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人/（匈）艾斯特哈兹·彼得著；余泽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517-7

Ⅰ.①一…　Ⅱ.①艾……②余…　Ⅲ.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IV.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5283号

书名：一个女人

作者：【匈牙利】艾斯特哈兹·彼得

译者：余泽民

责任编辑：林　莉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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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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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影子”，她这样叫我。比方说，她会这么问我：“你怎么在这儿？在找什么呢，影子？”下次她又会那么问：“中午吃圆白菜，影子，行不行？”还有的时候，她这样跟我开玩笑：“我把我的影子掏出来。”这说的肯定是我，是在指我，意思是说，想要看见我。开玩笑并不一定表示情绪就好，情绪好时，她有时会冲我兴奋地尖叫：“影子世界！”我知道这个也是在叫我。如果她的情绪不好了——比方说，她姐姐从吕贝克[1]给她打电话来，或者觉得自己太胖，无论我怎样死去活来地向她表示我为她的身体发狂也徒劳无效——这时她会抱怨说，我像一棵树挡住了她的视线，让她看不见森林。我不会从她身边让开，无论怎么都不会。如果她张大嘴巴，啊——啊——啊，我也跟着张开嘴。如果她坐下，我就蹲在她旁边。如果她晕倒了，我赶紧去找嗅盐。她若闭上眼睛，我便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如果她扬起手，我也马上做体操。假若有一块干净的墙面能给孩子们模仿兔子、小狗和老鹰，这种时候我就是兔子、小狗和老鹰。我对她充满了情欲，无奈好事多磨，进展曲折；我们的关系阻碍重重。有的时候，我离她很近，有的时候却又很远，可无论远近都没有结果，我必须亲自围着她转，在她眼前，在她身下，在她背后。我们的关系也有潮涨潮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影子？”她突然扯着嗓子冲我喊，即使这样，只要她感觉到了我的欲望，只要她能够嗅出，就能变得平静下来，她并非将我的欲望当成欲望接受，恰恰相反，她将其扑灭，纳入私囊。

有的时候，她不能跟我有话直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政治上的、单位的、交通上的或家庭的。她父亲不喜欢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影子游戏”“影子拳击”，说我本身就是个影子，怪我让他女儿的生活“阴影笼罩”，等等。这真不公平，“老不死的蠢货！”要不是因为他有一副和蔼的面孔，要不是因为他是位老成持重、颇有魅力的灰发男人，我真想破口大骂！）这种时候，她的声音由于掩饰而变得生硬，跟我说话时的态度阴沉冷漠，我的心紧缩成一团。我怕极了会失去她，只要她不离开我，让我做什么都行。“这话当真？那么你会给我送花吗，影子？不，我知道这不可能，你不是那种人，你不会送花给我的。让你送花，你宁愿折断自己的手……”她得意扬扬地点头说道。我稍微沉思了片刻，这样回答：“你说得不错，你说得很对，亲爱的，但是折断之后我会用打着石膏的手送花给你。我会把花束紧贴着肚子，这样给你送来，而且我只会送你大朵的、傻大傻大的花，不会是驼峰花，以防花从石膏和肚子中间掉出去，比方说剑兰，我主要会送这样的花。我会抱着花束招摇过市，花卉产量将直线上升。”“真的吗，影子，你真要送我剑兰吗？！那可是我唯一喜欢的花啊。”

一听到剑兰，她开始变得犹豫不决，并且燎起了欲火。她站在墙前，仿佛是被宣判了死刑，墙从背后将她照亮，她脚步缓慢、毅然决然地向我走近，然后停下脚步。我站在原地，没有后退。她揉搓我。一切仿佛都涂上了一层石灰或白膏（一种起保温作用的灰泥），煞白煞白的，像小丑的脸。我喘息，颤抖，几乎不能动弹。现在，我心中暗想，她仿佛一队行刑队队员，男男女女混成一列，他们的枪管里是否已经子弹上膛？她的那些脸孔是不是也涂了一层石灰或白膏，煞白煞白的，像小丑的脸？

03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想要我。一刻不停地打电话。留言。她甚至买了一部留言机。她在那上边也留言。她有太多忙不完的事，总是从不同的地方挂电话给我。“我现在不方便说太多。”她在话筒里悄声耳语。这个她会在下一次电话里解释。（可能有多种原因。）如果我们见面，她会阐释以前的电话。浴室、座机、对方付费电话都在瑟瑟发抖，她怀着狡黠的快意嘎嘎大笑。

04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打电话给我，叫我的名字；当她提我的名字时，让人感觉像在念魔咒。这样一连过了好几个月。我根本不清楚她什么时候睡觉。共用号码的分机让人心烦得忍无可忍，但是之所以没人举报，因为那时候可以偷听我们的“谈话”。在这段时间里，雪融化了，泥泞的地晒干了，树发芽了，不是种在暖房里的青椒也可以买到了，尽管还只能单个儿地买，潮湿的肢体部分、身体上的孔穴又开始长癣，国家议会通过了第二道“犹太人法案”（1939年5月3日），土耳其军队也已被年轻的路德维希·威廉[2]赶出了边境。十秒钟内，她竟能十二次叫我的名字，当然，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她也并非始终如一，因为她隔段时间需要喝一口温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在话筒里讲过话，我有点怕她，怕她会一命呜呼。也说不准，是电话串线。

05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总是跟过去较量，这里所说的过去既是指个体的和集体的，也指自己的和国家的。她总是不能接受现实。比如说，她死活不能接受在维拉古什签订的投降条约。假若丹宾斯基[3]的才干能再多一点点……或者，为什么科苏特[4]不喜欢葛尔盖伊[5]？“您知道我的屁股以前多棒吗？不，您肯定不知道。喔，您别想到母马的屁股上去，也别想什么典型的巴洛克螺旋曲线，不要去想那些东西。我让您想，想一些有品位的平常小事……您看到的仅仅是目前的样子。1853年2月18日，小裁缝利贝尼·亚诺什行刺皇帝未遂。[6]您只看到这个，看到怎么坐下，怎么起来，我是指我的屁股怎么起来。”

她喜欢接吻（请看科苏特—葛尔盖伊），她会感到无限快乐，嘻嘻地笑，嘎嘎地笑，哈哈地笑——这些都是接吻的种类。“这个游戏真不赖！”她一边咯咯地笑，一边将舌头伸到我嘴里，“哦，好，别停。”她的舌头变硬了，好像在敲击我的口腔内壁，在黑暗中迅速抖动，在我的黑暗之中。“您简直是接吻的帕格尼尼。”我讨好她说。她让我闭嘴！干活！我们的吻铺天盖地，脖子上，晒黑了的脸上，面颊上，鼻子上，眼窝里，眼神里，颞颥上，头顶上，然后移到大腿上，动作很轻，刚一触到，立即移开，还有肋骨上，骨头上……

在马伊特尼大平原上，喃喃细语。

06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有口臭。从她嘴里发出各种不同的气味。这些气味主要分为两组，可以这样讲：吃过饭的和没吃过饭的。前一种可以跟快乐归到一类，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菜花汤，圆白菜类，随后是辛香类：洋葱，大蒜。不过，比方说，在吃蔬菜沙拉时喜欢点缀一点大葱味。假若只谈女人或者牙刷的话，她有时也用爽口液遮掩。

如果她不吃饭，问题就会变得严重，不要说昨天或黄昏谁吃了什么，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不存在时间，不存在因果，也不存在逻辑，不存在历史，不存在记忆（而且连道德都不存在），也不存在社会，更不要提国家、祖国和民族了，但是存在一个个体（我了解她，所以才会这么说），从她身上辐射着没有个性的个性，不冷不热，带着腐烂的臭味。

不，不是臭味，比臭味轻些，正因如此更令人惊讶。稍微有点儿不好闻的气味。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气味很少；假如我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跟她接吻的话，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假如我与生俱来、无法扑灭的欲望不想扑到她唇边的话，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从那两唇的缝隙、从那个伤口、从那咧开的羞耻里产生的东西。整个女人就像一缕微风在胶水厂上空吹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温柔多情。假如我将蜻蜓点水式的亲吻迅速覆盖在她的脸上，我吻她的眼睛、她的眼皮、她的眼窝、她的鼻子、她的耳朵、她的面颊、她的两鬓，当然，毫无疑问还要吻她的唇、她的嘴，这是最为恐怖的事，我仿佛攀上一座险峻的山脊，恶心得眩晕。越是险峻，我越变得麻木、残暴，甚至像野兽一样突然发起攻击，险些把她的嘴啃下来，我们像在饕餮暴餐，下颌嚼得铿锵作响，舌头吱咂地搅在一起，带着血腥的味道，我用不着再多想那家正被廉价私有化的胶水厂。

所以，我一旦在适合接吻的场所看到她（不过如今很少有什么地方会由于个人或群体、德行或虔诚的原因禁止接吻），便会冲她撒腿狂奔，就像动画片里的角色，脚抬得比脖子还要高，就这样！我们扑进彼此的怀抱，两个人哐的一声撞到一起，毫不迟疑，因为我知道，我们撞到一起的时候，那溃烂的口腔也将我征服，腐坏变质，发臭变酸，空气腐臭得令人作呕，以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开始打嗝恶心，鼻涕眼泪一起流——如果说交媾的话，这个该算交媾了。

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所以才恨我。这是一种安全的感觉。的确，她误会了我，她以为我是出于巨大的慈悲才这样做，所以才恨我。其实是她误解了，我确实乐意这样做，我一旦闭上眼睛，就只会看到她，我一旦睁开眼睛，就会使尽浑身的解数，为了能够看到她。假如有朝一日她醒悟过来，她也将会爱上我。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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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认为她是芬兰人。起初我们也相互这样说，我们是亲戚。“您也是芬兰-乌戈尔人？”我们试图在对方身上发现民族的特性。遗憾的是我不了解，尤其对芬兰历史没有深入的了解（他们最重要的矿产资源有：铬、钛、钴、矾、铜、锌、镍），一般来说我对他们的印象是“北方人”，通常在那一带地区搜找关联。我试图把她放到某个环境当中，归入某个民族，但是这个努力不大见效，因为事实上，我的身体就是她的环境。她的家乡并不是她的家乡，而是我的身体。因此，假如我偷偷地观察她，闪现在我眼前的并不是芬兰的湖光山色，并不是与湖泊相连的瀑布，以及水资源丰富的江河，我看到的却是我自己，而且总是我自己，有时看到的是我还算得上健壮的大腿，有时是我富于弹性的臀部肌肉，要不就是我湿润的嘴唇和手指头。

在几年漫长的时间里，她一直否认她对我的感觉与我对她的感觉如出一辙。后来，她在一次粗暴的争吵里说走了嘴：“我看你的时候，看到的只是我的阴道！”她大声吼叫，“我在我的阴道里看到你！”我不喜欢她这么讲话，我不喜欢她不动脑子地扯到我们的身体，她则不能忍受我的沉默。“现在你怎么不说说自己的阳物！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现在你又不想说我的屁股了！其实这又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有区别，但我不说，我又能说什么呢？事实是，她与身体的关系——她与我的身体和她的身体的关系——和我一样，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对匈牙利的事情了如指掌。她对维兹凯尼战役有着独到的看法（“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她引用“德拉斐·亚诺什风格”的措辞（德拉斐在莫哈奇战役里解下了靴子上的踢马刺，骑着战马高举国旗冲向死亡），她熟悉关于迪阿克的传说和纳吉·伊姆莱的1953年改革，她知道在所谓的“小作家案”和“大作家案”里都有谁被判了刑，她还熟知匈牙利民主论坛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异同。[7]

我们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粗鲁，我并不想否认，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动起手来。我主要抓她的胳膊，偶尔也掐她的脖子，即便说我想掐死她也不算过分；她主要是摔东西，不仅摔书和塑料烟灰缸，而且还从墙上拽下画框，或者毫无新意地摔花瓶，更让人吃惊的是，她居然会摔绞肉机，偶尔还从已经布置好了的餐桌上抄起餐具朝我扔来，假若我们正在炸肉排，刀子也会凌空横飞，这种时候，即便说她想刺杀我也不过分。我想，我们的争吵与我们之间的芬兰-乌戈尔血缘没什么关系。或者还真有？莫非由于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酿造的恐怖？我们一起流浪，一起打猎，一起牧羊，并向同一位上帝祷告。或是由于我们的熟悉导致的残暴？看哪，她对我的沉默都如此了解！要是她做梦也能梦见我就好了……或者我梦见她……这种亲近到底有什么用？这种可怜的把戏又能怎样？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突然冲着我大声叫嚷，“也许我要是上帝就好了，那样对你我来说都会好些！我知道你在这么想。但你别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没错儿，你并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因为我也这么想你，也许你要是上帝就好了，对你我来说都会好些……”

这发生在那场该死的维兹凯尼战役之后，我们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无论谈话，还是缄默，都只能毫无进展地原地打转。我在书里曾经读过：有时没必要在爱与恨之间寻找差别。我很反感类似的箴言，但是事实却又如此：有一种情绪在我们体内酝酿，可我们无法预知将在何时爆发。我们既不能影响什么，也不能希望什么。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以另外一种感觉做爱：更加频繁，更加绝望。

有一次我把我俩的事情告诉了父亲，或者说我向他询问：北方的女人是什么样？父亲苦笑着耸了耸肩：“我怎么会知道。”但还是把我叫进他的房间，那间屋子我已经好久没进去过了。父亲一言不发地让我看一幅画，这幅画我小的时候看过许多遍，不过那是在另一套公寓里，在另一间阴暗（更准确地说是朦胧）的房间里。这是一幅笨拙的巨幅油画，装嵌在一个19世纪装饰复杂、式样庄重、结实牢靠的画框里，画上描绘的是在海边鱼市上的卖鱼老妪，天上刮着风，泻下古怪的光线，既不阴暗，也不明亮，也不朦胧。阴暗，明亮，朦胧，灿烂，灿烂的阴暗，明亮的隐约，永恒的黄昏的薄明。我看着画，父亲看着我。

老妪穿着木鞋站在那里，表情开心，在专注地扔鱼。看上去颇像我的芬兰女人。她们的胯部带着某种难以描述的力量且敏捷自如地摆动，有一股厚重的生气，她们同时既是女孩又是女人，既是驮货的骡子又是北方的仙子，无论从劳动还是身体上讲，她们都是很棒的凡俗女人。我从父亲那里离开，继续在想象中将我的芬兰女人放置到那幅油画里，我把她归到那类女人之列，那幅画里描绘的景色变成了她的环境，那些健壮结实的渔妇们。假若我再看她，我看到的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我的大腿、臀肌或屁股蛋，也不再是我湿润的嘴唇和手指头，我不会再动那样的念头：她要是上帝就好了，对我俩来说都会好些……我不用把话说出来，而是像两个亲戚那样地开玩笑，互相询问：“您是芬兰-乌戈尔人吗？”

08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爱我，她爱过我，整个下午都在爱我。我不喜欢“上床”的说法，更不喜欢“打炮”这词，我喜欢说“操”，可是这个字我又不喜欢，用句玩笑话说：这个字把好端端的一个词给操烂了。我也没流氓到说这话的地步，注意我标的楷体字：“咱们干那个吧！”这种语气让我恶心得想吐。假若能让我跟第一人称的单数句稍微保持一点距离的话，或者说，假若能让我少担负一点责任的话，我更愿意说：“我们做吧！”这样我会觉得轻松一些，主要因为我不想死缠烂打地勉强进行，哪怕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讲完或有点好笑，但是可以让人感觉比较体面，假若我觉得自己彻头彻尾是一部小说里的主人公，在“我”和“我们”之间有一座桥梁（在这儿我只说一下最重要的悬吊桥种类：简单的吊桥，多位固定的吊桥，自身固定的吊桥，之后是悬索桥，竖琴式悬索桥，斜拉式悬索桥，扇面式悬索桥，单桥墩结构的竖琴式悬索桥），哦，在这种时候，我还喜欢说：“我们亲热了整整一下午。”

我并不想把“放纵”这词排在第一位，而是“激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彼此的怀抱，有的时候，坦白无忌的朴实感受要比毋庸置疑的“舒服”或“爽极了”更为重要，这已离我想说的越来越近，首先是抛开个体的快感，那种虽然还在我们体内但已经逐渐与我们无关了的高潮享受，以及肉体上的异教徒式的欢愉。我们肌肉酸痛，下身都火辣辣地疼，甚至不得不涂些药膏，我们呼哧大喘，仿佛登上了高山之巅（比方说珀珀卡特佩尔火山）。我就这样搂着她睡了，或者说就这样睡着了，她打呼噜，因为她也睡着了。她的呼噜打得很轻，轻得就像是芬兰人，可她是地道的匈牙利人。我想说的难道就是这个？难道我想说她跟孩子一样枕在我的臂弯里甜蜜地睡着了？不，我想说的几乎跟这个截然相反——应该这样理解，尽管所有的解释都不怎么样，但是毕竟还是能说出点什么。比方说，当时确实是这种情形，她柔软、安静地躺在那里，我的心里淡泊无欲。我既不能说自己快乐，但显然也不能说自己不快乐；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我并不伤感，丝毫没想引用什么拉丁谚语。我并不满意，但已获得了满足。就这样我和女人一起躺着，和女人躺在那个房间里（仿佛看一部乏味的喜剧，你还要再忍上五分钟），我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也没有谁会从其他的地方——卡累利阿、大日特尼岛[8]或远在天堂的故乡——向我提问。我存在，我活着，我毋庸置疑地正躺在那儿，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09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跟她做爱真是太棒了。简直就是神的交欢。我很难说清到底因为什么。或者恰恰因为很容易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其他人也能这样主宰她的肌肉，其他人也能忍受她那虽不吓人却能传染的浮浪轻佻，就连从体内缓释的快乐也非形单影只，其他人也拥有这种转变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将快乐突然变成悲剧，轻巧得好似折断芦苇，并且能够通过疼痛让快感递增。不管怎样，在寂静的狂暴里，她身体紧绷地坐在我身上（有一句英文歌词：我正坐在玉米片上），或者说，我正无助地在“大理石美腿的钳子里”，在大海永无止歇的节律里痛苦挣扎，这种感觉太棒了。自始至终，自从我俩在一起之后，只存在快乐，所有的一切都演绎成接踵而至的快乐，我不复存在，她也不复存在，只有这种简单的欢愉。正因如此，我从那之后就连“一切将会结束”的念头都无需再动，不动这种念头也好，因为我宁愿死去，而永无终结。“快乐”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但是上帝觉得这个不错——这个，这是个好词。（事实上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不，她其实并不是个床上好手，更不是“天下第一”，可是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显然这并非出于偶然，她不明白我说的这些蠢话，不明白也好，比如什么“肉体上的异教徒式的欢愉”之类的话。有一个事实无可置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她的身体似乎发生了变化，不如以前那样柔韧、积极，而是更加好奇，她的身体变得更加好奇，这种偷听偷窥或许已可以称之为“欲望”，她变得更有欲望，的确，就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但这并不是什么自然奥秘，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缘故，由于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一枚硬币，我把它投进她的体内，所以，我的小美人，离开你我在床上就是不完整的……一个独臂的巨人。）

10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向往大海，氤氲朦胧，流光溢彩，既不暗，也不亮，永恒的夕暮薄明。她不停地往来徘徊，直到能够看见大海。她喜欢海风吹拂。我却很反感，尽量躲在她身后，躲在背风的地方。她往来徘徊，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在内陆时，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泄密者”，她会说；“真丢人”，她会像动物一样嘶嘶嗔怪；“泄露了我们身体的秘密”，她会羞涩地低语。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很美好很动人。在内陆，我还会把心里的感觉告诉她，我告诉她时的神色同样很羞涩很美好很动人——现在，她连拉带拽地扯开我的裤腰带，其实只要拉下拉锁就够了，真笨，不过我没有吭声，我的手也没闲着，手指忍不住向前伸去，“夺取战役的胜利，占领白军的地盘”，仿佛受磁铁吸引，仿佛在太平洋上。这时候，我感觉高潮就要到来，担心弄脏我的软料裤子，于是将另一只手的手掌扣在自己的私处，她自然顾不了那么多，拽我的手，我俩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片刻，随后突然笑声四溅，我们哈哈大笑，如同恶作剧的孩子。我俩笑着眺望大海，粼光闪耀，洪波漫涌，涛声颤抖；我的大海也粼光闪耀，洪波漫涌，涛声颤抖。她的上衣，我的裤子，精斑，汗渍，哥萨克骑兵。

11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是大自然的朋友，总是一刻不停地狂侃宇宙、自然界奇迹、可以发现的自然秩序与对称以及在我们自己身上可以发现的美——简而言之，“瞬间与永恒的浑然一体”，她还向我泄露了一个秘密：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上帝，只是不愿在嘴里提到他。“通过一株橡树或一只网筛，或者能让最复杂的机器都相形见绌的微粒，都会比……比在教堂里或许许多多的文献更接近上帝。”“橡树跟学术文献有什么关系？”我不解地问。她耸了耸肩。其实她很聪明，脑子很快，只是她不喜欢解释。对她来说，要么显而易见，要么就不存在。

夏天，她穿一条长到膝盖、迎风飘摆的宽松亚麻裤（米黄色），衬托出她结实的大腿和屁股，给她添加了某种特色，就像一个人有某种口音一样。在她的脚掌和胸脯里，蕴藏着令人惊讶的力量。我对她的这些部位了如指掌。她经常做鬼脸，就像无声电影里常见的夸张表情，从下往上斜视。她的眉毛很重，跟篱笆一样，鼻根看上去断了似的。“会不会染上毛囊炎？”假如我这样问她，她会立即板起脸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也经常捶我的后背，仿佛是在鼓励我。但是鼓励我什么？

