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的音乐
Author: （英国）阿尔多斯·赫胥黎
Date: 2016-04-30T16:00:00+00:00
Keywords: 现代; 英国; 散文集
Description: 本书是享誉世界的“反乌托邦”名著《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题材极为广泛，视角新颖，思路开阔，思辨色彩突出，又不乏敏锐的感觉，对西方工业社会进行了严厉批判，充分反映了作者兴趣的广泛和学识的渊博，展现了他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会贯通、糅于一身的大家风格。本书作者以“反乌托邦”名著《美丽新世界》享誉世界，人们曾为此争相阅读，激烈讨论。由于家庭背景和性之所近，他对科学、医学、心理学等均有深湛的了解，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很自然地把这些知识化成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在本书收录的散文中，题材极为广泛，视角新颖，思路开阔。他善于在轻松休闲的题材中表达深刻的思想，一些政论性随笔、关于文艺作品和人物的论说更是充满独到的见地。不时可见奇思妙想、幽默有趣之语，渊博知识自由穿插，有着超乎寻常对未来世界的预见能力；是典型的悲观的怀疑主义者，又是愤怒的理想主义者。其散文随笔，思辨色彩突出，又不乏敏锐的直觉，对西方工业社会带来的文明，对科技和集权统治至上、娱乐至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延续了小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无缝接合的风格，把诗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多有能载入散文史的名篇，并因此产生深远影响。
Publisher: 花城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水滴的音乐

作者：（英）赫胥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ISBN:97875360791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慢读译丛”总序
水滴的音乐
娱乐
积累
广告
劳与闲
爱的方式
革命
舒适
旅游热
漫游的鸟儿
旅人的眼光
旅途上的读物
乡间
蒙特塞拿略
荷兰风景
萨比昂内塔
彼埃特拉马拉的一夜
乐园
卢卡的圣容节
历史的循环
帕蒂尼尔绘的河流
勃吕盖尔
重读《老实人》
诗歌的题材
爱德华·托马斯
在热带的华兹华斯
旅途日记
回忆劳伦斯
译后记

“慢读译丛”总序

谢大光

阅读原本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看电影或是欣赏音乐相比，当然自由许多，也自在许多。阅读速度完全可以因人而异，自己选择，并不存在快与慢的问题。才能超常者尽可一目十行，自认愚钝者也不妨十目一行，反正书在自己手中，不会影响他人。然而，今日社会宛如一个大赛场，孩子一出生就被安在了跑道上，孰快孰慢，决定着一生的命运，由不得你自己选择。读书一旦纳入人生竞赛的项目，阅读速度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期盼甚至逼迫孩子早读、快读、多读，学校和社会也在推波助澜，渲染着强化着竞赛的紧张气氛。这是只有一个目标的竞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怪乎孩子们要掐着秒表阅读，看一分钟到底能读多少单词。有需求就有市场。走进书店，那些铺天盖地的辅导读物、励志读物、理财读物，无不在争着教人如何速成，如何快捷地取得成功。物质主义时代，读书从一开始就直接地和物质利益挂起钩，越来越成为一种功利化行为。阅读只是知识的填充，只是应付各种人生考试的手段。我们淡漠了甚至忘记了还有另一种阅读，对于今天的我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阅读——诉诸心灵的惬意的阅读。

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清风朗月，一卷在手，心与书从容相对熔融一体，今夕何夕，宠辱皆忘；或是夜深人静，书在枕旁，情感随书中人物的命运起伏，喜怒笑哭，无法自已。这样的阅读会使世界在眼前开阔起来，未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使你更加热爱生活；这样的阅读会在心田种下爱与善的种子，使你懂得如何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纷繁喧嚣的世界中站立起来；这样的阅读能使人找到自己，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抑或面对种种诱惑，也不忘记自己是谁。这样的阅读是快乐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们在引用陶渊明这段自述时，常常忘记了前面还有“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八个字。阅读状态和生活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就会有怎样的阅读。我们不是生活在梦幻中，谁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基本的生存需求去读书，那些能够把谋生的职业与个人兴趣合而为一的人，是上天赐福的幸运儿，然而，不要仅仅为了生存去读书吧。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目标单一具体的阅读，就像到超市去买预想的商品，进去就拿，拿到就走，快则快矣，少了许多趣味，所得也就有限。有一种教育叫熏陶，有一种成长叫积淀，有一种阅读叫品味。世界如此广阔，生活如此丰富，值得我们细细翻阅，一个劲儿地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岂不是辜负了身边的无限风光。总要有流连忘返含英咀华的兴致，总要有下马看花闲庭信步的自信，有快就要有慢，快是为了慢，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读，可以从生活中文字中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意味和乐趣，既享受了生活，又有助于成长。慢也是为了快，速度可以置换成质量，质量就是机遇。君不见森林中的树木，生长缓慢的更结实，更有机会成为栋梁之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心灵的成长需要耐心。

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关乎心灵的事，从来都是有耐心的。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从1163年开始修建至1345年建成，历时180多年；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从1386年至1897年，建造了整整五个世纪，而教堂的最后一座铜门直至1965年才被装好；创纪录的是德国科隆大教堂，从1248年至1880年，完全建成竟然耗时632年。如果说，最早的倡议者还存有些许功名之心，经过600多年的岁月淘洗，留下的大约只是虔诚的信仰。在中国，这样安放心灵的建筑也能拉出长长的一串名单：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从东汉至唐，共开凿600多年；敦煌莫高窟，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开凿第一个洞窟，一直延续到元代，前后历时千年；洛阳龙门石窟，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到北宋，开凿400多年；天水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陆续营造，前后长达1400多年……同样具有耐心的，还有以文字建造心灵殿堂的作家、学者。“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应该注入心灵里面；不应该拿它来喷洒，应该拿它来浸染。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使之趋向完美，最好还是就此作罢。”“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以上的话出自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蒙田在他的后半生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物，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问讯探究与之相联系的外部世界，花费整整30年时间，完成传世之作《随笔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1645-1696），一生在写只有10万字的《品格论》，1688年首版后，每一年都在重版，每版都有新条目增加，他不撒谎，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分量，直指世道人心，被尊为历史的见证；晚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已经著作等身，还在苦苦追索人生的意义，一部拷问灵魂的小说《复活》整整写了10年；我们的曹雪芹，穷其一生只留下未完成的《红楼梦》，一代又一代读者受惠于他的心灵泽被，对他这个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能确知他的生卒年月。

这些就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顿号。我们可以说时代不同了，如今是消费物质时代、信息泛滥时代，变化是如此之快，信息是如此之多，竞争又是如此激烈，稍有怠慢，就会落伍，就会和财富和机会失之交臂，哪里有时间有耐心去关注心灵？然而，物质越是丰富，技术越是先进，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去制衡去掌控，否则世界会失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个人来说，善良、真诚、理想、友爱、审美，这些关乎心灵的事，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投入耐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让我们从读好一本书开始。不必刻意追求速度的快慢，你只要少一些攀比追风的功利之心，多一些平常心，保持自然放松的心态，正像美好的风景让人放慢脚步，动听的音乐会令人驻足，遇到好书自然会使阅读放慢速度，细细欣赏，读完之后还会留下长长的记忆和回味。书和人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有相通之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书人之间也讲究因缘聚会同气相求。敬重书的品质，养成慢读的习惯，好书自然会向你聚拢而来，这将使你一生受用无穷。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我们编辑了这一套“慢读译丛”，尝试着给期待慢读的读者提供一种选择。相信流连其中的人不会失望。

2011年7月10日于津门

谢大光：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有20多年外国散文编辑经验，先后编辑出版“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世界散文名著丛书”“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等120余种散文书籍；主编《百年外国散文精华》《日本散文经典》《法国散文经典》《俄罗斯散文经典》《拉美散文经典》等。

水滴的音乐

在我住的房子里常常可以听到滴水的声音，每每日与夜，夏与冬，总是有点东西在某个地方滴下来。好几个月，一个不安静的水箱在它的铁胸膛内不断进行着漫长的、声调空洞的独白，如今它也沉默了；但一个新的而且更不可轻视的滴水声产生了。从屋顶的一个小小的喷管——水源来自屋顶下某个人所不知道的贮藏所——流出一串水珠，几乎形成一条源源不断的水流。它流下来，笔直笔直的，有四十到五十英尺长，落到底层的阶矶上，从那里不光彩地慢慢流进某一条由人指定的阴沟。大瀑布从悬崖峭壁吹响它的号角，但我的小瀑布吹奏的是更微妙的、我本来几乎要说是一种更现代的音乐。晚上躺下睡不着，以愉快和焦躁交集的感情倾听它奇异的节奏。

一颗水珠的滴答声，其音域大约是半个高八度音。但是在这个大音阶的四度和音的音域内，水滴可以奏出种种非常令人惊异的音调。你会听到它们吃力地按音阶一小度一小度地升上去，但只用一跳就降到底。更经常的是它们在变化不同的间隙内不可理解地忽高忽低，有时随便放肆，有时古怪得失常，随着音调的变化时间也有变化，不过程度不大。因为流体静力学的规律，或不管别的什么科学吧，对水滴还是有权威的，不容它们放肆地停歇或加速它们滴落的步伐。那是一种奇怪的音乐。你躺在床上倾听时，带着古怪不安的感情慢慢地进入梦乡。

滴答，淅沥，滴沥。它这样继续下去，这水的旋律，永远也没个完。它总是准备想有个意义和曲式，但终于没有终结，没有结尾，也没有格式。你不时会听到一节完整的圆满的曲调，然后又是——滴答，淅沥，滴沥——再一次又是那没完的老一套。不过要是其中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当我在夜晚听到的时候，正是这个念头困扰着我昏昏欲睡的头脑。或许对一个能欣赏音乐的人，这种没完没了的滴水，其中蕴含着犹如巴哈的一阕作品一样意味深长的感情吧。滴答，淅沥，滴沥。要把这种支离破碎的声音变成有意义的音乐，它的曲调是太不够了。水滴的音乐是整个宇宙的象征与符号，它对感觉似乎永远可说是渐近的，非常非常接近于意义深远，但又总是相差一步。永远也达不到，除非以人的头脑来拉它一把，越过隔开的空间才能做到。如果我能理解这散漫没有规律的音乐，发现其中的关联，能迫使它有个结尾——在上帝那儿，在心灵，它的音域完满地结束，几乎不管什么都行，只要它在一定的地方结束——那么我觉得就会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整个宇宙的机关了，从星星之间的空间距离到盟国的政策。我变得愈来愈昏昏欲睡，倾听着那没有终止的声调，水箱里空洞的独白，从屋顶掉到下面阶矶上的刺耳的金属相碰一样的叮当声。我确实开始发现一个意义，摸索到一缕思想，确实是巧妙地一个接着一个的短语而必然导向一个惊人的结论。我几乎明白了，几乎，几乎……接着我认为我肯定睡着了。因为我明明意识到的下一件事就是阳光涌进了我的房间。时间已经是早晨，水珠依然像惯常一样令人生气地和顽强地滴着。

有时候水滴的音乐断断续续使人实在受不了。无论如何，听者老想让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触及某种意义。他强迫水滴说出什么道理来，他要求它们演奏，比方说吧，“上帝保佑吾王”[1]，或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或“你，明白”[2]。水滴不情愿地服从，它们按你的要求演奏，但比孩子弹钢琴还更不如。可是它们还是弹。然而这可是一个压服出没幽灵的极其危险的办法，这个幽灵就是水珠滴落的声音。因为你一旦让水珠唱什么歌或说什么话，它们会永远一直唱下去或说下去。你想睡觉不可能，在《玛黛侬》[3]或甚至是《费加罗》的一支调子重复到两至三百次时，头脑就开始摇摇晃晃地陷入神志不清。

水滴，滴答的钟摆，机器，种种跳动、摆动、哼哼或敲打的东西，你稍为坚持一下，都可以让它们说出点什么来。在我的童年时代，我记得，大人曾告诉我，火车说的是：“去兰开郡，去兰开郡，去拿一条手帕来。”——从开车到终点就这么一句。如果需要，它们也可以重复那句有用的通知：“若要火车停，请拉断电路。”但很难说服它们补充具有威胁力量的附加说明：“使用不当，罚款五镑。”由于大人的仔细教导，我还是得以让火车甚至重复这句话。

达达派的文学总是提醒我有一点我家滴水声的意味。一看到他们的作品我产生同样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水滴无休止的音乐所引起的一样。假如这种明显偶然的单词组合竟然包含艺术、生命和宇宙的奥秘呢？也许，谁知道！我冷静地陷入彻底的困惑里；我苦思这种文学，把它颠倒过来看，希望能发现那个秘密。但我怎么也推断不出那些单词具有任何不管怎么说的意义。滴答，淅沥，滴沥——查拉[4]和皮卡比亚[5]“滴下”他们的单词，而我迷惑不解。但我可以看到在这种文学中有许多很大的可能性。对那些倦怠的报刊文章作者们，它是理想的东西，因为不是他而是读者，不得不去做全部的工作。他要做的一切只是靠在椅背上，让单词通过他的钢笔嘴滴下来，滴，答……

【注释】

[1] 英国国歌。

[2]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所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第二幕中的一首短歌。

[3] 《玛黛侬》，法国作曲家路易·波斯克作的一首曲子（1994年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协约国军队中流行。

[4] 特里斯唐·查拉（1896-1963），罗马尼亚人，达达主义运动创始人。

[5] 弗朗西斯·皮卡比亚（1879-1953），法国现代派作家与画家，受达达主义的影响。

娱乐

自1914年以来我们听到许多有关威胁文明的东西的议论。首先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然后是普遍的德国人；然后是战争的延续；然后过一阵是凡尔赛条约；然后是法兰西军国主义——一直伴随这些的还有这么些较小的威胁，如美国的禁酒法[1]，诺思克利夫子爵[2]，尼布赖恩先生[3]，康姆斯托克[4]思潮，等等。

文明，无论如何，已经对这些敌人联合起来的进攻进行了异常出色的抵抗。因为，在1923年，它依然屹立在离九年前“洪水还没有泛滥的那个伟大的时代”[5]所站立的地方不很远。倘若一头为尼安德特人[6]，另一头为雅典，就如此这般的距离来衡量，那时它确切地站在什么地方，倒是一个各人根据自己的感受会做出不同回答的问题。重要的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些威胁——包括历史上我们所知的最大的战争和最愚蠢的和平——直到如今在大多数地区还是局限于仅仅是威胁，不过如此而已，与其说它真的咬人，不如说它叫得凶。

不，我们的文明所面临的危险，其更为严重的还不是外在的这些——狂人啦，战争啦，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破产。最令人惊惶的是从内部威胁它的，是威胁当代人的精神的，而不是威胁当代人的肉体和财产的危险。

在现代文明的内部，通过自我陶醉过程而孕育出来的不同毒品中，照我看，极少比在技术上被认为是“娱乐”这种古怪而吓人的东西更致命的了（同时在表面上却显得没有什么比它更无害）。“娱乐”（我打上引号以表示我指的是非真正的娱乐而是被正式认为具有同一名称的有组织活动）——这个词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梦魇式的幻景啊！像每个有头脑和感情的人一样，我讨厌工作，但我宁愿一天八小时给放在政府机关的办公室里而不愿给人责备过“娱乐”生活；我甚至宁愿，我认为，一年写一百万字的新闻稿件。

现代“娱乐”的可怕，是由于种种有组织的消闲每每愈来愈流于愚蠢。从前有个时候人们迷上需要使用一定智力的消遣。在十七世纪，比方说，王室人员与朝臣对听渊博的讲道和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问题的辩论感到真正的乐趣（比如堂恩博士[7]的讲道）。在巴拉丁[8]王子与詹姆士一世[9]的女儿的婚礼期间，招待来宾的部分娱乐是一场和蔼可亲的掌玺大臣威廉斯与一群剑桥大学的逻辑学家进行的三段论法的辩论，我忘记是什么哲学主题的。想想倘若一所忠于王室的大学打算给他相似的招待，一位当代的王子会有什么感觉吧。

欣赏智力乐趣的不单是王室成员。在伊丽莎白时代，具有普通文化的每位绅士淑女，你可以相信，一经请求，都能来一首小曲或圣歌。那些知道十六世纪音乐高度复杂微妙性质的人会明白这意味什么。要对他们偏爱的消遣入迷，我们的祖先得耗费他的精神，达到非比寻常的程度。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俗人也对需要花费一定的智力，发挥个性和个人的积极主动精神的娱乐感到兴趣。他们听戏，如《奥赛罗》、《李尔王》、《哈姆雷特》——显然既含有欣赏也含有理解在内。远在偏僻的乡村地区，农民年复一年地举行传统的仪式，春夏的舞蹈，冬天的假面哑剧，秋天庆丰收的典礼——种种适合于每个相继递嬗的季节的活动。他们的乐事是智力上的也是生气勃勃的，他们自己想办法来自娱。

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代替过去需要智力与个人积极性的娱乐，我们现在有了足够多的单位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消遣——不要求娱乐者任何个人的参与和智能方面的努力。对世界上几十亿民众，一百万座电影院给他们带来听厌了的废话。总是有第四流的作家和戏剧家；但他们的作品，在过去，没有越出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与国境就迅速消亡了。今天，电影剧作者的作品从洛杉矶传播到全世界。数不清的观众消极被动地沉浸在废话温水浴里。对他们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没有参与；他们只要坐着把眼睛睁开就行。

是不是民众需要音乐呢？在旧时代他们自己创作，如今他们只要把留声机打开，或者说倘若他更现代化一点，则他们可以把无线电话调到适当的波长，聆听马可尼剧场圆润的女低音歌唱《拾穗者的催眠曲》。

如果他需要文学，那有出版社。名义上，出版社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信息，这不假。然而它的真正功用，像电影院一样，是提供消遣，让读者的精神有所安顿而不要求他花一点精力思考劳神。这一功用，必须承认，它格外成功地达到了。人们可以多年来在每个工作日阅读两种报纸，星期天一种报纸，除转动眼睛外，一次也不用动脑筋思考，可以随随便便地一栏一栏地读下去。

社会的某些部门仍旧靠一些要求个人参加的体育运动，大量的高等与中等阶级的人士亲自打高尔夫球或网球，如果他们够富有的话，则去打鸟、猎狐或上阿尔卑斯山滑雪。但在社会上广大的群众甚至对体育运动也采用代替的方式，他们愿意看球而不愿感受亲自下场的疲累和危险。所有的阶级还跳舞，这不假，可是全世界都按同一步法、同一曲调去跳。跳舞已经严格地使任何地方的色彩和个性不起作用了。

这些不花力气的乐事，这些现成的消遣，它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表面，对每个人都是千篇一律的，肯定是一种比德国人对我们的文明更可怕的威胁。一天的工作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被毋须花脑筋，没有个性，没有个人创造的纯机械性的任务所占据。如今，在闲暇的时间内，我们去寻求像我们的工作一样机械刻板、不要求有多少创造性的消遣。这样的闲暇加上这样的工作，总数等于一天，到头来这就是有福地松一口气。

按这种方式，自己让自己中毒，文明看样子好像会容易陷入未老先衰。由于缺乏使用而几乎萎缩的头脑，它不能娱乐自身，对外界提供的现成的消遣逐渐感到如此厌倦冷漠，结果除以日益增加的暴力和粗野作为最恶劣的刺激物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动它，存这种头脑的未来的民众，将会对长期而要命的烦闷感到厌恶。那就会走罗马人走的道路。恰好像今天我们做的一样，罗马人最后终于丧失自娱的能力；像我们一样，罗马人靠现成的他们没有参与的娱乐而活。他们极度的烦闷不断要求有更多的职业格斗士，更多的走钢索的大象，更多的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以供杀戮。我们要求的也不会少，但由于存在一些理想主义者，不会得到所要求的一切。形式最为暴烈的娱乐只能非法得到，要满足杀戮与残忍的口味只好成为三K党成员。不管怎样，让我们别绝望。我们也许能活着看到血流马戏表演场。大声嚷嚷地要求减轻烦闷压力的势力对理想主义者可能证明是他们对付不了的。

【注释】

[1] 美国禁酒法，1920至1923年间执行，但由于私酒猖獗，收效甚微。

[2] 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第一代诺思克利夫子爵（1865-1922），英国报业大王，《每日邮报》的创立者，对英国当时的舆论影响甚大。

[3]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60-1925），美国律师，曾任国务卿，思想顽固保守，反对达尔文主义，曾对在课堂进行进化论教学的田纳西州教师约翰·斯科普斯加以迫害，引起公愤，本人亦身败名裂。

[4] 安东尼·康姆斯托克（1844-1915），美国社会改革家，走向极端，主张禁止一切人体艺术。

[5] 本文作于1923年，九年前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里的洪水指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战。

[6] 一种史前人类，生活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因其化石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谷而得名。

[7] 约翰·堂恩（1571/1572-1631），英国神学家与诗人。

[8] 巴拉丁为神圣罗马帝国属下的一个小邦。

[9] 詹姆士一世（1566-1625），继伊丽莎白一世后的英国国王。

积累

在人生短促和物质的东西必然消灭的问题上，伦理道德哲学家总是找到他们最恰当的主题：“时间，它把种种古物变得废旧不堪，有一种使一切都化为尘土的本领。”再没有比那些由风琴奏出歌咏人类及其创造不能永存的悲歌的强者更为动人的了。我们这些以书籍为独特手段研究人类的人，满怀忧郁地思虑着文学宝藏的毁灭。我们想到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他们的作品仅留下片言只语。我们想到萨福的诗歌，它们几乎完全从我们的知识中抹掉了。我们想到萨提尔传奇[1]失传的片断，以及其他从前一度存在，现在已归于消灭的许多宝贵的篇章。我们抱怨时间在历史记载上挖穿的空洞，痛惜数不清的亡佚的文献损失。至于全部毁掉了的建筑、绘画、雕像，以及全部文明积累起来的证物，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不属于我们的文学领域，倘若它们是属于文学的，那未免太多了，连大致列个目录也不可能。

但因为人们一定想过和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过，就一定永远继续那么想和感觉下去，倒也不然。似乎在今后的两三百年内完全可能，我们的后代会渐渐转变悲哀的感情，不是抱怨种种东西的脆弱性，倒是抱怨它们惊人的耐久和结实。他们感到自己会被多年不可忍受的积累所窒息。不过如今的人却深深被物质可灭的感觉所动，他们早已开始采取大规模的预防措施尽力保存种种文物。由于看到古籍被我们祖宗的疏忽大意所糟蹋，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我们的子孙在他们要写历史的时候，不致缺乏文献。所有的一切都系统地分类编目，破旧的则小心地做了修补，恢复起来又能保存下去；新的则加以保藏，防止它们腐朽。

走马看花地参观一次世界大图书馆之一的书库，是一种不能不对令人惊异的物质不灭现象进行深思的经验。不久以前我考察了一次新建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图书馆[2]的地下书库，图书馆的藏书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来。这个地下书库在一个大四方院下面的北半部展开，在这个四方院的中心矗立着拉德克利夫堂[3]。地下室有两层，用不渗水的混凝土隔开；没有老式地窖内带有泥泞味的湿气和粘土；在这个文字的墓穴里，巨大的通风管吹出干热的烈风，使这个地方如同中亚细亚的沙漠一样温暖，东西不易腐烂。书籍放在金属套子里，这些特别的套子可以在铁轨上顺利地离开或回归原位。套子的排列是这么巧妙，三分之二的可用空间都可以完全塞满书。今后二十年左右，假如现有的地下室不能再容纳新书，在摄影机的对面将再修一个新的地下书库。要是它再放满了——那是现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怎么办呢？我们只好耸耸肩膀。在我们之后也许是毁灭世界的洪水。不过让我们希望1970年博德莱的馆员们有勇气对“付之一炬”这个决定加以修正。付之一炬！这是对一个无法忍受的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将物品精心保存就必须相应地有将它们精心合宜地毁灭的办法，要不然世界将被成堆的古物所淹没。猪、兔、水田芹在最初引进到新西兰时成了把整个乡村变为荒原的威胁，因为没有任何生态平衡的毁灭力量制止它们无限繁殖。同样，只要事物一旦超越自然衰亡的规律，到头来都会把我们葬送，除非我们有条不紊地消灭这种讨厌的东西。那种要把纳特·戈尔德[4]的每部小说，《可笑的奇迹》[5]的每一期统统作为历史文献保持下来的主张——是并不稳妥的。要是一个问题的文献多如牛毛，那就简直没法写历史。用李顿·斯特莱彻[6]的妙语说：“因为无知是历史学家首要的前提——无知使问题简化和清楚，既选择又删削，用的是连最高超的艺术都达不到的不露声色的完美意识。”没有人想对过去的事情无所不知——毫不相干的材料以及重要的事实都在内；或者这么说吧，无论如何人不应有无所不知的想法。那些渴望掌握事实和无用的信息而执迷不悟的人，是一种罪过的可怜牺牲品，这种罪过跟贪婪和酗酒应同样受到责备。

跟这一明智的毁灭程序并行不悖的是必须对剩下的书籍加以精密的分类。如用威尔斯[7]君的视野阔大、内涵丰富的话说，“未来的世界性国家的科学研究与文献记录组织，若跟今天的这类组织比较，则犹如远洋轮旁出土的赫里奥利西克时期[8]”某个流浪者的独木舟。随着书籍与报刊的不加选择，漫无止境的成倍增加，我们的文献保存组织将愈来愈陈旧古老。任何一定项目的有用的信息分散得如此之广，或可能隐藏在如此默默无闻的地方，结果学生常常对他应该学习什么或在哪儿学习感到茫然。如果未来几代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想充分运用人类已经取得的知识，那么一项国际性的分类编目工作必须在不远的将来进行。

但这一建设性的劳动若跟光荣的毁灭工作相比将是漫长和平淡乏味的。一当图书馆进行周期性清理的时候，燃烧纸张形成的大火将延续好几天以至几个星期。唯一的危险，呜呼！那也是非常实际的危险，乃是图书馆馆员是否能正确地清除恶劣的图书。我们全都知道图书馆馆员是怎么回事；不仅图书馆员，也有批评家，文人，普遍的公众——人人，事实上除开我们自己[9]——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他们：从未有过比他们的趣味更糟糕的一辈人！毫无疑问要建立各种审查图书的委员会，权威性地宣布某些图书无害，有些则加以谴责。这将是一场规模宏大的霍桑顿竞赛[10]。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我点燃起来的巨大的烟火失去了它们在我的想象里的许多光彩。

【注释】

[1] 萨提尔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上体为人，下体为羊。罗马作家盖乌斯·彼得罗尼乌斯曾作《萨提尔传奇》，以散文为主，穿插诗歌。

[2] 博德莱图书馆原由格罗富斯特公爵创建于1445年，1597年由托马斯·博德莱爵士（1545-1613）重建，附属牛津大学，1602年开放。按1511年通过的版权法，凡英国出版的新书，如该馆要求，都要赠送给它一册。除图书外，博德莱图书馆也保存许多珍贵的手稿。

[3] 拉德克利夫指英王威廉第三与安妮女王的私人医生约翰·拉德克利夫（1650-1714），毕生支持慈善与文教事业，牛津大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天文台等。拉德克利夫堂是一座藏书楼。

[4] 即纳塞尼尔·戈尔德（1857-1919），英国通俗小说家，一生先后写作130部小说。

[5] 一种通俗幽默杂志。

[6] 李顿·斯特莱彻（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

[7]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对未来世界颇多幻想。

[8] 史前人类崇拜巨石与太阳的时期。

[9] 见本文第一段。

[10] 霍桑顿是苏格兰爱丁堡东南的一个小城，为诗人威廉·德鲁蒙德（1585-1649）的故乡，以景色优美著称。在英国每年常举行民间歌手的歌唱比赛。霍桑顿竞赛或指在霍桑顿举行的这种比赛。

广告

我一直对文学体裁的种种微妙之处感到兴趣。把文学这门学问的外壳当作专注的事，大概是精神基本无能的标志吧。吉加迪卜斯[1]，作为一个文人，是能够明白这个行当的欺骗手段的，但是倘若那是个奇迹而不是变戏法的问题，他就跟斯鲁奇先生[2]一样无能为力了。话又说回来，看戏法和真正动手变戏法是有趣的；对艺术构思的兴趣不需要进一步辩护。我曾经浅尝过许多文学体裁，对它们的复杂问题发生过兴趣，也研究过从前的大作家们用来解决他们面临的技术难题的方法。有时候我亲自试验一下来解决它们——这是对头脑有趣而有益的锻炼。现在我发现那最使人激动，最费力，也是最难于掌握和最富于种种奇奇怪怪的可能性的文学形式，敢情是广告。

从没有尝试写过广告的人无从想象这一文学形式产生的乐趣和困难——为了那些依然认为超功利的纯文学要比立即见效的文学优越的人的缘故，或者我是不是要称广告为“应用文学”呢？广告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而且由于它的艰难费力而无限有趣。写十首过得去，足以蒙哄不十分挑剔的批评家的十四行诗要远比写一篇起作用的，吸引好几千不太挑剔的顾客的广告词容易得多。十四行诗产生的问题若跟写一篇广告词的问题相比，那是儿戏。在写十四行诗的时候，你只要想到自己就行。如果你的读者觉得令人厌烦或者晦涩难懂，那该他们倒霉。可是写一篇广告你就得考虑到人。广告作者不可以抒情，或晦涩难懂，绝不可故弄玄虚。他们必须普遍为人理解。一条好的广告在这一点上跟戏剧和演讲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须立竿见影，明白易懂，直截了当地打动人，同时它又必须具备格言警句的全部简练。

演说家和戏剧家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以积累的感染力来产生他们的效果；他们可以走马灯似的摆弄他们的题材，他们可以重复；在他们滔滔不绝的口才发挥到高峰与高峰之间，他们可以优美地运用先抑后扬的技巧，他们懂得有一个平淡的时期，而它只会让他们热情奔放的时刻发出异彩。可是做广告的人却没有余地可留，每一寸篇幅都要付出太高的代价。他必须用小小的有限的乐器对他的听众的心灵施加影响，他一定得用不比赫利克[3]的小诗更长的语言说服他们掏钱。有什么问题能比这更为困难到令人神魂颠倒的呢？谁要是没有试一试写一条公众不需要买而又必须说服他们买的商品广告，就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一字诀”[4]，或讲究文体。你的博人喝彩的语言一定不能超过可怜的一百五十或二百字。你必须多么精心地对每个音节推敲啊！你必须耗费多少心血把每个短语琢磨成一个钓钩深入读者的心，从他的口袋角落里钓出那不愿出来的钱币！你的文体和思想必须十分简单明了，以便人人都理解；但同时它们一定不能庸俗。需要优美和出色的精炼；然而一则广告中有一点书本气对它的成功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写过一部广告史。假如它没有成书，那肯定必须有人去写。广告的发展史，从它在十九世纪早期的萌芽和幼稚以至二十世纪的繁荣与成熟，是民主史的不可或缺的一章。广告开始时是贫乏可怜的，像受到上帝第一声诅咒后的蛇一样匍匐爬行。它的卑下可鄙有如寡头政治社会里小店老板的那种油滑的卑贱。那种提到贵族和教士时令人作呕的语言，为早期的广告普遍采用，只有在一个贵族和有权有势的教会有效地统治国家的时期才可能出现。这种乞求权贵人物的习惯在他们不再掌权后还长期苟延下去。只是如今，我想，几乎才完全消失。也许某些老式的女子学校还为贵族与教士的女儿专门办学；但我每每怀疑。广告商依然觉得展览一些国王的名字和纹章还是值得的。但是除开堂皇之外，任何这类玩意，坦率地说，都成了“废品”。

广告的匍匐文体是一种对顾客的卑躬屈膝的呼吁加上对做广告的商品夸张式赞扬的混合体，早就被代之以伪科学的文体了，那是市场上小贩吆喝的简单发展。巴尔扎克的读者会记得由斐诺特和大名鼎鼎的高狄沙为赛查·皮罗多[5]的“头油”写的广告词。这种典型还没有灭绝。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科学院证实的原理”制成的产品的广告，这类产品对“古代人、罗马人、希腊人和北方民族”都是熟悉的，但后来失传了，只不过由登广告的人重新发现而已。这些属于广告时代早中期的文体与手法继续带有商业过去可鄙地位的烙印，它们用商人的甜言蜜语写的文字，既虚假也达不到它们所鼓吹的商品的效果。它们特别缺乏修养，要是它们的作者想达到比会计室文体更为雄心勃勃的水平，那它们立刻就陷入无师自通的学问所用的那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模式。某些较早时期提高广告语调的努力是非常古怪的。人们还记得因诺公司的果盐的整版广告吧，其中堆砌着从爱默生[6]、埃彼克泰特[7]、埃利亚学派的芝诺[8]、波姆蓬纳齐[9]、斯拉根伯奇乌斯[10]和其他贤哲的有分量的箴言。在这些奇异的版面上你可以读到高尚的文字，但是它们跟讲道一样枯燥乏味。

广告的艺术随民主而百花齐放。工商界的巨子终于逐渐明白正确地吸引世界上自由民的方式是使用随常的、诚实的人际交往的文体。他们看到了夸张和言过其实并不真正有利，假充内行起码要有一副真诚的神气。他们向公众吐露秘密，以种种吹捧的手段诉诸他们的理智。广告的技巧马上变得比从前愈加困难得多，直到如今，像我已经提出来的，广告已成为现代最有趣和最难处理的文学体裁之一。它的潜力还没有开发到一半。大部分美国报刊最有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唯一可读的部分是广告。未来还会有什么情况呢？

【注释】

[1] 英国诗人勃朗宁作品中的一个人物。

[2] 斯鲁奇先生，英国诗人勃朗宁另一作品中的人物，他是个骗子，在诗中为自己的诈骗手段辩护。

[3] 罗伯特·赫利克（1591-1674），英国诗人，以写小诗著称。

[4] 法国作家福楼拜揭櫫的一种写作理论，作家只须选择一个最贴切的词表达一种意义。

[5] 这三个人都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里面的人物，皮罗多是个花粉商。斐诺特是个作家，高狄沙是个掮客。皮罗多的头油广告词是他俩写的。该书有傅雷先生译本，这里采用的是傅译译名。

[6]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和诗人。

[7] 埃彼克泰特（公元前60——前140），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8] 芝诺（前490——前425），是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巴门尼德（约前515——前5世纪中叶后）的弟子，该学派创立于意大利的埃利亚，遂称为埃利亚学派，观点与赫拉克利特对立。与斯多葛哲学家芝诺为两人。

[9] 彼特罗·波姆蓬纳齐（1462-1525），意大利哲学家，首批对经院主义教条提出质疑的哲学家之一。

[10] 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小说巨著《项狄传》中的人物，是个空想哲学家。

劳与闲

改革家期待有一天有效率的社会结构和完善的机械会取代必要的严酷持久的劳动，使所有的人，包括男女，都能享受到如今只有少数具有特权的人能享受到的闲暇。在那个未来的黄金时代，人们一天的工作不需要超过四到五小时，其余的时间全是他自己的，他愿意干什么都可以。

任何敏感的人都不难同情这种愿望。假定做超人先要当奴隶，那你一定要非常傲然地有把握成为超人才会平心静气地去先当奴隶。可怜的尼采以签署“尼采·恺撒”来结束他的书简，最后死在疯人院里。也许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吧——无论如何是那些智者付出的代价；因为那些自甘愚蠢的人是决不会为了毫不动摇地确信有一种优越感而付出任何代价的，就如他们也同样绝不会接受它。

但是对一种理想的同情不需要同情者对它不置可否；一个人可以对之热情洋溢，但一定不要因此而不加思考。大部分人类承受着最没有意义的过度劳动的重复。这一事实可能，同时也的确引起我们的愤慨与怜悯。但一定不要让这类感情妨碍我们批评那些想要改变目前状况的人的计划。社会改革家亟想看到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都享有今天有闲阶级所享有的同样多的闲暇。允许我们怀疑，把我们的同情先搁置一边，这种圆满的结果是否真的如此迫切需要呢？

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假设经过重组的社会与经过完善的机械给人以闲暇，那对于如何消磨闲暇的问题人们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未来的预言家们基本上对这个问题给予同样的答案，只不过根据他们的爱好稍有变化。亨利·波昂加列[1]认为未来的人类将以“思考自然的规律”来充实他们漫长的闲暇。萧伯纳君非常赞同这个意见，在《回到玛土撒拉时代》[2]这个剧本中，古代人在四岁前就不再对一些幼稚的事物如爱情、艺术、他们同类的社会等感兴趣，不再把他们旷日持久的生存岁月消磨在沉思默想宇宙中神秘和玄妙的美这个问题上。威尔斯[3]君在《人如神》中刻画了一个由喜欢体育的化学家和喜欢数学的物理学家构成的人种，他们赤身裸体来去，不像萧伯纳君的更为严肃的古代人，在从事科学实验的间隙是以理智的态度去自由恋爱。他们对艺术也感兴趣而并不放弃游戏。

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三种回答是典型的。众所周知的所谓“较富生活”是由各种活动组成的，在评价这些活动的相对重要性上不同的预言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们全都同意我们有闲的后代生活是高级的，他们将热衷于熟悉种种被人认可或人们称为的事物的精华；他们将欣赏最古典的音乐会，他们将从事艺术实践或手工艺品的实际制作（无论如何，要到这些工作被认为是幼稚的时候才停止）；他们将学习和研究科学、哲学、数学，思考他们生活的世界的可爱奥秘。

简而言之，这些未来的有闲人士——没有理由认为这是非常遥远的时代——真的，我们的孙辈可以活着看到一天工作四小时制度的建立，他们做到我们今天的有闲阶级明显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活着的富人和闲人当中花时间去思考自然规律的有多少呢？我说不上来；我知道的就是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人。许多有闲人一心当艺术事业的保护人，甚至在业余时间热心从事艺术实践，那不假。但是任何一个在富有的“艺术”人士当中来往的人都知道这种艺术修养是出于何等程度的虚荣心，他们大肆嚷嚷的热忱多半是那么浅薄和虚假。有闲阶级搞艺术如同他们打桥牌一样——都是躲开烦恼。跟运动和谈情说爱一道，艺术有助于填充他们生活的真空。

在蒙特卡罗和尼斯你可以遇到那种有钱人，他们压倒一切的兴趣爱好就是玩乐和谈情说爱。根据我的旅游指南，单是蒙特卡罗每年有两百万人光顾。欧洲整个有闲人口当中的八分之七每年一定集中在地中海这一狭长的沿岸。五千个爵士乐队每天为娱乐他们而演奏，十万辆机动车以高速度把他们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巨大的股份公司为他们提供种种消遣，从轮盘赌到高尔夫球，大批妓女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心痒难熬的嫖客麇集。一年中有四个月，法国的里维拉成为地上的乐园。四个月过去后，有闲的富人回到他们在北方的家，在那里发现等着他们的是他们留在后面乐园的分支。

在蒙特卡罗有闲的富人，我说过，他们对付烦闷的主要手段是谈情说爱与吃喝玩乐，其中有许多人也是所谓“搞搞艺术的”。但并不是说，我认为在蒙特卡罗可以找到这类人的最好样品，要找必须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是那些人的基地，他们以同等热诚练习打麻将的技术和培养对佛拉·安吉利科[4]的欣赏能力。他们边喝着茶、吃着烤饼边谈论他们风流好色的晚辈，如果他们本人年纪已大，不适合再谈恋爱的话；不过他们还用水彩写生，读《圣方济各的小花儿》[5]。

对这些有闲的富人要讲句公道话，我一定不能略而不提他们当中可敬佩的少数人，他们忙于慈善工作（且不提专横），忙于政治、地方行政，偶尔从事学术和科学研究。我对使用“服务”这个词犹豫不决，因为它经常被一帮下游的报纸老板、精明而讲求实际的企业家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业道德家作为一种理想高高举起，以致失去了它的全部实际意义。按我们现代救世主们的说法，“服务的理想”是由那些刚好以足够的诚实把事情办得既有效率又有利可图，可是使它们脱离目标的人实现了。简单的开铺子被抬高成一种漂亮的美德。那种鼓舞英国有闲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的服务理想是跟在美国杂志上登广告的商人所经常提到的服务理想毫不相干的。如果我没有把这一点讲清楚，我的赞扬也许会被认为如果不是纯粹带有侮辱性的话，则至少也是非常糟糕地软弱无力。

那么，总算存在一个令人佩服的少数了。但即使对这个少数和他们的消遣予以充分考虑，那也不能老老实实地说现今的有闲阶级，真的，也包括我们所知的任何历史时期的有闲阶级，他们对鼓吹闲暇是活的广告。想想蒙特卡罗甚至艺术之都佛罗伦萨富裕的有闲阶级吧，他们也决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如果我们考虑无闲的穷人，在他们劳动与睡眠之间这段可以短暂休息的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消遣，同样不能使我们很大地消除疑虑。看别人玩游戏，看电影，读报和好坏不管的小说，从收音机里听音乐会和听唱片，坐火车和公共汽车四处观光——这些，我以为是劳动者的主要消遣。这些消遣花钱不多，使它们跟富人的消遣区别开来。把闲暇拉长会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不得不出现更多的电影院，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拙劣小说，更多的收音机和更便宜的汽车。如果财富和教育随闲暇而增加，那么必然有更多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以及更多的影片，更多的《泰晤士报》以及更多的《每日邮报》，更多的赌场以及更多的赌注登记人和足球赛，更多票价昂贵的歌剧以及唱片，更多的休·沃尔波尔[6]以及更多的纳特·歌尔德[7]，同样的原因作用于同样的机体，可以预期产生同样的后果。对于一切平常的目的，从历史上看，人性实际上是不变的。“所以，”如朗斯洛特·戈波[8]会说的那样……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认为闲暇的增加将伴随着这类精神疾病相应增加的发病率——烦闷，不安，坏脾气，厌世——它们现在和过去都使有闲暇阶级苦恼而且一直折磨着他们。

闲暇增加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假定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还过得去的高标准生活，将使现在的劳动阶级对一些属于男女关系性质的事情的兴趣大为增加。爱情，从它一切复杂的奢华方面来看，只能在一个由吃得好而又无所事事的人们构成的社会里方能兴旺。考察一下由有闲阶级的成员执笔同时也是写给他们看的文学吧，把它跟通俗的劳动阶级的文学比较一下。比如《克莱芙王妃》[9]和《天路历程》[10]，普鲁斯特[11]和查尔斯·加尔维斯[12]，乔叟的《特罗伊勒斯与克莱西德》和民谣，那马上显得十分清楚，有闲阶级比工人群众对爱情故事产生大得多而且更内行的兴趣。你不能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又进行煞费苦心的恋爱。谈情说爱，如果用有闲妇女渴想的那种方式，那是一种全日制的工作。它既需要时间又需要精力，而这恰恰是一个劳苦的工人所缺乏的。如果减少他的工作时间，那他就会兼而有之。

倘若不久的将来，或者一两代人之后，所有的人都能过现在只有少数人过的有闲生活，其结果，就我能看到的而言，将会像如下的情况：有大量的这么一些代替思想的消磨时间的代用品，如报纸、电影、小说，便宜的交通工具和无线电话；用更为一般的词语表达吧，将会更大地增加对体育运动和艺术的需求。对恋爱这种精美艺术的兴趣将广泛地得到发展，为数众多的人，比前对那种精神和道德的疾病具有免疫性，将为烦闷、消沉和一概不满所苦恼。

事实是，在现今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几乎不能不把他们的闲暇花在这些消遣上，这些活动倘若不是确实有害的，至少也是毫无意义的，无益的；更糟的是，私下认识到是无益的。

照托尔斯泰的意见，普遍的闲暇，整个说来似乎都是荒谬的，甚至是罪恶的。把普遍的闲暇作为一种追求目标的改革家，托尔斯泰认为他们是疯子，他们一心想把所有的人变成像那些城市里的悠闲的有钱人一样，而这些人，托尔斯泰的青年时代就是在他们中间度过的，又是为他所鄙视的，他把他们看作是反对人类康乐的阴谋家。

在托尔斯泰看来，重要的是并非工人应得到更多的闲暇，而是那些有闲的人应该工作。他认为社会理想是：一切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都要劳动。他想看到所有的男男女女依赖土地生活，而且依靠他们本身在地里生产的产品生存。乌托邦设计者喜欢预言人类完全放弃农业，靠合成食品生活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对托尔斯泰来说完全是感到厌恶的。合成食品的预言家们大概比他高明。人类更可能是城市化而不是农村化。但这类或然性在这里跟我们无关。我们关心的是托尔斯泰对闲暇的意见。

托尔斯泰厌恶闲暇是根据他自己在青年时代悠闲自在的经验，以及对别的富有的有闲男女观察而得到的看法。他作出结论，据当前的情况看，闲暇与其说是一种幸福不如说是一种灾祸。在你观光蒙特卡罗或有闲者其他的地上乐园时，是难于同意他的看法的。大部分人的头脑只是出于被迫才工作。闲暇只有利于那些即使没有压力也渴望进行脑力工作的人。在一个完全由这样积极地思维的人组成的社会里，闲暇会是一种纯粹的幸福。这样的社会从未出现过，现今也不存在。它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那些相信自然的所有缺陷都能由适当的教养弥补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教育科学仍处在初级阶段确实相当明显。我们具备足够的生理学知识可以设计出种种体育锻炼的办法，使身体发挥可以达到的最高效率。但是我们对于心智的知识，尤其是对正在成长的智能，那就远远不够充分；即便是我们现在具有的这种知识也不是系统地或普遍地运用到教育问题上。我们的智力像坐着不动的城市居民的肌肉松软的肉体——发育得既不够又不全。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智力发展几乎在儿童时代就停止了，他们终身都处在十五岁的男孩或女孩的智能阶段。根据真正的心理学知识而设的合适的脑力锻炼课程，至少会使所有人的头脑达到它们最大的发展限度。灿烂的远景啊！但我们对教育的一片热忱，假如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是最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发展限度，那就会稍稍冷却下来。就那些特殊的才具来看，才智天生的人对于天生缺乏才智的人就好比人之与狗。在数学上我跟牛顿相比是一只狗；在音乐上跟贝多芬相比，在美术上跟乔托相比，我也是只狗。别提走钢丝，我跟布朗丁[13]相比是一只狗；打台球，跟纽曼[14]相比是狗；拳击，跟登普西[15]相比是狗；品尝酒，跟罗斯金[16]的父亲比是一只狗。如此等等。即使我在数学、音乐、绘画、走钢丝、打台球、拳击和品酒方面都得到完美的教育，我也只不过成为一只受过训练的而不是没受训练的狗罢了。前景仅仅使我感到中等程度的满意。

教育可保证人人在智力上得到最大的发展。但是那个最大的发展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是不是高到允许整个社会在悠闲中生活，而不让那些总是作为有闲阶级特色的可悲品质得到发展呢？我认识许多人，得到了现代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教育，而他们利用闲暇的方式却好像他们根本从来没有受到教育一样。那么我们最好的教育是公认为糟糕的了（虽然对我们拥有的一切有才具的人和天才是够好的）；大概如果让闲暇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些人会把闲暇花在思考自然规律的上头吧，或许如此。我大胆怀疑。

威尔斯君，他是位教育可以弥补智力不足的信徒，把他的乌托邦放在未来三千年上；萧伯纳君，对自然和自觉地进化过程不那么乐观地相信，把他的乌托邦挪到公元两万年。从地质学的观点说，这些时代实质上都是同样的短暂。不幸，我们不是化石而是人。即使是三千年，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是非常漫长的。认为此后三千年或三万年人们也许可以设想的，过一种美好和合乎理性的生活的想法，不过是聊以自慰、无力地替自己打气而已。许多人惯于只想到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他们颇有道理。三万年嘛，也许一切都会不错。可是与此同时，那个把现在与光明的未来分隔开来，糟糕的地质学上的十五分钟得活过去呀。我预见到那十五分钟内的小问题乃至大问题之一就是闲暇。到两千年时，一天工作六小时将到处成为制度，在下一世纪，工作时间将缩短到五小时甚至更少。大自然，到那时会没有时间改变人类的精神习惯；教育必然得到改进，不过是把没有训练的狗变成有训练的狗。男男女女会如何消磨他们不断扩大的闲暇呢？像亨利·波昂加列那样思考自然的规律吗？或者阅读《红尘消息》[17]吗？我纳闷。

【注释】

[1] 于尔·亨利·波昂加列（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2] 玛土撒拉是《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始祖之一，他活了969岁。《回到玛土撒拉时代》是萧伯纳的一部幻想剧，从《圣经》神话的乐园时代写到未来的21920年。

[3]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尤以写科幻小说知名。

[4] 佛拉·安吉利科（1395/1400-1455），意大利画家，曾装饰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

