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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作者：【美】薇妮斯蒂·马丁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ISBN：9787508695488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这世界就像一个剧场，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后排观众也不得不这样做。

所以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不焦虑的妈妈。

本书献给布洛瑟姆（Blossom）与达芙妮（Daphne）以及全天下的妈妈

前言

全世界妈妈的焦虑都是一样的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上东区“，那是精英阶层居住、社交和购物的专属社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清楚意识到社会阶层的存在，或多或少也都曾为了爬到更高的阶层而失去理性。

我们为什么要疯狂追求象征身份地位的铂金包呢？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包，功用与其他普通的包无异。

从何时起幼儿园变成了培养精英的机构？它本来应该是孩子们快乐地画画和唱歌的地方。

为什么那些似乎已经拥有一切的人仍然夜不能寐，为什么他们永不满足，拼命想得到更多？

这些问题，薇妮斯蒂·马丁会在本书中为你揭晓答案。

薇妮斯蒂是那些上东区女人中的一员，是位标准的曼哈顿妈妈，有钱有颜，精致苗条，衣着入时。

她外出时会乘坐由司机驾驶的SUV，她拥有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还有人类学和灵长类动物学的学术背景。

有一天，在曼哈顿东79街，一位女士手挎爱马仕铂金包，对着薇妮斯蒂横冲直撞走过来，毫不避让，并气势汹汹把她逼到路边。这激发了她的好奇心，是什么赋予这位女士如此的自信？当她注意到她手上的包，恍然顿悟，于是她开始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上东区妈妈们的独特世界。

于是就有了这本充满智慧、风趣幽默又真实大胆的书。

我们喜欢读《保姆日记》（Nanny Diaries）和《穿普拉达的女魔头》（The Devil Wears Prada）这样的小说，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个神秘世界的真相。

《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里也充满各种令我们眼界大开的真相：

上流社会的大多数晚宴都是男女分开的；上东区女人对酒精和特殊药物的重度依赖；你会了解到当你准备看房子的时候应该穿什么（以及你的房产中介应该穿什么）；还有婚姻中的经济学，包括全职主妇应该获得的年终奖……

但这本书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剥开光鲜亮丽的财富表面，薇妮斯蒂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真相：全世界妈妈的焦虑都是一样的，从曼哈顿到迈阿密到马里，妈妈们都在被同样的恐惧、不安和欲望牢牢控制。

相信你会喜欢这本书，它将让你看到同类人群的存在，或许会缓解你极度焦虑的心情。同时它也是研究当下社会的极好案例。愿天下妈妈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崔西·托德

本书英文版编辑

各界推荐

我爱死这本回忆录了，一读就停不下来！作者以巧妙的方式，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上东区的母亲，让人一窥那个惊人的世界。很久没读过这么精彩的书了。

——《虎妈战歌》作者蔡美儿

这本回忆录从人类学角度解读上流社会的行为，讲述作者搬到纽约上东区后，如何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试图融入当地的妈妈群体，但又保持客观独立的精神。

——《奥普拉杂志》

幽默风趣，一针见血，用揶揄口吻带读者认识有钱人自成一格的文化。

——《经济学人》

本书步调轻快，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小故事与文化观察穿插在一起，深入探讨一个不对外开放的世界。你可以说它肤浅，说它刻薄，表面上或许如此，但我们对有钱人又羡又妒的心态，让我们忍不住想知道更多。

——《金融时报》

让人瞪大眼睛的第一手内幕。

——《时人》杂志

作者坐在第一排的绝佳位置，为我们深入报道纽约上东区的文化。这本书令人会心一笑，有时偷偷打上流社会一巴掌，让人重新思考很多事。作者对于那个花花世界的描绘十分精彩，光鲜亮丽的房产中介，没钱整修高级公寓的业主，靠药物维持睡眠的焦虑主妇……今日的社会不流行嘲讽富人，本书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探讨上东区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肤浅的一面，也提醒了我们，有钱人或许令人羡慕，但其实他们每天也在担心财富与地位不保。

——《纽约时报书评》

这本书的作者，就像挥舞着美国运通黑卡的珍妮·古道尔，她带着读者了解上东区阶层严明的妈咪群体。这是一趟纽约高级丛林部落的人类学之旅，珍妮·古道尔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写成嘲讽当地居民的记录，然而作者让我们看到其实全天下的母亲都一样，都希望子女健康快乐。

——《图书馆期刊》重点书评

你是否觉得纽约精英妈妈是另一个星球的人？这本作者跑去卧底后写成的八卦回忆录，提醒我们只要是人，就有共通之处。

——《魅力》杂志

一针见血，令人捧腹大笑。

——《哈泼时尚》

《绯闻女孩》版的妈咪社会学研究。

─InStyle.com

夏日海滩打发时间的绝佳选择，让人一翻就停不下来的休闲读物。

——《纽约每日新闻》

用珍妮·古道尔的大猩猩研究，或是弗郎斯·德瓦尔的倭黑猩猩观察心得，来解释邻居与同事的行为，实在太有趣了。作者抱怨那些钱比我们多、社会地位比我们高、一件衣服价格抵我们一百件的人，让我们这些没有金汤匙可含的人，心理多少得到一些平衡。

——《芝加哥论坛报》

既然全世界的聚落都是人类学者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不能研究纽约上东区超有钱、超苗条、全身衣服超高级的妈咪？这是戳破很多事的一本书。

——BookPage书评网

作者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人类学课程、文化研究博士学位），以幽默的方式描述上东区这个富裕部落异于常人之处。读了马丁的书之后，我确认我们旧金山湾区和纽约也没那么不同。

——《旧金山纪事报》

真人秀节目《主妇的真实生活》（Real Housewives）加上科普知识，就是作者薇妮斯蒂·马丁的这本新书。

——《匹兹堡邮报》

从幽默风趣的角度，看令人退避三舍的老曼哈顿上东区人。

——《康涅狄格邮报》

作者拥有博士学位，过去曾研究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因此她从东非狒狒的角度探讨身旁的妈咪，顺理成章。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作者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身边的人，她用自然界许多动物对比人类女性，例如灵长类动物、做生育计划的母鸟、视情况与雄性互动的母鼠，真令人拍案叫绝。

——《影音俱乐部》

如果当初珍妮·古道尔拿着铂金包抵达纽约公园大道，而不是带着笔记本跑到坦桑尼亚荒野，她会写出这本书。本书具备原创精神，幽默风趣，剖析汲汲营营的富人在纽约上东区与汉普敦度假胜地之间往返时，展示出的那些部落仪式。

——史蒂夫·盖恩斯，《树篱旁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 at the Hedgerow）作者

序章

在大都市当妈妈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家大宝出生时，比我早生两个孩子的童年好友，知道我婚后定居的地点完全不同于我们两人的家乡，特意送来《都市宝宝都穿黑色》（Urban Babies Wear Black）这本童书，说是给儿子当见面礼，也算是给我这个在密歇根小镇长大的人，一点在纽约育儿的心理准备。翻阅那本天马行空的彩绘硬壳精装书，等于上了一堂精简的五分钟社会学，助你快速弄懂都市小孩的独特之处。首先不说别的，都市孩子光是穿着就与众不同，他们走黑色雅痞风，不穿蓝色、粉红色、上头印着可爱小图案的衣服。此外，他们平日的饮食也和一般孩子不同，吃的是“寿司配拿铁”，而不是“热狗加牛奶”。再者，都市小孩的休闲活动也独树一帜，他们听歌剧、逛画廊，而不是在外头玩沙子荡秋千。我一头钻进这本童书的世界，比儿子还感兴趣，产后在家的头几周一遍又一遍朗读，等孩子睡了又一再翻阅。

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我着迷的原因在于那本书的主角其实不是孩子，而是孩子的妈。书中插图以浮光掠影的方式，呈现都会母亲这种光鲜亮丽的生物，只见这里一只高跟鞋，那里一条时髦狗链，有的妈咪在散步，有的在慢跑，有的在搭出租车，有的推着婴儿车。都市孩子在时尚妈咪的照顾之下，有朝一日也将跻身时髦都会人士之列。我一边念书给儿子听，一边死盯着书页上闪闪发亮的美甲，或是贵气逼人的貂皮婴儿背带。我十分好奇，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这群容光焕发，有如时尚化身，孩子一个比一个优秀的女性，究竟如何才能解开她们身上的谜？她们平日做些什么？用什么方式度过每一天？

我渴望了解都市孩子的母亲，因为她们是我的同类，我太想知道在曼哈顿当妈咪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首先我很清楚，由于我即将在一个西方工业国家育儿，我当母亲的方式，将完全不同于自己过去多年研究的对象。我从前钻研信史与史前时代的人类家庭生活，兴趣是社会组织。我学到的知识告诉我，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族群，生活方式如同人类的老祖宗——集体养育孩子。母亲、姐妹、侄女、外甥女，以及其他同族的人，组成庞大的人际网络，所有人一起照顾他人的孩子，甚至帮忙哺乳，有如亲生子女。

我母亲在密歇根带大我和我弟弟时，也有类似的人际网络提供协助。我家附近住着十几个邻居妈妈，那些全职的现代家庭主妇扮演着亲族的角色。母亲如果得去办点事，或想小睡一下，邻居妈妈会看着我家的孩子。有时候，母亲不需要别人帮忙看孩子，但渴望暂时脱离一下孩子的世界，和其他成人说说话，此时邻居妈妈也会派上用场，组成大人的社交网络。此外，各家的小孩也都会一起玩耍。家家户户的后院，串起每个家庭，大家你帮我，我帮你，今天我帮你看着在我家后院玩耍的孩子，明天换你帮忙照顾。你送我面粉真不好意思，等我蛋糕烤好的时候，一定分你几片。

如今我在城市当妈妈，我和我的纽约宝宝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住在曼哈顿闹市区，邻居成千上万，但每个人都忙着过自己的生活，平时根本见不到人影。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在办公室、公寓或学校等外界看不见的地方。尽管纽约人挤人，我和儿子却生活在与世高度隔绝的状态下，远离乡亲，远离故土，无法就近向亲人求助。离我最近的亲戚是先生那边的姻亲，但我和先生婚后离开原生家庭，另组小家庭，虽然夫家已算是离得最近，公婆至少也得开车半小时才能抵达我们家。虽然他们全都很乐意过来探望我们母子，但毕竟年纪也大了，真需要帮忙时仍是爱莫能助。

不仅亲人都不在我身边，我先生也和我父亲以及西方成千上万的父亲一样，妻儿才出院一周，就立刻销假上班。曼哈顿物价高昂，这里的父亲更得放下老婆孩子，立刻回公司赚钱。工薪阶层有一家老小要养，压力大到惊人。有一阵子，我和先生请专业保姆提供协助，曼哈顿的新手父母通常会靠口耳相传介绍，请人传授基本育儿知识。从前的人靠自己的母亲和奶奶就行，现代人则只能请人教。每天早上，保姆精力充沛地来到我家门口，助我一臂之力，陪我反复练习在妇幼医院的简易妈妈教室学到的东西。其实我很久以前曾帮人带过孩子，所以还有一点印象，但除了保姆以及偶尔来访的朋友，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人和新生儿共处，日复一日在焦虑中度过，担心自己究竟有没有做对，婴儿到底是不是该这样照顾。

带孩子的日子就像被囚禁在家中。我住的地方有个珍贵的小巧后院，我喜欢抱着宝宝坐在那里。然而除了走进后院，我实在不太想踏出家门。纽约到处是敢死队般的出租车司机。车水马龙的街上，喇叭响个不停，拥挤的人潮行色匆匆，修路的电钻不时突然出现在眼前。我在纽约住了十多年，向来如鱼得水，但突然之间，市中心对我的儿子来说似乎不宜居住，甚至称得上危机四伏。一个早我一两个月生产的好友，无法忍受在大城市里带孩子，早已逃至郊区，留我孤单一人，我又尚未在附近的“妈咪与我”瑜伽教室交到新朋友；教室里认真做着下犬式的新手母亲们，似乎都不是上班族，但每天下课后，她们礼貌性点头致意，接着就迅速各自离开。我猜她们赶着回家，赶着继续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带着自己的宝宝，做着自己的事。

我每天都在想究竟有谁能教我？养育都市宝宝的都市妈咪到底该怎么做才对？

我的家乡位于美国中西部，因此我有一个生活步调缓慢又相当传统的童年。每天早上，我和一群年纪大小不一的邻居孩子一起走路上学。中午放学后，我们玩踢罐子，有时在家中后院打发时间，有时则跑到附近树林，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一直玩到夕阳西下。周末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或加入童子军。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偶尔会在晚上或周末去别人家照顾小孩。由于我平日就当惯了大姐姐，邻居的小孩很爱找我玩，保姆这个职业顺理成章成为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成长背景平凡无奇，唯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我母亲热爱人类学与当年还是新兴学科的社会学。母亲喜欢的东西，造就了今日的我，她最爱的一本书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米德认为西方人度过童年与青春期的方式，不是人类唯一的方式，也并非正确方式，西方人该学学萨摩亚人。《萨摩亚人的成年》最初于1928年出版时，引发美国人强烈抨击，1972年再版时又再度被大加挞伐。母亲告诉我，米德是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家，她和当地人住在一起，近距离了解他们。当地人做什么，她就跟着做什么，然后写下自己的经历。我小的时候，身旁有孩子的阿姨几乎都是家庭主妇，当父亲的则大多是医生和律师，因此对童年时期的我来说，当一个人类学家听起来极具异国风情，那是一份闪闪发亮的诱人工作。

除了家庭教育的影响，我在成长时期还恰逢珍妮·古道尔掀起热潮的年代。古道尔幽默风趣，一头金发梳成马尾，身穿卡其裤，头戴探险家帽子，经常在公众面前大谈灵长类动物。她观察坦桑尼亚贡贝的黑猩猩，并在《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协助下，让全世界认识她心爱的黑猩猩，唤醒大家保护动物的意识。简言之，她完全就是我心目中的梦幻摇滚明星。此外，我家在吃饭的时候，除了会聊爸爸今天过得如何，妈妈过得如何，弟弟和我在学校又过得如何，还会聊到人类学家玛丽·利基。爱抽雪茄的玛丽有三个孩子，她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与雷托利发现的化石，让这个世界对于史前时代的人类有了新的认识。

我家吃饭的时候，几个弟弟如果打打闹闹，母亲会引用进化论学者罗伯特·特里弗斯的理论，聊起“亲缘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讨论父母为何把资源用在孩子身上，还有兄弟姐妹会为了争宠而内斗。我家弟弟如果乖，母亲则谈人类会偏袒血亲的“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与利他主义。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有天母亲一边叠衣服，一边在思考生物学家威尔逊的理论。她想，要是有一辆车快撞上她女儿——也就是我——她跑过来救我，把我拉到一旁，那么她做这件事的理由，除了是为了保护我，是否也是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

1975年前后的那个年代，生物社会学采取前述这种有点简化、就事论事的观点来看待为人母这件事，让我十分感兴趣。我读了母亲的藏书——米德的著作旁摆着另一位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的书，有的谈乌干达的伊克族，有的谈刚果的俾格米人。母亲的书架上还有女性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的作品，以及《海蒂性学报告》（The Hite Report）、《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与堆积如山的《自然史杂志》（Natural History Magazine）。我大概就是因为读了那些东西，长大后便立志读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深入研究女性的人生。我在这世上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热带草原上的狒狒如何替彼此梳理毛发，以及它们之间的友谊与权力争夺战。此外，我也对人类奇特的小圈子文化深感兴趣，例如美国大学校园里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姐妹会与兄弟会。我对他们的入会宣誓仪式，还有超乎常人的忠诚度与彼此之间的钩心斗角，深深着迷，曾针对新旧大陆上猴子、能人（Homo habilis）与匠人（Homo ergaster）的脑容量大小，写过一篇文章，结论是姐妹会的女孩和其他人科动物之间，没有太大不同。

二十多岁时，为了追求五光十色的生活，我搬到纽约市，读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博士。曼哈顿让我的人生起了重大变化，人生目标有天翻地覆的改变。我后来还是读完博士，但决定不过学术生活。此外，我对流行时尚也逐渐敏锐。原本就喜欢漂亮衣服的我，到了这个人人打扮入时的城市后，更是走火入魔。我甚至连细胞层面都起了变化：大城市带来的兴奋感，改变了我压力荷尔蒙的浓度，新陈代谢受到干扰，我成了有失眠问题的典型曼哈顿瘦子，睡不着就努力工作，除了帮杂志写稿，当外包编辑，也在学校兼几堂课，赚来的钱都拿去缴房租。

我原本和其他住在富裕都市的高学历女性一样，迟迟没结婚，也没生孩子；但到了三十五岁，还是嫁给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我先生由于工作的缘故，无法离开纽约，而情感上也离不开这座城市。对我来说，他像塔希提人或萨摩亚人一样，洋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他对纽约市的历史如数家珍，几乎每一个街角、每一栋建筑、每一个街区，都曾有他的故事。先生用他对这座城市的热情，破解了我对于在纽约定居的所有疑虑。此外，他的父母与兄嫂也都住在纽约，和前妻生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也会在周末跑来和我们同住。对我来说，先生已经备好现成的舒适家庭，我自己的家人则远在天边。

我选择住在纽约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一个作家，很少有城市能够养活作家，纽约是那个得天独厚的异数。不论是广告、出版或教学，纽约都能提供特殊的生态环境，整座城市生气勃勃，变化万千，让我想起雨林。除了雨林，没有一个生物栖息地能像纽约一样，滋养如此缤纷的生命形式。看我住的分区，就知道纽约多么多元。我曾住在印度街区，旁边是秘鲁区，后来还搬到小瑞典区附近。由于先生不肯搬到纽约以外的地方，我也不想强迫他，我们两个人就在下城区找房子。婚后六个月，我怀孕了，但我们依旧没想过要离开纽约市。毕竟我先生是纽约人，而如果要搬回我的家乡，就得大老远从曼哈顿穿越半个美国。纽约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已经够好了，对吧？就这样，我们一家留在纽约。发现怀孕之后，我们两人都很开心，但高兴之余，我也发现自己开始了一场更具挑战的旅程，这世界不再只有我，不再只有我的婚姻，或是我的成长背景，或是我对于当母亲的感受。我后来才发现，怀孕其实是人生的一个过渡期，我掉进了另一个世界——曼哈顿妈妈的世界。

这本书要说的是比小说更离奇的现实。我一边在曼哈顿当妈妈，一边在那个自成一格的世界顺道做了一场学术田野研究。我说“自成一格”，可不是随便说说。“911”事件后，我和先生为了远离令人鼻酸的事故现场，也为了离他的家人近一些，搬到了纽约上东区。当时我怀有身孕，在世界令人感到危机四伏、纽约随时可能土崩瓦解的时刻，我和先生需要多一点安全感，若亲爱的家人就在身旁，尤其能让他的心踏实一些。搬家其实不算太困难，真正难的是学习上东区妈妈的生活方式以及融入她们。

我和先生最终在曼哈顿公园大道与七十几街的交叉口找到新房。我把新家当成基地，开始参加附近的“妈咪与我”组织的活动，带孩子上贵族音乐课程，跟保姆吵架，以及和其他妈妈喝咖啡。除此之外，我先是为了我家大宝，接着又为了二宝，参加了无数次的托儿所“面试征选”。在这一连串的摸索过程中，我的心得是：在曼哈顿岛上为人母，已经是在“岛中之岛”生活，而上东区的妈妈们，又自成一个小圈圈。上东区妈咪组成一个秘密社团，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自己的仪式、自己的穿衣风格，以及四季避暑与过冬的迁徙模式。对我来说，那是个全新的世界。住在上东区的贵妇，另有一套不同于常人的信念、野心与做事方法，当初的我做梦都想不到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同。

我成为上东区妈妈之后，不论是一天该怎么过、该如何与人互动，或只是去一下儿童游乐场，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战战兢兢。我和先生搬到了一个人人是超级富豪、阶级感极重的地方，每一位邻居贵妇看起来都自命不凡。穿着超级华服的众妈咪，令我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不知所措。然而我是高等灵长类动物外加人类，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我渴望融入。我得为大宝着想，也得为二宝着想。

我读过文学与人类学，知道人科动物要是没有归属感，不能真正融入群体，就会迷失自我。在文学或真实世界里，孤狼或许是反派英雄，能让读者心有戚戚焉，但这种人通常过着悲惨的生活。从希腊神话里四处漂泊的奥德赛、与旧大陆文化格格不入的美国女主角黛西·米勒、《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哈克、《红字》里背负通奸罪名的海丝特·白兰，到追求独立自主的伊莎贝拉·阿切尔、不甘于贫困命运的莉莉·巴特……只要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地位低下的人，尤其是女人，统统不会有好下场。她们没有人际关系的保护，无人帮忙，有些是象征性地死去，有些则是生命真的被剥夺。格格不入的人类，不仅会在小说里丢掉性命，还会死在大街上，死在荒郊野岭。做田野调查的生物学家早已详细记录过这种情形。灵长类动物学家告诉我们，带着新生儿加入新群体的雌性灵长类动物，性命尤其堪忧，例如黑猩猩妈妈如果试图加入一群陌生的同类，不但通常会被骚扰，还会遭受肢体暴力，施暴者是新群体里地位高的母猩猩；极端情况下，新来的黑猩猩母子甚至会被杀掉，而凶手正是他们想融入的同伴。

当然，我在上东区努力活下去时，没人想让我流血，至少不是流真的血。不过我深深感受到，当务之急是必须想办法融入群体。谁想当被排挤的人？谁不想在早上送孩子上学后，可以和朋友出去喝杯咖啡？谁不想让孩子有玩伴？先生和他的家人都帮助我适应新生活，告诉我要到哪里买菜，还向我解释大小聚会复杂的规定，我得弄懂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犹太成人礼，还得弄懂各种社团、公寓管理委员会，以及新家所在的大楼奇奇怪怪的惯例。虽然很多事有先生那边的协助，但我还得靠自己搞清楚上东区妈咪的文化。我诚心想融入，也势必要融入，一定得搞定这件事。先前我因为念书的缘故搬到纽约后，曾多次勇闯上东区，原本就知道那地方五光十色，出入的都是有钱有势的社会名流，低调是行不通的。那里的人不论穿着打扮、观念信仰、风土人情，全都和纽约下城区迥然不同。然而，一直到我完全进入那个世界、在那里当母亲之后，我才开始真正了解那个自成一格的世界。要不是我有了孩子，我大概永远不会注意到那个上流社会居住的平行世界，那里的妈咪是天之骄女，孩子是天之骄子。我怀孕之后，不得不拼命融入她们的世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了解那个贵族世界，我得想办法挤进去，破解贵妇的文化密码。我开始试着了解身旁所有妈咪，学习她们做事的方法，努力跟着她们一起在上东区当母亲。我因此走过一段十分奇特、一切都超乎想象的旅程——不论是东非马赛人的跳牛与饮血仪式、亚马孙亚诺玛米族的斧之战、美国十大联盟学生会的饮酒狂欢，通通无法与这场上东区之旅匹敌，而人类学给我的训练，根本不足以让我胸有成竹地踏进那个世界。

上东区小孩过的生活，不论从任何人的角度来看，都非同寻常。他们平日出入有司机、保姆陪同，还会搭乘直升机到汉普顿度假。两岁大的孩子，必须上“正确”的音乐课程。到了三岁的时候，就得请家教，准备迎接幼儿园的入学考与面试。到了四岁，不会游戏的孩子得请游戏顾问。他们不会玩，因为他们有太多“加强班”要上——托儿所放学后，除了法文课、中文课、小小学习家课、烹饪课，另外还有高尔夫球课、网球课、声乐课。服装顾问会帮妈妈购买接送孩子时该穿的合适服装。在游乐场上，在消费五千美元起跳的生日派对上，到处是摇曳生姿的高跟鞋，以及美得令人屏息的J.Mendel与汤姆·福特（Tom Ford）皮草。有钱人住在挑高的宽大公寓，家里大到可以把游乐场的充气游戏屋放在屋内。

如果说纽约孩子过着不寻常的生活，纽约母亲的日子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我开始向身边有孩子的完美贵妇，以第一手方式学习正宗的纽约上东区生活。纽约上东区的贵妇个个都经过千锤百炼的考验：除了搬进社区要面试，孩子入学要考试，她们的身材更不容许有任何不完美的地方。这群高学历、通常没有职业的富裕女性，她们最重要的志向，就是在Physique 57或SoulCycle等健身中心通过层层考验，让自己拥有最完美的体态。在我心中，我把她们想象成艺高人胆大的曼哈顿艺伎。她们以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精神，用尽一切手段，追求几乎不可能买到的奢侈品（我也曾一度“入境随俗”，想方设法买到铂金包）。此外她们还会寻求“内线交易”资讯，例如想办法聘请有迪士尼残疾通行证的黑市导游，好让她们在游乐园不用排队。上东区的妈咪们，还得处理麻烦又复杂的雇佣关系，管理她们请来带孩子与做家事（她们可能有好几栋房子）的管家与用人。对我来说，向住在莱辛顿大道以西的上东区妈咪学当妈妈，在她们之中生活，为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目眩神迷，深深受教，时常惊奇到目瞪口呆。

那些教我如何在上东区当妈妈的女性，通常都冷酷无情，不论是对自己的孩子，或是对自己，都是一样。她们的确爱孩子，但她们也是得确保自身地位的“开国女皇”，一定得成功，一定得拥有“成功”的孩子。例如这些人中没有人会承认（就连最好的朋友也得瞒着），但每个人一定都会让自己才三岁的孩子，接受“ERB幼儿园标准考试”的补习。她们会以类似内线交易的方式，通过口耳相传的介绍，帮孩子找到家教，花数千美元上课——她们这么做的动机，同时包括对孩子的爱、对未来的恐惧，以及不屈不挠的野心。许多上东区妈妈会帮孩子安排玩伴，但只跟有钱有势者的后代玩，以求往上爬。至于那些父母较为“低阶”的孩子，则得想办法巧妙避开，就像甩掉用过的创可贴一样。阶级是隐形的，但无所不在，没有人能逃脱。我突然理解了那些曾在学校走廊上聊过天、住在我家附近的女性，对她们之中的某些人来说，孩子是提高身份的方式。孩子就像是拿来炫耀的装饰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孩子是洋娃娃，是她们挥金如土的对象。她们在一流专家的协助下，打扮孩子，喂孩子最好、最健康的食物，把他们送进最贵族的学校。我得承认，看多了这个世界之后，我越来越不认同。

我发现这群野心勃勃的贵妇的另一面，是极端的焦虑。她们承受着不能踏错一步的巨大压力，必须当完美的母亲，完美的社交对象，完美的衣服架子，还得当完美的性感女人。为了完美，她们投注无数时间与精力，许多人濒临崩溃。为了对抗压力，有的投向酒精的怀抱，有的服用各式药物，有的则搭乘私人飞机和女性友人前往拉斯维加斯、圣巴斯岛（St.Barths）或巴黎“放松一下”。她们疯狂运动，疯狂养生（踩飞轮、只喝有机冷压蔬果汁进行断食，都是十分热门的活动）。她们一掷千金，不眨眼地买衣服、买配饰[对这些人来说，一天之内就在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 Goodman）或巴尼斯（Barneys）等高级百货公司花掉一万美元，算不了什么。她们是柜姐抢先服务的对象，新到店的衣服都是她们先挑]。她们会和通常同样焦虑的闺密，或是亦敌亦友的眼红熟人，一起去吃大餐，或是一起做SPA。

我最初的目标是融入这群上东区贵妇妈咪，但不想陷入她们的焦虑与疯狂，也不想卷进她们的钩心斗角。我自认自己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背景，可以助我一臂之力，让自己和孩子在这个有时不太友善的世界里站稳脚跟时，可以保持理性。然而如同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一样，我最终还是“入境随俗”，变得和当地人如出一辙。田野调查研究者一旦入境随俗，就会失去原本的客观立场，开始认同他们研究的对象。研究人员原本的目的是了解当地人，最后却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一员。我在上城区开始工作、当妈妈，以及和当地母亲交朋友之后，就逐渐与住在下城区的朋友失去联系。不知不觉之中，我的穿着打扮与言行举止，慢慢开始与身边的女性趋同，思考模式也开始同化，关注起她们关注的事。对我来说，她们的世界很陌生，但也很诱人。我感到格格不入，但也被自己决心要融入的坚定程度吓了一跳。

我很幸运，在血统纯正的上东区母亲之中，还是交到了朋友。要在严格遵守社会阶级制度的环境下培养友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是一个钩心斗角、明争暗斗、压力爆表的世界。那里的做事方法还有规矩，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时常感到难堪。我最初碰到的人无不充满优越感，我根本不入她们的法眼；但后来我发现，只要是有孩子的女人，不管你住在城市的哪一区，或是世上哪个角落，大家其实有很多共通点。做母亲的人在遇到困难时，会以强大的意志，寻求外界的协助，渴望和外面的人交朋友。全世界的人类以及众多灵长类动物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化，自然而然懂得彼此合作。每个地方的女性与母亲，都知道要互相帮忙，建立友谊，就连人人有如模特儿、用尽心机、家财万贯的上东区妈妈们也不例外。

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身边的那群朋友都有一个相当独特的特质：她们很热情，不吝于向我解释上东区的世界。她们比我精通人情世故，很愿意分享她们看到的事。她们知道自己以及周遭的人，过着具有讽刺意味的生活，她们以幽默的态度看待一切。我曾半开玩笑地说，一旦外界知道我在做研究，和我来往的人可能会有麻烦，但我认识的一位妈妈说：“那些看不出我们的生活有多荒谬、多极端、多好笑、多疯狂的人，我不想与那种人为伍。”我原本担心写这本书是否合适，但那位朋友及其他人让我看到，就算是最奇特、最令人不舒服、最诡异的世界，还是有很多正常人。就算是看起来敌意重重、最不友好的环境，也有真正的温暖，也有真正的好人。

我以社会研究者与妈咪的身份，常年生活在上东区的妈妈圈之中，我研究她们，最后发现上东区的母亲和全世界的母亲一样，希望孩子健康快乐，也希望他们感到被爱，好好长大成人，成就一番事业。不过她们之间的相似点仅止于此。如果你不是在曼哈顿长大，你会觉得上东区孩子过的生活异于常人。就算你是曼哈顿人，上东区的生活也自成一格，除非你的母亲就是上东区人，不然你依旧会觉得一切不符合逻辑，没有一件事是顺理成章，凡事都无法以常理判断。我吃了不少苦头，才了解上东区的妈妈不是一天塑造成的。不是你在那里生了孩子，就自然能融入，得不断修炼才行。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正是我如何重新反复打造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的经历。在这场充满挫折的旅程中，我常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这是一个在迷你岛上的迷你区当母亲的故事，以及这个地方带来的种种启示。

◎一旦能在该岛立足，在全世界皆能立足。

◎曼哈顿人在派对和聚会上，也会问这些问题，详尽到有如在做人口调查，目的是要确认把你摆在哪个社会阶层。

◎“高级楼盘”可能和其他等级的楼盘位于相同街区，甚至外观也一模一样，但“高级楼盘”要求你付巨额首付款，而且不能贷款。想买的人，必须证明自己的流动资产至少是房价的三至五倍，甚至是十倍。

◎私立学校的文凭和管家，不只是虚荣的地位象征，不只是你骄傲地在众人面前炫耀的东西，而是如果你是上东区人，你一定得有。

◎曼哈顿就是靠这种办法建立阶层制度，让每个人乖乖待在该待的地方。

田野调查笔记

环境与生态

该岛在地理、文化、政治等层面自成一格，和邻近的约比自身宽度长七倍的陆块迥然有别。冬季相对严寒，其他季节岛上气候一般极为温和，然而两百年来的土地开发与工业发展，使该岛近年来夏季极度湿热，近似赤道气候。小岛经纬度为40°43'42"N与73°59'39"W。

岛上生态适宜人类居住——食物与饮水等资源十分丰富，易于取得，疾病十分罕见，完全无掠食性动物。岛上最富裕的居民，活在史上资源最丰富的特殊地带。富裕生活使他们得以将大量资源，一视同仁用于每一个后代身上。大量的时间、精神与资源被投入到繁复的社会习俗中。

整座岛尽管食物、饮水及各种资源极为丰富，但部分区域至今依旧存在高度贫穷的情况。岛上人口密度极高，贫富不均情形极为严重，穷人与富人各自生活在不同区域。此外，在育儿与工作方面，岛上遵循传统性别角色分配。前述特点或许能说明岛上富裕居民的奇风异俗，亦即后文即将探讨的重点。

岛上居民

岛上居民主要居住于垂直式建筑物，每个人将自己的家，直接盖在他人住宅上方。建筑物由光滑石片组成。岛上土地面积有限，人口高度稠密，空间为短缺的珍稀物品，此类“垂直式村庄”让居民得以扩大生活空间。在部分区域，尤其是最富裕的居民聚集之处，垂直式村庄严格管控人口，由“长老会”组成的秘密组织判定哪些人士具备入住资格、哪些人士又该排除在外。本人所研究的部族女性，最繁重的工作为寻找可居住之地——绝大多数时候，此工作毫无例外由初次生产的女性承担，并由“住宅巫师”负责引导与协助女性寻找房屋。寻求住所等同于确认身份地位，对这个极度昂贵、冗长、辛苦的社会化过程，“巫师”会提供专业知识，引导妇女，并给予她们情感上的支持。

岛民之地理起源

该岛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许多居民原本生于偏远的小型乡下村落，性成熟后离开原出生族群，迁徙至此处，寻求更好的职业、交配与婚姻。其余居民则为当地人。相较于外来者，土生者享有较高社会地位，若于岛上特定区域成长，并于成长过程中进入特定“学习茅舍”求学，则将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岛上居民对自身的看法与外界认知

该岛居民在外界眼中心高气傲，居民与小岛本身都显得高人一等，不论是土生土长者还是后来移居者，皆较国内其他同胞高尚。众多来参观的游客及当地居民亦抱持相同看法。岛民为天之骄子，待人颐指气使，装扮令人目眩神迷，并在交易与谈判等方面十分精明。近年来，岛上居民的交易内容大部分都是无形想法与抽象事物，进而让岛上居民具备高人一等的知识的形象更深入人心。移居该岛的奋斗故事，人人争相传颂，以口耳相传与传统书写等方式，留下成功者可歌可泣的事迹。据传一旦能在该岛立足，在全世界皆能立足。

资源取得与资源分布

整体而言，该岛居民为全国最富裕的国民。历史上，全球人类的生活深受地理环境限制，该岛居民则得天独厚，不受天然条件限制，可轻松为自己及后代取得充分卡路里，无须像全球史前时代的人类，以及今日世界各地的父母一样，疲于应付生态考验。即便如此，本人研究的该地的父亲，深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如同许多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人类，他们一般忙于工作，以求提供妻子与家人较为无形的资源，包括财务资源、社交资源与文化资本。该岛女性一般会外出工作，但众多富裕女性于分娩与养育孩子时期，认为自身该扮演的角色应是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此时她们通常由“异亲”从旁协助。异亲系指父母之外扮演双亲角色的人士，俗称“管家”、“保姆”或“婴儿护理人员”。

岛上分区

在岛民心中，该岛一共分为四区：上城区、下城区、左区、右区。“上城区”与“下城区”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区——上城区适合养育孩子，下城区主要适合尚未进入生育期的居民，以及文化上的“外来者”。此外，下城区亦为夜间寻欢作乐之所。除上下之分，岛民进一步将小岛分为左右。左右两区如同上下两区，性质迥异，天差地别。左区较为随性，寻求改革；右区则代表传统与保守主义。

在岛民心中，上、下、左、右不仅代表方向，也不仅表示坐标。上下左右还是强大的标签，岛民的身份地位与日常生活完全受这四字影响。岛民进一步根据象限划分为不同层次族群，如右区人、左区人、上城区人、下城区人。岛上居民对于居住在小岛邻近区域的同胞，一般抱持漠不关心的态度，鲜少造访其他地方，几乎不与四周同胞交谈。对岛民而言，若要踏出自己的岛，进入偏远地区及群岛范围之内的其他岛屿，交通十分复杂，须特别规划路线，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岛民根深蒂固的排外心理，以及地理上的区隔。

岛上四区与社会地位

岛民自岛上一区进入另一区时，大多惊慌失措，惶惶不安，认为此类出行十分不便，耗时、麻烦，甚至可能带来不幸。部分岛民出于迷信，特地将日常生活安排在住家附近，与医疗巫师、金融巫师和育儿巫师见面时，几乎都不会离家太远。岛上的象限划分，亦影响居民之穿衣方式、装扮方式、育儿方式，以及季节性的自愿迁徙模式（夏天时，西区居民较可能移居山中，东区居民则偏好特定的海滩度假胜地，上右区的居民尤其如此。冬季时，各区居民之避寒胜地亦各有不同）。

岛上一致公认两区最“适合”育儿与成家：紧邻广阔“大草原”的上右区与上左区。岛民崇拜大草原，认为该处是圣地，无不向往居住在大草原旁。草原崇拜可能源自岛民史前时代之集体记忆。草原居民平日躲进树林避难，土地拥有者需要不断提防敌意入侵者，因此岛民自“安全”的高度俯视一望无际的区域时，最为安心，进而向往居住在拥有大草原景观的住宅。相关区域房价最为昂贵，得以居住在大草原四周的岛民，享有崇高社会地位，住址又可强化个人地位。此外，人们相信大草原为育儿的理想地带，孩童在教师、父母、异亲（最为常见）的监护下，在大草原玩耍。大草原不得进行任何工业活动，商业亦维持在最低限度。大草原为神圣区域，居民认为进入该区对健康极有助益：据传凝视大草原，在大草原散步，可以放松心灵，强身健体。住址位于上右区（亦称上东区）最靠近大草原的居民，为全岛最富裕人士，拥有最为独特、源远流长的奇妙的部落风俗、仪式与信仰，亦即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我和先生决定搬到纽约上城区，好让儿子能有“更好的童年”。上城区毕竟有夹在上东区与上西区之间的中央公园，那是城市之中的绿洲。再说了，上城区有很多优秀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及下城区难以找到的服务，例如适合带孩子上门的餐厅、童装店，以及孩子可以坐在消防车造型的椅子里，一边剪头发，一边看幼儿律动节目的美容院。此外，我们夫妻俩也需要远离下城区的“九一一”事件遗址。那起恐怖袭击事件虽已过去多年，但废墟依旧以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人祸的恐怖——糟糕的室内空气品质、永无止境的焦虑，以及随时涌现心头的伤感。我和先生希望搬到有儿童游乐场、适合家庭居住的街区，还需要一个好学区。此外，我们希望住得离先生的父母与哥哥一家人近一点。在我们夫妻俩失眠、脾气暴躁的时刻，他们能伸出援手，用亲情抚慰我们。既然我们决定还是要住在曼哈顿，那就只有一个区符合条件——上东区。

每次我和下城区的朋友提起我们要搬到上城区，他们会瞪大眼睛看着我，就好像我刚刚告诉他们：“我好兴奋，我要加入邪教了！”某天晚上，我和朋友喝酒聊天，朋友的先生说：“下城区的花瓶老婆至少是戴着眼镜、有博士学位，还管理着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换句话说，大家都知道，上东区的花瓶老婆一头金发还隆胸，平日就是在家带孩子。那种人就是那样，对吧？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除了拜访先生的家人，以及偶尔参观博物馆，我已经多年没踏进过曼哈顿西二十三街以北的地方。

当然我知道那里的人都很时髦，发胶喷得比谁都多，而且每家店、每个角落，路上行人都光鲜亮丽，一切的一切都金光闪闪，但我从来没特别留意过那里的母亲，毕竟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住在上东区的妈咪。在上东区当母亲会是什么样子？她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朋友嘲讽：“记得要留点钱买貂皮大衣。”我大笑，先生被腰果呛到。人们对于上城区与下城区的不同，有着诸多成见，我迫不及待想知道那些说法是真是假。

不过首先，我得帮一家人找到住的地方，因为先生毫不犹豫地把找公寓的任务塞给我。理论上，由我负责找理所当然，因为孩子出生后，我为了带小孩，重新安排了工作行程，我是所谓“时间很有弹性”的作家，是“自由工作者”，可以安排自己连续几天或几周不工作，而且我外出找房子的时候，兼差的保姆可以帮我带儿子。事实上，先生把事情丢给我的做法，源自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曼哈顿这个地方，帮家人找住处是女人的责任，而且女人也得付账，至少得分担一半。在异性恋的婚姻里，不论夫妇两人谁负责做什么，找公寓的责任通常落在女人头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决定把一切归因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人类的祖先以狩猎与采集为生，他们在大地游荡，四处寻找食物，扎营与拔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会为了占有土地而留在同一个地方。然而人类过渡到以农作物为主的经济形态后，一切就变了。人类开始具备财产概念，（“这块地是我的！”）女性也开始不再到处跑，更常排卵，变得越来越多产。没错，原本部族每日要消耗的卡路里，几乎都靠女性提供，也因此女性有地位、有影响力、有自由；但农业生产出来的杂粮一出现，女性就从食物采集者变成负责管理炉灶、照顾房子的人。她们能说嘴的事，只剩下自己一天花了多少时间煮饭，什么地位都没有，沦为负责生孩子的子宫。

其实要我带孩子没关系，要我做家务没关系，要我负责找新家也没关系，由我来做那些事合乎逻辑，因为先生在外头做事赚的钱远比我多，而且我非常希望自己带刚出生的儿子；但午夜梦回时，我会想起那次喝酒时朋友夫妇说对了：相较于下城区，比起随心所欲、比较接近下城生活、采取狩猎采集制度的昆桑人（!Kung San），上东区的性别政治，更近似农业社会的班图人（Bantu）。

虽然我对房屋市场一无所知，但我感觉卖掉我家原本的联排住宅，搬到上城区的公寓，不会是太难的一件事。毕竟在纽约市，联排住宅是阶级最高者的住所。对曼哈顿人来说，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上面和下面都没有邻居，简直太梦幻、太值得珍惜了。理论上，联排住宅可以为你提供私密空间，而西方人非常重视隐私。除此之外，在房租以每平方英尺计算的城市，联排住宅绝对是奢侈之极的空间。尽管我家不是什么豪宅，厨房小小的，也没电梯，但想买房子的人，一定会排队参观我家。我把房子保持得干干净净，而且一有人按门铃就识相地马上离开，让中介还有购屋者可以好好“欣赏”房子。

中介带人看我家房子时，我会在附近的咖啡厅打电话给其他中介找新家。大部分的中介都是女性，她们会在电话上一直盘问我，问一堆有关于“我”的问题，包括我先生是做什么的，我做什么工作，我是哪里人，我念哪所学校，甚至还会问我家有多少财产，但却不会自我介绍。

曼哈顿人在派对和聚会上，也会问这些问题，详尽到有如在做人口调查，目的是要确认把你摆在哪个社会阶层。第一次遭遇这种身家调查的时候，我感到莫名其妙，但先生是犹太人，他告诉我：“哦，他们在对你做犹太族谱调查（Jewish Geography），他们想知道你是谁。”不过在我看来，这件事和宗教无关。在大型的城镇，调查你和某人是否认识，你们是否有共同认识的人，或者你是否想认识他们认识的人，虽然有几分（或是十分）势利眼，但这么做有其道理。中国人称之为“攀关系”，他们靠着这套方法，串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每次中介调查完我的背景之后，都会说他们手上没有我想看的那种房子，但可以带我去看其他地方。事实上，我在网络或传单上看到的那些漂亮公寓，似乎一间都不存在。每次我打电话，得到的答案都是我想看的那间房子“已经售出”，或是“已经被别人订走”，我之所以还会看到那些房子的广告，只是因为“网站尚未更新”。我告诉先生这件事，他说房产中介都是用那一套骗人上门，我们需要聘请自己的“买家中介”。我心中的人类学家兴奋起来，问先生那种人是不是“类似某种地陪？那种带外地人认识当地的人？”我先生说没错，买家中介扮演的就是那种角色。我需要这种专家给我建议，让我弄懂某些事，就像日复一日帮助动物学家黛安·福西追踪大猩猩的忠诚地陪；或是巴芬岛上，对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的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解释自身文化的因纽特人。

先生给了我一名女中介的电话。几年前，那位中介曾经帮他卖掉上东区的一间小套房。第二天我就打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想看某几间公寓。我还以为这下子有人帮忙，一定可以顺利看到房子，看来我实在太天真了。我只不过是打开了大门，前方还有艰辛的旅程等着我。

我的中介叫英嘉，口音很好听，听先生说她是丹麦人，以前当过模特儿。英嘉公事公办，有什么说什么：“首先，让我确认一下，你们原本的房子有人帮忙卖，对吧？因为下城区一般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英嘉解释，上城区与下城区的房地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除此之外，上“西”区不是她最拿手的区域，她主攻上“东”区。

我有点结结巴巴：“哦，这样啊，好，没问题，我们想住东区。”显然对中介来说，不同区的房子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彻头彻尾不同。我镇定下来，告诉英嘉：“而且我们希望房子要位于好的学区。”电话的那头安静了好一阵子，接着英嘉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事不好办。”看来我的要求让中介不悦，我垂头丧气，顿时陷入“这事不好办”的无助中。

英嘉的声音再度响起：“不过……”我开始爱上她的北欧口音，“还是可以试试看，我手上有几间你可以看的房子。”我再度燃起希望，暗自松了一口气，觉得未来有望，英嘉有我可以看的房子！太棒了！我有向导了！我挂电话的时候，心中浮现一种感觉：英嘉能帮我的，将不只是让我找到住的地方，她还会教我有关上东区的基本知识。每个人类学家都至少需要一位可靠、熟门熟路的地方向导。这个向导必须热情带路，还得帮忙翻译，解释习俗，透露自己的文化中黑暗的小秘密，以及大家心照不宣的事。简单来讲，向导会帮你找到门路，我很确定如今已经找到正确的向导。

找房子的第一天，我独自抵达公园大道上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英嘉还没到。一位脖子上围着爱马仕（Hermès）围巾、全身上下都是高级品牌的女士，迟疑地问我：“你老板今天会来吗？”她打了肉毒杆菌的僵硬又光滑的额头，传递出一股淡淡的疑惑。

我伸出手自我介绍，结结巴巴地告诉她：“嗯……我没……老板……”显然这位女士看到我“时髦的文青打扮”后，把我误认为英嘉客户的助理。看来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的衣服是下城区的人在穿的，而上城区没在工作的女人们，都有个人助理负责帮忙找房子。在接下来的寻屋之旅，我得让服装升级。就在此时，一个棕发的绝世大美女走了进来，她身材高挑，穿一身米白色高雅套装，是英嘉来了。我看得出来，刚才接待我的女士仰慕英嘉，我松了一大口气，知道这下子不必担心。我该穿什么，该做什么，要怎么找房子，通通交给英嘉就好了。

我的判断是对的。曼哈顿负责买卖公寓的房产中介专为女性服务，那是女人的世界，上东区尤其如此。人要衣装，衣服会说话。卖方中介所穿的衣服，让外界知道她的客户有多尊贵。买方中介所穿的衣服，则要在气势上压倒卖方中介，她的形象，代表着客户的形象。要买房子的人，也会靠着身上穿的衣服，同时让买卖两方的中介，知道她认真看待这件事（但如果是超级有钱的富太太，则可以随便穿，她非常清楚中介知道，她已经有钱到不必玩这一套，只有中介得穿上最好的衣服巴结她）。每一天，每一次看房子，在每一间接待大厅，都是一次服装大赛。想了解那种情形的话，不妨想象在破晓时分，在西部电影导演莱昂内的音乐中，穿着希内罗·古奇拉利（Brunello Cucinelli）与诺悠翩雅（Loro Piana）等奢侈品牌的女人，面对面分列两方准备对决。

皮包似乎是重点中的重点。在我看房子的第一天，英嘉带我看了四五间公寓，那些公寓的中介，很多都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香奈儿（Chanel）包。有的拿提链掀盖式，上头有经典双C标志，有的则拿小牛皮材质、有提把设计的扣环长形包，下方同样也有双C，简单优雅。第一天看完房子后，我在快天黑时回到家，半开玩笑地告诉先生：“如果想找到房子的话，我得买一个新包包。”我精疲力竭，走得腿都要断了（后来才知道，我太不上道。上东区要买房子的人，一般都会帮自己和英嘉安排司机），而且心理上也很疲惫，我没料到看个房子以及和中介互动，要上演那么多内心戏。每看一间房子，我都得改变标准，改变期望，我开始怀疑真的能找到房子吗？

接下来几周，每天早上，我会穿上我的上东区看房战袍：端庄的紧身裙，配上雅昵斯比（agnès b.）或French Sole平底鞋，外加我最淑女的皮包——显然就我的任务而言，松垮的帆布包并不合适。最后，我会绑好一个利落（希望如此）马尾，毕竟我可是要踏上时髦国度的战场。梳妆完毕之后，我会搭上出租车，朝着东北前进三十分钟，接着在某栋战前建筑的大厅和英嘉碰面。几乎每一次，我们两人都在莱辛顿大道以西会合，因为我和先生的目标是理想学区。换句话说，基本上我们是在全曼哈顿最贵的地带找房子，只为了有一天孩子能念免费的公立学校。很讽刺，我知道，先生也知道，英嘉也知道。英嘉很快就变成我和先生之间的“第三者”，我们比较熟了之后，有一次她委婉地劝我：“如果不那么坚持学区房的话，我们可以看的房子，就会多很多间。”不过我看了她一眼之后，她马上改口：“但我知道你们夫妻俩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我们继续在这一区努力吧。”

