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1841

М.ШОЛОХОВ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М.ШОЛОХО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ТОМ 1，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1986.

©М.ШОЛОХО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遭遇……/（苏）肖洛霍夫著；草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二战记忆）

ISBN 978-7-02-010873-2

Ⅰ.①一… Ⅱ.①肖…②草…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Ⅳ.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1134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2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插页1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1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73-2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233595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可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影响之中。在硝烟日渐远去的今天，有必要让读者重温并牢记这段历史。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二战记忆”丛书。

入选作品取材广泛，既有正义力量抵抗侵略的无畏战斗，如《日日夜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青年近卫军》《丧钟为谁而鸣》《焦点不太准》，也有法西斯铁蹄下人民生活境况的真实写照，如《一个人的遭遇》《安妮日记》《上海，远在何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法西斯对人类的戕害，以及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现的英雄气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本丛书对于广大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有所助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五年六月

前言

肖洛霍夫的第一本小说集《顿河故事》于一九二六年出版，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小说集发表后，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很快就作出高度评价：“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好像草原上的鲜花，富有生命力。素朴、鲜明，使人觉得所讲的事好像就在眼前。形象化的语言，那种哥萨克人说的多彩的语言。简洁，而这种简洁却充满生活气息、紧张和真实。在紧要关头保持分寸，使作品显得真实有力。对于所讲述的事，具有丰富的知识。尖锐的、洞察一切的眼力。有能力在许多征象中选出最典型的来。所有这些才能说明肖洛霍夫将发展成为一位可贵的作家。”

绥拉菲摩维奇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适当的，而他的预言也已由肖洛霍夫的全部创作得到了证实。

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哥萨克地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逢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原先是从封建压迫下逃亡出来的农奴、奴仆和市民，后移居边境而成为自由人。十六、十七世纪哥萨克被俄国沙皇利用来组成骑兵，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对付异邦。他们向国库领取薪饷，终身占用土地，免缴课税，并建立自治组织。哥萨克曾经跟土耳其、鞑靼、波兰等沙俄敌人作战，屡建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按地区有十二个哥萨克军，其中以顿河、库班等哥萨克军力量最强，影响最大。哥萨克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们享有特权，世代相袭，逐步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养成独立不羁的慓悍性格，而当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时，他们的个性就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肖洛霍夫从小生长在哥萨克人中间，熟悉哥萨克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而对广大的哥萨克群众又有深厚的感情。尖锐复杂的国内战争使肖洛霍夫经历了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他没能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却获得了比念大学更丰富的生活经历。十五岁起他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搞过扫盲工作，给识字不多和完全不识字的哥萨克上课，还参加过业余剧团，为民众演戏。十六岁就参加武装斗争，打击匪帮，还做过征粮工作。

肖洛霍夫在自传里写道：“从一九二〇年起，我在顿河一带服务和奔走。当了好一阵征粮队员。我们追逐匪帮（他们控制顿河流域直到1922年），匪帮追逐我们。这都是很自然的。有时也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

《顿河故事》里的短篇小说都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事件创作的，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发生的种种悲剧。这里有哥萨克两代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父子残杀的结局，兄弟们因信仰不同而酿成流血事件，夫妻因思想对立无法共同生活而分离，哥萨克富农同贫农势不两立而成为死敌……肖洛霍夫就这些小说明确地宣称：“在《顿河故事》里，我竭力写出生活的真实，写出最使我激动的事件。”

这几句话其实也就是肖洛霍夫一生创作的信条，适用于《静静的顿河》《新垦地》和《一个人的遭遇》。

在创作《顿河故事》后，肖洛霍夫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长篇小说上，没有再写短篇。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抗战，肖洛霍夫也投入战斗，并作为随军记者写了不少战地报导。在战争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他写出了《学会仇恨》这一真实感人的短篇，对苏联人民和战士在抗击法西斯的生死搏斗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主人公格拉西莫夫中尉的故事真实朴素，感人至深。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战争发生后应征入伍，在战斗中亲身感受到法西斯的野蛮、战争的残酷。他当过俘虏，负过伤，最后又获救，回到自己人队伍里。通过一连串磨难，他变得无比坚强，面对死亡也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宁可站着被枪杀，也不愿躺在地上受凌辱。他从战争中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恨，也学会了爱。

《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于一九五六年，那时战争胜利结束已有十年。但这个故事还是战争刚结束时肖洛霍夫遇见这样一位家破人亡的军人，通过他的不幸遭遇构思而成的。小说发表后在苏联产生很大影响，被认为具有史诗价值，在战争文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接着小说又被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影响更大。

这样一篇字数不多的小说怎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首先就是真实，只有真情实感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主人公索科洛夫是个普通军人，但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希特勒入侵苏联，给全体苏联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法描述的。据说，经过四年的残酷战争，在苏联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亲人牺牲，因此他们的餐桌上总有一个或不止一个位子空着，而空位子上仍摆着一副餐具，以表示没有忘记他们。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据说，苏联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达到两千七百万。当然，这个数字是否绝对正确也很难说，但肯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牺牲如此惨重，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里写的是索科洛夫的个人悲惨遭遇，其实也是写千百万苏联人民的遭遇，因此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他通过这样一篇艺术作品对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控诉，使人们更加痛恨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浩劫。再说，肖洛霍夫本人和家庭也曾遭到重大的苦难，在他身体上和心灵里也都留有难愈的创伤。战后有一次他同作家克鲁宾在一起，谈到他身上的旧伤时说：“该死的老是作痛，不让人安宁。”他讲到自己的创伤，忽然带着出人意外的忧郁和悲痛谈到了全体人民所受的创伤：“死了多少人，多少俄罗斯人……”接着他背诵起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来：“敌人烧掉了故乡的房子，杀害了他的一家人。如今叫士兵上哪儿去呢，去把悲伤分给什么人？……”他背诵着，体味着每一个字，眼睛不望对谈的人。一直背到最后一行，他忽然转过脸去……过了一会儿他说：“一个作家最需要的是表达人的内心活动。”

肖洛霍夫对人民怀着如此真挚的爱，对法西斯匪帮自然就有刻骨的仇恨，正是有这种大爱大恨，再加上高超的艺术手法，才创造出像《一个人的遭遇》这样不朽的杰作。从《顿河故事》到《静静的顿河》《新垦地》和《一个人的遭遇》，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位大作家是怎样从起步到逐渐成熟，最后达到艺术高峰的。

草婴

一九九九年一月

胎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牧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粮食委员

一

二

三

四

希巴洛克的种

伊留哈

一

二

三

四

五

阿廖沙的心

看瓜田的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道路

第一部

第二部

野小鬼

漩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有家庭的人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顿河粮委会和副主席普基津同志的厄运

歪路

两个丈夫的女人

委屈

死敌

小马

蛀孔

浅蓝的原野

雇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套鞋

一

二

三

四

五

高尔察克

人家的骨肉

同一种语言

学会仇恨

一个人的遭遇

胎记

一

桌上摆着几个带有烧过的火药味的子弹壳、一根羊骨头、一张野战地图、一份战报、一具发散出马汗臭的有铜饰件的笼头、一大块面包。骑兵连指挥员尼科尔卡·科舍沃伊，坐在一条因为墙壁潮湿而发霉的粗糙长凳上，背紧靠着窗槛。冻僵的手指握着铅笔。桌上还摊着些陈旧的宣传画，旁边放着一张填了一半的履历表。粗纸印的表格上简单地填着：尼科尔卡·科舍沃伊。骑兵连指挥员。农民。俄共青团员。

在“年龄”一栏里，铅笔慢慢地写上：十八岁。

尼科尔卡肩膀很宽，看上去跟年龄不相称。眼皮上的放射形皱纹，加上老头子一样微驼的背，使他格外显老。

“还是个毛孩子，小家伙，嫩草儿，”骑兵连的人开玩笑说，“可你倒再去找一个看，要能够消灭两帮匪徒，自己又没有什么损失，他带领一个骑兵连，作战半年，不比任何一个老指挥员差！”

尼科尔卡因为自己只有十八岁而害臊。每次填到讨厌的“年龄”一栏时，铅笔总是移动得特别慢，而在他的颧骨上，总会涌起一股恼恨的红潮。尼科尔卡的父亲是个哥萨克，因此尼科尔卡也是个哥萨克。他隐隐约约地记得，当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曾经让他坐在自己的军马上。

“抓住马鬃，乖儿子！”他叫着。母亲从厨房里向尼科尔卡微笑，脸色苍白，睁大两只眼睛，望望勉强夹住马背的小小的腿，又望望拉着缰绳的父亲。

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尼科尔卡的父亲参加了对德战争[1]，好比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母亲死了。尼科尔卡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对马的爱好、无比的胆量和一块胎记——像父亲一样在左腿踝骨以上，有鸽蛋大小。十五岁以前，他为了找工作到处流浪，后来请求入伍，就随着过境的红军团去打弗兰格尔。今年夏天，尼科尔卡有一次跟政委一起在顿河里洗澡。政委拍拍尼科尔卡被太阳晒黑的微驼的背，歪着受过震伤的脑袋，结结巴巴地说：

“你那个……那个……你好……好运气！嗯，是的，好运气！胎记——这个，据说就是幸福。”

尼科尔卡露出没有刷过的牙齿，浮了起来，鼻子里哼哼着，在水面上叫道：

“胡说八道，你这怪人！我从小没有父母，一辈子给人家做苦工，可他还说——幸福！……”

接着他游到了拥抱着顿河的黄澄澄的沙滩上。

[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

尼科尔卡住的小房子，盖在顿河的陡岸上。从窗子里望出去，望得见临河绿油油的奥勃顿村，和蓝钢一般的河水。在暴风雨的夜里，波浪冲击着陡岸，百叶窗发出凄凉的呻吟，尼科尔卡仿佛觉得河水偷偷从地板缝里倒灌进来，弄得房子也摇晃起来。

他想搬到别处去住，可是没有搬，就这样一直呆到秋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尼科尔卡走到台阶上，钉铁掌的靴子咯咯地敲破了脆弱的寂静。他走到樱桃园，在露珠滚滚的灰白色草地上躺下来。只听得女房东在棚子里哄母牛站着别动，小牛像恳求一样低沉地哞哞叫，牛奶却滴滴答答地敲着铅桶。

院子里的门吱嘎一声，一条狗叫起来。传来排长的声音：

“指挥员在家吗？”

尼科尔卡用臂肘欠起身来。

“我在这儿！嗯，什么事？”

“镇上来了个信差。他说，有帮匪徒从萨尔斯克区冲来，占领了格鲁兴国营农场……”

“把他带到这儿来。”

信差把热汗淋漓的马牵往马厩。牵到院子中央，那马前脚一软，倒下了，接着又横转身子，断续而短促地喘着气，死了。一双玻璃般的眼睛，还瞪着锁在链子上狂吠的狗。马之所以死，因为信差带来的信上画着三个十字[1]，他就一口气骑马跑了四十俄里[2]地。

尼科尔卡看完信，知道农场主席请他带骑兵连去救援，就走到屋子里，一面佩马刀，一面疲劳地想：“真想上哪儿去学习学习，可这儿又闹土匪……政委取笑我：哼，字都写不来，还当什么骑兵连长……是的，我没有念完小学，可是这能怪我吗？他这人真怪……可这儿又闹土匪……又得流血，老过这样的生活，我已经累了……什么都厌倦了……”

他走到台阶上，一路上装着卡宾枪子弹，思想却像大路上的马一样奔驰：“真想到城里去……去学习学习……”

他经过那匹倒毙的马，向马厩走去，瞧了瞧从吸满灰尘的马鼻子里流出来的黑血，转过头去。

[1] 三个十字表示万分紧急。

[2] 1俄里等于1.06公里。

三

沿着土墩累累的夏季路[1]，沿着被风舔过的车辙，深灰色的车前草长得好像拳曲的头发，滨藜和蒲公英稠密而茂盛，叶子大得像牛蒡。干草曾经沿夏季路运到各个打谷场上，因此，从远处望去，草原上的打谷场就像一颗颗琥珀。一条平坦的大路顺着电线杆，穿过丘陵。电线杆通过灰蒙蒙雾腾腾的秋天的原野，跨过山沟和峡谷。阿塔曼[2]带着一帮匪徒——五十名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顿河哥萨克和库班哥萨克，在这条光滑的大路上沿着电线杆逃跑。三天三夜，好像一只做了坏事从羊群里逃出来的狼，不择道路，仓惶乱跑。在他们的后面，已经看得见尼科尔卡的队伍了。

这是一帮毒辣的匪徒，服过兵役，见过世面，但阿塔曼还是心事重重：他在马镫上站起来，眼睛仔细扫视着草原，估计着到顿河对岸树林深处的路程。

他们像狼那样跑着，尼科尔卡的骑兵连在后面踏着他们的足迹。

在顿河草原上，逢到晴朗的夏日，麦穗在蔚蓝的透明天空下轻轻摆动，发出银铃一般的声音。这是在割草以前，茁壮的春小麦穗上的黑芒，好像十七岁小伙子嘴上的胡子；黑麦一个劲儿地生长着，仿佛要超过人的身材。

大胡子的哥萨克们，在壤土上，在砂土的丘陵上，在村边的空地上，播下一小块一小块的黑麦。这种麦子一向长得不好，一公顷总割不到三十斗。他们所以播种，因为黑麦可以酿酒，酿出来的酒比姑娘的眼泪还要纯；更因为从古以来有个风气，祖父曾祖父代代都爱喝酒，就连顿河哥萨克军区的徽号上，都画有一个赤膊坐在酒桶上的喝醉酒的哥萨克。秋天里，哥萨克的村镇沉醉在浓浓的酒气中，红顶的哥萨克皮帽，酒意十足地在柳枝编成的篱笆上摇摇晃晃。

就因为这个缘故，阿塔曼没有清醒的时候，马车夫和机枪手，也个个醉醺醺地斜靠在弹簧马车上。

阿塔曼七年没有看见老家了。他先是做了德国人的俘虏，后来当了弗兰格尔的俘虏，到过烈日炎炎的君士坦丁堡，进过围着带刺的铁丝网的集中营，随后又乘了涂沥青、带盐味的三角帆的土耳其小船，来到库班稠密的芦苇丛里，最后组成了一个匪帮。

回顾一下，这就是阿塔曼的经历。他的心变硬了，好像草原沼地附近双趾的牛蹄印，在夏天的酷热中变硬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创痛，在心里折磨他，使他的肌肉也感到胀痛。阿塔曼觉得：不论怎样的美酒都无法忘掉这创痛，也不能浇灭他心头的烦恼。他一喝酒，就没有清醒的时候，因为在顿河草原——好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黑土的肚子，暴露在阳光底下——上，黑麦的花开得又香又甜，而兵士家里脸黑黑的娘儿们，又在村子里酿着那样清纯的美酒，简直跟泉水没有区别。

[1] 夏季路是指那些秋冬春三季被冰雪或积水阻塞，只有夏季才能通行的路。

[2] 革命前哥萨克队长的称呼。

四

黎明时分，初寒笼罩着大地。睡莲的放射形叶子上，出现了点点银白的霜花。早晨，在磨坊的风轮上，卢基奇发现一条条像云母一样多彩的冰凌子。

卢基奇一早起就发病了：感到一阵阵的腰痛，痛得两条腿像铁块儿一样重，在地上粘住了。他一步拖一步地在磨坊里踱来踱去，勉强移动笨拙的、骨头好像散架的身体。从碾黍的磨子里蹿出来一群老鼠。卢基奇用经常淌泪的眼睛向上望望：在天花板下的横梁上，一只鸽子急促而严肃地嘟哝着。老头儿用粘土塑成般的鼻子，闻了闻潮湿黏腻的霉味和黑麦粉的香气；用心听了听，河水怎样不祥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吸着和舔着木桩；于是若有所思地揉了揉像树皮纤维一般的大胡子。

卢基奇在蜂场里躺下来休息。他盖好皮袄，侧着身子躺着，张开了嘴。一道黏腻而温暖的唾涎，从嘴角流到胡子上。晨光浓浓地涂抹着老头儿的小房子，磨坊笼罩在乳白色的雾霭中……

老头儿一醒来，看见树林里出来两个骑马的人。他站起身，迈开脚步要走，其中一个就嚷道：

“老头儿，过来！”

卢基奇将信将疑地瞧了一眼，站住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像这一类全副武装的人他见得多了。他们常常问也不问就随便拿走饲料和面粉。他很讨厌这一类人。

“走得快点儿，老混蛋！”

卢基奇在圆桶形蜂场里挪了一步，默默地翕动两片脱皮的嘴唇，接着又后退了几步，斜眼打量着来人。

“我们是红军，老头儿……你不用害怕，”阿塔曼和气地哑着嗓子说，“我们追赶匪徒追得脱队了……也许，你昨天看见有队伍在这儿经过吧？”

“有过。”

“他们上哪儿去了，老大爷？”

“鬼才知道他们！”

“你的磨坊里没有留下什么人吗？”

“没有。”卢基奇简短地回答，背过身去。

“等一下，老头儿。”阿塔曼从马鞍上跳下来，酒意十足地摇晃着弯曲的双腿，浓浓地吐了一口酒气，说：“老大爷，我们是在清剿共产党……不错！……至于我们是什么人，这你不配管！”他绊了一下，缰绳从手里掉下了，“你的事是给七十匹马准备好粮食，别啰嗦……得立刻办好！……懂吗？你的粮食在什么地方？”

“没有。”卢基奇往一边望望说。

“那么这粮仓里放着什么？”

“各种破烂的东西……没有粮食！”

“好，那咱们去瞧瞧！”

他抓住老头儿的领子，用膝盖把他向那倾斜的、陷在土里的粮仓猛推了一下。门打开了。粮囤里盛着黍子和黑纹的大麦。

“你这是什么，不是粮食吗，老骗子？”

“是粮食，恩人……这是给人家磨麦子的报酬……是我一年来辛辛苦苦积起来的，难道你要拿去喂马……”

“照你说来，我们的马都得饿死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拥护红党，自己讨死吗？”

“开开恩吧，好人！你何必跟我过不去呢？”卢基奇拉下帽子，跪了下来，抓住阿塔曼的两只毛茸茸的手，吻着……

“说，你喜欢红党？”

“对不起，好人！……原谅我说了蠢话。哎哟，对不起，你别杀死我。”老头儿抱住阿塔曼的两腿，请求着。

“你对天发誓，你不拥护红党……你别画十字，你得吃泥土！……”

老大爷挖了一把砂，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嚼着，眼泪扑簌簌地滴在砂地上。

“嗯，现在我相信了。起来吧，老家伙！”

阿塔曼看见老头儿的两腿麻木得站不起来，哈哈大笑。来了一队骑马的人，把大麦和小麦从粮囤里运走，麦子撒落在马的脚下，院子里铺了一层黄澄澄的麦粒。

五

一片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朝霞。

卢基奇经过哨兵的岗位，不打大道，而打只有他一人知道的林间小路，急急地向村子里跑去。他通过沟地，穿过树林——树林在黎明前微睡着。

他走到风磨那儿，想穿过通牧场的路拐进小巷子，可是眼前忽然出现了几个骑马人的模糊身影。

“走路的是谁？”一个惊心动魄的叫声打破了寂静。

“是我……”卢基奇喃喃地说，全身发软，哆嗦起来。

“你是什么人？口令是什么？什么事跑来跑去？”

“我是管磨坊的……本地的水磨。有事到村子里去。”

“有什么事？来，跟我到指挥员那儿去！你前面走……”一个人催动马，大声喝道。

卢基奇感到脖子后面有马的冒气的嘴唇，就瘸着腿急急地向村里走去。

他们在一座小瓦房前的空地上停下来。押送的人喘吁吁地跳下马，把马拴在矮墙上，咯噔咯噔地震响马刀，走上台阶。

“跟我来！……”

窗子里点着一盏小灯。他们走了进去。

卢基奇因为烟气打了个喷嚏，脱下帽子，匆匆地对挂圣像的方向画了个十字。

“抓到一个老头儿，要进村来。”

尼科尔卡从桌上抬起粘有鹅绒的蓬乱的脑袋，虽然睡意未消，却严厉地问：

“你上哪儿去？”

卢基奇向前迈了一步，乐得呛住了。

“哎，亲爱的，原来是自己人，我还以为又碰到敌人了……可把我吓坏了，连问也不敢问……我是管磨坊的。上次你们经过米特罗兴树林子，到我那边去过，我还请您吃过牛奶哩……您想不起来了？……”

“嗯，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对你说，我的好人儿：昨天夜里我家里来了一帮匪徒，把麦子统统拿去喂马了！……还要捉弄我……他们的头子要我诚心诚意地对他们起誓。还强迫我吃泥土。”

“现在他们在哪儿？”

“就在那边。他们随身带着烧酒，那些魔鬼，在我家里乱喝，我特地赶来向您报告，也许您能惩罚惩罚他们。”

“你去叫他们鞴马！……”尼科尔卡从凳子上欠起身来，对老大爷笑笑，懒洋洋地拉起大衣袖子来。

六

天亮了。

尼科尔卡因为几夜没睡，脸色发青，骑马向载着机枪的两轮马车跑去。

“咱们一开始进攻，就打右翼。咱们得折断他们的翅膀！”

说完就向展开的骑兵连赶去。

在一丛枯萎的小栎树后面的大路上，出现了一批骑马的人——四人一排，中间是机枪车。

“快跑！”尼科尔卡大声喊道，感到背后的马蹄声越来越响，就给了胯下的马一鞭子。

在树林边缘，机枪疯狂地响起来；大路上那些骑马的人，就像演习一样，很快展开了散兵线。

一只狼身上粘满牛蒡，从一片被暴风吹倒的树林里蹿出来，蹿到小山上。它伸长脖子，留神地听着。不远处，枪声哒哒地响着，各种不同的叫声像波浪一样动荡。

啪！——赤杨树丛里发出一下枪声，于是小山后面，在耕地的那一边，立刻传来回声：哒！

接着又是连续的几声：啪啪，啪啪，啪啪！……而小山后面就回答着：哒哒！哒哒！哒哒！……

狼站了一会儿，不慌不忙、摇摇摆摆向峡谷走去，向那已经发黄而还没有割过的杂草丛里走去……

“站住！……别丢掉机枪车！……到小树林里去……到小树林里去，他妈的！”阿塔曼在马镫上站起来，嚷道。

马车夫和机枪手砍断挽索，在机枪车旁边忙碌着。队伍被连续不停的机枪射断，在无法制止的逃跑中溃散了。

阿塔曼刚勒转马头，就有一个人敞开斗篷，挥动马刀，骑马向他奔来。从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和披在身上的毡斗篷看，阿塔曼猜想来的不是个普通的红军士兵，就拉紧缰绳。他老远看见一张怒气冲冲、没有胡子的脸，脸上的两只眼睛因为风吹而缩得很小。阿塔曼骑的马跳跃起来，不断用后腿竖立。阿塔曼拔出插在宽腰带里的毛瑟枪，叫道：

“嘴上没毛的狗崽子！……来吧，来吧，我来给你尝尝滋味！……”

阿塔曼向那越来越大的黑斗篷开了一枪。那马又跑了八俄丈[1]的样子倒下了。尼科尔卡拉掉斗篷，一面开枪，一面向阿塔曼跑来，越跑越近了……

在小树林后面，有人像野兽一样狂叫起来，又突然中断了。太阳被乌云遮住，在草原上，在大路上，在被秋风吹落叶子的树林里，落下了浮动的阴影。

“小娃娃，脑筋简单，性子急躁，跑到这儿来送命。”阿塔曼断断续续地想，等到对方的子弹完了，他就松开缰绳，像鸢一样飞过去。

他从马鞍上斜挂下来，挥了挥马刀，刹那间感到有个身体在他的刀下软化了，没有挣扎地倒在地上。他跳下马，拉下死人身上的望远镜，瞧瞧两条还在微微抽搐的腿，向周围张望了一下，坐下来动手剥死人腿上的细皮靴子。他用一只脚踏住格格响的膝盖，灵活地拉下一只靴子来。另外一只大概被袜子卡住了，拉不下来。他恶狠狠地骂了一下，用力一拉，就把靴子连同袜子一起拉下来。这时忽然看见，在踝骨以上的小腿上，有个鸽蛋大小的胎记。阿塔曼慢慢地，仿佛怕弄醒他似的，把那正在冷下去的脑袋翻过来，使脸朝上。他双手沾满从死人嘴里涌出来的血，仔细看了看，这才笨拙地抱住瘦削的肩膀，低沉地说：

“好儿子！……尼科尔卡！……我的亲人！……我的亲骨肉……”

他脸色发黑，叫道：

“你怎么不说一句话呀？唉，这是怎么搞的呀？”

他瞧瞧那双没有光泽的眼睛，倒下了；接着勉强睁开充血的眼皮，摇摇听凭摆布的软绵绵的身体……可是尼科尔卡紧紧地咬着发青的舌尖，仿佛怕泄露什么天大的秘密。

阿塔曼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吻了吻他那双冰冷的手，接着用牙齿咬住毛瑟枪的湿滋滋的钢管，向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

黄昏，小树林后面出现了一批骑马的人，风送来了人的说话声、马的喷鼻声和马镫的铿锵声。这时，一只食尸肉的兀鹰，才恋恋不舍地从阿塔曼的头发蓬乱的脑袋上飞起来、飞起来，消失在秋天灰蒙蒙的天空里。

1924年

[1] 1俄丈等于2.13米。

牧童

一

从被太阳晒焦的草原上，从龟裂的白色的盐土地带，从东方，热风刮了整整十六个昼夜。

土地晒焦了，青草枯黄了，稠密地散布在路旁的井的水脉都干了，还没有抽穗的庄稼，萎靡不振，垂向地面，好像驼背老头一样。

中午，在微睡的村子里，爆发出一片当当的钟声。

炎热。寂静。只有在篱笆旁边，脚底扫着灰砂，发出沙沙的声音，以及老人们的拐杖摸索道路，敲在土墩上的响声。

村子里打钟开会了。议程是讨论雇牧童的问题。

执委会里人声沸腾，烟雾弥漫。

主席用铅笔头敲敲桌子说：

“公民们，老牧人不愿意再看牲口了，他嫌工钱太少。我们执委会提议雇葛利戈里。他是本地人，没有父母，又是共青团员……大家都知道，他父亲生前是个鞋匠。现在他跟妹妹住在一起，没有饭吃。我想，公民们，你们该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雇他来看牲口吧。”

涅斯捷罗夫老头子忍不住了，摆动屁股说：

“这个我们不能同意……牲口都挺强壮，怎么能叫他来看呢！……附近这一带没有草，牲口得赶到远处去放，他干不来的。到秋天小牛会少掉一半……”

磨坊主伊格纳特是个很难弄的老头子，他用刻毒而做作的腔调说：

“看牲口的人嘛，我们没有执委会也雇得到，这完全是我们的事……应当找一个老成可靠、爱护牲口的人……”

“说得对，老大爷……”

“公民们，雇个老头儿吗，小牛很快就会被他弄丢的……现在时势不同，到处都有偷窃……”主席用坚决而又带观望的口气说。后面有人支持他：

“老的不中用……大家得注意，又不是母牛，都是些周岁的小牛。得有狗一样的快腿才行。牛群一被惊散，就得去收拾，如果叫老头儿去追，性命交关……”

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可是伊格纳特老头子还是在后面嘟哝说：

“这不干共产党的事……需要做做祷告，不要什么别的……”老家伙摸摸秃头。

主席就声色俱厉地说：

“公民，请你别再胡闹了……像这个样子……我要叫你离开会场了……”

天一亮，炊烟好像肮脏的棉花团，从烟囱里升起来，低低地铺开在广场上空。葛利戈里聚拢了一百五十头牛，经过村子，往灰蒙蒙的荒凉的小山上赶去。

一个个隆起的褐色土拨鼠洞，斑斑点点地散布在草原上。土拨鼠警觉地拖长声音吱吱叫。草原鸨从草丛里飞起来，银色的羽毛闪闪发亮。

牛群很安静。小牛分叉的脚蹄，嘀嘀嗒嗒地敲着龟裂的地面，好像雨点一样。

葛利戈里的妹妹杜尼娅当了放牛的下手，在哥哥旁边大踏步地走着。她那晒得黑黑的雀斑脸在欢笑，眼睛和嘴唇也在笑，浑身上下都在笑。她在复活节刚度过第十七个春天。人在十七岁的年纪上，觉得什么都是可笑的：不论是哥哥的苦脸，不论是一路上倒嚼着杂草的大耳朵小牛，甚至于连他们两天没有吃到一块面包这件事，她也觉得很可笑。

可是葛利戈里没有笑。在褪色的便帽下，他的额角突得很高，额上满是皱纹，眼睛也显得疲乏无神，仿佛远不止十九岁似的。

牲口三五成群，在路边安详地走着。

葛利戈里向落后的小牛吹了一声口哨，转身对杜尼娅说：

“杜尼娅，咱们一挣到秋天吃的粮食，就到城里去。我进工农速成学校，给你也安排一个地方。或者也去学点儿什么……杜尼娅，城里书多得很呢，吃的面包也干净，没有草，跟咱们这儿的不一样。”

“可是咱们到哪儿去弄钱呢……不是得坐车吗？”

“你这傻丫头……他们要给咱们六七担粮食，这就是钱呀……咱们每担卖它三卢布，再把小米、干粪也卖了。”

葛利戈里在路中央站住了，用鞭子在灰土上画着数字，计算着。

“葛利戈里，咱们现在吃什么呀？面包一点儿也没有了……”

“我口袋里还有一块硬面包。”

“今天吃了，明天怎么办呢？”

“明天村子里有人来，会带面粉来的……主席答应过了……”

正午的太阳像火烧一样。葛利戈里身上那件袋布做的衬衫被汗湿透了，贴在肩胛骨上。

牛群不安地走着，牛虻和蝇子螫着小牛。牲口的叫声和牛虻的嗡嗡声荡漾在炎热的空气里。

傍晚，太阳落山以前，他们把牛群赶回栏去。附近有一个水塘和一所被雨水浸烂的草棚。

葛利戈里快步赶着牛群。他吃力地跑到牛栏跟前，打开枝条编成的小门。

他数着小牛，一头一头地放进四四方方的黑门里。

二

在水塘后面，在那像茁壮的豌豆一样隆起的小岗上，一座新棚子盖成了。他们用牲口粪抹成墙，葛利戈里又用野草盖了顶。

第二天，主席骑着马来了，还带来一斗苞米粉和一袋小米。

他在阴凉的地方坐下来抽烟。

“你真是个好小子，葛利戈里。你先看看牲口，秋天我带你到区里去。那边也许可以想办法让你去学习……那边我有个熟人在教育局里，请他帮个忙……”

葛利戈里高兴得脸都红了。主席走的时候，他给他拉住马镫，又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他望着被马蹄踢起来的一圈圈灰砂，望了好一阵。

草原干枯了，几株独活草，红得好像生痨病的人的面颊。中午热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葛利戈里仰天躺着，眺望那笼罩着一层淡青色的丘陵。他仿佛觉得草原是有生命的，在数不清的乡村和城市的重压下，她该是多么吃力呵。他又仿佛觉得，土地在断断续续的喘息中动荡，而在下面，在厚厚的地层下面，又有一个不可知的生命在跳跃，在奔腾。

于是，在大白天他也有些害怕了。

他用眼光量度着一排排数不尽的丘陵，又望望流动的蜃气，望望斑斑点点地散布在棕色草地上的牛群，觉得自己好像一块切下的面包，跟世界远远地分离了。

星期六晚上，葛利戈里把牛群赶到栏里。杜尼娅在棚子旁边生了火，拿小米和香喷喷的酸模煮着粥。

葛利戈里在火堆旁边坐下来，用鞭子搅着臭烘烘的干粪，说：

“格里沙的小牛病了。得去告诉主人……”

“让我到村子里去一下吧？……”杜尼娅问，竭力装出镇静的样子。

“不用了。牛群我一个人看不过来……”他笑了笑又说，“是不是感到寂寞了，呃？”

“是寂寞了，葛利戈里，亲哥哥……咱们在草原上住了个把月，只见过一次人呢。要是在这儿过一个夏天，连说话都会忘掉的……”

“忍着点吧，杜尼娅……秋天咱们到城里去。咱们俩都去学习，等到学成了再回来。咱们要用科学方法来种地。这儿的人没有文化，老百姓都在睡大觉……不识字……没有书……”

“人家不会接受咱们学习的……咱们也没有文化……”

“不，会接受的。冬天我去镇上，在支部书记那儿看过列宁的书。书里说，政权归于无产阶级。关于学习也写着：穷人都应该学习。”

葛利戈里爬起来跪着，红铜色的火光在他的面颊上跳动。

“咱们得学习，这样才能管好咱们的共和国。在城市里，工人掌握政权，可是咱们镇上的主席还是富农，村主席也都是些有钱人……”

“葛利戈里，我情愿擦地板、洗衣服，挣钱来让你去学习……”

干粪冒着烟，发着火，微微地燃烧着。在睡意蒙眬的草原上，万籁无声。

三

支部书记波利托夫委托到区里去的民警转告葛利戈里，要他到镇上去一趟。

葛利戈里天没亮就出门了。到了中午，从丘陵上望见一座钟楼和好些干草和铁皮盖顶的小房子。

他拖着起了茧子的脚，来到广场上。

俱乐部设在牧师家里。葛利戈里沿着新鲜干草很香的甬道，走到宽大的屋子里。

百叶窗关着，屋子里很暗。波利托夫在窗旁拿着刨子干活：做窗框子。

“我听说了，老弟，听说了……”他伸出汗淋淋的手，笑了笑说，“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在区里打听了一下，知道榨油厂里要人，可是一招募，就比需要的人多来了十二个……你先看看牲口，到秋天我们再送你去学习吧。”

“要是能在这儿干活就好了……村子里的富农都不肯让我看牛……他们说，我是共青团员，不信上帝，放牛不做祷告……”葛利戈里懒洋洋地笑着说。

波利托夫用袖子拂掉刨花，在窗台上坐下来，皱起出汗的眉头，打量着葛利戈里。

“葛利戈里，你瘦了……吃的东西怎么样？”

“有吃的。”

他们沉默了一下。

“嗯，到我家里去。我有新出的书报给你，都是区里才寄来的。”

他们在通向坟地的街上走着。几只母鸡在灰堆里打滚，井架在什么地方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此外就再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了。

“今天你留在这儿吧。要开会呢。朋友们都很牵记你：‘葛利戈里在哪里呀，他怎么了？’你可以跟朋友们见见面……我今天要做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你在我这儿过夜，明天走，好吗？”

“我不能过夜。杜尼娅一个人看牲口，看不过来的。我去开会，开完会连夜赶回去就是了。”

波利托夫家的门廊里很凉快。

干苹果发出甜腻腻的香气，墙上的轭和鞦革发出马汗的臭味。

角落里放着一桶克瓦斯[1]，旁边是一张倾斜的床。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屋子里很热……”

波利托夫弯下腰，小心翼翼地从麻布床单下抽出几张很旧的《真理报》和两本小书来。

他把书报塞在葛利戈里手里，又拉开一只补过的口袋说：

“拿住了……”

葛利戈里拉住袋角，急急地看着报上的字。

波利托夫用手装着面粉，把装了一半的口袋摇了摇，又跑到正屋里。

他拿来两块猪油，用一张发黄的菜叶子裹住了，悄悄地说：

“你回家去，把这个带去！”

“我不带……”葛利戈里脸红了。

“为什么不带？”

“就这么不带……”

“你这是算什么呀，混蛋！”波利托夫气得脸色发白，眼睛盯住葛利戈里嚷，“还算是同志呢！你快饿死了，也不告诉人家一下。带去，不然咱们的交情也算完了……”

“我不愿拿你最后的一点……”

“谁对你说是最后的。”波利托夫看见葛利戈里怒气冲冲地扎住口袋，比较婉转地说。

会议在天亮以前结束了。

葛利戈里在草原上走着。他的肩膀被面粉袋压得发痛，脚也磨出血来了，可他还是迎着光芒万丈的朝霞，精神奋发地大踏步走去。

[1] 一种用面包发酵制成的饮料。

四

天一亮，杜尼娅从棚子里出来拾干粪生火。葛利戈里急急地从牛栏里跑来。她猜想准是发生什么倒霉的事了。

“出什么事啦？”

“格里沙的小牛死了……还有三头牲口病了。”他换了一口气说，“杜尼娅，你到村子里去。叫格里沙他们马上就来……你就说，牲口病了。”

杜尼娅急急地戴上头巾。她背对着从小岗后面爬起来的太阳，越过丘陵，大踏步走去。

葛利戈里把她送走了，慢吞吞地向牛栏走去。

牛群到山沟里去了，篱笆旁边躺着三头小牛。到中午这三头小牛都死了。

葛利戈里从牛群那儿跑到牛栏里：又病了两头……

一头牛倒在水塘旁边的泥浆里，向葛利戈里转过头来，拖长声音哞哞地叫，凸出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于是，葛利戈里的晒成青铜色的面颊上，也流起咸滋滋的眼泪来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杜尼娅领着主人们回来了……

阿尔捷梅奇老大爷用手杖触触一动不动的小牛，说：

“是牛瘟，这个病啊……如今整群牛都要倒了。”

他们剥下牛皮，把死牛埋在水塘附近，又用干燥的黑土堆成一个新鲜的土坟。

第二天，杜尼娅又顺着大路到村子里去。一下子又有七头小牛病了……

日子过得阴沉沉的。牛栏空起来了。葛利戈里的心也空虚起来了。一百五十头牲口，只剩下五十头了。主人们坐大车赶来，剥下死牛皮，在山沟里挖了些浅坑，用泥盖住血淋淋的牛尸就走了。牛群无可奈何地回到牛栏里。小牛们闻到血腥气和无形地徘徊在它们中间的死神，凄惨地叫着。

每天天一亮，面色发黄的葛利戈里打开吱吱嘎嘎响的牛栏门，把牛群放出去，总要经过那些泥土新干的坟山。

腐烂的死牛发出臭味。疯疯癫癫的牲口扬起灰砂，可怜地拖长声音叫着。太阳热得厉害，在草原的上空慢吞吞地移动。

村子里来了几个猎人。他们在牛栏的周围开枪：要把可恶的瘟神从牛栏里赶走。可是小牛依旧在死去，牛群一天比一天稀落了。

葛利戈里发现有几个坟被掘开了，附近还弃着些啃光的骨头。牛群夜夜很不安宁，变得更加胆怯了。

一天夜里，在寂静中忽然爆发出一片狂野的吼声，牛群冲破篱笆，在牛栏里东西乱窜。

小牛冲倒篱笆，成群地来到棚子前面。它们躺在火堆旁边，重重地喘着气，倒嚼着青草。

葛利戈里弄不懂牛群为什么骚动，直到一天夜里被狗叫醒了，才发现原因。他一边走，一边穿上短皮袄，从棚子里蹿出去。小牛都转过被露水浸湿的脊背，往他身上擦。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向狗吹吹口哨，可是回答他的，却是从毒蛇谷那边传来的一片恐怖杂乱的狼嚎。从山腰的荆棘丛里，另外一个低沉的吼声应和着……

葛利戈里走到棚子里，点亮油灯。

“杜尼娅，你听见吗？”

五花八门的叫声，天一亮同星星一起消失了。

五

一天早晨，磨坊主伊格纳特和涅斯捷罗夫来了。葛利戈里在棚子里补靴子。他们走了进来。伊格纳特老头子脱下帽子，因为斜射在棚子泥地上的阳光而眯缝起眼睛，举起一只手，正要对角落里的列宁像画十字。可是半路上仔细一看，连忙把手缩到背后，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嚯……连个神像都没有吗？……”

“没有……”

“那么神位上挂的是谁呀？”

“列宁。”

“怪不得我们该倒霉了……没有上帝，就只有瘟神了……弄得小牛都倒了……喔唷唷，上帝啊，我们的救主啊……”

“老大爷，小牛死了，是因为没有请兽医。”

“从前没有什么兽医也照样过……你太有学问了……只要你在肮脏的脑门上多画画十字，根本不需要什么兽医。”

涅斯捷罗夫滴溜溜地转动眼珠，嚷道：

“把这妖孽从神位上拿掉！……为了你，为了你这不敬神的东西，牲口都死了。”

葛利戈里气得脸色发白。

“你到家里去作威作福吧……别胡说八道……这是无产阶级的领袖……”

涅斯捷罗夫也火了，脸涨得通红，喝道：

“你给我们干活，就得听我们的话……知道你们这些家伙的……当心点，不然马上来对付你。”

两人把帽子往额上一拉，不打招呼就走了。

杜尼娅被吓坏了，眼睛呆呆地望着哥哥。

过了一天，铁匠吉洪从村里走来看他的小牛。

他蹲在棚子旁边，抽着烟卷，苦笑着说：

“我们的生活真糟……原来的主席被免了职，现在掌权的是涅斯捷罗夫的女婿。嗨，又回到老路上来了……昨天分了地：只要穷人一分到好地，就得重新分过。有钱人又骑到我们的背上来了……葛利戈里，他们把好地都抢了去，只给我们留下些砂地……哎，就是这么一个调调儿……”

葛利戈里在火旁一直坐到半夜，用炭在玉米的掌形黄叶上写着一行行歪斜的字。他写到土地分得不合理，写到牲口病了不请兽医，却叫猎人来放枪驱邪。他把一叠写满字的玉米叶子交给铁匠吉洪，说：

“有机会到区里去，请你打听一下，《红色真理报》在哪儿印刷的。你把这交给他们……我写得很清楚，只是别揉，要不然会把炭擦掉的……”

铁匠用焦黑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接过飒飒响的叶子，藏在怀里。告别的时候，他依旧那么笑眯眯地说：

“我要走到区里，也许能在那边找到苏维埃政府……三百里地，我三天三夜就可以赶到。一星期后我回来告诉你……”

六

秋天阴沉沉的，老是下雨。

杜尼娅一早到村子里拿吃的东西去了。

小牛放在山麓上。葛利戈里披着上衣，跟在牛群后面，若有所思地用手掌揉着飞廉的枯萎花冠。在短促的秋天的傍晚，两个骑马的人从丘陵上下来。

马蹄嗒嗒地响着，跑到葛利戈里的跟前。

葛利戈里认出来，一个是主席——涅斯捷罗夫的女婿，另外一个是磨坊主伊格纳特的儿子。

两匹马浑身上下都是汗沫。

“你好，放牛的！……”

“你们好！……”

“我们是来找你的……”

主席在马上欠着身，好一阵用冻僵的手指解着大衣扣子，接着掏出一张发黄的报纸来。他在风里翻开报纸。

“这是你写的吗？”

葛利戈里写的关于分配土地和牲口倒毙的话，从玉米叶子上转到报纸上，如今又在他的眼前跳动了。

“喂，跟我们走！……”

“上哪儿去？……”

“到这儿来，到山沟里来……咱们来谈谈……”主席发青的嘴唇微微抽动，眼睛不耐烦地转动着。

葛利戈里笑了笑说：

“就在这儿说吧。”

“你愿意的话……这儿说也行……”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勒住脑袋晃动的马，哑着嗓子说：

“还要给报纸写意见吗，小蛇？”

“你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害我吃官司！你还要胡说八道吗？……你说，共产小杂种！……”

他不等回答，就对葛利戈里默不作声的嘴巴开了一枪。

葛利戈里哼了一声，倒在竖立起来的马蹄下，弯曲的手指拔了一把红褐色的湿草，就安静了。

磨坊主伊格纳特的儿子从马上跳下来，抓了一把黑土，塞在冒着血泡的嘴里……

草原是辽阔的，谁也没法测量。草原上有好多大路和小径。秋夜黑得厉害，雨又把马蹄的痕迹洗得干干净净了……

七

天下着毛毛雨。黄昏。一条通向草原的路。

要是人的背囊里装着一大块大麦面包，手里又有一条拐杖，走路是不会感到吃力的。

杜尼娅沿路边走着。风撕着破短衣的前襟，一阵阵地打着她的脊背。

周围是一片荒凉苍茫的草原。天色黑下来了。

离开道路不远的地方，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座小岗，岗上有一所野草盖的棚子。

杜尼娅像醉汉一样踉踉跄跄地走到棚子前面，一头倒在下陷的坟上。

夜……

杜尼娅在那条直通火车站的大路上走着。

她打起精神走着，她的背囊里有一大块大麦面包，一本发散着草原的尘土苦味的破书，以及哥哥葛利戈里的一件粗布衬衫。

当悲痛袭上心来的时候，当眼泪燃烧眼睛的时候，她就远远地背着人家的面，从背囊里掏出那件没有洗过的粗布衬衫来……她把脸埋在衬衫里，闻着亲人的汗味……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上好一阵……

路标一个个地向后退去。草原的峡谷里传来狼的嚎声，对生活表示着愤怒，可是杜尼娅大踏步地沿大路走去，向城里走去。她知道，那里有苏维埃政府，那里的无产阶级为了将来把共和国管理得更好，都在学习呢。

列宁的书里就是这么说的。

1925年

粮食委员

一

区里来了一个省粮食委员。

他抽动狡猾的刮得发青的嘴唇，急急地说：

“根据统计资料，您所负责的一区得征集五万担粮食。我任命您，博佳金同志，为区粮食委员，因为您是个精力充沛、有上进心的干部。我信任您。期限一个月……革命法庭这几天里就会来到。军队和中央需要粮食就像这个样子……”他用手掌在长有硬毛的尖尖的喉结上嚓地划了一下[1]，接着恶狠狠地咬了咬牙齿，“存心隐藏的——枪毙！……”

说完点了点剃得光光的脑袋走了。

[1] 照俄国人的习惯，这个手势表示极顶需要的意思。

二

电线杆像麻雀跳跃一样整齐地绕过全区，传送着电报：征粮。

在各个村子里，种庄稼的哥萨克们把肚子上贵重的宽腰带一勒，想也不想，就一下子打定主意：

“白白地交出粮食吗？……不给……”

不论在院子里，不论在街道上，凡是被人看中的地方，夜里都掘了很大的坑，茁壮的小麦几十担几十担地给埋起来。大家都知道，邻居的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和怎么藏法的。

大家都默不作声……

博佳金带着征粮队在区里巡查。雪在马车的轮子底下飒飒地发响，一道道披霜的篱笆向后飞奔。黄昏。村子也像一切村子那样，平平常常，可它对博佳金来说特别亲切。这是他的故乡。六年不见，故乡并没有变老。

有过这么一回事：有一天，在炎热的七月里，田界上盛开着黄色泡沫一样的野菊，人们在收割庄稼，当时伊格纳特·博佳金才十四岁。他正跟父亲和长工一起割着麦子。父亲打了长工一拳，因为长工折断了草叉上的一枚齿。伊格纳特走到父亲跟前，咬着牙齿说：

“你混蛋，爸爸……”

“我？！”

“你……”

父亲砰的一拳把伊格纳特敲倒在地上，又用马肚带把他狠狠地抽了一顿。晚上干完活回家，父亲走到花园里，割下一条樱树枝，削光了，摸摸胡子，把它塞在伊格纳特的手里：

“走，小子，要饭去，等你变得聪明点，再回来！”说完嘿地冷笑了一下。

就是这么一回事。如今马车辘辘地在披霜的篱笆旁经过，茅草屋顶和描花的百叶窗在向后飞奔。博佳金望了望父亲园子里的那几株白杨树，和那只张开翅膀、无声地啼着的铁皮公鸡，感到喉咙里有样东西塞住，塞得喘不过气来了。晚上他问房东说：

“博佳金老头儿还活着吗？”

房东正在修马具，手指沾满树胶，拿猪鬃穿着麻线，听了他的话，眯细眼睛说：

“越来越阔气了……讨了个新婆娘，老太婆死了，儿子不知下落，可他，老家伙，还老是去找人家士兵的老婆……”

接着换了个严肃的腔调，补充说：

“当家人不错，很精明……您跟他不熟吧？”

第二天早晨，在吃早点的时候，巡回革命法庭的主席说：

“昨天有两个富农在会上煽动，叫哥萨克不要缴粮食……在搜查的时候又进行抗拒，打死了两名红军。今天我们要开个公审大会，把他们枪毙……”

三

法庭主席，过去的箍桶匠，站在民房里面低矮的台上，仿佛把一个新的金属环箍在木桶上一样，斩钉截铁地宣布：

“枪毙！……”

有两个人被押到门外去了……博佳金认出，后面一个是他的父亲。棕黄的大胡子只有两边染上了灰色。他用眼睛送着那皱纹累累、被太阳晒黑的脖子，接着跟了出去。

他在台阶旁对卫兵长说：

“你把那个老头儿给我叫来。”

老头子颓丧地拱着背，大步走来，他一认出儿子，眼睛里闪出愤怒的火花，接着又熄灭了。他把眼睛缩在两条像黑麦穗子一样的粗眉毛下，说：

“跟红党在一起吗，小子？”

“跟他们在一起，爸爸。”

“呸……”父亲把眼光移到旁边。

沉默了一阵。

“六年不见了，爸爸，也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头子凶恶而固执地皱紧鼻梁：

“根本没什么要说的……咱们走的是两条路。为了我的财产，为了不让人家侵犯我的粮仓，我可以被枪毙，我是反革命分子；可你们搜索别人的粮仓，难道是合法的吗？你们有权力，你们抢吧。”

粮食委员博佳金瘦削的颧骨上的皮肤发青了。

“我们并不抢穷人，可是对那些靠别人血汗发财的家伙，要铲除个干净。你就是一辈子榨取雇农最厉害的人！”

“我自己白天黑夜地干活。可不像你那样东游西荡！”

“谁干过活儿，谁就同情工农政权，可你用棍子打击它……不让人家接近你的篱笆……所以要枪毙你！……”

老头子呼哧呼哧的呼吸声忽然停止了。他用嘶哑的嗓子斩钉截铁地说，仿佛把直到此刻为止联系着他们两人的那条线斩断了：

“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不是你的老子。对老子说这种话，天诛地灭，畜生……”他唾了一口，默默地开步走去。接着忽然回过头来，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神气嚷道：“哼，伊格纳特！……后会有期，你妈的！哥萨克们会从霍普河那边赶来推翻你们的政权的。如果圣母娘娘保佑，我不死，要亲手把你的心肝挖出来……”

晚上，在村外的风磨附近，一堆人聚集在埋葬死牲口的土坑旁边。警卫队长捷斯连科拔出烟斗，简短地说：

“站到山谷旁边去……”

博佳金看了看那辆把路旁的紫色雪地割成一块块的雪橇，窒息地说：

“别生气，爸爸……”

他等着回答。

一片寂静。

“一……二……三！……”

停在风磨附近的马急急地向后奔去，雪橇吃惊地在坎坷的路上摇晃起来，漆过的车轭凸出在微融的蓝色雪地上，好一阵不断地摆动着。

四

电线杆像麻雀跳跃一样整齐地绕过全区，传送着电报：霍普河一带发生暴动。执行委员会被烧毁。干部有的被杀，有的逃跑。

征粮队回到了区里。只有博佳金和法庭警卫队长捷斯连科又在村子里留了一昼夜。他们赶紧把最后几车粮食送到收集站去。一早就刮起暴风雪来了。狂风怒号，飞砂走石，整个村子里飞扬着白色的雪片。傍晚，约莫有二十个骑马的人向广场上跑来。在雪堆累累的村子的上空，爆发了一片警报声。马嘶鸣着，狗狂吠着，警钟发出颤抖而嘶哑的声音……

暴动。

两个骑马的人使劲越过山上一座凹陷的光秃秃的古墓。山下的桥上响起了一片马蹄声。出现了一群骑马的人。前面一个戴军官皮帽的给了长腿的骏马一鞭子。

“共产党逃不了！……”

胡子下垂的乌克兰人捷斯连科，越过山岗，用缰绳打了一下吉尔吉斯的种马。

“他们追不上的！”

捷斯连科和博佳金舍不得叫马拼着命跑，他们知道，山岭伸展有六十里长。

追来的人在后面展开了散兵线。夜好像一个弯腰的人，在西方的地平线那边伸出头来了。在离开村子六里的峡谷里，博佳金发现乱蓬蓬的雪堆上有一个人。他骑马跑过去，哑着嗓子嚷道：

“是什么鬼东西坐在这儿啊？”

一个脸色发青的小男孩晃动了一下身子。博佳金抽了一鞭子，马抬起头来，连蹦带跳地跑了过去。

“你要冻死吗，小鬼？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他下了马，弯下身去，听到含糊的低语声：

“叔叔，我要冻死了……我是个孤儿……要饭过日子。”他怕冷地把一件撕破的女上衣拉到头上，沉默了。

博佳金默默地解开短大衣，用衣襟裹住瘦弱的小身体，好容易骑上那匹闹性子的马。

马又跑了起来。那孩子把身体贴在短大衣里，暖和了，紧紧地抓住皮带。两匹马显然都减低了速度，急促地喘着气，断断续续地嘶鸣着，感觉到后面的蹄声越来越近了。

捷斯连科抓住博佳金的马鬃，穿过刀割一样的狂风，嚷道：

“抛下小家伙！你不知道他是魔鬼的儿子吗？快抛下，要不我们会被逮住的！……”他用鞭子抽着博佳金的发紫的双手，娘天娘地地骂着，“他们追上来，会把我们砍死的！……让烈火把你跟这小东西一起烧死吧！……”

两匹马的吐着白沫的嘴脸看齐了。捷斯连科把博佳金的两手抽得皮破血流。博佳金用冻僵的手指紧紧地抱住那软弱的小身体，把缰绳绕在马鞍的头上，伸手去掏手枪。

“我不能把孩子抛下，他会冻死的！……别纠缠不清了，老混蛋，我要开枪了！”

胡子灰白的乌克兰人[1]拉紧缰绳，用哭一样的声音叫道：

“逃不掉啦！完蛋啦！……”

博佳金的手指已经僵硬得不听使唤了，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好容易才把孩子拦腰捆在马鞍上。他试了试，看有没有捆牢，接着笑了笑说：

“抓住鬃毛，小东西！”

捷斯连科用刀鞘向汗淋淋的马屁股上打了一下，接着把两只手指插进胡子下垂的嘴巴里，像强盗一样尖锐地吹了一声口哨。他们好一阵用眼睛送着那两匹马，看它们轻快地向远方跑去，接着并排地躺了下来。他们用单调而清楚的排枪声，迎接那些从小山后面露出来的皮帽子。

他们躺了三天三夜。捷斯连科穿着肮脏的粗布衬裤，脸上冻结着从嘴里流出来的血块——从他的嘴巴到耳朵都被劈开了。在博佳金的赤裸的胸膛上，有几只草原鹰毫无顾忌地跳来跳去，不慌不忙地从撕开的肚子和挖空的眼窝里啄食着黑芒的大麦。

1925年

[1] 指捷斯连科。

希巴洛克的种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还戴眼镜，可就是不了解这个……叫我把他送到哪儿去呢？……

“我们的部队驻在离这儿四十俄里的地方，我是双手抱着他走来的。你没看见我脚上的皮都磨破了吗？你既然是这个儿童保育院的负责人，你就得把孩子收下来！你说没有空位子吗？那叫我把他送到哪儿去呢？我跟他一起已经受够了。苦头已经吃够啦……嗯，不错，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种……他是去年生的，可是没有了母亲。关于他的妈，有一段特别的故事。好吧，我也可以讲出来。前年我在剿匪队里干。当时我们在顿河上游的几个村子里追击伊格纳季耶夫匪帮。我是机枪手。有一次，我们从一个村子里出发，周围是一片精光的原野，草木不生，偏偏天气又热得厉害。我们翻过一座小山，向山下的小树林前进。我坐在机枪车上带头。忽然看见附近的小岗上仿佛有个女人躺着。我催动了马，向她跑去。的的确确是一个女人，仰天躺着，裙子的下裾撩到头顶上。我跳下马，一看是活的，还在喘气……我用马刀插进她的牙齿缝里，撬开嘴巴，从水壶里灌些水进去，她醒过来了。这时候，队里又有几个哥萨克骑马跑来，问她说：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地躺在大路边上？……’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好像一个快要死的人。我们好容易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在阿斯特拉罕附近有帮匪徒抓她当向导，到了这儿先把她强奸了，然后把她抛在半路上……我就对哥萨克们说：

“‘弟兄们，让我来把她放在车上吧，她被匪徒们糟蹋啦。’

“这时候全队喧闹起来：

“‘希巴洛克，你就把她放在车上吧！娘儿们是贱货，死不了的，等她身体好些，到那时再瞧吧！’

“你想怎么样？我虽然并不爱闻娘儿们的裙子边，可是非常可怜她，就自讨苦吃地把她带走了。她过了一阵，习惯了，一会儿给哥萨克们洗洗破衣服，一会儿给谁的马裤打打补丁，也可以说是尽了娘儿们的本分，照顾着大家。可是队伍里留着个女人，大家总觉得有些丢脸。队长也恶声地骂道：

“‘抓住那婊子的尾巴，叫她滚蛋！’

“我可实在非常舍不得她。没有办法，只得对她说：

“‘乖乖地离开这儿吧，达里娅，不然子弹不生眼睛，打在你身上，后悔就来不及啦……’

“她眼泪鼻涕的大声叫道：

“‘亲爱的哥萨克们，把我就地枪毙吧，说什么我也不离开你们！’

“不久，我的马车夫牺牲了，她竟向我提出这么个为难的问题来：

“‘让我来当你的马车夫，好吗？老实说，我对付马，决不会比别人差……’

“我就把缰绳交给她，还对她说：

“‘在作战的时候，要是不能一下子把车子掉过头来，你就在大路中央躺下来等死吧。你不死，我也会拿鞭子把你打死的！’

“她赶车赶得没有一个哥萨克不称好。尽管她是个婆娘，可是应付马的那套本领，比有些哥萨克汉子还强。有时候，在阵上那么敏捷地把车子掉过头来，往往把马都吓得用后腿直立起来。往后事情就越来越多了……我开始跟她有了关系。嗯，结果她怀孕了。娘儿俩为我们男人吃的苦可真不少啊。就这样我们追捕匪帮，追了有八个月的样子。队里的哥萨克们嘲笑说：

“‘瞧吧，希巴洛克，你那个马车夫吃公家饭吃得可真胖啊，连车座都快要装不下啦！’

“有一次，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境地：子弹完了，供应又没有。匪帮在村子的一头，我们在另一头。我们对居民严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子弹完了。可是有人把我们出卖了。半夜里，我在哨所里听到地面隆隆地响起来。村子边上敌人在展开散兵线，打算包围我们。他们实行进攻，显然一点也没有顾虑，甚至于胆敢对我们嚷道：

“‘投降吧，红色的哥萨克，没有子弹的朋友们！要不就叫你们全部完蛋！……’

“嗯，说着就追上来……他们紧紧地钉住我们，弄得大家只好在小山上比一比，看谁的马跑得更快。到了天亮，我们总算逃到离村子三十里的树林里。大家聚拢来，发现至少丢了一半人马。有的逃跑了，有的被砍死了。我苦恼极了——没有住的地方，而达里娅这时候偏偏又病了。她骑马跑了一夜，脸色发黑，神气完全变了。我看到，她跟我们忙了一阵，一个人离开扎营地，向树林深处走去。我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就在后面钉住她。她走进一个深谷，那边有几株被暴风吹倒的树。接着她找到一个地沟，就像母狼一样，扒拢些树叶子，先是脸朝地面地躺下来，后来又转成仰天的姿势。她哼哼地呻吟起来，开始生产。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株矮树后面，从树枝缝里望着她……只见她重重地喘着气，随后叫喊起来，眼泪沿腮帮流着，脸色发青，眼睛凸出，浑身用劲，简直痉挛得身子都扭弯了。这一行原不是哥萨克的本分，可是我知道，她要是生不出孩子来，准会死的……我就从矮树后面蹿出去，跑到她跟前。我知道她需要帮助，就弯下身体，卷起袖子，可是慌张极了，一下子浑身上下都被汗湿透了。我杀过人，从来没有害怕过，这下子却手足无措了！我在她旁边忙着，她停止了叫喊，忽然莫名其妙地问我说：

“‘亚沙，我们没有子弹，你知道这是谁报告匪徒的吗？’说完那么一本正经地瞧着我。

“‘是谁？’我问她说。

“‘是我。’

“‘呸，混蛋，你这是魔鬼上身啦？现在可不是啰嗦的时候，躺着别多嘴！……’

“她还是说她的：

“‘死神已经站在我的头上啦，亚沙，我要向你赔罪……你一直不知道，你在怀里养了一条怎样的毒蛇啊……’

“‘哼，赔罪，’我说，‘见你的鬼！’

“于是她就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讲了出来。一面讲，一面自己用脑袋撞着地面。

“她说：‘我是自愿参加匪帮的，跟他们的头子伊格纳季耶夫有过关系……去年他们派我到你们的队里来，好给他们随时送情报。当时我就假装被人家强奸了……现在我要死了，不然的话，我会把一队人马统统消灭的……’

“我听了这话，气得心肺都要炸了。我忍不住，就提起靴子向她踢去，踢得她嘴巴里直流鲜血。这时候，她的阵痛又发作了，接着我看见她的两腿中间出现了一个婴儿……全身湿漉漉的，呜呜地叫着，好像狐狸嘴里的小兔子……这时候达里娅又哭又笑，在我的脚边爬着，竭力想抱住我的膝盖……我转过身，抛下她向队部跑去。到了那边，我把事情前前后后都告诉了哥萨克弟兄们……

“他们听了都非常气愤，开头要杀我，后来对我说：

“‘希巴洛克，当初是你可怜她，现在你就得去把她干掉，连那刚生下来的坏种一起，要不——我们就像切白菜那样对付你……’

“我跪下来，说：

“‘弟兄们：我要去杀死她，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良心，是为了那些因她的叛变而丢了脑袋的弟兄们、同志们。但是我请求你们可怜可怜那孩子。在他的身上，我跟她都有一半的份儿，他是我的种，让他活下来吧。你们大家都有老婆、孩子，可是我除了他，一个亲人也没有……’

“我一面请求同志们，一面吻着地面。这时候他们可怜起我来，就说：

“‘嗯，好吧！希巴洛克，让你的种留下来，让他长大了，也做个像你一样勇敢的机枪手吧。可是你得去把那婆娘干掉！’

“我一口气跑到达里娅那儿。她坐着，已经整理好了，手里抱着孩子。

“我对她说：

“‘我不许你给孩子喂奶。他既然出生在苦难的年头，就不用尝到母亲的奶汁了。还有，达里娅，我得杀死你，因为你是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背对山谷站住！……’

“‘亚沙，那么孩子呢？是你的骨肉呀。你打死我，他没有奶吃会饿死的。等我把他奶大了，那时你再打死我，我情愿……’

“‘不，’我对她说，‘队里给了我一道严格的命令。我不能让你活下去。孩子可不用担心，我会用马奶把他喂大，不会让他饿死的。’

“我后退了两步，拉下步枪，她抱住我的腿，吻了吻靴子……

“我干完以后，就头也不回地向队部走去。我的双手哆嗦，两腿发软，那光溜溜、滑腻腻的娃娃几次要从手里滑下……

“过了五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地方。在谷地的树林上空盘旋着一大群乌鸦……带着这个孩子，真叫我吃够苦头了。

“‘抓住他的两脚往车轮上一扔就是了！……希巴洛克，你何必还要为他受罪呢？’哥萨克们几次三番对我说。

“可是我疼这个小东西，疼得要命。我想：‘让他长大吧。要是老子被人家打死了，儿子就可以起来保卫苏维埃政权。人家会永远记住我亚沙·希巴洛克，我也不会死得像一根野草，我会留下后代的……’说实话，善良的女公民，我为他还哭过几次，虽然这以前从来没有流过眼泪。在队里，有匹母马生了小马。我们把那小马打死，嗯，就利用它的奶来喂我这个孩子。开头他不会吸橡皮奶头，常常啼哭，后来习惯了，吸假奶头也不比别的孩子吸妈妈的奶头差。

“我用自己的内衣给他缝了一件衬衫。现在他长得大些了，可是不要紧，衣服可以再想办法的……

“嗯，现在你该明白了：叫我把他送到哪儿去呢？你说他很小吗？他可很懂事，已经能够嚼东西了……请你收了他吧！你接受吗？……那太感谢了，女公民！……我啊，只要一打垮福明匪帮，就会马上赶回来看他的。

“再见吧，乖儿子，希巴洛克的种！……长大起来吧……嘿，狗养的！你干吗扯爸爸的胡子啊？难道我没有养育过你吗？难道我没有照顾过你吗？你怎么跟我打起架来了？嗳，好吧，咱们要分别了，让我来吻吻你的头顶吧……

“您不用担心，善良的女公民，您以为他会哭吗？不——不！……他有些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不瞒你说，咬人是会的，可眼泪从他的身上是挤不出来的！……”

1925年

伊留哈

一

这事是从猎熊开始的。

达丽雅阿姨在林子里砍柴。她走进枝叶稠密的树丛，差一点掉进熊穴。达丽雅阿姨胆子很大，她把小儿子留在不远处看守熊穴，自己一口气赶回村。回到村里，她首先跑进特罗菲姆·尼科基奇的小屋。

“当家的在吗？”

“在。”

“我发现一个熊穴……你若能把熊打死，可以分到好处。”

特罗菲姆·尼科基奇对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将信将疑地说：

“你没胡说吧，那就带我去，部分好处归你。”

他们一起出发。达丽雅在前面快步领路。特罗菲姆·尼科基奇同儿子伊留哈跟在后面。事情坏了：他们把一头大肚子母熊从穴里惊跑出来，开枪没有打中，不知是因为打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让野兽给跑了。特罗菲姆·尼科基奇久久地察看他那支很旧的老式步枪，恶声恶气骂了好一阵，斜眼望望冷笑的伊留哈，最后说：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野兽跑掉。看样子得在树林里过夜了。”

到早晨才看清，母熊穿过枝叶繁茂的小松树林向东往格里尼歇夫林跑了。错综的脚印清楚地留在新雪上。特罗菲姆父子俩沿着脚印走了两天两夜。他们又饥（干粮第二天就吃完了）又冷，直到三天后才在一棵孤零零的白桦树下把那头没有提防的母熊打死。这时特罗菲姆·尼科基奇才瞧着正在翻动十七普特[1]重母熊的伊留哈，说：

“小伙子，如今你有力气了……得替你娶媳妇了，我老了，没有力气，打不动野兽，眼睛又流泪，开枪也瞄不准。你瞧，这野兽怀孩子了，生后代……人也有这样的使命。”

伊留哈拿沾满血的刀插在雪地里，把汗淋淋的头发从额上往后一甩，心里想：

“呵，开始了……”

从此以后，父亲和母亲没有一天不是反复对伊留哈说：结婚吧，结婚吧，是时候了，母亲老了，干不动活了，家里需要一个年轻的女当家，帮帮老太婆……诸如此类的话。

伊留哈坐在炕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不做声，但后来小伙子被狠狠训了一顿，他就背着老人悄悄把锯子装进口袋，拿起斧头和其他木匠工具，准备出门。他不去别的地方，而是去首都，去找在“莫赛尔面包店”当伙计的叶菲姆叔叔。

母亲依旧唠叨个没完：

“伊留哈，我可给你看中一个媳妇了。她对你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人长得简直像一个成熟的苹果。她又能下地干活，又会说话，招待客人。咱们得去说媒，要不会被人家抢走的。”

小伙子心里烦恼，情绪低落。他真不想结婚，再说也没有一个称心的姑娘：附近不论哪个村子都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而当他知道要给他说媒的是小店主费久申的女儿时，不禁大为恼火。

早晨，他马马虎虎吃了点早饭，同家人告了别，就大踏步向车站走去。分别时母亲嚎啕大哭，父亲扬起两条灰眉毛，恶狠狠地说：

“伊留哈，你喜欢游荡，你就走吧，可别再往家里钻。我看你是染上‘公青团’的毛病了，老是同那批坏蛋厮混，你要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可不再管你了……”

他听见儿子随身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从窗口望着伊留哈沿着又直又宽的街道大踏步走去，同时听着老太婆生气的哭泣声，皱起眉头，叹息了好一阵。

伊留哈走出村子，坐在河边，想到要给他说媒的娜斯嘉，笑了。她可真像个修女：两片阴险的嘴唇闭得紧紧的，老是唉声叹气，画十字，仿佛古时候的老太婆，从不错过一次祈祷，她这人真像一块发过头的发面。

[1]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二

莫斯科跟科斯特罗姆不一样。开头伊留哈一听见汽车喇叭声就害怕，望着隆隆响的电车就哆嗦，后来习惯了。叶菲姆叔叔给他安排了木匠活儿……深晚，他下工沿着普留希哈街，在无声的一行行黄色街灯下走回家去。为了抄近路，他拐进一条冷僻的弯曲巷子，在一扇大门附近听见叫喊声、跺脚声和打巴掌的声音。伊留哈加快脚步，向黑漆漆的大门望了一眼。他看见潮湿的拱形墙附近有个流口水的酒鬼，身穿羔皮领大衣，正在摸弄一个女人。他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喃喃地说：

“哈……对不起，宝贝……现在时势这种事很平常。一刹那的欢乐……”

伊留哈看见羔皮领后面一块红头巾，一双充满恐惧、憎恶和泪水的姑娘的眼睛。

伊留哈向醉汉抢前一步，一把抓住羔皮领，把虚胖的身子往墙上猛推。醉汉喔唷一声，他那双公牛般茫然的眼睛盯住伊留哈，他察觉小伙子野兽般凶猛的眼睛，转身踉踉跄跄地沿巷子跑去，不时回头张望。

包红头巾、穿旧皮短褂的姑娘紧紧抓住小伙子的衣袖。

“谢谢，同志……真是太感谢了！”

“他为什么要抓你啊？”伊留哈问，尴尬地捯动两脚。

“是个喝醉酒的无赖……纠缠不清。从没见过……”

姑娘塞给他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在没走到祖波夫广场前还反复说：

“同志，有空请过来。欢迎你来……”

三

星期六那天，伊留哈去找她，走到六楼，在油漆剥落、钉有“安娜·鲍德鲁兴娜”牌子的门口站住，在黑暗中摸索到门把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敲了敲。安娜·鲍德鲁兴娜自己来开门，站在门槛上，眯缝着近视眼，看出来人是谁，脸上浮起了微笑。

“进来，进来。”

伊留哈克服窘态，坐在椅子边上，怯生生地打量着周围，对问他的话只勉强回答几个字：

“从科斯特罗姆来……是木匠……来挣工钱……我二十一岁。”

当他无意间泄露他是因逃婚和摆脱笃信宗教的姑娘而来到这里时，女主人呵呵地笑了，揪住他不放：

“讲下去，讲下去。”

伊留哈望着她那红扑扑的笑脸，笨拙地挥动双手，久久地讲着各种事，一面讲，一面发出青春洋溢的欢笑。从那时起他常去找她。墙纸剥落、挂有列宁像的小房间使他感到越来越亲切。下了工，他就一心想到她那儿去坐坐，听她讲讲有关列宁的流行故事，瞧瞧她那浅灰色的眼睛。

春潮弄脏了城市的街道。有一天他下工直接去到她家，把工具放在门旁，抓住门把手，吃惊地看到一行熟识的歪斜字迹：“出差一个月，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他走下楼去，望望黑暗的楼梯转角处，心里感到空虚。他计算着再过几天她可以回来，越接近规定的日子，越感到坐立不安。

星期五他没去上工，也没吃东西，一早就来到熟识的巷子，巷子里弥漫着杨花香。他迎接每一块红头巾，又目送它远去。傍晚终于看见她从巷子转角处走来，就急急地迎上前去。

四

他又天天晚上跟她在一起，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共青团俱乐部。她教伊留哈有腔有调地读书，又教他写字。伊留哈手里的钢笔不断抖动，纸上留下一个个墨渍。由于红头巾俯得离伊留哈太近，他的太阳穴就像铁匠打铁那样匀调而热辣辣地跳动。

他手里的钢笔在纸上抖动，留下粗壮肥大的字母，像他伊留哈本人一样，而他的眼睛却蒙上一层迷雾……

一个月后，伊留哈交给建筑业共青团支部书记一份入团申请书，那是他亲笔写的，纸上的字迹歪歪斜斜，就像他刨下来的刨花一般。

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安娜在安静的六层楼入口处遇见他，高兴地嚷道：

“向共青团员伊留哈同志敬礼！……”

五

“喂，伊留哈，已经两点钟了。你该回家了。”

“等一下，难道你还没睡够吗？”

“我已有两晚没睡了。走吧，伊留哈。”

“街上泥泞得要命……家里女房东又要骂街了：‘老是溜达溜达，我真不高兴老给你们开门关门……’”

“那你就早点走，不要坐到深更半夜。”

“也许可以在你这儿……什么地方……过一夜吧？”

安娜从桌旁站起来，背对着光。她的额上现出深刻的歪斜皱纹。

“我说，伊留哈……要是你在追求我，那你会失望的。我看出近来你有点昏头昏脑……你要知道我是结过婚的。我丈夫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有三个多月了，过几天我也要到他那儿去。”

伊留哈的嘴唇仿佛被粘住了。

“你结过婚了？”

“是的，我同一个共青团员住在一起。我后悔没早点把这事告诉你。”

伊留哈有两个星期没去工作。他躺在床上，脸庞发肿，脸色发青。后来他勉强起床，用手指摸摸生锈的锯子，不自然地苦笑了笑。

支部里的小伙子们看见他，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

“你得了什么病啦？你啊，伊留哈，简直像死人复活一般。你脸色怎么这样黄啊？”

他在走廊里遇见团支部书记。

“伊留哈，是你吗？”

“是我。”

“你掉到哪里去了？”

“病了……头有点疼。”

“我们有一个农业进修班的名额，你愿意去吗？”

“可惜我文化水平不高……要不倒是愿意去……”

“没关系！那边搞培训，他们会教你的……”

过了一星期，伊留哈一天晚上下工去进修班，后面有人叫他：

“伊留哈！”

他回头一看：是她，安娜，跑过来，老远就向他微笑。她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喂，过得怎么样？我听说你在学习，是吗？”

“凑合，现在在学习。谢谢你教我读书识字。”

他同她并排走着，但旁边的红头巾已不再使他头晕了。分手时她脸上浮着微笑，眼睛望着一旁，问：

“那次的病好了没有？”

“我在学习怎样给土地治疗各种病，至于那次的病……”他摆了摆手，把背着的工具从右肩换到左肩，脸上挂着微笑，沉重而尴尬地大踏步向前走去。

1925年

阿廖沙的心

连续两年干旱舔光了庄稼人的田地。连续两年无情的东风从哈萨克草原吹来，抚摸庄稼一绺绺黄褐色的穗头，吹干庄稼人凝视干旱原野的眼睛和庄稼人吝啬刺眼的泪水。紧接着来的是饥荒。阿廖沙把饥荒想象成一个没有眼睛的巨人：他行走不择道路，用一双大手搜索一个个村镇，把人掐死，眼看着就要用他的铁手指掐死阿廖沙的心。

阿廖沙有一个下垂的大肚子，一双浮肿的腿……用手指按按紫红色的腿肚子，先会出现一个白色的窝，接着窝上的皮肤就会肿起一个个水泡，而手指按过的地方就会出现紫血块，久久不会消失。

阿廖沙的耳朵、鼻子、颧骨、下巴都是皮包骨头，而皮又好像干枯的樱桃树皮。他的双眼深深凹陷，仿佛两个空窝。阿廖沙今年十四岁。他已有四个多月没见到面包了。阿廖沙饿得浑身浮肿。

清晨，鲜卑花在篱笆旁散发出甜腻腻的香气，蜜蜂在它那黄色的花上醉醺醺地飞舞，露珠滚滚的早晨显得一片宁静。阿廖沙身子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地走近水沟，好容易爬过水沟，在被露水弄湿的篱笆旁坐下来。阿廖沙由于快乐头脑微微有点发晕，心里有点激动。头脑所以发晕，因为在他阿廖沙僵硬发青的脚边横着一匹微温的死马驹。

原来邻居的母马即将分娩。主人没有看好它，村里一头公牛在路上用尖角猛扎怀驹的母马，母马就此流产。一匹暖烘烘、血淋淋的马驹躺在篱笆旁。阿廖沙坐在旁边，他那关节突出的脚抵住地面，他不禁哭了……

阿廖沙试着想把整匹马驹抬起来，但力气不够。他回家拿了一把刀。走到篱笆旁，在马驹躺着的地方，群狗聚成一团，你抢我夺，在灰沙地上拖着血淋淋的马肉。阿廖沙扭歪的嘴里发出：“啊呀——呀——呀……”的叫声。他挥动刀子，踉踉跄跄跑去追狗。他把剩下的马肉直到细细的肠子都收集拢来，拖回家里。

傍晚，阿廖沙的黑眼睛小妹妹吃了过多的马肉死了。

母亲脸朝下在泥地上躺了好久，后来爬起来，翕动发紫的嘴唇，转身对阿廖沙说：

“抓住她的脚……”

他们把她抬起来。阿廖沙抬脚，母亲抬长着鬈发的脑袋，把她抬到花园后面的沟里，稍稍盖上一层土。

第二天，邻居小伙子遇见在胡同里踯躅的阿廖沙，漫不经心地望着一旁说：

“阿廖沙，我们家的母马掉了驹，群狗把它吃掉了！……”

阿廖沙身子靠在大门上，不做声。

“可你们家的妞拉也被狗从沟里拖出来，她的内脏都被吃掉了……”

阿廖沙一声不吭，转身就走，也不回头看一下。

邻居小伙子跛着一条腿，在他后面嚷道：

“我妈说，凡是不请牧师祈祷、不送往墓地落葬的，这些鬼都将进地狱！……听见吗，阿廖沙？”

过了一星期。阿廖沙的牙床溃疡。每天早晨，当他由于饥饿难当而啃多脂的榆树皮时，嘴里的牙齿就动摇，喉咙就痉挛。

母亲已躺了三天三夜没起床，她悄悄对阿廖沙说：

“阿廖沙……你到花园里去……挖点伞蕈来……”

阿廖沙的腿瘦得像草一样。他茫然望着自己的腿，仰天躺着，干裂的嘴唇疼得拖长声音说：

“妈妈，我走不动……现在风也能把我吹倒……”

同一天，阿廖沙的姐姐波尔卡看到有钱的邻居玛卡尔契哈去河边浇菜地，她目送她的黄头巾从园子里过去，就从窗口钻到她的屋里。她拿一条凳子垫脚爬到炕上，从铁锅边上喝她的蔬菜汤，还用手指捞土豆吃。她一吃饱就睡着了：头靠在炕上，脚踩在凳上。玛卡尔契哈中午回家。她可是个高大凶恶的婆娘，一看见波尔卡，大叫一声，一手抓住波尔卡蓬乱的头发，一手拿起烙铁，一言不发，敲打她的头、脸和干瘪的胸脯。

阿廖沙从自家院子里看见玛卡尔契哈左顾右盼，抓住波尔卡的两脚从台阶上拉下来。波尔卡的裙子被翻到头上，头发扫着院子，在地上铺下一条血迹斑斑的小径。

阿廖沙通过篱笆缝目不转睛地望着，玛卡尔契哈怎样把波尔卡投入一口废井，又匆匆地盖上土。

夜里，花园里弥漫着泥土的湿气、荨麻花的香气和狗粪难闻的气味。沿着破旧的围墙，牛蒡日夜守卫着小径。夜里，阿廖沙来到花园，久久地张望着玛卡尔契哈的院子、云母片般的小窗、花园里茂密枝叶上的点点月光，悄悄走近玛卡尔契哈院子的大门。一条拴着的公狗在仓房底下琅琅地拖响铁链，汪汪地叫起来。

“别叫！……谢尔科……谢尔科……”阿廖沙皱起嘴唇唤着，狗不做声了。

阿廖沙不走小门，却翻过篱笆，摸索到盖着野草和树枝的地窖。他侧耳倾听，铁链响了一声。地窖没有上锁。他揭开盖子，缩起身子沿着梯子下去。

阿廖沙没看见玛卡尔契哈怎样从厨房里蹿出来。她撩起衬衫，快步跑到院子中央停着的板车旁，抽出轮轴，直奔地窖，她垂下蓬乱的头，而阿廖沙则闭上蒙眬的眼睛，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屏住呼吸喝着瓦罐里的牛奶。

“你啊，叫你吃够苦头！你这是在干什么呀，狗崽子？”

瓦罐一下子从阿廖沙冰凉的手里滑下来，撞在楼梯边，撞个粉碎。

玛卡尔契哈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到地窖里……

她轻易地抓住阿廖沙的肩膀，咬紧嘴唇默默地走进胡同，沿着篱笆走到小河旁，把软绵绵的身体抛在河滩上。

第二天是圣灵降临节。玛卡尔契哈家的地上撒满百里香和圣母草。她一早挤了牛奶，又把母牛赶到牛群里，拿出过节用的花披巾披在身上，去找阿廖沙的母亲。前室的门开着，从没有打扫过的屋子里散发出牲口尸体的臭味。她走了进去。阿廖沙的母亲蜷缩起双腿躺在床上，她用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挡光。玛卡尔契哈虔诚地对熏黑的神像画了十字。

“你好啊，阿尼西莫夫娜！”

一片寂静。阿尼西莫夫娜嘴歪张着，苍蝇爬满双颊，在嘴边嗡嗡乱飞。玛卡尔契哈走到床跟前。

“你真福气，老姐姐……我呢，想来问问，你愿不愿意出卖你的房子？你要知道，我有个待嫁的女儿，我想入赘个女婿……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她碰碰她的手，感到冰凉刺骨。她哎哟一声从死人身边冲出去，而阿廖沙正好站在门口，脸色死白。他抓住门框，浑身上下都是血和河泥。

“我还活着，阿姨……别打死我……我再也不了！”

黄昏之前，阿廖沙穿过灰沙飞扬的街道，穿过广场，沿着破旧的教堂围墙，像影子一般悄悄地走着。在学校附近，在阴沉沉的槐树下，他遇见了牧师。牧师从教堂里出来，驼着背，手里拿着一袋馅饼和腌肉。阿廖沙歪着嘴唇，声音嘶哑地说：

“看在基督分上……”

“上帝会给你的！”牧师说着在旁边大踏步走过，拱起背，脚绊着法衣的下摆。

河边的砖棚和粮仓里存放着粮食。院子里有一座铁皮顶的房子。这是“顿河粮食委员会第三十二号采购站”。在仓房屋檐下摆着一辆战地炊事车、二辆弹药车，粮仓旁有脚步声，还有没擦亮的刺刀。这是警卫。

阿廖沙等哨兵背过身去，就钻到粮仓底下（他早晨就看到粮仓缝里有黄澄澄的麦子漏出来）。他抓了一把麦子，贪婪地嚼着。后面的叫声使他清醒过来：

“谁在这儿？”

“我……”

“你是谁？”

“阿廖沙。”

“噢，爬出来！”

阿廖沙站起来，眯缝起眼睛，双手遮住脸，等待着巴掌。他站了好一阵……然后听见一个和善的声音：

“你过来，阿廖沙！我有小麦饭。”

阿廖沙看清鹰钩鼻上架着一副模糊的眼镜，脸上露出不带怒气的微笑。戴眼镜的人走过去，两条长腿像踩高跷似的，阿廖沙踉踉跄跄地跟在他后面。在采购站走廊的第二扇门上钉着牌子：

“政委西尼岑”。

他们走进屋去。戴眼镜的人点亮油灯，在方凳上坐下来，宽宽地分开两腿。他悄悄地塞给阿廖沙一罐小麦饭和半瓶葵子油。他瞧着阿廖沙颧骨牵动，双颊鼓起，肌肉跳动。阿廖沙用骨节突出的手指抓住罐边。他抖动脑袋，啜泣起来。

“你没舍不得吧？！”

“没舍不得，你这个傻瓜，但不要吃得太多，要不你会撑死的！”

第二天，阿廖沙一早就来到粮食采购站。他坐在破败的门槛上，牙齿碰得咯咯作响。日出之前他一直等待着，等待钉有“政委西尼岑”牌子的门吱嘎发响，门口出现戴眼镜的人。

戴眼镜的人起来时，太阳已照过仓房。他走到台阶上，使劲用鼻子嗅着。

“阿廖沙，你身上有股臭味，是吗？”

“我要吃……”阿廖沙喃喃地说，从脚到头瞧了瞧戴眼镜的人。

“我们这就来熬粥，可是……你，阿廖沙身上确实有股臭味。”

阿廖沙简单而老练地说：

“玛卡尔契哈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现在天热，我头上生了蛆……”

戴眼镜的人脸色发白，反问说：

“你身上有蛆？”

“在头上！……疼得很……”

阿廖沙解下头上被血粘住的一束大麻，戴眼镜的人瞧了瞧阿廖沙头上有个溃烂的圆圆伤口。他看见脓血中有白色的蛆，呻吟起来，向台阶弯下腰去。

阿廖沙鼓起勇气说：

“这么办……你拿一根小棒把蛆挑出来，伤口浇上火油……蛆碰到火油就会死的，是不是？”

戴眼镜的人用一根尖棒从伤口挑出滑溜溜的蛆。阿廖沙尖声大叫，捯动两脚。从此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了友谊。阿廖沙每天钻到粮食采购站，吃一杯燕麦粥，又喝葵子油。他吃得很多很贪心，并且总是不安地察觉对方亲切好奇的目光。

放牧场后面，在飒飒响的玉米秆组成的绿墙后面，大麦花谢了。麦穗结出茁壮的麦粒。阿廖沙每天把采购站的马赶到草原上放牧。他不把马的三条腿拴住，而是放马到长满艾蒿的河汊子那里，到蓬乱的灰茅草丛中自由活动，自己则走到庄稼地里。高大的麦秆快乐地挤在一起，给他让出空间，阿廖沙就小心翼翼地躺下来，竭力不压坏庄稼。他仰天躺着，用手掌搓碎麦穗，吃着香喷喷的茁壮的白色麦粒。

有一次，阿廖沙把马匹赶到草原上。他好一阵弯着身子，在烈性的母马周围走来走去，想拉去鬃毛上的刺实，去掉皮上干结的疮痂。母马露出发黑的牙，想咬人和用屁股撞人。阿廖沙很机灵，他拉住马尾巴，这时听见后面有人在叫：

“喂，阿廖沙！……你闲荡得也够了。你来帮帮我的忙吧！我会管你吃，还会给你鞋穿。”

阿廖沙放掉马尾，回头一看。不远处站着村里的富人伊万·阿列克谢耶夫，他正笑眯眯地望着阿廖沙。

“你说，你愿意来做工吗？我这儿的伙食挺不错……有牛奶，还有别的吃的东西……”

阿廖沙听说有工作和伙食很高兴，不假思索，回答说：

“我去，伊万·阿列克谢耶夫。”

“那好，傍晚你带着行李来吧！”伊万·阿列克谢耶夫说完走了，他那件褪色的衬衫在玉米地里晃动。

阿廖沙无亲无故，家徒四壁。他真正是一无所有，小屋和院子还在母亲去世前就卖给了邻居：小屋卖九捧面粉，牲口院子卖一袋稷米，玛卡尔契哈还用一罐牛奶买了菜地。阿廖沙的家产只有父亲的一件粗呢上衣和母亲的一双破旧毡靴。马群放牧回来，阿廖沙就去伊万·阿列克谢耶夫家。女主人在厨房旁铺了一块粗麻布，一家人坐在地上吃晚饭。阿廖沙鼻子里冲进一股炖羊肉的香味。他咽着口水，站在旁边，手里揉着帽子，心里想：“但愿女当家请我吃晚饭……”可是根本没那回事。那婆娘碰响铁锅，大声叫嚷：

“还带个吃白食的来！他会吃得多，干得少。阿列克谢耶夫，叫他滚蛋！现在时势我们不需要他！”

“闭嘴，婆娘！少啰嗦！”伊万·阿列克谢耶夫用衣袖擦擦胡子，说。

谈话就此结束。

阿廖沙不是头一次干活。他像他父亲，工作很认真，看了七年牛，骂了七年牛。

他过了三天，习惯了。他在磨坊同当家的儿媳妇一起干活，在割草场垛干草。晚上在仓房檐下过夜。第一夜，主人来到房檐下，嘴里吐着大葱臭，说：

“你啊，狗娘养的，要是在这儿抽烟，我就打破你的脑袋！绝对不行！”

“叔叔，我不抽烟。”

“喂，当心点！……”

他走了，可是阿廖沙睡不着。第二夜还是如此。由于在田里干活手脚酸痛，背上伤口又疼，睡不着觉。第三天，他一早跑到粮食采购站。戴眼镜的人在台阶上洗脸，漱口，咳清喉咙。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阿廖沙？”

“给人家做工去了。”

“给谁做工？”

“给伊万·阿列克谢耶夫，他住在村子边上。”

“我说，老弟，你晚上来一下。这事咱们谈谈。”

晚上，阿廖沙饮过牲口，来到采购站。戴眼镜的人在看书。

“你识字吗，阿廖沙？”

“在教区学校念过书。会写名字。”

