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唱 / 叶三著.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68-1464-2

Ⅰ. ①我… Ⅱ. ①叶… Ⅲ. ①音乐家－访问记－中国－现代Ⅳ.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1803号

我们唱

著　　者：叶三

责任编辑：刘峰　　　策划编辑：罗丹妮　刘婧

装帧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大观世纪

责任印制：蔡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序 我听到的歌

序 叶三的椅子

自序 和朋友们在一起

我走过的一条路

二重奏

关于我爸

裸体朋克

纯真年代

恋恋老狼

万一你听到

百花深处袁惟仁

不POGO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

其中有禅

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秦时明月汉时关

西北野孩子

序
我听到的歌

文|郭玉洁

我总记得，那是2001年五月。老式的北大礼堂，舞台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大概有“新青年新音乐”字样。换场时，猩红色的大幕合了又开。主持的女孩每个字都念得又圆又整齐，像是声音的仪仗队。有一刻，也许女孩自己发挥了。她说，下面将要出场的歌手，他非常有才华，而且非常英俊……大幕正在打开，朴树站在舞台中央，他瞪大眼睛，看向女孩。观众哈哈哈地笑着。《白桦林》的前奏已经响起。

朴树、许巍、“新裤子”，都出场了，那时的大学校园，他们正流行。但有些人，我是第一次听到，“野孩子”、胡吗个、周云蓬。胡吗个的名字逗，歌名也逗，《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野孩子”四个人，一字排开，唱的真是西北民谣——我认出了其中一首，在兰州读书的同学曾经唱过，她说，那是新疆来的调子。

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胡德夫。他弹着钢琴，第一句简直像崩了一座山，“Standing on my land……”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些穿着原住民服装的年轻音乐人。他们又歌又舞，唱了很多个“娜鲁湾”。

我那时有一个模糊的感受：一样是民谣，台湾的音乐人看起来那么干净，健康，那么现代，而大陆的民谣歌手和他们比起来，那么——土。

其他观众也许和我想法类似，并且大大方方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周云蓬上台之后，轻轻弹着吉他，并不唱歌。他说，大家为什么不对自己本土的音乐人好一点呢？

关于这场演出，我常常怀疑自己的记忆出错了。我找不到这场演出的资料。在互联网时代，这几乎等于没有发生。或是，我把几场演出混在了一起？我努力向记忆的暗处搜索，细节纷纷跃出，却也越来越固执：就是那个晚上。因为我最记得的，是周云蓬这个镇定、通透的问题，而只有在这样的一台演出，这个问题才会这么合理。

也是2001年，“野孩子”开了河酒吧，拐个弯是乡谣。后来有了更多酒吧，live house。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和朋友去看民谣演出。酒吧、live house的椅子通常都不舒服，但是空间正合适，舞台和观众不远不近，中等距离。我就是个中等距离的听客，花钱去听，听完也就走了。偶尔，听接近民谣圈的朋友（当然都是美丽的女孩）谈起他们的八卦。又说，其实他们很穷，演出费不高，经常坐火车去各地演出，一去好几个月——多去些地方，才能赚到钱。

当时我已经在媒体工作，察觉一些东西，那些特别又即将消逝的人事，逐渐成了职业本能。我朦胧地觉得，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一群人在中国的大地上歌唱。不是校园，不是音乐厅、体育场，甚至不是录音室，就是在大地上。曾经诞生了《诗经》、《古诗十九首》的大地，野草丛生。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土”的原因。土，也就是生命力。

我想，应该有人写下这些民谣音乐人，火车上的流浪歌手。但是，谁有能力写呢？谁能写下音乐、写下诗人？我也并不知道，这股风潮会如此短暂，唱片业衰落，酒吧、live house一家一家关掉，音乐节和真人秀迎合、主宰了都市年轻人的音乐口味。一个漫游、歌唱的时代结束了。

阅读叶三的书稿，回忆起十多年前的感受。那些我听过的和没有听过的人名，我想知道却从不知道的故事，一一出现在了叶三的书里。

我是来到“正午”之后认识的叶三，后知后觉地关注了她的微博（两三个月后，她不知踢出了谁，把我纳入，保持了关注人“333”，一排银钩一样的数字）。我想，这个人文字真漂亮，每条微博都像一次修辞练习，语言的自由体操。而且，这些练习基本都用在骂人上了。

生活中的叶三，和网上那个凌厉刻薄的“三爷”一点都不像。

每次我去北京之前，她都问，大头，你要来住我家吗？（我的另一个选择是谢丁家）第二天她就像失忆了一样，又问。到叶三家，书房的折叠床还没有收——前一天有别的朋友借宿。叶三家白天常拉着窗帘，冬天有些阴冷，有朋友说是古墓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叶三喜欢召集朋友去家里，周六晚上，七八个人一起看《我是歌手》，电视里人唱着，大家却安静，坐在沙发上、地上，都在看手机。有点诡异的场景。

又有一次，叶三专门开车到机场接我——就为了提前听一个八卦。像她的文章一样，一个冷冷的张爱玲，杂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汪曾祺。

如果不写作，叶三可以去开车。在西北的高速公路上，叶三的车像一只鹰，向猎物俯冲。在城市里，叶三总嫌前面的车太慢。一边骂一边超车——并排时减速，看看那个司机：“果然是个打电话的傻”，或，“果然是个女司机”，然后意识到我坐在后面，“啊，大头，你骂我吧。”我就是他们嘲弄的女权主义者。

叶三是个讲义气的人。她总说，朋友比工作重要。她也很高兴地承认，自己对人不对事。对朋友，对她看重的人，她就像书里写的，“既吃软又吃硬”。只要对方示弱，她就心软。有时候生气了，偷偷抱怨一阵，又说，算了，我去骂粉丝泄愤。那些刻薄，是她能到达的极限，在内心，叶三是个很暖的人。

这就难怪了。每次看到叶三的文章，我都惊讶她拿到这么多细节（她总是炫耀说，还有更多的不能写）。这些音乐人掏心掏肺地，跟她讲自己的故事。最后，他们都成了朋友。要写下他们，写下过去这十多年的音乐往事，还有谁比她更合适呢。

和叶三成为朋友，是我在“正午”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她让我重新思考友谊的内涵：真诚，重承诺，愿意付出。我也觉得幸运，有这样写作上的同志——令人妒忌的才华，和在其他领域的无能。

在“正午”工作的这段时间，非虚构写作，像镀金大字一样浮现出来，或许，我们也帮助塑造了这一潮流。叶三的这本书，必定是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无论在哪个层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同时，我也知道，对于叶三来说，还有更高的文学挑战。推荐你阅读《我们唱》，并且，期待叶三的下一部作品。

序
叶三的椅子

文|谢丁

三年前，我搬到常营没多久，就说动叶三也搬过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房子，是一套两居室。客厅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什么家具，落地窗前有一个简陋的木架子，搁了一盆植物，阳光照着花盆，清淡的孤零零，地板上丢了些小板凳。一个老头独居。出门下楼后，我们俩都说，这个不错。我说不错，是因为这套房子太像叶三了。

搬家前，叶三请人刷了一遍白墙，订了窗帘。窗帘对叶三来说很重要，后来我常去她家，窗帘总是拉得死死的，偶尔透个缝，阳光像贼一样偷进来。我们去宜家买沙发买床，一排书架，各种灯具，大地毯，她又在淘宝订了一批铁艺木桌，这个房子就被叶三占满了。房子里也有大型植物，感觉总缺水，还养过鱼，每次她出差回来，几条鱼都散在各处，被那只怕生的猫吃得七零八落。能在这儿活下来的，只有她和那只猫。

房间里的东西都很新，唯一从旧居移来的，只有一把椅子。

椅子很轻薄，可升降旋转，除了金属支架和扶手，其余都是薄薄的一层皮。我胖的时候，不敢坐上去，怕塌了。这把椅子躺在书房里，平日很少露面，有时我们人多吃饭，才搬到客厅当餐椅，独占一个方位，留给最胖的那个人。坐过几次你就知道它其实很结实，又有弹性，像浮在一张飞毯上。叶三大多数文章都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写的。

我认识叶三七年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工作上的事，也一起旅行过，说了太多太多话。很多人都说，叶三的文字是发光的，常有金句，其实她生活中说得更多，只是这些句子说出来就消失了，溜走了，如今我一句也想不起来。我好几个朋友都有一种本事，能记住别人说过的话，写作时顺手拿来，形神兼具。叶三也有这种本事，形容某个人，只需短短几笔白描，配上一两句直接引语，活灵活现。我却不行，什么都记不住，经历的人和事都像被抹去了细节，只留下模糊的影子。我是隔着毛玻璃看世界，看时间，看这过去的七年，叶三在我这儿全都模糊了，余存一把清晰的椅子。

也有很多画面，但没有声音。比如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蜷着腿，一只猫警惕地蹲在地毯上，阳光只有一缕，而她躲在暗处，盯着手机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我最常见到的叶三，就像一幅油画，平静慵懒的深处藏着一丝不安。还有一些动态的画面，她喜欢收拾屋子，穿着拖鞋走来走去，碗筷放到厨房，清理桌子扔到垃圾桶，我眼前就总是一个影子在晃动。这些画面和影子，像反复播放的老电影，构成了叶三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生活里，叶三可能是温暖的，迷糊的，甚至是家常的。但我隐约觉得，叶三的世界不在这个客厅，而是在书房，在那把椅子上，她坐在那里用写作抵抗这种生活。

我从未亲眼见过她在书房写作。那个房间总是拉着窗帘，一扇通往阳台的门永远敞开，阳台是那只猫的空间。遇到她出差，我偶尔会去阳台换换猫砂，加点儿猫粮，然后我退到书房，盯着一墙书架，发会儿呆，或者坐到那把椅子上，想沾点才气。还有几次聚会，客厅人很多，我躲进书房，尝试坐在椅子上看会儿书。还是有魔力的，隔着一堵墙却是两个世界。

叶三总是清早交稿，所以我猜她是在那把椅子上熬夜通宵写完的。有时我也见到她躺在客厅沙发写东西，但我私下以为，她认真看待的文章，她想进入的文学世界，都得回到书房完成。

在文学世界，我只是偶尔能遇到叶三。我们可能喜欢同一个作家，同一本小说，喜欢的作品里含有一种共通的气质，以我粗浅的理解，那是一种雾蒙蒙的氛围，冷，阴冷，平静的绝望，缓慢的不知方向的行走。但我止于此，留在这氛围里暗自叹息，而叶三却从这种绝望中诞生出写作的力量，找到载体，描出她自己的氛围：她的声音和腔调，不在故事，不在好看的细节，而是藏在了句子里，每个句子都是她单独的表达。这也许就是她无法复制的风格，没办法，她写什么都行。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是叶三在常营写成的，而且应该是在夜晚。从我家步行到她家，不到五分钟。有时深更半夜我出门遛狗，偶尔走到她楼下，能望见模糊的灯光，窗帘依旧拉得死死的。我想我们都是那种喜欢夜半歌声的人，只有在午夜才能观察自己的灵魂，看看它往下坠到何处了。写作只是暂时的抵抗，我们终究是往下掉的，哪怕一把舒适的椅子也不管用。

对叶三和我们这些人来说，生的乐趣，也许就是在那个坠落过程中彼此望见的几眼。

自序
和朋友们在一起

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到如今转眼六七年，我还是不太明白——也包括对生活和写作。

《我们唱》是我的第三本书。这本书的大部分篇目都写在常营，首发在“正午”。这篇自序之前的两篇序言，由我在“正午”的同事郭玉洁和谢丁所作。郭玉洁和谢丁不仅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挚友与良师。可以说，没有他俩，就不太可能有这本书。无论是在写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俩对我的包容和帮助是无限的。特别是，读完前面两篇序言，我才知道，他们对我的了解和理解比我以为的还要多。感谢他俩。

感谢这本书的编辑罗丹妮。是他们的耐心负责，把我从懒惰和随波逐流中打捞出来。在我看来，当下，好编辑比好作者更为难得。罗丹妮是个非常出色的编辑，能认识她并和她成为朋友，是我的幸运。感谢她。

《我们唱》写的是一批音乐人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之间，我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也夹杂在此。我很喜欢这个形态。我写的这些音乐人都是我尊敬并喜爱的，在书里，好像我们真的一起走过了一段生活。感谢所有接受我的采访，并允许我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的音乐人朋友。

感谢为我绘制封面的诗人袁玮，及书名书写者方闲海老师。他们与我写到的这些音乐人一样，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愿我没有辜负大家。

感谢曾帮我纠正文中错误的“正午”读者。无法一一具名，我很遗憾。感谢你们。

感谢为我撰写推荐语的冯唐、张晓舟、仁科和阿茂，老狼，和张玮玮。难为你们了，感谢。

最后，再感谢一下“正午”。对我而言，“正午”不仅是一份工作，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它还承载着我对写作的期许和尝试，对友谊的渴望和寄托。在“正午”的这两年多，我收获良多，感谢每一位同事。我也乐于看到更多的“正午”作者能够出版更多的纸质书，这不仅是出于对网络传播的不信任，更多是因为，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

《我们唱》的写作和出版不能算很艰难，当然，也并不简单。临到付梓，我仍感惶恐。对于写作和生活，我想，与我第一次出书时相比，我的进步是，我已不再去试图搞懂它们。所以，写完这篇序的最后一个字后，这本书我便不去想了。我只能说，在还能够写的时候，我会一直写下去，尽量心无旁骛，尽量勤奋。岁月无尽，而我希望我始终有情。

我走过的一条路

从七岁到十八岁，我走这条路，每周至少一次。

我从护国寺大街上奶奶家的院子出发，往东，经过人民剧场，护国寺小吃店，还有一个花店。这条街挺热闹。早上很多人从护国寺小吃店出来，跨上自行车回家去，车把上挂一袋油条，车铃叮咚叮咚。人民剧场门口有演出海报，还有一对很慈祥，很新的石狮子。花店里卖很香很香的兰花（非常难养），很小的小金鱼，还有各种盆景。如果出门早，我就进花店去转一圈。花店很深，阴凉，转一圈出来，好像能沾上一点花香似的。

这条街很窄，但是不堵车，因为没有汽车往里开，那会儿大家也都没车。

经过花店，右转往北，进入一条小胡同。它是不是叫棉花胡同？忘记了。胡同里没什么人，偶尔一辆自行车轻盈地经过，“嗖”一声，也不按铃铛。“人散市声收，渐入愁时节”，我那会儿还没读过。胡同曲曲折折，挺长。我第一次骑自行车出门，就在这条胡同里，从背后撞上一个穿睡衣提菜篮的大妈。那年我八岁，跟九岁的表哥骑车去新街口电影院看电影。大妈绷着脸瞪了我半天，挥手让我滚蛋——大妈腿上还带着自行车轮胎的黑泥印。

胡同里一户人家，有很高的灰围墙，爬山虎从墙里探出来，沿着电线爬到胡同另一边的灰墙，洋洋洒洒地铺满。一张具象的抽象画。春天它嫩绿，夏天碧绿，秋天金黄，冬天灰色。每年三月的某一天，灰色的藤条尖上，会冒出一个个娇嫩的试探的小圆圈，那是新枝。春天就真的来了。

我喜欢那面墙，每次经过，我都停下来看它一会儿。我觉得它就是“美”。

灰墙过去再走一会儿，左转，是新街口南大街。我过马路，穿进前公用胡同，到西城区少年宫。西城区少年宫是以前的王府，极体面的一所大宅。我每周六来这里上大提琴课。小学四年级，我被吸纳进乐队，每周日排练。于是每周我又多走一次这条路。四年级之前我力气小，我爸提着琴送我来，后来我长大了，就自己背着琴来回。

好多个夏天，我在少年宫院子里的树荫下拉琴，我的老师倚在门口，抽烟，笑眯眯地听着。他是个脾气奇好的中年人，十年里我没见他发过一次火。他总戴着一顶鸭舌帽，一年四季不摘。

那条路，每次走，我都希望它永远不变，除了爬山虎。它可以变。我背着琴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我以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日子在前面。

二重奏

1

对于一个曾在乐团中度过十年时光的业余乐手来说，排练之前的对弦声几乎是伟大的。首席小提琴手站起来，一个纤柔而稳定的标准音A——紧接着，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斯、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小号、长号、圆号、巴松……涓涓细流，海纳百川。整个乐队齐声哼起来了。然后指挥登上指挥台，扬起手。

我坐在保利大剧院空空荡荡的观众席、第三排最靠边的位置听着标准音A，一边感慨万千，一边心虚。这是中国爱乐乐团建团十五周年的演出排练现场。眼下，音乐总监余隆与我隔了五六个座位，正器宇轩昂地坐着。一分钟前，他刚厉声喝走了两个摄影师：“排练呢！认真点！清场！闲人都出去！”我脖子上挂着的演员证是大鹏借来的。大鹏在台上，目不斜视地盯着面前的谱子。

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它的前身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目前仍直属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由中央电视台管理。我刚结识不久的朋友大鹏是爱乐的首席大提琴手。

大鹏生于1982年，小学毕业前在深圳学习钢琴和大提琴，初中一年级随家人搬到北京，考入北京艺术学校。当时，北京艺术学校挂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名下，所有老师都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在外地来京的艺术生眼中，这所私立中学是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最佳路径。

1995年，北京艺术学校位于丰台区，学费一年两万五。

从小，大鹏就是个很乖的孩子。除了他，他家没人学音乐。至于自己为什么要学大提琴，他也懵懂，上大学前一直处于“哎，我觉得你拉得挺好的”，“啊，是吗？”的状态。“觉得就是得拉好，我得练琴。别的没有了。”

艺术学校的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直升，课程安排是文化课与专业课平分，上下午各两个小时，而初中之后就不再设数学课。这些学生注定将来要吃艺术饭，毕业后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升入音乐学院，没有别的选择。

艺术学校是封闭寄宿式的，像一所军校，宿舍里没有电视，平时的娱乐仅限于聊天和打球。大鹏说，他的同学都特别刻苦。有一些要考托福的疯子六点就起床，“我还没吃早饭，人家已经背了两百个单词。”

在这些刻苦的同学中间，大鹏仍然算是非常乖。每人一间琴房，琴房里一架钢琴，几把椅子，一个人。老师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听听哪个房间没声音了，偷懒了，便敲门进去看看。大鹏从来不停，他连中间休息都没有，上下午各两个小时一口气练到底。吃完晚饭写完作业，他又回到琴房拿起琴，一直到十一点熄灯。

练琴是件枯燥又辛苦的事。从音准、音质，到左右手的配合，每一弓的振频振波要一样，耳朵又要随时判断有没有跑偏，身体极为紧张，而肌肉又需要松弛，每分每秒，人都在理性和感性之间与肉体较劲。年轻的学生喜欢攀比，一首技巧性的练习曲，有人能两分半拉完，那就有人追求两分二十秒，两分十秒……而技巧还是容易达到的，音乐的张力和表现力等软功更需要长年的训练和磨炼。

大鹏的少年时光，简而言之，便是练琴、比赛拿奖、继续练琴。当时，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是他唯一的目标。

初二那年，大鹏父母找了个专家给他把脉。专家一家子都是专业拉大提琴的，专家号称世外神人，名气很大。大鹏拉完，专家跟大鹏妈妈说：“让你儿子改行吧。”

“我当时特佩服这老头，够直率，”大鹏说，“他可能认为小孩听不懂。”然后他马上感染肺炎，住了一周的院。“我这个人心特别重，我就觉得，我真那么差吗？那我也太笨了。”

四年后，大鹏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那年考生共二十一名，录取七人。大鹏的应试曲目是《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最终，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被录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大鹏的主课老师还是艺术学校的老师，同学也都是熟悉的。他觉得顺理成章，以后肯定这辈子就吃这碗饭了，“再改别的也真的来不及了”。

得知我六岁开始业余学大提琴，十二年后彻底放弃，大鹏说：“太可惜啦。”我说，当时家里人觉得专业干这行，路太窄。大鹏说，也是。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有些读了两年就去了欧洲，也有的最后留校当老师，放弃的也有，“这个行业女孩儿还是蛮吃香的，女孩儿拉大提琴就会让很多土豪觉得好美，好迷人……然后就全职太太了”。他对我眨眨眼。

音乐学院毕业后，大鹏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现在，整个乐团共九十名乐手，十四个大提琴手中年纪最大的五十二岁，90后和70后共三四个，大鹏这样的80后是中坚力量。

2015年5月25日傍晚，乐手们从排练厅中鱼贯而出，散到附近的街市上找饭食。演出将在两个小时后正式开始。比起演出，我其实更喜欢看排练。那轻松的谈笑，配合到妙处忘情赞叹，用琴弓敲击谱架的杂响，间歇时偷偷拿起藏在椅子下面的茶杯，这一切都让我怀恋。好像我曾经接近而未能达到的生活就呈现在眼前。大鹏说，在台上演出，“如果赶上好的指挥”，那真是一种享受。确实，音乐犹如光圈，圈里的人挺拔又高贵，令人艳羡。

但如果只看手，会误认为大鹏是个干体力活儿的老粗——他的手骨骼突出，骨节粗大，两手手心和左手五指上都覆着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苦练的结果。吃完一屉蒸饺一碗粥，大鹏从车后备箱里取出黑色燕尾服和白衬衫，对我挥挥手，又钻进了后台。

演出铃拉响的时候，我在翻看目录。这场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像是爱乐乐团的一次团拜答谢会，曲目从威尔第、多尼采蒂、瓦格纳到《二泉映月》和《掀起你的盖头来》，应有尽有；嘉宾指挥共十三名。我身旁衣香鬓影，一片盛世景象。当鲜花堆满舞台，著名导演冯小刚举起指挥棒挥响《祝你生日快乐》时，我偷偷起身，从侧门溜了出去。

2

“我觉得中国音乐学院近来在没落当中，”小管面带沉痛地说，“这是一件很让人悲哀的事情。”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小管二十岁，中国音乐学院大二学生，主修中提琴。他颀长明朗，一副阳光美少年的模样，我很难把他的沉痛当真。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建时，复院人李凌说：“中国音乐学院是周恩来倡导办起来的，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校。”1987年，中国音乐学院从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旧址，逐步迁至健翔桥畔新校区，那时候小管还没出生。

2015年五月初的一个午后，小管与我漫步在校园里。周围四处张贴着民歌演出的海报，几个穿着燕尾服和大蓬裙的男女经过我们，快步走到校门口打车——那是刚考完声乐的学生。“看，我校的著名景点‘高山流水’”，小管指给我：一摊绿水，几棵树，一座假山，三两带着孙子玩耍的老太太。我们穿过他们，走进琴楼。

琴房就是我想象中的琴房。四壁徒然，简单的椅子和谱架，墙上贴着考试时间表，钢琴上架着的谱子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只是钢琴一律全是大大小小的斯坦威，见我表示惊讶，小管说，学校不缺钱，“我们校长的口号是：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的音乐学院”。

走廊一端，一行面色疲倦的学生正在机器前握着学生证排队，预约练琴时间。小管说，这会儿正是期中考试的时候，平常琴房也常是满员，因为很多学生随时准备着参加比赛。小管很少在学校琴房练琴，也从不参加比赛，“我不感兴趣”。

小管出生在1995年，他家算音乐世家。他的外祖父是民间艺人——“拉二胡的”；舅舅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和笙专业，现在京郊开提琴厂，产品销往欧美；小管的舅妈拉小提琴，父亲学声乐；小管这一代则学的全是西乐：表姐和表弟学大提琴，他自己先学小提琴，后改中提琴。

四岁起，小管每天要练一个半小时的琴，“那时候完全学不进去，完成任务就行”。我看看他的手，十指修长，是肥皂剧里扮演提琴家的演员的手。“我们的生活状态相当舒服。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自由时间太多，一直属于散漫状态，经常在外面玩，结识很多朋友。当然也有关在琴房里面练琴的……我是中间那种。”小管晃晃悠悠走在我前面，又回头笑笑，露出极健康的牙齿，“虽然我不算用功，但在中提琴这行里，我成绩还不错的。”

小管应该是那种非常聪慧活泛的学生。读音乐附中，其他同学住校，他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很早就独立生活。十六岁那年，他和同学一起组了个管弦乐团，同学是钢琴系的，专业好，演出多，人脉广，负责外联；小管在学校里招兵买马。把乐队挂靠到熟人一个文化公司底下走账，两个还未成年的合伙人便可以签演出合同了。

那时候，小管他们的管弦乐队在万豪酒店做驻场演出，一天三小时，收入一千元。小管不仅是合伙人，还是艺术总监，曲目都是他定。一开始全是古典四重奏，后来换了个经理，要求改成流行歌曲，加弹唱，“我特别生气，”小管说，“把我们原来的档次全部给拉下去了。”

有一次，小管家人认识的一个香港经销商找到了他。“老爷子七十多岁了，业余爱好作曲，还喜欢拉个小提琴，琴技我就不评论了，但是人家老爷子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这非常的好。”老爷子写了一个协奏曲，没有乐队，没法演。小管说，没事，我们这儿有乐队。

老爷子给去世的好友办了个音乐追思会，小管带着十几个孩子去给他伴奏，小管的同学指挥，老爷子自己拉小提琴。“他写得也简单，我们排练都省了，就直接跟他合了一次。”老爷子认为，效果非常好。老爷子写的协奏曲演完了，小管决定再赠他一个四重奏。“他老人家保留着上个世纪的热情，非要拉《情深意长》（《东方红》中出现过的彝族民歌）”，小管说没问题。

干这些事，有时小管的同学们会纠结：“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拉的都是贝多芬莫扎特，现在要我拉《情深意长》？”小管是非常开心的，“来来，我拉小提琴，你们拉别的。你们拉不出我的感觉。”说到这儿，他又严肃起来：“连自己的民族音乐都不抓的话，如何抓其他人？”

这个追思会，小管他们挣了一万块用以填补财务亏空——除了赚钱的活儿，他们也自己掏钱办过演出。

当时，音乐学院附中旁边有个楼盘，小管他们租下了楼盘附属的会所，在豪华餐厅中演出他们喜欢的小众曲目。“当时说要卖票，后来发现票没人买，就发票。”全校四百多人，票发出去了一百张，还请来了保利演艺经纪公司的老总和一个歌唱家，“反正坐满了”。

那是乐团的第一次演出，曲目是本杰明·布里顿的纯弦乐，“效果非常好，我们特别喜欢”。

升入大学，小管对搞乐团接活儿这种事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中国音乐学院以民乐见长，管弦乐不算强项，每年招生也只按照小型交响乐团规格招五十人左右。学院自己有乐团，校庆的时候学生们伴奏《爱我中华》、《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管记忆犹新，“我觉得有点品位的人都不会喜欢的”。

大学生里，常出去接活儿的人有一套谱子，行内叫“活儿谱”，里面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通俗曲目，简版的《蓝色多瑙河》，简版的《卡门》，简版的各种各样，“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连翻都不用翻，拉哪首？说。”《好声音》或《我是歌手》伴奏这样的活儿也很多，“几个女孩子凑到一起，聊聊化妆品，然后到后台互相拍，拍完之后上台一糊弄，下台拿钱回家。那这个对以后的发展，我认为不是很好。”小管说，这种事情老师不管，老师自己也接活儿——高级活儿。

“我忍受不了自己要把时间放到那些事情上，没有意义。”

小管的手机里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有，古典、摇滚、戏曲、艺术歌曲、歌剧……他放了一首改编的古典曲目给我听，“这是以后我想干的”，接着又放了一首MUSE的新歌。他告诉我，以前他很喜欢林宥嘉，“他很多歌特别好玩，他的声音也很好玩，风格多元，唱法很独特”。小管还喜欢李荣浩。他也喜欢崔健，“我喜欢《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那个年代我真的没法想象，他怎么会有那样的创造力？”小管说他一直有想法把它加进自己的创作中……将来，小管还打算在研究生的时候学个双专业，“比如心理学？”或者出国，“那是我之后的打算”。

目前，眼下，小管马上要做的是，和表姐一起开一个工作室，“一是我想开发出一套整场的幽默音乐，融合多种元素，摇滚，戏剧，流行，爵士，用简单剧情串联起来”。还有，教一部分成年学生——有意愿，有时间，有能力去学琴的人，“比如你要是想把大提琴捡起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们免费教。”

3

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鹏最喜欢的大提琴手是马友友。长大后，大鹏有了机会近距离观察他当年的偶像。

“他有一种魅力，在几十号人的party里，他能让你觉得那一刻他关注的就是你，就像几百人的演出，你会觉得他是把音乐砸在你脸上，只为你一个人掏心掏肺地拉。你当时就觉得哇天呐，感动得不得了。”在美国，大鹏与马友友聊过两次天，“聊了吃的”。

马友友生在巴黎，五岁去了纽约，在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古典音乐界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大鹏认为马友友“很不容易，牺牲很大……也许他自己不认为那是牺牲”。

2005年，大鹏拿到奖学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刚到美国，当地亲戚问他：“你确定你要学这个吗？”大鹏说怎么了这个，丢人吗？“我觉得挺好的。”他当时没理解亲戚的眼神，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觉得这个事“不挣钱”。

南加大的音乐学校创始人是著名的海菲兹，大鹏的主课老师则是德裔犹太演奏家埃莉诺尔。三年的时间，大鹏都在练琴，连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都没去。临近毕业，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我强烈地感受到，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做艺术的地儿，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强大。”在大鹏看来，美国基本上“一切都以钱来定位，很现实”，而且他从心底里不喜欢他们看待音乐的态度。“他们喜欢猎奇，喜欢有噱头的现场效果，譬如摇头晃脑、龇牙咧嘴那一套……”他对马友友的解读更深了，“古典音乐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人家自己的文化里流淌出来的东西，马友友是把所有作品都用自己的手段改成外交辞令。”

大鹏毕业时，正值爱乐乐团的副首席大提琴手离职，经公开招考，大鹏回国进了爱乐。“当时觉得这第一份工作，从演奏法来讲也好，或者从音乐理念上来讲，对我都是个锻炼。”

在爱乐几年，“贝多芬所有的交响曲，马勒所有，布鲁克纳……几百部，上千部交响曲，基本上都演过了”。每个演出季，作为首席，大鹏也有独奏和协奏的演出机会——那应该是他最享受的时分。

爱乐属于体制内单位，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这些听起来古老的词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在爱乐，大鹏每月拿工资，基本工资加演出费和排练费，平均每个月一万出头，在北京实在算不上高。

前几年，大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堂会好跑。往往在年关，各种银行和广电部挂钩的下属企业为职工和家属办音乐会，曲目无外乎《蓝色多瑙河》、《春节序曲》等充实喜庆的，“也有某领导喜欢《梁祝》，那就再请吕思清”。这种堂会是爱乐为团员创收的来源之一。

这几年，企业堂会少了很多，团员们私下接的活儿多是电影音乐、流行音乐录音或娱乐节目伴奏。录音不算，现场伴奏也是要爱乐报批的。《我是歌手》第一季决赛的时候，湖南台联系了爱乐，团里派过去一个四重奏，其中就有大鹏。

“露脸了，我露脸了，”大鹏说，“不信你使劲找，就是尚雯婕那个《闷》。”大鹏他们一共去了四天，排练两天，最后一天演出，现场直播。除食宿路费全包外，每个人湖南台给了八千块，“湖南台非常有钱，”大鹏说。他们跟黄绮珊、周晓鸥住同一个酒店。“大堂左手边就是一个餐厅，湖南菜。我们基本天天就是在吃饭。”

这是收入比较高的“外快”。而其他，比如录制王菲的《匆匆那年》，“你猜多少钱？——才一千块。你要想要，我都可以给你录一个。”

“挣钱，就看怎么自律了吧。”大鹏说，“其实我不抵触任何音乐形式——除了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将《最炫民族风》改编为古典交响乐——“让流行音乐走进殿堂，让古典音乐走下神坛”，这是中国爱乐的直属上级指定的任务。

“那破玩意，排练只排了一天，然后录像拍完，又把我们叫了回去。”原因是，录像中太多乐手甩脸，有人笑，有人一脸鄙视，各种不堪表情，只好重拍。重拍的时候，镜头刻意避开了所有乐手的脸。

类似的任务还包括“西洋歌剧音乐会系列”、“女高音系列”，“男高音系列”，“大提琴系列”——大鹏就是其中之一。“古典乐通俗化，永远是在把它low化，你想象一下，弄个特大的LED屏，所有唱歌剧的都戴着个麦，琴上也装个麦，不可思议啊。曲目我们每个人报，报上重新编排。”

大鹏的曲目是《海顿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曲目报上去改编，加入了架子鼓和电声——大鹏最痛恨的东西。这部分厌恶型任务在全部工作中，占大概10%。大鹏说，他们不会在团里讨论这种事情，“我觉得不用讨论，已经形成默契了。”乐团里，年轻人夹着尾巴做人，外加有点幽默感，感觉尚可；“那些有点社会地位的老人真就骂得不行了。”

“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大鹏说，“但这着实是在毁音乐家。”

2015年6月13日，北京音乐厅。中国爱乐乐团2014—2015音乐季的交响音乐会之一，曲目：《勃拉姆斯A小调双重协奏曲》和《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指挥：雅切克·卡斯普契克。在乐队前面，灯光笼罩的地方，我看见大鹏抱着他的琴坐在独奏台上，面带笑容。我有些走神，我想起在一些加班的夜晚，我将交响乐版的《最炫民族风》放来提神、调侃、嘲笑；之后我又想了一会儿马友友。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是我的偶像。

4

2015年5月23日，我参加了“华生乐会”（Watson Music Club）音乐沙龙的首场音乐会。这是小管和他的合伙人——还是十六岁时跟他一起组管弦乐队那个同学——共同举办的，也是他前一阵“工作室思维”的最终产物。“致力于打造新时代的古典音乐交流与传播平台”，印刷精美的邀请函上这样写。

音乐会在后海附近的某个会所举行，场地、酒水、食品，小管说，都是拉来的赞助。与会人三四十名，看上去多是上流中产。小管开设的微信公号中说，每位票价一百二十元。“希望能收支平衡……或得到一些资源”。小管这样告诉我。至于什么样的资源以及日后的发展，小管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划。

开场前，后座的嘉宾们谈论着房地产和投资，前座的小管和他漂亮的表姐商量着会后怎么把钢琴运回去，一排穿着精致的小朋友围着饼干和果汁叽叽喳喳，而钢琴声响起时，我和他们一起，规规矩矩地把手放在了膝盖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管拉琴。他和他的同学们演奏了一首四重奏，然后讲述中提琴的起源和发展。和有教养的小朋友一样，我听得挺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小管告诉过我，海菲兹是他“永永远远的男神”。

同属一个圈子，其实小管和大鹏互相知道彼此，但是两人并没有任何往来。我为大鹏描述了一番小管的“音乐沙龙”，大鹏想了想，谨慎地回答：“可能他干这个，挺合适的。”

虽然十几年已经过去，但与大鹏那个年代相比，似乎小管这一代音乐专业的艺术生也并没有多一些出路。“要么出国深造，好点的留在北京当老师，差点的回户籍所在地当老师……或者改行。”

马友友和郎朗的成功，没有复制的可能，小管和大鹏都这么看。

大鹏说，在国外混“全看你有多狠”——“我就是不够狠”。“在人家的领域、地盘，跟当地人竞争，怎么可能比得过？”小管说他有个从小认识的天才小提琴朋友，在维也纳爱乐咬牙待了二十年，至今仍坐在后几排。“至多是个二提琴（衔接一提琴和中提琴的中音部小提琴）首席，到死也当不上首席小提琴。”

“归根结底，西方古典乐就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没有西方古典音乐的土壤，往深里讲就变成了哲学。中国人的音乐是和哲学思想不可分的，西方人可能讲的是形，中国人讲究的是意，比如说我们的笙，它很适合放在竹林的山泉小溪当中去吹，但是不适合放在音乐厅里……”偶尔，小管也会焦虑。他说他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人”。虽然在搞着“音乐沙龙”，但他以后不太想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在中国很没有意思。”

