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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11：联结/断裂

单独12：创造力之死

单读13：消失的作家

单读14：世界的水手

单读15：我们的黄金时代

单读11：联结/断裂

记录　探索　审美

主编　　　　吴　琦

副主编　　　刘　宽

特约编辑　　阿　乙　文　珍

　　　　　　郭玉洁　王　敦

　　　　　　龙　荻　燕　舞

　　　　　　覃里雯　邹　波

　　　　　　索马里　张　泉

　　　　　　唐克扬　张心童

封面图片来自艺术家孙彦初作品

在断裂与联结之中生活

有读者在微信后台问《单读》，能不能推荐几篇文章，用来劝慰朋友在婆媳关系上遇到的麻烦。她还非常贴心地补充了一句，“不能也无妨，叨扰了”。像是一位礼貌的客人，预知自己敲错了门。

拜互联网所赐，作为一本纸质出版物，我们比此前时代的书本更直接、频繁地听到来自读者的声音，几乎实时地得知他们的喜好、需求和各自欲罢不能的习惯。失恋的问题，工作不顺利，和父母如何相处？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此起彼伏地问着所有人都会遇到而没有人拥有答案的问题。可能答案也并不重要，提问本身就是纾解。书与微信，不过都是介质之一，在这个令人炫目的、高速运转的世界里构成一些缝隙，从中传来人们隐约而又切近的呼救声。

说来也奇怪，当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工具之后，一种普遍的孤独感同时袭来。无限延伸的社交网络看上去正在打破一切界限，而具体的个人依然如同黏滞于网中的蜘蛛，随时陷入一阵微风也能触发的抖动、震颤，甚至覆灭的危险。此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意外地捕捉到了这种空气，他的处女作写了两个少年的故事，原标题是《在水中，在水外》，后来被编辑改成《质数的孤独》，迅速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在文学的成功中，他笑言，也有几分标题党的经验。

可能所有的新媒体实践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与受众短兵相接，在真实的大众需求中无所适从。关于孤独、焦虑、两性关系、名人效应的词语，总是毫无意外引来关注，而一旦出现具体的历史时期、地理坐标、人名，就会把相当一部分读者挡在外面——知识宛若狙击。在由符码组成的世界里，“关键词”是这个时代的接头密语，也是新的联结方式。人们凭借它们互相选择，快速决定，买还是不买，点开或是不点，仿佛人都失去耐性，几秒钟就需要解答——“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隐藏在这些征候背后的真正幽灵，是“自我”的浮现。这一点莱昂内尔·特里林早就写过，“在16、17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这种突变被他概括为“主观性的兴起”或者“内在自我的探寻”。人们在追求独特与自由的过程中，同时遭遇从宗教麻醉（也是保护）中逐渐苏醒的不安——那时忧郁症也正流行。个性的崛起和自我怀疑，构成了硬币的一体两面。这种变化持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愈演愈烈。

现代人似乎正在建立新的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被解放的个体，仍然在技术平台上寻求如何解决婆媳问题的意见。在看似更加广泛、多元的联结之中，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真正多元。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本质上和中世纪的嘉年华也没有区别，既是反叛权力，也是自我宣泄。

这次《单读》考察断裂与联结，这个结构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作为隐喻的互联网、尼泊尔的过去与现在、在迪拜的菲律宾打工者、方兴未艾的社交网络、跨越介质的艺术创作……历史的重复，人性的弱点，命运的雷同，我们无数次地回到这些似曾相识的过程，回到星辰与头脑的轨迹，回到变化中的不变。

撰文：吴琦

话题

数据谋杀

加德满都的夜

不设防城市

访谈

杜松子酒、电视剧与社交媒体

影像

我想告诉别人，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报道

试药者

小说

最后一排的男孩

诗歌

朋友的幽灵

将漫天的星斗一饮而尽（外二首）

随笔

逝去的故国

告诉你一个哭泣的真理

书评

新北京的昂贵代价

全球书情

我们通晓地球到星辰的广袤空间，

却在地面到头骨之间迷失了方向。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〇 话题

　　　　　　数据谋杀

　　　　　　　——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道格拉斯・哈多

　　　　　　加德满都的夜

　　　　　　　周小元

　　　　　　不设防城市

　　　　　　　细田尚美

数据谋杀
——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

撰文　道格拉斯・哈多（Douglas Haddow）

翻译　数洞团队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辞去上一份工作？”他问道。

关于互联网，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印象就是噪声。就是那种“哔……”显示你终于连上网络了的尖锐而乏味的长鸣声。1993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围在其中一个人刚入手的崭新的Macintosh电脑（苹果公司于1984年推出的一种计算机机型）旁边，掌心冒汗，另有一个人负责望风，随时观察机主的母亲是否会发现我们，其他的人则像被钉在了机器旁，一动不动地盯着Webcrawler搜索引擎（最老的全文搜索引擎）慢慢显示出搜索结果。一幅图像一寸一寸地缓慢加载出来。你可以听到调制调解器每加载一点就往回缩一下，就好像有一把锤子把那些原始像素一锤一锤地从屏幕深处的黑暗中敲出来。一幅呈颗粒质地的、低分辨率的图片显示在我们眼前。画面里是一个女人和一匹马。

此后，我和互联网便开始了一段复杂的关系。所有人都是这样。现在上网的噪音已经消失了，而互联网则已从个别科学怪胎手中演变成了一种无声无形的膜组织，将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网罗链接在了一起。

“我需要一个更大的挑战。”我这样说道。但这是个谎言。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酒馆里，墙壁粉刷一新，混凝土地板擦得锃亮，灯泡在二十英尺高（约六米）的天花板上悬吊着。看起来像一个拍摄成人片的极简派布景，或是一个演奏室。混凝土地板很容易清理。我们都坐在一张公用长桌旁边。只要桌旁某个人的手机一震动，我们都能通过震动的木桌感觉到，而且每隔几分钟就会感受一次这样的震动——当我发现并非是自己的手机在震时，脸上会闪现出一丝沮丧。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个人问我：“跟我谈谈你的理想道路。”我的眼睛被牵向了桌子那头。那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我们都看起来像三十岁左右。他的皮肤有种奶白色，就像年轻时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亚马逊集团创办人和CEO） 那样。他的穿着像试图融入迪斯科舞厅的史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组织）情报人员，而且像照搬扎克伯格的衣着一样（Textbook Zuckercore）：外套未系扣的带领蓝绿格子衬衫，里面一件不同灰色混合的带简单图案的体恤，蓝色牛仔裤，还有胶底运动鞋、实用的运动鞋、高科技运动鞋。这是一间科技酒吧，经常光顾的客人都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员，街头的公园现在成了科技园区。在那里，科技人员会宣扬各种奇思异想，或者玩玩类似魁地奇（Quidditch，《哈利波特》里的一种体育项目）这类人人都可参加的非运动型游戏（有人跟我说这种游戏真的是可以让真人玩的）。这个地方就好似一个书呆子的天堂，那里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受到启发而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这也是我想融入这个圈子的原因，因为我想相信这件事可以发生。

“我是社交的狂热爱好者。”我脱口说出了这句题外话。他像个牧师那样沉稳地点了点头。没有人再用“社交媒体”这个说法了，现在都只叫“社交”(social)。

构成我身体的原子坐在这里喝啤酒，为应聘一个职位被一家公司面试，公司专门做线上品牌管理系统。这只是个比较好听的说法，但实际上就是一条为了营销来向其他营销者推销营销的营销者人体蜈蚣。这家公司值十亿美元。你肯定从没听说过它。这家公司就是那种在你面露沮丧地来上班时强制你通过打乒乓球来对抗这种情绪的地方。见见新老板，跟原来的老板没什么不同，除了新老板很在意你是否把他看作全宇宙中一种积极的力量。

我就坐在这里，把冷啤酒送到干涩的嘴边，一边竭尽全力地点着头，装作在听到“关键指标”、“（用户）亲近性”、“控制组”、“变量组”这类词时并不感到心烦。现在是新兴创造型经济的黎明，而我可以从中挖掘机会。此时，我就坐在这里，但我同时在各种电子设备上的网络空间里穿梭。我在Facebook里，也在Instagram里，还有谷歌、Twitter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个我自己都从未得知的空间里。当我死去后，根据尸体处理方式的不同，我的身体可能成为尘土或者空气。但数字化原子永远都会活着，或者说至少在文明消亡前是如此，不管我们最后选择什么方式毁掉文明。

“这个职位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他问道。

当TechCrunch（一个聚焦信息技术公司报道的新闻网站）宣扬颠覆的福音时，是从产业的视角来说的，这种视角把人生在世看作了一系列需要被颠覆的商业模式。TechCrunch的座右铭就是“颠覆或死亡”，但他们从来没提过那些被颠覆的人会怎么样——旅游代理、出租司机以及旅店侍者，还有新闻记者。他们就如同盒子里即将被创新碾压的肉，无力反抗。

“人们对事情有很多想法和点子，但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他们会报名参加很多活动，高级活动，不过有时我就会想——咱们还是先把一件事放在这里讨论讨论，商量出一系列想法再说。我们的想法一致，这让我觉得很受鼓舞。”有个人发话说道。我看看周围，没有找到是谁说的这些话。

周围谈论声四起且内容似乎都刺耳般地相似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面试官）的问题上。这些谈论声就像是所有人都在做Ted Talk演讲一样，异口同声地吟诵着古老的时髦网络术语唱经：互动参与、直觉、关系、用户基础、革命。就好像已经变质发酸的庸俗讲话，所用的词汇不是用来表达什么意思，而是一些表明你并不落伍的陈腐符号。这就是商业新语言，华尔街终究会依此找到它们。

其中一个人说：“我用西装在网上换了一条卡其裤和一副墨镜。”但他既没穿卡其裤，也没戴墨镜。“哥们，这是你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他的同事回应道。

这是地球上最无聊的一群人，但这个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而我们只是为他们的世界提供数据。这场游戏很简单：把风险资本变成一个概念，吸引人们的眼球，把数据拿到手，然后去发财。但这个看似粗糙浅显的计划其实自有深奥之处。炒作的面具背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不在Instagram发食物的照片，我就没法吃饭。不玩儿糖果粉碎游戏（Candy Crush，英国游戏开发商King推出的一款流行游戏），我就没法蹲厕所。在我Facebook界面上不断发各种内容的人里，几乎半数我都不记得是谁，但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刷他们更新的那些乏味的状态，不忍直视他们那些品味低俗的婚礼照片。在漫无目的的评论、点击和点赞之中，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了。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我们所做的事情多么无意义，都会被追踪、记录、分类和分析。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雅虎的CEO）曾将这整个过程形容为“就像眼睁睁看着这个星球衍生出一套神经系统一样”。通过这套系统，每个人的行为都成了数据君主的潜在财源，每个行为都是可供识别和开发的信号。

汉斯·格拉斯格（Hannes Grassegger）说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半数字化半物质化的世界，而且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成了半比特化半原子化的人。这些比特字节（数据）已经成了我们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并不拥有它们。”

格拉斯格是一名德国的财经新闻记者，从小在母亲的Macintosh电脑前长大。他六岁生日那天得到了一台Commodore 64（康懋达公司1982年发行的家用电脑）。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叫《我即资本》（Das Kapital bin ich）的书，这本书被欧洲左翼批评为太过资本主义，却同时被右翼批评为是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宣言。书中他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为什么我们并非人人都是酋长？

“我们都在分享这些信息。但聪明人却在收集它们，并且把关于我们的数据存在他们的云里，”他指出，“隐私、透明、监管、安全漏洞。我并不想听到这些。这都是对风浪四起的新现状的一种不痛不痒的低估：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再拥有我们自己了。我们已经成了数字奴隶。”

像格拉斯格一样，像每个人一样，我也被骗入了这风浪四起的新现状里，而这骗局的幌子就是关系、友谊和自我表达，让人感觉颇为良好。还有各色的应用、网站和服务供我们分享自己的喜好，恣意而为。而对于格拉斯格，这些平台只是等待开发的全新领地，而收获的利益最终还是这些平台的囊中之物：即我们那些嵌套在字母与数字里被编码了的感受、思想、经历和情绪。现在，这些平台开始利用囊中的“资本”，通过算法和情感分析来挖掘它们；而我们的虚拟灵魂，即便是在我们睡觉时，也在另一个世界里辛勤地劳作着。

对于这种困境，格拉斯格的解决方案是具有实用性的，即建立一个免费的私人化数据市场，在别人对之挖掘利用之前我们先下手为强；这就好比与一个不那么邪恶但依然邪恶的合作伙伴联手对抗现状。他有自己的理由，“在这个全新的空间里，我们必须引入几世纪前人们就在现实世界中竭力维持的权力与自由。权力就是指对于我们自身的掌控权，自由就是指依此权力来为我们自己谋取益处的自由。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抛下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强加给自己的稚气”。

“哗啦——！”

一名服务员手里的啤酒杯滑落，摔碎在地板上。但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因为他们都太投入了。我发现这个酒吧有种诡异的氛围。这里没有嘲笑，没有讽刺，也没有自贬。每个人都似乎游移在一种认真营造的宁静里。好像每件事，比如“我在Airbnb（2008年创建的旅行房屋租赁社区）里找到了一间很棒的阁楼”这样的事，都包含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深刻的精神含义。

我在面试官去卫生间的间隙浏览了下Facebook，希望在好友分享的内容里找到一星半点灵感作为接下来的谈话主题。但是我找到的是一篇清单体文章（listicle，即list与article的结合）。然后是一个令人好奇的标题。再然后是一则广告。一则请求。另一则广告。又一篇清单体文章。哦天呐，有人把手机丢了。最后，又来了一则清单文形式的广告，或者是一篇广告式的清单文？

有人告诉我们要去网上冲浪，但最后，网络却奴役了我们。然而当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爆料国家安全局（NSA）监听事件后，我们发现了比做数字化奴隶更不济的命运。这种命运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将所有人类商品化，而是在于使这种商品化成为可能的那种心理殖民主义。

这种恶劣本质其实在6月就显露出来了，那时我们才知道Facebook操纵了近七十万用户的情绪状态。研究中半数被试者被暴露在积极的情绪中，另一半则被暴露在绝望的情绪中。研究Facebook的这批科学家告诉我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是具有传染性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发现我们的行为被（含）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内容）交替影响着。这或许只是一个二次发现。之前也有过先例。我们之前就是如此。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好友称他为B.F.。这位心理学家有个硕大的额头，并试图向世界证明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假象；他也以此出名。但他并非一向这般极端和绝望。他曾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轻人，会写诗歌和十四行诗，渴望成为一个像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的意识流小说家。然而他不幸失败了，也由此认为自己无法写出任何有趣的东西，因为他无话可说。在失意与痛苦中，他认定文学是无关痛痒的，应该被取缔，而心理学才是20世纪的真正艺术。所以他去了哈佛大学，把小白鼠关在笼中，通过积极和消极的刺激来操纵小白鼠的行为，由此提出了操纵条件反射的概念。如今，我们就是笼子里的小白鼠，只是我们不知道笼子从哪里起始，在哪里终结。

他又问：“你对社交媒体未来五年前景的看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还有一种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是对我们生活中互联网的角色持批判、怀疑的态度。例如，你可以把Facebook对情绪传染的调查研究与美国国防部对平息异议及管理社会动荡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你也可以讨论，除非我们对自己身上哪一部分可以被数字化、哪一部分不可以做出严格划分，否则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将不可避免地巩固集团力量并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但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你就破坏了当下良好的氛围，被人看做是一个对得到点赞过于饥渴的病态偏执狂。

正确的回答方式是忘记上面的想法，买进，然后卖出。强调社交媒体的宏大叙事，谈谈社交媒体如何将人们在线上和线下都聚集起来，又如何增强了我们的互动交往，使我们更加开放。谈谈社交媒体如何通过那种链接你iTunes和医疗记录的算法来使你在未来五年内觅得真爱，以及这种算法如何产生十亿美元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于人类可以被激励的潜质；透过这层富有魔力的云，斯金纳仿佛再次出现，并开始操纵你的大脑。

成为家喻户晓的人之后，斯金纳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写一部小说。小说名叫《瓦尔登湖2》，描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自治生活社区，生活在社区里的人按照激进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的原则过着富有创造性的和谐生活。与《1984》和《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截然不同，斯金纳意图将瓦尔登湖二号描绘成一个依靠技术手段实现的充满希望的乌托邦。他写道：“大多数人不想制订计划。他们想要摆脱制订计划的责任。他们想要的仅仅是一些可供他们体面生活的保证。至于其他的，则最好是过一天是一天、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

在60年代末，《瓦尔登湖2》激发了一系列的直接尝试，一些人试图创建书中所述虚拟社区的现实世界版。这些社区只是美国当时千千万万个正在建设的社区的一部分。这些社区中，有一些兴盛了起来，但大多数却在短暂的几年内土崩瓦解。他们失败的原因有这几点：下水道堵塞，食品供应耗竭，牲畜因饥饿死亡，等等。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基础假设造成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系统故障——即认为社会变革可以通过自我转型实现，而权力的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忽略而解决。但转型的迷雾中总会有权谋政治家出现，而且彻底拒绝承认权力衍生的无形控制系统，拒绝承认这种系统可以破坏合作的潜力，都最终导致了这些系统的内爆。也就是在这间陈腐的酒吧里，在免费无线网络及高价有机爆米花的包围中，那些无形的权力控制系统仍在兴旺地滋生。

角落的一位女士喃喃道：“我们需要激励，必须得有激励。你不可能强制人们用社交媒体。”她隐没在背着同样廉价而难看的双肩包的一群人当中。随着谈话的进行，她愈加手舞足蹈，就像夹在惊慌与狂喜这两种状态之间。她的神情非常适合用作emoji表情符号，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惰性。它看起来有点像这个表情：( &’Z )。

斯坦福大学的通信工程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撰写关于反文化运动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文章。他指出：“我们关于数字乌托邦的见解，深深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新左派。这一派对我们如何使用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技术领域的领袖人物，史蒂夫・乔布斯就算一个。”

“他们关于人是什么以及集体社区是什么的理解已经充斥了我们对虚拟世界的理解，这包括虚拟社区会发展成何种景象，以及数字公民会成为何种存在。这一批人相信，你为拯救这个世界所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建立具有意识的社区——在那里，你可以跳出主流美国，跳出政治和民主，跳出州政府，转向一批与你类似的人，分享你的感受、想法和信息，以此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美国已被抛弃的嬉皮文化聚居区的残余力量的底部，埋有一条长长的断层线，一直延伸到我摔裂的iPhone 5手机屏幕上。如果有什么人可以描绘出这个断层的宽度，那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美国未来学家与早期网络文化的推动者，《全球概览》创始人）。

1968年，布兰德出版了《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对美国反主流文化影响最深的期刊），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一系列产品的概览，帮助人们打造可持续性的、有选择的创造性生活方式，而且还帮助有意寻找其中信息的人相互建立联系。当《全球概览》在1971年停止发行时，布兰德主持了一场“遗产转让会”，让与会者选择谁将获得杂志运营余下的两万美金。他们选择了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一个以洗盘子为兼职的积极分子，有了这些钱，他就可以继续筹建“自制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个早期的计算机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俱乐部）——就是苹果和苹果个人计算机的出生地。80年代，布兰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批虚拟社区之一的“全球电子连接”（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又称The WELL，是一个拨号虚拟社区）。伴随这次成功，他又开创了全球商业网络（GBN），一个塑造世界未来的智库。他们在众多公司中选择了壳牌石油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来共同“引导社会不稳定回归正途”。2000年，全球商业网络（GBN）被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公司）收购，摩立特集团曾因提升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国际形象而从利比亚政府赚取数百万美金，并成为了2011年的头条焦点。

布兰德遗留下的影响力最持久的财富，就是创造了“信息渴望获得自由”这句话。对于真实存在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梦想，这句话一直是它们的商业运作模式。

环顾酒吧，听着喋喋不休的谈论声，注视着（可能是我）未来雇主明亮的蓝眼睛，你几乎可以在这极简派装潢的酒吧里听到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会说的话：“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我们能知道你曾到过哪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猜到你在想什么。”

在旧金山，那些与我一样被科技与网络颠覆的同胞已经走上街头，摔砸砖头和瓶子，做出一种姿态，来反对这种封互联网为王的独裁级傲慢。“技术人渣去死！”被粗糙地涂鸦在谷歌街区的人行道旁。“科技=死亡”的标语在抗议活动中被众人举起。轮胎被划裂，窗户被打碎，“#反技术派”的仇恨罪行（#techhatecrimes）已成为在硅谷广为流传的一个标签；这种情形下，标签所描述的真实是毫无一丝讽刺的。

我所在酒吧所处的街道另一头，一种更为消极的抗议正在一间新咖啡馆里上演，这家咖啡馆承诺客户在此可以摆脱互联网不间断的噪音及各种繁复设备的骚扰。那里的桌子同样很长，而且同样是公用，只不过它们是被放在了一个铝制金属笼里，笼子可以阻挠并抑制无线网络信号。

我们并不想通过置身笼内来逃避这个危机。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其他的选择了。你可以拉上百叶窗、锁上房门、砸掉你的智能手机、身上只带现金，但你仍然会被它们的无所不及的算法监视。它们已经把你的车、所在城市甚至邮递信箱都数据化了。这不是一个阴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我们太过忙于把焦虑放到它们所依附的小容器里，以至于都意识不到实际在发生什么。

冷不丁地，他最后问：“你有什么要问我的问题吗？”我的酒杯已经空了，我很渴，想再要一杯，而且面试也进行得不怎么样。我已经无法再挤出任何勇气，我唯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能拿多少薪水：它是否足够支付我那因社区不断入住数据监视一族而持续飙升的租金？或者，我是否必须在闲暇时间靠开Uber（美国的创业公司和交通网络公司，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来防止自己入不敷出？

互联网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我们都被困其中。但我现在仍不愿放弃它。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朋克摇滚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是我一边在以15kbps的速度下载《柬埔寨假日》（Holiday in Cambodia）一边了解《易经》和阿尔贝·加缪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通过照片找到并牵手心爱女孩的地方。它对我来说就是家，对你和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不，最应当问的问题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我到底是一堆数据，还是一个人类？真相处于两者之间。下一次，看到别有用心、令人困惑的协议书时，在你点击“同意”项时，先等一下，质问一下藏在这些代码背后的力量。现实证明，过去的网络梦想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在梦想上退缩，而是要更努力去梦想。

来源：adbusters.org

加德满都的夜

撰文　周小元

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

1

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屋脊旁下山国的故事，它立国的故事与佛相关。与严酷高寒的青藏高原不同，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算得上是气候温和。人们传说，文殊师利菩萨追随梵天之光来到这里，他以神力排干湖水，造出加德满都谷地，文明开始在此处繁衍。今日人们将这片土地称为尼泊尔，一个夹在中国、印度两大国间的狭长国家。

公元前后的千年中，数个王朝在此更替。如同一切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古王国一样，你只能从史诗中追寻他们的征伐、贸易与信仰。据传那时加德满都谷地里各小王国的贸易范围甚至远至斯里兰卡，由此可知南亚文明间，有着悠久深刻的交流。那么对于佛教和印度教在尼泊尔的纠缠，就容易理解得多。

古伽毗罗卫国，佛陀乔达摩·悉达多的故乡，即在今日北印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尼泊尔南部特赖平原上的蓝毗尼园，摩耶夫人行径此处时，在一棵桫椤树下生下了佛陀。至今，有无数虔诚信徒，梦想着前往佛陀故里朝拜。但若习惯了香火旺盛、古刹庄严，你必惊讶于此地的凋敝。

佛陀为追寻真理而离开的释伽族故土，在他还在生时，已被异族灭国。超越了悲痛之苦的佛陀，依旧不断旅行、讲道，直至加德满都谷地的克拉底王朝。他在此朝拜了印度教诸神的神坛，并招收了 1350 名弟子，包括他最为得力的弟子之一——阿难。

据《有部律》记载，佛陀在生之时，加德满都谷地已向山下平原的商人开放。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存在地区间的文化与经济联系。在大屠杀中幸存的释伽族族人，迁徙到加德满都谷地，习惯了南部平原的亚热带气候的他们，在此饱受严寒之苦。阿难的家人通过商人传话，希望他来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苦难。

阿难说，尼泊尔王国靠着喜马拉雅山，由于寒风与冰雪，我的双手与双足冻成了这般模样。

其他比丘说，你若着履，便不会冻成这般模样。

阿难回答：佛陀还没有允许。

于是佛祖说，在寒冷多雪之地，可以着履。佛陀的原始戒律，已依时间与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通。

佛陀圆寂两百余年后，一统北印度的阿育王将佛教思想发扬光大。他曾隆重造访佛陀的出生地蓝毗尼，留下宏伟的寺庙和一根带有铭文的石柱。公元 636 年，玄奘来到蓝毗尼时，曾经看到过这根石柱，以及佛陀诞生于其下的桫椤树，只是“已然枯悴”。

但在其后漫长的两千年中，佛教在它的兴起之地湮没，多神的印度教重新以其种姓制统治喜马拉雅山南麓。种姓制为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提供了治理秩序：公元14世纪，加德满都谷底的马拉王朝，依照印度教《摩奴法典》制定了各种种姓和等级的地位、职业和生活风俗的守则。印度教徒必须按照古雅利安人的方式生活，本地的原住民、虔信佛教的尼瓦尔人也按照种姓制度分为四个等级。教师、学者、商人和术士被为最高的种姓，手工艺人被视为第二等，农民属于第三等级，扫除工和皮匠则被看作最下贱的不可接触者。但由于印度教将佛教看作自身的一部分，这里没有宗教迫害，始终坚持着和平的品格。

划一的规则统合了古王国，人们各司其职，商业由此蓬勃，艺术与文学也逐渐繁荣。

加德满都河谷确是迷人的，这里有三个由古国形成的古都——加德满都、巴特岗、帕坦。每一座城的老王宫广场，是最能体现尼泊尔古文明气质的地方。这里的宫殿与庙宇密集而错落，毫无秩序地挤在一处。暗褐色的木质与浅灰色的石质，共同铸就王室与神灵的居所；狭窄街巷的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一尊新的神像。门廊窗棂处，多有繁复灵动的雕饰，细腻的纹理意味着艺术曾在这里达到的高度。

毗湿奴，印度教三主神之一的保护神，有无数凡间化身。以印度教立国的尼泊尔诸王朝，其历代国王都是毗湿奴的化身。王宫内处处可见的眼镜蛇铜雕，即是毗湿奴的标志。在平民居住的街巷里，在每座建筑中，都能感受到人与神灵的交流。列维·斯特劳斯有言，手艺，是人在浩瀚宇宙中安放自己的方式。

来自印度教与佛教性格的细腻与哲思，或许是这狭长山国的居民竟能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奥秘所在。尼泊尔全境近 30 万居民，却有 92 种正在使用的语言和 103 个不同族群。来自南部平原的多是印度-雅利安人种，来自北部山地的多为藏缅人种。山地国家多变的地貌特征，塑造了依环境而变化的多样文化。

2

尼泊尔还有另一重性格。16世纪末期，起源于尼泊尔西部的廓尔喀王朝统一了尼泊尔全境，以武力立国。被尼泊尔人尊为国父的普利特维·纳拉扬，即是创下这一彪炳战绩的统治者。他身上有着山地民族的坚强意志和果敢性格，在统一尼泊尔全境后，开采矿业、封锁商路，培养尼泊尔境内的商业与工业。然而，此时尼泊尔的对手，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而是已控制了整个北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和廓尔喀王朝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役。廓尔喀军人的勇猛之名因此广为流传。在今日的尼泊尔纪念品市场上，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廓尔喀军刀即来自于这支军队。在保卫南部平原的卡朗加战役中，战士们以这种介于匕首和斧头之间的厚重弯刀，抵挡了英国人的炮火。出于尊敬其不屈的战斗意志，英国人为他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然而在殖民帝国席卷全球的近代史中，一个内忧外患之中的小国，万千志士的慷慨悲歌，不过是其现代化历程的一个悲情注脚。一场宫廷权变，权臣拉纳家族上台，开始实行英国支持下的独裁统治。此后在外交政策上，尼泊尔唯英国是瞻。廓尔喀人只能以英国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南亚、中国、乃至欧洲的战场上。

在加德满都的王宫广场上，有一座融合了欧洲风格的白色宫殿，即是拉纳家族统治时期留下的痕迹。与中世纪的国王相似，权臣们依然试图以宏大的建筑，来表达自己对庄严的定义。只是这一次，建筑里没有了神灵的位置。

1920 年代起，受印度国大党的反英斗争影响，尼泊尔也开始了有组织的反英与反独裁斗争。尼泊尔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学生，模仿国大党的经验，成立了独立政党——大会党，并与自国外战场回归的雇佣兵一起，形成了别于权臣家族的政治同盟。二战后，英国撤出印度，伴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尼泊尔的国王纪念馆里，沙阿王朝第7代国王——特里布文的一生，被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不甘于百年傀儡的身份，与大会党等民间革命势力取得了联系。1950年，国王通过出走印度，与起义军内外呼应，推翻了拉纳家族的统治。1951年2月18日，特里布文国王颁布临时宪法，宣布尼泊尔成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是尼泊尔近代历史上光荣的“立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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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山国的种种风云际会，其实并无法赢得外人太多注目。

高华礼，一个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尼泊尔导游，人过中年，正是爱用政治发牢骚的时候。年轻时，他曾拿到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北京居住8年，学习机械制造。然而就像散布在几个旅游都市的尼泊尔中产阶级一样，他以导游为业，因为这个国家至今没有太多可令他一展才能的现代工业。尼泊尔在赢得世界十大旅游国家的美誉的同时，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谁还关心政治呢，我们只想做旅游，赚够足够自己用的钱。”高华礼总这样发着骚。

什么是尼泊尔？在外人眼中，它就是雪山、徒步、滑翔伞和泰米尔区。泰米尔区，一块为旅游者而生的飞地。在这拥挤逼仄的街巷内，藏着无数的旅店、餐厅、纪念品商店。你可以与各种口音的背包客一起，在印度餐厅内喝着南美咖啡谈天。对于熟悉丽江和乌镇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已不用对它的存在意义做任何解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德满都一度被称为嬉皮士的麦加、东方的阿姆斯特丹、“水瓶时代”的首府，甚至是新“耶路撒冷”。它代表了“垮掉一代”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所以在弥漫着香烛气味的加德满都山谷里，至今处处都有西方流行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碎石。

1924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雷·马洛瑞在珠峰顶峰附近失踪，他曾是一战后不满现实的年轻人的偶像。

赫尔曼·黑塞也在《通向东方的旅程》中写：“人类精神的内在斗争通向东方、通向家园、通向光与奇迹。”随着西藏的关闭和尼泊尔在独立后的开放，这些在二战后的婴儿潮出生的西方年轻人，追寻着他们前辈的精神历程，来到东方。

在沉迷于LSD的哈佛教授蒂莫西·利里用东方宗教来研究致幻剂的同时，为了五卢比一小瓶的吗啡，嬉皮士们来到了加德满都。现在的尼泊尔，仍有国际机构负责将那些滥用毒品至生命垂危的瘾君子送回国内。接着，追寻着东方宗教所能提供的内在平静，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越战，无数欧美年轻人踏上了“通往加德满都之路”。英国民谣摇滚的时代人物凯特·斯蒂文斯在曾为这里的精致木屋和山地风光而歌唱，尚存一份对自然的清新眷恋；而鲍勃·西格的名曲《加德满都》更加直接，他在歌中道尽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厌倦，随着马丁路德和肯尼迪的被刺，离开美国，已经不需要理由。

当年轻人试图离开令人窒息的庸常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尼泊尔。追随着嬉皮士前辈，他们试图用登山旅程来安放无以排遣的浪漫情绪。只是如今的他们已不再有任何现实的政治抗议对象，也丧失了用激烈行为来开辟乌托邦的冲动。混乱的泰米尔区里无数娴熟叫卖的商人证明，这块土地，已经承载不了年轻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梦想。

导游高华礼不年轻了，他之所以还愿意来做这一极需要体力的生计，是因为他的流利汉语是尼泊尔旅游业炙手可热的资源。10月，理应是尼泊尔的旅游旺季，但第二大旅游城市博卡拉的街头情调，却可用安静寥落来形容。高华礼却说，这已经算是很多人了。户外用品店的年轻打工仔说，现在人最多的时间反而是2月春节期间，那时的博卡拉，看起来就像一座中国城。中国人正在成为尼泊尔旅游业的拯救者。

“你应该到山里去看看，那里才是真正的尼泊尔，这里不是。”来自山中的年轻打工仔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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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当高华礼和这个打工仔一样年纪的时候，他也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1951年尼泊尔独立后，粗粗草就的首部宪法具有三权分立的性质。但8年之后，国王又颁布了一部正式宪法，在规定国王具有最高权力的基础上，确立尼泊尔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然而22个月之后，尼泊尔国内局势即陷入混乱，国王解散了议会和内阁，亲自主政。再次出台的新宪法中，尼泊尔开始行驶一种无党派的“评议会”制度，将权力进一步收归王室。这种依据地域和职业划分的管理系统，似乎带有几分印度教种姓制度的色彩。

1972年，新即位的比兰德拉国王在答记者问中说：“尼泊尔的君主和臣民，都是受达摩法则统治的，这一价值体系来源于印度教传统。国王不能改变这一价值体系，他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实施正义……我有责任去保护人民免于不义之害，神明的概念存在于人民之中。”

如何完成从王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这是转型国家难以处理的课题。1990年，在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中，尼泊尔人再次走上街头，反抗“评议会”制度所带来的颛臾腐败，呼唤民主与赋权。在国民和西方的压力下，尼泊尔再次转向多党制的君主立宪制。这些走上街头的人们中间，就有年轻的高华礼。他加入了尼泊尔共产党，写信举报上司的腐败行为，最终丢了工作，只得负笈海外。

1950年，将国家从权臣独裁中解救出来的大会党，本应是尼泊尔政治中一笔丰厚的遗产。但半个世纪以来，议会政治中不断的争端、无解的立法僵局、短视的内斗、私欲和腐败，让这个国家丧失了将民主制度化的机会。在加德满都等大城市中，你能在高华礼这样的中产阶级身上，看到一些尼泊尔现代化的影子。但城市里还有无数的穷人，他们被传统的种姓制度所分割，唯一能刺激他们的，反而是旅游业带来的消费主义。尼泊尔无法培育出新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对政治毫无影响，大会党堕为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政党，既无法制约国王，亦无法与另一股势力——毛派共产主义者相抗衡。

尼泊尔是典型的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建国初期，尼泊尔绝大多数的土地掌握在权贵和富人手中。数次土改，均成效不大。这成为尼泊尔共产主义思想发育的土壤。1994年的中期大选，尼泊尔共产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票数；1996 年，更为激烈的尼泊尔毛主义者，选择放弃议会，走入山林，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此后，尼泊尔陷入长达十年的人民战争之中。

2001年，尼泊尔王室血案再度为这个深陷泥潭的国王涂上一层阴影。王子枪杀了国王和王后，以及另外十几名王室成员。对于尼泊尔之外的人来说，王宫血案被涂上一层中世纪的宫廷悲剧色彩，尼泊尔王室对外称，这是王子选妃受挫，一时冲动做出的行为。但是对尼泊尔人来讲，这不过是无尽政治斗争中的又一个血案而已。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

新世纪的十年中，尼泊尔政局仍旧跌宕。新国王宣布解散议会，再度集权，旋即被政党联盟推翻，结束了二百余年的王朝统治；毛派革命军停火加入议会，领导人普拉昌达通过选举意外上台，转而又在各方的压力中辞职。

“这已经是第三次民主化了，我已不关心谁在台上，我已不关心这个国家。”在这样说的同时，高华礼仍一次次清晰地报出尼泊尔任意一件政治事件的准确年份。他的失望夹杂在加德满都新区混乱的交通中，这个城市总在尖锐的车笛声之中迎来黄昏。逼仄的街道遮挡了最后一点夕阳，使得加德满都的夜，似乎总比其他地方来都要早。

不设防城市

撰文　细田尚美（Naomi Hosoda）

翻译　李鹏程

迪拜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有抱负的海外劳工可以另辟蹊径、实现自我的地方。尽管如此，来到迪拜之后，大多数选择走那条蹊径的人很快便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很可能不会有确切答案，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或赌注至高，也超出了预想。

2008年10月，一则惊天消息从中东传到了菲律宾。该新闻报道称，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签证规定进行了修改，致使六千多名菲律宾人被困在了阿曼和伊朗。媒体了解到，这些人是在进行俗称的“签证跑”（visa run）时，被困在阿联酋边境几个城镇的。原本签证续签只需要几天即可完成，现在却要拉锯至几周甚至几个月。有些被困的菲律宾人甚至已经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很多人不得不以人道主义为由，向各自所在国的菲律宾大使馆寻求帮助。这条消息震惊了很多菲律宾人，一个事实也由此浮出水面，很多自以为来到了“乐土迪拜”的工人，实际上全是非法入境者。他们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向菲律宾政府申请救援，要么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留在阿曼或者伊朗工作。

近来，由于那些极具创新力的大规模建筑工程和运动赛事，迪拜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不过，在世界媒体开始报道这个城市令人咋舌的发展前，我就在拜访菲律宾期间对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我有位相识十年的朋友Marlene就住在迪拜，2006年时，她来马尼拉度了一个月的假，我们见面时，Marlene提议说：“咱们去迪拜吧！那里工作机会很多，城市也超级干净漂亮。你应该亲眼去见见。”我记得她以前对去中东旅行的想法不怎么感冒，就问她是不是已经不介意去中东了。她回答道：“那儿不一样的，那是座不设防的城市（open city）。”我们在马尼拉的会面结束后，她便飞回了迪拜。没过多久，我的另一个朋友发来一份邮件告诉我，他也开始在迪拜工作了。几个月后，机缘巧合，我第一次访问了迪拜。到那儿之后，我发现原来菲律宾的男男女女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这里工作，在街上闲逛，去购物中心，吃饭，还在星巴克里用个人电脑聊天。此外，我还很快发现，菲律宾人在迪拜从事的行业其实五花八门，从家政工作到建筑工地上的半技术工种，再到商店和饭店，甚至是诸如会计、工程和销售管理等专业领域。

近期多项有关菲律宾人全球移民的研究，都曾细致调查过施加在移民身上的结构性限制条件。其他一些研究则调查了这些移民在创造各自生活空间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类能动性的各个面向。好几项研究考察了移民在所在国和菲律宾（或两国都有）的归属感（例如，Faier 2009；Lan 2006；Constable 1997）。调查者还研究了菲律宾的女性移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逾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Parrenas 2001，1）。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当代菲律宾劳工在中东地区的境遇。首先，很多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家政、娱乐和护理这类女性居多的职业中那些女性的生活。但实际上，在中东的主要城市中，我们会发现菲律宾工人无论男女，在社会各行业中都有参与（Johnson 2010）。第二，这些研究主要仰仗的是在世界几个地点进行的实地调查，几十年来，中东的雇主们雇佣的菲律宾合同工数量都是最多的，但这个领域仍然少有人涉足研究，尤其缺乏实证基础。几项最近发表的民族志研究，关注的还是中东地区的菲佣（de Regt 2008，也门；Liebelt 2011，以色列）和菲律宾专业工人（Nagy 2008，巴林；Johnson 2010，沙特阿拉伯）。在阿联酋，Christ（2012）调查了迪拜的菲律宾女性移民如何与同胞分享日常知识，来应对她们这种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的临时工地位。不过，尽管有这些研究发表——部分也因为大众媒体和日常讨论对中东的描绘——中东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十分沮丧的。

然而，即便在这种对中东的描述下，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仍然增长惊人，从2001年的17万剧增到2009年的60万。人们可以认为，这很合理地反映了迪拜这座国际化城市在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不过，我却饶有兴趣地发现，在移民工人的讲述中，迪拜和中东其他地区大有差别，尤其是在“不设防城市”这一社会标志（social marker）方面。因此，这篇文章想要考察的，是过去十年中菲律宾人在迪拜所经历的寻求良机的过程。我会探究菲律宾人在迪拜的一系列不同遭遇，希望能阐明所涉现象的复杂性质。不过，我的研究靠的并不是与全球化这种宏大理论有关的术语，而是建立在了“全球参与”（global engagements）这一由Anna Tsing在2000年推广开来的概念。这个观点认为，实践活动会对人与地区产生联系和改变的方式产生影响，所以建议研究者去调查研究这些活动。此外，这一概念还揭示了某些特定渠道促进、组织和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

作为讨论菲律宾人与迪拜间关系的一部分，我必须要提出的是，在本文中，我认为菲律宾人和他们脑海中构建出的迪拜，都是非固定实体。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对地区/空间及其与某个特定人群的关系的感知方式，是在民族学家中激起过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Gupta and Ferguson 1997；Olwig and Hastrup 1996）。Corsin-Jimenez争论道，当人们缺乏与某个地方相关联的社会关系时，这个地理位置很可能对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就会发现，空间终究不是“一类固定和特定的本体属性”（2013，140）。他强调说，除非我们把空间看作一个对我们有价值与意义的载体，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非空间的空间性”和缺乏任何牵连的地点的存在（Corsin-Jimenez 2003，50）。或许，Retsikas（2007）的研究和本文更有一些相关性。Retsikas考察了位于东爪哇的某个边远地区不断变化的特征，并观察了这一地区与在此停留、定居又牵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Corsin-Jimenez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论点为基础来看，这个研究证明的过程，与人们改变自身的过程十分近似。地区同样会“通过人们在这些地区、通过这些地区和与这些地区——有关或无关——的参与”而改变自身（Retsikas 2007，971）。

2009年和2010年，我曾对在阿联酋的59位菲律宾雇工（39人为女性，20人为男性）进行过采访，我的论点就是以这些访问中采集的叙述为基础的。此外，我还通过采访收集了一些补充信息，被采访对象包括菲律宾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记者、阿联酋旅行社代理、菲律宾的招募人员、马尼拉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团队、雇佣了菲律宾人但出生于他国的雇主和同事，以及阿联酋的菲律宾社区的领导人。秉承着这一学科的专业做法，为保护调查参与人员的身份，我在文中使用了化名。

菲律宾人与阿联酋

菲律宾人与迪拜的劳动关系，始于中东在1970年代开始的石油繁荣时期。在这之前，菲律宾移民的主流目的地是美国。这些移民包括了医生、护士和教师，前往中东的群体主要是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工人。因此，向中东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的形成，也被嘲讽为“从智力流失到体力流失”。这一说法所暗示的，正是菲律宾人作为世界工人永不停歇的商品化过程。另外，在石油繁荣的那些年间，外迁移民的主要形式也从永久移民变成了以合同为基础的短期移民。

尽管菲律宾经济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有真正的发展，但是雇工们给家里的汇款却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而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制度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海外移民的扩散。菲律宾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就业机会，管理着一千多家招聘代理中介的运营，而且还要尝试监督其海外雇工的各项权利。在亚洲的劳力输出国中，菲律宾是第一个制定法律来保护其海外雇工的国家。而且，菲律宾政府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创造“伟大的菲律宾工人”（Great Filipino Workers）的努力，也很值得注意。这个说法是由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Arroyo）想出来的。菲律宾政府与海外的就业代理机构协调合作，一部分工人也不断自我推销，将菲律宾的雇工塑造成了极具竞争力的劳动者，不但受过教育，英语流利，还能提供“温柔、悉心的照顾”（Guevarra 2010，2-3）。

菲律宾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各种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工。截至2008年12月，估计有820万菲律宾人——相当于该国人口的10%——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工作和（或）生活。中东在吸引菲律宾临时雇工方面，仍处于领先位置，2008年输出的320万临时雇工中，有220万都去了中东。这一地区的海湾国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在菲律宾临时工中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沙特连续几十年都一直是菲律宾合同工最向往的目的地（一百多万菲律宾人生活在那里），2008年，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受欢迎程度也紧随其后（CFO 2008）。

正如前文所述，在海湾地区，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数近年增长显著，在2004年到2007年间，这一数字尤为惊人。三年时间内，人口数从20万爬升到53万，增长了2.5倍 （CFO 200）。 是什么引发了菲律宾人口在阿联酋的迅速增长呢？首先，这要归功于迪拜在过去十年中的经济繁荣。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们前来寻找就业机会。1972年阿联酋正式成立后，迪拜酋长国由于面临原油储量有限的问题，走了一条与其他几国不太一样的发展之路。迪拜政府决定发展多样化经济，不再仰赖石油，而是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制造、贸易和旅游上，这一决定也成为海湾地区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扣除物价因素后，阿联酋的GDP增速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一直保持了高达6%-10%的水平（IMF 2009）。

阿联酋的外国人口在迪拜经济繁荣的那些年翻了好几倍，到2008年时已经达到590万，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87%。虽然海湾国家都有大量外国人，但只有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外国人口与本国人口的比例超过80%（Janardhan 2011，94-96）。在迪拜居住的外籍人士中，菲律宾人口数位居第四，仅次于南亚国家如印度（150万）、巴基斯坦（85万）、孟加拉国（80万）的移民人数（Horinuki 2010）。与以男性为主的南亚工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菲律宾劳工男女都有，且遍布各个工业领域，尤其在服务业最为引人注目，21世纪初期，阿联酋的菲律宾女性劳工也要多于男性（POEA 2009）。

“不设防城市”的崛起

在维萨亚斯群岛的萨玛岛出生和长大的Brian是一位工程师，目前是迪拜一家菲律宾社区协会的负责人。1995年，Brian移民到了阿联酋，现在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迪拜闹市区德伊勒的一幢公寓楼里。Brian这样讲述了他来到迪拜的过程：

我之前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过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出国是为了养家糊口，随便去哪里都行，沙特、科威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哪儿有好工作我就去哪儿。我来（到迪拜）是收到了我妹妹的邀请，因为她知道我想找个好工作。后来我妻子也跟来了。她挺失望的，因为迪拜太小了——当时还没有摩天大楼、购物中心或公共交通系统。她抱怨说：“还是马尼拉好点！”

根据在迪拜的采访，我发现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那就在21世纪初以前来到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对迪拜或者阿联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除非他们之前曾在海湾地区有过相关的工作经历。换句话讲，“迪拜”这个词只充当了一点地点指示的作用，对大多数菲律宾人而言，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什么社会重要性，充其量就是一个有海外工作机会的国家罢了，人们也不会专门去讨论它，对他们而言，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一些数据，如薪酬、安置费、福利等，以及就业条件有关的信息。不过，总体来讲，中东并不是那些想要走出国门的菲律宾人的首选地。迪拜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菲律宾语中的日常用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的。Angeline曾是德伊勒商业区一家旅行社职员，2006年，她决定冒险（原词是nakipagsapalaran，在他加禄语中是冒险的意思）持旅行签证去一趟迪拜，理由是：

我曾经在台湾的一家工厂辛苦工作了五年，知道自己在还能继续在台湾工作多久这个问题上，会受到年龄限制，所以在30岁之前，我回到了菲律宾，准备另谋机会。后来我听说迪拜是个“不设防城市”，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迪拜美轮美奂，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金光闪闪的购物中心。事实上，来到这里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里的人尊奉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电视频道上出镜的）电视记者穿的衣服和我们在菲律宾的打扮一模一样，都是时装店里那种。

Angeline的评价和Marlene之前对迪拜的描述，连同其他菲律宾人的讲述，都揭示了迪拜已经和其他中东地区的城市不一样。一组伴随而来的独特形象，让迪拜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那就是“不设防城市”。但是这一表达方式所蕴含的新含义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并没有确切资料可考。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的是，到了1990年代，几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已经被称作“不设防城市”了。此后的21世纪初期，迪拜这种“不设防城市”的形象迅速在菲律宾社会广泛流传开来。我的信源举例说，香港也是一座典型的“不设防城市”。另一个类似表达是“不设防国家”，不过这个说法与“不设防城市”稍微有点区别，因为“不设防国家”通常指的是那些讲英语的移民目的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如果以谈话对象对“不设防城市”的描述方式来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认定这个词至少体现了城市特征的两个方面，即拥有现代都市氛围和进出容易。第一个方面已经在个人交流与媒体报道中被渲染过很多了。比如，Marlene比较过不同城市在经济和社会条件方面的不同特点，而目前居住在该地区的菲律宾人也做过类似的区分。在这些讨论中，迪拜和沙特经常会被置放在比较刻度上的两个极端。首先，迪拜代表了现代化，强调的是过度消费主义和最新科技。其次，迪拜对待不同宗教和文化活动的态度也越来越自由开放，允许外国男女居民自由交谈和出入公共场合。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国居民相互间可以更容易地社交，而这一点在周边的酋长国和国家中，是不允许的。在迪拜，十个居民中就有九个来自外国，因此，能领略不同文化和人群也可算作“不设防城市”的特征之一。除了信件和电话这种个人交流外，互联网通讯技术，尤其是Facebook、YouTube、Skype等，也协助将迪拜的生活形象扩散到了那些居住在中东之外的菲律宾人当中。虽然这些外国生活是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现出来的，与日常生活会有些许出入，但还是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力场，吸引着那些希望在国外寻找到更好生机的人们到来。

在21世纪初期，菲律宾的大众媒体对迪拜的塑造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媒体的报道中，迪拜成了临时就业的独特目的地。正如Angeline提到的，菲律宾的电视综艺节目把迪拜描绘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旅游胜地，大批菲律宾人在此繁荣发展。但是，从各方面来看，真正把迪拜这种梦幻旅行地的形象确定下来的，还是2005年上映的菲律宾卖座大片《迪拜》。在影片中，当红的菲律宾演员们扮演的是半熟练的技术工人，却住在宽敞的大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影视形象的塑造改变了菲律宾人对移民中东城市的看法。而且，这部电影是星影业公司（Star Cinema Company）出品的“OFW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海外菲律宾工人）电影系列”中的一部，该公司专门选择有大量菲律宾人聚集的世界主要城市作为拍摄地点。在观众看来，这部在迪拜拍摄制作的电影，将它描绘成了可与旧金山、香港、米兰等工业和时尚中心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

我的信源说，在电影上映后，移民迪拜的菲律宾人数量空前，都希望在那里找到崭新的生活。Brian回忆说，一大堆自称和他在菲律宾的家人有亲戚关系的人，纷纷到他的住处来自荐。

这部电影确实让菲律宾人记住了迪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里其实就是Sarah Balabagan因正当防卫而被控谋杀并判刑的地方。可惜的是，他们到了之后才意识到，一个送货小弟能租得起的只有一张床的空间，不是小公寓。

2006年5月，媒体报道称，每天通过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工作的菲律宾人数量已经从2005年一整年的400人，猛增到日均60人。

旅行签证准入

迪拜常常被称为“不设防城市”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可以轻松通过旅游签证进入这个城市。2005年到2008年间，通过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可能是菲律宾打工者最惯常使用的方式（Hosoda 2009）。根据迪拜当地的新闻报道，早在2006年5月，菲律宾驻迪拜领事馆、菲律宾劳工办公室和菲律宾社区就注意到，通过旅游签证而不是工作签证进入阿联酋的菲律宾求职者数量已开始多到令人担忧。这些机构随后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希望可以制定出一个阻止这种非法移民流的方案。

旅游签证的使用，一直到2008年签证规则有所修改后才得到遏制。在这之前，阿联酋政府不会向签证申请人和各自的担保人索要其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的官方证明。因此，一个自诩为某外国来访人士“亲戚”的人可以很容易成为这个来访者的正式担保人。Marlene就曾请他以前的同事当了回自己的“亲戚”。Angeline则发现，她根本不认识那个在某份申请文件中出现的担保人的名字。

在雇主和雇工眼中，旅游签证十分便捷：雇主可以绕过繁琐的程序，直接以较低的成本雇佣员工。而雇工也可以不用走程序，立即找到工作。此外，旅游签证还有相当的弹性，假若任意一方出现问题，可以立即终止雇佣关系，雇工可以开始寻找下家，而雇主也可以招聘新的员工。

关于这些外国居民的来源国和签证类型，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据。但根据旅行社的员工和迪拜的记者的回忆，很多外国移民使用的都是旅游签证（参见Osella and Osella 2012， 118）。不过他们承认，这类旅游签证还是在菲律宾人中间最受欢迎。有些旅行社员工和记者还进一步将这种现象和菲律宾的国民性格联系到了一起，声称菲律宾人比其他国籍的人更乐观。

与这类概括性推断不同的是，通过对访谈者所述内容及其个人经历的详尽考察，我发现持有旅游护照的人在以合同工身份出国时，更可能遇到各种麻烦。总体而言，除了菲佣这种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工作外，在菲律宾宣扬的大多数海外就业机会，其实是为那些拥有大学文凭和（或）熟练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量身定做的。虽然持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就业机会的访谈者个人背景差别很大，但我仍可以指出一点，他们的年龄大都在30-40岁之间，并且没有大学文凭或者较久的工作经验。在这个类别中，有很大一部分女性是单身母亲或者曾在海外工作过的合同工，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当代菲律宾社会中，海外移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解决经济或个人问题、达成个人抱负的最好方式（Guevarra 2010，4），如果把这种盛行的“（海外）劳工移民风气”考虑进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正是持旅游签证前往迪拜这一途径，让那些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达到了官方渠道的要求，成为海外雇工。

Ana的故事

1976年出生的Ana，在塔克洛班市附近某个小镇长大，该市位于维萨亚斯群岛中的莱特岛上。她在家中四个孩子里排行老三，父母靠在自家田地里种椰子和稻米为生。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Ana进入了塔克洛班市一所大学深造。但是，她在大三怀孕后便退了学。结婚五年后，她与丈夫离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了赚钱养家，她开始在塔克洛班市的小商店和小吃店打工，但是无奈收入微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后来，Ana的朋友告诉她，在迪拜有一个工作机会，做餐厅服务员，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0比索（约合630美元），Ana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她从亲戚那里借来了80000比索，全部交给宿务岛一家旅行社后，在2007年3月离开了菲律宾。

Ana回忆了到达迪拜后的情景：“那里的东西都好贵，我虽然有所耳闻，但直到离开菲律宾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害怕极了。”Ana和一个女人见了面，旅行社说这是她的联系人。但是这位联系人却说，Ana之前申请的工作职位已经安排给了另一位申请者。随后，Ana被带进了一幢住宅楼。在这里，她要和九个菲律宾女性共处一室。她们每个人都租了一张上下铺的床位，每月要支付600迪拉姆（约合160美元）的费用。

Ana只得开始重新找工作。她从同胞那里得到了一些就业建议。第一条途径，需要她“走访各类零售店、商店和办公室，留下自己的简历。这个途径就是所谓的‘门到门’。这么做的人被称作‘约翰走路’（Johny Walker，一个威士忌品牌），因为你得一直不停地走”。Ana回忆道：“我在菲律宾可没干过这种事情，但在这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她还查看了报纸上的个人广告页，不断向朋友和熟人询问工作机会。好几个商店都给她回了电话，也谈拢了就业协议。起初，他在一家印度珠宝商店工作，但一周之后就辞了，原因是她害怕老板对她性骚扰。此后，她又换了几茬儿老板，因为在当时只要她不挑三拣四，工作机会还是相当多。她得尽可能多挣钱，才能寄给家里的孩子们。

此外，Ana还必须要记着保证旅游签证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她每两个月都要到邻近国家进行一次“签证跑”。“每次出境后，我都担惊受怕，向上帝祈祷。因为我知道有些菲律宾人就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出境点’。朋友和旅行社根本没有遵守承诺，处理他们的签证。如果发生这种事的话，我就彻底完蛋了！”不过，Ana还是“顶风作案”，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更新签证状态。“什么时候去更改签证类型是个很大的决定，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更好的机会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她解释说，“这就是一场博弈，因为每一次你都会不停问自己：‘我现在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Ana了解到，阿联酋政府要在2008年年中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旅游签证制度，便把她的签证类型从旅游签证改成了工作签证，但这也意味着她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辞去某份工作、另谋高就了。她的雇主是一个印度人，在卡拉马区经营一家规模很小的鞋店。这个区到处都是专为菲律宾和其他亚洲移民服务的店铺。每个月，她都可以得到1700迪拉姆（约合460美元）的报酬，每周还可以休息一天。不过，她从来都没休息过，因为如果一周七天都上班的话，雇主会多给她加500迪拉姆。“这儿的生活，其实看的全是运气 （suwerte–suwerte lang）。我是个失败者（bigo），因为我老是不走运（suwerte）。我怎么能两手空空地回去见家人？我没有存款，等着我的只有债务。”只有去夜总会的时候，她才能感到些许快乐，在那里，她可以尽情跳舞，暂时忘却她的那些难题。

碰碰运气

他加禄语（即菲律宾国语）中有一个词叫pakikipagsapalaran，大概可以翻译成“碰运气”或者“冒风险”。与这个词紧密相关的形象，是那些从熟悉的环境迁移到陌生地方碰运气的人们。报告显示，在东南亚岛国居住的其他民族，如新加坡的布吉人、印尼的米南卡保人和马来西亚的伊班人，在生活中都有类似的文化概念，而这些概念其实都和这些族群在地理上的高度流动性有关（Hosoda 2008，314）。

很多谈话对象都把在迪拜的生活比喻为一场博弈，Ana不是唯一一个。与家乡生活截然不同的是，Ana在迪拜每天都要面对风险和机遇。根据从这些谈话者的叙述和实际情况中收集来的资料可知，债务似乎是解释这些护照持有者所做努力的关键。由于移民到没有家人或亲戚居住的地方被认为是一种充满危险的赌博游戏，所以开始时必须要下注。如果一个人赢的比下的注多，那游戏结果就可以确定了。如果没赢，那么这个人就会被称作bigo。这对移民者及其家人来说，是相当屈辱的经历。虽然这可能无法和那种典型的奴役劳工情形相比，因为家人并没有被卖给非法招募者，被迫从事劳动且毫无人身自由，但是，移民群体的文化和“情感经济”仍然约束着他们的行为（Lindquist 2009，8）。有时候，这还可能会妨碍到他们回家，甚至关系到个人安危。

跨越合法性界线的尝试，受到过学术界和公众的强烈关注（Battistella and Asis 2003；van Schendel and Abraham 2005）。从谈话者的角度来看，即便移民是持旅游签证而不是工作签证进入迪拜的，也不会面临什么困难。原因很简单：小道消息说从来没有持旅游签证进入迪拜的人因为非法打工而被抓起来。而且，在一些小的方面越过合法性这条线，本身就被认为是移民在碰运气的过程中必须要承担的一部分风险，因为如果没有风险，运气就碰不到了。

Ana的个案表明，持旅游签证的人在到达迪拜国际机场后，会遇到一系列的挑战。他们必须要根据有限的预算和个人的社会资本，来决定如何追求自己的好运气。很多移民找的担保人连自己都不认识，所以常常会因为要价过高或承诺无法兑现而产生上当受骗之感。

2008年以前，数百万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要面对的首要也最棘手的问题，是迪拜急剧蹿升的房价。当时迪拜是世界上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一情形让大多数外国雇工都没什么机会拥有住宅。他们只能住在雇主提供的员工宿舍，或者与八个以上的同胞挤在一间公寓里。每个住户占着一张“床位”（Christ 2012，690）。要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并管好自己的账本，他们还需要学会到哪儿买杂货，怎么使用互联网交流，如何乘坐公共交通，投工作简历，怎样才不会触犯阿联酋的某些法律，不然只能被立即遣返回国。

“签证跑”是迪拜的生活中一项关键内容。在迪拜的访谈对象当中，它也会被俗称为“tax（税）”，因为虽然阿联酋是众所周知的免税国，但靠旅游护照住在这里的人很快便发现（一直到2008年7月都是如此），每两个月他们离开阿联酋去换新的签证时，都会被系统性地强制收一次费。迪拜有好几家旅行代理中介都提供到阿联酋边境地区一些免签证城市的护照更新（或改签）一条龙服务，包括机票、酒店过夜服务和签证处理费（含担保人更换），每人大约要交1500迪拉姆（约合410美元）。

迪拜劳动力市场和移民网络

与去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迪拜逗留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对比自己国家和所在国的异同。迪拜的劳工身处全球劳力市场竞争的漩涡当中，自然会忍不住与其他国家那些谋求新机会的人或族群比比高下。

有些访谈对象逐渐意识到，菲律宾劳工工作能力很强，菲律宾存在那些不公的社会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Leo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办公室文员，他认为，菲律宾员工在迪拜很受欢迎，因为“人们知道我们很干净，我们也知道怎么打理好自己，还能轻松适应工作环境”。 Linda在一家为特殊需求儿童开设的公立学校当老师，她认为，与其他向外输送劳工的亚洲国家相比，菲律宾的高等教育系统质量很高，接近“全球标准”。这些自尊心很强的员工与菲国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菲律宾的腐败、低收入和高犯罪率处处可见，但阿联酋与那里不同，似乎对执法部门的要求要严格很多。除了薪酬差异之外，这些海外雇员在此类问题上的看法，很可能会导致或加深他们不返回菲律宾的意愿，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国外。

不过，即便是在这些人的眼中，阿联酋也并不一定是个可以一直待下去的理想地点。这可能是阿联酋禁止移民的政策以及种族和民族歧视造成的。在海湾国家，外国雇工不会被当做“移民工人”，而是被看成“临时合同工”（Janardhan 2011，105）。这就意味着，无论他们在这个国家工作多久，都没有什么机会获得公民身份。此外，在以种族和民族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下，西方人和阿拉伯侨民被排到了其他侨民之前。这就影响到了外国劳工的薪水和福利标准，也影响到了他们在工作内外的日常人际关系（Kapiszewski 2001，ch. 8）。在采访中，菲律宾人认为他们大概排在这个梯队的中间位置，因为菲律宾工人很少出现在迪拜就业市场的两极（一极是商业经营，另一极则是低收入劳动者）。

我的很多访谈对象都对亚洲的劳工进行了区分。他们说，南亚人，尤其是印度人，与其他亚洲人相比，有压倒性优势，因为他们的人口多，经济实力雄厚，在迪拜的社会关系也很广泛。访谈者暗示说，印度人的移民历史更长一些，所以在迪拜酋长国的精英中也比菲律宾人拥有更强大的人脉。

民族学研究也强调了印度商业领袖对迪拜经济发展的影响（Vora 2011）。印度人在历史上就发展出了本国人的非正式关系网，尤其是喀拉拉邦的印度人（Osella and Osella 2012）。Osella and Osella的研究就向我们展示了从喀拉拉邦移民过来的印度人利用这种非正式关系网帮助新来者的过程，其中包括给刚刚持旅游签证到来、想在迪拜或者其他海湾城市重建生活的工人提供协助。这些并不仅仅是已经预先确定好的人际关系，而是一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引荐制度，为的是在印度移民社区内部就把问题解决掉。

虽然持旅游护照的菲律宾人在需要获取当地的生活信息时，也会经常利用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但还是有一些区别：菲律宾人更倾向于和在街上碰到的任何一个同胞发生互动，并可能会期待得到对方的帮助。确实，当被问到他们会如何描述自己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点时，时常有访谈对象抛出“菲律宾人很清楚该怎么帮助别人”这句话。或许从所谓的菲律宾文化崇尚互惠交融这一特质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现象。但在我看来，还有两个因素可能也导致菲律宾人提供互助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亲友圈。首先，菲律宾移民劳工已经在本国和外国建立起了菲律宾人这种遍布海外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形成，部分是因为菲国政府项目发展起来的“伟大的菲律宾工人”形象。此外，商业和媒体机构现在也将散落在全球的菲律宾人连结了起来。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将海外菲律宾工人（OFW）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政治议题的高度。 这样的结果便是，有人提出，OFW的归属感并不是寄托在祖国或者所在国，而是寄托在跨国空间中（例见Parrenas 2001）。

其次，在21世纪初的中间几年，持旅游护照到迪拜的移民流模式可能也鼓励了老乡（kabayan）之间那种街道社区互助的强劲发展（详细内容参见Hosoda 2013）。很多移民到达之后，举目无亲，所以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都走到大街上，走进公共场所，亲自去寻找更好的机遇，而这类机遇在急速变化的城市环境中更有可能找到。虽然这个“不设防城市”有着严格的执法部门，但是公共空间里的人际交往却极少受到管制，人人都可参与。这些条件似乎创造出了一种氛围，使得背景迥异的菲律宾工人即便事先并不熟识，也可以互通有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分层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想乘机利用同胞的人。

所谓的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即家庭、亲戚或者同乡内部发生的系列性移民，曾经是除专业工人的移民模式外，菲律宾人往海外移民的特色之一（例见Lindquist 1993）。但现在，连锁移民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条件，即便在那些下层工人中间也是如此，他们会通过迁移或者非官方渠道去逐渐兴盛起来的城市中寻找机会，只要目的地拥有规模庞大的菲律宾跨国社区，而且这个社区坐落在“不设防城市”中就行。

2008年危机及后续

2008年，pakikipagsapalaran（冒险）计划的舞台骤然改变。当年7月，阿联酋政府表明立场，反对外国人持旅游护照入境并在该国从事经济活动。政府公布的2008年第322号内阁决议更改了有关旅行签证的法规，提高了受理费用，还强制要求移民要在离开阿联酋超过一个月之后，才能重新申请新的签证。此外，外国移民还要递交与阿联酋常住居民的家庭关系证明。这个决定对于那些持旅游护照的人和旅行代理中介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正是这次法规修订，才导致了那场数千人被困伊朗和阿曼的事件，也就是本文开头描述的一幕。此外，新条例还规定，一旦发现有人持旅游签证打工，此人将被永远禁止入境。他们的雇主将会被处以5万迪拉姆的罚款。通过这些措施，阿联酋政府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外国人胡乱穿越边境和持旅游护照在该国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其次，从2008年11月开始，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使房地产严重贬值，迪拜的房产市场也不断恶化，建筑和旅游业多次发生裁员，导致大量工人被驱逐出境。因此，在2009年1月到2月间，菲律宾政府还专门派出救援队伍，来保护和援助三千名面临失业危险的工人。

随着新旅游签证法规的实施，加上迪拜危机的影响，持旅游护照入境的菲律宾人数量骤降，“签证跑”的人数也跌至谷底。2010年初，我走访了卡拉马区的一些旅行社，发现它们不是已经停止了签证更换服务，就是缩小了服务规模。不过，移民潮并没有完全停止。菲律宾的旅行社仍然把迪拜描绘成了一片乐土，而这一形象在那些急于想走捷径去海外谋生的菲律宾人来说，仍然有着吸引力。根据这些旅行社的信息，大多数持旅游签证的人落地阿联酋之后，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更改好签证类型，就会返回菲律宾。那些签证过期后决定不回国的人，会扛着大大的旅行袋，里面装满应急食品、衣物、厨房用品和娱乐光盘等，在伊朗或者阿曼那些“出境点”的酒店待上一个月。

2008年在法律和劳动力市场中发生的改变，对持旅游签证的人造成了不同影响。31岁的Jun是来自萨马岛的一位自由职业程序员，这场危机似乎对他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觉得在家乡工作没有挑战性，他持旅游护照来到了迪拜，相信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机会。他在一个轴承公司当经理，每月可以挣到5000迪拉姆（约合1350美元），他还学习了建筑设计，并十分享受迪拜光怪陆离的夜生活。不过，他也承认，种族歧视和仅有一个拥挤床位的生活仍然让他感到沮丧。他计划下一步搬去英国或加拿大，因为他的姑母和堂兄弟生活在那里。

还有很多Jun这样的例子。这些冒险持旅游签证来到迪拜的人，或多或少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但我认为，大多数移民还站在十字路口，必须不停地去思考是该留下来还是另谋出路。有些移民，比如Ana，为了求安定，接受了比他们预期低很多的工作，其他人则拿着“买来的签证”——通过支付某个阿联酋居民一笔费用，让对方做自己的假担保人，以便换取工作签证——准备自己创业，包括开车服务、互联网求职顾问和租房服务。其他移民则跑到了别的国家，甚至包括那些被菲律宾政府列入禁令的国家（如阿富汗和伊拉克）。Angeline交了一个提供住宿服务的巴基斯坦男友，靠着为其他住客服务来赚钱。2009年，她辞去了工作，因为她一直犹豫是否嫁给这个男友并随他回到巴基斯坦。

报纸的新闻报道和迪拜街头的传言时常会大肆宣扬pakikipagsapalaran计划的悲剧终结。新闻报道还宣布，数量惊人的菲佣为了在阿联酋活下去，沦落为妓女。这些报道最终引起关注，人们呼吁菲律宾政府严惩那些发布迪拜或阿联酋其他地区就业广告的旅行中介。其他的移民则选择签证过期后继续逗留，要么等到阿联酋政府宣布大赦的那天，要么等到他们不得不向当局屈服的那天。据官方估计的数字，2008年未登记在册的菲律宾劳工（也就是超过逗留期限的那些人）有3.5万（CFO 2008）。但是，我的很多信源都认为，这个估计低于实际数字。

对于大多数访谈对象而言，就这么永远回家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虽然他们对阿联酋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留恋，但是很多人在那个国家的经历，让他们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收获了一种自信。他们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窘境，却发现，一个人只要想活，总会有办法活下去。他们承认，阿联酋有很多宝贵方面是今天的菲律宾无法提供的，比如环境清洁，腐败较少，安全更有保障，贫困也已消除。对这些访谈对象而言，在到退休年龄之前，重新永久地融入菲律宾社会，无疑比登天还难。

结论

从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开始，阿联酋破天荒迅速成为最受菲律宾临时工欢迎的第二大目的地国。根据生活在那里的菲律宾人的讲述，本文考察了菲律宾劳工与迪拜间的关系。而记录和分析这些故事，是为了弄清楚在双方的共同参与下，菲律宾的求职者和迪拜这个城市被改变的复杂过程。

迪拜这两个字，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经历的不同人群而言，意义迥然。对很多菲律宾人来说，迪拜曾被认为“无名之地”，除了可以给那些合法的移民劳工提供收入让他们寄回家外，只是海外某个毫无价值的地方而已，但是到了21世纪初，那里已经被民间冠以“不设防城市”的名号，求职者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探险者，在那里赶上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机遇。迪拜和海外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允许各类菲律宾人进入，而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应付菲律宾政府强制实施的审批程序，而且它还允许他们以游客身份（寻找机遇），而不是以（合同）劳工身份留在那里。这个城市渐渐被人熟知，在这里，工人可以参与碰运气的博弈游戏，而不是仅仅做一份亦被劳动合同事先定好的工作。如果走运的话，他还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个赢家。换句话说，迪拜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有抱负的海外劳工可以另辟蹊径、实现自我的地方。尽管如此，来到迪拜之后，大多数选择走那条蹊径的人很快便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很可能不会有确切答案，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或赌注之高，也超出了预想。

菲律宾人中间发生的这场迪拜移民潮，揭示出了与当代菲律宾社会和移民问题有关的一系列发展状态。首先，迪拜这一产物表明，菲律宾人当中还有大量寄希望于去海外工作的人并未达到“伟大的菲律宾工人”的标准。有些人声称，“有合法移民流的地方，就有非法移民流”，因为在动机方面，这二者无甚区别（Battistella and Asis 2003，13-14）。区别在于他们的移民渠道是合法还是非法。对那些有志于去海外工作的劳工而言，旅游签证这条路似乎造成了规定出境程序的短路，将风险完全留给了当事人。政府试图推动和输出“伟大的菲律宾劳动者”，部分是一种保护本国公民的措施。政府越大力推动这一理念，制造出的可能性就更多，讽刺的是，这项计划也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非法移民大潮。

其次，迪拜在当下菲律宾移民潮中的独特位置，让我们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推论：菲律宾工人的地域界限存在于全球经济当中。尽管代价很高、风险很大，但持旅游签证的人仍然沉浸在他们碰运气的大计里，因为他们发现，有些同胞真的找到了中产阶级的职业，可以赚到满意的薪水，获得各种福利。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如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和意大利，菲律宾工人一直被限制在服务行业的最底层（比如家政、护理服务、工厂和农业），但是在中东这块土地上，他们却找到了各式各样的工作。的确，尽管层级分明的民族界限依然存在，很多人还是成了那个社会里核心工人群体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状况，再加上对薪水的更高要求和有向上层社会流动可能的社会环境，想必给那些希望在新领域试试运气的工人们注入了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可以尝到那种出人头地的感觉。

菲律宾和阿联酋政府都在继续阻止菲律宾非法劳工进入阿联酋，但这种靠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新机遇的移民潮并未停止，只是在2008年的法律修订后，规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迪拜的传奇仍然在那些迫切希望离开菲律宾的人中间流传。或许，在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不设防城市”被发现之前，它会一直这么流传下去。

译自：Asia Inside Out：Changing Times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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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杜松子酒、电视剧与社交媒体

　　　　　　　——专访克莱・舍基

　　　　　　　陈一伊

杜松子酒、电视剧与社交媒体
——专访克莱・舍基

撰文　陈一伊

翻译　陈升龙

亿万富翁们希望改变某个系统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回顾互联网的历史，是电子邮件、网络服务这些个人使用的东西带动了变革。改变人们斗争的对象和方式，就改变了社会。

“就像是地理上的新西兰”，对于中国的社交网络的独特性，他用了这样一个类比。但这种孤立却以另一种方式激发了中国。在美国，社交媒体是传统的延伸，但在中国，它是一个被压抑的传统空间之外的巨大、活跃的新世界。

光头，身材粗壮，语速飞快，站在四壁空空的办公室里，在巨大电脑屏幕前飞快地打字，克莱・舍基（Clay Shirky）像是一个中西部的壮汉与极客（Geek）的结合体，而不是一名曾在耶鲁大学受训的画家、纽约戏剧业的从业者。

在纽约大学的上海分校，克莱・舍基以社交网络最敏锐的观察者的身份与我们谈话。他是纽约大学的新媒体教授，也是一系列知名公司的咨询顾问，他的文章与观点广泛地出现在《纽约时报》、《连线》与TED视频上。“关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与经济后果的杰出思想家”， 《连线》杂志前任主编、《长尾》一书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这样评价他。而另一位传奇人物凯文·凯利（Kevin Kelly）声称存在一个舍基法则（Shirky Principle）——“社会机构会试着保留那些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

舍基最重要的两本书《人人时代》（Here Comes Everybody）与《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都有了中文版，为书作序的包括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这个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领导人称他“对互联网给人类带来的变迁洞若观火”。

自1993年出版《网络之声》（Voices from Net）以来，他就是这戏剧性变化的见证人。

在整个1990年代，他目睹了网景（Netscape）神话般的兴起，以及紧接而来的互联网（dotcom）狂潮。他敏感地意识到，当人们理解到搜索与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后果时，经常忽略了它的社会性。他成了社交媒体最早的呼吁者之一。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表达能力的飞跃”，当克莱・舍基在2008年的著作《人人时代》中这样写时，互联网已有了20亿用户。

不管是规模与速度，这都是个惊人的成就。在1990年代中期，互联网还是个崭新的玩意，是一群非循规蹈矩者的亚文化群落，在世界范围内最多有一百万的使用者。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它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呼吁在2008年变成了现实。自Facebook与Twitter在2004年先后问世以来，它们不仅席卷了世界，还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生意。

但最让克莱・舍基兴奋的不是社交媒体商业上的成功。与之前历次信息革命不同，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它不仅规模巨大、人数众多、沟通成本极低，而且打破了受众与表达者的界限，人们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一个大规模的“业余化”时代到来。从Flickr到Wikipedia再到Twitter上的战争报道，从不同角落涌现出的个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成功、高效的集体行动，完成了一个传统组织与个人都不可想象的结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出于个人兴趣、热爱，而非功利结果联合在一起。

在两年后出版的《认知盈余》中，他继续发展了这个主题。如果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然后充分利用这种盈余，它将产生怎样结果？美国人每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是两千亿个小时，这是两千个Wikipedia项目所需要的时间。

出生于1964年的克莱・舍基正是电视的一代。他深信，二战后美国社会的电视剧集，正像18世纪在伦敦流行一时的杜松子酒一样，是某种麻醉剂，它们都发展出一种被动的、消费的文化。

倘若这些时间可以转化成创造与分享，可以把被动的消费者转化成积极的创造者，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它将意味着对社会资本的重建。人们不仅分享知识、情绪，也分享信任，共同行动。

对于克莱・舍基来说，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哲学——“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是他所有思考的基础。他坚信，规模会带来新的变化，越复杂的系统越可能产生崭新的创造力。只要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承诺、一个有效的工具和一个用户可接受的协议，散落在各处的个体，可以轻易达成协作的同盟。

我对于社交媒体充满怀疑，它似乎充满了一个事物新生期的混乱，在群体的智慧与爱被汇聚在一起时，愚蠢、仇恨似乎也同样被放大。而且当人们欢呼社交媒体的参与性时，也看到财富如何被迅速集中——正是依赖全球性的免费义务工人，Facebook才可能汇聚如此巨额的财富。但是没人能否认他的判断——“我们正经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表达能力的飞越”，这“革命”已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身处的时刻，或许多少像是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不久的16世纪。对于上一次的印刷机革命，新教、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族主义的兴起不过是它引发诸多的后果中的一部分，而这一次，我们将迎来怎样的变化？

［一］

单读：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撰写了第一本著作《网络之声》，能描述一下纽约当时的网络文化吗？

克莱・舍基：我写的第一本有关社交媒体的著作是《网络之声》，不幸的是，书出版时网络正把我所写的所有东西冲走。我90年代初期使用网络，当时的主要工具是新闻组（Usenet）和邮件列表（Mailing list）。这两个都是社会应用，我对网络生活的社会方面的影响感到非常激动。我写的那本书基本上是我个人的网络经历，不是很具有分析性。与此同时，网络开始像野火一样蔓延。我仍记得网络到来的那一时刻，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其他人不知道的一个亚文化。在1993年，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网络不只是另一个应用，它开始吞并所有东西。随着首个可视化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人们意识到网络不只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是可以拿来做事的东西——巨大的变化是，人们开始创建公司。人们当时感觉互联网文化和商业互联网有重合的部分，创建公司的那些人非常沉浸于互联网，他们知道将要到来的是什么。1993年至1995年两年里让我们感到最大意外的是，原来的亚文化网络突然成为惊人的商业引擎，在1995年，我们已经知道了200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当亚马逊和雅虎创建后，人们已可以看到互联网的三大支柱中的两个，电子商务和搜索，唯一缺少的是社交媒体。在1993年4月我的书出版时，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网络，而不是互联网的社会部分。互联网的社会部分在2000年左右回归，这是我的工作得到承认的时刻，互联网的社会应用是互联网的三大支柱之一。

单读：所以你还记得“网景”（Netscape）首次上市的情形？

克莱・舍基：在许多不同方面，“网景”首次上市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件事情告诉许多人，网络涉及更多的金钱，涉及更多的转变。对于我们这些1995年之前就关注网络的人们来说，“网景”上市说明了即将到来的变化的规模，从中可以赚取的金钱将使我们以前看到的一切相形见绌。“网景”首次上市也使许多人意识到自己落伍了——互联网很重要，但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我落伍了。就我所在的圈子里，“网景”首次上市是变化的象征。人们意识到，即使他们不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也将影响他们的生活。

单读：当互联网泡沫于2000年破灭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克莱・舍基：对于90年代初就从事互联网的人们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尤其是对于我们1993年就进行互联网商业活动的人来说，1998年就出现过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只是人们不记得了，资金没有了，公司倒闭了。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人们认为金钱和公司都变得更愚蠢了，当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没有人认为市场误解了价值的基本面。不过，回首过去，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发生的。传统行业的人士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认为，互联网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在人们认为互联网不重要的时候，发生了带来真正变革的东西。

单读：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社交媒体的崛起？

克莱・舍基：我2000年1月和一位从索尼辞职创立首家互联网媒体的朋友喝咖啡。他告诉我，有一个叫“生活日志”（Live Journal）的很好玩的东西，那是一个博客平台，它知道你的朋友在哪里，你点击你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朋友们发的帖子。我开始玩“生活日志”。与此同时，我刚读完沃森的博士论文《小世界》，它是有关社交媒体逻辑结构的。“生活日志”实践的正是《小世界》里所阐述的理论。我开始社交媒体的研究，部分原因是那里面我有要看的东西，也有解读它的工具。另一部分原因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互联网的社会属性。在2000年底之前，互联网的社会属性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伯恩斯在2001年请我给纽约大学的ITP研究生项目上课。这两个因素使我走了研究社交媒体的道路。

单读：你当时意识到社交媒体会变成这么大的生意吗？

克莱・舍基：回首过去，我们当时都确信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在一些程度上认为它会像水电一样普及开来。我们不知道的是，它那么戏剧性地改变了所有事情的结构。网络空间这个概念的一个问题是它与现实世界相分离。在移动互联网出现后，网络空间的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向后退的。事实上，互联网真正融入了真实世界。一个有意思的调查显示，许多在使用Facebook 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使用互联网，从线上到线下已经不存在界线。互联网把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黏合起来，它满足了人们获取信息、表达意见以及社交的欲望。社交媒体的规模非常之大，韩寒的微博粉丝数超过了法国的上网人口，这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不过，对于我来说，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没有微信的情况下你无法组织社会生活。

单读：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微博、微信的？

克莱・舍基：我1997年去香港度假，有一位来自新华社的人士在香港大学讲演活动中提到“网络防火墙”，我有点意识到政府过滤信息项目的巨大规模。我通过“全球之声”（Global Voice）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到一些情况。当中国政府2006年封杀Youtube、Twitter、Facebook，我知道中国有非常积极的社交媒体用户，这些需求肯定会找到出口。我2013年才开始知道微信，在2013年打压“大V”行动后，人们才把注意力转向微信。当然，现在，微信是一切。有三家公司可以讲述互联网全球化的故事，阿里巴巴、微信、小米。如果这三家公司在全球取得成功的话，中国将成为投向尼日利亚、巴西、印尼等中等国家市场的发射平台。

单读：在你看来，它们的障碍是什么？

克莱・舍基：它们所面临的障碍是不同的，这很有意思。对于小米来说，它处在苹果等公司不那么容易发起诉讼的环境里。当小米到印度时，它就遭遇了诉讼，不得不停止业务。这主要是法律议题，它的硬件相当不错，我和我的家人现在都用小米。对于阿里巴巴来说，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非常与众不同，支付宝就像是美联储。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金融产品，其他国家不需要像支付宝这样的服务。当阿里巴巴向海外扩展时，支付宝和天猫、淘宝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像在中国那样密切。微信是在防火墙把其他社交媒体都清除后所产生的，它在海外将面临竞争者。此外，中美两国都对各自的产品有信任度的问题，怀疑对方的产品是用来监视自己，这也是腾讯在海外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单读：你提到中国社交媒体是一个独立的环境，能进一步阐述吗？

克莱・舍基：中国在2006年划定界线，Youtube、Twitter、Facebook都从中国消失了。在那之后，中国就很像新西兰，拥有与世界相分开的生态系统。这就像是一个单面镜子，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防火墙里的东西，防火墙里的人看不到外面，除非是用VPN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有文化和规则的不同。当“大V”遭到打压后，微博失去了一些吸引力，微信肯定从中得利。

我们的经验是中国会越来越开放。目前，经济和旅行得到进一步的开放，但媒体的开放度却缩小了。在以前，媒体会在收紧后又放松，但这次不同，一直没有放松。中国关闭了所有带中文字幕的影视网站，但这次媒体的收紧令我们感到意外，它的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前。我们希望看到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在想，我们在这里的学生为何享受不到波士顿校园学生所享受到的东西，这令我感到悲伤。在我看来，想知道外面世界所说的东西与完全反对政府是不能画等号的。

［二］

单读：能否形容一下你的学生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都是社交媒体一代，他们的生活是全球化。不过，虽然中外社交媒体的外观是一样的，但它们的内核不一样，这是否形成了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

克莱・舍基：在西方，上网可以使你享有一系列的自由，这是你现实生活所享有自由的放大。在中国，上网使你拥有的自由是新的，你上网时所享的自由与你现实生活中所享自由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在高考之前，中国父母想让你专心学习，而学生们则想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高考。一些是有关政府规定的，另外一些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孩子们生长的环境与父母生活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差别，孩子看到的、做到的事情在他们父母的那个时代是无法做到的。中国技术的发展走向也很有意思，开始有点落后，随后飞速发展。

单读：你有十七年的教龄了，学生越来越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谈一谈他们的变化？

克莱・舍基：当我2001年在纽约大学授课时，你不能确定研究生班上的学生是否都有笔记本电脑，那时候的信息基础设施还不是那么发达，那时候还是用个人计算机，个人对科技的控制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然还处在早期，主流媒体还没有拿社交媒体当回事。随后是以聚友网（Myspace）为代表的中间阶段，那是“网景”上市的时候，人们意识到它的意义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加重大，人们可以跳入其中，用它做事。这也是我在《认知盈余》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因为我是在那个阶段日渐明朗之前所写的，真正成功的服务将变得非常强大，远比它的竞争者强大，这种权力的中心化将塑造所有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第三个阶段。2011年、2012年的学生非常沉浸于社交媒体，已经没有做大事的想法。Twitter、Facebook在美国已成为基准平台，他们是参与者，而不再像十五年前是创造者。这一认识在现实中是真实的。

单读：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了学生的思维和创造性，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傻？

克莱・舍基：和任何发现一样，有聪明的地方，也有傻的地方。有关学生的智力问题，最大的变化是软件已经很好，艾伦·厄尔曼（Ellen Ullman） 在《接近机器》（Close to the Machine）中写道，软件越好，说明软件设计者认为你越愚蠢。这是一本有关软件设计的最好的书。我们那个时候要让机器运作起来必须是极客。我的女儿通过Skype和世界各地的朋友通话，但她不能解释这是如何运作的。另一个心理上的变化是，我的学生们的态度很被动，认为其他人会发明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或者能被发明的东西都已被发明了。令人感到悲伤的是，这种态度是有现实支撑的。在中国，你有BAT（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首字母缩写），我的学生们的兴趣在于参与其中，把新的方式用在他们想做的事情上，但他们是用户，而不是制造者，在十五年前，人们认为自己是工具制造者。

单读：你谈到第三阶段比以往更加中心，如何打破它？或者这种局面对于我们是好事吗？

克莱・舍基：在许多方面，中心化的问题是互联网最重要的社会、商业、政治问题。我和我的同事十五年前在这件事情上曾犯过错误。当Napster（美国在线音乐服务）出现时，它说，歌曲已经在那里了，它只是在分散在互联网各处。我们当时认为，这种模式是非中心化的，因为它到网络边缘去获得音乐，只是音乐清单表被中央化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指针的中心化就是权力所在。Google新闻的运作方式和Napster是一样的，对传播的新闻进行指数化，但权力属于那些可以告诉东西在哪里的人。百度和Google之所以那么有权力，是在于人们依赖它们知道所有其他事情。中心化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使新服务更高效。我想，我们不会从数十张不完整的地图中获益，拥有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不过，中心化的商业和政治风险是非常重大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逻辑允许每个节点参与获得和生产信息，这种非中心化使那些帮助组织材料的人拥有非常不对称的权力。如果一家公司运营着大部分的电子商务业务，另一家公司运营着大部分的搜索业务，即便人们最初可以从中获益，但随着整个系统的成长，非常明显，将会有阿里巴巴、百度、亚马逊、Google在有利于它们而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上做出选择的时刻。在我的社区里，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在技术上得到解决。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力对百度和Google们说，你们不能做你想做的那件事，那件事对你有益，但不利于大众。我对政府干涉感到悲伤，政府很容易被有权力的内幕人士所劫持。另一方面，我认为竞争是不足的，Facebook没有竞争对手，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家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单读：硅谷的大佬们就像19世纪的J. P.摩根、洛克菲勒？

克莱・舍基：是这样的。许多人将他们与上世纪20年代镀金时代的大亨们做比较。这些大亨控制了通讯、生产、运输的基础设施，发了大财。现在，大佬们控制的是对内容、商业和社交生活的数字接入。他们是靠管理并使这些数字资产有用而发大财的。在一些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以约束这些公司。消费者的抗议和商业竞争的威胁看起来都无法使Facebook与客户的利益保持一致。在政局稳定的国家，了解这个情况，找到与这些少数几家垄断企业共存的方式是互联网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政局不稳定的国家，互联网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比如利比亚、叙利亚。

单读：所以，你不认同“创造性的垄断”概念？

克莱・舍基：不，我不是不同意创造性垄断，这个概念是真实存在的。在许多时期，垄断公司进行了很了不起的创新，其中的根源就在于它们是垄断公司。我的朋友鲍勃曾说过，做基础研究的组织是垄断组织或者那些认为自己是垄断组织的组织。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激光、通讯卫星、半导体，施乐公司发明个人计算机、局域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明了尤尼斯（Unix），这个操作系统运行在所有电话、云上的服务器和在这之间的所有东西。这一切都非常了不起，但从长期来看，垄断企业会在它的核心业务领域限制创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没有进行重大改进的领域是它的电话网络，电话在过去三十年没有增加任何功能。我对于实现这方面的平衡没有好的想法。这些巨人公司现在是在自我管控模式之外的地方运营。

［三］

单读：从网景到Twitter、Facebook，你目击了不同浪潮的变动，下一个浪潮是什么？

克莱・舍基：我很早以前曾经预言Twitter将大有前途，人们当时只是嘲笑我，直到有一天他们停止了嘲笑。所以，许多人问我接下来的一个潮流是什么？我很长时间都在说我不知道。我对近期潮流的回答是“GitHub”,它是一个给程序员在写作程序时相互协作和相互交流的工具。GitHub是在Wikipedia之后所创造的首个真正起到效果的合作模式。你可以看看小米所做的事情，小米公司在创立后的一年半里并没有制造硬件，它在改进它的安卓系统，它的首批100个用户是消费者，这是一个类似GitHub的合作模式。GitHub将把创新扩展至网络的边缘。

单读：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领域的领导人过去是盖茨，现在是马克·扎克伯格，下一代领导人的素质和思维方式有何变化？

克莱・舍基：主要的公司领导人的一个持续特点是他们是工程师出身。不是工程师出身的人也能创办成功的公司，但那些为其他公司定调的公司的创立者是在很深层次上知道机器如何运作的人士，这是一个持续的特点。马克·扎克伯格不是一位认识到社交网络重要性之后再雇别人来写程序的人，他自己创造了Facebook。世界已从资本告诉技术应该如何走，变成了技术告诉资本如何走。微软、Google、Facebook创立的首要事情是写好软件，随后再让资本进来。聚友网输给Facebook是因为默多克收购聚友网，他认为这是一家稳定的公司，有着忠实的用户，但他不明白的是，当他停止为公司的技术发展投资时，聚友网自收购之日起就被他切断了氧气。以工程师为中心是一个持续的特点。不同的是，你想让机器加上什么东西。以盖茨的微软系统来说，他们需要搞明白机器是如何运作的，并不需要让机器运转得非常好。就苹果公司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能够让个人用户更好地使用电脑，他们意识到如果给用户一个他们喜欢的界面，他们会选择价格更高的电脑。苹果是工程师加个人。Facebook则是工程师加社交，马克知道使用他产品的群体的关注点是什么，复杂性和先进性不断提高。

