完全不应在财产方面有要求，或者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一个人不能两次担任同一官职，只能在少数时候或在少数官职上连任，军职除外；所有官职或所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官职的任期应该短暂……”[59]雅典民主制似乎就是如此运作的。

在雅典民主制下，绝大多数公职人员确实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的。其中最好的例子是10位执政官。

执政官是雅典最古老的官职之一，其数目随时代不断变化。当执政官由一人担当时，他是国王，其职位是世袭的。贵族废黜君主制后，执政官的数目增至3人（即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名年官），由贵族选举产生，其入选的门槛是门第高贵及富有；起初他们任职终身，后来任期缩短为10年，继而缩短为1年。[60]公元前7世纪末，执政官数目增至9人（新增6位司法执政官），由战神山会议确定各个职位的人选。[61]

梭伦改革引入了两方面的变化。首先，它放宽了担任执政官的资格。以前只有出身贵族才能担任执政官，梭伦以灵活的财产资格代替了僵硬的贵族资格：在四个财产等级中，头两个等级的人都可以担任执政官，这使得执政官的大门同时向贵族与其他有产者敞开。其次，仅仅放宽当选资格并不够。假如沿用此前的选人办法，战神山会议依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非贵族人士排除在外。这样，梭伦改革的配套方案也同样重要：“他规定各类官职从各部族预先选出的候选人中经抽签而定。每一部族预先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逐9名执政官的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62]当时雅典有四个部落，各部落票选出来的候选人加在一起达40人之多，是应当选人数的4倍多，当选概率是22.5%。只要票选出来的候选人包括非贵族出身的人士，谁也无法操控其后的抽选结果。可见引入抽选成为抑制战神山会议权势的利器。

后来，僭主政治时期，票选曾一度回潮，取代了抽选。显然，僭主们很清楚，他们可以玩票选于股掌之间；但抽选却可能让他们鞭长莫及。

据《雅典政制》记录，在公元前487年，挑选执政官的方式又改回为抽签。此时，雅典已由4个部落重划为10个部落。为了实现部落平等，执政官的总数也增至10人，即9人组成的执政官委员会外加一位司法执政官秘书。抽选分两阶段：先由每一部族预选出50位候选人，角逐执政官的职位；然后从这500名候选人中抽签决定由谁担任10位执政官。[63]

这个新制度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每个部落的50位候选人实际上是进一步下放到德谟一级选出的。[64]500人分散到139个德谟，这意味着每个德谟需推选的人并不多，其分布也许与议事会成员在各德谟的分布相近，从1人到22人不等。[65]由于当时担任执政官的财产资格仍停留在头两个等级，再加上不排除有人无意担任执政官，合资格的候选人在每个德谟更少，这使得在这个层级上进行推选比较容易操作。第二，不管各个德谟分配到多少候选人，每个部落最终只能推选出50名候选人。第三，应选人数与候选人数之比从梭伦时代的22.5%大幅降至2%，使操控结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四，抽选必须做出特殊安排，使得每个部落只能产生一名执政官，以实现部落之间的平等。第五，除了数目平等外，还需实现职位分配的平等：每年各种执政官职位在10位当选者之间的分配也由抽签决定，以确保所有部落都有机会推出担任权力比较大的执政官。在执政官中，权位最重的恐怕是名年官，其次是王者执政官，最后一名是司法执政官秘书。[66]第六，由于是采取初选票选、终选抽签搭配，这种挑选执政官的方式仍具有民主与寡头混合的性质。[67]

后来，初选从德谟一级提升至部落一级；再往后，初选的方式也从票选改为抽选。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执政官的产生方式已采取双重抽选：先在10个部落各自分别抽选出10位候选人；然后再从100位候选人中抽选出10位执政官，每个部落1位。这种双重抽选实际上是一种双保险，有助于确保无论是在部落一级，还是在城邦一级，都没人可以通过耍花招的方式篡取执政官的职位。[68]

从表1.1还可以看出，不仅执政官是由10人组成的，雅典很多其他类别的公职人员也是由10人或5人组成，前者是每个部落每年出1人，后者是每个部落每隔一年出1人。在26类由抽选产生的职务中，18类属于这两种类型，涉及256人中的165人（64.5%）。所有抽选产生的职务任期都只有一年，唯一的例外是主管泛雅典娜节游行、音乐比赛、体育比赛及赛马的主赛人可以任职4年。不论哪种职务，每个人一生中只能担任一次，不得连任。在这10个人或5个人内部，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这个“长”那个“长”，因为他们同时履职，没有资历的差别。他们都是一个个分工不同的整体。

按《雅典政制》的说法，抽选原本在不同层级进行，比较重要的职位从整个部落中抽签选出，不那么重要的职位从各个德谟中抽签选出。但后来由于某些德谟开始出售官职，抽选便基本上都集中到了部落一级，只有极少例外。[69]

行政官抽选到底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并不清楚。但依据考古发现的抽签片，有人推测这也是一种双重抽选。首先在忒修斯神庙进行一次初步抽签，其目的不是抽出当选人，而是确定哪一个职位将出自哪一个德谟或部落。第二次抽选将在选中的德谟或部落进行，它们负责收集该职位的全部合资格报名者名单，并从中抽签选出最终获胜人。如果第二次抽选的单位是德谟，由于德谟内合资格人士的数目有限，可以想象，某些富有的报名者可以买通其他潜在报名者退选，以增大自己当选的机会。这也许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出售官职”。在第二次抽选的单位提升至部落后，合资格报名者的数目会大幅度增加，在抽选中靠取巧获胜的机会肯定会相应大跌。这种双重抽选程序还有一个优势：它很容易执行一人不得多次担任某职务的禁令：只要在第二次抽选的合资格报名者中排除曾经担任过该职务的人即可。[70]

图1.11雅典的抽签片

图片来源：http://www.agathe.gr/democracy/political_organization_of_attica.html。

至于抽选工具，早期使用的是盛有黑、白豆粒的容器，白色豆粒的数目等于应选人数，黑、白两色豆粒的总数等于候选人数，抽到白色豆粒者中选。到公元前4世纪，抽签机开始得到广泛运用。考古发现的抽签机形状基本相同，但大小不一，插名牌孔隙的行数与列数各异，显然用于不同类型的抽选。除了前面描述过那种用于审判员的抽签机外，估计也有专门用于抽选各类行政官的抽签机。

在雅典民主制下，抽选是常态。但只要是常态，就会有例外。在雅典，例外是仍有一部分公职人员由票选的方式产生，包括两大类职务：与军事指挥相关的职务、与财务相关的职务，其中最重要的职务是十将军（见表1.1）。[71]这些都是一些需要特殊才能与技能的职务，假如只讲民主理念，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恐怕他们难以胜任这些关键职务。票选职位的存在说明，雅典既信守民主理念，又实事求是。

下面以十将军为例介绍一下雅典的票选。按《雅典政制》的记载，公元前501年以前，十将军分别由10个部落各自选出，每个部落一人。此后则改由公民大会通过举手表决，选出所有军事官员，包括十名将军，不过依然是每一部落选一人。[72]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将军的挑选方式再次出现重大变化，使得某一部落可以同时有多于一人担任将军。票选方式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不清楚，但在公元前441年至前5世纪末，至少可以确定六桩某部落在同一年内有两人出任将军的事例，甚至出现过同一年有两个部落分别有两人出任将军的情况。雅典此时处于战争状态也许是这个变化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公元前444—前430年间，伯利克里（Pericles，约前495—前429）曾连续多年出任将军。如果沿袭以前的制度，在此期间，伯利克里所在部落的任何人都没有机会担任将军，无论他们军事指挥才能有多高。这种选举规则的变化可能意在让那些能力超凡的将军得以连选连任，但又不至于剥夺同族其他人出任将军的机会。不过，这种变化未必意味着部落平等原则已被打破，因为某部落在同一年有多于一人担任将军的情况毕竟是例外，而不是常态。[73]然而到了公元前357—前328年，部落平等的原则可能被彻底放弃了，《雅典政制》第61章说，十位将军由“全体人民”选举，也可以这么解读。[74]

抽选与票选是完全不同的游戏，其中的玩家也大不相同。在抽选游戏中，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票选游戏中，才能与技能固然重要，但出身、财富、人脉、经历、声誉、相貌、口才都有助于当选。抽选的玩家是普通人，是无名之辈；而票选的玩家往往是精英，是出类拔萃之辈。在抽选中，人人都有当选的可能；而在票选中，只有极少数人是有当选机会的幸运儿。

正是因为票选具有内在的精英化倾向，雅典民主不仅对这种游戏规定了不大的适用范围（抽选是常态，票选是例外），而且外加了其他限制条件。如每年担任将军职务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个人。即使是声望最高的将军，也必须与来自其他部落的同事们一起集体履行其职责。不仅票选出来的将军如此，其他票选出来的官员也大多如此。我们在表1.1中看到，在票选产生的16类职务中，有6类由10人组成，基本上都是每个部落每年出1人，涉及74人中的60人，比重高达81.1%，高于抽选出来的那些官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在公职分配上同时坚守了民主的两个原则：参与性与代表性。

就参与性而言，稍加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在雅典民主制下，除参加公民大会和担任审判员以外，很大比例的公民都有机会担任公职。假设公元前4世纪雅典有3万成年男性公民，其中大约2万人年满30岁，够资格担任公职。在2万人中，每年需要1200人担任公职，包括500位议事会成员，外加700位其他公职人员。除少数例外，每种职位的任期是一年，且不准连任（议事会成员可以任职两届）。这样，几乎每位公民一生中或迟或早都有机会担任公职，而且可能不止一次（不包括担任审判员）。由此形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全体公民轮流担任公职的局面：今年我是木匠，明年我出任公职，此后我又回到老本行。担任公职时，我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退出公职后，我服从在职者的指挥。担任公职时，我荣耀，受到他人的尊重；退出公职后，我没有怨言，尊重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每个人都能上能下、进退自如。回到老本行后，每天打交道的公职人员就是我的街坊、亲戚、同行、熟人、朋友；即使不认识他们，但我很清楚，他们就是与我一样的普通人，没有任何神秘感、距离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是亦民亦官，没有僵死的分工；每个人都是被统治者，每个人也是统治者。不存在“公”与“私”的严格分界，不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的严格分界，不存在职业官员与普通民众的严格分界。城邦政府即是城邦公民，城邦公民即是城邦政府，两者浑然一体，难解难分。这种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不是让人感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政府，而是自家的政府、亲近的政府。公职的广泛参与性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亚里士多德把担任公职作为定义“公民”的要件：能担任公职的人才是公民；是公民才能担任公职。[75]

就代表性而言，政府多数职务由来自各个部落的人共同承担，而不是由某些个人独占。即使某些职务只需要一个人，这些职务往往由来自各个部落的人轮流担任。多人同时或轮流分享某项权威不仅可以防止腐败，而且有利于培养合作、协商精神，有利于强化人民主权的信念。

[1] J.M.Roberts and O.A.Westad,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ix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75

[2] Demosthenes 57.56,in Michael Gagarin,ed.,Speeches from Athenian Law(Austin,TX: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1),p.132.

[3] M.H.Hansen,“The Political Powers of the People's Court in Fourth-Century Athens,”pp.223-224.

[4] Thomas W.Gallant,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Domestic Econom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0.

[5] John 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Second E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4),p.37.

[6] Douglas Maurice MacDowell,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p.36-37.

[7] John 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p.38.

[8]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中译本把kleroterion译为“房间”是不准确的。

[9] 最早关于抽签机的研究见Sterling Dow,“Aristotle,the Kleroteria and the Court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50(1939),pp.1-34。又见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p.63-67.这里关于抽签机使用方式的描述，见Elizabeth Kosmetatou,“Tyche's Force:Lottery and Chance in Greek Government,”in Hans Beck,A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Government(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3),pp.235-251。

[10] MacDowell,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pp.38-39.

[11] 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p.36.

[12] Mogens Herman Hansen,“Athenian Nomothesia,”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Vol 26,No.4(1985),pp.345-371.

[13] Douglas M.MacDowell,“Law-Making at Athe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95(1975),p.65;P.J.Rhodes,“Nomothesia in Fourth-Century Athens,”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35,No.1(1985),pp.57-58.

[14] P.J.Rhodes,“Sessions of Nomothetai in Fourth-Century Athens,”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53,No.1(May,2003),pp.124-129.

[15] Mogens Herman Hansen,“Initiative and Decision: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Fourth Century Athens,”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22,No.4(1981),p.367.

[16] MacDowell,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p.40.

[17]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p.43-48.

[18] Robert W.Wallace,“Councils in Greek Oligarchies and Democracies,”in Hans Beck,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Government(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3),pp.191-204.

[19] 抽选大概在公元前450年以前已开始实施。在公元前411—前410年之间，雅典曾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僭主政治复辟。复辟前，议事会是抽选产生的。复辟期间，议事会产生办法改为更便于统治者操纵的提名，寡头也许希望有朝一日将它改为票选。公元前410年恢复民主制后，抽选又重新实行。见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the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Phil,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1968,Vol.I,pp.5-6.

[20] 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pp.28-29.更详细的研究见John S.Traill,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Attica:A Study of the Demes,Trittyes,and Phylai,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the Athenian Council,Hesperia Supplements,Vol.14,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Princeton,New Jersey 1975。

[21] 一共大约只有17人两次担任过这个职务。见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the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Phil,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1968,Vol.I,p.2.又见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56.

[22] Hansen 1991:249。

[23] 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pp.29-30.又见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Vol.I,p.2.

[24] Barry Strauss,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Class,Faction and Policy 403-386 B.C.(New York,Routledge,1986),p.81.

[25] M.H.Hansen,Three Studies in Athenian Demography(Copenhagen,1988),p.14-28.

[26] Oskar Seyffert,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Mythology,Religion,Literature and Art(New York:Macmillan and co.,1895),p.98.

[27] R.K.Sinclair,Democracy and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66.

[28] 有人认为，人口骤减不是变化的原因。见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pp.110-112。

[29] Christopher W.Blackwell,“Council,”in C.Blackwell,ed.,Demos:Classical Athenian Democracy(A.Mahoney and R.Scaife,eds.,Stoa:a consortium f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 in the humanities[www.stoa.org],2003,p.3.

[30] 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pp.50-51.P.J.Rhodes认为，论证只有自愿人士才会被抽选这一说法的证据并不扎实；但断言所有合格公民都是抽选的候选人的证据也不充分。见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Vol.I,p.1。

[31]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p.52-54.

[32] Mabel Lang,“Allotment by Tokens,”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8,H.1(Jan.,1959),pp.80-89.

[33] Christopher W.Blackwell,“Council,”p.4.

[34]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雅典每年需有1000人入选议事会，这会造成人手紧张。也有可能并不是每一位当选者都有对应的候补者。也许一位候选者对应好几位来自本德谟的当选者，甚至有可能一位候选者对应几个德谟的当选者。Rhodes,The Athenian Boule,pp.6-7。

[35] Terry Buckley,Aspects of Greek History 750-323 BC:A Source-based Approach,2nde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10),p.247;.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Vol.I,p.11.

[36] 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pp.28-29.

[37] R.K.Sinclair,Democracy andparticipation in Athens,p.103.

[38] Rhodes,The Athenian Boule,pp.4-5.

[39]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56;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pp.106-114;Hansen 1991:250-251.

[40] Buckley,Aspects of Greek History 750-323 BC,p.248.

[41] George Th.Mavrogordatos,“Two Puzzles Involving Socrates,”Classical World,Volume 105,Number 1(Fall 2011),pp.3-23.

[42]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54.

[43] Buckley,Aspects of Greek History 750-323 BC,p.249.

[44]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p.50-51;Josiah Ober,“Epistemic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Sophistication,Diversity,and Innovation.”

[4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2.

[46] Mogens Herman Hansen,“Initiative and Decision: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Fourth Century Athens,”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22,No.4(1981).

[4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32.

[48] 关于公职人员最低年龄要求的讨论，见Mogens Herman Hansen,“Seven Hundred Archai in Classical Athens,”pp.167-169。

[49] 汉森认为，雅典的大多数公职不是全职，且不受薪职。见Mogens Herman Hansen,“Seven Hundred Archai in Classical Athens.”但其他学者有不同看法，参见David M.Pritchard,“The Public Payment of Magistrate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 Vol.54(2014),pp.1-16。

[5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93a4-5.

[5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17b35-39.

[5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3] 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p.6.

[54] Mogens Herman Hansen,“Seven Hundred Archai in Classical Athens.”

[55] Mogens Herman Hansen,“ΚΛΗΡΩΣΙΣΕΚΠΡΟΚΡΙΤΩΝin Fourth-Century Athens,”Classical Philology,Vol.81,No.3(Jul.,1986),p.227.

[56]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pp.11-12.

[5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94b7-90。笔者对译文有所改动。

[5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17b15-35。笔者对译文有所改动。

[6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1] Robert 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 684-321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2.

[6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3] 到457—456年，担任执政官的资格放宽至第三等级。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5] Mabel Lang,“Allotment by Token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Bd.8,H.1(Jan.,1959),p.89.

[6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00a,25-40。

[68]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p.38-40.

[6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0]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p.50-51.不过汉森对《雅典政制》第62章的解读不太一样。见Mogens Herman Hansen,“ΚΛΗΡΩΣΙΣΕΚΠΡΟΚΡΙΤΩΝin Fourth-Century Athens,”pp.227-228。

[71] 关于这些职务的简介，参见Robert Develin,Athenian Officials 684-321 BC,pp.3-11。

[7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3]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p.40-47.

[74] Claire Taylor,“From the Whole Citizen Body?The Sociology of Election and Lot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Hesperia: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Vol.76,No.2(Apr.-Jun.,2007),pp.331.

[7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75a20-35。

雅典民主：小结

公元前332年，雅典被马其顿征服。对雅典民主的研究过去一直都集中在此前的时期，因为古典时期留下来的文献比较丰富。这不免给人留下印象，仿佛雅典式的民主到此戛然而止了。其实，情况未必真是这样。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接下来的希腊化时期（前323—前31），希腊的不少城邦（包括某些年份中的雅典）依然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1]希腊化时期的民主使用抽选不如古典时期的雅典那么普遍，但抽选依然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政治生活。事实上，前面提到的抽签机便出土于希腊化时期的遗址，而不是古典时期的遗址。直到公元前1世纪，仍有出土的雅典铭文把抽签与“民主”联系到一起。[2]

自从19世纪以来，当人们在听到“民主”二字时，他们往往首先联想到的便是选举。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抽选，更不会把抽选看作雅典民主的利器。当他们得知雅典民主曾广泛使用抽选时，往往会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怀疑抽选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在他们看来，用抽签的方式随机挑选议事会成员、法庭审判员、公职人员实在荒唐，不可能被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雅典接受。曾有学者试图证明，雅典其实从未实行过抽选，所谓抽选不过是对秘密投票的误解而已。[3]但关于抽选的文献以及考古证据大量存在，不容置疑，这种怀疑完全站不住脚。

第二种反应是怀疑抽选是否与民主有关。由于现代人无法想象没有选举的民主，即使承认抽选在雅典广泛存在，他们往往会把抽选与神秘主义或宗教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

这个思路倒是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因为在古代，占卜、问卦、掷骰、抽签的确是被普遍使用的决策方式。古代中国如此，古代印度如此，[4]古代希腊也是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从荷马时期开始，希腊人便十分迷信，时时处处试图寻求神的旨意，尤其在开始干某件事之前，或在做某项决定之前。抽签就是他们用来与神进行沟通的备选工具。[5]事实上，古希腊神职人员的产生方式之一便是抽签，抽签的结果被解读为神选择了自己的仆人。[6]据此，有些人确信，当抽签被运用于政治领域时，它带有的依然是宗教色彩；他们进一步推论，正是因为带有宗教色彩，抽签才会在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但与民主与否毫无关系。

不过，在古代雅典文献中，把抽选与宗教挂钩的说法如凤毛麟角，大概只有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两段话，而他谈的恐怕是理想状态，而不是雅典的实情。[7]实际上，公元前5世纪以后，在政治中使用抽签并没有太多宗教色彩。例如，苏格拉底曾公然对抽选表示蔑视，对他的指控却纯粹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对神祇的不敬。这就是为什么汉森断言：“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以抽签的方式挑选官员带有重要的宗教意义。”[8]换句话说，在雅典民主制下，抽签已被世俗化了；创立雅典政制的那些人之所以大量引入抽签元素与宗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是抽选的政治效果。反倒是在没有实行抽选的罗马共和国，对宗教化抽签（religio sortis）的谈论才更多。[9]后面，我们将看到，其实罗马共和国使用抽签时，迷信也不是主要原因。

第三种反应是承认抽选与雅典民主有关，但认为它对民主无关紧要，不把它看作雅典民主的利器。现代谈论民主的主流学者往往“言必称希腊”，但当他们说到希腊时，几乎完全不提抽选；即使提到，充其量也只是一笔带过。如约翰·邓恩（John Dunn）文采洋溢的近著《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它只有一两句话提到雅典的抽签。[10]那些专门讨论希腊或雅典的著作也许会对抽选多一点描述，但一般不会对此专门做深入分析，仿佛抽选只是偶然与雅典民主挂钩，成为它可有可无的小点缀。例如，英国历史学者乔治·格罗特（1794—1871）于19世纪中叶出版的12卷巨著《希腊史》,[11]几乎完全没有解释抽选在雅典政制中的意义。[12]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最早讨论民主的人（如希罗多德、伪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会如此轻看抽选。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民主与抽签的联系看成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绝不可能是凑巧。在他们看来，抽选是雅典民主不可或缺的机制，有没有抽选是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试金石，尽管他们本身并不喜欢民主。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和不理解抽选，便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雅典民主。

不过，了解是一回事，理解是另一回事。雅典的思想家的确都把抽选看作民主政体最重要的特征或混合政体中的民主元素，但他们却没有解释雅典到底为什么会广泛使用抽选，也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把抽选定性为民主。结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抽选成为没有理据的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无本之木，容易枯萎。[13]这种理据的缺失也许是因为，雅典人把抽选与民主看作天作之合，无须解释。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那些能为抽选提供理据的人没有为它提供理据的意愿。琼斯早就注意到，尽管雅典产生了浩瀚的文献，但其中没有关于民主的政治理论，因为其著作能流传至今的那些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寡头政治的拥趸。[14]

理论上，当我们说抽选是雅典民主的利器时，这并不意味着抽选本身就是民主。抽选只是实现民主理想的工具（“器”），而政体是否具有民主性质取决于政治游戏的开放范围。如果抽选仅限于少数贵族、有产者，把大多数普通民众排斥在外，这种抽选显然不是民主的。历史上曾存在过一些实行抽选的非民主政体；当梭伦引入抽选时，雅典也算不上民主。[15]但反过来，如果政治游戏向所有人开放，但大多数人的角色仅限于选举少数精英出任统治者，没有一种机制让他们担负起当家做主的责任，这种政体也够不上民主的称号。这也就是说，抽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有了抽选，未必是民主；但没有抽选（或类似的制度安排），便肯定不是民主。

那么，凭什么可以断定抽选是雅典民主的利器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分为两个层次：（1）无论政治游戏的开放范围有多大，抽选都有利于防止政治操控；（2）当政治游戏的参与范围扩大至公民全体或其绝大多数时，抽选有利于促进人民当家做主。前一个层次的关键词是“防止”，后一个层次的关键词是“促进”；两个层次合起来，使抽选成为可守可攻的民主利器。

先看第一个层次。像火与轮子一样，随机抽选是古代人类的一大发明。虽然它是理性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它最重要的特征却是，理性地选择将挑选过程去理性化，使之带有非人决策的色彩。在抽选中，爱、恨、情感、偏好、判断、预测、谋划、掌控统统没有施展余地；谁当选完全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它不可预测、不可操控。[16]在抽选中，任何人，不管他占有多少资源，多么能掐会算，都不具优势。不仅如此，如果存在配套的任期限制，即使某些能人走运在抽选中当选，他们也无法长久执掌权力。

只要有了抽选，出现一个稳固统治集团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哪怕政治游戏只是开放给上层阶级（如梭伦改革后的雅典），也足以防止某个人、某个家族、某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一旦排除了某派垄断权力的可能性，与争权夺利形影相随的党争便会无疾而终，因为哪怕党争再激烈、谋略再高明，都不可能增加某派获得权力的概率。没有当选，也再正常不过，怪不得任何人。而一旦消除了党争，城邦内部的政治稳定就比较容易形成与保持。

这与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举不胜举。一言以蔽之，谁掌握资源多，谁的胜算就大。如果不加任期限制，选举使某个人、某个家族、某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成为可能。一旦有了这种可能性，各派系之间定将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徇私舞弊、任人唯亲。这种恶性争斗很容易引发内乱或政体更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有些城邦之所以用抽签代替选举，就是为了确保内部和平。[17]避免政治操控及其相关的恶果，很可能是雅典在建立民主制之前便采用抽选的首要原因之一。[18]

再看第二个层次。当政治游戏开放给全部或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后，抽选还有一项重要的防御功能，即防止出现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统治集团，挑战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在雅典，设立500人议事会、法庭以及其他公职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们与公民大会一起，促进普通老百姓当家做主，而不是为了制衡公民大会的权力。用抽选方式产生这些机构成员，可以确保它们不变为滋生野心家的温床或方便野心家篡权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当政治游戏的参与范围扩大至公民全体或其绝大多数时，抽选带有了一个新的特征：去理性化后的随机抽选结果不偏不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选中。这便有效降低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门槛，形成了柏拉图所说的属于所有人的“平等的机会”。尽管柏拉图并不认为，这种平等是“真正的平等”或“最好的平等”,[19]但这种平等的机会，不仅仅赋予所有人参与挑选他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挺身而出，承担起当家做主的责任。这种平等观实际上体现在雅典民主制度安排的方方面面，包括公民大会，它暗含了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普通人就可以承担起当家做主的责任，他们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完全不必谦卑地把当家做主的资格拱手交给某些“聪明人”“能干人”“上等人”。反过来说，那些在抽签中被选中的人没有任何理由洋洋自得，自视高人一等，因为其他任何人被选中的概率不大不小、与他们一模一样。

这与以选举作为制度特征的体制非常不同。选举暗含的假设是，依据能力，人分两类，一类治人，另一类治于人。前者是少数，是精英；后者是多数，是群氓。即使不得已允许后一类人进入政治游戏，这些人唯一能扮演的角色是，从相互竞争的前一类人中，选出自己比较中意的对象，让他们替自己做主。普通人也许在投票时兴奋一时，误以为自己是主人；但直到下一次选举之前，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影响政府决策了。当然，允许后一类人进入政治游戏总比把他们全然排除在外更“民主”一点。

现代人颂扬雅典民主时，往往不会忘记引用伯里克利著名的国殇演说辞：“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值得注意的是，在葬礼演说中（见图1.12），伯里克利全然没有提到抽选；他强调的是，法律上人人平等，但治国理政的重任只对有才能的人开放。这恐怕就是这篇演说深受现代民主人士青睐的原因。[20]

既然选举的目的就是选出一批出类拔萃之辈，选出来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显然会与普通民众有天壤之别。而抽选的结果则不同，他们有可能在方方面面构成人民整体的缩样。[21]从理论上说，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全体公民参与抽选；二是抽选出来的群体规模足够大。[22]雅典未必完全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因为它从未正式将官职开放给第四等级。但据亚里士多德所说，在公元前4世纪，当为某一官职进行抽签时，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属于这个阶层。[23]就第二个条件而言，雅典可以说完全满足了，因为法庭、议事会、公职人员的规模都相当大。

图1.12 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发表演说

图片来源：德国画家Philipp Von Foltz(1805-1877)1852年的画作。

当抽选产生的群体构成人民整体的缩样时，这些群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全体人民的替身。他们比选举产生的群体更具代表性。现代民主的鼓吹者十分强调制衡，但无一例外，他们所指的都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制衡，如三权分立、联邦制等。而政治中最关键的制衡却往往被忽略，如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制衡、平民与精英之间的制衡。而抽选在雅典就起到了这种制衡作用。

因此，有理由相信，雅典民众对抽选产生的机构有天然的信任感，因为这些机构几乎就是他们自己的镜像。柏拉图说，抽选可以避免民众的敌视，显然并非只是逻辑推论，而是有感而发。[24]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家做主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历代精英分子往往借口普通老百姓素质不高，反对抽选。实际上，抽选不仅为广大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铺平了道路；而且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当家做主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在雅典，除参加公民大会外，相当大比重的普通公民在一生中都有机会担任审判员、议事会成员和/或其他公职人员。出任一种公职，他们必须学会处理一类自己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事务，学会与同僚打交道，学会与没有担任公职的公民打交道，学会开会的技巧、讲话的技巧、商议的技巧、合作的技巧、妥协的技巧。假如有机会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城邦的立法、司法、行政、节庆、宗教、军事、经济活动，这些亦工亦农、亦官亦民的普通人一定会对城邦方方面面的运作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有了切身体会，他们也许不再会把政治看作某种神秘、深不可测的事务。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回报一定丰厚。如果在全方位参与政治生活之前，他们曾经是愚昧无知的，当家做主的经历会让他们不那么愚昧无知，因为只有实践才会出真知。[25]

对于抽选是民主利器的说法，有些人并不否认。但他们既不认可民主，也不认可抽选。古希腊的大部分哲人便是如此。在事实层面，他们可以坦然指出抽选是民主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在价值判断层面，他们认定民主与抽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究其原因，他们会回答说，因为民主与抽选会为愚昧的民众参与治国打开大门。

苏格拉底对抽选的批评众所周知：“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建筑师、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26]伪色诺芬（老寡头）的看法同出一辙。他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行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27]即使不那么情绪化的亚里士多德也持同样看法，他把民主政体定义为“穷人当政”，把寡头政体定义为“富人当政”，可两者在他看来都是偏离正途的蜕变政体。[28]而当柏拉图说“对一切人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时，他也许想到的正是抽选及其后果：所有人不加区别地参与政治。[29]

后世思想家持类似看法的人也相当多，只不过他们的话往往说得不如古希腊思想家那么直白。虽然从心底里不信任人民大众，但他们往往要摆出支持民主的姿态。不过，他们都不希望恢复抽选，因为他们不敢相信，抽选适用于现当代社会。

人民是不是愚蠢？他们有没有能力直接参与立法、司法、行政？什么是他们直接参与立法、司法、行政的最佳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哪些方面实行抽选最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在过去几千年里，这些问题或隐或现地萦绕在政治思想家的脑海。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讨论这些问题，留待第三卷一并处理。

[1] Christian Herbert Habicht,Athensfrom Alexander to Anto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Susanne Carlsson,Hellenistic Democracies:Freedom,In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Procedure in Some East Greek City-States(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0);Volker Grieb,“Democracy,Hellenistic,”in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online version,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444338386.wbeah09092/pdf.

[2] Paul Demont,“Allotment and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December 13,2010,http://www.booksandideas.net/Allotment-and-Democracy-in-Ancient.html#nb14.

[3] 见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1.

[4] 施治生，郭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0-72.

[5] Paul Demont,“Allotment and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La Vie des idées,December 13 2010,http://www.booksandideas.net/Allotment-and-Democracyin-Ancient.html.

[6] 见Sara B.Aleshire,The Demos and the Priests:The Selection of Sacred Officials at Athens from Cleisthenes to Augustus,”in Robin Osborne and Simon Hornblower,eds.,Ritual,Finance,Politics:Athenian Democratic Accounts Presented to David Lew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5-337.

[7] 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0(690e)、168(757d).

[8] Mogens H.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p.74-76.

[9]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p.4-12.

[10] 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28-29.

[11] 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846-1856).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流变与再发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2.

[12]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x.

[13] Oliver Dowlen,“Sorting Out Sortition:A Perspective on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Political Officers,”Political Studies,Vol.57(2009),p.300.

[14] 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Chapter3“The Atheni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pp.41-72.

[15] Paul Demont,“Allotment and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16] Oliver Dowlen,“Sorting Out Sortition:A Perspective on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Political Officers,”pp.304-305.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03a13-16.

[18] Mogens H.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236.

[19] 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8-169(757d).

[20] Richard G.Mulgan,“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46,No.4(Oct.,1984),p.547.

[21] 由于雅典也存在一些经由选举产生的公职，这使得有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比较抽选与选举的结果。通过分析几百个考古发现的两类个案，泰勒发现抽选出来的公职人员分布比较均匀，而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往往来自富裕地区。见Claire Taylor,“From the Whole Citizen Body?The Sociology of Election and Lot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22] Richard G.Mulgan,“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p.550.

[2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4] 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8(757d).

[25] Josiah Ober,Democracy and Knowledge: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Classical Athe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26]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2-9).

[27] James A.Fetch,The Old Oligarch:Be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Ascribed to Xenoph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00),pp.15-16.

[2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曲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79b39-1280a3.

[29] 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8(757d)页。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共和”概念的演化

在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原本没有“民主”这个词。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没有任何罗马人用“民主”这个概念来解释他们的制度与行为。一直要等到13世纪下半叶，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译为拉丁文时，“民主”（Democratia）才进入拉丁语系。[1]

“共和”（Res publica）则是罗马本土的概念，原意指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东西，如公共事务、公共财产等，没有“共和国”的含义。虽然罗马时期的作者会将那时的政治体制称为共和制（Res publica），不过其含义与今人理解的共和国（Republic）完全不是一回事。例如，西塞罗说，Res publica可以是一人统治，也可以是少数人统治，或多数人统治；[2]按照西塞罗自己对共和晚期罗马体制的描述，那套体制几乎是纯粹的贵族制。[3]实际上，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仍然有人称其为Res publica。[4]

值得注意的是，当西塞罗（前106—前43）于大约公元前54—前51年以《论共和国》(Res publica）为题出版论著时，他脑袋中想到的希腊文对应词是Politeia(“政体”）。[5]Politeia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是一个常用名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伪色诺芬等人都曾把这个词用在自己的书名中。虽然它有诸多歧义，却没有“共和”的含义。[6]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频繁使用Politeia一词，造成极大的混乱。[7]混乱源自亚里士多德用同一个名词Politeia指两种相关但不一样的概念。一方面，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各种政体的总称；另一方面，它被用来特指其中某一种政体。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进行政体分类的依据是两把尺子：一是统治者的人数，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二是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统治者自身的私利，还是为了城邦整体的公益。据此，亚里士多德划分了六种政体（Politeia):(1）君主制，(2）贵族制，(3)Politeia,(4）暴君制，(5）寡头制，(6）民主制。问题是，这里第三种政体与所有政体的总称是同一个字。亚里士多德使用Politeia的方式令研究其学说的历代学者们头痛不已，一直延续到今天，[8]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如何翻译第三类政体是好。在英文中，有人把它译为“政治制度”（polity），但polity不过是政体的另一种说法；有人干脆把它译为“作为一种政体的政体”（regime called regime),[9]这种译法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

那么，政体（Politeia）或共和制（Res publica）与后来的“共和”概念是如何拉上关系的呢？

后世学者发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政体进行分类后，对其中任何一类都不甚满意，混合政体于是成为一种选择。柏拉图的《理想国》原本也是以Politeia为书名，[10]他认为自己划分出来的五种政体（即贵族政体、寡头政体、荣誉政体、民主政体、暴君政体）都有毛病，都不是合适的选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讨论了各种政体的缺陷。在他看来，创造一种杂有不同政体特征的混合政体是一条出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暗示，作为第三种政体的politeia实际上是某种包含有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成分的混合政体，[11]有人把这种混合政体称为“共和制”。[12]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去世约两百年后，被带到罗马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约前200—前118）认识到，罗马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了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成分的政体。如果单看执政官的权力，罗马政体好像君主制；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元老院的权力上，它似乎又像贵族制；如果关注人民的权力，它看起来却似民主制。然而，罗马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政体；恰恰相反，它将三种成分合成起来，不让其中任何一种成分过于强大。在波利比乌斯看来，这种政体就好比一艘装载均匀的船只，总能保持平衡。他把这种混合政体看作最佳政体，并把采取混合政体看作罗马之所以强大的秘密所在。[13]

罗马本土思想家西塞罗在波利比乌斯去世后才出生，但后者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塞罗以当时的罗马为例，力主最优政体只能是一种混合政体，因为它可以发挥君主、贵族、人民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克服他们单独执政可能造成的弊端。[14]

这种混合政体就被后世研究者称为“共和”政体。

跨越一千多年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波利比乌斯与西塞罗关于混合政体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当时不少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维科、卢梭、康德。共和主义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美国宪法设计的政体（代表君主成分的总统、代表贵族成分的参议院、代表民主成分的众议院）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政体（代表君主成分的国王/女王、代表贵族成分的上议院、代表民主成分的下议院）依据的也是混合政体的理念。

其实，严格说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纯而又纯的政体，所有的政体都是某种混合政体。现代西方国家总喜欢自我标榜为“民主制”，这让当今世界最权威的雅典民主学者之一、丹麦人莫恩斯·赫尔曼·汉森看不下去，他于2010年发表论文证明：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混合政体，包含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成分，只不过有的国家这种成分多一点，有的国家那种成分多一点。[15]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共和制。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的“共和”概念特指上述混合政体，与今天理解的“共和”概念大不相同。[16]

直到18世纪末，在探求理想政治模式时，欧美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其实都不是民主的雅典，而是斯巴达共和国与罗马共和国，尤其是后者。[17]说到共和，除了罗马共和国以外，很多人也许还会想到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因此，本章所说的“共和”以古罗马为范本，后面两章分别以威尼斯、佛罗伦萨为范本。

[1] 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M].尹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49、56.

[2] David S.Fott,“How Machiavellian Is Cicero?”in Sharon R.Krause and Mary Ann McGrail,eds.,The Arts of Rule:Essays in Honor of Harvey C.Mansfield(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9),p.150.

[3] Takashi Shogimen,“Constitutionalism,”in Maryanne Cline Horowitz,ed.,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5),p.458.

[4] Charlton T.Lewis,Charles Short,A Latin Dictionary,“res,II.K”,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4.0059%3Aentry%3Dres,retrieved June 20,2012.

[5] Allan Bloom,The Republic 2nd e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91),p.439.在这个意义上，西塞罗这本书的中译本采用《国家篇》为标题是相当明智的。见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如果把它译为《论共和》则难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而英译本一般译为On the Republic。

[6] Verity Harte and Melissa Lane,Politeia in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7]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最难译的就是politeria，不同的英译本翻译不同，有人译为form of government，有人译为constitution，有人译为regime，有人甚至在同一个译本中使用不同的词翻译它。中文可以将politeria译为一般意义上的“政体”，但同时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它也指一种特指的政体。参见Clifford Angell Bates,Jr.,Aristotle’s“Best Regime”:Kingship,Democracy,and the Rule of Law(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04-105。

[8] 19世纪的学者Henry Sidgwick批评说，亚里士多德在多重含义上使用politeia，让人对他的术语无法形成清晰的、系统的理解。见其“Aristotle's Classification of Forms of Government,”The Classical Review,Vol.6,No.4(1892),pp.141-144。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本介绍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的入门书也抱怨，亚氏的用词方式让人对他的政体分类摸不着头脑。见Richard Mulgan,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9] Bates,Jr.,Aristotle's“Best Regime”,pp.105-110.

[10] 在1871年，柏拉图的Politeia经班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第一次译为英文，标题是《共和国》(The Republic)，并被后来大多数的英译本沿用下来。把柏拉图的这本书译为《共和国》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柏拉图在这本题为“政体”的书里主要讨论了五种政体，其中根本没有所谓共和政体。吴献书(1885—1944)先生1921年开始依据英文版动笔翻译这本书，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但中译本采取的是《理想国》这个标题，并被后来的译本一直沿用下来。这个标题与英文版的The Republic几乎毫不沾边，应该是参考了日本语言学、哲学、历史学领域的思想家和翻译家木村鹰太郎的译法。近年来，刘小枫主编的出版物往往把柏拉图的这本书译为《王制》。

[11] Andrew Lintott,“Aristotle and the Mixed Constitution,”in Roger Brock and Stephen Hodkinson,eds.,Alternatives to Athens:Varietie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Gree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2-166.

[12] 如廖申白译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颜一、秦典华翻译的《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1160a34)，亚里士多德又说politeia的意思与“荣誉政体”(timocracy)差不多。可见politeia的意思太多、太乱。同样麻烦的是，politeia到底是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一些人认为，politeia或polity是一种掺杂着民主制与寡头制成分的混合政体，是亚里士多德眼中可行的理想政体。参见Kevin M.Cherry,“The Problem of Polity: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ristotle's Best Regim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1,No.4(October 2009),pp.1406-1421。但也有人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根本不存在混合政体的可能性，混合只是稳定任何政体都必须采用的一种手段，它并不构成一种特别的政体。因此，politeia或polity不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现代之所以有人试图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读出混合政体来，那是因为保守派人士偏好权力制衡，自由派人士偏好权力共享，都是一厢情愿的做法而已。参见Clifford Angell Bates,Jr.,Aristotle’s“Best Regime”:Kingship,Democracy,and the Rule of Law(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4-119。在否认politeia或polity是亚里士多德理想政体的人看来，亚氏心仪的政体可能是君主制，可能是贵族制，可能是实行法治的民主制，也可能是“中道政体”(middle regime)。参见Curtis N.Johnson,Aristotle's Theory of the 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pp.158-159。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politeia的说法太多、太乱，无论怎么梳理，永远都有让人解不开的谜。参见Liz Anne Alexander,“The Best Regimes of Aristotle’s Politics,”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XXI.No.2(Summer 2000),pp.189-216。

[13] Polybius(Translated by Robin Waterfield),The Histo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78-385.

[14] 见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5-54。参见Jed W.Atkins,“Cicero on the Mixed Regime,”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02886.

[15]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Mixed Constitution Versu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Monarchical and Aristocratic Aspects of Modern Democracy,”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31,No.3(Autumn 2010),pp.509-531.

[16] 必须区分古典的“共和”与现代的“共和”，参见黄洋.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J].史学集刊，2010(5)3-9.

[17] 有关斯巴达式混合政体的讨论，见Roger A De Laix,“Aristotle's Conception of the Spartan Constitu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12,No.1(January 1974),pp.21-30.关于斯巴达模式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参见Elizabeth Rawson,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1]

罗马共和国的兴起一般从公元前509年算起，那一年，王政时期的最后一位国王被贵族推翻，并被驱逐出罗马。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一般认为到公元前27年为止，那一年，新立的元首制让手握实权的所谓“第一公民”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图2.1罗马共和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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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和国建立时，罗马只是一个小小城邦，人口总共十二三万，从市中心到边界不过三四十里地。[2]到帝国替代共和国时，罗马城已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拥有近百万人口，比现代以前欧洲任何城市都大得多。它的势力范围急剧扩展，东至小亚细亚、西至英吉利海峡、南至埃及、北至莱茵河（见图2.2），公民规模达到六七百万（包括奴隶的话则超过八百万）;[3]其影响力更可称无远弗届。这时“罗马公民”的概念不再限于居住在罗马城及周边的公民，而是包括了所有意大利的自由公民。

图2.2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版图

图片来源：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52822029928247560/。

与规模同样经历了巨变的是共和体制本身。共和制并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个别伟人努力的结果。在长达约五百年的历史中，这个混合政体内的各种成分不断此起彼伏，演变动力来自持续、交织的内外双重矛盾：内部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外部是罗马与邻邦的矛盾。

文艺复兴以来，史学家一般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共和早期（前509—前280）。在此期间，外部，通过征服与结盟，罗马从一个不时受到邻邦威胁的小城，变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霸主；内部，平民与贵族展开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斗争，制度变动频繁。

贵族推翻最后一任国王后，当务之急是防止王政复辟。为此，设立了由两人担任执政官。在不再是君主制的意义上，这时的罗马政制也许可以称为“共和”；但除此之外，罗马政制其他方面的变化也许很小。当两位执政官齐心合力时，他们行使的权力与过去的国王无异。

早在王政时期，罗马社会就是一个二元社会，其二元性反映在两个相关概念上：一是“人民”（populus），一是“平民”（plebs）。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还包括贵族（patricians）。绝大多数公民当然都是平民，但“人民”往往用来指称贵族，而不是平民。[4]

在共和初期的罗马政制中，虽然君主制的成分被执政官制度的设立削弱，但平民仍然无处发挥政治影响力。这个二元社会只有一套贵族以“人民”的名义运作的政治体制：元老院是贵族的一统天下，贵族身份是担任官员的必要条件，公民大会中的各种投票由贵族把持。

围绕土地分配、债务负担以及参政权利，平民以各种方式与贵族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所谓“等级斗争”,the Struggle of the >Orders），包括三次大规模的脱离运动（分别启动于前494年、前450年、前287年），以摆脱罗马、另立政治实体的姿态迫使贵族让步。

图2.3 罗马平民的脱离运动

图片来源：B.Barloccini的画作，http://www.copia-di-arte.com/a/perkins/thesecessionofthepeopleto.html;Public Domain,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925356。

作为第一次脱离运动的成果，平民获得了从自己人中选举“保民官”（plebeian tribunes）的权利。大约20年后，平民的斗争取得另一项重大成果：在原有的库利亚大会（Comitia Curiata）和百人队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之外，单独设立排除贵族参加的“平民大会”（Comitia Plebis），并规定保民官由平民在这种会议上选举产生。大约与此同时，平民自己设立的市政官也得到正式承认。这样，在原有贵族主导的政治体制之外，又形成了一套平民政治体制。通过这套体制，平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官员，做出自己的决议，制定自己的法律。起初，贵族主导的体制与平民体制并行不悖，偶有交叉。

在以后两百年的岁月里，虽然平民与贵族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时强时弱，但几乎从未停息。斗争给罗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结构带来不少深刻的变化，如通过了一系列对平民有利的法案，对平民开放包括执政官在内的一些官职（随着疆域扩大和国家职能增加，设置的官职与官员数量不断增加），确立平民会议通过的决定对全体公民都具有法律效力（但做出决定之前需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富有平民变成新贵，平民上层通过担任执政官进入元老院等。

公元前287年，平民的最后一次脱离运动带来了一项重大政制变化：平民会议通过决定之前，不再需要得到贵族元老院成员的事先批准。这等于剥夺了贵族对平民的最后一项政治控制工具。这些变化使得原来的平民体制逐渐成为正式体制的一部分，但平民体制依然保留着抗衡氏族贵族的特色。随着世袭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被逐步打破，到公元前3世纪初，“平民”取得了与“人民”大致平等的法律地位，两者在词义上的差别因此也渐渐消失。[5]

共和中期（前279—前148）。对外，这是罗马共和国作战最频繁的时期，通过发动皮洛士战争、三次布匿战争、四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变成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内部，作为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结果，原氏族贵族逐渐衰落，平民新贵（nobiles）势力逐渐壮大，两者合流，形成新的统治阶级。在共和中期，初期形成的各种制度已大致定型、相对稳定，没有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只是因应领土的扩大，对已有政治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

第一项变化是公元前241年，在原有29个乡村部落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的部落，再加上城区四个部落，使部落总数达到35个。更重要的是，此后，部落的数量不再增加。领土扩张导致公民数量大增，但所有新的公民都编入原有35个部落，不过无产者与获得自由的奴隶只能在4个城区部落登记。这使得部落不再是按空间地域划分，变成了也许跨越好几个地域的行政单位。

第二项更大的变化是公元前241年对百人队大会进行的改革。作为该大会的组成单位，百人队原来主要按财产多寡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百人队的成员也许来自不同部落。改革把百人队与35个部落挂起钩来，每个百人队内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同一个部落，各个部落的百人队数目则相等。

这两项变化与第三个变化也许相关，这就是部落大会（Comitia Tributa）逐渐取代了百人队大会，变为罗马政制中的主要机构，在立法、司法与选举官员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第四项主要变化也与罗马不断扩大的版图有关，即建立行省并任命其首长。在共和中期，罗马先后在地中海区域建立了9个行省，包括西西里（前241）、撒丁（前238）、山南高卢（前222）、伊利里亚（前219）、远西班牙（前197）、近西班牙（前197）、阿非利加（前146）、马其顿（前146）、亚细亚（前133）。

共和晚期（前147—前27）。在此期间，虽然罗马继续对外扩张，但由于已确立在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战事舒缓，不再需要大量士兵。过往的侵略与掠夺给罗马带来了巨额财富和大量奴隶，也导致罗马社会严重分化，各种内外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不断激化。内忧外患加剧了罗马上层精英内部的矛盾，改革与反改革势力争相出招角力，并动员裹挟下层平民卷入其中，这使得罗马政制在这个时期急剧变动，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最终，近20年的内战导致共和制的彻底崩溃。

关于共和早期的史料严重不足，很多史料来自几个世纪以后的学者的回顾性描述（如李维、狄奥尼修斯），很难排除把共和晚期的情况投射到共和早期的嫌疑。有关共和晚期的史料则相当丰富，其中不少是当时的记载，如波利比乌斯、西塞罗留下的文字，以及作为铭文流传下来的罗马法律。一般认为，共和晚期的主要制度特征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二、三世纪，而大部分对罗马政制的研究也试图排除那些发生在共和晚期的变动，聚焦罗马共和国在其鼎盛期（中期）制度运作的全貌。[6]因此，本章讨论的主要是共和中期的情形。

[1] 除非另加注释，本小节的资料来源是杨共乐.罗马史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Harriet Flower,Roman Republics(2009).

[2] Lorne H.Ward,“Roman Population,Territory,Tribe,City,and Army Size from the Republic's Founding to the Veientane War,509 B.C.-400 B.C.,”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11,No.1(Spring,1990),pp.5-39.

[3] 罗马共和国时期人口的准确数量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这里采用的数字来自Saskia Hin,The Demography of Roman Italy:Population Dynamics in an Ancient Conquest Society(201 BCE-14 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4] 胡玉娟.罗马平民起源问题初探[J].世界历史.2001(1)69-77.

[5] 胡玉娟.罗马平民起源问题初探[J].世界历史.2001(1)69-77.

[6]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y John A.North.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1]

前面已经指出，“共和”指的是一种混合政体，其中杂有君主制（执政官）、贵族制（元老院）、民主制（公民大会）的成分。混合的目的是达到某种平衡，避免任何一种成分，甚至任何一个机构、一个群体、一位官员独大。只有把握“共和”的特殊含义，我们才能理解罗马共和国的以下制度安排以及抽签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公民

与雅典不同，在共和时期，罗马的规模增大了很多倍，无论是其版图，还是其属下的人口。如果“公民”（Civitas）在共和早期仅指居住在罗马城及其周边地区、能当兵打仗的成年男性的话，那么，到罗马成为意大利半岛甚至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时，公民就包括原来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另外很多人。在授予公民权方面，罗马似乎比雅典和其他古代城邦更为开放。[2]

罗马疆土的扩大是连年征战的结果，公民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实际上也与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越来越多原本不属于罗马的人群慢慢被融入罗马的政治生活，如拉丁人和其他被征服地区的居民；[3]另一方面，罗马“公民”不像雅典公民那样是一个单体概念，而是一个多层概念，有些公民比另一些公民（半公民）享有更多的权利。所有公民也许都可享有某些“私权”，如交易权、迁徙权等，但只有那些完全公民才能享受最关键的“公权”，如投票权。对不完全公民而言，担任公职的权利是最难获取的。当然，在完全公民与半公民之外，还有大批的非公民生活在罗马控制的土地上，如妇女、自由人（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外邦人、奴隶，他们往往既不享有完整的私权，也不享有完整的公权。[4]

即使在完全罗马公民之间也存在种种不同的身份。他们会被区分为贵族或平民；他们也会分属于不同的单位，如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以作战单位为基础的百人队、以地域为基础的部落；他们还会按其财产多寡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这些身份上的差异会大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能力和范围。

当然，所有完全罗马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在立法、审判和选举官员时行使投票权。但罗马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公民大会；不同的公民必须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其中。

公民大会

与雅典相近的有三点。第一，至少在理论上，罗马的主权机构是公民大会（The Assemblies）。第二，罗马共和国也不是代议制。人民不需选出他人代表自己，而是本人有权直接参加公民大会。第三，罗马公民大会不仅仅是立法机构，也参与案件审理与选出官员。

与雅典不同的也有三点。第一，罗马的公民大会有两种召开方式：一种是讨论大会（contio），只议论，不投票决定，妇女与奴隶都可以参加；另一种是表决大会（comitia），通常紧接着刚散场的讨论大会召开，对议题进行表决，但只允许公民参加。第二，罗马不是只有一类公民大会，而是有好几类大会。这些不同的大会由不同的官员召集，由人民以不同的身份、组成不同的投票单位参与，选举不同的官员。第三，大会表决不是以个人投票数计，而是以单位投票数计，每个选举单位只有一票，但每个选举单位的人数却多少不一。个人先在所属投票单位内投票；如果大多数人支持某种选择，该单位便以这个选择在大会上投票。

在共和中晚期，罗马同时运作着三类公民大会（见表2.1)：百人队大会、部落公民大会、部落平民大会。[5]

百人队大会的组成单位百人队原是一种军事性质的组织。共和初创，百人队大会就取代库利亚大会变为罗马最重要的公民大会。财产是百人队分组的第一个标准。在罗马社会里，所有公民都必须亦兵亦民。那些由公家提供战马的人属于最高等级的百人队（equites);仅买得起盔甲与武器的人属于次高等级（pedites);依次顺延，一直到那些无力负担得起轻装武器的人。年龄是百人队分组的另一个标准。壮年百人队由46岁以下的人组成，老年百人队由46岁以上的人组成。“百人队”这个名称有点误导，它们的规模并不是100人，每个百人队的规模也大小不一。富人数量少，但分属于很多个百人队单位；穷人数量大，但属于他们的百人队单位不多。所有的无产者则都被统统塞入一个阶位最低的百人队。这种组成方式明显是为了让富人在大会投票中处于优势地位。百人队大会由执政官或先行官主持，选举执政官、先行官、监察官。只有百人队大会才有权宣战或做出其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决定。也只有百人队大会才有权审判死刑案。

表2.1 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百人队大会

部落大会的组成单位是35个部落，每位公民分属于其中一个部落。部落是一种身份，人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继承部落身份，即使他们已移居原部落所在地以外。

部落大会有两个类型：一种是部落平民大会（comitia plebes tributa），一种是部落公民大会（comitia populi tributa）。

部落平民大会顾名思义是平民参加的大会，出现在共和初创之时（大约公元前5世纪初），是平民第一次脱离运动的产物，它不允许贵族参加，且只能由平民出身的保民官或平民市政官主持。部落平民大会选举保民官与平民市政官。

部落公民大会出现较晚（大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平民与贵族都可参加，由执政官或先行官主持，选举财务官和高级市政官。

两种部落大会都可以进行立法。但如前所述，到共和早期末，部落平民大会通过的决定已对全体公民都具有法律效力。此后，大量立法实际上是由部落平民大会完成的。不仅如此，以平民的名义，保民官甚至可以否决百人队大会和部落公民大会通过的立法。这种排斥贵族、保护平民的专门制度安排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3种大会都在罗马城举行，分散在各地的公民必须身处罗马城，才能行使自己拥有的投票权。当罗马的版图扩至整个意大利半岛，甚至地中海周边时，对相当多拥有投票权的公民而言，行使投票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行使投票权取决于是否身处罗马城及其周边，或是否有时间与财力长途跋涉赶到罗马城。很显然，那些在农村部落注册，但长年居住在罗马城的大地主们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受益者。而对大量工作、居住在罗马城的穷人、社会边缘人而言，虽然可以出席公民大会，但他们手中选票的分量却受到极大限制（见下文的讨论）。

官员

罗马的日常政务由官员（The Magistrates）打理。不同官员负责处理不同的事务，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外交方面的事务，罗马的主要官员见表2.2。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官员队伍不同，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援的政府体系，多是各行其是，经常相互冲突。所有官员都经选举产生；到共和中期，所有职位都向贵族与平民开放；每个职位都由多于一人承担；绝大多数职位的任期只有一年；不得马上连任。担任官员期间，他们的某些举动（如立法）需经人民批准；任期结束后，官员可能因滥用职权而被审判与处罚。虽然对担任公职没有正式的财产要求，但由于所有公职都没有薪给，且竞选花费巨大，只有富人才可能出任官员。这与民主的雅典形成鲜明对照。

表2.2 罗马主要官员

推翻王政后第一项重要制度建设是设立两位年度执政官（Consul），其主要角色是担任罗马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为了指挥前线战斗，执政官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罗马城。如果身处罗马城，他们便是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高级官员的选举（如监察官、下一任执政官）、与元老院协商各种事项、提出立法建议、主持某些审判、任命独裁官。[6]由于位高权重，其法定最低任职年龄为42岁。为了防止执政官坐大，他们往往被派往外省担任总督，且规定只有间隔10年或更长才能再次担任执政官。

独裁官（Dictator）是为危机情况设立的临时性职位，任期通常为6个月，一般由执政官任命（征得元老院同意），偶尔也经选举产生。独裁官的主要作用是应对外部威胁或内部骚乱，在任期中具有最高权威。不过，在前201至前81年期间，没有任命过独裁官；元老院以别的方式授权执政官应对短期危机。

除执政官以外，先行官（Praetor）是罗马共和国最有权势的职位，法定最低任职年龄为39岁。共和早期，担任这个职位的只有1人，共和中期增至4人，共和晚期增至8人，共和末期增至16人。先行官可以行使执政官的大部分职权（包括担任军事指挥官、行省总督等），但无权任命独裁官。由于地位低于执政官，执政官可以否决先行官的政策与动议。共和中晚期，所有先行官都担负司法职能，主持民事与刑事审判。因此，这个职务也常常被说成“司法官”。

财务官（Quaestor）处理与财政相关的事务，往往由元老院与相关方面协商后，安排担任其他官员的帮手，或派往行省协助工作。该职位的法定最低任职年龄为30岁，任职人员从共和早期的4人增至共和晚期的20人。担任财务官后来变为担任更高职位的先决条件。一项公元前180年通过的法律要求，竞选财务官前必须已完成至少10年兵役；担任先行官前，必须有担任财务官的经历；担任执政官前，必须有担任先行官的经历[（所谓“论资排辈”（cursus honorum)]。

监察官（Censor）只有两人，负责人口与财产普查，按财产拥有量将罗马人民划分为五个等级，按居住地将他们划入35个部落。除此之外，监察官还对人们的不当行为（如临阵脱逃、弃耕土地、失德、犯罪）做出斥责，阻止行为不当者担任重要公职或进入元老院。与其他职务不同，监察官任期较长，本为5年，后为18个月。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的往往是前执政官。

与上述官员不同，保民官（Tribunes）只能由平民担任，并只能由平民选举产生；开始只有两名，后来数目很快增加到10人。保民官的主要职责是防止平民的利益受到侵犯。除了主持具有立法与司法职能的平民大会以外，保民官拥有一项特殊的权力，使他们可以阻止或否决其他机构的动议。在西塞罗看来，专门设置保民官有利于降低暴民政治发生的机会，因为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为其发声的领头人。对西塞罗而言，只要能够降低暴民政治的危险，让贵族们失去一点权势是值得的。[7]

市政官（Aediles）共有4人，其中两人是平民市政官，另外两人是高级市政官，通过不同的渠道选举产生，其法定最低任职年龄为36岁。市政官负责公共建筑（如神庙）、街道、水渠的维护，公共秩序的维持，公众娱乐的进行。他们也在公法案件中担任检控方。平民市政官与保民官几乎同时出现，当时是保民官的助手。高级市政官应贵族的要求设立，开始时只对贵族开放，后来平民也可以担任。

行省总督手握重权，包括军事指挥权。总督只是职务，不是职位。最初，总督由先行官担任；后来，这个职位一般由卸任的执政官和先行官担任，任期一年。

除了上述官员外，罗马还有一些低阶官员，职位未必常设，但大多经选举产生，任期一年。

元老院

元老院（The Senate）与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一个咨询机构，原本由贵族组成，大约在公元前4—3世纪演变为由大约300名前高级官员构成；他们由监察官甄别任命，终身任职，除非因行为不端或犯罪被监察官除名。到共和末期，所有退任的财务官都可自动转任元老院；因此，只要当选财务官就等于掌握了进入元老院的门票。这时，监察官在为元老院把关方面的角色才淡化。一方面，由于罗马的官员各行其是、任期短、轮换频繁，另一方面，由于元老院聚集了一批最富有政治与军事指挥才能的精英，它逐渐演变为罗马政制中最具实权的机构，甚至现任官员也必须避让三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共和晚期。在大部分时间里，元老院拥有广泛的权力。它提出的建议令（senatus consultum）往往对具有名义上负有决策权的当事各方（官员与公民大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元老院处理宗教事务，接见来自友邦和敌国的使节，与外国使节谈判相关条约，监督公共资金的征收与开支，决定执政官和先行官在军事指挥方面的任命。[8]元老院由执政官或先行官召集（后来保民官也可召集）,[9]讨论主持官员提出的议题。在讨论中，以前的官阶越高，发言越优先。元老院无权立法，但在公民大会投票前，元老院往往在会址附近聚会。当现任官员咨询元老院时，往往可以决定公民大会后续的立法走向。[10]与官员一样，元老院成员也是无薪职，且不得从事有薪给的其他工作。因此，可以推断，元老院只能是个富人俱乐部。

[1] 除非另加注释，本小节的资料来源是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Andrew 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99)。与雅典不同，罗马普通公民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尤其是公元前123年以后，审判工作成为财产达到一定程度的骑士阶级的特权。因此，这里不单独讨论审判机构。见Claude Nicolet(translated by P.S.Falla),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5。

[2] Claude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pp.21-30.

[3] Adrian Nicholas Sherwin-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2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 Jane F.Gardner,Being a Roman Citizen(London:Routledge,1993).

[5] 另一类大会是王政时期的遗产，即库利亚大会，实现共和后不久，其重要性便急剧下降，此后只是仪式性地运行。该大会的组成单位是30个库利亚，由罗马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三个氏族各组成10个库利亚。只有贵族才能成为库利亚成员。30个库利亚相当于30个贵族家族。实现共和后不久，库利亚大会原来拥有的立法、司法、选举官员功能转给了百人团大会或部落大会，它本身的功能基本上是仪式性的，仅限于在形式上将“最高治权”授予由百人团大会选出的高级官僚。

[6] 公元前81年以后，执政官的军事色彩减弱，主要留在罗马城，负责各项日常国务。

[7] Marcus Tullius Cicero,The Treatises of M.T.Cicero: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On Divination;On Fate;On the Republic;On the Laws;and On Standingfor the Consulship(London:H.G.Bohn,1853),p.471.

[8] 只是到共和最后百十年间，那些在民众中具有呼风唤雨能力的官员们才盖过了元老院的风头。参见Mary T.Boatwright,Daniel J.Gargola,and Richard J.A.Talbert,The Romans:From Village to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6-140。

[9] 到公元前179年，平民在元老院中几乎占据了四分之三的席位。几年后的172年，两名执政官又都由平民出任。以后这种情况又经常出现。当然，这些所谓“平民”都是平民贵族——新贵。杨共乐.罗马史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0] T.Corey Brennan,“Power and Process under the Republican‘Constitution’,”in Harriet I.Flow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48.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在罗马共和制下，雅典式的抽选并不存在。各种官员都经由选举产生，元老院则由前高官组成。由于前官员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选举间接影响了元老院的构成，可以说罗马所有当权者都是选举产生的。前面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抽签分派官职可以说是平民（亦即民主）政体的做法，而选举各种官员则具有寡头政体的性质。”如果采用这种标尺的话，罗马共和国显然不是一种民主的政体；它的性质是一种带有明显寡头特征的混合政体。

但不存在抽选并不意味着，在罗马共和制下抽签不起任何作用。有学者认为，罗马共和国很少使用抽签，这是一种误解。[1]本节将显示，实际上，抽签在罗马共和政治中被广泛运用，不过它不是用来随机抽选执政与行政团队，而是用来与投票搭配，解决单靠投票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投票之前，抽签可以用于决定什么人、在哪个投票单位中投票。在投票过程中，抽签可以用于决定哪个单位先投票、哪个单位后投票。在投票以后，抽签可以用于决定哪位获选官员分到什么职责。一言以蔽之，在罗马共和制下，抽签曾被用来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制造平衡，防止某个人、某个群体独霸政治权力。当然，这里所说的“平衡”不一定是一碗水端平式的平衡；相反，它往往是带有强烈偏向性的平衡。不过，尽管带有偏向性，“平衡”又意味着对弱势方网开一面，不实行全面封杀，以免弱势方强烈反弹，致使大局动荡。这种偏向一方的“平衡”正是罗马混合政体寡头特征的表现。

在其存在的近五百年间，尽管罗马共和国所向披靡、一路高歌，从台伯河畔的蕞尔小邦强势崛起，逐步称霸意大利半岛，进而在地中海世界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它也几乎无时不处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漩涡之中。因此，寻求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的方式，一直是这个混合政体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第一，对外征战、领土扩张必然带来原有公民与新增属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新增属民的压力下，必须逐步赋予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大的公民权；另一方面，在原有公民的压力下，必须确保他们享有的政治优势不被颠覆。

第二，罗马社会一直存在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尤其是在共和早期。即使经历了“等级斗争”后，差别也没有完全消失。[2]一方面，在平民的压力下，罗马的共和制必须逐步向他们开放越来越大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在贵族的压力下，它必须允许他们保留某些特权。

第三，除了继承性的身份差别外，罗马还是个严格的等级社会：根据财产拥有量，不同的人被划入壁垒森严的不同等级。[3]一方面，低等级的公民人数众多，不可能剥夺其参与政治的权利；另一方面，高等级的公民财大气粗，必须保证他们在政治过程中享有某种优先权。

第四，罗马原为一个不大的城邦，高级官员人数不多。随着领土越来越大，属民越来越多，一方面必须让这些官员在更大的范围、对更多的人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必须防止那些手握重权的人称霸一方。

抽签是在上述诸方面实现平衡的一种不起眼，但又作用巨大的精巧机制。当然，单靠抽签未必能实现平衡，就好比雅典不能单靠抽选实现民主一样。前面提到，雅典民主制在实行抽选的同时，采用一系列配套措施，如同僚共治（collegiality）、短暂任期、连任限制、定期轮换等。事实上，为了实现政治平衡，在抽签之外，罗马共和制也多管齐下，采取了几乎同样的配套措施。除此之外，罗马还为平民保留了专门的政治参与渠道，如排斥贵族的部落平民大会和只允许平民担任的保民官。如果不采取抽签及其配套措施来争取政治平衡，也许罗马共和国早就被你死我活的争斗吞没了，根本不可能存活近五百年。

公民权与抽签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在扩张的过程中，如何控制、安抚、同化新增属民一直是它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它不能马上接纳所有新增属民作为完全公民、与原有公民平起平坐，因为这样做的话，原有公民很快就会被庞大的、不断膨胀的新公民淹没。但它也不能把新增属民完全排斥在外，一点也享受不到公民们才能享受的权利，一点也看不到有朝一日影响共和政治的希望。罗马共和国的做法是在两极间寻找平衡，抽签成为平衡机制中的一个支点。要认识这一点，必须对罗马人享受公民权的条件有所了解。

罗马对其属地、属民的统治方式可以称为“分而治之”，但这里所谓“分”并不仅仅指分裂、离间被征服的地区及其属民，以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威胁；它还意味着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属民区别对待，形成一套差异化的公民权体系，除原有公民外，有些地区的属民马上获得完全公民权，有些地区的属民获得部分公民权，有些地区的属民不享有罗马公民权，但可以实行程度不一的自治。另外，“分”还有一层含义，分阶段放开公民权，逐步同化治下的属民：让原先不享有公民权的人享有公民权；让原先享有部分公民权的人享有完全公民权。[4]

罗马共和时期的新增属地与属民有以下几类。[5]

(1）罗马公民在沿海各地设立的殖民地（简称“罗马殖民地”），建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公元前177年。罗马殖民者享有完全公民权，原居民开始时只是半公民，后来慢慢合为一体，获取完全公民权。

(2）自治市。少数自治市的居民享有包括参政权在内的完全公民权，如公元前381年的塔斯库勒姆（Tusculum);但多数自治市的居民只享有半公民权，包括交易、移民等民事权利，不包括罗马的参政权（投票权与担任公职权）。后来，一些自治市逐步为本地居民争取到完全公民权，到公元前133年前后，自治市居民与罗马公民的差别几乎彻底消失。[6]

(3）拉丁地区，包括原本由拉丁居民居住的地区，由拉丁居民以及放弃公民权的罗马人于公元前180年前建立的殖民地（简称“拉丁殖民地”）。这类地区居民连半公民都算不上，只享有所谓“拉丁权”，如拥有财产与进行交易的权利、结婚的权利、移民等民事权利，但没有罗马的参政权。

(4）其他盟邦。即意大利半岛上其他与罗马签有条约的地区。在不挑战罗马霸权的前提下，它们得以保留自己原有的体制。这类地区居民享受的民事权利受到一定限制，罗马参政权当然就更谈不上了。

属地与属民的分类并不是某种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慢慢演变形成的。因此，在空间上，这四类属地未必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它们犬牙交错，好似一幅零乱的马赛克拼图（见图2.4）。各类地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居民在权利义务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存在了数百年。一直到同盟者战争（前91—前88）结束以后，完全公民权才覆盖波河以南的意大利全境居民，包括拉丁地区居民与其他盟邦的居民（前提是放下武器）。不过，此后不久，共和时期便戛然而止了。

在此之前，罗马网开一面，允许一般不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人有机会获得投票权。自治市居民如移居罗马城就可获得完全公民权，包括投票权；享受拉丁权的人移居罗马城的话，也可以获得完全公民权，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家乡留下孩子。[7]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原本不享有公民权的人，有可能获得公民权，即奴隶。罗马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存在大量奴隶。奴隶处于罗马等级社会的底端，连人都算不上，像其他物品一样，供主人任意支配。不过，如果经过正式途径获得解放，以前的奴隶就可变为“自由民”。自由民及其解放之后出生的子女享有公民权；而未经正式途径解放的奴隶则享有拉丁权。[8]这种做法与古希腊很不一样，在那里，即使被解除奴隶身份，他们仍然不是公民。[9]

图2.4早期罗马共和国的属地

图片来源：Brian Campbell, The Romans and their world: 753 BC to AD 47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

有可能获得参政权的潜在人口不是一个小数目。据估算，到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罗马统治下的自由人口已达到300万，其中罗马公民、半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约为三分之一，50万人享有拉丁权，其余是盟邦居民。除此之外，还有大约200万奴隶。被解除奴隶身份的自由民肯定只占奴隶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绝对数目恐怕很大，他们集中在罗马城，也在其他地方从事很多行业的工作，包括农业。[10]

罗马这种对属民既分而治之，又网开一面的制度安排仿佛是一种诱饵，让体制外的居民看到了全面融入罗马体制的希望；它同时又好像是一道闸门，便于掌握开放公民权的节奏。

但获得投票权只是闯过了参政之路上的一道闸口而已。在开放这道闸口的同时，罗马设置了另一道关卡：投票单位的分配。前面已经提到，在制定法律、审理案件、选举官员时，罗马公民大会是按投票单位计票，而不是按人头计票。这里的投票单位是指百人队或部落，尤其是后者。任何人都必须作为某个部落的成员投票。部落是投票权的载体；离开这个载体，投票权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幻影。罗马原有公民都有其所属的部落；当获得投票权时，半公民与其他属民也必须被安排进入某个部落。

早年，罗马曾为获得投票权的新增完全公民设立新的部落。史料显示，在共和建立之初（公元前495年），罗马只有21个部落，它们主要分布在罗马城内及其近郊。在其后的250余年间，部落的数目缓慢增加，一共增加了14个。如前面图2.4所示，起初，新增部落设立在罗马城周边；后来设立的新增部落离罗马越来越远。被纳入新增部落的也许主要是罗马殖民地与自治市。通过这种方式，这两类属地的居民逐步解决了完全公民权问题。

公元前241年，部落的总数达到35个。此后，罗马的属地还在扩大，但部落的数目却被固定下来，一直延续至罗马帝国时期。部落总数固定以前，部落也许只是个地域概念，同一个部落的人都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部落总数固定下来以后，新增完全公民只能被安排进入35个部落中的某些部落。因此，部落慢慢演化为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同一部落的人未必居住在空间上毗连的地域里，也许它包括若干彼此分离的地块。同一部落的人只在一个意义上同属一个单位，即当他们参加公民大会投票时。这时的部落有点像中国的户籍：即使人在外地，户籍依然不变；对社会上层尤为如此。

问题是，在这种部落格局下，如何处置新增公民？安排他们进入几个部落？进入哪些部落？这不仅对被安排的公民个人至关重要，对接受部落非同小可，对罗马共和制也是安危所系。

在个人层面，罗马的投票权看似平等，但罗马的各投票单位之间其实严重不平等。有些单位人数很少，如31个农村部落；有些单位则人数众多，如4个城市部落。不管单位包括多少人，每个单位都只算一票。在这种体制安排下，要想控制新增选民的影响力，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塞入少数几个投票单位。如此一来，无论新增选民的人数有多大，他们所在的投票单位终归是少数，不可能左右大局。这也正是罗马统治者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抽签在其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先看对拉丁人的处理方式。前面已经指出，享受拉丁权的人只要身处罗马城，就可以参加投票。但这种情况恐怕不是太多。从地图（见图2.4）上看，大部分拉丁地区离罗马城较远，只有少部分拉丁殖民地离罗马较近。即使克服了空间距离带来的交通问题，移居罗马城还得克服心态不平衡问题，因为与罗马公民比，他们连半公民都算不上；在身份观念极强的罗马社会，移居罗马城必然使他们时时处于被歧视的境遇。更何况，拉丁地区也不希望看到，更不会鼓励人口外流。[11]

由于身居罗马城的拉丁人数量大概不多，解决他们的投票问题比较简单。既然在身份上依然是非公民，他们不能成为任何部落的正式成员。但不通过部落这个载体，他们又无从投票。怎么办呢？据李维记载，罗马设计了一个两便的机制：每次投票之前，先用抽签的方式挑选出一个部落来，拉丁人便在抽中的那个部落里投票。[12]为什么要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呢？因为各部落都不希望外来者打破其内部的政治平衡，毕竟各部落作为一个单位，选票如何投出，取决于部落内哪种意向占多数。既然没有任何部落愿意主动接纳拉丁人，抽签大概是各部落都能接受的唯一解决方案。把拉丁人平均分配到各部落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因为那会使拉丁人影响太多单位的投票意向，不符合罗马原有公民的利益。[13]

即便这种灵巧的解决方式也暗含隐忧。虽然它已将拉丁人的影响限定在一个投票单位之内，但在重大问题决策上，投票竞争趋于白热化，这时一票也许可以定乾坤。遇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在投票之前，元老院会指示执政官发表公告：“凡未享有公民权者不得在罗马城及其周边40视距单位（stadia，约7.5公里）内逗留”，不自行离开者则会被强行驱离。[14]这也许是在例外情况下，罗马当局采取的特殊对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如果拉丁人留在那里，就得让他们通过抽签进入某个部落投票。在通常情况下，抽签就足以一箭双雕：既让拉丁人投了票，又让原有公民不必担心出现颠覆性后果。

处理自由民的投票问题就更复杂一点了，因为第一，与拉丁人不同，自由民是完全公民，不必身居罗马城就拥有投票权；[15]第二，到共和中后期，在罗马城及其周边地区居住着大量自由民，数量比拉丁人多得多。[16]因为有这两个特点，如果不加任何限制，自由民完全可能成为罗马政治中一股巨大势力。对自由民的一项限制是，他们不得担任国家公职或国家祭司。然而，解放之后的自由民出生的子女不受此限，他们是完全公民，拥有其他完全公民拥有的一切权利。显然，仅靠这一项限制不足以控制人多势众的自由民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更有效的限制方式依然是限制他们能够进入的部落。

在这个问题上，罗马的政策主线从一开始便是将自由民分配到四个城市部落，但其间该政策也出现过几次摆动，因为有政客希望打自由民这张牌。与农村部落相比，罗马的城市部落有3个特点：一是穷人为主，二是成员众多，三是只有4张选票。如果在立法、司法、选举中出现分歧，由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农村部落可以轻易击败城市部落。[17]这就是为什么城市部落往往变为新增公民收留所的奥秘。

有文献记载，早在王政时期，自由民就被分到城市部落。[18]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在公元前312年前，这种做法是常态。那时，做出如此安排恐怕还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毕竟罗马在共和早期还没有开始大举扩张，奴隶与自由民数量也许都不大，且大部分的确居住在城市里。但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罗马开始在意大利扩张，结果奴隶与自由民双双增加，导致城市部落人满为患，其中每位公民选票的价值相对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城市部落的数量，分流新增自由民；二是把一部分城市居民分流到人口较少的农村部落注册，哪怕他们依然居住在城市里。公元前312年的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Appius Claudius）试图推行的就是后一种改革：允许城市居民自己决定在35个部落中的哪一个注册。在城市中居住的自由民也可以选择在城市部落以外注册，但恐怕只限于他们庇主所在的部落。

不管这次激进改革的初衷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次制度试验，测试自由民一旦分布到各个部落，其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其实，稍加思索，人们便可预料这种改革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允许大量居住在罗马的自由民到农村部落注册，他们可以轻易左右其所在部落的投票，因为他们所在部落不会有很多人长途跋涉来罗马参加公民大会的各项投票。

果然，这种担心似乎很快就应验了。在公元前312—前304年间，克劳狄的一位门人几次当选，担任低级公职，尽管他是自由民之子。这也许是自由民在展示其影响力方面牛刀小试。公元前304年，此人成功当选高级市政官这一关键职务，这可把当年的两位监察官吓得不轻。于是他们马上决定，推翻8年前的改革，重新把自由民限定在4个城市部落中。[19]这里所说的自由民不仅仅是指在城内居住的自由民，也包括居住在乡村的自由民。被分配到城市部落注册，而他们又不住在城里，这意味着，这些自由民根本无法行使自己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投票权。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否居住在城里，不管自由民的人数总共有多少，他们充其量只能影响4个部落的投票，不可能撼动其他部落在投票中的优势地位。也许，这正是该规定的本意所在。[20]至于到底如何把分散在各地的自由民重新分配进4个城市部落，我们并不清楚，也许还会借用抽签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对自由民的部落政策时紧时松。不过，到公元前169—前168年时，两位监察官把对自由民的限制推至极端：将所有自由民统统打入一个城市部落。他们的决定得到元老院的全力支持。后来，西塞罗更是对这次收紧自由民政策大加赞赏：“如果当年的监察官没这么做的话，也许共和早就消亡了。”[21]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限制自由民，他们一定会在立法、司法、选举官员的投票中占上风，最终把罗马政治格局搞得地覆天翻。

一次性把所有自由民归入一个城市部落，虽然粗暴，但很简单，最方便的操作方式就是借助抽签。公元前169年那次便是用抽签的方式，在4个城市部落中，挑选出埃斯奎利诺部落（Esquilina）来接纳自由民。[22]此后，每年的监察官大概也是采取类似的抽签方式，从4个城市部落中挑选出一个来，由它负责接纳新的自由民。[23]时间长了，大概每个城市部落被抽中的机会差不太多。城市部落本来人就很多，平均起来可能比农村部落的人口大很多倍。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要逼它们接纳新成员，其成员个人的选票价值肯定会进一步被稀释。因此，大概没有哪个城市部落会愿意主动接纳新成员，哪怕让它们轮流背包袱，它们恐怕也会有抵触。只有抽签的方式比较容易被接受，因为抽签的结果往往被解释成反映了神意，神意难以违抗。由此推测，公元前169年以前，把自由民的选择限定在4个城市部落时，恐怕使用的也是抽签这种方式。

公元前169年制定的规矩，一直被沿用至同盟者战争结束。战争结束之后，政局动荡，风云变化莫测，各派政客都挖空心思，试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动员支持自己的力量。因此，从公元前88年到共和制崩溃，短短几十年间，围绕自由民的部落问题，政客们各出奇招。一会儿放，允许自由民在农村部落注册（很可能是其庇主所在的部落）；一会儿收，把自由民圈入仅有的几个城市部落。政客考虑的可能是自己的短期利益（如能不能当选某个职位），但旁观者都十分清楚，如果放弃对自由民的部落限制，政治后果会十分严重。据说公元前53年，当克洛狄乌斯·普尔喀竞选下年的司法官时，他曾提议对自由民开放所有部落。其政敌西塞罗对此评论道：“这无异于让我们臣服于我们自己的奴隶。”[24]纵观整个共和时期，自由民有机会加入农村部落的政策都是短命的；在大部分时候，不管实际住在何方，他们都被塞入了4个城市部落；抽签是这个过程中唯一显得公允的方式。

前面提到，同盟者战争（前91—前88）结束以后，罗马不得不对争取罗马公民权的盟邦属民做出让步，赋予波河以南的意大利全境居民完全公民权。这等于闸口大开，突然要在原有公民之外新增数以百万计的新公民。不过，赋予公民权是一回事，落实公民权的行使途径是另一回事。要落实公民权的实现途径，就得把意大利人分配到部落中去，这比处理拉丁人与自由民问题难得多。显然，每次临到投票之时再为意大利人临时分配部落是不可行的；同样，把这么多人塞入4个城市部落也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必须为数量庞大的意大利人找到部落分配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必须保证原有公民的优势政治地位不受挑战。那么，罗马的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呢？

留存下来的相关史料十分零乱，甚至看似相互矛盾。我们能确定的是：第一，部落的总数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35个；第二，罗马不愿也没有开放所有部落供新增公民注册；第三，开放给新增公民注册的部落大概是8—10个，肯定达不到35个部落的半数；第四，在挑选接纳新公民的部落时，使用了抽签。有学者推测，具体的做法可能是多轮抽签，每次抽出一个部落，在其名下为一批意大利人组建一个使用相同名字的附属部落；同样的方式重复多次（也许是8—10次），直到把所有意大利人都分配出去。公民大会投票时，也许在部落内投票阶段，让原有成员先投，附属成员后投；也许在部落投票阶段，让原有35个部落先投，附属部落后投。总之，与原有公民相比，新增公民仍处于劣势。据说，后来新增公民被分配到更多部落，但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25]无论如何，那时罗马共和已接近尾声了。

以上讨论了拉丁人、自由民、意大利人的部落分配问题。但罗马投票不仅发生在两种部落大会上，也发生在百人队大会上，而后者的投票单位是百人队。身居罗马城的拉丁人不存在划入百人队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是公民。关于自由民与意大利人是否划入百人队，史料严重缺乏。有人推测，他们也许被划入了百人队；[26]有人认为，恐怕很少发生；[27]还有人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28]假定他们曾被划入百人队，抽签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在公民权方面，罗马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在开放中设限制，在限制内搞平衡。而抽签便是这套策略中的精巧一环。

部落平民大会与保民官

保民官与部落平民大会的设置看似与抽签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却与抽签有异曲同工之妙。抽签的意义在于，不让经济社会精英独霸政治权力，让在一般情况下无缘掌握权力的人获得权力。部落平民大会与保民官的设置意在达到相同的目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两类制度安排都是民众控制经济政治精英滥用权力的利器。[29]

图2.5 设立保民官

图片来源：http://www.alamy.com/stock-photo-tribunes-of-the-peopleplebeian-tribunes-created-in-ancient-rome-tribunes-105255256.html。

本来，在罗马那种身份社会，平民不可以担任公职，不能制定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更不要说制定影响全体罗马公民福祉的政策了。部落平民大会与保民官的设立改变了这种局面，因为前者只允许平民参加，后者只允许平民担任，贵族被彻底排除在外。可以说，这两种体制的存在为平民参与罗马政治过程提供了有保障的通道，有利于在贵族与平民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政治平衡。后世不少历史学家与政治家认为，罗马共和之所以伟大与持久，在相当大程度上，与设立这套双轨机制有关。[30]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小节专论保民官制度，他对保民官的定义似乎有点过于形而上，但却抓住了这种体制设置的关键：“当在国家各组成部分之间无法确定一个准确关系时，或者当内在原因导致它们之间关系变动不居时，一种特殊机构应运而生，它与现有其他机构有所区隔，目的是使各组成部分各得其所。”[31]放在罗马的语境里，这句听起来很抽象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卢梭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明白说了出来：形成之初，罗马共和国没有采取正常的形态，政治由贵族独霸，平民完全没有地位，两个等级之间关系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不断，体制变化无常。直到设立了保民官，政体才稳定下来。新的机构独立于罗马原有体制之外，可以对原有体制进行制衡。[32]

罗马没有采取抽选的办法；假如它采取抽选的方式，也可以让原本没有机会担任公职的平民获得与贵族一样的机会。不过，抽选也许更适合用作一揽子解决方案，而为平民单开通道更适合有选择地开放某些方面的政治参与。

部落平民大会与保民官这两种体制设置的要害在于，将贵族完全排除在外，把这些机会仅仅保留给平民。这种安排不同于争取与贵族享有同样的权利（如参选权）。所有人享有参选权看似平等，但贵族比平民占有更多的资源，前者当选的实际机会比后者大得多，平等中暗含着不平等。部落平民大会与保民官彻底排除贵族，这看似不平等，但只有通过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才可能在经济社会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的大环境下，确保平民中有人参政，达到与抽选相似的效果。

这个道理，可以从一个反例看得更清楚。保民官是公元前494年设置的，那时只有保民官与平民市政官是平民的专有职位，其他官职只对贵族开放。对此，平民当然不满，他们希望其他官职（尤其是最高官职）也对平民开放。半个世纪后，一位保民官在公元前445年提出一个法案，建议执政官不应只由贵族担任。贵族阶级当然希望继续掌控最高官职，但在等级之争的压力下，他们提出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方案：执政官的职权可以改由军团长行使，而平民与贵族都可以竞选军团长一职。李维把这个方案看作政治妥协的产物。作为对贵族让步的补偿，新设监察官一职，专由贵族担任。