小管说：“搞演奏是件很残酷的事情，如果是比赛一夜成名的话，很有可能只是比赛那一套曲子搞得很棒，之后好东西就少了。比如经纪人说，这儿有套协奏曲你一个星期拉下来，中国学生没有这个识谱能力和对乐曲的处理把控能力，他拿的那个奖，是他专业老师和他一起用不知道多少个昼夜抠出来的。”

在小管看来，郎朗水平很高，但“是个误导”。

在小管的同学中，大概除了他，其他人都将进中国爱乐乐团视为理想。但是小管也承认，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户口，目前不进体制就是无法解决。“人生还有点其他的可能吧？我不确定，有的时候觉得中国没法待，有的时候又觉得可以待，这国家总是给人惊喜。”

小管还年轻。而大鹏今年三十三岁，这正是各种国际音乐比赛的年龄上限。他说：“我这个年龄，还是不太适合去受那个刺激了。”

在爱乐乐团，大鹏在意的其实并不是拉一两场凤凰传奇，而是“可能我真的需要身边大多数人，与我看待音乐的态度是一致的”。

大鹏在上海交响乐团有一个好朋友，每次这个朋友与大鹏打电话或见面，都在骂国内的音乐环境。“他骂了三年多。每次他都在骂，每次我都在刺激他，我说你都骂成这样了，就不要干了，你要还在干，就证明你能忍，那就别骂。”终于有一天，这个朋友辞职了，不仅辞职，而且彻底不做音乐了。大鹏说，恭喜恭喜，我请你吃饭。

有时候，大鹏会觉得朋友们的负能量有点多，“他们属于战斗，我是屏蔽。我会觉得：天呐！你们真不嫌累。他们会觉得我太和事佬。当然我可能消极一点，但是我觉得存在是有道理的，一，大环境，二，个人生活所迫。可能专业非常好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话说得有点残酷，但是那些孩子可能更多选择了出国学习，然后留在国外工作。这也就是因为国内古典乐市场，在我们看起来挺热，其实里边是凉的。”

5

在我的客厅，深红色的大提琴盒立在一角，偶尔我会擦擦灰，但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它。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小管忽然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条有关ISIS的长文章。我才发现，我已经好几个月没与他和大鹏联络了。

小管告诉我，他的音乐沙龙已经办到了第四期。第四期地点在鸟巢，是与鸟巢文化中心合作的，主题“三重奏”。他顺利地通过了期中考试，而且还没有决定是否申请出国。

大鹏刚从东京巡演归来，2014—2015年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出季还在进行中。

分别与小管和大鹏通报过近况，我又恍然发现，不知不觉中，我竟错过了11月10日帕尔曼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任何演出了。

关于我爸

说说我爸。

我爸是个生不逢时的文艺青年。作为中国最倒霉的一代高考生“老三届”，他在高考取消的那一年下乡，从北京去了北大荒。在北大荒度过的六年时光中，我爸自学了六七种乐器，包括大提琴、笛子、二胡、中阮、琵琶、手风琴……如果我爸再学会分身术，他完全可以自组一支杂拌儿乐队。

我想象不出在北大荒，我爸是从哪儿搞到的这些乐器，尤其是大提琴。我也想象不出我爸会用它演奏什么曲目。但他告诉我，那时候他会自己把断掉的琴弦接上，还会用马尾巴做大提琴弓——让我想起汪曾祺的父亲，那个用胡琴弦放风筝的风流人物。不知道我爸是不是吹牛。我爸音乐生涯的巅峰，是带领一众同学排出了整整一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在其中担任大提琴手和少剑波扮演者。这不是吹牛，有他的老同学和照片为证。

但这些本领都没有后话。回到北京后，我爸成了一名教物理的中学教师，他的音乐梦想只剩下了我。

学大提琴是我爸的主意。从六岁起，每天的午休时段，我都在我爸的监督下练琴一个半小时。我在瞌睡中上弓、下弓、空弦、音阶……大提琴发出枯燥嘶哑的声音。所有弦乐器在初学的头几年都非常难听。但我爸一丝不苟地在旁边打着拍子。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但我既吃软又吃硬，我爸让我学，我就学，何况学得不认真还要挨揍。所以，一开始，我跟大提琴完全是一场包办婚姻，爱情发生在很久之后。

我比我爸幸运，我赶上了好几位非常好的老师。很快，我爸无法在琴艺上指导我了，他开始在其他方面对我实施音乐管理和教育。

我爸有一条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古典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

我爸认为，所有不纯正的音乐都会给我的学琴大业带来坏影响。在我家，古典音乐之外的一切音乐都是被禁止的。因为电视和广播中常放“靡靡之音”，所以，这些对我也是禁止的。夜晚，阖家其乐融融看电视的时候，我在另一个房间抄琴谱，或者将左手搭在右手臂上，在虚拟的琴颈上练习揉弦。

小学毕业前的几乎每一个周末，我爸都会带我去北京各大演出场所看“严肃的”音乐会——比如说，北京芭蕾舞学院的毕业演出。我记得，那个演王子的小伙子没收住脚，差点滑到舞台下面的乐池里去。

六岁那年始学琴，我的琴室中共五个学生，一年后减到两名，到十岁那年我加入业余乐团时，就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是低音部年纪最小的乐手，乐团的每次排练和演出，都是我爸提着琴陪我去。初一那年，我升为首席大提琴手，每场演出，我爸都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偏右，最接近我的地方，举着照相机。这常常让我很紧张，有时候在台上会忽然大脑放空，忘掉了谱。我假装挥舞手臂，又控制着弓子不让它接触琴弦发出噪音。我汗流浃背地试图追上飞奔的旋律，不敢低头迎接我爸的镜头。

直到青春期，除了古典音乐，我几乎什么都没听过，我也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所以，乐团里的朋友们聊天时我插不上话，也听不懂。在学校里，也是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孤独”的概念，我只是经常觉得自己很傻。

那年暑假，在日本留学的表姐回家探亲，送给我一架二手单放机。这改变了一切——当我爸发现我用零花钱和省下来的午饭钱买了整整一抽屉的流行歌曲磁带时，他什么都没说。

那是一台很简陋的机器，功能仅限于将磁带喂进去，开始播放，连快进快退都没有。它是当着我爸的面送到我手中的。很多个夜晚，我躲在被窝里，用铅笔转着那些珍贵的磁带，找我想听的歌——省下电池，可以多听几首。但是电池还是慢慢地没电了，我舍不得将单放机关上，磁带的转速越来越慢，歌声变形了，怪异地拉着长音，我跟着它默念着早已背下来的歌词，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哭一会儿。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爸周末不再带我去看演出了，除了乐团的演出和排练，他也不再强迫我坚持每天练琴。学业越来越重，我毕竟只是一个业余大提琴手，我是要考大学的。我戴着耳机坐在书桌前念书做题，单放机里放的歌，我爸从来没听过。

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去上大学，带着那台单放机。我爸又给我买了一台便携式CD机，可以通过变压器接电源，我再也不用省钱买电池了。也是在那一年，我正式退出乐团，放弃了大提琴。

大学那几年，像是报复也像是补偿，除了古典音乐，我什么都听，什么都爱，越噪越脏的，我就越爱。那还是打口磁带和CD的黄金时代。每周我都翘课去五道口朝圣，跟打口贩子们混成了熟人。他们允许我先把“尖儿货”挑走，然后再帮他们把装满CD和磁带的大箱子搬到街边去，齐声喊“糟泔糟泔！CD五块一张，磁带十块三盒！”

我用打工的钱买了一把红棉吉他，然后又换了一把韩国产的电箱琴。我交了一大堆搞音乐的朋友，陪着他们排练，到处看地下和地上的摇滚演出。最终，一个长头发的摇滚乐手成了我的初恋。初恋教我弹吉他，经常夸我学得快，我告诉他，小时候我学过大提琴。

那会儿我的理想是组一支硬核朋克乐队。为此，我整夜整夜不睡戴着耳机扒和弦，对着复印或手抄的六线谱练琴，指尖练出了茧子，我用指甲钳剪掉，将手泡在热水里。自小我就喜欢皮肤直接摩擦琴弦的触感，我不怕疼，只是偶尔，那熟悉的痛会让我怅惘一下。

周末回家，我常会跟我爸吵上一架，有时候是因为衣着，有时候是因为染了头发。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戴着耳机，或者目不转睛地坐在电视前。我从进入乐团起开始使用的那把成人大提琴立在墙角，因为太久没人碰，背板裂了一条大缝。后来，它就不见了。

再后来，我毕了业，跟初恋分手，找工作去上班。工作两年后我出了国，几年后又回了国。我三十岁了。组朋克乐队的理想当然早已破灭，跟其他年轻的理想一样。

我不再跟我爸吵架了。青春期之后，我们很少真正谈话。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爸送了我一把大提琴——一把崭新的、很贵、很美的琴。那天，我回父母的家吃晚饭，吃完我打算走，我爸把它从卧室抱出来，交给了我。

我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我抱着它，琴盒洁净光滑，有点分量。我甚至没当着我爸的面打开看一看它。

我抱着它离开父母家，我抱着它坐在楼下，我车的后座。头顶，父母家里，我睡过的房间还亮着灯，但我的指尖细腻，久已不碰任何琴弦。那个委屈别扭的练琴的小孩早不知去向。

那些我曾经视若珍宝的磁带、CD、二手单放机和CD机早不知去向。现在听音乐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把一只小小的U盘插入车载音响，就能听到我几乎全部的音乐史。那个夜晚，我抱着一把大提琴，坐在车的后座，听着随机播放的音乐，曲目很杂，民谣、摇滚、朋克和古典，什么都有。我听见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我听了很久，到后来，我觉得我爸也在听。

裸体朋克

1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

那晚吴维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两人都吸毒。吸着吸着，朋友感觉不对劲，吴维背上他往医院跑，女孩在后面拼命追。深夜，街上连出租车都没有。到了医院，医生一看，“已经死了”。吴维说：“没有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蛮有劲。”

那个夜晚吴维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得离开武汉。

吴维在武胜路集贤街的一个八层小楼上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吴维在民间工艺职业中学念书，学的是书画、篆刻和装裱。从小他就属于同学喜欢，老师不大喜欢的那种学生。

念书时选举班长，吴维得票最多，老师把他叫去谈话：“你票数确实最高，但你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吴维没当上班长。再后来，班上一个女同学险些被班主任强奸，吴维住在班主任家附近，亲眼看见大哭的女同学衣冠不整地从班主任家跑出来。事情被校方压了下去，吴维挑头联合全班同学写信要求罢免班主任，除了当时的班长，其他同学都签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压了下去。

“从那之后，我对学校，对老师，一点尊敬都没有了。”纪录片《武汉朋克》中，三十多岁的吴维晃晃悠悠地走在汉正街上，画外音这样说着。

初中到高中六年，吴维很少在家住。他说自己“室外室内都能睡”，满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职高毕业，吴维被分到湖北书画院实习。书画院跟旅游局有关系，每个星期都用豪华大巴拉来一群中外游客买画。一张装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装在盒子里卖给游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吴维画这样一张画要三天，画完交给书画院，报酬是五元。豪华大巴来了几趟，吴维不爽。他开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现在书画院。

舞厅、喝酒、宵夜、打麻将、打架，吴维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考学深造对他来说是件特别荒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样的，他也不想找。于是就还是混。

那时候，吴维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时家中有个三洋的录音机，姐姐用来听邓丽君，吴维的同学听的是小虎队，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可吴维从小只喜欢画画。某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盒朋友错放的磁带，放来一听，感觉大不一样，“有点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诉他，这个乐队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粤语。朋友又找来几盒给他听。

吸毒的朋友死后不久，还是在大街上，吴维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钱三个月，这个不错。”他想，起码可以离开三个月。吴维跑到一家乐器行，找了个朋友咨询，“我想买Beyond弹的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对方告诉他，这个是贝斯，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简单点。吴维说好好好。“买什么样的？”“要买就买最好的。”“进口的好，这个，雅马哈，两千七。”——店里最贵的一把。吴维不懂雅马哈是什么，还是说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下那把雅马哈贝斯，吴维揣上余下的一千块，给家里留了张字条，独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阴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萧条的冬天。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北京双安商场旁边，学员们的宿舍在颐和园附近，一个澡堂旁边的工人房，八人一间，四张双层床。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问吴维：“你喜欢什么乐队啊？”“Beyond。”“Beyond！不错，还有呢？”“啊？还有？没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里的？”“……唐朝呢？”“……”“崔健？”“……”“你是来干吗的？”

没人再搭理他了。但吴维挺开心，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会混混完全不一样，“看他们聊天说话，我就觉得，我靠，还有这种人，好单纯啊。这帮人，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给吴维上课的老师是“穴位”乐队的贝斯手于微。下了课，吴维去找于微让他推荐乐队，于微拿了纸笔开始写，Red Hot Chili Peppers、Led Zeppelin、Pink Floyd……吴维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中国乐队？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吴维按照于微的指点，去北大附近买打口磁带，发现店里店外都是留着长头发的重金属青年。那正是重金属流行的时代。他又找到于微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重金属？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

在迷笛学校的三个月，吴维慢慢地听于微推荐给他的乐队。他还到书店里买了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学期结束，吴维回了武汉。很快他发现自己没法再过那种混街头的生活，过了两个月，吴维又折回北京迷笛学校，这次，他结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几个人随一名西昌吉他手去了西昌。

在西昌，吴维遇到了“山鹰”组合，他们原本是放伴奏带的，之后就邀请吴维一行人作为伴奏乐队一同巡演。那期间吴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一个噩梦让我忘记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记你；切，切！自己，切，切！分离，上身给你，下身给你！”这首Grunge风格的《拯救创作协会》后来被收入专辑《你是该死的》。在西昌，不可能有人听这种音乐。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到武汉，他俩找到了迷笛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1996年底，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在武汉正式成立，吴维担任主唱。

“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几年前他从书里读到一句话：“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

2

1997年，吴维的一个朋友移民去了美国，他定期从美国给吴维邮寄各种音乐磁带，并细心地在上面注明乐队风格、乐坛地位等信息。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朋友们在集贤街上的八楼听歌，创作，排练，吴维称之为“武汉朋克学习班”。

“生命之饼”排练了两个月，吴维听说武胜路的大音琴行要在武昌米高Disco迪厅办一场大演出，他找到琴行老板试演了一次，老板同意让他们加入。演出当天，吴维才发现“原来武汉有这么多乐队”，十四支乐队里，“生命之饼”排在倒数第二上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上了台，吴维对着观众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们不是来开会的吧？”观众呼的一下涌上舞台又蹦又跳，把现场的摄像师吓得不知所措。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生命之饼”这第一次演出的收获是，吴维结识了更多的武汉乐队朋友。

从小混街头，吴维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又喜助人，不仅“生命之饼”，其他当地乐队的演出也常常是他在操办。一次，吴维带着一帮乐手与一个酒吧老板谈合作，演出时间、收入分成种种都谈好了，酒吧老板瞅一眼坐在吴维身后一声不吭的几个乐手，悠悠地对吴维说：“我看，他们是搞音乐的，你是个商人。”——听得此话，吴维整整憋闷了十秒钟：“我的思绪啊，我的内脏！”那老板明明知道他是个乐队主唱。吴维用十秒钟稳定情绪，指出：“因为你是个商人，我就用商人的方式跟你对话。”说完他觉得自己挺牛。

“其实我还有下半句：你要是个搞音乐的，我才用搞音乐的方式跟你对话。”老板挥挥手说，得了，你们到时候来吧——于是吴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没说。

1997年，吴维带着“生命之饼”录制的几首小样再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坏牙”乐队贝斯手刘肖家。刘肖带他去看“新裤子”的首场演出，在现场遇到了崔健。刘肖指点他去跟崔健打招呼，“崔健，你知道吗？他在中国很有名，他肯定能帮你！”“我都不认识人家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怎么帮我啊？”“反正肯定能帮你！”吴维被刘肖推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开口：“你好，你是崔健吗？我叫吴维，是武汉搞乐队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他极力推荐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机号留给了崔健。

几天后，崔健联系吴维，约在CD咖啡酒吧见面。二人在酒吧外聊天，吴维将录音小样交给他，崔健告诉他帮他们安排好了一个酒吧去演出。聊了半天颇投机，吴维认为崔健人很好，足以交个朋友，考虑了一会儿，他决定交朋友必须先说实话：“崔健，感谢你帮我们安排演出，你这个人我也有点欣赏，但我要告诉你个事儿……我没听过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时候你们去演出吧。说完也挥挥手，转身进了酒吧。

这次吴维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1998年，武汉的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带着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当时《通俗歌曲》编辑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汉是“朋克之都”。

这一年，张晓舟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工作，他是当时的地下文化搞手兼写手。四月，张晓舟和广州音乐人王磊组织了当时外省乐队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演出，舌头、盘古、胡吗个、张浅潜都受邀而来。在广州的壹玖酒吧，张晓舟第一次见到了吴维。

“生命之饼”因成员变动临时缺贝斯手，没能参与那次演出，吴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在酒吧门口——那就是一名“风尘仆仆的朋克”，张晓舟说。当天吴维身穿一件印着大麻的T恤，背着一个铺盖卷状的东西。

吴维问，可以在酒吧过夜吗？服务员一阵支吾。看完演出，吴维将酒吧的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盖卷打开铺好，爬上去睡了。

同年的圣诞节，广州又组织了一次演出，这回“生命之饼”登了台。新贝斯手丑丑是吴维的表弟，用三个月的时间，吴维把他从一个白丁训练成一名能够演出的乐手。当天同台演出的还有祖咒（后来的左小祖咒）的“No”乐队。武汉朋克乐队“妈妈”的贝斯手在台下听祖咒听得开心，猛灌半瓶啤酒，鼓足气，扬头喷上舞台——全喷在祖咒的脸上。

祖咒坚持唱完，下台咬牙切齿：“张主办啊，有人冲我喷屎啊！”张晓舟大笑，“你有点风度行不行？人家那是高兴，是喜欢你。”常驻北京的祖咒不习惯武汉朋克表达赞赏的方式。

那天的演出现场来了不少武汉朋克，其中包括胡娟和抗猫。“那天抗猫也是观众，她从头到尾一直在跳，不是在一个固定地方跳，是沿着酒吧的四个角跳跳跳跳。”吴维说，“她当时就是一个精力无处发泄的女孩。”几年后，抗猫在大四那一年退学，组建了朋克乐队Subs，而胡娟成为了“生命之饼”的鼓手及吴维的第一任妻子。

第二年秋天，四支武汉朋克乐队再战广州，演出完毕，十二人全住在张晓舟六十八平米的两居室里。夜里冷没有被子盖，衣橱里所有的衣服都被乐手们拉了出来包在身上。第二天在广州大道上，当时的南都总经理喻华峰遇到了率领着十几人的张晓舟。问清情况后，喻华峰自掏腰包，去招待所给四支乐队开了几间房。

对于吴维及所有的朋克乐队来说，音乐几乎无法给他们带来收入。由于朋克音乐风格本身的粗糙、不悦耳及政治风险，很少有商业演出愿意请他们，而出版专辑和巡演至多做到不赔钱。

吴维在“生命之饼”的主页上写过：“其实我们不是一支纯政治性的朋克乐队，歌词不是纯政治性，它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做着让我们觉得舒服、高兴而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搞朋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觉得过瘾，摧毁什么权力机器或世界那不是人类力量能做到的，过过嘴瘾罢了。”

2000年，吴维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在北京“开心乐园”办了一次演出，只有“生命之饼”一支朋克乐队作为压轴。“前面十几个乐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好听点，当时我感觉有点审美疲劳。”没等到上场，吴维跟乐手说不想演了，受不了。乐手们劝他坚持到最后，原定的曲目八九首，上去后接线调音花了半个小时，吴维唱了一首歌就走了，耗时十六秒。同年，“生命之饼”在“嚎叫”唱片发行了《50000》，因为是公开出版物，歌词不得不删改了许多。那之后，吴维打消了在北京发展的念头，彻底回到武汉。

那几年，“生命之饼”的排练房一直在集贤街老楼的顶层，吴维长大的地方。小房四面间墙钉满棉絮隔音，吴维还用砖头和木板做了个舞台。尽管说是“过过嘴瘾”，吴维仍坚持歌词不删不改，因而《50000》之后的三张专辑全部是地下发行。通过看电影字幕，吴维开始自觉地学习英语，以争取更大的表达空间。在WuHan Prison中，他这样唱：“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我想要离开却找不到出路。”

2002年，吴维竖起了朋克最富标示性的鸡冠头。也是在这一年，鼓手朱宁离开了乐队，开办了live house VOX，后来，那里成为武汉朋克的一大现场演出基地。

吴维曾在1999年兴致勃勃地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国际公民，“希望成为一支国际性乐队，去世界各地演出，那就是我们的目的！那太过瘾了！”

2004年，“生命之饼”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计划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但最后只演了泰国。

第一场在曼谷演出结束后，吴维和乐手们坐了二十小时的长途大巴，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境过关，停车检查签证。车上总共有四十多个游客，除了乐队四人加摄像师这五个中国人和泰国导游之外，其他都是白人，白人都顺利过了关。

边境官告诉吴维，他们持中国护照，从曼谷到马来西亚只能乘飞机，不能坐汽车和火车。吴维说，在办签证时你们的签证官没有这个要求。边境官说这是新规定，“有签证没用，你们必须坐飞机过去。”演出在当天的晚上，机票、乐器都出示了，边境官还是说“这是规定”。吴维说“规定也好、法律也好，你白纸黑字给我们看一下”。他说“没有”。吴维指着白人问为什么这些欧洲人美国人都可以，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从曼谷坐飞机去？边境官火了，把枪拔出来指着吴维。

马来西亚的演出就这么黄了。

吴维第二次被枪指是在美国。那是2009年3月，华盛顿DC音乐节邀请“生命之饼”，他们想趁此机会在东海岸巡演，计划的行程是上海飞到底特律，再转巡演第一站迈阿密。

到底特律后，一行几人被带到办公室，说他们的签证有误。北京美国大使馆看过演出材料后，给他们发放了旅游签证，美国边境官看了说不行，他们需要回中国重新办签证。“那我们的演出就错过了！”“那没办法。”吴维看他们态度坚决，便建议，把所有演出都取消，“让我们作为普通的旅游者入境，可不可以？”“那也不行。”

吴维急了，他一急嗓门就大。当时正值奥巴马当选，吴维忽然想到奥巴马的口号“It’s time to change”，他说：“知道奥巴马说什么吗？It’ s time to change！什么需要change？就是你们这种办事态度和方法需要change！”边境官回答“whatever”，召来了安保人员，掏出枪指着他们。拖着行李，他们被强制安排坐最早的一趟航班回到了中国。

除去这些略为荒唐的经历，当国际公民在全世界演出确实“很过瘾”，虽然收入仅能赚回路费，但吴维觉得“没花钱已经很不错了”。欧洲巡演时，乐队住在当地的SQUAT（青年自治空间），接触到许多国外的朋克，吴维说：“他们有NGO组织，各种都是DIY的。不论是乐队还是个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主张……”这些年，吴维读书，看电影，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与外国朋友们聊天，谈当下中国，吴维造了个词Chinalism（中国主义），后来他以此为名写了首歌。

2008年，吴维剃掉了鸡冠头，他说“太麻烦了……睡觉不舒服”。2009年4月，吴维与胡娟结束了四年的婚姻和九年的乐队合作。胡娟的“WuHan Prison”服装店就在同名酒吧旁边，吴维是酒吧的经理。离婚时他为胡娟交了半年的房租，从此二人再无往来。

吴维一直住在武汉，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车，没有存款，是个彻底的无产者。

2006年起，吉他手张华转而担任乐队的经纪人。2013年，他为“生命之饼”联系到了南京的一次演出。得知崔健是这场演出的压轴，吴维激动极了，1997年CD咖啡一别之后，吴维一直没机会再见崔健。“生命之饼”排在崔健前面上台，吴维打算好，演出完下台看崔健，然后去后台找他再聊两句。

演出前一天，乐队抵达南京。飞机落地，张华通知吴维，原定的十首曲目被砍到八首，吴维说“好”。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曲目砍到六首，吴维说“好”。乐队到后台准备了，砍到五首。上台唱完五首，台下观众不答应。吴维在台上告诉观众，最后一首我们只演奏不唱。演了半分钟，张华被台侧的文化官员推上台，吴维小声跟他说：“我们不唱，你放心吧。”一首奏完，吴维和乐队下台，被径直拉到酒店不许再出去。过了一会儿，张华满脸委屈地出现了，他被直接扇了两耳光。

张华挨打的事给吴维的刺激更大。他完全忘了要去找崔健，告诉他，“你的歌我听了，很喜欢”。

4

与几乎是在街上长大的吴维不同，“死逗乐”的贝斯手麦巅是湖北工业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后来又读了武汉大学的传播学硕士。2002年，他编撰的朋克文化杂志CHAOS印出了第一期。这本传播朋克文化的地下出版物共出了五期，所刊文章由麦巅及合作者们自费翻译写作，杂志也是自费印刷，每期印数不过两百，大部分免费发放。麦巅当年认为，收钱有悖于朋克精神。

当年与麦巅合作后两期CHAOS的刘学蔚则是武大传播系的博士，她曾介绍多支国外朋克来武汉巡演，现在武大任教，生活日趋安定。麦巅开玩笑，她现在是“城市中产阶级”。麦巅出生于1978年，刘学蔚84年，两人都一直关注着“生命之饼”和吴维。

“武汉没有朋克。”刘学蔚这样说。过一分钟，她补充了一句：“如果说武汉还有朋克，那只有吴维一个。”她与麦巅合译的《朋克的哲学》还未出版，麦巅仍在修改自己的文章，他关于朋克的理念一直在变。

2015年的春天，吉祥里的大排档夜间开始客满，抱着吉他的卖唱者穿行在餐桌间，筷子上夹的是武昌鱼，食客们唱的是童安格和Beyond。晚上吃鱼白天看花，武汉大学的樱花开得浩浩荡荡，看花的人也浩浩荡荡——门票二十一张。穿过看花的人群，再走出武大的校门，迎面便是东湖。

五年前，吴维上网得知，房地产开发商华侨城在东湖圈了一块带水域的地，要填土盖作楼盘。他甚感不爽，建了一个名为“每个人的东湖”QQ群组，又给所有认识的武汉朋友群发了邮件，希望大家提供方案。在麦巅的青年自治实验室，大家开了几次会，决定找个日子，准备些旗子标语，一起去东湖散个温柔的步。

约好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约吴维见面，他去了。两个人坐在车里，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

问完，吴维知道第二天再去不会有任何效果，活动就取消了。之后，两名武汉艺术家发起了东湖艺术计划。“之前按照我们的章法做行不通，只能用艺术的方法来让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所以东湖艺术计划的源起就是这样。”吴维说，“从第一天得到消息，决定要做什么事，我就知道我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我只是想说点话，表达一下态度。”

青年自治实验室位于植物园西侧，是一座幽静的二层小楼。午后，麦巅在院子里烧落叶。二楼他的房间里还有几本文物一般陈旧的CHAOS，客房里目前住着两个美国人，一楼有个放着乐器的排练室，墙壁上贴着东湖艺术计划的讲座通知：“空间的实践——以罗马为例”、“公共性诉求”、“闲谈空间的词与物”——这大概是武汉最SQUAT的民租房了。

麦巅瘦弱沉静，戴一副眼镜，讲话语声很低。他目前所在的乐队名为“犯罪想法”，由几个中国人和几个老外组成，依然是朋克风格，一年巡演一次。吴维坐在他对面，一副敦实的中年人模样——今年五月，他将年满四十。吴维戴鸭舌帽，穿着淘来的旧衣服，衣裤上都印着他自己设计的“WuHan Prison”标志。卷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段花臂，吴维小心地端起茶杯。他们喝着茶，聊一些闲话。吴维提到，这几年他客串过一些电影中的小角色，今年在北京一个剧组里，有个副导演对他很满意，约他去广州拍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电视剧。

“你恨日本人吧？你去演，往死里打就行！”那人这样说。“我当时就觉得恶心。”吴维与那副导演住一个房间，他连夜收拾行李离开了剧组，客串的几千块片酬也没找他拿。“不要了。”

到了饭点，吴维站起来告辞。他吃过饭，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于鲁磨路上，旁边全是饭馆。香辣虾馆子的生意很不错，面目朴实的老板看到吴维进来，特地过来敬一支烟。吴维说，这个老板是蹲过大狱出来的。如今，当年跟吴维一起混大街的朋友们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两方都有拉他入伙，他哪方都不想参与。晚饭时吴维没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过饭，经过VOX的大门，拐入胡同，就是吴维上班的WuHan Prison酒吧。这个酒吧六年来换了三个老板，吴维一直是经理，淡季每月工资两千多，旺季四五千。这是吴维唯一的固定收入。

吴维在酒吧里除了和客人们聊天，喝啤酒，还有就是放音乐。今天他放的是Johnny Cash。他说他在家里听巴赫。去年他又一次离了婚，“不结了”，他说。当年吴维带去广州的表弟丑丑当了上门女婿，孩子六岁，早就不碰贝斯了。没事儿的时候，吴维在家写剧本，希望能赚点钱给母亲，“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去年，一个英国女人在“WuHan Prison”找到了吴维。她递上名片，自称来自BBC，说：“两个月后，我们将来拍摄纪录片，需要采访你们一下，还要拍你们的表演。”吴维说“可以，没问题。”答应完了有点迷糊，吴维问她：“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英国女人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让我不知道说什么：‘Come on，we are BBC。’我心想：这好像是个回答，也不是个回答，只好说：‘好吧好吧，那到时见。’”

几个月后，BBC的经济事务编辑罗伯特·派斯顿（Robert Peston）发布了纪录片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 Again，片长五十多分钟，采访了武汉市的相关领导，请他们谈武汉的经济发展。“……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武汉（这是毛主席横渡长江的传奇发生的地方），”在BBC的网站上，罗伯特·派斯顿这样写道，“但它也许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讲述中国非凡的三十年现代化和财富积累、其经济奇迹如何发生的故事，以及它面对的巨大挑战……”吴维说：“整个片子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反面的东西。”他记得他的观点大概包括“武汉发展得很快，但普通大众收益不多”……不少人看了这部片子跑到酒吧来找吴维聊，但吴维自己还没看过，“BBC我看不到。”

WuHan Prison酒吧对面，鲁磨路的另一边，即将完工的大型社区立着广告牌，上书五个大字：“青年乌托邦”。

5

“朋克之春”演出现场藏在北京三里屯一个隐秘的工地里。想找到它，你得穿过一片工地和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还得找到那架正确的货梯。一旦到了现场，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这儿了！”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兴奋地对另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说。

朋克与朋克其实大不相同。看发型、穿着、甚至鞋带的穿法，一个明眼人可以马上判断出Old school、New school、OI、Skinhead、Ska……关于这些，“顶楼马戏团”乐队的梅二是专家。

“啥人还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侬老（很）朋克额（的）呶，侬老（很）幽默额（的）呶……”“顶楼马戏团”曾用上海话这样挤眉弄眼地调侃过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属于任何一种朋克——牛仔裤，运动鞋，双肩背包，配上光头和敦厚身材，他更像个IT男。“实际上梅二是个狂热的朋克爱好者。”张晓舟说。

梅二经营的 “敌台”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CHAOS。这个只有几百关注者的微信公众号孜孜不倦地传播着与朋克文化有关的知识，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网络上搜索翻译并编辑的。“敌台”的更新频率原本是每天，后来降低到每周，现在则是不定期。梅二有点气馁。真心愿意关心研究这些的人太少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来看一场朋克演出跟去迪厅或健身房没什么区别”。

演出已经开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台前。吴维还没有到，昨天他刚和北京的朋友们喝了场大酒。几个月前，“生命之饼”发布了新专辑《中国来信》，这是他们签约兵马司后的第三张专辑——这是一家允许吴维不删改歌词的唱片公司。作为今天的压轴乐队，他们将演唱十首歌。

“活到二十岁，组了这个乐队，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会的痛处，揭历史的伤疤，只想要去表达，从没想过害怕。”新专辑中的《裸体朋克》这样唱。吴维曾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便不愤怒了。他的愤怒和不妥协全部在音乐中，“反抗精神当然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对不对？按照这个前提，在中国，我反对什么？我挑战什么？……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纪录片《武汉朋克》以新专辑中WHY WHY的一句歌词作为副标题：“我不会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梅二叮嘱，“看朋克演出要举拳头，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属的手势。看朋克要举拳头。”现在，舞台下一片拳头此起彼伏，狂躁的鼓点打着，愤怒的青年怒吼着，啤酒喷着，人群热起来了。歌词唱的什么，没人听得清。吴维从门口踱了进来，手持一瓶啤酒，一路与人打着招呼碰着杯。如今，和当年他不认识的崔健一样，吴维也被称为“大哥”甚至“教父”，音乐圈中流传着他调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从鸭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乐队。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乐队，主唱正脱下牛仔裤，露出鲜红的丁字裤，人群沸腾了。“I am HAPPY!”主唱用不熟练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挥臂，将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扫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满地，碎片溅到瘦腿牛仔裤和运动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溅到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愤怒朋克。然后各种鞋跳起来，蹦起来，把地板踏得更加肮脏。

在梅二看来，“生命之饼”一直是中国朋克界的领袖级乐队，原因是“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这样写过，“除了‘生命之饼’等少数乐队之外，朋克，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发泄青春期躁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愤怒往往针对父母和学校教育，因没有根基和来源，而给人对空挥拳的无力感。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少年会选择健康积极的new school punk，学历较高的乐队则以英语创作进入国际视野，但脱离了中国的现状。”

“那些乐队的存在，证明了朋克在中国更多以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斗争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着有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工青年能拿起乐器，发出更有根基的表达。

午夜两点，吴维拎着啤酒上场。十首歌的间隙，吴维说了不少话——他是现场唯一与观众有对话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毕福剑，抗日胜利和自己的四十岁生日。“Scream for the life，scream for the right，scream for the truth and faith，we never stop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we never stop 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花臂在红色的灯光下狰狞地流着汗，苏格兰风笛尖叫着，疯狂的观众相互推着搡着，在漫天喷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张晓舟和梅二——两个穿着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举起拳头，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来。

纯真年代

我心理阴暗，每次赶上一个人大家都说好，我便觉得那人可疑，活到现在，可能老狼是唯一的例外。

2016年夏末某日，我开车去找乐评人张晓舟，一起参加李志的新闻发布会。那天北京重霾，黑云压着脏城一直压到眉头，又是晚高峰堵车，我便心烦。那次去本来是为写李志做准备，可等我赶到场地，发布会已经结束了。张晓舟上了车说，准备采写李志的媒体好多好多，我便更烦。张晓舟又说，今天帮李志站台的除了祖咒木马苏阳等等还有老狼，“我觉得老狼有意思，二十年不变”。我一听，福至心田地说“先不写李志了，我要写老狼”。此事被张晓舟记住，翻出来揶揄我好几次，这是后话。

写老狼的事儿又被我狠狠拖了一阵，直到年底，小河的“音乐肖像”发布演唱会，我才第一次见到了他。那之前我发消息给他约采访，隔着手机都感到他不愿接受又不忍拒绝的为难。我想起最先张晓舟帮我打招呼时，老狼说：“我不值得写，我就是一个角色扮演的人。”张晓舟喜欢老狼，他说老狼谦卑，谦卑里又有清醒。张晓舟有点才学，因此刻薄又挑剔，很少听见他无私地夸谁。