“你跟我来！”

他们沿走廊走去。走廊尽头一扇门上用粉笔写着：“俄共青年团俱乐部”。阿廖沙感到很奇怪。戴眼镜的人走了进去，阿廖沙有点胆怯，但还是走了进去。房间里挂着几张像，一面褪色的红旗，还有几个认识的孩子。有人在朗读一本小册子，听见门声斜眼瞧瞧，又伏在桌上听。阿廖沙用心听着。那人读到主人怎样雇用工人，还读了其他许多东西。阿廖沙从俱乐部回来已是半夜了。他在破旧的粗麻布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月光斜照到他的眼睛。

伊万·阿列克谢耶夫对阿廖沙说：

“你在我这儿可得注意，狗娘养的，你得一刻不停地干活！……我要是发现你偷懒，立刻叫你滚蛋！……你走，死到街上去！……”

阿廖沙又是割草，又是脱粒，又是照料牲口，而伊万·阿列克谢耶夫两手插在长毛绒腰带里，脸上挂着嘲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

有一次放假日邻居招呼他：

“你好啊，伊万·阿列克谢耶夫！”

“赞美上帝。”

“你把良心全丢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干得太不像话了……阿廖沙在你那儿简直像做牛马……你要把小伙子折磨死了。罪过啊！……”

“你还是管管自己的事吧，老邻居，可不用管人家家里的事，去你妈的！……”他说着背过身去，大摇大摆地走回家去，到仓库拐了弯，把大胡子咬在又大又黄的牙齿缝里，娘天娘地骂了一通，把对邻居的深仇大恨一直埋在心底。

从那时起他就对没有马的穷邻居进行报复：把母牛从自己的留茬地赶过去，两天两晚把它拴在那里，也不给它吃，把更多的活儿压在阿廖沙身上，常常为一些小事对他拳脚交加。

阿廖沙想去向戴眼镜的人诉苦，但是害怕，怕伊万·阿列克谢耶夫知道了会把他赶走。他不做声。在短促而闷热的夜里，他总是让苦涩的泪水弄潮枕头。每天晚上，只要饮过牲口回来，他总是穿过打谷场，悄悄地贴近篱笆跑到俱乐部。每天都跟戴眼镜的人见面。那人总是从模糊的眼镜上方笑眯眯地望着阿廖沙，还拍拍他的脊背。星期日阿廖沙天黑以前来到俱乐部。房间里挤满了人，人人都拿着步枪，戴眼镜的人腰里挂着有皮带的枪套和一个发亮的像瓶子般的东西。

他一看见阿廖沙，就微笑着走过来：

“有一帮匪徒在进攻我们的地区，阿廖沙。一旦他们占领集镇，你就过来，来保卫俱乐部！”

阿廖沙想问个详细，可是人多得要命，他不敢。第二天早晨阿廖沙用机油涂抹割草机。他往厨房那里瞧了一眼，看见主人从门里走来。阿廖沙的心凉了：主人竖起眉毛，捋捋大胡子走过来。阿廖沙觉得他没有什么过错，可是他怕主人，因为他惩罚起来挺厉害。主人走到割草机前问：

“你夜里去哪儿了，畜生？”

阿廖沙不做声。一罐机油在他手里晃动。

“我问你，你去了哪里？”

“俱乐部……”

“噢——噢——噢……俱乐部吗？你没尝过这个吧？！”

主人的拳头长满黄色的硬毛，重得像砝码。他往阿廖沙的后脑勺上敲了一拳，阿廖沙的腿一软，就仆倒在割草机叶片上，眼睛里直冒金星。

“你给我少游荡！……要不就给我滚蛋，别再在这里散发臭气！”

主人把马套在割草机上，大声骂道：

“我好心雇用他，可他却跟那帮狗崽子混在一起，将来换了政权，他们就会为你这种畜生胡说八道了！……哼，你只要再去那儿，我就揍你！”

阿廖沙的牙齿又大又稀，阿廖沙的心却很单纯，他从没对谁生过气。母亲有时对他说：

“唉，阿廖沙，要是我死了，你就完蛋。人家就会欺负你！你这是像谁啊？你爹因为他的粗鲁作风在矿井里被人打死了……什么事都不会没有原因，如今孩子们都欺负你，将来你会吃苦的……”

阿廖沙心地善良，既然主人给他饭吃，他怎么能恨他呢？阿廖沙站起来，稍微歇了口气，可是主人又动手打他，因为他倒在割草机上，把机油打翻了。阿廖沙好不容易等到天黑，躺到粗麻布上，拿枕头盖住头……

阿廖沙天没亮醒来。小巷里响起了马蹄声，到门口停下来。门环响了响，接着是脚步声和敲窗的声音。

“老板！……”声音很轻。

阿廖沙留神一听，门急急地开了，伊万·阿列克谢耶夫走到台阶上。他们悄悄地谈了好一阵。

“马匹最好能稍微喂一喂……”屋檐下传来这样的声音。

阿廖沙稍稍抬起头来，看见两个穿军大衣的人把两匹卸鞍的马牵到院子里，拴在台阶旁。主人同其中一个向打谷场走去。他们经过仓房，主人朝屋檐下望了一眼，低声问：

“阿廖沙，你睡了吗？”

阿廖沙屏息不动，鼻子里假装打鼾，同时抬起头悄悄地听着。

“小伙子住在我这儿……不可靠……”

过了五分钟的样子，打谷场的门吱嘎一声，主人抱了一大抱干草出来，后面跟着一个陌生人，军刀格格发响，军大衣下摆绊着他的脚。阿廖沙听见压低的沙哑声音：

“他们有机枪吗？”

“哪儿来！……有两排红军驻扎在采购站……就是这些了……嗯，那里还有个政委，几个司磅员……”

“明天半夜我们来做客……在公家树林里……来他个措手不及，全部干掉……”

马在台阶旁嘶起来，第二个穿军大衣的人恶狠狠地喝道：

“走，死鬼！……”

响起了马鞭声和奔驰的马蹄声。

黎明前，在一片晨光中从伊万·阿列克谢耶夫的院子里出去两个骑马的人，他们沿着通公家树林的大路快步驰去。

第二天早餐时阿廖沙几乎什么也没吃，坐着，眼睛也没抬起来。主人怀疑地瞅了他一眼。

“你怎么不吃？”

“头疼。”

他好不容易等到早餐结束，悄悄走到打谷场，翻过篱笆，快步走进采购站。他像一阵风似的冲进政委西尼岑的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站在门旁，两手按住扑腾扑腾直跳的心。

“你这是从哪儿来，阿廖沙？”

阿廖沙颠三倒四地讲了夜间的客人，讲了他听到的谈话片断。戴眼镜的人一字不漏地听着，然后站起来，亲切地对阿廖沙点点头说：

“你在这儿坐着……”说完走了出去。

阿廖沙在戴眼镜的人的办公室里坐了半小时光景。黄蜂在窗上怒气冲冲地嗡嗡乱撞，太阳光在地板上晃动。阿廖沙听见院子里有说话声，他向窗外望了一眼。台阶旁站着戴眼镜的人和两名红军士兵，中间站着伊万·阿列克谢耶夫。他的大胡子在抖动，从嘴唇缝里吐出声音：

“出于仇恨，说了你们一通坏话……”

“往后瞧吧！……”

戴眼镜的人这副样子阿廖沙还没见过：两条眉毛聚在鼻梁上，眼镜下闪出凶光。他打开仓房的门，站在一旁，严厉地对伊万·阿列克谢耶夫说：

“进去！……”

阿廖沙的主人弯下腰走进仓房。仓房门在他后面关上了。

“看好：就是这样，一、二，子弹壳就跳出来。你把弹夹插在这里……”

枪栓在戴眼镜的人手里铿锵一声，他从眼镜上方瞧瞧阿廖沙，脸上露出微笑。

晚上，黑暗像柏油一般笼罩着集镇。在广场上，红军靠近教堂围墙一字排开。阿廖沙排在戴眼镜的人旁边。阿廖沙的步枪皮带有股臭味，枪托由于夜露有点潮湿……

半夜里，在镇郊靠近墓园的地方，一条狗吠起来，接着另一条，紧接着一阵密集的马蹄声传入耳鼓。戴眼镜的人单膝跪下，瞄准街道尽头处嚷道：

“连——队……开枪！……”

嘎嘎！嗒嗒！嗒嗒！嗒嗒！……

教堂围墙外传出急促的回声：阿赫——阿赫——阿赫！……

阿廖沙两次拉动枪栓，扔掉子弹壳，又听见：“连队，开枪！”

大街尽头有骂声、枪声和马嘶声。阿廖沙留神一听，头上飞过拖长的啸声：嘘溜溜！……

一分钟后，另一颗子弹啪的一声打在围墙上，比阿廖沙的头部高出两尺，砖头碎屑溅了他一身。大街尽头偶尔有步枪的闪光和杂乱的马蹄声。戴眼镜的人像弹簧一样霍地跳起来，嘴里嚷道：

“跟我来！……”

大家一起冲锋。阿廖沙嘴里又苦又干，心要跳出胸膛。大街尽头，戴眼镜的人绊在一匹死马身上，倒下来。阿廖沙在他旁边跑着，看见他们前面有两个人翻过篱笆，往院子里跑去。门关上了，门闩发出咣当一声。

“瞧他们！有两个人跑进屋去了！……”阿廖沙嚷道。

戴眼镜的人跛着一条伤腿，走到阿廖沙旁边。院子被包围了。红军士兵一个挨一个躺在墓园围墙外，躺在花园里沾露的醋栗丛后，挤在水沟里。从房子里，从堵着枕头的窗子里，先是有人开枪，在枪声间歇传来嘶哑的骂娘声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话声，后来一切都静止了。

戴眼镜的人和阿廖沙并排躺着。黎明前，当潮湿的黑暗笼罩着花园时，戴眼镜的人没有抬起头来，喊道：

“喂，你们快投降！要不我们要扔手榴弹了！”

房子里有人开了两枪。戴眼镜的人一挥手，说：

“朝窗子开枪！”

一串干巴巴的清晰的枪声。又是一串，又是一串。那两人躲在厚厚的土墙后面，偶尔开一两枪，从这个窗口跑到那个窗口。

“阿廖沙，你个儿比我小，你顺水沟爬到仓房那儿，把手榴弹扔到门里去……要不我们不能很快制服他们……瞧，你拉下这个环，立刻扔过去，要不它会把你炸死的！……”

戴眼镜的人从腰里解下那个像瓶子似的东西，交给阿廖沙。阿廖沙弯下腰，伏在潮湿的地上爬过去。上面，在水沟上，子弹打着野草，震落寒冷的露水。他爬到仓房旁，拉下环，对准门，不想门吱嘎一声，抖动了一下打开来……两个人从门里出来。前面那个手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清楚地露出白麻布衬衫；后面那个穿破哥萨克扎脚裤的人身上流着血，他站在那儿，歪着脑袋，身子靠着门框。

“我们投降！不要开枪！你们会把孩子打死的！”

阿廖沙看见，房子里冲出来一个女人，用身体挡住女孩，举起双臂大声叫嚷。他回头一看，戴眼镜的人跪在地上，脸比白粉还白。他向两边瞧了瞧。

阿廖沙明白他该怎么办。阿廖沙的牙齿又大又稀。凡是牙齿稀的人，心都是软的。阿廖沙的母亲常常这样说。他伏倒在像瓶子一样亮闪闪的手榴弹上，双手蒙住脸……

这当儿戴眼镜的人向阿廖沙冲上去，一脚把他踢开。他歪着嘴一下子抓住手榴弹，把它扔向一边。一秒钟后，花园里升起一条火柱，阿廖沙听见一阵爆炸声和戴眼镜的人的呻吟声。他感到有一种硫磺臭的东西烧着他的胸膛，眼睛被一片刺痛的膜遮住。

阿廖沙醒来的时候，他看见戴眼镜的人因几夜不眠而发青的脸。

阿廖沙试着想抬起头来，但胸脯火烧火燎，他呻吟起来，同时笑着问：

“我还活着吗……我没死……”

“你不会死的，阿廖沙！……你现在不能死。喂，你瞧！……”

戴眼镜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编号的团证，他拿到阿廖沙眼前，念道：

“俄共青年团团员，波波夫·阿廖沙……你懂吗，阿廖沙？……一块手榴弹片落到离你心脏半寸的地方……现在我们把你治好了，让你的心脏再为工农政权跳动吧。”

戴眼镜的人握住阿廖沙的手，而阿廖沙通过对方朦胧的镜片看见以前从没见过的景象：两颗不大的闪亮眼泪和一个扭歪脸的苦笑。

1925年

看瓜田的人

一

父亲从村长那儿回来，喜气洋洋，不知什么事使他这么高兴。两条浓密的眉毛下藏着笑意，嘴唇因为忍住微笑起了皱纹——米季卡好久没有看到父亲像今天这么高兴了。他自从前线回来以后，老是皱着眉头，板着面孔，动不动打十四岁的米季卡的嘴巴，常常若有所思地好一阵揉着棕黄色的大胡子。可今天，好像太阳从乌云里出来一样，他一碰到米季卡，就开玩笑似的把他推下台阶，笑着说：

“嗨，你这个大耳朵……快到菜园子里去，叫你妈来开饭！”

一家人坐下来吃饭：父亲坐在圣像底下；母亲缩在长凳的一端，靠近火炉；米季卡坐在哥哥费奥多尔的旁边。等到大家吃完清淡的菜汤，父亲终于把大胡子分成两股，皱起发青的嘴唇，重又笑了笑说：

“我要高高兴兴向大家报个喜讯：今天我被任命为本村战地法庭的警卫队长了……”他沉默了一阵，又补充说，“我在对德战争中得过奖带，不是没有道理的。长官们没有把我的军衔和勇敢的战功忘掉。”

接着，他脸上忽然涌起一片红潮，对费奥多尔白了一眼说：

“哼，混蛋，你干吗低下头去？父亲高兴，你不高兴吗？呃？嘿，费奥多尔，你给我当心点！……你跟那些庄稼佬搞在一块，你以为我没看见吗？为了你这贱货，村长盯住我的眼睛说过：‘阿尼西姆·彼得罗维奇，您倒真的保持着哥萨克的荣誉，可费奥多尔，您那个儿子，却勾结布尔什维克。还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呢，真可惜，要吃苦的……’哼，畜生，你说，你常常去找庄稼佬吗？”

“去的。”

米季卡的心哆嗦了一下，他以为父亲会给费奥多尔一拳头，没料到父亲只隔着桌子弯下身体，捏紧拳头，大声吼道：

“你知道吗，红军的走狗，明天我们要逮捕你那些朋友了？你知道吗，裁缝叶戈尔卡和铁匠格罗莫夫明天就要被枪毙了？”

接着，米季卡看见哥哥的脸色刷地一下子变白了，可是他坚决地回答说：

“不，不知道，现在可知道了。”

母亲来不及用身子挡住费奥多尔，米季卡来不及叫哎哟，父亲就用力一挥，把一只沉重的铜杯扔了过去。杯子上断柄的尖片插进费奥多尔的眉额上。血像一条管子似的溅得老远。费奥多尔默默地用手扪住那只流满血的眼睛。母亲哼哼着，抱住儿子的头；父亲砰的一下推翻长凳，走出屋子，又砰的一声拉上了门。

母亲一直忙到天黑。她从箱子里拿出一束干鱼，又装了一袋面包干，然后在窗口坐下来给费奥多尔补衬衣。米季卡在旁边走过，看见母亲埋头在一堆衬衣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有她的肩膀在破上衣下一起一伏地抽动。

天色黑了，父亲从村公所回来，晚饭也不吃，就和衣躺在床上。费奥多尔竭力不使地板发出响声，用脚尖走进贮藏室，拿出马鞍、马勒，走到院子里。

“米季卡，你来！”

米季卡把小牛赶进牛栏，抛下树枝，走到哥哥跟前。他隐隐约约地猜到，费奥多尔要到顿河对岸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去，那儿每天清早有隆隆的炮声传过来，像波浪一样荡漾在村子的上空。费奥多尔把眼光移到一边，问道：

“米季卡，你可知道马房有没有锁上？”

“锁上了……你要什么？”

“我有事。”费奥多尔沉默了一阵，咬紧牙齿嘘了一声，忽然出其不意地悄悄说：“马房钥匙在父亲的枕头下……靠近头边……你去偷来……我要走了……”

“上哪儿去？”

“去参加红卫军……你还小，将来会明白，真理在谁的一边……嗯，对了，我要为土地、为穷人去作战，为了让世界上人人平等，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一律平等。”

费奥多尔向米季卡伸过头去，严厉地问：

“你去拿钥匙吗？”

米季卡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去拿。”他别转身体，头也不回地向屋子里走去。

屋子里很阴暗，天花板上麇集着苍蝇，发出嗡嗡的声音。米季卡在门口脱下鞋子，抬起门把手（免得发出响声），推开门，轻轻地赤脚向床边走去。

父亲头靠窗子，仰天躺着；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只手从床上挂下来：指甲很大，给烟卷熏得焦黄，撑住地板。米季卡屏住呼吸，走到床前站住了，听父亲呼呼地打着鼾。周围一片寂静……父亲棕黄的大胡子上粘着几粒面包屑和蛋壳，张开的嘴里发出熏人的酒气，喉咙里咕噜咕噜作响，偶尔发出几声干咳。

米季卡一只手伸到枕头边，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血涌上脑袋，耳朵里尖声鸣响起来。他先把一只指头伸进油腻的枕头下，接着又是一只。摸到了滑溜溜的皮带和冷冰冰的钥匙，轻轻地拉了出来，可是父亲忽然一挥手，碰到了米季卡的领子：

“你干什么偷东西，小鬼？我要揪掉你的头发！”

“爸爸！好爸爸！我是来拿马房钥匙的……我不愿弄醒你……”

父亲用黄浊而微肿的眼睛对米季卡扫了一下。

“要钥匙干什么？”

“马儿不知怎的有点发躁。”

“你怎么不早说……”父亲把一串钥匙扔在地板上，脸转向墙壁，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一会儿又打起鼾来。

米季卡慌忙跑到院子里，跑到挨在板棚檐下的费奥多尔跟前，把钥匙塞在他手里，问：

“你骑哪一匹呀？”

“小公马。”

米季卡叹了一口气，跟在费奥多尔后面，悄悄地说：

“费奥多尔，你看爸爸会把我打死吗？……”

费奥多尔没有回答，默默地把小公马牵出马房，装上鞍子，好一阵用脚探着不听话的脚镫，直到门口才从马鞍上俯下身来，低低地说：

“你忍着点儿吧，米季卡！咱们不会永远吃苦的。至于父亲，你告诉他，要是他敢对你或者妈妈动一动手指，我要无情地惩罚他……”

说完出了大门，向远方跑去。米季卡在篱笆旁蹲下来，很想望望费奥多尔的后影，可是眼睛给一层咸滋滋的幕挡住，喉咙也哽塞得喘不过气来了。

二

父亲在屋子里咕噜咕噜地打鼾。米季卡一清早起来，给干活的枣红马戴上笼头，骑到顿河边上去饮水和洗澡。干结的白垩在马蹄下飒飒发响，飞溅开来。他骑到陡岸下的水边，卸去马嚼子，自己脱掉衣服，因为早晨的寒气而打着冷噤，同时听到，隆隆的炮声在老远的水上扩散开来，轻轻地沿着顿河的河面滚动。米季卡一头钻进清晨寒冷彻骨的水里，笑了笑想：“现在费奥多尔该已经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在红卫军里干着了……”

他的思想一转到家，转到父亲身上，快乐的情绪就像风中的火星一样，一下子熄灭了。他拱着背骑着马回家去，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了。

快到家的时候，他心里想：“我得赶快逃到那边去……到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去……真理在他们那边，费奥多尔说过的……我要找他去。不然，父亲今天会剥掉我的皮……把我收拾得鼻孔流血的……”

他在台阶旁取下笼头，慢吞吞地走进屋子里。父亲在正房里哑着嗓子问：

“为什么不带小公马去洗澡？”

米季卡对茫然地站在火炉旁的母亲瞧了一眼，感到全身的血都涌到心脏里了。

“马房里没有小公马！……”

“那么它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么费奥多尔在哪里？”

“我没看见。”

父亲穿上靴子，一步拖一步地走着。他穿过厨房，走进贮藏室，两只睡得浮肿的眼睛闪闪地发着光。

“鞍子在哪里？……”他在门口大声问。

米季卡挨近母亲，像小时候那样抓住她的手。父亲走进厨房里，两手卷着一条皮带。

“你把钥匙给了谁啦？”

母亲用身体挡住米季卡。

“你别动他，阿尼西姆·彼得罗维奇。看在基督分上，别打他！……你不疼儿子吗？”

“滚开，混蛋！……听到没有？……”他推开母亲，把米季卡掀倒在地上，熟练而狠心地用脚踢了好一阵，直到米季卡的喉咙里停止低沉的呻吟。

三

大炮的声音越来越清楚了。每天早晨，米季卡去放马群，常常在半路上古老的风磨下坐上好一阵。磨房顶上的铁皮被风吹得哗啦啦地响，风车吱嘎吱嘎地发出单调而拖长的声音，可是在小山后面的什么地方，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声，把各种怯弱的声音都盖住了……

炮声像波浪，忽而高，忽而低，慢慢消失在村外沉浸在黎明前青色中的峡谷里。每天早晨，一车车的炮弹、子弹和带刺铁丝网穿过村子，向顿河运去。

回来的车子就装着身上生满虱子的受伤的哥萨克，他们被随随便便地摆在村公所附近的广场上。那些好奇心很重的鸡，用心地扒着香烟头、血渍斑斑的绷带、带血块的棉花，同时留神地听着伤员们的呻吟、哭泣和沙哑的骂声。

米季卡竭力不与父亲照面。

每天吃过早饭，他就拿着钓竿到顿河边上去。他坐在岸上眺望：看骑兵队在桥上跑过，然后是隆隆的机枪车，最后步兵队也踏着盖霜的地面走过去。直到天黑他才回家。晚上常常有红卫军俘虏成批地被押回村子里来。他们赤着脚，穿着破大衣，挤得紧紧地走着。哥萨克娘儿们跑到街上，唾着那些沾满灰土的脸，在哥萨克汉子和押送队的哄笑声中，骂着下流的话。米季卡跟在后面，咽着俘虏们脚下扬起来的灰沙；他的心被忧伤压得缩成一团，不匀调地跳动着……他望望每双围着黑眼圈的眼睛，打量着每张没有胡子的脸，希望能在这些灰大衣中间忽然发现哥哥费奥多尔。

有一天，在以前堆放公粮的仓库附近的广场上，俘虏们被喝住了。米季卡看见，父亲从村公所里出来，走到台阶上，左手捻捻马刀上的带子，大声吆喝道：

“脱下帽子！……”

红卫军士兵们慢吞吞地脱掉帽子，垂下头发蓬乱的脑袋，偶或低低地交谈几句。接着米季卡又听到熟识而严厉的声音：

“排队！……快点，红党流氓！”

赤裸的脚勉强拖动着，发出沙沙的声音。一列灰色的受尽折磨的人，一直排到村公所的台阶旁。

“报数！……”

一个个脑袋机械地动了动，发出一连串沙哑的叫声。米季卡的喉咙里一阵痉挛，他可怜这些人，这些被认为敌人的人，可怜得心疼，可怜得喘不过气来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那么痛恨父亲，痛恨他那得意洋洋的笑容，痛恨他那粗硬的棕黄大胡子。

“向仓库——开步——走！……”

俘虏一个个走进仓库黑色的大门。最后的一个，身材矮小，步伐摇晃。米季卡的父亲举起刀鞘，朝他那扎着染血的破布的脑袋上敲了一下，他踉跄了五六步，就重重地仆倒在踏得很硬的地上。广场上升起一片哄笑和喧哗。哥萨克汉子们的眼睛笑得缩小了，哥萨克娘儿们的嘴巴笑得噎住了，可是米季卡却气急败坏地叫了一声，用两只冰冷的手蒙住脸，撞开人们，沿大街跑去。

四

母亲在炉子旁边忙碌，饭快要做好了。米季卡走到她跟前，眼睛望着一边说：

“妈妈……你烤些圆面包……我要拿去给那些关在仓库里的……俘虏吃。”

母亲的眼睛浮上一层雾。

“应该的，乖儿子，说不定我们的费奥多尔也在什么地方受苦呐……俘虏们也有母亲，她们的枕头夜里怕也不会干吧。”

“要是爸爸知道怎么办呢？”

“但愿老天爷保佑！米季卡，你晚上送去吧。碰到看守的哥萨克，就把面包交给他们，请他们转交好了……”

太阳好像故意放慢脚步，在村子的上空爬着，一点也不理会米季卡焦急的心情。米季卡好容易等到天黑，走到广场上，像蜥蜴一样爬过铁丝网围栅，来到门口，一只手紧紧抱住一包食物。

“走路的是谁？站住！我要开枪了！……”

“是我……给俘虏们送吃的来了。”

“你是谁？快滚开，免得吃枪柄！你干什么夜里来？白天还不够你送吃的吗？”

“等一下，普罗霍里奇，这不是队长的儿子吗？”

“你是阿尼西姆·彼得罗维奇的儿子吗？”

“是的……”

“是谁派你送吃的来了？是父亲吗？”

“不——是……我自己来的。”

两个哥萨克走到米季卡跟前。那个年纪大些、留大胡子的抓住米季卡的一只耳朵。

“小家伙，是谁叫你给俘虏送吃的来的？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死对头？要是我把这件事报告你爸，会怎么样呢？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住口，普罗霍里奇！你舍不得人家的面包吗？你也不生两张嘴，把东西拿下来，咱们给他转交就是了！”

“要是这事给阿尼西姆·彼得罗维奇知道了，怎么办？你是无所谓的，你只有一个人，可是我有家小呢。干这种事会被送到前线去的，还要吃鞭子……”

“滚你妈的，胆小鬼！……喂，小家伙，你逃到哪儿去啊？把吃的东西拿来，我们给你转交就是了。”

米季卡把一包食物交给年轻的哨兵，那人弯下腰对米季卡说：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我值班……你送来好了。”

于是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米季卡就来到广场上：他爬过围栅，竭力不让铁丝网钩住身体，然后把包裹交给那哨兵，再跑回家去，不时在篱笆旁弯下身子，向四下里望望。

五

每天晚上，当星光灿烂的夜幕在村子上空张开的时候，就有一批红军俘虏从仓库里被拖出来，押到草原上晚霭笼罩的峡谷边。哒哒的排枪声和零零落落的步枪声，被风送到村子里。要是带出去的俘虏超过二十人，机枪车就辘辘地跟着出动了。机枪手在宽大的车座上打着瞌睡；马车夫点亮烟卷，懒洋洋地挥动缰绳；马没精打采地跨着杂乱的步子；去了套子的机枪，朦胧地露着黑魆魆的枪口，仿佛在迷迷糊糊中打哈欠。半小时以后，在峡谷那里，机枪断断续续发出单调的声音，接着马车夫用鞭子抽动浑身出汗、气喘吁吁的马，机枪手晃动身子，在车座上摇摇摆摆，随后三驾马车就停在司令部的门口。这时候，司令部里三扇灯光刷亮的窗子，正像眼睛一样俯视着沉睡的街道。

星期三晚上，父亲对米季卡说：

“你怎么老是这么懒惰？今天夜里你去放放枣红马，得当心了，别让它闯到庄稼地里去！要是你让它糟蹋什么人的庄稼，我要跟你算账！……”

米季卡给枣红马戴上笼头，悄悄地对母亲说：

“妈妈，今天你自己把食物送去吧……你交给哨兵好了。”

他说完就骑上马，跟同村的几个孩子到村长领地后面的牧场去了，直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才回到村子里。他推开篱笆门，拿下笼头，拍了拍马的吃饱青草的肚子，走到屋子里。一走进厨房，就看见地板上和墙壁上到处是血。火炉角上沾着半红半白的液体。正房里传出来咕噜咕噜的喘气声和低低的呻吟声……米季卡跨进门槛，看见母亲躺在地板上，全身浸在血里，面孔红肿，头发给血凝住，一绺绺地垂在眼睛上。她一看见米季卡，呜呜地叫起来，全身抽搐，但是说不出话来。发紫的舌头在张开的嘴里乱动，眼睛里露出莫名其妙的狂笑，扭歪的嘴巴里流着带泡沫的淡红色口涎……

“米……米……季卡……季卡……季卡……”

接着是一阵含糊的、带哭的笑声……

米季卡双膝跪了下去，吻着母亲的手和充满紫血的眼睛。他抱住母亲的头，手指就沾满鲜血和半红半白的黏液……父亲的左轮手枪丢在旁边的地板上，枪柄也涂满了血……

他不记得自己怎样跑出家门，倒在篱笆旁，只记得一个女邻居在隔壁院子里向他嚷道：

“喂，可怜的孩子，快跑，不论上哪儿去都行！你爸知道你妈给俘虏送吃的，把她打死了，还说要对付你呐！”

六

米季卡被人雇去看瓜田，已经有一个月了。他住在山顶上的棚子里，从那儿看得见那条像乳白色带子一样的顿河、山脚下的村子和那布满点点褐色坟墓的墓地。当他被雇用的时候，哥萨克们发生过争吵：

“这是阿尼西姆的儿子！我们不要这种坏蛋！他的哥哥在红卫军那里干，他那不要脸的母亲养过俘虏。得把他吊在白杨树上，不能叫他来看瓜田！”

“各位老人家，他不要工钱。他说，愿意白白为我们看守瓜田。你们发发好心，给他一口饭吃，不然他会饿死的……”

“我们不给，让他饿死好了！……”

最后，大家还是听从村长的话，雇了他。事实上，公所怎么会不雇这样的长工呢？他又不要工钱，情愿整夏白白看守全村的瓜田，那真是太便宜了……

金黄的甜瓜和皮上布满条纹或斑点的西瓜，在阳光下成熟了，壮大了。米季卡垂头丧气地在瓜田里走来走去，用叫嚷和响亮的惊鸟器吓着白嘴鸦。每天早晨，他从棚子里爬出来，躺在棚子旁边腐烂的杂草上，留神地听那大炮怎样轰隆轰隆地在顿河对岸震响，同时用上了雾的眼睛，好一阵往那边眺望着。

在山上，土墩累累的夏季路，像蛇尾巴一样，蜿蜒在瓜田和白垩的峡谷旁边。每逢夏天，村子里的哥萨克常常打这条路搬运干草，如今他们又打这条路把俘虏的红卫军押到峡谷旁去枪毙。夜里，米季卡常常被沙哑的叫声和枪声惊醒；枪声以后，在村子边上浓密的柳树丛里，狗大声地叫着；夏季路上传来了脚步声和低抑的谈话声，有时还有辘辘的机枪车声，看得见烟卷上的星火。有一次，米季卡走到纵横交错的峡谷里，看见斜坡下有干燥的血迹，在谷底的石卵子上，河水冲毁了一座不深的坟墓，不知谁的一只赤裸的脚露了出来，脚底已经干瘪发皱了。草原风扫过峡谷，又把尸体的臭味吹了起来。自从这一次以后，他就不再到那边去了……

那天，有一批人比平常早从村子里出来，在夏季路上走着：两旁走着哥萨克警卫队，中间是几个披军大衣的红卫军。太阳慢吞吞地落入白茫茫的顿河里，仿佛也想看看这幕不敢在大白天干出的勾当。一群白嘴鸦像乌云一样落在河畔的柳树梢上。寂静仿佛一张蛛网，张开在瓜田的上空。米季卡从棚子里用眼睛送着那些人沿夏季路走去，一直送到他们拐弯，接着忽然听见叫声和枪声，一连好几下……

米季卡从棚子里冲出来，冲到小山上。他看见：那几个红卫军沿着夏季路向悬崖狂跑，哥萨克们用一只膝盖跪下来，手忙脚乱地开着枪，另外有两个挥着马刀，在后面追赶。

枪声响亮地打破了凝固的寂静。

嘟克——哒克，哒克——哒克……哒——哒——哒！

其中有一个绊了一跤，仆倒在地上，接着蹿起来，又向前跑去……哥萨克越来越近了……

哎哟……马刀闪出一道弧光，落在头上……一个倒在地上的人被砍中了……

米季卡两眼发黑，嘴巴里一下子变干了。

七

半夜里，三个骑马的人来到棚子前面。

“喂，看瓜田的人！出来一下子！”

米季卡走了出去。

“晚上你没看见有三个穿军大衣的人跑到哪儿去了吗？”

“没看见。”

“当心，别撒谎。这是得严格负责的！”

“没看见……不知道……”

“唔，这儿没什么事可做。咱们得沿峡谷赶到费里诺夫树林子里去。咱们把树林子包围起来，把那批坏蛋抓起来……”

“咱们走吧，博加乔夫……”

米季卡直到天亮没有睡着。东方隆隆地打着响雷，天空布满铅灰色的乌云，闪电亮得人眼睛发花。下雨了。

黎明以前，米季卡听到棚子附近有沙沙声和呻吟声。

他留神地听着，竭力不转动身体。恐怖弄得他全身麻痹了。接着又是沙沙声和拖长的呻吟声。

“是什么人？”

“好心的人，看上帝分上，出来一下吧！……”

米季卡摇晃着两腿，走了出去。在棚子后面的墙旁，他看见有个人仰天躺着。

“你是什么人？”

“救救命吧……行个好吧……我是昨天在枪毙的时候逃出来的……哥萨克在找寻……我的一条腿……给打穿了……”

米季卡想说话，可是喉咙痉挛得哽住了。他跪下来，爬过去，一把抱住扎着兵士裹腿的两脚，叫道：

“费奥多尔……哥哥！亲哥哥……”

米季卡砍了一堆干枯的向日葵秆子，拖到棚子里。他让费奥多尔躺在角落里，堆上野草和向日葵秆子，自己到瓜田上去了。

直到中午，他一直在爬满绿藤的瓜田上驱逐大胆的白嘴鸦，可是心里很想回到棚子里，去瞧瞧哥哥的亲爱的眼睛，听听他所遭遇的痛苦和欢乐。弟兄两人已经打定主意：等到天一黑，把费奥多尔的伤腿扎得更紧些，然后打熟识的林间小路绕到顿河边上，再游过河，到那真理所在的地方去。那边，人们正在为了土地和穷人跟哥萨克进行战斗。上午，有几个哥萨克从村子里沿夏季路骑马跑来，两次拐到米季卡的棚子里来喝水。傍晚，米季卡看见有八个骑马的人，从光秃秃的土岗那儿下来。他们让那疲劳的、常常绊跤的马，一步步地走下山。米季卡在棚子门口坐下了，眼睛送着他们驼背的身子，忽然悄悄地对费奥多尔说，但并没有回过头来：

“躺下，别动，费奥多尔！有个骑马的穿过瓜田，向棚子跑来了。”

费奥多尔在草堆下哑着嗓子问：

“其余的人等着他呢，还是回到村子里去了？”

“那几个跑了，下山去了！……喂，躺下。”

那个哥萨克在脚镫上站起来，摇晃着身子，用鞭子抽着汗淋淋的马。

米季卡脸色发白，喃喃地说：

“费奥多尔……是父亲来了！”

父亲棕黄色的大胡子挂满汗珠，脸被太阳晒得通红。他在棚子旁边勒住马，跳了下来，走到米季卡面前。

“说出来！费奥多尔在哪里？”

父亲用充血的眼睛刺着米季卡苍白的面孔。他那青色的哥萨克军服发出汗和樟脑的臭味。

“夜里他有没有到你这儿来过？”

“没有。”

“那么棚子旁边的血迹是哪儿来的？”

父亲向地面俯下身去，鲜红的脖子从领子里露出几条胖褶。

“好吧，带我到棚子里去！”

他们走了进去——父亲在前，米季卡脸色发黑，跟在后面。

“当心点，小蛇……要是你隐藏费奥多尔，我会把你连他一起捣成肉酱的！……”

“没有……我不知道……”

“你这角落里放着的是些什么草？”

“我睡觉用的。”

“咱们瞧瞧。”父亲向角落里迈了一步，蹲下身去，慢吞吞地拉开枯萎的飒飒响的野草和向日葵秆子。

米季卡站在他后面。绷紧在脊背上的青色制服，在他的眼前晃动，好像一个个浮动的圆圈。

一会儿，父亲的嘴里发出嘶哑的叫声：

“啊哈——哈——哈……这是什么呀？”

费奥多尔的一只赤脚突出在棕色的向日葵秆子中间。父亲用右手握住腰里的手枪皮套。米季卡摇晃着身子，抢前一步，用力抓住放在墙边的斧子，刹那间他感到呼吸停止了，接着哎哟地叫了一声，举起斧子照父亲的后脑砍去……

他们用野草盖住冷却的尸体，走了。经过悬崖、峡谷、稠密的荆棘，一会儿走，一会儿爬，一会儿穿过树丛。在离开村子十七八里的地方，顿河傍着灰色的山，急剧地拐了个弯。他们就在那里下了水，向沙嘴游去，过夜变冷的河水，急急地向他们的身上冲着。费奥多尔呻吟着，抓住米季卡的肩膀。

他们游到沙嘴上，在潮湿的细沙上躺了好一阵。

“嗯，费奥多尔，该走了！这一半大概没有那么宽了。”

他们又跳进水里。顿河重又舐着他们的面孔和脖子。休息过的手臂更加有力地划着水。

地面终于在他们的脚下了。稠密的树林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中。他们匆匆地迈步走去……

天色破晓了，附近的什么地方大炮隆隆地响着。东边的天上出现了一抹淡红的朝霞。

1925年

道路

第一部

一

盖特曼大道沿着顿河通过草原，一直伸展到大海。左边是倾斜的奥布顿沙滩，浸水的草地的淡绿色幻影，间或夹杂些白光闪闪的无名湖泊；右边是峥嵘巉岩的群山。群山后面，在盖特曼大道的烟灰色的边缘后面，在一连串低矮的警卫岗后面，散布着一条条河流，大大小小的哥萨克村镇，和一片蓬乱的灰色羽茅的海洋。

今年秋天来得很早，草原全秃了，严寒笼罩了大地。

早晨，父亲在毡靴作坊里拣羊毛，对彼得说：

“嗳，儿子，如今咱们的活儿可多啦！天气冷了，哥萨克女人都在梳羊毛，咱们就得弹羊毛，还得把袖子卷高点儿，要不会出大汗的！……”

父亲抬起头来，笑了笑，眯缝起褪色的灰眼睛，他那长满灰色络腮胡子的面颊上，就露出一条条弯曲的黑皱纹来。

彼得坐在桌子上装楦头，看见父亲疲劳的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没有做声。

毡靴作坊里闷得要命，水珠从倾斜的天花板上匀调地滴下来，苍蝇在拉满蝇屎的云母片窗子上爬来爬去。隔着窗子，蒙霜的篱笆、柳树和井架，看来都像是添了锈黄和浅绿的淡淡的虹彩。彼得向院子里望了一眼，视线移到父亲弯曲的光脊背上。他翕嘴动唇，数着一节节的脊椎骨，又凝视了好久，看两边的肩胛骨怎样一起一伏，背上松弛的皮肤怎样聚成一个个疙瘩。

父亲的骨节突出的手指熟练地拣去毛里的牛蒡、荆棘、麦秆。头发蓬乱的脑袋和墙上的影子，应着手的动作摇摇晃晃，热气腾腾的羊毛发出刺鼻的腥味。汗像一颗颗黄豆，在彼得的脸上流着，潮湿的头发垂到眼睛上。他用手掌擦擦前额，把楦头扔在窗槛上。

“爸爸，咱们吃饭吧？你瞧，太阳都快爬到头顶上了。”

“吃饭吗？等一下……你倒说说看，这上面有多少牛蒡啊！……拣了整整一个钟头了。”

彼得从桌子上跳起来，向炉子里望了一眼。一股热气冲到他那汗淋淋的面颊上。

“爸爸，我去拿菜汤来。肚子饿得慌，真想吃啊！……”

“嗯，拿来吧，活儿等一下再干！”

他们在桌旁坐下来，也不穿衬衫，不慌不忙地吃着酥油烧的菜汤。

彼得斜眼瞅了一下父亲，一边嚼，一边说：

“你瘦了，好像有病的样子。你不是越吃越胖，是越吃越瘦了！……”

父亲牵动颚骨，笑眯眯地说：

“你这人真滑稽！拿自己来跟爸爸比：我到圣母节就是五十七了，可你还不满十八岁。我是老了，不是有病！……”他叹了一口气，“要是你妈能活着看到你就好了……”

他们沉默了一阵，静听苍蝇嗡嗡的闹声。院子里有条狗疯狂地叫起来。窗外传来脚步声。门砰的一下推开来，撞在浸羊毛的木桶上，接着铁匠西多尔背着身子走进来。他不脱帽子，往脚下吐了一口唾沫。

“你们得把狗关关好！他妈的，它不咬别的地方，偏要咬大腿上面的地方。”

“它知道你是来拿靴子的，可是靴子还没有做好，所以把你拦住了。”

“我不是来拿靴子的。”

“如果不是来拿靴子的，那就请坐，坐在桶上吧，你是客人啦！”

“千年难得做一趟客，却叫人家坐湿地方！彼得，你可不能像你爸那么坏啊！……”

西多尔从大胡子里发出吃吃的笑声，在门旁蹲下来，用很难弯曲的手指好一阵卷着烟卷。接着他吸起烟来，咂巴着嘴，喃喃地说：

“福玛老爹，你什么也不知道吗？”

父亲正拿羊毛往口袋里塞，只摇摇头，笑了笑，接着发现西多尔的眼睛里闪着快乐的火花，就警惕起来。

“什么事呀？”

西多尔的脸上笼罩着一圈圈的烟，嘴唇笑得直打哆嗦，眼睛在浅色的眉毛下快乐地转动。

“红军打过来了，快到顿河对岸了。据说我们镇里的那些准备撤退了……今天早晨，我在铺子里忙着活儿，忽然听见胡同里马蹄嗒嗒。我往外一望，有人骑马向我的铺子跑来。‘铁匠在吗？’他们问。‘在。’我说。‘马上给我的母马打上铁掌，要是误事，等着吃鞭子！……’我从铺子里走出去，当然啰，脸上满是黑煤。我看见一个上尉——从肩章上看出来的——随身带着副官。我说：‘对不起，大人。这一行我是精通的。’我就给他们的母马钉起前掌来，一边敲动锤子，一边留神地听。这时我才明白，他们的事情糟透了！……”

西多尔啐了一口唾沫，用脚踩熄烟卷。

“嗯，再见！我有空再来跟你聊吧。”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水蒸气缭绕在毡靴作坊的湿墙上。老头儿沉默了好一阵，接着搓搓双手，走到彼得跟前。

“嗳，彼得，咱们总算盼到亲人了！哥萨克在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这日子快完了！”

“爸爸，我怕又是西多尔撒谎……他给我们送消息，送了不知多少次了，老是说要来，可是连他们的影子都没见到呢……”

“时候一到，就会来的，会弄得哥萨克措手不及的！”

老头儿紧握着青筋毕露的拳头，皮肤绷紧的颧骨上出现了痨病患者的红潮。

“儿子，咱们从小就给有钱人干活。他们住的房子，是别人用手给他们盖的；他们吃的粮食，是别人用汗给他们种的。如今可要叫他们滚蛋了！……”

一阵剧烈的咳嗽从父亲喉咙里冲出来。他默默地摆了摆手，拱着背，两手抱住胸膛，在角落里的木桶旁站了好一阵，然后用围裙擦擦流满淡红色唾沫的嘴唇，微微地笑了笑。

“儿子，一个人不能走两条路！咱们走了一条，就得走下去，一直走到死，不能摇摆不定！我们生来是毡靴工人，就得支持我们工人的政府！”

弹毛弓上的弦在老头儿的手指下抖动起来，发出拖长的响声。灰尘像蛛网一样布满了窗子。太阳向窗子里望了望，匆匆地落到斜坡下去了。

二

第二天，一个军官带着镇公所的办事员来到毡靴作坊。这个脸面浮肿的年轻掌旗官，拿鞭子在崭新的皮绑腿上敲敲，问：

“你是福玛·克列姆涅夫吗？”

“我就是。”

“我奉镇长和军需局长的命令，来征收你所有做好的毡靴。你的靴子放在哪里呀？”

“大人，我跟我儿子干了整整一年活。如果你们拿走靴子我们就得饿死了！……”

“这不干我的事！我得没收你的毡靴。我们哥萨克在前线没有鞋穿。我问你：你把靴子藏在什么地方？”

“军官先生！……您知道我们做这些靴子，不但流了汗，还流了血呢！这是我们的饭粮呀！……”

掌旗官的两颊满是面疱，露出阴险的冷笑。几颗金牙在小胡子下闪闪发亮。

“据说你是布尔什维克，是吗？这是怎么搞的？等红军来了，他们会把靴子钱还给你的！……”

他一边抽烟，一边把踢马刺碰得叮叮作响，走到屋角里，用鞭子柄拨开一块粗布。

“啊哈，我们就把这些靴子带回去！舒斯特罗夫，都拿到院子里去，车子马上就来。”

父亲和彼得肩并肩地站着，用身子挡住角落里的毡靴。

掌旗官的脸涨得通红，唾沫星子从发抖的嘴唇里溅出来，但他竭力克制住怒气，哑着嗓子说：

“我明天再跟你算账，老狗，明天把你拖到军法处去！……”

他一把推开老靴匠，用脚把烘干熨挺的毡靴踢到门口。办事员抱了一大抱靴子，抛到打开的大门外。

一辆马车在篱笆外面辘辘地经过，在大门口停下来。屋角里的毡靴一双双地减少着。老头儿一声不响，可是，当办事员在炉子旁边走过、把他那双穿过的毡靴也拿走的时候，老头儿抢前一步，用忽然变硬的手把他向炉子边推去。愚蠢的麻脸办事员拼命挣扎，身上的旧衬衫就哗的一声从领口撕裂开来。他伸手打了老头儿一记耳光。

彼得大叫一声，向父亲奔去，可是奔到一半，太阳穴被手枪柄重重地敲了一下，就伸开两臂倒下来。

掌旗官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向老靴匠冲过去，又响亮地打了他一个嘴巴。

“打死他，舒斯特罗夫！……我负责！……打吧，管他妈的犯法不犯法！……”

办事员左手紧紧抓住毡靴，右手去拿马刀。老头儿双膝跪下了，低下头，两边的肩胛骨在干瘪的褐色背脊上抖动。办事员望了望低垂在地面上的灰白脑袋和包着一根根肋骨的松弛皮肤，向后退了几步，眼睛望望军官，出去了。

掌旗官用鞭子抽着老头儿，嘶哑而断续地骂着……鞭子重重地落在拱起的背上，红色的伤痕肿了起来，皮肤破裂了，血一条条地渗出来。老靴匠不哼一声，可是他那流满血的脑袋在泥地上越垂越低了……

等到彼得清醒过来，摇摇晃晃地抬起头，毡靴作坊里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大批枯黄的白杨叶子被寒风吹到洞开着的门里，灰尘飞扬。在门槛旁边，邻居的母狗匆匆地舔着一大摊浓黑的凝住的血。

三

一条大道穿过村镇。

在小礼拜堂附近的牧场那儿，通往邻近各村和乌克兰各地的道路交错在一起。哥萨克的团队、辎重队、讨伐队，通过村镇，向北方前线移动。广场上经常聚集着人群。在镇公所旁边，信差们的汗沫满身的马匹，啃着被雨水淋黄的栅栏。镇里的马房都成为第二顿河军的军需仓库和炮兵仓库了。

哨兵们用腐败的罐头食物喂肥胖的猪。广场上散发着月桂叶和军医院的气味。监狱也在这儿。生锈的铁栅门，都是临时仓猝做成的。大门旁边站着卫队，还有底朝天的行军炊车和电话亭。

在镇里，在平坦而冷落的胡同里，秋风沿篱笆扫着锈黄色的槭树叶子，吹乱了仓房檐下的芦苇。

彼得走到监狱跟前。门口站着几个哨兵。

“嗳，你这小家伙，别过来！……对你说，站住！……你要找谁呀？”

“看我父亲……他叫福玛·克列姆涅夫。”

“有的。你等一下，我得去问问长官。”

哨兵走到亭子里，从凳子底下拉出一只西瓜，不慌不忙地用马刀把它切开，吃起来，苏苏地嚼着，把褐色的瓜子吐在彼得的脚边。

彼得望着哨兵颧骨突出、皮肤晒成青铜色的脸，等他吃完西瓜。那哨兵抡开手臂，把西瓜皮扔给旁边一头蹒跚走着的猪，又留神地在后面望了好一阵，这才伸了个懒腰，拿起电话听筒来。

“这儿有个小伙子要见克列姆涅夫。大人，您让他进去吗？”

彼得听见电话听筒里传来暴躁沙哑的低音，但是听不清话句。

“在这儿等一会，要搜你一下！……”

过了一分钟，门里出来两个哥萨克。

“谁找克列姆涅夫？是你吗？把手举起来！……”

他们搜了搜彼得身上的口袋，摸了摸破帽子和上衣的里子。

“把裤子脱下来！哼，混蛋，害臊了……你怎么，是个大姑娘吗？……”

铁栅门在彼得后面关上了，门闩格地发响。他们经过好多铁窗子，向警卫队长的房间走去。不同颜色的眼睛，从各个缝里向彼得张望着。

长廊里发出人粪和霉烂的气味。石墙上长着潮湿的青苔和腐烂的野菌。油灯盏发出朦胧的光。哨兵在尽头的一扇门口站住了，拉开门闩，一脚把门踢开。

“进去！”

彼得伸出两手，用脚探索着破洞累累的地板，向墙边走去。从紧靠天花板的小窗洞里，漏进来一道秋天的蓝色的光。

“彼得！……是你吗？！”

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好像一个久病的人。彼得冲过去，光脚踩着地板上的毡子，蹲下来，默默地抱住父亲包着绷带的脑袋。

哨兵靠在打开的门上，一边玩弄马刀上的皮带，一边唱着下流的情歌。

回声在拱形的天花板下怯生生地跳动。彼得的父亲气喘吁吁，爆发出一阵兴奋的狂笑。彼得从地板上仰望小窗洞，看见空中飘着褐色的云，云层下面，两行仙鹤喧闹地划破天空。

“他们审过我两次……审判员用脚踢我，逼我在假口供上签字。不，彼得，他们从我福玛嘴里是逼不出什么来的！……让他们打死我吧，他们这么做可以拿到钱，可是叫我离开从小走过来的道路，那是办不到的。”

彼得听见一阵熟悉的沙哑的笑声，又悲又喜地望着父亲被打肿的土色的脸。

“嗳，现在怎么办呢？爸爸，你还得坐好久吗？”

“我不会坐下去的！今天或者明天他们就会放我的……他们那些杂种，恨不得拿我枪毙，可是他们害怕庄稼汉罢工……他们最怕这一手！”

“就这样放你出去吗？”

“不。他们会召集本镇的老人们审判，装装样子。开个民众大会审判……到那时瞧吧，看哪一边的力量大！……现在还不能肯定呐！……”

哨兵在门口把手指关节拉得嗒嗒响，顿顿脚，嚷道：

“喂，快乐的朋友，快把儿子赶出来！今天会见的时间满了！……”

四

傍晚，邻居的小伙子跑到毡靴作坊来找彼得。

“彼得！”

“什么事？”

“快到开会的地方去！……你爸爸在广场上要被人家打死了，在镇公所旁边！……”

彼得没戴帽子，拔脚向广场跑去。

他竭尽所有的力气，沿河边弯弯曲曲的小路跑去。邻居小伙子的淡红衬衫，在前面篱笆边晃动；他那头夏天被太阳晒淡的黄头发，也被风吹得乱蓬蓬的。他在每家门口尖声尖气地嚷道：

“快到广场上去！……毡靴匠福玛要被哥萨克打死了！……”

孩子们三五成群地从大门和栅门里跑出来，他们的光脚在小路上急急地奔着。

当彼得跑到镇公所的时候，广场上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人都分散到几条街上去了。

在牧师家的大门口，肥胖的牧师老婆用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望着跑得很快的彼得。牧师老婆穿着花布长衣，披着肩巾，两片阴险的薄嘴唇上浮着一丝困惑的微笑。她站了一阵，望着彼得的后影，用脚擦擦冻肉一般抖动的胖腿肚，转身向房子里走去。

“菲克露莎，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打毡靴匠的呀？”

“老实告诉你吧！我亲眼看见了，我的妈呀，他们怎么样打他啊！……”台阶上响起一阵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独眼的厨娘蹒跚地向牧师老婆走来，摆动双手，上气不接下气地尖声说：“我一看，我的妈呀，他们正把他从监牢里带到会场上去。哥萨克们吵吵闹闹，可是他倒没什么！这老狗一边走，一边冷笑，他的全身黑得真可怕！……这以前军官先生们已经打过他了……他们把他带到台阶边上，动手打他，我只听见啪啪的声音……他拼命叫喊，嘿，这时他们就把他结果了……有人用木棍，有人用铁棒，大多数都用脚踢。”

文牍员摆动屁股，从镇公所的台阶上走下来。

“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请您来一下！”

文牍员整整宽大的马裤，得意洋洋地看看擦得雪亮的靴尖，迈着小步向牧师老婆走去。走到离她七八步的地方，把微驼的背弯得更厉害些，竭力模仿军需上校的样子，随便地把两只指头举到帽檐边上。

“白天好，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您好，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你们出了什么人命案子啦？”

文牍员轻蔑地嘟起下嘴唇说：

“毡靴匠福玛因为参加布尔什维克，被哥萨克打死了。”

牧师老婆耸耸胖得要命的肩膀，呻吟说：

“啊呀，多可怕呀！……难道连您都参加了杀人吗？”

“是呀……怎么说好呢……他们动手打他，那死鬼却躺在地上大声嚷道：‘你们打吧，我决不背弃苏维埃政府！’当然啰，那时我就用靴子踢他——我真后悔不该参加的。真倒霉……靴子和裤子都被血迹弄脏了……”

“我真没想到，您这人也这么残酷！”

牧师老婆眯细一双小眼睛，向爱好打扮的文牍员做着媚笑；彼得坐在镇公所台阶旁血迹斑斑的沙地上，被一群形形色色的孩子包围着，长久地瞧着一个略带圆形的血块。

五

一群鹤在村镇上空飞过，向渐渐转冷的地面撒下一片号召似的叫声。彼得站在毡靴作坊窗口眺望，一连几小时也不走开。

铁匠西多尔来到毡靴作坊，看见彼得用两块砖头碾玉米，叹了一口气说：

“唉，可怜的孩子，你真苦命呵！……嗯，不要紧，别泄气，我们的人就要来了，日子就会好过了！明天你到我家来，我给你两斗面粉。”

他坐了一会儿，从熏黄的牙齿缝里吐着青灰色的烟圈，在炉子边吐了一口唾沫，也不告别，就叹着气走了。

可是彼得真不走运。第二天太阳落山以前，彼得经过广场，看见两个哥萨克从监狱里骑马出来，西多尔穿了一件长过膝盖的粗布衬衫，在他们中间走着。衬衫从领子到腰部都撕破了，破缝里露出长满拳曲的硬毛的胸膛。

他踉踉跄跄地走得跟彼得平了，回头说：

“他们拉我去枪毙，彼得，好朋友，别了！……”

他摆摆手，哭了起来……

时间好像在一个痛苦窒息的梦中过去。彼得生了一身虱子，枯黄的面颊上长满胡子，看上去远不止十七岁的样子。

愁闷的日子不断地过去，随着栅栏外朦胧的落日一同消逝，红军离村镇越来越近了。哥萨克们心里的不安，好像水肿病一样，在逐日增长。

早晨，当娘儿们出去放牛的时候，听得见谢戈尔斯克区隆隆的炮声。低沉的炮声掠过在绿色的晨雾中微睡的院子，钻进毡靴作坊的土墙，震得云母片的窗子像发冷一样哆嗦。彼得爬下炕，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在一株树皮打皱的老柳树旁躺下来，耳朵贴住才结了一层薄冰的地面，听大地怎样被大炮震得发响，呻吟着，像老人一样哼哼着，还有在那丛白杨树后面，机枪怎样夹着白嘴鸦的叫声，急促地嗒嗒乱响。

这天早晨，彼得比平时更早来到院子里，耳朵贴住结冰的地面，感到一股刺人的寒气。大炮隐隐约约地隆隆作响，机枪在寒冷的空气中发出生气勃勃的声音：

嗒——嗒——嗒——嗒——嗒……

起初稀稀落落，后来紧密些，停了一分钟，又隐隐约约地传来：

嗒——嗒——嗒——嗒——嗒……

彼得把上衣前襟垫在腿下，使膝盖不会冻僵，躺得更舒服一点，没想到篱笆外传来一个伤风的嗓子的声音：

“听音乐吗，小伙子？有趣的音乐……”

彼得吃了一惊，霍地一下爬起来。一双覆着浓眉的老人的眼睛，在篱笆外窥探他。老头儿的淡黄胡子里藏着冷笑。

彼得从声音上猜出来，这是亚历山大老大爷，绰号叫亚历山大四世。他竭力克制住说话时嗓子的哆嗦，生气地说：

“老大爷，走你的路吧！不干你的事！……”

“不干我的事，那大概是干你的事吧？”

“别纠缠不清了，老大爷，不然我要把这块大石头扔过来，你会后悔的！”

“太放肆了！我说，太放肆了！你这吹牛鬼，这么对待老人家，我要用拐杖揍你！……”

“我不来动你，你也别来动我！……”

“你这拖鼻涕的娃娃，也来给我神气！”

老头儿抓住篱笆柱子，他那筋脉毕露的干瘪身体，就轻轻地翻了过来。他走到彼得跟前，整整破烂的衣服，在旁边坐下来。

“机枪听得见吗？”

“有人听得见，有人听不见……”

“我们听得见！……”

彼得转过眼睛，对平躺在地上的老头儿瞧了好一阵，然后犹豫不决地说：

“躺在柳树后面，可以听得很清楚。”

“那咱们就到柳树后面去听听！”

老大爷爬到柳树后面，用树根一样筋脉毕露的手，抱住裸露的棕色树根，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听了两分钟的样子。

“有意思！……”他站起来，掸掉膝盖上松散的霜，回头对彼得说：“小家伙，你听我说：我的眼睛连地底下的东西都看得见。我一下子看得出，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这种音乐咱们是永远听不厌的，但我跟我儿子有别的主意……你知道我的雅可夫吗？他因为拥护布尔什维克，被镇里哥萨克打过的。”

“我知道。”

“嗯，我跟他决定了，不等红军来到，就去迎接他们！……”

老大爷向彼得低下头，大胡子刺得彼得的耳朵发痒，悄悄地说：

“我同情你，小伙子。你真可怜！……你跟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离开顿河哥萨克军吧！同意吗？”

“你没有胡说吧，老大爷？”

“你教训我还太年轻！这么不懂规矩，真该好好打你一顿！……只有畜生才胡说乱叫，我说的可都是实话。我根本不需要跟你讲价钱，你高兴，留在这儿得了！……”

他晃动破烂的衣服，向篱笆走去。

彼得追上去，抓住他的袖子。

“等一下，老大爷！……”

“不必了。你愿意跟我们走，欢迎得很；你不愿意，我们也乐得方便！……”

“我去的，老大爷。什么时候走呢？”

“这以后再说吧。今天晚上你到我家来，我跟雅可夫在打谷场上等你。”

六

亚历山大四世一向是个好动的人，喝醉酒脾气很坏，平时可是个头等好人。谁也不记得他原来姓什么。好久以前，他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哥萨克团队里退伍回来，喝醉酒在大会上向老人们宣布：

“你们的沙皇是亚历山大三世。我虽然不是沙皇，但我是亚历山大四世。你们的沙皇滚他妈的蛋！……”

根据镇民大会的决定，他因为对皇上不敬，被剥夺哥萨克的称号和份地，并且在本镇的广场上挨了五十记鞭笞，事情本来也就可以过去了。可是亚历山大四世一边拉上裤子，一边向周围的同乡们低低地鞠躬。然后，扣上最后一粒钮扣说：

“各位老先生，我非常感谢你们，但这样做是完全吓不倒我的！……”

镇长敲了敲权杖说：

“既然吓不倒——再加几记！……”

加了几记以后，亚历山大不再说话了。事后人家把他抬到家里，可是亚历山大四世的绰号就此保留下来了。

傍晚，彼得来到亚历山大四世的家里。房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门洞里有只红褐色的羊在啃菜茎。他穿过院子，向打谷场走去——大门洞开着。储藏室里传出来老大爷伤风的嗓音：

“到这儿来，小伙子！”

彼得走过去，问了好，可是老大爷连瞧也不瞧他一眼。老大爷跪在地上做石头脱谷器，正在凿缺口。灰色的石屑和绿色的火花，在铁锤敲击下飞溅开来。老大爷的儿子雅可夫在簸谷机旁忙碌，头也不抬一抬，只管敲钉子，钉机器两边破裂的铁皮。

“冬天没到搞这些干什么呀？”彼得心里想，可是老大爷用锤子敲了最后一下，眼睛不看彼得说：

“我们想给老太婆留下些完整的东西。她这人很难弄，稍微有些不如意，就嚷个没完的！我本想把这些破家伙留给她算了，可是怕她又会大吵大闹。她会说，你们走了，家里连一根草也长不出来了！……”

老头儿的眼睛笑了。他站起来，拍拍彼得的脖子，对雅可夫说：

“快把活儿干完，雅可夫！你跟毡靴匠的儿子谈些别的事吧。”

雅可夫把几枚钉铁皮的小钉子从嘴里吐出来，吐在手掌里，走到彼得跟前，咧开嘴巴笑着说：

“你好啊，小红鬼！”

“您好，雅可夫叔叔！”

“嗳，怎么样，想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昨天对亚历山大爷爷说过，我去的。”

“这还不够……当然也可以夜里跟村镇说声再见，糊里糊涂地走掉！可是咱们得记住一些事。咱们在这儿看到太多的好事情！我爸爸挨了打，我因为不肯上前线，也被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你的爸爸……嘿，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雅可夫把脑袋靠近彼得，翻动两条高高扬起的弯眉毛，嘟哝说：

“小伙子，你知道他们——那些军官学校学生——把炮弹仓库设在本镇的马房里吗？你没看见他们把炮弹和别的什么运到那边去吗？”

“看见的。”

“嗯，譬如说，要是把那仓库烧掉，你看怎么样？”

亚历山大老大爷用臂肘撞撞彼得的腰，笑了笑说：

“不得了！……”

“我爸爸认为不得了，我倒以为没关系。红军不是已经到了谢戈尔斯克区吗？”

“克鲁金村昨天已经占领了。”彼得说。

“嗯，是呀，要是这儿再发生爆炸，把哥萨克的存粮和军火一起搞光，他们准会头也不回，一直退到顿河边上去的！嗨！……”

亚历山大老大爷摸摸大胡子说：

“明天天一黑，再到这儿来……你在这儿等我们。把路上用的东西都带来，吃的东西你用不着管，我们会准备的。”

彼得走到打谷场门口，可是老大爷把他叫回来：

“别穿过院子走，街上来往的人多。你爬过篱笆，打草原上走……时时刻刻得小心！”

彼得爬过篱笆，跳过结着斑斑点点的冰块的水沟，经过镇里的打谷场和一堆堆盖霜的白蒙蒙的草垛，大踏步向家里走去。

七

夜里，风从东方吹来，带来潮湿的雪片。黑暗笼罩着每座院子和每条胡同。彼得裹着父亲的上衣，来到街上，在栅栏旁边站了一会儿，留神地听着，听河上的柳树怎样在风中弯下腰，发出飒飒的响声，接着他又慢吞吞地沿着街道，向亚历山大四世的院子走去。

黑暗中有个声音从谷仓里传出来：

“是你吗，彼得？”

“是我。”

“到这儿来，靠左边走，那边放着几把耙。”

彼得走过去，亚历山大老大爷跟雅可夫正在谷仓旁边忙着些什么。

大家准备好了。老大爷画了十字，叹了一口气，向大门口走去。

他们走到教堂旁边。雅可夫哑着嗓子咳嗽，低声说：

“彼得，我的好宝贝，你比我们灵活，不容易被人发觉……人家不会注意你的……你穿过广场，爬到仓库跟前。你看见过墙边的那些子弹箱吗？”

“看见过了。”

“给你火绒和打火石，这是大麻，浸过火油的。你爬过去，拿上衣遮起来，把火绒点着了。等到大麻一烧着，就扔在箱子缝里，马上回来……回到这儿来。嗯，去吧。别害怕！……我们在这儿等你。”

老大爷和雅可夫坐在围墙旁边。彼得伏下来，肚子贴住积着浓霜的地面，向仓库爬去。

风吹着彼得的上衣，一股股寒气流过脊背，刺着他的两腿。他的手在结冰的地上冻僵了。他摸索着爬到仓库那儿。在十五步外的地方，哨兵的烟卷像烧红的煤块一样亮着。风在粗糙的仓房檐下怒号，一块脱开的木板呼啦呼啦地发响。风从点着卷烟的地方送来低低的说话声。

彼得蹲下来，拿上衣蒙住头。火石在手里抖动，火绒老从冻僵的手指里滑掉。

嚓！……嚓！……火石打火的声音轻轻地响着，可是彼得觉得整个广场都听见这声音，因此，恐怖就像一条纠缠不清的蝮蛇，缠着他的喉咙。火绒在湿手里弄潮了，点不着……一连打了好多次，才升起一团火花。最后，一束大麻融融地烧起来。彼得用哆嗦的手把它塞在箱子底下，过了一刹那就闻到焦木的气味。他站起来，听见一片脚步声和在黑暗中逐渐消失的低低的说话声：

“天呐，着火了！啊呀呀，你瞧！！！”

彼得省悟过来，向恐怖的黑暗中冲去。他的背后响起了枪声，两颗子弹嘘溜溜地在头上越过，第三颗子弹在右边的远处，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划破黑暗。彼得差不多快跑到围墙那儿，只听得后面有人声嘶力竭地嚷道：

“失——火——了！……失——火——了！……”

枪声劈劈啪啪地响着。

“只要跑到转角处就好了！”彼得头脑里跳动着这样的念头。

彼得拼死命跑着。尖锐的响声刺着耳朵。“只要跑到围墙跟前就好了！……”

彼得感到一条腿像火烧一样痛，踉踉跄跄地又跑了几步，觉得有样暖烘烘湿漉漉的东西在小腿上流着……彼得倒下了，又马上撑起来，绊着上衣的前襟在地上爬。

老大爷跟雅可夫坐了好一阵。风吹动围墙里系住大钟的绳子，又牵动那些小钟里的心锤，发出各种低低的声音。

在黑暗中，在那些隆起在广场上的仓库旁边，起初是被风吹断的低低的人声，接着，红色的火舌舔着黑暗，枪声响了，一下，两下，三下……围墙旁边传来了脚步声，急促的喘息声，压低的叫声：

“老大爷，帮帮忙！……我的腿……”

老大爷跟雅可夫一起搀住彼得，钻进黑暗的胡同里，跑着，在土墩上绊倒了，爬起来又跑。当钟楼上响起警钟，钟声划破寂静，荡漾在沉睡的村镇上空的时候，他们已经跑过两条街了。

亚历山大老大爷在彼得旁边呼噜呼噜地喘气，急急地跑着。他那散乱的大胡子搔着彼得的面颊。

“爸爸，到花园那边去！……到花园那边去！……”

他们跳过水沟，站下来歇歇。

在村镇里，在广场上，地面仿佛裂成两片了。鲜红的火焰像一条柱子，蹿得比钟楼还高，空中浓烟弥漫……连续不断的爆炸……

静了一会儿，接着镇里的狗一下子都叫起来，警钟又响了，娘儿们嘶哑的叫声荡漾在院子的上空。在广场上，波浪式的黄色火焰，舔光仓库的崩塌的墙垣，又像一条长手臂似的向牧师家伸去。

雅可夫坐在叶子脱落的荆棘丛后面，悄悄地说：

“如今怎么也跑不掉了。镇里一片光亮，连针都捡得到呐！……再说，还得瞧瞧彼得的那条腿……”

“到天亮才会安静，到那时咱们再上公家的树林里去吧。”

“爸爸，您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可是考虑问题还像个小孩子！如今到处都在找咱们，咱们却待在镇里——这怎么行呢？要是咱们回到家里去，马上会被捆起来的。在镇里咱们首先会被怀疑的。”

“对……雅可夫，你说得对。”

“或者到我们家里去，在牲口圈里躲过白天吧？”彼得痛得皱起眉头，问。

“嗯，这倒行。那边有什么破烂的东西没有？”

“堆着点儿干马粪。”

“咱们悄悄地去吧！……爸爸，怎么能走大路呢？得走小路！”

八

天亮以前，雅可夫和彼得在马粪堆里挖了一个深坑。为了暖和起见，他们在坑底和周围铺了些干草，这才爬进去，上面又盖了些干的菟丝子和从瓜地上搬来当燃料用的西瓜蔓。

雅可夫撕下身上的破衬衫，替彼得包扎被枪弹打穿的腿。三个人一直坐到天黑。早晨有人到院子里来过。听得见低低的谈话声，门锁的响声，接着有人在很近的地方说：

“毡靴匠的孩子大概在村子里干活。老兄，别去拧那锁了！你拧断它有什么用呢？毡靴匠家里只有虱子和羊毛，发不了什么财的！……”

脚步声在仓房后面消失了。

夜里冷得厉害。黄昏就听见胡同里地面冰裂的声音——那些地面秋天就吸饱水分了。一弯新月在浮云中间遨游。星星在青灰色的天空中诱人地眨眼。通过牲口圈的破屋顶，望得见夜的天空。

干粪堆的坑里很暖和。亚历山大老大爷把下巴埋在膝盖里，抖动两腿，呼噜呼噜地打瞌睡。彼得和雅可夫在低声谈话。

“爸爸，醒来！您要睡到什么时候呀？该走了！”

“噢？该走了？好的……”

他们花了好多时间，小心翼翼地把干粪拉开。接着轻轻地把门打开一点儿——院子里和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经过村镇尽头的农家，穿过小树林来到原野上。他们在雪地上爬了百十俄丈的样子，爬到一个深谷里。在后面，村镇带着一个个黄色光点的窗子，眺望着原野。他们沿谷地向公家树林走去，小心翼翼，好像去打猎一样。冰块在脚底下发出格格的声音，雪也苏苏地发响。在谷底的石头上积着一个大雪堆，雪堆上留着一行行蓝色的兔子脚印。

那深谷好像一个分支，通到公家树林的边缘。他们爬上一个土岗，向四下里望望，就不慌不忙地向树林里走去。

“咱们不认识路，到谢戈尔斯克去很危险。快到战线了，说不定咱们会落到白军手里的。”

雅可夫把头埋在短大衣的敞开的前襟里，好久地用火石打着火。火星飞溅开来，钢铁碰着火石，发出单调的嚓嚓声。向日葵灰擦过的火绒发红了，冒出臭烟来。雅可夫抽了两口烟，回答父亲说：

“我这么打算：咱们到看林人达尼拉家里去。他是咱们的老朋友。咱们去向他打听一下，怎样穿过阵地，也好让彼得暖和暖和身子，他实在冻坏了！”

“雅可夫叔叔，我没有冻坏呀。”

“闭嘴，别胡说，小家伙！你那件上衣呀，挡不住寒气，只能遮遮太阳。”

“走吧，雅可夫，走吧，好儿子！……你瞧，北斗星已经升起来，快到半夜了。”老大爷说。

离看林人的小房子还有五十俄丈的样子，他们站住了。达尼拉的小窗子里灯火亮着，还看得出烟从烟囱里懒洋洋地升起来。一弯新月悬在树林上空，羞答答地瞅着地面。

“大概没有什么人。咱们去吧。”

仓房下有条狗汪汪地叫起来。结着冰的台阶在脚底下飒飒发响。他们敲了敲门。

“老板在家吗？”

不知谁的胡子贴在看林人小房子的窗上。

“在家。上帝把谁送上门来啦？”

“自己人，达尼拉·鲁基奇，看基督的分上让我们进来暖和暖和吧！”

里面的门吱嘎一声响，门闩发出格的声音。看林人站在门槛上，右手遮在眼睛上打量客人，左手握着步枪，藏在背后。

“是你吗，亚历山大老大爷？”

“是我……能让我们过一夜吗？”

“天晓得……嗯，进来吧，也许住得下吧！”

屋子里烧得很热。火炉边铺着一条毯子，上面躺着三个人，头旁放着马鞍，角落里放着几支步枪。雅可夫向门口退去。

“老板，你家里这是谁呀？”

毯子上一个人说：

“难道连同乡人都不认识了吗？我们昨天起就在等你们了。我们想，你们一定会经过公家树林和达尼拉的小房子的……嗳，亲爱的客人，脱掉衣服过夜吧，明天一直把你们送到沙皇的秋千架上去！……绳子等你们好久了！……”

哥萨克们从毯子上起来，拿起步枪。

“谢苗，把放火犯双手缚起来！……”

九

两个哥萨克睡在毯子上，另外一个垂下头，坐在桌子旁边，两腿夹住步枪。看林人达尼拉把粗布衣服扔在地板上。

“铺起来吧，亚历山大老大爷，铺着睡舒服点儿！”

“哼，可怜虫，你还是给自己铺吧！……听见吗，看林的？把衣服拿掉！……他们把仓库都烧掉了，就是让他们跟你的狗一起睡在冰地上，也不算罪过！……”

天亮以前，老头儿要求到院子里去一下：

“小伙子，让我出去小便一下……”

“不要紧，老大爷，你拉在裤子里得了，或者靴子里也行！……明天把你吊起来，就会晾干的！”

冬天的淡淡的曙光钻破窗子。哥萨克们起来了，洗好脸，坐下来吃早饭。雅可夫偷偷对父亲和彼得说：

“夜里我把绳子磨断了……咱们一到村子就分开——到小树林里去，再从那儿上山……到我们采石头的洞里去……那边永远拿不到咱们的！……”

三个人被麻绳捆住手走着。彼得拖着伤腿，痛得牙齿格格发响。

村镇到了，两边伸展着灰色的小树林，像发热病女人的头发一样凌乱。他们一拐到胡同里，雅可夫就扭歪苍白的嘴巴，挣掉绳子，在雪地上摇摇晃晃地向小树林里冲去。亚历山大老大爷和彼得跟着跑去。三个人分散了。后面大声叫道：

“站住，站住，他妈的！……”

一片枪声和马蹄声。彼得跳过水沟，回头一望：亚历山大老大爷倒下了，中了枪弹的脑袋冲在雪堆里，两脚高高地踢了一下。

峰顶积雪的高山就在眼前了。哥萨克的采石坑，好像一个个的黑眼窝。雅可夫首先钻进去，彼得也跟着进去。

他们在又湿又闷的黑坑道里弯来弯去地爬着，衣服撕破了，身体被尖角的石级磨得出血。有时候，彼得的脑袋被雅可夫的靴子踢痛了。坑道分成两条，他们向左边爬去。彼得的手掌陷在冰冷的泥里，水从上面滴下来，滴在领子上。

脚边出现一个大坑。他们爬下去，并排坐下来。

“真伤心啊！……爸爸看样子被他们打死了。”雅可夫喃喃地说。

“他在水沟边倒下了……”

回声隆隆地响着，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黑暗糊住了眼皮。

“哎，彼得，他们会把咱们围困起来的。咱们像黄鼠狼一样落在洞里了，但也不一定！……他们害怕爬过来的。这些洞还是我跟我爸在对德战争以前挖的。我知道所有的出路……咱们继续爬吧。”

他们又继续爬去。有时候落到死胡同里，只得退出来，另找出路。

他们在黏腻的黑暗中蜷缩了两天两夜。

洞里静得叫人耳鸣。他们差不多没有谈过一句话。睡觉的时候也留神地听着。水在上面钻着泥土。他们醒过来，又睡着了……

后来，他们像没有睁开眼的小狗似的撞着墙壁，居然爬到了出口处。他们找了好久，终于发现了一道刺眼的亮光。

在石洞的入口处，有一堆灰烬和烟蒂，还有弹壳和好多人的脚印。他们向外一望，就看见：一队骑兵骑着尾巴剪短的马，沿大路向镇里跑来；后面跟着一大批灰色的步兵；风吹动红旗，远远地送来说话声、哄笑声、口令声和雪橇滑木的吱嘎声。

他们跳了出去。跑着，滑着跤。雅可夫挥动双手，声嘶力竭地嚷道：

“弟兄们！红军们！同志们！……”

骑兵队像一群枣红马似的聚集在路上。

溅满泥浆的步兵从后面紧紧地拥上来。

雅可夫摇动脑袋，呜咽起来，扑过去吻红军的踏镫和包铁的靴子。他们把彼得抱起来，放在雪橇里一堆香喷喷的干草上，再给他盖上军大衣。

雪橇摇摆着。军大衣发出亲切的汗酸气，好像父亲穿过的衬衫一样……

彼得的头脑团团打转，胸口感到恶心，可是心像五月雨后的黑麦，怒放出快乐的花朵来。不知谁拉开军大衣，一张没有胡子而饱经风霜的脸，向彼得弯下来，嘴唇上浮着微笑。

“活着吗，好朋友？面包干要吗？”

他们用嚼碎的面包干，塞在彼得不听使唤的嘴里，又用粗手套磨擦彼得冻坏的手指。彼得想说些什么，可是嘴巴被面包糊塞住，喉咙也被眼泪哽住了。

他捉住一只又黑又硬的手，紧紧地压在胸口上。

第二部

一

一座洋铁皮顶的大房子，沿街开着六扇漂亮的窗子，还有蓝色的百叶窗。从前是镇长的住宅，现在可成了共青团支部的俱乐部了。在一九二〇年阴沉潮湿的九月里，黑夜笼罩着花园和胡同。

俱乐部里正在开会，烟气弥漫，人声沸腾。桌子旁边坐着支部书记彼得，旁边坐着支部委员葛利高里。他们正在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在土地局划给支部的那块地上种示范田。

半小时以后出现了一项记录：

全体听取：葛利高里同志的关于在克鲁金地区测量土地问题的报告。

全体决议：指派葛利高里和彼得两同志立即前去察看和量出土地。

他们熄了灯。脚步声在台阶上杂乱地响起来。彼得在角落里站了一会儿，看见葛利高里的白衬衫在黑暗中晃动，就叫起来，打破了沉睡的村镇的寂静：

“葛利高里，你听见吗？大家都在耕地，你别想借老百姓的马车了！咱们走着去吧！”

二

曙光红得好像痨病患者的脸。一群马在石子路上走过没多久。灰尘还荡漾在艾蒿的顶上。丘陵上露出一片耕地。人像毛毛虫一样在山上蠕动，套犁的公牛在慢吞吞地爬动。风卷起赶牛人的吆喝声和鞭子的呼哨声。

彼得和葛利高里默默地走着。当太阳升到中天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克鲁金区。在这草原的谷地里住着十户乌克兰移民。河堤旁边，有个女人撩起衣襟，挥着洗衣槌。几条花牛半浸在水里，从对岸浮来。它们竖起耳朵，好一阵傻里傻气地望着这两个小伙子。前面的那头牛，不知怎的受了惊，尾巴翘得老高，蹿到堤上，于是整群牛就随着它跑去。留灰白大胡子的牧人，用长鞭子呼啦啦地抽了一下；牧童就翻动晒黑的脚后跟，跑去把牛群赶回来。在打谷场上，按着蒸汽脱谷机的断断续续的响声，一个姑娘用好听的声音嚷道：

“加尔比什卡，快去瞧瞧——红军到咱们这儿来了！……”

彼得和葛利高里找区主席，直到黄昏才找着。他们在主席家里吃着香喷喷的甜瓜，决定明天去看地。女主人在门廊里给他们摊了铺。葛利高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可是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在羊皮大衣下捉着跳蚤，心里想：那个狡猾的主席会划给我们什么样的地呢？

半夜里，主人拉开门闩，走到台阶上，望望空中的一片繁星，又到马房里去给马匹拌料。井上的吊杆格地发响，草原上有匹小马拖长声音嘶叫起来。院子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彼得醒了。

葛利高里在睡梦中磨响牙齿，翻了个身，伤心而含糊地说：

“死路一条啊，老弟，这可不是玩的！……”

主席把靴子踏得噔噔响，走进门廊里。

“小伙子，小伙子，你们听见吗？”

“嗯？”

“活见鬼……有个同乡人刚从维任斯克村回来，他说，维任斯克已经被马赫诺占领了。小伙子们，你们得跑了！……”

彼得半睡半醒地咕噜说：

“嗯，那么土地怎么办呢？你明天把地量出来，我们再走。要不白跑一趟算什么呢！”

黎明时分，彼得梦见他在区委开会，不知什么人在屋顶上重重地跺着脚，跺得铁皮都弯了，还发出响声：咕赫！……吧赫！……

他醒过来，才明白是在炮战。他的心紧张得收缩起来。他们匆匆地收拾好了，拿起木尺，赶开狂叫的狗，向区里走去。

“这儿到维任斯克有多少路呀？”葛利高里问。

他默默地迈着大步，若有所思地撕着路旁飞廉的鲜红花瓣。

“大概有三十俄里吧。”

“咱们来得及的！”

他们经过瓜地，向小山上走去。彼得把弹药盒落掉了，回头去拾，不禁大吃一惊：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从那边下来。在带头那个骑兵的头上，一面黑旗迎风飘扬，好像鸟的受伤的翅膀。

“哎，去你妈的！……”

“活见鬼！”葛利高里接口说。他的嘴唇颤动起来，脸一下子变成灰白色了。

主席把木尺也丢掉了，莫名其妙地伸手到口袋里去摸烟荷包。彼得连忙跑到谷地里，葛利高里也跟着跑去。

脚不听使唤，老是绊跤，跑得像乌龟一样慢；心吓得要裂开了；嘴巴又热又干。浸过水的谷底很湿。淤泥散发着臭气，常常把脚粘住。彼得一边跑，一边拉脱靴子，更灵巧地抓住步枪。葛利高里脸色发青，嘴唇抽筋，呼噜呼噜地直喘气。他忽然倒下了，把枪扔得老远。

“扔掉吧，彼得，被他们捉住就完蛋了！……”

彼得发火了。

“你疯了吗？！……快拿起来，混蛋！”

葛利高里有气无力地抓住步枪皮带。两人用尖锐而异样的眼睛对望了一阵。

他们重又拔脚跑去。在谷地的边上，葛利高里仰天一跤倒下来。彼得咬咬牙齿，抱住同志消瘦的身体，拖着他走。谷地分成几路，一路积着些马骨头和灰色的荆棘，一直通到耕地。一个庄稼汉站在大车旁边，正把两匹马套到犁上去。

“把马借给我们骑到镇上去！……马赫诺匪帮赶过来了！”

彼得抓住马轭，庄稼汉抓住彼得。

“我不给！……母马怀驹了，怎么能骑呢？！”

强壮的庄稼汉用粗笨的手指紧紧抓住枪筒，彼得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拉下步枪打死他，把怀驹的母马弄到手。

他看见一双尖锐可怕的眼睛、面颊上红棕色的刚毛和嘴巴边微细的战栗，就拉下步枪。枪栓哗啦响了一声。

“走开！”

庄稼汉弯下腰去捡大车旁边的斧子，彼得感到喉咙里有点儿黏腻的恶心，用枪柄照凸出的后脑勺敲了下去。穿着皱褶的皮靴的两脚，就像蜘蛛的脚一样，痉挛地弯了拢来……

葛利高里斩断挽索，跳上母马。彼得也跳上一匹菊花青的克里米亚骟马。他们穿过耕地，来到大路上。马蹄声和谐地响起来。彼得往后望了一眼，只见谷地上灰沙飞扬。追击队散开了，拼足力气赶来。

他们跑了十里路的样子，后面的人马越来越近了。领先的那匹马昂起头，向后退了六七尺，毛茸茸的黑斗篷在骑马人的身上卷动。

葛利高里身下的母马，显然越跑越慢了，嘶哑地喘着气，短促地、断断续续地鸣着。

“母马怀驹跑不动……我完了，彼得！”葛利高里透过切肤的寒风嚷着。

在坟墩附近的拐弯处，葛利高里从马上跳下来，马倒下了。彼得暴躁地跑了几俄丈路，可是一省悟过来，又急急地勒转马头跑回去。

“你这是干什么呀？！”葛利高里像哭一样嚷道，可是彼得满怀信心，灵活地装上子弹，霍地一下跳下马，跪下一只脚，向逼近拢来的黑斗篷开了一枪，接着扔掉弹壳，笑了笑说：

“末日到了，老兄，这可不是开玩笑！”

他又开了一枪。那马用后腿站起来，黑斗篷滑到地上，一只靴子卡在踏镫上，马却不择道路，在滚滚的灰沙中跑去。

彼得用茫然的眼光送着它，叉开两腿，在路上坐下来。葛利高里用汗湿的手掌揉着香喷喷的薄荷花，怪样地笑了笑。

彼得一本正经地低低说：

“哎，现在完了。”说完就扑倒在地上。

三

在执委会的院子里，同志们正在把一袋袋缝好的文件埋到地下去。主席雅可夫在台阶上修理一挺生锈的老爷机枪。从早晨起，他们就等着出去侦察的民兵回来。到了中午，共青团员安东在旁边跑过，雅可夫把他叫住了，笑眯眯地说：

“快到马房里去挑一匹好马，赶到克鲁金区去一下。要是碰见我们的侦察队，你就告诉他们，叫他们回到镇里来。步枪你有吗？”

安东闪动光着的脚后跟，边跑边嚷：

“步枪有的，还有二十颗子弹！”

“好，去吧，快点儿！”

过了五分钟，安东像一阵旋风似的从执委会的院子里冲出去，向主席了老鼠一样的灰色小眼睛，把路上的灰尘都扬了起来。

雅可夫站在执委会的台阶上，望着匀调地摇晃的马脖子和安东的鬈发的脑袋。他站了一会儿，走进布满灰色蛛网的走廊。同志们和共青团员都集合在一起了。他用疲劳的眼睛向大家扫了一下，说：

“安东跑去侦察了……”他沉默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敲敲桌子，补充说：“彼得和葛利高里在区里……他们逃得出马赫诺的手吗？……”

人们在执委会的回声很响的空房间里走来走去，读着读过千百遍的褪色的标语画上杰米扬·别德内的快板诗。过了两小时，出去侦察的民兵骑马冲进执委会的院子里。他们也不把马拴起来，就跑上台阶。带头的一个身上扬满灰土，大声问道：

“主席在哪里？”

“哪，他来了。嗯，怎么样，看见了？人数很多吗？他们在钟楼上躲得过去吗？……”

一个民兵绝望地摆了摆鞭子。

“我们跟敌人的先头骑兵队碰上了……好容易才逃回来！他们总共有万把人。浩浩荡荡地赶来，好像一群穴鸟。”

主席皱起眉头，问：

“你们没有碰到安东吗？”

“我们不认识他，只看见克鲁特谷地后面有个人骑马向草原跑去。看样子落在马赫诺手里了……”

人们密密地围拢来，嘁嘁喳喳地谈着话。主席拉拉蓬乱的大胡子，从心底里吐出话来：

“他们俩到区里去量地，显然是完蛋了……安东也是……咱们只好躲到芦苇丛里去了……要对付马赫诺，咱们的力量太差了……”

征粮员张开嘴巴，想说些什么，可是只慌张地对门里嚷道：

“快跑，同志们！骑兵来到小山上了！……”

人们好像被一阵大风吹散了。刚才还聚集在一起，一下子不见了！镇里十室九空了。百叶窗都关上了。村镇上空一片寂静，只有执委会篱笆旁边的草丛里，有只母鸡不知被什么人惊起了，使劲地咯咯叫着。

四

风呼噜呼噜地吹着安东背上的衬衫。骑没有鞍子的马，屁股很痛。马摇摇晃晃地跑着小步，很不平稳。安东勒住缰绳，从克鲁特谷地爬上山去，忽然看见后面有几百名骑兵和两辆机枪车，离他只有两里路的样子。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马赫诺匪帮！”

他拉了拉马缰，感到背上一阵刺骨的寒冷，可是马像故意跟他为难，懒洋洋地换动脚步，继续从容不迫地跑着小步，不肯跑大步。

敌人看见他了，大声喊叫，砰砰地乱开枪。风打着他的脸，眼泪糊住了眼睛，尖锐的呼哨声钻进耳朵里。回头望望是很可怕的。直到跑过村镇边上的几户人家，他才回头望了一下。他没有勒住马，就跳了下来，弯下腰，跑到围墙旁边，心里想：“要是打广场上跑，他们会看见的，会赶上来的……还是溜到墙里，爬上钟楼去！……”