[5] 14世纪意大利文学中的一部散文集，记叙圣方济各的德行与奇迹，文笔优美。

[6] 休·沃乐波尔（1884-1941），英国小说家，多产但作品质量不高。

[7] 纳特·歌尔德（1857-1917），英国小说家和新闻记者，他写过130部小说，全都是关于赛马的。

[8] 朗斯洛特·戈波：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他说话撰文，插用拉丁语，这里作者是表示一切不言而喻。

[9] 《克莱芙王妃》，法国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作的一部传奇。故事叙述内幕尔公爵爱上克莱芙亲王的王妃，王妃贞洁自守并向亲王透露真相，亲王出于妒忌而死，王妃最终出家。

[10] 《天路历程》是英国约翰·班扬（1628-1688）著名的寓意小说。

[11]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为《追忆逝水年华》。

[12] 查·加尔维斯（1833-1920），英国通俗小说家。

[13] 让·佛朗蒙瓦·格莱夫利·布朗丁（1824-1897），法国杂技演员，1859年曾在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上表演走钢丝。

[14] 纽曼即汤姆·纽曼，英国著名的台球手。

[15] 杰克·登普西（1895-1983），美国拳击运动员，曾获得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

[16]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与散文家，其父为酒商。

[17] 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1834-1896）曾著《乌有乡消息》（1831），宣传乌托邦思想。作者在这里开了个玩笑，设想未来的人类反而读现实世界的消息。

爱的方式

人性不会改变，或者说因为历史太短，以致任何改变都看不出来。文学艺术最早为人所知的样本现在依然可以理解。我们能够领会它们全部，也能认识到它们当中有些作品卓绝的艺术价值，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不仅仅人的情感直觉，而且他的理智和想象力在遥远的古代是明显地跟今天相同的。在造型艺术内只有法则、形式，一些非主要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作为本质的情感、灵智和想象则是不变的。

生活艺术跟造型艺术的道理一个样。习俗，传统，偏见，理想，信念，道德体系，良好的行为规范等等，按照地理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异，把人的本能、情感和愿望等等不变的原料塑造成种种模式。这是一种坚硬的难以对付的原料——与其说是印度的青铜，不如说是埃及的花岗石。雕刻拉美西斯二世[1]巨大塑像的艺术家们可能本来希望把法老表现为用一条腿站立，在头上有四只或六只手挥舞的样子，如印度人至今刻画的舞蹈着的克里希纳[2]。但即使有世间最良好的意愿，他们也无法勉强用花岗石雕出这个样子来。相似的是，那些我们称之为社会生活艺术家的人，如政治家、道德家、宗教的创立者，常常想把人性塑造成超人式的完美无缺，但是结果证明由于原料太顽固不化，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对祖先留给他们的模式仅仅作一点比较小的改进。在任何一定的历史时刻，人类的行为总是以原始的本能为一方和不可达到的理想为另一方的折中产物（这是法律和习俗从外部，对宗教或哲学种种荒诞的学说的信念从内部强加于人的）——用雕塑的比喻说，是一块未经加工的石头和多只手臂正在起舞的克里希纳之间的折中物。

像一切其他重要的人类活动一样，爱是不变的热情，本能和欲望的产品（不变，是就人类作为群体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异在数量和质量上是很大的），也是时间和地点形成的条件；或某些大人物专断的命令所产生的法律、习俗、信仰、理想强加于一个或多或少自愿接受的社会的产物。爱的历史，如果曾经有人写出来过（很可能某个有学问的德国人是写过的，而且有多卷，但可惜我没有读过），将会像当代的艺术史一样——成为此起彼伏的风格啊，流派啊，影响啊，革命啊，技术发现啊，等等的纪录。爱的心理和生理的材料保持不变，但每个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它就好像每个时代把它固定的棉布、丝绸、亚麻布剪裁成不同式样的衣服一般。作为说明我可以提一下，根据种种记载，同性恋的时尚在希腊世界似乎是相当普遍的。普卢塔克[3]把这种恋爱模式的开端归因于在古希腊罗马的体育学校实行裸体的习惯（按修昔底德[4]的意见，兴起于五世纪）所致。但是不管它的起源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特殊的爱的方式在天生一点也不倾向于同性恋的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习俗与公众舆论把爱的材料塑造成种种后代决意称之为“不自然”的形式。这种恋爱方式，在紧接着大战后[5]的年代里于欧洲再度兴起是令人注目的。在同性恋再度兴起的决定性原因当中，一个未来的普卢塔克无疑是会把普鲁斯特[6]与纪德[7]的作品的影响算进去的。

如今的恋爱方式不像衣服的式样那么受到限定和普遍，好像我们的时代是犹豫不决地徘徊在有衬架支持的女裙与裙部狭窄的裙子、大脚管短裤和牛津式长裤[8]之间。两种明显而敌对的恋爱观点共存在男女的心目中，两套积习、理想、公众意见在争夺爱的心理和生理材料的造型权利。一个是从结合基督教理想和浪漫主义，由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观念，另一个则是当代青年以现代心理学提供的材料进行制作，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还相当稚嫩而不活跃的观点。那给予第一个积习以积极的力量，同时促使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爱的实践加以限制的舆论、习俗、理想和偏见，早已在青年心目中被战争造成的震撼粗暴地粉碎了，丧失了它们的大部分力量。如通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实践总是先于理论，爱的新观念被召来为战后存在的方式辩护。在站稳脚跟后，新观念于是在最年轻的一代中间成为新的行为的原因，而不是对战时的一代来说，成为战时行为既成事实的一种解释。

让我们来尝试分析一下这两种共存和矛盾的爱情观点吧。那较老的观念，如我说过的，是基督教与浪漫主义的产物——一种奇异的矛盾体，也是对情爱的禁欲主义恐惧和浪漫主义膜拜的混合物。它的理想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圣·保罗勉强地对谈情说爱的人所作的让步——是诗歌与戏剧的主题最喜欢写的那类极为专一的热情之一，它使这个理想显得圣洁而地久天长。这一理想在罗伯特·勃朗宁的诗作中得到非常有特色的表现。勃朗宁既是一位深深崇拜热情的英国教徒，又是一个极为可敬的叛逆者。为热情而崇拜热情的创始者是卢梭。在他之前，强烈的热情，如帕里斯对海伦[9]，黛多对伊尼阿斯[10]，保罗与佛兰采斯加[11]相互之间的恋情，被人们看作灾难性的淫行而不是看作值得羡慕的灵魂状态。卢梭，所有的英国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都追随他，把在中世纪曾有过的强烈热情——一种疯狂的占有——变成一种神圣的心醉神迷的感情，从一种病态提高为爱情的唯一真实而自然的形式。十九世纪的爱情观念这样一来就是双重神秘的，含有基督教苦行主义和圣礼主义[12]中所含的神秘主义，以及对大自然的浪漫主义的神秘主义观点。它根据其神圣性和自然性宣布它是绝对正确的。

如果现在有一件已由历史和心理学探讨得十分清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就是在爱情中既没有“神圣”也没有“自然”的形式。无数的神制裁，禁止数不清的种种性行为，无数的哲学家和诗人鼓吹回到种种不同的“自然”去。每一种爱的行为方式，从贞洁自守到一夫一妻，从私交以至最难以相信的“变态”，都可以在动物和人类当中发现。在任何一定的人类社会中，任何一定的时候，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性的不变的本能与生理材料和当地的道德、习俗，与宗教、法律、偏见和理想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习俗、宗教的说法和理想的持久程度是跟它们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社会效用成比例的。

二十世纪的爱情新观念则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爱的多样性，这不仅存在于各个时代的社会大众中，而且也存在于不同的个人身上，包括当代人，按照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不同配料和他所受的教养而各异。新的一代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大写的爱情这回事，上世纪基督教浪漫派所认为独一无二的爱的自然形态，事实上只不过是由特定时间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无数可能的爱的方式之一。心理分析告诉我们，所有的性行为方式，此前被看作是邪恶、变态、不自然的，在统计资料上却是正常的（正常性纯粹是一个统计学问题）。通常称之为正常的爱情决不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行为方式，而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做到。年轻人在养成了自由地或多多少少科学地谈论性问题的习惯之后，他们就不再以颇为有罪的刺激感和羞耻的兴奋感看待爱情，而这是上一代人对这个话题的正常反应。不仅如此，实行节制生育，通过消除社会灾难性后果从而也消除了在大胆的爱情上的大部分有罪感，传统上却认为那是它所固有的。先认识果实再识别树木：没有果实的地方显然也没有果树。爱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神秘可怕的事情，而成为一种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平凡的活动——那对许多青年来说，特别是在美国，其性质跟打网球、交际舞一样，是一种运动，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对那些持这种爱情观念的人，自由与容忍是首先的要求。一个反对旧有的禁忌和约束的攻势正在到处进行。

这就是今天互相对立的两种恋爱观。哪一种更好呢，不必擅自加以判断，我愿意满足于指出双方的不足。旧的观念就它迄今使许多人（因为他们先天和后天的求爱方式不符合基督教浪漫主义模式，而这种模式又被认为是唯一有资格称为爱情的）遭受种种不必要和不应遭受的苦难来说，它是不良的。新的观念，照我看，就它把爱情看得太容易太轻率而言，也是不良的。把爱情当作一种娱乐来看对不对？最权威的意见肯定是彭斯[13]的：

我把罪孽的分量搁置一边，

冒着掩盖的危险；

但是啊！这样做使内心的一切僵化

把感情变为化石。

事情的可怕莫过于一种冷漠的、缺乏热情的放纵。爱情，如果过于轻率，那肯定是冷淡而不热烈的。如同帕斯卡尔[14]指出的，有太多的自由不好。爱情是两种对立的力量的产物——一种是本能的冲动，还有一种是通过由哲学和宗教学说加以辨明的伦理责任作用于个人的社会抗拒力。如果由于这些学说被摧毁了，抗拒力挪开了，那么冲动因为目标落空而浪费；既然爱情只是两种矛盾冲突的产物，没有对立面也就无从产生。二十世纪正在以新的形式重复十九世纪浪漫派的错误。浪漫派追随卢梭的臆想，认为只有排他的爱情才是爱的自然形态，正好像道德与理性才是人类行为的“自然”形态。消灭掉教士和国王，人类将永远快乐幸福，可怜的雪莱对这种明显可知的胡说的信念至死不移。他也相信那种作为补充的不合逻辑的推论，那就是要让伟大的爱情在全世界普及，只要消灭社会的束缚就行。像缪塞们和桑们[15]一样，他没有看到伟大的爱情是由跟性冲动对立的种种约束产生的，正如同深沉的湖泊是由阻碍湖水流动的堤坝，飞机的飞行是由阻止它的引擎推动它前进的空气产生的一样。在真空内不存在空气的阻力；但也恰恰是这个缘故飞机无法离开地面，甚至根本不能移动。要是没有心理或外界的约束，伟大的爱情就无法生存，而必须人为地培养它，如缪塞与乔治·桑的培育那样——但是他们在威尼斯的一段故事又造成了多么痛苦与奇特的结局，只是把事情弄得十分明显地荒唐。

“我恋爱而且愿意苍白；我恋爱而且愿意受难，”缪塞，带着他通常的歇斯底里受虐狂强调说。我们年轻的同时代人可不愿受难或变得苍白；相反，他们倒是非常坚决地极为愿意面色红润，享受人生。但是过多的享受把“难得的欢乐的妙处弄得索然寡味”。无限制的放纵不仅仅摧折热情，到头来甚至也破坏乐趣。过度的自由跟过度的约束同样摧残性命。目前的求爱方式可能是不久长的，因为在心理上过于轻易得来的爱情是沉闷乏味的。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法国人明白的意见。他们对由于拿破仑的剧变而产生的性放纵感到厌烦，在路易·菲利浦[16]统治下又回到了几乎严格的英国方式（这是就中上层阶级而言）。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一个类似的反作用。有什么新的或卷土重来的说法足以造成那些内在的约束呢？没有那些约束性的冲动是无法转变成爱情的。基督教的道德和禁欲主义的理想无疑会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但是肯定也会同样有其他的道德与理想。比如戴·赫·劳伦斯[17]的新自然说（新是指它的表现形式，但内容无疑是旧的），照我看，可能是会富有成果的。他构筑的“自然的爱”是一种自觉的、高扬的激情，明显比浪漫派的“自然的爱情”较少受人摆布的人为因素，在浪漫派的概念中柏拉图主义[18]与基督教的因素是主要的。劳伦斯对性冲动予以的约束，使它转变为爱情，那不是宗教的精神约束。它们是属于一种根本性质的而不是人为性质的制约——是感情的而不是理智的。冲动应受到约束，要不然就将表现为乱交，而乱交则“使内心的一切僵化，把感情变为化石”。这一制约如同冲动一样也是肉体性质的。劳伦斯所提出的冲突存在于人的一部分与作为有机的整体的人之间。它不自称，如浪漫派和基督教的冲突自称的那样，是“低级的自我”与某种超验的“绝对”之间的斗争。对浪漫派与基督教所谓的斗争，哲学唯一能介绍给我们的是绝对不可知，因此，照我们的意见，也是不存在的。劳伦斯所指的冲突只声称，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它是发生在人的或多或少已知和有限的世界内的一种心理冲突。这一学说对于过去的内心约束那一套办法有好几个优点。它不主张存在任何超验的非人的实体。这将是一个日益受到赞赏的优点，如同康德和尼采对宗教批判的重大意义日益得到广泛的认识一样。人们将不再对不可知的绝对观念感兴趣，但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肉体永远也不会丧失兴趣。确实，那“作为有机整体”的人，为了他的利益，性冲动得到制约而转变成爱情，严格地说，是个虚构的抽象人物。他是由许多要素组成的，如我们一样——个别的细胞，器官，一组组器官，食，色，权力欲，群氓性，等等，对于他的多方面活动，我们的意识（大写的灵魂）只不过非常不完全地或间接地有所知觉——我们处在一个并不知道我们的人格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的地位。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冒险提出一种假设，创造一个抽象的人物，称之为“具有人格的人”[19]，希望情况不会证明我们的假设成为无可救药的错误而把我们毁了。但神话归神话，“具有人格的人”还是比上帝可取。我们至少知道一点有关“人格人”的情况，而对上帝我们一无所知。由于一无所知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倘若人们总是根据已知的人而不是离奇地想象出来的神的利益去解决爱的问题，那么“为了天国而制造太监”，“迫害罪人”，“烧死，监禁违反自然爱情的异端分子”，“格伦迪主义[20]”，“康姆斯托克[21]现象”就要少些，与此同时，污浊的唐·璜主义，在基督教体制下成为放荡纵欲者的特征，丑恶得离奇与过了头的做爱行为也会少些。由于对陈旧荒谬的说法做出否定反应，年轻人冲向天平的另一端是同样的荒谬。一种恶劣而不体面的现实主义并不能抗拒性的冲动，后者如今毫无目的地让自己耗损，不能产生爱情，从长远来说，甚至也不能产生乐趣，不能提高生命的活力，加速加深生命的节奏。只有一种新的自然学说，在现代如布莱克、彭斯、劳伦斯所界定的一种非超验的现实主义的（相对来说）人，生命，人格人的学说，照我看，才能为现代青年提供内在的抗拒力。要把性冲动变为爱，它是必要的，为他们提供一种形式，能得到后尼采时代的青年的尊重。通过这样一个观念，或许可以创造出一种爱的新方式，一种比自远古和异教的古代以来，在人类中存在的更美丽，更便利，更健康，更优雅的方式。

【注释】

[1] 拉美西斯二世（约前1303——前1213），古埃及法老（国王）。

[2] 印度教三大神之一。

[3] 普卢塔克（约46——约125），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传记作家，伦理学家。

[4] 修昔底德（约前460——前395），古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

[5]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6] 其小说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有一些同性恋描写。

[7]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小说家，作品中有一些同性恋主题。

[8] 一种宽大的裤子。

[9] 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所描写的恋人。

[10] 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阿特》中所描写的恋人。

[11] 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长诗《神曲》中所描写的恋人。

[12] 圣礼主义指重视基督教的洗礼、圣餐、忏悔、临终涂油等仪式的观点。

[13]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伟大诗人。

[14]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思想家和数学家。

[15] 阿尔弗雷德·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派诗人；乔治·桑（1804-1876），法国浪漫派女小说家。他们曾相爱，但终于分手。缪塞和乔治·桑于1833至1834年曾在意大利逗留。

[16] 路易·菲利浦（1773-1850），法国1830年革命后取代波旁王朝的奥尔良王朝的君主。

[17] 参阅本书《回忆劳伦斯》一文。

[18] 指纯粹的精神恋爱。

[19] 作者这个术语是和“人格神”相对的，人格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品格。

[20] 格伦迪太太为英剧作家托马斯·莫顿1798年所作剧本《加紧耕耘》中一个群众口中经常提到但又没有出现的人物，代表英国社会传统的礼仪风俗，引申为保守势力。

[21] 指安东尼·康姆斯托克，见《娱乐》一文所注。

革命[1]

无产阶级，正是马克思以这个词丰富了政客们、新闻记者们和思想家们索然无味而又丑陋的莫名其妙的语言（在某些圈子内这种毫无意义的话被称为“现代意识形态的语言”）。无产阶级，对马克思来说，这四个字蕴含着某种让他极不舒服的事情，这些事情十分有损全体人类的尊严，尤其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发出这个词的音他就想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制造业的城镇生活。他想到的是每周为一先令而干二百一十六个小时活的儿童，代替成本昂贵的马在煤矿坑道里拉车的妇女，在污秽、恶劣、有损健康的环境下进行无休止的劳动来赚钱养家糊口，使他们的妻子儿女仅免于饿死的男人。他想到的是以国家繁荣昌盛和进步的名义而做出的一切不公正的事情，是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女士们先生们自鸣得意地接受，甚至个人还参与去干的残酷的罪恶行径，因为照他们看，那些罪恶像日出日落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是按不变的、极其神圣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而产生的。

十九世纪早期的工资奴隶所受的待遇比古代与现代大部分动产奴隶[2]所受的待遇要糟得多。这是自然的，因为作为动产的奴隶是一种宝贵的财产，谁也不会去任性地破坏宝贵的财产。只有在征服使奴隶多得不得了又不值钱的情况下，奴隶主阶级才会允许他们浪用它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做的结果，西班牙人仅用几代人的时间就把西印度的整个土著人口消灭干净。在矿区，一个印第安奴隶的平均寿命是一年左右。假如他被折磨到死，矿主又买进一个，几乎等于白捡。奴隶是土壤的天然产物，西班牙人认为可以爱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如同现在的美国人那样随意浪费石油。可是在正常年代，要是奴隶供应有限，奴隶主对他们拥有的奴隶就比较担心。这时候，他们在待遇上至少跟一匹驴子或骡子得到的关心差不多。十九世纪工业家的情况跟有了一批突然增加的劳动力供他使用的征服者的情况是相似的。机器原来已增加了生产，此后，不缺劳力的土地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同时进口化肥又增加了国内的粮食产量，因而人口的增长就有可能，开始它增长很快，达到一定的密度后，再减低增长的速度。上世纪的产业工人是生活在人口增长最快的时代，奴隶的供应源源不竭。他们供得起资本家的浪费。一方面资本家受到当时在科学界流行的生存竞争规律的麻醉，拿那符合生存竞争规律的思想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还当真把工人的前途托付给基督教信仰——工资奴隶会在天堂得到更好的报酬。他们的确毫不顾惜地糟蹋浪费劳动力——竟为了报复穷人死后能升天堂。工资奴隶以高速度劳动至死，但总是有新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简直是乞求资本家让他们劳动至死。这些在不能吃饱的工资待遇上劳动至死的奴隶的效率是极低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消费是如此之少，奴隶主便可以用数量来弥补在质量上的缺陷。

这就是马克思在写他著名的但在全世界几乎没有读者的著作时工业世界的情况。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如他所知道的，是像只有在奴隶制时代征服者对待奴隶的情况一样。马克思的整个当代史和未来工业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他所熟悉的，恰恰是那个特定的无产阶级继续存在的条件上的。他没有预见到那样的无产阶级不再存在的可能。他觉得他们将永远不可避免地受到压迫和剥削——就是说除非通过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

事实证明他不对。他所知道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如果这个说法过于笼统，或者可以说——不再存在于美国，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不再存在于工业化的欧洲。工业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程度愈高，无产阶级的转变就愈彻底。在工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内无产阶级不再悲惨可怜，它是欣欣向荣的，它的生活方式接近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不再是受害者，在某些地方它确实还在逐渐成为使别人受害的人[3]。

这种转变的原因有许多，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人的灵魂深处存在有某种我们把它理性化为正义要求的东西。那是在生活的种种方面要求公平合理的模糊观念，我们意识到它是一种要求公道的感情，一种渴求公正的感情。外部世界明显地缺乏公平引起我们内心在追求公道的感情上的义愤。那是逐渐地加重使它义愤的，直到我们被迫做出反应，常常是过分地反对导致不平的力量。正好像十八世纪法国的一批当权的贵族，为他们要求公道的义愤感情所驱使，鼓吹人道主义与平等，放弃他们世袭的权利，不经过斗争就接受革命者的要求。同样，十九世纪一批当权的工业资产阶级通过法律限制他们的贪欲，向他们曾经如此蛮横地压迫过的无产阶级交出愈来愈多的权利，个别情况下，甚至对为受害者做出牺牲还感到一种离奇的自虐性愉快，替他们当仆人，受被压迫者的凌辱。假如他们愿意无情地使用他们的权力，他们本来是可以如他们在十九世纪早期所作所为那样，继续剥削工资奴隶。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早期工业社会的不平现象使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义愤。因而，在十九世纪后期，那种“怕当伟大人物的怯懦的恐惧”使工资奴隶主苦恼，至今仍使他们不安。这就是产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加考虑的一种原因，他们不考虑现实的人，只考虑抽象的“经济人”。这一因素还是起潜在作用的。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精通的领域内，也还有一大堆原因。无产阶级的组织；或多或少使用革命暴力达到顶点的革命宣传。还有，首先一个重大的发现是资本家觉得在他周围有一个富裕的无产阶级是划算的，因为给他们的工资高，他们的购买力也高，尤其在他们为现代广告不断的宣传所麻醉的时候。现代资本主义的政策是教育无产阶级浪费，组织和方便它奢侈浪费，与此同时通过支付高工资作为高生产的报酬使奢侈浪费变成可能。人们建议新富起来的无产阶级花掉它挣的钱，甚至抵押它未来的收入以购买广告商用花言巧语加以肯定的必需的商品，或至少是必要的奢侈品。这样一来，货币得到流通，现代工业国家的繁荣得到保证，直到那时候，地球上的资源因为大量浪费而开始出现不足。但这一可能发生的后果以个人的标准衡量，而不是以历史，更远非以地质学的标准衡量，还是遥远的事情。

同时，对卡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未来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简单地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碰巧在工厂工作而不是在办公室工作的资产阶级；是手指上带油渍而不是带墨水的资产阶级。在工作时间以外，现代资产阶级的这两部分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不可避免地他们会挣同样的工资。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内，如美国，有一种收入平等的趋势。非技术工人跟技术工人拿同样的工资——或更准确地说，因为机床正在消灭他们之间的差别，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融合成单一的具有一定的工资标准的半技术工人类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工资常常比专业技术人员的高。美国一个监督摩天楼施工的建筑工程师的工资实际可少于一个在大楼内部粉刷墙壁的泥水匠。砌砖工人挣的钱比许多医生、制图员、化验员、教师，以及诸如此类职业的人挣的多。这部分是由于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多，组织得好，在跟资本家谈判时处于较优越的地位；部分由于有些职业人才过剩，而教育制度造成比需要量更多的脑力劳动者，也就是说想成为脑力工作者的人比脑力工作的位置多。但是回到我们变了形的无产阶级上来吧。收入的平等，也就是萧伯纳先生[4]希望的一切福祉可以自动地产生的那种幸福的极致，正在美国实现的过程中。不久的将来所预示的是出现一个广泛的有着标准收入的阶层——由体力劳动者、大批的职员阶层与少量的技术人员组成——还有比较少数的高峰，他们高到一个多少令人目眩的富裕的高度。高踞在这些顶峰上的是世袭的有产者，工业和金融企业家，特别能干和成功的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假定无产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假定标准收入成为均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覆盖面也是前所未有的广泛——那么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吸引力，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成为无意义的了。那些住在天堂里的人不想望遥远的天外天（虽然照我看似乎他们很可能有时想地狱而不可得）。社会主义世界是一个一切人所得平等的社会，满足人人肚子的需要是得到国家保证的。对普通人平等分配和让他们吃饱肚子是这个制度的重要计划项目；不管谁保证他得到这种福利，只要他能得到保证就行。倘若资本主义能给他们保障，他们就不会想为了从社会主义得到完全一样的利益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所以倘若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内，如美国，严格的共产主义革命发生的危险似乎将消失。可能发生的，倒是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结构更为稳定的逐步改变。这是一种主要由资本主义本身一直应该负责的改变。为了通过把目前的低收入提高而拉平，以便使所有的人购买它的产品，美国资本主义正在为社会民主化做的工作比任何数量的理想主义人权鼓吹者所做的更多。的的确确，它已经把那些知名的权利和所有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要求从彬彬有礼的空话变成事实的开端。在这样做的同时，照我看，资本主义是正在为自己的垮台作准备——或更确切地说，是为现在资本主义企业极为富有的首脑们的垮台作准备。摆明的是，你若鼓吹民主，不仅是说说而且要货真价实地用现金收入的方式在社会上大面积地付诸实行和实现，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要一直把社会的部分民主化贯彻到底的欲望。我们将会看到，我认为，初初一看之下一种似乎是怪事的出现——完全的民主平等，它不是由可怕的不公正、贫穷、不满导致的流血革命产生的结果，而是由部分的平均和普遍的富裕而产生的结果。过去的革命没有能实现完全的民主，而那些革命正是每每以它的名义进行的，因为受压迫的广大群众太悲惨可怜了，甚至想不到可能跟他们的压迫者平等。只有那些已经充分跟他们的主人走上经济平等道路上的人才从这些革命得到好处。革命总是对那些已经富裕或是组织良好的人有利。在处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整个无产阶级是富裕而组织得很好的，因此他们觉得是处于跟他们的雇主基本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关系如1832年英国的工业和技术资产阶级跟大贵族地主之间的关系相同，或者说如1789年法国的律师、商人、金融家跟法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相同。收入已经往上拉平，那么就会自动产生也得往下拉平的要求。如果一个泥水匠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建筑师的，一个钻探工的收入顶一个地质学家的（根据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他们应得同样的工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人，或用经济学语言说，也都是一个消费者）——如果这种以支付同样的工资的平等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公正的，在实践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显然以泥水匠与建筑师为一方，公司的董事和股东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收入决不可能有什么充分理由不平等。或者以暴力，或者多半通过逐步的或多或少不造成痛苦的宣传，公众舆论的压力，最后是立法手段，将收入往下拉平，如同现在正往上拉平；大量的财产将分开；合股公司的所有权将愈来愈广泛地分散，这些企业的经理、董事将跟最不熟练的工人或者在本行最有学问的专家得到同样的待遇，同样多而绝不能多出。为什么一个消费者应该比另一个取得更多的报酬呢？一个人绝对不比另一个人更多一个要吃饭的肚子，更多一个要穿衣服的背脊，更多一个要坐车的臀部。只需要一个世纪就能看到萧伯纳先生的一切人收入相等的梦想完全实现。

如果这个梦想实现了，那又会怎样呢？是不是革命的幽灵肯定寿终正寝，人类以后就过着永远幸福的生活呢？至少萧伯纳先生是那么想的。只有一次，如果我记忆不错，在他的整个《社会主义指南》这本小册子中，他确实甚至也提出过人不仅单单依靠平等收入生活；他还这么稍稍地，这么顺带地提出，给读者留下这个印象，那就是收入平等也包含生活带来的种种问题的解决。异想天开的学说，因为如此明显地专断自信反而更加荒谬！认为人跟经济人是一回事，生活的问题、人的问题能够用任何经济的办法解决，没有比这种观念更荒谬绝伦的了。假定收入的平等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不过比假定普遍安装卫生管道或给全人类每人分配一辆福特汽车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其荒唐略胜一筹。收入平等或许在某些方面是一件好事，这是明显的。（在另外一些方面，也许就是坏事；那意味着，比方说，民主理想完全实用的体现，这又进一步意味，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人的最低价值的神圣化，以及最恶劣的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统治。）不管是好是歹，收入的平等跟其他大规模的簿记工作一样，例如用延期付款的办法使购买应有尽有的商品的计划成为可能，同样不能触及当前不满的根源。

现行社会和工业制度的弊端并不是使得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富得多，而是使所有的人觉得生活过得没有价值，因为现在不仅仅是工作，而且闲暇也完全机械化了；随着社会组织的每一步更新和更加细密复杂，个人发现自身的人的价值也进一步降低了，趋向于仅仅成为一种社会功能的体现。因为现成的，用不着创造性的娱乐正在愈来愈宽的范围内散布愈来愈强的烦闷——人的生存变得索然无味和无法忍受。有了物质文明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生存是多么没有意思和无法忍受，只有理解力更强的人才已经理会到这一点。那些某种才能和理解力不相一致的人对这种理解的反应是一种想摧毁一切的渴望，对创造的某种内心冲动是强烈的憎恨。这种仇恨一切的聪明的典型人物曾被安德烈·马尔罗[5]在他的小说《征服者》中令人赞叹而又使人害怕地刻画过。我向所有的社会学家推荐这部作品。

全人类而不只是少数格外聪颖的个人自觉地认识到在目前的政体下生活基本上没有意思，这不是遥远的事情。那么以后怎样呢？去向马尔罗求教吧。那时爆发的革命将不是共产主义的——不需要这样的革命，如我已经表示过的，此外，也没有人相信人类会改善，或别的什么信念。那将会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革命。为了破坏而破坏。仇恨，普遍的仇恨，一种漫无目的的，因而也是完全彻底的砸烂一切。通过加速扩大普遍的机械化而把收入拉平（全部机器是代价高昂的），将仅仅加速这个普遍的虚无主义大高潮的来临。我们愈是富裕，物质文明的程度愈高，它就来得愈快。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它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到来。

【注释】

[1] 作者在本文中所理解的某些概念，跟我们理解的不完全一致，但为我们观察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思维，这一点是有价值的。

[2] 英文为chattel staves.

[3] 理解作者的这句话应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比如当时的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正积极向外侵略扩张，其军火生产当然是用来屠杀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

[4] 乔治·伯纳·萧（1856-1950），英国剧作家，同时也是费边社社会主义者，他写过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5]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小说家、艺术史家。

舒适

新现象

法国的旅馆经营者把舒适称为“现代享受”，他们是对的。因为舒适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事物，比轮船年轻，跟电报同龄，只比无线电大一代。发明享受舒适的办法，把舒适当作一个合乎需要的目的来追求——人类对自己提出来的最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一种现代社会现象，是自罗马人以来历史上哪个时代都无法相比的。像一切我们极为熟悉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鱼得水，并未觉得有什么奇怪新颖，并不考虑它们的重大意义。有坐垫的椅子，有弹簧的床铺，沙发，暖气，按时的热水澡——这些以及一大批其他的舒服享受进入英国甚至极为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三百年前帝王也不曾见过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分析的奇异事实。

首先使人想到的是我们祖先生活上的不舒服主要是他们自愿如此。某些现代的舒适的设备是纯粹现代的发明；在发现南美和橡胶树之前，人们不能给车轮装上轮胎。但我们讲究舒适的物质基础大部分没有什么新奇。在过去三四千年间人们本来是可以制作沙发和吸烟室里的椅子的，本来是可以修建浴室和安装暖气、自来水的。事实上，在公元前，克诺索斯[1]的居民就已经熟悉了自来水管。罗马人曾修建起精巧的暖气系统，在一幢漂亮的别墅里的洗浴设备，其奢侈与完善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有擦汗室、按摩室、凉水浴澡室、温干室（如果我们相信西多尼乌斯·阿波里纳利斯[2]写的是事实），墙上绘有不成体统的壁画，室内备有舒适的长沙发，你可以躺在上面让身上的潮气吹干，一边跟你的朋友交谈。“我们达到了这样的奢华程度，”塞内加[3]说，“如果我们在浴室里没有踩到珠宝，我们就不会满意”。罗马温泉浴室的规模与完善是跟它们的华丽成正比的。戴奥克里欣[4]个人浴室的单独一间房就给改造成一座大教堂。

还可以引证其他许多例子显示我们的祖宗在当时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办法干了些什么来使生活舒服。他们表现得够清楚的了，如果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人生活得不清洁不舒服，那不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他们愿意那么过，因为不洁与不适符合他们的政治、道德和宗教的原则和偏见。

舒适与精神生活

舒适与清洁跟政治、道德和宗教有什么关系呢？初初一看你会说在扶手椅和民主、沙发与家庭制的松弛、热水浴与基督教的正统观念之间绝没有因果关系，但更仔细地看看，你就会发现在近代讲究舒适的发展与近代思想的发展之间存在最紧密的联系。我希望本文能揭示这一联系，指出为什么十五世纪意大利的君主们，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甚至路易十四都不可能以罗马人称之为普通的清洁体面的方式生活，或享受我们觉得是必不可少的种种舒适。

让我们从扶手椅和暖气开始考虑吧。我要说的是扶手椅与暖气的出现只是在皇权与封建势力没落，旧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衰亡的情况下才可能。吸烟室内的扶手椅和沙发是准备靠着用的。在一把现代制作精良的扶手椅内你除了懒洋洋地靠着，什么事也干不了。靠，既不庄重也对人不尊敬，要是我们想显得令人肃然起敬，或者对下级进行斥责，我们不是把身子躺在一把有深度的椅子上，同时又把脚搁在炉台上，而是坐直身体，且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同样，要是我们想对一位女士表示礼貌，或是对一位老人或名人表示尊敬，我们也不靠着；我们站起来或起码也得把身体伸直。过去，在人类社会里是有等级的，这样一来，人人得注意对下级要神气，对上级要恭敬。在等级社会里靠着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对路易十四来说根本就不会考虑，他既不会在他的朝臣面前靠着，他们也不会在国王的面前靠着。只有在出席法务院定期召开的会议时，法王才有过公开靠着的事。在这样的场合他斜靠着为他特设的“公正之位”，同时亲王们坐着，大臣们站着，小人物则跪着。舒适，被公然称为王家的天赋权益。只有国王才能伸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是用威风凛凛的方式伸出他的两条腿的。斜靠纯然是合乎礼仪的，也不丧失尊严。在平时国王是坐着的，这没错，但是以庄严和笔挺的姿势坐着，帝王外表的威仪必须保持（毕竟威仪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表问题），同时，朝臣们，保持毕恭毕敬的样子，不是站着，否则，若他们的级别特别高，又出身名门世家，就是坐在矮凳上。贵族家的情况跟朝廷上的情况相同；乡绅对他的食客，商人对他的学徒和仆人，跟帝王对他的廷臣没有两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在上者得通过庄严的神态表现他的优越，在下者得通过恭敬的样子表现他的卑屈；这绝对不能靠。即使在亲密的家庭生活上也是如此，父母按照神授的权利像教皇和君主一般实行统治，儿女是他们的臣民。我们的祖宗把第五诫[5]看得非常认真，有多么认真这可以拿伟大的加尔文[6]以神权统治日内瓦时期，一个孩子因为敢于打他的父母而被斩首这一事实来判断。

从孩子这一方看，靠，尽管不是一个弥天大过，可能会当作一种严重的不敬行为，受到重笞、挨饿、禁闭等处罚。就为了一次轻微的侮辱——忽视拿手接触帽子——维斯帕西诺·贡扎加[7]竟把他的独子踢死。人们一想起倘若这孩子靠着，他是会怎么生气的就不禁哆嗦。如果孩子们在父母的面前不靠着，父母也不在儿女们的面前靠着，那是因为怕在应该尊敬自己的人的心目中降低身份。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在二三百年前的欧洲社会上一个人——上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法王，下至最穷的乞丐，从胡子一大把的族长以至幼儿——是不可能在别人的面前靠着的。旧式家具反映等级社会的身体习惯，它们是为这个社会而打的。要打出能跟我们今天的扶手椅和沙发在舒适上匹敌的家具，只有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手工艺人才有这个能力。但既然社会是那样的社会，事实上，他们就不会干这样的事。的确，到十六世纪扶手椅才完全普及，此前，那是权威的一种象征。现在委员会的委员们靠着，国会议员舒服地坐着，但权威依旧属于主席，依旧从一把象征性的扶手椅产生。在中世纪只有大人物有椅子。要是一位大人物旅行，他随身带着他的椅子，这样他就不至于跟他的权威的外部和有形的标志分离。直到今天王位和王冠同样是王权的象征。在中世纪，下等人，如果允许他们坐的话，坐在长凳、矮凳和高背长靠椅上。随着文艺复兴时期有钱的不附属于贵族的资产阶级兴起，椅子开始得到更自由的使用。那些买得起椅子的人坐在椅子上，但坐得庄重而不舒服。因为十六世纪的椅子非常像王座，给坐在上面的人一种讨厌的威风凛凛的气派。只是到十八世纪，那时等级制已经严重崩溃，家具才开始让人舒服起来。然而即便是在那时也没有真正的靠，男人（后来是女人）伸手伸脚不雅地靠在上面的扶手椅和沙发要到民主牢牢地建立，中产阶级发展到庞大的规模，贵族阶级那一套规矩从世界上消失，妇女得到解放，家庭的种种限制得到取消之后才会打制出来。

暖气与封建制度

现代舒适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室内充分的暖气——由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起码一些大人物是不可能享受到的。在这一点上平民比贵族更有福。居住在小型的房屋内，他们有办法保暖。但是贵族们、亲王、国王和大主教住在跟他们的地位相应的豪华的宫殿、府第内，为了表明他们比别人高贵，他们的居住环境要比平常人住的大得多。他们在像溜冰场一样的大厅内接见宾客，带着一大批庄严的随从在如阿尔卑斯山的隧道一样又长又通风的走廊上走过，在看起来如冻结成大理石的尼罗河瀑布一样的楼梯上凯旋式地走上走下。作为一个大人物，那时候他得花大量时间去表演庄严的象征性游戏和华而不实的芭蕾舞——这些表演需要大批房间容纳为数众多的演员和观众。这说明皇宫王府宏伟高大，即使普通乡绅的宅院也不小。这是由于他们的地位的缘故，好像他们是巨人，得生活在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高的房间里。多么壮丽，多么辉煌！可是在里面是多么阴冷！在我们的时代，自我奋斗成才的大人物不希望用那些靠天命或世袭的大人物的排场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为了舒服而牺牲浮华，生活在小到可以取暖的房间里。（过去的大人物下班之后也是如此；大部分的旧宫殿包括一系列的小房间，君主王公贵族们在装模作样的国务活动之后就退到这些小室内休息。但是这类活动是冗长的事务性的，旧日不幸的君王们，得装模作样地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冰凉的接待室和穿堂风呼叫的长廊上。）我驾车经过芝加哥郊区时，有人带我参观该城最有钱和最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之一的住宅。那是一幢大约有十五或十二个小房间的中等规模的房子。我颇为惊异地一边看一边想起我在意大利住过的巨大宫殿（租金比在芝加哥为福特车租一个汽车间还便宜）。我记得一排排卧室如普通的舞厅一般大，客厅像车站，楼梯上你可以并排开两辆轿车。在这种豪华的宫殿里你有理由感觉自己成了超人！可是记起二月间从亚平宁山脉刮来的烈风，那使我每每想芝加哥富人放弃另一个时代的阔佬花那么多钱在上面的豪华富丽，还是做得对的。

沐浴和道德

截至现在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舒适的两个方面，其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君主制、贵族阶级和古代社会等级制的衰落；它的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沐浴——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之所以能实行，部分原因必须归结为基督教道德的衰落。在欧洲大陆依然有修道院办的学校，别的地方也有亦未可知，其中年轻的小姐给灌输这种观念，人的身体的性质是不洁和可憎的一类东西，连看一眼也是有罪的，不仅看别人的裸体有罪，看自己的肉体也如此。如果被允许洗澡（每两周周末一次），她们要穿上一件长达膝盖以下的无袖衬衫，修女们还教给她们穿衣服的一种特技，那可以保证她们连自己的皮肤也看不到一眼。有幸的是这些学校现在是罕见了，但有个时候，还在不久以前，它们还是普遍现象。它们的清规戒律反映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传统，从圣安东尼[8]和西贝依德[9]僧侣的不洗涤、节食和不近女色的时代起，以庄严的形式一直持续不断地相传了好些世纪直到今天。亏得这一传统的衰落，妇女才享受到经常沐浴的奢侈。

早期的基督教徒绝对不是热心洗澡的人，可是应该公平地指出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传统并不总是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洗澡。如果说早期的神父们发现罗马的男女混浴使人吃惊，那是自然的。但是神父们当中的温和派容许有限度的擦洗，条件是这件事要体面地进行。罗马的大型澡堂的最后衰亡，既因为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反对也因为蛮族的破坏。在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一切时期确实有过沐浴的复兴。十字军东征归来带回了东方的蒸气浴，似乎它在全欧洲都受到极大的欢迎。出于某些不好理解的原因，它的流行逐渐衰退，十六世纪晚期与十七世纪初期的男女似乎差不多跟他们不开化的祖先一样脏。医学理论和宫廷风气也许跟这些波动起伏不无关系。

牵涉到妇女的地方禁欲主义总是最强有力。龚古尔兄弟[10]在日记中记下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似乎在第二帝国时期[11]于上流社会流行，它认为妇女的风流放荡是随沐浴的习惯发展而发展的。“姑娘们应该少洗澡”是明显的推论。享受沐浴好处的小姐们应感谢伏尔泰的嘲弄和感谢十九世纪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如果没有他们在有生之年搞垮修道院办学的传统，我们的姑娘们也许还得像她们的老祖宗一样灵魂上贞洁身体上不干净。

舒适与医药

无论如何，喜欢沐浴的人最应该感谢医生。细菌的发现鼓励人们讲卫生。我们今天像印度教徒一样以宗教的热诚洗澡。我们的洗澡有点变得如同魔法的仪式，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力量的侵害，喜欢肮脏的细菌是这种邪恶力量的体现。我们可以大胆预言医学教育还将继续发展，把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传统搞垮。自阳光有益健康的作用被发现以来，穿衣过多，从医学的观点而言，已成为一种罪行。少穿则变成德行。在我们当中医生的威信几乎跟野蛮人当中巫医的威信相等，很可能不久他们就会干脆让我们一丝不挂。使我们的衣服穿上更为舒服，这个过程已进行好长时候了——最初是在男人当中，然后是在女子当中——裸体则是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形成这个过程的原因不止一端，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等级制形式主义的没落与基督教道德的衰亡。佛莱彻先生[12]在他写格莱斯顿[13]先生去世前不久对牛津大学一次访问的文笔生动活泼的小册子中，记述了这位了不起的老人对本科生衣着的评论。格莱斯顿看来对学生衣衫的不规矩和不值钱颇为不满。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说，年轻人身上穿戴着值一百英镑的衣服和首饰到处跑，每个有自尊心的青年至少有一条他从不拿它去坐的裤子，为的是怕它走样。格莱斯顿访问牛津是在学生依然穿高高的浆洗过的硬领和圆顶硬礼帽的时候。人们纳闷要是他看到这一代人穿的开领衬衫，花里胡哨的运动衣和宽松的法兰绒裤不知会怎么说。再没有比如今对外表的尊严更不加注意的了，随随便便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除了在最庄严的场合，人们不管他的等级地位，总是穿着他认为最舒适的衣衫。

妇女追求舒适受阻的原因是道德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妇女不仅在社会上被迫要保持面子，在道德上也要服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传统习俗。在男子已抛弃他们穿上难受的规规矩矩的服装好久以后，妇女仍旧在庄重的名义下忍受格外的不便。把她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是战争。当妇女开始从事战争劳务时，她们发现不求庄重的好处，她们从此以后就不讲那一套，这使她们的健康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增加了她们个人的舒服。现代服装是妇女有史以来最舒服的穿着，甚至古希腊的妇女也没有这么舒服过。她们的短袖束腰内衣确实是人们最理想的合理的衣服，但她们外面穿的长袍却单纯是一块裹着全身像印度的纱丽[14]一样的布，用别针扣牢。外表依靠别针的任何女人是不会真正感到舒服的。

舒适本身就是目的

由于传统生活哲学的改变才成为可能的舒适，现在已是它本身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舒适已成为一种天然的习惯，一种时髦的风气，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被人们追求的理想。给带到世界上来的舒适愈多，它就可能愈受到重视。对那些已经知道舒适的人来说，不舒适是一种真正的难受。如今把追求舒适认为理所当然的风气跟别的风气一样地专横霸道，不仅如此，巨大的物质利益是同提供舒适的办法紧联在一起的。家具、取暖装置、卫生管道的制造商们赔不起让讲究舒适销声匿迹的损失。在现代广告手段上他们有办法迫使它生存发展。

在对现代种种舒适享受的精神方面之由来加以简短地回溯之后，我必须对它产生的后果谈几句。你不能既要马跑又不给马吃草，舒适是伴随着等价以至也许代价更高的损失的。今天一个盖房子的有钱人一般首先关心的是他的未来住宅是不是舒服。他愿意花一大笔钱在浴室、暖气、铺垫子的家具等等上面（因为舒适是很花钱的，在美国人们议论要否放弃有管道的房子）；只有花掉这笔钱他才认为房子尽善尽美。但在早些时期有钱人首先考虑的是排场和华丽——换句话说是漂亮而不是舒服。我们的同时代人愿意花在浴室、暖气上的钱，前人却花在大理石楼梯、豪华的外观、壁画，一套套其大无比、金碧辉煌的房间，绘画，雕像等上头。十六世纪的教皇们生活在那种不舒适的条件下，一位现代的银行经理是会认为难以忍受的；但教皇们有拉斐尔的壁画，有西斯廷小教堂[15]，还有古代雕塑的陈列室。难道我们非得惋惜梵蒂冈缺乏浴室、暖气和吸烟室的椅子吗？我倾向认为我们如今对舒适的讲究是有点过头了。虽然我个人喜欢舒适，我住的房子却差不多缺乏我的同胞所认为必不可少的所有设备，但我住在里面仍然生活得很快乐。东方人，甚至南欧人，他们不懂舒适，过着几世纪前我们的祖先过的那种生活，没有我们这些精美花钱、奢侈讲究的设备，日子似乎照样也不错。我是够老派的了，相信有高级的东西或低级的东西都一样过日子，看不出物质进步有什么必要，除非它能推动思想前进。我喜欢省力气的机械，因为它们节约时间和精力，使我们可以专用这于脑力劳动（我喜欢脑力劳动，有许多人却讨厌它，但他们同样热衷于省脑力的机械，如同对自动洗碗机与缝纫机之类的热衷）。我喜欢方便迅速的交通工具，因为扩大人们可以生活的世界也就扩大了人们的心胸。舒适之于我也有相似的作用，它促进精神生活。不舒适则有碍于思想，在身体感到寒冷疼痛的时候要用心思是困难的。舒适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现代世界似乎把它本身看作目的，一种绝对的善。或许，总有一天，地球会给人变成一张其大无比的安放有羽毛褥垫的床，人的身体躺在上面迷迷糊糊的时候，心灵却在下面像苔丝德梦娜一样窒息而死[16]。

【注释】

[1] 古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城市，克里特王米诺斯建都于此，创造米诺斯文化。

[2] 西多尼乌斯·阿波里纳利斯（430-488），罗马拉丁语作家。

[3] 卢修斯·安诺乌斯·塞内加（约前4—公元65），罗马演说家。

[4] 戴奥克里欣（284-305），罗马皇帝。

[5] 按《圣经·旧约》，希伯来先知摩西领导人民出埃及时，在西奈山向他们传达神明的十条训诫，第五诫为“当孝敬父母”。

[6]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曾在瑞士建立严格的长老制政府。

[7] 贡扎加为1328年至1708年间统治意大利曼图亚城的家族。

[8] 圣安东尼（约251-356），基督教早期修道士，曾在沙漠苦修。

[9] 西贝依德，尼罗河上游地区，从三世纪以后为基督教出家修行制度的摇篮。

[10] 爱德蒙·龚古尔（1822-1896）与于尔·龚古尔（1830-1870），法国自然主义作家。

[11] 指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第三统治法国的时代（1852-1870）。

[12] 或指查尔斯·佛莱彻（1857-1934），英国历史学家，曾执教于牛津慕德伦学院。

[13]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多次担任英国首相。

[14] 印度妇女穿的一种用整段绸布裹身的服装。

[15] 西斯廷系教皇在梵蒂冈的私人教堂，其中绘有拉斐尔作的著名的西斯廷圣母像。

[16] 苔丝德梦娜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的女主人公，她的丈夫即奥赛罗，因怀疑她不贞而将她掐死。