初次见采访对象总是有点尴尬，说深了轻佻，说浅了浪费时间。等老狼演完，跟他约好采访，我就打算开溜。磨蹭了一会儿，我从二楼的休息室出去，看见老狼扶着铁栏杆，投入地跟着音乐挥手跺脚。台上，来自武汉的朋克姑娘抗猫唱得正兴奋。老狼回头看见我，伸出大拇指指舞台说：“嘿！真性感！”我忍不住揉着鼻子笑了。

那夜从演唱会出来，北京下了初雪，我看见一片银白的大地，路灯照出的细雪丝丝和寂静。我一直忘不掉这画面，后来终于夹带私货，偷偷把它写进了老狼的稿子里。

老狼的采访很顺利，在宋冬野的不在酒吧，我们聊了好多能写的，又聊了好多不能写的，不能写的比能写的有趣许多。但我决定严遵记者操守，时不时就主动告白一下：“放心这个我不写，您先说。”老狼的朋友有好几个也是我的朋友，整体年龄大上我十岁到一轮。做这篇稿的周边采访，特别像又读了一遍《烂生活》和《北京病人》，只是是活体的。经常聊着聊着，我就目瞪口呆了，他们便调侃说含蓄点含蓄点，不要吓到后辈。后来我满怀嫉妒地总结，你们那青春才叫无悔青春。

采访了一轮，我磨磨唧唧地刚准备动笔，老狼又传来消息说收到了《我是歌手》的邀请。作为一名记者，这差不多等于刚写了个名人，名人就被谋杀了。我当然兴奋，马上打算怂恿他接受。随后良心一闪，以我当时对老狼的粗浅了解，那节目未必适合他。天人交战了一会儿，我在微信上发去了一大段话，建议他慎重考虑。发过去老狼半天没答，我以为真在慎重考虑，结果第二天他回我：“睡着了。”

跑去跟访《我是歌手》时，老狼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就是来看热闹的。”我飞到长沙，在著名的芒果台T2楼门口等他进组，他看见我第一句话是，“哥们儿这仔服怎么样？古着！”他穿了件破破烂烂的牛仔衣，据说是斥巨资买的。我沉吟了好一会儿，问他，这是你今晚战衣么，听他说不是，我才松了口气。

老狼在《我是歌手》的征程比我预料中更远，更通畅。看着他每多走一步，我就更多理解一点那些夸他的人。“哥们儿红了，”进了决赛后他惴惴地问我，“这么多年为一个真人秀红了，哥们儿是不是有点功利呀？”我被他问感动了。这年头能问出这种话的人不多。

决赛直播那天，我又去长沙看热闹，同去的还有张晓舟和为他帮唱的歌手张玮玮。看完彩排，我们混不进现场，就回酒店看电视。屏幕上，老狼和一帮摇滚老炮儿唱着为张炬写的《礼物》，张玮玮说，这事儿就得狼师傅干，其他人干怎么气味都不对。我说没错。

决赛那一晚老狼吃完芒果台的庆功宴，又带上乐队和我们一行人去夜宵，闹到天亮，大家都没合眼。老狼喝多了，第二天一大早赶飞机，助理问他要不要改签，他想想说算了，赶快回家抱儿子。在机场，我们一拍四散各奔东西，告别时两个老狼的女歌迷眼巴巴地在一边看着他，想上前又不敢的样子。我就觉得，真像大梦一场。

那个清晨，老狼飞北京，我飞杭州继续另一篇稿的采访，半路拐去郊区探望万晓利，他正跟周云蓬和小河排练。听完他们排练，老周拿出手机说：“听说昨天狼师傅车祸了？咱们插上音箱听听。”我跟着大笑了半天。听完，老周问我觉得怎么样，我犹豫了一下，忍住刻毒，说别问我，我没法客观。

《我是歌手》播完，稿子也交了，后来我又见过老狼好几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每次都是他帮朋友站台。朋友们亲昵地称呼他“狼师傅”，我也觉得这称呼特别适合他。2016年六月，我终于去了南京采访李志，他的live house开业，第一场演出就是老狼。那天欧拉的空调坏了，挤满了人的演出区像蒸笼，老狼在台上汗滴禾下土地唱了两个多小时，唱完，看见坐在休息室的我，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就你在这儿躲凉快。”

采访时，比我还刻毒的李志说，老狼是他的“良师益友”。我听时一惊，再想想，觉得很好，很对。

几年前我采访导演陈可辛，问他圈里谁能称得上朋友，他很认真地想了半天，说是金城武。他说，虽然他们很少见面，见面也聊得不多，但心里是亲近欣赏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当我是朋友，反正我是。”这话我一直记得。现在想想，对狼师傅，我的感觉跟陈可辛蛮像。记者八年，阅人无数，能让我想起陈可辛这话的采访对象屈指可数。

这个周末，老狼要在深圳开演唱会了，可我在北京，又是重霾的脏城里。采访过老狼，写了老狼，但想起来，我好像还没完完整整地看过一次他的演出。老狼的演唱会名叫“爱已成歌”，确是他的调调儿。但其实我更喜欢“纯真年代”。老狼在《我是歌手》双年巅峰会上翻唱了这首叶蓓的歌，唱得又燥又疼，有点力不从心，很多很多感慨。我没看直播，后来听了许多遍原声，每一遍都非常感动。我觉得现在的老狼担得起这个名字。年少时我们至多是纯真，而今才是年代。“相爱的日子有多美，纯真的年代像流水，想要追，想要追，我们第一次流下的眼泪”——如果注定追不上，我愿在夕阳下听着歌，一直向它眺望。

恋恋老狼

1

据说，如果你想寄封信给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只需要在信封上写“湖南卫视”和收信人的名字，就能顺利送达。而如果你从黄花机场走出，拦下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你要去湖南卫视，司机便会一边熟练地转他的方向盘，一边问你：“来看明星吧？”在长沙，湖南卫视就是这样一个不需要地址的地方。

2016年3月10日傍晚，长沙的小雨时停时歇。阴沉的天空下，广电大厦上的芒果状台标像一只橘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下属楼群：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国际影视会展酒店、国际会展中心、骏豪花园（圣爵菲斯）——明星们入住的地方。这便是占地2823亩的金鹰影视城，湖南卫视的大本营。

广电大厦T2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一些人从下午三点起便已打着伞，站在这里。这是五百名来参加今晚《我是歌手》录制的大众评委，他们中的每个都经由数次电话筛选，最终从几万名报名观众中脱颖而出。参加这一档热门节目的录制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人们满脸热情，跃跃欲试，衣着隆重的姑娘不时从手提袋里掏出粉盒，对着小镜子补妆。

T2内部的演播厅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不见天光，气息复杂；大型演出器材的钢铁味儿，红色座椅的皮革味儿，舞台冷焰火残留的味道和扫也扫不尽的槟榔渣的味道，年复一年地混在一起。现在，灯光暗了下去，为时一天半的轮流试演正式结束，最后一名排练的歌手退到了后台。工作人员熟练地拉起隔离带，等待观众入场。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的王牌娱乐节目之一，这一周，赛事正进行到第四季的中期。

封闭的后台里，没人知道老狼此时在想什么。依照赛制，作为补位歌手，他将最后一个出场。2016年老狼四十八岁。这一天的早上六点他起床跑步——他希望自己在台上看起来精神一些。在酒店附近的人工湖边，他用手机拍下了落下的雪珠。

2015年12月6日，老狼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专场演唱会，《我是歌手》的总导演洪涛特地跑到北京来看。演出后第二天，洪涛和宋柯约老狼吃饭，邀请他加入。洪涛对老狼说：“我们的硬件是国内目前这种节目中最好的，我们肯定会对歌手非常负责任。”老狼有点感动。回家，他看了看节目，觉得自己还是不太习惯。他告诉洪涛“算了”。

春节后，宋柯又给老狼打电话：“你来补位吧，反正没几场。”好友高晓松也打来电话劝他。老狼说：“再不答应，就好像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对于观众来说，《我是歌手》的录制就是一场小型演唱会。不同的是入门安检严格，手机和照相机都必须寄存。开场前，现场执行导演和总导演洪涛轮番上台暖场，带领观众排练鼓掌、欢呼和互动，将观众已经十分高涨的情绪煽得更加高涨——如同冷兵器时代的战前动员。不足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演播厅中，五百名观众半围住圆形的舞台，六台摄像机直接面对观众席，等待拍摄他们的表情。而对于歌手，除了舞台上和后台内无数的摄像机摄像头，每人还有两名跟拍导演贴身跟随。所有捕捉到的素材都将被剪辑入节目中，在一周后播出。

欢呼和掌声此起彼伏，五光十色的照明灯灭了亮，亮了灭，歌手们逐一登台。“女神！”“男神！”“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几乎从一开始，观众便毫无障碍地进入了集体狂欢。赶上快节奏的歌，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跟随节奏，热气腾腾地挥舞双手——无论是温度还是气氛，演播厅都非常像一个意气奋发的健身房。

老狼演唱的时候，挂在舞台两侧的电视一句一句地在蓝屏上打出歌词。他选择的曲目是朴树的《旅途》。

十点钟，投完票的大众评审走出演播厅。雨已经停了，人们将热量和兴奋带入夜色，缓缓四散。演唱完毕的歌手则留在后台，接受采访和拍摄，等待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

凌晨两点钟，洪涛宣布，老狼在七名歌手中排名第六。

对于这个结果，老狼先是略感失望，之后表示信服。“我觉得好像还行，但是看了回放之后，觉得不够细腻。舞台实际上放大了很多细节，这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因为我们一直演音乐节这种专场。而且那种气氛，实际上最后呈现不是靠电视，还是靠当时的气场。”

老狼将歌手互投的第一名给了张信哲：“小时候唱过《爱如潮水》”。经历过人生中第一场真人秀，他的感受是“我尽量配合，我们自己玩高兴就行”。关于《旅途》，老狼说，爱的人就能死，不爱的人永远听不下去。“我还是希望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去做这件事，我真的是对《旅途》这首歌是非常有感情的。”

从影视城到湘江中路的“老长沙”小龙虾馆，开车差不多四十分钟。正式录制节目的前一天，老狼和他的乐队朋友们在这里吃晚饭。“老狼？你是老狼吗？”端着笼屉的服务员小姑娘惊喜地问。老狼看着一大摞猪油拌饭，犹豫了一会儿，伸手拿过一碗。饭桌上他回忆了这辈子唯一一次代言经历——“狼神”皮衣。据说在广告片中，他将一件皮衣轻轻盖在“同桌的她”身上。哄笑声中，包间外的音乐换成了《同桌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年轻的嗓音在模糊地问。唱完一首，音乐又换回了当红的流行歌曲。“别人是唱歌，”《同桌的你》词曲作者高晓松曾这样说过，“老狼是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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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出生的黄小茂记得他的三十岁生日，是在北京华威公寓的办公室中度过的。当时他是大地唱片的企划和制作人，过生日的那天，他正在和同事们筹备《校园民谣I》。

大地唱片成立于1990年，公司名字来自Beyond的歌《大地》，香港音乐人刘卓辉是词作者，也是大地唱片的创办人之一。两年后，大地唱片进驻北京，成为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外的唱片公司。公司出品的第一张唱片是艾敬的《我的1997》，黄小茂将它定位为“城市民谣”。民谣系列是“大地”的计划，城市民谣之后是校园民谣。

那是一段乌托邦般开心的日子。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大地”向全国征集歌曲，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包一大包的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歌曲小样堆积如山，同事们分头试听，遇到一首出色的，便冲出办公室兴奋地大叫。下了班谁也不愿意回家，都聚在办公室抱着吉他唱歌，田震、那英、景岗山这些歌手干脆就住在公司里。

在堆积如山的小样中，黄小茂发现了《同桌的你》等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校园歌曲，也发现了高晓松、郁冬、金立、沈庆和老狼。

“老狼的声音吸引了我，”黄小茂说，“他的音色温暖，打动人心，比很多职业歌手更有魅力。”他最终决定不用职业歌手，而由校园歌手来演唱录制《校园民谣I》，“只要他们自己能唱，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唱，虽然不完美，但就是他们的表达打动了我。”

正式录音之前，大地唱片组织了一场试唱。很多人记得那个秋日，在北京礼士路广电部的大楼门口，一大帮年轻人挽着裤腿坐在站岗的士兵旁边。

那是1993年，老狼已经大学毕业两年。

大学期间，老狼和高晓松组了个名为“青铜器”的重金属乐队。乐队的贝斯手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一次排练完，老狼骑车陪贝斯手去经贸大玩，电贝斯很沉，老狼替他背着。到了校门口，贝斯手说把琴给我吧，“进学校的时候他背着琴，倍儿引人注目。给我气得，我说这小子。”那是个抱着琴就能约到姑娘的好年代。

大学毕业后，老狼当了两年工程师，负责制造电子控制部件。工作每天都在重复，他不喜欢。93年秋天在广电部的录音棚录完试唱，老狼辞了职，去甘南草原玩了一个月。年底，《校园民谣I》正式录制发行，老狼唱了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流浪歌手的情人》。

录完歌，老狼与大他五岁的黄小茂混成了好朋友。他跟黄小茂说：“我想来你这儿工作，当个企划什么的。”黄小茂问他，你想没想过当歌手？——“是吗？好吧。”于是老狼成了大地唱片的签约歌手。签了歌手之后基本上没演出，老狼知道《同桌的你》红，但不知道到底有多红。二十多岁，正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节，几个文艺男青年整天混在一起，想的是怎么约姑娘——串大学，晃地铁站，找大草坪弹琴唱歌，盼着被女歌迷认出来。

1994年，CCTV的大学生毕业晚会在保利剧院录制，老狼穿白衬衫，牛仔裤，坐在一堆大学生中间对口型唱了《同桌的你》。那场晚会彻底红了两个人，一个是演《幸福鞋垫》的何炅，另一个便是老狼。第二年，由江苏电台、南京电台发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办的“光荣与梦想”演唱会是老狼第一场真正的演出。那场演出汇集了那英、毛宁、杨钰莹、林依轮、黄格选、陈明、陈琳、潘劲东等一共二十多名当时最具实力的歌手，演出之前，老狼紧张得在厕所猛吐，“完全和电影里演的一样”。

老狼红了，《校园民谣I》也在热卖，但在那个盗版猖獗的年代，发行唱片挣不到钱。大地唱片勉强支撑到1994年，最终被迫转卖。1995年，老狼到了黄小茂创立的风行唱片。当初有五六十首校园民谣以每首几千块的价钱签给了“大地”，黄小茂跑回“大地”，买了一批回来。

“一切都来自偶然”，老狼形容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是小茂把那些好歌挑出来，让我唱。那个时候高晓松也说，他的歌除了老狼唱，谁都不让唱——特牛。”

“老狼在我心目中很奇怪，”黄小茂说，“他不是一个创作歌手。歌手有两类，一种是创作型的，也就是现在的唱作人；另一类是职业歌手，技术很完美，自己不写歌。老狼跟别人不同的是，几乎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唱的歌都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黄小茂看来，在流行音乐中，校园民谣这批歌手是真正开始表达的一拨人。“跟老一辈不一样，这批人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年代，是比较幸福的，天真浪漫，开始有一点小资。那个年代充满了这种气氛，单纯，有情怀。不同的年代造就了不同的音乐，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处在真实的浪漫的青春记忆中，他们之前的青春记忆都是苦歌。”

直到今天，黄小茂和老狼仍然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唱《同桌的你》，老狼穿件白衬衫，在台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是个羞涩的大男孩。”黄小茂将那时的老狼形容为“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读《在路上》，开口就是远方”——“现在长成二皮脸，可没大没小了。人年轻的时候有朋友不新鲜，时间一久，来往的朋友并不多。”

在老狼的朋友中，黄小茂是唯一没有劝他上《我是歌手》的。“我让他问问自己，假如你表现不够理想，别人说三道四你难不难过？你不难过那就无所谓。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个节目就不适合你。”

黄小茂还说，老狼唱第一首歌就红了，第一首歌就决定了一生要做的事儿，这样的歌手很少很少。“顺了这么多年，也确实需要经历一下—— 我相信大家还是喜欢他的。”黄小茂已经很多年不看电视了，听说老狼最后去了《我是歌手》，他决定看一看。

3

1993年北京音乐台FM97.4成立，在工体举办“新人新曲新风气”演唱会，作家杨葵被邀请去做总撰稿。在歌手资料中，他看到了老狼的照片：“彩色照片，那会儿还满脸青春痘呢”。见到本人聊了几句，杨葵觉得老狼“随和也活跃，像是个能相处的人”。

杨葵属于老狼的“作家朋友”。朋友带朋友，圈子越滚越大。结识杨葵不久，黄小茂去了香港任凤凰卫视音乐总监，“风行”成了无主之城。老狼过上了演出走穴、和各种朋友混日子的生活。老狼将走穴称为“唱卡拉OK”，一个月卡拉OK一两次，收入不低。

杨葵历数过他们先后沉迷过的各项庸俗活动：打牌；打台球；聊天，聚众批判流行文化；喝酒…… 每一项都能玩得醉生梦死。圈里的张弛和艾丹有名的能喝，“他们两个人喝酒就专挑老狼，因为我们一般敢于说不。老狼脾气好，每次都醉得一塌糊涂。所以一说张弛招酒局呢，老狼就特别害怕，但是呢，他特别仗义，到时候肯定去。”

——有一些清晨，老狼从宿醉或一夜狂欢中走到大街上，看到阳光耀眼，兢兢业业的“班儿B”正排着队等公共汽车。

作家张弛2000年出版的《北京病人》记述了那段肆无忌惮的生活。“那会儿闹得简直是昏天黑地。”杨葵说，“我们这几个都还算是少年得志，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基本上都算是当时社会上的阔人，早早地把名利这一关给过了。”

《恋恋风尘》之后，老狼好几年没有动过出个人专辑的念头。“可能一有钱特别容易养成惰性，人就不够敏锐了。”在老狼的朋友圈中，他觉得大学同学石康是个认真的人。“我们俩当时都是文学爱好者，我没想过将来会出版，他就想将来是不是要得诺贝尔啊。他真的会有一个远大理想，然后就一步一步地按着那个去了，这挺了不起的。而且按照他设计的去做，他甚至就获得了一部分成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获得的都太容易了。我是因为唱了一首歌，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他可能一直在付出很多东西。”

后来石康特别认真地告诉老狼，他想写数学史。

老狼走穴，曾跟“超载”一起到大庆。“超载”开场，然后是刘晓庆。高旗演完了，跟老狼在后台聊天，突然一个小歌迷痛哭流涕冲进来：“高旗我们热爱你！”老狼特别感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歌迷。人家买一张一百块钱的票，只看看高旗就走了，其他什么刘晓庆，什么老狼，在他眼中什么都不是。”又一次，老狼与解晓东同台，解晓东在台上又唱又跳那首95年春晚的成名曲《今儿个真高兴》，下了台，老狼问他，你怎么还唱这歌？解晓东说，你看这些人花钱来看你，他们其实就奔着这首歌，你让他们高兴了，你也不损失什么。“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在唱那些歌的时候就会去想，别人想获得的东西、想表现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

2002年的一天，老狼看朋友在怒江地带拍摄的纪录片。屏幕上的帐篷里，一道天光射下来，地下生着火，村子里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就好像是生命中某一个时刻，特灿烂又留不住。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有一种自毁情结，比如我有特心爱的东西，我老爱放在一个特边缘的地儿，我也不是成心要毁，它就是突然有一天就那么破碎了。”他将这些情绪写成一篇文字，用作第二张个人专辑《晴朗》的文案。

“我记得些碎片，”老狼这样写，他把朋友们的名字列在下面，每个名字后面跟了一句话。“88号有人在放我们最喜欢的唱片。”“我们在路上，以眩晕的速度穿越风景奇美的异地，狂欢狂喜，有时悲恸有时唱。”唱片出版后分发给朋友们，老狼把唱片打开，圈出每个人的名字送给他。杨葵说，“那一刻我觉得挺感人的。”

那个时候，老狼的女朋友已经从美国留学回来。与昔日胡闹的朋友们步调一致，老狼也买了房子，收敛身心，逐渐脱离疯狂的生活。那一年他三十四岁。

《晴朗》是制作人宋柯入职华纳后督促老狼录制的。杨葵喜欢“晴朗”这个名字。“老狼很像晴朗这个词，我觉得他是阳光的。他很少有负面的东西，即便是特别狼狈的时候。”后来，一有人请杨葵帮忙起书名，他就说，起就起“晴朗”这样的，不要挑那些怪词。“这是个普通的词，但是你一听见，就觉得虽然平淡，但是特别豁亮。”

4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27俱乐部”成了文艺青年的圣杯。仿佛一旦死于二十七岁便可自动栖身于这些大师之侧：布莱恩·琼斯、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贾普林、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1995年，老狼二十七岁。那一年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接到春晚邀请的时候，老狼挺开心的。别人知道了这消息纷纷告诫他，最后谢幕的时候一定要拼命往前挤，“那镜头就那么大，你在那上面多露一秒，多露一个小脸都有用。”那年春晚的总导演赵安将老狼、林依轮、谢东等人打了个包，命名为“95新生代”。老狼在春晚舞台上的扮相是白衬衫，黑蓝色裤子，衬衫扎在裤子里。播出时，其他人都是假唱，只有“95新生代”真唱，“唱伴奏带，唱得完全是荒腔走板，丢人现眼。”

“那是哥们儿一辈子的噩梦，”老狼说，“所以二十七岁没死成不了大师，这辈子也就歇菜了。”

三年后，二十七岁的万晓利来到北京，开始在酒吧唱歌挣钱养家。那时他和老狼没有交集。

2006年，在北京798的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老狼正式认识了万晓利。俩人在酒吧里聊了一会儿，万晓利说，好久没见，我正好录了一个新的东西你有空听听吗？两人约了个时间再见面。

那个时候，老狼正在录制自己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北京的冬天》。万晓利找到他的录音棚，给了他一张CD。老狼将CD带回家，没在意，因为在他印象中万晓利还是个在酒吧里唱口水歌的歌手。

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老狼无聊之中将万晓利的CD翻了出来，“一听就傻了，循环着听了好几遍，一直听到天亮，特别激动，他的作品太牛了。”那张CD是万晓利自己在家录制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第二天还没起床，万晓利接到了老狼的电话。万晓利说：“当时我是躺着接的。”听见老狼在电话里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连着听了三遍”，万晓利在床上坐了起来。他这张专辑已经做出来好几年了，“一直是窝着，不知道怎么办，天天待着发愁。”老狼说，我帮你往外送一送。

在老狼的引荐下，万晓利见到了独立厂牌“十三月”的卢中强。在办公室放完听完，卢中强当场拍板决定发行。专辑录制的时候，万晓利特别希望老狼来唱专辑里的和声，老狼同意了。“狼哥很认真。”万晓利说，“我把分轨都拷给他了，他还要求写谱子。”

2010年，万晓利的第三张专辑《北方的北方》面世。老狼去万晓利家，万晓利说好，你在这儿吃饭吧。“我以为要给我做什么东西，结果炒一白菜，俩人就着馒头就给吃了。”老狼感觉，那会儿万晓利的精神状态就在抑郁症的边缘。“那时候他女儿跟老婆睡在一个屋，他在另外一个屋，很小，他自己支了一个话筒，就那么录音。他的音乐里那些最细微的东西都是这样来的。”

后来万晓利说，狼哥，我要给你做一张新唱片。“说实在的我想做东西，”老狼说，“但我觉得他那一路太偏了，太自我了，虽然确实很棒。他是属于坠入自己音乐的那种人，他被他自己的东西控制了。”

万晓利给圈里够得着的朋友打电话，一人拿一首，攒了一些歌，交给老狼。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狼哥人这么好，大家就得做点什么。”拿到那些东西，老狼傻眼了，“太千奇百怪了，像这些人，个儿顶个儿的怪。完全无从下手。”万晓利自己听完那些歌，也突然一下就找不到感觉了。老狼跟万晓利说，要不然咱们再搁搁？

后来老狼说，那时候做这件事，有点太功利了，像个挑大旗的。

2015年年底，万晓利搬离北京去了杭州，他戒了烟酒，开始录制自己的新专辑。谈起老狼，他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事理的人，并且很自然。在民谣界，这么多年，他起了一个特别宝贵的润滑作用。这个是尤其珍贵的，令我肃然起敬。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把音乐包起来的。我一点不觉得他不写歌有什么大不了。”

以前，万晓利碰到老狼的时候很喜欢问他，狼哥你现在演出还得唱《同桌的你》吧？老狼往往笑而不语。但内心他确实有点羞愧。“好在，”老狼说，“我睡一觉就忘了。”

5

几年前，网上出现一条明星新闻，标题是“老狼携妻聚会露穷黄觉李晨豪车摆阔”。老狼气坏了。

住在丽都的黄觉是老狼的朋友，老狼去找他吃饭，黄觉把邻居李晨也带上了。“结果狗仔偷拍，写道，李晨黄觉开着各自的新车，只有老狼开着一辆破旧的奥迪走了……现在人怎么都这样了？明星就必须看你带多少跟班？开什么车？这都什么人，太让人接受不了。”

开微博的时候，高晓松曾说：“完了，全民狗仔的年代来了。”老狼觉得有些时候高晓松特别聪明。“娱乐时代还是有点可怕”，老狼说。他的微博风格固定而鲜明：全是转载，没有原创。他说：“我觉得跟公众分享内心的东西好像不太适应，毕竟面对的是网友。”他点怀念过去的年代，“那时候别人对我的想象只会通过我的歌，他们会在头脑里面完美一个形象，而不是像现在，恨不得想知道你穿什么内裤。”

老狼在2004年结了婚，2016年，他的儿子三岁。熟悉他的朋友都觉得有了孩子之后，老狼的变化很大：以前爱玩，现在不爱出门。“我好像都没特别仔细认真地去想过一些决定，”他说，“但是我觉得还挺有福的。”老狼说他的家庭生活很平常，很满足，“有孩子每天你就看他在那儿乐，其实挺高兴的。”

小时候，老狼的梦想真的是当歌星。刚上大学时，老狼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送给他一张自己画的明信片，他一个人站在台上，下面一堆观众。“其实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目标，就那么随波逐流地过来了。”

几年前，老狼受万晓利等人的影响，慢慢开始玩起乐队，他觉得比以前的“卡拉OK”好，“站在台上有人陪着，没那么尴尬了”。现在老狼没有签任何公司，单干。“反正就这么着吧，差不多可能慢慢地就过气了。”他很少感到落差。只是偶尔，记者发布会，“跑到新闻背板前，一堆人拿着话筒问，问一两个问题就问不出什么来了，灰溜溜的。那就这么着吧。”

老狼的朋友、作家赵赵指出：“老狼是赶上好时候了——如果他现在出道做艺人，一定红不了。”赵赵还说，这些年老狼一直在唱纯真的少年的歌，“他的审美一直停留在那里。”叶蓓则说：“这是个游戏，但要把自己放进去，如果唱歌不在歌里，如果不动情，就没意义了。”

2016年3月18日，《我是歌手》第四季老狼参与的第一期播出后，关于老狼的新闻和报道陡然爆发。“哥们儿又红了！”他会调侃自己，也会惶恐，“这么长时间没出新歌，靠一个真人秀红了，是不是太功利？”看到四面包抄来的示好，老狼说，这说明我是个好演员。在他看来，小河、万晓利、马木尔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歌手。

2010年，音乐人小河开启了“音乐肖像”项目，他为十二个陌生人写了十二首歌曲，完成了词曲创作的初稿及录音。2015年小河将这个项目重新启动，邀请十二位音乐人对十二幅音乐肖像重新编曲制作，其中包括老狼。2016年1月15日晚上，“音乐肖像”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东区故事汇报演出，那天老狼唱了两首歌：《管艺》和《麦克》。

“管艺和我一样是60后，”老狼说，“尽管他还有追逐艺术的梦想，但现在也是个有啤酒肚的中年人了。这首歌唱的就是他的心态变迁。”在谈话中，老狼最喜欢说的话是“啊，真的？”——问号不发音，这甚至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种温和的陈述，虽然他好像什么都没说，也没什么要说的。“创作是痛苦的”，老狼说。那些独特的、了不起的艺术家，坚持自己的人，他仍然崇拜；但是如果做个选择，每天都很痛苦但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老狼说：“我现在做不出来，如果没孩子可能会。投入其实是一个特享受的过程。虽然可能对别人来说是折磨。”

从台下远远望去，老狼似乎与二十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牛仔裤是深色的，登山靴是深色的，头发仍然盖住眼睛。当他唱“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台下的小姑娘仍然会尖叫。等他走近来，才会发觉，他的头发已经不再漆黑，眼睛深处有一点疲劳。他好脾气地笑着，像一张很干净的纸被揉皱了又展平。

“老狼的年代是关于青春的，”黄小茂说，“很多人不说，但提起的时候还是会感动。没有完成的浪漫和回忆，这个题材每代人都能接受，但再写出这样的歌，再出这样的歌手，不可能了。”

那天演出结束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雪。当人们逐渐远去，飘着雪的街景很像老狼想象中《北京的冬天》的封面。在三张个人专辑中，这是老狼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他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北京下着雨夹雪，他被堵在一辆出租车里，电台中传来了这首郁冬词曲演唱的《北京的冬天》。老狼坐在后座默默地想，他喜欢北京的冬天。听着这首歌，他第一次有了做一张新专辑的想法。在车流里，天已经快黑透了。那一刻，一言不发的司机伸出手去，把声音调大了一点。

万一你听到

好歌是永远不会俗的，俗的是听歌的人。比如我。

在杂志社工作那几年，每逢通宵加班，我就接上电脑音箱，充当DJ。通常用民谣热身，然后流行歌曲引发大合唱，再进入摇滚时段，最后电影原声收场——那会儿天快亮了，也该正经干点活儿了。

《征服》是我的保留曲目之一。从那英一亮嗓，我就开始收腹，屏气，等她一遍遍铺垫哀婉，一点点酝酿愤懑，直到大爆发，副歌的最后一次高昂又惨烈的“就这样被你征服——”，我开嗓补上合唱“就这样被你征服呜呜——”全办公室爆笑，打瞌睡的同事一下子全醒了。

那几年，每个月至少加班一周，这首歌逢加班必放，大家乐此不疲。

我还买过一套车载CD“一人一首成名曲”，共计十张，专门用来在自驾和带友同行时举办“听前奏猜老歌暨大合唱”活动。

通宵加班、卡拉OK和组团自驾，是以歌会友的最佳时机。在这些情境里，一首歌带来的共鸣是单刀直入的。来不及掩饰地眼睛一亮，情不自禁开始哼唱，条件反射地摇晃身体，打起拍子……欣赏总是从纯生理反应开始。随后，有点像跟过同一个黑社会大哥的道友碰上了头，那些联想被一首歌叫醒，不必也不想提。这时候建立的默契，是“白首相知犹按剑”的默契。

有次采访中，我问对方，你最喜欢的歌有哪些？他反问，你要最常听的，还是最喜欢的？我答他，最喜欢的，是你希望你自己最喜欢的，最常听的，才是你真正最喜欢的。

刻薄完，我自己也呆了片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将播放列表视作隐私。我单曲循环的那些歌，做办公室DJ的时候，我也曾偷偷放将出来试探，众人昏昏还好，最怕是昭昭的一问：“这种歌你也听？”

有一次不小心暴露了，一首杨坤的《空城》被几个朋友调侃了半年。

好在，也颇有一些珍贵的时刻。和杂志社同事们交上最后一篇稿，我们去喝酒唱K，用纯正和极不纯正的粤语合唱了一首谭咏麟的《朋友》，唱完给自己鼓了五分钟的掌。

在办公室拨小音量放范宗沛《水色》里那首《摆渡人之歌》，全屋无声，微博上一个平常不太说话的同事发了一条“谢谢叶老师啊”。

车里放赵老大版《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放完朋友说，再听一遍吧。

在另一个朋友家，一个小蓝牙音箱接手机，单曲循环韩剧《请回答1988》的主题曲《青春》，循环一遍又一遍，到深夜。朋友开了好几瓶红酒，悄悄斟满一个又一个酒杯。

这是去年的事儿了。

因为冒险，所以珍贵。我老了，习惯于龟缩在自己的安全地带中。有时候翻看自己的播放记录，自己都会吓一跳，这歌，我竟听了这么多遍？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除了静听，自己尚且不敢扪心，哪经得起别人追问。我还是戴上耳机吧。

可是这些歌啊。我越来越不敢拿出来分享的、我私人的渔火与钟鼓。第一小节响起，沉渣泛滥，清气上升，浊气也上升，突然间我便不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我藏起来怕人看见，我躲在花的后面——在我的播放列表里，这些歌是土里的花，不是胭脂画的花，它们在我按下播放键的时候突然绽放。

万一你听到，千万别嘲笑。

百花深处袁惟仁

假如我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走进这条胡同，我会看到楼台，看到骚人雅士，看到牡丹、芍药和莲藕。然而现在是2016年6月，北京入夏以来最热的一个午后。成立于1981年的百花录音棚在骄阳下静默，它几乎是中国摇滚早期历史的见证者。此刻，阳光照着“百花深处16号”的门牌，红底白字，没有花香。

我爬上楼梯，在二层坐下。宽敞的录音棚新装了形状复杂的吊顶和灯。我听着下面幽幽的女声在唱：“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此时，这首歌的作者袁惟仁正堵在二环路上。

上一次见袁惟仁是一个月前，他为即将到来的个人演唱会接受采访。那次他胖乎乎、笑眯眯地走进酒店房间，鼻梁上架副黑框眼镜，半长发中分，熨得平整的粉色麻衬衫里面是白色T恤，脚上一双帆布鞋。看见干净的地毯，他蹲下去便要脱鞋。他身上洋溢着的随和会让陌生人迅速放松下来。

袁惟仁的口头语是“太棒了”。谈到尊敬的歌手和前辈，他说“太棒了”；提起最近才学会用的微信，“干，太棒了，还能买东西”；接过一杯冰咖啡也是“太棒了，我爱你”。他称自己为“写歌的一个小胖子”，他说自己非常幸运。“在台北走走唱唱，凭什么王菲、那英、齐秦他们可以唱我的作品，真的，这是一个写歌的人最大的心愿了。”他还说，如果不当制作人，他应该会去当流氓，混黑帮。“我的学历非常低，小时候很坏，身上到处都是伤疤，头上缝过二十七针。”他说当流氓好帅，“我再胖一点，宽一点，然后再刺个青什么的……”他本来埋在沙发里，不知何时滑到了地毯上，他盘着腿，喝一口冰咖啡，点一支烟。我想，哪怕他真的出现在一部台湾黑帮片里，那也一定是部喜剧片。

十几岁入行至今，袁惟仁写了一百七十多首歌，大多是情歌。袁惟仁的爸爸是个退休教授，袁惟仁幼时，爸爸教他背诵《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他对语言的敏感便始于那个时期。长大后，袁惟仁写歌往往从歌词出发，“中文词是要讲到人家心坎里去的，中文的歌词太重要了”。

1998年，袁惟仁为那英写的《征服》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和最佳作曲，颁奖礼上，一名嘉宾说这首歌“带人走入了一种黑暗的悲伤”。写那首歌时，袁惟仁与当时的女友吵架吵得很凶，处于极其沮丧无助的心境中。“我像是一个战败的俘虏，有再多的武器都没有办法胜利——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袁惟仁最动人的情歌，大都出自这样的心境。

2016年6月1日下午四点三十分，袁惟仁赶到了百花深处。他几乎是立刻就打开了琴盒，开始排练。两天后，他将举办人生中第一次个人演唱会。

从录音棚二楼红色护栏的间隙往下望，袁惟仁站在两位和音姑娘中间神色轻松，他鼻子上架一副墨镜，双手插在兜里。“如果你经过我的坟墓，”为保护嗓子，他用假声轻轻地吟唱着。“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清亮的女声盖过他的声音，飘忽地飞了起来。我想起以前深夜加班写稿，用劣质的电脑音箱放歌，这首《征服》每每听到高潮，情爱里所有的惨败瞬间扑面而来，我会停下打字的手，好像躲一个劈头盖脸的大浪那样屏住呼吸，等它过去。