我们似乎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现在正是经济繁荣的时候，房地产市场正热。卖家开出天价，买家只能任人宰割。英嘉一再暗示，我和先生想住的地方，是全纽约市最难搞定的地方，我们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我和英嘉看了“理想楼盘”“优秀楼盘”，甚至是有“白手套楼盘”之称的“经典六十年代房”与“经典七十年代房”。所谓的“白手套楼盘”，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接待人员都戴着白手套。我们看的每一栋建筑，都有负责迎接的门童，而且几乎每一栋楼都有电梯服务人员帮你按楼层。然而不管是“理想楼盘”、“优秀楼盘”或“白手套楼盘”，等级都不如“高级楼盘”。“高级楼盘”可能和其他等级的楼盘位于相同街区，甚至外观也一模一样，但“高级楼盘”要求你付巨额首付款，而且不能贷款。想买的人，必须证明自己的流动资产至少是房价的三至五倍，甚至是十倍。英嘉事先就告诉我，高级楼盘除了有此类资产要求，还可能依据你的身份另外提出要求，因为这类公寓基本上是私人俱乐部，住户管理委员会有自己的规矩，只有愿意遵守的人才能住在那里。公寓一般拒绝有钱名人入住，就连尼克松总统和麦当娜都曾被拒于门外，只能愤愤不平，被迫住独栋的房子。高级楼盘的住户一般是工业巨子，以及他们的上流社会老婆。人们用地址称呼那些楼盘，例如公园大道七四○号、第五大道九二七号、第五大道八三四号，或是第五大道一○四○号。有的则有名字，例如贝尔福德、圣雷莫、达科他、河岸山庄。那些水泥建筑都由罗萨里奥·坎德拉或埃默里·罗斯等著名大师设计，不适合我，不过显然它们原本就不是“家庭楼盘”。“家庭楼盘”听起来像是我要找的完美房子，但我问起的时候，英嘉耐心解释：“家庭楼盘的意思，不是它们有儿童游戏室，而是贷款可以贷九成的房子，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英嘉告诉我，她身上穿的吉尔·桑达（Jil Sander）、Piazza Sempione、普拉达（Prada）反映着我的身份地位。我买哪一间房，也将反映她的中介地位。她希望我们能住在最好的房子，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会影响到她。

哪间房子代表什么社会地位，我其实不是很关心——我和先生只希望在学区还可以的地方，找一间还过得去的房子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就算我的标准相当宽松，也同样很难实现，弄得我很沮丧。中介一再告诉我们，纽约的房屋“存量”不多。此外我没想到的是，到别人家看房子是一种非常私密的体验，感觉很怪，好像在入侵他人的人生与空间。我看着他们的私人物品，看着他们的生活习惯，但事实上，我看不到什么个人特色。我发现上东区的风格都一样，每间屋子的布置都使用大量花纹布，而黄色和蓝色是最主要的色调。我很难想象自己搬进去之后要如何改造风格，我家的家具和这里根本不搭。我无法想象我们一家人，我先生、我儿子，还有我，搬进其中一间公寓。哪个角落可以摆婴儿床？如果想生二宝的话，哪一间房可以给二宝住？那间房子适合在家工作的人吗？一堆问题在我脑海里打转。

某间公寓通过初步筛选后——学区对了，卧室数量对了，光线充足，景观还可以——第二天我先生就会和所有人的先生一样，过去看一看。此时女人们（英嘉、我、屋主的中介，有时屋主本人也会在场）会极度兴奋，滔滔不绝地介绍，努力讨好男主人。我感到一阵荒谬，我和其他女人就像《财富之轮》的美女主持人凡娜·怀特一样，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公寓，打开每一道门，打开每一个衣柜。我不是个会假笑奉承的人，但此时脸上却带着笑容，希望讨好先生，就好像所有人正在演一出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按照剧本，接下来先生会四处看一看，打量一下房子，中介会抓住他说的每一个字，仔细观察他每一个动作，希望找出他喜欢或不喜欢这间房子的蛛丝马迹。此时先生一般会礼貌待人，但不会太和蔼可亲，不会在中介面前透露自己的想法。他会很快在屋里绕一圈，然后立刻回到男人打拼事业的世界，再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觉得刚才那栋房子如何如何。

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自己有如家庭剧《欢乐时光》（Happy Days）里的妈妈玛丽昂·坎宁安，但我知道，我们最后会买哪一间房子，做主的人会是我。女主内，男主外，房子是女人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中介都是女性，出面的买家也是女性。男人扮演的角色是一脸严肃地出现，让人战战兢兢，然后就消失了，最后负责签字，或是不签字。在那之后，女人想怎样就怎样，房子由我们负责，欢迎来到上东区的世界。

我思考着在我未来的新栖息地，男女如何分工，以及性别分工所代表的意义。不过我忍不住也想到另一件现实的事：如果是在亚特兰大，或是密歇根第二大城市大急流城（Grand Rapids），我们这次准备买房的钱，足以买有游泳池的豪宅。然而在上东区，只够买间破破烂烂的小公寓。每一间房子都一样，都位于公园大道、麦迪逊大道或第五大道等“尊荣”的地址，大厅都很豪华，闪闪发亮，还有人帮你开门，但上去之后……我每次看到房子内部都差点昏倒。上东区全身名牌的女人们，都住这种鬼地方吗？我经常感到难以置信。有些房子很干净，不管是厨房、浴室，还有从房子整体来说，都称得上整洁，但就是有一种年久失修的感觉。地毯都磨破了，不晓得是什么年代的产物，还有厨具一看也是使用很久了，而且墙壁发黄。另外奇怪的是，几乎每一间房子，都一定有个女佣正在掸灰尘，或是正在擦拭银器和叠衣服什么的。

除此之外，每一间客厅，真的是每一间，一定都摆着相框和一些小纪念品，而且大家都一样，令人瞠目结舌。我造访的每间客厅，一定有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旁边摆着她的毕业证书，学校不是布里尔利（Brearley）就是斯宾塞（Spence），也就是全纽约最难进的女子私立学校。另外也会有年轻男孩的毕业照……旁边一样摆着裱好框、以龙飞凤舞的烫金拉丁字母印制而成的毕业证书，发证的学校也一定是霍瑞斯曼（Horace Mann）、巴克利（Buckley）或圣伯纳德（St. Bernard’s）等首屈一指的学校。照片中的男孩女孩，发型一丝不苟，年轻的脸庞上毫无皱纹，完美的笑容露出矫正过的牙齿。一天，我在八十几街和麦迪逊大道交叉口看房子时，突然像是被雷击中一样，恍然大悟——那些屋主之所以要卖掉自己的家，换成比较小间的房子，是因为不得不那么做。他们花了很多钱费心养大的孩子，如今终于毕业，或是可以独立了。这些年来，为了请人打扫，让孩子上高级私立学校，他们山穷水尽，但还是得维持一定的体面。现在责任已了，他们可以把大房卖掉，带着毕业证书还有管家搬进小屋子。

我恍然大悟的那天晚上，踏进家门后，重重倒在床上，问先生：“你相信有这种事吗？”那天我累坏了，心情低落，连续看了四间公寓，四间都有富丽堂皇的大厅，外加破破烂烂的旧地毯，以及第一志愿的毕业证书。

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相信”。他小时候住布鲁克林区，青少年时期才搬到上东区，所以他算纽约人，但不是土生土长的曼哈顿人，他十分熟悉我每天参观的那些公寓住户的渴望、信念、焦虑，以及他们所看重的事物，但又能保持局外人的观点。他告诉我：“一切的一切，管家，私立学校的文凭，那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摆出来好看，他们的人生就是为了那些东西而活。”

先生打了个呵欠，但我突然清醒到睡不着。我想起我的人类学教授，曾经试图让学生了解他研究的也门部落的荣誉概念。许多年前的那一天，我坐在爆满的大学教室里，教授说：“对他们来说，荣誉不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有人污辱你，你不能只是感到不舒服，然后无视那个人，就那样算了。”教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污辱你，那就像是有人砍下你一块肉，你切切实实受伤了，你缺了一块东西。这下子我明白了，私立学校的文凭和管家，不只是虚荣的地位象征，不只是你骄傲地在众人面前炫耀的东西，而是如果你是上东区人，你一定得有。那些东西非常重要、非常基本，为了支付好学校和管家的钱，你什么都能省，宁愿不要新地毯，不要装潢厨房，家里破破烂烂也没关系。

一切都说得通了。我身边所有的女性，不管是有孩子的中介，或是我看的房子的业主，或是上东区朋友的朋友，她们每天谈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上哪所学校。她们会用孩子的年纪与校名自我介绍。没错，对一般人来说，学校只是一种介绍自己与攀关系的方法，但对我身旁的女性而言，孩子的学校就是她们的一切。

“嗨，我是艾丽西亚，我小孩安德鲁和亚当念艾伦史蒂文森（Allen-Stevenson）——你孩子也是，对不对？”

“不是啊，我孩子念学院中学（Collegiate）（砰！这下子阶层定出来了，这个人的地位比问话的人高，因为她的孩子念的是全国排名最好的学校）……不过我朋友玛乔丽四个儿子都念艾伦史蒂文森（言外之意：我朋友玛乔丽非常有钱哦——有钱人才有办法生四个小孩。我和她是朋友，所以我也很有钱）。说不定你们两个认识，你孩子几岁？”

“真的吗？我两个外甥也念学院中学（她在告诉对方，她本人的阶层只比排名最好的学校低一阶，她姐姐的孩子念最好的学校，所以她也差不多算是同一阶层的人）。我外甥是双胞胎，念二年级，你听过他们的名字吗，戴文和戴顿？”

女人间的对话就像这样。

通过私立学校组成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要。每次我说等儿子长大以后，我想把他送到附近风评非常好的第六公立小学，所有的女人都会被我吓傻。有人说话比较客气，她们会安静三秒钟，扬起眉毛，客套地回答：“这样啊，学校会决定孩子的未来。”有人讲话则比较直接。一名中介听到我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一边打开厨房的柜子介绍里头的内透照明，一边用硬挤出来的微笑，告诉我她听不下去：“别闹了，你得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大家的孩子都念私立的。到时候你要跟大家一样，用司机送他上学。念私立学校不用管学区，你想买哪一区的房子都可以。”

我先生和我还是很坚持。我们俩以前都念公立学校，儿子当然也可以念，公立学校没什么不好。我们坚持还是要买麦迪逊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东八十一街附近的房子，那里有一所很好的公立学校。然而那一区被地方中介称为“顶级上东区”，房子本就不好找，那一区更是难上加难。

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找下去，我需要先生和英嘉帮我。我知道曼哈顿人靠房子定出社会阶级，目前为止我已经跨越第一个鸿沟，从“租房子的人”，变成“业主”。我结婚的时候，先生把他的房子改成我和他共同持有，虽然只是改一下房产证而已，但显然在我们居住的城市，这是一件大事。很多在曼哈顿租房的人，对我隐瞒自己的房子是租的，或至少不会到处宣传，因为租房子就是低人一等。租房子的人是次等人，意味着漂泊不定。中介盘问我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你有房子，对吧？”（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她们会在同意让我看房子之前先从英嘉那边探听我和先生的身家。）中介问这个问题，是想确定我们有购买能力。她们听到我们夫妻早属于有房一族之后，都会松一口气。

在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建筑物是“战前”或“战后”盖的，也很重要。不过对我来说，如果能住在古色古香的美丽房子里，当然很好。那些房子都是一流设计师盖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但要是住不了那种地方，也没什么关系。除了战前或战后建筑，房子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区别：它们属于“合作公寓”（co-op），还是“共有公寓”（condo）。我原本住在下城区的联排住宅，所以不太懂这两种公寓的区别，然而在曼哈顿的房地产世界，以及以上东区的社会阶级划分来说，“合作”或“共有”的规矩十分不一样。

英嘉和先生告诉我，如果是合作公寓，由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决定谁可以住进去，谁不能住进去，公寓的规矩由他们定。有的规定直截了当，而且很合理，例如“夏天条款”规定只能在夏天装修房子，因为施工很吵的时候，天气适合邻居躲到户外，甚至一整个夏天都躲到自己乡下的房子。曼哈顿的住户楼上也有人，楼下也有人，彼此紧紧相邻，邻居装修会破坏生活品质。英嘉告诉我，夏天条款“非常上东区”，上西区则几乎没这种事。我可以接受夏天条款，很合理的规定。

其他的合作公寓条款，则比较无理，没有实际作用，大家一向习惯那样的规定，也就无人质疑。例如业主不能随便把房子分租他人，也不能让自己二十几岁的孩子住进去，必须经过管理委员会同意才行。我碰到过想住进合作公寓的人，必须先证明自己富可敌国，要不然就别想。资产净值证明是申请时的“必要”条件（不是可附、可不附的文件），委员会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但事实上他们握有建筑物里每一间房子的“留置权”，就算住户有债务，房子是在委员会手上。合作公寓的住户，没有谁真正拥有公寓，只拥有“股份”——公寓面积较大的人，一般拥有较多股份。谁的股份多，说话声音就大。想买合作公寓的人，几乎毫无例外，一定得先接受委员会面试。先生和英嘉事先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委员会面试时什么都可能问，而且可能毫无理由就拒绝你的申请。这下子我懂了，为什么公园大道和第五大道的合作公寓广告，如果罕见地写着“无委员会审查”，那一定会抢破头。不晓得拥有合作公寓的股份，是不是和拥有管家，或是孩子念私立学校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还发现，如果不是合作公寓而是共有公寓，房价会稍微贵一点点，因此一般允许较高的贷款成数，而且业主拥有真正的房子。除此之外，共有公寓的规定比较宽松，喜欢的话可以分租，也可以留着当偶尔去住的地方。想住共有公寓的话，申请由管理公司审查，感觉比较公正，也没那么探人隐私，不是由一群以后可能当你邻居的人，对你的财务状况和私人生活品头论足。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一天，我从曼哈顿西村（West Village）出发，到上东区看房子。管他是合作公寓还是共有公寓，管他是战前还是战后建筑，是时候做决定了，我坐出租车坐到快破产，得马上搬到上城区，不能再每天“通勤”。

有一天，我觉得找到还过得去的房子了。虽然那是一栋位于公园大道的现代建筑物，不是名建筑师盖的那种“有历史尊荣感”的战前建筑，但管他呢，位置居然离中央公园不到两个街区，这么好的条件上哪找。一开始我觉得那栋公寓有点昏暗，不过重新粉刷一下就好，这种事很好搞定，而且就跟中介说的一样，那间房子的厨房小虽小，设备都是最高级的，而且拥有“开放的城市景观”，那句广告语的意思是说，虽然从房间里无法直接看到中央公园，但窗户前面也没有其他建筑物正对着你挡住光线。四周的建筑物都有一点距离，让你充分享受日光，你会感到空间开阔，但也不至于满目荒凉。此外，卧室的数量也正好，其中一间还放着可爱的小巧桌椅，以及一张尚未完工的手工作品——粉红色纸上，贴着用纽扣、干燥通心粉、亮粉拼成的图案。太好了，这个小女孩的房间，可以改造成儿子的房间。我觉得整栋房子屋顶太低，有压迫感，我不喜欢，隔间方式也不是很理想，而且又位于热闹街角；但这间可爱温暖的儿童房，让我可以忍受其他缺点。

我在屋内走了一遍，然后再走一遍，越看越喜欢。英嘉告诉我：“对方的中介不能过来。”我知道在中介、买方、卖方的世界，这是一种看不起人的态度。那位中介是在告诉我们，英嘉和我不值得她花时间，她忙着做别人的生意。不过无所谓，我马上又预约第二次看房，让那个冷漠、态度差、觉得别人都在找麻烦的房产中介过来见见面，批准我买她的房子。双方见过面之后，我又预约再次看房，这次先生也过来看。

我第三次过去看房的时候，门一开，就知道女主人在家，因为听到骂孩子的声音。我从玄关望过去，看到一个和我一样是金发的女人，年龄与身材也跟我差不多。她教训女儿：“莲达，吃东西的时候，要先问其他人想不想一起吃！”显然她说的“其他人”是指她的中介。我之前第二次看房子的时候，已经见过那个留着红色短发、身材壮硕的女中介。我和英嘉一往前，她就立刻像头珠光宝气的凶猛比特犬，挡在我们和业主一家人中间，身上由史隆伯杰设计的戒指和手镯闪闪发亮。我走向业主，准备自我介绍，她居然直接用身体挡住我，不过业主伸出手，给了我一个友好的微笑，用备战但礼貌的语气率先开口：“我是阿莉。”

我对阿莉说话的语调感到熟悉，因为我在上东区街上和看房时遇到的女性，说话听起来都像她这样。阿莉显然想要好好打量想买她家房子的人，幸好今天我至少穿得比平常正式。阿莉一身时髦打扮——剪裁合身的黑色七分裤，优雅端庄的淡紫色上衣，外加涂着指甲油、闪闪发亮的粉红色脚趾。她的头发八成是由专业设计师打理，妆容也由专人包办，而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三下午。阿莉介绍自己的中介：“这位是莎伦。”莎伦很勉强地和我握手，眼神不知道飘到哪里。我希望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还算和蔼可亲：“哈喽，又见面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夸张的中介。这种中介过度保护自家客户，对潜在买主充满敌意，我不太懂这种逻辑。不过我开始慢慢理解，卖方中介视自己为业主的守护者，带着他们从业主变成卖家，然后又带着他们买下新房，再度成为业主。每一次的交易，中介都不想缺席，因为买卖房屋是大买卖，佣金很可观，她们很怕发生搞砸交易的事，也怕一旦业主和潜在的买家私下联络，自己就分不到一杯羹。阿莉告诉我，她女儿跑进房间，她要去看一下，留下我和莎伦。我为了礼貌，努力找话聊，问莲达多大了，此时我突然发现，上东区的中介和买卖双方，还有一件事也特别怪。

莎伦听到我问的问题后，立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回答：“她三岁，念以马内利会堂（Temple Emanu -El）的托儿所。”怪了，她的语气，就好像她在告诉我，她本人刚刚荣获诺贝尔奖。我注意到上东区的中介、装修设计师和保姆，都表现出一副他们本人的地位和雇主/老板一样的样子，而刚刚又发生了一次这种事。我问以马内利会堂是不是在这附近，等于是承认自己根本没听过那所学校。莎伦张大嘴看着我，不敢相信我这么无知，而且还觉得无知没什么。我露出一个微笑，希望缓和一下气氛，但在心中拼命翻白眼：拜托，这又不是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小孩。莎伦是想赚佣金没错，不过大概还有其他好几组人马也想买这栋房子，所以她有恃无恐，而且她和其他很多上东区的中介一样，很有钱。每栋成交的房子，她们可以抽成6％，服务费又要另外收3％。现在经济繁荣，不动产市场火热，我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入不了她的眼，她露骨地表现出自己的不屑，再加上我也不喜欢她，于是两个人都呆站在原地。

幸好阿莉很快就回来，向我道歉，给了我一杯气泡矿泉水，带我四处参观，并说起自己喜欢家中哪些地方、哪些又不喜欢，有话直说，我觉得她这个人说话很实在。我们聊起孩子，她女儿比我儿子大一点。莎伦走在后面，插不进我们的妈妈经。英嘉接了一通电话，告诉我们外头在堵车，我先生会晚一点到，然后就识趣地让我和业主聊，自己也和一旁的同行闲聊起来。我感到一丝诡异的自豪，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我的中介是最好的，莎伦永远达不到那种高度。不管是仪态、社交手腕、专业能力，还有美貌，我的人都赢了，哈！

阿莉带我从走廊进主卧室，告诉我：“这栋房子的服务人员还好。不是顶级的，但是还好。”阿莉说她们家还是会住这栋大楼，只不过是搬到顶楼，因为顶楼的房间数比较多，而且可以眺望公园。我觉得有点尴尬——她要搬到更好的地方了，而我们家要捡她不要的房子。不过我很快抛开这个念头。谁在乎？我猜阿莉怀孕了，所以需要搬到大一点的地方，但我没问，只说要搬到这种有大厅和电梯的大楼，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现在住的联排住宅很麻烦，要爬楼梯什么的，还要扛儿子和婴儿车。阿莉的脸亮了起来，惊呼：“你住联排住宅？那是我的梦想！”她的话治好了我的玻璃心。我本来觉得自己像无壳蜗牛，捡别人不要的房子，这下子重拾信心。我们进入卧室，阿莉打开柜子和衣橱，一一介绍，这些格子可以放皮包——我瞥见闪闪发亮的古驰（Gucci）、LV还有高雅德（Goyard），放鞋子的架子在这里，前方是一排又一排的鞋子。

“保险箱你要吗？”阿莉问。她蹲下去教我使用方法。我愣住。心想：我有什么东西需要放保险箱？我没戴珠宝。我和老公第一次度假的时候，他想送我，但我告诉他：“谢了，但我不是很喜欢……宝石。”是真的，我不是珠宝迷，不过订婚的时候，先生说服我戴上一个还算朴素的钻戒。我一开始觉得很怪，太招摇，等于一直用手挥舞着一个恶心的信息：我现在是某某人的财产了。不过最后我还是投降，因为那样最简单，而且戴着戒指可以让我有一种安全感，觉得自己和部落里其他人一样。再说了，好吧我老实讲，那个戒指很美。

“好啊。”我有点慌乱地回答，不想让阿莉发现，不管是保险箱，或是其他东西，其实我不属于她的世界。阿莉立刻解释：“这个保险箱放小东西还行。比较大件的东西，你可以放在转角那家私人银行，我都放那里。”阿莉继续解说，我望向她按照颜色分类的高跟鞋，以及叠得漂漂亮亮的开司米毛衣。

阿莉起身，告诉我：“这个衣橱是特别定做的，但我没收拾好。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正确方法，收纳东西会比较有效率。”她叹了一口气，向我道歉衣橱“一团乱”，虽然我根本看不出哪里乱。事实上，全上东区的女人都这样。我碰到的每一个人，一定会为了一点都不乱的房子向我道歉，我提醒自己得调查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阿莉微笑，再次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她告诉我，时间到了，她得带莲达出门，很遗憾没办法和我先生见面。“不过我希望一切顺利，”她想了想，“……我们就在棕榈滩见好了，你们会去那里对吧？我们家会住海浪度假村。”

我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嗯……”我四处乱瞄，看着蓝色花壁纸，好像上头写着答案一样，最后终于挤出一句话：“我们会去的……但要五月才会过去。”我想起来了，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先生会在那里开会，我和孩子会跟着过去，但阿莉怎么知道这件事？

阿莉被我的答案吓了一跳。“五月，这样啊……我猜……大概那个时间也还算适合。”她结结巴巴，歪着头想了一下，然后像是想到什么：“那就阿斯彭见！”

她非常自信地说出那句话，就好像每个人一定会在阿斯彭见到面。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她知道我不知道的家庭旅游计划，我们家真的要去阿斯彭。不过我好多年没滑过雪了，不太可能，所以我告诉她，我家会在纽约过圣诞节。她瞪大眼睛，最后说：“噢，对，我猜你们大概要忙搬家的事，对吧？”我点头微笑，就好像我们家真的可能明年到棕榈滩过感恩节，以及回阿斯彭过冬，没错，我们绝对会去。

很显然，我让阿莉一头雾水的程度，如同阿莉让我一头雾水的程度。看来我得了解一下上东区的季节迁徙模式，毕竟我是外来的鸟儿。

我挑中的那栋公寓是公园大道上唯一一栋共有公寓，所以很抢手。凡是觉得合作公寓的规矩很麻烦，不想接受杂七杂八的规定与限制，或是担心自己不够格的人，都想住进共有公寓。此外，很在乎自己的地址写着公园大道的人，也会非常想住进那栋大楼。除了大家都在抢之外，还有一个恐怖的大问题：那栋建筑物其实是“共有合作公寓”，也就是严格来说，那是一栋共有公寓，却“依据合作公寓的方式行事”。英嘉通知我的时候，我心想，妈呀，天底下居然有这种事？

不管那栋公寓属于哪种公寓，申请书很长，而且巨细靡遗。我和先生得把自己的个人资料通通公之于世，包括我们的信用卡号码、大学GPA（平均成绩点数）成绩，以及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的父母、我们两个的小孩念过的每一所学校。我和先生讨论的时候，我差点尖叫：“他们干脆要我们填多久上一次床好了。”我的内心是谨慎的中西部人，居然要让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样刺探一切，我气急败坏，感到完全不受尊重。

这种“购屋申请过程”是我遇到过的最羞辱人的入会仪式。每个人都说，在这之后，你永远摆脱不了不舒服的感觉。你老是会觉得，一堆跟你不熟的人，掌握你太多资讯，而实情也是如此。我和先生讨论接下来要怎么办，要怎么申请，突然间我明白了，曼哈顿就是靠这种办法建立阶层制度，让每个人乖乖待在该待的地方。毕竟每栋建筑物的住户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近在咫尺，彼此的关系十分薄弱，但又被迫当同一国的人，只得靠着交换情报，让所有人感到有把柄握在他人手中，不得不守规矩。就如同女人会隔着篱笆，或是趁坐在河边石头上一起捣衣服的时候，八卦一番，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当然，这种信息的交换是不对等的。哀求者（我觉得应该要叫“哀求者”，而不是“申请人”，因为哀求者比较贴切）必须卑躬屈膝，希望别人让他加入。我和先生处于劣势，能不能买到房子，要看未来邻居的心情。我们露出脆弱的颈动脉与肚皮，就像狗打架时翻肚一样，告诉邻居我们愿意臣服，愿意交出一切，让自己处于绝对的弱势。等通过了羞辱的入会仪式，被恶整一番之后，我们就可以精疲力竭爬到一旁，得到全新的身份：公园大道×××号住户。至少最好的结果是如此。

我们一家人接受住户委员会面试时，碰上我开始害喜，医生强迫我卧床休息。委员会的代表说，没关系，你们不用过来，我们可以过去。他们真的来了。我和先生，还有七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同待在我的卧房里。我戴着珍珠项链，上半身穿着外套，下半身被子盖着的腿上则穿着睡裤。我们夫妇招待大家奶酪、饼干和葡萄酒，所有人不得不尴尬地站着，赞美我们的藏书，聊我家儿子，还有我们是否打算重新装修房子。

我和先生似乎通过了口试，申请书也过了。我们一家人就这样搬进位于公园大道的新家。当时是经济最高点，纽约每个人都在谈收入，谈投资组合，意气风发。我家搬进的高级地段，更是三句不离钱。我和老公原本以为终于搞定，让我们鼻青脸肿、感到羞辱的入会仪式终于结束，再也不必担心任何事，我们有自己的家了，不用再那么紧张。但我们两人真是错得离谱。

啊完蛋了！一天下午，我坐在新家客厅的新沙发上，对着刚学会走路的儿子，讲一辆神奇校车上老师和学生发生的故事。突然间我想起来，糟糕，我完全忘了要报名托儿所的事。

◎一切是如此惬意，到处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好生活，我感到目眩神迷。

◎人们发财之后，两种供给就吃紧了，一是房地产市场，一是曼哈顿私立学校。

◎无法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就跟被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对我们来说，进不了好学校，等于是被美洲豹吃掉。

◎永远要提前准备，很早、很早以前就要开始准备。

◎环环相扣是一种令人很焦虑的生活育儿方式，让人活得很紧张，因为你永远不能松懈，永远不能休息，不管什么事都一样。

◎我就此误入歧途。在恐惧的胁迫下，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我跟上东区的妈妈一样，跟全世界的妈妈一样，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

◎在上东区当母亲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风险职业。当母亲的人压力很大，很焦虑，因为成功或失败的责任，通通在我们身上。

◎在上东区，孩子的朋友和玩伴可以决定你的阶层，你的阶层会更上一层楼，也或者你会被拖累。你帮孩子找到什么样的玩伴，你就是什么社会阶层。如果你地位低下，你天真可爱的孩子也会地位低下。

从地理上来看，上东区和西村只相隔几英里，我家只不过是从城市一角，搬到另一个角落，听起来没什么。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从心理层面来说，上东区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有大大小小的事得处理，例如让儿子习惯新床，或是适应浴缸发出的声音。此外，我们全家人都得适应新环境。上东区比我想象的还古板，还正式。我第一次到转角的杂货店时，发现自己穿得实在太随便，居然套上牛仔裤和木屐就出门了。杂货店里所有的女人都盛装出席，花枝招展，虽然那只是一个平日周二的早上十点。所有的女人仪态端庄，一双靴子不晓得要几万，开司米风衣上的纽扣亮到刺眼，飘逸秀发充满光泽，连购物袋都美翻天——她们身上的一切都看起来贵到吓人，而且经过非常精心的安排。看来在新家的独特生态世界，无处不是舞台，每一天都是上演服装秀的机会，所有人等着展示以专业手法打理过的头发与妆容。

就算躲进新家那栋建筑物，也无法让我感到更轻松、更自在，或是更友善。我们一家人搬进去的时候，住户正在吵是否该强制规定，用婴儿车推孩子的人，只能搭乘平日用来运包裹和垃圾的货梯。显然某几位邻居认为，客梯是给所有人用的，除了小孩；但狗可以用。这栋大楼的狗穿着开司米毛衣与皮衣，狗链上点缀着珠宝，狗主人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老祖母、手上戴着巨大钻石的年长贵妇。一天下午，一位雍容华贵的年长女士走进电梯，手上戴着我这辈子看过最大颗的宝石。我偷偷问电梯服务人员：“那是真的吗？”对方被我吓一跳，扬起眉毛小声回答：“我想是真的，而且她有好几颗。”

我每天都在惊叹身边的人有多富裕。我惊叹的点，不只是整个街区还有邻居多有钱，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活在“极度的生态释放效应”（extreme ecological release）之中。所有的生物都和自己的周遭环境息息相关，平日的生活形态、整体的生命周期以及演化，通通受气候、动植物与掠食情形等环境条件影响。在全球大部分的地方，人类依旧在对抗掠食者与疾病。许多人为了活下去，喂饱自己的家人，不得不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例如巴西的热带草原、雨林与贫民窟里的人类。当然，富裕的西方工业化地区过着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的晚餐来自商店预先处理好的食物，我们有疫苗，而且借用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赫迪的话来说，我们的托儿所外面，没有美洲豹在一旁虎视眈眈。简而言之，生活在西方的我们，以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舒舒服服生活着，无须担心环境造成的生活限制。然而，每一天我在上东区东奔西走，寻找着舒服的意大利芙蕾特（Frette）被单、闪亮的All-Clad锅盆，以及完美壁灯时，心里在想，没有任何人类族群像曼哈顿上东区的居民一样，如此极端，如此全面地被释放，横行于自己的栖息地。这里有Dean&Deluca提供的巨大香甜草莓，还有巴博尔（Barbour）舒服、利落的大衣。干净整洁与祥和安宁的街边，满是小巧的精致蛋糕店，等着你把新鲜美味的甜点带回家。一切是如此惬意，到处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好生活，我感到目眩神迷。

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则是满街可爱至极的童装店。从我的新家走出去，不过几个街区，就有十几家那样的店。它们专门卖车工精细的美丽童装，那种在下城区绝对看不到的款式——小巧的羊毛短裤和长筒袜，米白皮底的海军蓝鞋子，小圆领、红色荷叶边的白上衣，以及给小男孩穿的传统菱格纹毛衣。那些衣服全都在意大利或法国制造，唯一的例外只有睡衣，睡衣都来自葡萄牙。我最喜欢的一家高级童装店叫“王子与公主”，我很想在那家店帮儿子买一件浅蓝色的开司米小毛衣。我问店员什么时候会降价，她告诉我：“不会有折扣季，我们从不打折，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合身的尺寸。”看来人类如果生活在生态释放的状态下，他们当父母的方式也会改变。然而，除了为漂亮的童装掏钱，在物质富裕的上东区当小孩、当妈妈，活在到处是高级舶来品的世界，究竟代表着什么？活在这样的世界会对当妈妈、当孩子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我焦虑地想着，这对我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知道就算是在上东区，也不是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伊甸园生活。夏娃也有等级，分为贵妇、有钱贵妇与超有钱贵妇，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超有钱贵妇最精雕细琢，最美貌，而且一般生最多的孩子。我第一次看到带着一群孩子出门的贵妇时，吃惊到大脑一片空白。那是一个身材小巧的棕发女子，发型完美，服装完美，身边带着两个保姆，拖着六个孩子走进一家顶级童装店。几个孩子扭来扭去，闹脾气不肯试穿的高级衣物，一件大概都要好几千美元。我看着他们，心想其中几个会不会是前妻生的？一定是的，对吧？不对，错了。她离开后，店员告诉我，那些孩子全是她亲生的。她是家庭主妇，老公事业做得很大，家里有很多房子，还有很多店面。这样的女性在我的新栖息地有很多，她绝非特例。

很快，当我再看到生一堆孩子的家庭时，便觉得习以为常——到处都是这种家庭。以前人家说两个孩子刚刚好，但这里则是三个孩子刚刚好；别人是三个孩子不嫌多，这里则是四个也不嫌多——以前大家听到有人生四个都会愣住，但在上东区这种事没什么。这里生五个小孩的人不是疯子，也不是因为宗教因素才生那么多——生五个只说明了你很有钱。生六个的话，显然整栋楼都是你家的，或是你有私人湾流机。我家那栋大楼分为两派，一派是老人，一派是有孩子的家庭——老人派是一群退休的人，他们养着汪汪乱叫的小型狗，坚称坐婴儿车的婴儿只能搭货梯。另外一派则是孩子还小的夫妇，强烈要求在大厅划出游戏区，纽约最近很流行这种规划。带着孩子的人通常全年都留在城市里，不像上一代常跑到郊区度假。经济正繁荣，有钱人——不论是因为对冲基金而发财的暴发户，或是继承很多遗产的人——他们抢着买联排住宅，或是一次买两套以上公寓然后打通，让家里有三四个或六个卧室。以前只有在纽约东南方的威斯特彻斯特郡，或是全美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才能提供那么大的空间。

人们发财之后，两种供给就吃紧了，一是房地产市场，一是曼哈顿私立学校。前文提过，房地产的存量不足，赶不上需求。至于私立学校，以前只要付得起学费（目前托儿所一年大约两万五美元，幼儿园再上去则是三万五美元以上），你的孩子就能入学；想念布里尔利的话，只需要烦恼钱的事就好。现在则没那么简单。我在报上读过，也听到附近咖啡厅或坐在公园椅子上的妈妈在聊，现在很多人决定住上东区，而且很多人负担得起私立学校，入学方式完全不一样了。

孩子很多，爸妈的钱也很多，但学校就只能收那么多学生。在上东区这个丰饶之地，有些东西却极度难以取得。在上东区变异的生态，无法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就跟被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对我们来说，进不了好学校，等于是被美洲豹吃掉。

电话里的女人大呼：“你忘了？”“忘了”这两个字，被用高八度的音量喊了出来。

她的语气充满斥责与难以置信，态度不可一世：她知道自己手中，握有别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东西。我原本还以为，因为我和先生确定以后一定会把儿子送进公立学校，所以不需要为了未来可以进高级的私立学校，先在托儿所卡位；但没想到在上东区，抢托儿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管是普通的，或是顶级的，通通都一样。所有的纽约父母都为孩子的学业而紧张，而且有钱人生得多，就连以前被视为“备胎”的学校，现在都争破头，几乎抢不到。曼哈顿孩子多，处处是望子成龙的焦虑爸妈，但托儿所还没来得及扩张，应付庞大需求，大部分的班级人数还是像以前那样，几乎没增加，也没人开设新托儿所。

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不行，因为大部分的人坚信，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必须接受正规的学前准备，练习社交，赢在起跑线上。电话上的女人抓住我的心理，我坐在家中就被“掠食者”捕获了——我很焦虑，希望才几岁大的儿子能有美好未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血压不晓得飙高到多少，我觉得心脏快从眼眶里跳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再次解释为什么自己忘了申请托儿所。这是今天早上第三次了。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可能忘，但我们家最近才刚从下城区搬过来，那里的规定不太一样，最后申请日期比较晚。我哀求电话上的女人，如果她能透露花时间解释下去有没有用，我将感激不尽。如果有用，如果她愿意怜悯我，我将立刻冲过去领“圣袋”——装着报名表及格式说明的大型牛皮纸信封袋。申请学校的父母必须写一篇作文，说明自己为什么想让孩子念该所学校。有的时候，圣袋甚至会附上推荐信格式。我不断说：非常、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听我讲话，真的，很抱歉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然而我真正想讲的真心话（不只是对这次接电话的人，而是对每一个接电话的人），其实是：“为什么你们要高傲成这样，故意刁难人？！”只是托儿所而已。我知道，孩子太多，入学名额太少，这些我全都懂，但托儿所应该是个让孩子吃全麦饼干点心、用手指蘸颜料画画图、围在一起玩游戏的地方。那个地方理应温暖和善，可以让孩子享受动手的乐趣，还可以交朋友，听故事。电话上的女人是托儿所和外界的窗口，难道不应该有礼貌，乐于助人？即便打电话过去的人搞不清楚状况，问了过于天真的问题，也应该保持耐心呀。上东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显然让小朋友有地方玩游戏是极为严肃的一件事，要花很多功夫。不论是申请学校或是替孩子找玩伴，事事都有一套正规程序，有自己的规矩，关于学校我还有很多需要学的地方。

我在音乐班上认识的几位妈妈，还有我带大了四个孩子的嫂嫂，都是上东区人，她们帮我恶补上东区教育的知识，教我学校的事该怎么处理。她们说某几家托儿所的所长认识再往上的学校校长（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八年制学校，或是到十二年级的十二年制学校）。那些校长之间关系很好，有办法把学生送进“好大学”——今日的世界进入超级竞争状态，不只是常春藤名校才称得上好学校。现在不管是哪所美国大学，只要教学还可以，有研究设备，就可以称作好大学。此外，很多托儿所和再上去的学校，都有很方便的“兄弟姐妹条款”——只要你有一个孩子进了某所学校，你其他的孩子以后几乎一定都可以进。托儿所会影响你的孩子以后念哪所大学。如果搞定了，以后你只需要申请“一次”十二年制学校。托儿所远比你以为的重要，托儿所的所长更是势力非常非常庞大的人士。没错，我和先生确定儿子以后念旁边的公立学校就好，但万一呢？万一以后我们想在某个阶段让儿子念私立的怎么办？万一公立学校班级人数过多，儿子没办法好好学习，那该怎么办？万一儿子上学的时候，或甚至还没入学时，旁边的公立学校品质就已经下滑，那该怎么办？（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有时换了校长后，校风就会变。）目前的风气是“考试引导教学”，公立学校的老师、孩子、家长，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身心疲惫。万一儿子上学的时候风气还是这样，他依旧和很多孩子一样，被考试压到喘不过气，那该怎么办？万一为了什么天知道的理由，我和先生有一天想让他改念私立学校，那该怎么办？那表示我们现在就得认识厉害的托儿所所长，这样未来有一天他就可以帮我们牵线。这下子我终于懂了。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叹气，又变成哀求者了，而且比起找房子的事，看来这次我处于更大的劣势。我和其他上东区妈妈不同，没收到“提醒单”。显然大家都有一张提醒单，上头写着：“永远要提前准备，很早、很早以前就要开始准备。”我在游乐场还有公园和其他妈咪聊天，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一件事：该做的事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在你以为该开始的时候，再提前很多时间准备就对了。举例来说，还没进托儿所之前，孩子就应该先上迪勒奎尔音乐学校（Diller-Quaile School of Music）的课。到迪勒奎尔上课之前，就该先参加婴儿团体。每一件事环环相扣，而且感觉像是内线交易，你必须是上东区妈咪的一员，才会知道该做什么，才有办法交换资讯，才能抓准某件事的时机。

环环相扣是一种令人很焦虑的生活育儿方式，让人活得很紧张，因为你永远不能松懈，永远不能休息，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其他妈咪听到我把儿子送到一般的金宝贝（Gymboree）“学音乐”，纷纷摇头。她们让我忍不住想起珍妮·古道尔笔下的母猩猩菲洛。菲洛是很有野心的一家之长，她用精明的手段，巧妙地与其他黑猩猩结盟，把自己的后代菲菲、菲甘、菲本，推上坦桑尼亚贡贝黑猩猩最高阶层，成为统治阶级。菲洛让自己的家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王朝，支配着不同的黑猩猩世代。至于在上东区生活的女人，只不过想勉强跟上大家，就已经得有菲洛等级的毅力、聪明才智、深谋远虑以及手段。

上东区的女性告诉我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在我眼中她们似乎长出深色羽毛、尖锐鸟喙，以及鸟类冷酷无情的双眼。好吧，其实我想起英国鸟类学家戴维·拉克研究的母鸟。拉克在二战过后研究英国乡间鸟类的育儿模式，他的研究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母爱的美好幻想。拉克发现，有的鸟妈妈比其他母鸟成功，成功养大代代相传的后代，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的鸟妈妈成功，有的却失败了？他观察后发现，有的鸟妈妈在每次的繁殖季节，都发疯似的全力以赴，尽量产下最多的蛋，也照顾最多的蛋，耗尽自己所有能量。这种母鸟因为太过努力，不但要保护一大窝小鸟，还得帮它们找到食物，最后疲惫不堪，身体虚弱，死亡率较高；而它们一死，孩子们也连带活不下去。这种“无私”的鸟妈妈成功孕育下一代的概率，不如冷酷、比较会算计的母鸟。后者会在尽心尽力孵蛋以及帮雏鸟寻找食物之前，先打一打算盘：“看来今年春天会来得比较晚，而且非常寒冷，大概找不到太多虫子。我应该孵这次生下的蛋，还是这一批就算了，等下次环境比较适合生存的时候，再多下几颗？或是这次就孵两颗就好？”拉克发现，等小鸟孵化后，母鸟又得再次面对风险。不太明智的鸟妈妈会喂食整窝的小鸟，比较聪明的鸟妈妈也可能整窝都喂，但它们会看情况，放任体型较大的孩子，把体型较小的孩子挤出窝外，或是看着它们啄死自己的手足。聪明的母鸟甚至可能干脆放弃整窝雏鸟，等下次繁殖季节来临时，在虫子较多的地方，和更身强力壮的配偶再生一窝蛋。拉克发现，母鸟若要成功带大下一代，除了要愿意牺牲奉献养育孩子，有时也得“节省母爱”。聪明的鸟妈妈精打细算，每天依据生存条件“做着为人母的算计”。赫迪等研究进化与灵长类动物的学者很快就发现，不管是人类或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都会打同样的算盘。

的确，上东区的妈妈可以求助避孕技术，而且资源丰富，爱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跟鸟妈妈完全是两回事。上东区的妈妈有能力抚养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而且还能大量提供所有孩子食物、关爱，以及博普缇（Bonpoint）生产的顶级法国童装。不过那并不代表上东区的妈妈没有自己的育儿策略，她们就连受孕日都打过算盘。在温暖、懒洋洋的夏天生孩子，应该不错吧？暑假是父亲比较好请产假的时候，而且每年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在户外办派对，举行野餐，吃蛋糕，听起来很棒对吧？这位姐妹，你错了！生日在夏天一点都不好，尤其如果是男孩更糟。人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小男孩比较活泼好动，比较不听话，而且发展动作技能的时间比女孩晚，因此最好“大一点”再入学。美国的南方人喜欢让男孩晚上学，这样孩子入学的时候体型就会胜过别人，比较容易被选进校运动队。纽约人喜欢让孩子晚上学的原因，则是为了让孩子重要的大脑和认知发展胜过同学。

理论上学校每个年级招生时，只收八月以前出生的男孩，我儿子是七月生的，差一点就要转年才能入学，但还在期限之内；不过嫂嫂说，学校的官方期限是八月，但其实是五月，而且他们比较喜欢收十月出生的孩子。也就是说，在一月、二月、三月受孕的母亲，通过了母猩猩菲洛的竞赛，她们的孩子可以进人人想进的学校。其他在六月、七月、八月生孩子的母亲，在曼哈顿私立学校的体系下，她们的孩子则一辈子都背负着污点。我一个上东区的朋友开玩笑，她说做试管婴儿的诊所应该在九月、十月、十一月警告大家：这段时期别做人工受孕。

也就是说，我不只太晚才开始申请托儿所，还在错误的月份生下性别错误的孩子。我向一个刚认识的妈咪请教托儿所的事，她惊呼：“天啊，你不但还没申请，而且儿子还生在糟糕的月份？”另一位妈咪在儿童游乐场当着儿子的面，也说了同样的话，儿子大哭：“妈咪，我的生日为什么很糟糕？”我安慰他：“亲爱的，没这回事。”但那是句谎话。我这个做妈妈的人，让我们母子俩身处于出生月份的确分成“糟糕”和“不糟糕”的世界，但眼下也顾不得了。依据所有妈妈的说法，我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给托儿所，所以我打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让电话发出很大的“锵”一声后，再度接起电话：“抱歉让你久等。”她听起来一点都不抱歉：“不能申请了。”她连再见都没说就挂断电话，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谢她，可能她有什么急事要办吧。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用最镇定的方式放下电话，心想干脆不要念好了，干吗搞得紧张兮兮，弄得自己像神经病？谁在乎小孩上哪个托儿所，儿子上不上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的小孩就算没上托儿所，还不是照样长大。我自己就没上过，也没怎样。可是上东区不是西非，不是亚马孙平原，也不是密歇根的大急流城。不行，儿子的未来可能受影响，不能就这样放弃。我如果就这样算了，算哪门子的妈？

我就此误入歧途。在恐惧的胁迫下，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我跟上东区的妈妈一样，跟全世界的妈妈一样，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

灵长类动物由于童年期很长，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以人类标准而言，其他的哺乳动物从出生、断奶到性成熟，速度快到惊人，人类以及DNA与人类最相似的物种则是慢慢来。圣路易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凯瑟琳·麦金农专门研究灵长类动物，她表示：“大部分的灵长类动物，一生25％至35％的时间属于青春期。”以猩猩为例，五岁以前都称为“婴幼儿期”，青春期则大约长达十至十二年。“以整体寿命与体型来看，所有的猿类和大多数的猴子，都拥有相当长的青春期。”

每种生物情况各有不同，不过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孩子出生时最无法自立，依赖期也最长。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基本上是尚未发育完全的胎儿，神经还没完成联结，极度仰赖成人照顾。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出生时连抓握都有问题，得由成人抱着。而且人类不只是出生时很脆弱，在接下来的嗷嗷待哺期，我们的“幼态持续”（幼年特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现象）以众多深远的方式，同时影响着父母与孩子，而且一影响就是许多年。人类学家梅雷迪斯·斯莫尔表示：“人类的童年期造成人类有较长、较复杂的父母期。”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与子女密不可分。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而且时间通常长达一生。我们让孩子衣食无缺，还付钱让他们受教育，一路要照顾到成年。接着我们还可能帮子女买房子，而且提供爱、资源给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人类为了后代付出庞大代价，而且一付出就是一辈子，这一切要如何解释？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人类从前并非如此。我们的老祖宗不太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一直停留在婴幼儿期，接着又要一直靠别人养，而是得立刻进入性成熟期。科普作家奇普·沃尔特表示：“大约在一百万年前，进化的力量让人类的婴幼儿期与前青春期之间，又多出六年——多一段童年期。”为什么会这样？数十年来，专家都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改变，是因为早期的年幼人亚科（Homininae）需要一段额外的时间，学习语言与使用工具等技能。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类的童年期不断拉长是为了传授必要知识。人很特别，需要特别的童年期。

不过这种理论有漏洞。天择不太可能选择多出一段会加重父母负担，还让父母、子女与整个族群都陷入危险的时期，只为了让某些孩子可以学习生火与流畅的表达能力。如果要弄清楚为什么人类会出现童年期，不能继续假设古代的童年期一直都像今日这样。或许最初的童年期，不是为了玩耍，也不是为了学习。或许童年期的出现，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成人，对成人有好处。巴里·博金、克里斯汀·豪克斯、安妮·泽勒等人类学家认为，唯一说得通的理论，就是儿童期是为了减轻成人的负担，好让成人可以生下一胎。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孩子是小帮手和保姆，可以让母亲休息与恢复体力，母亲才有办法养大他们，接着生出更多孩子。一起帮忙养孩子的人不是男性伴侣，而是孩子。其他的人属动物消失在地球上时，现代人类却活了下来。儿童期是拿来工作，不是拿来玩的时期。

我们只要看现代的人类，就能了解学者的理论。在多数文化中，孩子到了七岁就开始帮家里做事。他们照顾鸡鸭、整理厨房、帮忙拣柴火、煮饭洗衣服、在市场上叫卖。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年幼弟妹的保姆，甚至照顾表弟表妹。事实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托马斯·韦斯纳发现，在多数地方，照顾与陪伴年幼孩子的人，主要不是母亲，而是年纪较大的孩子。研究儿童的学者表示，孩子天生喜欢帮忙，可以很和谐地融入一群年纪不同的同伴之中，彼此有个照应。他们会观察大人，和大人一起工作，还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孩子。

这种大自然的安排，似乎适用于每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不需要太多技术就能帮上忙的活。举例来说，在墨西哥传统的玛雅村庄，孩子会照顾家里，还会在市场上摆摊。人类学家克莱默发现，当地的孩子对自己很有信心，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做得很顺手，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小大人。他们的父母不像西方工业国家的许多父母，从不觉得自己充满压力、沮丧又疲累。在西非国家，孩子三岁就要开始帮忙。人们常说：“有孩子的人不可能穷。”孩子是资产，被爱、被重视。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可以带来真正的欢乐，因为他们可以做出贡献，“带财”到这个世界。