她不怕下雨。下雨的时候，我总习惯沿着墙根走，并戴上连衣的帽子；她却从来不戴帽子，照样去她有事要办的地方。可是，现在的雨不是在下，而是在泼，不是来自天上，而是从旁边突袭过来。这种时候打伞成了累赘，毫无用处。如果有谁手里举着伞，不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就是出于某种无法摆脱的习惯，挥舞着伞就像挥舞着马刀一圈又一圈地打转，从哪儿出去？从这儿？从那儿？或还是从这儿？三个火枪手。

大多数情况下，事情由她决定。（可以这么讲，只有第一次是个例外，当时我强迫她吞进口里，没错，她做了个鬼脸，但我判断不清：她是否会继续玩下去？就像在一部无声电影里，不知道她做这个表情是出于厌恶，还是仅仅由于“吉卜赛人不习惯耕地”。后来，这跟海风、反复无常的大自然或鬼知道是什么的宇宙扯在了一起。这种情况也很典型，最后一刻她既不咽下，也不啐出，而是羞涩地弄到我的小腹上。）

“我喜欢那种没有人类存在其中的风景，那里没有人待的位置，那里所有的人都死绝了。人类之前的风景。假如你抵达那样的地方，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你的想象力，你能想象一切，能将任何思想带到那个世界。那是一片无可比拟的风景。没有地方可以跟那里相比，因为那里没有人类存在。”她耸耸肩，活像个自以为是的小孩。她花很多精力在咬文嚼字上，为了怎样能把什么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她简直是受尽了折磨。比如，有一次她居然告诉我：爱斯基摩人或其他什么人居然有四十多个词汇用来形容雪，那绝非偶然。当她看到瀑布时，既感到羞恼，又觉得无可奈何。“你看这奔流直下的瀑布！难道我们不应该出于崇敬而闭上嘴吗？我现在罗列一串词汇，沸腾，湍急，跃上岩石，纵身潭底，倾泻，飞烟，旋流，你认为哪个词恰如其分？噢，听起来多么可笑！”她喋喋不休地发着牢骚，她让我明白，想用词汇描述瀑布，无异于想要投石子打麻雀，绝无可能。这样的问题一旦提出，就立即变得无法解决。青光眼患者要比眼科大夫更了解眼疾。或者，她斜眼瞅着我说：“哪个地方瀑布多，哪个地方描绘瀑布的词汇就会多。可是在匈牙利，什么多呢？”她开始击打我的胸脯，“真羞耻，真尴尬，这是多么荒唐啊……简直太失败了！”她用果断的语气宣布：这个世界无论怎样也不可能用词来描绘。这种时候，我沉默不语（同时，我的举止让人联想到尤卡伊在“铁门”里描写多瑙河的那一声吼叫！[9]），我暗中盘算，我们马上就会做爱，尽管我们做爱通常是在我没有盘算的时候感觉最好，但是由于我不想打断这魔怔一样喋喋不休的文化清谈，于是我又开始盘算如何与别的我并不感兴趣的女人做爱。

在瀑布跟前，她感到羞恼，我觉得感伤。草叶将她的裙子染上了颜色，她没有抱怨，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内裤，她就朝河岸跑去，蹚进了瀑布下的水潭，用水搓洗。“你说，”她扬起头大喊，“莫非每个人都是一个瀑布？”说着抖了抖手中的裙子。

12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就跟我的眼睛一样。而且就像我母亲的和她母亲的，因此每当我瞥见她的眼神，都感觉像是回到了家。她的身体从远处望去，就像一个小姑娘，靠近之后，又像一座资源宝矿。她的肩很宽，嘴是草莓色。她总是一刻不停地警告我，说我用不着为她担心（别担心，高兴点！），她很好，身体好得不得了，百分之一百地好。然后她拍拍我的背，像个淘气的孩子。她认为自己出生在幸运的星座，想来，在她的生活里发生了这么多美妙的事情，而且是接踵而来。“什么有名？此刻我的脸最有名。只要能有人亲热，就能光彩照人……”还没有男人对她说过，或者说，还没有男人这样对她说过：谢谢你。但我用不着为她担心。我只能看到她坐着时的大腿，既没看到她宽阔的肩，也没看到她草莓色的嘴，还有跟小姑娘一样的资源宝矿。“求——求——求你了，求——求——求你了。”我的嗓音跟哨子一样尖厉，近乎哀求。她是在想那件事吗？莫非这声“求你”就等于“谢谢你”？随后整个世界都跟着她眩晕，旋转。多么美好，多么富饶，她又重新感觉到一切，仿佛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身体在歌唱，在吟咏，在哼唧，她让我明白：她的身体敞开了，就像一朵绽放的花朵。我根本用不着为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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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只是我要排队等待。假如我们一起吃晚饭，除我之外，总还会有六七个别的男人。（总是除我之外还有七个男人，而且总是同样的七个男人，甚至有一回其中一个的弟弟自杀了，那家伙居然仍未缺席。自杀者早上去商店买东西，去邮局寄信，但是所寄的信里没有遗书，之后从居民区的一幢塔楼的十层窗口跳了出去。）每个男人都很不错。女人也是这样的看法（准确地说，这是她的看法，我只表示赞同），她小心翼翼地凑到我跟前，俯在我的耳边悄声说：“你瞧，他们真不错！”她感到自豪，眼睛里含着庄园主欣赏自己肥胖的家畜的知足眼神。

我们常去豪华饭馆吃饭，而且喜欢做鱼最拿手的地方。五次里至少有三次，不，是四次，我们都会点鱼吃。与河鱼相比，我们更偏爱吃海鱼，不过“拉茨烤鲤鱼”是个例外，这个我们几个人全都爱吃。按照顺序，我排在这帮人里的最后一位，必须要等轮到我才行。等啊，等啊，如同永无止境的漫漫长夜，然而，同时又感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局。在轮到我之前，我只能等待，只要我还可以等待的话。有时兴奋得心脏停跳，有时又沮丧得遥遥无期。有的时候，打个比方，居然会多到二十八人，而且每人都有某种理由排到我前面。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心情会变得很糟，感觉自己是个替补（就像乐队的替补乐手，或者类似的角色）。

我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海员，虽然漂在多瑙河上，但也算海员。他从不惹麻烦，常常朗声大笑，很喜欢讲他的家庭，讲他的两个小女儿和镶了假牙，而且镶的是两颗金牙的妻子。总之，他是个感情细腻、敏感的人，善于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经常使用海员术语和航海知识，而且洋洋自得（“如果在上午十一点以前，天上能够看到哪怕仅仅一小块渔夫裤色的蓝色斑点，那一天肯定将是晴天”），他很容易受伤害（“我父亲的死，”他讲道，“是因为吃了一条鲭鱼，那条鱼肯定去过斯德哥尔摩。”你即使不能理解，但也绝不准笑，要知道，他父亲一辈子连尼尔巴托市[10]的边界都没出过），在玩“蒙眼辨向”的游戏时，他的耳朵非常灵。他比我年轻，肩宽体壮。我只是隔着斜纹软呢的厚西服外套看过他。我就这样想象这位年轻小伙儿。的确，在特定情况下，他不太犹豫。假如在酒桌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他，我，还有女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一心想把我从酒吧里头撵出去。因为晚餐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城里闲逛，有两三个地方我们总是按顺序造访，大多是唱布鲁斯或摇滚乐的场所，都稍微有点怀旧的情调，由于海员和女人都比我年轻，所以总露出一脸的不屑。海员不开玩笑，有一次他告诉我说：“我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你总是爱忘。”不过，他说这话时面带微笑，有时还攥紧我的胳膊，我心里明白，他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现在叫辆出租车，回家去吧！”我也微笑着点头答应：“当然，当然了，我只是再待一小会儿。”我总是不住地点头，好像我们是兄弟。

他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感到吃惊，因为他最终发现，我是个既有勇气又有毅力的人。因为开始的时候我给他留下的是另一副样子，更像一个蹭车者或偷食者。我开始动手动脚，抚摸那条好看得出奇、肯定价格不菲的开司米纱巾（女人的纱巾），同时将手滑到她的脖颈，女人迅速将头歪向我摸她的方向，我的手被夹在她的下巴与锁骨之间，就像一名有经验的商人或女秘书歪头夹住电话筒。还有的时候，晚上在另一个地方，我就像一位沉着自信的猎手或一头经验丰富的鲨鱼，知道时间在为自己效劳，“时间站在我的一边，是啊，没错儿，是啊，没错儿”，现在风从那边吹，现在又从这边吹，现在刚又掉转了方向，需要等待，窥伺，审时度势。我会小心，不让海员看透一切。我若羞怯，就会被他看出来（尤其是当我色眯眯地将眼睛投向女人时），那样会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

这些夜晚漫长难熬，充满了许多内在和外在的随机性、不测性和突发事件，但是感谢上帝，最后总能这样收场。（最近，公鸡们闹作一团，海员和我被挤到局外，但他和女人很快竭力将他们拉开，这样一来，感觉他俩也被卷了进去。我看到他们在女人身上摸索，海员也一样。三个人同时吻到一起，或者侧脸，或是别的什么姿势。我坐在酒吧的椅子里。如果他们中间有谁的视线朝我瞥来，我能从他们的视线中读出憎恨。我自在地坐在酒吧椅上，跟坐在别的沙发里没什么两样。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我这样。）

14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难道这不意味着我恨她吗？然而，只要她一看到我，比方说在她的浴室里，当我面容苦涩地蹲在洁阴器的坐便池上；要么在她的厨房里，当我在尝结成肉冻的鸡汤时（我其实是在啃鸡翅膀）；要么当我帮她的孩子们做功课时（问题最多出在三角几何上，有时则是二级方程式或所谓的“开放句”，更不要说跟家常便饭似的不等式论证和乘方原理了；在生物世界里，我要给孩子们解释的则是鹿角甲虫）；要么当我每天下午在后屋打盹儿时，但我确实只困一小会儿，否则我会跟吃了迷魂药一样，直到晚上都不能从下午黏稠的迷糊中爬出来；但在室外也一样，在城堡，在十字路口，具体点儿说在人行横道，或当我站在书店橱窗前看着一本词源学大词典眼馋，或正慎重研究贴在饭馆门外的菜单，在农村，在墓地边，或在打野鸡时——只要她一看到我，就会当场（在浴室，在厨房，在客厅，在后屋，在城堡，在农村，在墓地边，在原野）引诱我。

她妩媚地将目光投在我身上，含情脉脉地望着我，要么就将嘴唇抿湿舔亮，就像这样。她的鼻翼轻轻翕动，如同蝴蝶的翅膀。她像野兽一样喘了一阵。将诱惑隐藏在彩色的睡袍里，所有女人的本性都是阿谀奉承。她让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出色的男人；第二，即使出于某种原因我不再是了，她也依然会为我发狂。她浑身冒汗，膝盖发软，舌头打结，离开我她就无法忍受。她需要我，我帮助她。显然，我帮她不费吹灰之力。一有机会，她就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当她大腿的间隙从裙底露出，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的眼珠子险些掉了出来。这一切我镇定自若地看在眼里。但她不仅用优雅的方式诱惑我。比如说，她有时会突然地从天而降，以男人的方式将我死死地按在墙上，用她的膝盖将我两腿分开，在邮局，在红色的信箱旁，当我正漫不经心地往邮筒的投信孔里塞信时。只要她想，她就随时解开我裤子的纽扣，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严肃得要命，几乎对我造成了威胁，她跟我戏耍，也可以说工作。有时她整整一天不理我，而是跟陌生男人一起调情，亲热，鬼混，但看上去似乎并不是针对我，并非想从背后捅我一刀，不管怎么说，故事仍发生在我身上，我还是她的故事的主人公，她先对我不冷不热，随后态度骤然翻转。天色已黑，她在浴室、在城里或在农村突然找到我，娇柔地求我：“你睡咱们那里吧。”那个夜晚轻薄易碎，寂静无风，只有她的央求声在毛骨悚然的黑暗里轻盈飘摆：“你睡咱们那里吧。”

我不是总能抵抗住诱惑。迄今为止，她的诱惑只有两次未能得逞：一次我困得很想睡觉，另一次我记不住了（好像当时我的欲望不强，而且更想看电视）；每次之后，我的身体都被出于自豪的、孩子式的尖叫充满了，我兴奋地立即拨电话给她，求她见面。她都慈悲地答应了。

说来说去，她总是接连不断地勾引我，就像男人勾引女人一样。这从她的角度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从来未能想清楚过，这需要我想整整一生。星期二，我去尼莱吉哈扎市[11]帮妹妹办点事。我住在宿舍，用我的话来形容：那里飘浮着卡达尔时代[12]的空气和某种化学物质微苦的臭气。我在床上找到一张字条，立刻拨电话到404房间，电话铃响了两下没有人接，我挂断电话，这表明她不是一个人在，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去偷窥一下”）。尼莱吉哈扎根本就没有404房间，也没有这个电话。根据这个例子就可以举一反三，以一窥全。

无论我在哪里，在洁阴器上，在打野鸡的原野，在城堡里，她都会从天而降地捕获我，尽管我并不是命中注定被老鹰窥见的大田鼠。假若事后我俩碰见，她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在那种情况下我更不会主动提起。不过，从表面上看，总是我在钳制着她，总是我在冥思默想：哎呀，我可千万不要屈从。比如在尼莱吉哈扎市，我们最终还是以最令人愉快的方式一起用了晚餐。你他妈的在耍我呢！我心里甚至能这么想。

15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时刻不停地安慰我：“你要相信我，”比方她这样跟我说，“我根本没有恨你。”她旁征博引，信誓旦旦，并且补充道，“不过现在我得骑车出去转一转，让我的脑袋透透气。”这话好像是在指我。或者她这样安慰我说：她没怀孕，也没在受孕的状态里。在她怀孕第六个月时，她让我看她隆起的小腹，但是安慰我不用担心，她会承担一切责任，更何况肯定是一个男孩。百分之百。然后她拍拍我的背。什么她都想立即得到。生活，她的生活，仿佛是一部快速播放的电影。比方说，我根本还没有跟她做爱，她就已经开始为未来孩子的教育操心了。“语言，最重要的是语言，但是你不用担心，到时候由我来解决，我会送他去歌德学院。”而且她从不会粗心大意，一旦感觉我有压力，“放松，”她说，“全世界并非只有你一个男人。”（她说这个无疑是为了减轻我的责任压力。）至于我，不管在此之前是否真的感到焦虑不安，我都会因为她的话感到放心。毫无疑问，事后我将明白她为什么总是风风火火，为什么任何事都急于求成，我为什么总是被人推搡着前行，蔬菜营养餐[13]，那时候明白也已经晚了。

16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总是三天两头地蹬掉我。甩掉我。抛弃我。就像扔掉一个挤干了的柠檬。她确实很聪明，很有逻辑，做什么事都始终有理念支撑。知道为什么要完成，为什么要中途放弃。无论是她还是我，我俩要做的事都很多，因此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性爱，都只有在床上才有时间。用我的话说：我在理念的重压下屈服了。事实上，我并不认为在我们的体内没有火焰燃烧是一场灾难，不管这样，还是那样，美好的事情总会发生。后来我已经习惯了，我的手搭在她的胸上，只这样静静地躺在她身边。她不谈这个，只谈整体，我则只谈局部，从局部的本质讲，局部上看起来都很正常，可是从整体上看并不正常。“我们以前是那么滑稽。”她经常这样扯开话题。这时我将她的大腿朝上拱拱。说老实话，她的大腿光滑修长。“我们顺利坚持一年了。”她说。我一声不吭地将她的身子扳向我，她的上半身。“这里也有好的一面，即便没有关于这一切的含糊不清的思考，也会有关于肌肉、骨头和肌腱的，不是吗？”她说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切里存在着某种比无聊、平俗、陈腐更糟糕的，近似于梦幻的东西。

“我在床上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听到这话，我将被子从身上踹掉，露出胸脯，露出全身，露出我的私处。“嘿！我在这儿！”她不回答。“你要是甩了我，我就宰了你。”我说，并将她的脑袋按到枕头上。“这话不错，通常很管用，”她嘟囔说，“不过你就是宰了我，也跟你幻想没什么两样。”“也许我的话让你生气了，”我说，“请原谅我。”她说：“这没什么。”

17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曾向她建议，让她蹬掉我。“吓了我一跳，”事后她向我描述说，“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可什么情况是最坏的呢，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答案。“你可以让我随风吹去，可以将我踢到一边，可以对我视而不见，可以让我消失无影，”我主动提出，“我可以去追随神的荣耀。”我的动机是出于身体的原因。我身上长出了该死的皮疹，先是在“翅膀”上，也就是肩胛骨上，痒得我发疯似的耸背抖肩；时隔不久，我发现手上也长出一排小疙瘩，像蚂蚁或士兵一样在衬衫下爬。接着出现在小臂上，尾椎部位，后来蔓延到脖子上。我用两面镜子转着圈照，试图掌握惨烈的程度。“这让人觉得有点恶心。”我终于开口。她点头称是，并用崇拜的眼神窥伺着，这些疹子已经变成细小的疮斑，或者已发展成散碎、化脓、中央黄色的小水疱，并且散发着腐锈的碱味儿。她为此欣喜若狂，抚摸它们，亲吻它们，把它们的渗出液涂在自己身上。恐怖至极。我在她眼里不复存在，她只要它们。整个夏天都是这样。到了秋天，疮斑和脓肿干了，疹子、疙瘩和水疱也全都变干。她并不理我，而是宠溺我的身体，在问候的同时还密切关注，总之她并未收敛，继续窥伺，期待它们重新出现。

18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最近在读莱恩哈德·P.格鲁伯[14]的《我的身体是头猪》。“我的身体是头猪，”格鲁伯说，“我的身体是头蠢猪。现在，”他接着又说，“我和我的身体在印度，我之所以带它一起来，是因为不想把它孤单地丢下。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可怜的家伙承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十二月份，我还把胸骨板弄骨折了。让它受了不少的罪。我不得不和它一起躺进急救中心。护理水平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它，我的身体，始终引起难忍的疼痛。‘别折腾了！’我冲它喊。但它只是哈哈大笑，仍旧很疼。‘事故不是我有意造成的。’我向它保证。它继续让我疼痛不堪。‘好吧，’我说，‘那我带你去印度吧，而且是去果阿城，在那儿会疗养好的。那里有嬉皮士，所有人到了那里都会神清气爽。’”

“现在，我们到了这里。每天我都把它领出屋。它可以赤身裸体，慢慢晒成檀木色。早餐前我们就已经游过泳了，之后沏茶吃烤面包片，这就是早餐。中午让阳光再往身上涂上一层咖啡色，到时候别让人说我们白来印度一趟。打开悬垂在天花板上的吊扇，浑身是汗，瑟瑟打战。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我得到一罐啤酒，它得到风扇。

“它又病了。我要早知道这样，根本就不会来这里。我已经一连流了四天四夜的鼻涕了。流什么不好，非要流鼻涕，我凭什么要受这种罪？身外照耀着灿烂的太阳，身体里面却鼻涕邋遢。既然我出不去了，那就让汗珠冒出来。在家时我常使用痛风的法子，但是这里不灵，气温太高，没有猪肉，酒精太少——在这里，即使一具再皮实的躯体，也没本事制造一次痛风发作。四天过后，鼻涕流完了，我们不再是鼻孔潮湿的猪了。钱也花完了。

“我的身体是头蠢猪。它又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芬尼是一种烈酒，它也照样来者不拒。鱼，米饭，鸡蛋，蔬菜，香蕉，椰子，芒果——只要摆到它跟前，它就开始狼吞虎咽。啤酒，茶，白兰地，柠檬汁，牛奶——简直称得上是饕餮暴饮。蠢猪不再答话，而是呼噜呼噜。作为惩罚，我要好好烤烤它。在正午的烈日下，在沙滩、浴场、浴场的沙滩上，我一动不动地暴晒了两个小时。

“别忘了谁是这间房子的主人。我知道该怎么换一副腔调，我也会凶狠地龇牙咧嘴。先回家再说（车票已经买好了，再多的钱别想得到，反正它得跟我走）！如果它以为能跟我耍赖的话，到家后看看谁听谁的！以后甭再想吃炖肉了，取而代之的是瑜伽功！酒馆也别想再泡了，代之以三天的背包旅行！面包夹肉饼变成健身训练！看电视改为自行车旅行！用桑拿替代性爱！去上施蒂利亚[15]，而不是托斯卡纳！

“我的身体已经三十八岁，可是该死的是，它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好像只有二十二。再见了，果阿，冬天，好苦！回家我要报名参加一个退休人员俱乐部，让它告别二十二岁的心情！如果它再跟我找茬儿，我还会去参加科普协会！那里从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讲起。如果它仍以为是它把金字塔吮尖了的话，我就捧起伊曼努尔·康德的书来读，从一个字母到另一个字母，特别要读《纯粹理性批判》。走着瞧吧！别看它现在嘿嘿傻笑，倒霉的日子在后头呢！到家再算账，蠢猪！谁知道呢，或许我该吃延年益寿餐。或者混入耶和华见证人之列，从此之后不再献血！我已经想好了几个主意。别，别动肚子！舌头可以，你可以吐舌头，但是肚子不能动！蠢猪！我已经跟它讲过多少遍：动哪儿都行，就是肚子不行！下流。猥琐。无耻。

“什么？一瓶啤酒？不，这个不行。要杯芬尼？什么都甭想！只抿一小口？我还不了解你，美丽的谎言，别想这么打开缺口。因为鼻子？哦，是这样，喝一口鼻子就能好……那好，可要是不好该怎么办？好吧，一瓶啤酒，一杯芬尼，我们一星期后就到家，再忍忍。回到家话可就得另说了，蠢猪。”

“格鲁伯，”此刻女人又若有所思，“格鲁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她停顿片刻，接着又问：“他真的去了印度吗？也许这是他新的身体？他新的身体叫格鲁伯？”她的想法总是出人意料。蠢猪怎么变成了格鲁伯？她这又在搞什么鬼？格鲁伯就格鲁伯吧。