旅游热

有的人因事旅游，有的人则为了追求健康。可是住满豪华的饭店，把钱塞满老板荷包的旅客既不是病号也不是来办事的人，而是那些如俗话所说为“玩乐”而来的旅游者。除非被人赶走，从来不去旅行的伊壁鸠鲁[1]，在自己的花园里寻求的东西，我们的旅游者却到国外去找。他们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乐趣呢？那些经常出入度假胜地的人必然避开不了这一问题，而答案又多是否定的，因为旅游者大多是愁眉苦脸的一群。我曾在葬礼上看到许多面孔远较在圣马可广场[2]上见到的面孔欢快得多。只有当他们聚在一块儿，在那短暂而不稳定的时间内装出像在家一样自由自在的模样时，大部分旅游者才显得真正开心。人们不禁纳闷，他们为什么到国外去。

实际情况是，极少有旅行者是真正喜欢旅行的，如果他们不嫌麻烦，不怕花钱去旅行，与其说是出于好奇、游乐，或想观光美丽奇异的风物，不如说是出于一种附庸风雅的心理。人们去旅行的动机和他们收藏艺术品的动机是一样的，因为那些上等人士都这么做。到地球表面的某些地区去游览，被上流社会看作赏心乐事，到过那里的人比没有去过的人总要优越一些。再说旅行为归来的人提供谈资。在话题不很多的情况下，人们可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给自己储备谈资的机会。

为了替这种附庸风雅的心理辩白，于是有人慢慢精心制作出一套神话。那些社会上认为的只要有人游览就是风光旖旎的地方，往往受到人为的美化而加上神圣的光轮，使它们在那些没有去过的人眼里显得像传说中的巴比伦或巴格达[3]一样。那些去过的人出于个人利益有意培植和散布这种神话。假如巴黎和蒙特卡罗[4]真如勃雷福特[5]或密尔沃基[6]，托木斯克[7]或卑尔根[8]的居民一般想象的那么奇妙，那么亲身访问过这些地方的旅行者的身份就更加显眼，他们比那些待在家里的人的优越感也就更大。正是这个缘故（也因为他们付钱给旅馆老板和轮船公司），这些神话才被有意识地传扬开来。

缺乏经验的旅行者受到这类神话的熏陶，拼命想把外在的现实跟神话传说加以协调，他们这种可怜的景况实为少见。正是由于神话的缘故，加上几分下意识的附庸风雅他们才离家外出；在现实中承认失望无异于承认他们愚蠢地相信神话，也从而降低了他们旅行的价值。在成千上万经常光顾巴黎夜总会与舞厅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当中，有一大批无疑是名符其实地喜欢那类玩意的，但也有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在内心感到无聊甚至有点厌恶，但闭口不说。然而他们受到的教养就是要他们相信有一个神话般的“花都巴黎”，在那里样样东西都令人欣喜欲狂，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看到严格称得上是“天堂生活”的东西，因此他们来到巴黎诚心诚意地畅游一番。夜复一夜，巴黎的舞厅和妓院充斥爱默生与马修·安诺德[9]的严肃的青年同胞们，借助于愈来愈厚的海德齐克和罗德勒旅游指南使人晕头转向的介绍，殷切地试图见见世面，但既不踏实也不全面。

更富有勇气与决心的是他们的女同胞，因为她们大部分（除非他们极为现代化）没有罗德勒旅游指南帮忙去发现巴黎的花街柳巷。一个秋晨，约五点钟左右，我在蒙马特[10]一家夜总会看到的一副情景，是我见过的情况当中最糟的。在大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三个美国少女，没有人陪伴，单独在那里体验生活。在她们面前，桌子上照例放着香槟酒瓶子，但是出于偏爱——也许是按习惯做法——她们在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柠檬汁。爵士乐队呆板地吹打着，疲倦的鼓手边敲边打瞌睡，萨克管乐师边吹边打哈欠。客人们三三两两踉跄离去，但是尽管疲劳，尽管她们妩媚天真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厌烦，这三名少女依然顽强地、毫不气馁地坐下去。我在拂晓离开时她们还在那里。我后来想，她们回到家里不定会说什么新闻呢！她们会让她们没有旅行过的朋友多么妒忌啊！“巴黎就是绝了……”

这种神话给巴黎人带来亿万法郎的财富。他们进行毫不吝啬的宣传，生意毕竟是生意。但倘若我是蒙马特某家舞厅的经理，我想我该告诉我的服务员们要多一点自信地履行他们愉快的职责：“伙计们，”我要叮嘱他们说，“你们应该表现出仿佛相信我们借以谋生的神话的脸色，面露微笑，欢欢喜喜。你们现在的表情夹杂着疲劳，对顾客的厌恶和鄙视、挑剔挖苦和贪心不足，这叫人泄气。总有一天顾客们会头脑清醒地觉察出来。那时候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

但是巴黎与蒙特卡罗并不是唯一的旅游胜地，还有罗马和佛罗伦萨。那里有画廊、教堂、古迹，以及商店和娱乐场所。那种规定人们一定要爱好艺术的虚荣心理——更确切地说——一定要参观艺术陈列品场所的虚荣心理——几乎像要求人们游览“生活像天堂一般的地方”的心理同样专横。

我们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对“天堂生活”都感兴趣——甚至对在蒙马特可以找到的那么一点点这样的气息也感兴趣。可是对艺术的趣味——或者起码对那种在画廊或教堂发现的艺术——绝不是普遍性的。因而，就不富裕的旅游者来说，他们出于附庸风雅的动机来到罗马和佛罗伦萨观光，情况还更加可悲。“参观”教堂的旅游者戴上一副瞻仰的面具，可是时常从他们眼光里流露的是多么疲倦多么无精打采的神气！这种疲倦在内心感觉得更为尖锐是由于必须打起精神表现出虔敬的姿态，对培德克旅游指南上用星号标明的东西[11]甚至要口是心非地表现出欣喜若狂。接着就会出现血肉之躯再也忍受不了的那种紧张的时刻。庸俗作风本来是从庸俗趣味产生的，现在它断然拒绝对后者再献殷勤。旅游者既恼火又公然挑战式地发誓，再也不把鼻子伸进另一座教堂里去，宁愿在旅馆的休息室里消磨时间，谈谈大陆版的《每日邮报》[12]。

我记得在威尼斯曾目睹一次这类反叛现象。一家汽艇公司在下午正为去托切罗岛旅游作广告。我们订了座位，在预定的时间出发，和另外七八位游客结伴同去。托切罗岛在礁湖上浮现出来，由于它的荒凉而带有浪漫情调，水手们在一个残破的码头旁停泊。走过四分之一里路，穿过田野，就有一座教堂。教堂内有意大利的一些最美的壁画。我们全体登上岸去参观，只有一对意念坚强的美国夫妇未去，他们一听说这个岛上的名胜是另一座教堂就决定舒舒服服地坐在艇内等其余的人游罢归来。我羡慕他们的坚决和诚实。不过同时照我看，他们竟然一路花那么多钱而来，仅仅为了享受一下坐在停靠一个残破的码头旁的汽艇内的乐趣，那是相当令人扫兴的事情。而且他们才刚到威尼斯，他们的意大利之行几乎刚刚开始，巴图亚，斐拉拉，拉文那，波伦亚，佛罗伦萨，西埃那，佩鲁吉亚，阿西西，罗马，以及它们全部数不清的教堂、绘画，还依然有待他们去参观，直到最后抵达使人愉快的终点那不勒斯，才可以重新乘上海轮横渡大西洋归国。我想：一个多么严厉的主人的可怜的奴隶啊！

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旅行家，因为他们不待在家里。但他们不是真正的旅行家，不是天生的旅行家，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为了社会习俗而旅行。他们出发时脑子里装满了神话故事和不切实际的希望，回来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却是一团失望。他们对真正实际的东西缺乏积极的兴趣，而是一味渴望追求神话，事实上不管实际的东西是如何稀奇、美丽、多样，还是使他们有幻灭之感。只有在同游者的社交圈子中，他们在异国的荒原上共同不时地建起一块小小的家园式的绿洲，加上已经完成一桩社会义务的感觉，才使他们面对旅行中令人扫兴的实际，感到适度的愉快。

你们的真正旅行者，反之，却对现实的东西深感兴趣，因而觉得没有必要去相信无稽之谈。他的好奇心永不满足，他喜欢罕见的东西，因为它罕见的缘故，他对种种美的表现都有兴致。如果说他从来也不感厌烦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在旅行中从不感厌烦是不可能的。对旅游者来说，每一天几乎大部分时间必然是一无所获。首先，许多时间得仅仅花在从一处到另一处的奔波上。看过名胜之后，观光者发现他们身子乏累了，又没有特别的事情可做。在家里忙于日常的活动，人们从来不感无聊。无聊基本上是一种假日的感觉。（它难道不是有闲者常患的病吗？）正因如此，你们的真正旅行家才发现无聊不是使人痛快而是令人喜欢的。那是他的解脱的象征——他的极度的自由自在。一旦有了无聊感，他不仅从哲理上，而且几乎是愉快地接受它。

对于天生的旅行家，旅行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毛病。它像别的恶习一样专横跋扈，要求受害者花费时间、金钱、精力，并牺牲他的安乐。对它的公然索取，天生的旅行家情愿，甚至满心欢喜地答应。这里要插入补充一句，大部分恶习要求大量的自我牺牲。以为有恶习的生活是一种乐趣不断的生活，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谬见。假如奋力维持这种生活，那几乎是跟《天路历程》[13]里基督徒的生活同样令人疲惫与痛苦。在基督徒和染上这种恶习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从他的艰难困苦中有所收获——不时以某种形式呈现的精神财富，且不说他在约旦河另一边极成问题的耶路撒冷得到的东西[14]——而后者则什么也得不到，也许会得到痛风病和精神病人的全身瘫痪。

旅行这种毛病，说实话，并不一定带来这两种特殊的病症，确实也不带来任何疾病，除非你的漫游把你带往热带去。不会有肉体上的疾病，因为旅行并非身体上的（可以伤害它的）疾患，而是精神上的。你们为旅行而旅行的旅行家恰像随意阅览的读者——他们是那种精神上任性胡来的人。

如同所有其他染上坏毛病的人，这种读者和旅行家找出一整套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说阅读和旅行扩大精神境界，启发想象力，是一种人文教育，如此等等。这些是貌似有理的论点，但给人印象不深。因为虽然随意阅览和漫无目的的旅行对某些人来说是富于教育意义的，这确实不假，却不是大多数名符其实的读者和天生的旅行家耽于他们的爱好的理由。我们阅读也好，游历也好，并不是为了扩大和丰富我们的精神境界，而是为了可以愉快地忘掉它们的存在。我们喜爱阅读和游历是因为在代替思想的许多东西当中它们是最有趣的。它们是精妙的而多少经过精炼出来的代替物，因此并非人人可享受的娱乐。天生的读者或旅行家是属于那些在精神上较为挑剔苛求的一类人，他们在打赌、麻将、饮酒、高尔夫球和狐步舞中找不到他们需要的消遣。

有一些人，为数极少，他们旅行具有目的且具有一定的系统，读书也一样。这是在品德修养上令人羡慕的一类人。一般说，世界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属于这类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很可惜，一个人也许有高尚的目的和优美的品性，但没有天资。有些最自我放任又缺乏目的的旅行者和读者知道从他们的坏毛病中得到好处。乱读书是约翰生博士[15]的痼疾，他手中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却没有一本把它读完，然而他的成就不算小。也有轻率的旅游者，像贝克福[16]那样，他们到处跑，听任他们变化无常的好奇心的驱使，几乎也同样颇有收获。德行的报偿就是它本身，但天才知道怎样去摘到的葡萄——它们是不是有点酸呢？

对我来说，旅行明明白白是一种毛病，对其迷人的诱惑力我觉得难以抗拒，几乎像是没有目的，不加选择地乱读书一样。确实，有时我不顾一切下决心要加以补救。我拟出严肃有益的读书计划，我试图把我的随意浏览转变为系统地赏析艺术和文化史，可是成效不大，不久我又旧病复发。可悲的弱点啊！我试图安慰自己说：希望我的坏毛病会对我有点好处。

【注释】

[1]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人没有痛苦才是至高的善，人通过道德实践达到心情平静才能没有痛苦而不在乎物质的享受。据说他经常住在他的花园中一只木桶内。

[2] 意大利威尼斯的名胜。

[3] 人们对这两个城市的印象分别受《圣经》和《天方夜谭》的影响。

[4] 欧洲著名的赌城，摩纳哥公国的首都。

[5] 英国约克郡一城市。

[6] 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

[7]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城市。

[8] 挪威一城市。

[9]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诗人与哲学家；马修·安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与批评家、教育家。作者用他们来反衬英美一般游客的浅薄。

[10] 巴黎夜生活集中地。

[11] 由德国人卡尔·培德克（1801-1859）首创的欧洲各国旅游指南，其中特别著名的旅游胜地均有星号标明。

[12] 英国的一家报纸，创办于1896年，比较通俗。

[13] 《天路历程》是英国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一部寓意小说，基督徒是书中的主人公，有预言说他的家乡将遭毁灭，于是他离家往天国出发，中途历尽艰辛，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14] 基督徒到达目的地“圣城”影射耶路撒冷，作者对耶路撒冷的看法见本集中的《历史的循环》一文。

[15] 塞缪尔·约翰生（1709-1784），英国作家和辞典编撰者，十八世纪英国文坛泰斗。

[16] 威廉·贝克福（1759-1844），英国旅行家。

漫游的鸟儿

一头漂亮的头发，不戴帽子，脸蛋晒得比头发还黑，他们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穿着短裤，蒂罗尔式[1]的膝盖是棕褐色的。沉甸甸的大靴子，由于钉子累累，踩在教堂的石板上发出叮叮的响声。这些认真的艺术研究者深入教堂内部作调查。他们的背上背着旅行包，手中有时拿着一根手杖，有时是一把结实的雨伞；我看见过他们拿着破冰的小斧攀登佛罗伦萨的科里山上的林荫路。这些徒步旅行者是漫游的鸟儿，他们席勒式的名字非常明显地表示出他们是德国人，其中有许多是从柏林一路步行而来，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塔兰托[2]，然后又步行回去，身上几乎一文不名，靠面包和水为生，睡在农家的谷仓里和路旁。好冒险和能吃苦耐劳的青年！我对他们感到深深的敬佩，甚至妒忌他们，愿我有他们那种精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是我都不模仿。

“古代的圣徒”，赞美诗的作者说，

“带着哀伤、辛劳和痛苦升天堂。

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

以便坐火车把他们赶上。”

我觉得，坦白承认，甚至火车也由于不太方便而成为一种我不大采用的旅行工具了，我想把这首颂诗的最后两行改成“主啊，求你给我们财富，以便坐汽车赶上他们”。这个祈愿，无论如何，已部分得到满足。所以说部分，因为一辆十马力的西特罗盎[3]是否可以真正称为一辆车是成问题的。纳皮尔[4]、伐克斯霍尔[5]、德拉日[6]或沃尔辛[7]的主人肯定会加以否认。我不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我对西特罗盎可说的一句就是：它管用，用谦逊平易近人的方式载着你奔驰，确实不很快，但平稳可靠。这个特定的标本已经载送我们走过意大利、法兰西、比利时、荷兰的好几千英里行程了。这一点，不管那些熟悉这些道理的人如何看，是很说明问题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我的头脑清醒，我应该停止谈论西特罗盎而回到较高的主题。但谈车的诱惑力，假如你有一辆车的话，是十分难以抗拒的。在我买下一辆西特罗盎之前，对别的话题根本不感兴趣，现在却没有别的更使我感兴趣的话题。我可以用好几个小时跟别的车主谈车，我甚至无情地准备好没完没了地拿这个可喜的话题来折磨无车的人。我浪费许多时间读驾车的文章，狂热地研究赛车的消息，认真地细看我不懂的带学究气的技术著作。这是发疯，不过是一种有趣的发疯。

做了车主，我注意到在精神上产生的后果并不是完全有利的。自我反省和别的车主的谈话向我表明，确实，有车可能会对品德产生恶劣影响。首先，车主全是撒谎者。他不告诉你他的车子的实情。他夸大它的速度，每加仑汽油可行驶的英里数，它登山的性能，等等。热烈交谈时我在这方面也说错过，还不止一次；甚至预先冷静地不怀好意，在这个问题上存心说自己不觉得羞耻的谎言。它们在我的良心上分量不很重。我不是诡辩家，但我似乎觉得一个人说谎而不希望有人听信是可以原谅的。有汽车的人，像爱好钓鱼的人一样，从不真以为他的自吹自擂有人信以为真。至于我自己，我早就一点也不相信我的同好对我说的话。我对他们最后一点残余的信任是被一个比利时司机毁掉的，他告诉我从布鲁塞尔到奥斯坦德的旅程有两小时绰绰有余；他宣称他自己经常做到，从不多费更多的时间。我信任他，就不去参考交通指南。倘若我看过，我会知道从布鲁塞尔到奥斯坦德的距离是七十多英里，一路铺的全是大卵石，且铺得糟糕，此外，你还得穿过三座大城市和二十个左右的村庄。由于我们下午迟迟出发，天已向晚，没法补救。照规矩要是司机告诉我从一地到另一地需要多久，我总按他们的性格，在他们提出的数字外，再加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用这个办法我大致离事实不远。

另一种由拥有汽车，尤其是拥有小汽车引发的罪恶是嫉妒。如果一匹四十马力的汽车从一辆十马力的车旁飞快地过去，那后者的主人有多么强烈的不满！他对那辆较大的车的主人恨之入骨！满心是了不得的妒忌和贪婪！在平原地区人们没有在山区妒忌得那么厉害。因为在平原地带即使小车也相当值得称道地保持主人的自尊心。正是在山区，如意大利，这里的道路经常上升到海拔两三千英尺高，然后又降下来，于是妒忌这种要命的罪过不折不扣地欣欣向荣。因为在这里小车不得不可怜地承认它的小。四十马力对十马力的优势太明显了，明显得叫人痛苦。那是在切尼斯峰，我们的羞辱之感满得溢出来，内心充满最丢脸的妒忌。我们是从都灵出发的。前三十英里的路完全平坦。我们以精神抖擞的速度行驶，把小型的菲亚特车抛在后面吃我们扬起的尘土。前方，像一堵宏大不平的墙，阿尔卑斯山陡然从平地耸起。苏萨市横陈在一个长而平的小谷前方，小谷通向群山的中心。你穿过苏萨，然后猛然间，没有事先的警告，道路开始急剧地上升。在下一个十五英里内，它一直升高，连缓冲也没有。山隘的顶点是海拔六千五百英尺。西特罗盎在进入第二挡时就再也加不上去了；我们[8]喘着气慢慢地爬上去，行走了一英里左右，这时听到了下面的山谷有个声音跟上来，像一大批机关枪的射击。它愈来愈高。一分钟后一辆宽大的红色阿尔伐·罗米欧赛车，样子可疑地像刚刚赢得欧洲大奖赛，以绝不下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咆哮着越过我们。它摆明是由一位天才驾驶的，因为往上一望，我们看到那个猩红色的怪物在上方的盘陀路上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急拐弯的问题，一次也不减速，每小时一英里也不减。又一个三十秒钟之后它不见了。它发出的噪声雷鸣般在群山之间回响。我们慢慢地喘着气前进，半小时之后遇见这个红色的怪物下山；在路角上它表明犹如上山时一样对基本的动力学法同样置之不顾。我们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跟它碰头。可是在意大利海关等候检查时——海关的负责官员在看我们的证件，如同所有的海关一样，这需费很长的时间——我们听到远远地一个熟悉的声音。几分钟后这个声音震耳欲聋，像一枚巨大的红色火箭，后面喷出一团烟雾，那辆阿尔伐·罗米欧抛下它的烟尘过去了。“他们在进行登山测验，”一个值班的警卫解释。我们再一次出发。海关设在半山上，在到达山顶前我们还要爬三个英尺左右。慢慢地我们又开始登山，刚走到一英里光景第二回再遇到阿尔伐·罗米欧下山。带着我们的一大堆憎恶、嫉妒和种种复杂的挑剔，它消失了。

道路升高再升高。我们经过一片松林区。在我们周围和上方，山坡是光光的；在贴近的地方，近处的山顶之间，遍山谷都是一块块积雪。尽管是夏季，空气特别凛冽刺骨。有风，阴处绝对寒冷，但汽车照样沸腾。

切尼斯峰的招待所和旅馆建在一块小平原中心的一个湖的湖岸上，在环绕周围的悬崖峭壁间有这片平坦的地方是个奇迹。朝意大利一方，这个群峰之间的扁平的架子在近处一个好像是悬崖的地方忽然终止。通向它的道路的最后四到五百英尺路面是从岩石开出的台地构成的，坡度格外陡峭。我们走到这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的最后部分一半时，在一块峭壁的拐角处突然爆发出一阵怒吼。原来悬崖把它的噪音给挡住了，听不见它的临近，这时那辆阿尔伐·罗米欧在我们正吃力地攀登的绝壁下出现，从我们后面追上来，像一头野兽一边吼叫一边追逐着它的猎物。我们刚刚爬到峰巅，这个怪物追上了我们开过去，飞快地越过这片平地。我们的耻辱算完全了，内心沸腾着妒忌与不满，像我们可怜的小车上的水箱里的水开了似的。“只要我们有一辆真正的车……”我们渴望以现在强烈的妒忌来交换那时同样强烈的恶意的骄视，虽然不合基督徒的恕道。我们一定要像这些人一样趾高气扬地从他们身边开过去，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让他们趾高气扬地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不错，人类子孙的心理是充满罪恶的，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们的内心都丧失了理智。”我们到达旅馆时，阿尔伐·罗米欧又已经早开回来了，正准备作第三次登山的壮举。我们说：“这车的样子真难看。”

这就是作为一个小车主的道德后果。我们试图跟自己说理。“毕竟这部小车干得不错，”我们说，“它载着我们经过高低不平的道路，送我们上下高山，穿过不同的国家。它载着我们不仅越过空间，经过地球的表面，而且穿过时间——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通过艺术，通过许多语言与风俗习惯，通过语言学和人类学。它一直是种种非常开心的娱乐的工具，花钱不多，表现良好，它的习惯像伊曼努尔·康德[9]的习惯一样有规律，在朴实谦和方面堪称道德的模范。”我们说过这一切，还有更多的话；这让人得到安慰。可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妒忌和不满依然潜伏着，像盘曲的蛇，当那四十匹马[10]在山上经过我们身边时，随时准备抬头。

或许有人提出异议，要说妒忌，小车主并不孤立，那汗流浃背，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一小时走四英里的徒步旅行者，准不加区别地同样妒忌十马力与四十马力。千真万确，他们当中有些人多半有此想。但是不要忘记也有名符其实的宁愿迈开双腿而不想让汽车轻松地拉着跑的徒步旅行家。在我的青年时代我试图佯装宁可步行而不要其他的交通办法。但很快发现那不是真心的。有个短时期我是表面醉心于乡村的伪君子之一（人数颇不少），他们迈开双腿流浪，在乡村小店里喝淡啤酒，因为这样做没有人说不对。我对自己和别人都坦白承认我不是那种用双腿在大自然中长途跋涉的人，我不喜欢激烈的锻炼和不舒服，而且也不打算再装模作样下去。但我依然对那些实行的人怀有最大的敬意。我认为他们多半比时下占主要地位的那种懒懒散散、贪图舒服的人要优越高明。坐机动交通工具旅行的极大的魅力之一，是让我们样样事情都可以做得快速、容易、舒服，这当然是惬意的，可是我怀疑在道德上是否十分健全，甚至对身体也并不非常有益。癌症是在人吃得最多、锻炼得最少的文明国家里最为猖獗。这种病在亨利·福特的汽车工厂以种种新的方式蔓延。

可是我依然采取车行的办法。对我们一路经过的徒步旅行者我脱帽致敬。这是我衷心的敬意的表示。然而在内心我重复《坎特伯雷故事集》[11]中的一句话：“让奥古斯丁会[12]的游方僧保留他们的苦行吧。”

【注释】

[1] 蒂罗尔，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省，居民善于登山越岭，故作者如是说。

[2] 塔兰托，意大利南端濒临塔兰托湾的海港。

[3] 为汽车牌子。

[4] 为汽车牌子。

[5] 为汽车牌子。

[6] 为汽车牌子。

[7] 为汽车牌子。

[8] 指作者的汽车。

[9]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著名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10] 指四十匹马力的那辆车。

[11]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1343-1400）的代表作。

[12] 奥古斯丁会为基督教的一个帮派组织。

旅人的眼光

可以提出很多很好的理由来为我厌恶大型宴会、社交晚会、盛大的招待会、交际会、学术谈话会和舞会等等进行辩护。人生苦短，这会那会浪费宝贵的时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随意的社会交际就好像小饮，仅仅是一种振奋神经的刺激物而没有什么营养。等等。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论点，而且全都不错。它们肯定对我有影响。不过反对大型的聚会而偏爱幽居独处和几个良朋挚友小集的决定性理由，就我而言，则带有更多个人性格的特点。这与其说投合我的理智，不如说投合我的虚荣。事实是在大型聚会上显不出我的光彩；真的，我简直一点也不出色。显得暗淡无光和意识到自己的暗淡无光，那是丢脸的。

缺乏在宾客中表现自己的能力完全要怪我过度的好奇心。我听不进我的对话者正在说些什么或者考虑对他说些什么以作答复，因为我忍不住要去听在我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其他每个人进行的谈话。我的对谈者，比方说，正在谈着有关亨利·詹姆士[1]的非常睿智的言论，既然他已经如此做了，显然也希望我提出某种高明和精深的见解。可是我旁边的两位女士却正在说一个我认识的人的丑闻。房间另一头的那位先生在高谈阔论不同的汽车的优点。壁炉前的理科学生在谈量子理论。那位出色的爱尔兰律师正以他的不可模仿的姿势在谈趣事轶闻。我身后一个青年和一个姑娘在交换对爱情的看法，同时从远处一个角落的一堆人那里偶尔传来片言只语，告诉我他们在谈政治。一种不可克服的好奇心使我着魔，我亟想听听他们每个人都确切地说了些什么。丑闻，汽车，量子，爱尔兰野牛，政治和恋爱似乎对我来说比亨利·詹姆士都更加有趣得没法比；同时，这些话题当中的每一种又都比所有其他的更有趣。这样一来，好奇心就像一只关在温室的小鸟拼命地鼓动翅膀，一心想腾飞。唯一的结果是，既没有听到交谈的对方说些什么，同时又过于分神而无法有条理地答复对方的问题，我显得像个白痴，同时因为我的不正当的好奇心太强，想知道的问题多得一个也得不到满足。

但这种过度的乱七八糟的好奇心，对一个亟想混迹于社会的人是致命伤，而对一个只是想作旁观者，却不想参加他同伴行动的人，倒是一种珍贵的财富。

对旅行者来说，不管他喜不喜欢，他是被迫做出不相干的旁观姿态的，必然好问东问西。烦闷，波德莱尔[2]说“是好奇心淡化的结果”。一个根本没有好奇心的旅游者是要感到无聊的。

坐在咖啡馆或餐馆或三等车厢里，瞧瞧你的邻座，或听听他们越过当中的空间飘来的片言只语，比这更愉快的消遣不多。从他们的面貌、谈话的内容，你可以在自己的想象里再现整个的人物，他的完整的生平，好比你看到一块骨骼的化石就能再造一头梁龙。这是一种绝妙的游戏，但要做得不露痕迹。好奇心太露骨容易招恨。你在看和听，但一定要显得漠不关心。要是两个人在玩这种把戏，那么在表示意见时要用所在国家的语言说出来。可是玩这种游戏的一条最要紧的规则是不可让你，除非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认识你的好奇心的对象。

因为，可惜的是一旦你跟他相识，你的好奇心的对象差不多总是不值得你进一步发生兴趣。对一个来自苏比顿[3]的季票乘客，从远距离看，你可能会产生最活跃的好奇心。他的秃顶是这么光亮；他的上蜡的小胡子是这么可笑；在他跟他的朋友谈起社会主义者时他的脸色变得那么红；当他们那伙人里面有人讲肮脏的故事时他又大声笑得那么令人讨厌；天热时他出汗出得这么多；他讲起玫瑰花是这么头头是道；他的姊妹住在伯明翰；他的儿子刚刚在学校取得数学奖。从远处观察，这一切是令人神往的，它促进想象。你喜欢这个小人物，他真有两下子，叫人入迷，生动地反映出现实生活的一方面。但一旦跟他相识……从那天以后你想方设法到另一个车厢里去继续旅行。

从远处看，人们是多么可喜，多么奇特和古怪啊！当我想到我从来不认识的那么多男男女女令人神往时（只是看见过并且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听到他们的谈话）我就感到惊讶。我记得数以百计这样的人。我每每认为，我偏爱的是那些寄宿在安贝留[4]的小旅馆内的邮局男女职员，我一度因为要完成一部作品在这儿待过一星期左右。他们是令人神往的。有一个有点上了年纪的男人，他吃饭总是迟到，戴一顶便帽——他是个严厉而沉默寡言的家伙；有一个年纪非常轻的少年，一点也不严厉，但出于纯粹的腼腆而不说话；还有一个非常开朗、活泼的南欧人，他总是开玩笑，轻佻地逗年轻的女士们；那三位女士呢？一个丑，不过还算活泼，一个相当漂亮，瘸腿而且患萎黄病，第三个呢，洋溢着迷人的朝气，使人不得不认为她漂亮——这么灵活的黑眼睛，这样甜美的微笑，这样悦耳的声音，说话这么俏皮。那个羞怯的年轻人像一牛犊似的注视她，要是她看他，他就脸红，要是跟他说话，他就有点像公牛似的微笑，忘记吃他的饭。她的在场使那个严厉和头发灰白的老头也为之态度和缓下来，又使那个南欧人精神愈加活跃。她的优势是这么大，那位丑姑娘和患萎黄病的姑娘不但一点也不怀妒忌反而崇拜她。妒忌神是荒唐的。

我是多么喜欢那个聚会啊！在小餐厅内的餐桌旁我带着多么强烈的兴趣观望他们！我多么注意地听他们的谈话！我得知他们在哪儿度假日，他们当中谁去巴黎，他们对安贝留的邮政局长看法如何，以及一大堆事情，全都是有趣而令人兴奋的。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跟他们认识。房东太太自愿替我作介绍，然而我拒绝了这种荣幸。我恐怕她会把我看作一个势利之徒；她对她的房客是引以为自豪的。不可能向她解释我不愿结识他们是由于我比她还喜爱他们，认识他们将会毁了这一切。他们会从离奇神秘的人物蜕变成六个枯燥乏味和可悲的小职员，被罚在一个外省小城里沉闷地度过他们单调的一生。

接着是巴图亚的百万富豪。我们享受到这些人给予我们的多大乐趣啊！他们是富豪这是服务员告诉我们的。在巴图亚的斯托里盎尼旅馆的餐室里有一张特殊的桌子，看来是为百万富翁们而设的。我们在那家旅馆时，每天他们照例有五个人在这儿吃中饭，他们是超常的人物，性格上非常像一部意大利电影里的百万富翁。在美国电影里，自然模式又不一样。一名好莱坞的百万富翁是个强壮的、沉默少言的人，脸刮得干干净净，面孔要么尖长瘦削，要么像一块没蒸过的松饼。巴图亚的这几位相反，胡子一大把，滔滔不绝地说话，穿着过分讲究，戴着白手套。他们像一小群蓝胡子[5]。

另外一个我所记得为我偏爱的人是我们在热诺亚的中央饭店看到的那个妖艳女人。她跟四个男人坐在一张邻座的桌旁，这四个男人都爱她爱得要命，她在说话，你顺眼可以看到他们在听着笑着，她像是把康格里夫[6]写的所有的女主人公合成她一个。这六个男人当中有一个土耳其人，他必须时时求助于翻译，没有翻译的帮助，在那个多种语言混用的餐馆里，大多数用餐者会连通心粉都没办法叫。有个人——又老又付饭钱——是她的丈夫或情人。可怜的人，他有时看起来颇为愁闷，当她迷人地对土耳其人说话时，他，或者另外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是她主要的牺牲品。接着她给他一个微笑，向他抬起她淡淡的蓝灰色的眼睛，于是他又快乐了。不，不完全是快乐；快乐这词用得不当。陶醉——那才更恰当，我想。表面上极度兴奋地欢喜，内心则无限悲苦。所以，罗曼蒂克地，我们从远处观察。要是关系更熟悉，那会发现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从远处看一个非常呆板乏味的人，如果这个观察者的想象力活跃而且决心使生活带有神秘的魅力，那么被观察的人就变得奇特而令人兴奋。对一个在远处又不相识的人你可以产生一种激动得哆嗦的感情——一种在个人相识后再不可能捕捉到的感情，但相识之后则让位于理解和随之而来的爱慕与反感。

某些作者在不知名的角色出场时，曾经利用过他们观察家的感情，要么深思熟虑地，要么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比如说康拉德[7]就是这样。他的人物令人激动的神奇魅力，尤其他的女性人物，是由于他对他们一无所知。他坐在一段距离之外，观望他们表演，然后一再纳闷，通过马罗[8]占好多页篇幅的叙述，思索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行动？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感觉的想的是什么？那些小说家的无所不见的眼光，他们真的知道或佯装知道，在他们的人物的头脑中确切无误地在想什么，这时跟旅行者的眼光进行了对换，后者从对角色的个性一无所知开始，只能从他们的手势推断他们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必须承认，康拉德想办法少进行推断；他缺乏古生物学家的想象力，差不多没有力量重现一个被看到的行为的动机。在一部小说的结尾，他的女主人公依旧像开头一样模糊不清。他们有行动，康拉德长时间地纳闷不解——而没有发现——他们为什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行动。他的迷惑是带传染性的；读者像作者一样困惑不解，顺便提一下，他们同时觉得小说的人物就是特别神秘。神秘既是令人高兴又令人兴奋的，可是过于佩服则愚蠢。一件事情之所以神秘仅仅因为它不为人知。神秘总是存在的，因为总会有不知或不可知的东西，但最好知道什么是不可知的。不知道可以知道的东西并不光彩。有些文人，比方说，对自己毫不懂科学而过于自信地自豪，他们是愚人却引以为骄傲。如果康拉德的人物是神秘的，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复杂、难以理解和微妙，而仅仅因为他不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何等人物，他观察，不成功，最后承认他发现他们像谜一样。他坦率承认他的无知是值得赞扬的，并不是无知值得赞扬。伟大的小说家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并不神秘，他们是很好理解的，是展示得很清楚的。这样的作家跟他们的创作一同活着。康拉德仅仅从远处旁观而没有理解他们，甚至也没有从自己的想象对他们作出似乎可能的假设。

在这方面他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9]小姐不同，她是用旅行家的眼光看人的另一位作家。因为曼斯菲尔德小姐有活泼的想象力。像康拉德一样，她从远距离看她的人物，好像在咖啡馆里的另一张桌子旁；她听到他们交谈的片断——关于他们在贝特西的姑姨们，他们的集邮，他们的灵魂——她发现他们不一般，远比一切真实可知的人们令人着迷，古怪，又使人激动不已。她发现他们就是生活本身——可爱的离奇的生活[10]。她的写作很少超出这种咖啡馆内她从远距离熟悉的人物范围之外，很少对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了如指掌。但康拉德迷惑不解地观察的地方，曼斯菲尔德小姐是利用她的想象。她给在咖啡馆里瞥见的寓言般的人物创造合适的生活经历。这些幻想的经历总是多么使人激动啊！使人动心，但正是这个缘故而不很令人信服，曼斯菲尔德小姐对内心的研究像你在科普书籍中看到的古生物的再现——在原生地水中的鱼龙，在微温的第三纪的天空里扑腾着翅膀飞翔的飞龙，罗曼蒂克得太使人激动了，尽管它们的气氛是现实主义的，却不很逼真。她的人物是用特别出色和精密的眼光去看的，好像你在晚上通过没有挂窗帘的窗户看一个灯火通明的客厅里的一群人——是我们在《彼得·贝尔》[11]中读到的那种客厅中含有神秘意味的宴会之一：

有的人小饮本奇酒[12]，有的人小饮茶，

所有的人要多沉默有多沉默

通通不说话，通通该死。

你看见他们一会儿，他们头上戴有意味深长的光轮。他们似乎是难以叫人置信的。（虽则当然，从实际发生的事实观点和对跟他们一同坐在房间里的人们来说又当别论。）然后你走过去，他们也不见了。曼斯菲尔德小姐的每篇小说就是通往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的窗口。瞥见里面的人在饮茶和本奇酒是十分令人动心的。但当你一旦走过去了，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人真正是什么样子。这是她的小说，在你初读时不管怎么吸引人，却经不起反复读的缘故。契诃夫的小说就经读，但那是因为他既跟他们一同生活过，又从窗户看他们。用旅人的眼光看生活中的男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人可以在火车上和餐馆中消磨一生，到头来对人类却一无所知。要认识他们你得同时既是角色又是观众。你必须既在家中吃饭又在餐馆吃，必须放弃从陌生的窗口窥探的有趣把戏，而到室内去安静地、平平常常地、不求刺激地生活。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把戏，假若只当作偶尔的消遣而不看成严肃地对待生活的方式，那还是非常有用的。在旅途上是你唯一的旅行瞭望哨。

【注释】

[1] 亨利·詹姆士（1843-1916），美国小说家与小说理论家。

[2]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恶之花》的作者。

[3] 苏比顿，以前为伦敦西南苏莱郡的一个城市，现已撤销。

[4] 安贝留，法国里昂市东北的一个小城。

[5] 法国民间故事里的一个可怖人物，连续娶妻杀妻。

[6] 威廉·康格里夫（1670-1729），爱尔兰剧作家，擅长写喜剧，女性的形象尤其出色。

[7]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作家，擅长写海洋冒险小说。

[8]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中的人物。

[9]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短篇小说家。对英国短篇小说领域的创新做出极大贡献。

[10] 生活在这里是大写。

[11] 《彼得·贝尔》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作的一首叙事长诗，主人公彼得·贝尔是一名陶工，性格懒散，游手好闲，后来由于生活的教育而转变。下面引诗不是指他真的看到什么宴会，而是他的幻觉。

[12] 本奇酒是一种由茶、酒、果汁混合的饮料。

旅途上的读物

所有的旅游者都抱有一个幻想，经验再多也无法治好他们的幻想病；他们以为在旅途上可以找到时间大量地阅读。他们设想自己在游览了一整天或坐了一天汽车之后，或当他们坐在火车上的时候，可以用心地翻看所有在平时他们找不到时间去看的大量的严肃作品。他们开始两周的法国之行，随身带着《纯粹理性批判》[1]、《现象与现实》[2]，但丁的全集，和《金枝》[3]等。他们回到家里才发现，只读完不到半章《金枝》，还有《神曲·地狱篇》的开头五十二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下次出发时带上同样多的书。

长期的经验告诉我稍稍把我的旅行图书馆的规模压缩一点。但是即使现在我也对我在旅途上阅读的能量过分乐观。跟那些我知道我可能读的书一道，我依然继续放进几本不可能读的书，而虔诚地希望某个时候我能读一读。又厚又重的书籍随着我跑过欧洲数千公里的地域，归来时它们的内容却原封未动。过去我除了厚厚的书外不携带别的，而且为数一大批，如今我只带上一两本厚的，其余则是根据经验我知道在游览了一天之后可在旅馆的卧房内读的那些。

供一次愉快的旅行阅读的书有这么些主要条件：它必须是一部可以随地打开看的作品，而且内容必须有点趣味性，本身是完整的，肯定在短时间内可以读完。一本需要不断地集中精力、费力耗神去读的书在旅途上是无用的；因为人们在旅途上闲暇短暂，肉体疲劳，精神分散，进行持久的脑力消耗是不适宜的。

在供旅途阅读的书籍当中再没有比一部精粹的诗集更好的了，其中每一页都有本身既完整又完美的东西。自讨苦吃的旅游者要让自己在劳瘁的间隙里愉快地松一口气，没有比让诗歌去充实这短暂的休息更好的办法了，那甚至可以做到默记在心；因为这时头脑虽然不想继续思辨，却对稍为费点精力记忆有韵的文字乐于去做，也能够做到。

在选择诗集方面每个旅行者只要自己喜欢的就行。我偏爱爱德华·托马斯[4]编的《郊野袖珍诗歌集》。托马斯是一位涉猎广泛、趣味高雅的人，还不止如此，在编辑郊野诗作方面他独具天才。在一大批喋喋不休地歌咏青翠的田野的现代诗匠当中，只有托马斯人们才觉得唯一称得上是天生的“自然诗人”。（“自然诗人”一词多少有几分吓人，但是没有别的称呼。）他对大自然持有真正的同情和理解。并非所有嘴上念着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入天国；那些喊着杜鹃呀杜鹃的人，他们当中少而又少能被读者承认进入自然诗人之列。要证明这点我让读者去翻阅乔治时代[5]的种种诗集就行了。

跟诗歌一样十分适合旅行者需要的是箴言集。如果它们不错——它们一定得确实不错；因为没有比一个本身完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者发表出来的“伟大思想”更索然寡味的了——在一切读物中格言是人们最好的读物。读前一种不如读后一种。你只花一分钟去读，它们却提供你咀嚼几个小时的内容。再没有比拉罗什富科[6]的《箴言录》更值得推荐的读物。我自己总是在背心的左上方口袋里放一本袖珍的十六开再版本。这本书既没有头也没有尾。你只要活着，每个月，每逢你想增加一点知识，对自己，对别人，你都得到更多的了解。因为拉罗什富科对人的灵魂几乎无所不知，事实上只要你的生命不息，你对自己的每一新的发现，他都预见到了，而且用最简洁最优雅的语言把它化成公式。我可以提出忠告：拉罗什富科对人的灵魂“几乎”无所不知，因为明显地他不是一切全知。他之无所不知是就人作为社会动物而言，假如一个人对他认为十分要紧的社会性欢娱乐事和荣华富贵不再感兴趣，而去过幽居独处的隐逸生活，那么他对这种人的灵魂则所知甚少，以至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亟想知道一个幽居独处的人的灵魂——就他的精神跟上帝而不是跟人的关系方面了解一点什么——我们必须从别的书中去找：比如《圣经》的《新约·福音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但是社会的人际关系从未得到比拉罗什富科更准确的描写，人的动机从未得到比他更精细的分析。那些格言警句在价值上差异颇大，但其中最佳的——数量惊人，极其含蓄而意味深长。它们是广泛的人生经验的概括。拉罗什富科把尽可能多的材料，多得足够为一个小说家写长篇故事，压缩在一句话中。另一方面，当我知道许多小说家从《箴言录》去找人物和情节故事，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比方说，读普鲁斯特而不想到《箴言录》，或读《箴言录》而不想到普鲁斯特是不可能的。“爱情的欢乐是爱。有的人更幸福是由于具有激情而不是由于奉献激情”，“有的人头脑里充满他们自己，达到这种地步以致在恋爱时，有办法专注他们的激情而忘掉了他们所爱的人”。在《追忆逝水年华》中的所有爱情故事难道不是这些警句的放大吗？普鲁斯特是放大了一万倍的拉罗什富科。

作为旅行读物同样使人心满意足的是尼采的警句式作品。尼采的许多言论都是含蓄而意在言外的，在这一点上和拉罗什富科有共同之处。他的最佳警句是被压缩起来的一串思想。我们可以对它们仔细思考，因为内涵如此丰富。好的警句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别于一般的短诗，全部问题在于表达的佳妙。一首短诗突然使人惊喜；在最初的片刻之后其影响渐渐消失，然后我们不再对它感到兴趣。同一玩笑不能使人两次开心。但警句不凭语言的机智。它的效果不是一时的，我们愈对它思考，就愈发现它有内容。

另一部绝妙的旅途读物——因为它把扩大的警句与轶事相结合——是博斯威尔的《约翰生传》，现正由牛津出版社发行，字典纸印刷[7]，小型的八开单卷本。（所有的旅行者，顺便说，都多亏牛律出版社亨利·弗劳德的努力，他是精美的优质字典纸的发明者，或至少是欧洲的再发明者，他把矿物质掺进去使之不透明，我们称之为印度纸。）字典纸版本跟过去厚重的版本相比，犹如警句之如哲学论文。全部莎剧，字迹完全清楚，可以容纳在一卷里面，跟查尔斯·加尔维斯[8]的单本小说不相上下。整个皮普斯的《日记》[9]，或从他的作品中尽可能多地选出来供英国公众阅读的那部分，现在能分印成袖珍本放在三个口袋里。《圣经》压缩成一英寸厚薄，肯定有丧失它在过去防弹性能的危险，虽然这种情形只有在浪漫主义小说里才出现。亏得亨利·弗劳德，人们可以把一百万字的读物装进背包而简直感觉不到它的分量。

照我看，字典纸和摄影术使得把旅行者的书籍当中最好的一部分装进一个流动图书馆成为可能——一卷仅原书一半大的第十二版缩印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它占的地方很小（8.5英寸×6.5英寸×1英寸，并不过多），大约有一千页，以及几乎难以计数的、离奇而来的确凿的事实。它可以供随意浏览，它的章节本身是完整的，也不太长。对旅行者来说，如果他只有短短的半个钟头可供消磨，那便是一本理想的书，不仅如此，我想若作为天生的旅行家，那他也可能同时是那些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读者之一，要是不带某种实用的目的去读，《大百科全书》准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我出外旅行，一天也不忘随身带一卷。它是书中之书。我翻着它的书页，在千变万化的事实储藏库里搜索，它们由这些资料偶然的打头字母排列在一起，使我沉湎在我的精神恶习中。零散的一册《大百科全书》仿佛一位有学问的疯子的头脑——储存着正确的思想，在它们之间，除开存在一种磁感应，就没有别的什么关系了。从野菠菜，你直接翻到神谕[10]。人们在阅读《大百科全书》的过程中不至于发疯或变成一个无用的和不相关的知识矿藏，是因为过眼即忘，头脑具备巨大的潜在遗忘力。这是天意，否则的话，在一团混乱的无益记忆里，就不可能记住任何有用和连贯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是用从乱糟糟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概括的规律工作的。假若我们对样样东西都过目不忘，我们就压根儿无法概括；因为这样我们的头脑所面对的将不会是别的而是个别的形象，既明确又不同。没有无知我们就不能概括。让我们为我们的遗忘力而谢谢老天爷吧。就《大百科全书》来说，它的内容是浩瀚的。头脑只记得它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一个普通人，既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厨师，在读完野菠菜这一条五分钟之后，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为消遣而读，《大百科全书》只能调剂你的精神于一时；它不能作为教材，在你的心灵的表面留不下什么，而心灵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它仅仅是消磨时间的东西，使你一时愉快愉快。我仅用它作旅途的消遣。在严肃工作的季节，我羞于在家无节制地沉湎在好奇心上。

【注释】

[1] 《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代表作之一。

[2] 《现象与现实》为英国哲学家F·H·布莱德雷（1846-1924）的著作。

[3] 《金枝》是英国学者詹姆士·弗雷泽（1854-1941）著的一部研究人类民俗与信仰的著作，共12卷。

[4] 爱德华·托马斯（1878-1917），现代英国诗人和散文作家，作品优美抒情。参阅本集《爱德华·托马斯》一文。

[5] 乔治时代，1714至1830年，指英王乔治第一至乔治第四统治时期。

[6] 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其《箴言录》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世故人情做出警策的概括。

[7] 一种薄而不透明的坚韧的印刷纸，多用于印刷字典或《圣经》，故有是称，原文为India paper.