公元前444年，罗马第一次选出了3位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Tribuni militum cum consulari potestate）。此后，按照元老院的建议，每年，罗马人民要么按照老办法，选举执政官，要么按照新规矩，选举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尽管，平民获得了担任最高职务的权利，但在公元前408年以前的近40年间，平民担任军团长的年份只有两次。为了增大担任军团长的机会，平民在两方面加大了对元老院的压力：一是要求增加军团长的数目；二是尽可能选举军团长，而不是执政官，因为如果按照老办法选执政官，他们根本不具备参选资格。他们在两方面都如愿以偿。一方面，军团长的数目在公元前426年已经增加到4人，公元前405年又增加2人，达到6人；再往后，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数目一直保持在6人以上。[33]另一方面，从公元前408年到公元前367年的40年间，几乎每年都选军团长，只有两年是选执政官。[34]然而，在后40年间，有平民担任军团长的年份也只有区区7个，[35]在担任军团长的200多人中，绝大多数都来自贵族阶级，以至于相当多的后世历史学家认为，在公元前366年以前，贵族几乎完全垄断了罗马的最高权力。[36]

由此可见，在原则上将最高官职向平民开放固然有意义，但恐怕只是有象征意义而已，平民分享最高官职的情况依然凤毛麟角。

公元前367年，经两位保民官推动，罗马通过一个维护平民利益的法律——李奇尼亚·塞克斯提亚法（lex Licinia Sextia）。该法废除了已实行近80年的“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一职，恢复了执政官制度。说“恢复”也许不太准确，因为它规定，两名执政官中，至少一位应该保留给平民出身的人。[37]这项法律是平民的一大胜利，但习惯势力依然强大。虽然在该法通过的头十年，的确每年都有一位执政官来自平民，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几乎有一半的年份，两位选出的执政官全都来自贵族。显然，“李奇尼亚·塞克斯提亚法”还不够严格，为贵族留有空子可钻。公元前342年，在一位平民执政官的推动下，罗马通过了另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格努西亚法（Lex Genucia)”。它明确要求，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位必须是平民，并允许两位执政官都来自平民（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在170年后的公元前172年）。从此以后，平民担任罗马最高官职才获得制度保障。[38]在经济、社会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的背景下，如果不为平民保留两位执政官中至少一个席位，两个等级不可能在分享最高权力方面实现平等。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当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时，仅仅强调机会平等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为平民特设或保留权力，形成双轨政治。与在贵族、平民混杂的候选人中实行抽选一样，这种安排也能同时达到限权（限制贵族的权力）与赋权（赋予平民权力）的双重效果。

马克斯·韦伯在其论著中，至少两次谈到这类双轨权力机制，并指出除罗马保民官以外，历史上还存在过类似的权力安排，如斯巴达的“五长官”（ephors）、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的“人民首长”（Capitano del popolo）、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后成立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等。[39]韦伯把这类权力分配方式称为“否决式合议制”，认为旁设权力中心的主要作用是拖延或否决原有权力中心做出的决定。[40]这与卢梭的看法如出一辙。卢梭把保民官的权力界定为消极权力，它“不能做任何事情，但能阻止任何事情”。[41]其实，这样的理解未必准确。在罗马共和制下，保民官和部落平民大会早期拥有的也许主要是消极权力，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积极权力，使原本平行的双轨逐步演变成有交集的双轨。

当新设立的部落平民大会于公元前494年第一次选出保民官时，他们拥有的权力的确有限，无非是主持部落平民大会、通过只对平民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保护平民的人身财产不受滥用权力的官员侵害等。但保民官享有的一项十分特殊的权利为其扩张权力埋下伏笔，这就是保民官人身神圣不可侵犯（sacrosanctitas），平民们发誓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他们选出来的保民官们。[42]因为身具不可侵犯性，保民官陆续获得了其他一些相关权力，如有权以身体阻止官员任意处罚他人；有权对任何冒犯其尊严、违反其决定的人加以处罚（罚款、监禁、体罚、甚至死刑）；有权否决元老院通过的法令、其他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以及其他官员（公元前300年前的独裁官除外）做出的决定。不过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保民官必须身在现场，因为只有在场，他们才可援引人身不受侵犯的特权。

图2.6 保民官盖约·格拉古

图片来源：西尔维斯特·大卫·米里斯（Silvestre David Mirys,1742-1810）的画作，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1388121。

起初，保民官只负有维护平民权益的责任，部落平民大会通过的决定（plebiscita）只对平民有效，但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这些后来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疆土越来越大，最高官员忙于应付一场又一场战争，罗马需要把原在体制外的保民官融入体制。另一方面，平民与贵族之间长期的等级之争迫使贵族逐步认可、接受平民决定的制约。公元前337年，部落平民大会通过的法律有条件地变为全体人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50年后，公元前287年，平民法律正式成为全民法律。从此以后，部落平民大会变为罗马的主要立法机构，保民官完全融入体制，权势极大，在罗马的立法、行政、司法中扮演非同小可的角色。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担任过保民官即可晋升为元老院的终身成员，进入权力中枢。[43]需要强调的是，保民官出身平民，但平民不一定都处于社会底层。恰恰相反，那些当上保民官的人往往来自有钱有势的家族。公元前4世纪以后，这类新贵与老贵族逐渐合流，其共同特点是对政治权力趋之若鹜，他们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争斗。

中国有句话叫“盛极而衰”。这句话用在罗马共和末期的保民官制度上似乎十分恰当。

公元前2世纪末，出身平民显贵家庭的格拉古兄弟利用自己的保民官身份与反对者（既包括贵族，也包括其保民官同僚）展开了殊死斗争，不仅挑战了元老院的权威，而且冲击了罗马官制中的同僚制与短任期制，严重动摇了共和政制的根基。[44]

公元前1世纪，罗马政局混乱，政客们在争权夺利中，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一些利用保民官身份兴风作浪的政客（如与贵族苏拉作对的马略）。在罗马共和的最后几十年，保民官制度风雨飘摇，至少经历了三重冲击。

冲击之一是削权去势。政治斗争是如此残忍恐怖，为了铲除动乱的基础，当苏拉（前139—前78）于公元前81—80年成为独裁官时，他下决心剥夺保民官的大部分权力，并禁止曾担任过保民官的人担任更高的职务。一旦保民官形同虚设，罗马原本的权力双轨制实际上就并为一轨。虽然苏拉的举措几年后就被推翻了，但先例已经形成，保民官的权威与尊严基础已经动摇。

冲击之二是釜底抽薪。克洛狄乌斯·普尔喀（约前93—前52）是共和晚期著名的搅局者、西塞罗的死对头。他出身贵族，亲戚中不少人担任过执政官或其他高级官职。他本来也进入了罗马官员的晋升体系。但为了当上保民官，他却于公元前59年宣布放弃贵族身份，经元老院同意，摇身一变成为平民，并如愿当选为下一年的保民官。他这样做不仅是荒诞的，也是非法的，本来他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得参选保民官，但他却成功了。如果其他野心家效仿他，罗马原本的权力双轨制也等于并为一轨了。[45]

冲击之三是取而代之。公元前48年，元老院竟然将保民官的权力赋予贵族出身的独裁官恺撒（前100—前44），这已完全违反了罗马的规定。更离谱的是，恺撒被任命的职务是终身保民官，而其他保民官的任期只有一年。作为保民官，恺撒也享受人身不受侵犯的特权，使他可以玩元老院于股掌之中。当两位保民官试图阻止恺撒行使保民官权力时，恺撒迫使元老院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侵犯那两位保民官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保民官胆敢挑战恺撒，直至他于公元前44年被刺杀身亡。[46]

在这方面，恺撒的养子与指定继承人屋大维（前63—前14）比其养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屋大维并非出身贵族家庭，但被过继给恺撒后，他已具有贵族身份，按罗马的规矩，不得担任保民官。然而，当在权势上羽翼丰满后，他便于公元前35年迫使元老院赋予他自己、妻子与妹妹保民官才享有的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47]这只不过是为他进一步篡权做铺垫。公元前23年，他辞去罗马名义上的最高职务——执政官一职，但接受了另外两种权力，其中一种是终身享受的保民官全权（tribunicia potestas），虽然他从未被正式任命为保民官。[48]保民官全权后来成为屋大维创立的元首制的核心。公元前22年以后，每当屋大维本人列举自己的官衔时，这项权力总是列在前面；铸币与公文上也会以屋大维获得保民官全权的公元前23年来计算他任职的年头（如图2.7）。其实，屋大维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罗马的传统定制。且不说他的贵族出身，保民官本有一年的严格固定任期，连续担任保民官在罗马是一项严重的反共和犯罪（“谋求王权”）。当然，屋大维可以辩称自己不是保民官，但以前从未有过保民官的职务与权力分离的先例。[49]

为什么屋大维会放弃执政官的正式职位而选择没有职位的保民官权力呢？也许这正是他的妙算所在。他这么一个动作等于创立了一个新制，一个不在其位也可以谋其政的新制，一个不必选来选去的新制，一个没有同僚掣肘的新制，一个没有任期限制的新制，一个不必担心卸任后被追究的新制，一个融执政官与保民官于一体的新制。这个新制就是元首制，自称“第一公民”的屋大维是其中的无冕皇帝。[50]从此以后，拥有保民官全权变成担任罗马皇帝的前提条件。[51]

图2.7 罗马共和国铜币

图片来源：Karl Galinsk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7。

注：公元11—12年发行的罗马铜币，正面是屋大维的头像；反面中央的SC标志元老院的铸币权，沿边的铸文说明他于公元前23年荣获保民官全权。

我们看到，罗马共和制的崩溃与保民官制度的瓦解同步。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那样，权力双轨制是罗马共和制的重要基石之一，它在错综复杂的罗马政治中发挥了独有的平衡作用。[52]当双轨俱全时，虽然摩擦不断，共和体制仍能运转自如。一旦双轨变为单轨，不管是因为保民官被剥夺了权力，或者贵族冒充平民窃取了保民官职位，还是因为贵族篡夺了保民官的权力，共和制便寿终正寝了。

公民大会与抽签

在罗马共和国，代表公民权力的是各种公民大会。但公民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其内部分化十分严重，其中有贵族，有平民；有富裕阶层，有贫困阶层；有人属于罗马城区部落，有人属于乡村部落。这些群体的利益不同，占有的资源不同，并经常处于对峙状态。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些群体之间找到平衡点，它们的相互冲突也许会愈演愈烈。在公民大会运作中巧用抽签便是制造平衡的一个关键。

在讨论抽签在公民大会运作中的作用以前，有必要先了解罗马表决方式的几个特点。

第一，雅典只有一种公民大会，而罗马共和政治中同时存在3种主要公民大会，即以百人队为投票单位的百人队大会，以部落为投票单位的部落平民大会和部落公民大会。在这些公民大会上，罗马人投票选举一般官员与平民官员、表决是否通过法律、决定被指控叛国的人是否有罪。[53]

第二，与雅典城邦不同，罗马共和中后期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3种公民大会只在罗马城内有限的场地举行。这意味着，身居外地的公民只有前往罗马才能参加公民大会投票。显然，对大多数人而言，一年多次长途跋涉、前往罗马是力不能及的。[54]真正有意愿与能力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是全体公民中的少数人。更何况，罗马为公民大会准备的场地最多只能容纳七万人，而仅罗马城内的男性公民就数倍于这个规模。[55]

第三，公民大会的立法、司法活动依需要随时进行，选举几十位官员则是一年一度的重头戏。外地前往罗马参与前两类活动的人数恐怕不会太多，而参与选举的热度一定很高。而前后两者的投票程序也不尽相同，至少在部落大会如此。[56]

第四，在罗马共和的早期与中期，公民大会的表决方式是公开口头表态。这种表决方式存在恐吓的可能性。直到公元前139年以后，公民大会才改用秘密投票进行官员选举；随后，秘密投票也适用于立法与司法决定。[57]口头表态只能依次进行，而秘密投票可以同时进行。在依次投票的情形下，如果边投票边唱票，后面的投票单位有可能进行策略性配票（如不把票投给毫无获胜机会的候选人）。而在同时投票的情形下，难以出现策略性投票，有些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可能大大超过当选门槛，造成废票。[58]

图2.8 显示公民大会投票的罗马钱币

图片来源：https://www.the-romans.co.uk/assemblies.htm。

第五，与雅典不同，罗马在表决中算数的不是个人票，而是团体票。雅典也有行政单位，但不管分属哪个单位，个人的一票就是一票，与其他人的一票分量不相上下。在罗马，每种公民大会都由若干个表决单位（如百人队、部落）组成，表决按单位计票。在各单位内部，公民一人一票，看似平等。但在公民大会表决时，不管单位大小，每个单位只有一票，有点像今天的美国参议院的组成方式。这种计票方式，按单位计，好像平等；但按人头计，毫无平等可言。有人认为，采取团体计票有利于现实公民大会的普遍代表性，因为公民大会在罗马举行，而大部分表决单位分散在外地，如按个人计票，罗马居民占尽优势，那些散居各地的人则难以得到代表；而按单位计票，只要有部分人身在罗马，外地单位就可得到代表。不过，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外地单位那些有时间、精力、金钱移居罗马或前往罗马参会的往往是其中有钱有势的人。[59]更重要的是，虽然每个单位的团体票如何投出取决于单位内部多数参会成员的意见，但整体而言，个人票在大会最终决定中的分量因其所在单位而大小不一，差异甚大，因为富人相对集中的单位数量多，且每个单位包括的人数不多；而穷人扎堆的单位数量少，且每个单位包括的人数很多。[60]因此，不管罗马最初为什么偏重团体计票，这种体制安排的实际效果是对权贵阶层有利，而没有真正实现普遍代表。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道便于权贵掌控的“安全阀”，罗马在赋予成年男性公民投票权方面显得似乎格外慷慨，反正个人票不具有威胁权贵阶层利益的力量。[61]在这方面，不少研究者认为，现代美国的体制与罗马共和制有很多相似之处。[62]

第六，在表决议题或人选上，一旦过半单位（50%+1）意见一致，即算通过，投票（或唱票）停止，而不是等到完成所有单位的投票（或唱票）时再计票决定输赢。[63]

第七，投票顺序或宣布投票结果的唱票顺序至关重要。百人队大会一直采取依次投票的方式，需要决定各个单位的投票顺序。在实行秘密投票之前，两类部落大会也许同样采取依次投票的方式，这也需要决定各个单位的投票顺序。实行秘密投票之后，两类部落大会也许在选举中采取了同时投票的方式（立法与司法表决不适用），但仍有必要决定唱票的顺序。[64]

在依次投票的情形下，投票顺序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罗马人对第一个投票者的意向格外重视。在百人队大会上，第一个投票者叫作“领先百人队”（centuria praerogativa），在部落大会进行立法时，第一个投票者叫作“领先部落”（principium）。在罗马，第一个投票者支持什么、支持谁对后续投票者影响巨大，因为第一票当时被认为反映了神意。西塞罗告诉我们，在执政官选举中，只要成为“领先百人队”的首选，候选人几乎笃定当选。[65]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后续投票者的行为解释为“随大流”（bandwagon effect）。[66]不管如何解释，当年的罗马政客对第一票从不敢掉以轻心。[67]

在同时投票的情形下，唱票顺序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当获得简单多数支持的候选人填满所有空缺职位时，唱票便停止了，而那些得票结果还没有宣布的候选人便失去了当选机会，尽管他们的得票数也许会超过有幸当选者的得票数。[68]

正是由于投票与唱票的顺序如此重要，想必各种政治势力（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部落）都会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影响这些顺序的确定。如果顺序确定的方式过于偏袒某些势力，这些势力就会在立法、司法中持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就会让他们的代表人物长久霸占政权的关键位置。这势必引起反感，激起反弹；严重的话，共和体制赖以生存的政治平衡就会被打破，危及共和体制本身。对处于角力状态的各种政治势力而言，抽签也许是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对弱势政治集团（如中下层民众）而言，它至少可以让自己分享政治参与的机会，不至于完全被排斥在外；对强势政治集团（如权贵阶层）而言，它最多削弱了一点自己的政治垄断，但依然可在相当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百人队大会改革前后的对比就可以清晰显示抽签的效果。

如上所述，百人队大会是王政时期的遗产，以公民的军事单位百人队为基础，由193个百人队组成。处于顶层的是18个骑兵队，其中6队完全由贵族组成，它们的成员是那些由公家提供战马的人，被认为是罗马最有钱、最出色的公民。接下来是那些购买得起盔甲、武器的人，组成170个步兵队。按照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财产数额，这些人被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为壮年（17—46岁）与老年（46—60岁）两类。第一等级为重装步兵，分成80个队（40个壮年队、40个老年队）；第二、三、四等级是轻装步兵，各划分成20个队（10个壮年队、10个老年队），共60个队；第五等级没有武器，是投石手，划分成30个队（15个壮年队、15个老年队）。处于底层的是5个徒手队，其中4个由匠人或乐师组成，最后1个队由无产者组成。[69]

虽然统称“百人队”，它们的规模差异很大。一方面，阶位越高，规模越小；阶位越低，规模越大。骑兵队的规模很小，每队大概就是百十来人，大致符合“百人队”（centuria）这个词的原义。步兵队的规模大得多，远远大于百人；而且等级越低，每个百人队包括的人数越多。尤其是处于最低阶位的那个由无产者组成的徒手队，人数众多。据说到共和末期，罗马军团的大部分士兵都被划入这一个百人队，其人数比第一等级80个百人队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70]另一方面，老年队比壮年队规模小得多，但在五个等级中，老人们拥有的百人队数目与壮年人一样多。据西塞罗说，这是有意的安排，目的是让有经验的老兵对大会决定发挥更大的影响。[71]

在百人队大会中，不管规模大小，每个百人队都不多不少只有一票。无产者那一个队的人数比18个骑兵队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许多倍，但前者在大会决策时的影响力充其量也只有后者的十八分之一。可见，百人队大会的构成方式本身就是极端不公平的，它赋予权势阶层巨大的政治优势，使上层社会每一人的决策影响力比下层社会几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还要大。

但这还不够，权势阶层希望得到的不仅是政治上的优势，而是政治上的绝对控制。为此，他们制定了一种可以确保依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法律、审判案件、选举官员的投票顺序。首先，由18个骑兵百人队投票，其中某个百人队作为“领先百人队”投出第一票，[72]并马上宣布它们投票支持什么政策或支持哪位候选人，其目的是示范其他百人队如何投出自己的票。紧接着，第一等级的百人队依次投票，它们手中共有80票之多。这些百人队也许每个不止100位成员，但不管它们包括多少人，其规模肯定比余下等级的百人队小得多。骑兵百人队加上第一等级百人队一共掌握了193票中的98票，虽然其成员加在一起只占罗马人口很小一部分，但只要投票方向一致，它们已经构成了简单多数。据李维说，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当头98票出现分歧时，才需要第二等级投票，其他等级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参与投票。[73]在大多数情况下，头98票完全一致；这时，大会就可以散场了，剩余95个百人队手中的票就白白浪费了。这也就是说，第二、三、四、五等级的百人队基本上是个摆设，更不要说那5个徒手百人队了。

这种投票顺序据说是由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任君主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设计的。西塞罗认为，之所以这样设计投票顺序，是为了防止人民大众拥有过大的政治权力。李维的解释也大同小异：“把公民分为不同的阶位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的：看起来，所有公民都平等享有投票权，但实际上，一切权力仍掌握在出类拔萃之辈手中。”[74]

在公元前241—前220年，百人队大会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其核心是什么人有机会成为“领先百人队”。改革的推动者很可能是被排斥在头18个骑兵百人队之外的、平民出身的新贵，因为按当时的投票顺序，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投出关键性的第一票。改革有五方面的变化值得注意。

第一，把原来的170个步兵百人队打散，融入35个部落进行重组，使百人队成为部落的一部分。[75]

第二，18个骑兵百人队与5个徒手百人队地位不变，其成员依然独立于35个部落之外，其中阶位最低的无产者百人队此时人数占罗马总人口的一半以上。[76]

第三，将第一等级原有的80个百人队减至70个，包括35个壮年队、35个老年队。也就是说，在35个部落中，每个部落都有一个第一等级的壮年队和一个第一等级的老年队。这意味着，即便18个骑兵百人队与70个第一等级的百人队联手（共88票），它们也不再掌握超过半数的票了；较低等级由此获得了投票机会。

第四，较低等级百人队有多大机会投票，取决于改革后其他4个较低等级各有多少百人队票。关于这一点，史料上没有确切记载，引发各种推测。有学者相信，改革后，百人队的总数增加至373个（假设其他四个等级各自也有70个百人队，外加18个骑兵百人队和5个徒手百人队）,[77]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论改革前后，计票百人队的总数都是193个。[78]这两种猜测也许都是对的，即百人队数量増至373个，但它们拥有的总票数依然是193票。问题是如何厘清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假定计票百人队的总数是193个，我们还是不能确定，第二至第五等级各有多少计票百人队？这些计票百人队如何与部落挂钩，如何投票？[79]有学者推测，第二到第四等级，每个等级仍有20个计票百人队，第五等级的计票百人队数量从30增至40;但这仅是推测而已。[80]

第五，变动投票顺序，取消骑兵百人队的“领先百人队”特权，代之以每次开会时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一个百人队成为“领先百人队”。[81]在百人队大会相关的各种抽签中，这种抽签尤为重要。[82]

在不放弃等级区分的前提下，引入抽签是百人队大会改革的关键，其精巧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为底层罗马公民开放了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以平息其不满；另一方面，它让罗马上层社会保留了优势政治地位。这样做的效果是，在旧平衡被打破以后，制造出新的平衡。

改革后，“领先百人队”从第一等级的百人队中用抽签的方式确定。

从改革的最大受惠者可以看出谁是改革最有力的推动者。第一等级中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富人，他们是罗马对外战争的生力军，自备战马，冲锋陷阵，在刚刚结束的、长达24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前264—前241）立下汗马功劳。在人数上，他们远远超过那些由公家提供战马的18个骑兵百人队；[83]在贡献上，他们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甚至在财力上，与后者相比，他们也不遑多让。因此，这些人也许早就不满由18个骑兵百人队垄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领先百人队”地位。更何况，在确定只有18个骑兵百人队可以担任“领先百人队”的情形下，政客比较容易对它们进行收买。很可能正是在第一等级的巨大压力下，骑兵百人队才不得不拱手让出担任“领先百人队”的特权。也许是作为交换，第一等级同意，将自己拥有的百人队数量从80个降为70个。在第一等级看来，以减少票数换取优先投票权肯定是笔划算的买卖。

史料表明，也许并不是所有第一等级的70个百人队都可以参加抽签。参加抽签的恐怕只是第一等级中的壮年百人队，这样，合资格者的数量减至35个。史料进一步表明，属于城市部落的壮年百人队也没有机会参加抽签。在罗马的4个城市部落中，处于第一等级的人也许只是凤毛麟角。4个城市部落中又有2个部落地位更低，它们也许根本没有几个人处于第一等级。因此，真正合资格参与抽签的百人队也许只有31个，至多33个。[84]

抽签在各百人队进入会场之前进行。抽中的那个第一等级壮年百人队最先进入投票，其他百人队在外等候。宣布完“领先百人队”的投票结果后，接下来投票的依次是：第一等级的另外34个壮年百人队、1个匠人百人队、第一等级的35个老年百人队、12个并非完全由贵族组成的骑兵百人队。这些百人队一边投票，一边计票。它们投完票后，唱票者会到会场外，向尚未投票的人群宣布各个百人队的投票情况。然后，轮到6个原来完全由贵族组成的骑兵百人队投票，并宣布它们的投票情况。我们看到，18个骑兵百人队（尤其是6个原来完全由贵族组成的骑兵百人队）不仅被剥夺了担任“领先百人队”的特权，而且其投票顺序被排到第一等级之后。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削减其政治影响力。[85]

改革前，当骑兵百人队与第一等级百人队投完票时，多数票往往已经形成，其他等级几乎没有投票机会。改革后，当骑兵百人队与第一等级百人队投完票时，它们总共只投出了总票数（193）中的89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成多数票，投票还得继续下去。但接下来的投票程序有所不同，更加复杂。

上面说到，第二至第五等级也许共有280个百人队，但只有100票。每次开会投票，都要将280个百人队压缩为100个百人队组合（每个组合含2—3个百人队），投出100票。因此，从第二等级开始，游戏规则就不再是“一个百人队一票”，而是“两三个百人队一票”。这里的分组就得再次借助抽签。

假设第二等级共有20票，10票属于35个壮年百人队，10票属于35个老年百人队。抽签用来决定，35个壮年百人队如何分为10个组合？35个老年百人队如何分为另外10个组合。分组形成后，第二等级才能投出其所拥有的20票。如有必要，第三至第五等级的百人队也同样先以抽签方式分组，然后投票。[86]

到第二等级投票结果宣布时，总共已有109个百人队票投出。如果其中多于半数票（97票）支持立法的某项议案、审判的某种判决，大会就可以散会了。如果其中多于半数票支持选举中的某个候选人，便宣布该人当选，并马上宣誓就职。[87]这意味着，改革后，至少第二等级也可参与投票。与改革前相比，政治参与的范围肯定扩大了。[88]

是不是第二等级以下的百人队就完全没有机会参与投票呢？未必。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也许在立法与审判时，骑兵百人队与第一等级投票倾向会比较一致，因为这些类投票触及他们的阶级整体利益。而在选举官员时，骑兵百人队与第一等级投票倾向也许会出现分裂，甚至严重分裂，因为竞争正好在他们内部发生。这种分裂意味着，要想得到多数票，候选人也许必须得到下层等级的支持；分裂越严重，越下层的等级便越有机会参与投票。如此一来，最低那个参与投票的等级有可能变成最关键的等级，其选票最终决定哪些候选人胜出。[89]

不少学者相信，改革后，要产生多数票，至少要等到第三等级的某些百人队进入投票；如果上层意见分歧，更低的等级也有机会投票。[90]还有史料表明，改革后，在第二等级之下，其他等级投票未必严格按照等级高低排序。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第四、第五等级完全可能有机会参加投票。[91]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史料表明，在竞选中，罗马政客千方百计地讨好、贿赂城市平民。如果城市平民完全没有机会参与投票，很难想象罗马政客为什么会出此下策。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旅居罗马的希腊人狄奥尼修斯称，这次改革把百人队大会变得更民主了。[92]这里“更民主”的含义大概只是指，以前完全没有机会投票的等级终于有了投票的可能。不过，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民主。有了投票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投票过程会一直持续到低等级投完票才结束。恰恰相反，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投票会止步于第二等级。总体而言，罗马政治依然掌控在富豪手中，只是这里的“富人”不再局限于18个骑兵百人队，而是包括了属于第一等级的平民富豪。据统计，在公元前218—前49年，罗马总共产生了355位执政官；其中一半以上来自17个家族，大约80%来自30个家族；这些家族绝大多数出身平民；只有十来个毫无背景的人出任执政官。[93]共和晚期，百人队大会的主要功能是选举高级官员，已不再是立法与审判。[94]由此可见，富豪们仍牢牢掌握着对高级官员的人选。可以说，罗马权力格局的这种变化与用抽签的方式在第一等级壮年人群中选出“领先百人队”不无关系。

如果要进一步推动百人队大会民主化，也许有两种做法。一是完全消除等级差别，二是完全由抽签来决定投票顺序。第一种做法大概也得借助抽签才能实施。但是，富豪们对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深恶痛绝。他们成功地把有关取消等级差别的建议扼杀在摇篮之中。[95]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前154—前121）曾引入百人队大会选举改革，改由抽签决定所有百人队的投票顺序，目的是让原本几乎没有多少投票机会的底层民众可以参与投票。但他被逼身亡之后，这项改革也马上无疾而终了。[96]

由于组织结构叠床架屋、投票程序烦琐复杂，共和晚期，百人队大会的主要功能几乎仅限于选举高级官员，其立法、审判功能大幅萎缩，立法功能转给部落大会，司法功能转给法庭。[97]如果说，在共和早中期，百人队大会是最重要的公民大会的话，那么，到共和晚期，部落大会已变为最重要的公民大会。

同样作为公民大会，与百人队大会相比，两种部落大会也许更民主一些，更能反映社会下层的民意。[98]它们没有那么多等级色彩，其组成单位只是35个部落，不再按财产状况把公民分为不同的等级，也不再按年龄把公民分组。既然组成单位不多，各单位之间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99]那么也就没必要为大会投票设计繁复的程序。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所有部落都会参加投票，与百人队大会只有部分百人队参加投票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部落大会投票会一帆风顺，不存在争议点。罗马共和国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使用抽签消除了围绕一些潜在争议点出现纷争的可能性。

为了论述简单，以下讨论聚焦两种部落大会之中的部落平民大会，因为两种部落大会的开会程序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主持人与参与者不太一样。[100]尤其是等级之争结束后，两种部落大会的区别已经很小，分别只是两者选举不同的官员，部落平民大会在立法方面更积极一些。[101]

部落平民大会的主持人是保民官。但保民官有10位之多。第一个潜在的争议点是，究竟应该由哪一位保民官主持大会？大会主持人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下一任保民官将在其主持下产生，而保民官在共和晚期权势巨大，追逐这个权位的人趋之若鹜。另外，大会主持人还可以玩弄各种小把戏，影响立法与司法决定。[102]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冲突，为了体现10位保民官在地位上完全平等，挑选主持人的方法是在10人中进行抽签，抽中的那一位担任大会主持人。[103]

与百人队大会不同，部落大会的参与者包括身处罗马城的拉丁人。问题是，如果不通过部落这个载体，他们便无从投票。但各个部落都不希望有外来者进入，担心会打破其内部的政治平衡。罗马也不希望把拉丁人平均分配到各个部落，怕的是拉丁人影响太多单位的投票意向，这是第二个潜在的争议点。面临如此麻烦的难题，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罗马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每次投票之前，先用抽签的方式挑选出一个部落来，拉丁人便在那个倒霉的部落里投票。[104]这样既限制了拉丁人的整体影响力，又让各个部落无从抱怨。

与百人队大会一样，部落大会的重头戏是投票。但在部落大会，不同类型的投票，不一定采取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公元前139年引入票选方式以前，无论是立法、审判，还是选举方面的选举，大概同样使用依次投票的方式。此后，立法、审判依然采取依次投票的方式，但选举官员开始采取同时投票的方式。[105]依次投票就要决定投票的顺序；即使同时投票，也有必要决定唱票的顺序。决定投票或唱票顺序是第三个潜在的争议点。化解这方面的争议，抽签具有独特的优势。

当部落召开立法、审判大会时，投票前要进行抽签，挑选出一个部落率先投票。选中的部落首先进入投票场地，其成员投完票后，进行内部点票，然后宣布该部落那一票的投票结果。在部落大会，第一票的分量（对后续投票造成的从众压力）也不小，但恐怕不如百人队大会中第一票的影响那么大。[106]处理完第一票，再次抽签，挑选出下一个投票的部落。如此循环反复，直到第35个部落投出最后一票。获得半数（18个）以上部落支持，即算通过。[107]

当部落召开选举大会时，在实行票选、35个部落同时投票以后，没有必要安排投票先后顺序，但还需要唱票。唱票时，每个部落要按各位候选人在本部落得票多寡依次通报。如果是选举平民市政官，就要通报头两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如果是选保民官，就要通报头10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不一定获得半数票）。唱票不可能所有部落同时进行，还得有先后顺序。这个顺序也是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一次签，唱一个部落的票；再抽一次签，再唱另一个部落的票；直到把应选职位填满。[108]唱票顺序绝非无关紧要，因为唱票往往不会唱完所有35部落的票；一旦得到18个部落支持的候选人填满职位空缺，唱票就会停止。假设有三位候选人甲、乙、丙竞选两个平民市政官的职位。获胜者必须在35个部落中的18个内得票排名第一或第二（因为是选两个职位，全部35个部落共有70个这样的第一、第二）。候选人甲也许在唱到第20票时，得到18个部落排名第一或第二；候选人乙也许在唱到第26票时，得到18个部落排名第一或第二。到此，唱票结束，甲和乙宣布当选。但是，假如唱票一直持续到第35个部落，也许甲会在29个部落排名第一或第二，乙在20个部落排名第一或第二，而丙在21个部落排名第一或第二。换句话说，假如一直唱票到最后一个部落，获胜的应该是甲与丙，而乙将落选。如果是选举人数达10位之多的保民官，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很明显，如果唱票顺序不是由抽签决定，而是有更多人为因素介入，围绕选举结果的争议将会层出不穷，从而激化各种矛盾。[109]

唱票结束以后还有一种会引起争议的可能性，即两位得票一样多的候选人争夺一个席位。这是第四个潜在争议点。这时，抽签再次发挥作用，从两位中随机抽取一位。[110]这样做，即使那位不幸落选者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出头的机会与另一位完全相同。

部落大会的抽签最多涉及35个部落，不太复杂。因此没有必要像雅典人那样，费尽心机设计出抽签机。在罗马，抽签工具不外是容器与木制签片（或木制签球）。容器往往是各式水罐，签片（或签球）上面刻有缩写的部落名字，其大小、轻重应尽量一致。抽签的方法是，首先把签片（或签球）放入水罐，然后搅动，继而往外倒水，最后看哪个签片（或签球）第一个流出。[111]借助如此简单的技术，罗马共和国得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确保了每个部落在投票中都具有同等的影响力，由此有效化解了在部落投票各个环节上都可能存在的种种潜在争议，将人们的政治动能疏导入既有的抒发管道，以免危及共和体制的稳定。[112]

官员与抽签

与此前的王政和此后的帝国相比，罗马共和制的最大特点是不让任何个人、机构、等级垄断权力。不仅公民大会、元老院、选举出来的官员必须分享权力，担任不同职务的官员，甚至担任同一职务的官员也必须分享权力，谁也不能自行其是。[113]

与雅典不同，罗马的官员不是在民众中随机抽选出来的，而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赢得选举只是赋予获胜者担任某项职务的资格，他们何时担任该项职务、具体承担哪份职责往往要靠抽签决定。这也就是说，罗马的选官制度实际上是选举与抽签相结合，而不是单靠选举。

为什么在选举之外还要借助抽签呢？因为在罗马选举只是一种赋权机制，赢得选举的人可能自恃享有选民赋权而不可一世，直到下次落选。为了制约当选者的权力，避免任何当选者拥有过大的权力，罗马共和制下的官制带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同僚制。

所谓同僚制，是指一种职务一般至少由两人担任，多则一二十人担任。例如，共和晚期，执政官与监察官各由两人担任，先行官由16人担任，财务官由20人担任，市政官由4人担任，保民官由10人担任。当然也有例外，独裁官就由一人担任。罗马设计多人担任同一个职务显然并不是意在推进集体决策，因为任职人数似乎都被有意安排为偶数，非常不利于进行投票表决。马克斯·韦伯曾仔细分析过古代与现代的同僚制。在他看来，同僚制最大的功能就是去除权威的独断性（monocratic character），而罗马共和制下的官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114]

同僚制之所以可以去除权威的独断性，其关键在于，担任同一职务的每位同僚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力，没有上下级之分，因此也没有人可以一手遮天。但这也带来几项挑战。首先，实行同僚制并不等于不进行分工，否则每个人什么都管，就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如何在几位权力相当的同僚中进行分工而不打破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是第一项挑战（分工）。其次，有些活动（尤其是带有仪式性、荣耀性、影响力的活动）只能由同僚中的一位出面主持，且这种场合在一届同僚中只会出现一次，无法用轮流的方式解决。各位同僚当然都希望获此殊荣。如何在同僚中确定一位主持者而不引发明争暗斗，是第二项挑战（定夺）。第三，同僚们不可能在所有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之间出现分歧或冲突在所难免。如何以明确权界的方式避免几位权力相当的同僚陷入相互否决的泥沼，是第三项挑战（确权）。尤为重要的是，要设法避免手握治权（imperium）的最高官员相互掣肘。第四，当同僚数量不多且在有限空间内互动时（如共和初期的罗马城内及其周边），同僚制可以比较有效地去除权威的独断性；但当同僚数量较多且其中一些人在巨大空间里各霸一方时（如共和中晚期的帝国型罗马），同僚制也许就形同虚设了。更麻烦的是，名义上权力相当的同僚们必须担任不同的职责，而在同一职务的角逐者眼中，有些职责比另一些职责更有吸引力。如何为担任相同职务的同僚派位，使他们接受肥瘦不一的职责，是第四项挑战（派位）。

抽签在应对分工、定夺、确权、派位等挑战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先看抽签在分工方面的作用。

罗马共和国出现的标志是，废除王政，由两位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取而代之。赢得选举后，两位当选者的首要任务是划分各自负责的领域，即所谓“带有治权的职责范围”（provincia）。共和早期，往往会有一位执政官外出领兵打仗，一位留守罗马城，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如果对外征战需要开辟两个战场，两位执政官则会双双披挂上阵。划分职责的方式通常是抽签，谁抽到什么职责，便承担那些职责。当然，如果两位当选者可以心平气和地在彼此之间划分职责，抽签便用不着了。但是，对曾为竞选对手的两位当选人而言，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未必经常出现。因此，执政官之间的分工往往需要借助抽签。有人认为，之所以采取抽签的方式，是为了把决定权交给冥冥之中的神祇。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元老院不时不经抽签而把某项职责赋予两位当选者中的一位，理由是，他过往有这方面的经验，或他的个人特质适合承担这份职责，根本不考虑神祇的意见。因此，采取抽签的真正理由是，两位当选者的权位是完全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他们获得某些职责的机会也应该是完全一样的。[115]

与执政官一样，先行官也享有治权。公元前356年，刚设立这个职务时，只有一个位置，算是除两位执政官以外的第三位执政官。据分析，选举时，候选人不加区分地竞争这三个职位。选举结束后，三位当选者再进行抽签，按抽签结果，其中两位获得执政官职务，另外一位获得先行官职务。[116]大约在公元前244年，担任先行官职务的人数增加到两位。一位负责处理与外邦人相关的事务，叫作外务先行官；另一位负责其他事务，叫作内务先行官；后者的地位比前者稍高一点。两位经选举获得先行官职务的人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负责外务、谁负责内务。后来，先行官的数目逐步增加，从2人到4人（公元前227年）、到6人（公元前197年）、再到8人（公元前81年）、10人、12人、16人。其中有人负责罗马城内事务，有人被派往外省担任总督。分配职位的方式依然是抽签，[117]至少对外务与内务先行官而言是如此。[118]关于外省总督的安排，下面还会讨论。

最开始财务官只有两人，分别由两位执政官任命。公元前421年增加至4人，改由部落大会选举产生。此后，只要两位执政官外出征战，就会一人带上一位财务官；其他两位财务官留守罗马城。公元前265年，财务官的数目增至8人。以后，随着罗马治下疆土的扩大，财务官的数量持续增加，到苏拉时期已到达20人，其中多数人会作为总督的管治团队人员派往外省。也许曾有一段时期，总督可以在财务官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人陪同，但后来财务官派往哪一个行省也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119]

罗马最初只有两位平民市政官，后来又产生两位高级市政官。虽然经由不同的渠道选举产生，但他们负责管理的事情大同小异。既然如此，他们之间无须进行功能性的分工，[120]只需进行空间上的分工；也就是说，谁负责哪一片城区的市政工作？罗马的做法是，选举结束后5日内，4位市政官必须进行抽签。谁抽到哪片城区，他就负责那片城区的市政工作，不得挑肥拣瘦。当然，如果他们能通过商谈进行分工，不举办抽签也是可以的。[121]

无薪给的罗马行政官员由四类有薪给的公务人员辅助，即书吏（scribae）、扈从（lictores）、跟班（viatores）、宣令官（praecones),[122]其中级别最高的书吏也是用抽签的方式分派给他们的上司。[123]

再看抽签在定夺方面的作用。

实现共和半个多世纪后，罗马于公元前443年开始设立监察官职务，由两人担任。此后，监察官的数目一直没变。监察官虽然不享有治权，但其地位极受尊重，往往由卸任的前执政官担任，且任期较长。监察官最重要的职责是主导五年一次的人口与财产普查。每当普查工作结束，罗马都会举行一次盛大的驱邪仪式（Lustrum），庆祝公共生活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宗教色彩十分浓重的罗马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件大事，以至于Lustrum一词也变成了一个时间名词，意指五年的时段。主持这项盛事无比荣耀。虽然两位监察官都必须到场，但主持者只能有一位。担任主持人也许是监察官任期中最出风头的时刻，问题是这项荣耀将降临到哪一位监察官的头上。罗马的定夺方式是，让两位监察官抽签，看谁幸运。[124]

保民官开始只有两名，后来数目很快增加到10人，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数目上。保民官有很多职责，但最关键的职责恐怕是在卸任之前召集平民部落大会，选举下一届保民官团队。大会主持只能由一人担任，不过10位保民官也许都希望得到这个机会，因为除了荣耀以外，选举大会的主持人可以对选举结果施加一定影响。很显然，在10名保民官中挑选出一人来，要比在两名监察官中挑选出一人来麻烦得多，最简易的定夺之道依然借助抽签。

再看抽签在确权方面的作用。

确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即使有分工，担任同一职务的几位同僚始终享有履行该职务的全权，他们有权阻止其他同僚做出的决定。[125]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市政官之间也许会造成一些混乱，但无关大局。不过，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手握治权的执政官或先行官之间，定会引起重大政治危机。

执政官手中的治权实际上就是王政下国王的权力，唯一的不同是，治权不再垄断在某个人手中，而是由两个人同时掌握。这个差异非同小可，同僚原则可以说是共和的基石，不可须臾违反。假如一位执政官在职时去世或辞职，留任的执政官不可单独执政，而是必须马上安排选举替补执政官。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必须有两位权力相当的执政官同时在职。[126]

这种制度安排显然不利于及时决策，尤其是在危机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在例外情况下，罗马会采取补救措施：推出一位可以独掌治权的独裁官。独裁官的任期很短，最长也不得超过6个月。做出如此严格的限制是为了防止有人长期揽权，最终导致王政复辟。后来，苏拉与恺撒破坏共和定制，悍然担任起终身独裁官，这就预示着共和行将入木了。

在非紧急情况下，两位执政官的权力不相上下，但如果他们的权力每时每刻、在每个领域都旗鼓相当的话，制度很可能经常陷入僵局，因为他们的看法与做法很可能不一样，甚至针锋相对。不过，在现实中，这种可悲的局面并不常见。避免僵局出现的方式之一是，将权力进行功能性区隔，然后用抽签的方式确定哪位执政官行使哪些方面的权力。这种方式在共和中后期比较常用。[127]

与功能性确权相对应的是时间性确权。例如，共和早期曾安排两位执政官轮流执掌最高权力，每个月轮换一次。作为权力与威望的标志，束棒（fasces）也轮流由当权执政官保管（见图2.8）。[128]当两位执政官共赴疆场时，通常的做法是，两人轮流担任最高指挥官，每天轮换一次。[129]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这种做法近乎荒唐，并曾导致过罗马在坎尼会战中被汉尼拔打败的惨剧。

图2.9 罗马手持束棒的扈从（大约公元前20—公元20年）

图片来源：http://www.britishmuseum.org/explore/highlights/highlight_objects/gr/b/bronze_figurine_of_a_lictor.aspx。

但它正好说明，当时罗马愿意为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而支付沉重的代价。当然，只要可能，罗马往往会分割战场，然后用抽签的方式把不同的战场分派给不同的执政官，尽量避免多头指挥。[130]无论是以抽签方式进行功能性确权，还是以轮流方式进行时间性确权，体现的都是平等原则。

前面提到独裁官，其提名权属于执政官。如果两位执政官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事情很简单。但这种情况也许可遇不可求。为了避免两位执政官因提名发生冲突，往往每次只能由一位执政官参与提名。如何确定哪一位执政官享有提名权呢？这方面似乎没有一定之规。有时直接在两位执政官之间进行抽签；有时由当时掌握束棒的执政官提名。后来，战事频繁，两位执政官往往在外征战，而提名必须在罗马城进行，元老院只好把提名权交给离罗马城最近的那位执政官。[131]

哪一位执政官主持高级官员（下一任执政官、先行官、监察官）的选举也非同小可。两位执政官通常也要靠抽签来决定这类大会的主持者。

最后，看看抽签在派位方面的作用。

共和初期，罗马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拥有治权的官员只有区区两位，那时同僚制比较容易运作。

共和进入中期以后，罗马的版图扩大到意大利半岛之外，开始在地中海周边区域陆续建立行省。这也就是说，还在共和时期，罗马已经变成一个帝国了。它不是先有皇帝，再有帝国；而是先有帝国，再有后来的皇帝。[132]

有了帝国与行省，就得为其派遣总督。担任总督的资格是拥有治权，因此只有拥有治权的执政官和先行官才可以出任。随着行省数量的增加，拥有治权的总督数量也不得不增加。不仅是数量增加，而且这批拥有治权的官员还要被派往远离罗马的地方。在其属地，他们就不必面对同僚制约了。因为同僚都天各一方，同僚制其实已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133]不仅如此，行省总督也不必担心保民官冲撞，可以全面地、随心所欲地行使军事指挥权与行政管理权，还可以用各种方式掠夺当地人民、中饱私囊，俨然是称霸一方的帝王（例如，在西塞罗看来，西西里总督维勒斯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134]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一旦上任总督，执政官或先行官的治权就仅限于其辖下的行省之内了，越界到别的地方行使治权是犯法、犯忌的。[135]

在崇尚英雄、执迷荣耀、讴歌战争的罗马，虽然角逐执政官、先行官职务的人都把首要目标放在罗马城内的位置上，他们对这种海外机会必定也会趋之若狂，尤其是那些可以带来较大荣耀、较大利益、较大晋升机会的海外领地。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136]

这里有必要对“行省”（provincia）这个词做点说明。前面已经指出，拉丁字provincia原本的含义是“带有治权的职责范围”，而不是地域性的行政单位。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执政官负责的一个provincia是“与汉尼拔作战”，没有划定任何地域范围。直到公元前240年前后，罗马才将西西里岛划为一个带有空间性的职责范围，形成第一个行省。[137]此后，provincia才被用于带空间性的职责范围，但它同时仍然可以指与行省无关、不带空间性的职责范围。[138]例如，公元前213年，马其顿被划作一个provincia，但它直到公元前167年以前都是一个独立王国，而不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它成为罗马的行省要等到公元前147年。[139]“带有治权的职责范围”也有高下之分，执政官级别的职责范围比较重要，先行官级别的职责范围次之。[140]

这样，当执政官和先行官被百人队大会选举出来以后，他们还面临着职责范围的分配问题，既包括执政官级别的职责范围，也包括先行官级别的职责范围；既包括在罗马城内行使的职责范围（如内务、外务先行官），也包括在罗马城以外行使的职责范围（行省总督）；既包括有利于建功立业、中饱私囊的肥差，也包括鸡肋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差事。[141]

元老院首先要决定，哪些职责范围属于执政官级别？哪些职责范围属于先行官级别？做这种决定本身并不难，问题是在选举之前，还是在选举之后做这个决定？起初，所有职责范围要等到执政官与先行官选出来以后再决定。这种安排很容易让人心生疑惑：元老院是否会在分派职责范围时上下其手，偏向政治盟友，惩罚政敌。为了在确定最重要职责范围时避免争议，元老院于公元前123年改变了程序：在执政官选出之前，也就是在元老院还不知道什么人当选执政官之前，就做出决定，哪两个职责范围属于执政官级别。不过，先行官级别的各个职责范围一直都要等到选举结果出来后才确定。[142]

做了上述决定之后，还得确定各位当选官员分别获得何种职责范围。属于执政官级别的两个职责范围相对比较容易分配，因为从始至终，罗马共和国一直只有两位执政官。当选的两位执政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分配两个该级别的职责范围。如果协商不能解决问题，可以借助抽签决定。抽签绝不是掷骰子那么简单；恰恰相反，抽签在十分庄严的宗教仪式中进行，元老院成员悉数出席，他们代表罗马整个精英阶层监督抽签过程。签片或签球上刻有不同的职责范围；谁抽到什么职责范围，就获得那个职位。[143]罗马之所以对抽签如此郑重其事，意在将所有同僚视为伙伴，把强势的个人、家族的代表、选战的赢家转化为罗马政治共同体内的公共官员，并以这种方式见证为他们分派职位的合法性。[144]

在公元前227年以前，先行官的数目也只有两人。那时，在他们之间分配该级别的职责范围与执政官级别的难度大概差不多。但这种局面在设立行省后便难以为继了。公元前227年，为管理当时已有的两个行省（西西里省与撒丁省），罗马增设了两个先行官级别的职责范围，使先行官人数达到4人。30年后的公元前197年，罗马又新设两个行省（远西班牙与近西班牙）；当年，它也增设了另外两个先行官级别的职责范围，使先行官的人数达到6人。

要为6位手握治权的先行官分派职责范围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如果获得内务先行官的位置，其在罗马政治中的地位就要比其他先行官都高：当执政官外出作战时，他就是罗马城里的最高官员了，有权主持公民大会与元老院会议。而外务先行官的地位又比其余先行官的地位要高。[145]6位同僚都是作为先行官选举出来的，但6个职责范围却有好有差。如何分配才能让所有同僚心服口服呢？轮流不行，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而来往罗马与行省之间舟车劳顿，耗费很长时间。按资历分配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担任先行官。协商更靠不住，因为竞选先行官的个个都是野心勃勃的家伙，谁不觊觎最好的位置？相比较而言，抽签恐怕是最简便、最容易被所有当事方接受的办法。[146]

这也正是当时通常采取的办法；哪怕是在战争等紧急情况下，可以改变举行抽签仪式的时间，但仍然要坚持抽签。[147]采取抽签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各人的背景与专长，而是为每人提供相同的机会。有研究发现，法律素养很高的人往往没有得到可以发挥其特长的内务或外务先行官职位，而得到这些职位的人法律水平则可能很低。这正是抽签的必然结果，因为每个人得到其心仪的职位的可能性不高不低，都是六分之一。[148]

这样，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罗马权贵们不仅要赢得选举，还得凑巧抽中一个合适的职位，缺一不可。抽签的作用是避免重要的职位被少数家族霸控。通过选举获得担任总督资格的人，事先无法知道自己将会被派往哪个行省。在罗马那种高度竞争的政治环境里，抽签让所有先行官都享有获得理想职位的平等机会。抽到理想的位置，固然可以暗自庆幸；没有抽到好位置，也无话可说。更重要的是，抽签分配职位可以防止任何个人在共和制下获取过多权力。

在公元前197年以后的116年里，先行官的数目维持在6人水平上，尽管同期行省的数目一直在增加。除了上述政治分赃的麻烦外，元老院不情愿增加先行官数目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加剧对执政官职务的竞争，因为公元前180年后，担任过先行官已成为竞选执政官的前提条件。先行官数目越多，对两个执政官职位的竞争越激烈。[149]

公元前147—前146年，罗马新设了阿非利加省与马其顿省，此时先行官的职责范围已达到8个（6个行省，再加上内务与外务先行官），但元老院决定维持6位先行官不变。很显然，拥有治权的官员数量不足以为每个行省派遣一位现任官员了。罗马的替代办法是，必要时将某些外派总督的任期延长（prorogation），以解燃眉之急。[150]这些任职超过一年后续任的官员叫作“资深官员”（promagistrates），他们不占用官员的编制，但仍享有治权；而任期延长不必经过公民大会批准，只需得到元老院认可。当然，任期延长在公元前327年已有先例，此前也偶尔出现过，但公元前146年以后，它开始常态化。[151]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化意味着罗马已实行了几百年的年度任期制寿终正寝，资深官员逐步演化为正式官制的组成部分。

不管续任前担任什么职位，续任后的资深官员只会被派往外省，不得接任罗马城内的职位（如内务或外务先行官）。[152]治权延长后，如果本来是行省总督，也许会在当地留任（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长途旅行）；但元老院也可能会分派他们到别的行省任职；最可能的是，他们需参与分派职位的年度抽签。每一年，新当选的先行官都会先参与城内职位的抽签；继而，没有抽到这种位置的先行官再与留任的资深官员一起，通过抽签分派各省总督的职位。[153]当然，执政官级别的抽签会与先行官级别的抽签分开进行。[154]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行省的数目又增加了几个。不仅如此，盖约·格拉古于公元前123年进行的司法改革设立了一个由先行官负责的法庭；此后，更多这类法庭建立起来。这一切都加剧了先行官的短缺问题。[155]到公元前1世纪初，也许所有6位先行官都需要经抽签留在罗马城内任职，行省总督几乎全部都得由资深官员担任。这意味着，所有先行官们任满之后，恐怕都得延长任期，下一年经抽签派往海外行省。这些资深官员的任期长的达到6年之久。[156]久而久之，资深官员的风头往往盖过了刚刚选上的官员。资深官员的制度化严重破坏了罗马本来的年度官制，形成了一批长期在位、积累大量执政资本的官员，实际上成为罗马最有权势的官员，打破了原有制度试图维持的政治平衡。[157]

公元前81年，独裁官苏拉将先行官的人数增加到8个人，加上两位执政官，手握治权的高级官员达到10人。与此同时，苏拉的改革要求所有执政官与先行官在其任期内留在罗马城内，负责城内事务和各种法庭的工作；正式任期结束后，他们才被派往抽签决定的海外行省任职。[158]这样一来，就职位分配而言，在职官员与资深官员不再交叉，而是正式分离，行省总督不再由现职官员担任，仿佛是另外一套职务。[159]

那时，罗马的行省数目正好是10个。也许在苏拉看来，因为每年有10人卸任现职后前往行省任职，他的改革可以缓解人手短缺问题，有助于将延长任期限制在一年内，最多不超过两年。不过，苏拉改革的实际效果是从两方面加剧了罗马政治的竞争性。一方面，他的改革允许卸任官员抽签后拒绝到行省赴任，[160]结果那些对荣耀与发财兴趣不大、心灰意懒的官员往往会自行退出游戏，留下的多是些心怀鬼胎的人。另一方面，此时，每位先行官晋身执政官的机会降至四分之一，这加剧了竞争执政官席位的激烈性。共和最后几十年，罗马政坛上出现一批野心勃勃的人物。为了建功立业，他们一窝蜂地加速进行海外吞并。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罗马新建了一批行省，其速度之快，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与此同时，罗马还增设了好几个由先行官负责的新法庭，使得人手短缺的问题雪上加霜。因此，资深官员长时段留任依然十分常见，如庞培、恺撒等。到这时，罗马体制中名义上拥有治权的人已经太多了，但实权却落到少数几个长期在战场上、在政治舞台上拼搏的人手中。[161]

谁都看得出这其中暗藏的危险。公元前52年，当庞培第三次出任执政官时，他推出改革，要求在卸任现职与到行省就职之间设立一个5年的间歇期，同时要求过了间歇期后，卸任官员必须参与抽签并接受行省总督的分派（如公元前63年担任过执政官却曾拒绝到行省任职的西塞罗），但延长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不许卸职后马上续任的目的是削弱贿选的动机，缩短续任时长是为了防止有人积累权力。[162]但内战一起，庞培的改革便流产了，直到屋大维上台才重新启动，但那时罗马已开始进入帝国时代了。虽然在元老院主持下抽签产生总督任期只有一年，屋大维一手选拔出来的总督却可以在位很长时间，并对屋大维本人负责。[163]作为“第一公民”，屋大维很清楚，削弱潜在挑战者的权力是巩固自己权力的必要条件。

我们都知道，罗马的官员选举中贿选、买票十分普遍，[164]那么抽签是否干净一些呢？很明显，罗马之所以要采取抽签，就是为了减少人为的干预。从程序上看，抽签被人为操弄的可能性小于选举。但反过来，既然选举方面存在大量舞弊，抽签也不可能完全幸免，希望影响选举结果的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影响抽签结果。罗马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特指操弄抽签：“幸运签”（sors opportuna）。因此，两方面的看法都会找到例证支撑。有人相信“虽然操纵抽签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但它在现实中并不多见”。[165]但通过对比先行官的家族背景、选举得票与其经抽签分到的职责范围，有人发现，至少在公元前197—前180年间，有显贵家族背景的、选举中得票比较多的先行官抽到更好职责范围（如罗马城内职位或经济比较发达的行省职位）的机会比其他人大得多。反过来，出身平凡的、选举中得票较少的先行官，更可能抽到诸如撒丁省之类不太理想的差事。不过，公元前180年以后，罗马以外职位的抽签结果似乎完全是随机的，只是罗马城内职位落入显贵之手的机会仍然过大。到了共和末年，操弄抽签恐怕又频繁起来。[166]这种乱象，也许正是共和政体崩溃的原因与先兆之一。

[1] Fredrik Engelstad,“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28,No.1(March 1989),p.34.

[2] E.Stuart Staveley,“The Nature and Aims of the Patriciate,”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Bd.32,H.1(1st Qtr.,1983),pp.24-57.

[3] H.Mattingly,“The Property Qualifications of the Roman Classe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27,Part 1:Papers Presented to Sir Henry Stuart Jones(1937),pp.99107.

[4] Edward Bispham,From Asculum to Actium:The Municipalization of Italyfrom the Social War to August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 参见H.H.Scullard,From the Gracchi to Nero:A History of Rome from 133 B.C.to A.D.68(London:Routledge,2011),pp.13-15;H.H.Scullard,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753 to 146 BC(London:Routledge,2013).

[6] 西塞罗的家庭便来自这样一种背景，其故乡于公元前306年获得半公民权，于公元前188年获得完全公民权，西塞罗本人后来也曾6次出任执官。但此类个案恐怕属例外，这种意大利背景也受到歧视。因此，西塞罗一直把它当作一个敏感话题。Kathryn Lomas,“Italy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338-31 B.C.”in Harriet I.Flow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Second e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256;Claude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p.43。

[7] 但不少拉丁人逃避这条限制的方式是，把孩子卖给当地罗马公民，再由罗马公民马上解除这些孩子的奴隶身份。Claude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p.37。

[8] 罗马人之所以大规模解放奴隶，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事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奴隶，他们可以替代已被解放的奴隶。Keith Bradley,“Slav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in Keith Bradley and Paul Cartledge,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UME I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41-264。

[9] 但与古希腊一样，被解放的奴隶依然带有污名，被人瞧不起。Rachel Zelnick Abramovitz,“Manumission,Greek and Roman,”in Roger S.Bagnall,Kai Brodersen,Craige B.Champion,Andrew Erskine,and Sabine R.Huebner,eds.,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First Editi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2013),pp.4267-4270。

[10] P.A.Brunt,Italian Manpower(225B.C.-A.D.1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21-122.

[11] H.H.Scullard,From the Gracchi to Nero:A History of Romefrom 133 B.C.to A.D.68,pp.14-15.

[12] 史料没有说明，抽签是在4个城市部落之间进行，还是在所有35个部落之间进行。另外，有史料表明，居住在拉丁地区的罗马人参加当地投票时，也用这种抽签的方式决定其投票单位。

[13]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London:Thames&Hudson,1972),p.154.

[14] Claude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pp.231-232.

[15] Fergus Millar,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pp.23,209.

[16] 罗马社会中的奴隶相当大一部分是战俘，其主人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居住地，罗马城及其周边地区。而被解放的奴隶（即自由民）则集中在非农产业，集中在罗马城。参见Keith Bradley,“Slav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p.251。

[17] 不过，城市部落的成员身在罗马，有更多机会亲自参与公民大会。大队人马齐聚会场，这对投票气氛一定有不小的影响。因此，在罗马共和政治中，不乏大打聚众牌的政客。

[18] Susan Treggiari,Roman Freedmen in the Late Republi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38.

[19] 同上，pp.41-42。

[20] Lily Ross Taylor,The Voting Districts of the Roman Republic:The Thirty-five Urban and Rural Tribes(Rome:American Academy in Rome,1960),p.137.

[21] Henrik Mouritsen,The Freedman in the Rom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77.

[22] 在4个城市部落中，有两个部落的地位比另外两个更低。埃斯奎利诺部落便属于前者。有学者认为，公元前169年以后，自由民都分配到同一个部落，即埃斯奎利诺部落。见H.H.Scullard,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753 to 146 BC。

[23] 这也就是说，公元前169年以后，自由民并不是统统都分配到同一个部落，即埃斯奎利诺部落。见Susan Treggiari,Roman Freedmen in the Late Republic p.47。

[24] Henrik Mouritsen,The Freedman in the Roman World,pp.77-78.

[25] Claude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pp.233-34.

[26] Susan Treggiari,Roman Freedmen in the Late Republic,pp.51-52.

[27] Edward Bispham,From Asculum to Actium,p.204.

[28] Henrik Mouritsen,The Freedman in the Roman World,pp.75-76.

[29] John P.McCormick,“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Restoring Elite Accountability to Popular Governmen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2(May,2006),pp.147-163;John P.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ter 4“Elections,Lotteries,and Class-Specific Institutions,”pp.91-113.

[30] William Smith,ed.,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New York:Harper&Brothers,1870),p.999.

[31] Jean-Jacques Rousseau(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usan Dunn),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240.这里引用英文版，因为中文版的这段译文不甚准确。

[32] 同上，p.215。

[33] 有人认为设置军团长与增加军团长数目都与罗马的军事活动有关，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参见E.S.Staveley,“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ular Tribunate,”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43(1953),pp.30-36.

[34] Gary A.Forsythe,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237.

[35] E.S.Staveley,“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ular Tribunate,”p.34.

[36] Gary A.Forsythe,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p.237.

[37] 也许是作为对贵族的补偿，下一年设立了一种新的官职———高级市政官(Curule Aedile)，每隔一年轮流由贵族或平民担任

[38] Gary A.Forsythe,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From Prehistory to the First Punic War,pp.265-266.

[39] 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其名著《怎么办》中曾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做出反应”。这里“人民的代言人”原文意指“保民官”。见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7。十月革命后，俄国曾设立过保民官，但遭到列宁的反对，认为这是把注意力“放在细小的或几乎完全是名称上的改革方面”。见列宁.关于革命法庭法令的两个文件(1918年3月30日）[M]//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3-194.

[40]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272;Max 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Collier Books,1961),pp.240-241.

[41]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6.

[42] 不过，保民官的这项权力限于罗马城及周边一英里。超越这个范围，他们如其他普通公民一样。

[43] Ernst Badian,“Tribuni Plebis and Res Publica,”in Jerzy Linderski,ed.,Imperium sine Fine:T.Robert S.Broughton and the Roman Republic(Stuttgart:Franz Steiner,1996),pp.187-213.

[44] H.H.Scullard,From the Gracchi to Nero:A History of Rome 133 BC to AD 68(London:Routledge,2011).

[45] William Smith,ed.,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p.999;H.J.Haskell,This was Cicero:Modern Politics in a Roman Toga(New York:Alfred A.Knopf,1942),pp.200-201.

[46]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135.

[47] Werner Eck,The age of Augustus 2nd ed(Oxford:Blackwell,2007),p.30.

[48] Werner Eck,The age of Augustus,p.65.

[49] Walter Eder(Translated by Karl Galinsky),“Augustus and the Power of Tradition,”in Karl Galinsk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26.

[50] Erich S.Gruen,“Augustus and the Making of the Principate,”in Karl Galinsk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pp.36-41.

[51] 保民官这个职务一直存在到公元5世纪，但在帝国体制下，它不再具有实权。Michael Grant,The Roman Emperors:A Biographical Guide to the Rulers of Imperial Rome,31 BC-AD 476(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5),pp.13,20,56。

[52]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M].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5章.

[53] 罗马共和在其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才逐步发展起公共法庭。

[54] Henrik Mouritsen,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95.

[55]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113.

[56] 百人队大会的投票程序似乎是一致的，不分选举、立法、审判。见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5-6。

[57] H.H.Scullard,Festivals and Ceremonies of the Roman Republic(London:Thames&Hudson,1981),p.229.

[58] 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296.

[59] 移居罗马的外地单位成员依然保留其单位资格，有点像中国的户口。

[60] 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p.267-306.

[61]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London:Thames&Hudson,1972),pp.133-142.既不剥夺普选权，又允许精英控制，这也许是美国立国者采取罗马式选举团制的缘由。

[62]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p.133;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IX,1.

[63] 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p.286-287.

[64] 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p.272-273,290-294.

[65]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91.

[66] Richard Nadeau,Edouard Cloutier,and J.-H.Guay,(1993).“New Evidence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 Bandwagon Effect in the Opinion Formation Proces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4,No.2(1993),pp.203-213.

[67] Henrik Mouritsen,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99.

[68] 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p.294-297.

[69]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p.20-21.

[70]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126.

[71]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84-87.

[72] 也许是用抽签方式从18个百人队中抽出其中的一个百人队。见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279.

[73] Robert Develin,“The Third Century Reform of the comitia centuriata,”Athenaeum Vol.56(1978),p.346-297.

[74] 转引自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87。

[75] 正好在这一年，罗马设立了两个新部落，并从此把部落总数固定在35个。

[76] Callie Williamson,The Laws of the Roman People:Public Law in the Expansion and Decline of the Roman Republic(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p.221.

[77]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p.74-76.

[78]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90.

[79] 将第二至第五等级的280个百人队压缩至100个计票百人队，涉及极为复杂的程序，其中也需运用抽签。有关这个程序的推测，见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88-90。

[80]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90.

[81] 据传，本来库利亚大会的投票顺序也是由抽签决定的。见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 No.3(Jul.,1964),pp.274-275。

[82]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91.

[83] 直到格拉古兄弟的时代，即公元前2世纪末，他们才被迫放弃公家提供的马匹。见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92。

[84]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92-93.

[85] George Willis Botsford,The Roman Assemblies:From Their Origin to the En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Macmillan,1909),pp.226-227.

[86] Callie Williamson,The Laws of the Roman People:Public Law in the Expansion and Decline of the Roman Republic(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pp.221-222.

[87]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93-98.

[88] 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284.

[89] Alexander Yakobson,“Petitio et Largitio: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82(1992),pp.45-46.

[90] H.H.Scullard,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 to 146 BC(London:Routledge,2013)，电子书版。

[91] Alexander Yakobson,“Petitio et Largitio: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82(1992),p.47.

[92] 转引自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87。

[93]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105.

[94]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87.

[95]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105.

[96] Karl Loewenstein,The Governance of Rome(The Hague,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1973),p.105.

[97]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5.

[98] John A.North,“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in Nathan Rosenstein and Robert Morstein-Marx,eds.,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263.

[99] 不过，大量穷人被塞入4个城市部落，使得“一个部落一票”实际上造成对穷人的不公平。从个人层面看，农村部落每个居民的票比城市部落每个居民的票分量大得多。

[100]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60-61,64;Brian Campbell,The Romans and their World:A Short Introdu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8.

[101]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131.

[102]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74-78,83.

[103] William Smith,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New York:Harper&Brothers,1870),p.999.

[104]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75-76.

[105] 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p.276-277.

[106] Karl Loewenstein,The Governance of Rome(The Hague,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1973),p.120.

[107]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77.除多次抽签外，还有一种可能性，罗马有一种部落投票的固定排序(ordo tribuum)。抽签决定在这个排序中的哪一个部落最先投票；其他部落在该部落之后按固定排序依次投票。如果抽中第一个投票的部落排名第18，随后是第19、20、21……及第1、2、3……17部落投票。见Claude Nicolet(translated by P.S.Falla),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85。不过，不少学者认为，多次抽签决定投票顺序的可能性更大。如Ursula Hall,“Voting Procedure in Roman Assemblie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Vol.13,No.3(Jul.,1964),p.278。

[108]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80.

[109]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81-82.

[110] William Smith,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Boston:C.Little&J.Brown,1854),p.338.另外一种说法是，在某个部落内部投票后，如两位候选人得票相同，便用抽签决定唱票时唱哪一位的票。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80.

[111]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70-74.也见Roberta Stewart,Public Office in Early Rome:Ritual Proced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17.

[112] Callie Williamson,The Laws of the Roman People:Public Law in the Expansion and Decline of the Roman Republic(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pp.121-122.

[113] 但这些官员并不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各种职务之间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担任不同职务的官员不会互相合作，而是经常相互拆台。见John A.North,“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in Nathan Rosenstein and Robert Morstein-Marx,eds.,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266。

[114]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271-282.

[115] Leonhard Schmitz,“Consul,”in William Smith,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London,John Murray,1875),pp.352-357.

[116] Roberta Steward,Public office in Early Rome:Ritual Proced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chapter3,“Parity of Individuals:The Reforms of 367 B.C”.

[117] George Long,“Praetor,”in William Smith,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London,John Murray,1875),pp.956-957;Frank Frost Abbott,A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p.188-189.

[118]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1.

[119] Leonhard Schmitz,“Quaestor,”in William Smith,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 man Antiquities(London,John Murray,1875),pp.980-982;W.V.Harris,“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aestorship,267-81 B.C.,”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26,No.1(1976),pp.92-106.

[120] 不过平民市政官会负责组织平民的游乐活动。

[121] George Long,“Aediles,”in William Smith,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London,John Murray,1875),pp.18-20.

[122] Nicholas Purcell,“The Apparitores:A Study in Social Mobility,”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51(1983),pp.125-173.

[123]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p.166-167.

[124] “Censor,”in William Smith,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London,John Murray,1875),pp.260-266.

[125]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p.154-155.

[126] Francisco Pina Polo,The Consul at Rome:The Civil Functions of the Consuls in th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蒙森以及大多数学者认为，从一开始，共和制下的两位执政官便享有同等的权力。见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4。不过，有学者认为，同僚原则是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演化的产物。本来执政官的权力未必完全平等；直到公元前451—前450年以后，两位执政官才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力。见Gianpaolo Urso“The origin of the consulship in Cassius Dio’s Roman History,”in Hans Beck,et al.eds.,Consuls and Res Publica:Holding High Office in th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41-60。

[127] “Prōvincia/province,”in John Roberts,ed.,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online version.

[128] “法西斯”就来自这个拉丁字Fasces。

[129]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155.

[130] Karl Loewenstein,The Governance of Rome(The Hague,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1973),p.59.

[131] “Dictator,”in William Smith,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London,John Murray,1875),pp.404-408.

[132] John Richard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227 BC to AD 117(London:Bris tol Classical Press,2001),p.11.

[133]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p.154-155.

[134] Cicero,“In Verrem,”in D.H.Berry,ed.,Cicero:Political Speech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101。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罗马官员一样，行省总督也没有薪给。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支付其管治团队的一切费用。

[135] Leonhard Schmitz,“Consul,”in William Smith,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London,John Murray,1875),pp.352-357.

[136] John Richard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227 BC to AD 117(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01),pp.52-54.

[137] H.H.Scullard,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 to 146 BC(London:Routledge,2013).

[138] 此时，罗马的行省并没有准确的边界。但某省的总督不得干预其他总督治下的领域。见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London:Routledge 1993),pp.24-25。

[139] John Richard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227 BC to AD 117(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01),pp.47-49.

[140] 这种情况与中文中“省”字含义的演变类似。本来“省”是中央的官署名称。元代中央置“中书省”，又于各路设“行中书省”，称为“行省”。明代将“行省”改为“布政使司”，此后“省”便成为地方行政区域的通称。

[141] 西塞罗曾对自己担任过的某些职务叫苦不迭，抱怨颇多。

[142]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237;H.H.Scullard,From the Gracchi to Nero:A History of Romefrom 133 B.C.to A.D.68(London:Routledge,2011),p.156.

[143] Roberta Stewart,Public Office in Early Rome:Ritual Proced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p.17,29,33.这本书详细描述了罗马用抽签方式分派职位的程序。

[144] Roberta Stewart,“Sortition,Roman,”in Roger S.Bagnall,Kai Brodersen,Craige B.Champion,Andrew Erskine,and Sabine R.Huebner,eds.,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First Edition(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3),pp.6328.

[145] Frank Frost Abbott,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Boston:Ginn&Co.,1901),pp.188-189;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8.

[146] Roberta Stewart,Public Office in Early Rome:Ritual Proced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国朝廷也曾让官员们抽签以决定他们任职何处，即所谓“掣签授官制”。当然，这些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考试产生的。尽管从一开始就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制度不但在明朝最后五十年的剧烈政治冲突中保留下来，并且为清朝沿用。见张荣林.“掣签法”考[J].大陆杂志（台湾）,1978,57(5):207-211;刘渝龙.明后期掣签法述论[J].江西社会科学，1996(10)3134;魏丕信.创立、冲突和常规化：1594—1700年的掣签授官制[J].中国学术，2001(3)95-119;潘星辉.承袭背后的割断———从“掣签法”看明、清制度的嬗变[J].中国学术，2001(2)288-299。2017年初热播的电视剧《于成龙》主人公便是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掣签中抽得广西罗城县令的。

[147] Francisco Pina Polo,“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Consules Designati at Rome,”Historia,Volume 62,Number 4(October 2013),pp.420-452.

[148]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51.

[149]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

[150] 这种做法本需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但到共和晚期，批准权转移至元老院手中。另一种不常用的办法是将原本两个职责范围合并为一个职责范围，如公元前212年将内务与外务先行官由一人担任。不过，这样做需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见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86-190。

[151] 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and Esther Eidinow,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203.

[152]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1-102.

[153] 不过，有段时间，近西班牙省与远西班牙省是逢偶数年才抽签。有时，某些行省会不参与年度抽签。这类决定恐怕都需要公民大会的批准。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2,186-187.

[154] Fergus Millar,Rome,the Greek World,and the East 206-207,Volume 1: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Augustan Revolu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pp.206-207;Greg Rowe,“Book Review of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2001.08.21,http://bmcr.brynmawr.edu/2001/2001-08-21.html.

[155]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7-239.

[156] “Prōvincia/province,”in John Roberts,ed.,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online version.

[157]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7.

[158] 当时意大利半岛已无战事。把现任官员留在罗马意味着他们被剥夺军事指挥权，而拥有军事指挥权的人远在外省，对元老院不构成直接威胁。这是苏拉改革的意图之一。见Karl Loewenstein,The Governance of Rome(The Hague,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1973),p.89。

[159]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7.

[160] 以前，参与抽签后拒绝接受抽到的职责范围是严重事件，见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51。

[161] John Richardson,“Governing Rome,”in Peter Jones and Keith Sidwell,eds.,The world of Rome: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6-108.

[162] T.Corey Brennan,“Power and Process under the Republican‘Constitution’,”in Harriet I.Flow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36.

[163] Brian Campbell,The Romans and Their World:753 BC to AD 476(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110.

[164] Jerzy Linderski,“Buying the Vote:Electoral Corruption in the Late Republic,”Ancient World,No.11(1985),pp.87-94;Andrew Lintott,“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80,(1990),pp.1-16;Alexander Yakobson,Elections and Electioneering in Rome: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Late Republic(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99).

[165] Nathan Rosenstein,“Sorting out the Lot in Republican Rom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16,No.1(Spring 1995),p.70.

[166] T.Corey Brennan,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Vol.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760-763.

罗马共和制：小结

我们知道，西塞罗对雅典民主使用抽选的方式进行政治任命十分不屑。他的下一段话可能代表了罗马共和时期政治精英们的主流看法。

“如果用抽签的方式选拔领导人，就好比用抽签的方式选一名乘客为海船掌舵一样，随时都可能翻船。如果人民选择可以托付自己的人，如果他们关心自身的福祉，他们肯定会挑选出类拔萃之辈。这样才能确保国家安危倚仗的是出类拔萃之辈的谋划。其实，由德行与智慧胜人一筹的上等人统治下等人，下等人心甘情愿服从上等人，都是非常自然的事”。[1]

西塞罗对抽选的这种批评与苏格拉底、伪色诺芬（老寡头）的看法同出一辙。不错，罗马共和国确实没有实行雅典式抽选（即在全体公民中间随机挑选出议事会成员、法庭审判人员、各类公职人员等），它的官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是西塞罗所希望看到那种所谓出类拔萃之辈。不过，罗马的选举与今天的选举有个很大的不同：选举只是赋予当选的一群同僚们出任某种职务的资格，但他们具体担任什么职位往往要由抽签来决定。所以，罗马官员产生的办法实际上是选举与抽签的混搭。除了在官员任用方面发挥作用之外，如本章前面四小节所示，罗马政制在运行中还在其他方面广泛使用抽签的方式。其实，前面四小节讨论的只是荦荦大者，如果细数起来，抽签在罗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宗教生活方方面面所起的作用实在难以胜道。

外事。在自身成员中挑选驻外使节或专员时，元老院往往采取抽签的方式决定取舍。驻外专员或使节与外邦缔结的协议有可能影响罗马整体的长远利益；而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元老院曾一度被某几个家族长期掌控；采取抽签有利于打破这种独占，保证驻外使节与专员从事外事活动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元老院所有成员的利益与意见。[2]

司法。审理某个刑事案件的陪审员是从当年担任陪审员的几百人名单中抽签选出的。主持官员准备并监督抽签过程，被告与检控人员目睹刻有陪审员名字的签球放入抽签罐，防止有人作弊。当陪审员们报告自己的判决意见时，他们报告的顺序也是由抽签安排。[3]

军事。当为征战招收公民为其军团服役时，负责征兵的指挥官按照抽签决定的顺序征召部落，组成军事单位。公元前311年以后，掌兵官们（Military Tribune）由部落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军团长选拔产生。抽签决定当选的掌兵官被派往哪个军团，也决定他们指挥哪些青年兵与壮年兵小队。用随机的方式分派下级军官可以防止在军团内形成帮派。骑兵夜间巡逻也是按抽签的结果分派巡逻职责，目的是防止因个人关系影响任务分派。对叛乱或者大规模临阵脱逃的部队施以惩罚时，罗马采取十一抽杀律（Decimation)：被处罚部队的全体成员都需要按每10人一组进行抽签，被抽中者将被处死。这里，抽签是为了表明，对士兵的惩罚不是指挥官个人的决定。[4]

经济。殖民者获取由抽签方式分派的地块。土地测量人员先将土地划成块，对每块土地进行标号。抽签用的签球上刻有各块土地的标号，谁抽到带有某个标号的签球，就得到该标号的地块。使用抽签，把国家授予公民土地与某位官员个人的自由裁量权区隔开来。[5]

宗教。罗马宗教中最高阶的祭司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其主要职责是主持各种国家仪式、挑选维斯塔贞女（女祭司）和其他一些宗教官员、惩戒宗教官员等。大祭司由部落选举产生，但参加选举的不是所有35个部落，而是所谓“少部分人民”，即17个部落。每次选举大祭司时，由抽签决定哪17个部落参加选举。[6]维斯塔贞女与其他祭司也曾由抽签产生过。[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抽签是罗马政治与共和政府的关键机制之一。[8]

罗马共和国为什么会如此广泛地使用抽签呢？一种通常的解释是，罗马人非常迷信，无论干什么，都要进行占卜，抽签不过是一种占卜方式，中签意味着神祇的认可。这种说法似乎有史料支撑，因为进行抽签的地方往往是举办宗教仪式的场地；抽签的过程往往被烘染得带有强烈宗教色彩；当抽签过程发生争议时，往往会请出占兆官来担任评判；解读抽签结果的语言就是占卜的语言。[9]无可否认，罗马人的确很迷信，罗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都带有宗教色彩，谁都无法辩称，抽签与宗教完全没有关系。如果进行抽签的根本原因是相信中签者是神的选择，那么可以说抽签与随机及其相关的公平、共和等理念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说，抽签与任何政治理念都没有关系。

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看重的到底是抽签的宗教性，还是抽签的随机性？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在一篇发表于1927年的论文中，最早研究罗马共和时期抽签的德国古典学者维克托·埃伦伯格（Victor Ehrenberg,1891—1976）坚决反对从宗教的角度理解抽签的意义。[10]而美国著名古典学家莉莉·罗斯·泰勒（1886—1969）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中则强调了抽签的宗教色彩。[11]内森·罗森斯坦对泰勒的解读不予认同，他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辩称，神祇在抽签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无关紧要，其关键论据是，当选执政官既可以通过抽签，也可以通过协商划分各自的职责范围，这似乎表明罗马从未将抽签看作是必不可少的、用来揭示神旨的宗教活动，更有甚者，当抽签结果不尽如人意时，元老院成员和执政官有时还会毫不犹豫地改变结果，显然没有把抽签结果神圣化。[12]1998年，罗蓓达·斯图尔特出版专著，系统地讨论了抽签在罗马官制中的作用。她论述的重点放在抽签的宗教性上：罗马人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据说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寻求神的认可。这显然暗含了对罗森斯坦观点的反驳。[13]2003年，与罗森斯坦同校（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不同系（历史学系、古典学系）的古代宗教学者莎拉·庄士敦提出一种折中的看法，认为在罗马共和时期，不同的人对抽签的理解不同，因此现代学者也不可能断定抽签到底是宗教性为重，还是随机性为重。这也就是说，在罗马共和国，抽签具有双重属性，看重神旨的人强调其宗教性，看重公平的人强调其随机性。[14]

莎拉·庄士敦的看法有道理，但似乎过于持平。问题在于，占卜的方式多种多样（如神谕、卜筮、占星、相术、撒盐占卜、公鸡占卜、飞鸟占卜、内脏占卜等）,[15]为什么偏偏抽签这种方式在罗马非宗教事务中得到广泛运用呢？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罗马人看来，只有不受人为干预的抽签才会被认为是反映了神祇的意向，占兆官的作用就是确保抽签过程不偏不倚。这表明，罗马人虽然还不懂得随机分布理论，他们已从日常经验中了解到，抽签这种占卜方式具有其他占卜方式缺乏的几个特质：（1）就方式而言，抽签十分简单易行，无须专门的法师操盘；（2）就过程而言，抽签比其他占卜方式更容易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3）就运作机理而言，只要排除人为操弄，抽签赋予所有参与者中签的机遇是完全相同的；（4）就抽签结果而言，谁中签、谁没中，清晰明了，一目了然，不再需要任何人解读；（5）就其运用领域而言，抽签可以用来决定先后顺序（如投票顺序），也可以用来在众多选项中进行抉择（如分派职位）。[16]这也就是说，罗马人之所以在政治中广泛使用抽签，关键不是其宗教意涵，而是其内在的随机性、公正性。如果仅注重宗教性，罗马人在做政治选择时完全可采用其他任何占卜方式，而不会只用抽签。他们之所以在众多占卜方式中青睐抽签，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抽签中参与者的机遇是相同的，因而是公正的。西塞罗对雅典式抽选持批评立场，但其实他知道这一点。他说：“到底什么是抽签？它与猜拳、掷骰子、掷距骨多少相似，比的是胆量与机遇。”[17]在《论占卜》一书中，西塞罗谈到，在占卜中，什么样的结果是可以期待的，什么样的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8]这表明，西塞罗叫作“机遇”的东西就是概率或随机性，不过这个概念要等到17世纪才正式出现。用著名女统计学家F.N.戴维（1909—1993）的话说，希腊、罗马人“对概率已存在一种直觉”。[19]至于伴随抽签的宗教仪式，一位法国学者的解释是，在罗马人那里，概率是神的语言。[20]有了神的认可，抽签的结果便具有了正当性，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如果罗马人在政治中广泛运用抽签的主要原因是着眼于它的内在公正性，抽签与共和理念便有了直接联系：使用它的意图是避免任何个人、家族、势力在政治体制中霸占支配地位。[21]

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历史上一直存在多重冲突，如原有公民与新增属民之间的矛盾，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统治精英内部为争夺荣誉、权力而发生的矛盾。假如不设法限制冲突各方的行为、不迫使他们接受一些游戏规则；假如任由原有公民压制新增属民，任由贵族压制平民，任由上层等级压制下层等级，任由统治精英内部某些家族压制另一些家族，也许罗马共和国早就被你死我活的争斗吞没了，根本不可能存活近500年。

当然，上述矛盾不可能被完全根除。不过，无法根除并不等于无法缓解。在罗马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中，抽签是缓解矛盾、力促均衡的一种机制。

与极易受操控的投票机制不同，抽签是一种非政治性、大家都公认不偏不倚的程序，可以用于一些棘手问题的决策，如身居罗马城的拉丁人在哪儿投票？哪个百人队优先投出关键的第一票？先唱哪个部落的票？哪位执政官、先行官更适合担任哪个省的总督？担任同一职务的诸位同僚中谁担任什么职位？如果实行抽签决定，在这些问题上，即便不同的政治势力利益不同，意见各异，他们之间也没必要你争我夺了，因为结果取决于一种不受政治影响的程序，资源再多、人脉再广、谋略再精巧也无从影响。

抽签不仅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还有助于在激烈的竞选之后，重建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关系。例如，在选举时，政客们拼得你死我活；一旦当选，不管他们个人有多强势、靠山有多雄厚，都不过是权力相若的同僚，要由抽签来决定其职位分派，不再有必要钩心斗角、势不两立。这样，抽签起到了为个人、家族追逐权力的狂热降温的作用，让他们平起平坐，转而注重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培育合作氛围。竞争、合作，一张一弛，显然比无休无止的竞争更有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

抽签并不会削弱权贵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罗马共和国的把持。假如没有抽签，权贵阶级更容易内讧，在决策的各个环节上彼此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使政局频繁陷入瘫痪。那才真正有损于权贵阶级的统治。反倒是抽签可以在很多问题上避免僵局的出现，强化权贵阶级整体的团结。虽然罗马的权贵们经常分裂，党争不断，他们至少都能接受抽签，因为它是中性的游戏规则，不会偏向任何一方。当抽签被抹上一层宗教的色彩，仿佛抽签的结果反映了神旨，这样的游戏规则可以更有效地为权贵之间的竞争划出边界。如果大家都按游戏规则行事，出现试图推翻现有政治体制的极端势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这正是罗马共和国为什么能生存500年的秘诀之一，尽管权贵阶级内部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罗马共和国这个案例表明，抽签也是共和的利器。

[1] Cicero(edited by James E.G.Zetzel),On the Commonwealth and on the La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

[2] E.S.Staveley,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pp.230-231.元老院成立临时委员会时，也往往用抽签的方式选取其成员。见Roberta Stewart,“Sortition,Roman,”p.6329。

[3] Nathan Rosenstein,“Sorting out the Lot in Republican Rome,”p.44.