除了工程师问题之外，还解决了什么问题？Google处理的是数据的传播，小米则是从用户那里能学到什么，在小米成为学习性组织之前，雷军无法做任何事情。要搞清楚如何为工程师增加功能，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领导公司。这些公司不仅给自己确定规则，还将规则出口，改变大家运作的整个环境。

单读：如何形容工程师进入传统行业，例如优步（Uber）？

克莱・舍基：这个潮流被错误地称作共享经济，它应当被称作分布式经济。你所谈到的例子的一个共同点是，你如何用非常小、不稳定的部分来做成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强大的基础设施。据我所知，在网络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司是Napster，有数千台很小的服务器由那些在全球各地不领工资、水平不高的人运营。美国的许多人认为优步是一个避开规则的伎俩，没有给予司机雇佣应有的待遇。这是不公正的，那些司机应当享受雇员的待遇。Google在资源层面正确地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正在服务层面来正确地做到这一点。互联网时代的公司称，我们不仅是在处理数据问题，我们将解决问题。我们目前还处在这个阶段的初期，部分原因是大多数费用是本地化的。本地商业活动能够像购买飞机票的方式那样进行重新构建，现在已延伸至了杂货店、家庭保洁、租车服务。

单读：你认为这一潮流的技术变革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传奇投资人彼特·蒂尔（Peter Thiel）称：“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所有的东西都被夸大了吗？

克莱・舍基：对于彼特来说，这句话不能很典型地代表他的想法。我对此感到悲伤，社交媒体五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人们嘲讽它的历史，认为它愚蠢，不重要，结果它改变了世界。美国现在正在经历民权革命，警察如何对待非洲裔美国人，你不使用Twitter话题标签就无法讲述这个故事。美国人一度崇拜大型的设施，我们可以炸掉一个岛，可以登陆月球，但那些是庞大的昂贵项目。我的成长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小小的避孕药。人们五年前认为社交媒体是愚蠢的，不重要的，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小孩才玩。现在它已成为非洲裔美国人社群用来协调行动，把一个地方议题变成全国议题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彼特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过度估计了飞行汽车的技术含量，这是一句很好的话，但它没能很好地讲述重要的相对性。讨论的方式已发生了改变，不只是话题。亿万富翁想的是改变系统中的大部分，但当我们回首互联网的发展史，是个人采用的东西使改变发生。虽然我也希望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我认为，我们不会回到那个时代，说社交媒体没有改变什么，正如我们不会回首过去，说印刷术没有改变什么。从伊隆·马斯克到彼特·蒂尔，亿万富翁们希望改变某个系统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回顾互联网的历史，是电子邮件、网络服务这些个人使用的东西带动了变革。改变人们斗争的对象和方式，你就改变了社会。

单读：在你看来，社交媒体的黑暗面是什么？

克莱・舍基：社交媒体的黑暗面有许多。看到社交媒体的黑暗面，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当你改变不同群体人员的协调能力时，你就改变了战斗人员和武装人员之间的平衡，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改变。ISIS在运用社交媒体方面是大师，他们招募那些愿意谋杀异教徒、实施自杀式爆炸的人员,这与人们起来反对警察暴力是很相似的，原来分散的人们现在可以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了。社交媒体的一个黑暗面是，无法保证有利于抗议人士的工具只供那些你认同的人士使用。另一个黑暗面是人肉搜索，个人可能成为群体愤怒的目标，即便个人有错，针对他的群体愤怒也是疯狂得不成比例，这将毁掉人们的生活。

单读：《数字道德主义》这本书描述了这种现象。

克莱・舍基：这种攻击——人肉搜索，虽然可能不是有组织的，但也非常可恶，尤其是在有人组织进行攻击的情况下。人可以扛得住太阳光，但如果人们群起而攻击，就像把多面镜子对准一个人，他肯定会被烧着的。这是我们不得不应对的互联网负面效果，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方面。

单读：社交媒体的概念已有五十年的历史，有什么概念可以取代它吗？

克莱・舍基：社交媒体有一个很好玩的历史，社交媒体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人们现在谈的社交媒体是社会阶层，也就是朋友圈，这是本世纪对这一基础设施做出的新贡献。定义更狭窄的社交媒体是这样运作的，微博是这样的运作方式，你加我，我加你，我们是朋友。我不认为这将被替代，它只是进入了后台。不只在一起玩耍，而是联合起来做事情，这已走上前台，做许多工作来协调现实世界。现在更多的是更小的亚群体、亚文化的发明，而不是大平台。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更多小众应用、亚群体应用成为不同人群生活的中心，互联网的应用将更加多样化。我认为，这是用户的走向。

单读：这好像是一个悖论。我的意思是，钱在聚集。

克莱・舍基：这是一个有关中央化的大问题。许多人观察到，金钱在聚集，组织在聚合，Facebook的用户几乎相当于中国的人口，但没有人有一种和数十亿人对话的感觉。你在Facebook上只是和你的数十位朋友交谈，向你提供服务的组织拥有非常广泛的基础设施，但当我是百度贴吧用户，我只留意我关心的对话。我们都是百度用户，但我们的日常使用经历几乎是不重合的。中央化变得经济，是技术事务，而非中央化变成经历，具有文化属性。

［四］

单读：你出版了两部有关社交媒体的重要著作。在新著里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克莱・舍基：目前的事情是了解中国，文化和规则的差异使中国成为社交媒体如何运作的一个外部实验。我密切关注的领域是互联网文学，我不知道会走向哪里。我也关注了小米的发展，一个非常中国、非常国际化的公司，它与华为不同，小米是用户中心制的。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听说华为，虽然人们日常生活用的是华为销售的设备。长期的思考是有关争论的问题，因为媒体对社会真正的改变在于，它改变人们对于正确和错误的观念。应当写网络、手机所带来的争论，因为我们以新的方式进行争论。Wikipedia是一个争论，在以前是不可能的，GitHub是一个争论，在以前也是不可能的。

单读：你在使用微信时有什么个人体验吗，你上传了什么东西？

克莱・舍基：我偶尔使用微信，多数是点对点，有时候参加群聊，协调一些事情，比如访问北京的朋友。我不经常发布照片。我和家人去广西时曾拍照，并在微信上发布。我的微信社区基本上是和上海纽约大学的社区重合的。我的一个经历是在周末被《穹顶之下》刷屏了，我问我的一个研究生，这是什么。她说这是一部纪录片，非常棒。一个周末就有一亿人观看，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人们讨论的是这种经历，不同的人都在讨论同一件事。

单读：人们把现在与15世纪古登堡印刷发明的时期相比。在15世纪的技术变革后，出现了现代宗教、民族主义。会发生同样的阶段吗？

克莱・舍基：我是在2005年接触到这个议题的。我当时在剑桥发表了一个讲演，那是我首次与极客以外的人群讲社交媒体的事，那时候还没有Twitter、Facebook、Youtube。我认为那个时期与古登堡有许多共同点。我指出，从短期来看，印刷术打破的东西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它使人们无所适从。在没有使语言一致的报纸出版的情况下，你无法建立民族国家。印刷术造成了一百五十年的大混乱，我当时称，社交媒体可能会造成五十年的不稳定，现在距我发表这个讲演已有十年的年时间。如果不是人们都说我们现在要去解放广场，埃及的穆巴拉克就不会倒台。所以我认为，我们熟悉的20世纪的一些制度将被打破。我们也许能比15世纪的欧洲人做得更好，但我们仍更多地处在打破、而不是修复的阶段。我认为会有许多混乱，但在另一方面，正是混乱使欧洲的科学起到了作用。我对长期持乐观态度，因为印刷术所带来的新解决方案使社会更富有、更好奇，在知识上更专注，人们更富有，寿命更长。我认为我们这次也能走出这样的变革。

单读：你曾在耶鲁大学学习人文，进入戏剧表演业。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时代，正面临人文研究的衰退，如何应对？谁会成为我们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克莱・舍基：学院有人文学科危机的感觉，年轻人对此不感兴趣。人文学科危机的一个原因是，年轻人会认为我在学习时遇到的问题在我今后的生活不重要。在美国，人文学科还主要局限于文学写作方面。要让年轻人投身其中，你必须引入电影和电视，它们是转变性的体验。这与文学的复杂性无关。

单读：谁是描述未来社会最好的思想家？

克莱・舍基：我认为我会选两个人。如果他们的想法和我的不同，我会认为可能是我错了，因为他们一直非常出色。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和丹娜·波伊德（Danah Boyd），本科勒将不同的学院和社会思想聚合在一起，他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组织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他的著作《网络的财富》有许多重要的观点。波伊德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而且还是数字一代的一员，她随着网络成长，吸收了许多学术上的观点，准确解读了互联网一代与前辈们的不同。

＋ 影像

　　　　　　　我想告诉别人，

　　　　　　　　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孙彦初

——

我想告诉别人，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

孙彦初不仅是一位摄影师，也不大愿意被迅速定位成一位当代艺术家，尽管在摄影之外，他也在旧照片等介质上作画，用颜料抹掉或者重造影像，同时使用其他材料。以拓展甚至否定的方式建立自我。而他的手工书项目，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的综合，既表达了他个人思考的复杂程度，也蕴含着更加广泛和社会性的发散。这一期《单读》将在图书、新媒体、书店空间里持续推介它们，帮助它们产生新的联结。

手工书，孙彦初的“容器”

跟大部分“当代艺术家”相比，孙彦初的经历有些特别——从教育背景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素人”，通过日本安保时期的电影完成了摄影启蒙，后来的海量阅读和拍摄成就了他的个人风格；但从职业经历看，他又是货真价实的“行家”，从学徒干起、多年靠着婚纱商业摄影的手艺负担着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金盆洗手”不过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还曾经一度自嘲为“上班审美，下班审丑”。

在郑州城乡结合部的李西河村，一间出租房里摆着几件与农事无关的朋友借用的暗房设备——一台日本LPL放大机、几只德国Rodenstock镜头；还妥帖地存放着一些只有它的主人才视为珍宝的“原材料”——等待霉变的未冲洗胶卷、来自地摊的旧照片、印刷品，甚至还有已经风干的动植物零件、“凤爪”、鸟毛、干花、野草和瓜子——这就是孙彦初的工作室，他在这里冲洗照片，写字，画画，制作手工书。

直到今天（2015年7月22日），“手工书”一词还没出现在维基或百度百科，这或许可以证明它作为一种当代艺术的载体是多么不为人知；但同为手工书，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的《齐白石山水册页》身价逾千万——这就是今天的手工书作者们身处的现实语境。完成于2008年的《沉溺》是孙彦初的第一本手工书，比起后来的作品，它更像是一本单纯的“摄影自选集”，图片选自于他在2004年至2008年间拍摄的数万张黑白照片，策展人凯伦·史密斯这样描述：“他引领观者进入一个满含污秽、不甚愉悦且令人不安的人类生活当中，是离今天到处所见的名人效应相去甚远的一种生活。既没有化妆也没有美容。”而在编辑“影集”的过程中，孙彦初肆意地加入了一些文字和绘画，有时是对照片的涂抹或篡改。这种对照片的“自残”使得凯伦提出的问题更为突显——“如果这是艺术，我们应该如何来调和这个显然脱离了传统美学和价值标准的、只有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的东西？”这既可以当作对胡作非为的批评，也可以当作对前卫价值的褒奖。

七年来，孙彦初完成了《已过夏天》、《猫的篇章》、《罔闻与安慰》、《半张纸，一个句子》等10本手工书，作为承载他视觉经验和创作欲望的“容器”，它的“形状”——从题材到形式、从手段到风格——已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始终吸引我的是其中并存的对“书”的热爱和亵渎——严肃的肮脏、优雅的变态、虔诚的放浪……这种与生俱来的“撕裂感”，或许与他曾经提到过的摄影的动机暗合——“我想告诉别人，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撰文 房方

A Half

Sheet of Paper,

A Full

Sentence

△ 报道

　　　　　　　试药者

　　　　　　　　何瑫

试药者

撰文　何瑫

上午八点，服用药物，用药后两小时内保持上身直立，两小时后自由饮水，四小时后进餐，随后五天之内，按照规定时间接受十六次抽血，除此之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休息。

［一］

吃完午饭后，24岁的姜晗宇感到四肢乏力，在潮热的病榻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几个小时后，头痛唤醒了他的意识。他睁开眼睛看看墙上的挂钟，已是下午五点。他想要直起身来擦拭顺着头发不住流淌的汗液，却被护士按住了身体。

“乖乖躺着，绝对不能起身，我要抽血。”

话音刚落，血液已经顺着导管缓缓流出。为了减轻反复静脉穿刺造成的痛苦，他的左臂事先被刺入了一枚静脉留置针。按照每次两毫升、五分钟一次的频率，从早上八点开始，在过去九个小时里，抽血已经重复了一百多次，即使在他昏睡期间也没有停止。

直到试验全部结束，这枚留置针才会离开他的身体。这一过程将不间断持续二十四小时。在此期间，他被禁止进食，一瓶接一瓶的生理盐水通过刺在他右手的另一枚留置针注入身体，用于维持体液的平衡。他此前从未经历过如此漫长而频密的采血过程,倘若事先知情，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次试验，但此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一周之前，因为体检未能通过，他曾以为自己不会躺在这里，接受这种新型胰岛素的一期测试。但几天之后，他再次接到医生的电话：

“你明天有别的安排吗？没有的话赶紧过来吧。”

“我体检不是没过关吗？是不是通知错了？”

“只是一两项指标差了一点儿，无所谓的。现在人凑不齐，试验没法启动。你来不来？不来我马上找别人。”

听着对方急促强硬的语气，姜晗宇虽然心生疑虑，还是答应了下来。但接下来的情形，让他的内心愈发慌乱。

第二天上午七点，姜晗宇来到病房。过去，他总是和三四个试药者甚至更多的人在同一个房间接受试验，但这一次，不到十平米的病房里只有一张床。他不由得紧张起来，“只有我一个人吗？”“对。”“为什么？”护士毫无表情地回答道：“做你的，别问那么多。”

为什么这么频繁？合规吗？安全吗？目的是什么？他脑海里冒出一大堆问题，但他几次试图得到解答，都被护士的强硬而简短的回应终止：好好躺着就行。

高频率的抽血很快带来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午后，他在闷热的房间里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因为恐慌烦躁无法再次入睡，彻夜未眠。每六小时，会更换一名轮班的护士，但她们始终保持着沉默，这加剧了他的不安，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脱身的囚徒。第二天上午，他脑袋昏昏沉沉地离开病房，脚下不住发软。

几天之后，姜晗宇和其他几名参与此次试验的试药者聚在一起。他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惊恐，一名试药者大声问其他人，抽这么多次血，会不会把我们抽成贫血？我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晕过去醒不过来了？

多年积累的医学常识让姜晗宇相信，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抽血的次数虽然频繁，但数量极其有限，累积到一起甚至不会超过一次义务献血。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疑虑：如此不严谨的试验，能够实现应有的效果吗？我受这种折磨，究竟能不能起到作用？

按照医院的要求，一周之后，试药者需要回到医院，再次经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抽血。按照事先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他们虽然有权随时中止试验，但大多还是心怀忐忑地完成了后半部分——如果此时退出，就等同于主动放弃酬劳，并且丧失参加这家医院其他试验的机会。

2012年7月的一个上午，经历了第二次不间断抽血后，姜晗宇带着8000元受试费走出医院的大门。试药生涯中金额最高也是最后的一笔酬劳，无法平复他复杂的情绪。几个月后，当他得知这项试验即将再次进行时，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几个经常一起试药的朋友：这活儿有问题，别接——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试验可能会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而是有可能引发恶性冲突。他并不确定，面对这种超出寻常的试验手段和试验操作者的冰冷态度，本就缺乏安全感的试药者，是否能像他一样，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甚至担心，那几名护士早晚有一天需要戴着头盔上班。”

［二］

狭长而拥挤的医院走廊里，18名试药者等待着签署《氯雷他定片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知情同意书》，这是进入试验前的最后一项程序。他们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论着各色话题，逼仄的空间变得更加混乱，医生不得不用更大的音量维持秩序。

嘈杂声中，姜晗宇在角落里默不作声地观察这群将在未来五天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做了三年证劵销售、长期和人打交道的直觉告诉他，这群人里，似乎并没有人和自己气味相投。

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试药者圈子里，出生于北京本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姜晗宇的确是个异类。21岁那年，数学系毕业的他加入一家证券公司，寄望从一线销售的职位上起步，在金融业里实现自我价值的快速变现。

但现实却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愈发沉重的工作指标、无休止的同事倾轧、始终不见增长的薪水……三年之后，他决定彻底逃离原有的生活轨道。要逃离的并不只是令他窒息的职场，还有家庭——步入社会几年后，他渴望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而不是以苦苦挣扎的消沉面目每天出现在父母的眼前。

混乱之中，医生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把知情同意书递到他的手上。初次签署此类文件，他看得无比仔细。与此同时，旁边已有六七个人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熟练地签名。看到他逐字逐句细读的样子，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嘴角挤出诡异的笑。看了一半，姜晗宇发现文中有太多看不懂的医学术语，加之受不了周围异样的眼神，在迟疑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络论坛上看到了这条过敏性鼻炎新药测试的招募信息。仔细浏览后，他决定马上报名。他觉得这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制：没有压力，离家居住，还有一定的报酬。更重要的是，从小跟随做生物教师的父亲泡在实验室里的经历让他相信，为了他人的健康以身试药，是一种高贵的自我牺牲，在经历了令他沮丧的职场权谋之后，二者之间的反差甚至唤起了他内心一种宗教般的情感。

新奇、紧张、恐惧，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姜晗宇和另外三名试药者被分配在同一间病房，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试药经历。具体流程比他事先的想象简单得多：上午八点，服用药物，用药后两小时内保持上身直立，两小时后自由饮水，四小时后进餐，随后五天之内，按照规定时间接受十六次抽血，除此之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休息。

十几平米的病房里，除了护士不时发布指令之外，四个彼此陌生的年轻男子各自沉默，无人打破略显压抑的寂静。无聊之余，姜晗宇暗自打量起另外三个人。从他们服药、抽血时的神情举止判断，他觉得他们此前一定有过试药经历。他好奇地向他们请教，总是换回躲闪的眼神。

晚上九点，护士走出病房，关上灯，嘱咐试药者们尽快休息。房门被关上的那一刻，屋子里的氛围马上变了。脱离了护士的看管，试药者们在黑暗的掩护之下，卸下了白日里的防备与矜持。

一场漫长的卧谈会里，姜晗宇明白了白天遭遇冷淡拒绝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愿在医生面前暴露自己的过去——为了排除其他药物对临床试验药物的干扰，试药者必须在两次试验期间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使旧药物的药效能够完全排出体外，留下一个“干净”的身体用以试验新药。然而，为了赚取更多的报酬，他们穿梭于各个医院之间，在短时间内频繁试药。由于医院之间对试药信息并未联网互通，医生并不知道他们上一次试验是什么时候。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到病房之前，他的临时室友们从包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粉底，小心翼翼地遮去手臂上的针眼，这是一次次试药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记。

实际上，对于试药者大规模频繁参加试验的状况，制药方和医院其实早已心知肚明。某种程度上，试验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但他们并不愿意将职业试药者完全逐出试药体系，因为寥寥可数的志愿试药者，根本无力支撑起全国每年数以千计的药物试验。

听他们在黑暗中兴奋地交谈，姜晗宇默不作声。作为一个初来者，他难以介入这场自己并不认同的讨论，也不愿破坏他们愈发高涨的兴致——在他原本的想象里，参加试药，和义务献血性质类似，只是业余偶尔为之的公益性行为。但在这个夜晚获知的信息，显然颠覆了他的预想。随后的几个夜晚，他习惯性地保持沉默，听他们讲述圈子里的是非。

经历了五天的前半期试验、一个星期的间歇、四天的后半期试验后，姜晗宇走出医院的大门，他摸摸自己的口袋，里面装着他人生中第一笔受试费，1050元。这笔并不丰厚的报酬消解了他因辞职而生的焦虑，也让他心生惶恐——除了服药、抽血之外，自己似乎并未付出任何劳动。

而在他身旁，几名试药者却在小声抱怨钱不够多。他们相互交换手头掌握的信息，盘算着下一次试验要去哪里。

［三］

一个月后，姜晗宇再次走进另一家医院，接受一种降压药的临床测试。在此之前，两股力量在他的内心反复拉扯——他尚未找到新的工作，现实压力无法躲避，另一方面，上一份试验的知情同意书上写有明确的要求，三个月内，试药者不得接受新的试验。他不愿破坏心目中严谨规范的医学守则，他也不愿自己的身体承担无法控制的风险。

最终，现实的一面占了上风。为了打消自己的顾虑，他运用多年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反复检索两种药物的信息，确定一个月的间隔时间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说服自己走进医院，内心仍然背负着伦理上的负罪感。

自此之后，每一次接受试药之前，他都会反复查阅药物的相关信息，借此评估试药的安全系数。他为自己定下一个严格的标准——只有已经在国外有过临床试验记录，并且未曾发生过不良反应的药物，他才会考虑尝试。

新一轮的深夜卧谈里，他尝试参与其中。在交谈里，他发现大部分试药者缺乏最基本的医学常识，甚至没有人知道甲状腺的位置。这种信息匮乏导致他们难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安全，但迫于生计，他们逼迫自己接二连三地接受新的试验。

在黑夜的掩护下，试药者们不再努力维持白日里的平静，彼此倾诉着心中的恐慌。一名已经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试验的试药者，担心多种药物的反复累积会突然带来不可预测的恶性反应，总是在黑暗中自言自语：我觉得身上绑了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

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必要。2007年，在服用试验药物36天后，一个名叫王丽英的55岁女子在北京肿瘤医院因脑出血死亡。除了悲伤的亲属外，她留下的还有一场与全球第一大药企——美国辉瑞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官司。四年的漫长诉讼后，她的生命为自己的丈夫带回了30万元赔偿。类似的故事在试药者中口口相传，没有人敢确信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死神盯上的人。

听到类似的讨论，姜晗宇的本能是反感。他觉得这是滥用自己身体所招致的痛苦，后果理应由自己承担。但他不愿看到这些人的生活被相互渲染的负面情绪所笼罩，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种药几乎没有风险，不必担心；那种药可能会有副作用，但并不严重；另一种药副作用会较为剧烈，没有心理准备的话，轻易不要尝试……

出乎意料地，这种略显突兀的行为获得了超出预想的信任。相比医生，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同类——从频繁参加试验这一步起，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就已经被破坏，都会出自本能地对对方产生戒备。

姜晗宇的名字很快在试药者圈子里传开。在职场竞争中心灰意冷主动退却的他，突然在这群试药者的赞许声中获得了过去三年间从未有过的被认同、被需要的感觉。夹杂着对这些试药者们的怜悯和感激，他开始尝试放下疑虑，欲拒还迎地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寻找新工作的计划被暂时搁置，没有试验的日子里，他和试药者们混在一起，先后有二十多个试药者的住所，曾经成为他的临时住处。

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他曾经试图扭转其他试药者的心态，唤醒他们沉睡已久的自尊。一次次的交谈中，他努力想让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可能会改善很多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挽救他人的生命，而非仅仅只是谋生手段。

每一次费尽口舌的尝试，总是换来消极的回应。2013年夏天，一个名叫袁生虎的试药者曾在一次试药者的聚会上，将盛满啤酒的杯子摔在桌子上向他大喊：“够了！我知道你很高尚，可是我真的只想混口饭吃。”

姜晗宇不得不承认，任何一次试验，在试药者眼中，都会简化为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利害考量。在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药物危险性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按照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来确定是否参加试验。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甘于在风险面前避让。在那次并不愉快的聚会上，袁生虎掀起衣服，向他展示着小腹上细小的疤痕，那是三年前为了获取一万元受试费，注射抗肿瘤药物留下的印记。针管从他的小腹拔出十几秒后，肚皮突然像是被几十根针同时扎着一般，难以控制的刺痛感瞬间蔓延至了全身。口渴、心慌、头痛、心跳放缓，强烈的药物反应接踵而至，脉搏甚至降到了每分钟四十次。原本需要注射三针的试验，也只好就此匆匆中止。

经过反复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心律不齐，但医院拒绝承担责任。三年过去了，他依然时常感到呼吸不畅，无法进行剧烈运动。直到现在，一旦提起袁生虎的名字，他的怒吼声还会回响在姜晗宇的耳边：“我自己都受了这么大的罪，你让我怎么相信干这个能去救别人？”

［四］

一次次挫败中，姜晗宇不再强求试药者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标志之一，便是不再排斥一些“作弊”的招数。

这套方法中最主要的一环，就是想方设法通过体检。长期服用各种药物，试药者的身体大多处于亚健康状态，但体检的压力催生出了许多应对之策。例如，大部分试验会声明不招募有吸烟经历的人，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再比如，如果血液里白细胞含量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就可以顺利通过。

对于诸如此类的招数，姜晗宇此前只是旁观，但渐渐地，他不仅参与其中，还运用自己积累的生物知识，提供新的方法。他们对他的信任也因此进一步加深，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觉得自己成为了众人拥戴的领袖。

令他感到些许意外的是，除了试药者，一位常常打交道的名叫岳明的试药中介也对自己变得热络起来。每当有新的试药信息，岳明总会第一时间告诉他，有时还会向他承诺比其他试药者更多的报酬。

在北京，各个医院每年累计招募数万人次的试药者，大部分医院不愿承担直接招募试药者的繁琐工作，便委托中间人发布招募信息。久而久之，庞大完整的中介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手头掌握着大部分医院的试药信息，如果绕开他们，试药者很难获得试验机会。

中介每次招募试药者，都要付出巨大的沟通成本，向试药者解释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们希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打消试药者的种种疑虑，这并不容易——在试药者眼中，中介就是为了榨取他们的利益而生的，并不值得信任。某种程度上，姜晗宇在试药者圈子里积累得到的信任，替岳明做了他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一次，他和岳明闲聊起自己即将参加的一次试验。岳明听后略显神秘地低声说道，这药有问题，千万别去。几经追问，岳明带着几分犹豫告诉他，危险性较高的药物，给的报酬通常也相对较高，试药者在用药物危险性公式换算之后，往往会出于恐惧而主动放弃，试验可能会因为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受试者而被迫延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主动把报酬压下来。试药者一看，钱不多，估计不会有危险，反而倒去了。”

临了，岳明没有忘记提醒他一句：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我这是照顾你。千万别往外说，别耽误我做生意。

自此之后，当试药者们跟往常一样咨询姜晗宇的意见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坦诚直率。他很清楚，作为试药利益链条上最末端的一环，一旦自己的建议伤及中介的利益，自己将很难再有容身之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中介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这是试药圈里人所共知的秘密。

一次，他收到了招募艾滋病疫苗受试者的消息，试验将在上海进行，为期一个星期，报酬10万元。经过仔细查询，他发现这是一种从未进行过临床测试的新型药物，对于这类试验，即使报酬丰厚，他也从不参加。他几次想要提醒几个朋友千万不要动心，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或许是出于对艾滋病的本能躲避又或许是高昂的酬劳反倒引发了恐惧，那次本计划招募6名试药者的试验，最终只有4个人愿意参加。几经打听，姜晗宇最终确定，这4人中并没有自己认识的人。

和一些试药者关系愈发亲近之后，对方不再在他面前掩饰自己的举动。他一次次地发现，试药者在医生面前服下药片，又在医生转身离开后将药偷偷吐掉。如果在一次试验中这样做的人过多，很可能导致无法采集到足够的有效数据，整个试验将会宣告失败，新药的上市也将因此而被迫推迟。

此时作弊的试药者已经领完酬金，离开医院。他们不必担心会被事后追查责任——由于临床药物试验大多采用双盲测试，医生无法得知究竟是谁越过了游戏规则的底线。

作弊让姜晗宇感到痛苦。他一边因为他们越过底线的行为感到愤怒，一边担心这些同伴的生命安危——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为看似不需要负责的投机行为承受痛苦。

在一次降压药试验中，为了抑制药物的剧烈副作用，医生要求试药者同时服用拮抗剂。面对医生递来的两粒药片，一个叫做小新的试药者在医生面前仰起脖子将药片放入口中，却在医生转身之后将其中一片吐在了手心。

大约两个小时后，小新的面色变得惨白，浑身颤抖，呕吐不止，体温在40℃上下徘徊。为期三天的试验结束时，他的症状仍未消退。出乎姜晗宇预料的是，事后聊起这件事，小新说：下次再遇到这种要吃两片药的事，我一定都吐了。

2012年4月，带着难以抑制的纠结，姜晗宇参加了一次戒毒药的试验。医生并没有用静脉留置针，而是用普通针管抽血，因为留置针要用到的肝素和戒毒药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

试验结束后，他的胳膊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17个针眼。医生反复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撩起衣袖，否则很有可能被警察当做是吸毒的人。

不过，17个针眼并不是他对那次试验留下的最深的记忆。为了缓解反复扎针产生的紧张情绪，医生打开了办公室的几台电脑，供他们消磨时间。随意浏览了几个网页之后，姜晗宇偶然地发现了一份关于这次试验的文档。他顺手点击开来，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文档里明确地写着：此次试验应向每位受试者支付受试费用人民币3万元。

姜晗宇握着鼠标的右手剧烈颤抖起来。他清楚地记得，几天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上，所写的报酬是两千五百元。类似的文件，这台电脑里还有很多，但仅这一份已经足够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他不愿再继续寻求更猛烈的刺激。尽管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看什么，他还是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关掉文档，关上电脑电源，匆匆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再次见到医生时，他无法抑制被愚弄的感觉。在此之前，他虽然知道试药者拿到的报酬会经过医院和中介的层层盘剥，但从未想到差别会如此之大。三万、两千五、三万、两千五……这两个数字不停浮现在脑海里，他觉得自己不过只是一个被用来赚钱的工具，过去两年间在试药者圈子里获得的成就感被击得粉碎。

三个月后，做完那次胰岛素试验，在前同事的推荐之下，他前往另外一家证券公司担任IT运维工程师，重新回到了曾经让他心灰意冷的金融业。尽管有过三年并不愉快的经历，但两相对比，他还是觉得，职场竞争虽然残酷，但至少他不用再整日生活在不安中。

［五］

尽管重新过起了整日西装革履的生活，姜晗宇并没有彻底离开试药者的圈子。他还会经常接到当时同伴们的电话，询问他某种药物是否安全。脱离了重重利益关系之后，他反而能够给出比以往更加坦率的建议，双方成了比过去更加相互信任的朋友。

找到新工作大约一个月后，他陪一个朋友去药店买治疗鼻炎的药。药师递来一盒氯雷他定片，正是他第一次参加试验时所试的药。在和朋友一起回家的路上，他难以抑制自己的自豪，第一次主动和试药圈外人讲起自己试药的经历。

当天晚上，他逐个打电话给当时同批参加试验的那些人。在对方惊讶和兴奋的语气中，他确信自己终于唤起了他们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只有当这件事和试药者自己的命运产生了联系，他们才会理解，自己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

自此之后，除了回答试药者的种种疑惑之外，他一度不愿再和他们主动谈起关于试药的任何话题。他更愿意将那段经历在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他仍然需要经常出现在病房里。八岁那年，他的母亲曾经历过一次脑瘤手术，在他找到新工作三个月后，母亲的病情毫无征兆地复发了。2013年4月，在病床上躺了近半年之后，姜晗宇的母亲在中关村一所医院结束了不长不短的一生，终年59岁。

十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他向我回忆起母亲在疾病晚期所承受的种种痛苦，和自己在那段时间的煎熬与无力。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母亲也从不曾知道，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儿子曾有这样一段隐秘的试药经历。

“如果将来有时间，你还会考虑参加试药吗？”

“会。”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他拼尽全力不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中流出，缓缓地回答：“我后来经常忍不住想，如果我当初能多试几种被我拒绝的药，说不定，妈妈不会这么早就走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及国家有关规定，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小说

　　　　　　　最后一排的男孩

　　　　　　　　于威

最后一排的男孩

撰文　于威

从那以后，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妈用她的旧制服给我改的衣服好丑，我的小臂怎么长出了那么多的汗毛。

1980年12月17日。第四节英语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纪小力无声无息地从最后一排走到讲台，举起撮垃圾用的铁锹，给了正在板书的英语老师后脑勺一记重击。老师抱头倒下，纪小力又无声无息走回座位。这时，吓呆了的我们才开始尖叫。

纪小力已经留了两次级，这是他第三次上初一。他和别的留级生不太一样，从不逃学，课堂上很安静，课间也不和其他男生打闹。这件事发生前几分钟，英语老师刚刚结束了对纪小力一次漫长的辱骂，可这种事每次上英语课都会发生，每次他都像一个棉花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他不是应该早就习惯了吗？

我们背后都叫英语老师“臭嘴”。他是北京人，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我们的爸妈都是搞勘探的。他们的单位几年前才落脚在这个小镇，子弟学校的老师也是草台班子凑出来的。“臭嘴”其实挺帅，虽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用帅来夸奖一个男人。我们只是感觉到，他不像其他的老师那样邋遢，的确良的白衬衫很干净，头发也从来不油。

可是他的嘴真的很臭，45分钟的课他要把好多时间花在骂人上，骂我们的发音土得掉渣儿，骂我们笨得像猪。不，猪的全身都是宝，我们整个儿一堆肥田粉。如果我们回家给爸妈讲老师骂人，爸妈就会说，那肯定是你们该骂，老师骂你你就得听着，搁着我没准儿还得揍你呢。纪小力因为同样的课学了三遍还是不会，挨骂更多似乎也合情合理，有时候“臭嘴”发挥得好，大家还会跟着一块笑。

“臭嘴”也不是光会骂人，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拿出一本全是英文的书，给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我们大段大段地朗读，然后戳着书皮说：“这是狄更斯，这是文学，这才是英语，这样的英语只有在四中才能学到，你们这辈子也别指望了。”

我问过我爸，我爸说四中是北京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大官儿的孩子才有资格上。我才不信呢，“臭嘴”要那么厉害，还用得着来我们这么破的学校？

第二天上学，班主任告诉我们，纪小力被警察抓走了，他把英语老师的脑子砸坏了。我们班换了一个嘴一点不臭但英语特臭的新老师，这件事热闹了两三天后就没人再提了。

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人还在想着纪小力，这个人就是我，纪小力是我的同桌。

我们学校有个默认的规矩，坏学生都坐在最后一排，省得影响别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坚硬地拒绝爸妈和老师的威逼利诱，不要学数学。新学期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我和纪小力在他眼里，是一样的差生。

刚开始坐到一起时，我像个神经质的哨兵一样保卫着课桌上的三八线，敌意一直延续到桌子底下，连过界的脚都要踢回去。对我的挑衅，纪小力从不反击，他简直不配做个留级生，他连一条虫子都没有在我的铅笔盒里放过。

纪小力所有的时间都在画小人儿。

他的课本的空白处，全是他画的小人儿。

他画的小人儿，全都披着盔甲、骑着骏马。

他的课本太多次被抄走，被老师举起示众，摇得书页哗哗响，用以警示一个连自己的课本都不懂得爱护的差生。可是总不能没收课本吧，只要还给纪小力，他就接着画。

纪小力的画是从一根线条开始的，那根线不管从哪个犄角旮旯出发，只要落在纸上，就活蹦乱跳了，他的手被这根线欢快地牵引着，跑上几步，就是一个昂着头的将军，就是一匹嘶鸣的大马。

他的线带着魔性，三八线都被震慑住，再也不敢惹是生非。我的偷瞄渐渐变成了大胆的直视，直到有一天，当他的课本已经无处可画的时候，我把崭新的数学书推给了他。他诧异地仰起头，我看到他的上唇上有一圈儿毛茸茸的小胡子。

纪小力画小人儿用的是圆珠笔芯，那玩意儿常常漏油，一不小心就是一块黑疙瘩，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他好像生气了，狠狠地用牙咬着指甲旁边的硬皮。

我决定为纪小力干一件“大事”——去我爸的办公室偷东西。我爸是绘图师，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图纸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画完还要用一种药水去“晒”，所以他的办公室老有一股让人恶心的化学味儿，我爸有好多支笔尖像针尖那么细的描图笔。

这件“大事”干得一点不刺激，我爸根本就没工夫搭理我，趁他出去的时候，我把一支笔和一瓶碳素墨水塞到书包里，等他回来，又跟他要了好几张废图纸，说是要裁成本子写单词。本子也给了纪小力。

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进行，我和纪小力始终没有说过话。上课的时候，我自愿给他当消息树，一旦觉得老师又要过来突袭，就轻轻地踢一下他的脚。

那是轮到我们两个差生做值日的一天，其他同学呼呼隆隆都走了，教室里只剩我俩。我用扫帚把碎纸头和尘土拢到一起，纪小力扶着铁锹，把垃圾撮上去出门倒掉。收拾书包要走的时候，纪小力翻出一个纸卷塞给我，打开一看，哇，我从来不知道他还会画女将军。“是花木兰吧？”我高兴地问他。纪小力的脸腾地红了，“不是，是你。”

“我”，披盔着甲，在一张淡蓝色的、一股药水味儿的废图纸上，正在扬鞭策马。

从那以后，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妈用她的旧制服给我改的衣服好丑，我的小臂怎么长出了那么多的汗毛。

其实我不算一个合格的差生，除了数学，其他科的成绩都还将就，尤其是语文，每一篇作文都被当做范文，还在省城的作文比赛上拿过奖，被流放到最后一排，我并不服气。都是因为纪小力，我连班主任都不觉得像以前那样讨厌了。我妈很高兴早上再也不用吼我，我肯定是家里最早起床那个，随便吃口东西就往学校跑。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我都像高高挺着胸脯的企鹅一样没来由地快活。考试的时候，我故意把我的卷子往课桌中间挪，暗示纪小力可以随便抄。我还主动替纪小力写作文，绞尽脑汁让老师看不出来是我写的。我不敢去想做这些事的原因是什么，那实在太让人脸红了。

纪小力呢？他也像我一样快乐吗？我相信是的。他笔下的线条像春天的青藤一样疯长，爬满了我们一起推开的一道小门。

我出色的弹跳能力终于被体育老师发现，他说服我爸妈让我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他说我只要刻苦训练，有机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想要那套蓝色的、袖子和裤腿两侧都有白杠的运动服，到手之后我就死也不穿别的衣服了。

都怪这套该死的运动服。

一天放学回家，我和两个女生走在前面，我知道纪小力在我们身后不远。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一个盖房子的工地，经过一口一半埋在地下已经干涸了的沥青锅。那天的我好像特别兴奋，声音大得连自己都觉得吵。看到那口大铁锅，我对两个女孩说，信不信我能像立定跳远那样跳过去，女孩说我吹牛，说你跳啊，有本事就跳啊。我把书包一扔，跳了。起跳时我的一只脚绊到高出地面的锅沿上，右腿膝盖重重地磕在上面，血从蓝色裤子的破口里滋出来，捂都捂不住。捂不住的其实是我的羞愤，纪小力肯定什么都看到了！

当我的腿伤恢复得差不多，又穿着我妈旧工服改的衣服一瘸一拐上学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对纪小力的仇恨。我再也不要理他，三八线重新恢复，仿佛这样就能修复我被摔碎的自尊似的。纪小力又开始用圆珠笔芯画小人儿了，可能我给他的墨水已经用完了吧。活该，我才不在乎呢。

有时候，我觉得纪小力在偷偷看我，可我用余光瞟过去时，他低着头。

1980年12月17日，第四节英语课上到一半的时候，“臭嘴”又开始找纪小力的麻烦。他喜欢从第一排开始提问，一个挨一个地问到最后一排，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地选中一个错误的回答，启动他的骂人模式。此刻，他站在纪小力的旁边，鄙夷地拿教鞭戳着纪小力的课本，“纪小力，我就不用辛苦自己再问你问题了，你肯定答不出来对吧？哦，我怎么有资格问你问题，你是大画家，你是达・芬奇啊。哎，你知道达・芬奇是谁吗？”我们都笑了，我也笑了，还故意笑得很大声。“臭嘴”继续嘚吧，他说纪小力要是叫纪大力就好了，就离意大利不远了，就可以成为达・芬奇而不是留级生了。

纪小力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语，“臭嘴”回到讲台时，他无声无息地跟了过去。

我再也没有见过纪小力。他被学校开除了，听说从少管所出来后，就被他爸妈送到新疆老家。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忘了的时候，我还在想着他。我会在夜里偷偷把他送给我的“我”拿出来看，使劲吸着鼻子，捕捉越来越淡的药水味儿。直到今天，我都不敢承认，他举起铁锨，是因为我也笑了，还故意笑得很大声。

||| 诗歌

　　　　　　　朋友的幽灵

　　　　　　　　王炜

　　　　　　　将漫天的星斗一饮而尽（外二首）

　　　　　　　　凌越

朋友的幽灵

撰文 　王炜

又一次，我发现，人所认同的不与他同在

一伙人影影憧憧，分不清才能出处

我们在梦中开会，欣赏PPT

有人哄笑，有人存疑

这不稳定的有生力量是否合成为

一个自我核心化的青年？他的

目光像个正确的党派，按捺着轻浮

另外两张面孔是深情的

腾格尔与板着脸的黑格尔

这四种自我，进修中的黄帝

在不成熟的大陆上推动不成熟的

新工具，而发展中的幻方以外

一个抵触共同体又在规划蚩尤原野。

有时，一个时代的语文完全围绕着

他的喜怒无常，它喜欢更辛辣、还是更雍容？

　　但我更喜欢烟囱、工事与平原

出现在语文的反光中。

语文的反光也是语文的另一天。

我年轻的朋友也从另一天到来，像从一个

烂摊子撤下来的复员军人。告诉我

一年只出产几个有限的短篇小说

“接受这个时代吧，抛弃

那种理想——近似匿名又近似闻名；

动用什么也不是的事物也会是庸俗的。”

“既然并不一定要在首都生活

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这农业的人问我。

我回答：“我喜欢这些湖广狄更斯

中原布罗茨基，河北海德格尔

他们脑子里的战国意识吸引我

没有大脑可以理解，没有

经验可以证实，没有命运可以承载。”

“我还在写，但我的想法

有了变化，正如我的灵魂。

我认为你留在不安的生活中不如

加入死人的稳定团结。现在

我放弃否定，这是一种奇怪而恒久的

保守主义，另一个一生。”

这革命的人对我说，带着与他生前

近似的局限，但褪去了乖戾。

“你为什么选择死？”我问他。

他回答：“整整一个省的石灰岩邀请我

何况这里还有这么多著名的死者。

对于你，野蛮没有结束

对于我，停止塑造了乡村。”

　　但我更喜欢城市胜过喜欢乡村

这里也是劳动的时光，朋友们回到

失落已久的感官工作时

并不嘶吼，也并不描摹。

哦，语文的反光！语文的另一天！

但反光只能被乌合的领域承认

每个人是全部，是又一轮野蛮人

不能更主动，也不能更宽容

过分混合又趋向于简单。

在语文的另一天亮起来之前

在我适应新的视力之前

在没有诸子的大都

我们抽烟，道别。

（赠彭剑斌、向祚铁）

将漫天的星斗一饮而尽（外二首）

撰文 　凌越

将漫天的星斗一饮而尽

将漫天的星斗一饮而尽，

这是从爱中生出的饥饿。

影子吞噬它的主人，

肌肤收束泛滥的血液，

哦，琼浆，倾倒在痉挛的大街上。

他目瞪口呆，这一场灵魂的暴动多欢畅。

把书籍扔掉吧，

它们阴森森，时刻在炫耀智慧的重量。

把笔记本撕碎吧，

那些模糊的字迹能留下什么？

不过是在繁衍没有体温和鼻息的子嗣。

灯光——寂灭；灯光——跳舞！

谁在白炽灯光的照射下捂住了脸，

破碎的呐喊从指缝间溢出。

骨节突出的夜啊，

为什么不再庇护这退缩到橱柜里的港口。

翅膀安放在旅行箱里，

黑色的眼罩套在手腕上，

适得其所，这些乖张的物件簇拥着一个诗人！

唱机、药罐、肮脏的灶台，

靠在椅背上的颓废的腰带，统统归他派遣；

森林、大地、河流尽在他的心间。

庄严的道德的秩序如何将他拉入俗世的队列？

数一数肋骨，比划着心脏的位置：

“我的心饥饿，渴望凶猛。”

垒砌碎石作为它的眠床，

扯下整个夜幕作为它的蚊帐，

倾吐诗行如同梦呓。

不再醒来，

不再与固执的打桩机蠢笨的声音为敌，

啜泣隐藏于有节奏的鼾声中，

秋天的小提琴收入琴盒：

这是从饥饿中生出的爱。

马雅可夫斯基在特维尔大街普希金纪念碑前

天空和大地在奔驰，

而你铁铸的脸庞是礁石

矗立在时光的长河中，

将诅咒和谎言撞成浪花。

枞树拖着枯枝排成队列像年迈的笤帚，

清晨的大街饰有空想软绵绵的大衣衬里，

早春的光线像鸭绒褥子从冰冷的护栏上弹开。

甩开礼堂里那些喧嚣的愚蠢的人群，

我愿意这样和你默默对视，

天地间只有你和我，只有诗人和世界，

你的眼神穿透我的头颅朝向无垠的太空。

你所厌恶的人生和我的何其相像。

冰冷的词句沾染诗人的体温，

平静的呼唤怂恿诗人沙哑的嗓门。

我注视着你，我曾经放言要将你

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

可是有谁知道我整宿在读你的诗句。

我在愚人的欢呼声中讥笑你其实是在讥笑我自己，

——粗鲁总有它强烈的后座力。

在我的黄色短上衣里揣着你的诗卷，

我秘而不宣，只是不想向群氓展示巨人那要命的脚踵。

不信？我随时就要跃上讲台，

当着红脸颊的批评家的面

朗诵你全身发抖的痛苦的诗行。

来吧，来吧，我秘密的诗人，

讴歌大海和自由元素的诗人，

请从铁铸的雕像里走出来，

走到空旷的特维尔大街上，和我并排前行。

我们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漫游，

我们痛斥统治者的暴虐，

我们饮尽爱情的美酒和命运的毒鸩。

我们看见过岩石上的少女迎接暴风雨的奇观，

我们迷恋从荒芜的休耕地飘来的残酷歌谣，

那坚强、平静又冷淡的语调

不正是地平线孕育的缪斯的歌声？

我原以为沿着诗行

就可以奔向美妙的生活，

现在我知道，你的遗产只是带响铃的重轭和皮鞭。

道路曲折，诗行的路标指向终点：

莉丽和冈察洛娃在嬉闹，

簇拥着一颗孤立的跳动的万物之心。

缪斯叮叮当当，修补着星星的泪痕。

风徒劳地摇撼着我们的供桌，

在珀耳塞福涅的注视下

我们展读《圣经》这张旧图纸,

我们高声朗诵或者浅唱低吟。

诗行这抽搐的彩虹，

将我们镂刻成时间的祭品，

我们坚强又冷淡，携手行走于刀刃上。

失眠的苦役寻获我

有一个夜晚，失眠的苦役寻获我，

有一个夜晚，内心的嘶喊震破了天穹。

在星空的淬炼下，我重生。

修道院骄矜的阴影楼抱一颗颤抖的心。

银质烛台反射主教的面容，

如果恶被赦免，宁静将浇筑天使的铜像？

我没有信心将自己完整交出，

来吧，不厌其烦地叫卖者，来领取罪恶的犒赏。

城市在尘嚣中安眠，

它溃烂肌肤上的蛆虫停止了蠕动。

有一个夜晚，宽恕涌起地狱的波澜，

有一个夜晚，我循着腥咸的河水走入墓冢。

带他回家吧，我的孩子，

街巷里嘶喊的革命者如今奄奄一息。

道德义愤总像斗牛般盲目，

而爱情的红布也迷惑了众生。

苦役犯的标签追逐我，

法律傲慢的正义鞭挞我，

在和浩瀚夜空的对视中，

我和旁观的人类一同败下阵来。

赐予饥饿者石头，

赐予相爱者短暂的欢娱。

善的大幕遮天蔽日，

唯有恶臭的下水道将我们渡送真实的世界。

感恩、赞颂、悲悯、慈爱，

——这耀眼的词语谁敢滥用？

请牵我的手，将我置于严酷的真实之中，

哪怕噩梦的秃鹫来啄食现实的腐肉。

但不要惊扰意志的囚徒，

救赎、杀戮、宽容、钟情，

——这全然沸腾的词汇表，

像烙铁在此世打下烙印。

我不再流亡，

我安静地走向自己的归宿——

雨夜和星空交替上阵，

痛苦的良知始终裸露在烧红的铁砧上。

随笔

　　　　　　　逝去的故国

　　　　　　　　唐克扬

　　　　　　　告诉你一个哭泣的真理

　　　　　　　　云也退

逝去的故国

撰文　唐克扬

历史既是唐德刚先生所说的风雨后晴的“三峡”，有时也更像一座沉闷的火山，过去本自混沌，身在其中者并不知它哪一刻会在何处迸裂，以及这后面将发生什么，更不用说那裹挟所有人巨大莫名的惯性。

那还是 2009 年的秋天的某一日，和一位安徽籍的朋友偶然谈到我在美国的一位老世伯，隔了两天打开计算机，居然就收到了他的讣告，冥冥中似乎是有某种不得而知的感应。

说起我和这位叫做唐德刚的学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大概都是属于这族之中的某一分支吧。合肥的“老唐家”分为肥东和肥西两族，住得不远，在清末，“老唐家”和“淮军”这个字眼密不可分。具体说来，清廷在晚清重用汉军，让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跟随他们征战的乡党也都一荣俱荣。唐氏家族的几位著名将领由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发家，又先后参与了 1874 年台湾之役（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第一次觊觎台湾）和平定西北回民武装的战斗，淮军的影响一路带进现代史，和后来北洋、民初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先生出国留洋、开阔眼界大概也和这种机遇不无关系。

可是对 1949 年之后的中国而言，这种出身并不是什么好事，每次问及家人合肥唐家的情况，都因为“往事已矣”的原因而得不到确切答案，毕竟那段家史对他们的个人经历而言是非常不愉快的负担，绝非荣耀，而是终其一生的沉重。

除了《晚清七十年》这样的著作之外，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教授最为人所知的经历是曾经担任胡适晚年在美国的研究助手，并且帮助整理《张学良自述》等一系列“口述历史”。唐先生是历史的研究者，本人也算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分子，他不仅著书立说，同时积极参与对现实的干预，从为家乡的灾情捐资募款，到在“台独”场面里挺身而出。或许是由于这种双重身份，有时候，他似乎并不太介意一个客观地把握历史的叙述者和一个小说家的区别，虽然妙笔如花，却在专业史家中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他叙述二战以来四大权力巨头（中、美、英、苏）的关系：

在二次大战末期，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全球列强，只剩下中、美、英、苏，一桌麻将……四方城中，另一麻将客邱吉尔，也技术非凡……朋友，人家输得起嘛！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钱无限，你如也想赢点小钱，你就得“摸着石头过河”，在霸主身边,狐假虎威一番。是非云乎哉？

真是有点太生动活泼了。对这种洋溢在字里行间的热情，在80年代成长的我却是充分理解的。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谈“思想”，可是，“心”却是当下实在的“心”。读一读类似王阳明《夜坐》那样的诗句，就明白近世四五百年的“思想”脉络，为什么会在唐先生前后那几代人身上，散发出如许的能量——有其得，也自有其失：

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在海外，理解中国版的“大历史”不能不从对“陋巷贫”的惺惺中谈起，被时间的灰尘蒙蔽的某些片断，如果设身处地地想，才会在被人忽视的角落里发出毫光。“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合肥宰相李大人都能看到故国的衰黯，真是惨烈得惊心触目。今天的小朋友们或许觉得这种形容是夸大其词，我的父母那一代却还是感同身受，我之所以也能认同，多半是因为在少年时见过改革开放前种种“前现代”的积弱和匮乏，见证着百年来跌宕波折的国运。周公们无暇顾及的镜中尘、陋巷贫，按照费正清在为《两种时间》（Two Kinds of Time, Graham Peck）所序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其实是需要福楼拜、巴尔扎克和笛福的三支大笔才能尽书的。这种情结，正是唐德刚教授等海外学人落笔处不够“平静”的原因，《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壮岁由职业军人转为历史学者的黄仁宇也是如此。

一直知道家族中有这么一位名人在纽约。去美国留学后的第四年，我有机会去纽约开会，心血来潮想去拜访他，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投到我很久前获悉的地址中，过了一阵便忘记了这件事。不想没多久后的一个清晨，突然有个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所在的地区与纽约还有一小时的时差），电话那边正是唐德刚先生。我一个从未与他谋面的无名小辈，他第一句话就是：

“克扬吗？我是德刚啊！”

甚至在电话听筒里，也听得出语音的哆嗦。他完全是以“族人”——这种对我而言很陌生的身份称呼我的，其实他长我好几辈，用不着如此自谦，或许是又夹杂着不见外的美国习惯。但他口音很重，我本来就没在合肥土生土长，加上他说的是老式的合肥话，我晨睡未醒，一会儿就完全听不懂了，辜负了唐教授他乡遇故知的热情。

“你的爹爹我没有见过，但我想我是知道他的……他是‘志’字辈，你们的伢应该是‘乃’字……”

正在想着怎么应对，他很激动地说，我到纽约的时候一定打电话给他，他要到纽约市内来见我。我连说不用了，因为知道他年事已高，还是我去拜访他为好。

过几天，我又接到了他夫人的电话，言语中却有些不同的意思。我理解，大概是因为我预约的来访，竟给她带来很大的压力——老人家出门毕竟不方便，更何况还要在驾驶风格粗暴的曼哈顿自己开车，自然觉得是很大的麻烦。后来，我左思右想，就主动取消了这次访问。

现在知道，他在新泽西住的地方其实离我后来在纽约北郊的家极近，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的车程，就算是坐通勤火车再打个的士，在纽约这种大都会圈大概也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美国人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我那一次的畏缩，想来还是有些命定的原因，也是我这里想要详细说的主线——也许我并不真的很享受这种与老前辈的会晤，也许我对过去历史的好奇终究只是叶公好龙，抵不上辗转一两个小时的艰辛，抑或，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感到不自在——当听到一种似乎乡土的、却是隔了五六十年光阴的本地方言之后？

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似乎那年年底他就搬到旧金山他儿子的家里养病去了，纽约的气候对于病重的他而言可能还是太过严酷。想不到，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晚年饱受肾病折磨，最后一刻决定不再治疗。据说，辞世之际还算是安详。

说起来，唐德刚教授并不是我接触到的唯一一位“上一代人”或“上两代人”，但我和他整整差了半个世纪，却能在世纪末的异国阴差阳错地接上头。因为这点接续得不太牢固的“线头”，又牵起很多复杂的情绪。

我生于70年代初，成长在80年代，接受了还算正常的教育，按说承上启下的这一代人还是幸运的：往上去，在我们思想成熟的那个年代，见识过“旧社会”的人们依然健在，启发着我们还有着更多人生的可能，在风云际变面前，乃知“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个玩笑，但满怀敬畏的同时，我辈又难免感到一丝迷惘和畏惧。不管是读史还是阅世，都真切感受到，其实没人能一夜改变世界，风风火火的革旧鼎新的过去的世纪，如今又在门槛上踟蹰徘徊了……历史既是唐先生所说的风雨后晴的“三峡”，有时也更像一座沉闷的火山，过去本自混沌，身在其中者并不知它哪一刻会在何处迸裂，以及这后面将发生什么，更不用说那裹挟所有人巨大莫名的惯性（越是活跃的火山越是盲目）。

如今想想，我自己连对于这种自下而上的追溯也慢慢失去兴趣。历史，尤其是晚近的历史，就如唐先生的合肥话一样，使人亲切却不得亲近（相比之下，遥想汉唐反倒是因为遥不可及，而成为一种“思想穿越”，使人兴味盎然了）。联系唐教授的生平，尤其是因为他的困扰和教训历历在目，使人感到提不起高山仰止之心，只觉得惋惜，同情，怅然若失——我至今还想起他自述中，晚年因被纽约市立大学无故解雇而蒙受的屈辱。每个在美国讨过生活的教书匠都知道，那是一种比五斗米更能使人折腰的巨大压力。

今天来往大洋彼岸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那时的游子却是断了根的。中国文化已不再当然优越，故国回不去也靠不着，只能看别人的眼色，做别人予取予求的东西。对于他们那一代的人而言，在思想的母体和隔膜的现实间“切换频道”已成常态，“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是个跨不过去的伦理门槛。已无归路时，虽然加入美籍，照例宣誓各种“忠于”，内心的巨大冲击对于今人而言仍是不可想象。可就算是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这个社会并不会真正接纳他们，亚裔——更主要是指东亚几国——最特殊，如果已经在过去的文化中浸透，大国的子民又更有种说不出的难堪。有的人在专业上已经极有成就，但社交生活依然只能和同文同种的人们混迹一气，或是，至少会把内心最亲切的那一小块交给最熟悉的语言。

自然科学领域的还算好，对于从事人文和社科的中国人，面孔和语言的标签已经延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最“友好”的西方人眼中，也一定会有有形或隐形的标签。在中国学中文，翻阅中文书报，或许是因为你的兴趣爱好，可是对于很多最终在异国终老的人，那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一个智性的人而言，这种画地为牢的“出路”，显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

那些“专属”的西方圈子是不属于这些“归化”者的。因为工作的需要，我曾经参加过纽约的几个文艺聚会，比如由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召集的戏剧派对，其间看不到一个有色人种，更不要说中国人——平心而论，这和真正的歧视还有一些距离，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单边的尴尬，并没有因为我们引进了 NBA 或者美剧、英剧而缩小。试想一下，如果你要和朋友去看郭德纲的相声，你会带上一个外国人不厌其烦地用英语给他讲解吗？如果你发音纯正的非洲朋友自称，对于唐诗宋词有兴趣，你真的愿意天天和他把酒相和吗？对于某些“热心”的国人而言，也许这种情况偶然也会发生，报章上我们更不乏“征服”了曼哈顿的男人女人；但必须承认，这种照顾或眷慕来自一种仰视俯视的微妙心理，在中国展露“才艺”的西方人相对于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可是倒过去就不一样了，没有人会用中文为你解说“超级碗”（Super Bowl ，有人说这是美国人的春晚）。和某些想当然的飘飘然形成鲜明的反差，最悲催的还不是用英语表达的别人的梦想，而是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迁就”。

如果世界真的是平的，“你”和“我”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很不幸的是，至少是此刻，“我们”还生活在“他们”之中——也可以说，“我们”选择了“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倒过来。这是时代的大局使然，对后人而言，它只是某个历史时段必要的准备，就像唐先生所描述的“时间三峡”中的某一段，但对于已终生在阴影中穿行的小船而言，这多少是种悲剧。别忘了，在唐德刚的年代还存在着真正意义的“歧视”，那时在纽约，犹太人和中国人通常是租不到好房的。

多少次走在纽约古老的大街上，有一刻，我突然为未曾与唐先生谋面感到深深的遗憾。

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经参加过几次有趣的老华人教授聚会，叫做“康桥新语”——大约是“世说新语”的典故。在座的十来个人，居然有三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座中固然尽是一时的俊杰，却眼见着他们在异国的昏黄灯下渐渐老去，而他们的事业也如他们的生命一样，尽管曾意兴漫飞，却不能不局促在时代大局之一角，在瀛洲而作故国之思，老气纵横，老态毕露，而终入一种苍凉的老境。似乎只有那些毅然与自己的文化脱系、入西籍专心科学的人们，才似乎有超拔于这种困局的可能？但一旦有回忆这回事，被回忆锚定的“中国”终归是尴尬的，它和新的现实不谋合，甚至也不是历史上我们认定的“中国”了。

对某些品茗养心的糊涂“传统”，我其实是不感冒的：所谓“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蒙聋而听之”。如果这些糊涂的东西确实管用，借用某老师的名言，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都白活了。可每每回忆起德刚先生语速极快的合肥话，想要为我搞清楚我的曾祖父可能是谁，我在家里如何排行，谁可能与我的祖上有所瓜葛……我又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从遥远的距离冷不丁回头望去，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和我此刻的哭和笑，爱与痛是否真的有关？

好像非西方的电影中总有这样的父子纠结，就算只是放在背景里，也有巨大而震撼的象征意义，像电影《一次别离》中患了老年痴呆症的伊朗父亲。西方文学中由家中两代而始的冲突似乎渐渐不多了，相反两性的关系却很突出，而当代的中国文艺好像还是把宝一次次押在“家”这个字眼上：无论是《大宅门》还是后宫传，还是在和“父亲”叛逆又和解。

“中国”这个从外部指涉“我们”的词，其实是“别人”——具体地说来，匈奴人、突厥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首先使用的，但现在竟是我们普遍的自称了，在今天，伴着“声音”、“歌曲”的各类“中国”像是再一度被发现，还是隔着大洋的宽度，带着英语的腔调。但是，每当听到这样的呼喊，又总是毫无保留地为之感动：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我们改变的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告诉你一个哭泣的真理

撰文　云也退

奔驰的奔驰车停在了距大屠杀纪念馆有两百米的地方，空气中好像有种忧伤的因子在缓缓降落。

耶路撒冷的出租车司机，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活着的。需要车的家庭基本都有车，而游客，不论从哪个方向抵达圣城，凭步行便能进入名胜最密集的老城区，尤其是夏季，沿路还能享受别的城市少有的习习凉风。2011年8月，圣城又开通了一列横贯城腹的轻轨列车，感觉上，整个本地出租车业的丧钟都敲响了。

他们只剩一个景点可以兜售。

我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在长途汽车站下车，周围冷冷清清，只有两部出租车，装作偶然经过的样子，犹犹豫豫地跟了上来。第一个司机探出脑袋：“怎样，去大屠杀纪念馆吗？”

大屠杀纪念馆，通称Yad Vashem，在城西，赫茨尔山那边，也不过就三公里多一点的路，但对拉游客的出租车来说，这么一趟已经很不错了。

“哦，我可以去老城吗？”

“OK，我带你去，快上车吧，快啊！”他急躁的样子仿佛开的是辆消防车。

“可是，轻轨电车不就可以直通老城吗？”

司机发动引擎，一溜烟地走了。

另一辆车慢慢停了下来，司机掀掉墨镜，伸出一臂搁在窗沿上，和蔼亲切：“朋友，去大屠杀纪念馆吗？”

他一点都没有露出尴尬的样子，倒让我有点尴尬。可转念一想，如果纽约的出租车要拿被毁的双子楼拉客，他们会不好意思吗？

“哦，我想先去看看橄榄山。”

“橄榄山？当然可以，我当然可以带你去啊！”他向我招手，用下巴动作配合，但我看出他的样子已经不太自信了。伟大的橄榄山就在老城以东，中间隔着一个约沙法山谷，世上最古老的一批犹太人坟墓就倾泻在山谷东边的缓坡上。

“我坐轻轨车去哦。”我尽量让他知道我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无知游客。

“我带你去啊！”

“你只要告诉我雅法路在哪儿就可以了。”电车车站就在雅法路上，但耶路撒冷地势起伏，近在咫尺的目的地常常被挡在路基和围墙后边，一眼看不见。

“我带你去啊。”

我一边摇头叹息一边往前走。那位司机死死地跟着我，又说了一遍：

“你不去大屠杀纪念馆吗？你不去吗？”

他没有威胁，也没有乞求的意思，犹太生意人是有名的不卑不亢，何况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如果我坚决置之不理，他一定收回身子，踩下油门就走。不过，Yad Vashem这个名字在我脑袋里盘桓了不是一两天了，是一定要去一次的。以色列人如此重视大屠杀纪念馆，将它视为景点，邀请游客分享他们最痛苦的一段民族记忆，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也让人难以拒绝。

按此地的惯例，我们谈了个价格。司机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好像忘了这笔生意来得有多侥幸。他嗡一声把车转向，啪啪地拨弄着车载音响，调出一支新的音乐，然后与我寒暄。常规的问答过后，他拍了拍仪表板：“你知道这是什么车？”

我说，我是个车盲。

“奔驰的，梅赛德斯-奔驰！”他高叫着，哈哈大笑，“以色列哪儿哪儿都是奔驰，德国人的货，德国人，嗨！”

他是个犹太人，我们是在前往大屠杀纪念馆的路上。

你的父亲被人杀害，事发后，对方提出支付一笔巨款了断此事，你如何抉择？

如果是你主动提出要一笔巨额赔偿金，又如何？

在赶上大屠杀并幸存下来的那一代犹太人眼里，两者没什么区别，一样的以钱易命，一样的无耻之尤。中国人有《春秋》，按其中的说法，哪怕仇在百世之前，也是不共戴天，可以报复。和解是一条荆棘密布之路，若是和解得太快，金钱之前伤疤瞬间痊愈，甚至要让人揣测这背后有什么阴谋。

可是，有人急不可耐地要代表他们做这笔交易。

这个人不是别人——“国父”，第一任总理，为民族利益鞠躬尽瘁的本-古里安。

那些天我读完了本-古里安的传记，巴尔·祖海尔所写，尽述这位“国父”拥有的政治家素质：忠诚、狡猾、精于进退、懂得权变。国家视他为缔造者，可1951年，他决定向联邦德国伸手要一笔15亿美元的赔偿，也押上了半辈子的威望和政治前途。犹太人是全世界最明白“交易”一词性质的民族，交易意味着一样东西是有价格的，可以用货币，或另一样东西来衡量。

而600万死者，能用15亿美元来衡量么？

民主国家，凡事必须提交代议机构表决。本-古里安把这份议案交给了当时的临时议会，发表了一通演说：

“600万犹太人死于折磨、饥饿、大屠杀和集体窒息。在这有组织的大屠杀之前、期间和之后，一直有掠夺——这也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的……如此巨大的罪行没有任何物质可以补偿。无论什么规模的补偿，也不能偿还人的生命或者赔偿那些男人、妇女、孩子、老人和婴儿遭受的折磨和苦难。然而，即便在希特勒政权被打败以后，德国人……还继续受用着大屠杀和抢劫的果实，受用着从被谋害的犹太人那里掠夺、盗取来的果实。以色列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德国人归还这些盗取去的犹太人财产。不能让谋害我们人民的凶手，还作为我们财产的受益人！”

他煞费苦心，把“赔偿”说成是“归还”，暗示说族仇家恨一时难以梳理，我们先解决次要的问题。他知道人民不会乖乖受他引导，更何况还有敌对的政党。

就在会场内外，极右翼首领梅纳赫姆·贝京高声训导民众，告诉他们“国父”是怎样一个下流政客：“今天，这位犹太总理准备宣布他要到德国去收钱；他将为钱财而出卖犹太民族的荣誉，在那上面铸上永久的耻辱……没有哪一个德国人不曾杀害过我们的父母。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刽子手。阿登纳是刽子手，他手下的人都是刽子手。但本-古里安琢磨的是钱、钱、钱，为了几百万美元，他做出了这件恶心的事。”

他还说，本-古里安政府已准备好了和当初纳粹屠犹时一样的武器——毒气——来对付企图闹事的人们。这一招够狠够辣，计划中的“恶行”顿时变得清晰可见了。那两天里，议员们在辩论，暴民在外边丢石块砸窗户，军警带着催泪瓦斯出动，喝骂、惨叫、哭泣声不断。群众都是一样的，相信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何况那是1951年，只要听到“毒气”二字，人们都会恐怖地撕抓头发，凄厉地叫起来。

在骚乱中共有一百多人受伤，与此同时，议会以61：50的票数通过了这个议案。本-古里安取得一场惨胜。就是这样，管你是多大的功勋，想要给大屠杀这棵盆栽松松泥土，都很难全身而退。谈判结果，西德人最后答应在12年里赔偿8.22亿美元。一穷二白的以色列拿到了急需的建设资金。

脱胎于血与火的民族国家，大多情绪不稳，要过一段意气用事的日子。中国人对此深有体会，新上台的领导者着手解决人民饿肚子问题，便升居伟人。以色列则相反，它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是务实的。苏联之于以色列有大恩，但斯大林露出控制的意图，又想迫害国内的犹太人，以色列立即转投美国阵营；到了1951年，本-古里安想要说服人们，我们主动向仇敌索要公道，这是一种坚决的态度，并不是妥协；此外，铭记德国人的罪恶和收他们的钱是两回事。

即使他们现在不信，时间也会让他们相信。

但是，有些人能够克服时间的冲击——也许是所有人。

“大屠杀”这个概念，并不是暴行发生时就有，事实上全欧洲的犹太人死了多少，这个数字是到二战结束，集中营内幕被揭，战犯受审，才慢慢估测出来。有了数字之后，世人备受震撼，排山倒海的同情倾注到受害民族身上，原先陷入僵局的建国大业，一下明朗起来。以德国为代表，他们认为整个排犹的欧洲都对不住犹太人，没有理由不让幸存者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合法拥有一个国家。联合国在1947年11月底投票通过了一个一地两国的决议，六个月后，以色列在混乱和争议中问世。

有权威统计，“大屠杀”至今仍是互联网上聚讼最多、最敏感的讨论主题（另三个是“上帝”、“希特勒”和“巴以问题”），一个争讼点是死难者数字的出炉过程，及“大屠杀”概念是否有“制造”之嫌，意在助以色列建国。但不管怎样，集中营、焚尸炉、奥斯维辛都是真的，安妮·弗兰克、拉贝日记、辛德勒名单都是真的，母亲忍痛弃女保儿，老人被拔走金牙，全家登上死亡列车……这些，都是真的。

被屠戮过的人群，理应代代记仇屠戮者。就像被砍成两截的虫子，虎口余生的犹太人，前一段生命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后一段则在时间的流逝中一阵阵地颤栗，他们总是敏感于迫害，惧怕奥斯维辛的命运重临，哪怕就因为这种惊怕，他们在感情上也永不宽宥德国人。

爱泼斯坦老太太，多年前从长居的美国来到以色列。她就是当年从集中营活过来的七千多名犹太人之一。她才两岁，父母把她托付给一个勇敢而谨慎的波兰天主教家庭，自己赴难去了。足有一百多万犹太儿童，没得到她的幸运。

我偶然见到了她，在一个德裔犹太人档案博物馆里。一位身材高大的浅发女孩陪同着她，我不知道那是她的孙女还是秘书，或者两者兼有。女孩的语速很快，我知道，老太太正在被一些历史收藏者和作者所追逐，这让她的感觉很不好。说穿了，谁愿意做这样的记忆供应商，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就像一名长期受到公开捐助的人，不得不感谢社会一样，幸存者似乎天生就负有义务，要满足那些希望他们述说的人的期待。

德裔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的精英分子，人数众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们在一段录像前驻足良久，那里面循环播放着1920年代的移民踏上巴勒斯坦土地时欢呼雀跃的画面。老太太耳音不太好，但她指着屏幕说，她认识许多德国朋友。

“为什么要结交他们？为什么？”她是在笑，可那是一种重复，一个已重复了无数遍回答时才会露出的笑，得意之中带点自嘲。

“他们怕我，因为我总是冷不防问他们问题：在集中营，纳粹曾经把孩子从阳台上往下扔，你会这么做吗？在隔离区，德国人当众枪杀有孕在身的犹太妇女，你会这么做吗？我身边有许多同胞，一辈子都在为当初救不了自己的孩子而悔恨，对他们来说，活着是种惩罚——你能领会吗？”

他们都怎么反应？

“他们哭了，跑了，呵啊哈哈。”她朝空中弹了一下手指，仿佛那上面有一撮烟灰。

然后她便不怎么说话了。她对我不感兴趣。也许从七十年前开始，她的生命就只剩下唯一一个支点。她用自己的方式惩罚德国人，与此同时又嘲笑自己无意义的顽固。很多犹太人都是如此，表露在外的都是叠加后的情绪。

那女孩给我留了名片，我们有了邮件来往，她邀请我参加下月去听在海法大学举行的一个为期三日的学术报告活动，学院派和民间的学者会来宣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题从奥斯维辛到犹太食品，再到特拉维夫南部的治安，不一而足。有些情况是我事后才得知：她说，爱泼斯坦夫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有犹太人愿意踏上德国那块肮脏的土地，她自己是绝不会去的，对她来说，寻求和解不是一桩一生的任务，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可是她会坐德国人设计的车吗？她会用德国人生产的相机拍照，吃德国品牌的冰激凌吗？别的不说，耶路撒冷2011年秋天开通运营的那列轻轨车，就是德国制造的。买票坐车的什么人都有，从超正统的犹太教徒到世俗犹太人，再到阿拉伯裔打工仔。

“哦，你啊，”她回信说，“你要原谅她。”

每年有一千名大屠杀幸存者去世——也许没那么多，但足以让人们从高强度的伦理戒律的控制下一点点摆脱出来。事实上，犹太人本来就是自我减压的能手：生活在沙俄时代的先祖们，拖家带口，疲于奔命，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小人物（但不是“贱民”）心态，锻炼出分流情感与理性的能力，如果装殓孩子的棺木能用于投资，他们真会认真考虑一下。然而，在遭到大屠杀的拦腰一击之后，犹太人的神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仇恨是靠恐惧来巩固的，多少年来，只要一遇战变，或者有别的什么不利于自己的情势发生，以色列人就会想到奥斯维辛，想到世仇德国人。不过，最后一点一点占了上风的，还是犹太人的务实精神。一切取决于你如何认识——8.22亿美元，可以解释为父老兄妹生命的价格，也可以解释为他们留下的遗产。

做一个耿耿于怀的幸存者，实在是太落寞、太难熬了，人们或可理解他们将自己锁死在一个封闭的记忆罐子里，但无法响应他们。像爱泼斯坦夫人这样的幸存者，我只遇到过一位，更多的是像阿达那样的人，彻底享受当下；更多的人，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都已明白，无论多么惧怕奥斯维辛，我们事实上都不可能重新踩到之前自己留在沙滩上的脚印里。

这是一个哭泣的真理，而有时我们哭泣，是因为快乐。

2011年，一位92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德裔犹太人汉娜·什洛米在特拉维夫病逝。她在奥斯维辛关满了五年，胳膊上始终带着奥斯维辛的囚徒编号。我看到一篇报道，在她的90岁生日宴上，有人问：“您可以说说大屠杀吗？”

比起恭维，冒犯更能检验一个人的品格，或许提问者知道老太太正等着这一荣耀时刻。她回答：“我不会让五年毁了我的一辈子。”

德国人，现在已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司机爱理不理地说，“也许是因为犹太人到底发现，自己跟德国人很相似吧。”

但是，伊朗——以色列的大敌，也跟德国人要好着，德国人还卖武器给他们哩。

“我真的不知道，别问我。”

奔驰的奔驰车停在了距大屠杀纪念馆有两百米的地方，空气中好像有种忧伤的因子在缓缓降落。我给了出租车司机两张钞票，他打了个响指，随意地瞥了一眼从一溜校车上下来的、面色凝重的孩子们。以色列的年轻人，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太深，摇头晃脑，步伐松散，漫不经心地说话，当他们不得不敛容时，会显得不自然，如同一把撑开的雨伞突然收进套子里。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不是淡漠于这场例行的爱国教育。

但以色列人真能把事情做到极致。纪念馆的规模和气势，收罗历史遗存之齐备，建筑之用心，足以震慑住所有在场者，不管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对以色列怀着怎样的态度。通常，树碑立传，建立纪念馆，是一个多少有点迷信的行为，好像在为一个事件加上镇符，让它变成化石，永不再苏醒。在这样的地方垂首而立，不只是为悲惨的过去默哀，也是在向一段不会再来的时光聊作告别。

这应该又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那司机，他现在应该又在拉下一个客人。世界如此广阔，我们不必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太好了。

书评

　　　　　　　新北京的昂贵代价

　　　　　　　　张彦

　　　　　　　全球书情

　　　　　　　　吴瑶

新北京的昂贵代价

撰文 　张彦（Ian Johnson）

翻译　相宜

整座城市——也就是整整二十四平方公里的人类居住地根据几何学和神话学规划而成，并有上万座树荫下的四合院点缀其间——是中国传统信仰系统在空间中展示的巅峰。

［一］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沿着前门大街商业区的小胡同溜达，这里是北京昔日的商业中心，现今仍有许多国营老字号商店。大栅栏，这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现已经被翻修成一条老北京风味浓厚的仿古街：临街的店面都经过一番精心修饰，但著名的百年老字号商店里仍旧售卖着布鞋、中草药、帽子和果脯等老北京特产。虽然有点造作，但是建筑物多少还是真的，商店里也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和旅游者。

然后我拐到前门大街上，这是北京的一条主干道，北起天安门广场南端，南至天坛。我早就知道前门大街已经被翻修，但过去都是匆匆一瞥。这次我走过整条街道后，却彻底摸不着头脑了。陈旧的建筑虽谈不上美感——年久失修且俗不可耐——但至少是古建筑。而现在，这些建筑却无影无踪。

眼前的前门大街俨然是某个电影拍摄片场。整条街充斥着清一色的两到三层高的全新仿古小楼，临街的一面墙统一被刷成灰色的仿古砖样式。而H&M、ZARA、劳力士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充斥其间，更显一派惨淡萧索。唯一的中国元素是一家卖奥运纪念品的商店，这家商店属非法经营（按照国际奥委会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官方的纪念品只能出售几个月）。但在中国，从书籍、电影到汽车、航母，任何东西都有盗版，因此这家店倒显得有几分真实。

踱到街尾后，我转身四下打量。一栋栋崭新的建筑遮挡着大片空旷的街区，满是被推倒的院落和商店的断井残垣。一条曾经布满大街小巷，全北京最热闹最有活力的闹市，如今几乎全部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几个路人从我身边经过，一个男人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问身边的女人这是哪里，答曰：前门。男人难以置信地惊呼：“不可能！怎么会成这样！”

是啊，怎么就会这样？这正是中国记者王军的作品《城记》的主题。这本书已被翻译成英文。王军供职于新华社下属的《瞭望》周刊。这一位有独立见解的记者在官方的新闻社工作，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却为王军长期从事的一些敏感话题的调查做了掩护。

城市规划就是这样的话题。过去二十年来，城市规划一直是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成百上千的城市百姓联合起来，就土地被强占提出法律诉讼。政府后来禁止了老百姓的这种法律行为，但城市规划这个话题在中国依旧非常敏感。尤其当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大城市迅速攀升，以至普通百姓只能负担起城郊塔楼的一间公寓。有些日子，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大城市的住房和安居问题。

1990年代末，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底层社会骚动的书，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王军。几乎每隔几个月，他都能够在档案中挖掘出对北京现有问题的历史归因的新解释。作为一名记者，王军的报道总是着眼于现有事件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也探究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观念。

2003年，王军完成了《城记》一书，没想到一出版就畅销至今，已再版9次。这本书和美国作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非常相似，那本书是扭转人们对于城市环境观念的经典之作。《城记》在最初中国的城市古迹保护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过去的六年里，几乎每一本出版的北京城建书籍（过去六年中这类书不胜枚举）里都会引用到它。作为记录老北京城式微系列编年史中的最新的一本，《城记》显得非常特殊，因为它是唯一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给中国读者的作品。因此，《城记》的畅销，不仅展现出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兴趣浓厚，还反映出他们渴望能够自由探究问题。

［二］

《城记》一书以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梁思成保卫北京古建为线索，披露了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被拆毁时的珍贵照片。梁艰辛地捍卫留存北京城市古建筑，最终却无力回天，通过梁思成的故事，王军展现了新中国政府对北京传统城市面貌的改造。

20世纪早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梁思成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父梁启超是清代最著名的改革家，致力于提倡君主立宪制度，引入现代教育和呼吁新闻出版自由 。和他的父亲一样，梁思成留学海外，之后将现代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建筑界，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确立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科学年代计量法和传统建筑风格分类理论。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首次精确测定了无数庙堂的建造年代与建造格局，更亲自为这些建筑绘制了美丽绝伦的精确剖面图 。

梁思成的夫人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林徽因，是一位建筑家与诗人，也是美国艺术家、雕塑家林璎（Maya Lin）的姑母。梁夫妇是新中国成立时期最负盛名的学者与建筑家，至今林徽因与浪漫诗人徐志摩之间若有若无的绯闻，仍旧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对夫妇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是美国中国研究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妻子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密友，而在民国政府时期，蒋介石曾派梁思成作为中国顾问代表，参加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大楼的设计工作。

1949年解放战争之后，梁思成的一部分同事飞往台湾，另一部分则坚持留在大陆。梁思成夫妇选择留下，然而事与愿违。起初，双方尝试相互合作。政府希望将梁思成夫妇吸纳入新的政策体制，他们参与了新中国国徽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国徽上的主要标志为天安门，这里是紫禁城的入口，同时也是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

［三］

但厄运随即来临，起因于梁思成反对国徽中包含天安门形象，这一设计背后的理念是将北京城的核心古建转变为新中国行政办公的中心，而梁认为整个古城应该独立保存，新政治中心应该建在距离较远的西边。梁这一提议遭到不少反对。巫鸿在其《再造北京》（Remaking Beijing）一书说得很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意将北京的中心从紫禁城移至天安门广场，这注定了梁思成方案最终的失败。这是因为中心的转移不仅要拆除广场周边的建筑和城门，还要在天安门前建立一个东西向的新行政中心——也就是今天的长安街。与梁思成方案的新建行政中心的主张截然相反，政府的一整套政府机构都被置于北京老城区之中。耐人寻味的是，与政府机关部门同时进驻北京老城区的，还有高级干部们毗邻旧日皇家园林的宅邸。

香港学者洪长泰在《毛泽东的新世界》（Mao's New World）一书中详细展现了历次文化政策的决策争斗，这本书颇具有洞察力，主要由一系列关于新中国建国时期文化的杂文组成。在本书中洪长泰说，苏联专家初期支持将新政府安置在旧北京城中心，但稍后他们便被中国同好们所震惊：一切都要大，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以及“十大纪念建筑”，都在“多快好省”的口号下疯狂建设，为了建国十周年献礼。梁思成曾经预言道：“五十年之后，你们会为这一切而后悔。”《城记》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梁思成的预言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元代双塔庆寿寺的悲惨命运。庆寿寺建于公元12世纪，以罕见的双塔为特色。蒙古人在北京城建都时，曾经为了保护佛寺不惜重新修筑长城。而新中国政府却为了扩建西长安街不惜将其拆除（庆寿寺原址位于西单十字路口，毗邻图书大厦）。《城记》详细记载了梁思成如何一次次为保存庆寿寺而向党中央请愿，但是最终于1954年被全面否决。庆寿寺的拆除使梁思成深深感到失落与绝望。1955年林徽因肺结核不治逝世后，梁思成进而被打成右派，面临一次次耻辱的自我批评。反右风暴中，他多次公开揭发朋友与同事，但到底是出于主动还是精神压迫下的无奈之举，今天已无从深究。之后梁思成再婚，后妻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1972年，梁思成在红卫兵的逼迫中去世，死于肺源性心脏病，享年70岁。

在梁思成的故事中，王军还融合进了很多他从档案中发掘出的其他故事，其中包括北京西直门的拆除。《城记》中选配了多帧巨大城门被剥落到仅剩木质骨架的珍贵照片。王军更将损毁建筑材料如何重新使用一一详细列表。

至于为什么要拆除这些古城门，比利时汉学家西蒙·雷斯（Simon Leys）认为，拆毁的动机根本毫无踪迹可循，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为了迎合对过去一笔勾销的迫切愿望。

［四］

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破坏呢？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遭受的一次次凌辱和创伤，不断提醒着人们这个国家在与西方经济和军事竞争中的无能。与之恰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这个中国的邻邦由于成功地采用了现代科学和工业资本主义而走向富强。为了应对外来挑战，中国的改革者前赴后继，希望在引进西方器物技术的同时尽力保持本国传统不受侵蚀。然而他们都失败了，因为古老帝国系统的僵化，外国侵略者带来的耻辱，再加上成功“脱亚入欧”的日本，这些都在无情地嘲弄他们保存传统的努力。最终，在要求改变中国的事业中最为激进的共产党登上了舞台。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传统就是问题本身。过去所有的一切——语言、艺术、建筑、宗教、政治、家庭结构，乃至着装、音乐，都要改变。

北京便是这种与过去进行割裂的最集中体现。整座城市——也就是整整二十四平方公里的人类居住地根据几何学和神话学规划而成，并有上万座树荫下的四合院点缀其间——是中国传统信仰系统在空间中展示的巅峰。澳大利亚记者白杰明（Geremie Barmé）说道：“北京是人类文明古典时代最无与伦比的丰碑之一。” 然而在将中国与其历史进行割裂的激进事业面前，这恰恰意味着北京必须被毁灭，即便一次次的政治动员也无法铲除北京这巨大的体量。

直至1970年代，北京的过去仍旧清晰可辨。1984年，我刚搬到北京时，整个城市虽然经历了大规模整改，但依然保留了成千上百条胡同和坐落着四合院的小巷。这里的居民与林语堂1961年《帝国京华：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书中描写的北京人基本无二致：人们吃一样的饭菜，保留旧时代生活习惯，操着一贯尖锐、风趣的北京口音 。虽然整个城市荒芜破败，但我相信随着毛泽东时代的隐退，北京城很快会重新繁荣。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对过去的憎恨（至少是忽视）从未消退，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悄然转变，希望通过宣扬保护传统文化来稳固政权。然而，尽管官方支持旧城保护，大规模拆迁仍在继续。

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第一，中国文化普遍认为建筑理念并不需要依附实体建筑而存在。正如吴凯堂（Thomas Campanella）在其著作《钢筋水泥巨龙》（The Concrete Dragon）一书中所阐述的，将古建筑重新拆除再以其他形式重现,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常见传统。中国人常常指着十几二十年前刚从残迹中建好的庙宇，告诉别人他们有上千年的历史。正是这种传统思维使得北京城的规划者将传统的穆斯林街区牛街改建为一条挤满高楼大厦的街道，并面不改色地仍称之为历史遗迹。

然而大量对梁思成与王军的支持表明许多中国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破坏就是破坏，只有原汁原味地保留历史古建才是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保存。王军撰文激烈抨击最近的前门大街改造，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支持。北京和很多其他中国城市一样，拥有一群执着的历史古迹保卫主义者，他们为保护古城遗迹传统文化倾尽心血。尽管这群人很少在官方媒体发声，他们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也运营得举步维艰，但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

另一种常见解释更多被官方所应用，认为不论好坏，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需要城市重建，而北京老建筑多陈旧不堪岌岌可危。多数老建筑屋顶的琉璃瓦早已剥落，在有些居民区，多数建筑仅剩下波纹状的铁皮屋顶。居民已经有室内自来水，但多数还要使用公共蹲坑厕所，毫无隐私可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真正的巨大改善是电暖气代替了传统的煤炉取暖。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政府一定要将穷人从城中驱赶出去而不是直接将他们的住宅更新换代。回头看美国的城市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贫民窟，将已经搬到郊区的城市中产重新吸引回城中心的过程。而在中国，城中心已经是最优渥的居住地，谁应该搬走谁应该搬进来，俨然变为了激烈的贫富阶级争斗，其尖锐程度远非美国可比。以美国城市更新发展为例，匹兹堡的金三角和低山区重新开发计划，打着城市改造的旗号，将28000名贫民驱逐出去。根据吴凯堂的估算，如果在北京进行同等面积的城区改造，需要赶走18万居民。事实上，2003年北京的确有18万居民搬离家园。正如吴凯堂所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仅在战争或者自然灾害中才会发生”。

［五］

政策的支持者常会辩解：毕竟穷人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事实上新盖的卫星城中，公寓都有独立厕所，冬季供暖设备也更加完善。但是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路忽视了其他的可能性：例如，为何不将老北京城直接实施现代化，并保留期间的居民？而现如今，北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分裂的二元城市：城市中心的全球资本精英和城市周边的普通百姓 。

深层次的问题加剧了这种分化。中国城市不具有独立自主的税收职能，而完全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却是以地方为单位进行实施，例如全国设立的低保福利系统。资金缺口多数由房地产税进行填补。市政府用出售土地给开发商的部分利润作为拆迁补偿款，让穷人搬到郊区，余下利润用来维持日常运转。根据最新估计，76%的城市资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流转。这表明，通过这种方式将城市贫困居民迁移出去，并尽量压降拆迁补偿款，政府可从中获利。最近，有关部门已经承诺将以市场价格补偿拆迁居民，但是未来能否兑现并不确定。

出于维护稳定与防止腐败的考量，中央对地方政府在财政拨款以及税收放权方面都非常谨慎。而最近一系列的中国大城市腐败案件，凸显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北京建筑风格的摇摆正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变化。1950年代早期，以北京展览馆为代表的新建筑多为苏联风格，以展现对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忠诚。之后的标志性建筑人民大会堂则增添了不少新中国特色（琉璃瓦和倾斜的屋顶），显示出中苏关系的裂痕。现在中国政府聘请全球最顶尖的建筑师，以展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认可。因此，莱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及赫佐格与穆隆（Herzog & de Meuron）的“鸟巢”奥林匹克体育馆应运而生。

这些前卫的建筑与1950年代的建筑截然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建造地标性的宏伟建筑来巩固其政权。建筑本身成了一种仪式，目的在于体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正如人民大会堂并不是议会开会的地方，鸟巢也不是真正的体育场——奥运会一结束，鸟巢就不再是体育场馆了。现如今，它变成了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各地游客争相游览这个奥运纪念馆，纪念北京奥运会的盛大，深为国家强大而感到自豪。这正是开国元勋们所追求的。

吴凯堂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名城市规划教授，他指出，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高峰”。洛彬·维塞尔（Robin Visser）在她最近出版的新书《城市包围农村》（Cities Surround the Countryside）中指出，破旧立新并不新鲜，没有人有人会在意“破旧立新所带来的巨大痛苦、社会剧变和历史古迹消失。一座城市的独特性通常是通过几个世纪点滴积累而形成的”。