[8] 查尔斯·加尔维斯（1833-1920），英国通俗小说家。

[9] 塞缪尔·皮普斯（1633-1703），英国政治家。其写作的《日记》对十七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同时文笔生动，引人入胜。

[10] 按英文字母排列，野菠菜原文为orach，下一个词即oracle神谕，这两个词除打头的字母相同，意义上毫无关系。

乡间

对乡间生活抱有热忱和热爱自然风物的感情，在欧洲最普及的恰恰是那些有如画的风景，可是气候却最恶劣、令人顶不舒服的国家，这个奇异的事实我找不到满意的解释。自然崇拜恰好随着与地中海距离的远近而成正比。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出于爱好自然而产生的对自然的兴趣几乎等于零。法国人对乡村有某种好感，但还不足以使他们亟想迁居乡间，倘若他们可以在城市里住下来的话。德国的南方和瑞士对这条规律构成明显的例外，他们比巴黎人住得更近地中海，可是在表面上他们更喜欢乡间。但这个例外，我已说明，只是表面上的，因为离海洋较远以及地形多山，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一年中的多半时间里实际上生活在极寒的气候下。英国的气候是可恶的，我们热爱乡间，达到如此地步：为了享受这个特别的好处，无论冬夏晴雨，打早晨七点起床，准备好自行车骑往一个远远的火车站，花一小时赶到工作地点。在公余的时间里，我们徒步旅游，把人们结队旅行看成一种乐事。荷兰的气候比英国的差得更多，我们当然会料到拿荷兰人跟我们比较，他们更是热烈的乡村向往者。无处不有的水泽使持有长期车票的人随时在乡间居停发生困难。但是假如造陆不合适，那么在低地国家湿润的草场上搭起帐篷还是结实牢靠的。荷兰人没法永久居住在乡间，他们可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野营能手。可怜的托比大叔[1]，当他在这些地区扎营时，发现那潮湿是这么无孔不入，结果被迫在他的帐篷里燃烧优质白兰地来使空气干燥。但托比大叔是个纯粹的英国人，他是在英国的气候下长大的，要跟荷兰的天气相比，那英国的天气就算是温和的。更能吃苦耐寒的荷兰人为了乐趣到野外露营。至于德国北方，说它是候鸟[2]之家也就够了，而斯堪的那维亚——众所周知，除开热带，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的人这么自由地脱去他们的衣衫。瑞典人对自然的爱好是这么热烈，他们这种感情只能在自然状态下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如同没有躯壳的灵魂，”堂恩说，“不穿衣服的肉体准尝到完全的欢乐”。高尚，赤身裸体，远较欧洲别的国家人民更现代化一些，他们在波罗的海冰凉的海水中游戏，在原始森林中一丝不挂地漫游。同时，谨慎小心的意大利人在他们温暖的大海中沐浴，十二个月内只有两个月；他们总在衬衫下穿着背心，若办得到的话，决不离开城市，只有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除外，再者，在秋天离开城市为时不久，为的是去监制葡萄酒。

离奇而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不是在凛冽天气下的居民试图欺骗自己，认为他们是住在乐园之内？是不是他们的爱好自然是存心希望说服自己，在阴暗潮地区的大自然跟在阳光明媚地区的大自然同样美丽呢？他们勇敢地面对北方地区生活的不便，是不是为了对那些住在条件较优越地方的人说：你瞧，我们的乡村正好跟你们的一样多有乐趣；我们住在乡间就是证明。

但是不管什么理由，事实仍然是自然崇拜并不随靠太阳愈近而增加。要找原因是毫无希望的，但是把种种影响的作用编个表，那既容易又不枯燥乏味。照此办理，我们盎格鲁萨克逊人热爱乡村的结果是把乡村变成大城市，但成为城市而缺乏城市的方便使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因为我们都这么热爱乡村，这使我们亟想住在乡间，即便在晚上我们休息的时候也好。我们盖起农舍，购买长期车票，骑着自行车往车站。与此同时，乡村则濒于消灭。如今汉因海德[3]简直跟埃里芬特——卡斯特尔[4]没有区别。劳合·乔治[5]先生在魔跳崖下盖起了一座周末度假的农舍（有人觉得并非一点也不合适），数以千计的人正跟着他学。条条小巷如今变成大街。哈罗兹[6]一家和塞尔弗里奇[7]一家每天都去乡间。不管怎么说在伦敦五十英里之内已不再有乡村了。我们爱之适足以害之。

只有夏天法国人才因天气太热而无法留在城市里，意大利人更是如此，他们都不喜欢乡村，结果他们依然保留了他们不喜欢的乡村。冷寂的地区几乎延伸到巴黎的大门口。（巴黎，你记得，依旧有城门；你把车沿乡间的道路开到它们跟前，进入市区，几分钟之内不知不觉就到了市中心。）在罗马，维多·爱麦虞限[8]纪念碑一英里之内，没有什么打断静寂，除了淡淡的音乐声。

在法国，在意大利，除了乡下人，没有人住在乡间。在这两个国家，人们认真看待农业；农庄就是农庄而不是周末度假的农舍，而在英国，谷物依然被容许长在需要盖大楼的土地上。

在意大利，尽管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不像法国人那么喜欢乡村，完全荒僻的地带却比法国少，因为乡下人比法国多。在法国乡间的人是多么少啊！我们在学术上和理论上从统计数字获悉法国人口稀少，你从比利时边境驶往地中海，也就是把生活的气息和意义输入那些数字，一长溜一长溜开阔的公路伸展在城市与城市之间。

像宝石或宝玉项圈上的珠宝一样

它们给稀稀落落地搁置在那里。

甚至村庄也少而且距离远。在意大利，数不清的农庄在山腰上的橄榄树丛中鲜明照眼——在法国要找到同样的景物则是徒劳的。驱车经过法国中部的肥沃平原，人们可以把目光反复巡视一下田野而简直难以发现一幢房屋。可是在法国的土地上依然生长着多么茂盛的森林啊！大片大片无人居住的林地，在它们的绿荫下根本看不到一个来度假的人或徒步旅行者。

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是有趣的，因为我喜欢乡间，以幽居为乐事，对法国的政治前途不感兴趣。不过对一位法兰西的爱国志士，我想象得到，他若驱车游遍全国，看到人烟稀少准使他扫兴。众多的人口几乎在每一条边境线上的一侧迅速繁殖，在他们的头盖骨上老远可以见到爱好生殖的能力[9]。不慌不忙，也不休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繁殖，像面包和鱼群一样。每三年一百万崭新的条顿人从莱茵河彼岸窥视。一百万意大利人纳闷在他们狭窄的国家里将来哪儿能找到生存的空间。法国人则没有多余。从现在起，二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法国政府对那些多子女的家庭给予奖励。徒劳无益；人人都知道节育，甚至在受教育者最少的阶级里也不怀偏见，了解许多节育知识。大量的非洲人在接受训练，武装起来；但非洲人起不了保卫法国的作用，到头来抗拒不了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口增长。迟早这片半空的土地将变成殖民地。这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也可用暴力的方式实现，让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在法国人自己同意下发出邀请。法国人每年已经在输入国外的临时劳工，我忘记数字是多少。没有疑问，这些外国人到时候会开始定居下来：意大利人在南部，德国人在东部，比利时人在北部，或许少数人在西部。

法国人也许不喜欢这一计划，但是除非所有的国家一致同意实行计划生育，而且恰切地达到同样的程度，那么这是个可以设想出来的最好的计划。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后期葡萄牙人由于人口不足而吃大亏。（有一半的强劳力移居殖民地，在当地死于战争或热带病，同时那些留在国内的则由于周期性的饥馑而死掉什一——因为殖民地只生产黄金而非面包。）他们以输入黑奴耕作荒芜的田园来解决他们的困难。黑人定居下来，他们跟当地居民通婚，在两三代人之后，那个曾征服半个世界的种族消失了，葡萄牙本土的居民，除北方一小块地区之外，成了欧洲混血种。法国人也许认为他们是幸运的，要是能避免战争，他们可以让文明的白人充实他们空虚的国土。

同时法国的空旷却对每一个爱好自然与幽居的人是一种乐事。但即使在意大利，这片农庄，农民，农民的儿女密密麻麻的土地上，乡村的爱好者也觉得住在乡间确实比住在人口分布较稀的家乡小城市还要舒服。农庄与农民是乡村的产物，是土生土长的，如同树木和庄稼，也对乡村无害。正是从城市来的非法入侵者，他毁掉了英国的乡村。他和他的别墅都不属于乡村。在意大利，当那位从城市闯来的稀客鼓起勇气进入乡间，他发现那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它的人口稠密，但依然是农村，它没有被那致命的好意所毁，例如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分子，他们是大自然的城市居民。

我以为欧洲的，甚至西班牙的农村，到处都受城市来的自然爱好者入侵的日子并不遥远。自伊夫林[10]看到克里夫顿的岩石景象觉得害怕又厌恶以来，为时并不太久。直到十八世纪末，每个通情达理的人，即使在英国，即使在瑞典，都害怕和憎恶高山。现代人对自然的热忱是近期才产生的——跟爱护动物、产业主义和坐火车旅行一同在英国人中间开始。（首先使城市由于污秽、噪音和烟雾无法居住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先热爱自然的民族，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对乡村的感情是随着机械从这个岛国扩散的。全世界愉快地欢迎机器，但截至现在，对乡村的感情仅仅在北方滋荣。还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甚至拉丁民族也渐渐受到感染。在法国和意大利，野外的自然也已成为附庸风雅心理的目标，虽然在程度上还逊于英国。爱好自然在这些国家已成为时尚。几年之后，我重复一遍，人人都将理所当然地热爱它。在北方即使那些一点也不喜欢乡村的人也会被那些人——他们为利益计是应该爱乡村——的巧妙不停的启发弄得自以为爱了。没有一个现代人，即使他讨厌乡村，能够抗拒由铁路、汽车制造商，热水瓶厂家，运动衣厂家，房产经纪人，以及所有其他生活有赖于他经常造访乡村的各种人和企业所登的数不清的广告的吸引。如今拉丁国家的广告艺术依然不发达，但是在他们那里也在改进。这个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菲亚特[11]与国营铁道公司只要雇佣美国的广告商把意大利人变为度周末假和持有长期车票的民族就行了。在罗马郊区已经有了一座“花园城”；俄斯蒂亚正在发展成一个有居民的海淀郊区，最近开放的机动车大道已经使湖区听凭米兰市支配，我预见到我们的孙子们将会在中亚细亚度他们的假日。

【注释】

[1] 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史泰恩（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

[2] 指徒步旅行者。

[3] 汉因海德，英国苏莱郡的一个地区，以风景美丽著称。

[4] 埃里芬特——卡斯特尔，伦敦泰晤士河南纽因顿区的火车站。

[5]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国政府首相。

[6] 哈罗兹与塞尔弗里奇均为英国大百货商。

[7] 哈罗兹与塞尔弗里奇均为英国大百货商。

[8] 维多·爱麦虞限二世（1820-1878），意大利国王，曾统一意大利。

[9] 当时，在希特勒统治下，纳粹政权鼓励德国人口增长，作后备军事力量，相形之下，法国人口增长相对迟缓，使有些法国人担心。这是作者含讥带讽地嘲笑德国的人口政策。

[10] 约翰·伊夫林（1620-1706），英国作家，以其《日记》著名。

[11] 意大利著名的汽车制造商，总部在都灵。

蒙特塞拿略

时季是三月，雪正在融化。半是冬天，半是春天，一块块的积雪使山看起来像癞皮狗。朝南的山坡是光秃秃的，但是在每个洼坑，在每棵树木的阴面，积雪仍然未化，在蓝色透明的阴影里是白皑皑的。

我们走过一小片松林，午后的阳光穿透幽暗的叶荫照亮这里的一根枝丫、那里的一段树干，使微红的树皮变为一种金色的珊瑚。松林外是一直到顶部都光光的山冈。正是在山顶有一片建筑物，衬着淡白的天空，举起它们沐着阳光的高墙，俨然是一座小小的寒峭的新耶路撒冷。这就是蒙特塞拿略修道院[1]。我们吃力地朝它攀登上去，因为从佛罗伦萨向蒙特塞拿略旅途上的最后一段路程异常陡峭，必须弃车步行。忽然间，仿佛是欢迎我们，也仿佛是对我们的努力加以鼓励，这座天堂之城派出一队天使。从一条小径拐过去，我们就看到他们下山迎接我们，两个两个一排地一长溜，穿着黑色的教士长袍，戴着黑色的圆帽——一群在下午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神学生。他们都是少年，最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不到十岁。他们行走时用不自然的道貌摆动他们的黑袍。你看见在这一列前头的那几个小家伙，还有一个负责的高大的神父大步走在他们旁边，难以相信他们不是在进行化装舞会。那好像是一个不敬的玩笑，一幅戈雅[2]的活了起来的漫画。但他们的脸庞，不论是丰满或青春期那种瘦削，尽管一本正经，已带有教士的油滑的表情。这绝不是玩笑。可是看看这些穿上黑袍的孩子，你但愿是玩笑。

我们攀登上去，那些小教士往下走，一会儿就不见了。我们终于到达，这座天上的城市的大门。踏上通向修道院中心的台阶前得经过一个围着栏杆的小平台。在小平台的中央矗立着一位比真人还大、没听人说过的圣徒塑像。这是一个十八世纪巴罗克风[3]的怪里怪气得令人赞美的作品。这座像雕得粗犷而出色，它流露出欣喜欲狂的姿势，朝天上转动它的眼睛，它的衣服在它的身上飘动，显出宽大的褶裥。然而它不是人们预期要在托斯孔尼省最凄凉的修道院看到当守望者的那类圣像。这所修道院——在这个冰冷的山顶上本身就太不协调了。因为这座天国之城是早期的巴罗克建筑，带有七世纪的种种装饰和增建物。教堂内充满波纹状的镀金雕刻和极有水平的绘画；十三世纪有七位虔诚的佛罗伦萨人从下面那个遭到破坏的城市中逃出来，在山上建立了这座寺院，他们的遗体现放在一个用水晶和黄金制成的大盒子内，像一个瓷器收藏家的客厅的陈列柜，给暗藏的电灯光照得通明。不，寺院的建筑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建筑毕竟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在贫民窟里绘出美丽的图画，在威冈[4]写诗；另一方面，一个人也可以住在精美的房子里，周围全是古代艺术的精品，却完全无动于衷，也一点不会欣赏（如同人们几乎每每看到的，古董收藏家们，一度根据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传统去“追求”现代艺术）。在一定限度内，环境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有在它极为不利时它才能摧折或扭曲精神的力量。另一方面，不管如何有利，它对扩大自然规定的人的才力的限度也不起作用。所以这儿的建筑从一座寺院的概念看跟这个荒凉的地方似乎不可能不相称，但是生活在其中的隐士多半甚至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在一座圣·斐利颇·本尼齐的荒谬的塑像下，一位菩萨也可以如同在菩提树下一样从事佛法的思考。

虽然教堂有镀金的波纹形雕塑和十七世纪的钟楼，在寺院的场地里有半打穿黑袍的塞尔维会修士在锯木头——锯得既有力，态度又谦卑。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值得一观的文物。从小的第二个峰峦望去是最宏伟的适合于隐居的景色。山延伸到极目的远方，隐没在冬日的雾霭里，像一片原来起伏的大海，现在凝然不动。山谷中充满春色的阴影，所有向阳的山坡全是赭黄色。在我们的脚下地面逐渐陷落下去而形成一个广大的春色的深渊。轻纱一样的空气把每根构成轮廓的线条都柔化了，把每个细部都消除了，只剩下金色的光芒和紫罗兰色的阴影，仿佛一片景物的分解开去的要素，在苍白的天空下浮动。

我们站立了好长一段时间，观望那静谧的王国和庄严的美。这种孤寂像我们下方笼罩着阴影的深渊一样深，它绵延到雾霭迷蒙的无边和高邈无极的苍穹。在这种极其孤寂的地方，我想，人也许会开始理解在日常扰攘的生活中没有表露出来的他一部分生命的奥秘。社会交往也未曾把它从一个如同沉睡的燧石一般的未经考验的灵魂中像火花似的敲打出来；他的那一部分生命，他只有在孤寂和静谧中才感觉到它的存在。如果在他的生活中偏巧不存在孤寂，如果他从不感到寂寞，那么他直到走进坟墓也不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用说理解它的性质，认识它的潜力了。

我们回到寺院，从寺院沿那陡峭的小径走向我们的汽车。在往普拉托里诺的大道上下去一英里处，我们遇到往回走的那群小教士。可怜的孩子们。可是我怀疑，他们的命运是不是比山谷里那个城市的居民的命运更糟，在那个山顶上他们生活在专制统治下，教给他们一大堆明显是愚昧的东西。但是统治修道院的清规戒律是不是比控制平原社会的人们生活的愚蠢习俗更专制呢？是不是公爵夫人与出名的小说家周围的虚荣势利就比耶稣基督与圣徒周围的虚荣势利更合理呢？是不是为上帝的更大荣耀而辛劳比一天八小时坐办公室替犹太人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可憎呢？禁欲是令人厌烦的，无疑；不过它是不是像纵欲那样令人作呕地讨厌呢？是不是在祈祷和冥想中精神的消耗远没有消耗在可耻的浪费上那么有趣呢？我一边开车往平原的城市，一边纳闷。在托尔纳博尼大街我们经过某夫人身边，她正在费劲地挤过她那辆大轿车的车门，走下人行道。我猛然彻底明白了七百年前那使七名佛罗伦萨富商抛弃他们世俗的地位，登上荒凉的高山地带，住到蒙特塞拿略的山顶上几个洞穴似的小室内的原因。我回头看看，某夫人正摇摇摆摆越过行人道走进一家珠宝店。是的，我全明白了。

【注释】

[1] 从下文看属基督教旧教的一个教派塞尔维会。塞尔维会是1233年成立于佛罗伦萨的基督教教派，其宗旨是终生为圣母服务。

[2] 佛朗西斯哥·戈雅（1746-1828），西班牙大画家。

[3] 巴罗克是十七世纪欧洲的一种建筑风格，特别是过分雕琢以致怪诞。

[4] 威冈，兰开郡的一个城市，在曼彻斯特以西，是英格兰的工业区。

荷兰风景

我对平面几何总是颇为偏爱，大半由于那是我在学习数学中老师以其教学方法把我教懂的唯一学科。因为虽则我对把私立书院的学生们教育成许多牛顿的那种春风化雨的力量毫无信心（明显的道理是，不管提供什么机会，只有那些极少数的学生才很愿意学习，也才具备确定能学到一点东西的某种天生的智能），可是我必须坚持为我自己辩护，我是伊顿[1]的数学教学方法的一个不幸的牺牲品。我认为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把我学习的强烈愿望变为消极的抗拒，而且把我在这方面或多或少的残余的悟性加以窒息。可是不提这些了。只要说一点就够，不管我所受的教育和我天生的无能，平面几何总是以它的朴素和优美，它的简明和排除毫无例外的个别情况，以及它的一贯的概括原则使我入迷。

我对平面几何的爱好为我对荷兰的特殊感情做好准备。因为荷兰具有平面几何一切令人感到这么有趣的特点。往荷兰旅游一次仿佛是读一遍欧几里得几何的初级课本。荷兰是一个几何课本上理想的平面国家，它的道路和运河是按点与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为直线的原则修建的。在没有尽头的低地上，顶部即是道路的堤防和微微闪光的沟渠，从直角互相穿插形成纵横交错的完美的平行线。每块长方形的绿油油的牧草地，围控在交织的堤坝之间；它们的面积是完全相等的。五千米长，三千米纵深——在车轮转数记录器面上数字自动记下来。三乘五乘——多少呢？心思一心在运算上。车轮沿着光滑的砖铺道路转动，人们的眼睛紧张地计算跟眼睛形成直角和平行的堤岸，计算由堤岸围绕的低地的面积。这么多的平方公里，但这些平方公里得换算成英亩。在人们的头脑里计算的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总数；忘记了一英亩有若干平方码更糟。

车子往前开，巨大的几何形风景一直在车子两旁展开如打开的扇子。沿着平坦的天边，几十架风车摇动着它们的臂膀如跳几何芭蕾舞的舞蹈演员。透视法必然把长长的道路和闪亮的运河导向模糊的设影点[2]。到处——在这片理想的平原中间不过是一些现实的不相关的东西——出现在凯普[3]的画中的白色和黑色的牛群在丰盛青翠的草地上坚持不懈地吃草，或者若记得保罗·波特尔[4]的画，它们的样子反映在运河的水中则好像是这么多的反刍的纳尔西苏斯[5]。有时我经过几个人的身旁，他们可悲地不在合适的位置，可是为了尽力弥补他们的出现跟几何图案不相称的缺陷，普遍骑着自行车。圆圆的车轮使人想起种种新的定理，也为精于计算的人提出新的课题。假定轮子的半径是十五英寸；十五英寸乘十五英寸乘圆周率等于面积。唯一的问题是人若忘记了圆周率的值怎么办。

我匆匆把数学这个恶魔赶跑，为使我能得闲欣赏在我们右方运河对岸的农舍。它跟整个的几何图案设计是多么调和。一个立方体，把它的高度削减约三分之一，放上一座高高的金字塔，那就是房子的形状。一个树木森森的种植园，树木栽成如纸牌上的梅花形环绕着房子。长方形的种植园四周是把青翠的田野上的水引进来灌溉的沟渠，在这些沟渠外则伸展着无边的平畴绿野。房子没有外屋，也没有谷仓和堆着不整齐的草垛的场院。干草储存在巨大的金字塔形的屋顶下。在金字塔下截短的立方体内，一侧住着主人和全家，另一侧则是他的白色和黑色的母牛（只在冬天，因为一年的其他季节它们睡在田间）。荷兰北部的每户农家都是这样，它是传统的模式，也完全跟整个的景色配合一致，不然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设计。一个带有一列散落的建筑群，不利索的场院，充满家畜、干草堆和鸽房的英国式农家在这儿会特别不相称。在英国式的风物中，农坊的布置全都带有偶然性和特殊情况，杂沓，琐碎，那是完全适合的。然而在这里，在这个欧几里得式和一般化的北荷兰，那就会成为瑕疵和不谐和音。几何学要求几何学。荷兰人有一种专门的审美感，尽管人们不是十分佩服，可他们得跟其本国的风景特色呼应，因此就以立方体和金字塔布满他们国家的平面。

可喜的景物！我不知道你去旅行时还有哪个国家在精神上比在荷兰更让你舒服。笛卡尔[6]在风景上偏爱荷兰的风光这就不奇怪了。它是理性主义者的乐园。人们像一个笛卡尔派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路对着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风速而驰，由于精神上的陶醉而感到兴奋，相信欧几里得几何是绝对的现实，上帝是一位数学家，宇宙能用物理学和力学加以解释，所有的人都同样被赋予理性的能力，那不过是一个把正确的论证放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使他们看到他们思维方法的错误，树立正义和常识的权威（开始正义和常识的统治），然而这些都只是崇高而令人感动的理想，值得赞扬的陶醉！我们现在却更加清醒。我们知道样样东西都不简单，也不都合乎理性，除非我们自己发明的那些；上帝既不按欧几里得的方式也不按黎曼[7]的方式思维；科学并未“说明”什么；我们知道得越多，世界也就变得越奇妙，周围的黑暗也就越深沉；理性分布不匀；本能是行动的唯一根源；偏见比理性强有力到不可比拟，甚至二十世纪人类的行为举止依然像阿尔达米拉[8]穴居人和格拉斯顿伯里[9]的湖滨人的行为一样。在荷兰象征性地人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因为低地并不是没有尽头，也并非所有的运河都是笔直的，也不是所有的房屋都是立方体配金字塔，甚至基本的平面表面也不都是一成不变地平整。当人们沿着运河之间砖铺的堤面行驶时，可喜的“最后的共行”[10]的感觉也是误解。现在并不是永恒；通过平面几何学的“最后之行”突然——以到达一个城市，一片森林，一处海岸，一条曲折的河流或一个巨大的港湾而——结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不是几何形的；每个地方都有顿时驱散这些“理性主义的不合逻辑的推论”（如卢杰尔教授[11]所说）的力量，这是我们曾经在低地中间如此珍爱的东西。荷兰的城市有着满足行人的曲折的街道；房子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海岸线不是笔直的，也不是有规则的曲线，它的沙丘或堤防（因为它必须防备涌来的海浪，不是天然的也是人为的）理所当然地从平面上高起。树林的神秘的阴影跟科学没有什么关系，海岸上除了一棵棵单独的树，见不到树林。河流是曲折的，河面上因为小艇和平底船而生气勃勃。小小的海湾入口完全不定型。这又是在理想之后的现实世界——多样化又说不清，人们无能为力；但是，当最初的遗憾过去，我们留在后面的是跟几何形景物同样迷人的风光。如果我们的头脑是讲求实际和开放的，我们将会发现它更加迷人。我个人总是力求平衡我的感情。因为我爱内心的世界也同样爱外在的世界。如果外在的世界使我烦恼，我就回到内心理性的纯朴——精神上的低地去。反之，如果这些精神上的低地似乎过于平坦，道路也过于笔直，透视的规律过于严酷，我又再度出来投入令人愉快的未加控制的杂乱的现实。噫，在荷兰的那团杂乱是多么奇特多么美！我想起鹿特丹及它的大河和大桥，交通这么拥塞的一座大城市，人们将排成一列一列，达半英里长，才轮到他过马路。我想起海牙，它如何努力做到优雅，可是只不过叫人起敬，还有它的中上阶级；台夫特，三百年前的商业城；哈勒姆，这儿你可以看到把花卉的球茎用大车装运如同别的国家装运马铃薯；须德海上的霍恩，它的小小的海港和朝海眺望的城堡，它充满丰盛杂驳废物的荒唐的博物馆，它的巨大的干酪仓库，像一座旧式的兵工厂，在这种兵工厂里工人们整天忙忙碌碌地在一台车床上磨擦黄色的旧炮弹，用一种苯胺着色剂把它们涂成鲜艳的浅红色。我想到沃良当，一排木结构的房屋建在防波堤上，另一排，蹲伏在堤后低低的青翠的田野里。沃良当的人民打扮得如在音乐喜剧《荷兰的霍克小姐》里的人物一般，男人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短马甲，妇女则戴着菱角形的白帽子，紧身围腰和十五条一层层重叠的裙子，每天有五千名旅游者到来看他们，但他们，出于什么奇迹，依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自尊心。我想起阿姆斯特丹，那座古城，像是一个更为活泼的布鲁日，在运河水面反映出它的高高的砖盖的房屋。在一个市区，每个窗口有一个高大的妓女坐在那里微笑，这是我生平看到过的最血肉丰满的人类标本。早晨九点，午餐时间，下午六点，大街上猛然充满三十万辆自行车；在阿姆斯特丹人人都骑在一双轮子上上班。对步行者和坐汽车者来说是一场噩梦。他们全是会玩特技的骑车人。四岁小孩把三岁小孩放在车把上。妈妈们让一个月的婴儿睡在摇篮里，然后绑在后衣架上，愉快地推着走。送信的少年对两立方米的邮包不当作一回事。送牛奶的人骑着有浅箱的特制自行车跑一转，把两百夸脱的瓶装牛奶送给订户。我看到苗圃的园艺工人在车把上装载四棵棕榈树和一打盆栽的菊花。我看到五个人骑一辆自行车穿过拥挤的车辆。马戏团与杂耍场最大胆的绝技是阿姆斯特丹平凡的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我想起斯库尔近处的沙堆。如果从平原上稍稍隔一段距离望去，它们看起来像背衬着天空的一列大山。视线追随着那参差不齐的黑色轮廓，你能觉得涌起从都灵望见阿尔卑斯山的雄姿那样的感情。那些沙堆是宏伟的，你能就它们写一章《哈罗尔德公子纪游》[12]式的诗。接着，不幸，你明白过来你一时忘记了这排令人生畏的山峰并不是从五十英里外在这个星球的弯曲的一侧向你俯视；它不过是一弗隆[13]那么远，山脚下房屋的烟囱差不多达到去山顶的路程的三分之二那么高。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出于一点善意，我坚信人们会觉得对瑞士的感情也适用于荷兰。

是的，它们是宏伟的，斯库尔和格罗特的沙堆。但是我认为我在非几何形的荷兰所看到的最了不起的景观是赞达姆——隔着一片平原的远方的赞达姆。

我们一直驾车驶过北荷兰开阔地区的低地。赞达姆是自阿尔克马尔以来第一块非几何形的地区。从技术上看，赞达姆并非景色如画；旅游指南对它没有花多少笔墨；它是赞恩郡的一个海港和制造业城市，位于阿姆斯特丹以北几英里；如是而已。赞达姆人制造可可粉和肥皂。赞达姆的空气里含着层叠交替的融化的巧克力香和沸腾的脂肪臭味。在河边的码头上他们存放着从美国运来的谷物和从波罗的海国家运来的木材。赞达姆远远地首先告诉人们的是它的粮仓。像一种新宗教的教堂，然而并没有讲道，它们高耸入秋雾蒙蒙的云天——相连的一组巨大的长方形混凝土建筑，几乎没有窗户，光滑，全是单调的灰色。好像它们的整个力量都是笔直地把目标对上，要是从车窗里与地平线平行看外面那会分散注意力，眼睛为了向上看而做出牺牲。由于交替镶在墙上的高高低低的嵌板而形成的一根根线条尤其需要往上看，这些大建筑物就是被这些方格子除尽的，从底到顶不断地上升有一百英尺高，它们构成一条条长长的优美的暗线。亚威农[14]的教皇宫殿的建筑师也是用的非常相似的办法，使他们盖的城堡显得高大异常而令人生畏地气势压人。凸起的嵌板和凹入的百叶窗拱部，它的两边都特别长，他们用这个办法使墙壁有变化而不致呆板，给整个建筑物以一种迅猛向上的趋势。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赞达姆粮库的粮食升降机。秋天荷兰的雾气使我想起普罗旺斯[15]。在我守望着这些塔状的东西，随着我们临近，形状变得愈来愈大时，我记起夏特尔[16]、布尔日[17]和里姆斯[18]。日暮时，背衬黄昏淡白的天空可以看到那些巨大的黑影，它们的脚下有城市小小的灯火。

但倘若隔着一段距离看，赞达姆的这些商业性的纪念碑使人想起法国的哥特式教堂和普罗旺斯的古堡，较近处看则无疑表现出毫不含糊的荷兰风光。在升降机和不像那么大的厂房的脚下，在巧克力和肥皂的气氛中横陈着散落的城市。郊区长而狭；因为它们不由自主地依附着一片在两条河流之间的刀刃一样的土地。房屋矮小，木结构，漆得花哨俗气；带有台布那么大小的花园，倒是保持得很漂亮，栽满了好看的秋海棠——不管怎么说我看到它们时正是当令的季节。在一个花园里，它有两块台布大，有不下于十四个大型组合的雕像。街道上是穿木鞋的男人，一边抽着烟。狗拉着装铜罐的大车。自行车数不清。这是地道的荷兰，不是理想的几何形的荷兰，熙熙攘攘，五花八门，杂乱，古怪，迷人。……但是我们走进城市时我发出叹息。“最后同行”结束；理性主义的不合逻辑留在后面，现在必须面对实际的人寰——在我来说，确切地讲吧，只会用五个荷兰词汇对付它，那是多年前为了一个弗莱芒[19]仆人而学的：“你喂猫了吗？”无疑我对低地感到歉疚。[20]

【注释】

[1] 指伊顿公学，英国著名的私立中学。

[2] 绘画术语，透视画中平行线的会聚点。

[3] 爱尔伯特·凯普（1620-1691），荷兰画家，以画动物和风景著名。

[4] 保罗·波特尔（1625-1654），荷兰画家和蚀刻版画家。

[5] 纳尔西苏斯，希腊神话人物，因爱上水中自己的影子憔悴而死，死后化为水仙花。

[6] 雷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和几何学家。

[7] 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伯恩哈德·黎曼（1826-1866），德国数学家，黎曼几何学的奠基者。

[8] 阿尔达米拉在西班牙北部，在该地的洞穴内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动物画。

[9] 格拉斯顿伯里，英国西南部索姆塞特郡的一个地方，相传在该地曾发现亚瑟王及其后圭妮薇的陵墓。

[10] 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的一首同名诗。

[11] 路易·卢杰尔（1889-1982），法国哲学家与逻辑学家。

[12] 《哈罗尔德公子纪游》为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内容结合自然风景的描写与怀古抒情。

[13] 一弗隆等于八分之一公里。

[14] 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

[15] 普罗旺斯为原法国东南部的一省。

[16] 法国城市。

[17] 法国城市。

[18] 法国城市。

[19] 弗莱芒指弗兰德人所居的地区和语言，弗兰德现分属比利时、荷兰与法国。弗兰德人即弗莱芒人。

[20] 法国城市。

萨比昂内塔

“他们叫它作茶宫，”在后街上我们吃中饭那家小饭店的女服务员说，“因为从前贡扎加一家常到那儿去喝茶。”这是她，大概也是其他大部分曼图亚居民对贡扎加家族和他们的宫室所知的全部情况。也许她竟知道得那么多倒是令人惊讶的。贡扎加一姓，照我看，似乎享有一种使人羡慕的不朽名声。他们已经消失了，犹如恐龙一样完全绝灭了；但是在他们一度统治过的城市，他们的姓氏依然模糊不清地发出回声，对那些注意倾听的人，他们在身后留下了有关人类虚荣心的某些最具雄辩力的教训和由石头无声地宣讲的命运无常的道理。

我看到过人类历史各个时期的许多断壁残垣的古迹。英国的大石柱群[1]，意大利的安塞多尼亚，俄斯提亚[2]和中世纪的宁法（塞尔蒙内塔公爵正着手把它改造成类似整齐的郊区公园一样的景点），博尔索弗[3]与法国北部令人毛骨悚然的现代废墟[4]。我见过已经死亡或衰败的伟大城市：比萨，布鲁日和新遭折磨的维也纳。但没有一个城市笼罩着像在曼图亚之上的那种抑郁的气氛，没有一个城市看来那么死气沉沉，那么晦暗无光；没有一个地方凄凉之中饱含过去如此夺目的光彩，沉寂之中饱含如此悠扬的回声。在曼图亚贡扎加家族修建的迷宫似的宫苑里有一千个房间，哥特式的，文艺复兴式的，巴罗克式的，充满第一帝国[5]时代浮华做作、荒唐可笑的装饰品的房间，其大无比的接待厅、议事室，以及侏儒们住的精致得不得了的套间——一千个房间，它们的墙壁封闭着一种空虚，它是已成过去的绝顶荣华富贵的悲痛的幽灵。你是随着马拉美[6]的“子虚乌有的音乐家”而在曼图亚行走。

不单是在曼图亚，只要是贡扎加一家生活过的地方，他们就在身后留下同样可悲的空虚，同样意味深长的凄凉，同样的回响，同样夺目的光彩的幽灵。

“茶宫”由于笼罩在曼图亚王宫同样抑郁的气氛下而显得美丽悲哀。真的，裘利约·罗玛诺[7]的无聊的庸俗得到主人的允许，通过一系列可叹的壁画而爬上墙头（顺便说，奇怪的是罗玛诺竟然是莎士比亚听说过的，或者说至少是他提到过的唯一意大利画家）；但这些荒唐与粗俗的画反而好像确实使这个地方打动人心。这是些蒙哄眼睛的画。当你发现王宫的故主的趣味是喜欢异教神话里搏斗的巨人和不太猥亵的情景时，倒是使你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他们更真实。他们看上去更有人情味，也就似乎死去更久。他们的消失所留下的空虚比任何时候都更富于悲伤的音乐韵味。

即使贡扎加家族的后辈也享有一种在他们身后留下比庞贝还要凄凉的故迹的权力。离曼图亚二十英里，在往克雷莫纳的路上有一个乡镇叫萨比昂内塔。它靠近波河，虽然不在它的河岸上；就村镇而言，它的人口算是相当多了，大部分从事农耕；村镇的面貌相当不整洁——多半是假象——外表显得贫困。事实上它跟隆巴底平原的所有其他村镇一模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在这里住过一个贡扎加姓的人。萨比昂内塔的污秽邋遢不是普通一般的脏，那是一度有过壮丽辉煌的脏。它的农民和马贩子住在文艺复兴晚期的建筑艺术宝座内，肮脏又毫不爱惜。镇公所是座公爵的宫殿。在公主学校，孩子们在有雕花和彩绘的天花板下上课，若老师不在教室，他们便在大理石像的腹部和支撑着壁炉架、刻有盾形纹章的破裂的女像柱上写下他们的姓名。每周的电影是在一座叫做奥林匹克的剧院内放映的，这座剧院模仿维琴察[8]著名的剧院样式，是在后者建成几年之后，由帕拉迪奥[9]的学生斯卡莫济负责修建的。老百姓在豪华的教堂内做礼拜，要是有军队碰巧经过这里，他们就把荒凉的皇宫作为营房。

创造这壮丽豪华的一切的是路易吉·贡扎加的儿子维斯帕西诺。路易吉是跟君主们玩在一起的酒友，他的同时代人因为他的勇猛和难以置信的力气给他一个绰号叫罗多蒙特[10]。路易吉英年早逝，战死沙场；他的儿子维斯帕西诺是由姑母裘丽亚·贡扎加抚养大的。裘丽亚是她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贵族妇女之一。她请人教他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优美的举止风度和军事学。最后这种学问他出色地加以实践，在不同的时候为一个又一个君主效劳，但主要是替西班牙的腓力第二[11]服务。腓力第二专门对他圣眷优渥。维斯帕西诺似乎是当时一位典型的意大利暴君——他有文化教养，聪明，然而又恰好是人们料到在绝对权势的培养下必然产生出来的凶暴到无法控制的大恶棍。正是在他的私生活中的亲密关系上他暴露出最残酷无情的性格特征。他毒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因为多半没有根据地怀疑她不贞，然后又谋害了为他所假定的情人，把他的亲人流放。他的第二个妻子在结婚三年后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他，十分悲惨地死在一所修道院里，把谁也不知道的可怕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他的第三个妻子活到了高龄，这不假，但那是因为维斯帕西诺本人在结婚几年之后死掉了。他用雄心勃勃的暴发户建立一个王朝的热情去钟爱的独子，一天由于在街上遇到他没有脱帽而惹恼了他。维斯帕西诺责备他失礼，儿子鲁莽地顶了他几句，于是维斯帕西诺当时就朝他下身踢了一脚，把孩子踢死。这表明即使是责罚自己的孩子时也得注意标准的拳击规则。

维斯帕西诺决心把这个用它的名字作头衔的可怜的小村变为不愧他作为统治者的首都，那是在1560年。他于是大力地着手进行。在几年之内这个环绕着一座封建城堡、尽是农家草舍的村落一变而为一座有城垣的城镇，加上宽广的街道，两个漂亮的广场，两座宫殿和一个气派不凡的古物陈列馆。这最后一项是维斯帕西诺从他的父亲罗多蒙特的手上继承的。罗多蒙特参加了1527年对罗马的劫掠。在这场打劫中他表现为一个不辞劳苦、有识别力的强盗。后来又轮到萨比昂内塔遭奥地利人的劫掠，他们把罗多蒙特的赃物运往曼图亚。博物馆还保存下来，但是内部的展品已荡然无存，除开那个由贡扎加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创造出来的“子虚乌有的音乐家”。在意大利的所有君主中唯有贡扎加才独具这种特殊本领。

我们是从巴尔马来到萨比昂内塔的。巴尔马其大无比的法尼斯[12]宫并没有产生音乐回声的空间——仅仅是一种寻常的平静的空虚。只有在巨大的埃斯坦西安剧院你才捕捉到有点像曼图亚的那种忧郁的气氛。我们驱车经过科罗尔诺，埃斯蒂家族[13]的末代贵胄在这儿盖了一座皇宫，差不多跟汉普顿宫[14]一样大。在波河上，我们通过一条由小艇搭成的浮桥，再穿过卡萨马乔雷继续往前，然后曲曲折折地通过不少平原上的小小的支路。一溜墙垣出现在我们眼前，当中有一扇漂亮的大门。我们把车开过去，马上淡淡的幻影般的双簧管音乐开始在我们周围奏响；我们置身在萨比昂内塔贡扎加家族的幽灵当中。

这个镇的中央广场是长方形的；维斯帕西诺的王宫矗立在较短的一边的一头，它让世人看到的正面外表是庄重的，有五扇窗户那么宽，一度装饰富丽，但现在什么也没有。王宫如今用作镇公所。在一层的等候室内有四座真人大小的骑马的木雕像并抹有颜色，刻的是维斯帕西诺的四位祖先。原来有一组十二座，但除开现存的，其余都遭到破坏而给烧掉了。这一罪行，连同其他在三百年中由时间和摧残文化的野人进行的破坏，被镇长推到了他的前任社会党人的头上。不消说，他本人是个法西斯分子，他代表地方当局向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在雕刻得绝妙和镀金的天花板下环步在空无一物的空间里。看守人坐在“黛安娜室”朽坏的壁画中间。镇议会在“公爵厅”里开着，“祖先陈列室”设在“象厅”内，“金厅”改成了儿童的教室。我们相当痛心地走出来重新回到阳光之下。

奥林匹克剧院沿大街走下去几码就到。我们由“黛安娜室”乐于助人的看守人陪同走进去参观。这是一个小小的剧院，但是完善而优雅得出奇。从池座走上五磴半圆形的台阶登上有圆柱的凉廊，在凉廊的后面是公爵的包厢，面积有整个观众席那么宽。凉廊由六根科林多式的圆柱构成，圆柱上是上楣。在上楣的表面，也就是每根柱子之上站立有十二个用灰泥粉饰的男神和女神。鼻子、手指、乳头、耳朵受到破坏，已经没有什么艺术意味了，但是总体形状依然保存。他们的白色轮廓在大厅内昏暗的光线映衬下优美地做着手势。

舞台一度用透视法装饰有固定的场景，如帕拉迪奥在维琴察设计的一样。镇长要我们相信是布尔什维克的先驱者社会党人破坏的，但事实上一百年以前已给人拿走了。还有一度覆盖在墙上的壁画也荡然无存。在时疫流行的某年，剧场用作了医院；疫情过去后，人们认为壁画需要消毒，于是把墙壁厚厚地刷上了石灰。现在没有钱把它剥离下来。

我们跟随年轻的看守人从剧院出来，再走两三百码就到了阿尔米广场。这是一块长方形的开阔草地，靠近它的长长的轴心的一头竖立着一根有凹槽的大理石圆柱，还带有一个漂亮的柱脚，圆柱上是一尊雅典娜塑像，她是维斯帕西诺都城的保护女神。柱脚、柱头和塑像都是文艺复兴晚期的作品风格，但圆柱却是古代的，是罗多蒙特从罗马抢来的战利品的一部分。罗多蒙特摆明不是一个小偷。倘若一件事情值得去做就要做得彻底；那显然是他的座右铭。

占据长方形的一条长边的是一个古物陈列馆。这是一栋壮丽的大楼，在建筑艺术上是全镇最优美的建筑物。最底层由一条开放的连拱廊组成，长廊之上的墙壁装饰有实心的弓形结构，每个弓形的中央开出一个匀称整齐的窗户，互相由塔斯孔尼式的半露柱分开。一个非常大胆奔放的上楣，上面是低低的屋顶，使整个设计达到完美的地步。就朴素大方的雅致而言是在同类建筑中我看到最出色的。广场的另一面空无所有，一道篱笆把它跟邻近的房子后园隔开。我猜想，封建时代的城堡原来是在这里。那是在十八世纪才把它拆毁的，它的砖头，更具实用价值而不那么美观地用来造了河堤，以保护周围的平原以防波河的洪水，虽然不是太结实。

古堡的拆毁使维斯帕西诺的夏宫也就是“园宫”孤立起来（除它跟古物陈列馆连接之处），在这个长长的广场尽头显得寂寞孤单。那是一幢只有两层的长而矮的楼房，从外面看似乎无足轻重。显然维斯帕西诺在修建时尽可能地节约。对他来说，这个地方不过是供他度周末的一栋草庐，一个度假的休养地，在这里他可以逃避大都会的繁华和宫廷的喧嚣。他的王宫只离商业中心一英里。像所有别的小国统治者一样，维斯帕西诺一定发现要度一个惬意的假日非常困难。他无论朝哪个方向走去，不用走十英里就到了边境。在他的领土之内不可能换空气，因此他明智地决定把他的豪华排场加以集中。他修建了他的巴尔莫拉尔宫[15]，他只要从他的白金汉宫走五分钟即可到达。

我们敲敲门。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个老妪，她简直不用排练就可以走上任何舞台扮演朱丽叶的奶妈。在我们跟她认识的最初两分钟之内，她信任地告诉我们她在七十岁刚刚第三次结婚，她对婚姻的意见跟朱丽叶的奶妈的看法是如此相似，简直跟巴斯妇[16]如出一辙，使我们觉得跟这个十五世纪的粗鲁的乡下老太婆相比我们是地道的维多利亚初期的人。在把有关她的婚姻情况可以告诉我们的跟我们谈完之后（许多是在讲究礼貌的社会怎么也说不出口的），她于是对我们尽主人之谊。她带我们去参观一长溜房间，在我们进去时打开每个房间的百叶窗。光线通过没有安装玻璃的窗户射进来，对我们展露以贡扎加方式掠夺来的文物。有一间“维纳斯室”，其中陈列各式各样残存的妖娆的裸体像；一间“风厅”，有一些吹着风的带翅膀的小天使和一座红色大理石的壁炉台；一间“罗马皇帝室”，地面铺的是大理石并装饰有古代所有流氓皇帝的纹章；一间“神话厅”，它的天花板好似一个截短的金字塔，上面画有从伦普里埃[17]的《辞典》中可以找到的五幅可喜的场景——一幅伊卡努斯[18]，一幅阿波罗与马西雅斯[19]，一幅斐顿[20]，一幅阿拉克妮[21]，还有一幅有些使我费解：一个裸体的美女坐在一匹斜躺着的马的背上而不是牛背上（那本来会简单得多[22]），它将头爱恋地转对她，而她则抚摸着它的颈项。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化为马的神又是谁我说不准。在我的回忆里朦胧地浮现农神萨图恩[23]逃亡的故事。但这也许是我在诽谤一位受人尊敬的神。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题材，画还是妩媚可爱的。维斯帕西诺的主要画师是克雷莫纳的伯纳迪诺·康皮[24]。他当然不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但至少还是画得优美迷人而不庸俗低劣，像裘利约·罗玛诺。在“茶宫”的周围笼罩着某种已经消逝的可怖气氛；但“园宫”则一切都是可爱的——矫揉造作，没有问题，而且相当娇气——但就是它的荒废的故址也依然名副其实。

老看守人在我们转悠时向我们讲解那些画——不是根据它们表现出来的知识，而纯粹是出于她自己的想象，这要有趣得多。在“三优美女神厅”，这里墙上都装饰有庞贝风格的一系列非常漂亮而奇形怪状的图案画的残余。这时她的想象无能为力了。这些，她说，是贡扎加公爵自己的梦的记录。每次他做了一个梦就派人把画师叫来把梦画在这个房间的壁上。这——她指着一双喷火兽[25]——是他在一场噩梦中看到的；那些跳舞的萨特尔[26]是在一场欢快的晚会后在他梦中出现的；这四只酒罐子是在一次喝多了酒之后梦见的。至于那三位裸体的优美女神，这个房间就是用她们的名字命名的——她对她们的解说使她再度成为比巴斯妇还巴斯妇，不宜加以记叙。

她的苍老沙哑的笑声在空空的房间里发出回声，似乎促使在四方剥落而破烂的墙壁之内浮悬着的忧郁的气氛定形为溶解状态。原先模模糊糊觉得的荒凉之感变得锋利逼人。老妇人带领我们进入另一个房间，那也像别的房间一样漆黑而充满霉味，她把百叶窗打开，让光线射进来，告诉我们它名为“镜厅”，这时我几乎哭出来。因为在“镜厅”内没有镜子了，只有墙上和天花板上精致的框架。“镜厅”内一度光亮照人的镜子仅仅剩下光光的灰泥空洞，像盲人失明的眼睛睁着往外瞧，茫然地，一会儿之后又像是责备地看着你。“从前他们常在这个房间里跳舞，”老妇人说。

【注释】

[1] 大石柱群，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遗物。小说家哈代在《苔丝》中曾有描写。

[2] 俄斯提亚，台伯河口的意大利古城。

[3] 博尔索弗，英国德比郡博尔索弗城有十一世纪古城堡的遗迹。

[4] 指一战时法国北部战场。

[5] 这里似应指罗马帝国（意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而非拿破仑的第一帝国。

[6] 斯蒂芬·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7] 裘利约·罗玛诺（约1492-1546），意大利画家和建筑师。

[8] 维琴察，意大利北部城市，在维罗纳与威尼斯之间，以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艺术著名。

[9] 安德里亚·帕拉迪奥（1508-1580），意大利建筑师，以复兴古典建筑艺术著称，维琴察的奥林匹克剧院即为其所建。

[10] 意大利文“自负的人”的意思。

[11] 腓力第二（1527-1598），西班牙国王兼荷兰与葡萄牙国王，统治期间西班牙国势隆盛，但其无敌舰队为英国打败。

[12] 法尼斯为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家族，巴尔马与皮亚琴察的统治者。

[13] 埃斯蒂家族，中世纪意大利统治斐拉拉的著名家族。

[14] 汉普顿宫，伦敦附近的英国王宫，现改为博物院。

[15] 巴尔莫拉尔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苏格兰的避暑离宫。

[16] 巴斯妇，英国大诗人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一个人物，粗俗精明，嫁过五个丈夫。