[4] Roberta Stewart,“Sortition,Roman,”p.6327.

[5] Roberta Stewart,“Sortition,Roman,”p.6230.

[6] Mary Beard,John North,Simon Price,Religions of Rome,Volume 1:A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99-100.

[7] Nathan Rosenstein,“Sorting out the Lot in Republican Rome,”p.44;Roberta Stewart,“Sortition,Roman,”p.6231.

[8] Roberta Stewart,Public Office in Early Rome:Ritual Proced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13.

[9] 关于作为一种占卜方式的抽签，见Anders Lisdorf,The Dissemination of Divination in Roman Republican Times:A Cognitive Approach,a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openhagen,2007,pp.127-128,160-165。

[10] Nathan Rosenstein,“Sorting out the Lot in Republican Rome,”p.45.

[11] Lily 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p.73-74,91 and 111.

[12] Nathan Rosenstein,“Sorting out the Lot in Republican Rome.”

[13] Roberta Stewart,Public Office in Early Rome:Ritual Proced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

[14] Sarah Iles Johnston,“Lost in the Shuffle:Roman Sortition and its Discontents,”Archiv für Religionsgeschichte,Vol.5(December 2003),pp.146-156.

[15] Eric D huntsman,“And They Cast Lots:Divination,Democracy and Josephus,”in John F.Hall,John W.Welch,eds.,Masada and the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Provo,Utah:BYU Studies,Brigham Young University,1997),p.366.

[16] Sarah Iles Johnston,“Introduction:Divining Divination,”in Sarah Iles Johnston and Peter T.Struck,eds.,Mantikê:Studies in Ancient Divination(Leiden:Brill,2005),pp.15-16.

[17] Sarah Iles Johnston,“Introduction:Divining Divination,”in Sarah Iles Johnston and Peter T.Struck,eds.,Mantikê:Studies in Ancient Divination(Leiden:Brill,2005),p.15.

[18] Cicero,On Divination,Book 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52-53.

[19] F.N.David,Games,Gods and Gambling: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al Ideas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Newtonian Era(London:Charles Griffin Co.Ltd.,1962),p.24.

[20] 转引自Anders Lisdorf,The Dissemination of Divination in Roman Republican Times:A Cognitive Approach,a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openhagen,2007,p.131。

[21] Ricardo Silva,“Non-Domin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Contested Concept of Republican Democracy,”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olitical Theory Workshop,University of Chicago,March,2014,http://ptw.uchicago.edu/Silva14.pdf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今天统一的意大利（国土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是1870年以后才出现的。[1]罗马共和国（前509—前27）起源于今天的意大利，但它鼎盛时期的疆域大大超过今天意大利的版图，更不用说曾一度控制约59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罗马帝国（前27—476）了。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今天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属于西罗马帝国。此后，所谓“蛮族”不断侵袭意大利半岛，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从那时起，政治上的统一在意大利中断了”,[2]整个欧洲的历史也进入长期动荡不安的中世纪。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为获取对意大利各地的控制权，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廷与各路入侵者展开了昏天黑地的激烈争夺。乱世中，原有的市镇普遍衰落；剩下的只有一些由地方教士掌控的所谓“主教城市”。[3]一直到公元11世纪以后，各方的势力范围才大致形成，达成某种平衡：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是集权的封建君主国；中部是罗马教皇统治的教皇国；中北部是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廷、地方势力争夺的空间。[4]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中北部逐步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城市雏形的所谓“公社”（Communes，或译为“共同体”）。[5]有学者推测，到公元1200年前后，意大利中北部已形成了不少于两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社。[6]“公社”不一定都是城镇，但重要的“公社”确是城镇；我们关注的也正是这些成长中的城邦（city-state）。[7]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城邦规模都很小。到1300年前后，意大利中北部人口超过两万的城邦也只有区区26个。[8]接下来的两三百年经过了以大吃小的整合过程，于15世纪后形成几个大的区域性强权，如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称霸意大利中北部（见图3.1）。[9]

公社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了；恰恰相反，公社是伴随着冲突成长起来的。争取与维护自主权靠的不是讲道理，而是实力的比拼。经过与当地封建领主持续较量，并抗衡来自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干预，这些不断成长的城邦或迟或早获得了自治权。公社之间的战争也从未停止。据不完全统计，在1190—1250年短短60年里，意大利北部至少爆发过1465场公社之间的战争，这还不包括公社对更小地方的侵犯。[10]上述外部冲突逐渐明晰了各个自治公社的势力范围，也为各个公社带来了几十年比较缓和的内部关系。弗莱幸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1114—1158）曾经随同神圣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远征意大利，据他观察，当时拥有自主权的公社带有3个特征：（1）由当地选取出来、任期很短的执政官们集体治理；（2）权力中心处于城区；（3）周边区域从属于城邦政府。[11]

图3.1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图片来源：Paula Findlen,“Understanding the Italian Renaissance,”in Paula Findlen,ed.,The I巴ta勒lia莫n Renaissance:Essential Readings(Oxford:Blackwell,2002),p.12。

这种早期的公社（约1083—1183）被史家称为“执政官公社”（consular commune），因为其掌权者是一些被叫作“执政官”（consuls）的官员。[12]所谓“执政官”是几位负责行政司法工作的官员。最初，公社全体大会以呼叫“同意”或“反对”的方式推举出执政官，并誓言服从他们的命令，受推选的执政官们则誓言捍卫公社的自主权与利益。执政官组成的执委会（The consulate）在各个城市和各个时期大小不一，一般由4到12人组成，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后来，推举执政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经过全体大会，而是改由卸任执委会直接或间接推举其继任者。久而久之，各个公社都产生出一些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家族。这些贵族家族称霸执委会，操控全体大会，成为城邦的实际掌控者。[13]

不过，贵族内部并不团结；相反，每个家族都千方百计攫取更大的权力。结果，公社内部的统治集团往往分化为水火不容的派系。派系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斗，胜利一方把失败一方驱逐出境或剥夺所有财产的情形不断上演。[14]即使在日常交往中，它们也不惜诉诸暴力。意大利很多城市里有不少高耸的碉楼，今天，它们是吸引游人的景点；而在它们出现的11—12世纪，这些碉楼是各家族与其麾下的民团用来自卫和瞭望敌方动静的据点。当时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在1180年左右，佛罗伦萨大概有上百座这样的碉楼，有的高达75米；整个城区被划分为若干个战区，时刻处于一触即发的内战局面。其他城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大家族之间的厮杀也危及城邦其他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自卫，也为了保护其他共同利益，工匠与商人们不得不组建起行会或街区武装组织。每个公社内部的暴力冲突都无休无止，只不过其普遍程度、严重程度很难用数字来归纳罢了。[15]到公元12世纪末，“执政官公社”普遍深陷危机。

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不少公社原有行政体制开始发生变化，多位执政官共同掌舵的执委会体制逐步让位于一位行政长官，即“督政官”（Podestà）。[16]所谓“督政官公社”（Podestarial Commune）的黄金时代大约处于1220—1270年之间。督政官与执政官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一位受聘而来的外邦人，在本地没有既得利益，与本地相互敌对的各派势力都没有瓜葛，至少最初的设想是这样的。这种制度安排的意图很明显，希望这位外邦人能不偏不倚地行使权力，维护法律秩序，恢复城邦内起码的安定。除了必须是外邦人，担任督政官的条件是有从政经验的贵族。督政官由某种遴选委员会负责挑选，任期长则一年，短则六个月。在位时，督政官执掌的内外事务很多，但必须接受各种制约，没有绝对权力；卸任时，督政官则会受到一个专门机构的离职审计。

“督政官公社”的另一个体制特征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负责立法的委员会实际上取代了公社全体大会。它起初只有150—400人，后来人数翻番，达到300—800人，被称为“大议会”（The Great Council）。除了传统贵族外，它也包括少数“新人”，即新近发家致富的工商人士。

“督政官公社”是在危机中产生的，但它并没能克服危机。从始至终，危机一直伴随着“督政官公社”，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向。权贵家族当然不会放弃把持权柄的企图。家族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城邦的督政官由一位变为两位，甚至三位、四位。这种变化让人们看到，督政官根本不可能如当初设想的那样超然，他们只不过是某些家族或派系的傀儡而已。家族与派系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斗常常引发起义与内战。因此，史家往往把这个时期称作“危机年代”。[17]

在危机与冲突中，平民（popolo）阶层开始崛起，登上了城邦政治的历史舞台。在此之前，城邦政治被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与富有工商人士垄断。所谓“平民”并不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而是指从事与工商活动相关的各色人等（包括国际贸易商、银行家、制造商、航运商、熟练工匠、师傅、工头、商贩、医生、教师等），他们不属于传统世家，但都拥有一定财产收入，只是财富水平各异；他们是城邦社会的中上层。[18]公元13世纪以前，他们纳税、服役，但却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参政者仅限于很少的成年男性居民。在小一点的城邦，积极公民只有区区上百人；即使在最大的城邦（如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积极公民也不过800—1000人。

公元1200年以后，日益壮大的平民开始挑战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平民运动。[19]此后，意大利城邦政治依然充满暴力，但不再局限于贵族派系之间的争斗，又加入了阶级对峙的成分。过去，只有个别平民人士进入议会；现在，作为一个整体，平民最大的政治诉求是：赢得参政权，并在公社的议会中占有相当的席位。于是，我们看到，公元13世纪初，在一批城邦，享有参政资格的人数大增，且平民赢得了三分之一（克雷莫纳，1210）、二分之一（米兰，1212;锡耶纳，1233）甚至几乎全部议席（博洛尼亚，1228—1231）。[20]此时，公社正演化为“平民公社”（Popular Commune）。

平民之所以能在此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已高度组织化。与贵族一样，平民内部也不完全一致，他们往往分头成立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行会。例如，商人、银行家、制衣商、医生、铁匠、屠户、面包师、建筑商、制鞋商、刀笔吏都有自己行会。行会有自己的领袖、决策机构、成文章程，俨然是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小型共和国。

由于行会本身不适宜对贵族展开必要的武装斗争，在1200—1260年间，平民还另外按街区组建了一批专门应付暴力冲突的武装民团。如佛罗伦萨就有20个这样的民团。每个民团由一位“旗手”（standard-bearer）指挥，旗手由民团的24人委员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20个民团的总指挥是“人民队长”（The Captain of the People）。与贵族的督政官一样，“人民队长”必须来自外邦，人们期待这可使他免受本地派系的困扰，并能在平民利益受到威胁时，指挥民团应对。如果自己的诉求（增加议会席位、降低税收、遏制贵族的暴力犯罪）得不到回应，行会与民团也随时准备与对手开战。

除了行会与民团，平民还开始设立自己的全城性治理机构。“人民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he People）是其商议与立法机构，与贵族主导的立法委员会抗衡；由8—12人组成的“长老会”（Anziani）是其执行机构。不过，13世纪中叶的危机导致设立“人民队长”后，长老会逐步转化为人民队长的顾问机构。平民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审理涉及平民权益的案件。这个法庭与督政官的法庭和公社里的其他法庭不时发生冲突。除此之外，平民还设立了自己的财政官、公证官、传令官甚至外交官。总而言之，在同一个城市的空间里，平民构建了一个与督政官公社平行的、属于自己的公社。通过暴力抗争，平民公社一步步逼迫贵族放弃权力垄断。贵族有时做出让步，有时伺机反扑。几经反复，平民在有些城市夺取了政权（如博洛尼亚）；在另一些城市，贵族不得不与平民分享权力。[21]

当然，政治上活跃的平民其实并不是无名鼠辈，而是非贵族的中上阶层成员。在争取扩大自身权利时，平民运动往往是两面作战：一方面与贵族斗争，力图打破后者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严防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获得政治权力。他们设定的政治准入门槛包括：（1）城邦居住年限；（2）行会成员资格；（3）财产资格；（4）纳税年限。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如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临时工、新移民）实际上仍被完全排斥在政治之外。[22]

平民政治参与的高峰是在13世纪，[23]那时意大利城邦的经济蒸蒸日上，人口激增，教育普及，文化繁荣。[24]然而，好景不长。从13世纪中叶开始，小城邦被大城邦吞并，社会流动性滞怠，意大利中北部的大多数城邦逐步沦为“领主制”（the signory或the signoria），即一人统治。[25]领主制兴起的原因十分复杂。就平民运动本身而言，其社会基层不够宽厚，且内部矛盾重重，容易失败。[26]从与贵族的力量对比看，在工商业不够发达的城邦（如费拉拉、维罗纳、曼图亚、特雷维索、科莫、罗迪和罗马涅地区的城镇），平民运动乏力，更容易失败。[27]另外，与执政官公社与督政官公社一样，平民公社时期仍然政局不稳，暴力泛滥，社会失序。长达几百年的乱局导致人心思定。如果对内能够抑制家族之间、派系之间、阶级之间的恶斗，对外能够赢得战争，哪怕权力集中到某位政治强人手中，相当多的人也宁可两害相权取其轻。[28]于是，当遭遇危机时，公民大会或立法委员往往会赋予某位强人（督政官，或人民队长，或行会首领）特殊的权力，并不断扩大其权力（不但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还获得中止、改变甚至制定法律的权力），反复延长其任期（从1年至5年、10年以致终身）。当该强人去世时，他的权力往往由其儿子、兄弟、孙子继承，形成其家族世袭统治的领主制。最终，不少领主还得到了神圣罗马皇帝或教皇的认可，正式成为他们的代理人。[29]到14世纪初，已有超过半数的中北部城邦处于领主的统治之下。[30]目睹这一巨变的诗人但丁（1265—1321）不由感叹道：“在意大利所有的城邦中，到处是暴君。”[31]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领主统治持反对态度。恰恰相反，当时很多人认为，领主统治有利于恢复与维持社会秩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在领主制下也许比在共和制下还要好一些。[32]

如果把“共和”定义为非世袭、非个人统治的政治体制，[33]那么，在出现领主制以前，意大利中北部的执政官公社、督政官公社、平民公社都可以算作共和制，差别只是政治参与面有所不同，平民公社的共和色彩更浓一些。13世纪出现领主制后，则可以说，共和制在大多数意大利城邦中已画上了句号。

不过，在转向领主制的大潮中，有几个城邦是例外。佛罗伦萨、威尼斯、卢卡、锡耶纳四个城邦大体维持了共和体制；[34]另外三个城邦（热那亚、博洛尼亚、佩鲁贾）在14—16世纪期间目睹了共和与领主两种体制的反复交替，其中博洛尼亚、佩鲁贾从属于教廷，独立性不够强。[35]这几个城邦都不大，其中只有威尼斯人口一度超过10万。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人口曾一度接近10万，但遭受黑死病重创后，直到16世纪上半叶，人口也才恢复到5万上下。在16世纪初，其余几个城邦的人口则都不超过5万；卢卡的人口甚至不到2万。[36]

共和制与领主制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没有世袭的个人统治。在共和制下，政治职务的任期非常有限，短则两个月，长则一年。任期满了以后，一般不许连任；只有等待几个月以至几年以后，才可以担任同一职务。[37]1260年以前，此类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持职位轮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担任公职；此后，这类规定又多了一重意义，即防止潜在的政治强人长期霸占最具权势的职位。[38]

在不同城邦共和国中，体制安排的具体细节不尽相同，但大体架构往往十分相似。它们大多会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立法大会，[39]其成员也许包括全体公民（如威尼斯的大议会）；也许不包括全体公民，但每届任期很短，使得所有公民在不长的时间内都有机会轮流参与立法大会活动（如佛罗伦萨的“人民会议”与“公社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公民”不是所有人，妇女被排除在外；公民甚至不是所有成年男性，不包括教士与底层民众（革命时期例外）；他们是城市居民中很少一部分人。只有公民才能参加立法大会，才能担任其他公职，才有资格发挥政治影响力。公民在各城邦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低不一，低的只有2%（如15世纪的威尼斯），高的不过12%（如14世纪的博洛尼亚），一般在2%—3%之间分布。[40]

城邦共和国的行政权由某些小型委员会行使，如由8—12人组成的最高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执委会的顾问委员会，负责财政、司法、军事、外交等事务的专门委员会，以及处理紧急事务的特别委员会（Balia）等。这些小型委员会任期不长，功能交叉，但城邦共和国的日常事务由它们处置，立法的议案由它们提出，是握有实权的机构。[41]

实际上，这些城邦的真正掌权者人数更少，反复占据共和国关键职位的统治精英大概只占总人口的1%以下。即使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样的大国（黑死病爆发前，人口在10万上下），其数量最多只有200—600人。[42]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寡头共和国。

寡头共和制下的统治精英们倾向于尽量限制普通公民的参政机会；普通公民则倾向于尽量拓宽自己的参政渠道。这种拉锯战在这几个城邦共和国里反复上演。使形势更加复杂的是，那些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社会底层民众也不时揭竿而起（如发生在佛罗伦萨的1378年梳毛工起义），要求成为政治游戏的一方。在其存在的几百年里，意大利的几个城邦共和国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种多方角力之中。

15世纪末，意大利半岛遭到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等民族的入侵。这场席卷众多欧洲国家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494—1559），争夺、吞并导致意大利的政治版图大大简化。当战争结束时，大部分原本保留共和制的城邦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性。外部势力的介入激化了各城邦内部本来就十分尖锐的矛盾，致使政局动荡，频繁出现政府被推翻的局面。[43] 1506年，热那亚爆发反贵族起义，下层民众赢得了担任公职的机会，并选出一位工人出身的大公；尽管仅仅几周后，法兰西军队的干预就结束了这个短命的政权。1528年，热那亚回到了共和体制，但它已变为西班牙帝国的一个附庸国（带领西班牙舰队“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热那亚人）。[44]在佛罗伦萨，政治争夺战持续时间很长，贯穿整个15世纪，1494年后更是高潮迭起，政局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最终，佛罗伦萨的共和政体于1532年寿终正寝。在此前后，锡耶纳已强烈感受到来自西班牙与法兰西的压力。1555年，锡耶纳向西班牙投降，彻底失去独立性。虽然，在14世纪或15世纪初，博洛尼亚、佩鲁贾也经历过工人的起义，但由于内部严重的派系分裂与来自教廷的巨大压力，这两个城邦在15世纪已倒向领主制。[45]到16世纪初，博洛尼亚（1512）、佩鲁贾（1540）都成为教皇国的一部分。[46]

到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中北部，只有威尼斯与卢卡依然维持着共和体制，但权力完全垄断在贵族手中，是彻头彻尾的寡头统治。[47]平民在各城邦的政治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48] 1797年，年仅28岁的拿破仑率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军队进攻威尼斯，其最后一任大公投降，宣告威尼斯共和国的终结。1805年5月底，已于半年前在法国称帝的拿破仑，由教皇加冕为意大利国王，他接管了卢卡，并于7月任命其心爱的大妹埃莉萨·波拿巴担任卢卡女公爵（the Duchess of Lucca）。至此，最后一个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消亡。

在其存在期间，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实行的都是寡头统治。寡头制通常被定义为少数人的统治，不过其确切含义却不清晰。[49]“少数人”可以是几个人、几个家族，也可以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家族）。少数人的“统治”可以是由法理明确限定的，也可以是实际存在的。在事实上由少数人掌权的意义上，几乎所有政治体制都是寡头制，只是有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的寡头圈更小。[50]而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不仅是事实上的寡头制，也是法理上的寡头制，它们往往在法理上确定由少数人统治，不允许大多数人享有政治参与权。当然，被排斥者有时会奋力争取自己的参与权。尽管如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人是被排斥的。

但共和制下的寡头统治与领主制下的寡头统治毕竟还是有差别的。除了最高职务不得世袭以外，共和制下的寡头圈也许比领主制下的寡头圈大一些，涵盖了更多的个人和家族。当然，这里的“更多”只是相对而言，与总人口比，与全体公民比，共和制的寡头圈也不大，但它会设法防止权力被个别人或个别家族垄断。这里的制度性关键是挑选官员（尤其是最高官员）的方式。

意大利中北部城邦挑选官员的方式相当复杂，有学者考察了16个城邦的情况，发现它们共使用了29种不同的方式，其中9种是一步到位，另外20种要分好几个步骤完成。选官方式大致有三类：推选（选拔、任命）、票选（投票选举）与抽选（以抽签的方式随机挑选）。[51]显然，推选最容易被少数人操弄，[52]票选其次，抽选相对公平一些。当挑选官员分几个步骤时，这三类方式可以随意搭配。值得注意的是，抽选在意大利城邦国家中曾一度使用得较为普遍。在上述9种一步到位的方式中，4种使用了抽选；在其余20种分步骤方式中，12种使用了抽签。[53]

抽签的使用似乎与共和制兴衰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在执政官公社时期（大约11—12世纪），执政官往往是分步骤选出的，完全没有随机的成分。到了督政官公社时期（12世纪末、13世纪初），督政官当然没法由抽签产生，因为这个职位必须由外邦人担任；但抽签开始在产生督政官的过程中扮演一定角色。[54]到了政治参与面最广的平民公社时期（13世纪），就影响力而言，某种代表行会/街区组织的机构取代了曾一度代表公社最高权威的督政官。正是在这个时期，抽签被广泛用于挑选官员，成为最常见的选官方式。[55]在挑选官员的程序中加入随机的成分意味着，那时的寡头圈对权力落入极少数个人或家族手中的风险有所提防，希望权力至少在圈内能均衡分布。用丹尼尔·维尼的说法，在挑选官员的程序中加入抽签一环应该被看作“在寡头政体中争取适度民主的一种技巧”。[56]随着领主制在13—14世纪出现，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在领主制下，虽然抽签未必会完全销声匿迹，但已不再用于挑选手握重权的官员；否则，领主制难以巩固。[57]只有在那些幸存的城邦共和国中，抽签继续在政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直到共和国消亡。

本章聚焦抽签与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会着重讨论两个城邦：佛罗伦萨与威尼斯；这一章聚焦佛罗伦萨，下一章聚焦威尼斯；这两章也会偶尔涉及其他城邦。既然在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里，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只是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将首先讨论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公民资格？接下来，我们还将讨论，是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当选为公职人员（包括执掌最高权力的官员）？挑选公职人员要经过哪些程序？这些程序如何糅入随机的成分？是不是经过这些程序，所有的公民都确有机会当选为公职人员？如果大多数公民担任公职人员（尤其是握有实权的官员）的机会微乎其微，那么政治权力实际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如果政治实权确被一小批精英长期把持，他们通过哪些手段获得反复担任重要公职的机会？他们如何让所有公民相信，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这些城邦共和国又如何防止个别人或个别家族长期独霸政权、滑向世袭的领主制？

[1] Christopher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5.

[2] 赫·赫德，德·普·韦利.意大利简史[M].罗念生，朱海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60.

[3] 刘耀春.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J].中国社会科学，2013(5)186.

[4]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59-960.

[5] 很多公社出现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如米兰、卢卡、热那亚、博洛尼亚、锡耶纳。参见Daniel Waley,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2nd ed.(London:Longman,1978),p.27;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8。

[6] 转引自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62。

[7] Lauro Martines,“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Italian City States,”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No.1(1968),p.69.

[8] Daniel Waley,“The Use of Sortition in Appointments in the Italian Communes,”in John E.Law and Bernadette Paton,eds.,Communes and Despot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Farnham:Ashgate,2010),p.27.严格地讲，共同体未必享有完全的主权，而城邦则享有完全的主权。S.R.Epstei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Italian City States,”in M.H.Hansen,ed.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2000),pp.277-94.

[9] P.J.Jones,“Communes and Despots:The City State in Late-Medieval Ital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Vol.15(1965),pp.71-72.

[10] 转引自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62。

[11] Malcolm Barber,The Two Cities_Medieval Europe,1050-1320(New York:Routledge,1992),p.244.

[12] 有关执政官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081—1085年间的比萨，1093年的比亚恩德拉泰，1095年的阿斯蒂，1097年的米兰。Alexander Lee,“Italian Communes:Attractions of Autocracy,”History Today,Vol.61,Issue:7(2011),p.20.

[13]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26-29.

[14] Lauro Martines,“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Italian City States,”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No.1(1968),p.69.

[15]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32-41.

[16] 督政官出现的最早记录是在1175年前后的贝加莫、洛迪、热内亚。Alexander Lee,“Italian Communes:Attractions of Autocracy,”History Today,Vol.61,Issue:7(2011),p.20.到13世纪，很多城市都设立了督政官。Geoffrey Parker,Sovereign City:The City-State Ancient and Modern(London:Reaktion Books Ltd,2004),p.97.

[17]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41-44.

[18] Andrea Zorzi,“The Popolo,”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45-146.因此，意大利城邦的“平民”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平民”是不同的概念，有点像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民”(populus)。

[19] 平民运动最初出现在米兰，然后逐步扩散至其他意大利城邦。John Hine Mundy,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1150-1309(Essex:Longman,1991),p.295.

[20]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45-48.

[21]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49-55.

[22]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66-67.

[23] Frederic C.Lane,“At the Roots of Republican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1,No.2(January 1966),p.412.

[24]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63-66.

[25] 第一个稳定的领主制于13世纪初出现在费拉拉，佛罗伦萨于16世纪初最后一个变为领主制。P.J.Jones,“Communes and Despots:The City State in Late-Medieval Italy,”p.79.

[26]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67-69.

[27]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101-102.

[28]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69-70.恢复秩序是很多历史学家用来解释领主制兴起的主要原因，Lauro Martines不同意这个看法，并在其著作中对此做出批驳。但不应否认，这至少是一个原因。

[29]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 94-110.

[30] P.J.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63.

[31] 但丁.神曲·炼狱篇[M].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58.

[32] Alexander Lee,“Italian Communes:Attractions of Autocracy,”History Today,Vol.61,Issue:7(2011).

[33] Frederic C.Lane,“At the Roots of Republican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1,No.2(January 1966),p.405;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 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102-103.

[34] 当然，它们维持共和制也并非一帆风顺。14世纪中叶之前，佛罗伦萨(1342—1343)、卢卡、锡耶纳都曾经历过或长或短的个人统治；威尼斯曾于1310年发生过蒂耶波洛、圭里尼谋反案(the Tiepolo-Quirini conspiracy)，其意图也是建立个人统治。

[35] 这些城市的相似之处在于，其工商业都比较发达。在这些城市中，新兴的工商业主势力比较强大，传统贵族势力相对不那么咄咄逼人；其中有些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锡耶纳、热那亚），贵族本身也深深卷入贸易、航运、金融，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的性质以及与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这种环境才有利于多头共治的共和体制生存，不让某个家族或某个家族集团垄断政权、控制政府。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130-131.

[36]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68.

[37] 本书之所以没有使用“僭主”而是使用“领主”，是因为早在1965年，琼斯就指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我们没必要夸大共和制与领主制之间的差别。P.J.Jones,“Communes and Despots:The City State in Late-Medieval Ital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Vol.15(1965),pp.71-96。至少在15世纪以前，很多领主实际上仍是经过选举程序产生的君主，他们往往不会大幅改动法律与政治架构，并誓言捍卫城市的法治；一旦失去广泛的支持，他们照样可以被推翻。Frederic C.Lane,“At the Roots of Republican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1,No.2(January 1966),p.412。其实，共和制与领主制都是由少数精英统治，即使权力可以继承，领主们也并没有绝对权力，未必可以为所欲为。Benjamin G.Kohl,“The Myth of the Renaissance Despot,”in John E.Law and Bernadette Paton,eds.,Communes and Despot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Farnham:Ashgate,2010),pp.61-74。因此，现代史学家已倾向于不再把领主们称为“暴君”、“僭主”(tyrants或despots)。John M.Najemy,“Governments and governance,”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 p.189。不过，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Dale Kent,“Thepower of the elites:family,patronage,and the state,”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7-168。

[38]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50.

[39] 那时立法、行政、司法功能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40]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48;P.J.Jones,“Communes and Despots:The City State in Late-Medieval Italy,”pp.7678.不过，有学者认为博洛尼亚在13世纪末享有政治参与权的人比重高达24%。见by Sarah Rubin Blanshei,Politics and justice in late medieval Bologna(Leiden:Brill,2010),p.81。

[41] John M.Najemy,“Governments and governance,”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 pp.185-186.

[42]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48.

[43]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295-296.

[44] 1528年，热那亚回到了共和体制，但它变为西班牙帝国的小附庸。1797年热那亚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占领。

[45]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132-134.

[46] Margaret Symonds and Lina Duff Gordon,The Story of Perugia(London:J.M.Dent&Sons,1898);Nelson H.Minnich,“Papacy and Papal States”in Jonathan Dewald,eds.,Europe,1450 to 1789:Encyclopedia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Volume 4(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4),pp.380-392.

[47] 卢卡于1532年也爆发过争取工人经济、政治权利的起义，但很快遭到统治精英的严厉镇压。卢卡的共和国一直持续到1789年。

[48] Andrea Zorzi,“The Popolo,”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 p.164.

[49] Darcy K.Leach,“The Iron Law of What Again?Conceptualizing Oligarchy across Or ganizational Forms,”Sociological Theory,Volume 23,Issue 3(September 2005),pp.312-337.一般教科书往往错误地把亚里士多德对寡头制的定义说成是“少数人的统治”。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清楚，“在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即民主政体]中，少数人或多数人执掌了政权只是一件偶然的事实，其原因在于，普天下到处都是穷人居多、富人占少。这样的话，人们对这些政体的差别的解释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之间的差别其实是贫穷和富有的差别。凡是在富人当政的地方，无论他们在城邦中居多数还是少数，一律是寡头政体；凡是在穷人当政的地方，一律是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6.

[50] Jeffrey A.Winters,Oligarc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3.

[51] Arthur M.Wolfson,“The Ballot and Other Forms of Voting in the Italian Commune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No.1(Oct.,1899),pp.6-7.

[52] 因为推选意味着把挑选官员的权利委托给了少数人，一经委托，多数人失去了挑选官员的机会。

[53] Daniel Waley,“The Use of Sortition in Appointments in the Italian Communes,”p.29.

[54] 例如，在威尼斯附近的维琴察(Vicenza),13世纪中叶挑选督政官的程序是：第一步，从400人的大议会中随机抽选出20人(4个城区，每个城区5人）;第二步，用票选的方式从20人中选出8人；第三步，余下的8人推选出3位候选人；第四步，大议会对3位候选人进行优先排序。

[55] Arthur M.Wolfson,“The Ballot and Other Forms of Voting in the Italian Communes,”pp.10-11.

[56] Daniel Waley,“The Use of Sortition in Appointments in the Italian Communes,”p.32.

[57] Daniel Waley,“The Use of Sortition in Appointments in the Italian Communes,”pp.30-32.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佛罗伦萨往往被人看作“文艺复兴的诞生地”，“西方文明的摇篮”，还有人把它称为“意大利的雅典”。[1]这个城市距离罗马城只有不到300公里，离卢卡、锡耶纳、博洛尼亚更近，处于传统的权力中心罗马与丰裕的意大利北部平原之间。公元前59年，当罗马帝国选择这里安置退役士兵时，这个小村庄获得一个十分大气的名称：Florentia，意即“繁荣昌盛之地”。便捷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商业活动，也使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此后的千余年间，它曾先后被拜占庭帝国、东哥特人、伦巴底人和法兰克人所统治。公元11世纪末、12世纪初，在骁勇善战的托斯卡纳女伯爵马蒂尔德（Matilda of Tuscany）统治下，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当她于1115年因痛风去世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特许佛罗伦萨成为一个自治公社，[2]并于1138年获得真正的独立。[3]

独立后，佛罗伦萨把全城分为6个街区（1342年后重划为4个城区），每个街区选出两位公民，形成由12人构成的领导集团——“长老会”治理全城；这12个人，每年选举一次。[4]起初，这种执政官式制度安排似乎效果不错，尽管统治集团几乎完全由贵族组成，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取得想象不到的伟大力量和极高的威望。它不但变成整个托斯卡纳地区的首领，而且成了全意大利第一流大城市之一”。但好景不长，很快佛罗伦萨就陷入“接连不断的分裂”。[5]在《佛罗伦萨史》一书里，马基雅维利最常用的一个关键词也许就是“分裂”。他这样概括这个城市接下来的政治史：“起初是贵族内部的分裂，继而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最后是平民与草民（plebe）开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某一方开始占上风时，它本身又马上分裂为两派。分裂导致了数不清的死亡、放逐、家庭毁灭，超过其他任何城邦。”[6]正是在持续不断、错综复杂、暴力血腥的纷争中，佛罗伦萨经历了督政官时期，[7]于13世纪中后期进入平民时期；[8]其后，这种纷争也一直如影随形，持续到共和国的消亡。

图3.2 1480年前后的佛罗伦萨

图片来源：Florence c.1480:The“Catena map,”woodcut,showing the city enclosed by the third circuit of walls completed in 1334,with gates and towers(Scala/Art Resource,NY）。

从平民于1250年走上政治舞台到1530年共和国消亡，佛罗伦萨政治一直变动不居，任何系统性的体制安排都难以持续二十年以上。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这280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平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频出阶段：1250—1400年；（2）精英统治阶段：1400—1494年；（3）回光返照阶段：1494—1530年。[9]第一个阶段是以下分析的重点。[10]

公民

佛罗伦萨有三大阶级：贵族（grandi）、平民（popolo）与庶民（popolo minuto),[11]它们之间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

贵族是共和早期政治的主角，在1250年前几乎垄断了佛罗伦萨的政治权力，但他们的胡作非为激起众怒。当平民于1280—1290年获得主导政府的机会时，他们实施了比别的城邦更全面的反豪强法，一部分贵族（147个家族，包括72个城内家族，约1500男性家族成员）被贴上“豪强”（magnates）的标签，并被剥夺了担任主要公职的资格。[12]虽然个别豪强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很大，但大多数豪强家族退出了政治舞台，[13]至少表面上如此。[14]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相当数量的贵族并没有被戴上“豪强”的帽子，他们往往被叫作“民众”（popolani）。[15]

平民参与政治的载体是武装民团与行会，民团在1250—1260年唱主角。[16]

从1250年起，佛罗伦萨建立了20个以居民区为基础的武装民团，民团由15—70岁的男性居民组成，但不允许骑士（knights）加入。作为标记，每个民团都有自己独特的、标有龙狮等图案的旗帜（gonfalone），由1位旗手（standard-bearer）和4位护旗手（rector）牵头，他们的任期为一年。这20个民团（又称“旗”,gonfaloni）共同挑选出一位外邦人担任“人民队长”，任期也是一年。人民队长的职责是，在必要的时候，敲响警钟，召集全城的民团成员。这也就是说，他取代督政官，成为佛罗伦萨平民最高的军事指挥官与司法官员。

1280年之后，行会成为平民参政的主要渠道。[17]那时，佛罗伦萨有7个主要行会和一批其他行会。围绕行会的领导权、行会的主次之分、行会的废存，贵族、平民与庶民三个阶级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7个主要行会既含有平民会员，也包括贵族会员；有些行会是贵族占上风，有些行会是平民影响大。有些时候（通常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平民可以认可贵族的主导地位，在其领导下分享权力；另一些时候（通常是军事、财政危机的时期），平民却会在庶民中寻找同盟军，与贵族分道扬镳。其他行会成员则基本上全部是平民。在很大程度上，行会成为平民保护和推进自身利益的组织化依托，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制度基础。[18]活跃的行会使得佛罗伦萨的政局不如威尼斯那么稳定，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佛罗伦萨政治参与幅度的变化远比威尼斯要大。[19]

在与贵族争夺领导权的同时，平民也时时防范庶民及其组织坐大。事实上，平民从不打算与庶民平起平坐，害怕后者的崛起会危及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贵族当然更看不上庶民。这就是为什么在7个主要行会之外，佛罗伦萨在13世纪80年代只承认其他5个行会为次要行会，到1293年也只承认其他14个行会为次要行会。[20]被排除在21个主、次行会之外，就意味着不能享有政治权利。[21]这迫使那些聚集着底层民众的其他行会，要么并入14个次要行会中的某一个，要么就得销声匿迹。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底层工匠/工人当然心有不甘，因此，在14世纪，他们曾两次（1340年与1370年）起义，要求组建自己的行会，并把它们纳入佛罗伦萨的权力体系，但他们很快遭到失败。[22]

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内部治理架构，与城邦共和国的治理架构高度相似，俨然像一个自立的“政府”。行会通常有4位、6位或8位行头（Consuls），组成管委会，是行会处理民事和商业事务的核心机构。它还有一个委员会（guild council）作为本行会立法机构，负责制订行规、内部运作规则、行头与其他官员的产生方式等。依据行会规模的大小，该委员会由十几人到几十人组成。行会成员授权行头与委员会在本行会内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惩治权。行头与立法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不长，一般是4—6个月；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凡是行使权力的职位都应经常轮换。同时，行头必须遵守行会制订的规矩，这些规矩的改变必须得到立法委员会的同意。由此可见，行会的运作体现出一些不同于贵族政治的理念，包括同意、代表、授权、问责、尊重成文规则等。[23]

直到1329年以前，所有的行会都实现自我管理，挑选行会行头的方式是抽选，但具体方法各异，只有师傅才具备担任行头的资格，一般任期4个月。[24]有的行会，用4个抽签包，按城区分别抽取4位行头；有的行会，用3个抽签包，按工种分别抽取3位行头；还有的行会，用2个抽签包，按工种分别抽取2位行头；有的行会，行头数量多达8人。[25]佛罗伦萨在1329年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改革；此后，各行会丧失了挑选行头的自治权，统一采用了一套包括抽签在内的复杂程序来挑选各自的行头，与选取城邦官员的方式相似。[26]

13世纪末14世纪初，被正式认可的21个行会大约有8000名会员，其中，七个主要行会有约3200名会员，占行会成员总数的40%;这3200人中，只有500—600人属于贵族家庭，其余是平民。[27]主要行会中的约2600位平民成员与约4800位次要行会的成员构成了佛罗伦萨的“平民”阶级。不过，平民内部也有高低之分。在此期间，次要行会又被分为5个“中等行会”（约3000名会员）和9个“下等行会”（约1800名会员）。在平民运动开始占上风的初期（如13世纪80年代），只有12个行会（7个主要行会加上5个中等行会）被允许加入其中；直到1293年，9个下等行会才获得参政权。以后，尽管头12个行会里的平民不时需要9个下等行会的支持，但前者一直处于主导地位。[28]可以说，从平民崛起的开端，它内部就存在等级差别。

即使对平民内部的上述差别忽略不计，8000位行会成员也只占佛罗伦萨十余万人口中成年男性的28%—30%。[29]很显然，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加在一起，也只是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人口的绝大多数属于庶民阶级，他们要么没有参加任何行会，要么其行会不被官方认可，被排斥在正规行会之外。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佛罗伦萨人完全没有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算不上公民。[30]

执政团

成为被认可的行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282年以后，行会成为佛罗伦萨最高行政机构——执政团（Priorate，也可称为Signoria）的基础。[31]只有行会成员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团成员。[32]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对此赞不绝口，称“这种体制具有最高程度的平民性质”。[33]此后250年间，尽管佛罗伦萨的政局经常发生变化，包括剧烈的变化，但以行会为基础的政权架构得以延续（至少在形式上如此），直到16世纪初共和国的终结。[34]

执政团于1282年刚出现时只有3位成员，但很快扩展至6人，[35]他们采取集体领导体制，共同打理内外事务，参与大多数官员的挑选，是佛罗伦萨的权力核心。尽管权力很大，每届执政团的任期只有短短两个月，且任满后不得马上连选连任；据说这样设计的优点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60天可以犯错误。[36]站在今天的立场，也许有人会质疑，如此频繁地轮换是否会导致政局不稳。实际上，这种制度安排运作了250年。[37]最初，执政团几乎完全被5个最主要的行会把持。[38]这种情况在1293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年初公布的《正义法规》带来几个有历史意义的变化：（1）正式成立了包括21个成员组织的行会联盟，并由其产生执政团，掌管佛罗伦萨政府的行政权；（2）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正义旗手（佛罗伦萨的内务部队首领），它变成执政团的第7名成员；（3）扩大原有的反豪强措施，禁止72个豪强家族成员担任正义旗手、城邦执政团以及行会管委会成员。[39]

这时，虽然并没有确定产生执政团的方式，但明确了担任执政团候选人的条件，他们必须年满30岁，非贵族，属于21个行会中的某个行会，并积极参与所在行会从事的专业活动。[40]这些要求与反豪强措施显然有利于平民当选执政团成员。据考证，在1293—1294年，共有84人在12届执政团中任职，其中37人（44%）是他们家族中出任该职的第一人。当然，绝大多数出任执政团的平民来自几个主要行会。在1293年改革之前的5年中，只有46个家族诞生了它们的第一位执政团成员；而在1293年改革以后的5年中，相应数字增加到73个。很明显，以前曾长期把持政府行政权的贵族家庭的影响大大降低了。[41]

1296年以后，风向回转，贵族势力开始再次抬头，《正义法规》没有得到严格实施。虽然豪强依然被排除在外，贵族内部也纷争不断，但平民及其行会逐步丧失了对政府的主导权。[42]贵族内部的派系斗争于1310年前后趋于和缓，带来了约30年（1310—1340）贵族统治的黄金时代。不过，与以前的贵族统治不同，这个时期虽是贵族统治，但大体保留了平民建立的政权架构。[43]这也就是说，执政团被保留下来了，但这个“旧瓶”装上了贵族的“新酒”。

图3.3 执政团宫（维奇奥宫）

刚得势时，贵族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有些简单粗暴。由于此前执政团的形成方式没有一定之规，往往由现任执政团与行会领袖共同协议推举下届执政团，贵族得势后，干脆直接由现任执政团成员指定下届执政团。最离谱的事发生在1323年，当时的执政团一次指定出了后面21届执政团的成员。[44]这种挑选方式虽然有利于少数家族操控执政团，但它也很容易引起被排斥家族与平民的愤懑。

1328年，佛罗伦萨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为挑选执政团成员创立了一套包括抽签的固定程序（与威尼斯几乎同步），这套程序也适用于其他高级官员（如行会行头、顾问团成员），并一直沿用至15世纪末。[45]这场变革意义非凡。在其《佛罗伦萨人民史》一书中，利奥纳多·布鲁尼指出，“这个变化（引入抽签）起初被人看作微不足道，但事后证明它对公共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完全改变了城邦政府的形式……它对抑制公民之间的冲突特别有效，而以往票选官员经常引发冲突”。[46]执政团内执政官的数量于1343年增加至8人，佛罗伦萨4个城区的每个城区有两个名额。[47]此后，加上正义旗手，执政团成员数量增至9人。[48]

1532年美第奇政权取消执政团的集体领导，标志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结。

顾问团

执政团有两个顾问团（Advisory Colleges）协助其工作。先成立的是十六旗手团（Gonfalonieri di compagnia），由16位民团的旗手组成（1343年前是19人），任期4个月。第二个顾问团成立于1321年，叫作十二贤人团（Buonuomini或the Twelve），任期3个月。[49]虽说叫作顾问团，它们也行使治理职能，参与挑选其他官员，并且享有较高的荣誉。

国务会议

国务会议（Tre Maggiori）由执政团、十六旗手团、十二贤人团三班人马组成，由一批公证官（notaries）辅佐，指导一系列行政机构的运作，如那些负责粮食供给、财政、军队、监狱等事务的机构。[50]

执政团、旗手团、贤人团的任期长短各有不同，就职日期相互交错，这种安排有利于保证国务会议运作的连续性。[51]

在佛罗伦萨，对执政团、旗手团、贤人团内的职务，人们趋之若鹜，因为担任这些职务不仅给个人与家族带来荣耀，也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权力。[52]也许正因为这些职务抢手，抽签才被用来选取其担任者。

立法大会

执政团享有立法提案权，但提案必须经过各个立法机构的讨论，并得到每个立法机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方可生效。[53]

因为前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佛罗伦萨原本有好几个行使立法权的大会。其中最古老的也许是公社大会（the Council of the Commune）起源于13世纪早期的督政官会议，主要由贵族把持。平民运动兴起后，于1250年前后催生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人民大会（the Council of the Popolo），主要由民团的旗手、护旗手、行会行头组成，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贵族排除在外。[54]到1320年代，佛罗伦萨至少还同时存在5个不同的立法机构，执政团的立法议案必须得到它们全部同意，才能生效。1329年的政治改革把立法机构的数量减少到两个，即公社大会与人民大会。

当时，公社大会有200名成员，其中五分之一为豪强；人民大会有300名成员，其中，执政团与其两个顾问团成员、外加12个行会的行头是当然会员。[55]他们的任期都是6个月（1366年以后缩减为4个月）。此后，两个机构的规模不时变化，但幅度并不大。在1343年以前，两个立法机构的成员由执政团与其顾问团推选产生；[56]此后，它们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57]

其他官员[58]

佛罗伦萨政府不是小政府，而是干预生活方方面面的大政府，设有几十种官职，负责诸如财政、税收、簿记、婚丧仪式、衣着、饰品、性生活等方面的工作，还建立了若干个工作委员会（如两个负责粮食供应的工委会、两个负责雇佣军的工委会、一个负责监狱的工委会）。这些机构的官员在国务会议指导下工作，任期2至6个月。[59]

佛罗伦萨为下级官员支付的薪水不高，有时这些官员甚至需要拿出自己的资源来履行职务。为此，对很多人来说，下级官员的职位往往没有什么吸引力。高级官员采取抽签选取后，在一段时间里，下级官员也许仍采取直选的方式产生。但1355年以后，绝大多数下级官员也都经由提名—审核—抽签产生。之所以这样安排，也许是为了让所有合资格人士公平地分担公共职责。[60]

公务员

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是专业的公务员（Notaries），辅佐执政团与立法大会工作，还包括信使、税务人员、公证员、法警等。与上述人员不同，公务员是终身职，无需随其他定期选取的官员进退，为佛罗伦萨政府运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61]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1328年以后，除了公务员，佛罗伦萨本地几乎所有掌权者（包括行会行头、归尔甫派首领、商会主管、高低、内外官员）都是经由抽签产生的，甚至教会的神职官员、[62]兄弟会头领也是由抽签产生的。[63]在其控制的属地上，总督（captain）在佛罗伦萨抽签产生，其他官员则由当地合资格居民抽签产生。[64]鉴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每一类公职人员是如何抽选出来的，重点将会放在权力最大的官职上，即国务会议包括的3类职务，或执政团及其两个顾问团成员，因为对这些职位的争夺是佛罗伦萨政治的焦点。那么，什么人可以参加这些职务的抽选呢？具备哪些资格、经过哪些手续才可以进入抽签名单？不同的职位是否使用不同的程序？抽签如何进行？抽签是否有利于职位公平分配？

[1]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Being a View of the Origin,Progress,and Fall of Italian Freedom(London:Longmans,1832),p.134.

[2] Edmund G.Gardner,The Story of Florence(London:J.M.Dent,1924),pp.15-16.

[3]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8.

[4] 这是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的说法。据后人研究，有关12位执政官组成执委会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138年，执政官及其顾问主要来自贵族家庭。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64.

[5] 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M].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0.

[6] 转引自Edmund G.Gardner,The Story of Florence,p.35。

[7] 有关佛罗伦萨督政官的最早记录是1192—1193年。最初督政官由本地贵族担任，但到了13世纪初，督政官一职保留给外邦人。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64.

[8] Edmund G.Gardner,The Story of Florence,pp.19,23.

[9]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64.

[10]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这150年间，佛罗伦萨的制度安排也经常变动，有一年甚至出现过一终身位领主(1342—1343)。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p.135.

[11]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5-6,35.此书作者认为，分析佛罗伦萨经济、社会、政治，“贵族”一词不如“精英”一词来得准确。与威尼斯的贵族不同，佛罗伦萨的所谓“贵族”并不是依据法律界定的。也有学者认为，佛罗伦萨社会有四个阶级，即显贵、新贵、小资产阶级、无组织的无产者，关于这几个阶级的分析，见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27-49。

[12] Andrea Zorzi,“The popolo,”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50-151;John M.Najemy,“The Dialogue of Power in Florentine Politics,”in Anthony Molho,Julia Emlen,Kurt Raaflaub eds.City-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A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p.275.“豪强”是指那些经常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贵族。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29.不过，豪强仍可担任公社大会成员，担任下级官员。同上，p.86。

[13]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21.

[14] 实际上，通过与其联姻的家庭或其他渠道，豪强们依然可以对政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Ronald F.Weissman,Ritual Brotherhood in Renaissance Flore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2),pp.4-5.

[15]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38.

[16]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40.

[17] John M.Najemy,“Guild Republicanism in Trecento Florence:The Successes and Ultimate Failure of Corporate Politic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4,No.1(1979),pp.53-71.

[18] Marvin B.Becker,“The Republican City State in Florence:An Inquiry into Its Origin and Survival(1280-1434),”Speculum,Vol.35,No.1(Jan.,1960),pp.39-50.

[19] Frederic C.Lane,“At the Roots of Republican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1,No.2(January 1966),p.410.

[20]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44.

[21] 关于这21个行会，参见Denys Hay,Europ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2nd Edition(Essex:Longman,1989),p.125。

[22]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Chapter 2,“The Popolo.”佛罗伦萨的行会成员往往来自多个行业；且在不同时期，行会的成员构成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每个行会内部也充满矛盾。另外，有些人同时加入好几个行会。参见Arie van Steensel,“Persistent corporations:Guilds and urban government in late-medieval Europe”。http://vkc.library.uu.nl/vkc/seh/research/Lists/Seminar%20Program/Attachments/133/vansteensel_persistentcorporations_13feb2014.pdf,pp.8-9,13.

[23]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42-43.

[24] Edgcumbe Staley,The Guilds of Florence(London:Methuen,1906),p.142;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125.

[25] David Herlihy,R.Burr Litchfield,Anthony Molho and Roberto Barducci,“Florentine Republic: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http://cds.library.brown.edu/projects/tratte/historical Overview.html .

[26]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130.

[27]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11.

[28] 七个主要行会的行为似乎符合政治学者所说的“最小政治联盟”理论(The 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见William H.Riker,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29] 佛罗伦萨的人口在14世纪初可能达到12万，到1338年，佛罗伦萨的人口降至10万左右，此时的行会成员数量约为5000—6000人。Alexander Lee,“Italian Communes:Attractions of Autocracy,”History Today,Vol.61,No.7(2011)。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夺去了佛罗伦萨大多数人的生命。其后，黑死病不断爆发，15世纪初，人口降至4万以下。16世纪中叶，人口上升至6万人。直到18世纪，佛罗伦萨的人口才恢复到中世纪的高位。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96-100。

[30]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43-44.关于佛罗伦萨庶民的专门研究，请参见Samuel Kline Cohn,The Laboring Classe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

[31] 在1250—1260年间，当平民第一次参与政府工作时，政府的日常工作由12人组成的“长老会”负责，他们来自佛罗伦萨的六个行政区，每区各两人，任期6个月，主要由民团领袖选出，行会领袖也可能有所参与。数据表明，那段时间里的长老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贵族排除在外。但好景不长，1261年后，平民失去了权力，长老会于1267年被废除。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17;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66-78

[32] 例如，著名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于1295年加入了一个行会，这使他得以于1300年担任执政团成员。John C.Davenport,Dante:Poet,Author,and Proud Florentine(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5),pp.62-64。有些人加入行会并不是因为要从事某种行业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是为了获得参政机会。Arie van Steensel,“Persistent corporations:Guilds and urban government in latemedieval Europe,”p.13。不过，在行会成员变为从政资格条件的同时，行会本身作为政治实体的作用反倒可能下降了。参见Richard A.Goldthwaite,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pp.346-347.

[33] 转引自James Hankins,“A mirror for statesmen:Leonardo Bruni's 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Unpublished paper,Harvard University,https://dash.harvard.edu/handle/1/2958221 pp.10-11。

[34]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58.

[35]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79.

[36]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64-66.

[37] Lauro Martines,Fire in the City:Savonarola and the Strugglefor the Soul of Renaissance Flor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xiv.

[38]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23,28-30,40-41.

[39]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79-88.

[40]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46-47.

[41]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83-87.

[42]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68-71,Chapter 3,“Election by Balia 1310-1326”;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89.

[43]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124-132.

[44]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128.

[45] 其实，早在1291年，佛罗伦萨已尝试过带有抽签环节的挑选方式。那一年底，立法大会赋予现任执政团挑选继任的权力。结果，执政团不是选出了6位候选人，而是选出了36位候选人，足够以后六届执政团的人选。这些名字被放进一个抽签包中，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抽签。这样安排据说是为了让政治具有某种连续性与稳定性。但这种做法于1292年底被废止。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30-32.需要注意的是，与这次较早的试验相比，1328年以后的官员挑选方式大大增加了参与抽签的人数。曾经有学者认为，佛罗伦萨在1323年也进行过一次带有抽签环节的选举制度改革，但已有研究证明，那时虽然确有装有候选人名字的包，但谁当选并不是随机抽签决定的。同上，pp.93-97。抽签使得很多本来不太可能担任公职的人当上了主要官员。例如，佛罗伦萨人文学者、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林吉埃里(Francesco Berlinghieri,1440-1501)曾于1471年被抽中出任执政官，1478年被抽中出任正义旗手，见Sean Roberts,Printing a Mediterranean World:Florence,Constantinople,and the Renaissance of Feograph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68。

[46] Leonardo Brun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ames Hankins),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Vol.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73.

[47] 1342年，佛罗伦萨进行了行政重组，把全城原来的六个街区(Sestieri)重划为四个城区(Quartieri)，每个城区由四个旗队(gonfaloni)组成。见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137。

[48]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138.

[49]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128.

[50]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67.

[51]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70-71;David Herlihy,R.Burr Litchfield,Anthony Molho and Roberto Barducci,“Florentine Republic: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http://cds.library.brown.edu/projects/tratte/historical Overview.html.

[52]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77-78.

[53] 在佛罗伦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他们各自内部存在的重重矛盾都会反映到立法过程中去，形成对执政团提案的制约。Lauro Martines,“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Italian City States,”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No.1(January 1968),p.81.例如，在1416年8月至1420年11月之间，公社大会与人民大会曾72次否决执政团有关举办新一轮候选人资格审查的提案；其中51次否决是人民大会做出的。一旦一个大会决定否决，另一个大会不必再继续讨论。即使人民大会批准了执政团的提案，公社大会依然可以否决提案；这样的事情发生过21次。在这四年间，两个大会双双通过此类提案的事情只发生过两次。见Patrick Lantschner,The Logic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Medieval Cities-Italy and the Southern Low Countries,1370-14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146-147。

[54]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67-68.

[55] 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130-131.

[56]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61.

[57]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67-968.

[58] 像其他城邦一样，佛罗伦萨的司法官员不是由本地公民中产生，而是由来自外邦的督政官、人民队长、正义法规执行官担任。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61-62.

[59] Gene A.Brucker曾指出官职种类有20来个，见其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59;但后来他又说，佛罗伦萨有40个左右负责执行政务的委员会，因为频繁轮换，每年有上千人次在这些委员会中任职，见其Living on the Edge in Leonardo's Florence:Selected Essay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25-27。

[60]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78-79,106.

[61]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60.马基雅维利就是一位高级公务员，曾于1498—1512年间任职，见Robert Black,Machiavelli(New York:Routledge,2013),pp.36-37。

[62] David S.Peterson,“Conciliarism,Republicanism and Corporatism:the 1415-1420 Constitution of the Florentine Clergy,”Renaissance Quarterly,Vol.42,No.2(Summer,1989),pp.183-226.

[63] Ronald F.Weissman,Ritual Brotherhoodin Renaissance Flore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2),pp.59-61.在14—15世纪，除行会外，佛罗伦萨还存在一些兄弟会，它们对那些被排斥在主次行会之外的底层庶民特别重要。Arie van Steensel,“Persistent corporations:Guilds and urban government in late-medieval Europe,”pp.8-9.

[64] 一个例子是只有4000—5000人口的小城塞保尔克洛(Borgo San Sepolcro)，参见James R.Banker,“Lay Male Identity in the Institutions of a Tuscan Provincial Town,”in William J.Connell,ed.,Society and Individual in Renaissance Flore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p.322-324。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本小节将分析1328年开始实施的、挑选执政团及其两个顾问团成员的程序。然而佛罗伦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局频繁变动，每次政局变动都会引发体制变迁。[1]我们可以把这些体制变化看作一次次制度试验。因此，本小节将依次考查1328年以后这套体制发生的几次重大变化。在动态中考查制度的变与不变，可以揭示抽选体制的关键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可能带来的后果。

说简单，佛罗伦萨挑选官员的构思其实很简单：先由一个推选机构挑选出一批合资格的候选人，并把这些人的名签放入抽签包；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抽签，抽中的人出任官职。[2]这里的第一步并不仅仅是确定下一届的候选人，而是确定一大批人，作为未来一段时间里很多届政府职位的候选人。进入候选人名单以后，这些人或迟或早都会出任官职。但是早是迟，取决于第二步，即定期抽签：早抽中，早任职；晚抽中，晚任职；直到抽签包内的名签全部抽完。[3]

但是，佛罗伦萨实际运作的选官制度却异常复杂。首先，如何挑选合资格的候选人充满争议。精英们希望在“名门望族”中挑选，平民们则希望后起之秀与无名之辈也可与名门望族平起平坐。其次，即使精英们也不希望个别人、个别家族操弄挑选过程。因此，围绕上述基本构思，佛罗伦萨加入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筛选与预防机制，结果，整个挑选官员的程序分为了至少四个步骤（提名、审核、抽签、暂禁令审查），变得无比烦琐。[4]15世纪以后，为了增加自己及其家族的当选机会，在正常程序之外，精英们引入小型优先抽签包，美第奇家族则引入更小型的特别抽签包，一步步把抽选弄得徒有其表，使之与选拔安插无异。

1328年体制[5]

引入新体制的首要目的是在选官过程中避免阴谋诡计，消除争议。[6]

程序的第一步是提名（Nomination），即推举所有可以在以后一段时期内担任执政团与其顾问团成员的合资格人选，不限于担任下一届政府官员的人选。

新体制于1328年刚设立时，候选人的提名权被赋予3个提名委员会，分别由现任执政团、归尔甫派首领（the captains of the Parte Guelfa）、[7]商会（the Mercanzia）五大主管牵头。[8]按要求，每个提名委员会都需任命不少于28位平民，协助提名工作，这些人不得同时参与多于一个委员会的工作。3个委员会分别准备各自的推举名单，将他们按街区排列。[9]被提名人必须是声誉良好的公民，属于坚定的归尔甫派。如果是执政团成员、十二贤人团的被提名人，必须年满30岁；如果是十九（后降为十六）旗手团的被提名人，必须年满25岁。只要满足以上要求，3个委员会可以提名任何他们认为有能力任职的人，对提名人数则没有任何限制。3个委员会完成提名后，将名单密封，分别提交执政团。[10]

执政团收到3份名单后，立即在执政团宫（the Palazzo della Signoria）进入程序的第二步：审核（Scrutiny）。这也就是说，提名委员会推出的人选并不会自动成为正式候选人，审核是为了两次把关。

履行审核职能的是一个审核委员会，开始时，它包括7位执政团成员、19位旗手、商会5大主管、由执政团选出的30位归尔甫派平民成员（每个街区派出5位），以及24位行会行头（来自12个主要行会，每个行会派出2人），共85人。在这些人中，同一行会的行头不能来自同一个街区，同一家族不能有多于一位成员同时参与审核工作，但这后一条限制不适用于执政团成员，以及6位参与起草1328年改革方案的代表（savi）。

与提名委员会的构成相比，审核委员会中加入了行会的代表。即便如此，这种安排依然不会妨碍一小批精英为审核把关。执政团7位成员与商会5大主管都毫无疑问是精英，而30位归尔甫派成员直接由执政团一手选拔。佛罗伦萨的投票规则是，凡事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才能通过。85人的三分之二是57票，而这些人已占到85人中的42位，几乎可以控制投票结果，至少可以阻止他们不喜欢的人通过审核；其他人即使团结一致，也只有43票，不足以让他们满意的人通过审核。更何况，来自12个行会的24位代表据说应由“执政团成员抽签产生”，这句话语焉不详，不知到底应是由执政团成员挑选，还是应随机抽出来。无论如何，精英们完全可以在这24人以及19位旗手中找到愿意合作的人。这样一来，精英反倒能确保他们喜欢的人可以顺利通过审核关。

当85位审核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时，在3个提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会一一大声读出。每读一个名字，进行一次秘密投票；通常是用传统的白豆、黑豆当选票，投入一个传来传去的罐中。因此，虽然谁得到提名是公开的，但谁通过审核却是一个秘密，只有收集、点数豆子的选举工作人员知道。[11]每次审核通过的名单都包括几百，甚至几千人，可以供未来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选官用。既然被提名的人不可能即时知道自己是否通过了审核，他们最好的策略是静等，而不是冲动地怀疑、挑战审核的公正性。到底哪些人通过了该次审核，是以后分次分批、一小拨一小拨逐步披露的。这种延时性的制度安排显然有利于政治稳定，它让时间把潜在冲突一点点化解。[12]

通过审核，便成为正式候选人。这些人既是执政团的候选人，也是十二贤人团的候选人。为此，审核完成后，会给每位通过审核的人准备两个名签，一个为挑选执政团成员用，另一个为挑选十二贤人团成员用。为执政团准备的所有名签，会依当事人所在的街区，放入6个抽签包（每个街区一个）；为十二贤人团准备的所有名签，会依相同的方式分类，放入另外6个抽签包（也是每个街区一个），待以后抽签时使用。十九旗手团成员的被提名者需要经过另一次审核。如果得到审核委员会三分之二选票支持，当事人的名签会依当事人所在的旗，被放入19个抽签包（每个旗一个）。为每位候选人准备数个名签、放入不同的抽签包，这是桩极其复杂的工程，其间出现错误的概率一定不小，也为别有用心者上下其手留下了空间。[13]

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做手脚，这31个抽签包会放入一些带锁的箱子，这些箱子可能是大箱子套小箱子，每个箱子都牢牢锁住，箱子交由方济各会（Ordine francescano）修士放入圣十字圣殿的圣器收藏室（sacristy）保管，但钥匙则交由新圣母大殿（位于佛罗伦萨城另一端）的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修士保管。[14]同时存放在箱子里的还有一个总名单，记载此次通过审核的、三类职务的所有候选人。

当然，审核也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抽签包里的名签迟早会被抽完。制度要持续运作，就必须每隔几年进行一次审核。例如，继1328年的审核后，佛罗伦萨又在1331年、1333年、1335年展开过提名与审核，每隔两年一次。与1328年不同，在后续的审核过程中，十二贤人团开始发挥作用，它既参与了挑选30位归尔甫派平民成员，也直接参与了审核委员会投票。由于审核委员会的规模已扩大至97人，被提名人通过审核的门槛也相应提高。

每到需要为某个职位挑选官员时，就会举行仪式，把相应的抽签包从圣十字圣殿取出，运往执政团宫，在修士、现任督政官、执政团、顾问团、行会行头、外国来宾的见证下，进行抽签，这是整个挑选官员程序的第三步。

挑选6位执政官时，从6个街区的执政团抽签包中各随机抽出一人。正义旗手人选也是从6个街区的执政团抽签包中随机抽取，但每次只使用其中某一包，6个包轮流。

挑选十二贤人团成员时，从6个街区的贤人团抽签包中各随机抽出两人。

挑选十九旗手团成员时，从19个旗的抽签包中各随机抽出一人。

在抽签中被抽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按部就班地上任，但也有例外。以下7种情况可能导致名签被抽中者无法就任，其中（1）涉及抽选的最后一个步骤——就职暂禁令（divieto），即在某些情况下，会暂时禁止中签者就职。这是一种为防止个别人、个别家族频繁出任公职而设置的制度安排。此类规定其实在1328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执政团与顾问团的成员卸任后，两年内不得再次当选。1328年以前，如果某人已是执政团或顾问团成员，他的其他家庭成员在一年内不得担任同样的职务。1328年后，这条限制改为只适用于父亲、祖父、他们的男性后嗣，以及亲兄弟。其他亲戚一年内不得任职的规定也缩短为半年。这种改动明显是对大家族的让步。这种半年的暂禁令也适用卸任一种职位后就任另一种职位。例如，卸任后半年内，执政团成员不得转任旗手团或贤人团成员；同理，某个顾问团的成员也不得在卸任半年内转任执政团成员或另一个顾问团成员。有证据表明，如果严格执行的话，暂禁令的受益者是那些家族势力不那么显赫的候选人。[15]

除了受限于暂禁令（1）以外，还有六种情况可能导致名签被抽中者无法就任，即抽中时，(2）人在离佛罗伦萨至少60公里之外；（3）死亡；（4）因犯罪被强制流放在外，且不曾被特赦；（5）曾因以前任职时的腐败、失职定罪；（6）欺诈性破产；（7）因债务或其他理由被囚禁。在（1) (2) (7）这三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名签会被放回原来的抽签包，他们还可以参加以后的抽签；在其他四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名签会被销毁，永久性从抽签包中移除，失去参加未来抽签的资格。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只要有抽中者无法就任，就会再抽一次签，把任职机会让给其他人。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抽中的人都能顺利担任公职。问题是，每次完成抽选后，如何处置他们的名签？1328年的改革规定，在31个原始抽签包之外，另设31个对应抽签包（remissi），专门用于分别收集这些人的名签。两批抽签包会被存放在一起。当某个原始抽签包的名签被抽完之后，就开始启用对应抽签包。这使得曾经任职执政团、顾问团的人会自动获得再次任职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当下一次审核完成后，会依据街区与候选职务，把新获审核的人的名签放入这些对应抽签包。[16]这种把两类名签混在一起的做法后来延续了下去，这意味着，1328年以后进行的审核无法否决那些通过了第一次审核的人，他们的名签会不断回到抽签包中，直到他们离开人世；即使在后来的审核中，得不到三分之二选票的支持，他们依然可以参加抽签、出任官职。后续审核能做的无非是，给这个享有特权的群体增加一些新鲜血液。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新名字不可能大批出现，因为把持后续审核过程的，也是属于这个特权群体的人，他们不会希望大量出现新的力量打破现有的政治平衡。难怪当时有人抱怨：“1328年那些成功的候选人实际上成了终身候选人。”[17]

1339年体制[18]

第一次通过审核那批人的特权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累积的不满导致1339年底对已实行11年的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

提名环节依然是3个提名委员会，(1）归尔甫派首领，外加他们挑选的32位平民；（2）两个顾问委员会，外加执政团与顾问团挑选的95位公民（每个旗5人，当时有19个旗）;(3）商会5大主管，外加来自6个主要行会的12位行头（每个行会2人），再外加前面17人共同挑选的20位有投票权的人（arroti）。每个行会派哪位行头参与提名工作完全由本行会自行决定。

与1328年体制相比，提名委员会的构成与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构成方面，执政团成员不再直接参与提名，只是参与从各旗挑选第二个提名委员会的普通成员。以前商会五大主管可以自行挑选所在提名委员会的普通成员，现在他们还必须听取12位行会行头的意见。规模方面，以前3个提名委员会一共只有约100人，现在3个提名委员会的人数翻了一番。构成与规模两方面的变化都使得任何小团体都难以操控提名过程。

同时，提名的程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对各委员会如何拿出提名的名单没有硬性规定；现在，每个委员会要对所有被提名者一一表决，形同一次初步审核。只有得到多数票支持，名字才可以放入提名的名单。这样一来，各提名委员会里的普通成员分量加重，没有他们的足够支持，主持提名工作的精英也无法把他们认可的人放入提名的名单。不过，6个主要行会之外的其他行会对提名依然没有任何影响。

审核环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审核委员会的形成方式本身做了重大调整，加入了抽签成分。以前审核委员会主要成员是指定的，基本上由佛罗伦萨的精英组成。现在形成审核委员会必须经过两个步骤。首先，在现有抽签包中随机抽选出67人，其中18人是执政团候选人、18人是十二贤人团候选人、19人是十九旗手团候选人、12人是行会的行头（分别来自12个主要行会，每个行会一位）。然后，由这67人开会，选举出100位审核委员会成员。[19]这样产生的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核，由3个提名委员会提出的所有人选都要一一经过它的票选。只有得到至少67票（100票的三分之二），被提名人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

审核委员会形成方式的改动，确保那些控制提名环节的人无法同时控制审核环节，有利于防范少数人主宰挑选官员的过程。

抽签环节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改变了抽签包的构成方式。以前的做法是，把后续通过审核的人的名签放入对应抽签包，现在规定，下一次通过审核（1340年初进行的审核）的人的名签将会放入原始抽签包，执政团与两个顾问团的成员将用这些包来进行随机抽取。如果加入新名签后，某个街区的执政团抽签包内仍少于28个名签，负责选举事务的工作人员有权为该抽签包加入新的名签，这些新加入的是那些审核时没有得到66票，但最接近66票的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应抽签包被废止了。那么，如何处理残存的对应抽签包呢？对包内那些还从未担任过官职的人，他们的名签将会放入正在使用的抽签包。对包内那些已经出任过官职的人，他们的名签将被销毁；而且，从此以后，所有那些中签、任职的人的名签都会马上销毁。

以后，每进行一次新的审核，就单独准备一批抽签包，分门别类放入正式候选人的名签，将它们存放到圣十字圣殿。只要旧抽签包内的名签没有被抽取完毕，就不启用它们。这样，每批抽签包内的名签都来自某一次审核，不会与其他审核通过的名签混用。这也意味着，要想进入某一批抽签包，就必须按程序通过那一次审核。没有人可以像以前一样，过了一次审核，就获得让自己的名签被反复循环使用的特权。以后150年，抽签包都是用这种方式准备的。

1339年的改革没有改变精英控制官员挑选的基本态势，但拓宽了精英的参与面，使极少数人的垄断变为了少数人的垄断。

1343年体制[20]

不过，1339年体制运作不到三年就中止了，其后果难以查证。

为了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外交危机，佛罗伦萨的统治阶级于1342年邀请一位外邦人（所谓“雅典公爵”）来临时统领自己的城邦，但阴差阳错，此人被拥戴成为佛罗伦萨的终身领主。上台后，“雅典公爵”中止了既有的选官程序，不再进行抽签，改为由他本人直接任命。结果他的胡作非为激怒了扶持他上台的精英阶级，11个月以后便于1343年7月把他赶下了台，并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

驱逐“雅典公爵”后，佛罗伦萨各种政治势力（包括被禁止参政的豪强与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中、下等行会）展开激烈的权力角逐。在1343年余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抛出了形形色色的选官体制改革方案。最终于年底出现了一个新体制，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大大提升了行会的角色：现在不仅几个主要行会可以参与选官程序的关键环节，所有21个主、次行会都可以参与。不过，这套体制只持续了5年。

像1328年体制、1339年体制一样，1343年体制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提名。可惜的是，现存有关这个环节的文献几乎付诸阙如，只有只言片语暗示，行会在这个环节已获得自主提名权。假如这是真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作为对比，在1328年体制下，行会被完全排斥在提名环节以外；在1339年体制，只有来自6个主要行会的12位行头参与了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工作。现在，至少某些行会获得了自主提名权，很可能所有21个行会都享有这种特权，构成21个提名委员会。[21]更值得一提的是，行会提名并不仅仅是行头的事，很可能普通行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了行会内部的初步审核，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新体制下，参与提名的人数大幅增加。

图3.4 驱逐雅典公爵

图片来源：安德列亚·迪·乔内·奥内卡尼（Andrea Di Cione Orcagna，约1308—1386，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及建筑家）画作，http://www.wga.hu/html_m/o/orcagna/expulsio.html。

由于参与提名的人多了，普通公民得到提名的机会肯定也比以前要大，据说“所有品行良好、可以任职的平民”都上了提名单。确实，也有史料声称，共有3346位公民的名字出现在1343年的提名单上，相当于当时21个行会会员人数的四分之三，比以前15年里的任何时候都多得多。[22]

在被提名者人数大增的同时，审核委员会的构成与规模也发生了变化。在新体制下，提名委员会包括执政团与其两个顾问团成员（9+12+16=37人）、[23]商会5大主管（5人）、来自21个行会的52名行头，[24]以及来自4个城区的112名代表（每个城区28人）,[25]共计206人，比1339年体制下的审核委员会扩大了一倍多。有史料称，那112位来自各城区的代表都是些“非豪强的行会成员”；也许行会或至少行头们参与了他们各自行会内部的挑选。这样一来，行会控制的总席位可达164个，远超过三分之二。而实际上，1343年改革以后，通过审核只需要得到110票（53%）。这样，在审核被提名人时，哪怕是次要行会，其影响也可以很大。难怪1343年以后，不少次要行会的会员也曾任职执政团。在1343年，有约300人通过审核，成为正式候选人，大约是被提名人数的十分之一。[26]

更大的变化出现在抽签环节。以前挑选执政团成员时，每位候选人有一张个人名签；现在，每张名签是8人一组。选举工作人员把所有候选人分成8人一组，然后把每组人的名字写到一张名签上。这些8人签被放入执政团抽签包，抽签时，如某个名签被抽中，上面的8个人同时当选。相同的方式也用于挑选十二贤人团。[27]由于选举工作人员有权组合候选人，他们得到一个职称“遴选官”（Accoppiatori）。但是，挑选十六旗手团的方式不需要遴选官。审核时，进入这个机构候选人的名单只需90票；候选人还是一人一个名签，按所在旗分别放入16个抽签包。

每次审核完，遴选官需一次遴选出约50个8人组，够好几年抽签用。那么8人组是否能随便搭配呢？不能，按当时的规定，执政官的职位在主、次行会之间有配额（distributio），每8人中，至少3人应来自14个次要行会。由于次要行会会员不具备担任正义旗手的资格，这意味着，每届执政团内三分之一成员来自次要行会。[28]十二贤人团的搭配也要求三分之一来自次要行会。[29]如果那么多组合都要达到配额要求的话，来自次要行会的候选人也许不够用。这时，遴选官可以往候选人名单中加一些来自次要行会的人，即那些审核时没有得到110票，但最接近110票的人。在以后几年里，上述规定大大增加了次要行会成员担任公职的比重。

席位配额是次要行会成员有机会担任重要职位的制度保障；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安排，重要职位很可能完全由主要行会成员霸占。配额制不仅保证次要行会有席位，而且保证它们占有一定份额的席位。在这个意义上，席位配额制与罗马共和国的保民官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30]

按8人组抽签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其中有人因种种原因（如暂禁令）不能按时就任。为了解决这个替补问题，1343年体制规定，准备4个备用抽签包（borsa di spicciolati）。放入这些抽签包的是个人名签，来自那些在审核中得票处于90—110之间的人；按所在城区，分为4个抽签包。除了这4个包，还有几个备用包，那些中签、但未上任的人会得到一个单独的名签，放入这些标有“需重新分配职位者”的抽签包。每当需要替补时，首先使用“需重新分配职位者”包进行抽签；如果这些包中的名签不够，再使用备用包进行抽签。当出现替补时，也许次要行会会员在执政团中的比例达不到三分之一的要求，因为抽中但无法上任的人可能来自次要行会，但替补者却来自主要行会；反之亦然。

需要指出的是，把审核门槛设在110票，允许得90—110票的人进入备用包，实际上扩大了有机会担任官职的人群，尤其是那些来自次要行会的人。

1352年体制[31]

遗憾的是，1343年体制只运作了5年。从1346年起，它就引起激烈的争议。更糟糕的是，佛罗伦萨于1348年遭遇了惨绝人寰的黑死病，占一半人口的约5万人死亡，[32]大量名签包括在抽签包中的人已离开人世。1352年，佛罗伦萨引入了一种新的选官体制，它既不像1328年体制那么封闭，也不像1343年体制那么开放，而是采取了中庸之道。事后证明，这套体制很大程度适应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形势。因此，这个体制不仅自身运作了25年（1352—1377），并在其后一百多年里，深刻影响了佛罗伦萨后续的选官体制。

当时佛罗伦萨首先要解决的是，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原有抽签包内的名签不敷使用，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提名与审核，为未来选官准备候选人。

新体制下的提名由3组委员会负责：（1）归尔甫派首领，外加他们从归尔甫派人士中挑选出来的代表（arroti);(2)21个行会的行头，外加各行会挑选出来的代表；（3)16位旗手，外加一批来自各个旗的代表。归尔甫派代表精英阶层的利益，其首领以及他们挑选出来的代表自然会偏向提名来自大家族的人。所有21个行会参与提名，有利于提升行会在佛罗伦萨政治中的地位，让所有行会成员都获得参与感，无疑也有助于稳定佛罗伦萨的政局。更值得一提的是，新体制对各行会的提名有一个规定，行头与行会代表只能提名自己所在行会的成员。这也就是说，行会一共会拿出21个提名单。这个规定其实算不上对行会的限制；相反，它有助于确保中等行会与下等行会也有会员得到提名，为防御来自主要行会的干预设置了一个看似有效的屏障。[33]与行会相似，16个旗也分别拿出16份提名单。

需要指出的是，当3组委员会为执政团成员提名时，不再要求被提名者是行会成员，而自1293年以来，行会成员一直是担任执政团成员的前提条件。这个变化显然有利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由此可见，1352年体制是阶级妥协的结果。

按照1352年的新体制，收到38份提名单后，需把它们压缩为一份总名单，供下一阶段审核用。这时，16份各旗的提名单被用作基础名单；只有当归尔甫派与行会提出的名单上出现16旗不曾包括的名字时，这些名字才会加进基础名单。最后形成的总名单上有约3550人，虽然表面看似与1343年的3346人差不多，实际占公民总数的比重却要远远高于1343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佛罗伦萨的人口自1343年以来已大幅减少了一半。如此高比重的公民上了提名单，哪怕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下阶段的审核，还是有助于提高新体制的认受性。

在提名阶段，现任执政团与十二贤人团成员已没有任何机会插手；这与1328年体制和1348年体制形成鲜明对比。以往，他们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后果，往往是在选官的起步阶段就开始引发派系斗争。

不过，这两个机构在审核阶段发挥着关键作用。1352年体制下的审核委员会由144名成员组成，包括执政团与其两个顾问团成员（9+12+16=37人）、商会5大主管、最重要行会（Giudici e Notai，即由法官、律师、公证员们的行会）的主管、来自21个行会的行头，以及来自16个旗的80位代表（每个旗5人），后两组人员由执政团及其顾问团挑选。这也就是说，审核委员会25%的成员是政府要员，70%的成员是政府任命的。同时，为了避免个别精英家族肆无忌惮地揽权，新体制规定，在审核委员会里，每个家族不得有超过一位成员。

进行审核时，至少需99位委员到场，才算有效；三分之二到场委员投票赞成，被提名人才可成为正式候选人。由于3000多位被提名人需一一表决，每次审核也许需要数天、甚至数星期才能完成。据说1361年有500多人通过审核，成为正式候选人。[34]从1352年到1370年代早期，每隔3年，这样的审核都会郑重其事地举办一次。麻烦固然麻烦，但它不断传递这样的信息：佛罗伦萨共和国对全体公民一视同仁。

每次审核投票完成后，为准备抽签，需产生4位选举经办人员：遴选官。他们的任务看似简单，无非是把名签放入抽签包、监督抽签。但如何产生4位遴选官，关系到人们是否相信整个抽签过程公正。1352年的改革最初把选拔遴选官的权力赋予了执政团及其顾问团。1358年后，选拔遴选官的程序变得十分复杂，加入了抽签的成分。至少表面看来，执政团及其顾问团难以操控。1376年通过的法律干脆禁止任何审核委员会成员担任遴选官。在这个时期，遴选官的权力仍十分有限；但我们将会看到，到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这些此时看似不起眼的官员却获得了呼风唤雨的权力。

为选举执政团成员，遴选官要分别准备主要行会与次要行会的抽签包，因为1352年体制规定，次要行会在执政团内的配额是两个席位。如果来自次要行会的名签不足，遴选官有权为抽签包添加来自次要行会的名签，优先考虑次要行会那些在审核中没有拿到三分之二赞成票，但离该门槛最近的成员。遴选官也为挑选两个顾问团成员准备抽签包，但无须区分他们来自主要行会还是次要行会。这意味着，次要行会在这两个权力机构中没有保底的席位。

由于每隔3年会进行一次审核，可以预见以后会积累很多抽签包，因为新形成的抽签包不会取代以前形成的抽签包。为此，1352年体制规定，每次抽签时，必须先使用最老的那批抽签包；用完老的，再依次使用较新的一批包。虽然凡是通过某次审核的候选人都或迟或早会出任官职，但往往要在通过审核后很多年，候选人才正式上任。这种局面至少带来三方面的好处：（1）派系不必在某次审核上做文章，因为其效果无法预测；（2）同届的官员很可能在不同的年份通过审核，不易形成小圈子；（3）没有人可以抱怨，某届官员与某次审核之间存在猫腻。三种好处加在一起，增强了政治局面的稳定性。

1352年体制设置的暂禁令似乎比以前更加苛刻。如果已任职执政团，3年内不得担任同样的职务，半年内不得转任顾问团成员；如果已任职某个顾问团，两年内不得担任同样职务，半年内不得转任执政团或另一个顾问团；在职官员的父亲、儿子与兄弟，半年内不得担任同样的职务；其他亲属4个月内不得担任同样的职务。这样规定意在增大职务的流动性，避免它们在少数人中间循环，让更多的人有出任公职的机会。不过，暂禁令的限制虽然很严，但它们似乎并不总是得到执行，精英们特别擅长绞尽脑汁地找到种种例外的借口。因此，新暂禁令的实际效果是，官职在较大的精英圈里得到比较平衡的分布，但不是在所有公民中平衡分布。

1378年体制[35]

1370年代中期，佛罗伦萨再次陷入重重危机，已保持二十多年大体稳定的政局又开始风雨飘摇。此前一直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庶民们提出了组建自己的行会，并担任政府公职的要求。1378年7月22日，爆发了一场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在革命的进程中，庶民们组建了3个自己的行会，一个由毛纺业的漂染工、浣衣工、梳刷工等熟练工人组成的行会，一个由制衣行业的制衣工、裁缝工、制袜工等工人组成的行会，一个由非熟练纺织工人（如分拣工、剪毛工、搅拌工、织布工等）组成的行会，最后一个行会被人简称为“梳毛工行会”。这3个新兴行会共有13 000会员，其中梳毛工行会就有9000人，加上21个原有行会的约9000会员，这时24个行会的会员大概已包括了当时佛罗伦萨人口（约55 000）中的绝大多数男性。[36]

新政府不是在原有抽签包的基础上，加入来自庶民们的名签，而是径直宣布，废除所有现存的抽签包，销毁其中的名签，并马上进行一次新的提名与审核。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革命性的选官体制。

在新体制下，16位旗手对提名负主要责任，每人要提名本旗的合资格人士，将他们分为三份名单：7个主要行会的成员（包括不活跃成员）、14个次要行会成员、3个新近成立的行会成员。不过，这些名单形成后，旗手们要把它们提交给执政团成员、贤人团成员、归尔甫派首领，还要分门别类把它们提供给三类行会的行头。收到名单后，这些人都可以添加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这也就是说，虽然行会的行头们（当然以前没有庶民的行会）、归尔甫派的首领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拿出自己的名单，他们的角色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他们仍可将自己看重的人放上名单，只是不再能把某些他们不喜欢的人排除在外。反过来，16位旗手也无法排除行头们、首领们喜欢的人。

图3.5 梳毛工起义

图片来源：朱塞佩·洛伦佐·加特里（Giuseppe Lorenzo Gatteri,1829—1884，意大利画家）画作。

这个新提名程序最值得注意之处是，像主要行会与次要行会一样，3个新成立的、代表庶民的行会也可以有自己的提名，完全不受其他人的干预。这几个新行会刚成立没几天，也许连会员花名册都还没来得及整理好，现在居然可以与原有的21个行会平起平坐。它们的行头想必会在提名时特别积极。据推算，16位旗手在1378年8月共提名2757名主要行会成员、1392名次要行会成员、1728名庶民行会成员，共计约5877人，这还不包括执政团、贤人团等机构以及各行会行头添加的提名。如果加上后者，总提名人数肯定超过6000，很可能接近7000，是1343年被提名人数的两倍。此前，佛罗伦萨从未有过这么多人进入可以担任重要官职的圈子。仅就数字而言，此后，佛罗伦萨被提名者的数量从未低于过5000人，在1411年与1433年更高达6000多人。但即使与以后比，1378年的情况也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一年来自21个原有行会的被提名者有4149人，只比1343年的3346人增加了24%。真正使被提名者人数大增的原因是，来自庶民者从无到有，仅由16位旗手推荐的就有1700多人，庶民行会自身推荐的一定更多。庶民占被提名者总数的比重估计约为三分之一，加上次要行会的被提名者，来自社会底层与中下层的人占到被提名人数的一半以上。在佛罗伦萨共和史上，主要行会在被提名人中居于少数，这恐怕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在1382年、1391年、1411年、1433年，虽然被提名人的总数与1378年不相上下，但来自主要行会的人又重新占据了多数地位，而剩下的庶民则寥寥无几（即那些有幸进入主、次行会的人）。