［六］

哀悼城市的消亡在中国传统悠久。早在12世纪的《东京梦华录》就开始哀叹北宋京都开封的衰败。至于北京，在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而当时就出现《春明梦录》这样的作品悼念着前明王朝时京城的繁华。而到了现代，更有一大批西方出版的书籍，或者哀叹着北京城现在的衰落，或者描绘着它过去的繁华 。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哀叹的警告，更展示了文化是如何以不同形式传承下来的。仔细探索与想象，不难发现很多古老的信念仍然统治着北京城。环线仍旧以故宫为中心向外发散。古老的中轴线依旧贯穿南北京城，自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穿过放置皇权象征的龙椅的太和殿，穿过紫禁城的一道道宫门，直抵鸟巢。这座城市依旧那么的平坦开阔，与上海的稠密截然不同，而城中的居民也依旧那么直率坦诚，一如林语堂在解放前所描写的那样，丝毫不曾改变。

而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也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延续性。天安门广场延续着1977年毛泽东纪念堂建立时的一贯风格，正如巫鸿在《改造北京》中所指出，这里是北京城“理论上的核心”，也是各种重大事件发生的地方——阅兵、花车表演、“两会”期间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两会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京旅游的农民在这里留下到此一游的纪念照片……其他时候，广场都会散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违和感，像是一个专门举行仪式的地方，一如它旁边的紫禁城在古老岁月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以王军为代表的学者，驳斥了如下观点：一是认为中国不可救药地沉浸在对自己文化的自卑中，二是认为破坏代表了与千年历史文化的最终决裂。王军们的工作，恰恰展现了目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为复兴传统而努力。

他们的成功屈指可数，却弥足珍贵。为了保护自己的偶像梁思成的故居免受拆除，王军奔走疾呼，最终梁的故居得以留存。这微不足道的胜利，一如暂时搁浅的对钟鼓楼街区的拆毁，却让我们有可能去畅想那个已经失落但并未完全逝去的城市。

原载《纽约书评》，© Ian Johnson 2011

全球书情

撰文　吴瑶

《创造个体：西方自由主义的起源》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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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Siedentop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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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knap Press出版

作为最基本的社会角色的“个体”是如何被定义和发展的？回溯“个体”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发展，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在本书中指出，它的出现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人们常认为民主自由和现代科学一样，源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反抗宗教压迫。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根源——信仰个体自由、个人的基本道德平等、基于平等的法律体系和代表制的政府，都是源自关注道德革命的中世纪基督教思想。

西登托普首先比较了古代文明中的家庭和宇宙观与早期基督教思想的观念，他认为，古代文明中并没有“个体”的存在，每个人身处不同的阶层，但核心组织单位是由“家长”管理的家庭。类似的，在罗马法中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和阶层赋予他应有的责任：作为家庭管理者的父亲、作为国家和臣民管理者的君王，以及服从所有者意志的奴隶，等等。对于旧时的自然不平等的颠覆，首先出现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当时君王倚重教会，教会人士既承担了启蒙的责任，又鼓励帝王阶层将世俗的统治与“治愈灵魂”相结合，而“治愈灵魂”实际上是对个人道德境界的尊重和关顾。

对于自然不平等的颠覆,第二个阶段出现在10世纪到11世纪教会改革期间，旨在确保罗马教皇的独立性，当时统治者声称拥有任命教皇的权力，以达到控制教会财产和法律决定的目的，但教宗格里高利七世认为教皇不属于统治者管辖，并且有权罢免君王、颁布普通法。这一举动，在西登托普看来宣告了普遍管辖权，厘清了国家管辖权与对自由个体的管辖权的关系。

西登托普指出基督教的核心论有二：道德平等和人类能动性，他在书中也探索了这两个思想在基督教中的起源和发展，基督教传统认为“经验”本质上是个人的经验，一些基本权利应该保护个人能动性，由此奠定自由主义的基础。

《政治思维的隐秘议程：私利如何塑造意见但为何我们不承认》
The Hidden Agenda of Political Mind：How Self–Interest Shapes Our Opinions and Why We Won't Adm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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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Weeden, Robert Kurzban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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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政治信仰从何而来？宾夕法尼亚实验进化心理学实验室的两位研究者指出，利己主义是政治信仰的主要来源，政治和生活一样，在其中“社会动物为获得优势而竞争”，是为了钱权的零和博弈。这听起来颇为犬儒，而且人们并不自知，但两个作者的研究案例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相信你所愿意相信的——这不是什么人生格言，两位作者的研究显示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支持了原有偏见或来自自己的政治集团的新信息，研究调查了人们对于堕胎、大麻合法化、移民、平权运动和收入再分配等话题的态度，结论没有太出人意料之处。此外，他们将研究拓展到生活当中：定期去教会的美国人更反对堕胎，但这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因为它符合坚持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的利益——反对堕胎或许可以阻吓离婚和出轨的发生，从而保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两位作者认为，政治立场的左右并不一定能反映内在一致的世界观，比如反对堕胎的人对税收不一定抱有某种强烈倾向。归根到底，政党只是个人利益而非道德共同体的联盟。

《互联网不是答案》
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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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Keen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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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ic Monthly Press出版

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早在2005年就批评“互联网2.0”只是一场宏大的乌托邦式的运动，就如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十年过去，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当下对互联网打破固有权力结构的颂扬是一种误解：“（互联网的）布道者们所犯下的错误是，他们认为互联网是开放的，去中心化的技术自然会带来阶层或不平等消解的社会。但与更开放和消除阶层差异相反，不受管制的网络社会正在破坏旧时包含了经济和文化不平等的中心，创造了一个人人皆可做主人的数字时代。这种新的权力也许根植于无疆界的网络，但仍然会变成广大的财富和权力被一小部分公司和个人所拥有。”

当Airbnb、Uber等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产品让人眼前一亮时，基恩却在书中给“共享经济”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这个概念并不成立，只是一种新的数码超载——它破坏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并且规避实际的管制。硅谷的机会主义者们声称要将一个产业“民主化”，实际上真正想做的是出于自身优势考虑削减现有订单。电商界的标杆亚马逊也成了基恩抨击的对象，虽然表面上看亚马逊为用户提供了更多获取内容和产品的渠道，但对于更宽范畴的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导致零售业的工作机会减少，亚马逊所需要的人手远低于传统零售业。基恩甚至用了“创造性的毁坏”来形容互联网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

基恩也触及了个人发展的部分。他说，我们的后代如同身处“前哥白尼”时代，世界绕着“我们”转，社交网络让人们“活在当下”，却容易忽略与历史的关联，虽然本意是用来沟通，却往往变成自恋的工具，为自己做广告。不过，基恩的书不大可能影响Facebook的股价，也不可能让亚马逊良心发现为传统零售业让步，更没法阻挡年轻人在Instagram晒一切，但他的姿态，还是能给读者提个醒。

《年轻的艾略特：从圣路易斯到〈荒原〉》
Young Eliot：From St. Louis to the Wast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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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Crawford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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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

诗人T. S. 艾略特去世五十年后，他的第一本官方传记终于出版，这本传记记录了从幼年到创作《荒原》时期的艾略特。官方传记曾经不在艾略特家人的计划范围内，他留下的书信等文字资料也不曾对外公开，不过他的遗产继承人、第二任妻子瓦莱丽·艾略特（Valerie Eliot）于2012年去世后，事情有了转机，长期研究艾略特的学者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接触到了这些资料，撰写了官方传记。

即使有一手资料的“通行证”，诗人还是给克劳福德留下了难题，艾略特在世时就对传记不感冒，没有留下过多信息，也不允许别人引用他的文字。他与父母、朋友和第一任妻子的通信几乎全都销毁，1905年到1910年也只剩下一张幸存的明信片。但是，依靠有限的信件、回忆录和学生时代写的文章，克劳福德决意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严肃苍白的诗人形象。

过去的非官方传记对艾略特的青少年生活几乎是一笔带过，而克劳福德反其道而行之，从艾略特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度过的孩提时代，写到22岁创作《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到后来1922年出版《荒原》。克劳福德想从诗人年轻时开始寻找他身处的世界与诗歌之间的关联，比如他在哈佛读书期间读到了杰西·L.维斯顿关于仪式的研究，深深地影响了《荒原》的创作——从标题、结构到象征手法。从哈佛毕业后，艾略特游历欧洲，后来到牛津读博士，在那里他遇见了第一任妻子薇薇安·海伍德。艾略特为她放弃了回到哈佛教书的机会，但这段婚姻并不令人愉快，《荒原》的创作也被认为源自他失败的婚姻：“这持续的呐喊，为深埋于灵魂之中的黑暗发声。”

《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双重幻想》
John Lennon & Yoko Ono：Double Fan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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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山纪信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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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chen出版

日本摄影师筱山纪信（Kishin Shinoyama）以擅长拍摄情欲色彩浓厚的作品而闻名，这成为他的标志，也引起不少争议。他为名人拍摄的肖像颇受认可，尤其是捕捉到公众人物私下不易察觉的瞬间和罕见的表情——大胆的或是脆弱的，并不是所有摄影师都有让拍摄对象放松的能力，更不要说毫无负担地展现出亲密的一面，筱山纪信的这种特质在他为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拍摄的一系列照片中展露无遗。筱山纪信受小野洋子之邀为1980年的专辑《双重幻想》拍摄了封面和宣传照，这也是列侬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

三十年后，东京举办了一场纪念专辑发行三十周年的展览，主要的展出作品就是筱山纪信拍摄的照片，当中有许多照片连小野洋子都不曾见过，她随即提议可以将照片结集出版。这本书最终由德国的艺术设计出版商Taschen出版发行，只印了1980本，由小野洋子和筱山纪信签名，售价高达700美元。时至今日，那800张照片记录了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仍然流淌着甜蜜和生命力，一段亲密关系因此而不朽。

这本书出版之际，筱山纪信对媒体回忆了当时拍摄的情景：一开始他还为拍摄这位前披头士成员感到紧张，不过他说，自己并不尝试干预他们的私人生活，只希望静静地捕捉列侬温柔绅士的一面，因此采用了较为自然的手法。他在两天内花了七八个小时，在列侬家中拍摄日常生活，在工作室拍摄专辑录音，而纽约中央公园的湖边这对爱侣拥吻的瞬间，后来成了专辑封面。

《儿童十字军》
The Children' s Crusade Fan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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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Pecker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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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bner出版

这是一个加州家庭故事，关于五十年间他们的秘密、渴望、残殇和闪光。主人公在旧金山南部乡野找到一块林地，那是1954年，还没有人称那里为硅谷。买地、盖房、娶妻、生子。家庭中有诸多纷扰：妻子善变，不满于约束女性的条条框框，她找到艺术作为人生出口，但代价高昂。三个孩子一直住在家中相安无事，三十年后却因最小的儿子归来打破了宁静，那些再熟悉不过的争吵迫使孩子们思考他们是谁，如何计划家庭的将来。

小说既追溯了在圣人一般的外科医生父亲与善变的艺术家母亲抚育下，四兄妹的焦躁童年，也跳跃到孩子们不起眼的中年生活。他们依旧不快乐，但这种不快乐变得更复杂，其中一些来自与母亲的对抗。他们轮番讲述家庭的故事，在五十年间的重要时刻，这些叙事与家庭画像交织在一起。小说充斥了各种判断与重新打量，作者试图思考这些问题：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童年，如何避免过去对未来的影响，先天抑或后天的争论有多重要？

撰稿人

道格拉斯·哈多（Douglas Haddow），自由撰稿人，记者，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作品常见于《卫报》、Colors、Vice、Slate等媒体。个人网页：http://douglashaddow.tumblr.com。

数洞团队，“数洞社媒”是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官方发布平台，关注国内外社会化媒体新鲜资讯、学术观点、数据洞察，挖掘社媒生产力。

周小元，生于兰州，因工作和生活辗转于岭南、长三角和大北京。目前任职于某基金会，关注平等和人的发展。

细田尚美（Naomi Hosoda），毕业于京都大学，现在日本香川大学执教，擅长文化人类学和民俗研究、区域研究，主要从事对南亚地区尤其是菲律宾的移民问题、自然灾害下的菲律宾社区的恢复力问题，以及阿拉伯/波斯湾海外劳工问题的研究。此外，她还是日本东南亚研究协会、日本文化人类学协会的会员。

李鹏程，1983年生于山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做过报纸记者，也做过杂志编辑，喜欢一切和语言有关的东西。现为自由职业，业余从事与翻译有关的工作。

孙彦初，1978年生于河南周口，喜欢摄影和绘画。现生活在郑州。

房方，197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曾与伍劲共同创办星空间（画廊）与《Hi艺术》（杂志），策划过“下一站，卡通吗？”、“坏孩子的天空——70后的问题青年”、“找自己”、“亚洲不安之旅”等展览，自诩为“当代艺术推销员”。

何瑫，特稿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人物》，现为《智族GQ》资深报道编辑。作品有《裸奔者范美忠》、《赴美产子：没有乡愁的移民》等。

于威，单向空间&微在 CEO，曾任职于现代传播控股有限公司，担任集团新媒体业务副总裁、《商业周刊 / 中文版》 出版人，曾任搜狐网总编辑、媒体副总裁、《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等。

王炜，诗人，1975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96年后主要生活在北京。“各种未来 Multi–Future”综合创作小组发起人。著有诗剧《韩非与李斯》、《罗曼·冯·恩琴》和《毛泽东》，诗集《中亚的格列弗》、《比希摩斯时刻》，文论集《近代作者》，文图集《各种未来：工地大陆的观察员》等。

凌越，原名凌胜强，诗人，书评人。1972年生于安徽铜陵，现在广东警官学院任教。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访谈集《与词的搏斗》等。

唐克扬，建筑师，写作者。希望在建筑中引入文学，在故事里建构一个空间的世界。

云也退，作家，书评人，腾讯大家2013年度致敬作家。并译有爱德华·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张彦（Ian Johnson），自由撰稿人，原《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目前文章散见于《纽约书评》、《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国家地理》等刊物，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探索新的价值观／信仰／精神生活 的书。

吴瑶，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长期关注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曾任《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翻书党，冷知识爱好者，在《东方历史评论》、“政见”网等开设有书情专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读.11/吴琦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495-7461-2

Ⅰ.①单… Ⅱ.①吴… Ⅲ.①社会科学－文集 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66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品 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雷韵 马希哲

美术总监 刘肖男

设计制作 杨柳青

责任校对 百川东汇文化传播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8.25 字数：127千字 图片：31幅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单独12：创造力之死

單讀 12 创造力之死

吴琦 主编

台海出版社

记录　　探索　　审美

主编　　　　　　吴　琦

副主编　　　　　刘　宽

特约编辑　　　　阿　乙

　　　　　　　　Filip Noubel

　　　　　　　　覃里雯

　　　　　　　　索马里

　　　　　　　　王　敦

　　　　　　　　张心童

封面图片来自王寅作品

假如创造力是一座公园

过年回家，听到各行各业的哀声一片。投资公司的泡沫去年就破了，钱蒸发掉，人也四散，当警察的同学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追捕和善后。城镇化的源头——矿业也遭遇危机，对外的宣示是资源枯竭，更真实的原因是需求在下降。房地产商脑子一热，建起许多高楼，十几层的大厦，依山傍水，气势逼人，却只有几户人家住进去，其余的毛坯都空空如也，透着穿堂风，像无数双黑色的眼睛，无神地望着从市中心静静流过的河。

唯一欣欣向荣的事业是公园越建越多。最早市里只有一座公园，在一座小山包上修了步道、凉亭，供人们爬山、散步、野炊、偷摸着谈恋爱，到了山顶，能看到的风景仅有几栋高楼，以及铁厂、电厂、化肥厂制造的云烟。而现在，河滨和另一座山上又分别新建了一座，那山在城市的另一边，登到山顶可以看见农田、上游的河道、外围扩建的大桥和路，颇让人感到新鲜，原来这座看上去要在重工业中永生的小城市，也有这么美的一面。

一切和我在北京的所见截然不同。那里的生活仿佛一团火焰，人们的智慧、欲望和身体全数投入其中，发明出新的机会、新的情绪、新的词语，随时准备把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兑现成改变世界的诺言——创造是新的正义，任何有关颓势的消息仿佛都只是谣言。不像我的家乡，一个慌乱的小社会使自己镇静的方式，无非是兴建几座小小的公园。

手边正在看的书是小说《拉格泰姆时代》，多克特罗用虚构与历史交织着记录了20世纪初的美国，正如当今中国的镜像。他写道：“在整个美洲大陆，商人们死死地抓住自己钱箱上的大钥匙；抄袭、复制的价值到处可见；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用比利时大理石砌成的乳白色苏打水喷泉；无痛牙医派克随时随地都想替你医治牙疼。”我们同样见证了牙医的兴起，还有书中写到的魔术师的登台，在各处表演“奇迹”的他们，其实也难从洪流中脱身。

这并非巧合，而是越来越同质的现代性。并不是太难发现，我们其实是在走别人走过的路，不管是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欧洲、美国，还是也曾创造过盛世的中国古代，任何一个过去的人，理论上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理解那些早衰的人为什么在繁荣的年代依然感受到一种本质上的无力感——到底什么是新的？我们还能创造怎样的生活？

我们的作者邹波在《山海经》的重重想象背后，发现了一张远古部落的隐约版图，一种比猜测、神话更加简洁的现实。他的研究继续了我们的设问，新时代的科技和想象力到底和过去有多大差别？这一期的《单读》考察创造力，捷克新锐作家拉德卡·德内玛科娃从性别、国家、语言等层面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年轻的中国女作家文珍、包慧怡的书评温柔地给予回应，能使用多种语言写作的莫沫用中文写就的小说第一次公开发表，而来自戏剧和互联网科技领域的访谈，把创造力的概念在更多维度上碾碎、铺平。

对很多人来说，生活的确变得更好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最糟糕的部分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和前人的唯一不同，在于时间仍然是我们的，创造也是这样。但我们应当记住教诲——所谓“拉格泰姆”（Ragtime）是19世纪末的黑人音乐，以切分节奏为特点，当时的演奏大师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说，这种曲子是不能弹得太快的。即便在一个纵情于饮食与娱乐的休闲时代。

撰文：吴琦

渊源于生活的想象，有时也会反过来主宰生活。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话题

欧洲马赛克

搜神

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

访谈

海妖服务器与我们的未来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

影像

摄影是突然到来的，和诗歌如出一辙

报道

北戴河碱业工人简史

小说

理想情人

诗歌

死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书评

鸟之轻，羽之轻

也曾辜负也情深

全球书情

话题

欧洲马赛克
——捷克、个人主义、女性及作家权力

　　撰文　拉德卡·德内玛科娃

　　翻译　索马里

　　校译　莫嘉靖

创造的自由和存在的方式是无穷无尽的。无论在哪个年代，对自由的争取，以及自由、批判的思想都是艰难的，但这一切从未止息。

［一］

此刻，我生活在2012年。作家也应该描绘“永恒的”（timeless）极权主义。这种“永恒”令人心生疲倦。那些被邪恶女巫施了咒语的东欧国家，才是他们应该讲述的恐怖童话故事。关键是，这些“童话故事”确实发生过——而且善没有获胜，因为每一种善都受到了恶的玷污。

年年月月日日，生命就这样流逝。每一天琐碎而无尽，但同样具有决定性。世界的每一处都是一个陷阱：当人们只能留在某个地方时，邪恶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但如果他们成功地“逃离”，也不过是逃离了自身。单凭手中攥着的那本护照，你并不能成为一个胜利者。难道说，即便在今日，胜利仍需要以否定人性为代价？而权力又是如何被它的代表人滥用的呢？

三年前，我顺道去拜访一个熟人，他就职的那家广告公司位于布拉格的市中心，公司的办公室堪称豪华。但空气中飘荡着某种寒意。我告诉自己，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也许是有人生病或去世了。统统不对，事实是：职员们刚刚得知“经济危机”也席卷了他们——他们的公司不再为他们配置奥迪车，改而选择更为便宜的通勤工具（他们的配车每年更换一次）。恐慌蔓延开来。回到家，我在网上搜索了一张1930年代的照片：男人们头戴帽子，身着西装，温顺地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勺子，等着喝上一口热汤。我兴冲冲地把这张照片转发给那家广告公司的所有员工——是的，所有人——还加了一段附注：“先生们，这才是经济危机的样子。”

2010年时，我在柏林，住的地方离萨维尼广场不远，在这里我可以不受打扰，专心工作。写作。翻译。“翻译”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能感受到文本的呼吸和心跳，脑海里充斥着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笔下那个在斯大林集中营长大的17岁少年的各种意象。我带着不时喷薄而出的冲劲埋头工作。我想留在柏林。但在我出发之前，彼得·德梅茨（Peter Demetz）曾告诉我：“不要搬到柏林，那里什么都没发生过。”柏林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民主实际上也不是可以出口的商品。我想到了自己的家。在没有民主人士的国度，建立民主制度相当艰难。不久前，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座新的清真寺落成开放，而且无论男女都可以去那里祈祷。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在庆祝马塞尔·莱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90岁寿辰。我非常欣赏马塞尔的韧性，他是华沙隔都（ghetto）的少数幸存者之一，9岁才开始学习德语。他曾对我最喜欢的三位19世纪文学人物做过重要评论——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和艾菲·布里斯特[1]，她们因摧毁神圣婚姻制度而赫赫有名。她们拥有的一切无不岌岌可危：独立，追求自己生活及摆脱精神奴役的可能性。但是，人能拯救的只有他（她）自己。这三个女人最终都以不幸收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和自己结盟，成立“一人政党”；否则，就只是将彼此又拉回原来那种一般的奴役状态中。那么，仓促搬到柏林并不是办法。

民族主义？是的。种族主义？是的。反犹主义？当然。但今天最具破坏力的，是欧美文化里那种随处可见的极端自我，像被宠坏的小孩一样，认为世界的其他地区都处在更落后的阶段。今天我们需要看看跨国公司正在发生什么。个人崇拜依旧当道，只是披上了各式各样的新“外衣”。我们可以用这些“配料”煮一锅廉价的牛肉炖汤，大众自然会蜂拥而起，一股脑地喝下去。藏在西奥·萨拉钦[2]、君特·格拉斯[3]，还有瓦克劳夫·克劳斯[4]身上的“kobold”[5]，不乏嘲弄、批判，努力吸引公众的注意，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文化水平极高，但缺乏情商和社会同情心。他们发现操控别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至于那些发觉自己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通常并不是由他们自身过错造成的），其凝聚力也正在消失。那种同病相怜之感、移情互悯之心，无一不在衰减。能触动他们神经的只有一样，那就是别人对他们自我的狠敲猛打。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那只手要求社会“幼龄化”。那些成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成长。这种对个性的强调又意味着什么呢？名牌“玩具”，满足；刺激肾上腺素的体育运动，满足；性，满足；成就，满足。结果是，每个“个体”思考、行动、穿着、咀嚼和进食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种不利的社会氛围难道不是幼稚行为的后果吗？在东欧，政党持续涌现，就像是那些懵懂少年提交的个人商业计划——他们的精神高度与取得的地位并不相匹配。也许，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但我们毫不知情，正忙乎着和一群孩子在沙坑里玩耍。

［二］

我身披一副女性皮囊，行走在人群之中。2012年春天，我俯身眺望一大片花海，满眼紫色蒲公英中夹以青翠葱郁的草丛，傲然迎向天空。我清楚记得，在那一刻，我终于摆脱了旁人的看法，开始理解生活该怎样过，又该如何向世人宣布“我是谁”。我意识到我们是谁，也意识到该停止抱怨，不再卑躬屈膝或装腔作势，不让社会将各种规则强加于我们。歧视来得狡猾。女性的潜能仍没能充分发挥出来——那可是全球半数人口。而当女性终于派上用场时，又要求她们像男性那样行事——竞争、权力争夺、经济增长。但生命并不是一场竞争。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舞台上，一切角色的分配都基于一种不准确的判断，即男性身上具有所有的人性。变化让人喜悦。如果通向自由的道路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就会殴打自己的女人。几年前，卡扎菲的儿子在伦敦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打了自己的妻子。此前，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要赢得正义之战是多么艰难。他们为自己饱受纳粹、战争与独裁者束缚和摧残的生命而哀悼。我不认识有哪个女性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或者门格勒那样。这些人都是男人，他们的“使命”是早在血液里就流淌着、在基因里刻写着的。如果不能在别的地方独裁，他们至少可以在家里成为独裁者，控制别人的身体——一个女人。他们大概认为在地狱的隔离中幻觉都不会出现。一个专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的独立机构在一份关于某个案例的声明里写道：“一开始是很明显的侮辱、污言秽语，还有威胁。这些行为越来越频繁，由此开始出现体罚、勒脖子和饥饿惩罚。”在这件案例里，老婆、孩子都被丈夫视为累赘。据说，备受凌辱的妻子没吃过什么东西，不管她获得什么食物，她都会给孩子们。因为挨饿，她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从不会在任何一座桥上看到描摹女性的雕塑。那些桥上的圣像从来都是男性形象。

我读到一篇对捷克某位风头正劲的女演员的采访。她卖弄风骚地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喜欢有男士为她开门，她也喜欢男性。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也喜欢男人。两者毫不相关。这是个根本问题，是为一群被剥夺了平等权利的人挺身而出。

在一些国家，不服从的女人会被活埋在沙堆里。他们还会往坟墓里倒混凝土。活埋这些女人，是因为她们破坏了他人设定的规则。有些女人也许会把脸遮起来；有些也许不和陌生男子说话；有些也许不再思考；有些也许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有些不得不接受阴蒂割礼；有些人被迫忍受自己被买走，然后在那个所谓的家被强暴。他们强暴自己的女儿，并且相信这种行为不仅可以接受还十分常见。有些人侍奉男人，真把自己当成了一台微波炉、一个洗衣女工、一枝花瓶里的花和一件珠宝。她被碾作了沙砾，只因为16岁的她和男孩子说了话。她的父亲和叔叔亲手将鲜活的她埋进了土里，那盘旋在葬身之地的沙子无穷无尽。

他们建立起的关系再亲密，也不过是徒劳。男人到底怎么了？或许他们因恪守当下偏执狭隘的宗教诠释（尽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和耶稣从来不会认同这些）而犯了错？是不是因为受到那种不准确的判断（即男性代表所有人性）影响，才产生了这种钝感？对儿童和妇女的歧视，是宗教政治化并借此争夺权力的结果吗，即便今日的欧洲已无宗教的外衣？据说，宙斯谱系里的女神只学习了一样东西：即使是在最危急的关头，她们依然举止合宜，保持与生俱来的那股冷漠。怯懦和抵抗只会让侵害行为来得更激烈，但当男人面对“冷漠”时，他会退一步。然而，“冷漠”在今天也不奏效了。我无意惹怒那些女神。哦，不，还是让她们生气好了。我对她们很恼火。越来越确定的一点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然后灾难就来了。

［三］

我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正如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所说，新的经历得源于生活，而不只是不假思索、随手拈来的谈资。那些没有自己生活经历的人要么靠瞎掰，要么从别人那里获得经历。经历在愈发大规模地消失，日益发达的大众媒体难辞其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二手”生活。经历堪称良师，只是没有学生。在庆祝德国统一二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上，社会民主党前领导人、勃兰登堡州的州长马蒂亚斯·普莱泽克（Matthias Platzek）将东德对西德的依附关系比作“德奥合并”（Anschluss）。他宣称，今天超过80%的德国人觉得自己属于二等公民。这话怎么说？难道他们不是享有同等的机会吗？这是有关当时思想的清晰例证：整个“实验”里，一个家庭被一分为二，一方自由成长，另一方身陷囹圄，铁丝网后是受人操控的思想。这也证明了，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之外，人们是怎样被社会主导的思想氛围塑造。在政治警察的威压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是多么屈辱，它从本质上把自己的道路一口口蚕食掉。所有曾生活在铁幕后的人仍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藏有各种心理情结，善妒且小家子气，对极端思想心存疑虑。与政治警察合作也正当化了，他们宣称这是一个政党（职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是“德奥合并”。大部分民众为子女的失而复得高兴不已。上个世纪的德国把人性当作一个诡异的实验场所。几十年来，那些被驱逐在外、无家可归的东欧德意志人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第三帝国的德国人鄙视他们，担心他们会来分食本就薄得可怜的蛋糕 。令人惊讶的是，比起东德人带给他们的困扰，让他们更加不安的是那些已经在德国定居、勤奋工作且能说德语的外国人。记忆这个东西并不牢靠。在《爷爷不是一个纳粹：家庭记忆中的纳粹和大屠杀》（Grandpa Wasn’t a Nazi: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in Family Remembrance）一书中，哈罗德·维尔泽、萨宾·莫勒和卡洛琳·楚阁瑙采访了五十多个德国家庭，试图拼凑出一幅图景——一面是纳粹德国，一面是那些在家庭传统中仍受爱戴的祖父母。得出的结果震撼人心，为第三帝国的集体记忆做了一次明证。在此，我们又看到了生活的两种面孔——外部的民主和家庭内部某些别的东西。那些得以在德国家庭内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关于家庭成员在俄国监狱的受苦经历，或者俄国士兵强暴德国妇女的劣迹。“大屠杀”被压下来了，那些犹太同学在战争期间不过是消失了而已，集中营里关着的都是那些对抗纳粹的人。自己家里没有一个人是纳粹，每个人都想成为那个政权的受害者；纳粹分子必须是别人。大众的这些表现有助于我们证实以下论断：心理学优于政治学和经济学。大众对权力有一种迷恋，而正是这种迷恋要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惨案负责。大众渴望一个领袖。在《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Life）一书中，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断言，个体应该对其生活方式及后果承担唯一责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尽管有时候在偶然性的作用下，计划的实施会受到影响。我们服从于社会（今天则是一个由消费者构成的流动的、现代的、个体化的社会），而社会影响或者说决定了我们将来的生活，并且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评断。自由，那种过上自己生活的自由，其实没有边界。重要的是，不要释放出一个二等公民的信号。

尚待治疗的精神创伤，20世纪的各种标签，成了欧洲的沉重负担。极权主义并未消失——它不只是纳粹……还同样存在于公司、家庭和各种关系里。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也存在着极权主义。欧洲是一个大家庭，不可能逃脱得了家庭关系中的惯有模式。无论个人生活中被压抑了什么，它都会对个体造成伤害，并且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浮出表面。一个社会如果抑制了自身过去的某种东西，不管那是什么，它就不会是健全的。亲缘聚合（sibling constellations）也有影响，它不仅体现在贫富关系中，还出现在这个事例里，如德、法就与东欧国家分成了两派。看来，能将欧洲紧密联结起来的就只能是一股黑色暗流——反犹主义。历史、不公的遗绪、权力的分化、集体罪恶感和集体迫害感全都纠缠在一起，共同主宰着欧洲。那么，捷克人呢？

［四］

我曾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人一样，我们对真相有一种厌恶。当我想起捷克共和国时，总有一个问题让我不得不思考：尽管这里有诸般自由，为什么我仍感到一阵寒意？既然今天是往日的后果，那么我自然要回到过往去寻思。心胸狭窄、恶毒无情、开不完的会议、备忘录、干部考察、对苏联模式的盲目适应、愚蠢专权者做的决定、喋喋不休的废话、职业道德的败坏，以及煽动斯洛伐克独立的行为（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最终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正是这些玩意儿让捷克的历史臃肿不堪。

这种氛围其来有自——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带。1945年对德国人的驱逐让我们获悉了这一点，这是集体歇斯底里症的第一次爆发。学校从不会告诉我，德国人和捷克人曾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了好几百年。（我们的教科书采取了这样一种说辞：德意志人是和希特勒一起到来的，因此驱逐他们是正当的。）《慕尼黑协定》，割让苏台德地区，《纽伦堡法案》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生效，占领，大屠杀，还有毁坏犹太人的文化，以及纳粹挑起的战后人口迁移——导致了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共存关系最后以暴力方式告终。在二战之前，有将近300万的德意志人住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二战之后盛行的却是一种一致的、敌意深重的反德情绪，它根植于集体罪恶感，且和对传统反犹主义的某种逆反状态交融在一起，并在对德国人的驱逐过程中达到顶峰。1945年以后，保存捷克的民族文化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ČSR）的官方支持。出于民族主义或阶级立场的考虑，捷克本地文化中的那些犹太或德意志元素，要么被扭曲，要么被掩盖。这种既直白又潜隐的憎恶，在捷、德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上都留下了标记。1945年12月到1946年12月间，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大量德国人遭到有组织地驱逐，这种行为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辩护，与战胜国的立场也保持了一致。其实早在1945年夏天，就有当地的政府机关对这些人实行非官方的、号称“野蛮的”驱逐，伴随而来的，还有对德国人、通敌者以及其他无辜遭受指控的人们的恐吓和大屠杀。这种过激的革命行为预兆了1948年2月政变之后捷克人民内部的政治清洗。直到1990年，捷德关系在捷克境内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驱逐德意志人的后果之一，便是人们逐渐将德意志人看作（历史）修正主义（revisionism）和恢复失地运动（revanchist）的源头（虽然早在1947年，人们也毫不怀疑德国苏占区是民主的、进步的）。德意志人被驱赶，犹太人要么死，要么流亡。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世代以来对捷克文化的贡献几乎全被否定。然而，诡异的事来了——在与捷克关系紧密的作家里，弗兰茨·卡夫卡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但他不仅用德语写作，还是个犹太人。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他的著作于1960年代初期得以在捷克再次出版，作为最早那批回归母国的德语作家作品之一，它和同批的其他著作一起，在1990年代成为招徕旅客的“品牌”。

这些事件带来的精神压抑酝酿了某种风气，成为民粹派政客手中的一种可怕手段。（瓦克劳夫·克劳斯反对《里斯本协议》时也援引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他也是最后一个在《里斯本协议》上签字的人。）这种野蛮的驱逐为其他恐怖事件备好了土壤。记者费迪南·佩鲁克塔（Ferdinand Peroukta，在流亡时死于美国）在1956年为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做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对德意志人的驱逐创造了一种风气，人们似乎不花什么代价就能铲除政敌，还可以不受法律和规则约束地生活。弗兰蒂塞克·帕拉其（František Palacký）曾经说过，一个国家里哪怕还有一个吉卜赛人无法享有同等的权利，他都不会正眼瞧它。虽然1945年以来，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法律的正当程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日后还将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些意想不到的人，失去这种正当程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大规模驱逐的道德后果：如果我们可以因为一个人隶属某个民族而惩罚他，那他同样可能因为自己隶属某个特定的社会组织或者政党而受到惩罚。若集体罪恶感这个概念在世界里扎下了根，那么在那一刻，未来没什么好骄傲的了。”

自1948年捷共掌权、1968年苏联占领（捷克）之后，法律的正当程序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确实消失了。不管苏联的真实情况如何，斯大林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兴起。人们不仅仅被囚禁起来，还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拥戴斯大林的那代人将1968年发生的一切都抹得一干二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年轻时犯了一些错误。”这个“我们”背后隐藏了很多张面孔。但是，他们不必犯这些“错误”，也可以不去做某些事情。这个曾充满恐怖和大屠杀的腐败国度，是对所有法制社会的嘲弄。这就好像年轻的党卫军试图这样安抚世界——“我们年轻时犯了一些错误”，以为这样一来当初对希特勒的支持就不成问题了。然而，德国人将这些人明确界定为战犯。但在捷克，没有人会因为自己在1950年代的罪行而被驱逐出公共领域 ，还有1960、1970和1980年代的那些罪行 。1989年之后，他们蜂拥进入议会和商界。而那些丢掉性命或者惨受伤害的人呢？受害者被迫保持沉默，甚至今天，也没有一个人会对那些幸存者的证词感兴趣。1989年之后的二十年里，行为仍然不足以构成判定一个人的依据，言语仍是判断的标准（至于是哪些言语，则根据年份而定——1953，1968，1969，2010）。任何一个曾经帮助过这个残暴政权的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罪行。不然，我们就是在侮辱亡灵。那些幸存者，尽管身体上扛住了多年的牢狱生活，但回到家时，已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对罪行的审判久拖不决，没有人受罚，也没有人将被惩罚，因为我们拒绝承担自己的罪责。我们这样就相当于在告诉年轻一代：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因为一切暴政都能用语言洗清掉，“我们年轻时犯了一些错误”；最重要的是逃脱罪罚，确保自己活得好好的。迫害者和受害者混杂在一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活动，从未在卡廷（Katyn）、莱蒂（Lety）或者亚西莫夫（Jáchymov）出现过。片面的真实和偏见被一代代传递，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没有希望的。在1989年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难道不知道选择从头开始、为过去画上句号，其实意味着将它抹掉？1968年坦克对准的那些前党员里，有很多曾在1950年代甘心充当斯大林的副手，为他鞍前马后。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发现那些历经长年牢狱之灾的人并没有加入布拉格之春，反而自己召开会议，过自己的生活，写作，直到自己的权力被褫夺时才开始看到真相。

1989年，这一切都被抹去了，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有很多关于米兰·昆德拉的尴尬讨论，但是那些将他人置于这种境地的始作俑者呢，他们却从未被提起。“相同的”回忆又再一个个出现，对它们的感知也随时代和主流信息的语境而有所不同；他们做这些，不过是想利用当代人的“失明”。我们依据集体记忆来增补自己的记忆，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粉碎了记忆的真相？不管动机如何无可厚非和高尚，也不管他们是否关切被时代吞噬的私人生活和工作，我们都不可能掠夺、篡改和书写。我们不应该写下来，我们不应该经历这些，我们不应该大声宣告，我们不应该……然后呢？我们是不是也因此擦掉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不该坦白自己的生活，反而加以审查？

［五］

我生活在捷克共和国。任何一个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人，置身于一个被视为俄罗斯附庸的被占领的政权之下，都无法活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年轻的“党棍们”（ ‘party-men’）正试图实现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那些被选定的人轻松获胜，他们没有对手，更没有公开的竞争（他们惯于通过政治迫害取消对手的资格）。他们继承了这样一种道德：不会支持真正的才干者，而是选择那些能力稍弱但忠诚和不择手段的人。政党宣称支持艺术，但其实都是谎言。任何指出“国王的新衣”的事和人，他们都想办法摧毁。他们又有了钱，但只赞助那些最商业化（也就是最听话）的艺术。自上世纪以来这种痛苦的形势就缠上了捷克民族，捷克也许挺过了多年的监禁——被纳粹控制的六年、还有捷共控制下的四十年——但就和它的人民一样，它回到自由世界时，也只剩一具残骸，只能也只愿意去抓住自己能抓住的一切。没有人逼着那些处在社会顶层的人不顾非议、一如既往地不妥协，更没有人逼着他们去攻击那些曾在牢狱里度日的人，那些被禁止出版、移民，努力捍卫言论自由的人。他们想借这种态度来贬低、消灭别人。不管发生什么，总有些人为了不丢失手上的那块“肥猪肉”而表示支持，并对一切都无动于衷。1989年以前，他们会待在温暖的度假小屋里，喝着皮尔森啤酒，静静等待愚蠢计划时代的结束。那时，拥有一间度假小屋常常被视为转移创造欲望的一种证明。但就和今天一样，当时的人们对任何形式的不公都非常冷漠。

对政党利益的渴望仍延续至今，总统的位置和一个帝王、一个沙皇并无二致。这种东欧的“病菌”仍存留在我们之间，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公民社会的恐惧、对别人的种种利用，以及对一切的漠不关心，就好像我们并非欧洲的一部分，就好像欧洲已和我们分离并且活该被嘲笑——如2009年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所表现的那样。捷克的这种自我孤立十分危险，它并不关心周围发生了什么，即便近在咫尺；捷克人总感觉自己对事情的理解最正确，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将会狠狠教训每个人。那些世界领导人也许会说：“对，当然，多么有趣，确实……但我们有自己的……”一遍遍的，都是关于财产、专政、暴力和傲慢。唯独缺了谦卑、人性和好奇心，也没有意识到生活不必是一场竞赛。捷克人倾向于炫耀自己能够最后拍板。马萨里克（T.G.Masaryk）是捷克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的首任总统，在他的治理下，社会享有真正的自由，他担心维也纳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那种奴性，也就是农场工人时不时在酒馆里直起身来、大声评论自己雇主的那种奴性。这种奴性和某种亚洲的思维方式交融在一起，永远四处为自己寻找替罪羊，好在对方身上清除自己的自卑感。1989年发生的大事也同样触目惊心。我们的作为仿佛在说，我们并没有看到占领国的凶手或其同谋长什么样。国家的秘密警察都跑去哪儿了？人们往往容易对最强者产生倾慕。受害者遭受着两层侮辱：一是来自摧毁他们的人；二是来自那些责备他们任由自己被摧毁的人。为何这么多人缺乏个性，如何解释？一代代人蜷缩在一起。当然，他们不想遭受压迫，这可以理解。我们永远表现得像是“别人”。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防御机制，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国家存活下来。在这里，精神并没有立足之地。捷克的资本主义模式又重回到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但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应该是：强者保护弱者。从没被纠正过的错误，似乎就可以当作从未发生过一样。每个人都紧紧抓住这样的幻觉：一切尽管荒谬，但运转良好。每个人都想成为受害者。只有那些绝望之徒和犬儒者从不允许自己困陷其中，他们避开了各种圈套。捷克人的世界可怕、诡异，但又和表现主义或恐怖电影不一样，因为他们仍保有人的模样，还和现实维持着联系。事物总有其“常规的”轮廓。

［六］

我在欧洲生活。我并不只活在捷克的世界里。欧洲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不时给人带来刺激、让人兴奋。在澳大利亚，即使你走上个几千公里，看到的还是同样的风景。但是在欧洲，几百公里外（在一些地区可能只需要走几十公里）一切就不同了：语言、建筑、食物，尤其是思想（mentality）。“思想”是用来表达19世纪的诸如“国家”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的沟通工具。正是这些概念让我们栽了跟斗。

前年春天，在纽约的一次关于欧洲文学的讨论会上（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欧洲是个小地方，其内部必然都差不多模样），一个法国作家的主张让现场炸开了锅，他断言：欧洲实际上是指法国，其余不过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弱者。生气的主要是讨论小组的成员，而非观众——后者某种程度上已迷失在那些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共和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代表相继的争论中，但同时也很享受这种智力的混乱。对于苏珊·桑塔格之辈的知识分子来说，托马斯·曼和弗兰茨·卡夫卡身上充满了启示，而欧洲文化则是所有文化的源泉之一。在这个层面上，桑塔格将美国视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今天，一切都不同了。

将欧洲和美国进行类比也许是不恰当的：我们缺乏共同的语言，而语言是联结文化背景和思想的桥梁。虽然我们已经没有边防站了，但边境仍在说明问题：思想和历史差异不但体现在风景中，也体现在人的行为、面孔和姿态上。此外，也部分源于人性的弱点、同情和憎恶。〔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德国前总理）憎恶法国人和农民，所以可以推断他最讨厌法国农民。要是列出瓦克劳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捷克前总理、总统）最憎恶的人和物的单子，那将会是毫无意义又无止境的尝试。〕

希腊已经深刻地暴露了欧盟和欧洲的问题。国家的经济状况已不允许它再抛出这么多的谎言。经济和市场主宰着它们的受害者，对他们提出要求，这和（比方说）人权问题不同。我们因而得知，是谁在秘密地、彻底地统治这个全球化的社会。我可以列出一张单子，上面尽是些自欺欺人的词语和短语：民主、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平权、团结、主权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了？是否欧洲也正在变成一个精神再无立锥之地的地方？没错，欧洲人会去印度寻求精神，但是和中国人做生意。欧洲国家踊跃走上激进化的道路，在一些国家（比如匈牙利），根本没有人会关注个体的绝望，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为什么今日自我认同会让我们许多人承受这么多的痛苦？在民主国家，右翼可以像钟摆那样有规律地转化成左翼。一种有趣的现象开始在捷克共和国出现：今天很多人要么对政治体制全盘接受，要么决然拒绝，而不再是从政党、个性和观念中做选择。因为他们选的不再是政党，而是道德和不道德。

2011年秋天，我去了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安德希斯修道院，当地出产好几种啤酒，泛欧洲联盟（Pan-European Union）的一场会议也在那儿举行。泛欧联盟成立于1922年，在纳粹期间一度被禁止，直到二战后才得以重组。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一直是该联盟的国际名誉主席，至2011年去世为止。这个联盟的成员还包括弗兰茨·韦尔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康拉德·阿登纳和夏尔·戴高乐。整个周六，费迪南·金斯基、迪尔克·赫尔曼·沃斯、托马斯·戈培尔、阿道夫·丁格尔·莱特和贝恩德·波塞尔特都在辩论欧洲可能的模样。周日，我还参加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标题是“欧洲——没有屋顶的房子，抑或没有房子的屋顶？”真是一个奇妙的隐喻。每个人都开始琢磨这句话，我也不例外。商界的代表是巴伐利亚州沃尔夫冈王子，以及世界知名奶酪制造商、来自阿尔萨斯的伯纳德·安东尼，阿尔萨斯是个小地方，自古以来法国人和德国人就混居在那里。总主教让-克罗德·佩里赛想以基督教为根基，修复这栋“房子”。但是，如果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也入欧了，那会怎样？他重复了一些关于传统家庭的词眼，但是今天的家庭又是什么形式？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赫伯特·多夫曼，他是意大利南蒂罗尔的欧洲议员。媒体方面的代表是乔治·保罗·艾夫蒂，他是政治学者，也是《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编辑。那么，我呢，我又代表什么？文学，民众，一种不同的观点。艾夫蒂宣称，欧洲正在经历不必要的痛苦。已经开始的危机并不是欧盟的危机，而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在1990年代，他第一个承认女性有可能成为总理，也第一个使用“女总理”（‘Bundeskanzlerin’）这个词。正是安格拉·默克尔，她最早提出可以将一个国家——尤其是债务缠身的希腊——“驱逐”出欧盟。她开启了一场“雪崩”。她一劳永逸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欧盟驱逐，或者——比方说——如果它的经济足够强大且不愿意去“补贴”那些穷国的话，也可以选择主动离开欧盟。这让人想起一辆在乡间疾驰的列车，乘客们可以根据这辆列车的速度和舒适程度决定上车还是下车。但是欧洲就在这里，它的风景、国家和人民都在这里，不可移易。

有时候，年轻人普遍会对欧盟抱有一种清醒态度：他们宣称（欧盟）是因为经济需求而产生的一个联盟。他们丝毫不想成为欧洲公民。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大陆学习、旅行、结交朋友。这事关共同兴趣，无关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泛欧洲联盟并没有偏离自己的原则；它仍然推动着一个建立在民主和友谊基础上的联盟，同时带着精神的面向，以及（有时过于）保守的价值。

在回家的火车上（其实我已经回家了，因为我在欧洲），我开始思考更宏大的命题。多少世纪以来，世界的面貌是由男人的游戏决定的，那种谋夺权力的政治游戏。尽管这样，仍有一门课需要我们去研习，它由来已久，并在所有课程中最为艰深，那就是尊重、努力理解他人和为他人着想。最后，只有一种边界，那就是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也许，是时候要将上述隐喻改换一下了。欧洲不是一座房子，它由一栋栋小房子组成，它重视公共空间，同时也尊重彼此的隐私。

2012年4月，赫塔·米勒来到布拉格，她必须面对飓风般的负面评价。显然，她是凭借自己的政治主题而不是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奖的——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论调，她安之若素。即便人们指责她，说她获得诺奖后变了，她也没有惊慌不安。她没有变，变的只是她周围的环境。她开始把自己保护得更为严实，毕竟，她能指望谁来保护自己呢？赫塔·米勒的行程计划非常紧凑，她必须挤出时间才能出去。我们匆忙凑合一顿晚饭，一边争论着布拉格月亮的颜色（当时尚未满月）。我们也讨论了政治，击退那些恐惧，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甚至更多。无论是从她的外表、年纪还是投身的事业来看，她都非常脆弱。“你必须忍受一切。”她说。为什么？我必须亲自寻找答案。她刚搬进了柏林的一间新公寓。有一天她去一家花店买花。“你从哪里来？法国？”“不，罗马尼亚。”“我明白了。好吧，不用担心这个。”

我也遭遇了同样的反应。“你从哪里来？”“捷克共和国？我明白了，好吧，不用担心这个。”也许我可以引用赫塔·米勒作品中那个家具木工的话。“那是无法忍受的，”他说，“没有人能忍受这个。”

正是因为大人在家、在学校里向孩子灌输这种对人的分类，恶性循环才永无终结。我们必须要开辟出一块地方，让心灵得以沉思。人们的成见如此之深，甚至认为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才是可能和正确的。但是，很多经验无法互相转化，人们的适应能力还没有像蜡那样可塑。文学证实了“感知”的方式可以有无数种，我们使用的词语可以被清洗，然后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创造的自由和存在的方式无穷无尽。无论在哪个年代，对自由的争取，以及自由批判的思想都是艰难的，但这一切从未止息。集体罪恶感和集体胜利感都是荒谬的。今天的民族主义更为荒谬——它只吐出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让我们提出另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我们是谁？” 主要是，要忍受这些。

［七］

我披上作家的“外衣”，混迹于人群中。在写到亨利·詹姆斯时，埃兹拉·庞德说：“艺术家是一个族群的天线，但那些顽固的大众却永远无法学会信任他们的伟大艺术家……这么多让人乏味的傻瓜，永远也无法学会举一反三，或者寻得某种意义。人们很容易去反对自己从未尝试理解的事物。”作家能从凝滞的空气中感受到风的气息。一切早已写成文字，但从未为人们所理解。20世纪并未结束，我仍困陷其中，不停地记录，不断地思考。为什么？……

［八］

我活着。关乎生命重要理念的冲突永远会在社会和个人层面存在。（苏珊·桑塔格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她的丈夫想要一个大家庭，而她想要一大间图书馆。）——有时候，政客希望能从自然秩序（这一有机体的多样性几乎可与生命本身媲美）中打造一种（极权主义）系统（在艺术领域，这种做法往往是自寻死路）。我们中了圈套，陷在20世纪和21世纪头十年的伪历史中走不出来，周遭尽是不公和一些种族优越论的废话。除非解开这个结，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自由。首要的是，所有言语都不应自欺。以民主的名义将生活简化成生意，是一种危险行为。我为欧盟的存在而高兴，它促使我们去为他人着想。事实证明，对同一种境况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叙述，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要拒绝给出自己的那份记录。

[1] 艾菲是德国作家冯塔纳的小说《寂寞芳心》的主角。

[2] Theo Sarrazin，德国政治家、作家，曾担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曾出书批评德国的移民、文化和外交政策。

[3] Günter Grass，德国著名左翼作家。

[4] Václav Klaus，捷克前总统，曾发表各种具有争议性的言论。

[5] 德国民间传说中藏在家里的一种小鬼，负责守护房屋，但偶尔也会调皮捣蛋。

搜神
——围绕《山海经》的语言与神话

　　撰文　邹波

《山海经》最后保存为一种徽章式的语言，像纸牌那样罗列，像辞与卦，这种语言其实是人类力求简洁而进入的魔道。

［一］　子不语

孔子到最后并非拒绝怪力乱神，他内心也惶然，因为上古的帝王无不具有神性，就连《春秋》——他自己的观察——也充满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只是，以他在世人面前树立的形象——无论是作为人民的老师的官吏，还是作为官吏的人民老师——都不允许他这么讲了。

孔子也许并非反对怪谈，他只是不言，方法是：用家常口吻说话，使人们开始努力谈论身边琐屑的事物，家庭生活，举目可见的城市，发现实用的真理，谈论现行体制，谈论经济、法律，成为公民，甚至沦为市民，让人们焦虑于国家，焦虑于日常的人际关系，就不会想入非非。这在心理学上算是一种积极否定的方法，通过让自己忙起来，陷入工作进程，就能忽略宇宙的基本问题，忽略生死，忽略人生真实的虚无感。

这也很像现代人逃避的方法——和隐居入深林相反——真的很奇怪：如果我们坚持阅读报纸，坚持讨论经济，讨论房价，讨论社会问题，就会变成没有宗教烦恼的无神论，或者至少，我们的神秘主义会被削弱，借用梁启超批清朝那些官话新闻的话说，这些报纸令人们“入睡”。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科幻小说讨论的也是这个，这些“让我们入睡”的日常感，好的或者坏的奇迹如何使人们从平淡生活中醒来，但他也没有给出答案。那时英国人为什么久不能接受外星人入侵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起码地想到圣经末日，而是把它首先想成政治事件——纳粹的暴力，想成国家之间的战争，他们花了很久才意识到是人类遭到了威胁，而不是国家和政党。

西班牙人征服秘鲁古印加王国时，印加人的逃避则是迅速相信侵略者是神：印加人一开始就轻易相信西班牙人是神降临到这片大陆，仿佛他们的天空始终开放，而领土意识淡漠，一百多名西班牙骑士在万马军中，利用他们的迷惘，俘虏他们的国王，不是因为兵器优势，而是因为土著人好奇，不知道是什么正降临在国王头上——国王碰巧是一个僭主，屠杀过王室，正惶然等待报应，国王、臣民、奴隶仍然没有意识到亡了国。这是一个类似儒教中国的印第安国家，贵族和奴隶安居乐业，劳动是天职，社会制度完备，农业技术成熟，交通发达，羊驼实现的物流规模达到了欧洲汽车运输时代的水平，内贸繁荣，但因为他们没有外贸，没有货币，没有海外航行，没有国家意识，西班牙人到来时，印加人只能唯唯诺诺，非常害羞，如梦游一样逆来顺受。之后又是对命运的恐惧，如此推迟了五十年才意识到国家被侵略，才开始酝酿独立起义。这时的战争中，才开始出现自发的印加烈士，知道为什么主义而死。

上述情况都属视野狭窄，要么看不见宇宙天地，要么看不见社会现实，他们在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要先糊涂地恐慌好多年。

儒教自身的发展似乎也属于这类愚弄自己的缓慢的认识论，后来的中国皇帝的一生也正是它的发展化身——它最终成为一个能接受一切荒唐命运的老人，去海中寻求不死药去了，看尽世事，看到生活绝望的真相，情感自由了，但思想已死，他只是接受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儒教最怀疑现实的阶段反而是它最活跃的时代（孔子时），而当它开始昏庸僵化为现实的教条（孟子之后），竟转向阴阳五行，寻求天命。

孟子的时代已是战国中期，他52岁见梁惠王，正是雄辩的顶峰，从任何事物都能扯到仁义，但是思想已经僵硬，雄辩之下只是反复唠叨理论，他的学生也开始从他口沫横飞的语言里听出永恒不变的言辞和象征的图示。孙开泰先生考证说：孟子谈论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时，已经有点像五行学说。

他的学生子思（传说是《中庸》的作者）更是明确地将父母子的关系比喻为水火土，与董仲舒后来以五行比臣子事君父差不多。他们开始图解自己的思想，并且必须用金木水火土来形容他们的伦理。

子思有个学生叫邹衍，他是齐国人，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从小就在齐桓公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立的稷下学宫里学习，梦想通过儒学出人头地，参与政治。

稷下学宫天下闻名，是我们平常所说“战国百家争鸣”的最重要场所，那时田氏夺取姜氏政权已有三代，新君广开言路——没有周天子的大联盟和国际法正义的庇护，战国时的外交关系比春秋复杂多了，很容易灭亡，各国都在建立自己的智囊，不愿在某种单一的思维模式上吊死。

加上齐国政治历来自由，同是山东之国，与毗邻的鲁国保守严酷的儒家政治形成鲜明的对比，鲁国建国时用了三年，变其俗，革其礼，恢复周制，让儒家与国家机器紧密结合，鲁国灭于春秋，而儒家在继续发展的齐国学宫里，却并非压倒的势力，它与其他学派激烈地融合，各国的知识分子都喜欢来这里自由辩论。

子思的学生邹衍按惯例随长者去各国游学，他还很年轻，学宫出来的学徒比民间的山东知识分子旅行有更多的方便，即使是在交恶的国家也能畅通，可也许他谈论日常伦理的能力并不出众，也不大懂得人情世故，所以一直没有出名。

此时齐国的航海术已是列国中最发达的，出海的神仙方士和探险者整日穿梭在稷下学宫，有时国君的航队也带回许多海外见闻，那无限新鲜的远方啊，远方的远方，你想都想不到，绝对陌生的人与事，就连国君自己对海上的迷宫都流连忘返。邹衍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运用寓言来比喻事物，但他有一种轻信的能力，能认真对待他人随口说出的传说和故事，很多来自上古的传说，都在稷下学宫被人反复谈论。他发现自己既学儒家，又对儒家伦理之外的世界确信无比。

邹衍也不喜欢辩论和空谈，但他对雄辩家议论时因物起兴的方法与天人巧合的现象特别感兴趣，还有关于现实本身——哪里有什么国家，海内外的神在何处，中国九州分别在何处，向东多远是什么山，山上有什么动物、植物……甚至那些伦理思想，也平摊在他脑海中的那幅地图里。谈起各国纵横时，必须有山河的情境，哪家主政，政策如何，民风如何，是否有水患，矿藏和农田耕作制度……心中必有天下穷举的布局，才有韬略。他意识到这是真正的知识，恢复人在环境与历史中的处境，需要真实的观察和步量，并非完全只是孟子的教条。

到31岁那年，他开始责难他的儒家老师们不了解真正的现实：“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但他又需要那巫术一般的五行理论。

这一年，他开创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学说，一举成名，他的学说，由天下地理出发，听得君王无不仰望苍天，瑟瑟发抖，深夜起彷徨。此时他似乎忘记了儒学，他在各国受到隆重的对待，远远超过了他的先师孔子和孟子。也许他并不知道，他是在享受儒教由教条到宗教的飞跃带来的荣誉。

从此谈政治生活和伦理便是谈天说地，谈论历史便是谈论五德兴替——道德在时间中也有顺序——谈论历史就是谈论又该轮到谁了；“大九州”学说则直指儒家浅陋的历史地理知识，认为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此后人称他为“谈天衍”。

也因为他学说的变化，显然是受到方士的影响，他身上开始有了浓厚的巫师气质，为体现天人的关系，他必须能展现奇迹。

这一年，老迈的孟子也不明原因地辞了祭酒之职，离开了稷下学宫，去了一个更小的国家，专心编写《孟子》，他看透了世事，不再争名。

其后又十年，邹衍等人在齐国正式位列稷下学宫的大夫，他们是政府的智囊，不为官，没有责任，却可以毫无压力地议论朝政，超然于世。即使此后齐伐燕，而燕又联合列国以名将乐毅复仇，几乎灭了齐，此后齐又因田单一次偷袭的成功而复国，但此时齐国大势已去，与邻近列强全部交恶，学宫也逐渐衰落了。

当年这些稷下大夫却从未真正效忠齐国，他们自由选择栖息的国家——他们的故乡、衰落的政府也无法管束他们，他们也从未停止周游。邹衍也是如此，稷下学宫开始衰落之时，他受到燕昭王的邀请，成为王师，这是燕国最后安定的四十年，邹衍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岁月，用问卜的方式参与决定国家大事，包括战争，时而作法，虽然时有失算，但仍得到了君王的信任，并总结农时规律，指导燕国的农民按时耕种，计算降雨时间，搜集各种草药。

另据《史记》以及卫挺生先生的研究：邹衍还在昭王的准许下，组织训练年轻人分别从国家的东、南、西、北、中五路探险，勘测并撰写内外之山川的记录报告。在渤海的碣石组建航海队，调查辽东半岛、朝鲜岛屿以及日本列岛以及太平洋……关于这些旅行，再无任何历史记载，这其间是巨大的记录空白，似乎是在海外进行着与大陆毫无联系的旅行。漫长的缺席，但是效忠，70岁的时候，他辅佐燕惠王，史书上最终用“尽忠”来形容他，这个侨居的自由知识分子，虽然有超能力，依然恪尽职守、却蒙冤入狱。天上下起了五月雪，燕王努力无视这天象，反正他也见惯了衰败的景象，邹衍仍在监狱里待了一年，之后昭雪，灰心地回到了齐国。

想不到稷下学宫仍然在，但当年同辈大夫，访旧半为鬼。

当时的祭酒是50岁的荀子，他是来自山西的赵国儒生，但也颇喜谈论天道，而且雄辩，他多么像一个重新开口谈论怪力乱神的孔子——起码他梦想自己正延伸着孔子没有说出的许多观念。

同时，他批评误入歧途搞起阴阳学的孟子一脉。他的观念和老迈的邹衍相反，他相信天人相分，既要研究自然，也要研究人。但这中间神秘的联系，被割断了。据说，邹衍也在这个时候，回归了儒教的伦理学说，开始专心写某一本书。

然而邹衍的五行学说仍然坚固，荀子虽可以攻击孟子迷信，却无法动摇邹衍的五行学说以及五德相生的理论，这些学说已经为中国人接受，深入人心，到目前来说，都是最适合中国人的宇宙观念。然而，中国人不能仅仅有伦理学，还必须有宗教，有宗教就是有了无可辩驳的信仰核心。邹衍发明的巫术思想就是它的核心，它是对世界的绝对解释——正如弗雷泽在《金枝》在里说：“巫术是永远正确的，因为你无法对它挑错。”

尽管中国曾自夸不需要用宗教来愚民，我们到处都是不迷信的民众和国君，但他们只不过是仅仅相信正在眼前的事物。无论如何，区别于孔子的洁癖，在孔子之后，儒教继续自然生长，从孟子到邹衍，就是它的歧途的化身，它最终找到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否则儒教对君权的哲学追问——“天之问”——也无法回答。而且它对更低级的迷信完全宽容。并非子不语。在这中国式的杂烩中，竟能造出阴阳五行学说及周易——它试图用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的辞和卦来记录和预言世事——这样堪称学问和认知模型的东西，倒也难能可贵。这甚至表明，儒教终于对自然科学打开了道路。

相比之下，荀子刚硬的无神论就像他的“法后王”的思想一样，只是历史中的一瞬，在接下来的秦汉，五行与儒教紧密地结合起来。儒教作为一种东方宗教，在秦汉完成了它宗教的这一部分——神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就是阴阳家的哲学。但中国阴阳学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宗教那么神秘，因为它始终是梦想把握今生的世界，它显然是明显可见的世界的图解，甚至连基督教和佛教等文明世界的宗教那种迂回也没有，对世界仍然是抱有发现和解谜的喜剧态度，容不得其他宗教的悲情和绝望感，容不得普遍的原罪，因为儒教对来世完全缺乏理想。与其说中国人满足于现实的表象，不如说他们满足于理论的表象。

但邹衍忙碌的一生，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人们在无数没有署名的书中继续寻找他的踪迹。

他生前的确曾声称，想写一部“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的书。还有他那些历史记载过的旅行到底干了什么？燕昭王那次对中国的勘察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再有，他提出的关于中国海外地理关系的“大九州”的模型，以及他的学说显然需要对历代巫祝仪式的搜罗……一切都指向《山海经》这本书，否则他所声称的知识学和要写的书到底在哪里？

许多人论证了《山海经》和邹衍的吻合——前提是如果至少承认《山海经》中的《山经》是认认真真的地理学记录，是战国时期某些经费昂贵的实地旅行，是对全部传说的组织书写和编辑，而不是个人杜撰。当然，这个前提太奢侈了，它仍然使得一切论证都是空中楼阁。

但如这本书并非邹衍领头所做，谁又会在那同一个时代有着类似的经验却无名，一个人完全丢失了著作，另一个人却完全丢失了名声。甚至焚书都不能造成这样的替换，只有恶毒的学术倾轧才会。

［二］　《山海经》

我再次进入《山海经》是由庄子。他和邹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邹衍相信神话中的山河在地理中是确凿的，相信自己空想的结构是宇宙的真理。庄子却认为这一切都只是语言的产物。他否定空想的方式比无神论更彻底。

我听说，庄子天马行空，自毁一般地说着话，一心避免自己成为经典，像一个轻信的盲人转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其实是故意为之，希望读者读了他的文字之后，意识到语言的可疑，从语言中惊醒，放下书，不再相信他，从而使注意力回到事物本身。

其实，孔子也在怀疑语言，他常常在讲完之后叹息“天何言哉”，而且，他自己阅读书本和人生的方法，就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义理，甚至不顾语言叙述。他似乎有阅读困难，但他又是制造和修改经典的人，用孟子的话来说，孔子作《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他之前，中国人只将历史分为语言和行动，他之后，中国人将历史分为故事和意义——其实，他也几乎开了误读经典并作为己用的先例，因为，他太有理念了，之后到了汉朝，这种误读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求知手段。他必须带着有缺陷的语言立言，他有世俗的欲望和责任，他有缺陷的语言却不自愿地迷惑了世人，因此他有了狂人不可论的才子的体面。中国后来的才子气和他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本心所愿。

庄子更可能没有世俗的欲望，更可能不想有狂狷的体面。他更可能是个清醒自嘲的疯子。因为他对连自己也不能抛弃的语言进行了更无情地揭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然后）得意而忘言”——那能无限发挥的其实只是醉酒时随口说出的话；那所谓真相只是被无限重复的道听途说；那能广为流传的只不过是用形象来寄托的故事。这一切胜利都只是语言的效果。而且这些效果都并不是语言理性的一部分，而是障眼法。

庄子蔑视常识之外的故事：视古老神话如自己随口编造的寓言，更进一步说，视古老神话如语言所生。

庄子还在《天下》中与惠施辩论，他既承认惠施通过语言繁衍创造出来的“卵有毛”、“鸡三足”、“火不热”、“龟长于蛇”逻辑成立，又认为它是毫无意义的言辞。他从不会费心去现实里寻找那些东西。

这些辩论让我再次想起《山海经》——“鸡三足”完全是《山海经》中典型的意象——像精卫填海这样合乎人类感情的故事其实极少出现（屈原一个人就几乎将它们全都重新讲了一遍，并加了自己的游历和情感），多是一山有一个肢体数量奇特的动物之类。我曾在想象力最贫乏的时候阅读《山海经》，寻求形象思维的灵感，但我感觉这些意象对五感毫无触动，既不是诗，又不是现实，像无趣的睡梦，可它们甚至比我们的白日梦——我们日常的想象之物更僵化，缺乏人性的根源，远不如真实存在的东西自然。

《山海经》——倘若这就是中国人神话的源泉，那后来真正形成神话故事的只有其中极个别的一些——这就是我们贫乏的想象之库，其他大部分的材料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可用，似乎是无用的想象……我宁可多读一些古诗——丰富的观察，全是有心之人，也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模型，其中还有音乐，诗歌的音乐再次提醒我类似语言逻辑的东西——它也是可以自己繁殖的东西，但显然比舌头的自发运动更优美更接近人性。

《山经》不写人民社会，只写山和某种特产的兽、鸟、矿石和植物，就像在一个集权国家避谈国事，只能谈娱乐八卦和体育腐败；《海经》反而只写人民，不写自然，颇有人类学口吻——人类学将政治语言伪装为生物学语言，无所不谈。

但张岩先生在《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一书中继续沿着理解古代社会的方向猜想，他认为那些僵硬的怪物是部落图腾，他是少有的用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的模型来套取《山海经》的结构的学者，其他大部分人都还只是停留在训诂和地理考据方面，心里始终得不到一个目的因——而目的决定了它是什么。

已故中国神话学会会长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序》里诚实地说：“好心的同志常常这么向我说，你研究神话，就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观察探讨中国古代神话的问题，写出几篇广博深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来……也尝试着这么做了，却始终感觉到自己的认识还停留在一般的阶段，不能有更高的水平……（因为）我们还没充分掌握住一个内容既丰富而又可靠的研究对象。”

他的意思是说，至今我们连这本书是什么都没有闹清楚，更无从开始评价、利用和批斗它了。

因此关于《山海经》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寻求猜谜乐趣的阶段，历代的人对此乐此不疲。也许这本来是一本很单纯的书，也许恰好是后来者蒙蔽了它。

首先是续写者——那敢于修改经典的人——这也正是中国古书的特点，没有印刷术去固定它的原本，使人可以篡改和增补。然后，是阐释者众说纷纭的理解——它们并非混淆了真相（因为真相从来就没有被证明过，无可捍卫），而是使他人的解释显得毫无意义——这其中当然包括许多地理学的印证，可惜都不能完全自圆其说——西方人在大航海时代，按照假说旅行（很难说当年邹衍是否也是按照五行发展的地理假说旅行），重要的不在于意外地发现了美洲，而在于仍然发现了许多意料之中的地方。

其实，并不一定要上升到全人类对全世界的探索，汉武帝那次在中国国内的地理大考察就毁灭性地破坏了《山海经》研究的现场，对后代人认识它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几乎使我们永远丧失了田野考察的机会。据说，那次大考察的前半部分充满了沮丧，因为找来找去，也找不着昆仑山，后半部分则充满了中国皇帝征服的满足。武帝停止了寻找，而开始在中国那么大的尺度内，完全依照山海经的大致方位去命名，甚至命名了一些动植物。像这样有最初命名中国的机会和权力的人，他修改了现实山河的名字（竟然就在没有找到吻合的地方方圆几百里之内，生硬地寻找了一个替代物），包括现在叫做昆仑山的山脉，也许并不是昆仑山——但巫术从此永无错误可言。汉武帝像现在的旅游局一样，使考古从此变成了空对空的旅游观光，循环相训。这一次命名，也使《山海经》和中国现存版图的大致对应成为最正确的意见。

汉朝对于产生经典的上古时代，是一个急于继承而为后世混淆了一切的时代，也因这急切，汉朝人急于解释经典，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一面承认诗无达诂，并不追求诗经的本义，一面无耻地按照儒家的框架误读各种经典。这其中最重要的模式，就是阴阳五行。如果《山海经》真是邹衍所写，那还罢了，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自己，如若不是，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误读。同时，向古代假托写作伪经的做法，也污染了古代的事实，并使中国古代社会在书本中呈现为一个早熟的民族。这些都只是后人的民族虚荣，我几乎不能想象中国人穿兽皮的样子。

当然，汉朝也有古文经学，专事训诂，不做脱离文字的研究，让古代人的意思明了，尊重古人本来的意思，恢复历史文本的文献感。但在那个急功近利、自我标榜的时代，他们并非主流。

在这个角度，我敬佩后世所有能无视现存的地图解释而去重新投射《山海经》中全部地名的研究者，尤其是实地测量者，这其中包括美国女学者亨丽埃特·墨茨（Henriette Mertz）博士，她是一个高明的考古解谜者，在二战期间为美军破译密码，1964年，她天才的一闪念，解开了密歇根高地蝙蝠崖出土的石板刻文字的奥秘，原来只要颠倒过来看，就是明显的古希伯来语。

墨茨博士试图证明《东山经》就是北美大陆。奥德赛曾经到过北大西洋，试图证明亚特兰提斯就是北美大陆的东部，但后者因为柏拉图的说法太过坚定而遭完全否定，前两种说法因为没有办法证伪而得以自存，尤其是中国人的足迹。在北美，她试着按《山海经》中的《东山经》所说，一里里地依《东山经》上记的山系走向，河流所出和流向，山与山间的距离考察，查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于是墨茨宣告：“过去两千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

美国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几乎与美国的民主思想同时诞生，是对“不民主”的欧洲旧文明的逆反，把原初的世界交给人民共享——“国家公园”被认为是美国民主最好的创意，但可惜这种自然观念兴起太晚，它错过了人类审美与想象力最天真的古代。美国最伟大的国家公园流浪者约翰·穆尔的山水崇拜，更容易与爱默生、梭罗的基督教先验精神甚至现代环保主义结合，它一开始就没有神话，而只有单一的神，对内华达壮丽的自然，他们的想象是单调的：“这座山峰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高于米兰。”

经过这些晚熟而早老的自然观念的教育，美国学者亨丽埃特·墨茨仍然通过中国古老的《山海经》产生如此大胆而“萌”的猜测、附会与关联，实在也是难能可贵。

手头另一本，是扶永发先生的《神州的发现》。他是云南一名倔强的地图测量员，曾实地考察云南西部，发现这个缩微的局部无所不包，并与《山海经》的全局吻合。扶永发研究的比例异常微观，甚至小到一个台地、鱼塘（比如雷泽，就是我去过的宾川县的一个小池塘；而即翼之泽，竟然是我采访过的祥云农民诗人吴奎南先生大跃进时期劳动过并反复失去处子之身的青海湖，草坡上是几百个混睡在一起的男女劳动者，这一切都看起来极为亲切，竟然使我读起《山海经》来有了故乡的幻觉，但我又怀疑这些地标的历史是否足够久远）；《山海经》中许多的山被对应为祭祀的台地以及非常小的山坡（靠近居民区，很可能历史上发生过改变），《大荒》中的海被确认为洱海——因为它曾是方形的；古昆仑山被确认为横断山区，而“冬夏有雪”的姑灌山则被确定为玉龙雪山。

当然这样的书总是会消解他人工作的意义，一旦被接受，就会残忍地剥夺他人的学术生命，试图成为独占的学说，并且无法融合，尽管都同样可敬。我阅读了许多地理考察，他们很少有重合的确认（除了黑水就是金沙江这类极端明确的指称），就好像内心的地图无法相连……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然后我开始怀疑，是书中语言的模糊，但我立刻意识到，大自然本身和语言一样充满了模糊性，现实里的土地并不是平坦的，每一方寸的土地，就充满了微观的起伏，因此，你要有山就能看见山，要有水就能找到水。关键是，我们不知道这本书是按什么地图比例写成。这个比例数据的缺失，使一切地理方面的惊喜发现显得徒劳，地理位置的模糊也使时间中的发现更是渺茫，不一样的地方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使我想起塔科夫斯基对罗马的印象：“在别的城市，你见到的只是树木那样一圈圈的年轮，在罗马，却是一圈圈数十年甚至数个纪元的年轮。”

对地理探索的失望使我重新转向非地理的研究，让我们回到张岩的这本《〈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他的观点是：一山一至二种动物或植物的记录方法，显然是想记录部落的徽章特征，而不是社会现实。它描述的是图腾的分布。

那些重复雷同的句式暗示：《山海经》的语言更像中国古代的数学语言，也就是，一个抽离了数字而化为文字叙述的数学题，充满了可以合并却没有合并的类项，重复的同时保持自在的结构——摊开在那里。这就是地图的特征：空间分布的状态阻碍了统计学。

在完全没有进行地理考察的情况下，张岩合并了这些项，进行了统计分析。在合并之前，他提到了世界各地原始部落图腾的分配机制，主神老鹰如何分裂为三种颜色不同的飞马，而飞马又如何分裂成五种颜色不同的蜥蜴和三种颜色不同的狸猫……如此构成一个部落联盟的金字塔：部落—胞族—氏族……

远古的部落同近现代部落相比，更多地通过拼合的方法来形成不存在的图腾动物。书中的草木没有拼合，因为植物都是直接献祭的实物。

他分析发现：书中这些拼合的动物图腾都呈现出一种从零散细碎趋向整齐划一的形态，以及无序向有序过渡的趋势。他解释说：“可能这意味着某一个强大的部落正在逐渐统一这些零散的部落……这其中也有抗争的小部落，它们企图保持独立。”他继续说：“这就是我们在书中看到最怪的动物的根源。”

这表明，一个部落文明正在将自己边缘化，它顽强地保持高贵的重要方式，就是使自己的图腾越来越古怪，无法复制，无法拼合。为了独立，他们甚至使用最繁复的手段创造并固定住他们的图腾。

《山海经》很可能是一个大部落逃亡时散失到民间的古老政治地图。邹衍和他的门生，也很可能是对这一地图进行了描述——一个衰落的王朝，对鼎盛时（可能就是周穆王的四方征伐，这种对应继续下去，可以重新用人类学的方式写一遍中国历史，人类学嘲讽一切观念性的分类历史学，一切自我标榜、自我判断的文明）统一局面、刻舟求剑一般的记录，除了宗主部落自己的整理，也包括从属部落贡献的自己写的记录。在上古记录里，我们的确看到，朝代将亡的时候，内史会拿出国家的地图典制志，逃去远方，夏是如此，殷也是如此。夏去了周地，殷去了海外，台湾自古是一个避风之地，但更大的风，将殷人从北方的海，卷去了美洲。

图腾的说法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如此缺乏美感，如此不自然，它是一个可悲的民族最脆弱的武器，是政治符号。它似乎越过了所有的考据，让我们第一次通过这本书看到了古老的现实，这徽章一样的语言，包含了当时的杀伐记录。真正的历史，使得所有写在表面的故事黯然失色，但也使这些表面毫无根据的故事有了意义和根源。

据说，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最初的交谈就是这样的徽章语言。当他们在可汗的花园交谈，这个威尼斯人还没学会鞑靼语，要描述他在帝国之内的旅行，他只能用手势、跳跃和叫喊，以及展示他带回来的各种物品——“第一座城市是一条鱼逃离了鸬鹚的长嘴，却又落入了渔网；第二座城市是一个赤条条的男子跳过火堆，竟安然无恙；第三座城市是一个骷髅头颅，发绿霉的牙齿紧咬着一颗圆圆的白色珍珠，可汗能看懂他的手势，却不清它们跟他所到城市之间有何关系；他不明白马可究竟想说明旅途中的奇遇、还是讲述某城的创建者的业绩，还是转达占卜者的预言……不过，不论寓意晦涩还是清晰，马可展示的所有物品都具有一种徽章的力量，谁看过一次都不再忘记，也不会混淆。”（《看不见的城市》）[1]不久，马可就学会了鞑靼语，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见闻，但他们开始怀念徽章时代的沟通，和庄子一样，他们的沟通不再如以前那么快乐了。他们好像不是获得了语言，而是失去了一种更好的语言。

无论如何，《山海经》最后保存为一种徽章式的语言，像纸牌那样罗列，像辞与卦，这种语言其实是人类力求简洁而进入的魔道（如我前面所说的：“他之前，中国人只将历史分为语言和行动，他之后，中国人将历史分为故事和意义”——我认为“故事和意义”的出现其实是将充满反高潮的生活粗暴地简化了，因为没有人能昼夜不寐，记忆完美并且保持持久的情感）。这简化多少是求生的奇迹，就好像摆脱了复杂而又生机勃勃的失恋痛苦，获得了木然而简单的新生活。写到这里，我重新揣测，故事和意义的区分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在蒙昧时期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是中国的原始人天生就有那么简单的头脑——在追求简洁时，语言和思想竟然难得地高度一致了！或是结绳记事迫使他们精炼，只记录最重要的事物，而且没有动词——人类的写作语言确实是越来越复杂，《春秋》比紧接下来的《左传》就简单得多，它仍依稀有远古记事的影子，只不过已是在叙述单一的历史，这就已经是在用观念写作了（可是并没有产生毕达哥拉斯那种精确的逻辑语言，它将直观知识转化为抽象知识，这种在希腊传播的语言成为数学和世界语的前身，比较之下，《春秋》更像是道德训诫）；另一种可能——让我们回到前面的猜想，如果这本书真是卦师邹衍和他的弟子编辑整理的，在那“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然后）得意而忘言”的时代，他们必定需要这样一种定力和自觉：透过神话传说，看到远古简洁的现实。这大概也算是在实践庄子的无为。

[1] 卡尔维诺著、张宓译《卡尔维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

　　撰文　柴春芽

“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到手，谁就不是为生活写作，而是为写作生活。”

［一］

通过阅读帕慕克在哈佛诺顿讲坛的演讲稿，我间接地获知，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可能是合理的，只要它能为作品提供一个‘中心’。”[1]一部叙事作品的中心，就是其光芒四射的太阳。很多时候，这颗太阳的光芒并不能理所当然地照进我们的叙事作品，使其灿烂乃至辉煌。我们的心灵很轻易地，就会被无知和从来不加反省的习见砌筑而起的高墙所围堵。但是，帕慕克就小说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这个中心过于明显，光线过于强烈，小说的意义将被直接揭示出来，那么，阅读行为就成了单调的重复。毫无疑问，这样的写作，也会变成一场灾难。

一方面要毁掉那围堵你自由心灵的高墙，一方面又要娴熟掌握建筑的工艺，不要把你叙事作品的中心过于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需要学习和训练叙事的技巧和策略，以便使阳光温柔而适时地照进你的故事。

大致而言，写作分为虚构性写作（Fiction）和非虚构性写作（Nonfiction）两种。二者需要面对的写作技巧几乎是同样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非虚构性写作的作家们，譬如报社的特稿记者，都愿意从虚构性作家那里学习写作的技巧和叙事的策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一直是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譬如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现实主义小说《罪与罚》的开头——

七月初，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傍晚时分，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 C胡同向二房东租来的那间斗室，来到街上，然后慢腾腾地，仿佛犹豫不决地往K桥那边走去。

他顺利地避开了在楼梯上与自己的女房东相遇。他那间斗室是一幢高高的五层楼房的顶间，就在房顶底下，与其说像间住房，倒不如说更像个大橱。他向女房东租了这间供给伙食、而且有女仆侍候的斗室，女房东就住在他楼下一套单独的住房里。他每次外出，都一定得打女房东的厨房门前经过，而厨房门几乎总是冲着楼梯大敞着。每次这个年轻人从一旁走过的时候，都有一种病态的胆怯的感觉，他为此感到羞愧，于是皱起眉头。他欠了女房东一身债，怕和她见面。[2]

小说中年轻人所有的行为和内心活动，作者都了如指掌。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不是当事人——譬如小说中的那位年轻人——主动告诉作者，作者肯定无法了解这位年轻人每次走过厨房门时都会“有一种病态的胆怯的感觉”，并“为此感到羞愧”。我们永远无法揣度他人的心理。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告知和目击者的转述，作者肯定无法获悉这位年轻人在七月初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在街上“慢腾腾地，仿佛犹豫不决地往K桥走去”。标榜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实际上是伪现实主义的。

很多新闻特稿受到过这种被命名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比如1978年美国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获奖作品、《巴尔的摩太阳晚报》（Baltimore Sun）记者乔恩·富兰克林（Jon Franklin）的报道《凯利太太的妖怪》之开头——

正是冬天凌晨最冷的时候，大学附属医院的资深脑外科专家托马斯·巴比·达克尔大夫天没亮就起身了。他的太太给他端来了华夫饼，但没有咖啡。咖啡会让他的手发抖。

市中心，在医院的12层楼上，艾娜·凯利的丈夫正和她告别。

57年来，凯利太太一直和那个妖怪共用一个脑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今天，她虽然感到恐惧，但还是下了决心。

时间是6点30分。

“我不怕会死”，这一天临近时她说，“我已经局部失明了。我经历了所有的出血。几年前，我失去了嗅觉、味觉，我的病已经发作了。我闻到一股怪味，然后感到窒息。这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腿……”[3]

记者没有提供证明，在那个寒冷冬天的早上，他是否目击了“达克尔医生天没亮就起了床”。记者也没有说明他从何而知凯利太太“今天她胆战心惊，却横下一条心”这样复杂的心理活动。记者在文本中的缺席，使得这个故事丧失了真实性的支撑。

［二］

无论虚构性写作还是非虚构性写作，都是作家跟读者建立一种契约，除非某个作家将写作视为纯私人事件，不让自己的作品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互联网或手稿传抄等方式与他人分享。因为除了作者之外无人知晓他/她写了什么，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当作不存在。当然，一个不愿与人分享自己所思所想的人，也就几乎不可能成为作家。诗人奥登在他选编的《牛津轻体诗选》导言中说：“在任何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背后，都有三个主要的愿望：制造某种东西的愿望；感知某种东西的愿望（在理性的外部世界里，或是在感觉的内部世界里）；还有跟别人交流这些感知的愿望。那些在制造东西方面没有兴趣或才能的人，也就是说，在一种特殊的艺术媒介里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不会成为艺术家；他们外出聚餐，他们在街角闲聊，他们在咖啡馆里大发议论。对交流没有兴趣的人也不会成为艺术家，他们成为神秘主义者或疯子。”[4]

既然现实主义文学和新闻秉承着真实性原则，那么真实性，包括故事的真实性和细节的真实性，就作为一种契约，从文本的一开始，与读者的期待建立了联系。从上面两个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最以现实主义自居的作家却背约了。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纳博科夫最为强调一个作家的魔法师精神，为什么他那么讨厌文学的“现实主义”，并认为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一个伪词。他还讨厌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并将他们贬为“可憎的庸才”。

唯有当你是个魔法师的时候，你才和读者建立了另外一种契约：游戏的契约。游戏的契约与真实无关。它关乎娱乐、幻想和不负道德与政治责任的自由。这种游戏的契约精神，贯穿了神话、史诗和童话故事，一直贯穿到17世纪欧洲小说的开山之作《堂吉诃德》和《项狄传》，却在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首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出现后而被中断。

在巴尔扎克之前，我们从未怀疑过一双红舞鞋会带着小姑娘珈伦疯狂地跳舞，直到她砍掉双脚。蓝精灵的魔笛，《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飞毯，巫女骑着飞行的扫帚，被索伦在末日火山中铸造也只能被扔进末日火山的熔岩才能被摧毁的魔戒，孙悟空那根变大可撑海变小可放进耳内的金箍棒，以及贾宝玉诞生时口衔的那枚玉石……这一切，我们也从未怀疑过。

最初，人类不是凭靠自然科学知识，而是依赖文学想象，开启了发明创造的智力冒险。会飞的扫帚和阿拉伯飞毯，是最早的飞行器。魔戒和金箍棒，则是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原型。早期的童话作家，就某种意义而言，不仅展现了科学家发明创造的热情，而且还担当了现代精神分析学家的使命。他们甚至以戒指、女性生殖器、金箍棒、男性生殖器、玉石、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的幽闭恐惧症等象征，探索和展示了人类的潜意识。

终于，在20世纪初，卡夫卡拯救了叙事艺术这一绵延千古的游戏精神，并与读者重新立约。当他在《变形记》的开头便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莎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甲虫”时，他确立了一个假命题。他提出游戏的契约。他要用数学家的精密开始论证这个假命题，并努力将其证明为真。此时，关于这个已经变成大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莎所经历和思量的一切，都不会引起读者的质疑，因为这篇小说放弃了真实性和现实性的承诺，它是一个思想实验。在卡夫卡之后，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继承了现代幻想小说鼻祖卡夫卡的衣钵，继续开创各式各样的思想实验。[5]

［三］

放弃第三人称叙事，改用第一人称，可以挽救现实主义小说的背约之耻。翁贝托·艾柯在其历史小说《玫瑰的名字》里以两个第一人称叙述来确保故事的真实，同时也加强了与读者的契约关系。首先，翁贝托·艾柯虚构了一个当代的学者“我”。学者之“我”在文本伊始，向读者交代：“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我得到一本书，书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我读着梅尔克的阿德索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如临其境，着迷而兴奋；我沉醉其中，几乎是一气呵成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然后，第二个虚构的“我”——阿德索——出现了。阿德索之“我”开始讲述他跟随学识渊博的威廉修士在一所修道院侦破连环投毒杀人案的故事——

作为罪人，我已人老发白，如今正苦度残年。同世上芸芸众生一样，我在沐浴着天使般智慧的神灵之光的同时，等待坠入寂寥荒凉的无底深渊，以了此余生。在这梅尔克大修道院的陋室中，我拖曳着沉重的病体，准备在这羊皮纸上为我年轻时亲历的那些神奇而又恐怖的事件留下证据，我要把所见所闻verbatim记录下来，虽不奢望勾勒出一幅蓝图，却也试图给子孙后代（倘若敌基督不在他们之前问世的话）留下符号之符号，以求他们做出诠释。[6]

翁贝托·艾柯的这种叙述方式，另一位作家，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也曾有所论及。他将其命名为“中国套盒”或“俄罗斯套盒”式叙述技巧，亦即大套盒玩偶里容纳着一个小套盒玩偶。最古典的套盒小说，当属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年零一夜》。为了避免被国王山努亚绞死的悲惨命运——像他以前的那些妻子一样——聪明的山鲁佐德给国王讲故事，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仿佛一个可以容纳无限个小套娃的俄罗斯套盒。她让每个故事的关键时刻在每个晚上中断，从而吸引国王聆听下去，一直到第一千零一夜，一直到国王幡然醒悟，并最终爱上她为止。

最现代最精巧的套盒小说，当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或许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是套盒小说的一个变体，我将其命名为念珠小说。无论是具象的一个死人、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一匹马、一个女人……还是抽象的死亡，都以第一人称“我”现身言说，仿佛一颗又一颗念珠，前后相继。其中，一个自称“我的名字叫黑”的人，像是一颗色泽与形状颇为特殊的念珠，像是一个主音符，反复出现。

为那些与读者背约的现实主义作家赢回信任的人，还有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那种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他既有幻想作家的空灵又有现实主义作家的诚实。而且，尤为可贵的是，马尔克斯是一位毫不炫技的作家。通过幻想小说《百年孤独》，他消弭了现代文学/理性主义与古老神话/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界限，在现实主义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他又以朴素的文笔弥合了现实主义小说/虚构与新闻特写/非虚构之间的罅隙。

圣地亚哥·纳赛尔被维卡略孪生兄弟杀害的那天，“我”作为凶手与被害人双方所熟悉的一个人，收集了种种传闻。因为这起谋杀事件过于错综复杂，仅凭“我”一个人的目击不足以提供真实的细节。于是，二十七年后，“我”重返故乡，通过对每一个证人和每一个与当事人有所牵涉者的调查，还原了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大早起来就去迎候主教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只看见主教伫立船头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一阵十字之后，就随船远去了。他感到失望，因为他应阿马多尔神父的要求，为此次主教来访捐献了几驮木柴，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不过，他的失望是暂时的。为了给这个有关“失望”的判断给出一个真实的证据，马尔克斯借助于“我”的妹妹玛格特的证言。当时，她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站在码头上。她看到他情绪饱满。在整个故事中，只要“我”不在场，不曾听闻和目击，马尔克斯一定要找一个直接或间接证人来提供所见所闻。

我一直把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当作一个新闻调查的经典写作案例推荐给很多记者朋友。这个虚构性的文本读起来，比很多新闻调查的非虚构性文本更加可信。为了真实地反映一个事件，非虚构性作家不得不放弃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的叙事模式，发展出一种利用直接或间接证人的证言来建构故事的叙述技术。

［四］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哈佛诺顿讲坛的系列演讲中，讲到了小说的轻逸、速度、精确……而在“速度”这一讲的开头，他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年迈的查理大帝爱上了一个姑娘。在这个传说中，姑娘是否美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查理大帝沉湎于情爱，忘记了国事。突然，姑娘死了。可是，查理大帝却对这姑娘的尸体迷恋不已，整日厮守。图平大主教担心皇帝的恋尸癖可能源于某种魔法的蛊惑，于是，他做了一次尸检，结果在死者舌下发现了一枚戒指。图平大主教捏着戒指，查理大帝转而把满腔情思倾泻在了大主教的身上。图平大主教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把那枚戒指丢进了康斯坦茨湖。立刻，查理大帝就爱上了这个湖。他在湖边年长日久地徘徊……

我们发现，这个传说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有一个东西——戒指，它把人物和事件连缀在了一起。诚如卡尔维诺所言：“一件物品在故事中出现时，它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变成了磁场的一个极或某个看不见的关系网中的一个眼。”我们可以把这个连缀了人物和事件的“物品”——如同“磁场中的一个极”或“关系网中的一个眼”[7]——当作是阿基米德用撬棍撬起地球的那个合适而巧妙的支点。