[17] 约翰·伦普里埃（约1765-1824），英国学者，他编写的《古典学辞典》为古代神话与历史的著名参考工具书。

[18] 伊卡努斯，希腊神话人物，以蜡造双翼逃离克里特岛的迷宫，被太阳神将蜡晒融，坠海而死。

[19] 阿波罗与马西雅斯：马西雅斯是希腊神话人物，造笛子与阿波罗神比赛，为后者所害。

[20] 斐顿：希腊神话人物，驾其父太阳神的驭者、光神海利阿斯的战车出游，因不能控制挽车的烈马，为宙斯用霹雳击死，以免地球发生大火。

[21] 阿拉克妮：利地安一少女，因欲与雅典娜比赛纺织技术，为后者变为蜘蛛。

[22] 作者指的是，如为牛则是宙斯变为白牛诱拐欧罗巴的故事，那就家喻户晓了。

[23] 萨图恩为罗马主神裘彼得之父，为其子逐出天庭，于是往下界教人以耕作技术。

[24] 伯纳迪诺·康皮（1522——约1590），意大利画家。

[25] 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女性。

[26] 萨特尔：希腊神话中长着马耳马尾，或山羊角山羊尾的森林之神，也是酒神巴克斯的仆从。

彼埃特拉马拉的一夜

“世界上我最爱的东西，”勃朗宁在《嗜好》这首诗中写道，“是一座古堡，悬崖峭壁环绕，在风声凄恻的亚平宁[1]峡谷里。”喜好，确实如此，我能领会这点而不打算辩论。我虽然喜欢这首诗，却无法跟诗人同好，说这些就够了。亚平宁山中的古堡在我所爱的东西当中占据的位置相当低。罗马的宫殿，西埃那[2]城垣外的别墅，甚至一列机动车队的位置也要高些。不过，勃朗宁用来描写亚平宁的修饰语是太恰当了。他本人无疑是欣赏听风声而兴悲恻之感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在春天和冬日，他低着头，顶着这样呼呼狂啸的凶恶的烈风通过山峡的情景。他会由于努力而振奋；他跟自然力的战斗会鼓舞他，他会回到他的古堡写出一首出色的诗篇衷心赞美热情和力量——为热情而歌颂热情，力量则是令人钦佩的；与其说是为它的方向不如说为它的强度，我确信这就是风对勃朗宁产生的效果；它向他确证了他的豪言壮语的乐观主义。在我身上，相反，亚平宁的山风只不过产生神经痛和最深的意气消沉。在悬崖峭壁环绕的古堡中我写出来的不是《勇气》[3]，而是像《可怖的夜晚的城市》[4]那种风格的东西。

我没有夸大亚平宁山风的可怖，从人们发现为了旅行者的方便以及安全，必要用高墙把主要山隘最缺遮拦的地点加以防护起来这一事实得到证明。我尤为记得从佛罗伦萨至波伦亚的主要道路的一段，两侧用数百码大规模的护墙挡起来，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这个地点的道路，海拔达二千至三千英尺，穿过一个深而狭的山谷的前方，它总是在这儿吸进一股气流。即使在夏天平静的日子里，当你经过护墙的避风面时，也能听到头上凄风的悲鸣。但是在冬天天气不好的日子，在春秋，空中充满可怖的声音，仿佛地狱之门打开了，坠入地狱的亡灵在欢庆节日。数百年前经过那里的旅行家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才使佛罗伦萨的大公[5]的政府筑起这道护墙，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不寒而栗。他们准是经常被风从大道上刮走而坠入深渊。

在三月间我们一度走过这条道路，意大利的春天跟别国的春天并没有特别不同，那一年酷寒，冷得结冰。在佛罗伦萨，太阳在巨大的云朵之间断断续续地照耀。雪在莫雷罗峰依然成块。清风刺骨。“那些山隘没有雪吗？”我们在车库停车加油时问主人。出于那种典型的意大利人想要使提问的人高兴的热心，车库主人向我们保证道路上已完全干净利索。他说这话时带着如此自信，我们像北方人通常自然以为的那样，以为他知道实情。再没有比南方的礼貌、南方的同情和要人高兴的强烈愿望更迷人的了。你的心由于意大利人善意参与你的事务的兴趣而受到威胁；你喜爱他们是由于他们彬彬有礼的好问；他们马上使你觉得毫不拘束，立刻把你当人对待，尽一切可能让你高兴。这是可喜的。但有时候他们的同情是太不完全了。出于不跟你发生矛盾，或者为了避免辨明你的意见的准确性而一时苦恼，他们愿意告诉你乐意听的东西而不是你听了对你真正有用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们的自尊心也不容许他们坦率承认他们的全然无知，所以他们宁可与其什么也不告诉你，不如告诉你不确切的东西。这样车库主人告诉我们从佛罗伦萨往波伦亚的道路上已无积雪，他所以这么说，首先因为他看出我们要到波伦亚去，倘若不成全我们就会失望，其次因为他自信地说“没有雪”比他坦率承认他压根儿不知道有没有雪更开心。

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就出发了。从佛罗伦萨开始的道路急剧地升高起来，达到一千二百英尺至一千五百英尺高，然后又下降到一个由群山环抱、狭长而底部平坦、名叫莫杰罗的山谷。在我们到达前，太阳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们头上的天空是大片白中带黄的欲雪的积云，一路上眼看着不同的古堡，我觉得勃朗宁的偏爱比以前更不好理解了。

在佛罗伦萨与波伦亚之间有两个山隘：福塔和再过去六英里的拉蒂科萨。正是在福塔的顶部大公们建筑起挡风的护壁，那天它由吹来的一堆堆积雪而得到加强。上方和下方的山坡埋在深深的雪下。在这白皑皑的一片中，道路曲曲折折地向前升高，犹如一条浑身泥泞的长蛇。

我们在护墙的背风面停下来给意大利的风景拍照。在我们站立的地方，空气是宁静的，好像在宁静中含着温暖。可是就在我们上面，跟墙的顶端同一高度，风在呼啸。它刮起的雪花使它的速度历历可见，我们的耳朵里都灌满了风声。我站在那里，想起了比亚波姆·屈里[6]有时在英王陛下的宫中演出改编成戏剧的《大卫·科波菲尔》[7]，屈里一人演两角——密考伯和璧果提[8]。前者，我可以顺便说确实不错（因为他是个令人赞佩的喜剧演员），至于后者，他演得过于可怜，效果较差。可是不谈这点。屈里扮成璧果提，上场时总是有一股风伴随，那是全剧吓人的以大海为背景的部分，他的住室是一艘翻过来的小船，搁在雅茅斯的浅滩上，每次他打开住室的门，从外面的黑暗中就要发出一种像妖魔鬼怪半夜聚会的声音。在《大卫·科波菲尔》的整个演出中，那风一刮就极为猛烈。呼——呼——呼——呼——渐强再渐强。花楼里的女士们找皮大衣，男士们则把衣领卷上去。情况可怖。我曾希望绝不要在王宫外听到这样的风声。在那个冰冻的三月的一天，当时我正停留在从佛罗伦萨往波伦亚的道路上，那一排大众起意盖的护墙下，此前我还真没有听到过那么大的风。在那儿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了大自然可跟赫伯特爵士的艺术匹敌的表演。我过后想，这对应勃朗宁的城堡真是个理想的地点。

彼埃特拉马拉刚好在拉蒂科萨关之下，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到一家小饭店吃午餐。马上聚拢一群闲人，好像受魔法支使似的，围着我们的汽车——即使在彼埃特拉马拉，即使在大雪下，也有悠闲自在的车迷，对他们来说一辆十马力的西特罗盎牌车的到来无疑是一件大事——他们不失时机地告诉我们再往前去，由于风刮起的大雪，道路已经堵了。我们进去吃饭，一边觉得有点扫兴——也对佛罗伦萨的车库主人有点恼火。可是饭店老板要我们放心，只要吃饭时间一过就从彼埃特拉马拉和那边的村子派出一批人去清扫道路。四点钟以前准能清扫干净，擦黑到达波伦亚没有问题。我们问近斐伦佐拉和伊莫拉的道路是否畅通，他摇摇头。那天第二回我们又相信了。

饭店老板不告诉我们真相的动机是跟车库主人的心理不同的。后者不说真话是出于一种误用的礼貌和自傲；相反，车库主人撒谎则出于自身利益。他想要我们留下来住一宿[9]。

他完全做到了。四点钟我们出发，在关顶，路上的积雪达一码深，没有看到一个铲雪的人。我们转回来。饭店老板颇为惊讶：什么，没有铲雪的人？他简直无法相信。可是第二天早晨准能走。我们决定待一夜。

这次旅行我随身带着《大英百科全书》第二卷，从字母And到Aus.在这一卷中你可以从上述按字母顺序的词条[10]得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我从“动物崇拜[11]”开始。“熊”，我学到，“享有跟它接触的所有野蛮民族的广泛的崇敬”。那天晚上，熊从我这得到的是大量的羡慕。我想到别洛克[12]君的打油诗：

北极熊不感到穿过

我全身的刺骨的寒冷；

为什么？他有一身皮袄。

我但愿也有一身！

尽管有火，尽管有厚大衣，依然冷得要命。“母牛的产品[13]在魔法上是重要的”。我读着读着，被那简明扼要的委婉修辞所迷。但天气实在冷得连阅读也不行，我没有再往下读。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施林基特族印第安人对乌鸦，卡兰人对狗，暹罗人对白象有什么感觉。如果我偶然知道霍顿托特[14]族人的神，卡根，是普通的蟑螂，他们称为“恩戈”的体现，那是因为我在夏天的另一次旅行中带着同一卷书，同时晚上的天气没有这么严酷，头脑可以专注于较崇高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本能地考虑自我保存的问题。

小客栈的起居室冷得够呛，但我们去睡觉时酷寒才真正开始。因为卧室内没有壁炉，也没法生火。在这些卧室里你可以不定期地保存羊肉。我们穿上所有的羊毛上衣，床铺像石头一样既冷又硬。外面，风继续在群山间嗥叫。被单还没有解冻，根本睡不成。我睁眼躺着听风声呼啸，纳闷狂风会对天然气的冒火焰的喷嘴产生什么影响。彼埃特拉马拉以此知名。风是不是会把这些巨大的地底之火吹出来呢？或者这些喷嘴不管风怎样刮仍继续燃烧下去呢？想到火焰令人舒服；我怀着一定的恳切之情老想着它们。

在亚平宁山脉的北部，这些喷火的洞口并不罕见。比方说萨尔索马乔尔就是用天然气的喷泉作它的市徽，形状是一条火焰中的火蛇。亚平宁的碳氢化合物正是用这种气体的形状出现在这条锁链的中部的。在外侧的山坡，它们以在商业上更为有用的石油状态被人们发现，现在于皮亚琴察、雷奇奥和摩德纳附近小量地从山麓开采。说不定我们活着能看到作井架的大木架在下面的山坡上跟卡诺萨的古塔对峙。

窗板喀拉喀拉地响，窗外的烈风怒号。面对这样狂暴的风雪交加的天气，肯定是生不了火了。可怜的虚幻的希望啊！要是我们能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生一点火会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呢？我们又会像信奉女灶神的处女一样多么温存地珍惜任何火焰，不管是什么样的微火！

从想到这些火焰以及希望我的房间里有火可烤，我继续纳闷下去，为什么我竟然对彼埃特拉马拉的天然气这么熟悉得古怪呢？我是不是在哪里读到过它？是不是最近我在别人的交谈中听人提到过呢，还是别的缘故？绞尽脑汁。然后忽然间我记起来了：彼埃特拉马拉，我是在本士·琼斯的《法拉第[15]生平与书简》中读到的。

1814年秋季的一个大雨天，两名相当古怪的英国旅游者来到彼埃特拉马拉这个污秽的小村，他们从一辆轻便马车上下来。其中一位接近中年，另一位还很年轻。他们的姓名是汉弗莱·戴维[16]爵士和迈克尔·法拉第。他们离开英国几乎恰好整一年。因为是在1813年，刚好在莱比锡战役[17]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前，他们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照我们看似乎科学与宗教应该是国事，教士们该高呼“万岁与哈利路亚[18]”，化学家则为国旗和硫酸欢呼，这都是事物的正常状况。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上帝与上帝的创作一度被认为是国际性的。上帝第一个被国有化[19]。在宗教改革后[20]他再一次变成公开地部族化了。可是科学与艺术仍然超脱于爱国主义。在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在思想上自由交锋，几乎如炮弹发射，法国的探险队被允许安全地往来于英国舰队之间；劳伦斯·史泰恩[21]受到敌国的热烈欢迎。这一传统徘徊不舍地进入十九世纪。拿破仑对英国的科学人才授予勋章；在1813年，汉弗莱·戴维爵士请假要求旅行欧洲时，马上得到批准。他在巴黎受到最高的礼遇，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不顾他经常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与傲慢，他在逗留法国的整个期间受到最有礼貌的接待。在我们更开明的二十世纪，他会被法国人当间谍枪毙或关起来。

既烦躁不安又飘忽不定，戴维匆匆走遍欧洲大陆寻求科学的真理。上他的网的都是鱼。在热诺亚他对电进行电气实验。在佛罗伦萨他借用大公爵的巨型凸透镜，使一块钻石燃烧。在罗马他分析古代艺术家采用的色素。在那不勒斯他对碘进行实验，对维苏威火山进行考察。迈克尔·法拉第以实验和写作助手的身份跟着他跑。不管怎么说，戴维爵士夫人还拿他当信徒和心腹的仆人。年轻的法拉第觉得这个职务有点难堪。只是因为自觉地感到这是给他的一个难得的自我教育的机会，他才决定留下来。汉弗莱爵士的品德也许并不完全可取（的确，人们知道，法拉第后来指出“戴维所具有的一切了不起的优点当中最不寻常的优点，就是作为一个样板，告诉他应该避免什么毛病”），但是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科学知识的宝库。经常跟他在一起，像法拉第在这趟为时十八个月的旅行期间那么做的，就是意味能受到大量的教育。年轻的法拉第明白这一点，也就容忍了戴维夫人的态度。

当时在倾盆大雨中，无疑还有号叫的风声，他们在彼埃特拉马拉停歇下来去观察天然的烟火。他们用瓶子收集了一些天然气的标本，带到佛罗伦萨去进行分析。汉弗莱爵士正确地得出结论，那是一种无色的纯碳氢化合物。

法拉第在他的日记中用了两页记叙这个亚平宁山顶上的荒凉的小村。对于佛罗伦萨，截至目前为止，除开它是个具有实验设备的城市外，他没有给它留任何篇幅。法拉第对人类的艺术品毫不注意，不管它们是如何美丽。上帝的创作才使他发生兴趣。在他的身上这种表现是一贯的，异常鲜明（他的日记或书简的所有文字都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永远是一位自然哲学家，发现真理是他唯一的目的和兴趣。他的目的坚定不移。他决不允许自己受到干扰——艺术不能使他分心，他完全忽视了它，政治也是，对拿破仑的伟大的戏剧的结束场面他只偶尔在一两处提及，社会交往一点也不使他欣赏，虽然他常常匀出时间寻求友谊——作为一个征服科学的天才，他坚定执着谦逊无私，而且是成功地走自己的路。

科学之外他最大的兴趣为宗教。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科学与经院教条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科学与宗教在某些方面是极不相容的，这个印象至今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读一读三位最有才华的（从法国人的理解方面）英国科学家，即牛顿、法拉第和詹姆士·马克斯威尔[22]的传记——我们将发现这三位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是极为深沉的。伊萨克爵士[23]把他漫长的大半部分时间献给阐释《圣经》预言的工作。法拉第是桑德曼会[24]的一个热诚的基督徒。马克斯威尔是一个大神秘主义者又是一个大科学家；有他的书信为证，表明他曾经读过波姆[25]与斯威登堡[26]（顺便提一提，斯威登堡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在这一切当中并没有值得我们惊讶的地方。“一位缺乏宗教信仰的天文学家是疯子”；如果缓和一些，这种说法是有点道理的。若仔细地去研究大自然，而不相信在几十亿人无疑要度过一生的这个熟悉的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离奇性与神秘性，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我们的知识愈扩大，我们对它内在规律的认识就愈完善，照我们看来宇宙就愈神秘。一个人，倘若他能够在研究生命的复杂性、星体的运动和物质的本质的结构时而不时时怀有一种肃然起敬与惊异之感，那他准是既愚钝又缺乏想象力。这样的人无疑会在职业科学家的队伍里找到他们的位置。在所有的职业内都有缺乏想象力的人，从赛马的职业骑师到大主教。但一般说来，这种人并不精通他们的工作。缺乏想象力，缺乏敏感性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看到事物不可思议的现象，都不为好奇心所动，这种科学家我们很难找到。对事物不可思议的性质的好奇感，按那些感觉到它的人的教养和气质以不同的方式显露出来。有的情况如正统的寂静教[27]传统；有的情况则不愿对包围他们的神秘的性质明确地说出肯定的意见，例如不可知论者；再有的是那种具有神秘主义者的特殊精神气质的科学家（马克斯威尔与斯威登堡就是例子）；还有另外的情况，我们发现有的人具备同样的神秘主义特点，但缺乏精细的加工而有点粗糙（正如有优秀的和蹩脚的艺术家一样，也有优秀的和蹩脚的神秘主义者），因而我们就有了不是马克斯威尔以及他的精致而美丽的神秘主义，而是预言书的阐释者牛顿。对法拉第而言，科学的推论与补充是基督教新教。他的好奇之感，这种面对世界美丽的神秘而产生的敬畏之情用桑德曼派的集会和阅读《圣经》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站在神秘主义者的天平上，介乎马克斯威尔与牛顿之间，他既非天才横溢，也不是才能一般，而是有点像安德里亚·德尔·萨托[28]，一边是乔托[29]，另一边则是卡拉瓦乔[30]。一个莫扎特与施特劳斯[31]之间的凯吕比尼[32]。

在法朗士[33]的寓言中有个国王，医生给他穿上一个快乐的人的衬衫后才治愈了他的忧郁症，这个例子恰好适用于法拉第。他的衬衫是国王的病的特效药，因为要是有什么快乐的人那肯定是他。在职业上，他的一生都是用来做他亟想做的事情。认识并发现真理，这就是他的愿望。不像人的其他愿望，一旦得到满足几乎每每带来失望和烦恼，而认识和发现真理则反是。因为真理是没有完的，发现一部分又有另一部分有待去探索。追求知识的人是不知道满足的，因为知识不断地更新。他的生命不止，就决不会感到厌倦。老实说，世界不是都可认识的。还有感觉的世界；更有人类不可知的世界。在我们跟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方面，有许多领域存在着不幸。但法拉第在感情上是幸福的，他的婚姻是绝对的美满；他有许多朋友；他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他并没有非分之想。他跟未知世界的关系也是幸运的。如人们称之为生活上的问题从来没有困扰过他。

他在宗教的影响下成长，宗教预先给他以答案。他没有经历使托尔斯泰走向自杀的精神危机。指出他把科学的领域跟宗教的领域，可知与不可知的领域鲜明地分开是有趣的。“世界是怎样的并不神秘，世界的存在才是神秘的”，维特根斯坦[34]说。再者：“对一个不能做出答案的问题，也就不能提出问题。莫名其妙的奥秘是不存在的。……生命问题的答案是在这个问题的消失过程中明白的。（难道这不是为什么，人在长期怀疑生命的意义之后，他们的头脑清醒了，而不再说它的意义在于哪一点的理由吗？）”法拉第的幸福在于他从来不怀疑，也从不试图提出不可能作出答案的问题。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发现世界是怎样的，他比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研究者取得更多的成就。他不用为什么或怎么回事这样的问题折磨自己的头脑；他的宗教信仰给他解释了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没有解释）它帮助他“把世界在永恒的外貌下当作有限的整体来思考”。“把世界当作一个有限的整体的感觉就是一种神秘的感觉。”法拉第有那种感觉；大概不是以感觉的最精致的形式，但名符其实的是有这种感觉。他跟不可知的世界的关系因此也是他跟可知的世界的关系同样使他满意。

在自然哲学家当中，法拉第绝不是独一无二感到幸福的人。真的，把科学家当作一个整体，我要说他们比旁的人更幸福。从道理上推论以及从定理上来看，他们应该如此。倘若你读他们的生平传记，你会发现从事实这个角度看，他们是幸福的。这些天生的科学家的生平是多么令人满意啊！在这些人身上有一种正直的品德，同时目的一致，这在我们这些可怜的见异思迁的人看来是特别值得羡慕，特别美好感人的。

如果我能够再活一次，在来生选择我的前程，我就渴望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注定的天性。命运也许提供其他的选择——有权有钱，成为国王或政治家。这些闪光的诱惑我将轻而易举地拒绝，因为我对实际生活中令人生气的吵吵嚷嚷的反感胜过我对金钱或权力的欲望，既然这些东西不投入实际的生活就得不到，我就高高兴兴地放弃它们。把心理上的某种必要变为道德是轻而易举的，唯一使我犹豫不决的事情是命运要我去当天才的艺术家。但即使我能够成为莎士比亚，我也依然宁愿当法拉第。不错，莎士比亚身后比法拉第更光荣；人们依旧读《麦克白》而不读《电的实验研究》（即便他们碰巧是电学家）。一位科学家的作品是别人用来作基础以建设自己的东西的创作；它有许多内在关连的意思，它继续发展。如果我们想知道电学的知识，我们就去读法拉第当代的继承者和门徒要说的东西。但是《麦克白》本身就是一件完整的作品，不是一样别人可以去加以改进的发现。在艺术上没有进步这种东西。个个艺术家从头开始。可是科学家相反，是在他的先驱者停下来的地方起步。在积累起来的经验的分量上，意见和看法随时代而改变。人的本能的感情的一面，由于是遗传的，则保持不变。科学家提供改变整个民族的经验，在岁月变迁的过程中，他的发现被新的发现所代替。艺术家则不过时，因为他用不变的材料工作。由旧石器时代的诗人写的抒情诗会依然动人，可是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天文学家，对我们来说，仅仅只有一种学术史的价值。

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成为法拉第而不愿成为莎士比亚，死后的荣誉不能给人在活人的世界带来满足；虽然意识到具有了不起的艺术才华一定能使人非常满意，虽然自由地运用它必然是一种产生快乐的源泉，我似乎觉得具有或运用一个科学家的天资依然更使人满意。因为艺术家，他的职能是向别人灵巧地表现或传达人类的共同情感，必须在人际交往的情感世界中度过他们一生的大部分。他对世界的思考，他对这些交往的个人反应——这一切形成他的艺术题材。科学家度过他一生的职业部分的世界是非人类的，跟人际关系和感情的反应毫无关系。我们完全受到我们从事的工作的制约；我个人宁愿承受理智的思考而不是感情的制约，宁愿在职业上为求知而不是为感情使用我的灵魂。

作为大艺术家，其中一个较小的不利之处在于他享有不小的社会声望，艺术比科学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势利的目标。一个宴会若有知名的诗人或画家出席将使人觉得格外生辉。女主人很少求人去见生化学家，不管他是多么出色。道理很简单，所有的男士女士都自以为他们能欣赏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能——而懂科学技术的人则是少数（唉，我徒劳地愿我属于这一少数）。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家得以令人羡慕地免掉许多可厌的小事的干扰。艺术家则相反，在那些没有事干的富豪的猎物当中他是享受宠爱的目标之一；一个好标本至少跟一名大使或几乎跟一位印度王子的价值相等。假如这位艺术家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将发现受到猎狮者的注意还不算危险，但十分恼火。对于听任自己被人俘虏的艺术家，那就危险了。听人奉承是愉快的；假如一个人喜欢浪费时间，再没有比随便的社会交往更容易的办法了。一个屈从种种社会诱惑力的艺术家会失掉一切：宝贵的时间，诚实正直的品德，心理平衡，取得成就的希望，等等。受到这些外力支配时，他比不当艺术家更加不幸。

接近早晨时，像一盘冰凉的碟子中的冷羊肉片，我把床铺稍稍融化了一点。迈克尔·法拉第与汉弗莱·大卫爵士的幽灵走了，撇下我带着压抑的愿望独自待在卧房内。他们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理想地和象征性地充实了一个由汽车和飞雪组成的混乱的噩梦。

我醒来时风依然在刮。我们冻得发抖，在起居室消磨了上午。每隔不多几分钟，饭店主人就要带着有关山隘新情况的消息进来告诉我们。从佛罗伦萨与波伦亚打来了电话；一支扫雪的大军正在动员起来；它们开始行动了；一个刚从山隘来的人看见他们在工作；到下午两点前道路就可以打扫干净。在报告每一条新闻之后，他鞠躬，微笑，擦擦手，然后回到厨房去发明下一条。他有丰富的想象。

断断续续地，我读着有关亚美尼亚教会的消息。但我的兴趣不大。我冷得够呛，甚至对于发现“献祭用的古颂诗多半是亵渎和肯定空洞的”不感到应有的热心。在后来的夏天我一直记起那句话就乐，它不仅把在基督教以前献祭用的亚美尼亚古颂诗，而且是一整堆现代艺术和自封的科学——比方说，大部分心理分析文学，希列克[35]的音乐，大部分表现主义绘画，《尤利西斯》[36]等等——描写得多么好，多么简洁有力。至于不那么“现代”的伪科学和假艺术，从唯灵论到以牟利为目的的小说，这些东西甚至不具有亵渎这一好处，纯粹是一堆废话。

早晨过去了，又到了午餐的时间。在吃完一顿细条实心面加烤羊肉后，我们感觉身体强健一些，也暖和一些。“山口的情况如何？”我们问道。但是我们的主人好像突然失去了他的无所不知的能力再搭上他的乐观主义。他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他劝我们再等一会儿。到五点以前，无论如何没有问题，一切都会好的。经费伦佐拉的道路呢？没有希望，这一点他肯定。他把我们撇下不知怎么办才好；等下去呢还是回佛罗伦萨——怎么办？我们仍旧处在一种犹疑不决的状态中，那时从天而降来了一位状如凡人的天使，骑着有装饰的马，停在饭店门口。我们向他打听。奇迹啊！他不仅知道真相而且把他所了解的如实地告诉我们。现在没有队伍在山口铲雪，他向我们肯定，在风向改变前也不会派人去（要是风总朝这个方向刮，刚把雪铲掉它又会给刮出道路上来）。当然，风向傍晚也许会变，可是另一方面也许到下星期才变。如果我们要去波伦亚，为什么不走费伦佐拉这条路呢？是的，为什么不呢？旅店老板说，他插进我们的谈话，正听着呢。为什么不走费伦佐拉那条路？他看到一切都完了，没有希望再留我们住一宿。为什么不？我们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也不表态。他报我们以微笑，保持他一贯的温文和蔼的态度，然后退出谈话算账去了。

我们终于出发。天空淡白，充满飞动的浮云。这里那里白雪皑皑的山峰露出黑色的疤痕，这些地方是过于陡峭而不曾留下雪迹的悬崖。从拉卡塞塔我们沿着一条曲曲折折地进入圣特尔诺河河谷的狭路滑行。在它的城垣内费伦佐拉是阴暗、古老、令人不快的。从费伦佐拉，道路沿着圣特尔诺河而延伸。这条河流以弯弯曲曲的河道穿过群山之间。河谷又低又窄，好多地方，路与河在垂直的岩壁之间穿流，这些岩壁斜斜地联列成一排排倾斜的岩层。河谷逐渐扩大开去，山冈萎缩成荒凉不毛的丘陵。山丘脚下是平原，由于这儿处在高山大海之间，被挤成窄窄的一片，可是随着人朝北往前走又不断地扩张成为连绵不断的广大的波河平原。

在伊慕拉我们转入埃米利亚大道，它笔直地一径从雷米尼通往皮亚琴察，多少城市分布在这条舒展的白色路线上啊！切塞纳，福里，法恩查，伊慕拉，波伦亚，雷吉奥，摩德纳，巴尔玛——一颗明珠接着一颗。

我们开进波伦亚时天已黑下来，大街上满是戴假面的人。这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我们嘟嘟地按着喇叭从人群中小心地开过去。在我们经过的时候人群喊道：“戴上假面！”我们戴着风镜裹着头巾，看起来像是狂欢节的打扮。节日的化装表演并不盛大，有一些青年女子穿着化装的外衣，也有一些吵吵嚷嚷的男学生穿着化装衣服——如是而已。我想到过去壮观的表演和化装假面舞会。迷人，那是没有问题；但你也不必感到遗憾。因为表演和假面舞会是坏政府的病象。暴君们在盛大的芭蕾舞当中消磨一生。受压迫的广大人民，穷得付不起娱乐费，这些官办的娱乐表演可以使他们的心情舒畅一下，那是免费的。在定期举行的农神节[37]期间，奴隶们的革命情绪得以在纵情欢乐的游艺中升华。如果狂欢节衰亡了，那么压迫也没有了。人民有便士可以看电影的地方，国王和教皇们也就不必演出他们的芭蕾舞。可是，不管怎么说，那是一种拙劣的表演；我觉得他们可以更好一点庆祝我们光临波伦亚。

【注释】

[1] 纵贯意大利中部的一条山脉，最高峰科尔诺峰，海拔9585英尺。

[2] 西埃那，意大利特斯孔尼省中部的古城，以其中世纪的城垣与古建筑著名。

[3] 勃朗宁的另一首名诗。勃朗宁曾长时期在意大利生活过。

[4] 英诗人詹姆士·汤姆生（1834-1882）的作品，流露悲观绝望的情绪。

[5] 佛罗伦萨从中世纪早期以至近代都是一个以大公为元首的城邦国家。

[6] 赫伯特·比亚波姆·屈里爵士（1853-1912），英国戏剧家和演员。

[7] 《大卫·科波菲尔》为狄更斯的作品。小说中密考伯是主人公大卫的房东兼朋友，是个喜剧人物。璧果提是大卫保姆的哥哥，以打鱼为生，他一家住在雅茅斯海滨，以一只小船倒翻过来为住房，他是个悲剧人物。

[8] 《大卫·科波菲尔》为狄更斯的作品。小说中密考伯是主人公大卫的房东兼朋友，是个喜剧人物。璧果提是大卫保姆的哥哥，以打鱼为生，他一家住在雅茅斯海滨，以一只小船倒翻过来为住房，他是个悲剧人物。

[9] 意思是让作者一行挨到四点，再想办法已来不及了。

[10] 作者列举了如 Anglins（钓鱼术）、Apple（苹果）、Aurora Borealis（北极光）等词条。

[11] “动物崇拜”原文为 Animal Worship.

[12] 希莱尔·别洛克（1870-1953），英国作家，作品包括历史、散文、游记等。

[13] 母牛的产品指牛奶。

[14] 霍顿托特，南非的一个民族。

[15] 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英国物理化学家，发现电磁感应现象。

[16] 汉弗莱·戴维（1778-1829），英国科学家，电弧的发现者，用电解的方法分离出钠和其他元素，并发明矿工用的安全灯。

[17] 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奥普俄联军。

[18] 哈利路亚，是对上帝的赞语。

[19] 指英王亨利第八于1534年成立英国国教，英王成为教会领袖。

[20] 这里指宗教改革后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新教教派。

[21] 英国作家，《项狄传》的作者，见《乡间》一文注。

[22] J·C·马克斯威尔（1831-1879），苏格兰物理学家。

[23] 即牛顿，伊萨克是他的名字。

[24] 由苏格兰牧师约翰·格拉斯创立的基督教教派，1733年罗·桑德曼参加后，亦称桑德曼会。

[25] 雅各布·波姆（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者。

[26] 爱马努尔·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哲学家、科学家与神秘主义者。

[27] 十七世纪基督教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

[28] 安德里亚·德尔·萨托（1486-1531），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

[29] 乔托（1267-1337），佛罗伦萨画家，被认为现代绘画的鼻祖。

[30] 卡拉瓦乔（1573-1610），意大利画家。

[31] 施特劳斯，音乐史上有几位作曲家均姓施特劳斯，作者或指老约翰·施特劳斯（1804-1849），他没有他的儿子出色。

[32] 凯吕比尼（1760-1842），意大利作曲家，主要作歌剧和清唱剧。

[33] 安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与批评家。

[34] 鲁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在逻辑实证主义方面颇有影响，尤对语言哲学有研究。

[35] 弗兰茨·希列克（1878-1934），奥地利作曲家。

[36] 《尤利西斯》，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1882-1941）的名著。

[37] 古罗马的节日，在每年十二月中旬举行。

乐园

在大路与大海之间一片小小的棕榈树林为温暖的气候提供了不容置疑的明证。异国的风物——叶子犹如硕大的鹦鹉的羽毛，树干如同大象的后腿——它们保证我们不受北国风雪的欺凌。植物不可能说谎。大约人们会顽强地继续相信这句话，尽管香蕉在盘赞斯[1]几乎成熟，竹子在三月的风中摆动，苏莱[2]好像是马来半岛。“决不是欺骗，女士们先生们”，棕榈仿佛这么说，当然，这就是它们在那里准备说的，也是精明的市议会在栽植棕榈树时想要叫它们说的：“决不是欺骗，地中海的气候是名符其实的亚热带气候。”一场流行性感冒之后，亚热带气候正是我所需要的，而且迄今为止我一直没有找到。我们[3]整天驾车沿着遭到风吹雨打以致弄得市容不洁、雾气迷蒙的里维拉[4]奔驰，跟穿越苏格兰的一次又冷又累的旅行差不多。现在烈风早已小下来了，黄昏明静。那些棕榈树在平直的阳光下好像《圣经》所描绘的一幅希望之乡——迦南的图画。从它们苍翠的树顶上方眺望大海的那个旅馆，名为乐园饭店。行了。我们决定留下来——如果必要，住几个星期，到我觉得身体完全复原再说。

乐园开始使我们大吃一惊。你没有料到会在一个意大利餐厅内遇到一群打扮成法国哑剧中的女丑角，日本艺妓，和威尔士农妇的英国中年太太和小姐。当我们走进去询问有没有房间时，她们赫然就在那里，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和服，以极其活跃的姿态正和一位年轻的教士闲聊，他的牛津式的教士口音和他的笑声听起来是一种乐事（对教士来说，那笑声是太过于欢快一些，虽然不过是想证明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和蔼可亲的人）。

一张贴在看门人办公桌上的传单泄露了秘密。我们稍稍来晚了——四旬斋[5]已经持续十天了，全城正在庆祝狂欢节[6]，我们从用浮夸的意大利文体写的传单上荻悉有盛大的游行，寓意性装饰的车队，授予最漂亮的服装的高额奖金，自行车赛形式的体育表演，化装舞会，等等。艺妓们和威尔士村姑（她们或许是威尔士别的什么人）的出现立刻得到说明。我转念一想，多半那位教士也是一个化装者。舞台上的牧师是个老牌宠儿。不过再听听那声音，欢乐舒畅的笑声，我明白决不是亵渎，那身黑色的教士服肯定不是化装。

饭前我们上街去散步，穿过城市——结果发现小城并不存在。确实，有够多的房屋，数以百计用灰泥粉饰的，雪白的，全都是崭新和非常干净利索的小屋。砖头和灰浆不少，但就是没有人。房屋都上了百叶窗，空无人迹。在夏季，尤其是洗海水浴的季节，它们无疑是会有人租用的。那时小城就会恢复生气了。可是这时候它却是死气沉沉的。我们寻觅市中心，徒劳一阵，因为它没有中心。我们见到的唯一的店铺是一家英国茶馆。大街上迎面来了一辆悬挂着红黄两色旗帜的马车，其实那是一辆色彩斑驳的灵柩车，慢慢吞吞地一路跟着前面拉车的两匹老马前进；二三十个男人和小伙子组成的一小批人散乱地走在它后面，因为有点喝醉了而显得更糟，一边过分伤心地唱着葬歌，但他们的悲痛是装出来的。我猜想他们是跟在一辆狂欢节的寓意车后最开心的本地人。我们匆匆回到乐园饭店。威尔士村姑与艺妓还在跟教士交谈。后面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一帮老太太在嘀咕她们织的毛衣。

由于一天的长途旅行而饥肠辘辘，我们准时对开餐的铃声做出响应。有几张桌子已经有人。餐厅中央有位身穿黑衣服的瘦小的老太太正一心一意地吃着，可说几乎是热情的。一个人上了年纪而环境又剥夺了他的里比多[7]的其他任何出路，这时就表现出这种热烈的贪婪。远处的一个角落里，两名四十五岁的明显的老处女正忙于喝汤。她们穿的是半晚礼服，如果她们挪动时，身上发出次等宝石的闪光以及干巴巴的珠子的碰撞声。她们的头发淡得几乎没有颜色，卷曲成许多发圈。又有两位老太太进来，一位干枯槁如供解剖用的尸体，一位像黑缎制的气球。坐在靠近我们一张桌旁的是一位身为遗孀的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她们几年前还是漂亮的，现在红颜渐谢，已到了肯定难以嫁出去的年龄了。跟着进来的是一位爱好艺术的太太，她的衣服是灰绿色的不伦不类的晚礼服，戴的珠宝肯定不是贵重的。又一位身为寡妇的母亲和她的未出嫁的女儿，她从来没有漂亮过。又一位孤单的老太太。教区牧师和牧师太太——看到一位——不是穿裙子的女人——须眉男子，多么叫人欣慰！进来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靠人搀扶，步履不稳。那根拐杖是乌木的，她的美随面孔白而无光，犹如一只拔掉毛的小鸡。

不多几分钟后所有的桌子都有了顾客。大约有四十位——全是英国人，而且除了我自己和教区牧师外全是女人。什么样的女人啊！我们互相张望，这么多上了年纪的、贞节的，同时又长得丑的女人，她们一生遇到过那么多的挫折，受到那么多的教养，在固定的小小收入上那么多中产阶级的傲慢，那么多的烦闷无聊和自我牺牲，那光景要不是使人感到痛切的苦楚和古怪，我本来会笑出来的。忽然我想到整个里维拉和马塞别斯比齐亚[8]都会充斥这样的妇女。根据令人惊异的直觉，我了解到她们的全部生活。就在那时刻，我考虑到，在地中海沿岸所有便宜的饭店和公寓里，成千上万这样的女人正在以她们那种过分的中产阶级教养风度吃她们的鱼，这使人极为想望在里昂的饭店里法国外省或比利时的高声嚷嚷，粗俗放肆的作风。成千上万这类女性，想办法保持身体健康以过冬，想办法要在外国找到消遣，新颖又要便宜。风不顾棕榈树咆哮不止，雨倾盆而入。在嶙峋的海岬之间，海湾内的小城索然寡味。唯一的消遣是她们同类的妇女之间的闲聊，唯一新颖的东西是半晚礼服和价值不高的珠宝的最新式样。法郎与里拉从来也买不到你期望买到的那么多东西。收入是无可奈何地固定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兴趣爱好也是固定的，还有偏见和习俗。

在休息室内我们边等着咖啡边跟那位教士交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找我们攀谈。他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南欧英国国教管区的临时教师，欢迎新来的客人，使他们感到安心自在，是他的义务。“美好的傍晚啊”，他说，声音中教养的意味特浓。“不错，我们同意，这个地方确实迷人。”“待一阵子吗？”他问道。我们互相看看，然后溜一眼熙熙攘攘的大厅，然后又互相看看，我摇摇头。“明天，”我说，“我们不得不一大早就动身。”

【注释】

[1] 英国西南部的海港城市。

[2] 英国东南部的郡名。

[3] 指作者和他的夫人。

[4] 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旅游地带。

[5] 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前十天。

[6] 狂欢节可在四旬斋前，也可在四旬斋期举行。

[7]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术语，指潜意识中的性欲。

[8] 意大利利古里亚海滨的城市。

卢卡[1]的圣容节

吉日良辰如今已成为长期性的。每天下午有跳舞，所有的电影院持续地放电影，收音机里的音乐会，如同天然气和自来水，日夜随时一开就有。本来是难得的乐事于是妙趣索然。节日必须既庄严又稀罕，不然就不叫佳节。“如珍贵的宝石所在少有”。（或许，总而言之，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是如此，那是“快乐的英格兰”[2]时代。）或者“如金项圈上价值连城的珠宝”。这类偶尔的盛大的乐事，它们的影子依然在我们今天出现，不过昂贵的宝石已经跟装饰节日的整个环形饰物的花哨俗气的赝品难以区分了。宝石如果太大太多，也就丧失了它们可贵的意义。印度王子的宝藏和哑剧里阿拉丁[3]的洞穴都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古老的节日如果放在现代娱乐中作为舞台上一片珠光宝气的背景，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在多多少少比较地道的乡村民众中，由于他们缺少纵情欢度现代长期性的良辰佳节的手段和机会，幸存的节日盛会才保留一点它们过去的光彩。我个人觉得当代城市持续的娱乐使我极为抑郁不快。无处不在的腻烦——那些追求欢娱的人，尽管他们决心要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多数实际是多么腻烦得要命！——那无可奈何的厌倦感传染给我了。在华灯、美酒和可怕的爵士乐噪音，以及持续不断的运动中间，我觉得自己陷入愈来愈深的沮丧。跟夜总会相比，教堂倒显得实实在在的舒畅。假如我公开寻找乐趣，我就去那些间常有欢笑的地方，那是名符其实的欢乐，是有节日盛会但不多的地方。

对一个只愿参观间常盛会的人，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来得恰是地方又恰是时候。我曾经遍游比利时，发现在小集镇，露天集市是最热闹的，好似一幅布鲁盖尔[4]画上的狂欢场面。但是如何记住日期呢？即使记住了又如何及时重去弗兰德尔呢？这个问题几乎不好解决。再有佛罗格摩尔[5]，皇家陵墓内的十九世纪雕塑享有同类佳作的盛名。我想看看弗罗格摩尔，但维多利亚女王的忌辰是一年中陵墓对外开放的唯一一天。老女王，我以为是在一月份去世的。但确切的日子是哪一天呢？如果你正在别的地方逍遥自在地享福，你怎么会在这样的季节甘心回英国去呢？佛罗格摩尔看起来只好无人去问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许多其他的会期节日，不巧，我也会总是赶不上的。我不得不满足于几个不多的佳节，它们的日期或者我能记住，或者碰上会期我刚好在该地。

这种稀有而隆重的日子之一，为我碰巧难以忘记的是九月十三号。那是卢卡的圣容节。因为卢卡离我度假的海滨不到三十英里，而且在地中海海岸九月中旬依然天气晴朗和煦，圣容节就算在我一年中珍惜的主要节日之内。每逢九月举行的宗教仪式与随后的集市，我是必到的来客。

“以卢卡的圣容名义”，这是征服者威廉[6]最喜爱的誓言。假如我有赌咒发誓的习惯，我想那也会是我的口头语。因为这个誓言不错，内容和形式都令人羡慕。“以卢卡的圣容名义”，不管你用哪种语言发出来，誓词都是响当当的，它们是名符其实的诗，回声不绝。对于任何一个看到圣容的人，他们将饱含多么大的力量，受到多大的不由自主的魔力的吸引啊！因为圣容，卢卡的圣容肯定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最离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想象一下一尊巨大的木雕基督像，比真人还大，不是赤身的，如后来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那样，而是穿着长长的短袖束腰外衣，衣上拜占庭式的笔直的褶裥带有整齐的凹槽。雕像的容貌不是一个死者，或一名垂死者，甚至一个忍受着痛苦折磨的人，那是一个仍然生气勃勃的人的脸庞，它的轮廓分明的表情是严峻的，有精神的，甚至是相当锐利的。在用磨光的雪松雕出的黝黑的眼眶内是一双带一点棕黄色的茶褐色眼睛，表面上看是用宝石做的，或许是用玻璃，像是要瞪出来，稍稍有点眯着，带着不眠的痛苦。这就是圣容的样子。传说这是真正的当时的肖像。历史证明它在卢卡已经将近有一千二百年了。据说是由一艘既没有舵又没有水手的船奇迹般地从巴勒斯坦带到卢尼[7]的海滩上来，萨尔扎拿的居民声称圣物为他们所有，但圣容不愿去萨尔扎拿。拉车的牛，这雕像就放在牛车上，受神灵所感就一路来到了卢卡。打那时起，圣容就留在卢卡了。它创造奇迹，吸引一批又一批香客，保护卢卡城不受灾害，间常也有不灵的时候。一年两次，复活节期间以及九月十三日大教堂内它的圆顶神龛的小门给人打开，点起蜡烛，令人肃然起敬的黑色的神像，穿上节日的罩衣，上面缀以珠宝，头上戴有闪闪发光的王冠，睁着眼朝下看——谁知道在它明亮的眯着的眼睛里含有什么神秘的威胁呢？——他的成群的善男信女。

正式的膜拜活动是一场非常漂亮的仪式。日落后不久一溜教士的行列就在圣弗雷迪诺教堂排好。在从来是黑漆漆的教堂内若干支蜡烛照亮了作为礼拜仪式的足尖舞。笔挺的刺绣祭服已由几代教士穿过了，现在穿的人脑袋和手露在外面，带着毫不在乎的神气（因为要紧的是神圣的外壳，暂时套在里面的人是无关宏旨的）。他们穿过丰盛的烛光和柔和的阴影，庄严地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在华盖下，满身珠宝的年迈的大主教是博物院里的活标本。矛头形的银灰色主教冠多如林中树木，与黑暗的背景互相映衬（主教在卢卡似乎有的是）。唱诗班的孩子戴着饰带和穿着红色衣服。有一队穿上花哨的中世纪制服的执戟卫士。谜一般按仪式进行的舞蹈表演得庄严肃穆。然后这一行列从黑暗的教堂内走出来，走进街头的薄暮。市立的乐队奏起高昂的不相称的音乐。我们匆忙通过一条捷径占好观看集会的位置。

圣容节对音乐总是有一种偏爱。这几百年来，每年过节都有歌唱和音乐表演，演奏的节目中包括交响曲、大合唱和各种乐器的独奏。在十八世纪有最著名的卡斯特拉蒂[8]从意大利各地来此唱歌。最出色的小提琴、笛子、双簧管、长号教授们在它的神龛前吹弹拉奏。帕格尼尼[9]，当他在伊丽莎白·波拿巴[10]的卢卡宫廷时，在每年的音乐会上也为庆祝圣容节表演。时代不同了，这个神像必须满足于当地天才的表演和音乐低标准，不能好高骛远。确实，盛情厚意总是常在的；卢卡人继续尽力发挥他们的音乐才能，可是他们的努力结果一般不过是恰如其分的平平的赞扬。然而不总是如此。我不会忘记头一次观光圣容节的情景。那一年的音乐表演节目是雄心勃勃的。教士音乐家配洛西先生[11]把巴莱斯特里拿[12]、瓦格纳[13]和威尔第[14]的音乐风格相当奇特而令人吃惊地糅在一起创作出来的大规模合唱之一，由一个合唱队表演，有交响乐队伴奏。乐队很大，合唱队的成员上百人；我们高兴地等待音乐会开始。但是它开始后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局面啊！人人又拉又唱像发疯一样，但是毫不顾及别人怎么唱和拉。在我一生听过的音乐表演中，它是最自由，最民主的。乐队指挥站在队员当中挥舞他的胳臂，但他只是个立宪君主——是作表演而不作实际用的。队员反抗他的专制，也不让任何单调的过头的排练把他们搞成普鲁士式的统一。戈德温[15]式完全个人主义化的协作的预见在这里实际上是实现了的。音乐会上的噪音使人毛发直竖，但表演者却兴致勃勃，到头来，我也受到他们情绪昂扬的感染，几乎像他们一样兴致盎然地享受这种喧腾鼓噪的乐趣。音乐会表现出战后意大利无政府状态的总迹象。这个时期现在算是过去了。法西斯上台[16]带来了秩序与纪律——甚至对艺术也不例外。当卢卡人为他们的圣容节唱歌奏乐时，现在也表演得规规矩矩了，完全用的是职业化的训练有素的姿态。它令人赞佩，但沉闷乏味。有时，我不得不坦率地说，我甚至有点怀念无政府状态时期的忘乎所以的大声吼叫和吹奏。

比正式的膜拜活动差不多更为有趣的是非正式的和个人的表演。我长时间待在教堂内观看在神龛前的群众。这座大教堂从早到晚人满为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数以千计地从本城，从周边地区赶来注视这个表情凶狠、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像。雕像是黝黑的，吓人的，也是凶恶的。在善男信女们眼神里我常常觉察到某种沉思不安的意味。并非不自然。假如至尊的真面目确实像雕像的圣容一般，那么，噢——生活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急于博得这个决定他们命运、使人骇异的雕像的好感，善男信女们走得靠拢神龛，把一件件银制或镍制的贡品放在雕像脚前，再吻一下由旁边陪侍的教士给每个施主捧上来的圣骨箱。大概只要两法郎五十生丁上帝就变得和善仁慈了。但圣容继续无动于衷，用眯眼表示不可测知的恐吓。被那凶狠的目光所盯视，鼻孔里吸进供香的香气，再加以周围和头上教堂内部的黑暗，非常普通的凡人也就开始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是个帕斯卡尔[17]。形而上学的深渊在他面前展开。有关人的命运，未来和生命目的等等难解之谜，压抑着他的灵魂，使他害怕。教堂里是漆黑的，但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小的烛光区。心情一松！但从这片光明的中心，那个漆黑的面孔用上它那拿宝石颇不调和地装上的眼睛，微眯着瞪视，既吓人又带有不祥的神秘。