19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希望我能够瘦下来，骨瘦如柴，并且希望我笨手笨脚、皮肤白皙、头发棕红。这种情形下，她会带着一种出于近乎窒息的激情所特有的咳痰声对我说：“我是这么爱你，真想把你生吞活剥。”或者说：“你发育不良的身体，让我喜欢得发疯。你红褐色的头发，我要为它祈祷。”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多么狂热的信徒。更像是形而上学的喋喋不休。她对世间万物的起源最为着迷。世界对上帝来说，究竟有什么需要？上帝究竟觉得缺了点什么，才会插手自然界？“因为除了上帝对自然界的插手，你对别的一无所知！或许对他来说，只是缺少紫红色，但是轮不到你品头论足！”她有一副古代面孔，从很久远、很远古的时光里看着我。在她脸上我看到了希腊，在黑暗中，力量中，和谐中。她的眼睛就像一双雕塑的眼睛，朱诺的，或是赫拉的，仿佛是两块相互分离、拳头大小的稀世宝石。然而我的比喻会令她不安：“宝石？”她发疯似的使劲摇头，“别了，别了，别了！”她的自信心会跌落到零，对我狂热的欣赏充满狐疑。“直径为十九厘米的圆木，如果你卖，二十，如果你买，十八。如果一个好的买家遇到一个好的卖主，会折中到十九这个价位。这就叫做买卖公平。”这是她那位比亲爱还要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刚结束后传授给她的。莫非她的父亲很瘦？很笨？

20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个头很小，跟侏儒差不多，一个个头稍微大一点儿的侏儒。在她身上有着某种古典味儿，一点点的古典，好像是七八十年前的人物。过去的美人。她身上有种“性诱惑”，用这个词形容很准。只要她看我，我就会脸红。如果我看她，她就会脸红。如此这般。

21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长有雀斑，患有痛风。脸上撒满了斑斑点点，“蒙受太阳恩典的黄金露珠”。“小红脸”，“火烧脸”，在童年时代别人总是这样讥笑她。十七岁后，情况突然翻了个个儿，人们用惊奇的眼神盯着看她脸上的褐斑，似乎其中隐含着什么神秘的信息。我觉得她恨我。我不能使她满足。刚开始时，我俩刚开始时，我主动出击，发起猛攻，想方设法，招数用尽，用我的话说是“挥刀舞剑”，骑士们，这是什么？！她欢快地使劲摇头。她的欢快吓了我一跳。其实，我并不害怕自己的无能。从那之后，我尽可能地沉住气，放慢脚步，放纵自己，留心身体的愿望，亦步亦趋地乖顺尾随。我觉得，这个策略很有效，不管怎么说，我自己感觉良好，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却不然，或者说至少她不像我感觉这么好。一方面，她令人欣慰的欢快不见了；另一方面，我虽然数了许多次她脸上的雀斑，但得到的数字都不相同。“我这个人是算计不出来的。”她傲慢地说。

在说痛风之前，我要先讲两件事。不久前，她用某种漫不经心、并非批评、没精打采、情绪伤感（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样，所以如实地记录下来）的神情告诉我说，由于我并非虚夸，只是出于舒心、快活而说过的一句话，她又重新感到在我身上拥有一股威严。那天我说：“今天一天很顺利！”她回答说，从我的声音里能够听出来。我问她：“这又是批评吗？”她回答“不是”：“噢，不，不是，我怎么敢批评你呢。”我不懂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只表明她自己身上的不安全感，前一天，她跟她的女友就所谓“生活”的“深刻意义”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变得忧郁，或者说伤感。她还说，她听人说“忧郁是个体的，伤感是普遍的”。我耸了耸肩反问道：“你就因为这个忧郁了？”记得我被她那句简短、客观的回答吓了一跳。“当然不是，是因为你。”我顿时紧张得冒出一身冷汗，我可真蠢，起初我还觉得高兴。“记住，”她在另外一次见面时这样跟我说，“我只说一次，你要记一辈子。”（这时她朝我望了一眼，我十分高兴，记住了一切）她停顿了片刻，接着又说：“我想说的是，你要散散步，大吃一顿，然后想想你的身体。”

至于她的痛风，并不是很典型，尿酸的水平并不是很高。在正常情况下，尿酸是病情的一个可靠的指标。因此，当疼痛（左侧脚踝的隐痛）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时，尿酸的检测结果排除了痛风的可能性，从医生的眼神里就能看出，这只是肌腱拉伤与组织钙化引起的综合症状。万幸的是，她的膝盖在一家饭馆里突然肿了。她要我把手伸到桌下摸摸她的腿，我告诉她，她的腿在下面，在桌子底下，在黑暗之中，秘密地肿胀。她相信了我。第三天上厕所时，她发现排泄物里，液体里，满是该死的尿酸晶体。

告别的时候，她习惯在我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跟我奶奶一样。

22

有一个女人。她对我，就跟我对她一样，又恨又爱。当她恨我的时候，我爱她，当她爱我的时候，我恨她。不存在其他的情况。

23

有一个女人。我恨她，也许不恨。她恨我。“四月”，她这样叫我。几年前她曾想说服我，让我跟她一起做素食者。我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误会了，因为说来说去，她脑子里想的还是：即使没有“肉体的痛苦尖叫”，我们也能够活得很好，“我们干吗非要在这儿彼此摸索对方的私处，就好像是在尽义务似的，好像有谁在命令我们，别无选择。”或许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话她恰好是在床上讲的，就连她自己都为这个意外吃了一惊，现在，现在，偏偏在现在，不，不对，恰恰相反，她要我千万不要停下。她之所以现在提起这回事，之所以嘴上这么讲，只是因为此时此刻，当身体疾驰在最为销魂、冲向高潮的公路上时，不太可能说什么“缓坡啊峭壁呀”之类无关痛痒的话，只有现在她才能生出这个异想，别的时候根本不会动这个念头。她需要作出判断的是，假如现在真要她停下，结果会怎样？想来不会发生什么，不会，什么都不会，具体地说，假如她现在不得不停下，假如现在，现在，就是现在，当我俩正激情勃发、销魂索魄地翻云覆雨、耳鬓厮磨的时刻，要她被迫停下来，那么恐怕她真会觉得自己会死掉，想来所发生的事情怎么可能因为别的原因而发生？即使不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也不会以另外的方式发生的，因为最终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发生得颇为偶然，有点滑稽，让人发笑，或者就像部动画片，没有维度，似乎存在的一切不过都是幻想之物；或者说，现在，现在，就是现在，不，不对，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了。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一听到“心”这个词，仿佛遭到魔法的袭击（或者在理念的重压之下？），我的“指挥棒”开始打弯，“我的老二，噢，普洛斯彼罗[16]！”我情绪沮丧地抽出来，将这个滚烫、涨红、勃起的肢体部分温柔地握在掌心，女人就在这时说：“我们吃素吧。”她确实没死，而且我也活着，我如释重负地赞同了，因为我已做好了准备，试一下如果不吃肉的话结果会怎样。人们会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有人说会起疹子，有人说会皮肤变灰，还有人说将导致代谢失衡；还有些人则大谈特谈焕然一新的轻松、纯净与明朗，以及体内分泌、积聚的毒素的排解需求，甚至防衰抗老，重焕青春。我将各类书籍搬到床上，烹调菜谱和饭馆指南。我一边热心地翻着书，一边兴奋地对她说：我正将机会，将她的机会，将这个崭新的世界摆到她的面前，现在，现在，就在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展现，展现出富饶的宝藏。她看着我，毫不掩饰地盯着我明显羞红的阴茎，我觉得自己就像站在普撒拉吉大叔跟前的尼拉什·米西，[17]现在我们要么读这段书，要么干脆跳过去。这事发生在十五年前，也可能是九年前。从那之后乱无头绪。“过渡期，”她咯咯笑道，“实话实说吧，‘四月’，现在只是过渡时期。”边说边把我推倒在床。

24

有一个女人。她显然爱我，但她若是也能恨我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恨可以把我们更紧密地铐在一起。假如终有一日她放我自行其路，那将非常可怕！她会把行程表绑在我的脚掌上。所以我要将她死死拴在自己身上，只要能够拴紧，怎么都行。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卑躬屈膝，或者让她羞辱我。我想知道的是：哪种形式更好？她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玩彩票。

说了半天，我认为归根结底一句话：“爱是爱，但我实话实说，其中也包含了很大程度的恨。”但是需要弄明白的是：她是否感到厌倦？她是否已经厌倦了我？是否已经腻烦了我？如果她还没有，那就好——无论她爱不爱我，恨不恨我——一切都会跟从前一样，我继续钻进她的被窝里，将脑袋钻到她的大腿间，我和她一起坐到厨房，一起喝葡萄酒，我们一起看电视（星期天下午看《佐罗》），我给她念书（卡林蒂的幽默杂文，还有易卜生的《野鸭》），我不喜欢散步，但我帮她看孩子，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家之主。我工作挣钱，并把挣来的钱交给她，但是如果她厌倦了我，腻烦了我，那我就要立即采取措施。金钱和收买。别无选择：我必须跟她绑在一起（“只要有一丝微风相助，即使暴风雨也无法把我从她身上扯下”），刚才已经提到过卑躬与羞辱。怎么样都行，只要我能够留在她身边。我不可能坐在那里两手闲垂，更何况是坐在她的大腿上。我只有依在她怀抱，才能感到平静安宁。（当然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次的辜负之后，无论是她是我，都不复存在，只有形式上的苟延残喘。话说回来，我想要的就是这个，只要留在她身边，苟延残喘就苟延残喘。）

25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可她自己多年都没有意识到。我必须随时随刻地启发她。假如我俩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旅行，我会用胳膊搂住她，用耳语跟她说煽情的话。在弯道上，我故意夸大自己重心的身不由己。吃饭的时候我抬眼看她，然后看盘子，然后再看她。有的时候，我扶着她的肩膀让她转身，“那儿！看那儿！你看那儿呀！”我这样指点着给她看，但是在我的感觉里，她身上只有肩膀能让我随便想象。我经常给她买酒心糖吃，尤其是白兰地的樱桃巧克力。要么我将视线越过别人的头顶朝她投去，我指的是，从大厅的一个角落投向另一个角落，并且不时地垂下眼帘。她的美丽灿若云霞，美得有点儿过分，美得让人目眩，活脱脱是一个克鲁迪[18]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她的鼻翼微微翕动，像是一匹胆怯的、尚不认识驯马师的小母马的鼻子。”）她大腿上的体毛格外柔顺，仿佛在朝皮肉里长，躺得如此服服帖帖。我喜欢她身上这样的体毛，如同溪流中浮摆的草叶，平顺向下，浑身都有，柔软细密的腮毛，硬如钢丝的腋毛，我最感兴趣的是她浓密的眉毛，但我只有在她不怕我的时候才有机会欣赏她。就这样，我使她习惯了我，也让我习惯了她。

26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非常爱我。有时候，她丢下我。每隔一段时间，每过一段时间，有时，不时，有的时候，时常，偶尔，非常偶尔，特别偶尔，偶尔一次两次，百年不遇，千载难逢，这时那时，这会儿那会儿，或远或近，忽这儿忽那儿。她会突然消失，好似樟脑球，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科苏特消失在大雾里。或像灰色的驴子、驾云的神仙。就像裴多菲消失在荞麦垛里。眨眼之间，人间蒸发。人间蒸发，似盲肠手术。一闪即逝。一闪即逝，如裤衩儿里放屁。渺无声息，无迹可寻。眨眼不见，就像图特族农妇养的火鸡，被饿得四散飞逃。风扫残云，灰飞烟灭！宿鸟归林，泥牛入海。快得如同久洛的肉丸子下到茨拉科人的肚子里，不，这个比喻有点夸张。在眼前消失，如晨雾消散。人一走，茶就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前面是雾，后面是雾。消逝，好比尼茨克牧人的大氅。留下，有如挪亚的老鸹。拔腿奔逃。我只能恼羞成怒地用棍子戳地。

她不吭声，不说话，不解释，想走就走，想来就来。走了，又回来。我过了半天才意识到，她已经走了。早已经脚底板抹油。相当一段时间，我这样猜想，她肯定忙于日常琐事，采购，看电影，或者鬼知道她去了哪儿。自打我第一次找到她后，就已经不再为之焦虑。我不会立即出门四下寻找，而是把时间留给自己，我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时间。我对要写的句子逐字咀嚼，反复推敲。回忆往事，无边幻想。我憧憬一个能让人们更加胆大妄为的世界。男人们。你。从来没有跪着坦白心中的爱。（“一次幽会，在一间空荡的房间里，年轻人突然跪在贵夫人面前，为她整了一下丝袜的吊带，并且坦白了自己的情感……”）你从不以“您”相称。不过你也做了偿还，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你。我也没有想过你，至于你现在在哪儿，我根本不感兴趣。“我要穿着男人的大衣踯躅徘徊！”一连串的感叹号穿透了纸背。并不存在任何嫉妒。难道她想表明我爱得不够？她喜欢把东西藏到早该扔了的旧报纸中间。那里连狗都不会去。不仅在书堆里、枕套里、垫肩里，我还在洗碗机里、装满垃圾（！）的垃圾桶里、狗窝里、我自己的衬衫口袋里和一堆我割回来后早已忘掉了的、准备当肥料的草垛下找到过她藏的秘密。我信任她，我感觉她也信任我，我找到了所有被她藏起来的、作为炸弹藏起来的情书。事实的确如此。沉着冷静，或者说是延迟的爆炸。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是肉体层面来看，都显得激情洋溢。直话直说，贞洁素朴。为了从嫖客那里赚取小费，任嫖客肆意摆布。复仇。背弃。说谎。要么可爱。谄媚。坦诚。当她好像根本未曾离开一样若无其事地这样问我时，让我感到困惑：“你在这里翻腾这堆信感觉挺好，是不是，亲爱的？这样的翻找让人心惊肉跳，对吧？信里写得有点不太公平，让你一下子找不到答案，对吧？”尽管，我对她的话感到抵触，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我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假如她在外头漂得过久，我将开始进行训练，我会将这些情书藏到最不可能藏的地方，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它们。“别怕，亲爱的。”

27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非常爱我。总是接二连三、持续不断地迟到。姗姗来迟。让我等她。这次说，跟她父亲一起吃午饭了；下次说，跟她母亲一起去了墓地。她父亲平时通过她给她母亲传递口信，她母亲反过来托她给她父亲捎话。“我的小邮递员，”她父母这样称呼她，并从紧咬的牙缝里补充说，“你要从我们的生活里吸取教训。”我在等她。坐下来两眼平视，试图把时间分成均匀的等份，然后存进储物匣，要么我就试着掐算，将度量单位刻到轭木上；即使要刻很多很多，也不可能无穷无尽。或者我站在窗户前（为了能够早点儿看到她）。或者在她到来之前，我先调教她的孩子。这些孩子跟他们的母亲如出一辙，欢喜快乐，我对他们都很公平。我同时既严厉又宽容，既细致耐心又雍容大度。一个阳物坚挺、魅力十足的成年人。我就好像他们的父亲——即使这样也不能以此宽慰自己。我喜怒无常地制定处罚措施，又同样喜怒无常地予以解除。我是多么愿意原谅……我可以忽视自己是对的的事实（当然了，我总是对的）。他姥姥的！持续三四天之久的处罚我也能够颁布，而且不带任何的威胁、恼怒与争执。今天的父母缺少及时处罚孩子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威胁（未来）、恼怒（过去）和争执（现在）。之后，他们安静地复习三角几何和鹿角甲虫，提一些很难回答的、关于匈牙利山脉河流的地理问题。我还看护她患了腮腺炎的大儿子。孩子的病一好，我就带他去买牛仔裤。杂乱无绪的状况结束了。时隔不久，生活逐渐有了秩序：我带这个孩子去吃午饭，然后带另外一个去墓地。

我确实在等待。在我的行为、话语和动作之下，都潜藏着等待的泥泞和沉寂的沼泽。如同一只匍匐的野兽，以想象充饥，似乎真是一只素食动物。我想象女人（我的女人）在跟她父亲一起吃午饭，她父亲总是抱怨上涨得不可思议的物价，从来不是他付账单，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到家常菜（“噢，自家的饭菜太好吃了！”）和妻子的厨艺（春天的古雅什豌豆汤和炸茄盒），并借此唤起女儿的回忆。他吃饭的时候似乎总是唠叨不止，吃得一本正经，小心谨慎，之后总以既定的模式，将一切全部纳入他的情感帝国，他跟我的关系也是同样的严肃正经，对我就跟对待茄盒一样地恭敬、慎重。我重要得就像香菜煮土豆或奶昔三文鱼；我并不觉得我的身份真有那么显赫高贵。我想象她跟她母亲去墓地的情景，黄昏夕暮下的两个女人，这样不好，要么黄昏，要么夕暮，她们逐个探望母亲过去的追求者，“这个会跳华尔兹！可爱的小家伙，那是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棒的赌徒，这一位非常有钱！用德语说，steinreich，富得流油。”“他们都曾是你的情人？”“那怎么可能，”母亲不屑地挥了下手，“只有你倒霉的父亲。”

在不知不觉中，想象逐渐朝担心转变。我担心她遇到什么麻烦。万一她跟一辆军队的押送车相撞。毫无疑问，我该担负起抚养她孩子的责任。那好吧，我终于奉献了我自己。我将牺牲我自己。我将为此付出我的一生。这对我来说会不会负担太重？我的日子会不会变得很苦，孩子们也将跟着受罪？我不会放弃的，不管怎样我都将要照料他们。（照料他们的烦恼，看啊，即使悲剧也不能扼杀我的幽默感。）让我们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一下。显然，家里需要雇一个人，雇个类似女管家的人。一位女管家……那太复杂了，我们还是在死胡同里。要是孩子们也跟她一起在车里就好了。迎头相撞。政治丑闻，内务部长致歉。我则隔岸观火，密切关注。当我的想象逐渐变得具体完善，我发现，自己正在与之搏斗的一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女人通常在这个时刻到达，但已经迟到，一次又一次地迟到。

28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非常爱我。总是马不停蹄地嫁给别人。婚礼之后，总是伏在我的肩头抽泣半天，说自己是个最不是东西的烂婊子。她一直乐此不疲地到处投资。申请公司筹建贷款，并且用调情的语调怂恿我也这么干。她的脚至少穿43码，脚指甲上有裂缝。

29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身材壮硕，像只柜子。像栋房子。像座大山。像头公牛。假如她要扇我的嘴巴，我会从窗口飞出去，但她为什么要扇我呢？她片刻不停地处理事情，打电话，查信息，发传真，办公司，而且还跟什么“流通税”关系密切。她的脑子，是船长的指挥台，她从那里发布指令。她不穿内裤。习惯趴着打电话，一条大腿屈到肚子下面，裙子就势滑了上去，这种时候，可以看到那里模糊的影子。“影子”，我这样叫她。比如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在找什么呢，影子？”如果我情绪来了，我会冲她兴奋地尖叫：“我们之所以喜欢老树，是因为它有巨大的影子！”我还说：“人投下的影子总是很卑劣！我会被人的影子吓跑的。”她用头将话筒夹在肩膀上，以便将手腾出来，她是位经验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脑子很灵，金发，并且爱我。她问我是否也爱她。当然，她在问话的同时还在记录什么。现在我能回答什么？“说啊，我的小混蛋？”她的用词让人联想到六十年代的小痞子。“我想要你。”我一副窘态地回答。她看我的神情，似乎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的下边硬了。”我解释说。看得出来，她做出一副期待的姿态。“只要你在打电话，我就忍不住想要你，问题是你绝大多数时间总在打电话。”“已经写进地契里了吗？”她对着话筒瓮声瓮气地说，并冲我做了一个“来啊，干哪”的手势，让我赶快上她。似乎在说：完事之后，我还想跟你聊聊，等等等等。似乎在说：这两个加在一起已经足够了，不是吗？欲望加聊天，融在一起，持久不变。这不就说明我爱你，不是吗？她向我做了一个柜子式温柔的手势，我顿时感到自己飞出了窗户——我已然看到，我将摔到一个交通堵塞的路段上，而且雪上加霜的是——我听到她正怂恿什么人申请E类贷款。

30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也爱她；她恨我，我也恨她。我知道她一头扎进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健身计划。一会儿液体减肥，一会儿水果减肥，随后身体意念训练，再后来是简·方达的健美法，现在干脆不吃东西。早晨什么都不吃，中午吃三个撒了盐的煮土豆，晚上往前跨一大步（喝干白葡萄酒）。饥肠如鼓，饿得跟狗一样痛苦。不过，她的体重确实减了。“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一颗珍珠配一头猪。何况我这个人，你身上不管哪儿添个五公斤、十公斤，我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即使意识到，我也不在乎，那些减掉的公斤跟我无关。我能拿那些陌生的、并不存在的公斤怎么样呢？我并不看重体重的迷惑，但还是坚持已然存在了的公斤数，这些肉无所谓长到哪儿，我向上帝保证，我都会接受。我可以发誓，无论上天入地，我都喜欢你身上的肉。噢，事实也并不真是这样，我的天使，因为，你看啊，已经不需要再过太长的时间，你就可以穿上那件已经三年没有再摸过的晚礼服了，而且无须绷得流泪。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差距是这样恼人，因此——我向上帝保证——我将为你高兴，即便需要付出这么多的幕后工作，或是说技术上的苦辛。”我承认，晚礼服毕竟是晚礼服。但是问题是，她减不到能穿晚礼服的地步。她一旦意识到这一点，立即两眼圆睁，天目洞开，兴高采烈，并且开始激动地计划起来。“我们一起吃吧！”她边说边风风火火地开始做饭：需要使用餐叉的早餐，两道菜的午餐（有什么必要？），晚餐，午茶，随想随吃的零食。她把自己烧的饭菜端给邻居，邻居也送来他们做的。卡拉斯夫妇炖肉很拿手（甚至包括公鸡的睾丸！），茨格雷尔擅长做圆白菜汤。但是古雅什汤，“我们”的古雅什汤，始终是最中之最。在晚礼服与古雅什汤之间的痛苦抉择，时而令人兴奋，时而让人沮丧。够了，真受够了，我们已经难以相互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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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怎么说呢……她爱我。总是要我去喝古雅什汤，并想以此讨好我。我提醒她，让她别总提那道菜，因为会让我联想到母亲，要知道，很长时间以来，我母亲主要在古雅什汤的记忆里继续活着。母亲的古雅什汤——恐怕没什么比这个更平常了！可是对我来说却不一样。