他左手紧紧抓住步枪，右手推开栅门，一双光脚踏着地上的落叶，飒飒发响。他走上教堂的螺旋梯，闻到神香、霉气和鸽粪的味儿。

他在教堂的平顶上站住了，直挺挺地躺下来，侧着耳朵听。除了镇里公鸡的啼声之外，一片寂静。

他把步枪放在旁边，取下弹药盒，擦去额上黏腻的汗珠。思想像跳高驼背一样在头脑里跳跃。“反正要被他们打死，不如先下手……彼得说过：马赫诺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安东想起来，他跟朋友们上星期射击隔河一百步外的一辆大车，他击中的次数最多。这会儿，他感到喉咙里有些刺痛，心也跳得比平时慢了。

六个骑兵小心翼翼地跑到广场上，下了马，又把马拴在学校门口的栅栏上。

安东的心又跳得快起来。他咬紧牙齿，强作镇定，用哆嗦的手指装上子弹夹。

胡同里又蹿出来一个骑兵。他在暴跳不止的马上打着转，给了马一鞭子，又急急地向后跑去。从大胆豪放的骑马姿势上，安东认出是个哥萨克。他目送着在马屁股上摇晃的绿色军服，叹了一口气。

机枪车辘辘地开过，数不清的马蹄发出嗒嗒的声音，炮车隆隆地跟在后面。镇里到处都是步兵，好像腐尸上的软虫。街上挤满炮车、弹药车和机枪车。

安东身上一阵发冷，用冻僵的手指触了触枪栓，接着留神地听着。上面，在横梁中间，有只鸽子在咕咕地叫。

“稍微等一下吧……”他想。

在围墙旁边，几个马赫诺匪徒在喂马。其余的人三五成群地躺在马匹中间，穿着彩色的扎脚裤和鲜艳的宽腰带，好像河里五光十色的石卵子。一片说话声和哄笑声。在大路上，机枪车两部一排地行进着……

安东打定主意，在准星上捉住机枪手的灰色皮帽子。枪声砰的一下响了，机枪手的脑袋就在两膝中间垂下来。又是一枪，马车夫丢掉缰绳，悄悄地滑到轮子底下。枪声接二连三地响着……

马匹在拴马桩旁边发起狂来，一边尖声地嘶叫，一边踢骑着的人。大路上有匹受伤的侧马在挽索里挣扎，学校旁边有辆机枪车轰隆隆地翻倒了，戴白色枪套的机枪头无可奈何地插进泥地里。钟楼上空荡漾着马嘶声、叫嚷声、口令声、杂乱的射击声……

炮车辘辘地向后倒退。安东被发现了。一颗子弹啪的一下打在木梁上。广场空了。在学校的台阶上，马赫诺匪帮的一个水兵熟练地开起机枪来。子弹不断地在发铜绿的古钟上擦过，发出哀怨的声音。一颗子弹跳开来，正巧打在安东的手臂上。他爬开去，支起身来，靠住砖头柱子，继续开枪：那水兵拍了一下手，旋转起来，仆倒在朽烂倾斜的台阶上。

村镇外面，在坟场附近，一门三英寸口径的大炮从拖车上卸下来，钢的炮口对住灰泥剥落的教堂。隐蔽的村镇被隆隆的炮响惊动了。

炮弹打在教堂的圆顶下面，一大堆砖屑撒在安东身上，铜钟爆发出嘹亮的声音。

五

彼得脸朝下躺着，一动不动，强烈地闻到薄荷的芳香，清楚地听见嗒嗒的马蹄声。

一阵难堪的恶心从肚子里涌上来。他摇摇脑袋，欠起身来，看见葛利高里的帆布衬衫旁边有张口沫滂沱的马脸、一件青色的哥萨克长衣、一张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脸上嵌着一双加尔梅克式的斜眼睛。

在半俄里外的地方，另外有几个人围着一匹马转来转去。那马拖着一个裹在破烂的斗篷里的破烂的人体。

葛利高里哭起来，像孩子一样呜咽着，上气不接下气地用撕裂的声音嚷着些什么。这时候，彼得的心哆嗦了。他眼睛不眨一眨，瞧那加尔梅克人怎样在马镫上站起来，接着身子斜挂下来，挥了一下雪亮的钢刀。葛利高里笨拙地蹲下来，双手抱住劈成两半的脑袋，哼了一声就倒下了。血在他的喉咙里咕嘟咕嘟地发响，像潮水一样涌出来。

在彼得的记忆里，只留下葛利高里微微抽动的两脚和加尔梅克人脱皮的面颊上的一条红色刀疤。随后，马掌上的尖钉刺进彼得的胸膛里，使他失去知觉，他的脖子又被一条马毛编的套索套住了。于是，一切都在火花和热雾中疯狂地旋转起来……

彼得清醒了，感到眼睛像刀割一样疼痛，忍不住呻吟起来。他用手摸了摸脸，大吃一惊，发现有块滑腻腻的东西从眼皮滑到面颊上。一只眼睛落了出来，另外一只浮肿了，淌着眼泪。彼得从狭小的眼缝里勉强看出头上的马脸和人脸。不知什么人低低地弯下腰来，说：

“快起来，小伙子，不然就要你的命！……到司令部受审去！……喂，起来吗？我是随便的，不经过审问，我也可以枪毙你！……”

彼得支起身来。周围万头攒动，喧声冲天，还有马的嘶声。戴灰色羔皮帽的押送兵走在前头。彼得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

他的脖子被套索勒得发红，脸上擦伤处的血凝住了，浑身上下痛得厉害，仿佛挨了一顿毒打。

在去司令部的一路上，彼得尽向两边张望。凡是眼睛看见的地方，不论广场，不论街道，不论弯曲的小胡同，都是人、马和机枪车。

司令部设在牧师的家里。沙哑的吉他声和杯盘的叮当声，从打开的窗子里送到街上。显然，牧师老婆在厨房里忙着招待贵宾。

押送彼得的士兵，在台阶上坐下来抽烟，含糊地说：

“在台阶边上等一下，部里在办事呐！”

彼得靠在吱咯吱咯响的栏杆上，嘴里又干又热，困难地转动破裂的舌头说：

“渴死了……”

“司令部会给你水喝的！”

一个麻脸的水兵走到台阶上。青色的长衣上束着一条大红宽腰带，衣服的毛边一直垂到膝盖上，头上戴着一顶没有舌头的水兵帽，帽上还有褪色的番号：“黑海舰队”。那水兵手里拿着一架有飘带的漂亮手风琴。他那双忧郁的浅绿色眼睛，向彼得从头到脚地瞧了一下，脸上浮着微笑，懒洋洋地拉开手风琴：

年轻的共产党员，

结婚干什么呀？

马赫诺大人一来，

你逃到哪儿去呀？……

水兵的声音充满酒意，但很响亮。他没有抬起眼睛来，重复唱道：

马赫诺大人一来，

你逃到哪儿去呀？……

押送兵抽完最后一口烟，没有回过头来，说：

“嗳，你这独眼龙，跟我来！”

彼得爬上台阶，走到房子里。穿堂的墙上挂着一幅黑旗。旗上有一行被皱纹折断的白色字母：“第二大队司令部”，上面还有一行乌克兰文：“大乌克兰万岁！”

六

在牧师的卧室里，打字机发出嗒嗒的声音。说话声从敞开的门里飘送出来。彼得在阴暗的穿堂里等了很久，感到坐立不安。剧烈的创痛伤害了他的意志和理性。他想：马赫诺匪帮杀了支部的同志和国家干部，如今在牧师的神香弥漫的卧室里，死神又在向他眨眼了。不过，他的心并没有被吓得发冷。彼得闭着眼睛，呼吸均匀，没有间歇，只有那流满鲜血的面颊，在微微颤动。

卧室里传出来说话声、打字机的嗒嗒声、娘儿们的笑声和清脆的碰杯声。

牧师老婆匆匆地跑进穿堂，在彼得的旁边走过。一个腰带束得很紧的匪徒，紧跟在她后面，把踢马刺碰得叮叮响，一路上拈着浅色的小胡子。牧师老婆手里拿着玻璃瓶，眼睛笑得像扁桃一样细。

“六年的陈果子酒，平时舍不得吃的。哎，您真不知道，跟这些野蛮人一起过活有多可怕呀！……经常受压迫。支部甚至强抢我们的钢琴。您倒想想看：到我们家里来拿走我们的钢琴！啊？”

她一边走，一边用轻薄的、骨碌碌转动的眼睛盯着彼得，轻蔑地皱起了眉头。随后她认出他来，就悄悄地对马赫诺匪徒说：

“他就是共青团支部的主席……恶毒的共产党员……你们应该把他……”

因为裙子窸窣发响，彼得没有听清后半句话。

过了一分钟，他被叫了进去。

“快到偏屋里去，你妈的……”

那个留浅色小胡子的匪徒，戴着一顶银灰色羔皮帽，坐在桌子旁边。

“你是共青团员吗？”

“是的。”

“对我们的人开过枪吗？”

“开过……”

马赫诺匪徒若有所思地咬咬胡子尖，眼睛望着彼得头部以上的地方，问：

“我们枪毙你——你不觉得委屈吗？”

彼得用手掌擦擦嘴唇上的血，坚决地说：

“你们枪毙不光的。”

马赫诺匪徒在椅子上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嚷道：

“多尔贝舍夫，把这家伙带出去，带给第二排去枪毙！……”

彼得被带了出去。押送兵用皮带缚住彼得的手，拉紧结头问：

“不痛吗？”

“别啰嗦了。”彼得说，走出大门，笨拙地摆动缚住的双手。

押送兵随手带上栅门，拉下肩上的步枪。

“等一下，排长来了！”

彼得站住了。他感到很苦恼，因为下巴痒得难受，可是不能搔——两手被缚住了。

矮小跛脚的排长走了过来。高高的英国皮绑腿，发着焦油的味儿。他问押送兵说：

“是带来给我的吗？”

“给你，关照说得赶快！”

排长用睡意未消的眼睛向彼得瞧了瞧，说：

“真可笑……去跟一个小家伙磨蹭，苦了他，也给自己添麻烦。”

他蹙起褐色的眉毛，又对彼得瞧了一眼，骂着娘，大声喝道：

“滚到仓旁边去，蠢货！……喂！……对你说，去，脸对墙站住！……”

留浅色小胡子的匪徒从里面走出来，身子靠在雕花的栏杆上，说：

“排长，听见吗？……不用枪毙那家伙了，让他到我这儿来吧！”

彼得走到台阶上，身子靠着门站着。小胡子走到他跟前，仔细瞧着血污的狭小的眼缝，说：

“你很坚强，小伙子……我饶了你的命，把你编到马赫诺大人的队伍里去。你愿意干吗？”

“愿意。”彼得闭住眼睛说。

“不会逃跑吗？”

“你们管吃、管穿——我不跑……”

小胡子笑了，皱起鼻子。

“你就是想跑也跑不掉……我要派人监视你。”他向押送兵回过头去说：“多尔贝舍夫，把这家伙带到你们队里去，给他一些用得着的旧东西。让他留在你的车上吧。得好好看住他。枪暂时别给他！”

他拍拍彼得的肩膀，摇摇晃晃地回屋子里去了。

第二天中午，他们离开镇上。彼得摇摇晃晃地跟胡子下垂的多尔贝舍夫并排坐在马车前座上，脑子里尽想着苦恼的事。

雨后的道路一片泥泞，到处都是土墩。马车跳动着，摇来摆去的。路旁的电线杆在一根根往后退，道路弯弯曲曲，没有个尽头。

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到处是喧闹的声音，是男人皱着眉头的眼光，是女人悲惨的哭声……

第二大队跟军团失去了联系，向米列罗沃的方向行进。其实军团在左边移动。

傍晚，多尔贝舍夫从座位底下拿出一个揉皱的面包，又切开一只西瓜。他一边吃，一边扔了一些给彼得，说：

“吃吧，老弟，如今你是我们的人了！”

彼得贪心地吃完一块成熟的西瓜和一片有马汗臭的面包。

多尔贝舍夫用短剑又割下一块西瓜，塞给彼得。

“我可不信任你！我想你会逃跑的！把你干掉，那就太平多了！”

“不，大叔，你想得不对。我干什么要逃跑呢？也许你们打仗是为了正义……”

“嗯，对了，就是为了正义。你以为怎么样呢？”

彼得整了整眼睛上的绷带，说：

“既然是为了正义，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欺负老百姓呢？”

“我们欺负他们什么呀？”

“欺负什么？什么都欺负！你们经过村子，把庄稼人的最后一粒麦子都拿去喂马，弄得他们的孩子没有东西吃。”

多尔贝舍夫卷了一支烟，抽起来。

“这是大人下的命令。”

“要是他下命令把所有的庄稼汉都吊死呢？”

“哼……你把话扯到哪儿去了！……”

多尔贝舍夫把一大团烟吐到头上，不做声了。

过夜的时候，队长基留哈——爱好拉手风琴的麻脸水兵，把彼得叫了去，摇摇毛瑟枪说：

“你这狗养的，死你的妈，要是再谈什么政治，我就下命令把你倒挂在车杠上……明白吗？”

“明白了。”彼得回答。

“哼，快给我滚，可是得记住，独眼龙，稍微有些什么，我把你另外一只眼睛也挖出来，再把你吊死！……”

彼得明白了，进行鼓动得小心。一连两天他竭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向多尔贝舍夫打听马赫诺大人的事，问他到过哪些地方，可是多尔贝舍夫守口如瓶，皱着眉头，用怀疑的眼光瞧着彼得，难得通过咬紧的牙齿吐出几个字来。不过，彼得的殷勤和恭敬（事实上，多尔贝舍夫来历也不小，他是古梁依波列人，跟马赫诺还是近邻）弄得他有些飘飘然，他开始高兴跟彼得谈话了。第二天，他就给了彼得一支卡宾枪，还有八十发子弹。

那天傍晚，中队在柯沙里村附近歇息。多尔贝舍夫把马从车上解下来，交给彼得一只水桶，说：

“小伙子，快骑上马，跑到柳树丛那边去。那边有个水塘，你去汲点水来，咱们烧粥吃！”

彼得竭力克制住剧烈的心跳，骑上马向水塘跑去。

“我跑到水塘边，再从那儿逃上山去。”他的头脑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他跑到水塘边，绕过半倒塌的堤岸，悄悄地扔下水桶，用鞋后跟踢了踢马，飞快地向小山上跑去。一颗子弹飕的一声在他的头上飞过，村镇附近响起了枪声，好像在警告他似的。他用模糊的眼光估量一下到村镇的距离：大约半俄里。

他想：“要是跑上山去，准会吃子弹的。”他无可奈何地勒转马头，从原路回去。

多尔贝舍夫把一只盛有马铃薯的铁锅，挂在车杠头上，对彼得瞧了一眼说：

“你要是胡闹，就打死你！你记住！”

七

天蒙蒙亮，一片闹哄哄的说话声把彼得弄醒了。他一醒，就把盖着过夜的马衣扔到车下。在浅蓝色的秋天的原野里，沸腾着一片叫声。

“大叔，这是什么闹声呀？”

多尔贝舍夫挺直身体站在车座上，挥动毛茸茸的皮帽子，脸涨得通红，大声叫道：

“大人万岁！……乌——拉！……”

彼得欠起身来，看见一辆套着四匹黑马的车子，在路上飞跑。马身上冒着白色的汗沫，周围都是骑兵。马赫诺本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克城下受了伤，腋下夹着拐杖，皱紧嘴唇——不知是在忍痛，还是在微笑。一条毯子从后座直拖到地面，灰尘好像蓬乱的头发，悬在后面的车轮上。

马车飞跑而过，一分钟以后，只见远处的道路上灰沙飞扬，喧闹的人声已经静止了。

八

过了三天，第二大队向铁路线推进。路上没有发生过一次战斗。少数红军部队向顿河撤退。彼得跟中队里的人都认识了！在一百五十多人中间，有六十多个是投降的红军，其余都是胡乱拼凑起来的。

有一天宿夜的时候，大家聚集在篝火旁边，在手风琴声中跳着快步舞。结着薄冰的地面，在脚下发出单调的格格声。

多尔贝舍夫沿着圆圈跳矮脚舞，两手拍着扬满灰尘的靴筒，重重地喘着气，好像一匹赶坏了的马。

后来，大家把大衣和皮袄铺起来，躺在篝火旁边。机枪手曼如洛拿起一块烧着的木头来对火，说：

“我们中间有人说：大人将通过矿区，把我们带到罗马尼亚边境上。到了那边，他就扔下军队，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

“这是胡说！”多尔贝舍夫嘟哝着。

曼如洛冒火了，狠狠地骂着多尔贝舍夫，手指朝他一指，大声嚷道：

“哼，他，傻娘儿们姘头！你能拿他怎么办！你这个猪尾巴，你以为他会让你坐他的马车吗？……”

“他不会抛弃军队的！……”多尔贝舍夫暴躁地嚷道。

“死脑筋！……烂婊子养的！……要知道，罗马尼亚皇帝决不会让两万人马入境的！”机枪手气得脸色发白，大声嚷道。

他的话得到了支持。

“你说得对！……”

“一针见血，曼如洛！……”

“只要咱们能为大人和他随身带着的那些姘妇流血，他就用得着咱们……”

“呵——呵——呵！……哈——哈——哈！……再给他几句，老兄！”篝火上升起一片叫嚷。

多尔贝舍夫站起来，匆匆地向中队长的炮车走去。在他后面，人们刺耳地吹着口哨，发出嘘溜溜的声音，有人扔着燃烧的木柴。

“他挑拨是非去了……嗯，好吧……等到一打仗，我们就给他的后脑勺上来一枪！”

彼得看见，队长基留哈向篝火走来，走到火堆旁，又后退了一步。

“你们怎么啦，小伙子们？你们中间谁在想望绞索呀？……谁想在电线杆上荡秋千啊？喂，说吧！……”

曼如洛从地上爬起来，走到队长紧跟前，呼吸急促地道：

“你啊，基留哈，别太过分了！要知道，过分会出乱子的！……夹住你那条闯祸的舌头吧！”

“走吧，咱们到司令部去！”

基留哈抓住机枪手的袖子，周围响起一片喧哗。人们从地上爬起来，毛茸茸的皮帽子立刻像一堵墙似的在队长后面连接起来。

“别动！”

“我们把你的心肝挖出来！”

“我们把你跟司令部一起搞掉！”

他们动手推基留哈，有人抡开手臂，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队长的青色长衣的领子撕破了。步枪的枪栓咔咔地作响。队长用力挣扎，发出呻吟一样的叫声：

“造反了！……叛变……”

机枪手捂住他的嘴，对着他的耳朵说：

“滚开，闭嘴……当心背上吃子弹！”

他分开挤在一块的人群，把他带到第一辆马车跟前，才回到篝火边来。

哄笑声又爆发了，手风琴也哩哩啦啦地唱起来，跳舞的人们顿着鞋跟。在马车旁边，人们把多尔贝舍夫掀翻在地上，用腰带塞住他的嘴巴，好一阵用枪柄揍他，用脚踢他。

第二天，一个传令兵从司令部骑马跑来，交给中队长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脏纸头。纸头上总共只有四个词儿，是用紫铅笔潦草地写上的：“命令 中队 攻取 苏维埃农场。”

九

从小山上可以望见苏维埃农场。在弯弯曲曲的白色石围墙后面，有一批砖头建筑物和一个烧砖厂的高烟囱。

中队把车辆扔在大路上，像一条链子似的，不择道路，向国营农场走去。

中队长基留哈脸上扎着一条娘儿们用的柔软头巾，跑在最前头。他身下的黑马老是颠踬。他不时回头望望那默默地在后面走着的零落的队伍。

彼得是左翼的第七人。不知怎的，他老觉得马上要出什么重大的事了。由于这种预感，他心里越来越高兴。

当他们走近农场，听到枪声的时候，中队长从马上跳下来，嚷道：

“躺下！”

他们在谷地附近散开来。大家都躺下了，参参差差地对着石墙开枪。在农场屋顶上，一挺机枪沙哑而迟疑地响起来。院子里站着一些人。子弹落在队伍后面，在地上扬起一团团的灰尘。

中队进攻三次，三次都又退回到谷地里。最后一次，当彼得跑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多尔贝舍夫仰面躺在土拨鼠洞的旁边，弯着身子，皮帽下面的额上有一个洞。彼得明白了，他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枪开得很准，就打在眼睛稍高的地方。

队长基留哈第四次从刀鞘里抽出弯曲的高加索马刀，用淡黄色的眼睛扫了一下中队，嘶哑地嚷道：

“前进，小伙子们！……跟我来！……”

可是小伙子们一动不动，却低低地咕哝起来。机枪手曼如洛拉掉步枪的枪栓，嚷道：

“你带我们去屠杀吗？我们不去！……”

彼得感到手指发冷，可是身上流着黏腻的汗。他用嘶哑的声音大声叫道：

“弟兄们！……你们流血是为了什么呀？……干什么自己去送命，还要杀害像你们一样的劳动人民？……”

人声静止了。彼得一下子感到手里的步枪皮带都湿了。

“弟兄们！……让我们放下武器吧！……你们人人都有家庭……难道你们不疼老婆孩子吗？你们有没有想到，要是你们牺牲了，叫他们怎么办呢？……”

队长从皮套里抽出毛瑟枪，但是彼得早已料到这一手，就举起步枪，简直不加瞄准，打中了那件敞开的青色长衣。基留哈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两手抱住胸脯，倒在地上。

人们把彼得围住了，用枪柄打他，压他，把他掀翻在地上。不过，机枪手曼如洛伸开两臂，向他弯下腰去，厉声喝道：

“站住！……别把小伙子打死！……站住——让他把话说完了，再干掉他！……”

他把彼得从地上拉起来，拿他摇了摇：

“快说！”

地面和天上的浮云都在彼得的眼前打转。他打起精神，镇定下来，说：

“你们杀吧！……反正一个死！……”

后面的人们叫道：

“大声点儿……什么也听不见！”

彼得用袖子擦去太阳穴上流下来的血，提高嗓子说：

“大家好好想一想吧。马赫诺把你们带到罗马尼亚边境，就会把你们扔下的！……他只有现在需要你们！……谁愿意当奴隶，可以跟他走，剩下来的会被红军消灭的。但要是我们现在投降呢，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谷地很湿。一片寂静。大家都感到喘不过气来，仿佛空气不够似的……

风把乌云低低地铺开在地面上空。寂静……寂静……

机枪手用手擦擦前额，低低地问：

“嗳，怎么样，小伙子们？……”

脑袋一个个低垂着。在一旁，队长基留哈撕着被枪弹打穿的胸膛上的衬衫，最后一次踢了踢脚，就安静了，只有身子还在微微哆嗦。

“谁愿意投降的，向右走！谁不愿意的，向左走！”彼得嚷道。

机枪手不顾一切地摆了摆手，向右边迈了一步，好多人就跟着他急急地拥过去。只有七八个人留着没动，犹豫着，犹豫着，最后也走了过去……

过了五分钟，大家拥挤着向苏维埃农场走去。彼得和机枪手曼如洛带头。彼得的生锈的刺刀上，挂着一件撕破的白衬衫代替旗子。

从苏维埃农场的大门里，拥出来一大群人。步枪都准备好了，不信任地向前伸出着。

离开农场三百步的地方，中队站住了。彼得和曼如洛放下步枪，向农场走去。农场里也有两个人迎着他们走来。双方在半路上碰头了，稍微谈了几句话。留大胡子的农场人员拥抱了彼得。曼如洛擦擦胡子，跟另外一个交叉地吻了吻。

两边都响起了喝彩声。中队把步枪都格啦啦地扔在一堆，三三两两走进农场的敞开的大门。

十

肃反委员会的代表，从区里骑马来到苏维埃农场。他讯问彼得，把口供记在小本子里，握握他的两手，走了。

一部分原来的马赫诺分子参加了追剿马赫诺的红军骑兵团；其余的人到区军事委员部去了。彼得留在农场里。

经历了这些事件以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是多么惬意啊。空眼窝里的创痛似乎减轻了。彼得仿佛并没有被人拿套马索拖着走过，也没有被人打得死去活来……才过去的事不知怎的竟记不起来了，彼得也不愿把它记起来。

但是，在农场的俱乐部里，彼得在一面破镜子前面经过，看见自己残损的土色的脸，伤心得嘴唇痉挛起来，呼吸也困难了。

星期二傍晚，农场的支部书记走到彼得房里。他挨着彼得在床上坐下来，蜷起穿着猎人靴子的长腿，咳嗽几声说：

“过一个钟头到俱乐部去开大会。”

“好的，我去。”

书记坐了一会儿走了。过了一小时，彼得坐在俱乐部里。他听着农场主席、农艺师、烧砖厂厂长和兽医等人的报告。通过具体的数字，彼得眼前浮现出一幅美好的生活的图画。

写记录，作决议，表示愿望。

在讨论日常工作时，支部书记请求发言：

“同志们，共青团员彼得现在住在咱们的农场里。大家都知道，咱们很感激他，因为他保全了咱们的农场。支部建议送彼得到区里去医治，然后把他安排到我们厂里工作。让咱们来表决吧。谁赞成？”

一致同意，没有人反对。这时候，彼得从长凳上站起来，一滴浑浊的眼泪，从空眼窝里流到面颊上。他闭住嘴唇，站了一会儿，用眯缝着的独眼向会场环顾了一下，困难地转动不听使唤的舌头说：

“谢谢你们，可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很愿意跟你们一块儿干活……问题是……问题是在于：你们这儿的生活已经上了轨道；可是在那儿……在我来的那个镇里……那儿的生活还没搞好，才开始安排，成立了支部，现在恐怕有好些人牺牲了……被马赫诺匪徒杀害的……我要到那儿去……那儿更需要干部……”

大家都不做声。大家都同意了。俱乐部里一片寂静。

十一

差不多全农场的人都来给彼得送行。当彼得跟大家告了别，爬到山上的时候，已经黄昏了。道路的上空，在一排排沉默的电线杆的上空，笼罩着一片黑暗……

盖特曼大道沿顿河蜿蜒着，显得比峥嵘的群山还高。彼得默默地走着。

在黏稠的黑暗中，在万籁无声的深夜里，脚步声听来格外响亮。霜在脚底下飒飒发响。被马蹄踩成的坑洼里，结着一层薄冰。冰片破裂了，发出松脆的声音，冰下的水就呱唧呱唧地溅开来。

橙黄色的月亮从大道旁边的坟墩后面升起来。草原上就投下歪斜杂乱的阴影。大道上一片银光，冰上也现出蓝幽幽的反光。

彼得默默地走着，张开嘴巴，贪婪地吸着空气。路边凋谢的艾蓬散发出苦味和汗臭……

道路弯弯曲曲的没有尽头，可是彼得迎着越来越深的夜，坚定地大踏步走去。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一颗五角星向他闪着绿幽幽的光芒。

1925年

野小鬼

米什卡梦见祖父在花园里砍了一条结实的樱桃树枝，向他走来。祖父挥挥树枝，严厉地说：

“喂，米什卡先生，过来，我要打你的屁股！……”

“为什么呀，爷爷？”米什卡问。

“因为你从笼里偷了长毛母鸡的蛋，拿去坐旋转木马花掉了！……”

“爷爷，我今年没有坐过旋转木马呀！”米什卡恐怖地叫道。

可是祖父神气活现地捋捋大胡子，顿了顿脚说：

“躺下来，小淘气，把裤子脱掉！……”

米什卡大叫一声，醒过来，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好像真的尝到树枝的滋味了。他微微睁开左眼——屋子里一片光明。窗外的朝阳照得暖烘烘的。米什卡抬起头，听见门洞里有声音：妈妈尖声尖气地叫着，叽里喳啦地说着些什么，笑得喘不过气来；爷爷在咳嗽；还有一个陌生人发出“布——布——布……”的声音。

米什卡擦擦眼睛，看见：门砰的一声打开了，祖父跑进正屋里，连跳带蹦，把鼻子上的眼镜也震得摇摇晃晃。米什卡起初还以为是牧师带唱诗班的人来了（复活节牧师来的时候，祖父也是这么忙成一团的），可是跟着祖父进来的，是一个很高大的陌生士兵。他身穿黑色军大衣，头戴有飘带、没有遮檐的帽子。妈妈挂在他的脖子上，叫着。

陌生人走到屋子当中，把妈妈从脖子上拉下来，大声说：

“我的孩子在哪里呀？”

米什卡害怕了，钻进被窝里。

“米什卡，乖儿子，你怎么还睡觉呀？你爸爸当差回来了！”妈妈嚷道。

米什卡还没来得及眨动一下眼睛，那士兵已经一把把他抱起来，向天花板上扔去，接着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褐色的胡子重重地刺他的嘴唇、面颊和眼睛。胡子上沾满了一种又湿又咸的东西。米什卡想挣脱，可是挣不脱。

“瞧我生了个多出色的布尔什维克呵！……马上要长过爸爸了！……呵——呵——呵！……”爸爸嚷着，尽是逗着米什卡玩：一会儿让他坐在手掌上，转来转去，一会儿又把他扔得屋梁那么高。

米什卡忍着，忍着，可是终于像祖父那样把眉头一皱，摆出严肃的样子，又抓住父亲的胡子。

“放手，爸爸！”

“我可不放呢！”

“放下吧！我已经长大了，可你还把我当作小孩子！……”

父亲让米什卡坐在膝盖上，笑眯眯地问：

“那么你几岁了，小家伙？”

“八个年头了。”米什卡皱起眉头白着眼，嘟哝着说。

“乖儿子，你还记得前年我给你做过轮船吗？还记得咱们把那些船放在池塘里吗？”

“记得的！……”米什卡叫道，怯生生地钩住爸爸的脖子。

这一来可乐了：父亲让米什卡骑在脖子上，拉住他的腿，在正屋里团团兜圈子，接着又跳起来，像马一样地叫着，米什卡乐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了。母亲拉住他的袖子，吆喝道：

“到院子里玩去！……对你说，去，下流坯！”接着请求父亲说：“放了他吧，福玛！你就放了他吧！……他简直不让人家瞧瞧你，你这个英雄。咱们两年没见面了，可你尽跟他玩！”

父亲把米什卡放到地上说：

“先跟孩子们玩去，回头我给你东西。”

米什卡随身带上门，起初想呆在门洞里，听他们说些什么。可是接着想到，孩子们谁也不知道爸爸回来了，就穿过院子，经过菜地，踩着马铃薯穴，一溜烟地向池塘跑去了。

米什卡在发臭的死水里洗了澡，在沙滩上滚了一阵，最后又到水里去泡了泡，这才跳动一只脚，拉上裤子。他正要回家去，没想到牧师的儿子维吉卡走了过来。

“别走，米什卡！咱们一起来洗个澡，再上我家玩去。妈妈答应让你到我家去玩了。”

米什卡左手拉拉滑下来的裤子，整整肩膀上的背带，不高兴地说：

“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你的耳朵太臭了！……”

维吉卡阴险地眯缝起左眼，从瘦骨棱棱的肩膀上拉下绒线衫说：

“这是害瘰疬病的关系，你是庄稼人，你妈妈在篱笆边生你的！……”

“你亲眼看见了？”

“我听说了，是我们家的厨娘讲给我妈听的。”

米什卡用脚扒拉着沙，从上到下把维吉卡打量了一下。

“你妈胡说！我爸爸在战争中打过仗，可是你爸爸呢，是个吸血鬼，老吃人家的包子！……”

“野小鬼！……”牧师的儿子撅起嘴巴叫道。

米什卡抓起一个石卵子，可是牧师的儿子含着眼泪，很老实地笑笑说：

“你别动手，米什卡，别生气！我把我的铁剑送给你好吗？”

米什卡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芒，把石卵子扔在一边，可是一想到父亲，就骄傲地说：

“我爸爸打仗回来，给我带来的东西比你的还好呐！”

“你在吹牛吧？”维吉卡不相信地拖长声音说。

“你自己才吹牛！……我说带来，就是带来！……还有真正的枪呢……”

“那你可太阔气了！”维吉卡羡慕地笑了一下。

“他还有一顶帽子，帽子上还挂着飘带，写着金字，就像你那些小书一样。”

维吉卡想了好一阵，拿什么来使米什卡大吃一惊呢。他皱着前额，搔搔没有血色的肚子。

“我爸爸快要当主教了，可你爸爸是看过牛的。哼，怎么样？……”

米什卡站得厌烦了，转身向菜地跑去。牧师的儿子叫道：

“米什卡，米什卡，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说吧。”

“到我跟前来！……”

米什卡又走过去，怀疑地瞟了一眼：

“嗳，说吧！”

牧师的儿子用两条又细又弯的腿，在沙滩上跳起舞来，幸灾乐祸地嚷道：

“你爸爸是个共产党！你一死，你的灵魂上了天，上帝就会说：‘因为你爸爸是个共产党，下地狱去！……’那边的小鬼就会把你放到油锅里煎！……”

“难道就不会煎你吗？”

“我爸爸是牧师！……你是个傻瓜，没有读过书，什么也不懂……”

米什卡害怕了。他转过身，默默地向家里跑去。

他在篱笆边站住了，用拳头威吓牧师的儿子，大声说：

“我去问问爷爷。要是你胡说，你别再在我家的门口过！”

他爬过篱笆，向家里跑去，可是眼前只看见一只锅子，他米什卡被放在锅子里煎……锅子烫得很，周围都是沸腾的酸奶油，起着泡沫。他觉得背上好像有蚂蚁在爬，一心想快些跑到祖父跟前，去问个明白……

真是活见鬼，一头猪在栅门里夹住了。头在这一边，身子在那一边，脚抵住地，尾巴摇来摇去，尖声地叫。米什卡连忙跑过去救：他试着打开栅门，猪就声嘶力竭地叫起来。他骑到猪身上。猪猛一用劲，推倒栅门，大叫一声，就穿过院子，向打谷场跑去。米什卡用脚后跟踢着猪的腰，猪拼命飞跑，快得米什卡的头发都被风吹到后面去了。他在打谷场旁边跳下来，回头一望，只见祖父站在台阶上，一只手指向他招着。

“到我跟前来，我的小宝贝！”

米什卡猜不透祖父叫他做什么，可是一想起地狱里的油锅，就急急地向祖父跑去。

“爷爷，爷爷，天上有小鬼吗？”

“我马上叫你去见小鬼！……我唾你，我用树条子抽你！……哼，你这个小混蛋，干什么骑猪啊？……”

祖父一把抓住米什卡的头发，把母亲从屋子里喊出来：

“快来欣赏欣赏你的好儿子吧！”

母亲蹿了出来。

“你为什么揪他呀？”

“为什么吗？我一出来，看见他骑着猪在院子里兜风，兜得灰沙都扬起来了！……”

“他这是骑在怀孕的老母猪身上吗？”母亲吃惊地问。

不等米什卡开口分辩，祖父就解下皮裤带，左手提着裤子不让滑下来，右手把米什卡的头塞到两膝中间夹住。祖父把他打了一顿，还很严厉地说：

“不许骑猪！……不许骑！……”

米什卡正想喊出来，可是祖父说：

“嗨，你这狗养的猫，你就不疼你爸爸吗？他路上累了，躺下睡一会儿，你还要喊吗？”

米什卡只好不做声。他试着用脚踢祖父，可是够不着。母亲抓住米什卡，把他推到屋子里：

“坐在这儿，小恶鬼！……我要收拾你，我要剥你的皮，不像爷爷那样便宜你！……”

祖父坐在厨房的长凳上，偶尔望望米什卡的背。

米什卡向祖父转过身来，用拳头擦掉最后一滴眼泪，屁股顶住门说：

“哼，爷爷……你记着吧！”

“混蛋，你这是在威胁爷爷吗？”

米什卡看见祖父又动手解皮带，连忙把门推开一点儿。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祖父又问。

米什卡溜到门外。他眼睛贴住门缝，留神地监视着祖父的一举一动，接着说：

“等着吧，等着吧，爷爷！……等你牙齿掉光了，我不替你嚼东西！……到那时你别来求我！”

祖父走到台阶上，看见米什卡的头在菜地和绿色的乱麻丛里晃动，他那条蓝裤子也忽隐忽现。祖父用拐杖威吓了他好一阵，可是胡子里藏着微笑。

父亲叫他米卡。母亲叫他米纽什卡。祖父呢，高兴的时候叫他小淘气，不高兴的时候就竖起两条灰色的大眉毛，说：“喂，米什卡先生，过来，让我撕撕你的耳朵！”

所有别的人：多嘴的邻居也好，小朋友也好，大家都叫他米什卡和“野小鬼”。

母亲生他的时候还是个姑娘。虽然过了一个月，她就跟牧人福玛结了婚，孩子也是他的，可是“野小鬼”这绰号，就像溃疡那样，一辈子留在米什卡的身上。

米什卡身体瘦弱，头发春天里好像向日葵的花瓣，六月里被太阳一晒，都乱蓬蓬地竖起来；面孔活像麻雀蛋，满是雀斑；鼻子呢，因为晒太阳和经常在池塘里洗澡，都脱皮了，像鱼鳞一样裂开了。米什卡的腿也有点儿瘸，但他有一样东西长得很好，那就是眼睛。一双浅蓝的灵活的眼睛，好像两块没有融解的河冰，从细细的眼缝里望出来。

父亲爱米什卡，就因为这双眼睛，和他那股坐立不安的活泼劲儿。他服役回来，给儿子带来一个很陈很硬的姜饼和一双稍微穿过的小皮靴。皮靴被母亲用手巾包起来，藏在箱子里；姜饼当晚就被米什卡拿到门槛上用铁锤敲碎，吃得一点也不剩了。

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米什卡就醒了。他从铁锅里捧了些温水，抹了抹脸上隔夜留下的污秽，也不擦干，就跑到院子里去了。

妈妈在母牛旁边忙着，爷爷坐在土台上。他把米什卡叫到跟前说：

“小淘气，快钻到仓底下去！母鸡在那里咯咯咯叫，准是下蛋了。”

米什卡一向讨好爷爷：他爬到仓底下，却从另一头跑掉了。他连跳带蹦地向池塘跑去，回头望望——爷爷有没有看见他？跑到篱笆跟前，脚被荨麻刺破了。爷爷还在等他，嘴里哼哼着。他等得不耐烦了，就自己钻到仓底下。仓底下又闷又黑，爷爷眯细眼睛，头又重重地撞在横梁上，还沾了一身鸡屎，但他一直爬到底。

“嗨，米什卡，说实在的，你真是个傻小子！……找了这么久还是没找着！……难道母鸡会把蛋下到这儿来吗？哪，蛋准是在这块石头底下。小淘气，你爬到哪儿去了？”

回答爷爷的是一片寂静。他从仓底下爬出来，抖掉身上的鸡屎，眯细眼睛，向池塘望了好一阵，看见米什卡，就摆了摆手……

孩子们在池塘旁边围住米什卡问：

“你爸爸在部队里干过吗？”

“干过。”

“他在那边干什么呀？”

“当然是打仗啰！……”

“胡说！……他只不过在那边捉捉虱子、啃啃骨头罢了！……”

孩子们哈哈大笑，用手指指着米什卡，在周围跳来跳去。米什卡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滚，可是牧师的儿子维吉卡还要挖苦他：

“你父亲是共产党吗？……”他问。

“我不知道……”

“我知道是共产党。爸爸今天早晨说，他把灵魂卖给魔鬼了。爸爸还说，共产党马上都要被吊死了！……”

孩子们都不做声，可是米什卡的心收缩了。爸爸要被吊死吗——这是为什么呀？他咬紧牙齿说：

“爸爸有一支老大老大的枪，他要把有钱人统统打死！”

维吉卡把一只脚伸到前面，得意扬扬地说：

“他办不到！我爸爸不给他祝福，没有祝福他什么事也做不成！……”

铺子老板的儿子普罗什卡鼓起鼻孔，推推米什卡的胸膛，嚷道：

“别把你爸爸吹得太神气了！……革命一起来，他就抢走我爸爸的货。爸爸说：‘哼，只要政府一垮台，我把看牛的福玛头一个打死！……’”

普罗什卡的姊姊娜塔莎顿顿脚说：

“揍他，孩子们，干什么望着呀？！”

“揍共产党的儿子！……”

“野小鬼！……”

“好好地揍他，普罗什卡！”

普罗什卡挥动树条，向米什卡的肩上打去；牧师的儿子把腿一伸，米什卡就扑通一声，仰天倒在沙滩上。

孩子们嚷起来，向他扑过去。娜塔莎尖声尖气地叫着，用指甲抓米什卡的脖子。不知谁狠狠地踢他的肚子。

米什卡把普罗什卡从身上摔掉，霍地一下跳起来。他好像一只被猎狗追逐的兔子，在沙滩上踉踉跄跄地跑回家去。孩子们在他后面叫着，扔着石头，可是没有追上去。

米什卡直到钻进带刺的绿色大麻丛里，才换了一口气。他在潮湿而芳香的土地上坐下来，擦去被抓破的脖子上的血，哭了起来。太阳穿过叶子缝，照到米什卡的眼睛，把他颊上的眼泪晒干，又像妈妈一样亲切地吻他的褐发蓬松的头顶。

他坐了好一阵，直到眼泪干了，才站起来，悄悄地回到家里。

父亲在屋檐下用柏油抹车轮子。头上的帽子歪在后脑勺上，垂下两条飘带，身上穿着一件蓝底白条的汗衫。米什卡从旁边走过去，站在车子跟前，好一阵没有做声。最后他壮起胆子，推推爸爸的手，悄悄地问：

“爸爸，你在部队里干什么呀？”

父亲抖动褐色的胡子，笑了笑说：

“打仗呀，好儿子！”

“可是孩子们……他们都说，你只在那边捉捉虱子！……”

眼泪又把米什卡的喉咙哽住了。父亲笑起来，拉住米什卡的两手。

“他们胡说，我的宝贝！我坐过轮船。很大的轮船在海里开来开去，我就坐在那船上。后来我又去打仗。”

“你跟谁打过仗？”

“跟老爷们打仗，我的心肝。你还小，我只好为你去打仗了。关于这事还有一支歌呢。”

父亲笑了笑，眼睛瞧着米什卡，用脚踏着拍子，低低地唱起来：

嗳，米什卡，米什卡，我的米什卡，

你不用去打仗，让你爸爸去吧。

爸爸老了，在世界上活够了，

你还小，你还没结婚呐……

米什卡把孩子们欺负他的事忘掉了。看到爸爸的褐色小胡子翘起来，好像妈妈扎扫帚的枝条，嘴唇在胡子下可笑地啧啧响着，嘴巴又张得像一个圆圆的小黑洞，米什卡忍不住笑了。

“你现在别来打扰我，米卡，”父亲说，“让我把车子修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打仗的事都讲给你听！”

白天长得好像草原上荒凉而没有尽头的路。太阳落山了，牛群在村子里过去了，灰尘也落下了。在黑下来的天空中，羞答答地出现了第一颗小星星。

米什卡实在等不及了，可是妈妈好像有意跟他为难，好久地在母牛旁边忙碌，挤牛奶，又爬到地窖里，足足待了一小时。米什卡像条泥鳅，在她跟前转来转去。

“快吃晚饭了吧？”

“急什么呀，小鬼，又饿了！……”

米什卡还是一步不离妈妈：妈妈走到地窖，他跟到地窖；妈妈走到厨房，他跟到厨房。他拉住她的衣襟，跟来跟去，好像水蛭一样吸在她身上。

“妈——妈！……快吃晚饭呀！……”

“你别缠个不清了，讨厌鬼！……你要吃，拿块面包去吃吧！”

米什卡还是不肯安静。妈妈在他后颈上打了一记，可是连这个也没有用。

吃晚饭的时候，他匆匆地吞了些麦粥，就慌忙跑到正屋里。他把裤子远远地扔在箱子后面，一下子钻进妈妈的用各色布条缝成的被子里，躲着等爸爸来讲打仗的事。

祖父跪在神像前面，喃喃地念着经，叩着头。米什卡微微抬起头来，看见祖父困难地弯着腰，左手的手指撑住地面，前额砰的一声叩在地板上！……米什卡就用肘在墙上敲了一下！……

祖父又喃喃地念起经来，叩了一个头。米什卡又敲了一下墙。祖父生气了，向米什卡转过身来：

“我揍你，该死的东西！唉，饶恕我吧，上帝！[1]……你再敲一下，我就揍你！”

眼看着就要打架了，幸亏这时候父亲来了。

“米卡，你干什么躺在这儿呀？”他问。

“我跟妈妈一块儿睡。”

父亲在床沿上坐下来，默默地拈着胡子。后来，想了想说：

“我把你的被子铺在爷爷床上了……”

“我不要跟爷爷睡！……”

“这是为什么呀？……”

“他的胡子烟味太臭了！”

父亲又拈拈胡子，叹了一口气：

“不，好儿子，你还是跟爷爷睡吧……”

米什卡把被子拉到头上，一只眼睛向外望着，委屈地说：

“爸爸，昨天你睡在我的地方，今天……你去跟爷爷睡吧！”

他坐在床上，两手抱住父亲的头，低低地说：

“你跟爷爷睡吧，不然妈妈跟你一起会睡不着的！你身上的烟味也臭得很呐！”

“嗳，好吧，我跟爷爷睡，可是打仗的事我不讲了。”

父亲站起来，向厨房走去。

“爸爸！”

“嗯？”

“你睡在这儿吧……”米什卡叹着气说，爬了起来，“那么打仗的事你讲吗？”

“我讲的。”

祖父靠墙睡，米什卡被安置在床边上。过了一会儿，父亲来了。他把长凳挪到床跟前，坐下来，抽起臭烘烘的烟卷来。

“嗯，事情是这样的……从前铺子老板的地就在我们打谷场后面，你还记得吗？……”

米什卡想起来了，他从前怎样跑到又高又香的小麦地里去。一翻过打谷场的石围墙，就是麦地了。麦子长得比他头还高，重甸甸的黑芒的麦穗搔着他的脸。麦地里散发着灰尘、野菊和草原风的气味。妈妈有时候对米什卡说：

“米纽什卡，别在庄稼地里走远了，你会迷路的！……”

爸爸沉默了一阵，摸摸米什卡的头又说：

“你跟我到沙地坟山后面去过，你还记得吗？咱们的庄稼就在那边……”

米什卡又想起来了，在沙地坟山后面，靠近大路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庄稼地。有一次，米什卡跟父亲跑去，看见整条地都被牲口糟蹋了。麦穗成堆地被踏进地里，弄脏了，只剩下光麦秆在风中摇摆。米什卡记得，爸爸这么大这么强壮的人，竟扭歪了脸，眼泪一滴一滴地顺着扬满灰尘的面颊流下来。米什卡当时看着他也哭了……

在回来的路上，父亲问看瓜田的人说：

“你说，费多特，是谁把我的庄稼糟蹋了？”

看瓜田的人往脚下吐了一口唾沫，回答说：

“铺子老板赶牲口到市场上去，故意打你那块地上过……”

……父亲把长凳挪近一点，继续说：

“铺子老板和别的有钱人占了所有的土地，弄得穷人就没有地种了。从前到处都是那样的，不光是在咱们的村子里。那时候他们欺负咱们可厉害了……日子那么难过，我就去给人家放牛，后来又被征去当差。在部队里也很不好受，军官们动不动打人耳光……后来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他们的头脑叫列宁。他的样子好像并不聪明，肚子里可有学问，尽管他也像咱们一样是庄稼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给我们出了个难题目，弄得我们都答不上来。他们说：‘庄稼汉和工人们，你们干什么坐着不动啊？……抓起老爷长官们的脖子，把他们扔出去，用扫帚把他们扫走！什么都是你们的了！……’

“就是这些话把我们难住了。我们考虑了一下：说得对。我们就把老爷们的土地和财产夺下来，可是他们吃不起苦，发起狠来，向我们庄稼汉和工人发动了战争……你懂吗，好儿子？

“那个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头脑——就把人民发动起来，好像庄稼汉犁地一样。他招集士兵和工人，狠狠地去打老爷们！打得他们屁滚尿流！那些士兵和工人就称为红卫军。我就是在红卫军里干。我们住在一座老大老大的房子里，叫斯莫尔尼宫。那里的走廊呀，好儿子，很长很长，房间多得叫人进去了出不来。

“有一天夜里，我在门口值岗。外边冷得很，可是我只穿着一件呢大衣。风冷得刺骨……这时候有两个人从房子里出来，在我身边走过。他们走近了，我看出其中一个就是列宁。他走到我跟前，亲切地问：

“‘同志，您不冷吗？’

“我就对他说：

“‘不，列宁同志，别说冷，就是最凶恶的敌人也打不倒我们！政权夺到了手，决不能再还给资产阶级！……’

“他笑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随后轻轻地向大门口走去。”

父亲沉默了，从口袋里掏出烟荷包，用纸头卷了一支烟，划亮火柴，抽了起来。在他那褐色的硬胡子上，米什卡看见一滴亮晶晶的眼泪，好像早晨荨麻叶子尖上的露珠。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关心所有的人。疼每一个战士……这以后我常常看见他。他在我旁边走过，老远看见了，就笑眯眯地问：

“‘您说资产阶级打不倒我们吗？’

“‘他们办不到，列宁同志！’我这么回答他。

“好儿子，他的话真的实现了！土地和工厂都被我们夺来了，那些有钱人，那些吸我们血的人，都被打倒了！……等你长大了，别忘了你爸爸原来是个海军，为了共产主义流过四年血的。将来我要死的，列宁也要死的，可是我们的事业会永远存在！……等你长大了，你愿意像你爸爸那样去为苏维埃政权打仗吗？”

“我去的！”米什卡喊道，从床上蹿起来，想一把抱住爸爸的脖子，可是忘记爷爷睡在旁边，竟一脚踩在他的肚子上。

祖父叫起来，伸手想去抓米什卡的头发，幸亏爸爸抱起米什卡，把他抱到正屋里去了。

米什卡在爸爸的怀抱里睡着了。开头好久地想着那个奇怪的人——列宁，想着布尔什维克，想着战争，想着轮船。开头还迷迷糊糊地听见压低的说话声，闻到汗和土烟草的甜腻腻的味儿，后来眼睛粘在一起，眼皮仿佛被人家用手压住了。

他没有睡熟，就做起梦来。他梦见一座城市：街道很宽，母鸡在街上的炉灰里打滚。乡下鸡很多，没想到城里还要多。房子真的像爸爸讲的那样：一座老大老大的房子，顶上盖着新鲜芦苇，房顶的烟囱上还有一座房子，在那座房子的烟囱上，再有一座房子，而最高一座房子的烟囱，竟一直伸到天上。

米什卡仰起头，在街上走着，忽然不知从哪儿出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人，穿着红衬衫，迎面向他走来。

“米什卡，你干什么在街上闲荡呀？”他很亲切地问。

“是爷爷让我来玩的。”米什卡回答说。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不，我不知道……”

“我是列宁同志！……”

米什卡吓得膝盖都弯曲起来。他想逃走，可是穿红衬衫的人一把捉住他的袖子说：

“米什卡，你真是太不害臊了！你明明知道我在为穷人打仗，为什么不来加入我的军队呀？……”

“爷爷不让我来！……”米什卡分辩说。

“嗯，随你的便，”列宁同志说，“可是没有你，我是干不了的！你得来参加我的军队，这就是了！……”

米什卡拉住他的手，十分坚决地说：

“嗳，好，我就不得爷爷的同意，来参加你的军队吧。我要去为穷人打仗。万一爷爷因此拿树条打我，你可得来给我说个情啊！……”

“我一定来给你说情！”列宁同志说，说完就顺着街道走去。米什卡乐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他想叫喊，可是舌头僵住了……

米什卡在床上哆嗦了一下，一脚踢在祖父的身上，就醒来了。

祖父在梦中哼哼着，咂咂嘴唇。米什卡从小窗子里看见，池塘后面的天空已经出现了鱼肚色，云彩好像玫瑰红的泡沫，从东方升起来。

从那时起，父亲每天晚上都给米什卡讲战争，讲列宁，讲他到过的地方。

星期六晚上，执委会的看门人，把一个穿军大衣、挟[2]的矮个子带到院子里来。他把祖父叫到跟前说：

“我给您带来一位苏维埃工作同志。他是城里来的，要在你们这儿过夜。老大爷，您给他弄些晚饭吃吧。”

“这个，我们当然不反对。”爷爷说，“同志先生，您有证件吗？”

米什卡看见祖父这么有学问，感到很奇怪。他把一只手指插进嘴里，站在旁边听着。

“有的，老大爷，全都有的！”挟“皮靴筒”的人笑了笑，向正屋走去。

祖父跟在他后面，米什卡跟在祖父的后面。

“您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事啊？”祖父边走边问。

“我是来搞改选工作的。要选举苏维埃主席和委员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从打谷场回来。他跟外乡人打了招呼，叫妈妈准备晚饭。晚饭后，父亲和外乡人并排坐在长凳上，外乡人解开“皮靴筒”，拿出一叠纸头给父亲看。米什卡忍不住，在旁边转来转去，很想看一看。父亲拿起一张纸片给米什卡看：

“你瞧，米卡，这就是列宁！”

米什卡从父亲手里抢过相片，睁大两只眼睛瞧，惊奇得嘴巴都合不拢了：纸片上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人，根本不穿什么红衬衫，而是穿着普通的西服。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一只手指着前面。米什卡盯着他看，刹那间什么都看明白了。两条弯弯的眉毛，眼光和嘴角里含着的微笑，脸上的每根线条，这一切都从此牢牢地印在米什卡的心里了。

外乡人从米什卡的手里拿回相片，嗒的一声关上“皮靴筒”，就去睡觉了。他脱了衣服，躺下来，盖上大衣，正要睡着，忽然听见门嘎的一声响。他抬起头来：

“谁呀？”

不知谁光着脚在地板上啪哒啪哒地走来。

“那边是谁？”他又问，忽然看见米什卡站在床跟前。

“你要什么呀，小家伙？”

米什卡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鼓足勇气低声说：

“叔叔，你……你把列宁给我吧！……”

外乡人不做声，从床上低下头来瞧着他。

米什卡感到一阵恐怖：嗳，也许不肯给吧？他竭力克制住说话时声音的哆嗦，匆匆忙忙，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声说：

“你把他送给我，我……我给你一个很好的洋铁盒子，还有羊拐子[3]也统统送给你，还有……”米什卡绝望地摆了摆手说：“还有把爸爸带给我的皮靴也给你！”

“你要列宁做什么呀？”外乡人笑眯眯地问。

“他不肯给！……”米什卡忽然想。他垂下头，免得被人家看见眼泪，悄悄地说：

“我用得着呢！”

外乡人笑起来，从枕头下拉出“皮靴筒”，把相片给了米什卡。米什卡把相片藏在衬衫底下，紧紧地、紧紧地贴住心口，飞快地跑出正屋。祖父醒来了，问：

“你跑来跑去干什么呀，夜游神？对你说晚上不要喝牛奶，不要喝牛奶，如今可憋不住了！……尿在污水桶里吧，我可不高兴陪你到院子里去！”

米什卡一声不响地躺下来，两手按住相片，不敢转身：惟恐把相片弄皱。就这样睡着了。

天没亮他就醒了。妈妈刚挤好牛奶，把牛赶到牛群里去。她看见米什卡，两手一拍说：

“你这是发昏啦！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呀？”

米什卡把相片压在衬衫里面，经过妈妈跟前，跑到打谷场，钻到仓底下。

仓房周围长着牛蒡，荨麻好像一道爬不过的绿墙，密密地竖立着。米什卡爬到仓底下，用手掌扒开灰尘和鸡粪，摘了一张老黄的牛蒡叶子，把相片包起来，再用一块小石头压住，免得被风吹掉。

从早到晚整天下着雨。天空被一片灰色的幕遮住，院子里的水潭泛着泡沫，街上的水像小溪一样争先恐后地奔流。

米什卡只好坐在家里。当祖父和父亲收拾好，到执委会去开会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米什卡戴上祖父的帽子，也跟着去。执委会设在教堂的门房里。米什卡沿着歪斜而泥泞的台阶，喘吁吁地走上去，走到房子里。天花板下面烟雾弥漫，房子里挤满了人。那个外乡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对到会的哥萨克们说着些什么。

米什卡悄悄地溜到最后一排，在长凳上坐下来。

“同志们，谁赞成福玛做主席？请举手！”

铺子老板的女婿李森科夫，坐在米什卡的前面，嚷道：

“公民们！……我请大家取消他的候选资格。他的行为不规矩。还在他给我们看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米什卡看见，鞋匠费多特从窗台上站起来，挥动双手，叫道：

“同志们，有钱人不愿让看牛人福玛当主席，可他是无产阶级，拥护苏维埃政府的……”

富裕的哥萨克在门口站成一堆，跺着脚，嘘嘘地叫起来。执委会里升起一片喧哗。

“看牛的用不着！”

“他干了差事回来，让他仍旧给大家看牛吧！……”

“去他妈的福玛！”

父亲站在长凳边。米什卡望了望父亲苍白的脸，因为替他担心，自己的脸也白了。

“静点儿，同志们！……我要叫你们退出会场了！”外乡人用拳头敲敲桌子嚷。

“我们从哥萨克中选个自己人！……”

“用不着！……”

“我们不——不要……他奶奶的！……”哥萨克们闹着，闹得最厉害的是铺子老板的女婿李森科夫。

一个身体强壮、胡子棕黄的哥萨克，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身上穿着打过补丁的衣服，跳到长凳上。

“弟兄们！……事情是这样的！……有钱人蛮不讲理，想让他们自己人当主席！……然后又是……”

从呻吟一样的叫声中，米什卡只听见戴耳环的哥萨克叫出来的个别词儿：

“分配……土地……穷人分到……沙壤地……自己却拿……黑壤地……”

“让李森科夫当主席！……”站在门口的那些人嚷道。

“李——森——科——夫！……呵——呵——呵！……哈——哈——哈！……”

好容易安静下来了。外乡人皱着眉头，溅着唾沫星子，好一阵嚷着些什么。

“他大概在骂人吧。”米什卡想。

外乡人大声问：

“谁赞成福玛？”

长凳上举起了好多只手。米什卡也把手举起来。有人从一条长凳跳到另一条上，大声数着：

“六十三……六十四……”他没有看米什卡，就指指他那只举起的手叫道：“六十五！”

外乡人在一张纸上记着些什么，又叫道：

“谁赞成李森科夫，请举手！”

二十七个有钱的哥萨克和磨坊主叶戈尔都举起手来。计数的人走到米什卡跟前，从上到下地向他望了一眼，狠狠地拉住他的耳朵。

“哼，你这小流氓！……滚出去，不然我要揍你了！也来投票！……”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那人把米什卡拉到门口，往他背上推了一下。米什卡想起父亲跟祖父相骂时说的那句话，就一边走下泥泞滑溜的台阶，一边叫道：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我让你瞧瞧我的权利！……”

委屈总是很难受的，这一下米什卡的委屈也很不好受。

米什卡走回家，哭了一会儿，又向妈妈诉苦，可是妈妈怒气冲冲地说：

“不该去的地方别去！到处乱钻！……跟你在一块儿，真是活受罪！”

第二天早晨，大家坐在一起吃早饭，没有吃完，就听见远方隐隐约约的乐声。父亲放下匙子，擦擦胡子说：

“这是军乐队呀！”

米什卡仿佛被一阵风从凳子上吹了起来。大门砰地响了一声，窗外只听见急促的嘟——嘟——嘟——嘟声……

父亲跟祖父走到院子里，妈妈从窗子里伸出半个身体。

红军的队伍好像绿色的波浪，涌到街道尽头。乐队在前面吹着老大老大的喇叭，敲着铜鼓。村子上空荡漾着一片军乐声。

米什卡看得眼花缭乱。他手足无措地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接着拔脚向乐队跑去。心里仿佛有样甜滋滋的东西在翻腾，在往喉咙口涌……米什卡瞧瞧红军战士扬满灰尘的快乐的脸，瞧瞧那些庄严地鼓起面颊的喇叭手，一下子就打定了主意：“跟他们一起打仗去！……”

米什卡想起那个梦，勇气就来了。他抓住最靠边的战士的背囊：

“你们上哪儿去？去打仗吗？”

“不打仗又干什么呀？是的，去打仗！”

“你们为谁打仗呀？”

“为苏维埃政府，小傻瓜！喂，过来，到中间来。”

他把米什卡推到队伍中间。有人笑着，在米什卡鬈发蓬松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另外一个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弄脏的糖，塞在他的嘴里。在广场上，队伍前边有人叫道：

“立——定！……”

红军战士们站住了，在广场上散开来，密密地躺在阴凉的地方，躺在学校矮墙的阴影里。一个刮过脸的高个子战士，腰里挂着刀，走到米什卡跟前，他皱起嘴唇，笑眯眯地问：

“你怎么落到我们这儿来的？”

米什卡摆出庄重的样子，拉拉滑下来的裤子说：

“我跟你们一块儿打仗去！”

“营长同志，把他带去当助手吧！”一个战士嚷道。

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米什卡不断地眨着眼，可是那个被古怪地称为“营长”的人，把眉头一皱，严厉地叫道：

“嗨，你嚷什么呀，傻瓜？当然啰，我们要把他带去，但是有个条件……”营长向米什卡回过头来说：“你的裤子只有一条背带，那不行。你这副样子会叫我们丢脸的！……你瞧，我身上有两条背带，大家都有两条。快去，叫你妈妈再缝一条上去，我们在这儿等你……”随后他向矮墙那边转过身去，眼睛，叫道：“吉列辛科，去给新来的战士拿枪和大衣来！”

躺在矮墙下的一个人爬起来，把手举到帽檐旁边，回答说：

“是！……”他说罢就很快地顺着矮墙跑去。

“喂，快回去！叫你妈妈马上再缝一条背带！……”

米什卡严厉地向营长瞧了一眼：

“瞧着吧，你可不能骗我啊！”

“嗳，你这算什么话？怎么可以呢！……”

从广场到家里很有一段路。等到米什卡跑到家里，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到了大门口，他一边跑，一边把裤子脱掉，闪动两条光腿，一阵风似的冲到屋子里。

“妈妈！……裤子！……缝背带！……”

屋子里一片寂静。苍蝇好像黑色的蜂群，在炉子上空嗡嗡地吵闹。米什卡跑遍院子、打谷场、菜园，不见父亲，不见母亲，也不见祖父。他窜到正屋里，看见一只口袋。他用刀把袋上的长带子割下来，可是没有工夫缝，其实也不会缝。他草草地把带子系在裤上，攀过肩膀，再在前面系住了，就钻到仓底下。

他推开石头，看见列宁的那只手正指着他米什卡，就换了一口气，悄悄地说：

“嗳，你看见吗？……我也加入你的军队了！……”

米什卡小心翼翼地用牛蒡叶子把相片包好，塞进怀里，沿着街道跑去，一只手按住胸前的相片，一只手拉着裤子。他跑过邻居的篱笆，向一个女邻居叫道：

“阿尼西莫夫娜！”

“嗯！”

“你对我家里说一声，吃饭不要等我了！……”

“你跑到哪儿去呀，小淘气？”

米什卡摆了摆手：

“干差事去！……”

他一跑到广场上，立刻像木头一样愣住了。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了。矮墙下弃着些香烟头、洋铁罐子、破裹腿，从村子尽头隐隐约约地传来军乐声，还听见远去的脚步在坚实的路上嚓嚓地响。

米什卡拉开喉咙哭起来，拼着所有的力气跑去追赶。本来是赶得上的，一定赶得上的，可是在皮匠院子的前面，当路躺着一条长尾巴的大黄狗，露着牙齿。等到米什卡拐到另一条街上，就再也听不见军乐，听不见脚步声了。

过了两天，村子里来了一支四十人左右的队伍。那些兵穿着灰色的毡靴和油污的工服。父亲从执委会回来吃中饭，对祖父说：

“爸爸，把仓里的粮食准备好。征粮队来了，要开始征粮了。”

士兵们从这家走到那家，用刺刀探着板棚里的地面，搜出埋着的粮食，用大车运到公仓里。

他们来到主席家里。前面的一个吸着烟斗，问祖父说：

“老大爷，埋了粮食没有？坦白说出来！……”

祖父摸摸胡子，傲然地说：

“要知道我儿子是共产党呢！”

他们走到仓房里。吸烟斗的士兵用眼光估量了一下粮囤，笑笑说：

“老大爷，把这个囤里的粮运去吧，剩下的留给你们吃和做种子。”

祖父把老马萨夫拉斯卡套到车上，喘着气，哼哼着，装了八口袋粮食，伤心地摆摆手，向公仓运去。妈妈有些舍不得粮食，哭了一下。米什卡帮祖父把粮食装到口袋里，就去找牧师儿子维吉卡玩了。

米什卡和维吉卡刚在厨房里坐下，把纸头剪成的马摆在地上，那几个兵就走了进来。牧师穿着拖到脚面的长袍，跌跌跄跄地跑去迎接他们，手忙脚乱，请他们到屋子里去，可是吸烟斗的士兵严厉地说：

“我们到仓房里去！你们的粮食藏在哪儿呀？”

牧师老婆头发蓬乱，从正屋里蹿出来，狡猾地笑了笑说：

“说实在的，先生们，我们的粮食一点也没有了！……我丈夫还没有去收过奉献呢……”

“你们有没有地洞呢？”

“没有，没有的……我们的粮食一向是放在仓里的……”

米什卡想起来，他曾经跟维吉卡一起从厨房爬到一个宽大的地洞里，就回头对牧师老婆说：

“我跟维吉卡从厨房里爬到地洞里去过，你忘了吗？……”

牧师老婆脸色发白，故意哈哈大笑：

“你这是搞错了，小孩子！……维吉卡，你们还是到花园里玩去吧！……”

吸烟斗的士兵眯缝起眼睛，对米什卡笑了笑说：

“小朋友，地洞怎样下去的呀？”

牧师老婆把手指捏得格格发响，说：

“难道你们真的相信这个傻小子吗？先生们，我肯定地对你们说，我们没有地洞！”

牧师摆动长袍的前襟，说：

“同志们，去用些点心好不好？咱们到屋子里去吧！”

牧师老婆在米什卡旁边走过，在他的手上狠狠地拧了一把，亲切地笑了笑说：

“孩子们，到花园里去，别在这儿打扰了！”

士兵们相互使了个眼色，走到厨房里，用枪柄敲敲地板。他们挪了挪靠墙的桌子，拉开粗麻布。吸烟斗的士兵揭起一块地板，往地洞里张望了一下，摇摇头说：

“你们怎么不害臊呀？说没有粮食，可是地洞里装满了麦子！……”

牧师老婆恶狠狠地对米什卡看了一眼，看得米什卡害怕起来，想赶快逃回家去。他站起来，跑到院子里。牧师老婆跟着他蹿到门口，呜呜地哭起来，抓住米什卡的头发，把他在地上拖来拖去。

米什卡好容易才挣脱了，头也不回跑回家里。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把前后经过都讲给妈妈听了。可是妈妈抱住头说：

“叫我拿你怎么办呢？……趁我没动手打你，快给我滚开！……”

从那时起，每次受到欺负以后，米什卡就爬到仓底下，推开石头，打开牛蒡叶子，把眼泪滴在相片上，对列宁讲自己的苦恼，控诉欺负他的人。

过了一星期，米什卡感到苦闷了。没有人可玩。邻居的孩子都不跟他来往，除了“野小鬼”这个绰号以外，又从大人的嘴里学来了一个。大家都在米什卡的后头叫：

“喂，你这个小共产！共产党的偷生儿，回过头来！……”

有一天傍晚，米什卡从池塘回家。他还没有走进屋子，就听见父亲在声音激昂地说话，母亲边诉边哭，仿佛哭死人一样。米什卡溜进门里，看见父亲卷好军大衣，正在穿皮靴。

“你上哪儿去啊，爸爸？”

父亲笑起来，回答说：

“好儿子，你宽宽妈妈的心吧！……她哭得我受不了啦。我要去打仗，可是她不让我去！……”

“爸爸，我也跟你去！”

父亲腰里束上皮带，戴上有飘带的帽子。

“你真是个怪东西，真的！咱们俩可不能一起去啊！……等我回来了，你再去，要不然庄稼熟了谁来收呢？妈妈要料理家务，爷爷又老了……”

米什卡忍住眼泪跟父亲告了别，甚至还笑了笑。母亲又像第一次那样，紧紧地抱住父亲的脖子。他好容易才把她推开了。祖父只哼了一下，吻吻父亲，在他的耳朵边悄悄地说：

“福玛……好儿子！……也许不要去了吧？也许你不去也行吧？……万一把你打死了，我们就完了！……”

“别说了，爸爸……那可不行。要是人人都躲在娘儿们的裙子下，谁去保卫我们的政权呢？”

“嗳，那就去吧，既然你干的是正义的事业。”

祖父转过身去，悄悄地擦去眼泪。他们把父亲送到执委会。执委会的院子里，集合了二十个左右带步枪的人。父亲也拿了枪，最后一次吻了吻米什卡，跟大家一起，沿着街道大踏步向村子尽头走去。

米什卡跟祖父一起走回家去。妈妈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村子里响着稀稀落落的狗叫声，亮着稀稀落落的灯火。村子罩上了夜的黑幕，好像老太婆罩上了黑披巾。雨滴滴答答地下着，村外原野的上空亮着闪电，响着清脆的雷声。

他们快走到家了。米什卡一路上没有做声，这时候才问祖父说：

“爷爷，爸爸去跟谁打仗呀？”

“别啰嗦了！……”

“爷爷！”

“嗯？”

“爸爸去跟谁打仗呀？”

祖父闩上大门，回答说：

“咱们村子附近出现了一帮坏人。老百姓叫他们匪帮，照我看来简直就是强盗……你爸爸就是跟他们打仗去了。”

“他们人数多吗，爷爷？”

“据说有两百人的样子……嗳，小淘气，去睡吧，纠缠得也够了！”

夜里米什卡被人声吵醒了。他醒来在床上一摸，祖父不在了。

“爷爷，你在哪儿呀？”

“闭嘴！……睡吧，不安静的东西！”

米什卡爬了起来，在黑暗中摸到窗口。祖父只穿着衬衣，坐在长凳上，头伸在窗外听。米什卡也用心听了听，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见，村子外面枪声不断地响着，然后又是一阵匀调的排枪声。

嗒啦！……嗒啦啦！……嗒啦！

好像人们在敲钉子似的。

米什卡恐怖起来了。他紧挨着祖父问：

“这是爸爸在开枪吗？”

祖父不做声，母亲又边诉边哭起来。

天亮以前，村子外边响着枪声，后来什么都静止了。米什卡像面包圈似的蜷缩在长凳上睡着了，做着噩梦。黎明时分，街上一群骑马的人向执委会跑来。祖父吵醒了米什卡，自己跑到院子里去。

在执委会的院子里，烟像一条黑柱子似的向上冒着，火扑到房子上。骑马的人在街上跑来跑去。其中一个跑到院子跟前，对祖父嚷道：

“马有没有，老头子？”

“有的……”

“快套上车，赶到村子外面去！你们的那些共产党躺在小树林里！……装上车，运回来，好让亲人们把他们埋掉！……”

祖父连忙把萨夫拉斯卡套上，两手哆嗦地拉住缰绳，飞快地跑出院子。

村子里升起一片叫嚷，匪徒们下了马，从打谷场里拉走干草，宰着羊。其中一个在阿尼西莫夫娜的院子旁边跳下马，冲到屋子里。米什卡听见，阿尼西莫夫娜怎样粗声粗气地哭起来。那个匪徒把马刀震动得格格响，跑到台阶上，坐下来脱靴子，把安尼西莫夫娜过节用的花披巾一撕成二，扔掉肮脏的包脚布，就用撕开的披巾把脚包起来。

米什卡走到正屋里，倒在床上，拿枕头压住头，直到大门响的时候，才爬起来。他跑到台阶上，看见祖父带着一胡子的眼泪，拉着马走到院子里。

后面车子上躺着一个光脚的人，舒展地伸开两臂。他的头一跳一跳，撞着车子的后部。又浓又黑的血在车板上流着……

米什卡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旁边，向那张被马刀劈得血肉模糊的脸望了一下：牙齿露在外面，半边的面颊连骨头一起被劈得挂下来，被血糊住的突出的眼睛上，落着一只很大的绿苍蝇，在摆动身子。

米什卡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吓得瑟瑟发抖。他把视线转移了一下，看见那人的胸上穿着蓝底白条的汗衫，条纹上也沾满了血。他剧烈地哆嗦了一下，仿佛被什么人在腿上打了一下，接着又睁大眼睛，向那一动不动的发黑的脸上瞧了瞧，就一下子跳到车上。

“爸爸，起来啊！好爸爸呀！……”他从车上跌下来，想跑，可是腿扭伤了，就爬到台阶旁边，一头撞在沙地上。

祖父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头老是在抽动，嘴唇不出声地嘟哝着。

他好一阵默默地摸着米什卡的头，然后望望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的母亲，喃喃地说：

“小孙儿，咱们到院子里去吧……”

他拉住米什卡的手，领他到台阶上。米什卡在正屋门口走过，眯缝起眼睛，叹了一口气：爸爸躺在正屋的桌子上，样子庄重，一声不响。他身上的血已经洗掉了，可是米什卡眼前仍旧浮现着爸爸那只像玻璃一样涂满血的眼睛，和眼睛上那只很大的绿苍蝇。

祖父好一阵在井边解着绳子。他走到马房里，拉出萨夫拉斯卡，不知怎的竟用袖子擦擦马的冒白沫的嘴唇，然后戴上笼头，留神地听了听：村子里一片叫声和笑声。有两个人在院子外面骑马经过，在黑暗中亮着烟卷，谈着话：

“嘿，我们可征了他们的粮了！让他们在阴间记住，怎样抢了人家的粮食！……”

马蹄的嗒嗒声听不见了，祖父弯下腰，对住米什卡的耳朵悄悄地说：

“我老了……骑不上马……好孙儿，我把你放在马背上，你赶到普罗宁村去一下，上帝保佑你……我把路指给你看……上次带着乐队在咱们村子里过的那个部队，准在那边……你告诉他们，叫他们到村子里来，你说这里有匪徒！……明白吗？……”

米什卡默默地点了点头。祖父帮他坐到马背上，用绳子把腿绑在鞍子上，免得掉下来，就拉着马穿过打谷场，经过池塘，经过匪帮的哨岗，向草原走去。

“这山沟一直通到丘陵上，你顺着山沟走，哪儿也不要拐弯！……一直到村子里去。嗳，走吧，好孩子！……”

祖父吻了吻米什卡，用手掌轻轻地拍了一下萨夫拉斯卡。

这是一个明亮的月夜。萨夫拉斯卡跑着小步，喷着鼻子，感到背上的负担很轻，就加快了脚步。米什卡挥动缰绳，用手拍拍马脖子，身子就在马背上跳动起来。

在将要成熟的绿色庄稼丛中，鹌鹑生气勃勃地叫着。在山沟的底里，溪水淙淙地流过，风送来了凉意。

米什卡一个人在草原上感到有些害怕，两手抱住萨夫拉斯卡的脖子，身子冷得缩成小小的一团，贴在马身上。

山沟通到山上，翻过岭，又通到另一座山上。米什卡不敢往后瞧，嘴里嘟哝着，努力什么事也不想。他的耳朵里一片寂静，眼睛也闭上了。

萨夫拉斯卡摇摇头，喷着鼻子，加快了脚步。米什卡微微睁开眼睛，看见山下有一点点浅黄色的火星。风送来了狗的吠声。

米什卡的胸膛里刹那间流进一股快乐的暖流。他踢踢萨夫拉斯卡，叫道：

“喏——喏——喏——喏！……”

狗的吠声近了，小山上风磨的轮廓也隐隐约约地看得出来了。

“骑马的是谁啊？”风磨那边有人大声问。

米什卡悄悄地催着马。在沉睡的村子的上空，响起了一片公鸡的啼声。

“站住！骑马的是谁？……我要开枪了！……”

米什卡害怕地拉紧缰绳，可是萨夫拉斯卡闻到附近有别的马，就不服从缰绳的指挥，嘶了起来，向前冲去。

“站住！……”

风磨附近响起了枪声。米什卡的叫声沉没在一片马蹄声中。萨夫拉斯卡呼噜噜地叫着，用后脚竖立起来，沉重地往右边倒下来。

米什卡刹那间感到腿上一阵难受的剧痛，喊也喊不出来。萨夫拉斯卡压在腿上，越来越重了。

马蹄声越发近了。两个骑马的跑过来，把马刀震得格格响，向米什卡弯下腰来。

“我的妈呀，原来是个孩子呐！……”

“把他打死啦？！”

有人把一只手伸进米什卡的怀里，把烟气很近地喷在他的脸上。不知谁高兴地说：

“他好着呢！……大概是马把他的腿压坏了吧？……”

米什卡迷迷糊糊地低声说：

“村子里有帮匪徒……爸爸被打死了……执委会烧掉了，爷爷叫你们赶快去！”

米什卡的蒙眬的眼前浮动着彩色的圆圈……爸爸在旁边走过，卷着褐色的胡子，满脸笑容，可是有只很大的绿苍蝇落在他的眼睛上，摆动着身子。祖父迈着步子走过，责难地摇摇头，接着是妈妈，随后又是一个身材矮小、前额很大的人，伸出一只手。那只手一直指着他米什卡。

“列宁同志！……”米什卡用微弱的声音叫道，挣扎着抬起头来，接着笑了笑，伸出了两手。

1925年

[1] 俄国旧俗在骂人之后，要请求上帝饶恕。

[2] “皮靴筒”其实是皮包，因为米什卡不识皮包，把它当作皮靴筒了。

[3] 儿童玩的灌铅的羊骨头。

漩涡

一

太阳落山，伊格纳特才从镇里回来。

他推开树枝编的栅门，推倒一个尖顶的雪堆，把霜花满身的马拉到院子里，也不卸套就跑上台阶。只听见门廊里结冰的地板吱咯吱咯发响，接着，扫帚匆匆地扫着毡靴上的雪，发出苏苏的声音。巴霍梅奇在炕上削斧柄，听见大儿子回来，就拂去膝盖上的刨花，对小儿子格利戈里说：

“你去卸马，干草我已经堆在马房里了。”

门大大地打开了，伊格纳特低着头走进来，问了好，好一阵用冻僵的手指解着风帽。他皱着眉头，把胡子上半融解的冰凌子拉掉，但不掩饰内心的快乐，笑了笑说：

“听到一个消息——红卫军开过来了……”

巴霍梅奇从炕上挂下腿，假装镇静地问：

“是打过来还是怎么的？”

“有各种说法……只是镇里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很激动，镇公所里挤得人山人海。”

“关于土地你没听到什么消息吗？”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要把地主的地统统没收了。”

“噢——噢。”巴霍梅奇叫出声来，生气勃勃地从炕上跳下来。

老伴在火缸边搅动匙子，把菜汤盛到盘子里，说：

“叫格利戈里来吃晚饭。”

天色晚了。雪时下时停，夜张开青灰色的帷幕。巴霍梅奇放下匙子，用绣花的手巾擦擦胡子问：

“关于汽磨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什么时候开工啊？”

“磨坊已经开工，可以运去磨了。”

“嗯，快吃完饭，咱们到仓里去。谷子得再簸一次，明天要是天好，我一早就运去磨。路怎么样，没有坏吧？”

“路没有封住，白天黑夜都有车马来往，只是两辆车子对面行驶有点困难。路两边的雪比腰还深呢。”

二

格利戈里把父亲送到门外。

巴霍梅奇拉上手套，坐到雪橇的前座上。

“格利戈里，你得留神那母牛。它的奶头发胀，眼看着就要生产了……”

“好的，爸爸，你去吧！”

雪橇的滑板飒飒地刨着微融的积雪。巴霍梅奇抖动毛缰绳，绕过街上一堆堆的炉灰。碰到没有雪的地面，雪橇的切口就常常冰住。几匹马拉长身体，吃力地拖着雪橇。尽管马具很好，马也吃得饱饱的，可是巴霍梅奇还是不时跳下雪橇来，还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刚才装那些袋子，实在把他累坏了。

上了山，他让汗淋淋的马歇了一会儿，又催动它们跑起快步来。在向阳的地方，积雪开始融解，道路就变得高低不平了。早春的天气暖和得出奇。中午时分，冰也开始融解了。

巴霍梅奇刚开始绕树林行进，迎面跑来一辆三驾雪橇。树林旁边的雪积得像山一样高。在那些六七尺宽的雪堆中间，来往的车马压出一条狭窄的小路。在这种小路上，对面来的两辆橇子是无法错过的。

“哎，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嘚儿噜！……”

巴霍梅奇止住马，跳下雪橇，摘下帽子。风舐着他那汗光光的灰白脑袋。巴霍梅奇所以摘下头上破旧的帽子，因为认出三驾雪橇上坐着切尔诺亚罗夫上校。而他租用上校的土地，整整有八年了。

三驾雪橇越来越近。铃铛在互相低语。看得见，旁边的两匹马汗沫飞溅，中间的一匹马拼命飞跑。车夫站起来，挥动鞭子。

“让开，老乌鸦！……干什么把路挡住啦？……”

跑近了，车夫才勒住马。巴霍梅奇跌跌跄跄地绊着大衣的前襟，光着脑袋向雪橇跑去，低低地鞠了一躬。

在铺着熊皮的雪橇上，一双眼睛弹了出来，一眨不眨地望着。两片刮得发青的薄嘴唇扭歪了。

“哼，庄稼佬，你干什么不让路？学会布尔什维克的自由啦？也要讲讲平等吗？……”

“大人！……看基督分上，请您让一让我吧。您是空橇，我是装满货的……我要是一离开道路，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为了你，得叫我的纯种马在雪堆里闷死吗？……哼，你这个混蛋！……我教你懂得尊敬军官的肩章，让路！……”

他抖落腿上的毯子，把一只羊皮手套扔在车座上。

“阿尔焦姆，拿鞭子来！”

切尔诺亚罗夫上校从雪橇上跳下来，挥了挥鞭子，啪的一下抽在巴霍梅奇的两眼中间。

老头儿喔唷一声，身子摇晃了一下，两手捂住面孔，血就从手指缝里流出来。

“哼，给你尝尝滋味，坏蛋！……”

上校一把拉住巴霍梅奇的灰白胡子，哑着嗓子，唾沫四溅地说：

“我要打掉你们的红卫军思想！……庄稼佬，记住我切尔诺亚罗夫上校！……记住！……”

蓝色的车轭突起在微融的雪地上。铃铛隐隐约约地低语着……在道路旁边，巴霍梅奇的两匹马在挣扎，想挣断套绳；翻倒的雪橇无可奈何地横在地上，辕木折断了。巴霍梅奇茫然地目送着三驾雪橇，直到像天鹅脖子一样弯曲的雪橇的后部隐没在峡谷里。

巴霍梅奇死也不会忘记切尔诺亚罗夫上校的。

三

巴霍梅奇的老伴挑着水桶，从水井那儿走来。

白嘴鸦在光秃秃的柳树丛里聒噪。太阳落到村外小岗上红屋顶磨坊的风车叶子板中间了。水在渠道里汩汩地流，流得篱笆都摇晃不停。天空好像一朵蔫了的樱红色的花。

她走近院子，看见门口停着一辆马车，有两匹驿马，卷着短短的尾巴。在马的溅满泥浆的冻僵的腿旁，几只母鸡正扒着热气腾腾的马粪。一个戴黑羔皮帽的瘦长男人，撩起军大衣前襟，从车上下来。他那张冻僵的面孔向老太婆转了过来。

“米哈伊尔！……好儿子！……真没想到！……”

她抛下扁担和水桶，抱住儿子的脖子，干瘪的嘴唇却够不到儿子的嘴唇，脑袋撞着儿子的胸膛，又吻着他那闪亮的钮扣和灰色的呢军服。

母亲的破短袄发出牛粪的气味。他轻轻地往后一闪，笑了笑，嫌恶地对母亲说：

“街上不方便，妈妈……您说，马应该安顿到哪儿去？还有，您把我的手提箱拿到屋子里去吧……车夫，赶到院子里去，听见吗？”

四

少尉。崭新的肩章。生着稀疏的短头发的脑袋。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骨肉，可是巴霍梅奇像看见陌生人一样害臊。

“好儿子，你回来可以待一阵吗？”

米哈伊尔坐在窗边，白嫩的手指敲着桌子。

“我是从新切尔卡斯克出差来的，负有军长交托的特别任务。我大概要待……妈妈！把桌上的牛奶擦掉，怎么这样脏……我大概要在这儿待两个月。”

伊格纳特从院子里走来，肮脏的靴子在地上留着脚印。

“啊，弟弟，你好！……来得太好了。”

“你好。”

伊格纳特伸出手，想去拥抱弟弟，不知怎的没有抱成，只冷冷地互相握了握手指。

伊格纳特勉强笑着说：

“弟弟，你还戴肩章，我们可早就扔掉了……”

米哈伊尔皱起眉头。

“我还没有把哥萨克的荣誉出卖掉。”

大家沉闷地不做声。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米哈伊尔一面问，一面俯下身去脱靴子。

巴霍梅奇从长凳上站起来，冲到儿子跟前。

“让我来给你脱，米哈伊尔，别把你的手弄脏了。”巴霍梅奇跪下来，一面小心地给儿子脱靴子，一面回答说：“过日子，吃麦子。我们的生活你是知道的。你们城里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在组织哥萨克去打退红卫军。”

伊格纳特眼睛瞪着泥地问：

“为什么要去打退他们呢？”

米哈伊尔冷笑了一下说：

“你不知道吗？布尔什维克要取消我们的哥萨克身份，还想搞公社，把一切都收归公有——土地也好，婆娘也好……”

“胡说八道！……布尔什维克在推行我们的路线。”

“什么是你们的路线？”

“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人民，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伊格纳特，你怎么，拥护布尔什维克吗？”

“那你拥护谁呢？”

米哈伊尔不做声。他坐着，向流满水汽的窗子转过身去，接着笑嘻嘻地用手指在玻璃上画着模糊的花纹。

五

在小谷后面，在幼栎树树梢后面，一座坟山隆起在盖特曼大道旁边。

坟山上有一座年久剥落、孔洞累累的石头女像，石像的头部长满野草。每天早晨，太阳越过石像，慢慢地向上爬。黏腻而暖热的阳光，穿过雾沉沉的尘幕，像母狗舔小狗似的舔着草原、花园和房子的瓦屋顶。

巴霍梅奇大清早就带着犁，离开大道。他用老年人的蹒跚步伐量出四公顷地，向两头红褐色的公牛抽了一鞭子，就开始用犁划破黑土。

格利戈里使劲压住犁梢，把土翻得差不多齐膝盖高，巴霍梅奇却在光滑的犁沟里一瘸一瘸地走着，挥动鞭子，欣赏着儿子：别看他只有十八岁，干起活来可比随便哪个哥萨克都强。

他们赶了三个趟儿停住。太阳升起来了。陷在土里的石头女像用无形的眼睛从坟山上望着耕地的人们。她的身体被太阳光照得通红，好像被火焰包围着一样。风把大路上极细的灰尘吹成一条动荡的柱子。格利戈里定睛一看——有个人骑马跑来。

“爸爸，是不是我们的米哈伊尔骑马跑来了？”

“好像是他……”

米哈伊尔跑近了，把汗淋淋的马弃在营帐旁，跌跌跄跄地向耕地的人们跑来。跑近了，气急得喘不过来，好像一匹赶坏了的马。

“你们在耕谁的地？！”

“我们的地。”

“这地不是属于切尔诺亚罗夫上校的吗？”

巴霍梅奇擤了擤鼻涕，拿粗布衬衫的下摆擦擦鼻子，缓慢而有力地说：

“从前是他们的，可现在呀，儿子，是我们的了，是人民的了……”

米哈伊尔脸色苍白，嚷道：

“爸爸！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格利戈里和伊格纳特会让你倒霉的！……抢别人的东西，你得负责。”

巴霍梅奇倔强地低下头说：

“现在是我们的土地！……现在可没有那样的法律，让什么人拥有一千公顷以上的土地……不行！大家一律平等……”

“你没有权利耕别人的地！……”

“他也没有权利占有整个草原。我们在盐土上播种，可他占有黑土，他那片地荒了三年了。天下有这种道理吗？……”

“别讲了，爸爸，不然我会命令村长把你逮捕的！……”

巴霍梅奇猛地转过身去，脸涨得通红，痉挛地抽动脑袋，嚷道：

“我用我的血汗钱培养你……让你受教育！……你这个坏蛋，畜生！……”

米哈伊尔脸色发青，牙齿咬得格格响：

“我要给你这老东西……”他握紧拳头，向父亲迈近一步，可是一看见格利戈里抓起一根铁棍，穿过耕地，连跳带蹦地跑来，就把脑袋缩在肩膀里，头也不回地跑回村子里去了。

六

巴霍梅奇有一座小泥房。庭院周围的栅栏一根根地竖立着，好像马的肋骨一样。

格利戈里跟父亲一起从地里回来。伊格纳特在用树枝编牲口院子的围栅，看见他们回来，就迎了上去。他的手里发散着烂叶子的刺鼻的气味。

“格利戈里，村公所要我们去。广场上在召集村民大会。”

“干什么呀？”

“据说要动员了……红卫军占领卡林诺夫村了。”