但幸运的是对我们这些不是帕斯卡尔的人，总是有一个补救办法。我们可以转身不对着圣容，我们可以离开教堂里的空虚黑暗。外面阳光从没有片云的天空倾泻下来。街道上满是穿上节日盛装的人们。在一座城门边，城墙外一块露天的空地上，旋转木马在兜圈子，汽动风琴在演奏大西洋彼岸四年前流行的歌曲，肥胖的女老板的衬裤，像一面巨大的开衩的三角旗，高挂在她的有篷的货摊前，由于没有风，在空中一动也不动。有一大群人，有一种气味，有不停的闹哄哄的声音——音乐，叫喊，马戏团的狮吼，逗乐了的姑娘的笑声，坐旋转火车受惊的姑娘的快乐的尖叫，喧笑和口哨，硬纸板喇叭的嘟嘟声，陶器的破碎，步枪射击场的枪声，所有这一切交杂在一起成为人们快乐的大而无际的声音。帕斯卡尔是聪明的，但聪明得太清醒了，带着一种过于始终一贯的灵性。对他来说，圣容是一直出现着的，以它阴暗的脸色威胁他，以它神秘的眼睛追踪他，如果说有过一时的注意力转移，他忘掉了世界的超感觉的恐怖和在他脚下的深渊，他又会怀着悔恨的痛苦回到清醒的状态，回到处于自觉精神状态下的自我。他认为被圣容缠住是正常的，他拒绝享受由上帝创造的红尘的乐趣，他喜欢在深渊间散步。沉浸在他过分自觉的智慧中，他是疯狂的；因为他为种种原理，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过多的否定存在的精神性而牺牲生活。他舍生而取死。较帕斯卡尔粗俗痴呆到不能比，也几乎在智力上低劣到不能比的普通男女，他们在市集上尘土飞扬的热浪中呼叫喧笑，却比这位哲学家聪明。他们之所以聪明些，是因为具有人类潜意识中的智慧，具有生物无言的本能的自然智慧。因为那是生物本身，为了生存，促使它们灵活常变。那是生物本身，在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帕斯卡尔的深渊与恐怖之后，要求它们从圣容的目光下转开，要求它们走出黑暗的、沉寂的、供香氤氲的教堂，走进阳光里，走进尘土飞扬、汗臭扑鼻、噪声鼎沸的集市，随着那股旋转的运动而运动。那本身就是生命；我，算是一个对生命本身，比对任何个别的人，甚至对帕斯卡尔这样的人，更具信心的人之一。

【注释】

[1] 卢卡，意大利佛罗伦萨西北的一个小城。

[2] “快乐的英格兰”，从前英国人这样称自己的国家，以表示当时生活的愉快。

[3] 《天方夜谭》里的人物。

[4] 彼得·布鲁盖尔（约1526-1569），弗莱芒大画家；其子（约1564-1638），与父亲同名，亦为名画家。

[5] 英国王室陵墓所在地。

[6] 诺曼第公爵威廉（约1027-1087），于1066年征服英格兰，是为威廉第一，被史家称为“征服者威廉”。

[7] 卢尼，印度西部拉贾斯坦原上的内陆河。

[8] 卡斯特拉蒂，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为了培养高音歌唱家，一些歌手从小就被阉割，他们被称为卡斯特拉蒂（原意是被阉割的人）。

[9] 尼可罗·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与作曲家。

[10] 伊丽莎白·波拿巴（1777-1820），拿破仑的妹妹，被封为塔斯孔尼女公爵，卢卡是她统治的地方。

[11] 洛伦佐·配洛西（1872-1956），意大利作曲家与宗教音乐家。

[12] 乔瓦尼·巴莱斯特里拿（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

[13]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尤以创作歌剧著名。

[14] 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为《茶花女》。

[15] 威廉·戈德温（1756-1836），英国思想家与作家，鼓吹人以理性为指导，不需要法律和政府就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启蒙哲学家。

[16] 意大利法西斯党于1922年上台。

[17] 见《爱的方式》一文注，帕斯卡尔的哲学中带有神秘主义因素。

历史的循环[1]

带着我们穿过耶路撒冷错综复杂的街道的导游是一名基督教的青年难民，他是由墙那边过来的，这堵墙把旧城与新城隔开，把不能发展的约旦国和不能发展的以色列国分开[2]。他是一个悲苦忧伤的年轻人——理应如此。他的前途渺茫，他的家境从比较富裕变成赤贫，全家土地房屋都被没收拿走，存款冻结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使人惊讶的倒不是他的痛苦，而是锻炼出来的抑郁的听天由命的精神。

他是个不错的导游——说真的，几乎太好了；他带着我们参观所有在早期朝拜的圣地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十九世纪的教堂，那些教堂是可悲的，可是他对自己的决心毫不懊悔。有那样的旅游者，他们旅行的最大乐趣在于通过怀古之情发挥自己的想象。我不是这种人。我旅行时喜欢在具有重要内在意义的目标中间徜徉，而不是在毫无意义的地方来往，这些地方充斥作文学参考的司空见惯的东西，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念碑，或引起考古学家推测的玩意。耶路撒冷，自然，有比死人和畸形的建筑物多得多的东西。它除了是地球上最令人深深沮丧的城市之一外，也是最奇特，具有独特的风格，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不幸的是，我们的导游过于认真，不放过让我们饱览种种使人厌恶的东西的机会，引起我们种种非具体或具体但恶劣的历史联想。我们不得不把一切都看遍，不仅圣安妮教堂，圣詹姆士教堂，石拱顶，还有相传的该亚法[3]住宅的故址，以及英国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筑的教堂，随后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为了跟英国人唱对台戏在八十年代建筑的教堂，科普特基督教徒[4]在九十年代初期建筑的教堂，那是被人们认为美观的，以及法国方济各会的教堂。然而幸运的是，即使在我们的朝圣之行最沉闷乏味的时刻也有补偿。我们的悲伤的导游，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漂亮，可是好像一个十八世纪名家演奏的音乐——外加了一些装饰乐句，甚至整段自己创造的花腔。他对英语口语最重要的贡献（同时也是对历史科学和艺术的贡献）是差不多在每个句子中总要插进一个“照常地”。这么说，他究竟有什么意思，我无法猜测。也许，当然，他什么意思也没有。它听起来像一个副词，事实上就如同一个神经质的人有时在发音时控制不住地痉挛一下。我过去就知道有一位教授，他在讲课和谈话时，每隔几秒钟，都要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作为停顿。“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显然是莫名其妙的。但我们的年轻朋友的口头禅“照常地”倒是比他原来想得多了一点意思——甚至多得多，这强烈地引人注意。“这个地区”（这是他偏爱的词儿），他在我们参观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畸形建筑物时说，“古迹非常丰富。圣海伦娜在这儿盖起过一个非常大的教堂，但这个地区在公元529年照常受到萨马利亚人[5]的破坏。然后十字军到来，建立起一座新的更大的教堂。这儿的镶嵌图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公元十七世纪，土耳其人照常把屋顶上的铅拿走去造军火；以后雨水渗漏进来，教堂就倒塌了。目前这座教堂是1875年由普鲁士国王建造的。你们看到那儿所有坍塌的建筑是在1948年跟犹太人的战争期间照常破坏的。”

照常毁坏，照常重建，当然是为了又毁坏又重建，从开始以至无穷。这种痉挛抽风把历史压缩成一个四音节的词[6]。我们一边听着年轻朋友的介绍，一边穿过贫困邋遢焦干的棕褐色市区。我觉着有一种压抑之感，它油然而生，不仅仅是因为人的受苦受难，而且由于一种模糊的直接感受，一种有机的认识。在废墟之间，在原来是陵墓的暗影里，这些迅速繁衍出来的芸芸众生，这一群群病弱的儿童；在重载之下擦伤了背颈的毛驴，和弯腰屈背像驮兽一样的人；在把城市分隔开来的墙那边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些由教士指引的一批批朝拜者，用徒劳的重复行动使自己迷糊，违反了他们的宗教创立者特地告诫他们的教导——他们是经住了时间考验的，没有时代的限制。穿着这种或那种服装，在一个主人或另一个主人的统治下，向上帝为他们临时照管的事情而祈祷，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这里。随埃及人一同存在，随约书亚[7]一同存在，随在光荣的顶峰，不顾奴隶们的悲惨处境，命令他们建筑圣殿的所罗门[8]一同存在，后来尼布甲尼撒[9]照常加以毁坏，然后西底家[10]照常重建。在两个王国[11]毫无意义的战争期间他们在这里，下一次托勒密[12]统治期间的毁坏，又下一次安条克[13]统治期间的毁坏，然后希律王[14]加以重建，然后是泰特斯[15]的最大最厉害的破坏，他们也都在。后来哈德良[16]摧毁旧耶路撒冷，建立一座新的罗马城，并且用澡堂和戏院，加上一座裘彼得[17]神庙和维纳斯神庙使之臻于完善时，他们在这里。当巴尔柯切巴[18]的起义被浸在血泊中时，他们在这里。当罗马帝国垮台变成基督教国家时，当哥斯洛二世[19]摧毁教堂，加里法奥马尔[20]把伊斯兰教引进来，到非比寻常地没有破坏什么时，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迎接十字军，又把他们送走，在这里迎接土耳其人[21]，然后看着他们在亚伦比[22]面前撤退。他们在这里接受委任统治[23]，经历了1948年的动乱[24]。现在他们在这里，以后也将在这里，毫无疑问，在这同一座邋遢贫穷的棕褐色城市里，交替地毁掉又重建它，杀人又被人杀，没有穷期。

“我不认为，”罗素勋爵[25]最近写道，“人类过去的苦难总和有最近二十五年中的那么大。”你想一想会同意的吧。或再一想，我们是不是仅仅在恭维我们自己呢？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道德家喜欢吹嘘他们那一代人是自该隐[26]以来道德最败坏的一代，既然上帝是公正的，那他们也是受苦最深的一代。今天，比方说，我们认为十三世纪是人类历史创造力最高的时期之一。但是那些跟大教堂与经院哲学同时代产生的人却认为他们的时代是毫无救药地坠落，独一无二地恶劣，受到当然的惩罚的时代。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呢？我怀疑答案是都对。过分地坏和过分地苦难都能使人类无法创造；但在非常广泛的范围之内，对于大多数人，伟大是跟有组织的疯狂，得到准许的犯罪和强烈的长期的不幸完全一致地共存的。各种宗教的每一个信仰者宣扬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和极其过分的乐观主义的说教。“我让你们看到悲苦，”佛说，向人们指出他的不能超生的状况。在同样情形下，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大谈坠入地狱，原罪，泪之谷，而印度教徒则谈人由自身命运操纵的教义，他的不幸的因果报应。但是在这些悲苦、眼泪、自我产生与自我折磨的灾难之上的是什么样的超人远景呢？如果他愿意如此，印度教的信仰者肯定，一个人就可以成为婆罗门，那是一切众生的基点；如果他愿如此，基督徒说，他的灵魂中则有了上帝的精神；如果他愿如此，佛教徒说，他就可以生活在极乐世界，那里涅槃与轮回，永恒与现世是一回事。但可悲的是，从根据少数人的经验而得到的乐观主义，圣贤们又回到了他们对多数人观察而不得不接受的悲观主义——大门狭窄，门槛老高，挑中的只有少数人，因为愿意中选的人不多。实际上人类经常是自己毁灭自己——但是直至今天他的自我毁灭比自我建设还是少做了一点点，不那么彻底。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还在这儿活着。毁灭的精神是够自觉的，但在大部分历史上的时代，它的技术手段还不到家。蒙古人只有马作运载工具，只有弓箭戈矛以及屠刀作武器，如果有我们的机械，他们可以把这个星球上的人全部杀光。既然如此，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小小的胜利——屠杀几百万人而已，只在西亚把文明灭绝。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做到无代价地取得什么。在某些领域，应用科学的进步和组织的艺术肯定减轻了人类的悲苦，但是这个成功是以在别的方面增加悲苦为代价的。生命，自由与普通的像样的生活的大敌是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就是全面的高效率。人类的利益得到最好的维护时期是社会组织得较不错与工业适度进步的时候。混乱与无能不利于人类，但一个拥有一切高度发展的技术产品的超高效能政府同样如此。要是这样一个政府靠经常的破坏，那整个人类都处于危险状态。

蒙古人是军国主义的审美家，他们信仰无缘无故的大屠杀，为破坏而破坏。我们的恶毒心思比较没有那么单纯和出自本能，但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有理想。无论是在铁幕哪一边，提出来的目标无非是人类的善和善转化为真。十字军东征能继续进行好几个世纪，以上帝或人类的名义，行为的凶恶是骇人听闻的。在我们时代人类苦难的史无前例的深度，跟社会理想的史无前例的高度是成比例的，铁幕的一边是集权主义，另一边则是基督徒和世俗的民主派。

再还有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在当前的世界上人口要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的人口多得多。今天人类的苦难成为经常的自然进程的经常结果和人类的经常行为，那就不止是基督同时代的三亿男女和儿童的遭遇，而是二十五亿男女和儿童的遭遇。显然，我们现今苦难的总和绝不下于过去的苦难的总和。每个个别的人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只要从这里拿一点点就可以变成一个地道的苦难的世界。二十世纪的灾祸与罪行比起两千年前的灾祸与罪行可以把成十倍的人类世界变成个人的地狱。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比起过去，更少的人可能更大地伤害更多的人。

在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之后，有多少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呢？耶利米[27]的估计是四千六百人，《历代志》[28]的编者估计为一万人。若要跟我们时代的强迫移民相比，这次大流放[29]则是小事一桩。多少人给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共产党消灭了呢？又有多少人从巴基斯坦被驱赶到印度，从印度被驱赶到巴基斯坦呢？[30]又有多少数以十万计的人，包括我们的导游在内，从他们在以色列的家园逃出来呢？至多一万人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在伯利恒的一个难民营就有比这更多的流亡者，伯利恒的难民营仅仅是广泛分布在中东的几十个这类难民营之一。

所以，把这一切考虑进去，看起来罗素勋爵说得对——今天人类苦难的总和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总和确实都大些。未来又怎样呢？细菌战与氢弹取得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地位，就因为这个道理也许永远不会使用。那些每每谈论自杀的人是很少实行的。对人类幸福的最大威胁是生物学性质的。在本世纪与上世纪之交的前六年，我出去时地球上有二十亿人，今天有二十七亿；往后三十年大概会有四十亿。目前约一亿六千万人患营养不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总数完全可能增加到二亿五千万，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处于饥饿状态。在世界很多地区，饥荒也许来得更快。在1951年的人口调查报告中印度人口登记总负责人得出结论，面对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的问题是生物学的问题。在印度的国土上现今生活着三亿七千万人，他们的人数以每年五百万的数字增长。目前基本粮食的年产量是七千万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是九千四百万吨。九千四百万吨粮食以目前的低标准统计可供应四亿五千万人，印度的人口在1969年将超过四亿五千万大关。在这之后将会出现人口登记总负责人所称的“灾难”……

换个角度，从人口学也从文化、政治、宗教的角度思考一下吧，我们对未来人类苦难的总和会得出什么样的合理推测呢？首先，似乎相当明确的是更多的人会更加挨饿，在世界许多地区，营养不良将转变成周期性的，或慢性的饥馑。其次，似乎相当明确的是，虽然旨在节制生育的补救办法最终可以有所帮助，但无力使下一代人避免临时的灾难。第三，似乎相当明确的是农业的改进将不可能赶上当前与可以预见到的人口增长，如果工业落后国家的生活水平要得到改善，那么农业生产每年至少必须增长百分之二点五，百分之三点五则更好。如其不然，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远东的粮食人均产量，1956年将比1939年减少百分之十（假定当前的五年计划能充分完成）。

第四，似乎非常明确的是，由于更多更饥饿的人口为了拼命地寻求粮食而“开发土地”，水土流失与破坏森林的毁灭性进程将加速。土壤的肥力将由于人口的增长而趋于下降。

第五，似乎相当明确的是人口对资源日益加重的压力将造成日益加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当这种动荡达到极点又会导致战争、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似乎相当明确的是，不管什么公开宣布的政治原因，也不管有关社会公开宣扬的宗教，日益增加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将促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个体公民自由的削弱。明显的是在那些更多的人争夺更少的粮食的地方，每个人都要为了自己的那一份口粮而更辛苦地工作，工作的时间也更长。中央政府也将发现必须愈来愈经常地进行干预以便使摇摇欲坠的经济机制免于完全崩溃，与此同时，压制由于贫困加深而引起的普遍不满。

如果罗素勋爵活到一百二十岁（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我热诚地希望他长寿），回顾起来他也许会觉得二十世纪的中期几乎是个黄金时代。在1954年，他断定人类苦难的总和从来没有像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的总和那么大。另一方面，“你们还什么也没有看到呢”。若跟八十年代四十亿人的苦难的总和相比，那么在二战期间与之后的二十亿人苦难的总和看来像地上乐园[31]。

可是此时此地我们是身在耶路撒冷，观看总是遭到破坏的古迹，跟一向遭苦受穷的老百姓和经常迷信的香客们擦肩而过。这里有哭墙[32]，没有人向它哭泣了。因为以色列就在关卡的另一边，障碍物的两边没有来往，除开偶尔爆发的双方步枪的交火和互掷手榴弹。这里有带着钢铁支架的圣墓祠[33]——一座空无所有的坟墓，早期的基督徒有三百年之久根本就对它不加理睬，只是在君士坦丁大帝[34]之后，才在全欧洲被看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这里有圣山、圣安妮教堂、石拱顶和圣殿的遗址，还有比庞贝[35]更为预示不祥的犹太居民区，在1948年夷为平地，至今仍没有恢复。最后有亚美尼亚人的圣詹姆士教堂，因数不清的相当拙劣但吸引人的绘画和一大批颜色花哨的瓦而显得这座大教堂像一个褪了色的宗教旋转木马那样发出光彩。在整个耶路撒冷它是唯一的欢乐的绿洲。不止是欢乐。我们从教堂出来走进教堂的庭院，要通过它，访客必须走到靠近教堂的主要入口处，这时我们听到一个奇特的不可思议的声音。在环绕院子的一幢房屋里的高楼上，有人正弹奏巴哈的A小调风琴组曲中开头的幻想曲，不仅弹而且弹得非常好。从三楼打开的窗户，节奏整齐的明朗清纯的音符不断流向肮脏的古城上空。艺术与宗教，哲学与科学，道德与政治——这些都是人们用来试图发现人事沧桑中的内聚力的工具，是强加给混乱的经验的一种秩序。我们的经验当中最难处理的是时间经验——跟不断消亡的想法结合在一起的坚牢经久的直觉[36]。音乐是一种用来直接作用于时间经验的手段。作曲家选择一块坚牢经久的完整的原材料，然后从中萃取其精华，如同雕塑家从他的大理石塑出一尊雕像，创造出一个有声与无声，连续的和声与错综的对位交织的复杂的作品。不管他演奏或聆听他的作品需要多少时间，它的坚牢经久已转化成某种本质上意味深长的东西，某种由风格与气质与艺术传统互相作用的个人感情，在一定的技术因袭程式限度之内和之外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洞察力等等，由所有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内在逻辑加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这支幻想曲以一种多么顽强的毅力通过时间走出它自己的道路啊！多么有力地——然而朴素地，毫无有意识的夸张——它通过时间把世人的失误变成象征的符号，变成事实，变成超越人的生命的东西，穿过混乱打通一条欢乐与理解的隧道，显示出，使所有的人都听到，不断地消亡也是不断地创造。这也恰恰是我们的年轻朋友，用他独特而别人无法模仿的方式，一直告诉我们的东西。照常地破坏——但是也照常地重建，都经常如此。像雨露，像阳光，像上帝的恩惠和大自然的破坏，他的声音的痉挛完全不怀偏见。我们从教堂的庭院走出来，走上狭窄的街道。巴哈的乐曲听不到了。一头驴子在鸣叫，有一股没处理的阴沟污水的臭味。“在公元1916年，”我们的导游告诉我们，“土耳其人照常屠杀了将近七十五万亚美尼亚人。”

【注释】

[1] 原题为《照常破坏》，我觉得改成《历史的循环》更能概括全篇的哲理。

[2] 耶路撒冷在1948年以前属于阿拉伯一方的约旦，同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阿以双方多次为耶路撒冷争夺，阿拉伯人占有旧城，以色列占有新城，1967年以色列通过第三次阿以战争的胜利，全部控制耶路撒冷。

[3] 该亚法，犹太教的高级教士，他主持的会议判处耶稣死刑。事迹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4] 埃及的基督教教派，约创立于五世纪。

[5] 萨马利亚人为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民族。

[6] 四音节词，在英语中通常指庸俗下流的字眼，这里指毁坏重建。

[7] 约书亚，古希伯来人的先知，继摩西担任全民族的领袖。

[8] 所罗门，（约前986——前932），希伯来国王，以其智慧著名，但生活豪华，在位时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引起人民反抗。

[9] 尼布甲尼撒（约前605——前562），通称尼布甲尼撒二世，巴比伦国王，曾于公元前586年摧毁耶路撒冷城。

[10] 西底家，犹大王国的国王，约与尼布甲尼撒同时。

[11] 古希伯来王国于公元前932年分裂为以色列王国（北）与犹大王国（南）。

[12] 托勒密，作者主要或指托勒密三世（在位时约前246——前221），埃及国王，他曾把势力扩张到小亚细亚半岛。

[13] 安条克，叙利亚塞流古王朝的一系列国王的称号，此处作者或指安条克四世（约前215——前163在位），在他统治期间巴勒斯坦发生马卡比起义。

[14] 希律王（或称大希律），罗马统治下的犹太国王（在位期前37年至前4年）。

[15] 泰特斯（约79-81在位），罗马将军后成为皇帝，他于公元70年因镇压犹太人的起义而率军占领耶路撒冷。

[16] 哈德良（76-381），罗马皇帝，117-138在位，对巴勒斯坦实行罗马化政策。

[17]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18] 巴尔柯切巴，意为星之子，犹太人反对哈德良罗马化政策的起义领袖。

[19] 哥斯洛二世（579——？），波斯国王。

[20] 加里法奥马尔（约581-644），阿拉伯穆斯林领袖，他曾征服叙利亚、波斯与埃及。

[21] 土耳其奥托曼帝国于1516年征服巴勒斯坦，以后巴勒斯坦一直在其统治下，直到1918年。

[22] 埃德蒙·亚伦比（1861-1936），英国元帅，一战后期，巴勒斯坦英军司令。

[23] 巴勒斯坦在一战后接受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国联委任英国治理。

[24] 1948年英国结束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同时以色列成立，随即发生第一次阿以战争。

[25]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作家。

[26] 该隐：据《圣经·旧约》，他是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的长子，因为献祭问题与弟弟亚伯发生争执，该隐将亚伯杀死，遂成为人类第一个杀人犯。

[27] 耶利米，希伯来民族的先知。

[28] 《历代志》，《圣经·旧约》的内容之一。

[29] 这次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86年至538年之间，《圣经·旧约》“诗篇”第137云：“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锡安指耶路撒冷的圣山。

[30] 指历次印巴战争造成的难民。

[31] 作者的这个预言在非洲部分地区成为事实。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一般说来，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比如印度，由于进行了“绿色革命”就没有造成饥荒。

[32] 哭墙是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庙宇的残垣，古希伯来人常在此为民族的苦难而哭泣。

[33] 相传的耶稣墓。

[34] 君士坦丁大帝（272-337），306至337年在位，罗马皇帝，在罗马最高统治者中第一个信仰基督教，330年将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

[35] 意大利古城，为79年爆发的维苏威火山灰所埋掉。

[36] 作者这里的意思是对人类历史上的某些事物既直觉地认识到它们的坚牢经久，又理解到它们的不断消亡，时间经验是这二者的结合。

帕蒂尼尔[1]绘的河流

河流在群山的狭谷里奔流。一条宽阔的、盈满的、闪光的河。山都是险峻的，一般高。在河流拐弯的地方，河这边的山凸出去形成一个棱堡，而另一边则缩进去。在这片狭长的扇形土地之上，峭壁悬崖耸然矗立，浓荫幽密的树林枝柯低垂；富于奇想地描画出来的天空是苍白的，这片天有时准落下锌白色的雨。因为在岩石的表面有一层死灰般的苍白色。草和树的绿色中都带有白色，直到这种绿中带白的色彩成为儿童颜料盒中的“祖母绿”。

盈满、闪光的河，苍白的悬崖峭壁，深青色的树林，草皮呈铜绿色的山坡，我以为这些景物都是幻象。凝视这些小小的画幅，每一幅都是用貂毫画笔以次数难以计算的细细的笔触画出来的，我对这创造出来的迷人的美愉快地笑了。这个约奥希姆·帕蒂尼尔，我以为，想象力真妙。多少年来在我观赏这幅画时，我沿着反映出悬崖峭壁的那条河流顺流而下，如同跟着自己的思绪一样，脱离尘世，已经习惯了。

然后有一天——一个下雨的秋日——在雨中从拿慕尔[2]驱车往第南特，我蓦然感到自己沿着这条想象出来的河的堤岸滚滚向前，快得犹如十匹马拉着我经过滑溜的泥泞地。雨有点煞风景，这不假。它像一片污秽的玻璃，灰蒙蒙地垂悬在观者的眼帘与景物之间。但是通过它，我准确无误地辨认出这位弗莱芒人[3]的小幅绘画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悬崖，河，祖母绿色的山坡，深青色的树林，全有了，不容置疑地真实。我相信约奥希姆·帕蒂尼尔的荣誉是上帝所赐。我当他创作的画实际是缪斯的作品。

我们驾车从拿慕尔到第南特，走过一英里又一英里；从第南特出发又一英里一英里地到基维特。一路上全是帕蒂尼尔的作品；曲折的河流，凸出和缩进去的山峦的双重线，铜绿色的草，悬崖峭壁，垂悬的树木，沿途不断。在基维特我们跟河分手，因为我们的终点是里姆斯，我们的路途带我们穿过雷塞尔。我们离开了河，但带着这个印象：它迂回倒流，帕蒂尼尔式的风景接着帕蒂尼尔式的风景，一路至它在波瓦西的遥远的源头。我希望它确实如此。帕蒂尼尔是位迷人的画家，他留下的作品为数不多。两百英里都是他的画，那不算多。

【注释】

[1] 约奥希姆·帕蒂尼尔（1485?——1524），弗莱芒风景与宗教画家。作者的妻子是比利时人，故他对比利时文化有不一般的了解。

[2] 拿慕尔是比利时中部城市，第南特则偏东南。

[3] 弗莱芒人，一般指讲弗莱芒语的比利时人，这里指帕蒂尼尔。

勃吕盖尔[1]

我们的大部分错误基本上是语法方面的。我们使用不确切的语言去描绘事实，从而替我们自己制造困难。这样一来，举个例子说吧，我们老是拿同一个名称叫一个以上的东西，或不止一个名称叫同一样东西。结果，万一我们发生争执，是可悲的。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对我们发生争论的种种东西描写得并不准确。

画家就是这类名称之一，不加区别地使用它导致了最糟糕的结果。只要是拿画笔在画布上涂抹的人，不管什么缘故，也不管什么意图，一视同仁通通被称之为画家。受到这种在名称上只此一家的欺骗，美学家们试图让我们相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画家心理，一种独一无二的批评标准。风气改变，艺术批评的观点也随之改变。如今只相信形式而不问内容是时髦的风气。年轻人在一幅马蒂斯[2]的作品前由于过头的审美感而几乎神魂颠倒，两代人以前他们会在兰西尔[3]的最新作品前感动得擦眼泪。（呵，这些动物比人还富于人性，这些非常像基督一样的狗，它们是怎么行动的啊，给人多好的教训！自卡罗·多尔齐[4]去世后，还没有像兰西尔的宗教画那样美的作品。）

这些艺术史方面的考虑应该使我们不要随便过于专信任何一种艺术理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一种绘画、一套意见流行。人们以它构成某种理论基础，用来断定一切其他的绘画和一切先前的批评理论通通不行。这个过程反复地出现。

目前，我们的折中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程度，这不假。如果我们赶得上时代，我们就能欣赏一切，从黑人的雕塑到卢卡·德拉·罗比亚[5]，从马格纳斯可[6]到拜占庭的镶嵌工艺品。但这是一种以牺牲种种得到重视的不同艺术作品的全部内容为代价而取得的折中主义。从所有这些作品我们学到观赏的东西是它们形式上的特点，我们把它们抽象出来，武断地称之为精华。作品的题材，以及画家非常想超越他对形式方面的感觉在作品中加以表现的一切，当代批评家都斥之为无关紧要。年轻的画家顾虑重重地避免把任何被人误会为故事或表现出某种对生活的看法的东西引进他的绘画，另一方面青年的艺术探索者则仿佛对待一种裸露癖的行径，厌恶当代人在戏剧或哲学中把任何这类遭到禁止的兴趣加以表现。不错，旧时代的大师们放手用图画讲故事，表现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可怜的家伙，他们认为这再好也没有了！你们的现代观察家容许他们的无知，沉默地放过一切不是形式方面的问题。乔托的仰慕者（今天也如同一百年前圭多·雷尼[7]的仰慕者一样多得不可胜计）想法观看这位大师的壁画而不考虑它们表现的是什么或画家力图表现的是什么。每一种戏剧和意义的因素都从画中排除，只剩下结构受到赞赏。这好比读拉丁诗而没有读懂——单纯为了听六音步诗行的音韵铿锵的节奏。

否定形式方面的问题当然是错误的。没有结构任何一幅画都不成其为整体，任何一位优秀的画家都不会对形式不怀着某种特殊的爱好——正如同任何一位优秀的作家不会对词汇和词汇的安排毫不热心。谁也不能恰当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除非他对自己用来作为表现手段的词语感到兴趣，这是明显的。不是所有的画家都对同一种形式感兴趣。有人，比方说，热衷于团块与立体物的画；有人则喜欢线条；有人用立体结构；有人喜欢画平面侧影；有人喜爱画面光滑，而且可说，半透明，以便使画上的物体轮廓分明，仿佛是通过一块玻璃看到似的。别的人（例如说伦勃朗）则爱画浓得化不开的外观，把画面表现的所有物体都吸引而成为一个整体，不管结构的深度和物体在画面上的距离。所有这些纯粹美学上的考虑，如我已经说过，是重要的。全体画家都对此感到兴趣，但几乎没有画家除此之外就别无任何其他感兴趣的东西了。一位画家作画的灵感仅仅来自他对形式和结构的兴趣，我们发现这种情况确实少见。优秀的“抽象”题材的画家，甚至静物画的优秀画家是极少的。苹果与立体几何并不激发一个人表现他对形式的感情，从而创作一幅作品。所有的思想和感情都是互相依存的。一首已被遗忘的古曲的歌词这样说：

环绕门上的玫瑰

使我更热爱母亲。

一种感情激发另一种感情。我们的才具在相宜的感情气氛下发挥得最好。比方，曼坦尼亚[8]之善于安排高尚人物的体形，那是由他对英雄与天神般人物的感情所激发的。在表现这种他觉得令人激动的感情的同时，他还表现出——用他尽可能做到的十分完美的方式——他对团块、表面、立体、空间等等的感觉。“环绕门上的玫瑰”——这是他的英雄崇拜——“使我更热爱母亲”——使他，通过激发他的创作才能，从而画得更好。如果伊萨贝拉·台斯特[9]要他画苹果、台布和瓶子，由于他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他会创作出一幅平庸的作品。然而，纯粹从形式的观点看，苹果、台布和瓶子会跟人体与面孔同样有趣。但是曼坦尼亚——跟他持相同态度的是大多数画家——恰好并不对这些无生命的物体怀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要是一个人觉得烦恼，他也使别人烦恼。

环绕门上的苹果

使我讨厌得要命。

不可避免如此，除非我碰巧对形式感到这么专一的兴趣，我才会画任何只要有形状的东西；除非我碰巧具有几分那种古怪的泛神论，那种使梵高把最微不足道的普通物体也看作神圣的或魔鬼般的活东西的泛灵论迷信，我才会以此为乐。“我害怕在盲目的墙上有窥视的目光。”如果一位画家能做到这点，他就能像梵高一样，把白菜田和下等旅馆的卧房画得像《强抢萨宾妇女》[10]一样那么惊心动魄。

当代的风气是超乎一切地敬佩集中注意力在作品的形式方面，画那些完全缺乏文学内容的作品的画家。老雷诺阿[11]的警句，“一位画家，你瞧，如果他对高乳丰臀有感情，他就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被纯粹派[12]艺术家认为是可疑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一个对高乳丰臀有感情的画家也是一个热忱地描绘模特儿形象的画家。你们纯粹派的美学家则只对球体、曲线和面孔有感情，但这种对“丰臀的感情”是所有优秀的画家普遍都有的，那是整个这种职业普通的最低的标准。像曼坦尼亚一样，对一切立体的东西有热烈的好感，同时又是一个斯多噶派哲学家和英雄崇拜者，这是可能的；以米开朗基罗为例，对乳房有全面的认识，同时又对灵魂有兴趣，或者像鲁本斯，对人的伟大和人的臀部同样怀有好感，这都可能。较伟大包含较渺小；伟大的戏剧性或反思性画家知道画几何形图案、苹果或臀部的唯美主义者知道的一切，还有除此以外大量的东西。

他们不得不说的有关形式方面的话，虽则重要，只不过是他们要表达出来的东西的一部分。当代的风气，它坚持形式至上而排斥其他一切是荒唐的。这就仿佛旧的风气，准确的模仿和只要感情而排除形式是同样的荒谬。绝对不要排斥不同的意见。不管名称的单一，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画家，他们所有的人，只有那些不能画的人，以及那些头脑猥琐，庸俗、沉闷的人除外，都有存在的权利。

所有的类别和理论都是根据事实划分总结出来的。事实必须发生在形成条理与图表之前。假如我们把历史的过程颠倒，那就是用事先准备好的偏见攻击事实。这样做，不是实事求是地考虑事实而是要求事实去适应理论的框框。任何时候都有许多价值的事实因为不适应时髦的理论而遭到忽视。埃尔格列可[13]的画就不符合腓力第二[14]及其同时代人认为的好画的观念。西埃纳[15]的原始人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似乎就被认作是无能的野蛮人。在罗斯金[16]的影响下，十九世纪后期竟然达到几乎讨厌一切非哥特式建筑的地步。二十世纪初，在法国人影响下，否定和忽视在绘画上一切文学、反思与戏剧的题材。

每个时代理论都使人常常喜欢坏的东西和否定好的东西。理想的艺术批评家所应有的唯一成见是反对不合格的艺术家，在精神上虚伪的艺术家和没有成果的艺术家。可以绘制佳画的方法数不胜数，这取决于人的头脑和千变万化。每一位优秀的画家创造一种新的画法。此人是不是一个合格胜任的画家呢？是不是他有东西要表现呢？是不是真诚呢？这是批评家必须问他自己的问题。不然的话，他就会问：“他尊重我的模仿理论吗？或者畸变理论，或者纯道德理论，或有效形式的理论吗？”

照我看似乎有一位画家人们总是不公平地怀着偏见说了许多反对他的话。我指的是老勃吕盖尔。我在观看他的绘画时发现我可以诚实地对一个批评家合乎情理地向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作出下面的答复：他在审美上是高度胜任合格的；他有大量的东西要表现，他的心灵是好奇的、有趣的、有力的；他没有矫揉造作，完全诚实，可是也从来没有得到他的优点带来的理所应得的荣誉。我想这是由于他的作品从来跟五花八门的批评理论的任何一种都不相符，而这些理论自他生前以来就在美学界形成了时尚。

他是一位精妙入微的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一位有把握、有力量的制图员，具有结构设计的能力，这使他能够指挥数不清的人物，用他们作为惹人喜欢的装饰性群像来充实他的绘画（在我们试图分析他的形式安排的方法时，我们看到他们是用一个个平板的轮廓给绘出来或一溜地站在后退的平面上的），勃吕盖尔可以吹嘘他的纯审美的优点，这些优点使他对最严格的法利赛[17]宗派集团也觉得可爱。你会认可涂上这种具有纯粹美学意义的糖浆，他的题材的文学内容也就可以容易地咽下去了。如果乔托跟神圣的基督教历史的嬉戏都可以得到原谅，为什么勃吕盖尔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不可以得到原谅呢？对这个问题我不十分有把握地答复。乔托得到原谅是因为我们已完全放弃基督教的旧教信仰，所以我们很容易忽视他的绘画题材，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形式方面；勃吕盖尔则相反，他之所以不能被原谅，是因为他对人的评价仍然使我们感到兴趣。我们不能避开他的题材，它跟我们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不能加以忽视。这是勃吕盖尔为所有新潮艺术研究者瞧不起的原因。

即使在过去，不存在反对文学与绘画结合的意见的时候，勃吕盖尔，因为另一个理由，也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评价。他被认为低级、粗糙，只不过是个喜剧人物，作为这种人不配别人加以严肃的考虑。因而《大英百科全书》在这些事上，发表两代人以前的流行意见也许是稳妥可靠的，它告诉我们，小气地用十一行篇幅专门写彼得·勃吕盖尔：“他的绘画题材主要是幽默人物，像大卫·坦尼尔斯[18]的那些人物一般；如果他缺乏后者的精致的笔触和清晰流畅，另一方面却具有丰富的精神和喜剧性的力量。”

不管是谁写下这些话——它们也许是五十年前由任何需要四平八稳、挑不出毛病的人写的——他可能从来也没有不辞劳苦地看一看勃吕盖尔作为一位成熟和有造诣的艺术家画的任何一幅画。

在他的青年时代，那没有错，他为一名对漫画和希罗尼穆斯·波什[19]风格的魔鬼有研究的画商画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但他的晚期画，是他真正掌握了他的艺术奥秘时画的，是非常奇特的反思性质的宗教画，是精美的富于诗意的风景画。勃吕盖尔是在他的才力达到高峰时去世的，但他成熟的作品有充分的数量现存——在安特卫普，在布鲁塞尔，在那不勒斯，首先在维也纳——显示了经典论断的昏庸，展现出他的真实面貌：他是他那个世纪的第一位风景画家，风俗习惯的最敏锐的学者，用绘画表现或阐释生活场景在技术上最奇妙的人。在维也纳，那才是研究勃吕盖尔的艺术种种方面最好的地方。因为维也纳才收藏有他最好的各类作品。分散在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巴黎、那不勒斯和别的地方的画只不过对勃吕盖尔的才力给人一个最淡薄的概念。在维也纳陈列馆中收藏有他一打以上的作品，全都是属于他晚期和成就最高时期的。《巴别塔》，《伟大的受难》，《统计伯利恒的人口》，两幅《冬景》，《秋景》，《圣保罗的政宗》，《以色列人与斐利斯坦人之战》，《婚宴》，《农民舞蹈》——所有这些使人赞赏的作品全在这里。只有根据这些作品人们才能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维也纳有四幅风景画：《黑暗的一天》（二月），《雪地上的猎人》（一月），一幅十一月的风景（《牛群的归来》）和《统计伯利恒的人口》，这最后一幅尽管题名如此，实际是一幅加上人物的风景画。它像《二月风景》和《屠杀布鲁塞尔的无辜人民》是雪的研究。雪景尤其有助于表现勃吕盖尔的绘画风格的优点。因为以雪为背景，使所有阴暗或有色的物体在雪的衬托下以轮廓极其清晰鲜明的形状出现。雪在大自然中所做的，勃吕盖尔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他画上的所有物体（把它们画出来的方法使人想到跟日本画非常接近）是薄如纸张的剪影，像舞台上的布景按景深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那样安排好的。结果在雪景画里，大自然倒以模仿他惯常的手法的姿态出现，他成功地使现实主义基本上达到了几乎使人激动的程度。那些一步步从山冈的陡坡走下来，走向白雪皑皑的山谷及其结冰的池塘的猎人简直就是霜精[20]本身和他的随从。在伯利恒雪白的大街上走动的群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冬天里，在一张圣诞风景贺卡中心，抢劫和搜索无辜人民的凶恶的军人本身就是冬天大军的一部分，他们杀害的无辜民众是大地绿色的嫩芽。

勃吕盖尔的画笔在描绘一月和十一月无雪的风景时则不那么得心应手，不同的层次有些过分地平淡和截然地分离。那需要更为柔和和更为丰满的画法，以再把握住他在这两幅作品中表现的这类场景的亲密的性质。一位天生的画秋色的画家，比方说，本来会把野兽、人、树木和远山融合在较蒙眬的画面的一体之内，把一切远景和近景都融化在丰富的画面中。勃吕盖尔画得太透明，太平板，以致他不能成为这类风景的完美无缺的阐释者。可是，即使根据他那不完全合适的惯例来看，他也创造出了奇迹。《秋天的白昼》是一幅非常精美的作品。如同阴沉而更引人注目的《一月风景》，他精妙地使用了金、黄、棕诸色而创造出一种朴素的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又是和谐的光彩熠熠的色调。《十一月风景》是完全安详宁静的；但在《黑暗的日子》，他推出天空与大地表演的大自然的戏剧之一——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冲突。光沿着天边从云层之下冲破出来，从中景处的谷中的河流反照上去，在群峰的高处闪耀。前景表现的是一座树木森森的山冈的峰顶，色彩黯黑；生长在山坡上的叶子脱落的树木在天空的衬托下是黑色的。这两幅画是我所知十六世纪最美的风景画。它们是富有深厚的诗意的，可是朴实无华而不像过分有意在作画或作浪漫主义的渲染。过去的画家特别喜欢的可怖的巉崖和绝壁没有出现在勃吕盖尔这些最成熟的样品里。

勃吕盖尔对人的认识跟他的自然诗同样可喜。他熟悉他的弗莱芒同胞，了解得很仔细，既包括他们生活富庶的一面，也包括接着弗兰德宗教改革[21]而来的艰难年代里他们的挣扎，反抗，受到的迫害，战争和贫困。

他本人就是个弗莱芒人，而且是这么根深蒂固的一个弗莱芒人，他得以去意大利，像上一世纪他的伟大同胞罗杰·范·德·韦登[22]一样，没有受到一丝意大利精神的影响而回归故土——他完全有资格称为弗莱芒人民天然的史家。他大多表现他们劳累单调的日常生活：大吃大喝，粗野地舞蹈，尽情地开心放荡一番。《婚礼宴会》、《农民的舞蹈》两幅作品都收藏在维也纳，是这种典型的人类学研究画的绝好例子。我们也不要忘记另外两幅奇特的作品《狂欢节与四旬斋之间的奋斗》[23]与《儿童游戏》。它们也向我们显示弗莱芒生活欢乐一面的种种情形。但这一情景并非在它的高峰时偶然被抓住加以再现的个别场面，而是系统化的和百科全书式的风习反映，在一幅中他用图画说明了孩子们所有的游戏，另一幅则说明欢狂节的全部娱乐，尽管所有的势力都站在禁欲主义一方。用同样的方式在《巴别塔》中他表现出建塔的所有过程。这些作品分别是它们各自题材的手册。

勃吕盖尔对概括与系统的喜爱在他的寓意性作品中有进一步的表现。收藏在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死的胜利》，在精致与完整性方面是令人震惊的。安特卫普收藏的古怪得出奇的《疯狂的村姑》几乎同样地精致，是恶的胜利。他对格言与寓言所作的插图说明属于同类作品。它们表明他深深相信现实是充满罪恶与恐怖的，我们的不免一死的今生，且不说永生，已把这些东西为受难的人类准备好。世界是一个可怖的地方，但不管这一点，或者说恰恰因为这一点，男男女女吃喝歌舞，狂欢节打翻了四旬斋，并取得了胜利，哪怕是一阵子；儿童在大街上游戏，人们在粗鲁的狂欢中结婚。

但在勃吕盖尔的全部作品中，最启发人们反思的并不特别具有寓意和系统化的意味。《背着十字架的基督》是他规模最大的油画之一，画中充斥小小的人物图像，在广阔而浪漫的背景上匀称地集合成一组一组。作品是简单的，本身是令人喜爱的，似乎是从题材自然而然地萌生出来而不是人为强加，美学意义是如此丰富。

有关基督被钉死和背十字架的题材有数以百计的由最令人赞赏和风格不同的大师画的作品，但是在我看到过的所有这类作品中，勃吕盖尔的这幅基督受难像是最有启发性和在戏剧化上最惊心动魄的。因为所有其他的大师都是从内向外画这种可怕的场景。他们觉得基督是中心、悲剧的神圣的主人，这是他们的出发点；它影响并且改变了所有其他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为这出戏的恐怖辩护，并且把围绕中心人物的一切安排成善与恶的井然有序的层次。勃吕盖尔则相反，从外向内发展。他把这个场景表现为它本来就是在公元33年[24]一个春天的早晨偶然经各各他[25]去的路上任何行人都会看到的事情。别的画家自命为天使，以深知其重大意义的姿态来画这个场景，但勃吕盖尔则坚决地作为一个旁观的凡人来看待这件事情。他画出一些群众在假日欢乐的气氛中轻快地走上一个山坡。各各他山，观众看到它位于右方的中景处，在山顶上已有两个十字架，两名盗贼被钉在上面，当中的地上有一个小坑，是准备作竖立另一个十字架用的。环绕这些十字架站着一圈民众，他们带着盛野餐的篮子离家来免费享受执法者为他们提供的娱乐。那些早已围着十字架占好位置的是一些谨慎的人；若在如今我们会看到他们带着轻便折凳和热水瓶，提前六小时，排在长长的队伍的前头，等待买一张奈莉·梅尔巴[26]在考文特花园歌剧院[27]表演的夜场入场劵。不那么有远见或更大胆的群众则跟着第三名，也是罪犯里面最伟大的罪犯一同上山来，他的十字架占据了另外两个十字架当中的荣誉的地位。在他们急切地不想在上山的沿途失掉看热闹机会的同时，没有忘记在执行死刑的现场搞到一个后座的位置。但是也许，当然，他们已经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地方。在泰朋[28]，你可以用半克朗[29]在私人包厢里买一个绝好的座位；把票藏在口袋里，从监狱你就一路跟着囚车，随犯人一同到达，对死刑可以从头看到尾。后来古怪的人文主义占了上风，于是绞刑就不公开执行，汤普生太太[30]的尖声喊叫甚至不允许无线电录下来转播，我们只好满足于读报纸上的消息而不是亲眼所见。主持泰朋的座位的人被有头衔的报纸老板所代替，他们向为数多得多的公众发售充满刺激性的报道描写。假使仍有人在大理石拱门[31]被吊死，里德尔勋爵[32]就不致那么有钱了。

那种对流血和兽性的热烈、过分敏感、挑动刺激的兴趣，在较为文明的今天我们只能稍离现场从报章上得到满足，然而在勃吕盖尔的时代，那是人们公然加以纵容的；人身上不加隐讳的本能的兽性没有今天的伪装，他们身上的那只野兽套着一根更长的绳子，围着那被判决的牺牲者欢畅地狂吼乱吠，摇着尾巴。这样一来，从外面观察，这个悲剧就不能净化或提高；它使人害怕而感到绝望，或甚至产生一种可憎的欢乐。同一个情景，按照它是从受难者的眼光看去还是从旁观者的眼光看去，常常可以不是喜剧性的就是悲剧性的（把视点稍稍轻移，《麦克白》可以阐释成一出热闹的闹剧）。勃吕盖尔通过把由一小群哭泣和绞着双手的虔敬的妇女组成的人物群像放在画面的前方，从而对高度悲剧性的惯例作出让步。在画中她们跟其他人分开，站得远远的，基本上跟后者并不协调，是照罗杰·范·德·韦登的风格画的。这是一个在热烈的灵性方面的一个小小的绿洲，一个处于无处不在的愚昧和兽性中间的理性之岛。勃吕盖尔为什么把她们放进他的画中是难以猜测的；也许是因为有利于宗教上的惯例，或者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或者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创作过于使人沮丧，因而补充这个崇高的不调和的细节来安慰自己。

【注释】

[1] 彼得·勃吕盖尔（约1529-1569），弗莱芒大画家，其作品题材多为农民生活，风景与宗教故事。他的两个儿子，小彼得·勃吕盖尔（约1564-1638）与雅恩·勃吕盖尔（1568-1625），亦为著名画家。

[2]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现代派画家，野兽派的代表人物。

[3] 爱德文·兰西尔（1802-1873），英国画家，以画动物著名。

[4] 卡罗·多尔齐（1616-1686），佛罗伦萨画家。

[5] 卢卡·德拉·罗比亚（约1400-1442），佛罗伦萨雕刻家。

[6] 亚力山德罗·马格纳斯可（1667-1749），巴洛克至洛可可风格转变期意大利画家。

[7] 圭多·雷尼（1576-1642），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画派的继承者。

[8] 安德里亚·曼坦尼亚（1431-1506），意大利画家，作品以在跟舞台道具似的背景下突出人物的立体感为特色。

[9] 台斯特家族为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著名家族，曾统治斐拉拉等城市，并且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保护人。