一想到古雅什汤，我就开始紧张焦虑。我可以用任何词汇描述自己，我可以是魅力十足，宽容大度，能够坦率表白爱的真情，粗暴无礼，但都徒劳无用。不管我做什么，做过什么，将做什么，该做什么，在她精心策划的吃饭日子里——不仅晚饭、午饭，尤其是午茶和用餐叉（！）的早餐，一言以蔽之，不如说应该将整个一天都叫做“古雅什”；无论星期一或是星期六，都是“古雅什”——她用颤抖的嗓音开口讲话，许多年来，她始终都用颤抖的嗓音开口讲话，举个例子，她问我她以前是否习惯往汤里加香菜籽。她总有什么问题要问，而且总有什么还没问的问题。假如我提醒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于是，她开始令人生厌地长篇大论，这堆问题，这堆麻烦，这堆事情，这堆困难，永远让人捕捉不到相互的关联，毫无疑问，这不仅让我感到压抑，对她来说也是一样。我怎么会知道她都往锅里放过些什么，因为现在是她站在锅旁，假如朝锅底、朝咕嘟煮沸的汤里、朝逐渐变稠的混沌里瞅一眼，应该这么说，每次跟每次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两次迈入同一锅古雅什汤！但我没有吭声——红椒粉棕红色，在锅里翻腾的原料是：土豆，青菜（极少！）和肉，颜色不同，浓度不同，那带肉的、无色的、抖动的东西，是小腿骨！小腿骨！不管是老生常谈的旧问题，还是时机恰当的新问题，摆在眼前的只有问题，也许真有万一的那天，但我认为我们活不到没问题的那天；话说回来，假若真的没有了问题，假若她真能一言不发地做一锅古雅什汤，不但不好，甚至令人恐惧，不，也不能说令人恐惧，而是令人失望。即使她并不愿承认这类提问能够让她感到享受或觉得开心，也不能将自己的焦虑、担忧、折磨人的不安、为之焦虑的欲望与需求，视为完美无缺的激情见证，然而事实上，她毕竟还是感到了享受或觉得了开心，假如可以那样感觉的话（古雅什汤就像激情的阳具）；而且，假如我最终愿意弄清香菜籽在那只旧锅里的状况、角色、分量以及常规作用的话，本来可以节省那段漫长的周折。

谁都没提“母亲”这词，我没提，她也没提。解冻，煸炒，我们就这样回避这个称呼。要不吃面条吧，没想到这更是雪上加霜。我每隔一会儿，都要用铲子将面疙瘩和面片搅到一起。声音尖锐刺耳，令人狂躁不安。仿佛我对母亲的记忆珍藏得不够。我对吃简直痛恨到极点。随着刺激的升级，我终于感到周身亢奋。动身之前，我激动地给她挂了个电话，问她汤是否已经“镇定下来”了，我确定那锅汤已经烧好，但我想知道是否已经“镇定下来”，已经“平静下来”，因为滚烫的汤无法下嘴，那还不如……“别磨蹭了！”她说完啪地摔断了电话。

“整条街都是古雅什汤味儿。”我边说边做出一副作呕的表情。我用鼻子闻着走进她家，高兴异常。我直截了当、有点粗俗地用头朝床的方向指了一下，身体的语言，她一肚子牢骚地说：“现在？吃午饭的时间？”我用鼻子继续闻着。古雅什汤味儿，母亲的味道，还有她的——这位可爱的年轻女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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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我母亲。可不可以这么叫？我有一个母亲。她恨我。说她是头“雄性沙文主义的蠢猪”恰如其分，可以说她是一个三流女人，一副东德人的扮相，庸俗到家（涂口红的方式，穿着打扮，牙的形状），但是恰恰这样才惹人注意。（有一次）晒太阳时，女人仰卧在地，两腿稍稍叉开，向上屈起，这样一来，大腿根部出现肉褶，大腿后侧的肉波浪起伏，稀疏的汗毛涟漪荡漾，就连耻毛也打着卷儿露了出来，让人养眼。等她的动作停下来后，一切都保持这个状态，敞开着。

许多年过去，我始终不能将我的视线从那里移开。不，不能，永远不能，我永远不能将我的视线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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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让我们丢开爱呀恨呀的传统套路。这个雄性沙文主义的、可以说三流的、一副东德人的扮相、庸俗到家（涂口红的方式，穿着打扮，牙的形状），但恰恰因此惹人注意的女人现在正在晒太阳时，她仰卧着稍稍叉开腿并且向上屈腿，这样一来，大腿根后侧的肉开始打褶且波浪起伏，稀疏的汗毛涟漪荡漾，就连耻毛也打着卷儿露了出来，让人养眼。等她的动作停下来后，一切都保持这个状态。

每个阴道都各不相同，我羞恼地、贪婪地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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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母亲。她们爱我。一个是金发，另一个是黑发。金发的总是喋喋不休，碎嘴唠叨，一会儿叫嚷，一会儿抽泣，当着所有人的面奚落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亲。她从不跟他参加朋友聚会，就连小饭馆也不肯去。只是成天坐在家里。她不爱我父亲，只爱记忆中我父亲的样子，具体地说，她不爱现在而今眼目下的我的父亲，而是爱她记忆中的那个优雅、清瘦的年轻人。她记忆里的那个人，虽然与至今依旧优雅、清瘦的我父亲并非毫无关联，但还是不能说他就是他。对我金发的母亲来说，犹如从往日的某个角落里放飞出一群想象的蝴蝶，纵容地看它们肆意翻飞。我父亲对此并不理会。她漠无表情地观察他；不会帮他，这是肯定的。

黑发的母亲帮我复习课文。我的学习好坏，对我父母来说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学习本来就不错。比如说，我需要朗读国歌歌词。“被迫害者躲入洞穴，剑戟朝他们猛刺进来”——这一段对我来说总是很难。脑子里面一片空白。黑发的母亲摊开两臂，表示她也无能为力。这时候，我父亲温情地坐到我旁边，我身边一侧是黑发的母亲，另一侧是他，强迫我用脑子死记硬背。他俩的手在我的背后攥在一起。

“哟咿，真是让人心碎啊。”我从牙缝里嘶嘶自语。

35

我有两个母亲。她们一刻不停地爱我。一个戴假发，另一个烫发。烫发的那个长得不漂亮，但是有魅力，总是很爱开玩笑。戴假发的那个变老了，肚子鼓鼓的，好像怀了好几年的身孕。她身上的气味也发生了变化，变酸了，颇有砂锅肺片的味儿。

不过砂锅肺片很好吃，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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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做古雅什汤很拿手，她爱我。“你别以为，”我冲她傻笑着说，“我只是为了古雅什汤才来这儿。”她的脸变得严肃，阴云密布，突然朝我扑过来，拳打脚踢，没完没了，只要是她的手能够着的地方。“坏蛋！恶棍！恬不知耻的畜生！”她尖声怒骂。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闻了闻空气里的味道，上帝啊，好香！我盯着她，仿佛看一个陌生人，可实际上她跟我是那么相依为命，就跟缠树的藤萝一样。匍匐攀爬，疯长蔓延。缠在我身上，进行军事训练。一条条紫藤。我从自己身上将它们扯掉，躲避温柔，态度坚决，这不过是想撩拨我。我装出一副怨愤的样子：“行啦！别闹了！”她眨眼之间平静下来，安静下来，气喘吁吁地盯着我。突然扭身冲进了厨房。我听到一阵刻骨铭心的乒乓噪音，我故意等了一会儿，才跟进了厨房，反正得吃点什么了，我站在那儿，躬身朝平底锅里张望。这时，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地狱景象。我看到这副正常人的脑子不可能理喻的、丧失理智的荒谬场景，她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正在发疯地抖那只平底锅，将剩下的古雅什汤一滴不留地倒在街上。这时她朝我瞥了一眼，一脸得意：你要是受得了，现在就爱吧。她猜得没错，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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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总是乐此不疲地承诺：她会来。而且说来真来。在她未到之前，我们还要制订计划：到时候她应该如何如何。她心不在焉地问我，想不想让她减肥。“在明天之前？”我厌烦地问。对于这个话题，我连芝麻大的兴趣也没有，更不在乎今天或明天了，当然这个问题问的也并不是今天或明天，而是她要不要依照我的兴趣减一点点，或者依照我的兴趣一点都不减。她要我明话直说，如果我不希望她来，如果我只是因为孩子才希望她来。或者只是因为有衣服要熨，或者由于我又缺少了发泄愤怒的爱情对象。她能从我的声音里感觉到，我已经又对她萌发出爱意，所以我需要她；还有我是否担心，有朝一日会感到厌倦。

有的时候，她不跟我讲这么多话。还有的时候，她只是来，来，来……我告诉她，在我看来，她现在这样就不错，可以接受。之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你多重？……是不是因为你心脏的缘故。这些关节，还有血液循环。天哪，这两条腿要背负多么肥硕的负荷呀！”她尖叫起来，问她的身体怎么肥了：“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愚蠢的肥佬！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在跟谁讲话？你清楚她是什么人？难道你真的什么都忘了？你说，我到底哪儿肥？明天我一毫克一毫克地亮给你看，只要你能从我身上找出一丁点儿肥膘，就让我不会再有高潮！”

她的话，让我们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要知道，如果说高潮，谁的高潮也不可能像她的那么高。一旦她坠入一次高潮，就很难从里面爬出来。“这是多大的缺陷啊！”她嘎嘎狂笑。我丝毫不知她将什么时候坠入高潮，但是该怀疑的时候我还会怀疑。“回头我用耳朵给你暗示，胆小鬼……”话说回来，她一旦真的告诉我她坠入了高潮，我立即就能够察觉到她脸上的变化，血管暴突，皮肤绯红，燃烧，辐射，滚烫，出现红斑，眼睛既闪亮又疲惫，黑眼圈（“牧羊人的表袋”），整个人都成了快感的化身。“但是在你身上可以看到一切，什么都能从你脸上读出来！”她毫不在乎地耸了耸肩，那又怎么样！现在，她这副样子根本不可能到街上去，非要闹出丑闻不可，她会搅得全城鸡犬不宁，更不要提黄毛的嫉妒鬼了。而且我也别那么自以为是，别以为从她脸上读出来的东西不涉及我……因为除了我，还能是谁？她再次自负地耸耸肩，噢，这漫无尽头的风雨人生，并且咯咯发笑。

她说明天来。我怀疑的程度跟我不知羞耻的程度差不多。

38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我恨这种状态”，她用英语不厌其烦地重复，但心里实际在想我。她无时无刻不在想我，想得昼夜颠倒。她的肚子就像一只木桶，光泽熠熠地鼓出来，我真的很喜欢。她一本正经地宣布，她是约翰·列侬的妹妹，听到这话，我笑着藏到她的两腿间，脑袋前伸。（我想象中的她，置身于我想象出的虚构帝国里一块不可思议的魔幻之地；落地灯照亮潮湿的洞穴，照着卡里加里博士的裤子；正朝窗里窥视的嗜血狼正在渴望着民主；女人给了它；嗜血狼加入了欧洲，女人出于对自己的厌恶而洗浴，很像《蓝天使》里的玛琳·黛德丽；想象，渴望，憧憬另一片土地。）她熟知关于约翰·列侬的一切，包括所有研究文献和全部歌词。“我正坐在玉米片上”，她会说出这种话来，“我是一头海象”，或者类似的句子。对她的话我一句也不信，可我还是一次又一次满心渴望地期待她宣布：她是约翰·列侬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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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我爱她。她是那么肥胖，就像一个美国人，一个在穷人的迪士尼乐园里、有本事忍受这般肥胖的美国人，肥似柜子，胖如河马。她打扮起来，穿上阿拉伯式长袍或古罗马式长袍，显得极具诱惑力，因为看不到的地方可以通过看得到的地方推测出来，我能直接看到的只有她的脸，虽然圆，但一点不胖，没有给人胖的感觉，用我的话说是“富有”，甚至“有戏剧感”，我之所以这么说，既不是想给“丑陋”起一个别的名字，也并非表示我对丑陋有着素来已久的（显而易见的）被诱惑倾向；事实恰恰相反，美本来就可以具有这种所谓的“戏剧性补充”，使这种美既生动、鲜活，又无拘无束、不可预测；力量充沛，简直像个体育健将；两道眉毛的优美弧线，直到现在都俨然一位年轻姑娘，把一个淘气的小丫头偷渡回往日岁月；鼻梁的刚硬线条为她添加了某种古典与永恒。充沛、优美的永恒——所以，这里应有尽有，这种“富有”是客观现实。她的头发也肥厚，浓密，披散如瀑，狂放不羁，不可捆绑，不可约束。无论怎样的发型尝试均告失败，长发恣意，放浪不羁：虽败犹荣。

假如我看到她这样打扮，穿上阿拉伯式或古罗马式的长袍，那种“富有”的感觉就会扩展到她的身体，那种爆发感、戏剧感、自由与不羁。这是肉体的狂欢节！更何况，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很美丽！至少非常有诱惑力。不管怎样都充满渴望。爱欲旺盛。贪婪自信。噢，她不是这样。她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比什么都更友好，不感到厌恶，不为之自豪，也不听天由命。她爱自己，爱得热烈、忠实，非常忠实，而且没有丝毫任性，称得上自然而然，这种自然而然的同情心投射到自己与自己有关的所有领域，并且以此调整自己与身体的关系，让自己与自己之间、自己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能够适应她的身体。接受，并非关爱；快乐，并非获胜。

人群让我感到震撼，晕厥，瘫痪，几分钟都喘不上气来；觉得就跟做梦一样，焦躁不安地期待苏醒。因此，当她一个人更衣时，我的恐慌逐渐升级，她动作猛烈、迅速地从长袍里钻出来，我被迫进入她的观察者角色，与她保持距离；如果我还想接近她的话，那么闭上眼睛，逐渐将她纳入我感觉器官的私囊，点滴的捕获都为进一步的捕获提供保证。我本来有机会得到她的。可惜情况未遂人愿。就连出于安全起见、可以称为“胸部观赏”的可能性都没有，我没时间观赏她那令人跪地投降的惊人尺寸，由于随着乳罩扣的咔啪脆响，她的胸部，她的乳房轰然坍塌，失控于重量与万有引力，肌纤维的特性与状态勾勒出轮廓，并以这种方式丧失了独立性，它们不再是什么可以独立观摩的东西，既不硕大肥胖，也不触目惊心（如果说触目惊心的话，本该是它们）——它们变成一个无可名状的暴行的一部分，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这对乳房首先是：与身体连为一体；一座（一座座）连向后背的肉的峰峦，稍后回想，布满了称得上“细腻”的皱褶，不过，我还是没有时间仔细揣摩眼前的几何学景观（这两座峰峦是如何连接到她脊背那片让人感觉紧绷的平原上的？或者说，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相互连接的？这两道一同奔涌的波涛是怎么形成的？它们又是以什么方式相互影响？是彼此削弱，还是彼此助长？）。我没有时间琢磨，只有在这赤裸中追逐与驰骋，因为她已经开始穿裙子，与其说她穿，不如说是裙子自己套上去的。她从裙子里也可以想逃就逃，就跟她穿衬衫时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脱身出来，似乎她跟衣服的关系比谁都自如，毫不受约束，一切取决于她的情绪，如果她想，可以信手扔掉，如果她想，也能自己穿上。

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超乎所有的想象。让我们忘掉费里尼电影里的强壮妇人吧！让我们忘掉远祖的女性吧！让我们干脆忘掉女人和男人，干脆忘掉人类吧！让我们忘掉白色吧！让我们为它蒙上面纱，这白色，这令人作呕的皮肉的白色，与世间万物都不相像，一切都该蒙上面纱，一切都只是她自己，什么跟什么都无相似之处。噢，一个不具任何可比性的世界是何等危险，充满威胁，难以预测！无论是雪花、雪花莲、雪花石膏、雪白的陶瓷、雪绒花似的鼠曲草，还是煞白、苍白、面无血色、死尸一样的惨白，一切都不能与她相提并论。有时候在她的肤色里，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幼稚，这种幼稚显然不是“非无机的”，而是远离生命。在这种陌生、独特、吓人的白色里、颜色里和物质里，旋转着新的肉的波浪，新的皱褶，尤其是：悬坠的，垂挂的。比方说，她的肚子并不像木桶或者大锅，而是像令人毛骨悚然、重叠挤压的大网油。

难以习惯。好在里面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如果实话实说，这并不让人觉得恶心。假如她肚子朝下半侧半卧，马上就得去小便，“压着我的膀胱了。”她总是这么解释说。也许时间久了，括约肌也松弛了。她二十岁时就是这样。或多或少由于某种已能称得上习惯了的原因，跟她无法做爱，因为这些耷拉的、悬坠的、垂挂的肥油将那个地方封闭起来，遮盖起来：转移了人的注意力。她的臀部也不是两个（坚固的）半圆形，也没有将之分割的黄金边界，而是鼓囊囊圆滚滚地抱成一团，绝对唤不起对可爱的潘诺尼亚或妩媚的托斯卡纳的记忆，而是毁灭的陌生与沉重，荒芜的庭院，废品收购站，生锈，漏水，淤泥，堆满破烂的垃圾场，给人造成绝望的印象。经过多少无能为力的尝试、忙碌和挖掘！她似乎自己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惊诧。好像我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她身体的男人，不过，显然每个男人都要寻找一条不同的路径。“我是通过男人抵达自我的。”她悄声耳语。

对我来说，最终存在两条路，有两条主路展现在我眼前，而且都是靠老派、羞涩的审慎思虑无法发现的。如果说有什么与众不同，那就要谈谈这两条路，女人同样也是通过这两条我常走的、常走来走去的路抵达的自己，我就像卡夫卡小说里在法门里站一辈子的主人公。就是它，这是命运为我作出的安排。别无他路。被赐予这两条可行之路的人——我，是我——可以感觉到，只要他还能走在这条路上，他就是生活的王子。无论前边，还是后边：都是白花花的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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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不认识她。我们没有相互介绍。在一家饭馆里，她坐在我对面。（假如事态真能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肯定会常来这里，虽然我们会瞧不起那些总点同样饭菜的情侣，但是我们却缺少蔑视自己的勇气。白萝卜上市的月份，这种眩晕我不细述。我们真想吃到对方的盘子里去，真想喂到彼此嘴里，即使会招致对方的恶心，那也不稀奇。）她的饭量大得惊人，饭菜几乎是耙到嘴里，简直就是饕餮暴餐。天哪！她点完一道又点一道。她的大腿瑟瑟抖动；就跟马鬃一样蹭着肚皮。我很希望能够认识她。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奥玛尔”，这样我能跟她又接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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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爱她；她恨我，我恨她。她仿佛就像我的妻子。威胁四伏，一切全都充满着威胁，危险莫测，简直无法比拟，无法形容。这个女人看起来似乎像是个人，好像真是一个人似的。她瘦得如同一只小鸟。汗毛柔软。如果我把手掌放在她的后背，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心跳。（她有一副轻盈的火鸡胸脯。）我还能感觉到她的肩胛骨，犹如她的一对翅膀，一对被折断翅膀后裸露的骨棒。如果她痒痒了，我为她抓挠。她的骨骼十分优雅，不过我很少这样说。她的想法有时很像卡洛伊·米哈依[19]的妻子安德拉什·卡汀卡，在她的脑子里总是装着整个世界。她只对全球性问题、普遍的人道主义义务、人类文明的困扰进行思考，诸如臭氧层问题、库尔德问题、阿富汗问题、车臣问题、卢旺达问题，以及罗马尼亚孤儿院、巴西原始森林、塞尔维亚难民营、索马里饥荒等种种问题。她的手也布满柔软的汗毛。摸我的时候，感觉像甲壳虫（昆虫，蚂蚁）在我身上爬。因此，当她出远门时，比如说去艾尔戴依地区捐赠衣物，到萨格勒布组织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人的秘密聚会，或去维也纳参加包括她自己在内五个人的保护河马示威活动，我在花园里踱步，观察蚁群，检查蜂窝（上次，一窝马蜂在邮箱里筑巢，我用木棍将树叶挑出），密切注视苍蝇与蜘蛛的（相当不公平的）战役，我并不厌恶那些爬进耳朵里的小虫子（害怕还是害怕），一旦到季（与白萝卜上市的月份相同），我会观察金龟子的动向。无论接近什么，她都抱有基本的准则，接近我也是一样，就连她自己的骨头都不例外，然而那些骨头是世界上最值得关注的骨头，是那个官能世界的基石。假如有谁以为我们俩的天性——她的原则性和我的具象性——恰到好处地相互补充，那真是大错而特错了。我触摸她揉搓她，她则通过思考获知我的整体形象。我在大床上，她在大脑里。这听起来似乎一切正常，似乎在天地之间有一座桥梁，可实际只是一种匈牙利式的闷声微笑。

42

有一个女人。她爱我。但是并没有爱得要死。当我还是一个风度翩翩、身材瘦长的年轻人时，我有时买花送给她，尽管我不常向女人送花（更不送剑兰），但有时我还是会给女人买花，送女人雪莲花（偶尔也送剑兰）。这种时候，我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突如其来的内心谴责，那种背叛的不安，苦杏仁的感觉。当我把这些告诉她时，她使劲点头，对我内心的重负表示理解。“经过这么久的搏斗，”她严肃地说，同时将鲜花插到水里，“或许你真的爱上了我。”并且马上，突然，掀起她的裙角，向我展示她的大腿，大腿内侧，磨得起毛了的黑丝袜。令人惊悸的场面呈现在眼前，惨不忍睹的弹坑，如同一次大爆炸。就像被老虎撕烂了一样。让人看了以为是平行排列的残酷抓痕。长袜的丝线，黑色的线头在晃白的皮肤上飘摆。开始与老虎肉搏。（从那之后，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在三月十五日独立节或足球联赛的比赛期间，当正播放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或某个女人来月经时，当0号环路某一重要路段竣工或在刚刚喝完开胃酒后，焚烧枯枝败叶的时候，洗碗的时候，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患感冒时或甘油三酸酯指标可怕地升高时，暖气刚开始供热阶段，叶利钦的结婚纪念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日[20]，膝盖的一处伤口化脓的时候，或当艾菲·布里斯特[21]死去时——我重复的还是刚才那句话，只是人称变格有所改变：经过这么久的搏斗，或许我真的爱上了你。）