在一次以小说接龙的游戏形式开展的随堂写作练习中，前一个学生会写下一段话，创造一个人物，制造一个场景或事件，下一个学生就要用另一段话来接续这个人物的命运、场景的变化和事件的发展。所有元素越来越纷乱。其中有个学生，发明了一根“神奇草”。随着这一根神奇草的出现，原本纷乱的一切，突然变得清晰、有序了，同时，也变得合乎想象的逻辑。

这个神奇草，和那个古老传说中的戒指一样，成了连缀人物和事件的最为关键的“物品”，成了你撬起整个庞大而沉重故事的支点。很多时候，这个连缀人物和事件的“物品”，还会出人意外地制造悬念，不是情节推演的悬念，而是隐藏某种秘密的悬念。这个“物品”可以是个盒子，因为盒子的包裹功能和密闭性，恰是盛放“悬念”最为合适不过的工具。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论摄影》一书中指出：“不存在坏照片，这说法不完全错——只存在不那么有趣，不那么重要、不那么神秘的照片。”[8]

她还讨论了美国女摄影师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1923—1971）那些关于侏儒、畸形人和异装癖者的照片所透露的神秘。同理，我认为，判断一首诗或一篇小说好坏的关键，和判断一幅照片好坏的关键一样：是否具有神秘感。一个如影子般飘移的人物，一段预言般的启示，一个暗号，一句咒语，一棵在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雾中风景》的片尾出现在遥远地平线上的树，一阵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镜子》开头拂动树林的风，一个盒子……都可以在骤然之间催生出神秘感。尤其是盒子，作为包裹与释放、阐释与隐藏、光明与黑暗等既对立又统一之意义的象征，最能制造神秘的效果。

虽说电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可是，它的诞生，离不开文学、戏剧和音乐的羊水与脐带。直到电影成为第七艺术以后，它才独自发展，拥有了属于电影本体的一套语法和修辞。越来越多的天才导演，为电影灌注了越来越丰赡的表达技巧。这些技巧，如今可以反哺文学，让我们的写作拥有更多可能。

美国独立电影导演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创作了《巴顿·芬克》（Barton Fink）。这部糅合了黑色幽默、惊悚、隐喻、潜意识和超现实主义的电影，是科恩兄弟走上国际影坛的代表作品，并在1991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巴顿本是纽约百老汇的一名舞台剧作家。他创作的一部戏剧，获得了满堂喝彩。这部戏剧令他在百老汇崭露头角。就在他踌躇满志，想要在戏剧之路上取得辉煌之时，一个前往好莱坞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一家电影公司邀他创作一部关于摔跤的B级片剧本。巴顿来到好莱坞，住进一间破败的旅馆，开始了艰辛的创作。可是，他文思枯槁，难以在打字机上敲出一行完整的故事情节。蚊虫的叮咬，隔壁传来的女人奇怪的叫声，动不动就掉落一角的黏糊糊的墙纸，性幻想，身在异乡的孤独……这一切都在困扰着他，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认识了经常发出奇怪女人叫声的隔壁房间的旅客查理，一个壮汉，自称是个推销商。创作状态不佳的巴顿，结识了曾经名闻一时但因创作力衰退而酗酒颓废的作家梅耶（W. P. Mayhew）。他渴望获得指导，却一无所获。他所获得的，是梅耶的女秘书兼情妇奥黛丽暧昧的眼神。一个灵感突发的夜晚，巴顿和奥黛丽上了床。当巴顿被蚊子吵醒时，他发现奥黛丽死在了自己的床上，鲜血喷涌。惊慌失措的巴顿叫来了查理。查理镇静地做了碎尸处理，将奥黛丽的尸体分块运出了旅馆。有一天，查理告别，说他要去远行，不久仍将返回。他留给巴顿一个四四方方捆扎结实的盒子。其后不久，两名侦探来找巴顿。他们说，查理，人称“疯子孟德尔”，是一个杀人狂。他喜欢把女人的头割下来，使之身首异处。过了几日，两名侦探出现在巴顿的房间里。慌乱的巴顿不知如何是好。恰在此时，查理出现了，他枪杀了侦探，火烧了旅馆，然后，消失了。

神情抑郁的巴顿像是要离开好莱坞。他坐在海滩上。一位身穿比基尼泳衣的美丽女子走过来。女子问道：“盒子里是什么？”巴顿说：“我不知道。”“不是你的吗？”少女疑惑地问道。巴顿不假思索地说：“我不知道。”

那个盒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奥黛丽的头颅吗？是一封信吗？是查理的忏悔书吗？是巴顿交给电影公司老板的那个电影剧本吗？或者说，那个盒子里空空如也。

与《巴顿·芬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部电影，是俄罗斯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执导的《回归》（The Return）。这部片子作为处女作，斩获了2003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其实，这部电影的情节很简单。

伊万和安德烈俩兄弟与母亲在俄罗斯北部一个小镇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离家十二年的父亲回来了。兄弟俩对这位从无记忆的父亲感到疑惑和好奇。第二天，父亲驾车带着兄弟俩去一个小岛。这趟旅行不是为了度假，而是为了寻找什么东西。一路上，父子之间冲突不断。父亲强横而粗暴。哥哥安德烈慢慢屈服于父亲的强大，而弟弟伊万则以沉默对抗。在小岛上，兄弟俩去捉鱼，父亲独自去寻找某个东西。他在一间小木屋里，挖出了一个木箱子。他打开木箱子，取出一个铁盒子。玩得兴起的兄弟俩忘记了天色已晚。当他们回到与父亲之前相约会面的地方时，父亲因为他们的迟到而震怒。父亲的责备，伤害了伊万的自尊。他转身跑向一座高高的塔楼并且攀着扶梯上到塔顶。父亲随后赶到，同样攀着扶梯上来。伊万威胁说，他要跳下去自杀。就在父亲快要攀上塔顶时，扶梯断了，父亲坠落身亡。兄弟俩摇船靠近湖岸。船上是父亲的尸体和那只铁盒。兄弟俩上岸，爬进汽车，发动了引擎。那条船却慢慢沉没，连同父亲的尸体，连同那只铁盒。那只铁盒里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知道盒中秘密的人死了。想要知道盒中秘密的人，或许是那兄弟俩，从汽车上跳下来，面对茫茫湖水，却不知那盒子沉落何处。

假如你在写作一个虚构作品时，也设计了一个诸如此类的盒子，你得记住这一点：别打开盒子，否则，你得到的不会是神秘，而是愚笨。那是潘多拉的魔盒，千万不要打开。

［五］

还有一种创造神秘感的方式，就是尽你所能，让故事主人公保持沉默，不是一时半会的沉默，而是自始至终的沉默。

在作家的行列中，卡夫卡是保持沉默的高手。《变形记》中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莎没有说话。《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民族》里名叫约瑟芬的女歌手没有说话。《饥饿艺术家》里那个偶尔被灌些流质食物、耗时几年用来表演饥饿艺术的人，没有说话。

卡尔维诺在小说《帕洛马尔》中，没有让主人公帕洛马尔说话。他需要的是帕洛马尔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或者说，他需要借助帕洛马尔来完成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他只需要自我心灵的对话，就足够了。他厌倦了与人喋喋不休的交谈，因为可以说出的，几乎都是浅薄的。数理逻辑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有句名言：对于不可言说者必须保持沉默。但是，真正的写作，恰恰是为了企及那不可言说者。人类感知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方式，除了口舌的语言，还有眼/视、耳/听、鼻/嗅、舌/味、身/触、意/识。写作就是为了调动你的所有感觉器官，去捕捉宇宙的节律和你潜意识里的频率，以企及那不可言说者。不要让你的故事人物沉浸于交谈和自语，以防止他们泄漏你所企及的那不可言说者的秘密。如此一来，你的写作，就像一种尊贵的行为，正如我祖母曾经告诫我那样：当你不说话的时候，就像个尊贵的大人物。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商业电影以快速的镜头剪接、频繁的人物对白和喧嚣的背景音乐，摄取了观众的视听感知，从而蒙蔽了观众的思考和心智。但是，仍然有导演坚持拍摄宁静的电影。

以我有限的观影经验，我发现，韩国导演金基德，这个自学成才的人，就像小说家卡夫卡一样，或许是最为沉默的导演。他的几乎每一部电影里，都有一个始终没有言语的主角。《漂流欲室》里看守湖泊度假屋的女孩熙真没有说话。有人说她是个哑巴女孩，可是导演并没有明示这一点。《弓》里那个自幼生活在海中木船上的17岁女孩，与70岁的船主有个婚约。她只在每次用箭占卜之后，向老人耳语些什么。观众听不见她的声音。《冬去春又来》里的那个老和尚也没有说话。

最先，是金基德教我，让我小说中的人物保持沉默。然后，才是卡夫卡和卡尔维诺。

［六］

请相信，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不过，可能只有一种方式适合你。其实，一种方式就已足够。唯一适合你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创造神秘之光，并让这神秘之光适切地照进你的写作，适切地，不要太过强烈……

好了，我就此打住，以免这不可言说的神秘之光转瞬即逝。

[1] 帕慕克著、彭发胜译《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2]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非琴译《罪与罚》（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1页。

[3] 郑亚楠主编《新闻传播精品导读·外国名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4] 王敖编译《读诗的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5] 参考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和作家罗歇·凯鲁瓦（Roger Caillois,1913—1978）在其《幻想文学选集》序言中的理论，略萨认为：“真正的幻想文学不是深思熟虑的，不是决定写幻想性故事的作家头脑清醒的行为产物……真正的幻想文学是这样的，其中非同寻常、奇迹般、神话一样、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事情自发地产生出来，甚至连作家本人都没有察觉。”

[6] 翁贝托·艾柯著、沈萼梅和刘锡荣译《玫瑰的名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7] 卡尔维诺著、萧天佑译《美国讲稿》（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8]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访谈

海妖服务器与我们的未来

　　采访、撰文　陈一伊

对于永生者，撇开道德与公平的批判，届时科技的进度会停滞，因为全世界都是老人，他们不再有新鲜的想法，创造力就此消失，尽管人的肉身还在，但人类已经处于末日。这应该就是最坏的预期了。

［一］

“你们的股票市场怎么了？”没想到，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以这句话开始谈话。

我们在伯克利山腰的一个庭院见面，在四季如一的阳光下，海湾、金门桥与市区的高楼清晰可见。

从这里向南延伸至圣何塞的狭长地带，就是硅谷。在那些发黄的山丘、平庸的低矮建筑群里，据说是此刻真正的世界革命中心——一场由技术与金钱驱动的革命，它正在深刻、全面地重组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

出生于1960年的杰伦·拉尼尔是这一切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事实上，他的模样、装束与个性，都象征了他与此刻的、昔日的硅谷之间的联结，尽管这里的文化以记忆短暂、一心向前著称。

他批着散乱的非洲式发辫，它们像生长出来的蔓藤（如果他的脸再消瘦些，就与摇滚歌手鲍勃·马利颇有相似），或许就如头脑中野草式的思想，阔大的身形勉强被裹紧进了黑色T恤中。在1970年代，他就卷入了MIT的“虚拟现实”研究先驱者的小圈子，并在日后将这一概念流行化，成为“虚拟现实之父”；他也曾与威廉·吉布森交流，希望他不要把未来世界描述得如此黑暗；他还出任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少数派报告》的顾问，让电影里的未来显得更可信；如今他是微软研发部门的重要参与者，被普遍视作技术世界的“远见者（Visionary）”；他还是个音乐家，试图将东方与西方的音乐混在一起，他的家中有一个巨大的各式奇怪乐器的收藏室；他的朋友包括凯文·凯利、史蒂夫·乔布斯，他说在这个圈子里，没人像后者这么有魅力、善于表达……

昔日的硅谷尚未成为舆论的中心，它似乎更继承了西部的狂野精神，因为远离中心而获得特别的自由。这里是流行音乐、反战游行、东方宗教、文学试验的场所，科技是所有先锋力量中的一支，或许是最不吸引人的一支。在60年代的阿帕网被国防部发明时，网络技术不仅属于一个狭小的圈子，而且还是笨重、令人厌恶的军工产业的延伸。不过，这些边缘的、前卫的力量都分享共同的乌托邦气质——倘若现实世界沉闷、无可改造，那就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杰伦·拉尼尔心中的英雄人物泰德·纳尔正是这样的先驱，他清晰地想象了一个联结世界的诞生，每个人都成为全球网络市场的自由代理商，一种新的合作文化也就此诞生。

这个预言似乎实现了。互联网如今把整个世界、所有人都串联起来，而且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些乌托邦设想会转变成如此惊人的商业成功。那个沉迷于印度冥想、热爱约翰·列侬的乔布斯会成为超级商业明星。对于杰伦·拉尼尔来说，一些连续感仍清晰可辨——苹果店的设计就像是寺庙，乔布斯本人则把自己塑造成半宗教式的人物，这都是60年代的流行氛围。

代价也随之出现。“技术的发展会降低一切生活成本，人们无需花费分文便能快乐地生活。金钱、工作、贫富差距、养老计划，没人会为此忧心忡忡。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卷，我却对此深表怀疑，”杰伦·拉尼尔在2013年的著作《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中写道，“相反的，如果按照现状自由发展，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进入一个失业严重的时期，相伴而生的是政治与社会的混乱。”

倘若这段话出自一位教授或是社会批评家，它或许只被归入路德派的行列——技术变革总招致它的批评者。但这判断是来自于局内人，一个现代技术世界的缔造人之一，一个来自中心的反叛者。自从2010年出版《你不是个物件》（You’re Not a Gadget）以来，杰伦·拉尼尔就变成了科技界的严厉批评者。在这本书中，他批评Google、Facebook、Wikipedia导致人们的交流肤浅，高度联结的网络世界泯灭了个人主义，带来数字乌合之众的兴起……而在《谁拥有未来》中，他将批评视角置于整个系统——数字资本主义。他相信，这个系统的哲学与运转方式，将导致灾难。

“数字网络的崛起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创造价值，促进经济的整体增长，相反的，从中获取财富只是少数，并且后者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人无偿劳动的基础上”，他相信不合理的统计方式让普通人的贡献贬值。你的个人付出——上传照片、分享音乐、回答问题、闲聊，为公司创造巨额了利润——你却没有分享到任何东西。它似乎造就了一个假象，似乎是机器完成了这些，而非具体的个人。他列举了一个例证，作为上一轮照相技术的制定者，柯达公司在鼎盛时期市值280亿美元，雇员超过14万，但是当Instagram在2012年以10亿美元出售给Facebook时，它只有13个雇员。

它相信在这种“普通人分享信息，精英人士却通过它们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模式下，中产阶级将被摧毁，因此整个经济体难以维系。

“海妖服务器”（Siren Server）。他把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作为比喻，用在了华尔街庞大的对冲基金、收集海量情报的情报部门身上，最近的一轮则是硅谷的超级公司——Google、Facebook、Amazon，如今的Uber、Airbnb也在加入这个行列。它们是这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代表。倘若塞壬用她们魅惑性的歌声，让旅途中的水手们丧失意志、迷失于归途，那么这些技术“海妖们”，则收集海量数据，创造了一个一个封闭的、剥削性的循环链，你的免费劳动成为“海妖”公司的利润来源，它们用这些收入投入广告，吸引你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海妖。

尽管杰伦·拉尼尔的声调柔软，内容却是尖利的。一些时候，它听起来不像是来自硅谷的预言家，而是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马克思面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时出现的各种弊端，相信必须创建一个崭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来消除这些弊端。或者按照杰伦·拉尼尔更喜欢的另一个类比，此刻的硅谷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颇有类似，当时的钢铁、石油、铁路等巨头垄断了大量的金钱与资源，唯有一场遍及政治、社会领域的“进步主义运动”才打破这一切。

把Facebook、Google充满朝气的领导人与19世纪的“强盗资本家”们作比，似乎仍显牵强。这些“海妖服务器”兴起的速度、涉及的范围惊人，但面临新竞争者的压力、新技术的颠覆时，它们的垄断地位仍可能随时被颠覆。杰伦·拉尼尔刺耳的声音仍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关注硅谷神话的另一面——技术革新并不总带来我们所希望的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某些时候它也产生摧毁性的后果，需要其他力量来制衡。在这些转变中，对于个人权益的保护至关重要，个人不应沦为巨大历史浪潮、技术变革的牺牲品。

至于中国，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或许还有后加入的小米与京东，都在进入“海妖服务器”这个行列。但在它们背后，那些庞大的电信、金融机构或许才是更令人生畏的“海妖”。它们正默不作声地、蛮横地吞取个人信息。

杰伦·拉尼尔提到中国股票市场的戏剧性跌落时，认为它多少像是“海妖们”最近的一次游戏。而面对“海妖服务器”的任何反应，个人都显得过分脆弱无力。

海妖服务器

《单读》：在你的上一本书《谁拥有未来》（2013）里，为什么会想到用“海妖服务器”这个比喻呢？

杰伦·拉尼尔：“海妖”源自希腊神话，她们被关在一个岛上，以吃人为生。当水手经过、迷失方向的时候，海妖会发出天籁般的歌声，仿佛在为水手指引方向。水手们上当后就会被她们吃掉。在硅谷，Facebook和Google就是“海妖服务器”，他们累积和评估消费者数据，挖掘免费信息。当他们掌握了比别人多的信息时，就处于主导地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甚至抵御风险，盈利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再比如在赌场中，赌客们有输有赢，但赌场是必赚无疑的。我本人也是受益者之一。但西方世界强大的中产阶级经济已经快消失了。人们曾经工作稳定，安居乐业，没有债务，突然之间，大量财富涌向硅谷，贫富差距拉大。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局面。我希望在我女儿和以后的几代人享有稳定的社会。一旦财富高度聚集，就会滋生不稳定因素。当年我把初创的公司卖给了Google，一下子有了好多钱，确实很让人兴奋，有点飘飘然，但我后来意识到，这实际是个陷阱，我们必须警惕。

《单读》：改变你的思想和心态的转折点是什么？

杰伦·拉尼尔：你知道我本身还是个音乐人。十五年前，人类刚迈入新千年，我们在硅谷的一帮人决定把音乐免费提供给听众，用户可以随时在网上听音乐。当时我们坚信，这样一来音乐家们更容易接近听众。但很快，我发现危机出现了，那些本来拥有大量听众的音乐家们陷入了困境。他们生病住不起医院，无家可归。当时我们还帮他们筹款。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很好，但还要看实际的后果。这件事一度让我对我们从事的事业产生了怀疑。我曾问自己：如果在工人、程序员、医疗人员上犯了类似的错误，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从那以后，我开始重视基本理念，并反复提出论证和质疑。

《单读》：那么Google和Facebook是第一代“海妖服务器吗”？

杰伦·拉尼尔：不是。我认为第一代“海妖服务器”来自美国的金融领域，产生于1980年代。当时这个行业里就有了自动交易机，股票和证券都能自动交易，用户对其内部运作毫不知情。那个时候美国曾出现过闪电崩盘，后来相继出现了泡沫和崩盘。史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失败案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案例在中国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其崩盘就是由计算机操作引发的。这家对冲基金公司为用户带来大量财富，在1998年全球金融动荡中全面溃败。接下来的案例是沃尔玛。这个超市巨头利用电脑处理消费者、厂家、货运公司的数据，因此掌握着主动议价权。有了大数据，他们就掌握了主动，得以迅速扩张。在很多方面，这会带来积极的效应，比如他们在中国占了15%的份额。但长期来看，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旦出现信息垄断，社会经济就只有少数赢家，经济就不会稳定。在金融领域和沃尔玛之后，我们才有了硅谷的Google和Facebook。

《单读》：你觉得中国市场会是个意外吗？

杰伦·拉尼尔：这种现象可能是天然的，但并非不可避免。关键是要看文明的进化，文明要取代野蛮，天然有时候是指残酷的杀戮。有时候内生的事物能自我调节，自我组织，最终只有少数赢家。但自然论并非最佳方案。

《单读》：最佳解决方案是什么？

杰伦·拉尼尔：很简单，如果用户能为其他人带来价值，就应该获得报酬。打个比方，用户上传的视频火了，平台或其他用户通过这个视频获得流量以及广告收入，那么上传的用户就应该得到好处。在网络世界，有那么多活跃用户自主上传内容，商家应该为他们带来的价值买单，这样自然会激励用户创造更多价值。各种商业模式还在实践当中，有人提议掌握最多信息的人应缴纳特殊税，用于其他的社会事业。这种提法在欧洲很多，但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存在政治方面的原因，处理起来会很复杂。世界各地都会有类似的问题，但我相信最终会得到解决的。

《单读》：今天的硅谷和19世纪末期有什么相似之处？

杰伦·拉尼尔：当时的硅谷也有垄断，但当然不是垄断信息，而是垄断实体资源。大公司垄断石油、交通、铁路以及运输。垄断企业愈发庞大，富可敌国，同时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不稳定会带来暴力，放在今天道理是一样的。而关于新的垄断，有趣的一点是，它们看上去很友好——例如Google不会主动吃掉对手，淘汰是自然而然进行的。现在硅谷人都很文明，有影响力的个体虽然在表面上没有侵略性，但实际上他们跟19世纪末期的寡头或大企业家是一样的。

《单读》：你同意彼得·蒂尔（Peter Thiel）关于“创造性的垄断”（Creative Monopoly）的说法吗？

杰伦·拉尼尔：彼得是我的好友，我同意他的分析方法，但我不赞同他的品位（笑）。他觉得垄断是非常好的形式，但我认为它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

《单读》：你在硅谷待了四十多年。在此期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杰伦·拉尼尔：变化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巨大的财富聚集到了垄断人们信息的地方，而不是科技创新的地方。幸运的是，那些垄断信息的人同时也很懂技术，比如Google和Facebook等巨头会持续投入技术开发。身为巨头，他们本可以像以前的垄断者一样“作恶”，不再搞研发，但他们选择继续创新。另一个变化是，这些科技公司的全球化程度今非昔比。1980年底，我刚做虚拟现实创业公司的时候，科技从业者都是美国本地人，现在各个国家的人都有，他们来自中国、印度、欧洲。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虚拟现实与新的人道主义

《单读》：你在1970年代就萌发了“虚拟现实”的概念？

杰伦·拉尼尔：当我年轻时，我卖出了第一套虚拟遥控手柄，并且创造了“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这个术语。几十年后能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甚至连产品都出了，价格也更加亲民，我也感到很兴奋。预计明年会迎来产品爆发期。我总是对人们说：“尽情地尝试吧。”虚拟现实产品是一种体验，很难描述出来。当戴上特殊的设备，你就置身于那个世界之中，整个体验都是三维的。通常我会将它比作自行车而非过山车，因为它不会主导你，而是你去控制它，你处于一种清醒的状态中，它不会让你像嗑药一样产生幻觉。它们就像极具60年代风格的隐喻：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真，只要你采取行动。设计这样的程序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比制作视频游戏要还要辛苦，因为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

《单读》：当初虚拟现实技术还不成熟，你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

杰伦·拉尼尔：对我来说，虚拟现实并不是现实世界的替代品，这不是因为虚拟现实技术还不完善。它是一种艺术形式，歌颂人类特有的感知能力：我们的大脑、神经、身体和感觉器官，它是享受感知奇迹的一种方式。我再举个例子，当你拿起电话，对着听筒说话，仿佛能和电话对话，就像人和机器之间没什么差异。但在虚拟现实里，这个技术传递的信息正好相反，你处于一个想象的世界空间里，你可以是在一颗外星球上，你的身体会变，所有东西都会变，但是你仍在那里，还有一种东西保持不动，它是什么？是你的意识。虚拟现实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意识的真实存在，要证明你和机器是不同的。事实上，是虚拟现实技术让人类体验、进入到自己的意识里，这恰好跟很多数字技术形式是相反的。

《单读》：新技术将会怎样改变社会，或个人，以你为例？

杰伦·拉尼尔：我的确有所担忧，比如，担忧新技术会导致消极后果。但这个世界不存在完美的技术，每一种技术都会有负面效应，几千年前就是如此了。比如，当你发明一种新的食物后，人类开始逐渐依赖它，这也许同时会引发不久后的一场饥荒，因为食物的增加导致人口膨胀。人们总会遇到新的问题，但幸运的是，新问题会越来越容易解决。虚拟现实技术不可能是完美的，它更像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有人担心它会让人上瘾，但我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当人们在玩视频游戏的时候，他们静止不动，专注其中，像僵尸一样，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确会上瘾。但虚拟现实中你是活跃的，可以来回走动。从某种层面上说它更像一种运动，使人们活跃起来，而不是仅仅坐在那里。就这一点来说，虚拟现实不会像小屏幕设备或视频游戏那样容易让人上瘾，就像一场“白日梦”，身处一个即兴剧场。一切还在实验之中，目前我还想象不出其他潜在的问题，很难预测。如果人们一直担心虚拟现实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会让我很困扰。你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进行对比，就好比看过水中的倒影之后，你会对真实世界中的美好更加敏感，会发现世界更多的细节。进入虚拟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感知现实世界，这就是虚拟现实之美。

《单读》：在《你不是个物件》这本书中，你还提到，鉴于技术的进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新的人类学研究学科。能否具体阐述一下？

杰伦·拉尼尔：目前硅谷流行着一种新的意识潮流，认为人和机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进化速度很慢，但机器越来越先进，并最终接替人类接管地球。你也许觉得这种想法有些疯狂，但很多人就是相信“奇点”（singularity），或者是“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有一个名为“奇点大学”的学术机构专门研究这个现象，就读的人还不少。但我觉得这是很消极的想法，因为当你以机器的角度出发而非以人为本的时候，一切就显得很荒谬了。他们将自己所发明的、想象中的事物当作顾客，而非把真实的人类当顾客。这暗示了相当残酷的事情：如今的世界，我们爱孩子，然而在未来，也许孩子和计算机就没有什么区别，那将是一个没有欢乐的世界。我觉得先进的技术非常重要，但同时也不应过度依赖技术，人类始终要保持自己的特征。

《单读》：在你看来，最坏的预期是什么？

杰伦·拉尼尔：目前科技行业的部分亿万富翁，不仅在硅谷，还有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俄罗斯，资助一些项目开发长生不老的技术。与此同时，也有人在开发模拟人死后复活的技术（三维全息成像），例如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项目，让牺牲了的士兵“复活”，这样他们就能与家人团聚，就像《阿凡达》那样。有些歌星去世后，人们用全息投影技术让他们重返舞台。这样下去世界将会是这样的：普通人通过某种电脑程序“复活”，而极少数的富人则可以永生。对于永生者，撇开道德与公平的批判，届时科技的进度会停滞，因为全世界都是老人，他们不再有新鲜的想法，创造力就此消失。尽管人的肉身还在，但人类已经处于末日。这应该就是最坏的预期了。

创造力的历史

《单读》：人们常说现在的硅谷是1960—1970年代的产物，你认为现在与那个时代的联系依然很强吗？

杰伦·拉尼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硅谷流行嬉皮风潮，当时的政治很左，时尚风格极端且迷幻，文化非常自由。现在人们崇拜电脑，在政治上崇尚自由主义，一切以商业为中心,但这是一种特定概念的商业。人们只推崇成功的公司，其他都不重要。时尚风格变化不大，还有60年代的影子。每年在内华达的沙漠里有一个名为“燃烧人（Burning Man）”的节日，人们穿着怪诞，疯狂的各种艺术形式，风格还是60年代的，但思潮已经变了。我个人认为，1960年代的许多想法都不成熟，因此我并不是在抱怨这种变化，只想说时尚风格比思潮更为稳固。

《单读》：财富向硅谷聚拢的同时也在缔造新的创新模式，鼓励创新精神。你怎么看？

杰伦·拉尼尔：硅谷的确还存在非凡的创造精神。当年我还在创业时，公司早期的发展方向难以确定，再成长一点，就可以上市，或者卖给大公司；或者盈利稳定、持续为股东投资人带来收益。但没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没有人琢磨透。现在不一样了，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组织结构。你必须认识到，现在很少能够遇到正确的人：创业公司、孵化器和天使投资人，你必须要认识他们。即便你的创业公司做得成功，也鲜有几家公司会收购你。也许五到六家，这就算是成功了。比起以前，现在的创业公司被紧紧地控制着，选择空间更窄了。

《单读》：Google和Facebook是这个时代的“海妖服务器”，那么下一代是不是轮到Uber或Airbnb这些了？

杰伦·拉尼尔：“代”的概念还得站在一百年以后来看吧。Uber稍微新一点，我不知道它的全球化进程会是怎么样，但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他们要么垄断市场，要么一事无成，没有别的可能性。他们无法成为有道德的企业公民，必须成为大赢家，来赢得整个大局，“海妖服务器”也是如此。至于Airbnb，至少在美国是垄断的。不过两代人之间多少存在一些差别，老一代人用“海妖服务器”，而年轻一代则会使用新产品。Facebook 不久前就花了190亿美元收购了更多年轻用户使用的通讯软件公司Whatsapp，就是为了不断档地继续吸引新的用户，而不是因为这个新公司掌握着多么牛逼的技术。有时候“海妖服务器”会受隔代、地域以及语言的限制，但通常来说并不会如此。

《单读》：让我们回到今天和19世纪的类比，当时有进步运动、社会抗议，产生了新的时代。未来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杰伦·拉尼尔：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左派革命运动，世界上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传播这些思想。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就了伟大的社会，有各种社会项目来保护各种人群，但比起欧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然另一些国家实际上采取了共产主义制度，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运转。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我希望我们不必通过战争来搞清楚这些问题。美国在经历经济增长，但财富仍然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包括我在内。但抛开个人因素，我希望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这样才是安全而可持续的，后代也能受益。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按照这种趋势下去，贫富差距拉大，大部分人仍然没有安全感。实际上不完全是贫穷的问题，他们会感受到不安全，他们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一旦生了病甚至连房子都会丢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不仅要富裕，还要有安全保障，对自己的人生状态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人民没有安全感，社会就会不稳定。我想我们必须避免这一点，每个社会都一样。这就是我近期的担忧，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这是全球性问题。原因是相同的，利益往往集中在拥有最多信息的人手中。

《单读》：你在书里还提到了，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海妖服务器”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基础设施。你能否想象，一旦Facebook崩溃会出现导致什么后果？

杰伦·拉尼尔：他们倒不了的。政府不会允许这些企业崩盘，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成了政府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并不因为它们是企业。它们太大了，已经不再需要竞争，它们就像电力公司一样要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它们的形式也许是私人公司，但本质上已经不再是私人公司。在美国，人们讨论过金融机构的“大到不能倒”问题，它们太庞大，已经无法倒闭。尽管作恶多端，腐败、虚账等等，但政府还是不会让大银行倒闭，会伸出援手，整个社会会为此付出代价。“海妖服务器”在本质上是一种骗局，它无论如何都会赢，占其他人的便宜。无论发生什么事，整个社会会被迫拯救它们,它们也不会再有维持社会进步的创新动力。

《单读》：所以说“大到不能倒”就是一则谎言？

杰伦·拉尼尔：这就是当下社会和19世纪末的区别了。当时垄断着铁路等公共资源的“强盗资本家”非常坏，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作恶，非常肮脏，富有侵略性。但现在硅谷的这些人很友善，如果你有机会和马克·扎克伯格或谢尔盖·布林交流，会发现他们非常友好。这些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惩罚这些人，毫无意义，他们只不过刚好拥有最好的计算机和最强大的算法。这是由科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自动产生的效应，我们无法预测。

《单读》：在你的上一本书里，你谈到了固化的思维模式非常有害，你认为这是现在的现实吗？

杰伦·拉尼尔：在这个语境里我指的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年轻人都被鼓动，形成了固化的思维模式。他们脱离实际，对社会的看法单一，只要出现错误的想法概念，就会被打击。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提倡多元社会的原因，商业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市面上要有足够多的商品，这些产品虽然参差不齐，但却能够形成淘汰，促进竞争进步。在这些产品问世之前，你无从知晓哪些是好产品，人们必须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当下我看到的情况是：比如当人们上线，电脑算法会告诉他们，这就是你可能会喜欢的音乐，这些人可能是你感兴趣的好友。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一切是如此开放，人们可以彼此交流或买卖物品，但其实这些就像过去的那些主义，让每个年轻人都很相似。这是个关于平衡的问题。也许，最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彼此能展开对话。如果所有人都十分集中，不会是什么好事，理想型社会就是寻找中间的平衡点。我确实很担心这个趋势，从互联网出现我就开始观察音乐类型，你能感觉到，现在的人无法像以前一样区分音乐的年代和发源地，因为网络音乐越来越像了，现在的音乐跟五年前的没什么区别。音乐人仍很活跃，很棒，但音乐的雷同占据了主导。每个人都在听一样的音乐，读类似的读物。多样性的丢失是很危险的，到时候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单读》：那么说你现在相信群体智慧了？

杰伦·拉尼尔：群体智慧确实有时起作用。比如，你问坛子里有多少只蜜蜂，你会得到一堆答案，平均值往往非常接近真相。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能够准确地定义一个问题，但如果你问，经济基础建设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群体智慧在这里已经不适应了。当群体智慧对简单事情有效时，人们会误以为它也同样对复杂的事情有效，这很危险。事实并非如此。

《单读》：中国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最让你困惑的是什么？

杰伦·拉尼尔：对我来说，中国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制造业技术的进步，因为中国正在发展成为出口型经济。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可能有几个发展方向，其中之一是继续严重依赖出口，而问题是如果机器人取代了人工，那将怎么办？另一个结局是，中国经济多样化发展，减少对制造业出口的依赖，这样会不会变得更自给自足，孤立于世界？这些前景都让我好奇，不能脱离技术进步来考虑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过去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出口模式带来了高速增长，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比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发展问题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平稳，稳定的中国可持续增长。每个人都希望看到这种结局，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

技术与音乐

《单读》：当资本和权力都集中在小部分人或公司手上时，普通人如何和权力抗衡？

杰伦·拉尼尔：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对我来说，斗争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我不觉得文明应该是一场战争。很多人还很着迷于原始森林里大猩猩打斗争地盘的场景。对我来说，文明人应该超越那一幕，拥有这样的社会：多数人都能适度地、幸福地生活，取得一定的成功，过着富足的生活。我不喜欢“与权力斗争”的说法。

《单读》：但冲突是生命的一部分。

杰伦·拉尼尔：没错。但我觉得冲突应该发生在创意文明的层面，而不是对人产生伤害。世界上有些国家少有社会矛盾，但仍然是充满创意并且成功的，比如北欧的一些国家。问题是，我们能否推广这样的模式。这是可以维持的吗？在大一点的国家是否行得通？还是只适用于这些特殊的小国？让我感到兴奋的并不是“与权力斗争”，这往往适得其反。在历史上，每当人们与权力斗争时，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战争以及比之前说的海妖更糟糕的另一种权力。很多时候，第一代与权力斗争的人很伟大，但无论他们获得了什么权力，都会一并由他们的后代继承。硅谷有一点让我担心，那就是强大的权力这么集中，由谁来继承？新一代是怎么样的？这一代人很好，这一点也应该继承下去，可能“创二代”就没这么有魅力了。

《单读》：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你经历过不同时代的科技领袖，你如何把如今的这一代和1980或1970那一代相比较？

杰伦·拉尼尔：他们更友好，人更友善。乔布斯不是个友善的人。他很难相处，他对有些人，包括家人很刻薄。新一代人更加友善，相处愉快。在思考方式上，新一代的领袖或多或少有一种类似工匠的人格，会更多从技术层面来思考，而不是人文层面。

《单读》：硅谷的文化里面一直有一种很乐观的东西，你是否同意？

杰伦·拉尼尔：经常有人会问我，我为什么总比别人乐观？我总说，因为我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而且我接受被批评。我觉得那些不接受批评和被批评的人才是悲观者，因为他们害怕，好像有人批评了，天就会塌下来。对我来说，保持乐观的秘诀，就是要时刻保持自信，强大到可以探讨这些问题。我会很坦诚地面对我所做的事情，它们足够好足够重要，所以我们总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就是实用乐观主义。悲观者要么认为一切和想象中的一样完美，要么就干脆放弃。

《单读》：你尝试不同事物的动力是什么？

杰伦·拉尼尔：最近几年我出现了人格分裂。部分人认为我是经济批评家，还有一些对我比较熟悉的人，知道我在推广技术，他们会夸：“哦，虚拟现实太棒了。”我现在试图在综合自己这两个身份，用复杂的方式表达我是多么热爱技术，同时我又对此担忧。无论是反科技还是疯狂地爱上技术，都是过于简单的想法，是片面而极端的。你必须考虑到这种复杂的关系。而我想尽力去理解并阐释该如何去找到这个平衡点。

《单读》：你是怎么进入音乐领域的，音乐又是怎样引导你的科技研究？

杰伦·拉尼尔：很多人问我，我在音乐上花多少时间，在写作上花多少时间，在科学上花了多少时间，或者是商业花了多少时间，老实说我没有计算过。白天醒来，哪件事重要就先去做，我不热衷于给自己的生活做数据记录，再加以研究分析。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玩音乐，因为我母亲也喜欢音乐。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后来我着迷于弹奏乐器，试图去维持和母亲的某种联系。我从小就会学习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乐器，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古乐器，带有古老的气息和信号。我接触过的最古老的乐器是中国的古琴。

《单读》：你的音乐思维和技术思维之间是否有联系？

杰伦·拉尼尔：在数字技术的进化过程中，音乐最先遭受冲击，因为音乐所占的带宽介质是最低级的。先有共享音乐，随后才出现共享视频。在一定程度上，音乐向我们预示发展的趋势，以及人们所害怕的事情。因此研究一下当我们分享音乐时音乐家们的经历很重要，音乐此时成为了一种早期的预警系统。

《单读》：那么说，鲍勃·迪伦是硅谷的先驱？

杰伦·拉尼尔：在过去，硅谷的先锋们都崇拜1960年代的摇滚明星，比如乔布斯就经常播放披头士的音乐。

《单读》：你从古琴上获得了什么信息呢？

杰伦·拉尼尔：并不是单一的信息，因为古琴承载着数百年甚至千年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时代不一样，每一个时代的体会也不同。吸引我的一点是，触摸古琴的琴弦，你会进入一个越来越感性的世界，你能意识到，每一个小事物都是一个小世界。这跟电音吉他是不一样的，电音吉他没有内涵。琴谱记录着不同的指法和弹拨方式，千变万化。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让我更好地领悟虚拟现实。让我在认知世界的时候，可以更敏感地去感受它。有时候，过去是未来的一面镜子。如果人类还能活到下一个千年，或者两千年，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那么我们聊到的古琴琴谱又跟现在不一样。一切都是相对的。

《单读》：你认为下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杰伦·拉尼尔：这也是硅谷现在最被常问及的问题。每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接下来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在当时这件大事可能就是虚拟现实，它太美妙了。如今人们对其他事情更感兴趣了，然而我认为我们最该在意的是医药的发展。人类即将了解到更多关于人类身体运作的基本原理，这是很令人兴奋的，因为人们将不再忍受痛苦，这必将成为最重要的事业。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
——童道明专访

　　采访、撰文　云也退

隔膜是20世纪文学最大的主题，有个美国作家说，写隔膜没人能超过契诃夫，中国也没人超过鲁迅。

童道明嗓子特别沙哑，他一笑起来，就像一台需要加油的缝纫机——但他特别爱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关于任何话题。

俄苏戏剧大师梅耶荷德在一篇谈话里，这样描写契诃夫：“契诃夫有个习惯：在有人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会在完全不可笑的地方突然笑起来。一开始这使得说话的对方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契诃夫同时已经在脑子里把他听到的东西加以变形、改造、加工、补充，从中汲取幽默的素材，于是他笑了。”

第一个把梅耶荷德系统地介绍给大陆读者的，就是童道明，他连续翻译了《梅耶荷德谈话录》、《梅耶荷德论集》、《梅耶荷德传》；至于契诃夫，不但早已无法从他身上“剥离”，而且还在不停生长。他在新书《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里，写到重读契诃夫书信的体验：“在这三个月里，我天天徜徉在契诃夫的情感世界里，我自己觉得，我更了解契诃夫了，也更爱契诃夫了。”

所以他笑起来更加没个完了。

童道明一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做他口中的“活学问”，走出书斋，为契诃夫写文章、说话、参加活动，只要一遇人说喜欢契诃夫，他就喜不自胜一整天。逢五逢十的纪念，童道明特振奋，热盼着圈内圈外能有所动作。他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戏剧界，都在重新发现契诃夫。他自己写了三个关于契诃夫的剧本，也有民间剧团很热心地拿去演。

“要善于发现美”——童道明常常这么说，因此现在流行的“暗黑系”、“重口味”，他完全不能接受。但他没抱怨过，因为抱怨不能带来任何生活所需。在我们的谈话中，不论什么主题，一本小说还是一件事，童道明都能拈出其中触动人心的细节，当我把话接下去，他就露出一副“你看，我就知道你也懂”的得意之色。

他说他乐意跟我说话，因为他说什么我都懂。其实我真没读过多少契诃夫，也讲不出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区别，讲不出爱森斯坦电影的妙处。不过，他是一个满血状态下的理想主义者，他可以同一个预期中的我对话。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童心向道，道自彰明。

苏联作家缺乏契诃夫的善良

《单读》：您为什么这么执著，一直在讲契诃夫？就连写剧本都离不开他。

童道明：当然首先是偏爱，同时契诃夫的声誉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走高，原先他的名望不能与屠格涅夫相比，现在情况变了。欧美国家突然对契诃夫的戏剧大感兴趣，在俄罗斯，以前只是莫斯科的一些剧院在演他的剧本，现在因为欧美人的关系，俄罗斯人也更重视契诃夫戏剧了。在亚洲，契诃夫戏剧主要影响日本，在中国则比较晚，后来北京搞了一个契诃夫戏剧节，圈内圈外才重视起来。

《单读》：确实，熟悉他的戏剧的人，远少于熟悉他的小说的人。

童道明：但只要用心读了，就会喜欢他。你看，我刚才翻我2012年写的笔记：“列宁这么形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的影响：‘它把我整个地、深深地翻耕了一遍’”，我评论：“这话很精彩，很传神，也可以用来形容契诃夫对我的影响，他把我整个改造了。”再看这个：“俄国导演埃布罗夫也是契诃夫的崇拜者，他是这么描述喜欢契诃夫的理由的：‘我喜欢契诃夫，不是因为他拥有这个或那个，而是因为他不论写什么，背后总有一个人，这个人让我感到很亲切很贴心。’”你知道吗？类似的看法不只是俄罗斯人有，也不只是我有。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到清华去做讲座，结束以后有个女生突然走上来，跟我说了一句：“童老师，我是从外地赶来听的，我就想对你说：我喜欢契诃夫。”说完这句话她就走了。这就是契诃夫的力量，人们对他的感情是那样一种喜欢，不需要讨论什么。

《单读》：您个人对契诃夫的看法有过什么变化？

童道明：其实我的看法也是一点点被深化的。一个很大的启发来自爱伦堡的《重读契诃夫》，这本书是爱伦堡在1960年——也就是契诃夫百年诞辰时写出来的。爱伦堡的观点是，辞书上说的“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杰出的”、“伟大的”、“著名的”之类的话完全不能说明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契诃夫的善良，他写不出后来我们能读到的这些作品。

昨天我到宝坻，文化部搞了一个文化走基层的活动，请了我去，还请了剧作家费明。他跟我说：“童老师，我看了契诃夫戏剧全集新书发布会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善良，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生产力。我讲座时，也很想讲这句话，你肯定也读过《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写的，他说，苏联作家缺乏契诃夫的善良。我们也一样，以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善良算什么？所以我认为曹禺给我们最大的贡献，不是深刻揭露了中国社会，而是他在《雷雨》序言里的一句话，说‘我怀着悲悯的心态’来搞创作，这就把其他剧作家比下去了。20世纪中国的剧作家，还能演的就是他和老舍等少数几人，他们有真正的人文精神。”

《单读》：契诃夫的戏剧里面居然没有反面人物，这真的很特别。

童道明：是啊，全是正面人物，这样的戏写起来很难，也不容易讨人喜欢。德国有个导演排演《三姊妹》，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契诃夫戏剧？因为我愿意跟三姊妹在一起。

《单读》：他都不说专业上的东西，不提戏里的冲突，他喜欢这个戏的温情？

童道明：也有冲突，但契诃夫去世半个世纪之后，戏剧冲突有了新类型，不是人与人冲突，是人与环境的冲突，这样一来，契诃夫就成了一个很亲切的先导性人物。

我发现我常常能拿契诃夫说事，说得最痛快的一件事，是在电影学院，那年三峡工程上马，我讲《樱桃园》。我说最大的樱桃园就是长江三峡，旅行社打出广告“三峡告别游”，其实就是在告别“樱桃园”，尽管它陈旧，但它美好。现代人的困境，就是不得不告别。我看得出来，电影学院的学生把我的解读听进去了。

《单读》：这篇文章在您出的书里收了吗？

童道明：收了。后来我不断有机会讲这些。比如我说到梁思成，北京城倒塌时，城里只有梁思成为它哭泣，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拓宽马路是最要紧的。我就拿契诃夫来说，让他接入中国的地气。前年南京挖地铁，要砍法国梧桐，南京的市民就不干，你看这就是进步，中国人的进步。

隔膜是20世纪文学最大的主题

《单读》：契诃夫太早慧了，他才活了44岁，留下的信却这么多。

童道明：他十八九岁就写出了《普拉东诺夫》，太厉害。但是，除了小说、戏剧，他的其他文章都是书信、札记，评论几乎没有。这是因为他不喜欢俄国式的空谈。契诃夫只写过一篇正经的评论，纪念一位去世的探险家，叫热拉夫斯基，契诃夫很爱他。后来文章给了一本杂志发表。热拉夫斯基是个实践者，俄罗斯人整天议论个没完没了，都不如他做实事。

《单读》：我读以色列文学比较多，以色列最有名的作家阿摩司·奥兹和夫人2007年来上海，我们访问他们，他夫人就说起他们有多爱契诃夫，还讲了一篇他们最喜欢的，说一个做棺材的老头给他死了的老伴打了一口棺材，等等。

童道明：这是《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一篇精彩的小说，但一般人看不明白。它讲的是人生的苦涩，活着的时候老夫妻没话讲，妻子死了以后丈夫给她做一口棺材，这多么反讽。然后，他才想到，要去几十年前谈恋爱的河边看一下。你看这就是故事的精华所在，这小说的内涵多丰富！但中国一般的读者轻易就放过去了，觉得故事很平淡。

《单读》：以色列的作家这么崇拜契诃夫，让我很吃惊，以前我都比较忽略他。

童道明：以色列人有个震撼中国话剧界的戏——《安魂曲》，把三个契诃夫小说组合到了一起，就看他们选的小说，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么懂契诃夫。

《单读》：中国人为什么懂得少？

童道明：我经常跟人说，我们应该重视顾彬的观点。顾彬讲话很狠，说现代的中国作家还没有鲁迅那么现代。这话得罪了很多中国作家，但这话多有眼光。我们当代的作家可怜到什么地步：把魔幻现实主义看得这么重，却不知道鲁迅的厉害。鲁迅厉害在哪里？写隔膜，《故乡》、《祝福》、《药》，写的都是人与人的隔膜。隔膜是20世纪文学最大的主题。有个美国作家说，写隔膜没人能超过契诃夫，中国也没人超过鲁迅。我完全理解顾彬的意思。但我们想不到这些，中国就出了一个鲁迅，我们还经常贬低他。

其实我也是读了契诃夫之后才懂鲁迅的。为什么说契诃夫是19世纪的人，他的思想属于20世纪，因为他早那么多年就把人与人的隔膜揭示出来了。你看那篇《苦恼》：小孩子死了，我讲给你听，啊啊你别跟我讲，那么我讲给一个青年马车夫，我们是同龄人……完了他也不听，那咋办？我讲给马听——这就是隔膜。

《单读》：简简单单但是触动人心。

童道明：现在交流工具多了，怎样？隔膜照旧。经典是可以随着时代一道前进的。对于《小公务员之死》，以前的解读是“官高一级压死人”之类，这不也是隔膜吗？我2004年写过一个文章，将契诃夫的《苦恼》和鲁迅的《祝福》做对比。《药》讲革命者的悲哀，群氓无法理解革命者；还有《故乡》，回到故乡，看到幼时的闰土现在的样子，中间隔了多少东西，这是鲁迅的真情流露，他对人世的观察多么了不起，但我们已经慢慢疏远他了。

《单读》：现代人的肤浅在于只看重简单的东西，不要读鲁迅，他太阴暗，为什么要让他来破坏我们的生活感受和心情呢？

童道明：我们不愿意让鲁迅的作品来引起我们的怜悯和恐惧。

《单读》：我读契诃夫不多，不过特别喜欢《带小狗的女人》。

童道明：对啊，《带小狗的女人》，了不起的小说，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男主先去见情妇，然后送女儿去上学，一个人要过两种生活。这是20世纪的眼光和情怀啊。他写爱情，不写肌肤之亲，而是写爱情发生以后，人内心产生的变化。男主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白发了——这是小说的“点”。这个人本来是就是去浪漫一下，没有想去爱，结果他爱了，他想到自己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别人又给了自己什么。这种醒悟和思考是我们所缺的。我说，契诃夫几乎就是个心理学家。

走出象牙塔

《单读》：您有过必须靠精神食粮过下去的艰苦日子吗？

童道明：我没有十分苦过。至于精神食粮，我觉得读书人一生就读一两个作家，读到产生很强的亲近感，就已经很好了。你知道怎样才算精神食粮吗？就是当我开始想，“契诃夫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的时候，这就是了。当时特别兴奋，特别幸福。头脑里有了这种反应，什么苦都不在乎了。然后我开始把自己得到的感动、感悟传递出去，给别的读者，让他们跟我一起来懂他、喜欢他，这是我搞研究的一个很大的乐趣，不是关门造车，而是跟同胞分享，跟读者分享。再然后，更高的境界：我可以发挥了。我第一个剧本《我是海鸥》是从契诃夫的《海鸥》里发挥出来的。我喜欢这种延伸，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状态，我想给契诃夫编台词。

《单读》：有什么得意的台词？

童道明：比如《我是海鸥》里有一句契诃夫的台词：“除了匿名信，我什么都写。”契诃夫确实什么都写，而且他还鼓励别人写。我觉得戏剧很了不起，契诃夫当年不停地督促高尔基写剧本，高尔基就写了《小市民》，现在，高尔基的故乡没什么人再读他的小说了，但《小市民》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保留节目，前两年还来北京演。高尔基故乡的人通过看《小市民》来走近高尔基。如果高尔基当时没听劝告去写剧本，对社会是多大的损失。今天的欧美国家，普通人认识契诃夫，不是因为小说，而是因为戏剧，他们那里做戏剧的机会很多。

《单读》：除了契诃夫，您还写别的题材的戏吗？

童道明：我写知识分子题材。我写过一场冯至和季羡林的戏，北京的蓬蒿剧院演了。我是怀着一种为契诃夫写戏的心情，来写19至20世纪之交诞生的中国知识精英，写他们的良心。其中专门有一场写冯至立遗嘱，冯至的遗嘱很感人，其中说“我希望与我有关的后代，努力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多么震撼，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色，他当时已经看到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这个剧本盲人演员演过，他们背台词、朗读，后来他们跟我说，领导对结尾不满意。我的结尾安排了一个画外音：“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见到马克思了吗？见到杜甫了吗？见到歌德了吗？”然后舞台上出现本剧全体演职人员朗诵冯至的一首诗《那时》。当时是1947年，他为了纪念四个被国民党枪杀的大学生写了这首诗，为他们招魂，呼唤光明正义。领导嫌绝望，说：“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光明正义吗？”

《单读》：感觉在您这里，戏剧都是离不开诗的。

童道明：冯至逝世五周年时，邵燕祥说，他有一次在美国，在一个华裔青年聚会上听到有人朗读冯至的《那时》。我听他这么讲，就打定主意，在自己写的戏演出之前，得有一个人来朗读这首诗。首演时濮存昕朗读了，北大演出时是敬一丹朗读，后来中学生、大学生都朗读过。冯至用《那时》来回忆五四：那个时候曾经期望的，现在在哪里？他后来还是怀着希望的，经常眺望远方，你看美国的华裔青年都能传诵。创作就得有那样一种情感注入在里面。要是只搞研究，多没意思。

《单读》：您写这些戏，也是想让昔日的情怀复活吧？

童道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懂那些知识分子。我没在国内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苏联。我没有国学的底子，我的语文水准肯定不如中文系的人，全靠从我学到的大作家那里得到的养料来做事情。我记得头一次在报纸上介绍我的是《中华读书报》，作者说，童先生做的是“活学问”，我觉得这话蛮理解我的。

《单读》：回到契诃夫，您在他的书信里看到哪些特别称得上“知识分子良心”的内容？

童道明：四千多封书信我都读了，他了不起，我觉得最值得读的是他对高尔基的态度和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态度。他投入全身心去研究德雷福斯事件，他说，左拉这次大放光彩，证明原来人可以这样做，这是知识分子立场的经典表现：一群真挚的法国知识分子对当局的对抗，结果其影响超越了法国，成为1898年欧洲范围内的一件大事。

契诃夫的一个老朋友手下有份报纸，一直攻击左拉，契诃夫就和他决裂，后来虽然和解，但友谊不复当初。契诃夫写信给高尔基，说科学院已经选他为院士，沙皇闻讯后震怒，科学院不得不收回成命，契诃夫立刻给院长写信，说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位声援高尔基。你看在这种地方，都见他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

《单读》：一百年前的俄罗斯，90%的人都没文化，但现在却是阅读大国。

童道明：这真得归功于19世纪。欧洲都承认，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太强大，那种让人灼痛的人道主义，震撼了西方阅读界。起初他们管契诃夫叫“俄罗斯的莫泊桑”，后来就发现莫泊桑不能跟契诃夫比。

契诃夫跟托尔斯泰不同，他太追求自由，没有信仰；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一样，他不激进。我们无法预料，如果他能经历十月革命的话会变成怎样。可以参考的是卡拉林卡，他和契诃夫关系很好，曾一起抗议高尔基被科学院除名。卡拉林卡在十月革命后对无情的对内镇压表示不满。

还有卢那察尔斯基，也是很棒的知识分子。卡拉林卡因为人道主义而无法接受专政，卢那察尔斯基虽然是体制内人，却很理解，在卡拉林卡去世后还撰文悼念人道主义。高尔基也无法接受那种没有必要的残酷，他跟列宁说，您走吧，别在这里待着了。列宁反过来劝他，你走吧，你被知识分子包围了，你出国去吧。高尔基就到意大利去了。

契诃夫温情而敏锐，他最喜欢两个晚辈，一个高尔基，一个布宁，这两个人都曾住在契诃夫家里。回忆契诃夫的文章，数高尔基写得最好。2004年契诃夫逝世100周年，我们利用那个时机宣传了契诃夫。十年以后又逢到110周年，今年又是他诞辰的155周年纪念。这些契机都得利用上。走出象牙塔，很重要的。

可爱的想象

《单读》：您编译的《梅耶荷德谈话录》我很爱看，梅耶荷德说，看社会新闻时，很想看凶手被绳之以法，但我们在读《罪与罚》时，却想着让主角别杀人，这是新闻和文学的区别。

童道明：梅耶荷德在导演里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他对梅兰芳的赞美就很见功力，后来还把一个戏献给梅兰芳。梅耶荷德的两个学生爱森斯坦和奥赫罗勃科夫，也成了梅兰芳的崇拜者。奥赫罗勃科夫后来写过一个《论假定性》，里面讲他和爱森斯坦是怎么看梅兰芳的。

对中国戏感兴趣、有研究的俄罗斯人有很多。有个俄罗斯木偶戏专家，1950年访问中国，回去后写了一本《人民中国的戏剧》，他讲《三岔口》给他的启发。他说在世界戏剧的武库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武器，能在舞台上表现黑暗。这个黑暗是狭义的黑暗：把蜡烛“噗”吹灭，用虚拟的格斗动作来表现互相看不见对方。你看人家以这样的角度，而不是以一般的鉴赏演员的武艺多么精湛的角度来看《三岔口》，太特别了。

同样的，还可以比较中西的绘画。欧洲的油画，画鱼一定画死鱼，因为他们没法画活鱼，但齐白石却可以画活鱼，他画一些水草，鱼就活了。这是王朝闻说的。王看了我写的关于梅耶荷德的论文，开心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他给我编的谈话录写了序言，他用的标题是“可爱的想象”。

《单读》：读梅耶荷德我也很开心，他赞美个性，他的观察总是很细，他说艺术家必须一直跟自己过不去，不要固化成什么主义。

童道明：苏联在30年代发起运动，反对形式主义，遭殃的是肖斯塔科维奇，而形式主义的总头子是梅耶荷德，他的剧院被关闭，他被逮捕，以间谍罪处决。50年代他被平反，他们把他女儿找去，把她父亲的遗言告诉她：我已经活了六十六岁，我希望有一天有人会知道，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梅耶荷德诞辰九十周年时，爱伦堡在他的纪念会上发言，他说：“我多么幸福，我可以活到今天，可以再次来纪念他。”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在一次纪念焦菊隐的会上，上台发言，什么也没讲，拿了一本书，读了一段话：“剧场开放，走近观众，有人批评梅耶荷德，有人赞美梅耶荷德，艺术的青春就在于此。”中国话剧一百年那会儿，《新京报》记者问林兆华：“你最佩服哪几个戏剧家？”他回答：“莎士比亚、契诃夫、梅耶荷德。”

《单读》：这本书（《梅耶荷德谈话录》）的印数好像很少？

童道明：但我估计梅耶荷德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结果真的很多人知道了这个有文化、有追求的导演。

《单读》：我印象深的是他很方正。他评论契诃夫，说契诃夫跟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就会笑起来，因为他一直在以小说家的敏感，把眼前的人和听到的话修改、变形、找出幽默的地方。这种观察太锐利了，又很温情。大作家永远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一直在里面玩味。

童道明：是的。我们的导演最缺的还是文化，所以做出东西来没有高度。好的导演总在创造。爱伦堡还讲过，“梅耶荷德的《钦差大臣》，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果戈理”。

《单读》：梅耶荷德接触的人、谈论的人都是大师，他说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迎合什么人，真说得精彩。我就想到现在的人都有年龄焦虑，总怕跟不上年轻人的兴趣。

童道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跟梅耶荷德是最有才华的苏联导演，虽然两人分道扬镳，但斯坦尼还是欣赏梅耶荷德。

爱森斯坦也启发了我很多，他懂日文，所以他知道方块字是怎样一回事。他是蒙太奇大师，他说是汉字帮助我认识了蒙太奇的本质。怎么讲呢？他举例子：一个口一个犬，是吠；一个口一个鸟，是鸣。他说，口+犬不是狗嘴，而是狗的叫声，口+鸟不是鸟喙，而是鸟的叫声。这就是蒙太奇。你看，一对比，我们的词典里显得很枯燥乏味了。蒙太奇早就不只是一个工具了，所有导演都要用它。其实它无所不在，你看围棋棋谱，里面充满了蒙太奇：这步棋下“重”了，那步棋是“腾挪”。你写文章，就要考虑段与段的连接不能太死，要有张力。

《单读》：爱森斯坦还有些什么别的洞见吗？

童道明：爱森斯坦是梅耶荷德戏剧班的学生，但很快，梅夫人就发现，爱森斯坦不该再在这里学习了，应该自立。于是爱森斯坦从戏剧转到电影。他看了梅兰芳的戏后写了六篇文章，我读到一篇。他说，中国戏曲是现代世界上唯一一个歌舞结合的戏剧，原始状态的戏剧都是这样的，但后来分离，在欧洲，歌剧、芭蕾分出来，但梅兰芳保持了戏剧歌舞结合的古风，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能讲这个话的人，肯定是大学问家。

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切

《单读》：我忽然想起梅耶荷德说的：我讨厌情侣来看我的戏。

童道明：他希望观众都是一个一个来的。他是第一个说出“没有伟大的观众就没有伟大的戏剧”的人。新戏剧怎么出来的？是观众成为作家、导演、演员之后的第四个角色加入到戏剧中来之后。这叫思想家，他的审美能力多么高啊！王朝闻一看就知道梅耶荷德了不起，“可爱的想象”嘛，懂审美的人不一定全能。纳博科夫就说过：“我的思维像天才，我写作的水平中不溜，我说话像孩子。”我看了就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我讲话不连贯，哈哈，连纳博科夫都有这样的情况。

《单读》：除了契诃夫，您还特别欣赏哪个俄罗斯作家？

童道明：普希金。俄罗斯人都把普希金看得特别重。你注意到《日瓦戈医生》里，日瓦戈有一段札记：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俄罗斯式的童真。有个评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一切，你一定要相信，俄罗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认为那种纯真——俄罗斯式的童真非常珍贵。想想克里米亚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加入了俄罗斯，二十多年过去，全民公决，96%以上的人要回归俄罗斯，什么原因？文化的力量。不管属于什么政治党派，有怎样的宗教信仰，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不爱普希金、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中国就缺少这样的文化凝聚中心。你看俄国冬奥会开幕式，全是文化人，甚至把纳博科夫也搞进去了。这种民族在意识形态上可以冲突分裂得厉害，但对19世纪文学，他们不会有任何争议。

《单读》：中国人似乎不能理解这种对文化与文学的集体仰望态度。

童道明：我们有一些搞俄罗斯文学的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屑一顾。我说，每一个阶级都对世界提供了他们的楷模和英雄，保尔·柯察金就是工人阶级贡献的英雄，地主阶级也能提供他们的楷模。千万不要因为某个时代过去了，就轻慢这样一个主人公。契诃夫考验我们什么？考验我们的心是不是太硬。你批评一个什么东西，批评错了，害处比表扬错了要大得多。我常说，你搞戏剧评论，一定要有对戏剧的爱，深深的爱。你注意到没？我从没写过批评一个人的文章，但不是说表扬不用担风险，你会注意到，我常常表扬广受批评的剧本和文章：《绝对信号》、《街上流行红裙子》，当初我都表扬它们，而且是在别人批评之后。

《单读》：缺少了爱，所以才一门心思打出头鸟，干倒同行。

童道明：所以中国话剧的悲剧就是一直出不了真正的悲剧。我们最大的缺失是悲剧意识，是悲悯心。没有一个戏剧大国是没有当代悲剧的，中国一直没有，中国舞台上看到的悲剧都是1949年之前的。可是悲剧净化人心呀！第一个戏剧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是这么说的。莎士比亚写悲剧也写喜剧，他的悲剧的价值比喜剧大得多。契诃夫只写喜剧，但喜剧里有大悲悯。有时候大家一看见“悲剧”两个字，就觉得，好消极呀！实际上，活在审美里面的人，幸福没有耗尽的一天。

影像

摄影是突然到来的，和诗歌如出一辙

摄影是突然到来的，就像夏天和爱情一样不可阻挡。直觉就是我的技巧，这和诗歌创作如出一辙。

摄影是突然到来的，就像夏天和爱情一样不可阻挡。直觉就是我的技巧，这和诗歌创作如出一辙。

摄影教会我观看世界的别样方式，就像诗歌教会我歌唱和聆听一样。摄影让我更多地接触到现实世界神秘的部分，我经常在照片的暗处发现那些肉眼没有察觉之物、那些看不见的幽灵：隐藏在黑暗中的人、一道隐秘的光亮、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奇怪物体……

诗和摄影采用不同媒介，但两者又有很多共同之处，词语、色彩、韵律和意象，诗歌中有的，摄影中也有。相对而言，诗在表达上更趋于抽象，摄影则要具体得多，摄影看似直接和安静，但也隐藏了更多的隐喻和解读的可能，诗歌的呈现则更为赤裸。

创作经常是盲目和自发的，可以从一首诗出发，也可以从按下快门出发，一切取决于机缘和情绪。我很喜欢曼·雷的一段话话，稍稍改动了一下：“我用摄影表达诗歌不能表达的，我用诗歌表达摄影不能表达的。”

摄影对诗歌写作的影响和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让我更专注、更细致，这种影响当然也是双向的，我也会把诗歌的手法用到摄影中间去，譬如跳跃、拼贴，好像这也早已经是摄影常用的手法。

一开始，我不太愿意将摄影与诗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但后来发现诗人是无法摆脱的身份，人们总是试图在我的照片里寻找诗意。也有人不相信能同时做好两件不同的事，写诗和做记者、写诗和摄影。为什么不能做好呢？行业的分类是人为的，创造力则是没有边界的。

摄影是一次等待，等待合适的光线、物体、构图达到那一个点，其实也是它们在等待我到达它们面前，站到合适的点上，把所有的偶然集中在一起，完成最后一击。

时辰之书

世界在彼岸狂舞

我将习惯于观看玻璃窗上的雨滴

观看我自己的舌头

犹豫使我激动不已

花园

犹如列车被迫驶入水中

犹如两本有插图的书

重返山上的书架

犹如一面反射睡眠光泽的镜子

犹如一首有关竖琴散步的乐曲

犹如永恒的艰难时代

两个花园犹如两个早晨

犹如我们苏醒时

稍纵即逝的不安神情

闯入者

在安静的同时

总有一种更安静的声音

正在靠近

我总有所期待地盯着

杯子洁净的内壁

琴弦随时都张着

夏日的肌肤

夏日的肌肤寂静如同蜂蜜

闲置的银镯泛起青光

持续不断的喷泉

使我的笔记洁净无瑕

偶尔一瞥的末日光芒

眼神比暮色更柔和

对位

无法想象你的弥留之际

灵感的阳光

如何掠过迷惘的岁月

无法靠近你的墓地

你最后的菜园

你随风而逝的瞳仁

灰光灯

这声音里有阳光

这骨头里有歌声

这灯光里有透明的空隙

这红裙里有雨

这舞蹈里有血

报道

北戴河碱业工人简史

　　撰文　卫毅

“这辆红色的列车它满载着空虚在没有月光的城市的街道上穿行，那些沉默的青年长着无辜的脸不知所措地随着自己的列车而去。”

——P.K.14《这辆红色的列车》

罗马帝国时期，鱼酒吧

“dufake是谁？”酒吧幽暗的灯光里，我喝了一口“教父”之后，扭过头去问RJ。RJ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叫李某某。”这让我心生疑窦。在来酒吧之前，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告诉我，dufake是“杜某某”。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天马行空的叙述和古灵精怪的内容实在是吸引人。

信样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他在10分钟前为我调了一款酒，用的是美国的威士忌和意大利的利口酒。“教父。”信样把酒送到我的面前。大而正方的冰块能减缓酒味散发的速度。这款酒最早被如此搭配是在1973年，那一年，电影《教父》上映。

酒吧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鱼ΙΧΘΥΣ”，有一半弧形图案。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为了躲避迫害，用“鱼”作暗号，如果引为同道，就添上另一半弧形，组成“鱼”。

信样是这家酒吧的合伙人之一，他是基督徒。RJ是另一位合伙人，也是北戴河碱业工人读书会的一员。“文章都是dufake写的，我只是帮他找找图，提些意见。”“dufake。”我在心里默念了一下这个名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个名字写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广为传播，他和“北碱”如同幽灵一样存在。但是，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搞不清楚他和他们是谁。

那篇《北碱是什么？》里，对这个“组织”的定义多达数十种。“北碱的全称是北戴河碱业工人读书会，但它也是奥匈帝国陆军粉丝团，城市路灯资源分配办公室，政治遗嘱写作辅导班，后路协会，服刑常识讲习所，认罪技术交流协会，高热量罐头食品及桶装水同好会，人格障碍者革命委员会，关爱取保人员组织，祛魅技术研究会，呼吁促进微笑执行死刑活动委员会，维特根斯坦兄弟会，高空坠落人员记录者协会，保护隐蔽战线工作人员委员会……”

仅就想搞清楚这些匪夷所思的名字，我就想进入“北碱”。所以，我现在坐在这个以罗马帝国时代受迫害基督徒接头暗号命名的酒吧里，喝着“教父”。夏天来得太早，夜里没有一丝风。

元朝，鸣王坊

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哦，不是，另一棵是核桃树。核桃树已经开始结出青色的果实。RJ拿出手机，对着这些青色的圆形物体，逆光拍照。这是一个四合院，足够古老，想拍古装戏，只要把自行车和乒乓球台移开即可。

四合院位于西四的某条胡同，元代属鸣王坊。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名为西四某条。胡同长478米，宽5米，仍保存元代胡同旧制。我站在胡同口读着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希望扭头看到一个身着质孙服（类似百褶裙）的元代女子。

我遇到了迎面走来的dufake。他从办公室出来，到杂货店买了一瓶可乐。

dufake的办公室里全是可乐瓶和纯净水瓶。还有一把吉他。在某些无关紧要的时间，他会随手弹起来。然后“逼着”编辑部的美编小姑娘7唱歌。7“不敢拒绝”，因为dufake是编辑部主任。这个四合院是一家文摘类杂志的编辑部，光线开始慢慢从西边的窗棂照进来的时候，dufake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这是他们的正式工作。

dufake穿着一件蓝色T恤，上面写着：Keep calm and call 0118 999 881 999 119 725…3。这是美剧《IT狂人》里的梗。如果你打开“北碱”的微信，会听到一些音频，其中一段，就是美编小姑娘7对着这件T恤唱的。“北碱”作为一个“松散到几乎不存在的组织”，之所以还有“几乎”二字，就是因为dufake有时会拉来编辑部的同事，比如7，为微信里的某一段旋律配上人声。

“凡事都有确定的时刻，天下万物都是注定。生有时，死有时；播种有时，收获也有时；杀戮有时，降生有时；破坏有时，建设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欢笑有时……”在这个狭小的编辑部格子间里，Q念这一段时，dufake觉得好极了。当一个人磕磕绊绊地第一次念自己并未明了的内容，那种略带奇异而疏离的陌生感，让人听觉上产生莫名的被吸引的力量。他们这是在为世界读书日的活动做准备。

差不多每个傍晚，曾经的专业商标事务译员K都要来到“鸣王坊”的四合院。这天也不例外，他拿着一瓶燕京啤酒进来，一口气喝掉小半瓶。“太渴了。”编辑部里的啤酒瓶都是他留下的。K一进门就开始摆弄吉他。我在北新桥的Beetle in a Box 酒吧第一次见到K时，他给我递上了名片，上面的地址是“鲍家街43号”。

“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这是我看到K的名片地址时，脑子里冒出的歌词。我抬头，越过K的肩膀，看到后边深色的墙上贴着的披头士海报。“鲍家街43号”的主唱曾经打扮得像约翰·列侬。这首《晚安，北京》记得的人已经不多了。《北京，北京》是更为人知的一首。

K曾经是一支乐队的贝司手。提到这一点时，他低下头，感到不好意思。dufake迅速从手机上找出K所在乐队录过的专辑，K的头更低了。他“气急败坏”地说，dufake给某个歌手写过歌词你知道吗？这回是dufake“气急败坏”地要堵住K的嘴。

1915年，布拉格

我在Beetle in a Box已经坐了快半个小时，桌子上有一盏发出暗黄色光线的台灯。墙壁上零落地贴着一些不太常用的英文单词。离台灯最近的是“pseudesthesia”，“迷幻”的意思。

半个小时后，dufake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看上去没有二百斤。“有，我出门前刚约的。”他穿的黑色T恤上印着卡夫卡的头像。我觉得他马上要膨胀成一只大甲虫。

1915年发表于布拉格的《变形记》里，有一天，格里高尔·萨姆沙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更荒诞的是，他变成甲虫之后，马上考虑的是，我怎么去上班？”dufake说。这是他一直思考的人群——身处单位中的人。

“我的许多朋友在国企里，事业单位也很多。他们很好玩儿，在公共场合不怎么说话，私下里妙语连珠。单位里的人比外面的人更不相信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就在里面，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dufake小时候就是在单位院儿里长大的。“一个知识分子院儿，都是工程师，怪人特别多。”

dufake来到现在这个单位——杂志社，做的第一个封面就是卡夫卡。当时我在报刊亭里看到这本杂志的卡夫卡头像，心里一动：现在没几个人会把卡夫卡放到封面上。占据杂志封面的更多的是那些走红毯的明星和企业大佬。美颜和财富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扑克脸。他们摆出的表情那么相似，机械、僵硬、一股塑胶味。他们的粉丝也像传销组织一般打满鸡血，山呼海啸般的叫声中，形成的是灵魂的巨大空洞。

K在大学里学的是德语，他能看卡夫卡的德文原著。他常用的化名K来自于《城堡》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

K是杂志选题的重要讨论者，虽然他不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他们讨论的内容经常来自知识世界的偏僻角落。

这一个晚上，他们从魏玛政府的民主选举聊到了苏共对德共的支持，从希特勒聊到了斯大林，从芬兰聊到了卡廷森林。

苏联时期，古拉格

许多人知道“北碱”是因为《怎样进古拉格》这篇文章。这样的标题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这是绞架幽默，‘北碱’的文章许多都有这样的味道。”RJ说。

绞架幽默（gallows humor）指在极度无望的困境下，用轻快的幽默以对之，比如，死亡近在眼前时，说个冷笑话。

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太有名，“古拉格”在西方被用来指称苏联的劳改营。

“在所有进入古拉格的方法中，撂闲话儿应该是最轻松快捷的一种。”这是dufake写文章时惯有的笔触。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规定，“进行其内容旨在号召推翻、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或者完成某种反革命活动（本法典58-2至58-9条款）的宣传鼓动，以及散布、制作和保留同样内容的材料和书籍的人员，将被追究本法典第58-2条款中规定的社会治安措施。”苏联的“58条犯”便由此而来。dufake找到了当时构成“言论罪”的一些史料记录。

“报纸上说苏联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商店里还是什么也没有。”

——利波夫 1948年

“要知道，这是医学，是一项极其精确的工作，不是马克思主义。”

——特拉赫腾布罗依特 1951年

“为祖国我愿意干杯，要是为斯大林那就算了。”

——伊格纳季耶夫 1953年

……

在“北碱”的微信公号里回复“我要砸碱”，就能看到这一篇。

微信公号里还介绍了立陶宛的古拉格公园。苏联解体之后，过了十几年，立陶宛政府发现年轻人都不知道苏联时期的事情了。很多中小学生对苏联历史感到不可思议，觉得犯人被关到古拉格里面为什么不跑呢？“为了教育青少年，建了这么一个公园，组织中小学生都来体验一下。”

这让人想到巴金当年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

1984年，大洋国

dufake出生在1984年的北京。从小就是不安分的孩子，有收集怪异事物的“恶趣味”。这种古怪的眼光，让“北碱”的文章看上去如同天外飞仙。

1985年，中国出版了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中译本。当年，这是内部发行的资料，按照规定，需要局级以上介绍信才能购买。

微信里那篇关于“1984”的文章，是dufake到现在这家杂志工作之后写的第一篇稿子。彼时，斯诺登事件刚好发生，又引起了大家对“老大哥正在看着你”这件事的注意力。

奥威尔在1948年设想着1984年的世界，写下这本饱含隐喻的小说后不久，他便去世了。此后，《一九八四》在西方各国里，列入学生的书单，但在柏林墙以东，则是禁书。

“大洋国的形象不仅让自由世界的人民战栗于它可能的到来，也让没那么自由的人们联想到自己所面对的处境和现实。”dufake说。

他介绍我去看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的《1985》，觉得这部模仿之作写得真好。许多作家都以此书为致敬对象，比如村上春树的《1Q84》、王小波的《2010》。“《2010》是王小波的遗作，他死的时候没写完，我觉得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他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的一本。”

喜欢“北碱”的人，大都喜欢这一类型的书。dufake每天都会看微信的后台，在那里，能遇到各种品类的读者。有人给他推荐书，有人给他唱歌，有人给他念诗。

“有读者问我，她老公出轨了，该不该离婚？”dufake说，“我哪知道啊？”

“有人会问你是干什么的吗？”

“好多人问。我说我就是一无名氏，nobody。”

1995年，俄勒冈

2015年5月，《搏击俱乐部2》问世。这部续集是以漫画的形式出现。剧本由原作者恰克·帕拉尼克撰写。dufake和北碱成员们是帕拉尼克和《搏击俱乐部》的忠实粉丝。帕拉尼克在1995年出版了这部酷毙了的小说。

dufake的书架上摆着大量帕拉尼克的英文原版著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英文书，远超过中文书。他头脑中的文字大都来源于英语世界。他曾经是一家著名英语培训机构的GRE老师。

“大家会认为你写的文章风格很奇特。”

“我只是觉得好玩，不然也不会写。最近六七年，我没怎么看中国人写的书。不同的书选材上会有差别，国内和国外出的书选材也会有差别，碰到的点就不太一样。大概是这个原因。”

事实上，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法文专业。他并没有完成学业，而是因为某些原因，中途被劝退。在找工作时，他得花上一些功夫解释简历上的“肄业”二字。

“你的外语这么好，学校竟然劝退你，为什么？”

“我在法语系什么都不会。”

“对学校的课不感兴趣？”

“我不太受得了别人教我，这是个毛病。感觉一个地方搞得气氛很肃穆很正式，就很想惹点事儿。”

我无法确切获知dufake许多经历之间的联系。当dufake用他的原名出现的时候，会给人以些许“杰克”（《搏击俱乐部》里温顺的公司职员）的感觉。而他开始写“北碱”那些文章时，仿佛化身成了“泰勒”（《搏击俱乐部》里试图重新定义世界的肥皂制造商）。

“我喜欢的美国作家很少，帕拉尼克可能是最喜欢的。他写东西全都是很可怕的，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生活里会碰到那些事情。大家会害怕自己得绝症、害怕自己死，害怕自己被安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写那些东西就是逼你去面对，而且可以用一种积极的直接的方法面对。”

“怎么理解这种‘直接’？”

“你看，小说里那个哥们儿（杰克）在公司受不了了，会买把电锯，拿到单位，放到小桌里，你不用拿它做什么，很多问题会因为这个解决掉。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单位和公司不一样。单位是编制内、体制里的。在公司辞职很容易，在单位辞职要下很大决心的。那种老大院里，很多老头儿老太太，互相仇恨，但都辞不了职，困在一起工作生活，这都是单位里才会发生的。”

帕拉尼克在写出《搏击俱乐部》的时候，是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工人。整本书充满了暗沉色的工业气息，冷而暴烈。dufake和帕拉尼克仿佛相似，像是在沉闷的穹顶下，通过文字，释放出充满硝烟味或“绞架幽默”味的火花。

2010年，秦皇岛

“跟我说说那些名字吧。”我想起了“北碱是什么？”的几十个定义。

dufake的解释颇费了一些时间。“我之前从来没这么跟别人解释过。”这些名字都可以写成一篇文章。

奥匈帝国陆军粉丝团——我们都特别喜欢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帅克来自奥匈帝国陆军。

认罪技术交流协会——电视上经常播放犯人认罪的情况，有的很会说，有的不会说，觉得这挺好玩的。

高热量罐头食品及桶装水同好会——2003年“非典”的时候，北京人不敢出去，囤积了许多食物和水在家里，这让人很难忘。

人格障碍者革命委员会——忘了哪个哲学家说的，我们需要一场精神分裂式的革命，大概是要表达我们平时都太压抑自己的情绪。

高空坠落人员记录者协会——我上初一的时候，一个读六年级的邻居小孩跳楼死掉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二手101房交易中心——101房是《1984》里执行酷刑的地方。

反kitsch拔刀队——反对“媚俗”。

哥德尔兄弟会——喜欢哥德尔。

……

dufake、K，还有另外一位叫“不锈钢老鼠"”的朋友在一起想了这几十个待用名字，最终，他们定下来的是“北戴河碱业工人读书会”。

这个名字的来由是：王小波的小说《2010》里，北戴河的劳改犯们每天的工作是——砸碱。

真实的世界来到2010年的时候，有一首叫《秦皇岛》的歌开始传唱。“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还是看不清，在那些时刻，遮蔽我们，黑暗的心，究竟是什么？”

“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语义模糊的歌词和略带尖锐的发声，跟北碱倒是挺搭调。

dufake第一次以“北碱”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参加《南方人物周刊》组织的一次新媒体活动。他登场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我这次是来学习的，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确实不懂新媒体啊。”dufake对我说。

他在现场说的话借鉴了劳伦斯·布洛克小说里的主人公马修·斯卡德。马修去参加互助戒酒会，每次都说：我叫马修，今天我听听就好；我是个酒鬼，今天我无话可说。

“好多人在后台问我是不是住在北戴河，给我乐疯了。”有人将“碱业”跟“戒烟”联系了起来，其实没有关系。但是，dufake恰巧在此之前几个月开始戒烟。“原本两天三包，但身体越来越糟，想着这么快抽死，还是戒了吧，但戒烟太难受，想找点事儿干，就开始做公号。”他努力适应没有烟抽的日子。

2015年，单向空间

这番场景看上去有些超现实。2015年世界读书日，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通宵都有人在捧书朗读。担负起凌晨2点到3点时段朗读任务的是“北碱”。他们受到了邀请。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它不住地旋转，又回到最初的轨道。江河从远方而来，最终又将回到原处。世间万事都令人厌烦，说，说不到位；看，看不到位；听，听不到位。

“这是什么？”坐在台下的人互相看看，询问。在这一段声音响起之前，一位戴着防毒面具的瘦弱男子登场。大家都感到奇怪，他要干什么呢？

戴面具的是K。朗读的是Q。

“Q很爱凑热闹。我在编辑部说有个朗读会，问她去不去，她就去了，”dufake说，“我还说有免费披萨，她就更愿意去了。”

Q朗读的内容是dufake定的，以《传道书》为基础，内容稍作修改。

北京东北边的深夜里，Q念出的语句包含了许多个“虚无”。

人活多少年，就应当快乐多少年；然而他也应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必将有许多，所以来的都是虚无。还有一条：写书的多，没完没了，读书的也多，疲惫不堪。这是我们必尽的本分。都是虚无，都是尘埃。

“你是虚无主义者吗？”我问dufake。

“我觉得我是虚无主义者，但我看别人用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好像不太一样。”dufake说。

“你理解的‘虚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虚无’就是‘虚无’本身，我觉得什么事儿本身都没什么意义。”

“通常所说的‘虚无主义者’在你看来又是怎样的呢？”

“人们说的‘虚无主义者’是不要是非观。我觉得，一个人就算是认为什么都没有意义，也需要是非观，是非观很重要。”

跟dufake谈起“虚无”的这家咖啡店原本的名字叫“等待戈多”。dufake是一个对“荒诞”饱含兴趣的人。他跟我说起一个叫《果戈里与普希金》的话剧，两个演员依次上台，互相把对方绊倒，从舞台右侧走到左侧。“这个剧就这样完了，特别好笑。”他笑出了声。

他推崇俄罗斯的文艺。一个俄罗斯剧团在北京演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去看了两场。他服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那部话剧想表达的基本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已经处在可怕的悬崖边缘。这和我的感觉很相似，这个世界好可怕。”

2035年，濑户内海

又到了新一期杂志组稿的时间，已经好几天没出现的北碱成员们凑到了一起。他们谈到了前段时间集体创作的科幻小说《濑户内海》。这篇小说获得了“网易云阅读”组织的科幻征文一等奖。一万块钱奖金已经被花完了。他们所讨论的续集，因为北京夏天过于炎热而一再被推迟。“别人问我北碱为什么很久不更新了，我说的也是这个原因，”dufake说，“太热太困了。”

《濑户内海》出现在了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候选名单上。这是dufake、K和RJ在一个晚上聊天时，想出来的故事。K先写了一稿，dufake改了一稿，成稿4万多字。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35年，非常具有想象力：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被上传到网络，而身处现实国度的我们却不自知。

“‘上传’这个事情现在都不是科幻圈子的事儿了，科学圈子都争着在做这些事情。前几年，有一个年轻的俄国大亨搞了一个项目，叫‘人类2045’，这个计划就是希望在2045年之前实现意识上传。初步计划是在2030年实现机械身体，就是还保持人脑，但其他部分全都机械化。这样人就可以多活很长时间。像阿凡达一样的东西。”dufake总能抛出一些新奇的信息。

人类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世界里，都在不断寻找出口，永不停歇。

“好多人一辈子都找不到出口。童话里，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那之后呢？日常中碰到的很多人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可怕的事情我就不要管，我不要去攒那个经验值，我不想升到下一级，因为那个过程很痛苦。很多人收藏旧书、旧CD、旧玩具，都是通过积累数量让自己处在一个儿童的状态，想让自己避免去成为一个成年人，”dufake说，“我觉得人害怕什么就应该面对一点什么。所以，我会关注监狱、集中营、劳改犯，这都是让人害怕的东西，但只有去注意这些，才会减少恐惧。”

在四合院里聊到晚上10点，大家出门，坐上了地铁。中途，一一下车。已近午夜，天是蓝黑色的，地铁里，灯光忽明忽暗，站与站之间的明暗交替总是一样，不分白天还是黑夜。车厢仍在疾驰，我想起了《濑户内海》的结尾：

“你的意思是，他们现在已经根本顾不上我们了？”

“恐怕是的。我们已经错过了进化的班车。”

“你想说的是末班车吧。”

“不知道。”

“……”

“我们现在去哪儿？”哥德尔问道。

“……去没有灯光的地方。”PunkSulk 扬起头轻轻地说道。

地铁进入了一条没有灯的隧道，驶向未知而新鲜的黑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15年第25期

小说

理想情人

　　撰文　莫沫

我坐在楼顶上，看着傍晚变红的天际和那些密密麻麻的高楼，觉得生活好像就是一系列意外事故，犹如一段可以随时变化的即兴爵士乐，没有秩序。

［一］

拆开快递送来的包裹，盒子里装着细细的、亮晶晶的一排金属壳电子烟。拿起来，叼在嘴里，跟真的似的。听朋友说这玩意儿对人体无害，不会产生依赖感，也不会上瘾，可以随时点亮，随时灭掉，可以随时脱离和亲近，好似一个理想情人。

那天晚上，我拿着手机听着你的声音睡着了，梦见你的手臂和腿变得很短很短，梦中的你不会呼吸，变成了一条在水缸吐泡泡的鱼。

平时你向我走来总是不紧不慢、无忧无虑，感觉时间被冻结了，是无限的。有时你侧着头，撅着嘴，眼睛闪闪发光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不出声，就像这条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吐泡泡的鱼。

早上起来穿衣服准备上班，一直在想你，想起梦中出现的好像不是一条鱼，而更像是一只企鹅，一只身体退化、腿和翅膀非常短、飞不起来、吃力往前走、只有在我梦里可以无拘无束的企鹅。

［二］

每天离开友谊宾馆去看你滑冰，总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因为当时没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每天晚上在外国专家俱乐部和服务员打乒乓球，或者陪老专家看《新闻联播》挺没劲的。那些年我常常做噩梦，梦见外星人把我带走，有时也梦见有个魔鬼要从纱窗爬进房间。宾馆到处是树，夏天的知了会叫个不停。在秘鲁没有知了，也没有这么炎热的夏天。有时噩梦惊醒会觉得陌生得可怕，想找一个能保护我的人。

夏天有时我躺在大剧院前面整齐的草坪上，看着天空，看的时间长了会幻想自己被外星人包围了，被他们带走，喊不出声，想叫人来帮我，但发不出声。

父母说我是语言天才，一教就会。我在利马上的是一个法国学校，在那里我轻松地学会了法语。我们一家人从秘鲁搬到北京那年我才十二岁，小学刚毕业，父母希望我们全家尽快融入北京的生活，也期待我和妹妹把汉语学好，硬把我们送到了宾馆附近的中国学校。回想起来，当时我和妹妹一句汉语不懂，天天像聋哑人一样和陌生的同学老师指手画脚地交流，很荒唐。当时我和妹妹都觉得父母这么做肯定是疯了。

每年夏天是外国专家回国的季节，他们会聚集在专家俱乐部门前，带着家属和包裹，与大家告别。他们坐着装满箱子的小汽车，箱子里全是中国工艺品，纸伞、灯笼、中国画什么的， 看似很愉快，头也不回地走了。

公寓的服务员从来不哭，老外们走了，他们可以捡到许多奇装异服和洋玩意，但是好像也引不起他们多大的兴趣。他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专家来了又走，已经麻木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站在俱乐部门前与新认识的朋友告别，看着他们上车要走就失声痛哭起来，好像身体某个部分突然空了，碎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这么容易就走了，坐上开往机场的车子就消失了。我很长时间都没弄明白他们为何不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为何这么迫切要回国，不希望留下来呢？大家经常互相问：“你什么时候回国？”

从那时候起，我的梦想就是离开。迟早我得走，离开这里，离开外国专家公寓，离开这个奇怪的宾馆，让那些外星人把我带回我的地球，离开这个喊不出声音的鬼地方。

［三］

认识你是我学会滑冰的那一年。几次看见你在那个结冰的湖上神态自如地和一帮人滑冰，似乎很开心，我也想学，暗地里就是为了认识你。有天，从学校出来，你边买烟边跟同学说要逃学去公园滑冰，我听到了，你当时穿的衣服和商店里喇叭播放的音乐我都还记得，军大衣下面是黄毛衣，歌是邓丽君唱的，对吗？

第一次牵手滑冰好像是在一个初春的下午。风刮得很紧，还有一群零零散散的人在冰上玩耍。我把书包扔在一边，跟着微弱的音乐滑了一圈又一圈，你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突然转身停住，拉住我的手，微笑着抿嘴说了一句， “来呀”。你的那帮同学站在一旁起哄，但你不动声色地握着我的手往前滑。我们跟随邓丽君那首我记得旋律却不记得歌词的曲子在人群里穿梭，看起来很般配。当时你的头发很短，高大的身躯，脸上有微笑，脖子还扎了一条红色围巾，在冰上摔了几次，你仍然眯着眼乐呵呵。不像今天的你，企鹅。

你问我美国的滑冰鞋是不是特好，当时人们似乎觉得美国什么都好。我和父母回国度假在美国停留时，特意给你买了一双溜冰鞋 ，蓝蓝绿绿的颜色很闪眼，你说不敢带回家，怕父母责问。我就把鞋藏在床底下，每次滑冰就背着鞋子，你用完了我再把它们塞在书包带回家。逃学、滑冰和那双冰鞋都是我们的秘密。那双美国买的滑冰鞋是二手货，因为没钱，我趁父母在伯克利探访朋友的机会在一个小的二手货店里买。

如果那天晚上我们没跟你的朋友喝酒，或许咱们就没事了。那个叫大山的人，高个子，比我们都大，是个工人，所谓的“社会青年”。滑完冰以后，他硬拉我们一帮人去喝酒。骑车把我们拉到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给服务员几包烟，让我们在餐厅里玩，玩到多晚我也记不清了。