提名完成后，审核开始。这一年的审核交给一个临时机构，由执政团、两个顾问团、商会7大主管、10位由执政团任命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组成。这里“其他一些人”绝大多数是来自3类行会的行头。该审核机构大概总共有220多位成员，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24个行会，尤其是7个主要行会以外的行会。由非精英的平民与庶民掌握对高级官员候选人的审核大权，这在佛罗伦萨共和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1378年体制更具革命性的制度创新是，推行一种“三三制”的配额，即所有的高级官职都分为三个等份，在7个主要行会、14个次要行会、3个新兴行会中分配。9个人的执政团与12个人的贤人团很容易分，16个人的旗手团职务分成三份后，多余的一个位置指定给14个次要行会。与平分职位配套，新体制规定，今后投票决策时，执政团需7票赞成，十二贤人团需9票赞成，16旗手团需12票赞成。这样的要求确保了庶民们在这3个机构都握有否决权，主、次行会不能不把他们当回事。

既然职位分配实行“三三制”，审核与准备抽签包时，也得作相应的安排，不仅要把抽签包分为三组，还要使三类行会通过审核的候选人在数量上完全相等。为落实这些安排，执政团从审核委员中挑选出6位遴选官，每类行会各出2位。如果某类行会通过正式审核的人数比其他类别的行会少，就用获得最接近三分之二票数的人补齐。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增加了获得出任官职资格的人数。

“三三制”及其配套措施显然对庶民有利。他们只拥有3个新近成立的行会，从政经验更是不如其他两类行会。如果平等的原则针对24个行会的话，他们无疑会吃行会数量少的亏，尽管他们的人数最多。三三制把平等的原则适用于三类行会，这样他们便可以与主、次行会平起平坐了。概言之，1378年体制让很多以前承担重税却从未有机会担任公职的庶民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因而欣喜若狂。反过来，佛罗伦萨的精英们对这个体制深恶痛绝，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诅咒它。

新体制还没来得及全面付诸实践，8月底，梳毛工再次举起义旗，反抗他们一手促成的政府，其后果是别的行会一起对他们进行了血腥镇压，导致梳毛工行会只存在了六个星期就被解散了，其大部分成员的名签被从抽签包中移除。[37]不过，对梳毛工起义的镇压并没有导致彻底否定此前的改革，底层民众的爆发力吓坏了佛罗伦萨的上中层，他们不敢把历史倒车开得太快、太远。[38]其他两个新兴行会被保留下来，继续运作；唯一的变化是，以前行会的三分法被两分法取代：主要行会依然是以前的7个，但次要行会从14个增加至16个（加上两个新兴行会）。新兴行会会员的名签从8月份的抽签包中取出，放入原为14个次要行会准备的抽签包，混在一起。席位的配额也有了新规定，16个次要行会将获得执政团9席中的5席、贤人团12席中的7席、旗手团16席中的9席。因此，次要行会与新兴行会加在一起，依然在执政团与两个顾问团占据多数席位。这种配额也适用于佛罗伦萨其他的内外官职。

这种结果当然不会让传统精英家族和失去自己行会的梳毛工们满意。为了不激怒他们，佛罗伦萨于1379年2月举办了一次补充提名与审核，并对提名与审核程序做出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但在阶级矛盾尖锐的佛罗伦萨，四面讨好的策略很难达到各方满意的目的。这一年，佛罗伦萨不断遭遇危机，以至于爆发了一次大辩论，其焦点是应不应该继续坚持用抽签的方式产生主要官员。面对危机，有人建议，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委托几位遴选官，从抽签包中挑选出值得信任的人担任官员（这种方法被叫作mano election）。但大辩论的结果是，23个行会中的17个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因此，1378年体制得以继续运作了两年。在这个体制下，通过审核的候选人数增加了3倍，达到上千人。对传统精英分子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出任重要职位的机会大幅下降了。可想而知，传统精英家族对这个体制会有多么敌视。

1382年体制[39]

1381年底至1382年初，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反革命。它的第一个牺牲品是1378年成立的两个新兴行会。被撤销后，这两个行会的会员被分配到原来的21个行会中。紧接着，所有现存的抽签包都被宣布作废，其中的名签被统统销毁。不过，反革命的政府也不敢走得太远，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不可能倒流，如果彻底把底层人士排除在外，用不了多久，又会引发一场革命。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换药不换汤，即表面上避免大幅减少具备参政资格人士的数量，但同时设法把实际参政机会把握在少数自己人手中。

新体制下的提名由16个旗与21个行会负责，归尔甫派不再扮演任何角色。16位旗手分别准备两份名单，一份是来自本旗的主要行会会员，另一份是来自本旗的次要行会会员，不再为庶民们单独设立名单。21个行会的提名需与各旗的提名比对；如果不在各旗的名单上，就会加入对应的名单。

对被提名者的资格，则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提名如此开放的结果是，有5350人得到了提名。就数量而言，这比1378年的提名数量仅仅少了一点；但就分布而言，变化就比较明显了。在1378年的提名中，主要行会会员不到被提名人数总和的一半；现在比重却超过70%，数量达到3800多人，几乎是当时主要行会的所有会员。也就是说，佛罗伦萨所有大家族的成年成员都得到了提名。相应的，次要行会得到提名的人数只有1550人，占总数的不到30%。此后，这种情形变成了佛罗伦萨选举政治的常态。

审核工作由当时主持政务的一个“特委会”（special balia）负责，[40]该委员会包括执政团及其两个顾问团成员、归尔甫派的非豪强首领、商会九大主管、21个行会的行头外加另一名成员等等一共124人。这时，执政团及其顾问团成员的配额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主、次行会之间形成5对4（执政团）、7对5（十二贤人团）、9对7（十六旗手团）的格局。这使主要行会占据一个微弱的优势（21对16）。为了确保对审核的控制，特委会决定任命另外54人参与审核工作。在这54人中，40人来自主要行会，其中包括很多佛罗伦萨赫赫有名的贵族。这样，主要行会在这178人中可以稳居优势。

该次审核工作进行了十余天，这178人对5350位被提名人一一表决。最后，在所有被提名者中，有大约875人得到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成为正式候选人。与以前比，这个数量不算太少，但其在主、次行会之间的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通过审核的875人中，575人来自主要行会，来自次要行会的只有大约300人，这个数字虽然比1378年之前的历次审核多，但比1378年的情况下降了一半。

审核完毕后，正式候选人的名签被放入为挑选重要官职准备的各个抽签包中。当然，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谁通过了审核，只有经过后面一次次抽签，人们才会具体了解，哪些人在这一次审核中过了关。主、次行会的会员们都会期待自己的名签今后会被抽出，这种带有希望的期待也许有利于维护大局稳定。

尽管次要行会成员只占正式候选人的三分之一，特委会依然不放心。为了确保精英们占主导地位，审核完成后没几天，特委会再次变更了执政团及其顾问团内的成员配额，把席位在主、次行会之间的分配格局改为6对3（执政团）、8对4（十二贤人团）、11对5（十六旗手团）。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1382年体制这种提名与审核的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如表3.1所示，提名和通过审核的人数都呈上升趋势（1411年提名人数下降应主要归因于黑死病卷土重来），但主要行会会员占被提名者总数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且他们占正式候选人总数的比重越升越高，到1433年，达84.3%。[41]

抽签包越来越大，这固然可以安抚人心，让觉得自己有机会出任要职的人越来越多；但抽签包内的名签越多，精英控制抽签结果就越难。为了摆脱这个困扰，精英们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让抽签包中主要行会成员的名签比重占压倒优势；这样，即使在抽签中不做任何手脚，抽中他们的机会也比抽中次要行会成员的机会大很多倍。

仅加上这一重保险，精英们还不放心。他们使出的第二招是，一步步提高主要行会在执政团及其顾问团内席位的配额。如1387年以后，执政团及其两个顾问团内席位在主、次行会之间的分配格局改为3∶1，即7对2（执政团，包括一名正义旗手）、9对3（十二贤人团）、12对4（十六旗手团）。由于执政团及其顾问团在审核工作中扮演核心角色，每次执政团及其顾问团成员的配额发生有利于主要行会的变化，也会同时削弱次要行会在审核工作中的势力。配额变了，抽签包内名签的比例也得随之变化：抽签包内主要行会成员的名签必须占到四分之三、次要行会成员的名签只能占到四分之一。假如出现来自主要行会的名签不足四分之三的情况，遴选官有权往抽签包里加入一些主要行会成员的名签，即那些没通过正式审核，但审核时的支持票最接近四分之三的那些人。由于调整抽签包内的名签比例与增补名签变为经常性工作，遴选官的权力逐渐膨胀。

表3.1 被提名与通过审核的人数，1378—1484年

资料来源：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273276;Dale Kent,“The Florentine Reggimento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Renaissance Quarterly,Vol.28,No.4(Winter 1975),p.623。

通过操控抽签包内不同名签的比重，上述两招已让精英阶层胜券在握。但双管齐下还不能使精英中的精英满意，他们不仅在意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更在意如何让自己的人手握实权。[42]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上述两招得以落实，能参与抽签的人还是太多（哪怕他们绝大多数是主要行会成员），抽签这种方法还是包含了太多随机性。如果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抽选，精英中的精英还是无法控制结果。为了控制结果，他们在1387年使出了撒手锏：小型优先抽签包（the borsellino）。

这一年本来没有安排提名与审核，但当时掌权的特委会授权遴选官从现有的抽签包中选出一些名签来，把它们转入四个新的优先抽签包中（每个城区一个）。未来挑选执政团成员时，特定数量的成员将从这几个小包中优先抽出。刚开始的规定是，执政团中只有一位执政官可从小包中抽出（其余成员仍从原来的抽签包中抽出）。为此，遴选官被授权，依据各城区专为正义旗手准备的抽签包内名签的数量，为小包挑选同样数量的名签。其实，遴选官此前就有权决定，在每次通过审核的正式候选人中，哪些人以及多少人的名签可以进入正义旗手的抽签包。加上新规定，这就意味着，遴选官实际上可以自由决定多少人、什么人的名签可以进入优先抽签包。仅仅几天后，特委会又决定，未来执政团成员中应有2位执政官从优先抽签包中产生。这样一来，转入优先抽签包中的名签数量也得翻倍。如果再加上正义旗手，这时执政团9位成员的三分之一，都将从遴选官圈定的小抽签包中抽出。

小型优先抽签包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佛罗伦萨挑选官员的游戏规则。以前，提名与审核是通向抽签出任要职的唯一路径；现在，虽然提名与审核这条路径还在，但在旁边又开辟出一条出任要职的捷径。从此，所有通过审核的正式候选人被分为两类，大部分人需走大路，小部分人却可抄近路。这小部分人就是其名签被放入优先抽签包中的人。以前，如果一批抽签包中的名签没被用完，不会开启下一批抽签包；现在，出现两类抽签包，优先使用小抽签包：今后抽签时，如果某一批优先抽签包被用尽，将从下一批优先抽签包中（而不是从该批普通抽签包中），抽选由谁出任执政团内特定的几个席位。这意味着，与名签留在普通抽签包中的候选人相比，名签被放入小抽签包中的候选人可以抢先任职。前者被抽中的机会大大小于后者被抽中的机会，抽签的公平性被釜底抽薪。

小抽签包的出现不仅把正式候选人分为两类，在人们的认知中，执政团成员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小抽签包中抽取的3人；一类是从普通抽签包中抽取的6人。前者是权力的真正核心所在，后者进入最高权力机构完全是出于偶然。

几年后（1393年），当时的特委会又决定，将执政团成员中应由优先抽签包中产生的执政官数量从2人增至3人。加上正义旗手，执政团9位成员中，4位将从小抽签包中产生。此后，佛罗伦萨那一小撮精英中的精英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争夺这4个席位上，另外5席则由其他成百上千的候选人进行争夺。

图3.6 抽签包与名签1431年

图片来源：藏于佛罗伦萨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Firenze),http://cds.library.brown.edu/projects/tratte/#detail。

注：图3.6显示的是，装有1431年执政官候选人名签的皮质包袱。包袱表面看得到三个城区的纹章，即圣灵区（Santo Spirito）、圣玛利亚·诺弗拉区（Santa Maria Novell）和圣十字教堂区（Santa Croce);佛罗伦萨另一个城区是圣乔万尼区（San Giovanni）。包袱下方是5个卷起的名签，它们被细绳捆住，以备抽签。下图是一个展开名签的放大，上面的名字是Zanobi di Benedetto di Caroccio Strozzi。此人生于1412年、死于1468年，是个著名的书籍插画家。但1431年时，他才19岁，还不够格出任官职。后来于1472年3月，他的名签被抽中出任十二贤人团成员，不过，那时他已去世好几年了。

遴选官不过只有区区数人，但他们却几乎可以任意决定，谁的名签会进入小抽签包。在任职机会与权势方面，既然进不进小抽签包的差别如此显著，决定谁可进入小抽签包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权力。因此，遴选官在佛罗伦萨选举政治中开始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本来，遴选官只有4人，其中一人来自次要行会。1393年10月，当时的特委会决定把遴选官的数目增加至9人，每个城区有2人，次要行会的配额也是2人。[43]改制后的第一个遴选委员会由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家族代表控制了其中最少6席。正是这群人推出了一系列影响下一代人选官制度的改革，决定未来将由什么人执掌佛罗伦萨。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佛罗伦萨选官最重要的步骤已不再掌握在提名者或审核者手中，而是落到了负责抽签的遴选官手中。哪怕提名与审核都放宽一些，精英中的精英也不必担心大权旁落了。

图3.7 平民领袖尼科洛·达·乌扎诺

图片来源：佛罗伦萨巴格洛国家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 Florence）。

注：佛罗伦萨著名雕塑家多纳泰洛（Donatello,1386-1466)1432年的作品，其塑造的人物是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o da Uzzano,1359-1431），一位佛罗伦萨的平民领袖、佛罗伦萨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反对者。

需要指出的是，实权由一小撮精英中的精英把握，并不意味着个别人或个别家族可以垄断佛罗伦萨的最高权力。小抽签包的出现，增大了这圈人出任要职的机会，他们的机会的确比其他人要大得多；但是，具体由谁、在什么时候出任要职，还是需经抽签决定。两类抽签包同时存在破坏了抽签的整体公平性，但在各类抽签中，其随机性依然存在。在1382—1433年这半个世纪，我们可以认定哪些大家族在佛罗伦萨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还不能说，其中任何一个家族独霸权力的中心。[44]后一种局面，直到1434年以后才出现。因此，多年后，当一些精英回首时，会把这半个世纪（尤其是1390—1433年这40余年）看作他们的“黄金时代”。[45]

1434年体制[46]

从1434年到1492年，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是美第奇家族。当时，美第奇家族的敌人将它斥之为“暴君统治”（tyranny），但自始至终，美第奇家族并没有废止共和体制。盛行于其他意大利城邦的领主并没出现，执政团及其顾问团依然存在，它们成员的任期还是只有短短几个月，担任这些机构的成员还是需经过提名与审核，通过审核的正式候选人还是需要通过抽签才能确定何时任职。也就是说，美第奇家族成员的法律地位与同阶级的其他公民没有太大差别，他们自己不可能长期霸占佛罗伦萨的重要职位。那么，在维持政体形式不变的前提下，美第奇家族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对政局的掌控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破坏抽签、操弄官员的挑选，想方设法让盟友与支持者出任要职，替自己的统治效劳。[47]

说来具有讽刺意义，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开端与抽签分不开。本来，在1433年的政争中，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Cosimo di Giovanni de'Medici,1389—1464）已败给竞争对手阿尔比齐家族的里纳尔多（Rinaldo degli Albizzi,1370—1442），前者及其同党被判决流放10年。但一年之后，形势反转，科西莫被召回佛罗伦萨，里纳尔多及其同党反被流放。戏剧化的转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1434年9月由抽签产生的执政团凑巧聚集了一批科西莫的支持者。[48]

一度受益于抽签的科西莫清楚地知道，随机抽签不可能一直产生有利于他的结果。要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摆脱抽签的束缚，设计出可控的执政团成员选取机制。在这方面，他的政敌阿尔比齐家族提供了模板。1433年10月，驱逐科西莫后不久，当时的遴选官与执政团联手，决定暂停抽签，由遴选官们直接挑选出下一届执政团成员。前面已经提到，在1379年出现危机时，曾有人提议采取这种做法，但遭到否决。这种做法第一次付诸实践发生在1393年10月，用于挑选出下一任执政团成员。那时掌权的不是别人，正是里纳尔多的父亲马索（Maso degli Albizzi,1382—1417）。[49]不过，虽然阿尔比齐家族两次用选拔的方式取代抽签，但抽签在1382—1343年间还是常态，选拔两届执政团只是例外。

掌权后，科西莫马上采取了这种办法，由遴选官、现任执政团选拔下一届执政团（即1434年11—12月那一届）。[50]说是直接选拔，但从程序上看，好像还有抽签的成分，但不再是从包括所有正式候选人名签的普通抽签包中抽取下一届官员，而是加了一道程序：由遴选官们从普通抽签包中选取部分名签，把它们放入另外的极小型特别抽签包中。抽签将使用这些特别抽签包。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极小型特别抽签包与以前的小型优先抽签包不同，因为前者包括的名签比后者还要少得多。从1434年12月到1438年4月，抽取8位执政官的7个特别抽签包里大概一共只有70个名签，抽取正义旗手的那个特别抽签包里名签的数量恐怕只有4个。1438年以后，特别抽签包中的名签数量更少。而普通抽签包中应有几千个名签，以前的优先抽签包也包含更多的名签。[51]特别抽签包中寥寥无几的名签，本来就是由遴选官精心挑选出来的，在这么少的人中进行“抽签”，实际上与直接选拔已相去无几了。[52]这种抽取被叫作“开包”抽选；作为对比，从普通抽签包中抽取叫作“封包”抽选。[53]“开包”时，绝大多数被提名、通过审核的候选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特别抽签包，无缘参与这种抽选。[54]因此，佛罗伦萨的平民和部分精英往往会尽力争取“封包”，即原来意义上的抽选。

本来，这种新的选官方式只计划实行半年左右，但半年以后，形形色色的理由被拿出来，为一次次延长遴选委员会的任期以及这种选官方式的适用期辩护。[55]结果，本来作为例外的办法一直沿用至1441年初。其后“封包”，恢复传统抽签方式。但不到3年，重新“开包”，任命的方式于1443年末卷土重来。新一届遴选官委员会被授权选拔执政团9位成员中的4位，有效期3年，至1446年。[56]实际上，他们这么干一直到1449年，这时，科西莫已掌权15年。[57]

1449年5月，传统的抽选方式再一次被恢复，但这一次好景不长。1452年7月，遴选官又一次获得授权选拔执政团成员，这次不是部分成员，而是包括全体成员，且授权有效期不短于5年。不过，5年还没满，形势在1454—1455年就出现了逆转，遴选官选拔的方式于1455年7月被中止。[58]

1455年以后，执政团成员的选取方式重新采取“封包”抽选。这种局面持续了3年。[59]1458年8—11月的改革再次授权遴选委员会选拔执政团成员，授权期为5年。次年，美第奇政权把执政团的全称从“行会执政团”（priorate of the guilds）改为“自由执政团”（priorate of liberty）。虽然只改动了一个词，但其意义重大，反映了弱化政权与行会之间制度链接的企图，用空洞、无所不包的“自由”一词取代行会奉行的理念，如和平、公益、博爱、互助、公正。[60]

1460年7月，遴选委员会这项特权的授权期又被延长了5年，即延至1468年。[61]在此期间，科西莫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因为他很清楚，无论如何，选举袋（应为抽签包。——作者注）里总是装满他自己的朋友们的名字，因而他并不至冒任何风险，只要找到机会就能把政府操在自己手中”。[62]尽管因为年老体弱（科西莫在1458年已69岁），他已不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出任公职，但很多遴选官都是他的友人与支持者。[63]其影响力巨大不容置疑，政府很多重要活动干脆在他的私邸举行，而不是在政府办公地点举行。当时就有人做出这样的观察：“虽然科西莫是佛罗伦萨事实上的领主，他却故意摆出普通公民的姿态。他不在乎面子，更在乎里子。”[64]当然，说科西莫的权势与意大利别处的领主一样不受限制，那也是夸大其词。佛罗伦萨毕竟还有一个共和的政治框架，其他大家族对科西莫的权力还有相当大的制约，使他难以为所欲为。[65]

1464年8月1日，科西莫去世，其子皮耶罗·美第奇（Piero di Cosimo de'Medici,1416—1469）成为家族的掌门人。此后，遴选委员会选拔执政团成员的做法又延续了一年多，才在民意的反对下，于1465年底被废除。[66]当时，佛罗伦萨一些人欣喜若狂，希望全面恢复1434年以前的选官体制，永远禁止采取抽签以外的任何挑选办法。[67]但在佛罗伦萨那种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种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很快就灰飞烟灭了。1466年9月，在皮耶罗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下，钟摆又回到原处：遴选委员会再次获得任意选拔执政团成员的特权。美第奇家族的理由很简单，每当抽签选取执政团成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意见分歧与争执；每当由遴选委员会选拔执政团成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和平与统一。9月时，美第奇家族还只是要求遴选委员会的授权期为10年；到了当年12月，依仗其十分巩固的统治地位，美第奇家族提议，将遴选委员会选拔执政团成员的特权再延长10年，共20年，直至1486年。即使从1434年算起，授权期如此之长，这也是第一次。事实上，从此以后，由遴选委员会选拔执政团成员，固化为佛罗伦萨的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1494年美第奇家族统治被推翻为止。[68]

像以前一样，这时的选拔制度中还是含有些许随机的成分。为挑选执政团成员，佛罗伦萨还是每隔两个月进行一次抽签。这时的遴选委员会由5人组成，他们可以至少提名68人为执政官候选人，至少7人为正义旗手候选人。收集到提名后，委员会对他们一一表决，如果获得半数支持，候选人的名签可进入特别抽签包，但前提是他们的名签可以在普通抽签包中找到（即他们在例行提名与审核中过关）。不过，执政团的抽签记录显示，在每年6次的抽签中，特别抽签包中名签的平均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见图3.8）。1479年以后，特别抽签包中的名签数量还不到职位数量的两倍，这时，抽签几乎纯属走形式，遴选委员会几乎可以说是直接任命执政团成员。

图3.8 特别抽签包中名签的平均数量

资料来源：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217。

纵观其整个统治时期，美第奇家族对保留抽选这个佛罗伦萨的共和传统十分敏感，从未轻言抛弃。至少在表面上，每隔两个月都会为挑选下一届执政团进行抽签。但实际上，在60年中，只有断断续续不到10年时间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抽签，即用包括成百上千个名签的普通抽签包进行抽签。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抽签所使用的是极小型特别抽签包，里面一共只包含几十个，甚至十几个名签（尤其是1478年发生暗杀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帕齐阴谋”以后）, 这些名签都是遴选委员会按照自己的意图选取的。[69]在经过精心筛选的少数人中进行抽签，虽然还含有一点点随机的成分，但不管抽到谁，选出的人都是统治集团信得过的人。至此，抽选只是徒具形式，小圈子选拔才是实质。在1434—1494年这60年间，执政官的选取方式之所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因为这9个职位是佛罗伦萨的权力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美第奇家族从未试图把直接选拔的方式运用于所有官员的挑选。十二贤人团与十六旗手团的产生方式就保持不变，仍然采取抽选的方式。除个别例外，其他大大小小官员也依旧采取抽选的方式产生。为此，每隔几年，佛罗伦萨还是要像以前那样，按部就班地展开提名、审核、名签装入抽签包等工作。与1434年之前的程序相比，在这些方面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70]

1494年体制[71]

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入侵佛罗伦萨，在统治佛罗伦萨60年之后，美第奇家族被推翻，其成员被迫流亡在外。此后的40年，佛罗伦萨政坛展开了三方角力，即精英、平民与躲避在外的美第奇家族。不过，在1494—1512年间，美第奇家族还隐匿在幕布之后，政治舞台上打斗的是精英与平民。

由于美第奇家族曾试图尽揽大权，不少精英分子及其家族早就心怀不满。美第奇家族倒台后，他们抢占先机、跃跃欲试，希望重建一个由贵族群体主导的体制。很快，他们废除了几个长期由美第奇家族操控的机构，并授权执政团及其顾问团任命20位遴选官，由他们在下一年选拔执政团。之所以没有恢复抽签，据说是因为害怕重蹈1434年的覆辙，那一次正是抽签为美第奇家族的命运提供了转机。

精英阶层希望复辟1434年以前那种带有小型优先抽签包的体制；平民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憧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体制，一种让平民也可以施展影响力的体制。这两套思路针锋相对，引发了一些人的忧虑，害怕改革思路的不同可能导致冲突，冲突可能导致流血，甚至内战。

乱局中，一个人物横空出世，他就是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72]通过宣扬末世论，这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多明我会修士在佛罗伦萨已拥有大批信众。[73]借助其影响力，他此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告诫人们，佛罗伦萨不能再走老路，必须寻求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新型政府”。精英走的就是老路，他们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封闭性的体制，这是一条死胡同，必须另辟蹊径。而他所倡导的新型政府必须是众人的政府。在他看来，如果政府不包容人数众多的平民，政局就会不断陷入无休止的纷争、派斗、流放。同时，他也反对平民的激进主张，如抽选官员。那么新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体制呢？萨伏那洛拉确信，威尼斯模式最值得借鉴，因为据说自从采取了该模式，威尼斯就没有像佛罗伦萨一样，政争不断。在他看来，学习威尼斯的体制是学其精华，不必全盘照搬，可以舍弃威尼斯体制中那些不合适、不合理的部分，比如大公（the Doge）。[74]

图3.9 萨伏那洛拉

图片来源：弗拉·巴尔托洛梅奥（Fra Bartolomeo,1472—1517）于1498年前后绘制，藏于佛罗伦萨圣马可博物馆（Museo di San Marco,Florence）。

为了构筑威尼斯式的体制，萨伏那洛拉提出两项具体建议：（1）为了使每个人都行为端正，应以某种方式让所有行会会员都具备担任公职的资格；（2）高级职位应通过选举产生任职者，其他职位可采取抽签挑选任职者。[75]在他看来，佛罗伦萨政治上所有的麻烦都源自使用或滥用抽选，要么选出腐败的寡头，要么选出低能的笨蛋。因此，挑选高级官员不能采取抽选，只能靠选举；而挑选次要官员可以保留抽选方式，让一般人也有参与政治的渠道。[76]

从政治上讲，萨伏那洛拉这两项建议可谓十分高明。一方面，具备担任公职的资格，正是平民的强烈愿望。自从1387年推出小型优先抽签包以后，平民担任重要高级职务的资格实际上就受到了严重损害，更不用提1434年美第奇家族执政以后了。他们希望看到，重启抽签包，用抽签的方式挑选官员。另一方面，精英们厌恶个别人或个别家族独霸权力，但他们更不喜欢抽签，忌讳其随机性，害怕“群氓”兴风作浪；他们希望的选官程序，最好既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又要具有可控性，用选举的方式产生高级官员恰好符合他们的愿望。当然，平民与精英对这两项建议也不是完全满意：平民希望高级职位也经由抽签产生；精英希望担任高级职务的资格应该从严。对萨伏那洛拉而言，重要的是能调和平民与精英之间的矛盾。[77]

据说，萨伏那洛拉有关威尼斯模式的说法实际上来自某些精英。这些精英了解平民的不满十分高涨，希望以某种方式舒缓他们的愤懑；萨伏那洛拉同意出面取悦平民，其方式就是告诉平民，他永远站在他们一边，抗衡显贵的权力。当时就有人看出，这是一个安抚平民、讨好精英、稳定政局的精妙策略。

在提出政治改革方案的同时，萨伏那洛拉还提出了讨论政改方案的程序。既然16个旗涵盖了佛罗伦萨所有公民，他提议，先由公民在各自的旗内讨论，什么是自己最向往的体制。通过全民大讨论，16个旗可以拿出16个方案。然后，16位旗手聚集在一起，通过辩论，选取其中4个他们认为最优良、最稳定的方案，提交执政团，由它确定采纳其中哪一个方案。萨伏那洛拉告诉人们，最后那个方案是来自上帝的方案。平民对萨伏那洛拉建议的程序举双手赞成，但这种自下而上的全城大讨论让精英难以接受。因此，这套程序未被接纳。

执政团提出另一套讨论程序：先由5套班子（执政团、两个顾问团、20人委员会、10人委员会、归尔甫派首领）各自起草一个方案，然后经过这5套班子内部讨论，最后决定采纳其中哪一个方案。这种讨论方式把决定权集中到了精英的手中。萨伏那洛拉对此强烈不满，警告说，它会招致灾难性后果。作为回应，执政团不得不调整了讨论政改方案的程序。

为什么讨论程序如此重要呢？因为论辩双方都很清楚，讨论程序如何安排，可能直接影响到，最高官员是由抽签产生，还是由选举产生。自下而上的全民大讨论很可能导致全面恢复抽签，而将讨论集中在小圈子内，更可能把选举确定为挑选官员的方式。一位当时的观察者评论道：“事实上，此事太重要了，大多数平民都反感选举，如果采取选举方式产生官员，他们害怕自己会被赶出局。而精英很确定，如果大量平民有机会决定他们的未来，自己很难获得官职。”

面临平民可能走向革命的局面，迫于形势，一些精英决定做出某些有限的让步。1494年12月，佛罗伦萨决定建立威尼斯式的大议会（The Great Council），其职责是批准各项法律，选举执政团、两个顾问团以及其他重要委员会的成员。[78]大议会的参与资格相当宽松，凡是自身、父亲、祖父，甚至曾祖父有资格参与执政团及其顾问团抽签的人都可成为大议会成员；以后，大议会还可定期加入其他人。一旦成为大议会成员，他们便同时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最初的估计是，大概会有1500人可以成为大议会成员。

不过，此时萨伏那洛拉强化了对抽选的反对立场。他大声疾呼，“我告诉你们，那些支持抽选的人是听任激情摆布，完全丧失理性。忏悔吧，忏悔你们是不够格的基督徒，甚至是缺德的基督徒，因为明知自己是块什么样的料，却害怕自己当不上官……去读读利奥纳多·布鲁尼的书吧，他已明确指出，治理有序的城邦都没有抽选，野心勃勃的人才喜欢抽选”。[79]

1495年1月中旬公布大议会成员名单时，精英不禁大吃一惊：榜上有名者竟然高达3600人之多，即使排除因欠税而失去资格的人，还有近3000人成为大议会成员。[80]此前，从未有这么多公民分享政府的权力。很明显，由3000人组成的大议会，一定是平民占数量优势。[81]吃惊之余，精英分子采取各种方式，试图控制平民势力。本来萨伏那洛拉倡导次要职务由抽选产生，但1495年出台的办法却是抽签+选举的双重体制。具体做法是：第一步从抽签包中抽取名签，但抽中的人仅是候选人；第二步，这些候选人要经过大议会选举，得票多者当选。[82]据说这样产生的当选者往往更有经验与能力。这时，对拓宽平民的参与渠道，萨伏那洛拉本人的热情似乎也消退了，他支持这种抽签+选举的双重体制，并希望通过提高门槛来“优化”大议会的会员结构。[83]

除此之外，精英还千方百计试图弱化大议会这个他们刚刚参与组建的机构，试图新建一些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小型议会（150—200人），来取代大议会。从平民的视角看，大议会好就好在，能借助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做出一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定。但新机制也不尽如人意，因为只要执政团及其他委员会经由抽签+选举的方式产生，精英分子总是有办法占据其中的很多职位。[84]

因此，平民从一开始就尽量争取恢复官员的抽选。他们的努力遭到萨伏那洛拉及其精英盟友的抵制。精英的理由是，引入抽选无异于自杀，因为那些重要的职位必须由一些聪明、谨慎、有尊严的人担任；[85]只有其他职位，才可以考虑扩大参与，以利于团结更多的公民。到1497年5月，平民赢得了一个回合：下级官员改由抽签产生。具体做法是，由大议会对被提名者进行一一表决，获得多数票支持的人，才有资格把自己的名签放入抽签包，具体由谁出任官职，由抽签决定。至于重要职位，仍由赢得选举的人担任。[86]其实，这种让步与萨伏那洛拉最早的提议并不矛盾。[87]

但平民并不满足于这个结果。两年后，来了一个转机。1499年5月的执政团凑巧只有两位精英家族出身的成员，其他成员都出身平民，它借机一举把抽选推广至适用于所有官员的挑选，包括执政团及其顾问团成员，以及其他重要职位。更具创意的是，不仅从候选人中挑选官员使用抽签，就连挑选候选人本身也采取抽签的办法，是一种双重抽签的制度安排，意在防范任何人在挑选官员的过程中做手脚。只有挑选执政团成员时，候选人才不是由抽签产生。这种体制安排一直运作至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之前。其间，平民经常有机会控制执政团，控制顾问团的频率更高。贵族代言人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对1499年变化的评价是，“平民的这种意愿对城邦有害无益”。[88]几年前，精英还对控制政府部门怀有希望，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奢望。因此，他们对新体制的敌意日益升高。

推动建立小型议会的尝试屡次失败后，精英改变了策略，转而寻求延长正义旗手的任期。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1502年8月底扳回一城：大议会批准，效仿威尼斯大公的模式，将正义旗手变为终身职。这对佛罗伦萨的政治传统而言是个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政府的要职任期都很短，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出任这类要职，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形成帝王式的领袖。而这次对佛罗伦萨最高职务任期的延长，不是数年，而是终身。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将不是经由抽签产生，而是经由选举产生，这不能不说是精英的巨大胜利。

不过，大议会为改制后正义旗手设定的选举方式却没有让精英如愿以偿。大议会全体成员都可提名一人，资格限制只有两个，一是被提名者必须是大议会成员，二是他们至少50岁。提名完结后，所有被提名者都必须付诸表决，表决时到会者数量的下限是1500人。表决中获得多数票赞成的被提名者还得再经过第二次审核，二次审核获得多数票者还得经过第三次审核与票决。

9月22日，正式选举正义旗手时，大议会一下来了2000位成员。他们共提名了236位候选人。第一轮投票，只有3人获得了多数票；到第二轮投完票，只剩下一人获得了多数票；第三轮投票，还是此人得到多数支持。这位当选者就是出身世家的皮耶罗·索代里尼（Piero Soderini,1450—1522）。[89]

图3.10 皮耶罗·索代里尼

图片来源：意大利画家里多甫·基尔兰达约（Ridolfo del Ghirlandaio,14831561) 的作品，Joconde database,http://www.culture.gouv.fr/documentation/joconde/fr/pres.htm，作品号10500000493。

1502年11月，索代里尼正式登上终身职正义旗手的宝座，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任职了10年，直到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军队的协助下重返佛罗伦萨为止。[90]这在佛罗伦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以前美第奇家族确有成员长期掌权，但他们常常没有出任正式官职，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索代里尼不一样，他却一直名正言顺地坐在最高权位上。虽然在执政团里，他只有一票，但其他执政团成员像走马灯一样不断轮换，只有他永远在那里，好比定海神针。尽管索代里尼掌权的10年内外风波不断，但他的处理总体还算比较得当。[91]

精英却未必这么看。他们原本以为，一位出身精英的终身职正义旗手，一定可以为自己所用。为了让索代里尼当选，他们中不少人在1502年着实花了不少工夫。但事后证明，现实政治逻辑远没有这么简单。索代里尼的所作所为往往让精英（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大失所望，以至于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批评精英，在未能设立一个威尼斯式元老院之前，便选出了一个不愿意分享权力的野心家。

1512—1527年体制[92]

1512年9月，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1443—1513）、西班牙军队的支持下，一批激进的精英分子把流亡在外的美第奇家族（他们之间一直暗中勾结）请回了佛罗伦萨。幕后的美第奇家族再一次站到了佛罗伦萨政治的前台。

复辟后，美第奇家族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1494年以前的体制，废除1494年以后建立的体制。仅仅存在了十几年的大议会被解散，连一度神圣的大议会议事厅也被改变成带有酒馆、赌场、妓院的营寨。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曾被美第奇家族在1494年之前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机构，如遴选委员会。表面看来，美第奇家族似乎是想倒转时钟，回到1494年以前；但很快人们发现，它正把佛罗伦萨带向一个不同的、更独断、更有利于权力在美第奇家族内部传承、更与佛罗伦萨共和传统脱节的新体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牢牢掌握任命官员、分配权力的机制。

1494年前，遴选委员会曾是美第奇家族运用娴熟的工具；1512年以后，还是如此。例如，新政权出现一个月内成立的遴选委员会由20人组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亲美第奇家族的显要人物。正是这些人被赋予了挑选执政团成员（包括正义旗手）的职责。[93]挑选的方法与1494年前大同小异，即徒有其表的抽签；挑选的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候选人在多大程度上是美第奇家族的“朋友”（amico）。美第奇家族的朋友当然不少，想巴结他们的人很多。依据其可靠程度，美第奇家族准备了长长的名单，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分类：“重要公民”，“平民出身、但很忠诚”，“出身良好的朋友”，“可靠的年轻人、可以放到某个职位上试一试”，“适合担任公职的可靠盟友”，“应回馈的公民”，等等，不一而足。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被注上标签：“敌人”“可疑分子”“最糟糕的家伙”。每当需要填补政府职位空缺时，名单就会在家族成员和密友间传递，供他们讨论、建议、批准，哪些人这次可以出任公职。通常是，一般“朋友”担任一般的职务，亲密“朋友”则会被委以重任。[94]

1494年以前，美第奇家族还满足于只控制最重要的职位；1512年以后，它连不起眼的职位也不放过。例如，以前，负责肉类供给的官员是抽签选取；现在，这类官员也是由美第奇家族一手选拔。由于在整个挑选官员的程序中，抽签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1512年后，出任过政府公职的公民总数下降了，但对美第奇家族那些精英“朋友”而言，机会反倒增加了。最关键的职位往往由一小群人轮流出任，有些人甚至同时担任5个职务。[95]

废除抽签、安插心腹与盟友担任大小职位后，美第奇家族成员还不罢休，他们又试图攫取更大的权力。1515年春，23岁的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i Piero de'Medici,1492—1519）迫使政府组建了一支500人的军队，并支付高薪任命他本人担任这支军队的“佛罗伦萨总队长”（Captain-General of Florence）。这在佛罗伦萨本来是一件犯忌的事，因为按照佛罗伦萨的政治传统，本邦人不得担任城邦驻军的指挥。当时，就连美第奇家族内也有些人觉得，此事做得有点过分。但由于当时有权批准这类授权的机构（8人委员会、70人委员会）几乎完全掌握在美第奇家族的朋友手中，洛伦佐竟如愿以偿。虽然他的任期只有3年，不少人都察觉到，洛伦佐正试图把自己变成佛罗伦萨的领主，因为他次年获得了乌尔比诺公爵（Duke of Urbino）的头衔，1518年又娶了法国奥弗涅伯爵的女儿。[96]不过，人算不如天算，1519年，27岁的洛伦佐因梅毒一命归西了。

由于洛伦佐极其不得人心，继任者曾一度摆出改弦易辙的姿态，包括放风说，准备恢复以抽签的方式挑选部分行政官员。然而，这很快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在接下来的七八年里，美第奇家族的注意力集中在罗马（从1513年至1534年，教皇一职由美第奇家族的两位成员担任，只有1522—1523年的教皇由他人担任），找不出什么有能力的人治理佛罗伦萨，他们所依赖的爪牙也与佛罗伦萨社会格格不入。佛罗伦萨人对美第奇家族统治的不满、怨恨持续积累，蓄势待发。平民依然怀念大议会，怀念用抽签选取官员候选人、选取官员的日子；精英也开始激烈地辩论佛罗伦萨政治未来的走向，却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他们不喜欢美第奇家族骑在自己头上，却又必须依赖实力强大的美第奇家族保护自己，防范更危险的敌人，即平民中的激进势力。

1527—1532年体制[97]

1527年5月中旬，借助外部危机，佛罗伦萨人轻而易举地把美第奇家族再一次赶下了台，建立了佛罗伦萨史上最后一个短命的、只持续了3年的共和国。

刚开始，不满美第奇家族的其他精英家族主导了这场革命。但与1494年一样，精英家族之间在利益、信念、目标方面的矛盾、分歧太多，他们各唱各的调，相互拆台，根本无力主导政局，更不要说在佛罗伦萨复制威尼斯模式了。

而胜利后的平民则迫不及待地要求恢复1512年前的共和体制、重开大议会，并把参会最低年龄从29岁降至24岁。当两周后大议会第一次复会时，近2700位热情高涨的公民来到会场。不过，平民并不希望完全照搬1512年以前的体制，尤其是不想再把最高官员正义旗手设置为终身职。在他们看来，这违背了共和的理念。于是，下一周的大议会做出决定，正义旗手将不再是终身职，而是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并在正义旗手选取方式中加入了抽签的成分。5月底，选取第一位正义旗手时，超过2500人到会，先用抽签随机挑选出60人，他们每人可以提名一位候选人；大议会全体会员对60位候选人一一表决，选取6位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最后再对6人一一表决，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

在精英与平民相互角力的同时，身处罗马的美第奇家族掌门人，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 Medici,1478—1534），以克力门七世（Clement VII）的教皇身份，[98]要求佛罗伦萨恢复其家族统治；重获新生的共和国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克力门不惜借助外部势力，发动战争，围攻佛罗伦萨。这一举动激起了平民的强烈反弹，他们变得越来越狂热，展现出强烈的仇视财富、反精英、反特权倾向。新通过的法律禁止赌博，限制酒馆、妓院、同性恋，规管衣着、嫁妆，要求出版必须得到执政团的批准，授权牧师监督有关宗教的讨论。这一切都让精英阶层惶恐不已。

经过长达11个月的围困之后，受饥荒折磨的佛罗伦萨终于在1530年8月陷落。被平民激进行为吓破了胆的精英不再犹豫，他们选择站在美第奇家族一边，与平民彻底撕破了脸。在他们看来，过往的共和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机挑选与频繁轮换导致执掌最高权力的人往往缺乏执政经验。经历了长期的骚动，佛罗伦萨需要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99]次年，他们如愿以偿，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皇帝（Charles V）迫使佛罗伦萨接受美第奇家族的世袭统治，同时迫使美第奇家族接受其帝国的管辖（sovereign authority）。1532年5月1日，已经存在了250年的执政团及其顾问团被撤销，将权力移交美第奇家族，后者同时接手执政团宫（the Palazzo della Signoria），其代理人出任世袭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公爵”（duke of the Florentine Republic）。[100]不过，所有其他官员仍然经过提名、审核、抽签产生。[101]至此，佛罗伦萨共和国已名存实亡了。[102]在随后的两百多年里，佛罗伦萨一直处于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直到1737年。

图3.11 围攻下的佛罗伦萨（1530年）

图片来源：意大利画家、建筑师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于1561—1562年为佛罗伦萨维奇奥宫（Palazzo Vecchio）创作的画，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Giorgio_Vasari。

[1] 据有人统计，在1378—1512这134年间，佛罗伦萨的体制至少大动了10次。Eric Cochrane,Florence in the Forgotten Centuries,1527-1800:A History of Florence and the Florentines in the Age of the Grand Duk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p.6.

[2] 注意，佛罗伦萨的做法是，先用选举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再用抽签的方式从候选人中选取当选者。这不同于先用抽签的方式确定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取当选者。前一种方式可以叫作先选后抽(scrutiny)，后一种方式可以叫作先抽后选(brevia)。见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Chapter 3“The Brevia and the Scrutiny.Two Lottery Schemes from Late-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pp.67-97。

[3] 对用抽签的方式挑选官员，现代有人难以想象。因此有人会把“抽签包”译为“投票箱”(ballot box)，见Niccolo Machiavelli,“On Reforming the State of Florence Done at the Instance of Pope Leo X(1520),”http://www.constitution.org/mac/florence.htm.

[4]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66.

[5]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99-120。

[6] John Addington Symonds,Renaissance in Italy:The Age of the Despots(London:Smith,Eldee,&Co.,1897),pp.177-178.

[7] 像意大利中北部的其他城邦一样，佛罗伦萨也有归尔甫派（教皇派）和吉伯林派（皇帝派）之争，前者支持教皇，后者支持神圣罗马帝国。此时，归尔甫派在佛罗伦萨占上风。归尔甫派的首领往往也采取抽签的方式产生，见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246。

[8] 商会是跨行会的精英联盟，由来自五个主要商业行会的跨国、跨地区贸易商、银行家组成。虽然其成员与行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商会从未成为行会联盟的一部分，但它对行会负有某种监管作用。见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11,51,136,167,178-179,241,279。商会通常扮演商业法庭的角色。它的主管最初是5位，任期3个月，分别从5个主要行会的抽签包中抽取。1372年，商会主管增加一位来自次要行会的主管，由其他16个行会合并的抽签包中抽取。1378年，三个庶民行会得势时，来自主要行会以外的主管数量一度增加至5人，但在1387年又减至1人。商会在佛罗伦萨的社会地位很高，参与大量政治活动。1393年以后，它开始督管行会行头的挑选。同上，p.174.直到15世纪后半叶，在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其影响力才下降。David Herlihy,R.Burr Litchfield,Anthony Molho and Roberto Barducci,“Florentine Republic: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http://cds.library.brown.edu/projects/tratte/historical Overview.html.

[9] 几年以后，在原有三个委员会之外，两个顾问团也获得了提名权。

[10] 此前，提名在1292—1303年间已有先例，不过，那时的提名往往有各个行会行头的参与。1328年的改革把行会与其行头完全排除在提名程序之外，使得关键第一步的掌控权落入少数精英手中。

[11] Oscar Browning,Guelphs and Ghibellines: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from 1250 1409(London:Methuen&Co.,1894),pp.84-85.

[12] Mark Jurdjevic,“Trust in Renaissance Electoral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4,No.4(Spring 2004),p.610.

[13] 以后，抽签包的数量一直变化，但总数还是不少，参见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154-155。

[14]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55;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87.

[15]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p.67-68.

[16] 新获核准的人是指，那些未曾通过前次核准、但通过了此次核准的人。每次核准完成后，会首先拿上次核准的名单，对比此次核准的名单，以确定新获核准的名单。

[17]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113-114.

[18]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120-125。

[19] 这100人的选举本身分两步，先提名，再分街区审核。

[20]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126-152。

[21] 还有史料声称，16个旗也获得了提名权。假设这也成立，提名委员会的数目将增至37个。这一年的改革也将旗的数目从19个降至16个。

[22] 据估计，行会会员的总数从14世纪初的8000人左右下降至1348年黑死病大爆发前的5000人左右。见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138。

[23] 这一年的改革将执政团成员的数量从7人增加至9人。

[24] 没有史料说明52名行头如何在21个行会中分配。很明显，分配不可能是平等的，很可能来自主要行会的行头比重相对较大。

[25] 这一年的改革将佛罗伦萨原来的6个街区重划为4个城区。

[26]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67.

[27] 1348年后，多人使用一张名签的做法被取消。

[28] 有人研究当选记录，发现实际情况确实如此。Marvin B.Becker and Gene A.Brucker,“The Arti Minori in Florentine Politics,1342-1378,”Mediaeval Studies Vol.18(1956),p.96.

[29] 十六旗手团的搭配方式比较特别，每次换届时，在4个城区中轮流选出4个旗，从这4个旗中抽签各选出一位来自次要行会的候选人；其余人选来自主要行会。David Herlihy,R.Burr Litchfield,Anthony Molho and Roberto Barducci,“Florentine Republic: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http://cds.library.brown.edu/projects/tratte/historical Overview.html

[30] John P.Mc Cormick,“‘Greater,more honorable and more useful to the republic’:Plebeian Offices in Machiavelli’s‘Perfect’Constitu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8:2(2010),pp.249-250.

[31]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152-195.

[32] Andrzej Wyrobisz,“‘Golden Age’or Crisis?Flore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Savonarola's Activity,”Odrodzenie i Reformacja w Polsce,T.58,Special Issue(2014),http://rcin.org.pl/ihpan/Content/53283/WA303_70447_Oi R-2014SI_Wyrobisz.pdf,p.205.

[33] 残存的提名记录表明，没有一个行会的提名包括自己所有的会员，有些行会被提名者的比例高一些，另一些行会被提名者的比例低一些，似乎是由各个行会自行决定的。总体而言，当时只有1300—1400位行会成员得到提名，不到全体行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34]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67.

[35]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217-262。

[36] Guido Ruggiero,The Renaissance in Italy: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inascimento(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160.

[37] 8月29日举行过一次抽签，但两天后便爆发了梳毛工起义。

[38]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第三卷中对梳毛工起义有长篇分析。与当时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没有对梳毛工起义采取全盘否定的立场，而是试图客观地分析起义的起因。Yves Winter,“Machiavelli and the Ciompi Uprising,”Political Theory,Vol.40,No.6(2012),pp.736-766.

[39]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263-292。

[40] 特委会是佛罗伦萨处理危机情况的常见制度安排，它一般由10人左右组成，不需经由抽签产生，其成员往往是被认为有执政经验的人，包括来自豪强家族的人；他们任期也较长，往往是六个月、一年或更长。从1363年至1478年，佛罗伦萨一共出现过41次特委会，357人曾任职其中，很多人是反复出任特委会成员；例如，在1427—1453年间，科西莫·美第奇曾10次出任特委会。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in Anthony Molho,Julia Emlen,Kurt Raaflaub eds.City-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A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pp.215-216.

[41] 对这些数字要两面看，一方面，佛罗伦萨的参政人数约为成年男子的五分之一，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政体高得多；另一方面，参政人数毕竟是人口的很小一部分。Dale Kent,“The Power of the Elites:Family,Patronage,and the State,”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9-170.现代有些人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作为民主的样板，这显然是张冠李戴。P.J.Jones,“Communes and Despots:The City State in Late-Medieval Ital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Vol.15(1965),pp.76-77.

[42] 历史学家把这群精英中的精英称之为“内圈人”(inner circle)、“领袖精英”(leadership elite)或“寡头”(oligarchy)。见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306-307。

[43] 此后，遴选官的数目一直变动不居。

[44]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155156 .

[45] Dale Kent,“The Florentine Reggimento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Renaissance Quar terly,Vol.28,No.4(Winter 1975),pp.575-576.

[46]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47] Mark Jurdjevic,Guardians of Republicanism:The Valori Family in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3.

[48]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1.

[49]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7.

[50] 科西莫自己声称，1434年以后5年都是由遴选官直接选拔执政团成员；后人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甚至断言，在整个科西莫掌权期间，执政团成员几乎全部都是由遴选官一手确定的。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12.

[51] 特别抽签包内名签的数量后来进一步减少，1438年以后，为选取执政官准备的特别抽签包中只有35个名签，为选取正义旗手准备的特别抽签包中只有3个名签。见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38-41.

[52] 除了这种操控官员选取的主要方式之外，美第奇家族至少还有其他六种相关的操控方式，见Lauro Martines,April Blood Florence and the Plot against the Medic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51-53。

[53] Francis A.Hyett,Florence:Her History and Art to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London:Methuen&Co.,1903),p.439.

[54]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13-14.

[55] 佛罗伦萨各类官员的任期都很短，且连任有严格限制。1434年以后，遴选官委员会的任期往往得到延长，有时一开始的授权期就很长。例如，1434年那一届遴选官委员会在任时间达5年。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使得遴选委员会变成了美第奇政权的轴心，它往往被极少数个人与家族垄断，尽管美第奇家族成员亲自参与遴选委员会工作的时间并不长。见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34-37,55-56。

[56] K.Dorothea Vernon,“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Cosimo de'Medici,”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5,No.58(Apr.,1900),p.320.

[57]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14-23.

[58]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23-26.

[59] Oscar Browning,The Age of the Condottieri:A Short History of Mediaeval Italyfrom 1409-1530(London:Methuen&Co.,1895),pp.73-74.

[60] Andrea Zorzi,“The Popolo,”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2-163.

[61]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137,143.

[62] 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M].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0.

[63]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151.

[64]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144-145.

[65]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146-148.

[66] Lauro Martines,April Blood Florence and the Plot against the Medic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6;Christine Shaw,The Politics of Exile in Renaissance Ital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9.

[67]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164-166,178-179.

[68]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191-193.在1486年到期前，授权期于1485年5月延长5年。同上，p.238。1489年2月，授权期再次延长，至1495年。同上，p.239.

[69] 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p.199.

[70]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p.42,56-60,63-66,69-70,257258.其实，对大多数佛罗伦萨人而言，最高权力机构以外的职务更有吸引力，因为最高职务不带薪水，而其他职位都带有薪水。同上，pp.65-66。

[71]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375-413。

[72] 关于萨伏那洛拉及其影响下出现的社会运动，参见Lorenzo Polizzotto,The Elect Nation:The Savonarolan Movement in Florence,1494-1545(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73] Lauro Martines,Fire in the City:Savonarola and the Strugglefor the Soul of Renaissance Flor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3.

[74] Anne Borelli and Maria Pastore Passaro(translated and edited),Selected writings of Girolamo Savonarola:Religion and Politics,1490-149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xxvi,161.

[75] Lauro Martines,Fire in the City:Savonarola and the Strugglefor the Soul of Renaissance Flor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70.

[76] Donald Weinstein,Savonarola: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27-128.

[77] Donald Weinstein,Savonarola: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29-130.

[78] 最初决定，一年以内，选举执政团成员的权力被赋予20人委员会；一年以后再由大议会决定执政团成员的选举方式。但仅仅半年后，选举执政团成员的权力已转到大议会全体成员手中。

[79] Donald Weinstein,Savonarola: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2-213.

[80] 当然，1382年后就被排除在抽签之外的庶民们没有机会进入大议会。

[81] 大议会成员的数量在1496年为3452人，在1508年为3575人（包括3005位来自516个家族的主要行会成员，570位来自次要行会的成员）。

[82] 关于具体的做法，可参见Pasquale Villari(translated by Linda Villari),Life and Times Of Girolamo Savonarola(London:T.Fisher Unwin,1888),pp.290-291。

[83] Donald Weinstein,Savonarola: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1-212.

[84] 精英分子对选举内在的偏向性心知肚明，哪怕平民在大议会占据多数席位，选举这种方式使得精英们可以借助恐吓、笼络、声势以及其他方式把自己人送上权力的宝座。据估计，大约200人垄断了关键职位。

[85] Donald Weinstein,Savonarola: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2-213.

[86] Donald Weinstein,Savonarola: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27-228.

[87] 1497年5月以后，佛罗伦萨出现了反对萨伏那洛拉的风潮。这位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于1498年4月8日被推翻；同年5月23日，他和另外两名修士被同时处以火刑。

[88]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401.

[89] 皮耶罗·索代里尼有一位得力助手，他就是佛罗伦萨史上最有思想的公务员，马基雅维利。参见Charles G.Nauert,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Renaissance(Lanham,MA:Scarecrow Press,2004),pp.421-422(SODERINI,PIERO 14521522)。

[90] 此后，正义旗手终身制被废除。

[91] H.C.Butters,Governors and Government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15021519(Oxford:Oxford Univrersity Press,1986).

[92]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414-445。

[93] 霍文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衰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183-184 .

[94] Melissa Meriam Bullard,Filippo Strozzi and the Medici:Favor and Finance in Six teenth-Century Florence and Ro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33-34.

[95] Melissa Meriam Bullard,Filippo Strozzi and the Medici:Favor and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and Ro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37-38.

[96]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429-430;Melissa Meriam Bullard,Filippo Strozzi and the Medici:Favor and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and Ro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35-36.

[97] 除非另有注释，以下描述依据的是John M.Najemy,A History of Florence.12001575(Oxford:Blackwell,2006)pp.446-473。

[98] 朱利奥·德·美第奇于1523年当选教皇，一直在位到1534年。

[99] 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in Anthony Molho,Julia Emlen,Kurt Raaflaub eds.City-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A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pp.215-216.

[100] 1532年的体制安排是，由公爵与四位顾问组成the Magistrato Supremo，由200位公民组成一个终身职的议事会，由48人组成一个终身职的元老院，元老院成员从议事会成员中产生。公爵的四位顾问任期3个月，由元老院成员轮流组成的遴选委员会选拔产生。事实上，不久以后，议事会与元老院成员都是美第奇家族精心挑选出来的。

[101] John K.Brackett,Criminal Justice and Crime in Late Renaissance Florence,1537160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82.

[102] 当时的意大利只留下卢卡与威尼斯两个共和国。Paula Findlen,“Understanding the Italian Renaissance,”in Paula Findlen,ed.,The Italian Renaissance:The Essential Readings(Hoboken,NJ:Wiley-Blackwell,2002),p.33。

佛罗伦萨：小结

综上所述，随机抽取官员是佛罗伦萨共和体制的基本原则，因为它比票选更难以被极少数人操控，它还能让比较多的人参与政府运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机抽取官员是防范城邦实权人物（实权家族）在集权方面走得太远的最关键机制之一。[1]因此，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兴衰与抽签的存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250年以前，佛罗伦萨政治完全由精英控制，这当然让平民很不满意。关于平民运动兴起与抽签选官的关系，四大卷《佛罗伦萨共和史》的作者托马斯·特洛勒普（Thomas Adolphus Trollope,1810—1892）有以下议论：

怎样才能顺畅地、智慧地、有效地管理好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城邦，同时避免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高人一等？这是佛罗伦萨人一直试图解决的难题。他们曾持续诉诸暴力、放逐，曾不断改变政体、设立官员相互制约的机制、采取错综复杂的投票方式，但难题依然存在。最后的选择是，进行抽签！普天下恐怕没有其他人比佛罗伦萨人对偶然性的益处如此信心满满。“包”里放入公民的名签，随机抽取，决定所有职位的人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解决方案！不然的话，怎么可能防止统治者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呢？如果我们任命最能干的人担任官职，其能力将有助于他们给我们套上枷锁。如果我们掌握选举他们的权力，游说与贿赂将难以避免；这也许会让我们失去对彼此的信任。我们决不会这样做！人是会耍弄花招的！对任何人都不能盲目信任！与其相信人，不如相信概率！因此，我们靠或然性来挑选统治者。这样一来，我出任要职的机会与你一样大！风水轮流转，每个人都有出任要职的那一天，因为任职期限缩短至两个月。任期这么短，谁也无法出人头地。但为了把风险降至最低，为了确保随机挑选出来的统治者尽职尽责、别无旁骛，我们将另设其他由抽签产生的职位，以期制衡统治者，迫使他们恪尽职守。[2]

应该怎样看待平民于1250年走上政治舞台以后的佛罗伦萨共和史？19世纪，不少史学家曾把它理想化为参与式民主；20世纪，史学家的看法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共和徒有其表，极少数精英自始至终垄断着统治权，即使平民参与其中，也不过是被精英裹挟进他们之间的权力争斗。这两种静态的看法恐怕都有失偏颇。实际上，佛罗伦萨政治是不变之中有变化，变化之中有不变。动态地看，从平民于1250年走上政治舞台到1530年共和国消亡，这280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250—1400年是平民政府频出的阶段，在这150年里，出现了四次平民主导的政府（1250—1260年、1293—1300年、1343—1348年、1378—1382年）。尽管它们都很短命，但都留下丰富的制度遗产（如作为参政基础的行会与行会联盟、体现集体领导原则的执政团、排斥豪强的《正义法规》、正义旗手、超短任期、随机抽取掌权者等），平民几度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对后来的主政者造成了持续的压力。因此，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即使精英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也还不得不在平民政府创立的共和制度框架内运作，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3]这个框架无疑会让精英觉得碍手碍脚。共和国的最后30年经历了平民政治两次短暂的回光返照，之后精英最终决定，彻底摆脱这些制度约束，拥抱领主制。[4]

正是由于政治体制变动不居，佛罗伦萨这个案例对我们理解抽选与共和的关系才有特别的意义。没有实行抽选之前，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佛罗伦萨政治舞台上唯一的角色是精英。平民登上政治舞台之初，注意力集中在建立行会、巩固行会地位、设立集体领导的执政团与顾问团上，只有打下这样的制度基础，抽选对他们才有意义。1328年以后，抽选变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个重要体制特征。从1328年至1532年，佛罗伦萨所有的掌权者（包括行会行头、归尔甫派首领、商会主管、大小、内外官员）都是由抽签产生的。尽管在这200多年里，抽选贯穿始终，在不同的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政治领导权却掌握在不同群体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制度角度看，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不同时期的抽选体制不尽相同。抽选的结果取决于抽选的适用范围与抽选的方式。更具体地说，取决于什么人、经过几道关卡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进入抽签程序；取决于哪些人是这些关卡的掌门人；取决于抽签如何进行，是对所有候选人一视同仁，还是某些候选人享有优先参与抽签的特权。

本节的梳理显示，从1328年至1532年，抽选体制至少发生过11次重大调整，每次调整涉及提名、审核、抽签3个环节中某一个、某几个，甚至所有环节的变化（见表3.2）。

表3.2 佛罗伦萨抽选体制的历次重大调整

从理论上讲，佛罗伦萨所有的公民都可能获得担任国务会议成员的提名，但提名环节的把关者是各类提名委员会，如果得不到提名，就完全不可能出任政府职务。这里的关键是，行会是否具有提名权？哪些行会具有提名权？一般而言，具有提名权的行会越多，普通公民获得提名的机会越大。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审核环节，即使得到提名，但如果不能通过审核，就没有资格参加抽签，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出任政府职务。第二步的关键是，行会是否具有审核权，哪些行会具有审核权。一般而言，参与审核的行会越多，普通公民成为正式候选人的机会越大。反过来，享有提名权、参与审核的行会越少，能作为正式候选人、参与抽签的普通公民就会越少。

能否被提名并通过审核、成为正式候选人至关重要。在佛罗伦萨政治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几个权力圈（见图3.12）。[5]最外一圈是公民。身为公民，享有参政的权利，但未必真有参政的机会。在佛罗伦萨共和史上，哪怕是最开放的时期（如1378—1434年间），依然有相当大比例的公民得不到提名，没人提名就谈不上审核，就无权参加抽签。

图3.12 佛罗伦萨的权力圈

被提名且通过审核的正式候选人属于权力的第二圈。相比第一圈，进入第二圈的人要少得多。在被提名者中，只有10.7%（1382年）到32.8%（1433年）的人能通过审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高达约85%）是主要行会成员。一旦成为正式候选人，这些人的名签就会被放入抽签包。从理论上讲，有幸进入第二圈的人，迟早都会被抽中，出任佛罗伦萨的最高职务。因此，这些幸运儿往往被称之为“统治集团”（the reggimento）。[6]不过，名签进入抽签包的那些人，不一定都会任职。在抽签阶段，因暂禁令或年龄限制，被抽中者可能无法出任职务。在佛罗伦萨，这类抽中但因种种原因不能任职的情况被称作“露脸”（veduti）。数据表明，每年抽签，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只能露脸，但不能任职，而佛罗伦萨的殷实人家依然乐此不疲，千方百计要把自己儿子的名签塞入抽签包。个中缘由其实很简单，能露脸在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中意义非同一般，它是属于统治集团一员最鲜明的标记。在抽签过程中，哪怕只是唱出被抽中者的名字，他们的家族也会为此非常自豪。[7]

佛罗伦萨的统治集团规模之大，引人注目。[8]尤其是在14世纪，当人口因黑死病大幅下降时，该集团的人数规模却不断膨胀。[9]关于这一点，几乎毫无争议。虽然有学者认为，15世纪以后，统治集团趋于更封闭、更贵族化，[10]但其他学者证明，直到15世纪中叶，该集团的规模其实一直在扩大。[11]更有学者辩称，统治集团扩大的趋势一直持续至1494年，即美第奇家族统治被推翻之时，其后该集团的规模依然挺大。[12]

在抽签环节被抽中、露了脸，且出任职务者，被称作“就任”（seduti）。就任者构成权力的第三圈。虽然这些职务的任期只有短短数个月，但在任期之内，这些人居于佛罗伦萨的最高权位。每年有150人左右能进入第三圈的核心，包括6届执政团成员（9×6）、4届旗手团成员（16×4）、3届贤人团成员（12×3）。由于这些人的名签是从抽签包中随机抽取的，他们也许是本家族第一次出任此类职务的人，也有可能他们的家族此前就有人担任过此类职务，前一类家族可以叫作“新家族”。显然，新家族越少，第三圈越小；新家族越多，第三圈越大。

依据佛罗伦萨保留下来的官员史料（Tratte),[13]我们可以衡量在1282—1532年间第三圈的开放度，其指标是，一年中，有多少新家族第一次出现在执政团成员中。[14]新家族数量的增减，标志着第三圈的开放与封闭。

从图3.13中，我们可以看到，1282年执政团设立伊始，新家族的数值比较高，前三年在20左右，其后上下摆动，总体呈下降趋势。在没有实行抽选之前，为什么新家族数值还比较高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职务刚刚设立，绝大部分任职者都是第一次掌权，只能算作来自所谓“新家族”，哪怕它们是佛罗伦萨声名显赫的家族。

图3.13 各年新家族进入执政团的数量

资料来源：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320-323。

1328年实行抽选以后，新家族数量并没有马上增加。这是因为在1328年体制下，提名环节完全把行会排斥在外，审核环节也由精英控制，再加上在普通抽签包之外，另设对应抽签包，使得曾经担任政府要职的人会自动获得再次任职的机会。

这种情况在1339年体制下发生了变化：6个行会获得了提名权，12个行会参与了审核，不利于新家族脱颖而出的对应抽签包被废除，抽选3个环节同时得以放宽。紧接而来的1343年体制更加宽松，21个主次行会既享有提名权，也享有审核权；虽然抽签采用8人一组的方式，但并没有偏向特定人群；更重要的是，执政团成员采取配额制，硬性规定每届执政团内三分之一成员必须来自次要行会。这一系列举措都为新家族进入最高权力机构开启了方便之门。于是，我们在图3.13中看到，那段时间出现第一个真正的高峰期（接近30）。

从形式上看，1352年体制似乎与1343年体制相近。不过，在提名与审核环节，虽然21个行会仍有参与，但它们的相对分量大大下降，难以左右审核的结果。随着体制重心向精英家族偏移，新家族的数值徘徊在10上下。

1378年体制是佛罗伦萨共和史上最开放的体制，在提名环节，不仅21个主次行会享有提名权，3个新成立的、代表庶民的行会也可以有自己的提名；在审核环节，这24个行会掌握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在抽签环节，次要行会与新兴行会加在一起的配额占执政团成员多数。这三方面的变化都为新家族出线打开了大门，于是，我们在图3.13中看到了最高峰值（30上下），这危及精英的统治地位。

1382年，潮流逆转。虽然得势后的精英不敢公然剥夺次要行会的提名与审核权，但主要行会逐步控制了提名、审核环节，并一步步提高了它们在执政团内席位的配额。[15]这些举措本来已足以抑制执政团里新家族出现的频率，但精英仍不甘心，又于1387年使出撒手锏：小型优先抽签包。从此以后，精英控制权力的重点移至在抽签包上做文章，1434年又推出极小型特别抽签包，使抽签徒有其表，丧失了公正性与随机性。因此，我们看到，除个别例外年份，1387年以后，新家族的数值一路下滑。到15世纪，新家族的数值经常在0—5的区间内浮动；进入16世纪，浮动区间更是压缩到0—1之间。新家族这么少，意味着执政团的职位基本上是由一些旧家族轮流坐庄。

以上分析说明，从1328年到14世纪末，当抽选的3个环节趋于宽松时，佛罗伦萨权力的第三圈比较开放；而15世纪以后，当3个环节收紧，尤其是抽签仅限于极少数人时，第三圈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小。

如果以10年为一个观察时段，一般而言，佛罗伦萨权力的第一圈（公民）大约有不到一万人，第二圈（统治集团）最多只有2000余人，[16]第三圈（当权者）充其量恐怕只有几百人。[17]当然，在不同的时段，各圈规模会起起伏伏，时大时小。[18]

在第三圈之内，还有一个更封闭的群体，即第四圈，也就是佛罗伦萨的实权掌握者。这些人来自极少数家族，他们出任执政团成员的频率往往会比别人高得多；即便不坐在执政团的位置上，他们也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当权者。我们可以用数据衡量第四圈的权力集中度，其指标是，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出任执政团职位的人来自多少家族。

表3.3 执政团职位在各家族之间的分布（1282—1399)

资料来源：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320。

表3.3显示，在1282—1399年，共有1361个佛罗伦萨家族曾有成员出任执政团的职务，他们构成权力的第三圈。但在这117年里，第三圈中的绝大多数家族（962个家族，近71%的家族）在执政团出现的次数只有1—3次，相当于一个家族每40年才有一次机会。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执政团任职，恐怕要归功于抽选制度，让幸运之星也会降落到他们头上，这样的家族不太可能掌握着佛罗伦萨的实权。同样的道理，那些能在执政团任职4—9次的家族（253个家族，近19%的家族）也不够格进入权力的第四圈。即使在117年中有10—19次机会担任佛罗伦萨的最高职务（相当于每6—12年有一次机会），这样的家族大概也只能算作进入了第四圈的外延。如果表3.3中有任何家族可以算作第四圈的话，那就是其成员出现在执政团的次数达20次及以上的家族（平均不到6年就有一次机会）。这样的家族只有51个，占家族总数的比重只有3.75%，掌握了职位总数的比重却高达27.98%。

进入第四圈的家族不一定能永久维持自己的地位。如贝坎卢吉（Beccanugi）家族1284年第一次有人出任执政团，到1399年，这个家族共有38人次在执政团任职。然而，15世纪以后，一直到1532年，这个家族只有8人次再次进入执政团。很显然，该家族的政治地位下降了。也有些家族是后起之秀，如布隆戴蒙提（Buondelmonti）家族，其成员第一次进入执政团已是1442年，但在其后的90年间，它共有22人次任职执政团，平均每4年有1人次进入执政团。

不过，有些家族似乎一直处于佛罗伦萨政治权力的核心，如表3.4列举的那些家族。进入这张表的有25个家族，在1282—1532年间，各自至少有57人次进入了执政团，相当于至少每隔4.4年，这些家族就有机会出任最高职务。如果250年分为1282—1399年和1400—1532年两个时期，那么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每个时期都进入过执政团至少20人次。熟悉佛罗伦萨史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这张表中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奥比奇家族（Albizzi）、阿托维提家族（Altoviti）、斯特罗齐家族（Strozzi）、鲁切拉伊家族（Rucellai）、美第奇家族（Medici）、马基雅维利家族（Machiavelli）、圭恰迪尼家族（Guicciardini）。毫无疑问，这25个家族构成了佛罗伦萨的实权派，属于核心权力圈，即第四圈。

除了表3.4列举的25个家族外，在不同时期，恐怕还有一些家族一度处于核心权力圈，如上面提到的贝坎卢吉家族、布隆戴蒙提家族，当然还有其他少数家族。加上这些家族，在每个时期，佛罗伦萨的实权派家族为30—50个。它们是佛罗伦萨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存在佐证了佛罗伦萨寡头统治的性质。相对于佛罗伦萨那成百上千个家族，这30—50个家族无疑是极少数。不过，后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未必比今天所谓“民主制”下精英占总人口的比重低。更何况，在1282—1532年，总共有12 000—13 000人次任职执政团（每年约为50人次，合计250年），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属于这几十个家族。因此，如果我们把佛罗伦萨算作寡头统治的话，那么今天的那些所谓“民主制”恐怕都必须归入寡头统治之列。

表3.4 佛罗伦萨的实权家族

资料来源：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323331。

从另一个角度看，几十个家族同时居于权力核心，这些家族之间未必势均力敌，但毕竟没有一个家族能垄断权力核心，这不正是非帝制意义上的共和吗？即使美第奇家族，平均也要等两年半，才会有一位族人出任要职。它也许可以利用其影响力，安插亲信出任某些要职，但大量的职位还得让给其他家族。核心权力圈内的其他家族会与美第奇家族竞争（如奥比奇家族），核心权力圈外还有一些家族也希望分得一杯羹。在1282—1532年曾任职执政团的达12 000—13 000人次，其中美第奇家族只占96人次，这30—50个家族加在一起占2000—2500人次。假如不是采取抽签的方式挑选执政团成员，情况会怎么样呢？如果采取票选，通过恐吓、要挟、收买，当选者也许会集中在更少的实权派家族之中，这些家族之间也许更容易爆发公开的、你死我活的冲突，这些冲突的结果也许会使核心权力圈越变越小，共和体制也许早就夭折了。抽签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公平性与随机性，这种选官方式使得权力第三圈有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度（15世纪之前）；哪怕丧失了开放度，抽签仍能避免权力第四圈集中度过高，集中到个别家族手中。如此看来，说抽选成就了佛罗伦萨的共和制，说废除抽选产生的、集体领导的执政团是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画上了终止符，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抽签的性质取决于被抽的对象包括什么人。佛罗伦萨先通过推举的方式进行提名、票选的方式进行审核，然后才在核准的候选人中进行抽签，这种推举、票选加抽签的合成遴选方式，显然背离了民主的理念，其意图只是为了缓解精英之间的派系斗争，避免一门独大。在这个意义上，抽签成全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当然，这里“共和国”仅指非世袭、非个人统治的非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制。[19]

[1] Paul McLean,“Chanc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unpublished paper,Department of Sociology,Rutgers University,http://www.rci.rutgers.edu/~pmclean/mclean%20ccacc%20paper%20final.htm.

[2] Thomas Adolphus Trollope,A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of Florence:From the Earliest Independence of the Commune to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in 1531,Vol.II(London:Chapman and Hall,1865),pp.178-179.此书的作者是长期居住在意大利的英国作家。

[3] 曾有从政经验的佛罗伦萨诗人、政论家Giovanni Cavalcanti有句话很形象地描绘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现实：“很多人得到了职务，但很少人进入了政府”(many were elected to the offices but few to the government)。转引自Ronald G.Witt,“Florentine politics and the ruling class,1382-1407,”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Vol.6,No.2(1976),p.243。

[4] John M.Najemy,“The Dialogue of Power in Florentine Politics,”in Anthony Molho,Julia Emlen,Kurt Raaflaub eds.City-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A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pp.269-288.

[5] 关于“权力圈”的提法，参见Lauro Martines,Lawyers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Flo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388;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133。

[6] Dale Kent,“The Florentine Reggimento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Renaissance Quarterly,Vol.28,No.4(Winter,1975),pp.575-638.

[7] 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in Anthony Molho,Julia Emlen,Kurt Raaflaub eds.City-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A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pp.199-210.

[8] 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in Anthony Molho,Julia Emlen,Kurt Raaflaub eds.City-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A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p.197.

[9] Gene A.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123.

[10] Gene A.Brucker,The Civic Warld of Early Renaisance Flo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73.

[11] Dale Kent,“The Florentine Reggimento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Renaissance Quarterly,Vol.28,No.4(Winter,1975),pp.575-638.

[12] Roslyn P.Cooper,1984-85.“The Florentine Ruling Group under the Govemo Popolare,”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Vol.7,pp.71-181.