43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我爱她。她有那样一双玉腿，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么富于装饰感。或许只是她的丝袜？烟灰色配上银线的光芒再加上做工细致、不再时髦了的丝袜吊带？“你盯着看什么呢？”她突然傲慢地问，“你以为那上面写着我是谁？”我颇为自负地晃了下头，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确实写在上面了。我将视线移到一条大腿上……实际是移到丝袜上，我知道……我鼓着嘴啪啪弄出几个响声：我知道谁是谁的小兔崽子！我得意地点头：没错，我知道。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那时我还风度翩翩、身材瘦长）。数百万次我将这两条腿环在我的脖子上，数百万次我将我的脸伸进这烟灰色大腿上银线的光芒中，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知道她的底细。不过对这个我也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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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恨她。依照时间顺序，最先吸引我的是她的大腿，尽管她还有漂亮的胸脯，今天我迷恋她的大腿，她的大腿内侧，天鹅绒般柔软的那一部分。我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摸它舔它。不管她做什么想什么，都会大声地讲出来。如果她不想让我停下，她会说：“你别停下。”如果她恨我，她会说：“我恨你。”如果她洗碗，她会说：“我洗碗。”而且还会说：“我将要洗碗。”如果我或谁进屋晚了些，她会说：“我洗碗了。（别怪我，我洗碗来着。）”让人感觉，好像一切都在光照之下，包括一切潮湿、阴暗的角落。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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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恨我。我恨她。但我什么都不能肯定，因为，与她有关的一切我都忘了，除了她的脸。我对她的脸负有责任。她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假如她在电话里给我甩脸子，或者说她在电话里一副冷脸，她会这么说：“现在我在电话里一副冷脸。”我问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即使我的问话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并没有向她排除我现在说话时也是一副冷脸。“因为，别浪费了我的脸色！”她说完后得意地嘎嘎大笑。我能从她脸上读出我在过去一个半小时里发生过什么。我读她脸的次数越多，知道的次数也越多。只要我想知道，就读它好了。是否没什么好读的，我不知道。我傲慢得就像一只小公鸡。

她的脖子上出现红色斑点，脸上青筋暴突，面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或者说先是苍白得不能再苍白，几乎苍白到了素白的地步，这时候便会出现红色斑点，随后这些红斑相互融合，连接成片，这时她的脸已红得不能再红，几乎已经红得发紫，随即又开始模糊褪色。这就是她的脸色。她整张脸变得松弛，已被耕过，呼呼喘息，局促不安，上面已经留下了痕迹，既灿烂又迟钝，既疲惫又抖擞。我的生活就是这么构成的。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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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在每星期双数的日子里（二，四，六……），她爱我，在每星期单数的日子里（一，三，五……），她恨我，但是每个星期她都试图改变我的生活。有一个星期，我说不清是双数日还是单数日，她谈到婚礼，隆重体面的婚礼，婚礼上不会有任何人缺席，随后语气淡漠地叫着我的全名以您相称。她有一股跟新足球近似的皮革味儿。如果我摸她的大腿之间，我的手会冻得发青。好像她来自莫斯科，我心中暗想。莫斯科，莫斯科，莫斯科！春天的女阴，气味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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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对于是否恨我，她犹豫不决。如果我望见她披着无袖的斗篷迎着春风翩翩而行，我会感到一阵倦乏，仿佛是被魔法击中。我唯独对这种倦乏难以忍受。仿佛是在音乐厅里，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困意降伏，开始想打哈欠，眼皮难以支撑，脑袋频打瞌睡。她瞅了我一眼，以为是她无法自制的倦乏传染了我，伤害了我，因此向我表示歉意。我由此变得精神起来。毫无疑问，她穿着超短裙。两条大腿（也许是丝袜？）竟那么长，就跟六十年代时髦女郎穿的一样。我充分利用误解的优势，不仅上下打量，而且收放自如地与她夸夸其谈，语调亲切、风趣、轻松调情，并且带着意想中的兴奋。我讲话的情态是那样平和，仿佛云雨之后，将我们两人漫卷其中的浩瀚的平和。正是这一瞬间，我对她产生了欲望，她也恰在此时此刻，能够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恨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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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我一旦看见她，就要深吸一口气。如果在上午，我会感到眩晕。焦虑不安。焦虑之中，我会打哈欠。这种焦虑也会传染到她身上。我们站在那儿，她的身上带着安逸、机灵、出自天性的亲切、悄然无声的动作、谨慎、羞涩、纯洁、高尚，以及明智的清白；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带了些什么，一片空虚，我体内也只有她的存在，她的安逸、机灵、出自天性的亲切、悄然无声的动作、两只微颤的乳房、柔软的汗毛、谨慎、羞涩、纯洁、高尚、大腿的擦蹭、突然畸形的脚踝，以及明智的清白，我们站在那儿，无助地冲着对方打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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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从每个骨节里散发着色情。大脚趾，膝盖窝，胳膊肘，龇着的门牙，无论她身上哪个部位，到处都是性感带。就连周围环境也成了性感带；只要我走进她的厨房，她就开始兴奋起来。“我也没办法。”她像小姑娘一样咧嘴笑道。只要与她的身体有关，只要与她的性感带有关，不管什么都奇妙无比，除此之外没什么好的。生活给了她不少考验。她已独居很久。（但是自从……）她为了儿子活着，给予他所能给予的一切，并且做起什么帽子生意。她是灵巧、聪明、无情的生意女强人。只要她将手伸向哪里，哪里就会来钱（我是个例外）。只要一听到她的指令，我的胃就开始痉挛。只有我们在床上时，我才不怕她。那时候她对我就跟对儿子一样，给予我所能给予的一切。简单地说，她对我的态度跟对光顾帽子店的二手商贩相差无几。她像是个批发商。无可掩饰，物质利益决定一切。假如我真能在她的商业生活里找到自己的更佳位置，那就再好不过。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意味着我在她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我既不会让她腻味，她也不会对我出手太狠；我既不会把她钉上十字架，她也不会将我彻底消灭。然而，由于我在挣钱方面是个笨蛋，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还没来得及像模像样地穿好衣服，就从她家狼狈逃窜。我用一条腿蹦着套上裤子，仿佛是一部乏味无趣的喜剧片里的镜头。上了地铁，我还没有扣好衬衫的纽扣。鞋带也是在楼道里系上的。我的宝贝儿，这时候我自嘲地暗想。邻居们则讥讽地注视着我，但是连个屁也不敢放，因为他们非常怕她。要是换了他们，恐怕连像我这样连滚带爬地逃走都来不及。逃走，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机会。

50

有一个男人。恨。不对，说来说去还是个女人。她是语法规则的奴隶，总是一刻不停地造什么句子。她只用单数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让我看看，”她这样说，“应该知道，”她接着说，“爱德华，威尔士郡价值何在？”她说“每周”，不说“每个星期”。更不要说那口头禅似的“要是”了。她还喜欢用“依克动词”！无论这种努力是多么无望！对了，还有挂在谓语词尾的能愿句变格！用不着去舔公众舆论的屁股。

“我有话想跟你说。你看，这里有几句话。这些话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说，是因为你在。所以我能够讲出来。这些话我只能对你讲。但是……但是，还有一些属于其他人的其他话，要是那些人死了该怎么办？难道那些话只能在那些人存在的时候才能够存在？你明白我的烦恼了吧，这些烦恼把我的大脑搅成一锅糨子，可是，没有办法……那时候，难道这些话永远不能再讲了吗？跟你讲也不行？”

谁知道她指的是些什么话，是些关于什么的话。

她曾经有过一位很要好的密友，叫哈莫莉·波茜卡，死的方式跟《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柏辽兹一样，被有轨电车轧掉了脑袋。她看到女友的脑袋滚到一边。这个哈莫莉·波茜卡马不停蹄地猎捕男孩，就跟男人猎捕女人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说，她很理解克鲁迪，换句话说，辛巴达[22]不仅多愁善感、充满梦想、有男性魅力，而且茫然空寂，需要，需要，需要充满。辛巴达是“需要”，不是“我要”。（噢。）她是一个生意场上的女强人，只要把手伸向哪儿，哪里就会来钱。这不仅叫她心痛，还让她害怕，害怕自己被人利用，而且还真被人利用了。每天拂晓，她们都要见面，在玫瑰山丘上有一个小地方，一个她们的小地方，那时哈莫莉·波茜卡已经很累了，可她在这时最有精神，她们谈得滔滔不绝。不管什么，她都听得津津有味，无论什么样的狗屁故事，因为辛巴达的故事只有很少一部分算得上是首饰上的镶金，那只是冰山的一角，大多数时候的她，冰冷，渗漏，瑟缩，逃跑。幸好，当时她在那里。她们在一起笑过那么多那么多，不仅笑过许多男人，还笑过许多女人，因为男人和女人，实在找不出太大区别。

现在，我能听到至今为止只有哈莫莉·波茜卡才可能听到的那些话。我感到十分尴尬。我想走。我离什么太近了，对此我还没有——还不适合，还不成熟，还不感兴趣——做好准备。从时间上说，我不是哈莫莉·波茜卡。

“你别走。”

51

有一个女人。爱。她有过一个丈夫，她有一个过去的丈夫。当我想起他时，这种情况相当偶然，我会这样想：他是我们的丈夫。如果我问她，她的前夫是否爱她，她便会懊恼地耸耸肩说：“这个可怜的卡萨依，现在情况不怎么好。”卡萨依是她过去丈夫的名字。

他没给自己找到女人、伴侣或者其他什么人，可他是一位魅力十足的男子，颀长，优雅，清瘦，黝黑，他的身材是那样精壮，虽然现在长了几公斤，但只有那些始终与他来往的旧相识才可能注意到。他丧失了自信，甚至更多：他丧失了平静。他所丧失的一切，都代之以高声的叫嚷。他大学毕业，意大利语专业，对意大利了如指掌，比如意大利的巴洛克。他知道得实在太多，以至于他吃饭、做爱、读书、踢球或散步都与众不同。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知识多得过分，多得不可思议，以至于白白知道却派不上用场。他不仅知道那封阐述对帕兹马尼评价的最新观点的“兹里尼信札”，[23]还知道在皮埃蒙特小村庄里的法拉克诺城堡档案馆内收藏有一份不完全忠实原文的复制件，感兴趣者只需到那里找修道院；此外，他还知道，只有下午去才有意义，而且别在三点之前，那时牧师先生还在睡觉，要去只能在五点以后，那时牧师已经开始看书，假如我们心里有数，千万不要喝他甜言蜜语（意大利语）拼命向我们推荐的白葡萄酒，那只是为了转移我们对红葡萄酒的注意力，其实他的红葡萄酒才最出色，只是不舍得给陌生人喝。他的学识具有普遍性（的确：有那么显著的天主教色彩）、准确性（哲学的饶舌）和趣味性。看得出来，在他的大脑里装着兹里尼、整个十七世纪、皮埃蒙特的牧师、红葡萄酒的味道以及那个讲述一切的瞬间。

当我最近遇到他时，这种情况相当偶然，他换了一种讲话的方式。我说不出他现在的脑子里装着些什么。“阴道。”他坦言道，他说自己的脑子里装满了阴道，此外什么也没有。他就这么讲话，不仅在两个人的场合，即使在一堆人里也一样；他喜欢使用这样的词汇，比如我提到过的阴道、阴茎、体液。他说这些词时十分享受，似乎在今天讲这些词根本不存在（没有）难堪——即使令人惊诧地脱口而出，也不过出于疏忽、疲倦或礼貌，有时还可能出于爱——不存在另一个世界、另一片河岸，可以从那里遥遥观望，从那里打造希望，从那里敌对或敌视，从那里斥之为莽撞无礼，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此这一切令人不适，觉得别扭，难受得就跟流鼻涕似的。“他没有女人”，这个念头首先在我脑子里闪现，可是这并不符合事实，他有不少女人，他的女人很多，他不断更换女人，不久前他刚又娶了一个，我不认为这桩婚姻会持续太久，因为我看到：他感到羞耻，女人让丈夫感到羞耻——此时此刻，他正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女同事稀溜溜的体液在内裤上涂抹出来的湿漉漉的图案——也许，女人确实会为丈夫无可否认、细致入微的描述能力感到自豪，但是即便如此，他俩的婚姻也不可能长久。

我跟那个女人，也就是他的前妻，越来越多地聊到卡萨依。“他有气胸，这是他的最新消息，近年来他四面出击地追女人，”我讲述说，“一方面利用她们的同情心，利用她们母性的条件反射，气胸，情况严重；另一方面则利用她们淘气的孩子气，气胸，轻飘易飞。这就是可怜的卡萨依近年来的状况。”我讲述说。女人默默听着，之后平静地说：“我得离开这个家。”她的语调这般平静，像是让我把盐罐儿递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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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弄这弄那，转来转去，冲进厨房，启动三样家用机器，微波炉，烤箱，洗碗机。同时还烤面包片。她做出各种表情，如同在一部无声电影里。机器按照顺序依次显示、闪灯、蜂鸣。我是屋里男人中的一个，大家在喝雪利酒，一种老牌、少见的西班牙葡萄酒。这酒让我感到微醺，那么甜，那么四处浸润的甘甜，简直让我眩晕。在用钥匙锁上了的里屋，婴儿在跟一条蛇搏斗；小姐姐目不转睛地看得出神，她的手在大腿上慢慢挪动。女人此时在热蚌肉米饭，并且在往里边添放虾仁。她选好葡萄酒，摆好餐桌。大伙儿开始用餐。男人们对饭菜赞不绝口。“不太干吗？”女人有些作秀地问。“真有点儿干。”一个男人把脸埋在盘子里嘟囔。“这类问题总共可以问你们几个？”男人都不回答，女人继续忙活，丈夫帮她拿奶酪。“很香。”晚饭结束了。女人趴在桌子上抽泣，两个男人，一个是我，另一个不问也该知道是她的丈夫，空着的洗碗机已堆满了碗盘。那条蛇继续在跟婴儿搏斗；小姐姐自己早已不饮自醉，嘴唇甜蜜，好像喝了雪利酒。这时候我已经不在房子里，也根本不去想什么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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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恨。“我不想跟你讲话。”她明确表示。这话显然该这样理解，她连话也不想跟我说。假如我们的故事富于诗意，她该这么说，她会这么说：她已然连话都不想跟我说了。或者应该这样理解：发生过的事，现已不复存在。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而是现在的事对她来说也不存在，她连句话都不跟我说。从那之后，我对她讲话（仿佛是在跟她说话），我一刻不停地喋喋不休；至少我讲的时候，她不会离开我。不过就在我吸气的瞬间，我看到她溜之大吉。为此，我改变了我的呼吸技巧。

我到一位年长的女演员那里上课。她头发很少，可以说是稀疏，就连前边也掉得差不多了，额头显得更高一些，变成一副宽阔的男性化的额头。她要么绘声绘色、百无禁忌地讲她的情人们，要么给我讲呼吸技巧。她的言谈无忌让人吃惊，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自由，但还是蕴涵着些许的羞涩。她已经不再登台演出，“没情绪演了，”她说，“我没情绪再到台上表现自己，世间万物逝者如斯。”后半句她用拉丁语说。“傻瓜。”她说。我并没有生气，因为她说“傻瓜”的感觉，就像将手指插进我头发。不，她并非出于虚荣才不再登台，确切地说，她只是不再登象征世界的舞台了。并非虚荣。无论怎么讲，她都是一位女性时代的出色女性，只是如今美丽不再，“从我身上看到的，既不是风骚，也不是妩媚，而是激情，我的天使，我身上已经剔除了欲望。我之所以是个出色的女人，是因为我的那些男人都很出色，这个能从人身上看出来。衰老并没能把我怎么样，我五十岁的时候还让人们追在我的屁股后面激动得落泪，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是我自己觉得累了，我的天使，就这么简单，让观众见鬼去吧。如果对世界感兴趣，那么才会对象征世界的舞台感兴趣。见鬼去吧。还有你！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她得意地说。“我也一样？”我眨眨眼睛，就像一个小男孩。我很自信，好像自己熟悉她一样，其实我跟她的关系只不过每周上两次课，每次六十分钟，她从不看表，讲了一段课后她会说：“好了，今天课就上到这儿。”每次都正好六十分钟。既不用把话打断，也不用中断思路，一堂课自然而然地结束了。我想，这也是呼吸技巧的妙用。“你也一样，为什么不呢，你也一样见鬼去吧，我的天使，但是你别为这个生气，这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就是衰老。衰老就是耗损，破损，磨损，衰老就是从这个世界里磨损消失。没有位置，因为没有力量，或者没有兴趣寻找位置。我不是个利己主义者，我对自己也一样，让我也见鬼去吧。利己主义太奢侈了，在这里没有位置。起先我感到很享受，无论什么都不必顾及，好像是在避难，因而感到逍遥自在，什么都不依赖，而且……怎么可能不依赖任何人？！怎么会什么都不依赖？！当我的臀部开始松弛，我便感到要出问题。”当时差一点忍不住问她：那为什么不自杀呢？我想，她知道我想问的这个没问出口的问题，只是让那些可能的改变和行动一起见鬼去吧。

我用已经改善了的呼吸技巧，絮絮叨叨地给女人讲天讲地，讲欧洲，讲匈奴，讲悔罪的玛格多娜，讲圣库蒂·米克洛什，讲勃雅依·亚诺什，讲她的肚子，讲能吃的花朵，讲蜗牛，讲我，讲她，但从不讲年迈的女演员。我主要讲她，讲女人，似乎她并不会因此变得友善、感动、更加关注或受到吸引，我也并不期待什么，只是喜欢讲她。讲得最多的是她的身体。比喻多得像暴风雨。“你就像一张上个世纪末的明信片，在那些棕黄色的老照片上才能看到这样的肚子，稍稍白嫩，让人激动，像柔软的枕头。似乎那个时代人的身体有着某种后来再也不能看到的纯真无邪。也许那时人的身体并不像现代人这样受过太多的健美训练，而是听天由命地自然生长，因而在她们身上折射着大自然的纯真无邪。就像瀑布一样！胖就是胖，仅此而已，并不是什么长胖了。我在那些褪了色的、棕黄色的老照片上看到了你……让我们打个比方……她们的臀部多种多样，然而并不……但还是那么圆实……不像鲤鱼或其他什么狗屁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为了便于行动灵活？她们的大腿同样生命旺盛，好像里面没有肌肉，但还是给人以大理石的感觉。既没有肌肉，也没有肥膘。难道那是肉的作用？”她一脸狐疑地打量我，不知我究竟想说什么。实际我并没抱任何目的——除了那个她反正早已知道的原因，别丢下我——我喜欢欣赏她的身体。吻这儿，吻那儿，更多的是亲她，不时用牙轻轻咬她，咬她的大腿、肩膀、胳膊肘和小腹。犹如一尊雕像活了起来。她的汗毛是多么柔软如丝！女演员昨天说，我的呼吸技巧已经好得不能再好。“怎么，要赶我走吗？”她没有回答。我咧着嘴傻笑，我吃了一惊，以为她要甩了我，这是女性结盟的第一个信号。“您从来没有变老。”我含糊地说。沉默。“喜欢我讲这样的话吗？我的意思是，今后，以后，想要我讲这样的话吗？”“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哦，您要么爱听，要么不爱听；要么嘲笑我，要么感到高兴。因为我听人说，女人总爱听这类没头没脑的蠢话。”“他们说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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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爱。当我亲近她时，在她腋窝潮湿的阴影下，在她的眉眼，在她的肛门，在她肌腱的缝隙内（膝盖，足跟，脖子，手），在她的肚脐眼里，在她屁股的戏耍中，我感到我不认识任何人，不知道任何物，身陷一个陌生之地。什么都无法记在脑子里，只有她。我刚刚看了一眼手表，但一瞅见她，我立即忘了现在几点。由此我感到眩晕，眼冒金星，右臂麻木。我的空间感也发生了改变。我不知道是否出于谨慎，似乎每个人都在蹒跚跋涉。我看到的仿佛满眼都是跋涉的尸体。（但我仍不能断定，这种跋涉是快是慢。）唯独她一个人活着。我挪动得更加缓慢。这让她感到焦躁、郁闷，比如我总是落到她的后头。她以为我想丢下她。我的腿抬得那么慢，以至于我真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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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爱。她只愿意跟我去老式咖啡馆（“孤独的宝座”）约会。现在，她发胖了，牙也有毛病，但我说不清楚毛病究竟出在哪儿，总发出噼噼啪啪、吱吱嘎嘎的声响。“我的牙有什么毛病。”她反复唠叨。她竭力跟我正经地对话，从根本上讲，她试图将地点、时间、行动三者合一。趁她闭口不语，我说，她的声音怎么这么怪。“没有人帮我，所有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结果让我丧失理智，这种时候我的声音就会变低，您的耳朵很敏锐。”“没错，”我回答说，“没有人能够帮助您。”我们两人的心里琢磨的都是我，她怀着爱意，我至少现在态度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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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恨。我觉得她老了，她觉得自己不老，但这并不是我俩争辩的话题。她穿一件涤纶衬衫，颜色鲜艳扎眼。染发（淡黄色）。她乳罩的系带已经卷边露线。脚指甲上有裂缝。她就像个女服务生，既有魅力，又有汗臭，还有浓重的咖啡味儿。她喜欢金钱与身体，也喜欢她自己的身体。她所有的衬衫无一例外地又紧又瘦地绷在身上，肩膀和胸部强勒死拽。乳头却隔着绸料凸挺出来。不过绸料是涤纶的。整个世界都在盯着它们，女人，男人，孩子，成年人，老人，年轻人，天主教徒，新教教徒，穷人，富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白人，黑人，军人，市民，有骨气的人，没骨气的人，有神论者，无神论者，同性恋者，异性恋者，诗人，散文家，等等。我毫不迟疑地表示理解，理解这两枚尖尖的纽扣，这种鳌头独霸，这种任人宰割以及全方位占领（我也理解我的自身处境，不过说到这儿我立即岔开话题）。正是这对小疙瘩赋予了她的生命存在。这个我曾告诉过她。确切地说，我是好心地提醒她。她笑了起来，而且哈哈大笑，好像从我嘴里听到了什么堂皇动听的恭维话，尤其还是当场听到。可我并没有奉承她，而是想转变自己的被动处境。我暗自咬牙：真他妈倒霉！随后我也跟着爆笑得直不起腰，因为除了我之外，没人留意她头顶新长出的一圈没染的头发，没有人留意她那身俗不可耐的打扮、皱巴巴的内裤、长脚气的指甲，所有人都只看到那对令人发狂的小疙瘩；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看她像个不修边幅的女服务生，既有魅力，又有汗臭，还有浓重的咖啡味儿，没有人看到这一面，而这才是她生活中的真实样子。