然而在工业化的西方，我们让童年期变得很不一样。我们认为孩子什么都不该碰，长大再说。他们是被照顾、呵护的对象，不会处在周围有很多人说话、技能与年龄各异的团体之中，身边不会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堂兄弟姐妹围绕，一起学习讲话，帮家里做事。西方的孩子会上学，有时两岁就得上。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和同龄的孩子，以及没有血缘关系、不一定真心关心他们、被称为“教师”的陌生成人，一起被隔绝于社会之外（如今出生率低，学校是聚集一群孩子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的孩子没有一群年长亲戚教他们实用技能，也没有人一整天在他们身边说话，让他们学习语言，他们是靠不断重复相似的声音学说话（我们反复念着：“哒哒哒哒”和“猫猫猫猫”）。在我们的世界，孩子是大人的“工作”，大人的生活绕着他们的需求打转，而不是孩子绕着大人转。每次你帮孩子铺床，或是帮他们煮完特制的儿童餐后得清理厨房时，你都会感受到他们的确是你的工作，或者你要付钱请别人替你做。

人类学家斯莫尔指出，在我们目前身处的地质学年代“人类世”（Anthropocene），孩子是“无价之宝，但毫无用途”。西方人用自己的一套方式重视孩子，别的文化崇拜祖先，我们的家长却是孝顺孩子的“孝子”“孝女”。不过我们也抱怨养孩子又贵又累人，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太需要养活自己。西方做了和进化结果相反的事，结果就是母亲身处特殊的生态、经济与社会环境。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富裕的现代西方发明出来的东西，照顾孩子、陪伴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这种观点，也是现代的产物。人们认为母亲除了要负责让孩子活过婴儿期，也要负责他们整个童年期的幸福安康，甚至为他们一生的成功负责。就算母亲不是唯一要负责的人，人们也认为责任大多在母亲头上。现代西方因为童年期不同，母亲身上的责任也因而不同。我们西方人完全无法想象古代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世界其他角落的情形。

童年期与母职的变化在曼哈顿上东区最为明显，让人喘不过气。在这个人人有资源爱生几个就生几个、高度竞争的小小世界，养出“成功的”孩子是地位的象征——可以反映出你的身份地位。拉拔孩子、无怨无悔照顾他们是一种天职。在上东区当母亲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风险职业。当母亲的人压力很大，很焦虑，因为成功或失败的责任，通通在我们身上。孩子要是成功，那是我们的功劳；孩子要是失败，那是我们当妈的人失败。这种想法太牢不可破，我发现自己逃脱不了这个重责大任。

也难怪上东区的妈妈，全在脖子上戴着刻着孩子姓名缩写的小牌子，手指上也戴着叠戒，一个戒指代表一个孩子。此外，在她们的通讯录上，妈咪的名字被列在孩子底下，因此在许多我新结交的朋友的电话与电子邮件通讯录上，我的代号不是“薇妮斯蒂·马丁”，而是“埃利奥特·马丁的妈妈，薇妮斯蒂·马丁”。母亲与孩子完全融为一体，我们由我们的孩子定义。上东区的妈妈会用名牌绳挂着自己孩子学校的识别证，上头写着“某某人，家长，某某学校”。每次我看到女人脖子上挂着那种东西，都会想起我们附属于孩子之下。写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们说明自己是谁与署名时，都会附上自己是“皮尔斯的妈妈”或“埃弗里的妈妈”。我们对话时会问：“你问了斯凯勒的妈妈没？”女人变成自己的孩子，孩子和她们融为一体。我的作家朋友艾美·弗森曼写道：“就好像我生孩子之前，没有自己的人生，谁都不是，就好像是孩子给了我生命一样。”

其他的孩子，那些妈妈早已替他们申请学校的孩子，他们比我的孩子优秀吗？我每天看着名单越来越短的托儿所，心中十分焦躁。每多过一天，能申请的学校就越少。这是一场大风吹游戏，而且我有不能输的压力。别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聪明、比我的孩子可爱吗？他们的父母是比我和先生还要好的父母吗？我不这么觉得。不管多难，我都要申请。我打给嫂嫂，打给向导英嘉，请她们帮我。她们和她们的朋友，没有和我家孩子同龄的孩子，所以可以无私地帮我，又不必担心我的孩子和她们的孩子竞争。你可以说我渐渐学会了上东区的做事方法，也可以说我完全失去自己的观点，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英嘉跃跃欲试，整装待发，迫不及待要帮我。过去几年，她因为卖房子的缘故，认识数十个孩子念高级托儿所的人。嫂嫂也很乐意帮忙，但我碰上了“第一志愿难题”：在曼哈顿，等你走完申请学校的手续，计算过入学的可能性，以及确定你有多想进那些学校之后，得寄一封信给自己的“第一志愿学校”，或是和校方谈一谈。你在那封信上，或是谈话的时候，要表达自己将忠贞不贰，也就是说你要向学校保证，如果它们收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绝对会去念那所学校。如果你靠着朋友的推荐，让学校A收你的孩子，最后却去了学校B，你会让朋友脸上无光，不但失去一个朋友，这辈子再也别想让任何孩子进那所学校。我嫂嫂的四个孩子上托儿所时，就在她家旁边的那家托儿所相当欢迎大家来就读，但等到我和先生要申请的时候，纽约刚好处于热钱乱窜的时期，再加上那家托儿所的升学记录很好，已经变成曼哈顿最炙手可热的学校，最近还曾爆发一场丑闻：某个华尔街人士为了帮客户把孩子弄进去，捐了一百万美元，结果学校最后没收那个孩子。

儿子要进托儿所之前，得先通过书面申请、双亲面试，以及先在学校“试玩”。虽然我很晚才开始申请，英嘉和嫂嫂打电话请朋友帮忙之后，我还是拿到了申请表。我花了几天时间在上东区东跑西跑，搜集简章，然后开始写作文，向托儿所说明我家宝宝的特殊专长、他的优缺点，以及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我实在很想写：“鬼才知道，他才两岁！”不过当然不能那样写，我只能不断用头敲墙壁，希望想出还算得体的答案。填完申请表后，接下来是“试玩”，但我都称之为“海选”，因为那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托儿所会把试玩的时间，安排在孩子午睡的时段，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那么做，除非学校真正的目的是尽量排除“不合群”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否因为太累，在玩具厨房里闹别扭？或是打了游戏桌旁其他孩子？不专心听故事？那就恭喜了，祝你下次好运。我永远忘不了某次的“试玩”。那次现场放了一个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一个颜色鲜艳、上面有旋钮、灯光和按钮的游戏烤箱。一旁还有几个没那么起眼的玩具。这是托儿所的招生人员设计的大风吹游戏，他们想看看，一群累坏了的宝宝在面对他们的年纪还不能处理的考验时，会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在特定情境中依旧排队，延迟享乐，压抑住自己受挫的情绪？

儿子等啊等，都轮不到他玩，眼看就要哭起来。其他的孩子互相推挤，也推了儿子，现场的“试玩”一团混乱。儿子哭了出来，我气坏了，受不了这种实验，站起来安抚他（托儿所永远不会告诉家长该坐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他们在这种愚蠢的“试玩”活动时，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一头雾水时的表现，也是他们的“评估”项目）。当时我真希望，好吧，我现在也希望，可以把那些所长关进十八层地狱。凡是无缘无故给两岁孩子压力，折磨满怀希望、紧张又脆弱的母亲的所长，应该通通关在同一层。

每次我去接受这种折磨时，现场盛装出席的妈妈们，也都紧张兮兮，处于崩溃边缘，生怕孩子出错。我们自己也知道，家长也是托儿所测试的对象。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些学校的工作人员看着众家母亲坐立难安时，他们反而得到快感。他们掌控着人脉，有权选择哪个家庭才能入学。小小孩们谁会被挑中、谁会被淘汰，全要看他们的心情。你们这群有钱有势的女人，落到我们手里，还不是一样。你常可以看到某个妈妈帮孩子穿好外套，走出幼儿园，然后就在街上哭了起来。儿子海选“失败”时我也会哭。有一次，他不但吃了游戏沙桌里的沙，还对一个抢他书的小孩说：“还给我！”另外一次，试玩的地点是教堂，结果儿子走进教堂时大喊：“下地狱吧！”托儿所的人员眼睛眯了起来，显然他们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就这样，我和儿子历经了数周残酷的试玩仪式，一遍又一遍重来。我觉得这根本是合法的施虐狂乐园，我打从心底感到恶心。

但我能怎样？其他妈妈又能怎样？我们只能任由托儿所宰割。感觉得出来，那些托儿所的人，很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盛气凌人，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小人物。大家之所以都得求他们，完全只是因为托儿所不足，僧多粥少。先生的侄子侄女念的那家托儿所，申请人数爆炸，而且想让孩子进去的人，大多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动用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多申请几家托儿所，不能把希望都放在热门学校。我拖着可怜的儿子，试过一家又一家的托儿所。有一天，我们又要参加“试玩”，现场都是儿子不认识的小朋友。儿子拉着我的手，仰起头告诉我：“妈咪，我办不到。”我听了眼泪都快喷出来。

儿子要到嫂嫂孩子念的那家高级托儿所试玩时，我们决定还是让先生带儿子去比较好，因为他是个非常冷静沉着的人。先生说，那家托儿所的所长，大概是全曼哈顿最有权势的人，也因此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说完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这不完全是玩笑话。那天我手指不断敲着桌面，焦急等待先生和儿子的面试结果。电话响起，我吓了一大跳，差点摔下椅子，先生低声告诉我：“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心一沉，尽量用最不歇斯底里的声音问：“怎么了？”

先生说，儿子试玩的时候，托儿所的所长也在。所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培乐多黏土，一起画画，一起说话。玩到一半的时候，儿子想要引起所长的注意，叫了她好几次，但教室太吵，所长没听到，儿子竟然打所长的手臂（虽然只是轻轻地），大声说：“嘿，我在跟你讲话！”

我至今都不明白，儿子最后是怎么进了那家托儿所，我从来没问过原因。我和先生想，大概是嫂嫂的影响力吧。虽然那是一家人人抢的托儿所，但那所学校非常重视关系。如果你家曾经有人成功把孩子送进去，而且一送就是四个，还捐了一大笔钱，又好相处，你申请的时候就有优势。在学校眼中，你是有关系的人，选你大概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算你儿子打了大老板的手也一样。我们家靠着这层关系，出了一个念全纽约“最好的”托儿所的孩子。我享受到沾亲带故的好处，但成功进入这个小圈圈后，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我和先生因为儿子进了一家“好”托儿所，欢天喜地，简直是灌篮成功，或是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知道最好不要到处跟别人讲这件事，免得像是在炫耀，但我道行不足，我其实很享受其他妈妈嫉妒的眼神。每次别人问儿子念哪家托儿所，我回答后，大家都很羡慕。能进那家托儿所，简直像是拥有一幢联排住宅，一颗大钻石，或是在汉普顿海边有别墅，那代表你很有人脉，很有办法，你的孩子等于是进了“一流学校的直升班”，你完成了曼哈顿人的美梦。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是个“好”妈妈，就跟母猩猩菲洛一样。

但这次又跟买房子的时候一样，我和先生以为已经抵达终点，一切都结束了，实在太天真。除了非洲塞伦盖蒂草原旱季时，口渴的动物抢水喝的水坑，世界上最危机四伏、你争我夺、血流成河、龙争虎斗的地方，就是曼哈顿私立贵族学校早上与下午的家长接送区。接送区的走廊，让高盛集团的会议室（此处据某位投资银行家形容：“那里的人甚至懒得在背后捅你一刀。他们会当着你的面直接砍你，然后踏过你的尸体。”）看起来像是个祥和、友善、可以和善良质朴的奶奶一起散步的地方。这下可好，我身处全美最富裕城市最势利眼地区最贵族的学校，每个人虎视眈眈，等着为自己的孩子谋最好的福利。我早该看出自己处于什么境地，但偏偏没意识到这件事。

儿子恰巧在纽约经济最好的时候进托儿所，人人的血液里都流着肾上腺素，空气中弥漫着希望的气息，到处都有大买卖成交，曼哈顿的每一个人幸福洋溢，处于买第二栋、第三栋、第四栋房子的好时机。但我每天把儿子送到学校后就开始哭，我哭不是因为儿子走进教室的景象让我太感动，也不是因为放开儿子的手象征他长大了，更不是因为当妈的人偶尔有心酸的时刻。

不，我哭是因为其他妈妈实在够坏。我向先生还有下城区的朋友抱怨时，都叫那群妈妈是“可恶的贱女人”。

那些妈妈站在走廊上时，各自站成一圈一圈，头低低的，不停窃窃私语，说着闲话，还不时偷笑。所有人似乎“以前就认识”，而且都穿一样的衣服，昭告天下她们是同一国的——下雨就穿博柏利（Burberry）雨衣，天冷则穿时髦羽绒外套。她们脚上的浪凡（Lanvin）包脚平底鞋，或是高到不行的高跟鞋，都让人知道她们“有司机接送”，不需要走路。她们窃窃私语的时候，其实可以偶尔抬头和我打个招呼，但她们几乎从来不开尊口。每天我都提早到学校，以避开想钻个地缝躲起来的感觉。我向其他妈妈打招呼的时候，她们视若无睹，就好像我是透明人。我只能尴尬地一个人站在一群人旁边，没人理我。每天教室门一开，我马上把儿子送进去，说再见，然后立刻转身离去。站在走廊上时，我总是感到怅然若失，心中纠结。除了当隐形人让人不好受之外，最严重的问题是，我和先生完全无法帮儿子找到玩伴。

孩子放学后，父母得替他们找到玩伴，约别的孩子一起玩。我和先生努力安排，发短信，写电子邮件，打电话。我知道其他妈咪和其他学校是怎么做的，但我的短信，我的电子邮件，我的电话，我发给儿子同学妈妈的信息，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更糟的是，我在走廊上直接问她们的时候，她们通常会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则会瞪大眼，和一旁的朋友交流一个会心的眼神，无声地说着：“我的天啊，你相信吗？她还不懂吗？真够尴尬的！”每一天，其他妈咪继续当我是透明人，我才知道，在她们眼中，我和儿子是下等人，不能一起玩。我心烦意乱，陷入无比的低潮。

我看着学校操场，想着母黑猩猩的命运。被排挤的动物不会有好下场，我和我的孩子如果落入那种情境就糟了。没错，无视我的女人很恶心，让人很不舒服，我想戳瞎她们的眼睛；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需要她们，我得融入。我的孩子需要朋友，需要和别人一起玩。我不能硬要儿子回下城区，而且就算带他回去，我的朋友也没有和他同龄的孩子，有的朋友甚至不生孩子。没错，我可以带儿子到公园或游乐场认识新朋友，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但上城区每个孩子都行程满满，一直到晚上睡觉才能休息，所以带儿子到外头认识陌生新朋友，大概也不太可能成功。除此之外，每当我用友善的态度接近儿童游乐场的妈咪，她们似乎觉得我是可怕的跟踪狂，或至少不懂社交边界。显然上东区的妈妈宝宝们，早就排好社会阶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她们的小宝宝还没大到可以穿着Robeez童鞋出门之前，邀舞卡就已经满了。我太晚才抵达舞会大厅，无计可施。我的孩子真可怜，而且，没错，我自己也很可怜。我不想在接送儿子上下学的时候，像个灰姑娘。我必须努力喜欢学校其他家长，而且也得让她们喜欢我。

在被排挤的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变得很差——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恍恍惚惚，觉得脱离现实，脑子和身体分家，接触不到身边的人。一天晚上，我告诉先生这件事，然后才想起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读过这种症状。我碰上了文化冲突——人类学家、国外的交换学生，以及进入贵族大学的穷孩子，都会被这种症状所扰。先前我曾浸淫于许多外国文化，每次都有办法融入。我曾在联合国工作过一小段时间，帮忙写讲稿，还跟着各国外交官一起参加宴会，所以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缺乏社交技巧的人。我已经比从前注重打扮，而且一直很客气，到底那些上东区的女人还要我怎样？是我少做了什么吗？我少说了某句话吗？我试着不去想其实那些女人觉得我配不上。我告诉自己，就算她们真的那么觉得，我才不在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不再一头热想融入，而是默默观察。我虽然是个不安的、打不进圈子的母亲，但同时也是社会研究者。既然如此，那就开始研究吧。

在一旁观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根本没有人要跟我讲话。我观察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校外头总是有一堆开凯迪拉克的司机在等着，而且每个母亲都穿得非常正式，虽然她们似乎都没有在上班。每个人都赶着去我不知道是哪里但显然很重要的地方。打扮最隆重的人——脚踩厚跟靴或恨天高的那些人——把孩子送进教室后会大喊：“等会儿见！”我心想，她们一定是要到一个讨厌的地方会合。搭电梯的规矩是保持安静。某天早上，我因为送完孩子后要开会，所以没套平日的牛仔裤和薄上衣，头发也没绑成马尾，而是穿得较为时尚，头发也整理得比较有型，还化了淡妆；结果碰上两个一身装扮无懈可击的女人瞪着我出电梯，她们摆着臭脸，其中一人嘀咕：“那女的谁啊？”我头皮发麻。这是一个秩序颠倒的世界——学校的重点不是学生，而是学生的母亲。母亲们忙着抛出飞吻，与闺密亲密交谈，有时还不忘互捅个两刀。孩子则是母亲时髦装束的一部分，有如装饰品或配件，挂在妈咪结实的手臂上。母亲是一种让人可以炫耀的身份，能聊天的好友情谊则是稀世珍宝，只有少数几个人才配得上。

我还注意到，早上偶尔会有妈咪屈尊开口。她们会生硬地说一声哈喽，然后就立刻转身去和其他人说话。我第一个碰上的这种人是家长会会长——她是女王蜂里的女王。我一开始到学校接送孩子时弄不清楚状况，还以为那里的规矩类似工作场合或友善的鸡尾酒派对，居然胆敢上前自我介绍。天真如我，还以为既然家长会是学校的家长联盟，再怎么说，家长会会长都是家长会的正式代表。但会长看着我，就像看到一个因为喝醉而严重失态的人，似乎我伸手说哈喽的行为，等同在晚宴上喝掉一整碗拿来洗手的水，接着还脱衣裸奔。她的冷笑和挑高的眉毛似乎在说着：“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跟本皇后打招呼。”她不发一语，直接转身离去。我当场愣住，后来才明白，整所学校的女人几乎都像这个样子，只不过这位会长是更极端的版本。每个女人只对少数几个人打招呼，其他的人她们理都不理。

我发现那种你说哈喽时，最不肯打招呼、离谱到直接转身走人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名媛。我在时尚杂志上认出其中几个人。她们的先生是报上会报道的有钱人，或是我在广告业工作时知道的大人物。还有，我很快就发现，这些贵妇甚至不太和彼此说话，她们集中心力，只把力气用在争抢可以和某一两位或三位妈妈说话的特权。我在心中把她们抢夺的对象，定位为阶层最高的女性——那些女性显然财富比别人多，脸蛋比别人漂亮，表现比别人杰出，还有最重要的是，她们全都嫁给比所有人成功的成功人士——女人先生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评判指标。

我常打电话给好友莉莉。莉莉是全天下最冷静的母亲与优雅的女主人，她女儿和我儿子同年。我会告诉她我的近况，然后她会倒抽一口气，在电话上惊呼：“怎么可能！她们怎么会觉得做人可以这样！”我可以想象莉莉说那些话的样子。她此刻一定是在下城区的时尚设计工作室，她提醒了我，除了我试图打入的那个世界，天底下还有另一个我能理解的世界。宇宙中还有一个女人必须工作的世界，那里有同性恋与异性恋伴侣，而且大家口袋里的钱，不一定买得起世上每一样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轿车和司机。我和朋友坎迪斯喝咖啡时，她会高呼：“那种人真讨厌！”然后要我别再回想前一天的事。她会提起作家温迪·瓦瑟斯坦的孩子跟我儿子念同一所学校，而她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好多骨瘦如柴的女人，好多巨大无比的包包。”我们两人会一起大笑，我的心情会因此好一点，但转天还是得送孩子上学。

先生觉得我大惊小怪，夸大其词，一切只不过是女人家的小心眼。有一天，我又告诉他，我送孩子到学校时发生了什么离谱的事，他说：“拜托，哪有可能那么严重。”于是第二天我让他送孩子上学。那天他第一次见识到那群女人的恶行恶状，高呼：“那群女的脑子有什么问题吧，我跟她们说早安，她们连理都不理！”我幸灾乐祸地回答：“早跟你说了。”我们一起惊叹，那些女人认为只有傻乎乎的人，才需要遵守公民最基本的礼貌——别人跟你打招呼的时候要回应。她们比较高级，不必打招呼。

先生铩羽而归后没多久，某天儿子放学后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的朋友特莎邀他一起出去玩——他们要搭她家的私人飞机。我本来觉得这个邀约有点奇怪，也太奢华了吧，结果保姆莎拉告诉我，在儿子的学校，每个人都有私人飞机。儿子接到邀请，是因为每个孩子讨论自己的哪架飞机有什么优点时，只有儿子一个人说家里没有飞机。特莎因为可怜儿子，才邀他一起搭飞机。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至少这是个开始，儿子做得比我好，已经有朋友了。

每天早上，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其他妈妈接送孩子上学，祈祷儿子和我能找到真正的玩伴。我想到脆弱的母黑猩猩和她们的孩子，也想到几年前我选修灵长类动物的社交行为课时，读过有关东非狒狒的研究。东非狒狒又名橄榄狒狒，是一种群居动物，一个群体最多可达一百五十只。由于公狒狒性成熟后便会离开群体，群体成员大多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母狒狒，她们组成紧密合作的社交网络，是真正的掌权者。东非狒狒群组成阶级严明的社会，阶层最高的母狒狒享有一切好处——比较好吃的食物、比较安全的睡觉场所、比较优秀的雄性“友人”与保护者（来自其他群体、被新群体接受的公狒狒）、众多交配机会，以及较高的成功生育率。所谓的成功生育率是指她们有更多可以活到成年的子女，而且那些子女也有后代。

阶层较低的母狒狒，显然也会想分到一点好处。她们可以试着在东非狒狒的社会中“抬高自己的地位”，方法是想办法服侍阶层高的母狒狒，帮忙照顾她们的孩子。阶层高的母狒狒会一而再、再而三赶跑趋炎附势的低阶层母狒狒，打她们、揍她们，甚至经常用危及性命的方式，攻击想当保姆的低阶层母狒狒。但最后，高阶层的母狒狒依旧会让其中一只低阶层母狒狒如愿以偿，允许她成为“代理母亲”一段时间。高阶层母狒狒刚生下的孩子或年幼的后代，将因此多了一位照顾者。低阶层母狒狒得以成为保姆后，就此被高阶层母狒狒“接受”，毕竟她们替女主人办事，女主人有人帮忙照顾孩子，更有机会帮自己和孩子找到更多食物，更能适者生存。此外，帮忙带孩子的低阶层母狒狒可以“保姆凭子贵”，仗着女主人的地位，在群体中获得更多势力、更多保障。位高权重的东非母狒狒，通过允许其他母狒狒当代理母亲，把自己的权力分给其他低阶层狒狒。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在远离非洲大草原的纽约上东区托儿所大门内，我先生和我是低阶层的灵长类动物，而且我们的阶层带来了后果。父母在社会往上爬的过程中，孩子显然是他们的工具：“阿里的爸爸是对冲基金经理人。如果我们对阿里好，和他变成朋友，他妈妈就会和他爸爸提起老公的新创公司，那样一来……”有时候，低阶层母亲甚至没有这些算计，她们只想靠着有钱人的光环取暖，希望让孩子沾点光。我和先生新来乍到，帮不了谁的事业的忙，大家还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利用价值，所以迟迟未接受我们。在上东区，孩子的朋友和玩伴可以决定你的阶层，你的阶层会更上一层楼，也或者你会被拖累。你帮孩子找到什么样的玩伴，你就是什么社会阶层。如果你地位低下，你天真可爱的孩子也会地位低下。阶层令人焦虑，随时可能变动，导致母亲必须严格把关谁才是可以来往的人……同时也让她们到处哀求加入团体。

我和众多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一样，加入另一个团体后，被压在阶级最底层，不是被当作可疑人士，就是被无视或骚扰。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吼猴，因为年轻的母吼猴移居他地时，会挤下原本的高阶层母猴，一下子登上最高位。但可惜我显然是狒狒，在狒狒的团体中，新来乍到的母狒狒地位最低。新狒狒要是无法和中高阶层的狒狒结盟，她和孩子的生活就惨了。我知道一旦我和儿子被排挤，只要还住在上东区，我们的地位就很难变动。我不想让儿子在学校成为没朋友的人，不希望我们母子俩被拒于门外，尤其是儿子不能落入这种命运。我不断想办法融入，虽然心里很受不了，还是在学校大门口拼命向大家微笑。我观察了很久，却依旧找不到打入群体的方式。

最后，上帝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救了我。要是我把以前学过的东西记牢一点，我原本可以在上帝救我之前，就先扭转自己的命运。许多人类以外的母灵长类动物在身处困境时，就是靠这一招拯救自己：通过引起高阶层雄性的注意。有一次，儿子班上势利眼的妈妈们，办了一场阶层严明的鸡尾酒会，结果儿子某个同学的爸爸暧昧地跟我调起情来。那位爸爸很有礼貌，人很聪明，有一点浪荡子的味道，和我还正在努力习惯的严肃的上东区金融人士很不同。那天，先生待在家照顾儿子，派对上的其他妈妈又忙着跟彼此说话，我一句话都插不进去。来了这位很好聊的爸爸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攀谈起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位爸爸的家庭背景是曼哈顿某个银行帝国，他母亲的权势与财富如母猩猩菲洛，不管是在学校或是儿子班上，都属于“非常顶级的最高阶层”。第二天我送儿子上学的时候，他在一群妈妈面前提议我们的孩子应该一起玩。他问：“星期五可以吗？”我说好。

他离开后，一个比较友善的妈妈眼睛瞪得大大的，偷偷问我：“你是怎么办到的？我已经试了好几个礼拜，想让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玩，他都不肯答应！而且我爸妈还认识他爸妈，他们以前都住威斯特彻斯特郡。”我耸肩，建议她下次可以和那个爸爸一起喝一杯。

从那天起，我要邀人和儿子一起玩便畅行无阻，儿子开始每周固定和首领的儿子玩，也因此能和首领儿子的朋友一起玩。首领的朋友们——和首领一样有钱有势的父母，也因此开始愿意和我做朋友。看来妈妈们在学校大门口看到首领爸爸和我亲切交谈之后，在心中记了一笔。她们用肢体语言以及新冒出来的和善微笑，让我知道她们觉得我被认可了，现在可以安心和我说话，不用担心被我拉低社会地位，也不用担心跟我说话是在浪费时间。自从她们会在接送区和我打招呼后，就比较难假装没看到我寄的信，这下子就得答应和我的孩子一起玩。

妈妈们的态度大转变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个丑恶的事实其实是在说，有些家长和小孩值得来往，有些则不值得。我感到恶心，但这个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行。如果儿子终于可以和同学一起玩，只要儿子开心，我就开心。坎迪斯和莉莉都认为，别想着要靠那位首领爸爸比较好。她们说：他自己不也娶了那种狗眼看人低的女人？这种人会是好人吗？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还是很感谢对方。我只知道在这个秩序颠倒、母凭子贵的世界，我好像又回到少女时代，就像是高中时被橄榄球队的明星四分卫看上一样。首领爸爸偶然的和善举动，完全改变了儿子的社交生活和我的社会地位。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两件事密不可分。我和坎迪斯、莉莉一样，不奢望这种好事会长久，而的确我也猜对了，那位首领爸爸和其他位高权重的男人一样，后来又把注意力改放到别人身上。但儿子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我也连带得到我需要的东西，或许事情没有想象中难吧。

◎让我彻底进入新世界的临门一脚，是一样几乎带着魔力、令人目眩神迷的强大法宝——爱马仕的铂金包。

◎那些趾高气扬的女人，她们的肩上，或是她们的手上，都有一个美到让人忘了呼吸，不管是做工或染色都无可挑剔、价值连城的包包。

◎一个超棒的包是刀剑与盾牌，我要买一个她们没有的东西，她们想要的东西，或是她们有但见不得别人有的东西。

◎男人遇上中年危机时，有人会买跑车，有人则在外头拈花惹草，有人在酒窖里收藏一万五千瓶酒，或是购买各种心理慰藉品。我的中年危机则靠铂金包解决。

◎我已经步入中年，是真的中年了，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就无法呼吸，但我依旧够年轻，够美丽，够金发，够苗条，我和铂金包可以完美搭配在一起，而且我也老到买得起了。

◎铂金包的确代表着一个你想要的物品，然而它真正的本质是诚心盼望，无止境地等待，接着失望，求而不可得，包上的一针一线都是血泪。

◎曼哈顿是个阶层分明的地方，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在告诉别人你属于哪个阶层，以及你有多少财富、人脉与力量。

我大学和研究生念的是人类学，人类学者“入境随俗”的过程让我十分感兴趣——人类学者原本应该客观检视与分析自己研究的文化，但却会不自觉地渐渐融入。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他在研究特罗布里恩群岛时，逐渐对不太主动提供消息的地方向导感到不耐烦，后来还和当地女性上床。我认识的一个研究中东文化的教授，也曾透露自己在也门做田野调查时，某天在晚饭时间用当地部落人士的方法，接待穿着传统也门服饰的研究所学生（他挥舞了一些大刀）。人类学者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一书中，详细描述自己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失去自己原本的身份认同。

今日的人类学家认为入境随俗是不可免的，而且也会带来帮助。在互动的过程中，田野工作者会更加认识自己研究的对象，更能了解与尊重为什么当地人会有某些信仰，并把那些看法内化。田野工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通常会觉得周遭不熟悉的事物让人摸不着头绪，一股疏离感压迫着他们；但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逐渐融入，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用“萨摩亚人的方式思考”，或是非洲阿卡人的方式，或是上东区的方式。

尽管如此，“入境随俗”在人类学一直是件不名誉的事，因为人类学希望奠定自己“科学”的地位，摆脱这个学科的起源——甩开维多利亚时代传教士夸夸其谈的“扶手椅科学”（armchair science），以及古老的帝国主义。用最委婉的话来说，从原本的科学家变为“当地人的一员”，是一件糟糕、不科学的事。因此长久以来，人类学家若能和自己研究与居住的地方，“保持客观的距离，不会和疟疾一样，一旦得到就无法脱身”，是值得自豪的。“入境随俗”总让人感到不太恰当，威胁到研究人员最根本的身份认同。

我自认是上东区贵妇妈咪的参与式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我闯进她们的部落，我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周遭的文化，时常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希望能够融入，真正成为上东区妈咪的一员，我觉得为了孩子好，自己不融入不行，尤其是后来我又生了二宝；另一方面，我看着身边令人惊奇的事物，觉得疯子才会做那些事的时候，又希望自己保持超然独立——拉开一点学术分析需要的距离。有一天我接儿子放学，努力拦出租车的时候，十几辆违规停车的豪华凯迪拉克一起回转，差点碰到儿子。在那种时候，我心里会想：到底有谁想住在这种自私自利、特权当道的世界？

学校接送的闹剧，以及没人要和儿子玩的经历，让我感到很脆弱。我很难过，觉得被排挤，然而那样的经历，反而更让我深入儿子学校的世界。我铁了心要融入，一定得让其他人接受我。我不会让别人排挤我或我的孩子。去他们的。后来儿子（还有我）有了玩伴，在学校有了社交生活之后，我更加深入我所观察的世界。我原本一只脚踏在门内，一只脚还在门外，现在踏在门外的那只脚开始往内缩。我的工作很忙，而且还得在上城区替儿子和自己保住友谊，我越来越不常打电话给下城区的朋友，也很少和他们见面。不知不觉之中，我已向新世界投诚，回不去原本的世界了。

让我彻底进入新世界的临门一脚，是一样几乎带着魔力、令人目眩神迷的强大法宝——爱马仕的铂金包。

一天，我到转角的超市买了点东西，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件事。我从麦迪逊大道朝着公园大道东七十九街走去，手里晃动着装着香蕉和一瓶牛奶的塑料袋，开开心心回家。那天阳光普照，宽阔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这是纽约的安静时刻——早上的高峰时间已经过去，午餐时间还没到，平时熙熙攘攘的街道，此刻几乎没有行人。对于熟悉宽阔与宁静空间的中西部人来说，有那么一瞬间，我像是回到家乡——只不过一路走过去时，一旁多了典雅的战前建筑，以及会向你打招呼的快乐管理员。现在儿子进了好学校，在学校有朋友，也就是说他有社交生活，而我沾他的光，连带也有社交生活。的确，我还是希望那些妈妈能更友善一点，我接送儿子上下学的时候，依旧通常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但至少我已经进步，我是大宝的好妈妈，二宝也快出生，看来我终于在上东区找到一席之地，此刻心情相当好。

与此同时，前方来了一个独行的贵妇，她直直朝着我走。我们两人在曼哈顿街上精神抖擞地走着，有那么一瞬间，年约五十多岁的她，以及快要四十岁的我，眼看就要撞在一起。这很奇怪，因为我遵守了曼哈顿的人行道礼仪（其实那更像是交通法规），我和车子还有纽约人一样，靠右侧行走。但这个帽子和衣服都很高级的女士却一直往自己的左边靠，准备挡住我的去路。发生什么事？我们人在靠左走的英国吗？

我再度往右边靠，让路给她，但她继续冲着我走来。如果我再次因为她又靠过来而往右，她等于是故意把我逼到一旁，我会直直撞进前方只隔几步路的橘色金属大垃圾桶。太荒谬了。我看着宽阔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人行道，然后慢下脚步。快要碰到垃圾桶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我还有什么选择？在她面前急冲到人行道另一侧吗？）我看着那个女人，虽然她的右侧有一大堆空间，此时她却离我仅十五厘米。她看到我在看她，也盯着我看，视线没有移开，然后故意用她漂亮的包包撞我左臂，接着就笑了——是那种得意扬扬的笑！——然后她就走了。我转身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行道上，忘记呼吸，不敢相信她刚才做了什么。不管她刚刚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是在搞什么鬼啊？

我刚才被攻击了。至少那是我心中人类学家的感觉。我在大学的时候，看过无数个小时的黑猩猩纪录片。黑猩猩会张牙舞爪攻击彼此，嘴里一边发出尖锐叫声或低沉喉音。回到家后，我拿出刚刚买的东西，脑子里回想着人行道上发生的事。我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点愤怒。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了又想，突然想起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先前有一个女的打量我，然后就故意把我挤开，但她没有那么明目张胆。看来我得开始观察上东区灵长类动物的社交行为，一定得好好观察。

一旦我开始观察，便发现周遭都是类似的事。在上城区的人行道以及高级精品店，还有出名的皮肤美容中心候诊室，我发现女人会穿出自己最好的衣服，用不明显但察觉得出来的方式，靠着衣服在别人面前趾高气扬，顺带“攻击”其他女人，而我常扮演那个被攻击的角色。有时候，我甚至被逼得差点站到马路上，或是平贴着建筑物的墙壁，好让路给其他女人。那些女人一步都不肯让，不肯往旁边靠一点点，直直往前走，她们那种走路的样子，似乎是想告诉我……某件事。那些逼其他女人让路的女人，到底想要对方做什么？

我先前定居的西村离上东区不过几公里，但不论从女人统一会穿的衣服、女人的风俗习惯，或是女人的战争来看，上东区显然是不同国度。在西村的时候，我的确偶尔会在路上看到高到吓人的超级模特儿，她们面无表情地走在布里克街高低起伏的狭窄柏油路上，就好像那是她们专属的伸展台，然而那只不过是专业模特儿平日的自恋表现。上东区就不一样了，我在上东区无端被卷入充满敌意、女性版的“看谁先让的撞车游戏”。那些看起来正常、光鲜亮丽，但脑子显然有高功能障碍的上东区女人，比着看究竟是谁要先让？

我观察了几周这种“一边走路一边无声叫嚣”的现象。我出门散步或是要到某个地方时，心中的行人战斗魂会随时备战，准备好面对其他女人的攻击，但我内心的社会研究者想要更多资料。因此某个早上，我早早送儿子上学，然后买了杯咖啡，在家附近一栋有门房的建筑物前面，待在那里静静观察。隔天，再隔天，再隔几天，我站在一间店外头，然后又移到人行道交叉口。有几次，我直接在女性常去的大楼观察，看着大家“登场”。高级零售店、年纪有老有少的地方女性常吃午餐的餐厅，以及某几个建筑物的大厅，都是极有可能发生攻击的地点。女人进出那些地方的门口时，似乎是令人高度警戒、剑拔弩张的时刻。

最后，我在一天之内，在东七十九街观察到近一百起的冲撞时刻。的确，那不是一场正式的研究，不过我得到几个结论。我的主要结论是，上东区的女性，尤其是三十多岁以及正迈向老年的中年女性，她们对权力异常着迷。我观察到在许多时候（虽然不是全部），都是年纪大的女性“攻击”年纪轻的女性。她们会挑起差点爆发、通常在最后一秒钟解决的社会冲突——没出事的原因是年纪轻的女性会退让，闪到一旁。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每个人永远都若无其事，似乎没发现刚刚差点发生一场冲突，就好像大家串通好演一出戏，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假装不知道。

我一遍又一遍看着女人差点相撞，看着一个女人故意压过另一个女人，脑中浮现一个理论。那些故意挑衅的女人，显然认为自己有权要别人让路。我累积了足够多的观察之后，发现那些女人的行为透露的信息十分明显。她们不只是在说“给我让开”，而是更过分的：“老娘看不见你，因为你根本不存在。”而且她们的包包显然跟这件事有关。那些趾高气扬的女人，她们的肩上，或是她们的手上，都有一个美到让人忘了呼吸，不管是做工或染色都无可挑剔、价值连城的包包。有的是蛇皮，有的是小羊皮，有的是鸵鸟皮。有的标识是双C，有的是F，有的是繁复扣环。看来那些女人身上的包包是盔甲，是武器，是旗帜：每个去撞别人的女人，似乎都带着一个超美的皮包，用那个包包去撞其他女人带给她们莫大的乐趣。

已经去世的纽约剧作家诺拉·艾芙隆曾经写道，洛杉矶人有车，我们曼哈顿人有手提包。纽约女人的逼车游戏，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新一层的认识。如果就像艾芙隆讲的那样，手提包不论是功能上或以象征意义来说，就是纽约女人的车子，包包让我们拿着东西从A点移动到B点、穿越城市的时候，能被人看到，那我得说，上城区有钱人的大道上充满路面冲突。我的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来自杂货店的塑料袋，被撞也是自找的。

我也想起珍妮·古道尔的贡贝黑猩猩迈克是如何一步登天的。迈克是灵长类学者与人类学学生熟知的传奇故事，它让我们知道，只要你手中握有稀有资源，就能让世界天翻地覆，或至少可以反转根深蒂固的社会阶层。古道尔在1960年抵达贡贝时，迈克原本是一只新来的年轻黑猩猩，地位低下。古道尔观察到它经常被打，比较年长、体型较大的黑猩猩都会欺负它。它是一只可怜兮兮、没事就被欺压的外来者，其他黑猩猩一直排挤它。

接着有一天，迈克找到一个漂亮的包包。

好吧，其实不是包包，而是几个已经用完、被人类丢弃、有握柄的轻煤油桶。迈克很聪明，知道可以拿这几个桶展现身份地位——公黑猩猩会做出有如舞蹈般的动作，威吓身边其他黑猩猩，不必造成真正的身体伤害就能镇住他人。黑猩猩展现自己的势力时，通常会互相追赶或故意用身体撞同伴。此外，它们会摇晃树枝，用手掌拍击地面，或是丢掷石块，喉咙里发出叫嚣的气音与亢奋尖叫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吓唬其他同伴。

黑猩猩常会对着灵长类动物学家与野外摄影师，做出那些展现身份的举动。看过的人说那很惊人，甚至令人心生恐惧。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迈克抓着大家从没看过、会发出噪音的庞然大物出现时，它的贡贝同伴有多讶异。迈克抓着握柄，用那些诡异的东西敲击地面，接着还像挥舞权杖一样，在草地上不断晃动那些东西。它站到所有黑猩猩中间，把那几个神秘的物体丢在一起，发出铿铿锵锵的恐怖声响。那个黑猩猩从没听过的声音似乎是在说：现在你们都要臣服在我脚下！那场表演石破天惊，就连首领戈利亚都害怕到发抖。贡贝的研究者很快就收走那些桶，但没用，其他黑猩猩在桶不见之后，依旧敬畏迈克。虽然戈利亚有前任首领“白胡子大卫”这个有力的盟友，但迈克马上就推翻它，成为新任首领，统治部落整整五年。有一个好“包包”，居然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五年不衰。

我无力改变上东区莱辛顿大道以西的贱人妈妈团，也不能用揍她们的方式解决，而且我也绝对不想加入她们。等等，我的确或多或少可以加入她们，我只需要一个上东区版的煤油桶就行。没错，那些每天推我、挤我、当我不存在、觉得我一点都不重要的傲慢女人，她们令我想拥有一个昂贵的漂亮皮包。我相信一个漂亮的包包可以像图腾一样保护我，让我不受其他女人伤害。在这个我刚搬来的新栖息地，这里的每个女人一个字也不说，光是用眼神、脸上的表情，以及——没错——手里的包包，就能攻击我。我在想，要是我有一个和她们一样的昂贵包包，或许能让她们产生错觉，她们会被催眠，认为不该在人行道上挑衅我或是什么的。我们在派对、学校接送区或餐厅看到彼此的时候，她们会觉得我是个值得打招呼的人，而不是用轻蔑的眼神打量我。再说，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包，她们可能会气死。一个超棒的包是刀剑与盾牌，我要买一个她们没有的东西，她们想要的东西，或是她们有但见不得别人有的东西。我幻想女王蜂中的女王又想视若无睹地擦身而过，却被我方方正正的铂金包撞到内伤。说真的，要是这个美梦能成真，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20世纪80年代末时，我在巴黎初次与爱马仕铂金包相遇。一个穿着牛仔裤和小外套的女生，紧抓着一个完美的包包。那是一个红色的包，不是那种俗气的大红色，而是微带粉色的红。那种红无忧无虑、充满自信，是一种罕见的砖红色，那种你已经找了好多年却苦寻不得的口红颜色，一种只存在于柏拉图理想世界中的红，你为了找那种红，买了一支又一支的口红，但永远不对，永远不是它。此外，那个包的形状也对了，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包包，巧妙地介于一般提包与邮差包之间，炫耀似的出现在你眼前。包里隐隐约约看得见档案夹层，让你知道它除了美，还兼具适合工作的实用功能。我为了那个包，在巴黎第八区尾随它的主人好几个街区（当然是第八区，法国所有美好又富丽堂皇的东西都在那里），偷偷摸摸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包包。

后来我心醉神迷地向一个朋友提起那个包。我描述到钥匙扣设计时，朋友兴奋尖叫：“噢，你是说铂金包！爱马仕的铂金包！当然每个人都想要一个铂金包！”朋友开始疯狂赞美铂金包有多美，不断描述法国女人会假装很随意地背着那种包，里头放着一本翻到烂的《米其林红色指南》（Guide Rouge），或是让一根长棍面包从里面突出来，但其实小心翼翼，生怕弄脏包包。朋友告诉我，那个包实在是太……法国，而且要多贵有多贵。我把法郎换算成美元，一开始还以为自己一定算错了，发现没错之后，叹了一口气，觉得心好累，时差造成的疲倦感一下子涌上来。那时我还在念研究生，我的预算要买铂金包，就像是想当法国总统一样。

爱马仕铂金包的由来有故事，而且那个故事就像铂金包特有的小锁一样，和整个包密不可分。铂金包的精神与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正源自那个故事。据说1981年时，英国演员兼歌手简·铂金带着一个周末编织包上飞机。铂金是位奔放不受拘束的女性，曾和法国流行音乐家赛日·甘斯布谈过数十年恋爱，两人既是恋人，也是音乐上的合作伙伴。那天，铂金想把自己的包包放进上方置物柜时，不小心让东西散落一地。就在此时，全球最高级的皮革制造商爱马仕总监让·路易·迪马，有如身披闪亮盔甲的高贵骑士，出现在铂金眼前。他帮忙捡起散落一地的物品，铂金向他致谢，说自己实在找不到适合往返于伦敦与巴黎的包包。据说迪马听完这句话后，脑中浮现一个点子，接着他就设计了一款手提包。

1984年，爱马仕推出一款费工的黑色皮包，非常高级，非常精致，但又完全符合波希米亚风，而且设计充满历史渊源，形状是爱马仕一百年前马鞍袋的缩小版，有两个提把，上方的掀盖可以打开往后折，也可以扣起来。当然，你可以选择挽着它，也可以抓着晃来晃去，或是背在肩上，皮包的手把够长（双手把感觉比较年轻，比较自由自在，比较像有事业的酷炫上流社会人士在背的包，不是那种只有一条带子、吃午餐用的淑女包），大小介于一般手提包与周末旅行包之间，大到可以装很多东西，而且外形时髦潇洒，与凯莉包正好相反。凯莉包是爱马仕的另一个经典款，是特别为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莉所设计的，大小可以遮住怀孕的肚子。凯莉包端庄、稳重，害羞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怀孕。铂金包则相反，即使是未婚怀孕也不遮遮掩掩，是凯莉包狂野不羁、活泼奔放的妹妹。

铂金包狂野是狂野，但不代表低贱，也绝非轻松就能弄上手——完完全全没这回事！铂金包打一开始就是限量供应，一年只制作两千五百个。这么少量制作，是因为铂金包十分费工，一个包就需要近五十个小时的精心制作，一点小细节都不放过。铂金包几乎是纯手工制作，负责制作的人，至少要有跟着资深皮革师傅学习两年以上的资历。从这个角度来看，铂金包是艺术，而且每一个铂金包都有师傅的“签名”。师傅会用一个特别的印，打上包包的制作年份以及自己的姓名缩写。此外，铂金包有着非常严格的尺寸规定，不论是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或特大的五十五厘米款式，长宽高比例都是固定的，一眼就认得出来，绝不会多一分、少一点，绝对无可挑剔。也只有法国人才有办法做出爱马仕铂金包，在一个包包里，同时结合性解放以及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

今日的我们可以买到牛仔蓝的铂金包（不，不是深色的丹宁布颜色，也不是任何牛仔裤的颜色，而是晴朗夏日完美天空的活泼色调），也可以买到金色铂金包。拥有数个铂金包的人士表示，有所谓“初学者的铂金包”。初学者绝不会拿金色的包，而会拿太妃焦糖色、有白色缝线做对比、看起来像糖果、令人口水直流的款式。除了上述颜色，铂金包还有其他数十种颜色，每一种都亮眼到令人意想不到，就算不认识铂金包的人也会垂涎不已。（我有个艺术家朋友曾在一个灰茫茫的冬日，抓住一个鸵鸟皮材质、鲜艳吊钟花颜色铂金包的主人，硬要对方回答：“这是什么颜色？！我从来没看过这种粉红色，从来没有！”吓了那人一大跳。）基本款铂金包（小牛皮材质，非鳄鱼或鸵鸟皮；钯金配件部分是金色或白金，锁头没镶钻石）的起始价是八千美元。你可以选择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皮革材质：“Togo”是小牛皮，最厚重的“Clémence”取自初生的小牛（taurillon clémence），此外也有羔羊皮与山羊皮。如果是走异国风的材质，例如蜥蜴皮、鳄鱼皮或鸵鸟皮，则可能要价十五万美元以上。求爱马仕卖她们铂金包的女人，经常得等个两三年以上。香港与新加坡等地因为经济状况太好，人们对铂金包的狂热达到史上新高，卖全新品、有证书、刚从爱马仕那买到包包的水货商大发利市。买家如果不想苦等四年，代价就是用一点五倍或两倍价钱买下水货。每一个铂金包的锁头上方，都会用金银色的线条，以三行字标出大大的“爱马仕，法国巴黎制”。

男人遇上中年危机时，有人会买跑车，有人则在外头拈花惹草，有人在酒窖里收藏一万五千瓶酒，或是购买各种心理慰藉品。我的中年危机则靠铂金包解决——皮包的材质、金属配件、镶色，以及各式各样的小细节，造就了铂金包及其魅力。一般人不太可能买到铂金包，就因为这点让人更是想要。我为了自己已经失去与开始失去的东西，例如紧实的大腿、无细纹的皮肤、生育能力，以及能够承受最新一期《时尚》杂志兴奋感的心理素质（曼哈顿人比较晚才开始失去这些东西，到了五十、六十岁，都还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二十多或三十多岁；但一个人不管再怎么努力，终究有一天还是会失去青春），我要买那个方方正正、玩心十足、性感又多功能的昂贵铂金包。我决定了，我已经受够桥墩一样的托特包，也受够了Marc by Marc Jacobs那种副牌包，我最近发现那种包是上东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背的包，甚至是少女在用的东西。我不管，我要真的名牌包。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现在终于有资格用那种包了。我已经步入中年，是真的中年了，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就无法呼吸，但我依旧够年轻，够美丽，够金发，够苗条，我和铂金包可以完美搭配在一起，而且我也老到买得起了。除此之外，我已经在曼哈顿住了这么久，认识的人大概有办法帮我买到铂金包。以目前的财力还有我的年纪来看，现在正是买铂金包的最好时机。铂金包是我步入中年的安慰奖，我有权买铂金包。