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否能解释你为何现在四十多岁还是那么叛逆，又那么胆小怕事？你今天变成了一个既不满足于现状、又无力改变现状的那种人。我说你像一只企鹅，因为我心里对你有爱，因为我忘不了那年的冬天你教会我滑冰、逃学，傍晚走在北大周围的小餐馆找吃的，给餐馆的服务员烟，为我做饭……如果没有那些回忆，我的青春可能会是忧郁孤单的。

那天晚上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回家，谁也不能回家。因为我们喝了不少啤酒，有几个人倚在墙角使劲吐，很狼狈，你说要是父母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们。“小地主”，那个胖胖的矮个子同学说，可以躲到他的男生宿舍过一夜。一个叫多多的女孩，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华人，一路上一边吐一边哭，好像有点怕了。

走出餐馆，冰冷的风从门缝刮进来，嗡嗡作响。我们挎着书包，穿着军大衣，骑车赶到学校的围墙，一个一个爬进去，走进静悄悄的宿舍楼和寝室，居然没人发现。“小地主”领着我们走进房间，把寝室的灯打开，小声命令里边的男同学给我们六个人让床。夜深了，大家迷糊地趴在几张床上，一躺就躺到天亮。

父母坐在客厅，脸色很难看，似乎一夜没合眼，两人争先恐后地把我臭骂一顿。很少失控的爸爸，脸色通红，找了一根皮带要抽我，妈妈喊着问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跟坏人鬼混了。我躲在一边说就是几个朋友，没做什么。我说的是真话。妈妈说一定要找到那些坏人，要告他们，在我房间里翻箱倒柜，要找到干坏事的证据。就这样，她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滑冰鞋。

那年你就这样悄悄地从滑冰场消失了。我找过你，问过你的去处，通过你的朋友还找到了你们家。你的父母见到我，打开房门，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看着电视，磕着瓜子，说了一串客套话，他们说你挺好，学习很忙，劝我回去：“我们过一阵会带他去看你的。”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和妹妹的房间配了一台电话机，但它没用，从来没人给我们打电话。父母经常用它订车，打电话给我们的翻译，偶尔使馆打电话来约我们参加活动，我们也经常去。

我给你的父母留下了这个电话号码，但始终没有接到过你的电话。这些都是可笑的，尽管我当时为此不止一次地哭过。

［四］

人们喜欢把长期居住的地方与某种亲近关系联系起来，母亲、家、怀抱什么的。时常有人问我北京是不是我的第二个家，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因为离开秘鲁之后就没有任何地方能唤起类似的联想。不要说第二个家，就连第一个家，也没有。

那些年的北京是个离奇的地方，许多事情使我茫然，比如你的消失，宾馆的朋友突然回国，还有我们住的那个舒适得像个宫殿的宾馆。穿着一身笔挺军装的警卫24小时站在门外，帅气，但从不和我们聊天，看到他们总有点凄凉的感觉。门口还有一个四方形的“传达室”，不要看这个房间小，但宾馆来客都得经过房间里的几个大叔的审视才能进来。他们坐在房间里抽烟、看报纸、聊天。但你从来没来过，好像你骑车送我到宾馆门口就匆匆离开了，我从栏杆后边看着你骑车消失的背影。

我们住的宾馆有时让我想起一个宫殿，不仅仅因为宾馆应有尽有，而是因为里面的生活和外边截然不同，别人要面对的烦恼好像不会影响到我们，都留在了栏杆那边。

父母有个朋友是我们的邻居，楼里的服务员叫他“大胖子”。他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懒得出去，就找我或妹妹到小卖部帮他买进口威士忌，还会仔细形容瓶子的形状和酒的名字：“瓶子是椭圆的，盖子是金色的，叫S-O-M-E-T-H-I-N-G S-P-E-C-I-A-L。”说完了他会拿十块钱外汇券奖励我们。

“大胖子”在秘鲁是个知名作家 ，写了一本名叫《利马不相信神迹》的小说，在70年代保守的利马曾一度轰动过，也因为它的“黄色”内容被查禁。他用口语和俚语描述发生在利马天主教盛大节日中的一个故事，把这个神圣的节日写成了利马最大的性欲爆发的场所，男女老少涌上街头，激情豪放地跟随一个扛着巨大十字架的负罪者雕塑跑遍全城。他在70 年代末风风火火地来到北京，住在友谊宾馆，和其他专家一起体验着中国的革命。

只要他打电话说要买酒，我就会不假思索地答应。拿到酒以后，“大胖子”会说许多话，有时候告诉我下一个小说要写什么，说自己很矛盾，不知道是不是该回秘鲁。“如果为了人民老百姓能吃上饭，为了他们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宁愿不出小说，不写东西，甚至下乡”，诸如此类。

夏天楼里的服务员常坐在院里乘凉，讲宾馆里各种人物的故事，谁家又要搬走了，谁马上要搬进来。当时还有一些被平反了的老外从农村回到城里，曾住在我家楼下。他们的到来小小地轰动了宾馆，许多人议论纷纷，但我还不大懂。只见那家的孩子天天跑到友谊商店，一人买好几辆自行车，听说是因为平反获得了政府补偿。就这样，形形色色的人住在这里。门口的士兵日复一日威武地站岗，守护着我们，到底是因为我们重要，还是我们麻烦？

离开北京之后，我很少回来。说实话，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怎么想念这里，没什么所谓珍贵的回忆，许多朋友都不知去向，走了觉得反倒松了一口气。

许多年后我一个人带着许多儿时的回忆回到了秘鲁，在那里生活的各个细节都与宾馆截然不同。我非常想念多年没见的姥姥和姥爷，他们住在一个南部的老城市，舅舅听说我要坐大巴去，说不安全，就开车带我过去。路上五百多公里，全是山路，开一天车也不够。一路荒野的风景，山路陡峭，太阳暴晒，丰厚的云朵悬挂在深蓝色的天空，偶尔有些直升机飞过，舅舅说，肯定又出事了，看着天叹气。时常要路过部队的检查岗哨，车里的人全部都要下来。舅舅说我的护照不能给他们看，因为上面有许多外国签证，看起来可疑。

住在那个有门卫站岗的与世隔绝的宫殿，总觉得自己漂浮在现实的水面上，所以回到亲人身边，在前往老家的山区里，我格外开心。

我在利马考上了大学，成绩单挂在学校的围墙，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前五六百名可以考进。外边有人哭也有人庆祝，许多人在剪头发——在秘鲁，谁考进大学谁就要剪头发。一堆人挤在学校门口，你推我搡，当时没有网络，只能这么查，突然看到我的名字——“17 名”。

——你叫什么名字？

一个在学校和我一起上英语课、满头卷发的同学下课问我。

——住哪里？

我说住在我舅舅家，不过太远了，想找近点的地方。

——哦，我妈就有房间租给外地学生。

我解释我不是外地的，但也不想说太多，慢慢走出校门，等公交车来，他往相反的方向去了，我们挥手告别。

利马公交车的司机有个大声放收音机音乐的习惯，他们会把喇叭开得很响。到了傍晚通常是放一些关于失恋的老歌曲，Boleros（一种拉美民谣）是他们傍晚最爱听的歌。我每天放学坐公交车一个多小时，也学会了不少。歌词都很好玩，“如果你不爱我，我会用酒瓶的碎玻璃打开我心口，让血流在酒吧里。喂！伙计，快把酒瓶拿过来……”

后来我真的在那位同学的妈妈那里租了一个房间，离学校近多了，也更有自由。与我同住的还有许多其他科系的外地学生，大多都是忧国忧民、有理想的年轻人，到了傍晚就开始谈论秘鲁政治，看马克思主义的书。

——你为什么学美术？

那个满头卷发的同学经常问我。

——你觉得有用吗？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国家，美术有什么用？

我会恶狠狠地看着他，心里很想说：“你管得着吗？”但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学美术，虽然从小受父母的熏陶，但我不见得有艺术家特质。我其实很喜欢听同屋讲人类学、社会学，但我很久没有什么语言概念了，甚至有种陌生感，让我用任何文字写作文我都会觉得恐惧。写出来的东西像小孩子写的，看别的学生的作业，觉得他们的西班牙语比我强一百倍。我好像没有语言上的母亲。

［五］

来利马之前，我先在纽约待了两年。父母跟朋友说过我在北京“不适应”，那对夫妇说可以试试住在他们那里，他们将搬到我从未去过的纽约市。没过多久，我也像许多离开的专家一样，离开了那个宾馆，前往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和家庭。本来要去上高中，后来找到了一所在曼哈顿的艺术学校。这个学校的楼非常老，过道里有浓浓的油画味道，每一层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在进行，有人在素描，有人在画油画，还有的在画人体、做雕塑——这太美了！

我打开最后一个教室的大门，一位拄着拐杖的花甲老人，嘴里含着烟斗，站在一个裸体躺在教室中央的女孩旁边，说：“你们看到吗？哪个近？哪个远？哪个是根？花又在哪里？你们得先观察，才可以下笔！”说完又拄着拐杖坐到边上的座位。我被他的课堂迷住了，成了其中一员。

学校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会在课间到咖啡厅聊天。我还小，所以不大说什么，上完课就匆匆赶回家里，也不敢在纽约溜达。我记得妈妈说过，“到处都是坏人，要小心。”咖啡厅里偶尔会有人问我是哪里来的，我用生硬的英语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他们看我的长相不像汉族人，通常会上下打量，似乎半信半疑，接着再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你在那里做什么，“啊，你的父母为什么要去中国？”

这时我会低头心里想着，鬼知道呢。家人到北京时，大家都说那里是邓小平的中国。虽然语言不通，我常常听说的是“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文革’是十年浩劫”。后来到利马上大学，有些同学也会问我为什么父母不在身边，我经常打发他们说“在国外”。如果说法国、美国，肯定不会有更多疑问，但只要我说父母在中国，他们就会说我是开玩笑。好吧，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别人问的这些，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到底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十八岁的我无所适从，这些问题叫人沮丧。

［六］

有一年暑假回北京探望父母，在秀水街市场买完一些衣物和礼品带回国，正拎着大包小包走到建外大街辅路找辆出租车（当时还是面的)，突然被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远处叫住。

——喂，伊索，是你吗？

我回过头寻找声音的来源。

——喂，是你吗？

又叫了一声。我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突然发现了你。我没回答什么。你站在那里，朝我这边望，犹豫地向我走来。

有些回忆虽然不会经常浮出水面，但有时会突然被某种气味、声音、天气激发。那天，你在人群中的脸一下子把我带回十五岁那年。滑冰，在冰上玩耍，你骑车送我回去。一闪而过的画面，我没说什么，只是认出了你。企鹅，你当时变了许多，如果你没叫住我，我肯定不会在人群中认出你。你的头发烫了大波浪，腰带里好像插了一个BP机，大夏天还穿了一件褐色短风衣，抿着嘴笑了。

此时如果下场大雨多好，会化解我们的尴尬和无趣，或许会打破那种假装严肃的局面。我想说的有许多，但也不知道说什么，你也是。两个人像陌生人似的闲聊。

——你在北京呢？

——没，我回来看父母。

——你一直没在国内吧？

——嗯，走了好几年。

——哦，你吃饭了吗？

天真热，空气湿漉漉的，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们打了个的，一起去东四附近的肯德基。推门进去，一个穿红蓝制服的小姑娘说“欢迎光临”，给我们下单。你要了两份套餐，端过来，胳膊倚在桌子上，问我“好听吗？”或者“好吃吗？”——餐厅里一片嘈杂，喇叭里大声放着Kenny G 的笛子曲，听不清你说什么。我们沉默地啃着香辣鸡翅，我已经认不出来你吃土豆泥、喝大杯百事可乐的样子，有种说不出的入流感。你说自己现在跟父亲和哥哥做生意，问我最近做什么。餐厅空调很凉爽，你一脸好奇地看着我，我说不出什么，简单地应付说：“在利马上大学，马上就回去了。”你问我为什么不在中国待着，现在的中国多么好，如何好挣钱。凉爽的空调和笛子把我弄累了，我拿起包裹要走。你要送我回家，说这么多年见一面不容易。

——再送你一回吧。

走出东四，我们驶入二环，路过西直门。夏天，好多小餐馆和店铺挂着灯笼，在街上摆满桌椅，你说要喝酒，而我想回家，真的没什么好聊的，过去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有点失忆了。你叫车停下，在一个大排档点了几瓶啤酒。

——这里的啤酒没你们美国的好吧。但你别看不起，你也喝点。

——北京的啤酒不咋地，但它哪里最好你知道吗？喝着它，可以让你忘掉一切。

我坚持要回家，但你喝个不停。脸和眼睛涨得通红，用奇怪的目光盯着我，先是盯着我的左眼，再是我的右眼，然后又回到左眼。你问了好几次我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北京大学的那天晚上。你的脸色在荧光灯下一会变蓝一会变绿，然后又变红，似乎很痛苦，语无伦次，嘴角略往上翘，突然站了起来，冷笑地看着我，手里的啤酒瓶滑倒在地上，砰的一声。

——他妈的，你们这帮老外，别装糊涂了。

我听不明白，想哭。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再回到这个仍然离奇的城市。你直视着我，好像要爆发，但只吐出了几个字。

——你他妈告我了。你他妈告我了。我在劳改所蹲了一年，你知道吗？

你把滚到地上的酒瓶捡了起来，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放到桌子上，转身走了。

邻桌的人在路灯下吃着花生，喝着啤酒，斜着眼看我们。

［七］

那天晚上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家的。只记得第二天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脑海里回荡着你在我耳边说了又说的那句话，“你告了我！你告了我！”

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有时我还会责怪自己为什么那次没有彻底问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对话是以你突然离开而告终的吗？或许我的记忆出现了漏洞，潜意识地把伤痛抹去了，或是是负罪感引起的失忆，使我至今对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正确认识”？不管怎样，我忘不掉你阴沉的面孔和茫然的眼神，还有你零零碎碎的语言。你叫我千万不要可怜你，劳教不是什么大事，一切都过去了，任何事情都有黑暗和明亮的一面。你说我就是一个老外，什么也不懂，想躲开就抬腿一走了之，你好像还说，“肯定是你妈告的状，你也别装傻了”。

后来我还设想过另外一种结局：西直门路边的灯笼一个个开始熄灭，你我不说话。你没摔瓶子，没拿瓶子在我面前摇晃。你喝酒了，但没醉，平静地对我说了当年发生的事情。你说我们一帮少男少女晚上没回家，第二天学校说你犯了严重的纪律问题，要处罚你，他们说你要不去劳教一年，就甭想毕业。你抗议了，他们拿出有我签字的证明给你看，你说不信，他们就板着脸，带着讥讽的口气说：“喏，这都是证据，你还敢否认？”然后拿出咱们的那双滑冰鞋，放在摆着有我签名的纸条的办公桌上。

我不知道该相信记忆中的哪个版本，妹妹说过我患有选择性失忆症。

［八］

当时去美国是个很时尚的事情， 纽约又是所谓的大都市，但我——一个不知道自己家在地球哪个尽头的十六岁女孩——真的无法理解这个大都市的重要性。

最初，我的过于乐观的父母安排我住在朋友家里，那家有两个上中学的孩子，每天屋里乱哄哄，父母叫孩子起床、上学、做作业，一堆柴米油盐的事。我说乐观，是他们高估了我对陌生家庭的忍耐度。反正我在这个家庭，没有什么世界中心的感觉，没过多久我就搬出去了。

曼哈顿城市很小，又很杂，不同的小区各有风格。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房子，美术学校的同学说，市里有些给艺术家的廉租楼，比较便宜，不然怎么都得跑到郊区。有个同学说她的邻居正在找室友，一个很开朗的红头发爱尔兰女孩，我们很快谈好了条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和人谈条件。

新房子虽然破了点，但在曼哈顿市中心，晚上可以爬到房顶看夜景。楼里没有电梯，许多人养猫养狗，楼道有一股动物的味道。

这里住的全是艺术家，他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维持生计。我的同屋是个梦想做演员的女孩，二十岁出头，白天在附近的邮局打工，偶尔到市里富人区打扫卫生。她总嘱咐我要出去挣钱，说我父母寄的那点钱不够用。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独立生活过，也不懂什么叫“钱不够”。她说打扫房子最挣钱，一次可以挣五六十美金，她说这没什么，在纽约靠打工生存的艺术家太多了。我跟她去过一回，买了许多洗涤剂，蹲着擦马桶、地板、窗户，几个小时后，坐在门外等主人回来，给了我们钱。我们就找了个爱尔兰酒吧喝酒，烂醉以后又回到那个有猫狗味的楼房。

我经常会从曼哈顿市中心走到城市最南边，再走回来，路过这个城市各式各样的建筑和景点，有钱就看一场电影，不然就到中心公园散步，晒太阳。就在那些年，我把北京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纽约意外地带给了我某种新鲜而无法完全理解和承受的自由感。有时在全城走了一天之后，我坐在楼顶上，看着傍晚变红的天际和那些密密麻麻的高楼，觉得生活好像就是一系列意外事故，犹如一段可以随时变化的即兴爵士乐，没有秩序。但爵士乐也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原调，换算在生活中，或许就是“家”吧？

有一天，我发现存在银行的钱已足够买张机票，就把自己的一点衣物、书、画和一些录音带装在了一个大布袋里，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回到了自己那个不熟悉的“祖国”——秘鲁。

［九］

我坐在电脑前，突然觉得写的这些越来越像报告文学，越发像那个讨厌的“非虚构”。或许是因为写作总是一个暴露自己的痛苦过程，大声描写脑子里装的东西，不能耽于幻想，总想接触实际。但我想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我和企鹅。

今天我又回到了北京，在一个通讯社当记者，父母年纪也大了，始终没有回国。北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他们的家，老两口退休了，身体很健康。他们不像原来那样滔滔不绝地讲一些“大道理”、“大理想”。如同许多同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也渐渐学会了沉默。

妈妈时常买桌布一类的工艺品，收起来装在箱子里不用，说要带回国去。她做得一手秘鲁菜，在阳台养着许多我叫不上中文名字的秘鲁花菜。白天，她提着水壶气喘吁吁地给这些花浇水施肥，自言自语地说一堆西班牙语。她说这些花菜只懂西班牙语，听了就能长得快，不会水土不服。这就是她自我安慰、怀念家乡的方式。

父亲呢，逐渐变得寡言少语，整天埋头写作。他原来有一阵子非常焦虑，经常会突然说自己心脏痛，我们急忙带他去医院，医生通常都说没事。我真的弄不懂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焦虑。有一次我们从美国飞到北京，父亲在半空中开始发作，弄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人心惶惶。母亲说，他来中国那么多年，与秘鲁失去了关联，许多年不能出书，所以焦虑。后来有了因特网，与秘鲁联系方便了，才有所缓解。

“如果那么痛苦，为什么来这么遥远的地方住呢？”我会问他。我们还经常为此吵架。他说不出一个有逻辑的原因，拿各种解释打发我：“当年秘鲁有内战，你知道有多危险？”“北京不错啊，谁不想来呢？”或者，“在秘鲁，我又做记者，又教书，哪里有时间写作？”

我想起了一些童年的回忆，比如爸爸的书房，装满了琳琅满目的书。他从年轻时就喜欢写作，一度写诗，后来写小说。我和妹妹会躲到书房，有时看他在打字机面前一坐就是一下午，当时还好奇那个机器究竟有什么魔力。

有一天，我和妹妹趴在窗户等父亲从报社回家，突然发现一辆军队的坦克缓缓驶入门前的柏油马路，妈妈紧张地叫我们进屋。父亲回家说，利马又政变了。之后的几天，利马很乱，我们听说，他在报社连夜赶的许多稿子引起了新政府的不满，版面被屏蔽了。

［十］

BS书社坐落在距离黄山只有30分钟的车程，距离合肥略远些。BS是个著名的徽州古村落，比起其他村落，BS显得寂寞多了，不过寂寞也有寂寞的好处，不会有来往如织的游人和导游的扩音器，如同一方净土，更重要的是，来BS不用买门票，这里的美景和蓝天白云一样，是免费的。

一年前的秋天在网上看到这个广告，觉得挺有趣，便叫了个朋友奔着免费的美景去了一趟安徽。从合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子，开车要四个多小时，我们一路听着音乐，吃着我带来的进口火腿和奶酪——这个“我”始终没改掉西方的饮食习惯。

傍晚，太阳落在了远方的山脉，在山上铺上了一层暗淡的红色。我们走在沿河的街巷中，踩着石子铺成的小路，两边一排徽州特有的石头和砖瓦的老房子打动了我们，决定在这里多玩几天。陪我去的朋友是个游手好闲的艺术家，只要离开北京就很高兴，这种事情他不会错过。我们俩坐在旅馆的小餐厅，喝啤酒。

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乱了，有时会有莫名其妙的痛涌上来，痛得胃里翻腾不停, 有时只有哭一场才能平静。直射到脸上的太阳让我觉得这风景美得陌生，毫无道理，想哭，但不敢告诉朋友。一个做中医的朋友安慰过我，他说哭可以排毒，“哭了之后身体就是干净的”。如果真是那样，那我的身体一定非常干净。我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哭，到底是在怕什么？怕受伤？怕幸福？怕被误会？怕被拒绝？怕爱情？还是怕站在教室里一句也听不懂，被同学嘲笑，只能交白卷？怕住在友谊宾馆的朋友莫名其妙地回国然后失联？但是我不怕死，也不怕孤独。

吃完之后我们去找BS书社，村民说：“哦，是欧宁那个书社？就在小巷子后边。”这个小村庄真美，宁静的街道上没有路灯，黑夜里的街道变得更黑，房顶被满天的星星照亮。

就在那里，我又见到了你。你坐在一个角落里喝酒，抽着烟，不说话。你被卷在屋里的烟雾中，没注意到我。我跟书社的策划人欧宁聊天，说了一堆关于出版社的事情。他谈他的“探寻乡土中国计划”，热情地讲着农村越来越像一个文化沙漠，艺术家可以回到农村哺育一种新的文化气息。说到这里，我已经发现烟雾后边的你。

你的头发少了许多，鬓角还有一些白发， 但你的眼睛没变，还是那么闪闪发光，时不时腼腆地微笑。我以为你是对我微笑，可是你没看到我，你就坐在那里发呆，微笑着坐在那里。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晚上我和你悄悄走在布满星星的天空下，踏着石子路，走出这个徽州小村子，走到远处的一个小山坡上看夜景。远处听到拖拉机的声音，晚上赶路的农民看到了我们，然后扭头继续往前走。梦中你和我在地上坐了一夜，你讲述了一切——过去的那些误会，我们的初恋，你对我和我家的仇恨……你说我和你有一段前世注定的姻缘，或许今世也不得如愿。

［十一］

现在，如果有人读我们俩的微信记录，肯定会打盹，发牢骚，每天你一言我一语，像乒乓球一样，写那么多没价值的东西。偶尔我们在电话里说些琐碎的事情，但有时你会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这样更安全。

你告诉我那次劳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让它成了“涉外事件”，所以严重。你说我们的重逢有些梦幻，但仍然让你忐忑不安。难道烙印是抹不掉的吗？被我从记忆中抹去的经历曾经使我潜意识感到恐惧和厌恶，这次是一个新的机会吗？

有一天，聊着聊着，我通过耳机听着你的呼吸声就睡着了，你的声音很熟悉，很清晰，仿佛就是氧气。

在微信里我叫你“企鹅”，说了许多次：“企鹅，你是一只企鹅。”你起初不解，我说：“因为你有翅膀，不会飞，你像条鱼，但害怕深水。”企鹅，我的水陆两栖动物，我想念你。

你每天说喜欢我、爱我，但不能来看我。你说在我面前你很被动，说我的“文化圈子”给你压迫感，说我说话太冲，怕我，诸如此类。你说我要的你给不了，而我搭进了成本，不合算。

我感叹道，船员能有什么成本？习惯了漂泊的我，怎么会怕风浪呢？你总苦笑说你做不到，说自己不具备迎接未知的能力，所以隐居在安徽一所小城市图书馆工作。怎么办？我觉得我爱上了你，不是那种疯狂的爱，也不是那种神魂颠倒。可能我年轻时已经对这种爱情失去了信心。

［十二］

小时候我喜欢戏剧，在利马上大学时一度喜欢看演员们在舞台上潇洒地逃离现实的样子。我爱上过一个演员，M。M说话不正经，从来都在玩耍，他家的白色墙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面具，有时他会摘下一个，戴在头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画我吧，画我吧”。我当时在学美术，被他迷倒了，拿着钢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边看边画。

我是在一个街头演出中碰到M，他听说我在中国待过，就找了个机会跟我搭讪。他个子不高，一头黑色卷发乱乱地落在他的额头上，很帅气。他向我走来，说自己热爱中国文化，很喜欢样板戏，还背了几首西班牙语的《毛泽东语录》。后来我们交往了。秘鲁的知识分子对“文革”的认识是通过当年从中国过来的一些刊物，比如新华社和“中国建设”之类，他们看着那些喜气洋洋的农民和快乐的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照片，就会觉得中国应该是天堂——M还会唱《东方红》，在我耳边悄悄地唱过，后来成了我们的暗号，每次去见他，我会在他家楼下吹几声“东方红”，他便会走到窗台跟我招手，然后下楼开门。

M有个坏毛病，每隔一段时间会突然失去踪影，谁也找不到，回来也不会给我任何解释。他走时会把家里的窗户和阳台关得很严密。我当时神魂颠倒地爱着他，当他失踪，我会心碎，其实全城都知道他又风流去了。他当时是个年轻的前途无量的演员，喜欢他的人很多，他也不拒绝。但他结束之后总会回到我身旁，因为别人那里没有钢笔速写，没有中国诗，没有《毛泽东语录》，没有《东方红》。我每次痛苦地坐在他家门口等他，往门缝里塞一些自己画的画，有时模仿《毛泽东语录》的风格写一些小情诗给他：“只有志同道合的爱情是永恒的”、“我会把心交给灵魂的革命者”。我知道这些很肉麻，但我当时情不自禁。是他让我明白了爱情是危险的，人可能为此失去尊严。这样的爱不能长存，但也是永恒……

［十三］

It must be nice to disappear.

To have a vanishing act.

To always be looking forward.

And never looking back.

How nice it is to disappear.

Float into a mist.

With a young lady on your arm.

Looking for a kiss.

It might be nice to disappear.

To have a vanishing act.

To always be looking forward.

Never look over your back.

——Vanishing Act, Lou Reed

你特别喜欢老的摇滚，比如Lou Reed，和一些比他还老的歌手。你最喜欢Pink Floyd那首伤感而悲壮的The Great Gig in the Sky，你说那个女歌手的撕裂的声音盘旋在整个曲子的钢琴独奏中，让人遐想，但又太忧愁，我们俩都爱听。

后来我把Lou Reed的那首Vanishing Act的歌词翻译给你听，中文叫做“消失的方式”——“如果人能随时消失该多好……在朦胧中飘逸……不回头……”我告诉你，这是根据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和诗歌改编而来，你却说，我是在暗示我即将再次从你生活中消失。

你真的是一只企鹅，头发像羽毛，短短刺刺，眼睛又黑又亮，带着单纯又无辜的眼神，寡言少语，声音像是揉成一团，滚在肚子中不敢出来。第一次在滑冰场见到，我就喜欢上了你，感觉是一种奇妙的姻缘。

秋天到了，天变得冷起来了，这是一个不长花不长草的季节，所有浪漫的期待似乎即将进入冬眠。据说秋天的爱长不了，为何在这个季节与你重逢呢？早点找到你该多好。

那天，接完了快递送来的电子烟，我们不知为什么就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睡着了。我戴着耳机听到你的呼吸声，声音渐渐变得不清晰起来，但依然保持着茫然的节奏，好像还在跟我说悄悄话。

诗歌

死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回忆录〉作者》诗选

　　撰文　鲁毅

狄奥根尼

他决心像狗一样地生活下去，

所以就被称为“犬儒”，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像犬一样”。

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

——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装的、

居室的、饮食的、或者礼貌的。

据说他住在一个桶里，

但是吉尔柏特·穆莱向我们保证说这是个错误：

因为那是一个大瓮，是原始时代

用于埋葬死人的那种瓮。

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那样地以行乞为生。

他宣扬友爱，不仅仅是全人类之间的友爱，

而且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

甚至当他还活着的时候，

他的一身就聚集了许多的传说。

尽人皆知，亚历山大怎样拜访过他，

问他想要什么恩赐；

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

特蕾莎·伊莲娜

据说，作为某次不幸的恋情的结果，

她始终没有结婚。

这个富有魅力的中年女人

像她的兄弟外科医生一样，

给了她的几个侄子许多慈爱。

她有一种平静而高贵的仪态，

一个人住在她兄弟住宅里的一个小单间里。

在孩子们的印象里，

她仿佛是一个生活在梦幻里的人，

在她的世界里尽是些为思想绞尽脑汁的人物。

她喜欢对他们讲述的“美妙的古希腊”哲人的故事，

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如她有

一种对所有涉及金钱的话题绝不粘口的高傲习惯。

她的兄弟则像个过去时代的人物，

在言谈上审慎又精确，充满着优雅的仪态，

极有风度地回避着争论和吵架，

并用一种轻松冷漠的机智

——有时不免过于轻松，

甚至近于软弱——编织着俏皮话。

这两个孩子，

还有他们精选出来的几个同学，

从他们的年龄来看，

他们显得可怕的老成和严肃。

他们在一起读了许多同样的书，

热忱地讨论了一切题目。

当他们刚刚脱离了少年时期，

他们就对他们的老师吹毛求疵，

并且有着严肃和傲慢的举止，

在还没有生活之前就急切地争论人生的全部秘密。

其中一个侄子尤其表现出一种争辩的狂热，

而在他的姑姑面前，

他却沉默无声、显得局促、

产生了一种类似崇拜的感情。

“我对她就像那些我非常喜欢的人物那样，

由于我的崇拜与自动屈从的作用，

我总是显得结结巴巴、笨拙、

难以接近，有时甚至显得失礼。”

文学书简

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住在家里。

过节前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

我咯血。

医生诊断我的肺尖发生病变。

现在我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哪儿也不疼，

体内也没有任何东西在烦扰我，

但医生禁止我喝葡萄酒，

运动和谈话。

他们命令我多吃，禁止我行医，

因此我现在好像感到无聊。

什么新闻也没有。

文学界暂时平静。

托尔斯泰在写一部关于艺术的书。

他到医院看过我，

他说他把长篇小说《复活》放下了，

因为他不喜欢它，

他现在只写关于艺术的书，

而且已经读完了60本论述艺术的著作。

他的思想并不新，

以前许多世纪来所有聪明的老人都

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谈过这个思想。

历来老人们总是倾向于看到世界的末日，

并且说，道德堕落到了极端，

艺术变得庸俗了，退化了，

人们也都衰弱了，等等，等等。

托尔斯泰想在自己的书中使人相信，

艺术现在已经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

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它现在已经没有出路（向前）。

我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做，

我在用大麻籽喂麻雀，

每天修剪一枝玫瑰。

玫瑰经过我的修剪后开得鲜艳茂盛。

我不管家务事。

祝你健康，

亲爱的压力山大·伊凡诺维奇，

谢谢你给我写信，

也谢谢你的友好关心。

看在我体弱多病这一点上，

你要来信，

你别怪罪我回信不及时。

今后我尽量在读完你的来信后立即写回信。

紧握你的手。

你的，安·契科夫

死亡之旅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

进行了一次长长的旅行，

在怀特岛度过了1881—1882年的冬天，

之后的三个月待在阿尔及尔。

然后，他还去了摩洛哥和法国南部，

在阿尔让特伊和女儿燕妮以及孙辈们

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

秋天的时候他前往瑞士，

然后回到了怀特岛。

预告中的温和天气似乎从未出现过，

在寻找阳光之旅的过程中，

莫名其妙的寒冷和降雨总是伴随着马克思。

因为他的医生已经把身体恢复和

适宜的天气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马克思向恩格斯表示，

他担心自己再也遇不上好天气了，

而且要求对方不要把这种担心透露给女儿们。

就马克思而言，

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表明，

他认为自己将死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他这些旅行的终极目标就是死亡。

书评

鸟之轻，羽之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骨头》

　　撰文　包慧怡

在今天这个一切都太多的世界里，再没有什么令我们感到惊奇，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力变钝了，变自动了—“感”（feel）变成了“受”（be impressed），被动态取代了主动态。如何恢复并保护我们的惊奇？如何恢复万事万物的质感，“让石头石头起来”？

她的世界是细羽毛、鹦鹉螺、尖尖的雉堞、铸铁蔷薇、鲸鱼耳骨。

她的语言是结晶体，有着精确的琢面，在每一个漫不经心的钟点折射来自八方的光线。

她的书是一本合不拢的书，一件折纸手工。冬天可以用作暖气片，风天可以折灯笼，旅途上可以用作手风琴，看完了可以拆成一副扑克；它还会随着你看书的态度睡着或勃起；你可以用虚线在每一道折边上画一只戴荆棘王冠的狐狸。然而不可以轻薄它，谁知道呢，下一秒钟它可能就会窸窸窣窣地蜷起身子，皱成一团，从你的手心跳到椅子扶手上，蹦到地上，被一阵应声而来的晚风刮到随便什么地方去。

她因她的聪明而臭名昭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本质上是个诗人，从1961年的处女作《双面佩瑟芬》（Double Persephone）到2007年的《门》（The Door），四十多年间陆续出版了近二十本诗集。她所写下的最好的小说是诗人的小说，最漂亮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而她最灵丽诡谲的一部分诗则要去她的叙事小品中寻找。《好骨头》就是这样一本小品集。

轻些，再轻些

天使以两种形象现身：坠落型和非坠落型。自杀天使属于坠落型，她穿越大气，堕及地表……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漫长的坠落。在空气的摩擦下，她的脸熔化着，如流星的肌肤。这就是自杀天使如此安详的缘故。她没有一张堪作谈资的脸，她的脸是一枚灰色的卵。她没有义务，尽管坠落之光常驻。（《天使》）

失血使她坠入梦境。她栖息在屋顶上，弯折起一对黄铜翅膀，戴着优美的蛇形头饰的脑袋缩在左翅膀下，她像一只正午的鸽子那样打着盹儿，除了脚趾甲外，全身上下无懈可击。阳光缓慢地流经天空，微风如温暖的长丝袜，波浪般拂过她的肌肤，她的心脏一张一舒，犹如防浪堤上的水涛。倦怠如藤蔓般爬过她的全身。（《坏消息》）

我想说明阿特伍德的文字具有轻之美德。“像鸟儿那样轻，”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如是说，“而不是像羽毛。”古埃及人的狼首神阿努比斯调整天平，左托盘盛着死者的心脏，右托盘盛着鸵鸟羽毛，以此决定死者灵魂的归宿。羽毛的重量等同于无负荷的良心、纯粹的公义，羽毛之轻是苛刻的、单一的，或者几乎——是无趣的。瓦莱里自然明白鸟儿正是由无数的羽毛组成，然而鸟儿并不仅仅倚仗风的浮力。每个黄昏擦过淡橘色、赭色和玫瑰紫色云块的那些鸟儿啊，它们在苍穹中绝非无所作为。

阿特伍德之轻便是这样一种忙碌的、充满变数的轻，我想到的是蜘蛛。那些悬在半空中的亮闪闪的刺绣看似吹弹可破，了无重心，其实却互相依附，彼此攀援，确凿而稳固地通往每个方向。

她热衷于描绘那些具有轻盈形体的、在空间中不具有恒定位置的事物：天使、消息、蝙蝠、冷血蛾、外星人、麻风病人的舞蹈。然而她的轻并不仅仅在于这些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她的轻首先在于留白。

留白意味着意外的空间，这是一种邀请读者加入的写作。《好骨头》几乎没有讲述任何一个完整的故事，有的只是丰满的情境。《外星领土》的第六部分是对广为人知的“蓝胡子”童话的改写——“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妹妹其实是爱着蓝胡子的，尽管她知道他是个连环杀手。她在宫殿里四处游荡，对珠宝和丝绸衣裳不闻不问，成堆的金子看也不看。她翻检了药箱和厨房抽屉，想要找出通往他的怪癖的线索。因为她爱他，她想要理解他。她也想要治愈他。她觉得自己有医疗的天赋。”——抛弃了原先战战兢兢、唯求自保、满肚苦水的受害者形象，这个敢爱敢恨的崭新的妹妹结局如何？好奇心能杀死猫，她当然还是会打开那扇禁止之门——门里，阿特伍德说，门里是一个眼睛睁得圆圆的死孩子，蓝胡子的小孩——蓝胡子当然还是会发现这种背叛行径，此时天色突然暗下来，地板竟消失不见，而她却比往常更爱他了，“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她问，“更深处。”他答。

故事至此戛然而止，我喜欢这月食般的结局。可以为它补上一千种可能性，但我疑心这么做徒劳无益。阿特伍德疏松的叙事和恰到好处的停顿使我在那一刻——不偏不倚，就在短短九百字终止的地方——几乎有一点爱上这个崭新的蓝胡子：隐忍、安宁、疲倦，一团正在耗尽自己的蓝色火焰。

阿特伍德之轻还在于点染。她从来不是一位工笔画大师，她所擅长的是暗示：把语言变得轻逸，通过似乎是失了重的文字肌理来传达意义，让被遮住的色彩缓慢而曲折地浮现。她因此也是宏大叙事的能手，她的羽笔没有被宏大叙事的美杜莎之眼石化，在处理高度抽象而意义非凡的主题时，她自有举重若轻的从容。比如《历险记》中对人类终极追求的描写：

此时在他们前方，那颗人人渴慕的、硕大的、通体晶莹的行星游入了眼帘，像一轮月亮，一枚太阳，一幅上帝的肖像，圆满，完美。那是目标……胜利者进入了行星的巨大圆周，被天堂柔软的粉红色大气吞没了。他下沉、深入、蜕去了那层束缚人的“自我”之壳，融化，消失……世界缓慢地爆炸着、成倍增加着、旋转着、永不停息地变幻着。就在那里，在那沙漠天堂中，一颗新孵出的恒星闪耀着，既是流亡所，又是希望之乡；是新秩序、新生的预告者；或许还是神圣的——而动物们则将重新被命名。

或是《硬球》中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描写：

这未来是多么圆满，多么坚定地荷载着重物！多么精湛！尤其对那些能支付得起代价的人而言，它饱含着怎样的奇迹！这些是选中之物，你将会通过果实了解它们。它们结出草莓、小李子或葡萄，它们的果实可以种植在水培蔬菜或吸收毒素的观赏植物旁边，可以种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

点染是一场围堵，从概念的外围向内侵入。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根手指开出花朵，有迷迭香、波斯菊和鸢尾，而在探索花萼和重瓣奥秘的同时，我们对“手指”这一概念也有了了解，围堵的过程就是概念的可能性展开的过程。轻的作者必然要求轻的读者，跟上我，跟上我——但别跟得太紧；轻之读者的纹章是一头眼眸闪烁、吃两口树叶喝一口湖水的麝鹿。

在我们谈论轻的第三种美德之前，不妨读读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随想录》中的一段话：

速度和简洁的风格使我们愉快，是因为它们赋予心灵纷纭的意念，这些意念是同时的，或如此接踵而至，快速得令人觉得是同时的，并使心灵漂浮在如此丰富的思想或形象或精神感觉上，使得心灵要么无法全部逐一充分拥抱它们，要么没时间闲下来……诗歌风格的力量，基本上与速度相同……同时涌现的意念的刺激性，可以来自每个孤立的词，不管是直白或是隐喻的词，也可以来自词的安排、措辞的表达，甚或其他词和措辞的抑制。

是的，阿特伍德之轻还在于速度。诗歌倚靠分行和韵律获得节奏，散文和小说亦有自己获得节奏的秘诀。精神速度是高度主观和抽象之物——沙漏和座钟无法记录它，小手鼓和三角铁无法为它打拍子——但对之敏感的人可以在时间的维度上获得逐渐加强的快乐。它就像跳房子游戏，或是银指环套着银指环，第五个连着金指环。这方面的范例可举《猎树桩》，它是我在《好骨头》中最喜欢的篇章之一（另一篇是《三只手》）。

或许你也注意到了，宜人的节奏离不开重复，像策马轻驰过卵石广场，或是夜晚火车轧过铁轨与铁轨的结点。但不是单纯的重复，更像变奏曲，呼应之中有异样之处。《猎树桩》以“枯树桩是野生动物最青睐的伪装术”开始，以“躺在溪底的鹅卵石是鱼类最青睐的伪装术”收尾，沿途你乘坐摩托艇、划起小木舟、射击、操锯子、开车招摇过市、剁肉、冷藏、接受挖苦、烤肉——你太过忙碌和专注，以至于没有察觉到时光流逝。有人说：不知所云。当然，当然。然而艺术本没有球门，传球的妙处即是一切，阿特伍德固有攻不破的从容和轻快，正如那句古老的拉丁文格言：“慢慢地赶”——她传球的姿势好看。

“轻是与精确和坚定为伍，而不是与含糊和随意为伍……就像忧伤是悲哀的一种轻式表现，幽默也是喜剧失去体重的一种表现。”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这段话或许可以成为阿特伍德风格的最佳注解。在她的世界里，天空是一段微微颤动的飘摇的绸子，而幻想就是那下雨的地方。

看不见的女体

阿特伍德本人拒绝被归为女性主义作家——在这种事情上，本人的意见通常不管用。

而且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反映女性真实处境一事上，她是做得最聪明的当代作家之一。摇旗呐喊和条分缕析都不是她的选择。歇斯底里她不会，绝对清醒她不要，昏明不定她是。她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一面带锈的、略微浑浊的镜子。

女体的基本饰件如下：吊袜带、底裤带、衬裙、背心、裙撑、乳搭、三角肚兜、宽内衣、三角裤、细高跟、鼻环、面纱、小山羊皮手套、网眼长筒袜、三角披肩、束发带、“快乐的寡妇”、服丧用的黑纱、颈饰、条状发夹、手镯、串珠、长柄望远镜、皮围巾、常用黑色衣物、小粉盒、镶有低调的杂色布条的合成弹力纤维连衣裙、品牌浴衣、法兰绒睡袍、蕾丝泰迪熊、床、脑袋。（《女体》）

脑袋是最后一项。这简直是一定的。谁知道呢，或许也不算太坏。

欲望欲望欲望，赶早装饰自己——武装到牙齿不是修辞手法——赶早把自己打点成欲望的对象；诱惑诱惑诱惑，在能够诱惑的时候，不去诱惑是违法犯罪；青春并不稀罕，青春可以被批量生产，阿特伍德自己也说了：“她是一种自然资源，幸运的是，她是可再生的，因为这类东西损耗得实在太快。如今厂家的生产质量已经今非昔比。次品。”

悲哀么？还有更悲哀的。读读《不受欢迎的女孩》，读读《现在，让我们赞颂傻女人》。

从夏娃到霹雳娇娃，没有傻女人就没有故事，没有缪斯，没有史诗和十四行诗，没有文学史。至于聪明女人，她们“睿智的微笑太过洞烛先机，对我们和我们的愚蠢太过了解”，她们“不具备可供叙事用的缺陷”，她们聪明得“对我们不太有利”，从而丧失了身为潜在被征服者的魅力。傻女人的魅力无人可敌，傻女人是全人类的珍宝；而傻男人——好吧，把《现在》中的“傻女”全部替换成“傻男”，文章就会分崩离析。

男人们傻不起。

而这也是相对的。《外星领土》是《女体》等文的姐妹篇，阿特伍德开始讨论男体：

我们也可以说，男人根本不具备身体。看看那些杂志吧！女性杂志的封面上是女人的身体，男性杂志的封面上也是女人的身体。男人只出现在关于钱和世界新闻的杂志封面上——侵略战争、火箭发射、政变、利率、选举、医学上取得的新突破——现实，而非娱乐。这类杂志只展示男人的脑袋：面无微笑的脑袋、说话的脑袋、做决定的脑袋——顶多只能瞥见西服一角羞怯的一闪。我们如何能知道，在那些谨小细微的斜条纹衣物下藏着身体？我们不能。或许那下面没有身体。

这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女人是附带一个脑袋的身体，男人是附带一个身体的脑袋？或许不是。得看情况。

或许不是。而情况是：虽然有着种种约定俗成的不公，男体和女体毕竟互相需要。男体同样具备女体的商品性，而女体也分享男体的虚弱。在笼罩世界的、遍及一切的虚空中，男体和女体处境类似，被同样的恐怖和无望浸透。《外星领土》的第七部分是20世纪勾勒两性关系的最了不起的篇章之一。

恋物语

没错，阿特伍德是个恋物癖。什么，你说她不过是对细节有点着迷，对追踪可能形成的细节有股子犟劲？读读《三只手》的开篇：

第三只手被放入熊油和赭石，或是木炭和鲜血里捣碎；第三只手栖息在五千年前的岩洞壁上；第三只手在门把上，被涂成蓝色，用来辟邪。第三只手是银制的，配了链子挂在脖子上，拇指打着手势；或是伸长了食指，金制的手腕绑在一根檀木拐杖上，沿着从阿尔法到欧米茄的全部小径摸索着前进。在教堂里，第三只手藏身于圣骨匣，瘦骨嶙峋，要不然就戴满了珠宝；或者，它会从壁画的云朵中突兀地探出头来，这是一只硕大、严峻而郑重其事的手，振聋发聩如一声巨吼：“罪孽！”第三只手或许不那么优雅，甚至是平淡无奇的，刻在金属盘上，朝我们发号施令：“出去！”它命令道：“上来！下去！”

一点一点地，这只手变得日益神奇：恋人们互相握着的不是对方的手，而是第三只手；当场被抓（caught red-handed）的小偷为了逃生不得不割去第三只手，它靠五根手指撑着，像蟹一样痛苦地爬开，拖出阴冷的血痕；魔术师的全部机密在于第三只手。《三只手》还有一个《好骨头》中罕见的、暖色系的结局，这样的结局美好得令人屏息。

《造人》——葡萄干或银珠子做眼睛、会窜上大街给自己搞个文身的姜饼小人；衣冠楚楚地站在婚礼蛋糕上、面露谄媚的笑容的杏仁蛋白软糖小人；后脑勺绑着迷你风车、配料为熟石膏和自己的丈夫的民间艺术小人……好啦，有多少姑娘能抵制它们的诱惑？

《肩章》——辫状纹饰，金属星星，帽子上的羽毛和绸带，膨胀到史诗那么大的肩章。各国领导人的军装将决定各国的命运，赏心悦目的政治秀，一场视觉系饕餮盛宴。

《天使》——和古典画里的天使不同，和圣诞卡上的天使也不一样，阿特伍德的天使是一组晶莹的蜉蝣，行走于铁钉和煤炭之上，有着阿司匹林的心脏，蒲公英种子的脑袋，空气做的身子。

她的恋物就如一种地下兄弟会的接头暗号，假如你是其中的一员，不妨轻轻眨一下眼睛。

工具箱

《好骨头》中可以看到大量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界时髦或时髦过的写作手法和理念：寓言写作、原型写作、意识流、文本解构等等，创作手段上的花哨和炫技是她最常为读者诟病的特点之一。不过，你能忍心责怪她吗？看看她的教育经历：多伦多大学英语文学学士（优等毕业生，副修哲学和法语），哈佛的硕士（拉德克里夫学院，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获得者），两次在哈佛攻读博士，终因没时间完成论文而放弃学位（原定博士论文标题：《论英语玄学派小说》）——她在多伦多大学的教授甚至包括原型批评祖师爷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好啦，她读了太多书，你们得原谅她。

因为她使人快乐。没错，《好骨头》是一本高度互文的短篇集，充斥着西方经典文学与流行文学文本间的互相指涉。要读懂《四小段》就要知道加缪，要赏析《格特鲁德的反驳》就要熟悉《哈姆雷特》的情节梗概，要为《爱上雷蒙德·钱德勒》哈哈大笑就要知道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是谁，要完全体会《罂粟花：三种变调》的妙趣——作为译者，以下这句话真是令我尴尬极啦——最好阅读原文。

或许也不尽然？你不需要通读《旧约》也可以立刻参与《神学》中“我”和S的讨论，你不需要读过《德拉古拉的来客》（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或《夜访吸血鬼》（安妮·赖斯，Anne Rice）也可以对《我的蝙蝠生涯》报以微笑。不是吗？老太太或许是有点儿爱掉书袋，然而她的书袋里还是颇有几把刷子的。

归根结底，阿特伍德首先是一位形式主义作家，在语汇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方面做得尤为出色。正如俄国形式主义老祖之一什克洛夫斯基所言，陌生化就是特殊运用日常语言的表现。在今天这个一切都太多的世界里，再没有什么令我们感到惊奇，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力变钝了，变自动了——“感”（feel）变成了“受”（be impressed），被动态取代了主动态。如何恢复并保护我们的惊奇？如何恢复万事万物的质感，“让石头石头起来”？形式主义者们认为陌生化这一技巧可以恢复人们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印象，使人们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习以为常的一切。托尔斯泰或许是第一位大面积高密度使用陌生化手法的巨擘：假如他想强调什么，就决不呼唤它的名字——比如在《耻》中他是这么描述“杖笞”的：“剥掉违法者的衣服并把他们摔到地上，用软树枝敲打他们的臀部”——仿佛他是通过动物的眼睛，第一次目睹这颗匪夷所思的行星上发生的一切。类似的例子大量散见于《战争与和平》、《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并在那篇妙趣横生的中篇小说《霍斯托米尔——一匹马的身世》中登峰造极。

阿特伍德采用了相似的手法，以下两个段落分别在谈论什么？

很难分辨他们的雌雄，因为他们的雄性并不像我们的那样体格娇小，反而要大一些。同时，他们又缺少与生俱来的美貌——花纹璀璨的甲壳啦，晶莹剔透的翅膀啦，水灵灵的冷光眸子啦——为了模仿我们，他们在身上挂满了各种彩色的布片，把生殖器遮掩起来。（《冷血》）

在一些比较私人的集会上，我们会礼貌地忽略一些人缺少叉子或缺少洞穴的事实，一如我们礼貌地对畸形足或目盲症视而不见。但有时，叉子和洞穴会携手合作，一起跳舞或一起制造幻象——同时起用镜子和水，这对表演者本人极具吸引力，对旁观者而言则不堪入目。我注意到你们也有相似的习俗。（《返乡》）

（小贴士：总的来说，两个故事描述的是同一种生物）

“我成为诗人的那天阳光灿烂，毫无预兆。我正穿过球场，不是因为崇尚运动，或筹谋躲在更衣室后抽一口烟——去此处的另一个理由，也是唯一的——这是我从学校回家的平常小道。我急匆匆地沿途小跑，若有所思一如往常，无病无痛，这时，一只巨大的拇指无形地从天空降下来，压在我的头顶。一首诗诞生了。那是一首很忧郁的诗；常见的年少之作。作为一个礼物，这首诗——来自于一位匿名恩赐者的礼物，既令人兴奋又险恶不祥。”——阿特伍德在《在指令下——我是如何成为一个诗人的》中如是揶揄自己。不过，如同前文提到的，她本质上是一名自觉自知的诗人，她的小品亦是高度诗化的小品。可以体会到她在语言上的锱铢必较——耐心寻找最贴切的字眼，仿佛每个词语都不可替代。这也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时常在忠于她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忠于汉语散文的一般规范之间挣扎不已。倘若读者看完译本后对阿特伍德产生兴趣，继而愿意去寻找原文，一窥全貌，我的尝试就不算是一无是处。

（选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好骨头》一书

“译后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

也曾辜负也情深
——忆语三篇札记

　　撰文　文珍

惆怅之外又有慰藉，因为变乱中的古老中国，原来真的存在过这样一对可爱的夫妇。恩爱夫妻不到头，是将最美的事物毁灭给你看的悲剧，也同时是动荡岁月里一枚小小的、精致的奇迹。

忆语三篇，看了整整一月。三篇皆为情语，其实并不难读；抑或是现代生活离这样幽微深细的情感太远，反复读来，不是文章，竟是三段延绵不绝的丝麻牵扯：资料愈多，愈难下笔；下笔一难，则愈发贪读，牵扯无尽，来回往复，耗时久矣。

譬如读《秋灯琐忆》，不能不重读一遍《浮生六记》——诚如林语堂所言，秋芙和芸娘花开并蒂，怎忍单表一枝；看《影梅庵忆语》，则一发将钱谦益和柳如是、龚鼎孳和顾横波、侯方域和李香君，乃至于马湘兰、陈圆圆小传读遍。秦淮八艳，风情各异：柳如是扬眉亮烈，殉夫已终；顾横波封至诰命，位极显赫；李香君哀感顽艳；马湘兰蕙质兰心；陈圆圆则传奇色彩最浓——《影梅庵忆语》提及冒襄与董小宛相识不久即遇圆圆，用了四字考语：“欲仙欲死”。冒襄名冠明末四大公子之首，一生见名妓无数，会在专悼董小宛的忆语里荡开这样一处闲笔，暮年犹叹“蕙心纨质，澹秀天然，生平所觏，则独有圆圆耳”。后世读者亦不由神往，当年教吴三桂“冲冠一怒”乃至于加快送葬大明王朝的这个“红颜”究竟如何之红。

再说《香畹楼忆语》。这是三篇中我最不喜者，全文为忆而忆，雕文凿字，大量夹带作者自家得意私货——纵如此，却也引得我看了其妻汪端的诗文。这或是我的痴念：总以为不知陈圆圆或顾横波，便不知董小宛；不识侯方域和钱谦益，断难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个真的冒辟疆；不知汪端，无可解紫湘嫁入豪门两年而逝的寂寞；而若真想体会秋芙的可爱，不与芸娘的天真烂漫相互比对，“照花前后镜，花面相辉映”，则怎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他们是彼此际遇转折的镜像，也是彼此时代的注解。

其一　影梅庵忆语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句著名的情话出自临水照花人张爱玲之口，却也正可以形容一代名妓董小宛与明末名士冒辟疆的初遇。冒辟疆说她嫁给自己，是“骤出万顷火云，得入清凉界”。一半以“救风尘”为名抵消了董小宛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一半也是风流自赏，据说其人“所举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冒氏一生妻妾成群，但这都是后话，且看贵公子笔下初见小宛情状：

名与姬颉颃者，有沙九畹、杨漪炤。予日游两生间，独咫尺不见姬。将归棹重往，冀一见。姬母秀且贤。劳余曰：“君数来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复他出，从兔径扶姬于曲栏，与余晤。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时姬年十六。

当时风华正茂的冒公子正忙着青楼薄幸名存，穿花蛱蝶一般往来花丛，猎艳对象尚有与董齐名的沙姬、杨姬。但所谓“颉颃者”，恐怕只是未尝得见本尊的酸葡萄语。当时小宛艳名正重，等闲难会。从这个“予日游两生间，独咫尺不见姬”里，醋意微露：你名气大，恩客多，我偏不去会你。然而好奇心总是有的，终一日，冒襄兴之偶至，“重往冀一见”——这个“重”字用得微妙，恐怕已是多次访而不遇了——皇天不负苦心人，这次终于见着了，当日小宛“薄醉未醒”，故“幸在舍”。冒襄自“惊爱之”，却也不满她的“懒慢不交一语”，没待多久便以“惜其倦”为由告辞。乙卯之夏初会，庚辰年夏天重又想到小宛，“留滞影园，欲过访姬，客从吴门来，知姬去西子湖，兼往游黄山白岳。”终于没有见到。在冒氏笔下，他们的初遇显然不是一见钟情。

然而我常设想小宛一方见冒辟疆的情形。当时名妓皆以与名士相交为荣，在她，也许闻名久矣，但阴差阳错，总未见着。好容易见上了，却是自己未饰妆容的醉态。她自小入欢场，酒量不会太小，况且又是“薄醉”，初次见面却不发一言，也许不是冒襄所谓的“懒慢”，竟是惊羞难当。这样或许可以解释她第二次见到他时猛然爆发的炽烈情感：

姬忆泪下曰：“曩君屡过余，虽仅一见，余母恒背称君奇秀，为余惜不共君盘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见君忆母，言犹在耳。今从何处来？”便强起，揭帷帐审视余，且移灯留坐榻上。谈有顷，余怜姬病，愿辞去。

第二次相遇，已是三年后的事了。董小宛解释说为什么对冒襄仍有印象，是因为自己的母亲一直在背后夸奖他“奇秀”，怪她醉了没能把他留住。不管此语真假，反正她足足懊悔了三年是真的，而冒襄所谓“三年积念”的可信度却不高。在这三年里，他邂逅了让他“欲仙欲死”的陈圆圆，也因为家中有事，“负一女子无憾也”的理由对陈始乱而终弃，给了陈圆圆一场从良希望，又最终任由她被豪强掳去。这一切，早已厌倦了歌管楼台且身患重病的董小宛自然无从得知。她只是欢喜莫名，罔顾羞怯地对这位思之三年的才子表白：“我十有八日，寝食俱废，沉沉若梦，惊魂不安。今一见君，便觉神怡气旺。”

如此夸张强调，竟将才见两次的冒襄视为一贴良药救病恩人了。既然有恩，自然有情，“旋命其家具酒食，饮榻前。姬辄进酒，屡别屡留，不使去。”

然而冒襄自来万花丛中过，片叶不粘身，况且陈姬之情未忘，更不以董姬为意。他始终还是要走，无论小宛如何挽留。那样一个惊为天人的陈圆圆尚错过，这样一个病恹恹的小宛怎留得住其人其心？

于是才子故伎重施，以家人之命坚拒，不过就是为了回家给父亲道一声平安，无论小宛如何挽留都不能“停半刻”。不知道董小宛那时是否已发现了冒襄的刻板自私，诚名教中人；对于严拒，最终只委屈地说了一句：“子诚殊异，不敢留。”

他不留，她却可以追。一夜欢好的翌日，她不顾病体，新样靓妆，千里追随。

由浒关至梁溪、毗陵、阳羡、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姬惟坚以身从。

这就是董小宛和陈圆圆最大不同。陈圆圆是被动地等，董小宛却豁得出命去追，并发誓“不复返吴门”——从此不复卖笑生涯。不管冒襄怎样一日一劝，二十七日二十七劝，她就是不走。哪怕他找出千种借口，考试，父亲滞留边疆，家事老母无人照料、等他回去料理一切……都没有用。最终他只好以没钱抵赖：“且姬吴门责逋甚众，金陵落藉，亦费商量。”大意是，你为娼时欠了那么多钱，况且想要脱籍本来就花费甚巨，我一介寒士怎么赎得起？

话到这份上了，董小宛还是不走。她也自有一种执拗和天真：我这么美，那么多人倾慕，巴巴地跟了你来，你怎能负我？被拒的次数多了，自信渐渐消磨，跟随他变成一种单纯的执念、将自尊踏于脚底的痴缠，绝望到深处，甚至求之以卜卦：

姬肃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时同舟称异。

“全六”，也即全上上签，上天说她和他在一起是注定了的，可这并不管用；所有人都称异，劝冒襄成全她一场痴心，同样也没用。她逼得愈紧，他退得愈后，且文人词锋了得：既说是天命，那么总归能在一起的，仓促间反易误事，不如从长计议。

如此董小宛才放走了他，别离际痛哭失声。

她的“情不知从何而起，一往而深”感动了很多人，冒襄的友人、仆从，都被痴心打动，甚至最不应为她说话的冒妻都愿成全，如此情势下，怕煞麻烦的冒公子才终于矜持地决定“不践走使迎姬之约”——本来临别之约只是脱身之计，并不打算履行的。

中间自然还经过波折。任何一点不顺，都可以使本就心意不坚的冒襄打退堂鼓，比如考试，比如父命，比如路途迢迢。骗她也骗自己，他说考完再去接她。然而试还没有考完，小宛已经到了——途中历尽盗匪惊吓，差点就出了事——好不容易到了他所在的桃叶寓馆，头两天担心打扰他考试，忍了两天才去见他。这一见不得了，“声色俱凄，求归逾固”，她这时是非常迫切地想要嫁给他了。所有与冒同年的考生都替她求情，不断写诗作画鼓励冒襄赶紧娶了小宛，可他却说：我肯定会考上的，不如等考上后有能力了，再报答你一片恩情吧。

基本上所有的“等我如何如何再……”都是一句空话。是真爱，便肯共同面对未知；除非没有诚意的托词。这时候突然收到父亲的信，最好的借口不求自来。

遂不及为姬商去留，竟从龙潭尾家君舟抵銮江。家君阅余文，谓余必第。

何必与她商量再去找父亲？一走了之便是。父亲也说了，这次一定会考中的——至于考中之后到底娶不娶董氏，那就天知地知冒襄知了。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

姬从桃叶寓馆仍发舟追余，燕子矶阻风，几复罹不测。重盘桓銮江舟中，七日乃榜发。余中副车。穷日夜力归里门，而姬痛哭相随，不肯返。且细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

这一段狗血剧本翻译成今文就是：没想到那个一根筋的姑娘又从我不辞而别的寓馆追过来，中间好几次都差点翻了船。这时候榜单也发了，我没高中，只得劝她赶紧回去。可她哭得不行，死活不走。真是没办法了——你欠那么多钱，我现在又没能力，教我怎么替你还债赎身呢？

第二次说得残忍明白，董小宛仍一意孤行。硬把她送回苏州，她就开始自残——古往今来，原来绝望的情人手段变化并不大：夏去冬来，如果你不来接我，我就不穿厚衣服，活活冻死。冒辟疆所有的故交渐渐都知道了这桩事先张扬的遗弃，这也是董小宛比陈圆圆辣手的地方：生生把两人私情，变成了一桩风月公案。最终钱谦益出大头，刘、张、周、李各路朋友都出钱出力替小宛赎身落籍，生逼得冒辟疆立娶了董小宛，了却这一件千里追夫的奇缘。正如冒辟疆所言：“越十月，愿始毕，然往返葛藤，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只是这万斛心血，有小宛的，也有朋友的，独独没有他的。

成王败寇，当初的陈圆圆早已不知所终。而董小宛心意如珠胎暗结，历经十月始成。她的不依不饶，当初大概令冒公子头疼之极，多年后却成了沾沾自喜的凭据。

如果是童话，那么“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也就完了。可这只是真实故事的开端。

开端已如此不易：十个月三百天，足以磨去一个名妓所有的自信和锋芒。十九岁的董小宛早看清楚了，是凰求凤，不是凤求凰。这一曲谱得艰难，弹得更累，要费十二万分心力，才能够曲中不断弦。她此时仍是美的，和冒辟疆并立江上船头，“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绕山而行，凡我两人所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时。至今谈者侈美”。

从冒氏这段自恋满溢的话中，可以看出确是明珠美玉，一对璧人。而小宛拜别欢场姐妹顾横波、李十娘时，也确是夙愿得偿，吐气扬眉：

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座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

那也是董小宛最后一次恣情肆意，放量豪饮，从此洗净铅华，甘为妾侍。

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

都说董小宛是林黛玉原型，也爱娇，也要俏，也使小性儿，还善饮；此处却俨然成了一个规行矩步、不敢一步踏错的薛宝钗。而且这个宝钗还是妾，不是妻，更只能低眉婉顺，小心收敛。

《影梅庵忆语》到此还没写完，可已经不好看了。是的，照冒襄的说法，最好的时光才刚开始。从良后的小宛一心要报救风尘之恩，把平常日子打理得如诗如画，知书，懂茶，识香，能红袖添香夜读书，又是古代十大名厨之一，能制多种香露，腌各种咸菜，火肉烧得有松柏味，风鱼制得有麋鹿味，醉蛤如桃花，松虾如龙须，她发明的“董肉”、“董糖”流传至今；她还天生丽质，才华出众，琴棋书画精通，因出身绣庄，又善歌舞，有“针神曲圣”之称，“才艺为一时之冠”。冒辟疆说她画画“能做小丛寒树，笔墨楚楚”，书法则“仿钟繇笔意者，酷爱临摹，嗣遍觅钟太傅诸帖学之。阅《戎辂表》称关帝君为贼将，遂废钟学《曹娥碑》”，“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读楚辞、少陵、义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等身之书，周回左右，午夜衾枕间，犹拥数十家《唐诗》而卧”……然而这一切太完美了，便不太真实。清兵南下，举家逃难，丈夫好几次要遗弃她，她竟然可以做到不怨；兵乱中侍奉冒辟疆，冒“病失常，时发暴怒”，她还能“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终于累得“星靥如蜡，弱骨如柴”，临终前却只担心自己死了，丈夫会难过生病，而自己又不能亲自照料。自惭自抑乃至于消亡至此，令人不禁感慨：在大才子冒襄的笔下，这位色艺冠绝一时的名妓，终于从一个富有才情的美丽女子，变成一个男性文人称颂一时的古今第一贤妾，给后世无数痴情女子做了一个糟糕之极的“完美楷模”。她本是这人攀了那人折的柳条，却在他笔下成了一只禁锢在鸟笼里终日啁愀的金丝雀，不需被爱，只需去爱——这样的爱情模式放在今天，是受虐狂与虐待狂的关系。放在从古至今的女传里，则是娼妓中的圣母，也是男子意淫的集大成者：既美，且慧，又无自我，只有对男性权威不假思索的信仰和如海洋深的痴情。

我却不信董小宛真是如此。冒襄以他限于时代有限的名教见识，不懂她之所以待他如此，不光他是明末四大公子，是复社领袖，惊世骇俗，声名远扬……也不为爱他才貌出众，“姿仪天出，神清彻肤”……都是，都不是。说到底，不过一个痴情女子，爱上了一个骄傲才人，从此情根深种，九死其犹未悔。

董小宛一生寂寞。可比她更寂寞的钟情女儿，也许还尽有的是。至少她是死在所爱者身边，百年身后，他还记得她喝界茶，喜欢女儿香，种晚菊“剪桃红”，虽自负高才，却也甘愿亲为她校注《奁艳》——“其书之魂异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顶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针神才藻，下及禽鱼鸟兽，即草木之无情者，稍涉有情，皆归香丽。今细字红笺，类分条析，俱在奁中”——然而这本闺阁奇书终是散轶了，正如它多情早逝的作者；在这个著名的爱情故事里，男子矜持自恋，女子又爱得过于压抑卑微；但大概就在于它美而千疮百孔，经不起后人多少推敲，背景又是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因此分外教人摧伤。

其二　香畹楼忆语

《香畹楼忆语》也者，沿袭《影梅庵忆语》旧例，更是诸多“忆语体”仿作之中的佼佼者，这大体是公认无疑的。然而细较两者，区别仍是甚大。

第一也是最显然者，陈裴之作《香畹楼忆语》时，与《影梅庵忆语》的成文年代已相隔逾百年，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风气有所改善，而陈性情的缠绵悱恻，与冒辟疆的刚强冷酷也有本质区别。因此冒襄怀念董小宛，情到深处情转薄，通篇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然风流，不以风流教主自诩，对董小宛一直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陈裴之悼王紫湘，则唯恐不够哀感顽艳，通篇笼罩在人为制造的伤情别绪中。

再说写作风格。陈裴之的一往情深或胜冒辟疆，但论文章本身，《影梅庵忆语》显然更胜一筹，以抒发性灵为主，为文行云流水，当行者行，当止者止，并无过度渲染之嫌；而《香畹楼忆语》则刻意为文，征引诗词无数，文体杂糅到了不胜其烦的地步。说得刻薄些，似正应了《红楼梦》里“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的话，叙事功能大大弱于抒情冲动，而偶然透露的女主角真实状况，却是伤心惨目，令人不忍卒读。如紫姬一心想借陪丈夫留京的机会给生母扫墓，既沦为烟花，自感伤身世，将扫墓一事看得无比之重，甚至有“堂上命妾侍行，得副夙怀，虽死无憾”的恳求，却被陈裴之一句“不祥”敷衍带过；后又因公公逝世、举家南迁而终于扫墓无望。小小心愿不能得偿，未尝不是父慈子孝妻贤的表面文章下的伤心别调。

又如紫姬回家休养时，与丈夫陈裴之、大妇汪端诗笺的往来诗作。裴之引友人语自夸“此二百二十四字，是君家三人泪珠凝结而成者，始知 《别赋》《恨赋》，未是伤心透骨之作”，而紫姬当时尚未不治，如此为赋新词强说愁，陈裴之此时又丝毫不觉“不祥”，对比前事，岂非讽刺。

文中又突然插入作者旧撰 《秦淮画舫录序》来，夸口 “余取次花丛，屡为摩登所摄”——所谓摩登，也即是其他烟花美人，又借旁人之口赞己——“兄生平佳遇虽多，然皆申礼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轻薄之行。今得紫君，天之报兄者亦至矣”，以自圆其说。何以做这一大篇序，却是刻意要为紫姬争得秦淮艳名之首。他的最高理想竟是“安得金屋千万间，大庇天下美人皆欢颜”，其趣味也自庸俗，格调也自无聊。而怡然自得的程度，似较当年的冒辟疆更为甚。

综上种种，大概是我不喜欢《香畹楼忆语》的主要原因。再深究之，或许女主人公的可爱程度，也影响了我的判断。

紫姬俨然就是百年之后又一董小宛，这在陈裴之好友蕙绸为他的《梦玉词》所作序中亦点明：“闻紫姬初归君时，秦淮诸女郎，皆激扬叹羡，以姬得所归，为之喜极泪下，如董青莲故事。”诚如前文我所担心的，小宛果然成了立志从良的妓女楷模，而紫姬则是崇拜偶像的粉丝，一言一行亦步亦趋。她们确皆如花似玉，富有才名；但最大区别，却在于挑选爱人的眼光。董姬倾慕冒辟疆，除了两人感情的不平等外，冒诚然是翩翩浊世佳公子，慷慨好义，全节以终；而百年后清朝时局已安，陈裴之的格局要小得多了，充其量是个还算清廉的好官。他以文扬名，却流入酸腐一格；面对这样才不甚高的爱人，紫湘待他仍如董小宛待冒襄，甚至恭谨有过之无不及，终于得到了全家认同甚至大妇欢心——而陈的正室汪端，大概是这个故事里面最富有意味却隐而不现的部分了。

汪端也者，字允庄，一字小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即能诗，熟于史事典故，喜高启、吴伟业诗。选明诗二集，有《自然好学斋集》。 这样一个才高八斗的清代女诗人，正是湖北候补同知陈裴之，也即香畹楼主人陈小云的妻子、紫湘侍奉的大妇。紫湘死后，亦曾为她“有哀词”。篇中录入她的事迹有一处很有意思：陈裴之纵横花丛，常被妓者纠缠爱慕，特意写了一篇词谢绝之，里面有“只怕惹、情多恨多。叶叶花花，鹣鹣鲽鲽，此愿难么”等语，汪端看后便批注道：“又风流又道学，不沾惹也不拒绝，真是纵横花丛的无上妙法。”里面那个“道学”用得精准，好比现在说男人的“三不”法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而紫姬听了，却不禁触动身世，为众妓者告白道：流落风尘已足伤心可怜，如果夫君能一一慰藉，也是好的呀——她倒不提如果裴之再行纳妾会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比之汪端的明褒实贬，紫姬是真单纯，真贤良，真曲意承欢。

妻妾双艳，无明枪有暗箭，的确是醋海翻波。而陈裴之却兀自感叹，没心没肺：我巴不得有千万间金屋，可以把天下的美人都庇护起来呢。

倘若换作今日，怕不左右各吃一大耳刮子。可紫姬是什么反应呢？“亦为之冁然”，微笑不语。陈裴之没再虚构一个汪端也随之“冁然”的场景，否则真太厚颜无耻了些。除了以董小宛这等天下第一贤妾为榜样的紫姬，还有谁会为丈夫的不堪但笑不语呢？大胆臆测，汪端才识皆高，这样恬不知羞的丈夫，恐怕不入她的法眼。因此有一妾代行妇道也是好的——只莫太多，泼如夏金桂也怕恶宝蟾，对付一个傻香菱，最多了——如此私自揣测著名才女，也许刻薄。但人之常情，其实古今皆同。

然而紫湘毕竟是家中的弱势，渴寻终身依傍，想要她完全泯灭妒意，是理想也是苛求。彼时她或年轻得宠，知道丈夫只是玩笑，尚未嗅到威胁临近的气息。而一年之后——不过区区一年！——再听到类似的话，反应便自不同。

照顾完陈裴之一场大病后，紫姬不幸也得了咯血症，却“讳疾不言，渐至沉笃”。对此我又不免要腹诽，陈是男子粗心看不出来，婆婆、大妇一门闺秀，心细如尘，怎也看不出来？待陈出门在外数日后某夜冒风雪归来，紫姬已是“骨瘦香桃，恹恹床蓐矣”，本就望夫眼穿，又得一噩耗：裴之被同僚议论，不可留在故里，将要远行为官。非但商人重利轻别离，一朝为官，也是终身难得自由，想病中紫姬心胆俱碎，却还硬撑：“君此后江湖载酒，宜豫留心一契合之人。”她才和他在一起多久，却已经不再是他的契合人！裴之自然说要带她，她也有一番道理：你父母都不远行，夫人又多病不能随同，我怎么能够独自跟随服侍呢？我还要照料家人，替你分忧呢。但同时你也不能无人照顾起居寒暖，“必得一解事者悉心护君，虽千山万水，吾心慰矣”。

这样的温存懂事识大体，或许只是试探：怕众人嚼舌根，我自不会死乞白赖跟着你，可你到底愿不愿带我走？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她的“屡屡为余言之”。最上心之事，才会念兹在兹，而这样一番说不出口的深情，却被陈裴之这样一个自诩多情之人轻轻错过了，事后才明白恐是促病之因，“黄花续命之言，即为紫玉成烟之谶哉！”

加之朋友不久替裴之算了一卦，说有破镜之忧，又说“小星代月可解也”。如果破镜是说裴之和汪端，那么小星只有紫姬，也就是说要替汪端去死；如果破镜是说裴之和紫姬，那么还需另娶一妾替她受难。于情难免生妒，于理则太残忍，这就好比面前只有两条路，而哪条都无法通往紫姬想要的结果。当然她也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汪端和裴之自然会替她做主。汪端的意思是再娶一妾，裴之不忍；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替她申请了归宁——免得在这里烦扰不安，病不会好——可在所爱者身边病且不好，回娘家就能病好吗？

汪端和裴之都是极会说话的人，三言两语，已裁定了紫姬的出路。在这个事关生死的十字路口，我们看不到紫姬本人的态度，只能看到她归宁后的哀切，“闺福难消悲薄命，慈恩未报动深愁”，是回汪端的问候“勤调药裹删离恨，好寄平安水阁头”的。问候自是殷勤，答语却露不祥。果然事不谐矣：紫姬去后，虽和裴之、汪端有“别赋”、“恨赋”之雅，病情却日渐沉疴，而裴之两边往返，终因探母没能见紫姬最后一面。

陈裴之此后录了许多挽联，同僚的、友人的、母亲的、妻子的……备极哀荣，紫姬仿佛可以含笑九泉。但字里行间，我们看到她两年来的为妾生涯，却是苦多乐少。她如果光是美，不贤且惠，恐怕很难在这样一个大家庭生存；赢得众人交口称赞，却终因疲累隐忍送了性命。林黛玉《葬花词》里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我私心妄测，也许紫姬在这样一个看似和谐的环境里也并不快乐。她心爱的人一直眼看着她克己复礼、含辛茹苦，如一个美丽的影子一样越来越细小乃至于消亡。最讽刺的，是他自以为她很幸福；而那些写挽联的人也都相信。

也许唯有汪端深知紫湘的处境，但她最终选择不说。凉薄耶？妒妇耶？蛇蝎心肠耶？都不是。而陈裴之薄幸乎？虚伪乎？沽名钓誉乎？这样指责，好像对他也不太公平。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超脱自己的时代，就如一个人无法空手将自己从地面提升：好在所有恨海难填的事俱往矣；此时重看《香畹楼忆语》，不过走进一场旧梦。

其三　秋灯琐忆

忆语三篇，我独爱此篇。林语堂说《浮生六记》里的芸娘和这一篇里的秋芙，是古代中国最可爱的两个女子，照我看来，的确各有千秋。芸娘天真娇痴，一生为憨直所误；而秋芙慧黠聪敏，是古代少有完美的女子。作者蒋坦并非高士，主人公秋芙也不是名妓，其中的风流缱绻、古雅蕴藉，却不输《影梅庵忆语》里的冒襄和董小宛；而鹣鲽情深、夫妻同心，更完胜《香畹楼忆语》表面的一团和气。

若说陈裴之无法超越他所在的环境，那么老秀才蒋坦却真正是贾宝玉式的人物，他说秋芙辩才远胜自己十倍，这话看了眼熟，大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之态。他对秋芙的欣赏爱慕，也颇有宝玉在黛、钗面前自惭形秽的神情。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能有如此见识，殊为难得。仅此一点，即便终身未仕，出身也非贵胄，才学较之冒襄、裴之等人来说不过平平，但秋芙生平之福，却远在小宛、紫湘之上。所谓相濡以沫、情深意笃、夫唱妇随、鸳鸯于飞……一切好的夫妻考语，在他们身上都用得上；而志趣清逸，更是与众不同。

《秋灯琐忆》不是从初遇开始写的。新婚之日，“欢笑弥畅”，两人坐在床边聊儿时嬉游往事，自小青梅竹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早已不记清了——这一点也和《浮生六记》里的沈复和芸娘经历相似。从小认识，知根知底，大概容易有比较深刻的感情。

多年后的蒋坦清楚记得，那天秋芙梳的是堕马髻，穿的是红纱衣，洞房花烛夜情态历历在目。两个人联句作诗，房间里充满素馨花的香气，而蚊帐内外蚊虫飞绕，嘤嘤声似在耳边；那一天他一定非常非常快乐，从很平淡的语句里都能够感知一种恬静、漫溢的喜悦。

因是“琐忆”，作者也不管结构章法，随意为文。写文时适值秋芙归宁——回娘家看望父母了。一别三十五天，思念不已，方得此文缘起。三十五日，日日掐指，最平淡不过的数字，泄露了一段深情。他忍不住要想她在家姐妹众多，“兴亦不浅，亦忆夜深有人尚徘徊风露下否？”

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其实并不是生离死别，只是一个月左右的小别而已；古代多见闺怨诗，如此“夫怨”，却是弥足珍贵，罕如珠宝。

因妻远行，家中岑寂，他又想起一桩小事来。她的琴技本是他教的，发现她病后疏于指法，还着急督促她复习。有一天她弹啊弹啊，突然第五根弦断了，大概因为五的数字主火，很快便听丫鬟报说不小心烧着了帷幔。这些小事体本不值一提，因和她有关，仿佛也特别地富有情味起来。

他还记得秋芙会做一种很美的绿诗笺，是用戎葵叶和云母粉一起拖染成的。她还为他抄过《西湖百咏》，虽然不工于书法，字迹仍十分秀媚可爱——可惜被朋友拿走了。

又一个酷热的夏夜，秋芙约他一起去理安寺游玩，遇到好大一场雨。雨后竹林清风飒飒，山峰如蹙，又在寺庙里遇到了一位查僧人留他们吃饭。那天秋芙兴致仿佛特别好，题了诗，还弹了琴。用毕斋饭后，又在月色中踏上苏堤归路。回家后才发现家中漏雨已成泽国，让丫头用烘笼烘干衣物睡下，差不多已经五更了——好不曲折的一天，可多有意思！

他想起秋芙还会画牡丹，可惜因为柴米事烦，一日日弃置了——声口似有遗憾，可是蒋坦生平不耽溺伤感，立即又想起一桩自己得意的事情来弥补。有一年春天秋芙兴之所至，拾桃花瓣砌成字样，却被狂风吹散，正沮丧时，他赶紧开解：真是风狂春不管啊。这样她就立刻被逗得笑了。

仍然是小事。他们平淡如水的夫妻生活里，充满的未必都是这样的良辰美景，诚如秋芙所言：“一月欢娱，得四五六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他们都是聪敏惜福的人。离别的这些天，蒋坦想起来的竟全是欢好恩情。他生平一定是个乐观淡泊的好人，而秋芙也一定是豁达快乐的女子。偶尔有一个人感伤，另一个人也能多方譬喻以释其怀——恰如一对臂膀，相互依存。而她体弱多病，他更感同身受：

秋芙病肺十年，深秋咳嗽，必高枕始得熟睡。今年体力较强……然入秋未数日，未知八九月间更复何如耳？

短短两句，关怀之意毕现。蒋坦如不是白描高手，则必是一个怜妻不尽的君子，后者可能性显然更大。他甚至还会给妻子画满是梅花的衣裳，“香雪满身，望之如绿萼仙人，翩然尘世”。这样一个夫君，既欣赏美，又创造美，更感人的，是结发多年仍绸缪如新婚燕尔。如此深情，古今中外都属难得；在以功名为重的古代中国，如此流连温柔乡，更需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大概也因为温柔款曲至此，所以妻子才在他无钱招待朋友时，甘愿“脱金钏换酒”以解围。

谁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贫寒，仍然充满了可咀嚼的清欢。两人一同谈禅，访寺，作诗，郊游，不费几钱，却得生之至。——如此夫妻，大抵已超越了简单的男女之爱，也不是寻常的举案齐眉，而是相爱敬陪伴的朋友，更是人生得一足矣的知己。

细数来，他们是中表之亲，这大概是古代中国家庭中难得的男女礼教大防薄弱处，他们却没有重蹈宝黛的悲剧，大概因为不过寻常人家。大人见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俨然佳儿佳妇”，遂有婚姻之约。少年订婚之后方始隔绝，但因从小留下的印象实在美好，之后每次偶见都是惊鸿一瞥，记忆都很深刻。作者并未细数相思，只是一一列举每次相遇的时间地点。最终迎亲，才发现心上人面颊上的酒窝，已没有儿时丰满；这时候，他们不常见面已经十五年了。到他写文的那刻，结婚也已十年，让人不由得感慨“忽忽前尘，如梦如醉”，更妙的是生怕妻子不知，还故作诘问：“质之秋芙，忆之一二否？”深意痴态，跃然纸上。

他们时常会辩论聊天。比如讨论元稹的诗歌，他们都觉得《悼亡诗》比他其他诗词要好得多；又如读《述异记》，秋芙会批评失珠之龙郁闷而死得懦弱，应奋起夺回宝珠，一个性情刚直的女子形象呼之欲出；而蒋坦的性格则更偏于柔弱，才一直佩服妻子的见识才情。枕上不寐，论古今人才，谈到隋朝的韩擒虎，蒋钦羡他生为将军，死为阎王，实在厉害；秋芙却一笑嗤之：那他杀的那些女子死后却往何处诉苦去？思路另辟蹊径，一方面是她不拘泥于成见，另一面也可看出这对夫妇的地位平等。

更妙的是著名的芭蕉公案。一个秋天，蒋坦听见秋雨滴沥，提笔在芭蕉上写：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第二天就见叶上有续写笔墨：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工整端丽，又有意趣，竟有蕉下客湘云君的豪气，而成书时间和《红楼梦》相差不多，比照阅读，始信清末真有这样疏朗可爱的女子。

与冒董、陈紫一样，这幸福的一对常互赠诗词。形式相类，内容则大相径庭，这一对夫妻，竟是妻子不拘小节的时候多，而丈夫更缠绵深细，甚而有“可怜玉臂岂禁寒，连波只悔从前错”的情话。他只担心待她还不够好，这等模范，非但秋芙是古往今来数得着的可爱女子，蒋先生也当为体贴丈夫之冠。他偶尔和她的闺阁姐妹下棋掷骰，情思亦不涉猥亵，而秋芙还能在一旁说笑注解，亦有宝玉往来闺阁队伍中的诚挚。

此前冒襄带小宛回乡，所谓“江山人物之盛”，见者多以为侈美，其实哪比得上此处的夫妻之情真实、健康，并且久长？

结尾亦极感人。两人结婚十年以上，都已年近中年，身体都不大好，彼此照顾劳累。蒋坦名利心淡，一直未曾考中举人，有一次都到了考场却发起病来，只得被仆从抬回。至此他已不以科举为念，“惟念亲亡未葬，弟长未婚”，但一家人住在杭州乡下，负郭数田，也“足可耕食”。这样与世无争的辰光里，有一天他突然平静地对秋芙说：“数年而后，当与秋芙结庐华坞河渚间，夕梵晨钟，忏除慧业。花开之日，当并见弥陀，听无生之法。即或再堕人天，亦愿世世永为夫妇。明日为如来涅槃日，当持此誓，证明佛前。”

这真是我听过最美丽的誓言之一。他的意思是说，学了这么多年佛了，人世苦多，当然日后不希望重回六道。可是如果是和你做夫妻，那么再重头来过我也愿意，生生世世都不厌倦。

倘若两情相洽正在浓处，有这样的海誓山盟也不奇怪。可他和她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依旧立此重誓，偏又用最平淡的语气，仿佛是说一件最理所当然的事。天下善男子、善女人，对彼此的爱念不能够比这更深厚了。今如我辈也不免要羡妒起来，问一声秋芙：如此至福，你可知之？

一问一答间，数百年前那个巧笑倩兮的女子，仿佛正穿着蒋坦手绘的绿梅画衣，“翠袖凭栏，鬓边蝴蝶，犹栩栩然不知东风之既去也”——秋芙是何等剔透之人，只管享她的清福，才不以缠绵感怀为念呢。

结语

所有传奇故事都是要结尾的。冒襄以《影梅庵忆语》传世，开一代忆语之先河，并自诩“鸿文丽藻，余得藉手报姬，姬死无恨，余生无恨”，似乎不曾辜负一段深情，小宛死后却接连娶妾五房，身边未或缺芳菲。八十一岁高龄时，才蓦然想起前事：“冰丝新，藕罗裳，一曲开筵一举觞。曾唱阳光洒热泪，苏州寂寞好还乡。”那一刻他也许终于有悔，“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可行将就木，来不及了——而这一切，长眠地下四十载的小宛，以及数百年后的我们，知又何益？

《香畹楼忆语》的作者陈小云也许就简单得多，也更容易快乐。他高兴母亲太夫人都肯为紫姬写悼亡词，又听了朋友夸大其辞的赞美：“国朝以来，姬侍中一人而已”，故“紫君得此，可以不死”；然而逝者当然不会复生，作者只能进一步强调母亲悼词的价值：“余撰忆语千言万语，不如太夫人此作俾汝不朽。”——我却仿佛听见了一个轻轻的声音：可是我并不要不朽啊。不知紫姬至死有没有明白，她要的是爱与温情，是慈悲与懂得，并不是虚名华藻和死后扬名。可惜这声音太轻微了，陈裴之和他的家人怕都是听不到的。被自己的情怀感动，陈的情绪高昂起来，一系列比兴之后，他庄严宣布：“呜呼紫姬！魂其慰而，而今而后，余其无作也可！”意思是：这样悼亡你也差不多了吧！我以后再也不必为你写什么了——这话，我们都相信他做得到，而读者们也的确看够了。

合卷《秋灯琐忆》，却有大梦浮生之感。后人很轻易地就可查知两人结局：秋芙三十多岁即病死，十多年后太平军攻占江浙，杭州戒严，四十多岁的蒋坦逃难至慈溪投靠友人，后又回到故乡，在战乱之中饿死。此书成于一切变故尚未发生之前，知晓结局再回头看两人恩爱，怎不感慨“自古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惆怅之外又有慰藉，因为变乱中的古老中国，原来真的存在过这样一对可爱的夫妇。

恩爱夫妻不到头，是将最美的事物毁灭给你看的悲剧，也同时是动荡岁月里一枚小小的、精致的奇迹。从这个奇迹里，我们看到了真正风雅的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以及最难能可贵相濡以沫的夫妇之道。不必殚精竭虑，也无须谨小慎微，互爱敬，相怜惜，通篇不着一爱字尽得风流，才是真正平等、长久、知己知彼的夫妇情意。冒襄高才大士，不知最终有无了悟真爱、仰慕、同情、责任和名教等等之间的区别；可我几乎能肯定陈裴之是没有这个悟性的。而蒋坦和他的妻子一样，是如此洁净、质朴而可爱——乃至于整个地超越世俗评价体系。

全球书情

　　撰文　吴瑶

《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著
——
Simon ＆ Schuster出版

美国梦是什么？相信机会均等，不管家庭背景如何，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凭借付出和能力改善生活。然而，现实状况却是，越来越少美国人有机会打破阶层差异向上流动。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在新作《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当中，试图剖析这个问题的成因和影响，探讨解决的途径。普特南也是关于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的经典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的作者。

普特南指出，不断增大的收入差距已经给家庭生活、社区和学校带来深远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来自上层和中产家庭的儿童获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但底层儿童却难以找到出路。加剧的不平等将损害向上的社会流动这一观点尚未获得足够坚实的实证研究支持，但普特南认为，就像气候变化问题一样，不能等到弄清所有问题才有所行动。

普特南特别选取了两个亚特兰大家庭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一家是高收入家庭，一家是工薪家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从小去图书馆上亲子班、参加足球比赛、学钢琴、不喝汽水、去教堂，工薪阶层家的小孩从小就得照顾别人，自己却缺乏关注和爱护，疲于照顾家中年幼的双胞胎，或是因纵火被带到少年管教所。两个孩子长大后的命运依然迥异：前者念了大学，在疾病控制中心实习，跟父母住得很近；后者则勉强在杂货店找到一份工作。个案之外，普特南引用了定量研究结果，也揭示了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的种种劣势，比如，由于父母的教育水平较低，来自工薪家庭的小孩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听过的单词数量也远低于中等家庭。

《规则的乌托邦：关于官僚制度的技术、愚蠢和秘密乐趣》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
大卫·格雷贝（David Graeber ）著
——
Melville House出版

无尽的规则和法规从何而来，官僚制度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些繁文缛节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无政府主义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贝从反对者的角度探究了官僚制度与人们的关系，看它如何在不经意间塑造了人们的生活。这本书的观点与格雷贝一贯的主张和行动契合——将无政府主义和反维权主义看作为追求人类自由的严肃路径。格雷贝不仅仅是学者，也是行动者，他积极参与各种倡导全球公正的运动，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官僚制度的历史，而是由松散文章所组成的左派对官僚制度的批评。作者首先指出了官僚制度的暴力基础，他认为，无论是公有或私有的官僚结构，其权力都脱胎于国家制裁的暴力威胁，这种基础有时候难以察觉，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官僚制度的海洋中畅游”。我们对此习以为常，而不会去思考它背后的驱动力。作者认为，官僚化的日常生活意味着强加了非人性化的规则和法规，反过来，非人性化的规则和法规只有在获得官僚动力威胁的支持时才能发挥作用。他否认“规则和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称官僚制度的若干要素“粉碎了人类的想象力”。虽然格雷贝的思想时常引起争议，但他独树一格的想法不失为了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重要来源。

《在满洲：大荒村与中国乡村变革》
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
梅英东（Michael Meyer）著
——
Bloomsbury Press出版

《再见老北京》的作者梅英东出新书了。他走出胡同，将目光投向了东北，并且取之旧称作为标题，在妻子的故乡——黑龙江牡丹江市的大荒地村落脚。梅英东说，这本书围绕着两条时间线来进行：永远循环往复的稻米生长的时辰和转瞬即逝的人类历史片段。他在那里待了三年，见过一拨又一拨稻米耕种和收成，跟过去一样，又有所不同——私营大米公司修了公路，有机大米被引进了，农民上楼了。他讲述的故事也照见了其他中国乡村的影子。人们也许会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裹挟农村人口向前走吗？中国传统农村的生活与命运将是如何？

他在书中不乏浪漫的描述，比如八月稻谷逐渐成熟的样子：已经长到齐臀高，大片的稻秆掩盖了水田，从红旗路走过就像踩过长绒地毯，此起彼伏的呱呱声在田间回响。而这样的描述与言语平实、埋头苦干的大荒村人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他们眼里，“那只是食物”。

梅英东还回溯了历史，从日据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些殖民痕迹被保留下来，广袤的黑土地从来不缺少故事。他说，在东北，人们来来往往，有人试图留下来，想把它改写成自己的故事，不过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人们在这里听到的中国历史与其他地方有着细微差别，不是惯常的单一思维叙事，而是众多堆叠的叙事中的一种。

《被埋葬的巨人》
The Buried Giant
——
石黑一雄　著
——
Knopf出版

石黑一雄的新小说《被埋葬的巨人》背景设置在公元450年亚瑟王死后不久，与他以往的小说都不同，但依然是石黑一雄式的故事。它讲述了一对老夫妇在中世纪荒野中一场大胆的冒险，里面有怪物、精灵、龙、巫师、年迈的骑士和血腥的战士，你很难把它归类为“奇幻”或“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他并不是重写过去的传说，而有着自己清晰的链条，就像他过去写作的那些优美、原始、人性的作品一样。

石黑一雄说这部小说本质上还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不是人们惯常熟悉的相遇相爱的故事，而是关于爱的漫长冒险。他着迷于人类如何记忆和遗忘，人类埋葬悲伤的历史也适用于婚姻。老夫妇有过一个儿子，后来消失了，但是他们谁都不能确切地记得儿子的存在和离开的原因。于是这对老夫妇一起踏上也许是最后一次的旅程，希望借由寻找儿子来复原被遗忘的珍贵记忆。同时，他们感知了“埋葬”的力量，尽管他们尽力去记得那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和残酷的现实，但有的事最好还是遗忘，比如历尽磨难的婚姻中的背叛，它如同挑起战争的人性冲动一般，具有毁灭性。

《灯》
The Illuminations
——
宓德鲁·奥哈根（Andrew O’Hagan）著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

安德鲁·奥哈根曾是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自传的影子写手，他的第五部小说讲述了一段双重生活，在战争中的男人与年迈的女子之间、在苏格兰和阿富汗之间、在摄影与小说之间、在记忆与秘密之间，大胆切换。点亮的灯在小说的黑暗世界中俯拾皆是，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飘忽不定、片面、不受欢迎又难以获得的真相之光。透过小说，作者希望释放这样一个信息：生活已经被重新安排，永远是这样。尤其在遭遇不顺时，生活被扭曲，人们只能重新审视世界。

故事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名叫Anne Quirk的女子，她的过去让邻居着迷，主人公曾经是一个纪实摄影师，事业如日中天的时期已经过去，没有人记得她了。她拍下许多照片记录自己的生活和秘密，成为唯一能连接她逝去记忆的物理存在。故事的另外一个人物是主人公的孙子，一名派驻阿富汗的军人，负责护送设备到电厂。作者以沉思的语言讲述他奶奶的神秘过去，而以行动性和打趣的叙述刻画孙子在阿富汗的经历。

小说中有真实的历史成分，故事的女主人公影射了加拿大纪实摄影师玛格丽特·马特金斯（Margaret Matkins）。她拍摄了许多厨房水槽的照片，以及许多街景，在死后获得了关注。军队的情节则直接来自于小说家自己的经历，之前他曾经写过关于阿富汗儿童和伊拉克英军的文章。

撰稿人

拉德卡·德内玛科娃（Radka Denemarková)，捷克作家、编剧、译者。捷克国内唯一三度获得Magnesia Litera奖的作家（散文、非虚构以及翻译）。出版作品《做我自己的敌人》（Being My Own Enemy）、《希特勒的钱》（Money From Hitler）等。目前居住在布拉格。

索马里，本名潘爱娟，出版编辑，前媒体人，译有《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邹波，专栏作家。曾任《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生活》杂志采访部主任等职，出版有《书与画像》、《现实即弯路》等。现居加拿大。

柴春芽，作家、导演。著有小说《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和《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编剧并导演独立剧情长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并出版同名跨文体实验作品。

云也退，本名章乐天，作家、书评人，腾讯大家2013年度致敬作家。译有爱德华·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王寅，生于上海，诗人、作家、《南方周末》记者。著有《王寅诗选》《刺破梦境》《艺术不是唯一的方式》《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 · 芬奇》《摄手记》等作品。

卫毅，80 后，《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总监，入行十二年，到“南方”八年，已成媒体“老人”，但作为写作者，一切才刚开始。

莫沫（Isolda Morillo），出生于秘鲁，在美国、法国、古巴、西班牙学习美术和影视制作，曾独立执导并制作关于艾滋病、扶贫、环境和西藏的纪录片，在秘鲁杂志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并在中国网络、杂志上发表诗歌。现为美联社驻京记者，十年来报道了很多中国问题。

文珍，中山大学金融专业学士，北京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方向硕士。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曾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第二届西湖新锐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包慧怡，1985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都柏林大学英语系中世纪文学博士生，研习中古英语头韵诗及8至15世纪手抄本。2014年任爱尔兰都柏林市驻市译者，2015年获书店文学奖年度文学翻译奖。著有诗集《异教时辰书》，出版译作《唯有孤独恒常如新》《爱丽尔》《好骨头》等十种，近作有散文集《翡翠岛编年》。

吴瑶，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长期关注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曾任《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翻书党，冷知识爱好者，在《东方历史评论》、“政见”网等开设有书情专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读.012，创造力之死 / 吴琦主编.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68-1000-2

Ⅰ. ①单… Ⅱ. ①吴… Ⅲ. ①社会科学－文集 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3210号

单读. 012, 创造力之死

主　　编：吴　琦

责任编辑：刘　峰　　执行编辑：莫嘉靖　罗丹妮

美术总监：刘肖男　　设计制作：柳俊萱

内文制作：陈基胜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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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162千字　　　　　印　　张：9.25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000-2

定　　价： 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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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13：消失的作家

单读.013,消失的作家

吴琦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读. 013, 消失的作家 / 吴琦主编.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68-1128-3

Ⅰ. ①单… Ⅱ. ①吴… Ⅲ. ①社会科学－文集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9876号

单读. 013, 消失的作家

主　　编：吴　琦

责任编辑：刘　峰　　　执行编辑：魏　阳　罗丹妮

美术总监：刘肖男　　　设计制作：柳俊萱

内文制作：陈基胜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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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　　刘宽

特约编辑　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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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里雯

　　　　　索马里

　　　　　王敦

　　　　　张心童

封面图片来自任瀚作品

消失的作家

最近学了一个新词——泡面番，又是日本人的发明。利用一杯泡面的制作时间，讲完一个故事，牙缝一般的几分钟空闲，完美地被填满。实习生同学们教会我许多事，这是其中一件。

我惊讶于影像是如何紧密地构成他们认知世界的基本单元，在那个由无数的屏幕所组成的楚门新世界里，视觉主导一切。与他们谈话，门槛在于你是否能够援引最近的电影、电视和动漫，以及随时可以拿出手机来展示的GIF和短视频。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去一户美国人家做客，互不相熟的各位，完全依靠流行歌手、影视明星来延续饭局。大众文化的状况必然是这样的。这时候你必须承认，早就没人看书了，看书的人也不大会把最近看过什么书挂在嘴边。

《单读》的作者、作家李静在朋友圈里说过一句，大意是，现在英美电视剧正继续着19世纪古典小说家们做过的事情。这个断言值得更细致的推敲，但伟大的叙事传统的确正在转换它的媒介。偶然看到一部叫作《百年酒馆》（Horace and Pete）的美剧，演到一半时，屏幕一黑，音乐响起，打出一行字“intermission（幕间休息）”。时空陡然翻转，这可是歌剧里最堂皇的暂停！

在这间经营了一百年的酒馆里，不卖时髦的鸡尾酒，老板一言不合就骂人，老顾客买一瓶啤酒三美金，误打误撞进来的人却要付四块五。老板说，他们是来喝酒的，你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们已经得到了别的东西。那些出色的影像作品，除开过分猎奇的部分，的确比其他人更加仔细、敏感地听到了时代的声音。而作家们似乎“消失”了，成为过去的风景。

但怀旧的时刻还远未到来。当严肃的痛切的声音在主流中丧失，边缘的隐秘的创造出现了，他们冲进社会之前首先滋养了文学。即便在青春文学一代之中，一些作者在自我意识内部的探索，也比另外一些甜腻的商业趣味更加叛逆。更多的人改头换面、登堂入室，进入影视的世界，依然产出了《百年酒馆》《路边野餐》这一类的影片。这样看来，讨论作家的创作仍然比谈论他们的处境更重要一些。这是我们与时代之间一场互相的围猎。

至少需要一些时刻停止抱怨，如果我们不希望抱怨成为唯一的灵感来源。这一期，单读试图更清晰地辨认关于“消失”的预言，作家访谈、书评、随笔，以及越来越普遍的跨媒介实践，是我们进入的方式。

如果说历史和政治搭成的死角，让外部的死亡变得难以探讨，那么内部的失踪呢？“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一些作家“消失”在盛名中，我们很少真正接近他们。供上神坛的马尔克斯，在他的牙医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同样作为文学偶像的张爱玲，她的文学和自我如何影响她的后辈？和张爱玲一样，在海外用英文写作的哈金，何以回到中文，回到诗歌？因写作中国而爆得大名的美国记者何伟，也成为某种榜样，让更年轻的中国作者重走中国。整个世界在位移，文学幸存其中。

所有的逝去都是值得哭泣的，但逝去本身也是自然的生命规律。在山中放马，草不会尽，在水上写字，河流不停。有的时候我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就看着日光从卧室走到客厅，经过床铺、沙发和几株植物的茎叶，最后在厨房的水槽里离开我的房间，仿佛亲眼见到了时间的本体。它掠过你，你却看不到任何改变。“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张定浩在评述格雷厄姆·格林时引用了这一句。即便表达是荒谬的，即便作家会消失，那又如何呢？在一百年后的酒馆里，语言会幸存其间。为了欣赏它，你可能还需要多付几块钱。

撰文：吴琦

话题

一位长了蛀牙的诺奖得主在城里的牙科医生那里寻找什么？

最后的秘鲁诗人

临水照花人的尤利西斯——谈张爱玲的后期写作

三个关于何伟的写作练习

访谈

湖畔散步

报道

定西孩子

随笔

犹太在于运动

在高山前，盖一所木屋

影像

消失的相机

小说

AI

诗歌

不眠书

书评

爱欲与哀矜

神秘主义入门

字的主人

伊斯坦布尔的忧愁

全球书情

I ENGAGE MYSELF IN WRITING, BUT NEVER HAVE I PLACED ANY HOPE ON IT. ONCE YOU WRITES BEYOND HOPE, YOU ALSO WRITES BEYOND DESPAIR.