[13] 关于这批史料，参见David Herlihy,R.Burr Litchfield,Anthony Molho and Roberto Barducci,Florentine Renaissance Resources:Online Tratte of Office Holders 12821532,http://cds.library.brown.edu/projects/tratte/。

[14] 需要注意的是，执政团最初每届只有3人，后来增加至6人、8人，到1293年，才增加到9人。这样，每年6届执政团成员的总数是18—54人。

[15] 关于1382年以后佛罗伦萨是否出现了越来越寡头化的趋势，不同学者（如Marvin Becker、Anthony Molho、Peter Herde)看法不同，参见Ronald G.Witt,“Florentine politics and the ruling class,1382-1407,”pp.243-267。

[16] 依据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Figure 1“Florentine Citizens Viewed for Office Quarters of Santa Croce and Santo Spirito,1349-1478”与Figure 3“Citizens Viewed for the Three Higher Offices Quarters of S.Croce and S.Spirito”估算。

[17] 依据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Figure 2“Florentine Citizens Elected to the Priorate for the First Time,by Decade,1290-1409”估算。

[18] 参见David Herlihy,“The Rulers of Florence,1282-1530,”Figure 4“Dates of Purses Supplying Names of Citizens Considered for the Three Great Offices,Entire City”。

[19] 马基雅维利认为佛罗伦萨既不是真正的共和制，也不是真正的领主制，见Niccolo Machiavelli,“On Reforming the State of Florence Done at the Instance of Pope Leo X(1520),”http://www.constitution.org/mac/florence.htm。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今天的威尼斯只是意大利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胜地，而它曾经是意大利半岛人口最多、政局最稳定、人民最长寿、最受人称道的共和城邦，是欧洲最繁荣、富裕的经济实体，是称霸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的海上强权。

与以政局诡谲多变著称的佛罗伦萨相比，威尼斯共和国一直相对比较稳定，从未出现过内战、起义。即使佛罗伦萨共和国垮塌后，威尼斯共和国又延续运行了260年左右。到1797年，它被拿破仑击垮时，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已运行了500年而没有大的变化。无怪乎，当时与后来的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把威尼斯模式尊为楷模。

威尼斯本身是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泻湖区（lagoon），由泻湖内118个相邻的小岛组成，通过180条水道、378座桥梁连成一体，其主城区离大陆约4公里。独特的地理形态使得它易守难攻，便于自立（见图4.1）。[1]

从地理位置上看，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西北端，一边是意大利半岛，一边是巴尔干半岛，它距离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西班牙的马德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与到意大利半岛的最南端都差不多远。如果走海路，威尼斯可以方便地通达地中海沿岸，尤其是亚得里亚海两侧。独特的地理条件与位置使得威尼斯从未受到过封建主义的困扰，也没有佛罗伦萨那么庞大的工匠阶层。把其他意大利共和国搅得纷纷扰扰的社会、宗教、政治冲突，在威尼斯并不突出。相反，依靠水上长距离贸易，它日益繁荣、强盛，曾一度成为该区域的一个商业重镇与海上霸权。[2]

图4.1 威尼斯全景（1650年）

图片来源：http://www.theitalianculturalcenter.org/resources/Pictures/Venezia_c.1650.jpg。

早在罗马帝国晚期（约5世纪初），就有一些人为了躲避战乱逃到岛上避难。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与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568年）导致更多难民流亡此地。起初，散居在泻湖区各个小岛上的居民也许是由各自选出的护民官（tribunes）治理，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3]不过在名义上，整个泻湖地区都归属东罗马（拜占庭威）尼斯帝国，由其拉文纳远方总管府（Exarchate of Ravenna）掌管。[4]8世纪初，总管府辖区发生动乱，为了自保，泻湖区居民于726年推举出一位头目乌尔苏斯·伊帕托（Orso Ipato），担任当地领袖，赋予他“大公”（dux或doge）的称号，并最终得到拜占庭皇帝的认可。[5]即使该总管府的大部分属地于公元751年被伦巴第人占领，威尼斯仍然是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残留的一个桥头堡。其后，随着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影响力进一步衰落，威尼斯于公元9世纪后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6]

图4.2 威尼斯传说中的第一位大公

图片来源：https://venipedia.it/persone/dogi/ipato-orso。

从8世纪初到13世纪末，在约600年时间里，威尼斯的政治体制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仍未完全定型。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才算定型，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约500年。

在近1100年时间里，大公一直是威尼斯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压舱石，它是否正常运转关系到整个体系的稳定。从出现到消亡，一种制度的存在超过千年，这在西方政治制度史，乃至全球政治制度史里，实属罕见。[7]有人试图用这件事证明，威尼斯的政治体制自始至终都很稳定。其实，与其他政治制度类似，大公制度并非一次成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头600年，威尼斯政治其实并不特别稳定。

从制度演化的角度看，威尼斯前60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前三百年，威尼斯名义上是共和制，其实际运作却带有强烈的世袭色彩；（2)11世纪初的宪制改革彻底终止了大公职位世袭化的可能性；（3)12世纪70年代的宪制改革一方面进一步制约了大公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大大限制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其唯一受惠者是威尼斯的传统精英阶层；（4)13世纪的一系列改制最终确认了威尼斯的寡头政体。在此之后，威尼斯政治才呈现出罕见的稳定特色。

世袭阴影笼罩期（726—1032)

虽然第1任大公乌尔苏斯·伊帕托是当地民众选举产生的，但刚开始，这并不是制度化的安排。[8]乌尔苏斯·伊帕托在位11年后，于737年被谋杀。此后有四年时间（738—742）被称作空位时期，拜占庭帝国的五位“总兵”（magistri militum）轮番出马，担任威尼斯最高官员，平均每人的任期不到一年。

选举方式于742年恢复，乌尔苏斯·伊帕托的儿子特奥达托·伊帕托（Teodato Ipato）当选为第2任大公。前后两任大公经由选举产生，这似乎设立了一个制度的先例：从此以后，大公产生都需经过选举这道程序。不过，程序上要求，选举并不意味着在产生新一任大公方面，民众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位14年后，与他父亲一样，特奥达托·伊帕托遭遇悲惨的结局：被其继任者废黜、挖眼、放逐。仅仅一年以后，继任者加拉·高罗（Galla Lupanio）也被废黜、挖眼、放逐。第四位大公多门尼克·莫内加里奥（Domenico Monegario）比加拉·高罗幸运一点，在位8年，但其最终结局一点也不比前三位大公强：他也没有逃脱废黜、挖眼、放逐的命运。[9]

第5任选举产生的大公毛里齐奥·加尔拜尔（Maurizio Galbaio）于764年就任。他开局不错，但干了14年后，却决定与其儿子乔凡尼·加尔拜尔（Giovanni Galbaio）共掌大公权柄，这意味着要把大公的职位私相授受给自己的子嗣。不错，前面第二任大公接替了他父亲的职位，但他不是直接继承，在空位时期担任过一年总兵，大公一职也是选上的。而毛里齐奥·加尔拜尔的意图是，一旦自己去世，儿子就可自动掌握全权，不需民众批准。果不其然，他于787年去世后，其子乔凡尼·加尔拜尔马上就位。儿子虽然没有继承老子的雄才大略，但却试图延续传位给儿子的做法。他于796年安排自己的儿子共享大公权，把威尼斯政治体制进一步推向世袭王朝。不过，804年爆发的起义打破了他的美梦，推翻了长达40年的加尔拜尔家族统治。

然而，家族统治并没有随一个家族的倒台而终止。起义领袖奥布莱里奥·安特诺略（Obelerio Antenoreo）登上大公宝座后，马上提拔一位亲兄弟共享大公权；不久后，他们又联手让另一位亲兄弟共享大公的荣誉。不过，好景不长，三驾马车的大公在外交方面的失误使他们在威尼斯成为众矢之的，执政仅仅6年（804—811）之后，他们被迫流亡到君士坦丁堡。[10]

经选举产生的第8任大公雅尼洛·帕提西帕奇奥（Agnello Partecipazio开启了一段长达120多年（810—932）的家族统治（见图4.3）。

图4.3 雅尼洛·帕提西帕奇奥家族统治

第16任大公在位20年后，于932年自愿隐退到修道院，标志着帕提西帕奇奥家族统治的结束。[11]但紧接而来的是另一个家族坎迪亚诺（Candiani）长达60年（932—991）的统治（见图4.4）。

图4.4 坎迪亚诺家族统治

第23任大公被迫出家后，威尼斯选出了第24任大公彼得罗二世·奥尔赛奥洛（Pietro Orseolo II)（第21任大公的儿子）。他是一位少见的能干领导人，在他统治的18年间，威尼斯实现了国势中兴。不过，与其前任一样，彼得罗二世也想把权位传给子嗣。他先是安排19岁长子与他共掌大公权；长子病死后，他主动退位，把大权传给年仅16岁的老三，使这位少年成为威尼斯史上最年轻的大公，即第25任大公奥托·奥尔赛奥洛（Ottone Orseolo）。年轻大公在位17年，任人唯亲的丑闻不断，搞得天怒人怨，最后落得个被夺权、放逐到君士坦丁堡的下场。不过，继任的第26任大公彼得罗·巴伯兰诺（Pietro Barbolano）能力有限，而与奥尔赛奥洛家族联姻的欧洲王室一直试图在威尼斯恢复奥托·奥尔赛奥洛的权位。直到1032年，奥托·奥尔赛奥洛客死君士坦丁堡，在威尼斯政坛呼风唤雨40年之后，奥尔赛奥洛家族统治的阴影才最终散去。[12]

以上的描述表明，从764年到1032年，威尼斯换了22个大公，但它几乎一直处于准世袭的家族统治下。当然，家族统治并不意味着家族内部团结一致；恰恰相反，兄弟阋墙、父子相残的事时有发生。在这260多年里，只有9位大公一直在岗位上干到自然逝去，其余大公要么死于非命（至少4位），要么被流放（4位），要么自愿或被迫进入修道院（4位）。[13]但不管上一个家族统治是什么原因终结的，接下来的新大公依然希望权位能在家族成员之中传承。这说明，尽管名义上的制度要求经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新大公，尽管世袭并不名正言顺，但它却是这260多年里威尼斯政治的常态。威尼斯人之所以容忍这种常态，是因为他们厌恶争权夺利导致的血腥派斗，而世袭使得权力交替可能比较平顺。但他们的容忍也有限度，即统治者不能把世袭看作理所当然，把事实上的世袭变为法理上的世袭。

11世纪初的宪制改革

奥托·奥尔赛奥洛死后发生的一件事超出了他们的容忍度：奥尔赛奥洛家族的一个无名之辈多门尼科·奥尔赛奥洛（Domenico Orseolo）居然试图篡取大公大位。虽然他在位时间只有一天一夜，然后就被赶下了台，但威尼斯人还是被彻底激怒了，因为此人的所作所为背后暗含着一种傲慢：担任威尼斯最高权力的前提条件是来自奥尔赛奥洛家族；只要来自该家族，无论阿猫阿狗都可以担此重任。为了表达愤怒，威尼斯人选出多门尼科·弗拉班尼科（Domenico Flabanico）担任第27任大公，这是一位富裕的丝绸商人，但并非来自威尼斯的世家大族。

多门尼科·弗拉班尼科果然不负众望。他在任期间干了一件改变威尼斯宪制的大事，即废止了大公安排亲属共掌大权的惯例，因为这等于安排了继位者。此处所说的改变宪制，主要不是指改变法律，而是指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要说法律，有关民众大会权力的法律、大公经由选举产生的法律早已存在，问题是它们在很长时间里形同虚设，民众也缺乏严格按法律办事的强烈意愿。多门尼科·弗拉班尼科的贡献是，他不仅有决心填补法律与惯例之间的鸿沟，还有能力带领民众与他同行。

这次1032年的宪制改革效果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接下来的750多年里，共掌大公权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甚至没有人胆敢尝试。当然这并不是说，威尼斯不再有权势家族。实际上，某些家族成员的名字仍然不断出现在大公榜上（见表4.1）。

表4.1 来自大家族的威尼斯大公（1032—1797)

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O%BC%E6%96%AF%E6%80%BB%E7%9D%A3。

但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750多年里，某个家族的人接连两次担任大公的情况只发生过3次；这3次要么是从兄弟到兄弟，要么是从丈人到女婿，不再是从父亲到儿子；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不是事先安排的。废除世袭制后，大公的结局也大为改善。在750多年里，除一位大公被处决、一位死于谋杀、一位战死、两位病逝以外，其余的人都是自然死亡，且绝大多数是老死或病死在大公岗位上。[14]

12世纪70年代的宪制改革

在1032年以后的140年间，威尼斯又换了10位大公。虽然城邦面临的境内外形势时好时坏，大公的能力有强有弱，但到12世纪初，威尼斯已强大到足以控制一个庞大的海外帝国。在位16年（1156—1172）的第36任大公维塔利二世·米凯里（Vitale Michiel II）头15年都干得风生水起，但第16年却遭遇了严重的外交挫败。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暴民刺死，成为200年来第一位被杀害的大公，并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15]

危机中，威尼斯并没有马上选出新的大公，而是首先反思体制的缺陷。在有头有脸的威尼斯精英阶层看来，这个看似意外的事件反映了威尼斯存在两个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一方面，维塔利二世·米凯里本人固然要为外交挫败负责，问题是为什么对大公权力的制衡机制会完全失灵？本来，多门尼科·弗拉班尼科的1032年宪制改革不仅曾为大公再次设立了两位民选的顾问，同时还要求大公不时“邀请”其他的社会精英（the pregadi，元老院的雏形，原意为“受邀人士”）提供咨询意见。除此之外，体制中还有一个供全体市民参与的民众大会（the arengo）。然而，多门尼科·弗拉班尼科已经死了130年，两位顾问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威，大公几乎从不邀请元老院参政。这些力量都难以制约大公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大公被暴民所杀则清楚地表明，对普通民众必须加以控制。民众大会也许可以对大公滥权加以钳制，但经历350年的发展后，威尼斯人口已大幅增加，让所有人聚集在一处、开民众大会几乎没有可能性，指望通过它来制定重要决策，实在是难上加难。更麻烦的是，这么多社会底层人士聚集在一起，很容易变成乌合之众，惹出乱子，就如刚刚发生的刺杀大公事件。

为了解决这两个体制性问题，威尼斯的精英在12世纪7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宪制改革，希望重塑大公—精英—民众之间的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挤压权力金字塔的底座（民众与民众大会）与塔尖（大公），充实金字塔的腹部（大议会、小议会、元老院与其他由精英组成的小型机构）。[16]

改革带来的最重要制度创新是设立一个人数规模可控的议会，由480位杰出人士组成，任期一年，目的是充实权力金字塔的腹部。为此，威尼斯被划分为6个行政区（见图4.5),[17]每个行政区选举两位代表，由他们分别提名本区的80人，共480人。此后，这个议会被叫作大议会（the Maggior Consiglio或the Great Council），其最重要的职责是选举大公与其他政府官员，包括6个行政区的那12位代表。这实际上意味着，第一年以后，[18]大议会与12位各区代表是相互提名、构成一个内部循环的封闭体系，不容一般民众置喙。设置大议会以后，本来已事实上停摆的民众大会，现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弃之不用了，虽然从未正式废除它。

图4.5 威尼斯的行政区

图片来源：https://venicere.files.wordpress.com/2014/02/sestieri_di_venezia.png。

在挤压权力金字塔塔基的同时，改制者也对金字塔的塔尖进行了打磨。为了制约大公的权力，其谘议官的数量从2人增至6人，形成一个小型合议机构——谘议团（the Minor Consiglio或the Minor Council），其权力也大大扩大。他们有权参与大公进行的所有政治活动，并享有某种对大公决策的否决权。大公与6位谘议官构成威尼斯的最高权力内核，后来被称作“大公团”（the Signoria）。内核之外，作为制约大公权力的另一重设置，元老院的作用也大大增强，尤其是在外交事务领域：它径自做出大多数重要的外交决策，大议会只有核准的资格。

大公原来是在民众大会上选举产生的，[19]民众选举大公的权利本来是威尼斯宪制的基石。这次改革对这块基石进行了颠覆性的替换，此后，大公将由大议会提名的11位选举人选出，他们只需向聚集的民众宣布当选者的名字，整个过程没有为民众留下任何参与的机会。对这种公然的偷梁换柱，人们当然十分不满，第一次运作新程序便引发了骚乱。为了平息抗议者的愤怒，改制者做出了一个象征性的让步：选出当选者后，选举人要向聚集在圣马可广场上的民众引介，宣布“如果大家没意见，这位就是你们的大公了”！这样做，至少在理论上看似保留民众的发声的机会。不过，实际上，这仅仅是走过场，所有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尽管不少人对新选举程序仍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但经由新程序选出的第39任大公塞巴斯提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确实是一时之选，他不仅聪慧过人，还具备丰富的行政与外交经验。在他的领导下，威尼斯迅速复兴。虽然只在位6年多，塞巴斯提亚诺·齐亚尼在不少方面进一步推动了宪制改革，制定了不少重要的法律，设立了一些新的机构，并对原有行政体制进行了重组。他宪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十分简单、清晰：把最高权威赋予那些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然的话，看到自己被别人超越，他们就会牢骚满腹，走上暴力夺权的道路”。临死前，他对大公的产生方式进行了调整。从此以后，大议会将提名4人（不再是11人），这4人反过来再提名40人，组成选举人团。进入选举人团的前提是，得到4人中至少3人支持，且不能有多于一人来自同一个家族。这里的潜台词是，40人都来自大家族不是问题，但必须避免某些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换句话说，寡头统治不是问题，但必须避免某位个人或某个家族的统治。

按照调整后的程序，威尼斯选出了第40任大公奥里奥·马斯洛比埃罗（Orio Mastropiero），他在位14年。在其任内（1178—1192），出现了一个新机构，即“四十人委员会”（the Quarantia）。本来该机构的功能是为大公团提供行政与司法咨询，与元老院的雏形相似，只是规模稍大一点。后来，当元老院成为常设机构后，“四十人委员会”变为纯粹的司法机构，位于大议会与大公团之间。

经过12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宪制改革，威尼斯政治体制的寡头色彩越来越突出了。[20]但也正是因此，大家族之间达成了以妥协求团结的意愿，共和理念才算在威尼斯扎下了根。[21]

13世纪的系列宪制改革

威尼斯在第41任大公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任内（1192—1205）主导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率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那是一场无以复加的人类文明浩劫，毁灭了不计其数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的知识、文化、艺术、建筑遗产，但为威尼斯赢得了拜占庭帝国大量领土（包括爱琴海、亚得里亚海沿岸许多港口和克里特岛，见图4.6),[22]以至于第42任大公彼得罗·齐亚尼（Pietro Ziani)（第39任大公塞巴斯提亚诺·齐亚尼之子）上台时，其长长的头衔中又加了一项“罗马帝国八分之三领土的领主”，他甚至一度考虑迁都到君士坦丁堡。

当彼得罗·齐亚尼于1229年退位、威尼斯需选出新大公时，塞巴斯提亚诺·齐亚尼设计的程序暴露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漏洞：两位候选人分别得到20位选举人团成员支持，不分伯仲。为了打破僵局，只得在两人之间进行抽签。中签的是雅克卜·提埃波罗（Jacopo Tiepolo），他当选为第43任大公。[23]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情况，此后选举人团的人数增至41位。对靠运气当上大公的雅克卜·提埃波罗本人，则为他准备了一份比以往长得多的就职誓词。

图4.6 威尼斯帝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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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词是大公就任时宣读的诺言，在威尼斯已有几百年历史。不过，早期的誓词由新大公本人起草，只要说几句勤勉工作、不偏不倚之类光鲜而笼统的大话就行了，完全是走过场。然而，11世纪多门尼科·弗拉班尼科改制以后，誓词越变越长、越变越细。12世纪70年代改制以后，它成为约束大公权力的一项利器。大公要发誓遵守法律、保守秘密、放弃一些权利、不接受超过规定的礼品、未经大公团同意不与外部势力沟通、向大公团成员公开与外国的通信等等。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发誓，不会任命任何人与自己共掌权力，不会指定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大公的就职誓词构成了一份法律合同，详尽规定大公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事。而雅克卜·提埃波罗拿到的誓词比以往的誓词有更强的约束性。[24]

有意思的是，雅克卜·提埃波罗本人把大公誓词的制度化又推进了一大步：设置一个拥有5位矫正官（Correctors）的委员会，负责为新大公起草誓词；另设一个由3位调查官（Inquisitors）协助前者。后者的任务是细致考察上一任大公的执政记录，告知前者其中可能存在的任何独裁或其他不当倾向；前者据此调整以后誓词的内容。[25]

经过从多门尼科·弗拉班尼科到雅克卜·提埃波罗的改制，威尼斯大公的权力已受到一重又一重的约束。但到13世纪60年代末，威尼斯人发现已有的约束还有漏洞。那时，威尼斯已成长为一个世界级帝国，国内经济也欣欣向荣。伴随财富大量涌现而来的是，威尼斯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他们与旧贵族的矛盾日益白热化，家族之间的冲突甚至在大街上爆发。为了避免形势恶化，威尼斯紧急通过了一项法律，严禁在建筑物上示威性地悬挂家族徽章或盾形纹章。威尼斯人对城内以往的激烈家族之争记忆犹新，而这种家族之争仍然在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一幕幕上演。这提醒他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防止共和国的大权落入某个家族或个人手中。为此，在1268年挑选第46任大公时，他们开始实行一套复杂程度空前绝后的程序，其中包括了大量抽签的成分。其细节与意义留待下一节讨论。

按照新程序选出的第46、47、48任大公在位时间都不长，也没有太大的作为。而在1289年选出的第49任大公彼得罗·格拉丹尼格（Pietro Gradenigo）在位达22年之久，是威尼斯共和国1000多年历史上在位较久的大公之一。在他任内（1289—1311），威尼斯在宪制方面做了两件事，使其寡头制臻于完善。

第一件事是圈定大议会的成员。从1172年开始设立大议会以后，这个自我挑选的机构成员数量一直下滑，从最初的480人降至1296年的210人；随着人数减少，它也变得越来越封闭，成为少数精英家族的俱乐部。例如，1293年时，它包括10位福斯卡里（Foscari）家族成员、11位莫罗西尼（Morosini）家族成员、不少于18位康塔里尼（Contarini）家族成员。尽管如此，至少在理论上，大议会的门仍然是敞开的，只要有足够选票支持，就可以进入。

不过，从1286年开始，就有人提议限定大议会的成员资格，只有那些父辈或先祖担任过大议会成员的人，才能进入大议会。当时，该项议案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者包括时任第48任大公的乔凡尼·丹多洛（Giovanni Dandolo）。10年以后，第49任大公彼得罗·格拉丹尼格于1296年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他也没有成功。[26]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不到一年，一个新的法律却于1297年初通过了，它将大议会成员限于特定人群之中，史称“大议会的关闭”（Serrata del Maggior Consiglio）。[27]关闭后，大议会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孙成为这个机构的当然成员、终生成员，其他人不再有经过选举进入它的可能性。[28]不过，“关闭”并不等于“冻结”；恰恰相反，在大议会最后“关闭”之前，一大批以前没有进入机会的家族也得以登堂入室，这样有利于缓解精英内部的矛盾。[29]在这个意义上，“关闭”的说法实在有点误导，“圈定”也许更准确。

第二件事是建立十人委员会，它发生在彼得罗·格拉丹尼格去世前一年，1310年。设立十人委员会的目的是保卫威尼斯的内外安全。为此，该委员会肩负着情报收集的职责。但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当时威尼斯宪制的一个严重缺失：面临重大危机时，无法快速做出决策。此前制度建设的关注点是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一切重要决策都需经过大议会批准，其代价是损害决策与执行效率。不仅千人以上大议会规模过大，日益膨胀的元老院规模也过大，而十人委员会规模小、人员精干，可以及时应付突发危机。[30]

如上所述，从13世纪到14世纪初，威尼斯进行了一系列的宪制改革，包括：（1）选举人团成员增至41人；（2）用就职誓词约束大公；（3）确定挑选大公的独特程序；（4）圈定大议会成员；（5）设立十人委员会。

[1] 在共和国时期，威尼斯只有一次遭遇海上封锁的威胁，即1380—1381年间。

[2]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86.

[3] Sieur Amelott de la Houssai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wherein the Policies,Councils,Magistrates,and Laws of that State are Fully Related,and the Use of the Balloting Box Exactly Described(London:H.C.,1677),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Version,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25255.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该书把威尼斯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婴儿期（公元697年以前的270年）、儿童期(697—1173)、青春期(1173—1298)、壮年期(1298—1509)、衰老期(1509年以后）。需要注意的是，该书出版时，威尼斯共和国依然存在。

[4] Donald M.Nicol,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9-10

[5] 在威尼斯的传说中，726年以前，还有两位大公Paoluccio Anafesto与Marcello Tegalliano;但他们也许是拜占庭帝国拉文纳远方总管府的两位官员，被后人有意无意地指认为最早的大公。第一位有记录在案的大公是726年产生的这一位Orso Ipato。也有编年史说，这位大公是由代表各岛的12位保民官选出的。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大公一直是威尼斯政治体制的核心；到18世纪末共和国崩溃之时，威尼斯共产生过118位大公。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1,Beginning(to 727).

[6]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2,Emergence(727-811).不过，在14世纪末以前，威尼斯一直是向东看；与东方的联系多于与西方的联系，东方的影响大于西方的影响。威尼斯的建筑与艺术风格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直到15世纪以后，威尼斯才开始向西看。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201-204.

[7]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719.

[8] 当时的选举方式是，民众聚集在一起，用欢呼声表达其意向。Scott Gordon,Controlling the State: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137

[9] Domenico Monegario在位时，威尼斯设置了两位任期一年的民选护民官(tribunes)，防止总督滥用权力，但Domenico Monegario对此十分反感，极力摆脱其制约。这也许是他被废黜的原因。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2,Emergence(727-811).

[10]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2,Emergence(727-811).

[11] 史料没有记载奥尔索二世·帕提西帕奇奥与其他来自帕提西帕奇奥家族的总督是什么关系。

[12]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3,“The City Rises Up(811-900)”,Chapter 4,“The Adventurer and the Saint(900-991)”,and Chapter 5,“The Determined Dynasty(991-1032)”.

[13] 后来，有人误以为威尼斯政治一直平和、理性。其实，在11世纪之前，威尼斯政治与意大利其他城邦的政治区别不大。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88-89.

[14]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6,“The Norman Menace(1032-1095)”.

[15]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7,“In the Wake of the Crusade(1095-1130),”and Chapter 8,“Between Two Empires(1130-1172)”.

[16] Horatio Brown,The Venetian Republic(London:J.M.Dent&Co,1902),pp.36-37.

[17] 威尼斯的基层单元是教区，每个教区分别有自己的广场、位于广场的教堂、显贵家族的豪宅与其他民居。到12世纪初，威尼斯的教区达到60—70个；直到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这一数字没再改变。现在，教区被划入六个行政区，分布在大运河两岸，每边三个。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11-12,98-99.

[18] 第一次的那12位代表由各区分别选举2人产生。

[19] 具体选举如何进行并不清楚，很可能不是采取票选，而是用欢呼的方式进行选举。这里的关键是候选人如何产生，对于这一点同样细节不详。

[20]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9,“Reconciliation(1172-1187)”.

[21] Frederic C.Lane,“At the Roots of Republican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1,No.2(January 1966),p.407.

[22] Donald E.Queller and Thomas F.Madden,The Fourth Crusade: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

[23]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94.

[24] 为了提醒大公他自己做出的承诺，每隔两个月，都会有人对他再次朗读誓词，见Scott Gordon,Controlling the State: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Cambridge,MAl: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141。

[25]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10,“The Shameful Glory(1187-1205),”Chapter 11,“The Latin Empire(1205-1268).”

[26] 在海外居住24年后，马可波罗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Paul Strathern,The Venetians:A New Historyfrom Marco Polo to Casanova(New York:Pegasus,2013).

[27] William Roscoe Thayer,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Boston:Houghton,Mifflin,1908),pp.102-105。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佛罗伦萨也试图确定政治参与者的资格。

[28] 实际上，在正式“关门”之前一两百年，大议会一直由权贵阶层把持，“门”并未真正打开过。William Roscoe Thayer,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Boston:Houghton,Mifflin,1908),pp.106-107.Frederic Lane也认为，所谓“关门”不过是正式确认早已发生的变化；更何况，“关门”不仅没有缩小统治圈，反倒扩大了统治圈，见Frederic C.Lane,“The Enlargement of the Great Council of Venice,”in.J.G.Rowe and W.H.Stockdale,eds.,Florilegium Historiale:Essays Presented to Wallace K.Fergus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1),pp.236-274。持类似看法的还有Stanley Chojnacki，见其“In Search of the Venetian Patriciate:Families and Factio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in John Hale,ed.,Renaissance Venice,(London:Faber&Faber,1973),pp.47-90。

[29] Andrea Zorzi,“The Popolo,”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52.对“关闭”前后大议会成员背景的分析显示，不少新人得以进入大议会。见Frederic C.Lane,“At the Roots of Republican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1,No.2(January 1966),p.408;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13。

[30]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12,“The Wages of Arrogance(1268-1299),”Chapter 13,“The Oligarchs Triumphant(1297-1310).”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完成这些宪制改革后，威尼斯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寡头政体。[1]这套体制（见图4.7）一直运作到18世纪末威尼斯被拿破仑征服、共和国灭亡，其间虽不免有些修修补补，但大的架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2]

图4.7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3]

大议会

大议会（The Great Council）创立于1172年，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但没有正式取消）原来所有自由人都可以参加的民众大会，成为威尼斯的最高权力机关。[4]此后，威尼斯的普通民众失去了他们行使权利的平台，权力名正言顺地向精英群体集中。[5]

大议会的最主要职责是从自身成员中选出大公、小议会与各种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政务官员。大议会可以将自身其他职能下放给其他机构，如元老院或各类委员会。它每年平均开会约50天，主要都是为了进行选举。[6]

从一开始，大议会就被威尼斯的权贵阶层控制，但至少在名义上，它原本向所有阶层开放，其成员的任期是一年。这种做法延续100多年后，在1297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行圈定（Serrata），即只允许自由人中的一小部分精英入圈、担任大议会成员，将其他人彻底排除在外。

圈定并非一蹴而就。最初，1297年的圈定方式是，先找出所有在过去四年里（1293—1297）曾在大议会中占有过一席之地的人；然后要求四十人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一一审核、一一表决，凡是得到超过12票支持的人，便可以成为大议会的成员，直到1298年的下一次选举。到了1298年，这些人的任期被延长一年；到了1299年，再延一次；此后，他们变为大议会的当然成员，不必再经过一次次的票选。这样，大议会的成员实际上变为了终身任职。[7]

对那些不符合初次圈定条件的人来说，有一个制度漏洞可钻。当时设有3位任期一年的提名人，其任务是提名大议会的新成员（即那些被初次圈定排斥在外的人），供大公与其顾问考虑，是否可以进入大议会。这种安排看似把大议会关闭的大门又打开了半扇，实际上入门的资格仍掌握在持有否决权的大公与其顾问手中。从这种安排运作的实际效果看，它的受益者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那些1293年以前曾担任过大议会成员的人；另一类是那些父辈曾担任过大议会成员的人。为此，威尼斯人纷纷翻箱倒柜、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有资格入圈。结果，经过圈定以后，大议会的规模不是缩小了，反而是快速扩大了：从1296年的210人增至1311年的1017人，翻了好几番。

为了防止以后有人浑水摸鱼，威尼斯于1315年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名列所有18岁以上男性合资格人士。四年以后（1319年），它又对名单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核查。进入这份名单，不仅对当时那些合资格人士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合法男性子嗣可以继承他们的资格，到一定年龄将有资格成为大议会成员。

1323年，大议会的门正式关闭，凡是榜上有名的人都被看作“贵族”，一满25岁就可以自动成为大议会成员，无须经过其他程序。此后，大议会成员就是贵族，贵族就是大议会成员。[8]不过，每年有一些年轻的贵族子弟可以优先在20岁时，提前5年进入大议会。对这些幸运者的挑选涉及抽签，下一节将会有更详细的讨论。[9]

约两百年后，威尼斯于1506年开始推行“金谱”（the Libro d'Oro或the Golden Book），贵族家庭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到指定机关登记自家婴儿的出生，否则可能丧失进入大议会的资格。1526年以后，贵族婚姻也必须到指定机关登记。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甄别贵族所有的婚姻与生育情况，排除非婚生或母亲不属于贵族的子嗣。

圈定有点像佛罗伦萨政治体制中的审核（scrutiny），但不是隔几年就审核一次，而是一次审核过后，就确定了所有合资格人士，不再进行后续审核，从而避免了围绕审核展开的争斗。[10]

圈定以后，大议会的大门就对威尼斯的其他居民关闭了。[11]不过，也有几次例外，如在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威尼斯保卫战后，它于1381年接纳了30位新成员，又如在1645—1718年间，当威尼斯面临严重危机、财政不敷支出时，它网开一面，允许127位购入大量公债的新富申请进入大议会。[12]不过，这类申请仍需经过审查批准，且新贵族不易获得高官的职位。[13]

大议会成员的固化与增加揭示了威尼斯政体的两面性。一方面，圈定以后，威尼斯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世袭的种姓，该种姓后来被称为“贵族”。[14]他们来自大约150个家族（其中20—30个属显赫世家），只占威尼斯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也许比佛罗伦萨更封闭。[15]此后，只有这些贵族才有资格参与政治决策、选举他人或被人推选为官员，形成名副其实的寡头共和。另一方面，威尼斯的寡头共和不是一种狭小的寡头共和，而是有上千人，甚至两三千人参与的寡头共和。[16]对此，一位14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1313—1357）这样说道：“虽然相对于整个城邦人口，他们是极少数，但相对于其他城邦的统治者，他们的确很多。因为他们数量很多，人们对他们的统治并不反感；因为他们数量很多，他们自身不太容易出现分裂；更何况，他们很多人都不是大富大贵，构成了城邦的稳定力量。”[17]事实上，就贵族占人口比重而言，威尼斯比大革命前的法国比重高，也比1832年前的英国比重高。[18]

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是意大利最大的几个城邦之一，人口最多时高达十多万。[19]那么，除了这一两千贵族及其家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呢？一言以蔽之，他们都被剥夺了参与大议会的权利，包括一些富裕、聪明、有教养的人。为此，刚开始时，圈定大议会曾引起过不少人的愤怒。但几代人过去后，这些人逐渐适应了新的权力分布，愤怒平息下来，比外人、后来人的想象缓和得多。究其原因，这恐怕是因为威尼斯社会中的“出路”比较多。[20]

图4.8 威尼斯的大议会

图片来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a/Joseph_Heintz_dJ_Sala_Maggior_Consiglio_Venezia.jpg。

对一小部分人来说，他们进入不了贵族等级的“出路”是因为从属于威尼斯的第二等级——“市民”（cittadini，或citizens）。虽然只有贵族才可以担任政务官，但市民可以担任事务官。早在圈定大议会之前，市民等级已经存在，因为1268年时，威尼斯已设立“大总管”（Grand Chancellor）一职，并明确规定，该职位只能由市民等级的人出任。如其名称所示，该职务不仅是大公府文秘人员的总管，也是威尼斯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总管。大总管地位甚至高于元老院成员，身着紫色衣袍，出行时排在大公、大公顾问、圣马可大教堂督师（the Procurators of St Mark）之后。除了没有投票权，他享有贵族的所有特权。更重要的是，大总管是终身职，逝世后，葬礼与大公的葬礼一样排场。

当然，并不是市民等级所有的人都具备担任大总管的资格，因为市民内部又细分为好几类。一类是能证明自己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威尼斯“原住市民”（cittadini originari），只有他们才可以担任高级公务员（如小议会或各类委员会的助理人员）和中级公务员（如法庭、财税、行政方面的公职人员）。[21]由于官员经常轮换，对所管事务未必清楚，这些名为辅助人员的公务员，往往拥有很大实权，好像“国家的心脏”一样。[22]1569年后，原住市民也需就其身世进行登记，即与贵族“金谱”对应的“银谱”（Book of Silver）登记。这对这些无法参与大议会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心理补偿。[23]

其他市民则被划为“城内市民”（cittadini de intus）与“城内外市民”（cittadini de intus et de extra）。外来移民如果在威尼斯拥有住房、与威尼斯女人结婚、缴纳威尼斯税金，有可能获得这两类身份。成为“城内市民”的前提是在威尼斯居住至少15年；成为“城内外市民”的前提是在威尼斯居住25年。对于这后两类市民，他们最多只能担任下级公务员或享有某些进行贸易的特权。[24]

分层次设置等级并在等级内设置次等级，似乎是一种聪明的统治方式。虽然各类市民的地位都低于贵族，但毕竟大大高于其他平民百姓。用《威尼斯史》一书的作者约翰·朱力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的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市民等级变得越来越像是寡头体制内部的一道外墙，而不像是来自寡头体制以外的颠覆势力”。[25]

各类成年男性市民总共大约有两三千人，[26]加上成年男性贵族，这两个精英群体占威尼斯城内总人口的比重低于5%。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庭成员，贵族与市民两个等级占人口的比重应在15%以下，其余八成多威尼斯人属平民（the popolo），要么是熟练工人及其家庭，要么是零散工及其家庭，[27]他们也许参与行会或兄弟会，但这些组织在威尼斯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太多作用，与佛罗伦萨形成鲜明对比。[28]虽然没有封建传统，威尼斯却建立起最严格的等级制：贵族、市民、平民之间的界限难以逾越。[29]由此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朋友、佛罗伦萨政治家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1474—1539）的诘问不无道理：“当一个10万人的城邦由3000贵族统治，且普通民众完全无望进入统治圈时，它不是暴政又是什么？”[30]

元老院

很明显，人数众多的大议会运作起来不太容易，更何况，很多人往往不得不缺席大议会的活动，因为威尼斯是个小地方，由于参与商业活动或外交活动，其大量精英分子经常身在外地。为此，大议会的很多功能必须下放给规模更小、能人更多的机构，如元老院（Senate）。

元老院的雏形出现在11世纪，但到1229年才成为永久性机构。[31]起初，它只有60名常规成员，由大议会直接选举产生。15世纪后，元老院增添了另外60位附属成员（Zonta），他们由元老院离任成员提名，经大议会投票选出。[32]1450年后，元老院再次扩容，逐步加入了四十人委员会成员、十人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许多官员。几次扩容后，元老院的规模达到约300人，包括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官员，其中约230人享有最终决策权和投票权。[33]

担任元老院成员必须年满32岁，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这使得不少人得以长期担任元老院成员，形成稳固的统治集团。

大议会规模较大，使得它难以有效地履行制定政策、处理财政事务的职责，元老院的地位于14世纪开始上升，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中枢。[34]用一位亲历者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to,1466—1536）的话说，它才是“统治我们国家的那个合议机构”。[35]

元老院的主要功能是立法，其职责范围很广，涵盖政治、行政、经济事务。它有权宣战、媾和、缔约；控制国防、军备、财政、税收、商业、航海、矿产、森林、水源、铸币、外省行政；负责挑选高官（savii）、驻外大使、特使、领事。[36]

四十人委员会

在元老院没有变成永久性的权势机构以前，其很多功能由12世纪70年代形成的四十人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orty或The Quarantia）承担。但1380年以后，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司法工作，为威尼斯最高司法机构。

随着诉讼量的增加，该委员会一分为三，形成3个分别由40人构成的法庭：[37]新民事法庭（the Quarantia Civile nuova）负责审理境外民事案件和海事纠纷；旧民事法庭（the Quarantia Civile vecchia）负责审理威尼斯境内民事案件；原来的四十人委员会变为刑事法庭（the Quarantia Criminale,or Criminal Forty），负责审理所有刑事案件和上诉案件，其地位最高。[38]

四十人委员会的成员由大议会负责挑选，先在基层法庭工作任职8个月，然后依次分别在新民事法庭、旧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任职8个月，总任期是32个月，可以连选连任。当他们进入刑事法庭工作时，则成为元老院的当然成员。[39]

四十人委员会定期抽签选出3位首领牵头，任期两个月，他们同时出任大公团成员；反过来，大公团主持四十人委员会的活动。[40]

十人团

十人团（The Council of Ten）初创时（1310年），本是为应付一项针对大公的阴谋而设立的临时机构，为此，它获得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紧急情况处置特权。但授权期满以后，延长了两个月；以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最终，它于1334年变为一个常设机构，负责运作一个由间谍与便衣特务组成的情报网，广泛收集与安全相关的各种信息，同时审理对国家安全有潜在与现实威胁的案件（间谍、保密、暴乱、颠覆、制造伪币、谣言与虚假信息传播、慈善活动规管、行贿、威吓、道德败坏、非法集会、武器管制、消防），是集情报部与公安部为一体的机构。[41]

该机构本身由10名成员组成，由元老院负责挑选成员，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42]也不允许来自同一家族的人同时担任其成员。这10位成员都是元老院的当然成员。[43]十人团由3位、而不是一位首领（the Capi del Dieci）共同主持该机构的工作，他们从10名成员中抽签产生，任期1个月。在担任首领期间，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大公宫内，不得外出，为的是防止有人行贿或产生谣言，每周再用抽签决定3人中谁担任该周的主席。[44]

实际运作时，十人团的成员数扩大至17人，包括大公与其6名谘议官。讨论特别重大问题时，它的成员还可以扩展至部分元老院成员，达到近40人。该机构每天开会，十分繁忙，但其成员却没有薪酬。不仅如此，任何贪赃枉法的行为都遭死刑惩治。

由于规模小、精干、灵活，该机构在威尼斯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45]尤其是16世纪以后，十人团的权力开始膨胀。[46]从1539年开始，审查官变为永久性制度设置，其中2位从十人团中选出，另外一位从谘议团成员中选出。这三个人实际上成为十人团的核心，专门负责处理叛国罪，其神秘、隐蔽、敏捷甚至残酷的运作方式令不少人闻之色变。[47]

内阁

内阁（Collegio）是大议会向小型合议机构转移权力的产物。大议会规模扩大后，为了提高体制运作效率，它往往设立一些小型合议机构分别负责处理不同的问题。久而久之，有些小型机构从临时性质变为常设性质。到14世纪中叶，内阁成形；15世纪初，它演变为元老院内的督导委员会。[48]

内阁由16位高官（savii）组成，包括6位内务高官、5位国防高官、5位海事高官（地位低于前两类高官，没有投票权）。[49]他们均由元老院（而不是大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半年，不得马上连选连任。内阁设首席官员一名，由11位有投票权的成员轮流担任，每周轮换一次。内阁这16位成员往往与大公团的10人合署运作，这时它被叫作内阁全会（Pien Collegio），共26人。[50]

图4.9 十人团

图片来源： Francesco Hayez's The Death of the Doge Marin Faliero (1867)。

内阁在威尼斯政府的日常运作中作用巨大，曾在17世纪初被派驻威尼斯的英国外交官亨利·沃顿（Henry Wotton,1568—1639）把它比喻为人体的胃，“所有的东西都要先在这里消化一遍”。[51]的确，作为威尼斯的主要执行机构，虽然元老院在理论上可以就所有重要的政策制定与执行问题做出决定，但实际上，它的权力下放给了两个委员会，即由十人团处理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由内阁全会处理外交与日常事务。而后者是威尼斯政治体制中的信息传递中心，它每天开会，决定向元老院传递什么信息、何时传递、怎样传递。即使十人团希望元老院就某些议题展开讨论，它也必须首先通过内阁这一关。由于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信息传递渠道，虽然内阁的决定需要提交元老院，但除个别例外，后者的批准不过只是例行公事而已。[52]如此一来，威尼斯当年的内阁有点像今天英国的内阁，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里的最高执行机构。[53]

图4.10 大公与元老院成员聚会大公府的内阁厅

图片来源：意大利画家皮特罗·马洛布拉（Pietro Malombra,1556—1618）的画作，http://hk.blouinartinfo.com/galleryguide-venues/750624/past-results/112670。

谘议团

最初（1032年），总督只有两位谘议官；1178年以后，谘议官数量增加至6人，[54]分别来自并代表威尼斯的6个行政区，由大议会挑选产生，一次选3位，任期8个月，可以延长两次（例外情况下，可以延续3次），卸任后，两年内不得再次入选。[55]名义上，谘议团（The Minor Council）是大公的顾问，但实际上他们与大公一体化，实行集体执政。

除监督大公外，谘议团自身的职责是为大议会准备会议材料，它也可以临时召集大议会开会。但谘议团更重要的功能是沟通威尼斯的各个权力机构，并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例如，谘议团成员同时是大公团成员、十人团成员，并不时任职于四十人委员会，大公去世后，谘议官还可以掌握摄政权。[56]

大公

大公（The Doge）是威尼斯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薪酬最高的官员。[57]与其他官员实现任期制不同，大公是终身职，只不过不能世袭。[58]每当现任大公逝世，或由于某种原因离职，其继任者由大议会负责决定人选。1268年以后，挑选大公的程序被最终确定下来，并一直延续使用到共和国的末日。威尼斯选举大公的程序繁杂无比，包含了大量抽签成分，我们将在下一节对它进行详细的讨论。

大公本享有巨大的权力，但1032年以后，经过多轮宪制改革，大公的权力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虽然他被人称作“君主”，但如果没有大议会的许可，他不得离开威尼斯，甚至不得离开大公府（参与庆典除外）；他不得在威尼斯以外有任何投资，[59]不得与外国王公、使节通信，其兄弟、儿子、亲戚不得担任公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时刻接受谘议官的监督，不得单独行使行政权力。名义上谘议官是大公的顾问，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大议会派出的监督员，与大公几乎形影不离，对他实施贴身监督。[60]大公必须与一定数量的谘议官共同主持工作，就连开启来自外国的信函，也必须有至少4位谘议官在场。以至于有学者不无夸张地说，“只有在自己的葬礼上，大公才可以不带谘议官随从离开大公府”。[61]大公死后或离职后，大议会毫无例外地会选举3位审查官（inquisitori al doge defunto）和5位矫正官（correttori alia proinissione ducale）。前者审查大公的行为，如发现失当行为，其财产可能被充公。这种事后审计的制度安排意在警告在任大公，不得肆意妄为。后者的职责是建议大议会修改大公的就职誓词。一任一任下来，大公的就职誓词越来越长，对大公权力的限制越来越严。[62]

虽然其作为大公的权力受到重重限制，但大公参与几乎所有关键性合议机构，并且曝光度极高，享有崇高的荣誉。

图4.11第50任大公弗朗切斯科·丹多洛（Francesco Dandolo）金币

图片来源：http://www.rhinocoins.com/ITALY/VENEZIA/ven5.jpg。

注：左面，圣马可站立，身披灵袍，手握旗帜，大公跪在一边；右面，基督面向九星椭圆形灵光圈站立。

大公团

大公团（Signoria）由大公本人、谘议团6名成员，外加刑事法庭的3位首领组成，共10人，它是威尼斯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主持大议会、元老院、内阁的活动。死刑也需得到大公团的核准。

在威尼斯共和国政治中，大公团的作用远大于大公个人的作用。因此，在大公的葬礼上，有个说法：“大公死了，大公团仍然活着。”[63]

以上对共和国关键机构的简单描述显示，威尼斯的政治体制虽然设立了不同的机构，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权，最关键的机构（大议会、元老院、十人团、内阁）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具有立法、行政、司法功能，就连四十人委员会也是如此。[64]与其说威尼斯的政治体制内置了分权制衡机制，不如说它的制度特征是各机构的重叠交叉：成员的重叠交叉、功能的重叠交叉、权限的重叠交叉、责任的重叠交叉。是重叠交叉而不是分权产生了制衡的效果。[65]

重叠交叉的节点是大公与大公团。在威尼斯共和国，单独行事时，大公与大公团似乎作用不大，无非是为大议会订下议程、出席某些公开仪式（如会见外宾）。他们很少单独活动，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深入参与其他关键权力机构的运作，如主持大议会、四十人委员会，与内阁一起主持元老院会议，与内阁合署形成内阁全会，参与十人团活动等（见图4.12）。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介入了共和国所有关键决策机构的活动，从而参与了重大决策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绝对不是花瓶或摆设。[66]而大公本身都是老练的政治家，他目睹其他官员进进退退，自己却任职终生，且天天主持重要的政务活动。基于这样的制度支撑，即便不能独裁，那些有能力、有性格的大公其实仍然大有可为。[67]

图4.12 大公与其谘议团的关键角色

官员

官员（Magistracies）指那些身居要职的人物，除了上面涉及的那些职务外，还包括一些担任其他职务的人物，如地方官员、临时委员会成员等等。有资料表明，威尼斯的官职达700—1000个，这还不包括战舰舰长、地方教区长（rectors of provinces）。官员的绝大多数在威尼斯城内任职，大约有250人派驻海外或帝国的大陆行省任职。[68]由于贵族人数有限，官职群多，一个人卸任某个职务后，很可能需马上就任另一个职务；贵族一生中可能会多次出任各种不同职位。[69]

官员的任期都不长，除少数例外，多为1—2年。因此，虽然有些职务不能连选连任，但这并不妨碍从一个职务卸任后，马上转任其他职务。有人估计，威尼斯的那些最高职位看似轮换频繁，其实不过是在百把人中流转。这些人在旋转门中进进出出，构成威尼斯权力结构的内圈或核心圈。[70]

威尼斯少数特定的官员（如十人团成员、内阁的16位高官，以及驻外大使、特使、领事）由元老院选举产生，其余绝大多数官员由大议会定期选举产生，而不是像佛罗伦萨那样，由抽签产生。但威尼斯的选举与今人熟悉的选举大不一样，其程序中包含着抽签成分，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详细讨论。

[1]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17.

[2] 威尼斯共和国消亡前夕出版的一本书对这个政治架构有细致的描述，见John Trusler,The habitable world described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people in allparts of theglobe(London:1788),http://quod.lib.umich.edu/e/ecco/004879802.0001.002?rgn=main;view=fulltext。现代学者对威尼斯政治体制的剖析见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95101。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直到1450年后，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才确定下来，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4,281。

[3] 一张简图很难将威尼斯政体中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示意清楚。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39;Scott Gordon,Controlling the State: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138

[4] 直到1423年，大议会才正式废除民众大会。在此之前，民众大会的唯一功能是，新总督当选后，民众可聚集在一起，听人向他们宣布：“如果你们喜欢，这位就是你们的新总督了”。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2.

[5] 也正是这个大议会，于1797年5月12日，宣布了自身的解散与威尼斯共和国的终结。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435-436.

[6] 大使、特使、高官除外。George B.Mc Clellan,The oligarchy of Venice:An Essay(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4),pp.158-160.

[7] 威尼斯编年史家Stefano Magno(1499-1572)编纂的Annali Veneti e del Mondo第一卷一一记载了威尼斯贵族家族的起源，并按字母排序记载了他们进入大议会的时间。

[8] 教士除外，见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 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53-254。

[9] 有学者认为，15世纪以前，威尼斯确认贵族身份的文档不健全，使人有可乘之机。直到1414年，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所以被称为第二次圈定；一个世纪后，又发生了第三次圈定，见Stanley Chojnacki,“Social Identit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second Serrata,”Renaissance Studies Vol.8,No.4(1994),pp.341-581;“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Third Serrata,”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State,1297-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263-294.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第二次圈定，见Benjamin G.Kohl(edited by Reinhold C.Mueller),“The Serrata of the Greater Council of Venice,12821323:The Documents,”in Michael Knapton,John E.Law,Alison A.Smith,eds.,Venice and the Veneto during the Renaissance:The Legacy of Benjamin Kohl(Florence:Firenze University Press,2014),pp.3-34。

[10]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5.

[11] 值得注意的是，圈定(the Serrata)这种说法在威尼斯当时的文献中并未出现，直到15世纪，这种说法才出现，参见Gerhard Rösch,”The Serrata of the Great Council and Venetian Society,1286-1323,”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State,1297-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70-72。

[12]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82.不过，新贵族的地位还是比旧贵族低一些。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430-431;Maartje van Gelder,Trading Places:The Netherlandish Merchants in Early Modern Venice(Leiden:Brill,2009),pp.26-27;van Gelder M.,‘Gaining Entrance to the Venetian Patriciat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van Axel and Ghelthof Families from the Low Countries’,Mélanges de l̓Écolefrançaise de Rome:Italie et Méditerranée modernes et contemporaines,Vol.125,No.1(2013).

[13] Brian Pullan,“Three Orders of Inhabitants:Social Hierarchies in the Republic of Venice,”in Jeffrey Denton,ed.,Orders and Hierarch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0),p.157;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6.

[14] 不过，与那个时代其他地方的封建贵族不同，威尼斯的贵族是政治贵族，它更像种姓，而不是阶级，因为固然贵族中不乏家财万贯的人，但也有不少穷得叮当响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享有某些特权（如担任官员），而不是相同的经济地位。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51;Brian Pullan,“Three Orders of Inhabitants:Social Hierarchies in the Republic of Venice,”in Jeffrey Denton,ed.,Orders and Hierarch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0),p.160.

[15]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1;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00,151.有学者认为，贵族阶层至多占威尼斯人口的5%，见Dennis Romano,Patricians and Popolani: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e Venetian Renaissance Stat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2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这方面，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不相上下。更何况，佛罗伦萨的新人（非熟练工人除外）一直有机会出任高官。见Frederic C.Lane,“At the Roots of Republican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1,No.2(January 1966),pp.412-41。

[16] 大议会成员最多时(1527年），达2746人。据此，有学者认为用“寡头制”形容威尼斯政体不够准确，“贵族制”也许更贴切，因为威尼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整个贵族等级统治。不过，1630—1631年的瘟疫导致贵族下降到1660人。此后，因为种种原因，贵族的人数没有恢复：到1775年，进一步下降至1300人；1797年，再下降至1090人。贵族占威尼斯成年男性的比重也随之降低，从1520年的6.4%降至1797年的3.2%。见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01,324,430。

[17] 转引自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14。

[18] William Roscoe Thayer,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Boston:Houghton,Mifflin,1908),pp.104-105.

[19] 据估算，13世纪初，威尼斯有人口8万左右，一百年后，人口翻番。经历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后，威尼斯的人口至少死了一半。即便如此，到15世纪初，其城内人口仍达10万左右。此外，整个帝国还有150万人口。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1。当时，只要人口达到一两万，就会被看作大城市。威尼斯也许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超过巴黎，与佛罗伦萨、米兰差不多。在15世纪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人口持续增长，到1570年达到顶峰：19万人(1969年该区域的人口只有12万）。但1575—1577年间与1630—1631年间，威尼斯两次遭到疫病重创，每次被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821。虽然1577年后，人口数量快速恢复；但1631年后的经济危机阻碍了人口的恢复。Maartje van Gelder,Trading Places:The Netherlandish Merchants in Early Modern Venice(Leiden:Brill,2009),p.25。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前夕，其城内人口约为14万人，另有属地人口约为200万。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424.

[20] “出路”的概念来自Albert O.Hirschman,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rganizations,and Stat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有出路时，人们不一定选择“发声”或抗议、反抗；但如果没有出路，被迫抗议、反抗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21] 这样的公务员约有100位，见George Brinton Mc Clellan,Venice and Bonapar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1),pp.44-45。

[22]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46.

[23] 公务员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他们接受贵族官员的领导。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66-267,428-429。

[24] Brian Pullan,“Three Orders of Inhabitants:Social Hierarchies in the Republic of Venice,”in Jeffrey Denton,ed.,Orders and Hierarch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11Press,2000),pp.160-163.

[25]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13,“The Oligarchs Triumphant(1297-1310).”

[26]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324.

[27] Maartje van Gelder,Trading Places:The Netherlandish Merchants in Early Modern Venice(Leiden:Brill,2009),pp.25-28;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92-993.

[28] Claire Judde de Larivière and Rosa M.Salzberg,“The people are the city:The.idea of the popolo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popolani in Renaissance Venice,”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No.4(2013),pp.1113-1140;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08,152,273,318-321;Richard Mackenney,Tradesmen and Traders:The World of the Guilds in Venice and Europe,c.1250-c.1650(London:Croom Helm,1987).有学者发现，意大利沿海城邦的行会比较弱，而内地出版的行会比较强，这也许是因为沿海城邦的机会比较多，缓解了来自平民的压力，见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p.77-78,132。

[29] 近年来，有学者试图挑战传统看法，认为威尼斯各阶级之间的差别并没有那么严格与僵化，参见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Reconsidering Venice,”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State,1297-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5。

[30]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44.

[31]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89.

[32]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53.在元老院的选举过程中也有抽签成分，见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2。

[33]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4.

[34]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01.

[35] 转引自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39.

[36]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02-1003.

[37] Sieur Amelott de la Houssai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wherein the Policies,Councils,Magistrates,and Laws of that State are Fully Related,and the Use of the Balloting Box Exactly Described(London:H.C.,1677),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Version,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25255.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 .

[38] 四十人委员会的成员数量也相应增加，1400年，80人；1442年，120人；1492年，160人。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796.

[39] George B.McClellan,The oligarchy of Venice:An Essay(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4),pp.169-170.

[40]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也见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89.

[41]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06-1007.

[42]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XV。但也有学者认为，十人团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见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90-991。

[43] 十人团还有15位附属成员；1529年后，这些附属成员由大议会提名，十人团批准。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XVII。

[44] John Trusler,The habitable world described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people in allparts of the globe(London:1788),http://quod.lib.umich.edu/e/ecco/004879802.0001.002?rgn=main;view=fulltext;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231.

[45] 处理紧急情况时，佛罗伦萨往往建立临时性机构(Balía)，从而带来不少不确定性。有了常设的十人委员会，威尼斯处理紧急事务更从容，也有利于维护体制的稳定。

[46]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56,403.

[47] John Trusler,The habitable world described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people in allparts of the globe(London:1788),http://quod.lib.umich.edu/e/ecco/004879802.0001.002?rgn=main;view=fulltext;George B.Mc Clellan,The oligarchy of Venice:An Essay(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4),pp.168-169。今天去威尼斯的游客还可以看到十人委员会的审判庭、连接审讯室与牢房的叹息桥。

[48]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42-43.

[49]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54-255.

[50]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39-40.

[51] 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Vol.I,pp.52-53.该书把Collegio称之为内阁。Norwich也把它称之为内阁，见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Chapter 14,“The Conspiracy and the Council.”

[52] Filippo de Vivo,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Venice:Rethinking Early Modern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0-40.

[53]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03-1004.

[54]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90-92,96.

[55] 6位谘议官按其行政区的位置分为大运河南北两组，其选举错开4个月，见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

[56] George B.Mc Clellan,The oligarchy of Venice:An Essay(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4),pp.165-166.

[57]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324.

[58] 同时期的其他意大利城邦往往任命一名外邦人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即督政官。但威尼斯的大公比督政官权势更大，因为大公往往是从政经验非常丰富的本地人，并且执政终生。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97。

[59] 由于总督的官方收入并不高，因此担任总督后，不少人依然卷入生意之中。

[60]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2.

[61]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09-124.

[62] George B.McClellan,The oligarchy of Venice:An Essay(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4),pp.163-165.

[63]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21.

[64]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3;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8.

[65] Scott Gordon,Controlling the State: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147。即使认为威尼斯政体充分体现分权与制衡理念的学者也承认，各主要机构的权责是交叉的，见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8。

[66] 有学者认为，威尼斯权力核心包括内外两圈，内圈约16人，外圈约40人。虽然威尼斯禁止官员连选连任某个特定职位，但他们可以卸任某个职务后，立即上任另一个职务。如此一来出现旋转门现象：权力核心圈内往外是同一小批人不断转换头衔。到17—18世纪，威尼斯权力的内圈越变越小。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56257,428-429。

[67]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40;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Vol.I,p.53;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89,1005.

[68] 一项材料声称，威尼斯有831个由大议会选举产生的官职，其中550个是城内职位，281个是城外职位，见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59。又见James Cushman Davis,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p.22;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324。

[69] George B.McClellan,The oligarchy of Venice:An Essay(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4),pp.160-161。在1630—1631年出现瘟疫后，贵族人数持续下降，以至于难以找到足够的贵族担任官员。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430。

[70]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6;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_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4.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威尼斯共和制与佛罗伦萨共和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从13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绝大多数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城邦演化为一人独掌大权的领主制（君主制）时，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依然保留了寡头共和制，由为数不多的一小撮精英共同执掌着城邦的命运。[1]

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一方面，与政局多变的佛罗伦萨形成鲜明对比，威尼斯以政局稳定享誉意大利与欧洲，[2]成为其他共和制城邦（包括佛罗伦萨）仰慕、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威尼斯的共和制一直存活至18世纪末，比佛罗伦萨共和制的寿命足足长出260多年。

正是由于威尼斯稳定的政局与长寿的政体，后世形成了所谓“威尼斯迷思”（the myth of Venice），把威尼斯共和制的独特之处归功于其贵族的高尚节操：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克己奉公。[3]而大量的史料却证明，这种对威尼斯贵族的美化毫无事实基础，就其个人操守而言，他们实际上与其他城邦的统治集团别无二致。[4]

政局稳定显然是政体长寿的前提。正如本章第一节所示，威尼斯早期政治其实并不稳定，反倒是充满了暴力。从697年到1172年这近500年间，5位大公被杀害、5位被刺瞎、5位被迫退位、9位被免职或流放。[5]那时，与其他意大利城邦一样，为了争权夺利，威尼斯的权贵家族之间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毫无节操可言。

如果统治阶级的节操解释不了威尼斯政局的稳定，那么本章第二节讨论的那些体制安排能否解释呢？好像也不能。热内亚效仿威尼斯于1339年后开始选举自己的大公，但依然未能阻止频繁发生的暴乱；[6]佛罗伦萨效仿威尼斯于1494年建立了自己的大议会，并于1502年设立了与大公相似的终身职首席执政官，但没过多久，其共和体制就轰然垮塌了。[7]

看来，威尼斯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内部安宁、和谐，不是因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制度安排，而是因为其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在于：不惜一切代价，防范派系争斗，哪怕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运作方式烦琐复杂，也在所不惜。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它的制度特征是看似毫无章法：大公个人权力极其有限，普遍采取集体决策机制，各种职权交叉的委员会林立，每个机构承担不同类别的职责，一个机构往往是另一个机构的组成部分（如大公团是十人团的一部分，十人团是元老院的一部分，元老院是大议会的一部分），且经常设立临时性委员会。[8]在所有这些机构任职的各类、各级官员不仅任期短暂、轮换频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产生方式极其复杂、耗时费劲，为的是尽量排除人为干扰。这其中，威尼斯式抽签便是政治中最有效的缓冲器、减压器。[9]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选官程序混杂了票选与抽签，但与佛罗伦萨不同，威尼斯是先抽签、后票选，而不是先票选、后抽签。这种前后顺序的不同看似无关紧要，其实非同小可。以下的分析将让我们看到，威尼斯式抽签使选举结果更难被个别人或个别家族操控，因而也更有利于减少由政治权力分配引发的冲突。

威尼斯的抽签主要运用于政治体制运作的3个关键环节：（1）进入大议会，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2）选取各类、各级官员；（3）选取最高长官——大公。

大议会成员与抽签

上一节提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威尼斯圈定了大议会成员：进入大议会成为贵族独享的特权，且只有进入大议会，才算是统治集团的一员，才够格担任政府官员；所有其他人都被统统排除在大议会之外，因而也与政府政务官职完全无缘。如果出身“贵族”，年满25岁就可以自动成为大议会成员；如果不是贵族出身，永远也不可能进入大议会。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贵族子弟并没有等到年满25岁才进入大议会，而是在此之前就急不可耐地陆续进入了大议会。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威尼斯为年轻贵族进入大议会留了一个旁门：每年12月4日，在圣白芭蕾日（Saint Barbara̓s Day），为贵族子弟举办一年一度的抽签，让中签者提前进入大议会。这个仪式被称为“圣白芭蕾日抽签”（Balla d'Oro或Barbarella），是威尼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圣白芭蕾日抽签始自1319年。此前，威尼斯还是沿用先票选提名者，再由提名者推选大议会成员的程序，但产生了很多问题，于是在1319年11月25日通过了一项法律：

票选提名人、并由他们推举大议会成员的做法看来既不恰当，也不可敬，因为人们为了当选，往往做出虚假的陈述，选举过程经常有失公允。为此，现通过一项法律，目的是让挑选大议会成员的程序更妥当、更公正。其具体操作方式如下：（1）看有多少合乎被提名资格的人已向四十人委员会登记，并准备相同数量的小球放入一个瓮中。(2）这些小球中包括一定数量的金球，其数量等于该年大议会准备接受年轻新成员的数量。(3）挑选一名12岁以下的男童，由他按照四十人委员会登记名册的先后顺序，从瓮中随机抽取小球。(4）那些抽到金球的人被看作中选，中选的人将会即刻得到四十人委员会的批准，就好像它以前批准提名人推举的人选一样。(5)12月4日完成该程序。

今后，这个程序每年进行一次。不过，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以后每年要对四十人委员会登记名册中那些人先进行一次预抽签，按中签的先后顺序，把他们的名字进行排列；然后，按这个顺序，从瓮中抽取小球。

因为肯定有些人未能抽到金球，还有些人不想按这套程序进入大议会，现规定，该法律通过两年后，任何人[当然是合资格人士]，只要年满25岁，并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向大公、谘议官以及四十人委员会首领实实在在地证明自己已年满25岁，并得到他们全体或其中多数人的认可，就可被认为当选成为大议会成员，且得到四十人委员会的批准，恰如以前其他人进入大议会也需得到四十人委员会批准一样。

从此以后，废止有关票选提名人的相关法律条款。

这项1319年的法律在四十人委员会与大议会得到大比数通过：四十人委员会25票赞成、3票弃权、一票反对，大议会506票赞成、60票弃权、83票反对。不仅如此，该法律还留下一个刚性条款：除非得到超过5位谘议官、25位四十人委员会成员，以及大议会三分之二成员的支持，该法律不得废止。这比很多现代国家修改宪法的门槛还要高得多！[10]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刚性条款，从1319年起，圣白芭蕾日抽签一直延续到威尼斯共和国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法律文本中有一个明显的缺失：它既没有明确说明，年满多少岁，贵族子弟才可以为参与抽签进行登记；也没有明确说明，中签者年满多少岁，方可成为大议会成员。

三个半世纪以后，在1677年出版的《威尼斯政治史》中，一位法国时任驻威尼斯的外交官记载下了他所观察到的圣白芭蕾日抽签：

法律一般不允许贵族在25岁以前成为大议会成员，但是，当局每年会接受一定名额的年轻贵族在25岁以前进入大议会。挑选是以抽签的方式进行的，为的是避免权力的觊觎者产生妒忌与不满。即便有人走运中签、有人不走运，他们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抱怨或不满。具体的做法如下：

每年12月3日，希望提前成为大议会成员的贵族子弟需亲身前往检察官办事处，一方面证明他们已年满20岁，另一方面证明他们的确是贵族家庭的子嗣。满足这两个条件后，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将为他们出具由该机构签署的公证书；他们应携带该公证书到四十人委员会，由其秘书将各人的名卡放入其他报名者的名卡之中。

次日上午，该秘书把所有报名者的名卡提交给内阁，随后举行抽签仪式。抽签时，在大公的正前方放置两个瓮；在一个瓮内，放入与报名者数量相同的小球，其中不超过31个镀上金色，其余为白色；在另一个瓮内，放入报名者的名卡。

一切就绪后，由大公从第二个瓮中一一抽出名卡。每抽出一张名卡，便交给秘书高声唱读出卡上的名字。然后由抽签童子（Balotin）为该位报名者从第一个瓮中抽取小球。如果幸运降临，童子抽出一个金球，这位报名者就被接受提前进大议会。如果抽到白球，就不能于当年进入大议会。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二个瓮中的名卡被抽完。[11]

为什么贵族子弟会对抽签提前进入大议会趋之若鹜呢？《威尼斯政治史》的作者是这样解释的：

[对于贵族而言]，被接受进入大议会的那一天就好比人生的第二个开端。从这一天起，他们才拥有了政治生命，才成为国家的一员。而在此之前，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自己家族的一员而已。[12]

那么，在1319年至1676年这三个半世纪之间，圣白芭蕾日抽签是如何进行的呢？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留下的日记详细记载了15世纪90年代的情形，这时候正好离首尾两端各约170余年。[13]这时，抽签还是定于12月4日举行。事先，所有报名者需向检察官办事处（the Avogadori di Comun）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并已年满18岁。抽签的第一步，是在大公府的委员会厅（the Sala del Collegio）设置两个瓮；将通过审核的报名者的名卡放入一个瓮内；然后，在另一个瓮中放入同等数量的小球，其中五分之一为镀金球。第二步，大公从第一个瓮中逐个抽出名卡；与此同时，抽签童子（ballottino）同步从第二个瓮中逐个抽出小球。如果大公抽出某个名卡时，抽签童子正好抽出一个镀金球，该名卡的主人便是赢家，可以在他年满20岁时进入大议会，成为其成员。既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可以抽中，其余五分之四的人必须等到以后的圣白芭蕾日，再试试自己的运气，或被选中担任大公府民事法庭的20位代讼人（avocati pizoli或advocates）之一（这些人也可在年满20岁时成为大议会成员）。否则，就只能等到年满25岁时，再进入大议会。[14]

图4.13 1677年版《威尼斯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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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个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考察圣白芭蕾日抽签，我们可以看到抽签程序演化过程中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抽签的日期一直固定在12月4日，但其他不少细节都发生过变化。(1)1319年的法律没有提到大公参与抽签；1414年的法律已提到大公参与抽签的注册；但到15世纪90年代，大公已亲自参与抽签，极大地增强了抽签仪式在威尼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2）抽签的登记机关最初为四十人委员会，后来变为检察官办事处。(3)1319年的法律没有提到登记抽签的年龄要求，15世纪90年代为18岁，而1676年前后为20岁，提高了两岁。(4)1319年的法律没有规定每年抽中的人数；144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已经规定，抽中人数为参与抽签人数的五分之一；[15]到1676年前后，抽中人数被固定为31位，赢家数量有所减少。(5）抽签最初使用一个瓮，后来使用两个瓮，在技术上更趋完备。

上述变化表明，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抽签程序越来越规范；另一方面，越往后，抽签的门槛越高，抽中的机会越小。

为什么圣白芭蕾日抽签会发生这些细节上的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另外3个问题。第一，既然已经规定贵族子弟年满25岁就可以进入大议会，威尼斯为什么要网开一面，允许不到25岁的年轻人进入大议会？第二，既然已经决定让不到25岁的年轻人进入大议会，为什么不把进入大议会的年龄限制统一下调至24岁、23岁，而是采取更麻烦的方式，在某个年龄段（如20—25岁）中挑选其中部分人？第三，既然要挑选某个年龄段中的部分人，为什么不采取推举、票选之类的办法，而要采取抽签的办法？

威尼斯之所以允许不到25岁的年轻人加入大议会，恐怕有3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官职仅限于进入大议会的贵族担任，而成年贵族的人数有限，威尼斯客观上需要一些年轻人充当官员的后备军。尤其是14世纪末以后，威尼斯政府的职能范围大幅扩宽，插手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几乎无所不在，需要增添人手。[16]据记载，在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这100年中，威尼斯官职的数量至少翻了一番。此后，这种增长趋势未见减缓。依据马里诺·萨努多的日记，到15世纪末，威尼斯的官职已达831个，而当时贵族的总人数不过2600。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需要将近三分之一的贵族担任官职，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17]威尼斯短任期、频繁轮换的制度要求则意味着，每个贵族都可能经常出任公职。这对为寻求官职而饥不择食的某些贵族而言，当然求之不得；但对其他不少贵族而言，低级职位形同鸡肋，毫无吸引力，避之唯恐不及。开放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进入大议会，让他们从官阶的底层干起，不失为一种舒缓人手短缺压力的办法。[18]第二，让年轻人提前进入大议会、从低阶官职起步，这等于为他们提供了见习机会：在实践中逐步熟悉规章制度、内化政治文化、学习如何与其他官员互动。将政治学徒设置为威尼斯政府晋升体系的第一步，有利于提高整个体制的效率。[19]

第三，让年轻人提前进入大议会有利于对他们进行驯化。刚开始进入大议会时，不少年轻人也许还野心勃勃、桀骜不驯，甚至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这方面有大量史料记载。对这些叛逆的年轻人，威尼斯一方面严加处分，另一方面不一棍子打死，给那些知错就改的年轻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久而久之，年轻人被导入制度内渠道，以排泄其无穷的精力，并一步步变为循规蹈矩的体制内人，有利于提高整个体制的稳定性。[20]把年轻人纳入大议会驯化，也可以避免他们在体制外闹事。

如果把年轻人纳入大议会是必要的话，那么，为什么威尼斯不让所有年龄超过20岁的年轻人都进入大议会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每年大概有多少贵族子弟报名参加圣白芭蕾日抽签。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们的预期寿命普遍不长：黑死病过后，一度降至20岁以下；1450年以后才回升至约40岁。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口整体上十分年轻。[21]当然，一般而言，贵族比平民活得长一些：后者活到35—40岁就算老了，而前者活到60—70岁的机会大得多。[22]那时，婴儿与孩童死亡率很高；活到20—25岁是一个坎；过了这个坎，余下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30年，即可以活到50—55岁。[23]不过，贵族家庭的孩子恐怕比平民多，因此，处于20—25岁之间的年轻人占贵族人口比重一定不小。这群人的规模有多大呢？1441年底通过的一项法律确定，每年圣白芭蕾日抽签时，报名者有五分之一的机会被抽中，但不低于30人。在马里诺·萨努多的记载里，“五分之一”意味着50—60人。[24]换句话说，每年抽签的报名者约为250—300人。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刚满18岁、第一次参加抽签，其中有些人可能是往年抽签的未中者，但与此同时，出于种种原因，年满18岁的贵族子弟也不一定都报名参加了抽签。一减一增，如果允许所有年龄超过20岁的年轻人都进入大议会，每年进入的人数恐怕就不是50—60人，而是200人左右。每年只有50—60位新人进入的话，年长贵族对他们的训导与驯化比较容易；而如果每年新人的数量翻几番的话，训导与驯化他们恐怕就要困难多了。

成年贵族恐怕还有一重顾虑，即如果大议会中集结大量年轻人的话，自己的权威可能遭到挑战，自己本可期待的职位也许落空。史料记载，有些年轻贵族往往对从低阶职位做起、一步步升迁缺乏耐心，他们会觊觎收入更多、权势更大、荣誉更高的职位。为此，曾出现过年轻贵族在大议会内结成投票联盟，试图联合起来挑战长辈的事件。此外，在整个15世纪，一直有成年贵族抱怨，年轻人抢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职位。也许正是为了抑制潜在的代际冲突、防止重资历的传统受到威胁，在允许年轻人提前进入大议会的同时，威尼斯不愿意为年轻人完全敞开大议会的大门。[25]

如果只允许一部分（而不是全部）20岁以上的贵族子弟提前进入大议会，接下来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确定，谁可进、谁不能进。从理论上讲，票选、举荐、指定、竞购都可用来决定谁可进、谁不能进，但威尼斯从1319年起便决定采用抽签的方式，并一直坚持到共和国的终结。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1297年大议会实行圈定改制之前，挑选大议会成员的程序中已包含了抽签的成分。那时，大议会有两类成员：一类是当然会员，即担任公职的官员，他们占大多数；另一类是100位普通会员，任期一年。普通会员由提名委员会推举，而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少至4人）由抽签产生，为的是防止提名被某些家族劫持。在1286年与1296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圈定改制的提案，但都没有通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提案都意图削弱抽签在产生提名委员会过程中的作用。人们担心，废除抽签可能会导致大议会中某些势力强大的派系将政敌赶出大议会、赶出政坛。[26]可以想象，也许正是由于了解抽签的平衡特性，在1319年决定允许部分贵族子弟提前进入大议会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采用抽签方式。

不过，历史惯性充其量只是采用抽签方式的一个原因，而且恐怕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对贵族子弟及其家人而言，尽早成为大议会成员是一件关乎自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收益与荣辱的大事，他们会竭尽全力争取。假如不是采取抽签的方式，而是采取给人为操弄留有空间的其他方式，就可能造成混乱，影响贵族阶级内部的团结，破坏威尼斯政治上的稳定局面。[27]

经济收益。14世纪中叶以后，威尼斯遭遇了经济危机。对威尼斯居民来说，紧接而来的基奥加战争（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于1378—1381年间爆发的战争）更是雪上加霜，使很多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威尼斯的贵族只是一种政治身份，其中相当多的家族本来就不富裕，此时更是贫困交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威尼斯政府于14世纪80年代开始为生活窘迫的贵族提供一种救济，其手段是让他们有机会获取带薪的政府职位。从此以后，相当多的贵族家庭对政府职位产生了一种依赖，以至于在整个15世纪，威尼斯政府一直努力为贵族创造任职机会。[28]

既然从政就可能捧上饭碗，贵族子弟当然趋之若鹜，都想尽早获得一官半职。然而，要当官，第一步必须先成为大议会成员，否则根本不具备当官的资格，除非等到25岁以后，自动变为大议会成员。另一类政府提供的职位是国营商船队上的弩兵，招募对象是年满20岁的贵族青年。除了薪水之外，弩兵在船队途径的外埠码头还可以夹带买卖货物，赚取外快。[29]不过，充当弩兵与参与抽签并不矛盾，担任大议会成员不会妨碍为生计另谋出路，他们不必参加大议会的每一次会议。[30]由此可见，报名参加抽签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我们看到，到15世纪后半叶，贵族家庭都争先恐后地为其子弟报名参加圣白芭蕾日抽签。[31]

政治收益。获取上述经济利益的前提是进入大议会，抽签为贵族青年从政打开了一条“快车道”。[32]虽然缺乏系统的数据支撑，但可以想象，就从政生涯而言，与25岁才进入大议会的人相比，20岁就进入大议会的人肯定会占尽先机：他们可以较早地升入较高的职位，他们也有更多机会最终成为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33]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马里诺·萨努多就是一位抽签的受益者，因为他20岁已进入了大议会，使得他得以在32岁时，就成为尊贵的元老院成员。比萨努多更厉害的是弗朗切斯科·巴巴罗（Francesco Barbaro,1390—1454），他在29岁时就进入了元老院。[34]另一个例子是皮耶罗·普锐尼（Piero Priuli），他也是20岁进入大议会，虽然21岁时因在大议会里聚众闹事、扰乱秩序，受到罚款与停职6个月的处分，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在政坛上大放异彩。他年仅29岁便进入了威严的四十人委员会，并最终于61岁时，荣升在威尼斯权力等级里地位仅次于大公的圣马可大教堂督师（Procuratore di San Marco）。[35]一项关于威尼斯外交官的研究也发现，一生中担任过多个外交职务的人，往往在年纪不大时就获得了第一个外交职务。[36]

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贵族来说，他们计算得失的单位不仅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家庭与家族。一个年轻贵族进入大议会，不仅意味着他本人成为官职的候选人，可以捧上一个饭碗，踏上权力的阶梯，而且意味着他的家庭、家族在大议会里又多了一张选票。多出来的选票可以增加其家庭、家族在大议会内的势力，强化他们对某些法案的支持或反对立场，还可以被用来与其他家庭、家族做政治交易。[37]

很显然，要获取上述个人、家庭与家族的政治利益，贵族青年必须尽早进入大议会。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家族当然都不想输在从政的起跑线上。

社会收益。提前进入大议会，不仅会为贵族青年及其家庭、家族带来经济与政治上的好处，还有助于他们自己及其家族成员提高社会地位、巩固与扩展社会网络。

圣白芭蕾日中签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中签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包括兄弟、姐妹、父母。对中签者本人而言，由于即将手握大议会中的一张选票，他找到一位合适配偶的机会大大提高。这里所谓“合适”配偶是指，同样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女子。1420年以后，要获取贵族身份，仅仅证明父亲出身贵族已经不够，需要同时证明父母双方均出身贵族。这就意味着，贵族男青年只有与贵族女青年结合，他们的子嗣将来才有资格进入大议会。反过来，贵族女青年的家长也希望通过联姻，他们可以在大议会这个平台上结交更多的同盟军；中签者及其家庭成员正是他们寻找的对象。[38]

进一步说，一位贵族青年中签，其兄弟找到合适配偶的机会也会提高。在15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威尼斯有近五成的贵族男性未婚，一直处于单身状况。不过，即便这些单身贵族本人不参与家族之间的联姻，但只要他们中签，得以提前进入大议会，他们的兄弟就可在找配偶方面处于优势地位。[39]同理，男青年的中签也会使其姐妹更有可能嫁入好人家。15世纪以后，由于收紧了贵族身份认证资格，同时强调父亲与母亲的出身，贵族家庭必须小心地在狭小的贵族圈中为其子女挑选配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嫁妆费用飞涨。在这个背景下，对中签者的父母而言，如果儿子得到大户人家女儿的青睐，还意味着可以收到一份价值不菲的嫁妆。有了别家送来的嫁妆，他们自己的女儿出嫁时，家庭负担也许可以减轻一些。[40]

上一段讨论已暗示，圣白芭蕾日抽签不仅与抽签者的直系家庭成员有关，而且与家庭成员的姻亲有关。实际上，抽签还关系到抽签者家庭父系、母系的亲属网络，甚至还关系到其他人，构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印证这一点的最好材料来自圣白芭蕾日抽签的报名记录。[41]一个年轻贵族报名抽签时，至少需要3人（有时甚至是4—5人）陪同，其中1—2位是举荐人（sponsors或presenters），另外2—3位是担保人（guarantors）。这些角色通常由报名者的家人出面。最适合担任举荐人的，是报名者的父亲。但因为种种原因（如死亡、外出公干或经商等），父亲不一定总能亲自到场。在保存下来的报名记录中，充当举荐人的，还包括兄长、父系亲属（叔伯、堂兄）、母亲、母系亲属（舅舅、表兄），甚至一些远房亲戚。[42]至于担保人，虽然往往也由父系或母系亲属担任，但大约三分之二是由其他贵族家族的成员担任，包括朋友、邻居，但主要来自与报名者家族有主从关系的家族（patronage）。[43]

这表明，希望通过抽签提前进入大议会的年轻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庞大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各色人等参与抽签登记不仅仅是为了尽早把某个年轻人塞入大议会，而且是为了借此机会巩固与拓展亲属、联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各个贵族家族一代代如此运作，其总体效果是，日益固化了威尼斯排他性的贵族社会制度。

文化收益。除了上述实实在在的经济、政治、社会收益以外，参与圣白芭蕾日抽签还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威尼斯的贵族阶层制度形成于14世纪，但起初，其排他性未必那么严丝合缝。到15世纪，随着贵族逐步固化为一种类似种姓的全封闭体制，贵族间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新的政治文化；年轻贵族就是展示这种新文化的媒介与象征。[44]新文化的本质是，用突显文化独特性的方式，来维护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外，新文化突显贵族与非贵族的差别；对内，新文化突显未成年贵族与成年贵族的差别。[45]正是因为同时突显了新文化的这两个特征，高度仪式化的圣白芭蕾日抽签值得特别关注。

抽签的起点，是仪式化的报名登记。每年12月3日，250—300位报名者，由750—1500位举荐人与担保人陪同，从威尼斯的各个角落出发，成群结队前往检察官办事处。那该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当着检察官的面，举荐人与担保人按要求出示证据，证明报名者确实出身于贵族家庭且年满18岁（或20岁）；否则不仅报名者不能参与次日的抽签，担保人还需支付高昂的罚款。[46]

抽签日的仪式更是隆重、盛大。它固定在每年的12月4日，为的是突显一年一度的抽签具有长久的历史连续性；它选在大公府的委员会厅（即威尼斯最高行政当局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举行，并由威尼斯最高执政官大公本人亲自主持，为的是突显抽签是威尼斯一件至关重要的国家大事。

不管贵族内部有多少矛盾，年复一年，连续两日的报名与抽签仪式，明白无误地提示全体威尼斯居民，只有贵族等级才享有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在两场仪式中充当道具的年轻人也是抽签的潜在受益人。

抽签无非产生以下几种结果：（1）抽中，等到20岁就可进入大议会；（2）没抽中，等到第二年再抽；（3）选上民事法庭代讼人，20岁也可以进入大议会；（4）等到25岁，再进入大议会。很显然，第一种结果是所有报名者及其家人梦寐以求的。一旦中签，中签者的家庭都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庆祝活动，与失意者家庭的落寞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意义上，威尼斯的中签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中举，指向飞黄腾达的未来。但威尼斯的中签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它标志着中签者在政治上正式脱离未成年期，提前进入成年期，圣白芭蕾日抽签成为他们的成年礼。未成年者，即便出身贵族也无权参与政治；只有通过抽签，迈过一道无形的坎，提前进入成年期，贵族子弟才正式成为威尼斯贵族统治集团的一员。[47]

荣辱。不管报名者及其家族对抽签投入多大的热情、抱有多大期待，中签的幸运最终只会降临在五分之一的报名者头上。这些幸运儿头顶光环，他们及其家人当然有理由感到荣耀，但那些灰头土脸的失意者恐怕只有等到来年，再次报名抽签。不过，总会有些年年报名、年年落榜的人，他们一直要等到25岁才能进入大议会。这些人当时被叫作“倒霉蛋”（itristi),[48]他们及其家人的尊严会因此遭遇重创，形同“次等”贵族。在15世纪，“次等”贵族与其他贵族的区格日渐明显，形成贵族内部的两个层级。[49]

由于圣白芭蕾日抽签的后果非同小可，威尼斯贵族参与抽签的热情越来越高。有人分析过16个贵族家庭在15世纪的情况。从1408年到1497年，这些家庭共有1065名子弟报名参加抽签。在15世纪的前半叶（1408—1450），报名抽签的有417人，平均每年9.70人；而在后半叶（1451—1497），报名抽签的増至648人，平均每年13.79人；年均报名人数增加了42%。如果对比15世纪一头一尾两个20年，增加的趋势更显突出。在1411—1430年，报名抽签的人数是158，年均7.9人；在1471—1490年，报名人数是292，年均14.6人，比世纪初增加了85%。抽签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贵族家庭都乐此不疲。到15世纪中叶，在所有进入大议会的贵族子弟中，超过85%的人都曾参加过抽签报名，尽管其中有些“倒霉蛋”要等到25岁才得以进入大议会。[50]

也许正是由于参与圣白芭蕾日抽签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尼斯对抽签资格的限制也越来越严，走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实行抽签的头一个世纪，即14世纪。

前面已经提到，参与抽签最基本的要求是两条：（1）报名者的父亲已是大议会成员；（2）年满18岁。[51]至于母亲的身份，早在1277年就有立法禁止私生子进入大议会。但在14世纪，不少贵族仍然投机取巧，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的私生子塞入大议会。在14世纪的前几十年里，由于通过抽签提前进入大议会对贵族子弟的吸引力还不够大，抽签竞争也不够激烈，[52]这类问题未必能提上议事日程。但如前所述，到14世纪70—80年代，抽签竞争开始加剧。结果，大议会于1376年通过了一项法律，重申严禁贵族与贫贱妇女的非婚生子进入威尼斯的统治阶级。[53]14世纪80年代以后，检察官加紧了对抽签报名者的调查，导致更多的报名者被取消资格。[54]不过，那时认证抽签资格似乎缺乏系统、严密的手段，连圣白芭蕾日抽签的报名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55]这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虽然在法律上对抽签资格的规定趋于收紧，但在程序上认证抽签资格的方式依然松弛无力。

第二个阶段是实行抽签的第二个世纪，即15世纪，其起点是大议会于1402年、1404年、1407年、1408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56]但里程碑是1414年3月8日通过的圣白芭蕾日抽签法。

为了防止不合资格的人士混入大议会，玷污贵族政治，[57]该项法律详细规定了抽签的报名程序（见前文的描述）：一方面，要求父亲尽可能本人到场，亲自证明父子之间的贵族身份继承关系；另一方面，要求3位检察官中至少2位核查报名者及其家人的说法是否属实（1455年后，要求3位检察官全部参与核查）。[58]在程序方面，1414年法律更重要的创新是，要求检察官开始保留所有报名者的相关登记信息，相当于开始为统治阶级成员建档，为后世留下一份贵族的花名册。[59]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威尼斯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更加严格地把控进入贵族集团的关口，特别加强了对报名者母亲身份的核查。例如，1422年的法律要求检察官“细致地核定”，谁是报名者的母亲。如果他们的母亲是奴隶、仆人或其他卑微出身的妇女，哪怕父亲是贵族，也不得进入大议会。该法律实际上已授权检察官记录贵族的婚姻状况。10年以后，1432年11月通过的法律则要求，在圣白芭蕾日抽签报名时，必须记录报名者母亲娘家的名字，而不仅仅是母亲本人的名字。[60]

又如，威尼斯在1430年通过一项法律，把原本只适用于圣白芭蕾日抽签报名时的审核程序适用于所有25岁才进入大议会的人，并留下相应的登记档案。此前，为了逃避抽签报名时的严格审核程序，有些不完全符合资格的人也许情愿放弃抽签、等到25岁再设法混入大议会；现在，这条原本顺理成章的道路也被封闭了。[61]

如果说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初次“圈定”好比为贵族统治建立了一圈竹篱笆的话，那么实践证明，“竹篱笆”还难以阻止外人的渗入。这样，威尼斯在15世纪头30多年里的立法相当于进行了第二次“圈定”，好比为贵族统治设立了一圈更加严密的铁丝网。[62]

第三个阶段是16世纪以后，其分水岭是1506年出现的《金簿》(the Librod'oro或the Golden Book）。

通过在抽签报名时设置审核登记环节，在防止不合资格者混入大议会方面，虽然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更加有效，但还是留下不小的漏洞。因为既没有报名者的出生记录来证明其年龄，也没有其父母的结婚记录来证明父子均出身于贵族家庭。审核资格时，检察官不得不主要依赖报名者及其相关者的口头声明，辅之以非正规的家庭档案。这意味着，威尼斯社会貌似封闭，实际上由于制度不严，仍然留有缺口，让许多贵族与下层妇女的私生子得以混入大议会。为了彻底堵住制度漏洞，十人团于1506年决定设置《金簿》体制：从此以后，每当贵族家庭有儿子出生时，其父亲必须于8日之内通知检察官；检察官则要如实登记孩子的名字、出生年月日、母亲娘家的姓，以确保母亲具有法律认可的出身；这些登记档案将成为日后该名贵族子弟进入大议会的基本依据。以前，要等到贵族子弟18岁抽签时，才查验其父母亲的背景；现在，他一出生，就要查验，更容易防止谎报。

图4.14《金簿》的第一页

图片来源：Anna Katelin Fitz Simons,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Decline of Venice Leading up to 1797,unpublished MA thesis(History),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December,2013,https://digital.library.unt.edu/ark:/67531/metadc407798/m2/1/high_res_d/thesis.pdf,p.41。

然而，即便在《金簿》体制下，还是有可乘之机，因为等到孩子出生才查验父母背景，谎报仍然可能发生。于是，十人团在1526年出台了更严格的法律规定。一方面，所有在过去20年进入大议会的贵族，如果其出生情况还没有在《金簿》完整备案的话，必须由一个特别审查委员会（其构成是3位检察官、大公、6位谘政官、四十人委员会3位首领）审核他们的贵族身份；该委员会将传唤证人来查验相关人的身世，尤其是其母亲的身份。如果某人没有通过审核的话，他将被永久排除在贵族行列之外。[63]另一方面，要求从此以后，每一桩贵族婚姻都必须在结婚一个月以内向检察官登记；登记时，新郎、新娘双方家庭必须各派两位证人，既证明合法婚姻已经发生，又证明新郎与新娘双方父母各自的家庭背景。验证合格后，检察官会在相关记录上签字，并把它们存档。此后，如果父母没有这样的正规结婚记录，其子将不得参与圣白芭蕾日抽签；哪怕年满25岁，也不得进入大议会，除非大公团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特许他们进入。[64]

走完这一步，威尼斯的贵族体系才真正严实地封闭起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试错，到此，威尼斯已把其贵族体系的种种漏洞一一堵上，不合资格的人再想混入贵族行列，已几无可能。因此，有学者把第三阶段称之为第三轮“圈定”。[65]一轮又一轮的“圈定”，血统要求从父系扩展到母系，这都是贵族阶级排除潜在竞争者，限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特权独享者规模的策略。第三次“圈定”后，威尼斯的贵族政体又延续了270年。

如图4.15所示，15世纪后半叶，大议会的规模迅速膨胀。也许是为了避免它的规模过大，在第二、第三阶段之交，威尼斯从抽签的报名年龄与中签者人数两方面收紧了抽签的参与条件。[66]

1441年的法律规定，抽签报名的年龄是18岁（虽然中签者要等到20岁才能进入大议会）；然而，到1497年，法律规定变了，贵族子弟要等到20岁，才可以参加圣白芭蕾日抽签。[67]这个变化意味着，贵族子弟本来有7次机会（18—24岁）通过抽签提前进入大议会，现在他们的机会降至5次（20—24岁）。

图4.15 威尼斯大议会的规模

资料来源： Gerhard Rösch, “The Serrata of the Great Council and Venetian Society, 1286 -1323” 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 , Venice Reconsidered: 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 - State, 1297 -1797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0; Frederic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01, 324, 430; William Roscoe Thayer, 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8), p. 106; John Easton Law, “Age Qualification and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 The Case of the Capello Family”,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39 (1971), p. 134; David S. Chambers, The Imperial Age of Venice, 1380 - 158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0), p. 74; George Brinton McClellan, Venice and Bonapart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12 - 13, 16, 32; James Cushman Davis, 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15 -20, 58。

同样在1441年的法律里，中签人数设定在参与抽签总人数的20%。按马里诺·萨努多日记的记载，到15世纪90年代，这个比例没有发生变化。[68]但到1676年出版《威尼斯政治史》时，法国驻威尼斯外交官笔下记载的中签人数下降到31人。也许在16世纪的某个时刻，中签人数已固定到30人。按原来五分之一的比例，每年有50—60人进入大议会；现在中签的只有30人，等于机会下降了约一半。

可想而知，随着抽签年龄的提高与中签机会的下降，16世纪以后，即便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子弟，提前进入大议会也比以前更难了。这两方面变化的预期后果可能是，让更多的贵族子弟等到比较成熟的25岁，再进入大议会；但这些变化并不能改变人们尽早进入大议会的愿望，他们参与抽签竞争的热情只会进一步升温。可以设想一下，在本来就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果不是采取抽签来决定提前进入大议会的人选，而是采取易于操弄的票选，这两方面的变化将给威尼斯政治埋下多少动荡的种子？如果用票选决定哪家的孩子可以提前进入大议会，威尼斯共和国也许根本无法再延续270年。

如前所述，1319年，当威尼斯最初决定采取抽签时，相关法律说得很清楚，因其可操控性，票选容易冲突；相比之下，抽签更妥当、更公正、更容易避免冲突。从1319年到1797年，在近5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参与抽签的资格不断变化、越收越紧，但威尼斯共和国从未放弃抽签这种选人的方式。这大概正是它能够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的秘密之一。

官员与抽签

贵族青年打破脑袋想提前挤进去的大议会本身其实没有多少实权。虽然名义上它掌握着城邦的主权，但由于规模太大，不方便进行日常决策，威尼斯的实际权力落入了元老院等更小、更精干的机构手中。久而久之，大议会的主要职责几乎仅限于挑选实权机构成员以及其他官员。[69]

威尼斯有多少政府职位（posts）呢？上一节提到，在14世纪后半叶，威尼斯政府的职位开始膨胀，那时就一度达到650—700个；到15世纪中叶，职位稳定在700多个；依据马里诺·萨努多的日记，到15世纪末，威尼斯的官职已达831个；而到了16—17世纪，官职的数量最高可能达到950个。需要指出的是，威尼斯官员的数量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起有落。基于一项有关威尼斯统治者的研究，图4.16描绘了1349—1523年每年当选官员的估算数量。如果我们拿这张图，对比图4.15中历年贵族的人数，就会发现，大约每年有30%的贵族出任官职。[70]

图4.16 1349—1523年，威尼斯政府职务与职位的数量[71]

资料来源：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ethods,Da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Figure 9。

注：柱体为职务数量，线条为职位数量。

至于职务（offices或职位的种类），经过梳理选举档案，有人发现，在1340—1527年，共出现过600多种职务，不过它们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具体到某一个时段，同时存在的职务有100—200种。有些职务只需一个人担任；另外一些职务则需要多人担任；平均每个职务有2—6个职位。

威尼斯的政府职务可以用不同方式进行分类。按照工作地点分类，可以分为三大类：（1）在威尼斯城内工作的官员；（2）在威尼斯以外领地工作的官员；（3）在海外工作的官员。在威尼斯城内的官员（de intus）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官员（uffici);另一类是几个重要委员会成员（consigli），如元老院、四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在威尼斯以外领地工作的官员（de extra）也可再分为在大陆领地（Stato da Terra）工作的官员与在海上领地（Stato da Mar）工作的官员。最后，在海外工作的官员包括威尼斯驻外使节（deforis）与海上航行相关的官员。[72]

不管是哪一类职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任期短。威尼斯选举体制的其他方面也许发生过变化，任期短却似乎是个恒久不变的原则：除了大公属终身职外，其余的政府职务任期都很短，短则3个月，长则半年，再长则1年，最长4年。不仅如此，权力越大的职位，任期越短：元老院、四十人委员会、内阁、谘议团的任期都只有6个月，而不重要的小官（如Cinque alla Pace）任期则长达4年。[73]任期短的好处是快速轮换，防止任何人变得权力过大，使得更多人有机会分享权力，使得任何人都对自己的前途至少抱有某些希望，而不至于走向反体制的极端。[74]在这个意义上，任期短与抽签具有相同的属性，并往往与抽签搭配使用，雅典民主制、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都是如此。但也正是由于官员的任期短，选举必须频繁进行，结果，大议会几乎一年到头都在不间断地进行选举，从无停歇。[75]

在威尼斯，有3个机构拥有选举官员的权力，即大议会、元老院、十人团。十人团负责的范围很小，除在其自身成员内选出定期轮换的3个首领、两位审查官外，仅限于选举几位负责治安工作的官员（如Capi dei Sestieri）。元老院负责选举的官员多一些，包括内阁内的那些高官、驻外大使、特使、领事，以及其他一些非常设职务等，还有它自身的60位附属成员。[76]不过，威尼斯超过80%的官员（包括大公、元老院常规成员、四十人委员会成员、十人团成员）都是由大议会选举产生的。[77]

大议会不仅负责选取官员，其成员也是唯一具备担任各类官员资格的群体。[78]在佛罗伦萨，要担任官员，必须先经过审核；在威尼斯，要担任官员，必须先进入大议会。不同的是，在佛罗伦萨，被审核的人群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每次审核的有效期只有3—5年或更短；而在威尼斯，进入大议会是贵族阶级的特权，且是一锤子买卖，此后终身享有担任政府官员的资格。但享有资格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成为官员，这一点与佛罗伦萨不同。在佛罗伦萨，只要通过了审核，迟早会通过抽签分到官职；而在威尼斯，要获得政府职位，大议会成员还必须经过选举，即获得其他成员的选票支持。威尼斯之所以不让贵族成员自动获得官职，据说是为了避免世袭贵族议会体制下常见的一种现象：不思进取使世家子弟在智能上逐步退化，最终导致议会变为一个白痴成堆的地方。[79]

虽然选举也许能促使大议会成员奋发有为，不甘于浑浑噩噩，但历史经验已清清楚楚地告诉威尼斯人，票选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如果采取单纯的票选，某些人或某些家族很可能结成投票联盟，左右官职的分配，自己人占据实权职位，把无关紧要的职位与苦差强加给政治对手和其他人。为了防止选举被个别人或个别家族把持，威尼斯的选官程序不是单纯的票选，而是抽签加票选，但不是像佛罗伦萨那样，先票选（合资格人士）、后抽签（选取官员），而是先抽签（确定提名者）、后票选（官员）。

大议会的这套选举体制并非一蹴而就。它的选举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1264年，那时大议会成员本身还是一年一度选出来的。在其后半个世纪里，选举程序一直变动不居，但已包含了抽签、票选、审核等成分（De sortitione aureorum votorum,scrutiniis et suffragiis ferendis）。直到14世纪初，稳定的选举程序才开始成形，并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逐步完善。1530年以后，选举体制已相当成熟，一直沿用至共和国于1797年消亡为止；在17—18世纪只进行过为数不多的几处细微变动。

由于选举体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且最终形成的体制异常复杂，到目前为止，有关威尼斯选举体制，还没有一份详尽、权威的研究，与佛罗伦萨等其他意大利城邦形成鲜明对比。[80]以下对大议会选取官员过程的描述，是基于亲历者于1677年出版的《威尼斯政治史》的详细记载、再加上其他相关资料重构起来的。[81]

大议会定于星期天或节假日开会，选举官员。[82]之所以避开工作日，是为了不干扰其他政府机构平日的正常运转。夏季（4月至11月1日诸圣节），会议时间安排在上午；冬季（诸圣节至3月底），则安排在下午日落之前。

开会的地点设在大公府内的大议会厅（Great Sala del Maggiore Consiglio）。该厅据说是欧洲最大的会议厅之一，长53米，宽25米，可以容纳一两千人。根据马里诺·萨努多的记载，15世纪末，威尼斯有约2600名贵族，平常大约有五六成贵族会出席星期天的会议；多的时候，与会者可以高达1800人，[83]远远超过法定底线600人。

身着黑袍的与会者进入大议会厅后，大门关闭。[84]主席台的正中央是大公的宝座，现任高官分坐在大公的两侧。一般贵族没有固定席位，但其就座方式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像在剧院或教室那样横排面向主席台，而是坐在九排与主席台呈垂直方向的18列高背椅上。座椅的摆放方式也很特别：一边与另一列座椅面对面，另一边与另一列座椅背靠背。高背椅本身也很特别：当与会者坐下时，椅背几乎与他们的头顶平齐（见图4.17）。座椅之所以这么摆放，是为了方便督查：台上的官员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下贵族们的一举一动，无论是他们排着队上前抽签时，还是在座位上顺序投票时。[85]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为了防止与会者在抽签和票选时作弊。[86]

图4.17 大议会的排座方式

图片来源：http://www.storiologia.it/venezia/doc0800.htm。

大家入座后，大总管（The Chancellor）先宣布，有哪些职位需要补缺。通常，每个会议日要选出9位官员。紧接着，十人团的3个首领与两位审查官宣誓，他们负责督查整个选举过程。[87]随即开始抽签环节。

在会场主席台的正前方，安置着左、中、右3个一人多高的立瓮；其中，放在中间的那个瓮，正对着大公的座位。紧挨着3个立瓮，在5个半人多高的基座上，放着5把椅子，每把椅子上坐着一位督查官员：他们从不同方向监督那3只瓮（见图4.18）。

图4.18 抽签立瓮的布局

图片来源：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261。

一切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Secretaries）开始往3个瓮里放入供抽签使用的小球（ballotta）。[88]在左、右两个瓮中，按照与会人数，投放相同数量的小球，一边一半；其中，绝大多数是白球，但在左、右两个瓮中，分别放入30个镀金的小球，共60个金球。在中间那个瓮中，一共放入60个小球，其中36个是金球，其余是白球。投放小球时，在立瓮的顶端会再加上一个大大的漏盆，只有踮起脚，工作人员才能把小球添加进去。如图4.19所示，工作人员会先将大罐的白球投入进去，最后，才把小罐的金球添加进去。很明显，这样安排的目的是，防止工作人员在别有用心之徒的授意下作弊。小球添加完后，还要在瓮顶套上一个盖子，每个盖子上面留有仅够一只手伸入的小孔（见图4.19）。

图4.19 向抽签瓮中添加小球

图片来源： V F. C. Hodgson, 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 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 A. D. 1204 -1400 (London: G. Allen & Sons, 1910), p. 150; Frederic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61。

将3个瓮中的小球搅拌均匀后，先用抽签的方式确定，哪两列座位上的贵族最先参与抽签；抽到的两列贵族起身，依次分别从两边走到左、右两只瓮前，在谘议官与其他工作人员的注视下进行抽签。装有小球的立瓮很高，且瓮口只能容一只手伸进去，抽签者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会抽到什么样的小球（见图4.20）。如果抽到白球，掷入瓮旁的小盒，回到原位；如果抽到金球，展示给负责监督的谘议官查验，如此循环往复。头两列贵族抽签完毕后，再用抽签的方式确定，另外哪两列贵族上前抽签，直到所有在场贵族完成抽签。

第一轮抽签的结果是60位抽到金球，这些幸运者随即进入第二轮抽签：依第一轮抽到金球的先后次序走向中间的立瓮；如果抽到白球，即意味着前功尽弃，返回原位；如果幸运地抽到金球，他们便可能成为推举候选人的提名者。抽到金球后，中签者需立即移步至大公宝座前的席位，面向大公坐下，为的是不让大议会厅中的任何人有任何机会向他们做手势、使眼色示意。[89]坐定后，大议会的一位秘书大声宣布：某某人已中签，成为提名者。每9位中签者构成一个提名组（mani原意为“手”），第二轮的36位中签者共组成4个提名组。

图4.20 抽签方式

图片来源：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61。

提名组的构成要遵循以下回避规则：每个提名组中，不得有两位来自同一家族的人；如果在第一个提名组中，凑巧有两位来自同一家族的人，第二个人就得调入另一个提名组；出现这种情形时，该家族其他所有人需立即离开会议厅，法律禁止他们再参与当天的活动；在所有36位提名者中，不得有超过两个人来自同一家族。[90]这样一来，每个提名组内的9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族。

确定4个提名组的成员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他们离开大厅，分别进入4间小厅。工作人员交给每组最年轻的成员一份文件，写明需要填补的9个职位，并对每个职位加有1—9的编号。然后，工作人员拿出一个盛有9个木球（Bowls）的容器，让9位提名组成员按年龄的长幼顺序从中抽取。每个木球带有1—9的编号，与文件上的编号一一对应。抽到1号球的人，为第一个职位提名一位候选人；抽到其他号球的人，依次为其他8个职位提名候选人。提名人可以推举任何人，包括其亲属，甚至他本人，但有一个前提（从1305年起），假如其推举的候选人任职后犯下侵害国家利益的罪行，他将难脱干系。[91]设置这种连带责任的意图很明显，是为了阻止提名人胡乱推举。

在一个提名组内，每提出一位候选人，小组需对他进行表决；如果候选人得到三分之二（6票）以上支持票的话，即算通过，成为正式候选人；如果没有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票，这位候选人的提名者必须提名另外一人替代，直到他提名的候选人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票。9位正式候选人全部产生后，工作人员分别记下他们的名字与对应的职位。

其他3个提名组也依同样的方式，分别为同样9个职位、提出9位正式候选人。换句话说，提名完成时，每个职位分别有来自4个组的4位候选人，9个职位共有36名候选人。

完成提名后，提名委员会成员退场。不过，如果他们肩负诸如谘议官、十人委员会成员等重要职责的话，则享有重返大议会参加选举的特权。到此，抽签环节结束。

提名环节结束后，票选环节马上开始，为的是不给幕后交易留下任何时间空隙。票选环节的开端，是由4个提名组的4位工作人员向大总管提交正式候选人名单；大总管向大议会成员大声宣读上面的名字，[92]征询有没有候选人应依法被排除在本次选举之外。[93]如果一个职位的4位候选人中有3位符合暂禁令（divieto），第4位候选人的候选资格也无效，因为他没有竞争者；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以上的提名组都推举他为候选人，可宣布他当选。[94]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如果4个提名组同时推举某人为同一个职位的候选人，该人都可算作自动当选，因为他的竞争者就是他自己。如果两个或者3个提名组同时推举某人，也同样有效，大总管宣布候选人名单时应指出这一点。

上述偶发情况毕竟是偶发情况，大多数时候，每个职位的候选人都是4位。宣布候选人名单后，大总管发表简短讲话，劝诫大议会成员，为了全体的利益，为了恪尽职守，他们放下成见，在票选时尽量排除私情的影响。

在投票以前，不得进行任何讨论，以免某些人用蛊惑、威胁、暗示等方式影响其他人的投票意向。开始第一个职位的选举时，该职位候选人及其家人需离开会场，他们不得参与该职位的投票。他们离场后，大会指定20位男孩作为“票童”（Balotins），由他们捧着票箱，沿着一排排座椅，无声地依次接受投票。大议会成员手中的选票是一种白色的、柔软的无声布球，[95]每个人应该分到了9个小球，供他们投给自己心仪的9位候选人。票童们捧着的票箱相当讲究，内部分为白、绿两个内匣，投入白匣意味着赞成，投入绿匣意味着反对，但票箱的顶端却只有一个加有护板的开口。[96]票箱如此设计，是为了打消投票者的顾虑：其他人只能看到他们把手伸进了票箱口里，但看不到（也听不出）他们到底把小球投入了哪一个匣子。即使投了某人的反对票，他们也可以不动声色地宣称：“亲爱的某某先生，我是您忠实的仆人。”（Caro Signor l̓ho servisa,si da servitor vero.)