晚霞在打谷场围栅后面暗淡下去，快要消失了。在打谷场的棕黄色的糠堆上，留下一道残阳。东风吹着糠堆，接着太阳的余辉也消失了。

格利戈里洗净马，上了饲料。鳏居的伊格纳特侧着身子，正在台阶上张罗六岁的儿子。格利戈里走过，瞧了瞧哥哥的笑得细细的眼睛，喃喃地说：

“夜里得跑到卡林诺夫去，留在这儿会被动员去的！……”

母亲从门廊里赶着小牛出来，格利戈里就对她说：

“妈妈，你把我和伊格纳特的衬衣拿出来，再装一袋面包干……”

“活见鬼，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走到哪儿是哪儿。”

村里的广场上人声沸腾，直到深夜。巴霍梅奇从那儿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在格利戈里睡觉的仓房门口站住了。站了一会儿，颓然地在石头门槛上坐下来。他感到一阵窒闷，心怦怦地跳得很重，耳朵里鸣响着尖锐而拖长的声音。他坐着，向倒映着淡淡的月亮的结冰的水洼子唾了一口口水，心里痛苦地意识到，过惯了的平静生活一去不返了。

几条狗在顿河附近的菜园子那儿汪汪乱叫，一只鹌鹑在草地上匀调而嘹亮地鸣啭。夜幕张开在草原的上空，白雾笼罩着农家的院子。巴霍梅奇干咳了几声，嘎的一下推开门。

“你睡着啦，格利戈里？”

仓房里一片寂静，只闻到堆藏着的谷物的味儿。他走进去，摸到羊皮大衣。

“格利戈里，睡着了吗？”

“不，没有。”

老头儿在大衣边上坐下了，格利戈里感到父亲的手在微微哆嗦。巴霍梅奇低沉地说：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到布尔什维克那儿……去服务……”

“真的吗，爸爸？……那么家里怎么办呢？你年纪又大……”

“怎么，你说我老吗？我可以参加辎重队，要是办不到，骑马也行……家里让米哈伊尔去管得了……他不是我们的人，土地也不是我们的……让他去过活吧，上帝会裁判他的。咱们要去夺回供养咱们的土地！”

第一批公鸡先后啼起来。在顿河上空，在顶梢参差的树林后面，朝霞燃烧起来。阴影悄悄地溜走了。

巴霍梅奇拉出三匹马，饮了水，小心地抚平马衣，加上鞍子。打谷场的门吱嘎一声，像陪着巴霍梅奇的老伴一起呜咽。马蹄在盐土上嗒嗒地响起来。

“爸爸，咱们得走夏季路，走大路会被他们拦住的！”伊格纳特压低嗓子说。

天亮了。草上滚动着带蜜香的冰冷的露珠。早晨从顿河对岸，从柠檬黄的细沙滩上，迈着大步来临了。

七

在切尔诺亚罗夫上校的灰绿色军服上，有几颗星是用紫铅笔画上去的。胖胖的面颊透露出一条条青色的脉管。发音不清的贵族式男中音，撞在广场上结满蛛网的墙上。保养得很好的白里透红的胖手指，潇洒地做着手势。

周围挤满浑身是汗的人们，热辣辣地吐出熏人的土烟草和酸溜溜的小麦面包的气味。红顶的皮帽子，各色的大胡子。全都张着嘴巴，流着口涎，出神地听着。发音不清的讨厌的男中音，从花柳病烂坏的嘴唇里发出来：

“亲害（爱）的村民们！……你们总（从）古以来就害（爱）护沙光（皇）爸爸和土（祖）国。现才（在），才（在）这个伟大的混乱的时代，整个奥（俄）罗斯都才（在）望着你们……布尔什维克侮辱土（祖）国，你们快来救土（祖）国！……救救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老婆和玉（女）儿……你们的同乡米哈伊尔少尉，就是开（恪）尽公民责任的最好榜样：他休（首）先来向我们报告，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跑到布尔什维克那边去了。他第一个出来保卫静静的顿河，他是顿河的正（真）正的儿子！……”

告示

本村哥萨克巴霍梅奇率子伊格纳特及格利戈里，背叛静静的顿河，投奔敌方，特公告剥夺其哥萨克称号，并没收其全部份地及公地上之权利，如有人捕得该犯父子，着即送维申斯克村战地法庭，此告。

八

队伍在去年堆的干草垛旁边停下来喂马。一挺机枪在村外打谷场后面哒哒地响着。

单面面颊被打穿的政委，骑着一匹汗泡满身的公马，跑到机枪车旁边，用带鼻音的嘶哑的嗓子嚷道：

“没有希望啦！……瞧着吧，我们要挨打了！……”

他照公马的耳朵中间抽了一鞭子，喉咙被黑色的血痰卡住了，声嘶力竭地对住队长的耳朵说：

“咱们不能突破到顿河边上，就完蛋了！哥萨克会把我们杀死，把我们捣成肉酱的……快召集大家，实行进攻……”

队长原来是铸铁厂的机工，动作像飞轮起步一样慢，抬起剃得光光的脑袋，并不拉出嘴里的烟斗，命令道：

“上马！……”

政委骑马跑了两丈路，回头问：

“你想咱们会被消灭吗？……”接着不等回答，又向前跑去。

子弹把面粉一样细的灰尘，从马蹄下扬起来，又飒飒地钻进干草里。一颗子弹削下机枪车上的一条木片，打中了机枪手。机枪手丢掉手里涂柏油的包脚布，坐下来，像鸟儿一样低下头，披散头发，就这么死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没有穿。风从铁路路基上送来机车的颤抖的隆隆声。在装甲车的车皮上，一个出套的短筒炮口，转过来对着草原，向干草堆，向骚乱的人群开了一炮。接着，链条哗啷啷地响着，装甲列车“科尔尼洛夫八号”重又开动了。射出来的炮弹落在干草堆的右边。列车隆隆地响着，放出一股柏油一样黑的浓烟，冲掉轨道上去年留下的错综的西瓜藤。

生锈的铁轨在过度的重压下呜咽了好一阵，枕木发出格的响声；在干草堆旁边的草原上，巴霍梅奇的怀孕的马，腿上中了榴弹，好一阵挣扎着要站起来：它抬起头，喷着鼻子，脚上磨坏的蹄铁闪闪发亮。砂岩贪婪地吸着淡红的口沫和深红的鲜血。

巴霍梅奇的心痛得变硬了，他喃喃地说：

“一匹纯种的母马呐……唉，早知这样，不该带来的！……”

“别想不开了，爸爸！……”伊格纳特在飞跑的马上嚷，“快坐到马车上去，没看见马上要进攻了！……”

老头儿在他后面茫然地瞧了一眼。

机枪的发射声，好像撕碎粗布的声音。巴霍梅奇躺在子弹箱上，吐着苦涩的口水。大地饱经春雨、太阳、带薄荷和苦艾味的草原风的折磨，像流动的烟雾似的散发出焦黄的泥土气，和根部腐烂的隔年野草的使人感到酥痒的香气。

凹凸不平的蓝色的树林边缘，在地平线上震动。穿过弥漫在草原上空的黄澄澄的灰沙，一只云雀发出一串珍珠般的颤音，响应着机枪的射击声。格利戈里骑马去取子弹。

“爸爸，不要伤心。一匹母马算不了什么！……”

格利戈里的褐色嘴唇热得龟裂了，眼皮因为夜里失眠而浮肿起来。

他一下子抱起两箱子弹，抖动蓬乱的头发，脸上满是汗水，但是浮着微笑。

傍晚他们来到了顿河边上。直到天黑，炮兵连从谷地里开着炮，哥萨克的骑兵侦察队直立在小岗上。夜里，探照灯的大胆的黄眼睛向荆棘丛里乱射，探索着拴马桩和营帐。它执著地照了有一分钟的样子，倾泻出死气沉沉的光芒，又熄灭了。

天蒙蒙亮，队伍从山岗上下来，一个跟着一个，好像波浪，又像一串链子。从乱蓬蓬的荆棘丛里，枪弹沉着准确地一梭子一梭子发射着。中午，队长在补过的靴子底上敲出烟斗里的灰，用冷淡而沉重的眼光向大家扫了一下：

“情况糟得很，同志们！……大家游过河去吧，再走二十里就是格罗莫夫村，”他没精打采地结束说，“那边有我们的人……”

格利戈里解下马鞍，对父亲嚷道：

“你怎么啦？！”

“胡闹！……”巴霍梅奇严厉地说，可是他的下巴骨哆嗦起来了，“你游过去吧，格利戈里！……把马嚼子去掉……我可不行了……老了……”

“别了，爸爸！……”

“上帝保佑你，孩子！……”

“喂，秃马，走！走，他妈的，害怕啦！……”

格利戈里身体浸到水里，直到腰部，直到胸部，最后，只有他那皱紧眉头的脑袋和马的警惕的耳朵，突出在青灰色的水面上。

巴霍梅奇用一只压扁的手指把弹夹推进膛里，在准星上捕捉着跑来跑去的人们，随后扔掉最后一颗冒烟的弹壳，举起毛茸茸的两手说：

“伊格纳特，我们完啦！……”

伊格纳特对住马的嘴脸开了一枪，坐下来，叉开两腿，向一块湿的被波浪吻得光溜溜的石卵子唾了一口，抓住草绿色衬衫的领子，哗啦啦地一直撕到腰部。

九

吃早饭的时候，米哈伊尔得意扬扬地捻弄着搽过油的淡黄色小胡子。

“妈妈，现在把我提升为骑兵中尉了，因为我把布尔什维主义连根拔掉了。我是不好惹的，稍微有点什么就枪毙！”

母亲叹了一口气：

“米哈伊尔，你说，爸爸他们怎么了？……也许会回来吧……”

“妈妈，我是个军官，又是静静的顿河的忠实儿子，可不能考虑什么亲属关系。不论父亲，不论亲兄弟，一律送交法办……”

“好儿子！……我的米哈伊尔！……叫我怎么办呢？……你们都是我的奶喂大的，我都一样疼！……”

“不能有丝毫同情心！……”他严厉地扫了一眼伊格纳特的儿子：“把这个小畜生从桌子边拉走，不然我会扭断他的脖子的，共产小杂种！……你瞧，他看人的样子，活像一头小狼……将来长大了，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像他父亲一样，小坏蛋！……”

十

顿河附近的菜园子，散发出春潮和白杨嫩芽的味儿。梳子般的波浪，摇荡着河里的野鹅，冲击着菜园子的篱笆。

巴霍梅奇的老伴在种马铃薯，吃力地在一个个小槽间转动。她弯下腰，血涌到脑袋，感到头昏眼花。站了一会儿，坐下来，默默地瞧着手上错综凸起的青筋。凹陷的嘴唇无声地嘟哝着。

伊格纳特的儿子在篱笆外的沙地上玩耍。

“奶奶！”

“什么呀，小孙子？”

“快来看，奶奶，河水漂来什么东西啦。”

“漂来什么呀，宝贝？”

老太婆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把铲子插在地上，吱嘎一声推开门。浅滩上横着一匹死马，腿贴住地面，身上的水闪闪发亮，肚子斜斜地裂开了。风吹来一阵阵的尸臭。

老太婆走过去。

一个人双手死抱住马脖子，左手上紧紧地绕着缰绳，头向后仰，头发挂在眼睛上。老太婆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看见被鱼咬坏的嘴唇露出牙齿笑起来，就扑了下去……

她摇动灰白的头发，向水里爬过去，一把抱住乌黑的脑袋，叫道：

“格利戈里！……小——儿——子！……”

第186号命令（抄本）

骑兵中尉米哈伊尔在上顿河区清剿布尔什维主义，英勇忘我，特晋升为骑兵上尉并任命为某战地法庭警卫队长，此令。

北线司令：少将伊万诺夫

参谋（字迹不清）

十一

一条被战火烧焦的道路。几个兵骑在马上押着他们两人在路上走。脚底都溃烂了。身上只穿一套衬衫裤，被血水渗透了。他们在枪林弹雨下走过一个个村庄、一条条挤满人的街道。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黄昏来到故乡。顿河，还有那一排青灰色的白垩山，仿佛一群绵羊。巴霍梅奇弯下腰，拔了一把绿色的小麦，困难地移动嘴唇：

“认得吗，伊格纳特？……这是我们的地……是跟格利戈里一起耕的……”

盘绕着的鞭子在后面呼啸了一声。

“不许说话！……”

他们垂下头，在村子里默默地走着。脚变得像铅一样重。他们经过栅栏，经过泥房子。巴霍梅奇望了一眼野草丛生的庭院，摸摸胸部，觉得心像针刺一样痛。

“爸爸！你瞧，妈妈在打谷场里……”

“她没有看见！……”

后面发出了叫声：

“闭嘴，王八蛋！……”

长满杂草的广场。乡公所。台阶旁边集合了好多人。

“好啊，巴霍梅奇！……是不是去争土地来着？”

“他已经在坟地上争到六尺地了。”

“给他这条老狗也来一个教训！”

巴霍梅奇举起一只指甲浮起的手指，痉挛地喘着气，好容易说：

“呸，去你妈的……虽然我们活不成了，虽然我们完蛋了，可是你们……人家不会忘记的。真理不在你们的一边！”

邻居马凯耶夫侧身走到巴霍梅奇跟前，抡开手臂，从褐色的大胡子里露出牙齿，一言不发地向巴霍梅奇的头部打去。

“打呀！！！”后面有人叫道。

人群像浪潮一样带着野兽般的吼声涌过来，晃动红顶皮帽子，在疯狂的混乱中聚拢来。在急促的脚步声中，拳头发出黏滞而响亮的声音……米基沙拉忽然像鸢一样从台阶上蹿下来，两手分开汹涌的人群。他穿着撕破的衬衫，冲过去，脸色发白，嘴巴扭歪，大声嚷道：

“弟兄们！……战士们！……不许打死他！……”他从鞘里抽出刀，寒光闪闪地在头上画了个扇子形，“上前线谁也不肯去，他妈的……现在倒会杀人啦？！”

“打米基沙拉！……他投降布尔什维克啦！……”

人们像一堵厚厚的墙，把米基沙拉包围起来。八个从前线回来休假的士兵，把巴霍梅奇和伊格纳特跟人群隔离开来。

老人们站了一会儿，喧闹了一阵，三三两两地从广场上走散了。天色黑了……

“很想听听您的最后决定，上尉。当然啰，应该把他们枪毙，可是不论怎么说，到底是您的父亲和哥哥……也许，您为他们到军法处长那儿去求求情吧？……”切尔诺亚罗夫上校口齿不清地说。

“大人，我用信心和真理为沙皇、为伟大的顿河军队效过忠，以后将继续效忠……”

上校做了一个怜悯的手势说：

“上尉，您的灵魂是高尚的，您的心是刚强的。为了您在效忠沙皇陛下和祖国人民上的忘我精神，让我照俄罗斯规矩来吻吻您吧！……”

啧啧啧地接了三次响吻，然后沉默了一阵。

“您认为怎么样，亲爱的上尉，要是把他们枪毙了，会不会引起最穷的哥萨克的愤怒？”

米哈伊尔上尉沉默了好一阵，然后，没有抬起头来，声音低沉地说：

“押送队里有可靠的小伙子……可以叫他们押到新切尔卡斯克的监狱里去……他们不会泄露的……可是犯人有时候会逃跑……”

“我了解您，上尉！……您有希望升为大尉。让我来握握您的手！……”

十二

拘留战俘的仓房，四周围着带刺的铁丝网，好像蛛网一样。铁丝网后面站着伊格纳特和巴霍梅奇，面孔浮肿，面色黑得像铁；街上站着伊格纳特的儿子，头上戴着父亲的帽子，巴霍梅奇的老伴用僵硬的双手抓住铁丝网。她动血污的眼皮，歪着嘴巴，可是没有眼泪——眼泪都哭干了。

巴霍梅奇困难地转动破裂的舌头说：

“小麦请鲁基奇来割吧，可得酬劳他，送他一头周岁的小牛。”

接着咬咬嘴唇，干咳了几声又说：

“老太婆，不必为我们伤心！……活够了……早晚总得到那边去的。将来给我们做个丧事礼拜。得记住，不能写‘红卫军巴霍梅奇’，只能写‘阵亡军人巴霍梅奇、伊格纳特、格利戈里’……不然神父不肯接受的……嗯，别了，老太婆！……活下去……要爱护孙子。如果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那就请你原谅……”

伊格纳特两手抱起儿子。哨兵别转身去，假装没看见。伊格纳特手指哆嗦，用芦苇给儿子做风车。

“好爸爸，你头上怎么有血啊？”

“我这是碰伤的，乖儿子。”

“你刚才从仓房里出来，那个叔叔干什么用枪打你啊？”

“你这孩子真怪！……他这是打着玩的，开玩笑……”

大家沉默着。芦苇在伊格纳特的指甲下飒飒地响。

“咱们回家去吧，好爸爸？风车你到家里去给我做好了。”

“你跟奶奶先走吧，乖儿子……”伊格纳特的嘴唇伤心地抖动了一下，扭歪了，“我过会儿就来……”

伊格纳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好像一头系着的狼。他拖动被枪柄打伤的腿，走到瘦弱的小牛跟前，紧紧地把它抱在胸前。

“好爸爸，你的眼睛怎么湿啦？”

伊格纳特不做声。

黄昏的微光熄灭了。从草地上，从河滨的灌木丛里，从赤杨林和沼地上，雾气飘到花园里，变成银白色的露珠，把青草压倒在又冷又湿的地上。

仓房里出来几个人。一个佩上尉肩章的瘦长军官，头戴黑羔皮帽子，嘴里喷着土烧酒的气味，压低嗓子悄悄地说：

“不用带到远处去！……村外的小树林里就行了！……”

在寂静的夜里传出重重的脚步声和步枪枪栓的咔嚓声。

这是一个没有星星、狼嚎不止的黑夜。顿河对岸的青灰色草原变得模糊不清了。在小山上——在麦苗茂盛的田野后面，在被春潮冲洗过的谷地里，在一片被暴风吹倒的树木中间，在落叶的醉人的气味里，一头母狼正在生小狼。它也像女人生孩子那样，呻吟着，嚼着身下浸血的沙土。后来，当它舐着第一头湿漉漉、毛茸茸的小狼的时候，听见从不远的洼地里，从灌木林那里，传来两响低哑的步枪声和人的叫声。

母狼警惕地听着，听到一阵短促的呻吟声，就嘶哑而凄凉地嚎起来。

1925年

有家庭的人

太阳落到村子后面，在小树林的灰绿树梢间半隐半现。我从村子里出来，到顿河边上去摆渡。湿沙在脚下发出腐朽的气味，好像泡过水的烂树。道路仿佛纷乱的兔子脚印，弯弯曲曲地穿过树林。太阳胀得火红，落到村外的坟地后面；苍茫的暮色随着我在树林里升起来。

渡船系在埠头上，淡紫色的水在船底下咕咕地叫；船桨歪在一边，微微地跳动，在桨栓里咿呀作声。

船夫用勺子刮着生青苔的船底，把水泼到船外。他抬起头来，一双淡黄的吊眼向我望了望，不高兴地嘟哝着说：

“要摆渡吗？马上就开，你把缆解下！”

“咱们两个就开吗？”

“也得开啊。天快黑了，谁知道还有没有人来。”

他卷着裤脚，又向我望了一眼，说：

“我看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我们这一带的……从哪儿来的呀？”

“从部队回来，到家乡去。”

船夫拉下帽子，点点头就把像夹黑金的高加索银丝一样的头发甩到后面，向我眨眨眼，露出蛀坏的牙齿说：

“怎么来的，是休假还是开小差了？”

“是复员了。我的服役期满了。”

“噢，那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我们坐下来划船。顿河像在开玩笑，老是把我们的船往河滨浸水的幼树丛里冲。河水单调地泼着粗糙的船底。船夫的光腿，青筋毕露，肌肉累累，冻得发青的脚底，牢牢地踏在滑溜的横木上。他的手臂很长，骨骼粗大，手指关节凸出。高高的身材，狭小的肩膀，拱着背，划船的样子很难看，可是那桨却听话地划开起伏的波浪，深深地插进水里。

我听见他那匀调的不间断的呼吸声。身上的绒线衫散发出酸汗、烟草和河水的气味。他扔下桨，向我转过脸来。

“看样子，咱们要被夹在树丛里了！真倒霉，小伙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河中央，水流越发湍急了。渡船猛地一震动，船尾重重地一跳，斜斜地向树丛那边冲去。过了半小时，我们就被波浪打到浸在水中的柳树丛里了。桨断了。断片在桨栓上委屈地摇摆。水从窟窿里汩汩地涌进来。我们只好爬到树上去过夜。船夫用腿夹住树枝，坐在我的旁边，吸着陶瓷烟斗。他一边听雁群在头上鼓动翅膀，划破浓浓的黑暗，一边开口说：

“你是回家去，回老家去……你妈妈大概在等着哩。儿子要回来了，供养的人回来了，她的老年有人安慰了。可是你呢，恐怕不会体会到，她老人家怎样白天为你发愁，夜里为你流泪呵……你们做儿子的就是这样……自己没有生过孩子，就不能体会做父母的苦处。每个做父母的人得吃多少苦呵！

“有时候娘儿们剖鱼，把苦胆弄破了，你吃起鱼汤来，就会苦得受不了。我也是这样：活着就得吃这样的苦……有时候，我忍着，忍着，但禁不住要问：‘唉，生活，生活，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啊？……’

“你不是本地人，是外路人，你倒替我想想：叫我怎么办，还是拿条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的好吧？

“我有个女儿，叫娜塔莎，今年十六岁了。她对我说：

“‘爸爸，我讨厌跟你同桌吃饭。我一看见你的手，就想到你是用这双手杀死哥哥他们的，我就恶心了……’

“可她这丫头就是不明白，我干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啊？还不就是为了她们吗！

“我结婚结得很早。我那个老婆可会生孩子，一连生了八个，生到第九个，她自己也就完蛋了。生是生下来了，可是到第五天就因为得热病进了棺材……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像沼地里的鹬一样。孩子倒一个也没有被上帝召去，不管我怎么诚心恳求……老大叫伊万……模样儿像我，脸黑黑的，很漂亮……是个出色的哥萨克，干活也认真。老二比伊万小四岁。那一个像他妈：个子矮矮的，大肚子，头发亚麻色，简直是白的，眼睛可是深棕色的。他是我最喜欢最称心的孩子。名字叫达尼拉……剩下的七口，都是些姑娘和娃娃。我把伊万出赘给本村的一户人家，不久他就有了一个孩子。达尼拉我也打算给他成亲了，可是混乱的日子来到了。在我们村子里，哥萨克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第二天伊万跑来找我。他说：

“‘爸爸，咱们跑到红军那边去吧。看上帝的分上，我求求你！咱们得支持他们，因为那政府是完全讲道理的。’

“达尼拉也再三这么劝我。他们劝了我好一阵，可是我对他们说：

“‘我不来强迫你们，你们走吧。我可哪儿也不去。除了你们，家里还有七张嘴，张张都得喂呐！’

“他们就跑了。我们的村子武装起来了，有什么家伙，就用什么家伙。我也被逼上前线。

“我在村民大会上说：

“‘各位老人家，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有家庭的人。我身边有七个孩子。嗯，要是我被打死了，谁来养活我这一家呢？’

“我这么说，那么说，都没有用！……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送上前线去了。

“阵地就在我们村子外面。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村子里赶来了九名俘虏，我的宝贝儿子达尼拉也在里头……他们被押过广场去见队长。哥萨克们纷纷走到街上，吵嚷着说：

“‘打死他们，那些混蛋！等审问过了，狠狠地揍他们！……’

“我站在人群里，两只膝盖直打哆嗦，可是不让人家看出，我在舍不得儿子达尼拉……我用眼睛向旁边扫了一下，看见哥萨克们在嘁嘁喳喳地谈话，还用脑袋点着我……司务长阿卡什卡走到我跟前问：

“‘你怎么样，米基沙拉，来杀共产党吗？’

“‘来的，那些恶棍！……’

“‘好吧，给你刺刀，去站在台阶上。’他交给我一把刺刀，又露出牙齿说：‘我们看好你，米基沙拉……当心点，要不你会倒霉的。’

“我站在台阶上想：‘圣母娘娘，难道真的叫我去杀儿子吗？’

“我听见队长发出叫声。俘虏们被带出来了，头一个就是我的达尼拉……我向他瞧了一眼，我的心凉了……他的脑袋肿得像一只桶，仿佛给剥掉一层皮……血凝成了块，头上贴着一双羊毛手套，是他在被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留下的……血渗透手套，把它粘在头发上……在押回村子的路上，他们挨了打……达尼拉踉踉跄跄地从门洞里走出来。他一看见我，就伸出两只手……他想哭，可是眼睛被打得青肿，一只眼睛还被血封住了……

“这时候我心里明白：要是我不打他，村子里的人就会把我打死，我那几个小的孩子就会变成没爹没娘的孤儿了……达尼拉走得跟我并齐了，说：

“‘爸爸，我的亲爸爸，别了！……’

“他的眼泪流下来，把腮帮上的血也洗掉了，可是我……好容易举起手来……人变得像木头一样……我紧紧地握住刺刀，用插在步枪上的那一头给了他一下。正好打在这个地方，比耳朵高一点……他喔唷叫了一声，两手捧住脸，从台阶上倒了下去……哥萨克们哈哈大笑，叫道：

“‘打呀，米基沙拉！看样子你是舍不得你的达尼拉了！……打吧，不然我们要放你的血了！……’

“队长走到台阶上，一边骂，一边眼睛里露出了笑……他们动手用刺刀干起来，我的心像刀割一样。我拔脚向街上跑去，可是一回头就看见，我的达尼拉被他们干得在地上打滚。司务长拿刺刀插进他的喉咙里，只听得他喀尔尔地叫了一声。”

下面，船板在水的冲击下，发出格格的声音；水咕噜噜咕噜噜地响；柳树摇晃了一下，也发出拖长的吱吱声。米基沙拉用脚踢踢翘起来的船尾，敲掉烟斗里带火星的黄色余烬，说：

“船要沉了，咱们得待在这树上，直到明天中午了。真倒霉！……”

他沉默了好一阵，后来压低嗓子，轻轻地又说了起来：

“为了这件事，我被送到上士那儿去受审……

“从那时起顿河里流过了多少水，可是直到现在我夜里偶或还听见有人在哼哼地喘息，在咽气……那天我跑开的时候，就听见达尼拉在这么喘气……唉，良心就这么折磨着我……

“直到春天，我们跟红军对着阵，后来跟谢克列乔夫将军联合起来，把红军赶过顿河，赶到萨拉托夫省去了。我是个有家庭的人，可是他们一点也不照顾我，照样要我当差，因为我两个儿子都投奔布尔什维克了。他们来到巴拉绍夫城。我的大儿子伊万，信息全无。哥萨克们却打听到——鬼知道是谁告诉他们的——说伊万已经离开红军，在第三十六哥萨克炮兵连里干。村子里的人们恐吓说：‘要是碰到伊万，就把他的心肝挖出来。’

“我们占领了一个村庄，第三十六炮兵连就在那里……

“他们找到了我的伊万，把他捆起来，送到部队里。哥萨克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对我说：

“‘把他押到团部里去！’

“团部离那个村庄有十二俄里的样子。队长交给我一张条子，眼睛不看我，说：

“‘喂，米基沙拉，这是条子。把儿子押到团部里去！让你押去放心点，他不会从父亲手里逃跑的！……’

“这时候上帝开导了我。我明白了：他们叫我押送，料想我会把儿子放掉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把他逮住，把我也枪毙掉……

“我走到拘留伊万的屋子里，对卫兵说：

“‘把被捕的人交给我，我把他带到团部里去。’

“‘带去吧，我们不会舍不得的！……’他们回答说。

“伊万披上外套，拿帽子在手里转来转去，转了一会又扔在长凳上。我跟他出了村子，来到一个小山上，他不做声，我也不做声。我向后望望，看有没有人钉住我们。我们走了有一半路的样子，走过一座小礼拜堂，后面一个人也看不到了。这时候，伊万就向我回过头来，伤心地说：

“‘爸爸，到了团部还不是要拿我枪毙的，你这是在带我去送命啊！难道你的良心到现在还在睡觉吗？’

“我说：‘不，伊万，我的良心并没有睡觉！’

“‘那你不可怜可怜我吗？’

“‘我很可怜你，好儿子，我的心疼得快要碎了……’

“‘既然可怜我，那就把我放了吧……我在这世界上还没活够呐！’

“他在路中央跪下了，向我叩了三个头。我就对他说：

“‘好儿子，让咱们到洼地那边去。你跑，我在后面开上两枪装装样子……’

“说实在的，他就是小的时候，也难得说句亲热的话，可是这会儿竟扑在我的身上，吻着我的两手……我们又走了两俄里地，他不做声，我也不做声。走到洼地边上，他站住了。

“‘嗳，爸爸，咱们再见了！要是能活下去，我会孝敬你一辈子，你也不会从我嘴里听到一句粗话的……’

“他拥抱我，我的心碎了。

“‘跑吧，好儿子！’我对他说。

“他向洼地跑去，一路上不断回过头来向我招手。

“我让他跑了有十几丈，才拉下步枪，一条腿跪下来，使胳膊不会发抖，向他开了一枪……打在背上……”

米基沙拉掏烟荷包掏了好一阵，用火石打火又打了半天，这才啧巴啧巴地抽起烟来。火绒在他弯曲的手掌里发出红光；他脸上的颧骨不断牵动；在浮肿的眼皮下，那双吊眼睛冷冷的没有一点表情。

“是的……他向上跳了一下，又拼命跑了七八俄丈，这才两手抱住肚子，回过头来。

“‘爸爸，这是怎么搞的？！……’他倒下了，两腿抽起筋来。

“我向他跑过去，弯下腰。他已经翻着眼珠，嘴唇上吹着血泡。我想他在断气，可是他又一下子撑起来，一只手摸摸我的手说：

“‘爸爸，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他的头垂在一边，身子又倒下了。他用手指按住伤口，可是有什么用……血从手指缝里不断冲出来……他哼了起来，仰天躺着，眼睛严厉地瞪着我，可是舌头已经硬了……他想说什么，却只是叫着：‘爸爸……爸……爸……’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我对他说：

“‘伊万，你代我戴上苦难的荆冠吧。你有老婆和一个孩子，可是我家里有七个呢。要是我把你放掉，哥萨克们就会把我打死，孩子们只好上街要饭去了……’

“他躺了不多一会就死了，可是他的一只手还握住我的手……我脱下他的外套和靴子，用手帕遮住他的脸，回到村子里……

“好心的人啊，现在你来裁判裁判我们吧！我为了那些孩子吃了多少苦，赚得了一头白发。为了给他们挣一块面包，白天黑夜都没得休息，可是他们呢……譬如娜塔莎，我那个女儿还要说：‘爸爸，我讨厌跟你同桌吃饭！’

“这叫我怎么受得下去啊？”

船夫米基沙拉垂下头，痛苦的眼光一动不动地盯住我。他的背后出现了朦胧的曙光。在右岸上，在昏暗的蓬松的白杨丛里，鸭子嘎嘎地叫起来。在鸭子的叫声中，还夹着一个伤风的、睡意未消的声音：

“米——基——沙——拉！老——鬼！……摇——船——来……”

1925年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我们的共和国并不怎么大，总共只有百来户人家，地方在离镇四十俄里的托普卡沟里。

共和国是这么成立的：今年初春，我从布琼尼同志的部队里复员回家，村民们就推我当村主席，因为我有两枚红旗勋章。这两枚勋章，都是因为我跟弗兰格尔作战英勇，布琼尼同志亲手给我挂上的。他还恭恭敬敬地跟我握了手。

我就职了。我们的村子本来也可以像全体人民那样，过过太平日子，可是没多久，我们那一带来了一帮匪徒，把我们的村子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们一会儿拉走好马，留下一些死马算是交换；一会儿又把我们最后的一些料拿去喂马。

邻近几村的人真该死，他们居然对匪徒客客气气，待他们很好。看见他们这么对待匪徒，我就把本村居民召集起来，说：

“是你们推我当主席的吗？……”

“是我们。”

“好吧，那我就以全村无产阶级的名义，请大家维持自治，跟邻近各村断绝来往，因为他们是反革命，跟他们走一条路，咱们感到丢脸……可是咱们的村子如今不再叫村子，要叫共和国了。我是你们选出来的，如今我自己委任自己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宣布全面戒严。”

那些没有觉悟的人都不做声，那些当过红军的青年哥萨克却说：

“好极了！……不用表决了！……”

这时候，我就对他们演说起来：

“同志们，让咱们来帮助咱们的苏维埃政府，跟匪徒拼到最后一滴血吧！他们是九头蛇，是王八蛋，他们要把整个社会主义连根咬断！……”

站在后面的那些老头儿，起初都表示反对。我他妈的就向他们进行鼓动，结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苏维埃政府是我们的奶妈，我们一定得抓牢她的衣襟。

大会给镇执委会写了一份公文，要求发给我们步枪和子弹，并且指派我和秘书尼康到镇上去。

天一亮，我就套好马，两人一起出发。走了十俄里的样子，来到一个谷地。我看见前面路上灰沙飞扬，灰沙后面有五个人骑马迎面跑来。

这时候我心里暗暗叫苦，猜想来的准是匪帮里凶恶的敌人。

我跟秘书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事实上也不可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周围是一片精光的原野，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个小谷或山沟。我们只好在路中央勒住马……

我们随身没有带武器，像小娃娃一样没法抵抗，要想从骑兵手里逃跑，那简直是妄想。

我的秘书被凶恶的敌人吓坏了，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想跳下车逃跑！可是跑到哪儿去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就对他说：

“尼康，你安分点儿，不要跑！我是革命委员会主席，你是我的秘书，咱们俩应该死在一块儿！……”

但他是个没有觉悟的人，竟跳下车，拔脚打原野上跑去。他跑得很快，似乎连猎狗都追不上，可是，骑兵看见一个可疑的人在原野里跑，就追上去，一下子在坟山旁边把他追上了。

我大大方方地从车上下来，把一切不妥当的文件都吞下肚子，看事情怎么发展。只看见那几个家伙跟尼康谈了几句话，就围着他，横一刀竖一刀地照他劈起来。他倒在地上，他们就搜他的口袋，在他旁边忙了一阵，这才返身上马，向我跑来。

我一看，不论怎么说，总得躲起来，可是没地方躲，只好硬着头皮等。他们跑了过来。

最前面的是他们的头子，外号叫福明。棕色的大胡子乱蓬蓬的，脸上扬满灰尘，瞪着眼睛，样子很凶。

“你就是所谓主席博加特廖夫吗？”

“我就是。”

“我叫人家转告过你，别当什么主席了，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呢？……”

他向我提了些类似的荒唐问题，但并没有露出生气的样子。

这时候我死了心，因为明白碰上这样的家伙，脑袋总归保不住了。

我就回答他说：“因为我站稳苏维埃政府的立场，认真遵守它的一切纲领，你们绝不能使我离开这个立场的！……”

他用下流话骂我，又用鞭子狠狠地抽我的脑袋。我的脑门心上肿起一个大疙瘩，足有娘儿们留下做种的黄瓜那么大……

我用手指摸摸疙瘩，对他说：

“你们这些家伙没有觉悟，野蛮得太不像话了。我可干过国内战争，无情地消灭了弗兰格尔之流的匪徒，还获得了苏维埃政府的两枚勋章，你们这些家伙在我看来是一钱不值的，我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这时候，他三次横冲直撞地飞跑，想用马踩死我，还用鞭子抽我，可是我始终站稳我的立场，就像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政府一样，只是马踢破了我的膝盖，踢得我耳朵里嗡嗡直响。

“前面走！……”

他们把我赶到坟山旁边，我的尼康全身是血，躺在那里。他们中间的一个下了马，把他翻过来，肚子朝天。

“你瞧，”他对我说，“你如果不脱离苏维埃政府，我们马上把你也像你秘书那样宰了！……”

尼康的裤子和衬衣都被剥得很低，整个性器官被马刀劈得血肉模糊。我不忍看见这样的侮辱，就转过脸去，可是福明露出牙齿说：

“你别转过脸去！我们也要一模一样对付你，还要把你们那个死不悔改的共产党村子一把火烧掉……”

我说话一向是不肯吃亏的，听了这些话，实在受不住，就狠狠地回答他们说：

“我死不在乎，说到我们的村子，它可不是孤独的，像这样的村子，全俄国有成千上万个呢！”

我掏出烟荷包，打着火石，抽起烟来，可是福明拉拉缰绳，跑到我跟前说：

“老弟，给我抽一袋吧！你有烟叶子，可我们断了有两个礼拜了，只好抽抽马粪。你让我们抽一点，我们就不宰你，就像在正式战斗中那样，一刀把你劈死，再通知你的家属来收尸……快点儿，我们没时间等待！……”

我一只手拿住烟荷包，心里气愤极了，因为这烟草是在我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还有那香喷喷的草木樨也是在苏维埃的土地上长的，怎么能让这些王八蛋寄生虫抽呢。我向他们瞧了一眼，他们都怕我拿烟草在风里扬掉。福明从马上伸手来拿烟荷包，他的手哆嗦起来了。

可我还是那么做了，把烟草抖在空中，说：

“你们要怎么杀我，就怎么杀吧。我可以死在哥萨克的马刀下，可是你们呢，好家伙，总有一天会被吊死在井架上的，还不是一个样！……”

他们非常冷酷地动手砍我，我在泥地上倒下了。福明用手枪开了两枪，把我的胸膛和一条腿都打穿了，这时候忽然听见大路上有声音：“嘘溜溜！……嘘溜溜！……”

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草丛里发出飒飒的声音。那些刽子手都跑了！我看见镇上的民警跑了来，路上灰沙飞扬。我连忙跳起来，跑了十五俄丈远的样子，血把眼睛糊住了，地面在脚底下打转。

我记得当时叫道：

“弟兄们，同志们，救救命呀！”

接着眼前一片漆黑……

我像木头一样躺了两个月，不会说话，不省人事。等恢复了知觉，一摸左腿没有了，是得坏疽被锯掉的……

我从区医院回到家里，扶着拐杖，一跛一颠地沿着土台走路。这时候，一个镇军事委员来到我家里，也不打招呼，就问：

“你为什么自称革命军事委员，还要在村子里宣布共和国？你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共和国吗？你凭什么要闹自治呢？！……”

对这些问题，我干干脆脆回答他：

“同志，请您别在这儿摆架子了。关于共和国我可以向您说明：那是因为闹土匪才成立的。如今天下太平了，还是叫托普昌村。不过请注意：要是白党和别的什么混蛋再来侵犯苏维埃政府，我们可以把每个村子都变成堡垒或者共和国，让老头儿和小伙子都骑上马。我呢，虽然丢了一条腿，一定还会带头去流血的。”

他没有话可以责备我，就紧紧地握了握手，打原路回去了。

1925年

顿河粮委会和副主席普基津同志的厄运

我叫伊格纳特·普基津，是普罗瓦托罗夫镇的哥萨克。我是个合格的哥萨克：腰里插着一支木柄毛瑟枪、两颗手榴弹，肩上扛着一杆步枪，子弹呢，除了弹药盒之外，几个口袋都装满了，这样，灯笼裤上没法挂犁刀，我就用绳子把犁刀系在腰上。我的一双眼睛很灵活很快乐，甚至有点吓人，娘儿们见了都害怕。出门跟谁随便聊聊，一旦熟识了，她就会说：“嘿，伊格纳特，您那双眼睛太野了，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够。”

别的倒也没什么，就是说话声音很低，而且有点沙哑。

当时我在吉普金镇征粮。

这是一九一九年春的事。在普罗瓦托罗夫镇同我一起征粮的是高尔丁同志。他跟我级别相同，跟我也很熟。他出身犹太家庭。他不是个一般的小伙子，性格火暴，极顶狡猾。我为人直爽，不耍滑头，征粮方法简单粗暴。我带我那些宝贝去找富裕哥萨克，总是开门见山，向他下最后通牒：“粮食！”——“没有。”——“怎么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混蛋。”我对他当然毫不客气，手枪对住他的肚脐眼，干巴巴地说：“枪里有十颗子弹，我可以打死你十次，埋葬你十次，再十次把你挖出来！交吗？”他回答说：“好吧，愿意效劳，我交！”

高尔丁呢，十分灵活，他从你的一个鼻孔进去，又从另一个鼻孔出来。这家伙像鹅一样身上不沾一滴水，但粮总是比我征得多。不过人家对我们两人都一样尊重。人家尊重高尔丁，因为他温柔，因为他总是像姑娘一样文静，而我普基津，看你能不尊重我！我是个直爽人，说话总是不留情面，还会说些鼓动的话。他们笑我做作，年轻的哥萨克故意不交粮，他们要惹我发火。他们说：“我们的普基津发起火来像只百灵鸟。”哼，他们就这样叫我百灵鸟。好吧，真有意思。我们就这样向南线第九军提供粮食。这时候，我们听说起义者在维亚申斯克镇同谢克列乔夫将军交上了火，并且迫使他们后退。我们冲过去，他们就阻挡不住。我们来到库尔斯克省法吉日县。那边征粮很顺利。我们跑了一个月，两人一起干。我们去之前，他们只征到一万斤黍子，我们一去，就征到两万。高尔丁这时越爬越高，有一天我们醒来，他已像小鸡出壳一样，当上了南线军粮供给委员会全权代表。真有意思。我带着一队水手在法吉日县征购黍子和麦子。高尔丁把我叫去，悄悄地对我说：“你啊，普基津，是个严肃的人，你力气大，能把木杆弯成轭。可是你是个怪人，你身上没有肉。”说我能把木杆弯成轭我不太懂，至于肉，我身上确实很少，我只有骨头。我要肉干什么？难道我是婆娘还是怎么的？人家又不会因为我的肉而交粮。他说：“你待我客气些。”我就回答说：“你知道吗，十月革命时我在克里姆林宫打退过士官生？”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吗，在冲锋时士官生的子弹打中我的膀胱，如今它还像鹅蛋那样在里面滚动？”他说：“我知道，我也很尊重你膀胱里的那颗子弹。”我说：“嗯，好吧，你不用为我的子弹担忧，因为它周围都长了脂肪，它不是打在脚后跟，不会把血吸到别的地方去。你倒是应该可怜可怜我们的战士，他们在前线作战，可不能让他们挨饿啊。”他说：“走吧。”接着摇摇头，重重地叹着气。这是不是说他也怜悯起战士来了？真有意思。我回去继续征粮。我们拼命征粮，征得农民只剩下一层皮。他们简直什么也没有了，几乎连毡靴也被拿走，但这时高尔丁被调到萨拉托夫去了。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来了一份电报：“致顿河粮委会，我命令你们去萨拉托夫。”后面的签名是：“萨拉托夫省粮委全权代表高尔丁。”

我们乘列车去到那里。真有意思。

我因虱子掉队了：到车站澡堂子蒸虱子。我在那里消灭虱子，同时嘲笑自己：“我攒到什么了，我在跟谁一起过啊，我在同谁一起当乞丐啦。”车队征到粮走了。真有意思。

我去了萨拉托夫。既没有高尔丁，也没有我们的顿河粮委会。我问：他们去哪儿了？原来高尔丁被派到坦波夫当粮委全权代表去了，粮委会也跟着他走了。真有意思。“至于详细情况，”他们对我说，“您可以到顿河执委会去了解。”我问：“顿河执委会在哪里？”回答说：“在俄罗斯旅馆。”真有意思。我去了。“这里是顿河执委会吗？”——“是这里，”回答说，“二楼三号房间。”我去了，用指甲抓了抓门，问：“可以进来吗？”回答说：“请，请。”我走进去一看，是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人。一个脸黑黑的，留着山羊胡子，身穿便装，另一个是贵小姐，她坐在打字机后面。我说：“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说着转了转门把手，问：“你们这儿是顿河执委会吗？”回答说：“是的，我是主席梅德维杰夫，这位是我的技术干部。”我就傲然说：“我是顿河粮委会的普基津·伊格纳特，您没听说过吗？没有？很可惜！梅德维杰夫同志，你们的生活圈子太小。”他耸耸肩膀，意思是说，生活圈子是小，但毫无办法，你又跳不出去。我问：“您不知道我们的顿河粮委会在什么地方吗？”——“我不知道。”他可怜巴巴地说，请我在一张干净的凳子上坐下。我当然坐下了。

我解释说，顿河粮委会大概去了坦波夫。梅德维杰夫高兴地说：“原来如此！太好了！顿河粮委会原来在坦波夫，顿河农业局在奔萨，行政中心在图拉，那么军部在哪里呢？”他扳着手指计算，又问那位贵小姐：“请问我们的军部在哪里？”她却温柔地笑着说：“我也不知道。”

他们看到我非常高兴，因为没有人去他们闷得慌，就招待我喝茶。他们给了茶，却忘了放糖。真有意思。我倒了开水，说：“对不起，我至多喝两杯。”他们害怕了，动手在我杯子里放糖，但我还是严厉地说：“给我开一张去坦波夫的免票。”

我拿着免票走了。我在坦波夫找到了同伙，白军不久出海跑了，而我们顿河粮委会则被派到罗斯托夫。

高尔丁跑掉了，这种工作前途不妙，我就去了西伯利亚。他的副手也跑了。他们走了，先后就换了九个副手。这回可轮到我了。真有意思。论资排辈嘛。我好不容易等到最后一位副手跑掉。他随着费朗诺夫一伙回坦波夫去了，为此我从自己的配给品中给了他一点熏肉和一磅烟草。我就成了顿河粮委会“副主席”。我想，真有意思，我要去罗斯托夫，我要到那边去加把劲。我们有两节车厢：又是人，又是书。出发前从莫斯科给我们寄来了图书报刊。

我们去察里津。过了克里沃亚·穆士加，桥梁被白军破坏了。我们通过步行板桥走到彼岸。到了车站，弄到两节车厢！可是没有用，因为没有火车头。怎么办？我们想出办法：用一对牛和一头骆驼拉一节车厢，缓冲器上装一只小船，就这样出发。

我自然坐在骆驼的双峰之间，又暖和又不摇摆。

通过每一座桥到达彼岸，拉车厢不是用骆驼，就是用双角“使徒”[1]，我们就这样前进。

第二天我病了。背上感到刺痛。死神临头了！伙伴们劝我在当地居民家留下，以后再走，要不会死在火车上的。真有意思。可是一疼，就浑身无力！

他们把我送到小站附近的村子里，对女主人说：“好好照顾他，大婶，以后我们会谢你的。”

守寡的大婶原来是西伯利亚来的移民。婆娘身强力壮，年纪五十岁光景，模样不像婆娘而像一匹花马。破鼻子，斜白眼，真想用干草把它拨拨正。

伙伴们一走，她就唱起来：“一个人过活太无聊，你快把病养好，大兵，让我们成亲，你来当家，我丈夫去年死了，我这婆娘还挺有水分呢。”

哼，哪里还有什么水分，真的。我就躺在床上养病。可那妖精老是说：“成亲吧，做我的女婿好吗？”我说：“成亲，可你是头花母牛，快宰羊给我吃，要不我不中用了。”

她宰羊给我吃，我躺着神志不清，但大吃羊肉。女主人却按照她西伯利亚的方式叫我：“老公，老公。”我想，只有上帝才会喜欢你这种老娘。这种女人的身子压上来准会叫人灵魂出窍，她身子足有九普特重。真有意思。我吃了一头羊，她却不肯再宰第二头了。

我说：“怎么，胖妖婆，你不愿再宰吗？饿着肚子，身体能复元吗？”她回答说：“你今天吃羊腿明天吃羊腿，可我这里总共只有五头羊……”我说：“带着你那些羊见鬼去吧。我走了！”

说走就走！过了一天我就收拾起什物走了。我在罗斯托夫城下追上我的车队。

我来到罗斯托夫，丢下车队，直接去找主席。

我说：“您好。我是顿河粮委会副主席。”

主席摘下眼镜，擦了又擦。他最后问：

“同志，您没病吗？”

我说：“没病，身体康复了。”

“您从哪儿来？”

“从车站来！”

“什么顿河粮委会？”他问，脸色气得像李子一样发青，“您这是在嘲笑我吗？”我说：“怎么是嘲笑？我们是从库尔斯克来的，瞧，这是顿河粮委会的公文。”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来，扔在桌上，“书籍和伙伴们都在车站上。”

“去吧，”他说，“到莫斯科省会去看看真正的顿河粮委会吧。它成立已有一个半月了。你们的粮委会我可不放在眼里。”

汗湿透了我的衬衫。我同伙伴们从车站一起走到莫斯科省会。

“这里是顿河粮委会吗？”

“是的。”

哦，我的亲妈呀！这是一座普通的五层楼房子，可是里面的人多得像瓜子！几个贵小姐坐在里面打字，还滴滴答答地打着算盘。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我们去找粮委会负责人说，如此这般，你们无权坐在这儿。

他却笑着低声回答说：“你们应该半年以前来的，当时等过你们。你们去萨尔区当代理员吧。”

真有意思。我当然很生气，双手叉腰对他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只有没教养的人才会这样。看来你是他们的会计师，她们是留着长指甲的贵小姐。不，你倒试试在粮仓之间跑来跑去，你浑身上下就会落满灰尘。”

我们去了。你拿这种头脑不清的人有什么办法呢？他什么也不懂。我边走边认真地想：

“事情就坏在省里！他算是什么顿河粮委会负责人？他说话声音很低，模样像个有学问的人。哼，说话声音很低，手里一普特也拿不动。我大喊一声，可是有什么用！我们没有会计，没有留长指甲的小姐，而工作倒是一直在干！”

1923—1925年

[1] 指牛。

歪路

纽尔卡不久前仿佛还是个四肢瘦长、行动笨拙的女孩。她走路摇摇摆摆，歪歪斜斜，难看地摆动两条细长的手臂；遇见陌生人总是让到一边，用一双黑眼睛又惶恐又粗野地从头巾下打量人。现在呢，向瓦西卡对面走来的已是一个体态优美、胸脯高大的姑娘，走路时眼睛向前瞧了瞧，脸上稍稍露出笑意，仿佛一阵和煦的春风吹拂着瓦西卡的脸。

瓦西卡眯缝起眼睛，接着回顾了一下，目送纽尔卡拐弯，这才策马小跑起来。到了饮马处，他解下马嚼，想起刚才的邂逅，微微一笑。不知怎的，眼前浮起了纽尔卡那双稳当而潇洒地挡住花色扁担的双手，还有一对按着步子晃动的绿色水桶。从那时起他就寻找机会同她见面，故意骑马来到河边，而且走纽尔卡家所在的那条边街。当他通过篱笆或者窗口看见她时，心头就会涌起一股快乐的暖流。他放松缰绳，竭力让马走得慢些。

下一星期的星期五，他骑马来到草地上看干草。雨后干草冒气，发出甜腻腻的霉味。他在阿夫杰耶夫家草垛旁看见了纽尔卡。纽尔卡掖起裙子走着，手里挥动一根树枝。他骑马来到她跟前。

“你好，美人！”

“要是不开玩笑，我也问你好。”她笑了笑说。

瓦西卡跳下马，扔下缰绳。

“纽尔卡，你找什么呀？”

“一头小牛丢了……你没看见它在哪儿吗？”

“牛群早就回镇了，你们的小牛可没看见。”

瓦西卡掏出烟袋，卷了一支纸烟。他用口水粘住烟卷，问道：

“姑娘，你什么时候长得这么强壮啦？不久前你还在沙地上造房子，可现在你看……”

纽尔卡笑得眯缝起眼睛，回答说：

“这有什么办法，瓦西卡。不久前你还光着屁股在草原上打椋鸟呢，可现在长得脑袋要撞到横梁了……”

“你怎么还不嫁人啊？”瓦西卡划亮火柴，点着了烟味很浓的土纸烟。

纽尔卡戏谑地叹了一口气，伤心地摊开两手说：

“没有未婚夫啊！”

“难道我不配做未婚夫吗？”瓦西卡说着想笑一笑，但笑得很尴尬，不自然。他记得他在镜子里看到：双颊布满痘疤，鬈曲的前刘海像强盗似的低垂在额上。

“你有点麻子，别的倒还可以……”

“你又不能用脸面盛水喝……”瓦西卡涨红了脸说。

纽尔卡微微一笑，挥动树枝说：

“说得也有理！……好吧，要是你喜欢，那就派媒人来。”

她转身往镇里走去，瓦西卡好一阵坐在草垛下，用手掌搓着甜腻腻的当归叶子，心里想：“这贱货是不是在开我玩笑？”

从河上，从树林里，吹来一阵寒风。

迷雾低低地弥漫在割下的干草之上，用松软的灰色触角抓着尖锐的草茎，温柔地笼罩着冒气的草垛。在三棵杨树后面，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天空呈现玫瑰红，一朵朵直立的彩云好像凋谢的花瓣。

瓦西卡家里有母亲和妹妹。他们的小屋在集镇边上，屋基深埋在土里，院子也不大。一匹马和一头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瓦西卡的父亲日子过得很艰苦。

因为这个缘故，星期日瓦西卡的母亲披上花围巾，对瓦西卡说：

“我不反对，乖儿子。纽尔卡是个干活的姑娘，人也不笨，只是我们家穷，她父亲不会把她给你的……你知道奥西普老头的脾气吗？”

瓦西卡正在穿靴子，没做声，只是两颊涨得通红。不知是因为用力过度（靴子太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母亲拿围巾梢儿擦擦苍白干燥的嘴唇，说：

“我到奥西普家去一下，瓦西卡，但要是把我从门里撵出来，那就丢脸了。镇上人家就会笑话我们了……”她停了停，眼睛不看瓦西卡，低声说：“嗯，我走了。”

“去吧，妈妈。”瓦西卡站起来，没精打采地微微一笑。

她用衣袖擦擦额上温暖黏腻的汗水，说：

“奥西普大叔，你们有商品，我们有买主……我来就因为这个缘故……这事您看怎么样？”

奥西普坐在板凳上，捻着大胡子，吹去凳上的灰，说：

“噢，是这么一回事，季莫费耶夫娜……我也许并不反对……瓦西卡这小子对我们家是合适的。可是我们不愿把姑娘嫁出去……她结婚还早……生孩子可是件麻烦事啊！……”

“打扰了，请您原谅！”

瓦西卡母亲抿紧嘴唇，从箱子上站起来，鞠了一躬。

“打扰，哪儿的话……您忙什么呀，季莫费耶夫娜？也许在我们这儿吃中饭吧？”

“不了……我得赶回家去……再见，奥西普大叔！……”

“去你的吧！”主人听见关门声，没有站起来，喃喃地说。

纽尔卡的母亲从小院里进来。她把葵花子扔在煎锅里，问道：

“季莫费耶夫娜来有什么事啊？”

奥西普骂了一声，唾了一口，说：

“替她那个麻脸儿子来说媒……臭东西，也想跟别人一起过！……叫她到自己人那里去混吧！……也想来说媒，”他一挥手，“该死！……”

庄稼的收割工作结束了。打谷场上堆着一堆堆没有打过的黄褐色庄稼，显得很凌乱，隔着篱笆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它们在等待主人来脱粒，来耙，而脱粒机则声嘶力竭地叫着：

“来吧！来吧……来——吧！……”

秋天在雨中，在阴雾中悄悄来临。

早晨，迷雾覆盖着草原，仿佛马身上的疮痂。太阳羞怯地隔着乌云闪光，显得可怜而无奈。只有树林没有感受到热力，洋洋自得地摆动像春天一般柔软的绿叶。

在飘忽不定的讨厌的雾霭中，常常落下阵阵秋雨。大雁不知怎的总是从东向西飞翔，一堆堆麦垛向里凹陷，上面有褐色的霉斑，仿佛有病的人。

早秋，没有耕过的土地昏昏欲睡，一片寂静。草地铺满绿油油的再生草，但它们的光泽是骗人的，就像肺痨病人颊上的红晕。

只有瓦西卡心里开出了快乐的飞廉，因为每天他都看见纽尔卡，有时在河边，有时在晚会上。小伙子着了迷，人都憔悴了，干活也没有劲……

在阴沉的秋天黄昏，手风琴原来如泣似诉，仿佛无家可归的小狗，如今忽然变得大胆泼辣，充满欢乐……

镇共青团支部书记格里什卡跑来找瓦西卡。他一看见瓦西卡，就挥动双手，笑容满面。

“你怎么龇牙咧嘴的，是不是找到什么宝贝啦？”瓦西卡开玩笑说。

“别开玩笑！……什么宝贝不宝贝的……”他停了停，又急急地说：“我们到参军的年龄了！……过三天就得去报名！……”

瓦西卡仿佛被人当头一棒。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么纽尔卡怎么办？”他用手擦擦前额，声音低沉地问：

“你开心什么呀？”

格里什卡扬起眉毛说：

“那又怎么样？怪家伙，我们参军去见见世面，在这儿，除了踩牲口粪，还有什么乐趣呢？……那边啊，老弟，部队里有学习……”

瓦西卡陡地转过身，向打谷场走去，低低地垂下头，也不回头看一下……

晚上，瓦西卡在入口处附近翻过篱笆，在奥西普家花园里等待着纽尔卡。她来得很晚，紧紧地裹着父亲的粗呢短褂，因为夜雾而冷得发抖。

瓦西卡对她的眼睛望了望，什么也没看见，仿佛她没有眼睛似的，眼窝里只有两个黑洞。

“我要去参军了，纽尔卡……”

“听说了。”

“那么，你怎么样？……你会等我，不会另外嫁人吧？……”

纽尔卡吃吃地笑起来。瓦西卡觉得她的语音和笑声是陌生的，异样的。

“以前我对你说过，不管爹妈怎么说，我会嫁给你的……可现在不了！……要等上两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到那边也许会找个城里小姐，却叫我做老姑娘。现在时势没有傻瓜了！……你去另外找人吧，也许会找到一个合适的……”

瓦西卡抽动脑袋，结结巴巴地说了好半天。又是劝说，又是恳求，又是起誓，可是纽尔卡折断手里的枯枝，斩钉截铁地一再说：

“不！不！”

最后，瓦西卡上气不接下气地恶狠狠嚷道：

“哼，好吧，贱货！……要是我得不到，别人就更不用想了！要是你嫁给别人，就别想逃过我的手！”

“你的手不够长，你办不到！”纽尔卡愤怒地说。

“我会想办法的！……”

瓦西卡也不告别，跳过篱笆，往花园走去，把落下的黄叶踩到泥里。

早晨，瓦西卡把一大块面包塞进短大衣口袋，又背着母亲在背包里装了些面粉，到看林人家去了。

他由于夜里失眠低垂着脑袋，浮肿的眼睛流着泪水，整个身子酸痛。他小心翼翼地蹚过水洼，走到看林人家门口。看林人正在井里打水。

“瓦西卡，你来找我吗？”

“找您，谢苗·米哈依雷奇……我想在参军前来打最后一批野兽……”

看林人身子向左倾侧，提着水桶，眯缝起眼睛。

“上星期日你打猎打到了什么？”

“打到了一只野兔。”

他们走进屋子。看林人把水桶放在板凳上，从房间里拿出一支很旧的老式猎枪。瓦西卡皱起眉头向屋角望望说：

“我倒是要一支步枪……森诺谷有狐狸。”

“步枪也可以，只是没有子弹。”

“子弹我自己有。”

“那就拿去。回来再到我这儿来。来吹吹牛！……祝你满载而归！……”看林人在瓦西卡后面笑着大声说。

在离镇四俄里的树林里，山谷分成一个个陡峭的台阶，瓦西卡在树木盘根错节的光泽红泥里挖了一个不大的洞，正好能容纳一头母狼。他在这里住了四天四夜。

白天在树林里，在山谷底，空气暖和而清爽，芳香令人陶醉，那是栎树叶子散发出来的。夜间，在新月朦胧的月光下，峡谷仿佛深不见底，峡谷上面有沙沙的响声，树枝折断声，还有模糊的使人心惊的响声。仿佛有人在曲折的峡谷边上悄悄地走着，眼睛向下张望。子夜以后，小狼偶尔此呼彼应地嚎起来。

白天瓦西卡走出峡谷，没精打采地挪动脚步，穿过稠密的刺李丛，穿过光秃秃的榛树林，穿过厚厚地落满黄叶的山沟。当他从树枝间隙看到浅绿色的光滑河面以及河对岸镇上的一座座白房子时，心里感到一阵隐痛。他在枝叶茂密的陡岸上躺了好半天，望着镇里的娘儿们怎样走到河边汲水。第二天，他看见了母亲，他想喊她，但这时巷子里来了一辆四轮大车。一个哥萨克挥动鞭子，眼睛望着小河。

第一夜，瓦西卡躺在飒飒响的枯叶上，直到天亮都没有阖过眼，他仔细思考，觉得他走的不是正道而是歪路。他跟伙伴们离开正道，一直沿着这条歪路走下去。瓦西卡还明白如今大家都在反对他：纽尔卡反对他，那些在昂扬的手风琴声中前去参军的同乡小伙子们也瞧不起他。他们去参军，随时准备保卫苏维埃政权，可是他瓦西卡将保卫谁呢？……

在树林里，在被暴风吹断的树枝之间，他仿佛一头被围猎的狼，一条疯狗，死在同乡人的子弹下，而他瓦西卡原是牧人的儿子，原是穷人政权的嫡亲儿子啊。

当玫瑰红色的曙光在东方一闪现，瓦西卡就把枪扔在峡谷里，不断加快步子向镇里走去。他想：

“去，去自首！……让他们逮捕我好了。他们会审判我，但我毕竟将同大家在一起……自己人总是好忍受的！……”头脑里思潮起伏，他痛苦极了。他跑到河边站住。在旷野之后，在人家的篱笆后面，烟囱里冒着烟，牲口在叫。瓦西卡吓得仿佛有冰凉的蚂蚁在背上爬，一直爬到脚后跟。

“他们会判我三年徒刑……不，我不去！”

他陡地转过身，仿佛一头狡猾的老狐狸逃脱猎犬的追捕，在树林里兜来兜去乱跑。

第六天，从家里带来的面粉和面包吃光了。瓦西卡等到夜里，把枪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竭力不让折断的树枝在脚底下发出响声，来到小河边。他走下浅滩。湿润的沙砾上有车轮的痕迹。他涉过浅滩，从后面走到奥西普家的打谷场。穿过光秃秃的苹果树枝看见窗户里的灯光。

瓦西卡站住了，他渴望看见纽尔卡，当面责备她一番。因为他就是为她成了逃兵，为她将在树林里灭亡的。

他跨过障子，经过花园，跑上台阶，叩响门闩鼻。原来门没有关上。他走进门廊，住房的温馨使他晕眩。

纽尔卡的母亲在揉馅饼，她应着门声回过头来。她惊叫一声，把盘子都丢掉了。奥西普坐在桌旁，大喝一声，纽尔卡也尖叫起来，立刻向正房跑去。

“你们好哇！”瓦西卡声音嘶哑地说。

“上帝……保佑……”奥西普结结巴巴地说。

瓦西卡没有脱帽，走进正房。纽尔卡坐在箱子上，她的膝盖在微微哆嗦。

“难道你不高兴吗？怎么不做声？”瓦西卡在箱子上坐下来，把枪搁在旁边。

“有什么可高兴的？”纽尔卡不连贯地低声说。接着双手一拍，忍着眼泪说：“看在上帝分上，你走吧！……民警从区里来过，来搜查私酒……他们会找到你的……走，瓦西卡！……你可怜可怜我吧！……”

“难道你可怜过我吗？啊？”

等瓦西卡随手关上门，奥西普向妻子眨眨眼，斜眼瞅了瞅正房——从那里传来纽尔卡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哑低语声。奥西普说：

“快去找谢苗！……民警驻在他那儿！叫他马上来！……”

纽尔卡的母亲悄悄地开了门，像影子似的穿过院子。

瓦西卡困难地咽着口水，请求说：

“纽尔卡，给我一块饼……我有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

纽尔卡站起来，但通厨房的门突然打开来，纽尔卡的母亲手里拿着灯站在亮处，她的头巾滑到一边，额上垂着几绺汗湿的头发。她尖声叫道：

“抓住他，这个狗娘养的，民警同志！……就是他！……”

民警从她肩膀后面瞧了瞧，想跨入正房，但瓦西卡牢牢地抓住枪，用枪柄猛敲油灯，一下子跳到窗旁，一脚踢掉窗框，跨过窗子，沉重地落在菜园里。

他的脸上顿时感到一股冷风。房子里有尖叫声、喧闹声，门廊里传来关门声。

瓦西卡轻易地跳过篱笆，抓住枪，急急地向打谷场跑去。后面有谁的脚步声、叫喊声：

“站住，瓦西卡！……站住，我要开枪了！……”

瓦西卡从声音上听出是民警普罗申，他一面走，一面拉下步枪，转过身，也不瞄准，就开了一枪。接着他听见后面有开手枪的声音。瓦西卡跳过打谷场的障子，他的左肩感到一阵灼痛。仿佛有人用一根火棒狠狠地敲了他一下。他强忍住痛，扳动枪栓，弹壳发出一声响。他推上子弹，瞄准苹果树枝后面掠过的第一个人影，扣动扳机。

随着枪声，他听见普罗申低声叫道：

“混蛋……打在肚子里……喔唷唷，痛死我了！……”

他涉过浅滩跑着，也没感觉到水的寒冷。后来传来另一个民警从容的脚步声。瓦西卡转过身去看见民警被风吹起的黑色大衣边缘和他握着的手枪。子弹在他旁边呼啸而过……

瓦西卡爬上陡坡，向后面过河的民警开了一枪。他解开衬衫领子，用嘴唇舔舔自己的伤口。他好一阵吮吸着又咸又温的血，然后嘴里嚼了一团泥，把它抹在伤口上，同时感到喉咙里冒出忍不住的呻吟，他咬咬牙。

第二天黄昏之前瓦西卡勉强走到小河旁，在枯枝上躺下来。肩膀上肿起一个紫红的硬块，疼痛减轻了，衬衫粘住伤口，只有活动左臂时才感到有点疼。

他躺了好久，吐着不断涌上来的口水。头脑里一片空虚，好像喝醉酒似的。他真想吃东西，嘴里嚼着从树枝上剥下的树皮，眼睛瞧着吐出来的绿色口水。

河对岸走来几个婆娘，她们用桶汲水，然后摇摇摆摆地走了。将近天黑时巷子里出来一个婆娘向小河边走去。瓦西卡用一个臂肘支起身，肩膀疼得叫出声来，他恶狠狠地握紧冰凉的枪筒。

到河边来的是纽尔卡的母亲。毛织的头巾低低地一直拉到眼睛上。显然她很慌张。瓦西卡用抖动的手推开保险。他擦擦眼睛，仔细一看：“不错，是她。”纽尔卡母亲身上那件蜜黄色上衣镇里没有第二件。

瓦西卡像打猎一样在准星上捉到毛织的头巾。

“接住，母狗，为了你拒绝我的求婚！……”

枪声砰的响了。婆娘丢掉水桶，一声不响地向屋里跑去。

“唉，见鬼！……打偏了！……”

蜜黄色上衣又在准星上出现了。第二次枪声之后，纽尔卡的母亲无可奈何地倒在沙滩上，身子蜷缩成一团。

瓦西卡不慌不忙地涉到小河彼岸，手里横端着枪，走近那个被击中的女人。

他俯下身去。她身上冒出一股热烘烘的女人的汗味。瓦西卡看见敞开的女上衣和撕破的衬衫领子。从领口可以看见高高耸起的雪白胸脯和粉红色的奶头，下面是一个伤口和衬衫上出现的仿佛草原郁金香的紫色血块。

瓦西卡瞧了瞧推到额上的头巾，而纽尔卡那双暗淡的眼睛则直对着望了望他的眼睛。

原来是纽尔卡穿着母亲的上衣出来打水。

瓦西卡明白了这一点，扑倒在蜷作一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小身体上，长久地像狼一样拖长声音嚎着。哥萨克们挥动棍棒从镇里跑来，一只毛茸茸的小狗像泥鳅似的在旁边跑着。它尖声吠叫，蹦蹦跳跳，一个劲儿地想舔瓦西卡的下巴。

1925年

两个丈夫的女人

在小山上，在电线杆组成的稀稀落落的栅栏后面，树林像参差不平的硬毛一样耸立着，其中包括卡恰洛夫林、阿塔曼林、罗任戈林。一条旱溪长满毛茸茸的荆棘，通到卡恰洛夫村。村子里矮小的农舍伸展开去，差不多紧挨着卡恰洛夫集体农庄的建筑物。

卡恰洛夫集体农庄主席，阿尔谢尼·克柳克温，站在土拨鼠洞旁边，两腿微微向前弯曲，脚尖向外撇着。风刮着他身上没束腰带的衬衫，汗珠不断地从前额流到鼻梁上。阿尔吉姆老大爷站在旁边，用粗糙的手掌遮在额上，望那拖拉机怎样在腥臭的一个个隆起的土拨鼠洞后面，把黑土的处女地犁成无数光滑的泥块。从早晨起已经耕好四公顷了。今天是第一次试耕。阿尔谢尼高兴得喉咙里给甜滋滋的硬块哽住了。他目送着拖拉机弓起的背影，直到趟儿的尽头，这才舔舔热得发干的褐色嘴唇，说：

“你瞧，阿尔吉姆老大爷，是机器呀！……”

老大爷呢，哼哼着，呻吟着，在高低不平的犁沟里踉踉跄跄地走着，一路上把一块沃土紧紧地握在深褐色的骨节凸出的拳头里，又在手掌里研碎了，向阿尔谢尼回过头去，把帽子扔在犁铧耕过的地上，用哭一样的声音大声说：

“我受不了啦！整整五十年我靠牛干活，牛靠我过活……白天耕地，夜里喂牛，连觉也没工夫睡……还得照顾牲口过冬……如今有了这玩意儿，叫我怎么受得了？”

老大爷用鞭子柄指指拖拉机，伤心地摆了摆手，把帽子一戴，头也不回地走了。

太阳落到小岗后面过夜去了。春天的暮色匆匆地罩上了草原。机手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拿袖子抹了抹脸上白色的尘屑。

“该吃饭了。回家去吧，阿尔谢尼·安德列耶维奇。这会儿娘儿们挤好牛奶了，你去把新鲜牛奶拿来。”

阿尔谢尼沿着低矮的冬麦地向住所走去。他从山沟里向小山走去，忽然听见大车的吱嘎声和一个女人哭丧的声音：

“走，死鬼！叫我拿你们怎么办呢，魔鬼？……走——走！……”

路边被晚露浸湿的土壤上，两头套在大车上的公牛站着不肯走。汗淋淋的牛背上冒着热气。一个少妇在旁边跳来跳去，无可奈何地挥动鞭子。

阿尔谢尼走到跟前。

“日子过得好啊，大嫂。”

“托福，阿尔谢尼·安德列耶维奇。”

一阵热辣辣的快乐涌上阿尔谢尼的心头，他的两膝哆嗦了一下。

“安娜，是你吗？”

“是我。这些牛害得我好苦啊，说什么也不肯走……真要命……”

“你从哪儿来？”

“从磨坊来。装上了黑麦，可牛站着不动。”

阿尔谢尼一下子拉下肩上的短大衣，扔在那女人的手里，笑着说：

“我帮你搬，你请客吗？”他盯住她的眼睛瞧了瞧。

女人把眼睛避开了，拉上头巾。

“谢谢天爷，帮帮忙吧！……好算账的……”

阿尔谢尼才二十七岁，有的是力气。他把六袋麦子搬到小山上，满头大汗走下山沟。他喘着气，坐到大车上。

“嗯，怎么样，没听到丈夫什么消息吗？”

“那些从海外，从弗兰格尔那儿回来的哥萨克说，死在土耳其了。”

“那你打算怎么过啊？”

“还是那样……嗯，我得走了，时间不早了。谢谢你的帮助，阿尔谢尼·安德列耶维奇！”

“光谢谢有什么用……”

阿尔谢尼的嘴唇上挂着微笑，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身去，左手紧紧抱住包着白头巾的脑袋，嘴唇压在哆嗦发凉的嘴唇上，一只长满茧子的手按着羞得发烫的面颊。安娜挣脱了，整理着歪在一边的头巾，哭得喘不过气来。

“你真不害臊，祸水！”

“嗳，你嚷些什么呀？”阿尔谢尼压低嗓子问。

“我是嫁过人的呀！丢脸的呀！你找别人去吧！……”

安娜拉了拉牛绳，在路上吆喝了一声，可是声音里充满眼泪：

“你们这些公马，都是一个样子！……哼，走，死鬼！……”

花园披上了新娘一样的春装，开满粉红色的香气袭人的鲜花。在这种醉人的春夜里，在卡恰洛夫的池塘里，在过冬的莎草丛中，在红褐色的滑溜的粗木块旁边，青蛙在咯咯地合唱，鹅群在低低地表白爱情，池塘上笼罩着一片迷雾……白天天气晴朗，卡恰洛夫集体农庄主席阿尔谢尼很高兴，因为土地不会荒芜下去了（有了拖拉机）——可是寂寞的感觉还是在侵袭他的心，使他受不了……第三天早晨，不等公鸡报晓，阿尔谢尼就起身了，走到风磨前的放牧地上，在吱嘎作响的埠头旁边坐下来。让娘儿们明天去说闲话吧，让农庄里的孩子们恶毒地向他扮鬼脸，当面嘲笑他吧，只要能见到她就好了，只要能向她倾诉一下：自从秋天打谷时跟她一块儿用草叉堆麦垛起，不论工作，不论世界，都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老远就发现了白色的三角头巾。

“你好，安娜！”

“您好，阿尔谢尼·安德列耶维奇。”

“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

她别转头去，生气地揉着头巾。

“见到人也该害臊呀！……放牧地上有什么话要说的呢？……被娘儿们看见丢脸的呀！……”

“让我说说吧！”

“没工夫：母牛闯到玉米田里去了！”

“等一下！……我求求你，天一黑，到赤杨林里来，有件事……”

她把头缩到肩膀里，急急忙忙地走了。

……在稠密的赤杨丛旁边，茂盛的黑莓枝条交错，鹌鹑夜夜在赤杨丛旁边鸣啭，迷雾在青草上织出弯曲的花边。他等到天黑。当泥块在山上沙沙地发响，在谁的偷偷的脚步下撒下来的时候，他感到手指发冷，额上也冒出黏腻的汗珠来了。

“那次我欺负你了吗？算了吧，别生气了，安娜！”

“没有丈夫被人欺负得也够了……”

“嗯，现在我要谈正经事了……你守着寡，也不需要公公……或者，就嫁给我吧？我会疼你的……嗳，真奇怪，你哭什么呀？你们娘儿们真要命！要是对丈夫还放心不下，那么万一他回来了，我也不会勉强你的……你要是高兴，可以到他那边去……”

她坐在旁边被露水打湿的地上，低低地垂下头坐着，拿一根干枯的野草在地上画着看不见的花纹。

阿尔谢尼怯怯地搂住她，怕她挣脱，怕她叫喊，怕她骂出气人的话来，像上次在田野里那样；可是，当他往她的眼睛里一望，就看见在头巾的黑影下留着没干的泪痕和微笑。

“嗳，安娜，什么都别管吧！……咱们一起去登个记，你也到我们农庄里来干活吧！……苦日子你还要过到几时啊？”

干旱。在村边的草地里，镰刀嚓嚓地发响，惊起了布谷鸟。善良的人们不是在割草，是在把草连根拔掉。在阿夫久什金谷地后面，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拖着两把犁。灰尘飞扬。天气炎热。一堆堆的干草点缀着草原。太阳已经当头了，阿尔谢尼抛下草叉，抖掉衬衫上刺人的尘屑，走到田间休息站去洗脸，看见妻子安娜迎面走来。两里路外，他就从那摇摇摆摆的急促的步伐里认出她来了。她是给割草人送饭来的。走近了，被太阳晒热的两颊浮起了红晕。

“累了吗，安娜？……从家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呀。”

“不，不很累。要不是这么热，走路还要轻松些呢。”

他们并排坐在草垛旁边，阿尔谢尼用被草叉磨硬的手抚摩着安娜的手，笑眯眯地瞧着她的眼睛。

晚上，她在台阶边上迎接他，两手紧紧地抓住栏杆，仿佛怕跌倒似的。好容易从苍白的嘴唇里吐出话来：

“阿尔谢尼！……丈夫……亚历山大从土耳其来信了……说要回家来了……”

世界上有些人的幸福无穷无尽，有些人的幸福昙花一现……

卡恰洛夫人的庄稼被完全晒焦了，在褐色的田野上穗子稀稀落落，而且简直不像穗子，好像干草，又短又空，在风下飒飒发响。可是，在卡恰洛夫林和阿塔曼林之间的集体农庄的小块土地上，在那秋天以前风一直在捉弄那块“示范田”的小木牌的地方，库班种的小麦长得有大种马的肚子那么高。各人的路线不同……卡恰洛夫的有钱人亚舒罗夫（他有十二对耕牛、一群马、一架蒸汽脱谷机和一双尖锐的老鼠眼）在春天里，当雨落在卡恰洛夫的田地上，而集体农庄的庄稼只落到一点儿雨水的时候，他用又大又黄的牙齿咬咬黑麦一样的胡子尖，冷笑着说：

“上帝，他是看见真理的……谁顺从他，信奉基督教，谁就会得到雨，对了！……集体农庄里的共产党真是活该！……太聪明了！……真所谓，没有上帝，寸步难行！……”

还说了些别的怪话。当他在卡恰洛夫林上面的大道上过的时候，他勒住自己的光滑的花斑骟马，用鞭子指指木桩上那块在风下跳动的木牌，露出野猪一样的发黄的犬牙，摆动肚子，笑着说：

“示——范——田！……让它到秋天来示范吧！……”

拖拉机耕地耕得齐膝盖深，卡恰洛夫村人只照祖父的老办法，马马虎虎地翻了土。卡恰洛夫村人每亩只凑集到八斗麦子，集体农庄却收到四担。卡恰洛夫村人掩饰着内心的嫉妒，笑着说：

“真所谓孤儿不吃亏……”

可是，在九月的一个节日里，卡恰洛夫村人开完村民大会，来到集体农庄的院子里。他们在堆满麦子的粮仓旁边喧哗，好久地用眼睛和粗糙的手指摸着拖拉机，干咳着。阿尔吉姆老大爷——他是个好庄稼汉——临走以前把阿尔谢尼拉到一旁，被烟熏黄的大胡子凑到他的耳朵边，嘟哝着说：

“阿尔谢尼·安德列耶维奇，我们对您有个要求。请您行行好，让我们大家都参加集体农庄吧！我们二十七个都是最穷的……”

阿尔谢尼快乐地向老人们鞠了一躬。

“欢迎，欢迎！……”

集体农庄里的活忙得要命。这是个干旱的年头。周围的村镇都缺少粮食。在卡恰洛夫村旁边的大路上，乞丐成群结队地走过。他们也拐到卡恰洛夫村里来。拖长的微弱的声音，在描花的百叶窗旁响着：

“看在基督的分上……”

拉满蝇屎的窗子打了开来，一个留大胡子的脑袋伸到赤日炎炎的街上，咕噜着说：

“好好地走开，过路人，不然我要放狗了！集体农庄就在那边，问他们要去吧！……他们成立了这个政权，他们应该养活你们！”

在农庄办事处的木板大门口，每天都有单身汉和成批的人拥来。

又黑又瘦的阿尔谢尼绝望地摆摆手说：

“叫我把你们送到哪儿去啊？到处都满了！我们可没办法长期供养你们呀！”

可是，集体农庄里的娘儿们，像受惊的蜂群一样对阿尔谢尼叫嚷着，弄得阿尔谢尼和庄稼汉们常常只好摆摆手，走到打谷场上去打谷。娘儿们就把客人带到住所旁长长的粮仓里，于是，从宽大的厨房的窗子里，就传出来铁锅和食器的响声，直到天黑。

有时候，管仓库的阿尔吉姆老大爷喘吁吁地跑到打谷场上，伤心地吐着唾沫，哑着嗓子说：

“娘儿们我简直对付不了啦！……阿尔谢尼，你得想些办法去对付她们。她们领来一群老头儿，把我身上的仓库钥匙也抢去了！……她们做饭，拿了八口人还吃不了的麦子！……”

“让她们去吧，老大爷！”阿尔谢尼笑笑说。

集体农庄的庄员增加了一倍。孩子的数目也加多了。一部分工人打完麦子，在耕休闲地；另一部分在盖学校。

集体农庄的院子里，从早到晚都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安娜的创痛在经常的工作中平静了，慢慢地痊愈了。她不再考虑，前夫回来以后怎么办……夏天像闪电一样过去了……秋天在集体农庄的大门口出现了。每天早晨，孩子们像一群释放的小马，跳跳蹦蹦地向学校里跑去。

在一个寒冷阴沉、蛛丝飘扬的秋天，安娜的丈夫亚历山大用榛树枝赶开几条狗，走上台阶。他又高又黑，穿着一件破大衣，恶狠狠地碰响鞋跟，走到门口，推开门，站在门槛边，也不问好，只简短地说：

“我来找你回去，安娜。收拾一下吧！”

安娜从箱子边跑到床跟前，不听使唤的手指一会儿拿拿这个，一会儿抓抓那个。她从衣架上拉下冬天用的包头巾，沉重地坐了下来，把视线从阿尔谢尼的身上移到丈夫身上，然后勉强移动嘴唇说：

“我不去！”

“你不去吗？……咱们瞧吧！……”亚历山大歪着脸笑了笑，耸耸肩膀出去了，随身小心地、紧紧地带上了门。

在漫长而阴郁的秋天里，安娜常常生病，脸色萎黄，不知道是由于病，还是由于心事。星期六晚上，安娜跟娘儿们一起挤好牛奶，把小牛赶到牲口棚子里去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头小牛，就去寻找。她穿过村郊，经过在雾霭中微睡的风车，来到草原上。在荒弃的古旧的墓地上，在生满青苔的十字架和潮湿下陷的坟墓间，集体农庄的那头小花牛正在吃草。安娜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睁大眼睛，把它赶回家来。她走到水沟旁边，坐下来，双手抱住胸部，随着怦怦的心跳，听到了肚子里孩子的骚动……她吃力地站起来，嘴唇角上浮起疲劳和期待的微笑，继续走去……

花园里的树木全秃了，风在白杨树梢下窜过，吝啬地在脚下铺开红色的叶子。她走到亭子跟前，看见有个人从荆棘丛里走出来挡住了路。

“安娜，是你吗？”

她从声音上听出来是亚历山大。他伸开两臂，拱着背走过来。

“你大概把六年的共同生活全忘了？……守活寡守得把羞耻心全丢了？唉，你这贱货！”

安娜以为他会马上把她掀倒在地上，用打过掌的军靴踢她，像从前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样。可是亚历山大忽然跪了下来，跪在香喷喷的湿泥地上，两手伸向前面，低低地说：

“安娜，可怜可怜我吧！……难道我没有疼过你吗？难道我没有像照顾孩子那样照顾过你吗？……你还记得吧，有几次，我妈妈骂你，我还对她说了些难听的话呢。你把我们的爱情忘记了？我从外国回来，只想着一件事：看见你……可是你……嗨！……”

他吃力地站起来，挺直身子，头也不回地沿着荆棘丛走去。在拐弯的地方转过身来，哑着嗓子嚷道：

“可得记住我的话！……你要是不回来，不抛下你的姘头，我可要不客气了！……”

安娜站了一会儿，内心里对他，对这个共同生活了六年的人，起了怜悯之情……从那天起，安娜常常沉思默想，回忆往事。她不愿想到从前丈夫怎样把她打得死去活来，却总是回忆着那些欢乐愉快的事情，因此对过去的日子和亚历山大怀着温暖的感情，而阿尔谢尼的形象却暗淡了，退到后面去了……

阿尔谢尼在她的身上简直认不出原来的安娜来了，她不再跟他同出同进，只是挺着肚子，默默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回避着女人们。阿尔谢尼也越来越多地发现，她在用憎恨和痛苦的目光瞪他。

半夜里，在阿夫久什金谷地附近，集体农庄的三堆干草，在草原的打谷场上被烧掉了。在第一批公鸡报晓以后，鞋匠米特罗哈只穿一身衬衫裤，从耳房跑到阿尔谢尼的房间跟前，敲敲结着冰花的窗子，叫道：

“快起来！……干草着火了……有人放火了！”

阿尔谢尼没穿衣服，蹿到台阶上，通过参参差差的樱桃树林向草原望了望，咬紧牙齿狠狠地骂起来。在小山后面，在大片蓝色的雪地上，一条火柱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一直升到触着天上的月亮。阿尔吉姆老大爷从马房里牵出一匹母马，戴上笼头，肚子压在尖尖的马脊梁上，喘吁吁地跨了上去，向火烧的地方跑去。经过台阶的时候，向阿尔谢尼嚷道：

“这是有人在报仇！……我的灰斑马，牲口……如今要饿死了！……只好拿尾巴打个结，把它赶走了！……”

天一亮，阿尔谢尼就走到火烧场上。光秃秃的土地，在一堆灰烬的周围冒烟；青草大胆地露了出来。

阿尔谢尼蹲下去，用心察看着：在潮湿的土地上，在融解的雪上留着打过掌的英国皮靴的痕迹，一个个钉头印好像黑麻子。阿尔谢尼抽起烟来，留神地瞧瞧草原上一条杂乱的脚印，就迈步向卡恰洛夫村走去。脚印兜着圈子，消失了，接着又出现在谷地上，溜滑着，擦破冰块——阿尔谢尼却满怀信心，循着人的脚印，像猎人循着野兽足迹似的默默地走去。在尽边的打谷场附近，在亚历山大家的篱笆边，脚印消失了……阿尔谢尼干咳了一声，把父亲传下来的后膛枪从这边肩膀换到那边肩膀，沿大路向集体农庄走去。

收生婆在滑溜溜的小身体上拍了一记，在水桶里洗了洗手，隔着板壁叫道：

“喂，阿尔谢尼，你老婆生了个小共产！……过来，你不给他行洗礼吗？……”

阿尔谢尼默默地拉开花布帐子，脸色发青的安娜，用充满仇恨的眼睛从血污的被子下望着他，咽着眼泪，低声说：

“走开，讨厌鬼！……我真不想看见你！……”

说完向墙壁转过身去，哭了起来。

生活原来过得像大路一样平坦，可如今一个咸滋滋的硬块哽住了喉咙，悲痛像狼爪一样抓住了阿尔谢尼的心。

过了两天，阿尔谢尼到谷仓里去打剩下的黍子。他们装修机器直忙到傍晚，等到机器开动，夜已经从黑魆魆的白杨树丛后面来临了。

“阿尔谢尼·安德列耶维奇，出来一下！……”

他走了出去，看见安娜围着披巾站在板墙旁边。

“你怎么了，安娜？”

从沙哑而陌生的嗓子里，听不出老婆原来的声音了：

“看在基督的分上，求求你……放我回到丈夫那儿去吧！……他叫我去呢……他说，把孩子也带去……你啊，阿尔谢尼·安德列耶维奇，别记恨，也别留我！……我反正要走的，我不再爱你了！”

“先把孩子奶大了，到那时你再走，我不来勉强你……可是儿子我不能给你！我为苏维埃政府打了四年仗，浑身上下都负过伤，可是你丈夫是个旧军官……从弗兰格尔那儿回来的……我的孩子长大了，就得替他做长工……我不答应！……”

安娜走到紧跟前，热气呼在阿尔谢尼的脸上说：

“你不给孩子吗？……”

“不给！……”

“不给吗？！”

阿尔谢尼的心充满了怒气，自从他跟安娜同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握紧拳头。他想向那双对他露出仇恨的眼睛一拳打去，可是克制着没有打，只低低地说：

“瞧着吧，安娜！……”

晚饭以后，安娜喂过孩子，包上头巾，走到院子里去，好一阵不见回来。阿尔谢尼俯身在长凳上，补着马轭。他听见门吱嘎一声，没有回过头去，从脚步上听出来是安娜。她走到摇篮边，换了尿布，一声不响地躺下来睡觉。阿尔谢尼也躺下了。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听见老婆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和不均匀的心跳。到半夜睡着了，可又被噩梦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听见，在第一批鸡啼以后，安娜怎样像猫一样悄悄地下了床，也不点灯，穿上衣服，用围巾包住孩子，不让门发响，走了出去。

安娜在亚历山大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了，开头是怯生生地快乐，只偶尔怀念集体农庄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偷偷掉几滴眼泪。随后，公公发起牢骚来了：

“带来了一个荡妇……我们的屋子里不曾有过共产党的臭味呀……接回来一个吃白食的，外加一个小杂种！……得抓住脖子叫他们滚！……”

亚历山大头几天还温柔，可是几天以后，安娜就只剩下做不完的繁重工作了。丈夫把全部活儿压在她身上，自己越来越多地到村郊去找酿私酒的女贩子路希卡，喝醉了回来，把墙壁和地板吐得一塌糊涂。他伸开手脚坐在长凳上，把帽子推到后脑勺，直到天亮打着酒嗝，得意扬扬地拈着胡子，鼻音很重地说：