袁惟仁说，后来，不在恋爱中时，他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看情节，记对白，把它们变成歌词，写到情歌中。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写歌的小胖子”独自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入神地看着别人的爱情。

“一个做商业音乐的贩夫走卒”，袁惟仁这样定位自己。“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艺术家是多棒的人，后来我看到艺术家的下场都不太好，就赶快调整我自己，别再走那些清高的路了，清高是可以放在梦想里，可是出了门以后，别闹了，你还是有房贷的，还是有车贷的。”

2005年，袁惟仁和以前的搭档莫凡合作开了个音乐公司，每人投资了一两百万（台币），两年后，公司亏光了。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当投资者，决定回归本行，老老实实挣钱。2007年，从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开始直到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袁惟仁一口气担任了好几年的选秀节目评审。“我觉得有算赚到钱，可是那一段时间的确离音乐就更远了，那几年我都不太会弹吉他了。”

时隔八年后，袁惟仁在2014年9月再度推出了个人创作专辑《木吉他》，重新成了一个写歌唱歌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计划。

罗大佑一直是袁惟仁的“一号神”。办一场罗大佑作品翻唱演出是袁惟仁早有的念头。2015年，袁惟仁在南京碰到了罗大佑。他告诉他的大佑哥，他十五岁那年存了半年的零用钱，买了平生第一场演唱会门票。“那个门票我还留着，是黄色长方形的，就是您的演唱会‘雨林最后相互取暖的夜晚’，那个名字我到现在都会背。”他问罗大佑，可不可以办一场他作品的翻唱演出，当时罗大佑不置可否。几天后，罗大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通知袁惟仁“OK”，袁惟仁激动极了。

于是这一阵子，除了自己的演唱会，袁惟仁也在为这件事四处奔忙，邀请歌手，谈投资，这让他有一点焦虑。“我不是一个办演唱会的人，我正准备自己的个唱，怎么还去弄别人的演唱会？可是我想通了这件事，我给身边的人洗脑，不要想靠这个演唱会赚什么钱，它不赔钱就好，我们要赚的是音乐的口碑。”

到他的个人演唱会开演前夕，袁惟仁已经为“假如我是罗大佑”敲定了两岸共十几位歌手，而他自己作为一名“三线歌手”，决定不登台，“乖乖地当制作人”。“其实我已经很荣幸了，我给我自己打好了预防针，我就是大佑哥在2016年音乐道路上的一剂润滑剂，或者一个橡皮擦。”按袁惟仁的计划，“假如我是罗大佑”的第一场演出将在2016年9月举行。

袁惟仁生于1968年，只看外表，他并没有太多人到中年的疲惫感。然而2016年，四十八岁的袁惟仁最突出的感受是“我的幸运快用光了”。

袁惟仁偶尔打牌。他说，玩牌的时候，人会有一种心境，“你看着你眼前的筹码，你只剩下五百块了，你要怎么使用这五百块让它变成五千块？你要警告你自己，你快没有筹码了，你的人生快没钱了。再不去攒一点，再不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再挥霍，你就没了”。

四年前，袁惟仁的父亲去世，自那时起他就在写一首歌《爸爸》。

2002年，袁惟仁曾写过一首歌《1945》，那首歌其实写的就是他爸爸。袁惟仁祖籍贵州，爸爸当年是四川大学的学生。1995年，袁惟仁陪爸爸回贵州，取道重庆，爸爸四川大学的同学去重庆机场接他们。“爸爸1945年离开，1995年回去，中间隔了整整五十年。在重庆机场，我们一直在哭，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记住这些，因为一场战争这群朋友分隔了五十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弥补只是在机场抱头痛哭。”

爸爸当年的班长坚持要请他们在重庆的家里吃一顿饭，袁惟仁陪着爸爸去了。他看着一群老头一层层，一步步爬上十楼，到了班长的家里。一桌的四川菜，每一道都非常辣，“可是我老爸就是那样，一碗饭一碗饭接着吃，他吃到老家的味道了”。

袁惟仁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很强烈”。这些记忆和感受，他要写在《爸爸》中，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写好。“我想到这儿觉得还蛮对不起我爸的，可是我不想乱写，人一辈子就一个老爸。我的副歌写好了，可是我每次一哼就会想到老爸，就会哭，我一定要先克服那个哭的气氛，才可以跳出来看这个事，才可以把主歌写好。我宁愿多花一两年把《爸爸》写好，这很有意义。”

“各位老师”，袁惟仁这样称呼那些比他年轻许多的乐手，“各位老师满意吗？”每排完一首歌，他都会周到地问上这样一句。坐在百花二楼很有年头的地毯上，听着袁惟仁一首又一首唱着曾感动过我的歌，《旋木》、《执迷不悔》、《征服》、《梦醒了》……许多私人的联想涌上心头，我有一些恍惚。“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袁惟仁在唱，他说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个人作品。

排练结束，我们站在院子里闲聊，袁惟仁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夕阳照到百花深处，我环顾四周，这里重新修整过，斑驳的墙面还在，文艺青年的涂鸦已不见，犹如此地曾经激荡但业已褪色的青春年月。唱和声的姑娘背着的小皮包颜色鲜艳，袁惟仁拿起来，仔细观赏一番，又仔细赞叹一番。然后他摘下太阳镜，和伙伴们认真讨论第二天的现场彩排和两天后的演出，以及这一年要发生的事情。说着说着，他们笑了起来，那笑声听上去是如此年轻，就好像筹码奢侈地洒在桌上。

不POGO的人

要非常非常年轻，才可能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整个夜晚是一笔财富，整整一箱子崭新的现钞，摊在你的面前。空气叮当作响，你吸入荷尔蒙，呼出爱情。你体内的小野兽蠢蠢欲动，让你的肢体禁不住向四面八方挥舞，你躁动，又散发着清香。你也像正在一只大号野兽的腹内嗅来嗅去，寻找门路，迫不及待地出去冒险。

夜晚的演出现场，冲在舞台最前面的全是这样的年轻人——或者，始终具有这种年轻气质的人。而我哪怕是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勇气POGO。我总是靠墙插兜站着，心潮澎湃到不行的时候，随着音乐节拍小幅度扭动身体。

我看过的最热烈的现场是2000年左右“开心乐园”的一场拼盘演出。最后一支乐队上台时已经凌晨三点了，还没开口，主唱冲到台前，先对着观众喷了一大口啤酒，然后双手一扬，五颜六色的避孕套从天而降，失真吉他“吱——”一声喷薄而出，台上四个人齐声怒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观众嗷地暴躁起来，台前一片疯狂POGO。我握着啤酒瓶，激动得热泪盈眶，赶紧快步后退，缩到墙边。

“开心乐园”是北京live house史上一笔瑰丽不朽的传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那个舞台上，没有什么人类想象不到的事情是没发生过的。我有幸赶上了它的尾声。

后来因为出国，我完美地错过了北京现场演出的巅峰时代。等我回国时，河酒吧和“乡谣”等圣地已经拆了，“疆进酒”和MAO不复盛况……很长一段时间，我习惯了坐着（坐着！）看摇滚现场，舞台边站着一圈严肃的保安。

可能最主要的是，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乐队也过了POGO胡闹的岁数。我跟小河、万晓利和周云蓬等人熟悉起来时，他们已经是资深的戒酒协会会员，演出时眼望远方，面目慈祥。

认识张玮玮时我还在时尚大厦上班，他去办公室约张晓舟和我参加饭局，第一句话，鼻子囔囔地说：“我没穿秋裤。”那是隆冬，“野孩子”全体刚移居大理不久。下了班我们一起去吃饭，看到张>佺等人排成一排，缓步走在北京街头，一聊天，个个鼻子囔囔着。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大理太安逸，“我们在洱海冬泳，全感冒了”。

后来采访，张玮玮说他也有过“杀马特”阶段，我完全无法想象。在我看到的演出中，他次次头戴小帽，出场第一件事是斯文地站到舞台正中，对观众鞠个小躬，脸上笑容神秘。

看张楚排练时，他给吉他手出主意，“咱们得追求舞台效果，你看过AC/DC演出没？你也来个手臂车轮！”他放下烟，拉个马步，卖力地比划起来。我想起他在红磡舞台上那孤绝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

张楚的首场巡演在西安音乐厅，我去了。站在舞台上，他还是那么孤绝。那台演出观众是坐着听的。

可能只有小河还保留着一点欢脱。2016年草莓音乐节，现场音响出了故障，小河的电脑和合成器出不了声，他抱着一把中阮清唱，在台上蹦蹦跳跳，稚气可喜，自创的舞步有点像日本的能剧——用播放器快放。

那次音乐节，我第一次看“五条人”现场。阿茂唱海丰话时样子很凶，像道上兄弟；阿科则是东南亚典型的帅哥造型，低头弹琴时头发垂在一边。他们在草莓主舞台演出，午后阳光毒辣，“五条人”的歌迷们顶着大太阳，随着节奏晃来晃去，看着台上三条显得很渺小的小人。没有人POGO。

后来我们在旁边IZ的舞台下结下了交情。下了台才看清阿茂阿科有多年轻，他俩就像两个正在“抽条儿”的大男孩。我们并排站着听马木尔的音乐，手都插在牛仔裤兜里。

去年的草莓音乐节，有天晚上压轴的是窦靖童。她上台时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大屏幕上她的脸出现时，全场一片骚叫，我坐在地上，点燃一支烟，看着四面八方无数年轻的男女神色痴迷地奔向大舞台，夜色四合，灯光闪闪，人们的身影好像飞蛾扑火，我很感动，也很羡慕。

去年一年因为工作，我看了无数的演出现场。我发现我站得离舞台越来越远，从靠墙站着退化到了吧台，最后干脆退到了休息室。再后来，我就不去看演出了，我更喜欢After-party。

After-party是袪魅又造魅的。演出过后，人一放松，就容易喝多，一喝多，免不了像白素贞一样露出蛇尾巴，事情于是好玩起来，人也分外可爱。

好多次在After-party上，看着身边这些放浪形骸的新老朋友，我想着，我曾经远远地仰望过舞台上的他们，想象过他们的生活，后来我又用“记者”这个身份，有点粗暴地接近他们，挂一漏十地描述他们。我何德何能呢。

他们可不管这些，在我身边，他们弹着吉他，喝着酒，唱着荒腔走板的歌，手舞足蹈，欢蹦乱跳，在所有观众都睡着的时候，在我以为我们都不再年轻的时候，他们原形毕露，自己POGO了起来。

而窗外岁月茫茫，东方既白。

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

1

“如果经常被鸟叫吵醒，自然就会习惯早睡”，张楚说。201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在北京东六环的一个院子里。这里靠近机场，偶尔能看到飞机掠过灰色的天空。

三年前张楚曾有过一个女朋友，后来他一直独居。从城里搬到郊外后，他说，生活更愉快了。

几天前，张楚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司机接单的时候刚好在他家附近的路口。上车前俩人热情地握了个手。司机岁数比张楚大，在车上聊天，司机说前一天的晚上喝了点酒，睡得挺好，一出门便接到他的单，是这么的顺。司机不知道张楚是谁。“这些事让我觉得生活很正常。”张楚说，“那种日常的欢乐就有了，这欢乐造成一种纪实的存在感。”

张楚租住的这个院子以前是某个画家的工作室，室内几乎没有隔断，宽阔敞亮。一楼靠墙放着各类乐器、健身器材和一辆自行车；书架上的书从《宇宙的结构》、《实验心理学》到《远离尘嚣》，琳琅满目。二楼，浴室中甚至有一架纯白的四脚浴缸。在开放式厨房中，张楚洗了个杯子，泡上一杯岩茶。水槽边整齐地摞着几个外卖饭盒。他点燃一支烟。这个午后暂时没有飞机经过，屋里很安静。

2016年张楚四十八岁。他在这间屋子里工作、写东西、读书、抽烟、想事情，累了就躺下去睡。走出院子是村落，有时候张楚在马路上散步，或者去村里买菜。大部分时间，他跟自己待着，“梳理一些现在这个时代，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自以为是的错误”。

2

八岁那年，张楚渡过长江，来到西安父母的家。

在浏阳的爷爷奶奶家，张楚看到的是田野。而在西安，张楚居住的地区有八个工厂，全是大型集体主义企业，满街都是工人。在他眼中，西安是个闭塞的工业城市。

小学毕业那年，这个地区有了“文革”后第一个重点中学。上了重点中学，张楚的学习成绩反而下降。他的脑子开始飞，他不再关心周围，转而关心世界。他用爸爸的收音机听短播，“美国之音”，香港电台；读《世界之窗》和《译林》。被鼓吹远处的自由和西方文化的痛苦同时扑面而来，这反差使他茫然。

“茫然开始，自我迷失也开始了。”

十七岁，张楚考入陕西机械学院，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他喜欢工科的制造感。大二时，他报名参加“校园歌手大奖赛”，拿了亚军。第一名给了一个古典吉他手，“那还是一个很传统的时代”。张楚的参赛曲目是《太阳车》，因为是原创，还有加分。他参加比赛是为了“证明自己会一种有意思的事”。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西出阳关》、BPMF等第一批作品。

从开始创作起，音乐就是张楚的表达方式。他的歌先有曲，后有词。他不打算当个单纯的诗人，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天赋。“通过感悟去思考，去提炼，去创造，这能力我是很强的。”

1987年11月，张楚退学来到了北京。他在北大落脚，然后混到了北影和中戏，想投身电影业。他在街头遇到了曾暗恋过的姑娘，可那暗恋已经结束了。他在大学宿舍里写歌，在台湾饭店和和平House唱歌，他组了个叫“毒刺”的乐队，他自己录小样。那时他是个“混沌的年轻人”，企图改变世界。

演员王学兵在中戏读书时曾在校园里见到过张楚抱着吉他唱歌，王学兵说，张楚一看就是个真喜欢音乐的人，“他唱歌的时候特别享受”。几年后，王学兵出现在了张楚自编自导的MV《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

1988年，中国录音录像公司为张楚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我吃我的车，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炮……我吃我的心，吃啊！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他单枪匹马地唱。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张楚对人生从来没有过具体的设想。所谓社会常识对他而言不存在任何借鉴意义。遇到问题，他没有找人商量的习惯，也不会尝试去解决。“我很任性地朝自己的理解走，有的时候走对了，有的时候就走不见了——生活老是不给我一个明确的位置。”

3

1991年，台湾人张培仁在北京成立了魔岩文化公司。而后，魔岩旗下品牌“中国火”成立，专营中国摇滚音乐。

那年北京人牛佳伟二十一岁。他先担任魔岩另一创办人贾敏恕的助理，后来成为宣传总筹。九十年代初，音乐宣传只能靠电台和报纸，电视台几乎别想。牛佳伟背着一箱子的打榜碟，全国各地跑电台，上节目，讲东讲西。

那一年的冬天，张楚的小样《姐姐》辗转来到唐朝当时的经纪人刘杰手中，刘杰又将它带到了魔岩。在新大都饭店，贾敏恕、张培仁和牛佳伟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听完，三人连夜去找张楚——他们在北影的地下室见到了他。

牛佳伟说：“用现在的话讲，张楚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极其率真，极其真诚，极其纯粹。那个时候他非常专注，精力完全用在他喜欢的事情上。”

张培仁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两天后，张楚成了魔岩的签约歌手。作为单曲，《姐姐》被收入魔岩1991年出版的摇滚合辑《中国火I》中。

1993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东方时空》栏目，其中一档节目《东方时空金曲榜》当时的制片人王坚平力排众议，在节目中播放了《姐姐》。“在全国人民都在看的CCTV放了一首这样的歌。”

节目播完，《姐姐》火了。那一年，几乎每个人都能唱上一句：“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在施润玖导演的MV中，张楚逆着人流站着，穿一件过大的双排扣黑大衣，没有一丝皱纹的脸枯瘦，眼睛一眨不眨。继“唐朝”和“黑豹”之后，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摇滚乐的又一个代表。

1994年夏末，张楚和窦唯的专辑录制完成，从“大地”收来的何勇专辑也做完了缩混。八月，魔岩将三张专辑同时推出，命名为“新音乐的春天”。当时牛佳伟的感觉是：“大陆音乐带领整个华语音乐潮流的时代来到了”。

那是一个蓬勃而矛盾的时代。当时的媒体有一句话：“全国就二十多个乐手，但能组出三十多个乐队。”乐手是重叠的，排练场地也就那么几个，崔健用，“唐朝”用，何勇也用；排练场还不能常去，去多了，当时的“朝阳群众”会在门口转悠，排练场就得关两天门——“搞摇滚的”仍被视为社会异类。留着长发的丁武在街上骑着自行车常被拦下来查身份证，查完再被教育一番：“不要老这么不三不四的，你正常点。”

一次“魔岩三杰”在南京演出之后，忘情的乐迷一直游行到歌手们住的酒店，把酒店团团围住不肯离去。那在当时，是演出的常态。“当时的乐迷都是大学生和普通社会青年，那是真正的乐迷。”牛佳伟说，“兴奋会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下去……”演出回来，他和歌手们分分，每人拿到两三百块钱。“高兴坏了。钱够吃饭，里面还有三四十的外汇券，可以去买自己想抽的烟。”

1994年12月17日晚八点，窦唯、张楚、何勇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站在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正式开演，台下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香港观众。三个小时的演出让红磡沸腾，也缔造了中国大陆摇滚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魔岩的意图就是这样，让他们走出去，再回头来造成影响，”牛佳伟说，“那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次演出。”

为参加这场演出，二十六岁的张楚第一次走出了中国大陆。他飞到深圳，从蛇口出关，再换火车。“过了九龙，那边就比这边干净一倍。”在香港他出门闲逛，“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态”。“地铁里，妈妈带着孩子去上课……人们很匆忙。”他后来在采访中说，“城市很拥挤，节奏也快。我不是很喜欢，但很欣喜。”

在红磡体育场的舞台上，张楚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孤独地坐在一束追光中，肥大的衬衫袖口盖住了他的手背。

1995年5月11日，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因车祸去世，这给魔岩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公司内外出现各种问题，滚石团队对大陆的政策有了调整，魔岩逐渐式微，在人们还没意识到之前，一个时代匆匆结束了。

“如果要选几张专辑来代表那个时代，”牛佳伟说，“我会选张楚《造飞机的工厂》和周韧的《榨取》。”

1996年，张楚录制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当时，张楚一直纠结于“什么可以成为一张专辑”以及“为什么一定要凑齐十首歌”之类的问题，而魔岩内部正在改组，状况不明朗。牛佳伟手里没有什么钱，更没有什么权，他找到了北京最便宜最简陋的录音棚——兵器工业部录音棚，租金一天一千块。

牛佳伟和录音师金少刚从别处拆借了一些器材，用十几天迅速把器乐部分录完，剩下的时间，就是等。等张楚拿出歌词，进棚演唱。歌词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张楚看看在棚里修后期的金少刚，说好，我出去写歌词。等到饭点，牛佳伟去院子里找张楚，没人。无意中一抬头，“张楚蹲在树上写词呢”。

录唱的时候，张楚拿出了歌词。牛佳伟和金少刚一看，“这是诗歌，非常有激情的诗歌，抑扬顿挫，你能看到这个人他的呼吸，他的所有东西，血往哪流都非常清楚——录录录！赶紧录！”但是一进棚，“大哥你能好好唱吗？”那时候，张楚的状态开始不好。

最后听到张楚的人声时，牛佳伟说，他的鸡皮疙瘩落了一地。“太厉害了，那么瘦小的一个人，他的内心力量太大了，真是摇滚的力量。张楚是颠覆性的人才。”

《造飞机的工厂》中唯一的MV《卑鄙小人》仍由施润玖导演，施润玖是跟随摇滚圈生活多年的影像工作者，也是MV《姐姐》和《垃圾场》的导演。在《卑鄙小人》的MV中，歌手周韧扮演一名司机。他穿着海魂衫，戴着苏联的红军帽，除了开伏尔加，就是拿着镐刨地。MV拍完，周韧有点感触，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块儿的》。牛佳伟说，“一块儿的”意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录完这张专辑，牛佳伟许多年没再见过张楚。

《造飞机的工厂》在1997年出版。对这张唱片，喜欢的人认为“前卫、睿智、极富诗性”，不喜欢的认为“怪异、空洞、隐晦”，更多的人无语。与《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相比，这张专辑激起的反响非常小。

之后两年，张楚住在北京二环内的一个小区里，他买了台苹果电脑，开始学做电子音乐。“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特别重视诗性和精神性，我知道通过这些来满足精神的自我独立是多么重要。”他说，“但是我冥冥之中又意识到，不跟社会做一个开放性的筛选，是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窄空间里的—— 我的错误是太顺着社会的文化诗性走。”

电子音乐抽象又具象，解脱了诗性写作的逻辑，让张楚觉得过瘾。那个时期的作品张楚没有发表过。“如果我再出一张电子音乐专辑，乐迷估计得疯了。”他的状态愈加糟糕，迷茫、封闭、抑郁。

在现在的张楚看来，那几年他是活在尖锐里。他身处摇滚青年的圈子，也生活得像一个摇滚青年，但摇滚到底是什么？“那时候大家都说摇滚乐很厉害，你很有个性，你出名了，你是弄潮儿，可这个过程中，我焦虑，我觉得那好像不是我。摇滚乐它实际上有一点强势，那个强势是青春期的一种符号，是会蒙蔽人的。”他感到自己在被很多人喜欢，“社会有点接纳，也不反对，但该有的相互支撑的东西好像又没有”。在他看来，当时的大众是被乐评引领的，而乐评人因为要占据先锋性，又提出了一个理念，即“摇滚就是反商业”。“大家都把摇滚乐当做一种精神，或者一种批判，但是很多东西是被外在的媒体现象去灌输的，摇滚乐应该伟大，应该占领主流，应该坚持自我……都是这样的推导。而社会它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我们没办法跟主流意识同步。”

张楚始终不能完全投入摇滚青年这个角色。虽然他的现实生活一直没有问题，他要求不高，不算缺钱，但是他没有安全感，在思想层面，他“一直处在玄而又玄的世界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认为自己那个“批判性的、文学化的”精神世界便是真理。“真理在那儿，我指出来了，怎么你们都不看？”

2001年，张楚离开北京，回到了西安。

4

2001年到2005年，是张楚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

在西安，张楚独自租住在旅游局的职工宿舍中。那是马路边上一栋十八层的楼房，一楼的大餐厅叫唐乐宫，唐乐宫夜夜歌舞升平，他在歌舞升平的上面浑浑噩噩。

想问题的时候，张楚说，他会想得像吸毒一样，较劲的时候睡不着觉，反反复复折腾。西安古城墙边有家南门酒吧，老板是张楚的朋友，张楚常去那里，坐在角落里发呆。朋友们照顾他，逗他开心，拉他去踢球，郊游，看演出，认识新朋友，聊天吃饭，他也会主动找一些乐子，然而人是封闭紧绷的，没办法跟别人交流。

那是失去知觉的四年。那段黑暗时光里，张楚没有创作欲，没有表达欲，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在思考的深渊中，怀疑是双向的。“一方面，有真理，别人为什么不遵从？另一方面，大家都在那样生活，我为什么却这样？”

几年后，音乐节的狂潮初起。2004年宁夏的贺兰山音乐节，张楚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当天，他的演出状态不佳。“我去音乐节演出，我就希望大家以后举的不是旗帜，而是钓鱼竿。旗帜作为一个精神共鸣的仪式终究得解开。因为你得长大，你得工作，你得去谈恋爱，你得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并形成好的经验，找到让你更从容活着的方法，这没错吧？”张楚说，“当时我的感觉是顶着炸药包在坚持自我。”

同台演出的何勇则说：“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2005年，张楚重返北京。那年四月，他参与录制了纪念张炬的合辑唱片《礼物》。宣传唱片时，牛佳伟又见到了张楚。“张楚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他那时候状态刚刚要开始好起来，但是总反复，刚一好他就又碰到现实中让他困惑的事情。”

张楚在慢慢地走出深渊，在边缘徘徊一下，倒退两步，再往前走。“人总得从那口气里出去。”

在青岛隐居一年后，张楚再一次留驻北京。他在东城区一住六年，从东四十条搬到保利大厦，然后五条、六条、十三条、北新桥……“游荡在生活之外”。几个朋友搞文化公司，在胡同里租了个特美的大四合院，他也跟着干了两年，“我的朋友是做工业的，他们不太懂文化的经营方式，但我们用商业的东西梳理了一下，探讨了好多问题”。

在各式各样的演出中，张楚很少唱《造飞机的工厂》中的曲目，“因为那种东西，更让人在底下举个旗跟着，我觉得有点怕了”。

从2011年起，张楚开始跟乐队合作，录制新专辑。“我没有着急去追着市场把它换成钱或怎么样，而是说有点演出跟一跟，挣点钱来做唱片，实际上还是想通过这个过程来找到自己。”

在最近的三四年，张楚逐渐确认了他就是一个处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外的人，“慢慢看到周围现实的人变得更稳定，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价值观只是我的，主流价值观实际是那样的，人家很正常很对，是符合现实的，我想改变人家，反倒像一个偏见。”

张楚不再认为自己具备影响世界的能力。“我该好好选择我的生活了……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该融合的融合，该自我的自我，但是就不要去折磨人家了——比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人家会说，凭什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有艺术观，就不再需要世界观。”想通了这一点，张楚的问题终于接近解决。“艺术家是来建立艺术世界而非现实世界的——这一下解放了我跟这个时代的关系。艺术家应该是在自我放松的情况下去坚持自我。我们也不用去顶炸药包了，大家平等，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真理，可以自由选择，这是生活智慧的开启。”

2015年5月，张楚与张培仁和贾敏恕的公司“街声”签约，定下了2016年新专辑发布及十四场全国剧场巡演的计划。“如果一个人把一生都花在尖锐上，那他的一生真挺没趣的。”张楚说，“我觉得我还有充分的空间。我跟社会迂回，迂回了一辈子。”

2016年4月的一个傍晚，张楚在旧鼓楼大街某酒吧为巡演拍摄宣传照。他跟手持相机的老朋友高原商量：“别再把我拍成一个思想者了。”听从高原的调度，张楚躺在长沙发上，手枕在头后面。在镜头的逼视下，话题是松散的，他甚至有一些健谈。他说到巡演，巡演间隙出国游荡的计划，以及国内外文化环境的对比，所有谈话很快都会被他引入形而上，变成抽象讨论。然而他又说：“我们去野生动物园拍照吧？”

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人们来到不太高的露台上。鼓楼的轮廓正在模糊，炊烟将炝锅的葱花香送了上来。没费什么劲，张楚就爬上了最高的屋顶。他在屋顶上缓缓地踱步。在夕阳下，他的剪影显露出一种复杂的瘦弱，兼有孩童的天真与老人的庄重。人们仰着头，迎着最后的阳光看他。这场景太像二十余年前的那首歌：“燃不尽的西天残云焚化了最后一张笑脸，那个不再回首的背影，拖过一道玻璃大墙”——有那么一瞬间，从取景框中望出去，张楚非常像走在戈壁滩上。

5

2012年11月24日，王学兵发了一条微博：“Coart 2012秋季，碰到了久违的张楚，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他说我也是……大仙他们的诗家歌让我去朗诵，开始我一直躲着，就怕又像春天那次朗诵一样，观众没咋地，自己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直到碰到张楚，他的诗和歌曾深深地影响了我，温暖了我，于是就找了大劲和黄少把张楚的几首歌捏鼓到一起了……”微博挂出的视频里，王学兵把《姐姐》、《蚂蚁蚂蚁》和《爱情》混在一起弄成了一首歌，在艺术现场唱了出来。

观众群中，张楚的深红色帽衫兜着头，他望着在唱和在听的人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王学兵与张楚是同一代人。然而2016年距离张楚上一张专辑出版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世界以一种熟悉的方式面目全非。此起彼伏的音乐节上，年轻歌手唱着他们崭新的愤怒和哀愁，台下仰起的面孔鲜嫩陌生；一些昔日的摇滚青年晋级为老板或老炮，成批涌入资本市场和真人秀。

张楚说，这正是破产之后重新建立的好时代。“敢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伟大的。我们彼此用一种公式互相信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改善这个世界，还把大家都搞得很颓，那我们干吗不跳出来，走到自己心里，去做一个建设性的挑战？”

在张楚看来，中国音乐的跨度太大，“应该先出二十个恩雅，再出二十个菲尔·柯林斯，然后再出我们。弥补错误就是从菲尔·柯林斯做起——不弥补这些相对朴素正面的东西，就会跳成一个小王八蛋。”

张楚的新专辑《不在绳子上的珍珠》正分批在音乐网站上架。在新歌《海边》中，张楚写：“我付出的一切都来自于自然，所以我也不能得到它，伸开手我却发现我心中，所有欢乐都来自天涯。”这首歌写于2006年张楚在青岛隐居期间。新专辑中，几首新歌的调性相当一致，词曲空灵清淡，不复往日的思辨与孤绝。

《不在绳子上的珍珠》的制作人是张楚本人。关于新歌，乐评人邱大立认为它们“在音乐性上已经丧失了过去的美妙和生动”，张楚在微博上公开回应道：“喜欢音乐的人知道过去不是神话，是两岸音乐人的技术结晶。现在……是我的美好快乐心愿。”

面对是否妥协的质疑，张楚常自问：“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前两年要是说妥协，大家还真是心有不甘，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必然的。当然中国还有很多伟大的人在捍卫自己和社会，但我觉得我现在放松下来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放松其实是不想维护过去的名利，只想重新开始生活。这样做会有一点困难，你得完全相信它是健康的，好的，然后它会慢慢地蓬勃发展，但是以前建立的公式还在身体里，有的时候阴影会发作，它又会夸大，会尖锐化，会造成激烈的情绪和对自己的质疑，质疑的时候，又感觉自己习惯性地住进了一个自虐的小屋子。”

“我觉得我到现在才接近找到我是谁。”张楚说，“变成现在的我，到现在到未来我觉得都是一个奇迹。我不是在讨好听众，我在讨好我自己，讨好我生命体能里最健康的那一部分。”

2016年5月21日晚七点半，“微小相见”巡演的第一站在西安音乐厅开幕。西安音乐厅坐落在曲江新区，这是1996年才启动建设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是西安最年轻的一部分。而在西安陈旧的腹地，唐乐宫歌舞升平，南门酒吧已经拆掉，陕西机械学院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女生宿舍门口依旧摆着整齐的暖瓶。这些，张楚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姐姐》的前奏响起来时，一个年轻的女歌迷大声喊道：“张楚，我爱了你三十年！”在哄笑声中，《姐姐》无可避免地变成了大合唱。一名魁梧的西安男子冲上舞台，给了张楚一个狠狠的拥抱。

“可耻的人，他们反对生命，反对无聊，为了美丽，在风中在人们眼中变得枯萎”——返场前最后一个曲目《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背后的大屏幕上放着他当年自编自导的MV。1993年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的冰面上，贾宏声拉着小提琴，在逐渐拉远的长镜头中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整个画面慢慢退入灰白。就在人们认为一切已经结束的时候，一架双卡录音机冲入视野，然后，张楚伸出手，轻快地按下了停止键。

其中有禅

我到余杭去，一路半睡半醒。上飞机，下飞机，换汽车，上高速又下高速，进山。在最后一场短梦惊醒后，我拉开车门，看见小河笑眯眯地从山坡上踱下来，迎向我。

院子是普通的农家院，两幢小楼，左边是万晓利的工作室，现在住着“横切面”，右边住房东。院子空空如也，一条绵长的水管挂在盆边，盆里的水看着很凉。我进门，客厅桌上地上摆着乐器、调音台和音箱。穿过客厅到厨房，看小河说特地为我做的“柴火饭”。好大一口锅！我大概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真正用火烧的锅。木头在锅底下毕毕剥剥燃着，锅里炖着土豆、蘑菇、粉丝和白菜，颤巍巍，香喷喷。

身后饭厅里，万晓利满手面粉在揉面，他说烙饼是他新学的本领。

老周从另一间房里出来，我跟着他走到院里坐下。我给他点一支烟，自己也点一支。慢慢地聊几句，话就说完了，我们让言语沉下去。这时候我才看到阳光，淡金色的阳光，沙子一般洒在地上，也像是刚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条狗远远地蹲下，看着我们。

吃过晓利烙的饼和很香的柴火饭，我听歌。老周弹吉他，晓利贝斯和口琴，小河抱一把中阮。歌是听过无数遍的九首，《沉默如谜的呼吸》、《河》、《安魂曲》、《妈妈》、《森林里的一棵树》……三人合唱的《不会说话的爱情》。小河站在对面，半眯着眼睛抚他的琴。我躺在豆袋沙发里，看着老周宽厚的背。我听见细微的手指摩擦指板的声音，看见空气随着和音震荡。我感觉奢侈，感觉何德何能。

听过歌，我们又去院子里坐着。小河给我看手机里的视频，三人在山上锻炼身体，散步，腿架在小桥上抻筋。南方的山郁郁青青，水灵灵的。

晓利麻利地跑出来，打开水龙头，接一碗水，和了药粉，将狗抱过来喂给它吃。它叫小灰，他告诉我。我问它生了什么病，他笑而不语。

我要走了，小河拿一个大红苹果塞到我的包里，“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我刚想说，他又塞进去一个。我们沿着山坡走下去，小灰在前面欢跑着领路。小河说，小灰是在交配时扯断了生殖器。我说“啊”。“为一时欢愉付出的代价”，小河缓缓补充。我想了又想，谨慎地回答：“其中有禅”。

车载着我向万丈红尘奔去。我还在想小灰的疼——“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车在山路上颠着，我回头看，山坡上，挥着手的小河越来越小，小灰已经不见了。

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1

李志的身材不高，圆脸上五官分布得平和。2016年，他在发胖了，脑袋、手腕、臂膀和腰腹都往浑圆形发展。所幸，并非人到中年那种疯狂的膨胀，而是带点锋芒尽藏的松懈劲儿，好像第二泡的茶叶，正在开水里舒展。这使他看上去颇为和善，像个业务一般的程序员，或者脾气不错的公务员，也像个工程师，还有点像个生意人。总之，如果纯从外表判断，李志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个歌手。

2016年6月22日下午两点半，南京太阳宫演艺广场地下一层的欧拉艺术空间，年轻的服务生和志愿者穿着欧拉live house的T恤穿梭往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从设计、施工、装修到试运营，李志一直在为欧拉忙活。

这一天的凌晨三点，李志从机场接到来演出的歌手老狼，送到酒店，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又赶来欧拉。下车进场前，他在车上呆坐了三十分钟，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五个小时后，欧拉的第一场开业演出即将开始，五百张门票早已销售一空，然而李志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空调坏了。

盛夏的南京潮热难忍，李志把脑门前的头发扎了个辫子竖在头顶，像个忘了剃额发的月代头武士。好几个服务员也是这个造型，让这个团队有了迎战的气势。

武士造型的李志正在拖地。李志拖地像他小时候插秧，从酒吧区的这一头横平竖直写到另一头，收住。水泥地散发出新鲜的潮气，上升到半空成为热雾。坏消息传来，今晚空调修复无望。李志没露出着急的样子，他利落地将拖把收好，安排员工去搬大风扇和冰块。踏过一尘不染的地面，李志脚上还是那双球鞋，一个多月前北京的“降噪”专场，在一片“B哥牛B”的叫喊声里，他曾脱下这双鞋，盘腿在椅子上，抱着吉他唱“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李志踱到舞台前，听老狼和乐队调音，同时掏出手机打开微博，为坏空调向观众道歉。和着汗，他的T恤贴在身上，勾勒出肚腩。台上的老狼在唱：“这冬季的校园，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老狼大李志十岁，李志说他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十几年前，还在家乡时，李志对大学校园的想象来自老狼。