[10] 萨宾人为古代意大利罗马以北亚平宁山区的一个民族，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为罗马人所征服与同化。《强抢萨宾妇女》为意大利大画家彼得罗·柯尔托纳（1596-1669）的作品。

[11] 彼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以画浴女著名。

[12] 纯粹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用几何图形描绘物象的形式主义画派。

[13] 多米尼科斯·埃尔格列可（约1544-1614），生于希腊的西班牙画家，先在意大利学习，1577年后来西班牙，其作品以色调阴冷的背景衬托瘦削修长的人物构成独特的风格。

[14] 腓力第二（1527-1598），西班牙国王。

[15] 西埃纳人，意大利中部古民族。

[16]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与艺术批评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画家》、《威尼斯之石》。

[17] 法利赛人，典出《圣经》，这里指形式主义者。

[18] 大卫·坦尼尔斯（1610-1690），弗莱芒画家，父子同名均为画家，小坦尼尔斯尤为著名，以农民风俗画最为出色。

[19] 即热罗姆·波什（约1460-1516），荷兰画家，致力于怪诞象征的讽刺画，对勃吕盖尔有影响。

[20] 西方民间故事中严寒的化身。

[21] 弗兰德见本书《荷兰风景》一篇的注释。十六世纪下半叶弗兰德人民不顾当时统治他们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迫害，曾为宗教改革，信仰自由而进行斗争。

[22] 罗杰·范·德·韦登（约1400-1464），弗莱芒画家。

[23] 西方旧教风俗，四旬斋为复活节前四十天斋戒期，以纪念耶稣在旷野的修行禁食（见《马太福音》第四章）；在四旬斋前一周内则举行狂欢节，听任人们尽情欢乐，所以这两个节日是截然相反的。

[24] 有关耶稣的死年，说法不一，作者这里只是一种说法。

[25] 各各他，耶路撒冷附近耶稣受难处。

[26] 奈莉·梅尔巴（1861-1931），澳大利亚女高音歌唱家，当时在欧洲歌坛红极一时。

[27] 考文特花园歌剧院，一译修道院花园歌剧院。考文特花园为伦敦一个主要花卉水果市场，亦为皇家歌剧院所在地。

[28] 泰朋，1783年前英国伦敦司法当局对死刑犯执行处决的主要地点。

[29] 克朗，英国旧币，值五先令。

[30] 汤普生太太，著名的汤普生与拜沃特斯谋杀案主角之一，后被判死刑。

[31] 大理石拱门，十六世纪以来伦敦另一执行死刑的地点，现已废除。

[32] 乔治·里德尔（1865-1934），英国报业巨头，《世界新闻》报董事长，曾封男爵。

重读《老实人》[1]

运家具的车子已经把它的重载卸在新房子里。我们已经给安顿，或者至少已经给留下来在一片尘土和混乱中去尽量安排好一种没法忍受的生活。拉斐尔前派[2]的成员之一，我忘掉是哪一个了，以前作过一幅画，名为“在新家的第一天”。这是一个打动人心的标题。但是那需要更冷酷、更无情的笔触来描绘新家的第一天的种种可怕的事情。我坐在一堆乱七八糟可以移动的什物当中，这时注意到——突然产生一种认出老友或旧物的欢乐的激动——埋在一堆厚厚的一本本大部头书中，一本皮面精装的小书的顶部从一只没有盖上的箱子里伸出来，那是《老实人》，我视为珍宝的1759年小型初版本，妙不可言的扉页上印着《老实人，或乐观主义，译自拉尔甫博士先生的德文原著》这个标题。

乐观主义，此刻我正需要一点儿，由于拉尔甫博士先生是以最能启发乐观情绪的鼓吹者之一而驰誉的，我拿起这本名著开始读道：“从前威斯发里地方，森特——登——脱龙克男爵大人府上……”[3]我手不释卷地读下去直到最后一行：“要紧的是耕种自己的园地。”[4]我觉得由于拉尔甫博士的帮助而聪明愉快一些了。

可是重读《老实人》的突出感受并不是这部作品逗你开心地笑笑，也不是它以它的精彩出色使你感到乐趣和惊异，这些都是可以预期到的。不，它对我来说，至少唤起一种没有料到的感情。很久以前，那时一战还没有爆发，老实人的历险故事，照我们这些生活平静、风雨不愁的中产阶级看，只不过是有趣的奇想罢了，或者至多不过是我们模模糊糊在理论上知道的情况的一种情绪高昂的夸张，它是存在的，而且一直存在，不过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都很遥远。但今天来读它，你对它的内容就非常熟悉。那好像是读1922年的一篇事实和意见的记录；没有比它更符合实际，更切中要害的报道了。可以认出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老实人——居内贡、玛丁、教皇的女儿，而她年轻时曾一度跟马萨·加拉拉君王订婚的老婆子[5]的世界。唯一的分别是在1922年世界上可怕的事情比老实人的时候多得多，叫人应接不暇。保加利亚人和匈奴族阿伐尔人的战争，摩洛哥的内部斗争，地震和宗教裁判所的酷刑跟世界大战，俄国的饥荒，主张黑人与白人一样有选举权，法西斯党，以及与其他所有我们可以吹嘘的恐怖事件相比，那简直黯然失色。书中回教修士指出：“咱们的苏丹打发一条船到埃及去可曾关心船上的耗子舒服不舒服呢？”不；可是无疑有苏丹心不在焉的时候，让几十只饿猫溜进了底舱，现在似乎就是这种时候。

在底舱里的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玛丁和一度跟马萨·加拉拉君王订婚的老婆子的明智，自1914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的常识了。在过去维多利亚与爱德华的幸福时代，西欧，像老实人一样对样样事情都吓一跳。它为炮轰亲王[6]的骇人听闻的行为吃惊，为土耳其人吃惊，为第二帝国[7]的欺诈和淫逸放荡吃惊。（左拉的全部作品岂不是对同时代人所作所为的一声拉长的惊呼吗？）以后我们对布尔人[8]的令人作呕的行为吃惊，欧洲别的国家则对我们的行为吃惊。然后接着是对在这个所谓二十世纪竟然把黑人像在刚果和亚马逊地区对待他们一样普遍吃惊。然后战争临头：愤怒的惊讶大爆发，后来是默认，像玛丁的默认那样，既是全盘的，又是平平静静地犬行主义的。我们发现，在老实人多少有些过于拉长的最后七年生涯中，那种吃惊是一种多余的感情。一切都可能干得出来，不仅对于上苍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办法，虽然有个时候还限于理论上，是离奇的，人也是如此。

人类，我们认为已经从早期的粗野难制的愣小子成长起来，成为像吉朋[9]自己那样的温文尔雅。我们现在明白多了。创造一个愣小子的环境就会有愣小子的行为；创造一个吉朋式的环境，人人或多或少都会温文尔雅。现在的事情似乎明明白白。既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愣小子的世界，我们从玛丁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动心地冷眼旁观大部分骇人听闻的自然灾祸和人类的愚蠢阴毒的表现，这些表现在过去本来是会引起我们愤怒惊愕的。我们已经把玛丁抛在后面而变成对许多事情无动于衷的人。

治疗的药物是什么呢？拉尔甫博士先生要我们相信是在于耐心地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他也许是对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园地简直不值得耕种。银行小职员与工厂工人、商店女售货员的园地，政府公务员与政客的园地——你能热情高涨地去锄吗？或者，再说我的园地吧，文学报刊的园地。在这一小块土地上，我挖啊，掘啊，栽啊，修剪枝叶啊，最后收获啊——够菲薄的，天晓得！——一年的岁末到另一年的岁末。如拉丁语法上的套语，什么目的呢？为了谁的利益呢？唉，你明白我的牢骚了。

在契诃夫的书简中有一段话，那是所有报刊文学写作者都应该用烫金的字母镌刻在他们的书桌上的。“我寄给你米哈依洛夫斯基[10]论托尔斯泰的文章……这是一篇佳作，但又是奇特的：人们可能写一千篇这样的文章，但事情并没有前进一步，仍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要写。”

“要紧的是耕种自己的园地。”是的，但假使你开始纳闷为什么呢？

【注释】

[1] 《老实人》是法国文豪伏尔泰的哲理小说。

[2] 英国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一个画派，主张以拉斐尔以前的画家为榜样，故称拉斐尔前派，代表人物有米莱、亨特、罗塞蒂等。

[3] 此处引傅雷先生译文。

[4] 是伏尔泰的名言。

[5] 以上都是小说中的人物。

[6] 炮轰亲王指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1830-1859）；他统治手段反动残暴，以炮轰墨西拿，镇压民族反抗而得到这个绰号。

[7] 指法国路易·拿破仑统治时期（1852-1870）的法国。

[8] 布尔人是南非的荷兰人后裔，1880至1881,1899至1902两次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生战争，争取自治和独立。

[9] 爱德华·吉朋（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罗马衰亡史》的作者。

[10] 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政论家与文学批评家。

诗歌的题材

从理论上说，只要人的头脑认识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入诗，可是我们发现从文学史实看世界上大部分优秀诗歌的题材都满足于一个狭窄得古怪的范畴。诗人只要求宇宙的一小部分作为他们的领土。他们当中偶尔有一位，比其余的人更为大胆，或更有天赋和学力，动手扩大他的王国的疆域，但是大多数诗人则对征服新版土不大关心；他们宁愿在国内巩固政权，平静地享受他们的遗产。全世界可能都是他们的，但他们不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诗歌的写作实践跟批评理论不相一致呢？因为近来新的诗歌声称它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有绝对的自由，于是这一问题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关系。

华兹华斯的文学批评，尽管它的态度也许枯燥而又令人生畏，却总是闪耀着深刻的智慧和光辉，在他的《抒情歌谣集序》中触及这个问题，说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他谈到可以收入诗歌的最重要最有趣的题材，但这些素材，事实上，从理论方面看，却很少或从来没有化为诗歌：他谈的是诗和广大的抽象观念世界——科学与哲学与诗的关系——以之入诗的诗人为数极少。“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的最冷僻的发现，如同诗人现在采用的题材一样，将是他的艺术的合宜的对象，若我们熟悉这些东西的时代到来，那么人藉以思考它们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将如有悲有喜的人们一样，显而易见地成为诗歌的材料。”这是一句不可轻视的话，只要好好读一读，并且读读整段上下文，你就会发现它充满文学批评的真理。

华兹华斯论点的精髓是这样的。一切题材——“化学家的最冷僻的发现”只是似非而是的诗题一例——它可以为诗人的艺术提供素材，但只在一个条件下：那就是他，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他的读者，要能带着一定的感情领悟主题。在诗人把题材化为诗以前，它无论如何要成为诗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他仅仅通过感觉领悟它，那是不够的。（纯粹的官能感觉，比如声音和鲜艳的色彩的诗，如今是很普遍的，然后尽管我们一时之间觉得它们是有趣的，却不能维持长久。）在天平的另一头，要是他仅仅用理性的方式领悟他的主题，那也是不够的。抽象的观念必须用一种热情去感觉它，感情上它必须意味着是有意义的，在诗人把它化为诗歌之前，它必须使诗人觉得作为私人关系，它对他是直接的又是重要的。一句话，诗歌必须由“有悲有喜的人”来写作，而不是由只赋有感觉或只具备理智的人来写作。

华兹华斯的论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已成为诗歌题材的事物是如此之少，同时日光底下的一切，甚至太阳以外的种种事物在理论上都适合成为艺术作品的题材，而实际却没有的原因。死亡、爱情、宗教、大自然，种种最基本的感情和个人最大的秘密——这些构成大部分最伟大的诗歌的题材，而且道理明显。这些东西是“对我们作为有悲有喜的人的明显可知的素材”。然而对于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诗人，抽象的观念和思想并不立即在感情上打动人。如果他们领悟这些东西，他们既不悲也不喜——只不过思考。

对抽象的东西有感情的人，思想对他们犹如活生生的人——能行动，活跃而不肯安静的活人，他们是非常罕见的诗人。他们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专心致志于寻求真理，不像诗人，一心考虑的是表现和创造美。我们很少发现有这样一位诗人把才力和愿望结合起来，热情地表现他对思想的领悟，或对离奇冷僻的事实的热烈好奇心，这种领悟与好奇心乃是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特征。爱因斯坦如果具有必要的语感以及用美的言辞来表现他的内心想法的冲动，他就能写有关相对论和纯数学的乐趣的最使人陶醉入迷的抒情诗。再有，假如，比方说叶芝君懂得爱因斯坦的理论——对此，他大概跟大多数当代的诗人一样，不比我们这些人懂得更多——假使他非常高兴地把它领悟为某种大胆而深刻的思想，某种至关重要而了不起的正确思想，他就能在凯尔特曙光[1]的照耀下为我们写出相对论的抒情诗。那是这些小小的“假使”阻挡这个可喜的想法的实现。可以把明显动人的题材化为诗歌的各种条件极少具备，把科学家、诗人、哲学家集于一身的人是这么不寻常，于是在理论上凡事都能成为艺术创作题材的看法也就在实践中很少成为事实。

当代整个西方世界的诗坛，通过它的宣传家的喉舌，眼下一直大声疾呼而且一直坚持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绝对自由。这再好也没有了。现在我们所能要求的就是诗人们应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行，他们应利用他们要求的这种自由以扩大诗歌的领域。

宣传家们要我们相信当代诗歌的题材是新颖而惊人的，现代诗人正做出前人没有做出过的事情。“在这些篇页中出现的大部分诗人，”路易·恩特迈[2]君在他的《当代美国诗选集》的前言中写道：“我现在一个诚实而常常是严峻的现实世界里是有着清新而富于生命力的素材的。他们呼应时代的精神，不仅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也扩大了他们的想象力，也把不为昨天诗人所知的东西纳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已经学会区别真正的美和浮艳，从污秽卑劣中提炼优美高尚的东西，在受人忽视的地方寻找奇迹，甚至在潜意识的黑暗洞穴里搜求隐匿的真理。”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当代诗人可以写，用桑德堡[3]君的话说：“鼓风炉火的轰隆哗啦，南欧佬与波匈佬[4]。”这意味，实际上荷马写的他们也可以任意写——自由地写日常生活里即刻打动人的事迹。荷马写骏马和驯马人，我们的同时代人则可以写火车、汽车或形形色色控制马力的南欧佬和波匈佬。已经过分又过分地强调新诗的新，它的新不过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琳琅满目的精致回到普通生活的感情与事实而已。把机器和工业热、没有休止的劳动和现代心理学引进诗歌，这毫无什么本质上的新颖和令人惊讶之处。这些东西原属于我们，影响我们作为有悲有喜的人的日常生活，它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国王、武士、战马和战车，如画一般的神话，是荷马生活的一部分一样。新诗的题材如旧诗的题材，它们是相同的，旧的疆界并没有扩大。如果新诗引进新科学赋予现代世界的新观念和令人惊愕的种种知识，那才可以说是真正的新。如果它创造出一种表现抽象观念的令人满意的艺术手段，那才是真正的新。可是还没有。这仅仅意味着在诗人的心目中观念的东西成为热情和个人动力那种罕见的现象还没有出现。

在整个漫长的过去时代里这样的诗人是多么稀罕啊！曾经有过卢克莱修[5]，所有哲理和科学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在他身上对观念的热情领悟和渴望表达它们的能力结合起来，产生那奇异美丽的思想史诗，在文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有过但丁，在他的灵魂中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是一种塑造和指导一切感情、思想和行动的力量。有过歌德，他把大量的分散的知识和观念集中起来，以美好的形式加以表现。伟大的思想诗人的名单到此就结束了。担起把诗歌的疆土扩大到抽象的观念世界的任务，他们只有为数不多的较小的助手，例如堂恩，他是一位仅次于那些最伟大的诗人的诗人；福尔克·格列维尔[6]，那个奇异的、精神阴暗的伊丽莎白朝人；约翰·戴维逊[7]，他把达尔文主义引入诗歌；十九世纪科学最富有诗趣的阐释者是于尔·拉福格[8]。

我们的同时代人当中有几个能自称把诗歌的领域扩大到任何物质的范围呢？写一点火车头与电话，南欧佬与波匈佬，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东西等等是不够的。这不是扩大诗歌的领域，那仅仅是肯定它有权利写当代生活的眼前事实，如荷马或乔叟那么做的一样。有的批评家要我们相信波匈佬身上缺乏某种基本是诗意的东西（不管波匈佬是何许人），而湖上的朗塞罗特爵士[9]的故事则基本有诗意，这样的批评家简直是根本不足道的。我们可以蔑视他而不加理睬，如同我们不理睬那些反对浪漫主义复兴[10]的种种自由的伪古典主义批评家。那些认为把波匈佬引进诗歌是非常新颖和了不起的批评家，他们的观点同样也陈旧了。

比较一下二十世纪初和十七世纪初的文坛情况是有好处的。我们看到这两个时期都有一股势力反对诗歌领域内丰富而多少有些拘泥形式的传统，决心扩大题材范围，回到实际生活和运用更为自然的形式。这两个时期的不同在于二十世纪的革新是许多次要诗人的成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足以有力量实现他理论上的志向，而十七世纪的革新是由一位天才诗人约翰·堂恩的作品以一种完全成功的新风格，所谓十七世纪玄学派的风格——所实现的。堂恩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实干家，他对科学事实的热烈的好奇使他从物质生活最不可能的方面作为诗的题材，他对种种观念的热情的领悟使他超越平常生活的界限扩大诗歌的领域，使诗的感情深入抽象的灵智的空间。他把他的时代的整个生活和全部精神引入诗歌。

今天我们没有堂恩的玄学派。理论上我们可以放手把宇宙间的一切都入诗；实际上我们还是被限制在旧的范围之内，原因就是没有伟大的人物出来指示我们如何才能够利用我们的自由。在我们二十世纪的诗歌中可以发现一定数量的生活，但它精神方面的题材却没有多少价值。今天我们没有像三百年前圣保罗大教堂的古怪的老教长那样的诗人[11]，他从经院哲学的高峰一跳跳到肉欲的顶端，从对神学的冥想跳到对甲虫的沉思，从对自己的凝神审察到列举科学的最冷僻现象，通过他热烈奇异的领悟，把一切化为强烈抒情的诗歌。

尝试把当代的思想化为诗歌题材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他们用的是几乎不能带给读者满意和信心的方法。诺伊斯[12]君写了四卷有关科学的富于人情味的诗歌——就他的作品而言，呜呼，太多的人情味了。接着有康拉德·艾肯[13]君，他或许是当代思想诗人的最成功的代表。就他的作品而言，以一定的热情领悟“化学家最冷僻的发现”这一点是清楚的；他的全部感情都带上他的思想的色彩。艾肯君的问题是他的感情容易流于一种理智上的感伤，它过于轻易地在他十分流畅而大加渲染的诗篇中表现出来。

你可以延长这个多多少少使人发生兴趣的诗人的名单，他们在最近几个时期里试图扩大他们的艺术疆界。但是你在他们当中找不出一位真正重要的诗人，找不到一位伟大和杰出的人物。二十世纪依然等待着它的卢克莱修的到来，等待着它的哲学上的但丁，它的新的歌德，它的堂恩，甚至它的最新的拉福格。他们会出现吗？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繁忙不停的理智生活，或者我们还将继续创作不过是最为模糊地反映这种特征的诗歌吗？

【注释】

[1] 叶芝被认为是当代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诗人，他领导的凯尔特文艺复兴运动对爱尔兰文学做出巨大贡献。

[2] 路易·恩特迈（1885——？），美国诗人与选家。

[3] 卡尔·桑德堡（1878-1967），美国诗人，以俚俗语入诗。

[4] 美国俚语中对捷克与匈牙利移民的蔑称，这里的波指波希米亚人，非指波兰人。他们在美国作为移民常从事下贱的工作。

[5] 卢克莱修（约前99——前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代表作是《论物性》。

[6] 福尔克·格列维尔（1554-1628），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诗人与悲剧作家，曾写过一些宗教与哲学诗歌。

[7] 约翰·戴维逊（1857-1909），苏格兰诗人。

[8] 于尔·拉福格（1860-1887），法国象征派诗人。

[9] 朗塞罗特爵士为《亚瑟王传奇》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与圭妮薇王后的恋爱故事是《亚瑟王传奇》的主要情节。

[10] 作者这里指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11] 堂恩从1621年以至逝世，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

[12] 阿尔佛雷德·诺伊斯（1880-1998），英国诗人。

[13] 康拉德·艾肯（1889-1973），美国诗人与小说家。

爱德华·托马斯[1]

爱德华·托马斯的诗在道德上、审美上、智能上对人都有影响。在最近唯美主义盛行的时候，我们已变得不敢大胆地谈论诗歌抚慰或增强人的精神特质了，而这是上一辈的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托马斯的诗之所以有这种性质，并不是因为它肯定上帝对人的态度，或者窃窃私语人死后在天国的重聚，与其说它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大量地提出伟大的道德上的真理，不如说是它用了更微妙、更有效得多的方式。在九月的夜晚走过街道，你注意到，只要沿街栽有树木，树木近旁又有路灯，就会出现一种奇特而美丽的现象。街灯的光亮射进树荫里，有一股力量使初秋变得冷酷，寒酸而敝旧的树叶似乎显得透明耀眼得翠绿。在灯光的魔圈内，树木好像是在春光烂漫、绿叶葳蕤的季节，依然焕发着青春的光彩，在光芒的照耀下，看去显得几乎是空灵飘逸。托马斯的诗对读者的心灵犹如灯光之对那些垂暮的树木，具有使它们改观的魔力，它使每天为了工资而苦斗，在这种骚动不宁、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感到劳瘁而难以忍受的心灵，暂时恢复一点点青春的活力。

托马斯的影响之奥秘在于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自然诗人，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的许多人是徒然自称拥有这一虚名的。作为一个自然诗人，仅含含糊糊地肯定上帝创造乡村，人类创造城市[2]是不够的，颇有好感地仅谈谈熟悉的农村景物，和音韵悠扬地描写富有诗意的青山碧树也是不够的；甚至用真诚的热爱和真正的知识准确地谈到这些事物依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自然诗人，他必须深沉地、由衷地产生由大自然启发的这些特殊的感情，必须做到以你的读者也能产生共鸣的方式表达它们。摆在一个想成为自然诗人面前的真正困难，是这些感情乃是最难于把握和分析，也是最难于表达的。在《十月》这首诗中，托马斯描写的是确因接触自然而产生的特定的感情——一种糅有欣悦情绪的抑郁之感，那是灵魂可能知道的引向平静而不带热情的快乐的捷径。不管何种快乐都是格外难于分析和描写的。你能想到一百篇写痛苦悲愁的诗、剧作、小说，却只举得出一篇分析快乐和具有感染力的写快乐的作品。热烈的欢乐在艺术中是比较容易掌握的，那富有戏剧性，鲜明突出。但是平静的快乐，同时也是一种忧郁——你发现这种感情是无法表达的，除非通过一位天赋多种气质而又罕见地结合在一起的才人。那吟咏这种快乐的诗人必须同时具备罕见的直率坦诚和罕见的洞察力两种禀赋。一个感到某种非常难以表达的感情的人常常受到要用完全不同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的诱惑。柏拉图主义[3]的诗人在面对美的时候常常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且发现说清楚那种感情本身是个头等困难的问题，于是着手用神学的词语去描写它，可是神学却跟这种感情毫无关系。在摸索词语来表达从沉思自然中产生的感情时，华兹华斯有时候在哲学的偏僻小路上也犹豫不决，这些小道至多也不过是跟他寻求的直达目标的相关大道平行罢了。在文学中要找到表达这类恬淡然而轮廓不明的感情的词语常常显得非常困难。

许多人想描写一种东西，但因为难以形容，就用另外一种东西去表现它。托马斯清明诚实的头脑使他没有被这种办法所诱惑。他从不把他面对大自然和美时所产生的感情加以哲理化，而是如实地表现它们，直接把它们传达给读者，当中不插进任何使人觉得模糊的媒介。与其试图说明这种感情，把它理性化成某种与原来不符的东西，他宁可如实地表现它，即使他不知道答案，他也把问题摆出来。在《泪》这首诗中，我们就有着这种无知的坦诚的表白：

似乎我没有流下眼泪。它们本来应该流下来——

它们的幽灵，如果泪滴有灵，那一天确实流过——

当时，二十只猎狗，我还没有数清，

一闻到香气，从我身边陆续跑过去，

它们全都是同样的狂喜，形成一体，

像一条巨龙，在一度长过蛇麻草的

开花的草地上，拼命朝太阳的方向

飞奔。在那个日子，当我步出有重影的

塔楼，走进一个四月的早晨，甜美

又温暖，奇异的孤寂和静谧使人振奋。

在那儿有比塔楼内的任何魅力都强大的

一种魅力笼罩着庭院，一列士兵，他们

正在换班，年轻的英国同胞，头发长得

漂漂亮亮，面色红润，穿着洁白的紧身

短上衣，用鼓和横笛演奏“英国掷弹兵”。

音乐打破了孤寂和静谧，这些人告诉

我，自从他们[4]的美过去后，我从未

梦想到的和已经忘记的事实真相。

这种感情是无以名之且形容不出的，但诗人强烈地感觉到了，且把它言传给我们读他诗的这些人，结果我们也同样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同样平静快乐、难以言传的感情，它的不同表现糅合带着忧郁贯穿托马斯所有作品的主题。它们明确地给我们带来的慰藉和力量也就是乡村，孤寂和闲适同样给长期禁闭在拥挤的城市里的人们的东西，但经过了艺术的纯化和提炼，它们使憔悴的树叶重获青春的亮光。

对托马斯作品的美学性质无需过多地评说。他构思出一种格外质朴无华的诗句来表达他的感觉和感情，尽可能地简单明了……“这不是一种使你沉醉上瘾的诗，”诚如华尔特·德·拉·梅尔[5]在为托马斯集而作的序言中说的那样，“……它必须慢慢地去读，自自然然地仿佛是散文一般，不用强语气。”用这种朴实无华的诗行，毫无做作，不论是出于明智或是太了不起的单纯，托马斯可以做到他想做到的一切。看一看，比方说，他用非比寻常的明朗和精确的笔触绘出的一幅图画吧：

地衣，常春藤和苔藓

使树皮剥落一半

和垂死的树木常青；

金翅雀飞止在蓟草顶端，

它的明朗的鸣声

飘落到跪在苔藓

和山靛中的枯树上。

【注释】

[1] 英国作家爱德华·托马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于前线阵亡。早期他因为谋生不得不大量为报刊写作各类文章，有雇佣文人之讥。1812年他结识侨居英国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后者的影响下从事严肃的诗歌创作，获得极高的评价，尤擅长描写自然，许多抒情诗都清新可诵，他后期的散文亦如此，阿·赫胥黎与普里斯特莱都认为他是现代英国文学中真正的自然诗人。

[2] 英国诗人威廉·考伯（1731-1800）的名句，组诗《任务》的第一行。

[3] 这里作者是指具有神秘主义思想的浪漫派。

[4] 这里的“他们”应指掷弹兵，这一兵种在二十世纪已经废除，故诗中云他们的英姿已成过去。

[5] 华尔特·德·拉·梅尔（1873-1956），英国诗人。

在热带的华兹华斯[1]

北纬五十度一带地方，过去一百年左右，一直有一句格言：大自然是神圣的，在道德上是令人向上的。对于十足的华兹华斯派——如今精神最严肃的人都是华兹华斯派，不是由于直接的影响，就是由于间接的关系——在乡野散一散步等于是去教堂做礼拜，去威斯特摩兰[2]旅游犹如去耶路撒冷进香。跟青山绿水田野森林交往，按我们现在和北方的看法，也就是跟“宇宙智慧和精神”的可见表象的交往。

对热带宣扬这种泛神论自然崇拜的华兹华斯派很可能使他的宗教信念多多少少受到粗暴的干扰。那儿的大自然，在太阳的直射下，同时又受到赤道多雨的滋润，根本不像英国那个贞洁、温柔的女神，她管辖的是宁静、闲适、美丽和端庄的种种景物。华兹华斯的女神对诗人做的最坏的事就是让他听到在我身后的低低的呼吸，分辨

不清的行动的声音，踏着草皮的

步子几乎像草皮一样无声。

使他认识到以“莫大的山峰，又黑又大”的形状“表现出神的种种未知形式的存在”。他似乎想象这是大自然可以做到的最坏的事情[3]。殊不知只要在马来西亚或婆罗洲逗留几个星期就可以使他恍然大悟。在热带丛林里温室般的黑暗中漫游一番，他就不会如此心安理得地感到“大自然的精灵”，“这些孤寂的地方的灵魂”的存在，在温德密尔[4]的湖岸与里达尔[5]，他是习惯于崇拜这些东西的。在赤道森林里稀稀落落的居民全是相信魔鬼的人。要是你访问他们生活的那些地方，很难跟他们一样接受他们的信仰。热带丛林是奇妙、古怪而美丽的，但同时又是吓人的，极其凶恶的。在我们必须称之为大森林的性格中——因为缺乏更恰当的词语——即使在气候温和的地方的大森林中，对于闯进去的人类也有一种格格不入，令人骇异，基本上和全然是敌意的东西。这些大块大块的富有生命力的密集的植被对人类的精神是不相容的，是敌视的。梅瑞狄斯[6]在他的《威斯特美因的树林》一诗中试图消除我们的疑虑，说服我们相信恐惧是不必要的，这些植物的力量仅在表面，实际并不如此，如果我们完全信任大自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恐惧会化成安详与欢乐。这在多金[7]的周围环境里听起来富有哲理；但即使在德国的森林里那也是可疑的，在它们浩大无边的阴影里人不会感到自在；要是以婆罗洲的森林代替威斯特美因的森林，梅瑞狄斯的抚慰人心的说教不消说就变得滑稽可笑了。

使赤道丛林中的漫游者担心的不是孤寂的感觉。不管怎么说，寂寞，忍受一个时候是完全可能的。在一个只有自身而别无其他人的空廓的地方反倒确实会产生令人振奋激动的感觉。有节制地在萨哈拉沙漠逗留短短的时间会使人兴奋舒畅，像饮酒一样。待太长了，至少（我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而言）那就像第二杯勃艮第酒产生使人精神沮丧的后果。但是怎么也不能说是孤寂使赤道旅行者感到心情沉重。倒是因为周围的人太多，是他在无数怀有敌意的人群中格格不入的不安感觉才使他觉得压抑。对于生活在温和的天气下和亨利·福特时代的我们，产生自然崇拜几乎是自然的。怜悯一个衰弱和已经被彻底打败的敌人不难，但对于一个你正在与之搏斗的敌手，一个没有被打败，一个难以战胜而又活动不停的敌手——那就不行；你不怜惜，也不应怜惜他。你尊敬他，或许；你对他怀有敬畏的心理，可是依然搏斗下去。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大自然的雄师多半已经被打败当了俘虏；有极少数的小部队仍然据守战场跟我们对抗，这不假。在英格兰甚至存在荒凉的高山、树林、沼泽和旷野，但那是经过我们默许的，因为我们出于自己的良好意愿，宁愿让它们自由发展，并不值得我们花力气使它们受奴役。因为我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可以像征服它们的同类一样征服它们，我们才这样喜爱它们。热带的居民就没有这种心安理得的理由去热爱四面包围他们的邪恶的自然力量了。对我们而言，“河”的概念意味（多么明显！）“桥”。如果我们想到平原我们就想到农业、城镇和良好的道路。从山推论开去的必然结果是隧道；沼泽是堤岸；陆地的距离是铁路。在赤道，结果跟我们这里显然不同。河流意味蹚涉，游泳，鳄鱼。原野意味沼泽，森林，热病。高山不是危险就是难以通过的。旅行不外是艰难地通过毒蛇猛兽出没、荆榛蔓草杂长的蛮荒黑暗的丛林而开辟出一条道路。“上帝创造乡村，”考伯[8]在他的过于空洞的诗中说。在新几内亚他会产生疑惑的，他会渴望人为的城市。

华兹华斯式的自然崇拜有两个主要的缺点。第一，如我们已看到的，它只在大自然近于或完全为人类驯服的国家内才有可能。第二，它只对那些准备把他们对自然的最切近的直觉加以歪曲的人才有可能。因为即使在温带大自然也是跟人类对立的，也是没有人性的，有时且是凶暴的。梅瑞狄斯公然请我们把不愉快的经验加以解释，化为愉快。我们准备解释，以邦葛罗斯[9]的方式，用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哲学；然后，按一切可能的威斯特美因的最好情况，结果会一切都好。比梅瑞狄斯更为含蓄，华兹华斯要求我们把这种直接经验同样加以歪曲。他承认在他周围的世界里有这些“神的种种未知的形式的存在”，只是非常难得地我们对事物的直觉才使我们如此不安地感到这一点。他通常做的是把危险的未知物从大自然中探索出来，把山冈啊、树林啊、花草啊、流水啊的空洞的躯壳，用肯定为我们更熟悉的东西，如人性，英国国教的教义，加以再充实。他不承认一支黄色的樱草花就不外是一支黄色的樱草花——美丽，然而本质上是奇特的，因为有它自身的不同于人的生命。他要它具有某种灵魂，像人类一样生存，而不仅仅是像花一样生存。他要大地不仅仅是大地，而是一个神圣的人物。但是植物的生活是跟人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大地的生存方式肯定不是人的生存方式。“让大自然成为你的导师吧，”华兹华斯说。这个意见好极了。但他会诸实践时是多么奇特啊！他不是谦恭地聆听这位导师的话而是捂上耳朵，口述他自己想说的教诲。学生比老师知道得更多；膜拜者以自己的谕言代替神明的谕言。他不是当作给他最切近的直觉的教诲加以接受，而是加以唯理主义的歪曲，成为类似教区牧师的说教或职业性演讲一类的东西。我们对大自然的直觉告诉我们世界是无限奇妙的：它跟人类，即使在它仁慈美丽的时候也是不同的，它有数不清的存在方式，跟我们生存的方式不同；总是神秘的而不是人性的，有意识的，道德的；常常是敌对和凶恶的；有时甚至是想象不到的恶毒，因为它是没有人性的。

发出声音的瀑布

像一腔热情那样追随着我；

高高的岩石、山峰和深密幽暗的

森林，它们的色彩和形体，那时，

对我是一种爱好；一种感情；一种爱，

毋需由思想产生更高远的魅力，

也不需要除眼睛以外所带来的情趣。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开始用先入为主的哲学来阐释它们。像普罗克拉斯提斯[10]一样，他折磨他的感情与知觉，使它们适合他的哲学。到他三十岁时，

那逐渐衰朽的参天的

古木，永远也不衰朽了，瀑布的激流

总是那么呼号着，从清明湛蓝的

天空倾泻而下，紧靠着我们的

耳鼓咕哝的岩石，飞溅起细细的

水珠，在路边说话的黑色的

悬崖好像在它们身内有一个声音，

叫喊着的溪涧，它使人心烦的景象

和晕眩的远景，飞逝的浮云与寥廓的

天宇，喧哗与和平，光与暗——好像

都是一个心灵的产物，同一个

面容的特征，一棵树上的花

都是那伟大的启示者最初的，

最后的，中间的和无穷无尽的

化身，永恒的模型和象征。

“某一远为更深刻地融合起来的精神”出现在华兹华斯所描写的景物中。英国国教教义的神潜入到万物的躯壳之内，大自然一切有激发力的非人的奇妙之处变成从一本形而上学或神学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平淡无奇的一页了。既是我们熟悉的又无害地简单。经过泛神论的阐释，这样一来，我们对大自然不具人格的神秘性的无穷变化所感到的直觉认识失掉了它的一切刺激性，让我们的心情安然下来。倘若你认为你周围许许多多东西实际上通通不过是一个人的表现形式的话，世界也就显得可喜地惬意了。要知道正是因为对于各种现象的复杂性和扑朔迷离的变化的恐惧才促使人们去从事哲学、科学、神学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因为对于复杂的现实的恐惧促使他们发明一种更单纯，更易于处理，因此也更具抚慰性的假设。因为简单，跟我们对之产生直觉的外部现实对照，幼稚的简单甚至是人类头脑想出来的最精心和最微妙的一种办法。此前大部分流行的哲学体系，即使以人类的标准衡量都不是精妙的。它们粗糙，一目了然，十分浅显，因此它们才流行。它们的简易才使它们立即为人理解。人们厌倦于在现象的迷宫里摸索，为世界把他们拒之门外的离奇古怪所吓倒，于是拥向哲学家和宗教创立者为他们准备下的那些办法求救，如同他们从黑暗的丛林冲向一幢灯火通明、使用方便的供他们避难栖身的房子。他们叹息一声，怀着谢天谢地的感觉，终于认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家，于是定居在这个安乐的形而上学别墅里欣然睡去。要是有什么人进来鲁莽地敲门把他们弄醒，告诉他们这别墅是一幢偷工减料的建筑，已经破旧不堪，不适于人居住，甚至应该拆毁，他们将如何暴跳如雷啊！人们甚至曾因为胆敢批评大门的颜色和三楼的窗户的形状而被处以火刑。

人类必须在根据直觉而领悟的现实丛林中为自己建造某种形而上学的避难所，这个道理是明显的。没有对事物性质与目的的某种先行的假设，那么实践活动、科学研究、推断思考都是绝无可能的。人的头脑不能直接跟宇宙打交道，甚至不能跟自身的直觉产生的宇宙打交道。每当那是一个思考世界或在实践上改造世界的问题时，人们只能就一个宇宙的象征性的平面图进行工作，只能就由头脑从直觉产生的复杂而多样化的现实，并根据这个现实加以抽象出来的事物平面图进行工作。历史表明对这些事物性质的假设是有价值的，即使后来的经验表明它们不对。人类通过一系列错误而接近达不到的真理。面对事物的离奇复杂性，他非常武断地发明出一种假设以解释说明世界。一旦发明出来之后，他就根据这一假设行动和思考，好像它是正确的。经验慢慢向他表明他的假设在哪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又应当怎样加以修正。这样，科学的伟大发现是由力求验证对事物性质已知的理论是十分错误的人做出来的。这些发现迫使人们对原来的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然后他们又做出努力，通过新的发现来进行再修正——发现与修正循环反复地进行以至于无穷。哲学与宗教的假设，较之科学的假设不那么易受实验证明的影响，得到修正的机会也较少。比如说，华兹华斯的泛神论假设是一种古代的学说，通过长期的历史，人类的经验都几乎没有对之加以纠正过。无疑，更不用说正确地纠正。因为明显的是，在纷繁的现象后面必定有某种同一性；要不然，世界就会完全是不可知了。确实，事物根本的同一性恰恰是在于事物的可知性，在于它们可知这一事实。我们所知的那个世界，我们的头脑出于善意所构造的那个世界，知道我们的头脑本身是多么奥妙的事物，这一世界具有我们的头脑加于它的同一性。那是我们思想的一部分，因而基本上是同质的[11]。是的，世界明显是同一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明显多样的。因为如果世界是绝对同一的话，那它将不再是可知的了，它会停止存在。思想在它能终于认识它自身之前必然要发生内部的分裂。绝对的同一是绝对的无，如印度人看到和勇敢地认识到的完美的同质，相当于不存在，也就是涅槃。基督教完美天堂的想法跟不存在是有别的，在措辞上是矛盾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许基本上是同一的，但它是分解成许许多多不同的片断的统一体。一棵树，一张桌子，一张报纸，一块人造丝全是用木材制成的。但它们仍旧是截然不同的物体。一般说来，这也可以同样指世界。我们的直觉是多样的。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认识五花八门的种种现象。这些不同的直觉像我们理智上坚信世界种种不同的部分基本上是彼此同质，跟我们也是同质的信念，同样地正确和有道理。环境已导致人类就对事物的有意识和理智的理解设置一项不断增长的奖赏。现代人常常受到的诱惑是为他的理性的反省而牺牲他的直接的知觉和自发的感觉，在任何情况下都听从他的理智的判断而不接受直觉的意见。“人是明显地为思考而生存，”帕斯卡尔说，“这是他的全部尊严和他的优点；他的责任就是应该思考的时候进行思考。”崇高的谎言；但它们是不是偶然符合真理呢？帕斯卡尔似乎忘记人除了思考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他必须生活。生活也许不像思考那么庄严和值得称道（特别是倘若你碰巧，像帕斯卡尔一样，是个慢性病人的时候），但不幸，它是个必然的过程。假如一个人愿生活得好，他就必须完整地生活，以整个的生命投入——包括肉体、直觉与理性。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活着完全跟意识不沾边，也跟经过理智思考的判断相径庭，那他的生活必然是不健全的，也是半死不活的。这是可以由日常观察加以确证的事实。但意识、理智、精神的生活之所以取得无限的威望，是因为人对权威的势利性的尊钦，他们想贯彻始终的迂腐的意愿使他们继续不断地以最大的努力专一地过着意识的、精神的和理智的生活，而不顾它们明显的弊害。认识事物是愉快的，神志清醒是令人激动的；智力是一种宝贵的工具；为了一定的目的它构想的假设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这一点不假。不过，道德家与科学家却因此而得出只由他们前后一贯的要求才证明是正确的许多结论，说什么一切生活都应由头脑有意识地安排，一切现象都应按理性的假设加以解释。宗教的导师们的意见稍有不同。按他们的意见，一切生活都应该是精神的，而不是理智的。为什么呢？根据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分析往前推进到够远的距离，我们发现某些偶然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叫做精神状态，那是极为惬意的，而且在社会行为的领域内产生出宝贵的结果。不怀偏见的观察家发现难于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重视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的一贯性。尽管牡蛎有时吃起来对胃口，那并不一定每一顿饭光吃它，正如蓖麻油有时对人有益却不一定你每天都应该吃它。过分的前后一贯对身心都是同样有害的。一贯性是违反自然，也是违反生活的。唯一始终一贯的人是死人。一贯的唯理智论和一贯地强调精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在社会上是宝贵的，但是它们逐渐导致个人的死亡。要是这种慢性的屠杀大功告成，个人的死亡也就是导致社会的死亡。所以纯粹的唯理智论和单纯强调精神性的社会效用是表面的，也是暂时的。需要的是，从来就是如此，折中。在不同的时候生活必须有不同的方式。在现代高度专业化的世界里唯一的生存方式是采用双重人格。一个杰克尔博士[12]，他从事形而上学与科学思维，在城市里经商，加减数字，设计机械，如此等等。还有一位天然本色的海德先生[13]，在工作之余，按肉体本能生活。这两种性格的人各过各的生活，毫不相干，互不侵入对方的领域，互不打听对方的活动。只有分开和前后矛盾地生活，我们才能在内心保持既作为一个自然人又作为公民的特性，既保持理性又保持天然的活动性。这个解决方案也许不十分令人满意，但我目前认为（虽然我一度有不同的想法），在现代条件下，是个最好的方案。

诗人的地位，照我看，是在海德先生的人性的一面，他应该是如布莱克[14]论弥尔顿说的：“在魔鬼的一边而不自知。”——如果完全自觉地在魔鬼一边则更好。有这么多的理智与道德的天使为理性主义、充分的公民权、纯粹的精神性而斗争；这么多而且这么杰出的人，这么畅言无忌，这么有权威！人当中的撒旦需要他所能取得的所有的人的支持和鼓吹。艺术家是他的天然拥护者。要是一个艺术家跑到天使那边去了，这是最可耻的背叛！比方说，托尔斯泰是多么不可宽恕啊。十足的海德先生，如果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海德先生的话，他完全是非理性的，反道德的，直觉生活的体现。托尔斯泰，他背叛了自身的天性，背叛了他的艺术，背叛了生活本身，为了在耶稣——杰克尔的大旗下跟他早年效忠过的魔鬼党斗争。华兹华斯的背叛还不像这么引人注目，他从来也不像托尔斯泰一样完全是个魔鬼党。可是这仍然够糟了。因为他彻底追悔他年轻时代的热忱，在政治上以及私人生活方面成为一个英国国教的保守派，使人难于原谅他。他们记得B·R·海登记叙的关于华兹华斯对爱神和赛契的迷人的古典主义风格雕像作出的反应：“魔鬼！”他对这座大理石雕像，一对拥抱的男女，进行长时间冥想后恶意地说。“魔鬼”也可以意味“精力旺盛的一对”[15]，他不是用我在这儿用的赞美的意思；他表现出对热情与生活的憎恨，他在诅咒他也曾经是过的青年——那个对法国大革命愉悦地欢呼过，并且有过一个私生女的青年[16]，从曾经一度是山林水泽女神的热爱者，他一变而为为数太多太多的樵夫之一他们把经常出现

在生活中的文雅的爱的精灵赶跑，

在每个幽谷里使夜莺不得安宁。

是啊，即使夜莺他也要去折磨。即使这种可怜的鸟儿决不会像所有太富人性的林中仙女一样，对他进行性的诱惑。即使无害的夜莺也被他加以道德化、精神化，变成公民和国教徒——跟夜莺一道是整个大自然，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通通如此。

华兹华斯对待大自然态度的改变是他的整个转变中具有代表性的。从我可以称之为一个自然的审美者开始，随着岁月的过去，他把自己变为一个道德家，一个思想家。他使用他的理智歪曲他极为精致的敏感微妙的对世界的直觉，说明它们常常是使人不安的奇异的感觉，他把它们简化为心安理得的玄妙的幻想。大自然赋予他以诗人的天才，使他能超越常人，看穿外在世界的墙垣，直觉地理解构成这些墙垣的砖块的性质，感觉到它们存在的特点，跟它们建立合适的关系。但他宁愿想啊想地丢掉他的天才。他宁愿，为了先入为主的宗教理论的利益，不顾事物的使人不安的离奇怪异，用神圣的宗教的同一性来阐释大自然的不具人格的多样性。一句话，他选择当哲学家，自由自在地抱着一个人为的，因而也是彻底全面的体系，而不是作为一个诗人，为了探奇历险的缘故，在一个由他的直觉加以揭示的神秘的世界里探奇历险。

遗憾的是华兹华斯的遨游从未超越欧洲的境界。到热带去旅行一次本来可以治好他的得来不费功夫与舒舒服服的泛神论。在热带丛林里待上几个月将会使他信服：大自然的丰富多彩与万分离奇至少跟被人在理性上所发现的它的统一性是同样真实而重要的。在潮湿而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在蚂蟥和恶意地纠结成团的藤莽中，他对大自然的基本同一性中的神圣的宗教性质本来不至于那么肯定。他会再次学会自然地对待大自然，好像他在青年时代对待它那样；本能地对它作出反应，在爱表现为一种恰如其分的感情的地方去爱，在大自然对他的直觉表现为一种不仅仅是奇异的东西而是一种敌对的、非人的邪恶力量的地方去恨，去害怕，去斗争。一次海行本来会教导他这一点，可是华兹华斯从未去过比欧洲大陆更远的地域。欧洲修整得如花园一样，它像是一件艺术品，一种科学理论，一套干净利索的形而上学体系。人按照自己要求的形象再造了欧洲。欧洲已经驯化和温和的大自然使华兹华斯相信他的种种哲学化的说明是有道理的。诗人作为魔鬼同党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天使们得胜凯旋。呜呼！[17]

【注释】

[1] 华兹华斯为英国浪漫派诗人，后期以泛神论观点对待大自然，把大自然理想化和宗教化，作者对此加以批评。本文是作者重要的美学论文。

[2] 这里指英格兰西北部地区，多山冈、湖泊、森林，尤其是昆布兰湖区，以风景优美著称，是华兹华斯诗歌描写的对象。

[3] 华兹华斯的泛神论认为大自然即是一个神，自然的种种景物皆是它的化身。华兹华斯曾在一首诗中写到高山的形象，仿佛一个人格神，与树木花草不同，在他心中引起使人生畏的感觉，故而作者在这里得出这个看法。

[4] 是华兹华斯故乡的地名，诗人常去徜徉的地方。

[5] 是华兹华斯故乡的地名，诗人常去徜徉的地方。

[6] 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7] 多金：英格兰南部苏莱郡地名，为小说家梅瑞狄斯定居地。该地的博克斯山以黄杨和山毛榉风景林著称。

[8] 威廉·考伯（1731-1800），英国诗人。

[9] 邦葛罗斯系伏尔泰的小说《天真汉》中的人物，他在哲学上信仰乐天主义，主观认为万事万物都趋向于善。

[10] 传说中的古希腊强盗，用暴力截割人的身体，使之与卧床的长度相等，引申为削足适履的意思。

[11] 人的头脑中的世界不等于现实的世界，是我们的想象或思想创造的世界。

[12] 英国小说家史蒂文生（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的人物，他发明一种药物，吃下去之后，一人兼有两种性格，白天是杰克尔博士，晚上成为海德先生。

[13] 英国小说家史蒂文生（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的人物，他发明一种药物，吃下去之后，一人兼有两种性格，白天是杰克尔博士，晚上成为海德先生。

[14]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此处指他论史诗《失乐园》。布莱克意思是说史诗叙述《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亚当与夏娃因受魔鬼引诱，偷食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乐园的故事，诗人在叙述过程中却一反《圣经》的原意，同情与上帝为敌的撒旦，不过他并不自觉。