然而不用说，想买梦幻铂金包，就一定得面对一个问题：怎样才“弄”得到？太多曼哈顿人都碰到过这个棘手问题。要买铂金包，就得玩它的游戏，你得先开口说要买，然后不出所料被拒绝。规矩是你得等，把自己登记在候补名单上，然后等啊等啊，最后只等到爱马仕告诉你，它们取消了候补名单制度——我在时尚产业工作的朋友，以及其他对时尚着迷的朋友，都告诉我同样的故事。据说如果你认识爱马仕的人，就能比别人更快弄到铂金包——可能只需要等六个月或一年，而不用等上整整三年。

我朋友JJ的妈妈曾经一边喝鸡尾酒，一边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某天下午，她在爱马仕一家分店，一位态度客气、身穿名牌的女人走了进来，年纪和我还有JJ差不多。那个女人对店员说：“我想买铂金包。”店员立刻告诉她，店里没有现货，而且目前不接受登记排队。女人发飙：“你耳朵没听清楚，我说我要买三十五厘米、金色配件的黑色铂金包。”店员再三解释店内没有铂金包可卖，讲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女人讲不下去，放话道：“随便！我本来不想这么做，但我要带我老公过来！”几秒钟过后，她带着她身价千万的喜剧演员老公进来，结果马上就被带到后面的房间买铂金包。她成功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很丢脸，也很蠢。被告知已经没有等候名单这种事，就像因为你不是什么重要人士，不是帅哥美女，就被夜店挡在门外。为了一个要价至少一万美元起跳的包包，居然要等人施恩，等人打开围栏放你进去，这太荒谬了。这一切我通通明白。然而重重的困难并非只是障碍，一个包这么难买到，这种近乎不可能的过程，本身也是铂金包价值的一部分，如同铂金包的由来，以及包上的制造年份标记，少了一样，就不是铂金包。

一个包不只是一个包。我十分确定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就像我确定铂金包买来的时候，一定会装在一个大大的、绑着棕色缎带的橘色盒子里。说真的，盒子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定厚度的包装纸被折成一个小枕头，让包包躺在上面。已经在曼哈顿待了二十年的我还确定一件事：我正在踏上一场特殊的征途，这场征途太老套，说出来会被人笑话，买包包是全天下最无聊的小事——这是我最讨厌纽约的时刻。这是另一种版本的抢学校，以及另一种版本的“在餐厅要求好一点的位子”。（我怀二宝快生的时候，对万事万物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例如我受不了纽约安排谁得坐在哪的势利眼习惯。我走进餐厅时会克制自己的不耐烦，甜甜地告诉服务生或餐厅经理：“麻烦直接给我好位子，这样我们双方都省事，不用走过去我抱怨位子不好，然后你还得帮我换桌子。拜托你了。”）我知道追寻铂金包的过程会让我精疲力竭，心生怨念。如果我不屈不挠而且还非常幸运，跳完所有需要跳的火圈，就真的买到心心念念的铂金包，我甚至可能感到失望，但我不管。

我光是下定决心真的要买铂金包，那个考虑的过程就让我疲惫不堪。我发了狠，谁要是敢阻挡我，我不会放过那个人。曼哈顿是个奇妙的地方，它会把人心底的欲望暴露出来，你会看到欲望最真实的本质。我渐渐知道，凡是住在上东区的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身份地位，要看某几样稀有物品，也就是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铂金包代表着很多意义。即使富裕如上东区，在这个物质过剩的世界，它代表着求而不可得的痛苦。铂金包的确代表着一个你想要的物品，然而它真正的本质是诚心盼望，无止境地等待，接着失望，求而不可得，包上的一针一线都是血泪。

你扪心自问，为什么曼哈顿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都想要一个铂金包。你问，为什么每个人都像发疯一样想要一个铂金包。当你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很容易陷入逃脱不了的逻辑。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证自明——因为就是想要。当然，你可以套用复杂的符号学理论，例如纽约这座城市看重特权与成功的能指（甚至到了执着的程度），铂金包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人上人的地位，特别是对女人来说，铂金包意味着最终极的身份地位。能给女人铂金包的男人，连带也是最有权有势的人。我请教过曼哈顿临床心理学家史蒂芬妮·纽曼，她对铂金包的看法是：

一个拥有铂金包的妻子，是自恋的成功男人绝佳的附属品。妻子有铂金包的男人，将得以证明自己有多厉害、多高人一等——他有能力给女人如此昂贵、如此稀有的物品。

每一百万个女人会有一个特例说：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不想要一个铂金包。我只能说，给她一个铂金包，看她是不是真的不会拿出来用。铂金包代表的崇高社会地位，令人无法抗拒。就好像拿两把钥匙要女人随便选，一把是大众汽车的钥匙，一把是保时捷的钥匙，结果她选了大众。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事。你会想要铂金包的原因，是它似乎触手可及——你得花点力气，但又不是完全不可能，而且那个包又那么美。除此之外，有了铂金包之后，你将得到曼哈顿人某种非常独特又扭曲的敬意，那种敬意的别名叫“羡慕”。其他懂铂金包的女人，那些你在乎她们怎么看、想让她们崇拜的女人，她们将因铂金包而尊敬你。

开始在上东区生活之后，我发现游戏规则是你得让别的女人羡慕。众多学术理论谈男性的凝视——谈凝视是如何让女性被物化，让男女重新划分阶级，让一方成为“观者”，另一方成为“被观者”。然而上东区的生活，则是女人之间的“观”与“被观”，你看着别的女人，别的女人也看着你。很多时候，这种女人之间的凝视是一种准备好撕碎他人的竞争，冷酷，无情，精准，用眼神就可以杀人。就算你不想跟着玩这种游戏，你也逃脱不了。有时候，凝视可以是女人保护自己的武器，你可以靠凝视武装自己，用眼神传达：不准用那种眼神看我，别跟老娘玩那一套！有时候，女人会靠凝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她们会用眼神打量：让本小姐看看，这个女人有什么问题？眼前的人有哪些不完美的地方？是皮带？鞋子？衣服？还是发型？你有哪些地方会让本小姐安心，让我知道你没那么完美、没比我强？

人人想要却又稀有的铂金包，不时引发女人之间的敌意。曼哈顿的女人彼此互动、彼此凝视的时候，那股敌意潜伏在暗处。人行道上，大街上，时髦餐厅里，慈善活动上，在纽约的皮埃尔（Pierre）或西普里亚尼（Cipriani）豪华宴会厅，我们打量其他女人脚上的鞋子与身上的配饰，我们的“看”不是随便看看，而是意义深刻地看，眼睛发亮地看，我们贪婪地看，兴致勃勃地看，不过我们的老公和小孩无法察觉这种“看”。女人在学校走廊上等电梯时，有意无意间凝视着彼此。就看那么一秒，我们已经扫视完对方全身的打扮。我们像一条红尾蟒，一口在心中吞掉他人身上透露的资讯，然后再慢慢想，慢慢分析：她是谁？为什么她有那样东西？她老公是谁？她自己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她有，我没有？美国其他地方的女人，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女人，大概不会像上东区女人那样，如此极端地靠着物品来定义彼此的关系。包包就跟车子一样，有很多作用，不单纯只是拿来装东西的工具。曼哈顿是个阶层分明的地方，你所拥有的东西，是在告诉别人你属于哪个阶层，以及你有多少财富、人脉与力量。在曼哈顿这个城市，钱、关系和权势就是一切。你拿什么包，开什么车，是在告诉别人你的身价。在这个阶层压力无所不在的城市，一个好包包就像一条可以抚慰心灵的温馨毯子。

我知道先生听见他老婆想要一个铂金包时，一点都不会讶异，因为我已经讲这件事讲了好几年。我希望自己不会听起来像情妇一样，但你知道的，我会在路上抓着先生，指着自己刚才看到的铂金包说：“那里有一个！”然后眯起眼观察，就像在冬天的中央公园看到南美珍稀鸟类的兴奋的博物学家。幸运的时候，我会有机会同时评估我看到的包包，以及包包的主人。我一直觉得把包包和主人放在一起看，可以帮助我判断那个包是真是假。

过去二十年间，我对铂金包的执念呈现周期状态，断念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想要。我的欲望就像休眠的病毒，碰到压力时就会跑出来（例如再度看到铂金包的时候）。然而即便是现在，即便离我第一次看到铂金包已经过了二十年，就算如今我已经处于人生不同阶段，财力上比较能负担，几乎可以帮自己找到为什么要这么疯狂、花这么多钱的借口，但我如果要得到铂金包，还是得费点力气、欠点人情，而且对于像我这样的反社会作家来说，买铂金包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可能还得奉承与讨好别人，但那些事以后再烦恼就好。买铂金包最重要的就是要执着，而我很执着，没问题，上东区的妈咪都是执着的高手，就算是恐怖主义也挡不住。我发现，不论是找夏令营，或是研究孩子的脓痂疹要怎么治，握笔能力要怎么训练，以及要如何省吃俭用，才能不必卖掉汉普顿的别墅也能在阿斯彭买房子，管他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上东区的妈妈都绝对可以找出答案。我们会花无数小时在网络上找到我们想知道的事，然后全神贯注研究那些资料。我们会用电脑还有iPad追逐白日梦，不停研究完美的夏日假期，以及会让我们的衣橱与人生焕然一新的鞋子。我朋友坎迪斯把纽约布朗克斯维尔（Bronxville）十七间待售的豪宅加入备忘录，虽然她坦言这辈子不可能搬到那个超级富人住的地方。她耸耸肩说：“反正有梦最美。”

在我追寻铂金包的过程中，bagsnobs.com和Iwantabirkin.com是必备的网站。每天晚上儿子睡了之后，我都在易贝（eBay）上找铂金包的信息，包括价格、配件，以及真货和假货的不同之处。一天晚上，我动也不动在电脑前查了好几个小时的资料，先生走进我的“办公室”——那里以前是女佣房，就在厨房旁边，我心虚地立刻关掉网站，但动作太慢，还是被他看到尺寸三十五厘米、牛仔蓝铂金包的图片。他质问：“那是什么？你刚才在看什么？”我诚实以对：“抱歉，我在看A片。”这句话挑起了先生的兴趣，直到他弄清楚我是在说“手提包的A片”。

某个晴朗的一天，我和朋友莉莉带着孩子在公园玩。她问：“为什么不买？铂金包就像坦克车一样，坚固得要命，现在很难找到手工那么好的手提包了。”莉莉是时尚圈的人，在她看来，买铂金包是很合理的决定。

我吃午餐的时候，也和坎迪斯谈起这件事，我们算了算，一起摇头。买一个铂金包，就足以付私立学校四分之一学年的学费，或是可以到温暖的地方过冬。光是一个包，就够一家人过两三个月，还够包下《胡桃夹子》义卖会两桌的桌子。坎迪斯想了想之后，表情变了。她缓缓分了点沙拉到自己的盘子上：“嗯，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也没那么糟……如果你一辈子都留着那个包，这是一定的，而且如果你永远都带那个包出门，不再买其他包包，如果这样算的话……”

我朋友JJ的母亲，那个讲过名人老婆买铂金包故事的妈妈，她自己有五个铂金包，以及至少五个以上的凯莉包。JJ说，或许她妈妈可以帮我介绍认识的爱马仕店员：“你就买吧。”虽然我和朋友都赚得不多；虽然我们买铂金包的必要性，就像人类在雨林里需要一双亮片靴子的程度；虽然买这个包是失去理智、愚蠢至极、完全没必要的一件事……但莉莉、坎迪斯、JJ都告诉我，别光站在那想着自己有多想要，想到就去做吧。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诡异、最任性的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我通知先生我的铂金包决定时，他只嘟囔一声，没阻止我。我真的从来都不是想买昂贵奢侈品的人。每当看到有些女人特意表现出一副她们金钱上能那么宽裕，都和老公无关的样子，她们身上那些珠光宝气的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买的，我都感到恶心。先生知道我很讨厌这种事。我生大宝的时候，他问我要什么礼物，结果我要他把钱存进我的个人退休账户。闺密听到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大家都要老公送钻石。由于我平常不买奢侈品，先生答应给我买铂金包。我说：“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拥有一个铂金包。我真的、真的很想要。”先生说好，要什么颜色？他明天就去买。我开始冷冷地歇斯底里狂笑，先生吓了一跳。我叹气，向他解释，不，你买不到。我给他一张写满联络人的单子，第一行是JJ妈的姓名和电话。“这是什么？”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毒贩的名字，”我说，“或是蛇头的名字，看你要叫他们什么都可以。麻烦你联络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有礼貌，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包。”

先生得先打电话给JJ的母亲——就叫她迈拉好了，接着，迈拉会打电话给认识的爱马仕店员——就叫她戴尔德丽吧。然后先生到店里的时候，戴尔德丽会招呼他。不过首先，上帝保佑迈拉，迈拉会先和戴尔德丽促膝长谈。JJ非常开心地向我汇报，她妈妈告诉戴尔德丽，我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戴尔德丽说：“对对对，我听说过。”）JJ说到这里时，我们两人一起尖叫大笑。戴尔德丽人实在太客气，还得假装听说过我这个无名小卒。JJ妈告诉戴尔德丽，我会是绝佳顾客，绝对配得上铂金包，还有我要黑皮、金色配件、三十五厘米的铂金包。不过迈拉觉得我做了非常错误的决定，应该买钯金才对，不会过时。

一切都事先打点好之后，迈拉通知先生可以去见戴尔德丽了。先生去找戴尔德丽，戴尔德丽人很好，告诉先生她会尽力，她会打电话给巴黎那边，用一切办法帮我调货，只是可能无法赶在我生日之前，因为那一天马上就要到了，不过她已经让我跳过等候名单了。一般人则会听到一堆胡说八道，说什么要等三年，或是现在根本已经没有等候名单这种话。你会听到什么说法，要看你找谁买。先生向我转告戴尔德丽的话，那天晚上半夜两点的时候，我突然惊醒，想起我根本还没问我要的那种款式要多少钱。我打电话给迈拉，结结巴巴问价钱，迈拉回答：“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是在巴黎还有罗马买的，要换算一下汇率，我真的不知道，不晓得纽约要多少钱。纽约的话，我只买过凯莉包。”

我朋友杰夫·鲁诺卡瓦是英语系教授，他专门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时常发表文章，或是在上课时介绍狄更斯与艾略特等维多利亚小说家笔下的女性。那些女性都是奢侈品的爱用者，而且自己也是一件奢侈品。我想知道杰夫怎么看当代女性的奢侈品消费，例如“铂金包门事件”，或是后波德莱尔时代人行道上女人的钩心斗角。当然，首先我得做点名词解说。我的朋友圈中，有一群人是因为大家都热爱时尚所以结为好友，但杰夫不是那一挂的，一开始他还以为我在说“勃肯鞋”（Birkenstocks）。我向他解释，我要问的是包包，不是凉鞋，然后又解释什么叫铂金包，什么是爱马仕，还有21世纪10年代的时候，纽约人有多迷恋铂金包。鲁诺卡瓦听完后，先是兴奋地说：“我相信那一定是很棒的皮包。”接着又客套地说：“我的确了解人们很在乎这种东西。”他停下来，想了想，接着用权威又风趣的语气问：“但为什么是女人这么迷恋？”

鲁诺卡瓦一针见血地指出，女人要是喜欢“好”东西，说什么都想得到，要现场排队也可以，要排等候名单也没关系，而且能忍受各种购买时的羞辱；一旦听说是“限量”、不可能买到时，还会更想要。如果女人做那种事，马上就会被说成是被资本主义操控的无知愚妇，自以为在追求时尚，其实是愚蠢好骗。鲁诺卡瓦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那种事的确很疯狂，尤其如果你又住在纽约，你会缺乏现实感，感受不到抢奢侈品是多神经病的一件事，人们觉得那种事很正常，只会想：女人就是爱铂金包。为什么事情会这么荒谬？为什么人们会巴结售货员，只为了得到一个手提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魂牵梦萦，想方设法，不惜动用关系买一个包，要排队也没关系？（鲁诺卡瓦兴高采烈地建议：“就叫‘美梦的排队队伍’好了，你说呢？”）听起来是全天下最笨、最没有意义的事，那到底为什么呢？还有，为什么是女人会做这种事？鲁诺卡瓦以美国小说家伊迪丝·华顿笔下的莉莉·巴特为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莉莉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她热爱美丽、奢华的东西。”小说中，莉莉家道中落，不快点结婚不行，读者理解金龟婿的重要性，也跟着替她紧张。鲁诺卡瓦提醒，莉莉不只是纯粹喜欢买东西，她要的不是普通东西，而是不惜一切得到光彩夺目的奢侈品，因为她想要／需要成为男人想要的物品。

鲁诺卡瓦解释，曼哈顿的女人之所以想要铂金包，原因大概和莉莉一样。“热爱流行商品的人，不只是女人，不只是某种社会阶层的女人，也不只是莉莉那一代的女人。问题在于，女性本身就是一种商品。”想要铂金包的人不是笨，不是被骗，而是她们想追求某种东西。她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不只是单纯把别人挤出排铂金包的队伍。我们追逐铂金包的时候，不只是变成铂金包的追逐者。“这些女人是在提醒男人，提醒社会，提醒自己，她们高贵，身价不凡，所以才能拿到那些包包。”女人在追求昂贵的珍稀物品时，也是在重申自己的珍贵性，好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再次感受到她们的身价。鲁诺卡瓦下结论，女人想要铂金包等奢侈品的确是自私又肤浅，但也有各种实际作用。

不管女人是为了什么原因排队买铂金包，反正我排定了。

最后我之所以能买到铂金包，是因为先生到亚洲出差。戴尔德丽建议，铂金包在亚洲比较好买，要他试试看，还帮忙打了几通电话。但先生在香港时，得到了假惺惺的要等三年的答案。在北京的时候，店员也说要先登记，然后等三年。先生要回美国之前，在深夜打电话回家，我刚好接到。先生说：“你喜欢金色的吗？”原来他在东京的时候，恐吓一个爱马仕的店员，硬要他拿出铂金包，而且还不是拿一个，是拿三个出来给他选。最后我选了有钯金配件的金色款式，迈拉一定会觉得我孺子可教也。

买到了！但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我逼疯自己，担心在东京买好吗？这样迈拉会不会不高兴，会不会破坏她和戴尔德丽的关系？毕竟我请人家帮忙买，结果最后没有让戴尔德丽在纽约做到生意。我胡思乱想，脑海里出现各种恐怖画面：JJ会不会大发雷霆，觉得我做事怎么这个样子。万一她妈妈生气了，觉得我破坏了铂金包不会明说但很重要的规矩，害得JJ夹在中间难做人，那怎么办？我因为一直胡思乱想，第二天醒来时面容憔悴，而且一整天一直在脑海里重复播放恐怖情境。我什么事都顾不上，一直在担心铂金包的问题。那天晚上，先生带着时差和脏衣服回家，手里还拿着一个巨大的橘色盒子。儿子很好奇，奔向爸爸，我大吼：“不准碰！”我拆开缎带，打开盒子，掀开包装纸，垫子之上、米白色的防尘袋之下，躺着我的铂金包，开口处还包着米色毛毡，以免配件被刮到或刮到包包。我像个外科医师，小心翼翼拆开毛毡，闪闪发亮的银色钥匙锁扣露了出来。圣物之内，还有其他神圣的辅助工具：一个像手风琴、可以让包包不变形的大塑料壳，以及装在皮袋里的小锁和钥匙，还有遮雨罩。没错，铂金包有自己的雨衣。包包比我想象的轻盈、美丽、简洁大方，还搭配大师等级的对照色。尺寸为三十五厘米，美如十四行诗。先生大笑，因为我拿出一把手电筒检查包包内部和缝线。接着我冲到电话旁订鲜花与铭感五内的感谢卡，准备送给迈拉，感谢她费了那么多工夫帮忙。

理论上，包包界的圣杯终于到手，这下我总该感到开心，但我没有。我从担心自己的购买渠道是否会冒犯迈拉、JJ、戴尔德丽，变成担心包包。我苦恼了好几天，一直担心虽然这个包包是在爱马仕分店买的，但不知会不会是假货。我不停找资料，找真品的师傅落款应该是什么样子，缝线应该是什么样子，包包的每一个细节应该是怎样。万一这个包不是真的怎么办？JJ在电话上对我大喊：“够了，那个包是真的！”我在别的地方买到铂金包的事，JJ一点都没生气，她妈妈也没生气。伯母热爱铂金包，很替我高兴，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买到一样。JJ说：“你只是无法接受真的买到了。现在你终于得到你要的东西，你担心空虚感会随之而来。你是在担心自己是个假货，没资格拿铂金包。不是这样的，你有这个资格！”

我发现一件事：有个心理分析师朋友，可以帮助你在上东区活下去。

我随时随地都带着我的铂金包，除了下雨的时候。如果下雨，我会把铂金包留在家中，因为我害怕，嗯，包包会坏掉。有一天，我要接儿子放学之前，还有一点时间，所以到对街的服饰店逛了一下。我很少那样。我平常都是在帮孩子买东西，很少帮自己买，而且我平常都在工作，要不然就是烦工作的事，很少有时间逛街。可以为了自己逛街，感觉很任性，很奢侈。年轻的女店员迎接我，几分钟之后，她把我选的衣服拿到试衣间。“你可以把包包放在那个椅子上，我会帮你看着。”她微笑，“我保证不会偷走它，虽然我很想要一个。”我们同时大笑，她的眼睛盯着我的铂金包不放。我把包包交给她，要她试拿一下没关系。店员背起我的包包，在店内无数面镜子前面，从每一个角度看自己。那种感觉很诡异，不是一点怪而已，一种她求之不得的东西在我手上的感觉。为了化解这种尴尬，她问我爱不爱自己的铂金包时，我说我很喜欢，很好、很耐用，不过这只不过是一个包包，大家都讲得天花乱坠，其实也就如此而已啦。女店员微笑，斜眼看过来，在镜子里和我对视：“几天前，一个客人背着双色的鳄鱼皮铂金包过来。”她甜甜地说道，“那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包。”她停顿了一下，“看过那个包之后，像你这种包，实在很难让人心动。”女店员伸出手，把包包还给我。

那就要恭喜你了，我心想，因为你得卖开司米毛衣卖到死，才买得起一个铂金包，就算只是我这种等级的款式也一样，而且前提是，你找得到愿意卖给你的爱马仕店员，我觉得那不太可能。不过我没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只是默默买下我买得起、她买不起的衣服，一边想着在上东区，要把一个女人的自尊心撞下人行道的方法，实在多到无以计数。

◎怀孕在上东区是一场比赛，比谁怀了孕还依旧最瘦、身材最好、最时髦。

◎西方世界的富裕母亲生完孩子后，几乎毫无例外都会给自己强大的身心压力，“一定要回到生孩子之前的身材”。

◎我偷偷观察过莫妮卡，她不只健身很专心，工作的时候，还有想办法把孩子弄进好学校的时候，也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像一台机器般聚精会神，精准，稳定。

◎我一定要征服那些动作，我一定要用五十七分钟的时间追求完美身材，我要摒除一切杂念，与世隔绝。我下定决心，上刀山下油锅都要去。

◎这个艰辛的完美体态修行之旅是一场耐力赛，每一堂课都是迷你的再生仪式。

◎上东区的妈咪不会放弃，永远不会。她们无法想象过去那种慢慢来、靠着节食就希望自动瘦下来的生活。她们积极追求苗条，永远在努力“做点什么”。

◎身体是拿来健身和不断雕塑用的，永远有改善的空间，永远不能休息，永远不能松懈，只要我还撑得住，就得自强不息，夙夜匪懈。

田野调查笔记

许多雄性动物会为了与雌性交配而打架、争风吃醋，彼此竞争。贝特曼原理（Bateman’s principle）指出，两性中付出最多时间与精力孕育后代、帮后代寻找食物并保护它们的那一个性别，属于有限资源，另一个性别会抢夺它们。虽然大部分的动物公母比例大约是一比一，但一部分的雌性永远忙于繁殖与照顾下一代（哺乳动物得花大量时间怀孕与哺乳），无法加入交配行列，因此“数量有限的性别”通常为雌性。

然而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上东区高阶灵长类动物的性别比例极度失衡。由于大量拥有生殖能力的女性自偏远地区（她们的出生地）移居至此，男女比例为一比二，女多于男。此一特殊的生态情境，以独特且显著的方式改变了男女关系，以及女性之间的关系。

上东区男性扮演着其他地区的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十分挑剔，不轻易选择伴侣，默默看着异性为自己大打出手。具繁殖能力的女性，甚至是过了生育期的女性，全都精心打扮自己，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美容仪式”，不惜在“身躯与脸部巫师”的协助下，动刀改造自己的身体与脸庞，以求更“讨喜”。

此外，女性每日还会进行高度竞争、一丝不苟、极度考验体力与耐力的仪式。人们认为那套仪式不但可以净化女体，增加吸引力，还可以神奇地阻挡时间在身体上留下痕迹，甚至延年益寿。上东区女性会在平日的栖息地执行相关仪式，但夏日避暑时则移居至东方约一百六十公里处，进行更为严苛、更为激烈的仪式。

我家大宝开始上托儿所没多久，我生下二宝，这次也是男孩。纽约人对于孕妇和新手妈妈有一套很严苛的标准，上东区的规矩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确，不管是在下城区或上城区，怀孕都是女人必须很拼的九个月马拉松，然而上东区的女人尤其该得到奖杯鼓励，因为她们在怀孕期间全力以赴，用坚强的毅力过着非人的生活。我身边的每一位女性即使已经进入孕中期，依旧踩着高跟鞋走进当下最时髦的餐厅，参加一直要到午夜才会结束的晚宴与慈善活动。她们穿着剪裁非常合身的孕妇装，即使怀孕也依旧美艳动人，光鲜亮丽。她们除了照常打扮，照常社交，甚至还照常在水坝旁快跑，在健身课上锻炼腹肌，就好像自己的肚皮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感觉上，怀孕在上东区是一场比赛，比谁怀了孕还依旧最瘦、身材最好、最时髦。换句话说，如果怀孕了，你得表现出一副完全没怀孕的样子。就算是怀孕，你依旧得自动自发遵守严苛的标准，让自己美艳动人，不会因为怀孕就享有特权。

跟其他孕妇比起来，我是个该感到羞愧的邋遢黄脸婆，但我实在没办法。我一直胀气，全身发痒，到处长痘痘，人还没下床就累了。我不循“正道”，没照着上东区孕妇的规矩走，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怀大宝的时候，我参加了产前瑜伽和普拉提训练，凡是叫“产前××”的课我全都上了。然而怀二宝的时候，除了“跑腿”做杂事（与其说是“跑”，不如说是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前进），以及走进家中办公室之外，我根本没运动。我想要写作，但一坐下就睡着，而且因为一天要大吐好几次，眼睛血管爆掉，双眼永远泛红。严重害喜让我怀孕后反而体重下降，除了逼自己喝下妇产科医生规定的孕妇奶粉之外，一点都不想碰食物。先生说，我整个人像是吞了一颗篮球的竹竿，但我被折磨到人瘦了一圈，反而让身边的女性又羡又妒。我是一面镜子，照出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与饮食。一个人对我说：“你这个狡猾的贱女人，下次我怀孕的时候，也要害喜害成这样！”另一个人则惊呼：“天啊，你看起来容光焕发。”她显然完全没看到我坑坑巴巴的蜡黄皮肤，只看到我瘦得像稻草人的四肢。

我还在学龄前的大宝，也是其他女人投射身体价值观的对象。一天，我带儿子到公园游乐场，自己坐在角落看他玩，一旁的妈咪说：“哇，你儿子怎么这么棒，腿怎么这么长。”她们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儿子的身材是我教导有方的结果，而且儿子也很努力让自己拥有那种身材。我以前从没见过成年女性如此关注儿童的身材，而且还自己脑补许多事。老实说，我怀念儿子婴儿时期胖嘟嘟的小手和脸颊，那时实在够可爱，但其他妈妈却因为我现在有个皮包骨的孩子而羡慕我。

我觉得上东区人有许多怪异的想法和文化，然而另一方面，我其实还蛮像自己认识的上东区妈咪，也开始迷恋上她们执着与痴迷的东西，例如我也想要一个铂金包。这种有意、无意间的转变，学术上的专有名词叫“习惯化”（habituation）。“习惯”是最基本的学习方式，指的是动物暴露于特定刺激一段时间后，就会开始适应，不再对刺激做出反应，例如大草原上的狗，原本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提高警觉，但如果在人类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再有人类走过，它们会懒得叫，不再出声示警，人类变成它们习而不察的刺激。另一个例子，是野鹿在人类身边待久了之后，就闻不出人类有多臭了，会开始跑到人类的花园吃东西。（我的家乡密歇根有鹿。人类如果站在上风处，有时还没看到鹿的身影，就能听到它们不屑的哼气声，因为人类的气味太恶心、太难闻了。）

不过几个月前，我还觉得上东区人打扮的方式很奇怪，有如另一个世界的人；但现在我也跟着穿得比较保守，买比较贵的衣服，而且打扮后才出门，感觉就像是终于举白旗投降，放弃过去的自我。然而，当我一旦不再坚持做自己，开始习惯之后，就不觉得别扭。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自从我跟大草原上的狗一样，不再看到什么就狂叫，跟鹿一样，不再觉得有臭味要小心之后，我的人生也好过起来。从前的那个我，发型帅气利落，胸怀大志，觉得上东区莫名其妙。但如今，那个年轻的下城区妈妈不见了，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头发越金越好，而且我想拿铂金包，穿Barbour外套，脚踩夏洛特·奥林匹亚（Charlotte Olympia）充满童趣、有着猫脸图案的祖母绿天鹅绒平底鞋。时间慢慢过去，我抛弃过去的自我，成为上东区人。在一个天气晴朗的秋日，我开始阵痛，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到发廊做头发。

我先打了通电话给莉莉。莉莉刚生下美丽的小女儿弗洛拉，弗洛拉每次躺在我先生胸前时，就会停止哭闹。我和莉莉讨论，这次的宫缩是不是生产的假警报。实际生产那天之前，宫缩是很常见的情形，而我已经宫缩了大约一个礼拜。莉莉猜我大概真的要生了，不过她生过四个孩子，经验丰富，和平日一样镇定：“如果是第三、第四胎，在裤子里或出租车上生都有可能，但你是第二胎而已，所以去散个步吧，看看情况怎样再决定。”

我走进美容院，洗头，吹头，接着想说顺便修一下手脚的指甲好了，然后再来管肚子的事。可是宫缩开始一分钟就出现一次，我打电话给先生。

“什么？！我们现在就得去医院！”先生大叫。他叫了一辆太大又太贵的休旅出租车，载着我沿着东区往南到医院。一路上，司机先生一直碎碎念：“太太，求求你，不能在这辆车上生孩子！你要忍住！”几分钟后，我双脚大开，躺在医院产床上。我向妇产科医生道歉自己下半身一团乱。儿子头出来的时候，医生正好说到他实在不懂，为什么他接生的产妇在生孩子之前，大多会先做比基尼部位的巴西蜜蜡除毛，而且大家虽然没有胎位不正的问题，都要求剖宫产，“以免下面松掉”。除此之外，很多人还预约好整形手术，一生完孩子立刻就可以缩肚子。我一边听医生讲故事，一边最后一次用力，心想所有女人都疯了；但当护士把刚生出来的二宝抱到我胸前时——他的头发好金，体格好强壮！好漂亮的一个孩子！——我真希望刚刚在生他之前，除过大腿腿毛。而且虽然我差点在一辆凯迪拉克上生孩子，但我得承认，看到自己抱着新生儿的照片时，我非常庆幸自己刚做完头发。

西方世界的富裕母亲生完孩子后，几乎毫无例外都会给自己强大的身心压力，“一定要回到生孩子之前的身材”。这句话听起来是如此熟悉，如此乐观向上，也如此无视现实，如此残酷，就好像这种事真的有可能一样。生过一个或好几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没生过孩子，不可能恢复原本的身材，永远不能，因为你回不去还没当妈的时候，因为你就是生过孩子！我们先是得强迫自己，就算是怀孕，生活步调也不能慢下来。等生完后，又得假装先前破坏身材的事情通通没发生过，虽然你的肚子、你的阴道、你的胸部、你的肋骨，早就因为怀孕，被撑到你根本不想去想的境界了，但我们却要求自己不能有下垂的胸部，也不能有小腹，而且除了不切实际的身材要求之外，外界和我们自己也期待生完后就得“恢复正常”，回到原本疯狂的生活步调。

我家大宝和二宝出生的时候，我一直很羡慕华人有坐月子的习惯。她们生完孩子后，可以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月。并且接下来几个月，也依旧可以不用劳动，不用工作，生完孩子后有女性亲戚照顾，大家会叫她们多休息，她们可以专心喂奶和养好身体。西方则不一样。西方人一生完孩子，医院就会在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内把人赶出去（在我母亲那个年代，她们可以待一周）。对于未工业化的非西方世界来说，我们这里的习俗根本是野蛮人。

我照着西方社会的剧本走，立刻带着新生儿出院回家，不过这次我跟生大宝的时候一样选择母乳喂养，其他妈妈则说，让孩子吸母乳会造成胸部下垂、乳头溃烂，所以她们选择配方奶。我很快就进入照顾新生儿的模式，而且我和儿子都很幸运，我没有什么喂母乳的问题。我知道母乳对宝宝的长期健康来讲很好，不过和大部分的曼哈顿妈妈一样，我很热衷于喂母乳，其实是因为听说喂母乳“可以让你更快恢复产前的身材”。我的女性朋友告诉我，母乳喂养一天可以消耗六七百卡路里。先前我害喜不再害得那么厉害之后，遵照医生的建议体重增了几磅，所以这下子我必须得喂奶，不只是为了儿子的健康，也是为了我自己的腰围。我家二宝五个月大的时候，我决定该是时候回去做运动了。

虽然我的妇产科医师给了明智的建议：生孩子和产后恢复应该是“九个月的上升，九个月的下降”，但我和大部分的妈咪一样，等不了九个月。我急着回到过去苗条的身材，心急如焚，害怕再也回不去。全美国的妈妈都和我有同样的焦虑，只要看女性杂志的名称，就能懂妈咪们的集体恐惧，例如《怀孕母亲的美丽身材》或《新手妈咪做运动》，另外还有严格的产后运动教学DVD（光盘）与线上课程。然而，上东区妈咪承受着更巨大的焦虑与压力。内布拉斯加与密歇根的女人，大概会在有空的时候，在地下室踩跑步机，看到唐恩都东（Dunkin’Donuts）会克制自己不吃甜甜圈，慢慢减去最后十磅，万一减不掉就算了。但是在我的上东区部落，那种减肥法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女人除了要当最美丽的孕妇，也得当最美丽的母亲，不管孩子是刚出生，还是三岁大、七岁大、十岁大，通通都一样。

我人在上东区，所以在我决定运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购物。我整装待发时，最流行的牌子是露露柠檬（Lululemon），上东区每个人一定有一件，到处都看到有人穿这牌子的衣服；阿仕利塔（ATHLETA）则黯然失色。露露柠檬的材质很贴身，但比一般弹性纤维厚，穿起来非常舒适，设计天马行空（有很多有趣花色），而且还照顾到女性平日的实际需求与心声（例如把口袋放在不会鼓起来一块的地方）。在我住的地方，露露柠檬是必备服饰，穿着这个牌子的瑜伽服等于是在昭告天下：“我有时间运动，而且看看我的身材。”

第一次试穿露露柠檬的裤子和贴身外套时，我发现这个品牌的魅力，在于衣服紧紧包住你整个人。衣服不只是衣服而已，而是某种束腹装，某种紧身衣，除了可以把赘肉包起来，还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东西提起来，但又有赤裸裸把身材全部展露出来的感觉。露露柠檬刚出来一两年的时候，女性穿这牌子的裤子时会搭长版上衣或外套，盖住小腹和屁股，或是把长袖上衣绑在腰上。但接下来女人一齐宣布：“怎样，我就是有骆驼蹄，就是有屁股，不爽不要看。”大众一下子就习惯了。最初看起来过于暴露的穿衣方式——露出女性腰部与耻骨之间的躯干正面与背面——很快就变得没什么。男人每天被露露柠檬包裹的下半身密集轰炸，走到哪都看得到，他们除了适应，不再大惊小怪，还能怎样？

就这样，我买了一堆又一堆的露露柠檬，贴身外套、贴身裤子、深V贴身上衣、色彩鲜艳活泼的贴身无袖。我买了露露柠檬特别设计可以穿在有袖、无袖上衣内的运动内衣，甚至还有特制的超细纤维、可以“隐形”的露露柠檬内裤——布料边缘是薄的，让你不会有内裤痕迹。露露柠檬的店员会像裁缝一样，让客人站在一旁是三面镜的箱子上，然后严肃地和你讨论你该穿什么鞋、该穿多长的裤子、应该留多少边，就好像店里的瑜伽裤是真正的裤子，而你是老牌西装店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里正在量尺寸的生意人。好吧，这件事的确和生意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健身的确是一门生意，而且是很大很大的生意。

全部的配备都买齐之后，我开始研究可以上哪健身。我马上就发现，自从我生了两个孩子以来，不只是运动服饰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连人们做什么运动都变了。我浑然不觉世界发生了变化，有空的时候还在做普拉提和瑜伽，或是在公园里跑步，但我研究的部落早就分成两个子部落，各自效忠现今最流行的礼拜仪式：一个是“Physique 57”的芭蕾把杆课程，一个是“SoulCycle”的飞轮健身课程。朋友艾美发给我Youtube的SoulCycle女性课程链接，我看了之后觉得这种运动太荒谬，只见大家坐在室内自行车上，下半身不断飞速让轮子转动，上半身则做着各种瑜伽姿势。我可以想象，未来的考古学家看到这种运动文物会有多困惑。（“他们在动，但不会前进。”）另一个朋友在喝咖啡的时候，向我介绍她的Physique 57课程是怎么上的，还诚心赞叹那种运动在六堂五十七分钟的课后，就改变了她的身材。我在心中叹了一口气，饶了我吧。朋友就像购物频道，不停地赞美Physique 57，接着又掀起衣服让我看她的腹肌。我一看，差点把嘴里的绿茶喷出来，那简直是健美小姐的肚子！不到六小时后，我就迅速报好名。

我点进Physique 57网站，看它们最新潮的教室。教室都开设在高级地段，室内有镜子，还有各种特殊道具——不同高度的芭蕾把杆，各种可以拿和夹的球、用来伸展和锻炼腹肌的弹力带、做地板运动时用来缓冲的垫子和枕头。我阅读Physique 57的“故事”：广受推崇的芭蕾健身大师罗特·伯克的两位前弟子，在老师收掉汉普敦教室后，创办了Physique 57。我看着影片里的见证人在Physique 57的圣殿里做礼拜——许多女性含泪说出自己是如何从糟糕的身材，一路练出优美线条。网站向我保证，只要上八堂不到一小时的课（换句话说，每上一次课，我可以省下一百八十秒的时间），就能改变身材。

我换上全身的露露柠檬，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抵达离家不远的健身教室。教室环境通风、干净，有着挑高天花板，白色墙壁，某几间是木头地板，某几间铺着蓝色地毯。前台的年轻女孩招呼我，她知道我是第一次上课，请我签免责合约，接着兴高采烈地问：“你有袜子吗？”袜子？噢，她是说黑色或灰色、后面绣着小小的“57”字样的防滑短袜。袜底是浅蓝色橡胶圆点，让人踩在地毯上时不会滑倒。我立刻买了一双，一边穿，一边想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某个邪教组织集体自杀时，都穿着耐克运动鞋。前台女孩人很好，告诉我：“你大概还需要一瓶水。”她把水给我，告诉我钱会记在账上。没错，私人俱乐部可以记账。

我走进教室的时候，看到朋友莫妮卡在镜子前做伸展，太好了，有认识的人。莫妮卡是事业心很强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有三个孩子，但身材超好。我们亲吻对方，开心地打招呼。“我都不知道你也在上Physique！”她说。“给我吧。”她把我的水瓶，放在镜子前第一排把杆旁一个宽约九十厘米的“位置”，然后又帮我把两个五磅重的哑铃放在地毯区，和她的哑铃做邻居。莫妮卡教我：“你得在大家进来之前先抢好位子。”太好了，我有向导。我们聊天的时候，教室开始满了起来，所有的女人挤在一起。每个人都超级严肃，超级安静，默默在镜子前盯着自己，做起伸展操。所有人都穿露露柠檬的裤子，有的短，有的长，但都是黑色的。另外大家都穿露露柠檬的运动上衣，还有Physique 57的黑色防滑袜。几乎所有人看起来身材都很好，没有多余脂肪，有三头肌、平坦小腹，还有抵抗地心引力的结实屁股。教室里都是女人，只有一个男人。男人身上有麦克风，皮肤黑到发亮，肌肉壮硕，身材高大。他发出具有爆发力的声音：“早安，女士们，该是让心跳快起来的时刻。”教室四周的位子经过特别安排的喇叭，传出教练洪亮的指令，学生马上起立就位。

碧昂丝的热歌劲曲开始重击耳膜，腿抬高，腿抬高，左膝碰右臂，右膝碰左臂，扭腰，扭腰，扭腰。我做起严格、困难、全身都会动的健身动作，痛苦到好几次差点吐出来。学员举起哑铃，开始锻炼手臂上每一寸肌肉，同一时间还要不停蹲下、前进、后退，接着是做也做不完的伏地挺身。教练像一个民权运动领袖一样，大声疾呼：“当你们累了,出现想放弃的时刻，你们必须克服。”天啊，这只是前十分钟的热身运动而已。大家走到教室角落，把哑铃放回架上。我被这群年约三四十岁的同学的狠劲吓到，大家纷纷把哑铃扔进篮子里，然后立刻冲回自己在把杆的位子。大家是怎么做到的？每一瓶水、每一条白色小毛巾，都长得一模一样，大家怎么知道自己的位子在哪？莫妮卡小声打着手势：“在这里。”我连忙站到她身旁。

教练的指令让我一头雾水：“站在把杆前，双脚呈小小的V字形，然后从简单的震动开始。”我模仿莫妮卡的动作，以为自己懂了——我知道了，现在要像芭蕾那样做微蹲，没问题。我小的时候学了很久的芭蕾，这种动作难不倒我。但做了一百下之后，我觉得腿要废了，这才是最开始的动作而已。每一套动作要先做右边，然后做左边，直到腿上每一块肌肉都充分锻炼到，我的双腿灼烧起来，酸痛难忍。我转头看其他女人，希望能和她们相视而笑。通常在这种累到快挂掉的滑稽时刻，大家会做鬼脸或露出会心的笑容，用表情告诉彼此：“我也快不行了！”

可是没有！教室里一个笑容也没有，也没人说话。每个女人都避免与他人接触视线，各自待在一块块占地为王的私人空间，独自健身，独自接受折磨。现在是什么情形？我从来没上过这么累人的健身课，也没进过完全没人开玩笑、缺乏温暖情谊的教室。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安静无声的地方，没有人哇哇叫，没人呻吟“妈呀！”完全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这里就像儿子的托儿所，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根本不存在，那是正常的，因为即便这个空间里人山人海，所有的人都非常疏离，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看不见其他人。教练偶尔会讲一两句好笑的话，缓和一下气氛，鼓励大家继续，或是纠正一下动作。他替所有人发言，是教室里唯一有人味的人。

我时不时就得停下来，喘一口气，莫妮卡却一直跳一直跳，所有的小蹲和大蹲都没错过，一拍也没漏。这是给好胜心强的杰出人士的健身课。我偷偷观察过莫妮卡，她不只健身很专心，工作的时候，还有想办法把孩子弄进好学校的时候，也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像一台机器般聚精会神，精准，稳定。教室里其他人也一样，大家穿着一模一样的韵律服，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抬手，收，往前，收。教练奇怪的指令又来了，他说着外星语，每个人都懂，只有我不懂。

“盘旋！你们穿着低跟高跟鞋！”教练大吼，“现在穿上最高跟的高跟鞋！”“穿上铅笔裙，坐在桌子前面的旋转椅上。”那句话的意思是膝盖弯下去，转动身体，然后以某种角度面对把杆。下一个指令是“划水”，显然划水的意思是“靠近把杆，全身重量往后，用你已经使用过度、发酸的手臂撑好，接着骨盆往天花板抬。”全体学员一直做，一直做，直到两腿发抖，所有人都累到脑袋里不会去想这个动作的性爱意味有多浓厚，或是有多折磨人。好了，大腿和下盘的部分结束了——真的吗？感谢上帝，因为我的屁股这辈子没这么痛过。接下来是腹部的锻炼。腹肌动作？还不如说是展示阴道的动作。我们背靠着墙，双腿高举过头，手臂推向上方把杆，张腿，身体呈菱形撑住，往把杆推，再往把杆推。我盯着身边数十个包着露露柠檬弹性纤维的阴部，心中庆幸班上没男生。我想大家一定也觉得这个动作很怪，但依旧没人会心一笑，也没有眼神接触，同学之间完全没有交流。我们锻炼着肚子上每一寸肌肉，侧身，往上，左手肘碰右膝，右手肘碰左膝，我痛苦得不得了，想要号叫。

接下来，气喘吁吁的众人躺在垫子上，在歌手马文·盖伊的《来吧！》（Let’s Get It On）歌声之中，奋力地一次又一次抬起骨盆。我想我要昏倒了——除了体力上已经无法负荷，这个场景也太诡异，我觉得自己参加了一场集体性爱。终于下课的时候，我喘着气和莫妮卡说再见，然后一跛一跛回家。我用消除疲劳的浴盐泡了一个热水澡，喂了母乳，然后抱着宝宝就在床上睡着了。接下来整整三天腿像灌了铅，无法上下楼，光是走路就举步维艰。但我一旦能动之后，就立刻回去上课。干劲十足——我一定要征服那些动作，我一定要用五十七分钟的时间追求完美身材，我要摒除一切杂念，与世隔绝。我下定决心，上刀山下油锅都要去。

有一阵子，我每两天去一次教室，接着进步到每天都去，但我听到别的同学互问：“你下一堂也会留下来吗？”也就是说，有的人一天上两次课！这个艰辛的完美体态修行之旅是一场耐力赛，每一堂课都是迷你的再生仪式，这是每天每天发生的简短版的阿帕奇族（Apache）日升之舞。阿帕奇族的女孩一生会参加一次成年礼。整整四天时间，初潮来临的女孩会跳一支动作繁复的舞蹈，她们穿上特殊族服，身上涂上颜料，赞颂这个人生时刻的庄严性与特殊性。女孩们跳着舞，把自己奉献给同伴与族人，发誓自此之后会努力当女人。仪式结束时，精疲力竭的女孩重获新生，就此成为女人。阿帕奇女孩在跳完日升之舞后获得认可，证明自己的女人身份，Physique的女人则是在一堂又一堂虐待自己的课程结束后，证明自己有力气、有时间、有资源、有精力改造自己。

事实上，从外表也看得出Physique女人自成一个部落。她们大部分都拥有结实的肌肉，有舞者身形，走路方式和别人不同。一样在运动的人，一看就知道她们练过。Physique学员的体态，让我想起自己认识的芭蕾舞者，而事实上有的学员真的是科班出身。上课的时候，常有美国芭蕾舞团、纽约市立芭蕾舞团，或火箭女郎（Rockettes）的舞者，站在我旁边。她们每一个都身材高挑，柔软度惊人，有时我会下意识想跟上她们——腿要踢得一样高，手要伸得一样长，旋转要转得一样漂亮。Physique的把杆动作标准非常高，学员期待自己要跳得跟专业舞者一样好，因为我们的外表，就像我们的妈妈身份一样，是一份专职工作。追求美丽身材是我们的天职，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永远精益求精。

我的身材的确很快就发生变化，而且是惊人的变化。我咳嗽时还是会漏尿，然而按照曼哈顿的标准来看，我的外表“出现了改善”，手臂练出肌肉，不再有蝴蝶袖——某次我穿无袖上衣和一名男同性恋友人共进午餐，他赞叹道：“士兵你好。”我现在不只拥有平坦的小腹，而且还是看得出一块块肌肉线条的紧实腹部。生平第一次，我不再担心大腿太肥，而且虽然骄傲是不好的，请容我赞美自己一下，我的新屁股真的又小又翘。

先生被我的新身材吓了一跳，开心不已。我原本就很幸运，新陈代谢好，吃什么都不太会发胖，一直算是瘦子，不必太担心身材。但现在我除了瘦，白天更有精神，晚上也睡得更香甜，心情连带好了起来，人不像刚生完孩子那阵子那么难相处了。我因为健身享受到种种好处，开始鼓励身边朋友也去上课，逢人就推销。我没花太大力气，就找到一起上课的同伴，朋友亲眼见到我的改变后，一下子就被说服。原先让我感觉冷漠、人人自扫门前雪、一堂课要价三十五美元的健身课，在我性格开朗、脸上会有笑容的朋友加入之后，就此完美。