1978年，李志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小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插秧的季节，地犁一遍，人们捆着秧苗弯着腰从田的一边插，对齐插满一行，再后退。李志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小学一年级暑假，爸爸带他去了趟上海，住在爸爸打工的工棚里。开学后，他给同学们讲上海有多大，火车是什么样子，电梯又是什么样子，没人见过，没人相信他。那时候李志的理想是“长大了不种地”，就像他奶奶说的：“想不想以后穿皮鞋？那就得好好念书。”虽然也没人知道念书能念出什么来。

1995年，李志买了第一把吉他和《刘天礼吉他教程》。上高中之前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后来上了高中，他意识到自己很一般。“也是这样一个局面”，直到今日，他还是这观点，“我不是多聪明，只不过我的同行太懒了”。1997年，李志高考，村里没人懂志愿怎么报，他随便填了一个，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那一年的南京，长江上只有一座桥，每天的交通都是堵。东南大学的浦口校区在长江北面，很新，最粗的树还没有李志的胳膊粗，像个漂亮的工厂，完全没有老狼歌唱的浪漫。

第二年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挂在桃园6舍230门口，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收了走。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中，李志说自己是“一个十九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如文艺青年的标准出厂设置，他听Nirvana、Dire Straits、Pink Floyd……谈恋爱，弹琴，大规模读书，喝酒抽烟，忧伤。

大二快结束的夏天，一个极为炎热的中午，李志在校园里奔走，到各个部门盖章，办理退学手续。系主任告诉他，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都是人家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想把子女安排进来，“你是第一个自己要退学的，不可思议”。盖到最后一个章在校长办公室，一幢苏联式建筑中。层高，空旷，午休的人们趴在桌子上。寂静里，一个工作人员拿着钢印，“砰”，当头砸下来，整个房子振了一下。“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崔健《缓冲》）

烈日照着学校的大门。李志迈出第一步，慌了。该往左还是往右？他觉得自己像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

退学是因为年轻气盛，无法忍受学校和老师，李志在多年后总结。那之后的几年，李志靠同学救济生活，他们在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合租了一间房，房租八十元一个月，后来涨到一百二。房子十几平米，一床一桌，大小便要去公共厕所。

2004年夏天，李志去银川找大学同学玩，看出租车司机罢工，顺便看贺兰山摇滚之路音乐节。看完唐朝和崔健，他们又去了西夏王陵。

戈壁滩无垠，盛夏阳光下，李志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呆住了。延绵的贺兰山下一个土丘，一代枭雄李元昊埋在这里，孤零零，少人问津。“他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军队，西夏王，那么大一个国王，到最后就剩个土丘。现在的年轻人里，有几个知道李元昊是谁啊？”他又想，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李志在王陵前拍了张照片，白T恤蓝牛仔裤，背把吉他，表情悲壮。

从宁夏回到南京，李志找朋友帮忙，从手上大量以前的歌中随便挑了几个，录制成小样。“如果有一天我死了，知道这个人曾经还写过东西。是个存在过的证明”，他说。第一张专辑花了五千块，录了一个月，李志自己弹吉他和一点键盘，唱，没有乐手，其他声部都是电脑做的。录完，刻成二百张光盘，找朋友设计封面，打印裁剪了，自己装盒，放到卖打口碟的小店里卖。为卖，他还和朋友们吵了一架。大家说付出这么多劳动卖卖吧，他说，太屎了，没法听啊，都不想署名。最后折中，李志署名BB，成为“B哥”和“李B”的由来。这第一张专辑，后来被命名为《被禁忌的游戏》。

2005年，李志录制了第二张小样《梵高先生》，花了两万块。第三张专辑《这个世界会好吗》2006年11月18日在南京首发，共八百张，定价四十八元，除了CD，还包括一本册子，一张海报，一个笔记本，一本收录了李志六万字杂文和诗歌的小集子About B＆B。他把这张唱片称为工艺品，在唱片介绍里写：“对这个价位的确定花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花了很长时间在计算我的成本……如果你觉得花了这个钱不值得，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遗憾。”

《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首发演出卖出去一百一十八张票，气氛热烈。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给李志赚到钱。2007年，他找了个SP技术工程的工作，去成都朝九晚五地上起了班。

李志去成都的目的很清楚，从南京这个所谓的圈子里脱离开，赚钱还债。那个工作包住，他吃得很简单，也不怎么社交，两年存了二十万元。离开成都时李志翻手机，除了同事之外，就多了四五个电话号码。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李志自己做了一个小型巡演，起名“单刀赴会”。每到周五，他一个人一把琴出去演出，周一飞回来上班，共演了十五场。2009年秋“动物凶猛”巡演，七十天他跑了三十五个城市。两轮巡演都是为了存钱，他打算辞职回南京，再录专辑。

2009年10月，《我爱南京》发行，成本三十万。李志自己认为，这是他的第一张正式个人专辑——标志着他脱离了合成器和简单编曲。在这张专辑中，李志翻唱了歌手张玮玮的名曲《米店》，录音前他给张玮玮发去正式的授权合同。张玮玮拿到合同觉得挺新鲜，琢磨了一会儿，他在款项一栏填了个“十元”，给李志寄了回去。

《我爱南京》中的《结婚》由李志与万晓利和老狼合唱。从万晓利那里要来电话号码，李志给老狼打了个电话，老狼说“好啊”。同年10月16日，万晓利和老狼担任李志“我爱南京”演唱会的嘉宾。

在李志看来，“我爱南京”专场是他的转折点——标志着他脱离了酒吧的声场和硬件。这场演出在剧场举行，音响设备从上海租来，成本八万，演完算账，一共亏了四万。李志给了老狼和万晓利每人一千元的演出费。“说起来丢人，不给钱还好，演完狼师傅还买了我十张唱片，一百二一张，他还亏二百。”李志笑了，眼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线，露出一口常年烟熏的、不太整齐的牙。

老狼形容他和李志是“惺惺相惜”。坏空调并没过于影响欧拉的首场开业演出，端着啤酒的听众挤满了演出厅，气氛和气温一样热烈。晚上十点半，李志像一名张罗了一晚上的饭馆掌柜，把毛巾搭在肩上，搓搓手，松口气，在全场“B哥！B哥！”的呼唤里登台，与满身大汗的老狼勾肩搭背，合唱了收场曲。而欧拉外面的南京，一场雨已经下过又停了，夜空如拖过的水泥地一般干净。

2

开业第三天，欧拉的空调终于修好了。

问题出在管道里。一名工人顺着木梯子爬到管道里疏通，下面放着大铁桶接水，李志扶着梯子，警惕地站着。随着一声欢呼，清爽的凉风冲出来，迅速占据了欧拉。李志笑嘻嘻地收起梯子搬回演员休息室，管道里的工人探出头来大喊：“哥，哥！我还没下来呢！”

演出歌手张玮玮看到拖地的李志，马上赞赏，“这是董事长的做法。B仔真需要拖地吗？这是给员工做榜样。”张玮玮背着手风琴盒进了休息室，又夸，“终于有带卫生间的休息室了！不用在厕所里跟粉丝合影了。”

跟张玮玮等民谣歌手一样，李志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红起来的。他只记得迷笛音乐节从2007年开始专门设立了民谣舞台，之后，演出市场开始慢慢好起来，民谣火了。

李志开始有了广泛传播的“金曲”、集体大合唱的专场演出和大批粉丝。他作品中饱含的颓废和迷惘的青春气息，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李志判定自己的音乐天分为“中下”，除了时代，他将自己的走红归于勤奋和运气。当年，陡然面对大量无原则的吹捧，他愤慨：“你们都是聋子瞎子吗？都疯了吗？你们没有耳朵吗？”那段时间他认为所有表扬他的人都居心叵测。“你是在说谎，你是想跟我上床”——他说自己那时候瘦，还有点帅。临近三十岁的一段时光里，他崩溃了无数次，自己跟自己较劲，换电话号码，在豆瓣上跟人家打嘴炮，骂人，吵架。

李志聪明，经历过理工科的思维训练，逻辑缜密，反应快，措辞不忌生冷，特别适合网络吵架。微博开通后，吵架几乎成了每季更新的剧集。他骂同行“缺乏对工作的尊重和敬畏”；也骂歌迷，“其实中国的民众音乐欣赏层次低也挺可爱的”。他讨厌歌迷的愚蠢，更讨厌迎合歌迷的歌手。“歌迷全在意淫一个偶像，一旦发现有一个小动机跟意淫的不一样，立马把你抛弃，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好妹妹’他们那套。”他说，“你应该聪明一点，想办法去把他们的层次提高，而不是利用他们。”

豆瓣的秘密小组“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有个帖子，作者“十三月的果儿”以自述口吻连载她与诸多民谣乐手的风流账，当时火爆非常。李志看到，认为是编的，“那文笔什么玩意，吹什么吹”。三十岁生日过完，李志以第一人称开了帖，悉数记录他与女性ABCDE……的往事，名为《李志自传》。

这篇曾名噪一时的“自传”至今仍可在网上寻到，标题后挂个括号：“口味重，有洁癖者慎重”。时隔多年，李志有点后悔，“因为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对于自己，他无所谓，“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人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有缺点有优点，你可以去努力改缺点，但是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去说谎、去否认——我们不是那么牛，那么干净的”。

李志表述着严肃的观点，南方口音略微咬字不清，但语速很快。他很喜欢用反问句。“是不是呢？”话说完，他歪过头，笑得和气里有狡黠，像演示完一道难题的解法，将粉笔头随手一扔，一脸等着你出错但又不希望你出错的表情。

现实中，李志生气的最高表现是不说话，走人。在三十八岁的人生中，面对面地跟人吵架，他只有两次。“一次在2001年，一次在2012年。”他得罪人全是在网上。张玮玮教过李志一个办法：特别生气的时候用手机或电脑写下来骂，自己看两遍，然后把它删掉。

跟李志一样，张玮玮也生活在北京之外。2016年6月，张玮玮在大理的房子正在装修，这些年以来，除了网络，张玮玮和李志碰面的场合经常是各种各样的音乐节。不跑音乐节的时候，张玮玮在大理的生活很恬淡，早起去买菜，做饭，下午排练，晚上跟朋友们玩一玩，早早睡觉。他的朋友圈里常出现大理的好山好水。

李志在南京的生活很忙。他有详尽的规划：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一张唱片，然后休息两年，再三张，随后休息两年，以此类推——直到搞不出来为止。跨年演唱会从2010年开始每年一场。除此之外，排练、演出、建设乐队、开文化公司、建live house……按部就班。他目标明确，执行严整。他近乎苛刻地管理自己，并试图将正规的商业规则带入音乐圈，“再艺术，只要涉及人跟人就是商业关系。是商业关系就要有你最基本的底线”。

为保证演出品质，李志有固定的排练时间，有演出就排演出曲目，如果没有，正常时间排唱片，没有演出也没有唱片，那就练习、换编曲。他几乎每一首歌都有三到四个版本。六年以来的排练，李志迟到的次数屈指可数。音乐对他而言是一份工作，虽然这工作给他带来的乐趣越来越少。“也许排了五十次，可能某一个下午，有那么一两秒钟的迸发挺好玩，那是音乐的乐趣。工作本身没啥乐趣。”

对于音乐节而言，李志仍是强大的票房保证，截止到十一月，2016年他接到的音乐节参演邀请超过八十个。目前李志参演音乐节的价格是三十万加五万直播费，不还价，没有回扣。他的团队共十八人，全体人员采用雇佣制，拿工资，优胜劣汰，除了他和乐队成员，十八人的团队还包括和声、灯光、调音、VJ、生活助理和舞台助理。在他看来，这是品质保证的必需。

李志总是在重申，他不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才能在别处。从2013年起，他才开始从音乐上赚钱，之前，除了朋友的赞助，他每年要投入四五十万以维持团队，那些钱来自他个人投资软件公司的分红。建立欧拉，李志和几个朋友共同投资了五百万，他希望能在两年内达到收支平衡。一次媒体采访中，李志说：“音乐圈的乱和其他行业的乱是一个道理，由国家和人性决定。我没有由于乱象而受益。如果要说我是受益者，不如说我没有和乱象一起乱象。”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李志说，“我接触过的这么多人里面，能够像我一样心地善良，还有点理想，还愿意这么辛苦的，不多。我没什么天赋，知识量也一般，智商比普通人高一点，挺不容易的，你就想吧，世世代代全是农民的一个人，村子里面只有一台电视，没看过课外书，题不会做都没人帮你解决的这么一个人，能够上一个重点大学，退学，从事这个行业，没有任何朋友关系，还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内心里很自负，觉得运气只是一部分，全是我自己拼出来的。”

张玮玮一直叫李志“B仔”。李志的团队称呼他为“董事长”，李志也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个音乐人，越来越像个企业家。他的电脑里有细分到每小时的工作列表，日程已经排到了2017年。他的微信名字经常随着心情改来改去，他没有朋友圈。

6月24日晚上演出完，按惯例，李志在欧拉附近的酒楼摆了庆功宴，筵开两间，一间招待后一天演出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一间答谢张玮玮乐队。“万青”乐队回了酒店睡觉，张玮玮这一间还在喝酒聊天，弹琴唱歌。凌晨一点半，李志钻进包房，从吉他手小夕手里接过冬不拉，拨弄了一会儿，他得意地说：“这个我会弹嘛”——于是他摇头晃脑地和朋友们唱了起来。

3

欧拉的第二场开业演出是万晓利。那个晚上，迟斌没有去看演出。当天下午，李志的微博发起了与某饮用水品牌的“探讨”，它们的二十周年广告片配乐的前三十秒和李志作品《山阴路的夏天》几乎一模一样。为处理此事，迟斌在办公室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迟斌是李志铁三角中的一个角，目前，他担任李志的经纪人和公司合伙人——铁三角的另一个角是欧拉主管老林。

2007年，迟斌在豆瓣上认识了李志，很喜欢他的歌。直到那时，迟斌都是个正常的男青年：80后，留学英国主修IT，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标准的理工精英。2009年1月1日，李志“单刀赴会”到了上海现场酒吧，他给迟斌打电话：“你能不能来帮我检票？”迟斌去了。后来他跟李志说，自那之后，“每年元旦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

2010年，李志全网维权，到处都没有他的歌，迟斌帮他建了一个官网，提供全部作品的下载和支付频道。那个时候，他们是单纯的朋友，迟斌偶尔给李志帮帮忙，聊聊工作，也会聊许多其他，他们还一起去爬长城，唱卡拉OK，迟斌记得李志喜欢唱罗大佑的老歌。2011年情人节过后，李志把滞销的唱片全部整理出来，扔到野外一把火烧掉。迟斌记得，整个过程拍成了一个视频，配乐是齐秦的《把梦烧光》。

每年李志会强制自己度一次假，2012年他想去美国。那时迟斌刚从某英语培训机构辞了职，下一份工作还没开始，正闲着，他又接到李志的电话：“我想去美国，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在电话里，李志告诉他，找你去，是因为你会开车也会说英语，所以我决定可以给你买机票并负责一部分的费用，但是我们俩长时间每天同吃同住，“万一我要是路上崩溃，跑了，你千万不要介意”。

迟斌觉得这事儿蛮有意思。“这就是李志的语言习惯。产生合作关系时，他会说一个最坏的结果给你听，如果你接受他才会愿意去做，他非常怕给你一个好的预期但最后没有达到。”

迟斌和李志一起去了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波士顿。他们租了辆车，两个人都抽烟，但租车公司不允许驾车抽烟，迟斌要求李志抽烟的时候停在路边，打开窗子。“他居然同意而且做到了，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因为他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纽约的一个晚上，他们住在皇后区，酒店房间里一人一张床，迟斌看电视，李志下楼去买了两瓶酒回来，说，我陪你喝酒吧。李志是个不喝酒的人，迟斌知道他这样做肯定是很怕他觉得无聊。果汁调的伏特加喝了半瓶，李志就醉倒了。迟斌说：“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共处一个多月，一路闲聊，迟斌发现他俩挺像，旅游都不购物，不逛景点，会喜欢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看看。进而又发现，两人的价值观也差不多。但那个时候谁都没想到合作。“李志没有半途跑掉，”迟斌说，“是因为我不打呼。”

2013年，迟斌开始在上海一间公关公司上班，业余时间也更多地参与李志的事务。年底两人聊天，迟斌给李志出主意，提出一大堆想法。李志问他，谁来做？我没时间做那么多事情。他邀请迟斌过来一起干。迟斌犹豫了，对他来说这是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如果到时候没干好，我可能既少一个朋友，又失去了事业。”

磨蹭到2014年春节，迟斌跟李志说，好吧，我们来试一年。从此迟斌成了李志的经纪人。在迟斌看来，李志是音源，他的工作则应该是功放。

2014年11月，在迟斌的坚持下，李志的新专辑《1701》在虾米首发，相当于与虾米达成和解，而虾米正是李志与各音乐平台维权之争的首家。为此迟斌在“知乎”回答了“怎样看待李志入驻虾米音乐”说明来龙去脉，在文末他写道：“在我眼里，没有江湖恩怨，只有对，或者不对。”文章发表不久，李志给迟斌打了一次电话说，他觉得这样做还是对的。

至今，迟斌也没问过李志，他有没有看过“知乎”上那篇文章。

2014年的跨年演出，迟斌邀请乐视来拍摄直播，版权交还乐视，他们保留素材和成片。这样，迟斌说，他们就得到了非常宝贵的战略上的“物料”。到2015年，从文字、音频到视频，李志的各种“物料”几乎已覆盖了所有主流音乐平台。用迟斌的语言说，这是“Branding”。“做出品质，就是给这个行业的人看，李志现在的制作和水准是这样的，他的团队和演出状态是这样的。”

“试试看”的一年结束时，李志的文化公司成立，实行合伙人股份制；李志的团队全职化运营，排练房也搭好投入使用。迟斌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值。“我本来是个外行，进来以后，我发现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往的经验被推翻了，新的方式还没建立。我们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之外土法炼钢，居然在一年后成了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支团队。”

迟斌曾问过李志，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李志说，我需要身边有一个反对派。整个团队里，迟斌是唯一能够说动李志的人。对李志，迟斌提过不少相反意见，比如讲话不礼貌，比如歌难听——2016年10月李志发布的儿歌翻唱专辑《8》，其实前一年就录好了，迟斌觉得特别难听。“李志也同意，他的天赋就在于他能听进去，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天赋吧。”

相处多年，迟斌从来没有见过李志情绪激动。他认为李志“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的摇摆尺度很大。理性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完全靠逻辑去判断和做决定，感性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些全推掉”。上一次迟斌目击李志头脑发热，是欧拉开业没几天之后李志搞的免费演出。“正吃着饭，他冲过去马上就演，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搞得一团乱，大家都很怨恨他。”

只是这种时刻越来越少。到今天，李志做每个重大决定，都必须要经过考量和论证。他不再是一个人一把琴地“单刀赴会”。

2014年李志参演了三场音乐节，2015年十二场，2016年十五到十六场。所有演出都由迟斌来筛选、接洽和安排。迟斌刚加入团队的时候，李志对他没有具体要求。“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他希望我把他从音乐以外的事情中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从开始到现在，我也没让他失望过，可能我们的信任感就来自于这里。”

罗永浩是李志非常欣赏的人，他称之为“精神导师”。“中国可以没有锤子手机，但是应该有无数个罗永浩”，李志曾这样说。在迟斌看来，李志取得了一些世俗成功的原因，来自于李志和罗永浩相似的理念，“他认为罗永浩的商业价值观是对的。行业里的陋习要剔掉，真正的商业规则就应该是我做好，然后你认可我的价值观和我的产品。所谓工匠精神和情怀等等都在这里面”。

几年前，在李志租下的排练房，每次排练他会提早半个小时到，帮所有的乐手买好饮料、小食、水果。直到现在，李志的固执和焦虑仍会体现在这种细节中。他会反复地想，欧拉啤酒的入货量每个月控制在多少，每个人的工资是怎么发的，演出有没有准时开始，我们自己有没有人倒票……迟斌告诉他，你要做大事，就不能控制到那么细节。李志说好像不行。他就是过不了自己的这一关，晚上一睡觉他就会想，那些事他们搞得怎么样？得马上打电话去问一下。迟斌说：“他会跟自己抗争，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控制。当他想要做的事情进步太快，超越了他的可控范围，在那个临界点他会变得非常焦虑。他觉得再勤奋一点，再认真一点，再花点时间，可能还能控制得住，可能还能按照他的设想一一运行。”

李志放松自己的手段只有一个：打牌。他曾说过自己的巡演之路就是“演出和打牌”。他没有什么交流的欲望，除非必要，他不想给别人灌输什么，也不需要理解。在一站又一站的演出间隙，工作和应酬之外，他和乐手们围坐在牌桌边，投入地将纸牌一张张摔在桌上。

迟斌告诉过李志：“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你的员工，我只能把自己看成是你的合伙人，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这两年，他们的状态都不太轻松，迟斌很难再单纯把李志看作一个朋友。“不轻松来自于我们做的事情都认真了，我们每天在各种决定，各种取舍当中度过，这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很冷静，很理性，这种理性和冷静不一定是很好的朋友之间相处的方式。”他俩已经很久没坐在一起，聊聊工作之外的事情了。迟斌对李志说最多的话是“这个你不要管”。

迟斌小李志两岁，但看上去要年轻更多。他中等身材，神情精干，整个人像一张做得十分漂亮的EXCEL列表。跟李志一样，迟斌烟瘾不小，长期缺乏睡眠。“我们都太忙了”，他说。

几年前，迟斌跟李志商量过写一本书，将这段独立音乐的时期记录下来。为此迟斌搜集了大量李志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编年体分文件夹详尽地保存在电脑中。李志试图写了几万字，停掉了，他又不肯接受出版社找人帮他写的提议，这个计划便搁浅至今。有时迟斌翻翻这些东西，会觉得，李志今天这个样子，都有前因后果的。“其实要写李志，最应该我来写。可是，”迟斌再一次说，“我们都太忙了。”

4

2016年6月26日，欧拉开业演出的最后一天，参加演出的四支乐队“野外合作社”、“五毫克”、“冷冻街”和“续弦”全来自南京本地。这天晚上的欧拉是一场南京土著文青的聚会。

晚上九点多，LEE拉着女朋友晃进了欧拉。他拎着啤酒，走几步，就和遇到的熟面孔打个招呼。看见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忙碌的李志，他感到往事如烟。

2005年，LEE自己有个重金属乐队“复活”，当时挺火。他早知道有李志这么一号人，但没见过。一个晚上，酒吧里，几个金属乐队演出完，正是乱哄哄大部队退场的时候，一个人穿着大裤衩拖鞋拿着吉他上了台。他觉得挺有意思，就站在台前，跟零零散散的听众一起看了一会儿。那是LEE第一次见到李志。

2009年，李志的专辑《我爱南京》大红。见到李志，LEE说，你这张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唱片，制作上了一个层次，“以前那些制作是什么玩意儿！”李志说你批评得对。那年LEE发现，周云蓬、张玮玮、小河以及李志，这一批原来只能唱酒吧的民谣歌手忽然浮出了水面，世界不是重金属的天下了。

那一年李志开始实行乐手雇佣制。组乐队，一开始总是一帮朋友一起玩，但朋友一起做事会出现各种问题。李志想把事情弄简单一点，便将成都打工时学到的公司管理理念移植了过来。第一次听李志提出这个想法，所有人都特别不愉快：“大家高兴一起玩，你这算什么？要当老板吗？”

LEE说：“排练迟到扣钱，像工作一样，很多人没有做到，他们不具备这个脑子。”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觉得这事儿除了李志没人能做到。“李B他自己不是也经常说吗，不是我的东西多牛，而是你们好多人没有这么去做。”

还没微博的时候，LEE玩开心网，偷菜，停车，看那时李志猖狂攻击×××的言论。现在他关注李志的微博，看他吵架，也看讲道理的长文章。

在LEE看来，李志是一名“谐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歌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界的发声筒。‘谐星’的意思是他把好多话当段子讲出来，比如科学民主自由那些，这是他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公知。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其实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不是贾斯丁·比伯，那你就得这么玩，把自己标签化，你总得给人家一个能够形容你的东西——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民谣歌手。重金属可以写英雄主义，可以写战争，写黑暗，写撒旦，民谣歌手你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什么？”

业余时间，LEE仍然在玩他的重金属乐队，他也仍然保留着长发、仔裤和皮靴的打扮。对李志的执行力和自制力，他很佩服。“不是你喜欢李志，喜欢什么画什么歌，或者写写文章，你就文艺了，你不想上班，你自由职业，你早上都起不来，做什么自由职业？执行力和自制力是很重要的，像我就干不了，我只能是体制内的。”在他供职的南京市广播电台，LEE的乐库里存着李志所有的歌。

LEE的女朋友是“万青”的粉丝，前一晚“万青”在欧拉演出，他俩没抢到票，但想都没想过要找李志走走后门。“你玩出来了，大家自然就会按照你的规则来办。”LEE说，“实打实来说，李B不可复制，只能借鉴或参考。没多少人能做到他这样的——个个都能这么干了的话，李B他也出不来。”

2015年夏天，汪峰在南京开演唱会，将李志请到了现场。唱《觉醒》之前，汪峰说：“向全场观众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南京摇滚乐的光荣和骄傲——李志！我看他就坐在第一排。”无数观众站起来寻找李志，坐在李志身边的吉他手袁峥忙着喊：“这儿呢！这儿呢！”这个段子，在音乐人——尤其是南京音乐人中——广泛传播。LEE说，这说明李志的江湖地位。“在南京文化圈里，李志是CEO、董事长。他是南京的标志。”

5

具体的地名常成为李志的歌名，像为生活轨迹插上图标，将恍惚的心绪钉死。李志的排练室位于南京应天大街，于是新专辑就有了《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这么一个名字。2016年11月20日，新专辑在网易云音乐独家首发，售价二十元每张。

打开新专辑的评论区，嘲讽多于吹捧，然而上线四十八小时内，这张专辑已经卖出超过五万张，“成为独立音乐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新闻这样描述。

烧碟、维权、众筹、跨年、制度化……李志在独立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形象，我反对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诚实地面对外界，表达自己。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动机，至于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同，你看不看，你听不听，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歌手只是李志目前做着还算顺手的一小步。他并不担心有一天他会失去创造力。“天才没几个，大部分人都碌碌无为。在艺术领域当然是天赋比勤奋重要，但是放到整个人类，天赋叫那几个人完成就行，我们就把勤奋做好。”歌手，实业，投资，都是在为李志人生的终极目标做准备，世俗上的成功对他而言，是手段上的重要，是可以控制的资源和做事的能力。

2016年李志三十八岁。他的人生规划是在音乐行业中做到五十岁，然后从政十到十五年，在六十到六十五岁的年纪参政。

2016年5月1日中午，李志发布了一条标题为《知天命》的长微博，意图未来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334场演出，这是一个长达十二年的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时李志正好五十岁。“普及现场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参与到现代音乐中来。”在这个意图的内里，李志想锻炼自己，观察民众的生活状态，学习怎样去跟普通的百姓沟通，“像哈维尔一样”。

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社交网络，李志认为讨论社会现实是他必须尽的责任。“具体讨论的内容是次要命题，主要命题是我们能不能谈论这些问题。”要讨论，而且要谨慎。李志在微博上的发言越来越敦厚、越来越耐心。每发一条微博之前，每个用词、标点乃至表情符号，他都会斟酌半天。他说：“一个很好的想法别人接受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现在更看重的是如何去把我的想法让民众清楚地知道，而不是一定要实现。要做精英，在中国还是谦卑一点。”

李志重视他的终极目标。“这个是很严肃的理想，”他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但我想尝试一下，给更多的人甚至全人类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好的东西。赚多少钱，或者生活有多好对我来说是没有诱惑力的，我想帮助别人，我活着是为了能让这个世界更好。”

2013年，李志结婚。在别人面前，他很书面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妻子”。他与父母的关系很融洽。2015年的工体演出，他特地将父母请到现场，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当面告诉他们“摇滚是一份工作，我做得还行”。之后，他觉得父母应该对他很放心。在《黑色信封》里，李志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如果现在没有家庭、没有父母，他说，也许有些事情他会做得非常极端。

年底是李志最忙碌紧张的时候。2016年，李志将跨年演唱会的地点挪到了体育馆，供票八千张。开票前一晚，李志在欧拉看武汉朋克乐队“生命之饼”的演出，他有点焦虑，因为最低票价提高了一倍。第二天开票，仍是十几分钟内卖光。迟斌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迟没票”。千头万绪之中，又发现了恶意刷票问题，除了长微博解释说明，李志在排练现场给迟斌打电话，高屋建瓴地叮嘱：“一定要彻查。”

李志忙完回到家，通常都在夜里。他的家两室一厅，不算宽敞。还有个大些的房子他没去住，因为没钱装修。家人入睡之后，李志在阳台上对着电脑长时间地坐着。

每天，李志从国外网站上获取信息，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时间系统地去学习知识，只能在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试图理顺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还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完整地表述出来，但能感觉到那条线隐隐约约存在，他在靠近。他要求自己言行一致，逻辑自洽。碰到难题，偶尔，他会跟别人聊两句，但不是去求助，而是缓和一下情绪。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孤独的人。迟斌说，“李志在情感上是完全独立的，他的心理和思维很充足。”

李志知道，最难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自己去想。他说他不需要朋友。他的经验是：“我跟那么多人尝试去谈深的问题，他们想得都比我浅。到最后又变成我教育你，我在嘚瑟，有什么球意思呢？大部分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就是瞎开玩笑闲扯。朋友只能解决事情，解决不了我的脑子。”

李志的脑子，李志自己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好多也是放着，解决不了。他常年入睡困难。没有“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西湖”（《杭州》）这样的事，李志极少喝酒。南京的冬天阴冷，他打开阳台的窗抽烟，就更冷。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什么音乐都不听。

多年前，李志曾经有过一个朋友，是至今为止，他认为在智商、信息和思想上和他完全对等的一个人。有一年的时间，他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朋友每天去上班，李志闲着没事做，朋友下班回来，两人就面对面地聊天，各种话题都聊。突然有一天，他们聊不下去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语言的问题。比如我说一盏灯是红色的，这句话，我表达的信息，对方不可能彻底地理解。我们再怎么交流都要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本身有巨大的缺陷，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解决不了这个。”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不久之后朋友要去上海，李志写了首歌，请这个朋友填词——那是李志唯一一次叫别人填词。朋友填不出来，李志也填不出来。最后，这首歌就成了一支乐曲，名叫《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

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海轰噢

有些地方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我可能一辈子也想不起来去一次，比如海丰，这个广东小县城，若非“五条人”，我根本不会知道它的存在。

但我也没料到我会来第二次。

上个夏天，我从广州坐高铁，换出租车，最后坐上当地朋友的车，来到海丰。我看了红场、陈炯明“将军府”和“五条人”“回到海丰”演出旧址（一个户外的破棚子）；吃了当地名食“小米”（蒸制的馄饨），又在朋友家里喝了咸茶，见识了满街乱跑的三蹦子“耐克西”（Naxi，Taxi的戏仿，Na在方言里意“踩”）；我就走了，总共逗留了半天。一些碎片印象被我写到了“五条人”的稿子里。

海丰并不靠海，靠海的是汕尾和海丰之间的红海湾，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区。上个夏天，在从汕尾高铁站开往海丰的车上，我看到窗外巨大的广告牌。它说，拐个弯朝另一个方向去，我就会看到沙滩和大海。但旅程不是这样安排的。“五条人”在《海风》里唱：“海风噢，海风噢，它吹到哪儿，哪儿就有人在唱歌”，用海丰口音，是“海轰噢，海轰噢……”

夏天南中国的风啊，轰噢，熏熏然。

遂到了春节，每年我最烦闷的时候。听说“五条人”又要“回到海丰”，我迅速纠集队伍，订了机票。然而消息传来，演出因故取消。我正计划放弃海丰直奔汕头，又接到阿茂的电话，他说来嘛。很神秘。

于是大年初二，我又来到了海丰。

这一次我自己驾车。跟夏天比，街上的“耐克西”多了好几倍，不仅“耐克西”，还有摩托车和行人，所有这些都认为自己等于汽车，堂而皇之地穿行在机动车道中，各种喇叭轰鸣。我们刚从寂静黑暗的高速路上下来，立刻头昏脑涨，便把车丢在旅馆路边，步行去吃牛肉火锅。

夜空澄明，空气湿漉漉，是南方绵软的冬天。走在街上，我刚想说点诗意的什么，没有任何征兆，大雨浇了下来。我们浑身透湿地在一个路牌下站住，绝望地看着几百米开外的目的地，霓虹招牌上两个大字：“牛店”。

两辆“耐克西”载我们到了牛店。牛肉丸火锅滚起来的时候，大雨浇在铁皮屋顶上，声如擂鼓，对面不能语。我埋头吃啊吃啊，蓦然一抬头，四周一片安静，雨就像被谁挥掌收走一样，停了。

海轰噢真是铿锵。街上各种车各种喇叭叫个不停，旅馆楼道里，有台电话“铃铃铃”，平均每半小时响一次。年轻的女服务员“啪嗒啪嗒”跑过来接起，掷地有声地聊上半天。我整夜睡不好。

大年初三，“回到海丰”专场演出本该举行的时间，在海丰郊外一所中学的礼堂——演出本该举行的场地，我来看“五条人”彩排。演出照常举行，仁科和阿茂说，“全套！”从内蒙古赶来的鼓手和从广州赶来的贝斯手站在一边憨笑。

礼堂中，红绒面椅子一排排几乎全空着，前面两排坐着纪录片团队、零星几个混进来的歌迷，和我们。我溜出去吃晚饭的时候，阿茂正在化妆。搞全套嘛，他说。仁科的红衬衫笔笔挺。

演出很好看，虽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和喝彩，依然很好看。我坐在观众席看着“五条人”在台上一本正经地唱，想象往年盛况。虽然我很享受坐着听演唱会，但一支乐队在家乡是应该有POGO的呀。

为纪录片效果，安可的时候，我们被导演轰了出去。站在舞台一侧，我看着台上一条五彩斑斓的龙在舞，“阿兄呀，你拜啊老祖公是哪个朝代的啊？唐元宋明清，民国，共和国，都有！都有！”最后一首，他们玩得兴高采烈。演完鞠躬，大摇臂一扫，镜头里，观众席空空。我偷偷笑了。

看完演出，我在黑暗的校园里走了一会儿。这所私立中学在海丰算是颇昂贵，各种设施都很齐全。我站在塑胶跑道上深呼吸，现在安静，海丰的喧闹很远，更远处有海的意识。

当晚我们在当地一个泰国饭馆吃老板赞助的庆功宴。饭馆设小舞台，一名花臂摇滚中年抱着吉他，唱八九十年代流行的粤语歌。我们鼓掌，他笑笑，眼神犹疑。他有多大岁数了呢，我想。在“五条人”喝多之前，我离开了那里。听说后来舞台被“五条人”攻占，他们把当晚的演出曲目又唱了一遍。

那晚我睡得不错。早上起来发现，楼道里的电话机不知被谁拔起，剩下电话线徒然垂着。真是简短节说，粗暴高效。

当地朋友说，因为过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了海丰。街上各种车编筐一样交错穿梭，我看着全是千钧一发，却也纷纷脱险。一种极难掌握的自发秩序。我只好频频踩刹车，频频出冷汗。一辆摩托车擦过我，在路中间调了个头，喷一口黑烟，跑了。连同司机，车上一共四个人。骑车的小伙子戴蛤蟆镜，叼着烟，表情肃穆，好像随时能掏出一把刀，或者一把吉他。