　　　我从事写作，但对它从不寄予希望。

　　　超越希望的写作，也就超越了绝望。

——［叙利亚］阿多尼斯

话题

TOPICS

一位长了蛀牙的诺奖得主在城里的牙科医生那里寻找什么？

What does a Nobel Laureate with Tooth Decay Look for at The Dentist’s?

撰文　胡里奥·维亚努埃瓦·张

译者　廖晓玮

这种事情在文学史上一直都在发生：荷马失去了视力，塞万提斯失去了一条胳膊，马尔克斯失去了一颗蛀牙。

［一］

这天，当加萨博大夫推开他在卡塔赫纳牙科诊所的门的时候，他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 rquez）像个宇航员一样独自待在候诊室里。这是1991年2月11日下午两点半，这位病人第一次问诊，他准时到了。“七年来牙医一直这么跟我说——永远别迟到。”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牙科诊所小册子，还有一些用来打发时间、配合镇定剂般的音乐一起打哈欠的杂志。戴着牙医专用眼镜的哈伊梅·加萨博大夫看起来很精神，他有着一种在哥伦比亚海边长大的人特有的天真，一把胡子看起来精心打理过，笑容也无懈可击。第一次问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让司机送过来的。这个诊所所在的街区有一个对于牙医来说超级完美的名字：Bocagrande（大嘴）。

加萨博大夫过来找他的时候，这位作家刚刚填完病历表：“患者姓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职业：终身患者；电话：没交费停机了；是否结婚及配偶职业：是，无业；配偶所在公司：我也想知道；治疗费用付款人姓名：加博[1]，一个电报员的儿子；有不适或疼痛吗？有点不舒服，估计马上要疼了；可以告诉我们谁推荐您来的吗？大夫自己的名气。”这第一次戏剧性的造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填了一份我们所有人曾经或者有天来拔牙时都会填的表格。“就像你在等医生的时候给自己讲了一个故事。”约翰·奇弗（John Cheever）[2]说。

在治疗最开始的七年里，面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萨博大夫一直使用的都是那种面对大师时崇敬的语气。再后来，加萨博就叫他干亲[3]了。因为得知大夫的妻子正怀着第六个孩子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一个刚刚被任命的热情的神甫一样，问大夫：“我们什么时候送他去受洗？”这次他和妻子将迎来第一个男孩。加萨博记得当时他没太听懂，直到后来有个在墨西哥住过一段时间的人跟他解释，他才明白：在墨西哥，想成为一个孩子的教父，有时要主动提出，而不只是等待别人邀请。在孩子受洗的那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妻子梅赛德斯·巴尔查是最早到达教堂的。

“我觉得这世上没有巧合，”加萨博跟我说，“这是一次马孔多式的受洗。”

在这次受洗之前，他们也有一些交集。加萨博大夫记得，他们两家在皮耶德拉波巴街区曾经是邻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姐姐和他姐姐还是好朋友，常来他家里玩。那时加萨博才一岁，马尔克斯二十多岁，是那种典型的加勒比海边人的性格，看上去挺烦人的，老和你开玩笑，让你再也受不了一本正经。马尔克斯和他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人：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加萨博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口腔修复系念研究生。后来，马尔克斯在他孩子受洗前也来过他家一次，那次他从正门进，但是从后门出，因为他想跟在后面干活的女用人们打个招呼。

一位一向不喜欢采访的明星作家在牙医面前开了口，应该很有料吧，但没人像加萨博一样对于他们之间的事这么守口如瓶。他只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喜欢告诉他，每次他回卡塔赫纳，都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自从马尔克斯来找他看牙后，加萨博医生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一天他还被邀请在卡塔赫纳航海博物馆朗读一段《百年孤独》。他的朋友常常给他寄书，希望能让马尔克斯签个名题个词，或者随便写几笔都行。女士们求他找个机会让她们和马尔克斯合影或者一起待一分钟。在加萨博诊所里用来休息的黑色躺椅对面，来看牙的人还能看到一张装裱的合影，一个大明星患者和一个令人羡慕的牙医。

照片里马尔克斯本人正靠在这把椅子上，他穿着一件黑色衬衣，双手握得很紧，像是拍照前被人捆在椅子上了一样。看过这张照片的人大部分以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可能是一个懂电脑的加勒比小姑娘和一个马尔克斯小说的狂热粉丝随便用软件做的一张粗糙的照片。但对于加萨博大夫来说，这张照片是他给患者们的第一针麻醉剂。一看到它，人们就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牙齿或者任何一种疼痛，而开始被一个永恒的问题缠绕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这里干吗？

［二］

在我认识加萨博大夫的第五年，有一天他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有密码锁的黑色手提箱。加萨博和他的家人才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之前他和他妻子是哥伦比亚一个基督教社区激进的福音派，后来他们感到军方不再欢迎他们，就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加萨博大夫穿着一件印有很多树形图案的黑色衬衣。他站在新家的餐桌旁边，在刚刚打开的手提箱里找东西。当时他的家还没搬完，客厅里还有好多箱子没拆开。在餐桌底下，他的那只叫小黑的迷你杜宾犬正来回转悠，加萨博说它其实就跟人一样，除了不会说话。屋子周围的墙上挂着他妻子、艺术家安吉拉·斯奇帕画的画。在来到美国最初的几个月，加萨博在佛罗里达还不能给人看牙，所以他就在一个牙齿修复实验室做烤瓷牙，成了一个烤瓷牙雕塑师。

已经半夜了，加萨博大夫从箱子里拿出一个蓝色天鹅绒的小袋子，那种珠宝商们保存珍贵首饰、让它们不受抓痕和时间侵害的袋子。在另一间屋子里，他的小儿子哈伊梅·恩里克已经睡着了，马尔克斯曾参加孩子的受洗礼。加萨博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儿子受洗的某个瞬间，马尔克斯和妻子站在他和神甫身边。当时的那个婴儿现在已经七岁了，如果你问起他的教父，估计他也只知道父母给他讲的那些。但加萨博不一样，他珍视一切。这天晚上，他已经准备好向我展示自从我第一次去他在Bocagrande的诊所以来这五年里他从未跟我提起过的事情。在这个蓝色天鹅绒的小袋子里，他保存着一个秘密。

［三］

加西亚·马尔克斯来找加萨博大夫看牙的原因，其实并不像小说情节那样迷人。一位在波哥大的牙医给马尔克斯矫正过牙齿，然后他推荐了一位叫路易斯·爱德华多·波特罗的医生，好让他回卡塔赫纳后能继续治疗。有一天，在波特罗医生给马尔克斯矫正牙齿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牙周不太好。简单来说就是牙龈很疼。因为加萨博大夫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就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去找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91年2月的一个下午，加萨博会在自己位于Bocagrande的诊所里看到那位电报员的儿子，为什么马尔克斯会在夹在硬纸板上的病历上填下那些字，随后交给加萨博的秘书奥妮拉·马德拉。

“这就像是上帝的安排。”加萨博在那个瞬间发生十三年后的今天，在他佛罗里达的家里跟我说。

看牙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聊起政治来就像个普通人一样，所以有一次作为福音派的加萨博也鼓起勇气想跟他聊一些关于上帝的看法。

“加博和其他人一样，”他回忆说，“打了个幌子，然后换了话题。”

加萨博明白，马尔克斯不想和他聊这些神圣的东西。当时他心里有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死的时候，他会变成什么呢？

“没人会知道答案，”他接着说，“除非有人在他之前死去，在那边等他。”

“牙医是不会去天堂的。”我提醒他。

“但我会去的。”他说。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总是会去到什么地方的。感觉自己是个好人也许是唯一让加萨博感到无比骄傲的事情。他还记下了马尔克斯最后一次来他诊所的时间：1999年1月20日，一个末日般的周三。

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了卡塔赫纳：他得了淋巴癌。而加萨博搬去了美国，离开前他给马尔克斯寄了一封信。多年以后，在这个佛罗里达的秋天的晚上，在给我展示那个黑色手提箱里的东西时，加萨博说，他没有收到回信。

［四］

没有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选加萨博做他的牙医，后来又做他的干亲。加萨博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在他卡塔赫纳诊所的书架上，你找不到任何文学作品，只有一本英文的牙科巨著《牙周疾病》——供牙医们阅读的关于痛苦的“文学史”。加萨博没读过君特·格拉斯（Gü nter Grass）的《局部麻醉》[4]、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5]的《牙科医生》，也没有读过《地下室手记》[6]的那一段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里面描述过牙疼是一种怎样的快感。不过加萨博医生读过那首叫《幸福所必需》[7]的诗，所以他把它挂在诊所的一面墙上，在一个摆了漱口水和假牙的柜子上面。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骷髅头，这跟哈姆雷特没什么关系，只是给诊所的一点装饰，这是一个曾完成过无数拔牙的地方。

加萨博医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解释一切：加西亚·马尔克斯选他作为干亲，是为了打破他自己名气的枷锁。他提到马尔克斯时是一种熟悉、尊敬的语气，并不是崇拜。“人们，”他说，“总是忘记加博也是一个普通人。”但人们还总忘记的是牙医也是普通人，因为总有人问加萨博给一位像马尔克斯这样的干亲看牙他会收多少钱。“可以告诉我们是谁推荐您来的吗？”“医生自己的名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病历上写过。

［五］

这位牙科医生一边整理着保存他回忆的手提箱，一边继续在讲那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患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病历，和马尔克斯一起的家庭照，关于马尔克斯的剪报，一颗马尔克斯的牙，是的。这位牙科医生的宝藏是一颗有三个牙根、镶了一点金边的牙齿。一旦你知道这是马尔克斯的牙齿，它就有了一种虚幻的色彩，从那个蓝色天鹅绒袋子里拿出来的瞬间也耀眼得可怕。每次看到这种不出现在嘴里的牙齿，我们都会本能地转转舌头，确认一下自己的牙还在不在，顺便嚼一嚼咬一咬。这位天才的牙齿看起来和普通人的牙齿一样可怕，而且它创造了一种幻觉：每个人在牙医的镊子下面都是平等的。但对于加萨博来说，一颗马尔克斯的牙齿远不止这些，它还包含着关于一个微笑的隐秘历史。

其实好多年以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有一种对于牙齿不可名状的偏爱。在一些小说的章节里，他也描述过一个人在牙疼来临时的毫无防备，以及牙齿能给人带来的神奇幻觉。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这些日子中的一天》[8]中，无照牙医奥雷里奥·埃斯科瓦帮一个他不喜欢的市长看牙，在没打麻醉药的情况下，拔掉了一颗折磨了市长五天的牙。好在马尔克斯从来不想当市长，而加萨博也是一个有执照的医生。多年之后在小说《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还用一种预言性的方式描述了他第一次去看牙：“附上一个铜板就看到了青春焕发的梅尔基亚德斯：身体痊愈，皱纹平复，全新的牙齿闪闪发亮。凡是还记得他的牙龈如何毁于坏血病、脸颊如何松弛、嘴唇如何干瘪的人，面对这一无可置疑的明证，都不禁为吉卜赛的魔力而惊栗。”[9] 换句话说，梅尔基亚德斯在牙齿全部掉光后立马就衰老了，后来等又有了一口牙齿，他才找回了青春焕发的笑容。马尔克斯很明白：当一个人不再长新牙的时候，他就开始变老了。而失去一颗牙齿，也是失去力量的一种隐喻。

马尔克斯不是第一个对牙齿有特殊感情的作家。乔伊斯和纳博科夫在五十岁前也失去过牙齿，后来在作品里，他们还把牙齿当作一种超越面部特征的东西而常常提到。另一位牙齿俱乐部的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0]，在他的回忆录《经历》里还提到了一些使用假牙作家的共同点：“除了超强的文采和一口坏牙，纳博科夫和乔伊斯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点？被流放和很不稳定、几乎接近贫穷的经济状况，对于过剩的一种强迫症式的追求，以及对各自妻子无节制的顺从，因为她们曾给自己带来过无数灵感。”所有这些都跟马尔克斯很像，但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他就像文学世界里的神，所有人对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这位牙科医生跟我说，“加博自己也知道，我没办法隐藏我和他之间的故事。”

最后一次加萨博在自己的诊所里见到马尔克斯时，他明白，加西亚·马尔克斯唯一缺的那颗牙是理智的牙。多年以前，在那个1991年春天的下午，在他Bocagrande的诊所里，马尔克斯有一颗蛀牙，而加萨博医生决定给他拔了：他给他打了一针麻药，拔掉了一颗牙，缝合了伤口，然后在那个缺口植入了一个假体。他说，马尔克斯一声也没有吭。不过，在这第一次问诊之后，马尔克斯失去了一样东西。这种事情在文学史上一直都在发生：荷马失去了视力，塞万提斯失去了一条胳膊，马尔克斯失去了一颗蛀牙。

“牙线其实比牙刷更重要。”加萨博医生最后告诉我。

[1] 加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昵称。

[2] 约翰·奇弗，美国小说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

[3] 干亲，指小孩的教父与生父、生母的关系。

[4] 《局部麻醉》，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1969年的作品。

[5] 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奥地利作家、记者。

[6] 《地下室手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的作品。

[7] 《幸福所必需》，（Desiderata），美国作家马克思·欧尔曼（Max Ehrmann）在1927年写的一首诗。作者本人并没名气，但这首诗后来特别有名，奥普拉·温弗里和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都曾表示过这首诗影响过他们的生活。

[8] 《这些日子中的一天》（Un día de estos），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1962年的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9] 译文来自《百年孤独》范晔翻译的版本。

[10] 马丁·艾米斯，英国著名作家，其父亲也是有名的作家金斯利·艾米斯爵士。

最后的秘鲁诗人

The Last Peruvian Poet

撰文　晓宇

手机和全球化毁掉了一切革命的可能，通迅工具的普及取代了政治权威的必要。

在阿亚库乔找到一位英文向导并非易事。这座殖民时代的重镇隐匿在安第斯山脉之中，十七年前才和外界通上水泥路。说服我坐上十六个小时巴士、翻越五百多公里山路的，并非它身上这股固执的传统气息。作为“光荣之路”的发源地，阿亚库乔和我这个远渡重洋的异乡人之间，有一条不切实的精神脐带。

每一座西班牙的殖民城镇，都能在中心找到一片“武器广场”（Plaza de Armas）。和走过的其他秘鲁城市不一样，阿亚库乔的武器广场上没有兜售纪念品的小贩或是牵着羊驼找外国佬（Gringo）照相的妇女。情侣、工作者和散步的老人穿过广场，还原了一个小城日常的图景。

然而这种令人渴求的“当地感”却给出行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中介多是主打自然风光和印加遗址，没有会说英语的向导。当听到“要去当年政治冲突之地”的要求时，他们立马摆了摆手。日落之前，我们窜进当地大学的语言系。那是一栋殖民建筑改成的二层庭院，楼上为数不多的亮着灯的教室中，传来跟着播音重复的朗读声。前台的姑娘不会英语，也没有弄懂我们的来意。她示意我们等一会儿，出门去找人。

门外排着队的是想报名夜班的好学者们，我们只能以笑容交流。办公室内摆着两把椅子，等了半天，我挑了其中看似牢固的一把坐下来。屁股刚和椅子咬上，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影子出现在门口的地板上。抬起头，高个子和白皮肤——我不由判定他是教英语的外国人。

“听说你们在找会英语的向导？”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接着问，“你们想去哪？”

瞧他这么直接坦诚的样子，我便挑明：“我们不是来看景点的，过来是想了解‘内部冲突’（Internal Conflicts，指秘鲁1980年到2000年间因游击革命引发的国内长期冲突）那段历史。”

“这样啊。这里学生的英语都不好，帮不了你们。我能带你们走走。”

我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好，明天上午十点见。”他痛快地替我们决定了。

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位来之不易的英语向导。和猜想的不同，阿拉贡不是一个外国佬，他家是世代的阿亚库乔人。第二天早饭后，我和田麒讨论阿拉贡什么时候会到。田麒早习惯了秘鲁时间，抱着至少延迟半个小时的估计，要回屋躺着等。

“我怎么有种感觉，他会准时到呢。”我说。

“我找了个车，五分钟内到。”阿拉贡提前到了。

他戴着昨天的红色鸭舌帽。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座上的仍是一位白人，这成了我们几日以来见到的白人面孔的峰值。

司机不会说英语，稻草色的圆帽檐上别着一朵白羽毛。阿拉贡带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光荣之路”起义攻占的监狱。在这场革命游击队和政府公开对抗的冲突中，16人丧生，255个囚犯逃逸。伊迪丝·拉各斯（Edith Lagos）是带头冲进监狱的女游击队员。这一年，她刚十九岁。同年，伊迪丝被政府军逮捕并处死。当局宣布她的葬礼是非法集会，阿亚库乔却万人空巷，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墓地。

在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二十年的革命中，留下姓名是件幸运的事。车开到市郊，阿拉贡指了指路边的山谷：“我们当地人管这儿叫‘小地狱’（Little Hell），当时政府军抓到人拷打之后，把死人从这里扔下去。要找失踪的亲人、家人都是到这来，赶在野兽把尸体吃掉之前。”

“所以这也是革命烈士牺牲的地方？”

“哪是什么革命者，葬身这里的人多是无辜的百姓，只不过是被怀疑和革命有关。游击队和政府军打完之后，非死即逃，哪能抓得到人呢。”

这场吞食了七万多人的革命是由一个知识分子掀起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á n）曾是阿亚库乔大学的哲学教授。1965年，他回到秘鲁领导“光荣之路”，从校内的激进团体到全国性的游击武装，“光荣之路”并没有实践其倡导的社会改造。相反，对着政府军的枪口很快转向不认同他们意识形态的异见者。偏远地区的农民被夹在政府和游击队之间，成了两者都怀疑和杀害的对象。

六七十年代是左派思潮流行的年代，阿拉贡也承认，真心觉得这就是光明未来的可能。但“光荣之路”的恐怖让他们一帮年轻人疏远了革命思想。当我们问到革命和土地的关系时，阿拉贡笑了笑：“我们的土地，早在之前都被收走了。”

阿拉贡口中的“我们”，指的是当地的士绅阶层，是西班牙殖民时期大庄园经济的产物。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殖民者后裔，过去是拉丁美洲不折不扣的“贵族”（Nobleman），在一轮轮的土改中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地位。开车的乔治也是贵族的后代，按阿拉贡的说法，现在他们一个成了教书匠，一个成了老司机，穷得叮当响。

“你看，我现在出门都不戴帽子了，就这个棒球帽凑合。乔治还戴帽子呢。”

“我戴是因为没了头发，”乔治摘下帽子向我们示意，“所以要遮遮。”

我们一同午饭的地方，离古斯曼的故居不远。那是一条被抛弃的街道，古斯曼聚集左派沙龙的小楼年久失修，还配有一座荒芜的院子。旁边的房子被拆了，碎瓦颓垣躺在厚厚的灰尘中。路过的醉汉，大白天东倒西歪地到破墙边解开皮带，正在舒坦地“释放自我”。阿拉贡的脚步更快了。

革命并不那么让阿拉贡着迷，他对传统更感兴趣。传统和他那个没落家族有着数个世纪的联系，但也不完全如此。阿拉贡说一口流利的盖丘亚语（安第斯的印第安人语言），也是少数几个真正研究这门语言的当地人。他希望这门语言能和其他传统一起保留下来，借以抵御那些做着毒品或是采矿生意暴富的新贵们。殖民者的后代成了印第安文化的守护人，历史在个人身上有一种超乎逻辑的演变。

“如果你们愿意，明天我带你们去见两个人，一个幸存的贵族，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阿拉贡提议说。

为了防止高原反应引发昏昏沉沉的困乏，第二天早上我灌下大杯咖啡，外加古柯茶。阿拉贡换上了一顶绅士帽，边缘已经磨得光亮。穿过教堂前面的街道，他敲着一扇数米高的大木门。

“不知道他在不在。说不定去了利马。”阿拉贡刚说完这话，大门中的那扇供人进出的小木门吱吱地开了一个缝。门后人的个子不高，白发像一团枯草卷在头顶，眼眶深深陷进去，双眼通红，让人不寒而栗。他看到阿拉贡，便迎我们进门。我这才发现他身后那条大狼狗，本是叫人害怕的东西，比起主人来，倒算是亲切友好。

大院子是一根根的石柱撑起来的，正在翻修之中。主人说，这还要两年才能完工，指不定以后会成为一家酒店。二楼每个房间内的东西都有不下两百年的历史。从老教堂抢救回来的油画堆在角落，拐杖和篆刻着拉丁文的长剑并排在一起，主人展示着一台手动摇杆的留声机，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时间也开始背着手向后走。主人情不自禁地拿出来十九岁那年父亲送他的第一件斗牛士服，披上外套，坐在乱糟糟的床上同我们闲聊。除了床，所有的地方都积着灰尘。

斗牛士的家族世代出产安第斯最好的马匹，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这个物种帮助他们征服了这个大陆。天台的房间里收藏着马鞍，临近的屋里则堆满了越南制的藤椅。在吧台的梦露画像旁边，斗牛士翻开了扣在桌上的四个杯子。盛入杯中却不是酒，而是当地的软饮“印加可乐”，金黄色的液体像是西班牙人苦求的黄金融化在了玻璃里。我们问斗牛士：“现在还骑马吗？”

“骑，在梦里。”斗牛士又点上了一根烟。

“你看他现在只剩烟和酒了。”阿拉贡说道。

斗牛士的咳嗽不止，他扬起的眉尖伴着咳嗽声上下剧烈地起伏。阿拉贡和他交换了对彼此健康的担忧。走出门，阿拉贡就对我们说，不知这老家伙还能撑多久。

“年轻的时候太霸道了，生起气来像一头公牛。你看老了都没人来找他。”贵族圈内的熟人担心斗牛士的身后事，虽然大家受不了他的脾气，但都知道他是这个文化最后的守护人。

“老东西保留得最多的就是他了。其他的家族移民去美国或欧洲，家产早就卖光了。”

“他的子女继承人呢？”

“这就是故事最忧伤的地方了——他没有子嗣。”

“一个也没有？”

“没有。最近的继承人应该是外甥。谁知道他是会变卖这个大院，还是把东西都一并扔了呢。”

“斗牛士没结婚么？”

“结过。几十年前的事了。一天清晨，他妻子的心脏上多了一颗子弹。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有人说是斗牛士。”我想起了斗牛士给我们展示的左轮手枪，他熟练地上膛，把手枪在指尖转了一圈。

“我们接下来去见诗人。”诗人是革命的幸存者，他和贵族阶层合不来，自认是无产阶级，若是和斗牛士坐在一起，指不定会爆发什么激烈的冲突。阿拉贡带我们到了一家不大的酒馆，工作日的上午坐满了喝酒寻欢的人。诗人进来的时候我们没注意到他：一头卷发压在皮帽下，干瘦的身子，像是街头流浪汉。

他坐下来同我们喝酒，说起话来让人着迷。诗人出生在利马市郊，大学在阿亚库乔，期间绘画、足球、拳击，是个受欢迎的人物。他成了学生领袖，组织沙龙和集会，从来没和革命扯上边儿——但他的政治立场引起了当局怀疑。

“先开始是搜查。回到寓所的时候经常是乱糟糟的一片。但他们没发现任何宣传资料，只有安全套和脏衣服。”诗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意地大笑。

“后来我被抓去了，在警察局被来来回回拷打了七次。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吧，一天晚上把我扔进了‘小地狱’。醒来的时候是凌晨四五点的样子，我的身边是二十多具朋友的尸体。我全身赤裸，只好从死人身上扒下衣服，一点点从峡谷中爬了出来。”

那个一心成为画家的学生领袖和他的同伴彻底“葬身”在了谷底，因为长时间的拷打，他的眼睛近乎瞎了，无法继续绘画，便开始写诗。阿亚库乔的当代诗人自此从死人堆里诞生了。诗人不相信命运，在利马躲藏了五年后，他又回来了，站在了朋友为他立的墓碑前。人们说，恶灵是杀不死的，尤其是在阿亚库乔，这个地名在当地盖丘亚语里的意思是“死人的角落”。

“我回来了。”诗人再次得意地说。知道了他的经历后，似乎每一句话都托着生死的沉重和轻浮，只是他自己，却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问诗人经历了这么多，反过来对革命怎么想。

“但当代已经没有革命了，哲学也没有。”阿拉贡插话进来，他拿起桌上的手机，“这东西和全球化毁掉了一切革命的可能。”通迅工具的普及取代了政治权威的必要，农民们只需一个电话就能和利马的供应商确定今年的产量和价格。普通人不再以机构作为他们的代理，一切组织似乎都失去了存在价值。农民都买了汽车，过上中产的生活，推翻或是不推翻，政治或是不政治，都是非常遥远的事了。

诗人和阿拉贡没有怀念革命的意思，但他们字里行间渗出的怀旧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们恐怕也不会到这里听没落的贵族和重生的诗人讲故事。阿拉贡安排的造访中，无意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正在同时告别的东西：贵族与革命。这一对相生相杀的概念如今却在一起消亡，与它们相关的激情、热血和尊严，成了历史的叙事，在当下的现实中带着强烈的不实的色彩——无论是可以化成一尊雕像的斗牛士，还是和马尔克斯笔下事迹惊人相似的诗人。

这种不实感围绕着我，也围绕着我们周围的人。坐在旁边的大学老师中有一位是古巴人，他死活不相信我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拿着我的学生卡反复研究，他不明白我来这个穷乡僻壤的目的。时代也告别了理念。我们的行为不再能被模糊不清的理念解释，它一定得符合理性的逻辑。就像我们对阿拉贡的猜测：他带我们一程也不会是出于讲故事的冲动。他要捡起英语这门技能，这是当年为了留学美国准备的，不知最终为何没能成行。他的姐姐，和不少当地人士一样，早就移民美国了。所以，这可能是未来美国之行的准备，或是他口中“多赚些钱”的方式之一。

正当我们犹豫要如何开口讨论报酬的时候，阿拉贡却先和我们告别了。

“我所知道的故事就此讲完了。在阿亚库乔，所有的人都已离去，留下的一切等待死亡。”

他说自己不是写作的料，但随口的感叹竟和流淌的诗歌一样。我们在倾斜的街道上分走两头，我们要去下面的闹市，他背起手朝上走。强烈的阳光从街道的顶端照下来，阿拉贡成了一个模糊的黑影，随着他一步步向上接近太阳，影子也越来越小，最终融为一个突然消失不见的黑点，就像它从未出现过一样。我想他是听不见道别了。

临水照花人的尤利西斯——谈张爱玲的后期写作

The Talented but Aloof Ulysses——Eileen Chang's Late Writings

撰文　文珍

也许所有的创作者与英雄，最后都必须回归自身。张爱玲的中后期写作，就是一场艰难无比的奥德修斯之旅。

尤利西斯就是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即便肉身无法回归，魂魄也要万里寻亲，寻最初的往生和来路。

［一］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台湾，她已如同任何一个被过度波普化的偶像一样，随时可能出现在恰当或不恰当的地方。好比切·格瓦拉的红黑头像或许象征革命、自由与正义，也可能仅仅只是一张代表反叛姿态的旅行明信片或海报；梦露的白裙代表永恒的玫瑰与性感，也不无轻佻地暗示消费主义时代日益被物化的女性。

而她，作为最后的海上传奇和最著名的民国女子，无数假她之名的金句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然而多半连腔调都没有学像。每逢她的生辰忌日，各大网站也多推出图文并茂的纪念专题，里面却往往错夹了她母亲的照片。和她有关的文章不胜枚举，却只纠缠于那场著名的情爱官司，讨论男女攻防之道。他们并不认得她，却一直消费她，只因她是个名人、任人涂抹的偶像，鲜少有人肯把她还原成一位单纯的作家。

起初我认识她，也只不过是低垂的单眼皮，睫毛的阴影像蝶翼一样轻打在瘦削长圆的鹅蛋脸上。另一张常见的照片上，她双手叉腰，冷眼斜睨世人，眼睛里并没有想要取悦谁的神气，但写着人人都爱看的故事。

有人说见她之后，才知道原来“艳也不是那艳法，惊也不是那惊法”。只好笼统说成是“临水照花人”。还是她提醒他可以用宋江赞九天玄女的话形容自己，“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当然是自恋，但一看也知道是在尽管短暂但有恃无恐的爱中。

她早年的照片还有一张是童花头挤在两个女眷中间——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她年轻时候的姑姑。齐刘海下面的圆脸抿出微笑，远看不出来后来的特立独行。并且胖，看上去对这个世界是满意的。

最后一张就是临去世前两月拿着金日成去世讣闻的照片了。眼睛里忍笑的光似乎还在。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比起她鼎盛风光的时期，这照片已经整整老了五十年。半个世纪以来，她不但行迹难觅，公开发表的近作同样寥寥。然而因为命运种种离奇的安排，这个被文学史错过几十年的名字，旧作、佚作、遗作再度被人从故纸堆里逐一翻检出来，重新奉为圭臬。

在还活着时，她就被封了神。海内外文学从业者追踪她后半生的行踪，细数她赴美早期的出版挫折和职业打击，研究她与友人的通信，用工笔描摹出一个心如古井孤寂度日的晚年形象。最疯狂的案例，自然是一九八〇年某记者搬到洛杉矶她的寓所隔壁，每天翻检她丢出的垃圾，完成一篇“侧写报道”——然而这都是他们自己的小说，不是她的。

是的，说了这么多，我说的正是她：Eileen Chang。本名张煐，后为张爱玲。

一个名字的诞生或许只是出于偶然。而一个名字的传世多半是一个人曾奋力创造以抗虚无的明证。

［二］

这无疑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写的文章之一。比任何论文、小说、散文、诗歌都要难，因为对象是她。

和所有人一样，我早看惯她的奇装异服，记得分明她讥诮世人的笑，听说她“身材怎会这样高”，知道她爱吃“司空”小面包却不喜下厨，通感力好到闻得见桃红色的香气，会弹钢琴也会画画，写过剧本并曾想过以此谋生。然而如此种种全是皮相，全不重要。正如她写给夏志清的信里说：你知道的，我得到的世间好意全来自文章——原书不在手边，意思大抵如此。

我想她一生中的大多数狂喜，也多半来自懂得她文章者的“连朝语不息”。第一个张迷，就是她第一次的爱。

她早年说，但凡报上夸她，说得不对，她亦高兴，文章会一一剪下留存。却不知道晚年她对追捧避之不及，想起当年的话是否啼笑皆非——寂寞了这么些年，作家也许如藏在阿拉丁神灯里的巨人，有报复迟来的发现者的快意。

抛开作者心情不提，根据断点印象快速勾勒一个人物生平也是容易的：早年只觉“出名要趁早”。五十年代起，意图以英文写作打开欧美市场终至幻灭，靠翻译、创作剧本只可糊口并不扬名，研究求职屡屡受挫，六十年代前往台湾，寄希望能靠写张学良赵四故事转运也无果而终。晚年她彻底隐居，每日受困于“咬啮性的小烦恼”，而将那些改了又改总不肯示人的晚期作品压在箱柜，甘愿领受外界江郎才尽的猜测——事实大抵如此。人证物证一应俱全，非要我用自己的话把这些重说一遍又有何意义？

这十几年来写过关于她的文章，除了一篇《异乡记》的三四百字读书笔记，不过一篇比较《十八春》和《半生缘》版本的短文，也不到两千字。越喜欢就越不知从何谈起，就像对最要紧的人往往说不出那个最要紧的字。这些年她的书有几本也一再重看，也并不觉得一定要为之写些什么。真要动笔了，才知道自己原来离一个合格的“张迷”境界还远，世上早有无数比我更肯花工夫在她身上的人。书越看越多，最终只发现自己仍然无话。

胡兰成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因桃花本是最明艳生动的花。而张爱玲难写，也是同样。所有的话似乎都已说尽。女性观，文学观，情爱观，弗洛伊德心理，反抗父权意识，乃至于月亮太阳种种意象，都早有人大费周章做了论文，中间不乏真知灼见者，林林总总，完全不差我这一篇。然而吴琦是这样一个合格的主编和出色的催稿者，绝不肯让我反悔自己年初在“张爱玲之夜”后信口说的话，又提醒这一期《单读》的主题是“消失的作家”，她正好合适。

天涯海角，有个名字在牵我招我，一再唤我回去。

已经有这么多人找过她、写过她了。而她还必得要我再找一次。

找她就是找自己，也许。厘清一个志业写作者可能遭遇的一生：这诱惑之大我躲不过去。

［三］

张爱玲最先叩问海外市场的作品是《秧歌》和《赤地之恋》。前者的英文版The Rice Sprout Song勉强算小获成功，后者完稿后却迟迟卖不出去，作者给出最窝囊的理由是，中国人的名字全是三个字，外国人分不清——却无视俄罗斯人名显然更冗长，并不影响他国阅读的事实。归根结底还是人离乡贱，欧美读者不买账。

她以前从没这样费心取悦过读者。生于钟鸣鼎食之家，饱读中西诗书，又有不世出之才，把亲戚间遗老遗少的故事改头换面，便足以成为上海孤岛时期文坛“最美的收获”。胡兰成曾问过她有什么是写不了的，“答说还没有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

势必要遇挫之后才知此一时，彼一时。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有人说张爱玲写作英文比中文耐心完整，但《赤地之恋》艰难付梓之后，几乎没有反响，偶有评论也很尖刻，说“里面的人物让人作呕”。作者的苦心孤诣完全明珠暗投，陌生读者对她曾经的盛名毫无认识，对小众题材和繁复意象也缺乏兴致。他们要看的也许是“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比如凭《大地》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抑或是战火纷飞中富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异国传奇，比如韩素音的《瑰宝》；再不济，因“赤祸千里”而饱受荼毒的中国社会速写也能满足部分读者，他们对他国局势好奇，却早有成见了。张爱玲所能提供的一切全不合适。饶是她已做出了对于时局批判的最大努力，也依旧要被美国杂志批评，“把旧社会写得这样坏，岂不是说共产党英明”？

张氏特有的华丽苍凉、软弱不彻底的主人公，愈往后愈“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情调全是中国古典式，离开本乡本土就要害水土不服：原本就不是放诸世界而皆准的。与其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妨从读者接受理论分析，不过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

她没有想到从小向往的西方文明世界，广大读者的肠胃竟不能够消化她特供的珍食美馔。这打击之大非同小可，即便正处于创作盛年的作家，也同样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方能真正接受。

而对于当时各种运动甚嚣尘上的国内，去国之举已相当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坛自动除名，这两本书更等同于给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投名状，中文版至今无法出版，张爱玲写作时大概也从未想过要再回头。然而出师未捷，我们可以想象她彼时的进退维谷：就像古代书生穿越到现代，陡然发现自己的锦心绣口再无用武之地。从此不但在她所不擅长的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连在最引以为自傲的文字世界里，也随时可能沦为边缘。

现实的风霜刀剑之下，张爱玲不得已提笔重为中文读者写作。这时的中文出版市场已急遽萎缩，她的创作只能暂时供应有限的港台读者。《五四遗事》就于1957年发表在夏济安、宋淇等人编辑的《文学杂志》上，是她在台湾刊登的第一篇小说。

去国方始怀乡。如果说她的中后期写作是一场艰难无比的奥德修斯重返自身之旅，也许正可以从这篇不算引人注目的《五四遗事》说起。

［四］

张爱玲当时或许已知胡兰成在台湾，却偏写了一个三美团圆的故事。“小团圆”的同主题变奏初现端倪。

这篇与华美的早年风格相比，文字已趋向洗练，情节则愈见婉曲。人物一开始的动心都是真的，罗和密斯范西湖同舟的脉脉含情仿佛也足够用个十年八年。在柏拉图式的恋爱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双方都感到关系再进一步的需要。

当天她并没有吐口同意他离婚。但是那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楼外楼吃饭，罗已经感到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之夕，同时觉得他已经献身于一种奋斗。

然而罗回去之后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

这天晚上，他向她开口提出离婚。她哭了一夜。那情形的不可忍受，简直仿佛是一个法官与他判处死刑的罪犯同睡在一张床上。不论他怎样为自己辩护，他知道他是判她终身守寡，而且是不名誉的守寡。

——这一段不禁让我想起哈金的《等待》出色的开头：“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而哈金毕竟比张爱玲幸运得多，他所处的时代，西方人已经有较多的耐心和同理心对待中国现实的复杂与独特性。

回到《五四遗事》。在漫长到仿佛无望的等待中，密斯范迫于家庭压力与当铺老板相亲。然而罗此时其实已离婚在即，甫一成功立刻借媒妁之言负气娶了别人。密斯范婚事并不顺利。这时又有好事者安排范罗重逢。果然他们也就如电影小说常见的桥段，迅速旧情复炽起来：“罗这次离婚又是长期奋斗”。此前多是限制视角的男主人公单方面描写，这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了密斯范的心理分析：

密斯范呢，也在奋斗。她斗争的对象是岁月的侵蚀，是男子喜新厌旧的天性。而且她是孤军奋斗……结果若是成功，也要使人浑然不觉，决不能露出努力的痕迹。她仍旧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他永远不要她改变，要她和最初相识的时候一模一样。然而男子的心理是矛盾的，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发觉她变老式，落伍，他也会感到惊异与悲哀。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千依百顺。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

笔调颇为轻快，背后却有无尽哀矜——我们也许记得《小团圆》里，盛九莉最初对邵之雍也有强烈的崇拜——很难说此处没有作者本人的心理投射。果然他们历经磨难结婚后，一切过往情愫都因为对现实的失望迅速败坏。罗失望于密斯范不再讲究妆容，而密斯范犹如绷紧太久的弹簧陡然松开，出恶声说罗不像男人。此处叙述转急而字字刻毒：罗重新想起前两个妻子的好处，听人劝说陆续都接回同住——即便“从前的男人没有负心的必要”，但这故事也发生在五四运动的十几年后了！这正是这小说甚至胜过《金锁记》的平静恐怖之处。罗反抗若干年，最后对荒诞现实非但全盘接受，甚至比一般人更进一步；密斯范虽然哭闹着要自杀，到头来依旧设宴招待两位情敌的娘家——也许是自恃地位已足够安全了。

《五四遗事》的英文版名字比中文版名字更一目了然：STALE MATES :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当自由恋爱最初进入中国”，这漫画式的速写短篇，一方面也许为讽刺过渡时代的中国新旧思想混乱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可视作作者对自身情事的首次翻案，以及对同时代若干同性的怒其不争：比如周训德，抑或范秀美。换她自己，这情形自然是不能容许的：因为热情的丧亡，因为情感的背叛，因为局面本身的“嘈剁剁，一锅烩”。但事实上她自己也差一点就沦落到了这地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说：“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也不会吃醋。”又说张曾对他表白：“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也都可以。”这无可无不可的风流自赏对比后来《小团圆》里九莉的万念俱灰，尤显残忍可笑。

然而无人能够拔起头发来脱离自己的时代。邵之雍不能，盛九莉不能，张爱玲同样不能——作为创作者的唯一可安慰处，在于可以一遍遍通过文字检视内心与过去的距离，无数次重说变形。

［五］

五六十年代张爱玲给“电懋”写的那些剧本我都找来看过，多半不喜。那些用中文写就的剧本，竟比她的英文小说离我们更远。里面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张爱玲对于市民阶级的同情和通俗化的努力，几乎放弃了她原本对小说的立场：“戏剧化是不健康的”。然而创作惯性使然，她习惯构建的冲突仍旧是茶杯里的风暴，精巧单薄的世情轻喜剧，因此格局并不开阔，趣味也就流俗。这也许是作者对电影观众始终不如对待小说读者打起全副精神的缘故。她早年在《论写作》里就写说：

“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的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觉得了。”

她的剧本人物除了《多少恨》里的虞家茵，多数不够可爱。而性格最彻底的是虞老太爷，又实在坏得太无孔不入了些，是所有创作中最扁平的人物，集中体现了张爱玲对父权的蔑视也未可知。总而言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里，多的是小说缺点而非优点。

正如替美新处所做的翻译工作一样，这一切在她，都是谋生之道，而非真正的使命。在后世看来，不免要替她痛惜不必要的精力旁落，然而试想之，失落感、水土不服和写作瓶颈只是张爱玲必须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是更无法忽视的物质窘境。她1954年开始和胡适通信，被称赞《秧歌》“写得真细致、忠厚……近年来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然而胡适不过是一个偏巧也喜欢《海上花》风格的中国学者，影响力既不足以撼动美国主流文坛，推荐语亦不能印在作品腰封上变现。即便《秧歌》得到《纽约时报》《星球六文学评论》《时代》杂志的一致好评，该书的畅销程度也远比不上张认为不如自己的韩素音。

韩素音，英籍华裔，1917年生——只比张爱玲早三年——几乎可视作同时代人。父亲祖籍广东五华，母亲玛格丽特出生于比利时贵族家庭，第一本自传体小说《瑰宝》在美一出版即大获欢迎，成为英文世界第一位如日中天的中文女作家。1955年，好莱坞将《瑰宝》搬上银幕，翌年即斩获三项奥斯卡奖项。符立中在《张爱玲大事记》里如是记录：该影片拍摄时曾赴香港取景，“为开埠以来一大盛事，而张爱玲彼时亦在香港”。

韩当年风光，对另一个自视甚高成名亦更早的同时代女作家的刺激，自然不应小觑。有理由相信，也许正因《瑰宝》的一纸风行，首次让张爱玲产生写作自传性小说的念头。而1957年其母黄逸梵在英国病逝，其父张志沂早已在四年前于上海辞世，父母双亡于她既是打击，更是自传性写作得以实施的重大驱动。

很多人都无法原谅张爱玲在《雷峰塔》里早早把另一位当事人陵写死，但考虑到文中十七岁的琵琶被监禁时，弟弟给亲戚写的不分皂白的信，我们也许能原谅作者偶一为之的任性。人对背叛至爱亲朋的痛恨，向来比对敌人的报复要更彻底。更何况也许作者还抱有一丝侥幸：《雷峰塔》是英文小说，国内不一定看到——况且她弟弟英语不好。

情节本是创造者能获得的最大自由。同一母题的每次重述，如同一场微型的改朝换代，任何人都很难不着迷于这创世的权力。在下一次同题变奏《小团圆》中，她悄然放弃了报这一信之仇，继续让弟弟九林安享晚年，假装上一次只是一场儿时游戏的延续——孩提时代，琵琶和弟弟总是扮演两名相争的青年骁将月红与杏红，而游戏的结果，从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六］

《雷峰塔》主要包括琵琶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而《易经》写女主人公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维多利亚大学阶段，同时包括极复杂的母女暗斗。这两本书都尚未言及情爱。

《小团圆》又在前两只小板凳的基础上往前走了更远。前半部分有一句话值得特别注意：“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这是在九莉即将告诉比比遇到邵之雍之前的最后一段。

通常研究者讨论张的创作阶段，多数以她离开大陆、离港赴美等具体空间的改变作为分水岭。但鲜少有人提及“情感教育”。事实上，在遇到胡兰成之前，张爱玲已相当得心应手地处理了一个早慧者在大家族冷眼旁观得来的大量间接经验，中间也不乏爱情故事，但真正属于她自己的罗曼司却还没有开始——童年和少年阴影不算，哪怕对于母亲和姑姑无条件的爱，也夹杂了对于西方世界和文明的向往，不够纯粹。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遇，当在《封锁》登出不久，1943年的初冬。认识胡后完成的第一篇作品，应是《年轻的时候》，刊登于《杂志》1944年2月。比较这两篇，也许能看出《年轻的时候》比《封锁》的笔触已多了几分温度。她初入文坛及得心应手的“传奇”写法渐渐被摒弃了。爱中的人也许还有一种改变，就是不再迷恋于定义爱情。她此后一两年的作品，《等》《留情》《桂花蒸　阿小悲秋》，题材更为广阔，讽刺却转温和。高强度的写作到一定程度自动进阶，另一方面，最初的情感教育让作者真正成为人生的槛内人，再非仅仅只以“一双毒眼看透三姑六婆”的局外人。

以一篇被谈论较少的早期小说《茉莉香片》为例试做分析。《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雍邂逅之前，楚娣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告诉她蕊秋的当年情事。

“二婶那时候想逃婚，写信给汤孤鹜。”

这句线索大概就是《茉莉香片》的写作缘起。那是一个相当阴郁的哥特式成长故事，虽然也提到爱情，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个早熟而不幸的少年无法自择身世的无望，又藏有一种恨不能毁灭一切的孩子气的暴虐。男主人公聂传庆被母亲曾经的恋人言子夜在国文课堂上斥责后，子夜的女儿、同班女生言丹朱随他上山意图安慰，他受到感动，对她有过一段突如其来的热情表白：

他紧紧抓住了铁栏杆，仿佛那就是她的手，热烈地说道：“丹朱，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

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里，对于“爱”最剧烈的表达程度，不过如此。然而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爱：爱没有那么复杂，不承担那么多外在意义。爱就是男女相悦本身。这篇小说是作家代青春期饱受屈辱、自己逃出后仍留在家中受苦的弟弟而写，连聂传庆的外貌特征，都和《小团圆》里对九林的外貌描写一致：

惟有他的鼻子却是过分地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茉莉香片》）

还是颈项太细，显得头太大，太沉重，鼻子太高，孤峰独起。如果鼻子是鸡喙，整个就是一只高大的小鸡。（《小团圆》）

她和她想象中的弟弟同样不懂得爱情，只希渴望快速结束这漫长的痛苦的青春，一种懵懂混沌尚未对外发作过的蛮荒之力，总而言之，这心智情感并不完全属于成年人，更不属于一个真正成熟有力的作家。

《沉香屑·第一炉香》《封锁》《心经》《琉璃瓦》的爱情，也统统带有不同程度的幻想成分。里面看待女性的态度，如果不是小女孩对待成年人情爱世界的轻微的不洁感，就是一种青春期未恋爱的女生看待同班女生跌入爱河的微妙不屑。她自己当然并不在里面，她只是个过分理性又聪明的看客。

《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的好处，也不在于男女，而在于男女之外的世态人心。也许正因为此，傅雷才会如此严厉地批评范柳原和白流苏：

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勾勒得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

这批评非常敏锐地感知到了张早期小说中某种不够健康的倾向，虽然完全开错了处方。事实上，关键并不在于作者思索得够不够深刻，而在于虽有稀世才华和技巧，本人却“情窦未开”——非不愿为，是不能为也。张爱玲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在若干年后自嘲。然而很快，可以爱的人就出现了。一切的一切，都全不相同了。“一切该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而只要发生，便就永远没有回头路。

他坐了一会站起来，微笑着拉着她一只手往床前走去，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在黯淡的灯光里，她忽然看见有五六个女人连头裹在回教或是古希腊服装里，只是个昏黑的剪影，一个跟着一个，走在他们前面。她知道是他从前的女人，但是恐怖中也有点什么地方使她比较安心，仿佛加入了人群的行列。

情感教育更大的作用，也许不足以让她立刻完全懂得另一个性别，却足以让作者开始理解母亲、姑姑、继母，乃至于生命中一切重要过或者继续重要的女性角色。她从此加入她们，也开始由一个女孩理解世界上所有的女人，理解自己所处的性别，理解她所抗拒和不得不成为的一种发自本能的规定。开始理解生命。

最初写《年轻的时候》，还只有隐隐的怅惘的不确定性。这初尝的人生况味尚属年轻，还不乏狂喜，真正的痛苦，日后才会愈演愈烈。

［七］

一个自成风格的作家，必然有其处理材料的惯用方式。这方式同样随时日增加而改变。

张爱玲早期的短篇小说结尾常常是陈述性的：“他现在……”“汝良从此……”“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用现代某类批评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作故事的完成度高。到《雷峰塔》《少帅》，她的风格为之一变，未必是未完成的戛然而止，也可能是某种有意为之的解甲归田，让小说的结尾具备了某种门户洞开的现代性。

他已结束了军阀时代……终于是二十世纪了，迟到三十年而他还带着两个太太，但是他进来了。中国进来了。（《少帅》）

她顺着车厢走，望进车窗里。走道上挤满了人，可是她还许能挤进去，找到何干，再说一次再见。她回头朝车厢门走，心里业已怅然若失。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混乱匆促，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那个地下工厂，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

基本放弃判断，放弃引导和影响读者，是张爱玲晚期写作的另一大特色。同时文字日趋洗练，四处留白增多，她自己定义这是一种“含蓄”。而无节制的感伤主义，也即郁达夫所谓“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正是张爱玲绝不认同的：“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

如果不“三底门答尔”，那么究竟如何含蓄？

含蓄的效果最能表现日常生活的一种浑浑噩噩，许多怪人怪事或惨状都“习惯成自然”，出之于家常的口吻，所以读者没有牛鬼蛇神“游贫民窟”（slumming）的感觉。（《谈看书》）

此处以《小团圆》为例。开头第二段，即点明故事主角，限制视角与任由时间背景游移不定，时空自由切换。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

但是她常想着，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着考试了。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

等待的当然不仅仅是考试，更等噩梦悠悠醒转，一切重新洗牌。从这个意义上，《小团圆》和《红楼梦》相类，都是一场疑幻实真之梦。梦中幻影幢幢似乎都非实体，不足以对“我”乃至于创作者本体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这种看似浑浑噩噩、实则心理上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在文本其他地方也随处可见。

从这时候起，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内心有一种混乱。上面一层白蜡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静安全感。这段时间内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

九莉始终默然，心里也一片空白，一听见了就“暂停判断”……也许因为她与三姑是同舟的难友。

碧桃与她一同度过她在北方的童年，像有种巫魇封住了的，没有生老病死的那一段沉酣的岁月，也许心理上都受影响。她刚才还在笑碧桃天真，不知道她自己才天真得不可救药。一直以为之雍与小康小姐与辛巧玉没发生关系。

九莉尽量地使自己麻木。也许太彻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腿上给汤婆子烫了个泡都不知道，次日醒来，发现近脚踝起了个鸡蛋大的泡。

主角混沌懵懂的天真，正好达到了一种让读者眼见恐怖马上就要发生、焦灼万分而无法知会书中人的在场感。又好比看着战火燃到一个梦境里去，把所有保护层摧毁殆尽，如此大难，梦中人才轻微地发出一声呻吟，只有这样完全无辜也仍无可避免的痛楚，才会让读者得到最大程度的怜悯与震动。

描摹精神痛苦的最高级别，也许就是直接转化成生理疼痛。可若只是说最常见的“心痛如绞”“五内俱焚”，那就不是张爱玲。

并不是她笃信一夫一妻制，只晓得她受不了。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

“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威尔斯有篇科学小说《摩若医生的岛》，写一个外科医生能把牛马野兽改造成人，但是隔些时候又会长回来，露出原形，要再浸在硫酸里，牲畜们称为“痛苦之浴”，她总想起这四个字来。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也许是泡在热水里的联想，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她看到空气污染使威尼斯的石像患石癌，想道：“现在海枯石烂也很快。”

我从未看过比这几段描写痛苦更好更直接的文字。惟其克制，才让人分外恻然。惟其清洁，才避免了任何让人厌倦的多余感伤，矫饰渲染。以文字最终能抵达这样真实可怖的程度，和作者晚年所信奉的含蓄美学有关——“含蓄最大的功能，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

［八］

张爱玲的前期作品也许可以视为向外部借来的“醒世恒言”，凭借出众才华、阅读准备，可以部分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如果说前期作品存有某种生命感，大抵是作者同时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许多碎片藏在它们中间，然而密度毕竟稀薄。

和许多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创作者一样，姿态愈讲求华丽苍凉，可能偏离事物本质愈远，说出金句容易，但人生不能只靠金句去活。即使偶尔碰巧道出一两次真相，也可能只是误打误撞。越往后来，越来越充沛的生命感才开始持续注入她的创作中。到了《雷峰塔》《易经》《小团圆》，这种气息日趋完整、强烈。

张爱玲晚年在她最重要的一篇散文《谈读书》里说：“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这句话出处未知，却可以作为作者一再重复的夫子自道。

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究竟如何才能够移植正确？“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如果一次不能给够，那么就给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直到意境移植完全为止。故事显然并不是一个好作家应该提供给读者的全部。已经明确了“说什么”之后，剩下的，就是怎么说。

我看《小团圆》的第一次第二次都被结尾的梦催泪，看到第三次却再也哭不出来，方始震惊于作者笔力之强，技巧之炉火纯青，同时又臻于化境，大道无形。对同一段材料的不同改写，好比富有天赋的器物制造者不断研究实用性和美观兼顾的器形。到了《小团圆》，此前漫长的种种准备和建设工作才终于完成。箭在弦上。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我们绝不应该忽略《小团圆》至关重要的这句话。它既是开头，也是整本书的结尾。除掉结构上首尾相连的圆环式美感——类似欧洲的圆舞，一曲终结，舞伴各自回到最初——这句话更重要的意义，是造成一种形同宣战的语气。

以此开头之后，便意味着作者将穷一生之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目的地前进。

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既然一听就听得出是事实，为什么又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岂不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连意外之喜，也不大有白日梦的感觉，总稍微有点不以劲，错了半个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也就是那铮然的金石声”——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谈看书》）

散文《谈看书》与《小团圆》初稿正完成于同年（1976年）。某种程度上，这段关于“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的展开论述，正可以视作《小团圆》的思想背景和创作指南。技巧之外，作者自我解剖的决心和总攻一切的壮烈，又几可比拟鲁迅《野草》中的无物之阵。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张爱玲最终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而非柔弱才女的形象，给自己的一生创作画上了一个酣畅淋漓的句点。这样酷烈的作品当然不能为任何人写，只能为自己。但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小团圆》还是《野草》，都是作家最有力量也最美的作品。

他们回归自身，不为任何人写。却最终大步走向了更广阔的人间世。

［九］

她早年宣称“出名要趁早”，立志成为风头最健的作家，晚年却对友人说：“我想写的，多数都是别人不要看的。”

奥德修斯海上漂泊十年，回到家中，设计杀死所有求婚者，并与妻子互证心迹。

也许所有的创作者与英雄，最后都必须回归自身。而打破一切之后的归来，实际上也不是归来，而是涅槃重生；最后临水照花，看到的已不再是花是水，而是浮花浪蕊幻影散尽的无限真实。

大多数人却不知道，为了抵达这真实，一个人需要历经多少磨练与锻造。这种意义上再看张爱玲形容的“灵魂过了铁”，又是别一番滋味。

她的《天才梦》如此开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而存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如此结尾：“‘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另一位批评者柯灵则早下定论：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

是耶，非耶？张晚期作品的陆续出土，在不言自明地驳斥了柯灵论断的同时，更隔空回答了傅雷先生：所谓的奇迹并非凭空生发，也自有去处；所谓收场无论好坏，最终也只与自身攸关。

回到这一次的主题，我想她都会永远在。只要现在、日后、更久远的未来还有人在读书，张爱玲就永远不会消失。

而从《五四遗事》到《小团圆》，我所能知道的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穷其一生的雄心、不甘与奋争，一个万转千回的热情故事幻灭后剩下来的一切，有限身与无尽意的和解，都在此处了。

2016年7月20日北京飞拉萨上空初稿

2016年7月22日拉萨仙足岛二稿

2016年7月26日拉萨仙足岛三稿

三个关于何伟的写作练习

On Peter Hessler's 3 Types of Writing Practices

撰文　吴琦

之所以坚持写作异国，是因为前一辈的非虚构作家快把美国写尽了，何伟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机会，中国的发展速度、埃及的政治变革——这些变化是世界的新东西。

［一］大规模接见

何伟来了。自2011年以来，他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了三本书，这是他第一次大规模“接见”自己的读者——有读者评论，他走的是“群众路线”，写的是新时代的“红宝书”。中国人直言不讳对他的喜爱和崇拜，他们拿着英文版、繁体中文版、简体中文版的何伟作品，排在长队里等待签名，像是捧着不同版本的写作圣经。即使已经提前得知在北京、上海八天的行程里，自己要面对十几家媒体专访，几乎每天都有公开活动，何伟仍然对自己受到的欢迎感到惊讶。每次他都需要在人群中间劈开一条小路，才能走到所有目光的中心。这种时候，他会露出慌张的表情，像一只兔子走错了森林。

在单向街书店演讲之前，他先躲在会场旁边的小黑屋里吃饭。门没有闭紧，书和目光不时从门缝里钻进来，想看他一眼，请他签名。其中包括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白天刚采访过他，再来追问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到底怎么定义非虚构写作？”“你是什么星座的？”何伟是双子座，“我也是属鸡的”——他补充。但前一个问题很难说清，旁边的张彦（Ian Johnson，自由撰稿人）替他回答：“偷别人的故事，然后卖钱。”

“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趁他吃饭的时候我问。这只兔子赶快把眼神移开，指向他的朋友张彦，“他才是真正的明星，他是美国的篮球明星”。这个笑话并不好笑，他只好改换策略：“他以前是我的老板，在《华尔街日报》，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我找不到工作，他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500美金，我说的是真的。”他好像很怕因为自己前面的玩笑而影响后面这句的真实性。“一个失败的美国人。”张彦又补了一句。

为了发放此前另一场公开活动的门票，主办方要求报名者通过邮件提交他们想见何伟的原因，一千多封邮件涌来，内容总体上可以用柴静的推荐语来概括：“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报名者中有人夸何伟的文章写得像柴静，但邮件中还有许多比抒情更有趣的内容，比如有人吐槽，“国内现在变化太快了，实际他写的生活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一位明显是女性的读者羡慕他的婚姻——他和夫人张彤禾是“最好的婚姻状态”，还有人惊呼，“他吃老鼠了！！！”这是何伟的新书《奇石》中一篇短文里的情节，也是他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何伟在《江城》里记述过他初到中国的样子，那是1997年。当时的涪陵人关注他的鹰钩鼻、蓝眼睛——实际上是淡褐色的，还有他的水杯，他的笑声，他踱步的样子。“我好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可以拥有你们那样的自由。”一个英文名叫瑞贝卡的大三男孩私下告诉何伟。“除了骚扰，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这是他当时的总结。近二十年过去，这种“外国友人综合征”仍在以某种方式延续。不同的是，读者们不再用“洋鬼子”“大鼻子”“哈罗”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他们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亲切地问起他和书中人物的近况。很多人专门去过他书中的涪陵、丽水、三岔，结识了他的采访对象。《甲骨文》中一个维吾尔族中年人波拉特得到了最多的提问，读者关心他移民美国的计划到底成功了没有。何伟回答：“他现在是美国的公民，在华盛顿。我最后一次碰见他是三四年前，他过得还可以，但是孤孤单单的。他在美国汽车公司工作，有收入，有保险，没有结婚，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些维吾尔族人，但都是男的。”

很多人愿意用英语和何伟交谈，至少也要夹杂几个英文单词。这是在有外国友人出席的公共活动中常见的。有一些人英文水平极好，流利程度不亚于中文，而另外一些，显然还处在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更像是找个场合练习口语。来看何伟的外国人也是这样，有的可以讲中文，有的不行。一个戴着耳钉的外国男孩在开场前不停地抖腿，何伟开口之后，他立刻用英文对旁边的女孩说：“我一个字都不听懂。”“你想走吗？”女孩问。“你不是要签名吗？”男孩反问。重复了好几次之后，两人起身从人群里钻了出去，我幸运地得到了他们空出来的座位之一。这是另外一种误会——他们大概以为这会是一场双语活动，很适合异国情侣一起出席。

何伟说中文的时候像是含着枣核，总是不恰当地在每句话的结尾处加一个“的”字。出版社为他准备了翻译，当他流露出迟疑的表情，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孩就会上前几步，准备帮忙，但何伟一般很快反应过来，她又退回去。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书评人云也退写过的一篇对《奇石》的书评，题目是《故事一点点飘来，何伟远在天边》，稍作改动，就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场景：翻译一点点飘来，何伟近在眼前。他最近三年都住在埃及，学阿拉伯语，关心那里的考古和政治。之所以坚持写作异国，是因为前一辈的非虚构作家快把美国写尽了，何伟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机会，中国的发展速度、埃及的政治变革——这些变化是世界的新东西。

回答一些问题时，他的标准答案是：“我的看法不是很重要，说中国什么好什么不好，不是我的工作。”或者索性反问对方，然后掏出自己的笔记本，反客为主进入采访状态。有人问新书名字为什么叫“奇石”，是否意在影射奇形怪状的中国，他回答，只是觉得Strange Stone英文发音比较好听——也可能是他不愿承认这重隐喻。有人问，你怎么看待当今中国传统的失落、迷失的信仰、空虚的幸福感，他不接招。只要一提到某些敏感词，不论是时间还是地名，他就会产生并非出于本意的幽默效果。甚至，他只要一开口，哪怕对着话筒“喂”一声，现场就发出笑声。他好像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幕，在第一本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大喜欢。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您对转基因怎么看？”媒体群访中，一位记者提问。何伟终于需要请翻译来解释“转基因”这个词，然后说：“在埃及，我更怕的是枪炮、暴力，而不是食品。有吃的东西，我都高兴。”“转基因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现在很严峻，在中国也是如此，您难道不关注吗？作为一个美国人。”女记者右手支着下巴，旁若无人，直勾勾地盯着何伟。“您会吃转基因的东西吗？”两缕卷发挡住了她的脸，她拿出电视主持人专访时的样子，继续请对方表态。何伟只好说：“我不是一个担心太多的人。”群访结束后，他才忍不住用英语跟朋友说了一句脏话，“那简直是我从未担心过的事情。”

［二］群众路线

何伟来了。他刚喝了一听可乐，穿着格子衬衣、军绿色的阔腿裤、登山鞋，单肩背着一个双肩包，一副典型的美国中部人的样子。他是刚旅行回来吗？有人悄悄议论。他大学时就开始自助旅行，横穿欧亚大陆，后来长期居住在中国、埃及，为了写作而旅行。这身装扮已经成了他的个人标志，甚至有网友评论，一个好记者都是像他那样，永远背着双肩包。跟在他后面上台的是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主办方在筛选的时候，已经拒绝了许多专程为刘瑜而来的报名者，但人群中依然蹦出一句粉丝的呐喊——“女神！”

只有参加GQ杂志主办的活动时，何伟才穿上西装、皮鞋，打上领带，不如商界、娱乐圈的名流们穿得讲究，但比中国作家、记者们体面得多。活动一结束，他就立刻找地方把这身行头脱掉，换上之前那一套，穿着短裤，走出人群。这让我想起他初到四川涪陵时的一段轶事，学校正好举办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集会，安排何伟和市长、党委书记坐在主席台上，还要起立合影。他本来是准备出去郊游，穿着短裤和T恤，这下只好红着脸，“努力把两条光腿藏在桌子底下”。

他有很强的“混”的能力。在中国住了十四年，学会给人递烟，陪人喝酒，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不喜欢采访精英，因为“我语言水平不高，知识分子不愿意跟好笨的外国人谈话，在埃及也是这样，所以我不找知识分子谈”。农村来的人对他更有耐心。何伟说，有一些埃及人的受教育水平很高，能讲三四门语言，但他们从未去过上埃及，那里主要是农业区。何伟在演讲中反复说起一个垃圾清理工，他能根据捡来的垃圾分辨主人的职业和收入，听说何伟懂中文，他拿着一个写了几个汉字的药瓶来请教他，何伟告诉他，那是一瓶伟哥。“他是我最好的老师。他是文盲，不认字，但他的听力特别好，观察力很强。”他将成为何伟正在写的埃及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

这次主办方请来的对谈嘉宾，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精英。“中国的底层真的有那么奇妙，能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吗？我对此有点怀疑。”刘瑜说。她认为，中国的底层是整齐划一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应该予以同情性的理解，但这不包括其中那些“理性的无知”——用保持无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人。她原本笑着称呼“何伟老师”，最后还是决定改口，叫他“何伟同学”。

何伟没有选择学术写作的原因，就是他不喜欢那些自我论证的理论和互相缠绕的句子，他更习惯于讲故事。就连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用故事作为答案，像一个巨石朝他滚过来，他默默地捡起一块小石头丢回去。他发现中国人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而美国的搬家工人、酒吧的过客很容易跟他聊起私人话题，尽管他们的话不能全信。

主持人问他，怎么回应刘瑜。也许他没有听懂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对不起。”这次他连石子都懒得扔。

“人家可能不想听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话过三巡，刘瑜又回到这里。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背后却清晰可见两条路线的分离。

何伟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精英，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英文和写作，在牛津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遇到中国同行，他最关心的是他们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人写了好作品。“一般来说，我读虚构的作品更多”，何伟说，他能从中汲取更多关于结构和风格的营养，而“很多记者写得不是太自然”。他更愿意用作家来形容自己。《江城》《寻路中国》两本书的豆瓣评分都在9分以上，超过了他所仰慕的杜鲁门·卡波特、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作品。平均销量20万，也是非常傲人的成绩。虽然比不上柴静。

这次回中国，他最大的感想是，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反思精神。这其中包括许多具体的夸奖——图书市场很蓬勃，有很多爱看书的年轻人，记者的提问更有水平……这话是明显的客气，因为在和中国媒体人聚会的场合里，他明确表达过对一些同行的鄙夷。他在美国用“傻逼”的拼音注册了一家公司，为同是自由职业的夫妇俩解决医保。他用这个词自嘲，也用来讽刺那些笔力不佳的记者，不管他们是向海外狭隘地报道中国，还是向中国狭隘地报道世界。

何伟的确拥有两种或多种语气。饭桌上谈起妻子张彤禾，他会先说：“她很厉害！”——这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不像是对一个好老婆的评价，然后很快补充，“她有思想，独立”——在英语世界中这绝对是一句夸奖。

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一个主动还是被动的人，他身上有一种游移的调和的气质。待人客气，又保持距离。不习惯成为主角，但也不怯场。很多真实的观点和情绪不会轻易表露，更不会写进书里。频繁提问，但很难判断他想从你身上获得什么。他写中国，中国记者也前赴后继地写他——像一场远距离马拉松式的恋情。我主动向他缴械投降，他反过来替我出主意，“你可以创造。你可以说，做演讲之前，亲眼看到他和他的朋友张彦在房间里吸毒”。小黑屋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所有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他很少笑，这倒完全符合讲笑话的标准，逗别人笑的时候自己千万不能先笑。他计划给《纽约客》写一写他这次重回中国的经历，我听了又惊又喜，赶在他之前，先把这个细节用在这里。

《江城》的结尾，也就是何伟那次中国之旅的结尾，他事无巨细地记述了那次告别——最后一顿饭，和人们的谈话，天气，城市的雨景，学生们来送他上船，“他们大多盯着江心，哭了起来”。他的描写渐渐变得柔情而浪漫，唯独只字不提自己的情绪。为了求证这个细节，我也成为逼问何伟的中国记者之一，我想知道他到底哭了没有。他支吾了半天，仿佛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然后才委婉地说：“我可能哭了，但是我的同事没哭，他比我厉害。”在《寻路中国》里，他同样没有写出他与魏子淇一家的告别，据说那时他更伤心，痛哭了一场，尽管他内心确信自己肯定会再回来。现在他回到北京，回想当时离开涪陵的心情，“我是特别悲伤的。因为过得好幸福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去的”。

［三］个人主义

何伟来了。张博文已经等了他很久，前两场活动的报名他都错过了。傍晚开始的活动，他中午就赶到现场，而且有人比他更早，专门请了一天假，一早就来了。从顺义、通州坐两小时地铁赶来的人不在少数，还有一些来自更远的天津、上海、杭州，他们坐着、站着，把何伟团团围住。张博文帮自己大学笔译课的裴老师占了一个位子，两人坐在角落里。

这是何伟这次“衣锦还乡”的最后一场公开活动。他的状态不错，原定二十分钟的演讲，讲了四十分钟。这份演讲稿他已经用了不下四次了。提问环节，裴老师想请何伟把原稿送给她，她告诉何伟，她在自己的课上推荐他的作品，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就以他为题，还有一位因为看了他的书，决定去考研读新闻系。

其实张博文一直都对新闻有兴趣，只是高考填志愿时被家长劝住了。他们认为新闻这一行门槛太低，对就业不利，最后报了对外经贸大学的会计专业，差三分没被录取。实际上他考得不错，除了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几所大学以外，考取其他学校没有太大问题，但对外经贸大学那一年的分数线比往年提高不少，让这个原本保守的选择，突然成了冒险。志愿填报过程是高考这辆过山车的最后一节。张博文被调剂到北方化工大学英语系。“学这么多年，肯定就是想考个好成绩”，在一个理工科学校，文科专业总显得边缘，张博文刚进校时有一段时间陷入了自我封闭。

“感觉他不是特别外向，有点木讷”，终于见到自己的偶像，张博文说，他认为何伟在书里更加幽默一些。他从小喜欢篮球，原本只想做一个体育记者，读了何伟之后，发现还有许多可以写，就像何伟写姚明，写的不只是体育。“成功的运动员无一例外都要离乡背井——一旦表现出色，你就要离家外出——而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某些东西。”这话用在从黑龙江来北京上学的张博文身上，同样贴切。“他写得比说得好，”张博文感觉，“毕竟是商业活动，准备不会太充分，演讲内容给我的触动不是很大。还是读他的书吧。”

张博文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读完何伟的中国三部曲英文版，读得比老师还快。每本都花掉人民币近百元。泛读课上要求每周读一本原文小说，狄更斯一类的经典，他都是在网上找电子书，或者复印，但何伟的书被他归入值得收藏的那类。一来文字简练，可以提高英语水平；二来，对他日后从事记者这个行业有所激励——他好像羞于用“新闻理想”这样的字眼。

考研期间，他在论文库里读到一篇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博士论文，里面把何伟的书作为一个反例，论证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又是以《奇石》中那篇讲吃老鼠的《野味》为例。他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觉得何伟对中国人充满感情。背诵新闻史、新闻理论、传播学等专业课之余，他读完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也是英文版，他希望通过阅读来巩固自己的英语水平。面试时，他又特意提到《纽约客》，他是这本杂志的固定读者，通过淘宝订阅了全年的电子版——才几十块钱。这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属于新闻专业里的主流媒体。何伟自己也知道，有许多中国读者是通过淘宝认识他的，他签书的时候总会问，你们的书（英文版、繁体字版）从哪儿买的？他刚刚拜访完一位做这门生意的淘宝店老板。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再次见到张博文，他已经报到入学，现在是国际新闻专业的研究生。这所学校正在庆祝60周年校庆，校园里的许多路都重新挖开、铺过，新生也提前入学，参加庆祝活动的准备。前一天，校庆晚会刚刚结束，他在学校报告厅看了现场直播。晚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2点，从时长和阵容上都堪比春晚，许多活跃在电视上的主持人、明星都回到母校的舞台。“这种文艺活动，更多的是场面上的东西。”张博文说，他对电视媒体没什么兴趣。何伟用文字记下的普通人的故事，更让他感到共鸣。话说到这里，邻座来了一男两女，男孩用手机帮两位女孩拍了合影，然后玩起了手机里的扑克游戏。

何伟的观察是：“个人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明显，年轻人经常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张博文也是其中之一，他很上进。本科时就考过了专八，差一分就得了优秀，现在计划找一家外国媒体实习——此前他因为要考驾照，错过了《华尔街日报》的实习生招聘。何伟给他签完名之后，嘱咐他“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但他担心在中国找不到何伟那样的机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待遇，让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且，“如果要留在北京，户口也是一个问题”。他的本科同学大多进入国企、外贸公司当翻译，或者在培训机构教英语。

明天就是开学第一天上课——政治课。课表上还有国际关系、世界一流媒体研究、国际新闻采编研究、媒介体制比较等等，都是横跨东西的大命题，有的使用英文授课。学院在入学时就安排他们给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编译新闻，以外事宣传为主，每周一天，每天报酬100元。

张博文参加过一个以“中国梦”为题的征文比赛——他总是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用一篇一千八百字的文章，介绍自己为什么想要做记者。他最终没有得奖，获奖者的中国梦是治理环境污染、帮助弱势群体。我请他发来那篇文章，从中摘抄一段记在这里。这是他自己的翻译——

我周遭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件提醒着我，生活并不仅仅是几场球赛，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比体育重要得多。于是我又一次改变了我的梦想。现在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更广义的记者。我不仅想写体育，更想写中国，写世界。因为我感到一种使命，在我们的见证下，中国与世界都在飞速变化。人们仿佛被推进了一个瞬息万变的迷宫。他们眼花缭乱却又不知所措……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杨潇、郑廷鑫

访谈

INTERVIEW

湖畔散步

Strolling along the Lakeside

采访、撰文　陈一伊

人在不断地死亡，不可能还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那种能量。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我们的创造力却没有那么旺盛了。

哈金提议去湖边走走。梭罗的瓦尔登湖，离波士顿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哈金没有智能手机，不知道Google Map，只能翻开庞大的印刷地图，确认2号路的转弯处。

瓦尔登湖比我想象的小得多，只要努力，我似乎也可以游一个单程。梭罗的小屋遗迹犹在，你可以辨清火炉、床与书桌的位置。

“我独住林中，距离任何邻居都有至少一英里之遥”，遗迹的铭牌上引用了《瓦尔登湖》中的一句。

我从未对梭罗的隐居岁月产生过特别的兴趣。相较而言，新英格兰的文人中最吸引我的是爱默生。比起梭罗遁世式的反抗，我更钟情爱默生式的呼喊——他要唤醒仍在沉睡的美国精神，把它从对欧洲的精神依赖中解放出来。年轻时，我也曾希望扮演类似的角色，颇用心地读了他的那些雄辩滔滔的散文，着迷于其中神性与人性混合的崇高感。

我没对哈金说出这些。面对他，我总处于一种放松与紧张并存的情绪中。放松源于他宽和的性格、缓慢的语速，英语发音中仍然浓重的中国口音，当然还有他东北孩童式的笑声。紧张则是对自己深切的不自信，我担心自己无法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同行对待，更重要的是，不能就他最钟情的诗歌展开交流。忘记是在哪里读到的，他说唯诗歌、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评论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常是迫不得已之作。我偏爱的却是后一种。

2008年夏天，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他。我们都是书展的演讲者，有几次共进晚餐的机会，我记得他罕见的谦逊和清晰的立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他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我读过他的《等待》，完全被他洗练的语言与文字间的情绪折服，那种政治严寒之中的个人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曾如此充分又富有节制地表现过这样的中国——他们都普遍显得太喧闹了。考虑他三十多岁才开始用英文写作，这成就更显惊人。我也记得他说起《等待》（Waiting）的书稿，修改了四十遍。那年的香港书展，除去一贯的炎热气氛，我也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新时代情绪的来临，个人在强大的集体情绪面前，再度变得脆弱、缺乏价值。

接下来几年，我再没有见到他。但仍陆续读到他的长篇、短篇集，它们不再让我有初遇《等待》时的惊喜，却保持了一贯水准。对我而言，英文原作总比中文版更有吸引力，不知这是缘于语言的陌生感，还是我恰好能在他的英文中找到节奏感。在一段时间里，这种节奏感是我的镇定剂，每当我觉得内心烦躁时，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的书，读上几段。他的作品像是个诚实、镇定又疏离的老朋友，陪你不忙不慌聊上几句。偶尔，这也激起你不恰当的雄心——或许有一天，你也可以这样写。他的英文写作，似乎充满了你熟悉的中国味道，而且没什么生词。

康拉德的英文怎样？纳博科夫的节奏又是如何？哈金常被归入这个行列，他们都来自另一个语言系统，最终以英文小说闻名，为英语书写增添了元素。

我们绕湖一周。梭罗时代的孤独感早已消失，情侣们在水中接吻，少妇在沙滩上读书，旁边有儿童在奔跑。哈金头戴Red Sox的棒球帽（我忘记问他，是否也是棒球迷），穿蓝色竖条衬衫，用一把大伞做手杖。“余华压根不愿意迈步子，阎连科倒是走满了一圈”，他喜欢带朋友到此地，也是尽地主之谊。自1985年来布兰迪斯大学读书以来，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波士顿。他曾以为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回国做一个英美文学的教授，业余还可以做翻译。突然到来的悲剧中断了这一切，他不仅留在美国，还准备进行一场“鲁莽”的试验，不仅移入一个新的社会、自然环境，还要移入它的语言深处。他竟成功了。他常觉得自己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但此刻，他为两种文化都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在湖畔，我们的谈话跳跃，他说起村上春树语言中的音乐感；说起布罗茨基，他承认这个俄国流亡者的散文很了不起，却不太看得起他的英文诗歌中刻意的押韵，也觉得他过分轻浮，把与一个希腊女人的床笫之欢也写入文字中——对这个说法，我略显迟疑，为什么不能写？还有宇文所安天才的唐诗研究，他自己也正着手一本李白的英文传记，他最初的文学兴趣正是从黑龙江小镇上读到的唐诗开始的。

我们也说起了林语堂。哈金不仅属于康拉德、纳博科夫的传统，也属于容闳、林语堂的传统，他们都是中国人中的英文写作者，尤其是后者，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如果放在更大的一个范围，还有谭恩美（Amy Tan）、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等，他们都是中国经验的书写者。他们的题材与风格也象征了中国的变化。林语堂描述的是一个深陷民族危机、却有强烈文化魅力的中国，谭恩美们描述的是那些广东移民的神秘的、风俗式的东方经验，而哈金的主要书写都集中于国家意志与个人选择间的紧张关系。

“林语堂能量大”，他说起林浩如烟海的写作，他在中美间的外交作用，他编纂的英汉词典、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还有刚刚发现的《红楼梦》的英译稿。在中国，林语堂常被弱化成一个幽默散文作家，或许还不是最好的那一类。

“在中国，人们讲究才华，在这里，能量（energy）才是关键”，哈金说起他初来美国时教授的话：比起写出漂亮的句子、段落，那种持续性喷涌的创造力才是关键。

在中文和英语中穿行

单读：我们先从对中国的记忆开始谈吧，您离开中国应该已经整整三十年，对山东、东北这些个人化的记忆现在还浮现得多吗？

哈金：很多啊，特别是东北，我小的时候基本在东北长大，北方那种风土习惯，还有地域、景观、街道，还是经常想起来。做梦也经常回去。比如有一个叫亮甲店的小镇，我在那儿长了十三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回去过一趟，发现那个镇子怎么变得那么小，几步就走到头，但小时候就觉得很大，空间感觉不一样。最近我弟弟又回去了，说那里都变了。

有时候记忆也是模糊的，或者说记忆它本身也在被创造，有些东西一不留神就出来了。我知道我是在金州出生的，但那个房子肯定早早就没了，但我记忆中好像还有个房子在那里，好像就在公安局对面吧，因为我妈在公安局工作过一段时间。

单读：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对乡愁（nostalgia）的质疑，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哈金：从理性来讲，我们汉语所说的乡愁里面的“乡”已经不在那儿了，就算回去也不在那儿了，你也不属于那儿。人变了，乡土也变了，什么都变了，你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里，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说到我们的感情，是我们自己在变，逝去的青春和年华已经不可挽回，从内心生出一种依附感，但没有实际的参照，只是自己的一种情感而已。

单读：过去二十年您主要靠英文写作，近几年又开始用中文翻译自己的小说。您的写作跟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