夏日来临时，我和先生决定在汉普敦租一间度假小屋。我会带孩子一整个夏天都住在那里，保姆白天会帮忙带孩子，让我有时间好好写作。先生周末的时候过来和我们团聚，平日则继续在市区工作。汉普敦是纽约长岛东方的沙滩区——那是传说中的度假胜地，对许多人来说遥不可及。虽然也有很普通的普通人一整年都住在汉普敦，或是到那里度假，但上东区人在汉普敦过着特别舒服的日子。两千万美元起跳的价格提供你滨水豪宅，有私家电影院、可以存放五千瓶葡萄酒的酒窖、直升机停机坪、六间车库，以及私人普拉提教室，甚至家里有犹太会堂也不奇怪。我家大宝托儿所的同学，家里通常有这种周末或夏天的住所。相较之下，我们家在绿叶成荫的郊区租的房子十分简朴，只有三个房间，一个游泳池，一个有树荫的后院，以及社区共享的海滩。

第一天抵达时，我心情大好，看着大宝在安静的路面上骑着自行车，自己推着二宝的婴儿车跟在后头。躺在车内的二宝转头看向旁边，生平第一次听见鸟叫，嘴巴张得大大的。安详的夏日田园风光在我们眼前展开，锦上添花的是，我发现不远处居然也有Physique 57教室，虽然没办法走路去上课，我想我可以每隔一两天就开车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上课——结果吓了一大跳。我提早整整十五分钟抵达，但停车场几乎已经全满。我沿着通往教室的上坡石子路一直开，希望找到停车位，一个开着黑色玛莎拉蒂跑车的女人，突然从转角冒出来，直接闯进我的车道，差点把我撞下山坡。我们两个猛踩刹车，接着那女人对我比中指，重新发动引擎，然后就开走了。我后头开黑色路虎的金发驾驶，对我因为被吓到而呆住半秒钟极为不满，猛按喇叭，大喊：“搞什么，快点开车！”我终于驶进停车位时，一个穿着亮紫色运动上衣、开着保时捷911 红色敞篷车的女人，因为看见停车位被抢走，双手举在半空中，手指呈爪子状，不停愤怒发抖。

我匆忙进教室，在地上找到一个空位，接着马上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是刚才开黑色玛莎拉蒂、黑色路虎，还有红色保时捷的那三个女人。我的妈呀，她们怎么这么勇敢，刚才在路上凶过的人，很可能就是接下来紧贴在身旁运动一小时的人，她们不怕被报复吗？大概是因为她们一抵达就全神贯注，完全专注于让自己的身材完美，其他人对她们来说根本不存在，所以她们不怕也没感觉。不过，虽然班上的人气喘吁吁做运动，假装旁边都没人，我还是观察到一堆做过隆胸手术的大胸部、削过的颧骨，以及打过填充物的圆润脸庞。所有喜欢炫耀身体的人似乎都跑来汉普敦了，人人拼了命和别人比身材，比脸看上去有多年轻。上东区人顶多只希望拥有结实的身材，跑到汉普敦度假的人则希望自己穿着比基尼、被二十多岁的模特儿和健身教练包围时，也不会被比下去（每年夏天，汉普敦到处是想钓金龟婿的年轻辣妹）。汉普敦的身材标准不只是高，而是高到看不见，高到不可及，但我身边的女人绝不轻言放弃。老化就跟出生在糟糕月份一样，很不幸，很倒霉，一定得用恒心、毅力与热忱克服。

汉普敦的Physique 57据点有趣的地方，在于和SoulCycle共用空间。这两家健身公司同时选中布里奇汉普敦巴特路上一间改造过的谷仓。由于我得和SoulCycle的学员抢车位，我也开始观察她们。SoulCycle的人看起来和Physique 57一样认真，一样努力，而且具有强烈宗派意识。这两派的人也穿一样的紧身运动裤，有时臀部的布料还有交叉的线条，让我想起母灵长类动物在发情的时候，会露出呈鲜艳粉红色的屁股。我们被弹性纤维包裹、展示在公众眼前的臀部，似乎大声说着：“快看！我在发情！”除此之外，SoulCycle和Physique 57是两种人。首先，Physique 57已经很离谱了，但SoulCycle更排外，她们的学员感情很好，但只限于彼此，绝不包括外人。我一开始不懂，碰了一鼻子灰。我看到一个SoulCycle的妈咪，觉得自己认识她，她应该也住上东区，所以打了招呼，但她理都不理我。

SoulCycle部落团结一心的精神，也显现在她们的服装上。她们那一国的人，和我们Physique 57的人，穿衣风格很不一样。我们想当芭蕾舞者，她们则想当摩托车女郎。你会目瞪口呆看着一群超有钱的妈咪，全都穿得像混帮派的一样。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学洛杉矶的黑帮，在头上绑红头巾，身穿写着“POSSE”的紧身运动裤时，实在很想悄悄走到她身旁，小声告诉她：“上个月我在以马内利会堂，看到你参加玛吉·莱文女儿的成年礼。你跟洛杉矶的血债帮（Blood）或瘸子帮（Crip），完全沾不上边！”

SoulCycle和Physique 57的学员除了打扮不同，行为举止不同，还有其他地方也不一样。她们做运动的方式和Physique 57不同，她们会向教室买室内自行车，如果是前排的位子，一年可能要八千美元，而且可能不只向一间教室买。她们上课的时候会不顾旁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尽情吼叫、尽情抱怨。她们流汗，骂脏话，而且据我所知，她们还放屁。她们宣泄一切，接触内心的宗教狂喜，释放心中的室内自行车帮派魂。我认识的一个人两边都参加，她说SoulCycle是流汗的夜店加上热瑜伽（她们会关上灯，在烛光下踩自行车），Physique 57则是古板的女子学校。

人们最喜欢说SoulCycle比较狂野，比较有趣，比较酷，她们是铂金包；Physique 57则是凯莉包。据说在我儿子念的高级托儿所，有个妈妈的另一半是身家过亿的金融家，到处在外拈花惹草，名声很差。后来，那个妈妈在SoulCycle找到真正的自我。故事的结局是，婚姻不幸福的她在SoulCycle爱上了自己的女教练，最后离开先生，和女教练同居，每天都在东区教室的最前排，和灵魂伴侣一起骑自行车，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从这个故事就看得出来，SoulCycle的人狂野、性急，充满勇于尝试的精神；Physique 57则被教条束缚住，不敢冒险。SoulCycle愿意冒险，勇于展现自我，Physique 57则小心翼翼用没有双酚A的瓶子喝水。

老实说，我觉得SoulCycle帮有点太过头了。儿子家长会里女王蜂中的女王也练SoulCycle，光这点就让我确定SoulCycle不适合我。除此之外，我在下城区住过好几年，或许我错得离谱，也或许她们根本没那样想，但我得承认，每当那些练SoulCycle的妈妈似乎觉得，运动不只可以让她们更健康，还能让她们更酷、更潮时，我心里都在偷笑。每当她们一副自己是有颠覆精神的饶舌歌手、说自己和朋友是“出来混的”，我都会想到住在郊区的乖乖女，穿上黑色皮衣，故意在晚上搭乘纽约的大都会北方铁路线、长岛铁路线或纽新航港局过哈德孙河捷运线进城，好让自己看起来比较酷、比较反社会。我看到SoulCycle的女人在教室外用拳头碰拳头的方式打招呼时，都觉得自己宁愿被误认为大惊小怪的守旧女舍监，也不想像她们一样可悲。误解我吧，看扁我吧，没关系的。是的，我对Physique 57的忠诚感，让我有点走火入魔。

然而，不管你怎么看待Physique 57或SoulCycle——这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运动，两群人的“女性特质”很不一样——它们都是很辛苦的运动，而且会给人某种新的“身份”。人们幻想做了那两种运动后，除了心跳会加速、身材会变好之外，还可以变成不一样的人。那个汉普敦的夏天，我一直想起日本二战前的艺伎学徒。她们待在被称为“置屋”的培训所，与世隔绝，接受年长艺伎的训练，遵守严格尊卑制度，每天过着辛苦的生活。“置屋”有自己的规矩、自己的教条，对于美姿美仪该怎么做，自有一套要求。学徒得花多年工夫勤奋工作，还得专心学习，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手、一投足，均得符合艺伎每个动作都有规定的大小仪式，“用艺伎的方式”呈现美感。虽然辛苦，但每个女孩完成训练之后，将可从普通人化身为“花魁”。花魁是男人最仰慕的对象，最理想的陪伴对象，也是社会文化中最理想的女子典型，整个社会都崇拜她们。

我母亲那个年代的人，一定无法想象现代女性对自我的认同，以及她们的野心，居然和做什么运动有关。今日生了孩子的女人拼了命健身，立志成为最美、身材最好、最高雅的曼哈顿艺伎；和我母亲同时代的女性则靠节食。她们生完孩子后，有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只喝黑咖啡，吃加脱脂牛奶的家乐氏Special K麦片，还有哈密瓜、薄土司片、低脂茅屋奶酪。再接下来她们会快走，有的人还会尝试慢跑，但大部分的人靠着控制饮食来减肥。对母亲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年过三十还要追赶潮流很困难，到了某个时间点之后，她们还有社会都允许她们身材有点走样。当然，她们还是会出门找乐子，但她们也累坏了。由于金钱和社会风气的缘故，她们通常没有全职保姆帮忙，连兼差的都没有，什么事都得自己来。到了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她们甚至放任自己头发变白。

在我研究与生活于其中的上东区无法想象那种情景。上东区的妈咪不会放弃，永远不会。她们无法想象过去那种慢慢来、靠着节食就希望自动瘦下来的生活。她们积极追求苗条，永远在努力“做点什么”。艺伎会学习复杂的茶道，以及高雅的谈话方式。我身边的女人则愿意不惜一切，真的是杀了自己也没关系，只为了看起来像没生过孩子、因为年轻身材自然就好的二十岁女孩。至于饮食方面，什么脱脂、低卡路里，那种东西太过时了，现在的人要吃，就吃有机、天然、可以排毒抗老化的东西。食物一定要和健身一样，要对身体很好才行。世上最了解被拒绝的感受的人，就是上东区和汉普敦鸡尾酒派对上提供小点心的服务生了，他们每一秒钟都能听到：不，不用了，谢谢，我不吃，不要，不用，谢谢，不了。

到底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永无止境努力，让自己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碰，每天都在健身，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上东区和汉普敦的男人，他们连调情都懒，也不会帮女士开门。纽约的男人，和罗马、巴黎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男人不同。他们根本不会欣赏你的脸、你的身材。上东区和汉普敦的人生胜利组，永远一副心不在焉的无聊样子，因为他们是真心感到无趣——女人每天都在为他们梳妆打扮，他们身边全是任君挑选的超级美女。不止一位来自欧洲的女性朋友告诉我，纽约男人在派对上，或跟你共处一室的时候，感觉永远都在看你后方的人。他们在看下一个女人是不是更好、更漂亮、家世更显赫。我猜纽约女人会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纽约女人这么多，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过剩的年轻女孩，还有外表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女人，男女之间的互动因而改变。纽约的女人得无所不用其极展示身体，每天想方设法保住老公，努力让男人看她们一眼；但纽约男人看美女看惯了，要引起他们的注意比登天还难。

此外，如果说女人努力变美是为了男人，这句话放在汉普敦的夏日社交生活来看，根本说不通。在汉普敦，不管走到哪里，都和Physique 57与SoulCycle的教室一样，男女是完全隔开来的。女人会在学校一放暑假后，立刻在六月带着孩子和保姆抵达汉普敦，开始整理房子。她们的先生则会在周末过来团聚，但平日由主妇主持一切。放眼望去，汉普敦的每一个角落全是女人、女人、女人，而且就我的观察，就连男人在的时候，女人也宁愿参加全是女人的朋友聚会，或是厂商帮VIP大户举办的新装发布会，以及帮学校或贫苦人家募款的慈善皮包拍卖晚会。我参加过的活动，男女通常分开坐不同桌，甚至坐在不同大厅！尽管到处都是火辣、随你看的女性胴体，但空气里没有一丝性的意味，完全没有。我和先生一起参加曼哈顿或汉普敦的晚宴活动时，我老是说：“最好有人过来跟我搭讪。”男人和女人之间怎么会完全没有开玩笑的互动，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不能享受调情的乐趣，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疯狂雕塑身材有什么意义？我研究的女性和艺伎不同，她们让人感觉调情太过低俗，但她们也和艺伎一样，追求更高级的性。当然，纽约的女人也生孩子，所以我们知道她们一定有性生活，但她们的身体经过千锤百炼，被小心翼翼照顾、小心呵护，她们的身体经过净化，不适合人间污浊的性爱。

事实上，运动以及对服装的重视，似乎在基本层面上取代了性。我和其他女人吃饭喝酒时，大家似乎都同意，女人平日在曼哈顿太累、压力太大、太烦，没心情上床。假日来到汉普敦后，难得可以摆脱城市压力，海滩和晴朗的天气抚慰着她们，而且孩子白天都待在夏令营，甚至好几周都不会在身边烦人，这是女人可以休息的欢乐时光，不想和男人待在一起。有些文化觉得月经不洁，月经来潮的女人必须离群索居，住进“月经小屋”，我觉得汉普敦就是纽约人的月经小屋，而且这不只是个比喻而已。由于整个夏天，女人都一起同进同出，我们的月经周期还真的彼此同步。我每多上一堂健身课，下课每多去一次果汁吧，每多和满屋子的女人吃一次午餐或参加晚会，我对这个女性部落的认同感就越深。夏日结束的时候，闺密们才是我们的人生伴侣，老公则像是陌生人。

汉普敦的女人就是这样生活。她们为了“不在”身边的男人，以及“在”身边的女人，努力让自己年轻貌美，从不松懈。她们对于身材的努力，让她们和其他女人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在每一个白天，每一个晚上，每一场活动，每一堂健身课，女人除了努力达到别人的标准，也在帮别人打分数。她们有如色彩鲜艳的雄红雀，或亮眼夺目的雄孔雀，永远在展示自己的羽毛，永远在等着外界的目光。零赘肉的身材与青春永驻的脸孔，除了是值得追求的成就，也是整齐划一的制服，就像上健身课一定得穿防滑袜，头上一定得绑头巾，或是路虎的后座一定得放划水板。夏日结束时，我感觉我的身体不只属于自己，还属于整个部落。身体是拿来健身和不断雕塑用的，永远有改善的空间，永远不能休息，永远不能松懈，只要我还撑得住，就得自强不息，夙夜匪懈。

◎不管有没有男士在场，女人花了无数小时在Physique57 与SoulCycle锻炼出来的身材，必须搭配高级服饰，以及浓妆艳抹的脸庞。

◎曼哈顿很多女人都热爱时尚，但这种夏衣冬穿、冬衣夏穿的事与时尚无关，重点是要比别人先穿。

◎上东区的女人光只是达到最低标准，让自己能够见人，衣服和鞋子不要太离谱，加上平日保养身体，就最少每年要花九万五千美元左右。

◎那是货真价实的物化女性，女人是带给他人性欲的“客体”，不是“主体”，自己活起来舒不舒服不重要。

◎以前的人看到一个人没皱纹，会觉得那个人很年轻，但现在只会觉得那个人已经老到要打肉毒杆菌了——那种面无表情、看不出来心里在想什么、过得不开心的老女人。

◎现场没有一个客人是胖的，没有一个是丑的，没有一个是穷的。

◎你的社会阶层，要看你在活动中出了多少钱，但也要看，你认识现场的谁、你和谁讲话、你坐在哪里、你是谁的客人，或是你的客人是谁。

◎如果你没在赚钱，你在婚姻里就是弱势，你在世上就是没有势力，没什么好说的。

田野调查笔记

当地人似乎已经接纳我。我花了数月工夫观察部落习惯，不断试图模仿并参加当地仪式，不断伸出友谊之手。那段艰辛的旅程似乎结束了。我受邀参加一场高社会阶层女性的聚会，地点是有钱有势的酋长夫妇所居住的屋子。

部落举办的大部分活动都严格隔开男女。在自家及其他地点举办的活动，似乎是女性联络感情的机会；部落靠着八卦，以及允许或排斥某人加入社交活动，形成联盟。部落人士靠着统治阶级的力量，巩固自身与他人之地位。出席社交场合最重要的是“自我呈现”，包括身体必须用特殊纺织品加以包裹，加以装饰，脸部也必须涂上特定颜料，强化美感。

我的电子邮箱出现一封邀请函。儿子同学的妈妈寄了一封信过来：“不知道你是否听到我的手机留言，你没回我，我希望下星期四晚上，你能到我家吃饭。其他女孩也会过来。LMK。瑞贝卡留。”

糟了！我没听到瑞贝卡的留言。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除了偶尔发发短信与邮件，很少用手机。我一边想“LMK”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朋友告诉我，那是“让我知道你要不要来！”﹝Let me know！﹞的缩写。她很惊讶我连这都不知道），一边慌忙回电给瑞贝卡。我紧张得要命，心想自己怎么搞的，这么没礼貌。我留了言，道歉没有马上回复，说自己当然想参加。我除了电话留言，还发了电子邮件，以防万一。最后的表情符号要加什么？“亲一下（啾）？”不行，瑞贝卡没加，我不能如此僭越。

这不是我第一次发电子邮件给瑞贝卡。她是深色头发、有四个孩子的美女妈妈，老公是全纽约最成功的金融家。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她的信。先前我寄过去的信，全都石沉大海；我曾应儿子的要求，写信说或许我们两家的孩子可以一起玩。我信写得很客气，不过瑞贝卡从来没回过。有时候，我会在走廊上拦下她，建议我们两人可以一起帮孩子安排活动，尤其是现在她已经看到我和上东区的首领爸爸聊过天。先前首领爸爸对我的关注，已经提升我和儿子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我去健身的时候，也常在纽约各个角落碰到瑞贝卡。我去麦可餐厅（Michael’s）吃饭的时候，也常遇到她（那家餐厅位于纽约中城。在我心中，我把那里想象成上东区部落人士聚会的营火区）。我参加较为私人的活动时，也遇到过她。换句话说，种种迹象显示，我们两人的生活圈应该有重叠之处。有一天，我们为了同一场活动，都跑到波道夫古德曼百货买手提包，还有我们在募款活动上也见过几次面。经常不期而遇之后，瑞贝卡变得较为友善。

我正在写书的消息传出去后（每个人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我正在研究上东区妈妈的生活。”）瑞贝卡和其他几个妈咪明显变得较为敞开心胸，开始和我打招呼闲聊，有人甚至主动邀我一起吃午餐、喝咖啡，告诉我她们如何在上东区生活，如何当妈，还有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那样。并非所有人都很友善——有些人大概不信任我，虽然我保证自己不写爆料文或讽刺文章，而是打算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幽默的角度，记录自己的个人经验——不过有很多人对我伸出友谊之手。她们希望谈比较深入的东西，而不是平日走廊上的闲聊，例如今天穿了什么衣服，或放假的时候要去哪里度假。有些人告诉我自己坎坷的婚姻之路，有些人则告诉我她们出身贫寒，在纽约感到格格不入。（“我是旧金山人，对很多人来说，那就像我是火星人。他们永远不可能真的接受我。”）我和那些妈咪的共通点，多到超出预期。出了学校走廊、午餐聚会、社交活动之后，她们其实是很好相处的人。某个人告诉我：“上东区这群事事要抢第一、处处与人竞争的妈咪和爹地，我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私下一对一的时候人都很好，但身处群体时，有些人不得不摆出惹人厌的嘴脸。”

接送儿子上下学时能看到几张新的和善面孔，实在令人欣慰。先前首领爸爸已经大幅提升我和儿子的社会地位，但现在我看到学校走廊上挤满穿高跟鞋的冷酷上流社会妈咪时，依旧心生恐惧。我因为忙着带孩子，忙着工作，与下城区的生活及朋友渐行渐远，因此能和大宝学校以及二宝玩伴的妈咪做朋友，对我来说变得十分重要，我必须打入我家孩子的社交网。再说，我研究的上东区部落非常重视身份地位，很看重阶层，能被瑞贝卡邀请到家中做客，等于是鱼跃龙门，这是成人版的在学校吃午餐时，被学校的风云人物邀请坐同一桌的戏码。一部分的我，觉得自己如此受宠若惊过于可笑，但另一部分的我——那个努力要弄懂上东区女人、努力替儿子找玩伴、努力交朋友的我——则万分感激社会地位这么高的瑞贝卡能够邀请我，她替我打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另外，如果瑞贝卡邀请的女性能向我解释她们的世界，那就太好了，希望她们会感兴趣。除此之外，我一直在祈祷女王蜂中的女王当天不会出现，因为我应付不来。

几天后，我和可以流利翻译上东区文化的坎迪斯一起吃午餐。她问：“你要穿什么去瑞贝卡家？”我们入座的时候，她见我注意到她盛装出席，穿着香奈儿外套，头发还特别吹过，便抢先解释：“我等会儿要去看东区的医生，所以得打扮打扮。”

我老实回答：“不晓得。”我说我不能问学校或游戏小组的其他妈妈，因为我不知道谁被瑞贝卡邀请，谁没受邀。坎迪斯点头，觉得我说得对，她慢条斯理喝着冰红茶，考虑着这次任务的棘手度，最后提议：“穿可以融入但又不会太显眼的衣服。女主人才是主角，对吧？就跟参加婚礼一样。”

我想了想后判断：“这其实像是一场妈妈之夜，大家的老公不会在，所以大概属于比较非正式的场合。”

“真的吗？”坎迪斯一脸怀疑，口头禅脱口而出。她已经站在我这边听我讲故事讲了好几个月。她知道我搬去的新部落穿衣方式和嘴脸有多夸张。坎迪斯自己也常和纽约上流社会接触，平日在慈善晚宴、餐厅、募款午餐会上和名媛打过交道，她知道她们是什么样子。坎迪斯在加州长大，后来嫁给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公婆都是二十世纪的社交圈名人，她和我一样同时是圈内人也是圈外人，用嘲讽和幽默的态度看待我所研究的世界，是个天生的人类学家。坎迪斯做出最后的判决：“不可能是穿平常的衣服就好。”

坎迪斯是对的。上东区没有“低调”这回事。不管有没有男士在场，女人花了无数小时在Physique 57与SoulCycle锻炼出来的身材，必须搭配高级服饰，以及浓妆艳抹的脸庞。发型必须完美，但不能看起来刻意整理过。每一个人脸上毫无皱纹，头发整整齐齐，随时都能近距离拍照上杂志。这种“随时随地的美”不是自然美，与天生丽质恰恰相反。我所认识的上东区女人，不论是在孩子的游乐场，还是在家长午餐会上，都力求容貌完美，而且丝毫不掩饰这点。上东区的女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脸蛋与服装一定得万无一失。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展现在她们必备的名牌服装，以及她们昂贵的公寓与名牌斜背包上。她们的装备十分齐全，随时随地准备好上场，我总觉得游乐场外面、学校、她们常去的咖啡厅、五岁孩子的五千美元生日派对，以及所有上东区部落人士聚集的地方，总有一天会出现名人出席活动时的“摄影墙”——有一块让大家可以摆姿势、像名人那样拍照的地方。

要打扮到永远容光焕发、随时可以上镜头，得花去上东区女人无数时间，而且令人焦虑万分——这方面我有第一手的经验。大多数的早上，我得梳妆打扮。一开始我就发现，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是学校里唯一脸上还有床单印痕、头发随便用发圈绑一绑就了事的妈妈，所以我开始每周做头发，而且出门不再只涂防晒霜，还要加隔离霜以及粉色系唇膏。上东区的人就连慢跑衣都要美丽有质感，而且还要跟上流行。有时候，我不能直接穿慢跑的衣服出门，因为送完儿子上学之后，还有会要开。这种时候我会一直琢磨要怎么打扮才好，还会对先生发脾气，因为我没时间帮儿子准备他要上学的东西——我得准备好自己。我知道那种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有多荒谬，但我被上东区的高标准文化带着走，我身边的人，每天依据天气冷热要穿不同的普拉达（Prada）慢跑鞋，而且脸上的妆都很完美，每个人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一切要在早上九点之前完成。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几套“制服”，才不用每天很麻烦地想要穿什么。上东区的女人除了会穿露露柠檬出现在学校接送区和游乐场，其他类型的打扮也都差不多，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撞衫、撞包。例如包包，大家都喜欢赛琳（Céline）（旅行包、笑脸包、秋千包）、香奈儿（男孩包）、爱马仕（伊芙琳H造型、吉普赛包、斜背凯莉包；春天和初秋是空中花园托特包；地位最高的包包是三十或三十五厘米大的黑色、牛仔蓝或金色铂金包）。此外华伦天奴（Valentino）的铆钉包又美又潮，但我研究的对象，以及我认识的人，没有任何人拿那个包；那种包不合规矩，不被上东区接受。

在不下雨或没雪的月份，上东区女人喜欢穿芭蕾平底鞋——浪凡（Lanvin）、香奈儿、珂洛艾伊（Chloé）特别受欢迎，尤其是个子高的人。如果是“低调”接送孩子的日子，而且不用匆忙赶到其他地方，那么浪凡的楔形鞋，以及伊莎贝尔·玛兰（Isabel Marant）的楔形跑步鞋极受欢迎。就我的观察，大家爱那几款鞋的原因，在于那种鞋会带来身高上的优势，让你的腿比任何人都长。穿着大红色亮漆鞋底的恨天高和细高跟鞋，等于是在昭告天下：“我要出门，而且不是搭地铁。”至于秋冬和春天快来临时，自然是靴子当道——Manolo Blahnik、Christian Louboutin、Jimmy Choo几个牌子用最柔软的皮革和小山羊皮，打造花枝招展的高跟靴子，有的还露趾。此外Brunello Cucinelli的毛衬里机车靴也很受欢迎。如果要穿得随意，大家的首选是窄版牛仔裤和皮裤。下雨天，经典风衣是你的良伴（风衣永远会出现新设计，例如皮袖和蕾丝边，所以永远得买新款），再搭配五颜六色的璞琪（Pucci）雨靴，或是香奈儿具有玩心的经典山茶花标识雨鞋。到了冬天，上东区妈咪会穿闪亮的经典黑色盟可睐（Moncler）羽绒衣。此外，追求时尚的妈妈们超爱毛背心，我朋友笑说所有的上东区校刊都该放这种衣服的图片故事。天气最冷的时候，街上会出现更多毛皮——例如奢华的海貍皮、闪闪发亮的黑貂皮，或是柔软到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绒鼠外套（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某次我在一部拥挤的电梯里，没戴手套的手碰到了那种毛皮）。那些毛皮光彩夺目，我确定一件衣服的售价，一定都超过我第一本书的预付金，但上东区每个女人都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就好像她们穿的只是不怕脏的牛仔外套。

如果有慈善活动，或是送孩子上学后有早餐会，或是有“妈咪与我”活动，那会是一场大混战。所有人会挖出压箱宝，恨不得把最好的衣服通通拿出来。你会看到The Row简单但引人注目的长袖皮衣，有趣、明亮、粉嫩的香奈儿流苏外套搭配流苏连衣裙，以及整套的纪梵希（Givenchy）花系列，外加繁复的绑带高跟鞋。有的人会穿上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合身喇叭裙，趁机炫耀她们的古铜色长腿和平坦小腹。人们穿上蛇皮裤，以及薄如纸的皮外套，但搭配可口奶油色的端庄丝质上衣，让狂野与低调相互平衡。此外，所有衣服都有镶金镶银版。某天早上送孩子上学时，一个带着三个孩子、身材高挑的金发妈妈让我好惊艳，她的外套是亮丽的吊钟花色，而且镶着珠宝。我后来在办公室上网查了一下——那件衣服要七千多美元。

但事情不只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而已。要是能在最高级的上东区当最高级的妈咪，而且还抢先穿出最新时装，那么你会得到额外奖励。我曾在某天早上看到一个带着两个孩子、走在时尚尖端的妈妈，在寒冷的二月天只穿棉质白连衣裙，胸前有一个金色叶子状的装饰，搭配霓虹绿的铆钉露跟高跟鞋。她冷到发抖，但她赢了，比所有人更早抵达终点线。接下来要是再有人穿那件连衣裙，就是在学她了。刚入秋的时候也一样——虽然太阳还像火炉一样高挂天空，女人会穿上秋天的厚衣服，套上轻羊毛外衣和新靴子，以及最新款的香奈儿外套。曼哈顿很多女人都热爱时尚，但这种夏衣冬穿、冬衣夏穿的事与时尚无关，重点是要比别人先穿。这是一场似乎毫无乐趣，自己冷或热得要死，只为了出风头的竞赛。

同性竞争——与同种的其他同性成员竞争——是常见的进化天择压力。灵长类动物学家与生物学家多年来几乎只研究“雄性”的同性竞争，原因大概是雄性之间的竞争非常明显。物竞天择后出现的庞大体型、举起武器挑衅的仪式化展示、求偶时的夸张装饰与行为，全都一看就能明白，相当好解释。胜出的雄性可以得到一至多个具有生育能力的雌性，不管你是什么条纹、什么羽毛，或是穿几号鞋的雄性，这是进化最终的奖励。

但近年来，生物学家与灵长类动物学家开始转向，研究“雌性”私底下的同性竞争。大部分的雌性哺乳动物——不管是老鼠、黑猩猩或人类——在有必要的时候，她们和雄性一样会彼此竞争，勾引大家都想要的雄性，抢夺繁殖机会。然而对雌性来说，要不要表达出侵略性，得看情况。例如母家鼠会分泌特别的蛋白质（MUPs），让自己的尿液带有一股强烈气味，告诉其他母鼠：“给本小姐滚远一点！”但如果附近没有太多母鼠，公老鼠又多，母鼠就不会费这种功夫。反过来说，如果四周都是其他雌性，母鼠的尿液气味就会大幅改变，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女士们，这是老娘的地盘！”生物学家认为，今日的老鼠可以视情况改变尿液，原因是发出竞争信号的代价很高。母鼠的身体若要制造特殊蛋白质，得耗精力也得花时间，而原本她们可以把那些资源用来维持体力，让自己拥有最强大的生殖能力，有办法寻找筑巢的材料，以及怀孕、泌乳、照顾幼鼠。

由于展露敌意可能招来危险，散发竞争信号的代价又高昂，学界目前认为雌性的哺乳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经过千万年后学会“以不受侦测的方式”竞争。也就是说，她们不会施加肢体暴力，但会通过组成小圈圈，以及散发巧妙信号与非肢体的威胁，用社会压力霸凌其他雌性。当一群母黑猩猩靠着故意无视或骚扰来排挤新来的母黑猩猩，她们是在说：“你的阶层比我们低。”欺负新人的母猩猩如果直接采取肢体攻击，她们自己和孩子也可能遭受肉体上的伤害，但如果是靠社会霸凌则不必担心。人类女性采取的方法，则是如果有人不听话，那就破坏对方的名声（让其他人不敢靠近她），讲对方的八卦，还有不让对方参加社交活动。此类方法全都能有效摧毁潜在的竞争者。由于被害者通常同时遭受群体中好几个人隐而不显的排挤，她无从为自己“辩护”。女王蜂中的女王难看的嘴脸，“我比你高级”的态度，以及她在学校接送区与游戏区的帮手，都让你无从抵抗，因为她们不是直接打你肚子一拳，而是暗地里偷偷来，不过那些手段的威力和揍人一样强大。

科学家认为，母灵长类动物敏锐察觉到雄性喜新厌旧的天性，因此她们会对新人充满敌意，随时看着她们，尤其如果团体中雄性多、雌性少；而上东区恰巧就是男女人数比例悬殊的地方，每两个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要抢夺一个男性。科学家告诉我们，在这种高度竞争的情况下，雌性之间才会出现高度敌意，因为除了生殖的奖励很大，还可以保住自己的伴侣地位和子女（此种威胁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假想的）。雌性的敌意和母鼠的例子一样“具有弹性”，随着特定的环境、生态情况与资源产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有次孩子练足球的时候，坐在我前面的妈妈，在我连续三次告诉她我儿子想参加她组织的夏日游戏团时，她连头都不肯转过来，完全装作我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当另一个妈妈帮了我一把，说：“薇妮斯蒂的儿子也想参加。”那个高阶层的妈妈说：“随你便。卡罗琳、南希、萨拉、帕梅拉、丹妮拉、茱莉亚，还有她。”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依旧背对着我。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看着柜子里那件二月就被抢先穿去的美丽棉质白色裙装时，会觉得那个走在时尚尖端的妈妈，早已用她的尿弄湿我的裙子了。

虽然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从“明争”变成“暗斗”的竞争成本较低，但代价依旧高昂。有一天，我和坎迪斯在吃饭，科布沙拉端上来的时候，我正讲到在上东区的世界，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才能变成生了孩子还很美丽的妈妈，不晓得要花多少钱。坎迪斯因为遗传了优良基因，又注重饮食，而且最近打了不错的肉毒杆菌，眼角毫无鱼尾纹。听完我的提问后，她棕色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们来算算看！”我们以前怎么没想过这个点子？我和坎迪斯马上忘了沙拉的事——这比吃东西好玩。我们依据自己会做什么事的加强版，以及听别人讲过的加上自己的观察，列出清单。我所研究的上东区部落曼哈顿艺伎，如果要维持青春美丽的外表，可能得有下列支出：

▍上东区中高阶层至高阶层女性，孩子若念私立学，每年为了维持外表所需成本之从头到脚分析

头发与头皮

·剪发和染发（5×500美元/年）=2500美元，外加美容院保养头发（每周加小费后每次70美元）3500美元，总计6000美元

·为了参加活动，特别请设计师设计妆发（10×150美元/年）＝1500美元

·由于染发、压力、荷尔蒙问题，或因压力与荷尔蒙引发的自体免疫问题，造成脱发，向专家咨询＝2000美元

脸部

·每季打肉毒杆菌、瑞蓝玻尿酸（Restylane）及其他填充物（1000美元×4）＝4000美元

·每月换肤（300美元×12）＝3600美元

·每月做脸（250美元×12）＝3000美元

·每月修眉：蜜蜡、用镊子修、糖粉法或挽面法（50美元×12）＝600美元

·激光美容（修复晒伤、刺激胶原蛋白再生等等）＝2500美元

·脸部肌肤保养产品（洁面乳、保湿乳液、精华液、防晒、眼霜）＝1500美元

·脸部彩妆＝1000美元

身体

·运动课程＝3500美元

·私人教练＝7500美元

·营养师＝1500美元

·果汁排毒＝3500美元（每周一次）

·手脚指甲＝2000美元

·按摩＝9000美元（每周一次）4500美元（两周一次）

·喷雾古铜肌肤＝500美元

·SPA假期＝8000美元（一年两次）

·隆胸、抽脂等整形手术＝视情况而定

衣橱

衣服

·秋冬衣服＝3000~20000美元

·春夏衣服＝3000~20000美元

·活动用＝5000~20000美元

度假／假期用

·汉普敦＝5000美元

·棕榈滩＝5000美元

·阿斯彭（滑雪外套、裤子、帽子、手套）＝2500美元

其他

·鞋子/靴子＝5000~8000美元

·包包＝5000~10000美元

“太惊人了！”坎迪斯宣布。我们一边相加所有数字，一边把信用卡放在桌上准备结账。上东区的女人光只是达到最低标准，让自己能够见人，衣服和鞋子不要太离谱，加上平日保养身体，就最少每年要花九万五千美元左右。坎迪斯严肃地说：“绝不能让我们的先生知道这件事。”我们两人互亲一下后分道扬镳。虽然老婆最好不要让老公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但搞不好我和坎迪斯可以顺便让老公知道，跟其他人比起来，我们两个实在是太好打发的妻子。“嘿！”跳上出租车的坎迪斯对着车窗外的我喊了一声：“我们没把往返商店和做脸时，司机和优步（Urber）的钱算进去！”坎迪斯说的没错，但我实在没那个心情重算，我觉得头很昏。不过尽管想到那么多钱让人头晕，我还是得想想去瑞贝卡家要穿什么，上街买点东西。

我烦恼女孩之夜究竟要穿什么。我新认识的朋友，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发型师和化妆师那里，有时就连只是和闺密到Rotisserie Georgette吃个午饭，都会请专人帮忙打点。此外，她们也有专属的造型师负责服装——派对要穿什么，参加活动要穿什么，甚至连到学校接送孩子都有专门的打扮。曼哈顿神秘难解的零售商体系分为对内与对外两种，所有人都能走进Prada的店，但若是想拿到全纽约唯一剩下的一件零号衣服，就得有人帮你运作才行。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造型师之外，你一定得有忠心耿耿的店员当你的内线。这个店员会在新货来的时候，帮你挑你可能喜欢的东西，先发图片到你手机上。你到店里的时候，她会把最大间的试衣间留给你，你在试穿的时候，她还会送水、送香槟。你没空去试穿？她可以请专人送到家，而且包退包换。换季的时候，店员会打电话过来小声问：“何时可以帮您预售？”这句话的意思是：“您什么时候可以过来？衣服下个月会打折，您可以先挑，现在就用折扣价购买。”上东区的女人喜欢特别待遇，而且购物时很重隐私。高级服饰店常关起门来办慈善活动，你可以和朋友一边喝酒，一边看衣服，你们买衣服的钱，一部分会捐作公益用途，例如捐给上东区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儿童救济协会或儿童博物馆。你可以在香奈儿、浪凡（Lanvin）、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或迪奥（Dior）享受慈善购物之夜。

参加了几场这种“公益购物活动”之后，我把衣橱里所有的上衣裤子通通翻出来，最后挖出一件亮粉红色、蛇纹的弹性丹宁紧身裤，以及一件剪裁简单、前面和中间有红黑色花纹、方方正正的白色T恤，以及袖扣与开口处有流苏的亮绿色香奈儿外套。我知道对于会到瑞贝卡家的女人来说，这么惊人的组合也只是稀松平常。

只剩鞋子还没决定。最近我去别人家的时候，大多会碰上进入室内要脱鞋的情形。全曼哈顿的家长现在都遵守脱鞋的习俗，以免外头肮脏的细菌跟着鞋底被带进家中，不过我猜女孩之夜的时候，客人应该可以穿鞋，因为少了鞋子，那种你比别人高一点、比别人瘦一点的感觉会被剥夺。不穿鞋会让上东区的女人觉得自己的弱点通通暴露在他人面前，而瑞贝卡一定会考虑到这种细节。我挖出常穿的露跟外出鞋，但发现鞋跟坏了。没时间送到“皮革SPA”（LeatherSpa）修鞋店了，衣橱里又没有其他可穿的鞋，只好前往上东区女人的时尚圣殿巴尼斯百货，而且当然是去麦迪逊大道那家。

“全部的鞋都是六百美元一双。”男店员摇着头。我告诉他晚上要到别人家做客之后，他搬出各种高度、各种样式的美丽女鞋——奥赛（D’Orsay）的包头鞋、细跟高跟鞋、厚底鞋——我忙着一双双试穿。男店员看我紧张查看贴在柔软海军蓝麂皮靴鞋跟上的价格时，加了一句：“所有靴子都是一千二。”他又拆开包装，拿出Christian Louboutin一双上头有红色和粉红色条纹、麂皮的黑色厚底露趾露跟鞋。他看我穿上后，下了明智的判断：“这双好看到死。”

这双的确好看，像包裹在脚上的鲜艳糖果，穿起来又稳，不会跌倒，而且正在特价。但我还是犹豫，因为鞋跟有点高，夹我左脚的大拇指，花这么多钱大概不会穿几次。男店员补充说明：“这双鞋可以穿去马上要脱鞋的地方。万一是漫漫长夜的话，你可以打针。”

你说什么？

男店员笑了。“没听说过吗？现在可以打那种让整只脚或只有一部分的脚没感觉的针，然后你就可以一整晚穿着痛死人的鞋子。”显然上东区和好莱坞有那种“脚医生”，专门服务爱穿高跟鞋的爱美人士，只要付钱，他们就可以帮忙安排，让人“来一针”。我扬起眉毛，觉得男店员在唬我。“是真的。”他微笑收下我的美国运通卡，手指放在耳朵旁，比出“神经病”的手势。

美丽要付出代价，而且通常是女人要承受代价——爱漂亮的女人得花大量的时间与力气，而且要能忍受皮肉之苦，也难怪老祖母的至理名言是：“要美丽就得浴火。”不论是哪个国家，哪种文化，都是一样——以前中国的女性得缠小脚，搞得连走路都成问题。泰国克耶族（Kayan）女人在脖子上戴金属环，以求给人脖子修长的感觉（但其实是颈部和肩膀的骨头被往下压）。非洲和亚马孙部落用碟子撑开嘴唇，有的盘子甚至大如一片CD。以我研究的上东区部落来说，女人如果爱美，她们可能跑去隆胸，把胸部弄得看起来、摸起来都硬邦邦的，好像有两块东西塞在那里。那是货真价实的物化女性，女人是带给他人性欲的“客体”，不是“主体”，自己活起来舒不舒服不重要。上东区的女人还可能靠着打针把脸撑住，让脸看起来“比较圆润”、比较紧实，达到局部丰脸的效果，以求看起来比较年轻，同时阻止皱纹；然而，美丽是有代价的。

研究显示，如果你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脸部没办法做出心有同感的表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会减弱。简单来讲，如果你冻住你的脸，你的感情也会连带被冻住。脑部扫描显示，打过肉毒杆菌的人，他们大脑的主要情感区域活动，少于没打的人。你费了很大力气，弄来一张给别人欣赏的年轻脸庞，结果呢？我们人类在和别人讲话的时候，如果对方的脸不会动，不会显露情绪，我们会感到困惑、沮丧，觉得无法和这个人建立关系。这件事我有亲身的经历。有一次我在路边碰到一个朋友，我们聊了五分钟，她从头到尾都表情空白地看着我。我分享孩子的趣事时，她皮笑肉不笑。她在生气吗？我上次碰到她的时候惹到她了吗？应该没有吧。然后我想起来了，上回我们碰面的时候，她正要去找皮肤科医师。

冻住脸部肌肉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有一次，先生带着我们家二宝去和别家孩子玩，他好奇某位妈妈发生了什么事。“那个长得很可爱的妈妈怎么了？她今天看起来很怪。”先生还以为那位妈妈离婚了，或历经丧亲之痛，才会几个礼拜没见，就一夕之间老了很多。我知道先生看到什么，好几个妈妈下课后喝咖啡都在讲这件事。大家的结论是，那位才三十出头的妈妈太早打肉毒杆菌。她原本年轻又漂亮，眼睛闪闪发亮，笑起来很甜美，现在却变成“那种脸”。以前的人看到一个人没皱纹，会觉得那个人很年轻，但现在只会觉得那个人已经老到要打肉毒杆菌了——那种面无表情、看不出来心里在想什么、过得不开心的老女人。

我经常想起身边那些五官精致、面容僵硬的女人。她们很多人在结婚前就动隆鼻手术，把自己搞得像完美无缺的漂亮僵尸。她们看上去很漂亮，但眼里似乎什么都没有，眼部注射了去鱼尾纹的肉毒杆菌，就算在大笑或微笑的时候，一张脸依旧看起来是死的。有时候，我会想象她们直直伸出双手，在学校走廊追赶我，把我逼到电梯角落，或是从麦迪逊大道上，一路追到圣安布鲁斯意大利餐厅（Sant Ambroeus），把我困在沙发椅上，想吞下我的脑子。我第一次打肉毒杆菌的时候，眼睛旁边出现一个很大的瘀青，所以我比较喜欢针灸美容。尽管如此，我似乎不得不加入其他女人的行列——给自己打针，让脸不要动，让自己变僵尸。另一种方法是填充物。我知道有的女人因为不断做瑞蓝和乔雅登（Juvéderm）的注射微整形，脸肿大如篮球。月亮脸再加上骨瘦如柴的身体，很适合登上《国家地理杂志》的图文介绍：“‘纽约上东区’部落爱美的奇风异俗。”

我请教耶鲁大学研究鸟类与生态学的进化生物学者理查德·普鲁姆，问他为什么女人会为了爱美不惜上刀山、下油锅。普鲁姆教授除了研究鸟类的配偶选择、性选择以及审美观进化，对人类的进化也很感兴趣。在他书籍和绿茶罐经年累月已堆积如小山丘的办公室里，我们聊了这件事。普鲁姆教授指出，疯狂的审美观是一种跨物种现象。“对许多鸟类与人类来说，‘美’这件事和‘性’有关。外显的特征会让某些鸟或某些人成为抢手的交配对象。”以鸟类来说，母鸟除了喜欢长得漂亮的公鸟，也特别喜欢声音好听的小伙子，例如在厄瓜多尔西北部的安第斯山脉，公梅花翅娇鹟长得和其他鸣禽亲戚很像，都是棕色加白色的身体，配上黑色翅膀，头顶是小小的红色贝雷帽。它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声音，以及它们发出声音的方法。

公梅花翅娇鹟求偶的时候，会像拉小提琴一样演奏自己的翅膀，以蟋蟀的方式发出嗡嗡震动声。普鲁姆教授兴致勃勃地解释：“对鸟类来说，这种沟通方式过于荒谬！那些公鸟明明会唱歌，却选择用翅膀发出声音，所以人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它们这么做？为什么要发出翅膀的共鸣声？”答案是为了吸引母鸟注意。母梅花翅娇鹟喜欢那种声音，觉得很美，深受吸引，于是选择翅膀会唱歌的公鸟当配偶。经过几代的进化后，有交配压力的公梅花翅娇鹟行为因而改变。普鲁姆教授和他当初还是研究生的助理金·伯斯威克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发现公梅花翅娇鹟不只行为发生改变（用翅膀唱歌），连形态（身体构造）都变了。地球上其他鸟类的尺骨都是中空的，公梅花翅娇鹟却有增厚、交错、平面、密实的骨头。喜欢“翅膀之歌”胜过“歌喉”的母鸟，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与奇特结果。公鸟尺骨被增强后，较容易发出悦耳的求偶音乐，但飞行能力却因而下降，导致它们较难逃出肉食动物的魔掌。也就是说，公梅花翅娇鹟为了爱美而死。普鲁姆教授觉得很不可思议：“虽然这种美丽特征削弱了公梅花翅娇鹟适者生存的能力，却依旧出现这种进化结果。”

一直以来，进化生育学与进化心理学都认为，“美”和功能及适者生存有关。普鲁姆教授在聊天时指出：“理论上，美传递出很多信息。美原本是要让外界知道：‘我很健康！你想选我！’”美的功能就在于此，美是某种健康、容貌和身体的简易指标，让外界看见内在的“健康”基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漂亮的牙齿与对称的五官，“代表”着某个潜在的交配对象没有寄生虫或心脏病。然而以公梅花翅娇鹟来看，翅膀唱出的靡靡之音帮它们赢得异性，但除此之外没什么用处，因此普鲁姆教授不认为“美”如一般所说只是信息而已；他认为美比较像是“推一把的工具”，可以帮助个别鸟儿吸引其他鸟儿。普鲁姆教授睁大眼惊叹，鸟类进化出能弄碎坚果的鸟喙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引诱母鸟却是永恒的难题。”教授表示，光是天择这个理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疯狂的小提琴翅膀独奏这种对美的偏好。这首歌或许能帮公鸟找到伴，让它们得以交配、传宗接代，却会让它们丧失基本生存能力。如果连自身性命都堪忧，也不用去想后代的事了。普鲁姆教授说，在娇鹟的世界，以及在我研究的高级女性灵长类动物的世界，美通常是堕落、不理性、没有极限的，可能光彩夺目，但也可能害人性命，那通常是自成一格的世界，脱离实用性与功能性。

瑞贝卡住在萨顿区一栋上下三层楼打通的“宏伟建筑”里。那一区属于上东区较为古老、优雅、地理位置偏南的地带，并以美国人注定征服全世界的姿态，一直延伸到曼哈顿九十几街。据说瑞贝卡的先生最初从岳父岳母手上买下一个公寓，接着又决定干脆买下整栋楼。不，他不是地产开发商，而是对冲基金经理人；对于做那一行的人来说，买下自己住的大楼大概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吧。

电梯门一开就直通瑞贝卡的家，我把外套交给服务人员后，走到窗边俯视曼哈顿东河惊人的美景——我从来不曾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么近的距离，看着就在对街的东河。河流与四周的街区从楼顶看下去，像是立体模型或舞台布景。接着我又改搭另一部电梯抵达公寓三楼，那里显然是瑞贝卡专属的角落，到处装点着浅色花卉与米白色家具，中间有一张正对落地窗的美丽大理石长桌。身穿米色制服的服务生，递给宾客伏特加、龙舌兰、白酒等颜色晶莹剔透的饮料，以及简单、清爽的小点心。屋内有英国艺术家霍克尼的画作——看起来像是瑞贝卡的肖像，还有塞西莉·布朗的巨幅油画，新锐艺术家陶巴·奥尔巴哈的作品也在那里。我原本就听说，某几对夫妇的“艺术预算”高达两亿美元，看到瑞贝卡墙上挂的东西后，更可以想象的确如此。一旁伊姆斯夫妇设计的米白色桌子上，堆着宾客给女主人的伴手礼，袋子上的标识是蒂芙尼（Tiffany）、Ladurée或蒂普提克（Diptyque）。我的伴手礼——我和儿子一起烤的饼干——立刻就被女主人在门边迎宾的可爱双胞胎儿子开心接过去。我注意到桌子上除了小礼物之外，还有一堆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的东西。靠近一点后，发现是现场女客的皮包。大家今晚都带着小型包出门，爱马仕珠宝色系的小巧凯莉包（亮红色鳄鱼皮）、香奈儿的格纹亮彩涂鸦包、挂着字母D与心型装饰的小巧迪奥包，在桌上闪闪发亮。我把自己简朴的饰有一朵红玫瑰的黑色晚宴包和别人的包放在一起，然后深吸一口气，看来今晚绝对不是一群妈妈订比萨来吃的轻松聚会。