第一个职位的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分别从票箱的绿匣与白匣中取出小球，由大总管进行计票，获得最多赞成票的候选人当选。第一个职位的选举完成后，开始为第二个职位进行票选，其候选人与他的亲属离场，其他大议会成员一一投票。这时，第一位当选者可以参与第二个职位的投票，以后顺推，直到完成9个职位的选举。

在任何职位的票选中，如果4位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则该职位暂时空缺，直至下一次选举；那时的候选人应不会是同一批人，因为届时抽签产生的提名者将是另一批人。

整个投票过程鸦雀无声，曾分别于17世纪初和18世纪初目睹这种场面的哈灵顿和卢梭，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赞誉有加。[97]威尼斯的选举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冬季开会，如果日落后还有候选人的票选程序没有完成，他便丧失了候选人资格；这是因为威尼斯不允许大议会在天黑后做任何事，包括投票。这样前面已完成的步骤皆失效，该人的候选人资格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得知，威尼斯的选举与今天人们熟悉的选举大不一样。今天选举体制的基本假设是人追逐职位，是一批有政治抱负（野心）的人主动参选，他们千方百计争取成为候选人，然后积极主动进行竞选，希望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而威尼斯当年选举体制的基本假设是职位追逐人，[98]当出现职位空缺时，才安排推举候选人，不管这些候选人是否愿意参选；即使愿意参选，他们也没有任何时间展开竞选，因为刚刚确定提名人，马上就要提名；刚刚完成提名候选人，马上就要付诸票决；得到最多支持票后，很快就要上任那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职位。[99]

威尼斯式职位追逐人的选举体制分为两个环节：抽签环节与票选环节。票选环节很简单直白，真正看似怪异的是抽签环节，它才是威尼斯选举体制的精髓。[100]抽签环节的目的是确定候选人。其实，任何选举体制的关键都在于候选人的确定方式，这才是选举的真正关口，它把千千万万的人卡在门外，只允许极个别人进入最后那个热热闹闹的票选仪式。[101]例如，在当代所谓“民主”选举制度中，我们看到，确定候选人的过程实际上是过滤闲杂人等、确保政治精英化的关键所在，其最精巧之处在于，使绝大多数人只有充当精英分子啦啦队的份，而绝不可能自己真正掌握权力。威尼斯选举体制也着眼于选取精英，但它不希望像佛罗伦萨那样，把选取精英的权力赋予少数人，任凭他们把控提名过程；相反，它力图确保，每个圈内人都至少享有被提名的公平机会。

于是，抽签派上了用场，且不是一次抽签，而是4次抽签：第一次是抽签决定贵族到左、右两个立瓮抽取小球的先后顺序；第二次是大议会全体成员从左、右两个立瓮中抽取小球；第三次是从左、右两个立瓮抽到金球的60位贵族再次从中间立瓮里抽取小球，以确定哪36位贵族将成为哪个提名组的成员；第四次是每个提名组内抽签决定，谁是哪一个职位的提名人。四重抽签的设置使得没有人可以控制：（1）在1000多位到会大议会成员中，谁将最终成为36位提名人之一；（2）在36位提名人中，谁将进入哪个提名组；（3）在每个提名组的9人中，谁将负责推举哪个职位的候选人。

除了四重抽签外，在提名环节，威尼斯还设置了一次特殊的票选，即每个提名人推举的候选人，必须得到提名组内至少三分之二的选票支持，其门槛不是常见的半数通过，而是超级多数才能通过，这就是它的特殊之处。至于票选中使用三分之二多数门槛的妙处，也许威尼斯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基于实践经验：在票选中使用简单多数原则，往往会带来种种问题。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才揭示了所谓“孔多塞悖论”：使用简单多数原则的票选，如果候选人多于两人，可能出现无法选择的情形。[102]再过150年，社会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苏格兰学者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1908—1991）证明，如果在票选中采取超级多数原则，应该可以克服“孔多塞悖论”。[103]到1988年，两位美国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布莱克的理论，证明如果采取64%（即三分之二）的多数原则，可以确定唯一的赢家。[104]当年威尼斯从实践中摸索出三分之二多数原则，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它不仅在提名组内进行票选时使用了三分之二原则，后面我们将看到，在选举大公的程序中，也包含三分之二原则。[105]

与提名环节如此繁复的程序设计相比，票选环节显得过于简单：任何职位的候选人只要得到超过半数的选票，即可当选，与今天常见的选举很相似。这种反差正好凸显了提名环节的关键性，而今天选举制度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威尼斯之所以在票选环节没有花太大心思，也许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既然提名环节已经赋予所有人担任提名人的平等机会，票选环节具体选出谁来，已不那么重要。

威尼斯为什么要把官员选举的提名程序搞得如此错综复杂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竞争太激烈。在威尼斯，担任公职几乎是通向荣誉与地位的唯一通道。当时留下的记录与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对威尼斯贵族而言，追逐官职是头等大事，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据首要位置，并塑造着他们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106]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威尼斯具备当官资格的贵族总共不过一两千人，职位已有好几百，任期制预示快速轮换，即使不争不抢，所有贵族不是每隔几年都有当官的机会吗？为什么竞争还会那么激烈呢？马基雅维利点出了其中的奥妙。他将罗马共和国与威尼斯进行了对比，夸耀前者，因为罗马人愿意接受低阶官职，而不觉得有损身份；鞭挞后者，因为威尼斯贵族把荣誉、地位与特定的官职挂钩，对有些职务，他们弃之如敝屣，他们竞争的是为数不多的高级职位。[107]

的确，按照竞争程度的高低，威尼斯的政府职位可以分为4类：（1）位高权重的职位（如谘议官、十人团成员、四十人委员会成员、元老院成员等）;(2）地位不高、但可以赚钱养家糊口的职位（如威尼斯城内的官员）;(3）地位高、同时成本也高的职位（如驻外使节、领地高官）;(4）地位不高、但成本很高的职位（如领地的一般官员）。第一类职位，人人都想获得，哪怕打破头也要尽量争取。[108]第二类职位，有得无失，大家都可以接受。第三类职位，大多数人希望逃避，因为担任驻外使节、领地高官，脸上固然有光，但很多人负担不起巨大的开销。不过，对那些家财万贯的富裕家族来说，也许值得拿钱换取这类职位带来的荣耀，[109]有些领地的高官甚至希望把自己的职位遗赠给自家子弟或近亲。[110]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是第四类职位。在威尼斯政治中，常常有人故意提名政敌担任这种职务。[111]为了逃避这类职位，有些人甚至在当选以后，拒绝上任。如果容忍这种情况出现，很可能会造成某些必要职位无法填补的困局。因此，威尼斯从13世纪起便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惩罚当选不到任的行为，包括处以高额罚金和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出任其他职位。[112]于是，有些人不得不在被迫就任第四类职位后，设法早日脱离苦海；其中一种策略是借口身在威尼斯以外或故意欠税、经常缺勤，希望因此而被开除。[113]

威尼斯残留下来的选举档案可以印证以上推断。对比当选与到任记录，可以发现，不少当选领地（尤其是海上领地）职务的贵族未曾到任；而那些当选威尼斯城内（尤其是几个重要委员会）职务的贵族几乎全部就位。[114]需要指出的是，当选不到任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它出现的频率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么高。[115]残存选举档案显示，在1438—1490年，这种情况总共出现了720次，只占同期约21 000个职位选举的3%左右。[116]当选不到任的频率之所以不算太高：一方面，肯定与相应惩罚措施的阻吓作用有关；另一方面，与选举体制中提名环节的不可控性恐怕也不无关系。如果不是用抽签加超级多数的制度安排，候选人提名很容易成为某些家族手中的玩物。如果位高权重的靓差、回报丰厚的肥差总是集中在很少的家族手中，而油水不多的瘦差、背井离乡的苦差总是落到其他家族头上，久而久之，围绕好差、肥差的竞争不仅会引发强势家族之间的派斗，还会引发极少数强势家族与广大弱势家族的对峙，最终导致威尼斯陷入动荡之中。假如出现这种局面，多少人还会老老实实地接受自己厌恶的职务呢？

这不是说，威尼斯选官的提名环节可以完全避免有人作弊。不过，起码在四重抽签中，很难做手脚。为了进入提名组，曾经有人携带私自伪造的金球参加第二、第三次抽签，然后冒充从瓮中抽到了金球。但这种小儿科的作弊很容易引起注意，[117]识破这种把戏后，当局在大约1400年开始使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它足以防止此类作弊的再次出现：给每次抽签用的金球标上特殊的暗记，并要求抽到金球者必须展示给负责监督的谘议官查验。[118]

四重抽签完结后，提名环节的最后一步才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即对候选人的票决。在抽签之外，为什么还要进行票决呢？因为在设计选举体制时，威尼斯人不仅希望防止个别人、个别家族独霸政治权力，而且希望选出能干、有经验的人出任政府职务。后一个目标，单靠随机性抽签不可能实现，还得加入理性选择的成分。[119]于是，他们很用心地在自己的选举体制中融合了随机性（chance）与选择性（choice）两种成分。[120]麻烦在于，一旦允许理性起作用，理性也可能颠覆票选初始的理想，被用来谋取自己本人与自己家族的利益。一位亲历者对16世纪上半叶的观察是：“在大议会的票选中，所有人都誓言要选出最优秀、最有能力的干才，但他们的票却总是投给自己的父亲、兄弟、亲戚、朋友，并期待得到这些人的回报。”[121]

的确，在一个提名组内，9名成员通常都会推举自己本人或本家族的其他人作为候选人。但仅仅提名是不够的，如果得不到组内三分之二的支持票，被提名者还是无缘成为正式候选人。这就需要9名提名者进行彼此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易：如果你们支持我推举的候选人，我也会支持你们推举的候选人。据说这种组内交易十分普遍，导致投票往往流于形式，各位提名者推举的候选人基本上能够得到所需的6份支持票，[122]假如没有设置三分之二的高门槛，这种交易恐怕更是易如反掌。

不过，进行这种交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它们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易，也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家族之间长期交易的一部分。每次完成交易后，各个家族也许必须详细记录自己推举了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支持了其他哪个家族推举的、哪个职务的候选人，以期在未来得到回报；同时，他们也得记录，其他哪个家族支持了自己推举的、哪个职务的候选人，以便在未来回报他人。如果每个提名组都进行了类似交易，可以想象，各个家族之间积累的恩惠与欠债，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的时空关系网。再加上职位有好有坏、有肥有瘦，每次推举与投票并不能相互等价，这种关系网更是变得无比复杂。有人猜测，政治交易可以持续进行，也许有赖于威尼斯各个家族保留了某种记账系统，但似乎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种账本。[123]

虽然在一个提名组内可以用上述方式作弊，但也许正是为了防范此类作弊，威尼斯的选举体制设计了不止一个提名组。从1272年到16世纪初，威尼斯选举中通常只有两个提名组；[124]1515年的一项立法把提名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4个，目的正是为了提高外力影响提名的难度，同时加大票选竞争的力度。[125]4个提名组一经形成，马上分别进入4间不同的密室，它们之间几乎不可能进行交易。因此，提名环节的交易至多可以让某人成为某个职位的4名候选人之一。他最终能否得到那个职位，还需看在接下来的全体大会票选中能否脱颖而出。

由此可见，在四重抽签机制下，威尼斯选举的提名环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作弊的影响减到最低。[126]

与提名环节相比，票选环节的作弊就容易多了，也更加常见。早在每周日进入大议会选举以前，贿选的交易就已经开始了，交易地点是大公府旁一个叫作piazza del broglio的果园，久而久之，原意为“果园”的broglio后来在意大利文就成了贿选、骗局的同义词。[127]贵族们在这里勾勾搭搭，或请求别人投自己人的票，或迫使他人投自己人的票，或商谈选票交换，或承诺用金钱或物质换取对方的选票。由于这些行为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威尼斯的贵族发展出一套交易的暗号，如在一只肩膀上搭个外套，路过其他人时，故意放低肩带，看似表现敬重，实际上是示意希望得到别人的选票。如果对方同意，他们再私下协商交易细节。[128]其实，贿选的交易绝不限于选举日当天。平日的晚宴、婚礼喜宴、教堂礼拜、洗礼命名仪式、接头碰面都是交易的场合，以至于有学者形容，“选举腐败已经浸透入威尼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29]到16世纪时，威尼斯的很多贵族其实已经穷得叮当响，他们没有什么谋生技能，还不得不装贵族的门面；不得已，其中不少人情愿出售手中的选票换取金钱，他们甚至组成团伙集体向有钱的贵族兜售选票。[130]有意出售自己选票的贵族为此得到一个雅号：“像瑞士商人一样”（Sguizari）。[131]

不过，场外的交易还得在场内兑现。在投票的每个步骤，都可能有人做出某个动作，示意他人如何投票。例如，大家都坐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一下，改变座位，握手，勾肩搭背等，不管用什么方法示意，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最后一步：按照事先协议或场上示意，投出选票。1492年以前，投票时，票箱是两个或3个瓮或盒，一个盛赞成票，一个盛反对票、一个盛弃权票。这种投票方式很容易给人作弊机会，因为谁投了谁的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1492年，当时十人团的首领之一（Antonio Tron）发明了三匣瓮，一只瓮内设有分别盛“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的3个内匣，瓮顶在两侧加上木质护板，以防其他人窥视作为选票的小球被投入了哪一个内匣。同时，作为选票的蜡球也被换成了不发声的布球。这套秘密投票装置一直使用到共和国的末年，历时305年；它的发明者以为这种投票装置可以有效防止作弊，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贵族仍然找到了在票选中做手脚的方式。例如，一种常见的方式是，私自带入很多小球，投给目标候选人。为此，十人团曾在1519年悬赏2000金币，寻找那些往票箱里塞入“大把选票（小球）”的元凶。另一种方式需要高超的技巧，即投票时，从票童手中快速接过票箱，然后变戏法似的把小球从一个内匣移至另一个内匣。

负责收取选票的票童也可能被收买。本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成人，但成人很容易在选举中带有偏向。因此，收取选票的任务于1467年转给不到15岁的男孩，看重的是他们的天真无邪、不偏不倚。但为了赢得政府职位，成年贵族无所不用其极，使尽招数收买票童下水。得到恩惠的票童则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大人作弊，如带入伪造的选票（小球），或把“反对票”匣里的球移至“赞成票”匣，或把手放在票箱的不同位置上，以示意如何投票。

总之，不管票选的方式如何变化，由于其内在的可操控性，[132]作弊手段可以千变万化、推陈出新、防不胜防。[133]

那么，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作弊的胜算到底有多大呢？恐怕也不是太大。据萨努多记载，他曾在54次选举中获得了提名他人或被他人提名的机会，其中有32次提名与被提名涉及家人与亲戚，其余22次涉及朋友或与提名组内其他成员交换提名。可以说，只要有机会，他在选举中每次都会卷入作弊。但作弊无法保证当选。萨努多自己提到，有一次，他希望得到某个职务，当时他在大议会中有500多位支持者，但只有10个人在左、右两个立瓮中抽到了金球，而这10个人中，竟然没有一人抽到了中间立瓮里的金球。这也就是说，尽管大议会中有四分之一的成员是他的支持者，却没有一位支持者得以进入4个提名组。没人提名，当然也就不可能当选。这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失算，他还有多次败选的经历。在威尼斯，萨努多的家族不算大，也不算显赫，这也许是他常常选举失利的原因之一。但哪怕是更大、更显赫的家族，有提名环节的四重抽签过滤，也不太可能在选举中次次得手，因为假定大议会有1600位成员，每个人进入提名组的概率很小（约2.25%），他正好抽中某个特定职位提名权的概率更低（约0.25%）。难怪有人断言，在威尼斯共和国，是“幸运的光顾而不是审慎的选择左右了权位的配置”。[134]

说作弊胜算的机会不会很大还有一个旁证：威尼斯人喜欢以选举的结果为标的参与赌博。参赌者先确定一位他们希望选上某个职务的贵族，经纪人在里阿尔托集市（Rialto）摆摊让人下注或四处找人下注，赌该贵族的输赢。每到选举日，大群下注的人聚集在大公府或附近的圣马可大教堂前，等待票决的结果。这种赌博方式据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在贵族当中。假如作弊赢得选举的机会很大的话，假如选举结果十分容易预测的话，这种赌博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市场。正是因为四重抽签使得威尼斯的选举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一代又一代威尼斯人才会对这种赌博乐此不疲。[135]如果威尼斯的选举体制从头到尾采取票选形式，还会有多少人觉得赌选举结果很有刺激性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提名环节的四重抽签起到了抑制贿选的作用，而票选环节起到了助长贿选的作用，如果没有抽签的抑制效应，威尼斯的贿选会更为严重。

大公与抽签

上一小节所说的官员，不包括一位十分特殊的官员：大公，即威尼斯级别最高、薪酬最高、唯一可以任职终身的官员。[136]

不少谈到威尼斯政治的人往往把大公看作没有什么实权的傀儡，似乎他的主要功能就是礼仪性地装点政府的门面。[137]诚然，如前所述，1032年以后，尤其是12世纪70年代以后，经过多轮宪制改革，大公的权力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他不再可能把权位传给子嗣，也不再可能为所欲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公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荣誉性职务。恰恰相反，大公依然是威尼斯至高无上的首脑。正如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指出的那样，威尼斯之所以给大公头上加戴了重重紧箍咒，正是因为执掌这个职务的人权力太大，不能对他掉以轻心。除了享有崇高荣誉之外，大公这个职务本身也许没有什么权力，但在威尼斯政治架构中，除了大公以外，没有一个官员可以同时在五大核心机构（内阁、十人团、四十人委员会、元老院、大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担任主持人；没有一个官员可以不受任期限制，各个核心机构的其他官员必须像走马灯一样不断进进出出，只有大公一人像定海神针一样岿然不动。如果说威尼斯权力体系的运作有“空间”（各个核心机构之间）与“时间”（前后各届政府之间）两个维度的话，大公可以说是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跨越“时”“空”的角色。[138]处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大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官员。[139]作为核心机构成员，大公可以提出立法议案，虽然其议案有时遭到否决，但更经常被接受。这表明，大公有能力影响立法与决策，尽管他不能一意孤行。对八成以上的官员，大公本人没有提名权与任免权；但是，对于元老院享有提名权与任免权的官员，大公及其谘议官的意向往往受到尊重。[140]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Lane）把处于权力内圈中央（at the center of the inner circle）的大公称为威尼斯政府的“聚力核心”（the unifying center),[141]罗伯特·芬雷把大公叫作“威尼斯最令人敬畏的人物”（the most formidable single figure in Venice）。[142]身居威尼斯权力金字塔之巅，那些雄心勃勃的大公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挣脱宪制的束缚，施展雄才大略，风云一时，尤其是在威尼斯面临危机的当口。例如1400—1457年间的三位大公：米凯莱·斯泰诺（Michele Steno）、托马索·莫塞尼格（Tommaso Mocenigo）、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又如16世纪的大公安德里亚·格里提（Andrea Gritti）和17世纪的大公列奥纳多·多纳托（Leonardo Donato）。[143]

图4.21 16世纪初的威尼斯大公
列奥纳多·洛雷丹（Leonardo Loredan)[144]

图片来源：Peter Ackroyd,Venice:Pure City(New York:Nan A.Talese,2010),

理解了大公在威尼斯政治体制中的至尊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成为各方势力竞争最激烈的职务，[145]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公的产生方式对威尼斯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

前面已经提到，从8世纪初到10世纪末，名义上，大公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这带有强烈的世袭色彩。公元11世纪初的宪制改革堵住了大公职位世袭化的后门，并恢复了由民众大会选举大公的传统。[146]不过，好景不长，12世纪70年代的改革剥夺了民众大会选举大公的权利，转而把它赋予新设立的480人大议会，或更准确地说，赋予大议会提名产生的11人选举团。[147]据说，这个11人选举团实际上是间接产生的：先由大议会选出24人（后来増至40人），再通过抽签压缩至11人。[148]在1185年，威尼斯对大公的产生方式再次做出调整：由11人将自身压缩至4人，再由这4人票选出40人，组成选举团。[149]在1229年的大公选举中，出现了20∶20的僵局，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选举团的规模由偶数的40人改为奇数的41人。[150]

这时的选举方式已具备两个特点。一方面，它不是由大议会成员直接选出大公，而是分4轮进行：（1）由480人的大议会选出11人（具体如何进行不清）;(2）通过抽签将11人压缩至4人；（3）由4人票选41人，通过门槛是3票；（4）由41人票选大公，通过门槛是21票。[151]另一方面，它已包含抽签与票选两种成分。如果4轮遴选全靠票选的话，大公的人选很容易被某派操控：只要头11人中有6人属于某一派，它就可以控制下一步产生的4人，从而控制后面的41人，以至于最后的大公人选。正是由于在“压缩—扩充”的循环中加入了抽签成分，这种情况才不容易出现：哪怕头11人中有6人属于某一派，恐怕最多只能在下一步抽签中得到两席；由于4人选41人的门槛是3票，该派对后面41人，以至于最后的大公人选无法控制。这种对比无疑会给人启示：如果“压缩—扩充”的循环有更多抽签环节的话，派系操控的可能性会进一步降低。[152]

13世纪中叶，威尼斯果然朝这个方向，再次改变了大公的产生方式，但关于变化发生的具体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变化发生在1249年，即马里诺·莫罗西尼（Marino Morosini）成为大公那一年；[153]另一种说法是，变化发生在1268年，即罗伦佐·提埃波罗成为大公那一年。后一种说法为现代学界普遍接受。也许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即在1249年选大公时已采取了某种新的方式，中间经历了1253年另一次选大公时的调整，最终在1268年确定了威尼斯后来500多年一直使用的方式。[154]17世纪初，作为詹姆斯一世的使节，英格兰人亨利·沃顿（Sir Henry Wotton,1568—1639）曾在威尼斯常驻20余年。他听当地人说，产生大公的烦琐程序是由一位本笃会修士发明的，这种说法有点令人难以置信。[155]另一种说法同样不太可信，即“经过认真酝酿”，大公团于1268年7月15日（即上任大公去世8天后）向大议会提交了改革大公产生方式的议案，并在当天获得通过。[156]后面我们将看到，1268年确定的大公产生方式不是一般的烦琐，而是空前绝后的复杂。从制度演化的角度看，几乎完全不可能是某个人、某几个人发明的，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大公的产生方式必定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试错与评判。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无疑的是，1268年成为威尼斯新一任大公的罗伦佐·提埃波罗是用新方式选出的。这是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最难以预料结果的选举方式。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简而言之，它分10个步骤（见图4.22），混杂了抽签（L）与票选（E）两种成分。

图4.22 大公的产生方式

每逢前任大公去世，先要对其职务行为进行审计，修订继任大公的就职誓词，并举办葬礼。大约三四天后，就可以启动选取下一任大公的工作了。[157]选举日那天，圣马可大教堂的钟声（the rengo）响起，所有身在威尼斯、年龄在30岁以上的贵族，从四面八方鱼贯进入大公府的大议会厅。[158]大门关闭，谘议团与四十人委员会的3位首领登上主席台就座，他们是选举的监票人，其余贵族则在竖排座椅上各就各位。正式开始选举前，还有两项准备工作要做。

首先，要确定一位票童。为此，谘议团最年轻的成员与一位四十人委员会首领被派往圣马可大教堂为选举祈祷，但前者还担负着另一项更重要的职责：为接下来的选举确定一位票童（ballotino），即在回大议会厅的路上，他在圣马可广场遇到的第一位15岁以下的男孩。[159]通常票童年龄很小，在8—10岁之间，主要看中的是他们的天真无邪，不带偏向性。由他们来负责抽签和收集选票，容易被大家接受。[160]票童的地位很高，在大公选出后的仪式上，他将走在大公前面；到一定年龄，大公还会任命他为共和国的事务官。[161]

其次，要清点到会人数，准备抽签器具。由于排除了30岁以下的年轻贵族，参加大公选举的贵族人数大概为600人。[162]清点人数是为了准备同样数量的小球。最早的小球是蜡制品，后来也使用过白垩土来制作小球，球是空心的，唯一的区别是，小部分里面塞了一小片写有“选举人”（Lector）字样的羊皮纸，多数没有。再往后还出现过镀金球、镀银球、丝球。使用空心球时，每抽出一个小球，要交由监票人打开，看里面是否夹有“选举人”纸片；使用镀金、镀银小球时，谁上谁下就一目了然了。用来盛小球的容器最初是帽子（Capello），后来是立瓮，就是选举官员们时使用的那种一人来高的立瓮。显然，从帽子里抽取小球，比较容易作弊；而让10岁左右的小孩从比他人还高的立瓮里抽取小球，作弊就相当难了。由于参加选举大公的人数比选举一般官员时少得多，就不需要准备2到3个立瓮了，一个足矣。[163]把小球放入立瓮后，正式选举程序就可以开始了。

第一轮：600人用抽签形成30人选举团。

开始是以全体到会的大议会成员作为一个选举团，选出另一个选举团。为此，在立瓮中放置30个金球，其余是银球，金球加银球的和等于在场贵族的总数。抽取30人选举团的顺序本身也是由抽签决定的。确定先后顺序后，贵族们依次走向立瓮，他们不可以自己从立瓮中抽取小球，而是必须等票童为他们抽取小球。如果某人抽到一个金球，则监票人大声唱读出他的名字，两位工作人员护送他进入隔壁一间内室（cancelleria）。与此同时，他的所有家族成员（包括父亲、叔伯、兄弟，以及其他亲属）必须立即离开会场（相应数量的银球也被移出立瓮），因为每个家族在每轮选举团中最多只允许有一名代表，本轮如此，后面各轮亦如是。如果某人抽到的是银球，则他必须立即离开会场。当所有人完成抽签后，内室中应该共有30位抽到金球的人，他们分别来自30个不同的家族。[164]

五六百人花费很长时间选出30人的选举团，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是不是大公就由这30人选出呢？不是！这其实只是大公选举的第一步，更复杂的步骤还在后面。

第二轮：30人用抽签形成9人选举团。

这30人被一个个叫回大议会厅，他们必须当着监票人的面发誓，保证严格遵守选举规则。以后每一轮的选举团成员也必须一个个单独做出同样的承诺。[165]

宣誓仪式结束后，在立瓮中放置9个金球，21个银球。按照抽签决定的顺序，票童开始为这30人从瓮中抽取小球。与第一轮一样，抽到银球者离开会场，抽到金球者留下，形成一个9人选举团，进入内室。

第三轮：9人用票选形成40人选举团。

威尼斯人显然不想由9位抽签产生的人来选举大公，因为他们害怕抽签产生的人资质、水平太差。因此，在两轮抽签后，接下来换了一种选取方式：票选。身处内室的9人选举团只有一个使命：选出40位“慎明之士”（discreet men）。[166]这种票选与一般的票选有点不同。一般的票选是，比较多的人选出比较少的人；而这种票选是，比较少的人选出比较多的人。

这9人如何选出40人呢？他们先得进行一次抽签，从标有1—9数码字的卡片中各自抽取一张卡片。抽到1—4号的人每人可以提名5个候选人，抽到5—9号的人每人可以提名4个候选人。这一轮比较奇怪的是，威尼斯并不要求这些候选人必须是大议会成员，[167]而且这9人可以毛遂自荐。[168]

得到提名并不一定能进入下一轮40人选举团。进入下一轮40人选举团，候选人必须得到9人中的至少7票。可以想象，有些候选人未必能得到7张赞成票。这时，提名者必须推举另外的候选人。反正这9位人士被关在密室中，一直到他们按规定选出全部40人为止。[169]

选出40人后，9人选举团返回大议会厅，把当选名单交给监票人。监票人确认40人分别来自不同家族后，把在外等候的贵族重新请进大议会厅，向他们大声宣读选举结果。在此过程中，9人选举团成员“不得发声、不得顾盼、不得对任何人做出任何暗示”。[170]

第四轮：40人用抽签形成12人选举团。

9人选举团与它选出的40人选举团在构成上恐怕已脱胎换骨。前者是两轮抽签产生的，其成员大概主要是些平庸之辈；后者虽然由平庸之辈选出，但他们通常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士。经过这次转化，后面不管是抽签，还是票选，新上场者一般都是威尼斯的精英（Primi）了。[171]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防范的是，不要让个别精英分子或个别精英家族操控后续选举过程。于是，抽签再次派上用场。

当选的40人完成宣誓仪式后，工作人员在立瓮中放置12个金球、28个银球。在全体大议会成员的见证下，按照抽签决定的顺序，票童开始为这40人从瓮中抽取小球。与第一、第二轮一样，抽到银球者离开会场，抽到金球者留下，形成一个12人选举团。

第五轮：12人用票选形成25人选举团。

其余大议会成员离场后，这12人先抽一次签，唯一的中彩者可以提名3位候选人，其他11人每人只得推举2位候选人。提名时，他们不得毛遂自荐，但可以推举前一个40人选举团的成员。在这一步，关于候选人当选的门槛到底是多高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7张支持票，[172]有人说是8张支持票，[173]但更多的研究说是至少要9张支持票。[174]

实际上，只有9票的说法才符合威尼斯制度设计背后的理念。如表4.2所示，在大公选举的10个步骤中，凡使用票选方式（最后一步除外），门槛都相当高。第五轮12人选举团票选时，如果最低支持票是7张，门槛仅为58.3%;如果最低支持票是8张，门槛还只有66.6%;即使最低支持票是9张，门槛也才75%，仍低于第三轮（77.8%）、第七轮（77.8%）、第九轮（81.8%）的门槛。

12人选举团完成票选后，在外等候的贵族重新回到大议会厅，听取宣读当选的25人名单。

表4.2 大公的选举方式

第六轮：25人用抽签形成9人选举团。

当选的25人完成宣誓仪式后，工作人员在立瓮中放置9个金球、16个银球。在全体大议会成员的见证下，按照抽签决定的顺序，票童开始为这25人从瓮中抽取小球。抽到金球者留下，形成一个9人选举团，抽到银球者与其他人离场。

第七轮：9人用票选形成45人选举团。

宣誓后，新选举团进入内室。他们9个人每人提名5位候选人，总共45位候选人，这些人当选的门槛是得到至少7张支持票。9人选举团完成票选后，在外等候的贵族重新回到大议会厅，听取选举45人当选的结果。

第八轮：45人用抽签形成11人选举团（the Undici）。

当选的45人完成宣誓仪式后，工作人员在立瓮中放置11个金球、34个银球。在全体大议会成员的见证下，按照抽签决定的顺序，票童开始为这45人从瓮中抽取小球。抽到金球者留下，形成一个11人选举团，抽到银球者与其他人离场。

第九轮：11人用票选形成41人选举团（the Quarantuno）。

宣誓后，新选举团进入内室。前面多轮抽签与票选产生的选举团，选取的都是下一个选举团；而这个11人选举团的使命是，选出最后一个有权直接选举大公的41人选举团，即所谓“最可信赖的选举人”,[175]或“最老到、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人”。[176]

为此，他们先要像第三轮那样，抽取有编号的卡片。抽到头8个号的人每人提名4位候选人，抽到后3个号的人每人提名3位候选人，总共41位候选人。他们可以提名其他人，唯独不能提名自己。[177]候选人当选的门槛是得到至少9张支持票。

11人选举团完成票选后，圣马可大教堂的钟声响起，全体贵族（包括不满30岁的贵族）被召回大议会厅，并被告知到底是哪41位幸运儿将参与直接选举大公。[178]到这时，所有的铺垫已经完成，真正的选举即将展开。

第十轮：41人用投票选取大公。

由于在前面9轮抽签与票选中实行严格控制，最后这41位选举人分别来自41个不同的家族。他们先要参加一次集体弥撒，并当着全体大议会成员的面，分别庄严承诺，恪守选举规则，为威尼斯选出“对上帝最忠诚、最出类拔萃的人”。然后，他们就被锁进大公府的密室，日夜由全副武装的卫兵看守，切断与外界的一切通信与接触机会（大公团除外），以免受到外界的影响，[179]直到他们选出大公为止，与今天罗马天主教会选举教皇的方式有点像。[180]同时，立瓮也移至密室。[181]

进入密室后，41人选出3位最年长的人担任主持（priors）、两位最年轻的人担任助手（chancellors），操办接下来的选务工作。[182]第十轮的选务分为提名、抽签、审议、投票4个步骤。

提名：每个人把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名字写在一张纸片上，投入瓮中。理论上，大公候选人可以是威尼斯所有30岁以上的贵族，大约600人；实际上，候选人的数量小得多。按规定，41人选举团可以推举他们中间的某个人，包括自己本人。威尼斯遗留下来的选举档案显示，41人选举团往往包括了未来的大公。例如，从1423年4月到1523年5月这100年间，所有12个大公都曾是41人选举团成员。难怪有人说，威尼斯15世纪的41人选举团有点像罗马天主教会的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因为两者都是登上权力顶端的前提条件。[183]

所有人完成提名后，助手从瓮中取出纸片，读出上面的名字，并列出一份候选人名单。有些候选人也许只有一人提名，另一些候选人也许有多人提名。在一般情况下，得到提名的候选人数量不会太多，很少会超过6—8位。[184]不管被多少人提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被写上不同的纸片，放入瓮中。[185]

抽签：助手从瓮中随机抽取一张纸片，被抽中的候选人随即接受审议。

审议：如果抽中的候选人就在屋内，他必须离开，去另一个房间等候。如果抽中的是外人，但41人中有他的亲属，此人也得离开。排除这类人后，审议即刻开始。主持人请每个人发表意见，尤其是对该候选人的反对意见。接着，主持人请该候选人进屋接受质询，并回应对他的指控与质疑。候选人离去后，41人再围绕他的优、缺点展开辩论。[186]为了让参与审议的人畅所欲言，威尼斯规定，在会后15年内不得透露41人选举团的运作内情。不过，后面我们将看到，这41人的口风未必真有那么紧。[187]

投票：辩论过后，开始对该候选人投票，当选的门槛是至少25张支持票。这时，3位主持端坐在圣座前的一张大桌旁，桌上铺着白布，上面放着一只白色、印有圣马可像的投票箱，一只绿色的投票箱，以及41个带金色十字标志的绯红色小球。支持票，投入白匣；反对票，投入绿匣。候选人的提名人是公开投票，其他人是秘密投票。所有人完成投票后，最年长的主持打开白匣，如果里面有至少25个球，则该候选人成为下一任大公；如果少于25个球，则要到瓮中抽取另一个名字，重复上述过程。[188]

在第十轮票选中，也许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候选人都未能得到25张票。这时，不同候选人的支持者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其他人改变立场，转而支持自己一方的候选人。当然，僵局也很可能出现，各方相持不下，都暗中希望其他方面做出让步。不过，这41人都明白，不选出大公，他们就无法外出；归根到底，总得有人妥协。直至某位候选人得到25张以上的支持票，这场游戏才算结束。[189]

新大公产生后，理论上还需要得到大议会全体成员半数以上认可才算有效，[190]但15世纪以后，这个步骤变为纯粹的例行公事。[191]

大公继任是威尼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旦宣布新当选大公的名单，圣马可教堂的钟声响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教堂前的大广场，放声称颂41人选举团的英明抉择。[192]图4.23生动展现了大公当选后，威尼斯出现的狂欢场面。

综上所述，威尼斯选举大公的程序比选举官员的程序要复杂得多，要经过5轮抽签外加5轮票选。人们不难想象，这前后10轮的程序要耗费很长时间。有人估算，如果每天进行两个步骤，需要至少5天时间才能完成。[193]一般而言，抽签比票选耗时少，因为前者没有给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留下多大空间。如果说前面9轮可以用每天两轮的速度进行的话，最后一轮就未必了。有人估计，41人选举团可以在6—8个小时完成提名、抽签、审议、投票，[194]这恐怕低估了其中政治博弈的复杂性。据说，仅最后41人选举团关门选举一般花费时间在5—7天。[195]如果加上前面9轮程序，整个选举大概需要10天。但例外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1567年选大公时，最后41人选举团总共进行了77轮投票，费时14天。[196]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615—1623年间的连续三次大公选举：1615年，24天（104轮投票）;[197]1618年，12天；[198]1623年，18天。[199]

图4.23 庆祝新大公当选的场面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 V F. C. Hodgson, 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 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 A. D. 1204 -1400 (London: G. Allen & Sons, 1910), p. 146。

对于后世人来说，威尼斯选举大公的方式如此复杂，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用来形容这套方式的措辞是“罕见的”（unusual）、“奇怪的”（strange）、“曲折的”（labyrinthine）、“极其复杂的”（extraordinarily complex）、“匪夷所思的”（mind boggling）、“玄妙深奥得令人迷惑”（bewildering complexity）、“无法穿越的迷宫”（an especially impenetrable maze）、“最难以预料的选举过程”（the most intriguing unpredictable election process）、“有史以来最扑朔迷离的体制”（the most complicated ever instituted）、“人脑能够设计出来的、最错综复杂的机制”（the most complicated machinery ever devised by the wit of man）、“世上最难懂、最古怪的方式”（the most intricate and curious forms in the world）等。[200]在描写完威尼斯大公的选举方式后，一位学者感叹道：“这套体制如此绕来绕去，最后居然能选出人来，真是奇迹。”[201]

由于威尼斯选举大公的方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稍不小心，后世的论者很容易对它产生误解，这种情况在19、20、21世纪都有。例如，整个程序明明有10个步骤，但有人漏掉了第8、9两轮，说成最后是45人选举团票选大公；[202]整个程序明明5次使用了抽签、5次使用了票选，但有人错以为只有第一轮使用抽签，其余9轮都使用票选；[203]第一轮明明是用抽签形成30人选举团，但有人错以为是用票选；[204]第4、6、8轮明明是用抽签把较大规模的选举团压缩为较小规模的选举团，但有人错以为是用票选。[205]

对程序相关环节的错误理解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哪怕在一个细节上产生误解，就可能导致对威尼斯这套程序做出错误的总体评估。

例如，那位错以为只有第一轮使用抽签的学者断言，威尼斯这套“看似严谨的机制并不能防止有心人在其间上下其手”，其依据是后面各轮选举团无非是在45人（规模最大的选举团）之间循环，因为他以为后一轮选举团都是由前一轮选举团票选出来的。[206]

又如，另一位学者也认为，威尼斯这套程序尽管看似复杂，实际上“完全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误以为，第五轮12人用票选形成25人选举团时，通过的门槛是简单多数（7票）。他假设威尼斯政坛上有A、B两派，又假设A派的实力是B派的两倍。这样第一轮抽签后，A派应有20人，B派应有10人；第二轮抽签后，A派应有6人，B派应有3人。接下来的第三轮，9人用票选形成40人选举团时，由于通过门槛是7票，A派也许不得不对B派做点让步，给他们14席，自身得26席。第四轮是40人用抽签形成12人选举团，按概率，B派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5席。在这位学者看来，从此往后，形势就向A派一边倒了，因为他以为12人选举团票选25人选举团时，A派手中的7票足以让它否决B派的所有候选人，确保自己的候选人一一过关。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A派可以在这一轮拿到全部25席，后面各轮产生的选举团因此便全无悬念，形势牢牢掌握在A派手中，直至他们如愿选出自己人担任大公。[207]应该说，这位学者的整个推理天衣无缝，只是他推理的一个前提是错误的：第五轮12人用票选形成25人选举团时，通过的门槛不是简单多数7票，而是超级多数9票。一旦前提从7票换为9票，他的推理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这位学者的误判正好从反面说明，威尼斯选大公的方式也许看似“可笑”（ridiculous）、[208]“荒谬”（absurd）、[209]“幼稚”（naive),[210]但它很可能比许多现代人想象的更为精巧。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里，每隔几年，威尼斯人就会心甘情愿地、不厌其烦地用这套烦琐无比的方式来选取大公？[211]仅仅用因循传统恐怕无法解释这份执着，毕竟威尼斯人也曾毫不犹豫地放弃过其他传统。更可能的是，他们在亲身实践中已深刻体会到，不采取这套烦琐的选举方式的话，威尼斯恐怕难以保持它那遐迩闻名的政治稳定。在旁人看来，烦琐的机制安排里，每一个步骤也许都是必要的、有益的。的确，在一些研究选举机制的现代学者看来，威尼斯这套选举方式是一种“极具洞察力的制度创新”（prescient institutional invention),[212]堪称“选举政治艺术的巅峰之作”（Venetians̓crowning achievement in the art of electoral politics),[213]值得我们多花一点功夫来加深对其细节的理解。

第一，以两轮抽签开局。

这套选举机制的开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第一步很容易被操弄的话，后面各轮的设计哪怕再巧妙，也无济于事。

例如，假设第一轮的30人选举团用票选、而不是抽签产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派系在票选中上下其手，最终获得30席中的24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哪怕后面9轮的运作方式不变，该派系都可以所向披靡，顺顺当当地占据9人选举团、40人选举团、12人选举团……最后把自己人送上大公的宝座。

显然，头一轮采取票选的方式是不合适的，因为胁迫、利诱、蒙骗都可能影响票选结果，使整个选举机制一处落空、处处落空。与票选相比，人为因素无法影响抽签的结果。头一轮采取抽签的方式，相当于把各派政治势力置于“无知之幕”背后，使它们无从下手，也无可抱怨。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采取抽签方式，为什么要分两步，先抽取30人，再从中抽取9人，而不是一次从在场贵族中抽取9人呢？要知道，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统计学还不发达，人们对随机现象也许有些感性认识，但缺乏理性认识，随机抽样的技术更是相当原始。对当时的威尼斯人来说，从600人中直接抽取9人，想必是太困难了。[214]其实，选大公时分两轮抽取9人，与选官员时分两轮抽取36人，大概是一样的思路。前者是大约600人参加，使用一个立瓮，分两次抽签；后者是大约1200人参加，使用3个立瓮，分两次抽签。

第二，压缩—扩充循环。

这套选举机制不是只有两轮，而是有足足10轮，由5个连续的压缩—扩充循环构成，其起点是大约600名30岁以上的贵族，终点是一位当选的大公。循环中，每次压缩（第十轮除外）都是采取抽签的方式，每次扩充都是采取票选的方式。用票选扩充时，政治派系也许可以施加影响，力图在下一轮中占据有利地位。但这种地位难以持久，因为轮到用抽签压缩时，谁也不知道哪些人可以存活下来。

那么，为什么需要多个循环呢？这是为了使竞争者无从确定哪个是进入选举的最佳环节。

太早进入的话，可能会被后面的多次抽签刷掉。例如，假设某竞争者在第三轮被9人选举团推选进入了40人选举团，或第五轮被12人选举团推选进入25人选举团，但这都无法保证他能存活到最后一轮，因为后面还有两三次抽签等着他，次次都被抽中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太晚进入的话，则可能干脆被排除在41人选举团之外。例如，假设某竞争者在第七轮被9人选举团推选进入45人选举团，这实际上等于把他送上了不归路，原因很简单，进入了45人选举团，就有可能在第八轮被抽中进入11人选举团，而按规定，11人选举团是个死胡同，不得提名自己进入最后那个41人选举团。[215]

此外，这种多轮循环的设计还可以有效防止某派优势从上一轮传递到下一轮，也可避免让人预测出谁将成为最后41人选举团成员，从而无法收买他们。

有趣的是，现代学者发现，威尼斯选举中这种压缩—扩充循环与密码学中的干扰（confusion)—弥散（diffusion）循环，[216]与计算机科学中投标选择协议（leader election protocols）颇有几分相似之处。[217]

第三，超高票选门槛。

每次由抽签产生的选举团推选下一轮选举团成员时，通过的门槛都非常高。从表4.2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4轮票选的门槛最低是75%、最高是81.8%;最后一轮，41人选举团票选大公的门槛同样高达61%，都不是现代通行的简单多数（>50%）。

先让我们来看看，前面4轮的门槛意味着什么？如前所述，适用票选的选举团本身都是由抽签产生的，随机性比较大，很可能包括来自不同派系的人，而不大可能完全或大部分被某一个派系所把控。假设一个9人选举团分属4个派系，每个派系分别有5、2、1、1个人，75%以上的票选通过门槛意味着，没有来自其他派系的支持，即使最大的派系（5票）也无法确保自己推举的候选人一定能进入下一轮选举团。对三个较小的派系而言，哪怕它们联起手来（4票），同样无法确保自己推举的候选人一定能进入下一轮选举团，必须同时寻求最大派系的支持。当然，如果最大两个派系结盟（7票），它们可以如愿以偿，但前提是谁也无法独自称霸。后面11人或12人选举团面临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这说明，超高票选门槛的实际效果是：（1）抑制最大派系的影响力，避免赢家通吃；（2）迫使各派系相互妥协、进行合作；（3）让势单力薄的派系至少有一席之地。[218]

假如票选的门槛不是设在75%以上，而是设在50%以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上述的假设案例中，手握5票的最大派系可以轻易包揽下一轮选举团的全部席位，而那些较小的派系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本来，抽签为较小的派系进入游戏开启了一扇门，但>50%的门槛却会让它们在游戏中无能为力。换句话说，只要在某一轮票选中采取>50%的低门槛，此前抽签取得的成效便前功尽弃了。[219]这正好从反面证明，抽签只能与超高票选门槛搭配。

最后一轮，41人选举团票选大公时的通过门槛没有设在75%以上，这个门槛原来设定在21票，即51.2%，但后来提高到25票，或61%。[220]我们并不知道威尼斯把门槛从51.2%提高到61%的理据，但18世纪法国数学家马奎斯·孔多塞（1743—1794）发现，如果用简单多数当门槛，往往会出现无法在几位候选人中判定谁应当选的尴尬局面（所谓“孔多塞悖论”）。也许，在选举实践中，威尼斯人比孔多塞早几百年就已经认识到这个弊端，于是放弃了低门槛。那么，为什么门槛没有提高至75%（或31票）以上呢？这也许是因为，与9至12人的小型选举团不同，当41个人进行票决时，很难有人可以迈过这么高的门槛。

如果门槛太低、太高都不行，那么最后是依据什么确定在25票的呢？一种解释是，在威尼斯政治中发挥重大影响的有24个古老家族；[221]25票意味着，要想当上大公，除了得到这24个世家大族的支持之外，至少还需要得到另一个家族的支持。[222]另一种解释是，威尼斯人凭直觉提前700多年体察到某种现代学者不久前才了解的道理。1988年，两位博弈论学者提出了一个所谓“64%多数规则”，证明如果门槛设在这里，就不会出现“孔多塞悖论”，可产生独一无二的当选人。[223]威尼斯为41人选举团设定的61%门槛可以被看作十分近似于“64%多数规则”。[224]

第四，以两轮票选收官。

在最后两轮，这套选举机制完全排除了随机性：先由11人选举团票选出41人选举团，再由后者票选出大公。不仅如此，所有经抽签产生的选举团成员（包括9人、12人、11人选举团成员）都不得进入41人选举团。[225]

这种安排清晰透露出一种理念：威尼斯共和国不相信由抽签挑出的人具备选择大公的资格（更不要提担任大公的资格）；选择大公还得靠由票选挑出的人。很显然，这是一种寡头统治的理念。对由抽签挑出的人，威尼斯只看重其一项特质：没有太强的派系色彩。然而，这些偶然被挑中的人恐怕水平参差不齐，未必有能力评判谁最适合出任威尼斯的下一任大公，充其量，他们只适合出面挑选出另一批更有能力的人，并由后者承担起选择大公的重任。而由票选挑出的41人则不同，他们每个人都跨过了75%以上的超高门槛，皆是出类拔萃之辈。把选举未来大公的权力托付给这类人，威尼斯的精英才会放心。[226]

第五，从依次表决到同时表决。

在相当长时间里，41人选举团的表决方式是，按照抽签确定的顺序，对不同候选人依次进行，第一位得到25票的候选人当选为大公。

但人们慢慢发现，这种表决方式暗含一个漏洞和一个弊端。漏洞是，还没有轮到表决机会的候选人也许可以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弊端是，它实际上为策略性投票开了方便之门。1423年的大公选举就见证了一次策略性投票：到第九轮投票时，候选人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只得到17张支持票；然而，在接下来的第十轮投票中，他却一举拿到了26张支持票，赢得了大公的宝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的拥戴者耍了个以退为进的把戏。他们在前几轮投票中，故意把部分票投给一个谁都不喜欢的候选人，以此诱导其他人把票转投给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然后，时机成熟时，他们突然齐刷刷地亮出自己的底牌，让对手猝不及防。[227]

依次表决（sequential voting）内在的漏洞与弊端必定会引起不满，产生变革的压力。我们并不知道，变革是何时发生的，但我们知道，到1521年左右的大公选举时，只有完成对所有候选人的投票后，才会宣布表决结果。[228]这似乎表明，同时表决(concurrent voting）已取代依次表决。

41人选举团同时表决的做法是：（1）每人推举一位大公候选人；（2）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审议；（3）必要时，要求候选人当面接受41人选举团的质询；（4）选举团成员进行表决时，每人对每一位候选人投下赞成票或反对票；（5）获得最多赞成票的候选人当选大公，但前提是，当选者至少得到41人中的25张支持票。

一旦采取同时表决，实际上，41人选举团的表决方式就与此前9人、12人、11人选举团的表决方式统一了，都是先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对所有候选人进行支持与反对表决，最后支持票高过门槛的候选人当选。唯一的区别是，当选大公者不仅需要支持票高过门槛（25票），还需要支持票多过其他候选人。

20世纪70年代前后，一批学者开始倡导一种新的表决方式，叫作“赞同投票”（approval voting），其优势在于消除了策略性投票的必要性。很快，相关学术界为此掀起一股小小的热潮。[229]然而，一位在威尼斯任教的学者发现，他所在城市以前选大公时所使用的同时表决实际上就是一种“赞同投票”,[230]足足领先现代学界700年！

理解了大公选举方式的这些细节，我们恐怕就不会轻率地否定或看轻这套繁杂的程序了。有两位电脑安全专家曾尝试利用现代数理知识简化威尼斯选大公的程序，尽管选择的主体不再是带有七情六欲的人，而是进行冰冷计算的电脑，但他们最多只能把它从10轮简化为7轮。[231]由此可见，几百年前威尼斯使用的程序是多么精巧！

这套精巧的机制运作效果如何呢？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威尼斯之所以运作这套机制，目的其实很简单：大公这个职务太重要，对它的竞争既不能过于封闭，也不能过于开放。过于封闭的话，大公在很小的家族圈子内流转，这不仅会让觊觎大公权位的强势派系之间恶斗不已，还可能诱发个别人、个别家族建立世袭王朝统治的野心（像当时大多数意大利城邦那样）。过于开放的话，下层贵族则可能利用占据大公职位的机会挑战上层贵族，颠覆威尼斯寡头统治的根基（像佛罗伦萨那样）。威尼斯希望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尽一切可能堵塞选举舞弊的空间、削弱派系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防止大公职位长久落入个别家族手中；同时，确保选举结果不会脱离威尼斯寡头精英的集体控制。[232]结果，经这套精巧机制选出的大公的确是一批方方面面都能够接受的精英人物。

从1268年至1797年这530年间，一共产生75位大公。如果考察这些人物的背景，有一个特点马上突显出来：他们当选大公时，年龄已经很大。[233]图4.24列举了各位大公即位时的年龄。在有生卒信息的66位大公中，即位时，年龄最大的为87岁，年龄最小的为37岁，平均年龄为69.8岁。不要说在人均寿命很短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就是放在今天的世界各政体，这种年龄也绝对算是非常高龄的了。[234]

为什么威尼斯选出的大公通常如此高龄呢？这不是因为大龄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威尼斯人挑选大公时看重几项特质，而具备这些特质的只能是老年人。

第一个特质是具备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而积累从政经验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威尼斯的贵族通常在20—25岁进入大议会；在其后的20年里，他们会不时出任各种各样的低阶职务，逐步拓宽从政经验的广度；40岁以后，他们开始进入各种更重要的委员会，参与全局性的立法、司法、行政工作，以强化从政经验的深度；50岁以后，他们才开始占据元老院、四十人委员会、十人团、谘议团中的关键位置，并在其后的一二十年间，依据这些平台，在威尼斯政坛上建立深厚的人脉、突出的形象、崇高的声誉。[235]一般而言，65岁以前，很难被人看作是大公的合适人选。[236]

图4.24 威尼斯大公即位时的年龄（1312—1797)

资料来源：“Doges of Venice”,http://www.universalcompendium.com/tables/his/rul/royal/dog.htm。

第二个特质是不要过于狂妄自大、盛气凌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岁月往往有助于磨平性情中的骄横之气。[237]挑选性情平和的老年人担任大公还是一种保险，可以有效防止在位时间过长、出现权位世袭的隐忧。图4.25显示了威尼斯所有大公的在位时间。我们看到，在1268年以前，大公的平均在位时间是12.17年；而在1268年以后，他们的平均在位时间大幅降至6.95年，几乎降了一半。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虽然，对1268年以前担任大公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卒日期，无法计算他们的即位年龄，但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实行新选举方式以前，大公的即位年龄要低得多，从而他们的在位时间要长得多。而1268年大公选举方式改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能在这套复杂程序中脱颖而出的人，即位年龄一般要高得多，导致他们的在位时间短得多。如果大公一般到70岁左右才即位，并且只能在位短短6—7年，那么人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操心他们会不会变得权势无边、一手遮天了。[238]

图4.25 威尼斯大公的在位时间

资料来源：“Doges of Venice”,http://www.universalcompendium.com/tables/his/rul/royal/dog.htm。

第三个特质是至少能够被各方面接受为妥协人选。在选举大公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各派相持不下，最后不得不挑选一个各方都觉得不太理想、但可以接受的人选，那些年老体弱、很可能不久于人世的人就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英国外交官亨利·沃顿在威尼斯亲历了两次这样的局面。1618年3月16日，大公乔瓦尼·本博（Giovanni Bembo）逝世。在接下来的选举中，41人选举团分裂为四派，15人支持尼克罗·多纳托（Nicolo Donato),12人支持奥古斯提诺·纳尼（Augustino Nani),10人支持贾克尼莫·查士丁尼诺（Giaconimo Giustiniano),4人支持安托尼奥·普利欧利（Antonio Priuli），没有一位候选人可以击败其他3人当选大公。从3月24日开始，选举持续了12天，其间，选举团也曾试着推出其他候选人，但依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必要的25张支持票。最后，在4月5日，四派达成妥协，以39票选举79岁的尼克罗·多纳托担任下一任大公。然而，仅仅上任一个月零两天后，尼克罗·多纳托便一命呜呼，其继任者是上次选举中支持者最少的安托尼奥·普利欧利，时年70岁。

5年后，安托尼奥·普利欧利也去世了，接下来对大公权位的竞争异常激烈，一度出现了8位候选人，在长达18天的时间里，选举陷入僵局。最后，相持不下的主要竞争者谁也没有出线，而是共同接受了一个妥协人选，67岁的弗朗切斯科·康塔里尼（Francesco Contarini）。虽然，相对而言，弗朗切斯科·康塔里尼的年龄不算太大，但他之所以当选，很可能是因为其身体状况已明显十分糟糕。结果，仅仅一年零四天后，他便命归西天了。[239]

如果把任职一年或不到一年看作可能是妥协人选标志的话，我们发现，在697年至1268年这572年间，这种情况只出现了1次。[240]而在1268年至1797年这530年间，这种情况出现了16次。很明显，新的大公产生方式使得以这种方式达成妥协更为便利。

当然，并不是所有年老体弱的贵族都有机会出任大公。在重视典礼仪式的威尼斯，担任大公排场固然很大，但开销也非同小可。尽管拿着威尼斯最高的薪酬，但如果没有万贯家财做靠山，大公很难支撑自己的门面。因此，穷困的底层贵族根本不敢对大公职位有非分之想；即便是家道殷实的中层贵族也对大公职位避之唯恐不及，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富可敌国的钟鸣鼎食之家才有可能与大公职位结缘。

“富”与“贵”是难以分离的。在威尼斯，大富的家族往往也是大贵的家族。据统计，从1297年到1797年这501年间，大议会中一共出现过532个家族。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家族消亡了，另一些家族兴起了，图4.26显示了不同时段里贵族家族的数量：1297年时，有206个家族；其后，最多时有约320个家族，最少时只有150个家族，通常有200个家族上下。

在所有家族中，判断哪些是既“富”且“贵”有一个简单的指标：看它们的存活能力。如果一个家族在1297年就已经进入了大议会，几百年后它依然存在，这表明它是一个实力雄厚的老牌家族。正是这样的老牌家族几乎垄断了大公的职位。从1268年至1797年这530年间产生的75位大公中，70位所属的家族在1297年已是大议会成员，这不可能是巧合。这75位大公一共来自44个家族（占532个家族的8.2%），其中43位大公来自12个家族。这12个家族中，两个家族各自产生过两位大公，7个家族各自产生过3位大公，一个家族产生过4位大公，更有两个家族分别产生过7位大公。毫无疑问，这12个家族是威尼斯望族中的望族、精英中的精英，因为他们只占532个家族的2.3%，却掌握了57.3%的大公职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500多年里，也有另外32个家族分别获得过一次出任大公的机会。[241]

图4.26 大议会内贵族家族的数量（1297—1797)

资料来源：Dorit Raines,“Cooptazione,Aggregazione e Rresenza al Maggior Consiglio:le casate del patriziato veneziano,1297—1797,”Storia di Venezia,Vol.1(2003),p.42。

以上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一方面，它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夹杂着抽签与票选成分的选举机制有效防止了个别家族独霸政治舞台，不管是在一小段时间内，还是在整个530年中。即使是那两个分别产生过7位大公的家族，它们也是间隔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出现另一位大公。其他10个曾产生过多位大公的家族，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在某段时期产生多于一位大公，然后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威尼斯共和国实行的是货真价实的寡头制，大家望族比别的家族有更多的机会出任城邦的最高职位。不过，在这方面，现代“民主”的典范美国也不遑多让。一本关于美国朝代政治的新书揭示，在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已出现了几百个至少三代担任政府要职的豪门，其中最突出的是18个大家望族（如亚当斯家族、弗里林海森家族、哈里森家族、塔夫特家族、罗斯福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戴利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从中产生了11位总统、4位副总统、33位参议员、73位众议员、18位州长、11位内阁成员。[242]

[1] Denys Hay,Europ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2nd Edition(Essex:Longman,1989),p.127.

[2] Lauro Martines,“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Italian City States,”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No.1(January 1968),p.82.

[3] 如J.C.L.Simonde de Sismondi,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Or,the Origin,Progress,And Fall of Italian Freedom(London:Rees,Orme,Brown,Green,&Longman,1832),pp.117-118.

[4] 在这方面，Donald Queller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对威尼斯贵族的失德、败德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见其The Venetian Patriciate:Reality versus Myth(Urbana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也见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Guido Ruggiero,Violence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

[5] Edward Muir,“The Sources of Civil Society in Ital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29,No.3(Winter,1999),p.384.

[6] Steven 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该书的附录Appendix“Genoese Revolts and Changes in Government,1257-1528”(pp.325-328)列举了历次暴乱与政府更迭。

[7] 见John M.Najemy,“Governments and Governance,”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87。

[8] 108.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37-41.

[9] 值得注意的是，1528年更全面地采取威尼斯式政治体制（包括抽签）后，长期动荡不安的热内亚政局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稳定”，并一直持续到1798年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大军占领。见Steven A.Epstein,Genoa and the Genoese,9581528(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p.315-316。

[10] Benjamin G.Kohl,“The Serrata of the Greater Council of Venice,1282-1323:the documents,”in Michael Knapton,John E.Law,Alison A.Smith,eds.,Venice and the Veneto during the Renaissance:the Legacy of Benjamin Kohl(Firenze:Firenze University Press,2014),pp.28-30.

[11] 这位法国驻威尼斯外交官是Abraham Nicolas Amelot de la Houssaye(16341706)。因为出版这本书，他得罪了威尼斯当局，并被法国政府撤职。有关他的政治生涯，可参考Jacob Soll,Publishing the Prince:History,reading,and the birth of political criticis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Chapter 4“In the Workshop of Politics:Amelot de La Houssaye and the Methods of Unmasking Venice,”pp.59-71。

[12] Abraham Nicolas Amelot de la Houssay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Lon don:H.C.,1677),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25255.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DLPS16

[13] 马里诺·萨努多最重要的著作是于1496年1月1日至1533年9月之间记下的日记，长达58卷。见“Marino Sanuto the Younger,”World Heritage Encyclopedia,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5lymYHJxqLAJ:www.worldlibrary.net.cn/articles/Marino_Sanuto_the_Younger+&cd=5&hl=zh-CN&ct=clnk&gl=cn。

[14]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802.

[15]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802，注52.

[16] 例如，政府规管的社会事务包括婚姻、嫁妆、展示、宗教团体、青年贵族团体，等等，见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795。

[17] 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最繁荣时期，威尼斯只需要100来名官员就足矣。James Cushman Davis,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2),pp.22-23。

[18]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796.

[19]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806-810。威尼斯政治以强调年资著称，很多职务都设有最低年龄界限；即使没有明文年龄限制，不具备一定年资，很少有机会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在威尼斯，担任越重要职务的人，年龄越大；担任大公的人往往已是70多岁的老年人。有学者干脆把威尼斯共和国称为“老人统治”，见Robert Finlay,“The Venetian Republic as a Gerontocracy:Age and Politics in the Renaissance,”The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Vol.8(1978),pp.157-178。

[20]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791-795.

[21] Elizabeth S.Cohen and Thomas V.Cohen,Daily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1),p.178.

[22] Elizabeth S.Cohen and Thomas V.Cohen,Daily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1),p.208.

[23] Shulamith Shahar,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Winter Clothes Us in Shadow and Pain’(London:Routledge,1997),p.32.

[24] John Easton Law,“Age Qualification and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The Case of the Capello Family,”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39(1971),p.130。不过也有人说，每年大约45人中签，见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2。

[25]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796-797.

[26]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11-112.

[27] 虽然威尼斯于1319年就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圣白芭蕾日抽签，但有关14世纪抽签的相关史料几乎付之阙如。因此，以下的讨论集中在15世纪以后。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1985),p.244。

[28]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787-788.

[29] Stanley Chojnacki,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Twelve Essays on Patrician Societ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195-196.

[30] 大议会的出席率通常都不到60%。John Easton Law,“Age Qualification and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The Case of the Capello Family,”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39(1971),pp.133-135。

[31] 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 1985),pp.243-244.

[32] Tessa Beverley,Venetian Ambassadors 1454-94:An Italian Elite,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rwick,Department of History,September 1999,p.166.

[33] 大多数大议会成员在30岁之前获得第一个官职，但也有不少人25岁之前就获得了官职。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805。

[34]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19。有人说他21岁就进入了元老院，见John Easton Law,“Age Qualification and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The Case of the Capello Family,”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39(1971),p.135。不管是21岁，还是29岁，能在30岁以下进入元老院都算是很早。

[35]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791-793.

[36] Tessa Beverley,Venetian Ambassadors 1454-94:An Italian Elite,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rwick,Department of History,September 1999,pp.170-171.

[37]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59-81.

[38]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799.

[39] 嫁女儿的嫁妆费用飞涨导致一系列后果，如有些女儿无法嫁出去，潜在新娘数量减少，有些贵族男青年无法找到合适的配偶，见Stanley Chojnacki,“Subaltern Patriarchs:Patrician Bachelors in Renaissance Venice,”in Clare A.Lees,Thelma S.Fenster,and Jo Ann McNamara,eds.,Medieval Masculinities:Regarding Men in the Middle Ag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p.78-82。

[40] 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 1985),p.245.

[41] 14世纪似乎没有留下这类记录，现在看得到的是15世纪以后的记录，见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 1985),p.244，注9。

[42] 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 1985),pp.246-260.

[43]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804，注9。

[44]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799-800.

[45] 贵族内还有其他差别：有些家族是世家，有些家族是新富；有些家族靠经商聚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靠政府职位糊口度日，见Stanley Chojnacki,“Patrician Purity and the Female Person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Acta Histriae,Vol.23,No.1(2015),pp.1-16。

[46] 如果调查发现报名者不到18岁，担保人要交付罚款200里拉；如果发现报名者不符合贵族身份，罚款300—500里拉。

[47]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800-804。进入政治上的成年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以“老人统治”著称的威尼斯政治中，成年贵族还会进一步依据年龄分层。例如，年满30岁以前，大议会成员无权参与大公的选举；有些职务的最低年龄要求是25岁，还有些职务的最低年龄要求是30岁，参与竞争这些职务的人还得再次提供自己的年龄证明。同上，pp.805-810。

[48]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2.

[49] “倒霉蛋”都通过了正式报名手续，说明他们的父辈均为大议会成员。威尼斯当时还有另一类贵族子弟，其父辈本有资格成为大议会成员，但却从未正式证明过这种资格。一项1414年通过的法律禁止这一类贵族子弟参与抽签，他们从而失去了提前进入大议会的机会，只能等到满25岁再进入大议会。后一种人被看作次等贵族，而“倒霉蛋”往往被归为他们的同类。见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802-804，尤其是注50与注59。

[50]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794,802-803;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 1985),p.244.

[51] 1323年的立法已确立了父系遗传的原则。Frederic C.Lane,“The Enlargement of the Great Council of Venice,”in J.G.Rowe and W.H.Stockdale,eds.,FlorilegiumH istoriale:Essays Presented to Wallace K.Fergus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1),p.258。

[52]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801.

[53] Stanley Chojnacki,“Patrician Purity and the Female Person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Acta Histriae,Vol.23,No.1(2015),pp.2-3.

[54]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p.798-799.

[55] 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 1985),p.242，注5。

[56] 如1408年的法律规定，如果抽签的报名者被发现不具备贵族身份，罚款从原来的300里拉增加到500里拉。Stanley Chojnacki,“Social Identit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second Serrata,”Renaissance Studies Vol.8,No.4(1994),pp.347348;Stanley Chojnacki,“Kinship Ties and Young Patricians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2(Summer 1985),p.244，注9。

[57] Stanley Chojnacki,“Political Adulthood in Fifteenth-Century Veni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No.4(Oct.,1986),p.801.

[58] 尽管威尼斯几度严令禁止，在年龄上弄虚作假的情况依然十分普遍。这就是为什么十人团于1455年出台新规定，要求三位检察官全部参加核查的原因。如果某位检察官与被核查人沾亲带故的话，他还必须回避，由一位谘议官替代。John Easton Law,“Age Qualification and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The Case of the Capello Family,”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39(1971),pp.130131,135。

[59] 有关建立贵族花名册的实际效果与重要意义，见Stanley Chojnacki,“Social Identit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second Serrata,”Renaissance Studies Vol.8,No.4(1994),p.345-347。

[60] Stanley Chojnacki,“Patrician Purity and the Female Person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Acta Histriae,Vol.23,No.1(2015),p.3.

[61] Stanley Chojnacki,“Social Identit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second Serrata,”Renaissance Studies Vol.8,No.4(1994),pp.347-348.

[62] Stanley Chojnacki,“Social Identit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second Serrata,”Renaissance Studies Vol.8,No.4(1994),pp.341-358.

[63] Stanley Chojnacki,“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Third Serrata,”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State,1297-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274-275.

[64] Stanley Chojnacki,“Patrician Purity and the Female Person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Acta Histriae,Vol.23,No.1(2015),pp.4-5.

[65] Stanley Chojnacki,“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Third Serrata,”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State,1297-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263-294.

[66] Joanne M.Ferraro,Venice:History of the Floating C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56。不过，该书的作者把变更报名年龄的时间说成是1418年，似不确；何况1418年前后，大议会的规模不算太大。

[67] John Easton Law,“Age Qualification and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The Case of the Capello Family,”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39(1971),p.128;Stanley Chojnacki,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Twelve Essays on Patrician Societ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98.

[68] John Easton Law,“Age Qualification and the Venetian Constitution:The Case of the Capello Family,”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Vol.39(1971),p.130.

[69] William J.Bouwsma,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60-61.

[70] 据Frederic C.Lane估算，在15世纪，大约有28%的贵族在政府中任职。

[71] 本图中的数据来自威尼斯残存的选举档案，因此，图中的增减不完全是真实的增减；数量的大幅跌落往往与档案缺失有关。

[72]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04-113,193-202.

[73] 威尼斯以外领地上职位的任期也许更长，但在1454年以后，至少有一个职位的任期从5年缩短至2年。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25。

[74] Abraham Nicolas Amelot de la Houssay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London:H.C.,1677),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25255.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DLPS16

[75]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7.

[76] 与下面描述的大议会选举完全不同，元老院选举时，先让其成员各自在一张署有自己名字的卡片(polizza)上，写出他推举的候选人名字等相关信息，投入一个瓮中。收齐所有卡片后，开始投票：每从瓮中抽出一张卡片（唯一的抽签因素），投一次票；每轮投票淘汰得票最少的那位候选人，直到一位候选人获得超过五成的选票。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2。

[77] 以上几段的讨论基于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几个重要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不是一次进行，而是分组进行。如元老院60位常规成员6人一组，分10次选出；四十人委员会5人一组，分8次选出。这样安排有利于这些委员会运作的连续性。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64-265。元老院的选举安排在每年的八月和九月，历时两个月。这是大议会最紧张的两个月，因为这时选出的是威尼斯政治架构中最重要的职位。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28。关于到底哪些职位由元老院选出、哪些职位由大议会选出，威尼斯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明确的规定。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6。

[78] 威尼斯并没有这方面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一直是这么做的。James Cushman Davis,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2),p.18。

[79] William Roscoe Thayer,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Boston:Houghton,Mifflin,1908),p.105.

[80]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51-153.

[81] 除非另有解释，以下内容基于Abraham Nicolas Amelot de la Houssay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London:H.C.,1677),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25255.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DLPS16

[82] 每年8-9月是一年中对选举高潮，要分批选出元老院成员。除星期天外，也许还需在平日开会。

[83]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

[84] Filippo de Vivo,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Venice:Rethinking Early Modern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7.

[85]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42-147.

[86]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01.

[87]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201-202.

[88] 英文中的“选票”(ballot)源于这个意大利词。因此，balloting既可指投票，也可指抽签。见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20。同样，中世纪的electio一词的含义比今天人们常用的“选举”(election)要广得多，其原本的意思是“挑选”“选择”，同时也可用来指选举。因此，阅读早期文献时，看到有关“election”的讨论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它是指票选。参见Sara L.Uckelman1&Joel Uckelman,“Strategy and Manipulation in Medieval Elections,”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Strategy-and-Manipulation-in Medieval-Elections-Uckelman-Uckelman/9d4a480e6b05a973257e1c38ef5ae69acd 698179/pdf。

[89]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p.152.

[90] 这是1527年以后的规定；此前，在所有提名者中，一个家族只允许有一人。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92。

[91]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9.Finer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宋朝科举中的某种做法相同，不知他具体指的是什么。如果他指的是掣签，它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而不是在宋代；且掣签与威尼斯的做法十分不同。

[92] 因为需用大声宣读每个候选人的名字，每个职位的每次选举被称为voci。

[93] 排除的原因包括候选人当时仍然担任某个职务、他刚刚从被提名的职位上卸任、他有某位亲戚已在同样的职务上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权力在时空上的集中。Philip Jones,The Italian City-State:From Commune to Signor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411;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38-139,155。

[94]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0.

[95] 起初，票球是蜡制的，会发出微弱的声音。为了在肃静的投票过程中尽量不出声，后来蜡球被布球取代。Filippo de Vivo,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Venice:Rethinking Early Modern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6。

[96] 票箱内部也可能有三个匣，分别代表“赞成”“反对”“弃权”。

[97] Filippo de Vivo,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Venice:Rethinking Early Modern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7.

[98]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09.

[99] 威尼斯规定，当选后，必须在3—8天内上任。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94。

[100]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7.

[101]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8.

[102] Marquis de Condorcet,“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in Keith Michael Baker,ed.,Condorcet:Selected Writings(Indian apolis:Bobbs-Merrill,.1976),pp.33-70.

[103] Duncan Black,“The Elasticity of Committee Decisions with an Altering Size of Majority,”Econometrica,Vol.16,No.3(Jul.,1948),pp.262-270.

[104] Andrew Caplin and Barry Nalebuff,“On 64%-Majority Rule,”Econometrica,Vol.56,No.4(Jul.,1988),pp.787-814.

[105] Jay S.Coggins and 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09-723.

[106]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97.

[107] Allan Gilbert(translated and edited),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Vol.I,p.271.

[108]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02.

[109]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09.

[110]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Chapter 1,footnote 40.

[111]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9.

[112] Donald E.Queller,“The Civic Irresponsibility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7,No.1-2(Autumn-Winter 1969),p.225.

[113]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44-146.

[114]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56,142,158-160.

[115] 如Donald Queller,The Venetian Patriciate:Reality versus Myth(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他所依据的主要是立法与司法文件。

[116]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47,186.

[117]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9.

[118]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151-152.

[119]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10.

[120] 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284-285.

[121]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91-92.

[122]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60;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99.

[123]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99-200.

[124]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10.