“你自以为怎么样，安娜？没有受过教育，笨头笨脑的。我们可见过世面了，到过外国，知道上等礼节！……难道我真的要你这样的人做老婆吗？……对不起……像我这样的人不论哪个将军的女儿都肯嫁呢！……有几次，在……说它干什么呀……反正你是不会懂的！……那些赤色流氓，最好让他们到外国去看看，那边才真正有些人才呢！……”

说着就在长凳上睡着了。早晨醒来，他哑着嗓子吆喝道：

“老婆！……脱靴子！……你这个贱货，应该尊敬我，因为我养活你和你的小畜生！……你哭什么呀？……要吃鞭子吗？……当心点，我马上给你！……”

二月里，在一个阴沉融雪的日子，民警派出所长敲了敲亚历山大家的窗子。

“主人在家吗？”

“在家，进来吧。”

派出所长走了进去，把一条被狗啃过的手杖放在箱子上，从怀里掏出一张油污的纸，小心翼翼地把它摊平在桌上。

“马上去开会！……跟你们这批人没有别的办法，你瞧，我在收集签名……把名字签上！……”

安娜走到桌子边，在派出所长的纸上签了字。丈夫惊奇地扬了扬眉毛问：

“你这是什么时候学会写字的？”

“在集体农庄里。”

亚历山大不做声，给派出所长关上门，这才严厉地说：

“我去听听苏维埃的鬼话，你去收拾一下牲口，安娜。别去拉黍秆，不然，当心吃巴掌！……养成什么习惯了……冬天还有两个月呢，可是你已经把草料喂掉一半了！”

他鼻子里哼哼着，扣上短大衣，在两条浓黑的眉毛下，露出精明吝啬的眼光……安娜在炉子边踌躇着，从侧面走到丈夫跟前。

“亚历山大……或者，让我也去……开会吧？”

“上——哪——儿——去？”

“去开会。”

“这是干什么呀？！”

“去听听。”

亚历山大的两颊慢慢地涨红了，嘴角也抖动起来，右手伸到墙上，摸索着挂在床头上的鞭子。

“你怎么样，吃白食的母狗，想叫丈夫在全村人面前丢脸吗？……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头脑里的共产思想抛掉呀？”他咬咬牙齿，握紧拳头，向安娜抢前一步，“你，在我手里！……我去你妈的！……不许顶嘴！”

“亚历山大！……要知道，女人们都去开会的呀！……”

“闭嘴……贱货！你别在我面前学时髦了！去开会的都是那些没丈夫的，那些不要脸的荡妇！……哼，亏你想得出：去开会！……”

侮辱像针一样刺着安娜。她脸色发白，声音嘶哑而哆嗦地说：

“你不把我当人看待吗？”

“母马不算马，女人不是人！”

“可是在集体农庄里……”

“你跟你那个小杂种吃的可不是集体农庄的粮，而是我的粮！……靠我过日子，就得听我的话！”亚历山大嚷道。

可是，安娜感觉到自己的脸色发白，血涌到心脏里，脉管热辣辣地跳动，她咬紧牙齿说：

“是你当时说服我，还答应疼我的！你的诺言在哪儿呀？”

“就在这儿！”亚历山大嘶哑地嚷道，抡开手臂，向她的胸口一拳打去。

安娜摇晃了一下，高声大叫，想捉住丈夫的手，可是他哑着嗓子大骂，抓住她的头发，用力踢她的肚子。安娜重重地倒在地板上，张大嘴巴吸着气，因为剧烈的窒闷而喘起气来。接着她冷静地摸着打痛的地方，仿佛隔着薄雾似的看见上面丈夫的涨红扭歪的脸。

“哪，哪，给你！……你不要吗？……哼，下流货……你给我唱唱别的调子吧！……我揍你！……我揍你！……”

亚历山大每踢一下蜷缩在地板上不动的老婆，火气就越大。他踢得很均匀，竭力想踢中她的肚子、胸部和双手蒙住的脸。一直踢到身上的衬衫都被汗湿透了，腿也酸了，这才戴上帽子，吐了一口唾沫，紧紧带上门出去了。

他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就穿过邻居菜园的倒塌的篱笆，向私酒贩子路希卡家走去。

安娜在地板上躺到晚上。黄昏，公公走到屋子里，用靴子尖踢踢她，咕哝道：

“喂，起来！……早就知道你很会装假了……丈夫稍微动了动手指，她就直挺挺地躺下了！……跑到苏维埃去控告好了……起来，怎么样？……牲口叫谁来替你收拾呢？还是要吩咐我们去雇个长工呢？”他在泥地上沙沙地拖动两脚，向厨房走去，“她吃饭抵得上四个人，可是干活呢……哼，真不要脸！……真不害臊，你唾她的面，她还说是天上的露珠呢！……”

公公穿上衣服，收拾牲口去了。婴儿在摇篮里啼哭起来。安娜醒了，跪起来，从破裂的嘴里吐了一口混杂着沙子的血痰，困难地翻动嘴唇说：

“我苦命的孩子啊……”

在卡恰洛夫村外积着光溜溜的融雪堆的小山上，黄昏在向黑夜交班。兔子都沿着松软的、孔洞累累的雪堆，到村子里去寻食。在卡恰洛夫村里，稀稀落落地亮着黄澄澄的灯火。风在街上散播着干马粪的气味。

快吃晚饭的时候，亚历山大才回家。他倒在床上，哑着嗓子叫道：

“安娜！……靴——子……”说着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黏腻的唾液弄湿了枕头。

安娜等公公在炕上安静下来了，抱起孩子，跑到院子里。她站了一会儿，倾听着自己急促的心跳。夜在卡恰洛夫的上空迈着大步。屋檐上滴着水，马粪堆冒着气。脚底下的雪是潮湿的，呱唧呱唧地发响。安娜把孩子紧紧地压在胸口，沿着胡同大步向卡恰洛夫的盖着肮脏的蓝冰的池塘走去。池塘旁边，没有割过的芦苇在风下飒飒作响，用毛茸茸的顶梢向安娜傲慢地点着头。

她走到冰窟窿边上。黑色的水面结着一层新鲜的薄冰，窟窿旁边积着一堆碎冰和冻住的牛粪。

安娜把孩子在胸口上贴得更紧些，望了望冰窟窿的张大的黑嘴，跪了下去，可是婴儿在襁褓和被子底下忽然低低地哭起来。一阵羞耻像热浪一样袭击着安娜的脸。她跳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向集体农庄跑去。哪，这就是没有上过漆、过冬变黄了的大门，那是仓房里发电机的熟识的隆隆声……

她摇摇晃晃地跑上台阶，走廊里的门吱嘎发响，她的心随着脚步急急地跳着。走到左边的第三个门前，敲了敲。一片寂静。她敲得用力点儿。有人走到门边。门开了。安娜用蒙眬的眼睛望了望，看见阿尔谢尼又瘦又黄的脸，身子就无力地靠在门框上。

阿尔谢尼双手把她抱到床边，解开襁褓，把婴儿放在空了两个月的摇篮里，又跑到厨房里去烧牛奶。他吻着儿子胖胖的小腿和安娜的泪光光的脸，说：

“我没有去找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很快就会回农庄来的！……”

1925年

委屈

田野上刮着燥热的东风，蹂躏着萎靡不振的矮小庄稼。天空死气沉沉，一片灰黑，草被吹得发黄，大路上低低地流动着灰色的尘埃，被太阳晒焦的土地开裂了，裂缝又焦又深，好像渴得要死的人的嘴唇，土地仿佛在出血，发出咸滋滋的气味。

从黑海起，歉收像铁蹄一般践踏着庄稼。

在新粮上市之前，杜勃罗文村人们度着青黄不接的苦难日子。大家等待着，煎熬着，眼望着万里无云的蓝天，望着刺眼的太阳，而太阳的光芒就像小麦尖尖的麦芒。

希望随着庄稼被烧光了。

八月里，人们开始剥榆树皮和栎树皮，把树皮磨成粉吃。他们拿栎树面和上一把黍粉拌来吃。

在圣母帡幪日[1]之前，斯捷潘由于身体虚弱跌跌撞撞地把牛赶到自己的田地上，给它们套上犁，痛苦地露出牙齿，咬紧干硬发青的嘴唇，默默地扶着犁把。

四俄亩[2]地耕了有一星期。一条条弯曲难看的犁沟，夹着一块块漏耕地，仿佛苦难的耕地不是由犁铧耕出来的，而是由谁的软弱弯曲的手指抓出来的……

斯捷潘之所以弯腰曲背耕耘着忘恩负义的土地，因为大儿子在内战中死去后，家里除了老太婆，还有几张嘴要喂，而干活的却只有自己这把五十多岁的老骨头。耕完地，就把第二对牛也卖了。不是卖了，而是为了四十普特含杂质的粮食送给人家了。

就在圣母帡幪日后不久，村苏维埃主席宣布：

“种子不久就要发放了。到秋天中央文件一来，种子就进站。凡是没有耕地的，快耕！即使困难重重，也得把地耕好。”

“骗骗人的。他们不会给的……”哥萨克哼哼道。

“有命令下来。一切都会照办，不会骗人的。”

“他们只会从我们身上刮，至于说……”斯捷潘又烦恼又高兴地说。

他将信将疑。

秋天到了。村子里下起雪来。人迹不至的菜地上留下兔子的脚印。

“怎么样，种子发不发啊？……”斯捷潘一再问主席。

主席恼怒地摆摆手：

“别纠缠了，斯捷潘！至今还没有指示下来。”

“不会有的！别等了！……得把老百姓从死里救出来，给大家希望……像扔给狗一样扔一块骨头。”他恶狠狠地挥动骨骼突出的拳头说：“去他们的，狗娘养的！……城里人大吃粮食，他妈的……”

“别骂人，斯捷潘。我可要回敬的！”

“哼！……”斯捷潘摆摆手，没有把话说完，他那瘦骨嶙峋的高大身子从苏维埃走了出去。他好像一头久病的公牛，粗大的肩胛骨从打过补丁的打褶上衣里突出来，瘦长的小腿上挂着破旧的有镶条的扎脚裤。他那褐色大胡子已有点花白，他那饥饿的粗野目光望向一边，他为自己高大的身躯竟要拄拐棍而感到害臊。他回到家里，倒在板凳上。

“把牲口收拾好。又躺下了，旱獭！”妻子纠缠不休。

“瓦尔卡会弄的。”

“她到畜圈去没有靴子穿。”

“拿我的毡靴给她穿吧。”

瓦尔卡小姑娘穿上祖父的毡靴，走去打扫畜圈，祖父躺着，斜伸开两条光腿，频繁地牵动闭着的眼皮，叹息着，呻吟着，苦恼地不断思索着。吃饭时，他坐在上座，瘦骨嶙峋的高大身躯耸立在餐桌之上，尖利地环顾着散坐在板凳上的孙子们。他发现最小的孙子，三岁的季莫什卡尴尬地微笑着，竭力想捞一小块浮在汤里的土豆，他就拿匙子对准他的脑门啪地敲了一下。

“不许捞！……”

村里人都憔悴了，他们靠栎树面包充饥，身子就像被虫蛀空了一样。斯捷潘夜夜心里焦急：耕地没有种子。

牲口不值钱。一头母牛只要五到八普特含秕子的麦子就可以换到。在圣诞节节期[3]又传说要发放种子了，接着又没有动静，就像深秋草原上的夏季路一样无讯无息。直到初春才又重提此事。晚上在教堂守卫室的大会上主席宣布：

“接到文件，”他揉揉喉咙结束说，“明天就可以去领种子了。上面也没有忘记我们……”他激动得说不下去。

从村子到车站有一百五十俄里地。第一天晚上就分成了几组。骑马的领先，后面是长长的牛车队。斯捷潘跟邻居阿丰卡一起走，阿丰卡是个骨骼突出的年轻哥萨克。大路穿过塔夫里昌的集镇。三四十俄里山路到天黑才赶到。没有吃饱肚子的瘦牛慢腾腾地迈着步子，瘦骨嶙峋的两侧紧贴着车辕。

斯捷潘一路上一直步行，他爱惜牛的力气以便回来路上好用。在奥尔霍夫角最后一次宿夜后，他们一清早出发，直至中午才到站。

在尖声发响的粮仓旁边，卸了套的马争先恐后，牛哞哞叫着，人们七嘴八舌地嚷着。

傍晚，满身灰土的过磅员从粮仓大门里跑出来，环顾众多的大车，喊道：

“杜勃罗文村人，把车子赶过来！主席在哪里？”

“在这儿。”主席像军人一般粗声粗气地回答。

“文件带来没有？”

“有，带来了。”

当先到的车子在套牲口的时候，斯捷潘跟阿丰卡挤到大门口。一个高大黧黑的哥萨克，头戴军帽，身披斗篷式短褂，站在路中央，对摇头晃脑的牛说：

“嘘，嘘，鬼东西……普鲁……普鲁……站住！……”

“让一让，朋友。”斯捷潘请求说。

“你还是绕过去吧。”

“怎么绕得过去？会把车撞断的！”

“雪橇拉开一点！”阿丰卡嚷道，“横在路上，简直像那玩意儿一样……喂，大叔！……”

哥萨克头目伸出大拳头往性子暴躁的牛身上狠击了一拳，牛弹出充血的眼睛，把多褶的脖子伸到轭里。

“过来……拉过来！……”过磅员站在仓库门口挥动单据，嚷道。

斯捷潘赶牛小跑，第一个到达过磅处。

金黄色的小麦沙沙地通过铁皮风管流进口袋。斯捷潘拉住口袋边，由于温暖的尘土和快乐呼吸有点急促，惊讶地瞧着过磅员冷冰冰的脸，而过磅员则若无其事地用靴子踩得狼藉的麦子沙沙发响。

“称完了。二十一普特。”

斯捷潘照例试了试，抖动肩胛，把一个五普特重的口袋往上抛。他突然感到双膝哆嗦，无法克制，摇晃了一下，迈了两步，身子就靠在门上。

“走啊！……别堵路！……”聚集在门口的哥萨克催促道。

“身体不行了，大叔。”

“他的火药都潮了。”

“快站住，要不，会跌倒的！”

“呵——呵——呵——呵！……”

“放下口袋，我来扛，我能行。”

哥萨克头目在大门口套牛，帮助斯捷潘把口袋搬到大车上。斯捷潘等着阿丰卡，然后把车赶到广场上。天黑下来了。

“你去要求他们让我们过夜。”阿丰卡冻坏了，建议说。

“你怎么不去？”

“斯捷潘，你有一把大胡子。你看上去神气些。”

斯捷潘走遍一条街，谁也不放他们进去。

“你们天天都有人来。”

“没有地方。挤不下。”

“你们就在街上过夜吧。”

斯捷潘好容易转动发硬的嘴唇，恳求说：

“放我们进去吧，总不会没有地方躺吧？难道你们身上没有十字架吗？……”

“如今我们过日子不戴十字架，只挂铁片片[4]。”

“走吧，老大爷。”人家又把他轰走了。

斯捷潘从村尾最后一户人家出来，狠狠地抽了无辜的牛一鞭子。

“你瞧，阿丰卡，那些人……看来只好在墙脚下过夜了。”

“真该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开枪！他们是离群的狼，不是人！……冬天向他们讨点雪都是讨不到的！”

在安放提升机的广场上，人们把牛卸下来，在机器的隆隆声中躺在堆满口袋的雪橇上。广场上人声沸腾。几个年轻的哥萨克聚集在最靠边的大车上，连续不断地唱着歌。一个沙哑而有力的声音领头唱道：

哥萨克小伙子服了役，

骑马回到自己家里。

一阵刺耳的声音在寒风中应和道：

肩上佩着闪亮的肩章，

胸上挂着十字勋章……

斯捷潘听着歌，不放心似的摸摸口袋袋口的结，他闭着的眼睛前就展开一片黑色的耕地，那边，在哥萨克头目那儿是一座坟山，而他斯捷潘则抓着一把沉甸甸的种子……

半夜里吹来强劲的北风。从莫斯科来的火车车厢顶上，积雪像水晶一样闪闪反光，但道路附近解冻天气使土地变成黑色，并散发出秋天初霜和冷却煤渣的气息。

提升机像一大块暗红色的方块悬挂在城市上空。牛群垂头丧气地挤在板墙旁，广场上风把霜花吹到电线上，发出尖利的啸声。

黑夜将尽，当大熊星的尾巴插到粮仓的平屋顶时，斯捷潘醒来了。他转动麻木的双腿，从雪橇上站起来。旁边躺着几头身上落满霜花的牛，沉重地叹着气；黑压压的大车上堆着种子；一条丧家之犬冻得蜷缩成一团。

斯捷潘叫醒了阿丰卡。他们套好车，在黎明前的浓黑中出了城。

他们上了山。火车在城市上空吼叫。阿丰卡在斯捷潘旁边走着，手里挥动鞭子。

“哼，该死的公马又叫了！要是拉几千普特叫叫还不去说它，而现在只拉二十普特，一路上还一步步走。你倒有两头公牛，可我左边只有一头三岁的小公牛和一头母牛。你给它一鞭子，它这下流坯就尾巴一甩，竭力往你身上拉屎……”

“走啊，城里小姐！”他鼓出浮肿发黄的眼睛，狠狠地给了母牛一鞭子，自己就倒在雪橇里，高高地翘起两腿。

中午他们来到了奥尔霍夫角。街上都是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老百姓。斯捷潘这时才记起今天是礼拜天。他们来到教堂，停下来。

“嗐，我们到不了小岗啦……瞧，道路一片精光。”

“差不多……”阿丰卡同意说，“都是沙子，没有雪。”

“得找人帮忙，把车子赶到山那边去。”

“你说，我们会付粮食的。”

在院子附近横在地上的粗木头上，八个塔夫里昌人在假日的懒散中嗑着瓜子。斯捷潘走近去，摘下毛茸茸的羊皮高帽。

“你们好哇，朋友们。”

“你好。”年纪最大、胡子花白的那一个回答。

“能不能劳驾把我们的东西搬上山岗？你们这里全是沙子，雪很少，可我们的雪橇卡住了……”

“不。”塔夫里昌人简单地回答，把葵花子壳吐在大胡子上。

“我们付钱。看在基督分上帮个忙！”

“马没有。”

“朋友，难道叫我们完蛋吗？”斯捷潘摊开双手，恳求道。

“这我们可不知道了。”另一个戴兔皮三耳帽的人冷淡地回答。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阿丰卡走过去，鞠了一躬。

“帮个忙吧！”

“不行。只好让牲口饿肚子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的塔夫里昌人，身穿结实的起皱的短皮大衣，走到斯捷潘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

“这样吧，大叔，让咱们来较量一下。要是您把我打倒了，我就把你们的东西运到山岗上；要是打不倒，那就甭提了。喂，怎么样？”他那双灰色的圆眼睛笑起来，在他那红润的面颊上转动着。

斯捷潘环顾周围笑嘻嘻的塔夫里昌人，戴上皮帽。

“好吧，弟兄们，你这是嘲笑我们……看得出，别人倒霉，你们无动于衷。”

“让我们来试试！”年轻的塔夫里昌人笑了，两条眉毛在羔皮帽下一扬。

斯捷潘摘下手套，望望肩膀宽得撑住短大衣的对手。

“来吧！”

“这就对啦！……”

两人抓住对方腰带。塔夫里昌人手指插进斯捷潘的红腰带，乐呵呵地喘着气，请求说：

“收起肚子来。”

他们慢慢地转着圈子，试探对方的力量。斯捷潘缩小眼睛，转过一个肩膀，抵住对方的胸脯。对方朝后收起一条腿，用足力气，把斯捷潘往自己身上一拉。他们转了三圈。斯捷潘感到这个年轻吃饱饭的塔夫里昌人比他力气大，他沮丧地角斗着，知道快要收场了。

斯捷潘弯曲左膝仰天倒下来，后脑勺重重地撞在结冰的草丛上。塔夫里昌人被斯捷潘双腿一蹬，翻了一个跟头，沉重地倒在地上。斯捷潘想像原来年轻时那样跳起来，可是两腿不听使唤，而塔夫里昌人已一跃而起，扑到他身上，把他的肩胛骨压在路上被马蹄踩过的积雪上。

大家向他们围拢来，哈哈大笑。他们用手套拍着身子。斯捷潘拍掉皮帽上的泥，叹了一口气说：

“要是年轻十岁，我准能把你打倒……”

“好，大叔，就这么办，让我来帮你们送上山岗。你赢了。”塔夫里昌人上气不接下气，满意地笑着说，“赶到那一家去吧。”

种子被搬到宽大的马车上。那个同斯捷潘角斗的塔夫里昌人雄赳赳地给了三匹精壮的马一鞭子。

“你们跟上来。”

到了离镇四俄里的山岗上，种子又被搬回雪橇上。他们看到一路上有些地方没有积雪。

难行的道路把几头牛累得筋疲力尽。雪橇后面，冰冻的地面上留下闪闪发亮的滑木痕迹，好像女人弯曲的裙子下摆。

回到村里还剩下三十俄里。斯捷潘向阿丰卡建议：

“让我们赶路吧。天虽然黑了，但我们要赶回去。”

“没有办法过夜，饲料一点也没有了，只好让牛吃苦了。”

入夜才来到公树林。在清朗乌黑的天空中闪烁着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天冷得要命。斯捷潘驾车走在前头。他们来到一条宽沟。牛群前面出现一个斜影，接着出来一个人。

“什么人？”

“杜勃罗文人，从镇上来。”斯捷潘警惕起来，回顾了一下走近来的阿丰卡。

“站住！”

“凭什么？”

“对你说，站住！……”

一个个儿不高、头戴风帽的人走了过来，手套里握着一把蓝幽幽的蓝钢手枪。

“运的是什么？”

“种子……”斯捷潘一阵心颤，声音也发抖了。他往边上一望，看见一辆套着四匹马的车子。戴风帽的人走到斯捷潘紧跟前，把冰凉潮湿的枪筒顶住他的皮帽。

“卸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斯捷潘惊叫一声，身子无力地靠在雪橇上。

“卸下来！……”

马车上下来两个人，皮靴吱吱发响。

“打死他！……”一人从远处叫道。手枪枪柄划开皮帽边缘，贴住斯捷潘的太阳穴。他在地上爬开一点。

“卸下来！”戴风帽的人疯狂地嚷道，把枪管塞进斯捷潘的嘴里。

“这是种子啊……弟兄们！……好朋友！……啊——啊——啊……”斯捷潘哭着说，在地上爬着，凹凸不平的冻土块刺破双手，淌血不止。

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人用枪托把阿丰卡敲倒在地，扔给他雪橇上的粗毯子。

“躺着，不要露面……”

马车辘辘地过来，停在雪橇旁。两人呼哧呼哧地把一袋袋种子搬到马车上，戴风帽的那一个站在斯捷潘旁边。在他那下垂的稀疏小胡子里露出缺牙的有雪花的嘴。

“把毯子拿去。”坐在车上的第四个人命令道。

牛群轻松地拖动空雪橇，沿着大路走去。阿丰卡走到伏卧在地上的斯捷潘跟前。

“起来，走了……”

离去的马车在大路旁的荒地上无声地走着。斯捷潘爬起来，咽下一口涌上嘴里的血。马车已走得很远了。过了一会儿，从浅滩那儿传来一下警告性的枪声。

“唉，这是交上什么运啦……”阿丰卡声音低沉地说，“太欺负人了！……”

斯捷潘从地上爬起来，头发蓬乱，样子可怕，在冰凉的蓝幽幽月光下慢慢地转动身子。阿丰卡弯腰曲背，瞧着他，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图画：去年冬天在埋伏地射击一头狼，那狼身上带着沙弹，在打谷场的篱笆旁也那么可怕地转动身子，在松软的雪地上想抖掉身上的沙弹，它用后腿蹲着，默默地死去……

在斋戒的第四个星期，村里人都出去播种。

斯捷潘坐在门口台阶上，拿一根树枝在潮湿泥泞的地上比划着，用深深凹陷的眼睛深情地望着……

他来来去去走了有一个星期，面色阴沉，默默无言。在他回家后的头几天，家人一直边哭边诉，后来不做声了，又忧虑又恐惧地瞧着斯捷潘不断颤动的脑袋和他那双茫然摸弄胡子的软弱的双手。在受难周[5]，他第一次夜里走到哥萨克头目的坟山。草原沐浴在银色月光下，弥漫着雾气。在隔年的杂草丛中，一头没有怀胎的母兔懒洋洋地吱吱叫着，一株陈年老草耸起在一片新草之中。空中低低地展开几片稀疏的乌云，遮住了新月，月光筛过云片，默默地抚摩着睡意惺忪的软弱的青草。斯捷潘走到离自己地块二十俄丈的哥萨克头目的坟山上站住了。

那边是一片被他耕过而不用的土地。犁沟之间长满野草，翻过的黑土上爬满茂盛的牵牛花。从坟山后面走出去，瞧一眼散落着尸骨的黑色耕地，斯捷潘感到害怕。他站了一会儿，垂下两手，动动手指，叹了一口气，又不做声了……

从此以后，他几乎夜夜从家里走出去，也不让谁察觉。他走近坟山，用粗糙的手把胸前的衬衫扭成一团。坟山后面那块耕过的份地，黑黑的没有一点生气，上面长满野草，风吹干了耕地上的泥块，摇动着多枝的草木樨……

在圣灵降临节之前开始割草。斯捷潘同阿丰卡一起割。他们来到草原上，第一夜斯捷潘的几头牛在放牧时就走失了。

他们找了一个昼夜。横直走遍镇上的田野，搜遍了所有的深沟和山谷。可是连牛的影子都没看到。斯捷潘傍晚回家，脱下短褂，站在门口，脑袋一动不动。

“我到乌克兰佬的集镇去一下。说不定被他们牵到那里去了。”

“面包干……带点面包干路上吃……”老太婆忙碌起来。

“我走了。”斯捷潘皱起眉头走了出去，任意挥动拐杖，一路上打落艾蒿的梢头。

他在林子外遇见了阿丰卡。

“到乌克兰佬那里去吗，斯捷潘？”

“到那里去。”

“好，上帝保佑你。”

“基督拯救你。”

“我把割草机丢在草原上，等你回来，我们再到那里去！”阿丰卡在后面嚷道。

斯捷潘没有回过头来，摆了摆手。中午走到下亚勃隆诺夫村，拐到一个同团战友家里。两人相互吐苦水，喝了牛奶，一起出发。一路上不时遇到人。

斯捷潘站住，问道：

“那么，您没看见我们的牛吗？一头少了一个角，两头皮毛都是红棕色的。”

“没有。”

“没看见吗？”

“这样的牛没看见。”

斯捷潘继续拄着拐杖，沿着灰色的漫长道路一步步前进，他浑身出汗，用粗糙的舌头舔着被风吹裂的嘴唇。

直到傍晚，在两条路的交叉处才追上一辆载干草的大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四岁的黄头发男孩，没戴帽子。一个身穿沾满机油的粗麻布裤的男人戴一顶干活的草帽，牵着马。斯捷潘走到他跟前。

“您好啊！”

握着鞭子的手勉强举到草帽的宽帽边。

“您没看见几头牛吧……”斯捷潘刚开始说，就停住了。血在太阳穴跳动，使他两颊发白，心脏也灌满了血：草帽下的那张脸他太熟识了。那张脸在他失眠之夜就像黑暗中的白光牢牢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在宽阔的草帽边下，一双疲倦的眼睛冷冷地瞧着他，稀疏的被烟烧焦的胡子垂在半开半闭的嘴唇上，在被烟熏黄的牙齿中有一个缺口。

“啊——啊——啊……又见面了！……”

草帽底下，先是被晒黑的前额突然发白，接着两颊发白，一直白到下巴，同时嘴唇皱了起来。

“你认出来了？”

“什么……您在说什么？……从没见到过！”

“没有吗？……记得冬天粮食的事吗？……是谁啊？……”

“不……没有……也许是您认错人了……”

斯捷潘轻易地拔出竖在大车上的三齿叉，紧紧地握住叉柄。塔夫里昌人突然在汗沫淋漓的马的腿旁坐下，双手放在沙土上，自下至上望着斯捷潘。

“我老婆死了……留下一个小家伙……”他用恐惧的声音说，伸出哆嗦的手指指指大车。

“你为什么欺负我？”斯捷潘浑身哆嗦，哑声说。

塔夫里昌人茫然瞧着自己的裤子，身子摇晃了一下。

“老大爷，你把马牵去吧……我是穷没办法……啊？把我的马牵去。看在基督分上！我们双方……讲和吧……”他急急地说，口齿不清，双手扒着地上的灰土。

“太欺负人！……地空着，没种子！……你说怎么样？……人都饿死了！……吃草吃得浮肿了！……你说怎么样？”斯捷潘叫道，越走越近。

“我埋葬了老婆……她得了妇女病……就留下这孩子……到复活节满了两周岁……饶命吧，大叔！……我们讲和吧……我们给你们粮食……”塔夫里昌人在临死的悲痛中摇着头，僵硬的舌头喃喃地说着不连贯的话，在恐惧的痉挛中木然不动……

“祷告上帝吧！……”斯捷潘喘了口气，画了画十字。

“慢点！等一下……上帝饶恕！……那么小家伙怎么办？”

“我把他带去……你不用担心！……”

“干草还没有送去……唉！庄稼要死了……那怎么办……”

斯捷潘拿起草叉，一下子举到头上，感到耳朵里的嗡嗡声越来越响，接着就嘿的一声把它戳进柔软而哆嗦的身体里……

他拿起一束干草，扔在贴紧地面的发黄的紧张的脸上，然后爬到大车上，把钻在干草里的孩子双手抱起来。

他喝醉酒似的脚步蹒跚地离开大车，向山脚下灯火阑珊的集镇走去。他把蜷缩成一团索索发抖的孩子压在胸口，嘴里喃喃有声，牙齿上下打战：

“别哭，好孩子！别叫！……喂……闭嘴，不然狼要来吃你了。闭嘴！……”

孩子骨碌碌地转动一双眼睛，想从手里挣扎出来，他的尖叫声打破了青灰的暮色：

“呜啊！……呜啊！……呜啊！……”

1925年或1926年

[1] 东正教节日，俄历十月一日。

[2] 1俄亩等于1.09公顷。

[3] 圣诞节节期，按东正教为由圣诞节至主显节这段时期。

[4] 指不值钱的奖章、奖牌。

[5] 指复活节前一周。

死敌

失去热量的橙黄色太阳，还没有落到鲜明的地平线下，月亮就已经稳重地从东方爬上来，在深蓝的晚空中倾泻出金色的光芒，把地上新鲜的白雪，染上一层浅蓝的暮色。

烟好像一条条柔软的柱子，袅袅地从烟囱里升起来。村子里弥漫着焦草和炉灰的气味。乌鸦的啼声又单调又响亮。夜从草原那儿袭来，加深了各种色彩。太阳刚一落山，井架上空就出现一颗小星星，羞答答地眨着眼，好像大姑娘在相亲。

叶菲姆吃过晚饭，走到院子里，把破旧的军大衣拉拉紧，翻起领子，身体冷得瑟缩发抖，迈开步子急急地向街上走去。没有走到古老的学校，就拐到胡同里，走进末了一家院子。他进了门洞，留神一听——屋子里充满谈笑的声音。他一推房门，谈话就停止了。炉子周围缭绕着纸烟的烟雾，一头小牛在屋子中央撒尿，在泥地上留下一条细细的尿流。小牛应着门声，不乐意地转动耳朵很大的脑袋，断断续续地叫起来。

“你们好啊！”

“托福，托福。”两个声音先后回答。

叶菲姆小心翼翼地跨过牛尿，在长凳上坐下来。他回过头去，向那些蹲在炉子边抽烟的人问：

“开会还早吗？”

“到齐就开，人还少呢。”主人回答。他拍了拍两腿叉开的小牛，在湿地上撒了一把沙。

伊格纳特在炉子边弄熄烟卷，从牙齿缝里吐了一口绿色的唾沫，走过去坐在叶菲姆旁边。

“嗳，叶菲姆，你当主席吧！我们刚才商量过了。”他嘲弄地笑了笑，摸摸胡子。

“稍微等一下。”

“为什么呀？”

“我怕搞不好。”

“不要紧……你是个适当的人，在红军里干过，又是贫农阶级出身的。”

“你们需要自己人……”

“什么自己人？”

“那种支持你们的人。那种看你们有钱人眼色、听你们指挥的人。”

伊格纳特咳嗽一声，眼睛在皮帽子底下亮了亮，向坐在炉子边的人们使了个眼色。

“说得倒也对……像你这样的人，就是白白给我们干也不要呢！……谁在跟大家作对呢？叶菲姆！谁像一根骨头似的鲠在老百姓的喉咙里呢？叶菲姆！谁巴结贫农呢？又是叶菲姆！……”

“我不会巴结富农的！”

“我们不求你！”

弗拉斯坐在炉子旁边，吐着一圈圈的烟，沉住气说：

“我们村子里没有富农，流浪汉倒是有的……叶菲姆，我们让你当候选人。开了春，你只要放放牲口、看看瓜田就行了。”

伊格纳特挥挥手套，笑得打呛了。炉子边的人都哈哈地笑了好一阵。等到笑声止了，伊格纳特擦擦流满唾液的胡子，拍拍脸色发白的叶菲姆的肩膀说：

“是的，叶菲姆，我们都是些罪孽深重的富农，可是一到春天，你那些贫农，那些无产阶级，一个个都会脱掉帽子，向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说：‘伊格纳特老板，帮我耕一顷地吧！伊格纳特老板，看在基督的分上，借我一斗小米吧，等新谷收进就还……’你们干什么要来求我呢？真是奇怪！你对他客气，妈的他不但不感谢，反而冷不防告你一状，说你瞒粮漏税。可是我干吗要给你的国家出钱呢？要是口袋里没钱，那就上街要饭去好了，也许会有人给的！……”

“去年春天你给了敦卡一斗小米吗？”叶菲姆痉挛地歪着嘴巴问。

“给了！”

“可是她为你干了多少活呢？”

“不干你的事！”伊格纳特斩钉截铁地打断他说。

“她在你的草地上干了整整一个夏天。她那几个妹妹还给你的菜园子除草！……”叶菲姆嚷道。

“瞒粮漏税到底是谁告发的？”

“你们再漏税，我再告！”

“闭嘴！别乱叫了！”

“记好，叶菲姆：谁不听从大家的意见，谁就是跟上帝作对！”

“你们贫农人少，我们人多！”

叶菲姆气得双手发抖，勉强卷了一支烟，皱起眉头，冷笑了一声说：

“不，各位老先生，你们的时代过去了。你们的好日子过完了！……我们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不再让人家欺负穷人了！不能再像去年那样让你们占有黑土，硬把沙地派给我们了，你们的调子如今唱不响了！我们在苏维埃政府下可不是拖油瓶了！……”

伊格纳特气得满脸通红，露出一副狰狞的样子，举起一只手来。

“当心点，叶菲姆，你别打错主意了！……别来挡我们的路！……我们从前怎么过，以后还是怎么过，你让开吧！……”

“我不让！”

“你不让，我们收拾你！像毒草一样把你连根拔掉！……你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乡，你是我们的死敌，你是条疯狗！”

门开了，有十一二个人随着一圈圈的蒸汽拥进屋子里。娘儿们向神像画了十字，走到一边；哥萨克们脱下皮帽子，哼哼着，扯下胡子上的冰凌子。过了半小时，厨房里和正屋里都挤满了人，选举委员会主席在桌子后边站起来，用惯常的声音说：

“波德戈尔诺村的公民大会开会了。请大家推举主席团来主持会议。”

到了半夜里，烟气熏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油灯抖动一下，熄灭了，娘儿们咳个不停。大会秘书用蒙眬的醉眼看着纸头，大声说：

“现在宣布当选的苏维埃委员的名单！得票最多的是：第一，普罗霍尔；第二，叶菲姆。”

叶菲姆走到马房里，给马添了草料。他刚走到冻得格格响的台阶上，公鸡就在棚子里叫起来。黑色的天空中闪动着一片黄色的星星，北斗星在头顶上亮得格外耀眼。“半夜了。”叶菲姆摸摸门闩想。门洞里传出毡靴的沙沙声，有人走到门跟前。

“是谁呀？”

“是我，玛莎。快开门！”

叶菲姆随身紧紧地关上门，划亮火柴。浮在羊油碟子里的灯芯，烟雾腾腾，发出嗤嗤的声音。叶菲姆一边拉下肩上的军大衣，一边向吊在床旁的摇篮里俯下身去。他的眉毛展平了，嘴角浮起一条温柔的笑纹，冷得发青的嘴唇，也发出惯常的爱抚声。六个月的头生儿，躺在破烂的旧衣服里，脸睡得红扑扑的，伸开一双胖胖的小手，露着上半身。枕头上放着一只角器，里面装满嚼烂的面包。

叶菲姆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热烘烘的小脊背下面，轻轻地对妻子说：

“把垫布换一下，脏东西尿湿了！……”

她从炉子上取下干尿布，叶菲姆低声说：

“玛莎，告诉你，他们选我当书记了。”

“噢，那么伊格纳特他们呢？”

“气坏了！贫农一致拥护我。”

“当心点，叶菲姆，别招祸了。”

“招祸的不会是我，是他们。他们妄想动手打倒我。伊格纳特的女婿当上主席了。”

自从改选的那天起，仿佛有谁在村子里犁了一道鸿沟，把人分成敌对的两方。一方是叶菲姆和村子里的贫农，另一方是伊格纳特、他那当主席的女婿、磨坊老板弗拉斯、四五个富农和一部分中农。

“他们要把我们踩到烂泥坑里去！”伊格纳特在胡同里疯狂地嚷道，“我知道叶菲姆要怎么搞。他要把大家都拉平。你们没听见他向鞋匠费吉卡唱了什么高调吗？他说：‘我们会有共同的土地，大家将一起耕种，说不定还要买拖拉机呢……’哼，不行，你得先挣到四对公牛，然后再来跟我讲平等。要不然，除了裤子里的虱子以外，连一头牲口都没有！嗨，拖拉机，见他们的鬼。我们的祖宗没有拖拉机也照样过！”

星期日傍晚，好几个人聚集在伊格纳特院子的附近。他们谈到春天分地的事。伊格纳特因为这天休息，喝得醉醺醺的，摇动脑袋，喷着酒气，在伊万跟前转来转去。

“不，伊万，你以邻居的身份来判断判断吧。嗯，譬如说，你要彼列诺斯水塘边的地干什么呢？说实话！那边的地很肥，就是得好好耕种！可是你光拿一对牛怎么耕呢？照苏维埃的说法，你是中农，是站在叶菲姆和我中间的。你倒想想，你跟谁在一起更有利呢？你是我的邻居，你好好想一想……你要彼列诺斯的地干什么呀？”

伊万把一只手指插在褪色的宽腰带里，直率而严厉地问：

“你这是往哪扯呢？”

“我是在说土地……嗯，你自己想一想吧，那边的地肥着呢……”

“照你说来，我们就是在白陶土上也可以下种吗？”

“啊——啊！……又提那个白陶土了……干什么在陶土上种呢？我们可以让的。”

“彼列诺斯的地是肥的……当心点，伊格纳特大叔，别让这块肥地把你给噎死了！……”伊万猛地转过身就走了。

一片尴尬的寂静，长久笼罩着剩下没走的人。

同一天晚上，在村子边上鞋匠费吉卡的家里，叶菲姆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抖动头发，疯狂地挥着手说：

“这儿摇摇笔杆没用，得实实在在去干！农村通讯员多得好比苍蝇。事情不问真假就往报上登，有时候读着真叫人恶心。你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干了好多事呢？别净向政府诉苦，像孩子扑在母亲怀里那样，得拔出拳头给富农瞧瞧。什么？滚他妈的！贫农不应该一辈子老吃政府的奶，现在应该自立了……对了，不要再依靠人了！我当上了苏维埃委员，如今可要瞧一瞧，看谁把谁干倒了。”

夜笨拙地把黑暗散布在胡同里、花园里、草原上。风带着强盗一样的哨声满街飞跑，吹动冰雪封住的光裸的树木，大胆地向屋檐下窥视，把睡着的麻雀的羽毛吹得乱蓬蓬的。麻雀正好梦见炎热的六月，梦见被朝露洗过的熟透的樱桃，梦见粪里的蛆虫和其他可口的食物——这些东西，我们人在冬天的夜里是决不会梦见的。

在学校附近的矮墙边，卷烟的火在黑暗中冒烟。有时候，风抓住带火星的烟灰，轻轻地往上扬，直到火星熄灭为止。于是，在深紫色的雪上重又笼罩着一片黑暗和寂静，寂静和黑暗。

一个人敞开皮短袄，靠在矮墙上，默默地抽着烟。另外一个站在旁边，深深地缩着头。

两人沉默了一阵。随后，谈话开始了。他们压低嗓子，悄悄地说：

“嗯，怎么样？”

“他跟咱们过不去。我丈人家里有个女工，前几天他就找起碴儿来。他问：‘跟她订过合同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他就对我说：‘主席应该知道，这样作法是不对的……’”

“咱们把他干掉吗？”

“得干掉。”

“万一被查出来呢？”

“只要不留下痕迹。”

“什么时候动手啊？”

“你来，咱们再商量吧。”

“活见鬼……总有点儿害怕……杀人可不简单。”

“傻瓜，非这样干不行！你得明白，他会把一村人搞得个个破产的。你要是实报了播种面积，捐税就会剥你的皮。再说土地……是他一个人在鼓动贫农……没有他，咱们准能把穷光蛋这么一把捏住！……”

握紧拳头的手指，在黑暗中发出格格的声音。

风声里夹杂着一片谩骂。

“嗯，那么你来吗？”

“我不知道……也许来……我来的！”

叶菲姆吃过早饭，刚要到执委会去，抬头向窗外一望，就看见伊格纳特。

“伊格纳特来了，这会有什么事呀？”

“不止他一个，磨坊老板弗拉斯也来了。”妻子补充说。

两人走进屋子，脱下帽子，怒气冲冲地画了十字。

“日子过得好啊！”

“你们好。”叶菲姆回答说。

“好天气啊，叶菲姆！今天天气真好，初雪挺新鲜，打兔子再好也没有了。”

“干这种玩意有什么意思呢？”叶菲姆问，弄不懂这两个怪客的来意。

“我不行了，”伊格纳特坐下来说，“你是行的，这是年轻人干的事。你到我家里来带上狗，就可以到草原上去打猎。前几天，我那些狗自动在菜园子附近捉到一只狐狸。”

弗拉斯敞开皮大衣，在床上坐下来，推推摇篮，咳嗽了几声。

“我们是来找你的，叶菲姆。有件小事情。”

“你们说吧。”

“听说你打算从村子里搬到镇上去住，是吗？”

“我哪儿也不打算搬。这是谁造的谣？”叶菲姆惊奇地问。

“听人家说的，”弗拉斯转弯抹角地回答，“我们来也是为了这件事。何必搬到镇上去住呢？你满可以在附近买一所带院子的小屋，价钱不会贵的。”

“这是在哪儿呀？”

“在卡里诺夫克。卖得不贵。你要是愿意搬，我们可以借些钱给你，分期还好了。我们还可以帮你搬。”

叶菲姆笑了笑：

“你们想把我推出去吗？”

“你真想得出！”伊格纳特摆摆手。

“我告诉你们，”叶菲姆走到伊格纳特紧跟前，“我不离开村子，哪儿也不去。你们给我滚吧！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别想来收买我！”他脸涨得通红，痉挛地喘着气，对准伊格纳特的留着大胡子的阴险的脸，像啐唾沫一样地嚷道：“从我屋里滚出去，老狗！还有你，磨坊老板……走，混蛋！……趁我没把你们的五脏六腑打出来，快走！”

伊格纳特在门口翻大衣领子翻了好一阵，背对叶菲姆站着，一字一顿地说：

“叶菲姆，你记着！你不愿好好的走开吗？那就不用了。人家会把你从这屋子里两脚朝前地拖出去的！”

叶菲姆克制不住，两手抓住伊格纳特的领子，狂暴地摇了摇，把他从台阶上推下去。伊格纳特绊住大衣的前襟，重重地倒在地上，但又像青年人一样灵活地跳起来，擦擦跌破的嘴唇，向叶菲姆扑去。弗拉斯张开两臂，拦住他：

“算了吧，伊格纳特，现在不要……来得及的……”

伊格纳特身子向前冲，混浊的目光一动不动地对叶菲姆瞧了好一阵，微微地动着嘴唇，然后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走了。弗拉斯走在后面，掸着皮大衣上的雪，偶尔回头瞧瞧站在台阶上的叶菲姆。

在圣诞节以前，伊格纳特的女工敦卡哭哭啼啼地跑到叶菲姆家里。

“你怎么啦，敦卡？谁欺负你了？”叶菲姆问，把草叉往干草堆上一插，慌忙从打谷场里走出来，“谁欺负你了？”他一边走过去，一边又问。

敦卡的脸哭得又湿又肿。她在围裙里擤着鼻涕，用头巾角擦着眼泪，哑着嗓子说：

“叶菲姆，你可怜可怜我吧！……哎——哟——哟！……叫我这孤女怎么办呢！……”

“你别哭了！好好说吧……”叶菲姆大声说。

“老板把我赶出来了。他说：走，我不再用你了！……如今叫我上哪儿去呢？从四旬斋起，我在他家里待了三个年头了……我求他给我一卢布工钱……他说：‘不行，我一个戈比也不给。钱不是随便可以到路上去捡的，要是有，我自己早就去捡了。’”

“咱们到屋子里去吧！”叶菲姆简短地说。

叶菲姆不慌不忙地脱下大衣，挂在钉子上，在桌旁坐下来，又让呜咽着的姑娘坐在对面。

“你怎么在他那儿待下来的，是照合同的吗？”

“我不知道……是从闹饥荒那年待起的。”

“那么合同，总而言之，没有立过什么字据吗？”

“没有。我不识字，只会勉强写写名字。”

叶菲姆沉默了一阵，从架子上取出一张四开的包装纸，用歪歪斜斜的字体清楚地写道：

呈

第八区人民法院

自从去年春天叶菲姆向镇执委会控告富农们瞒粮漏税起，伊格纳特——过去全村的头目——就对叶菲姆怀了恨。他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但在暗地里放冷箭，在割草的时候偷了叶菲姆的干草。一天夜里，叶菲姆回村里去了，伊格纳特就赶了两部大车，把割下的草几乎运走一半。叶菲姆没有做声，虽然发现：从他割草的地方起，有车轮的痕迹一直通到伊格纳特的打谷场。

过了两星期，伊格纳特的几条猎狗，在克鲁特谷里袭击一个狼窟。母狼不在，伊格纳特把两只幼弱的毛茸茸的小狼从窟里捉出来，装在一只口袋里。他把口袋系在鞍带上，骑上马，不慌不忙地回去。

马打着呼噜，胆怯地贴紧耳朵，一路上拱起身子，仿佛随时都准备跳跃。几条猎狗在马的脚跟前打转，嗅着空气，抬起弯弯的嘴脸，低低地尖叫着。伊格纳特在鞍子上晃动身子，摸摸马的脖子，胡子里发出吃吃的笑声。

伊格纳特从山上下来，回到村子里，短促的夏天的黄昏已经让位给黑夜了。碎石片在马蹄下飞溅开来，闪着火星。两只小狼在鞍带系住的口袋里默默地蠢动。

还没走到叶菲姆的院子，伊格纳特就把缰绳一勒，霍的一下从鞍子上跳下来。他解开口袋，随手拉出一只小狼，隔着暖烘烘的软毛，摸到细细的喉管，皱着眉头用拇指和食指把它一夹。发出了一个短促的碎裂声。断了喉管的小狼，隔着篱笆飞进叶菲姆的院子，无声地落在稠密的刺丛里。过了一分钟，另外一只也落在离头一只两步远的地方。

伊格纳特厌恶地擦擦手，跳上马，抽响鞭子。马喷着鼻子，在胡同里飞跑，后面紧跟着几条身子细长的猎狗。

夜里，母狼从山上下来，走到村子里，像影子似的一动不动在风磨旁边站了好一阵。风从南方吹来，把敌意的气味和仇恨的声音带到风磨跟前……母狼低下头，挨着草地，爬到胡同里，在叶菲姆的院子旁边站住了，闻着脚印。它纵身一跃，蹿过四尺多高的篱笆，绕着爬到刺丛里。

叶菲姆被牲口的叫声惊醒了，点上灯，冲到院子里。他跑到牲口圈跟前，发现门半开半掩，拿闪烁的黄色灯光往里面一照，就看见：一只羊头撞在食槽里，两腿叉得很开，一段蓝色的肠子露在外面冒气。另外一只羊倒在圈子中央，在那咬破的喉咙上，血已经凝住了。

第二天早晨，叶菲姆无意间发现刺丛里躺着两只死小狼，猜到这事是谁干的。他用铲子铲起小狼，送到草原上，扔在离大路很远的地方。可是，母狼到叶菲姆的院子里又来了一次。它扒穿芦苇盖的牛棚顶，无声地咬死母牛逃走了。

叶菲姆把死牛剥去皮，送到埋死牲口的泥坑里，从那儿径直去找伊格纳特。伊格纳特正在杂物房的檐下削新车上的侧板。他一看见叶菲姆，就放下斧子，笑了笑，在车杠上坐下来。

“叶菲姆，到这儿荫凉的地方来！”

叶菲姆装得很镇静，走过去，在旁边坐下了。

“伊格纳特大叔，你那两条狗可真行啊！……”

“是的，老弟，我那两条狗是很名贵的……喂，拉兹波，嘘！过来！……”

一条胸部很大、腿很长的公狗从台阶上蹿下来，摇摇钩子一样的尾巴，跑到主人跟前。

“我为了这只拉兹波，给伊林斯卡雅镇的哥萨克出了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的代价呢。”伊格纳特嘴角笑了笑继续说：“是条好狗……会捉狼呢……”

叶菲姆一边伸手去拿斧子，一边搔搔狗的耳朵，又问：

“你说一头母牛吗？”

“还加一头小牛呢。这个代价算得了什么？它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呢。”

叶菲姆轻轻地挥了挥斧子，就把狗的脑盖劈成两半。鲜血和热腾腾的脑浆溅了伊格纳特一身。

叶菲姆脸色铁青，吃力地从车杠上站起来，扔掉斧子，低声说：

“看见了吗？”

伊格纳特瞪着两只眼睛，上气不接下气地瞧着狗的弯曲的两腿。

“你疯了吗？”他哑着嗓子说。

“疯了。”叶菲姆轻微地哆嗦着，低声说，“你这个混蛋，应该劈你的脑袋，不该劈狗的脑袋！……是谁在我院子旁边弄死小狼的？是你干的！……你有八头母牛……少了一头，损失不大。可是我只有一头，如今被母狼咬死，孩子就没有牛奶吃了！……”

叶菲姆迈开大步向门口走去。伊格纳特在栅门旁边把他追上了。

“赔我的狗来，畜生！……”他拦住路嚷道。

叶菲姆抢前一步，对住伊格纳特蓬乱的大胡子说：

“你呀，伊格纳特，别来动我！我不是你的人，我不能让你欺负。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向你弯腰曲背的时代过去了！……走开……”

伊格纳特把身子一挪，让了路。他砰的一下关上栅门，恶狠狠地骂了好一阵，用拳头威胁着走远的叶菲姆。

自从狗的事件发生以后，伊格纳特不再迫害叶菲姆了。碰到叶菲姆的时候，只点点头，把眼睛移到一旁。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法院判决伊格纳特付给女工敦卡六十卢布为止。从那时起，叶菲姆感觉到有种危险从伊格纳特的家里威胁着他。他们在准备些什么。伊格纳特的那双狐狸眼睛，一看见叶菲姆，就露出神秘的微笑。

有一次在执委会里，主席转弯抹角地问：

“叶菲姆，我丈人被判出六十卢布，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是谁教敦卡这傻丫头这么干的呢？”

叶菲姆笑了笑，直盯着主席的眼睛。

“是穷困把她教会了。你丈人把她赶出来，连路上吃的面包都不给她一块，可是敦卡在他家里干了两年多活呢。”

“我们到底养活了她！……”

“你们逼她从早干到夜吗？”

“家务活，你也明白，不是论钟点干的。”

“我看你是想知道状子是谁写的吧？”

“对了，对了，可能是谁写的呢？”

“是我。”叶菲姆回答。从主席的脸色上看得出来，这个回答对他并不意外。

傍晚，叶菲姆从办公室里带着公文和镇执委会的决议回家。

“吃过晚饭抄吧。”他一边走，一边想。

他吃了晚饭，放下通院子的百叶窗，在桌旁坐下来抄写。他的眼光偶尔落在没有遮盖的窗子上。

“玛莎，你怎么了，还没买布来做窗帘吗？”

妻子坐在纺车后面，抱歉地笑了笑说：

“我买了两公尺……你也知道尿布没有……孩子裹着破布片……我就缝了两块尿布。”

“嗯，这没关系……只是明天一定得去买。要是有人从街上揭开百叶窗，什么都看得见，不方便。”

窗上结着冰雪的花纹。窗子外面，风撒着暴风雪。沉重的乌云现出古怪的形状，铺满天空。村子边上，在那杂草丛生的山坡通向农舍的地方，狗汪汪地叫个不停。柳树在小河上委屈地嘀咕，向风抱怨寒冷，抱怨坏天气。树枝的摇摆声和风声，融合成一片和谐的低音。

叶菲姆把钢笔插进自制的墨水瓶里，蘸着橡实做的墨水，偶尔望望窗子，仿佛在那不会说话的黑窗框里，潜藏着无声的威胁。他有些心惊肉跳了。过了两小时的样子，外边的百叶窗响了一下，稍微打开了一点。叶菲姆没有听见那响声，可是无意间向窗口瞧了一眼，吓得浑身都凉了：一双眯细的熟悉的灰眼睛，通过狭狭的窗格子和树枝形的霜花，恶狠狠地望着他。过了一秒钟，隔着玻璃出现了一个步枪枪筒的黑口，在向他头部瞄准。叶菲姆把身子向墙边一闪，一动不动地坐着，脸色发白了。窗框是单层的，他清清楚楚地听见枪机的响声。在那双灰眼睛上，两条眉毛惊奇地扬了扬……枪没有响。玻璃后面的小黑圈刹那间消失了，枪栓清楚地格一声。叶菲姆醒悟过来，吹熄灯，刚一低下头，窗外就砰的一声响起来，碎玻璃四面飞溅，子弹响亮地射进墙里，把灰泥撒了叶菲姆一身。

风从打破的窗口里灌进来，把雪花吹到长凳上。婴孩在摇篮里尖声尖气地叫起来，百叶窗砰的一下关上了……

叶菲姆无声地扑在地板上，爬到窗子旁边。

“叶菲姆！亲人！……哎哟，天哪！……叶菲姆！……”妻子在床上哭喊，可是叶菲姆咬咬牙齿，没有回答，浑身上下都在哆嗦。他支起身来，向破窗外望了望，看见一个人身上落满雪花，在街上急急地跑着。叶菲姆刚扶住凳子站起来，又立刻扑在地上：从半开的百叶窗里塞进来一支步枪的枪筒，开了一枪……火药的刺鼻的焦味充满了一屋子。

第二天早晨，叶菲姆显得又瘦又黄，走到台阶上。太阳照耀着，烟囱冒着烟，在河边饮水的牲口叫着。街上留着雪橇的新鲜痕迹，洁白的新雪还没有弄脏，非常刺眼。一切都是那么平凡，那么亲切，使叶菲姆感到夜里的事仿佛一场噩梦。他在正对破窗的土台旁边的雪地上，找到两个空弹壳和一枚发火点上留有黑印的步枪子弹。他把这枚生锈的子弹在手里转了好一阵，心里想：“要不是没有发火，要不是子弹受了潮，叶菲姆，你就完蛋了！”

主席已经坐在执委会里了。他应着门声向叶菲姆瞅了一眼，重又低下头去看报。

“普罗霍尔！”叶菲姆大声喊道。

“啊？”他答应着，没有抬起头来。

“普罗霍尔！往这儿瞧！……”

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一双睁得老大的灰眼睛，从弯成尖角的眉毛下对住叶菲姆望了望。

“你这混蛋，夜里向我开枪吗？”叶菲姆哑着嗓子问。

主席涨红了脸，勉强笑着说：

“你怎么了？发疯了吗？”

叶菲姆的眼前又浮起夜里的情景来：玻璃后面一眨不眨的沉重的眼光，步枪的黑口，妻子的叫声……叶菲姆疲倦地摆了摆手，在长凳上坐下来，笑了笑说：

“没有成功。子弹受潮了……你把子弹藏在哪儿呀？大概是地底下吧？”

主席装得很镇静，冷冷地回答：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该是喝多了吧？”

不到中午，叶菲姆夜里被枪击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村了。在他住所的周围聚集了好管闲事的人。伊万把叶菲姆从执委会里叫出来，问：

“你报告民警没有？”

“这用不着急。”

“嗳，老弟，别害怕，我们不会让人家欺负你的。伊格纳特他们如今只剩下五个人了，我们也看透他们了！谁也不会再去追随富农了，大家都吃够他们的亏，跟他们疏远了！……”

晚上，青年人聚集在鞋匠费吉卡家里，大家像往常一样，应着钉鞋小锤的敲击声，热烈地谈论着。瓦西卡跟叶菲姆同年，在旁边坐下来，抓住叶菲姆的肩膀，亲热地低声说：

“记好，叶菲姆，万一你被打死了，就会有二十个新的叶菲姆出现的。你明白吗？我对你说实话！你知道故事里的勇士是怎样的吗？打死一个，就变两个……嗨，我们不止两个，我们会有二十个呢！”

叶菲姆一早到镇上去。去了执委会，去了贷款处，在民警局里等局长，又待了好一会。等到办完事，已经黄昏了。

他出了镇，走滑溜的冰封的河面回去。天色黑下来了。严寒微微地刺着他的面颊。西方呈现着一片阴沉沉的暮色。在拐弯的地方，看得见村庄，看得见一排排黑色的房子。叶菲姆加快脚步，回头望了望，看见后面两百来步远的地方，有三个人挤在一块儿走来。

叶菲姆用眼光量了量到村子的距离，走得更快些，可是，过了一分钟回过头去，看见那些人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更加近了。叶菲姆心慌意乱，跑了起来。他把两肘贴紧腰部，好像练习跑步似的，用鼻子吸着冰冷的空气。他想爬到岸上去，可是想起那边积有很厚的雪，就又顺着河面跑去。

可是，叶菲姆一不小心，滑了一脚，站不住倒下了。等他爬起来，往后一望，已经被人家追上了……最前面的一个人，跑得很快很轻松，一边跑一边挥动木棍。

叶菲姆吓得几乎喊救命，可是离村子还有两三里路，就是喊也不会有人听见的。叶菲姆刹那间意识到这一层，就咬紧嘴唇，默默地向前冲去，想把跌倒时失去的时间捞回来。一连几分钟，他跟领头那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随后，他回过头去，看见后边的人快追上他了。他鼓足劲儿，跑得更快些，可是这时候又听见一个响声：木棍在冰上发出轻微的声音，飞滑过来。叶菲姆一下子被撞倒了。他跳起来，继续向前跑去。刹那间他回想起来：在察里津城下，当他们打退白军的时候，他也跑得这么快，胸口也有这种热辣辣的窒息的感觉……

木棍被一只有力的手扔过来，又把叶菲姆打倒了。他没有再爬起来……有人从后面狠狠地在他头上敲了一下，把他打到一边去了。叶菲姆把意志集中得像一块铁，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可是又被打得仰天倒下了。

“冰怎么是热的……”叶菲姆的头脑里闪过这样的思想，他向旁边望了望，看见岸边一根折断的芦苇，“把我也折断了……”接着在朦胧的意识里，燃起了火一样的话：“记好，叶菲姆，万一你被打死了，就会有二十个新的叶菲姆出现的！……好像故事里的勇士……”

芦苇丛里不断地传来拖长的喧闹声……叶菲姆没有感觉到，木棍怎样敲落他的牙齿，撬翻牙床，深深地插进嘴里；也没有感觉到草叉怎样刺进他的胸膛，一弯又戳到脊椎骨上……

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急急地向村子里走去，其中一人的后面跟着几条猎狗。暴风雪下得更大了，雪落在叶菲姆的脸上，已经不会融化了。在他那冰冷的面颊上，凝结着两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恐怖的眼泪。

1926年

小马

大白天，在落满绿宝石一样的苍蝇的马粪堆旁边，它头向前，伸直两条前腿，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一出来，就看见头上有一团柔软的青灰色的榴弹爆炸的烟，在扩散开来。接着，哗啦啦的一声，就把它湿漉漉的小身体震落在妈妈的腿下。恐怖是它落地后体会到的第一个感觉。发臭的霰弹嘀嘀嗒嗒地打在马厩的瓦屋顶上，轻轻地撒在地面上，惊得小马的妈妈——特罗菲姆的火红色母马——霍的一下站起来，接着短促地嘶了一下，又倒下来，让汗水淋漓的腰部，斜靠在软绵绵的粪堆上。

在随着出现的炎热的寂静中，苍蝇的嗡嗡声听来格外清楚；一只公鸡因为炮声隆隆，不敢跳上篱笆，只在牛蒡的阴影下拍动一两下翅膀，从容而低沉地啼了几声。一个受伤的机枪手，在小房子里发出凄惨的呻吟，偶尔用嘶哑刺耳的嗓子叫喊着，叫声里夹杂着疯狂的咒骂。庭院里，蜜蜂在红缎一样娇艳的罂粟花上嗡嗡地吵闹。村子外面的草地上，一挺机枪的子弹带快用完了；在它那生气勃勃的格格声中，在两发炮弹的间歇里，火红色的母马亲热地舔着初生儿；小马呢，伏在妈妈膨胀的乳房上，第一次尝到了生命的充实和母爱的无比的甜蜜。

当第二颗炮弹落在打谷场后面什么软东西上的时候，特罗菲姆走出屋子，砰的一下关上门，向马厩走去。他绕过粪堆，用手遮住射到眼睛里来的阳光，看见一匹小马紧张得浑身颤动，正在吸着他特罗菲姆的火红色母马的奶。他不知所措地两手在口袋里乱摸，接着用哆嗦的手指掏出烟荷包，又用口水粘住烟卷，这才开了口：

“噢——噢——噢……生下来啦？真是找了个好时光，没话说的。”在最后一句话里透露出深深的委屈。

母马的两腰因为出过汗，毛乱蓬蓬的，上面还粘满野草和干马粪。它看上去非常瘦弱，眼睛里却骄傲地闪出疲劳而快乐的光彩，像缎子一样光泽的上唇，也笑得翘了起来。至少特罗菲姆有这样的感觉。母马被拉到马厩里以后，它就摇动粮袋，打起响鼻来。这时候，特罗菲姆身子靠在门框上，眼睛不友好地瞅着小马，冷冷地问：

“玩出事情来啦？

“要是跟伊格纳托夫的公马生的倒也罢了，但是鬼知道它是跟谁……嗯，叫我拿这小东西怎么办呢？”

在马厩的阴暗的寂静中，麦子发出苏苏的声音；偏斜的阳光漏过门缝，在马厩里撒下黄澄澄的斑点。阳光落在特罗菲姆的左颊上，照得他那火红色的上唇胡子和鬃毛般的大胡子红光闪闪，嘴巴周围的皱纹也显得越发深刻了。小马用四条毛茸茸的细腿站着，好像一匹木头的玩具马。

“打死它吗？”特罗菲姆把一只被烟草熏黄的粗大手指弯向小马。

母马翻着充血的眼球，眨动着，嘲弄地瞟着主人。

在骑兵连指挥员住宿的正房里，这天晚上有一场谈话：

“我发现我那匹马怀孕了，它不能小跑，更不能大跑，一跑就喘不过气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怀孕了……所以那么小心，那么保重……小马的毛色是枣红的……就是这么一回事……”特罗菲姆讲着。

指挥员用拳头握着盛茶的铜杯子，好像在冲锋之前握着刀柄似的；睡意蒙眬的眼睛瞧着油灯。毛茸茸的飞蛾在萤火虫般的黄色火焰上狂舞，它们扑进窗子里，烧死在灯罩上，死了一批，又来一批。

“……没有区别。枣红的也好，乌黑的也好，反正都一样。一律打死。带着小马，我们就会弄得像茨冈一样。什么？我是说，像茨冈一样。万一司令员跑来怎么办？他也许来检查检查队伍，而那小东西会在战线前面跳跳蹦蹦，摇动尾巴……那会怎么样，啊？那会弄得整个红军丢脸的，可耻的呀！我简直弄不懂，特罗菲姆，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内战打得那么激烈，忽然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简直太丢人了。早就给饲养员下过严格的命令了：必须把公马隔离开来。”

第二天早晨，特罗菲姆拿着步枪从屋子里出来。太阳还没有升起。青草上滚动着玫瑰红的露珠。草地受到步兵皮靴的践踏，又挖了一条条的壕沟，看上去好像一个姑娘的脸，泪痕斑斑，被愁和恨折磨得满是皱纹。几个炊事员在行军灶旁忙碌。指挥员穿着经常被汗水渗透的旧衬衣，坐在台阶上。他那拿惯冰冷的枪柄的手指，笨拙地想起了早已忘掉的爱好的活儿——用树枝编着捞饺子用的长柄勺子。特罗菲姆在旁边走过，很感兴趣地问：

“编勺子吗？”

指挥员用很细的枝条绕着勺子柄，咬紧牙齿说：

“是那娘儿们——女房东要我编的……再三要我给她编一个。从前倒是个好手，现在可不行了……编不好了。”

“不，编得不错。”特罗菲姆称赞说。

指挥员扫掉膝盖上的断枝条，问：

“你去搞掉那小马吗？”

特罗菲姆默默地摆了摆手，向马厩走去。

指挥员低下头，等着枪声。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没有听到枪声。特罗菲姆从马厩角落里钻出来，样子有点狼狈。

“喂，怎么啦？”

“大概是撞针坏了……弹筒帽打不穿。”

“来吧，把枪给我。”

特罗菲姆勉强把枪交了出去。指挥员扳了扳枪栓，皱起眉头来。

“里面没有子弹呀！……”

“不会的！……”特罗菲姆紧张地叫道。

“我告诉你，没有。”

“那是被我抛在那儿了……抛在马厩后面了……”

指挥员把步枪放在一边，拿起崭新的勺子在手里转动了好一阵。新鲜的树枝有些黏腻，带着蜜香，鼻子里不觉冲进一股开花的柳树味儿，还闻到泥土与和平劳动的气息——这种劳动在烽火漫天的时候早已被人忘记了……

“听好！……随它去吧！让它待在娘的身边吧。暂时就这么办。等到战争结束，还可以拿它……耕地呢。司令员说不定也会谅解的，因为小马得吃奶……司令员也吃过奶，我们也吃过，既然这是天然的规矩，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你枪上的撞针并没有毛病。”

过了一个月，在乌斯吉霍贝尔村郊，特罗菲姆的骑兵连有一次跟哥萨克的一个骑兵中队发生了遭遇战。黄昏以前双方对射了一阵。等到黄昏就开始进攻。半路上特罗菲姆大大地落在他的一排人的后面了。不论狠狠地抽鞭子也罢，把马嚼子扯得嘴唇出血也罢，他都不能使母马大跑起来。它高高地仰起头，沙哑地嘶鸣着，在原地上跺着脚，直到小马翘着尾巴追上来为止。特罗菲姆从鞍子上跳下来，把马刀插进鞘里，气愤得脸都歪了，一下子从肩上拉下步枪。这时候，右翼跟白军混成一片了。在峡谷附近，一堆人从这边拥到那边，好像被狂风吹来吹去一样。大家默默地厮杀着。地面被马蹄踏得隆隆震响。特罗菲姆向那边望了一下，就把准星对住小马的雕琢出来一样的玲珑的脑袋。是因为激动手抖了一下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没有打中，总之在枪声以后，小马只疯狂地踢了踢后脚，尖声地嘶了起来。接着，脚蹄踢起一团团的灰尘，身体画了个圆圈，跑开了。特罗菲姆向枣红小马打去的，不是普通的子弹，而是带红铜头的穿甲弹，可是，当他相信这种子弹（那是无意中随便拿到的）并没有打死或者伤害火红色母马的后代时，他又跳上马，嘴里恶毒地骂着，急急地向前跑去——那边有几个红脸的留长胡子的旧教徒，正在逼迫连指挥员跟三个红军士兵，要把他们逼到峡谷里去。

那天夜里，骑兵连就露宿在草原上，靠近一个不深的峡谷。烟抽得很少。马没有卸鞍。骑兵侦察队从顿河那边回来，报告说，敌人集结强大力量，准备渡河。

特罗菲姆用橡皮斗篷的前襟裹住光脚，躺在地上，在睡意蒙眬中回想着当天的事。浮现在眼前的是：跳到峡谷里去的连指挥员用马刀向政委劈了个十字，少了颗门牙的旧教徒，一个被砍得体无完肤的虚弱的哥萨克，不知什么人的洒满黑血的鞍子，小马……

天没亮连指挥员走到特罗菲姆跟前，在黑暗中蹲在旁边问：

“没有睡着吗，特罗菲姆？”

“打瞌睡嘛。”

连指挥员望望暗淡下去的星星，说：

“你那匹小马得干掉啦！它在战斗中捣乱……可是我向它瞧瞧，手就哆嗦起来……我下不了手。它的样子太富有家庭味儿了，可是在战争中那是不行的……铁石心肠也会变成树皮纤维的……在冲锋的时候那讨厌鬼尽在脚边转来转去，倒没有被踩死……”他沉默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笑了笑，但是特罗菲姆并没有看见，“你知道，特罗菲姆，它的尾巴，嗯……会翘到背上，后脚一跳一跳的，那尾巴就像狐狸尾巴一样……真是条出色的尾巴！……”

特罗菲姆没有回答。他用外套盖住头，因为露水的湿气而打着颤，马上又睡着了。

在古旧的修道院的前面，顿河紧挨着山脚，声势汹汹地奔流着。在拐弯的地方，河面现出许多涡纹；像鬃毛一样曲折的碧波，挟带着被春潮冲落的大块大块的白垩，湍急地流去。

要不是哥萨克占据了两个河湾之间的直流部分——那里水流比较缓慢，河面也比较宽阔平静——并且开始从那里向山脚射击，指挥员决不会要全连人马在修道院面前渡河的。

中午，渡河开始了。一只不大的粗木船，载上一辆机枪车，几个机枪手，还有三匹马。当木船在顿河中心突然转过来、逆水前进的时候，船身稍微有些倾侧，套在左边的那匹马，没有见过水，就害怕起来。在山脚下，全连人正在匆忙地解除马鞍，他们清清楚楚地听见，那匹马怎样惊慌地打着呼噜，并且用脚蹄敲着船上的木板。

“它会把船弄沉的！”特罗菲姆皱着眉头嘟哝着，也没有伸手去摸摸他自己的母马的汗淋淋的脊背：在河心木船上的那匹马，粗野地打着呼噜，向机枪车的辕杆倒退，用后腿直立起来。

“开枪！……”连指挥员把鞭子卷成一团，大声叫道。

特罗菲姆看见，一个士兵抱住那马的脖子，把手枪塞进它的耳朵里。枪声好像孩子玩的爆竹，把中间的那匹马和右边的一匹吓得紧紧地挤在一块儿。机枪手们担心木船翻身，就把打死的马紧压在枪车的后部。马的前腿慢慢地弯拢来，头也垂下了……

过了十分钟的样子，连指挥员从沙滩上下来，第一个把他那匹浅黄色的马赶进水里，接着全连人马都哗啦哗啦地闯进水里——一百零八个半裸的骑兵，一百零八匹毛色不同的马。鞍子用三只平底木船装运。特罗菲姆把他那匹母马交给排长聂契普连科照顾，自己驾驶其中的一只木船。特罗菲姆在顿河中心看见，前面的几匹马闯进水深没膝的地方，无可奈何地咽着水。骑兵们压低嗓子，催马前进。一分钟以后，在离岸十几丈的地方，水面上密密地露着一个个黑色的马头，传来了好多呼噜声。红军士兵们把衣服和背囊系在步枪上，一只手抓住鬃毛，在马群旁边浮着水。

特罗菲姆把桨扔在船里，伸长身体，因为阳光而眯缝着眼睛，贪婪地在那游泳的马群中找寻他那匹母马的火红色的脑袋。骑兵连好像一群雁，被猎人的枪声惊散在空中：指挥员的浅黄色马，高高地弓起光滑的脊背，游在最前面；靠近它尾巴的地方，原来属于政委的那匹马，只露出耳朵上银白色的斑点；后面紧随着黑鸦鸦的一大群；最后面，离大伙越来越远的是排长聂契普连科的留有额发的脑袋，以及在他左边的特罗菲姆那匹母马的尖耳朵。特罗菲姆睁大眼睛，又看见了小马。它忽上忽下地游着，一会儿高高地从水里蹿出来，一会儿又沉入水里，只隐隐约约地露出两个鼻孔。

这时候，顿河面上掠过的风，给特罗菲姆的耳朵里带来一阵细得像蛛丝的凄惨的嘶鸣：咿——咿——咿——呵——呵——呵！……

嘶声在水面上听来很响亮，而且尖锐得好像刀锋。它划破了特罗菲姆的心，对他起了一种古怪的作用：他经历了五年战争，不知有多少次死神像姑娘那样偷看过他，结果倒没有什么，可是现在呢，他那留着红棕色大胡子的脸苍白了，白得发青了。他抓起桨，把小船逆流摇去，向着那软弱无力的小马正在打圈子的漩涡摇去。在离开小马大约六七丈的地方，聂契普连科使足劲儿，却怎么也不能把母马掉过头来——它正带着沙哑的嘶声向漩涡游去。特罗菲姆的朋友，斯吉什卡·叶夫列莫夫，坐在船上的一堆鞍子上，严厉地嚷道：

“别糊涂啦！快向岸边摇去！你瞧，那边不是哥萨克吗！……”

“我来打死它！”特罗菲姆叹了一口气，伸手去拉步枪皮带。

小马被水流冲开去，离骑兵连渡河的地方很远了。一个不大的漩涡浮着它打圈子，像梳子一样的绿色波浪舔着它的身体。特罗菲姆紧张地摇着桨，小船像飞一样驶过去。在右岸上，几个哥萨克从小谷里蹿了出来。“马克辛”机枪低沉地嗒嗒嗒嗒响起来。子弹钻进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一个军官穿着撕破的帆布衬衫，挥动手枪，嘴里嚷着些什么。

小马嘶得越来越少了，它那短促刺耳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了。这声音很像孩子的叫声，像得简直可怕。聂契普连科抛下母马，轻快地向左岸游去。特罗菲姆哆嗦着身子，抓起步枪，对那被漩涡吞吐着的小马的脑袋下方开了一枪。接着他拉掉靴子，低低地哼哼着，伸出两手，扑通一声跳进水里。

在右岸上，穿帆布衬衫的军官大声喝道：

“停止射击！……”

过了五分钟，特罗菲姆已经游到小马的旁边。他用左手托住小马的冷冷的肚子，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痉挛地打着嗝，向左岸游去……右岸上已经停止了射击。

天空、树林、沙滩——全都绿得透明……作了最后一番超人的努力以后，特罗菲姆的两脚终于接触到了地面。他把小马的滑溜溜的身体拖上沙滩，呜咽着，呕吐着绿色的水，两手在沙上擦着……树林里传出来渡过河的骑兵连人员的声音；在沙滩后面的什么地方，大炮隆隆地响着。火红色的母马站在特罗菲姆旁边，抖掉身上的水，舔着小马。从母马的垂着的尾巴上，挂下来一条虹彩似的水流，滴在沙土里……

特罗菲姆摇晃着身子，站起来，在沙滩上走了两步，忽然跳了一下，打侧面倒下来。仿佛有枚火烫的针，刺穿了他的胸膛。在倒下来的一刹那，他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的背上中了一枪——是从右岸打来的。在右岸上，那个穿撕破的帆布衬衫的军官，若无其事地扳了扳卡宾枪的枪栓，扔掉一枚冒烟的弹壳；在沙滩上，离开小马两步远的地方，特罗菲姆全身痉挛着，而他那五年没有吻过孩子的粗硬发青的嘴唇，冒着血的泡沫，浮起了微笑。

1926年

蛀孔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老派人物：骨骼粗大，背有点驼；一把大胡子好像一柄新的黍扫帚——跟漫画家发表在报纸末版上的富农的相貌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像——服装。富农按身份总得穿背心和橐橐响的皮靴，可是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呢，夏天只穿一件粗布衬衫，不束腰带，光着脚。三年以前，他在村苏维埃的统计表里，被列为正式富农。后来，他解雇了长工，卖掉一对多余的耕牛，只剩下两对耕牛和一匹母马。这样，在苏维埃的表格里，他的名字就被移到旁边一栏——中农栏里了。不过，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并没因此放弃原来的派头：走起路来仍旧大摇大摆，像公鸡一样昂起头，在会上说话仍旧那么样子庄重，声音嘶哑，分量很重。

他的家业虽然在衰落，可是干起活来仍旧气魄很大。春天播了二十公顷小麦，又用去年的余粮换进一架浅耕犁、两把铁耙、一具簸谷机。大家都知道，谁在春天卖掉最后的农具，谁一定是没粮吃了。

像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的当家人，村子里是找不到第二个的：他是个精明的哥萨克，脑筋特别灵活。然而，连他家里也出现了蛀孔：小儿子斯捷潘加入了共青团，不问一声就加入了。要是一个头脑不清的人碰到这种倒霉事，家里准会马上发生纠纷，闹得天翻地覆的，但是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见解与众不同。何必用棍子去教训小伙子呢？不如让他自己回头吧。老头子天天嘲骂时下的政府、秩序和法律，骂得像秋苍蝇一样毒。他以为这样可以使斯捷潘睁开眼睛——眼睛倒真的睁开了：小伙子不再画十字，常常用粗野的眼睛瞧着父亲，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不说。

有一次吃中饭，一家人开始做祷告。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吹开大胡子，用手画着十字，好像拿着镰刀割草一样。斯捷潘的母亲拼命鞠躬，身子弯得好像一把折尺。一家人一起挥着手。菜汤在桌上冒热气，新鲜面包发出香喷喷的气味。斯捷潘站在门边，双手放在背后，两脚交换踏着。

“你是人吗？”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做完祷告问。

“你知道得最清楚……”

“哼，如果是人，又跟别人坐在一桌上吃饭，那就得画十字。你跟牛的差别就在这儿。牛是那样的：在食槽里吃东西，吃完转身又在那里大小便。”

斯捷潘向门口走去，可是想了想，又走回来，边走边画十字，溜到桌旁坐下了。

几天来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脸色变黄了。他老是皱着眉头，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家里人知道，老头子在动什么脑筋，因此每夜都唉声叹气，翻来覆去，直到天亮才睡着。母亲有一次悄悄地对斯捷潘说：

“斯捷潘，我不知道你爸在打什么主意……他不是要让你招祸，就是想捉弄什么人……”

斯捷潘也明白，父亲要搞他了。他暗地里考虑着，万一老头子要他滚蛋，他该上哪儿去。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确实有些心事：要是斯捷潘没有二十岁，只有十五岁的话，那就好办了。只要从贮藏室里拿出新的皮缰绳来，紧紧地绕在手上，不就行了吗？可是上了二十岁，不论多粗的缰绳都嫌太细了。这样的蠢货得用车杠来教训，可是现在时势用车杠是要受严厉处分的。这样，老头子又怎能不夜夜叹气，在黑暗中皱眉头呢？

斯捷潘的哥哥马克西姆，是个身强力壮的哥萨克。有一天晚上，他一边削着木匙子，一边问斯捷潘说：

“你倒说说看，弟弟，你干什么要投靠共青团呀？”

“别纠缠了！”斯捷潘斩钉截铁地说。

“不，你说。”马克西姆不肯罢休，“我活了二十九岁，看到的事比你多，我知道这些都是空的……这个玩意儿对工人们是合适的：他们干完八小时，就能上俱乐部，上共青团，咱们庄稼汉可不行……夏天农忙的时节，你夜里荡来荡去，白天还干得动什么活呢？……你老实说吧：也许你想弄个什么差事当当，所以去加入的吧？”马克西姆挖苦地问。

斯捷潘气得脸色发白，一声不响，嘴唇直打哆嗦。

“混蛋政府。对我们哥萨克来说，简直可恶。只有共产党员能过好日子，咱们连萝卜都吃不到……这样的政府不会久的。你们这些形形色色的共青团员，现在抓住庄稼汉的脖子拼命吸血，可是时候一到，叫你们全完蛋！”

马克西姆出汗的额上，有一绺潮湿的头发在跳动。他用刀削着木头，恶狠狠地扔掉木花。斯捷潘一面随便翻着书，一面不高兴地哼哼着：他不愿跟哥哥争论，因为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心听着马克西姆的话，默默地表示赞同，显然在等待着，看斯捷潘说些什么。

“嗯，万一发生什么变动呢？那时候你怎么办？”马克西姆阴险地露出牙齿问。

“你等到牙齿掉了都等不到变动的！”

“当心点，斯捷潘！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事情变化很大，你一失策，就会完蛋的！要是发生战争或者别的什么，我首先剥你的皮，我不来要你这种小鬼的命，但要用鞭子狠狠抽你一顿……抽得你皮破血流！……”

“那是活该！……”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响应说。

“我不揍你不是人！……”马克西姆掀动鼻子，像打雷一样大声说，“记得在跟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我们的骑兵中队被派到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工厂里……当时工人正在那里造反。我们在天黑以前赶到，冲进大门，看见办公室旁边黑鸦鸦的都是人。工人们嚷道：‘哥萨克弟兄们，站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中队长博科夫就发口令说：‘抽他们呀，那些畜生！……’”

马克西姆笑得喘不过气来，脸涨得通红，笑了好一阵。

“我的鞭子是油皮做的，头上还钉了一颗子弹……我冲到前面，对罢工的人们大声喝道：‘起来，站起来，工人们！哥萨克打你们的脊背来了！’一个小老头儿站在最前面，戴着便帽，头发花白，又瘦又弱……我狠狠地给了他一鞭子，他身子一晃，跌倒在马蹄下……当时啊……”马克西姆缩小眼睛，拖长声音说，“这个老东西被马蹄踩了好一阵——大约有二十匹的样子。弟兄们发起狠来，拔出马刀……”

“那么你呢？”斯捷潘哑着嗓子问。

“也干掉几个！”

斯捷潘背靠在炉子上。他使劲靠住炉子，声音重浊地说：

“可惜没有把你这混蛋打死！……”

“你说谁混蛋？”

“你……”

“谁混蛋？”马克西姆又问，接着把削了一半的木匙扔在地上，站了起来。

斯捷潘的手心被热汗渗湿了。他握紧拳头，握得指甲都嵌进肉里，坚决地说：

“你这走狗！刽子手！”

马克西姆一伸手，一把抓住斯捷潘衬衫的前襟，猛地把他从火炉边拉过来，掀翻在床上。仇恨的火在斯捷潘的心里烧了起来。他滚到一边，马克西姆的手里就只剩下一条衬衫领子了。斯捷潘抡起一拳……但马克西姆的一记沉重的耳光把斯捷潘打倒在地。马克西姆用左手按住他的喉咙，右手均匀地打他的嘴巴。斯捷潘感到哥哥在上面急促地喘气，看见他嘴唇上露出阴冷的微笑。斯捷潘每挨一下打，气就喘不过来，耳朵嗡嗡地鸣响，眼睛里流着眼泪。因为这忍不住的眼泪和马克西姆的冷笑，斯捷潘委屈得想大声叫喊，可是喉咙被掐住了，喊不出来……血从破裂的嘴唇里流出来。斯捷潘转动圆睁的眼睛，把血唾在哥哥的脸上，可是哥哥让开头，露出刮过的筋脉毕露的脖子，继续默默地用粗糙的手掌，均匀地打着斯捷潘的嘴巴……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了一会儿，才把他们拉开。马克西姆仍旧那么冷笑着，从地上拾起做了一半的匙子，在窗边坐下来。斯捷潘用袖子擦擦流血的嘴唇，戴上帽子，悄悄地带上门走了。

“这对他有好处……教他别胡闹，不然他很快就会搞到父亲头上来的！”马克西姆说。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若有所思地捋着大胡子，不高兴地瞧瞧老伴的眼泪纵横的脸。

第二天早晨，马克西姆先开口。

“要到苏维埃去控诉吗？”他问斯捷潘说。

“去的！”

“这还算是自己人吗？”

斯捷潘望望嫂嫂苍白的脸，又望望用窗帘擦眼睛的母亲，没有回答。他暗地里决定忍气吞声，不去提出控诉。

从那一天起，家里就长久地笼罩着一片难堪的寂静。娘儿们说话都压低了嗓子。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阴沉沉的，好像十一月的黎明，一直不开口。马克西姆抱歉地微笑着，对斯捷潘说：

“弟弟，你也不要斤斤计较了。家庭里面什么事情不会有……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你的共青团！你就把他妈的抛掉吧！以前没有它也过活，现在还是过得下去的。你干什么要上那儿去呢？邻居们都当面责问父亲：‘嗯，你们那个斯捷潘怎么加入起共青团来了？’老头儿真害臊呢……要是你结婚，有谁家的姑娘情愿不去教堂嫁给你呢？娶个二流子吗？”

斯捷潘不回答，向养牲口的院子走去。晚上他来到广场上，走进俱乐部，在牧师那架小风琴的低哑的乐声中，想着不愉快的心事。

春天生气勃勃地来到村子里。姑娘们的脸上出现了雀斑，杨柳抽出了嫩芽。街上流着春潮。雪不知不觉地融解了，在温暖的阳光下冒气，碧绿的原野消失在青色的雾气中。在草原的沟地和小谷里，在背阴的斜坡上还积着点雪，斑斑驳驳地现出陈旧的白色。可是在小山上，在蓬乱的土冈上，羊群已经在跳跳蹦蹦，牛群稳重地跨着步子，还有嫩绿的小草，从隔年的枯草中间长出来，散发出醉人的芳香。

人们在三月中旬出去耕地。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首先忙碌起来。他从谢肉节起就开始拿玉米喂耕牛，把它们喂得饱饱的，像一个好主人。

太阳还没有晒干泥土里春天的浓浓的潮湿味儿，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已经把儿子装备好了。到了星期四，天蒙蒙亮，他们就出发到草原上去。斯捷潘赶牛，马克西姆掌犁。整整两天，他们住在离家十六里的草原上。夜里寒气很重，草蒙上一层霜，泥土被冰冻住，直到中午才融解。两对耕牛走了两三个趟儿就得休息，它们湿漉漉的背上冒着热气，腰部重重地起伏着。马克西姆一边弄掉靴子上的黏泥，一边斜眼看看父亲，用伤风的哑嗓子说：

“你啊，爸爸，总是这样的……嗐，难道这也能算是耕地吗？这是在把人搞残废，不是干活！咱们会把牲口也给搞垮的……你倒往四下里看一下：除了咱们还有什么人在耕地啊？”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棒刮着犁铧，鼻音很重地说：

“‘早起的鸟抹嘴唇，晚起的鸟擦眼睛。’老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小伙子，你应该懂得道理！”

“哪里有什么鸟啊！”马克西姆冒火了，“这样的天气什么混蛋鸟也不会去播种、收割、耕地的，可是你呢，爸爸……还有什么可说的……哼——哼……哼！……”

“嗳，咱们歇够了，干活吧，儿子，上帝保佑你！”

“干什么呀，向后转——回家去！”

“干吧，斯捷潘！”

斯捷潘立刻用长鞭子向两头耕牛抽去。犁仿佛在土里粘住了，发出嘎嘎的声音，痉挛地抖动着向前爬去，懒洋洋地翻起薄薄的泥层。

自从斯捷潘成为共青团员那天起，家庭跟他就有了裂痕。大家都回避他，疏远他，好像他是个传染病人。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公然说：

“斯捷潘，以前那种融融洽洽的关系，如今可没有了。你在家里好像变成外人了……你不做祷告，不守斋戒，牧师来做祷告，你又不吻十字架……难道这样行吗？至于说到庄稼——大家当着你的面都不敢多说话……既然树上出现了蛀孔，树就会死，就会变成枯木，要是不及时治好它的话。而要治就得严厉，得把有病的树枝砍掉，不能姑息……《圣经》里就是这么说的。”

“离开家，我没有地方去。”斯捷潘回答，“不过，我今年就要去工作，可以让你们自由了。”

“我们并不想把你撵出去，可是你得改变你的行为！你不需要东奔西跑地去开会，奶臭还没有干，就到那边去夸夸其谈了。为了你这个邪教徒，人家都当面嘲笑我。”