艳光四射的瑞贝卡优雅地走过来，带我到房间中央，一一介绍我不认识的客人。很多人都是亿万富翁的太太，先生要么是拥有电视联播网，要么就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老板，或是指挥着不动产帝国与对冲基金。有几位客人是儿子同学的妈妈，有些不是，其中一人先前是时尚杂志编辑，现在则是时尚代言人兼三个孩子的妈，肚子里的那个也快出生了。另一位则是为了多陪陪三个孩子最近才刚辞职的新闻主播，肚里还怀着一对双胞胎。现场还有两名这种聚会一定会出现的才貌双全的“艺术顾问”。从事这一行的人有时多、有时少，人数多寡随着最有钱的前1％富人的财产变动。现场没有一个客人是胖的，没有一个是丑的，没有一个是穷的。每个人都在喝酒，而且似乎轻松自在又友善，跟在孩子学校里的样子不同，也跟在街上或参加活动时不同，没有平日的紧绷。我一下子意识到，眼前这群女人是放松的。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女王蜂中的女王没来，而且我的衣服完全穿对了，在这群有钱人之中也不显得突兀（虽然我的衣服是大拍卖的时候买的），所以我也跟着稍微放松了一些。

客人不只聊平常的孩子和假期话题，也聊政治和朋友，一个最近和先生分居、当晚不在场的朋友A，以及一个大家都认识、又要做第N次人工受孕、希望再生一胎能让爱玩的老公回心转意的朋友B。众人目光低垂，默默同情B一直流产，也为另一个羊膜穿刺验出糟糕结果的朋友C真心难过。我感到羞愧，我先前一直天真地以为身边的女人事事如意，日子过得舒服，看来人生永远不能尽如人意。但接着话题又转了，大家再度聊起最近流行穿什么。

眼前这间富丽堂皇的屋子，这群衣服和妆容都无懈可击的女人，她们和西刚果盆地的艾菲人与阿卡人，以及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过狩猎采集生活的民族都是彻底的平等主义者，他们和大部分的史前人类一样，团体内不分阶级，也没有社会经济地位之别。在他们的部落，没有人拥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的地位比别人高或低。他们没有财产概念，而且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强化平等主义。首先，他们会“要东西”，例如一个女人常会走向另一个女人，要求拿走她的珠子。小孩会走向没有血缘关系的成人，要求分一点食物。男人外出打猎时会跟别人开口要矛尖，而且也会拿到，没听过有谁拒绝他人的要求。此种礼物的机制，强化了无人拥有任何东西的概念。此外，不居功与谦虚，也让阶级的概念无从产生。众人成功围捕猎物后，真正的功臣会站出来宣布：“我们不确定在金合欢树下找到的麂羚是谁杀的，或许是另一个部落的人。这头麂羚全部的人都可以分，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份。”让大家有肉吃的人不能居功，大家也不会把功劳归在他头上，而是宣布每个人都杀了那头麂羚，那头麂羚不是某一个人杀的，因此狩猎过后，众人依旧平等。

当然，如果我在瑞贝卡的聚会上，走向品味高雅又彬彬有礼的名媛，然后要求：“简，把你手上的三枚宝曼兰朵（Pomellato）叠戒和浪凡（Lanvin）快乐包给我，我现在就要！”对方会当场昏倒。不过，今晚在场的女士在听到夸奖时，的确严格遵守非洲狩猎采集民族应有的礼貌，表现得万分谦虚。不论是今晚或平日，如果在全是女人的场合，听到赞美时，一定得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回避那句赞美，因此整个晚上会听到：“那是Chloé的上衣吗？你穿这个颜色真好看！”“没有啦，这件衣服已经穿四年了，而且我今天的气色看起来有十年没睡好了！”如果有人说：“你皮肤真好！”有礼貌的人应该要回：“没有啦，我的皮肤一年到头都干裂，看起来好，只是因为今天化了妆，真的！”“你是不是瘦了？身材真好。”此时一定要说自己根本没瘦，然后东拉西扯，例如：“没有啦，大概是因为我今天穿的裤子有塑身效果，我听说你现在每天都跟好莱坞的崔西教练一起健身，效果真好，你看看你！”

一开始，我还以为碰到赞美要左躲右闪是因为害怕招人嫉妒。如果有人喜欢你拥有的东西，你得把那样东西说得一文不值，以免对方讨厌你，以后时不时要设计你、陷害你（地中海人和中东人把这招称为“抵挡邪恶之眼”），但我发现我错了。这种迂回的一来一往，别人赞美你后就得贬损自己几句，其实是在维持阶级的稳定性。上东区的女人太有钱了，想要什么就能拥有什么，如果不靠这种方法，上下之分会大乱，女王蜂每天都在换人做。赞美其实是一场测试：你承不承认自己是我们的一分子，大家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还是你想要压倒其他人？我注意到，瑞贝卡是唯一被允许接受赞美的人。有人说她看起来好美的时候（她的确很美），她会嫣然一笑，然后说：“你嘴真甜！”瑞贝卡和幼儿游戏团那位社会地位超高的妈妈一样（那个驱逐我和儿子，装模作样，不让我们参加夏日游戏团的妈妈），有人赞美那个妈妈很美的时候，她只会纡尊降贵点个头，挤出一个小微笑，不用否认自己很美。同样的道理，瑞贝卡是今晚的女主人，每个人都赞美她，其实是在承认她女主人的地位。其他人就算真的很美，大家也不会承认她们的美貌，心照不宣就好。

用完美味的晚餐后——无麦麸、有机、健康，由服务人员小心翼翼一一摆放在客人面前——话题转到纽约社交界最近出现的搞不清楚状况的美国西岸人。一对来自洛杉矶的有钱夫妇，尤其是那个太太，最近在向某位长期投身慈善事业的工业巨子致敬的盛会上，居然抢主角锋头。大会一宣布那位工业巨子要捐出一百万美元，那个俗气的褐发女人跳出来大喊：“我跟我老公捐两百万！”她的失言和厚脸皮让全场鸦雀无声，纽约慈善圈的重量级人士，立刻靠着私下耳语与公开的社交排挤方式，惩罚那位太太。今晚审判团也出动了，一名女宾客很有技巧地批评：“那位太太很洛杉矶，讲话非常直。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居然问我隆胸手术是谁做的。‘那对东西不可能是真的。’‘是真的！’”大家笑得东倒西歪，赞同那对洛杉矶夫妇的问题是没搞懂这里的规矩。曼哈顿的社交圈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法，大家早已把那套标准内化；但那对夫妇还没有。

曼哈顿特有的季节性社交舞会，已经至少有百年历史。每年四到六月是曼哈顿的“宴会季”，夏天时派对移师汉普敦，到了九至十一月，又重新在曼哈顿举办。有些是表扬捐款大户的晚宴，有的是慈善与劝募活动早餐，以及吃不完的午餐会，名目包括赞助疾病研究、生态环保、扫除文盲，也可能是为了赞助文化机构。这一类活动完全是女性的场子，除了丈夫会出席的活动，男女全都严格分隔开来。游戏规则很清楚。你可以买票进场，也可以受邀当其中一桌的客人，或者如果是你支持的活动，你是委员，委员会由你出力或挂名，你也可以买下一整桌的位子。若是午餐会，帮自己和九个好友留位置，三千五百美元至七千五百美元一桌；晚宴的话，一万起跳。大部分的活动会同时举办无声拍卖，你可以用记账的方式，匿名拍下长桌上的奢侈品，帮活动募到更多钱。

每次我参加这种全是女人的早餐或午餐会，都会想起灵长类动物帮彼此梳毛的行为——卷尾猴、吼猴、狒狒会帮忙整理“朋友”的毛，有时一整理就是数小时。它们花时间待在一起，亲密地触碰彼此，以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为未来的结盟铺路，这种结盟有时甚至可以救命。上东区的女人看似并未替彼此抓身上的虫子，但或许其实我们有。我们聊天，一起吃饭，一起喝饮料，我们问别人穿了什么新衣，她们的孩子和工作好不好，还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也是在降低戒心、建立关系，以及彼此碰触。灵长类学者称这类现象为“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你帮我梳毛，我帮你梳毛。”宴会季完全展现出这种精神：“如果你来我的慈善活动捐钱，我也会去你的慈善活动捐钱！”曼哈顿富人靠着这样的办法建立与维持人际关系。你可以一边做公益，一边“展现”你有能力做公益。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会结盟，会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此外，许多人类受农业社会影响，有阶级观念。上流社会的早／午／晚餐公益活动，证实了这个论点。

晚间的活动如果有丈夫出席，一般会有举牌式的现场拍卖，好让大家知道某人有能力用过高的价格，抢下安圭拉的小岛之旅、私人飞机的拥有权、洋基队比赛的包厢，或是尼克斯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最棒的一楼座位。据说在某场学校的现场拍卖，一群四年级学生做的饼干罐以六万美元成交，某班小学生的手指画卖到两万美元。炫耀性消费变得无比高尚（或是无比简朴，看看孩子们的美劳作品就知道）。你的社会阶层，要看你在活动中出了多少钱，但也要看，你认识现场的谁，你和谁讲话，你坐在哪里，你是谁的客人，或是你的客人是谁。脱稿演出的人，例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洛杉矶太太，以及在她之前的费利克斯·罗哈廷，很快就学到这些神圣的部落仪式有多么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罗哈廷曾公开抱怨，与其参加没完没了的奢华“癌症舞会”，还不如直接开张支票给想捐钱的慈善机构，结果立刻被上流社会排挤，最后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事情始末，承认自己错了。

“攀龙附凤”（social climbing）是曼哈顿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总是想到穿着高跟鞋的女人——“女王蜂中的女王”以及她的上流社会朋友是最高阶层的人类，其他努力往上爬的人紧跟在后，那些女人穿着香奈儿套装，或是圣罗兰裤装，闪闪发亮的包拿在手里，或挂在纤细的肩膀上。她们在黄昏时，手脚利落地爬上树，穿越一层层树枝，最后在最佳高度找到理想位子，眺望着下方的森林，或是前方的大草原。她们和所有灵长类动物一样，包括我们的人类祖先，高处的视野让她们感到安心，感到富足。

夜晚降临，女宾客向瑞贝卡道别，互吻脸颊，感谢招待。今晚在场的女人和平常一样，一边道别，一边问：“星期四会见到你对吧？你明天会去学校开会吗？”确认下次会再见面，就像挡掉赞美一样，这是在确认自己是团体的一员。

我研究的部落女性为了让自己美丽，的确付出代价。她们让自己的脸看起来像没有感觉的假人，还拼命节食，做运动做到死。此外，她们还替自己、替孩子、替另一半交际，为了保住社会地位辛苦得要命，永远有参加不完的活动。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由男人买单。那天晚上在瑞贝卡家，我觉得那些有钱、能干、美丽的女人的确有权有势，但我还是觉得奇怪，为什么男人总是不在场。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他的女性会回答我：“只有我们女人比较好玩！”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特别温馨、特别友善的晚宴，一名男性告诉我：“别开玩笑了，我们比较喜欢这样！”——男人和女人在不同房间分桌而坐。我觉得这种性别隔离的现象，就跟“女人就该待在家带孩子一样”，具有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但大家却像在参加“拯救威尼斯”艺术慈善化装舞会一样，戴着面具，假装这不过是一种偏好而已。人们告诉我，性别隔离如同挂在衣物间的名牌服饰，不过是一种“选择”，刚好喜欢那件衣服的设计而已。

然而全球各地的民族志资料不是这么说的：一个社会的阶级制度越严格，性别隔离的现象就越明显，女人的地位也越低。或许这里也是一样，只是乍看之下不像，但谁知道呢？部落里的女人成群结队出现在曼哈顿各个只限女性的零售店与社交场所时，当她们出现在女人组成的委员会、幼儿音乐班旁的高级早餐店、昂贵的健身房或SPA，讨论着孩子，讨论着家长会，同一时间男人在做些什么？男人通常正在工作，身边是其他男人，处于成员依旧大多以男性为主的公共与商业世界。有时候，男人会参加爹地扑克之夜，或是纽约各地的私立学校募款活动。没有妻子胆敢出席这种活动，也不会有人问东问西。有时候，女人会私下向我吐露心声，她们怀疑自己嫁的有钱有势男人，正在享受调情，正在四处风流，正在外遇，正在进行田野生物学家口中的“偶外交配”。

从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的角度来看，外遇和败德无关，和情境有关。当然，在我研究的部落，许多男人选择一夫一妻，然而种种因素相加之后，全球各地的上流社会有钱男人可以自由地“偶外交配”，又不必承担任何假设性或实质的后果。人类和所有人科动物一样，性成熟后必须离开原生群体的一般是雌性，雌性会失去娘家提供的重要社会支持，不得不和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结成脆弱联盟（母侏儒黑猩猩是人科动物中的例外，她们想出一个增强联盟忠诚度的策略：与女性伴侣频繁进行同性间的性交）。相较于和原生家庭同住、周遭都是声援你的血亲，一个女人如果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实在很难轻易带着孩子离家。我朋友的朋友老公很花心，但这位朋友一直等到孩子都被送到寄宿学校后，才离开老公。她的理由是：“孩子的出生地在这里，我不能就这样搬回长岛的娘家。”

雌性比雄性弱势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必须离家的是雌性。雌性人类还面对其他灵长类动物无须面对的基本难题：她们是依赖人口。人类是唯一一种大量共享食物与资源的灵长类动物。在许多社会，雌性人类被迫食衣住行都得倚赖雄性。带着孩子的母鸟、艾菲人母亲与黑猩猩永远都在靠自己寻找食物。昆桑族带着幼子的女人，每一个都会带食物回家，全族人每日所需的卡路里，八成五都由她们提供。菲律宾的阿埃塔人，即使是怀孕时也还在打猎。这些部落女性因为负责“养家糊口”，她们有权有势——想离开伴侣就离开，想跟谁上床就上床，想留就留，想走就走，而且她们说的话部落会听，很有发言权。对上东区人与上东区的婚姻来说，情况就和卡拉哈里沙漠与东南亚雨林一样，资源再重要不过。如果你没能力带植物根茎与野豇豆根回家，如果你没在赚钱，你在婚姻里就是弱势，你在世上就是没有势力，没什么好说的。

平日我观察与来往的男性（我们的交际通常很尴尬——每个人似乎都对人际关系有点生疏）占尽社会上的便宜。地位最高的雄性人类，如同世界各地的雄性灵长类动物，有各式各样强迫雌性留下的手法。雄性阿拉伯狒狒会靠着翻白眼威胁与啃咬脖子，控制后宫里的雌性，恐吓她们不准和其他狒狒性交，甚至连走远一点都不行。波多黎各的普通母猕猴（亦称恒河猴）如果试图和低阶雄性交配，她们会被驱赶甚至被伤害。除此之外，许多雄性灵长类动物都会弒婴，杀掉其他雄性留下的孩子，好让做母亲的雌性重新发情，怀上他们的亲生子。

当然啦，公园大道的雄性灵长类动物不会做得那么明显，他们的手法比较高明，靠着掌控女性取得资源的渠道，掌控着家眷，让女人服服帖帖。他们可以决定送或不送昂贵礼物，要不要让你享受奢华假期，要不要让你在换季时有零用钱买衣服，要不要让你有钱做脸和健身，要不要让你在做慈善事业时有钱可捐，而慈善事业是女人能接触外界的机会——以上在某群人之中，都是很常见的手段。也因此好几名女性告诉我，妻子会有“年终奖金”。这种奖金有的会在婚前协议书里明白写好，有的则是丈夫很大方时会发放——也或者丈夫可以随便找理由不给钱。这种事在太太的社交圈里是公开的秘密，她们会在委员会议或是晚上和闺密一起出去的时候，告诉别人：“我不确定今年能捐多少钱，因为不知道今年的慈善零用金有多少。”“我先生还没决定我的年终奖，所以不知道我会坐在主办桌还是慈善桌。”这一切都是许多位高权重的男性让人乖乖听话的手法，他们靠着这一套，保有自己在社会上与婚姻里最大的优势，只不过外界看起来他们很大方，对老婆很好，让女人过得舒舒服服。

我观察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处处是权力不对等的现象。女性不仅在人际关系上会碰到权力不对等的情形，制度、社会与文化也处处对人设限。曼哈顿有钱男人是重要董事会的成员——医院董事会、大学董事会、高知名度疾病的基金会，那样的董事会每年都会给出／收到十五万美元以上的捐款（你同意捐多少，再加上你从别人那里收到多少钱）。有钱男人的妻子则一般是小型董事会、女性委员会、偏远地区博物馆的成员，每年仅捐出／收到五千至两万美元。有钱有势的丈夫是高级私立学校的理事，妻子则是“家长会会长”，负责以无偿的方式成为所有妈妈的社交与联络中心。有孩子的贵妇，当老公在外头赚好几百万美元时，她们自己却没什么选择，被迫向上东区的“妈咪经济”（mommynomics）臣服（“我必须当个好义工，我的孩子才能进好学校”）。这些妈妈把自己在大学、研究所、高级专业工作中辛苦学来的技能，以免费的方式赠送给孩子的学校——组织各种活动、编辑校刊、管理图书馆、举办糕点义卖。要是没有这群担任义工的贵妇妈咪，要是没有她们每年免费做那些若是支付薪水得要数十万美元的工作，学校会破产。从某方面来说，女性参与“妈咪经济”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做，为了觉得自己有用处，但除此之外，这其实是一种可以拿来向人炫耀的奢侈生活方式——“我以前有工作，我有能力上班，只不过我不需要上班。”但她们能做的事，和她们的先生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男性在外头可以赚到巨额财富，而且还“自愿贡献家产”——亿万富翁喜欢公开承诺捐出自己一半财产。

妻子和其他有孩子的女人，在Freds或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吃午饭，她们的“大猩猩”丈夫则游走在俱乐部里。几年前，你可以在曼哈顿的21俱乐部（21 Club）同时看到外交官基辛格、电视网大亨艾尔斯与传播名人萨菲尔，他们全都坐在离彼此近至几厘米的地方，没事还会到每一桌打招呼，巩固自己在这世上的势力。纽约有个叫“烧烤厅”（Grill Room）的地方，与其说是一间餐厅，不如说是男性俱乐部。我先生某天算了一下，发现那里的男女比例是四比一（其他男性告诉我通常是二比一）。觥筹交错之间，生意就这样谈成了。在我研究的部落，生意的事大多由男人出面。

那天晚上，我站在瑞贝卡家楼下拦出租车，脑海里回想刚刚在二十六楼的巨大窗户前俯瞰的景观。在那个全世界最高阶层的经济体的最有钱地段，在那个特定街区的小角落，有一群离开职场、一辈子不必再工作的女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那群有钱的女人似乎是够幸运，但同时她们也被关进一个性别隔离的世界，只能担任次要董事会的董事，只能出席慈善早餐会与午宴，只能和孩子的同学家长社交，整个暑假只能待在汉普敦的避暑豪宅。上东区的上流社会女多男少，男人很珍贵，资源也都在男人手中。他们的妻子只能靠先生养，照顾着不能没有父亲资源的孩子。上东区的男人随心所欲，他们说自己和妻子是平等的伙伴，但钱主要还是由他们掌控。男人可以平等对待妻子，但也可以随时不这么做，打破婚姻的约束。女人依旧是依赖人口，依赖着她们的男人，而做丈夫的人，随时都能忽视自己的义务。可以花丈夫的钱很棒，但比较一下人类与人类灵长类亲戚的社会之后，你会发现能花男人的钱所带来的力量，还不如自己当那个赚钱的人。一个女人如果清楚这种状况，知道男人与女人握有的权力有着天渊之别，甚至就算只是隐隐约约意识到这种不平等，她晚上会睡不着觉的。

◎婚姻一旦出状况，人生也会跟着完蛋，让人想起来心惊肉颤。

◎你得是完全少根筋的人，才会感受不到社会加诸身上的压力。

◎在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里，在一个你不能有橘皮组织、一根头发都不能乱的世界，在你是谁要看你在宴会上捐了多少钱、你家整理得多干净、你的孩子是否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世界，要丢脸太容易了。

◎上东区没有愈挫愈勇的概念，要是你的孩子失败了——例如分数排名不是前0.1％，美劳课没有画出旷世杰作，或是障碍赛表现不佳，那可不是挫折教育的时刻，而是你是个失职母亲的明证。

◎妈咪钱很多，但力量在保姆手中——保姆有力量让我们的人生变轻松，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搞乱我们的行程与人生，并且他们照顾着我们家中最脆弱的成员，这让他们手中大权独揽，掌控一切。

◎我认识的女人要吃抗焦虑药物才睡得着，她们会在半夜吃药，因为她们会在那时突然惊醒，担心着学校怎么了、钱又怎么了，或老公是不是在外面偷吃。

◎我发现很多人的人生，以及她们的幸福快乐、她们存在的价值，都得仰赖她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人事物。

◎一个小小的不完美，怎么就像世界末日一样，你会感到一股巨大的无力感，觉得自己被大浪冲走，原本安心的日子不见了，你发现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我穿着有一堆口袋的迷彩绿背心，以及适合走路的橡胶鞋，悄悄潜入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二楼，途中用淡紫色购物袋当掩护，预备捕捉走过Prada与Lanvin专柜的路人。可恶，没有收获。我收起生物学家在野地专用的吹箭筒，搭电梯向上，进入五楼“年轻时尚区”丛林。周遭可研究的样本太多了，我一时不知道如何选择，每只动物都符合目标：瘦到不正常、承受着高压、睡眠被剥夺、生过孩子的上东区富裕中年女性。但麻烦的是，她们成群结队出现，而且偏好穿着难以射穿的皮裤或牛仔裤，很难捕捉，我不只要把催眠针射到正确的腿上，还得抓准时机。没关系。这事很重要，我可以耐心等候。目前为止，我研究的大多是上东区部落的集体行为，但接下来得巨细靡遗研究个人。要是能取得其中一人的血液样本，就能了解这个人的生理与心理态度。

来了，在五楼角落，一个女人脱队去看巴黎世家（Balenciaga）架上的东西，而且还穿着薄裤子。我瞄准她，吹箭筒一吹，射中她的右臀。她一阵天旋地转，倒进试衣间。不到二十秒，就躺在柔软的地毯上。我把她拖过厚重布帘，快速移动到最大的镜子间。神经内分泌学家与人类学家萨波斯基赞美我的捕人功力，要我快点把人带进去：“干得不错！”萨波斯基因为研究肯尼亚马赛马拉保护区东非狒狒的生活，并且对它们进行血液研究，在行内很出名。

我们两人监测倒地女子的生命征象，手脚利落地立刻抽好血，时间不多。这个身材娇小、衣着光鲜亮丽的人类，过一会儿会在豪华地毯上醒来，看着我们在试衣间桌上留下的半杯香槟，怪罪自己喝太多了。她会觉得丢脸，不敢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与此同时，我和萨波斯基已经跑得不见踪影，朝血液诊断室前进——那是位于东区五十七街、公园大道与莱辛顿大道之间的一栋建筑。女人的血液样本装在我口袋的小瓶子里，还是温的。我兴高采烈，很想吹口哨，等不及要听样本会告诉我们的故事。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当我搭乘M86号公车穿越中央公园，或是当我把自己塞进地铁那个被称为座位的塑料凹洞里，或是当我坐在游乐场边缘的板凳上，一边和其他妈妈聊天，一边盯着孩子的时候，我一直做着前述的白日梦。不过，我在我家大宝学校认识的许多家长，以及因为二宝的玩伴而认识的上东区妈妈，她们的体态（包括身体和脸）已经说出了很多事。当我在学校走廊上，在贵妇的午餐会上，以及所有女人都会参加的活动上，我看着她们消瘦的脸庞、似乎随时准备好一跃而起的结实躯干与四肢，不禁想起准备好战或逃的动物。她们紧紧咬住下巴，眉头深锁，食指与大拇指不断滑着iPhone（苹果手机）与黑莓机。她们如果打了肉毒杆菌，你就看不出深锁的眉头，那么可以观察深锁的唇部。她们通常噘着嘴，或是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那种传达不出来快乐或轻松气氛的紧绷笑容仿佛在说：“嗨，我看到你了，但我很忙。”大部分的时候，露馅的是她们的眼睛——她们瞪大双眼，警觉地扫视着周遭一切，看起来像永远在关注四周的瞪羚，好像一个不小心，她们便会遭遇不测。

目前为止，我已经学到上东区贵妇妈咪必须经历的成人礼与入会仪式。我知道一个女人要被社会接受，得先通过几个明摆着的仪式：首先，你得找到英国十八世纪小说里的“金龟婿”，接着通过合作公寓委员会的面试，装修新家，帮孩子申请高级私立学校，以及每天跑去上令人精疲力竭的健身课程，而且必须参与“妈咪经济”，也就是负责组织慈善午餐会与社交和学校活动的小团体，好让自己能够运作策略联盟，以求巩固或提升社会地位。尽管如此，我依旧时常好奇，当地位最高的男人的妻子（或是很接近的第二高位），以及在上东区当年幼孩子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感觉”。虽然我已经融入当地人，但我永远都是新来的，而且财力也不如身边的众多女人。我社会地位低下，依旧是新人，无法确定自己在接送孩子、参与学校活动，或是带孩子和同伴一起玩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压力与不安，是否也是真正的上东区母亲的感受。有几个上东区母亲愿意和我聊聊。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或是孩子的学校活动结束之后，她们告诉我，她们的表情所代表的意义。

她们说：“暖气发出很大的声响时，我吓都吓死了。”

她们说：“我女儿的老师说，女儿很难在下课的时候，找到一群愿意和她玩的孩子。我听到后眼泪都喷出来了。”

她们还说：“我先生为了问我一件事，拍了我的肩膀，我吓得尖叫，从椅子上摔下去，地点是我自己的家。”

某天中午，我和坎迪斯在餐厅碰面，她一看到我，就气喘吁吁告诉我：“我知道你该写什么了！”她从皮包里掏出不知道什么东西，塞进嘴里，然后向我道歉：“抱歉，堵车。”坎迪斯迟到了，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前，她刚得知儿子在比赛足球的时候脑震荡，先生又正在找新工作。看着坎迪斯的黑眼圈，我知道她晚上没睡好，而且瘦了，整个人弱不禁风。我想安慰她，但我想先听她说我该写什么，因为她太懂我研究的超级竞争、超级人生胜利组的男男女女，毕竟她自己就嫁了一个超级成功的人，而且她是高级宴会筹办人，多年来替曼哈顿最有钱有势的富豪办产前派对、孩子的奢华生日宴，以及大大小小的慈善活动。她见过有钱人最糟、最没防备的一面。

“焦虑！”她靠了过来，压低音量，急促说道：“部落妈咪与焦虑！”

我点头想了一下：“可以啊。”我回答，接着又鼓起勇气问了一句：“嗯，坎迪斯，你刚才吞了什么？”

“抗焦虑的安定文（Ativan）。”她的语气就像那是全天下最自然的事。她深深吐出一口气，给了我一个微笑，然后坐回皮沙发，肩膀和表情终于放松，整个人看起来明亮动人，又像是原本的她。接着她的下一句话是：“来杯酒吧？”

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说焦虑与压力是西方疾病，也是“西方工业民主国家教育程度高的富裕人民”特别会受到的折磨——这群人的英文缩写凑起来刚好是“怪胎”（WEIRD: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 people）。只要去看各种文化的社交恐惧症资料，就知道确实如此。社交恐惧症是研究过度焦虑的可靠指标，中国、韩国、阿尔及利亚的罹病率不到百分之一，美国则是近十倍，而且四人中就有一人经历持续性的严重焦虑，男女皆同。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都市人的压力与焦虑感特别重。拥挤的街道与公交车，昂贵的衣食住行，分贝恼人的电钻，全都让人类感受到威胁，我们觉得自己无力掌控环境，连带高度焦虑起来，与压力相关的罹病率年年攀升。城市特有的情境，改变了人类的大脑，我们的扣带回皮质与杏仁核就此改变，恶性循环之下，相较于乡下同胞，城市人一向不太能应付压力。

史丹佛生物学家兼神经科学家萨波斯基，是我的波道夫古德曼百货白日梦犯罪伙伴，他研究压力是如何被扭曲的，从生物进化不可或缺的适应能力，变成现代人类特有的慢性压力问题，以及连带的慢性焦虑。萨波斯基解释：“对一般哺乳动物来说，压力是大草原上的三分钟恐惧，三分钟后压力就消失了，也或者你已经被吃掉。”压力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一种实用、极度短暂、可以救命的心理状态：你心跳加速，好让身体获得更多氧气，肺部也用力过度工作。身体为了活过眼前这一刻，关闭所有不必要的作用（被狮子追的时候，没时间排卵、长高，或是把能量用在组织修复——那些是下一刻才要做的事）。这些短期的恐惧会造成肾上腺素与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的浓度急速上升，等你击败或躲过狮子后，血液中的压力荷尔蒙浓度才会下降。

萨波斯基指出，然而在今日，“人类违反进化设计，在自身心理状态的影响下，即使没有狮子出现也开启压力反应。”我们的血压飙高到180/120，不是为了救自己的小命，而是因为人堵在车阵，或是在忧心恐怖主义，而我们找不到关闭的按钮。原本可以救命的短暂压力，变成慢性压力与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今日，“原本只在救命时刻分泌的荷尔蒙……在我们担心臭氧层或担心要在众人面前发言时，变成永远都在分泌。”萨波斯基最重大的发现是，有阶级现象的哺乳动物，例如狒狒或上东区人类，社会地位可以造成巨大压力，进而改变动物的血液与身心；尤其是在阶级不稳定、个体争权夺利的时刻。看来我的问题有答案了。

一滴血，看起来像一滴红酒，只要一滴就能告诉我们很多事。过犹太逾越节时，我坐在哥哥嫂嫂位于上东区的房子里，心里想着血液的事。过逾越节让我家大宝很开心，他喜欢过节的食物，也喜欢洗手与祈祷等仪式。年纪还小的二宝不喜欢被困在椅子里，不过他喜欢被堂哥包围。我本人也因为在上东区当了妈，开始接触逾越节的传统与犹太文化：这一切是婚姻造成的结果。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我先生，忙着进行一项又一项的仪式，我和我的孩子则兴奋地看着眼前的新事物。

记载逾越节规定的《哈加达》（Haggadah）指示，我们得列出上帝为了惩罚法老王不肯让以色列人脱离奴隶身份，降在埃及境内的十大灾难。所有人把手指浸在自己的玻璃杯里，接着在盘子边缘留下酒滴，一滴酒代表一个灾难：水变血之灾、青蛙灾、虱子灾、苍蝇灾、畜疫灾、泡疮灾、冰雹灾、蝗灾、黑暗之灾、长子灾。我一边跟着滴，心里一边列出如今我了如指掌的上东区部落女人遭遇的苦难，包括头虱、学校申请、募款活动、成天出差的丈夫、同性之间的竞争、纽约证交会（SEC）的调查、离婚，以及更多数不尽的苦难……

每一滴酒都来自上帝。

我开始和身边很多上东区妈咪熟了起来，不过其他妈咪则继续对我敬而远之。我开始思考“归属感”这个概念——对我、我新交的朋友、不肯当我是朋友的女人来说，归属感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融入，想要拥抱每一个新族人，毕竟灵长类动物是拥有强烈结盟需求的社群动物，我们和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类和黑猩猩、狒狒、猕猴一样，与同类建立起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就算是我这种来自下城区、愤世嫉俗的妈咪也需要人际关系。先前几个月被儿子同学家长排挤的创伤，依旧留在我心中。我知道对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故意羞辱你的入会仪式并不罕见。不让我加入，故意转身离去，也不是针对我这个人，但我大脑最原始的部分依旧害怕被再次排挤。所有女人都想融入群体——不论是伯克利嬉皮、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家长会的母亲，或是离开上东区、搬到下城翠贝卡区的人，通通一样。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决定屈服于恶势力：我愿意遵守上东区的穿着打扮规定，愿意当学校委员会的义工，愿意参加午餐会。但我的前脑也在思考，要是不肯听话，或是没办法听话，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会让一个人万劫不复？完蛋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我把“离婚”与“收入减少”列为两大灾难。这两种灾难，似乎是人类被社交圈驱逐的主因。女人一旦离婚，八成不再有足够的金钱过从前的生活——没钱买活动入场券，没钱飞到圣巴斯岛、巴黎或迈阿密参加派对。人们会因为她们没钱，不再那么常发出邀请——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理由：离婚的女人通常会引发同伴的恐惧，朋友一看到她们，就想到：“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这下子她又得重新找人结婚，她可能会抢我老公。”一个离婚的朋友告诉我：“我被禁止‘入境’，人们把单身的女人视为可怕的第三者。”离了婚的女人或许可以保有一两个朋友，但社交生活大幅受限。

婚姻一旦出状况，人生也会跟着完蛋，让人想起来心惊肉颤，有个叫莲娜的女人，她的故事我一直忘不掉。据说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莲娜和先生几乎失去一切，他们的汉普敦海滨避暑豪宅，公园大道上的经典八房公寓（纽约的七房配置：饭厅、厨房、三卧房、女佣房、双卫浴，再外加一房），通通没了，小孩也得从高级私立学校转走。他们夫妇俩原本是孩子学校的捐款大户与董事会成员，谁家的小孩能入学由他们决定，也因此他们握有极为重要的人脉；这下子，这个人脉也没了。一家人搬到一百一十街。莲娜悄悄在曼哈顿高级郊区的顶级购物中心，找了一份顶级百货的售货工作，没告诉任何人。你可以说她是被迫谋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十分勇敢，因为她踏入了凡间。有一天，几个莲娜认识的人，恰巧到她工作的地方买东西，那些女人吓坏了，因为莲娜现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居然帮她们试穿鞋子。莲娜的朋友其实可以支持她，组织购物团到她工作的时髦百货公司购物，让她大赚一笔佣金。朋友大可用这样的方式鼓励她，如果是我，我就会这么做；但莲娜的朋友没有，她们躲莲娜，就好像在躲瘟疫似的。老实说，那些女人会那么做，我并不意外，但我很生气。莲娜的朋友，让我想起自己身边某些女人，她们有同情心，但不会去做有同情心的事，不会做我会做的事。她们的表现就好像她们活在种姓制度之下，莲娜已经脏了，永远回不去了，她的生活困境吓坏其他女人——她成为禁忌。也或许，那些女人只是觉得去看莲娜，会让莲娜觉得丢脸；但我觉得可能性很低。再说，怕朋友丢脸难道是抛弃朋友的好理由吗？

一位刚离婚的女士在喝咖啡时告诉我：“整个世界的态度几乎就是这样。如果你的闺密遭逢厄运，你会袖手旁观，让她们自生自灭。”那位女士离开有钱有势的老公后，女王蜂中的女王就再也不跟她说话了。我告诉她，不用理那种人，但我懂那种被放逐、被排挤的感受，我替她感到难过，也为莲娜感到难过。

莲娜最终和先生离开了上东区，听说后来变成佛教徒，过得很自在，我替她感到安慰，不过对某一群女人来说，莲娜再也不存在于这个世上。我曾问某人莲娜的近况，那人说：“她好像搬到那些嬉皮住的地方，然后加入了邪教还是什么的。”在人们心中，莲娜已经死了。

我觉得对上东区的妈咪部落来说，她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本身就是上帝让她们受苦的灾祸。团体做什么，就得被迫做什么，而且永远得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不开心也得装开心，上东区的规矩不容违反。我一搬来上东区，就发现只是到附近买瓶牛奶也得盛装打扮，而且那种事不过是冰山一角。你得是完全少根筋的人，才会感受不到社会加诸身上的压力。女人得身材完美、衣服完美、发型完美，永远得在正确时刻参加正确的活动，而且身边必须是正确的同伴。但事情不只如此。莲娜的故事让我知道，上东区的世界就像贝都因人或罗马人的世界，社交圈盛行荣誉／耻辱文化。这里的人不怕下地狱，也不怕坐牢，他们怕的是无法融入团体或是被驱逐。操纵羞耻心与恐惧，是这种文化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除此之外，上东区也和中国与北美某些部落一样，一个人可能丧失荣誉或丢“脸”——所谓的脸，不是真的指用来说话、吃东西、化妆的那张有血有肉的脸；而是指影响力、名声，还有自我。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曾经这样描述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

夸扣特尔人（Kwakiutl）……他们的贵族和中国人一样有“面子”的概念……神话提到一个为人吝啬的大酋长，他不肯举办宴席让族人大吃大喝，因此被说成是“有一张烂掉的脸”……

丢脸等同丢掉灵魂，你会真的没有“脸”，没有跳舞的面具，无权让灵魂现形，也无权在身上放上标识图腾。你危及自己的“面具人格”。不办宴会的人会丢脸，若在给予礼物、打仗，或是进行仪式时犯错，也会丢脸。

就我研究的现代女性来说，莫斯还可以再加上一项：如果你没钱，或是床上出现臭虫，也会丢脸。

对纽约人来说，生活中如果出现臭虫或头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让人倍感压力，每个人都一样；不过对上东区的贵妇妈妈来说，例如我朋友吉娜，家里有虫代表天塌下来了。吉娜哭了好多天——不只是因为除虫很贵，很耗时间，令人心力交瘁；也不只是因为她被咬了好几个包很痒，晚上躺在床上不能放松，一直担心又被咬；甚至也不是因为这下子他们家要好几年后才能卖房子，因为法律规定卖方必须坦白自己最昂贵的资产有虫害问题。不，不是因为这些，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吉娜最、最、最害怕的事，是朋友会发现她家有虫。她定义自己是安排孩子游戏时间的主办人，是完美房子的屋主，因此有臭虫是世界末日，她可能被逐出团体。

吉娜告诉我：“再也没有人会愿意来我家了！”如果她的孩子没有社交生活，身为母亲的她也连带不会有社交生活，而我们全都知道，在一个阶级严明、必须生活在团体之中的世界，失去盟友会发生什么事——社会就当你这个人死了（如果你是狒狒，你甚至会遭遇真正的肉体死亡）。

很多我认识的妈妈都跟吉娜一样，极度害怕丢脸——她们不只害怕离婚或破产等大型灾难事件，也害怕各种小事，例如胖了两公斤，或是孩子需要心理治疗，没钱到阿斯彭度假两周等等。在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里，在一个你不能有橘皮组织、一根头发都不能乱的世界，在你是谁要看你在宴会上捐了多少钱、你家整理得多干净、你的孩子是否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世界，要丢脸太容易了。上东区没有原罪问题，大概也没有上帝？（传统上，这群人信仰一神教，不过现代人没那么虔诚了）但有丢脸的问题。西方人可能觉得“丢脸”这个概念令人陌生，不过一旦身处这样的文化，你就会理解，光是“可能丢脸”，就会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你会丢掉真正的脸，一张脸变得憔悴不堪。这是上东区另一种天降的灾祸。

坎迪斯可说是上东区部落权威。我在她的引导之下，的确发现不同性别的焦虑程度很不同。发达国家的女性，得焦虑性疾患的概率，确实是男性的两倍（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情形）；我原本还以为，上东区的女人既是天之骄女，她们可以把焦虑留给别人，毕竟我从个人第一手经验得知，曼哈顿的贵妇妈咪有资源，有很重要的生存优势，不必担心生病时没医保，也不用担心没钱养孩子。除此之外，她们也有钱纾解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压力，她们可以按摩，跑到乡间度过悠闲周末。我两个儿子的同学与玩伴的妈妈，她们是超级富裕的一群女人，财产是一般人的成千上万倍，家里又有私人飞机，没事就可以到加勒比海或阿斯彭度假三周（或是夏天到特克斯和恺斯科群岛、冬天到韦尔），也可以和闺密就近跑到汉普敦的费瑟街，在峡谷牧场度假区过个一星期，远离都市令人抓狂的拥挤人群，让自己心平气和起来。上东区的妈咪难道不是最不用焦虑的一群人？她们的孩子念最好的学校，家里有最棒的保姆（收费极度高昂的中介，会帮她们安排一流保姆），难道这样还不能让她们安心，不用像别的女人成天焦头烂额？我原本以为，要是有那么多资源，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要是还有压力，还在焦虑，都是自找的。我认识的女人老是爱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事，无法活在当下，有钱还不懂好好享受。

但我错了。

西方的古老谚语说对了。一旦钱多到不怕生病、不会饿肚子之后，钱买不到快乐，而且也绝对无法让你免于焦虑。事实上，钱越多的人，似乎烦恼也越多。上东区的贵妇妈咪每天为了城市生活以外的压力，弄得自己神经兮兮，心神不宁。身处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不必担心基本生存问题的妈咪，正是神经质的完美人选。对这些妈咪来说，完美生活是人生有如地狱的基本原因。

西方与有钱人特有的“密集育儿”现象（intensive mothering），的确困扰着我所研究的妈咪。此一专有名词由社会学家莎伦·海斯提出，海斯认为，密集母职是“一种性别模范，迫使母亲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用于养育孩子”。社会期待有钱的母亲应该随时照顾到孩子的情绪，时时刻刻专注于他们的心理状态，用一个又一个的活动，“促成孩子的智力发展”。如果你不能全方位培养自己的孩子，任孩子自由发展，几乎就是失职的母亲。上东区的妈咪和我的母亲不同，永远不能休息，不是在帮孩子烤蛋糕，就是在教孩子分数算法，或是带他们到具有教育功能的博物馆，以及“参与”学校活动。这种模范育儿模式，让母亲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都不得闲，时时刻刻处于焦虑之中，精疲力竭。上东区的人不认为让孩子尝到失败与沮丧的滋味，可以培养自己站起来的能力。上东区没有愈挫愈勇的概念，要是你的孩子失败了——例如分数排名不是前0.1％，美劳课没有画出旷世杰作，或是障碍赛表现不佳，那可不是挫折教育的时刻，而是你是个失职母亲的明证。

但如果你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付出全部的心力，人们又会说你是“直升机母亲”，孩子的人生都被你毁了。也难怪某项样本数一百八十一人的研究指出，采取“密集育儿”方式的母亲，焦虑与抑郁指数都破表。可是如果你叫孩子去看电视，自己悠闲地看着八卦的《明星》杂志，那你就是个糟糕的母亲。现代人当妈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人类进化的剧本——母亲和自己的姐妹以及其他女性亲戚，一起照顾众人的孩子。孩子和其他年龄不一的人整天待在一起，向年长人士学习帮家里做事的技能。“密集育儿”是上东区妈咪面临的另一种灾祸。

我开始慢慢了解，对我研究的妈咪部落来说，有钱、有选择的余地，其实也是一种诅咒。一开始，这个结论让我吃惊。人们常说有钱人有选择，穷人没选择，有选择是非常幸运的事。的确是，可以选择把孩子送进小班制的私立学校，不送到教学资源不足的公立学校，的确是很大的优势。因为钱够多，可以在两辆最安全的车子中做选择，不必买出事率高的便宜烂车，也是很大的优势。碰上这一类的例子时，因为经济上的优势而有选择[要选沃尔沃哪一款车？哪一位癌症治疗专家？要选哪一位英国王室爱用的诺兰德学院（Norland）训练出来的保姆？]不但可以改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可以保障寿命。不过，在我观察周遭的母亲后，我发现相关研究是对的：太多选择会带来压力。人们面对三四个以上的选择时，反而会出现负面效应，例如惋惜感、期望过高与失望感。选择越多，负面效应就越大，进而导致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负面效应会降低：如果当事人不必为了自己的选择负责。资源丰富、努力照顾孩子的母亲则正好相反。挑选可能改变人生的汽车安全座椅、婴儿车与有机萝卜时，挑出最好、最安全的东西，百分之百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有钱选择。一天，我坐在托儿所餐厅，对面桌上是堆积如山的保姆履历表，一位正准备回公司全职上班的妈妈哀号：“我不晓得要挑谁，但不能随便选一个，她们要照顾的可是我的孩子！”

你可以把这一切当成“第一世界的人在自寻烦恼”，无病呻吟；不过这的确是第一世界独有的问题。地球上很多人类不必担心孩子要由谁来照顾，因为在许多角落，“养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人”（It takes a village）这句话，并非只是汽车贴纸上的段子，而是真的由全村一起照顾孩子。女人可以工作，可以有成就感，除了照顾孩子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不必感到愧疚，也不用焦虑，不像上东区的母亲被上帝诅咒。

贵妇妈咪最重要的盟友，是男女保姆、打扫阿姨、清洁工与豪宅管家。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以及从其他妈咪那里听来的故事，这些人也经常是女主人最大的敌人，以及焦虑的主要来源。我生了孩子搬到上城区之前，一直以为和在自己家工作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很简单，只要我“人很好”，而且尊重他们，保姆就会开开心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这样。那种和保姆还有管家处不好的女人，一定是狗眼看人低，随意使唤他人，自作自受。可一旦我请了人之后，很快就发现事情比小说《保姆日记》（The Nanny Diaries）的描述还有趣、还复杂、还令人焦虑。首先在钱的方面，很多我认识的保姆一年赚超过十万美元，还搭乘私人飞机环游世界。他们享有带薪假，雇主帮忙付全部或一半医保，过节还有厚厚一叠的奖金，所以我们不是在谈那种压榨人的低薪工作。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也在这里。为什么这种保姆的工作条件那么好，还是会和女雇主斗争（没错，女雇主，因为很少有父亲会积极插手自己的家务事）？某天，某个妈妈向我抱怨：“保姆觉得我需要她的程度，超过她需要我的程度。”我想这就是保姆／管家／老板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的常见主因：“一旦她发现自己有多么不可或缺，她就开始要东要西，我觉得她在欺负我。”

真相就是，妈咪钱很多，但力量在保姆手中——保姆有力量让我们的人生变轻松，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搞乱我们的行程与人生，并且他们照顾着我们家中最脆弱的成员，这让他们手中大权独揽，掌控一切。外头有很多非常优秀、很有爱心的保姆。我一个朋友的保姆会参加纽约犹太社区中心的育儿座谈会，而且没人规定她这么做，是她自己想去。我朋友会发现自己的保姆这么有心，是因为她在放皮包的台子上，看见保姆的笔记。那位保姆努力用拼音的方式记英文笔记，然后又仔仔细细翻译成西班牙文。没人要求她这么做，也没人帮她付学费，但她依旧花无数小时进修，就为了更好地照顾的孩子与雇主，以及成为更优秀的保姆。在上西区的某场意外中，有个保姆还冒着生命危险救孩子。杂货店外的鹰架塌下来时，那名保姆不顾旁人劝阻，第一个冲进现场救孩子（孩子没事，但要不是保姆这么勇敢，这么重视自己的工作，他不会安然无恙）。

有的保姆则是对人生感到不满，或是没接受过训练，没兴趣带小孩，但也学人当保姆，“直到找出人生真正想做的事”（比如那种二十几岁、大学毕业的人）。有的保姆则缺乏其他谋生技能，所以才跑去当保姆。这类人满腔怨言，无事生非，或是缺乏判断能力，工作态度恶劣。有一天，我朋友因为外头风大，警方呼吁民众不要待在街上，打电话给保姆，要她带孩子回家。朋友七岁的儿子后来告诉妈妈，保姆挂断电话后告诉他：“你妈真是有病。”有些保姆表面上很听话，但会故意选在女主人的重要家族聚会时请病假，或是把雇主家中弄得一团乱，用一些小手段让女主人难堪。保姆和妈咪彼此钩心斗角，但通常都会默默隐忍对方，她们讨厌彼此，但也需要彼此。妈咪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有时是因为双方社会地位不同，有时则是因为文化差异（如果保姆来自其他国家），有时是因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如果保姆是二十多岁的人），有时是因为嫉妒。（妈妈会抱怨：“在我孩子的生活里，保姆比我更重要！”保姆则怨恨：“凭什么那女人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女人家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些戏码。雇用保姆可以让妈咪松一口气，也或者会令人抓狂；而在别人家当保姆的人，同样觉得日子不好过。

妈咪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就像婚姻一样，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人，也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待你。上东区的妈咪焦不焦虑、生活质量好不好，要看碰到什么样的保姆。以前的我会劝别的妈咪：“你明明可以解雇他们！”等我自己碰上状况后，我才明白：“对，我可以解雇这个保姆，但是然后呢？”国务院官员安妮·玛丽·斯劳特曾说，美国没有托儿体系，政府也没规定保姆标准与监管制度。妈咪和保姆高度依赖彼此，选择却又太少，以至于事情变得极为复杂。这是上帝给上东区的另一个诅咒。

除此之外，上东区的妈咪还面临一个无从解决的三重诅咒：卡路里的限制、雌激素的下降，加上如影随形的失眠问题。我访问过的每一个家有幼子的女人，全都被这三件事同时轰炸。我在上东区当了一阵子妈妈之后，深刻了解睡不饱、荷尔蒙失调与饥饿，可以让人多焦虑又可怜。比较晚才结婚生小孩的女人，相较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把人生看得比较清楚，保护脑细胞的髓磷脂（myelin）比较多，社交地位与财务状况也比较稳定。但我们这些晚婚的人，体力比年轻妈咪差，而且也很难休息一下就恢复体力，我们根本没时间休息。女性年纪大了之后，雌激素浓度开始下降，睡眠品质因而受影响，有些人三十五六岁就开始进入这个阶段。雌激素浓度低，不只会让人睡不着，研究显示女人之所以比较容易焦虑与罹患情感性疾患，很多时候与缺乏雌激素有关。健康女性与母鼠体内的雌激素，可以帮她们克服恐惧：研究人员做“恐惧消退实验”时发现，同样是接受过训练，血液内雌激素浓度越高的女性，越不容易被吓到。简而言之，雌激素越少，镇定程度越低。