[125]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90-91;Monique O'Connell,Men of Empire: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n Stat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p.176。不过也有学者说，1482年以后已出现四个提名组。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9。

[12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1500年以前，除了上述由下而上的提名方式外，还存在一种由上而下的提名方式，即来自元老院、大公团的提名，其中以元老院提名为主。这类提名涉及一些所谓重要职位，其提名方式是推举加票选(scrutinio)：凡是元老院中有投票权的成员都可推举候选人；得到最多选票且选票超过半数的被提名者，成为正式候选人，交由大议会票决。例如，在选举谘议团成员时，每个席位除了提名组提交的四名候选人外，还会有一名元老院提交的候选人。虽然元老院支持的候选人未必每次都是赢家，但他们获胜的机会比别的候选人大得多，落选才是例外。大公团甚至形成陋规，由其成员轮流确定候选人，当然多是沾亲带故，惹来卖官鬻爵的传言。一边，由下而上的提名严丝合缝；一边，由上而下的提名漏洞百出；这种反差带来不少质疑，请托游说也搞得大公团、元老院成员不胜其烦。1500年，大公团率先决定放弃自己的提名权；随后，元老院也于1514年决定大幅缩小自己的提名权。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5960,90-91,207-208;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8-265。

[127]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2.

[128] Maud Harivel,Florian Schmitz,“Entangling Formal and Informal power:Corruption as an In-between in Early Modern Politics,Venice and Berne,16th-17th Century,”unpublished paper,University of Bern,September 2014.

[129]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17.

[130]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2003),pp.1021-1022.

[131] Filippo de Vivo,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Venice:Rethinking Early Modern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6.

[132] 关于票选内在的可操控性，可参见Sara L.Uckelman1&Joel Uckelman,“Strategy and Manipulation in Medieval Elections,”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Strategy-and-Manipulation-in-Medieval-Elections-Uckelman-Uckelman/9d4a480e6b05a973257e1c38ef5ae69acd698179/pdf。

[133]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96-226;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10-1011.

[134]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91-92.

[135] Jonathan Walker,“Gambling and Venetian Noblemen c.1500-1700,”Past&Present,No.162(Feb.,1999),pp.28-69.

[136] 圣马可大教堂督师也是终身职，虽然经由大议会多数直接选举产生，但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职务。担任大公的人几乎都曾在此之前担任过督师，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67。

[137] Sieur Amelott de la Houssai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wherein the Policies,Councils,Magistrates,and Laws of that State are Fully Related,and the Use of the Balloting Box Exactly Described(London:H.C.,1677),p.129;Henry Lord Brougham,Political Philosophy,Part II,Of Aristocracy,Aristocratic Government,the 3rd Edtion(London:Henry G.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1853),p.269.

[138]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95-996.

[139]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09-124.

[140] Benjamin G.Kohl,“The Myth of the Renaissance Despot,”in John E.Law and Bernadette Paton,eds.,Communes and Despot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Farnham:Ashgate,2010),pp.72-73.

[141]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67.

[142]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61.

[143] William J.Bouwsma,Venice and the Defense of Republican liberty:Renaissance Values in the Age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62-63;Debra Pincus,“Hard Times and Ducal Radiance Andrea Dandol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r in Fourteenth-Century Venice,”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 State,1297-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89136;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05.

[144] 肖像由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于1501年前后绘制。

[145]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110;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1.

[146] Laura Ikins Stern,“Politics and Law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nd Venic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Vol.46,No.2(Apr.,2004),p.211.

[147]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8.

[148] Oscar Browning,Guelphs and Ghibellines: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from 12501409(London:Methuen&Co.,1894),p.23.

[149]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8。根据另一种说法，这时的做法是，大议会先票选出4人；再由这4人票选出40人，组成选举团，通过门槛是3票；最后40人选举团票选大公，通过门槛是半数。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既然两轮全靠票选，除叠床架屋外，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150]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11-712.

[151] 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l.

[152]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8.

[153]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Being a View of the Origin,Progress,and Fall of Italian Freedom(London:Longmans,1832),p.119;Henry Lord Brougham,Political Philosophy,Part II,Of Aristocracy,Aristocratic Government,the 3rd Edtion(London:Henry G.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1853),p.269;Samuele Romanin,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II(Venice,1854),pp.287-290;Horatio F.Brown,Venetian Studies(London:Kegan Paul,Trench&co.,1887),p.67;Horatio F.Brow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Venice(London:John Murray,1907),p.58.苏格兰籍威尼斯史专家Horatio F.Brown的两本书依据的是意大利史学家Samuele Romanin的十卷本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II。

[154]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 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42-147。据这本书说，在为一部出版于1267年的威尼斯编年史(Martin Da Canale,Les Estoires de Venise(Translated by Laura K.Morreale,Morreale,Archivio del Litorale Adriatico 12,Padua,2009)加注释时，意大利图书馆与档案专家Tommaso Gar(1808—1871)断定新方式始于1249年。但作者相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新方式始于1268年。不过，作者又说，也可能某种新方式已在1249年开始使用，经过试错，在1268年最终定盘。

[155] 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Vol.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136.也有人说，发明者是四十人委员会的一位首领Ruggero Zorzi及其同事。见Marji Lines,“Approval Voting and Strategy Analysis:A Venetian Example,”Theory and Decision,Vol.20,No.2(March 1986),p.157。

[156]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0。不过，作者承认，“我们不知道提案人是否早有准备”。

[157] 1268年以后，除一任大公被迫离职、两任大公主动辞职外，其余大公都是任职到自然死亡或病死。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13-714,722。

[158] 在接下来的各轮抽签与票选中，也不允许出现30岁以下的年轻贵族。Eva March Tappan,ed.,The World's Story: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tory,Song and Art,Vol.V(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4),p.53。

[159] Horatio F.Brown,Venice: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public,2nd.Edition(London:Percival,1895),p.151.

[160]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13-714,720.票童是到1328年出现的；此前，负责抽签与收集选票的是一位受委任的成年贵族。处于对成年人偏向性的担忧，威尼斯于1328年做出了这项变革。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l.

[161] 虽然，按道理说，票童应该是随机产生的，但在16世纪初，他往往是事先确定的，然后安排他“偶然”出现在谘议官面前。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42-143。

[162] 也有人说，每次选举大公时，有400—500位贵族到场。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3。

[163]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 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50-151.

[164] Thomas F.Madden,Venice:A New History(New York:Viking,2012),E-book.

[165]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 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43.

[166]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 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1.

[167]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14,722.

[168] Sieur Amelott de la Houssai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wherein the Policies,Councils,Magistrates,and Laws of that State are Fully Related,and the Use of the Balloting Box Exactly Described(London:H.C.,1677),p.11.

[169] 如果9人选举团无法完成推举40人的任务，不太清楚如何处理。想必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变成过现实。Toby Walsh&Lirong Xia,“Venetian Elections and Lotbased Voting Rules,”in Edith Elkind,Ulle Endriss and Jerome Lang(eds.)Proceedings of the IJCAI-2011 Workshop on Social Choi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rcelona,16 July 2011,https://www.illc.uva.nl/COMSOC/IJCAI-2011/SocialChoice And AI2011.pdf#page=99,p.94。

[170]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1.

[171]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42-143.

[172]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41-142.

[173] Eva March Tappan,ed.,The World's Story: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tory,Song and Art,Vol.V(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4),pp.52-53;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66.

[174] Horatio F.Brown,Venice: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public,2nd.Edition(London:Percival,1895),pp.150-151;J.C.L.Sismondi,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G.Routledge&Sons,1906),p.263;Thomas Okey,The Story of Venice(London:J.M.Dent&Co.,1905),p.107;

[175] Elisabeth Crouzet-Pavan(translated by Lydia G.Cochrane),Venice Triumphant:the Horizons of a Myth(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p.199.

[176]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3.

[177]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66.

[178]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723;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3.

[179]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2。在此期间，大公团成员也不得离开大公府。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4.

[180]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307。事实上，在威尼斯于1268年确立大公选举程序后7年，罗马天主教会便开始实行这套选举教皇的方式。两者之间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London:G.Allen&Sons,1910),pp.151-152。

[181]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14-715.

[182]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4.

[183]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66.

[184]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5.

[185] 关于41人选举团的提名方式还有另一种记载：准备41张羊皮纸卡，每张带有编号；洗好后，41人依长幼排序抽签，卡片上的号码就是提名的先后顺序。见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144;Thomas F.Madden,Venice:A New History(New York:Viking,2012),E-book。

[186] Horatio F.Brown,Venice: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public,2nd.Edition(London:Percival,1895),pp.150-151.

[187]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2.

[188]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 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44-145.

[189] Thomas Okey,Venice and Its Story(London:J.M.Dent&Co.,1903),pp.8889;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p.166-167.

[190]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715.

[191]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8.

[192] 这是从前由人民直接选举大公传统留下的唯一痕迹。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45-147。

[193]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1.

[194] John Trusler,The habitable world described or thepresent state of thepeople in allparts of the globe(London:1788),http://quod.lib.umich.edu/e/ecco/004879802.0001.002?rgn=main;view=fulltext,pp.274-275.

[195]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51-152.

[196]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1454.

[197]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2.

[198] 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Vol.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137.

[199] 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Vol.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278.

[200] 因为涉及太多文献，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评语的来源。最后一句评语来自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Vol.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p.136-137。

[201]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167.

[202] Oscar Browning,Guelphs and Ghibellines: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from 12501409(London:Methuen&Co.,1894),p.23

[203] William Roscoe Thayer,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Boston:Houghton,Mifflin,1908),p.101。国内有学者错以为只有第4、8轮使用抽签，而第1、2、6轮分别使用“公投”、“投票”;还错以为41人选举团只负责推举候选人，最后由大议会票选，得多数票者当选大公。康宁.威尼斯共和宪政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30-31.

[204]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3;Horatio F.Brown,Venetian Studies(London:Kegan Paul,Trench&co.,1887),p.67;Horatio F.Brow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Venice(London:John Murray,1907),p.58.Horatio F.Brown在引证Samuele Romanin,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II(Venice,1854),pp.287290时出错。

[205]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p.141-142。国内有学者把第六轮错以为是使用票选方式，也与康宁一样错以为41人选举团只负责推举候选人，最后由大议会票选，得多数票者当选大公。吴玄.马基雅维利与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宪政[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0:18-19.

[206] William Roscoe Thayer,A Short History of Venice(Boston:Houghton,Mifflin,1908),p.101.

[207] Henry Lord Brougham,Political Philosophy,Part II,Of Aristocracy,Aristocratic Government,the 3rdEdtion(London:Henry G.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1853),pp.270-271.

[208]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166.

[209]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98.

[210] Edward Muir,Civil Ritual in Renaissance Veni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279.

[211] 从1268年到1797年的529年间，共出现过75位大公，平均每位大公的任期是7.05年。

[212] Dalibor Rohac,“Mechanism Design in the Venetian Republic,”Cato Institute,July 17,2013,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mechanism-designvenetian-republic.

[213]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713.

[214] Toby Walsh&Lirong Xia,“Venetian Elections and Lot-based Voting Rules,”in Edith Elkind,Ulle Endriss and Jerome Lang(eds.)Proceedings of the IJCAI-2011 Workshop on Social Choi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rcelona,16 July 2011,https://www.illc.uva.nl/COMSOC/IJCAI-2011/Social Choice And AI2011.pdf#page=99,p.94.

[215] Benjamin G.Kohl,“The Myth of the Renaissance Despot,”in John E.Law and Bernadette Paton,eds.,Communes and Despot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Farnham:Ashgate,2010),pp.71-72.

[216] Nick Szabo,“Unpredictable elections,”March 20,2008,http://unenumerated.blogspot.hk/2008/03/unpredictable-elections.html.

[217] 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l

[218] 基于类似的理由，自从詹姆斯·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出版《同意的计算》后，不少政治经济学者也主张实行超级多数原则。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

[219] Henry Lord Brougham,Political Philosophy,Part II,Of Aristocracy,Aristocratic Government,the 3rdEdtion(London:Henry G.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1853),pp.272-273.

[220] Abraham Nicolas Amelot de la Houssay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London:H.C.,1677),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25255.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DLPS16

[221] 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Vol.I,pp.433-434.

[222] 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l

[223] Andrew Caplin and Barry Nalebuff,“On 64%-Majority Rule,”Econometrica,Volume 56,Issue 4(Jul.,1988),pp.787-814

[224] Jay S.Coggins&C.Federico Perali,“64%Majority Rule in Ducal Venice:Voting for the Doge,”Public Choice,Vol.97,No.4(1998),pp.709-723.

[225] Toby Walsh&Lirong Xia,“Venetian Elections and Lot-based Voting Rules,”in E dith Elkind,Ulle Endriss and Jerome Lang(eds.)Proceedings of the IJCAI-2011 Workshop on Social Choi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rcelona,16 July 2011,https://www.illc.uva.nl/COMSOC/IJCAI-2011/Social Choice And AI2011.pdf#page=99,p.94.

[226] 事实上，在大公选举的10步程序中，对41人选举团的产生方式关注度最高。在15—16世纪，曾几次出现过改变这一步骤的动议，不过都无疾而终。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44。

[227]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300.

[228] F.C.Hodgson,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 Sketch of Ventian History from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Accession of Michele Steno,A.D.1204-1400(London:G.Allen&Sons,1910),p.148.

[229] Steven Brams and Peter C.Fishburn,Approval Voting,Second edition(New York:Springer,2007),pp.xiii-xvi.

[230] Marji Lines,“Approval Voting and Strategy Analysis:A Venetian Example,”Theory and Decision,Vol.20,No.2(March 1986),pp.155-172.

[231] 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l

[232]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43-144.

[233] Michelle A.Laughran,“A Living Relic:Venice's Doge and His Paradoxical Two Bodies,”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oyal Body Conference,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April 2012,https://www.academia.edu/1495676/_A_Living_Relic_Venice s__Doge_and_His_Paradoxical_Two_Bodies,pp.3-4.

[234]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年过40岁就算进入“老龄”了。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25。

[235]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26-127.

[236]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33,139.

[237] Andrew Caplin and Barry Nalebuff,“On 64%-Majority Rule,”Econometrica,Volume 56,Issue 4(Jul.,1988),pp.720.

[238] 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l

[239] Logan Pearsall Smith,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Vol.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p.132-139,277-278.

[240] 在此期间，还出现过两次任职不到一年的情况，但一次是被赶下台，另一次是作战身亡。

[241] Miranda Mowbray,Dieter Gollmann,“Electing the Doge of Venice:Analysis of a 13th Century Protocol,”HP Laboratories Bristol,HPL-2007-28(R.1),July 12,2007,http://www.hpl.hp.com/techreports/2007/HPL-2007-28R1.html.

[242] Stephen Hess,America's Political Dynasties:From Adams to Clint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

威尼斯：小结

前面提到，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选官程序混杂了票选与抽签；但与佛罗伦萨不同，威尼斯是先抽签、后票选，而不是先票选、后抽签。因为威尼斯把抽签放在前面，有人用“先抽后选”（Brevia）指称这类做法，而佛罗伦萨把票选放在前面的做法被称作“先选后抽”（Scrutiny）。[1]除威尼斯外，博洛尼亚（Bologna）、帕尔马（Parma）、伊夫雷亚（Ivrea）、布雷西亚（Brescia）等意大利城邦也曾采取过“先抽后选”；除佛罗伦萨外，锡耶纳（Siena）、奥尔维耶托（Orvieto）、皮斯托亚（Pistoia）、佩鲁贾（Perugia）、卢卡（Lucca）也曾采取过“先选后抽”。[2]

两种做法都混杂了抽签与票选，其共同目标是为了防止选人过程被个别人、个别家族劫持，防止派系斗争失控。它们的差别看似只是混杂的顺序不同，但其实内里大有玄机，最关键的是正式候选人的产生方式。简而言之，佛罗伦萨式的做法是，用票选确定正式候选人，然后用抽签决定哪些候选人、何时可以上岗；威尼斯式的做法是，用抽签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提名人，然后用票选确定哪位候选人适合担任某个职位。显而易见，威尼斯式做法更具开放性，凡是合资格人士都有机会入围；而佛罗伦萨式做法隐含着封闭性，很多合资格人士可能被打入另册，完全无缘进入抽签环节。

了解了这个不同，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四个方面来对比威尼斯式与佛罗伦萨式的选官方式。

第一，谁可以参与游戏？

在佛罗伦萨，理论上，贵族与平民都有可能参与选官和出任官职的游戏，平民参与机会的大小取决于他们与贵族之间的力量平衡。而在威尼斯，1297年之后，参与选官与出任公职成为贵族的禁脔。两相比较，佛罗伦萨参加权力游戏的人在5000—8000人之间摆动，威尼斯参加权力游戏的人最多时不过2600人，而威尼斯的人口大约是佛罗伦萨人口的两倍。[3]在威尼斯，贵族构成权力圈的最外层，他们及其家人占人口比重低则只有1%—2%，高则不过4%—5%。[4]相较于佛罗伦萨，不管就绝对人数而言，还是就政治参与者占人口比重而言，威尼斯的权力游戏圈显然小得多。

第二，整个选官过程是否公开透明？

这里所谓“公开透明”当然是对圈内人而言。虽然相对而言，佛罗伦萨的游戏圈较大，但其选官机制的运作充满了暗箱操作。其第一阶段被称之为“审核”（Scrutiny），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原本就有“秘密”的意思。虽然提名过程比较公开，但提名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把关的审核委员会，其筛选方式是秘密投票；到底哪些人通过了审核也是一个秘密，只有收集选票的工作人员知道。不仅如此，即使在抽签阶段，随着遴选官的权力日益膨胀，抽签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透明了。

这与威尼斯的选官方式形成反差，其抽签阶段是完全公开的：在参加大议会的贵族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由抽签产生的提名组完成人选推举后，对候选人的票选阶段也是公开进行的。选大公的方式有点不同，尤其是最后由41人选举团票选大公时显得有点神神秘秘，但至少前九轮抽签—票选的循环是相对公开的。

第三，游戏圈内的人出任公职的机会有多大？

虽然佛罗伦萨的游戏圈较大，但哪怕是最开放的时期（如1378—1484年间），总有相当大比例的公民得不到提名，或即使得到提名也通不过审核，因此无缘参加抽签，从而没有机会担任公职，不能进入统治集团。对次要行会会员而言，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即便好不容易得到提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八成至九成）也会在审核阶段被淘汰（见表3.1）。通过审核的人也不一定能马上获得职位，他们必须等到出现职位空缺，再经过抽签获得职位，那往往已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威尼斯的权力圈外层虽小，但凡是圈内人几乎每隔几年都可获得出任公职的机会，都属于统治集团。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威尼斯的官职比较多，且任期很短；另一方面，也与先抽签、后票选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威尼斯采用佛罗伦萨式的选官方式，审核委员会很可能被少数人霸占，由他们核定候选人，很可能会把相当多的底层贵族过滤掉，使他们完全丧失担任公职的机会。在威尼斯式的选官方式中，大议会成员不仅仅是选民，有权选举他人出任官职；他们本人同时也是候选人，几乎都能当选某种官职。这不仅与当时的佛罗伦萨不同，也与当代所谓“民主”十分不同，现在绝大多数民众只有投票权，完全丧失了当选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佛罗伦萨的权力圈外圈很大，当代“民主”的权力圈外圈更大（包括全体成年公民），但真正能进入权力圈第二层——“统治集团”——的人少之又少。而威尼斯的权力圈外圈与第二圈几乎完全重合。而且我们发现，至少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两个城邦的权力圈第二圈绝对规模不相上下，当然，威尼斯权力圈第二圈的相对开放度还是比不上佛罗伦萨。不过，与佛罗伦萨不同，在威尼斯的选官过程中，不存在“露脸”与“就任”的差别。这样，就权力圈第三圈的相对规模而言，两个城邦恐怕已难分伯仲。

第四，多少人有可能担任关键职务？

回答这个问题涉及权力圈的第四圈，即掌握实权的人。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在佛罗伦萨，有30—50个家族处于权力核心的位置，可以称作“实权派”；威尼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虽然，威尼斯的贵族几乎人人都有机会出任公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绝大多数政府职位处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这些职位往往由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贫穷下层贵族（Barnabotti）填补。[5]作为贵族，法律禁止他们从事小商小贩或手工业等低贱职业，他们的生计只能依赖政府。但底层公职只可以给他们一碗饭吃，却很难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家境好一些的中层贵族往往接受过一些教育，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就任四十人委员会之类的司法工作。上层贵族的眼界更高，他们瞄准的是真正拥有实权的顶端职位，起码是进入元老院，[6]最好是进入大公团、内阁、十人团。威尼斯的“实权派”就是占据大公团、内阁、十人团等二三十个职位的那些人。由于威尼斯对每个职位都设有严格的任期限制，谁也无法长久地霸占某个职位；但尽管如此，这些关键职位实际上是在150人上下循环流转。[7]威尼斯人对这个小圈子的称呼很能说明他们的显耀性：“老爷”（Padri或the Fathers）、“大佬”（Grandi或the Great Ones）、“要人”（Homeni di conto或Important men）、“老大”（Primi）。老大们通过旋转门，要么出这个门、进那个门，不断更换官袍；[8]要么暂时进入权力内圈的“蓄水池”——元老院；总之，城邦的实权一直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9]

每个时段都有每个时段的老大，这100多位老大往往来自30—40个家族。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一直都有30—40个家族在威尼斯政治中占据显赫地位。[10]例如，对1438—1456年间元老院成员家庭背景的分析表明，他们来自98个家族，而当时大议会里的贵族家族一共有170个左右，这意味着70多个家族完全无缘进入元老院，他们也许都属于下层贵族。在这18年间，有64个家族的成员一共进入元老院1—4次，这意味着，它们平均每隔4.5—18年才能送一位成员进入元老院。无论怎么算，这些家族恐怕都算不上是威尼斯的“老大”级家族，大概可以归入中层贵族。另外21个家族的成员进入元老院5—9次，即平均每家每隔2—3.6年有一位成员进入元老院。还有8个家族的成员进入元老院10—13次，即平均每家每隔1.4—1.8年有一位成员进入元老院。最后，有5个家族的成员进入元老院15—25次，即每家几乎一直有人担任元老院成员。后面这三组共34个家族大概就是当时威尼斯的“老大”级家族。需要指出的是，这18年是元老院流动性比较大的时期，在其他时期，元老院成员的流动性很可能更小。例如，在1670年代，有人曾这样评说当时的情况，“虽然这里每年都票选元老院成员，但元老院本身并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总是同一批人当选”。[11]

到共和国末年，1797年，情况依然大同小异。那时，大议会一共有来自165个家族的1189位成员。在这165个家族中，29个家族没人出任重要职务，53个家族没人在元老院享有投票权，只有68个家族有人进入了元老院或四十人委员会；在这68个家族中，32个家族在元老院里就占据了93个席位，平均每家3个席位，他们一起掌握了元老院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源，使得他们可以在威尼斯政治中推波助澜、呼风唤雨。[12]这32个家族便是共和国末年的“老大”级家族。[13]

对比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权力圈（见表4.3），我们发现，佛罗伦萨的外圈显得比威尼斯大；越往内，两个城邦似乎越相近。[14]就其实质而言，两个城邦都是不折不扣的寡头统治，但同时也都没让某个家族独揽大权。

表4.3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权力圈的对比

威尼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首先，这当然与“老大”级家族的特征有关。这些家族几乎无一例外都非常富有、人口（在大议会内的选票）较多、交游广泛、社会地位很高，其成员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充裕的资源足以支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政治。[15]为此，这些家族的年轻人早早就进入大议会，从低阶官职做起，不断转化角色，一步步接近更高的职位。他们不仅担任威尼斯城内各种职务，也不时出任外交使节、陆地或海上军事指挥官、海外领地官员。到40—50岁，他们已积累了丰富的内政与外交经验，是从政履历最完整的一群人。[16]

此类家族也广泛存在于当时欧洲或意大利的其他城邦，但那里的权力格局却与威尼斯迥然不同，多数采取的是君主（领主）制。威尼斯之所以形成寡头统治，而不是领主（君主）统治，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它那抽签加票选的选官方式。

虽然是经由抽签产生，在为关键职务推举候选人时，提名组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优先考虑“老大”家族成员，毕竟他们具备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17]但也正因为是经由抽签产生，任何“老大”级家族都无法左右提名组的走向、指名道姓钦点候选人、迫使提名组屈从。[18]

不过，候选人产生后，到了票选阶段，舞弊就难以避免了。事实上，威尼斯大议会的票选阶段通常充斥着流言蜚语、游说公关、利益交换甚至买票卖票，各个“老大”级家族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力求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买票的主要是“老大”级家族，出卖选票的则是那些家境贫寒、阮囊羞涩的下层贵族。威尼斯频繁的选举给后者一个靠出卖选票贴补家用的机会。[19]尤其是16世纪之后，贿选愈演愈烈。以至于马里诺·萨努多对此忧心忡忡。他在1530年10月的日记中抱怨说：“选票可以用钱购买，路人皆知。如果不花钱向那些穷困贵族购买提名与选票，谁也不可能赢得关键职位。”[20]尽管威尼斯在16世纪通过了至少84项反贿选的法规，[21]贿选的势头却还是难以抑制。在贿选流行的大环境下，“老大”级家族都面临着经典的“囚徒困境”：如果所有“老大”级家族同时放弃贿选，不仅它们的候选人大多仍可当选，而且大家都不必花冤枉钱买票；但由于害怕如果自己不舞弊，别人私下仍会贿选，这些家族都会选择继续参与贿选。[22]但是，我们也不能得出另一个极端的结论：只要花钱，便可当选。当时的情形是，不参与贿选固然不行；但如果能力低、声誉差，仅靠贿选，也不可能坐上关键职位。[23]

由此，威尼斯便形成了由少数“老大”级家族集体统治的局面，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4]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威尼斯共和国史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名震天下的显赫家族，与佛罗伦萨形成鲜明对比。[25]

由于政局稳定、政体长寿，在欧美学界、政界一直有大批“威尼斯迷思”（Myths of Venice）的拥趸者，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一切要归功于具有高尚节操的贵族集团：因为他们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威尼斯才得以避免无谓纷争，避免纷争失控，避免政局动荡。但大量证据表明，威尼斯的贵族集团根本无法担起这个美名。其实，同为共和国，威尼斯之所以政局稳定、政体长寿，与佛罗伦萨形成鲜明对比，很可能与两个城邦选官方式在下述四方面的差异有关。

首先，威尼斯参与选官和出任官职游戏的人较少，并且游戏圈的边界非常明确、稳固。

在佛罗伦萨，理论上的游戏圈与事实上的游戏圈并不一样。理论上，贵族与平民都可以参加权力游戏；但实际上，平民出任官职的机会要小得多，他们往往必须想方设法迫使贵族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手段包括进行激烈的抗争。贵族们内讧时，他们也往往采取动员平民的方式来增加自己一派的砝码。这两方面的动作都容易引起政局动荡。

在威尼斯，理论上的游戏圈就是事实上的游戏圈。游戏圈内，人人身份平等；圈外人则完全没有任何从政的机会。既然连争取这种机会也是徒劳的，圈外人只能在政治以外另谋“出路”（Exit）。[26]圈内那一两百个家族之间当然免不了争权夺利，但他们不会也不必跑到圈外去动员民众支持自己，因为不管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内部矛盾，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可以永远继承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动员圈外民众无异于惹火烧身、引狼入室，或打开一个危险的潘多拉盒子。[27]

其次，威尼斯的选官过程比较透明，积怨较少。

在佛罗伦萨，票选（审核）阶段与抽签阶段都仿佛是在幕后进行的，猜疑、不满在所难免。结果，它的选官体制在1328—1532年这204年间至少发生过11次重大调整。每次调整都是由政争引发，并引发新的政争，搅得政局纷纷扰扰，甚至动荡不安。

威尼斯选取官员与大公的方式相当稳定，从13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连续运作了500多年，其间只进行过一些小小的技术性调整。这与它的选官方式（尤其是抽签阶段）比较透明有极大关系。就程序而言，这套体制对所有圈内人可以说都是不偏不倚，贵族们没有太多理由质疑它，当然也就不会频繁地、大刀阔斧地对它做出修正。体制的稳定促进了政局的稳定，政局的稳定反过来又促进了体制的稳定。[28]

再次，威尼斯权力圈内所有人都能出任公职，都游戏其间。

在佛罗伦萨，游戏圈内绝大多数人只有名义上的从政权利，实际上却没有从政机会。他们之所以被排斥在外，是因为手握实权的少数人可以在提名、审核、抽签时做手脚。[29]也就是说，连参与贿选都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威尼斯不同，其权力圈内的所有人都有从政机会，同时这些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贿选。[30]威尼斯人对贿选的态度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选举体制不偏不倚，否则大议会与元老院不可能通过那么多防范、惩治贿选的法规；另一方面，他们又默认贿选是种无法根除的、必要的恶（a necessary evil），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贿选那么普遍、那么持久。[31]

有意思的是，不少研究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史的学者都相信，一定程度的贿选恰恰是解释威尼斯政局相对稳定的一个小秘密。[32]

贿选之所以有助于政局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威尼斯的各类贵族在其中各得其所。本身来自“老大”级家族的吉罗拉摩·普锐尼（Girolamo Priuli,1467—1547）曾把他自己那类家族比作“大鱼”，说威尼斯的政治就是“大鱼吃小鱼”。[33]这与中国的俗语一模一样，不过中国的俗语后面接有“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威尼斯的下层贵族属于“虾子”，他们不太可能谋取关键职位，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他们总是能获得某种公职，捧上政府提供的饭碗，虽然这些不过是些上层、中层贵族看不上眼的职位。作为“大鱼”，上层贵族不仅会“吃小鱼”，也会“喂小鱼”：选举时向下层贵族收买选票，以期获得他们觊觎的关键职位。这样一来，上层贵族的买票与下层贵族的卖票形成了某种依存关系，让后者可以捞些外快。[34]而凭借知识与较大的政治能量，再加上贿选，中层贵族在获得司法等专业性较强的、较高的职位方面，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35]

贿选之所以有助于政局稳定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战转化为纵横捭阖、你来我往的选举战。托克维尔曾指出，“世上所有人中，最难约束与管理的是那些权位追逐者”。[36]威尼斯的贵族都是权位追逐者，而他们却能够进行某种自我约束，不走极端，这是因为在混合抽签与票选的选举机制下，争夺权力转化为竞争职位，舞刀弄枪、挥洒鲜血转化为选票交易、选票买卖，不必诉诸暴力，大家完全可以在体制内和平共处。[37]威尼斯当时就有人相信，如果贵族不是热衷于计谋、交易、利诱的话，共和国也许早就被腥风血雨葬送了。[38]

贿选之所以有助于政局稳定的第三个原因是，选举不是一锤子买卖；为了赢得未来的选举，贵族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十分检点，不能张牙舞爪，不能趾高气扬，要尽量避免得罪人，尤其不能彼此撕破脸。对威尼斯以外世界有所了解的吉罗拉摩·普锐尼注意到，威尼斯政治最显著的特点是“窃窃私语与勾肩搭背”（whispers and backpatting）。[39]也就是说，贵族们喜欢暗中交易，而不是公开对抗。他们不会坚守某种意识形态，也不会死硬追随某个派别，只要有利于当选，他们可以放弃过往的政策主张，也可与昔日的政敌结盟。正如吉罗拉摩·普锐尼所说，“狼从不吃狼的肉”，“在威尼斯，时间、游说与计谋可以让你得到任何东西，也可以让你忘却任何东西”。[40]

最后，威尼斯的实权派之间达成了一种政治均势。

作为一个群体，威尼斯的“老大们”权力巨大；但各个“老大”级家族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等的，而不是相互从属的。在某个关键机构中，也许某人的影响力、话语权比其他成员都大，但其他成员不会因此而害怕投票反对此人或他的亲信，这是因为威尼斯的关键职位都是轮流坐庄的：当某个家族在某个关键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时，其他家族也不遑多让，会有成员在其他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既然，“老大们”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害怕谁，威尼斯享誉天下的政治稳定也体现在“老大们”的相互关系之中，体现在关键机构的运作之中。[41]

追捧“威尼斯迷思”的人原本试图描绘这样一幅图景：威尼斯之所以能在乱世中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原因在于其统治集团（贵族）道德高尚、奉公守法、政风清明，未受权力诱惑，不曾陷入派斗。以上分析告诉我们，这幅美妙的图景展现的只是幻象。实际上，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和谐与稳定背后，我们看到统治集团上上下下充满权力欲望，看到贵族们追求官职时的孜孜不懈，看到他们为争夺权位营私舞弊、钩心斗角，看到各家族之间的博弈、妥协、分分合合、斗而不破。可以说，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贿选是威尼斯政治机器能平稳运行几百年的润滑剂，以至于这样一个里里外外被贿选浸透的政治制度反倒被人捧为公德与智慧的典范。[42]

不过，说贿选对维护威尼斯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抽签加票选的机制对贿选有所节制。然而，到16—18世纪，贿选逐渐演变为公然卖官鬻爵，整个体制彻底败坏，最终导致共和国崩溃。

卖官鬻爵的萌芽早在16世纪已开始出现。参与康布雷同盟战争（the Wars of the League of Cambrai,1508-1516）造成威尼斯政府资金严重短缺。不得已，政府发出号召，希望大家捐钱或贷款给国库，这为公然贿选开启了方便之门：一些贵族专挑选举前夜，宣布自己对国库的贡献，意在左右选票的投向；对拿出2000金币的人，十人委员会授予他们元老院成员的尊贵称号与官袍（toga），只是没有投票权而已；有些次要职位干脆被拿出来买卖。政府甚至不加掩饰地鼓励大家提名与选举那些出钱最多的人担任公职。[43]所有这一切都消解了抽签的功效，形同公开把各级官职出售给最慷慨的竞价者。[44]

战争结束后，经售官职的做法被叫停。威尼斯设立了督查官（Censors），专门查办贿选。但先例一开，以后限制金钱作用的举措便难以奏效了。[45]贿选依然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里诺·萨努多于1530年抱怨，“选票可以用钱购买，路人皆知”。[46]到1540年前后，一切迹象清楚地表明，威尼斯正在走下坡路，且没有逆转的可能性。[47]

后来，不仅票选阶段遭严重腐蚀，提名阶段也开始溃烂。原本，威尼斯对提名组成员自我提名是进行遏制的，因为这会滋生、助长提名组内部的钱权交易。那时，为了当选，人们只能费尽心机，让亲朋好友成为提名组成员。[48]到17世纪初，政风蜕变也侵蚀到提名阶段。在16世纪，每个选举日，通常是36位提名人推举出36位候选人；而1605年以后，同样数量的提名人往往只会推举出18位以下的候选人，且不少候选人就是提名人自己。据统计，在1544—1605年间，每个选举日，36位提名组成员中，平均只有4位提名自己；到1607年以后，平均数陡增至9人。例如，1608年1月17日，4个提名组一共推举出21位候选人，其中，11人是提名组成员。又如，1612年2月12日，4个提名组一共推举出16位候选人，其中，12人是提名组成员。有些选举日，提名组推举的全部候选人都是提名组自身成员。由于提名组成员之间盛行内部交易，他们推举的候选人越来越集中，经常造成一个职位只有一位候选人，不必经过竞争也可当选。如果说，这种情况在16世纪还不多见的话，那么1605年以后，每个选举日都有3—4个职位（通常每个选举日开放大约9个职位的选举）只有一位候选人。发生在1612年1月22日的选举大概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一天要为10个空缺选举官员，其中7个空缺只有一位候选人。既然可供大议会成员挑选的候选人如此之少，大议会的票选往往变成了对提名组人选的认可，毫无竞争可言。这使得大议会从争夺权力与荣耀的中心慢慢被边缘化为闲差与恩惠的分发站。[49]

威尼斯在17世纪中叶遭遇了另一场战争——克里特岛之战（War of Crete,1645—1669）。[50]这场战争耗尽了威尼斯的国库。1646年春，威尼斯分教区把所有的家庭都动员起来，敦促他们竭尽全力，挽救处于危机之中的共和国。万般无奈，威尼斯再次开始出售权位。不过，这次出售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官位。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督师仅次于大公，是第二尊贵的权位。原来威尼斯已有9位圣马可大教堂督师，这时又新增了3个职位，售价是2万金币。没想到的是，价格这么高，市场回应还是出乎意料的火爆。于是督师的数量增加到40人，要价也水涨船高，新价码攀升至8万金币依然供不应求。购买督师职位的大概都是中老年人，年轻贵族无缘参加；但他们只需支付200金币，就可以在年满18岁时进入大议会，免去了“圣白芭蕾日抽签”的不确定性。这时也有人建议以6万的价格向市民兜售世袭的贵族身份，并得到元老院的支持，但大议会最终否决了这项动议。[51]不过，战后还是有80个市民家族出钱购得了贵族身份（当然也需经过审查），他们每人的花费达10万金币之多。

既然贵族身份都拿出来买卖了，买卖官职更不在话下。法国驻威尼斯外交官在1676年出版《威尼斯政治史》里记载了自己的观察：

买卖选票是另一个大祸害。富人从穷人手中买票；他们本应平等，但后者实际上变成了前者的奴隶。有人说，这种买卖是愿打、愿挨的关系，无可厚非。但不管怎么狡辩，这是明目张胆的胡作非为。以前，追逐官位与买卖选票是被严格禁止的；现在，这类作为已遍地开花。岁月的腐蚀已将贿选变为公开的集市，集市上，所有的官职都可以买得到。[52]

接下来，在1684—1718年，又有另外47位市民为自己及其后代买到了大议会的入场券——贵族身份。大规模出售贵族身份实际上是宣告：威尼斯政治的文艺复兴阶段已经终结。[5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贵族身份可以花钱买到，这个身份反倒掉价了。当大议会于1775年初决定再向40个年收入达1万金币的大陆家族出售大议会席位时，感兴趣的人却寥寥无几。在被接触的40个售卖对象中，只有10家愿意接受，其中好几个家族只是勉强接受而已。[54]

腐败的体制只会产生无能的领袖。3年以后，当大公阿尔韦塞四世·乔凡尼·莫塞尼格（Alvise IV Giovanni Mocenigo）于1778年最后一天去世时，威尼斯政坛已是死气沉沉、奄奄一息。继任大公保罗·雷尼尔（Paolo Renier）是位古典学者，曾将荷马、品达、柏拉图的著作译为威尼斯方言，也是以腐败著称的政客。他之所以能坐上大公的宝座，据说是因为接受他贿赂的大议会成员达300人之多，占总数的四分之一。[55]这是一位没人信任、也缺乏能力的大公，不久便大权旁落，威尼斯政权进入失控状态。[56]保罗·雷尼尔于1789年去世后，卢多维科·马宁（Lodovico Manin）以28∶13票当选，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末代大公。与传统威尼斯贵族不同，卢多维科·马宁的家族来自威尼斯的陆上属地弗留利（Friuli），于1651年花了10万金币才购得了进入大议会的资格，被众人看作暴发户，他本人也完全缺乏领导能力。其竞争对手彼得罗·格拉丹尼格不屑地说：“当弗留利人也可以当大公时，共和国就死亡了。”果不其然，仅仅8年以后，他的预言便成为现实：1797年5月12日，年仅28岁的法军首领拿破仑·波拿巴向威尼斯发出最后通牒，大公俯首投降、退位。他在任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脱下官袍、绶带，把顶冠交给贴身男仆，悻悻然地说：“拿走吧，我再也用不上它了。”[57]这句极具象征意味的话为历经1100多年的威尼斯共和国画上了休止符。

图4.27 降服威尼斯后法军运走战利品，1797年[58]

图片来源：Di Anonimo-antica stampa,Pubblico dominio,https://it.wikipedia.org/w/index.php?curid=2514473。

[1] Brevia的拉丁文原意就是抽签，不过抽签也被叫作sortes;而拉丁文中的scrutiny(scrutinium)那时通常是指秘密投票。Arthur M.Wolfson,“The Ballot and Other Forms of Voting in the Italian Commune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No.1(Oct.,1899),pp.11,17。

[2]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Chapter 3“The‘Brevia’and the‘Scrutiny’:Two Lottery Schemes from Late-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pp.67-97.

[3] Dale Kent,“The power of the elites:family,patronage,and the state,”in John M.Najemy,ed.,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1300-15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70.

[4] Stanley Chojnacki,“In search of the Venetian Patriciate:Families and Factio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in John Rigby Hale(ed.),Renaissance Venice(London,Faber and Faber,1973),pp.47-90;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Reconsidering Venice,”in John Martin and Dennis Romano eds.,Venice Reconsidered: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an Italian City-State,1297-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6.

[5] 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作Barnabotti，是因为他们集中居住在处于威尼斯边缘地带的Campo San Barnaba教区，那里租金比较便宜。

[6]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429-430.

[7]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60.

[8]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56-257.

[9]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16.

[10]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158-159.

[11] Monique O'Connell,Rulers of Venice,1332-1524:Interpretations,Mthods,Dtabase(New York:ACLS Humanities E-Book,2009),132,133,Table 10:Families represented in the Senate,1438-1456,Table 11:Senators appearing most frequently in the Senate,1438-1456。大议会曾于1408、1410、1450年出台法律，严格禁止所有授薪公职连选连任，如欲再次就任相同职务，中间必须至少间隔一个任期。但是，这种限制却不适用于元老院成员，他们可以在卸任的当年再次当选。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65;Monique O'Connell,Men of Empire: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 Stat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pp.43-44。

[12] George B.Mc Clellan Jr.,Venice and Bonapar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1),pp.12-32.

[13] 也有学者认为，在17—18世纪参与统治威尼斯的共有42个家族。见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2003),p.1022。

[14] 有学者把佛罗伦萨称作“宽面寡头统治”(broad oligarchy)，把威尼斯称作“窄面寡头统治”(narrow oligarchy);这么一概而论似乎不够准确。Paul F Grendler,The Renaissance:An Encyclopedia for Students,Vol.II(New York:Gale,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4),p.131。

[15]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10.

[16]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16-17.

[17]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64.

[18]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p.159-160.

[19]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429-430.

[20] 抱怨归抱怨，马里诺·萨努多本人也曾尝试花钱买官位，包括元老院的席位，但数次失手，因为其竞争对手花了更多的钱。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63-264。

[21] Maud Harivel and Florian Schmitz,“Entangling Formal and Informal Power:Corruption as An In-between in Early Modern Politics(Venice and Berne,16th-17th Century),”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olitical History:Informal Power,Leiden,September,2014,http://onderzoekschoolpolitiekegeschiedenis.nl/wpcontent/uploads/2014/07/Florian_Schmitz_Maud_Harivel.pdf.

[22] “囚徒困境”是指以下之类的情形：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捕入狱，无法互通信息。如果两位囚徒选择拒不交代，可实现两人利益最大化（双双无罪释放）。如果一人揭发，另一人沉默，揭发者因立功可获释或减刑，但缄默者则因不合作可能被重判。由于无法信任对方，两位囚徒最可能选择相互揭发，结果导致两人利益都受损（双双获刑）。人类社会中经常会出现这种个体理性选择却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情形。参见Anatol Rapoport and Albert M.Chammah,Prisoner's Dilemma:A Study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

[23]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00-1001.

[24]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257.

[25]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018.

[26] 需要注意的是，在威尼斯，圈内的贵族中也有穷人，圈外的市民中也有富人。因此，圈外人未必都希望进入圈内。

[27] Renee Neu Watkins,“Review of Donald Queller's The Venetian Patriciate:Reality versus Myth,”Journal of r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Vol.23(October 1987),p.390.

[28] Mark Jurdjevic,“Trust in Renaissance Electoral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4,No.4(Spring,2004),p.612.

[29] Nicolai Rubinstein,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30] Donald Queller,The Venetian Patriciate:Reality versus Myth(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

[31]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219-220.

[32]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是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86.

[33]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8,27.

[34]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219,285.

[35]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264.

[36]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2:264.转引自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85。

[37]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61,107,219.

[38]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21.

[39]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86.

[40]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219-220.

[41]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59.

[42]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221-222.

[43]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262-263.

[44] 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159.

[45] S.E.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2,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00-1001

[46] 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pp.263-264.

[47]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p.787-789.

[48] Monique O'Connell,Men of Empire: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n Stat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p.40.

[49]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283.

[50] 克里特岛本是威尼斯在海外最大、最富裕的领地，自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就从属威尼斯。但经过克里特岛之战，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669年从威尼斯人手中夺走了它。今天，它成为希腊的第一大岛。

[51]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p.941-942.

[52] Abraham Nicolas Amelot de la Houssaye,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London:H.C.,1677),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25255.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DLPS16

[53] Robert Finlay,Politics in Renaissance Venice(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pp.282-283.

[54]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p.1029-1030.

[55] John Julius Norwich,Paradise of Cities:Veni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Viking,2003),pp.7-8.

[56]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p.1030-1036.

[57]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9),pp.1037-1083.

[58] 图中的战利品是原来耸立在圣马可广场上的四座青铜马。据说它们出自古希腊著名雕塑家留西波斯(Lisippo)之手，由东征的十字军于13世纪初从康斯坦丁堡带回。

第五章
抽签：从式微到重生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抽签曾有相当长的、多彩多姿的历史。雅典民主运用抽签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而威尼斯共和国终止使用抽签时已是18世纪末年。与抽签相比，普选制的实现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已。[1]然而，在过去一两百年中，这段连绵2500多年的历史却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忘却了。今天，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抽签的历史遗迹似乎只能在一些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中看到。同时，他们被告知，竞争性的普选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可谓“见虎一毛，不知其斑”。

本书用史料告诉大家，抽签曾在西方人引以为傲的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运作中发挥过十分关键的作用。限于篇幅，它关注的焦点只是抽签在选任政府官员中的作用，基本上没有涉及抽签在决策中、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也没有涉及抽签在选任学术、宗教或其他人士中的作用。[2]对比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我们发现，在选任官员的过程中，抽签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如图5.1所示，在雅典民主制下，官员是直接在公民中抽签产生的，是为抽选。罗马共和国不同，官员是投票产生的，但同僚之间的分工是由抽签决定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先投票、后抽签，但做法又有不同：投票产生的是一大批具备出任公职资格的候选人，其后每当出现职务空缺时，用抽签的方式在候选人中选取官员。威尼斯共和国不是先投票、后抽签，而是先抽签、后投票：先用抽签产生选举团，然后由选举团用投票的方式推举官员候选人或选出官员。

图5.1 选举制度中抽签的位置

图5.1揭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事情。第一，抽签的作用是各地在探索民主、共和理念实现方式的过程中发掘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各自带有鲜明的特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地方使用抽签曾受到来自雅典的影响，或受到来自古希腊政治理论家的影响。[3]第二，早在几百年前，甚至一两千年前，票选就已经出现，它原本与民主、共和没有必然的关系。恰恰相反，追求民主、共和理念的人当时已清楚地知道票选的弊端。因此，他们要么基本上舍弃票选，主要靠抽签（如雅典民主制），要么为票选加上抽签的制动闸（如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而现代“民主”选任官员的方式与古代的民主制与共和制都不同，单靠容易被操弄的票选方式，完全没有为抽签留下作用空间。本人在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中将会详细讨论这种区别的意义。我们千万不可想当然地以为，抽签是古代的、落后的选官方式，票选是现代的、先进的选官方式。

除了本书涉及的雅典、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外，曾经使用过抽签的政治实体其实还有很多，如古希腊雅典以外的许多城邦、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邦、15世纪的巴塞罗那、16世纪的英格兰、17—19世纪的瑞士各邦等等。[4]它们在政治中使用抽签的方式都各具特色，不过如果略过细枝末节方面差别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把抽签分为两大类：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前者是为实现民主理念而进行的抽签，即单纯用抽签的方式选取官员（亦即抽选）；后者是为了实现共和理念而进行的抽签，往往以各种方式与票选进行搭配。

先看民主抽签。如果民主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做主的话，抽选的确是民主的利器。

第一，抽选植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只有相信普通民众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可以为自己与他人做出合理的决定，才会支持人民自己直接当家做主，才可能将抽签作为挑选绝大多数官员的唯一方式。那些视普通民众为群氓、草芥、蝼蚁、粪土的人是不可能接受抽选的。哪怕嘴上把“民主”喊得山响、把“平等”说得天花乱坠，他们支持的只会是某种精英政治，比如，经由选举产生出来的精英治国。

第二，抽选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能被选上，所有人被选中的机会是完全相同的。无论贵贱、贫富、荣辱都不会增加或减少这种机会，歧视、偏见、徇私、亲情、友情也不会增加或减少这种机会，真正实现了人人当选的机会平等。而在选举制度下，绝大多数人都完全没有可能被选上，能够被选上的只是极少的精英。即使是一人一票，它充其量只能实现选别人的机会平等，根本无法实现每个人被选上的机会平等。这意味着，在平等的表象下，隐藏着巨大的政治不平等。

第三，抽选的结果具有代表性。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选举出来的人往往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虽然他们号称是人民的“代议士”，但其社会背景、资源占有、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倾向偏好都与普通老百姓格格不入。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民？实在是个未知数。而随机抽选则可能让各色人等都被选上，既包括达官贵人，也包括小康之家，还包括贩夫走卒。这些人不必刻意替人代言，只需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已充分具备了代表性，因为他们是人民的缩样（miniature）、人民的替身。[5]现代抽样理论证明，如果严格遵循随机原则，抽选最后产生的样本完全可以代表人口总体的种种特性。

第四，抽选难以被人操控。抽选一般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任何人都难以影响抽选的结果，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会被选上。这与选举不同，后者的结果很容易受到金钱、相貌、口才甚至暴力或暴力威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控性。由于抽选结果的不可控性，在不懂现代随机抽样理论与技术的古代人看来，抽选是神的选择方式：只有神才知道结果，人是不会知道的。

第五，抽选有利于增进人格的平等。败选者不必自责，不必为不能当选而丧失自信；胜选者则不敢为胜选而自鸣得意，因为胜选与他们的个人特质也许毫无关系。更何况，这一次的败选者可以成为下一次的胜选者，而这一次的胜选者可以成为下一次的败选者。[6]

如果说民主抽签的着眼点在于促使（empowering）全民（当然这里的“民”不是所有人）参政的话，共和抽签的着眼点则在于限制（restricting）参政的范围与行为。

共和抽签与民主抽签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其基本假设是，大多数人、大多数公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没有能力参与治国理政，只有少数精英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因此，对参政范围必须加以限制，这就是共和抽签必然会与票选搭配的原因。作为一种把关方式，票选一方面可以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可以推选出一批出类拔萃的统治精英。

但票选也有自身的种种弊端。很多现代人想当然地以为，票选是现代民主的产物，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其实，早在几百年、几千年前，票选已广泛运用于政府、教会、行会、兄弟会的选任过程中，它内在的易操弄性也被古代与中世纪的人们所熟知。票选最大的弊端是，它几乎一定会带来形形色色的贿选，而贿选可能激化统治精英内部的矛盾，统治精英之间的内斗又可能导致权力一步步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甚至坠入君主制或领主制的深渊。因此，为了实现共和理念，对精英的参与行为也得加以限制，抽签就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被用来减少选举中贿选的机会，压缩施展竞选策略的空间，以避免统治精英内部矛盾的激化，从而防止权力集中到个别人或个别家族手中。

在佛罗伦萨1465年举办的一场辩论会（pratica）上，与会者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票选与贵族统治相关，抽签与平民政治相关，维护共和体制有赖于两者的结合。[7]必须指出的是，即便与抽签搭配，票选最终还是会导致少数人掌权的寡头统治；但票选与抽签的搭配方式不同，寡头统治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

先看罗马式抽签。罗马共和国的官员几乎完全用票选的方式产生，抽签只决定已当选的同僚何时、具体承担哪些职责。在各种票选与抽签的搭配中，这种搭配里抽签的作用最小。

再看佛罗伦萨式抽签。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官员都必须首先经过票选审核关，不过每次过关的候选人多达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在这么多候选人中抽取官员，抽签的作用比较大。

最后看威尼斯式抽签。威尼斯共和国把抽签挪至第一步，先用抽签的方式确定选举团成员，这使得所有合资格人士都有机会进入选举团，官员则是由选举团成员推举或票选出来的。由此可见，与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相比，抽签在威尼斯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最大。[8]

上一章曾对比过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权力圈。不错，佛罗伦萨的外圈（公民）的确比威尼斯的外圈（贵族）大得多，但如果由此而得出佛罗伦萨是“宽面寡头统治”、威尼斯是“窄面寡头统治”的结论，实属大谬不然，因为这种看法忽略了抽签的关键作用。佛罗伦萨选举制度第一步用票选，人为把大量公民挤出权力内圈，导致权力核心圈变得很小；[9]而威尼斯选举体制第一步用抽签，排除了人为因素干扰，使得其权力内圈具有较大的包容性。结果，尽管两地权力外圈大小不一，两地的权力核心圈却十分相近。

共和抽签的第一大优势是减少权谋。票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包括暴力威胁、金钱收买、魅力攻势、舆论操弄、阴谋诡计等等。拥有优势资源的个人与家族一定会在票选中占据上风，久而久之，他们很容易变为权力的垄断者。而抽签不同，只要设计得当，其结果不受人为因素影响。如果有人希望自己或自己支持的人当选，抽签环节会让他们难以下手。他们偶尔也会登上权位，但他们不太可能在每次选举中都得手，因为抽签可以打乱他们的如意算盘。也许有人会批评说，抽签不是理性选择，仿佛理性选择天然高于非理性选择，但权谋恰恰都是个体层面理性选择的产物，其结果却是社会层面的严重不理性。如果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个体理性选择可能产生的弊端，继而理性地把非理性的抽签糅入官员选任的程序中，那么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缩施展权谋的空间，在社会层面达到更理性的结果。[10]共和抽签的第二大优势是抑制派斗。票选必然催生拉帮结派，因为单打独斗很难获得足够的选票。但各派为独霸权力而进行的激烈争斗可能危及城邦内部的团结，其危害性不下于僭主统治。抽签环节有助于打断派斗的节奏、减小派斗的烈度。

共和抽签的第三大优势是公平。民主抽签使得所有人当选的概率相同，共和抽签使得所有人进入选举团的概率相同（如果是先抽签、后票选的话），或通过审核后获得理想职务的概率相同（如果是先票选、后抽签的话）。两者都与单纯依靠票选的选举体制不同：票选充其量只能保证参与者选举他人的机会平等（equal opportunity），不可能保证所有参与者当选的概率平等（equal chance）。[11]

共和抽签的第四大优势是增强对政治体制的认受度。如果人们知道自己被选中的概率与其他人一样大，哪怕这个概率微乎其微，他也不会有太多怨言。那些满心希望当官却没机会当选的人知道，自己的不幸与他人无关，也与体制无关，只怪自己运气暂时欠佳。当所有人都相信选官机制的中立性，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大家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12]

这四大优势非同小可，试想有两个人口10万左右的城邦，一个采取单纯票选体制，每次选举时，候选人、当选人总是占有优势资源的某几个人、某几个家族，他们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搞得城邦政治乌烟瘴气（如佛罗伦萨共和国某些抽签被弱化的时段）；另一个采取抽签与票选搭配的体制，每次选举的候选人、当选人都有所不同，竞争仅限于票选阶段，尽管幕后小动作在所难免，但恐怕不至于搞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如威尼斯共和国）。毫无疑问，如果其他条件都差不太多，后一个城邦肯定会比前一个城邦更容易维护内部的安宁，也更容易维系共和政体。[13]

[1] 例如，美国18岁男女的普选权直到1971年才实现；瑞士妇女的普选权直到1990年才实现。

[2] 关于抽签的其他作用，参见Fredrik Engelstad,“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28,No.1(March 1989),p.23。另外，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曾把抽签分为三大类：(1)分割类抽签(dividing lot);(2)咨询类抽签(consulting lot);(3)占卜类抽签(divining lot)，见St.Thomas Aquinas,Aquinas Ethicus or,the Moral Teaching of St.Thomas,Vol.2 (London:Burns&Oates,1892[1274]),pp.170-171。

[3]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216.

[4] Fredrik Engelstad,“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28,No.1(March 1989),p.26.

[5] Hanna Fenichel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60-91.

[6] Fredrik Engelstad,“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28,No.1(March 1989),p.28.

[7]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106.

[8]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93-96.

[9] 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263-299.

[10]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108.

[11] Fredrik Engelstad,“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28,No.1(March 1989),pp.40-41.

[12]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215-232.

[13]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100.

抽签的式微

本书显示，在西方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进入19世纪以后，当民主、共和成为热门话题时，抽签却静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政治辩论中很少有人提及它，政治实践中它几乎完全绝迹。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的确是一件让人啧啧称奇的怪事。[1]为什么抽签这种民主、共和的利器会突然失传？为什么曾被公认为贵族制、寡头制特征的票选会被普遍接受为现代民主的代名词？为什么有长久反民主政治传统的西方会在此后摇身一变，为民主大唱赞歌？它所颂扬的“民主”真是民主吗？[2]在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中将试图系统地回答这几个问题，本节能做的只是为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书涉及的雅典民主制、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都处于欧洲的南部。东欧、西欧与北欧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使用抽签的历史记录，这些地方的政体长期采取的都是形形色色的君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的人们对抽签一无所知。事实上，随着古典政治文献的扩散、文艺复兴思潮的传播，到16—17世纪，英、法等地学者已经对政治中的抽签有所了解。[3]17世纪初，英格兰神学家托马斯·加泰科（Thomas Gataker,1574—1654）出版了一本系统研究抽签的书，试图说明在哪些领域抽签有意义，在哪些领域抽签没有什么价值，作者详细介绍了古代雅典、罗马、以色列，以及当时的威尼斯如何在政治中运用抽签。[4]更何况，直到18世纪末，备受推崇的威尼斯政体依然存在，这也吸引一些思想家（如哈林顿、卢梭）亲身前往考察抽签的运作方式。

可以说，直到法国大革命前，西方思想家都很清楚，民主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官员由抽选（即单纯抽签，不与票选搭配）产生；不过，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反对民主。本书第一章已经列举了古希腊思想家的例子，如苏格拉底、伪色诺芬（老寡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对民主抽签的态度。

霍布斯（1588—1679）对各种政体的特征概括如下：“民主制是这样一种政体，所有享有平等权利的人都可以经过抽签，担任最高官职。贵族制是这样一种政体，只有受过最好教育、属于出类拔萃之辈的人才可以经过选举，担任最高官职。寡头制是这样一种政体，只有富人才能担任最高官职。”[5]但在霍布斯看来，民主制有五大弊端（愚昧无知、摇唇鼓舌、派系横行、政局不稳、缺乏决断），远远比不上他心目中的最佳政体——君主制。[6]

霍布斯去世后才出生的孟德斯鸠（1689—1755）划分政体的一条准绳也是选取官员的方式：“以抽签挑选官员符合民主政治的性质，以选举挑选官员符合贵族政治的性质。”他还说到抽签的好处：“以抽签挑选官员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委屈，它给予每个公民以服务祖国的合理期盼。”不过，孟德斯鸠并不欣赏民主抽签，指出：“这种方法本身就有缺陷，所以，杰出的立法者们竞相努力加以规范和修正。”[7]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也不是民主制，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制会导致危险的“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与他们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平起平坐”，“把所有的公共财产分光”，人们“懒惰，却还要管理公务，他们贫穷，却要奢侈享乐”。[8]孟德斯鸠追求的是一种他想象出来的英格兰式、“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其中行政权掌握在君主手中，立法权由世袭的贵族集团与选举产生的代议士行使。他并不赞成在选举中实行一人一票，而是要求给那些“因出身、财富或荣誉而出类拔萃的人”更大的发言权。[9]

卢梭（1712—1778）完全同意孟德斯鸠有关抽签是民主政治特征的说法，但他对于抽签的民主性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孟德斯鸠认为，抽签的民主性主要表现在，它让全体公民享有为国服务的平等机会；而卢梭的理解是，在“真正的民主制之下，行政职位并不是一种便宜，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抽签可以把这种负担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卢梭与孟德斯鸠更大的不同在于，他相信普通民众的潜质与其他人相去无几。因此，他才会说：“在真正的民主制之下，抽签选举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因为在那里人人都平等，不论是在道德和才能方面，还是在品行和财富方面，所以无论选择什么人几乎都无所谓。”即便说到票选，他也没有把票选与智力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而是说，票选适用于“需要专门才能的地方，例如军事职务”，“而抽签则适宜于只需要有健全的理智、公正与廉洁就够了的地方，例如审判职务，因为在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里，这些品质是一切公民所共有的”。不过，卢梭以上的说法全都基于一个前提：存在“真正的民主制”；而他本人并不接受这个假设：“真正的民主制是根本就不存在的。”[10]他认为，民主制只适用于未受文明污染的高等人类；同时，他反对教育或启蒙现实中的穷苦大众，为的是避免他们受到文明的污染。这样，我们看到一个自相矛盾的卢梭，一方面，他在理论上抽象地美化普通人；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中的普通人却完全没有信心。[11]既然民众通常不知道怎样实现普遍意志，卢梭得出结论：“需要有一个‘立法者’，一个领袖，由他说明什么是普遍意志，并把它变为现实”。[12]这离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理想已相去甚远了。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亚当·斯密（1723—1790）对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区别，对混合政体的理论相当熟悉，[13]他对抽签与民主制之间关系的理解与上述三位政治理论家也几乎完全一致，虽然他没有使用“抽签”这个名词，但他以下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清楚：民主制是指这样的政治体制，那里“人民在进入政府机构并在其中任职的机会与贵族完全相同”,[14]如果不使用抽签，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与上述3位理论家一样，斯密也是反民主的，他的理想社会的领头人是那些道义精英（Moral Elite）。[15]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另外一批西方思想家关注共和抽签，其中最早在这方面进行思考的，当然是那些生活在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学者。

在巨著《佛罗伦萨人民史》中，作者利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对1328年开始使用的抽签持强烈保留态度。他承认，在选举中增加抽签环节有利于减少争议，并受到了大多数佛罗伦萨人的欢迎。但在他看来，抽签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好处，其最大的坏处，是让一些不称职的人混入了政府官员的行列。除此之外，抽签还会打消人们止于至善的追求，因为据说只有经过竞争获得职位，人们履行职务时才会更加上心。[16]布鲁尼对抽签的批评似乎与苏格拉底、伪色诺芬（老寡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出一辙，尽管佛罗伦萨与雅典不同，并没有单纯使用抽签，而是在票选之外加上了抽签的环节而已。布鲁尼在另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对票选的看法。他认为票选是平等的，因为所有人获得官职、赢得荣耀的机会是相同的，当然赢得票选的前提是，获胜者必须天生聪慧、奋发有为、勤于思考、作风严谨，“因为我们的共和国要求其公民具备内在动力与诚实美德”。[17]这里，他的潜台词与今天的西式选举民主暗合：理论上，所有人当选的机会平等；但实际上，只有极少的精英分子才有可能进入权力大厦。

布鲁尼的佛罗伦萨老乡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与他的看法一致，但更理论化、更系统化。圭恰迪尼至少在四部作品中讨论了抽签，并将它与票选进行对比。

在1508年出版的《佛罗伦萨史》中，他对1494年美第奇家族倒台以后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严厉批评，因为改革导致绝大多数官员的产生都要通过抽签环节（参见第三章“1494年体制”一节）。圭恰迪尼特意点出：改革前，官员主要出自城邦内最好家族的200名成员；而改革后，很多不太“够格”的人也混入了官员队伍。毫无疑问，他所谓“合格”标准掺杂了其贵族偏见。[18]

4年以后（1512年），圭恰迪尼又专门写了一篇几十页的长文，批评1494年后实行的政治体制，认定当时佛罗伦萨各种问题的根源是用人不当，大议会让大量“低水平的人”（men of lowcaliber）担任政府职务；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抽签在选取官员过程中作用太大。在他看来，“拥有主权的应当是大议会，而不是抽签；官员的权力来源应当是大议会，而不是运气”。为了矫正制度缺失，圭恰迪尼的建议是，对提名之后的步骤分类处置：（1）涉及最重要的内外职务，主要使用票选；（2）涉及次等重要的内外职务，可以混杂抽签与票选；（3）涉及不重要的职务，保持现有方式。[1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圭恰迪尼写这篇文章的当年，美第奇家族复辟了（参见第三章“1512—1527年体制”一节）。

圭恰迪尼于1527年出版了《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20]在这部对话体的著作中，一位对话人对抽签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另一位对话人为抽签提出辩护，但后者的辩护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21]不巧的是，这一年，佛罗伦萨人再一次把美第奇家族赶下了台（参见第三章“1527—1532年体制”一节）。

圭恰迪尼的最后一套著作《意大利史》(1537—1540年出版）同样有涉及抽签的部分，此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已名存实亡，美第奇家族已开始其长达200多年的统治。令人诧异的是，在这套书中，圭恰迪尼让一位出身豪门的人出面为抽签辩护，而让一位平民政体的发言人为票选辩护，这在现实中是不曾发生过的事。[22]

圭恰迪尼此时为何故意扭曲现实？其动机的确令人费解，不过纵观他一生的著述，其立场还是十分清楚的。圭恰迪尼的眼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睿智的”“具有远见的”“有经验的”“有能力的”（这些人往往就是富人、贵族），另一种是“愚笨的”“无知的”“邪恶的”“随波逐流的”（这些人往往就是穷人、平民）。前者适合当官，他们执掌权位有利于提高效率；后者不适合当官，这种人掌权往往会带来灾难。在圭恰迪尼看来，抽签纵有其他优点，它最大的弊端是无法分辨这两种人，导致大量不适合当官的人当上了官。与抽签相比，票选的优势则十分明显，它可以让前一种人多得选票，后一种人少得选票；最有能力的人往往就是获得选票最多的人。[23]圭恰迪尼并不希望个别人或个别家族统治佛罗伦萨，他时常强调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但同时，作为贵族的他希望，一般人的政治参与仅限于参加票选，限于把票投给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不必自己出来掌管权位，而把决策权、行政权委托给这些最有能力的人。[24]用圭恰迪尼自己的话说，在理想政治制度里，一般公民只应享有投票权，不再享有自己当家做主的机会，这样他们才会别无旁骛地把注意力放在选出最佳领导人上，而不是试图为自己攫取权位。[25]可以说，圭恰迪尼的理想在所谓现代西方“代议民主”中实现了。因此，不止一位学者指出，生活中15—16世纪的圭恰迪尼实际上是“代议民主”理论的开山鼻祖，[26]尽管他的本意是倡导贵族共和制，而绝不是民主。

比圭恰迪尼年长几岁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却十分看好抽签对维护共和政体的作用。美第奇家族于1512年复辟之后，他经历了3周的牢狱之灾，这促使他思考如何改造佛罗伦萨的政治体制。1519年，洛伦佐·美第奇因梅毒去世；次年，应教宗利奥十世（原名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之约，马基雅维利写出一篇题为《重塑佛罗伦萨政府》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明确指出，最适合佛罗伦萨的是共和制，而不是领主制。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最重要且与本书最相关的建议是，重新开放大议会，“如果不满足普通公民的意愿，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而要满足佛罗伦萨公民的意愿，必须重新开放大议会厅。这也就是说，如欲在佛罗伦萨重建共和制，大议会厅必须重开，让全体公民都有成为大议会一员的平等机会。”具体而言，就是让全体公民通过抽签，产生600—1000名大议会成员。不仅如此，由抽签产生的大议会成员还有权用抽签的方式，从这600—1000人中选取所有的政府官员，只有273位高级职务（包括65位执政团准成员、200位元老院成员）例外。此外，为了对经由任命产生的执政团“掺沙子”，马基雅维利还别具匠心地建议，用抽签的方式从16位旗手中选取4位“监督官”（Provost），他们可以参与执政团的活动，并可以否决执政团的任何决议。[27]明眼人立马就可以看出，这份改革建议包括了威尼斯因素（大议会）、雅典因素（大议会成员与一般官员的产生方式）、罗马因素（监督官的产生方式）。难怪有学者把这份建议称为“该时期最精巧的政体设计”;[28]也有学者指出，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孟德斯鸠、麦迪逊，甚至再到后来的思想家，很少有人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在政体设计中注重为普通公民保留一席之地。[29]

但哈林顿（1611—1677）却批评马基雅维利的屁股偏向了普通公民一边，对贵族过于严苛。[30]在他自己的理想共和政体中，“贵族阶级是人民唯一的驱策者和制约者”,[31]而他认为自己曾访问过的威尼斯最接近这种理想政体。[32]在其代表作《大洋国》中，哈林顿对理想共和政体中的选举制度有多处十分详细的描述。熟悉威尼斯共和国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绝大多数职位的选举方式与威尼斯非常相似，都是先用抽签方式选出一批选举人，选举人推选出候选人后，再交由大会票决出胜选者。[33]只有非常时期的选举方式有所不同，更像是借鉴了佛罗伦萨的选举方式，即先经过“审核”确定一位候选人，元老院再对该职位推出另外四位候选人，最后将五位候选人一起提交元老院大会票决。[34]除了在选人方面使用抽签以外，《大洋国》里，抽签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在确立大洋国基本典章制度的程序中。[35]

哈林顿对包含抽签的种种程序描述很细致，但对抽签的态度却语焉不详。[36]不过，很清楚的是，他不喜欢民主，也不喜欢民主抽签。雅典民主遭到他的唾弃，因为其中没有贵族的地位。[37]雅典的民主抽签遭到他严厉的抨击，因为它可能导致“人民不断造成的骚动”，而“这种骚动最后就造成了雅典的灭亡”。[38]哈林顿之所以愿意在他理想的政体中为共和抽签保留一席之地，很可能是因为其中包含的票选元素比威尼斯模式更强，有利于维护与巩固“天然贵族”的统治地位。[39]哈林顿的思想对后世英国、法国、美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他有关抽签的设想却受到质疑或忽略，尽管他所接受的只是共和抽签，而不是民主抽签。

弥尔顿（1608—1674）是哈林顿的同时代人。虽然他以政论文《论出版自由》(1644）、《为英国人民声辩》(1651）、《再为英国人民声辩》(1654）著称，但这并不能掩饰其反民主的本来面目。在他看来，“粗野”的、“非理性”的普通民众应被彻底剥夺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1660年初，他发表了自己最后一篇政论文，题为《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40]他的所谓“简易办法”是设立一个掌握全权的最高议会，其成员由士绅提名，分层选出，并授予终身职，以后不再举行大选。为了回应终身制可能导致腐败的批评，弥尔顿说，也可以退一步，采取哈林顿式的“部分轮换制”：每两三年用抽签或票选的方式淘汰、替补100来名成员。[41]不过，几个月后，当他修订该文时，上述说法变为，“每年（间隔再长些，也许更好些）应有三分之一议员按选入时期先后轮流退出议会，并以同样人数填补所遗空额”。这里，“抽签”不见了，弥尔顿对删掉“抽签”的解释是：“我深愿政府的轮换制或半轮换制以能避免为妙；因为这种轮换很像命运的轮转。我看不出这种制度怎能不带来危害；它轮换出去许多最好的、最能干的人，而通过再选又轮换进来数目相同的、没有经验的和在其他方面不妥当的新人。”[42]

反倒是在17世纪北美的某些分封殖民地上，哈林顿有关抽签的设想曾一度有些影响。所谓“分封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是英国殖民的一种早期形式，由英王将一片土地分封给某位亲友，由他统治那片地域。例如，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受封了一片土地，他将该地称之为“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据研究，北美至少有3个分封殖民地的宪章性文件包含了某些抽签的内容，即南卡罗来纳、东新泽西、宾夕法尼亚，[43]而这些文件的起草者很有可能受到过哈林顿著作的影响。不过，这些文件有的没有通过，有的适用时间很短。[44]更重要的是，分封殖民地只是殖民体系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到17世纪末，它们几乎全部过渡为英国王室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了。[45]

18世纪更加风云激荡，尤其是其下半叶几乎有点地动山摇，被有些学者称为“民主革命的时代”。[46]但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倡导民主抽签，就连寥寥无几的共和抽签建议也都毫无例外地被革命者视而不见，甚至遭到当时思想界大佬的痛斥。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在美国独立建国与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居功甚伟。他屡次建议，在构建革命后的政治体制时，不妨用抽签的方式来增加其公正性、认受性。例如，在1776年初发表的《常识》一书中，他提议在选举大陆会议议长的程序中加入抽签环节。[47]又如，在1792—1805年间，他至少三次建议，一次性选出全体国会（或议会）成员，而不是像哈林顿提议的那样分别选举上、下院成员；选举完成后，再用抽签的方式，把议员分为两院，让它们分头商议，以提高立法质量。[48]但他的这些建议在美国和法国都被彻底忽略了。

1777年底通过的美国《邦联条款》没有采纳潘恩的建议，但涉及各州之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九条包含了抽签成分。[49]不过，虽然《邦联条款》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但它直到1781年才被全部13个州正式批准，而到1789年，它已被《美国宪法》所取代，适用时间很短。

《美国宪法》没有给抽签留出任何位置。本来，在1787年制宪会议期间，由于对总统的选举方式存在巨大争议，代表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1742—1798）曾提出过一种类似威尼斯式抽签的解决方案：（1）用抽签的方式，从国会议员中抽取不多于15位成员为选举人；（2）确定后，马上隔离这些选举人，让他们马上进行票选；（3）他们选中的人担任总统。[50]威尔逊解释，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能避免阴谋诡计，可防止依附关系。他的提案得到丹尼尔·卡罗尔（1730—1796）的附议，但遭到埃尔布里奇·格里（1744—1814）的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抽签也许会抽出一批不合适的选举人，从而产生一位不合适的总统。结果，威尔逊的提议被搁置。[51]制宪会议期间还曾讨论过用抽签的方式对参议院实行哈林顿式的“部分轮换制”，最后也无疾而终。[52]

在英国，1782年，一位资深国会议员詹尼斯（Soame Jenyns,1704—1787）提出了一个用抽签选取官员的建议，其目的是克服当时常见的、因争权夺利而引发的贪赃枉法、腐败堕落。具体做法是先由上议院票选30位成员，下议院票选100位成员；然后，让这130位国会议员从瓮中抽签，谁抽到写有某个官职的纸团，便出任该职务一年。[53]这个建议并未变为现实，尽管如此，它让埃德蒙·柏克（1729—1797）极为恼火。事过8年后，柏克在《法国革命论》(1790）中说下面这段话时似乎依然怒气冲冲：“不要官员轮换；不要用抽签决定职务；对目标广泛的政府而言，凡是带有抽签或轮换元素的选举方式统统都不好。”[54]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给一个贵族的信中愤愤地说，假如1782年的国会改革成功，那么“不是法国，而是英国将会跳起民主革命的死亡之舞”。[55]

其实法国革命的根本目标是反对封建专制，而不是实行民主。它的领导者都害怕民主，却发现孟德斯鸠与卢梭都把抽签与民主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他们对有关使用抽签的建议特别警觉、特别排斥。[56]1789年以后，法国革命者最热衷的是票选与公投，所有职位（除了王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一轮又一轮的选举，一遍又一遍地修订选举方式，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但选来选去，最终不过换了一群“天然贵族”而已。[57]为了防止富人垄断政治权力，一位匿名人士于1792年向国民公会提出了一个包含抽签成分的宪制草案：[58]把全国划分为8000个区，每个区包括1000名男性公民；每年从每一个区里用抽签的方式选取100人，组成“百人团”（Civic Century）。当年，百人团内的负责人由抽签产生，其他各级代议士与官员都将从百人团成员中用票选的方式，或使用威尼斯式抽签加票选的方式分层产生。另外，该草案提议，在选举全国立法会议与全国行政会议成员时，实行配额制：前者三分之二的席位留给底层阶级，后者全部席位保留给底层阶级。很明显，这个提案与马基雅维利1520年提出的方案非常相像。然而，国民公会对它连讨论时间都没有安排。尽管如此，出现这种提案还是让一些人很恼火。如在国民公会成员弗朗索瓦·朗特纳（François Xavier Lanthenas,1754—1799）看来，希望使用抽签的人都是被错误的平等主义误导了，且缺乏理性思维；一个政治体制只有能选出最善良、最聪明的人从政，才算得上是一个理想的体制。[59]需要指出的是，这位朗特纳先生是普选与出版自由的坚定支持者。

总而言之，在18世纪的“民主革命”大潮中，有关抽签的提议至多只激起过几朵小小的浪花，转瞬即逝，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60]

[1]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79.

[2] 有学者概括说，西方政治传统中带有“深入骨髓的反民主偏见”，见John S.McClelland,The Crowd and the Mob:From Plato to Canetti(London:Unwin Hyman,1989),pp.1,2。关于西方的反民主传统，还可参见Elizabeth Rawson,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 on Trial: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Joseph V.Femia,Against the Masses:Varieties of Anti-Democratic Thought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Erich Kofmel,ed.,Anti-Democratic Thought(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Jason Brennan,Against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3]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144.

[4] Thomas Gataker,Nature and Uses of Lotteries(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 [1627]).

[5] Thomas Hobbes,“The Whole Art of Rhetoric,”in Sir William Molesworth,Bart.,ed.,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Vol.6(London:John Bohn,1839),p.435.

[6] Thomas Hobbes,De Cive:the English vers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Chapter X“A comparison between 3 kinds of government,according to their several inconveniences,”pp.129-140;Thomas Hobbes(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C.A.Gaskin),Leviath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Chapter XIX“Of the Several Kinds of Commonwealth by Institution,and of Succession to the Sovereign Power,”pp.123-132.

[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3.

[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9-140.

[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7173.其实，在孟德斯鸠写作《论法的精神》(1748年出版）时，英国根本不存在三权分立；今天依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曾于1729—1731年间在伦敦居住考察过18个月，而他笔下的英格兰体制却与实际情况有巨大出入，这是为什么？Ursula Haskins Gonthier,Montesquieu and England:Enlightened Exchanges 1689-1755(London:Pickering&Chatto,2010)。

[10]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8-141.

[11] 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M.E.Sharpe,1996),p.22.

[12] 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M].赵复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27.

[13] Adam Smith(edited by Ronald L.Meek,David D.Raphael,Peter G.Ste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斯密这本书包含了大量有关各种政体的讨论。

[14] Adam Smith(edited by Ronald L.Meek,David D.Raphael,Peter G.Ste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26.

[15] Jerry Evensky,“Professor Malloy,Judge Posner,and Adam Smith's Moral Philosophy,”in Rabin Paul Mallpy and Jerry Evensky,eds.,Adam Smith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Economics(Springer Netherlands,1995),p.191.

[16] Leonardo Brun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ames Hankins),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Vol.2(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73.

[17] 转引自John M.Najemy,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1280-14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pp.308-309。

[18] John P.McCormick,“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Restoring Elite Accountability to Popular Governmen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2(May,2006),p.149.

[19] Francesco Guicciardini,“How the Popular'Government Should Be Reformed,”in Jill Kraye,ed.,Cambridge Translations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ical Texts,Volume 2.Pol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10

[20] 圭恰迪尼.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1] 有人对《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中有关抽签部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见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130-139。

[22]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139-140.

[23]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131.

[24] 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Political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254.

[25] Francesco Guicciardini,“On How to Order Popular Government,”in Athanasios Moulakis,Republican Realism in Renaissance Florence:Francesco Guicciardini's Discorso di Logrogno(Oxford:Rowman&Littlefield,1998),pp.122-123;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Political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127-129.

[26]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 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141;John P.McCormick,“Greater,More Honorable and More Useful to the Republic:Plebeian Offices in Machiavelli's‘Perfect’Constitutio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Vol.8,No.2(2010),p.256;John P.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9,11.

[27] Machiavelli,“Discourse on Remodeling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in Machiavell(translated by Allan Gilbert),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Vol.1(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01-115.

[28]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119.

[29] John P.McCormick,“Greater,More Honorable and More Useful to the Republic:Plebeian Offices in Machiavelli's‘Perfect’Constitutio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Vol.8,No.2(2010),pp.237,239,

[30]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15,39,143,168.

[31]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3144,148,178.

[32]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7168,226.“大洋国”指英国，而英国人当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威尼斯的后继者，见该书第1页的注释1。

[33]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8-101.

[34]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0.

[35]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4-76.

[36]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152-153.

[37] 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 on Trial: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44-145.

[38] 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1-42.

[39]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157-159.

[40] 需要指出的是，该文其实有两个版本，初版出现在1660年2月底，第二版出现在4月底，对初版进行了很大的改动。见John Milton(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Evert Mordecai Clark),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5),p.vii。

[41] John Milton(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Evert Mordecai Clark),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5),p.23.

[42] 弥尔顿.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M].殷宝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3.

[43] 美国建国前各殖民地的宪章性文件，可见耶鲁大学法学院Avalon Project的网页“Colonial Charters,Grants and Related Documents”,http://avalon.law.yale.edu/subject_menus/statech.asp。

[44]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159-169.

[45] Herbert L.Osgood,“England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7,No.2(Jun.,1902),pp.206-222

[46] R.R.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47] 具体做法是：“每届大陆会议应举行表决大会，用下列方法选举一人为议长。即，当代表开会时，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抽签抽出一个殖民地，然后由会议从该州代表中投票选出一人为议长。而在下届大陆会议时，只从剩下十二个殖民地中再抽出一个，上届已产生议长的那个殖民地不在抽签之列，以后以此程序进行，直至十三个殖民地统统都抽到为止。”托马斯·潘恩.常识[M].何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3-54.

[48] 托马斯·潘恩.人权论(1792)[M]//潘恩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66-267;Thomas Paine,“Dissertation on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795),in Moncure Daniel Conway,ed.,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Vol.III,1791-1804(New York:G.P.Putnam's Sons,1895),p.274;Thomas Paine,“Constitutional Reform”(1805),in Moncure Daniel Conway,ed.,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Vol.IV(New York:G.P.Putnam's Sons,1896),p.462.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在1824年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见Thomas Jefferson,“To Major John Cartwrigt Monticello”(June 5,1824),http://www.let.rug.nl/usa/presidents/thomas-jefferson/letters-of-thomas-jefferson/jefl278.php。

[49] 处理纠纷的法庭组成方式是“由每州提名三人编列名单，由双方当事人轮流剔除一位，由原告一方开始，直至名单中仅剩十三人为止，此十三人中再由议会以抽签方式选出九人以下七人以上或任何五人，充任司法长官或法官，对争执审理并作最后之裁判，案件裁判需依参与审理法官之多数意见为准”。《美国邦联条款》，法律教育网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5300/154/2006/4/xi426924563111 2460021566-0.htm。

[50] 威尔逊在发言中提到威尼斯大公的选举情形，甚至抽签的方式也与威尼斯的方式十分相像：抽取镀金的小球。

[51] James Madison,The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in the Convention held at Philadelphia in 1787,Vol.5(Debates in Congress,Madison's Notes,Misc.Letters)[1827],pp.362;Max Farran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Vol.2[1911],pp.97,99,103,105-106.

[52] Max Farran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Vol.2[1911],pp.141, 154,165,179,235,567,591,612.可对比《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三款：“参议员于第一次选举后举行会议之时，应当立即尽量均等地分成三组”，回避了用什么方式分组。

[53] Soame Jenyns,“Scheme for the Coalition of Parties”(1782),in Charles Nalson Cole,Esq.The Works of Soame Jenyns,Vol.II(London:T.Cadell,1790),pp.255-257.

[54]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in Select Works of Edmund Burke,Vol.2(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9),pp.140-141.

[55]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in Select Works of Edmund Burke,Vol.2(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9),p.403.柏克的这封信见Albert H.Smyth,ed.,Edmund Burke's Letter to a Noble Lord(Boston:Ginn&Co.,1898),p.11。

[56]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195-198.

[57] Malcolm Crook,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1789-179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8.亦见Melvin Edelstein,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Birth of Electoral Democracy(Burlington,VT:Ashgate,2014)。

[58] 有学者推测，这位匿名者可能是受哈林顿影响极大的Jean Jacques Rutledges(1742—1794)，见Rachel Hammersley,French Revolutionaries and English Republicans:The Cordeliers Club,1790-1794(Rochester,NY:Boydell Press,2005),p.135。

[59]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201-206.