她轻蔑地朝我瞥了一眼，仿佛在问：难道我得心怀感激？难道我应该爱上你？或者类似的什么意思？难道在世人眼里我不过就是这么一对小疙瘩？好吧，就算是这样。那你又是什么狗屁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们相安无事，我和这对小疙瘩，我们之间从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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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她爱我。）夏天激情绽放，就像在五月阳光照耀下的一只清晨的金龟子：从呆滞中暖洋洋地苏醒过来。她穿一条左飘右摆、如鲨鱼嘴张合的迷你裙，毫不在乎裙角短得与她的年龄不大相称，不错，这样一来使她那双玉腿格外抢眼，上衣宽松，好似风帆——无拘无束地恣意招展。她不刮腋毛，吸烟很凶，指头焦黄；每隔一段时间，鬼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她试图戒烟，这种时候她萎靡不振，为此她感到极度自豪。之后她实在坚持不住，要我把烟吐到她脸上。她一副闭眼深吸的享受模样，惹得我对那袅袅青烟都感到嫉妒。她经常神色忧郁，根据我粗粝、笨拙的健康思维方式，我把这种忧郁理解为情绪低落，于是我极力逗她开心。虽然是误解，但我毕竟将蛇引出了洞穴。她像中了魔法一般，冲我微笑。我则狡黠地咧嘴讪笑，自鸣得意。不过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苟延残喘的原则可能在这里也适用，她持久的忧郁，使我为了哄逗她而自陷困境，她出洞的时候，我却身不由己地失足滑进另一个由我们自己搭筑的、杂乱无章的巢穴。她不但从来不哄逗我，而且相反，用鞭子抽我。她告诉我，她想跟我严肃地交谈。她的确能跟我严肃地交谈，并能让我相信，我们的交谈与我无关，而是关于严肃性，这样可以让我不那么害羞。其实，我根本就不害羞。最要命的情况是，她神色忧郁，并想跟我严肃地交谈。比方说，她会转眼跟我以您相称。甚至在床上。她说：“您是我的住房。一个安全的支点。我抵达了您体内的港湾。”我并没有呵呵地笑起来，而是垂下头，想我自己是多么爱她。如果将爱情演绎为思想——是可耻的！这些年，她的皮肤颜色越来越深。难道有色斑？更像是阴影。她的身体被阴影笼罩。她像遛狗一样牵着一只公鸡出门散步。无论去哪儿都带着它，逛商店，下馆子，去火车站，去飞机场。一边走一边跟哄孩子似的逗它。我不喜欢那只公鸡，它的名字叫查尔斯，小名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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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她恨我。）当她刚一跨出饭馆的大门，就会原地点着一支烟卷，我立即问：“为什么？”或者，当她早上睡眼惺忪地伸着懒腰转向我，跟瞎子一样在闹钟旁边摸索着抓起一支香烟点燃，我马上会问：“今天这是第几根了？”我试图以理服人，给她讲医学知识，讲吸烟的致癌率，讲肉眼可辨、有焦油（可能是焦油）沉积的透视肺片，黑色的霜纹。我主要是提醒她环保的重要性。“对你来说雪崩很无趣，是吗？”我问。（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向我暗示，要我将自己视为“雪崩”；还有的时候，让我认为自己很无趣。）“雪崩的日子经过了精心测算。”“雪崩是个可怜的孤儿。”她笑起来，将烟喷到我脸上。我朝她身上倾盆泼去的阐述性评论、知识性讲解、恼人的问题、苦闷和喋喋不休的讥诮警示，并非出于报复心理，她心里对这个很清楚，她知道我是跟着理性走的人，也就是说，我帮助理性获取胜利，她有时从原则上支持我——想来如此，她表情夸张地使劲点头——每隔一段时间，她也会感到腻烦，结果是，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会做出一个难忍已久、烦躁不堪、不屑一提的动作回敬我，我心里顿时被击中要害，感到屈辱，但我不会因此放弃，话说回来，我也没什么别的能做，我不会放弃，不会让她从我的身旁擦身溜走，我会死皮赖脸地跟她一起，并跟鸭子似的瘪着嘴嘎嘎道：“不，这样不行，我的小娘儿们。”我们开始推推搡搡，我用力攥住她的手腕，我从她脸上看到恐惧，为此我感到羞惭，她从我脸上看到羞惭，因而怒火中烧，她的怒火增添了我的勇气：决不能让她在我跟前逞强。我再次抓住她的手腕，她感到疼痛，倒吸凉气。但这一切都对雪崩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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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她爱我。）说不上爱，但也谈不上恨，不如说好奇更准确。而且她就像一个马来女人，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在马来女人的脸上和眼睛里，每个匈牙利男人都会看到不灭的欲火。假如看不到，就会懊丧地对她说：“滚吧！”并朝她的屁股上踢一脚，“这块‘巧克力’摆在这儿做什么？”匈牙利男人说。每个匈牙利女人一旦得知马来女人的遭遇，都会同情地落泪，并且挽着马来女人的披肩发说：“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头发盘起来呢？你这样很像吉卜赛人，我的心肝儿，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说罢接着又哭一会儿。

好奇；感到好奇。而且总是不停地调整姿势，这确实很容易让人误解。在一家相当传统的咖啡馆里，她像土耳其人一样盘腿而坐，上身前倾，环臂抱膝，而且越贴越紧，最后膝盖抬得和脸一样高。至少给我是这种感觉。（有必要知道，她平时用来走路的膝盖当时到底在哪儿……）将各种文化融会贯通不仅是她的业余爱好，而且可以说是癖好，她总是在这类问题上冥思苦想，她的这种疯狂显得合情合理，想来她被人看作是吉卜赛人。

说老实话，假如我没能在她眼里找到色欲的火焰，我自己也会失望的，但我永远不会踢她。假如看到了火焰，燃烧在炽热的憎恶与快感之间，我不会认为是我的错。我最喜欢的不过是，她看上去处于所谓的真实状态，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在她的脸上和眼睛里找到那种幻觉似的坠落，我会当时抵达高潮（具体地说就是射精）。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乡村还是首都，在匈牙利还是在维也纳，在独裁社会还是在多党体制，我都能一眼看出她是否恼羞成怒或感到自豪，至于为她自己还是为我自豪，这个我难以判断。她递给我手帕让我擦拭。手帕，象征着我生命中的最强项。我已有237条手帕了。我希望能攒到千条以上。我经常一次又一次地沉思，到那个时候将会怎么样，但总是想不出来。237或1002，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也许这恰是我身上的匈牙利属性，1002，才是所谓的匈牙利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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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她恨我。）我爱她。在那时，时不时地我还真能杀了她。也不能说是杀了她，因为杀人我还是做不到，我想说的是，但我能够扇她的嘴巴。抽她个满脸青。抄起盘子朝她摔去。或者抄起高压锅。不过，这还真可能要她的命。或者我抓起长刀向她戳去。但这也不是为了杀她，而是为了干点什么，为了活动活动肌肉。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肌肉干点儿什么。最危险的是，我会咆哮着举起整张桌子，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并非在开廉价的玩笑；二是许多天以后也能让她记住，什么是她不该做的。乍看上去，这毫无疑问是对立冲突，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无事可做。要知道，她也处在行动之中，主要是出于迫不得已，她也要干点什么跟我争个平手。不过不要误会，别以为她也可以跟我一样举起桌子。那会令人忍无可忍。因此，我要么戳进她的嘴巴，要么就以其他的方式跟她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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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X。（她爱我。）与其说她恨我，不如说她爱我。主要还是又爱又恨。我们两个彼此害怕，她怕我，因为她怕所有的人，我怕她，怕我不认识的那个人。我的脑袋里有一些假设。我们的故事是从她的乳房开始的，而且早在卡达尔时代我就已经与它们相识。我们仨之间结下了友谊。假如我捏紧自己的乳房，其实她的也没有比我的大多少，但我并非出于自恋情结才喜欢上它们。“即使我忘了你和你的影子，我也会永远记着它们……”她的一侧乳房上有一块割伤或砍伤，她担心这会吓着我，那里有一个陷入皮肉的凹痕。其实她坦率地告诉了我，但我还是没有回应，想来，我要是反驳，就该有反驳的必要或受惊的可能。不过我还是问了她，问她的乳房是否还敏感，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白白忙活，因为我有个熟人，曾在婴儿时被大人忘在了阳台上，结果乳头冻伤，丧失了知觉。“我的没受影响。”她闷闷不乐地说。我上上下下地埋头亲吻。看来它们获得了及时的茁壮成长。她的笑最娇媚迷人。简直就像神的见证。轻蔑地撇着嘴，通常会稍稍俯视，她觉得我还是个孩子，说我的感情是孩子式的，我的想法也是孩子式的，比如我会突然送她礼物，不是我买的，就是我亲手为她做的。即使在床上她也这样说我，说的时候带着淘气的微笑，似乎觉得我的孩子气很正常。但我还是希望她有朝一日把我称作男人。“你真是个男人！”她要能这么说就太好了。算了，无所谓啦。我习惯跟她的两个乳房聊天，对一个用昵称，你，对另一个则用尊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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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X。（她恨我。）她的眼镜遮住了她的整张脸，活像一只蛤蟆。她丑得超乎人们的想象，而且能做出超乎人们想象的丑样。她的嘴滚烫，不过有时干裂。她非常聪明，对伊特鲁里亚人的知识了解很多。那时我的左肩会感到突然的刺痛，照暖气修理工的说法，是因为毛石墙释放的冷气。女人神经紧张地弄这弄那，打开皮包，然后合上，冲到书架前，伸手摸到一本书，想要取下，但是最后还是没取。她为爱而感到羞涩，爱，她早已戒掉了，所以感到惊慌失措。她的眼镜变得越来越大，恨不得连我都能一起遮住。她的咖啡煮得糟糕透顶，她向伊特鲁里亚人求助，可那些人早就死绝了。她浑身痉挛地拥抱我。我装作不小心的样子，故意碰掉了她的眼镜，看着她手脚并用地满地寻找，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窥视她的裤子布料在她的屁股上窸窣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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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等等等等。她恨所有的人。只要她有机会，还会伤人。不但不给任何预示，而且编造错误信息；在孩子之间制造矛盾；挑拨我的父母；离间她的父母；对周围的邻居更不会放过，先是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然后是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她的招数层出不穷，有时放弃某种最为有效的武器或伪装。直截了当，不戴面具，随时随刻惹人憎恶。如果她不做点什么坏事，就会觉得自己不舒服。她故意往自己的生活里撒盐；偷偷把过期的月票塞到孩子们的月票夹里；故意不挂好电话听筒，并且举报私接分机的邻居；在房间里拴一根尼龙线，如果我母亲被绊倒了，她把一切罪过转嫁到我头上；夜里她把闹钟拨慢，好让全家人早上迟到；她连眼都不眨地矢口否认自己毫无阻碍的高潮，可在那一刻，她享受得口水直往下淌；她趁我不备偷改了我的税务报表，之后写匿名信让人警惕我的不轨。这种持久的兴奋、对实现的渴求、作祟（干坏事）成癖的心理和滚烫的欲望，总在分秒不息、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伤害，处于有害的状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大自然的奇迹。别人也可以这样对她，这种与生命相系的激情关系赋予了她某种威信。生存秩序的破坏者——这是一个特例。每隔一段时间，她蓄意从我的藏书里挑出一本我喜欢的书，并把书页粘到一起（当然是把对开的书页粘到一起）。之后，当我抽出一本博尔赫斯的书，想重读他的一篇题为《〈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的小说，结果发现手里的书变成了一块傻沉的砖头，一部石头的秘籍，我拿着它，就像手持一块盾牌。在这一刻，我已经成为了什么人，准确地说，我已经不再谁都不是，因为假如她不这样一心一意地恨我的话，我谁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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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等等等等。她一喝香槟酒就感到难受，胃里翻腾，通常还要恶心呕吐。我厌恶而温柔地捧着她的脑袋，一些秽物，某种块状的东西甚至从她的鼻孔里喷出来，流出去。她只认名牌，准确地说她只认优质产品，比如说，专爱喝匈牙利产的蓝牌香槟。她骄傲地说，喝蓝牌香槟会让她的手又冷又潮，还能叫她的膝盖开始发抖。不过，我别把这当成爱的自白，也别视为夸奖，对她来说，我并没有充当人的角色，更不要说作为男人了，她并不想纵身跨到马背的另一侧。我情绪激动地连连点头，想来，当时还有一匹马隔在我俩中间。我从未看过她的全貌。有一次我看到她的眉毛，她的两条眉毛，与此同时，还看到了它们逐渐稀疏与浓密的全过程；还是那次，我有幸看到了她的眼睛与她虽然温柔、但不乏果断的目光，不错，当时我跟平时一样，没能记住她眼睛的颜色，然而过了一两年、甚至十年以后，我恍惚记起她目光的颜色，好像是棕色，而且是一种那样的棕色，类似的棕色，隐约记起有一个黄斑，柠檬的颜色，但也有可能我记混了。有一次我看到她的手，我不知道是冷还是潮，似乎苍白没有血色，我首先注意的是她的指甲，我猜她习惯咬指甲，尽管我的猜测未得证实，她还爱咬指甲边缘的皮肤，直到现在一直在咬，大拇指和无名指的甲沟红肿，估计有炎症。我从没看过她的膝盖，所有关于她的腿抖的情况也说不出什么。我从侧面看过她的乳房，高耸，颤抖，轻跃，弹跳；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快乐的乳房。她的牙齿可以用“神秘”来形容，似乎有点什么毛病，不能排除我们看到的是假牙，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给人以满意的解释。我还看过她的屁股，在她走路的时候，从她的背后，当她渐行渐远时，美臀，丰臀，我也不知该怎么形容。除这些之外，我这辈子还想能看到她的头发、耳朵（检查卫生）、脖子（我曾从正面瞥过一眼，当时她出于紧张咽了口吐沫，咕噜一声动了一下，好像她有喉结一样），我想看到她的锁骨（盐罐子）、肋骨、如同翅膀紧收的肩胛骨，乃至她身上从顶骨到胫骨的每一块骨头，我想看到她的肚子、青春的头发，乃至她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她的肚脐，乃至她身上的每个孔洞，她肚子下的毛丛，乃至她身上的每处毛丛。别的我不想看到，我只对这些双目圆睁。（她将香槟酒瓶紧紧夹在大腿之间，就像那是她的阴茎。“最后倒霉的还是我。”我俩中的一个人说，香槟酒从瓶口里溢了出来。我与其说想起一个偶然的玩笑，不如说在想香槟酒，所以我还想看到她的阴道，而且是眼对眼，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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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等等等等。我们从很早以前就相处甚好。我爱她，因为从她的本性/我的本性上讲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或许我并不胆小怯懦，而是被那么多共处的时间打动了；我指的并非我俩共同的经历，我并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我指的也不是所谓“共同度过的岁月”，而是我们马上就要死去；我不是出于意志上的决断而变得感情丰富，我对近来内心的胜利报以不屑，蔑视那种感情脆弱、半真半假的轻巧解构，我的天性、我的气质就是如此，既爱讽刺嘲笑，又情感丰富；它们在我的体内同时并存，这种存在，并非经过精心的谋算，不是出于相互监督、彼此制约的目的。