哈金：我自己一直说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也是我的母语，语言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二十九岁了，英语说shaped，已经塑造成型，很多情况并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想，而是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我主要翻译的是短篇，就是因为有的杂志需要短篇，但短篇翻译根本就不赚钱，不像长篇字数多，没有人愿意做，所以短篇小说最好自己翻译。我最近用汉语写诗，不是说我一定要回到汉语，而是我觉得从这儿起步，基础比较稳一些。我还可以重新用英语写，让这些诗在英语里出现，会比较新鲜。所以实际上都是从具体的小事考虑，不得不这么做。

单读：那二十年英语写作的经验怎样塑造了您的思维和理解方式？

哈金：就是比较理性，想问题不能含糊，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有根据，而且每句话当中一定要有内容，有信息。不像汉语，往往有的时候你的辞藻有文采，就略过去了，但英语得讲究，好的文章就是每一句都增加分量，增加内容，这一点很重要。

单读：这两种语言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儿？

哈金：英语特别讲究。它甚至和别的语言也不一样，是一种比较硬朗的语言，就是要承载内容的语言。比如用意大利语写歌剧很容易，开元音讲究情感，而英语没有这些东西。

单读：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也说过这个问题，他刚来纽约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把他的作品从罗马尼亚语翻译到英语，很清晰，但罗马尼亚语里那种模糊的暧昧的东西都消失了。

哈金：是。汉语里有些东西如果用英语翻译过来，你就会觉得很蠢。比方说万箭穿心，心本来就这么大，怎么能承受住一万支箭呢？要想翻译这个词，你只能说十几把锥子扎心。英语如果不讲究理性，别人会觉得你胡说。

单读：也有人把您和康拉德、纳博科夫放到这个传统里来看，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英语写作？

哈金：他俩不一样。康拉德基本不怎么会说英语，因此他写作的英语也特别书面，但因为他懂好几种语言，包括波兰语、法语，所以他的英语同时也非常强壮、优美。纳博科夫因为康拉德语言的这种书面性而有些看不起他，觉得这完全是礼物商店里的东西。他与康拉德不一样，纳博科夫最大的优点是幽默和俏皮，他能玩。其实他也是书面英语，但俄国人喜欢双关语，纳博科夫用很多双关语，在英语中本来都是不让用的。一开始他的朋友艾蒙·威尔森（Emon Wilson）就说，在 《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这种杂志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但他继续做，做着做着就成了他的风格，他打破了一个传统上禁止的界限，他也因此成为他们那批人中的一个高峰。

单读：刚开始写作时，怎么发现自己独特的腔调？

哈金：其实我并不是很注重这个英语里边叫voice（腔调）的东西。但因为我写诗，我知道我不能写标准的英语，我和美国人没法比，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是不行的，我只能写跟别人不一样的，因此我主要是从诗歌这方面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单读：为什么说对腔调没这么注意？

哈金：因为这个东西是会随着你写不同的东西而变化的。很多诗人也不承认，比如我的导师弗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觉得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我想他们的逻辑在于，写作的腔调是随时变化的，随着不同场景、人物，那个声音随时需要修正。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注重，但我要写的英语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一开始就很清楚。

单读：那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英语风格？

哈金：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的情况不一样。纳博科夫是在剑桥读本科，而且是贵族，再加上英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一开始他奶妈用的就是英语，而我是半路出家，二十几岁前没见过说英语的人。我觉得对于英语写作来说，最难的是你怎么用英语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写得好。现在我希望能写出一种语言，让别人一看就觉得是外国人写的，但还是觉得非常自然非常好。当然这是我自己想象的一种英语，能不能做到还不清楚。当我写非虚构类作品的时候，比如《在他乡写作》（The Writer as Migrant），就不需要我刚刚提到的这种英语，只需要直接用标准的英语写出来就好，这并不难，难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写作。

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他们其实留出了很多空间，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别人写这么好，达到高峰了，你不可能又跟上去，这样可能就是死路一条。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模仿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这条路人家已经走到极致了，你再去走，你能走到哪去。像纳博科夫、康拉德，他们在中长篇上做得最好，但都不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在诗歌上也都没达到很高的成就。

单读：对您来说，诗歌、长篇和短篇小说，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哈金：长篇小说需要长时间来做，好几年才能完成一部。这个我也能做，但我还有工作，而且最近几年我太太病了，我自己不能完全沉浸在一个长篇里头。因此，对短篇比较适应，只能说做一点是一点吧。好在诗歌我还是在写，一直在写，用汉语写完之后再用英语写。不过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做出来。

单读：从最初的《词海》（Ocean of Words）到最近的《背叛指南》（A Map of Betrayal），最近二十年您的英文写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哈金：其实也没太大变化。可能最大的变化是难度，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你知道的多了，标准也不一样了。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读书读多了，你就能做好。我们都是人，人在不断地死亡，不可能还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那种能量。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我们的创造力却没有那么旺盛了。

单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吗？

哈金：不管强不强烈，这种感觉肯定会有的。汉语里说一个人有才华和英语当中说有才华其实是两个概念，美国人和英国人说一个人有才华往往是指一个人的能量，特别是作家、艺术家。有能量以后能创造很多东西，并不是哪个句子写得好这种局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的整体被视作是有能量，能够不断地创造。能量和天才被视为一个东西。而我们汉语里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种情况，所谓读书多了就下笔如有神，确实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生命中的某一个点，如果一个人病得要死的时候，是不可能下笔如有神的。英语语境里所说的才华，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能量，不可能越来越多，只能越来越少。而问题也就在这儿：你知道得多，学得多，演技也高了，但不一定能做好。这便是我为什么说写作、创作要趁早，趁你有生命力的时候来做。

变动中的中国经验

单读：除了康拉德、纳博科夫那个传统，另一个传统是中国人英语写作的传统。您怎么看这个传统中的人，比如林语堂？

哈金：林语堂是中国人，但也不能说他是中文概念中的才子，他不同于鲁迅，他是一个高产的人，写了几十部作品。这是需要能量去支持的，因此他是属于西方语境中比较有才华的人。最近刚发现他的一个手稿，是他用英语翻译的整部《红楼梦》。你就能看出他的能量。能量大，学问也大，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很快拿到了本科学位，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一年半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确是个超人。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传统文人，讲究幽默——这个词就是他翻译的，讲究情致。像我这一代，你父亲那一代，是从地上长上来的，林语堂也是农家子弟，但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出国以前他就一直是畅销作家，是教授了，而且他第一本书是在美国卖的，是国际畅销书。不像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学、高中这几年大部分都是乱七八糟，我和莫言、严歌苓这些人实际上都没上过中学。林语堂他们这一代有英语情结，有可能我们下一代也是，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就学英语。

单读：您怎么看林语堂的写作本身呢？

哈金：他是一个能脚跨中西文化并把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大家，特别在散文方面。不过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最成功的小说是《京华烟云》，但可以看出不管是结构还是一些细节，都是从《红楼梦》借过来的。不过他所写的 《生活的艺术》，以及另外几部，确实是优秀的作品。

单读：1949年以后的另一批人，谭恩美、汤婷婷这些作家，您如何评价？

哈金：他们这个系统的人基本不懂汉语，可能谭恩美会说一些，但读写都不行，是标准的在美国长大的ABC。你不能说他们是华语作家，只能说是华人美国作家。谭恩美是很优秀的作家，这些年来也有好多本畅销书。而汤婷婷比较独特，应该说她是美国学校里教得最多的作家，学校把她的那本《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作为课本来讲。我也教过，但就我的感觉而言学生不是特别喜欢，以后我就不教了。她有点类似美国亚裔文学上的开山鼻祖，不管写得好坏，她在文学史特别是在美国文学史上，都是有位置的。

单读：可以说他们的共性是都在美国写中国经验吗？林语堂时代是一种浪漫化的中国印象，到了谭恩美，就是神秘化的、东方主义式的中国。您怎么看这种中国经验的变化？

哈金：首先有一点，他们是把中国拿到美国的系统中去写的，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华人文化当中长大的。汤婷婷就非常明显，她把中国的神话完全弄过来了，那是他们祖辈的经验，也是一种神秘的神话。整个亚美文学当中都有这个问题，总是试图去寻找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往往追溯到中国或者日本，这种现象都是正常的。

而像我们这些作家不一样，我们来美国之前就只知道中国，特别刚开始，除了中国以外其他根本一无所知。即便慢慢知道多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感觉和印象还是由那些中国知识来包容和影响的。但这不是坏事，你要是都按美国来，那和别人就没有区别了。你在另一个语言当中，或者你在两种语言之间，可以站在一旁来观察，比较理性客观。

单读：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和您所写的中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哈金：他们不懂汉语，虽然他们家庭中还是有很多中国成分，但家庭传统已经美国化了。你不可能让他纯粹、真实地写中国，而且其实真实本身也是个问题。什么是真实？哪个中国才是中国？问题其实就是看作家本身了。你生活的经历不一样，自己感觉不一样，写出的东西就不一样。这是没有办法要求别人的。

一方面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可能确实和中国现实经验没有多大关系，但有的时候，从广义上说，也可以说这样很好。这便是我一直强调的“真实的印象”（the impression of authenticity），就是说那种真实的感觉本身便是虚构的，是创造的，我们事实上没有真实的尺度。比如《落地》（A Good Fall）里讲的故事是美国经验，但美国人不相信的。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个女孩对一个和尚特别好，但这个和尚跳楼了。他们说你这是多愁善感，这不可能，你故意把故事甜蜜化了。但生活中确实有这个女孩，就是她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让媒体注意到这个和尚是受剥削的人。这件事确实发生了。有时候真实的东西往往你还不能直接拿来用，你还要想一想究竟如何处理。

我很早写过一个故事，原型是我们当兵时候一个很有名的翻译，他父亲是张作霖手下一个高级军官，奶妈是俄国人。他是俄文翻译，跟着代表团去苏联谈判，结果病了，但他坚决不吃苏联方面给他的药，说那是敌人的东西。他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人，但坚决不吃。他们只好把他往回运，在路上山洪把桥给冲走了，耽误了时间，人就死了。这是真人真事。我写小说的时候，写成是苏联方面给他动手术他不接受，即便这样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傻瓜，都不相信是真的。其实我还故意把真事压低了，真实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

单读：您的哪本小说离您的经验最远？

哈金：应该是《背叛指南》。这个事情几乎没有我的经历，可能感情上有些自己的投入，但是整个细节完全是创造的。而别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甚至《战废品》（War Trash），毕竟我在朝鲜那边待过，那边的人怎么说话，风俗习惯我都是知道的。

单读：那写作的过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哈金：其实这个故事在心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写这本书，我夫人也说这是个好题材。关键在于我怎么写这个问题，我得有方法，最后就写了两个故事，一个现在，一个过去，找到角度把它们结合到一起。很多东西都是偶然的，比如《热与尘》（Heat and Dust），我在那本书里学到了很多。我教那本书的时候，学生就说，这两个故事经常分家，因为主人公并没有和上一个主要人物有血缘联系，这便是那本书的弱点，所以我知道我得把这一点克服。还有一些国内的因素，比如《潜伏》，我太太看那个电视剧看到最后特别生气，结局余则成就和另一个女的结婚了，从此和那个在乡下怀孕的老婆没了关系，她特别不喜欢这个结局。我就把那个作为起点开始写。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偶然的，最后融合到一块去了。

单读：处理陌生的和熟悉的经验，感受上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哈金：你说的这点相当重要。陌生的经验往往造成隔阂，你并不会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是必须注意那种探索，因此细节必须做好。其实到了纸上，什么都是想象，哪怕是直接的经验，你处理不好，体验生活也是没有用的。纸上是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必须要掌握好。

苦难与美国生活

单读：在《自由生活》（A Free Life）《落地》里面，您开始处理美国移民的经验，而之前写的大部分是中国经验，我特别好奇，这种转换是怎么样发生的？

哈金：其实《自由生活》那本书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想做了，但那时刚出中国什么都不知道，光知道有那么一些事情。要通过活在这儿很多年后，慢慢写了好多本书以后才敢写，因此这种转变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自然的。这种转变还跟教学有关系。教学就是一天到晚都和学生在一起，长此以往就成为你的一部分，轮到自己写的时候，就不觉得这是一个大坎儿。《南京安魂曲》那本书确实是一个大坎儿——跟我自己的经验最没有关系，实在太远了，全是靠材料做的。

单读：那您怎么评价《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

哈金：那本书实在太难写了。文学作品很难写好，你从正面来写，就容易成为一种宣传；从侧面写，比如从我选的那个角度，这个人的很多事情没有太多戏剧性，你又不能创造。那真是个坎儿，写完之后心里就放下了。但国内作家也都知道，这种硬题材不好碰，我只能说我尽最大努力了。有人说，英语写作事实上就是写作技巧。这确实是需要技巧，我写个句子，结构是怎样，每一个细节的选择，细到什么程度，细节跟别的地方怎么联系，怎么转折，这些很多很小的东西，实际上很难做的。

单读：您写一本书要修改很多次，在修改中有没有一个中心原则或者说尺度？

哈金：因书而异吧，《南京安魂曲》那本书我就挺强调感情的流动，虽然表面上安静，但又是流动的。这很难做，但最后我觉得差不多还是做到了，特别是最后创造了一个叙述人。

其实还有一个原则，在改的过程当中，不光要把文字做好，还有许多细节，有的句子底层的意思一开始是意识不到的，在改的过程当中才会意识到它们的联系，哪里需要增多或减少——就是解释、阐释的过程 。

单读：到美国三十年，您对美国经验怎么看？

哈金：我觉得美国是一个优秀的国家，它最大的不同是空间大，中国也很大，但问题是中国可用空间不大，美国自然资源丰富，自然而然给人创造很多机会，很多人都能够找到他的位置，社会空间也大。我觉得这是美国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也是一个最大的优越性。虽然我们说要赶超美国，但先天不足：粮食、土地、水、森林、石油，各方面都不够。美国前几年还闹油荒，不久过后发明一个新的采油技术，现在便石油过剩了。在这方面美国不得不说是得天独厚。

单读：在美国写作时，一方面是发现崭新的美国经验，一方面是重新发现自己的中国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吧？

哈金：对。经验往往是没意识到，或者说把它意识化了，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阐释的过程。以前有些东西不觉得很有意思或有意义，重新来看，它就更有价值。

单读：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中国经验，您之前没有想到，但事实上非常特别？

哈金：有好多。比如说，美国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工具，甚至吃饭也是，而中国文化里一双筷子就足够了。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里面很多东西一抹就过，但西方很细，一个萝卜一个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上升到别的层次，西方人特别讲究职业性，不管有什么事他们都害怕，一定要找职业的人来做。中国人不一样，一个个都是万金油，病了以后喝点什么姜汤，这种事美国人是不敢的。

当然还有别的，总的来说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所理解的苦难、贫穷不一样。我有学生在美国，说在这儿有管理房子的人会给他打电话，说他家里的池子不行、得换，但他其实觉得挺好的。他们的贫穷概念和我们的确实不一样，很多所谓的穷人其实生活得也很好，成为中产阶级是真难。

单读：您为什么这么强调苦难和苦难经验？

哈金：苦难本身不重要，但对苦难的体验和感觉是重要的。为什么中国传统上会送很多人去体验生活，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真的体验，因为心灵不在那儿，感受不了，这种体验就是无效的。但有些作家，特别在英美，他实际上足不出户，他照样能写，比如福克纳。实际上不光是经验的问题，关键在于他心灵特别敏感。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单读：您夫人生病以来，您会有一些关于生命的新看法吗？

哈金：其实我们一开始结婚感情不是很深，我们也是别人介绍的，而且不在一块儿。特别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她觉得很陌生，但慢慢在一块儿，有什么事儿都一起商量，还一块儿出去干活，慢慢地互相依赖。在美国没有别人，就是靠自己，自己这个小家，慢慢就好像是互相存在的一部分了。

她病了以后，因为当时病得很重，说只能活两个月，我经常提醒自己，千万别做将来悔恨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对付死亡这件事情，因为不管怎样，你都得面对，这样反而我脑袋一清醒，就好多了。这也便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把这个空间作为自己的天地，就行了。

在全球离散文学中

单读：当年的东欧作家移民到美国，他们似乎有一个更直接的传统可以接上去。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移民者接在了唐人街的传统，但似乎中国传统里面的异端——流亡（exile）文学的传统好像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哈金：流亡文学只能在国内找到。像屈原、杜甫你都可以说是流亡，但在中国外面就不行了。而反过来，像马内阿他们的传统是犹太人的传统，犹太民族是流亡的民族，所以他们的文化根基就在于流亡，最早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知识的传统，所以很容易和西方文化接轨。他们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中心。而对于中国、日本，整个亚洲除了印度以外都难，但印度也不存在流亡的作家，他们主要的作家其实都生活在国外，他们的环境跟中国不一样。

单读：那您怎么看待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作家？

哈金：印度有好多种语言、好多种文学，但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所以用英语写的好作品就成了官方文学。当然也有作家在西方长大，虽然写印度的事情，但他们并不是写印度经验，所以印度人并不接受。这类作家就在两种文化之间来去自由，而且他们也确实在两个国家之间生活。像我有个学生，他就是在德国用德语和英语写作。他每年在印度住半年，在柏林住半年，像这种生活的状态，就不存在流亡了，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一种经验。

单读：过去二十年有一种说法是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您可能也算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哈金：我并不是很认可这个说法。我现在觉得，某段时间有一个新的概念，另一段时间又有另外的概念。我觉得最终还是看作家在一个语言当中的位置，看他能给这个语言带来什么。比如你看纳博科夫，他也是没有和俄语切断，一直到最后都还在翻译普希金、奥涅根。所以我不相信全球文学，我认为一个作家最终还是靠语言来决定的。但作品可不可以超越语言呢？小说偶尔有可能，但诗歌是比较难的。一部特别优秀的小说像《1984》，翻译成哪种语言都可以，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经验。

单读：在情感上您觉得自己跟哪个英语作家更亲近？

哈金：我只能按书来。很长时间里奈保尔对我影响很大，但你知道这个人在政治上很保守，他是种族主义者。他曾经到唐人街，说你看这些华人，是多么丑陋的一个种族。他在印度也这么说，还说非洲人都是猴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确实很糟，但他是个伟大的作家。还有纳博科夫也对我影响很大，不光是文学，这些作家怎么生活，也很重要。

单读：我也很喜欢奈保尔的小说，他的非虚构作品写得特别好，我觉得他观察的角度是从个人的身份危机出发的。那您的立脚点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核心？

哈金：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就是在纸上生存，这就是我的立足点。很多问题没必要去弄复杂，你在做一本书，能够争取花大量时间把它做好，这是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你想做这个做那个，往往太分散了，最后什么也做不成。你说的那种身份挣扎对我来说感觉不强。关键还是在于能做一件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单读：那对您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哈金：倒也不是要求什么实际的结果，可能就是在已经有这么多别人的著作过后，你是不是还能再加上一点东西吧。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写作要看文学史——在一些伟大的作品放在那之后，你在这个系统当中仍然幻想要去做得最好的话，你需要思考会有什么结果。

单读：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您给英语世界加了什么东西？

哈金：我不知道。我有一些短篇小说被放在了美国的课本上，还有几首诗也不断地出现，可能带来了一种声音，但这种声音有多大的价值现在我还不好说。但我慢慢地做下去，有些东西不是你要做就能做的，你想到的事情往往真正到时候都做不了。很多东西都是偶然的，但有的时候你要有一种幻觉，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会很有意义。幻觉其实是真正的驱动力。尼采说，the duration of great sentiment that makes a great man，就是说你让这种幻觉不断地延长，最后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单读：当幻觉开始减少的时候，您怎么办，去读文学史吗？

哈金：其实也不是读文学史，就是读书，也不光是读书，慢慢你就知道了一些关系，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做不成，但你仍然应该这么做。你想象天上到处都是星星，在星星当中你能在哪一个位置，虽然这就是一种很狂妄的想法，但有时候不得不这样想。

单读：中文写作传统中，有哪些特别显著的特征对您来说影响很大？

哈金：其实我用汉语写诗，有些时候一些句子词语自然而然就会有英语中所说的echo（回声）。还有一种影响，就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中国诗歌，我们一开始的教育没有别的东西，当时家里给我们当兵的寄了几个课本，课本里有些古诗，开始就是记住那些诗，这自然而然塑造了你对世界的感受，这是你想改也改不了的。写出一个句子来觉得好，其实你说好的背后，可能是李白、杜甫这些人在影响你，也就是感受、判断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虽然你不一定意识到。

单读：现代汉语传统中有对您影响大的吗？

哈金：一开始鲁迅影响很大，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只有鲁迅，没有别人。所以你不管喜不喜欢鲁迅，都吃他的奶长大的。但慢慢地就少了。

单读：那现在您对鲁迅是什么态度？

哈金：我觉得他很有思想，而且杂文写得很好，他的小说里有一种洞见。《狂人日记》里，中国社会就是吃人，历史都是吃人。但问题就是，他真正写小说就写了两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太短了。他没有继续做下去，因此他并不是优秀的艺术家。不像林语堂一辈子不断地写，鲁迅有点把自己的才华挥霍掉了，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可悲的。像《野草》那样的作品，鲁迅写得太少了，像散文诗似的，就那么一本。

另外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他太强调功能了，能够给中国人的灵魂治病，但事实上中国人没有什么变化。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多功能。所以说其实就是他错了，也使后面很多人也跟着写错了。

单读：您在文论里比较林语堂和索尔仁尼琴，您觉得他们有高下之分吗？

哈金：他们俩完全是两种人，也不能说谁好谁坏。林语堂那种人不入美国籍，他一定要回中国，所以他后来就到新加坡，又因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争，没法待。最后是国民党去台湾了，在台湾给他盖的房子。在这意义上，他完全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所以他既是流亡者，又不完全是，他还是联合国的官员。并且他很会生活，还特别喜欢法国南部。索尔仁尼琴就不同，他在乡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五百亩地里就他家自己盖了个帐子围起来，还跟苏联一样。最后回去他是一句英语也不说的，还是一口俄语，里里外外完全还是苏联人，而按现在的说法，林语堂是标准的世界公民。

单读：林语堂、钱穆当时曾发过一个声明，认为始终存在一个“文化中国”。对您这一代来说，这种“文化中国”是不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哈金：对，而且我们没有这种印象，我们甚至都不是文化人，跟他们上一代两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中国出来，但并不是文化人，只有革命文化。上一代人，他们都是学富五车，哪里像我们，我到哪里去找图书馆，我们还是从底层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作家，他们对林语堂非常反感，因为林语堂代表的是一种士大夫的传统。而这些作家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工人、劳动者，我们出来就是给人干活的，对他们来说林语堂就很隔阂。

单读：这种无根感怎样塑造您的思维和写作方式？

哈金：其实有没有根我觉得无所谓，关键是习惯了。当然也因为我父亲是部队的，所以我从小跟着家里到处走，也不能说哪里就是家乡，至少我没有这个概念。现代人往往就很容易想象一个小镇，或者在海边，或者随便哪个你觉得安全悠闲的地方，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想象而已。这种想象谁都会有的，但你要理性，其实那根本不现实。你只能说在你的纸上、在你自己的工作、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投入，那就是你的生命。

单读：那您怎么看李翊云，她算年轻一代吧？

哈金：对，她是年轻一代很好的短篇小说家，长篇我觉得她还没写到，可能还年轻。她好像对爱尔兰那些作家比较亲近，所以就跟大陆作家又不一样，跟美国作家也不一样，跟整个华语作家都不一样，比较独特。

单读：成功对于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1999年你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那相当于是个分水岭。

哈金：思维方式倒不影响，但压力很大，别人给你的期待不一样，坎儿就不一样了。坎儿就是你往上爬，明明跳不过去，但还要跳，并且这个坎一定是往上升的，因为标准不一样了，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单读：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和文学无法分家，西方也一样。当您写作时，会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考量吗？

哈金：不会有很多。但有些作品，特别在修改的过程当中，你看得出会有政治意义，但你不能回避。你只能在这个处境当中把这个作品做得最生动。

单读：在这方面其实一直是有争论的，一派认为政治和艺术、文学完全无法分开，另一种就是认为政治会伤害艺术本身。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论？

哈金：其实那种说法说到极致，便是乔治·奥威尔说的，任何艺术都是宣传。我承认西方所说的，诗歌语言是一种政治语言。你用英语写作，而这又是一种强大的语言，这是没办法的。但我觉得不管是纯政治还是纯艺术，都很难做到。就像T.S.艾略特说的，only through time，time is conquered，“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能被征服”。你把这个话一引申，只有通过历史，通过现实，通过社会，你才能征服这些我们眼下的东西。政治的东西你不能回避，但你可以通过政治把政治给征服，要超越它。

单读：您觉得未来的中国离散文学，会变成重要的一支力量吗？

哈金：肯定变成一支，但多重要就不一定，要看个人。如果能真正出来一个两个天才，那自然而然这个流派就成主要的了。关键就看有没有真正的天才出现。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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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孩子

Kids from Ding Xi

撰文　孙中伦

在遥远的宇宙里我们久别重逢。那里，我们都长满时间的枝条，只有一条脉络代代相连：善良、勇气与忍耐。我想，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

［一］

在离开定西之后的许多天，某个安稳的梦里，我梦见了我在定西遇见的人们。雪夜里我们团坐在一起，聊些听不清、雾气般的话，仿佛互相之间都很熟悉。我想这是旅行的意外馈赠——在许多日子之后它又姗姗而来，以一种非线性的语气，把所有人物和遭遇糅杂在一起，像是时间以外的人生。

我是十一月到甘肃定西的，做县城初中的英语老师。十一月的某天，我坐上去往定西城的颠簸大巴，穿梭于层峦叠嶂的山脉，它们像琥珀里的浪花逼近又远去。夏天我去会宁时也路过这里，我记得路边有男人抽烟，他把衣服卷到胸部，沙尘涂抹了他的脸。三个月后，我坐进定西初一年级的教室，英语课上王老师在讲现在进行时。

“Look, Chen Yu is standing. But, I often stand.”

王老师在同一个讲台前站了快二十年了。黑板槽里日复一日地积满灰尘，然后被吹落。空气中能看到飘散的尘埃与微粒，那是老去的粉笔灰和西北的黄沙。

五十年前的定西曾饿死过很多人。那时国家开展了引洮工程，“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干旱面貌”。大队征用了整个陇中地区的青壮年，结果引洮不成，粮食也荒芜了。恍然五十载，洮河水终于在去年通入了定西。如今黄沙里长出绿色的柳树，糖炒栗子在石英砂里翻来覆去，驼背老人在街边卖橘子和葡萄。

我坐在教室里，正前方是一面钟。钟的两边是几个红体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教室墙壁上贴着另外一副对联：静中显竞，竞中取胜。教育里时刻充斥着这种伪善的命题——老师要求学生尽可能谦逊，但墙上的警言暗示人要笑里藏刀。在坐着五十多个学生的教室里，有一股干了的牛粪的味道。窗外有一根锈了的大烟囱，如果我在这里上学，我会整天整天地看着它。

我任教的初中在县城里，然而八成学生都来自农村。事实上农村学校的慈善捐款源源不断，但孩子已经所剩无几。农民都把孩子送进城里，更好的教育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下课之后，没做作业的孩子跟着老师回了办公室。有个孩子矮小而瘦弱，他戴着一副墨绿边框的眼镜。

“作业呢？”

“什么作业？”孩子喃喃自语。

“什么作业？！”老师生气了，拧住他的袖管。孩子害怕了。他张开的嘴唇抖动起来，合也合不上。紧接着，泪水从眼眶里一粒一粒滚出来。

“第几次了？空白的给我交上来？”老师的表情严肃。孩子攒着作业本，随着老师的一声“走！”连滚带爬地跑出办公室。我想起二年级的清晨，在姑姑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也突然脑袋一空。啊。真的忘记做了。怎么办？

“老师，我忘带了。”我走到老师的桌前，头撇向一边。

“回去拿。”

“喔。”

“现在！”老师把红笔一甩。她抬头吼我。

我呼哧呼哧地跑回教室，从桌肚里掏出空白的作业本，只敢翻开一个角确认一下，就匆匆塞进衣服。出门的时候，同学们都用耻辱的眼光看着我。我后悔了。

如果那时我选择忘却羞耻，现在或许就变成了一个恬不知耻的人，游荡在街头，以恃强凌弱来荒度时光。这是我一直困惑的地方——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为命运负责了。而作为定西孩子，你要为外出务工的父母疏于管教而负责。你的父母也曾是孩子，他们要为年少时的饥饿与贫穷负责。命运是环环相扣的，然而你没有反驳的余地。

“在定西，上学是唯一的出路。”王老师说，“如果我没有上到学，我会在楼下的街道旁卖水果和蔬菜。”

此时的办公室里，早操时讲话的几个孩子正一字排开地趴在地上，班主任拿木棍打他们的屁股。他们啊啊地喊着，用膝盖顶住地面。后来老师们告诉我，“许多乡下孩子，不打不长记性”。仿佛如果手下留情，孩子们在长大成人之后便会记恨于心。传说初三年级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常把学生打得在地上翻滚，可学生毕业以后都泪流满面地拥抱他。有朝一日，其中幸运的孩子们终于离开了那个黄沙漫天的家乡，他们会回想起那段黎明之前稍稍有些疼痛的时光。

［二］

王老师有时会看着窗外的烟囱发呆，那些锈迹像皱纹一样一根根连进心脏里。她想象锅炉的轰鸣，那些直上云霄的气体——它们总是在工作，夜以继日。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生长在学校附近，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土坡，烟囱也无影无踪。她觉得万物好像都在一瞬之间出生。那些砖瓦，石路上裂开的缝隙，气势凌人的办公大楼，都像是快进的镜头下盛开与枯萎的花朵。

通常王老师不让自己停下来。她是学校里最出色的英语老师，做事雷厉风行，也最让人放心。即便如此，她仍不停地批作业，教导学生，实在无事可做时也会帮着在办公室拖地打扫。回到家，她帮家里做饭，做家务，帮高三的女儿辅导作业。日子纷纷而过，她得到各种各样的赞誉，人人都羡慕她，然而她有时还是怅然若失。

“也许我就是喜欢干活。”她自言自语。这难道不是社会对女人的要求么？能干，吃苦耐劳，把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然而她却总觉得像少了什么似的。除了命定的磨难和必须背负的责任，她过得并不难堪啊。那么，她又在担心什么呢？

她想起小时候，七十年代的定西农村，那时她过得无忧无虑。她是七个姐妹中的老三，有一次学校里的男孩叫老四“王八”，老四哭哭啼啼地回来，她头也不回就上门去教训那个臭小子。那时哪想得到将来要为人师表——甚至连理想都了无边际哩。她只是觉得做老师威武，可以光明正大地吃公粮。她想以后最好能当个市民，拿城市户口。

她的童年已经不用忍饥挨饿了。大饥荒已经过去，她只从妈妈的嘴里听到以前人家的凄惨故事。“1960年的时候，我十一岁，住在十八里铺。那时候……”妈妈说，然而女儿都不爱听她的故事，刚开口她们便四散而逃。一到九月，或者十一月的傍晚，炊烟四起，泥土上都弥漫着洋芋味，那是她一年里最爱的时刻。富有的人家会宰猪——六七点钟的时候，她们姐妹几个守在别人家门口，闻着肉味望梅止渴，像吃大餐一样。癞蛤蟆也陪在一旁呱呱地叫着，晚霞像染缸里碎了的蛋壳。

那时洮河还没有通水，她们喝的都是城里供应的自来水，一毛钱一担水，但如果用装汽油的大桶去灌水，一桶只要六毛，却相当于十二担水。孩子们不知道珍惜水，一到夏天还是常常戏水打闹。到冬天，大家都躲回土房了。开春寒的时候，老师会让她们背柴去学校生火。老师在火苗摇曳里一板一眼地讲课，孩子们的脸都被熏红了。

她又念起爸爸妈妈了。八十年代定西包产到户，她们一家就在路边开了一个压面铺子，每到赚了些小钱的时候，父母就带孩子们去兰州玩。爸爸开着一辆大拖拉机，后面拖着小山坡一样的沙丘。爸爸在沙子顶上挖了个坑，她们姐妹几个就坐在上面。现在坐大巴车，一个半小时就能从兰州到定西，然而她更怀念爸爸的拖拉机——到兰州的时候，已经过去四五个小时，太阳都快落山咯。阳光透过黄土高坡的尘埃落在她身旁的沙丘上，触手可及。

现在爸爸已经走了十多年，她仍时常想起他。爸爸生前最大的心愿，是让七个孩子中有三个能走出农村。他的愿望达成了。王老师有时觉得这都是天意——她并未想过做教师，然而教师让她拿到了城市户口。如果自己还待在农村，现在也许就在街边的摊位上卖水果和蔬菜。不过她是个努力进取的女人，她觉得即便如此，自己也可以过得丰衣足食。

她最初在乡下做老师，做了八年。农村孩子并非异乎寻常——他们既不会睁着求知的大眼睛，也不会偷鸡摸狗。比起城里的孩子，他们只是显得脏兮兮的——有些孩子鼻涕拖得很长，也不以为然。他们大多害羞，不敢和老师说话，问一句说一句。王老师把家里的旧衣服带来，送给冬天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有些穷孩子早晨来上学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王老师就把他们叫到宿舍，把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一手川菜炒给他们吃。一边吃，孩子们一边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她记得一个女孩姓高，她到现在都记得她的面容。女孩平常不和同学讲话，吃饭也不吭声，只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那天吃着吃着，王老师想起女孩村里的一个老师，传说他常年对女学生图谋不轨，如今已经被枪决了。王老师问她：“你小学不会是在那个学校念的吧？”姓高的女孩低下头，不说话了。

过了一阵子，女孩来到王老师办公室，说：“老师，我明年不念书了。”

“为什么？”

“不能念书了。”

女孩回头就走了。至于为什么不能念，王老师始终不得而知。王老师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她希望她后来嫁了好人家，有了几个漂亮娃娃。她希望再偶然撞见她时她变得能说会道，叫身边的女儿喊奶奶，仿佛过去的阴霾都一扫而光了。

王老师在2000年初来到定西城里。光是考上城里的初中老师名额，她就用了两年，而再过两年，她就成了这里的招牌老师。家长倾其所有让孩子上她的班，老师见她也毕恭毕敬。 她告诉年轻的老师，做老师要记着自己的本分，不要昧良心，要一视同仁、换位思考；打孩子的时候注意分寸，想想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会怎么做。年轻老师们点点头，若有所思。王老师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并没有在意今年是她教书的第二十多个年头，仿佛日子重叠在一起就不值一提。某一天她接到学生的电话。“喂？是王老师吗？我是赛儿，你以前在山里的学生，你还记得我吗？对，就是那个回族男孩儿。那时候，你还帮我缝衣服呢。我现在在宁远镇的乡里做乡村老师，过得很好，结婚了，有一个宝宝。”

是什么让她觉得失落？也许是女儿的成绩不太好，而人家老师的孩子都出类拔萃，这让她有些尴尬。又也许因为现在是三口之家，总觉得没有从前三世同堂、八个姐妹那般热闹。可她一直所期望的无非就是家人平安健康，现在不正是如此吗？她忽然发现自己似乎从未有过什么奢望，总告诫自己，该有的都有了。偶尔她会去买彩票，开玩笑地说，如果中了大奖她会先把学校里的操场给铺了。

她有时忙到一早晨要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六次。她告诉自己，累是活人的特权，不累才奇怪呢。她说烦恼一会儿就可以烟消云散。

［三］

她想起五十多年前饥荒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定西姑娘。那时人们叫她小安，而不是安奶奶。她住在十八里铺，离定西十八公里。彼时一家七口人，如今只剩下她和两个哥哥。

她常想起饥荒时的情景。那是1960年，她十一岁，眼神是清澈的。干裂的大地横亘在她没有滤镜的记忆里面，五十年来不断闪现在眼前。她觉得是因为老了，因为孤独，童年景象才更加肆无忌惮地纷至沓来。有时她梦中惊醒，饥肠辘辘仍如身临其境。而她随之感到庆幸——她意识到自己已有了女儿，有了孙子，有了一段平凡、漫无边际的人生。

她还记得1956、1957年间的事情，那时还是包产到户呢，日子过得辛苦、波澜不惊。1958年，时代骚动起来，“大跃进”开始了。在定西，大人们被征去引洮和“平天震地”——把河流引来，把山坡铲平，这样就好种地。大人走后，大队上的人来家里收东西。灶台、锅、桌子、凳子都没有了，整个屋子只剩下炕和被子。有床的人家，连床也收走了。

1960年，十一岁的小安每天和兄弟姐妹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一天两顿，没有米，没有面，只有糊糊子。大大（爸爸）在这一年回来，据他说，引洮工程失败了，“平天震地”也没有了下文。“人定胜天”成了逞强的呐喊，虚弱如大洪水前绝望的人类。

也是在这一年，天开始不下雨了。

人们抬头望天。四季更迭，朝夕交替仍一成不变，只是不再对人施以恩惠。庄稼枯萎了，食堂烧不出吃的。小安饿得不行，一早就出门挖野菜。有的能吃，有的不能，但人人自危，有的吃就不错了。她记得那时杏子还没熟，是青色的，有毒。她看到便摘下来吃，吃完，居然感觉身体好了许多。大大还让她满山去挖土豆。土豆都被大人们挖空了，小安就跟在他们后面，在地上找他们不小心漏掉的小块头。

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团坐在屋里，沉默不言——他们山穷水尽了。大大哄骗儿女们睡觉，许诺一些不可能的希望。夜半，他独自起床，去半山腰偷别人家晒干的白菜。出门的时候，他被抓住了。他被人围起来，在地上打。快黎明的时候，他步履蹒跚回到家，躺在炕上。第二天，他不说话，只是看着外面。过了几天，他断气了。家人把他抬出门，挖了小小一个坑，就埋了。

她忘了自己是如何熬过艰难岁月，忘了具体的细节，维生素和蛋白质如何在她体内维持脆弱平衡——然而对于死之渺小，生之无助，她却记忆犹新。当她仍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学会对一切苦难习以为常。她记得那时坐在泥地上，从白天到晚上，只是想：

“有白面馍馍吃，就好了。”

“如果吃饱了，就想要一件花衣裳。”

直到1963年，庄稼才终于长起来，小安和家人总算不必再忍饥挨饿。然而和邻人聊家长里短的时候，人们会刻意略过那些死去的人，仿佛一段突如其来的噩梦，旧事重提只会雪上加霜。小安留意到那些消失的同辈小孩，那些嬉戏和笑声还余音绕梁。她有时会追问，为什么消失的是他们，而不是她？为什么她在饥饿中活了下来，为什么她吃下青涩的杏子却安然无恙？岁月稀释了她的追问，没有回答。

丰衣足食的年代里，她喜欢给女儿们讲自己的故事。女儿们没经历过，都不爱听残忍的事物。有时候，她嫌饭菜不好吃，女儿们就在一旁打趣：“你经历了1960年的人，还挑食。”

结婚那天是她第一次穿上儿时梦想的花衣裳。之前政府每年每人发两尺布，可两尺做不了衣服。正如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女人一样，她并不了解当时的丈夫，是因为婚姻他们才走到一起。结婚的时候是1967年，她十八岁，丈夫二十一。房间里丈夫告诉她，他希望有个儿子，所有儿女都能念书；他希望一家人上进，有一半的孩子能拿到城市户口。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苦难画上句号了，命运报之以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其实，结婚的时候，生活还苦得很哩。那时没有主粮，只有玉米和小米，而长麦子那是1970年以后的事了。但她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比起命悬一线的童年简直不值一提。十八岁的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她最终没能生出儿子，却有了七个女儿。除此之外，丈夫的诺言和期待都一一实现。重新包产到户以后，他们在马路边上开了压面铺子，赚来的钱供女儿们上学。三十五岁时她忽然觉得自己是大人了。那时她已经有了几个娃娃，开始操心，发愁。是忧虑让她感觉青春已逝。压面铺子里她和丈夫忙得不可开交，十二点睡觉，四点起床干活，然而一年到头看到劳有所得她感觉欣慰，觉得老去也值得。她看着丈夫把兴高采烈的孩子们放上拖拉机后背的沙丘上，载去兰州城里玩耍。在女儿的歌声和拖拉机渐远的轰鸣里，她感激命运仁慈。

三女儿结婚那天，是在山底下。有人拍照，有人录像。在喜庆的时刻，她却感伤。她想起女儿上大学时每周回家，她都送到火车站，目送女儿远行。那时她便知道女儿有一天会离开，走得远远的。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女儿走上红毯的时候她想起十八岁的自己，单纯羞涩，而如今的女儿却落落大方。她既宽慰又忧愁，她希望女婿也能像丈夫那样顶天立地。她转头看着丈夫——他是个有个性的人，想好的事情非干不可，而如今却犹豫不决，畏手畏脚，他是否也在分享她的忧虑？

在眼看着辛苦日子就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时女儿已经成为城里有名的英语老师，而她膝下也刚子孙满堂——她还以为终于到了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刻。丈夫走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定西城里造起鳞次栉比的水泥房子，她却六神无主。直到现在，没有一天她不想起他——他们一起经历过饥荒、贫穷，而那段艰难时世竟成快乐的日子了。

“如果还活着，他就有福享了。”她说，“现在，有福我一个人享，有难我一个人当。”

丈夫走后她觉得自己真的老了，皱纹让她想起童年时看到的干裂的大地。那时她的眼神尚且清澈，如今已含混不清。她说，人老了之后，过一天是一天，过一年是一年，一辈子过得快得很，一周一眨眼就过去了。在十二岁的外孙身上她看到五十多年前的定西孩子，瘦骨嶙峋，蹲在干涸的地球表皮上寻找大人遗落的土豆。如今的外孙过得相当舒坦，饭要端到跟前才肯下咽。她告诉他，在她们那个时候，生活要更加辛苦一些。

“再好着了，再好得很。”谈起如今的生活，她说，“我满意了。”

［四］

那是一座随黄昏而沉没的村庄，用泥土和枯枝砌成的世外桃源。村户如碎了的玻璃渣子散落在山头的四面八方，灰色的梯田连绵不绝像巨人的台阶。它是摩登世界的弃子，地图上无影无踪——为了到达那里，你需要穿过参差的乡间小道，与那些蓝色的三轮机车们擦肩而过，紧接着，穿过热闹的集市，女人们站在路中央叫卖洗衣粉和肥皂，她们的粉红毛衣臃肿而黯淡，像被踩碎的、香气散尽的花瓣。最后，跟着两个戴着蒙面头巾的老人，沿着干涸的河道一路向前。

“再走半个小时，到前面那个山头就是了。”

赛老师记得六年前刚来到这个乡村小学，他坐在颠簸大巴上，像震荡的鱼骨一般越过一座座山坡。那是2009年，他大学毕业，意气风发。学校里没有窗户，没有门，校长和两位代课老师站在校门口迎接他。校长说，这里常年干旱，一下雨就麻烦，外面下小雨，屋里下中雨。再十年前，这里还没有屋子，老校长住在学校底下的山洞，夜夜与柴火相伴而眠。

他记得2009年，学校里还有七十多个孩子，每到放学，就像田鼠般四散而行，有些路远的，要几个小时才能到家。傍晚，他站在山头，看天上的云彩，数路边的羊群。那是久违了的自由空气——在这里他忘掉了兰州的黑烟滚滚和乌鲁木齐的灯红酒绿。“天蓝蓝的，这里让我觉得自由自在。”

农村在沉没，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那日复一日自由自在的感觉是孤独、悲剧性的。两三年前，政府和某个香港商人捐了钱，通了网络，重铺了教室，泥土上架起两台石头做的乒乓球桌，可孩子们仍然越来越少。到了今年，六个年级只剩下十二个学生。村里只听得到葬礼的哀乐，再无结婚的喜庆。这让他每天傍晚的眺望既辽阔又忧伤，像瞳孔前披上了一层黑色的雾。

“赛老师，赛老师？”

他回头，是宋洁在叫他。宋洁五年级，扎着两个马尾辫，有溪水般的大眼睛。她正把书包的肩带挂上手臂。

是孩子叫他赛老师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在六年前自己就已为人师长。童年的锅碗和泥土还历历在目，而如今他已是一个成熟男人，大手可以罩住孩子的头。时间像一条收缩的线，飞速地缩短，最后被塞进了一个黑色盒子。

那是八十年代的定西乡下，唐家堡，好地掌村。村里全部是回族人，百年前从陕西迁来，至今还说着陕西话，作为从未真正融入的标签。小时候，赛儿在土地上长大。没有吃的，一日三餐都吃土豆。“土豆养活了我们定西一代人。”小学五年，学校里没有炭，从未生过火。一百多个学生全是回族孩子。六七个老师，只有两个是正式的，一天两节课以后，就找不到人。中午，孩子们出去捉蛇和松鼠，上树偷杏子。周末，他们随大人去清真寺学《古兰经》，听阿訇讲道。灵魂，上天堂，下地狱，赛儿一知半解，然而教义却如影子般缠绕在生活的静脉上，时刻散发着隐喻和劝诫。“我记得阿訇每次说话都最强调‘善良’。宗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然而善良意味着什么？若需要在宏大图景与血肉之亲当中选择一样，应当何去何从？有适用于一切的正确选择吗？宗教在这里通常适可而止，火炬在分岔路口前熄灭了。

当童年结束时，赛儿去了团结中学上初中。他不会讲定西话，也不会讲普通话，总在后排默默无闻。第一次英语考试，他连ABCD都不认得。那时的老师都用棍棒教育，其中一个政治老师，总往死里打学生，学生的腿肿起来，下课都走不了路。那位政治老师爱笑，笑里藏刀，冷不丁就扇人耳光。然而教英语的王老师从不打学生。他记得她是短头发，总爱穿裙子，上课都讲普通话。他觉得她是城里人。王老师鼓励他，他的英语成绩也节节攀升，可仍不敢和老师讲话。他记得初二的时候，他的衣服破了，王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缝衣服。他稚气未脱，羞红了脸。王老师低头缝衣的时候，他呆呆站着，看着老师的头发从头路向两边铺展下去，像溪水被包裹在密林中，那是他想象里花团锦簇时的家乡。

“王老师启蒙了我。因为她，我想当老师，从那时起就想当老师。”

初中时，他与李广关系最好。他叫李广“飞将军”，他们住一间宿舍，平常一起打乒乓。“和李广熟，因为都是农村人，没什么心思，没复杂的东西，见得少。”那时住宿是通铺，三四十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里睡，没有火炉，也没有毛毯，半夜被冻得发抖。尿床的孩子，起床时床单都结冰了。赛儿每天三四点就被冻醒，他便起来，去窗口背书。

到了初三，赛儿家里穷得一无所有，只得举家迁往新疆打工。刚到新疆的中学时，老师看他是甘肃来的，拿着他团结中学的成绩单说：“你的成绩表是瞎填的吧？”他不说话，暗自努力，每晚只睡两三个钟头，在期中考试拿了全校第一。孤独的日子里，他给李广写信。李广早就放弃了学习，初中毕业去了职业中专，收到信件，也常回寄自己的照片。毕业以后，李广就一直漂泊着。他先去了宁波，再回定西打工。如今的飞将军，开着挖掘机，搬砖头。他的命运在初中毕业后就被盖了章，随后的漂泊与逃离既未挣脱它，也无法延缓它的宣判。读不好书的汉人去建筑工地和砖瓦厂；读不好书的回人去牛肉面馆。酒桌上，提前沧桑的飞将军喝多了，和赛老师回忆起初中时光。李广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

在去往阿克苏支教的火车上，赛儿认识了自己的妻子，那时他大四。他还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一个来自意大利的老人，他们用支支吾吾的英语相谈甚欢。此时李广正在宁波的工地上，穿梭在傍晚的车流里，茫然无措。赛儿的表哥在老家种地和放羊。他曾与赛儿住一个宿舍，是班上的最后一名，那时便一声不吭。如今，他仍不喜欢与人讲话。“地怎么样？”“就这样。”他的回答简短而敷衍，仿佛激情早已流失于干瘪的大地，烈日下只剩下一具驼背的人形。赛儿的其他兄弟，像命运指派的那样，在牛肉面馆里打工。加汤、加葱、加辣；加汤、加葱、加辣。回族人擅长烹饪。

大学毕业以后，赛儿成了一名乡村老师。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他是定西孩子中的幸运儿，是难得有能力去选择生活的人。他们说他没有追求，不去市政府，而去做老师。赛老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从小长在农村，自由自在惯了。他说他和王老师一样，并不羡慕钱多的人。他又想起王老师——因为她，他开始想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孩子们身边的大人。他怀念她在宿舍给孩子们做的川菜。上一次见到她，是他回乡高考的时候——他看到远处的女人骑自行车飞驰而过。她穿着裙子，短发变成了长发。那是王老师，不会有错。可太远了，他看不清。

或许有许多事情，人本身便无力看清——模糊是其本质。他每天傍晚站在山头眺望远方，贫瘠大地的尽头，是迷蒙的光。

他想起，今晚要家访宋洁。

［五］

“我喜欢体育。喜欢跳绳、踢足球。以后，我想做一个医生。”

“为什么？”

“……”

“我有一个哥哥。1996年的。他对我很好。平时，周围没有小伙伴一起玩，我就帮妈妈做家务、擦窗和擦桌子。”

“周末呢，做什么？”

“……”

“我没有什么烦恼。”

“那有什么愿望吗？”

“……”

宋洁今年五年级，扎着两个马尾辫，有溪水般的大眼睛。她反应敏捷，能说流利的普通话，然而在特定的问题前，会像没有听见一样，只是看窗外。

“她害羞。”赛老师说。

她害羞吗？那为何她的沉默从不拖泥带水——没有模棱两可，也没有支支吾吾？在她旁若无人的时候，她像是灵魂出窍，洞悉一切了。

家访的那天，宋洁的家里正在装有线电视。村支书叼着烟，指挥两个屋顶上的工人。宋洁的爸爸站在村支书的身边，若有所思地看着村支书看着的方向。电视机装在屋里炕的对面，播音女人的嗓音和雪花的杂声混在一起。炕上散着热气，红白的被子有一股积聚不散的炭味。

“家里种土豆、麦子、胡麻、玉米和豌豆，什么都种。冬天没什么事了，就养养牲口。再要到三月份才做农活。”宋洁爸爸说：“到了丰收时候，就把土豆和玉米卖了，其他自己吃。我们都是靠天吃饭。天好的时候，一年赚两万；不下雨的时候，一年就一万。”

宋洁爸爸抽着烟。他吐烟很慢，恋恋不舍。今年他四十四岁，戴着军帽，一身迷彩服下是一双红色球鞋。最近几年，他早已习惯的一年四季的作息，是早上五点出发种地，晚上九点回家，做饭，喂牲口，十二点睡觉。他说自己“没有爱好，没有时间”。在屋里，他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干活的时候，想什么？”

“钱，钱，钱，钱，多挣两块钱。”

宋洁爸爸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定西山头。小时候吃不饱，上中学时每天喝稀饭，连馍馍都没得吃。1989年，他十八岁，贫穷与饥饿催促年轻人远走高飞。他想碰运气，去内蒙古打工，然而没有文化的汉人，徒有蛮力，只能去砖瓦厂。九十年代，他回到家乡，结了婚，生了儿子，留在父母家里，再和妻子外出打工。他随乡人去了蒙古，蒙古的砖瓦厂是当地最大的企业。

“在蒙古那两年，像在坐牢。我们听不懂别人说话，砖瓦厂也不让出去。”他说，“没有一刻不想着回来。哪儿待惯了，哪儿就好。”

他十八岁时挣脱着逃离的家乡，无边无际的荒凉山庄，此刻竟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今他再回想起当时在蒙古的日子，除了苦，竟说不出什么其他滋味了。

“南方人打工，还有玩的。我们这种做砖瓦的，就是做了睡，睡了做。”他低着头，像是想起每晚九点喂养的牲口，“不过，不苦也没有办法。”

“后悔吗？”

“没什么后悔的。自己没本事。”

“有没有开心的事？”

“也没有。”

他说完，报以一笑，露出黑色的牙齿。显微镜下烟碱正在侵蚀牙齿里的珐琅质，像一个悲伤而严肃的喜剧演员。

“我是文盲，娃娃学得比我好。”宋洁妈妈说。她正把鸡蛋打进汤里，汤里还有番茄和土豆，这是为老师们准备的。宋洁妈妈矮壮，有着农村女人少见的精力——大部分人，在她的年纪都提前衰老了。

宋洁妈妈的故事在结婚之前是一片空白——并非她没有童年，而是她不讲述，仿佛女人因婚姻和孩子才变得完整，之前的故事都成了家族叙事的边角料。宋洁爸爸在蒙古搬砖头的时候，她正在新疆库尔勒剪棉花，和许许多多的女人一起，让人想起19世纪的阿拉巴马。如今，她去了兰州建筑队，宋洁爸爸早晨五点出门种地的时候，她也在工地上醒来了。她和男人们一起建造不知能否有人入住的高楼大厦。

“现在的社会，我们这种人就没办法做。没文化。”她说。社会变化得快，没有赶上进步的列车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现在的生活，保持下去就行。一切为了娃娃，为他们，什么都愿意。”

1996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他在襁褓里的时候，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后来，他去了村里的小学、镇上的中学，一路都是好孩子，家里贴满了他的奖状。妈妈告诉他，成长路上要走得正派。许多和他家庭相似的孩子，在镇上上中学时就加入了混混帮派，毕业时节一到，便永远销声匿迹。如今，他正在兰州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上大专——这是乡村孩子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之一，它保证了一份稳定工作。

“我们很重视教育，因为不想让娃娃像我们这样受一辈子苦。”宋洁妈妈说，将将步入中年时，她就给自己的人生盖棺定论了，“我们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就连打工，也是看天吃饭。不好的时候，老板跑了，我们饭都没得吃。”她又重复了一遍，“我唯一的希望是，儿子不要像我一样受苦。”

“对宋洁也是这样的期待，考上大学，有正式的工作。”她说，“家长都这样嘛。”

他们也有尝试励精更始。今年，国家搞精准扶贫，他们是目标户，可以无息贷款四万块。

“快贷上了。我们准备搞养殖，养牛，一个牛娃能挣两千块钱。”

宋洁妈妈端上番茄汤的时候，忽然显得轻松了——或许是明年的牛娃让她喜不自胜。汤里有股淡淡的涩味，那是雨水的味道。洮河水还未通到这里，村民们都用存在地窖里的雨水。这里的人们好客，无论何时都是如此。

“对现在的生活满足吗？”

“满足。”宋洁妈妈说。此时此刻，土屋里显得其乐融融——妈妈舀汤，爸爸烧炭，老师谈笑风生——唯有宋洁被忘记了。自始至终，她都安静地坐在桌边做作业，一声不吭。

宋洁的小学时光见证了孩子们的稀零——因为计划生育，也因为宽裕的农民都进城了。如今，留下来的孩子大部分是别无选择的单亲家庭。他们都有相似的故事：因为爸爸出去打工，娶了媳妇，媳妇来到这里，看到荒凉景象，生了孩子便逃走；或是因为家里的男人去了附近靖远的煤矿打工，有一年煤矿爆炸，死了七个人，六个是村里的。六个男人，六个家庭，剩下六个孩子。

宋洁的沉默有点神秘，就像婴孩的喜怒无常。当然，她也会因为哥哥跋涉而来的到访喜出望外，会在跳皮筋时像个孩子，但更多时候，她不说话。她的沉默既是拒绝，又是回答。

［六］

2008年12月21日，“突然发现，家乡的距离，也只是公交汽车上一部颠簸的电影。”

2008年，我十四岁，这一年，我转去上海上学。若有人问起，我的少年时光比起定西孩子的岁月，有什么值得赘述的，我会难以启齿——那些隐忍的自卑、空洞的期冀也让我们的经验奇妙地融会贯通。我的初中，一段我时常羞于启齿的时光。十二岁到十五岁，一半在家乡，一半在都市；一半在城里，一半在路上。

2008年12月21日，我乘坐大巴车回家。风很大。汽车站的热狗油腻，气味浓重，像廉价的口红与蕾丝袜。站台里，人流来往不息，有婴儿哭泣。那时我已经习惯了周末的长途汽车，车厢里，有一股如魂魄般的幽暗气息。路上，天色渐晚，到最后，抵抗黑暗的只剩下摇晃的车灯，和屏幕里闪烁的警匪片——砰，砰，砰。一片血泊。周润发露出迷人的笑。

若说我在路途上学到了什么，那便是对重复与平庸置若罔闻。乡间的红房子，广告牌上的姚明和罐头，钢厂烟囱里的蓝色火焰……这些景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如同牛肉面馆里的葱和辣、建筑工地上的砖瓦。没有灵感喷涌而出，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只有琐碎记忆漂浮在窗外，像劣质、驱而不散的幻灯片。

离开家乡小镇的那一天，我头一次理好了书桌。我最好的朋友，胜寒，并不在教室里。徐涛是为数不多和我认真道别的人。他的成绩最差，老师让我帮助他，我却总在自习课把他的名字记在黑板上。我走之前几天，他对我说，他一定要考上船厂的技校，将来，做一个高级技工。他写座右铭的时候，问我fly怎么拼。后来，我听说他在船厂打架，被开除了。有人在牛排馆的厨房见到他。

来到新学校的第一天，我尝试变酷。在讲台上我与陌生的同学开玩笑，听到稀稀落落的笑声。回到座位上，我用书挡住自己的脸。温柔的老校长告诉我，不必见外，也别给自己压力。然而第一次考试，我便迟交了，前面收卷的老师大声地说：“别把你们那里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我抬头看她，愤怒之外，我第一次感到自卑。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人，一个小镇男孩，这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身份。前桌的两个男孩模仿我说话，总在句子末尾加上语气助词，“这次作业很多的喔。”“这个老师好凶的喔。”他们把“喔——”字拉长，哈哈大笑起来。我陪着尴尬的笑脸，仿佛承受他们的嘲笑，我就不必成为众矢之的，而可以变成他们的一员。低头的时候，我多希望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喔”，从来没有被生在小城里。我感到羞耻。我憎恨自己，憎恨我的家乡。

初三的某一天我回到以前的学校，从窗外看到胜寒，和他微笑示意。我发觉他的眼神是惊喜而失落的，像在注视一个不期而至的病人。后来他告诉我，他看我的时候，就像在火车站目送列车离开。六个月后，我又回来拍毕业照。我们站在巨大的架子上，人头攒动。队伍一会往左推，一会往右挤。摄影师给手势的时候，拥挤忽然停住了。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摄影师的镜头里，我仿佛可以看见自己的瞳孔，和缓慢移动的秒针。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不管在哪里，我都是个局外人。

在开始几个星期之后，我已不再担心自己的成绩。每次考试，我将做完的版面留给同桌，他选择性地抄错几题。我怕他，又渴望证明些什么。内心里，我仍然将自己划分为一个小镇男孩，而一点微不足道的分数优势仿佛可以稍稍填补我的卑微身份。班级里，我不常说话，只有中午的时候，一个温州男孩会来找我吃饭。他成绩不好，是班里的笑柄，而在遭受嘲笑的时候，他总是随之大笑，好像只要他也乐在其中，那些就都成了善意的调侃。在我转学的第一天，他捂住作业本上的红色叉叉，不时在课上回头对我说，其实他很优秀。后来的某顿午餐，他告诉我：“你看我们，一起考个差些的市重点怎样？”我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我端起饭盆提前离开了。回教室的路上我走得很快——我在逃离什么？

我忘了是何时原谅自己的，忘了何时与家乡冰释前嫌。在一个周六的中午，2009年的3月14日，我去了汽车站。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发车，我坐在候车室里，吃薯条。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到了我跟前，他像是个西北的男孩，穿着厚重的黄色棉袄，有着短而乱的头发和白里透红的面色。然而他突然用力地抓住我的包，我扯回来；他再拉，我紧紧抱住。

“不要！”我对他挥手。

他呼哧地松开，双手悬荡，如拖线木偶。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嘴巴是微张的，唯独有一双游离的眼睛——那眼神晃动得剧烈，仿佛什么东西让他目不暇接。人群匆匆而过，他是在找谁呢？

后来，一个女人跑来，抓住他的手，打了屁股。随后她抱起他，很快就消失不见。然而男孩的眼睛却不断闪现在我眼前，那样迷茫而无助，在混乱中我们像是有什么隐蔽的联系被打通了，仿佛战火里陌生人拉起的手。

2009年，3月14日，“这是个陌生而拥挤的世界。我们都在路上，走的路却不同。”

那天晚上，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撒谎。从他的眼神开始，我已无法再专注于自己的支流。此刻，我想去了解他的家乡。

我想，有一天，我也许会去那里做一个老师。

［七］

如今，在去定西城的颠簸大巴上，我又想起那个男孩。六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在上学，那刚好到了初中年龄。按照剧本，他回到家乡，我恰好在那里做了老师，操场上我们擦肩而过，谁也没有想起对方。

三个月前，我绕道去了会宁。那时还是夏天，沙尘里，一个男人在路边抽烟。会宁是曾经的甘肃状元县，那里没有水，教育是唯一的希望。而如今，因为警察扩招，大批教师辞职去公安局。在会宁城里，我遇到两个高三毕业的孩子，鹏飞和娇娇，他们都上了一本。到了高三，他们几乎不再放假。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吃一块钱三个的馒头。

“平时除了学习，做什么？”

“就去食堂吃饭。”娇娇说。

娇娇从未出过会宁，她最喜爱的活动是一年一度桃花山的庙会。那个时候，会有卖小吃的、烧香的和山顶唱戏的人。她的梦想是，“到了大学，老师做实验的时候，能带上我”。

“我想出去自己弄。喜欢自由的生活，不爱为别人干活。”鹏飞说。他的家里开杂货店，父母为了孩子从天水搬来会宁。他的妈妈说，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出去说话都腰直。鹏飞是班长，从来一丝不苟，然而刚从天水搬来时，他觉得自卑，觉得这里不属于他。从那时起，他有了秘密的爱好，钻研恐龙化石。

“我对美国的印象是，恐龙化石最多的有三个省：怀俄明、科罗拉多，还有一个忘掉了。”

“犹他州？”

“对，犹他州。”他说，“我还听说，在美国，当国歌响起时，每个人都会停下手边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我来到定西。我随王老师上课，她讲，我记。每节课后，她都问我：“我的发音标不标准？可不要笑话我。”课余的时候，她给我讲她自己的故事，大多是些琐碎的事情。

“和期待的生活是否一样？”

“一样的。从来没想过，奢求过什么。现在，觉得该有的都有了。其实，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

没有故事是平淡的，只是在叙述完之后，她重又把它擦干净。这是许多人会做的事。我在独处的时候把它们记下来，仿佛置身其外。在别人的自白里，我从来都是一个他者，一个叙述的幽灵。

每天放学，我随孩子们回家，风沙很大，他们咳嗽着，用口罩捂住脸。在家长面前，我说自己是实习老师。他们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往往越是不幸，就越没有遮拦。诉说的时候，没有人是愤怒的，也无人抱怨。

“我是在瞎苦，”他们说，“我希望孩子别像我一样。”

我们的对话是单向的，我从未分享自己的故事。在交谈的末尾，他们会说，“在好着了”，“现在是满意的”，仿佛故事突然峰回路转，在谢幕之前匆忙搬上圆满的结局。我不知如何回答，只是点头，“现在好了，将来会更好的”。

在所有的故事里，甚至于自己的，我都无能为力。在每一次交谈后，我都觉得自己同样也深陷其中，他们的命运与我是真实相通的，从王老师到王老师的母亲、学生、学生的学生，到我，藕断丝连，盘根错节，张张合合。它们扎根于宏大叙事却反抗它，像一颗死去的种子，记忆不再专注于政治、历史与偏见，细胞飞向四面八方。在遥远的宇宙里我们久别重逢。那里，我们都长满时间的枝条，只有一条脉络代代相连：善良、勇气与忍耐。我想，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

随笔

ESSAYS

犹太在于运动

Jewish people on Sports

撰文　云也退

痛苦的人很难有好的体魄，而快乐则同健康直接相关。犹太人呢，他们常常是既痛苦，又快乐，他们都知道乐极生悲的道理，也都懂得如何苦中作乐。

盛夏的安息日，村里渺无人烟，寂寥一片。阿尔农拉上我去俱乐部里转了一圈。“孩子们都在那里，”他说，“不过我们得一起去，否则你会迷路的。”

儿童教育是这里的人最引以为傲的事。他们说，村里出来的孩子性格温和，善于合作，脑体发展均衡，分开时都是独立个体，聚起来立刻形成一支军队。他们在村里自办的幼教中心长大，保育员和老师基本都是村里的人，把农业社会的美德——朴素、耐心、热爱劳动与自然——都传承给了下一代。

远远的有个棕色房子在橄榄林中冒了头。该是到了，我听到了熟悉的动静：嗒，嗒，嗒，还有脆脆的吆喝声。一群孩子站在圆柱之间的门廊里，围着一张黑色的桌子，一只小白球在桌上飞来蹦去。人多眼杂，在我看清他们之前，两个瘦胳膊瘦腿的男孩子就不知从哪儿跑了出来，他们没理会阿尔农，只是朝着我比画着手势说：“哈啰，你，打球来吗？”

我冷静摊开两手：“可是我不会啊。”

我说的是真话，这是无法滥竽充数的。他们顿时脸色大变。八九岁的犹太男孩通常会有一点攻击性，也很容易表露出折磨人的受挫感。现在，他们就处于后一种状态。

“Are you Chinese（你是中国人吗）？”其中一个孩子高声问道，他快要哭出来了。另一个孩子紧紧咬住了嘴唇，显然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Are you from China（你来自中国吗）？”

他们痛苦地跑了回去。“他们本想请你做教练的，大概。”阿尔农说。

在以色列，男人玩乒乓球比女人普及得多，女子乒乓球甚至没有建立职业赛制，不过，犹太民族自相矛盾的痼疾甚至波及了体育领域——迄今最有名的一位以色列乒乓球选手却是女人。玛丽娜·克拉夫琴科，一个乌克兰犹太人，1994年到以色列参加乒乓球邀请赛时同一名教练一见钟情，两人结婚后她便入籍了，并荣幸地成为这个国家乒乓球打得最好的女人，拥有一个专业训练团队。

她在欧洲打出了不小的名气。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玛丽娜随以色列代表团出战女乒单打。第一轮，她打败了一名姓名和她差不多长的希腊选手，四局比赛比对方多拿一倍的分数；第二轮她制造了大新闻，把当时排名世界第六的罗马尼亚选手奥蒂丽娅拉下了马；可惜，一个名叫塔玛拉的克罗地亚女子以4-0让她止步第三轮。

“中国人的统治地位太强悍了，”她丈夫在赛前说，“不过，以我家玛丽娜的性格，一切都有可能。”

看上去不值一提，但雅典在以色列历史上算是一个亮点。那届奥运会，他们拿到了建国以来第一块、也是至今唯一一块奥运金牌，立功者是帆板运动员伽尔·弗里德曼。那年的庆功宴几乎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伽尔迅速成为全民偶像，他为了奥运推迟婚期，在夺金之后，他拿奖金在一个远离城市的集体农庄租了一套房子，用作自己的训练基地。

以色列人总是乐于崇拜这种质朴无华的英雄。不过，他们从没觉得一个伽尔·弗里德曼就能洗刷一片暗淡的奥运会战绩表了。中国人对举国体制、“金牌机器”的冷嘲热讽，他们真的无法理解，因为他们的奥运业绩，用一页A4纸就能打印出来。

“你们的孙太棒了。”刚到村里时，一个中年人见了我就称赞。他说的是孙杨，那阵子正赶上孙杨在伦敦奥运会上连连拿金。我见他拇指乱竖，便问：“你们的运动员都参加什么比赛？”

那人直摇头：“不不，我们不行。”

很少见到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么谦虚，之前他们面对任何问题都是一副“嗯，那又怎么样？”的态度。

“我们好像有个举重的还是摔跤的，”他说，“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没戏。”

这是真的：聪明的犹太人，做什么都成功的犹太人，在体育这一项上出了点状况。

竞技体育历来不在犹太人作息表里。怠于竞技是由于传统，一百多年前的犹太人就不好运动，因为他们一直以宗教立身，一整套虔敬上帝的仪式，诵祷跪拜，研经修身，阻止他们去像崇拜众神的希腊人那样去开发奥林匹克意义上的运动精神。上帝再虚幻也是真的，运动再真实也是假的。

希腊人有万神殿，犹太人只有一个神，他们的性格，从哪个角度看都与活泼好动不沾边。虽说，上帝无所不在，可这仅仅意味着犹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念想他，信靠他，不是说要追着这无所不在的上帝练脚力。在上千年的流亡中，犹太人一直研读《塔木德》，遵守它的教诲，这部智慧书说，他们应该比试的是虔敬上帝的功业，而不是把多余的能量消耗于毫无用处的竞速和竞力上面——尤其是速度，犹太人眼里从来没有“田径”二字。

然而，犹太人总有例外。他们强就强在“逼得出来”，只要生活能给予足够的压力。

丹尼尔·门多萨，一个伦敦犹太人，生长于一个贫困的宗教家庭，生活的重负挟着他一步步前行，到1792年，他成了英国重量级拳击冠军，之后连霸四年，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拳击手。门多萨创造了“犹太流”，也叫“科学拳击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他之前，拳击还只是斗殴的一种。

都是生计所迫，但凡一个家庭日子能过下去，谁舍得自己的孩子去玩拳击这种暴力十足的运动？门多萨开创了犹太体育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他的侄孙后来移居美国，于1857年夺得了全美拳击赛的轻量级冠军。跟随门多萨家族，一大批犹太人投身这一行，有的去当拳击手，更有一些人开始从事拳击经纪、赌博和娱乐性质的表演拳击。

门多萨不但赢了很多比赛，赢法还很犹太：他身小体轻，腾挪灵活，兜转几下便能把大个子对手撼得重心不稳。犹太人大受鼓舞：哇，这不正是当初圣王大卫战胜歌利亚的翻版吗？不拼气力，专斗智慧，扬长避短，攻其不备。所以，虽然门多萨打破了犹太人不从事竞技体育的惯例，族人对他的成就还是很信服的。

在英国和美国，犹太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都以擅长拳击闻名，拳击的豪蛮放纵，证明他们不是些逆来顺受的寄生者；更有甚者，就其内在感受而言，犹太人吃一点皮肉之苦，还会心生快慰，就仿佛自己和整个民族的苦难融为一体似的。除了拳击，摔跤也是犹太人的“传统强项”，那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把巴勒斯坦地区并入希腊版图的时候，在当地生活的犹太人向希腊人学来的。古希腊摔跤的习俗是全裸，于是，犹太选手变得异常醒目：他们晃荡在外的阴茎上少了一圈包皮——行过割礼，至今，这都是犹太男人的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打拳的美国犹太人越来越少，就是因为他们已在新大陆站稳了脚跟，可以安心于照看灵魂，再也不需要靠身体拼生路了。当犹太人的日子好过起来，竞技体育的位置重新变得尴尬。于是，赛马和高尔夫球，这两种表演或休闲重于竞技的运动项目，吸收了大量犹太参与者。此外还有击剑。犹太人从无贵族血脉，但他们一旦有了钱，也会与这些仰仗贵族传统的运动结下缘分。

不过，以色列毕竟是一个从草根发展起来的国家，市民里通行的还是“艰苦奋斗”时代的运动。走进俱乐部，占核心位置的赛事还是乒乓球，多是男孩子们打球，女孩子或坐或站，在旁边观看，有时也挥拍上阵，抡上几下。

现在登场的是两个黑发浓密的男孩，他们都瘦，手脚伶俐，一看就是运动的好手。球桌不高，他们从不弓身，都直直地站在那里比试，小白球在他们之间叮叮当当地跳跃。我身边，一个成人捏着拍子，看样子随时打算上台。我注意起他们的手，那手背上汗毛汹涌，然而不长毛的地方都凸露着红红的节疤。干惯了农活了，我想。

“欧——哈——”孩子们嘹亮地吼着。一转眼，那个成人也登台了。

这国家的大众体育实在是发达，三四十岁的成人，与十几岁的少年一起比赛的并不稀罕。除了乒乓球，还有游泳和足球，这两大以色列人最爱的运动都视年龄为无物。谈到奥运会时，他们很是谦抑，但说到自己的身体，以色列人永远憋不住赤裸裸的炫耀。

根据官方调查机构2011年公布的数据，82%的以色列人在受访时宣称自己“很健康”。官媒罗列的世上最健康的食品都是自己国民常吃的：橄榄油、牛油果、羊奶、姜黄粉、葱蒜、柠檬叶……犹太人个头适中，四十岁以上身材完美的比比皆是，在风景平庸的海滩，许多人滚了一身脏脏的黄沙，霸占着几件简易的运动器械；日光浴场里，那些浑身肿大、晒得像根烤肠的老年人基本都是西方游客。

我和阿尔农坐了良久。在我们坐的地方，一圈木格子里放着一盘西洋双陆棋。阿尔农也不是擅长或爱好竞技的人。我问他：“你会下那个棋吗？”

“当然会，你不会吗？”

“教我吧。”

我们把木棋盘打开，搁上棋子，拈出骰子。通常情况下，用到骰子的棋类都很好学，也都上不了场面——我用了两分钟就学会了：黑白两方，谁先走到对方的大本营那边就算赢。我们两个大男人，就在热闹的球桌边上，安安静静地掷起骰子来。

痛苦的人很难有好的体魄，而快乐则同健康直接相关。犹太人呢，他们常常是既痛苦，又快乐，他们都知道乐极生悲的道理，也都懂得如何苦中作乐。像门多萨那样的拳击传奇，年深日久，不提也罢，今日的以色列犹太人——我指的是占犹太人口80%以上的世俗犹太人，例如村里那些——之所以如此在乎身体健康，一个深层的心理原因，就是想彻底摆脱关于昔日的痛苦记忆。毕竟，他们曾是弱者，是无家可归的人。

奥运会非但无法满足他们，还给犹太民族自大屠杀之后又添一道新伤，这就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的事。巴勒斯坦“黑色九月”恐怖武装在9月5日凌晨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连开枪带劫持，联邦德国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11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丧生——都是犹太人。

慕尼黑惨案，在以色列的奥运史上，可比伽尔·弗里德曼的帆板金牌有名太多。两大强项都损失惨重，十一位死者里，有三位三十岁上下的举重选手、两位摔跤手，一名摔跤裁判、一名摔跤教练、一名射击教练、一名击剑教练、一名田径教练和一名举重裁判。好几个年轻人五年前刚刚参加过“六日战争”，五十一岁的举重裁判的经历最教人唏嘘：他是波兰犹太人，1943年千钧一发之际从波兰逃到苏联，躲过了大屠杀，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都死于集中营。他们的照片陈列在纪念馆里，时隔四十年，那些死时正值青春的人，看起来也都很大岁数了似的。

一群犹太人死了，另一个犹太人却成名了。就在那届奥运会上，马克·施皮茨，一个留小胡子的美国游泳健将，赢得盆满钵满。他是第一个在一届奥运会上夺取七枚金牌的选手，幸运的是，七块金牌全是在9月5日之前入袋的。1972年9月6日是全体参奥人员的哀悼日，当时便有人提议取消所有比赛，但遭到大多数运动员、包括其他国家的犹太参赛者的反对：他们备战四年，只为这一刻，不想放弃扬名立万的机会。

这就是竞技体育，让以色列人甘苦尽尝，冷暖在心。这些年，以色列人把更多的报道用在了残奥会上，因为他们在那里的夺金机会更大些。这不是笑话，奥运会比拼国家实力，残奥会，看的更是个体，那些能坚持到最后的人。

乒乓球赛结束了，我看见有个孩子举着一个简易奖杯，在四五个同龄人的包围中蹦了几下。大家散去，没有掌声。

我同阿尔农下了两盘棋，都输了。第二盘，他的全部棋子都集中到我的底线，我还有两个棋子没有杀出本方半场呢。我说：“不用下了，你赢了。”

“为什么不下完？”

他既不得意，也没有不满，只是默默地、执着地扔出了两粒骰子，拨动手指，把两个棋子放进终点的槽里。然后把骰子交到了我手里。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在这个沙漠小村里劳动，认识了一大圈人，依然没能搞明白布局和方位。这里一两百号成人、八九十个孩子，共享一个俱乐部、一个人工湖、一个游泳池，还有一片半野生的足球场。这些地方在天黑之后我是根本找不到的，只能靠瞎蒙乱撞，在这个过程中感受以色列的犹太人对体育的感情。非工作时间段，不管多晚，湖里总是有人，水灵灵的欢喧声，让我想起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鲁本斯（Rubens）的画。

有一个夜里，我依约去找一位女孩的父亲聊天，七兜八转就到了足球场。

仿佛全村的男孩子都在这里。场地边就站了十几个。我逮住一个看起来比较成熟的：“你知道纳达家怎么走吗？”

那小子瞪圆了眼睛，拽着我胳膊：“Join us（加入我们）！”

呼啦一下围拢来三四个孩子。他们互相推搡着，大概在说“你别难为人家，他连乒乓球都不会”。然后，其中一个孩子整整衣服走出来，拉我到一边，告诉我：“往那里一直走，你会看到很多房子……”

另一个孩子冲上来，把他拖回到场地里。下一轮攻防又要开始了。

在高山前，盖一所木屋

To Build a Log Cabin in front of a Mountain

撰文　郭玉洁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对着电脑、手机，刷最新的信息。从一个链接到下一个链接，留下很多看了开头的文章，和一事无成的沮丧心情。我加了很多人，“成为朋友”，世界四通八达，却很少抵达某个真实的人。

［一］

“我还以为我们是来学做桌子的呢。”雪莉慢悠悠地说。

雪莉的短发像雪后的蓬草一样，皮肤则是另一种白，细腻雅致，好像从没受过风霜日晒。细密的皱纹分布在嘴唇四周，无论讲了多么精彩的笑话，她的嘴唇总是紧紧抿着，和想要绽开的脸部肌肉对抗。两颊微小地收缩，笑意只在眼睛里闪烁，像个狡黠的巫婆。此刻，她就这样笑嘻嘻地，站在竹床旁边。

这句话显然引起了共鸣，坐在竹床上的女人们一阵大笑，像强烈阳光下腾起的灰尘。“对啊，对啊。”我们说。

呃，站在竹床对面的辛西娅仍然保持笑容，嘴唇直咧开到耳朵边，露出健康的上牙龈。她正在解释今天的工序，突然被雪莉打断，笑容有点僵住，歪着脑袋，眼神垂到地面，似乎在想该怎么回答。辛西娅是工作坊的老师——一个女木匠，在沾满泥垢的土黄色衬衫里，找不到身体的轮廓。她非常瘦。但是你想象不到她挥锤子的时候，会多么有力。

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学木工，居然就学造房子，天哪。雪梨也已经换上了太阳帽、紫色长袖衬衣，微微驼背，双手背在后面，握着锤子。

“其实，造房子比造桌子简单多了。”辛西娅想好了答案，收起笑容，眼神确定地停留在我们身上。

所有人都被这个答案镇住了。真的吗？

三个月前，当我报名木工工作坊的时候，像雪莉一样，没有想到是来盖房子。同事问：“你们结束的时候，会做一个东西吗？”我说：“可能吧，做个板凳？”同事说：“难道不能做个好看的东西吗？比如说……花瓶？”我不知道做一个木花瓶是否明智，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想象中，木工，是做家具，是为了装饰，是好看的小东西。

直到昨天，我从上海出发，经过清迈，坐车来到这个泰国北部的乡村——清道。今天清晨，蹲在皮卡的车厢里，卡车停在一片芒果林，我们像一堆土，被下在了工地。林中的坡地上，立了十根高低不一的混凝土柱子，像梅花桩一样——我们要在这里盖一座木屋。

“真的，造桌子很难，造房子，很容易。”辛西娅又强调了一遍。

早晨的清道，凉爽的夜晚和暴烈的白天正在交替。还有最后一丝凉风，穿过茅草搭的工棚。一天当中干活的黄金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

“也许就把桌子留给高级班啰。”雪莉没有忘记终结自己的话题。

［二］

工作坊十六个成员，白人占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亚洲人当中，中国人又占了一半——正符合当前的国际情势。

对于即将开始的体力劳动，小燕非常紧张，她说：“你看这些白人，咱们肯定拼不过她们。”不错，大部分白人姑娘都很强壮。有一对法国姐妹，胸部像两个排球，走起来像一片山在动。更重要的是，她们对待体力工作毫不含糊。直接抬起发电机，直接拿起锯子，好像理应如此，没有丝毫犹豫。白人和咱们是两个物种，小燕惊叹。

所以，在工作坊的第一天，当她们在太阳底下、水泥柱子之间忙碌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没有加入，和另外一队人蹲在坡上的阴凉处，学习如何磨凿子。

我的凿子是在泰国买的，透明的红色塑料柄，长方形的钢刃。在磨砂石上洒一层水，一手握柄，一手固定刀刃，稳定地磨，等刃上立起细细的钢粒，再磨反面。如此三轮，才算合格。

我一边磨，一边想，磨凿子要用来干吗？也许这就是中文里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突然听到坡下有人喊道：“我们这儿需要壮劳力！”我左右一看，没人响应，其他三个中国女孩都很瘦弱……我不由自主跳起来，走下坡去。

原来她们正在挖坑，把最后两个水泥柱子埋进去，完成所有的地基。这里的泥土是红色胶土，非常坚硬，因此挖了一半，即使白人姑娘们也要力竭了。我拿起铁锹——这铁锹也不同于中国北方，柄是全钢、螺纹的，锹头很窄，像矛一样，人要把锹往下掷，用铁锹自身的重量，刺破胶土，翻起来，然后把浮土舀出坑外。铁锹非常重，只十来下，胳膊就已酸胀，无力提起。我和美国的丽萨轮流。丽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有着中年妇人扎实的体型，坐在坑边，一声不吭，只顾一下一下把钢锹往下扔，坑里发出闷闷的声音。几轮下来，我感到虎口疼痛，原来已经起了水泡。换了一把木柄铁锹，较轻，但落在坑底，只能溅起一些土点儿。我生怕被丽萨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使劲砍削着坑的边缘——丽萨并不理我，只是闷头投掷着最重的铁锹。

半小时过去，用卷尺一量，不过深了五厘米。而我们需要挖到一米五。太阳已经升到头顶，空气像滚烫的沙子，一点风也没有。皮肤开始发烫，汗流了满脸。大脑和身体一样，变得呆滞了。我爬出坑，到坡上喝水。另一队人仍蹲在地上磨凿子。小燕抬头看见我，问：“你行吗？”我点点头，又下坡了。

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水泥柱子终于埋了进去，房子的根已扎定。回到民宿的小木屋，我用仅有的力气洗完澡，爬上床，身体沉重得像水泥，没有一处可以动弹。唯一的动作是时不时地哼哼一声，好像只有这样，酸痛才会减轻一分。

小燕坐在旁边，跟朋友用微信聊天：“大头今天干了重活，累坏了。”朋友问：“怎么了？”小燕说：“她要为国争光。”朋友说：“她们pku的人就是这样。”

小燕转回头说：“明天可别这样了啊，悠着点，还有九天呢。”

我只能回之以哼哼。

她又说：“你要知道，白人跟咱们不是一个物种的。”

第一天的体力劳动之后，我已经无力思考，昏昏沉沉地睡了。

［三］

主办工作坊的组织，叫作International Women For Peace（国际妇女和平组织，简称IWP）。

IWP的创办人之一Ginger，是一个短发、英俊的美国人。她说，读大学时，她对美国的政治很失望，于是毕业后迁到泰国，和泰国的妇女组织工作者韦朋共同创办了IWP，至今已经十三年了。

Ginger说，社会运动非常漫长，我们想要的目标，都要经过很久的努力才能达到，甚至无法达到，但是做木工，在十天、一个月内，看着一样东西在自己手里完成，会让人有成就感——这是一种“疗愈”。

这也是IWP中“P”（Peace）的由来，让那些在社会运动中、生活中受伤的女人们疗愈，获得“内在的平静”。为了达到这个多少有点“东方”的境界，方法是同样东方的瑜伽、禅修、佛学。去年，IWP贷款在清道买下一块地，想建成农场，变成全世界女性主义者的疗愈基地。现在，我们正在亲手建起农场的第一座木屋。

在唯一的重体力活——挖坑——结束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鸿沟不是体能，是语言。

不用说，我们的通行语言是英语。即使亚洲人中，大部分也都是流利的英语使用者。来自马来西亚的Meichern，戴着眼镜，平时不太说话，总是微微躬着背，双手垂在前面。Meichern是华人——父亲是海南人，母亲是客家人，但是，家里送她读马来学校，所以，她不会中文，只会说马来语和英语。她说：“我也自学过中文，但是太难了，太多线了。”

几个中国人笑得停不下来，重复了好几遍“太多线了”。

我问Meichern：“你的名字，应该是有中文的，是不是？”

她说：“是。”

“是美晨吗？”

她茫然：“我不知道，我爸告诉我，是选择的意思。”

我们交头接耳，然后问：“是美择吗？”

她说：“我不知道……有很多线吗？我就记得有很多线。”

白人中，除了辛西娅专程从密苏里州飞来，其他都已定居在泰国。丽萨和佩吉在附近的有机农场工作，教人们如何进行有机耕作、制作有机产品、盖泥屋，她们的口号是“吃好，住好（Eat well，live well）”。雪莉在曼谷的大学教书。胖胖的法国姐妹中，姐姐拉提莎非常幽默，她说笑话时瞪圆眼睛，滴溜一转，没有人能忍住不笑。妹妹奥勒莉原本在出版社做校对，她逻辑缜密，情感不像姐姐那么外露，但是同样爱说笑话。拉提莎曾在海牙国际法庭做人权律师，三年前为了Ginger迁到泰国，她们在清道举行了一场婚礼。去年，妹妹也辞了职，搬来清迈。她正在找工作，至于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她说，有意义的。另外一位法国姑娘艾斯特拉，曾经是拉提莎的同事，她对法国的政治环境感到失望，搬到泰国，宣称要把盖房子作为自己的政治实践。

每天早上到工地，辛西娅用英语向大家解释，今天要做什么，怎么做。说完之后，她询问的目光掠过每个人，“有问题吗？”短暂的沉默之后，欧美人会提两三个问题。没有亚洲人提问。我很想提问，但不知道问什么，因为完全没有听懂。木工的英语，似乎比平时还要难。

辛西娅发令：“好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开始工作啦。”大家四散开，法国人用法语交流，泰国人用泰语，中国人凑在一起说中文：原来都没听懂。只好再问辛西娅。

第二天，辛西娅拿了一张白纸，画图演示。第三天，又拿来木头示范，说英文的速度也慢了很多。我紧盯着她的动作和口型，这才明白，听不懂的英文里，有很多术语。我们像中学英文课一样，重复着这些单词，原来这是梁，这是柱子，这是龙骨。

很快，木工自身的语言浮现了：数学和实践。只要在木头上比画，辅以简单的英文，“这样，这样，对吗？”辛西娅拿起凿子，说着客气的句子，“你介意（我给你演示一下）吗？”“当然，当然。”我一边把木头让给她，一边说着考试时会扣分的答案。

一旦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木工并没有那么难。善于心算的中国学生甚至可以很快指出，刚刚计算的两个数字不符。辛西娅眼睛一亮：“你知道吗，你说得对！我刚才算错了！”

“房子的结构该怎么建呢？”辛西娅继续解释，“常见的情况是，我们把柱子、梁切好，用钉子全部钉起来，可是，怎么说呢，我更喜欢这样”。她画了一个有凹口的小方块，又画了一个有凸起的小方块。

噢，就是榫卯结构！中国人热烈地说起了中文。这可是中国的传统——尽管我们并不真的了解它。

［四］

我和小燕分到一根柱子，标号C。在未来的房子里，它位于南墙。像我们所有的建材一样，C拆自一所旧房子，已经晒得发白，有旧的槽口，雨水留下的渍，虫蛀过的洞，还有不知哪里来的墨痕。首先，我们选择最干净平整的一面，确定让它朝外，写上“face”，然后，测量、计算槽口的位置。

小燕让我想到一些知青小说，小说里无论善意或恶意，总会出现一个上海女孩（或男孩），Ta们像漫画人物一样，在农村生活里格格不入。现实也果真如此。小燕的妈妈从上海到江西插队，她挑着扁担回公社，担子里的粮食只有别人的四分之一。走到一半，晕倒了。上面看她体弱，把她调到炊事班。她不干：“我在家都从来没有伺候过人，你让我给人做饭！”别人告诉她，炊事班是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她恍然大悟，留在炊事班，直到回上海。

小燕出生时，妈妈没有奶水，长大后她吃什么都不胖，身体薄得像张卡片。一个地道的城市女孩，想到下地、做体力活就恐慌，但是，每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不管多累，都必定要洗澡、洗衣服。第二天，穿着干净的衣服去工地。

力气活的确不是小燕擅长的。锤子拎起来太重，电锯推到一半压不住，在木头里乱飘。可是她逻辑清晰，爱动脑子，总在想有没有更省力的办法。辛西娅说，要在柱子两头凿出槽口，把底梁和顶梁嵌进去。小燕问，能不能用锯子，两边一锯，槽口就出来了。辛西娅说，凿好之后，再用凿子把槽口修平。小燕脑子一转，如果有刨子，不是更好？尽管没有刨子，锯子也不好使，但小燕很得意：“如果在古代，我就是发明工具的人。”

因此，测量、计算也多半是小燕的工作。我们很快在C上画好线，等着法国女孩艾斯特拉统一核查，再动手凿。

艾斯特拉穿着橙色背心，宽松的条纹收脚裤，清晨搭着一条围巾（在工地上围围巾！）中午解下来，露出宽平的肩膀，和晒得发红的皮肤。像是来参加一个露天音乐节，而不是盖房子。

但是核查起数字来，艾斯特拉又的确像法律专业人士。她蹲在地上，拿着两个角尺，绕着柱子上上下下地量，嘴里嘟哝着法国口音的英语。小燕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艾斯特拉量了木头的长度，又量了其中一段，居然还要量剩下的长度，法国人不会减法吗？我焦虑的是，我们要在今天凿好所有的槽口，现在只剩半天了。艾斯特拉把两把角尺翻了过来，抬头说：“短了一毫米。”

“一毫米？”

“可能也行，我不知道。”艾斯特拉耸着肩膀，两个嘴角往下撇，像胡子一样。

“一毫米，应该没关系吧。”我们说。

“我不知道。”艾斯特拉端着角尺，两手捏着尺寸，捏着绝对的精确。我们烦恼地蹲在一旁，看看她，又看看木头。木材经过了日晒雨淋，早已改变了，平面不平，直角不直，一毫米，将是难以改正的误差。