雌激素的问题，再加上曼哈顿上东区最诡异的规矩，让女性遭遇多重诅咒：你得苗条，一点赘肉都不能有，体重最好轻到可以飞起来。我先生曾到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出差，他走到市场一个摆满鲜艳衣物的摊子，想帮我挑件礼物。老板是一个身材壮硕、穿着鲜艳传统服饰的女人，她一边帮我先生挑，一边问：“你太太胖吗？”先生很疑惑：“什么？她不胖，她很瘦！”女老板十分尴尬，眼神往下。她那句话问的其实是：“你太太健康、漂亮吗？你是有钱人吗？”先生说直到他付钱、谢谢对方帮忙时，摊贩老板都不看他。这个人的太太很瘦，而且他还承认了！那么他也很可能是一个全身长满烂疮的乞丐。然而，场景换到上东区，比0号还小的00号衣服卖得比什么都快。女人分为瘦、更瘦、病态瘦三种。我们判断一个人漂不漂亮、有没有钱，看的是对方有多瘦，而且我们的标准非常严苛。曼哈顿心理分析师斯蒂芬妮·纽曼开了一间私人诊所，治疗过很多饮食失调的病患，她观察上东区的病患后表示：“除了好莱坞明星与模特儿，我没看过人们承受着如此强大的一定得瘦的压力。”上东区的女人非常瘦，而内分泌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越瘦，雌激素浓度就越低。胖不一定健康，但脂肪细胞会释放雌激素，而雌激素又能让人抵抗焦虑。“焦虑”和“瘦”是天作之合。

我研究的女人又瘦、又拼命节食，不吃饭只喝蔬菜汁，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可不只是雌激素浓度下降那么简单。二战的时候，有三十六名反战男性参加了一场著名的饥饿实验，而今日上东区女人每天生活的方式，以及美国推荐的减重标准，几乎重现了那场实验：每日减少摄取五百至六百卡路里，一周瘦一至两磅（一磅为约零点四五公斤。当年参加饥饿实验的男性受试者，一天摄取一千六百卡路里，每周步行三十五点四公里，实验目标是一周瘦二点五磅）。接受实验的男性受试者，立刻出现无精打采、易怒、高度焦虑的现象，其他症状还包括头晕、畏寒、掉发、耳鸣、无法集中注意力与“性”趣缺失。受试者开始对食物着迷，并且发展出复杂的进食仪式，就跟厌食症的人一样，在准备食物与进食时有一套复杂的规矩。

简而言之，那场饥饿实验和平日在纽约圣安布鲁斯餐厅吃午饭没什么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那场二战实验的饮食限制，让原本精力充沛又健康的受试者，有整整百分之六的人被送进精神疗养院：一个人自杀，另一个人切下自己三根手指头。也难怪我身边那些女人，那些平日一运动就是数小时，还喝果汁断食排毒的人，紧张、焦虑又易怒。她们在学校的电梯里只是用嫉妒的眼神打量人，没拿起菜刀砍自己砍别人，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以我研究的瘦到皮包骨的中年女性来看，下降的雌激素的确会让人侵略性大增。曾经有人通过扣分游戏研究侵略性，让两组女人玩，一组高度焦虑，一组不焦虑。研究人员有点讶异地发现，高度焦虑的女性玩游戏时，经常会下令攻击，虽然以那个游戏的设计来说，攻击不会帮助你得分，“因此攻击完全是出于恨意、反射性的侵略行为。”哈，我一边读这个研究结果，一边想起自己出门买菜时，老是被人行道上的女人撞。

每种灾祸都是一滴酒，或是一杯酒，或是好几杯酒。

上东区的有钱丈夫喜欢搜集红酒。他们在汉普敦豪宅的酒窖是一种文化资本，有酒窖代表他们不只有钱买酒，还是高尚的品酒专家。男人开红酒是为了享受，为了和他人分享，但也是一种权力的展现。喝九四年波美侯（Pomerol），就像家里摆着当代艺术作品，别人不只会知道你有钱，还会知道你很有水平。曼哈顿夫妇到外头的餐厅吃饭时，点三位数价格红酒的人会是丈夫。如果同桌吃饭的还有别人，男人会彼此商量一番。

生活充满折磨的太太则通常会喝白酒（她们号称喝红酒会睡不着）。在上东区带着年幼孩子的人一定会喝酒。美国的葡萄酒销售量靠女性带动成长——每一个家中的地址邮政编码是“10021”“10075”“10028”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的资料指出，上东区的居民几乎每项健康指标分数都胜过其他纽约人，只有一项落后：上东区居民酗酒的可能性，比纽约其他地区高出三成五。换句话说，在我研究的部落，有五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一个月酗酒。酗酒的人中有多少是女性？统计数字没讲，但依据我的田野调查，以及大量的“亲身经验VS亲眼观察”结果来看，我的半科学答案是——很多。参加妈咪之夜的人，一口气喝四杯酒不是什么稀奇事。她们带孩子到才艺教室参加生日派对，或是下雨天参加室内活动时，会场早上十一点就开始供酒。我认识的妈咪喝很多很多酒——一般会喝白酒、伏特加、龙舌兰。如果喜欢男性化一点的酒，或是不想喝女人在喝的酒，苏格兰威士忌与其他“男性”威士忌都是好选择。妈咪们每天晚上都在喝酒，除了星期一——星期一是忏悔日，她们那天通常会喝果汁断食，替周末的大吃大喝与酒精过量赎罪，接着星期二到星期五又开始喝。

我问一个朋友喝酒有什么规矩，她说：“周末很难说。”意思是，如果早上就想喝酒，早上就可以喝了，然后午餐会喝，晚饭前来一杯鸡尾酒，晚餐时又接着喝。对我认识的很多带孩子的曼哈顿女人（周三、周四、周五早上，在学校走廊戴太阳眼镜的女人）来说，喝酒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来一杯；睡前，来一杯；在恐怖的纽约搭完出租车后仍幸存，来一杯；辛辛苦苦跑到上东区以外的地方，来一杯；跟保姆吵完架了，来一杯吧。在宴会上或晚餐时看到骨瘦如柴的酒鬼，或是看到有人必须在自家司机的搀扶下才能上车，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你发酒疯发得太厉害，转天人们会窃窃私语，但大家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基本共识：“对，我们喝酒，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每个人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从滴酒不沾到酒鬼都有。但真正令我讶异的是，我和身边的女人一起喝酒时，我发现不论是从心理、社会或情感的角度来看，喝酒主要是一种部落行为，几乎可称得上正当，因为喝酒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喝酒之所以是文化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喝酒可以让人忘掉忧愁。坎迪斯带儿子去了一趟小儿科诊所后大呼：“他们应该在医院设置酒吧！”

酒还不够解忧。除了酒之外，抗抑郁与安眠的苯二氮平类药物是上东区妈咪最好的朋友。许多我认识的曼哈顿妈咪倚赖处方药，而且是天天吃。安定文、阿普唑仓（Xanax）、地西泮（Valium）、氯硝西泮（Klonopin）、安必恩（Ambien）——应有尽有，只管吃就行。不论是时尚设计师，或是带着两个小孩，在上东区热门餐厅吃饭时，头经常埋在盘子里的妈妈，大家常配酒吞下这些药，而且从中午就开始服用。我认识的女人要吃抗焦虑药物才睡得着，她们会在半夜吃药，因为她们会在那时突然惊醒，担心着学校怎么了、钱又怎么了，或老公是不是在外面偷吃。她们会在送孩子上学或中午聚餐前来一片，镇定一下自己的神经（光是想到参加活动时会见到女王蜂中的女王，想到要被她冷嘲热讽，我就想来瓶酒）。药效消失后就再来一颗。我不是在批评那些女人，真的，我自己也因为飞行恐惧症，平日会吃苯二氮20767.png类药物。有天在学校电梯里，我听到另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妈妈告诉朋友，她很讨厌坐飞机，就算吃阿普唑仓也没用。这种事我太有经验了，所以虽然我和她素昧平生，没说过话，我还是冒昧转身建议：“那是因为你没有配血腥玛丽！”

有些女人在孩子长大后，就不再喝酒与服用镇静剂了。对她们来说，那只是对抗压力的方法。她们得负责孩子的一切，还得应付保姆以及相关的每一件事，永远没有休息的时间，压力很大。等孩子大一点，整天都待在学校，不用再上演带孩子的肉搏战之后，她们服用酒精与药物的频率也会随之下降。不过，对于某一群妈妈而言，喝酒与吃药不只是某个人生阶段会做的事。对她们来说，母亲身份除了助长她们吃药配酒的行为，还可以帮她们找到很好的借口，她们可以说，自己是因为当妈太累才这么做，不会有人怀疑，因为其他人也都是这样。由于没有人会发现异状，某些贵妇妈咪将出现“问题”。上东区有一个匿名戒酒协会据点，地点是麦迪逊大道上Prada与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中间的一座教堂。穿着香奈儿、Céline、华伦天奴等名牌的优雅苗条妈咪（往南几个街区有这些牌子的分店），把孩子交给戒酒协会的托儿服务，然后参加戒酒聚会。上东区妈咪的部落里有另一个秘密部落，但没人会说出去。戒酒的妈咪参加派对时会提早抵达，请主人给她们看起来像酒、也装在酒杯里的饮料。她们在赛拉菲纳餐厅（Serafina）吃晚餐时，假装附上加了青柠的汤力水是伏特加汤力。她们会帮自己找不能喝酒的理由，例如正在服用抗生素，或是头在痛，明天一早还有约会等等。她们会假装什么事都没有，保住自己的面子，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她们参加匿名戒酒聚会时，紧张兮兮半坐在椅子上，像一匹纤细、焦躁的赛马一样动个不停，但焦虑的脸庞僵住不动。那个场景就像大家平日在附近的低调餐厅比尔博凯（Le Bilboquet）聚会那样，只是手上没有酒。

然而，酒精还不足以协助女人克服最大的焦虑。上次去过瑞贝卡家后，我发现众人最大的焦虑是自己得仰人鼻息，靠别人生活。我每天和周遭的上东区妈咪一起吃饭喝酒，我观察她们，听她们讲自己的遭遇。我发现很多人的人生，以及她们的幸福快乐、她们存在的价值，都得仰赖她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人事物。

我认识的许多女人晚上之所以睡不着觉，是因为她们的经济来源全都要靠另一半，虽然她们本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为何如此焦虑。以我认识的某些女人来说，光是想到丈夫可能为了别的女人离开她们，光是知道没了丈夫就没了经济支柱，就好像有蚂蚁在啃咬她们的心。这种痛苦就像她们平日挨饿的痛苦。有的女人悄悄告诉我，她们学母亲与祖母开设秘密银行账户，偷偷把零用钱和其他收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有几个女人告诉我，先生会给太太“年终奖金”——妻子听起来像是雇员，而不是彼此的另一半。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坐在游乐场边的椅子上聊天，某个我们共同认识的人离了婚，而且事情闹得很大，所有人都知道。朋友挤眉弄眼地说：“我母亲告诉我，要尽量向先生要珠宝，让自己多一层保障。”这位朋友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常春藤大学，也有MBA学位，但从来没有踏入过社会。

我问曼哈顿的临床心理学家兼作家纽曼，她在上东区执业时碰到过病患有哪些焦虑与经济依赖的情形，她告诉我：“那种喜欢人生胜利组的女人，她们在家中感到自己无足轻重，担心有一天会无法养活自己和小孩。”律师兼领有社工执照的瑞秋·布莱克曼表示，那样的女人万一婚姻出了问题，“不管从实际层面来看，或是出于情感上的考量，都无法选择离婚，因为她们的人生完全建构在拥有完美的婚姻。”对很多女人来说，嫁给有钱有势的男人是无法逃脱的僵局——虽然她们原本以为，只要嫁得好，这辈子就不用担心了。

我儿子的学校有一个美丽的法国妈妈，先生是投资银行家。我问其他妈咪，为什么那么多家长似乎都对那个法国妈咪又爱又恨。一个妈咪气愤地说：“她不该和其他人的丈夫调情！”那个法国妈妈是新来的，因为嫁了一个有钱的纽约人而来到这里，她显然和我一样，对上东区的性别隔离现象感到困惑，经常在孩子的生日派对和音乐会上和其他男人讲话，她可能是一边在培养商场人脉，一边享受一点调情的乐趣。我觉得她很有魅力，人很聪明，常常喜欢找她聊天，也会故意让先生和她巧遇。有女人愿意跟我先生调情，难道不是帮了我一个忙？如果先生心情好，我的生活也会过得比较顺。让另一半偶尔享受安全的小挑逗，交换一生的承诺，似乎很划算。但对于婚姻与孩子就是人生一切的女人来说，没了丈夫，人生就会完蛋；丈夫的调情会让她们极度焦虑，甚至是恐惧。调情让她们想到自己手中握有的东西，随时可能消失。

有些女人经济上不只要靠丈夫，还得看公婆脸色。上东区的庞大财富许多都掌握在上一代手里，导致下一代的年轻成人（以及不那么年轻的成人）在面对自己或另一半的父母时矮了一截，举止奇怪，还像个小孩一样。不止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们承受着必须取悦公婆的诡异压力，因为钱都掌控在对方手中。某次儿子上课外班时，我和一个妈妈走在孩子后头聊天。聊到学费时，她提到她孩子的学费是公婆付的：“我先生以后会继承庞大家产，这就给了公婆操控我们人生的权力。”她给我看她的iPhone备忘录，上头有一连串下周她得接送婆婆并随时侍奉在侧的约会与午餐会。“我不是不肯帮忙，但我不喜欢那种大家暗自认定这是我的义务的感觉，就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房子是我公婆买的，而且我先生在他爸爸的公司上班。”另一名女性也提到一个典型的上东区情况：她和先生想在海滩区给自己和两个孩子买房子，但先生的父母不允许。公婆说自己的房子大很多，还有空房，搬出去“不合逻辑”，小夫妻的计划因此而流产。公婆在钱这方面很慷慨、人也很好，但年轻一代得付出代价，因为老人家的控制欲很强。那位女性讲得很白：“我和先生希望能像个大人。我们希望有自己的家，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这种情形在我研究的部落十分常见。某种程度上来说，上东区许多有钱人正在等他们更有钱的上一代离开人世，长辈的死会让人哀伤，但也会让人松一口气。

其他我认识的上东区富裕女性有“自己的”钱——然而这通常意味着，她们在金钱上或情感上要看自己老爸的脸色。一位女性告诉我，她的双亲非常有钱，那些钱以后会留给她和妹妹，她每天都在接受爸妈的恩惠，因为房子是爸妈买的，一家人到阿斯彭度假的钱是爸妈出的，孩子的教育经费也来自爸妈。“我不会抱怨这种生活，但我先生就不舒服了。”上东区的男性常替自己有权有势的岳父工作，或是靠岳父的人脉做生意，在社会上交际。这种两代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因为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布莱克曼告诉我：“不管有钱花是多么舒服，如果自己和小孩的人生总是被别人掌控，通常对心理健康来说不是好事，进而导致怨恨、不安全感，以及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与婚姻问题。”

以我们人类的祖先来说，负责采集食物的女性（有时她们也会打猎，例如今日的阿埃塔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她们在社会上享有发言权，在另一半面前，也不会矮人一截，因为是她们带食物回家，她们提供卡路里，别人少不了她们。今日也一样，有钱的人说话就是比较大声，也因此那些我研究、认识，或是一起喝咖啡的女性，我感觉她们不只在经济上依赖他人，而且事事都被别人掌控。很多时候，她们是谁得看她们是谁的谁，以及她们认识谁——有时她们的地位要看朋友是谁，公婆是谁，父母是谁，但主要是看先生是谁，而且她们全都为孩子而活。如果婚姻不完美（谁家的婚姻完美），你是怎么当人家太太的？如果孩子不完美（哪有小孩是完美的），你是怎么当人家妈妈的？连基本的事都做不好，你的面子怎么挂得住？又不能离婚，也不能把自己心爱的不完美孩子退货，去换个完美的。我认识的许多女人身处文化造成的奇特压力，她们是他人的附属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女人连自己的人格都不完全是自己的，一直以来依附着他人。

坎迪斯的先生找到新工作了。坎迪斯在午餐时大呼：“感谢上帝，终于结束了。”我还以为她的意思是先生原本不晓得会落脚何处，有一段时间没收入，这种不确定感让人压力很大；然而坎迪斯摇头：“不，我的意思是‘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每次他在外头交际，我分分秒秒都得看起来完美，因为这里就是这样，特别是如果你要求人的话。请把面包递过来。”坎迪斯是在讲一种特殊的压力：在重视荣誉与耻辱的文化，如果女人嫁给地位高的先生，女人会变成地位高的太太。但如果男人有貌美的妻子——脸蛋漂亮，身材姣好，会穿衣服，而且又认识其他重要社会人士的太太，这个男人的社会地位也会因此被巩固，甚至提升。坎迪斯先生的事业，的确有一部分要看坎迪斯穿着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Alaïa）的名牌礼服时有多美，以及她的社交手腕多巧妙，有多能让每个人都心花怒放。妻子是丈夫昂贵的装饰品与红酒，妻子证明了丈夫有多优秀，而丈夫是妻子的饭票。女人有太多要焦虑的事，有太多上帝降下的灾祸，她们的人生有太多滴酒，累积成一杯又一杯。

女人还有最后一种灾祸：那个让法老王心碎、最终妥协放以色列人走的灾祸。原本就算人民遭受虱子和泡疮之苦，就算国土遇上血水灾、青蛙灾、苍蝇灾、疾病、冰雹灾、蝗灾、黑暗之灾，法老依旧不肯退让。于是上帝说了：一切胎生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必死，只放过以色列人。

有一天，坎迪斯打电话给我，声音听起来都快哭了。现在回想起来，妈咪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焦虑来源，只不过我一直没想到。坎迪斯说，她人正躲在厕所里，以防家人听到她说话。不久前，她儿子脑震荡被送到医院，复原情形良好，或至少看来如此。孩子在昏暗的房间里待了一星期，好让“大脑休息”，不准读书，也不准看屏幕，然后又经过一星期完全不耗费任何体力的静养之后，孩子好了，又可以跑、可以跳，而且和从前一样讨人喜欢，一样聪明，一样活力充沛，就和他妈妈一样。然而，在意外发生了十四天之后，出现新状况。坎迪斯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心跳加快，深吸一口气，不露声色，不管接下来听到什么，我都得为坎迪斯保持镇定。坎迪斯绝望地说：“他的牙齿。”什么，他的牙齿？只是牙齿吗？我整个人松了一大口气，但坎迪斯语气急促：“是灰的，看起来很糟。”她开始啜泣。我小声安抚“没事的”，我要她别紧张，先告诉我牙医怎么说。接着坎迪斯的话语如连珠炮般射过来：只是一场意外，他们在打架，他和其他男孩撞在一起，流了一点血，就那样而已，他没事，但牙齿灰了，撞到以后坏死了。坎迪斯用恍惚又哀伤的语气说：“牙齿在嘴巴里死了。”

我听见小儿子在厨房地上玩锅碗瓢盆的声音，刚才我把他放在那里，自己好腾出手来打电话。但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和中介英嘉一起看房子的时候，每一间客厅墙上摆的每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孩子，都没有灰牙齿。我在想，一个小小的不完美，怎么就像世界末日一样，你会感到一股巨大的无力感，觉得自己被大浪冲走，原本安心的日子不见了，你发现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坎迪斯一直不停地哭泣，我把电话贴在耳边，告诉她没关系，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我也用手环住了自己的肚子，因为我能感同身受。

一颗坏掉的完美牙齿，如同法老王及其他人被上帝夺去的孩子，只是一颗牙，只是一则故事而已，但那代表着事情不对劲，那是事态可能雪上加霜的征兆，而且每个人都可能遇上那种事，每个人心中都有阴影。以前我总觉得许多曼哈顿妈咪都疯了，我无法理解她们的行为，直到刚才我突然懂了。曼哈顿妈咪必须保持完美的形象，必须拥有完美的生活。她们会在人行道上故意撞其他女人，还会为了孩子的大小事而压力爆炸。她们得选到最好的婴儿车，还得搞清楚哪种垫子无毒，外加挤破头把孩子送到正确的学校，必须知道孩子学骑自行车该请哪一位老师——恐惧是潮湿、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扭曲生物。我想，我又找到一滴酒了。

◎我不希望孩子以为生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精彩片段，不希望他们把标准定得太高，再也无法享受粗茶淡饭。

◎做母亲会碰上的一切，都和取舍与选择有关。

◎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在我研究的上流社会部落，悲剧会给人双重打击，因为伴随着悲剧而来的是，你会发现尽管自己已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而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人生如果要发生什么事，你依旧躲不过。

◎这些事现在对我来说荒谬、扭曲、不重要。做好了又如何？多出版一本书又怎样？谁在乎我的孩子是否受邀参加生日会，或是别人不和他玩？

◎女人从未在孤单一人、隔绝于世的情况下自己养孩子，或是只跟另一个人一起养，也就是孩子的爸。一个人养孩子是非常吃力、非常特殊的事，不是“该有的”一般状态。

不知不觉中，我变了。在上东区带了几年孩子后，我发现自己变得完全像当地人，不再是一半当地人，一半观察者。与其说我一脚在围城内，一脚在围城外，还不如说已经没有“城外”这种事了。

我在下城区的交友圈完全消失——我还是会见那里的朋友，她们大多是没结婚的艺术家与学者。我们会在感恩节见面，或在圣诞节碰头，她们会念书给我的孩子听，送他们很多小礼物，然后调侃我，说我变了。她们觉得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很诡异，但也蛮有趣。没错，我变了。老实说，我和先生不是亿万富翁，我们在公园大道上的房子和豪宅完全扯不上边（虽然我的确有一整个衣橱可以放包包）。我坚持我的孩子必须做家事，而且也不会每年帮他们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儿子如果受邀参加我觉得过于奢华的活动——例如坐在本垒板后方第一排座位看洋基队比赛，或是到别人的汉普敦豪宅参加可以骑小马、观赏走钢丝表演的派对，我一定会再三强调他们很幸运。我不希望孩子以为生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精彩片段，不希望他们把标准定得太高，再也无法享受粗茶淡饭。

然而，我现在已经成为上东区妈咪，因为我开始关心其他上东区妈咪关心的事，我们是同类：孩子要念哪所学校？我为孩子做的够多吗？孩子的老师教得好吗？我交的朋友除了让我享受友谊，对我、对孩子、对先生的事业有帮助吗？我想要舒服、井然有序的生活。我想要火辣身材，也想要Dolce & Gabbana、Prada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哪怕它们只有打折时才买得起。我也想要那种每隔一个月就得上美容院整理的漂亮发色，想要海滩上的房子。我和许多上东区的朋友不一样，我还想要工作——我想写出让自己引以为荣的东西。除此之外，我和她们一样想当好太太，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想当好妈妈。我不只想当还过得去的妈妈，我想成为只要办得到就愿意为孩子上刀山下油锅的那种母亲。

我和上东区人一样，也和住在工业化国家的西方人一样，对于该怎么当妈有特定的看法。我采取密集养育法，虽然我知道那是财富有一定水平的人在做的事，而且大概不太健康。我先是观察别人怎么当妈，接着跟着做，最后完全接受那一套观念。当妈的意思是，你要拼了命生下小孩，然后把自己累个半死，牺牲自己部分的人生。当那种妈的时候，有时你是心甘情愿，有时则觉得很烦、很焦躁、无法忍受。不用说，我和我认识的贵妇妈咪一样，每天一起担心东、担心西，时时变成神经质。我和坎迪斯一样，为了一颗坏死的牙，还有坏死的牙代表的意义，就可以崩溃好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我也和身边每一个人一样，过惯了多年好日子，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小儿科诊所与托儿所打转。我坐在椅垫舒服的休旅车上，开着车居高临下游走四方，警觉心下降，无法察觉近在眼前的危机。我活在不愁吃穿、富裕、有疫苗的世界，感受着安全的氛围，我和所有西方人一样，乐于让孩子冒险。如果是我们人类的老祖宗，或是当代依旧以史前时代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者，绝不会那么做。

西方人因为重视“独立精神”——包括孩子与大人自己的独立精神——会在自己洗澡的时候，把新生儿放在地上的弹弹椅。此外，我们还会雇用根本不认识的保姆，或只凭别人或机构的介绍，就聘请那些人，只为了能有时间做点别的事，不用一直抱着孩子，或者把孩子交给近亲几分钟或几小时。我们要求刚出生的孩子遵守睡觉与喂奶时间表，而不是让他们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对其他文化的父母来说，我们的做法不可思议。夜间，我们居然让婴儿整晚待在远离父母床边的木头婴儿围栏里，放任他们自己睡……或是自己哭。当许多人类学家告诉传统部落人士西方人的做法时，那些过着狩猎或农业生活、让婴儿在火边或坐或爬、允许小孩提刀弄斧的人，无不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不懂西方人怎会如此残忍地忽视自己的孩子。听到我们经常“让孩子自己去哭”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不敢置信，接着则感到恐怖。他们想知道，西方人在面对世上最珍贵、最脆弱的婴儿时，怎会如此冷漠无情？

生活富裕的西方父母，除了育儿方式十分不一样，他们的观念也和世界上其他人不同。我们觉得不管是生两个孩子，还是生三个、四个、五个，甚至是六个，孩子理所当然都能存活并顺利长大。就算感冒，或是出了水痘，最后也都会恢复健康，不会有严重副作用。我们有疫苗，可以避开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带来的破相、伤残或死亡。在我们的观念里，孩子理所当然会进学校、上大学，然后念医学院、商学院或法学院，接着有一天结婚生子。孩子会让我们自豪，孩子会替我们送终，西方的人生剧本就是这样写的。

就这样，我像个上东区人日复一日养着孩子，从未认真想过当妈的人有一天可能失去孩子。有些事要身历其境才会知道。

我怎么可能怀孕？我像情景喜剧的主角那样——或是人生电视频道（Lifetime Television）的女性悲歌特辑——盯着验孕纸上两条紫线，然后再次确认包装盒的说明。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两个月前，避孕措施失败了，但我和先生都知道失败了，所以我立刻遵照指示，服用医师开的紧急避孕药，接着月经就来了。量虽然不多，但依旧是月经，而且还来了两次，所以不可能的。我四十三岁了，家里有一个七岁大的孩子，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小孩，不可能怀孕。先是避孕措施失败，接着紧急避孕药又失败，这概率有多高？再说，四十三岁还不小心怀孕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可以想象，做了一次又一次人工受孕都失败的朋友会问：“你是怎么办到的？”我紧抓着浴室的大理石台子，脑子里模模糊糊想起家族里的传说。据说我的某对北美原住民切罗基人加苏格兰人祖先，在不可思议的高龄生下孩子。我祖母说那叫迎来“改变人生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显然老蚌生珠的事还蛮常发生，居然还有约定俗成的奇怪委婉说法。这样说来，我真的可能怀孕了。但还是不太可能，也许验孕棒有问题。我用发抖的手又抓了一根验孕棒，然后尿下去。

我再度冲掉马桶，静候结果。这次我想到，那两条紫线可能解释了一些事。直到现在这一刻之前，我原本还相当确定，几周前我突然提早进入更年期，也或者我疯了，或是我要死了。前几个星期，我的脑子突然不清楚起来，丧失思考能力，还对孩子和先生大呼小叫。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动怒——我的手机呢？为什么老师不能多帮帮儿子？楼上的装修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平日就让我心烦的事，现在更是让我一触即发。除此之外，我经常感到累，在书桌前就睡着，有一次在杂货店站着排队时也睡着，（“小姐，小姐？喂？”）甚至还在普拉提课伸展做到一半的时候，在核心床上睡着。我打电话给医生，说自己怪怪的，预约看诊，但要看什么我也不知道。难道我要和医生讨论，我因为明显存在的不明病因，情绪突然抓狂，全身不舒服？我静观其变，就算喝了咖啡，依旧脑袋昏沉，全身虚弱，而且咖啡味让我想吐。

噢我的天啊，我想吐，而且是咖啡让我想吐。这下子真相大白，事情都清楚了，我怎么那么笨没想到。我低头看验孕结果，当然，当然是这样：又是两道紫线，这下可好。

冥冥之中，在概率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我怀孕了。

我在妇产科候诊室含着姜糖，默默等待，准备告诉医生我和先生的决定。我看着一旁每本杂志封面上微笑的幸福孕妇，发现自己——套用灵长类动物进化生物学家赫迪的术语来说，我是个受农业影响的两足、无毛、半连续性发情的高阶灵长类动物——身处一个独特但毫不令人意外的情境。

史前时代的人类，如同许多今日依旧存在的搜食者与狩猎采集者，女人两胎之间的间隔长达三四年至五年，毕竟如果饮食主要是植物、坚果以及一丁点的肉，摄入的卡路里不高，随之而来的是瘦弱身材。体脂低的女性不常排卵与来月经，一年可能只有四次，再加上泌乳期与养育孩子的重担，以及永远都得寻找食物，人类祖先的生育率极低。等下一胎出生时，上一胎也四岁了，大到可以帮忙照顾新生儿。但如果把女性放到农场上，让她们过着更加静态的生活，卡路里又较为充分，体脂率会快速上升——生育率也跟着上升。这种生活方式的特征是每个月都来月经，而等人们不再下田，远离农场，走进购物中心、千篇一律的大房子与公寓建筑物时，这种生活形态并未改变，也就是说，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变成常态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每一个城市，你会看到妈咪推着的婴儿车前放着一个小婴儿，踏板上还站着一个两岁大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社会之前的原始生活方式，在我们眼中开始看起来很奇怪，我们人类永远都在改变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有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以及一个已经升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两个孩子差这么多岁，我都会耸肩回答：“这是更新世代冰河期生孩子的间隔了。”而眼下，我肚子里又有一个大概十周大的宝宝，大概吧。医生喊我进诊室并关上门后，我再也无法维持镇定的假象，我流泪解释，验孕棒出现两次两条线，我和另一半商量了一下——我已经这把年纪，二宝又还小，再加上我过去的身体情况等等，实在不适合生第三胎。妇产科医师点头安慰，给了我几张他签好名的表格，我离开诊所，前往大医院，填写更多流产手术的表格，把资料交给默默同情我的行政人员。我感觉手脚发麻，行政人员露出一个小小的同情微笑，要我明天早上再过去。

我没回家，也没进办公室，而是走进中央公园，坐在湖边的一个树下小凉亭。那天早上和平常一样，阳光灿烂，空气凉爽但并不寒冷，四下无人。我看着几只乌龟在布满藻类的浑浊的湖水里游来游去，想着当母亲这回事，心中千头万绪。我想到慈爱、温柔敦厚、宠爱孩子的妈咪，也想到拉克研究的母鸟——顺应生活环境，冷静做策略思考，客观计算生几颗蛋最好。我想着再生一个要付出的代价，想着每个孩子分到的母爱会减少——不管是在史前时代还是现在，不管是哪一种生物，具备生育能力的雌性都得做出这种艰难的选择。要同时喂养两个双胞胎，还是养一个就好？有时资源就那么多，一个母亲可以给的只有这些。要不要把这个婴儿送到孩子可能死亡的孤儿院，好让自己能继续工作，养大其他已经脱离危险婴儿期的孩子？或者留下他，想办法让他长大，但拖累其他孩子？掠食者在追我的时候，我是否该丢下孩子，让自己有更大的生存机会？如果我是一只年轻袋鼠，以后还有再怀孕的机会，我愿意赌以后生存环境会更好——等下次怀孕的时候，食物会比较充足，气候比较温和，掠食者也比较少等等。

研究母性的社会生物学家赫迪告诉我们，做母亲会碰上的一切，都和取舍与选择有关。现代人和早期的女性人类祖先一样，也和世界各地的动物一样，我们会试图取得平衡，让已经出生的孩子和未来再生的孩子，可以享受到同样的资源，同时也得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不然每个人都会死，或是过得很辛苦。赫迪说，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女人一直都在生存与生孩子之间做取舍，表面上两者看起来很类似。”我的困境是个老问题，一点都不特别，但我依旧觉得心力交瘁。

我待在公园湖边，一待几小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回家和丈夫长谈。我在医生的答录机留言，不久后医生就回电。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不做手术了。他问是否要重新安排时间，我说不用，我们不做了。几个小时后，我把儿子送上床，自己也和先生躺进床里，才发现床是这么软，这么舒服。我很困，但心满意足，心里终于平静下来。我抓着先生的手要他抱着我，我说：“我们很幸运。”先生说：“没错。”

当婴儿或小孩永远是件相当危险的事。不论是在史前时代、信史时代，甚至是今天，婴儿与孩童阶段一直是人的一生中最危险的阶段——胚胎期又更危险。即便是在工业化的美国，即使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产前护理，仍有超过一半的孕妇无法顺利生下孩子。1988年一份经常被引用的研究发现，有就医记录的孕妇中，31%最后流产。如果再算进没有记录的怀孕，许多评估数字说超过一半的怀孕“自发性终结”。

当然，如果是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孩子一旦出生，存活下来的概率就非常高。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一千个之中有超过九百九十四个能活过婴儿期，但全球各地一天就会有一百万个婴儿死亡——他们大多死于早产并发症、疾病与营养不良。在距今不远的年代，婴儿与孩童的死亡率极高，史前时代更是高到惊人。今日许多传统部落的婴幼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例如在“尚未受到现代文化影响”的狩猎采集部落，43%的孩子活不过十五岁。学者赫迪估计，昆桑女人死时无子的概率高达一半——而且不是因为她们没生孩子，昆桑人平均生下三点五个孩子，其中妮萨是典型案例。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深入访问昆桑女性妮萨：妮萨曾二度流产，生过四个孩子，其中两个活不过青春期，另外两个活不到成年。

如果孩子随时可能夭折，做妈的人怎能不心惊肉跳？现代人忘记了，不管是过去或现在，当孩子都是一件危险的事，以及当妈有多令人焦虑。即使我活在今日，我也开始感到儿童的生命其实很脆弱。我那些当妈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整天接送孩子、忙东忙西、脾气暴躁，永远不可能忘掉为人母有多令人焦虑。

我开始想，当女人小心翼翼盯着游乐场，看着孩子在玩耍中渐渐长大，以及我们平日在女孩之夜释放压力时，在我们内心深处，其实知道人类承受着集体灾祸：我们失去孩子的概率，永远和保住他们一样高。对当妈的人来说，大家除了都会抱孩子、喂孩子，埋葬自己的婴儿，其实也是古往今来的母亲共同的经历。上一秒我们还在孩子膝盖擦破皮时安慰他们，下一秒我们也很可能在孩子死亡的时候，安慰自己与他人。我在上东区生活数年，这里已经看似是全球最安全的地方，但我平日依旧和其他女人一样，承受着各式压力，面临各种当妈的挑战，因此我认为，人类天生害怕失去孩子的焦虑绝对一直都在。从某种程度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不都来自那些最深层的焦虑？我们难道不是永远都和坎迪斯一样，永远忧心忡忡？

进化心理学家曾经研究“丧子之痛”对母亲以及整个人类族群造成的影响：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孩子的死亡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人类所有的发展阶段，以及在现代之前的信史时代，儿童期一向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相较于其他进化压力，例如在成人期求生存，或是必须找到配偶生儿育女；让血脉无法一脉相承的事件，最可能发生在儿童期。儿童夭折带来的巨大的潜在进化压力，按理说会对人类的心理适应造成极大影响。然而尽管如此，儿童死亡或许是人类进化心理学最不常研究的影响因子。

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在我研究的上流社会部落，悲剧会给人双重打击，因为伴随着悲剧而来的是，你会发现尽管自己已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而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人生如果要发生什么事，你依旧躲不过。你健身，背下小儿科医师的电话号码，房子保了各种可能的险，而且一切打理得好好的——甚至还请了时薪两百美元、确保一切井然有序的专业管家，然而灾祸要来就是会来。只要留心一下，几乎每一个我认识的妈咪，或是她们的姐妹或最好的朋友，都曾经心碎。有人怀孕两周流产，有人怀孕十二周。就算到了三十九周，脐带一绕颈，宝宝依旧说走就走。有人的保姆晚上睡觉翻身压到宝宝，新生儿窒息而死。一个两岁孩子在游乐场上跌倒——只是轻轻摔了一下，没什么，似乎连头都没撞到——几天后就死于脑震荡。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摔出窗外，死在马路上，让每个人为之难过。还有一岁大的小孩，到纽约最好的医院动个简单小手术，结果再也没回家。三个小女孩的性命被大火夺走，烧得什么都没剩下。这里，就在这里，在我们的世界，在上东区，人人觉得这里很安全，事事顺遂，直到灾难打醒你。

我这次怀孕一直很不舒服，孕吐比前两胎严重，但没人发现任何异常。我每天都在吐，不过我怀大宝、二宝的时候也一样。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吐，然后刷牙，带儿子去学校。我会在学校外和其他妈妈讲话讲到一半就开始吐，接电话也在吐，还吐在出租车上的塑料袋里。我以为孕吐代表肚子里的宝宝很健康，因为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都是这么说的，但还是很不舒服，我每天病恹恹的，总是觉得累，也对二宝感到歉疚，因为无法好好陪他玩。我会躺在他房间的地板上告诉他：“我们来假装妈咪是涨起来的泡泡怪，你当小男孩。”接着儿子会拿出自己所有的玩具，在我身旁玩。我怀孕一段时间后，儿子会轻拍我的乳房和肚子。有一天他一边吸奶嘴，一边笑着说：“好好玩。”

我的体重微幅下降，但我怀二宝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老三发育良好，通过所有的怀孕与基因筛检，羊水穿刺也都没问题。发现这胎是女孩时，全家人心花怒放——不管是哪个神负责掌管这种事，我们都想说：我们没生过女儿！都是儿子！先生原本不是很想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又要再经历一次养育新生儿的过程，现在他改变心意了，会突然兴奋地说：“我们又要有一个小宝贝了！”

从某方面来说，老三是个负担。她会占据家里的空间，会“偷”走哥哥的婴儿床，而且也需要私立中小学与大学的学费。此外，我们还得替她装修房子，还要付四五年全职保姆的薪水。林林总总的花费，让我直到最后一刻都觉得不能再生一个。但决定要生之后，我们全家兴奋地帮她规划起未来。我们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准备，晚上安然入眠。我决定要让老三跟我姓，先前我希望大宝和二宝跟我姓的时候，先生坚决不肯，这次则毫无异议。我没告诉先生，但我已经决定女儿要叫达芙妮了。这孩子这么想出生，我怎能不答应？怎能不给她一个名字？

人们想到纽约市的时候，不会想到大自然，不过这里有很多自然景观。我家的街区有很多树木，而且中央公园绿叶成荫的入口就在不远处。在夏天的一大早，鸟儿不会歌唱，而是发出凄厉的叫声。我们家就连出电梯走到大厅的时候，都能听到那种叫声。在湿气很重的一天，在先生带我去看妇产科医生时，我就听到了那个声音。前一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医生，告诉他我好像在出血。我穿着黑色内裤，所以看不太清楚，垫了张面纸后，有一点微微的粉红，不是鲜红色，应该没事，对吧？医生用严厉的口气要我躺下——我听得出来，那种语气的意思是“完全”卧床，而不是稍微躺一下，然后又爬起来给孩子念个故事，煮个晚餐——医生要我喝点水，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汇报。我打电话给先生，先生说：“你怀孕的时候会出血，你每一胎都这样，那是你的体质。”我叹了口气，觉得他说得对。我告诉他，医生的态度很严肃，但不会有事的。保姆同意今天待久一点之后，先生就去应酬了。我告诉保姆：“应该没什么大碍。”

我遵照指示，稍晚又打给妇产科医师。医生要我再多喝一点水，而且绝对不能动，明天一早就到诊所报到。

门童打开大厅的门，鸟儿的叫声震耳欲聋，一群蓝鸟发出紧急的不似鸟类的尖叫声。我和先生先是走进遮雨棚，接着又走向在雨里等着的黑色轿车。先生一向不是暴躁的人，但今天他骂道：“没有伞吗？”下雨的时候，我们的门童一般会撑伞护送住户上车，让人享受无缝接轨的舒适。不过今天雨不是很大，还只是毛毛细雨，门童耸肩，笑了一下，我也笑了。我钻进车子后座，躺在先生腿上。先生继续骂道：“这群人不晓得在搞什么。”车子开过中央公园时，先生望向窗外——雨里的公园安静、孤寂，灰蒙蒙一片，就像我喜欢的那样，空无一人、安详、幽静，不像晴朗的周末，闹哄哄的都是人。先生摇头：“门童应该把该死的伞拿出来，我的西装都湿了。”

“你看到什么？”我问医生。我双脚张开，踩在罩着米妮毛巾的妇产科脚蹬上，一点都不紧张。先前我也曾经因为可能流产，被要求卧床休息——最近一次是一年半以前，不过最后都没事。过去几天，我认识的最镇定的妈妈莉莉，写了好几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安慰我，告诉我不会有事的，还在我哭的时候，跟我讲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我卧床休息，还请了居家护理员过来，护理员陪我做数独，还帮我做意大利肉酱面。我看了《橘子郡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Orange County），详细告诉莉莉和坎迪斯每一集的剧情。她们认真听我讲，跟着大笑，顺便帮我加油打气。我先前也碰到过各种危机，但最后都化险为夷：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曾流出鲜红色的血，医生说流产概率是百分之五十；后来生产时又生了很久，护士看着大宝起起伏伏的生命征象，对医生大喊：“婴儿情况不稳定，我觉得不妙。”此外，当初我努力和先生一起建立人生时，也出现了他前妻和女儿的问题。但这些似乎永远演不完的连续剧情节，最后都完美解决了。

“你不会想知道的。”妇产科医生拉着盖住我下半身的粉红色床单，叹了一口气，坐回有轮子的办公椅，让我好好看着他。我把自己撑起来要跟他讲话，但他非常轻柔地说：“躺下。”

躺着听坏消息是一种很奇怪的姿势，除非说话的人靠在你上方，或是你闭上眼睛，否则你是在盯着天花板听消息。接着，依据消息的严重程度，你可能会经历我以前还以为只是被用烂的形容方式，或是夸张的戏剧性说法——你会灵魂出窍，从上方看着自己的身体，只听见有个声音说着“羊膜突起”“子宫颈闭锁不全”“她的脚有点卡在你的子宫颈”……然后我想着：我怎么会在半空中，下方的那个女人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难过？她似乎在哭——整张脸抽搐，红通通地挤在一起，恐怖极了。

先生抓住我的手时，我的灵魂突然又回到身体，那种感觉很痛，就像撞到手肘一样，只不过整个身体都是手肘。我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嘶哑地挤出不可置信的一句话：“什么？”现在我看得到妇产科医生的脸了。他故作镇定地简单告诉我：“这种情形通常结果不会太好。”医生看起来苍白又疲惫，我两只手拧在一起，像是在找些什么，又像是在推开什么，我要自己停下。

“所以你觉得这个孩子保不住？”我几乎平静下来。所以最糟就是那样？好。还是他要告诉我更糟的消息？孩子已经没了。先前我和先生不确定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在最后一刻决定还是要生，但现在我们将要失去她。她会活下来的，对吗？不会有事的。医生说要把子宫颈环扎起来，缝个一两针，让子宫颈闭合，我说我听过那种手术，我以前帮女性杂志写过一篇相关报道，受访者被头朝下脚朝上吊起来几周，然后就没事了。

医生听完我的话点了个头，重复一遍，现在就送我去大医院。

“什么，现在？”医生点头。先生握了一下我的手，问要待多久。“嗯……”现在回想起来，医生没有马上回答。他缓缓地字斟句酌：“要看情况，可能要蛮久的，也可能不会。”医生解释他有个同行专门看高危孕妇，那个医生叫什么什么名字，可以看看他怎么说。我接话说：噢，我知道，我喜欢那个医生，我的羊水穿刺三次都是他做的，他很厉害。所以，现在就去？我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刚才问过了，但不记得答案。是的，现在就去。医生的脸上没有笑容。我起身准备转诊，医生说他喜欢我的鞋，我说那是平底鞋，适合下雨天，女人很喜欢这种鞋。

我入院后，问一个住院医师，为什么不把我的脚抬起来？为什么我只是平躺着？不是要让胎儿待在子宫里吗？医生微笑。“你觉得在接下来的十八周或二十周，都要过着脚吊起来的日子，真的是个好主意吗？别傻了。”我瞪大了眼看着她，她对着我微笑，好像我们两人有什么小秘密一样，好像我们都心知肚明些什么。我糊里糊涂点头，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大概是在同意一场悲剧，但依旧顺从直觉，顺着别人的话接。有那么一瞬间，我懂这个住院医师在说什么，我只能迷糊接受。

我还以为会有补救流产风险的措施，我等着和那位帮我做了每一次羊水穿刺、精通高危案例的妇产科医生谈。那个医生非常年轻，长得很可爱，人很聪明，所有的妈妈和孕妇，都在背后偷偷用电视剧中人物的名字叫他“天才小医生”（Doogie Howser）。他什么都能搞定，这次也能的。

晚一点要做B超，还要等好几个小时，所以先生可以先回家。我列出一张清单，请他回家拿，下午再带过来，包括梳妆用品、一叠探讨女性侵略性的学术报告、一本我已经读过四五遍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还有我想要一张儿子的照片。看着儿子的脸，会像是反复阅读詹姆斯的小说——我知道结局，虽然过程并不容易，有时很痛苦，但一遍又一遍用眼睛和心看着熟悉的轮廓时，我感到被抚慰。某个女人给了我一些颜色恐怖的亮绿色果冻，我谢谢她，请她拿走，她会心一笑后离开。又来了一个医生，问我感觉如何，还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作家和研究人员时，她说：“拜托不要研究这件事，你会把自己逼疯。”我保证自己不研究，然后开始哭，医生不知说了一些什么，大概是在说大家都一样。她指了指我贴在床边的两个儿子的照片——大宝在大笑，弟弟正在放声尖叫，大概是哥哥在没拍到时偷捏他，或是只是因为……——我告诉医生，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如果没有他们，我大概无法承受这次的打击，所以已经很好了，事情本来可能更糟。医生看着我，歪着头静静地说：“可能更糟，但也可能更好。”她说的没错。

“胎儿在这，这是心跳。”B超技师回避我的眼神，话说完就逃了，连自己的板子和眼镜都忘了带走。天才小医生走进来，看着墙上的B超投影，开口说：“我就直说了。”我美丽宝宝的轮廓，在她带颗粒的灰色阴影世界漂浮，她存在于那个尚不知人世的神秘世界，沉稳的心跳声大声播放，让人听了心安，似乎永远不会停。

“好。”我雀跃地说。没事的。

医生开始解说，速度飞快，好像想要一口气说完。我什么都没听进去，只知道他嘴巴开开合合，好一阵子才回过神。达芙妮的命运已经决定，没有别的办法。的确可以采取极端手法，但就算硬救回来，孩子也会极度瘦弱，浑身是病，而母亲也会很危险，感染，高血压，死亡。达芙妮正在我体内一点一点死去，还太早，她不够健康，无法在外头的世界存活，就算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新生儿加护病房也回天乏术。医生一直解说，声音低沉，语速飞快，那个声音明明说着不理性、疯狂、不可能发生的事，听起来却大势已定，无法挽回。不会有宝宝了，上周她在B超里不是在向你挥手。你不想要她，然后你改变心意，但来不及了。

我说：“停！”我想叫医生停下来，我想说：“停！等一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叫他换一个场景，他拿错剧本了，我要他说达芙妮会没事，一切都很好，事情可以挽回。但显然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尖叫，因为旁边另一位医生非常轻柔地说：“噢，天啊。”然后把脸埋到手里。她打开灯，整个房间太亮了，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让人无处可逃。再也没有美丽的颗粒投影，没有抽象的宝宝画面可以看，可以追踪，可以让人安心。

医生说，有时女人会希望引产，把无法存活的宝宝生出来，有的则会选择让胎儿“自然排出”……我打断他：“她们疯了吗？那些女人是谁？”我不是真的在问是谁做出那种选择，但天才小医生似乎以为我真的想知道。他说：“有些女人结束这种事的时候，她们想要完成整个怀孕阶段，并且看到……”

我再次打断他，厉声问：“我女儿有多大？”医生说：“我们无法精确得知……”但我必须知道，我尖叫：“她有多大？告诉我她多重！”医生说出估计的数字，我又开始哭，但知道答案后，该怎么决定很明显了。对我来说，女儿已经是一个成型的人类，我不能等着她慢慢萎缩成什么都没有，我的孩子不能那样消逝在人间，慢慢说再见。我注意到先生闭着眼睛，在我瞪大眼看着他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眼睛一直没张开。达芙妮最近一直在踢，我低头看着肚子，这才发现以一个才刚进入怀孕第六个月的人来说，我的肚子看起来大到离谱。我很瘦，这又是第三胎，我很早就肚子整个大起来，看起来好像怀孕很久了。在那个瞬间，巨大的空虚感吞噬我，原本有宝宝的肚子，一切的计划，刚装潢好的婴儿房，婴儿，通通都没了。