小雨飘了一会儿又无声无息地止了。

我们在海丰最大的粤菜馆“隆隆金大酒楼”吃午饭。这是我平生进过的最大的酒楼，曲曲折折地分很多区，平铺的话，我猜面积应该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去一次洗手间要靠导航找回饭桌。

每个大圆桌几乎都是家宴。黑黄又矍铄的老人怡然吸着烟，男人们把车钥匙和手机摆在桌上，女人抱着最小的娃喂奶，大些的孩子们攀着椅子上上下下。桌上杯盘空了，一家人还围坐着，不走，也不说什么话。茶又暖又香。这个酒楼是一大堆热腾腾活生生的宗祠。

酒楼老板却是个年轻人，在他的办公室，我翻看了一会儿布列松影集。“五条人”的无观众演出就由这个年轻人赞助。他掏出手机，让我说几句话，用在纪录片中。我想了好一会儿，说这场演出可以被看作一个作品，去满足各种热爱阐述的当代艺术解读家。我说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仁科和阿茂会在海丰长出来，又必须离开这里。我还说，第二次来海丰，我对“五条人”的了解似乎更深了一些，如果现在写他们，也许我会写得好一点。

驱出海丰走上高速路时，我松了一口气。也许是惯性，我在车里继续放着“五条人”的歌。直到现在，如果不看歌词，我能听懂的海丰话也只有“海轰噢”这么一句。我想着我是怎样来到海丰，试图寻找他们吸引我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自由和灵气，我找得浅尝辄止，写得笨拙不堪。这块土地对我而言太陌生太奇异，我没法从血脉中亲近，我只能尝试去触摸歌里的温存与隐痛。就像我自己的故乡，我拒绝它，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想离开它，但是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它。

老爷游街

“糖葱薄饼——！”糖字拉得长长，葱字顿一顿，薄，一个轻微的爆破，然后“饼——”音发成BIANG，压向鼻腔，先扬后抑，扁扁的一声娇憨。午后，一个老人在糖葱薄饼摊子后面叫卖，摊子在南澳大桥的澄海入口处。我堵在车流里，听叫卖，午后阳光暖洋洋。

南澳大桥历时五年建造，在2015年元旦通车，将汕头和南澳岛连在了一起。糖葱薄饼的历史可要长得多，据说它流传于潮汕民间已超过四百年。薄饼是小小的白色面饼，糖葱其实是葱状的糖，由白糖和麦芽糖蒸煮提炼而成。三张薄饼卷几块糖葱，再撒上碎花生米、黑白芝麻，加上一根香菜，包起来，脆，韧，甜。

我刚打算下车去光顾老人的摊子，前面的车窜了出去。自南澳大桥通车之后，南澳岛便成了汕头人民的度假胜地，每逢假日，这座大桥便堵车，譬如现在。

最终开上南澳岛已是晚饭时分。我在环岛山路上飞驰，想着这一晚，除了海鲜大餐之外再无盼头，后座的朋友挂了电话，兴奋地说，吃完饭，去营老爷！（营：潮汕方言词；古义“回绕”）

潮汕人民称神仙为老爷，我特别喜欢。天宫各位都成了自家亲戚一样。潮汕的神仙尤其多，我听说过的城隍、关帝、妈祖、南极大帝、吕洞宾……我闻所未闻的三山国王、安济圣王、双忠圣王、雨仙爷、水仙爷、龙尾爷、珍珠娘……各种老爷共聚一堂，一起嗑瓜子看春晚。每逢节日，老爷们受过祭祀，被请出来上轿，抬着在领地巡视一番：“老爷您看看，这一年干得不错吧？”“嗯，不错，不错”。一一看完，再回庙里，放心坐着，等下一年。这是营老爷。

吃过饭，我们往深澳镇的深处走。两位警察抽着烟，给我们指明方向，慢慢走咯，他们说，会闹到早上四点钟咯。夜色深了下去，经过一片幽暗的湖，人烟稠密起来，家家户户开着门，门口挂一辫粗粗的爆竹，阖家老小在堂屋内坐着喝茶。

我们冲最热闹的地方去。走几步，就遇到庙或宗祠，门口摆着肥大的粉馒头和各式鱼鲜果品，小孩子兴奋地奔跑欢叫，门里的老奶奶挥手招呼我们进去喝甜茶。

何处爆竹炸响，老爷就到了何处。以村为单位，老爷分好几队，在镇子里分头转悠。我在镇中央的政府广场看到最为雄壮的一条。几千响的鞭炮砰砰砰，广场层层叠叠站满了人，一直堆到旗杆下，中间分出一条窄巷给老爷。最前面一名玄衣鼓手，队伍停下，鼓手郑重地擂起鼓，男孩子们金黄的狮子和龙就舞起来了！烟花蹿上天，一大朵一大朵花团锦簇。队伍动了，鼓手将鼓锤交给助手，傲然走在大鼓后面。他长得很英俊。我猜他一定是经过民主选举才上任的。各种老爷，面孔粉嘟嘟地坐在花车里，花车用彩灯装饰着，连着电线，后面三蹦子拉着小型发电机。又一辆三蹦子专门拉音箱，大声唱歌。老爷们颤巍巍地、威严地走过去，一副想笑又憋着的模样。后面是七彩花灯，一人多长的龙虾、石斑鱼、大螃蟹。螃蟹摇头晃脑。鞭炮放完了，又挂上一辫，砰砰砰！一队五六岁的小女娃挑着双花篮，穿红彩衣，头顶双髻，脸上涂胭脂，架副太阳镜（这是怎么回事？）。

队伍最后，一面国旗护航。

广场站不下，年轻人爬到房顶上坐成一排。女孩子都精心打扮过，凑在一起笑语晏晏，男孩子在另一边，一脸木然，假装不在意。他们互相瞟着。砰！天上绽放一大朵烟花，少男少女们一起仰起头看天。

我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看花车里各种奇怪的老爷。舞狮舞龙的小男孩英气，挑花篮的小女娃稚气，都非常可爱。拉花车的壮年男子呼喝着，让老爷们坐稳当。队伍走到一座尼姑庵前，我也站住了。一个中年尼姑，蓝衣蓝帽地，笑眯眯地，快步奔出来，点燃门口的爆竹。尼姑庵的门也大开，里面雕梁画栋，烟雾燎烧。小女娃挑着花篮对着尼姑一齐鞠躬，尼姑合十还礼，从怀里掏出红包，放在花车上。

小女娃踏着地上的爆竹走向另一家。尼姑再挂上一辫鞭炮，等下一队。

我们离开镇子的时候，爆竹还在响，烟花还在开。我在黑暗的湖边回头，看见一大朵完整的蓝色烟花开在村庄上空。

我想老爷们应该也很开心吧。

寨亭三炷香

旅行中我总结出一条定律，要门票的古迹，十有八九是不好看的古迹。

到揭阳榕城，我们本是为找进贤门边的乒乓>粿，结果乒乓>粿没找到，找到一条老街。绕过进贤门，老街边骑楼陈旧，灰白的墙壁上挂着“潮男”、“时尚”的店牌。随便穿进一道门，宽仅一臂的小巷七拐八拐走不到头，两旁是住家，门一开，飘出饭菜香，女主人拿着扫帚，狐疑地看着我。

我们顺着老街走，老街幽暗，偶有灯火通明，便是宗祠。这家祖上，是当时的大学生，朋友说。这家厉害，祖上是国防部长。朋友仔细读过宗祠牌匾又说。拐过几个弯，老街尽头是河，河对岸老房子上一块匾“手写春联”。我要过桥去写春联，右转，呆了。一片黑乎乎的民房中看到一道花灯门，如梦似幻。茫然走入，又是一条花灯装点的小巷，巷口趴一头金狮，贴几张公示布告。大略一读，某公某伯的大名由毛笔行楷写着，是集资铸金狮真身的明细账和元宵灯会的明细账。

花灯下，我在巷子里隔窗听壁脚，什么也没听到。待我过河去，春联店也关了门。

进贤门修复得美轮美奂，让我不想走近去。宁可从此考试不及格。

澄海的陈慈黉故居是要门票的，我进去了，因为同来的朋友说它是“大富豪的豪宅”。豪宅半中半西，富丽堂皇，通廊天桥，萦回曲折，我走上一圈便彻底迷了路。此宅子共有厅房几百间，由富商陈慈黉几代共建，我在天台往下看，庭院深深，总觉得过一会儿就会走出一个曹七巧，虽然那故事被放在上海。这宅子有那种气息。

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比榕城的更破更旧，所幸无钱修缮。我在小公园的深处发现一座当年的夜总会，如今破壁残垣，满楼野猫尿骚。但是二楼仍住着人——窗外搭根竹竿，晾着秋衣秋裤。旁边的旧楼上，古朴的字体写着“百货”，街对面的铺子挂着李嘉诚大幅照片。旧巷内，昔日的富家院落破败不堪，滴水观音肥大的叶子探出屋脊，而旁边院门一开，走出一条黄狗，一对小夫妻。小公园的美妙之处便是这家常的烟火，一股这都不算啥，埋头过日子的气质。这也是潮汕给我的抚慰。

那个下午，小公园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我坐在骑楼二层抽烟，看着一架消防车呜呜开进去，黑烟灭了。下楼去寻踪，一个老太太拎着一袋青菜，穿过消防员，施施然走进火灾现场，回家烧饭去。

我在老妈庙边的“老熟地”喝了山葡萄，又去拜了老妈庙旁边的关帝，暗祝关二哥与妈祖娘娘睦邻友好。

韩江边的三元塔和龙湖古寨则完全是碰上的。我把潮安做潮州，订错了旅馆，赶往潮州的路上看到路标，便去了。

三元塔建于明代，1918年南澳岛大地震，塔身震裂，塔顶三千余斤的生铁葫芦被抛入江中，塔顶砖块脱，第七层塔身坍塌一大角。后来塔砖不断被村民挖走砌猪圈。如今，三元塔只剩大半边，独自站在郁郁青青的鲤鱼山顶，塔门石刻对联“霞标插汉三千界，砥柱当潮九万程”，看上去又倔又丧。

我们顺着旧石阶爬到第六层，俯瞰韩江。虽然此处算不上官方古迹，塔内壁仍满布留言。第四层有一句“XXX到此一游”刻在两米多高处。到底是怎么刻上去的？我想了好久。

三元塔附近的龙湖古寨是这一程中我最喜欢的古迹。古寨中央一条直街，石板铺砌，横贯南北，笔直通透。直街两侧门第、府第、宗祠无数。读了介绍才知道，潮汕的阿凡提夏雨来也是龙湖古寨人。

古寨仍有居民，但几乎全是老人。这里慢悠悠，安静极了，时间仿佛是凝固的。大榕树舒展地呼吸着，街边的小食店、文具店和小卖铺完全是八十年代的风貌。偶尔有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也很快就不见了。他们不会留在这样的地方。

龙湖古寨有石头寨墙，寨门之上还有寨亭，寨门边立个牌子“售票处”。进来时门边无人，出去时见一老伯，我走过去掏钱，老伯摆摆手不收，指示我登寨亭，见关老爷，“烧三炷香”。

烧完香，我走了。老伯独自在寨门边坐着。

半路遇到来去

来去在路边等我。听说我们要去看道韵楼，他来凑个热闹。

来去本来是江浙人，大学里学的是媒体，大学毕业没找工作，跑来潮州，喜欢这里，就留了下来，如今已六年。

一上车，来去掏出一盒美国大樱桃，几个苹果，一袋饼干，分给我们。又掏出一盒柠檬茶，插上吸管，喝。

来去长得小相，笑起来眼睛一眯，招人喜欢。他健谈，也善谈，谈吐殊为不俗。我说陈慈黉故居和曹七巧，他跟我聊了一会儿张爱玲。来去还是五条人和白水的歌迷。白水都不演出了啊，他喟叹。然后说他最喜欢五条人的《道山靓仔》。又讲去印度旅行。还说跟商界大佬去KTV，大佬给他点了一首《女儿情》，说小师傅啊，你要放开一点。然后呢？然后我就唱了呀，来去说。我说我也来给你放一遍《女儿情》，来去说等等，等我打开朋友圈，好久没发小视频了呢。

你不怕领导看见骂你？不怕。我们领导，晚上喝多了经常找我谈心。你们那里有WIFI？有啊。你看我衣服都是淘宝的，统一发的，质量太差。

来去喜欢潮汕，他说，这里最好，自由。他不喜欢赚钱，攒够一点钱他就跑出去旅游。潮汕周边他早走遍了。

我们穿过潮州市区，往三饶镇去。来去沿途为我们讲解，这里有什么古迹，那边又是什么典故。你平常怎么出行，我问。来去说，坐公交，班车，或者网约车。这边的网约车是潮汕自己的网约车，很贵。大企业进不来的，共享单车，也进不来的，单车放进来，都被当地人丢到河里去。跟三蹦子抢生意啊！这边的宗族意识太强大，外面的企业很难进来。

那就是不讲规矩喽，我说，譬如，你看这车，变线也不打转向灯，路口也没有红绿灯，有也没用，没人看。大企业都不敢来，这样下去，潮汕怎么发展呢。来去说，我就是喜欢这里自由。到了大城市，我就窒息了。

来去指点我加油。说这一家的油不好，是“假”油站——不过你的车是租的，加吧。

我称呼来去“大师”，来去不称呼我什么。道韵楼比我想象中小很多。开车两个小时来看一座楼，还行，来去说。他看出我的失望，便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在其他地方拍的八角土楼，又讲给我楼寨的故事。道韵楼的二层关闭了，一层仍有人住。来去凑到人家门口，跟一个小男孩花言巧语，想让他带路领我们登二楼，小男孩不上当，转身就跑。

来去漫步踱了过来，笑而不语。

我们放弃道韵楼，钻到镇里乱逛。一处古迹如今是镇政府。我们也放弃它。眼前忽然一座巨大的城隍庙，我正在想，来去跟城隍是不是一个系统，他已经进去了。

城隍庙里供了城隍和城隍奶奶，城隍奶奶对面一副观音立像，一尊唐僧坐像。城隍背后是关帝，关帝旁边是韩愈——这个河南人被贬至潮州，做了八个月的官，被潮汕人民爱戴至今。

偏殿才是精华。一圈偏殿，分部门展示着各种地狱的长官和刑罚，其分类之精细，令我叹为观止。如：“怨天怨地，辱骂太阳，讨厌风，咒骂雷，喜欢晴，厌恶雨”，押入“大叫唤大地狱”，由“卞城王”看押惩罚；“将他人最爱的亲人、朋友予以拆散，以致两地思念，相见不得，痛苦万分”则入“热恼大地狱”，归“泰山王”管……细细地浏览过一遍，我放心了。待我百年，不愁没地方去，我跟来去说。

来去还是笑而不语。

出了城隍庙，我们去逛菜市场。三饶镇依山不傍水，本地物产不算丰富。青菜水果蔫蔫的样子，笼子里却关着活的野鸡、鸭、鹅、蛇、兔。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来去忽然说。

我实在忍不住了，转头盯着他。我是周迅的脑残粉，来去解释。

在凤凰吃过美味的浮豆腐，我们回潮州。晚饭潮州的朋友请我们吃牛肉，为来去点了一盘青菜粿——他又掏出一盒柠檬茶。

吃过晚饭，我们去当地朋友的茶馆喝工夫茶。茶馆幽静，内室人头攒攒，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聚到桌边聊天。潮汕规矩，无论多少人喝，茶杯只设三枚，摆作品字形，喝过一轮，再洗再斟。朋友的单枞很香，人多，大家都忙着抢茶喝。来去喝过一杯，起身负手到门外看花。喝着喝着，一个专门写鬼故事的朋友忽然怔怔地问：“刚才，是只有我，还是你们也看见，有一个长袍人影飘了过去？”

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周作人说“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潮汕算南方，潮汕的吃食在我看来却是常闲兼备，又精致，又剽悍。

潮汕归来，三个月内不吃牛。一是吃够了，二是除却巫山不是云。汕头的第一顿牛，是牛肉丸加沙茶酱干拌>粿，结结实实一拳打进胃里。第二次吃牛肉，一行人专门在海记总店门口蹲守了四十分钟，结果非常值得。牛肉片得飞薄，下锅即熟，入口鲜滑细腻，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牛肉火锅。第三次，在潮州吃山牛肉，肉味凶悍得我一哆嗦。

后来再开车经过官塘镇——潮汕人描述为“一头牛走进去，一副牛架子走出来”的地方，看见满街的牛肉招牌，我就怕了，一脚油门踩到了底。

在榕城，没找到乒乓>粿，吃了蚝仔烙，很大一盘，沾鱼露，香。汕头的无米>粿和炒>粿，炒>粿是酱油海鲜炒，炒好，却加白糖。这是什么吃法？我看了担忧，壮胆试了试，居然美味。菜脯蛋是腌萝卜炒鸡蛋，有一点古怪的臭味，臭得非常香。

在澄海专门去最有名的、上过某美食节目的那一家吃鹅肉，我在墙上找朋友的照片，居然没找到——照片太多了。鹅肉是卤的，很简单的做法，但好吃。鹅掌、翅膀、肝和脖子，质感各不同，都很好吃。

南澳岛，我们出海到当地人经营的“深海渔屋”去吃了一顿海鲜。浮在海面的船屋上，各种海产现捕现做，只经过最基本的处理，非常鲜美。吃完了菜，我们又到厨房，讨了一碗老板自家吃的紫菜炒饭，实在太香了。

甚至，普普通通的一个外卖的白粥也好吃，不知为何，就是与别处不同。

潮汕的美食太多了，写不完。来潮汕之前我就喜欢潮汕菜，来了之后更喜欢。同去的一个朋友是美食爱好者，认真地记了好多菜谱，但我担心离了潮汕，哪怕步骤一致，也做不出这些味道。食材和水土比技术重要。

我觉得潮汕菜的气质就像这个地方，有传承，不装，务实，圆融，有事说事，又很活泼，有个性，没什么界限，生命力旺盛——也像这个地方的人。相对而言，这里遭受的蹂躏程度轻一些，历史完整一些，有趣的人也多一些。

来去说他喜欢潮汕的自由，我是同意的。我想如果在别的地方，来去也许不会是这样的来去。但是，这里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比如开车不讲规矩。外地人在潮汕开车需要高度集中精神，非常累。开车风格也很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民风。

我想我非常愿意再来潮汕旅游，但如果长期定居，我需要认真考虑。是潮汕的规矩不够，还是我身上的自由不够？这是个很深的问题。

离开之后，回忆这次潮汕游，我经常想起五条人的一句歌词——“生活要像海里的鱼”。上半句应该是个否定，但是，我忘记了。

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1

2016年6月5日，广州大雨。鹭江商贸楼二楼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练。

这是一间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没有窗。阿茂拧亮夹在架子上的阅读灯，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墙壁工整地钉着红白蓝三色横条纹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装修。起初他们买来隔音材料贴在墙壁上，“估计甲醛超标”，阿茂说，“装完后屋里臭得进不去人。”

这二楼原本是个大排档，每个小屋都是个铺位。大排档倒闭后，铺位被改建成联排单间，不少广州摇滚青年租来做排练室，月租一千元。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造成紊乱的鼓点。吉他、贝斯、键盘、手风琴、鼓和音箱站着，效果器摊在脚边，音频线整齐地挂在墙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摆好架势。此时屋里剩余的空间大概还能容下一只猫。

“他是个画画的，他是个画画的，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走鬼》）合着雨声，抱着吉他的阿茂在唱。他们的现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后面的凳子空着。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风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槌加上一串鼓点——在结尾，他干脆将鼓锤丢向他够不着的军鼓，补齐最后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绞成粗麻绳，不管不顾地浇下来。一个湿漉漉的青年背着贝斯在走廊上经过仁科和阿茂。他们同时丢掉烟头，相互点头问好。隔壁是个重金属乐队，阿茂笑眯眯地介绍道，这里隔音太差，“他们一开始排练，我们就只能休息了”。

2009年，一张名为《县城记》的唱片让人们认识了这两个用海丰话写歌唱歌的青年。初版《县城记》的CD装在大信封里，信封内还有个户口簿，红色封面一本正经，内有仁科和茂涛（阿茂）的履历和照片——仁科细瘦，阿茂精壮，两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词印在一张假报纸上，“县城记”三个大字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他们的音乐古怪而才气横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绽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条人”被誉为“广东民谣音乐圈最大的惊喜”。

“条”在粤语中常被用为量词。名为“五条人”，《县城记》出版时，这个乐队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计两条。关于乐队名字，仁科有各种各样的说辞，最为文艺的一个是，这个名字出自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

看《三条人》是在2005年，那时十九岁的仁科和二十四岁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广州138个城中村里最大、历史最长的。它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周围是CBD的高楼大厦和商业街。进得写着“石牌”的牌楼，右手是池氏大宗祠；再往里走，视野骤然收缩，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楼。楼与楼之间距离不足一米，开窗便能贴面，当地人称石牌村的楼为“接吻楼”。抬头，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不见天光，楼与楼间，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小饭馆、烧烤摊、理发廊、诊所、修鞋铺、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商店……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混杂着花香，饭菜香，泥土气，汗味儿，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五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1.3平方米。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IT从业者、“走鬼”（摆地摊）的小贩、作家、酒鬼……当然，还有音乐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时候，广州音乐人王磊写过一首《石牌村》：“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天刚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阳是希望，白日梦紧张。”来到广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进了石牌村。大半年后，仁科一个人租了个月租三百的单间，有时候他会在六楼的天台上俯瞰这个城中村落，弹着吉他唱歌。

2006年，盘古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文枫作为监制，将仁科这个时期的作品收录进仁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春就很好听了》。李文枫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后的夏天，石牌村传来消息，改造计划又一次被推迟了。雨下起来的时候，池氏大宗祠的门口南方花朵开得恣意，年轻的姑娘撑起了雨伞，看宗祠的大叔们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战。接吻楼的墙壁上，房屋出租广告仍然贴得里三层外三层。

仁科和阿茂结束排练的时候，雨已是尾声。他们斯文的牛仔裤和帆布鞋都还干干净净的。阿茂将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摆手召车，回他大学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着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欢走路”，他说。

在博尔赫斯书店，仁科买了一本吉尔·德勒兹的《电影I：运动—影像》。他熟练地在扉页上盖上博尔赫斯书店的钢印。收款台旁边的书架上摆着菲利普·图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设计的。其中一本《急迫与忍耐》的封面上，一个人安详地躺在远去的公共汽车旁，双手放在胸前。仁科说他是这幅画的模特。

仁科双子座，他说自己眼下29.7岁，还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来了广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着路过的学而优书店，他说他有打折卡。又指着不远处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说他每天都去酒店里只对宾客开放的泳池游泳。“我有办法”，他平和地解释。雨已经完全停了，他决定散步回家。夜幕降临到广州，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灯，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鱼。

2

仁科生于1986年，阿茂生于1981年；两人都在少年时期随家人迁居到海丰。

2003年，阿茂已到广州两年，靠卖打口碟为生。从中学开始，他就在听哥哥大茂从广州带回的唱片，国内的崔健、祖咒、舌头、盘古；国外的平克、枪花、涅槃；各大牌摇滚乐队还有港台音乐，阿茂混起来，什么都听。开始卖碟之后，他也听自己进的货，除了英文唱片，还有阿拉伯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各种小语种都有。刚开始写歌时他用普通话，歌词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类。

忽然有一天，在买菜的路上，阿茂哼着一个旋律，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丰话唱了出来。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个朋友网名“区区500元先生”。500元先生比阿茂大四岁，当时在海丰中学当美术老师。有一次在广州，阿茂跟500元先生聊天，提到他写的海丰话歌曲，说打算在街头唱着玩玩，500元先生听了说，那干脆搞个大型的，联系一下其他有写歌的本地人，搞一个“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

那个时候，仁科十六岁，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老师告诉他，拿毕业证要交五十块钱。他说：“还要五十块？那我不要了。”听到“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消息，又听到500元先生说“只要是自己写的歌就可以参加，什么歌都行”，仁科马上躲进房间去练吉他。

报名来参加音乐会的人不少。演出场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门口，当时文化局的领导说，过年做这种活动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事，节目可以搞得丰富多彩一些。另外，歌词要交上来审查。有一首歌叫《海丰雷鬼》，某领导看了说：“过年过节的，雷鬼这两个字看着很不吉利，改个名字。”500元先生告诉他，雷鬼嘛，就是海丰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词的歌500元先生就现场瞎编歌词，或者写“纯音乐”，报上去。

大年初三，海丰原创音乐会如期举行。海报是500元先生和朋友们用广告颜料手绘的，贴得满街都是，像牛皮癣；音响设备也是500元先生四处搞来的。文化局的老式楼大门宽敞，门口两只大柱子，几级台阶，台阶上就是舞台。怕社会上的人捣乱，公安局还派来一队人坐镇。

文化局在海丰的主干道旁边，赶上过年，路过的年轻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车、小孩猫狗，听见热闹，又发现免费，都忍不住停下来看看。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番禺一所学校的宿舍里写的歌，最后一句是“高等教育狗屁狗屁！”一听这个，全场兴奋地一起高喊“高等教育狗屁狗屁！”还有观众冲上舞台一起唱。500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过年，要不然被人举报我们就惨了”。《高等教育》唱完，观众大声问：“怎么样快演完了吧？后面还有没有？”一边吵一边往台阶上挤，包围着舞台的圈子越来越小，观众和演员混在了一起，几乎面贴面，场面极为混乱。在阿茂后面上台的仁科看着，心想这还能演吗？——500元先生一把拉过他说“到你了，赶紧去！”

这场音乐会让仁科认识了阿茂。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是一场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阵子，仁科不上学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画画弹琴，还有就是跟一个叫楚雄的朋友聊天。

一天，500元先生从海丰中学下班回家，在路边看到一张卖刻录CD的手绘海报，联系人就是楚雄。楚雄认识了500元先生，经常去找他借书读。500元先生对楚雄的感觉很复杂，在他看来，楚雄是个理想化的人，“而且是一种很混蛋的方式”。楚雄博览群书，酷爱思考，也是个摇滚迷；他吉他学得不错，但总是对自己不满意，也看不上其他所有的吉他手；他与家人关系恶劣，向很多朋友借钱以维持生活。500元先生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东西说不通，但是他的整个理论系统还挺完整的。如果用理性的方式跟他聊天，会觉得是跟一个疯子在聊。但是我很尊重他的思维和他的世界。”

仁科在500元先生家里认识了楚雄。楚雄推荐大量的音乐、小说和诗歌给他，读完听完，两人认真地讨论“哪里好”和“为什么好”。除了文艺，仁科还会和楚雄聊哲学，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和形而上观念。“有时候聊到早上八点钟，不睡觉，那时候不睡觉也不会困。”

两人聊天的地点经常是海丰烈士陵园。有一次，他们聊到裸奔，仁科说他觉得要考虑到身材，“如果身材好一点，可能我会裸奔”。楚雄说，你这样想错了，裸奔的点不在这儿，真正裸奔不会考虑身材。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他马上站起来把衣服脱掉，在烈士陵园里走了一圈。“很丑，他的身材。”仁科说。“当时聊了很多，他的观点我不一定所有都同意，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马上都懂。但是他唯一跟我很强调的一点就是人不能假，一定要真。”

有的时候谈话密度太大，仁科会跟楚雄说，我太累了，不聊了，我们一个星期别见面。二人就不见面。除了仁科，海丰没有人会跟楚雄聊天。

仁科说，楚雄是个很聪明、很颓废又很绝望的人，“他给我灌输了很多知识”。在十六岁的年纪，与这个朋友的高强度交流为仁科许多本质上的观念定了调性，譬如，“生活是没希望的，这就是命运”。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仁科经常想，如果现在跟楚雄聊天，肯定两个人会聊得更好。

2004年，认识楚雄八个月后，仁科决定去广州投奔阿茂，“我要走了，还经常给他打电话——不是给初恋打电话，是给他打。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初恋。”

仁科有个同学哥哥是开黑车的，双层卧铺大巴从海丰到广州，走国道要走六个半小时。同学想去广州玩，仁科就跟着，他根本没告诉这个同学，他到了广州就没打算回来。前一天，仁科住到了同学家里，身上带了一百四十块钱。仁科的油画颜料还剩不少，一瓶十多块钱卖给别人，凑够了这笔钱。他跟爸爸说还要点钱，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临走那天晚上，爸爸有点不好意思，出门买了一袋香蕉给他。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在烈士陵园门口，仁科拎着一袋香蕉上了车。

500元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楚雄，是好几年之后在海丰的麦当劳。在厕所旁边别人最不喜欢的位置，楚雄和一个女孩面对面坐着，什么都没点，“好像在谈理想”。听说他曾经去了好几个城市打工，也去过苏州的一个酒吧驻唱，但是经常和别人合不来。

离开海丰后，仁科和楚雄缓慢地失去了联系。仁科在广州，楚雄去找过他两次，仁科将这事儿写入了《疯马村永恒的一天》。“从前你们都说楚雄他疯了，他居然跟马在赛跑……今天楚雄来石牌唱歌，戴着墨镜身材高大，他和我们不一样，唱着最美丽的歌谣”，第一段之后，歌词变成了唱名。“拉西都米都西，拉西都米都西”，在轻快的手鼓伴奏中，仁科悠然而认真地唱完了这首歌。

3

仁科在广州落脚的第一站，是番禺一所学校小北门附近阿茂的住处。“很好，第一个月免租。”仁科说。

阿茂高考考得不好，又不想复读，就在2001年来了广州，投奔他在番禺当老师的哥哥大茂。最初的一年半，他住在学校的男生宿舍里，混大学里的各种电影课程，还义务参与了该校甘小二老师的电影拍摄。当时，阿茂渴望听到更多音乐，经常去岗顶淘碟，但生活费有限，于是开始卖打口唱片，档口设在学校西门的斜对面。

仁科有两个舅舅在广州打工，一个卖手机，一个卖家具。家里人想让舅舅们给仁科介绍工作，到了广州，他给舅舅打电话。三天后，一个舅舅来和仁科见了一面，给了他两百块人民币做本钱。阿茂想，自己在卖打口碟，不能让仁科也卖，“这样会抢生意，打架也不好”。于是建议仁科去卖盗版书。

阿茂将仁科介绍给一个“走鬼”卖盗版书的朋友赵云。赵云生意做得好，有很多老顾客，他很痛快地带着仁科去了进货点。用那两百块钱，仁科进了一批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水煮三国》、《潜规则》、《血酬定律》、《细节》、《谁动了我的奶酪》。“走鬼往哪里走？只能跟着老手。盗版书有很多进货点，但那个鸡贼一开始只带我去一个点，”仁科说，“后来我对他很好，取得了信任，他就带我多去几个点。”这位赵云，几年后也出现在“五条人”的歌《走鬼》中。

仁科的摊子摆在阿茂旁边，挨着卖，不冲突。第一天仁科就卖了一百多块钱，生活问题解决了。

那个时候，仁科和阿茂一起住在一套只刷了墙壁的毛坯房中。两室一厅中的厨房也被用作房间，常住人口五个，峰值时期达到十人。一伙年轻人满屋乱睡，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一块儿睡天台，睡到早上太阳晒屁股时起来，想做生意就出去转转，大多数时间还是一起胡玩。家里有几把质量很差的吉他，随便谁都能捡起来弹一段，唱一会儿。“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我们搞一个乐队发展发展，”仁科说，“肯定会被笑死。”

2004年夏天，卖打口碟攒了五百块钱，阿茂伙同一帮朋友出门远行。在天河立交桥下，十个朋友每人花八十块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阿茂个子高，车矮，他把车座锯掉，再用电焊增高，骑上试试，“舒服了一点，出发”。

十个人的出行计划是一路骑到云南。“除了一把木吉他，我们什么也没带，没钱，没睡袋，每人就带一件厚衣服，就十个乞丐的样子。吉他大家轮流背，卖唱挣点酒钱。”白天使劲蹬车，晚上睡停车场，用洗车的水龙头洗澡。骑了五六天，一行人终于出了广东省。同行的朋友里有几个是学生，到阳朔，他们掏出学生证，到教育局的科室里睡了一觉。

到了阳朔，由于意见不一致，团队分裂了。五个人往回走，阿茂和另外四个人继续前行，骑到三江，二手自行车坏得差不多，实在骑不动了。阿茂改坐火车从桂林出发，坐十几个小时到昆明，再转到他喜欢的大理。“那是我第一次坐最破的绿皮火车，几十块钱，脏得一塌糊涂。现在想起来都可怕……青春无悔。”阿茂把单车放上另一列火车运回来，交给留在广州的仁科。

这次出行仁科没有参与。他当时的理由是“我在广州也是旅游的状态，在一个陌生城市街上走，和我在广州街上走是一样的——实际上是没钱。有钱就去了，没钱要想各种逻辑，来说服自己这是对的”。仁科逻辑很多。

阿茂出发的那天，仁科目送他们到了火车东站，心想：“这帮人走了，广州就属于我了。”

仁科卖盗版书，自己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书包，里面放书，城管一来他不跑，镇定地站在原地，把书包起来。结果某日，他的包和书一并被没收了去。他跑去城管楼想把书包要回来，无果。“刚好我那天下了重本，拿了很多货，全部被收了之后，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手头没钱，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我不是要靠这个一路发展的。”阿茂奋力蹬车的时候，仁科占领了阿茂留下的市场空白，把阿茂的打口碟拿出去卖，“但是我没坑他，卖一张分他一半钱。”

四辆自行车回到广州，仁科带了个哥们儿，一个人踩两辆从东站骑回来，完成了阿茂的冒险。仁科说：“这个，以后我要拍成电影。”

阿茂回到广州后，打口碟的生意更上一层，他成了发货的上家，有了更多的空闲，他和仁科一起混在街头，打各种各样的零工玩。他俩最为津津乐道的“项目”，是为某运动品牌做校园推广。

那年，这个品牌设计了新LOGO，要在大学里贴海报，贴贴纸，发传单。“它让我们在大学宿舍、教室宣传栏各种贴，那个东西一贴上去撕不下来，我们发现这个很没公德心，就发明了一招，在地上磨了砂一贴，贴完拍照，再撕掉。”

仁科做包工头，他和阿茂一组，阿茂的表弟和阿茂的弟弟一组。每人拿着海报拍两张照片，拍完换身衣服，再拍两张。海报拍几张，撕掉，传单也是。整个大学贴完后干干净净，一张海报都没有。然后照片发回传播公司验收——“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用了摄影技术，”仁科说，“一沓传单扔在垃圾筒，这是很缺德的，但是他们付的钱只够这么干。”

做完这个“项目”，仁科分了一千多块钱，他独自出门旅行。这是仁科第一次坐火车。上车前，他根据电影发挥想象，带了吉他又带了书。车开得慢，人很少，很舒服，仁科对着窗户，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很多东西。“本来还打算卖唱挣钱，但是火车上人太少了，而且火车上播音乐。所以想象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仁科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一千多元全部花光。

说起卖打口碟的岁月，阿茂对仁科有一点愧疚。有次仁科介绍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去找阿茂，一次性买了一千多块钱的碟。“我自己觉得我平时都是不会亏待人的，但那次不知怎么回事，我没给他钱。”阿茂看着仁科。

“没事，我不记仇的，你现在给也不迟，都说出来了，快给。”

“对，算一下这笔账——那些钱就用利息抵了。”

来广州之后，仁科几乎只管阿茂一个人借过钱。借钱的情况一定是他没钱吃饭了，借的数目不大，二十、三十、五十、很少超过一百。“我放心借给他，”阿茂说，“因为总是有借有还。”看那时候的照片，仁科身上的衣鞋不是大就是小，有一些是阿茂给的，有些是老同学寄来的。除了房租、吃饭和看演出，仁科的想法是尽量不买任何东西。