自从她抱怨已经没有人再把她按到墙上亲吻，抱怨再不会有人这么做了，她最终将责任归咎于我，似乎我该对流逝掉的光阴负责（难道我们应该分一下那么多共处的时间？），她竟会找这样的借口嗔怪我，怪我没有让时间停止：“惊天动地的激情实际能够做到这点，能让时间停止，哇啦——哇啦——哇啦，星星无声地挂在天上，大地上只有你和我，你一声不吭，我沉默不语。”这事发生在我一连几次被警察局传唤之后，我收到了正规传票，要求我作为证人去为一桩“古达·耶诺案”听证，当时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不认识什么古达·耶诺，于是他们开始用轻松的语调和诚恳的态度安慰我，他们没想找我的麻烦，而是让我意识到，这里的工作确实杂乱无章，不仅是领导层，有时整个警察局都这样，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警察的角度，警方都会尽可能地竭尽全力，虽然没能掌握材料，可是既然我已经来了，那就录下一些资料，我愿意对“古达·耶诺案”表示些看法，哪怕只是走个形式，但是当我固执地追问，想知道这到底是桩什么案子时，他们显得很不高兴，好像我的琐碎让他们心烦，他们变得冷淡，暴躁，一会儿放我，一会儿传我回去，如今时兴社会主义民主，接待我的总是一副副新面孔。有一次轮到一位女警察，时间停止了，她也许是脾气最暴躁的一个，紫红色的头发盘在头顶，从那之后我仅仅、只是与她接吻，什么话都不说（不跟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对她没有任何感觉），什么都不想（不想她，也不想我们共同的过去，就连她的嘴都不想，尽管许多年过去，我对她已经很熟悉了，熟悉她的一切，她的牙齿，牙齿的细小变化，牙跟牙之间的关系——有些年，它们给我的感觉是橡皮泥，后来由于某种原因，重又变得跟水泥一样坚硬——她的舌头，舌头的肌肉，更不用说她舌头的卷动，口腔的黏膜壁，脸蛋的里面，牙龈出血等一切的一切），我吻她，并把她按到墙上，按到办公室墙上、客厅墙上、前厅墙上、卧室（成人起居室）墙上、厨房墙上、浴室墙上、温室的玻璃墙上、螺钉厂墙上、文化馆墙上、小学墙上、中学墙上、大学墙上、神殿墙上、礼拜堂墙上、大教堂墙上、党部墙上、救济院墙上、售报亭墙上、外贸银行墙上、汽车站的塑料墙上、郊区小火车的站台墙上、葡萄酒屋墙上、小酒馆墙上、小吃铺墙上、饭馆墙上、大饭店墙上、小旅馆墙上、家庭旅店墙上；我把她按到栅栏上，按到木栅栏上、铁栅栏上、铁艺雕花的栅栏上、铁丝网上、篱笆墙上、灌木围上、草围子上、草坯墙上、木板墙上、芦苇墙上（？！）；我把她按到树上，主要是苹果树上、梨树上、松树上（云杉、苏格兰松、银枞三种）、钻天杨上、一株年轻的核桃树上、榛树丛上、女贞丛上、玫瑰丛上、欧楂树上（只是树干弯曲的那种）；我把她按到门上，院门上、马厩门上、货棚门上、楼门上（斯堪的纳维亚式样）、弹簧门上、推拉门上、转动门上、电梯门上、阁楼门上、葡萄酒窖门上、汽车门上；我把她按在汽车上（四个轱辘的机动车）、出租车上、公共汽车上、无轨电车上、有轨电车上、郊区小火车上、火车上、大船上、小船上、船东身上、潜水艇上、高速快艇上、飞机上、滑翔机上、直升机上、水陆两用艇上、自行车上、摩托车上、大黄蜂车上、水上脚踏船上、滑水板上、旱冰鞋上、旱滑板上、电线杆上、电话线杆上、电话亭上、特拉夫剧院上、售货柜台上、工作台上、乐谱架上、指挥台上、书架上、货架上、晒版架上、蜂窝砖上、鹭鸶身上、液汽打火机上、燃汽机车上、防毒面具上、毒气弹上、毒气室上、煤气厂上、煤气管道上、煤气开关上、煤气灶上、煤气热水器上、煤气账单上、煤气表上、电表上、鸣时钟上、手表上、怀表上、闹钟上、座钟上、石英表上、冰箱上、洗衣机上、洗碗机上、烤面包片机上（匈牙利生产的“舒优牌”型号）、微波炉烤箱上、电视上、组合音响上（尚缺CD机）；我把她按到所能够找到的所有东西上，按到国会上、我爸爸身上、一行诗句上、以前曾为铁幕的奥地利—匈牙利边境上、柏林墙上，现在是中国的长城上、泛美大厦上、巴黎圣母院上、斯蒂芬大教堂上、维内多大道上、霍德梅泽瓦沙海依的桑托·库瓦奇雕塑上；我把她推搡到我可能推到的任何地方，邻居身上、我妹妹身上、克斯多依拉尼的妹妹身上，我爸爸身上已经推过一次了，邮递员身上、特别是送电报的人身上、特别是送包裹的人身上、查煤气表的人身上、查电表的人身上、读水表的人身上、保险推销员身上、出版社的外派代表身上、大使馆的司机身上（墨西哥、丹麦、英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奥地利），我遇到一个去熨衣服的妇人，就势把她按到熨斗上；我还把她按到我的铅笔上、我的橡皮上、我的圆珠笔上、曲别针上、笔筒上、墨盒上、镇尺上、信笺上、口袋日历上；我把她按到书上、“当代匈牙利散文”上、“今日经典”上、作品集上、字典上、手册上、特别是三卷一套的《词源》大字典上（现在我在等增补卷）、我的鞋上、我的袜子上、我的内裤上、我的西服上、我的领带上、我的眼镜上、我的雪茄上、汤上、肉上、主食上、用平底锅做的土豆上、腊肉煎鸡蛋上、扑面的蒸汽上；我把她推到香味上、一顿丰盛晚宴的想象上、一辆法拉利轿车上，再往桑托·库瓦奇雕塑上推一回，然后把她推向一场雪崩、一块平原、一堆墨西哥啤酒（具体地说，Corona牌、Bohemia牌、Negra Modelo牌、Superior牌、Dos Equis Victoria牌、Sol牌、Indio牌、Montejo牌、Negra Leon牌、Nochebuena牌、Carta Blanca牌、Pacífico牌、Chihuahua牌、Brisa牌、Modelo Especial牌）、一片笑声、一把麦片、一根鬼知道谁丢下的指挥棒上；我把她按到纳达依·拉茨身上、艾尔兹维塔·威特伯身上、一个驯鹿肉三明治上、一块巧克力上，最后，但并不是最后一次：把她按到所有的东西上，按到我的言语上、我的词与词之间，按到我的沉默上，她轻声呻吟，嘴唇微张，口水滴淌，由于一刻不停地接吻，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形，口音改变，我俩全都换了副口音，整张脸神经质地微微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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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我。她的脚很凉。换一个说法，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我妻子，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脚冰凉。我钻进被子，一碰到她那部分蛤蟆似的可怕肢体，就会立刻打一个冷战。她的膝盖已经柔软，她的胸脯滚烫如常，用不着强调（热得好似烧焦了的草场等等）。她的脚让我联想到冰箱，冰箱又让我联想到做饭（先是冰柜，后是做饭）。我喜欢做饭。最近我吃得少了点儿，可我仍把盘子盛得满满的，但是我只盛一次。“你又剩饭，”她故作惊讶地在厨房里环视，“你看看你，又把剩饭烂在我的盘子里。”她一边说一边转动眼珠，仿佛在一部无声电影里。慢慢地，由冷变热，我们也忘了做饭，忘了冰箱，忘了凉脚，忘了屋子，忘了房子，忘了街道，忘了布达佩斯，忘了国家，忘了大陆（欧洲），忘了地球，忘了世界上的一切，这可不是讲故事，某种星球爆炸的幻象正朝我逼近——她快乐地耳语：“你就烂在我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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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我。“你真让我觉得恶心。”她说。“这个你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说。“我真想揍你！”她说。“噢，原来你只想这个呀，那就揍吧。”我说。“的确，从理论上讲，你说得不错。”她说，并且开始无声地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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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我。她爱我。她准备出门。我不勉强她，我该明白，她已经化妆完毕，穿好衣服，马上要走。她将要迟到。也许。即便不会迟到，她也赶不到那儿。也许。她要想赶到那里，现在必须出发。我躺在床上，她站在门口跟我说话。我冲着她诡笑了几分钟，掀开被子，让她看看，我没开玩笑。要在别的时候，她至少会跟我做个鬼脸，装出一副为这个毫无结果的结果感到遗憾的样子，让我别再勉强，她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赶到那个她该去的地方，只有她正常地在那里时，这个世界才会一切正常，只要她能在“世界的钻石中轴”上翩翩旋转。可是现在没有。她轻轻耸了一下肩。“去你的吧，真该死。什么时候不好，非要现在。”她神色倦怠地嗔怪说。我开始求她，向她讨好，盖上被子。她将手在被子上搭了一下，随后想走。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要她摸我，她不肯，我俩撕扯起来，无论她怎样挣扎，我都攥住她死死不放，并把她的手拉到被子下面。这种暴力令人兴奋。行动唤起了旁观者无法克制的欲望。或说是恐惧的色情、无助的敏感，等等等等。要在别的时候，随着接近“事情的本质”，她会变得越来越真实，既激烈又平静，既驯服又不羁，而逐渐升级的暴力，我的暴力，则会变得越来越温柔，越来越羞涩，越来越奏效，没错：越来越有成果。可是现在没有。“好啊，我的小祖宗，你不干，那就别干！可是那我也不会放你走！不，才不管谁在等你！让那两个傻小子（实际是我们的两个女儿）等你去吧！”我偷眼望了望她的脸，她没有看我，不过我并不能说她躲在眼镜片后冷漠地盯着墙壁，也不能说她生气、失望、忧愁、痛楚，我从她脸上什么都没有读出来，我抓着她，操纵她的手腕，就像一只瘫痪的手，一只半身不遂者的手！她任我摆布，自慰与强暴，一箭双雕，这真是奇迹！她任我摆布，我闭上眼睛，要知道，无论我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工作，我试验性地将攥着她的手稍稍放松，动作立即停止了，她盯着墙壁。这简直是造反，我心里暗想，你别以为这么敷衍我两下就能了事。在这种情况下，进展当然十分缓慢，磕磕绊绊。射精的刹那，她还是装出很投入的样子。“我们真得走了，”她说，“否则她们会走掉的。”我深情地为自己擦拭着。这里是我的公鸡，那里是蔚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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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爱我。她恨我。现在她爱不爱我已无所谓，我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儿，而是源于逃避，源于一个人的情绪低落与漠不关心，正是这个人试图借助于“提问”——这种微乎其微的努力——希望发生改变，而且，“希望”这词并不是指迫不得已或束手无策，希望发生的“改变”也不仅是一种主张或愿望，更是一种不容辩白的强烈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既蛮横又好笑的表达则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争分夺秒的相互累积，就像一泡新狗屎拉到一泡旧狗屎上，风干到一起；一个小时紧抓着另一个小时，就像摽在一起的两只豺狼，它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只有共同的存在，一天接一天，一年接一年，仿佛是在追逐一般，不管怎么结果都一样。这个时候，我必须要问：“什么时候？”（这话听起来，就像我在蔬菜旺季想吃蔬菜沙拉一样自然）。她态度亲热、并无惊诧地瞅了我一眼：“你呢？”我不假思索地迅速回答：“我什么时候都行！我什么时候都行！”我们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随后她轻手带上房门，我听到她在门外说（轻蔑地？惊惧地？听天由命地？）：“哦，我也什么时候都行。”豺狼靠吃腐肉过活。还是鬣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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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我。她爱我。现在没有确定的爱啊恨啊什么的。我想说的是，我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我们见过几次面，但我却不能公开地说：我一只手上有几根手指头。我站在她旁边，就像站在公共汽车站，人们的角色没有分派，喧嚣，熙熙攘攘，我就这么目光呆滞地小声嘟囔：“是啊，我肯定爱你。不管您信还是不信，这是真的。”当她相信我说的这是真话时，开始无声地呕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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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恨我。她恨我。我爱她。她浑身上下摆如筛糠。脱发严重，每天早上，枕头上都会留下一小团鸟窝似的头发，而且还掉牙，当然啦，这个可以理解，掉牙的速度要比脱发慢一些。她牙龈发炎，上腭长了鹅口疮，牙根一圈圈地急性化脓。可以这么说，脓液是她身体最重要的部分。就连她的手掌都有脓水渗出，同时皮肤干成鳞片状；还有她的腋窝，那里的毛囊发炎红肿，周围有一圈黄色渗出物；不用说，她的大腿窝也淌着稀液，并从那里浸透了丝袜的织线。她的脚指甲居然也脱落。脚指甲已经没有了，手指甲也接二连三地逐个变黑，忧伤地弯曲长进皮肉，那是凹凸不平的角质层和凝血块，让人厌恶，令人作呕，这早就跟她是谁没有了关系。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为什么，”她咯咯笑道，“所有的人都注定死亡，不是吗？”“那更令人作呕，让人厌恶。”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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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爱她。我忽然腻烦了她的身体。她就在我身边辗转反侧。我还是想自己手淫。这样不好，显得太故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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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问她爱我吗。她问我为什么要爱我？我说，因为我们是这样商量好的。她问：“你是说，我要爱你？我们是这么商量好的吗？”我说：“没错儿。”她又问：“那么今天呢？”我想了想说：“当然，今天也一样，永远这样，十点半，一月份，千禧年，从不间断……莫非你想休息一天？好吧……你想哪天？也许……也许星期三。”她不解地追问：“为什么非要星期三？”“因为今天是星期四。”“你呀，我的小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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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我爱她。我能一条条说出爱她的理由。我能够逐一列出她那些有好有坏、导致我爱她的品性：她会希腊语，脸上有雀斑，额头上有一道疤，看上去像是一个问号，性情激进，对经济很有感觉，长发如瀑，嘴里有酸味，心脏虚弱，大腿较短（主要只是两条腿里的其中一条），在酷热的天气里，我不知道这个我该不该说，她尾骨下的那块皮肤变得潮湿，从那里鼓起两座圆丘，但在未达谷地的区域，那里的皮肤皲裂，有点发炎，她喜欢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书，喜欢吃麦片，肤色古铜，既平凡又质朴，并且举止泼辣。我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我见过她几次，等等等等。“是啊，我肯定爱你。”她对我说的半信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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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恨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她的主要职业是打篮球。她把我按到墙上，用她的阴部把我按到墙上，按到书房墙上、客厅墙上、榛子树丛上、酒窖墙上、巴黎圣母院墙上。我该怎么办？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常锻炼了。我白费口舌地告诉她我是一个有军人作风的成熟男人，并让她的头脑清醒一些，但她理都不理。像用她的阴部扇我的嘴巴。她双膝内屈，扑通跪下，我俩变得高度一样，随后开始。她担任中锋，是个有经验的投篮手。假如她们打进了甲级，那我必须想什么办法，我知道：这样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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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的主要职业是跳芭蕾舞，身上没有一块赘肉。她为此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脖子皱褶、优雅，不像在毛姆旧照片上可以见到的那种失去弹性、松懈摆动的火鸡脖儿，但她说话的时候脖子上的肌腱一道道紧绷，肌肉一束束震颤，看上去很像施拉格音乐节[24]上科瓦奇·卡蒂[25]的脖子。剩下的则是屁股的问题。正如一句德国谚语，“屁股或脸”，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要作出决定：是要屁股，还是要脸？（“屁股脸”，我兴奋地磨叨，并将两个词连读到一起）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她的脸上平滑润泽，没有明显的坑洼，没有很深的肉褶，嘴唇周围的皮肤上没有刀刻似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表露着诚实，而不是无法遏止的时光流逝。不用热身，她就能将腿抬到肩膀的高度。她经常毫无原因地做这个动作，无论是在商店还是饭馆，她想做就做。人们看她。我为这些目光感到自豪。她还能做劈叉（特别是在五月份）。她很少说自己跳芭蕾，但她是名副其实的舞蹈演员，她的每个骨节都是舞蹈，就连鼻软骨或跟腱都是，所有的骨节，在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永远活泼盎然，芭蕾短裙，芭蕾舞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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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这样决定，让您爱我。”我很早以前对她说，但这我只在括弧里提一下。）她痛恨极左党派。她爱我多深，就恨他们多深。准确地说：她是如此爱我，就跟痛恨他们一样。如果她的恨减弱，对我的爱也降温，如果她恨得冒火，那么会因爱情熊熊燃烧。从社会意义上说，这有失公正，但如果现在讲的是这个（讲的是她），那就让公正见鬼去吧。我可以这么说，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产生的绅士的中间派政府执政期间，我们活得相当滋润。没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只是……总之，我们要做的大多是里里外外的琐碎家务，送孩子们上学，她看我的时候从来不会泪眼汪汪，不会穿着布衫尖叫着从我跟前逃走，不会跳上桌子椅子，不会在我解手的时候猛地推开厕所门。

可是，在几次大选之后……“好哇，他们又上台了！”她亮如星辰的眼睛迸出火星，“他们统治了这个国家四十年……可这些蠢货还是投他们的票！”我保持沉默，没跟她说，这些蠢货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国家。“我肯定没投他们的票，即使开玩笑你也不能这么猜我。”“要是你偷偷地投了他们的票，我就宰了你。”“你真可爱。”我含糊应道，并不想劝她，我为什么要劝她呢；托斯卡纳风光的美好记忆。“他们连说话都说不清楚！”她大声叫嚷。我体内的一切都紧张起来，感到自己正与她接近。“他们到处敛财，肥了自己，现在却装得这么老实。他们让这个国家瘫痪了，自己还在信口开河。”我脸色煞白，两手颤抖，听到自己嗵嗵的心跳。“这些工会的政治说客。”她边说边抓住我的睾丸，这种感觉，仅凭这种享乐与奉献的感觉，就足以重建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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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不爱我。在我们每次小小的死亡里，在她令人难忘的性欲电闪中，我总是对着她的脸、她的脖子、她的怀抱、她身上任何能让我找到自我的部位大声咆哮：“你，你，你这个法律的女卫士！”我们就这样冲到高潮。我轻轻抓挠她的肚皮，一系列民主机构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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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恨我。事实上有两个女人。“你喜欢我们吗？”她们笑着问我。天上照着秋天金黄的太阳，我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就像一个乞丐，或是一个能够解读时间密语的神父。教皇的特使。等一会儿我会答复她们，但答复之前需要稍微矜持一会儿。日本观光团离开了广场，我们在为孩子们登记入学，两位女士分管人文课程，我则负责自然科学，在街道对面的老式咖啡馆里，有个服务生正跟一个煮咖啡的女人争吵，大喊大叫，后来动手厮打起来，教堂钟楼的长长阴影投向广场，让我们毛骨悚然，我们在单位的表现都很不错，我们之间的身体关系也有所改变，我们沉默不语，但是很快意识到，这是自欺欺人，噪音是永远的，坐在台阶上的屁股阵阵发凉，我们不时欠身揉搓（物理学原理！），有一个时刻，我们感到孩子们的生命比我们的重要，但是后来我们为此感到羞惭，当黄昏蓝色—棕色的潮水淹没了一切，我望着她俩的脸小声说：“我最大的麻烦是，中午我吃过洋葱，尽管已经刷过牙，仍无济于事。因为谁都知道，味道不是来自嘴里，而是来自胃里。”她们表情郑重地从容打开各自的手包，贝纳通牌的绿色手包，分别掏出一只洋葱头，就跟吃苹果一样声音清脆地啃起来，活像凯丝勒姐妹[26]，动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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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或者恨我）。她很乐意帮助别人。充实她生活的不是我，而是助人为乐。她是那么喜欢帮助别人，如果帮不上手，就会变得情绪忧郁，而且有点恼火。我要不断地为她制造机会，让她帮忙。我要没完没了地遇到麻烦，那样她才会觉得可以忍受我。如果洗衣机漏水，对我来说是好事。如果漏水加堵塞，那就再好不过。如果电话串线。我丢了钥匙。房门变形。我跟母亲吵架。我被服务生坑了。被出租车司机坑了。我的脚腕子疼。我的脖子疼，腰疼。如果芥菜籽用完了。荨麻茶喝完了。如果我遇到的麻烦没头没脑，那是她最高兴的事。如果一切正常——洗衣机勤奋而快乐地转动，电话没有噪音，没有串线，没有被偷听（被偷听时感觉像是有人贴在耳根小声说话），我的门钥匙在口袋里，房门贴实地仿佛加了密封条，我跟母亲的关系融洽得希望她能够教导我，服务生不但不肯收我的钱，而且把有机会伺候我当成自己的殊荣，出租车司机精准得就像一位老派的绅士，我的脚腕子好得我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的脖子和腰弯曲自如，挺拔而尊贵，芥菜籽装了满满一罐子，整条大街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荨麻茶树——即便如此，也不正常！她会因此变得发疯，无法忍受，她看我的眼神会激出我的一身冷汗。这种时候她会情绪亢奋地帮我解决，她的脸涨得绯红，准确地说是青筋怒暴，脖子和锁骨处出现红斑。她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付出一切。不过只有一个条件，她的手不能直接碰任何东西；总要戴手套。无论何时何地她做什么，都要戴一副柔软的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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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恨我；不过只是因为，她恨所有的人。她已经不年轻了，没错儿，我也不很年轻了。她经常用脚掌给我按摩。她会从头到脚、一处不漏地给我按摩，那么花样翻新、持久耐心。不仅按摩我的耳根和喉咙，还直接按摩我的腮腺，更不要说我的老二了（她像转动滚筒一样把它夹在脚掌之间，或用脚趾紧紧握住，等等）。如果她的情绪很好，或者意外地赚了一笔钱，即使不是意外，但钱数很大，这种时候，哪怕是腮腺炎她都能治。我感到浑身通泰，洋洋自得！她一边按摩，一边讲述过去的时光。

她遭到拘捕时，一位警察敲她的房门，不是使劲儿猛凿，而是彬彬有礼地轻叩，他们给她戴上手铐。邻居们亲热地跟她打招呼，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手铐。他们在房前踯躅了一段，可以说出发了，也可以说没有，最终警察拦了一辆运送工人的大卡车，他们爬上车斗，车上人腾出一小块地方。男人们看上去很累，可能刚刚下班，垂着脑袋，耷拉着手，目光里什么也没有。这让她郁闷至极，忍无可忍，因为什么也没有，不是因为淡漠无情，而是因为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存在，只有她，这种孤独使她感到恐怖，恐怖得难以承受，只有这副手铐把她和这个世界连接到一起，因此，这个世界就像是警察。他的面孔无从辨识。记不太清。年轻人。矮个子，很瘦，鸟一样的骨骼。左手的中指上有两个软疣，孪生的软疣。结膜肯定有什么问题，总在流泪，好像在哭。

“因此我感到特别难受。我逐个儿打量那些男人，试图让他们摆脱淡漠，唤醒他们脸上的生气。毫无结果。他们像蜗牛一样缩进壳里，胆小懦弱。可以理解，他们不想卷入麻烦。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当时我在麻烦中。我抬腿踢了一脚疾驰中的车斗，摇摇晃晃像一个醉汉，‘没用的胆小鬼！’我大声叫喊，‘没用的男人！’我摇动手铐，拽着与我铐在一起的那名警察，活像古装电影里被关在监牢里的主人公在拽脚下拖着的铁球。我的吼叫变成了嘶哑的狂笑，这就是横在我和惊恐蜷缩的男人们之间的万丈悬崖，我只能报以哈哈大笑。警察将我拽回到原处，过了一会儿，我也这么坐着，就跟车上的其他人一样。”

对腮腺炎不能掉以轻心，它会致使精囊肿大，膨胀，发炎，或者说一侧发炎，感染到另一侧。还伴着疼痛，威胁到性功能，但并不是人们以为的不治之症。重要的是保暖。这个她也用脚掌完成，耐心而持久，能够一连按摩几个星期，她有顽强的耐心，我则快乐温暖地坐在我的一对蛋上，就像一只威严的黑鹰。

“忽然，车斗里终于有一个男人，虽然没有说话，因为他没有说一个词，但从喉咙里发出了声音，他开始有气无力地小声哼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加入这低回的呻吟，加入这绝望的歌咏。他们用尽随后的气力为我哼唱，他们的歌声吞没了一切。”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她天鹅绒似的柔软脚掌揉搓我，吞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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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端庄得就像是从模子里刻出来的。她喜欢为图书馆剪彩几乎成癖。她有一套猩红刺眼的短裙套装，通常穿它出席剪彩。“匈牙利文化的最后堡垒。”她说，同时扭头环视四周。在她的礼帽上，有一小撮羽毛轻轻抖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把我攥在手心里。如果说我被她奴役或讹诈了的话，那也有点过于夸张，确切地说是我怕她，出于我的自由意志而怕她。大多数人都怕她。她有红色的耻毛，暗淡的红色，褪了色的狐狸红，与她的短裙套装极不相称。如果贴得很近地看她，与她只有针眼儿大的距离，会让人感觉，像一片红松林（落叶松）。我住的地方不远，有几座比土丘大不了多少的小山，到处长满了红松。孩提时代，我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去那一带郊游，在那里主要玩“捉敌读数”的打仗游戏，我们将贴在额头上的数字紧紧顶在松树干上，直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额头上密密麻麻树皮的刺痛；还有的时候，我参加当地神甫在树林里秘密举行的星期天弥撒，由于这种出游本身就被视为“损害年轻人的身心健康”，所以神甫在树林里到处设岗，放哨的家伙们煞有介事地监视着那片一直连到吉卜赛村落的寂静山坡，经常毫无原因地吹响口哨，向我们报警，这种时候，我们要在森林教堂里做些滑稽游戏，更换衣服，拆毁东西，四下散开，过一会儿又随着哨声重聚到一起，歌颂主的荣耀。我从不敢在弥撒期间乱扔松果。