[60]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79-81.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今天人们谈到“民主”时，往往不假思索地以为，古往今来人们使用这个名词时，其内涵是相同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用苏格兰哲学家高列（1912—1998）的说法，“民主”是最典型的“争议性概念”，我们对其含义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理解，而不同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概念的本质。[1]如果用今天流行的“民主”定义去研究政治制度史或政治观念史，无异于按图索骥、刻舟求剑，会得出许多似是而非、十分荒唐的结论。

其实，当所谓“民主革命”出现在18世纪时，“民主”根本不是革命的目的。恰恰相反，当时这个词还是一个肮脏的、令人恐惧、令人厌恶的词。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民主”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词也从一个贬义词逐步演化为一个褒义词。与此同时，抽签完全从政治话语与政治实践中消失，票选成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

回顾民主发生变异的过程，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各国走过这几个阶段的时间不完全同步，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各国内部不同的人走过这几个阶段的时间也不完全同步，有人早一些，有人晚一些；各个阶段之间往往相互重合，不一定存在清晰的界限。这3个阶段历时长达200年，如果站在其中的某些时点看，变化相当缓慢，呈潜移默化状态；但如果用长远的眼光，从3个阶段开始之前与结束之后的两端看，变化是彻底的、根本性的：今人称为“民主”的东西与200年前被叫作“民主”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一阶段，民主（Democracy）被公认是个坏东西。这个阶段很长，从古代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

在此阶段，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比较一致，几乎毫无例外地把民主看作是一个坏东西。提起“民主”，人们想到的是群情激昂的乌合之众，是依仗人多势众对政府施压，是诉诸激情的政治行为，是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煽动民众，是对任何违背公意的人实行无情压制，是政局动荡不稳，是最终导致强人政治、专制、暴君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弥尔顿在《复乐园》中用“暴烈”来描述民主（fierce democracy),[2]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个提法在18、19世纪曾被无数人反复引用。在18世纪，不少人（如孟德斯鸠、卢梭）还清楚地知道，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广泛使用抽签。但与民主制相比，西方主流思想更倾向于“共和制”，亦即夹杂着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成分的混合政体，只有在共和制的框架下，作为配角的民主成分才是可以容忍的。[3]

撇开早期不说，在18世纪横扫欧洲的启蒙运动就仍然对民主充满敌视。启蒙思想家崇尚理性，在这些精英看来，理性的人只是极少数，大众（the multitude）则是群氓（mob）、畜生（cattle）、“怪异的野兽”（monstrous beast);他们愚昧、迷信、容易受激情支配；他们不可救药，试图开导他们无异于给一个空锅添柴加火；人类的未来不能指望大众，因为他们不可能当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能解救他们的只有少数精英，只能是开明专制。康德（1724—1804）因而认为民主是一种不正当的政体；休谟（1711—1776）为此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民主制下。[4]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因此，在两场革命中，很少有人提及“民主”；即便偶尔有人提到它，也基本上都是为了警示人们，切不可陷入民主的泥淖。

在美国革命前，从未有过关于民主的争议，这个名词很少出现在政治辩论中，很少出现在公开讲演、报刊书籍、私人信件中；[5]革命开始后，目标也很清楚：不是民主，而是共和。[6]例如，作为美国革命文献的代表作，潘恩的《常识》中压根没有出现“民主”二字，而“共和”正是其关键词。共和理念也是贯穿美国制宪过程的一根红线。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35—1826）恐吓大家，“‘民主制’意味着有国家而没政府……切记，民主制从来都难以持久。它很快就会在自耗、空转中自我摧毁”。[7]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士·麦迪逊（1751—1836）一方面把民主与动乱联系在一起，断言民主“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另一方面为共和、代议制大唱赞歌。[8]美国的制宪参与者在很多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但在敌视民主上，他们与亚当斯、麦迪逊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9]因此，他们最终制定出一个不怎么民主的宪法就不足为奇了。[10]需要指出的是，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当麦迪逊提到代议制时，他不认为代议制与民主有任何干系：代议制是代议制，民主制是民主制；前者好，后者坏。[11]

与美国类似，革命前的法国也很少有关于民主的争论，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当时法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专制主义；但要摆脱专制主义，民主不仅不是出路，而且意味着更大的麻烦：混乱与无政府状态。[12]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其目标很清楚：不是民主，而是代议制。[13]与潘恩的《常识》如出一辙，在西耶斯（1748—1836）作为大革命宣言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一文中，“民主”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代表”“代议”才是关键词。[14]他在革命爆发后的1789年9月更是明确表示：“在民主政体下，公民自己制定法律、直接推举政府官员；而在我们的政体下，公民决定谁代表自己进入立法机关，立法不是民主式的，而是代议式的。”[15]他宣布：“法国现在没有实行民主制，也不可能实行民主制。”[16]虽然罗伯斯庇尔（1758—1794）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正面的语言来评说民主，但他同时也说民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其实是一回事。他所谓的“民主”更多是指包容更多的人、平等对待所有人。[17]这里必须指出，罗伯斯庇尔是那个年代的异数；由这位雅各宾专政的重要人物正面评说民主，恰恰成为许多人对民主避之而唯恐不及的理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各国都陷入对“民主”的恐惧之中。[18]

丹麦古希腊史专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1940—）的细致梳理表明，无论是作为制度，还是作为理念，雅典民主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两场革命（包括英国激进党人）更多受到来自古罗马的影响。[19]汉森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就是一个睡美人，但她并不是沉睡了百年，而是沉睡了足足2000年；唤醒她的也不是爱慕她的王子之吻。当她苏醒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都认为她不可行。当时，在人们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在欧洲，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民主女神才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20]

第二阶段，“民主制”（democracy）仍不被接受，但“民主派”（democrat）逐渐变得可被接受。这个阶段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其间几经反复。

在此阶段，主流思维模式依然严格区别民主制与共和制，前者不被接受，后者仍是政治人物眼中的理想政体。与此同时，共和制中的民主成分受到更多的重视，主张扩大共和制内民主成分的那些人被称为“民主派”，其对立面被称为“贵族派”（aristocrat）。[21]

在19世纪以前，“民主派”是句骂人的话，是政治斗争中污名化对手的撒手锏。例如，杰弗逊和麦迪逊于1791年组建“共和党人”（Republicans）不久，其对手联邦党人便给他们贴上了“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Republicans）的标签，暗示他们与法国革命中的激进行为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22]在法国，“民主派”则与“雅各宾派”“无套裤汉”的意思差不多。[23]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想被人贴上“民主派”的标签，只有极少数激进分子愿意自称“民主派”，以示与其他政治派别的不同，如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1760—1797）及其领导的平等派，[24]又如美国的反联邦主义者。[25]不过，那时反民主的势力无比强大，无论是法国的平等派，还是美国的反联邦主义者，都难成气候。[26]

进入19世纪，主流政治人物依然鲜明地坚持其反民主制的立场。要再经过二三十年，某些人才愿意自称“民主派”，或被别人称作“民主派”而不以为忤。

在美国，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于1828年成立的“民主党”，由杰克逊（1767—1845）创立的该党便是原共和党人的一支，被人贴“民主”标签30多年后，现在终于大大方方地自称“民主党”了。随后，刊名中含有“民主”字样的美国报刊数量大幅增加，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27]

在法国，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不少人不得已自称“民主派”。这个特殊的原因是，由于害怕煽动骚乱，从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起，中间经历七月王朝（1830—1848），再到第二帝国（1852—1870），一直有条禁令，不允许公开使用“共和”（republic）这个词。虽然这个限制时紧时松，但确有因呼喊“共和万岁”而被递解出境的例子。[28]既然不准使用“共和”一词，主张共和政体的人们必须寻找替代名词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共和思维的框架内，他们显然不会选“君主派”这个标签，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君主制；他们也不愿选“贵族派”这个标签，因为贵族统治当时十分招人憎恨；剩下唯一的选择只有“民主派”这顶帽子。如果不是“共和”一词被禁用的话，这些人大概死活都不会站到“民主派”的旗下。[29]

在这个时期，法国人对“民主制”（democracy）这个词的使用比较特殊，其含义不是指政治上的民主制，而是指一种平等的社会状态。从19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提到“民主”，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新的理解方式被更多人接受，这就是托克维尔（1805—1859）以《民主在美国》(1835年出版第一卷，1840年出版第二卷）为书名的时代背景。托克维尔从未对他说的“民主”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梳理他对这个词的用法显示，他所谓“民主”指的主要是一种社会状态。[30]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民主”的人未必向往政治上的民主制，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属于当时的“民主派”，如托克维尔。

随着“民主派”势力越来越大，其对手也不得不改变策略：以前，他们全然拒绝与“民主派”为伍；到19世纪中叶，他们开始试图夺取“民主派”旗帜。[31]

在美国，“民主党”的对手是辉格党。它的一位领袖在1839年仍咒骂民主是臭不可闻的“粪堆”，但十几年后却大言不惭地倡导起“实诚、正派的民主”，以示与对手“暴烈的民主”不同。[32]

在法国，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已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démoc-soc）的旗号，直接把民主与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到1848年革命前后，对欧美民众而言，最具有吸引力的理念，除了民主，就是社会主义；[33]对统治阶级而言，民主与社会主义都是危险的东西，把二者连接在一起更加危险。他们不可能认同社会主义，但作为化解危险的策略，他们希望夺过“民主”的旗号。以保守的共和主义者托克维尔为例，实际上他既不喜欢“民主”，也不喜欢“社会主义”，而且他曾一度把两者画上等号，直到1848年革命前，他还在厉声谴责“选择民主”会直接危及私有产权。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他却摇身一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理想是建立这样一种共和制，它是“完全民主的，但绝非社会主义的”，俨然成了如假包换的“民主派”。[34]到1849年初，刚刚被1848年二月革命赶下台的前首相基佐（1787—1874）发出感叹：“民主”这个词满天飞，“所有的政治派别都自称民主派，都把它当作护身符”。[35]在大洋对岸，美国作家、辉格党人塞缪尔·古德里奇（1793—1860）于1856年发出类似的感叹：“说奇怪也真奇怪，在过去一代人间，民主派已褪下旧衫，换上新装，居然获得了尊重……民主派原本与雅各宾主义是同义词，现在它的意思完全变了，指的不过是与保守党对峙的进步党。”[36]

古德里奇这句话提醒我们，现代人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被叫作“民主派”的人都向往民主政体。其实，那时大多数把“民主”挂在嘴边的人，脑袋里装的还是共和制、混合政体的分析框架，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建立民主政体，而是不同程度地扩大混合政体中的民主成分。如图5.2所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西方文献中关键词“共和制”（共和国，联邦，平民政体，混合政体）出现的频率一直高于“民主制”。这使得“民主派”不得不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戴着“民主派”的帽子，追求的却不是“民主制”。要摆脱这种尴尬，这些“民主派”需要把自己追求的东西包装成一种新型“民主”，以替代原来意义上的“民主”。

图5.2 谷歌Ngram中“共和制”与“民主制”出现的频率

第三阶段，把“民主”改造为“代议民主”。这个阶段历时约一百年，从19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中叶。经过对民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原本的“坏东西”成为“好东西”，原本对民主怕得要死的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为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的吹鼓手。

今人所说的“代议民主”原本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37]麦迪逊就是这么认为的，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他强调，民主政体是由“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而美国意图建立的是“代议制”，它将会把“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38]法国的西耶斯在1789年说得更直截了当：“如果公民选出了代议士，他们就放弃了（他们也必须放弃）自己参与立法的可能性；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志需要凌驾其上。如果他们要按自己意志行事，法国就不再是代议制国家，而是民主制国家了。在一个不是民主制的国家（法国也不能是这样的国家），我重申，人民只有通过其代议士发声与行动。”[39]

到19世纪中叶，“民主派”中不少人认为，这种把“代议制”与“民主”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看法有点不合时宜了，有必要把自己心仪的“代议制”与“民主”进行杂交，形成一种新的、有益无害的“民主”。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做3件事：（1）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换个叫法，以显示其非现实性、有害性；（2）为杂交后的品种起个名字，以显示其现实性、可欲性；（3）替新的杂交品种命名，并提供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以吸引更多人的支持。[40]

其实，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有人试图做这3件事的一部分。

在一封写于1777年的私人信件中，汉密尔顿已设想了一种杂交体，并为它取名为“代议民主”：“当商议与审理权全部或部分掌握在作为整体的人民手中时，错误、混乱、不稳定难以避免。但是，在我看来，如果选举权是有保障的、受规范的，立法、行政、司法权由经过挑选的人行使，人民的选择权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由此产生的代议民主将很可能是美好的、稳固的、可持久的。”[41]汉密尔顿也许是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代议民主”的人，但问题是，这种提法只出现在私下交流中，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42]

15年后，潘恩在《人权论》中把原来意义上的民主称作“古代民主制”“简单民主制”；并谈到代议制与民主杂交的可能性与好处：“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他甚至想象“雅典如采用代议制，就会胜过原有的民主制”。[43]如此说来，潘恩做了3件事中的两件，但他未能替杂交后的“民主”想到一个响亮的名字。

尽管18世纪已有个别人开始探索如何重新想象民主，但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转过弯来。直到1820年，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詹姆斯·穆勒（1773—1836）仍然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直接掌权，而他关注的是为代议制发展出一套理论。[44]他的代议制理论不可谓不深刻，但却没有与民主挂起钩来。

不过，在10年以后出版的《宪政法典》中，边沁（1748—1832）拿出了自己的一套“代议民主”理论。他把原来意义上的民主称作“民主”或“纯粹民主”，把他自己主张的民主称作“代议民主”，这个新名词成为该书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在边沁看来，唯一能够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且能防御外敌入侵的政体就是他所说的代议民主。[45]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做上述3件事。

首先，他们把原来意义上的民主称作“虚假的民主”“古代民主”“纯粹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虚假的”意味着不值得追求；“古代”意味着与现代格格不入；“纯粹”意味着主要存在于抽象之中；“直接”意味着愚民弄政；“简单”意味着无法应付复杂的现实。

其次，他们为现实中与理论上出现的民主新异种命名，如“真正的民主”“现代民主”“代议民主”“间接民主”。“真正的”意味着货真价实、值得追求；“现代”表示顺应时代潮流；“代议”表示用授权的方式实现人民主权；“间接”表示设计精巧。

突破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原有民主观念，生生制造出一些新概念固然重要，但拿出一套逻辑上自洽、政治上有吸引力的代议民主理论更为关键。此前出现的一些尝试往往只是把原本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的代议制理论生硬地嫁接到民主概念上，说服力不足。新的努力则把理论创新的支点放到了“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等相关概念上。

康德（1724—1804）曾经区分过“主权形态”（forma imperii）与“政府形态”（forma regiminis);前者关乎最高权威在谁手里（主权），后者涉及国家机器由谁运作（治权）。[46]从古希腊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对民主政体的理解是，“主权形态”与“政府形态”两位一体，也就是说，主权与治权都掌握在人民手中。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孟德斯鸠与卢梭理论中的民主制是不包括代议成分的。[47]

然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的政治理论（如西耶斯、麦迪逊的理论）中，两者开始分离了：主权可以保留给人民（所谓“人民主权”），但治权应由选举产生的精英来行使。[48]人民主权的理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49]在19世纪中叶以前，对这个理念的讨论仅局限于政治理论家的小圈子内，但如图5.3所示，在1848年革命之后，“人民主权”进入了公共话语。

图5.3 谷歌Ngram中“人民主权”一词出现的频率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变化，可能有人会误以为，强调人民主权是为了凸显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回到当年的时代背景，强调人民主权是为了区分主权与治权，把原本民主制下人民直接行使的主权变为“间接的人民主权”。[50]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人民主权的提法之所以受到欢迎：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从未真正拥有过这种主权的普通民众愿意接受它；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可被那些从前拒绝民主政体、偏好共和政体的人接受。后一类人意识到，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意愿难以抵御，必须尽快找到一种应对方式；设法让民众接受主权与治权分离也许不失为一个妙招：一旦区分了主权与治权，哪怕主权名义上属于人民，一般民众在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与以前一样，非常有限，治权仍可以通过代议制保留在统治精英手中。[51]这也就是说，一些人倡导人民主权的要害是剥夺人民的治权。

这样，借助“人民主权”等相关概念作为转换器，原本与民主毫不相干的代议制被包装成为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民主”新范式：代议民主。用波考特的话说，新范式的妙处在于，虽然还是精英统治，但它不再公然摆出一副与人民为敌的架势，不再明目张胆地把人民分为不同的等级，政府各部门不再由某些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如贵族）垄断，而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士（representatives）运行。在新范式下，所有权力都被委托给了代议士，所有行使权力的方式据说都是代表人民的方式。既然如此，人民便可以安心地彻底退出政治，只需每隔一段时间出面选举下一届代议士就行了。新范式倡导者不愿告诉大家的是，在这种新式“民主”制度下，代议士们与旧式“天然贵族”没有什么差别，“人民主权”帷幕遮蔽的是少数精英进行统治的现实。[52]

作为新范式的代议民主，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其重点在“代议”而不在“民主”。如前所述，“代议”本来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中世纪就已出现了代议的理念与制度安排，[53]这个理念也体现在英国的混合政体中。许多不愿意与民主为伍的理论家也曾提出过自己的代议制理论；他们之所以看重代议制，原因很简单，代议制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精英分子统治国家提供了理据。如果说代议民主理论有任何新意的话，那就是它主张给更多的人投票权。此前的代议制理论一般会为限制投票权提供种种说辞，而代议民主理论家则建议扩大投票权，詹姆斯·穆勒的长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就是一个例子。

小穆勒很早就开始谈论代议制，但他对待民主的态度多次发生转变。年轻时，他曾把代议民主等同于暴民政府（mob government);[54]后来，其立场时而激进、时而保守；到1840年，小穆勒对民主、大众已变得疑虑重重，十分害怕出现“多数暴政”。[55]随后有好几年时间，他甚至不再愿意谈论政治问题。[56]1848年革命再次向他展示，“现代社会迈向民主的趋向是不可抵御的”;[57]短暂的亢奋后，他又沉寂了好几年，但从未停止有关代议制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投票权的思考。1861年，小穆勒出版了《代议制政府》，这本书被很多人当作他的代表作，其实该书不过是系统地表述了他过往有关代议民主的看法。此书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要理解小穆勒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必须知道，在他的思路中，有两重区别：在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之间，他的选择是代议民主；在“真正的”与“虚假的”代议民主之间，他的选择是前者，而把为阶级立法（如工人阶级的立法）留下制度空间的代议民主归为后者。[58]为了追求所谓“真正的”代议民主，一方面，他赞成逐步扩大投票权，允许工人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另一方面，他反对一人一票，力主复数投票（即有些人可以获得两张、三张、四张或更多的选票），希望赋予社会上层人士更大的政治影响力。[59]不仅如此，他还把实行复数投票作为实现普选的先决条件。[60]复数投票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只有设置这样的机制才能实现小穆勒为选举设定的目标：一方面，“提高全国代议机构成员的质量……用这种方式产生的议会将纳入国家的精英”；另一方面，“每一位选民将能感受到，自己亲身参与了帝国对最能干、最优秀人才的挑选”。[61]在小穆勒的代议民主里，人民的作用不是管理国家，而是选出高质量的议会来替他们管理国家；议会的作用不是指定法律，而是让专家立法，自己只负责进行督办。这样的代议民主是一种经过“去势”的民主，虽然它吸纳了工人阶级的参与，但小穆勒的判断是，采纳工人阶级的看法并不会导致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或具有太大影响力，哪怕议会由普选产生也是如此。[62]他看到了票选的内在贵族化趋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止一次地说，精心设计的改革是最好的保守主义。[63]这让我们想起他同时代另一位人物格雷（Earl Grey）说过的话：“我推动议会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革命；我用改革来维系，而不是推翻[现存体制]。”[64]小穆勒与格雷对代议民主内在贵族化的判断说得有点过于直白，而当时其他很多代议民主理论家都有意、无意地避谈票选的内在趋向：哪怕选民基础扩大，哪怕选举是自由的、开放的、竞争性的，最终当选的还是一批没有贵族头衔的“贵族”。从亚里士多德、圭恰迪尼、孟德斯鸠、卢梭到美国1787年辩论中的反联邦主义者，历史上的思想家曾反复论述票选的内在贵族化趋向，一些满腹经纶的代议民主理论家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实在是桩咄咄怪事。[65]

因为小穆勒系统讨论过代议民主，现在不少人把他看作民主的倡导者，[66]但以上分析表明，他之所以倡导代议民主，也许正是为了抵御民主。[67]无怪乎，也有人把他与托克维尔归入“贵族自由主义者”之列。[68]

小穆勒思考代议制的年代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据经济学家估算，从一百万年前到17世纪末，人类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18世纪中叶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变化，并在19世纪初开始加速增长。[69]经济增长给欧美国家带来四个重要变化。

第一，实际收入上升。工业革命对工人实际收入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开始几十年间甚至出现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但1830年前后，工人的实际收入开始升高。[70]第二，人活得更长。工业革命前，世界各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都长期在30岁左右徘徊；工业革命刚开始的头几十年，人均预期寿命不仅没有显著变化，还可能出现过恶化；但从19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变化出现了。以英国、法国为例，从1830年到1880年，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前所未有，达到40多岁。[71]其他欧美国家的变化也许稍晚一些，但到19世纪中叶前后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72]第三，受教育程度更高。尽管启蒙运动时已有人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扫除文盲，但真正的变化还是19世纪中叶前后才出现的。还是以英国为例，到1860年前后，文盲率已下降到30%—40%。[73]第四，工业化与城市化提高了生产与生活的聚集度，为新兴工人阶级采取集体行动创造了条件。

当社会底层大众寿命很短、缺乏起码的教育时，他们也许偶尔参与骚乱，但不会对社会政治体制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以上四个变化改变了这一切，在当时欧美各国的政治发展中形成严重的“参与危机”。[74]小穆勒对此十分敏感，他清晰地意识到，“能量激增的社会集团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强力进入政治领域。统治权的分布不可能长期与社会力量的分布背道而驰，否则一定会天下大乱”。[75]他并不喜欢正在到来的变化，只能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不认为构成大众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大众本身已膨胀到如此的规模，以至于任何个人都无力面对它；不仅如此，大众已经变得能够同时行动，它足以迫使任何个人、任何群体屈从。”[76]这就是他说民主趋势不可抵御的原因，这也是他花大力气研究代议制的原因。他希望，建立在复数投票基础上的代议制能够把大众民主冲动的危害减到最低。

小穆勒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倡导代议民主的目的是未雨绸缪、防止新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工人阶级的政党对此会如何反应呢？是陪同资产阶级一起参与代议民主的游戏，还是另辟蹊径，寻求通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我们知道，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选择的是后者，但在大多数欧美国家，即便工人阶级的政党对小穆勒之流的小九九心知肚明，他们也没有办法彻底排斥代议民主，拒绝参与选战。[77]在风起云涌的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投入对选票的竞争，希望通过在政治上争取普选权，打开一条实现社会解放的“议会道路”。这种思路所依据的逻辑看似很简单：大多数人是穷人，选举比拼的是选票的多少，掌握多数票就可以赢得选举，因此代表穷人的政党通过选举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平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用一句形象的话说，有了选票这种“纸制的武器”，就没有必要与统治阶级展开真枪实弹的巷战了。当这种想法渗透到工人阶级队伍时，号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身选战。但吊诡的是，本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目的，争取普选权、参与选战是手段；然而，一旦采取这个策略，原本的目标就失去了紧迫性、退居第二位，原本的手段却永远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成为首要的考虑。就这样，社会主义政党的选择也逐渐被代议民主的规矩牢牢套住；为了赢得选举，这些政党往往不得不淡化自己的社会主义色彩、不得不与非无产阶级的政党结盟；久而久之，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质。一百多年过去，直到今天，在欧美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靠社会主义的党纲赢得选举多数。[78]

不过，社会主义政党同意加入代议民主的游戏，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接受小穆勒提出的复数投票方案。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政党与其他进步势力争取的是平等的普选权。从1840年前后开始，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争取民主与争取普选权几乎成了同义词：争取民主就是争取普选权，争取普选权就是争取民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普选权大体实现时（见图5.4）。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欧美统治阶级虽然可以让步到含有复数投票（或其他限制，如纳税、财产、受教育程度、种族）成分的普选权（或简称“不平等的普选权”),[79]但会强力抵制一个男人一票（one man,one vote）的普选权。经过普通民众几十年，甚至长达百年的艰苦奋斗，有些国家（如新西兰）在19世纪末放弃了复数投票，另一些国家（如比利时、德国）在一战结束后放弃了复数投票，还有一些国家（如英国）要等到二战后才放弃复数投票。一战结束前后，随着男性公民一人一票目标在不少国家变为现实，占人口另一半的妇女才开始大力争取自己的投票权（见图5.5）。从那时起，到所有欧美国家的妇女普遍获得投票权，真正实现一人一票（One person,one vote），已是1984年。[80]

图5.4 谷歌Ngram中“普选权”一词出现的频率

图5.5 谷歌Ngram中“妇女投票权”一词出现的频率

图5.6显示了实现平等普选权的漫长历史进程。从1850年算起，到二战以前，实现一人一票普选的国家几乎是凤毛麟角；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所有实行选举的国家中，实现平等普选的国家也只占三成左右；真正的进步出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如果算上1850年以前，从建立代议民主制度到普选权的全面落实，一共耗时150多年。

图5.6 实现平等普选权的历史进程

资料来源：Adam Przeworski,“Granted or Conquered?A History of Suffrage Extension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9(2008),p.292。

普选权的落实并不是统治阶级恩赐的结果，否则也不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研究表明，普选权扩大的历史就是社会下层民众不懈斗争的历史；没有民众施加巨大的压力，没有社会革命的威胁，统治阶级绝不会轻易做出让步。[81]在这场斗争中，对下层民众试图闯入政治领域，统治阶级与自由派思想家曾表现出巨大的恐惧。如图5.7所示，从1840年前后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最关心、最担忧的是大众（multitude），是暴民（mob），是多数暴政（majority tyranny），害怕底层民众通过获得投票权，利用代议机制，剥夺私人财产，破坏既有社会秩序。小穆勒的同代人、英国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坚定的信念是，在我们国家，普选不是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府不相容，而是与所有形式的政府都不相容，与政府存在的理据不相容；它与财产权不相容，因而，它与文明也不相容。”[82]这段话最鲜明地表达出统治阶级与自由派思想家在19世纪对平等普选权的态度。小穆勒原本以为有了复数投票作为篱笆，假以时日，普通民众终将看到所谓的“真理”，代议民主因此不会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太大危害；但最后他还是被大众的兴起吓倒了，得出大众无法教育、无可救药的结论。[83]

相对而言，统治阶级与自由派思想家中的大多数人那时对民主这个话题根本没多大兴趣。图5.7也显示出，在整个19世纪的西方文献中，“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相当低。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Émile Faguet,1847—1916）在20世纪初感叹道：“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算不上民主人士。在写作《19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法文原版1891年出版）时，我曾花了很大工夫，希望找出哪怕一位民主人士，以介绍其民主理论；但最终一位也没找到，真让人扫兴。”[84]一百年以后出版的、长达1000多页、分为26章的《剑桥19世纪政治思想史》竟然没有一章专门讨论“民主”问题，这大概就是其原因。[85]

进入20世纪以后，“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才陡然升高起来（见图5.7），但使用这个词的人未必都是民主的支持者。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1858—1932）于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一书的开篇词似乎印证了这个新趋势：“乍一看，[在欧美各国]有关最佳政体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结果，现在受青睐的是代议民主。”但“乍一看”之后，沃拉斯马上指出，“在那些全心全意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看来都对这种体制感到困惑与失望”。[86]沃拉斯本人就对代议民主不太感冒，虽然没敢公开说反对代议民主，但其否定的态度已呼之欲出。该书的主要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证明，代议民主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都是错误的：一是它对人性的假设，二是它有关被统治者的同意（通过定期投票表达出来）是好政府的前提条件的假设。通过引证从柏拉图到孔德的论述，沃拉斯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民众的看法并不重要，治国的关键是有一批了解实情的、聪明的统治者。他甚至用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例来说明这一点。[87]

图5.7 谷歌Ngram中“大众”、“乌合之众”、“暴民”、“多数暴政”与“民主”出现的频率

沃拉斯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头几十年，虽然欧美不少政客已开始把“民主”一词成天挂在嘴边，多数主流思想家却与沃拉斯差不多，对民主存有巨大的保留。[88]最让他们恐惧的依然是觉醒的底层民众，只不过对底层民众的称呼已从“大众”“暴民”变为了“群众”（masses)“乌合之众”（crowd），同时新兴的心理学、社会学为对底层民众的研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形成了两种与民主相关的理论：乌合之众理论（crowd theory）与精英理论（elite theory）。[89]

乌合之众理论与所谓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出现有关。该理论认为，聚集在一起的民众由激情驱使，靠感觉行事，其行为是非理性的、不稳定的、不可预料的，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迷惑，甚至会呈现集体歇斯底里的症状。乌合之众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 Le Bon,1841—1931），他把该理论推而广之，说乌合之众“不仅仅指一群人在某个地点同时出现”；“受到某种激烈情绪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能出现乌合之众的心理特征。[90]基于对人民大众的这种判断，勒庞觉得没有必要限制投票权，因为不管是多一些选民还是少一些选民，乌合之众毕竟还是乌合之众，都很容易受到领袖人物的操弄。不过，他强烈反对人民民主（popular democracy），声称“从柏拉图到如今，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会支持这种主张。对代议民主的实质，勒庞看得也很清楚：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一种遴选机制，通过它，社会的统治阶级依旧可以从自己人中征募政治精英。他对此不仅不反对，还引用拿破仑的话说：“现代的治国之道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实行贵族统治。”[91]晚年时，面对影响力日益膨胀的工会，他最终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对议会民主也持反对态度，希望出现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来控制大众。[92]

精英理论与大众政党（mass party）的兴起有关。早在1902年，莫伊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y Ostrogorsky,1854—1921）就在其著作《民主与政党组织》中指出，规模扩大以后，政党运作更多的是诉诸情绪，而不是诉诸理性；党内民主徒有形式，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93]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自己相信改革可以扭转这种局面，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不仅不这么看，反倒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理论再推进一步，得出任何组织都离不开精英统治的结论，并将此类结论提升到社会普遍规律的高度。在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看来，议会民主为狡猾的政客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工具，使他们得以构建一个投机者的裙带关系网。[94]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的观察更加深刻：在大众社会和大众政党里，相比分散的个人，有组织的少数人永远占据上风。因此，投票权普及给更多的人，不仅不会削弱精英统治，反倒有可能强化精英统治。普通选民不可能挑选出自己的候选人，或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候选人的产生、政策议程的设置实际上都是少数有组织的精英们（如政府官员、政党领袖、有影响力的个人）代劳的。为此，他指出：“当我们说，选民‘选出了’他们的代议士时，我们使用的语言是非常不准确的；实际情况是，代议士让选民们把自己选了出来的。”[95]精英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在1911年出版的《政党：对现代民主中寡头趋向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他断言，即便是社会主义政党，在党内也不可能实现民主；因为“只要是组织，实行的都是寡头统治”；他把这种趋向称之为“寡头铁律”。[96]这种信念最终把这位昔日的社会主义者推入了墨索里尼的怀抱。[97]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米歇尔斯的老师，也非常熟悉勒庞、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帕累托、莫斯卡的观点。对现代大众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民主理念，韦伯持强烈怀疑态度。他的基本判断是，复杂的现代社会将高度官僚化，且必须有统治者。[98]用他的话说，“所有希望消灭人压迫人的想法都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制度也罢，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也罢，概莫能外”;[99]“不管是不是民主制，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是少数人的事”；“公民从来没有管理过大型组织，相反他们总是受制于人”。[100]既然如此，韦伯关注的重点是与权力相关的议题，如权力的正当性、权力的有效使用、控制等等。对韦伯而言，划分政体的传统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获得权力的三种形态：传统型（traditional）、超凡领袖型（charismatic）、依法理性型（legal-rational）。[101]虽然韦伯支持平等的普选权，但他（尤其是到了晚年）确信，在现代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民主制只能是“诉诸民意的领袖民主制”（plebiscitary leadership democracy），其核心是政党。只有政党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抑制其暴民倾向；只有政党才能培植政治领袖，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与影响力；只有数个政党为争取选民的支持而展开竞争，它们才能相互制约，具有魅力与能力的政治人物才能脱颖而出；最后，只有这样产生的超凡政治领袖，才能为国家指明方向、掌握航程。[102]这也就是说，在韦伯的领袖民主制下，广大人民群众是被动的，是受精英操控的；但由于精英集团要争取民众的支持，韦伯希望，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可以迫使精英阶级至少间接地回应民众的某些诉求。[103]

到韦伯这里，民主变异的所有要件已经齐全。原本民主的含义是人民当家做主，加上了代议体制、大众政党、专职政治领袖后，民主的含义变为不同精英集团相互竞争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权力；原本社会的精英阶级被认为是对民主最大的威胁，此时民众被认为是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原本的代议民主理论还对代议民主内在的贵族化倾向遮遮掩掩，此时这层遮羞布已不再需要，简单粗暴地把精英统治说成是唯一可行的“民主制”。可以说，韦伯心仪的代议民主与雅典民主几乎毫无相似之处。[104]

不过，在韦伯年代与他去世以后的头二三十年，这种变异的民主理论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仍有一批重量级思想家质疑代议民主，甚至民主理念本身，希望寻求别样的理想政体，[105]例如卡尔·施密特（1888—1985）、[106]汉娜·阿伦特（1906—1975),[107]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了。拿韦伯的同代人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来说，他对代议民主的看法就非常不同：即使是基于平等普选权的议会制，也与贵族制相去不远，因为“统治者是专业政客、是那些‘懂行’者、民众的占卜师。这与无产阶级追求的激进民主非常不同。后者坚持，拥有主权的人民直接参与所有关于公共事务的决定。无产阶级的最高目标是，在国家与社会事务中，不再被动，转为主动，不再是立法的客体，而是主体”。[108]

催化民主变异最后完成的契机是战争。如图5.7所示，20世纪“民主”一词出现频率时间分布的两个高峰都与战争有关，小高峰出现在一战期间，[109]最高峰出现在二战期间，这是因为战争需要动员普通民众参与：一方面，需要在宣传上把与他国的冲突包装成“为民主而战”,[110]另一方面，需要用扩大政治参与权与社会福利的方式来笼络底层民众参战。[111]然而，喧嚣的战争动员只能把人们召集到“民主”的大旗下，它本身并不能消除理想中的民主理念与现实中的精英统治之间的巨大反差。为了彻底消除这个反差，熟知韦伯著作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承担起普及韦伯观点的任务。[112]他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是有意以“易读读物”的方式写成的，[113]其消除反差的策略很简单，就是重新定义民主：把民主的说成毫无意义，把不民主的说成是“民主的”。首先，他对所谓“古典民主”（包括18世纪以后出现的一些代议民主理论）釜底抽薪，断言：（1）整体的“人民”并不存在；（2）即使“人民”存在，他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3）即使“人民”有这种主张，他们也无法确保自己挑选出来的“代议士”会贯彻这种主张。如此一来，民主理念被贬得一文不值，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赋予全体人民变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笔抹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后，熊彼特拿出了“民主的另一种理论”。按照这种新理论，民主无非是一种选取领导人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策权的人”，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除了隔几年投一次票外，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付之阙如。[114]很明显，熊彼特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来自韦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20世纪以前，无论是拥护精英统治（贵族统治）的人，还是反对精英统治的人，都不会把它与民主画上等号，熊彼特却告诉人们，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就是民主。这是对民主理念的彻底颠覆！[115]难怪，后世学者会把熊彼特的理论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116]“最低限度民主理论”或“选举民主理论”。[117]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熊彼特自己的经济学领域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他有关民主的观点原创不多，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于韦伯等前辈思想家，但他的“民主理论”却对战后欧美政治学与社会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18]在其后二三十年里，他那套理论居然成为西方标准的、普世的“民主理论”。[119]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论把处于冷战中的所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都划入了“民主”阵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论强烈反对大众参与政治，有助于处于冷战中的欧美各国抵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其他“民主”理论无非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修补补，进一步为其提供理据，如罗伯特·达尔（1915—2014）的“多元民主论”,[120]西摩·马丁·利普塞特（1922—2006）的“意识形态终结论”,[121]乔万尼·萨托利（1924—）的“纵向民主论”,[122]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1911—2002）、西德尼·维巴（1932—）的“公民文化论”等。[123]

到此，历经200年、走过三个阶段的民主变异过程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来，从公元10世纪起到18世纪中后期，欧洲一直处于贵族统治之下，帝王公侯不过是其衍生物。“民主革命”于18世纪下半叶兴起后，此前的神话与思想体系分崩离析，人民大众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贵族统治曾一度受到惊扰、威胁。[124]但经历约200年风风雨雨后，贵族（寡头）统治以“民主”的名义借尸还魂了。在变种“民主”体制下，精英以“代议士”的身份，“名正言顺”地重回主角地位，人民虽然赢得了选票，却沦为“心甘情愿”的配角，前者希望后者对政治保持消极态度，最好漠不关心，以便让自己可以别无旁骛地专心打理国事，[125]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嘉年华，成为民众影响精英的唯一方式。代议民主一方面使票选“名正言顺”地胜出，另一方面将抽签彻底扫地出局；无论是民主抽签还是共和抽签，都从人们的记忆中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种被偷梁换柱、釜底抽薪的“民主”。民主原本意味着权力外圈（主权拥有者或公民）与权力内圈（治权执掌者）完全或高度重合；代议民主却在逐步扩大权力外圈（经历一百多年达到普选）的同时，严控权力内圈，使得内圈实际上成为少数精英的特权。一本新书的书名点穿了民主变异这个事实：《从怪兽到神祇：民主如何改变了含义、丧失了意义》。[126]约翰·邓恩用学术的语言传递了同样的看法：“现在的代议民主已彻底颠覆了民主的理念，让人几乎忘记了其原意。不过，通过这种改变，它让自己从历史中绝望的输家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赢家。”[127]

20世纪中叶，在冷战的环境中，在热战的威胁下，变异民主也许能起到蛊惑人心的作用，丘吉尔也许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来为糟糕的现状进行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128]然而，不管变异民主的鼓吹者如何巧舌如簧，不管他们的理论听起来如何天花乱坠，变异民主终归不是民主，变异的结果只是使“民主”这个名词完全失去了意义。用法国学者罗桑瓦隆的话说，“就好像一道平淡的菜，只有添加佐料才有味道，现在民主自身也没有任何意义，要获得意义，全靠在名词前面加上特定形容词，如‘自由’、‘大众’、‘真正’、‘激进’或‘社会主义’等”。[129]因此，现代所谓“民主”都成为带有修饰词的民主。[130]

[1] W.B.Gallie,“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56(1955-1956),pp.167-198.

[2] 中译本把这个词组译为“锐不可当的民主”恐怕与原意不符，见弥尔顿.复乐园[M].金发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5.

[3] Joanna Innes and Mark Philp,“Introduction,”in Joanna Innes and Mark Philp,eds.,Re-imagining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America,France,Britain,Ireland 175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2.

[4] 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NY:M.E.Sharpe,1996),pp.18-22.

[5] Roy N.Lokken,“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Colonial Political Thought,”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Vol.16,No.4(Oct.,1959),pp.568-580.

[6] Cecelia M.Kenyon,“Republicanism and Radicalism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n Old-Fashioned Interpretation,”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Vol.19,No.2(Apr.,1962),pp.153-182

[7] Larry E.Tise,The American Counterrevolution:A Retreat From Liberty,1783-1800(Mechanicsburg,PA:Stackpole,1998),p.402.

[8]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见其中第10篇、第14篇、第63篇。

[9] 例如，在一本长达600多页、有关美国宪法制定过程的获奖学术著作中，索引中没有列举“民主”。Pauline Maier,Ratification:The People Debate the Constitution,1787-1788(New York:Simon&Schuster,2011)。

[10] 关于美国宪法不民主性质的讨论，见J.Allen Smith,The Spirit of American Government,A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Its Origin,Influence and Rela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Macmillan,1907);Max Farrand,The Fram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3);Charles Beard,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Macmillan,1913);Robert A.Goldwin and William A.Schambra,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80);Robert Dahl,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Sanford Levinson,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1] Seth Cotlar,“Languages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Election of 1800,”in Joanna Innes and Mark Philp,eds.,Re-imagining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America,France,Britain,Ireland 175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3-27.

[12] Christopher Hobson,The Rise of Democracy:Revolution,War and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776(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76.

[13] 在法国革命的过程中，“民主”这个词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过。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p.142-143。

[14] 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有意思的是，革命前，西耶斯还设想过抽签在政治中的作用；但革命后，他对抽签则绝口不提。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 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195,201。

[15] 转引自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145。

[16] 转引自Nadia Urbinati.Representative Democracy:Principles and Genea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163。

[17] 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p.146-147.

[18] Christopher Hobson,The Rise of Democracy:Revolution,War and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776(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p.97-98.

[19] 如美国与法国革命设立的新机构名称往往借鉴于罗马共和国。Mogens Herman 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for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2005),pp.1011,22,24,27-28.

[20]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for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2005),p.7.

[21] John Markoff,“Where and When Was Democracy Invented?”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41,No.4.(Oct.,1999),pp.664-665.

[22] 现代政治学家倾向把杰弗逊创立的这个党派称之为“民主共和党”，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仿佛这个党从一开始就使用“民主”一词称呼自己。历史学家更加严谨，一般把这个党称之为“共和党”。实际上，杰弗逊与麦迪逊都自称“共和党人”，其他成员也是如此。

[23] 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p.143-144.

[24] 关于巴贝夫及其领导的平等派，参见菲·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上、下卷[M].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5] 关于反联邦主义者的主张，参见Herbert J.Storing,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Opponents of the Constit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26] Francis Dupuis-Déri,“The Political Power of Words:The Birth of Pro-democratic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Political Studies,Vol.52(2004),p.122.

[27] Adam I.P.Smith,“The‘Fortunate Banner’:Languages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c.1848,”in in Joanna Innes and Mark Philp,eds.,Re-imagining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America,France,Britain,Ireland 175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28-29.

[28] Francis Dupuis-Déri,The Political Power of Words: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1776-1871,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01,pp.273-274.

[29] Francis Dupuis-Déri,“The Political Power of Words:The Birth of Pro-democratic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Political Studies,Vol.52(2004),pp.124-125.

[30] 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p.147-150.

[31] Francis Dupuis-Déri,“The Political Power of Words:The Birth of Pro-democratic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Political Studies,Vol.52(2004),pp.118-134.

[32] Adam I.P.Smith,“The‘Fortunate Banner’:Languages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c.1848,”in in Joanna Innes and Mark Philp,eds.,Re-imagining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America,France,Britain,Ireland 175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4-35.

[33] Joanna Innes and Mark Philp,“Introduction,”in Joanna Innes and Mark Philp,eds.,Re-imagining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America,France,Britain,Ireland 175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3.

[34] Francis Dupuis-Déri,“The Political Power of Words:The Birth of Pro-democratic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Political Studies,Vol.52(2004),pp.124-126.

[35] Francois Guizot,Democracy in France(London:John Murray,1849),p.2.

[36] Samuel Goodrich,Recollections of a Lifetime,Vol.1(New York:Miller,Orton and Mulligan,1856),p.121

[37]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John Markoff,“Where and When Was Democracy Invented?”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41,No.4.(Oct.,1999),pp.670-671.

[38]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8-49.

[39] Yves Luginbuhl,“Landscape and Democracy,”Council of Europe,March 18-20, 2015,https://rm.coe.int/CoERMPublicCommonSearchServices/DisplayDCTMContent?documentId=09000016806b0890 p.7.

[40] 据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查证，第一位做这三件事的是法国人René-Louisde Voyer Argenson[marquis d'](1694—1757)，见于1765年出版的《今昔法国政府》(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ancien et présent de la France)，但这本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p.142-143。

[41] Alexander Hamilton,“A Letter to Gouverneur Morris,”May 19,1777,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Hamilton/01-01-02-0162.后来其他人给汉密尔顿的通信中也使用过“代议民主”的说法，见Nathaniel Chipman,“A Letter to Alexander Hamilton,”June 9,1794,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Hamilton/01-16-02-0415。

[42] Christopher Hobson,The Rise of Democracy:Revolution,War and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776(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73.

[43] 托马斯·潘恩.人权论(1792)[M]//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45-246.

[44] James Mill,“Essay on Government,”in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820,http://studymore.org.uk/xmilgov.htm.

[45] Jeremy Bentham,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Vol.9(Constitutional Code)(Edinburgh:William Tait,1843),p.47.关于边沁民主理论的解读，见Frederick Rosen,Jeremy Bentha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A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46] Immanuel Kant,Political Writings,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0-101.

[47] 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p.141-142.

[48] Christopher Hobson,The Rise of Democrac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p.70-71,80-82.

[49] Richard Bourke,Quentin Skinner,eds.,Popular Sovereign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50] Istvan Hont,“The Permanent Crisis of a Divided Mankind:‘Contemporary Crisis of the Nation State’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olitical Studies,Vol.42,No.1(August 1994),pp.171-172.

[51] Christopher Hobson,The Rise of Democrac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5),pp.46,53-55,64.

[52] 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Political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517-518.

[53] Otto Friedrich von Gierke,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New York:Beacon Press,1960),pp.62-67;Hwa-Yong Lee,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Marsilius in Context(New York:Peter Lang,2008).

[54] 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I,”Political Studies,Vol.5,No.2(June 1957),p.161.

[55] 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I,”Political Studies,Vol.5,No.2(June 1957),pp.173-175.

[56] 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II,”Political Studies,Vol.5,No.3(October 1957),pp.281-284.

[57] J.S.Mill,“M.De Tocqueville on Democracy in America”(1840),in J.S.Mill,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Political Philosophical,and Historical,Vol.II(Boston:William V.Spencer,1865),p.158.

[58] 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II,”Political Studies,Vol.5,No.3(October 1957),pp.292-294.

[59] Paul B.Kern,“Universal Suffrage Without Democracy:Thomas Hare and John Stuart Mill,”Review of Politics,Vol.34,No.3(July 1972),pp.306-322.

[60] 对小穆勒而言，复数投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普选制的一部分。Dale E.Miller,“The Place of Plural Voting in Mill's Conception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The Review of Politics,No.77(2015),pp.399-423.

[61] 例如，他建议，在普通工人一张选票的基础上，给熟练工人加一票，给工头加两票……最高给专业人士、作家、艺术家、政府工作人员、大学毕业生、学术团体成员加五票。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 II,”Political Studies,Vol.5,No.3(October 1957),pp.291-292.

[62] 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 II,”Political Studies,Vol.5,No.3(October 1957),pp.285-286.

[63] 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 II,”Political Studies,Vol.5,No.3(October 1957),p.292.

[64] 转引自Toke S.Aidta and Rapha l Franckb,“Democratization under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unpublished paper,p.1.

[65]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94-95,132-134.

[66] 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3rdEdition(Cambridge:Polity,2006),p.79.

[67] 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 II,”Political Studies,Vol.5,No.3(October 1957),p.294;Vasilis Grollios,“J.S.Mill's Views on Democracy after 1848,”Critical Sociology,Vol.37,No.6(2011),pp.871-887;Chris Barker,“Mass and Elite Politics in Mill's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Vol.41,No.8(2015),pp.1143-1163.

[68] Alan S.Kahan,Aristocratic Liberalism: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ob Burckhardt,John Stuart Mill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69] J.Bradford De Long,“Estimates of World GDP,One Million B.C.-Present,”1998,http://delong.typepad.com/print/20061012_LRWGDP.pdf.

[70] Robert C.Allen,“Pessimism Preserved:Real Wages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314(2007),http://www.economics.ox.ac.uk/Research/wp/pdf/paper314.pdf.

[71] Simon Szreter and Graham Mooney,“Urbanization,Mortality,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ebate:New Estimates of the Expectation of Life at Birth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ities,”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1,No.1(Feb.,1998),pp.84-112;Robert William Fogel,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1700-2100:Europe,America,and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

[72] Max Roser,“Life Expectancy,”published online in 2016 at Our World In Data.org.Retrieved from https://ourworldindata.org/life-expectancy/.

[73] Max Roser and Esteban Ortiz-Ospina,“Literacy,”published online in 2016 at OurWorldInData.org.Retrieved from:https://ourworldindata.org/literacy.

[74] Leonard Binder,“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Myron Weiner,“Political Participation:Cri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in Leonard Binder,James S.Coleman,Joseph La Palombara,Lucian W.Pye,Sidney Verba,Myron Weiner,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3-72,159-204;Raymond Grew,“The Crises and Their Sequences,”in Raymond Grew,ed.,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3-40.

[75] 转引自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 I,”Political Studies,Vol.5,No.2(June 1957),p.168。

[76] 转引自J.H.Burns,“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 I,”Political Studies,Vol.5,No.2(June 1957),p.174。

[77] 美国有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但他们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较大的影响力。关于美国特殊性的讨论，见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76)。

[78] Adam Przeworski and John Sprague,Paper Stones: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p.1-3.

[79] Henry Thomson,“Universal,Unequal Suffrage:Authoritarian Vote-Seat Malapportionment in the 1907 Austrian Electoral Reform,”(February 19,2013),available at SSRN:https://ssrn.com/abstract=2220787.关于英国、美国、法国历史上为享有投票权设置的重重障碍，见David Alexander Bateman,Democratic Exclusion:The Right to Vote in the United States,United Kingdom,and France(2013),publiclyaccessible Penn Dissertations,http://repository.upenn.edu/edissertations/832。

[80] 列支敦士登直到1984年才赋予妇女投票权，见“Liechtenstein Women Win Right to Vote,”New York Times,July 2,1984,http://www.nytimes.com/1984/07/02/world/around-the-world-liechtenstein-women-win-right-to-vote.html。

[81] Adam Przeworski,“Granted or Conquered?A History of Suffrage Extension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9(2008),pp.291-321.

[82] Frederic Ewen(edited by Jeffrey Wollock),A Half-Century of Greatness: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of Europe,1848-1884(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p.56.

[83] 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M.E.Sharpe,1996),p.70.

[84] 转引自Gustave Le Bon,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London:T.Fisher Unwin,1913),p.296。

[85] 这本书设有专文讨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没有一章专门讨论民主问题，见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Gregory Claeys,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86] Graham Wallas,Human Nature in Politics(London: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1908),pp.1-2.

[87] Graham Wallas,Human Nature in Politics(London: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1908),Part II,Chapter 2“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pp.199-240.

[88] Gustave Le Bon,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London:T.Fisher Unwin,1913),p.296.

[89] Richard Bellamy,“The Advent of the Mass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70-103.

[90] Gustave Le Bon,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New York:Macmillan,1896),pp.2-3.

[91] Gustave Le Bon,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London:T.Fisher Unwin,1913),pp.293-296.

[92] Richard Bellamy,“The Advent of the Mass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81.

[93] Richard Bellamy,“The Advent of the Mass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85-86.

[94] Ibid,p.90.

[95] Gaetano Mosca(translated by Hannah D.Kahn),The Ruling Class(1896) (New York:McGraw-Hill,1939),p.154.

[96] 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1911)(New York:Hearst's,1915),pp.377,401.该书的中译本把书名改为《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97] David Beetham,“From Socialism to Fascism:The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ork of Robert Michels II,The Fascist Ideologue,”Political Studies,Vol 25,No.2(1977),pp.161-181.

[98] Jan Pakulski,“The Weberian Foundations of Modern Elite Theory and Democratic Elitism,”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Vol.37,No.1(2012),pp.38-56.

[99] 转引自Steven Klein,“Between Charisma and Domination:On Max Weber's Critique of Democracy,”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9,No.1(Sept.,2016),p.179.

[100] Walter Struve,Elites against Democracy:Leadership Ideals in Bourgeois Political Thought in Germany,1890-1933(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122.

[101] 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M.E.Sharpe,1996),p.57.

[102] Sven Eliaeson,“Between Ratio and Charisma:Max Weber's Views on Plebiscitary Leadership Democracy,”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94,No.4(2010),pp.317-339. Jeffrey Edward Green,“Max Weber and the Reinvention of Popular Power,”Max Weber Studies,2008,pp.187-224;Tamsin Shaw,“Max Weber on Democracy:Can the People Have Political Power in Modern States?”Constellations,Vol.15,No 1(2008),pp.33-45.

[103] Walter Strure,Elites against Democracy:Leadership Ideals in Bourgeois Political Though in Germany,1890-1933(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Chapter 4“Max Weber:Great Man,Elites and Democracy,”pp.114-148.

[104]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2005),p.22.

[105] 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M.E.Sharpe,1996),Chapter 4“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of Democracy,”Chapter 5“The Continuing Crisis of Democracy,”Chapter 6“Democracy at Bay between the World Wars,”pp.44-111.

[106] 关于施密特对代议民主的批评，参见John P.McCormick,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Against Politics as Techn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Duncan Kelly,“Carl Schmitt's Politic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5,No.1(Jan.,2004),pp.113-134;Andreas Kalyvas,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Max Weber,Carl Schmitt,and Hannah Arend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art II“The Exception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s:Carl Schmitt,”pp.79-186;蔡英文.人民主权与民主：卡尔·施密特对议会民主的批判[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0,22(2)139-173.

[107] 关于阿伦特对代议民主的保留以及她憧憬的理想政体，参见George Kateb,“Arendt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Salmagundi,No.60(Spring-Summer 1983),pp.20-59;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32-249;John F.Sitton,“Hannah Arendt's Argument for Council Democracy,”Polity,Vol.20,No.1(Autumn 1987),pp.80-100;James Muldoon,Hannah Arendt and Council Democracy,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Philosophy,Monash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2016;Andreas Kalyvas,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Max Weber,Carl Schmitt,and Hannah Arend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art III“Taming the Extraordinary:Hannah Arendt,”pp.187-291。

[108] Werner Sombart,Socialism and the Social Movement(London:J.M.Dent&Co.,1909),p.26.

[109]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才表现出民主的热情。Mogens Herman 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for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2005),p.15.

[110] Ann Bausum,Unraveling Freedom:the Battlefor Democracy on the Home Front during World War I(Washington,DC:National Geographic,2010);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M.E.Sharpe,1996),pp.110-114.

[111] Theda Skocpol,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M.E.Sharpe,1996),114-115.

[112] 熊彼特与韦伯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并于1920年韦伯逝世时出版过一篇文章，介绍韦伯的思想与著作，见Walter Tritsch,“A Conversation Between Joseph Schumpeter and Max Weber,”History of Sociology,Vol.6,No.1(Fall 1985):167-172;Joseph A.Schumpeter,“Max Weber's Work,”in Richard Swedberg,Joseph A.Schumpeter: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p.220-229。

[113]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

[114]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60-413.

[115] Gerry Mackie,“Schumpeter's Leadership Democracy,”Political Theory,Vol.37,No.1(February 2009),pp.128-153.

[116] Seymour Martin Lipset,“Introduction,”in 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ing,1999),pp.15-39.

[117] Larry Diamond,“Defining and Developing Democracy,”in Robert Dahl,Ian Shapiro,and José Antonio Cheibub,eds.,The democracy Sourcebook(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3),pp.29-39.

[118] 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3r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p.141-144.

[119] Richard Bellamy,“The Advent of the Mass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00-103;Roland N.Stromberg,Democracy:A Short,Analytical History(Armonk:M.E.Sharpe,1996),Chapter 7“World War II and After:Democracy in Low Key,”pp.112-130.

[120] Robert A.Dahl,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Robert A.Dahl,Who 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121] 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New York:Doubleday,1960).

[122] Giovanni Sartori,Democratic Theory,(New York,1962).

[123] Gabriel Abraham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124] 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M].赵复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55、575-610;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240-465.

[125] Bernard Berelson,Paul F.Lazarsfeld and William N.McPhee,Voting: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John Plamenatz,“Electoral Studies and Democratic Theory I:A British View,”Political Studies Vol.6,No.1(1958),pp.1-9;Giovanni Sartori,“Electoral Studies and Democratic Theory II:A Continental View,”Political Studies Vol.6,No.1(1958),pp.9-15;William Kornhauser,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Glencoe:Free Press,1959);Richard Bellamy,“The Advent of the Mass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01.

[126] Roslyn Fuller,Beasts and Gods:How Democracy Changed Its Meaning and Lost Its Purpose(London:Zed Books,2015).

[127] John Dunn,Setting the People Free:The Story of Democracy(London:Atlantic Books,2005),p.20.

[128] 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丘吉尔的原创，而是他引用别人的话，见RichardM.Langworth,ed.,Churchill in His Own Words(New York:PublicAffairs,2012),p.574。

[129] 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Democracy’in Fra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4(October 1995),p.153.

[130] 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J].读书，2003(4)9-18.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民主与普选挂上了钩。在实现普选之前，面对代议民主制度中的种种问题，人们往往以为，这些问题都与普选权没有完全落实有关；他们往往相信，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途径是进一步扩大普选权。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基本实现了。这时，有人开始认识到，即使完全实现普选，代议民主的很多问题也是无法克服的。[1]

图5.8显示，从1840年前后开始，普选权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但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2]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3]但4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4]谢氏那时刚刚卸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谁也无法以不专业为借口挑他研究的刺。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5] 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6]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用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图5.8 谷歌Ngram中“普选权”“政治精英”“权力精英”“精英主义”“社会运动”出现的频率

从图5.8可以清楚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精英”“权力精英”“精英主义”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7]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8]一拨接一拨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用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1940—）的话说，“新[社会]运动的行动空间就是非制度化政治的空间，这是被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排除在外的空间”。[9]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做出自洽的解释。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10]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新的、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理论，如“直接民主”“参与民主”，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见图5.9）。[11]

图5.9 谷歌Ngram中“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出现的频率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12]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20世纪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13]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14]亨廷顿严词驳斥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15]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16]打着“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17]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18]“让民主缩水”,[19]“消解人民”,[20]“民主的终结”。[21]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5.9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次，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22]

福山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然而，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23]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24]“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如果说，开始时对“民主转型”的失望仍局限于学界讨论的话，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25]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份刊物的两位主编都认为，全球民主的确已陷入低潮。[26]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前文已反复提到，“代议民主”偷换了“民主”的概念：“民主”原指“民治”（by the people);“代议民主”不是民治，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士行使治权（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the people）。换句话说，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做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27]无独有偶，同一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拉尼·吉尼尔教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28]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5个成员中，3个实行强制投票；在35个成员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于60%。[29]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他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以美国为例，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基本上在40%左右波动；[30]地方选举，如州一级、县一级或者镇一级的选举，投票率一般都在25%以下。[31]别国的情况大同小异。[32]由于当选者得票往往是刚刚超过投票者的半数，甚至低于半数，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主”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主”（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更麻烦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欧美，很多国家的投票率都呈下降趋势，即参与选举投票的人越来越少。[33]很明显，只要不是所有合资格选民都参加投票，选举参与就是不平等的。投票率低的国家，选举参与不平等程度就高，投票率越低，选举参与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不平等对谁有利呢？一般而言，不管在哪个国家，占有越多社会资源的群体，投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越高；占有越少社会资源的群体，投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越低。因此，社会资源分布不均会直接反映到投票参与度上去。在代议民主制下，参选人士最关心的是有可能投票的那些群体手中的选票。为了赢得选举或赢得再次当选，他们会推动对哪个群体有利的政策？答案可想而知。[34]对此，见多识广的雅克·巴尔赞（1907—2012）在其93岁出版《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一书中这样评说：“在西方真正民选的政府中，这一制度已经离它原来的目标和运作模式渐行渐远。首先，选民投票率大为下降；国家大选的胜出者常常是以不到选民人数一半的票数当选的；人民已不再为有选举权而自豪。这种漠然出自对政治家的不信任和对政治的轻蔑，尽管这两者正是代议制政府的机构。政治成了贬义词，被冠以此词的行动或机构被人们嗤之以鼻。”[35]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36]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37]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38]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39]但在美国那种“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40]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41]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42]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43]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44]“不平等的民主”,[45]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46]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47]

其实，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48]著作等身的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刚刚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民主：一部生命史》。[49]他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对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50]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得不轻，关于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而且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于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以前，不少政治学家一厢情愿地以为，代议民主制一经确立，便不再会垮台。对此，该项目主持人用两篇论文的标题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一篇题为《分崩离析的危险》，另一篇题为《分崩离析的迹象》。[51]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可欲、更可行的方式？[52]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如“人人拥有财产的民主”[53]“参与民主”[54]“激进民主”[55]“商议民主”[56]“直接民主”[57]“经济民主”[58]“E-民主（数码民主）”[59]“包容民主”等。[60]正是在对代议民主一波又一波的反思热潮中，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的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即乌合之众理论与精英理论形成之时（见图5.10）。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被发现（1879年、1890年）与出版（1891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1]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选代替票选；[62]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63]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神奇的是，至少有3份出版物都用同一个词形容票选会选出什么样的人：幕后人、操纵者（wire-pullers），而抽选与票选不同，它选出的是听话的人（sycophant）。[64]不过，这些出版物似乎没能在政界掀起波澜。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

图5.10 谷歌Ngram中“抽签”“抽选”出现的频率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L.R.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副标题是“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65]这里标题明显借用了列宁的说法，[66]副标题则明示论文的重点是古希腊的民主制。詹姆斯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67]此后十几年间，只有在1959年出版了两份研究政治中抽签的论文，一位作者是考古学家，另一位是社会学家，其文章都属纯学理性质，完全不涉及民主理念。[68]

1970年，当人们对政治精英的反感（见图5.8）、对直接民主的兴趣（见图5.9）达到一个峰值时，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那年出版的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相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更具体地说，达尔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问委员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每个顾问委员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他们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他们可以为参与顾问委员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69]

尽管达尔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地位很高，在该书出版前不久刚卸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但他的这项提议以及他这本书当时还是遭到了冷遇。[70]不过，达尔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在其后几十年间，他至少在5个出版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用抽签机制改造代议民主，[71]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989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该书的最后一部分题为“迈向第三次转型”：在这里，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一千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这些人不必聚集在一处开会，可以借助现代通信工具“碰面”。还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72]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73]

达尔本人论述中有关抽签的部分一般都很简短，但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抽签在他思想中无关紧要。一批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工作过的人后来成为抽签的倡导者，这不完全是偶然的，恐怕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达尔的影响。

例如，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耶鲁大学求学的詹姆斯·费希金成为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在1991年出版的《民主与商议：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一书中，他颇具创意地提出了一种“商议式民调”；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随机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选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选与商议的结合物。[74]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费希金已在这方面出版了好几本书与很多文章，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阐述商议式民调的可行性、可欲性。[75]

与费希金一样，伊森·里布的本科和政治学博士学位都是在耶鲁大学获得的。里布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美国的商议民主：有关设立第四权的建议》。这里所谓第四权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再设立一种不受金钱、权势影响的民众权，它由525位经过分层随机抽选的个人组成。该书十分详细地解释了第四权的构成、运作方式，以及它与其他三权的关系。在费希金的构想中，抽选产生的机构只有建议功能，而里布构想中的第四权则享有立法功能。[76]

另一位从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的学者，凯文·奥利里于2006年出版了《拯救民主：在美国实现真正代表制的方案》一书，他的构想同样新颖、大胆。他建议，在美国国会的435个选区，分别建立435个民众大会（Assemblies);每个民众大会由在当地选民中随机抽取的100位公民组成；它们将就本地、国内和国际主要政策议题进行辩论与商讨。这43 500位居住在全国各地的人构成“人民院”（People̓s House），可对参、众两院的立法进行否决，也可提出法案供参、众两院考虑。奥利里的设想受到不少人的好评，包括他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老师罗杰·史密斯（Rogers Smith），其评语是：“说到美国政治，一个巨大的丑恶现实是，虽然我们在海外贩卖民主，却没几个美国人奢想可以影响他们自己的政府。也许，现实只能如此。也许，在一个3亿人的国度，只能由精英统治，民主至多只能偶尔把几个无赖赶下台。但是，越来越多勇敢的思想家与行动家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奥利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77]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曾在耶鲁大学求学，但在那里的工作经历也让他们对抽签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本人于20世纪的最后10年在该校的政治学系工作时，曾与达尔有过不少接触。从曼宁1997年出版的书中，[78]我第一次了解到抽签在政治制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为此，我专门约达尔见面，希望听听他对抽签的看法。现在回想起来，没有那次对谈，也许我根本不会有写作这本书的计划。

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约翰·麦考米克曾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工作过5年。在2011年出版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最后一章，他笔锋一转，开始设想如何改造美国现有的代议民主制。他提议，成立一个类似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保民院，由51名不富有、无官职、年龄超过21岁的普通公民组成，经抽签产生，任期1年，不得连任，不得重复担任。保民院是授薪职，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6个小时；雇主必须为其成员保留原有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讨论联邦政府事务；它可以邀请学者、专家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它有权以多数表决方式否决国会立法、行政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可以召集全民公投；如果51票中有38票以上赞成，保民官在其1年任期内有权对现任联邦官员启动弹劾程序。[79]

现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的法国人海伦·兰德摩尔对抽签作用的解释颇有新意。她于2013年出版了《民主的理由：政治、集体智慧与多数统治》，为的是给民主提供一个认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几个脑瓜比一个脑瓜好”（many heads arebetter than one），与中国体现民间智慧的成语“人多智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出一辙。兰德摩尔的新书力图论证，这就是民主的认识论基础。[80]除了这本书以外，她还发表了一批论文，试图从认识论角度为用抽签方式挑选人民代表提供支持论据。[81]有意思的是，兰德摩尔在这方面的思考受到过一位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财务系任教的华裔教授的影响。从那位教授两篇论文就可以看出是什么吸引了兰德摩尔：一篇是《异质主体的问题解决》;[82]另一篇是《不同类型问题解决者组合可以超越强能力问题解决者组合》。[83]这两篇论文证明，解决问题时，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而不是参与者个体的能力。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对抽签的疑虑，因为不少人对抽签有保留的理由是，抽出来的人不如选出来的人聪明。而抽签产生的组合肯定比选举产生的组合更具多样性、异质性。

如果说抽签只是达尔理论体系中的一环的话，那么在他的学生与年轻同事那里，抽签已是他们论述的重心。由于这么多在耶鲁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人从事与抽签相关的研究，有人称他们已形成了一个“民主改革的耶鲁学派”，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不同途径共同推动抽签在政治中的运用，如达尔“微众”、费希金的“商议式民调”、里布的“第四权”、奥利里的“人民院”、麦考米克的“保民院”、兰德摩尔的“集体智慧”。[84]

其实，自达尔出版《革命之后》起，世界各地学者对抽签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浪潮，所谓“耶鲁学派”只不过是一簇比较引人注目的浪花而已。

在达尔之后，20世纪70年代对抽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85]历史学者、[86]统计学者、[87]决策学者，[88]且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书呼吁，美国人不要再参与毫无意义的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的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的议员仍由选举产生。[89]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印制粗糙的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完全被人忽略了。[90]

尽管如此，这本书可以被看作发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先声。在接下来的20世纪80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91]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选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92]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著作，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选，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选民主”（Demarchy）。[93]

另一位是新西兰政治学家理查德·穆根，他1984年的文章回顾了抽签在雅典民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倡导在基层治理中广泛运用抽签这种民主机制。[94]在新西兰后来的选举制度改革中，穆根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有两位奇人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公民立法机构》：其中一位作者是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小说家、电影评论家、生态乌托邦的倡导者；另一位是迈克尔·菲利普斯，银行家、世界上第一种信用卡——万事达卡的创立者。这本小册子建议用随机的方法来挑选美国众议员，而不是用选举来挑选。与本黑姆的看法相似，《公民立法机构》主张废除选举，但不抛弃代议制（用抽签选代表，而不是票选代表），借以消除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这两位作者认为，如果采取抽选的方式，任何的政治、经济势力都不再能造成不平等的利益代表或社会区隔。这样一来，就不必浪费竞选所需的时间及金钱了，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均等的机会进入国会，国会议员的构成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口的构成。[95]

除此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96]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97]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98]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再过两年，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从图5.11中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在这10年里，有关抽选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20世纪7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如图5.9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选的方式产生？抽选具有何种优势？同样，其他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见图5.11），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如费希金的3本书《民主与商议》(1991）、《正义对话》(1992)[99]、《人民的声音》(1995)[100]，芭芭拉·古德温的《抽签正义》(1992)[101]、《迈向新社会主义》(1993)[102]、《小群体中的民主》(1993)[103]，美、德三位学者主编的《公民参与中的公平与能力》(1995)[104]，艾米丽·霍普特曼的《将选择放在民主之前》(1996)[105]，伯纳德·曼宁的《代议政府的原则》(1997)[106]，两位英国社会活动家的《雅典式选择：大刀阔斧改革英国上院》(1998)[107]。

图5.11 与抽选（Sortition）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数量，1749—2017

资料来源：Google Scholar。

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21世纪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图5.11很直观地告诉我们，21世纪前10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20年的总和！而过去7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涉及抽选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选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九本专著。[108]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109]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110]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选的研讨会；[111]爱尔兰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于2012年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选”。[112]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选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选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的文章；[113]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八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114]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的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的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如布鲁斯·阿克曼、[115]乔恩·埃尔斯特、[116]桑福德·列文森、[117]尼尔·达克斯伯里。[118]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119]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120]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121]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其他的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122]在这次大会上，一本刚刚从佛兰芒文译为英文、并受到欧美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小书《为民主而反对选举》也引起了政治学家的热议，而这本书倡导的正是，以抽签为基础、重构民主制度。[123]该书的主张也得到了古希腊史学家保罗·卡特利奇的呼应。[124]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做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进行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也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是因为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对它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的思考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了。这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125]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中的复兴。

的确，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选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126]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127]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涵，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128]因此，随机抽选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新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世界各国。

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即前面提到过的詹姆斯·费希金认为：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随机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选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129]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选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130]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曾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131]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选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选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132]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经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133]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134]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个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名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135]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其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136]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的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37]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138]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以及20项对其他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宪、修法建议。[139]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选的方式改造上议院，[140]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141]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带有抽签成分的制宪会议。[142]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143]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20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1]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2005),p.23.

[2] C.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3] John H.Summers,“The Deciders,”New York Times,May 14 2006,http://www.nytimes.com/2006/05/14/books/review/14summers.html?pagewanted=all&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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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el Crozier,Samuel P.Huntington,and Joji Watanuki,The Crisis Of Democracy: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5).

[15] Samuel P.Huntington,“The Democratic Distemper,”Public Interest,No.41(Fall 1975),pp.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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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he Economist,“What's Gone Wong with Democracy,”March 1,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 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26] 这七篇文章后被收入有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作序的书中，见Larry Diamond,MarcF.Plattner,Democracy in Declin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5)。

[27] 王绍光.民主四讲[M].北京：三联书店，2008.

[28] 拉尼·吉尼尔.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M]//选主评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87-134.

[29] Pew Research Center,“U.S.voter turnout trails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August 2,2016,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8/02/u-s-voter-turnouttrails-most-developed-countries/.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为59.7%，见The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2016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http://www.electproject.org/2016g。

[30] The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National General Election VEP Turnout Rates,1789-Present,”http://www.electproject.org/national-1789-present.

[31] Mike Maciag“Voter Turnout Plummeting in Local Elections,”Governing the State and Locals,October 2014,http://www.governing.com/topics/politics/gov-voterturnout-municipal-elections.html#graph;Daniel Denvir,“Voter Turnout in U.S.Mayoral Elections Is Pathetic,but It Wasn't Always This Way,”Atlantic Citylab,May 22,2015,http://www.citylab.com/politics/2015/05/mayoral-election-voting-turnout/393737/.

[32] 英国最近的例子见Daniel Wainwright,“Council Elections:Five Ways to Get More People to Vote,”BBC News,May 3,2016,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36047612。

[33] Mark Gray and Miki Caul,“Declining Voter Turnou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1950 to 1997:The Effects of Declining Group Mobiliza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 No.9(November 2000),pp.1091-1122;Mark N.Franklin,Voter Turnout and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since 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Governance and the Law(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7),p.228.

[34] 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12-256.

[35]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M].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790-791.

[36] 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4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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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Press,“Trend in Party Identification:19392012,”June 1,2012,http://www.people-press.org/2012/06/01/trend-inparty-identification-1939-2012/.

[39] Gallup,“Party Affiliation:Trend since 2004,”February 2,2017,http://www.gallup.com/poll/15370/party-affiliation.aspx?version=print#top.

[40] 见“List of third party performances in United States elections,”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hird_party_performances_in_United_States_elections.

[41] Ingrid van Biezen,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Going,going,...gone?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51,No 1(2012),pp.24-56.

[42] The Economist,“What is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ch 1,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43] Peter Mair,Ruling the Void:The Hollowing of Western Democracy(London:Verso, 2013).

[44] Zoltan L.Hajnal,America's Uneven Democracy:Race,Turnout,and Representation in City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45] Larry M.Bartels,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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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ogens Herman 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2005),p.23.

[49] Paul Cartledge,Democracy:A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50] Paul Cartledge,“Ancient Greeks would not recognise our‘democracy’-they'd see an‘oligarchy’,”The Conversation,June 3,2016,http://theconversation.com/ancient-greeks-would-not-recognise-our-democracy-theyd-see-an-oligarchy-60277.

[51] 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3(July 2016),pp.5-17;Roberto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8,No.1(January 2017),pp.5-15.

[52] 王绍光，主编.选主评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M].欧树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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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Benjamin R.Barbe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for a New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58] Robert A.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这表明达尔的民主观点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多元民主无力解决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政治不平等问题，亦见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3rd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p.169-172。

[59] Christa Daryl Lowder Slaton,Televote:Expan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Quantum Age,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1990,http://scholarspace.manoa.hawaii.edu/bitstream/10125/10119/2/uhm_phd_9030581_r. pdf;James H.Snider,“Democracy On-line:Tomorrow's Electronic Electorate,”The Futurist,Vol.28,No.5(September-October 1994),pp.15-19;Barry N.Hague and Brian D.Loader,Digital Democracy: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London:Routledge,1999).

[60] Takis Fotopoulos,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London:Cassell,1996).

[61] Aristotle(Translated by Frederic G.Kenyon),On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91).

[62] Anonymous,Election by Lot the Only Remedyfor Political Corruption(Montréal:Dawson Brothers,1884).

[63] Arthur M.Wolfson,“The Ballot and Other Forms of Voting in the Italian Commune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No.1(Oct.,1899),pp.1-21;A.H.J.Greenidge,A Handbook of Greek Constitutional History(London:Macmillanand Co.Ltd.,1896),pp.163-164.

[64] G.F.Schomann,Atheni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As Represented in Grote's History of Greece(London:James Paeker and Co.,1878),p.81;Anonymous,Election by Lot the Only Remedyfor Political Corruption(Montréal:Dawson Brothers,1884),pp.7,14,20;James Wycliffe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1),p.36.

[65] C.L.R.James,“Every Cook Can Govern:A Study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Its Meaning for Today,”Correspondence,Vol.2,No.12(June 1956),pp.1-32.

[66] 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几周，列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见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M]//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6-307.

[67] 到2017年初，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这篇论文一共被引用12次。

[68] Mabel Lang,“Allotment by Tokens,”Historia:Zeitschriftfür Alte Geschichte,Bd.8,H.1(Jan.,1959),pp.80-89;Vilhelm Aubert,“Chance in Social Affairs,”Inquiry,Vol.2,No.1-4(1959),pp.1-24.

[69] Robert A.Dahl,After the Revolution?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p.122-125.

[70] 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该书在达尔所有著作中引用率几乎是最低的，且大多数引用发生在1990年以后。

[71] Robert A.Dahl,“On Removing Certain Impediments to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2,No.1(Spring,1977),p.17;Robert A.Dahl,“Sketches for a Democratic Utopia,”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Vol.10,No.3(1987),pp.204-206;Robert A.Dahl,“Political Equality in the Coming Century,”in Keith Dowding,James Hughes,and Helen Margetts,eds.,Challenges to Democracy:Ideas,Involvement,and Institutions(London:Palgrave,2001),p.15;Robert A.Dahl,“Democratic Polities in Advances Countries:Success and Challenge,”in Atilio A.Boron,ed.,New Worldwide Hegemony:Alternatives for Change and Social Movements(Buenos Aires:CLACSO,2004),pp.63-65.

[72] Robert A.Dahl,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340;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M].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80-481.

[73] 20世纪90年代，本人在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曾与达尔教授讨论过抽选的利弊，他当时仍持这种看法。

[74] James S.Fishkin,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75] James S.Fishkin,The Voice of the People: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S.Fishkin,Deliberation Da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James S.Fishkin,When the People Spea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Bruce Ackerman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与政治学系双聘教授。

[76] Ethan J.Leib,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merica:A Proposalfor a Popular Branch of Government(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04).

[77] Kevin O'Leary,Saving Democracy:A Planfor Real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78] Bernard Manin,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79] John P.Mc 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ter 7“Post-Electoral Republics and the People's Tribunate Revived,”pp.170-188.

[80] Hélène Landemore,Democratic Reason:Politics,Collective Intelligence,and the Rule of the Man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81] Hélène Landemore,“Deliberation,Cognitive Diversity,and Democratic Inclusiveness:An Epistemic Argument for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Synthese,No.190(2013),pp.1209-1231

[82] Lu Hong and Scott E.Page,“Problem Solving by Heterogeneous Agent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97,No.1(2001),pp.123-163.

[83] Lu Hong and Scott E.Page,“Groups of Diverse Problem Solvers Can Outperform Groups of High-Ability Problem Solv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01,No.46(2004),pp.16385-16389.

[84] J.H.Snider,From Dahl to O'Leary:36 Years of the“Yale School of Democratic Reform,”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Vol.3,No.1(2007),http://services.bepress.com/jpd/vol3/iss1/art9/.

[85] Dennis C.Mueller,Robert D.Tollison and Thomas D.Willett,“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via Random Selection,”Public Choice,Vol.12(Spring 1972),pp.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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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Peter C.Fishburn,“Acceptable Social Choice Lotteries,”in Hans W.Gottinger and Werner Leinfellner,eds.,Decision Theory and Social Ethics:Issues in Social Choice(Bost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8),pp.133-152.

[89] Ted Becker,Un-Votefor a New America:A Guide to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Boston:Allyn and Bacon,1976),pp.183-185,192-193.

[90] 谷歌学术搜索显示，截至2017年2月7日，这本一共被引用5次，除去一次作者自引，两次俄文引用，其余剩下的两次引用来自同一位作者。

[91] 见他的自传John Burnheim,To Reason Why: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nd Beyond(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2011)。

[92] John Burnheim,“Statistical Democracy,”Radical Philosophy,No.27(1981),pp.512;John Burnheim,“Statistical Democracy:How Is a Socialist Democracy Possible?”Thesis Eleven,No.3(1981),pp.60-71.

[93] John Burnheim,Is Democracy Possible?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85)，可在此下载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democracy/。哈耶克大概是最早发明“Demarchy”这个词的人，但哈耶克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受到限制的民主”，与本黑姆的用意完全不同，参见F.A.Hayek,“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Thought,”Occasional Paper,No.20(1968),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London,pp.31-36。

[94] Richard G.Mulgan,“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Review of Politics,Vol.46,No.4(October 1984),pp.539-560.

[95] Ernest Callenbach and Michael Phillips,A Citizen Legislature(Berkeley:Banyan Tree Books,1985).

[96] 中译本把书名译为“强势民主”，似乎容易引起误解。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彭斌，吴润洲，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97] Benjamin R.Barbe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2003),Chapter 10,“The Real Present:Institutionalizing Strong Democracy in the Modern World”.

[98] Barry Holden,“New Directions in Democratic Theory,”Political Studies,Vol.36,No.2(1988),pp.324-333.

[99] James S.Fishkin,The Dialogue of Justice:Toward a Self-Reflective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100] James S.Fishkin,The Voice of the People: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101] Barbara Goodwin,Justice by Lotte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02] W.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Towards a New Socialism(Nottingham:Bertrand Russell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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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Anthony Barnett and Peter Carty,The Athenian Option:Radical Reformfor the House of Lords(London:Demos,1998).

[108] 见Imprint Academic出版社的网页http://www.booksonix.com/imprint/bookshop/category。

[109] 研讨会的成果是上文提到的Mark E.Warren and Hilary Pearse,eds.,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10] 见研讨会网页http://lapa.princeton.edu/eventdetail.php?ID=243.

[111] 第一次研讨会的成果被收入Oliver Dowlen and Gil Delannoi,eds.,Sortition:Theory and Practice (Charlottesville,VA:Imprint Academic,2010)一书。第二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直接民主与抽选”，其论文集可在此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publication/978/publication_pdf_cahier.56.23.pdf下载。第三次研讨会的广告见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rencontre/210/rencontre_programme_fr_programmesortition3rd.pdf.

[112] 研讨会的初步报告可以在此下载http://www.tcd.ie/policy-institute/assets/pdf/Lottery_Report_Oct12.pdf.

[113] 见Constellations,Vol.17,No.3(September 2010).

[114] 见Symposium:John McCormick's Machiavellian Democracy,Good Society,Vol.20,No.2(2011).

[115] 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S.Fishkin,Deliberation Da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116] Jon Elster,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Juries,Assemblies,Elec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17] Sanford Levinson,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18] Neil Duxbury,Random Justice:On Lotteries and Legal Decision-Mak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19] Carole Pateman,“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Participatory Democracy Revisited,”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0,No.1(March2012),pp.7-19.

[120] Jane Mansbridg,“Should Blacks Represent Blacks and Women Represent Women?A Contingent‘Y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1,No.3(August 1999),pp.628-57;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eds.,Deliberative Systems: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21] Jane Mansbridge,“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What Is Political Science Fo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2,No.1(March 2014),pp.8-17.

[122] Ahmed R Teleb,“Sortition finally in the public eye?A report-back from APSA in Philadelphia,”Equality by Lot,The Blog of the Kleroterians,September 5,2016,https://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6/09/05/sortition-finally-in-the-pub lic-eye-a-report-back-from-apsa-in-philadelphia/.

[123] David Van Reybrouck,Against Elections:The Casefor Democracy(London:The Bodley head,2016).

[124] Paul Cartledge,“Ancient Greeks would not recognize our‘democracy’-they'd see an‘oligarchy’,”The Conversation,June 3,2016,http://theconversation.com/ancient-greeks-would-not-recognise-our-democracy-theyd-see-an-oligarchy-60277;Paul Cartledge,“And the lot fell on…sortition in Ancient Greek democratic theory&practice,”March 31,2016,https://blog.oup.com/2016/03/sortition-ancient-greece-democracy/.

[125] Oliver Dowlen,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for Public Office(Exeter:Imprint Academic,2008),pp.217-218.

[126] Detlef Garbe,“Planning Cell and Citizen Report:a report on German experiences with new participation instrument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14,No.2(1986),pp.221-236.

[127] 参见Ortwln Renn,Thomas Webler,and Peter Wiedemann,eds.,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Evaluat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Boston:Kluwer Academic,1995);Usman Khan,Participation Beyond the Ballot Box:European Case Studies in State-Citizen Political Dialogue(London:UCL Press,1999);Brian Wampler,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Brazil:Contestation,Cooperation,and Accountability(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

[128] 参见Jelke Bethlehem,The Rise of Survey Sampling(Hague:Statistics Netherlands,2009)。如果对如何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以前还有争议的话，奈曼在1934年发表的论文被认为在这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见Jerzy Neyman,“On th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Representative Method: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the Method of Purposive Selec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Vol.97,No.4(1934),pp.558-625.

[129] James S.Fishkin,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130] 有关商议式民调的试点，见斯坦福大学商议民主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cdd.stanford.edu/polls/。实际上，温岭的做法并不是受到费希金理论的启发，而是本土智慧的产物，参见慕毅飞.温岭公共预算民主恳谈的实践与思考[M]//刘平，鲁道夫·特劳普-梅茨，编.地方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国和德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106-115。除了温岭市的泽国镇以外，近十余年来，江苏无锡市、黑龙江哈尔滨市、上海闵行区、河南焦作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安徽淮南市、广东佛山市顺德区等地都进行过参与式预算改革，其中有些地方参与群众是由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的，如云南省盐津县的四个镇，参见马骏。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讨[J].公共行政评论，2014(5)5-34.

[131] Mark E.Warren and Hilary Pearse,eds.,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British Columbia Citizens'Assembl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atrick Fournier,Henk van der Kolk,R.Kenneth Carty,André Blais,and Jonathan Rose,When Citizens Decide:Lessonsfrom Citizen Assemblies on Electoral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32] 罗雅尔建议的英文版见http://www.southsearepublic.org/article/626/read/royals_participative_democracy.

[133] Patrick Fournier,Henk van der Kolk,R.Kenneth Carty,André Blais,and Jonathan Rose,When Citizens Decide:Lessonsfrom Citizen Assemblies on Electoral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5-26;J.H.Snide,“Citizens Assemblies:A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Legislativ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June 19,2007,http://www.w3.org/2007/06/eGov-dc/papers/NAS-eGovernmentPositionPaper.pdf.

[134] Björg Thorarensen,“Why the making of a crowd-sourced Constitution in Iceland failed,”Constitutional Making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http://constitutionalchange.com/why-the-making-of-a-crowd-sourced-constitution-in-icelandfailed/ .

[135] Björg Thorarense,“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in Iceland:Involving the People into the Process,”paper presented at Oslo-Rom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emocracy,November 7-9,2011,https://www.uio.no/english/research/interfaculty-research-areas/democracy/news-and-events/events/seminars/2011/papers-roma-2011/RomeThorarensen.pdf.

[136] Paul Fontaine,“Why Does The New Constitution Matter?An Interview With Dr.Lawrence Lessig,”Reykjavík Grapevine,November 11,2016,http://grapevine.is/mag/interview/2016/11/11/why-does-the-new-constitution-matter-an-interview-with-dr-lawrence-lessig/.

[137] Tanja Aitamurto,Crowdsourcing for Democracy:A New Era in Policy-Making(Parliament of Finland,January 2012),http://cddrl.fsi.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Crowdsourcing_for_Democracy F_www.pdf.

[138] Alan Renwick and Jean-Benoit Pilet,Faces on the Ballot:The Personalization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Europ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08-209.

[139] 抽选过程中共抽取99位成员与99位替补，如果被抽中的成员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任，由替补接任。见公民大会官方网站https://www.citizensassembly.ie/en/.

[140] Anthony Barnett and Peter Carty,The Athenian Option:Radical Reformfor the House of Lords(London:Demos,1998).

[141] Citizens'Assembly project,“Citizens'Assembly Pilots,”http://citizensassembly.co.uk/#.

[142] 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mmittee,Do we need 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K?March28,2013,http://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committees/political-and-constitutional-reform/CC-Report-FINAL-toTSO.pdf;The House of Lords Library Note,“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Possible Options in the New Parliament,”March 20 2015,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 parliament.uk/documents/LLN-2015-008/LLN-2015-008.pdf;Lucinda Maer,“Citizens'Assemblies 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No.07143(July 28,2016),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 uk/documents/SN07143/SN07143.pdf.

[143] iSolon.org,“Government Reports&Legislation Completed Citizen Assemblies,”http://jhsnider.net/CitizensAssembly/GovernmentDocuments.ht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抽签与民主、共和 / 王绍光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12

（中国学派集成）

ISBN 978-7-5086-9276-0

I. ① 抽… II. ① 王… Ⅲ . 政治制度史－研究－世界 Ⅳ . ① 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6527号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Technology Start Ups: A Handbook for Growth by Alnoor Bhimani

Copyright © Al Bhimani 2017

This transla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Technology Start Ups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ogan Pa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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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与民主、共和

著者：王绍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460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276–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中国学派集成”总序言

前言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雅典民主的兴衰

雅典民主的支柱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民主：小结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共和”概念的演化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罗马共和制：小结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佛罗伦萨：小结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威尼斯：小结

第五章 抽签：从式微到重生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抽签的式微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