“因为对生活没要求，就不会为了钱发愁。”仁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穷，他说，这种观念，大概还是来自十六岁时跟楚雄的讨论。“现在年轻人去参加歌唱比赛，他是有希望的，不管他玩得怎么样，他会希望这个东西发财。我一直到出唱片都没有对这个抱过期望，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也许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出唱片。”

2007年，为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打“走鬼”。摆不成摊，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美院旁边的大学村租了一栋老房子，做了个唱片店，专门卖唱片给大学生。那段时间，他们就住在那栋房子里，整理几年内两人积累下来的作品。这些歌，普通话和海丰话都有。他们第一次有了意识去完成一首歌，但是还没有做唱片的概念。

第二年，周云蓬到广州领“青年领袖”奖，通过李文枫，仁科和阿茂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周云蓬在191空间酒吧演出，仁科和阿茂作为暖场嘉宾，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绿苍苍》。

听了三首歌，佟妍马上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仁科想，这可是北京过来的人，这么牛。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仁科、阿茂和另一个朋友去了北京。本来是受迷笛音乐节的邀请，后来音乐节因为奥运会被取消，他俩没拿到演出费，最后受佟妍的邀请来到北京演出。但仁科和阿茂还是很开心，他们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太漂亮了，交通又好，天啊云啊，特别舒服。”他们去了故宫，又在故宫后面的胡同里修好了仁科坏掉的手风琴，还办了暂住证。在北京，仁科和阿茂又给周云蓬做了一次暖场嘉宾，随后在江湖酒吧和疆进酒各演了一场专场。回到广州，两人用佟妍提供的经费录了一张六首歌的小样，第二次来到北京时，交给了佟妍。

2009年3月，仁科、阿茂在厦门朱芳琼的录音棚录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录唱片时，两人为乐队起名，觉得“两条人太少了”，想起之前在天台上胡玩的年月，他们将乐队定名为“五条人”。唱片文案包装由老朋友区区500元先生设计，七月份，佟妍创办的独立厂牌“刀马旦”发行了这张专辑。

当年年底，“五条人”当选《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人。乐评人李皖给《县城记》的评语是：“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4

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中，“五条人”在《踏架脚车牵条猪》里这样唱：“阿朋友，汝唛问我，有呒搭过海丰个公共汽车……摩托车声，路口彼个聋耳还科咋啊惊”。2012年，上海人梅二第一次来到海丰的时候，觉得所唱不虚。

梅二出生于1977年，曾在电视台工作多年。2001年，他与大学同学陆晨等几位朋友组建了“顶楼的马戏团”。这是一支风格多变，以搞怪著称的朋克摇滚乐队。与“五条人”一样，他们的大部分歌曲也用家乡方言，也就是上海话来演唱。

听到《县城记》的时候，梅二对海丰的想象是“街上走着猪的小县城”。后来他想，必须去一次海丰，才能知道他们到底在唱什么。

海丰吵。走在海丰的市中心，梅二感觉他坚持不了十分钟。路上的大货车、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和摩托车，还有被当地人称为“泥克西”（Naxi，Taxi的戏仿，Na在方言里意“踩”）的三蹦子，没有一辆不在使劲按喇叭。每个商店的门口都有个大音箱在放歌。负责接待外来文艺青年的地头蛇500元先生指指点点地告诉他，你看，这个公园只有一个门，门后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天桥，也是个摆设，从来没人走……梅二说，海丰其实跟中国其他的南方县城没什么区别。它有一个CBD，有饭馆，有麦当劳，有大商场，有网吧。他跟500元先生两个人去看了一部电影。

“五条人”的《彭阿湃》写的是彭湃，海丰县的名人。史载，彭湃本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在海丰闹革命，搞土地运动。“五条人”将这首歌处理成一出荒谬的独幕剧，半说书半吟唱、仿地方戏、方言对白……在结尾，官与民浑浑噩噩地合唱了起来。梅二去了老城区彭湃当年闹革命的红场。红场就在当年开“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文化局旁边，大门红色，里面挂着五颜六色的领导题字。

梅二说：“去了海丰，再回头听他们的歌，就会发现对家乡，他们没有乡愁，也没有赞美，完全是……自嘲。”

2015年春节，梅二第二次来到海丰，为“五条人”拍摄新专辑《广东姑娘》中《像将军那样喝酒》的MV。这一次，他赶上了“五条人”已持续七年的“回到海丰”春节专场演唱会。

两个小时的演出，仁科和阿茂全程用海丰话，观众约七百人，舞台上下气氛热烈。为拍摄MV，“五条人”事先借好了服装和道具，演出结束后，阿茂拜托观众再留十分钟。“结果观众很兴奋，特别配合。原来演这首歌的时候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一听说要拍MV，大家都开始POGO……”拍完演出现场，再拍海丰街头，工作全部完成已是凌晨四点，而海丰街头的大排档仍然热闹，一行人一起去吃了个牛肉火锅作为夜宵。

500元先生说，海丰人民的生活重心在消费，在吃，在玩。海丰的夜晚，KTV、酒吧和夜总会灯光闪烁，大排档锅铲铿锵，人群熙来攘往，街道上喇叭长鸣。梅二在海丰完全睡不着。500元先生告诉他，这就是海丰。

每一年，“五条人”“回到海丰”的春节演唱会都由海丰当地的文艺青年们促成；选场地、搭舞台，音响或借或租，从广州开车拉过来。500元先生说：“我希望在海丰，或者是朋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跟我聊这些事情。”

500元先生曾经是“五条人”最早的听众，当年他还为他们设计过唱片包装。“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句话是他想出来的。

500元先生说，仁科和阿茂喜欢广州。“过年的时候，仁科在家里是坐不住的，有一年他搞完音乐会，第二天就跑回广州了”。

仁科和阿茂觉得广州自由。但其实，他们在广州的朋友很少。有哪个乐队邀请他们当嘉宾，除了他们的前鼓手老尾的沙漠乐队，他们都要先听，听完以后不认同就坚决不去。《中国好歌曲》邀请过“五条人”几次，他们拒绝了。中央七台有一次活动，要他们去唱《绿苍苍》，仁科问：“有没有出场费，多少钱？”导演尴尬了半天，说我们中央台邀请人，一般人家跪都要跪着来，你还问我要出场费？仁科说，没有就算了。

与国内的大部分音乐人，“五条人”几乎全是泛泛之交——包括曾经影响过他们的那些。仁科说：“交流没用，要靠作品去交流，因为有一些人他未必能把话说好，但是他可以把歌写好。”

500元先生说：“他们有这方面的优良品质。他们本身很有自己的尊严感。”

无论在海丰，在广州，还是在其他地方，仁科和阿茂之间一直说的是海丰话。“他们没有脱离过海丰，也没有进入社会，也没有加入圈子，”500元先生说，“除了自己跟世界对话，他们就两个人这样对话。”他不觉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是夸张，“他们真的是听了很多世界性的音乐才来创作的。他们从来不觉得方言是必要的条件，也从不标榜”。

“五条人”粉丝有一个名为“五条人铁脯粉”的微信群。目前群里有将近两百人，大部分是汕尾海丰地区的文艺青年。群里聊行为艺术、传统文化、美食、哲学、诗歌，甚至电脑技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得很深入。2016年6月，群里举办了“五条人铁脯粉第一次乡试”，题目包括选择、填空、简答和作文，一群人玩得很开心。

几个朋友提议“五条人”经营一下自己，争取更红更受欢迎，然后卖卖周边产品，“五条人”拒绝了。“他们并不想着让更多人喜欢他们。”500元先生说。

外来的文艺青年接触到500元先生和他身边的朋友，会产生误解，好像他们就是海丰青年的代表。“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仍然是很小的小众。在海丰，看夜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K，读书没什么用，到时候跟着堂哥去卖手机，跟着表哥去卖衣服，就这种心态。”市中心高唱着的大喇叭中，没有一首是“五条人”的歌。

2007年，500元先生从海丰中学辞了职，过上了自由职业者闲散的生活。他住在海丰某个高档小区里，小区内花木青葱，露天泳池里孩子们在嬉水。500元先生没有动过去广州或者其他大城市的心思。他觉得海丰的生活很轻松。每过一段时间，他会去采购唱片，影碟和书籍。他最大的心愿是身边的朋友能发财，“发财之后拍电影、投资、搞音乐会，然后找我当个顾问，每个人给我几千块钱就行——个个都搞艺术就完蛋了。”

在500元先生看来，仁科是个读书人，“天分极高又很勤奋，这很恐怖”。而阿茂性情，比较世俗，“他可以跟每一个人都打交道。回农村的时候，他碰到乞丐都会聊上半天。”

2016年的春节，“五条人”没有能回到海丰开演唱会。

在很多年前的海丰，刚刚设立红绿灯的时候，路口经常有老乡因为违法交通规则被罚站，傻乎乎要站两个小时才让走。这个故事是阿茂的哥哥大茂讲的，聊天时，500元先生建议他们把它写成一首歌。后来阿茂和仁科把这故事加入他们的想法，变成了《上县城》：一个老乡从农村骑单车到海丰，交通规则不懂，被交警逮住了，他很紧张，又自卑又茫然，现在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警察叔叔我是从农村来的”。500元先生说，这是“五条人”很喜欢捕捉的状态。“在走鬼的时候，他们已经对底层人士有很多判断。很多人从他们的作品里读出对政治的批判，其实他们两个骨子里面没有这个意识。”

“总有人觉得‘五条人’很底层，”500元先生还说，“在我看来他们高贵得要命。咖啡手冲的，对麦当劳文化特别了解，喝茶也不会随便，三餐很正常，女朋友固定，这些都是正宗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都看错他们了，他们生活得很自由，很自然，而且很高贵。”

5

“顶楼的马戏团”刚开始用上海话写歌唱歌时，他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后才发现，这是一把双刃剑。

梅二说：“北方的乐队比如‘二手玫瑰’和苏阳，他们用方言唱歌，大家还能听得懂。南方唱方言的乐队就非常痛苦，至少演出的时候，观众没有快感。用方言唱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捷径。我们通过方言出名，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达到所谓一线乐队的位置，因为大家还是听不懂。”

2010年10月，第四届雪山音乐节在云南束河举办。“顶马”演出的时候下着暴雨，气温很低。他们在台上唱着一首快歌《快递员》，台下全是一动不动的雨伞。远远地，梅二看到有两个没打伞的身影欢乐地在POGO。

吃饭的时候，“顶马”在饭馆里遇到了两个浑身湿透的人。“你们是不是那两个在雨里POGO的？”“对对对……”那是梅二第一次见到仁科和阿茂。音乐节结束后，梅二买了张《县城记》仔细听。

同一年，“五条人”巡演到上海，“顶马”主动提出为他们暖场，阿茂说“好好好，谢谢谢谢”。自此形成惯例，“顶马”去广州，“五条人”暖场，“五条人”来上海，就是“顶马”做嘉宾。2012年，“五条人”到上海录制《一些风景》，录到最后一天，“顶马”找了几个女孩一起去了录音棚唱和声。专辑完成，大家喝酒，仁科喝多了，阿茂也喝多了。阿茂握着手机给女朋友打电话，打着打着人就不见了。后来梅二才知道，阿茂永远这样，一喝醉就会不见。“但是你明天还能见到他，他会很安全地回到旅馆。”

梅二一直在跟阿茂建议，演出的时候要有歌词PPT，“否则观众完全就是在听外语，不会有任何感觉”。

“使用什么语言唱歌，是音乐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这样说，“怎么舒服怎么来。”2008年的广州191空间酒吧，在仁科和阿茂为周云蓬暖场的时候，张晓舟认出了那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高个青年。多年前，他活跃在广州各酒吧操办演出的时候，那个青年作为资深歌迷，曾出现在“盘古”、“舌头”、“美好药店”……和其他很多很多场演出中。

唱《绿苍苍》的时候，张晓舟听出来，那个青年的吉他弦没调准。一曲唱完，台上的阿茂重新调好弦说：“我自己不能接受。再来一遍。”

2014年12月，在深圳的旧天堂书店，张晓舟听到了“五条人”已经完成前期录音的新专辑，也就是后来在摩登天空出版的《广东姑娘》。随后，“五条人”成为了摩登天空的子厂牌BadHead旗下乐队。张晓舟说：“‘五条人’是目前最有趣的乐队之一，他们不仅仅是民谣那么简单”。当时，他对他们的判断是“他们有可能挣钱，但不可能臭大街。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气勃勃。”

在“五条人铁脯粉第一次乡试”的考卷中，阿茂出了一道简答题：“如果‘五条人’的新专辑完全以粤语和英文演唱，是否能在主流市场流行开来并走向国际化？请简述和分析原因。”阿茂自己的回答是：“我觉得是可以的。首先，我们的英语先过四六级。再把口语练得滚瓜烂熟，粤语也是同理，过八级。其次，可以让仁科去接拍一些洗发水的广告，提高知名度。这样就有可能走向国际化了。”仁科的回答则是：“‘五条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都不可能在主流市场流行开并走向国际化。你看人家‘五月天’一直以五个人的形式老老实实在演出，而‘五条人’到现在才凑到三条。”

2016年5月2日的北京草莓音乐节上，“五条人”在摩登主舞台上唱了一个小时。那是个暴热的下午，一小撮一小撮的人群被音乐吸引，打着遮阳伞缓步聚拢过来。唱到《像将军那样喝酒》时，仁科和阿茂背后的大屏幕上放着梅二导演拍摄的MV，歌词的字体被放得很大。

“我们喜欢小舞台演出，主舞台我们人太少了，又没有贝斯，像三只老鼠一样。”仁科说，“说真的，在主舞台演，我猜台下五分之四的观众是在等着别人。”“五条人”演出后，IZ在主舞台旁边的小舞台登场。仁科和阿茂站在观众之中，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专注地望着台上。

直到如今，仁科和阿茂也没有明确的“音乐人”的自觉。创作的意识和表达欲望，这些在“五条人”还不存在的时候就早已有了。以音乐为生，有演出费，可以靠这个生活，不用去工作，他们觉得挺好。说到对音乐的理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阿茂说，“一定要有独特的东西在里面，不管做出来是动听的还是很另类的，但你一听，哦，是‘五条人’的，那就对了。”仁科则认为：“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把它当做艺术来看，它不是为了挣钱。唱片公司将我们做成音乐人，我无所谓，因为做音乐的过程也是在经历人生，在这个过程中要思考。更多我们可能是在玩我们想要玩的东西。我们一直跟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音乐形式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就像六合彩一样，所有号码是公平的，只是刚好那组号码中了而已。”

2006年秋天，仁科曾录了一首《时间是某天上午》。2008年“五条人”进京时，500元先生挑了这首歌，用一夜时间配上手绘图和照片，做成了“五条人”的第一个广告式MV。《时间是某天上午》旋律优美，歌词浪漫中带着嘲讽：“要知道我是风的儿子，死于高贵的忧郁……众人惊叹无语，因为我确实是死于忧郁”。仁科说，他怕死，但不怕老。那么，怕不怕失去才华或创造力？“早就失去了，现在靠智慧，”他用将来完成时回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在我四十七岁那年”。

2016年8月，“五条人”录完了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在不演出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生活在广州。偶尔，他们会被粉丝认出来，热烈地聊上一会儿，然后拥抱合影。为粉丝签名的时候，阿茂会细心地从侧面破开唱片的塑胶封套，撕去窄窄一条，签好名字，他再细心地将CD装回去。这是走鬼生涯留下的印记。有一次，在一家潮汕饭馆中，拥抱合影之后，他们发现，粉丝离开前为他们这一桌买了单。长此以往，这会让他们膨胀吗？——“应该不会膨胀，因为还没到膨胀的点。这点小事，太小了，怎么膨胀。等到大一点点的时候，你再来问我们好不好？”

秦时明月汉时关

白银到银川，全程375公里，驾车约五个小时。

2016年7月9日中午，我从白银出发之前，在路边的音像店挑挑拣拣许久，最后买了一盒3CD装的《奢华摇滚》，打算路上听。红色的唱片封面上，郑钧正仰头高歌，汪峰正迈步奔跑，八十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就是它了。

在我的幻觉里，白银和银川都位于祖国的大西北，名字有点像，那相距也不会太远——我的地理知识就是如此的一厢情愿。我设好导航才知道，银川属于另一个西北省份，宁夏。

我从来没独自开过这么远的路。

那个夏天，我先是在新疆游荡了十几天，然后从乌鲁木齐飞到兰州，再驾车到白银，探访民谣歌手张玮玮和郭龙的故乡。我去看了荒芜的矿坑，又给白银饭店的正门拍了一张标准像，然后在老城区转悠了一会儿。

白银的树很高很安静，树叶浓绿，阳光被稀释成淡黄色，让街道有了旧照片的模样。街上没有几个人。“白银案”破获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情。

我听着《回到拉萨》，开上了高速公路。在西北，我最喜欢的场景，就是从一个小城脱离出来，驶入高速公路的时刻。西北的小城是决绝的，没有从市中心到郊区再到远郊逐渐开阔的过程，而是一转弯，便把皇天后土和笔直的地平线猛然推到人眼前。

像挨了个脆响的嘴巴，脸颊热辣，有点羞愧，然后神清气爽。所有自恋的人都应该到西北来忘掉自我。

从新疆到甘肃，我的肠胃终于罢了工。我必须在每个休息站停下来上厕所。从每个厕所出来，我都会点一根烟，把车熄火，让《奢华摇滚》安静一会儿，然后摘下太阳镜，舒展一下腿脚，看看天与地。我看上一支烟的功夫，再继续上路。这个过程重复几次后，我忘了这趟旅行的目的，好像我来西北，就是要顺着这条路无休止地开下去，在每个休息站上一次厕所，抽一支烟。

我在傍晚到达银川。见到赵牧阳，则是晚上九点多的事情了。他开了一辆小小的车子来接我。

见到赵牧阳不容易啊。在新疆的十几天中，我一直在约他。他住在贺兰，离银川十多公里的地方，我们的短信来往表示，这些天，他在吴忠、贺兰、兰州和银川之间跑来跑去，这些铿锵的地名很快把我搞晕了，约会总是不能确定下来。终于，我们一起坐在他的小车里了，小车在银川的大路上四处奔走，寻找一个能让两个陌生人坐下来聊一聊的地方。

现在闭上眼，我还能看见他的样子。他的样子特别适合摄影，瘦瘦干干的一个人，像农民也像艺术家，脸上全是皱纹，但并不显得老，只是显得脆弱。开着车，仍然手脚都没处放，他那种慌张。他一直笑着，诚惶诚恐又诚实。之前积累的所有印象，从他的音乐中，从过往记录他的文字中，从朋友们给我的或传奇或吞吞吐吐的描述中，好像一起都失效了。

我们坐下来了，在一个完全没有客人的小茶馆，一盏小蜡烛煮一壶没有人碰的茶。赵牧阳开始对我讲述起……他的一生。

我惊讶于他可怕的记忆力。“1985年3月26号，我第一次离开家，”他说，“妈妈在内裤里给我缝了一百块钱，一百斤粮票，送我上的车。”他出生在中卫，他说是个很漂亮的地方。离开家那年赵牧阳十七岁，他到西安投奔哥哥赵已然，学鼓。几年后，二十多岁的年纪，赵牧阳成为了中国摇滚圈里最有名的鼓手之一，“西北鼓王”。

几十年前的事像是昨日，赵牧阳说起来，时间精确到年、月、日，他很久前每场演出的收入，每个出场人物的对白，乃至衣着，他全部记得。像一部口述电影。我被这精确的叙述击倒了。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全部记得。

叙述是非线性的，在他的人生中跳来跳去。同时，也是一部破碎的中国摇滚史。他说到去北京，去大理，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与各种各样的摇滚歌手在一起，写歌，演出。辗转。流浪。始终潦倒。倏忽到了几年前，他年纪大了，而父母年迈，四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哥哥赵已然——音乐圈中的“赵老大”，在北京重病。他想着这一生就是跟音乐结婚了，不会再有爱情，却又结识了妻子，然后有了孩子。

这一年，他回到了家乡。他说现在很幸福，只是妻子年纪很轻，孩子年幼，家里好像有两个孩子。他的压力很大。

我不忍心对他提问，也不忍心掏出相机。我觉得我伸出一根手指碰碰他，他就会失去平衡，倒在地上。我任由他坐在我对面，说下去。反正他已经坐在我对面了，我想，总会再有机会让我把这故事从头梳理一遍，问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完整地记下来。

然后他说到了《长城》，张艺谋的电影。他变得神往，也有点怅惘，好像在说一个记得清清楚楚的美梦。

2015年1月2日晚上，CCTV3第二季《中国好歌曲》开播，赵牧阳带着《侠客行》登上了舞台。发现是他在演唱，坐在评委席的刘欢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对其他几位评委大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那时候，《长城》刚刚开拍。张艺谋凑巧看了那期《中国好歌曲》，通过刘欢，他辗转找到了赵牧阳。

张艺谋在《长城》中给赵牧阳安排了一个角色。“长城上一直有一支秘密军队，这秘密军队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每隔五十年有一种外星人来侵犯人类，这个军队就打这些外星怪物。但到了电影这个年代，会打怪物的就剩一个老将军张涵予了，他一个人带着兵娃子到长城把怪物打跑了，但是他被怪物吃掉了。”赵牧阳叮嘱我，他讲的这些，在电影上映前都要保密。

在电影中，赵牧阳演张涵予葬礼上的祭司，用家乡话唱一首王昌龄的《出塞》。

2015年5月，《长城》剧组在青岛海边的一块外景地搭了三公里的长城——美国人不愿意在北京拍摄，说空气太差。赵牧阳在那里拍了三天。虽然出身戏曲世家，从小在剧院演戏，但拍电影是头一次。第一条没过，赵牧阳说：“我可能是太入戏了。”张艺谋又给他说了一遍，再拍，“张导很满意，这个戏就全拍完了。”他说，他的妆化得不夸张，“能看出来是我，还挺帅的。”

赵牧阳的很多作品都没有录出成品发行过，2016年，他打算再录两张自己的专辑。“录完我就等着《长城》上映，它一出我马上就上市，”赵牧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就想借一下力。”

服务员走过来提醒我们，十一点半，她们早该下班了。

我们在银川的夜色里握手作别，约好几个月后北京再见。

第二天我飞回北京，还车的时候，我把那套《奢华摇滚》留给了下一位司机。飞机在晴朗的空中一路向东，前一夜的倾谈一下子被扯得很遥远。

我加了赵牧阳两个不同的微信，在他说会来到北京的日期约他。隔了很久，他简单作答，我再约，他便没了回音。我去问相熟的音乐圈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赵牧阳么，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又努力了几回，还是徒然。而后，在忙乱与懒惰中，我忘记了他。

2017年年初，我总算写完了白银，张玮玮和郭龙的故事。写的时候，我不断想起从白银去银川找赵牧阳的那条路上，我在休息站看到的天与地。我的西北就是那条路，一幅幅静止又雷同的画面，而我在画面之外。

在西北，人是那么微不足道。土地是壮美无涯的，而路是遥遥无期的，是大地胸膛上的一道划痕。渺小的车，开到多快都像被蓝天白云赶着，显得猥琐。路边无休无止地是黄沙或青草，人则是另一种长相奇怪的植物，因为失去了根，随时有枯萎的可能。我想着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那些唱歌的人，好像只有赵牧阳回到了他的出发地。

我牢牢地记住了《长城》。2016年年底，《长城》上映前，我去采访张艺谋，特地与他谈起赵牧阳，张艺谋说他没剪掉那场戏，还说了一句隽语——“赵牧阳是长城的眼睛”。我赶紧把它写到了稿子里，想发给赵牧阳看，仍是找他不到。

好像我一离开西北，赵牧阳就消失了。那夜我预想的下一次见面始终没有发生。

后来我去电影院看了那部电影，赵牧阳确实出现在了葬礼上，不到十秒钟。一个黑暗的剪影，擂着鼓，唱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我认出了他，很帅。

西北野孩子

“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

窗户栏杆有两个螺丝，下面那个可以拧下来。拧下来，窗户就能搬开了。张玮玮从窗户钻出去，跳到院子里，把窗户虚掩上。悄悄地。爸爸妈妈和姐姐都睡得很熟。他再从后院翻墙出去，悄悄地。他就站在白银的夏夜了。

白银是戈壁上一张摊开的手掌，平坦，干净。风在手掌心转着圈儿呼哨。路过的火车远远地鸣一两声笛，它们有点像，但是互相听不见。

那时候，对张玮玮来说，白银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地方。

十一岁的张玮玮在夜里奔跑，跑向亮着光的工厂。工厂里有上大夜班的“老小伙儿”——他们二十四五岁，已经上了六七年的班。夜班无聊，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着，时不时看一眼手表，到点儿了，站起来，把某个阀门拉起来，或者把某个按钮按下去。

张玮玮和他的同伴们从家里溜出来时，会记得偷个西瓜。工厂车间门口有个不喷水的喷泉，水特别凉，西瓜在水里冰一会儿，捞出来，切好，献到老小伙儿面前，他们顺势就蹲在身边，不出声了，听大哥们聊。白银外的见闻，白银内的江湖恩怨和八卦……这些老小伙儿聊起来，天花乱坠。老小伙儿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每人各有一套思路，说话腔调，语言风格和幽默的方式，都得跟别人不一样，若有雷同，是会被圈子里瞧不起的。

1987年的白银还没有社会青年，年轻工人就是最有趣、最时髦的群体。他们的装束也自成一派：军帽、衬衣、军裤、布鞋，下了班就全换上。黄军帽，在玻璃板底下压得特别挺，压线有讲究：前脏腑后光阴中间爱情线——前面是胆量，后面是钱，帽檐上竖着压出一条印叫血槽，就是刀疤，要挨过刀的才行。腰间要系红纱巾，而且一定得是一个姑娘送的红纱巾，当做腰带，露在衣服外面。实际上，那是几年前全国年轻人流行的打扮。但是白银远啊。白银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西北五省的核心西安，去趟兰州是进城，去趟西安就是进了省城。外面世界的风尚，从北京传到西安，从西安传到兰州，从兰州再传到白银，起码要滞后一两年。

白银没有方言，所有的老小伙儿都说纯纯的普通话。白银也没有一块砖一块瓦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白银人来自全国各地。张玮玮家的隔壁是东北人、上海人和四川人，哪儿的人都有，就是没有白银本地人。他1976年出生在白银。

八十年代的白银，白衬衣、红纱巾、绿军裤、黑布鞋；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儿走在街上。张玮玮再没有见过比那更漂亮的衣服。那时候他对于未来只有一个想法，早点接班进工厂，当个时髦的工人小伙儿。

郭龙可不想当工人，他的理想是混黑社会，而且要去香港混。

郭龙比张玮玮大半岁，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出生在榆中县。二十年后白银连环杀人案破获，案犯高承勇也出生在那里。

郭龙的职业生涯从他十岁那年开始。白银的男孩都打架，那个环境里没有选择，要么杀出一条血路，要么成为路上的血。郭龙只有两个姐，没有哥，每次被欺负了没人撑腰，只能蹲在地上委屈。一次巷战中，洗劫了郭龙的一帮小孩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项链，那是妈妈给他的。“哥哥你别，那真是我妈给我的”，他哀求。对方一把拉断了项链，“去你妈的！”郭龙的脑子“嗡”的一下，他站了起来。

那是郭龙第一次动手，见了血。之后，他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摸走一分钱。隔了没几天，郭龙在学校门口把一个人砍了，用家里的切菜刀。当天晚上，伤员背上缝了三四十针，郭龙妈妈吓疯了，赶快买了十斤排骨去医院。郭龙一役成名。

不久以后的一个周二下午，学校放假，学生们约着一起去职工澡堂洗澡。张玮玮洗完澡出来，巷道里有个人一头血骑着自行车蹿到他面前，后面一个人也骑着自行车，干脆利落地把前面的血人别倒，冲过去一块砖头拍在脸上：“我是郭龙！有本事就来找我！”拍完，扬长而去。张玮玮马上记住了这个名字。

初二，张玮玮从白银公司的子弟学校调到了区上的白银企业联合中学。开学第一天他进门，学校的土坡上蹲着一排人，黑跨栏背心黄军裤，是有郭龙在内的“小七狼”。张玮玮一看，完了。一年前他送姐姐上学报到，买三角板的两毛五分钱就是被这帮人劫走的。

大势所趋，初一的时候张玮玮在白银公司子弟学校里尝试着打了几次架，那个学校的学生家教比较好，他偶尔能得手两次，到了联中，他想都别想去打别人，能保证自己不挨打就不错。“小七狼”里有几个人，远远见到张玮玮就喊一声他名字，然后开始数数，数到五人还没跑到面前，就得挨打。郭龙不太打他，一般是逗逗：“今天下午给带两根海洋烟”，中午张玮玮就得从他爸烟盒里偷上两根。

多年以后说起“小七狼”，张玮玮觉得，那是最早的摇滚乐队的雏形。跟他喜欢的老小伙儿一样，他们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风格明显。如果不是挨打，他肯定会喜欢那些人。他对团伙的热爱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被欺负实在苦恼。张玮玮效仿当时的“小七狼”、“十三太保”、“十兄弟”，在联中组了个“十二锁链”，成员是十二个常年被欺压的歪瓜裂枣。每天放学，家长下班前，“十二锁链”在家属院里的花园里开会，研究怎样让这个团队更有杀气，还曾经设计过怎么灭了郭龙师兄弟，每天说得特别兴奋，第二天挨个儿被扇耳光。

不到一年，“小七狼”被学校全部开除。开除的时候，“小七狼”把“十二锁链”约到花园里，“十二锁链”哆嗦着去了。花园里，“小七狼”的老大，一个上海人，掏出了一把短刀：“我们走了，联中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看好联中！”——“好！大哥！”

张玮玮的初二上了好几年，上遍了白银的中学，还是初二。家人把他送去了西安，过了半年他想家，又回了白银。

在西安，张玮玮接受了最早的摇滚乐熏陶。回到白银，他变成了一名街头吉他青年，红棉吉他到哪儿都背着。晚上，他在后院支个钢丝床，买上一堆啤酒，点个柴油灯挂在树上，聚起一帮人来，聊天喝酒唱歌。后来，就有人提着酒慕名而来，在旁边一蹲，满脸羡慕地看着他。郭龙便是其中的一个。张玮玮想，天天冒充硬汉累得很，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以前我可是巴结不上的。他给郭龙一个小铁皮垃圾桶，让他跟着吉他敲鼓。

张玮玮第一次在白银听到吉他弹唱，是牢歌，来自那些监狱里放出来的老小伙儿。那时候的犯罪多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老小伙儿犯了事儿，进去学了牢歌，放出来，家里要敞开门半个月一个月，各路江湖朋友带着酒肉来洗尘聊天喝大酒，学吉他学歌。

牢歌的曲都是口口相传、保留得非常完整的民歌，词自由填写，唱之前要先说一段：“在监狱里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爹娘，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姑娘”，然后齐声哼唱，“花开花又落”，一下把场景铺开了，这是起兴。然后，“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为什么是走进了大沙漠？西北最厉害的监狱是关白宝山的阿克苏重刑犯监狱，偷个钱包其实根本进不了，但是编词的人觉得进那样的监狱牛——“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沙漠沙漠真寂寞，没有姑娘陪伴我……”（此处歌词有删节）唱完了，大家再一起哼唱“花开花又落”，大场景一收，结束。

听这些歌儿，张玮玮觉得生命一下鲜活了。几年后，他听到“野孩子”乐队，一下子想起了这些歌。更久以后，他听到吉普赛爵士，又想起了这些歌。再后来，这些曲子中的一些，比如《李伯伯》和《两只山羊》，被他唱红到了全中国。

十七岁那年，张玮玮和郭龙都已经混成了风云人物。他俩一起打了无数的大架，声名远扬。郭龙觉得跟张玮玮投缘，一起打架放心，“就算对面有二十个人，他也不会跑”。而郭龙是白银的SUPER STAR。一起出去打架，别人拿着刀拿着钢管，郭龙什么都不要，穿件蓝风衣，走在大家侧面，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蹿出来，一颗钢珠“啪！”，一锤定音。一次，在旱冰场下的花园中，张玮玮亲眼看见，郭龙站在十三四个蹲好的小痞子面前，左脚一只拖鞋，右脚的鞋拎在手里，一人脸上一拖鞋“啪啪啪”抽过去。有几个人刚要抽刀，人群里有人说“别动，那是郭龙！”——这句话以后，十几个小伙子一动不敢动。

有一阵子，白银菜刀摊上卖的菜刀都刻着郭龙的名字。

1993年，张玮玮被笼罩在光环中，一直考虑着怎么才能低调地处理这些突然而来的名望。无敌是那么的寂寞。那阵子，张玮玮爸妈都不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郭龙家人看他孤单，对他特别好，不论几点，郭龙妈一看他来了，马上进厨房做饭。在郭龙家，张玮玮有自己的碗筷。

第二年，张玮玮经历了打架生涯中最惨烈的一役。他被捅了两刀，肺叶洞穿。郭龙得到消息，冲进急诊部，“有没有送来一个戴眼镜的孩子？”“你是谁？”“我是他哥，亲哥！”张玮玮躺在床上，想叫声龙哥，一张嘴全是血泡泡。郭龙说你别说话了，张玮玮还是说，龙哥，我要是死了，别报警。“为啥？”“要五万块钱，三万给家里，两万给兄弟分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三万兄弟分了，两万给家里。”说完昏了过去。他昏迷了六天，医院下了四张病危通知单。

后来，张玮玮就不想在白银待着了。家人给他联系到兰州，考了个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半年后，他把郭龙也叫了去。张玮玮咬牙念书，郭龙每天一套穿成黑色的黄西装，屁股兜里面永远插着一本武侠小说，睡到十二点才起来，蓬头垢面，不到半学期学校就要开除他。但郭龙总有绝处逢生的本领。学校的舞蹈队排舞“黄河魂”，男主演突然转学不演了，女一号把郭龙叫去跳舞，郭龙从来没跳过舞，却把男一号撑了下来，四处演出，代表兰州参加全省比赛，跑到武警总队慰问演出，学校没法开除他。就这样，两年后，两人都毕了业。

回到白银，家人商量借钱送礼，给张玮玮找工作。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要么去交警文工团。张玮玮心里难受，跟家人吵了一架出来，碰着几个人去喝酒。几个人说，明天上广州投奔哥们儿，他回去借了车票钱，第二天跟着出了门。

1997年3月，几个白银青年穿着带毛领子的皮夹克，到了满地人字拖的广州。

在滞后的白银认知中，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基地。到了广州他们才发现，流行音乐的时代早过去了。要投奔的白银老乡呼机不回，人间蒸发。他们睡了一个月的地板，山穷水尽。张玮玮给郭龙打电话：“你快来广州，过得太好了，你只要带一千块钱过来就行。”郭龙借了一千块钱过去，没几天，又是山穷水尽。

几个人饿到要打扑克赌最后一包饼干吃的时节，张玮玮在一个餐吧找到了一个唱歌的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星期，老板给了他十天的工资一千五百元，说，你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留下你唱歌，但是没办法，客人都说你唱歌他们觉得害怕。

同来的白银青年就此四散。有两个人去学做足部按摩，张玮玮说，一辈子对着别人的脚，我不干。他和郭龙在天河村租了个房子，郭龙理了五十首歌，写了一个歌单。

广州的大排档人声永远鼎沸，食物的香气冲上脑门。背着吉他，等着食客点歌的歌手穿行在推杯换盏之间。对于张玮玮和郭龙来说，广州大排档是炒河粉、炒米粉和榴莲混合起来的味道。在西北，这些味道是不存在的。他们抱着歌本转了三个小时，没张开嘴。

最后，他们开始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地道里卖唱。1997年的春天，地道里卖唱的人特别多，张玮玮和郭龙一开口，其他摊子纷纷撤退——西北嗓唱摇滚，以分贝碾压各路好汉。