老头子跟斯捷潘谈话，脸涨得通红，勉强克制着激动；斯捷潘呢，瞧着父亲阴冷的眼睛、凶狠的嘴唇，想起了团里同志们的责难：“斯捷潘，你得去制止你父亲。他在初春用低价买进农具，把穷人弄得破产。可耻呐！”

斯捷潘一想起这些话，真正羞得脸红耳赤。他感到心里已经没有了骨肉的感情，对于这个被称为他父亲的残酷的剥削者，也没有什么怜悯了。

仿佛一道很厚的石墙把斯捷潘跟家庭隔离开来。这道墙既爬不过去，又敲不开来。

疏远逐渐发展成为愤怒，愤怒又变成了仇恨。在吃饭的时候，斯捷潘偶然抬起头来，碰到马克西姆冰冷的眼睛。他把眼光转到父亲身上，看见父亲浮肿的眼皮下冒着愤怒的火星，他手里的匙子哆嗦起来。连母亲也开始用冷淡的眼光来看待斯捷潘了。斯捷潘的喉咙哽塞了，热泪烧炙着眼睛，无声的痛哭像波浪一样翻腾起来。他勉强克制着，匆匆吃完饭，从家里出去。

斯捷潘夜里常常做着同一个梦：他被埋葬在草原上的斜坡下。周围都是些陌生人，斜坡上长着又干又细的野草和尖叶子的野葱。斯捷潘好像在清醒的时候一样，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清楚楚……

后来，人家把他，把他的尸体抛在坑里，又用铲子撒上泥土。一大块冰冷的泥土落到他的胸上，接着又是一块，又是一块……斯捷潘咬咬牙齿醒过来，感到胸口被什么东西压住了，等到完全醒了，又急促地喘息着，仿佛空气不够呼吸似的。

田间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草原上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只有菜地里露着娘儿们的花头巾。傍晚，村子迷人地笼罩着一片暮色，在干燥的大地上打瞌睡；村子周围散布着绿色的花园。村子外面，在那草原好像被一刀削平、又跟饱满的青天交接的地方，手风琴的声音此起彼落，好久地荡漾着。割草的时候到了。草已经长得跟人的腰一样高。在冰草的尖顶上，芒开始变干，叶子也蜷曲发黄了；山芥成熟了，长得很肥大；在谷地里，蜜酸模也蜷曲起来。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一个割完自己的一小块地。夜里，他又套上耕牛，跟马克西姆一起离开野营，到全村的公有地上去割草。星星熄灭了，天空现出鱼肚色，一只鹌鹑叫破了黎明。斯捷潘在大车底下醒来，听见镰刀在露水里嚓嚓发响，割着公家的草。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积集的草，足足可以过两冬。他这人很精明，知道在那些没有耕畜的农民家里，牲口到了早春就会饿死：只要一捆干草，就可以换好些钱；要是没有钱，也可以弄到一头周岁的小牛。就因为这个缘故，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干草堆得高高的，比人家多三倍。不怀好意的人们说，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夜里还偷人家的干草，可是，“当场没有捉到的不算贼”，世界上冤枉人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星期六天没亮普罗霍尔就来了。他不好意思地在门口站了好一阵，手里揉着一顶破旧的绿色布琼尼帽，脸上露出忧郁而谄媚的微笑。“他大概是来问父亲借公牛的吧。”斯捷潘想。普罗霍尔干瘪的身体，从宽大的破裤子里露出来；一双光脚淌着血；两只微斜的黑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显得浑浊无光，好像灰堆里的煤块。眼光里充满饥饿和恳求的神色。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看基督的分上帮帮忙吧！我以后给你白干些活儿。”

“你有什么事不顺手啊？”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问，没有从床上起来。

“公牛最好能借我用一天……运干草。明天是星期日……我想运……要不干草会被人家偷去的！”

“公牛我不借！”

“看在基督的分上！”

“别请求了，普罗霍尔，我不能借。牲口累了。”

“行行好吧，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你知道我一家人……我拿什么来给母牛过冬呢？我那些草，不是割下来的，是一根根拔下来的，可不容易呐……”

“爸爸，把公牛借给他！”斯捷潘干涉了。

普罗霍尔向他投了一个感激的目光，紧张地眨眨眼，盯住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捷潘忽然看见，普罗霍尔的膝盖在微微哆嗦，同时想掩盖克制不住的战栗，交换地踏着两脚，好像一匹套在车上的马。斯捷潘感到一阵难堪的恶心，脸色发白，大声嚷道：

“把公牛给他！干什么折磨人家！……”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皱紧眉头。

“你别来向我发号施令了。既然那么热心，星期日就帮人家搬干草去吧！我不能把我的公牛交托给别人！”

“我去。”

“好吧，你去！”

“太谢谢了，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普罗霍尔鞠了一躬。

“谢谢是谢谢，到打谷的时候，你可得来给我干一星期的活儿。”

“我会来的。”

“哼，等着瞧吧！”

星期日天蒙蒙亮，区长们的拐杖就在农家窗外响了起来。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门口碰到本区的区长。

“你干什么大清早走来走去啊？”

“天一亮，你到学校来开会吧。”区长解开烟荷包，用口水弄湿一小片报纸，含糊地说：“统计员跑来登记播种面积……要纳税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回头见！”

区长向栅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划火柴，他那双浸过油的皮鞋发出橐橐的声音。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若有所思地捋着大胡子，对饮牛回来的马克西姆嚷道：

“公牛借给普罗霍尔用一用吧。今天早晨要开纳税会了。统计员来了。我跟斯捷潘一起去。他是团员，也许会给他个什么折扣吧。哼，他穿着老子的靴子在俱乐部里荡来荡去，总不能白穿啊！”

马克西姆抛下牛，急急地走到父亲跟前。

“你当心点，别老糊涂了……不要报二十公顷，就报六七公顷吧。”

“嚯，教训起老子来了。”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冷笑了一声说。

吃早饭的时候，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从来没有过的亲切声音对斯捷潘说：

“你跟普罗霍尔夜里去运干草吧，现在快去穿上过节穿的裤子，咱们一起开会去。”

斯捷潘一声不响。他吃完早饭，什么也不问，就跟着父亲去了。学校里，人就像丰年从一公顷地上割下来的庄稼一样多。轮到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了。统计员的脸因为烟气而显得发青。他抚摩着红棕色的大胡子，问：

“播了几公顷啊？”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沉默了一下，老练地眯缝着眼睛。

“黑麦两公顷，”他把左手的一个指头弯拢来，“黍子一公顷，”另外一个手指又弯拢了，“小麦四公顷……”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压住第三个手指，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仿佛在心里算着什么似的。人群里有人吃吃地笑起来，有人重重地咳嗽着，把笑声盖住。

“七公顷吗？”统计员问，紧张地敲着铅笔。

“七公顷。”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肯定地回答。

斯捷潘用臂肘分开人群，挤到桌子前面。

“同志！”斯捷潘用沙哑的嗓子急急地说，“统计员同志，这儿有错误……父亲忘记了……”

“怎么忘记了？”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脸色苍白，大声嚷。

“……忘记了另外一块小麦地……总共播了二十公顷。”

人群微微地骚动起来，唧唧喳喳地谈着话。后排里有几个声音立刻嚷道：

“对啊！不错啊！雅科夫胡说……他有七公顷的三倍呢！……”

“公民，您干什么欺骗我们呀？”统计员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

“谁知道呢……鬼把我给搞糊涂了……是的，是二十公顷。不错……啊，我的天呐……对不起，我忘记了……”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嘴唇尴尬地哆嗦着，发青的腮帮上筋脉别别地跳动。房间里一片难堪的寂静。主席在统计员的耳朵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统计员就用红铅笔划掉“七”字，在上面写了一个粗大的“二十”。

斯捷潘向普罗霍尔家跑去，穿过花园，急急地走进屋子里。

“你啊，老兄，赶快点，要不父亲开完会回来，什么牛也不肯借了！”

他们急急地从屋檐下拉出大车，套上牛。马克西姆从台阶上大声问道：

“播种地登记了吗？”

“登记了。”

“怎么样，给了你什么折扣没有？”

斯捷潘没有听懂问话，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们出了大门。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差不多跑步一样从广场回到胡同里。

“走！”

鞭子催公牛加快速度。两辆大车垂下绳梯，辘辘地响着，向草原跑去。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大门口挥着帽子。

“回——来——呀！”风送来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喊声。

“别回头！”斯捷潘对普罗霍尔大声说，更加使劲地抽着鞭子。

大车跑下深谷，隐没了，可是从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高大的房子里，还有拖长的怒吼声传来：

“回——来——呀，畜——生！……”

黄昏时分，他们来到普罗霍尔堆干草垛的地方。他们把牛解下来，让它们在草地上吃漏割的草。把干草装上大车，决定在草原上过夜，到天亮回家。

普罗霍尔把第二车干草也踩结实了，就在车上缩紧身子，蜷着腿睡着了。斯捷潘在地上躺下来。他盖上上衣，免得被露水打湿，眼睛望着繁星闪烁的天空和两头正在吃草的黑魆魆的公牛。闷热的黑暗笼住了神秘的草香，螽斯震耳欲聋地鸣着，一只猫头鹰在深谷里发出凄凉的啼声。

斯捷潘不知不觉也睡着了。

普罗霍尔首先醒来。他笨重地跳下车，蹲在地上，看看两头牛在什么地方。一片浓紫的黑暗，像蛛网一样糊住眼睛。雾气笼罩着峡谷。大熊星座拖着尾巴，向西边落下去。

普罗霍尔走了十步的样子，撞在熟睡的斯捷潘身上。

他用手摸摸上衣，摸到衣服上冰冷的露水，感到很爽快。

“斯捷潘，快起来！牛没有了！……”

他们找寻失踪的牛，一直找到天黑。走遍周围二十里的草原，爬遍所有的沟地，把大小谷地里鲜艳的草花都糟蹋光了……

牛仿佛钻到地底下去了，哪里也没有。

傍晚，他们回到孤单单的大车旁边。普罗霍尔的脸变得又黑又瘦，首先问：

“怎么办呢？”

他的声音低沉。微斜的眼睛含着眼泪，不安地眨动着……

“我不知道。”斯捷潘茫然地回答。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望望太阳，打了个喷嚏，把马克西姆叫到跟前。

“准是在谷地里把车子搞断了。天快黑了，可他们还没回来……等他回来了，他妈的，咱们好好教训他一顿……为了播种面积，得谢谢他了……也算是帮了父亲的忙……教养出败家子来了……”接着涨红脸，大声嚷道：“去套上马！……咱们看看去！……”

马克西姆老远就看见，在装满干草的大车旁边，斯捷潘和普罗霍尔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

“爸爸！……你瞧，公牛好像没有了……”他用低沉的声音悄悄地说。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把手掌弯得好像一只小船，凝神张望了好一阵，等到看清楚了，就给了马狠狠的一鞭子。马车在高低不平的荒地上跳动起来。马克西姆嘴里啧啧作声，挥动缰绳。

“公牛在哪里？……”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声吼道，声音盖过了车轮的响声。

马车在前面一辆大车旁边停住了。马克西姆不等车停就跳下来，擦干两脚，皱紧眉头，急急地向斯捷潘奔去。

“公牛在哪里？”

“丢了……”

马克西姆气得像一只疯狂的野兽，对大步跑来的父亲转过身去，暴跳如雷地嚷道：

“把公牛都丢了，爸爸！……你的儿子……叫我们破产了！……只好要饭去了！……”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跑过去，动手就向脸色苍白的斯捷潘打去，把他掀倒在地上。

“我打死你！……我撕破你的喉咙！……老实说出来，畜生，你把公牛卖掉了吗？！这儿大概有贩子……等着你吧……所以那么起劲来运干草！……你，你说！……”

“爸爸！……爸爸！……”

马克西姆在旁边把普罗霍尔掀倒在地，用脚踢他的肚子、胸部、脑袋。普罗霍尔用手掌蒙住脸，低低地哼哼着。

马克西姆从大车里拉出草叉，把普罗霍尔从地上挑起来，简单地低声说：

“老实说出来：你跟斯捷潘一起把公牛卖了吗？这勾当是商量过的吗？”

“大哥！……别造孽……”普罗霍尔举起双手，又黑又浓的血从他破裂的嘴唇里流到衬衫上。

“你不说吗？……”马克西姆哑着嗓子低声问。

普罗霍尔哭起来，打着噎，抽动脑袋……草叉的齿像戳一捆草那样，很容易地刺进他的胸口，刺进左乳底下的地方。血过了一会才流出来……

斯捷潘在父亲脚下挣扎，身体弯得好像一张弓，嘴唇探索着父亲的手，吻着手上伤疤隆起的青筋和红棕色的汗毛……

“要打在……心口下……”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嘶哑地嚷着，把斯捷潘打得直挺挺地倒在露水打湿的地上……

他们回到家里，天色已经黑了。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一路上脸朝下躺着。遇到坎坷的地方，他的头就轻轻地敲着马车的底部。马克西姆抛下缰绳，掸着裤子上看不出来的灰尘。他还没有回到村子里，就急急地说：

“我们就说去到那边，看见他们被人家打死在地上。就说他们准是为了牛被人家弄死了……牛也被抢走了……”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一言不发。马克西姆的老婆阿克西尼亚在门口迎接他们。她搔搔围着土布裙子的大肚子（她快分娩了），懒洋洋地带着惋惜的口吻说：

“你们白去了一趟……那些该死的公牛，你们瞧，都自动跑回家来了。怎么样，斯捷潘难道还在那里找吗？”

她不等他们回答，就打着呵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蹒跚地向房子里走去。

1926年

浅蓝的原野

在顿河岸上，在被酷烈的阳光晒得秃了顶的小山上，我跟扎哈尔老爹两人躺在野生乌荆子的荫下。一只褐色的鸢，伴着鱼鳞般的云片，在天空中盘旋飞翔。乌荆子的叶子，斑斑点点地撒满鸟粪，并没有给我们一点凉意。耳朵热得嗡嗡作响，你要是向下望望顿河水面上的涟漪，或是脚下干瘪的西瓜皮，嘴里就会有黏腻的唾液渗出来，可你也懒得把它吐掉。

在干涸的沼泽附近的谷地里，羊群分成几堆，紧紧地互相依偎着。它们懒洋洋地扭动屁股，摇摇肮脏的尾巴，因为吸到灰尘而紧张地打着喷嚏。在堤岸旁边，一只强壮的小羊，用后脚站着，伏在又黄又脏的母羊身上吃奶。它偶尔用头撞撞母亲的奶子，母羊咩咩地叫着，蜷缩起身子。我觉得，它的眼睛里似乎充满痛苦的表情。

扎哈尔老爹在我的旁边坐起来。他拉下身上的绒线衫，近视眼一样地眯缝起眼睛，在衣服的褶襞和接缝的地方摸着些什么。老爹再过一年就是七十了。光裸的脊背上古怪地布满一条条的皱纹，肩胛骨尖尖地从皮肤下面凸出来，可眼睛还是清澈的、年轻的，两条灰眉毛下的眼光，也活泼而有神。

他捉住一只虱子，困难地用哆嗦而粗硬的手指夹着，小心翼翼地夹着，然后把它放在离自己较远的地上，向空中画了个小小的十字，低低地咕噜道：

“去吧，小东西！你大概也很想活命吧？啊？对啦……瞧你的，吸饱血了……地主的婆娘……”

老爹哼哼着，拉上绒线衫，接着仰起头，从木头水壶里喝着微温的水。他每喝一口，喉结就向上一跳；从下巴到喉咙，垂着两条柔软的皱纹；胡子上流着一滴滴的水；透过下垂的、番红花一样的眼皮，太阳现出淡淡的红光。

他塞上水壶盖子，斜瞅着我，在捉住我的眼光以后，又干巴巴地嚼动嘴唇，向原野眺望。在谷地后面，迷迷糊糊地呈现出一片幻景；在晒焦的地面的上空，风送来了薄荷的甜香。老爹沉默了一下，推开牧羊杖，用烟卷熏黄的手指在我旁边指指说：

“你看见这山谷后面的白杨树梢吗？原来是托米林老爷家的田庄，叫托波列夫卡。那边还有个小村子，就叫托波列夫卡村，住着些庄稼汉，过去都是农奴。我的父亲给老爷赶车，赶了一辈子。我小时候，他对我讲过，叶夫格拉夫·托米林老爷是怎样用一只养服了的鹤，向邻居地主那儿把他换来的。父亲死后，我就接他的差使，当起车夫来。那时候，老爷本人已经快六十了。他是个胖子，血气很旺。年轻的时候，在沙皇身边当过近卫军，后来服满了役，就到顿河边上来养老。哥萨克夺去了他在顿河一带的土地，可是公家在萨拉托夫省又划了三千公顷地给老爷。他就把这些地租给萨拉托夫的庄稼汉，自己住在托波列夫卡。

“他是个怪人。总是穿一件薄呢的棉袄，带一把短剑。有时候出去做客，车子跑出托波列夫卡，就吩咐我说：‘赶呀，混蛋！’

“我给了那些马几鞭子。车子飞跑起来，快得连风也来不及把脸上的眼泪吹干。一路上有不少积满春水的小坑拦住道路。要是碰上这样的坑，前轮倒没有什么，后轮可就会——哗啦一声！……跑了一里路，老爷就大声喝道：‘回去！’我就掉转头，拼死命地向那个坑赶去……往往一连三次在那该死的地方冲来冲去，一直弄到弹簧撞断，或者轮子弹出去，方才罢休。我的老爷那时就哼哼着爬起来，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我就拉着马跟在他的后面。除了这以外，他还有一种玩意儿：我们从田庄里出去，他跟我一起坐到车夫的座位上，又从我的手里夺过鞭子。‘让中间的马快跑！……’我就拼命地赶那中间的马，快得连车轭都一动不动，他自己就抽边上的一匹马。车子上套着三匹马，旁边两匹是纯种的顿河马，身子长得像蛇，头垂在一旁，好像在啃着地面似的。

“他举起鞭子，随意抽打一匹马，打得那可怜的东西口吐白沫……然后他拔出短剑，弯下腰去，把那缰绳咔嚓一刀，就像剃刀割断头发一样。那马一个斤斗翻了有一丈多远，栽倒在地上，血就从鼻子里冲出来——完蛋啦！……再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另外一匹……中间的那匹马直跑到脱力倒下为止，可是老爷满不在乎，反而感到高兴，脸都涨得通红了。

“他坐车子从来没有坐到过目的地：不是把车子搞断了，就是把马弄死了，结果只好自己走路……老爷是个会作乐的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让上帝裁判我们吧……他姘上了我老婆，我老婆当时在他那儿当佣人。她有时候跑到下房里，衬衣被撕得一片片的，嚎啕大哭。我一看，她整个胸部都被咬伤了，皮肤一条条的像带子一样挂下来……有一天夜里，老爷派我去请医生。我知道他并不需要什么医生，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就往野地里去待了一会儿回来。我赶着车子穿过打谷场，回到田庄上，把马弃在花园里，拿起鞭子，来到下房，走进自己的小房间。我砰的一下推开门，故意不划火柴，只听见床上有挣扎的声音。这时候我的老爷才爬起来，我就给了他一鞭子，我那条鞭子头上是包铅的……我听见他向窗口奔去，在黑暗中又给了他一鞭子，正巧打在脑门心上。他从窗口跳了出去，我又把老婆稍微打了几下，这才上床睡觉。过了五天的样子，我们坐车到镇上去。我把毡毯在车子上扣好，老爷拿起鞭子，仔细瞧瞧梢头。他拿在手里转来转去，摸摸铅块问：

“‘你这狗东西，干什么把鞭子包上铅呀？’

“‘您自己叫我包的呀。’我回答他说。

“他一路上不说话，直到第一个小坑始终咬紧牙齿，发着嘘嘘声。我偶然回过头去，看见他把头发盖在脑门心上，帽子也拉得低低的……

“过了两年的样子，他中风了。人家把他送到乌斯季梅德韦季采去，请来了几个大夫，可是他躺在地板上，已经全身发黑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叠的百卢布钞票，扔在地上，哑着嗓子再三说：‘给我医病啊，你们这些混蛋！我什么都给你们！……’

“愿他在天上平安，他是带着钱死去的。继承人就是他那个当军官的儿子。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常常把小狗的皮活活地剥下来，再把它放掉。是他爸爸的种。后来长大成人，就不再胡闹了。他是高个子，瘦瘦的，眼睛底下总有黑圈圈，好像娘儿们一样……鼻子上架着金边眼镜，是用带子吊住的那一种。在跟德国人打仗的时候，他在西伯利亚管俘虏，可是革命以后，又在我们这儿出现了。当时，我儿子早已死了，留下的两个孙子也已经长大。大的叫谢妙，成亲了；小的叫安尼凯，晃来晃去还是个光棍。我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度我的残年……春天又闹了一场革命。我们的那些庄稼汉把年轻的老爷赶出了田庄，当天在村民大会上，谢妙就劝庄稼汉分掉老爷的土地和财产，各人把分到的东西拿回家去。他们就那么做了：东西拿散了，土地被划分成一块块的，开始耕种。过了一个礼拜，传来一个消息，说老爷带着哥萨克，到我们村子里杀人来了。按照村民大会的决定，我们派了两部大车到车站上去领武器。在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里，我们从红卫军那儿运来了武器，在托波列夫卡村外挖了壕沟。那些壕沟一直挖到老爷的水池子那边。

“你瞧，就在那片长着薄荷的地方，在那个谷地后面，托波列夫卡人躺在壕沟里。我的谢妙和安尼凯也在那边。娘儿们一早就给他们送去了吃的东西，可是太阳一升起来，小山上就出现了骑兵队。骑兵队展开散兵线，马刀闪闪发亮。我从打谷场上看见，带头的那人骑着匹白马，挥动双刃刀，后面的骑兵就像豌豆一样从小山上撒下来。从跑的姿势上，我认出这就是老爷的那匹好白马，又从这马上认出了骑马的人……我们的庄稼汉把他们打退了两次，可是第三次哥萨克抄后路，使诡计，于是就展开了搏斗……直到天黑，战斗才结束。我出了小房子，走到街上，看见骑兵把一堆老百姓赶到田庄上来。我拿着拐杖向那儿跑去。

“在院子里，我们托波列夫卡的庄稼汉挤在一块儿，就像那些羊一样。周围都是哥萨克……我走过去问：‘弟兄们，请问我的孙儿在哪儿呀？’

“我听见两个孙儿都在人群里答应着。我们稍微谈了几句话，我看见老爷走到台阶上。他一看见我，就大声问：‘是你吗，扎哈尔老爹？’

“‘是的，是我，大人！’

“‘你来干什么呀？’

“我走到台阶旁边，跪下了。

“‘我来救孙儿们的，好让他们摆脱灾难。开恩吧，老爷！我服侍老太爷，服侍了一辈子，愿他在天上平安。老爷，请你想想我的忠心，可怜可怜我这一把年纪吧！’

“他就说：‘听我说，扎哈尔老爹，我很看重你对我爸爸的功劳，可是你那两个孙子，我不能放。他们是十恶不赦的捣乱分子。听话吧，老爹。’

“我抱住他的两脚，身子趴在台阶上。

“‘行行好吧，老爷！我的好人儿，请你想想，扎哈尔老爹怎么服侍过你，别毁了他们，我的谢妙还有个吃奶的孩子呢！’

“他抽起香喷喷的烟卷来，向上吐着烟说：

“‘你去告诉他们，那两个混蛋东西，让他们到我的房子里来。要是他们讨饶了，那么看在爸爸分上，先给他们吃一顿鞭子，然后编在我的队伍里。也许他们可以将功赎罪，赎去自己丢人的罪孽。’

“我连忙跑到院子里，把话告诉孙儿们，拉住他们的衣袖。

“‘走吧，傻瓜，在他没饶恕以前，就伏在地上别起来！’

“谢妙连头也不抬。他坐在太阳底下，用一根草挖着土。安尼凯向我瞧了一阵，怒气冲冲地说：

“‘去吧，’他说，‘到你老爷那儿去，告诉他：扎哈尔老爹跪了一辈子，他儿子也跪了一辈子，可是他的孙子们不愿意再跪了。你就那么去对他说吧！’

“‘你不去吗，畜生？’

“‘我不去！’

“‘你这个脓包，活着死去，反正无所谓，可是你要把谢妙拉到哪儿去啊？叫他把老婆孩子抛给谁呢？’

“我看见谢妙的两手哆嗦起来。他依旧用一根草挖着土，仿佛在那儿找寻什么似的，一言不发。他像一头牛似的沉默着。

“‘走吧，爷爷，别惹我们生气了。’安尼凯请求说。

“‘我不走，你这个天杀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谢妙的老婆阿尼西雅会上吊的！……’

“谢妙手里的那根草棍咔嚓一声折断了。

“我等待着。他还是不说话。

“‘谢妙，你要明白，我还得靠你养老呢！到老爷那儿去吧。’

“‘我们想明白了！我们不去！你自己去叩头吧！’安尼凯恶狠狠地说。

“我就说：‘你责备我在老爷面前下跪吗？是的，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我吃了一辈子老爷的鞭子，就像吃娘的奶一样……我也可以给我的亲孙儿下跪。’

“我真的在他们面前跪下了，在地上叩着头，请求着。庄稼汉们都别转头去，假装没有看见。

“‘走开，爷爷……快走开，我要杀人了！’安尼凯大声喝道，嘴唇上唾沫四溅，眼睛疯狂得好像落在套索里的狼。

“我转过身，又走到老爷面前。我把他的两只脚紧紧地抱在胸前，使他挣脱不了，我的两条胳膊也变得像石头一样，可是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他问道：

“‘你的孙子在哪儿呀？’

“‘他们害怕，老爷……’

“‘嗨，害怕……’别的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穿着靴子在我的嘴巴上踢了一脚，就走到台阶上去了。”

扎哈尔老爹呼吸急促起来，他的脸上起了一阵皱纹，变得苍白了。他竭尽全力，才克制住那种老年人的短促的痛哭，用手掌擦擦干燥的嘴唇，转过脸去。在沼泽那边，一头鸢斜展开翅膀，冲到草丛里，把一只白胸脯的草原鸨从地上抓起。羽毛像雪片一样落下来，落在草地上，闪出叫人难受的刺眼的反光。扎哈尔老爹擤掉鼻涕，手指在绒线衫的前襟上擦了擦，重新开了口：

“我随着走到台阶上，一看——谢妙的老婆阿尼西雅带着孩子跑来了。她快得好像这只鸢，一头撞在丈夫的身上，在他的胳膊里晕过去了……

“老爷把司务长叫了来，指指谢妙和安尼凯。司务长领着六个哥萨克，把他们拉到老爷的草场上。我跟着他们走去，阿尼西雅把孩子弃在院子中央，也踉踉跄跄地跟在老爷后面。谢妙急急地走在大家的前面，走到马房旁边坐下来。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老爷问。

“‘靴子夹痛脚，受不了。’他笑着说。

“他把靴子脱下来递给我。

“‘你拿去穿吧，爷爷。这靴子双层底的，牢得很。’

“我接了靴子，大家继续走去。走到栅栏旁边，他们叫谢妙和安尼凯站在篱笆前，哥萨克们装上子弹，老爷站在旁边，用小剪子剪着手指甲，他的手白极了。我对他说：

“‘老爷，请您答应他们把衣服脱下吧。他们身上的衣服还好，我们穷，用得着，还可以穿穿呢。’

“‘让他们脱吧。’

“安尼凯脱下扎脚裤，翻了个面，挂在篱笆的柱子上。他从口袋里掏出烟荷包，抽起烟来，叉开一条腿，嘴里吐着一圈圈的烟，又向篱笆外面吐了一口唾沫……谢妙把衣服脱得精光，连贴身衣服都脱掉，可是帽子倒忘记脱下了，他这时有些糊涂了……我身上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我摸摸脑袋，汗不知怎的冷得就像泉水一样……我抬头一看——两人站在一并排……谢妙的整个胸膛长满浓密的毛，光着身体，头上却戴着顶帽子……阿尼西雅处在做老婆的地位，看见丈夫这么光着身体、戴着帽子站着，向他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就像蛇麻缠住橡树一样。谢妙把她从身上推开去。

“‘走开，疯婆子！……要知道，这是在人家面前呐！……你瞎了眼睛了，没看见我光着身子吗……丢人的呀……’

“她撞散头发，不断地哭喊道：

“‘把我们俩一块儿打死吧！……’

“老爷把小剪子放进口袋里，问：‘打死吗？’

“‘打吧，天杀的！……’

“她这是在骂老爷！

“‘把她跟丈夫捆在一起！’老爷命令说。

“阿尼西雅醒悟过来，想要后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哥萨克们笑着，用马缰绳把她捆在谢妙的身上……她倒下来，那个傻婆娘，把丈夫也牵倒在地上……老爷走过去，咬着牙齿问：‘也许为了那个留下的孩子，你要求我饶恕吧？’

“‘我求你。’谢妙呻吟着说。

“‘嗨，求上帝去吧……求我已经晚了！……’

“他们就这么躺在地上被打死了……安尼凯中了几枪以后，身子摇摇晃晃，可是没有立刻倒下来。他先是跪了下来，随后很快地转过身去，仰面倒在地上。老爷走过去，很和气地问：

“‘你要活命吗？假如你要，那就请求饶恕。我就先给你来上五十记，再送上前线去。’

“安尼凯积了一嘴巴的唾沫，可是没有力气吐出去，都顺着胡子流下来……他气得脸色发青，可是有什么用……三颗子弹已经把他打穿了……

“‘把他拉到路上去！’老爷命令说。

“哥萨克们把他拖去，扔到篱笆外面，让他横在路上。这时候，有一个哥萨克中队，从托波列夫卡来到镇上，还带着两门炮。老爷像公鸡一样跳上篱笆，大声叫道：‘赶炮车的，快跑，别打旁边绕过去！’

“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我手里拿着谢妙的衣服和靴子，脚可站不住，弯了下来……马是有灵性的，一匹也没有踩在安尼凯的身上，都跳了过去……我身子靠在篱笆上，眼睛闭不拢来，嘴巴里发烫……大炮的轮子压上安尼凯的两腿……只听得格地发响，好像牙齿咬着面包干似的，两腿就压成了两条细细的棍子……我想，安尼凯准会痛死的，可是他不吭一声，不哼一下……脑袋紧紧地贴住地面躺着，从路上抓起一把把的泥土尽往嘴里塞……他嚼着泥土，望着老爷，眼睛一眨不眨，那双眼睛清澈明亮，好像天空一样……

“有三十二个人在那天被托米林老爷枪毙了。只有安尼凯因为倔强，活了下来……”

扎哈尔老爹从水壶里贪婪地喝了好一阵水。他擦擦没有血色的嘴唇，勉强把话说完了：

“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剩下的只有那些壕沟了——在那些壕沟里，我们的庄稼汉为了得到土地，曾经作过斗争。如今那里已经长满了荒草……安尼凯的两条腿被锯掉了，如今他只剩下一段身体，用两只手爬着在地上走路。他看上去很快活，跟谢妙的孩子一起天天在门框上量身长。那孩子已经长得比他高了……冬天，他常常爬到胡同里，人们赶着牲口到河边去饮水，他却举起两手，坐在路上。那些牛吓得全往冰上跑，滑得差点儿摔跤，可是他还笑呢……有一次我才发现了……春天，我们公社的拖拉机在原来的哥萨克领地后面耕地，他也跟着去到那边。我在不远的地方牧羊，看见我的安尼凯在耕地上爬着。我想，他这是要干什么？接着看见，安尼凯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看看附近没有人，就把脸贴在地上，又把一大块被犁铧子翻起的泥块紧紧地抱住，两手摸着，吻着……他二十五岁了，可是从来没有耕过地……难怪他心里悲伤……”

在苍茫的暮色中，浅蓝的原野打着瞌睡；在花残蕊败的薄荷上，蜜蜂采走了一天中最后一些蜜。高傲的浅黄的羽茅，得意扬扬地摇摆着圆锥形的花序。羊群走下山，回托波列夫卡去了。扎哈尔老爹拄着牧羊杖，默默地走着。在路面上，在扬满灰沙的地里，看得出一些痕迹：一种是狼的脚印，一步隔一步，稀稀落落，样子像梅花；另外一种是一条条的，斜断路面，那是托波列夫卡村拖拉机的痕迹。

在那条夏季路通入长满车前草的荒僻的盖特曼大道的地方，痕迹消失了。狼的脚印拐到一旁，拐到那些荒草和荆棘丛生的峡谷里；路上就只剩下了一种痕迹，那种发散着煤油味儿的、均匀而深刻的痕迹。

1926年

雇农

一

在一座峥嵘的褐色山的脚下，达尼洛夫卡村的农舍，分布在小河两边的柳树丛里，四周都是花园，围着青苔斑驳的旧篱笆，仿佛在躲避过路人讨厌的目光。

村子里有百来户人家。近河的大街上，阔气地住着几户富裕的农民。走在街上，一眼看得出来，这儿住着殷实的主人：房子顶上盖着铁皮和瓦，房檐上刻有巧妙的锯齿形花纹，蓝色的百叶窗在微风吹动下得意扬扬地吱嘎吱嘎发响，好像在讲述主人无忧无虑的饱暖生活。沿街的大门都是木板做的，很坚固；篱笆都是新的；院子里还有高高的谷仓。路人在这里经过，就有一些高大的狗叮叮当当牵动铁链，声势汹汹地狂吠起来。

另一条街，又弯曲又狭窄，横亘在小山上，周围都是柳树，好像一条小河在绿色的树梢下流过。风扫着街上的灰沙，把倒在篱笆边上的炉灰卷成一团团的云雾。街上的房子都是又矮又小。每一个窗子，每一座围着稀落老朽的栅栏的院子，都暴露出赤裸裸的贫穷来。

五年前，一场大火把这条街上的房子烧得精光。农民们马马虎虎地砌了些泥房子，代替烧掉的木房子，可是从那时起，贫穷就永远在遭难人们的身上扎了根，而且越扎越深……

这场大火把他们的农具也烧光了。第一年春天，他们勉强把地耕种了，可是歉收粉碎了希望，压弯了农民们的脊梁，使他们再也无法摆脱贫穷。从那时起，遭难的人们就开始过悲惨的生活：不是沿街要饭，就是上库班去挣面包。可是故乡的土地强烈地吸引人：他们又回到达尼洛夫卡来。他们忍气吞声，重又去找富裕的农民：

“让我来给您干活吧，老板……只要有口饭吃，情愿卖力干……”

二

早晨天蒙蒙亮，牧师亚历山大的长工就来找纳乌姆。纳乌姆正在把邻居处借来的马往车上套，没有听见长工的脚步声。他正在想心事，忽然听见意外的问候，吓了一跳：

“好啊，纳乌姆大叔！”

纳乌姆回头一看，拉紧马颈上的皮带，左手举到帽子边上。

“你好。有什么事啊？”

长工因为暂时可以歇一会儿很高兴，在一柄横倒的旧耙上坐下来，接着拉住衬衫袖子，擦去额上的汗。

“有事情找你。”他不慌不忙地开了头，显然有好些话要说。

“有什么事呀？”纳乌姆摆弄着断裂的缰绳问。

“是这么一回事，我早就对我们的牧师说过：‘您啊，牧师，既然要阉马驹，那您就……’”

“你别兜圈子了！”纳乌姆斩钉截铁地说，“要阉马驹，是吗？你干脆说吧，不然我可没工夫——现在得到地里去。”

“嗯，是的，是阉马驹。”长工不高兴地回答。

“你说：我马上就来。”

长工不乐意地站起来，抖掉裤子上粘着的一片新鲜刨花，眼睛望望脚下，冷冷地说：

“区里人家还称赞你，说你是个好马医呢……说得对，可你这人不和气……什么有趣的话跟你都没法谈。你这人真粗暴不讲理！……”

“哼，老兄，对不起，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

“叫我怎么好呢……当然啰，这很叫人生气，但我可以找别人去聊的。”

“对了，对了，你去跟别人聊聊吧。”纳乌姆用眼睛笑着说，不慌不忙地踏着一双阔大的光脚板，走进屋子里。

长工从地上拾起那片刨花，卷成一根管子，接着叹了一口气，弯着腰，像娘儿们一样摆动屁股，向街上走去。他勉强走着，仿佛是被风硬推着走似的。

纳乌姆走进屋子里，从钉上拿下一捆粗绳子。他一边解绳结，一边脸向火炉，笑眯眯地对正在做饭的老婆说：

“我对你说过，财总有地方来的！亚历山大牧师要阉马驹，差长工来了。没有一斗细面粉，我是不干的！……”

“他来了吗？”老婆高兴地反问。

“才走呐。”

“总算有得吃了！……刚才我还担心呢：你去耕地，可是家里连一块饼都没有了。”

纳乌姆笑了笑。他一笑，红棕色的尖胡子就歪向一边，露出一排坚固的黑牙齿。他一笑，显得年轻些，严肃的脸也变得和蔼了。

“你也收拾收拾，费多尔，去帮帮我忙。那匹母马就让它站着吧，不用解下来了。”他对儿子说。

费多尔是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却也生得肩膀宽阔，骨骼粗大。他的相貌和身材极像他父亲。这会儿他也忙碌起来，拿一条新皮带束住破衬衫，跟着父亲去了。他也那么用一双光脚板重重踏着地面，也那么微微地弓着背，摆动一双跟年龄不相称的大手。

亚历山大牧师在门口碰到他们。他那干燥的绷紧的面颊透着血色，额上包着一条干净毛巾。毛巾下面一双斜眼睛像灰老鼠似的骨碌碌地转动。

“走也走不拢去！”他打了个招呼说：“那畜生简直疯了！……”他的嗓子低沉有力，跟他那矮小虚弱的身体不相称，“我想给它戴上嚼子，它竟像狗一样狠狠地用牙齿咬我！它撕掉我脑门心上的一块皮，真的！……”

费多尔笑得脸都红了，勉强忍住笑，可是父亲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向栅栏门走去。

“那畜生在哪里呀？”

“在马房里。”

“牧师，再拿一条粗绳子来。”

“对付它可得有本事……”牧师犹豫不决地说。

“我能叫它服帖的。再厉害的也对付过了！……”纳乌姆带些夸耀的口吻回答，灵活地在绳子头上打了一个死结。

费多尔、牧师和长工站在门口。纳乌姆左手绕着绳子，右手握住一根短而湿的橡木棍子。

“当心点，纳乌姆大叔，它会把你踩死的！”长工笑了一声说。

纳乌姆没有回答，打开门闩。马房里一片漆黑，他眯缝着眼睛，跨过门槛。

骚乱的声音继续了两分钟的样子。费多尔的心卜卜地乱跳，他忽然听到叫声：“捉住它！……快点儿！……”不知什么东西咕咚一声倒下了，马驹打了个呼噜，接着是重浊的敲击声，呻吟声。马蹄在地板上急促地嗒嗒响着，门呼啦一声仿佛被暴风雨撕裂了，马驹气冲冲地昂着头，从黑暗中蹿出来。它两跳跳过马粪堆，站了一秒钟，重重地鼓动汗湿的两侧，摇摇尾巴，跃过栅栏，扬起路上透明的灰沙消失了。

纳乌姆摇摇晃晃地从马房里走出来。他两手扪住嘴巴，左手上还绕着一段断绳子……他在院子里踉踉跄跄地跑了二十步的样子，胸部撞在栅栏上，仰天倒下来，脚缩在肚子上。费多尔一边喊，一边抛掉绳子，向他奔去。

“爸爸！……你怎么了？！……”

纳乌姆用可怕的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叫道：

“胸口上……踩了我一下……骨头断了……我完蛋了！……就在心口上！……”他带着尖锐的哨声吐了一口气，暗淡无光的眼睛痛得瞪了出来。他咽着血哭起来。

他们把他拉起来，抬到屋檐下。院子里，在他躺过的地方留下一条血迹，好像红色的花边。纳乌姆身子弯得像一张弓，哼哼着，撕着身上的衬衫。每吐一口气，踩碎的胸部就可怕地向里凹陷，接着又笨拙地抖动着，摇晃着。

过了十分钟的样子，他稍微好一些了，嘴里不再有血冲出来，只有嘴唇上流着淡红的唾沫。牧师大惊失色，拿来一瓶土烧酒，强迫纳乌姆喝了三口，这才结结巴巴地说：

“我给你钱……给你钱……现在你就回去……儿子送你去。走吧——为什么要我担当责任呢？去吧，纳乌姆，看在基督的分上去吧！……死到家里去……请你走吧。我不愿给你担当责任。”

“我死了……你要给我老婆……钱……”纳乌姆断断续续地尖声说。

“你放心好了……我会授给你圣餐的，我这就到教堂去……费多尔，帮你父亲站起来！……”

纳乌姆被牧师扶着，很快地垂下腿，有气无力地嚷道：

“喔唷，不行——啊！……喔——唷——唷！……完了！我要死了！……”他忽然疯狂地尖叫起来。

费多尔难看地歪着脸，哭了。长工站在一旁，用一只脚扒着沙，愚蠢地笑着……

纳乌姆张开嘴巴，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把全身重量压在费多尔的一只肩膀上，斜拖着两脚走了。

“回家去……牧师叫我们……回去……”他简短地说。

他踉踉跄跄、东歪西倒地走着，咬紧嘴唇，路上不哼一声，只有两条眉毛在眼泪纵横的脸上抖动。走到离家三十丈的地方，他使劲挣脱费多尔的手，大叫一声，向篱笆迈了一步。费多尔托住他的胳肢窝，立刻感觉到父亲的身体变得重起来，在向下沉，他已经扶他不动了。父亲的脑袋垂在一边，一双阴冷的死人的眼睛，从微肿的眼皮下瞧着费多尔……

人们跑过来。有人摸摸纳乌姆的手，有人惊奇地说：

“死了！……真没想到！……”

三

在埋葬了父亲以后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母亲问费多尔说：

“唉，费多尔，如今叫咱们怎么过日子呢？”

费多尔也不知道，父亲死后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办。

有了个当家人——生活过得平平稳稳，好像一辆装满货的大车。虽然有时候也有困难，但是纳乌姆会安排，使一家大小在饥荒的年头也不致完全挨饿，在平时就更加无忧无虑了：即使不能像第一条街上有钱的农民那么富裕，也不至于像第二条街上的一般邻居那么穷。可是现在呢，家里失掉了当家人，不仅费多尔手足无措，连母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们勉强耕了半公顷地种小麦，邻居普罗霍尔替他们播了种，可是麦苗长得不好——又稀落，又瘦小。

“儿子，你到好人家当长工去吧，我去要饭……”有一次母亲说，“也许咱们流浪这么一两年，积些钱买匹马，到那时就可以自己耕种过活了……你认为怎么样？……”

“没有别的路了，”费多尔忧郁地回答，“想来想去只好去求人家了……”

当天晚上，费多尔站在扎哈尔（邻近的赫列诺夫村的首富）家的门口，两手揉着父亲那顶戴得油光光的帽子，勉强把喉咙里粘住的话吐出来：

“一定凭良心干……我不怕干活。工钱随您给好了。”

扎哈尔是个力气很小的农民，因为内脏有病，身子老是弯曲着。这会儿他坐在门口，浮肿流泪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打量着费多尔。

“我需要个长工——这是真的。只是有一点：小伙子，你还很年轻，还没有大人的力气，你干不了一个人的活的，这是事实。你要我出什么价钱呢？”

“随您便好了。”

“嗯，到底多少呢？”

费多尔出汗了，挥挥帽子，不好意思地抬起眼睛来。

“您说吧，只要大家都不吃亏。”

“每个月半卢布，这是我的价钱。吃吃我的，穿穿你的。怎么样？”他用询问的眼光瞅着费多尔，“同意吗？”

费多尔眯缝起眼睛，计算着，迅速地弯动手指：“一个月半卢布，两个月一卢布……一年六卢布……”他想到市场上连最蹩脚的马都得八十卢布，不觉吃了一惊，因为要积满这笔钱，就得干十三年的活！……

“你在嘀咕些什么呀？你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扎哈尔因为胸口的一阵剧痛而皱紧眉头，咬咬牙说。

“这样，大叔……简直等于白干……”

“怎么白干？伙食呢，要花我多少钱？你倒算算看……”扎哈尔咳嗽起来，摆了摆手。

费多尔牢牢地记住母亲的劝告，打定主意，每个月不满一卢布不干。扎哈尔呢，咳嗽得翻着白眼，断断续续地想：“这个半痴子决不能放过。是个宝贝呀。他这么强壮，简直抵得上一头牛。这家伙连魔鬼的角都折得断的，可不比……在夏天农忙的时候，那些见过市面的长工，不出五卢布是雇不到的，可是这家伙只要花一卢布就能到手了……”

“嗯，那么你的最低价钱多少呢？”

“我想就算一个卢布一月吧……”

“一个卢布？要这么多！……小伙子，你的头脑没有毛病吗？不行，老弟，这太贵了！……”

费多尔转身想走，可是扎哈尔从台阶上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慢着，等一下，嗳，老弟，瞧你多暴躁！你上哪儿去啊？”

“谈不成，有什么办法。”

“嗳，好吧！来一下吧！就那么办，我每月付你一个卢布。你简直是抢劫我。嗯，既然讲出了，就算数吧！只是得注意，信用比钱要紧，干活得凭良心！”

“一定那么干，照顾牲口也会像照顾自己的一样！”费多尔高兴地说。

“今天晚上趁风凉，你赶回达尼洛夫卡去一下，把自己的东西拿来，明天天一亮就去割草。就是这样。”

四

一只公鸡在仓房底下叫了一声。在没正式报晓以前，它先鼓动翅膀，鼓了好一阵。费多尔睡在屋檐下，清清楚楚地听见每一下鼓翼的声音。他没有睡着。从上衣底下望出去，看见谷仓后面的灰蒙蒙的天空，乌云从东方飘来，边上镶着一点儿红霞；停在仓房旁边的割草机的翼板上，挂着大颗大颗的露珠。

过了一分钟，扎哈尔穿着麻布衬衣走到门口。他撩起衬衣，搔着又肥又黄的肚子，大声嚷道：

“费多尔！……”

费多尔拉掉盖在身上的衣服，从屋檐下走出来。

“把牛赶到小河边上去饮水，快点儿！割草机上就套那两头花牛吧。”

费多尔匆匆地解开牛栏门，一边在裤子上擦着被露水打湿的双手，一边向牛吆喝：

“出去，走！”

牛群不大乐意地走到院子里。带头的一头用角推开栅门，沿着大街向河边走去，其余的几头都跟在后面。

费多尔饮牛回来，看见主人在大车旁边忙碌，用扳子旋开螺丝。他走过去，帮主人卸下轮子，抹上油。扎哈尔斜眼看着费多尔活泼伶俐的动作，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音。

等到他们安排停当，把大车赶出村子，天已经亮了。脱毛的褐色土拨鼠，在路边的土墩上尖声地叫；草原鸨在树丛里短促地聒噪；从山后豁露出来的太阳，慷慨地把火热的光芒撒在草原上；露水在峡谷的上空化成黏稠的浓雾。

割草机的轮子吱嘎吱嘎地响着，大车在后面发出辘辘的声音，大车后部的大水桶里，传出轻松的汩汩声。扎哈尔晒着太阳，很想谈些有趣的话。

“费多尔，你要听话，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你是个强壮的小伙子，有力气，你得像一个好长工那样干活。”

“我说过，我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的。”

“嗳，对了。你啊，老弟，应该明白，我是你的恩人，你是我的仆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你的主人和恩人。老实说，我是把你从饿死的地步救出来的，你要记住我的恩惠。明白吗？”

费多尔低下头，考虑着主人的恩惠。他心里感到奇怪：扎哈尔给他做了什么好事了？

割草的时候，费多尔一个人干着活。主人坐在割草机前座舒服的铁椅上，挥动长鞭赶牛；费多尔喘着气，用短草叉把一堆堆沉重的青草翻下去。他刚使劲把一大堆草翻下去，割草机的翼板就又带着单调的格格声，把一堆堆新割下来的草扫到脚边。有时候牛停下休息，主人就伸开手脚，躺在草堆旁边，撩起衬衫，两手摸着下垂的黄肚子，痴呆呆地望着飘浮在空中的白云。

第一次停下来的时候，费多尔掸掉衬衫上的草屑和灰尘，也想在割草机上坐下来，可是扎哈尔惊奇地向他从脚到头打量了一下，抑扬顿挫地说：

“你这算什么呀？你啊，老弟，不能学我的样。我是你的恩人和主人，你要明白这一层。我可以完全不干活，因为我内脏有病。你拿草叉去堆垛吧。哪，谷地后面的草已经干了。”

费多尔照主人毛茸茸的手指指着的地方望了望，站起来，拿了草叉堆垛去了。主人在草垛旁边舒服地打鼾。过了半小时，一只螽斯爬进他的衬衫里。他醒了，有声有色地骂了好一阵，把这只可怜的虫子挤死。接着用手掌遮住浮肿的眼睛，看费多尔堆垛。

“费多尔！”

费多尔走过去。

“堆了多少垛啦？”

“九个。”

“只有九个？……嗯，坐到割草机上来吧。”

几头牛又走起来，一路上倒嚼着。割草机忽然抖动了一下，翼板格格地响起来，把青草抛到后座上。扎哈尔太贪心了，把刀片一直放低到草根的地方。起初刀片发出单调的嚓嚓声，割下稠密的嫩枝，顺顺当当，可是在拐弯的时候，割草机忽然冲到一个被田鼠挖起的土堆上，刀口插进泥里，剧烈地震动起来，停住了。费多尔从座位上跳下来，看刀片有没有折断。还好没有出事。

他们在天黑以前歇工。费多尔拉来些干牛粪，拔了些隔年的陈草，升起火来。主人从口袋里吝啬地掏出一些小米，又叫费多尔削了三个马铃薯。

中饭以后，主人的情绪很好，甚至于拍过一次费多尔的肩膀，可是在晚饭以前，费多尔在粥里多放了一块脂油，就把事情弄糟了。扎哈尔老大不高兴地撅着嘴，把他训斥了好一阵，吃晚饭的时候皱着眉头，睡觉的时候又叹着气，莫名其妙地咕噜着。

五

费多尔常常想起主人的话：“你要记住我的恩惠。”可是住了两个多星期，什么恩惠也没有看到。他只明白了一点：扎哈尔是个吝啬的庄稼人，会用干不完的活来折磨人。从清早到深夜，费多尔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可主人还是不断地吆喝他，撅着嘴，露出不满意的神气。

第一个星期日，费多尔想到达尼洛夫卡去望望母亲，可是扎哈尔在星期六晚上就开口了：

“明天一早你去给马铃薯除草。娘儿们说，长满草了。”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你别以为礼拜天可以睡懒觉，吃白饭了。现在这时候很紧张：干一天，饱一年。只有到冬天才能吃白饭。”

费多尔不做声。失去工作的强烈的恐怖，使他战战兢兢，不敢反抗。早晨他拿了一块面包、一把锄头，除草去了。他卖力地挥动锄头，一直干到中午，干得头晕眼花，喉咙里都感到恶心。他吃力地弯着腰，在一个小丘上坐下来吃面包，吐了一口唾沫。前面还有五六十丈青草，好像一块绿色的天鹅绒，没有除掉。

傍晚，费多尔吃力地移动酸痛的两腿，勉强走到主人家里。他在大门口看见主人。主人坐在土台上，没有站起来，问：

“全部除掉了吗？”

“还有一小块。”

“哎，你这家伙……多半是偷懒了，睡过觉了。”他生气地咕噜着。

“我没有睡觉，”费多尔不高兴地回答，“要一天工夫统统除光，那是办不到的。”

“走吧，别啰嗦了！下次要是再那么干活，就没得吃！吃闲饭的！”主人在费多尔的后面嚷道。

六

没有欢乐的生活，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星期又一星期。费多尔从早到夜两手不停地干活。逢到放假的日子，主人故意找些工作，好让时间不会白过，他的长工不会没有活干。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费多尔衬衫上的汗一直没有干过。他好心地想，主人到第二个月底，准会把所有的工钱一次付给他的。可是主人不做声，费多尔也不好意思问。

到了第二个月底，有一天晚上，扎哈尔坐在台阶上。费多尔走到他跟前问：

“我想问您要些钱。寄给母亲……”

主人吃惊地摆摆手。

“现在哪来钱！老弟，你这是怎么了，疯了？……等咱们打好谷子，付了税，到那时也许有钱了！……你得先干活呀！”

“我的鞋都穿破了，您瞧。”费多尔提起一只脚，鞋头里露出破裂的脚趾来。

扎哈尔冷笑着，向他的脚看了好一阵，这才转过身去。

“天气暖和了，赤脚也行呀……”

“地里有刺，庄稼又刚割过，赤脚不能走。”

“瞧你多娇嫩！你不见得是贵族出身的吧？不是什么老爷吧？”

费多尔默默地转过身，在主人的嘲笑声中气得涨红脸，向自己睡的仓房走去。

两个月来，他没有见过一次母亲。没有时间到达尼洛夫卡去，因为主人不让他去，再说他也不知道母亲是在村子里，还是到别村要饭去了。

收割工作不知不觉地搞完了。有架蒸汽打谷机从区里运到扎哈尔的院子里。工人们也来了。主人拼命巴结他们，讨好他们，希望早些把谷子打完。

“朋友们，看在基督的分上你们卖力干吧。趁天气好，加把劲吧。万一下起雨来，庄稼就完蛋了。”

一个穿军服的小伙子，轻蔑地望望主人浮肿的嘴脸，踏动两脚，模仿着说：

“看在基督的分上卖力干吧！用不着在这儿苦苦哀求！只要给大伙拿一桶烧酒来事情就好办了。你也明白，不喝些酒，使不出劲来。”

“那有什么，我很情愿……我自己也很想喝呢。”

“这儿用不着想什么的。你得注意：等你想通了，我们恐怕已经给你邻居打谷去了。他早就叫过我们了。”

扎哈尔跑到村子里。过了半小时，他弯着腰捧来一桶土烧酒，桶上还盖着一条肮脏的女人衬裙。在打谷场上，在原封不动的麦垛旁边，他们一直喝到半夜。衣服油光光的机匠，是个乌克兰人，年纪已经不轻了，喝得醉醺醺的，跟一个荡妇睡在麦垛下。那些临时工拉开嗓子，唱着难听的小调，骂着人。费多尔坐在旁边，看喝醉酒的扎哈尔怎样抱住穿军服的小伙子，流着口涎哭着，一边哭，一边用带鼻音的女人般的嗓子嚷道：

“可以说，我向你们投了一大笔资本。一桶烧酒值好多钱，可是你还不想干活吗？……”

小伙子像凫一样仰起头，大声嚷道：

“我管你妈的！我不想干就不干！……”

“可是我花了钱的呀！”

“我管你妈的！”

“弟兄们！”扎哈尔向坐在木桶旁边的半圈人说，“弟兄们！你们要害我一辈子了！这样会叫我送命的！”

“我管你妈的！”穿军服的小伙子大声骂着。

“我是个有病的人！”扎哈尔流着眼泪，呻吟着说，“唉，我这儿有毛病呐！”他用拳头敲敲松弛的肚子。

穿军服的小伙子，向主人的花布衬衫前襟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好像一匹吃饱麦子的马，两脚蹒跚地在地上画着圈子，一直向坐在篱笆旁边的费多尔走去。

七

他走到离费多尔两步远的地方，傲然地叉开腿，点点头就把大草帽抛到后脑勺上。

“你是什么人？”他酒意十足地大声问。

“不关你的事。”费多尔不高兴地回答。

“傻——瓜！我问：你是谁？”

“长工。”

“住在这儿吗？”

“住在这儿。”

“嘿，你这个……蚜虫！你大概也像虱子一样吸着主人的血吧？还是怎么的？啊？”

“你干什么来跟我缠个不清呀？走！”

“走！我可偏偏要……要在这儿坐一会儿。”

小伙子啪哒一声在旁边坐下来，把烧酒和大葱的臭味喷在费多尔的脸上。

“我在打谷机旁干活，名字叫福罗尔。对了。那么你是谁呀？”

“我是从达尼洛夫卡来的。是纳乌姆的儿子。”

“噢——噢……你挣多少钱呀？”

“每月一卢布。”

“一个……卢布吗？……”福罗尔拖长音吹了声口哨，打了个嗝，“可我一天就挣一个卢布。你说怎么样？啊？”

血涌到费多尔的心里，他喘了一口气问：

“一个卢布？”

“你以为怎么样？外加供给伙食。你啊，我的小宝贝，真是个傻瓜！有谁情愿为一卢布干上一个月的呢？好吧。抛下那个剥削你的人，到我们那边去吧。挣——大——钱！……”

费多尔站起来，走到仓房的屋檐下——他从春天起就一直睡在那里。他在铺陈稻草的板上躺下，把上衣拿下来盖住腿，两手枕着头，好一阵一动不动地躺着想心事。

星星穿过破屋顶，漏下神灯一样淡黄的光。一只青蛙在芦苇丛里低低地叫。麻雀在屋顶下睡意惺忪地嬉闹。

一个没有月亮，但是星光闪烁的夜快要过去了。打谷场上传来一片哄笑和主人哭丧的声音。费多尔翻来覆去地叹气，躺了好久没有合眼。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方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费多尔在厨房里等到了主人。主人没有洗过脸，面孔浮肿，恶狠狠地从正房里出来，对费多尔望了望，大声吆喝道：

“你变成懒鬼了，畜生！我要教训教训你！你吃饭像庄稼人，可是干活像小孩子！我对谁说过，庄稼搬到机器旁边去，可以从最近的一堆搬起的？……”

“我不干了。您把两个月的工钱都给我。”

“什——么？……”扎哈尔霍地跳起来，身子疯狂地哆嗦着，“你想走吗？他们引诱你吗？……哼，你这坏蛋！杂种……你得知道，为了这样的行为，我要你坐牢！……在农忙的时候把我抛下吗？啊？……这么蛮不讲理，得罚你去做苦工！走！滚开！我一个钱也不给！……你那些破衣服也不许拿！……”扎哈尔骂得喘不过气来，咳嗽着，眼睛瞪得像龙虾一样，两手不断地摸着跳动的肚子，“我这么抬举你，如今却落得这样的报应……你忘了我是你的恩人，我救过你的急吗？我像亲爸爸一样待你，混蛋……”

扎哈尔眯缝起眼睛，向费多尔瞧了瞧。费多尔一提出要走，他就立刻估计到，这会叫他遭到多大的损失：首先他将失去一个好长工，那个长工干活抵得上一头牛，代价却只要一块面包；其次，他得花大钱去另外雇一个，还得供给鞋袜衣服，说不定再得订个书面合同，写上成百个条件（要是碰到一个老于世故的家伙）。不雇呢，自己就得动手干活，套上该死的重轭。然而，在太阳下睡睡大觉，养养身体，什么活也不干，那要舒服多了。

扎哈尔先用恐吓的手段来对付费多尔，看看已经收到些效果，就决定实行攻心：

“你不害臊吗？瞧着我的眼睛，不感到可耻吗？我供给你吃，供给你喝，可是你呢……嗳，费多尔，费多尔，这样做是违背基督的道理的。你总不是什么共青团吧？只有他们那些骗子手，捣乱分子，他妈的才做得出这样的行为！……”

扎哈尔责难地摇摇头，斜眼打量着费多尔。

费多尔垂下头站着，两手揉着帽子。他只明白一点：他在夜里考虑好的计划——怎样尽快挣满钱来买马——全部落空了。一种难堪的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心上，使他怎么也没法摆脱。

他默默地转身向打谷场走去。那边的工作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了：人们从远处运来庄稼；机器隆隆地响着；福罗尔大声叫喊，把一捆捆香喷喷的茁壮的庄稼，塞进打谷机的填不满的嘴里；娘儿们耙着麦秆，尖声尖气地叫着；金黄色的碎屑像一条柱子似的升起来。

八

那一天，费多尔走路一直恍恍惚惚，好像做梦一样。不论什么东西都会从手里丢掉。

“嗳，你这个懒小鬼，把车赶到哪儿去啦？哪儿去啦，哪儿去啦！……”主人皱紧眉头，大声吆喝。

费多尔吓了一跳，拉拉缚住牛角的绳子，迅速地瞧了瞧那堆被大车后轮压过的谷糠。

工人们在打谷场上匆匆吃了午饭。于是机器重又响起来，先是慢慢的，后来越转越快，越转越有劲了。机匠脸上被机油抹得亮光光的，在机器旁边走来走去忙着。管加料的工人不断地把一捆捆庄稼塞进填不满的打谷机里去，别的工人也干得很起劲，因为刺鼻的尘屑而打喷嚏。换下班来的工人，贪心地在桶里喝水，随便倒在庄稼堆旁休息。傍晚，费多尔被叫到院子里。

“外边有个叫花婆找你，在大门口等着呢！”女主人一边跑，一边叫道。

费多尔两手擦擦汗淋淋的脸，抹得满脸肮脏，跑出大门。母亲站在栅栏旁边。

费多尔的心因为怜悯而颤动了一下，热辣辣地缩成一团：两个月的工夫母亲显得老了十年。灰白的头发从黄色的破头巾里露出来，嘴角痛苦地向下弯着；眼睛含着眼泪，可怜而不安地转动着。她肩上挂着一只补丁累累的破袋子，手里拿着一条被狗啃过的长拐杖，藏在背后。

她向费多尔抢前一步，扑在他的肩上……一阵短促而干嚎的痛哭，好像难以抑制的咳嗽。

“唉，儿子……总算……见到了。”

拐杖很碍事，她就把它放在地上，用袖子擦着眼睛。她用眼睛示意费多尔看那只袋子，想装笑，可是没有装成，只是难看地歪着嘴唇，同时，停在皱纹里的泪水，就滚落到头巾的肮脏的梢上。

羞耻、怜悯、对母亲的爱，混杂在一起，使费多尔说不出话来。他痉挛地张开嘴巴，抖动肩膀。

“你在干活吗？”母亲打破难堪的沉默问。

“在干活……”费多尔好容易回答。

“老板怎么样？和气吗？”

“咱们到屋子里去。晚上再谈吧。”

“我这个样子怎么行呢？……”母亲焦急地问。

“就这样去好了。”

女主人在门口碰到他们。

“你把她带到哪儿去呀？对不起，没有东西给你！走开。”

“这是我的母亲……”费多尔低低地说。

女主人无礼地冷笑着，对那个瑟缩不安的女人从脚到头打量了一番，才默默地向屋子里走去。

“扎哈尔太太，给妈妈吃点东西吧。她走得累了……”费多尔低声下气地请求。

女主人把怒气冲冲的脸伸到门里：

“难道一天要开二十次饭吗？……我看到晚上也不会饿死的！回头跟工人们一起吃晚饭！”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从打开的窗子里传来一片牢骚声：

“真是缠个不清的，活见鬼……家里就是些穷光蛋。呸，你这死鬼！净把一些吃白食的带到家里来！……”

“跟我来，到仓房那边去。”费多尔涨红脸，喃喃地说。

九

天黑了。打谷场上一片寂静。工人们到屋子里吃晚饭。厨房里摆了三桌饭。一张桌旁坐着老板和老板娘、机匠、几个工人，桌子的尽头坐着费多尔和他的母亲。

扎哈尔没精打采地喝着薄粥，向周围瞧了瞧，皱起眉头：工人们实在吃得太多了——天天都得三十多斤烘面包，就像吃斋饭一样。

机匠忧郁地不做声，他有些不舒服。福罗尔啧啧有声地咀嚼着，抖动胡子，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

“嗳，怎么样，亲爱的老板，工作满意吗？”

“哼，满意，满意。满意什么呀？……”扎哈尔用难听的鼻音说，“要打的谷子这么多，可是如今的工人跟战前完全不一样了。干活没有劲，就是这样！就拿我的费多尔来说吧——他吃起东西来像个庄稼人，可是干活像个小孩子。什么事情都推给当家人，真不知道给他工钱做什么。”

费多尔斜眼瞧瞧母亲。她露出可怜而讨好的微笑。老板娘故意把粥罐放得离她远一些，又把面包挪到尽边上。费多尔看见母亲吃不到面包，而且每次都要从凳子上欠起身来才能捞到粥。

“他们干活好像孩子，”老板嘻嘻地笑着重复说（显然他很欣赏这句话），“可是吃东西倒像个庄稼汉！……”

福罗尔瞧了瞧费多尔苍白的脸，嘴唇哆嗦起来。

“你这是在说谁啊！”他冷冷地问。

“一般的。”

“什么叫一般的？”福罗尔放下匙子，身体伏在桌上。他眯缝着眼睛，死死地盯住老板的鼻梁，两只拳头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

“指一般的工人。”扎哈尔没有发觉对方在找碴儿，得意扬扬地说。

坐在另外两张桌子旁的工人感到要闹事了，就停止谈话，用心来听。

“说这样的话，混蛋，要不要给你的牙齿上来一拳？”福罗尔大声问。

老板害怕了：他睁大眼睛，一声不响地瞧着福罗尔怒气冲冲的汗淋淋的脸。

“这是为什么呀？……”他终于哑着嗓子问。

“你要试一试吗？……我可以的！……”

“老弟，当心点，说这种话马上可以送民警局的！……”

“什——么？……”

福罗尔从桌子后面抢前一步，可是机匠拉住他的手臂，用力把他按在凳子上。

“这儿不需要骂人！……”扎哈尔省悟过来，咕噜着说。

“这儿是不需要骂人，只要把你这泥塑的嘴脸打得像蜜蜂窠一样就行了！……”福罗尔怒气冲冲地大声说，“混蛋，你别忘了，过去的法律如今不适用了！我唾你的面！不许你捉弄工人！我要是费多尔，早就把你的心肝挖出来了！……你碰到个孩子，就神气起来啦？像你这种家伙，我们是知道的！……怎么了，变成哑巴了？……呸！……如今你没资格向警察局长去控诉了！……我在红军里流过血，你还敢捉弄工人吗？！……”

“闭嘴，福罗尔，嗳，我求你，闭嘴！……”机匠拉拉他那又皱又旧的军服的袖子。

“我受不了！……真把我气坏了！……”

老板安静下来，把话题转到收获和秋耕上。一直不开口的机匠，为了冲淡争吵的气氛，这会儿也起劲地加入了谈话。扎哈尔忽然变得很殷勤，嘴里还说着动听的话。他慷慨地招待工人，最后甚至于对费多尔说：

“费多尔老弟，你怎么不吃面包啊？老板娘，给他切一块面包！……谢谢天爷，我们的面包如今够吃了。”

费多尔推开硬面包，歪着嘴，对老板困惑的眼光回答说：

“你的面包苦得很！……”

“对啊！”福罗尔砰的敲了一拳，随着费多尔从桌子后面走出来。

工人们也都随着他们站起来。

扎哈尔脸涨得通红，眨动眼睛，从一张桌子跑到另一张，尖声尖气地叫道：

“弟兄们，你们这是怎么啦？……还有牛奶糊呐！……老板娘，快把东西统统拿来！……”

“谢谢你的招待！”不知谁用嘲笑的口吻说。

十

第二天早晨，费多尔的母亲没吃早饭，就想走了。

“或者再待一天吧？”费多尔勉强问。

他不知怎的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羞耻，为了自己，为了老板，为了母亲，也为了这无聊的生活。因此，母亲能不能再待一天，他是无所谓的，虽然昨天碰到她的时候，还感到非常高兴。

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最好带着自己的思想、愤怒和对这世界的痛恨，独自待在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一个人保护，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商量，也找不到一个人会向你说一句温暖的同情话。

母亲也忙着想走。她看见儿子，心里很难受，而更难受的是，坐在桌子旁边要看见老板和老板娘像狗一样贪婪的充满敌意的眼睛。她每吃一口东西，他们都盯住她看。

“不，儿子，还是让我走吧……咱们总能见面的。”

“嗯，走吧。”费多尔没有表情地说。

他们分手了。费多尔忽然想到，母亲路上没有吃的东西。

“等一下，妈妈，我去问问老板娘，也许她会给咱们一斗粮食的。老板不付钱，我就拿粮食当工钱吧……你可以拿去卖掉……”

老板娘听了费多尔的请求，拿起钥匙，一句话不说，走到谷仓跟前。她开了锁，问：

“口袋有吗？”

“有的。”

费多尔张开口袋，眼睛望着一旁，望着粮囤的棕色围墙。围墙上结满蛛网，像花边一样精致。老板娘用不足的量器，吝啬地量着带杂粒的小麦。

门吱嘎一声响了。老板挺着大肚子走进来，冲到老婆跟前：

“回到屋子里去！”接着急忙向费多尔奔去。

费多尔小心翼翼地垂下口袋，身子靠在粮囤的墙上，等待着。

“你这是干什么呀？”扎哈尔歪着脸，声音嘶哑地嚷起来，“领粮食吗？……”

“是的。”

“煽动工人！制造纠纷！老板为了你几乎在家里挨巴掌，可你还要……还要拿我的粮食……啊？”

费多尔一声不响。老板变了脸色，一步一步走到他的跟前，忽然用孩子一样尖锐的声音，结结巴巴地嚷道：

“从我的家里滚出去！……滚，畜生！……”

费多尔左手提起口袋，向门口迈了一步，可是老板像公鸡一样向他扑过来，夺下他手里的口袋，抡开手臂，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

费多尔的眼前金星乱舞。一股怒火使他失去理智，两手也沉得好像灌满了铅……费多尔身子摇晃了一下，一手抓住老板肥胖的喉咙，一手握紧拳头，使劲往那向后仰的头上敲了一记。

一转眼，扎哈尔已经被费多尔压在底下，身体像一条大蝮蛇似的拼命扭动，想咬费多尔的面孔。费多尔把自己的嘴唇咬得出血，用力打着老板又短又粗的脖子和他那格格发响的牙齿。扎哈尔使用娘儿们的各种手段：抓，咬，撕费多尔的头发。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被彻底打垮了，喘着气，流着眼泪，嘴唇上满是鼻涕，躺在地上，可怜地喊着喔唷，打着嗝，肚子一起一伏地抖动。

费多尔站起来，擦去抓破的脸上的血，等着第二次进攻，可是老板很快翻了个身，哼哼着，像龙虾一样向门口爬去。

“为了一切！为了一切！为了一切！”费多尔激动地想。他整了整衣服，提起口袋，一只手刚握住门把手，就听见声嘶力竭的叫声：

“救——命——呀！……杀——死——人——了！……好人呐，救——命——呀！……”

一阵难以克制的狂笑哽住了费多尔的喉咙。他靠在门框上，哈哈大笑——在他父亲死后，这还是第一次。他笑够了，走到院子里。扎哈尔站在院子中央，脚尖向外撇着。他不听周围工人们惊慌的问话，张大嘴巴嚷道：

“救——命——呀！……”

十一

费多尔先把母亲送走了，决定自己也离开这个地方。他问老板：

“这么说，你不付钱吗？”

“付——钱……得打掉你的脖子，要不……哼，我要收拾你。我要到人民法院去控诉，那边人家也不会姑息你这个穷光蛋的！”

“好吧，发你的财去吧，扎哈尔。你不付工钱，我也不会饿死的。”

“别再在这儿胡闹了！对你说，滚开！”

费多尔站着想了一会儿，接着也不告别，就跨过门槛走了。栅门吱嘎一声响了。一条被链子系住的公狗，在谷仓底下叫起来。

费多尔走出大门，又站住了。村子里的灯火熄灭了。在村子边上，一架手风琴哩哩啦啦地响着，还送来了含糊不清的歌声。有时歌声被洪亮而奔放的笑声盖住。费多尔听见这欢乐的笑声，也暂时忘掉了痛苦，忘掉了世界上还有痛苦。他没有目的地沿街走去，走过一排房子，想拐进小胡同，到最偏僻的打谷场上的草堆里去过夜，忽然听见有人喊他：

“费多尔，是你吗？”

“是我。”

“喂，过来！”

他走过去，定睛一看：福罗尔坐在篱笆下，帽子推在后脑勺上——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喝醉。

在他面前被太阳晒焦的草地上，整整齐齐地铺着一条肮脏的手帕。手帕上摆着一只有烧酒味的长颈瓶、半条吃剩的黄瓜、一个松软的白面包。

“坐吧！”

费多尔碰到他很高兴，在旁边坐下来。

“你要走吗？”

“我要走了。”

“把老板的面孔抓破了吗？”

“算得来什么……稍微一点儿……”

“很可惜。得多给他几下……你干了多久啦？”

“两个月。”

“两个月至少得给你十五卢布。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说实在的，要是出十五卢布，就是揍我，我也答应。很有利呢！”

费多尔一声不响。福罗尔蜷起两腿，拉掉帽子，仰起头，把酒瓶口插在嘴里。他咕嘟咕嘟地喝了好一阵，这才拿瓶子画了个弧形，硬塞在费多尔的手里。

“喝吧！”

“我不喝。”

“你不喝吗？那就不用了。我来。”

酒瓶的颈又一半塞进福罗尔的嘴里。费多尔默默地望着星光闪烁的蓝天。

福罗尔把酒瓶喝干了，快乐地闪亮眼睛，无缘无故地笑着，点点头把帽子从后脑勺抛到眼睛上，又抛回去。

“你要到法院里去告吗？”

“告什么呀？”

“傻小子，你干了两个月，只弄到一条兔子尾巴！你去告吗？”

“我不知道……”费多尔犹豫不决地回答。

“我对你说吧，”福罗尔苏苏地嚼着黄瓜，开始说，“你一直到杜波夫村里去，那边有共青团支部。你去找他们，他们会支持你的。我啊，老弟，在红军里干过，赞成新的生活，可是我自己因为祖上传下来的弱点不能……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爱喝烧酒。可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下，喝酒是不行的……就是这样……要不然啊，”福罗尔神秘地睁圆眼睛，“我早就受了教育，一心一意加入党了！我早就把你老板这一类人的尾巴拧掉了！……”

过了一分钟，他的兴奋过去了。他懒洋洋地打量着酒瓶，从瓶颈看到瓶底，一只手亲热地摸它，冷冷地重复着说：

“找共青团去吧。他们不会欺负你的。他们是你的亲人。都是跟咱们一样的穷人。”

不多一会儿，他就在篱笆旁边睡着了。费多尔坐着沉思，头垂在手里，因此没看到：一只狗在旁边跑过，闻了闻喝醉的福罗尔，举起一只脚，在他身上撒了一泡尿，摇摇尾巴走了。

第一批公鸡啼过了。村外的池塘旁边，有只大公鸭在芦苇丛里呷呷地叫起来。村子里的什么地方，簸扬机的鼓轮单调地哒哒响着，忽而静止，忽而又响起来。不知谁利用天晴，通宵在簸谷子。费多尔站起来，望了望呼噜呼噜地打鼾的福罗尔，想推醒他，可是想了想，就挥挥手，不慌不忙地向打谷场走去。

十二

到第二天中午，费多尔已经离杜波夫村不远了。他从早晨起赶了二十五里路，最后感到筋疲力尽，两腿酸痛，刺伤的脚底和小腿肚痛得格外厉害。

从山上望下去，整个村子看得清清楚楚：广场和油漆剥落的白色小教堂，白色的住宅和仓房，毛茸茸的绿色花园和河流一样的烟灰色街道。

他走下山来。在村子尽头的农家附近，几条狗懒洋洋地对着他叫。他来到广场上。在整洁的学校旁边，人民文化馆的石灰墙白得分外惹眼。一个男孩子跑过，他就向他打听说：

“你们这儿的共青团在哪里呀？”

“哪，就在人民文化馆里。”

费多尔怯生生地跨上台阶，从一扇向外敞开着的门里走进去。屋子深处传来压低的说话声。费多尔的脚步声回荡在高高的漆过的天花板下。走廊尽头的门里有说话的声音。他走了进去。五六个孩子坐在窗台上。他们应着门声回过头来，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都默默地盯着他看。

“这里就是共青团吗？”

“这里就是。”

“你们谁是负责的？”

“我是书记。”一个雀斑脸的小伙子回答。

“我有件事找您……”费多尔仍旧怯生生地说。

“坐吧，同志，你讲吧。”

他们殷勤地让费多尔坐在方凳上，又团团地把他围住了。开头他在陌生朋友们交叉的视线下，觉得有些尴尬，但是，看看他们朴实亲切的脸，想起福罗尔的话：“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一想起来，就不再拘束了。他颠颠倒倒地把自己在扎哈尔家过的生活讲了出来。他讲到受过各种各样的欺负，眼泪就情不自禁地哽住喉咙，使他说不出话，喘不过气来。他偶尔向孩子们望望，怕在他们的眼睛里看见嘲弄的神气，可是孩子们全都严肃地皱着眉，显出同情的样子。雀斑脸的书记，气得嘴唇都抽起筋来。费多尔忽然说不下去了。孩子们默默地交换着眼色。

“告到法院去吗？”其中一个打破沉默，问。

“当然啰，告到法院去！要不上哪儿去呢？”书记气愤地嚷道，向费多尔回过头来。

“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没有地方。”

“那你住在哪儿呀？”

“这以前住在达尼洛夫卡，父亲死了，母亲要饭去了，我没有地方住……”

“你想干什么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费多尔犹豫不决地回答，“最好能有个工作……”

“这点你不用发愁，工作我们会给你找的。”

“我们会给你找的！”

“暂时就住到我那儿去吧。”有一个提出说。

书记雷布尼科夫又详细问了他的情况，接着对费多尔说：

“好吧，同志，你就到人民法院去提出控诉吧，我们用支部的名义支持你。让一位同志跟你到老板那儿去，把你的东西拿来。你暂时就住在叶戈尔家里吧。哪，就是这一个。”他指指一个小伙子，“不用说，当然要起诉！雇农的工钱不会落空的！他不跟你订雇用合同，剥削你，也得负责任。”

大伙儿向出口处走去。费多尔走着，不再感到疲劳了。他觉得这些外表粗鲁、皮肤黑黑的孩子，都非常亲切可爱。他想向他们表示感激，可是觉得不好意思，就默默地走着，只偶尔笑眯眯地望望叶戈尔的鼻子突出的瘦脸。

走到叶戈尔家的门廊里，他又想到了“亲人”这两个字，笑了笑，回想着喝醉酒的福罗尔。他这个字眼用得多么恰当啊。是的，除了“亲人”之外，没有更合适的名词了。

十三

叶戈尔跟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叶戈尔的母亲像接待亲人一样接待费多尔：吃饭的时候亲切地请他吃这个吃那个，替他洗衣服，待他就跟亲儿子一样。

开头费多尔帮叶戈尔干活：一块儿翻秋耕地，一块儿出去伐木，打扫牲口棚，空的时候又用柳条重新编院子周围的篱笆。

秋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天气干燥，不刮风。早晨有些寒意，院子里白杨树上的黄叶越落越少了；花园都变得光秃秃的；河对岸远处的树林子，耸立在地平线上，好像病人面颊上的硬胡子。

每天晚上，费多尔跟叶戈尔一起到俱乐部去。费多尔留神地听着各种新鲜陌生的意见和语言，贪婪地记住在星期六冗长的政治报告上听来的一切，以及农艺师在座谈会上谈到的农业方面的兴奋而亲切的问题。但要他赶上别的孩子们还很困难。他们把政治常识背得烂熟，又经常看报纸，终年听取本地农艺师的讲话，因此能详细回答各种问题（书记雷布尼科夫甚至于用拳头撑住雀斑累累的面颊，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费多尔却是个识字不多的小伙子。

总的说来，在干活的时候，握住粗糙的犁柄，手里感到剧烈而活泼的抖动，这是一回事；手里握住像铅笔这样又细又脆的东西，可是另一回事了：第一，手指哆嗦，下臂麻木；第二，那该死的铅笔动不动就会折断。费多尔的双手干第一种活要合适多了。父亲在培养费多尔的时候，没想到他将来要读书写字，因此他那双手生得像庄稼人，骨骼很大，毛茸茸的很难看，但是像铁打的一样坚固。不过，费多尔还是慢慢地吸收了一些书本子上的知识：能够颠颠倒倒地——像雪橇走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一样——解释，什么叫“阶级”和“政党”，布尔什维克要完成些什么任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有什么差别。

他说话像走路一样，很笨拙，结结巴巴的，但是孩子们还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他，即使偶尔笑笑，笑声中也不怀恶意。费多尔感到这一点，并不生气。

十二月里，在开全体团员大会的前一天，雷布尼科夫对费多尔说：

“你啊，去写一份申请书来给我们。我们接受你，等区委批准了，春天你就有活干了。现在正在展开一个运动，要尽量吸收雇农青年入团。我们的支部过去打瞌睡，因为书记是富农的儿子，好多团员都不够标准……他们腐化变质，就像大热天的尸肉一样……你没来以前一个月，我们就把他们清除了。现在得工作了，得提高杜波夫村支部在人民眼里的威信。过去我们的团员只知道喝烧酒，在游戏场里摸姑娘的胸部，现在可不行了！咱们要加油干，要让顿河全州大吃一惊！等你有了工作，我们就给你任务，你得把雇农全都拉到支部里来。明白吗？咱们大家分散到各个村子里去。”

“你觉得怎么样，我够条件吗？我在书本方面还不很行呐……”

“别胡说了！你现在不懂，过了冬天就懂了。我们自己也不太行呐……区委不关心我们：既没有补助金，又不给我们切实的劝告，就知道发发指示。老弟，我们什么都是靠自己办的。就是这样！”

雷布尼科夫说要吸引附近各村雇农青年入团，这话深深地落进费多尔的脑子里，就像麦子落进肥沃的黑土里一样。他想起在扎哈尔家过的生活，迫切地希望工作。当天晚上，他就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份申请书。不过，关于入团的动机，并没有照叶戈尔教他的那样写。叶戈尔说：你就写，“我要获得政治教育”吧。可是费多尔拿起笔来，稍微想了想，就在白纸上写起来，也不加标点符号：

“我是个长工希望加入为了能好好学习并把所有的雇农吸收到共青团来因为共青团是雇农的亲人。”

雷布尼科夫念完了，皱起眉头来。

“噢，你写了一大堆……嗯，好吧，行了！……”

大会到深夜才开。俱乐部里人声沸腾。先选举了主席团，接着雷布尼科夫作了国际形势报告，然后讨论当前的问题。

费多尔心慌意乱，等待宣读他的申请书。

最后，雷布尼科夫咳嗽几声，眼睛向会场里扫了一下，大声说：

“收到一份申请书，是大家都认识的费多尔写的。”

他慢吞吞地念着申请书，把纸头放在桌上抚摩着，问：

“谁赞成，谁反对？”

叶戈尔在后排长凳上站起来，掀动高鼻子说：

“还用说吗！他是雇农，是达尼洛夫卡贫农的儿子。现在政治也懂得，够条件……还用说什么呢，接受！”

“谁反对？”

一个也没有。于是举行投票。一条条手臂就像栅栏似的密密地举起来。二十六人赞成：全体通过。雷布尼科夫在数票的时候，笑眯眯地望了望费多尔苍白而幸福的脸。

“一致通过！”

费多尔好容易坐到大会结束。他不很了解他们谈的话。雷布尼科夫激烈地批评契尔诺夫，责备他不应该逛游戏场。契尔诺夫争辩说别人也去的。费多尔听他们的话好像隔了一堵厚墙，他在头脑里胡乱地想：“如今我加入他们的大家庭了，要不老是……像一个继子……他们才是我的亲人，跟他们一块儿很好——并肩前进……”

不知什么人嚷道：

“嗨！……大会宣告结束。瓦纽哈，你把记录抄一份，好吗？……”

挂锁发出格的声音，人们向出口处走去，一边走一边抽烟，因为院子里灌进来的切肤的寒气而打着冷噤。费多尔跟叶戈尔和雷布尼科夫一块儿走。他们走下结冰的台阶，就撞在一个大雪堆上：那是在开会的时候被风扫拢来的。叶戈尔哼哼着，首先爬过雪堆，费多尔跟着爬过去。走到十字路口，雷布尼科夫跟费多尔告别了。他紧紧地握住费多尔冻僵的手，很近地瞅着他的眼睛说：

“注意了，费多尔，保重点！我们对你抱着希望。现在你入团了，对自己的行为就得比非团员更加负责。好吧，这些你自己也明白的。再见，朋友！”

费多尔默默地摇摇他的手，想回答，可是喉咙哽住了。他默默地走去追上叶戈尔，感到喉咙里一直塞着又甜又黏的泪块，喃喃地说：

“我太软弱了……像女人一样……得硬朗一点，又不是小孩子，可是我不行！……幸福来到了……不久以前，我不是还以为世界上只有痛苦，个个都是陌生人吗？……”

十四

第二天早晨，费多尔被叫到执委会去。

“法院的传票，签个字。”书记说。

费多尔签了字，走到窗口，看了传票。法院要他二十一号出庭。费多尔望望墙上的日历，慌张起来：在列宁像下印着红色的数目字“二十”。

他连忙赶回家去，动手收拾东西。

“你上哪儿去啊？”叶戈尔问。

“到镇上去，跟老板打官司去。今天收到传票，要我明天出庭……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赶得上吗？”

叶戈尔望了望玻璃窗，窗上积着面粉一般的白霜，窗外蔚蓝的天空中映着一个黄澄澄的太阳。他一边考虑，一边说：

“好吧，七十里地，每小时走十里，得整整走七小时……到夜里才能赶到。”

“好，我去！”

“干粮带了吗？”

“带了。”

叶戈尔送他到大门外，在后面嚷道：

“走得快点儿，要不会走到天黑的！当心狼！”

费多尔整了整背囊，把短皮袄上的腰带束束紧，就迈开脚步，在街道中央，在被雪橇轧过的路上走去。他上了山，回头望望白雪皑皑的村子，耸耸肩膀，感到背上被汗湿透了，接着就急急地往镇里走去。

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一条条积雪的蓝色树林子，在地平线上浮动。雪好像蓝色的火星，亮得耀眼；太阳光射进雪堆，反映出一条条虹彩，束缚着道路。

费多尔拿着拐杖，抽着在严寒中觉得甜腻腻的土烟草，大踏步走着。他走了二十俄里的样子，望了望落到高低起伏的地平线下去的太阳，从背囊里拿出一块面包和切成小片的脂油来。他蹲在路边吃点心，接着又迈开步子向前走去，想用走急路来暖和身体。

黄昏在雪地上投下紫色的反光。道路发出蓝钢一样的光芒。在西方，黑暗消除了天地之间的分界线。费多尔走到镇上的时候，明朗的夜空中已经出现一片繁星。他在郊区向一个样子贫寒的人家请求过夜。主人是个亲切的留大胡子的哥萨克，立刻答应了。

“进来过夜吧，没关系！”

费多尔吃了些冻脂油过夜。他在炉子旁边摊开短皮袄，把帽子放在床头，就睡着了。

他像平时一样天一亮就醒。洗过脸，女主人自动替他把脂油炸了炸。他吃完点心，来到镇中心的广场上。在镇苏维埃附近，他看见一个大门上挂着牌子：“上顿河州第五区人民法院”。

他走进栅门，在院子里首先看到的就是扎哈尔。扎哈尔穿着一件腰里打褶的青呢面子的短皮袄，头上戴着风帽。他卸下汗淋淋的马，给它披上马衣，无意间向费多尔瞧了一眼，咬咬嘴唇，也不打个招呼，就别转头去。

时间过得格外地慢。靠近九点钟，法院书记来了。他不脱衣服，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音，把一叠卷宗啪的一下放在桌上，用睡意蒙眬的浮肿的眼睛，望望聚集在门廊里的人群。过了一小时，法官来了。他侧着身子挤进门里，砰的一下带上门。

“费多尔·博依佐夫，扎哈尔·布拉古罗多夫！”书记把门打开了一些，大声叫道。

扎哈尔的厚底靴子橐橐地发响，走了过去。

“这位公民的烧酒味儿好厉害，简直要把人给熏倒了！瞧，从头到脚都是味儿！”一个上了年纪的哥萨克，穿着破旧的外套，在他后面笑着说。

费多尔脱去帽子，大胆地跨过门槛。人民陪审员和法官讯问了十分钟的样子。扎哈尔说话结结巴巴，显然是害怕了。

“您付了他工钱没有？”法官敲敲铅笔问。

“一点不错……付了……”

“用什么付的，实物还是钱？”

“钱。”

“多少？”

“八卢布，外加粮食。”

“这是怎么搞的？您不是说以每月半卢布的代价雇用费多尔的吗？”

“这是因为我好心肠……他是个孤儿……我是他的恩人……等于父亲……”扎哈尔涨红脸，哑着嗓子说。

“噢……”法官轻轻地冷笑了一声。

法官和陪审员又提了几个问题，这才叫他们出去。又审问了五六个案件。费多尔站在门廊里，看见扎哈尔被七八个哥萨克包围着，恶狠狠地摆动两手说：

“他问，为什么没有订合同？要知道我当时是怎样雇他当长工的……他走来苦苦哀求，原来是个共青团员，还说什么：我不干了。”

“宣读判决了！”