医生说，如果是自然流产，可能会花几天时间。现在我知道书上或人们说“困兽之斗”是什么意思了。我被困住了，蹲在越缩越小的空间里，试着要别人放了我，但我发不出声音——只发得出气音和喘息声，我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天才小医生说：“她没受苦，你没做错事。”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我的错？”医生缩了一下，闭上眼睛，然后缓缓睁开：“因为我知道，我就是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话里似乎传达出什么——突然之间，他不是以医生的身份在说话，而是一个普通人在对另一个普通人喊话，试着柔声把对方劝回这个世界。

手术前夕，我坚持先生应该回家陪儿子，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医院。我因为躺在医院待产区，睡觉时一直听到婴儿在哭，一次又一次惊醒，发现自己身处在先前生下大宝、二宝的医院后，还以为是小女儿在附近哭，想着得去照顾她。

我的手术由天才小医生负责。第二天早上，他有点腼腆地告诉我，手术安排在下午三点，抱歉得等那么久。他看到我在读的书，我们聊了一会儿亨利·詹姆斯，然后我开始等，一开始只有自己一个人，接着先生来了，我们聊天，什么都没做。我吃不下，也不想吃。达芙妮踢得厉害，一直动来动去，从我穿的医院袍子，就可以看到她在动。医生说，那是因为羊水正在减少。对我来说，那句话听起来像是达芙妮正在窒息而死。我在心中一直大声告诉她，妈妈很抱歉，不会太久的。我转头告诉先生：“我们也有过好时光。”有时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我会对他讲那句话。先生微笑以对。

人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还以为自己撑得住。一切的一切，真的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你眼前的东西，就是摄像机从病患的镜头角度拍的那样。我本来很镇定，直到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鸦雀无声，气氛肃穆。刺眼白光下，每个人都穿着绿色袍子，戴着口罩、手术帽。我从推床被移到手术台上——那种台子叫手术台吗？达芙妮动个不停，一直在踢。虽然医院已经告诉我，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羊水都没了，孩子无法呼吸，但我虽然知道原因，还是过于伤心，哀求着请快一点，我受不了了，她一直在踢。我看到一个戴着粉红色口罩的护士哭了，天才小医生握住我的手，对我讲话。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手术前他该知道的惊喜，例如我身上有没有哪里有穿洞。我笑了，然后我们聊起病人告诉过他哪些惊喜。医生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一度觉得尴尬，但也因此感到安心，他几乎就像是一个约会对象，只不过他即将替你正在死去的宝宝动手术，因为她一点活下去的可能都没有，而你不能坐等身体自己排出她。我问麻醉师要给我打什么，她回答：“让你睡觉的东西。”天才小医生翻了个白眼，告诉她：“这是一个不能随便糊弄的病患。你得说出清楚的药名，以及明确剂量。”麻醉师说了——那是某种苯二氮类药物。我记得我告诉她，我要最大的剂量，要完完全全昏迷，但别让我死于麻醉，还有要帮我缝好一点，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不想死于某种愚蠢的、完全可以避免的感染，然后我就意识不清了。

手术完成后，我的妇产科医生在，先生也在，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会儿，接着天才小医生走进来，大概是要看我恢复得如何。他打招呼，问我：“你还记得手术过后，你渐渐醒来的时候，我们说了什么吗？”我吓了一跳，眼睛睁大，努力回想，但一点印象也没有。我问：“是不能在我先生面前说的话吗？”每个人都笑了，除了天才小医生，然后他走出病房，我一直在想，那个时候我说了什么？到底说了什么？一直到今天，我都还在好奇答案；每当我想起自己失去达芙妮，我都在想，那天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时，究竟对天才小医生讲了什么。那股挥之不去的焦虑，是一条连着我、医生和达芙妮的黑色脐带。

先前医院在和我讨论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无法挽回的每一件事时，每个医生都用“妊娠期”“胚胎”等中性的不带情感的词汇，例如胚胎无法抢救，无法采取避免死胎的步骤，没有转圜余地，无法挽回，无法中止，胚胎无法存活。接着，在手术过后，社工人员进来，开始叫达芙妮“宝宝”。他们大概是故意突然转换说法。先前他们关掉你脑中的妈妈意识，让你可以接受手术；现在又再次点出你的妈妈身份，让你的大脑接受孩子死了，被处理掉了，你可以开始哀悼永永远远失去她。社工问我要不要办葬礼，我说不要。天才小医生已经问过我，他说如果不办，达芙妮会被当成医疗废弃物处理掉。他马上加上一句：“当然她不是医疗废弃物。”我说：“我想她是吧。”因为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捐出她的干细胞或身体组织。社工又问我想不想要一个纪念盒，里面会放一顶婴儿帽、死亡证明书，还有一个小手印和小脚印。我扮了个鬼脸，觉得这提议也太可笑、太荒谬了。我要怎么处理那个盒子？塞在衣橱上方一个阴暗的角落？放在储藏室？到底要摆在哪里？我和社工聊我觉得孤单——有谁怀孕才六个月孩子就死了？你以为怀孕超过十二周就安全了，但谁知道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社工人员告诉我，其实所有待在医院这一区的女人，都在孕中期或晚孕期失去宝宝。整整一区的女人，太好了，我可真不孤单。

没人告诉我，母亲负责生，也负责死。小儿科医生没告诉我，《怀孕母亲的美丽身材》与《新手妈妈！》等欢欣鼓舞的杂志也没告诉我。不过，等我回到人类学的世界，回到书架上以前就摆着的书，以及我在失去达芙妮几个月后陆续购买的新书，当我试着了解人类的丧子之痛，我明白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巨大秘密，这个秘密一直存在，不曾消失，有如亘古的真理。昆桑人妮萨的丧子之痛，让我理解自己的丧子之痛，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这件事很明显，但我从未想过：一个婴儿或孩子死去时，世界停止转动。你无法阻止，无法否认，世界真真实实停下脚步。然后慢慢地，过了几周，几个月，几年，所有爱过那个婴儿或孩子的人，所有曾经爱过任何婴儿或孩子的人，他们有义务让事情重来，让世界重新转动，因为接下来他们还有另一个义务，有更多工作要做：他们得想办法活在坏事会发生的世界。他们得每天苦涩地活着，在不公平中活着。他们得忍受极度的痛苦，内心被挖空，知道自己在世上毫无保障。你会出现疯狂但可以理解的念头，你觉得要把还活着的最小的孩子藏起来，你有不理性的恐惧，怕那个孩子被车撞，或是掉进泳池，或是不知怎么的就死去。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周周过去，我在想，女性承受这种遭遇多久了，她们亲身体验，然后遗忘，然后又想起？我知道这是女人的集体记忆。

莉莉三岁的女儿死亡时快到令人措手不及——就因为一场感冒，所有爱她的人，所有爱孩子的人，所有听说这件事的人，大家痛哭失声，跌坐在地上。忧伤从莉莉传到我们身上，一开始先是传到她的闺密那，又从我们身上传到所有亲近的友人身上，然后又传到友人所有的朋友那里，传到曼哈顿每一个孩子在上托儿所的男男女女。我们带自己的孩子上学，在走廊上、在咖啡厅、在电话上谈这件事时，全都呆若木鸡，神色痛苦，声音沙哑，红了眼眶。我们哭了又哭，到现在还在哭，就算只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一样。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不可能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她妈妈怎么办？

弗洛拉在三岁九个月大时离开人世。她有一头金色秀发，眼睛又大又蓝，平日挑食，不喜欢别人碰她的头。她喜欢煮东西，喜欢上学，喜欢芭蕾，她正开始展现自我。一天晚上，大约在她病倒的一星期前，她和姐姐到我们家，和我两个儿子玩。我正在换衣服，准备和先生还有莉莉一起出门，一只小手敲了我的门，门外是弗洛拉。她拿着一个包着白色包装纸和金色蝴蝶结的礼物，害羞地说：“这个送你。”她微笑地看着地板，然后鼓起勇气看着我。我蹲下去亲她：“弗洛拉，谢谢你。”她就为了送我礼物，走了好远，穿越我们家长长的走廊，远离母亲、姐姐和其他孩子，以及温暖、明亮、电视正在播放《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的房间。弗洛拉帮我拆礼物——拿出一条莉莉做的裙子——然后回到走廊上，自己一个人完成任务。我告诉莉莉这件事的时候，莉莉哽咽住了：“这孩子最近越来越勇敢，可以独当一面了。”

弗洛拉在那里，然后又消失了。心灵以片段的方式理解事物，最小的片段。不是“她走了”，而是她再也不会穿上那件有黄花的小毛衣，也不会再穿上那双粉红色雨靴。她在学校的小置物柜，那个放着她粉红色背包还有当周美术作业的小格子，被清空了。我拿着她的公主雨伞，而她再也、再也拿不了了。要多少时间才能将所有片段集结在一起？才能接受我们失去她了？才能接受她走了？

科学家曾经观察，狮尾狒、黑猩猩与山地大猩猩的母亲，全都会抱着死去婴孩的尸体梳毛，而且它们这么做的时间，通常长到遗体变成干尸。黑猩猩与狮尾狒妈妈会以不寻常的方式带着孩子的尸体——用一只手拿着，或是用嘴叼着——表示就算它们依旧爱抚着孩子，也清楚地知道孩子已经死亡。每次想到这个情景，我就觉得我能理解它们的感受。我像一只动物，带着哄骗自己的希望、心碎与本能走在大街小巷。我猜莉莉也是一样。我知道我们两人失去的不能相比，一个是曾经爱过近四年的小人儿，一个则是未曾谋面的宝宝。我很小心不拿两个孩子来比较，但莉莉有时会说：“我觉得你能了解，因为你也发生过糟糕的事。”我要对所有的女人致上敬意，不过最重要的是敬莉莉与妮萨，敬这世上偏偏被挑出来，承受着不可承受之痛的许许多多人。

我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真正接受自己的肚子已经空了。有一天，我把所有孕妇装还有产后的衣服收起来——哺乳衣、哺乳胸罩、有好笑开口的柔软喂乳上衣——把它们打包放进购物袋里，然后放在旧衣回收箱，或是把东西交给附近大楼的门童，门童大概会再捐给认识的人或教堂。

我开始神志不清，永远记不住钥匙放在哪里，回电子邮件一回就是四次，而且随时暴怒。我对自己发脾气，因为我乱放皮包，鞋子脱下后放进垃圾桶，就好像东西本来就该放在那里。我对自己发脾气，因为我把手机放进冰箱。我对医生发脾气，因为他无法判断我是否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还有什么别的解释？我记不住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做过的承诺。我随时全身发冷。我在大宝的房间里，发现一张他画的画：他画了两个火柴人，一个有大肚子，肚子里的小人儿该画眼睛的地方被打上叉叉；另一个人则有一个盒子，盒子里有线跑出来。我问：这是什么？儿子回答：“这是宝宝死掉的时候。那是医生还有他的机器。”儿子加上题字，一段话给达芙妮，一段话给弗洛拉。他写给达芙妮的话是：很高兴你是我妹妹，虽然你死掉了。写给弗洛拉的是：我想念你，可以的话请回来看我。

我的小家庭似乎陷入自己的悲伤，孤立于人世。丈夫不懂我怎么会痛苦愤怒到这种程度——他怎么会懂？在我情况最糟的时候，我感觉他也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就好像他只不过是背景里一个来来去去的人。我试着工作，以为写作会带来帮助，但我恍恍惚惚，心思不肯合作。我想不起来字怎么写——有些是很多人都不会写的，例如朝生暮死的“蜉蝣”，但有些字像是“那”或“也”，我也记不起来。我打电话给坎迪斯或担任英文系教授的友人杰夫，请他们告诉我，我是要讲哪个字，我想要表达什么。他们努力带我走出迷惘与痛苦，一个字一个字帮我。

有时候，家门外的世界似乎消失。我曾经关心或尽力去做的事——我工作，在全然陌生的世界替自己和儿子争得一席之地，努力从格格不入到熟悉、到几乎觉得新环境很正常——自从丧女之后，这些事现在对我来说荒谬、扭曲、不重要。做好了又如何？多出版一本书又怎样？谁在乎我的孩子是否受邀参加生日会，或是别人不和他玩？为什么我曾经如此在乎？我伤心又脆弱，但我现在清楚知道，我没耐心陪曼哈顿妈咪玩那些钩心斗角的小游戏。如果有人不屑地看着我，或是对我的孩子说一些难听话、做不好的事，我会给那个人好看，让对方跟我一起下地狱，教教她们什么才是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要是女王蜂中的女王敢靠近我，我们走着瞧——听说最近她在学校走廊上，揪住一个妈妈的领子，翻过来看牌子，就因为对方不肯告诉她那件大衣是在哪里买的，接着又嘲笑那个妈妈，说她穿着“廉价品”。非常幸运，她最近都没来惹我，不过真正需要庆幸的人是她。

不过同一时间，别的事也不一样了。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都会有大儿子学校和小儿子玩伴的妈妈跑来安慰我。“每次羊水穿刺的结果都一样，但我们依旧心怀希望……所以当我……你知道的，那时我已经怀孕很多个月了。”有一天，一个超级有钱、我一直觉得冷漠又虚荣的女人，在喝咖啡的时候告诉我她的私事。她看着我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真的很替你感到难过。”那天我很痛苦又很累，但她依旧坚持拉我出去走一走，虽然我们根本没什么交情。我在她面前开始哭，哭达芙妮，也哭她失去的宝宝。然后她说：“我会帮你。”她是真心说那句话，她真的开始帮我。她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她懂，她们全都懂。出乎意料，好多我原本觉得不友善、活在自己世界的肤浅妈妈，她们让我看到她们真正的一面，也让我看到母亲的天性。

她们一个接着一个，一天接着一天联络我，带我出去吃饭，送花给我，邀我去她们的避暑豪宅。她们寄信给我，只为了打声招呼。她们告诉我自己的故事。“我怀孕二十二周时失去孩子，是双胞胎，一个死胎，一个多活了两星期，但还是救不回来。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懂，我真的懂。”儿子学校的另一个妈妈告诉我，她在十九周时流产，差点死于失血过多。她被输了一袋又一袋的血，恍惚之中看见自己其他孩子。我们两人穿着运动服，在中央公园的骑马道上来回健走，她听我讲话，我听她讲话，不知道在当时的公园、周围的建筑物，以及再延伸出去的城市、国家、世界的同心圆里，有多少其他女人正在经历着同样的丧子之痛。我们两人走到角落，看到我家二宝口中那棵“歪歪的树”。那棵树很适合小人儿，如果有慈爱的臂膀在后头撑着，小孩可以坐在上头。

女人们告诉我，在预产期前几周或前一天失去孩子的故事。一个我原本觉得冷酷到完全不近人情的女人告诉我，一天她走进女儿房间，结果发现快六个月大的孩子死了，是婴儿猝死症。另一个人告诉我，她的孩子在八个月大时死了，也是显然没有任何原因。她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轻描淡写，就好像她不重要，我丧女这件事才重要。我伸手摸她的肩膀，两个人站在人行道上，她给了我一个遗憾的微笑，告诉我：“你永远都忘不了，但事情有一天会过去。”

我感到羞愧、疑惑，但也松了一口气。我发现自己从前太快否定许多妈妈。先前我被她们伤害，甚至害怕她们，因为她们冷漠，只跟自己的小圈子来往。好几个原本我觉得很讨厌的女人，让我没有理由再讨厌她们。她们让我家大宝到她们家过夜，或是带他去看电影，还送晚餐过来。人们邀请我和先生周末到她们家，我们都会去，然后吃饭，聊天，在泳池里和两家的孩子一起游泳。我们夫妻称这种出游为“丧子之旅”。我原本以为，失去孩子会加深我与其他女人之间的鸿沟，但却相反，因为她们也曾经失去。我和其他失去孩子的妈咪开玩笑，我们应该做一件T恤，上头写着：“我孕吐了六个月……结果只拿到这件烂T恤。”我的情况有时还好，有时不太好，有时非常糟，然而其他妈妈，那些曾经挥舞着铂金包在人行道撞人，那些曾经让我觉得我和儿子是下等人的女人，没有放弃我。曾经欺负我、骚扰我的人，到我家喝酒。她们坐下听我说话，陪伴我，以不可思议的程度包容我的痛苦与愤怒，关心我。有的人关心了几周，有的人关心了几个月，几年。

过去十年，改变整个人类学、让一切转向的大发现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其实是相互合作的养育者。在核心小家庭带大孩子其实是新鲜事，对人类的家庭生活来说，独立养育孩子的情况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小点。女人从未在孤单一人、隔绝于世的情况下自己养孩子，或是只跟另一个人一起养，也就是孩子的爸。一个人养孩子是非常吃力、非常特殊的事，不是“该有的”一般状态。一直以来，我们都仰赖其他女性，靠亲朋好友一起带大自己的孩子。大部分的人和昆桑人妮萨一样活在大大小小的亲族网络里，彼此守望相助，彼此照顾，带大彼此的孩子。今日加勒比海的某些地方，依旧看得到这种情形，小镇上所有大人都可以叫任何小孩听话，小孩也真的会听。夏威夷的大人小孩都倚赖干爹干妈制度，被叫阿姨、叔叔的人会因为这种名义上的称谓，真心爱护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并帮忙教育他们。今日大部分的人类学家都同意，给了人类最大支撑力量的东西不是火，不是狩猎，也不是异性恋配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类女祖先会帮其他女性抱孩子、照顾孩子，甚至帮忙喂奶。智人的数量能一直增加，主要是因为这种互相帮忙的关系，其他早期的人族与前人族则灰飞烟灭。这种彼此相互依赖、彼此照顾的历史，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女性能和其他女性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们靠着彼此一起活下去，一起照顾孩子，一起撑下去。由于人际关系的缘故，你的孩子死了，我也会难过，因为那个男孩或女孩也是我的一小部分。

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我念书、做研究的时候，就知道“合作养育”与“社群照顾”理论。我思考过这些理论，还写过文章，但我现在真实感受到这件事。

对没有相关经验的母亲来说，我发生的事一定很吓人。若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则一定不愿再去回想。但所有人都不怕触及这个主题，一直在关心我，未曾停止。曼哈顿有孩子的女人经常出现不可思议的竞争——她们靠衣服争奇斗艳，还在学校电梯里掂量他人斤两。然而在我失去达芙妮后，我发现她们也以惊人的程度彼此合作，相互支持，靠着彼此照顾孩子提供支援网。上东区有孩子的女人如同小镇母亲，如同历史上的母亲，她们形成紧密的人际网络，提供彼此情感上的支持并帮忙照顾孩子。她们没有放弃我，因为她们放不下。

◎我能改善命运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做了社交“努力”。

◎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在你体内发育的东西，你孕育他们，耗损自己的身体，把他们生下来，泌乳喂养，让他们成为你宇宙的中心，而且这不是几个小时的事，也不是几天、几周，而是几“年”——女性每日、每日付出的母爱，让“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模糊起来，一边是自利，一边则是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同理心与照顾。

◎据说上西区的妈咪比上东区人随和、友善，没有人会为了帮孩子找玩伴而耍势力眼，孩子自然而然在放学后和其他孩子玩在一起。在上西区，很少有人跑来撞我，我也从不觉得身上的衣服太丢人。但有时候，我还是会怀念上东区一丝不苟的环境，那里让人感到安心，一切都很正式，打理得好好的。

我在上东区做了约六年的田野调查，在占地两百五十平方英尺左右的地区、一百五十多个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之中，完成融入部族的过程，成为当地人。

一开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能完成任务。对地方上的高阶灵长类动物而言，我新来乍到，性成熟后才从另一个相隔遥远、文化迥异的族群迁徙过来，而且多年常居曼哈顿岛南方一角，接受当地普通的做法与观念，后来才搬到北方栖息地，努力在超级富裕的小圈子里，替自己和孩子寻找机会。我们并未信奉自己研究的部落的宗教，最初以格格不入的方式装饰自己与斋戒沐浴，直到后来习惯了地方习俗才改变，但依旧时常拒绝遵从地方上的做法；我的季节性自愿迁徙模式完全不同于周遭人士，而且相较之下资源十分有限。不意外的是，如同世界上许多新加入团体的人类与雌性灵长类动物，我在抵达新环境后的好几个月，地位低下，被团体中地位高的成员欺负，甚至是骚扰（地位高的女人，其权势通常来自父亲或先生）。有时我觉得被踩在脚下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

然而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波斯基及其他研究者，曾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之中，做过多年田野调查。他们表示，虽然地位低下会带来压力，继承来的高阶地位则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但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位阶，其实比众多田野科学家原先的假设更有弹性，并非永远固定不变。举例来说，低阶狒狒可以通过聪明的合纵连横，例如借由梳毛、在发生冲突时结盟、一起分享食物、一起照顾幼儿，最后替自己及后代创造出舒服的生活环境，不论是公狒狒或母狒狒都一样。萨波斯基及其他研究者进一步表示，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族群内，位阶在中间的动物，压力反而可能少于最高阶者，因为高处不胜寒，如果不必时时提防被人推翻、不怕有人嫉妒，日子可能更好过。

虽然人类是否适用相关理论，目前尚不清楚，但我花了数月工夫努力结盟后，最终满意自己的阶层，寻得盟友。在当地人中生活数年之后，我终于认同部族，做到灵长类动物最重要的事：让后代好好长大。我能改善命运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做了社交“努力”——我努力让自己和儿子打进各种团体；我顽强（还有可怜地）坚持和他人结盟，假装不知道自己被排挤，假装一点都不丢脸；此外，我还充分利用阶层最高的男性对我的短暂关注。然而，造成我的阶层起了最大变化的事件，大概是我的高龄流产竟在不经意之间引发同伴的同情心。流产事件大概唤起了那群进化史上同属共同哺育者的深层慈悲心、关怀心与同理心。她们的祖先平日替亲朋好友照顾孩子，虽然今日的生态环境已然改变，女性开始独自照顾孩子；但套用人类学家史蒂夫·约瑟夫森的话来说，显然在共同养育、社群照顾与关心孩子等层面，女性“内建的软件依旧存在”。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和新几内亚群岛的特罗布里恩人一起生活，书写正式严谨的民族志研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17），并另外就那段经历写下《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说出台面下的心底话。当时社会“科学”正在兴起，相关研究者努力建立不同于传教士、商人与殖民官员的形象。马林诺夫斯基也以研究的名义，搬到遥远的群岛。他时常形容自己“处于迷失状态”。这位杰出的人类学之父不时感到愤怒，因为负责带路的当地人有时在他给了烟草之后，就忽视自己的“职责”，消失无踪，收了礼物却没介绍自己的文化。马林诺夫斯基说自己在适应令人困惑的环境时，不时为自己的人生与研究感到不安，甚至情绪上、精神上都经历非常大的困扰——他住在小茅屋里，被炙热阳光的热气包围，周围的人说着陌生语言，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时常想象自己患上致命疾病，感到焦虑、寂寞，性欲无法排解。

我在上东区生活时，经常想起马林诺夫斯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他。我想起他犀利地描写他无法掌控但基本上其实是自找的困境。我想起他在书中有时感觉多么的不专业、不科学、怨天尤人、怪东怪西。他在写私人日记时，肤浅而充满偏见，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冷静、保持距离、有条有理分析的专业语调全然不同。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几人，可说是“发明”了人类学。我一直热爱这个学科，这个学科融合了说故事以及对人类的真知灼见。在学者笔下，感到不安的外来者经历，以及对一个文化的整体描述，被鲜明地并排在一起。我不是学术定义上的人类学学者——我并未主修人类学，虽然我曾做过相关研究、写过论文，也曾为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向学生介绍人类学的历史；而我也不曾像个灵长类动物学者那样，到远方观察与记录黑猩猩、人猿、狒狒、猴子的行为。对我来说，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单纯是一门学科，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我研究、爱上它们，然后运用于自己适应异文化的经验里。我进入一个有我不熟悉的仪式、信仰和惯例的社会，最初感到挫折，格格不入。我以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的角度描述那段历程。

虽然我未曾离开曼哈顿，也不需要学习新语言，但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写下的经历——他的愤怒、他感受到的文化排斥——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我渴望融入上东区，有时还会怨恨身边的当地人，因为他们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族类之外的人，甚至是瞧不起；我伸出友谊之手却没得到回应、没人理我时，我感到受伤；新奇、不熟悉的环境与文化惯例，以及被无视、只能当局外人的经验，让我体验到文化冲击。有时，我得压住嘲讽我想了解的那群人的欲望。虽然我知道，别人排挤我其实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但我心中还是经常充满敌意。（马林诺夫斯基曾在盛怒之中写下：“有时我想杀掉那些混账东西﹝指带他了解当地文化的合作者﹞。”）每一天，我都感受到许多“田野调查时会有的感受”。

然而我研究且多年生活于其中的妈咪部落，最终出人意表。我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头几个月与头几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茫然；但在我失去不曾来到这个世上的女儿达芙妮后，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怀与照顾，还交到真正的朋友。那些我原本觉得是两个世界的妈咪——那些骄傲自大、冷酷无情的女人，那些鄙视我、嘲笑我、故意排挤我、不肯让孩子和我家孩子玩的女人，那些自己或身边的姐妹也失去过孩子的女人——她们伸出友谊之手，真心诚意特地来关心我，我真的没想到她们会这么做。我认为她们后来忘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对我展现出慷慨大方的精神，不再冷漠、不再欺负我，接着又继续对我友好，而且不是因为我失去了女儿。“我们是怎么再度成为朋友的？太幸运了……我猜是因为学校的缘故？”这句话出自戴着香奈儿太阳眼镜、秀发光泽动人的一个朋友。一天早上，我们两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阳光下喝咖啡，她试图回忆我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我没告诉她真正的答案，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而且是很好的朋友，重提往事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让事情过去。

有时候，我依旧会在上东区碰到冷淡、不友善的女人，就算见了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也一样。那些带着年幼孩子的妈妈，是朋友的朋友，或是我认识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或董事会成员，关系很远。我不是善良的小天使，不会把族人描述成一群很美好的人，不过现在我碰到其他妈妈对我视而不见，或是态度很差、出言嘲讽、故意要跟我比的时候，有了过去的经验，现在我知道在她们糟糕的外表下，可能有着不一样的一面，而且有一天，她们也可能看见不一样的我。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郎斯·德瓦尔是研究动物同理心的先驱。学界目前不只研究灵长类动物，还研究狗、大象，甚至是啮齿动物。德瓦尔表示，所有的哺乳类动物（或许灵长类动物尤其如此）“都能敏锐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并且帮助需要帮助的同伴”。这个主张听起来不是特别激进，德瓦尔、珍妮·古道尔、萨波斯基都曾依据多年的田野调查证据，得出类似的结论。德瓦尔指出，数千份观察记录都说，黑猩猩会通过拥抱与亲吻来安慰同伴；人猿“会主动开门，让同伴拿到食物，哪怕自己会因此失去一些食物”；卷尾猴会帮别人寻求奖励，被提供两种不同礼物时，它们会选择“较有利于社交”的那一个，同时奖励自己与同伴。科学界一般不太接受“拟人”的理论——不喜欢把我们自身的人类特质投射到其他动物身上——因为那让人感到不科学、感情用事、不精确。

然而众多不可忽视的证据显示，动物就算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大多也会照顾彼此。以德瓦尔的话来说，科学界开始敞开心胸，接受“不那么血腥”的进化史版本。新版本强调，我们除了彼此暴力相向与无视他人性命，其实也有团结合作且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人类祖先会相互合作的假设，部分源自观察其他灵长类动物每日的行为。是的，黑猩猩可能极富攻击性，它们喜欢争权夺利的程度，可能让曼哈顿最喜欢割喉战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极为欣赏。德瓦尔表示，某些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喜欢厚黑学——他最初开始观察黑猩猩时，甚至为了进一步了解它们，去读马基雅维利讲权谋的作品。黑猩猩会“密室交易”，并在杀死敌人时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然而，它们也活在关系紧密的团体里，并且高度关心其他黑猩猩。热爱木屑的母猩猩黛西，会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搜集木屑——因为它想把全部的木屑送给生病的公猩猩阿莫斯，让对方在巢穴里能舒服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从黛西的感觉出发，（“喜欢这些木屑，它们好舒服！”）阿莫斯会有什么感觉——为了让阿莫斯舒服一点，黛西宁肯让自己蒙受损失（它自己那天的白天或晚上就没有木屑了）。黛西这种无私的情怀，不是（仅）出于算计，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回报，而是出于深深的移情作用。德瓦尔表示，黛西等于是在帮自己关心的黑猩猩拍松病床上的枕头，因为它知道那样会舒服。

谁会关心他人？

德瓦尔表示，“对哺乳类动物来说，母亲的关怀是利他主义的原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怀模板。”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在你体内发育的东西，你孕育他们，耗损自己的身体（许多人类母亲会说她们还付出心力），把他们生下来，泌乳喂养（或是以其他方式提供食物），让他们成为你宇宙的中心，而且这不是几个小时的事，也不是几天、几周，而是几“年”——女性每日、每日付出的母爱，让“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模糊起来，一边是自利，一边则是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同理心与照顾。

赫迪主张，同理心的起源，那种推己及人的深层理解，那种就算会损害自己也会帮助他人的情感，不仅源自母爱，还源自共同养育，也就是所谓“全村一起养孩子”的做法与概念。此概念在工业化的西方，大多仅见于希拉里的引用（希拉里著有同名著作《It Takes a Village》）；但其他文化则明显有这样的现象，据说数个西非国家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孩子有很多父母”（A child has many parents.）这句谚语。

赫迪与人类学家豪克斯，以及更为近期的凯蒂·辛德已经证明，以德瓦尔的话来说，“人类的团队精神起源于共同照顾‘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母亲会照顾孩子，而是附近的成人会一起照顾。”这里的“成人”包括男性，不过豪克斯与辛德的研究发现，主要是女性会照顾孩子——她们在必要时伸出援手，自己有需要时也会得到亲朋好友帮忙。科学告诉我们，与他人合作的哺育者除了可以行善，还能让自己感到快乐。德瓦尔认为，普通猕猴清楚让人看到，提供母爱与社群关怀的猴子会感到开心。每年春天，普通猕猴生小猴时，进入青春期的母猴会抢着帮忙——抢着一定要“伸手摸”。它们会待在生产的母猴附近，不停地仔细清理母猴与可爱小猴，直到母猴同意它们单独和小猴相处一段时间。德瓦尔观察到，猴保姆会争先恐后抢小猴，“把它们翻过来检查生殖器，舔它们的脸，帮它们梳好全身的毛，最终在猴宝宝紧抓它们手臂时打瞌睡”。抱着孩子打瞌睡是家常便饭，“让人感到猴保姆处于入神，甚至是狂喜状态”。紧紧抱着宝宝，会让保姆的大脑与血液充满催产素，让它们陷入美梦。接着几分钟后它们会惊醒，把孩子还给母亲。

人类学家詹姆斯·里林观察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亲戚，并研究各种神经成像，他的结论是：“我们在情感上偏好合作，要刻意仰赖认知控制，才能阻挡这股冲动。”换句话说，关怀他人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冲动，是我们的理智阻止我们不要那么做。

我的两个儿子，最终在上西区找到学校。我和先生都有工作，每天在高峰时刻往返上东区感觉不太实际，所以我们搬家了。据说上西区的妈咪比上东区人随和、友善，我觉得总体来说的确如此。没有人会为了帮孩子找玩伴而耍势利眼，孩子自然而然在放学后和其他孩子玩在一起。在上西区，很少有人跑来撞我，我也从不觉得身上的衣服太丢人。此外，现在我家离坎迪斯与莉莉家更近了。

但有时候，我还是怀念上东区一丝不苟的环境，那里让人感到安心，一切都很正式，打理得好好的。我如果想见上东区的闺密，或是到上东区逛一逛——在圣安博路丝餐厅吃午餐，或是沿着麦迪逊大道逛夏洛特·奥林匹亚（Charlotte Olympia），或浏览橱窗——也很方便，过中央公园就到了。现在，我很多上东区闺密的孩子也在上西区上学，有时我们也会在我的世界碰面。我和许多住上城区的人一样，在西区和东区之间跑来跑去，但对我来说，上东区与上西区这两个地方依旧感觉很不一样，大部分的纽约人也这么认为。如今，我已不再属于上东区的下流阶层，不必再解码上东区文化，也不必再想办法融入了，我开始热爱、欣赏与拥抱两个地方的不同之处。

我不能再拿铂金包。我到巴黎度假时，为了一直发麻的手臂到第六区看医生。我在纽约找的神经科医生说，这应该不严重，但也无法提供根治的方法。我不能打字，这很麻烦，毕竟我是作家。我在度假时帮自己按摩前臂，按摩了好几天，一直忧心忡忡。时髦的巴黎医生坐在桌子后头，像时髦的巴黎人那样，不只听清楚我是个无法打字的作家，还看到我穿的衣服、我的包包，以及我的一切穿着打扮。接着，他以法国人的口音重重强调，我的问题是背了太重的包包：“你要不就选铂金包，要不就选写作，自己选。”

莉莉两年前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并请我当干妈。我几乎每周四都会见到她们，把溺爱与纵容她们当成自己的任务。双胞胎活力充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且很漂亮。莉莉的女儿总能带来无穷欢乐。莉莉是我认识的最好的母亲，她虽然养着双胞胎，却比我只带一个孩子的时候更优秀、更镇定。有时我们会提到弗洛拉，莉莉告诉我，每当想起她还是很难过，丧女之痛依旧没有平复，但大部分的时候她很快乐；我告诉她，我懂。

我的两个儿子已经是大男孩，他们能做所有西方人希望孩子做的事——主要是读书、写字、算数。我督促他们自己铺床，要他们别再玩iPad，要写感谢函，说话时要看着大人，要有礼貌。然后我就偷懒了，放手让他们自己长大。夏天，我们会去海滩，我看着他们游泳，荡秋千，在沙滩上和其他孩子与邻居一起玩，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自己也和熟识或陌生的家长闲聊。曼哈顿上东区与度假用的汉普敦很高级、井然有序，但童年依旧可以自由自在。当母亲不必是件苦差事，也可以很轻松，很快乐。

我和先生现在一年会到欧洲旅行数次，不带孩子，大部分是因为先生要出差的缘故——我们出门在外时，我深深想念自己的孩子。不同大陆、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孩子的方式很不一样，令我感到惊奇。相隔遥远的距离后，我曾经研究的那个小岛一隅的小部落做法，变得奇特、有趣与触动人心。我想起达尔文说过的话——不是那个研究结果过度简化、替自私自利与“自私的基因”说话的达尔文，而是曾经失去三个孩子、哀伤到几乎无法工作的达尔文，开心帮助妻子养大七个孩子的达尔文，以及平衡自己热爱的工作与父爱的达尔文。这样的达尔文教我们很多事：“社交直觉让动物享受社交，它们感到对他者的同情，并替其他动物做各种事。”

是的，我再次感到世界很美好。不久前，在汉普敦一栋巨大豪宅的整齐草坪上，在那场阖家出席的派对，我感到神清气爽，对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同情，而且觉得当一个妈妈与作家很开心。我刚卖出一本书，稿子交出去了，好莱坞想翻拍成电影。在那个我依旧偶尔会出现的小小八卦圈，这是一个大消息，人人想知道详情。大部分的人替我高兴，支持我写书。儿子同学的家长与我认识的其他妈咪，祝我一切顺利，新书大卖。大家还一直开玩笑，猜我会不会点出坏人的名字。我们聊着我的新书还有其他事，例如孩子转学去哪里、他们喜不喜欢新学校。此时，我家大宝走了过来，满脸通红，气若游丝：“妈，我觉得不舒服。”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厉害。我告诉儿子：“亲爱的，拿着这瓶水，到树下没有人的地方坐下，妈咪马上带你回家。”我的视线开始寻找派对上的先生和二宝。

就在这个时候，她走了过来——女王蜂中的女王，贱人妈妈团中最惹人厌的女人。有好几个月我都在躲她，每次都被我幸运地逃过了。我在学校走廊上看到她，就会闪到楼梯上。如果是活动场合，我会跑去和真正的朋友聊天，祈祷她不会跟我说话。然而，她正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忍不住缓缓倒抽一口气，希望女王蜂中的女王要找的是别人。通常她不会纡尊降贵和我说话——你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人，怎么会和她们说话？就算是从共同养育与关怀后代的宏大角度来看，就算我在心中帮她找借口：她有饮食失调的问题，还有她丈夫显然出轨了；虽然她可以穿当季的香奈儿，但她的日子过得很不快乐——我还是无法接纳她。最近又冒出很多她欺负别人的故事，她在一个女人的朋友面前，说她们那群人通通又丑又笨，孩子也有问题。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女魔头，就算穿着香奈儿，依旧是没穿衣服的女王。因为她有钱有势，在她后头翻白眼的人，害怕当面讲出她可笑的地方。她捐大笔钱给学校时，学校的行政人员把头转到一边。每个人在她讲话刻薄人时乖乖听着，依旧坐在她那一桌，希望能分到一杯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羹。生意？金钱？她华服上的衣领或缎带？

“嗨。”她向我打招呼，但眼神看着我后方。我的心跳了一下，脑子开始混乱。

“抱歉，我儿子病了……”我开始结结巴巴找借口，寻找逃走的方向。她不会在乎的。每次我试着和她讲话，她都一副我以为自己是谁，居然可以回应她的招呼的样子。

“我听说了你的故事，或是你的书……还是什么的。那本书叫什么？”她扫视着草坪，寻找更美丽的风景。我感觉儿子在碰我的手肘。

我告诉女王蜂中的女王书名，然后转头安慰儿子，是的，我们要回家了，现在就走。

“那是个好名字。”她不屑地看了我家大宝一眼。

“谢谢，我们得……”

“我猜那是出版社取的。”她不是在问我，而是觉得就是这样。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想得出好书名，更不要说是写一本好书了。我站直了身体，抬头看她，她得意地笑了。

我直直瞪着她。“不，那是我取的。”我的语气一定很僵硬。儿子开始咳嗽，女王蜂中的女王露出嘲讽的笑容：“对啦，你取的。”有那么一秒钟，我希望做出某个下城区女性在女王污辱她儿子时做过的事。据说，她把手放在女王肩膀上，重重地说：“没，人，喜，欢，你。”然后就掉头离去。那个胆敢出言顶撞的女英雄，就像美国神话中的保罗·班扬一样，她的传奇故事会被不停歌颂，永远传承下去。

我还没来得及决定，要对眼前这个讨厌的女人说什么或做什么时，儿子就打断了我的幻想。他因为经过多年的礼仪训练，搞不清楚状况，像是慢动作一样，有礼貌地和女王握手。我想象自己像动作片主角，也以慢动作插进他们两人之间，戏剧性地拦住儿子的手，大喊“不！！！！！”我要救其他妈咪，让她们在学期开始的时候，不必照顾得了重感冒发烧的女王。其他女人都会好心照顾女王，就像她们曾经照顾我一样，因为女王明显需要关爱。在我幻想的情景中，我看见自己因为做出英雄般的举动，躺在地上，衣服被泥土和杂草弄脏了，女王蜂中的女王用讶异又感激的眼神看着我。

然而，今天又是平常的一天，阳光灿烂，不是电影。女王冷漠地随便握了握儿子的手时，我什么都没做。我把儿子拉走，没跟女王说再见，找到先生和二宝，匆匆谢过主人后就回家。我转身，看了这场派对最后一眼，然后满意地笑了。我看到也正要离开的女王，用刚刚握过发烧的儿子的手，摸着自己的眼睛和鼻子。

我知道儿子吃点布洛芬退烧药，休息一下就会好了。明亮的蓝色天空上，夕阳正在西沉。我们一家人降下车窗，在下午的美景中回家，我感受到一股快意缓缓涌进全身，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谢辞

我要感谢上东区教我如何当母亲的众妈咪。一开始，我对她们抱持戒心，她们也对我抱持戒心，不过她们证明了所有灵长类动物学家知道的事：我们全都是高度群居动物，彼此结盟，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起合作养孩子，让人类活到今天。

支持我本人、支持我的写作计划的上东区妈妈团，她们是大方的专业地方向导，用聪明、幽默、乐趣无穷的方式，在上东区替我“带路”，并解说文化背后的信仰体系。她们就是灵长类动物生命中的重大议题——包括权力、养儿育女、性爱、焦虑、丧子等等，分享令人捧腹大笑的逸事，以及令人心碎的故事。她们让我看到幕后真相，打开大门请我进入她们家，分享真知灼见，并把自己的想法与情感摊开在我面前，还分享对人科动物来说再重要不过的食物。我身为外地人，因为有了她们的协助，感受到营火旁有他人陪伴的温暖。

我还要感谢所有曾听我诉苦、帮我分析情形的朋友：Regan Healy-Asnes, Lindsay Blanco, Jackie Cantor, Vivien Chen, Amy Fusselman,Elizabeth Gordon, Lauren Geller, Barrie Glabman, Judith Gurewich,Marjorie Harris, Eva Heyman, Suri Kasirer, Jennifer Kingson, KellyKlein, Ellen Kwon, Nancy Lascher, Simone Levinson, Wellington Love,EveMacSweeney, David Margolick, Jennifer Maxwell, Jackie Mitchell,Liz Morgan Welch, Arianna Neumann, Solana Nolfo, Jeff Nunokana,Debbie Paul, Rebecca Rafael, Barbara Reich, Tina Lobel-Reichberg,JessicaReif-Cohen, Atoosa Rubenstein, Erica Samuels, Jen Schiamberg,Caroline Schmidt, Adam Schwartz, Carole Staab, Dana Stern, RachelTalbot, Amy Tarr, 和 Amy Wilson，谢谢你们。

崔西·托德（Trish Todd）以身为母亲的敏锐度，知道其他母亲有多保护自己的孩子，耐心进行本书的编辑工作，但又一针见血；她是最优秀的书籍巫师。感谢理查德·派因（Richard Pine）不辞辛劳，感谢从不休息的桑迪·门德尔松（Sandi Mendelson）。贝萨尼·索尔曼（Bethany Saltman）替本书的研究帮了大忙。我要感谢凯瑟琳·麦金农（Katherine Mackinnon）、理查德·普鲁姆（Richard Prum）、凯蒂·欣德（Katie Hinde）和丹·沃顿（Dan Wharton）几位教授，他们花时间引导我这个门外汉，就算这个门外汉对他们的世界观有着初级误解，依旧耐心说明。感谢医学博士海蒂·沃尔多夫（Heidi Waldorf）、医学博士丹尼斯·格罗斯（Dennis Gross）、斯蒂芬尼·纽曼stephanie（Newman）博士，以及领有临床社工执照的法律博士布莱克曼等几位专家，他们对于美和焦虑的见解，拓展了我的思考。

要是没有好几位协助我照顾孩子的代理母亲，我不可能完成本书。感谢Carlos Fragoso、Elizabeth Dahl、Sarah Swartez。此外，我的孩子和他们慈爱的堂哥、婶婶、伯伯、祖父母与继姐，培养出深厚亲情，我要感谢众人的照顾。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在没有娘家与保姆的帮忙下，自己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却仍在忙碌的生活中，培养出我对于人类学、生物学、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珍妮·古道尔及贡贝黑猩猩的热爱。我要特别感谢好友露西·巴恩斯，她以特有的热情大方，几乎每天都问我：“书写得怎么样了？”还请我当她女儿希薇与薇拉的教母。

我两个孩子埃利奥特与莱尔教我要当个勇敢的妈妈，我爱你们，两只猴崽子。最后我要感谢最棒的读者，以及我这辈子最对的选择：我的丈夫乔尔·莫泽。他让我成为一个母亲，也让我知道，虽然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由双亲单独照顾孩子是很不寻常的非常近代才出现的现象，但小家庭依旧能让人有家的感觉，我一辈子感激不尽。

参考资料

Baumeister, Roy, and Dianne Tice. “Anxiety and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9, no. 2 （1990）: 165–95.

Beck, Taylor.“Estrogen and Female Anxiety: Study Suggests Lower Levels Can Lead to More Mood Disorders.” Harvard Gazette, August 9, 2012.

Bell, Adrian, Katie Hinde, and Lesley Newson. “Who Was Helping?: The Scope of Female Cooperative Breeding in Early Homo.”PlosOne, December 2013 （http://www.plosone.org/ 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one.0083667）.

Bennetts, Leslie. The Feminine Mistake: Are We Giving Up Too Much? Voice, 2007.

Blurton-Jones, N. “The Lives of Hunter-Gatherer Children: Effect of Parental Behavior and Parental Reproductive Strategy.” In Pereira, Michael E., and Lynn A. Fairbanks, eds. Juvenile Primates: Life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9–26.

Bogin, Barrie. “Evolutionary Hypotheses for Human Childhood.”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40 （1997）: 63–89.

Campbell and Haussman. “Effects of Oxytocin on Women’s Aggression Depend on State Anxiety.” Aggressive Behavior 39, no. 4: 316–22.

Carmon, Irin. “Strong Proof: ‘Drink’ and ‘Her Best-Kept Secret.’ ” Sunday Book Review,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2013. Retrieved online April 14, 2014.

Cronk, L., N. Chagnon, and W. Irons, eds. Adaptation and Human Behavior: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2000.

de Waal, Frans. The Bonobo and the Athiest: In Search of Humanism Among the Primat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Deans, Emily, MD. “Dieting Can Make You Lose Your Mind.” Online edition, Psychology Today,retrieved March 24,2011,at 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evolutionary-psychiatry/201103/dieting-canmake-you-lose-your-mind.

Donner, Nina, and Christopher Lowry. “Sex Differences in Anxiety and Emotional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465 （2013）: 601–26.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 In-Depth Report.”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onlinehttp://www.nytimes.com/health/guides/disease/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print.html.

Gesquiere, L., et al. “Life at the Top: Rank and Stress in Wild Male Baboons.” Science 333: 357–60.

Glaser, Gabrielle. “Why She Drinks: Women and Alcohol Abus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3, 2013. Accessed online April 12, 2014.

———. Her Best-Kept Secret: Why Women Drink—and How They Can Regain Contro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Grant, Adam M., and Barry Schwartz.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the Inverted U.”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2011）: 61.

Hayes, Sharo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he Ideology of Intensive Mothering,” in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New Perspectives, ed. Elizabeth Long. New York: Blackwell, 1997.

Hewlett, Barry, and Michael Lamb, eds. Hunter Gatherer Childhoods: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iscataway, NJ: Aldine Transaction, 2005.

Hoffman, Stephan, and Anu Asnani. “Cultural Aspects in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7, no. 12 （December 2012）: 1117–27.

Hrdy, Sarah Blaffer. Mothers and Others: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other Nature: Maternal Instincts and How They Shaped the Human Species. New York: Ballantine, 1999.

Konner, Melvin.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Relationships, Emotion, Mi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Kramer, Karen. “Variation in Children’s Work among Modern Maya Subsistence Agriculturalist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98.

———. Maya Children: Helpers at the Fa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Lurey, David. 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 Cherubs, Chattel, Changeling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uss, Marcel. The Gif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Offer, Shira, and Barbara Schneider. “Revisiting the Gender Gap in Time-Use Patterns: Multitasking and Well-Being among Mothers and Fathers in Dual-Earner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76, no. 6 （2011）: 809–33.

Sapolsky, Robert. A Primate’s Memoir: a Neuroscientist’s Unconventional Life Among the Baboons. New York: Scribner, 2002.

———.“Peace Among Primates” and “How to Relieve Stress” at http://www.beinghuman.org/mind/ robert-sapolsky.

Scutti, Susan. “Binge Drinking—Rich Women Most Likely to Binge Drink.” Medical Daily, April 24, 2013. Retrieved online April 14, 2014.

Shostak,Marjorie.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mall, Meredith. Our Babies, Ourselves: How Biology and Culture Shape the Way We Par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 Kids: How Biology and Culture Shape the Way We Parent Young Childr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Smith, Harriet J., Parenting for Prim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erck, Elisabeth, et al.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Nonhuman Primates.”Behaviou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41 （1997）: 291–309.

Stockley, P. and A. Campbell, eds. Female Competition and Aggressio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Biological Sciences, October 2013.

“Summary of Vital Statistics 2012, The City of New York: Pregnancy Outcome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2014.

Symons, Jane. “Caveman Fasting Diet May Leave Women Diabetic.” Express （home of UK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January 27, 2013. Retrieved online April 13, 2014.

“Take Care Upper East Side.” Community Profile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2006.

Thompson, Clive. “The Ecology of Stress.” New York Magazine, September 15, 2010. Retrieved online at http://nymag.com/nymetro/urban/features/stress/10888/.

Volk, A. A., and J. Atkinson “Is Child Death the Crucible of Human Evolu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 （2008）: 247–60.

Walter, Chip. “Why Are We the Last Apes Standing? How Childhood Helped Modern Humans Conquer the Planet.”Slate, January 29, 2013. http://www.slate.com/articles/health_and_science/science/2013/01/evolution_of_childhood_prolonged_development_helped_homo_sapiens_succeed.html.

Warner, Judith, Perfect Madness: Motherhood in the Age of Anxiety. New York: Riverhead Press, 2005. Weisner, Thomas, and R. Gallimore. “My Brother’s Keeper: Child and Sibling Caretaking.” Current Anthropology 18 （1977）: 1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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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前言 全世界妈妈的焦虑都是一样的

各界推荐

序章 在大都市当妈妈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

第1章 纽约有纽约的规矩

第2章 不配一起玩的低等人

第3章 入境随俗：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第4章 一定要回到生孩子之前的身材

第5章 上东区没有低调这回事

第6章 丢脸等于丢掉灵魂的曼哈顿妈妈

第7章 想办法活在坏事会发生的世界

第8章 我能改善命运，因为做了社交“努力”

谢辞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