唱了一个月，攒够了去西安的车票，两人到西安投奔郭龙的表哥，随后辗转天水、兰州，最终决定回家。张玮玮跟郭龙说，这次回去就算了，别折腾了，听家里人的，好好上班。1997年7月1日，他们到了白银。

二十七天后的7月28日，张玮玮抵达北京。

九十年代，所有白银年轻人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走”。必须得离开那儿。

“最光明的那个早上，我们为你沿江而来”

多年后，他的儿子写道：

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孤零零的白银。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而我们，就是那些芽。（张玮玮《白银饭店》）

他在六十年代来到白银。他的父亲是修铁路的河北人，那批人修陇海线，从河北开始一路修到新疆，年纪大了就建一个机务站，留下一批人。父亲留在了白银机务站，他是在火车站长大的。

白银跟西北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它产贵重金属，产量高，是中央直属单位，是国家关注的地方。许多上海专家和苏联专家来到这里，许多东北工人来到这里，许多甘肃本地人来到这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来到这里，一起支援祖国建设。他的妻子是天水人，十六岁来到白银。十六岁的纺织女工来到白银，他去迎接。女孩一下火车，拎着行李，他就说同志，我帮你提行李吧。他用自行车带着她送到了工厂，就这样认识了。

像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白银围绕着白银公司慢慢铺陈壮大。工厂周围有了面粉厂、电缆厂、纺织厂、棉纺厂、学校、医院…… 他家住在永丰街，这条街上什么都有。

那时候，白银是一个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地方。白天，全城是空的，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很少的老年人，很大的风在空地上转。房子的格局和人们穿的衣服，基本一模一样。快到九十年代，厂里的门房才有了一个电话，孩子们好奇，大人去打电话，孩子们抢着摇。

多年后，白银的人们才明白，那些恐怖的杀人案大都发生在下午四五点，因为那会儿是人最少的时候。

白银饭店离他家不远。以前，这个饭店是国营招待所，接待来帮助白银做基础建设的苏联专家。苏联人来之前，白银人开始学国标、学俄语。苏联专家隔三差五晚上要吃饭，饭后跳舞乐一下，白银有专门陪苏联人跳舞的工种。

没待多久，两国闹翻，苏联专家走了。

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婚后马上要了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儿子小的时候，他带他坐火车去兰州。白银到兰州中间有个地方叫皋兰，那个地方的人卖熟鸡蛋给车上的旅客，皋兰话说“来，熟鸡蛋”像“来福鸡蛋”，一上车，儿子就问他，什么时候吃来福鸡蛋？他说，还远着呢。那会儿从白银到兰州要三个半小时。除了去兰州，就是去天水妻子的娘家过年，先坐汽车到兰州，从兰州再坐八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天水。那条铁路线连着乌鲁木齐和北京。

那时候，他是学校的老师。每天从学校回来，吃完晚饭，他从来不参加家庭娱乐活动，尽管娱乐活动无非就是火炉上烤烤花生，桌边下下跳棋。他每天晚上坐在写字台前面摆弄他的乐器，要么就在五线谱上抄乐谱。他是专业的单簧管手，对待音乐特别认真。

他家是听黑胶唱片的，大多数是军乐，教科书一样。音乐一放，他就不跟别人说话了。平常他也经常性地浸入自己的频道。儿子在外面跟一帮小孩儿野，他走过来，儿子说，都别说话，原地站住不要动。他就愣愣地从儿子旁边走了过去，看都看不见他。

他长得纤瘦，细致，带着知识分子的雅气。大多数时候，他的脸紧张又严肃，有一种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茫然。

儿子不爱听军乐，一听就头疼。家里还有一张《梁祝》，放的时候全家都很舒服。偶尔，他用单簧管吹一首波兰舞曲，儿子也能听进去。

儿子九岁那年，他和妻子用攒了一年的钱买了一架钢琴，放在破平房里，就在“白银案”第一个被害人被杀害的房子旁边。将近两个月，每个周末都有人来参观钢琴，谁来了都摸摸，谁都不会弹。

那年他三十六岁。那时候，全白银的钢琴超不过五台。

从九岁开始，他不让儿子午睡了，他自己也不睡。中午吃完饭就开始练琴，一直练到上课，晚上回家再练一个小时。那时候晚上演台湾连续剧，家家都看《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每天吃完饭就是看电视的点，但是儿子要练琴。儿子把镜子放在钢琴上，对着里面屋的电视，眼睛盯着，手上乱按。他没太注意，只要有声音就行，他也在看电视。

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作品第849号）是最初级，儿子弹了三年，过不去。他教儿子也教得绝望。别人告诉他，父亲再厉害都教不了儿子，你得给他找个别的老师。他开始在白银音乐界给儿子找。先找了个手风琴老师，儿子一拉手风琴就困，下巴往风箱一放就睡着了。老师让儿子凉水洗脸，洗完脸出去跑一圈，跑回来还是睡。上了三节课，老师把学费退给他，说算了，你儿子实在不是搞音乐的料。他郁闷了很久，又从兰州找了个单簧管老师。这个老师本来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单簧管，“文革”的时候被下放到工厂烧锅炉。他听说有这么个高人，就拎着点心到锅炉房，从一堆煤灰里把大师挖了出来。

大师被生活折磨得见着人就鞠躬，突然蹦出个尊敬他的人，就对他特别好，对儿子也好。但儿子还是学不进去。

最后大师被甘肃歌剧院挖走了，但大师和他的友谊持续了很久。

以前，白银的生态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所有父亲到三四十岁就开始逐渐给自己的孩子铺路，工厂招工也知道子弟有多少，名额都是准备好的。国营单位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老的退下来，在公园下象棋，拉二胡，年轻人进厂上班，到老了，也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好，大家都舒舒服服，挣的钱差不多，谁也没有记恨，没有攀比，和谐生存。

1990年，白银开始经济改革，单位里不太重要的部门要“优化组合”。他被“优”掉了，调到棉纺厂工会里搞文娱活动和后勤。

随着改革力度越来越大，白银原来的生态系统彻底崩塌。工人开始下岗，工厂不收人，年轻人进不了工厂，只好滞留在外面。那会儿，白银开始有了社会青年。在北京、西安、上海……年轻人能当个体户，或者找到别的出路，但是白银没有。

社会青年涌进舞会和旱冰场，喝酒打架打发时间，看不到希望。白银乱了。人心惶惶，风气转差，到处都是流氓。

白银最乱的时候，就是高承勇作案最密集的时候。这跟城市的整体氛围有点关系，但也没什么关系。白银有它大西北的刚强。很多白银家庭，每月靠一百多块下岗低保生活，踏出家门，照样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穷得一塌糊涂了，朋友上门，还是砸锅卖铁地好好招待。

高承勇不是白银人，他在榆中县的青城，家里有房有地，根本不存在下岗一说，白银人的压抑苦闷他感受不到。

那几年，他过得很苦。他与妻子离了婚，妻子带女儿去了兰州，他带着儿子留在白银。白银公司完蛋，其他的小厂也很快倒闭，最后，他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回，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家。他顾不上管儿子。

1993年，他送儿子去西安音乐学院上学，半年后儿子跑了回来。后来儿子又去了兰州和广州，最后去了北京。和白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去了就没再回来。

2000年，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他把他的星海手风琴从白银寄去了北京。

那架手风琴比儿子大两岁。他一直希望儿子走上音乐之路，但儿子真的走了之后，他又忍不住批评他，在他看来，他们的音乐颓废、反动、曲式混乱。他告诉儿子，你应该放弃音乐，务实一点，去做一些更挣钱的工作。

很多很多年以后，儿子在兰州的大剧院里有一场演出，给他留了最好的座位。因为身体不舒服，他在演出前临时回了家，没有走进剧院。

那场演出结束后两个月，他在白银去世了。

“什么日子我让你来到了这里，那是我想要知道生活在哪里”

1997年，邯郸人何国锋已经在北京待了一年。

在北京，他叫小河。小河留长头发，扎辫子，他的乐队“美好药店”属于独立实验摇滚风格。那时候，小河在酒吧唱了一年，攒了一两万块钱，正准备自己录音——他在新街口自己租的房子里面，用水泥和砖头又盖了一个房子，作为录音室。这个录音室几乎是密闭的。民谣歌手周云蓬进去录音，唱完大汗淋漓，差点缺氧憋死。

那年秋天，张玮玮第一次见到小河。

北京蓝岛商城的乐器部在门口搞促销，找了几支乐队去唱歌，两首歌一百块。张玮玮去唱了，他唱完，小河拎把电吉他上台，背对着人群，一顿啸叫，然后转过头话筒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在干什么呀？都回去吧。”

张玮玮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但他琴弹得太好了。小河下台在旁边坐着休息，张玮玮走过去问他，你收学生吗？小河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学吉他干吗？”

那个时候，张玮玮正在当小时工。给中介交点钱，中介帮他介绍工作，派给张玮玮的活儿是洗抽油烟机，洗一个挣二十多块，他去洗了两个，放弃了。洗上三个小时，抽油烟机一点没变，还是那样。

他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悠，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吗，但是心情舒畅。那时候的北京大部分还是北京人，老皇城稳稳当当的样子，后海是纯黑的一片。他觉得这个城市的气质就能让他安定下来。

后来张玮玮经常见到小河。“美好药店”盘踞在王府井利生琴行，他没事就过去玩。小河弹《柠檬树》，右手一边弹一边打着节奏，张玮玮当时只会扫弦，一看，觉得耳目一新。1999年元旦，张玮玮和一个兰州的朋友晚上跑到王府井乱逛，路过利生，看见利生支了个台子，小河和“美好药店”正在台上演出。远远地看了一会儿，他跟朋友说，牛逼，这么冷还在露天演出——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过完年，张玮玮找了个琴行的工作。当时，到琴行上班是北京摇滚青年的最佳出路。

琴行老板非常喜欢张玮玮。这个小伙子除了弦乐什么乐器都能试，又爱收拾东西，每天早上，先把所有的琴擦一遍，柜台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泡杯茶坐着。老板打算把他培养成琴行经理。

1998年的一个晚上，张玮玮喝醉了，想起了郭龙。他的电话是郭龙妈妈接的，说“龙龙过得一点都不好”。第二天，张玮玮跟郭龙说：“来北京吧，来琴行上班，特别牛，周围一条街全是高手。”

那两年，张玮玮白天在琴行上班，每周有几个晚上去酒吧里唱歌挣钱，还带了几个学吉他的学生，收入不低，隔一阵能给家里寄点钱。

郭龙来了，在琴行待了不到一年，又回了白银，他实在不喜欢上班的生活。其实张玮玮也不喜欢。老板要栽培他，每天定点巡视、训话。他感觉自己像骆驼祥子，如果老板有个女儿，他早晚会成上门女婿。在琴行，他全天戴着耳机，听祖咒和“子曰”，他觉得压抑。

临近崩溃的时候，张玮玮就骑上自行车，去歌舞团地下室里看“野孩子”排练。

1997年，张玮玮和郭龙在兰州第一次看到“野孩子”的专场演出。那会儿张玮玮的头发>焗成毛栗子的颜色，戴着耳环，穿紧身T恤，紧身牛仔裤，牛仔靴上带环，一身杀马特打扮。他们当时认为，摇滚一定得奇装异服，特别颓废，生活作风也是能垮就垮，千万别挺着腰板。听说有两个人用重金属唱“花儿”，他们就去了。

一看之下，“野孩子”全面彻底地征服了他俩。张>佺小索两个人，一个人一件灰T恤，光头，就像两个干活的工人；两把木吉他弹得连勾带甩，和声标准优美。看完演出没有车，张玮玮和郭龙走几十公里路回家，激动地聊了一夜。“好听，颠覆。”

一到北京，张玮玮就联系上了“野孩子”，他们的演出他必到。张>佺小索住在地下室，没钱，穿得破破烂烂的，自己做着饭，每天定点排练，一周几个晚上去酒吧演出，唱自己的作品，也翻唱外国民歌。跟“野孩子”待上一会儿，就够张玮玮回去撑一段时间。他常想，真的，人家怎么就抵抗住了？“野孩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2000年初，张玮玮跟琴行里一个朋友打了一架，打完一怒之下站在琴行里一顿大骂，骂完走了，没要工资，放那儿的东西也没拿，琴行和那种生活带来的所有压力一泄如注。

第二天，他直接搬到了小索家隔壁，自此开始早起练琴，中午睡个午觉，下午“野孩子”排练，他又在自己屋里练琴，晚上，到小索家蹭个饭。他想，我一定要和他们一样。

有一天，张>佺和小索到他屋里转了一圈儿，坐下了。“你会弹键盘吗？”“会啊。”“手风琴会吗？”“会啊！”张玮玮觉得肯定有好事儿。

张>佺说，你找一个手风琴，练一首歌，练完咱们试一试，然后给了他一首澳大利亚乐队的演奏曲。张玮玮一晚上就把谱子听写下来给小索看，那时候，他才觉得从小被爸爸逼着学音乐太有用了。

收到爸爸寄来的星海手风琴，张玮玮加入了“野孩子”。那一天，张玮玮第一次感觉到，白银的自卑、压抑、混乱和迷惘全被战胜了，“九十年代漫长的更新下载，完成了”，他到了人生的巅峰。

他在东直门斜街一个小区租了间地下室，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大家来。每周至少六天，“野孩子”在这间地下室排练。一稳定下来，他又给郭龙打电话：“这回是真的牛了。”

他还是想和郭龙在一起。从郭龙在后院抱着垃圾桶打鼓开始，他一直这样想。哪怕周围再多的朋友，身边没个真的家里人，他觉得不踏实。

郭龙在张玮玮的地下室旁边又租了一间地下室，开始认真练鼓。他也特别喜欢“野孩子”，那次来，郭龙再也没走。

2001年，“野孩子”想有个固定的地方，既做演出场地也做排练室，用营业收入养活乐队，便在三里屯南街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很小，坐上三桌就算满客。一个2米×1.5米的演出台子，三个人站上去觉得挤。酒吧开业那天，郭龙第一次听到了《黄河谣》。

谁也没想到，河酒吧会一发不可收拾。

郭龙是河酒吧的第一任吧台。后来小河和万晓利每周三过来演出，郭龙调音，他们一唱，郭龙就抱个鼓在旁边敲着玩，玩着玩着，就加入了“美好药店”乐队。那时候，小河和万晓利在天通苑买了房住，万晓利有辆国产摩托车，俩人每人再买一套防风护具，冬天穿上大棉袄，裹上围巾，从天通苑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来河酒吧演出。演出完，喝得也差不多了，摩托车扔下，去朋友家睡一觉，第二天再来取。

每次来河酒吧，是小河跟万晓利最开心的时候。一周一场演出是没法养活自己的，他们都还有别的演出。别的酒吧有主持人，还有舞蹈、游戏和魔术，经常有客人凑过来“哎这个你会不会唱？”小河说，在河酒吧才是真正表演，因为有人听得懂。

刚到北京的时候，张玮玮只能和熟人聊天，人一多立刻不说话。河酒吧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河酒吧成了京城著名据点，他在这里认识了此后人生中所有的朋友——西北压抑青年突然变成了三里屯南街的交际花。

河酒吧跟所有的酒吧都不一样。鼎盛时期，这里是一所乌托邦。跑场歌手，民谣歌手，拍电影的，乐评人，写诗的，文艺青年，老外，东北旺树村的摇滚青年……全能待得住。后来，李修贤、杜可风、罗永浩……这些名人也没事就来待着——没人理他们，他们又不玩乐器。在那之前，北京的各个圈子分得特别清楚，各圈之间不来往，树村的摇滚青年认为去三里屯喝酒是耻辱，但就是会凑钱拼着黑车来河酒吧玩。“野孩子”的气质营造出一种谁都能认可的氛围，让各个旮旯里钻出来的丧彪们突然找到了对方。

酒吧开业没多久，“野孩子”的作息变成了每天排练完，集体打扫卫生，打扫完在门口喝茶下棋，下完棋，酒吧开门，然后喝酒，演出，狂欢，直到凌晨三四点。河酒吧有个窗台叫“玮玮台”。不论喝得多醉，张玮玮只要一发现不行了，就直奔那儿一躺，一直躺到醒来。

每周三，张玮玮和小河、万晓利演一场即兴。那个时期的即兴，台上全是火花，每个人都是火花，火花和火花揉到一起滴水不漏，是排练都排练不出来的、他们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的火花。疯狂持续到2002年的夏天，诗人尹丽川将他们推荐给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沈黎晖来河酒吧看了两次，找人来录音，就有了《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那是一张充满河酒吧气场的现场专辑，是嗨到极点，自由到极点，又有着不可挽回的末世氛围。

2003年春节，“非典”来了。“非典”过后，人心涣散。大家都开始怀疑，即兴音乐那么美好，天天循环着死磕排练，有没有必要？而后，后海一个月内开了十几个酒吧，三里屯南街没人去了。

那一年夏天，河酒吧倒闭，“野孩子”也解散了。

“我要换一个名字，我要去南方”

张佺1968年出生，是在青海长大的兰州人。1995年，他与小他两岁的小索共同创办了“野孩子”乐队。

张>佺是个严肃的人，在他面前，朋友们会觉得舒服，但不敢放肆。小河说，张>佺像一个民间高手，跟这个世界不怎么瓜葛，也不会动摇。在张>佺和小索的身上，他感受到西北人的品质——从里到外的放松和坚定，从来不装。这也是民谣的气质。

张玮玮说，小索是典型的兰州人，有着兰州人身上最温暖最豪爽的品质。小索永远是笑眯眯的，高高兴兴的。从加入“野孩子”开始，张玮玮和当时几个朋友所有洗衣服、蹭饭、睡觉、借钱……这些生活的疑难杂症，都是小索包办的。脏衣服攒够了，拿到小索家，一进去，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放，小索开始上茶上酒，小索的妻子做着饭，吃完饭，再放上两三个电影，看到两三点钟，衣服干了，一卷回家。赶上查暂住证，一帮朋友集体到小索家，一人一个沙发，睡三天，查完了再回去。不仅是他们，对待所有人，小索都是这样。

因为小索，河酒吧才会成为那样的一个共产主义音乐公社。

小索的墓在兰州卧龙岗，兰州和白银中间的山里。郭龙的爷爷奶奶也埋在那儿。什么时候回家乡，他们都会带上一瓶酒，上山，看看他们的索哥。

2002年，新疆的哈萨克族音乐家马木尔来到北京。小索每周在河酒吧给马木尔安排一场演出。马木尔弹琴停不住，有人在，就一直弹，一弹四五个小时，塔吉克族，土克曼，吉尔吉斯族，最后到汉族，任何东西都能弹，是真正的天才。马木尔约张玮玮去他的IZ乐队排练，张玮玮不知道怎么跟张>佺说。张>佺告诉他，人一生不是随时都有机会和大师合作的，你要珍惜这机会。于是，那时候，张玮玮给祖咒拉手风琴，跟马木尔排练，也和小河、万晓利录音——这就是河酒吧的风格。

2003年5月，“野孩子”解散，张玮玮跟马木尔去了新疆。过了半个月，马木尔回北京，张玮玮自己留在北疆，到伊犁，又到南疆喀什，然后又回到伊犁。刚到新疆的时候，他听了首歌《雪落伊犁》，一把冬不拉弹唱，特别简单的歌词，描写大雪盖住了整个伊犁。他在伊犁待着，等那场雪，一直等到十一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他走了。

回到北京，他住在霍营，跟小索张>佺离得很远。郭龙跟当时的女朋友住在城里。IZ的气氛越来越不好，“美好药店”也濒于解散。他整天一个人待着。

2004年，张>佺和小索去英国演出，演出时小索突然胃疼，回国一检查，胃癌。住院三个月，小索去世了。

小索去世后，张玮玮又去了新疆。他想学弹拨乐。马木尔说，别学弹拨乐了，你不适合，你心里不够黑，太浪漫了，你去学个笛子吧。马木尔把他丢在了哥哥家的山上。

到山上，张玮玮每天放一百多只羊。早上起来，他把它们赶到河边，就坐在一个山头上，看着它们喝完水，一路吃着草回家，一直吃到晚上。他带了一根箫上山，练一支写岳飞的曲子，每天看着羊，对着山吹。直到下山，那支曲子也没学会。

回到北京是中秋节，那天晚上，IZ演最后一场，演完解散。解散的事不用商量，大家已经形同陌路了。那天张玮玮带了两瓶白酒去演出，演完把两瓶酒往桌上一放，说，今天不是喝酒，今天就是喝醉。二十分钟，他连干了十几杯，彻底把自己干翻了。

张玮玮难过。他对IZ特别有感情，对它，他和对“野孩子”的期待是一样的，他希望能在这个集体里生根发芽。“野孩子”、IZ、“美好药店”，这三支乐队承载着他从小对团伙、对纯洁集体的渴望和热爱。

张>佺、小索、马木尔和小河是张玮玮最敬仰的人，是他在北京认识的四个师父。对西北的认同感，小索、张>佺那种做人的方式，是他的做人之本；小河的自由和挥洒是他完全不具备的，是起飞；马木尔是他最喜欢的新疆弹拨乐，是根源。和他们在一起，他觉得人生中最喜欢的东西都在，是完美的三部曲，结果一口气，全垮了。

那几年，他在东四十条郭龙家旁边租了个院子，除了郭龙和极少的几个朋友，他跟谁都不联系，谁叫都不出门，电话响了也不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到天亮，院子里的所有人都锁上门去上班了，他才能睡着。

回到家，妈妈担心他。他坐在屋子，跟妈妈的目光接触的时候，脸上露出特别尴尬的笑，就像见到一个陌生人那么客气。那时候没有“抑郁症”这个词，但是，情况一塌糊涂。

2006年，忽然有个朋友给张玮玮打电话。朋友在拉萨开了个酒吧，叫他去弹键盘。张玮玮借了个键盘又借了个合成器，背着去了拉萨。

他在拉萨待了四个月。每天晚上干活，下午在大昭寺门口喝甜茶，跟几个乐手打斗地主。打斗地主不用交流，不吭声把牌打好就行。三个月斗地主，治好了他的抑郁症。拉萨工资特别高，那三个月他挣了将近两万块钱，最后他给郭龙买机票，负责食宿，从拉萨出发，顺着雅鲁藏布江到林芝，又到桑耶寺，走了一大圈。

同时，他恋爱了。

张玮玮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与他在大理定情。女孩妈妈催她回家，女孩不肯，妈妈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是。”“什么人？”“三十岁，搞音乐的。”——“你被骗了”。

女朋友的妈妈说，你不相信，就打电话叫他来上海，你看他敢来吗？接到电话时张玮玮正在郭龙家里，他跟女朋友说，明天早上上海见。借钱买了张机票飞到上海，他身上没钱了，买了一盒雀巢咖啡，就去了女孩家里。他想，上海人喝咖啡，她要是北京人，我就买一捆蒜。

从上海回到北京，张玮玮想，现在病好了，乐队都解散了，也谈恋爱了，就得干点正事了。

那阵子，万晓利签了卢中强的十三月公司，张玮玮入职到十三月，名义上是音乐总监，实际工作内容是帮万晓利跟人沟通，就像他的助理。他自己没什么感觉，有一回，万晓利忽然跟他说，玮玮你不要这样子，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猛然间，心里有个什么东西狠狠地捏了他一下——我怎么成了一个唱片公司的助理了？慢慢地，他就不去上班了。卢中强知道后，表示完全理解，他说：“玮玮，不要太留恋过去，不要不好意思，往前走一步，很有可能就是另一番局面。”

2006年秋天，张玮玮和郭龙第一次作为一个乐队组合，登台唱歌。当时的曲目是《庙会》和《米店》，歌词是在广州去连州的大巴上才写完的。一上台，词儿全忘了，一通胡唱，下了台，他不想活了，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上班也不行，当流浪汉也不行，做乐队也不行，自己写歌也不行。

小河安慰了张玮玮整整一个晚上。他说，最开始写歌，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吗？每一天去都是特别痛苦的，因为知道去了自己也弄不好，但是你必须得经过这个过程。你不经过这个过程，就没有演好的那一天。

回到北京，张玮玮下了狠心，要和郭龙一起，开始奋发图强。

张玮玮在北京搬过不下五十次家，没有一处住得超过一年。这一次，他在东直门清水苑租了一个房子，在那儿住了整整四年。专辑《白银饭店》里所有的曲目都在那个屋子里完成——一句一句，跟自己死磕，枯坐着，等突然一行歌词蹦出来，突然一段旋律蹦出来。

2010年下旬，《白银饭店》进棚开始录制。张玮玮和郭龙把前几年跟着孟京辉搞话剧的钱全部放了进去。那会儿，他们对这张专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就是小河说的，再痛苦也得去，总得走完这一步。”张玮玮又把房子退了，搬到青年路录音棚的旁边，跟另外四个人合租。

张玮玮把他的东西全部打包放好。他跟女朋友订了婚，婚期是2011年5月1日。他想，录完这张专辑，我在北京的所有事情就都结束了，就无牵无挂了，“野孩子”、IZ、“美好药店”都没了，我和郭龙一起做张专辑，这张专辑肯定是失败的，做完就行。他打算做完就去上海，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什么？他不知道。

录音整整录了半年，到最后，棚费和其他所有，这张专辑花了将近八万块。张玮玮所有的钱一扫而空。

2011年4月26日，张玮玮出了录音棚，上火车。上车的时候他拍了张照片发微博。当时郭龙正跟一个朋友吃饭，那个朋友跟郭龙说，玮玮真走了，都发微博了。郭龙吃着火锅说：“年年月月锅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不久后，张>佺来北京演出，叫上了张玮玮和郭龙暖场。要暖场，又得一起排练，一排练就发现真的是喜欢在一起排练，感情实在太深。他们一起做了一个专场演出，张玮玮郭龙唱一节，张>佺唱一节，最后三个人再一起唱几首“野孩子”的歌。

张玮玮想起，几年前，张>佺刚在束河买了新房子，他去新房里看他。那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两个独立歌手之间的关系，有了距离，不再是“野孩子”那种氛围。在张>佺家，他去二楼上厕所，一回头，突然看到二楼楼梯的墙上，贴满了他们当年一块儿演出的照片。

他看着墙上的照片热泪盈眶。回来后他跟郭龙说，咱们把好多东西是挂在嘴上的，>佺哥真的是埋在心里。>佺哥是那种人，你永远别想听着他煽情的东西，他关心一个人，他是永远都不会跟你说出来，你不发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根本不在意你。

演出完，张玮玮想，何必呢？我在上海，郭龙在北京，>佺哥在大理，都落着单。最后，大家就开始商量去云南。

2012年，《白银饭店》专辑发布。首发演出前，张玮玮和妻子在印刷厂边的客栈住了一个月盯印刷。印刷的时候文案还没完成，张玮玮在客栈里写了那篇《白银饭店》。交完印刷厂的钱，夫妻俩身上全部的钱只剩一张一百块。深圳的朋友说，那你来吧，给你安排一场演出。下了飞机，见到朋友，张玮玮第一句话是“先借点钱”。演完，拿着朋友给的五千块，两人飞去北京，准备首发演出。他们想，这注定是赔的，投的八万块钱不可能回来了。

5月26日，《白银饭店》首发演出，北京小雨。那天晚上，门票卖了九百张，CD卖了四百五十张——收回了专辑制作的全部成本。张玮玮死都没想到。他和妻子住在朝阳医院东门旁边的快捷酒店，进了房间，两人开始漫天撒钱。

《白银饭店》巡演一结束，张玮玮带着妻子来了大理，那时候，2012年还没有过完。

“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

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在白银市工业学校的小卖部内被抓获。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间，他共在白银实施强奸杀人作案十一起，杀死十一人。几乎是一夜之间，白银，这个向来乏人关注的地方，因为“变态连环杀人案”而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热点。

看到“小白鞋”那三个字，张玮玮脖子上的汗毛立了起来。在他的少年时期，这三个字是整个白银的噩梦。很长一段时间，他见到穿白鞋的人就害怕。后来他渐渐忘了它。没想到几十年后，它又原路追了回来，带着整个白银的压抑恐惧和所有他努力忘记的日子。

1988年刚刚案发时，白银所有工厂的女工下班全由集体车送，车上要有几个男工，看着每个女工进家。张玮玮的妈妈就是当年的一名女工。后来，日子长了，人们松懈下来，有一天妈妈独自回家，后面一直有人跟着她，快到家的时候，她一路喊着爸爸的名字冲进屋里，爸爸出来追，跟着的人已经跑了。

张玮玮的妈妈是1992年离开白银的，离开后总共就回去过一次，她被白银伤透了心。

破案当天，张玮玮给妈妈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之后，热点持续被加温，发酵，散出腐臭的味道。看到铺天盖地的报道，张玮玮的心是拧着的。几天后，各种新闻花样翻新，终于翻到了张玮玮的身上。他在《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写过一句“你是沿江而来沉默的革命杀手”，被解读为“你是沿河而来的变态杀手”。

那首歌写在几年前的杭州，他偶遇巡演中的张>佺，两人在高速公路口分别，张>佺一个人背着布套包着的冬不拉走了，背影像个志士。张玮玮愤怒了。他对着妻子和朋友们控诉：“干吗说我们白银人压抑到变态杀人？白银特别牛，那儿养不了我们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基本全都出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白银人在外面变成下三滥，兰州榆中县人跟我们白银有什么关系！”

为此，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关于白银》，发到网上。很快这篇文章也成了热点。

好在，从热点到冰点，并不需要太久。惊悚的社会新闻每天都有，它们会彼此吞噬。两个月后，“白银案”已经成为被嚼到无味的口香糖。

而白银，它仍在“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孤零零的地方。白银饭店也仍在，现在它身兼网吧、旅馆、按摩院、KTV、酒楼和美甲工作室。离白银几十公里的地方，被开发殆尽的矿坑像巨大的拔掉了牙齿的牙床，寂静地忍受着隐痛。

2016年12月31日，“野孩子”在北京跨年演出。那是个不算热烈但十分温暖的夜晚。第二天，北京严寒，重霾。小河、张>佺、张玮玮、郭龙和周云蓬等一行人戴上口罩和帽子，一起去游览了北京天安门，拍了张面目难辨的合影。

中午聚餐的时候，他们从王菲开始，抚今追昔，聊了雾霾，也聊到了当年的河酒吧。现在，他们一年中最常见的相遇是在各种音乐节演出中打个照面，这样能坐下来聊上两三个小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聚会。

当年在河酒吧并肩作战的兄弟只有小河还留在北京。

2012年，张玮玮、郭龙在张>佺的老院子里，一周排练六天。老院子空空如也，野草特别高。院门面对苍山，每天太阳西下，最后一首歌他们就唱《旭日旅店》：“夕阳照着旭日河边的旭日旅店”。唱完，太阳就下山了。那会儿的大理少见灯红酒绿，太阳一下山，气息往下沉，人就特别舒服，等着入夜早早睡觉。

那年年底，张玮玮和郭龙与“摩登天空”签了约，隔了不到一周，“野孩子”签了树音乐。从此，他们开始了生平最神奇的艺人生涯。从没有一个艺人是同时签两个公司的，签约后，矛盾立刻出现了，两个公司演出的时间就那么多，又是竞争关系，事情棘手又别扭。

但是，乐队要运营，目前唯一的路就是签公司，走音乐节。去音乐节演出，歌翻来覆去地总是那些，大家来演出其实都是为了生活，当年河酒吧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再也不可能了。音乐节会改变乐队，各种责任压过来，每个都要想办法搞平衡。张玮玮不是个心大的人。想一件事，他是骑着摩托车想，吃饭想，晚上一个人坐着也想，直想到通为止。

张玮玮和郭龙在三年内换了四拨乐手，得罪了一串人。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们在跑演出，演出之外，几乎全天都在排练。早上一起床，他们跟新来的一批乐手排两个小时，回家吃饭，午后“野孩子”排四个小时，吃完饭晚上再排两个小时，人快崩溃了，但是没办法。

有一天，郭龙喝完酒，把张玮玮约到一个朋友的饭馆，拉着他的手说，他想退出乐队，他觉得太累了。

那几天，张玮玮是失恋的感觉，沉浸在酸楚之下，然而他只能答应。

到2015年，张玮玮跟郭龙说，完成东北巡演，咱俩就散了吧。话刚说完，张玮玮的岳父重病，他赶到上海，三个月后，岳父去世了。

这是张玮玮经历的第一个至亲去世，三个月天天在医院守着，看着生命结束，他给郭龙发短信：人一辈子什么到底是重要的？什么文艺艺术追求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身边的这些人，这些那么长久的感情是最重要的。

回到大理，两人商量了一下，还是继续吧。他们在大理找到了新的乐手小夕和萨尔。

也是那一年，张玮玮和郭龙在兰州的大剧院演出，张玮玮为父亲留了最好的位置。演完才知道，父亲不舒服，没能看到这场演出。没过多久张玮玮就接到了家乡的电话，父亲病重。回到白银一周，父亲走了。

离开那么多年之后，是父亲的葬礼让张玮玮在白银真正地待了三个月，这个葬礼是他和白银最后的缘分。

他收拾父亲的遗物，看到父亲上学时手抄的谱子，整整齐齐的，每个五线谱上的音符大小一模一样，收拾出来那么高一摞。他想，音乐对于父亲而言是太严肃了。后来，他在一次讲座中说：

父亲去世后，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愧疚之中，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曾经让他感到骄傲过，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辜负了他。后来我慢慢地想明白了，我和我父亲其实是互为彼此的人生，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人生。我从来没有按照他预期的那样去做音乐，但是他在写字台前抄五线谱的那个身影，却深深地影响了我。每次我一个人在家练习乐器的时候，那个身影就会从我的脑海里面升起来。我相信，那个时刻就是属于我们的永恒。

我没有成为他希望的那种音乐家，到目前为止，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走江湖的艺人。但是我非常认可这个身份，而且我觉得我很快乐。我也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快乐。

2017年春节过后，“野孩子”与树音乐的合约到期，没有再续约。张玮玮和摩登天空也是合约到期，没有续约。他们觉得，长期和公司合作会降低乐队自身的行动力，所以选择了回归独立。

像每年一样，春节结束后，“野孩子”就开始正常排练。每天午后，大理的院子里会准时响起歌声。偶尔出现错音，张>佺会抬起头，温和地看谁一眼。每练两个小时，他们会在院子里踢上半个小时的毽子。彩色的羽毛在大理的蓝天白云下显得分外鲜艳。踢上一会儿，身上微微出了汗，就又是回屋唱歌的时候了。

晚上，他们会带上家眷聚餐，饭菜都是自家烧的。郭龙喝醉了，还会向张玮玮表白：“到了那个时候，我仍然会替你挡刀子，替你去死。”张玮玮相信他。

2017年的春天，张玮玮在大理买的房子装修已返工三次，历时一年，仍未完成。这是他的第一套房子，本想在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住进去，也没能如愿。在大理买房子，还有给父亲的打算。大理那么好，他一直想把父亲接来。二楼的铁柜子是为父亲收藏的古董打的，现在铁柜子还在那儿立着。

张玮玮说，他的下张专辑还是白银饭店，《白银饭店2》，他要用十首歌写十个白银人的故事。

白银有一趟从城里到矿上的绿皮火车，那是中国最后一趟绿皮火车。妈妈告诉张玮玮，去年10月31日，那趟火车停运了。

妈妈说，她以前坐过那趟火车，是跟他爸爸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他俩还不到二十岁。爸爸带着妈妈坐那趟火车去看白银的矿，那条铁路特别热情，一路挂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红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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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我听到的歌

序 叶三的椅子

自序 和朋友们在一起

我走过的一条路

二重奏

关于我爸

裸体朋克

纯真年代

恋恋老狼

万一你听到

百花深处袁惟仁

不POGO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

其中有禅

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秦时明月汉时关

西北野孩子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