人群拥到屋子里。法官很快地读着判决书。费多尔感到心在短皮袄里面怦怦直跳。血一会儿冲到头脑里，一会儿又回到心脏。他简直没有听清楚判决。法官提高嗓子念道：

“根据第……条法律，扎哈尔应付给费多尔·博依佐夫两个月工资，计十二卢布……不订立合同……剥削未成年人，处罚金三十卢布或改服劳役……诉讼费用……本判决为最终判决……”法官的声音传到费多尔的耳朵里。

费多尔奔下台阶，没有把敞开的短皮袄扣上，快乐地微笑着，急急地走出镇来。他不知不觉地走了几俄里路。他一边迈着大步，一边想着刚才的事，心里作着计划，怎样在明年秋天以前挣到买马的钱，这样就可以靠自己种田过活，母亲也不用再去要饭了。

他想到夏天将要在雇农中间进行工作，就有一股快乐的暖流流进胸膛。风吹着他的脸，撒着雪花；刺人的灰沙遮蔽了眼睛。费多尔忽然听见背后有雪橇的尖叫和马蹄的嗒嗒声，连忙回过头去，可是雪橇的杆子猛撞在他的胸上，把他撞倒在地上。他倒下的时候，看见头上是一匹黑马的流满口沫的嘴脸，在黑马的后面，在一片雪雾里出现了扎哈尔的紫红色的脸。

刹那间，随着杆子的撞击以后，鞭子在他的头上呼啦一声，皮带拉掉他头上的帽子，斜斜地抽在脸上。

费多尔没有感到痛，怒气冲冲地霍的一下跳起来，也不戴帽子，就疯狂地向雪橇奔去。扎哈尔左手拉紧缰绳，止住飞跑的马，右手高高地举起鞭子，向费多尔回过头来，大声嚷道：

“我认得你！……我操你妈的！……给你点厉害瞧瞧！……”

风吹断了语句，把随着雪橇奔跑的费多尔吹得喘不过气来。他跑得脱力了，在半路上停下来，这时他才感到胸口像刀割一样痛，脸上也热辣辣地流着咸味的血。

十五

在斜坡上，在一块块黑色的融雪的地方，耕地暴露出来，表示春天已经来到。夜里吹着潮湿而温暖的风，村子上空悬着乌云，天亮以前大雨倾盆，这样，开始融解的雪就溶化在雨水中了。在草原上，土地裸露出来，只有滞留在路上和洼地里的冰块，紧紧地靠住隔年的陈草和土墩，仿佛在请求庇护。

在田间工作开始以前，费多尔辞别了朋友们，把什物和雷布尼科夫给他的书籍塞在背囊里，出去找工作。

“记住，费多尔，到那边去把人们组织起来！……”雷布尼科夫分手的时候说。

“好吧，我会干的。我要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费多尔笑着说。

五个朋友送他走出村子，直到他上了大路。费多尔翻过第一个山坡，回头望了望：送行的朋友们站在通牧场的路上，雷布尼科夫和叶戈尔挥着帽子。

当村子在眼前消失的时候，费多尔感到一阵忧郁。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好像那株孤零零地在路边摆动的隔年的满天星……

费多尔好容易克制住感情，开始考虑上哪儿去。周围几个村子都很穷，谁也不需要雇人。在这一带只有赫烈诺夫村比较富裕些。费多尔考虑了一下，就向赫烈诺夫村走去。

他在扎哈尔的邻居潘捷列伊家里被雇用了。潘捷列伊老大爷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样子有些忧郁。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他就跟老伴和两个儿媳妇一起种些庄稼过活。

“你为什么离开扎哈尔呀，我的好家伙？”在谈判雇用的时候，他移动两条灰白的眉毛，问费多尔说。

“老板把我解雇了。”

“现在你当雇工有些什么要求呢？”

“照条件。”

“什么条件呀？我出的价钱是夏天每月三卢布，冬天你就是给我白干也不要。也许你想当长工吧，那我可不需要。”

“干到秋天也行。”

“总而言之，干到工作结束为止。等秋耕完毕，你就可以走了，我的好家伙。每月三卢布——同意吗？”

“同意，只是得订个合同。没有合同不行。”

“我随便……可是我不识字……我的好家伙，上面恐怕还得签个字吧？嗯，好吧，让我儿媳妇斯捷潘妮达签一签吧。”

他们在雇用合同上签了字，费多尔就高高兴兴地干起活来。潘捷列伊老大爷悄悄地观察着新来的雇工，观察了两星期的样子——费多尔常常发现他那试探性的尖利眼光射在自己的身上。最后，到第二个周末的晚上，当费多尔耕了一整天瓜地，赶着疲劳流汗的公牛回家的时候，老大爷走到他跟前问：

“瓜地耕完了？”

“耕完了。”

“没有漏耕吗？”

“没有。”

“犁是怎么放的？”

“照你说的那样，老大爷。”

“牛都到池塘里去饮过了吗？”

“去饮过了。”

“你几岁了，小伙子？”

“十七岁。”

老大爷向费多尔抢前一步，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压在自己又瘦又瘪的胸膛上，紧紧地抱住他，同时用粗糙的手掌在费多尔肌肉发达的紧鼓鼓的背上抚摩了好一阵。

“你真是个好工人，我的好家伙！……一双金子一样的手！……要是你高兴的话，可以留在这儿过冬，真的！……”

他推开费多尔，向他瞧了好一阵，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老人家的抚爱和亲人一般的态度使费多尔感动极了。新的主人完全不像扎哈尔。在费多尔刚被雇用的时候，老头儿就问他说：

“你也许是什么……共青团吧？”对于费多尔的肯定的回答，他摆了摆手，“这跟我不相干。吃东西你分开吃吧，我不能跟你坐在一块儿。你恐怕不画十字吧？”

“不。”

“嗳，好吧……我是个老头儿，我让你分开吃，你不要生气。我跟你是萝卜青菜，互相不侵犯。”

他待费多尔很好：给他吃得饱饱的，又把自己的土布衣服送给他穿，不让他负担过重的工作。费多尔开头以为他得像在扎哈尔家那样，什么活都一个人干。在复活节前几天，他们去耕地，他看到潘捷列伊老大爷虽然瘦骨嶙峋，干起活来却胜过一般青年人。老大爷不知疲劳地扶着犁，耕得很道地、很认真，夜里还跟费多尔轮流看守牛群。他笃信上帝，不骂难听的话，治家很严格。费多尔喜欢他的口头禅：“我的好家伙”；喜欢这位外表严厉、内心善良的老人。

在复活节的晚上，费多尔在门外的小胡同里碰到一个矮小、麻脸、二十岁光景的小伙子。他看见小伙子从扎哈尔家出来，根据潘捷列伊老大爷的话，猜想他就是扎哈尔的雇工。小伙子跟费多尔走近了，费多尔首先开口：

“过得好啊，同志！”

“你好。”小伙子勉强回答。

“你大概是扎哈尔家干活的吧？”

“嗯。”

费多尔走得更近些，继续问：

“干了很久吗？”

“三个多月了，从冬天干起的。”

“工钱多少呀？”

“一个卢布，外加伙食。”小伙子活泼起来，两只眼睛闪闪发亮，“据说，老大爷给你三卢布，还有衣服。这是真的还是胡说？”

“是真的。”

“扎哈尔欺骗我……”小伙子伤心地说，“他答应加工钱，可是一直没有动静。他逼我干活，也不顾人家死活，”他说到这儿发火了，“礼拜天也没有休息……我的衣服都穿破了，可是他既不给钱，也不给衣服。叫我穿什么过节呢？”小伙子转过身去，费多尔看见他背上的衬衫裂开了，露出一块三角形的黑皮肤。

“你叫什么呀？”

“米特里。你呢？”

“费多尔。”

从扎哈尔的院子里传来主人带鼻音的难听的声音：

“米特里！你这混蛋怎么不把牲口圈关上呀？……快去把牛赶回来！……”

米特里像一只受惊的山羊那样跳过篱笆，穿过稠密的荨麻丛，回头望望，用一只手指招招费多尔。费多尔也爬过篱笆，在花园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让米特里坐在旁边，开始进行鼓动。

十六

每逢星期日晚上，费多尔都到游戏场去，并且在那边认识了赫烈诺夫村有钱人家的雇农。村子里总共有十八个雇农，其中十五个是青年。费多尔就把这十五个雇农团结起来，打下了雇农联合会的基础。

在游戏场里，有钱人家的小伙子跟那些尖声尖气的姑娘鬼混。费多尔从游戏场出来，长久地跟雇农青年们谈话，说服他们要加入共青团，并且跟主人订立合同。

开头孩子们对费多尔的话，抱着不信任的嘲笑态度。

“你说得倒漂亮，”背有点驼的柯里卡生气地说，“你的主人好得像个使徒，可是我的呢，要是我加入共青团，并且跟他订合同，他会扭断我脖子的！……”

“扭断怕不见得吧！”另外一个反对说。

“要是你只有一个人，是会被他扭断的！你以为怎么样？譬如说，你能把一只手指折断，甚至于粉碎，但要是把所有的手指合在一起，握成拳头，你还折得断吗？不，老弟，我能用这个拳头把你的牙齿打掉！……”费多尔在一片哄笑声中说，“咱们应该团结成为这样的拳头。咱们像傻瓜一样给老板干活，干得也够了！你们有些人每月只有一卢布，有些只有一个半卢布，可我有三卢布，而且干活比你们都轻松！……”

“对——啊！……”好多个声音同时说。

他们常常夜里聚集在一起，在打谷场那边一直坐到公鸡报晓。

第五个星期日，费多尔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弟兄们，昨天分了草地，这两天准要开始割草了，咱们明天去对老板说，要他们加工钱，还要订合同。要不然，哼，咱们就不干！……”

“那样不行！太过分了！……”

“会把我们赶走的！”

“我们会挨饿的！……”

“他们不会赶的！”费多尔涨红脸大声说，“他们不会的，因为割草就在眼前了！没有雇农，他们就糟了！……不能那样过下去了！雇农委员会会问：‘你们是怎么被雇用的？’有人会说：‘我是主人的亲戚。’有人会说：‘我是主人的朋友。’但是你们要知道，除了你们自己，谁也不会帮你们忙的！”

经过长久的争论以后，终于决定了。

第二天早晨，村子里闹了起来，好像一窝受惊的牛虻。割草就在眼前了，可是在那些最有钱的人家，雇农们罢起工来了……

早晨，费多尔听见叫声，跑到大门外。

扎哈尔一边咆哮，一边把米特里的什物抛在街心，米特里却显出坚决的样子，把东西收拾起来，叽里咕噜地说：

“等着吧，等着吧！你会来求我的，我可不回来了！……”

“我会求你，哼，滚你妈的蛋！……”

扎哈尔看见费多尔，就向站在十字路口起劲地谈话的富农们回过头去，额上暴出青筋，大声嚷道：

“农民弟兄们！……他就是捣蛋鬼，是他们的头子！……揍这个畜生呀！……”

费多尔握紧拳头，匆匆地向他走去，扎哈尔却像老鼠一样，躲进门里，胆怯地尖声说：

“你要活命，就别过来！……我打死你！……”

十七

“……你们高兴怎样就怎样，我可不愿把我的长工赶走！照我看来，他就是党员也没关系，只要能干活就是了。订合同也没关系……我情愿每月给他三卢布，不然他一走，我就得损失几百卢布了！……”

“说得对，乡亲！……我的老婆病了，叫我跟谁去干活呢？”

“我也是那么想呀。”

“好吧，弟兄们！……咱们就跟他们订个合同，加他们一些工钱，再照规矩每星期给他们放一天假吧……扎哈尔，你给我闭嘴！……上次法院已经罚过你三十卢布啦！对了！……弄得不好我们也会受罚的！”

“何必再说废话呢！既然搞成这样，只好妥协了。咱们节省三卢布，就会损失几百卢布……那可太傻了！……”

“现在你倒去雇雇人看！……”

“会敲你竹杠的！”

“就那么办吧！”

“可是那个鼓动大家的坏蛋，得教训教训他。太有学问了，他妈的……”

“费多尔是个共青团员！……他在我家的时候，真叫我伤透脑筋！他拿刀在院子里追我，幸亏被工人们拦住了，真的……如今他可落在我的手里了……”

“我儿子说，他们总是从游戏场出来，到费多尔的打谷场上去开会。他在那边欺骗他们……”

“嗯，要是两三个人去拦住他，用棍子来对付怎么样？……”

“得教训教训这恶鬼！叫他别神气！”

“扎哈尔，你去吗？”

“天哪！我非常情愿！……我要拿一根粗棍子去……”

“咱们不要把他打死。”

“到那边瞧吧！要是我发起火来，那就难保了！……”

“我们几个人去？三个吗？好，去吧！……”

十八

晚上，潘捷列伊老大爷看见费多尔打算出去，笑眯眯地说：

“你啊，我的好家伙，最好还是待在家里。你已经弄出麻烦来，别再去搞什么了！”

“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打死你的！”

“不见得吧！……”费多尔笑了，接着穿过后院向打谷场走去。

这一次，孩子们聚集了很久。他们谈了有两小时的样子。大家情绪都很饱满，很兴奋。他们讨论了情况，交换了新闻，准备散会。

“咱们分开走，免得人家说闲话。”费多尔警告说。

夜笼罩着草原，一片漆黑。乌云好像涨水中的冰块，互相撞击着，重叠着。雷声隆隆，闪电在树林子后面划破天空。费多尔跟朋友们分开了，一个人走原路回去。开头他想走后院，后来想了想，就拐到胡同里。他在篱笆旁边坐下来，想抽抽烟，可是吹来一阵干燥的热风，把火柴吹熄了。费多尔把烟卷塞进口袋里，向潘捷列伊的大门走去。他绝没有料到，也没有发现后面偷偷地跟着两个人，十字路口还站着一个望风的……

他刚抓住栅门的把手，后面就有人哼的一声拿棍子劈下来。这一记正巧打在费多尔的后脑勺上。他低低地呻吟了一下，摊开两手，倒在门旁，失去了知觉……

跳蚤狠狠地咬着潘捷列伊老大爷。他在床上好久地翻着身，干咳着，把羊皮大衣也摔落在地上，正要睡着，忽然听见院子里有呻吟声、脚步声和低低的哨声。他挂下腿，留神地听着。哨声又起了。“费多尔被暗算了！”老大爷想。他从床上跳起来，抓起墙上的老式猎枪——平时用来打瓜地里的白嘴鸦的——跑到台阶上。大门口有人拖长声音呻吟着，跺着脚，用拳头啪啪地打人……老大爷扳动枪机，跑出大门，大声喝道：

“是谁啊？！”

三个黑影猛地闪到一边。

潘捷列伊老大爷拿枪筒对住最近的一个人，扳动枪机。砰的一声枪口里爆出一团火来，装在枪里的一把豌豆嘘溜溜地射出来……不知谁在路上大叫一声，扑通倒下了……老大爷喘吁吁地抛下猎枪，向躺在大门边的黑魆魆的人影俯下身去。他用两手在那人的头上摸索，摸着了一种湿黏黏的东西。他低下头去，仔细瞧瞧，可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出来。忽然天空中飞过一条像蜥蜴似的闪电，老大爷才看见是费多尔脸上流着血。他抱起失去知觉的身体，哆哆嗦嗦、跌跌跄跄地把他拖到台阶上，这才又跑到大门外去拾猎枪。闪电又照亮了天空，老大爷看见在二十俄丈开外的路上蹲着一个人。潘捷列伊老大爷抓住枪筒，连跳带蹦地跑到那人跟前，在黑暗中把他打倒在地上，又用肚子压住他，大声喝道：

“你是什么人？”

“看上帝的分上，放手吧……我的屁股和脊背都被打穿了……你不怕罪过吗，邻居，用砂弹打人……喔唷唷，痛死了！……”

老大爷从声音上听出是扎哈尔。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又用枪柄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这才抓住头发，把他拖到台阶边上。

十九

“……我们亲爱的费多尔同志！你大概不知道法院的判决吧？扎哈尔被判七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三年，其他两人米哈伊尔和赫烈诺夫村的投机商库兹卡，各处徒刑五年。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赫烈诺夫村的共青团支部已经组织起来了。你那几个雇农同志——十五个人，还有六个穷孩子，都已经入团了。区委调了我的工作。大家都热烈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回到这儿来。叶戈尔在达尼洛夫村组织了一个十一人的支部。孩子们都干活去了。再要告诉你一件事：前几天我看见潘捷列伊老大爷，他准备到医院里去望你，还要带吃的东西给你。赶快把身体养好回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时间跑得像脱缰的马一样快。

“团支部向你致共青团的敬礼，代表全体同志执笔的——雷布尼科夫。”

1926年

套鞋

一

自从村里小伙子开始去镇上游乐场起（这是在秋天打完谷以后），肖姆卡很快发现玛琳卡对他冷淡了。仿佛他们之间从未谈过情说过爱，仿佛玛琳卡从未送过肖姆卡蓝缎烟荷包。这个烟荷包边上还绣有绿边和玫瑰红字母，使这件贵重礼物更增添青春气息。每当肖姆卡拿出烟荷包卷纸烟的时候，不正是这些美妙的闪烁着玫瑰红火光的字母使他天真地相信她对他的爱情？如今烟荷包上天堂的光辉暗淡了，上面的绣花褪色了，几个表示“我爱谁就送谁”的缩写字母仿佛阴险地瞧着肖姆卡，使他想起得而复失的幸福。就连烟荷包里的烟草，肖姆卡也觉得很刺激，带有辛辣的味道。

同玛琳卡恋爱关系过早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套鞋。

肖姆卡发现这一点，是在村里小伙子第一次到镇上游乐场的那个星期日。其中一个叫格里什卡的小伙子，绰号湿胡子，背着一架德式手风琴，身穿有镶条的宽大马裤，脚蹬皮靴，皮靴外面还套着一双十分光泽的新套鞋。

那天晚上玛琳卡钦羡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这双套鞋，而肖姆卡则被遗忘了，他可怜巴巴地独自坐在游乐场一角，脸上带着颤动的苦笑，不是瞧着跳舞跳得脸上红扑扑的玛琳卡，不是瞧着嘴唇使劲的手风琴手，而是望着格里什卡那双在肮脏的泥地上打下一个个古怪脚印的套鞋。

肖姆卡不论平时还是节日都穿一双平底软鞋和一条破裤。布料破旧得连补丁都脱落了，线缝断裂，露出肖姆卡黑黑的皮肤。因为这个缘故，在游乐结束后玛琳卡由格里什卡护送回家，而肖姆卡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烟雾腾腾的房子，身子贴着被露水沾湿的篱笆，向玛琳卡家走去。

二

大路上被车轮翻松的灰土像毡子一样柔软。夜幕展开在镇的上空，被风吹动着。一钩新月在空中徜徉，而在镇街上，玛琳卡同格里什卡手挽着手走在肖姆卡前面。玛琳卡的头微微侧向一边，而格里什卡拱着背，脚上的套鞋在灰土上踩出一条沟，他从牙齿缝里吹着口哨。

在玛琳卡家附近的地上横着砍倒的柳树。一对人坐下来。肖姆卡把手指捏得格格发响，他像山羊一般轻易地跨过篱笆。

通过篱笆缝可以像白天一样清楚地看见玛琳卡和格里什卡，格里什卡正在拉双排键手风琴。在压抑的手风琴声中他低低地唱道：

唉，玛琳卡，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会对你这样疯疯癫癫。

请你看看，我是多么痛苦！……

玛琳卡靠近格里什卡，悄悄地问：

“你这双套鞋在哪儿买的，格里什卡？”

格里什卡摇摇一条腿说：

“在消费合作社买的。”

肖姆卡看见玛琳卡着迷的目光没有离开格里什卡的套鞋。在低沉的手风琴声中他听见玛琳卡颤动的声音：

“花了多少钱？”

“五个半卢布。”

“五个半卢布？……”玛琳卡反问，她的声音显然带有惊讶和尊敬的意味，“这样贵的东西您竟弄得全是灰……”

肖姆卡看见玛琳卡弯下身子拿手帕掸掉格里什卡套鞋上的灰土。

格里什卡缩回脚。

“你这是怎么了，玛琳卡，别掸了！……套鞋我认为一文钱不值。钱我足够再买一双！你把手帕弄脏了……”

“手帕脏了可以洗……”玛琳卡吸了一口气说，“你们镇里的小姐走路大概也穿套鞋吧？”

格里什卡把手风琴换了个肩，抓住玛琳卡的一只手。

“她们尽管也穿套鞋，但就我的身份而言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其中一个还因此感到很伤心。不过，她的脸盘儿长得像蛤蟆，我凭什么要喜欢她呢？”

格里什卡轻蔑地吐了口唾沫，用袖子擦擦嘴唇，好一阵贴住玛琳卡的面颊……

肖姆卡坐在篱笆外的卷心菜地里一动不动，坐得两腿发麻。当玛琳卡的白色头巾和格里什卡的时式帽子碰在一起时，肖姆卡气愤得不断点头，并用哆嗦的双手在地上摸索着石头。

……月亮徜徉在乌云后面，懒洋洋地向西方落下去。在仓房里，公鸡鼓动翅膀，嘶哑地报着晓。

格里什卡站起来。

“喂，玛琳卡，明天我去哪儿呢？”

玛琳卡整整滑向一边的头巾，低声回答：

“到铁匠铺来……我等着。”

肖姆卡像被弹簧抛起一样跳起来。他抓住篱笆，折断手旁的一根木桩。

玛琳卡哎哟一声，身子退向大门，格里什卡则像公鸡一般耸起羽毛，站在一旁。

肖姆卡跳过篱笆，挥动沉甸甸的木桩，走到格里什卡跟前。他怒气冲天，说不出话来，只结结巴巴地说：

“你这算什么？……追别人的姑娘吗？……呃？……”

“走，走，走开！我们过后会叫你的，你这个八号！……”

“不，等一下！……你欠着债……咱们要清算的！……”

“不，这事可不用等。”格里什卡拖长声音说，低下头，没有摆动手，急急地抢前一步，使劲在肖姆卡的肚子上揍了一拳。

肖姆卡的喉咙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窒息，他差一点丢掉手里的木桩，但他忍住疼痛，扭歪嘴唇，抡起手臂。格里什卡头上的帽子被打落下来，在空中转了个圈。

这一拳滑到手风琴上。琴上的风箱破了，里面的空气冲出来。格里什卡来不及躲避，木桩又啪的一下落到他的肩上。

过了一分钟，格里什卡身上的白衬衫在街上晃动，而肖姆卡则尴尬地揉着帽子，扭歪着脸，痛得喘不过气来，他用尖锐而悲伤的声音对站在门边的玛琳卡说：

“烟荷包是你自己送的……拿去，毒蛇！……我一直把你看作好人，可是你一看见套鞋，就同人家亲嘴……这种套鞋，哼，如果我想要，哪怕二十双也能弄到手。”

玛琳卡用拳头挡住嘴打了个哈欠。她望望暗淡的星星，若无其事地说：

“我讨厌你，破裤子！看到你都害臊……你身上的裤子就像被狗咬过了……下身都露了出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套鞋……”她又打了个哈欠，打得眼泪都流出来。她背对肖姆卡，懊丧地责备道：“马跑到哪里，蹄子也到哪里，你是人到哪里，拳头也到哪里……尽管你买了双破鞋，你还是个穷光蛋！”

肖姆卡声音低沉地反驳道：

“我的裤子跟你完全无关……你不要对我发号施令……我的鞋也不关你的事……你老爹的裤带也许被虱子咬断了，可我不是没去过问他的事吗？……对我来说，即使吃掉他的五脏六腑也不关我的事！”

玛琳卡响亮地弄响门闩鼻，踮着脚，从院子里通过栅栏往外张望，大声叫道：

“别人的虱子不用你管！……你自己的就够多了！春天里你妈妈背着袋子沿街要饭……你自己就是个半瓶醋，可别来辱骂别人的老子！……”

肖姆卡随口往栅栏吐了一口唾沫。

“走开，你这个病鬼！……真后悔，同你唠叨了半天，还吻过你那两片骂人的嘴唇……真该把你用一把火烧掉！既然如此，如今我宁愿吻母牛也不愿吻你这个贱货！……”

“你啊，腿上长长毛的家伙，就连小牛犊也讨厌你这个穿破鞋的人！……”玛琳卡恶毒地说，“猪猡亲你一次，都得呕吐三天。别过来！滚开！呸！……”

肖姆卡倾听着走远的脚步声，眼睛盯住大门。

这天夜里，在玛琳卡家大门口，肖姆卡两月前晚上在瓜地上产生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

三

肖姆卡天一亮就出去耕地。他头发蓬乱，怒气冲冲地扶着犁。他两次心里想着心事，两次重耕了路边的地。他随随便便地扶着犁把，犁沟耕得不深不直；犁铧不断跳动，弯弯曲曲地划破坚硬的土地表皮，而每块被钢刀割下的泥块肖姆卡都觉得好像谁的套鞋的光……

他吃了午饭，躺在大车底下休息。刚一合眼，就梦见自己处在一群熟识的同村小伙子中间，他们仿佛旁观似的欣赏着自己身上那条奇妙地塞在靴子里的裤子。地上撒满了葵花子壳，肖姆卡古怪地分开两脚站着，而他那双属于自己的套鞋的亮光使他目眩。

梦是甜蜜和愉快的，而觉醒又使肖姆卡的心充满无比痛苦。

肖姆卡的父亲去世时遗留给他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他那有病的母亲和一堆没有衣服穿的弟妹。肖姆卡的母亲春天里沿街要饭，收集人家好心放在窗外的面包。冬天，孩子们光着身子在炕上乱爬，夏天则泡在芦苇荡里，因为那里不需要衣服和鞋。小牛生下来第三年就成了一头少见的干活公牛，毛是稀有的枣红色，头上长着多杈的角，胸脯很大；母牛干活累坏了，几乎不再产奶，不停地咳嗽，腹泻不止。肖姆卡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干活，还带着六个需要喂养的弟妹，谁都知道这样是不可能挣很多钱的。

十俄亩地肖姆卡耕了三天。三天里他一直沉思和叹息，好像草原上漫长而荒无人迹的道路。第四天，天气晴朗，稍微有点上冻。太阳很小，黄黄的没有血色，经过暗淡的天空，而且不像夏天那样经过村庄上空，而是经过村庄的南边。

村子里，在肖姆卡的院子里阴沉沉地堆着没有脱粒的庄稼。

一早铺上了一片麦穗，肖姆卡向邻居借来石头脱粒机，套上母牛和公牛。肖姆卡的母亲画了十字。

“开始吧，好儿子，上帝保佑你！”

于是脱粒工作就在“上帝保佑”声中开始了。

母牛常常停下来，弓起背，把发臭的绿色粪水浇在麦子上。肖姆卡的母亲连忙双手把冒气的牛粪耙在一起，专心理出每一根麦穗。肖姆卡恼恨得脸色发青，更使劲地鞭打回声很响的肋骨毕露的母牛，而在干枯的布满皱纹的牛皮上就一道道地肿起伤痕。

第二次铺上了麦穗，肖姆卡说：

“我们把牛卖掉吧，妈妈……指望它，就像向公山羊要奶一样。它既不能拉车，又不能干活。脱粒时麦子都被它尿湿了，而耕地又完全不中用。”

肖姆卡母亲的双臂因患风湿症而弯曲，好容易举起来，又无力地垂下。

“你疯了吗，肖姆卡？以后我们用什么来喂孩子？只有牛奶能养人。”

“母牛会咽气的，孩子们只能拿南瓜糊口……”

“南瓜会吃得他们肚子鼓起来……”

肖姆卡使劲把耙子插到脱粒的麦堆里。

“我们冬天吃什么呢？你看到有多少粮食吗？你自己算算：我们脱粒二十普特，可以吃到圣诞节，以后就得挨饿了，是吗？……”

“也许把公牛……肖姆卡，也许把公牛卖了吧？……”

“慢着，这怎么行？”肖姆卡脸色发白，颤声问，“到那时只能向土地吐口水了，是吗？耕地用什么呢……怎么能这样说话？……”

“哼，没有母牛孩子们会饿死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谈话到此结束。

四

每月十八日村里都有集市。哥萨克从四周村镇赶来牲口，采购商从车站跑来，商人在集市广场上搭起木头货摊，柜台上沙沙地翻动有气味的印花布，皮货摊旁留大胡子的村民用牙齿试着皮子的牢度，游乐场里的手风琴声如泣似诉，陶器贩子在叫卖釉陶器皿，姑娘们穿着时式便鞋轻盈地走来走去，尖声叫喊，大胆地飘动裙子下摆，吉卜赛人在折磨马匹，小酒店里哥萨克在为“久别”而干杯。集市上弥漫着蜂蜜、熟羊皮和马粪的气味。

风从集市广场上吹来各种难以名状的酸涩的咸滋滋气味。两天里村子上空如潮水般汹涌着嘈杂的人声。

集市那天早晨，母亲问肖姆卡说：

“你把公牛牵去卖吗？”

肖姆卡正在剥去熟土豆的皮，烫了手。他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吹了吹手指，用手扫去膝盖上的土豆皮。

母亲在炉子旁拨动炉叉，说：

“要是公牛能卖到五十卢布，我们就可以买粮过冬了……好儿子，你得先弄一条裤子，我要先做一件衬衫，要不身子全露出来了……还得给孩子们买点便宜货……至少买一双靴子大家轮着穿……万卡该上学了。快过冬了，可他还光着脚。”

肖姆卡被热土豆烫着了，同时心里想：“套鞋可以买一双……”

他困难地动着喉结，勉强咽下一块没有嚼烂的土豆，由于想到这事他感到心悸，而且仿佛有样东西在心口断裂了。玛琳卡、格里什卡、母亲、公牛、套鞋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转动。母亲还低哑而单调地说着什么，仿佛在念诗篇，而肖姆卡已穿上破短褂，向门口冲去，仿佛失去了知觉。

“帮我把公牛拴住！听见吗，妈妈？快一点！……”

五

肖姆卡拉着牛绳，一大群孩子在后面尖声叫着，用树枝赶着倔强的公牛，公牛则疯狂地摇着头，并用低沉的哞哞声表示愤怒。

集市上，大车旁躺着缚住的公牛和母牛，它们困倦地动着下颌，反刍着，皮毛蓬乱的肚子温暖着潮湿的地面，使地上冒出热气来。

贩子们手拿长棒在牛旁走来走去。商人用靴子踢踢看中的牛，走到前面。牛哼哼着，用两条前腿跪下来，然后用偶蹄吃力地抵住泞滑的地面，富有弹性地翘起屁股。商人用熟练的手指迅速而仔细地抚摩牛的胸部、腿、背部，察看嘴里的牙齿有没有因年老而磨掉，然后同主人拍掌，起誓，把帽子扔在地上。

肖姆卡的牛拴在栅栏上，很快就引起一个红头发商人的注意。他走到肖姆卡跟前。

“你是牛的主人吗？”

“我是。”

“你要多少钱？”他问，眼睛不看肖姆卡。他在牛的周围踱来踱去，一直用钩子般的手指和一双在红眉毛下骨碌碌转动的眼睛抚摩着牛。

“七十卢布！”肖姆卡粗声大气地说。

“也许连你也能带上吧？”

“滚开，要是这样的话！……”

肖姆卡皱着眉头瞅了瞅走开去的商人。商人又转过身来。

“说一说最低价！……六十卢布卖吗？不卖？嗯，那你就伴牛坐着吧，说不定老天爷会让你牵回家去的，这样更保险些。”

“你去胡说八道吧，你就是靠此生活的！”肖姆卡生气了。

红头发在集市上兜了一圈，在一个头发灰白的乌克兰人伴同下又走过来。

“喂，怎么样，想定了吗？”

“七十卢布！”肖姆卡坚持。

过了半小时，声音嘶哑的商人塞到肖姆卡哆嗦的手里两张十卢布钞票（左角有几个身材高大的大叔撒着篮子里的谷子）。就在这儿，在大车之间人们喝着烧酒。商人仰起头从深色瓶里喝着酒，肖姆卡弄不懂咕嘟咕嘟声是从酒瓶里发出来的还是从商人喉咙里发出来的。酒瓶传到肖姆卡手里。温暖的酒烧炙着嘴和胃，鼻子里冲进烧酒的气味。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

“嗯，祝你走运！……”商人嚼着坚硬的面包圈，声音嘶哑地说，“价钱我们没有让你吃亏……今年没有饲料，到冬天这样的价钱你也许肯卖了！”

“牛是我的……”肖姆卡声音发抖，两腿也发抖，“这不是一头牛，它是我们的供养人……要不是没办法了，永远不会卖的！……”

红头发向乌克兰人挤挤眼。

“那还用说……天下傻瓜只有牛和哥萨克。牛为哥萨克干活，哥萨克为牛干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相依为命！……”

红头发解下公牛，哈哈大笑，肖姆卡手里捏着钱，手在口袋里仿佛一只白胸小鸨在套索里哆嗦。他的两脚听话地向铺子走去，头脑喝得稀里糊涂，只有一个念头：“我一穿上套鞋，就走到玛琳卡家门口，让她这贱货看看，套鞋不只格里什卡一人有！……”

商人和颜悦色地从柜台后面探过身来。

“年轻人，您要什么呀？”

“我要那个……我要一双套鞋！”

肖姆卡竭力想控制声音，但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却异常响亮，有点古怪。肖姆卡觉得行人都在望他，并且站住了。

“您要几码的？”他听见远处传来模糊的声音，他吸足气，使人家都能听清他的话。

“我不要尺码……给我一双干净的套鞋！……”

商人温柔的眼光像油一般滴在肖姆卡的心里。他的声音尊敬而亲切，从来没有人对肖姆卡这样说过话，因此肖姆卡几乎被感动得落泪。

“朋友！帮忙弄一双套鞋，不要印尺码……我付钱……只是要干净的，不要印尺码……”

肖姆卡没看见商人眼睛里隐藏着阴险的微笑。

“您不要靴子吗，有谁光脚穿套鞋的？您过来试一试。货色与众不同！……靴子挺气派！……”

仿佛在梦中，肖姆卡觉得有人殷勤地帮他穿上气味很浓的小牛皮靴。后来在帆布屏风后面，人家在他的光身子上套上飒飒响的新呢裤子和长长的上装。伙计把肖姆卡的破衣服轻蔑地用报纸包起来塞给他，肖姆卡身子摇晃，抱住伙计圆鼓鼓的背，发出天真幸福的笑声。

“这衣服您会满意的……真正的呢子，还是战前的老货呢……”

他那双眼睛抚摩着肖姆卡，而他的声音肖姆卡可从没听人这样对他说过，他不禁心花怒放。

“让我替您量量帽子的尺寸吧？”

肖姆卡流出幸福的眼泪，把头伸给他量。

“弟兄们！……我快活死了！……钱有什么道理！套鞋对我更可贵……拿去！……”

从肖姆卡的拳头里，一叠被揉皱的汗湿钞票轻轻地落在地板上。

商人赶快拾起钞票，用铜板敲敲箱子，塞给肖姆卡六十卢布多下的找头——一张绿色半卢布钞票和两枚闪闪发亮的一戈比铜币。接着一顶被蛾子蛀坏的漂亮便帽按在肖姆卡的头上，商人那双原来亲切而殷勤的眼睛变得像钻子一般钻着肖姆卡。他的声音粗暴地在肖姆卡耳边震响：

“见你的鬼去吧，狗娘养的！可怜的酒鬼！快点儿！”

后面有人用膝盖撞了肖姆卡一下，肖姆卡就带着酒意的微笑从柜台后面飞出去，沉甸甸地落在泥地上。他好容易爬起来，张开嘴吐出下流的骂人话，但突然看见玛琳卡就在面前，头上包着节日的花头巾，头巾下是一双笑盈盈的眼睛和油光光的双颊。

仿佛在一片迷雾中，他同她一起在市场上溜达，用最后半个卢布买了黏腻的糖果。他在路上摔了一跤，摔得很疼，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玛琳卡那双钦羡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他穿着有插袋的马裤，磕磕绊绊，叉开两腿，把泥浆都溅在光亮的套鞋上。玛琳卡稍稍走在他后面，低声请求说：

“肖姆卡，别这样！……别胡闹，人家在瞧着我们呐！……肖姆卡，丢脸的呀！……”

晚上，在食堂旁边，肖姆卡跳起了哥萨克舞，还同别的哥萨克一起喝烧酒，天快亮时才踉踉跄跄地走回家里，使劲敲了敲窗子。

母亲身上裹着破烂的衣衫，打开门，吃惊地后退一步。

“谁呀？你找谁呀？”

“是我，妈妈……”

母亲感到情况不妙，竭力忍住哆嗦，默默地放肖姆卡进去，点亮蜡烛头。炕上几个孩子和谐地打着鼾，蜡烛发出啪啪的响声，冒着烟。

“你把公牛卖了？”她问，身子微微哆嗦，牙齿嗒嗒作响。

“把公牛卖了……我把公牛卖了……是的……”

“那么钱呢？”

“钱吗？在这儿。”肖姆卡脸上露出苦笑，一只手伸到口袋里。在一片寂静中只听得手指在口袋里痉挛地抓着。两个铜板在里面丁当作响。

母亲眼睛一眨不眨，盯住肖姆卡一只手在里面摸索的空口袋。肖姆卡身子摇晃，靠着桌子，从口袋里掏出两枚闪亮的铜板，扔在泥地上。其中一枚旋转着，闪出黄光，当的一声滚到长凳底下。

母亲声音嘶哑地跪在地上，抱住肖姆卡的双腿，拼命哭诉，灰白的头在地上撞着。

“亲人哪！……好——儿——子！这是怎么搞的？！喔——唷——唷！你这是干了什么啦？”

肖姆卡扭动两腿，向门口退去，可是母亲跪在地上跟住他，脸色发青，哭得哽住了，泪水滴在肖姆卡那双泥污的套鞋上。

1926年

高尔察克[1]、荨麻和别的

调解法官先生[2]……不，人民审判员同志，您在大会上作了说明，对于富农的伤害和欺负行为应该行使哪一条法律。可我倒想打听一下关于荨麻和别的……我想，在苏维埃政权底下，像公民们对待我的那种态度，是不应该有的。要是男公民们那么对待我，倒也罢了，可偏偏还是娘儿们！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可就难过了，我不撒谎！

春天里，我们村子里来了个女同乡——娜斯嘉。她原来住在矿山上，这时候忽然跑了来。准是魔鬼把她拉来的！

我们的村主席斯吉什卡来找我。他跟我握了握手说：

“你知道吗，费多特，娜斯嘉从矿山上回来了。头发剪得短短的，还包着块大红头巾！”

哼，包头巾让她包好了，干我什么事呢？当然啰，很叫人生气：是个婆娘，干什么忽然把头发剪短呀？我沉默了一下问：

“回来探亲还是怎么的？”

“探什么亲！……”他说，“她要把我们的娘儿们召集拢来，叫她们也搞个组织。如今可得睁大眼睛，留点儿神了！你只要稍微动一下自己的老婆，她们就会抓住你的尾巴，把你扔到狗房里去！”

我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阵，他向我提了个建议：

“费多特，你把她送到乡里去吧。她有证明文件，应该到那边去搞搞妇女工作，像妇女执委会之类，鬼才弄得清她们的名目。看在我的面上把她送去吧！”

我就跟他讲道理：

“好，斯吉什卡，看在您的面上。可是我太倒霉了，在农忙的时候不能把马拉走呀。”

“不论怎么说，”他说，“一定得去！”

这个娜斯嘉就来找我。为了免得看见她的短头发恶心，我就走开了，独个儿到草原上去找母马。我那匹母马呀，老实对您说，是匹真正的茨冈货[3]：它一跑——地面都会哆嗦，跌一跤——三天都起不来。一句话，你扶它起来，恨不得马上拿它去换掉。我几次想拿斧子杀了它，只是舍不得——它怀驹了……

等我把它捉住，并且劝它说：别踢了，傻东西，你去拉的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妇女政权——这时候娜斯嘉跟我的老婆已经搞得很熟了。

“丈夫打你吗？”她问。

我那个傻婆娘竟回答说：

“打的！”

我刚把母马拉到屋子里，娜斯嘉就对我说：

“你干什么打老婆呀？……”

“为了维持秩序。你不打，她就会变坏的。老婆好比马：不打不走。”

“别说老婆，就是马也不可以打的！”她这是在教训我。

我们谈了一会儿就动身了。我故意不带鞭子。马一步步地走着，走得那么慢，好像运瓦罐一样。

“走得快点儿！”娜斯嘉说。

“既然不可以打马，怎么能走得快呢？”

她没有做声，只撅撅嘴。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也乐得舒服，在后座上躺下来打瞌睡。那马不是傻瓜，也就站住不走了。于是娜斯嘉，说实在的，公民先生……嗯，一句话，该怎么称呼你呀？……她就手里拿着一束干草，在母马前面跑着，跑着。到乡里有十七八俄里地。直到早晨才跑到。娜斯嘉哭了，骂我无赖，我就对她说：

“你就是骂我瓦罐也行，只要不来动我！”

回去的路上我可恼火了，折了一条比电线杆稍微细一点的树枝，拼命赶那母马，赶得地上的灰尘都被它的尾巴扫光了。

“你也要讲平等了吗？来吧！来吧！”赶到院子里，我对老婆嚷道：

“来卸马，不要脸的东西！”

“你可不是什么老爷！”她站在门槛上这么摆了摆手。

我抢前一步，抓住她的头发。可没想到……简直混蛋……从前她胆子很小，连眼睛都不敢眨一眨，这会儿她竟不顾三七二十一，拉住我的胡子，用各种各样的外国话骂了起来……这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呐。要知道我的姑娘已经可以出嫁了。我那个老婆力气很大，把我抓得好惨！简直剥了我一层皮，我从她手里挣扎出来，就像蛇蜕了一层壳一样。而这一切都得怪娜斯嘉——短头发的妖精！……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展开了内战。没有一天不是跟我那个傻婆娘打到太阳落山，活就只好搁下了。我们打得鬼哭狼嚎，到了星期日，她竟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带着孩子，拿了些家伙，搬到地主的马房里去住了。

我们村子里好久好久以前住着一个地主。红军一到，他就飞到温暖的地方去了。念过书的人说，在外国白头翁鸟和地主生活过得很好……房子被我们烧掉了，马房保留下来。是砖头砌的，还有地板。我那个贱货就住在这马房里。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像一个疖子生在显著的地方。早晨我打算去挤牛奶，可是那该死的母牛，连瞧都不愿瞧我。我走过去，这么搞，那么搞——哼，它总是不承认我是主人！好容易把它的脚缚住了，拴在篱笆上。

“站住，大耳朵的恶鬼，”我说，“要不然我的神经病发作起来，我会要你的命的！”

我把桶子放在它的肚子底下，一只手指才轻轻接触到它的奶头，可它就摇摇尾巴，用这可恶的小扫帚直扫到我的眼睛上来。慈悲的主啊，我正想开始做祷告，可是它竟重重地抽了我一下。这样一来，我这个有罪的人啊，他妈的，就破口大骂，把它十八代祖宗都骂到了！

我眯缝起眼睛，把帽子往眼睛上一拉，就抓住奶头，把它拉来拉去乱挤。牛奶都滴在桶子外面了，可是那畜生还要用尾巴抽我的两边腮帮……这时候我眼睛发黑，刚要去拿了桶子闭着眼睛从牛栏里跑出去，没想到那畜生踢了一脚，把可怜的几滴牛奶都泼个精光。我把这牛咒骂了一通，把空桶挂在它的角上，就去烧饭。

说实在的，从这天起我们村子里的生活就完全颠倒过来了。过了四五天，我的邻居阿尼西姆想教训教训老婆，叫她别在游戏场里盯住小伙子瞧。

他说：“等一下，杜尼雅，让我把车上的马肚带解下来，教训你几下！”

她听了这话，就扭动屁股，立刻跑到马房里找我那个傻婆娘去了。这以后又过了几天，我听说主席斯吉什卡的老婆和小姨也跑了，也搬到那个马房里去了，后来又有两个婆娘跑去加入她们这一伙。她们在那边总共有八人，一块儿过着活，倒也罢了，可是我们的事搞得一团糟：你顾了耕地，就顾不到吃；顾了吃，就顾不到耕地——弄得走投无路，真想上吊。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聚集在土台上，诉着苦，我就说：

“弟兄们，这样的捉弄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呀？他妈的，咱们一块儿去，把她们从马房里赶出来，连东西一起把她们拖回家去！”

大家集合起来，走了去。本来要选斯吉什卡当这件事的指挥的，可是他推辞了，因为他有疝气毛病，得经常把肠子塞回去。

他说：“我是个青年人，可是疝气毛病很厉害，所以不合适。你啊，费多特，在第三辎重队里干过，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再说你的模样儿长得像高尔察克，你当指挥比较合适。”

我们走到马房跟前，我说：

“咱们先别动手打架。我作为代表去对她们说，叫她们各自回家。我说：对你们实行大赦了。”

我爬过矮墙走去。我的队伍就埋伏在水沟旁边，抽着烟准备着。

我刚一推开门，斯吉什卡的老婆就举起炉叉嚷道：

“你来干什么呀，吸血鬼？！”

不等我开口回答，娘儿们就把我掀倒在地上，狠狠地拿我在马房里拖来拖去。她们围着我，大叫大骂，我那个老妖精闹得最凶：

“你来干什么呀，狗养的？”

我好声好气地跟她们说：

“娘儿们，别糊涂了！大赦……”

刚说出这两个字，阿尼西姆的老婆就挥动拳头扑过来：

“你们欺负了我们一辈子，就像欺负牲口一样，打呀，骂呀，到如今你还要骂人吗？……哪，你咬吧！……你自己才是‘大赦’，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女人！”说着向我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转身对娘儿们说：“他捉弄咱们，姊妹们，咱们拿他怎么办呀？”

我的心收缩了，脾也像是碎了。我想，嗯，要侮辱我了，祸害！……

到如今一想起来，还是叫人气破肚子……这难道还不算侮辱吗？……她们死不害臊地在地板上糟蹋我，阿尼西姆的老婆杜尼雅竟坐到我的头上说：

“费多特，你别害怕，我们只对你行点儿家规，好让你记住，我们不是街上的‘大赦’，而是有夫之妇！”

事实上她们用的是荨麻秆子，这怎么能算是家规呢？而且是野生的荨麻，又粗又硬，有两尺多长……这以后我整整一个星期不能像人那样坐，只好用肚子来坐了……被她们行过家规的地方都起了水泡。

第二天开了个大会，作出一项决定，从此不许再打老婆，还得替她们妇女执委会耕种一公顷向日葵地。娘儿们这才各自回家，我那个也回来了，可是到如今我还是没法生活。譬如说，我看见两头小牛在菜地里吃白菜，就对我的儿子格里沙说：“快去把牛赶开！”可是他那个废料却回答说：

“爸爸，为什么人家都叫你高尔察克呀？……”

我来到街上，孩子们连路都不让我走，叫着：

“高尔察克！高尔察克！你是怎么跟娘儿们打仗的呀？”

这怎么能叫我不生气呢？我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可如今忽然变成高尔察克了。人家是这么叫斯吉什卡的公狗的，这么说来，我也落到狗的地位了？哼，我可不能同意！……现在我就是来问您：要是上法院控告那些娘儿们，那么您，审判员同志，对她们给人取“高尔察克”这种狗的绰号，并且用荨麻侮辱人的行为，能不能也行使一条适当的法律呢？……

1926年

[1] 高尔察克（1873—1920），俄国反革命头子之一，曾任沙皇政府海军元帅，十月革命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反革命军事活动，一九二〇年在远东被捕处死。

[2] 十月革命前对民事审判员的称呼。

[3] 茨冈人过去常拿老弱病马冒充好马出卖，这儿就是指不好的马。

人家的骨肉

斋戒期[1]才开始，就下了一场初雪。夜里，风从顿河那边吹来，吹得草原上蒙霜的野草沙沙发响，把散乱的雪堆吹得好像女人的辫子，又把土墩累累的路面吹得干干净净。

夜把一片苍茫的寂静展开在村子上空。村外的原野杂草丛生，没有翻耕过，还在睡梦中。

半夜里，一只狼在峡谷里低沉地嚎起来，几条狗在村子里响应它，于是加夫里拉老大爷就被闹醒了。他从炕上垂下腿，一只手扶住木档，咳嗽了好一阵，随后唾了一口口水，摸到了烟荷包。

每天夜里，在第一遍鸡啼以后，老大爷就醒过来。他坐起来，吸烟，咳嗽，哑着嗓子吐痰，而在气喘间歇的时候，思想就在头脑里沿着走惯的途径活动起来。老大爷想的就是一件事——关于那个在战争中失踪的儿子。

他只有一个儿子——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为了他，老大爷双手不停地干活。后来到了时候，他得送儿子上前线去打红军。他把两对公牛牵到市场上，用卖得的钱向卡尔梅克人买了一匹军马——简直不是马，是草原上的闪电。又从箱子里取出一副鞍子，一具祖上传下来的镶有银饰的马勒。在送别的时候对儿子说：

“嗳，彼得罗，我给你准备好行装了，带着这样的行装就是当军官也不会丢脸的……你要像你爸那样去服务，不要辱没了哥萨克的军队和静静的顿河！你的祖上世世代代效忠沙皇，你也要争气啊！……”

老大爷望着泻满绿幽幽月光的窗子，留神地听着在院子里像是在摸索着什么东西的风，脑子里可记起那些一去不返的日子来。

在欢送儿子出征的宴会上，哥萨克们在加夫里拉家的芦苇屋顶下，热闹地唱着古老的哥萨克歌：

我们作战，不破坏战斗队形，

从来只知道听从命令。

指挥员爸爸一声命令，

我们就冲锋前进——

又劈又刺，奋不顾身！……

彼得罗醉醺醺地坐在桌子旁边，脸色发青，喝干了最后一杯“上马酒”，疲倦地眯缝着眼睛，但是稳稳当当地上了马。他整整马刀，从鞍子上弯下身来，从老家的院子里抓起一把泥土……现在，他大概长眠在异乡的什么地方，只是不知道谁家的土地在温暖他的胸膛？

老大爷拖长声地干咳着，胸膛里的风箱呼噜呼噜地发出各种不同的音调，在咳嗽间歇的时刻，他把微驼的背靠在木档上，思想就在头脑里沿着熟识的途径活动起来。

老大爷送走儿子，过了一个月就来了红军。敌人破坏哥萨克传统的风俗，老大爷过惯的生活，也像一只空口袋那样被翻了过来。彼得罗在战线的那一边，他在顿涅茨附近作战英勇，获得了下士的肩章；加夫里拉老大爷在村子里看见那些莫斯科佬和红军，心里就怀着老年人深恶痛绝的感情。那种痛恨的程度，就像以前疼爱头皮光光的儿子彼得罗一样强烈。

为了表示跟敌人过不去，老大爷故意穿上镶有红条子的哥萨克宽腿扎脚裤，裤脚筒上还钉了几条黑线；再穿上挂有橘红色饰带的近卫军上衣，上衣上还留着佩过骑兵司务长肩章的痕迹；胸上又挂满各种因为忠君报国而获得的奖章和十字架：每逢星期日，就这样穿戴着到教堂去做礼拜，还故意敞开短大衣的前襟，好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村苏维埃主席有一次遇到他说：

“老大爷，把身上挂着的那些玩意儿拿掉吧！现在不兴这些了。”

老大爷一下子像火药那样爆炸了：

“难道这些东西是你给我挂上的，现在又来叫我拿掉吗？”

“那个给你挂上的人，恐怕早已在地下喂了蛆虫了。”

“让他去吧！……我可不拿掉！难道你能剥掉死人身上的东西吗？”

“亏你说得出来……我是好心劝你，老实说，你就是戴着那些东西睡觉也无所谓，只是那些狗啊……狗会把你这裤子撕破的！它们那些宝贝，看不惯这种样子，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

这是一种痛苦的委屈，苦得好像开花的艾蓬。老大爷拿下勋章，可是心里的委屈像牛蒡一样，不断生长，开始跟仇恨混成一片了。

失掉了儿子，也就不用再为什么人挣钱了。板棚子倒塌了，院子被牲口踩坏了，猪圈被暴风揭去屋顶，里面的椽子也腐烂了。在马房里，老鼠在空的马栏里随心所欲地做起主人来；割草机在屋檐下生锈了。

哥萨克们临行以前带走了几匹马，剩下的几匹被红军拉去，最后一匹腿上多毛、耳朵高耸的马，是红军留下来作为交换的，秋天里也被马赫诺匪帮看中拉走了。他们只留给老大爷一副英国裹腿作为交换。

“就算我们吃点亏吧！”马赫诺匪帮的一个机枪手眼睛说，“老大爷，你就拿我们的东西去发财吧！……”

几十年来挣得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老大爷垂下两手，不想再干活了。可是到了春天，当寂寞的草原顺从而困倦地展开在脚底下的时候，土地引诱他，在夜里用无声而有力的号召呼唤他。老大爷抵抗不住，只好给牛套上犁，用钢的犁铧去划破草原，并且把一粒粒茁壮的小麦，播在贪婪的黑土里。

哥萨克们从海上和海外归来，可是他们谁也没有看见过彼得罗。他们跟他在不同的团里干过，到过好些地方——俄罗斯的地方还嫌少吗？——可是彼得罗最后所属的那个团，在库班某地已经跟茹洛宾部队一起全部牺牲了。

加夫里拉跟老伴差不多从来不提起儿子。

夜里，他常常听到老太婆把眼泪滴在枕头上，还重重地擦着鼻涕。

“你这是干什么呀，老太婆？”他哼哼着问。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

“大概是这儿有炭气……头有点痛。”

老头儿假装糊涂，劝告说：

“你去吃些酸黄瓜水吧。要不要我爬到地窖里去拿？”

“你快睡吧。过会儿会好的！……”

寂静重又像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精巧蛛网，张开在屋子里。月亮大胆地窥探着小窗子，欣赏着人家的悲哀，欣赏着做母亲的忧愁。

不过，他们还是等待着，希望儿子回来。加夫里拉拿了几张羊皮去加工，还对老太婆说：

“我跟你就像现在这样，马马虎虎也可以过去了，可是彼得罗回来叫他穿什么呢？冬天快到了，得给他缝一件短大衣了。”

他们照彼得罗的身材缝了一件短大衣，放在箱子里。又给他准备了一双日常穿的靴子——打扫牲口院子时可以穿。老大爷又把自己的青呢军服小心地藏好，撒了好些烟草，以免被虫蛀破。他们还宰了一只小羊。老大爷就用小羊皮给儿子缝了一顶帽子，挂在钉上。他从院子里进来，看见这顶帽子，就觉得彼得罗好像马上会从屋子里出来，并且笑嘻嘻地问：“嗳，爸爸，怎么样，外边冷吗？”

过了两天，天还没黑老大爷就去打扫牲口院子。他把干草在槽里放好，想到井边去打水，才记起没有戴手套。他回到屋子里，推开门，看见老太婆跪在长凳旁，把彼得罗没有戴过的皮帽子紧紧地抱在胸前，身体摇摇摆摆，就像在拍孩子睡觉一样……

老头儿眼睛里一阵黑，像只野兽似的向她冲过去，把她推倒在地上，嘴里口沫飞溅，声音嘶哑地叫道：

“放下，贱货！……放下！……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他从她的手里夺下皮帽，抛进箱子，上了锁。后来他发现，老太婆的左眼从此常常抽搐，嘴巴也常常歪在一边。

光阴一天天、一周周地流去，就像顿河里的水一样——顿河里的水在初秋绿得透明，总是急急地流着。

那一天，顿河的边缘开始结冰了。最后一群雁在村子上空飞过。晚上，邻居的一个小伙子跑来找加夫里拉，匆匆地对圣像画了个十字。

“您好！”

“天爷保佑。”

“老大爷，你没听到吗？普罗霍尔从土耳其回来了。他是跟您的彼得罗在同一个团里服务的呀！……”

加夫里拉连忙跑到巷子里，因为咳嗽和走急路而喘不过气来。普罗霍尔不在家里，到他兄弟的村子里去了，据说要到明天回来。

加夫里拉一夜没有睡着。他在炕上忍受着失眠的痛苦。

天亮以前，他点着了油灯，坐下来配毡靴的底。

早晨软弱无力，从青灰色的东方发出淡淡的曙光。月亮还停留在天心，仿佛她没有力气走到乌云后面，去躲上一整天。

早饭以前，加夫里拉向窗口瞧了一眼，不知怎的悄悄地说：

“普罗霍尔来了！”

普罗霍尔走进来，样子不像一个哥萨克，相貌也有些变了。他脚上穿着一双钉有铁片的英国皮鞋，走起路来嗒嗒发响；身上穿着一件式样古怪、过分宽大的大衣，看样子是从别人身上脱下来的。

“日子过得好啊，加夫里拉·瓦西里奇！……”

“托福，老乡！……来吧，请坐。”

普罗霍尔脱下帽子，跟老太婆问了好，在前面角落里的长凳上坐下来。

“嗯，天气真糟糕，雪刮了一地，简直走也走不过来了！……”

“是的，今年的雪下得真早……从前，这个时候牲口还可以放出去吃草呢。”

他们尴尬地沉默了一分钟。加夫里拉装出平静和坚强的样子说：

“小伙子，你在国外变得老多了！”

“没有办法不老啊，加夫里拉·瓦西里奇！”普罗霍尔笑了笑说。

老太婆结结巴巴地开口说：

“我们的彼得罗……”

“闭嘴，婆娘！……”加夫里拉严厉地嚷道，“先让人家把身体烤烤暖，来得及……打听的！……”

他向客人转过身去，问：

“嗳，普罗霍尔，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勉强跑回家里，好像一条狗屁股挨了打，可这样已经算是运气了。”

“噢——噢……这么说来，在土耳其人那边过得很糟吗？”

“勉勉强强应付过去了。”普罗霍尔用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不过你啊，加夫里拉·瓦西里奇，也老多了，头上满是白发了……你们在苏维埃政权下过得怎么样？”

“我在等儿子……等他来给我们两个老人养老……”加夫里拉苦笑了一下。

普罗霍尔连忙把眼睛移到一旁。加夫里拉注意到了这一点，直截了当地问：

“你说：彼得罗在什么地方？”

“您难道没有听说吗？”

“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加夫里拉简短地说。

普罗霍尔把台布的肮脏穗子绕在手指上，没有立刻接下去。

“大概是在一月里……嗯，不错，是在一月里，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城郊……海边上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嗯，像平常一样驻扎在那里……”

“他牺牲了吗？……”加夫里拉弯下腰，压低嗓子悄悄地问。

普罗霍尔没有抬起眼睛来，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没有听到问话似的。

“我们驻扎着，可是红军冲到山上，去跟绿军[2]联合。中队长就派他，你们的彼得罗，去进行侦察……当时我们的中队长是谢宁中尉……那时就出了事……您明白……”

铁锅子哗啷一声在炉子旁边掉下了，老太婆伸出双手，走到床前，叫声把喉咙也哽住了。

“别哭！！”加夫里拉严厉地嚷道。他两肘搁在桌上，眼睛盯住普罗霍尔，有气无力地说：“嗯，把话说完了！”

“用刀砍的！……”普罗霍尔脸色苍白，大声叫道，接着站起来，在凳子上摸着帽子，“彼得罗……被砍死了……他们几个担任侦察的，在树林附近停下来，让马歇一会儿，彼得罗在马上松开肚带，想不到红军从树林子里出来……”普罗霍尔说得喉咙也哽住了，两只手揉着帽子，不断哆嗦，“彼得罗抓住鞍鞒，可是鞍子滑到马的肚子下……马很暴躁……止不住，就把他抛下了……就是这样！……”

“要是我不相信呢？……”加夫里拉清清楚楚地说。

普罗霍尔头也不回一下，匆匆地向门口走去。

“加夫里拉·瓦西里奇，信不信随您的便，可是我实在……我说的是实话……完全是实话……我亲眼看见的……”

“要是我不愿意相信呢？！”加夫里拉涨红脸，声嘶力竭地说，眼睛里充满了血和泪。他撕破衬衫，挺出毛茸茸的胸膛，仰起汗光光的脑袋，一面呻吟，一面向胆怯的普罗霍尔走去：“把独生儿子打死了？！……把供养人打死了？！……把我的彼得罗打死了？！……你胡说，畜生！……你听见吗？！……你胡说！我不相信！……”

到了夜里，他披上短大衣，走到院子里，毡靴在雪地上发出飒飒的声音。他走到打谷场，在一堆干草旁边站住了。

风从草原上吹来，吹得雪花扬起来；一片漆黑包围着光秃秃的樱桃树枝。

“儿子！”加夫里拉压低嗓子叫唤着。等了一会儿，也不回过头去，一动不动地又喊道：“彼得罗！……我的好儿子！……”

然后，他在草堆旁边踏得很结实的雪地上仰面躺下来，用力闭上了眼睛。

村子里人们谈论着余粮征集制，谈论着从顿河下游来的匪帮。在执委会的村民大会上，人们嘁嘁喳喳地传布着消息，不过，加夫里拉老大爷从来没有踏上过执委会的摇摇晃晃的台阶。他认为没有必要，因此，许多消息没有听到，许多事情不知道。星期日下午，主席带了三个穿黄色皮短褂、扛着步枪的人来到他家里，他感到很惊奇。

主席跟加夫里拉握了握手，开门见山地说：

“喂，老大爷，坦白说：粮食有吗？”

“你以为我们是拿圣灵当饭吃的吗？”

“你别挖苦人，说实在的：粮食在哪里？”

“当然在谷仓里。”

“带路。”

“请问，我的粮食关你们什么事？”

那个身躯高大、头发淡黄的家伙，看样子是队长，用靴跟敲敲冰块，说：

“我们收集多余的粮食对国家有好处。余粮征集制。老大爷，你听到过吗？”

“要是我不给呢？”加夫里拉怒气冲冲，哑着嗓子说。

“你不给吗？我们自己去拿！……”

三个人跟主席嘁嘁喳喳地说了一阵，爬到粮囤上，弄得靴子上的碎雪片都落在暗黄色的纯净小麦上。淡黄头发的人，一面抽烟，一面做着决定说：

“留下做种子用的和自己吃的，剩下的都拿去。”他用熟练的眼光估量了一下粮食的数量，回头问加夫里拉说：“你打算种几公顷啊？”

“我还种他妈的地！……”加夫里拉嘶哑地说，一面咳嗽，一面痉挛地做着鬼脸，“拿去吧，该死的！……你们抢吧！……什么都是你们的！……”

“你这是怎么啦，着魔啦，加夫里拉老大爷，放稳重点吧！……”主席对加夫里拉挥动手套，劝告说。

“吃别人的东西会噎死的！……你们吃吧！……”

淡黄头发的人拉下胡子上微融的冰凌，用一只聪明而嘲弄的眼睛向加夫里拉斜扫了一下，脸上带着安详的微笑说：

“你啊，老爹，不要跳！嚷嚷是没有用的。你叫什么呀，难道人家踩着你的尾巴啦？……”接着，皱起眉头，突然改变声音说：“别乱嚼舌头了！……要是你的舌头太长，可以系在牙齿上！……要是你敢鼓动……”他没有把话说完，手掌拍了一下斜挂在皮带上的黄色手枪套子，语气比较温和地说：“今天就送到收粮站去吧！”

老头儿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那肯定而明确的语气软化了。他明白，在这儿嚷嚷确实是没有用的。他摆了摆手，向台阶走去，还没有走到院子的一半，就被一声粗野嘶哑的叫声吓了一跳：

“哪里有征粮员？！……”

加夫里拉回过头去，看见篱笆外面有个骑马的人，那马用后腿直立起来，舞动前腿，团团打转。一种意外事件的预感，弄得老头儿的双膝索索发抖。他来不及张开嘴巴，那个骑马的一看见站在粮仓旁边的几个人，就勒住马，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伸手，从肩上拉下步枪来。

一下响亮的枪声，枪声以后，在暂时笼罩着院子的寂静中，听到两下清晰的枪栓声，弹壳带着短促的飕飕声飞开了。

目瞪口呆的时刻过去了：淡黄头发的人跌进门里，一只抖动的手伸到腰部，好一阵才从皮套里掏出手枪来；主席像一只兔子一样蹲下身子，穿过院子，冲到打谷场里；一个征粮员用一只膝盖跪下来，举起卡宾枪，对住那顶在篱笆外面晃动的黑皮帽，放了一梭子。院子里只听得一片枪声。加夫里拉好容易把两只像是粘住的脚从雪地上拔出来，吃力地向台阶跑去。他回过头去，看见那三个穿皮短褂的人，在雪堆里踉踉跄跄地向打谷场跑去，而几个骑马的人就拥到敞开的大门里来。

最前面的那一个，头上戴着库班式平顶羊皮帽，身下骑着一匹火红马，弯下腰，身体伏在鞍鞒上，拿马刀在头上画着圆圈。他头上的风兜的梢儿，好像天鹅的一对翅膀，在加夫里拉眼前飘动；他的脸上飞溅着被马蹄踢起的雪片。

加夫里拉无力地靠在雕花的台阶上，看见那匹火红马跑近了，一下子跃过篱笆，接着竖起后腿，在一个堆了一半的大麦堆旁边旋转起来；戴平顶羊皮帽的库班人，从鞍子上挂下身来，对一个爬在地上扭动身体的征粮员，用马刀交叉地砍了好几下……

打谷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含糊不清的闹声，不知什么人发出拖长的哭喊声。过了一分钟，听见一声重浊的枪声。被枪声惊起的鸽子，重又落到打谷场的屋顶上，接着又像一串紫色的霰弹，冲向天空。打谷场上那几个骑马的人下了马。

村子里忽然不停地响起了当当的钟声。村里的傻子巴沙，爬到钟楼上，凭着自己的傻主意，把所有的钟当作警钟，像过复活节那样狂敲起来。

头戴平顶羊皮帽、肩披白色风兜的库班人，走到加夫里拉跟前。他满脸大汗，肌肉抽动，嘴角流着口涎，发出哨声，问：

“有燕麦吗？”

加夫里拉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困难地从台阶上移动一下身子，他的舌头不听使唤，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活见鬼，你是聋子吗？！……我问你——燕麦有没有？拿一袋来！”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马牵到盛有饲料的食槽旁，忽然外面蹿进来一个人。

“快上马！……步兵从山上下来了……”

库班人一面咒骂，一面给热汗淋漓的马戴上马勒，接着用雪擦着溅满鲜红色的右手的翻袖，擦了好一阵。

从院子里出去了五个人，在最后一个的鞍带里，加夫里拉认出那件血迹斑斑的黄色皮短褂，原来就穿在淡黄头发的征粮员身上。

直到天黑，在小山后面的荆棘谷里，射击声响个不停。村子静得好像一条被打死的狗。当加夫里拉决定到打谷场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了。他走进敞开的栅门，看见主席中了子弹，仆倒在打谷场的矮墙上，低下了头。他的两臂向下垂着，仿佛伸出去在拾那顶落在矮墙外面的帽子。

在麦堆附近的雪地上，撒满牲口吃剩的草屑和谷壳，躺着脱得只剩衬衣的征粮员，三个人并排躺着。加夫里拉一看见他们，在他那颗恐怖得哆嗦的心里，也就消失了从早晨起存在的仇恨了。在打谷场里，平时经常有邻居的山羊闯进来撕去草堆上的干草，现在却躺着几个被砍死的人：从他们身上，从一块块凝结的血块上，已经冒出一股死人的臭味来——这简直像一场梦，叫人难以相信……

淡黄头发的人躺着，不自然地扭着头。要不是他的头那么紧紧地压在雪上，人家还以为他是在躺着休息呐——他那么自在地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

另外一个，黑胡子，麻脸，身子弯曲，头缩在肩膀里，怒气冲冲地露着牙齿。再有一个，头钻在干草堆里，身体一动不动地在雪地上摆出游水的姿势：他那两条僵硬的手臂，显得那么紧张用力。

加夫里拉向淡黄头发的弯下身去，仔细瞧瞧他那发黑的脸，不禁怜悯得哆嗦了一下：躺在他面前的，只是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已经不是那个目光刺人、怒气冲冲的征粮员了。在柔软的淡黄色胡子下，在嘴角边凝结着霜花和可怜的皱纹，前额上也留有几条深刻而严厉的颦蹙的痕迹。

老头儿没有目的地摸了摸他的光胸膛，不禁吃了一惊：通过冰冷的皮肤，手掌感觉到一股微弱的温暖……

当加夫里拉哼哼着，把一个僵硬发紫的身体背着拖进屋子里的时候，老太婆啊呀地叫了起来，一面画十字，一面吓得退到炕边。

老头儿把他放在长凳上，用冷水把他的身体洗干净了，然后用一只粗糙的羊毛袜，摩擦他的腿、手臂、胸膛，一直擦到筋疲力尽，满头大汗。他把耳朵贴在冷得可怕的胸膛上，勉强听到心脏带着长久的间歇，微弱地跳着。

他在正房里躺了四天四夜，脸色白得像个死人。横断前额和一边面颊的刀伤，凝结着血块；被捆得很紧的胸部掀动被服，咕噜咕噜地吸着空气。

每天，加夫里拉用一只坚硬开裂的手指，插进他的嘴里，再用刀尖小心翼翼地撬开咬紧的牙齿，于是老太婆就用芦苇秆，把热牛奶和羊骨汤里的浮油灌进去。

第四天早晨，他颊上泛出了红晕，到中午，脸烧得像经霜的山楂一样红，整个身体哆嗦起来，衬衫底下还冒出黏腻的冷汗。

从那时起，他就不连贯地低声说着呓语，有时会忽然从床上跳起来。不论白天黑夜，加夫里拉跟老太婆轮流守在他的旁边。

在漫长的冬夜里，东风从顿河那边吹来，吹得天空昏昏沉沉，把寒冷的乌云低低地铺开在村子的上空。在这样的夜里，加夫里拉常常长久地坐在受伤人的旁边，头伏在手臂上，留神地听他怎样说着呓语，怎样用陌生的方言，不连贯地讲着些什么；同时又长久地仔细瞧着他胸口上被太阳晒黑的那块三角形皮肤，瞧着眼圈发黑的闭着的眼睛上的蓝色眼皮。当没有血色的嘴唇里吐出拖长的呻吟、嘶哑的口令、难听的骂人话，而脸又被愤怒和创痛扭歪的时候，加夫里拉的心里就沸腾着泪水。在这样的时刻，常常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怜悯。

加夫里拉看到，老太婆在床边随着每个失眠之夜，在一天天变得苍白和憔悴起来；他还注意到，在她那满是皱纹的面颊上，不时滚动着泪水。他明白——说得更确切些，是他的心感觉到，她对彼得罗的那种眼泪洗不掉的爱，就像火烧一样转移到这个不会动弹的、被死神吻过的别人家的儿子身上了……

有一天，有一团红军在村子里经过。团指挥员来到加夫里拉家里。他把马跟传令兵留在门口，自己走上台阶，碰得马刀和刺马针格格发响。他走进屋子，脱去帽子，在床边默默地站了好一阵。在受伤人的脸上浮动着苍白的阴影，从热得干裂的嘴唇上稍微有些血流出来。指挥员摇了摇未老先白的脑袋，眼睛里上了雾，避开加夫里拉的目光，说：

“老人家，你要爱护同志啊！”

“我们会爱护的！”加夫里拉坚决地回答。

日子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基督降诞节[3]也过去了。在第十六天上，淡黄头发的小伙子第一次睁开眼睛，用微弱尖细的声音对加夫里拉说：

“是你吗，老头儿？”

“是我。”

“您把我大修了一番吧？”

“可不容易呐！”

在他那清澈而难以捉摸的眼光里，加夫里拉发现了不怀恶意的天真的微笑。

“我那些朋友呢？”

“那些……已经被埋在练兵场里啦。”

小伙子默默地在被服上敲动手指，把眼光移到没有漆过的天花板上。

“我们怎么称呼你呢？”加夫里拉问。

带着青筋的眼皮疲倦地放下了。

“尼古拉。”

“嗯，我们还是叫你彼得罗吧……我们从前有个儿子……叫彼得罗……”加夫里拉解释。

他想了想，还打算问些什么，可是一听到鼻子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就张开两臂以保持身体的平衡，用脚尖从床边走开去了。

生命慢吞吞地回到他的身上，好像不大愿意似的。到了第二个月，他才吃力地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发现背上长了褥疮。

加夫里拉一天比一天恐怖地感觉到，他跟新的彼得罗的关系已经像亲骨肉一样密切了，而对亲生的那一个的印象，却在逐渐模糊、淡化，就像屋子里那云母片小窗上落日的反光一样。他竭力想恢复原来的忧郁和痛苦，可是往事越来越远了，他因此感到羞耻和不安……他走到养牲口的院子里，在那边忙了几个钟头，可是一想到老太婆寸步不离地坐在彼得罗的床边，就产生了一种妒忌的感觉。他走进屋子，默默地在床头旁边踏着脚，用难以弯曲的手指笨拙地整了整枕套，接着怒气冲冲地对老太婆白了一眼，安静地在长凳上坐下来。

老太婆拿土拨鼠的脂肪喂彼得罗，又用春天开花时节采下来的药草煎汤汁给他吃。

也许是因为调理得宜，也许是因为青春战胜了疾病，总之，创伤结疤了，血映红了丰满的面颊，只有那肘骨损伤的右臂，愈合得很坏：看样子不能再干活了。

不过，在大斋期[4]的第二个星期里，彼得罗第一次不用人家帮助，自己在床上坐起来。他对自己的力量也感到惊奇，好久怀疑地微笑着。

夜里，加夫里拉在厨房的炕上一面咳嗽，一面悄悄地问：

“你睡着了吗，老太婆？”

“你要什么呀？”

“我们的那个能起床了……你明天把箱子里彼得罗的裤子拿出来……要给他准备好各种穿的东西……要知道他没有衣服穿呐。”

“你不说我也知道！前几天我已经拿出来了。”

“瞧你倒灵活！……皮短褂拿出来了吗？”

“哼，难道叫小伙子光着身子出去吗？”

加夫里拉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刚要睡着，又想起一件事来，神气活现地抬起头来问：

“那么帽子呢？是不是把帽子忘记了，傻婆娘？”

“别缠个不清了！你在旁边走过怕也有四十次了，怎么会没有看见？！你瞧，钉子上已经挂了两天了！……”

加夫里拉懊恼地咳嗽了一下，不再做声。

活泼的春天弄皱了顿河的河面。冰块发黑了，仿佛被蛀虫咬穿一样，孔洞累累，膨胀起来。山秃了顶。雪从草原上落到峡谷和宽涧里。顿河附近一带被阳光闪闪的春汛淹没，瘫痪了。风从草原上吹来大量苦艾的清爽的味儿。

三月快完了。

“今天我要起来了，爸爸！”

尽管凡是踏进加夫里拉家门槛的红军，看见他一头白发，都叫他爸爸，但是，这一次加夫里拉感到声音里含有特别温暖的味道。这也许只是他的错觉，也许确实是彼得罗在这个称呼里灌注了儿子的爱心，不管怎样，加夫里拉的脸可涨得通红了。他咳嗽起来，掩饰着内心羞怯的快乐，喃喃地说：

“你躺了两个多月了……是时候了，彼嘉！”

彼得罗走到台阶上，蹒跚地跨着步子，因为空气太充足而感到简直换不过气来。加夫里拉在后面扶住他，老太婆在台阶旁跑来跑去，用门帘擦着流惯的眼泪。

养子彼得罗走过打谷场的好像鸟毛耸起的草屋顶，问：

“当时没有把粮食送去吗？”

“送去了……”加夫里拉勉强地回答。

“嗳，干得好，爸爸！”

加夫里拉听到“爸爸”两个字，心里又感到一阵温暖。彼得罗每天拄着拐杖，瘸着腿，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论加夫里拉在哪里——在打谷场也罢，在屋檐下也罢——他总是用不安的探索的眼光盯住新得的儿子，惟恐他失足摔倒！

他们之间谈得不多，但是关系可搞得很真挚，很亲热。

有一次，在彼得罗第一次走到院子里的两天以后，加夫里拉临睡以前一面在炕上铺床，一面问：

“你是哪里人呀，好儿子？”

“从乌拉尔来的。”

“是农民出身的吗？”

“不，是工人出身的。”

“这是什么意思？你干过鞋匠或者箍桶匠这一类手艺吗？”

“不，爸爸，我在厂里工作。在铸铁厂里。从小就在那边。”

“那你怎么会搞起征粮工作来的呢？”

“从部队里被派来的。”

“你怎么，在他们那边当指挥员吗？”

“是的，当过。”

他虽然不很好意思问，但还是问了：

“这么说来，你是党员吗？”

“是共产党员。”彼得罗回答，开朗地笑了。

由于他那朴实的微笑，这个敌意的名词在加夫里拉听来也并不可怕了。

老太婆等他们一沉默，就连忙问：

“那你有家吗，彼得罗？”

“什么人也没有！……孤零零的一个，好比天上的月亮！”

“父母大概是过世了吧？”

“我还很小，大约七八岁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喝醉酒，被人家打死了，母亲也不知荡到哪儿去了……”

“嘿，那母狗！……大概是她把你这个可怜儿抛弃了吧？”

“她跟着一个包工头跑了，我是在工厂里长大的。”

加夫里拉从炕上垂下腿来，沉默了好一阵，后来又开口了，慢吞吞地，清清楚楚地：

“嗳，好儿子，既然你没有亲人，那就留在我们这儿吧……我们有过一个儿子，叫彼得罗，所以我们把你也叫作彼得罗……从前有过，如今可都过去了，只剩下我跟老太婆两个，就像捉迷藏一样……这些日子，我们跟你一起忍受了多少忧愁，也许，因此那么喜欢你吧。你不是我们的亲骨肉，可是我们实在疼你，就像疼亲生的儿子一样……你留下来吧！我们跟你一起可以靠土地过活，我们顿河一带的土地很肥沃，很丰富……我们给你成亲，娶个媳妇……我这辈子过去了，你来当家吧。对我来说，只要你能尊敬我们的老年，到死给我们一口饭吃就行了……不要抛弃我们这两个老人吧，彼得罗！……”

蟋蟀在炉子后面唧唧地叫着，叫得又响亮又恼人。

百叶窗被风吹得发出凄凉的声音。

“我跟老太婆已经在给你物色媳妇啦！……”加夫里拉假装快乐地了眼睛，但是哆嗦的嘴唇被伤心的苦笑扭歪了。

彼得罗死死地瞪着脚下满是缺痕的地板，左手单调地敲着凳子。敲声稀稀落落，听来有些惊心动魄：嘟——嘀——哒！嘟——嘀——哒！……嘟——嘀——哒！……

看样子，他是在考虑怎样回答。终于他打定了主意，停止敲打，摇了摇头说：

“我啊，爸爸，很高兴留在这儿，只是你也明白，我不能好好干活……我的右手没有接好，活见鬼！不过，我愿意干活，尽我的力气干。让我住过夏天，到那时再说吧。”

“到那时你或者就永远留下来吧！”加夫里拉结束说。

纺车在老太婆的脚下快乐地嗡嗡响起来，把羊毛纺成的绒线绕在轴上。

是她在哼摇篮曲呢，还是自在的生活发出了均匀而带催眠性的敲声——我不知道。

紧随在春天之后，阳光炎炎的日子来到了，草原上的灰沙被风刮得漫天飞舞。天气晴朗了很久。顿河汹涌澎湃，好像恢复了青春。泛滥的河水侵入了村子边上的农家。在顿河两岸绿油油的土地上，空气渗透了杨花的蜜香；浸水的草地被朝霞照得好像一个粉红色的湖，湖上落满野生的苹果花。夜里，闪电常常一亮一亮，好像姑娘的眼睛；夜很短促，短得好像那闪电的光一样。耕牛因为漫长的劳动日，都没有工夫好好休息。牧场上的牲口脱毛了，露出一条条的肋骨。

加夫里拉跟彼得罗在草原上待了整整一星期。他们一起耕地，耙土，播种，在大车底下过夜，两个合盖一张羊皮统子，但是加夫里拉从来没有表示，这个新儿子怎样以一条无形的绳子把自己紧紧地系在一起了。淡黄头发的小伙子，高高兴兴，很能干活，把死去的彼得罗留下的印象也冲淡了。加夫里拉也越来越难得想到他了。再说，干活的时候也没有工夫想心事。

日子一天天地溜去，又到了割草的时候。

有一天，彼得罗一早就在忙着摆弄割草机。使加夫里拉吃惊的是，他居然在铁匠铺里把割草刀修好了，还把两个折断的叶子板换上新的。他从早晨起一直忙着修理割草机，到了黄昏，又上执委会去开会。老太婆去打水，从邮局带回来一封信。信封很旧，手印累累，上面写着加夫里拉收，转交尼古拉·科西赫同志。

加夫里拉心里隐隐感到有些不安，两手长久地转动着这只字迹模糊的信封。信封是用紫铅笔写的。

他拿起信封往亮处照照，可是信封很吝啬，不肯透露其中的秘密。这封信破坏了他惯常的平静，他对它不禁感到越来越仇恨了。

刹那间产生了一个念头——把它撕毁，可是，想了一想，决定交出去。他在门口碰到彼得罗，说：

“好儿子，不知从哪儿给你寄来了一封信。”

“给我？”彼得罗惊奇地问。

“给你。拿去念吧！”

加夫里拉在屋子里点亮灯，用尖锐的探索的眼光，注视着正在看信的彼得罗的兴奋的脸。他忍不住问：

“信从哪儿寄来的啊？”

“从乌拉尔寄来的。”

“是谁写来的呀？”老太婆好奇地问。

“厂里同志们写来的。”

加夫里拉紧张起来了。

“写些什么呀？”

彼得罗脸色阴沉，眼光暗淡，勉强回答说：

“他们叫我回工厂去……工厂打算复工了。还是一九一七年停起的。”

“真的吗？……这么说来，你要走了？”加夫里拉喃喃地问。

“我不知道……”

彼得罗变瘦了，脸也黄了。每天夜里，加夫里拉听到，他怎样在床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经过长久的考虑以后，他明白了，彼得罗在村子里是住不下去的，不能老叫他去开垦草原上的荒地。把彼得罗喂养长大的工厂，早晚会把他夺回去的。这样，加夫里拉老夫妇俩又要过那空虚乏味的日子了。加夫里拉真想把那座可恨的工厂捣个粉碎，使它化为平地，好让它长出荨麻和野草来！……

第三天，在割草休息的时候，他们走到棚子里喝水，彼得罗就说：

“爸爸，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要到工厂里去……我想得很，心里烦恼……”

“难道在这里过得不好吗？……”

“不是那么回事……当高尔察克进攻的时候，我们保卫自己的工厂，保卫了一个半星期；高尔察克分子一占领工人区，就绞死了我们的九个人。可是现在，那些从部队里回来的工人，把工厂恢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饿得要死，可是他们在干活……我怎么能待在这儿呢？良心上过得去吗？……”

“你能帮他们什么忙呢？你的一只手有病啊。”

“你说得好奇怪，爸爸！在那边每一只手都是宝贵的！”

“我不留你。你去吧！……”加夫里拉鼓起勇气回答，“你得瞒过老太婆……你说要回来的……你说，我住一阵就回来……要不她会愁死的，会完蛋的……要知道我们只有你一个……”

接着，他抓住最后一线希望，呼吸急促，嗓音嘶哑，悄悄地问：

“也许你真的会回来吧？啊？难道你就不可怜可怜我们这两个老人吗，啊？……”

大车辘辘地响着，几头拉车的牛杂乱地跨着步子，松软的白垩在车轮底下飒飒发响，飞溅开来。道路沿着顿河蜿蜒，在小教堂附近向左拐弯。在拐弯的地方，看得见附近的几座教堂和那像美妙的绿色花边一样的花园。

加夫里拉一路上不停地说着话。他竭力装着笑脸。

“三年以前这儿有几个姑娘淹死在河里，所以盖了个小教堂。”他用鞭子指指教堂的简陋的屋顶，“我跟你得在这儿分别了。前面没有路，山崩塌过了。从这儿到前面的村庄，大约有一俄里路，你慢慢走吧。”

彼得罗整了整皮带上的干粮袋，爬下大车。加夫里拉好容易忍住哭，把鞭子往地上一扔，伸出发抖的双手。

“别了，亲人！……你一走，我们这儿连太阳也会暗淡无光的……”接着，扭歪老泪纵横的脸，声音尖锐得简直像叫喊一样说：“干粮没有忘记吧，好儿子？……老太婆给你烘的……没有忘记吧？……嗯，别了！……别了，我的好儿子！……”

彼得罗瘸着腿，差不多像跑步一样沿着狭小的路边走去。

“回来啊！……”加夫里拉抓住大车嚷。

“他不会回来的！”他悲痛欲绝地在心里回答着自己。

亲爱的淡黄头发最后一次在拐弯处闪了闪，彼得罗最后一次挥了挥帽子，而在他迈步走去的地方，风狂烈地旋转着，扬起一片白蒙蒙的尘雾。

1926年

[1] 斋戒期是指旧俄历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11月27日—1月7日）这段时期，也就是圣诞节前的六个星期。在这个时期里，按正教规矩，禁止荤食。

[2]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在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半岛一带，部分农民因逃避白卫军的征兵，潜入森林中组成游击队，对抗外国武装干涉部队和白卫军。其中一部分后来跟红军结合。他们因为潜藏在森林中，所以称为“绿军”或“绿色分子”。

[3] 基督降诞节是指从圣诞节（12月25日）到主显节（1月6日）的一段时期，也就是阳历一月七日到十九日。

[4] 大斋期是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斋期，又称四旬斋。

同一种语言

在古老的鲁日纳镇，地上积着肮脏的雪，空中飞来披着乌钢色新羽毛的白嘴鸦。

烟囱里冒出稀松而细长的烟柱。天空照例是灰色的。房屋的轮廓大概由于薄雾而显得模糊不清。只有顿河彼岸波状起伏的奥勃顿山脉，线条清晰而严峻，还有树林像水墨画一样美丽。

人民宫里正在召开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始了。区党委书记正在信心十足、口齿清楚地做着国际形势报告。长凳上坐着代表们，从后面望去是一批带红帽圈的哥萨克制帽、毛皮高帽、带大耳朵的皮帽，以及一排熟皮短大衣。呼吸是均匀的。偶尔有几声咳嗽。有个别人留大胡子，多半留不同毛色的小胡子或不留胡子。

书记念着张伯伦的照会。后排有人恼怒地嚷道：

“教他别乱叫！”

主席拿玻璃杯敲敲水瓶说：

“肃静！……”

报告后有半小时休息。这时休息室里，在皮帽上空升起烟草的烟雾，在一片说话声中我听见仿佛是迈丹尼科夫的熟识声音。他推开旁边的人。迈丹尼科夫再次当选为彼斯昌村苏维埃主席。他周围是一群哥萨克。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头戴破旧的布琼尼帽，说：

“……我们去打仗。”

“他们会把我们的尾巴折断的……”

“那么以前呢！”

“老弟，他们有装备啊。”

“装备没有人就像马没有哥萨克一样。”

“难道他们人还少吗？”

迈丹尼科夫又说话了。他的声音浓重而清纯，就像上好的车油一样。

“别说了。你啊，伙计，没见过世面……一旦发生战争，我们也不怕……嗐，你等一下！让我把话说完！等我说完了，你再说，你先听着。一九一五年我们被派去跟德国人打仗。我是第三批。我们的团从卡缅斯克镇被派往前线。我们指派给第八步兵师，跟着它跑。我们参加了战斗。在斯特里河边我们下了马。发给我们刺刀和步枪，我们的力量就超过了骑兵。我们打仗。在战壕里进行各种战斗。但大部分时间待在战壕里。整整一年待在该死的泥浆里。有四个月没有休息。虱子折磨我们！再加上心里愁闷，又好久没有洗澡。虱子也各有不同，凡是因愁闷而生的都是驼背光头，凡是因肮脏而生的都是黑色的，甚至像甲虫一样。尽管它们各个不同，但我们喂养它们却都一样：有时我们把衬衫铺在地上，用水壶或者炮弹壳轧它们，衬衫立刻一片血红。我们还用棍子敲，用皮带抽……就像弄死动物那样弄死它们。可它们繁殖得太快！简直成群结队地在衬衫里爬。

“我们打着仗。可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必要，谁也不知道。我们喝着别人酿的苦酒。

“一年过去了，我心里充满忧愁。死路一条！我想念马，几个月没有看见它，不知饲养员在怎样照料它；也不知我弃下的家人怎样了。最主要的是，不知道我们老百姓赴死是为了什么。

“一九一六年我们从前线撤下来，移动了四十俄里。我们的连队补充了人员，但几乎全是老人。胡子长得盖过肚脐眼，如此这般。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弄到了马匹。可是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下！师部来命令，把我们的连队调上前线。据说，士兵在那里造反，不愿蹲壕沟，在泥浆里爬来爬去，谁也不愿跟死神攀亲家……