[15] Davils在英语中的意思可以表示魔鬼，也可以表示精力旺盛、无所顾忌。

[16] 华兹华斯在青年时代曾游学法国，热烈拥护和歌颂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并曾和一个法国姑娘相恋，生有一个女儿。

[17] 作者的意思是华兹华斯作为诗人是应该根据直觉进行形象思维的，但是他转向带有宗教色彩的泛神论，他就不再是诗人而成为鼓吹宗教的教士。

旅途日记[1]

孟买

码头上站有四五个巴锡[2]女士，等待她们在船上的亲戚上岸——全都长得很丑，像是独一无二的近亲繁殖的种族才有可能的那么丑。她们穿着纱丽，同时又穿着欧洲式的罩衫，长统袜，高跟帆布鞋。一只手举着黑雨伞，另一只手拿着花环。黑雨伞用来挡阳光；晚香玉和夹竹桃编成的花环是用来挂在她们归来的亲友脖子上的。其中一位女士，我们经人私下告知，是一位著名的女医生。

十来个苦力，四肢瘦得像蜘蛛猴，把装有轮子的跳板推过来。他们把手放在上面，同时一声喊——显然是想让跳板根据惯性一下就能自动地挪动。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跳板没有动。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决心使劲地推。这是一种普通常见的、黑人的搬东西的方法，可是起码管用。跳板滚过码头给推了过来，抬到它的位置上。旅客开始离船。几位巴锡女士的亲友们最后走下跳板。他们受到拥抱，套上花环，给领着走上海关大厦后面等着的轿车。这就是我们对东方的第一个印象。

棕褐色的皮肤，光脚，鼻环，有驼峰的公牛——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似乎从一登岸就是明显熟悉的东西。孟买使你没有料到的真正的怪事是它的鸟。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街道上，鸟比一处英国林地的还多。好大的鸢，它们张开的翅膀，一动不动，沿着通衢大道飞翔，毫不费力地跟下面的车辆同步而进。数不清的灰头乌鸦这儿那儿四处乱飞，栖息在每个屋顶，每个窗台，每根电线上。它们呱呱的叫声是孟买其他一切声音的基本低音部。鸢与乌鸦从事有益的清除污物的工作，孟买的垃圾多而清洁工人少，这就使它们有事可做，也让它们吃个饱。在印度杀害动物几乎等于杀人，因而没有人去做这种事情或捣毁它们的窝巢。它们成倍地繁衍，毫不畏人到使人吃惊的地步。在整个印度我们会发现哪个地方鸟类都是一样地多，一样对人深信不疑，一点也不害怕。我是从意大利来的，在意大利，一年有九个月都进行狩猎，乡村几乎看不见鸟儿，有武器的猎手可以花半天时间埋伏等待一只篱雀，迁徙的鸣禽被许多人用网捕捉吃掉——我是从意大利来的——印度鸟类数量与品种之多使我印象特别深刻。

槟榔屿

槟榔屿有某种西西里的风味。它有点像巴勒摩，当然缺乏后者的建筑物和柑桔林，和那些令人心旷神怡、带地中海特色的景物，可是热带的东西，柳条搭盖的小屋，赤身露体的儿童，椰子树和丛林却很多。我们在它的最高点漫步，觉得是从某一点俯瞰一个几乎是进入森林的险峻的峡谷。我们置身于重峦叠嶂的一个褶层里，海上的清风都给挡住进不来。天气热得厉害，不同寻常，从我们下方稠密的苍绿的林莽上来一股浓厚的简直不能吸的热气，就好像你打开了丘坞植物园[3]的大棕榈室的门，最初那股充满你的鼻孔和凝结在你眼镜镜片上，使你什么也看不见的炽热而带甜味的气流。这回一准不会错了，我们是名符其实地在热带。

槟榔屿

我们在槟榔屿度过中国春节的最后一天。寺庙内人山人海，大部分是妇女和姑娘们。她们打扮得精美华丽。有光泽的黑头发上插着黄金的饰针和鲜花。她们的耳环与手镯是半透明的玉的，照我看来在中国人当中卖价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她们是多么美啊，多么富有魅力啊！从她们光泽的象牙一般的脸庞上，对我们来说，又是奇异地没有表情的眼睛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在白皙明亮的皮肤下显得惊人的乌黑。浮现在玛丽·劳伦辛[4]的油画上的可爱而反常的人物，她们的脑门与面颊具有同样光滑的白皙，以及同样明亮和小鸟似的眼神。中国式的细长的脖颈——这也是劳伦辛的风格。还有优美纤巧的手。但是玛丽·劳伦辛美人所具有的颀长的小腿和优雅的举止，这些妩媚的中国女性可惜却没有。中国人的手一般是挺美的，用它们做出的手势惊人地优美，体现出一种传统与艺术的典雅。但奇怪的是中国妇女的步态却无优雅可言。那是一种蹒跚，在它的不合情理之中含有可爱动人的地方，但是完全缺乏端庄之感。她们的手势是古典式的，气派大方，但她们的步态却是小气的洛可可[5]式。可以这样说吧，她们从腰以上是鼎盛的文艺复兴，从腰部以下则是路易·斐利普[6]时代的小古玩。印度妇女的华贵风度好像中国妇女一无所知。然而印度女人，如同意大利的农妇，她们的举止虽然表现得像女王一般，却习惯于在头上顶着东西。中国妇女就我所知并不如此。没有比在头骨上平稳地放一个六加仑的罐子更能提高人的风度了，要是每天进行这种练习，一定会有众多的欧洲和中国的女士们大大地改善她们的面貌，西方女性的弓腰驼背和无精打采以及远东妇女走路的缓慢摇摆一定会得到有效的纠正。

新加坡

没有森林，由人工改造成为公园和花园，这块热带的土地，在四季不断的云翳覆盖的天空下，似乎是气候温和的欧洲一角。从窗户我们眺望倾斜下去的草地，到处都散植有成荫的硕大的树木，看起来很像榆树和橡树。头上的浮云懒散地飘游着。一层薄薄的雾霭点缀着远方，使它们朦胧得柔和。我们眺望着的也许是泰晤士河谷的一处公园，但你再看一眼，则是一个神志昏迷地梦想着棕榈树和兰花的泰晤士河谷，这儿空气像血一样温暖。我们突然跨进去的是一个赤道上的英格兰。

上海

我曾经到过跟上海一样繁华和人口密集的地方，但像这个中国城市以它的商业和人口众多给我如此势不可挡的印象的却没有。不论哪个城市，西方的或东方的，在我的印象里人口都不像这么绸密，人事都不像这么繁杂，生活都不像这么紧张。古老的上海，可以这么说，是柏格森[7]所谓的生命力，处于自然状态的生命力，而且没有遮拦。想象不出还有比它更加强烈的活力。跟伦敦、拉合尔、格拉斯哥或孟买相等的面积比较，人同样多——很可能更多；但这些城市的生活没有这么繁忙紧张。你觉得，作为个体，每个中国人比每个印度人或欧洲人都更富有活力——由千百年来古老的传统与习俗积累节约而成——或许正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强烈的生命和力量，给予一个个中国人具有着超越其他民族的过多的生命力的外观吧。这么旺盛的精力，这么精心地使之沟通，这么快速有力地使之流动——它造成的场面简直有点像惊心动魄一样的感觉。当我们还是未开化的野人的时候，这一切就在进行。它将依然进行——不过被西方的科学稍稍缓和了一点，但不多——在我们欧洲人简直疲于奔命好久之后。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刻印章的人将依旧刻他们的印章，牙雕工人将依旧在锯呀磨呀，裁缝将依旧赞美他们的裁剪优点，甚至如今天他们赞美的那样；戴眼镜的算命先生将依旧想办法从乡下人和多情的交际花的口袋里把银子掏出来；将依然会有鸟市，飘着美食佳肴香味的饮食店，药铺里摆着充满干蜥蜴、虎须、犀牛角和腌蝾螈的瓶子；还会有耐心的珠宝商和审美力上挑不出毛病的绣花女工，充满奇妙的陶器的商店；用种种颜色的狐皮制成各种精美图案的皮货商和毛皮工人；在街角上还会有代写书信者以及坐在自己敞开的店铺里，在长长的卷轴上写对联或横额的人——巨大的黑体汉字会依旧像今天或一千年前写的那样完美，他们以这种艺术的传统姿势和深刻修养，同样的潇洒和同样稳健的真正动力，往红纸上大笔一挥，像今天正在写的那个人一样。是的，那会全部保存下来，像从来一样，坚忍不拔，紧张热烈，生意盎然——在今后一千年，五千年，一万年，你只要在古老的上海溜达溜达就会确信无疑。伦敦与巴黎绝不会提供这样的必然性，甚至印度相比之下似乎也是难以持久和不稳定的。

日本

我在神户登岸的那天是阴天，天气寒冷，空气里有一股煤集味。街道上泥泞好深。在我们登岸不久就开始下雨了。我们仿佛是在十一月底苏格兰里斯港[8]登岸。

穿着高跷一般的木屐以免脚踩着泥泞，矮小的男人在街道上的泥水中来来往往；他们穿的是灰色或褐色的无袖绸斗篷，戴的是廉价的毡帽。妇女穿的是睡衣一样的便服，发髻高高的梳得很精致，像旧式的酒吧招待员的发式，染得乌黑。她们在男人的身旁用细碎不稳的步子行走，领着或背着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他们圆圆的，纽扣一般没有表情的脸蛋很像爱斯基摩儿童的面孔。那好像，确实有一个奇异的民族居住在里斯。我们不得不勉强承认我们真的是在远东，店铺里的鲜花作为充分的证据使人不得不承认这个阴沉的冬天般的日子真的是樱花月的一天。

我们登上火车，穿过一个灰蒙蒙的地区，有两小时，周围是朦胧的山冈，以及林立的工厂的烟囱。每隔几英里，稀疏的烟囱往往密集成一丛，环绕它们的底部——宛如树根周围的蘑菇——是蔓延开来的一批小木棚屋：一个日本的城镇。这种真菌的最大的温床是大阪。

我们到达京都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京都是日本的古都“日本艺术之城”（我们在开始阅读旅游指南之前早已得到充分的指导了）。拒绝兜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后我们登上人力车，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市容。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的车夫穿着像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信使穿的蓝色紧身衣裤，拉着我们经过飞溅的泥泞。京都像人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采矿的营地之一，不过比荒野的美国西部原型要大两至三百倍。小小的简陋的木屋没有尽头地一个接一个，一英里接一英里；笔直的不整洁的马路由于两旁长长的一行行电线杆和垂松的电线，它们犹如林荫道上的树木，从而加强了给人们的印象。世界上所有的牛仔和淘金者都可以生活在京都。一条街道通向另一条完全相同的街道，一个市区和另一个市区毫无区别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木棚的沉闷单调的海洋里几乎只有白色的大厦才是旅馆。

那天晚上雨停了数小时。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徒步考察这个城市。街道照明良好，商店——差不多京都的十万个木屋的每一个都是商店——大部分都还在营业。我们步行穿过城区，从容地观看它的商业活动，几乎把整个都看了。那好像是踩在没脚踝的泥泞中闲步观光伍尔沃斯公司[9]的一个大商场，这么集中起来的价廉质次、半真半假的商品，外表是模仿出来的结实，俗气花哨，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奇怪的事情，在京都，甚至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彻头彻尾的真品也带有不结实和伪造的神气。看看最昂贵的和服，带有织在它们厚厚的绸缎里的终身耐用的标志，你会发誓那是纸浆做的。象牙像赛璐珞，手工刺绣的外表像机器制造的织锦。真正的古董——你在博物馆内见到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看起来仿佛是昨天制造的。这部分是因为近年来，我们已经对成百万人在机器上为便宜货市场制造出来的种种传统模式的日本艺术品如此熟悉，结果使我们不禁把它们跟廉价和假冒联系起来；部分也因为，我想，在形式本身上某种固有的庸俗的弱点。中国艺术的特色，那种严肃庄重，那种力量，那种无可挑剔的精美，那种表现在最便宜的陶器，最普通的刺绣、雕刻或刻字上对艺术极为尊重的严肃态度，照我看来，是日本这类工艺品所全然缺乏的。日本纺织品的图案设计既鲜艳夺目又矫揉造作；日本的雕刻，即使在最出色的时期，也是巴罗克式；中国的陶器在形状与色彩上都无可指责，然而在日本的产品上就是不“对头”。好像日本的工艺品存在着什么固有的毛病，那使真品看起来也是假东西，贵的也是便宜货。工厂，烟尘，不计其数的伍尔沃斯，泥泞——难道这些就是日本？肯定不是这样。“真实”的日本（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是外国人绝对无法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也是另一个地方。一边观赏着京都著名的樱花舞，我们一边差不多准备相信这就是真正的日本，舞蹈的服装，的确，特别花哨俗气。西方风格的布景——战前西方外省哑剧的风格——是可悲的。伦敦和纽约任何有自尊的轻歌舞剧的编导都能推出一个更加逼真的古老的日本。但是他搞不出日本的舞蹈。这是一种魅力。由三十到四十个艺妓组成的合唱队，在几乎是普鲁士方式的效率水平的训练下，她们厚厚地扑着粉的面孔像粉白的面具，毫无感觉，表演把礼仪手势程式化的芭蕾舞，那是把有礼貌的交谈变得更加彬彬有礼，是茶桌边的良好的规矩礼貌的最高表现。同样优美的是乐队的姿势。在欧洲，人们花钱听音乐，在日本是花钱看音乐表演。当欧洲的表演者在演奏台上露面时，听众一般闭上眼睛去听；在日本的音乐厅，相反，人们想张大眼睛而闭上耳朵。并非音乐不动听。我在京都听到的可能是俄罗斯音乐遥远的古代的老祖宗。那跟里姆斯基·科萨可夫[10]相比就好比猿人和现代人；那是一种跟斯屈拉文斯基[11]相反的极端，是英索尔斯基[12]风格的作品的远古与原始形式。我重复一句，并非不悦耳动听，而是听了一阵之后有点令人厌烦。有二十名艺妓用象牙梳开关的拨子弹奏的六弦琴，在音调上是异常拙劣的。手鼓、铙钹、大鼓在大厅内相对的另一头也是由二十名艺妓表演，其节奏则最简又最明显。不，乐队并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注意听，但是她们表演的场面却是好引人入胜。她们受过像芭蕾舞演员一样的良好训练。二十名六弦琴演奏者坐的是同一个姿势，当她们推揉弹挑弦簧时，手同时做的是同一样的动作，仿佛是一台机器的同步行动的零件。相似的机械开动那八个沙漏玻璃形状的手鼓，八个小定音鼓，两组铙钹，两个小锣。其中最为精妙的是鼓手，她们对着乐器跪着，好像是对着一排小小的神明。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双白色的鼓槌，那么粗大，她们纤细的手简直掌握不了。用这种槌子，她们整齐划一地轻轻地敲击她们对之跪下的小神明；小鼓神对她们以蓬蓬的鼓声回应，必须承认，这可是比神通常对他们的膜拜者的回应要清楚好懂得多。然而当时这些日本跪拜者的礼仪是如此优美，它不能不神奇地得到回应。她们的手臂，巨大的鼓槌使它们延长，几乎在身前使用全力伸出。敲打时，她们从臂膀使劲，把整个手臂抬起或落下。但是“落下”这个词还用得不切，它意味一种放松而漫不经心的运动，可是鼓手的任何动作都是绝对经过深思熟虑的。相反，每一下都得到完美精确的控制。咚，咚，咚咚，咚；鼓槌接触鼓面仿佛镶嵌宝石一样恰到好处，一下接着一下，鼓点忽大忽小，组成一件精美的镶嵌工艺品。

也许这些舞蹈家，这些受到精巧训练的音乐家，就是“真实的”日本吧。也许，它是在我们往横滨途中所看到的那个地区里。太阳到底出来了。天空是淡蓝色的，它由于朵朵浮云而显得富有生机。在下面的大地上，连续的阴影投下巨大的靛青色，那差不多就是有着突然拔地而起的山冈，和湖泊密布、青山环绕的意大利平原地区。田间欧洲芥菜的一种色彩较浅的异种正是花期。大片的樱草色的黄花覆盖着平原直到蓝色的湖边，直到朦胧的青山脚下。芥菜的美给我的印象似乎远胜樱花。近处的山冈是褐色的，陡峭而光秃，它们的峰顶边缘长着一种植物，不像是塔斯孔伞松，而是大量出现在当地木刻上的枝叶毵毵可是优美得出奇的苍松，它们的黑影衬着天空犹如汉字。对于一个熟悉中国象形文字的人，整个景色，我是喜欢想象的，犹如一本打开的书。对于他，在每座山冈上都茁长出智慧的诗歌。谁知道呢？也许这些树木是在说：“外国鬼子，外国鬼子。”一英里又一英里单调地重复。这第二种情况，我担心，是更可能的假设。

我们继续行驶下去，通过行程好长的数不清的小片稻田，农民辛勤地筑起堤坝来蓄积用以灌溉它们的水；置身在斜坡上的茶园中间，茶树修剪成圆形，苍翠得发亮，好像一个个灌木盒；我们通过种着芥菜和青葱的未成熟的玉米的平原；通过位于美丽的树荫深处的茅舍村庄。每开过二十英里左右，我们就看到一样东西，开头蓦然一望，似乎不过是天边的浮云中的一朵白云，一个苍白的小小的幽灵，但是定睛一看，它就变得愈加明确，清楚，增大，直到——在我们最初看到它的几小时之后——它闪闪发光地高耸在我们头顶之上，一个其大无比的洁白的圆锥体，周边镶以云带，在重峦叠嶂中并高出于它们的一个规则的几何形的奇迹。那就是日本的神山，富士山。我们最初在平原看到它，那是融进一大片云中的一朵小小的云；日暮时我们再回望，它已成为一个升起在一切雾霭之上，没有任何云气笼罩的巨大的块体，光洁至美，直插霞光绚丽的云霄。这是不是“真实的”日本呢？我以为是的。

不久之后在横滨，我们又全身投入到不真实之中去了。如果京都看上去像一个采矿的营地，横滨在地震之后就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形成的采矿营地。在棚屋之间还有一堆堆的垃圾，路上有一个个洼坑，一座座桥梁还没有建好。可是不用多久，当垃圾给清除掉了，受损的地方给修理好了，它就恰似京都——好几英里沉闷的保护得不好的道路，数不尽的难看的小木棚屋，每个棚屋是一家商店，每家商店是一个伍尔沃斯。但是有质的区别，在伍尔沃斯一类的公司当中也有高下之分。如果京都的店铺样子像出售三便士货物的摊点市场，则横滨小店的货物价格仅一便士。

我们怀着感谢之情登上船。“真实的”日本是可喜的。但是存在着比真实更多的不真实，不仅如此，不真实的显然更重要和意味深长，它使真实的黯然失色。在每个国家里，地方，人民，风俗，那是热爱它的人所认为构成它的“真实的”自我的因素，可是在大部分人看来却最没特色最不重要。康沃尔[13]郡县的望族世家和英国国教也许在一小批人的范围内是“真实的”英格兰。但那不可等闲视之，创造历史，影响世界以至人类未来的是由兰开郡，职工大会和大企业家所代表的英国。我想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富士山，乡村生活，传统舞蹈，和悠闲从容的有文化教养的君子是热爱日本的人想要我们相信的真实的东西。但却正是那不真实的日本，大规模制造伪劣品的制造商，正在当代历史上突出地表现自己。既不是舞蹈家，也不是有教养的，笃信宗教的人士，而是伪劣品的制造商决定这个国家的政策。在采矿营地式的大城市里，愈来愈多的日本人正受到改造，不论好歹，从农民和手工艺人转变为在工厂做工的无产阶级劳工，也就是世界其他地方全体无产阶级的兄弟。日本的未来，犹如每一个别的国家，取决于它的“真实的”自我。总有一天，在空想的未来，当那时的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英国与日本的爱国人士，分别切望提高自己的国家的地位的时候，他们将不会指着康沃尔和富士式郡县的世家望族或是大茶商的后裔，而指向曼彻斯特和大阪，棉纺工人和丝织工人。“这儿，”他们会说，“这儿才是真实的英国，真实的日本。”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界定为我们今天称之为“不真实”的东西向某种十足高尚体面，堪称为“真实”的东西的逐步转化。同时我们却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其中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是如此令人反感，以致我们，倘若对我们的国家和人类还有一点自豪感，就不得不对它们采取一种不加区别的基督教科学派[14]的态度，干脆不承认它们的真实性。

【注释】

[1] 以下几篇散文选自作者的《爱开玩笑的彼拉多》，副标题为《旅途日记》。这是一部纪录作者游历印度、缅甸、马来亚、远东、美国的见闻与感受的作品。彼拉多（约前26——公元36）是罗马帝国在犹太与萨马利亚的行政长官兼检察官，他把耶稣交给反对耶稣的犹太人而使耶稣受害。作者采用这个名称或指他是个说了一些尖刻话但不一定正确的判断者。

[2] 巴锡人，印度的波斯裔袄教徒。

[3] 位于伦敦西南里契蒙的皇家植物园。

[4] 玛丽·劳伦辛（1885-1956），法国画家，装饰美术家，书籍插图画家，也从事舞台美术设计与时装设计，其作品色彩柔和，线条秀丽。

[5] 欧洲十八世纪风行的一种建筑和室内装饰艺术风格，特点纤巧，华而不实。

[6] 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后建立的王朝的国王，其后台为大银行家。当时的风俗人们认为是浮华而具有小家子气。

[7]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他认为进化是由于有机体的潜在的生命力。柏格森的这一思想体系我国哲学界曾译为“活力论”。

[8] 苏格兰爱丁堡的港口。

[9] 美国的一家百货公司，主要出售中下档商品。

[10] 尼·安·里姆斯基·科萨可夫（1844-1908），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

[11] 伊·斯屈拉文斯基（1882-1971），俄裔美籍作曲家。

[12] 摩·英索尔斯基（1839-1881），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

[13] 英国的一个郡，在英国西南部，是传说中的亚瑟王故事发生的重要地区，在英国历史与文学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14]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1866年创立于美国，创始人为玛丽·贝克尔·埃迪夫人。她认为人的健康完全有赖于精神上的正确态度，而疾病是一种不存在的事物的幻觉。

回忆劳伦斯[1]

佛罗里达计划[2]

对于认识劳伦斯的那些人，事实上，重要的不是他为什么是那样的人，而是他恰恰就是那样的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他初会的情景。地点是在伦敦，时间是1915年。但劳伦斯的热情洋溢的谈话内容，在地理上很远，有关个人的情况则很近。不近不远的可怕的事情——战争啦，冬天啦，伦敦啦——他偏偏不谈。因为他正准备动身，他是这么设想的，去佛罗里达，到那儿去是准备建立一个避世的殖民地，这个梦想他至死也没有放弃。有时候，这个更幸福而不同的世界的名称和地点纯粹是幻想，它叫作“拉拿尼姆”[3]，比方说，是像普罗斯佩罗[4]的海岛那样一个世外的地方。有时候它在地图上有它的位置，名称就是佛罗里达，或康沃尔，或西西里，或墨西哥，有个时候则是英国的乡村。在1915年那个冬天的下午，它是佛罗里达。茶点结束前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参加，虽然我在理智上是一个谨慎的年轻人，根本就缺乏热情；虽然劳伦斯用一种跟我的教养格格不入的真诚意见使我吃惊和为难，我还是答应参加。

无疑，幸运的是，佛罗里达计划彻底吹了。上帝之城总是化为乌有；劳伦斯的理想城市——更确切地，是个村落，因为他讨厌城市——“他的黑暗的上帝之村”无疑将像其他一切城市一样解体。它本应作为一个计划和希望保持下来更好，事实上也是如此。即使在我说愿参加时我就认识到这点，但劳伦斯身上有某种特点使这样的认识，当你站在他面前时，显得没有抓住要害。他可能提出不切实际的计划，他可能说出明明不对的东西，有时甚至（如他在谈科学的时候）是荒唐的。但这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重要的总是劳伦斯自己，那在他心中燃烧的火焰，它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放射出这么奇异与神秘的光彩。

致朱利安·赫胥黎[5]
1915年12月

明年倘若我访问你在大洋彼岸的家，怎么样呢，当然得要上帝同意和天气良好。……再说，有一位好人打算到美国去，他名叫戴·赫·劳伦斯，是个小说家，诗人，天才……他的近作《虹》，非常令人遗憾地被普通的刽子手以猥亵的罪名加以扼杀，没有读过它的地方长官则认为它对英国起颠覆破坏作用……好啦，好啦，这个好人，与其说大多数人这么表示，不如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位好人，跟一位亚美尼亚人（迈克尔·阿伦）[6]，一个德籍妻子[7]，并且颇成问题地，和一个名叫多萝西·沃伦的年轻女人一同到佛罗里达的沙漠地去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殖民地。这也许显得要多不明智有多不明智。建立这个殖民地的目的是等待一种新生活的圣灵降临式的启迪，这，能不能实现是另一个问题。但劳伦斯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他发现世俗对他的兴趣爱好太具破坏性了，我认为必须让他离开而到某个地方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自由地建设，通过一致的努力，他的年轻的殖民地的其他人也可以同样做。主要是当，也就是说，如果我去看你的时候，我也很可能去看他，也许在他隐居的殖民地过一小段时光……那，我肯定会对我的精神特别有医疗作用。

致列昂纳德·赫胥黎[8]
1927年6月

前些天我们去佛罗伦萨看望我们的朋友，小说家戴·赫·劳伦斯，他由于严重的肺出血而卧床——他长期患肺结核，病情突然恶化。现在的气候肯定不适于生病，要从佛罗伦萨迁到凉爽的山区，这个可怜人的身体既不够结实，由于新近的咯血也不够稳妥。他跟我们一起待在福尔特，约三到四星期以前，我怕温泉浴对他没有好处。在他跟我们分别不久后就发生第一次咯血。他是个不寻常的人，热烈，古怪，暴戾，我对他怀有极大的好感和敬佩——但难以相处。可是年龄慢慢帮助他改进，现在病情把他的暴戾给治好了，使他温良得令人感动。我深深希望他能渡过难关。医生似乎认为他会好的，但是人对于咯血却绝对没有好大的把握。特别厉害的大咯血可能发生，即使病人看起来正在好转多了，死亡可能突如其来，出人意料。

致朱利安·赫胥黎
1929年6月13日

劳伦斯在这儿待了几天，现在又走了。要是他知道我们为他的健康做了多少工作就好了——可是完全徒然。在他去马约卡[9]之前，那时他在巴黎，我们确实说服他同意进行一次治疗，单独地，不用弗丽达[10]相陪，我们也确实说服他同意到巴黎去找一位医生。他计划回去找医生照X光片。（同时，虽然医生告诉M[11]，纯粹是提醒他，这位医生能听到一只肺实际已完了，另一只也受感染。他怀疑是不是还能有多少办法挽救。）接着，原先去伦敦的弗丽达回来了。劳伦斯觉得他有好转，他拒绝回头去找医生，也拒不考虑治病，跟弗丽达动身去马约卡岛（他单独跟我在一起时，曾大肆发弗丽达的牢骚），所以就是那么回事。这没有好处。他不要知道他病得多厉害，我认为这是他为什么不想去找医生和回家的根本原因。他只在他觉得比平常病得更厉害一些，以致对马上死去比对听人说他病得多厉害更害怕的时候才去巴黎。他用种种方式使恐惧合理化，当然，它们都是颇为文不对题的。与此同时，他四处漂泊，非常劳累，实际上也十分可怜，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老是想象下一个地方会使他的病情好些，一旦他到了这个地方又觉得懊悔，回过头来把先前的那处看成乐园。但既然他病到现在这种地步，自然任何一处也不会使他觉得比别一处好。他的身体比你在岱布列雷茨[12]看到他时要糟得多——咳嗽咳得更凶，呼吸短浅，一点精力也没有。（看见他光坐着而无法工作是令人伤心的，过去三个月来他没有写一行或画一笔，就因为缺乏活力。）他依然说很多话，可以一两个小时变得愉快和兴奋，像是健康的样子。但这不过是表面的，我恐怕如此。我认为他甚至比三月份在巴黎时更糟（那时他得了轻微的流感，使病情复杂起来）。医生告诉M，他可以像这样拖一小段时间，除非一场感冒变成支气管炎或肺炎，那就会干脆窒息而死。他现在已去德国——或正在去德国途中；因为最近这些日子来他在佛罗伦萨——在这种天气里单挑选这个地方！我们已放弃试图说服他要理智。他不要讲道理，也没有人说服他要讲道理——除非弗丽达有可能。但是弗丽达比他更糟。我们已告诉她，她是个笨蛋，也是个罪犯：但效果跟对牛弹琴差不多，所以毫无救药了。就缺用武力把他铐起来送疗养院，再无能为力了。

致朱利安·赫胥黎
1930年3月3日

如你将从报纸上看到的，戴赫劳于昨天逝世。我们刚从维尔佛兰切回来，周末我们在该地见到尼可尔斯夫妇[13]。我们发现劳伦斯非常衰弱，忍受极大的痛苦，奇异地精神恍惚。他觉得自己不在尘世了——他同时是两个人。我们在九点钟把医生找来，医生给他注射了一点吗啡，他安静下来睡着了——平静地在十点十五分去世。心力早开始逐步衰竭，肠子受到严重感染——内脏整个坏了，我认为——他似乎没有剩下可以呼吸的肺。上星期在我们去看他的两三次时间内，那是非常令人感到难受的——他是这样可怜，受那么大的苦。不仅如此，疾病使他形销骨立，样子叫人震惊。所以他去世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解脱——终于去得那么平静。葬礼明天在文斯[14]举行。

致尤琴·萨克斯顿
1830年3月8日

我本来可以早些给你写信，要不是上两个星期为我们可怜的朋友戴·赫·劳伦斯的病和去世忙得一点儿空闲都没有。两周前我们去看他，发现他比我们预料的甚至更糟，样子跟我们去年夏天看到他时变了很多——即使在这以前他也已经是个病得很重的人。他给人的感觉是全靠意志力活着而不是别的。但身体的瓦解正逐步压垮意志力。在星期天晚上终于结束。我认为，他确实是我曾经认识的人当中最不寻常和最使人难忘的。

作为友伴的劳伦斯[15]

我第二次跟劳伦斯见面是在几年之后，在他战后几次短暂地重访英国的其中一次期间，他对英国终于这么畏惧和讨厌。那是在1925年，我在印度时，收到他从斯波托尔诺的来信。他读到我写的八篇意大利游记[16]；信内说他喜欢这几篇东西；建议我们会一次面。下一年我们在佛罗伦萨，他恰好也在。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我们常在一处——佛罗伦萨，福尔特岱玛米，在岱布列雷茨待了整一个冬天，班多尔，巴黎，切克斯布雷斯，然后又在福尔特，最后在他去世的地点文斯。

在间歇地写下来的日记中，我在1927年12月27日这一天下面发现这一则：“跟劳伦斯夫妇共进午餐并消磨一个下午。戴赫劳彬彬有礼，谈话妙趣横生。他是我感到真正敬佩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位。在大多数我见过的其他出众的人物当中，我觉得无论如何我是属于他们同一类人的吧。但此人在类型上而不是在程度上有些与众不同，而且出类拔萃。”

“在类型上不同而且出类拔萃。”我想几乎个个非常熟悉他的人准都感到劳伦斯就是如此。另外一类，更为敏感，更为高度清醒，比甚至最有才具的普通人更有感觉的能力。当然他有他的弱点和缺点；他有他的智力局限——好像是他精心考虑后加给他自己的。但是这些弱点、缺点和局限并不影响他是出类拔萃的另一类人的事实。这么说吧，它们在量上使他减轻，而另一类则是质的。把你杯子里的酒倒出一半，剩下来的依然是酒。水，虽然满满一杯，却永远无味无色。

跟劳伦斯在一起是一种历险，去发现新和异的东西的海程。因为，既然他自己是另一类型的人，他跟普通人不同，是住在另一个天地里——一个更光明更热情的世界，在他谈话的时候使你并不觉得。他似乎是用那种处在死亡边缘的人的眼光看事物，对这种人，因为他是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的，那个世界本身是无限美丽而又神秘。劳伦斯觉得生存就是某种继续不断的康复；他的日常生活就好像他刚刚从一种致命的疾病中再生。他的那双康复的眼睛所看到的，他的最随意的言谈就会把它们表现出来。跟他在乡间散步是一种通过他所有的小说内容异常丰富而又意味深长的风景的散步，这些风景描写既是小说的背景又是小说的人物。通过个人经验，他似乎知道做一棵树木，一朵雏菊，或一道浪花，或甚至神秘的月亮会有什么感觉。他能进入一只动物的皮肤，用非常令人信服的细节告诉你它是怎么感觉的，它是怎么蒙眬地、跟人不同地思想的。比如，他对他的新墨西哥牧场上的一头母牛，“黑眼睛的苏珊”，谈起来没完，我听他讲她的性格和牛的哲学也从来不感到厌倦。

“他看的，”薇尔农·李[17]有一次对我说，“比一个人应该看的更多。大概，”她补充说，“那是为什么他这么恨人的缘故。”为什么他又这么深切地爱人呢？不仅是爱人类，还有自然，甚至超自然的东西。因为不管他往什么地方看去，他比一个人应该看的看得多；看得多因而就爱和恨得更厉害。跟他在一起就发现自己被载送到人的意识的多条边疆之一。对于一个居住在思想与感觉的安全大都会的人，那是一种非常令人振奋的经验。

劳伦斯作为友伴的巨大魅力之一是他绝不可能自己厌烦，也不可能使别人厌烦。他能完全专注于他在一个时候做的事情；他不认为有什么他不能担任的过于低下的任务，也没有不值得他把它做好的过于细小的事情。他能做饭，他能缝纫，他能补袜子，挤奶，他是一个效率不错的伐木工，一个刺绣的好手，只要她伸手火总是燃着，经劳伦斯擦洗过的地板一尘不染。不仅如此，作为一个高度敏感和智力超常的人，他甚至具有一种更不凡的才艺：他知道游手好闲。他可以光是坐着，十分满足，他的满足，在人跟他作伴时，是有感染性的。

跟劳伦斯的满足同样具有感染性的是他的好兴致和他的笑声。即使在他的晚年，当疾病占了上风，一点点地杀死他的时候，劳伦斯还是能笑，有时候带着往日洋溢不止的欢畅。唉，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的笑声是苦涩的，他的兴高采烈几乎是吓人地粗野。我有时听他以一种凶恶的讥诮的调子谈论某些人和他们的作风，虽然他说的一切都非常出色和深刻，但听他说却是令人痛苦的。潜在地意识到他的身体的瓦解使他的晚年充满一种压倒一切的悲哀。那条文学的灿烂辉煌的曲线最后终于垂向幽冥黑暗是多么富于悲剧性啊。这种悲哀他宁愿用愤怒来表示。感情的卑鄙总是深深使他震惊，愤怒作为一种感情似乎使他觉得比听天由命和抑郁地怨天尤人要好些，所以他宁可发怒，拿猛烈地嘲笑一切来对使他悲伤的命运进行报复。因为一个慢慢死去的人的悲伤是难以言喻地深沉，所以他的讥诮是吓人地粗暴。劳伦斯早年的笑，我说过，间或，即使在晚年，是毫不苦涩，完全欢乐性的。

生命力具有迷人的美。在劳伦斯的身上存在一口不断迸发生命朝气的喷泉。它在他的身体内不断涌现出来，它的跳跃时而爆发出一阵光彩熠熠的泡沫和虹彩。在最后两年他像一团火焰继续燃烧，不可思议地不顾再没有燃料维持它的生存。你习惯于看到这团火自给自足，在它的破碎和空空的灯盏内，熊熊地放光燃烧，使你几乎相信这个奇迹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但这不可能。在分别几个月之后，1930年早春我在文斯重新见到他时，这个奇迹到了尽头，火焰摇摇晃晃地快成灰烬了。几天之后它终于熄灭。

对一次采访的答复
1962年

记者：现在，三十年之后，你是不是愿意就劳伦斯作为一位小说家和作为一个人，谈谈你的看法。

赫胥黎：我间或重新读一读他的某些作品。他写得多么好啊！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前些日子我读《恋爱中的女人》的部分章节，看起来也非常之好。在劳伦斯的作品中自然描写得生动，难以置信的生动，是令人吃惊的。但有时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在《羽蛇》中，比方说，他在这一页赞美墨西哥印第安人杀人流血的阴暗生活，然后在下一页又像吉卜龄[18]时代的一个英国上校那样谴责懒惰的土著人。这本书是一大堆矛盾。我非常喜爱作为人的劳伦斯。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四年我非常熟悉他。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跟他结识的，跟他见面的机会很多，但是在1926年以前还不算真正理解他。我的头脑有点被他搅乱了。你明白，他是相当搅和人的。对一个受传统教养的年轻的资产阶级，他相当难以理解。但是后来我终于理解和喜欢他了。我的第一个妻子[19]跟他很友好，理解他，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这四年里我们经常见到劳伦斯夫妇，他们跟我们一同住在巴黎，然后我们又一同住在瑞士。我们访问了在佛罗伦萨米伦达村的劳伦斯夫妇。我的妻子为他打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原稿，尽管她是个糟糕的打字员，对英文的拼法也不耐烦——因为她是比利时人，你知道。她并不总是欣赏她正在打的英语的韵味。当她开始在交谈中使用一些不雅的字眼时，劳伦斯大为震惊。

记者：为什么劳伦斯老是迁徙呢？

赫胥黎：他不断迁徙的原因之一是他跟别人的关系变得如此复杂，使他不得不搬走。他是一个爱憎强烈的人；他同时既爱又恨同一批人。另一个原因是像许多结核病患者，他坚信气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是气温，而且有风向，以及种种气候条件。他发明了一整套气象神话。在他的晚年他想回新墨西哥。他在道沃斯牧场[20]是很幸福的。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容他成行。按医学的全部规律他的生命本来早就该结束了，但他居然能活下去，得到某种精力的支持，那似乎跟他的肉体的关系是独立的。他继续写作直到最后……他在文斯去世时，我们也在那里。……他实际是在我第一个妻子的怀中去世的。

【注释】

[1] 阿·赫胥黎对劳伦斯怀有深厚的友谊，他们的朋友中有人回忆劳伦斯本人甚至称赫胥黎是他的门徒，他们的思想中有一些共同的地方。赫胥黎与劳伦斯从1915年相识，尤以20年代在意大利期间过从甚密。劳伦斯于1930年在法国去世时赫胥黎看护在侧。下面的回忆选自N·佩奇编的《回忆劳伦斯文集》。

[2] 选自赫胥黎《劳伦斯书信集》序，这本书信集是赫胥黎编的。

[3] 这个词是劳伦斯生造的，是他听到一个朋友在用希伯来语唱《圣经·旧约》的第二十三首“诗篇”时忽然想到的。

[4] 普罗斯佩罗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米兰的公爵，他被篡位的弟弟赶到一个海岛上。

[5] 朱利安·赫胥黎（1887-1975），作者的哥哥，著名科学家，当时在美国。

[6] 迈克尔·阿伦，真名为狄克兰·柯尤姆江，原籍保加利亚，英国通俗小说家。

[7] 指弗丽达·劳伦斯，她原籍德国。

[8] 阿尔多斯·赫胥黎的父亲，《康希尔》杂志的编辑。

[9] 马约卡，或称马利奥尔卡岛，西班牙东部海域的一个岛屿，属巴利阿里群岛。

[10] 劳伦斯的妻子。

[11] 指阿·赫胥黎的妻子玛丽亚·尼斯。

[12] 岱布列雷茨峰，瑞士的山间避暑地。

[13] 罗伯特·尼可尔斯，英国诗人与剧作家。

[14] 法国南部尼斯市的一个小村。

[15] 《劳伦斯书信集》序的另一部分，发表于1932年，是研究劳伦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16] 即收录在本选集内的《蒙特塞拿略》等篇。

[17] 薇尔农·李（1856-1935），英国女作家。

[18] 吉卜龄（1865-1936），英国作家，以描写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生活著称，他对帝国主义的歌颂与美化受到人们的责难。

[19] 指玛丽亚·尼斯。

[20] 劳伦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建立的牧场。

译后记

阿尔多斯·列昂纳德·赫胥黎出身于英国苏莱郡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阿尔多斯从小就是在一种极为深厚的文化学术气氛下成长的，他的亲友中不乏英国社会的精英，他后来也是其中之一。阿尔多斯在伊顿中学毕业后，1915年进入牛津大学，他原来想继续祖父的事业，从事生物医学研究，但因为眼疾妨碍使用显微镜观察不得不改学文学。由于家庭的关系，他在大学求学时即接触到英国的精英圈，那时著名的文化界名流奥多琳·莫雷尔勋爵夫人经常在她的牛津郡加辛顿庄园接待宾客，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大约在这个时候[1]，我的婆婆告诉我有一名贝利沃尔学院[2]的青年学生非常想来看看我们，想要我邀请他从学校出来玩玩。他说他跟她的某些牛津老朋友有点亲戚关系，他有一个动人的名字阿尔多斯。我于是写了一张客气的便笺给阿尔多斯·赫胥黎，邀请他在星期天来吃午饭。

一个个子非常高瘦纤弱，面容非常漂亮严肃的青年来了。他穿着一件条绒上衣，有锯齿边的马裤和长统袜。他的视力非常糟糕，这使他看东西要弯着腰贴近才看得清楚。他相当沉默冷淡。当他在下午坐下去时，我觉得他感到相当厌烦，因为那天碰巧没有别人。但是不管厌烦不厌烦，他很快成为一位常客，变成我们家的一个孩子。多年来加辛顿为赫胥黎先生保留了一间卧室，就称为赫胥黎的房间。他来看我们的时候遇到了劳伦斯。

跟劳伦斯的结识对阿尔多斯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他成为劳伦斯的忠实门徒。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赫胥黎因为视力不佳而未被征入伍，继续在牛津学习。1919年他和一位因战事避居在英国的比利时姑娘玛丽亚·尼斯结婚。战后他开始陆续发表小说，其中《相反相生》（1928）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代表作，小说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当时的许多名流，包括劳伦斯夫妇，在书中留下了生动的剪影。1923年至1930年间，阿·赫胥黎滞留在意大利，这时他跟劳伦斯常相过从，并写了大量的散文，在劳伦斯于法国逝世时还守护在侧。1932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这部被列入二十世纪“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著名作品，给赫胥黎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1938年为了医治眼疾赫胥黎迁往美国定居，四十年代以后他几乎失明，逐渐对神秘主义发生兴趣，除了1957年的短篇小说集与1960年的散文集外，没有什么堪与早年相比的长篇传世之作发表。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1956年他与一位意大利小提琴家第二次结婚，1963年于美国洛杉矶去世。

阿尔多斯·赫胥黎与劳伦斯的友谊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段佳话，他们诚挚的友谊基础是因为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严厉批判者，但劳伦斯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气质，而阿尔多斯则倾向于怀疑主义。我们看到收录在本书中的《劳与闲》、《娱乐》、《旅游热》、《卢卡的圣容节》等篇中都包含这一倾向。例如在《劳与闲》中，他对那些认为社会进化会给人类带来更多闲暇的观点提出疑问，要是有暇的人们不把时间用于有益的精神活动而浪费在吃喝玩乐上，那只能造成更多的寄生虫。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丰富并没有伴随精神文明的提高，金钱和富裕把一切本来是严肃高雅的文化活动都庸俗化了。

在阿·赫胥黎的散文中有一部分带有强烈的社会批评以至政论的色彩，在这一点上，赫胥黎是罗斯金的传统继承者。《革命》是这类政论性散文的代表作。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费边主义的理论提出质疑，把工人的收入提高，跟经理、董事们的收入拉平，这固然可以避免暴力革命，但是否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呢？不能单把人看成一种经济动物，也不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揭露西方社会的弊端，其根本症结是随着富裕而来的精神空虚，只讲经济上的富裕而不伴随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其结局也许是另一种后果，虚无主义的破坏。《历史的循环》也是一篇同样深刻的作品，作者在游览耶路撒冷时，由缅怀古迹而联想到人类的苦难，历史的循环无非是破坏和重建，但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灾难也愈加深重。愈来愈多的人口所造成的压力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场不容乐观的灾难性后果，比历史上苦难的总和还大得多。他只能以破坏与创造是事物循环的规律来安慰自己。

西方有的批评家称赫胥黎的小说为“思想小说”，换一种说法，这就是指他作品的思辨色彩比较突出，也可以这样来看他的散文，即使是游记也带有这一特色，上面引证的《历史的循环》即是一例。

《彼埃特拉马拉的一夜》也是他的散文名篇，这本来是一篇游记，但大部分却是谈电学家法拉第的轶事。作者被恶劣的天气困住在意大利亚平宁山的一家小旅馆内，室外风雪交加，室内冷得难以入睡，他忽然想到彼埃特拉马拉这个名字曾在法拉第的日记中出现，于是联想到法拉第与另一位科学家汉弗莱·戴维的关系和他们的意大利之行，又联想到法拉第的宗教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区别，然后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作为旅游者又回到了现实。这篇散文以勃朗宁对亚平宁山间的烈风描写开始，以写彼埃特拉马拉的雪景结束，从首尾看仍是一篇游记，而中间插叙的那些题外的沉思与联想又如此自然，内涵如此深刻丰富，典型地显示了赫胥黎文笔纵横恣肆的特点。法国传记大师安德烈·莫洛亚曾说赫胥黎的创作才能是由诗人气质和科学家的修养结合而成，《彼埃特拉马拉的一夜》可说是对莫洛亚评语的恰切的说明。

在美学与文艺批评方面赫胥黎也是劳伦斯的追随者。《热带的华兹华斯》一文流露出鲜明的反浪漫主义观点，作者指出浪漫主义的致命弱点是把自然理想化，以主观的想象来代替如实的描写。他强调直觉，劳伦斯正是这样做的，也是现代西方美学的出发点。在《爱德华·托马斯》一文中，赫胥黎用这一标准对这位才华横溢然而遭到误解的诗人作出极高的评价。他的论勃吕盖尔一文也是一篇美术批评的杰作。

赫胥黎散文题材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反映他兴趣的广泛与学识的渊博，尽管他的观点有时并不完全科学和总是令人信服（特别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使他对人类前途得出悲观的结论，晚年甚至陷入神秘主义），但他总是为我们提出新的视角，开拓思路，每每包含新颖独到的预言性见解，这是他散文的可读性所在。

由于赫胥黎与劳伦斯的特殊关系，本书选译了他回忆劳伦斯的一些片断。一反他平时一贯的冷嘲热讽、尖刻俏皮的文风，他饱含真挚的感情，热烈回顾了他所认识的劳伦斯其人，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劳伦斯所流露出的鲜明复杂的个性，既帮助我们认识劳伦斯，也反映阿尔多斯为人的另一面，正如劳伦斯指出的，赫胥黎写的东西只表现了他自己的一部分；而《回忆劳伦斯》可以说表现了作者的另一部分。我们看到劳伦斯去世三十年之后，赫胥黎对他的友谊还是那么令人感动。

从文体来说，赫胥黎的散文多半是属于杂文性质的，不能以美文的标准来要求，虽然有个别的片断也能写得很美（如《蒙特塞拿略》、《日本》）。他的文字，若和一些讲究风格的散文大师比较，显得不够简洁精炼，如果有什么他个人突出的特点，以我看来，可说有点怪。我国文学史上，唐代韩愈的诗以奇崛险怪著称，僻字晦句不时出现，但这仍然不能否定韩诗的价值，尤其是它的汪洋恣肆的气势，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看阿·赫胥黎的文风。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兰姆的随笔风格又在英国文坛上流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兰姆式随笔作家，赫胥黎与奥威尔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习惯于读幽默抒情小品的读者，不宜以兰姆的文风去衡量他。如果说他的社会批评接近罗斯金，那么他的文体之怪倒是接近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家卡莱尔，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不过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英国散文传统的继承者。

在文学体裁中，抒情诗与散文是最能直接流露和表现作家个人的气质感情的，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则应要求译者如小提琴家或钢琴家准确充分地再现作品的风格特色，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译文往往显得眼高手低。不过，我觉得这是值得每个严肃对待翻译艺术的人去追求的。

阿尔多斯·赫胥黎以渊博著称，他的散文作品中故典与今典比比皆是，翻译起来实在令人生畏，然而注释也是衡量译品的标准之一，为了对读者负责必须认真查考，但有个别对英国人是常识，或当时是名人，现在时过境迁已被人遗忘，连各种百科辞典也没有收录进去以致查考不出来，遇到这种情况，若对理解全文并不影响，只好暂时作为悬案，好在这种情况不多，这里仅向读者致以歉意；也有为我国读者熟知的，没有必要一一加注，我想这都能取得谅解。

译者

2015年9月

【注释】

[1] 1915年2月。

[2] 牛津大学下属的学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