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相识的现场是在一家图书馆。当时她正参加剪彩仪式，其实那是一个“马后炮”，因为图书馆已经投入使用几周了，藏书虽然称不上丰富，但经过智慧的拣选，没有维特根斯坦，但有穆齐尔，没有穆齐尔的日记，但有茨维塔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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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恨我，但只是最近。因为最近有一系列财政问题很折磨人，好像是GDP的缘故导致了牛奶价格上涨。其实她用不着为此担心，钱反正回头由我来挣，不过意大利橄榄油和芝麻面包的快乐时光从此之后要告一段落，那时的情况不可能再像今天这样。那又会怎样呢？现在我们正考虑这个问题：以后应该怎么办。一个男人该怎么养活一个女人。每个月一次性地给她笔钱？给她一笔可以接受的数额，一笔预先经过焦虑不安的商讨、可以说是讨价还价之后确定的数额？要是我在一周内蹬了她又会怎样？“这是你的事情。”“也是你的。”说得没错儿。那么，也许应该每天或每次见面时给她些钱。不过，这样一来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钱。后来我们放弃了秘密资助的形式——比方说，匿名的捐助人将钞票偷偷放到梳妆台上——现在我们采取的方法正好相反，她将从事先指定的地方（西服外套内的贴身口袋，礼帽的帽檐儿，等等）偷偷从我这里取走事先指定的金额。由于行动的秘密，避免了由于拿钱而不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这个问题。“我该拿多少？是不是以我不感到害臊为准？”“对，就拿你不感到害臊的那么多。”我终于一脸严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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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肯定想要爱我，假若她真的想爱什么人的话。大家都说她自私和孩子气。聪明，不过情感匮乏。她只对自家的花园感兴趣，喜欢大丽花和其他一些花卉。抱歉。她现在怀孕了，正处于受人祝福的状态。怀孕不美。因为肚子像球一样鼓出来，皮肤发光，显得富有——这么说有点过分——孕育的快乐，在别人看来却是痛苦、困难、负担、分娩中的艰难。她在怀孕的第六个月里，不许我跟她一起睡觉，将身体从我身边移开。愚蠢，但我没有办法。我把头伸进她的大腿中间，她的耻毛摆动着刺痒着演奏着音乐，萨蒂的早期作品。啊，我全神贯注地久久聆听，这简直是一部音乐史！（另外，我可以举例形容，不难理解，如同海顿的头发，具体地说，是他的最后一部奏鸣曲，之后是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李斯特的《圣伊丽莎白的传说》，莫扎特的安魂曲，以及哈兹-奥斯特瓦尔德六重奏乐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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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哎呀，我真爱她！可是，哟咿，我爱她。她引诱我……我自己本来认为：上帝是根据自己的模样创造的人类。我对他的造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女生。自从认识了她，我便领教了冰冷的焦虑和她身上流露出的灰色冷酷，我不知道这冷酷从何而来，只是嗓音跑调，无泪地抽噎。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人，这也是受到了她的引诱。可是我们在为谁哭丧？或许是我们自己？好像上帝真是根据他自己的模样创造的我们！好像我以前的样子，是一块以天使自诩的顽石。有时她通过她的身体（根据我所能做出的判断，她做爱的技巧确实高超，她引诱我时，并没有选择最简捷的路，放纵而淫荡），有时则通过身体的缺席（我们守身如玉，但却坠入同样的无望之中），最终结束了我的纯真无邪，她最终彻底抛弃了我，让我独自醒来，面对炫目的空虚。没有安慰，没有死亡，没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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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在她后背上长了一个软疣，暂时尚介于痣与软疣之间。我也爱她。很难离开她。当我确实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仅情绪低落，痛苦失望，而且意志坚决（这种时候我经常想到艾菲·布里斯特，她是我的榜样），那时候她会静静地，用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向我讲述：她早上仰卧着透过阁楼的小窗，看飘浮的云朵、灰色的云团。“云团仿佛在祈祷，在为你祈祷。”有时我奚落她，说她根本就不信上帝。她听了也会点头承认，但并不放弃，底牌攥在她的手里。“那么灰，”她说，“就像你妈妈的眼睛。”听完这话，我再也不能忘记云团，对不起，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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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仿佛是我的守护天使。“上帝保佑你！”她微微气喘，同时她的翅膀呼啸生风，并且温柔地咬一下我的脸。“要是我没有能力了（我的意思是：要是我没有能力照顾你了）。”说完转身便走。她很爱笑，笑的时候能够看到她宽宽的牙龈与牙齿。“尼采的马”，有一次我这么想她（当时她在给二十五个人做红椒土豆）。看得出来，她很受折磨，有的时候她试图掩饰，可是人一旦累了，就不可能掩饰，而且她已经疲于掩饰。这种时候，她两眼木讷地盯着前方，那双明亮如镜的浅棕色眼睛，就像是一位没能继续签约的模特的眼睛。她之所以痛苦，一方面由于太多的磨难，在她生命中接踵而来的意外打击。七岁时，她被偶然关在一套空房子里待了两天。有一次她从梦里醒来，发现一条手指粗的、毛茸茸的肉虫子正在她的脸上爬，她一连几天都感到恶心。她照顾中风的母亲长达三十年，母亲很少意识清醒，糊涂的时候老人会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地怨恨自己的女儿。但是，她作为母亲也很不幸，流产七次，每次都发生在怀孕五个月后，后来她领养了一个男孩，那孩子上街抢劫，麻烦不断。她跟男人的关系也不走运，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她的故事都很悲凉，这是导致她痛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她自己。即便这些倒霉事并没有发生在她身上，那也会让她失神地盯着前方。她把这种不幸感与上帝联系到一起，愿意将生活的一切都置于上帝的利益之下，并且对负罪充满渴望。不，不过现在，她时刻都觉得自己完美无缺，所以她认为自己伤害了上帝，因此感到痛苦，她痛苦于生活只能够这样，根本不可能变成另一样。既然她一旦生为凡人，上帝永远是上帝。我有时觉得：她已经疯了。确实有点儿古里古怪，会让人为此感到羞惭。她用生物香皂洗澡，不用喷雾香水，因此总有一股汗臭味儿。每隔一阵，她就做一段时间的“饮料健身”，透过她的哈气就能感觉到。她睡觉的时候，容貌会显得很漂亮。有一次，我听到她失控地对着话筒（不是对我）歇斯底里地咆哮：“我愿意在哪儿加逗号，我就加到哪儿！”为此我也很痛苦。无能为力。我有点怕她。如果她走进屋，弯腰凑近我，我便佯装正在睡觉。她盯着我的脸。这种时候，我会感到她在恨我。万一是我误会了呢，我确实也有这种感觉。我睡觉裸体，我的身体能够感到，她在看我。一动不动。“上帝保佑你！”她说，同时她的翅膀呼啸生风，并且温柔地咬一下我的脸。“要是我没有能力了。”说完转身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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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上了我。我们彼此并不般配。这个有时让人尴尬，有时也不。尴尬的时候，我恨她，可她却弄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响动表示对我的爱慕。这种时候，她的胯很厚，左摇右摆。这种时候，她的唇咧得很宽，妆化得很俗，屁股扁平，呼吸酸臭。别的时候毛手毛脚，现在却迅捷麻利。别的时候可以敏感准确地估计形势，现在却由于刚愎自用变得轻浮浅薄，高档、稀罕的香水酸味儿，我不好直说，一股屎味儿。大吵大闹，是她与生俱来的可爱天性。幽默风趣。讨人欢心。严肃的粗蛮，快活的愚蠢，乖戾的暴躁，恶作剧式的活泼眼神。我可以这样如数家珍地细说下去，关于她的一切，随便什么。只要她不觉得心烦，那么我：就会实心实意地喜欢她，情绪激昂地呼呼急喘，一瞥见她，我就开始膝盖发抖，手心冒汗，感觉自己能够遇到这样的女人简直是老天的恩宠，至于她：仁慈地忍受这所有的一切。她的乳房，像一个过度早熟的少女的乳房。她的胯，好似多瑙河湾（水电站的上游）。她的大腿如同烧焦的草坪。她的皮肤上没有衰老的皱褶，只有荣耀的纹饰。她的嘴唇有着独立的生命，蠕动，虽然不是悬钩子果，不是水果，但有着那样的颜色和那样的味道（清爽，热烈，纯美）。她的目光神采奕奕。她的步态毫不拖沓，俨然是一位仪仗兵。在今天，很少会有女人能像她这样保持自己飒爽的气质。沿着她的足迹，一个世界彻底重生，城市街区拔地而起，林荫道，步行街，人行道，狂欢晚会，礼堂，露台，托盘，香槟酒。她能够站得离我身体那么近，尤其当她在我身后，没有人能站得比她离我更近。我在窗前一连站了几个小时，眺望城市的灯火，她站在我的身后，张开怀抱环住我的双肋。“我的男孩，”她对我耳语，“疼痛最终总会过去。但是你要叫喊，有必要叫喊。你要扯破喉咙，大声叫喊。这不是演戏，而是规则。她打你，你就叫喊。她打你，你就叫喊。如果你不喊，就可能出麻烦。并不仅仅因为她没看到努力的结果会感到失望无趣，或对这种意外的‘事情’没有思想准备，而是因为叫喊能够掩盖疼痛，疼痛正在朝你走来，站得离你很近很近。假若你想熬过这个终极的无限，毫无疑问，叫喊对你来说非常需要。”

她离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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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跟我谈论男人。我们交换想法。现在她在谈一个叫耶诺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绅士，而且精通保险业的数学奥妙。“不，不，不，我不知道！”她失声大叫，把脸埋在手心里。“一切都是这么脆弱，像块玻璃，一切都这么不堪一击；只要我站在这儿，”她给我看她攥紧的小拳头，“生活就会变得美好，我就会快乐如飞，就会拥有爱的能力。只要你瞅一眼我的脸就足够了。”“那个叫耶诺的瞅你，其实也一样。”我打断她。“你看，你一眼就能看出来，我陶醉在欢乐之中，世界也变得更加美好。”“那个耶诺也陶醉吗？”她无奈地挥了下手。“我可不想处在那个可怜耶诺的位置。”我说。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捏了捏我的脸：“你说什么呢，不想？你就是他！”她再次晃了晃拳头，仔细看看紧攥的手指，“你看到了吗？只要朝这边稍微动一下，立即就……”她又无奈地挥了下手，“我是狗屎，垃圾，一个没用的废物。”我试图调转谈话的方向，但没什么效果：总是回到可怜的茨维塔耶娃陷入的境地，与一个情人在一起时，总为另一个情人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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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恨我。她爱我。她恨我。她并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他爱我。他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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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我们已经许多年没有见面。我感觉，就在刷牙的时候突然一晃过去了二十八年。二十八年，已不算短暂。刷两次牙，便会超出我的寿命。但她的面孔没有改变，仍是那副长着红斑的少女面孔，目光依然，声音如旧。早在刷牙之前我就看到了她的发胖趋势，现在如实兑现了，身体肥硕，不过并非所有的地方，只是她的腰和屁股。那个部位确实挺大。不富贵堂皇，不诱发幻想，不惊心动魄，也不令人瞠目结舌。很大，大得有些迟钝，颇煞风景。不管怎么说，时光流逝了二十八年。“前不久，他的腿骨折了。在厨房里他一脚踩在一个芥菜头上，跌了一跤。这种事儿居然也会发生！”当她给我看我们儿子的照片时，我禁不住高兴地尖叫起来，他是那么英俊，容貌高贵，披着一头天使般的金发。“塔齐奥[28]，简直就是塔齐奥！”我骄傲地大喊。“每天晚上，我都吻他那条弯曲的腿，骨折的情况很复杂，脚踝下翻，就像瑞典球星布洛林在对匈牙利的那场比赛上伤的那样。我的吻由上至下，本来应该从相反的方向。”（啊，那里就是多瑙艾辛艮，大河的源头和起点，毫无疑问！）我在冬天见到了塔齐奥。“妈，您还没明白！”男孩嚷道。当时他惊慌失措地跑进厨房，没注意脚下，于是就这么出了事。“妈，您还没明白，是个瓦罐儿！”扑通一声，他的脚踝就拧了个个儿。我们亲热地守在他身边，并邀请他的朋友来一起过圣诞节，不过他的朋友很知趣，没有来。我脑子里成天想的都是传宗接代的问题，比方说，孙子孙女将睡在哪儿，等等。每天晚上我都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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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的确，她对我根本就恨不起来。她缺少恨的能力。那当然跟爱远远不同。她长得跟歌德一模一样，像得如同两只鸡蛋。她的额头、头发、目光和眼袋。无论我怎么告诉她，她都不信。她不想看歌德的画像。“你怕什么？”我问。她不回答，紧抿着嘴唇，眼睛哪里都没有看。“你是不是更喜欢克莱斯特[29]？”我又问。她耸了耸肩。我怀疑她不太清楚谁是克莱斯特。这时，钟声恰好从高处传来。她虽然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什么都知道。这是一个优雅、智慧的生灵，在生活中她经历了多次的独居，确切地说是隐退，孤身自处。她花掉许多时间用来回忆，对她来说这是一种修炼。这个虽然难以表述，不过并不影响她的优雅。人们一眼可以看出，她骨子里没有丝毫的专横。我用不着回避“聪颖”这词，聪颖，谨慎的聪颖。她很能干，几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工作，勤奋得就像一台机器。更像头牲口。我从远处看她，她的脸喘得通红，宽阔的额头上冒着汗珠。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会聚精会神地听，头偏向一侧，让人无法判断，她是否在笑。如果她羞涩地将手指插进我的发根，我便会小声嘟囔：“约翰·沃尔夫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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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男人，他爱我，怀着爱情，像一个女人。很早我就猜到了，但没有去想。我想他的次数要比该想他的次数少一些。其中的原因现在很难澄清。下面是我昨天接到的他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

我在法兰克福一间匣子似的房间里给你写这封信。匣子，现在这么称呼它：我的家。匣子。一切都在这只匣子里，还有我的生活。房门关着，透过窗户看不到外面，因为每扇窗上都放下了排列很密、令人厌恶的塑料垂帘，帘子后面是防火墙，“曼哈顿”，这里人都这样开玩笑说。我这辈子一直是个孤独者，但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倍感孤独，也从未感到如此无助。也许只是由于陌生。我反感这座城市，到处都是衣着考究、面色不善的家伙。在这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没有任何人能让我信赖。

我知道，这封信会让您感到意外，也许还由于我用了尊称，就连我自己也感意外，其实我在心里对你一直以您相称。一直是这样。如果在国内，我恐怕永远不会写这封信，我不敢写，你离我太近了，实际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不需要也不可能”给你写信。然而我现在感觉到，我无法忍受生活中没有你。我想要你用真实之人的词语跟我讲话，对我述说。

假如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新的距离存在，恐怕我永远不会向你坦白，就连自己都不会承认，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知道，我需要你，需要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友谊……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工作？我随身带来了你的照片，不是活的，不能讲话，只是一张发亮的纸，无论怎么抚摩，都无——济——于——事！

求你了，请把我写的东西视为忏悔，这种孤独，我只能与你分担，其他任何人的介入都是侮辱。我知道，由于某种隐秘的、对我来说陌生的、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原因，我没有爱的权利，我只能在精神上爱着你，我的身体不可以知道，而且不知道，什么是爱。在此之前，我还曾怀疑过，我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真实之人。从你跟前，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现在我是个疯子，把这些话统统说出来，我终于解放了，这种解放并没有赋予我任何权利，也不让你承担任何义务。

亲爱的，希望你能慷慨宽厚，别为此懊恼和冷漠。我还要说：我爱你。你看，我笔尖打战，写下这句话很难。这一刻我等了十年。

你要知道，我想要你知道，我不能够失去你。（……）现在是夜里，但我知道，明天我会把这封信寄出去的。

现在，这封信我已经读了不下十遍，已经能够背下来了。我的手在颤抖。我感到害怕，同时又激动地喊叫。明天，我既不会害怕，也不会激动地喊叫。这封信我将从心里、脑子里和记忆里永远记得：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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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从不呻吟。为什么不呢？其实跟她在一起的感觉非常好，但她就是不呻吟。现在世界上最令人窘困的就是这般寂静，这种噪音的匮乏，寂静中只能听到我自己，我那钻入云端的欲望的尖叫。

95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爱我，可是她害怕我的阴茎，就像魔鬼害怕祭坛上的烟缕。她会被它吓得魂飞魄散，双手合掌，跟看到老鼠似的突然跳上桌子。尤其当有客人在时，而且桌上的餐具都已经摆好，这会令人尴尬至极。她总是把餐桌布置得很漂亮，既有品位，又很新颖：上次，她用南瓜的藤须装饰在盘子周围，下次，她则挥舞宝剑，用根一米长的大葱将桌子一劈两半。由于来家里吃晚饭的大多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客人们都善解人意。他们等了一会儿，看到圣灵在女主人的体内拿大顶，于是知趣地各行其是，有的甚至带着孩子到附近的饭馆去吃晚饭。屋里只剩下我们俩，我试图让她恢复镇静，但只有当老鼠钻回洞穴，她才可能安静下来。但有时她怕得过于厉害，就连老鼠进洞也无济于事。不管怎样，等到客人们回来时，我们多少吃了一点儿，为了不让晚餐白白浪费。假如家里没有客人，我们用不着干那么多的家务，那时的麻烦会很小，顶多把晚饭推迟一会儿。

96

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很放浪，这个我接受，尽管不鼓励。在聚会的场合，我任凭她不动声色地调戏我。桌子下面，她用光着的脚掌在我的小腿上轻蹭。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挑逗性地将膝盖抵到我的阴部，或咬我的脖颈。我不看她的眼睛，凭着感觉在她身上探摸，触摸，抓摸。“乱摸”，这是一个妙词。她总是欲火难耐；只要我在半公里的范围之内，她便忍受不了。这个我就不细述了。如果我摸她的脖子，她的身体就会爆炸。她常开车送我到郊区列车的小火车站，以便我能早点回城，要是我在这个时候摸她的脖子，她会当即把车停到路边，即使交通指示牌也禁止不了她，随后扑到我身上。通常来讲，她兴奋得连拉链都拉不开，所以我得帮助她，但是我也会笨手笨脚地折腾半天。她总跟我说，她是多么喜欢把我含在嘴里，这话听起来让人感觉她受到了伤害。至少我是这么感觉。如果步行，我能更快地赶到小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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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的爱越来越少，对我的欲望反而越来越强。假如我把她按到墙上，她自己就会叉开双腿。现在我都不用动弹，她就已经吞下了我。假如我伸手拿盐，她也会借机纠缠。在有轨电车上，我们一起给车票打孔。假如我想吸气，必须偷偷地用嘴。有一天，我在我嘴里找到了她的一颗犬牙。我是巫师。我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我甚至都不用自己的牙刷了。

[1]德国北部城市。——中译注，下同

[2]路德维希·威廉（Ludwig wilhelm von Baden，1655—1707），1677年至1707年任神圣罗马帝国巴登-巴登边区伯爵，1686年将土耳其军队赶出了匈牙利。

[3]丹宾斯基（Henryk Dembiński，1791—1864），波兰人，1848年欧洲革命时率领一支多民族混合部队和匈牙利联合作战，最终不敌沙俄军队于1849年8月投降。

[4]科苏特（Kossuth Lajos，1802—1894），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5]葛尔盖伊（Artúr Görgei，1818—1916），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匈牙利国民军总司令，因战斗策略意见不一，与科苏特关系紧张。1849年8月13日，葛尔盖伊向俄军签字投降。

[6]1853年2月18日，匈牙利人，裁缝利贝尼·亚诺什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未遂，当场被捕，后被处以死刑。

[7]1652年的维兹凯尼战役，匈牙利国王军与入侵的土耳其军交战，匈军惨败。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匈牙利国王卡洛伊四世率领的军队同样被土耳其军队打败，德拉斐·亚诺什作为旗手阵亡。迪阿克（1803—1876），19世纪匈牙利著名政治家，匈牙利独立自由斗争失败后，他巧为周旋，促成奥匈帝国的缔结。纳吉·伊姆莱（1896—1958），20世纪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改革家，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时任总理的纳吉遭到逮捕，1958年被处死。匈牙利民主论坛通过1990年的选举而上台，此后未能再次当选。

[8]卡累利阿位于俄罗斯联邦西北角，西邻芬兰。大日特尼岛是隶属斯洛伐克的一个岛屿，但岛上居民大部分是匈牙利人。

[9]尤卡伊（Maurus Jokai，1825—1904），匈牙利著名小说家，一生创作了近50部作品。“铁门”是长篇小说《黄金人》里的第一章。

[10]匈牙利东北部城镇。

[11]匈牙利北部城市。

[12]指1956年—1988年，匈牙利政治家卡达尔·亚诺什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这段时期匈牙利经济水平飞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13]“蔬菜营养餐”在这里不能按字面理解，相当于一个表明恍然顿悟的语气助词“哎呀”，作者是受到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影响，认为词的本身没有意思，只在使用当中才拥有意义。

[14]莱恩哈德·P.格鲁伯（Reinhard Peter Gruber，1947—），奥地利作家。

[15]1918年，施蒂利亚公国解体，斯洛文尼亚境内部分称下施蒂利亚，奥地利境内部分则称为上施蒂利亚。

[16]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

[17]普撒拉吉大叔和尼拉什·米西，均是匈牙利著名作家莫里茨·日格蒙德（1879—1942）的小说《跟死亡一样好》中的角色。

[18]克鲁迪·久拉（Krúdy Gyula，1878—1933），匈牙利作家、记者。

[19]卡洛伊·米哈依（1875—1955），1918年任奥匈帝国时期匈牙利最后一位首相，1919年任共和国时期第一位总统。

[20]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节日，每年的6月29日。

[21]德国著名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的代表作《艾非·布里斯特》的主人公，是一位爱情不幸的悲剧女性。

[22]匈牙利作家克鲁迪·久拉的系列小说《辛巴达》主人公。

[23]帕兹马尼·彼得（Pázmány Péter，1570—1637）：匈牙利哲学家、神学家、演说家，红衣主教。兹里尼（Zrínyi Miklós，1620—1664），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军事家兼诗人，著有民族史诗《塞格德的危险》。

[24]比利时哈瑟尔特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流行音乐节。

[25]科瓦奇·卡蒂（Kovács Kati，1944—），匈牙利最著名的流行乐歌手。

[26]凯丝勒孪生姐妹，即爱丽丝·凯丝勒和艾伦·凯丝勒，20世纪国际知名的德国歌舞演员和电影演员，曾经登上过德国《明星》周刊和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一度和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关系密切。

[27]哈兹-奥斯特瓦尔德六重奏乐队（Hazy-Osterwald-Sextett）：瑞士乐队，成立于1949年，活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支用德语演唱的拉丁舞曲风格的六人乐队。

[28]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俊美如古希腊雕像的少年。

[29]克莱斯特（Bernd Heinrich Wilhelm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诗人，戏剧家，小说家。

[30]歌德的名。

Egy nőby Péter Esterházy

Copyright©Esterházy, Pét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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