“德姆巴什大尉向我们解释说：如此这般。我抓住机会，当场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扔给他。‘大人，您向我们解释战争的道理，讲不同语言的老百姓相互作战。可是我们怎么能去打自己人呢？’他念了条子，脸色变了，但什么话也没说。这当儿我们细细琢磨，为什么把上了年纪的哥萨克派到我们连里来，而且他们是旧教徒。他们保卫沙皇很卖力，干什么都很卖力。总之是旧教徒，他们受的是旧式军事训练，而且满脑子傻气，当兵当糊涂了。再说，在那个年代，待在部队里，人的头脑一片空白，比镰刀割草还要干净。

“我们被赶去对付士兵。我们有四挺机枪和一辆装甲车。我们走近那个团叛变的地方，那里已有两个库班哥萨克连，还有些麻脸的像卡尔梅克人的家伙，他们已包围了这个团。情况可真吓人，弟兄们！树林后面有两个炮兵连，已卸下前车。那个团驻扎在林中空地，发着牢骚。军官们走到他们跟前，劝导他们，可他们还是待着不动，发着牢骚。

“我们的大尉发了口令，我们拔出佩刀，冲过去包围士兵……库班哥萨克也冲过去……士兵们扔下枪。他们升起火堆，还是发着牢骚。

“我心里热血沸腾，嘴唇发苦。我怎么能把人往这个坟墓里赶，既然我自己在那里也没有命，像黄鼠一样生活在土里？……我们骑马跑去。我看见我们排的哥萨克费里蒙诺夫一时气愤拿马刀平着砍一个士兵的脸。我亲眼看到他的脸肿起来，上面都是血。他害怕了，这个年轻的小兵显然害怕了。我身上一阵寒颤，无法自制，就骑马跑过去说：‘住手，费里蒙诺夫！’他对我骂娘，还算是个旧教徒呢。我拔出马刀，想吓唬吓唬他。我说：‘住手，要不，老天爷在上，我要劈了你！’他从肩上拉下步枪。我就拿刀尖在他喉咙上捅了一下……就像捅草人一样，没想到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地上消灭了……竟会有这样的结果，真是连鬼也想不到。库班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向他们开枪。这些野蛮的麻子向我们进攻，士兵们乘机取回步枪，又发起牢骚来，又向全体骑兵开枪。那边就发生了这样的骚乱……

“我们从那里被抓走了，先是向后方撤，后来竟往喀尔巴阡山送。我们连腰带上的虱子都没来得及掐光，就已到了喀尔巴阡山。夜间我们走交通路。命令我们不能有一点声音。原来奥军战壕离我们只有四十俄丈。我们过了一天。头也不敢伸出来。天下着雨，很潮湿。战壕里烂泥没到脚脖子。我睡不着觉，感到六神无主。没法过日子！我想，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我们要在战壕里搂着死神过日子啊？我头脑里产生一个挥不去的念头，很想同奥地利人聊聊。他们的士兵能讲我们的话。有时他们大声说话：‘先生，你们是为谁打仗啊？’‘那么，你们又是为谁打仗呢？’由于距离远，我们无法讨论。我想，最好能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可是办不到！他们用铁丝网把老百姓隔开来，好像牲口一样，其实奥地利人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强迫我们离开土地，就像强迫婴孩离开奶头一样。可我们有同一种语言。

“有一天早晨我们刚醒来，就听见值班兵大声叫道：‘瞧呀，弟兄们，我们的铁丝网上有头野兽被钩住了！’同时听见奥地利人大声叫嚷，就像留茬地里的白嘴鸦。我稍稍伸出头去，看见前面站着一头麋，麋像鹿，头上的角好像树桠杈。它的角在铁丝网上钩住了。在我们左边，双方正在激战，是枪炮声把它赶到双方的战壕之间来的。

“奥地利人嚷道：‘先生，救救动物，我们不开枪！’我脱下外套，向土堤跑去。我望了望他们的战壕，只见一个个脑袋竖在那里。我一走近那野兽，它就后腿直立起来，连木桩都被它拉得摇晃了。有三名哥萨克跑来帮助我。我们毫无办法，它不让我们接近！我一看，奥地利人跑过来，没有带枪，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剪刀。

“这时我们就聊了起来。我们的中尉伏在土堤上，步枪瞄准最边上的奥地利人，我就用背把他挡住。军官们不能把我们驱散，我们则把奥地利人领到我们的战壕里做客。我开始同其中一个说话，可是用他们的话也罢，用我们的话也罢，我一句也说不出，眼泪把我哽住了。我遇到一个年纪不轻的红头发奥地利人。我请他坐在子弹箱上，对他说：‘先生，我跟你算是什么仇敌呀，我们是亲人！你瞧，我们手上的老趼还没有退去呢。’他仿佛不仅明白而且用心灵看到，懂得这个道理，因为我搔了搔他手上的老趼！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周围聚集了一堆哥萨克和他们的人。我就说：‘先生，我们不要你们的东西，你们也别来动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来结束战争吧！’我看出他又表示同意，但不会说话，只做手势叫我们过去。他表示他们那里有懂俄语的人。我们就走过去。全连人都出了战壕走过去！军官们害怕了。我们来到了奥地利人的战壕。他们那边有个捷克人会说我们的话。我同那个奥地利人说话，他当翻译。我重复说，我们不是敌人，是亲人。我又搔搔他手上的老趼，拍拍他的肩膀。他通过捷克人回答说：‘我是个工人，是钳工，我很同意您的意见。’我对他说：‘弟兄们，让我们把战争结束吧。这事毫无意思。刺刀应该对准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的屁股。’我这句话甚至使他感动得流泪。他回答说，他把妻子儿子扔在家里，他同意结束战争。我们发出了一片喧闹。他们的一个军官像火鸡一般生气地走过来，还露出了牙齿。可我们还是同他们热和，还在他们那里喝咖啡。我们找到了同一种语言，我对他们一说话，他们不用翻译就立刻明白，他们流着泪大声说话，还爬过来同我们亲吻。

“我一回到自己的战壕，就从步枪里掏出枪栓，把它扔在泥泞里，并且以血起誓，再也不射击奥地利兄弟，不射击钳工、工人、庄稼人……那天夜里我们的连被调离战壕，在沙维尔克村附近我们被解除了武装。不久发生了革命，沙皇在彼得堡被推翻了……”

“等一下，”戴布琼尼帽的年轻哥萨克插话说，“后来那头野兽怎么了？”

“野兽吗？没什么，我们把野兽救了。它喘着气，一溜烟跑了。一大段铁丝被它的角带走。这里问题不在于野兽。这里人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可你还要滔滔不绝地说：战争，战争。战争就是那么一回事：一接触他们的士兵，老趼碰老趼，我们就聊了起来……”

“代表同志们，请进来！”有人摇着铃，从讲台上叫着。

打开门闩，大批大批的代表闹哄哄地谈着话，拥进了会场。

1927年

学会仇恨

在战争中，树也跟人一样，各有各的遭遇。我见过一大片被我们的炮火轰倒的树林。在这片树林里，从C村被驱逐出来的德军不久前建立了工事，他们想守在这里，但死神却把他们连同树木一起砍倒了。在遭难的松树树干下躺着死去的德国士兵，他们的断肢残尸在绿色的蕨草里腐烂，被炮弹劈开的松树树脂的香气也掩盖不住腐尸令人窒息的恶臭。就连边缘烧焦的弹坑累累的土地似乎也散发出墓地的气息。

死亡庄严地默默统治着这片被我军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林中空地，只有空地中央屹立着一棵神奇地保存下来的小桦树，风摇动它那被弹片削得伤痕累累的树枝，吹得它那嫩绿发亮的叶子沙沙作响。

我们穿过林中空地。走在我前面的红军通信兵轻轻摸摸桦树皮，带着真挚和亲切的惊讶问道：

“你是怎么在这儿存活下来的，宝贝？……”

如果说松树是被炮弹炸倒而腐烂的，炸倒的地方只剩下松针稠密、淌着松脂的树梢，那么，栎树迎接死亡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初春，德军的一枚炮弹落在无名小河岸上一棵老栎树的树干上。被炮弹劈开、露出大窟窿的一半树干干枯了，另一半被炸得倒向水面，而到春天却奇妙地复活了，上面又盖满新鲜的叶子。如今这棵受伤栎树的下面的树枝，多半浸在流水中洗澡，而上面的树枝则仍把稠密嫩绿的叶子贪婪地伸向太阳。

格拉西莫夫中尉，高个子，背有点驼，像老鹰般耸起宽阔的肩膀，坐在掩蔽部入口处，详详细细地讲着今天的战斗情况，敌军的坦克进攻怎样顺利地被我们的大队击退了。

中尉瘦削的脸很安详，几乎不动声色，一双红肿的眼睛疲倦地眯缝着。他说话声音低沉而颤抖，偶然交叉起骨节突出的粗大手指。这个手势有力地表明无声的悲哀或痛苦的沉思，但同他那强壮的体格和刚毅的脸却十分不相称。

他忽然不做声，脸色也顿时变了：黝黑的双颊变得苍白，颧骨下面的肌肉上下跳动，凝视着前方的眼睛闪耀出难以熄灭的仇恨的火花，我不由得随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看见从我军防卫的前沿走着三个德国俘虏，后面有一名押送他们的红军士兵。他身穿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夏季军便服，头上的船形帽推到脑后。

那名红军士兵走得很慢，手里的步枪有节奏地摇晃着，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德国俘虏也那么慢腾腾地走着，勉强挪动穿着溅满黄泥的短靴的双脚。

走在前面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双颊凹陷，颊上长满浓密的栗色硬胡子，走到掩蔽部旁边，低下头朝我们的方向投来狼一般的目光，随即转过身去，一边走，一边摆正挂在腰带上的钢盔。于是格拉西莫夫中尉就霍地蹿起来，用尖利的声音对红军士兵吼道：

“你怎么，跟他们一起散步吗？加快步伐！带他们快走，听到没有！……”

他显然还想嚷嚷什么，但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陡地转过身，沿着台阶快步跑进掩蔽部。谈话时在场的政委，看到我的惊讶目光，低声说：

“毫无办法——神经受过刺激。他当过德国人的俘虏，难道您不知道吗？您有机会同他谈谈。他在那边吃了很多苦，从此就看不得活着的希特勒分子，就是活着的！看到死人还无所谓，简直可以说挺高兴，可是一看见俘虏，不是闭上眼睛，脸色苍白，浑身出汗，就是转身就走。”政委向我挪近一步，耳语说：“我有两次同他一起冲锋。他的力气大得像马，您真该瞧瞧他是怎么干的……各种各样的人冲锋我都见过，但像他那样挥动刺刀和枪托，可实在叫人害怕！”

夜间德军重炮进行骚扰。隔开一定时间，有节奏地远远响起炮声，几秒钟后，越过我们的头，在高高的星空中传来炮弹的钢铁轰鸣。这声音越来越响，又渐渐远去，接着在我们后面，在白天忙于向前线运送弹药的汽车经过的道路上，升起一片黄色的火焰，发出响亮的爆炸声。

在炮击的间隙，树林里一片寂静，听得见蚊子的嗡嗡声和附近沼泽里被炮击惊动的青蛙怯生生的呼应声。

我们躺在榛树下，格拉西莫夫中尉拿折下的树枝驱赶蚊子，从容不迫地讲着自己的经历。我尽记忆所及把它转述于下。

“战前我在西西伯利亚一家工厂当机工。去年七月九日应征入伍。我家里有妻子、两个孩子和残废的父亲。嗯，动身的时候妻子照例哭了，还说了送别的话：‘好好保卫祖国，保卫我们。如有必要，献出生命，但一定要取得胜利。’记得当时我笑着对她说：‘你是我的什么人，老婆还是家庭鼓动员？我已经是个大人了，至于胜利，那我们会从法西斯强盗的喉咙里把它掏出来的，你放心好了！’

“我父亲当然要坚强些，但也不能不叮嘱一番。他说：‘注意了，维克多，格拉西莫夫这个姓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你是工人世家的后代；你的曾祖还在斯特罗加诺夫手下工作过；我们一家为祖国炼铁炼了几百年，这次打仗你也要像铁一样坚硬。政权是你的政权，战前它让你留作后备指挥员，如今你可得狠狠打击敌人哪。’

“‘遵命，父亲。’

“去车站的路上我跑进区党委。我们的区委书记是个干巴巴的很理性的人……嘿，我想，既然老婆父亲送行都对我鼓动了一番，那么这一个肯定不会放过我，准会演讲半个小时，决不会错！不料情况正好相反。书记对我说：‘格拉西莫夫，上路前照老规矩先坐一分钟。’

“我同他一起坐了一会儿，没做声，然后他站起来，我看见他的眼镜上了雾……我想，嗨，今天出了什么怪事了！书记却说：‘事情明明白白，格拉西莫夫同志。我记得当年你戴着少先队红领巾，傻乎乎的，后来你当上共青团员，还记得你入党后十年来的情况。去吧，去狠狠打击坏蛋！党组织信任你。’这辈子我第一次同自己的书记亲了吻，真是鬼知道，当时我觉得他根本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干巴巴……

“我当时因他的亲切心里感到暖乎乎的，以致从区委出来真是说不出有多么快乐和兴奋。

“这当儿老婆又使我开心。您明白，送丈夫上前线的妻子没有一个会感到快活的，我妻子当然也伤心得有点失神。她一直想说点重要的话，可她的头脑好像碰上了穿堂风，所有的思想都被吹掉了。这时火车动了，可她还跟着我那节车厢走，拉住我的手不放，嘴里急急地说：

“‘注意啦，维克多，别在前线着凉啊。’我就对她说：‘你这算什么话，娜嘉！我决不会着凉的。那边的天气挺好，真是不冷不热。’别离使我很难过，但听了妻子那种亲切的蠢话心里感到高兴，同时也更痛恨德国佬了。我想，哼，背信弃义的邻居，你们竟敢来动我们，如今就等着吧！我们要狠狠打击你们！”

格拉西莫夫沉默了几分钟，倾听前沿阵地双方机枪的交叉射击，后来射击停止了，他又突然说下去：

“战前我们厂里来了一批德国机器。装配时每个零件我都要摸上五六遍，里里外外仔细观察。没话说的，这些机器都是巧手做出来的。我读过德国作家的书，很喜欢，对德国人民一向怀有敬意。说真的，有时也为这样勤劳多才的人民竟能忍受最卑鄙下流的希特勒政权的统治而感到气愤，但这毕竟是他们的事。再说战争是从西欧开始的……

“我就这样上了前线，心里想：德国人的技术很强，军队也不错。同这样的敌人打仗，扭断他们的腰，他妈的，简直很开心。再说，在四一年我们也不是用树皮做的。说实话，这样的敌人本来我就不指望会老实，再说同法西斯打交道你能指望什么诚实呢，但我也从没想到希特勒军队竟是一帮这样无耻的匪徒。不过这事以后再说……

“七月底我们的部队到了前线，二十七日一早投入战斗。起初感到新鲜，也有点害怕。他们用迫击炮狠狠控制我们，但到傍晚我们就有点适应了，也给了他们厉害，把他们从一个村子赶走。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大约十五个人。我如今还记得押着这批吓得脸色发白的德国人，我们的战士这时冷静下来，个个都把所能给的东西送给俘虏：有人给一锅菜汤，有人给烟草或者纸烟，有人请他们喝茶。大家拍拍他们的背，管他们叫‘同志’，问‘同志’干吗出来打仗？……

“有一个基干军官瞧着这动人的景象说：‘你们跟这些人称兄道弟，那么亲热。他们在这儿都成了‘同志’，可你们应该看看，战线那一边的这些‘同志’在干着什么，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伤员与和平居民的。’他说这话仿佛在我们耳朵上浇了一瓢冷水，说完走了。

“不久我们就开始反攻，这回可真的看了个够……被烧成一片焦土的村庄，成百个被枪杀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糟蹋得血肉模糊的红军俘虏的尸体，被强暴后又被残杀的妇女、姑娘和少女……

“其中一个在我头脑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她看来只有十一二岁，正上学去，德国人把她抓住，拖到菜地里，强暴后又把她杀害了。她躺在被蹂躏的土豆茎上，一个小姑娘，简直还是个孩子呢，周围则狼藉着染血的练习簿和教科书……她的脸被军刀砍得血肉模糊，手里却紧握着一个打开的书包。我们拿雨衣盖住她的身体，默默地站在一旁。后来战士们又默默地走散了，可我仍站着，仿佛精神错乱，嘴里喃喃地念着：‘巴尔科夫、波洛文金编，自然地理，中学教科书。’这是我在草上看到的一本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我是熟识的。我的女儿也在念五年级。

“这事发生在离鲁江不远处。在斯克维拉附近的峡谷里，我们来到行刑的地方，被俘的红军士兵就是在那里惨遭杀害的。你们有没有去过肉铺？唉，这地方多少有点像肉铺……峡谷树枝上挂着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没有手，没有脚，身上的皮一半被剥去……峡谷底堆着八个死人的残肢。弄不清楚哪些残肢碎片是属于哪个受害者的，那里只堆着一大堆被砍得血淋淋的肉，上面摆着八顶红军船形帽，一顶叠着一顶，好像八个盘子……

“您以为看到的景象能用语言来说明吗？不能！没有这样的语言。一定要亲眼目睹。唉，别去说它了！”格拉西莫夫中尉沉默了好一阵。

“这里可以吸烟吗？”我问他。

“可以。用手遮起来吸。”他哑着嗓子回答。

他也点着了烟，继续说：

“您要明白，看够了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变野了。我们全明白，我们不是在跟人打交道，而是在跟嗜血成性的恶魔搏斗。原来，他们当年用心造车床和机器，现在就同样用心杀害、强奸和处死我们的人。后来我们又撤退了，但打得像魔鬼一般狠。

“我们一连的战士几乎都是西伯利亚人，但我们保卫乌克兰土地个个都不顾性命。我有许多老乡都在乌克兰牺牲了，但被我们消灭的法西斯分子也就更多了。是的，我们后退了，但给他们的打击是够厉害的。”

格拉西莫夫中尉狠狠吸了几口烟，说话语气稍微温和些：

“乌克兰的土地真好，那里的景色也挺美！每一个乡每一个村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惜在那里流血，而血据说是能够增加亲情的……因此每放弃一个村子，我们就心疼，疼得要命。我们舍不得，实在舍不得！离开的时候彼此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我当时没想到会当上法西斯的俘虏，可是当上了。九月里我第一次负伤，但仍留在队里。到了二十一日，在波尔塔瓦省的杰尼索夫卡城下我第二次负伤，被俘虏了。

“德军坦克向我们的左翼冲来，随后是步兵。我们一边战斗，一边突围。这一天我的连损失惨重。我们两次打退敌人坦克的进攻，焚毁和击伤六辆坦克和一辆装甲车，在玉米地打死一百二十名希特勒匪徒，后来他们调来迫击炮连，我们不得不放弃从中午起守了四小时的高地。天一早就很热。空中没有一片云，太阳又那么酷热，叫人喘不过气来。迫击炮弹十分稠密，战士们的嘴唇都干得发黑，而我喊口令的声音也完全哑了，变得异样了。我们通过洼地跑，这时在我前面有颗炮弹爆炸了。我只看见一根黑色的泥柱，就是这样。一块迫击炮弹片打穿我的钢盔，第二块打中我的右肩。

“不记得我在那里失去知觉躺了有多久，后来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了。我抬起头来一看，知道已不是躺在原来倒下的地方。我身上的军便服没有了，肩膀被谁匆匆包扎过。头上的钢盔也没有了。头也被谁包扎过了，但绷带没有系好，绷带头垂在胸上。我顿时想到，准是我的战士们把我拖了一段路，在路上把我包扎了一下。我好不容易抬起头来，很希望看到自己人。但这时向我跑来的不是自己人，而是德国佬。原来是他们的脚步声把我弄醒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就像看一部好的电影那样。我双手在周围摸索，旁边没有武器：没有手枪，没有步枪，连手榴弹都没有一颗。我们的人已把图囊和武器从我身上取走了。

“我想：‘这下子要死了。’这当儿我还想些什么呢？您要是为了以后写小说，那就随您的意思写好了，可我当时实在来不及想什么。德国人已离得很近，可我不愿躺着死。就是不愿意，我不能躺着死，您明白吗？我使尽力气，先跪起来，双手触着地面。当他们跑到我跟前时，我已经站起来了。我站着摇摇晃晃，真怕马上又会倒下，他们就会趁我躺在地上时捅死我。他们的脸我现在一张也记不起来了。他们站在我周围，又说又笑。我说：‘喂，杀吧，混蛋！快杀，要不我又会倒下的。’其中一个用枪托敲敲我的脸，我倒下了，但马上又站起来。他们笑起来，其中一个挥挥手，意思是说走。我就走。我的整个脸庞都被淤血蒙住，头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暖烘烘的，很黏稠，肩膀又很疼，右手提不起来。当时我真想躺下来，哪儿也不去，但我还是走着……

“不，我真不想死，尤其不愿在当俘虏后死。我竭力克服头晕和恶心，我走，表示我还活着，我还能行动。唉，我真是渴死了！我的嘴巴粘住了，我一面走，一面眼前飘动着一块黑布。我几乎已没有知觉，但还是一面走一面想：‘我只要喝点水，稍微休息一下就逃跑！’

“所有被俘的人都被集中在林间空地上，排好队。多半都是邻近部队的战士。属我们团的我只认出三连的两名士兵。大部分俘虏都负了伤。一个德国中尉用蹩脚俄语问，我们中间有没有政委和指挥员。大家都不做声。于是他说：‘政委和军官向前两步走。’没有一人从队列里走出来。

“中尉慢慢地在队列前走过，挑十六个样子有点像犹太人的人。他问每一个人：‘犹太？’不等回答就命令他从队列里出来。在被他挑出的人中有犹太人，有亚美尼亚人，也有俄罗斯人，只因为他们的脸是浅黑的，头发是黑的。他们都被领到一旁，当着我们的面用冲锋枪枪毙了。然后德国人匆匆搜我们的身，拿走我们的皮夹子和一切私人物品。我从不把党证放在皮夹子里，惟恐丢失；我把它藏在裤子的里袋，搜查时没有被发现。人毕竟是一种奇怪的造物：我断定我的生命千钧一发，即使我不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杀，也会因失血过多而跟不上其他的人，但是当搜查完毕，党证还在我身上时，我真是高兴极了，连口渴都忘记了！

“我们奉命排成行军纵队往西走。道路两边有相当强的押送队，还有十来个德国摩托车兵。他们赶我们快步走，可是我的力气已经耗尽。我跌倒两次，两次又站起来向前走，因为我知道只要多躺一分钟，队伍过去了，他们就会把我射死在路上。走在我前面的中士就是这样的下场。他一条腿负了伤，哼哼着，困难地走着，有时甚至疼得叫出声来。我们走了一公里光景，这时他大声叫道：

“‘不，我走不动了。永别了，同志们！’他就在路中央坐下来。

“我们一边走一边试着把他拉起来，但他又坐在地上。就像做梦一样，我记得他脸色苍白的年轻的脸、紧蹙的双眉和泪水涌流的眼睛……纵队向前走去。他落在后面。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摩托车兵驶到他紧跟前，没有下车，从皮套子里掏出手枪，顶住他的耳朵，开了一枪。在抵达小河前，法西斯分子又枪杀了几名落伍的红军士兵。

“这当儿我看见了小河、一座被炸毁的桥梁和一辆横在十字路口的卡车，我就扑通一声脸朝下倒在地上。我有没有失去知觉？没有，没有失去知觉。我伸开手脚躺在地上，嘴里满是土，我恨得咬牙切齿，沙子在牙缝里飒飒作响，但我爬不起来。我的同志们在我旁边大踏步走过。其中一个低声说：‘起来，要不会被打死的！’我用手指撕自己的嘴，压自己的眼睛，想用疼痛促使自己爬起来……

“纵队已经过去了。我听见一辆驶近我的摩托车车轮的沙沙声。我终究爬了起来！我没有回顾摩托车兵，身子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但我还是追上了纵队，排在队伍的后排。过河的德国坦克和汽车把河水搅浑了，但我们还是喝了这黄浊微温的水。我们觉得它比优质矿泉水还可口。我拿水浇了浇头和肩膀。这使我感到爽快，力气也恢复了。现在我有信心不会再倒下来躺在大路上了……

“刚过了小河，一队德国中型坦克向我们迎面驶来。他们冲着我们开来。领头那辆坦克的驾驶员，看见我们都是俘虏，就全速向我们驶来，冲断我们的纵队。前面几排人被坦克履带压得惨不忍睹。押送队和摩托车兵看了哈哈大笑，对从舱口伸出头来的坦克手挥动双手，大声说着什么。然后又命令我们排起队来，在大路旁被押着走。都是些调皮捣蛋的家伙，没话说的……

“这天傍晚和夜里我没试图逃跑，因为明白我失血过多跑不动，而且管得我们又很严，任何逃跑的尝试必将失败。不过，后来我却因没试试逃跑而诅咒自己！早晨把我们押着通过一个有德军部队驻扎的村庄。德国步兵都来到街上看我们。押送队强迫我们跑步经过全村。他们要使我们在接近前线的德国部队面前丢脸。我们跑着。谁倒下了或者落后了，立刻被枪杀。傍晚我们已经来到俘虏营。

“一个拖拉机站用铁丝网密密地围了起来。俘虏在里面肩并肩地站着。我们被交给营的卫队，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围墙里。说这个俘虏营是地狱一点也不过分。没有厕所。人们就在这里大便，在泥浆和恶臭的粪水中站着或躺着。身体最虚弱的从此就再也爬不起来。水和食物一天只给一次。一杯水和一把生黍子或霉烂的葵花子，就是这一些。有时整整一天都忘了给我们东西吃……

“两天后天下起大雨来。俘虏营里的泥泞深可没膝。早晨淋得湿淋淋的人们身上冒着气，好像马一样，而雨却下个不停……每天夜里都有几十个人死去。我们的身子全都饿得一天比一天虚弱。而我还受着伤的折磨。

“到第六天，我觉得肩膀和头上的伤疼得更厉害了。伤口开始化脓。后来散发出恶臭。俘虏营旁边是集体农庄的马厩，里面躺着重伤的红军士兵。早晨我要求看管的德国士官让我去看看医生。据说医生就在伤员旁边。那士官俄语讲得很好。他回答说：‘去找你们的医生吧，俄国人。他会立刻帮助你的。’

“我当时不知道他这是开玩笑，就兴奋地向马厩走去。

“我在门口看到一位三级军医。这是一个已没有希望的人。他瘦得皮包骨头，十分憔悴，已被折磨得有点疯疯癫癫。伤员躺在混和着厩肥的干草上，被马厩里的恶臭熏得喘不过气来。多数伤员伤口都长了蛆，有人就拼命用手指和小棒剔着……这里还躺着一堆死去的俘虏，还来不及收拾掉。

“医生问我：‘您看到了？我能帮您什么忙？我连一条绷带都没有，什么也没有！您走吧，看在上帝分上，您走吧！您把绷带撕开，在伤口上撒点灰。瞧，这里就有新鲜的炉灰。’

“我就照他的话办。那士官在门口遇见我，咧开嘴笑着说：‘嗨，怎么样？你们有一位出色的军医！他帮了您了吗？’我本想不理他就走过去，不料他竟一拳打在我的脸上，嚷道：‘你不愿回答吗，畜生？！’我倒了下来。他踢着我的胸部和脑袋踢了好一阵，一直踢到他累了为止。这个法西斯分子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不会！他后来又打过我不止一次。他只要隔着铁丝网一看见我，就命令我走出去，动手打我，而且一言不发，全神贯注……

“您问我，我这是怎么活下来的？

“战前，我还不是个机工，我在卡马河上做搬运工，一次能背两大袋盐，每袋有一百公斤重。我的力气，没话说的。总之，我身强力壮，但主要是我不想死，反抗的意志非常强。我应该回到保卫祖国的战士行列中去。我终于回来了，为了向敌人复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个俘虏营像是个待分配营，我从这里又被调到一百公里开外的另一个俘虏营。这里同待分配营一样：高高的柱子绷着尖尖的铁丝网，头上没有一片屋檐。吃的东西也一样，只偶尔用一杯煮过的烂麦子代替生黍，或者把几匹死马拖进俘虏营，让俘虏们自己分食这种死马肉。为了不致饿死，我们吃了，但因此又死了几百个人……再加上十月份寒潮袭来，雨下个不停，早晨还有霜冻。我们冷得要命。我从死去的红军士兵身上脱下军便服和外套。但这样也不能御寒，而挨饿我们已经习惯了……

“看守我们的是一批以抢劫发财的德国兵。他们都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都是些挑选出来的穷凶极恶的坏蛋。譬如，为了寻开心，一个上等兵清早来到铁丝网边，通过翻译说：

“‘马上要分发食物了。从左面分起。’

“上等兵走了。围墙左面聚集了凡是能站立的人。我们等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几百具索索发抖的活尸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大家站着，等待着。

“对面突然出现了几个看守。他们从铁丝网上扔进几块斩碎的马肉。被饥饿驱使的人们都拥到那里，在沾满泥浆的马肉旁冲突起来……

“看守哈哈大笑，随即响起了机枪长久的扫射声。一片叫喊和呻吟。俘虏们拥向右边铁丝网，地上留下死者和伤者……俘虏营营长是个高个子大尉，他带着翻译走到铁丝网边。他好容易忍住笑说：

“‘刚才分发食物时发生骚乱，这是不能容忍的。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将下令枪毙你们这些俄国猪，决不姑息！快把死人和伤者收拾掉！’希特勒士兵聚集在俘虏营营长后面，都笑得死去活来。他们很欣赏长官的‘幽默’。

“我们默默地把死人拖出俘虏营，埋在附近的峡谷里……在这个营里对俘虏也是拳打脚踢，棍棒交加。他们打人没有任何理由，只是由于无聊，开开玩笑。我的伤口迟迟没能愈合，后来大概由于受潮和挨打，伤口又裂开来，疼得难受。但我还是活着，也没有丧失获救的希望……我们直接躺在泥浆里，没有草垫子，什么也没有。大家挤在一起躺着。通宵只听得低声的哼哼。那些躺在最底下泥浆里的人冻僵了，那些躺在最上面的人也冻僵了。这可不是梦，而是无比的痛苦。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仿佛做噩梦一样。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现在就是孩子也能把我打倒在地。有时我恐惧地瞧着自己皮包骨头的双手想：‘我怎么能从这儿逃跑呢？’于是我就诅咒自己没在最初几天逃跑。是啊，要是当时被打死，现在也就不用这样活受罪了。

“冬天到了。我们扒开积雪，睡在冰冻的泥地上。我们营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德国人宣布，过几天将派我们去干活。大家都来劲了。人人都燃起了希望，尽管希望不大，但还是希望有机会逃跑。

“那天夜里很静，但冷得要命。黎明前我们听见炮声。周围的人都活动起来。当炮声再次响起时，忽然有人大声说：

“‘同志们，我们的人在反攻了！’

“这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全营人像听到口令一般站起来！连那些已几天没有起来过的人也站了起来。周围是一片热烈的耳语和压抑的哭声……有人在我旁边像女人似的哭得哽噎……我也是……我也是……”格拉西莫夫中尉断断续续地急急说。他停了停，然后克制感情，用比较镇定的声音说下去：“我脸颊上滚动的泪水立刻在风中冰住了……有人轻轻地唱起《国际歌》来，我们都用哆嗦的低音和着唱。哨兵用机枪和冲锋枪向我们射击，同时发出口令：‘躺下！’我躺下来，身体埋到雪里，像孩子一般哭起来。但这已不只是喜悦的泪，而是为我们的人民骄傲的泪。法西斯分子可以杀死我们这些没有武器、饿得没有力气的人，可以折磨我们，但他们不能摧毁我们的意志，永远不能！他们看错人了，我敢老实说。”

那天晚上我没能听完格拉西莫夫中尉的故事。他因急事被传唤到司令部去了。不过，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窑洞里散发出霉味和松脂气。中尉坐在凳子上，弯着腰，巨大的双手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我瞧着他，不由得想，这姿势他大概是在俘虏营里养成的吧，交叉着双手，一连几小时默默地、痛苦地徒然沉思着……

“您问，我怎么逃出来的吗？让我讲给您听。在听见炮声那天夜里后不久，我们被派去修筑工事。严寒开始解冻。天下着雨。我们从俘虏营被赶向北方。情况同开始时一样：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们倒下来，被枪杀了，弃在路上……

“此外，德国士官还枪杀了一个人，只因为他在地里捡了一个冻土豆。当时我们穿过土豆田。一个叫冈察尔的小队长，乌克兰人，捡了这该死的土豆，想把它藏起来。德国士官发现了，一言不发，走到冈察尔跟前，在他后脑勺上开了一枪。纵队停下来，列了队。‘这一切，都是德国的财产，’士官宽宽地做了个手势，说，‘你们中间要是有人自作主张拿了什么，将被枪毙。’

“在我们经过的村子，妇女一看见我们，就向我们扔面包和烘土豆。我们中间有人捡到了，但多数人都没有捡到，因为押送兵向窗子开枪，同时命令我们走得更快些。不过孩子们可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们跑到我们前面的街区，把面包直接放在路上，我们就捡起来。我捡到一个很大的煮土豆，拿它同旁边的人分食，连皮都吃了下去。我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可口的土豆！

“工事建筑在树林里。德国人大大加强了守卫，给我们分发了铁铲。不，我不愿给他们建工事，我要进行破坏！

“这天傍晚我下定决心，从我们所挖的坑里爬出来，左手拿起铁铲，走近卫兵……动手前我看准其余的德国人都在壕沟旁，只有这个卫兵在监视我们，附近没有人。

“‘您瞧，我的铁铲坏了……’我走近那卫兵，喃喃地说。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我力气不够，不能一下子把他敲倒，我就完蛋了。卫兵显然看出我脸上的神色。他动了动肩膀，拉下冲锋枪。这当儿我就对准他的脸给了他一铲子。我不能打他的头部，因为他戴着钢盔。我的力气还是够的，德国人没有叫一声就仰天倒下来。

“我手里有一支冲锋枪和三夹子弹。跑！这时才发现我没法跑。没有力气，完啦！我站住了，换了口气，重又勉强小跑。峡谷里树木稠密些，我就一个劲儿往那儿跑。我已不记得，跌倒过几次，爬起来几次……但离德国人越来越远。我一面哭，一面喘气，沿着小山那边的树林跑，这时后面远远地响起了冲锋枪的射击声，还听见叫喊声。现在要逮住我可不容易了。

“天色黑下来了。但要是德国人发现我的足迹追上来，我只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这念头鼓舞了我，我走得更慢些，更小心些。

“我在树林里过了一夜。离我半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但我不敢到那儿去，生怕撞上德国人。

“第二天，游击队把我救了。我在他们的窑洞里大约躺了两星期，体力渐渐恢复了。开头他们对我多少有点怀疑，尽管我从大衣里子里取出在俘虏营里胡乱缝进去的党证给他们看。后来，我参加了战斗，他们对我的态度立刻变了。在那里我就开始记录被我杀死的法西斯分子的人数，一直记到现在，数目逐渐增加到将近一百。

“一月里，游击队把我送到战线那一边。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光景。肩膀里的弹片被取了出来，至于在俘虏营里得的风湿和其他疾病将在战争结束后治疗。我从医院里被放回家休养。我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再也待不下去了。无聊极了，老是待在家里！不论怎么说，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要一直待到底。”

我们在窑洞入口处分手了。格拉西莫夫中尉若有所思地望着从门缝里漏进来的强烈阳光，说：

“……真正学会了打仗，也真正学会了恨，学会了爱。在战争这样的试金石上，各种感情都分得一清二楚。看来，爱和恨怎么也不能混杂在一起，俗话说：‘骏马和母鹿不能同套一辆车。’可我们这儿两者却能并驾齐驱！我痛恨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蹂躏我的祖国和我本人；同时，我全心全意热爱我的同胞，我不能让他们遭受法西斯铁蹄的践踏。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促使我们全体，那么顽强地进行战斗，正是这两种感情转变为行动，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如果说，对祖国的爱将永远藏在我们的心里，只要我们的心跳动一天，它就存在一天，那么，对敌人的恨将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刺刀尖上。要是我这话里有点啰嗦，请您原谅，但我是这么想的，”格拉西莫夫中尉结束他的话，在我们交谈中第一次露出淳朴可爱、带些孩子气的微笑。

我也第一次发现，这位虽饱经苦难，但仍坚如栎树的三十二岁中尉两鬓银白。这种由巨大痛苦换来的银白是那么纯洁，以至一段白色的蛛丝落在中尉的船形帽上，触及他的鬓发就不见了，不论我怎样仔细察看，也看不出来。

1942年

一个人的遭遇

献给一九〇三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叶夫根尼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茨卡娅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别爽朗，特别蓬勃。三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两天两夜，就把顿河左岸的沙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的谷地和山涧由于积雪，似乎显得比过去更宽阔了，小河凿开冰面，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简直无法通行了。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诺夫镇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才六十公里光景，但要走完这段路，可并不太简单。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以前出发。两匹喂得饱饱的马，紧紧地拉着挽索，很费劲地拖着一辆沉重的马车。车轮陷在混和着冰雪的湿漉漉的沙地里，一直陷到轮毂。一小时以后，在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鞦的细皮带下，已经密密地出现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由于马具上涂过厚厚的柏油，在早晨新鲜的空气里，就强烈而醉人地散发着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儿。

碰到马特别难走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浸水的雪在鞋子底下发出吱咕吱咕的声音，走起来很吃力；道路的两旁还结着薄冰，被阳光照得像水晶一样闪闪发亮，那里就更加难走。走了六小时光景，才走了三十公里，来到叶蓝卡河的渡口。

这条河并不大，在莫霍夫斯基村前面，夏天有几处常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杨丛生的河滨的沼地上，河水泛滥了整整有一公里宽。要渡河就得乘一种不稳的平底小船，这种船载重不能超过三人。我们把马打发回去。在对岸集体农庄的板棚子里，有一辆饱经风霜的老爷吉普车在等着我们，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两人提心吊胆地跳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缆，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像喷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喷出来。我们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叶蓝卡河的对岸。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车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桨说：

“这个该死的木盆要是在水里不沉掉，大约再过两个钟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静。这种冷清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飘来潮湿的水汽，还送来腐烂的赤杨树的苦涩味儿，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雾霭中的遥远的霍皮奥尔河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附近的河滩上，横着一片倒下的篱笆。我在篱笆上坐下来，很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袄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发现那包白海牌纸烟已经湿透，真是懊恼极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泼进来，混浊的河水一直泼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没工夫想到纸烟，我得抛下桨，尽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没。现在却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泡过水的烟，蹲下身去，把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摊在篱笆上。

已经是中午了。太阳照得像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纸烟快些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简直后悔不该穿士兵的棉袄裤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儿坐在篱笆上，完全置身于寂静和孤独中，并且摘下头上那顶旧的军用暖帽，让微风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被汗湿透的头发，茫然地凝视着那飘翔在浅蓝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惬意极了。

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们吃力地朝埠头蹒跚走着，到汽车旁边，转身向我走来。这是一个背有点驼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嗓子低沉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向我伸来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向孩子弯下身去说：

“向伯伯问好，乖儿子。你瞧，他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只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可是这种小车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澈的蓝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丝笑意，大胆地伸给我一只嫩红的冰凉小手。我轻轻地握了握它，问：

“你这个老头儿，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这么暖和，可你却冻坏了。”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神气，靠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扬起两条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是老头儿呢？我完全是个孩子，我完全没有冻坏。手冷，那是因为抛过雪球了。”

那父亲放下干瘪的背囊，懒洋洋地在我身旁坐下来说：

“带着这种客人真倒霉！他简直把我累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他就得跑步了。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脑筋。一步路得分三步走，可这样他还是跟不上我，就像乌龟跟不上马一样。可你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转身，他不是溜到大水洼去玩，就是在什么地方折下一条冰箸儿，像吃糖一样吃起来。不，带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后问：“你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长吗？”

我觉得不便向他说明我不是司机，就回答说：

“得等一会儿啦。”

“他们是从对岸来吗？”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了吗？”

“怕要过两个钟头吧。”

“那么得等一阵了。嗯，那咱们就来歇一会儿吧，反正我也不忙着上哪儿去。刚才我走过来一看：有个咱们的司机弟兄的车抛锚了，就想，让我去跟他一块儿抽阵烟吧。抽烟也罢，死也罢，一个人总很难受。你的日子倒过得不错呀：抽纸烟。看样子，你把纸烟弄湿了，是不是？嘿，老兄，泡过水的烟，就好比害过病的马，说什么也不中用啦。还是来抽抽我的辣烟草吧。”

他从草绿色单裤的插袋里，掏出一只卷得像管子的、红绸做的破旧烟荷包来。他解开烟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绣着一行字：“送给亲爱的战友，列别江中学六年级女学生赠。”

我们吸着很辣的土烟草，沉默了好一阵。我正想问他带着孩子上哪儿去，有什么事逼他在这种泥泞的日子赶路，但他抢在我的前面问：

“你怎么，战争时期一直在开车吗？”

“差不多一直在开。”

“在前线吗？”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边可吃够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搁在膝盖上，拱起了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们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充满了绝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吗？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谈者的脸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双眼睛。

他从篱笆上折下一条弯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沙土上画了一阵，画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这才开了口：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旁边孩子们总可以找着点什么的。可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

刚才当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偷眼瞧瞧这父子俩，就奇怪地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料子很坚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襟长了些，不过很合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但已很精细地缝上了——这种种都表明一个女人的照顾，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袄上有好几个地方烧了洞，只是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缝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针脚钉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被虫蛀破了，它们显然没有得到女人的照顾……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鳏夫，就是跟妻子的关系没搞好。”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低沉地咳了几声，重又开口。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我是沃罗涅日省人，一九〇〇年生的。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是在基克维泽师里。在饥荒的一九二二年，上库班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后从库班回家，卖掉小房子，来到沃罗涅日城里。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当上了钳工。不久结了婚。老婆是在儿童保育院长大的。是个孤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又聪明，又体贴，我可实在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也许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旁人看来，她也不见得怎么样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可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凶得像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语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娴静，又亲热，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你才好。我们的收入虽少，她还是努力让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说：‘对不起，亲爱的伊琳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太太平平，我自己也觉得心安理得。嘿，老兄，你知道这对工作有什么样的意义吗？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厂里，不论什么活儿到了手里，都顺顺当当，头头是道！瞧吧，家里有个贤惠的老婆，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有时我领到工钱，偶尔跟同志们去喝一杯。有时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跄跄，那副样子旁人看来一定很可怕吧。你会觉得大街太狭窄，当然更不用说小巷子了。那时候我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得像魔鬼，很能喝酒，就是醉了，也还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程路只好挂了一挡，那就是说，爬了回去，但还是爬得到的。可她对你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琳娜只是笑笑，连笑也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动气。她一面给我脱鞋，一面细声细气地说：‘安德留沙，你靠墙睡吧，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嗯，我就像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什么东西都在眼睛前面晃动。只在睡意蒙眬中，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些亲热的话，这是说，她在疼我……

“早晨她在上工前两小时把我叫起来，让我好活动活动身子。她知道，酒没有醒，我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的。嗯，她就拿出一条酸黄瓜，或者还有什么清淡的东西，又倒了一小杯伏特加，说：‘喝一点儿解解酒吧，安德留沙，只是以后别再喝了，我的好人儿。’难道还可以辜负这样的信任吗？我喝干酒，用一双眼睛默默地谢了谢她，又吻了吻她，乖乖地上工去了。如果我在喝醉的时候，她粗声粗气，吵吵闹闹，那么，老天爷在上，我到第二天还会去喝个够的。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做老婆的傻得很。这种傻婆娘我可见得多了，我知道的。

“不久我们有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跟同志们不再来往了。全部工钱都拿回家去，家里人口也多了，根本顾不上喝酒。碰到休息日喝一杯啤酒，而且只要一杯，决不多喝。

“一九二九那年，汽车吸引了我。我学会了开车，就开起卡车来。后来着了迷，不想再回工厂了。我觉得开车有趣多了。就这么过了十年，也没留神时光是怎么过去的。过得就像做了一场梦。嘿，十年算得了什么！你可以随便问问哪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可曾发觉日子是怎么过去的？一点也不会发觉的！往事就像那迷失在远远的雾中的草原。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四下里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走了二十公里，草原就给烟雾笼罩了，从这边望过去，已经分不清哪儿是树林，哪儿是草原，也分不清哪儿是耕地，哪儿是草地了……

“这十年间我白天黑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很好，我们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孩子们也叫人高兴：三个人学习的成绩都是‘优’，儿子阿纳托利对数学特别有才能，连中央的报纸都提到过他。他对这门科学哪来那么大的才能，嘿，老兄，可连我都不知道。不过这使我觉得脸上很光彩，我为他骄傲，是的，真为他骄傲！

“十年中间，我们稍微积蓄了一些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间，还有贮藏室和走廊。伊琳娜又买了两只山羊。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穿，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只是我的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划给我的那块地皮，面积有六百平方米，离飞机厂不远。要是我的小房子盖在别的地方，生活也许会换个样子了……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来了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琳娜、阿纳托利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难免眼泪汪汪。阿纳托利只是抽动肩膀，好像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琳娜……我们共同生活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衬衣的肩膀和胸口这儿都给她的眼泪湿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样的情形……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浊而没有表情，好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钩住我的脖子，浑身哆嗦，好比一株刚砍倒的树……孩子们也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别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我那个却贴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张叶子贴在树枝上，还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她说：‘坚强些，我亲爱的伊琳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抽一口气：‘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世……再也……见不着……见不着面啦！……’

“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经心碎了，可她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她应该知道，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薄饼。这当儿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往她的肩膀上一推——仿佛是轻轻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她站不住脚跟，一连后退三步，接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这样离别的吗？我还好好儿的，你干什么急于把我给活活地埋掉哇？！’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她简直疯了……”

他讲到一半忽然中断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他的喉咙里有样东西在翻腾，在咕噜咕噜地发响。别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那两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在哆嗦……

“不用了，朋友，别说了！”我低声说，但他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话。接着他竭力克制住激动，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嘶哑的声音说：

“为了当时推了她一下，我就是到死，就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能原谅自己呀！”

他重又沉默了好一阵。他试着卷一支烟，可是报纸破了，烟草都撒在膝盖上。最后，他勉强卷成了一支，狠命吸了几口，这才一面咳嗽，一面继续说：

“我摆脱伊琳娜，捧住她的脸吻了吻，她的嘴唇却冷得像冰。我跟孩子们告了别，向车厢跑去，在火车开动时跳上踏板。火车慢慢地离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们的旁边经过。我看见我那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挤在一块儿，向我挥着手，他们想笑，可是没有笑成。伊琳娜两手狠抱住胸部，嘴唇白得像纸，还在喃喃地说着些什么，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整个身子向前俯冲着，仿佛要顶着狂风开步走来……她就这样一辈子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双紧紧抱住胸部的手，两片苍白的嘴唇，一对充满泪水的睁得老大的眼睛……我在梦里看见她，多半也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干什么要推她呀？直到现在一想起来，心还像被一把钝刀割着似的……

“我们在乌克兰的白采尔科维附近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5’[1]，我坐着它开到前线。嗯，关于战争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知道开头是怎么个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但自己却偶尔才寄一封信回去。有时候你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触，现在虽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时就要让德国佬尝尝滋味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喊怨叫苦，最看不惯那种爱哭鼻子的家伙，他们不论有事没事，天天给老婆情人写信，眼泪鼻涕把信纸弄得一塌糊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很痛苦，又担心被敌人打死。这种穿裤子的畜生，流着眼泪鼻涕诉苦，寻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都得依靠他们！我们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终究支持下来了！而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脓包，还要写那种信诉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着勤劳的妇女的腿。她们收到这种信，可怜的人，就会垂下双手，再也没心思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的还要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褶的裙子，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装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望过去也多少像个婆娘，你去给甜菜除除草，去挤挤牛奶好了，前线可不用你去，那边没有你，臭味儿也已经叫人够受的啦！

“不过，我连一年仗都没有打满……在这个时期里，受过两次伤，但两次都很轻：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弹片击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呀，老兄，开头总算走运。不过，走运，走运，最后可走到绝路上来了……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种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被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而我们的一个122毫米榴弹炮炮位上差不多没有炮弹了。我的车子给装上炮弹，装得车顶都碰到了；我自己干装运活儿，干得军服的肩膀都让汗湿透了。我得鼓足劲儿赶，因为仗打到我们的跟前了：左边不知谁的坦克在隆隆地响，右边在射击，前面也在射击，而且已经闻到焦味了……

“我们汽车连的指挥员问我说：‘冲得过去吗，索科洛夫？’其实还问这个干什么呢。同志们也许正在那边流血牺牲，难道我能待在这儿不理不睬吗？我就回答他说：‘什么话！我应该冲过去，这就是了！’‘好吧，’他说，‘那就快去！开足马力！’

“我就开足马力赶去。我生平没有开过那样的快车！我知道运的不是土豆，运这种货得非常小心，可是弟兄们在那边空着一双手作战，一路上又是炮火连天，这种时候哪儿还谈得到什么小心呢！跑了约莫六公里的样子，眼看着就可以拐到村道，开到炮兵连所在的深沟里了。但这时候我抬头一看——嚄，圣母娘娘——我们的步兵在大路两边的原野上跑着，而迫击炮弹已经在他们中间炸响了。叫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向后转吧？我就拼命开足马力！离炮位还有一公里的样子，车子已经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却没有能开到自己弟兄那儿……大概是远射炮的一颗重磅炮弹落在我的车旁了。我没有听到爆炸，什么也没有听到，只觉得头脑里好像有一样东西破裂了，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怎么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没法知道。等到清醒过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的脑袋抽动，浑身哆嗦，好像发寒热一样，眼睛里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发响，周身疼得要命，仿佛被人家狠狠地打了两天两夜。我在地面上爬了好一阵，才勉强站了起来。不过，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的记性丢得干干净净。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就完蛋了。我站着，摇摇摆摆，好像暴风雨中的杨柳。

“等到恢复知觉，冷静下来，往四下里一望，我的心仿佛让什么人用老虎钳给夹住了：周围横七竖八地散着我运来的炮弹，我那辆车子翻倒在不远的地方，车轮朝天，车身给打得稀烂，可是战斗已经转移到我的后头去了……叫我怎么办哪？

“不瞒你说，这时候我的两腿发软，身子就像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下来，因为心里明白，我已经落在包围中了，说得更恰当些，给法西斯俘虏了。是的，在战争中就有这样的事……

“唉，老兄，当你明白，你已经无可奈何成了俘虏的时候，那真是不好受呐。谁没有亲身经历过，谁就无法一下子体会这玩意儿是怎么个滋味。

“嗯，这样我就躺在地上，还听见坦克隆隆地响着。四辆德国中型坦克，开足马力在我旁边经过，往我刚才运炮弹来的方向驶去……这叫人感到是个什么滋味？后来，牵引车拉着大炮开过，炊车开过，最后步兵也过去了，人数并不多，大概不会超过一个作过战的连吧。我望了望，用眼角向他们望了望，又把脸贴住地面，闭上眼睛：我不想看见他们，打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我以为他们都过去了，就抬起头来，只见六个冲锋枪手，在离开我一百米光景的地方大踏步走来。我一看，他们从大道上拐个弯，一直向我走来。一声不响地走来。我想：‘嗐，我的末日到啦。’我坐了起来，不愿躺着死去，就又站了起来，他们之中的一个，在离开我几步远的地方动了动肩膀，卸下冲锋枪来。嗬，人这个东西真有意思：在这一刹那间我既不慌张，也不胆怯。只是眼睛瞧着他，一面心里在想：‘他马上要向我来上一梭子了，可是会打在哪儿呢？打在脑袋上，还是胸膛上？’仿佛他射穿我身体的哪一部分，在我倒不是一码事似的。

“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模样儿长得倒不错，头发黑黑的，嘴唇很薄，抿成一条缝，眯着眼睛。‘这家伙会不加考虑地打死我。’我心里想。果然不错：他举起枪来了。我盯住他的眼睛，一声不响。而另外一个，大概是个上等兵吧，岁数大一些，可以说是上了年纪了，不知嚷了一声什么，把他推到一旁，走到我的前面，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德国话，弯起我的右胳膊，摸摸肌肉。摸了摸之后，说：‘喔——唷——唷！’接着指指道路，指指太阳落下的地方，意思是说：‘走吧，给我们帝国当牛马去吧。’呸，摆出主人的架子来了，畜生！

“那个头发黑黑的家伙，仔细看看我的靴子——我那双靴子看上去很不错——用手指了指，意思是说：‘脱下。’我在地上坐下来，脱了靴子，交给他。他就不客气地从我的手里一把抢了过去。我又解下包脚布递给他，并且从脚到头地打量他。他可嚎起来了，用他们的话骂着，同时又抓住了冲锋枪。其余的几个都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们就平静地走开了。只有那个头发黑黑的家伙，在走到大路上以前，回头看了我三次，像一头小狼似的闪亮眼睛，生着气，可是为什么呢？仿佛是我脱了他的靴子，不是他脱了我的靴子似的。

“唉，老兄，我可实在没地方躲避。只得走到大路上，恶声恶气地用花巧的沃罗涅日土话骂了一阵，开步向西方走去，去当俘虏！……当时叫我走路可实在不行，一个钟头只走了一公里，决不会更多。你心里想往前走，身子却东倒西歪，一步拖一步，好像喝醉酒的人。走不多远，一队我们的俘虏赶了上来，都是跟我同一师的。约莫有十个德国冲锋枪手押着他们。那个领队的赶上了我，一句话不说，就举起冲锋枪，拿枪柄用力朝我头上打了一下。我要是倒下的话，他准会一梭子把我结果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弟兄一把抱住了我，把我推到队伍中间，扶着我走了半小时的样子。等到我清醒过来，其中一个弟兄悄悄地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千万别倒下！拼着所有的力气走吧，要不，他们会把你打死的。’我就拼着所有的力气走去。

“太阳一落山，德国人就加强了押送队，卡车又运来了大约二十个冲锋枪手，加快速度赶着我们往前走。我们中间那些重伤的，跟不上大伙儿，就在路上被枪毙了。有两个人想逃跑，可是没考虑到，夜里在有月亮的原野上，人家他妈的看得你清清楚楚。嗯，当然啰，这两个也被打死了。半夜里，我们来到了一个烧剩了一半的村庄。我们被赶进一座屋顶打坏的教堂里去过夜。石头地上没有一根麦秆，我们大家又都没有大衣，只穿着一身单军衣，因此可铺的东西一层也没有。有几个人连上装都没有穿，只穿着粗布衬衣。这些多半是下级指挥员。他们都把军官制服脱掉了，使人家无法认出他们是军官还是战士。还有那些炮手也没有穿军服。他们原来光着身子在大炮旁边操作，因此就这么光着身子给俘虏了。

“夜里下了好大一场雨，弄得我们个个浑身湿透。教堂中央的圆顶不是被重炮就是被飞机炸毁了，旁边的屋顶也给弹片打得全是窟窿，连祭坛上都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只好通宵在教堂里逛来逛去，好像一群羊关在黑暗的羊圈里。半夜里我听到有人推推我的胳膊问：‘同志，你没有受伤吗？’我回答他说：‘你要什么呀，老兄？’他又说：‘我是个军医，也许我能帮你些什么忙吧？’我就向他诉苦说，我的左肩在格格地发响，肿了，痛得厉害。他断然地说：‘把上装和衬衣脱下。’我就把这些都脱下了，他动手用细细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摸着，痛得我眼前发黑。我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对他说：‘你准是个兽医，不是给人看病的医生。你这没心肝的，干什么在人家痛的地方按得那么重啊？’他却依旧摸着，还恶狠狠地回答说：‘你给我闭嘴！也想来跟我啰嗦。等着吧，还要痛得更厉害些呢。’说着就那么重重地拉动我的胳膊，痛得我眼睛里直冒火星。

“我清醒过来，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该死的法西斯分子？我这只胳膊让人给打碎了，可你还要那么扯它。’我听到他轻轻地笑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你会用右手打我，没想到倒是个挺老实的小伙子。你那只胳膊并没有打坏，只是脱臼了，可我已经给你安上了。嗯，现在怎么样，好一些吗？’真的，不知怎的我觉得疼痛慢慢地消失了。我衷心地向他道了谢，他却继续在黑暗中摸着走过去，悄悄地问：‘有受伤的吗？’瞧吧，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他就是当了俘虏，就是在黑暗中，还是干着自己伟大的事业。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德国人不让我们出去大小便。这一层，当我们成双行地被赶进教堂的时候，押送队的长官就警告过我们了。真不凑巧，我们中间有个教徒急于要大便。他忍着，忍着，忍了好一阵，后来却哭了起来，说：‘我不能亵渎神圣的教堂！我是个信徒，我是个基督教徒！弟兄们，叫我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们是些怎样的人吗？有的笑，有的骂，有的给他出了各种各样可笑的主意。他弄得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可是这件倒霉事结束得却很惨。他开始敲门，请求放他出去一下。嗐，可求出祸事来了：法西斯分子隔着门扫射了好一阵，这个教徒就被打死了；另外又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受了重伤，到早晨也死了。

“我们把死人抬到一个地方。大家坐下了，安静下来，开始想心事，觉得事情的开头不太妙……过了一会儿，大家压低嗓子，嘁嘁喳喳地谈起话来：谁是什么地方来的，哪一省人，怎么被俘的。在黑暗中，那些同排或者同连的同志，彼此找不到，就低低地互相叫唤着。我听见身旁边有两个人在悄悄地说话。一个说：‘如果明天上路以前，要我们排队，并且供出政委、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来，那你，排长，可别躲起来！这回你逃不掉的。你以为脱掉上衣，就可以冒充士兵吗？不成！我可不愿替你承担责任。我第一个就把你指出来！我知道你是党员，还曾经鼓动我入党，现在你可得对自己的事负责了。’说这话的人离我很近，就在我的身旁，坐在我的左边，而在他的另一边，有个年轻的声音回答说：‘克雷日涅夫，我一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特别是那次你推说不识字，拒绝入党。不过我从没想到，你会成为叛徒。你不是念完七年制学校的吗？’那个家伙却懒洋洋地回答排长说：‘哼，念完了，那又怎样？’他们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从声音上听出来，那个排长又悄悄地说：‘不要出卖我吧，克雷日涅夫同志。’那个家伙却低低地笑着说：‘同志们都留在战线的那一边，我可不是你的同志，你也用不着求我，反正我要把你指出来的。到底自己的性命要紧。’

“他们沉默了，可我给这么卑鄙的行为气得直打哆嗦。我心里想：‘呸，我决不让你这畜生出卖自己的指挥员！有我在，你就别想自己走出这教堂，你只能让人家像死牲口那样拖出去！’天蒙蒙亮，我看到：我旁边仰面躺着一个阔嘴大脸的家伙，双手枕在头底下，他旁边坐着一个瘦削的小伙子，鼻子朝天，脸色苍白，两手抱住膝盖，身上只穿一件衬衣。‘嘿，’我心里想，‘这小伙子是对付不了这匹胖骟马的。得由我来结果他。’

“我推推小伙子的胳膊，悄悄地问：‘你是排长吧？’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这家伙要出卖你吗？’我指指躺在地上的那一个说。他又点了点头。‘喂，’我说，‘捉住他的脚，不要让他踢！快点儿！’我自己就扑在那个家伙身上，同时手指拼死命掐住他的喉咙。他甚至都来不及嚷一声。我在他的身上压了几分钟，才直起身来。叛徒完蛋了，舌头也伸出来歪在一边！

“干完以后，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很想洗一洗手，仿佛我不是掐死了一个人，而是掐死了一个虫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杀的又是自己人……不，他怎么能算是自己人呢？他还不如一个敌人，他是叛徒。我站起来，对排长说：‘换个地方吧，同志，教堂大得很。’

“正像那个克雷日涅夫所说的那样，第二天早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教堂旁边给排起队来，并且被冲锋枪手们包围了。三个党卫队军官开始挑选他们认为有罪的人。他们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指挥员，谁是政委，可是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一个出卖同志的坏蛋。其实，我们中间几乎有半数是党员，还有指挥员，当然也有政委。从两百多个人中只抓了四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士兵。俄罗斯人遭了难，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皮肤浅黑，头发拳曲。德国人走到他们面前，问：‘犹太？’他们回答说是俄罗斯人，可是德国人连听都不要听。‘出来！’——就完了。

“这几个可怜的人就被枪毙了，我们又被继续向前赶。那个跟我一起掐死叛徒的排长，直到波兹南始终走在我的旁边，头一天，一路上还不时握握我的手。在波兹南，我们因为这么个缘故给分开了。

“嗯，是这么一回事，老兄，从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这边来。不过逃，一定要有把握，可是在到达波兹南、被送进正式俘虏营以前，我一直没碰上适当的机会。到了波兹南的营里，可来了这样的机会啦：五月底，把我们派到营附近的树林子里，去给我们那些死去的战俘挖墓。当时我们的弟兄生痢疾死了很多。有一天我一面挖着波兹南的泥土，一面向四下里望望，结果发现两个卫兵坐在地上吃点心，还有一个在太阳下打瞌睡。我扔下铁锹，悄悄地走到一丛灌木后面……然后就一直朝太阳出来的方向跑去……

“看来，那些卫兵不是很快就发觉的。我当时身体那么虚弱，哪儿来力气能一昼夜跑了将近四十公里——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的梦想落空了：第四天，在我已经离开那该死的俘虏营很远的地方，我被捉住了。几条警犬循着我的脚印跑来，它们在没有割过的燕麦地上把我找到了。

“那天天一亮，我不敢在旷野里走，而到树林子又至少有三公里路，于是就在燕麦地里躺下来休息。我用手掌揉碎麦子，稍微吃了些，又在口袋里装了些作为存粮，忽然听到狗叫声和摩托车的哒哒声……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因为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把身子紧贴在地上，双手遮住头，至少不让那些畜生咬坏我的脸。嗐，它们扑过来，一下子就把我身上的破衣服撕光，弄得我像刚出娘胎一样了。它们在燕麦地上把我随便拖来拖去，最后，一条公狗前脚搭在我的胸上，眼睛盯住我的喉咙，不过还没有更进一步来对付我。

“德国人骑着两辆摩托车开近了。他们先自己尽兴地把我打了一顿，后来又放狗来对付我，弄得我全身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就这样，把我光着身子，血淋淋地带回营里。因为逃跑坐了一个月禁闭，但我还是没有死……我还是活了下来！

“回想起来真是难受，老兄，但要把当俘虏所吃的苦全讲出来，那就更加难受。你一想起在德国所受的那种不是人受的苦难，一想起所有的那些在俘虏营里给折磨死的朋友们，同志们，你的心就不是在胸膛里，而是在喉咙口跳着了，你就会喘不过气来……

“在被俘的两年中，我被他们赶来赶去，哪儿没有到过！在这段时期里，我走遍了半个德国：我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厂里做过工；到过鲁尔，在矿井里运过煤炭；到过巴伐利亚，在土方工程上干得折断了腰；还到过绍林吉亚——在德国的土地上，他妈的哪儿没有到过。那边的风景可以说到处不同，但是枪杀和鞭打我们的弟兄，却是到处相同。那些天杀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那么狠毒，在我们这儿就是畜生也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打过。真是拳打脚踢，什么都来：橡皮棍子，各种铁器，拿起就打，更不用说步枪枪托和别的木器了。

“他们打你，为了你是俄罗斯人，为了你还活在世界上，为了你在给他们这批流氓干活。他们打你，还为了你眼睛看得不对，走路走得不对，转身转得不对……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咽下自己最后一滴血倒下去。德国所有的焚尸炉，怕也不够给我们所有的人用吧……

“给我们吃的东西到处相同：一百五十克面包代用品，还和着一半木屑，再是一些冬油菜做的稀羹。开水——有些地方供给，有些地方不供给。也用不着我多说，你只要想一想：战前我的体重有八十六公斤，到秋天可只剩下五十公斤都不到了。真所谓瘦得皮包骨头，眼看着这副骨头都要扛不动了。活儿不断派下来，不让你说半个不字，而且那么繁重，就是运货的马也吃不消的。

“九月初，我们一百四十二名苏联战俘从库斯特林城郊的营里，被转移到离德累斯顿不远的Б14号营里。当时在这个营里，我们的人将近有两千名。大家都在采石场里干活，用手工凿下、敲开、弄碎德国的石头。定额是每人每天四个立方米。请注意，当时大家就是不干这活儿，也只剩下一口气了。结果是：我们这一百四十二个人，过了两个月就只剩下五十七个了。老兄，你说怎么样？惨不惨？当时我们简直来不及埋葬自己的弟兄，可营里又散布着一个消息，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正在向西伯利亚猛进。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压得你眼睛离不开地面，仿佛你自己在请求，情愿埋在这人地生疏的德国土地里。而看营的卫队却天天喝酒唱歌，寻欢作乐。

“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工，回到营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简直绞得出水来。大伙儿都在冷风中哆嗦，好像狗一样，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又没有地方烘衣服，没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里饿得比死还难受。可是晚上我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够了。’就是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向营的警卫队长告密了。

“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叫米勒的德国人。个子不高，可挺结实，全身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于那双暴眼睛也是淡白的。俄国话讲得就跟咱们一样，而且重音打在O字上，仿佛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流域人。骂起娘来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从哪儿学来这一手？他叫我们在住区——他们把营棚叫作住区——前面排起队来，自己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在队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还有铅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每隔一个人打着我们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这叫作‘预防感冒’。天天都是这样。营里总共有四个住区，他就今天给第一区举行‘预防’，明天给第二区，这样轮流下去。这是个做事很认真的孬种，从来没有休息日。只有一件事，他这蠢货可无法了解：原来在他动手打人以前，为了使自己发火，总要在队形前面骂上十分钟。他不分青红皂白，娘天娘地地乱骂，我们听了反而感到舒服：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家乡话，仿佛从家乡吹来一阵微风……要是他知道，这样骂法只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他一定不会用俄国话骂，而光用他们的德国话骂了。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可对他大为生气，他说：‘当他骂人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回到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馆里，并且想喝啤酒，简直想得头都发晕了。’

“嗯，就是这个警卫队长，在我说了关于几方石子的话以后，第二天把我叫去了。那天晚上营棚里来了个翻译，还带着两个卫兵。‘哪一个是安德烈·索科洛夫？’我答应了一声。‘跟我们走，营长本人叫你去。’我很明白为什么叫我。是要毙了我。我跟同志们告了别，他们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叹了一口气，走了。走到院子里，我抬头望望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别，心里却想：‘你的苦可吃到头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照营里的叫法是，第三百三十一号。’不知怎的，我忽然可怜起伊琳娜和孩子们来，后来这种怜爱的感情也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来，好跟一个士兵应该做到的那样，毫无恐惧地看着手枪的枪口，不让敌人在我最后的一分钟看见我也很舍不得离开人世……

“在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干干净净，好像我们这儿漂亮的俱乐部。桌子周围坐着全营的长官。总共五个人，狂饮着白酒，吃着咸肉。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刚开瓶的白酒，还有面包、咸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食物。我对这些东西看了一眼，说实话，我感到那么恶心，差点儿呕吐起来。我饿得像一只狼，早已跟人吃的东西绝了缘，现在面前却摆着那么多好东西……我勉强忍住恶心，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

“米勒喝得醉醺醺的，就坐在我面前，玩弄着手枪，把它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好像一条蛇。嗯，我就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他就问我说：‘怎么样，俄国佬，你说采四方太多吗？’我说：‘不错，警卫队长，太多。’‘你说做坟只要一方就够了吗？’‘不错，警卫队长，足够了，甚至还有剩余。’

“他站起来说：‘我特别抬举你，为了你这些话，现在亲自来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你到那儿去送命吧。’我对他说：‘听便。’他站起来，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子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把这些一齐交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从他的手里接过玻璃杯和点心，一听到这话，全身好像给火烧着一样！心里想：‘难道我这个俄罗斯士兵能为德国军队的胜利干杯吗？！哼，你未免也太过分了，警卫队长！我反正要死了，可你跟你的白酒也给我滚吧！’

“我把玻璃杯搁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招待，但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只很有礼貌地用手掌擦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招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却那么仔细瞧瞧我说：‘你死以前吃些点心吧。’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递给我。我喝干第二杯，还是不碰点心，希望壮壮胆，心里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离开人世以前喝个醉。’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两条白眉毛问：‘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佬？不用客气！’我再一次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两杯也不习惯吃点心。’他鼓起腮帮，嗤的响了一声，接着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叽里咕噜地说着德国话，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们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移动椅子，向我转过嘴脸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似乎温和些了。

“警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他笑得两手直打哆嗦。我慢吞吞地喝干了这一杯，咬了一小口面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让这帮该死的家伙瞧瞧，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

“随后警卫队长摆出严肃的神气，整了整胸前的两个铁十字章，不带武器，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听好，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回到你的住区里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给你的。’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交给我。

“我使劲夹住面包，左手拿起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了个向后转，拔脚向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我从警卫队长办公室出来，脚步还很稳健，但一到院子里就瘫痪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里，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弟兄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说：‘谈谈吧！’嗯，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经过，就给他们讲了一遍。‘咱们怎样分配这些东西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志问，他的声音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说。我们等到了天亮。面包和咸肉用麻线切开来。每个人分到火柴盒子那么大的一块面包，连一粒面包屑都没有浪费。嗯，至于咸肉呢，你自己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不过分得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不久，我们有三百个身体最结实的，被调到沼泽地带去排水，后来又送到鲁尔的矿井里。我也在那边一直待到一九四四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德国人的脖子扭歪了，法西斯分子不再瞧不起俘虏了。有一次，我们全体做日班的给排起队来，接着一个外地来的上尉通过翻译说：‘谁在部队里或者战前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我们过去当过司机的七个人，就向前跨了一步。每人发到一件穿旧的工作服，由卫兵押送来到了波茨坦。到了那边，我们就给分散了。我被分配在‘托德’工作——这是德国人的一个修建道路和防御工事的鬼机关。

“我给一个少校衔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级奥普尔’[2]。嚯，真是个胖得吓坏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横里竖里一样宽，屁股大得像个胖婆娘。前面军服领子上挂着三层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褶。照我看，他的身上至少有三普特净脂肪。走起路来呼哧呼哧，好比火车头；坐下吃起东西来，那副样子真吓得死人！有时候，他整天大吃大喝，从水壶里倒着白兰地。偶尔我也沾到一点光：他在路上停下来，切着香肠，干酪，又吃又喝，有时候情绪好，也扔给我一块，好像给狗吃一样。他从来不把东西交在人家手里，仿佛这样会辱没他的身份。不过，不论怎么说，比起在俘虏营里来，情况不知好多少了；我也开始逐渐恢复人样了，虽然是慢慢地，但在恢复了。

“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回波茨坦，送了两个星期的样子。后来，上级派他到接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御工事，来对付我们的部队。当时我完全忘掉了睡眠：通宵考虑着，怎样逃回祖国，逃回自己人的地方来。

“我们来到了波洛茨克市。黎明时分，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大炮在轰隆轰隆地响。嘿，老兄，你可知道我那颗心跳成什么样吗？连我打光棍那会儿去同伊琳娜见面，都没有这样跳过！战事已经进展到波洛茨克以东十八公里的地方了。城里的德国人都变得格外凶狠，神经紧张，我那个胖子酒可喝得更多了。白天跟他一起在城外跑来跑去，他下着命令怎样修造工事，夜里他就一个人喝酒，喝得全身浮肿，连眼袋都挂下来了……

“我想：‘嗯，可不用再等了，我的时候到了！而且不光是自己一个人跑掉，还得把我那个胖子也给带上，我们那儿用得着他！’

“我在瓦砾场里找到一个两公斤重的砝码，把它裹在擦汽车的破布里，这样万一用得着它敲人，就不会敲出血来；又在路上拣到一段电话线；努力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东西，藏在前面的座位底下。在跟德国鬼子们分手前两天，晚上我加好汽油回来，看见路上有个喝得烂醉的德国下士，双手扶着墙走着。我停下车，把他带到瓦砾场，剥下他的军服，扯下他头上的船形帽，把这些东西也都塞在座位底下，一溜烟跑了。

“六月二十九号早晨，我那个少校叫我把他送到城外，往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开去。他在那边领导修工事。我们出发了。少校在后面的座位上安安静静地打瞌睡，我的心可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开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减低速度，后来停下车，跳出来，向四下里望望：后面老远的地方有两部卡车慢慢地开过来。我拿出砝码，把车门开得大一些。胖子仰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打着呼噜，仿佛躺在老婆的身边。嘿，我就拿起砝码朝他的左太阳穴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垂下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把他活活的带回来，他会给我们的人讲好些情况的。我从他的手枪皮套里抽出‘巴拉贝仑’[3]，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丝刀插在后座的靠背上，用电话线套住少校的脖子，再紧紧地捆在螺丝刀上。这样，在开快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歪在一边，或者倒下来。我连忙套上德国军服，戴上船形帽，跳上汽车，一直向那炮声隆隆、战斗激烈的地方开去。

“我在两个火力点中间冲过德国人的前沿阵地。几个冲锋枪手从掩蔽部里蹿出来，我就故意减低速度，好让他们看见车上坐着少校。他们却大声叫嚷，摆动双手，表示不可以开到那儿去，我就假装不明白，踩大油门，开足八十公里。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动手用机枪向汽车扫射的时候，我可已经来到真空地带，像兔子一样兜来兜去，绕着弹坑飞跑了。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开着枪，而自己人又偏偏用冲锋枪迎面向我乱射。挡风玻璃给打穿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被子弹打坏了……不过，我抬头一看，已经来到了湖边的小树林里，我们的人向汽车跑来。我冲进树林，打开车门，倒在地上，吻着地面，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军服上佩戴着草绿色肩章——这种肩章我还没有看见过——他第一个向我跑来，咬牙切齿地说：‘啊哈，该死的德国佬，迷路啦？’我扒下身上的德国军装，把船形帽扔在脚下，对他说：‘你这个好啰唆的蠢货！我的乖儿子！我是地地道道的沃罗涅日人，怎么会是德国佬呢？我被俘虏了，懂吗？快把车上那头骟猪解下来，拿好他的皮包，领我到你们的指挥员那儿去。’我把手枪交给了他们。中间经过好几个人的手，傍晚才来到一个上校那儿——他是师长。这以前，他们已经给我吃过东西，洗过澡，还审问过我，又给了我一套制服，因此当我到掩蔽部里去见上校的时候，我已经照规矩穿着一身军服，灵魂和肉体都干干净净了。上校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迎着我走来。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拥抱了我，说：‘谢谢你，战士，谢谢你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那份宝贵礼物。你那个少校，加上他的皮包，对我们来说，可比二十个‘舌头’更宝贵。我要请求司令部，让你得到政府的奖赏。’我听了这几句话，被他的好意大大感动了，嘴唇净打哆嗦，不听使唤，好容易才说：‘上校同志，请把我编到步兵连去吧。’

“上校却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连站都站不稳，怎么能打仗呢？今天我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到那边去给你治治，养养胖，然后给你一个月假期回家，等你假满回来，我们再瞧瞧，把你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吧。’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军官，个个都亲切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出来的时候，激动极了，因为两年来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嗐，再有，老兄，当我跟首长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好一阵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样。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啦……

“我立刻从医院里写了一封信给伊琳娜。我很简单地写了写，怎么当了俘虏，又怎么带着德国少校逃回来。嗐，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像孩子那样吹起牛来的？我忍不住告诉她说，上校答应要奖赏我……

“有两个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们每次给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数很多，不然，如果让我尽量吃的话，我会胀死的，这可是医生说的。我完全养足了力气。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却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家里没有回信来，说实话，我开始发愁了。根本不想吃东西，晚上也睡不着觉，各种古里古怪的念头净在脑子里转……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从沃罗涅日来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写的，而是我的邻居，木匠伊万·季莫菲耶维奇写的。唉，但愿老天爷不要让人家也收到这样的信！……他告诉我说，还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里，德国人轰炸飞机厂，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里……唉，他写道，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在原来的房子那儿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坑……当时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我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邻居写道，轰炸的时候阿纳托利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弹坑，连夜又回城里去了。临走以前对邻居说，他将请求志愿上前线。就是这样。

“等到我心松开了，血在耳朵里冲击的时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车站上怎样跟我难舍难分。这么看来，她那颗女人的心当时就预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了。可我当时却推了她一下……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来慢慢经营起来的，可这一切都在刹那间给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想：‘我这悲惨的生活会不会是一场梦呢？’在战俘营里，我差不多夜夜——当然是在梦中——跟伊琳娜，跟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不要为我悲伤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的，我们又会在一块儿的……原来，两年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低低地用另一种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嗯，老兄，咱们来抽支烟吧，我憋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抽起烟来。在春水泛滥的树林里，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干。和煦的春风依旧那么懒洋洋地吹动干燥的赤杨花，云儿依旧那么像一张张白色的满帆在碧蓝的天空中飘翔，可是在这默默无言的悲怆时刻里，那生气蓬勃、万物苏生的广漠无垠的世界，在我看来也有些两样了。

沉默很难受，我就问道：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吗？”讲话的人勉强回答说：“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一个星期以后就来到了沃罗涅日了。我走到我们一家住过的那地方。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坟地一样静。唉，老兄，我实在难受极了！站了一会儿，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车站。在那边我连一小时也待不下去，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不过，过了三个月，我又像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洋洋啦：阿纳托利找到了。他从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看样子是从另一条战线寄来的。我的通讯处，他是从邻居伊万·季莫菲耶维奇那儿打听来的。原来，他先进了炮兵学校：他的数学才能在那边正巧用得着。过了一年毕业了，成绩优良，去到前线，而信就是从前线写来的。他说，已经获得大尉的称号，指挥着一个45毫米反坦克炮兵连，得过六次勋章和许多奖章。一句话，各方面都比做老子的强多啦。我又为他感到骄傲得了不得！不论怎么说，我的亲生儿子当上大尉和炮兵连长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还得了那么多光荣的勋章。尽管他老子只开开‘斯蒂贝克’[4]，运运炮弹和别的军需品，但那没有关系。老子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还在前面呐。

“夜里醒来，我常常做着老头儿的梦：等到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儿，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一句话，尽是些老头儿的玩意。可是，就连这些梦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进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等到战事快要结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给阿纳托利，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跟儿子打两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两人间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见面。哎，见是见到了……五月九日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纳托利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像看见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转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像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士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纳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阿纳托利……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纳托利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葬。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沃罗涅日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

“我那个朋友和他的老婆住在城郊，自己有一所房子，却没有孩子。他虽然有些残疾，但仍旧在一个汽车队里当司机，我也在那边找了个工作。我就搬到他们的家里去住，他们很热情地招待我。我们把各种货物运到各个区里，秋天又被调去运输粮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新儿子。哪，就是在沙地上玩着的那一个。

“有时候，开了长途回来，到了城里，第一件事就是到茶馆去吃些什么，当然啰，也免不了喝这么一百克解解疲劳。说实话，我又迷上这鬼玩意儿啦……有一次就在茶馆附近看见这个小家伙，第二天又看见了。可真是个脏小鬼：脸上溅满西瓜汁，尽是灰土，头发蓬乱，脏得要命，可是他那双小眼睛啊，却亮得像雨后黑夜的星星！他那么惹我喜爱，说也奇怪，从此我就开始想念他了，每次跑了长途回来，总是急于想看见他。他就是在茶馆附近靠人家给他的东西过活的——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第四天，我从国营农场装了一车粮食，一直拐到茶馆那儿。我的小家伙正巧在那边，坐在台阶上，摆动一双小脚，显然，他是饿了。我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向他叫道：‘喂，万尼亚！快坐到车上来吧，我带你到大谷仓里去，再从那儿回来吃中饭。’他听到我的叫声，身子哆嗦了一下，跳下台阶，爬上踏脚板，悄悄地说：‘叔叔，你怎么知道我叫万尼亚呢？’同时圆圆地睁着那一双小眼睛，看我怎样回答他。嗯，我就对他说，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什么都知道。

“他从右边走了过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旁边，开动车子。他是个很活泼的小家伙，却不知怎的忽然沉默起来，想了一会儿，一双眼睛不时从他那两条向上拳曲的长睫毛下打量我，接着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一个小雏儿，可已经学会叹气了。难道他也应该来这一套吗？我就问他说：‘万尼亚，你的爸爸在哪儿啊？’他喃喃地说：‘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妈妈呢？’‘妈妈当我们来的时候在火车里给炸死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你在这儿一个亲人也没有吗？’‘一个也没有。’‘那你夜里睡在哪儿呢？’‘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这时候，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我就一下子打定主意：‘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要领他当儿子。’我的心立刻变得轻松和光明些了。我向他俯下身去，悄悄地问：‘万尼亚，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几乎无声地问：‘谁？’我又同样悄悄地说：‘我是你的爸爸。’

“天哪，这一说可说出什么事来啦！他扑在我的脖子上，吻着我的腮帮、嘴唇、脑门，同时又像一只太平鸟一样，响亮而尖利地叫了起来，叫得连车仓都震动了：‘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一定会找到的！我等了那么久，等你来找我！’他贴在我的身上，全身哆嗦，好像风里的一根小草。我的眼睛里上了雾，我也全身打战，两手发抖……我当时居然没有放掉方向盘，真是怪事！但我还是不由得冲到水沟里，弄得发动机也熄火了。在眼睛里的雾没有消散以前，我不敢再开，生怕撞在什么人身上。就这么停了有五分钟的样子，我的好儿子还一直紧紧地贴住我，全身哆嗦，一声不响。我用右手抱住他，轻轻地把他压在我的胸口上，同时用左手掉转车子，回头向家里开去。我哪儿还顾得上什么谷仓呢？根本把它给忘了。

“我把车子抛在大门口，双手抱起我的新儿子，把他抱到屋子里。他用两只小手钩住我的脖子，一直没有松开。他又把他的小脸蛋，贴在我那没有刮过的腮帮上，好像粘住了一样。我就是这样把他抱到屋子里。主人夫妇俩正巧都在家里。我走进去，向他们眨眨眼，神气活现地说：‘你们瞧，我可找到我的万尼亚了！好人们，接待我们吧！’他们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马上跑来跑去，忙了起来。我却怎么也不能把儿子从我的身上放下。好容易总算把他哄下了。我用肥皂给他洗了手，让他在桌子旁边坐下。女主人给他在盘子里倒了菜汤，看他怎样狼吞虎咽地吃着，看得掉下眼泪来。她站在火炉旁，用围裙擦着眼泪。我的万尼亚看见她哭，跑到她跟前，拉拉她的衣襟说：‘婶婶，您哭什么呀？爸爸在茶馆旁边把我找到了，大家都应该高高兴兴，可您还哭。’她呀，嗐，听了这话，哭得更厉害，简直全身都哭湿啦！

“吃过饭，我带他到理发店去，给他理了个发；回到家里，又亲自给他在洗衣盆里洗了个澡，用一条干净的单子把他包起来。他抱住我，就这样在我的手里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床上，把车子开到大谷仓，卸了粮食，又把车子开到停车处，然后连忙跑到铺子里去买东西。我给他买了一条小小的呢裤子、一件小衬衫、一双凉鞋和一顶草帽。当然啰，这些东西不但尺寸不对，质料也不合用。为了那条裤子，我还挨了女主人的一顿骂。她说：‘你疯啦，这么热的天气叫孩子穿呢裤子！’说完就把缝纫机拿出来放在桌上，在箱子里翻了一通。过了一小时，她就给我的万尼亚缝好一条假缎短裤和一件短袖子的白衬衫。我跟他睡在一块儿，好久以来头一次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不过夜里起来了三四次。我一醒来，看见他睡在我的胳肢窝下，好像一只麻雀栖在屋檐下，我的心里可乐了，简直没法形容！我尽量不翻身，免得把他弄醒，但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坐起来，划亮一根火柴，瞧瞧他的模样儿……

“天没亮我就醒了，不明白为什么感到那么气闷？原来是我这个儿子从被单里滚出来，伸开手脚，横躺在我的身上，一只小脚正巧压在我的喉咙上。跟他一块儿睡很麻烦，可是习惯了，没有他又觉得冷清。夜里，他睡熟了，我一会儿摸摸他的身体，一会儿闻闻他的头发，我的心就轻松了，变软了，要不它简直给忧伤压得像石头一样了……

“开头他跟我一起坐在车子上跑来跑去，后来我明白了，那样是不行的。我一个人需要些什么呢？一块面包，一个葱头，一撮盐，就够我这样的士兵饱一整天了。可是跟他一起，事情就不同：一会儿得给他弄些牛奶，一会儿得给他烧个鸡蛋，又不能不给他弄个热菜。但工作可不能耽搁。我硬着心肠，把他留在家里，托女主人照顾。结果他竟一直哭到黄昏。到了黄昏，就跑到大谷仓来接我，在那边一直等到深夜。

“开头一个时期，我跟他一块儿很吃力。有一次，天还没断黑我们就躺下睡觉了，因为我在白天干活干得很累，他平时像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说个不停，这次却不知怎的忽然不做声了。我问他说：‘乖儿子，你在想什么呀？’他却眼睛盯住天花板，反问我：‘爸爸，你把你那件皮大衣放到哪儿去了？’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什么皮大衣呀！我想摆脱他的纠缠，就说：‘留在沃罗涅日了。’‘那你为什么找了我这么久哇？’我回答他说：‘唉，乖儿子，我在德国，在波兰，在整个白俄罗斯跑来跑去，到处找你，可你却在乌留平斯克。’‘那么乌留平斯克离德国近吗？波兰离我们的家远不远？’在睡觉以前我们就这样胡扯着。

“老兄，你以为关于皮大衣，他只是随便问问的吗？不，这都不是没有缘故的。这是说，他的生父从前穿过这样的大衣，他就记住了。要知道，孩子的记性，好比夏天的闪光：突然燃起，刹那间照亮一切，又熄灭了。他的记性就像闪光，有时候突然发亮。

“也许，我跟他在乌留平斯克会再待上一年，可是十一月里我闯了祸：我在泥泞地上跑着，在一个村子里我的车子滑了一下，这时候正巧有条牛走过，就给撞倒了。嗯，当然啰，娘儿们大叫大嚷，人们跑拢来，交通警察也来了。他拿走了我的司机执照，虽然我再三请求他原谅，还是没有用。牛站起来，摇摇尾巴，跑到巷子里去了，可我却失去了执照。冬天就干了一阵木匠活儿，后来跟一个朋友通信——他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你们省里的人，在卡沙里区当司机——他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来信说，我可以先去当半年木工，以后可以在他们的省里领到新的开车执照。哪，我们父子俩现在就是要到卡沙里去。

“嗐，说句实话，就是不发生这次撞牛的事，我也还是要离开乌留平斯克的。这颗悲愁的心可不让我在一个地方长待下去。等到我的万尼亚长大些，得送他上学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安顿下来，在一个地方落户。可现在还要跟他一块儿在俄罗斯的地面上走走。”

“他走起来很吃力吧？”我说。

“其实他很少用自己的脚走，多半是我让他骑在肩上，扛着他走的；如果要活动活动身体，他就从我的身上爬下来，在道路旁边跳跳蹦蹦跑一阵，好比一只小山羊。这些，老兄，倒没什么，我跟他不论怎么总可以过下去的，只是我的心荡得厉害，得换一个活塞了……有时候，心脏收缩和绞痛得那么厉害，眼睛里简直一片漆黑。我怕有一天会在睡着的时候死去，把我的小儿子吓坏。此外，还有一件痛苦的事：差不多天天夜里我都梦见死去的亲人。而梦见得最多的是：我站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他们却在外边，在另外一边……我跟伊琳娜、跟孩子们天南地北谈得挺起劲，可是刚想拉开铁丝网，他们就离开我，就在眼前消失了……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显得挺坚强，从来不叹一口气，不叫一声‘哎哟’，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湿透了……”

这当儿树林里听到了我那个同志的叫声和划桨声。

这个陌生的，但在我已经觉得很亲近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巨大的、像木头一样坚硬的手：

“再见，老兄，祝你幸福！”

“祝你到卡沙里一路平安。”

“谢谢。喂，乖儿子，咱们坐船去。”

男孩子跑到父亲跟前，挨在他的右边，拉住父亲的棉袄前襟，在迈着阔步的大人旁边急急地跑着。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将在父亲的身边成长，等到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克服自己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做的话。

我怀着沉重的忧郁，目送着他们……本来，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万尼亚用一双短小的腿连跳带蹦地跑了几步，忽然向我回过头来，挥动一只嫩红的小手。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1956年

[1] 苏联时期生产的一种大汽车。

[2] 德国造的一种小汽车。

[3] 一种自动快发手枪。

[4] 美国造的一种大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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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前言

目录

胎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牧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粮食委员

一

二

三

四

希巴洛克的种

伊留哈

一

二

三

四

五

阿廖沙的心

看瓜田的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道路

第一部

第二部

野小鬼

漩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有家庭的人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顿河粮委会和副主席普基津同志的厄运

歪路

两个丈夫的女人

委屈

死敌

小马

蛀孔

浅蓝的原野

雇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套鞋

一

二

三

四

五

高尔察克

人家的骨肉

同一种语言

学会仇恨

一个人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