辛西娅跨过横七竖八的柱子，大步走过来，蹲在旁边。

艾斯特拉说：“短了一毫米。”

辛西娅说：“一毫米完全没问题。”

艾斯特拉说：“我不知道。”两个嘴角仍在往下撇。

辛西娅说：“一毫米完全没问题，两毫米都行。”她又说：“这不是做桌子，不需要那么精确，差一点没关系。”说完，她站起来走了。在到处是新手的工地上，到处都需要她。

艾斯特拉说：“我不知道……也许你们锯的时候可以少锯一毫米。”

坡底的空地上，塑料布搭成了凉棚。柱子抬到阴凉地，大家或蹲，或是坐在柱子上，埋头凿槽口。锤子撞击凿子、凿子撞击木头，“砰砰”作响，木头时或清澈地裂开。十米外，发动机轰鸣，电锯开动了，齿轮旋转着，击入干硬的柱子。从前觉得尖利刺耳，现在却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声音。

锯，无论手锯，还是电锯，是一个坚定有力的行动。相比之下，凿，是一个精细活儿。要观察、测试木头的纹理，否则，可能会凿得太深，或是凿得太慢。一开始大力、粗率地破开木头，到后来，仔细、耐心地修到合适的尺寸，修得平整。

我们的柱子似乎特别坚硬。凿开干裂的表面，出现一块黑色、隐隐有绿色的结，一凿子敲下去，就滑开了。韦朋说，在泰国，这被称为树的眼睛。我小心地凿着，越到深处，越是坚硬，摸上去致密光滑，好像要成为玉了。

小燕说：“让我凿一会儿吧。”

我说：“我凿吧，我力气大。”

小燕说：“让我凿一会儿吧。”

她语气里有些东西让我停下来，把凿子递给了她。

小燕蹲在柱子旁，捡起一个轻巧的锤子，对准凿子，敲击起来。好像一个小鸟，在轻轻地叩树皮。叩叩叩。

太阳已经快到山边。佩吉完成了，大家羡慕地看着她的槽口，干净细腻，有湿润的绿意——她的木头还很年轻。

我们的柱子也只剩最后一个槽口了。我在旁边心焦不已，恨不能抢过凿子，凿平树的眼睛。

我说：“还是我来吧。”

小燕不说话，仍然叩叩叩，收效甚微，但非常坚持。

这几天，小燕一躺下就睡着，一下工就饿，每顿吃两盘米饭——这在以前都是不可能的。失眠、心慌、低血糖、颈椎病都消失了。她喜欢木工，因为木工要靠脑力。对于体力活，对于我们的分工——她动脑、我做力气活，小燕也有了新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我们是一个团队，应该分工。但是这一天，小燕拒绝了这个理由。她宣布说，她也要做体力活。她又想了想，说：“效率不是最重要的。”

小燕的汗水滴在了地上，细细的胳膊挥动锤子的幅度越来越小。我蹲在旁边，焦急地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担心锤子掉下来，更担心我们无法按时完成。槽口的尺寸凿好了，小燕放平凿子，小心地推着，把凸起的部分削掉。

收工了。小燕站了起来，仍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凿子。她看着自己凿出的槽口，眼神不舍得离开，“哇，真好看啊。这一天过得真快”。她欢快地叹了声气。

［五］

从工地坐车，沿着乡间公路，路边是两排又高又直的柚树——这是极好的木材，我们的柱子就是柚木。柚树后，是一大片橡胶林，每棵树上都割开口子，系着一个黑色小桶，接白色的橡胶汁。大约十分钟，就到了我们的民宿。那是一片低矮的红毛丹林，散落着七八间木屋，红毛丹林的另一边，是一条小河，远处是低矮的山。

夜晚，吃过饭，我在餐厅要了一瓶啤酒，边喝边看手机。餐厅不过是八根柱子、由柚叶叠成屋檐的亭子。沉寂的夜晚，只听得到远处的狗叫，风吹树叶的声音。炎热的一天结束了，劳作也结束了，餐厅里凉爽、闲适。更重要的是，这里信号最好。

雪莉路过餐厅，又折回来，在桌子那头对我说：“你看看月亮，看看天空，别看手机！”又从胸腔发出“咳”的一声，似乎恨铁不成钢。

雪莉也未免太喜欢做老师了，我想。有天中午休息时，我嫌房间里太热，躺在吊床上看书。雪莉从小河的方向走来，我跟她打招呼，她挤挤眼睛：“我就提醒你一下，小河在召唤你。”

但我也习惯于做个好学生——摁灭手机，为自己仍留恋互联网的破碎信息而不好意思，情急之中说：“我在跟家里人说话！”

“哦？”雪莉停止了责怪的语气，坐在了桌边，“你家人在哪里？”

“我爸妈在甘肃，我弟弟在北京。”

“你有弟弟？”

“对，我有一个弟弟。”

“可是，你们不是一胎化政策吗？”

“是。不过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政策才刚刚开始。”我暗暗想，终于有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了。尽管这里的白人都很好，但是很少人对中国有兴趣。有一次，艾斯特拉问小燕：“上海是中国的吗？是大城市吗？”

“刚刚开始……会怎么样？你妈受惩罚了吗？”

“有啊，我妈没有产假，休息了一个礼拜就去上班了。”

雪莉的表情很凝重：“真惨，你妈妈会不会常常讲起这件事？”

“这件事？”

“对啊。过去的故事，回忆……这件事对她的伤害一定很大……”

我吁了一口气，放下了手机。当然了，她常常讲过去的事情，常常回忆，不过不是这件。我用英文磕磕巴巴地讲起母亲的故事，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土改中被抄家，变成孤儿，在福利院长大，饥荒年代差点饿死，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中国刚刚开始发展金融的时候，又做了银行的信贷员。用英文讲述，挖空心思寻找词汇，让我免于像往常一样，为母亲的故事而痛苦，但我仍感受到，我为她顽强的生命力、聪明与勤奋而骄傲。雪莉听得很专注，当我讲到历史事件，又找不到英文时，她总能立刻补充。看起来，她真的很想了解。

“所以你看，她的往事这么悲惨，没有休产假都不算什么。”我总结说。

雪莉说：“没错，这些故事真的是……”她说话时，也总是抿着嘴唇，发音在很小的开合之间，此时声音更是消沉。

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了手机惊人的光亮和它开启的众多扇门，想必树林间都是月光。

似乎是觉得这沉默太尴尬，又太伤感，我突然开口说：“我想写一本书，关于我妈家族的。”说完，自己也微微吃惊。我还很少告诉别人这个想法，何况是跟一个陌生的美国老太太。

“真的吗？”

“对，就写我妈和她的姐妹们。”

“你已经有书名了！”雪莉仍然抿着嘴唇，笑意在眼睛里闪烁。

［六］

吃饭时，我们会自动分到两个餐桌。欧美人一桌，亚洲人一桌。

尽管在亚洲桌上，我们也说英文，以便和马来西亚、泰国的朋友聊天。但是，能够随时切换到中文，总让人觉得放松。有时，听到另一桌的笑声，我想，她们使用英语时如此自信、默契，好像这个世界就是她们的——即使这已经是世界上的边缘角落。也许正是这种自信和默契，让我闻之却步，也让泰国本地人不敢报名。

在一个国际场合，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区隔。为了抗议英语霸权，我从没有取过英文名，也拒绝转变名字的发音——我明知“玉洁”对外国人很难发音，但是，既然我们能读出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既然我们曾经花了一年时间，练习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像蛇吐信子一样嘶嘶作响，发出那两个中文里没有的辅音——辛西娅的名字中就有这个音，那么，让西方人念几个中文名字，也不算过分。

工作坊里，我照样用中文音调，介绍自己的名字，并解释了它的意思“像玉一样纯洁”，然后听各种发音，心里暗暗发笑。有人念，雨耶。有人念，雨鸡。有人念，酉鸡。更多人直接说，你。“那个，你能不能帮忙抬一下柱子？”“你的铅笔借我一下。”

我常常意识不到别人在叫我，但没关系，这种小小的不便和误解，在这里的交流中是正常的。直到有一次，我正蹲在地上凿木头，听到台湾人Sephen字正腔圆地大叫我的名字。一抬头，一队人站在一根柱子旁，等着我去帮忙抬木头——几天的逞能下来，我已经成了工作坊的壮劳力之一。我应声正要过去，Sefen皱着眉头说：“你要不要叫Jade？这样她们比较好记。”我愣了一下，像战火中匆忙接过发报机一样，临时有了英文名，Jade。

一天晚上，往常的秩序被打破了。大部分白人都去参加朋友聚会了，民宿里只剩下雪莉和辛西娅。我们似乎不好再以位置不够为由，分两桌坐，同时，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沟通的责任。亚洲人加入了白人的餐桌——第一次吃饭时，辛西娅曾摸着桌子说：“这是一整块木头。”

吃完饭之后，身体开始忙碌地运作，精神却安逸了。轮值帮厨的人去收拾碗盘，有人泡了茶，有人盛了一盘木瓜，放在桌上。没有人说话。

当白人成为少数时，我突然觉得语言的压力塌了半截。我开口问：“辛西娅，你在密苏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正托着脑袋发呆的辛西娅乐了，她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说：“我妈也经常这么问我。”

我意识到，我把密苏里（missouri） 念成了悲惨的（misery）。但，这也不失为一个巧妙的双关。

“没事，”辛西娅说，“我在密苏里，住在一个公社……”

同样来自上海、曾经在美国读书的Gloria惊叫：“公社？美国也有公社？”

“当然了！”辛西娅和雪莉报以同样的惊讶。

Gloria说：“我从来没把美国和公社联想在一起过。”

“美国有很多公社啊，到处都是。”辛西娅仍然很惊讶。我想，当小燕被问到“上海是个大城市吗”，大概有同样的心情。

教授雪莉此时又出场了：“实际上，这是美国的传统，从美国建国时，就有这种乌托邦的渴望，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美国精神。”

我说：“我以为公社是六十年代的产物。”

雪莉说：“这也是一个原因。”

辛西娅说：“没错，我在的公社就是七十年代开始的。”

辛西娅中学时参加了一个去南美洲的实践项目，回来之后，觉得上学没意思，就辍学了。她喜欢木工，幸运的是，在美国，木匠赚得不少。三四年前，辛西娅在芝加哥的一家公司，教人做木工，用二手木材，做桌子、钟，等等——我和雪莉原本想象要做的东西。她在手机上找到那时的宣传视频：辛西娅坐在镜头前，卷舌极重、语速极快，像嘴里团着一个球。视频里的她，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也许是比较正常，比较中产。

辛西娅说，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有人发传单，接过来一看，是招人去驾马车。她想，神经病吧。但是她又好奇，跟去一看，是一个公社。

辛西娅辞了职，住进了公社。这个公社种菜，制作有机产品，生活自给自足。不仅如此，TA们拒绝现代设施，包括电。没有电，因此也没有热水。晚上没有灯，点蜡烛。TA们当然也没有电脑、手机，全公社只有一个座机。

她每说一句，我们都惊叹一声。

辛西娅说：“但我给朋友们写信，用手写，他们好像都挺喜欢的，对不对？”

我们点头如捣蒜。

冬天，公社没有暖气，辛西娅就背着包去城市。美国中部的城市，有很多建好又没有使用的房子，于是被很多人占领了。她就在那里度过冬天，等春天到了，再回到公社。

我说：“中国也有很多房子，建好了没有人住。”

“真的？那有人去占领吗？”辛西娅问。

“……倒没有。”

让辛西娅心动、决意加入公社的，是创办人的理念。他主张巴西思想家弗雷勒（Paulo Freire）的解放式教育：受压迫者应该自我教育，互相学习，培养批判意识，而不是期待教育体制。但是住了两年，辛西娅发现，公社内部并不平等，创办者一人决定所有事务，一人诠释解放式教育。去年10月，辛西娅“不干了”，她“跳”到另一家名为“沙丘”的公社。“这家……好一些。”辛西娅说，“他们人少，只有九个人。”

我们都替她松了一口气。

她又说：“这家有电，也有热水，挺好的。”

像所有人一样，从工地回来，辛西娅先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T恤，此时细细卷曲的长发仍是湿的，贴在脸颊两侧。小燕提醒我，她的眉毛是修过的。也许这是女木匠的特点之一？到了工地之后，所有人的第一件事，都是在脸上、脖子上涂防晒霜。尽管如此，现在的辛西娅和视频里那个修过刘海、语速极快的女木匠不同，也和工地上那个高高举起锤子、猛地击下，又总是保持笑容、解释工序达十五遍之多的木匠老师不同，讲到这里，辛西娅的笑容渐渐隐入迷惘，若有所思。

“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美国了。”沉默了一小会儿，辛西娅又说，“我总觉得，就算对这个地方失望，但还是不应该离开，应该留下来，改变它，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对吗？”

来泰国之前，我就知道，将会见到各地的女性主义者——很多愤怒的、受到挫折的女人，我也约略知道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公社传统，但是亲眼见到、听到、体验到，却是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喜欢她们，我喜欢佩吉，高高的个子，穿着湖绿色工装裤，大手拿起生菜，一边吃一边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她的表情、语气，就是句子、标点，以至于文字无法转述；我也喜欢幽默的拉提莎和奥勒莉，这对法国姐妹，干了最多的力气活，而且，无论吃得多饱，总是不放过甜点；我喜欢Ginger，英俊而腼腆，不动声色，又让整个工作坊有序进行。当然，还有好为人师又充满好奇的雪莉。尽管我有时会嘲笑她们，抱怨她们没有自觉到白人的优越地位，但是，我仍然喜欢她们，喜欢她们在各个地方努力改变世界，喜欢这个工作坊的热情和力量，也喜欢建设乌托邦时的自由和迷惘，就像此刻的辛西娅一样。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女木匠。”我说。

辛西娅又吃惊了，“真的吗？怎么可能？为什么没有？”

我为她的吃惊而吃惊了，“不知道……这本来就是性别分工很明确的工作吧？”

现在连男木匠都不多了。一直沉默的Meichern冷不丁插嘴。

辛西娅说：“Jade，如果你们要盖房子，就告诉我，我会去中国帮你们。”

“真的吗？”我又吃惊了。

“当然是真的。”辛西娅脸上不再有迷惘了，“性别和社区，是我离开美国的唯一原因。”

［七］

12根柱子立了起来，此后进程就很快了。

从长短、宽窄不一的旧木材里，我和小燕负责挑出合适的顶梁、底梁和侧梁。（我们暗地认为，这是对我们数学能力的肯定）分别有人挑出龙骨、地板、墙。我们拔掉木材里的钉子，锯到合适的长度——这都是使用旧木材必须付出的劳动，然后，就像搭积木一样，嵌在合适的位置，用钉子固定住。辛西娅四处查看，确保一切是平的。

搭好底梁，铺一层龙骨，工作坊的最后一天，要铺地板了。人们分成三组，一组锯木头，另外两组——说中文的一组、说英文的一组——铺地板。没有了语言的磕碰，我们很快形成有效分工，有人传递木头，有人负责铺，把厚度、宽度一样的木板拼在一起。是合作，却又是专注的，“这根怎么样？”“缺一根宽的！”“窄的都放这边！”突然有人叫：“她们在偷我们的木头！”

下午四点，地板铺完了。辛西娅半蹲着，眯起眼睛看地板的平面。她站直了说：“太令人惊讶了，都是平的！”大家欢呼起来，纷纷拿出手机，进行工作坊的最后一个程序：拍照。

这座房子已经有了形状，它长6.5米，宽6米，墙高2.5米。接下来，辛西娅和Ginger、艾斯特拉，会一起搭起人字形的屋檐。木屋的南墙，有一根柱子，写着“C”和“face”，而所有的梁上，都有彩色的数字，和中文“横梁”、“底梁”、“侧梁”。

房子的对面，在芒果林的尽头，是高高的清道山。太阳已落到山顶，霞光冲遍了半边天空。Ginger说：“之所以木屋选在这里，就是希望能看到山。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在报名表上，对“为什么要参加木工工作坊”这一问题，我写道：“因为脑力劳动做多了，想做点体力劳动。”这是一个真实的理由，却也是一个敷衍的原因。更深层的，是我对生活的厌倦。

每天早上醒来，我拿起手机，刷朋友圈、刷微博，读同事的工作留言。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对着电脑、手机，刷最新的信息。从一个链接到下一个链接，留下很多看了开头的文章，和一事无成的沮丧心情。我加了很多人，“成为朋友”，世界四通八达，却很少抵达某个真实的人。

我的颈椎变形，脂肪在腹部安居繁衍。于是我花钱办了健身卡，又花钱请了一个教练，让他陪着我，折磨我。在这种扭曲、分裂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互相消解了，正负相加，等于零。

不知道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卷入同样、也许更深的漩涡之中，买了大房子，给小孩报了私立学校，从此像游乐园里的飞车，只能高速摆荡。必须赚钱，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是怎样一种高效而无意义的生活啊。

这就是我来木工工作坊的原因，我想从机器上松动，脱落。在这里，我看到了从飞车上主动掉落的女人们，她们正在搭建自己的乐园。当我回去，该如何描述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雪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她说：“Jade，中国南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山？”

的确，暮色中，清道山层层叠叠，有不同深浅的青色。我说：“是啊，你去过中国吗？”

“没有，只是在图片里看到过。”

我们静静地看着清道山，如果是中国南方，山会更加连绵、起伏，小河绕山而行，雾气飘在山间。

“真美啊。”雪莉说。

“是啊。”我说，“不过，我们还没有在山前盖过房子。”

影像

PHOTOGRAPHY

消失的相机

The Disappeared Camera

任瀚制造影像，但他不是一名摄影师。

相机不是他的创作工具，画笔也不是。

任瀚制造影像，但他不是一名摄影师；他有学院派的油画背景，但也没有止步于做画家。相机不是他的创作工具，画笔也不是。他作品的关键，在于探讨绘画和其他媒介之间的关联和边界。

我们这次刊登的 “摄影”作品，打破了摄影的原始定义，艺术家将“摄影”作为创作的材料，而不是结果。任瀚运用了童年记忆，作为会计的母亲每天都会使用到复写纸进行创作，这种材料本身的颜色和特性，让他最后的作品既呈现出了绘画的过程性，又保留了被解构的成像原理，同时还强调了光线的介入。

在他的《灾难》系列里，每幅作品都是由九张有雕刻印记的复写纸组成的拼贴，但创作的方法却不相同。《无题（雪崩一号）》完全由手工完成，节奏、角度全由手控制，整个过程更接近绘画；而创作《无题（雪崩二号）》和《无题（泥石流一）》时，艺术家将铅笔固定在电动曲线锯上，呈现出带有机械感的粗旷效果。

《坠落的人》是艺术家对于霍尔奇尼斯（Goltzius）《四个不光彩的人（The Four Disgracers）》（1588）的诠释：“每个人都曾试图进入神的领域，但随后皆因自己的傲慢遭到了惩罚”。任瀚选取了霍尔奇尼斯版画原作中的全部四版——坦塔罗斯、伊卡洛斯、辉腾和伊克西翁，并同时呈现出有雕刻印记的复写纸复制品以及印在白纸上的复印品。任瀚通过印出的“正像”，来体现辉腾和伊卡洛斯在霍尔奇尼斯的版画中坠入光芒，用“负像”来表现伊克西翁和坦塔罗斯在黑暗中翻滚而下。

任瀚迷恋包豪斯似的简约，作品中的颜色只有复写纸本身难以复制的紫蓝色和白纸本身的白色，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为巴洛克似的激荡所打动。他形容自己喜欢的作品是“危险的”，也许危险的背后，是他对人性之复杂的观测，对自然之险怪的回应，这些最终引向了他对创作边界的跨越。

撰文：刘宽

参考文献：陈秀炜《镜像》

无题（雪崩一）|Untitled(Avalanche #1)
紫色干性复写纸| purple carbon paper
66.6×88.5cm
2015

无题（雪崩一）| Untitled (Avalanche #1)
局部一

无题（雪崩一）| Untitled (Avalanche #1)
局部二

无题（雪崩二）|Untitled(Avalanche #2)
紫色干性复写纸| purple carbon paper
66.6×88.5cm
2016

无题（烟雾一）|Untitled(Smoke #1)
紫色干性复写纸| purple carbon paper
66.6×88.5cm
2016

无题（雪崩二）| Untitled (Avalanche #2)
局部

无题（烟雾一）| Untitled (Smoke #1)
局部

无题（泥石流一）｜Untitled(Debris Flow #1)
紫色干性复写纸｜purple carbon paper
118×176cm
2016

坠落的人——伊克西翁｜The Falling Men - Ixion
紫色干性复写纸、纸｜purple carbon paper、paper
30×44cm
2016

坠落的人——伊卡洛斯｜The Falling Men - Icarus
紫色干性复写纸、纸｜purple carbon paper、paper
30×44cm
2016

坠落的人——坦塔罗斯｜The Falling Men - Tantalus
紫色干性复写纸、纸｜purple carbon paper、paper
30×44cm
2016

坠落的人——辉腾｜The Falling Men - Phaeton
紫色干性复写纸、纸｜purple carbon paper、paper
30×44cm
2015

坠落的人| The Falling Men
紫色干性复写纸、纸｜purple carbon paper、paper
2015-2016

小说

NOVEL

AI

AI

撰文　李静睿

我的妻子正在做左乳房切除手术，而唯一一个对她表达关切的人，是我的情人。

“你要不要再摸一下？”小叶问我。她已经换好手术服，栗色卷发梳成髻，等会儿再塞进帽子里。染发烫发的时候还不知道生病，染完她回到家中，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没有注意到很多事。

我摸了一下。右手从衣服下摆伸进去，握住她左边乳房，我刚洗了手，乳头被凉意激得站起来，像以前真正的抚摸之后。我们都有点尴尬，毕竟好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开始是因为不想，后来她体检，又去做了复查，最后切片报告出来，我巧妙地躲开了整个确诊流程。

“另外一边呢？”小叶看我把手收了回去。

“那边就不用了吧……”她点点头，知道我下面想说什么，另一边以后毕竟还在，不用急在这一时。就我们在病房里，她坐床上，我坐床边，沉默像癌细胞一般扩散开来。窗外有株老槐树，十一月底，徒留灰色枝干，在灰色雾霾里显出轮廓，我想到以前跟小叶说过，房子边上不要种槐树，因为槐树里有一个鬼。

医生来看了一眼，神态轻松，手持肯德基法风烧饼。医生一直神态轻松，毕竟我们只是一期患者及其家属，“没问题，割掉就是了，真的没问题”，好像是割一茬韭菜，但小叶的胸长不出第二茬。大学时我们首次突破棉毛衫这一层，我先握住左边，再移到右边，小叶不到十九岁，一切都没有真正定型，在我手中有一种犹豫不决的形状。后来我和它们很熟，右边那只稍大一点，但左边的乳晕边有颗红痣，开始几年我经常含住那颗痣，后来几年频率降了下来，最近几年，小叶总穿着内衣睡觉，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毕竟更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讨论过。

我陪小叶下楼，看她进了手术室。场景配不上应有的心情，她自己走进去，双手插袋，看起来很健康，我一直以为她很健康。手术前不能化妆，我给她带了一瓶面霜，她细细涂上一层，我在边上看她，这么近的距离，我发现她的皮肤有点变化，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慨，时间意味着变化，在所有领域，无一例外。

我本来打算一直在手术室外等着，丈夫好像应该这么做。但两个小时后我就下楼抽烟，只要在结束前回去就行，我想，没有人会知道。协和医院门口有一种丧气的繁华，号贩子们行为鬼祟，大概以前也在中关村卖盗版光盘，神色阴鸷的男人在狭隘人行道上铺开塑料布，卖“中药抗癌，无副作用，一周起效”，身体残缺的人缓慢爬行，向每个人伸出污脏的手。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饿了，走到马路对面的云南米线店，点了最贵的一套过桥米线。

林夏给我打电话：“手术结束没有？”

“还没有，得到下午。”

“她情绪怎么样？”

“还可以，她一直都还可以。”

米线很烫，我先吃鱼片和鹌鹑蛋。林夏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什么时候去东京？”

我略加迟疑，还是回答了：“后天早上的飞机。”

“你知道吧，我有日本的五年签证。”

“你不能去，等我回来再说。”

“不等了，我们东京说。”她挂了电话。

小叶生病的事情我们没有往外说，解释一切是个麻烦，也会让这件事显得不可回转。我和小叶都相信这件事，坏消息没有被说出口，就没有真正发生，就像过去几年，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婚姻生活有了问题，我们连对方都没有说过，因为谈论意味着确认。

没有人知道她今天手术，除了林夏，她不认识小叶，她是我的……情人。汤渐渐凉下来，肉片的腥味变得明确，我想另外寻找一个词语来定义我们的关系，但没有找到，我寻找不到词语否认这件事，林夏是我的情人。我的妻子正在做左乳房切除手术，而唯一一个对她表达关切的人，是我的情人。

飞机上我睡了一觉，醒过来一边看机载电视里的《老友记》，一边又浏览了一遍赫赛汀的资料。

赫赛汀（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适应症为转移性乳腺癌：本品适用于HER2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作为单一药物治疗已接受过一个或多个化疗方案的转移性乳腺癌；与紫杉醇或者多西他赛联合，用于未接受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乳腺癌辅助治疗：本品单药适用于接受了手术、含蒽环类抗生素辅助化疗和放疗（如果适用）后的HER2过度表达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这段话我读过多遍，每个令人费解的词都搜过维基百科，但组合在一起还是令人费解。总之这是小叶需要用的药物，一年40万，不纳入医保，我们拿得出第一年的40万，但万一还需要一年，就得借钱。我们都不想借钱，日本的赫赛汀要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我来到东京。我也可以去香港或者印度，但我想来东京。我还可以找人代购，有点麻烦，但并非不能实现，可我想出来几天。从林夏是我的情人，到妻子刚做完手术我却想出来几天，我试图一一否认的事情，都一一变得不可辩驳。

我住在涩谷东急酒店，林夏坐在大堂沙发上等我，她坐另外一个航班，因为我们需要从不同航站楼出发。林夏穿姜黄色风衣，深灰丝袜，平跟绑带黑皮鞋，头发乱蓬蓬梳上去，像不知道哪部电影里的汤唯。她化了淡妆，口红很艳，衬得脸色更差。我们有一个月没见，骤然见到，我只觉她比小叶更像病人。林夏只拿了一个黑色手袋，好像她是从通州赶到东二环，我们在日坛公园里那家小王府约会，坐在露台上，开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后来天色暗了，露台下有人跳广场舞，在喇叭式音响的掩盖下，她坐到我边上来，我们并不敢公开有什么举动，但她喜欢坐在我边上。

我们断断续续也有好多年。最早我们都还在做记者，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去绵阳，住同一家宾馆，记者们都住在那里，因为就那家还能上网。晚上十点之后，陆续有交完稿的记者在走廊里招呼饭局，凑够四个人就去楼下吃肥肠锅，我和林夏总是赶上最后一拨。在震区待了十几天，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林夏晒得漆黑，简直看不出五官，又总穿橘红色T恤，大概是过来的时候皮肤尚白，她垂死挣扎，在楼下杂货店里买了一支三块钱的口红，颜色非常可怕，印在本就不怎么干净的茶杯沿上。

经历了地震初期见到的尸体、残破和分离，我们都觉劫后余生，胃口极好，人人吃三碗饭，吃完肥肠锅再去找小龙虾，宵夜摊绵绵排开，有小龙虾、香辣蟹、串串香、冷淡杯和烧烤。这个城市以惊人的冷静在恢复原状，起码它试图让我们看起来是这样。有两天说唐家山堰塞湖有险情，绵阳撤离了二十万人，我们都去山上的撤离点采访，很多人带上扑克牌和麻将，没带的就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第二天再去，灼灼烈日下，斗地主的人增加了两倍，因为居委会给每家发了一副扑克。我们回到市区，各自进房间写稿，到了半夜，我听到林夏在走廊里扯着嗓子喊：“有没有人打牌啊！”

于是大家打拖拉机，我和林夏一边，开始很顺，后来一直打不过10，眼睁睁看着对手打到鬼，最后一盘输得惨烈，我们只拿了五分。只是消遣，但我们都介意起来，半个月的挫败和愤怒，突然投射到一场牌局中。林夏扔掉牌，点了一支烟，说：“妈的，什么屁牌。”女记者都这样，出差时故意显得粗鲁，以防别人觉得她娇气。

我也扔了手里的最后一个梅花8，说：“要抽下去抽，这是我房间，别抽得跟烧纸钱似的。”

没人接话，这段时间大家都闻够了纸钱。林夏摁掉那支娇子，说了声“对不起”。我注意到她声音很轻，和平时不一样。我意外发现，我留意到了她平时是什么样。

我们第二天都睡过头，在门口遇到时才意识到大家都走了，我和林夏只好一起去擂鼓镇，三百块包了一辆长安。车和路都极破，一路地震式颠簸，那条时不时被巨石截断的小路看起来不会有终点，气压越走越低，我们都清晰闻到对方的汗味。林夏那天换了一件崭新的蓝白条纹T恤，我看到鸿星尔克的牌子，肥肠锅边上有一家鸿星尔克，记者们都去那里买换洗衣服。蓝白色很适合林夏，我装作第一次注意到，除开肤色，她算得上好看，哪怕现在汗水让头发和皮肤都显油腻，她还是好看。

我中间接了小叶的电话，她是另外一家报社的文化版编辑，平日都上白班，这段时间也被调来编地震特刊，凌晨四点才能下班回家，醒过来先给我打电话。我们说了几句话，她照例让我注意安全，我则竭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常，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林夏听到我和小叶之间的亲密。

过了一会儿，我为自己的掩饰越发不安，好像这已经意味着背叛和出轨。我对林夏说：“刚才是我老婆给我打电话。”

她点点头：“听出来了，家里人很担心是吧？”

“嗯，你家里人没有每天给你打？”

“我每天晚上给爸妈打。”

这意味着她没有结婚，大概也没有稳定的男友。我不喜欢这个答案，我希望她结了婚，且和我一般婚姻幸福，这样我才能显得正常和正当：一个人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还是会对另一个人生出想法。我拿不准林夏的想法，但我确定她并没有把我看得和别人一样，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事情，知道很多事情的开始，都源于一点点不一样。

擂鼓镇里搭连绵不断的帐篷，另一边有几架直升机，往返于唐家山和擂鼓镇之间，山上一直说堰塞湖可能溃坝。有人在空地上发盒饭，我们凭记者证一人领了一盒，站在路边吃。菜是莴笋烧肉，混了一点泡酸菜，有一点不合理的香，吃完我们又去领一盒，这场地震好像打开了每个人的每种欲望。相熟的一个军队宣传干部也站在边上，也正在吃第二个盒饭，今天来擂鼓镇的记者不多，大概大家都去了江油，那边有个镇长最近出了名，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话，他突然问：“你们要不要上山？”

我吃完最后一块莴笋：“上什么山？”

他指指直升机：“唐家山啊，等会儿要送水文局的人上去，装水文自动测报设施，机上还能坐两三个人，你们要不要去？”

为了工作我们当然应该去，但我和林夏都看了看对方。

又过了十秒，他继续说：“……不过今晚回不来，你们看这天气。”

乌云死死压下来，狂风卷起砂石，林夏本来扎一个马尾，现在头发被吹散开来，遮住她略显刚硬的脸。谁都可以清晰看到，马上会有一场暴雨，上山的每个人今晚都回不来。

我订了一个标准间，两张一米二单人床，我们进房间后发现没有沙发，就一人占住一张床。我拉开窗帘，窗外是涩谷的十字路口，几百人像军队一样排列整齐，在红灯结束后列队过马路。

我和林夏没有开过房，总是我去她家。她住在通州一个不大好的小区，每天从郎家园坐930回来，下车后要穿过一条狭小巷道，沿途有兰州拉面和成都小吃，并没有下雨，地上却总有泥泞，走五百米才有一家京客隆，小区只有两栋楼，楼下三个巨大的垃圾桶，谈不上绿化。她自己在阳台上放了几盆花，每次去花都不一样，她说，死了就换一批，这边离八里桥市场近，一盆茉莉只卖二十。

我问过林夏，为什么要把房子买在这里。她说：“刚来北京就在这里租的房子，后来房东要卖，我正好够首付，就买了。”

还是不懂她为什么买这套房子。客厅采光不好，卫生间极小，露台几乎比客卧还大，除了上床，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露台上，聊天、喝水和抽烟，看京通快速上的车流。过半个小时，我也打车上了京通快速，一次三个小时，一周后再来一次。我没有跟小叶说这三个小时去了哪里，三个小时并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时间。

后来我知道，虽然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但林夏不喜欢变动，她艰难地适应了一切，并不想改变，哪怕这一切很糟。很糟的房子，很糟的感情生活。我们没有一直维持关系，中间有几次，她和前男友和好，我们就断了，她和前男友分手，我们又恢复，目前正处于她和前男友的分手期。事情就是这样慢慢拖到了第七年，拖成一片我们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泥沼。

林夏去洗手间卸了妆，黄着一张脸出来。每次我们断开又续上，中间照例隔大半年，再重见时我都知道她又变了一点，像镜头渐渐虚下去，五官有混沌边界，整个画面一点点变暗，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到了三十五岁。

我和二十八岁的林夏一起去唐家山，货运直升机上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地上，一人靠住一纸箱双汇火腿肠。机噪声让人无法交谈，我们大概都松了一口气。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好一阵才降落，反复掠过北川县城，废墟中升腾白烟，那是有人偷偷回去给家人烧纸钱。

降落后我们也没有交谈，轮流采访水文专家、武警领导以及普通战士，采访中开始下雨，我们就排队领雨衣，披上去继续采访。

四川省水文局专家林一彬说：“现在蓄水已超过1.6亿立方米，之前每天都在增加一千万立方米，如果来水继续增加，危险程度就会加剧。”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为解决大型物资难以运达的难题，目前指挥部正在试验便于携带的软体油袋和小型油罐，“一方面在天气恶化时可以让官兵人力背负上去，另一方面也可以低空空投给施工人员。”

武警水电部队政委方跃进介绍，为解决供给问题，大型直升机米-26昨日已用吊装大集装箱的方式运输了大量食品，“米-26今天（29日）一共吊了一个集装箱的食物和三个大型油罐，现在上面的油料可以维持两天，食品也没有问题”。

我把这些一字一句写到笔记本上，她记下的应该也差不多，我们大概都希望采访能一直持续下去，熬过这个必然带来混乱的夜晚。唐家山上没有一棵树，我们各自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和编辑打电话，试图逃避命运和欲望的召唤。但雨终于大到我们只能躲进帐篷，军队给记者专门留了一个帐篷，今天只有我们两个记者，政委咬着火腿肠说：“将就一下，特殊时期，大家不分男女，都是同志。”

同志们没有在那个晚上做爱，这很难操作，防潮睡袋里只能装下一个人，如果离开睡袋，外面很冷，何况震动声和其他音效难以控制。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周密思考过一遍，最后选择了通宵聊天，黑暗和雨声盖住了这件事的伦理与道德，只余下毫无意义的话语，以及从中生出的、毫无道理的快乐。第二天走出帐篷，天已经放晴，有直升机正在低空空投小型油罐，但我忘记了去查实工作人员的名字，那篇稿子我后来没有写出来。

回到绵阳，林夏在半夜两点偷偷溜进我房间，又在下午两点溜回自己房间。九点前后走廊吵了一阵，后来整个宾馆静下来，林夏进来时随手挂上了“请勿打扰”。

我们郑重其事互相保证，就这么一次。然后轮流去洗澡。

林夏的身体完全符合我的想象，进入后我才意识到我为此已经想象多时。做了一次后，她起身拉开窗帘，月光照进来，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她问：“我们说的就一次，是指就这个晚上吧？不是……不是真的就一次吧？”

我说：“嗯，包夜都不算次数。”

其实也就三次。我有点累，这十几天工作强度很大，但第三次我故意拖得很长，猥琐、伤感以及精液味一起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我略略抬身，看着眼前这个姑娘，我问她：“喂，你今年几岁？”

“二十八啊。”

“看着不像。”

“都说我显小。”

林夏现在还是显小，但实打实看得出上了三十。她往脸上拍爽肤水，问我：“你要不要上来睡一会儿？”

我摇摇头。我很困，但上来睡一会儿意味着先要做一次爱。

她躺下去，把被子盖住头：“那你晚饭再叫我。”断续偷了七年情，两个人渐渐也像夫妻，性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如果没有性，会比夫妻更显尴尬，所以总要有一个人率先睡着。

生活并不是一步走到今天，但当中的逻辑的确让人费解。包夜过后，我们甚至没有加对方的MSN，穿好衣服，两个人交换了名片，那张名片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撕掉，冲进马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住了林夏的手机号码。

地震第二年，我离开报社，去了一家门户网站做小中层，收入是涨了一点，但并没有多到让我振奋。我去网站只是因为大家都去了，每个人都在焦急地挪动位置，停留原地似乎意味着失败，我才三十一岁，不知道怎么成功，却也没有准备好在任何领域失败。

每日坐班的工作很枯燥，但在家看久了美剧也一样会觉得枯燥。我完全接受了这件事，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我又不可能成为作家、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如果一路要命地顺遂，我大概能当上公司高层，年薪百万，分一些期权，偶尔能上别家门户的财经版。我也憧憬那一天，起码我和小叶能换一套房子。现在的房子在四惠，小区在一号线头上，坐地铁要经过一条错综复杂的小路，如果懒得走，可以坐十块钱的黑车或者五块钱的蹦蹦。我们都想住在朝阳公园边上，晚上去蓝色港湾散步，坐在湖边喝杯啤酒——那种我们想象中更为正宗的中产阶级生活，早餐吃711的包子而非老家肉饼，不需要坐黑车和蹦蹦，出地铁可以沿着一条有树的路，步行回家。

公司每天在国贸有班车开往中关村，我总准时赶上，四环永远堵车，我能在车上舒舒服服睡一觉。往返班车渐渐成为我最喜欢的地方，它把我困在当下，耽误上班，延迟回家，手机电池耗尽接不到电话，二十封邮件没有及时回复，一切都不能归咎于我。那辆车缓慢而准确地带领我，往未来去，那个时候，我对未来并无其他想象。

我只管十个人，却忽然变得重要，总有企业公关请我参加活动，签到之后，能领到一个纸袋，里面有现金信封、礼品和材料，有一些人会领完纸袋就走，我稍有节操，总坐到最后。生活有些变化，但这种变化太容易适应，毕竟多了不少零花钱，我拿这些钱买了更好的西服、领带和皮鞋，我甚至用上了男士香水和面霜，人生是这样顺理成章往前流动，直到有一天，递给我纸袋的人是林夏。

她白了起码三层，化没有眼影的淡妆，穿黑色小礼服裙，细跟鞋，头发似卷非卷，拨在一边肩膀上。当然比在绵阳时美，但我不认识她，我也希望她不认识我，我从来没有这么不想从一个人手里接过装着红包的纸袋。然而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得走完这套流程——签到，写上身份证号码（为防冒领），交换名片——这个场景让我比和她做爱时更觉赤裸，我们此时都失去了遮蔽。我想到在唐家山的帐篷里，两个人聊的话题，是彼此最喜欢的导演。林夏喜欢小津安二郎，我没看过，沉默中想寻找一个更拗口的名字，但只能想到李安。李安很好，李安永远是一个得体的答案，就像聊到俄罗斯文学，我们只需要说，我喜欢普希金。

我们又一次交换了名片，这次我没撕掉。过了几天，我给林夏打电话，没有借助名片，我背出了她的号码。

我为什么要给林夏打电话？我和小叶的婚姻那时还没有问题，大部分时间我坐班车转地铁，七点半总能到家，下地铁就给小叶打电话，她开始炒绿叶菜。晚餐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小叶的剁椒鱼头在朋友中是有名的，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吃一份三斤鱼头，可以任性地只吃好的部位，两块腮边肉小叶都夹给我，我则为她从汤中翻出鱼泡。

我为什么给林夏打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毫无理由的冲动。就像肝部长了肿瘤，我却一狠心，把好端端的胃切了三分之一。在应该对生活下手的时候，我们总是懦弱地选择最好下手的那部分。

电话那边林夏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来和我吃饭，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和前男友又分手了。

我们在荷花市场那条美食街来回走了两次，最后选中一家江浙饭馆，露台有一块没有被灯光覆盖，又能看到一角水面，残荷留梗，样子俗艳的舫船慢慢开过，船头亮着红灯笼。秋天快到尽头，长时间坐在户外会冷，但我们宁愿裹紧外套。

一人吃了几个醉血蛤，我终于开口说话：“你怎么也离开报社了？”

“大家不是都走了……你不也是。”

“但我还是在做新闻，只是换了个平台。”

“你是男人啊……都是这样的，男记者去网站当领导，女记者去企业做公关。”林夏满不在乎地喝了小半杯啤酒，我知道她并不是不在乎。

她喜欢做记者，地震时一天写三个版，我已经回到北京，她又待了一周，写了两篇特稿。和林夏上床后，有大半年时间，我每天看她工作的报纸。2008年年底，她有篇报道得了一个网站评选的小奖，我反复点进那个页面，看一眼她的照片又关掉。她穿牛仔裤和蓝白色条纹T恤，手里拿一份盒饭，那是在擂鼓镇我用手机给她拍的，拍得不好，完全糊掉，但看得到背景是我们坐去唐家山的那架直升机。

“说是都这么说，但是……但是好像有点可惜？你以前做得那么好，你应该去杂志，真正做深度报道。”

林夏低头又喝了一会儿酒，才说：“本来我是要去的，有几家杂志找过我，但是……但是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我都要三十了……他们都说，我换地方也写不了几年……”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完全熟悉这种语调。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男记者一直做记者总不是办法。他们都说，应该转型，应该顺应时代。

时代意味着变动，意味着你有能力变动。

风真的冷起来，林夏又点了热黄酒。话语渐渐增多，我和林夏都意识到，我们是同一种人，那种看起来一路顺流而上、事实上失却真正勇气的人。我们本来只是在极尽无聊中想再偷一次情，但谁能猜到呢，性不过是最让人信服的理由，我们最后成了朋友。

林夏睡过去后，我出门见人。赫赛汀是处方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人，允诺能帮我买到药，收五万日元，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但中国人总有中国人的办法。

我们就约在涩谷车站的忠犬八公像。出酒店我找了一会儿，那只狗比我想象中要小，蹲在人群中。不远是抽烟处，挤不进去的人在门口匆匆抽两口。对面有一个不知所起的绿皮火车厢，敞开车门，我约的那个人——网名叫“林老板”——就坐在车里刷手机，边上坐着几个老太太，她们看起来也没有等人，就是打扮妥当，化着浓妆，坐在那里。

林老板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染了黄发，戴三个耳钉，却和日本人一样见面就鞠躬，客客气气叫我“方先生”。他已经拿到了处方（我并没有关心用什么办法），带我去池袋一家药房拿药，“涩谷也有，但池袋那边是中国人开的。”他说。

池袋给人一种无秩序的安全感，尚未走出地铁口，已经有人大声使用手机，地面明明没有垃圾，却让人觉得脏。我们经过一家极小的中华物产店，门口有一盒盒凉菜，路过时我迅速看了一眼，似乎有鸭脖子和猪耳朵。

药房里沉默地坐着不少人，林老板说：“都是中国过来的，和你情况差不多。”有人边上垒着几个纸箱，看起来要赶去机场。电饭煲、马桶盖，大概箱子里还有药妆，林老板又说：“很多人这样，来都来了，顺便买点回去。”

我也开始思考应该买点什么，说得没错，来都来了。也许可以给小叶买几套雪肌精？我只记得这个牌子。大学刚毕业，我们在南四环租了一个小房子，小叶那时候是见习记者，要跑突发，出入各类跳楼、车祸以及火灾场所。有一次有人说要跳北京饭店，她和摄影记者站在长安街上等了两个小时，“中间我想办法去买了一把伞。”小叶说，但那个人后来坐电梯下来了。她晒得很黑，做爱时坚持要关灯，说白回来再给我细看，“等转正了我就去买两瓶雪肌精”，我都快射了，小叶还在想这件事。

我忘记她后来有没有用雪肌精，也许她用了更好的牌子。转正后小叶做了文化编辑，一直做到现在，很少去户外，她又变得太白。小叶是我们身边唯一一个十年没有换工作的人，挣得不多，圈内也没什么人知道她，奇怪的是，她从来不给人失败感。每天早上她洗澡吹头发，精神抖擞挤一号线上班，晚上又精神抖擞挤一号线回家给我做饭，晚上她读书、看美剧、敷面膜、写博客。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博客地址，小叶说，我们不需要事事告诉对方，我同意，所以我没有告诉她有林夏这回事。这两年我们不大以夫妻的方式相处，隔着距离，我对小叶有一种莫名的敬重，因为她对生活从无怨气，而我们，我们都是有的，有时候看起来是积极上进，其实不过是怨气。

林老板替我取了号，前面有20个人。我们出门去抽烟，马路对面有中年女人拉住人叨叨传教，从“神爱世人”到“赦免你的罪”，我听到她拉住一个男人许久，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但那个男人几乎秃了顶。

一支烟可以很长，我和林老板居然聊了起来。

“做这个能挣到钱吗？”

“还可以吧，国内得癌症的人挺多的……这两年越来越多。”

“所以你没有别的工作？”

“没有，我还在读书。”

“哪个学校？”

“东大。”

我吃了一惊，但直接表达吃惊好像不礼貌，只好问他：“你学什么？”

“日本文学。”

“研究生？”

“博士。”

话题在这里断了，聊天的方向出现混乱，我不知道和一个代购癌症药且网名叫林老板的人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和一个日本文学博士说什么。日本文学，我只读过两本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以前刚和小叶恋爱，我也给她写信，因为并没有什么话想写，只能抄书，“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小叶说，那本书不怎么吉利。和林夏第二次上床后，她去洗澡，我穿戴整齐坐沙发上，好像初来乍到，正在等主人给我倒水，茶几上摆着一本《挪威的森林》。后来我渐渐发现，林夏的艺术修养大概和我差不多，她的确看过小津安二郎，但也就看了那么两部，《东京物语》和《秋刀鱼之味》。她跟我一样，认为自己应当对人生有点野心，却并未找到野心的指向，我们在一起，上床之余总是聊圈内动态，谁去了哪里拿到什么职务，谁辞职创业，现在已经拿到第几轮风投，我们不停给对方分享资讯，好像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焦虑离家出走，其实两个人的焦虑都加倍。我们还是每周见一面，有时候做爱非常慌张，因为大家都着急回邮件。

去年林夏又辞了职，现在在阿里巴巴刚收购的一家小公司做公关总监，而我加入了一个创业公司，名片上印着“联合创始人”，CEO是我在网站的领导。我们公司半年中换了四个项目，分别是上门做美容的APP、上门做饭的APP、上门修煤气灶热水器的APP以及白事一条龙APP，我们都盼着某一个项目会被马云看中。有一次报社的老同事吃饭，发现在场的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的大老板变成了马云，剩下四分之一正在争取把大老板变成马云，比如我。

赫赛汀拿到了，整整齐齐一排白底绿字纸盒，装在一个巨大塑料袋里。我和林老板在地铁口分别，“还得去学校见导师。”他说，把我给的五万日元现金放进钱包里。我又去那家中华物产店看了看，买了一盒卤猪尾巴，附一包辣椒面，林夏应该醒了，我们可以啃着猪尾巴，把那些要说的话说完。

“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吗？”林夏问我，挑了一截肥肉较少的猪尾巴，蘸上大量辣椒面。

这句话她问过好几次，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第六和第七年。

开始我很确定，“不知道”，后来我也变得疑惑。小叶非常聪明，我们一起做门萨智商测试，她有135，我是121，据说超过140就是天才，“那五分跨不过去的，”小叶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一进入普通人的大分类，这十几分没什么区别，真的，可能就是背单词速度要快一点，哦，也可能是看悬疑片比较早猜出凶手。” 我没有见过哪个智商135的人，比小叶更坦然接受普通人这一身份，智商121而不甘于此的人我却认识很多。不是说我羡慕小叶的人生，前面说了，我只是敬重她，再给我两百次机会，我还是会试试看能不能往上走，我知道成功的几率不高，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人生有第二条路值得一走。我非常焦虑，但小叶，我也不觉得她有多快乐，她只是让平静成为惯性，她的平静渐渐吞掉她，开始她不想选择，后来她失去了选择。

这两年，我几次认真想过小叶知道些什么，一个看《第六感》半个小时就看出主角已经死去的人，是不是真的看不出丈夫有个情人？2011年前后，小叶想过要孩子，问我的意见，“要了也好，反正最后都会要的，不过我们都没有北京户口，以后上学有点麻烦”，这就是我的意见。

小叶没考虑北京户口，她开始算排卵期，期望我在那三四天内认真配合。我刚升了职，从管十个人升为管一百个人，老板要求我三十秒内必须接电话，我就把手机用塑料袋包好，拿进浴室。因为总赶不上班车，我也买了车，有时候在四惠地铁口顺道接上林夏，她的公司在朝外SOHO，我再往中关村走，路上两个人互相关心工作进展，交流哪种褪黑素副作用小，叮嘱对方中午一定要吃饭。

就这样，小叶的排卵期我配合得不好，试了半年也没有怀上，后来她就说，“还是歇一歇吧”，就一直歇下去了，我们再没有讨论过生育问题。

“她是不是其实也有别的人？”这句话林夏也问过几次。她倒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我们这种混沌关系里唯一清晰的就是定位：我不会和小叶离婚，林夏不会和我结婚。我们偶尔会替对方分析情感生活，她分析我和小叶，我分析她和前男友，她劝我“小叶挺好的，现在哪里还有这种女孩子，你再不注意她就会被人追走”，我劝她“这个男人不会跟你结婚的，你真的应该跟他彻底断了，真不知道你这些年在搞什么鬼”。

这种劝告当然没有鬼用，林夏这次赶到东京来，是要在第一时间且当面跟我说，前男友又回来了。几年这样下来，我们的分手流程已经趋于固定，我说：“哦，那我们明天去吃顿饭。”

至于小叶有没有别的人，“有可能，不然她这几年怎么过的？”辣椒面有后劲，我用半瓶冰淇淋才勉强压下去。

“你就一点不在乎？”

“在乎？……没立场在乎。”

当然在乎。我偷看小叶手机，用她所有用过的网名搜寻她的博客地址。手机上什么都没有，我连存为中国移动的联系人都点进去看了，真的是10086。博客没有找到，有一个疑似，博主大部分写书评影评，隐约有个叫“X”的男人，我就又回头去偷看小叶的手机，把所有X开头的名字号码抄下来，当然我还没有一一打过去，我没有疯到那个地步。我订阅了那个博客，但它渐渐不再更新，大概是挪到微信公众号上，这下我失去了所有线索，社交媒体每更新一次，我就会丢失一批朋友，万万没想到，这次丢的是自己老婆，疑似自己的老婆。

到了今年，在创业的百忙之中，我渐渐在内心确认小叶爱上了别人。有一天小叶让我早点回家，“我们得谈一谈。”电话里她说。小叶已经很久没有给我打过电话，现在谁需要打电话，但声音让一切更加确凿。

我以为她要跟我说离婚，磨蹭到十一点才开车往家走。四环上挤满运煤卡车，堵住出口，我熄了火，打开天窗抽烟，那天有深灰色的雾霾，不开灯根本看不到前方有车。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盼望后头的车冲上来，终结这一切，但下任何一种决心都是难的，我又打开了双闪。

小叶一直没有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穿一套深蓝星星睡衣，头发扎马尾，是我熟悉的她。她等我坐下来，关掉电视，握住我的手，又愣了一会儿才说：“你听我说……我得了癌症……乳腺癌，还没有最后确诊，但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要担心，是第一期的，都说很好治。”

我也愣了一会儿，然后渐渐高兴起来。真的，没有办法寻找到另外的词语，我高兴起来。我把小叶抱过来，说：“没关系，我们明天就去医院……哪个医院？”

那盒猪尾巴吃完了，林夏站起来洗手，她在洗手间里大声说：“你回去要和小叶好好过。”

“好的。”我回答她，水声太响，我又提高了音量，“好的。”

小叶恢复得很好，半年后复查已经没有癌细胞。我的创业在又换了两个项目后宣布失败，现在我替另一家创业公司打工，拿过得去的薪水，和鬼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的期权。我们又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生孩子，但两个人对此都并没有真正的热情，大概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对任何事都没有真正的热情了。

到了八月，在一场暴雨之后，林夏从微信中冒了出来。我开车去了通州，快开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迷路了，这附近又拆又建，我停在一个巨大的工地坑前面。抽支烟再说吧，我想，前头是探照灯的灼灼白光，照出一条并不存在的前路。

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改变，癌没有改变什么，爱也没有。

诗歌

POETRY

不眠书

The Sleepless Book

撰文　廖伟棠

我们多少次在梦中静坐以待旦

相爱

相恨或诉诸荒诞

而不远处就是冬天虚构的大海

壁立千仞

西伯利亚情歌

那些云沉得那么低，像要睡在海的眼皮上

像是太平洋的一串迷梦，她梦见了黑海。

荒芜的岛屿像是沃罗涅日，

阳光摸索着我左肩的骨头像我弃妻的手。

他们突然交出了所有的珠宝，这些云沉得那么低，

他们突然从袖口掏出了上个世纪的雪橇。

他们请求我躺在上面，

躺着唱那首黑色的感恩歌谣。

他们请求我轻吻突然繁盛的岛屿，

那些由死者的胡茬构成的植被。

机翼刮得天空疼痛，这是徒劳的书写，

墨水尚未从焦松里滴出。

我把第一首诗咽进喉咙，因为丢弃了我的妻子，

在那里吹着密封的笛子，只有我听见了。

一湾钻石海，烙成了这少年修士的旧毡袍。

请让我，让她，向安德烈·卢布廖夫

赎回西伯利亚冻掉的耳朵。

2013.12.2

飞机过太平洋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寄阿勒泰

我已经长出第二十根白发了，阿勒泰

等我白发满头的时候，

我想我终于可以配得上你的炽寒

在怒雪中间追逐奔跑的二十声黑鸟。

我的死亡终于可以配得上这寥阔棺椁

阿勒泰，终于可以让陡峭的星光像巨勺

把我强壮的鬼魂从冰河上惊起的马骨中挖出。

然后我将率领我爱过的人们（从死谷唤醒的）

指点那还在熟睡的春天：你们看，要是你们一早看见

阿勒泰，你们就会像新婚的土拨鼠一样照亮我灰萎的田野。

2014.2.8

小观音

车过粤北，烟树蒙昧了晨昏

我不知道这片大地上还有那么多空城

无论是新建的还是已经被遗弃的

两者相像如守着末日余烬的骨肉。

然而一个年幼的观音端坐在枯山的尽头

一任烟树如浊水溪流披面

凡是你建造的你都会看顾它们全部的死灭吗？

沙子被淘光，日子被霸占，但河床因此深广。

弹指，你让金雾丝丝侵进这全密封的车厢

像把一口呼息送进乘客飞升的死亡航班

十二日夜，涡轮空转，泪水如钻石

凿坏了法身——我不知道地球上还有那么多

活着的。火焰。

2014.3.20

夜往杭州火车上

忆夜宴黄公望山居别罗羽兄弟

这恍惚一角终于不是碎片的中国。

也不是故国拼凑的碎片

是北树南移，蛮墨汉纸，隐居的中国。

走到你这里，走到我这里去

换盏的都是摇荡如河山的身躯

咫尺外的富春江里鱼龙寂寞死去。

岁晚杜甫在黄公望的落木中与异代兄弟走散

而春天却进步，席卷了萧条的大省。

当我们醉掉，我们在此涸溪畅泳，如排竹耸起无数鬼脸。

当我们拥抱，是静夜花如雪，战马轻移疾蹄归营。

2014.3.30

凌晨忆23日酒酣诗约急就

雨的轶事

除了一撇一捺的雨

我没有从五月得到什么

就这一撇一捺

在被遗弃的土地上

建起了足够的囚笼

关满了求仁得仁的

一顿一挫

在雨里眺望大屿山群峰

虽不高但有着高原的明雾

显示某处已经晴朗

某处依旧集结着凶暴。

在雨中他写下万国志：

“为什么有英雄的地方

亦有百倍的愚氓？”

在雨里眺望大屿山

渐渐转暗

行山人在山反侧的地方迷路。

但路，提着灯远远走来

远远地用闪电

向被雨割得遍体鳞伤的人

打了一个又一个招呼。

2014.5.10

论沉默

人类因为在烤熟的食物里吃到了火，才获得了说话的能力

还是因为人类说出了“火”字，才不再吞咽鲜血？

舌头因为获救而被管辖，还是因为被管辖而获救？

那个擦枪的人却用笔在一座山中挖出了阿修罗的冬眠。

在他行动之前他已经说话，他的说话就是一场行动；

他的行动，则是寻找说话的弱声器。

即使锁舌不说话，也是为了开启而不是锁；

他想暗杀沉默，一支装了弱声器的手枪无疑更完美。

即使在写下“千军万马”或者“炸裂”时他仍是寂静的，

只有他的键盘在含枚疾走，或者，如煤暗燃。

等待唯一的钥匙喀嚓一声擦亮。

2014.8.10

小舞者

最神奇的是，这个城市在渐冻症中

而你在跳舞

像酸母寺的老和尚，在跳舞

你向左向右拉伸双手，拉起一对

蝙蝠翅膀——属于这个城市的。

当它倾侧，你使它滑翔

当它翻滚，你的小肌肉为它输入一套

纯熟的规避动作。当流弹纷飞

刮过翼尖，你的每一根羽毛都感受到了节奏

你知道它的警钟丶伤员丶废墟和宵禁的余火

窗帘背后那些继续相爱的人

都在跳舞，把即将被核子风暴抽空的城市

跳成曼陀罗的一瓣。

你踮起脚跟，一个岛屿不断成形

你扭动腰身，海面的雷电寂静

你是个孩子，三岁的树，不认识任何匍匐的事物。

2014.9.25

不眠书

我们多少次在梦中静坐以待旦

相爱丶相恨或诉诸荒诞

而不远处就是冬天虚构的大海，壁立千仞。

而身边，一梦之隔，是一座城市的死亡

我们在它的丧礼中奔走相告婴儿诞生的消息

在凌晨的雾里以胎衣的血为认。

这个做梦的木匠并没有睡去

当他起来备马，天使感谢他的不眠，感谢

他怀抱不结果的紫荆彻夜屹立，如真正的父亲。

2014.11.27

书评

BOOK REVIEWS

爱欲与哀矜

Eros and Compassion

撰文　张定浩

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

［一］

“对小说作者来说，如何开始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在《刚果日记》的某处注脚中，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说道，他那时正深入黑非洲的中心，试图为一部意念中的小说寻找自己尚一无所知的人物，“如果一篇小说开头开错了，也许后来就根本写不下去了。我记得我至少有三部书没有写完，至少其中一部是因为开头开得不好。所以在跳进水里去以前，我总是踌躇再三”。

小说家踌躇于开始，而小说读者则更多踌躇于重读。面对无穷无尽的作品，小说读者有时候会像一个疲于奔命的旅行家，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重返某处，在于何时有机会和勇气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有时怀念那些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度假客，他们像候鸟一样，一年一度地来到同一个风景胜地，来到同一座酒店，享受同一位侍者的服务，外面光阴流转，这里却一如既往，令孩童厌倦，却令成年人感受到一丝微小的幸福。列维·施特劳斯，一位憎恶旅行的人类学家，他在马托格罗索西部的高原上面行走，一连好几个礼拜萦绕在他脑际的，却不是眼前那些一生都不会有机会第二次见到的景物，而是一段肖邦的曲调，钢琴练习曲第三号，一段似乎已被艺术史遗弃的、肖邦最枯燥乏味的次要作品，它已被记忆篡改，却又在此刻的荒野上将他缠绕。他旋即感受到某种创造的冲动。

［二］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很大程度上并非起于旷野，而是起于废墟，起于那些拼命逃避废墟的人在某个时刻不由自主的、回顾式的爱。

格林自然擅于逃避，他的第二本自传就名为《逃避之路》。他从英伦三岛逃至世界各地，从长篇小说逃至短篇小说，又从小说逃至电影剧本和剧评，他从婚姻和爱中逃避，从教会中逃避，某些时刻，他从生活逃向梦，甚至，打算从生逃向死。他在自传前言中引用奥登：“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一样。”但我想，他一定也读过奥登的另外一节诗句：

但愿我，虽然跟他们一样

由爱若斯和尘土构成，

被同样的消极

和绝望围困，能呈上

一柱肯定的火焰。

（奥登《1939年9月1日》）

因为他又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于是，所有种种他企图逃离之物，竟然在写作中不断得以回返，成为离心力的那个深沉的中心。这些越是逃离就越是强有力呈现出来的来自中心处的火焰，才是格林真正令人动容之处。

［三］

爱若斯，古希腊的爱欲之神，丰盈与贫乏所生的孩子，柏拉图《会饮篇》里的主角，却也是众多杰出的现代作家最为心爱的主题。或者说，写作本身，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一直就是一种爱欲的行为，是感受丰盈和贫乏的过程。在写作中，一个人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同时又感觉正在被什么新事物所充盈；一个人感觉自己不断地被某种外力引领着向上攀升，同时又似乎随时都在感受坠落般的失重；一个人同时感觉到语言的威力与无力。如同爱欲的感受让地狱、炼狱和天堂同时进入但丁的心灵，作为一种共时性的强力图景，而《神曲》的写作，只是日后一点点将它们辨析并呈现的征程。

格林当然也有类似的共时性经验。他指认《布莱顿棒糖》（Brighton Rock，1938）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走向地狱的，《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1940）讲述一个人升向天堂，而《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48）则呈现一个人在炼狱中的道路。这三部小说构成了格林最具盛名的天主教小说的整体图景，它们关乎爱欲的丧失、获得与挣扎。在一个好的作家心里，这些丧失、获得与挣扎总是同时存在的，不管他此刻身处哪一个阶段，至少，他总会设想它们是同时存在的。

更何况，这种爱欲体验在格林那里，是始终和宗教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他笔下的诸多主人公，均怀着对天国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对永世惩罚同等程度的恐惧在世间行走，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炼狱中行走。《问题的核心》中，那位殖民地副专员斯考比受命去接收一队遭遇海难的旅客，一些人已经救过来，另一些人，包括一个小女孩还活着却即将死去。斯考比走在星光下，又想起之前刚刚自杀的一位年轻同事，他想，“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看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走到招待所外边，他又停住了脚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但是，他不禁自己问自己说：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了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四］

相对于自私和邪恶，格林更憎厌懵然无知。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1960）里，那位弃绝一切的奎里面对某种天真的指谓惊叫道：“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叫我们和天真打交道了。老奸巨猾的人起码还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天真者看似可爱，实则可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伤害，却既不用受到法律惩罚，也没有所谓良知或地狱审判之煎熬，你甚至都没有借口去恨他们。“天真的人就是天真，你无力苛责天真，天真永远无罪，你只能设法控制它，或者除掉它。天真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格林只写过一个这样的天真无知者，那就是《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1955）里面的美国人派尔，他被书本蛊惑，怀着美好信念来到越南参与培植所谓“第三势力”，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却无动于衷，那个颓废自私的英国老记者福勒对此不堪忍受，在目睹又一个无辜婴孩死于派尔提供的炸弹之后，终于下决心设法除掉了他。怀疑的经验暂时消灭了信仰的天真，却也不觉得有什么胜利的喜悦，只觉得惨然。

格林喜欢引用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布娄格拉姆主教》中的诗句：

我们不信上帝所换来的

只是信仰多元化的怀疑生涯

另外还有一段，格林愿意拿来作为其全部创作的题词：

我们的兴趣在事物危险的一端，

诚实的盗贼，软心肠的杀人犯，

迷信、偏执的无神论者……

在事物危险的一端，也就是习见与概念濒临崩溃的地方，蕴藏着现代小说的核心。

［五］

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那里，格林理解到限制视点的重要。这种重要，不仅是小说叙事技术上的，更关乎认知的伦理。当小说书写者将叙事有意识地从某一个人物的视点转向另一个人物视点之际，他也将同时意识到自己此刻只是众多人物中的一员；当小说书写者把自己努力藏在固定机位的摄像机背后观看全景，他一定也会意识到，此刻这个场景里的所有人也都在注意着这台摄像机。在这其中，有一种上帝退位之后的平等和随之而来的多中心并存。现代小说诞生于中世纪神学的废墟，现代小说书写者不能忍受上帝的绝对权威，因为在上帝眼里，世人都是面目相似的、注定只得被摆布和被怜悯的虫豸。但凡哪里有企图篡夺上帝之权柄的小说家，哪里就会生产出一群虫豸般的小说人物，他们，不，是它们，和实际存在的人类生活毫无关系。

因为意识到视点的局限，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有关另外一个人的全部细节，小说人物才得以摆脱生活表象和时代象征的束缚，从小说中自行生长成形。格林曾引用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话：“一位有足够才智的年轻女子要写一部有关王室卫队的小说的话，只需从卫队某个军营的食堂窗前走过，向里张望一下就行了。”唯有意识到我们共同经验的那一小块生活交集对于小说并无权威，个人生活的全部可能性才得以在小说中自由释放。

指给我看一个自以为知晓他人生活的小说家，我就会指给你看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六］

“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了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换成中国的文字，那就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格林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早早就“知道了真相”、已“得其情”的人，用唐诺的话说，格林的小说是“没有傻瓜的小说”。很多初写小说的人，会装傻，会把真相和实情作为一部小说的终点，作为一个百般遮掩最后才舍得抛出的旨在博取惊叹和掌声的包袱，格林并不屑于此。他像每一个优异的写作者所做的那样，每每从他人视为终点的地方起步，目睹真相实情之后的悲悯和哀矜并不是他企图在曲终时分要达到的奏雅效果，而只是一个又一个要继续活下去的人试图拖拽前行的重担。

“我曾经以为，小说必得在什么地方结束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现在看来，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他借《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1951）中的男主人公、小说家莫里斯之口说道。这样的认识，遂使得《恋情的终结》成为一部在小说叙事上极为疯狂以至于抵达某种骇人的严峻的小说，而不仅仅是一部所谓的讲述偷情的杰作。在女主人公萨拉患肺炎死去之后，萨拉的丈夫亨利旋即给他的情敌莫里斯打电话告知，并邀请他过去喝一杯，两个本应势同水火的男人，被相似的痛苦所覆盖，从而得以彼此慰藉，这自然会让我们想到《包法利夫人》结尾处，包法利医生在艾玛死后遇见罗道耳弗时的场景。但与《包法利夫人》不同的是，《恋情的终结》的故事从此处又向前滑行了六十余页，相当于全书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这部分篇幅里，我们看到莫里斯和亨利喝酒谈话，商量是火葬还是按照准天主教徒可以施行的土葬，莫里斯参加葬礼，莫里斯遇见萨拉的母亲，莫里斯应邀来到亨利家中居住，莫里斯翻看萨拉的儿时读物，莫里斯和神父交谈……生活一直在可怕和令人战栗地继续，小说并没有因为主人公的死亡而如释重负地结束。

“我是睁着眼睛走进这一场恋爱的，我知道它终有一天会结束。”莫里斯对我们说。

“你不用这么害怕。爱不会终结，不会因为我们彼此不见面。”萨拉对莫里斯说。

无论是地狱、天堂还是炼狱，格林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睁着眼睛清醒地迈入其中的，这是他们唯一自感骄傲的地方。

［七］

关于爱，格林擅长书写的是某种隐秘的爱。作为一个对神学教义满腹怀疑的天主教徒，格林觉得自己是和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描写的这样一些人站在一起的，“在这些人身上，因为他们绝望，所以他们否认；于是上帝在他们心中显现，用他们对上帝的否定来确认上帝的存在”。他笔下的男性主人公，都是胸中深藏冰屑的、悲凉彻骨的怀疑论者，他们常常否定爱，不相信上帝，但在某个时刻，因为他们对自我足够的诚实，爱和上帝却都不可阻挡地在他们心中显现。因此，爱之隐秘，在格林这里，就不单单是男女偷情的隐秘（虽然它常常是以这样世俗的面目示人），而更多指向的是某种深处的自我发现，某种启示的突然降临。当然，这种启示和发现，转瞬即逝，是凿木取火般的瞬间，而长存的仍是黑暗。

隐秘的爱，让人在感受欢乐的同时又感受不幸和痛苦，让人在体会到被剥夺一空的时刻又体会到安宁。在《恋情的终结》的扉页上，格林引用严峻狂热的法国天主教作家莱昂·布洛（L é on Bloy）（他也是博尔赫斯深爱的作家）的话作为题辞：“人的心里有着尚不存在的地方，痛苦会进入这些地方，以使它们能够存在。”

这些因为痛苦而存在的隐秘之地，是属人的深渊，却也是属神的。它诱惑着格林笔下步履仓皇的主人公们纵身其中。老科恩在歌中唱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八］

我还想谈谈充盈在格林长篇小说中的——奇妙的均衡感。

很多篇小说，就拿与格林同族且同样讲求叙事和戏剧性的麦克尤恩（McEwan）的作品来说吧，每每前半部缓慢而迷人，后半部分却忽然飞流直下，变得匆促急迫，以至于草草收场。似乎，在一阵开场白式的迂回之后，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奔向某个设想好的结尾，你能感觉到他要把底牌翻给你看的急切，像一个心不在焉要赶时间去下一个赌场的赌徒。

格林就几乎不会如此。这一方面，或者源于他每天固定字数的写作习惯。“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晚上上床，无论多么晚，也要把上午写的东西读一遍。”《恋情的终结》中小说家莫里斯自述的写作习惯，格林在两年后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又几乎原封不动地重说了一遍。这些按照定额从他笔下缓缓流出的文字，遂保有了节奏和气息上的匀称一致。再者，格林的长篇小说无论厚薄，基本都会分成多部，每部再分成多章，进而每章中再分小节，这种层层分割，也有效地保证了小说整体的均衡。

但这些依旧还是皮相，我觉得更为要紧之处可能还在于，如果讲小说都需要有内核的话，在格林的长篇小说中，就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内核，而是有很多个内核，它们自行碰撞，生长，结合，然后像变形金刚合体，最终构成一个更大的内核。

他的人物，遂在各自的小宇宙里，从容不迫地交谈，他们就在他们所在的世界里痛苦或欢乐，对一切专职承载主题或意义的面容苍白的文学人物报之以嗤笑。

［九］

也许我们最后还应该谈谈幸福。

格林并不反对幸福，他反对的是基于无知的幸福以及对幸福的执着。已婚的斯考比感受到幸福顶点的时刻，仅仅是他准备敲开年轻的孀妇海伦门扉的那一刻，“黑暗中，只身一人，既没有爱，也没有怜悯”。

因为爱旋即意味着失控，而怜悯意味着责任。这两者，都是人类所不堪忍受的。上帝或许便是这种不堪忍受之后的人类发明，祂帮助人类承担了爱和怜悯，也承担了失控和责任，同时也顺带掌控了幸福的权柄，作为交换，祂要求人类给出的，是信。耶稣对多疑的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格林像多马一样，并没有弃绝信仰，他只是怀疑和嫉妒这种为了幸福而轻率达成交易的、蒙目的信徒，就像《权力与荣耀》里的威士忌神父怀疑和嫉妒那些在告解后迅速自觉已经清白无罪的教徒，但反过来，他同样也难以遏制地爱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并怜悯他们。“比较起来，不恨比不爱要容易得多。”

“爱是深植于人内部的，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像盲肠一样没有用。”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无神论者柯林医生对那位自以为无法再爱的奎里说。

在福音书应许的幸福和此世艰难而主动的爱和怜悯之间，格林选择后者，这也会是大多数旨在书写人类生活的好小说家的选择。幸福不该是悬在终点处的奖赏，它只是道路中偶然乍现的光亮。构成一种健全人性的，不是幸福，而是爱欲与哀矜的持久能力。在敲开海伦的门并愉快地闲聊许久之后，斯考比“离开了这里，心里感到非常、非常幸福，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夜晚当作幸福记在心里，正像他没有把在黑暗中只身走在雨地里当作幸福留在记忆中一样”。

神秘主义入门

The Guide to Mysticism

撰文　孔亚雷

这些波兰人甚至会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因为即使对于神秘本身——他们也同样是不确定的。他们顶多算得上一个神秘主义的入门者。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虽然他们不愿直说——我们，我们这个世界，顶多也只能是个入门者。

当诗人写起散文，结果常常令人惊讶——令人惊讶地好读。它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优雅的放松（想象一名拳击手度假时卷入一场群殴）：漫无目的，却又极为精确；充满信息量（地点、人名、书名、音乐名、引文），并不时闪耀出神秘而美妙的格言和警句。这样的例子有：布罗茨基、奥登、米沃什。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名字：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扎加耶夫斯基是谁？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用他的一首诗——《自画像》，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电脑，铅笔，打字机之间

半日过去。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过去。

我生活于陌生的城市，有时和陌生的人

就我陌生的事情聊上几句。

我听大量的音乐：巴赫，马勒，肖邦，肖斯塔科维奇。

我看到音乐里的三种元素：脆弱，力量，和疼痛。

第四种没有名字。

我阅读诗人，活着的和死去的，他们教给我

固执，忠实，和骄傲。我试图理解

那些伟大的哲学家——通常却只是抓住了

那些精致思想的碎片。

我喜欢在巴黎的街上作漫长的散步

看着我的同类生物，为嫉妒，

愤怒，欲望而跃跃欲试；追踪一枚银币

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逐渐

失去它的圆形（皇帝的侧面像被磨损）。

在我身边，众树什么也不表达

除了一种绿色，漠不关心的完美。

黑色的鸟在田间踱步，

耐心等待仿佛西班牙寡妇。

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比我更老。

当我停止存在，我喜欢深深的睡眠，

喜欢在乡间，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看房屋和白杨

像积云，在晴天消散。

有时候我置身博物馆，那些画开口对我讲话

嘲讽，突然间无影无踪。

我爱凝视我妻子的脸。

每个星期天我给父亲一次电话，

每隔一个星期我和朋友们见一次，

以此证明我的忠诚。

我的国家从一种邪恶里自新。我盼望

另一次解放接踵而至。

对此，我能有所作为吗？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是这大洋的孩子，

如安东尼奥·马查多写他自己，

而是空气，薄荷和大提琴的孩子，

而这高尚世界所有的道路

并非都与迄今属于我的生活

交叉而过。

很显然，这是一首好诗（我经常情不自禁地重读它），但并不适合回答“扎加耶夫斯基是谁？”这个问题。也许正因如此，它才是一首好诗。就像扎加耶夫斯基在一篇散文里所说的，“在诗里，我们期待着诗”。我们不应该期待一首诗回答某个问题——任何问题。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将一些扁平的信息与这首《自画像》相结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更立体的扎加耶夫斯基。这些信息包括：他1945年出生在当时属于波兰、现属乌克兰的古城利沃夫；他年轻时曾是个激进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但现在年届七旬的他，更倾向于与这个世界（以及上帝）和解；他可谓某种“主动意义”上的流亡作家，一位国际公民，曾常年生活工作在德、法、美等国——但不管在哪里，他都用波兰语写作；他的主要身份是诗人，但他的散文随笔同样广受推崇（苏珊·桑塔格在一篇长书评中称他的散文令人感到“势不可挡的慰藉”），而最终让他进入大众视野的，是《纽约客》杂志在“9.11”事件后刊发的他的一首诗：《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吧……／以及重重迷失、消散又返回的／柔和之光），这也许不是扎加耶夫斯基最好的诗，但无疑是他最好的标题（之一）。同时它也让人想起几首别的名诗，比如米沃什的《礼物》（如此幸福的一天／……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或者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欢／胜过我对人类的爱……我偏爱写诗的荒谬／甚于不写诗的荒谬）。我们不难发现这三首诗有几个共同点。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家，一个“地理小国”和“诗歌大国”：波兰。它们都充满了对现代诗而言——更不用说后现代了——极其“危险”（庸俗）的大词：赞美。幸福。不幸。荒谬。人类。爱。奇特的是，在它们这里，这些“大词”都显得如此自然、妥帖，毫不造作，甚至有某种优雅的克制。这是一种偶然吗？还是一种必然？——为什么总是波兰？

在某种程度上，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部随笔集《捍卫热情》，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部集子主要包括两篇点睛的长篇文论，《捍卫热情》和《粗鄙与崇高》，以及对影响作者的几位文学和思想导师的特写，他们分别是尼采、恰普斯基、贝赫特和米沃什。这两篇文论可谓是对一种“波兰式文学观”的精妙阐释，这种文学观的特点是敢于拥抱“热情”与“崇高”，但又能免于陷入媚俗与矫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当代写作普遍性的“贫乏、苍白和贫血”，是“崇高风格的式微，粗鄙、冷淡、反讽、会话体的压倒性优势”。这种文学观——用作者形容贝赫特的话来说——“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先验的理论。代替教条（的）……（是）一种对于意义的灵活、非受迫性的寻求，就像一个在黎明时穿过意大利小镇的人。”这是个神秘而孤寂的比喻——我们可以想象出那样的画面：黎明时分的意大利小镇，古老的房屋，弯弯曲曲的石头街道，清晨所特有的灰蓝色，远处突然响起的教堂钟声，让你不禁停下脚步……“我感到了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这也许就是波兰人的秘密。为什么我们的当代艺术对诸如“美”、“幸福”、“真理”这样的词会感到如此不安，像对待某种瘟疫般避之不及？“我听说在某些欧洲国家‘美’这个词被严格禁止。”扎加耶夫斯基说。因为它们的来源可疑。它们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都源于幼稚、虚伪、教条和媚俗。而波兰则不同，因为“美，在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特殊问题”，因为诗人们“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历史上，因为失败远多于胜利而广为人知”。国土和文化都饱经蹂躏和磨难，长期被笼罩在死亡和流落他乡的阴影下，使波兰诗人发现了“美”、“热情”、“崇高”这些词更本质、纯正的源头，那就是“活着”、“生存”——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我们已经学会尊重事物因为它们存在。”扎加耶夫斯基写道，“在一个充满疯狂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废话的时代，事物以其微小却顽强的尊严持续存在。”所以，在波兰人那里，与以“美”为代表的那些大词紧密相连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式概念，而是事物本身细微、具体而奇异的存在，是“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这些事物包括：打字机、巴赫、散步、皇帝侧面像被磨掉的一枚硬币、黑鸟和绿树、顾盼、微笑、鹅卵石和星星、高高抬起下巴的少女、飞向高处仿佛纹丝不动的知更鸟、洋葱、玻璃杯、铁轨、白色浴缸、手表的嘀嗒，以及半夜突如而来的清醒。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光芒绝不会是明亮、刺眼和炫目的。它自然而宁静，同时闪烁而神秘，它会让你想起那些以描绘日常事物而著称的荷兰油画大师，比如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和哈默修依（Vilhelm Hammershoi），或者那位孜孜不倦地画些瘦长瓶子的意大利隐士莫兰迪（Giorgio Morandi）。“即使在夜里，物体也在值班”，这是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乔基奥·莫兰迪》的第一句。当然，还有扎加耶夫斯基的精神偶像，他的波兰同乡（又一个），画家兼作家恰普斯基。对恰普斯基其人其作的特写，《劳作与名声》，是这部随笔集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扎加耶夫斯基指出，在恰普斯基那里，“手推车，收拾咖啡馆桌子的侍者，长椅上的怀孕女人——是比总统宫殿更为有趣的视觉艺术题材”。“他以一种野生、间接、惊讶的、无政府的方式，观察巴黎和它的居民。不是《自由引导人民》，而是一个坐在地铁站长椅上的黑人妇女，或者验光等候室里的三个病人”——“视觉是没有等级制的。”扎加耶夫斯基随后总结。

艺术也是——应该是——没有等级的。艺术也应该是无政府主义的。事实上，当初我们之所以需要反讽，正是为了抵制艺术上的等级和专制。而现在呢？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敏锐地察觉到的，反讽正在成为另一种专制。对媚俗的消毒处理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媚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文学中充斥着一种刺鼻、单调的消毒剂味道）。“有时候在展览馆里画对我说话／反讽会突然消失。”这两句诗几乎是对反讽的一种反讽，它令人感动，并带来奇妙的欣慰和释然。是的，当所有事物都散发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光芒时，反讽就会显得多余。在《捍卫热情》中，扎加耶夫斯基进一步明确地宣布，“热情与反讽并非两个对称性的概念。只有热情才是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反讽当然必不可少，但它只是后来的……它更像门和窗户，没有它们，我们的建筑会是坚实的纪念碑，却不是可以居住的空间。反讽在我们的墙上敲打出非常有用的洞，但是没有墙，它只能穿孔于虚无”。

这种虚无，或者说这种病态的反讽，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原则地怀疑一切。正如齐奥朗（Emil Cioran）在他日记里所说的，“我每天进入怀疑，就像别人走进办公室”。的确，这种野蛮简陋的“怀疑一切”正在变成一种办公用品，一种转基因的官僚主义。但是，对一切确定观念的质疑、挑战和揭示，难道不正是艺术存在的根本原因？不正是创造性力量的源头活水？对此，扎加耶夫斯基指出，“怀疑”与“不确定”绝不是一回事。怀疑是轻率的，不确定是审慎的。怀疑是残暴的，不确定是悲悯的。怀疑是呆板的，不确定是灵巧的。怀疑是冷的，不确定是暖的。怀疑是无趣的，不确定是幽默的。如果不确定是“一个在黎明时穿过意大利小镇的人”，那么怀疑就是一个端着冲锋枪一边走方阵一边敬礼的纳粹士兵。

在这里，扎加耶夫斯基向我们透露了波兰人的另一个——也许是更为核心的——秘密，那就是“不确定”。仅有“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是不够的，仅有平等、具体而骄傲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里的存在与我们的信念绝不会获得绝对、永久的认可，不管我们多么渴望它”。这是极权政治赐予波兰诗人们的又一件“礼物”：对所谓“绝对真理”的清醒认识。追寻真理是一回事，确认真理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好奇心的问题。前者让我们永葆好奇心，充满想象力，让我们珍视所有微小而神圣的生存；而后者却让人丧失好奇心和想象力，让人变成血腥的独裁者，盲从的战士，以及麻木不仁的愚民。我们为什么会对“美”、“热情”、“崇高”这样的词——除了一些波兰或波兰式的特例——感到近乎本能的厌恶和恐惧？因为与这些词紧密相连的，是政治化的“确定性”，是皇帝新衣般的“绝对真理”。这并不是那些词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用各种成见——反讽是其中之一——污染了这些词（就像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小说《垂死的肉身》中写的，性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对性的看法）。而波兰人则将它们还以本来面目。扎加耶夫斯基反复提醒我们，“不确定与热情并不冲突”——真正的热情，是对这个世界“不确定性”的赞美和展示；同样，平凡与崇高也并不冲突，但那并不是因为平凡借助反讽被崇高化了，而是因为“我们从平凡中感到了也许会出现意外的事件，神秘的、有英雄气概的、超常的事件”，因为“平凡就像平静流淌的河流表面，水面上有微妙的水流和漩涡，预示着可能或不可能到来的激流和洪水”。可能或不可能到来的超常事件——这才是“崇高”的本质，而不是那些虚空的政治理想。关于这点，已经不可能比扎加耶夫斯基说得更好：“崇高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最后的事物，”他告诉我们，“它是对神秘、对最高之物的反应……是一种形而上的谦逊，有关幽默，有关如何学着向美与高处的事物敞开。”

“敞开”，显然是“不确定”的另一种说法。只有保持敞开，才能感受到所有事物、所有词语散发的光芒，才能像面对天气一样面对所有可能性，才能既热情又冷静，既崇高又平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波兰会制造出世界上最迷人的政治诗人——这个头衔不能说不贴切，但显然过于狭隘：因为他们同时也是风景诗人、抒情诗人、哲学诗人和口语诗人。对他们来说，“政治”和“雪”、“面包”、“灰尘”、“蓝衬衫”都是不分等级的一种存在，即使这种存在有时更令人伤感。扎加耶夫斯基对恰普斯基的描述有一种总结性，它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波兰人——米沃什、辛波斯卡、贝赫特，或者他自己：“这个类型的人一生都有一种感觉，有时是辛酸，但也不排除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忧郁，认为神秘包裹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时间、爱、邪恶、美、超越——他们还在，但已经苍老而疲倦——这些都是那么不可理喻，就跟在他们青春年少时一样。”

这句话不仅可以描述 “这个类型的人”，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类型的诗——这些波兰人的诗。它们既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又带着某种年老的平静（以及倦意）；它们有一种奇妙的、“令人愉快”的忧伤；它们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理所当然的神秘——神秘不仅包裹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也包裹着所有——至少从表面上看——不重要的东西：鸟鸣、草莓、汽车、指甲的生长、海水的咸味。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群神秘主义者吗？或者可以说，“神秘”，就像“敞开”，是“不确定”的又一种说法？我想波兰人会委婉而温柔地表示异议。相对“神秘”这个词，他们更倾向“不确定”所象征的透明和中立。他们甚至会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因为即使对于神秘本身——他们也同样是不确定的。他们顶多算得上一个神秘主义的入门者。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虽然他们不愿直说——我们，我们这个世界，顶多也只能是个入门者。保持这种入门者的初级状态，以一种幽默的、形而上的谦逊面对万事万物背后那“最后的事物”，也许是最清醒最明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首诗——也许是他最好的诗之一——《神秘主义入门》中，得到了最微妙而完美的体现：

天气和煦，阳光丰沛。

小咖啡馆露台上的德国人

大腿上托着一本小书。

我看到了书名：

《神秘主义入门》。

忽然间我理解了那些打着尖利的

唿哨巡回于蒙蒂普尔西亚诺

街道之上的燕子，

和来自东欧，所谓中欧的

羞怯的旅人压低的谈话，

和站在稻田里的——昨天？前天？——

仿佛修女似的白鹭，

和拭去那些中世纪建筑轮廓的

平常而缓慢的黄昏，

和任由风吹日晒的

山丘上的橄榄树，

和我在卢浮宫看到并赞赏的

《无名王子》的头，

和传播花粉的

蝴蝶翅膀似的彩绘玻璃窗，

和在公路边练习

演说的小夜莺，

和任何一次旅行、任何一次观光，

都只是神秘主义入门，

初级课程，一场被延期的考试的

前奏。

《捍卫热情》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著

李以亮 译

《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 李以亮 译

花城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

字的主人

Master of the Word

撰文　邹波

今天，我们压倒一切的阅读量来自网络，来自社交媒体和博客，这种“文字化”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启蒙可能在继续，一面是“野蛮”通过文字继续植入人的灵魂。

无人否认语言起源于自然、口头、天性，但文字的起源却并非同样自然——

1970年代，通过破解苏美尔文化出土的楔形陶币与楔形文字的关系，法裔美国考古学家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Denise Schmandt-Besserat）推断：人类社会的文字，并非全起源于自然表意需要，比如象形图画，还可能起源于对领土测量和人口数字管理、记账的要求，起源于数字。

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Bernstein）2013年出版的Master of the Word：How Media Shaped History, From the Alphabet to the Internet（《字的主人：从字母表到网络——媒体怎样塑造历史》）颇以这一推断为论据，并继续分析人类书写能力蕴含的权力。

作为严谨的经济史学家，伯恩斯坦的推断不乏现成工具：他借用英国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mbar）的“邓巴数”（Dunbar’s number）解释书写的必要性：

“邓巴数”也称“150定律”，认为一个人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是150，一个苏美尔村庄的人数通常在150上下，超出这个范围，就难以管理，也记不住被管理者的模样，西方文明古老的源头苏美尔人早期的“国王”是无力的，等部落再“进化”些，一个部落领导能管的人也仍不会超过150个，但这150变成次级管理者，每个管理者又管150个公民，以此类推开去。现代社交网络也是如此。

没有文字书写能力的君主只能是这么个百夫长，要延伸统治，必须要靠抽象——书写。

文字书写的经济学特征则是昂贵——需要昂贵的媒介材料，需要受教育，知句读；后来则是，需要获得审批的传播权力和发行能力。起码，知识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绝对优势，书面语则用来保存、固化知识……即权力，如果演讲只是口头说过的话如过眼云烟，如果说过的话不能包含过去的知识，不能包含更久远的事实，就很难为更多数人相信——或者干脆是迷信。

但无论是不是包含迷信，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谁把握了书写的能力和权力，谁就把握了管理权、理性的发言权——后来是立法权。当然，对书写的能力和权力的争夺，并非始终官方压倒民间，尽管这样的时辰并不多。

在欧洲产生印刷术的时代，民间基督教异教徒仍艰苦地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传教，这是最艰苦徒劳的努力，作者讲这段的口气，犹如某些悲观者在谈如今的纸媒体，而真正有效的民间变革努力，则是率先用起新媒体的马丁·路德——当矿工古登堡在洗矿的溪流边私自发明了印刷术，这玩意让马丁·路德在民间先用上了，路德获得了平民利器，那时印刷术和印刷出版权还远没有变成政府专利。

这基于先进传播手段的民间的先声夺人，导致仍只会抄写的欧洲教廷，无法控制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这让人联想到互联网发展至今，社交网络技术的民主框架，也已先入为主，似乎谁都已无法重新否决它许多结构化的民主特征。

于是，互联网以其无法否定的结构，入侵、解构着旧体制，与欧洲印刷术被民间知识传播者率先运用异曲同工，但另有一些媒介，既高效又发端于昂贵的器材，比如广播、电视，一开始就成为官方垄断，比如苏联的极权如日中天时对广播的应用。

但苏联解体前夕，渐渐对这些昂贵媒体失去了控制，对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失败政变被认为是后极权体制最好的写照——已不能把握自己喉舌的立场，已出现自相矛盾的言论，已不知道统一思想如何落实在各领域却不违背方针，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社会灾难，更是造成了苏联官方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内讧，至少是体制内部的裂痕。

正如米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媒体分为热媒体、冷媒体，我们也不妨甄别这些媒介的天性，也许有的媒体靠民主更近，有的离独裁更近——书籍作为更具体更昂贵的媒介在古代政府开始打压民间私刻之后直至今日也是如此——作为对抗，本书中，作者提到路德的同时代人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努力：他绕开罗马教廷控制的拉丁文圣经，重新从更古老的语言把《圣经》翻译到英国，促成了英国的新教改革。

《圣经》这本书，却能冲破书的官媒介本性。《圣经》的普及，是和领袖语录的普及不同的——领袖语录是一种事先已固化的经卷，读者对它没有解释权，它的普及只会造成更大的压迫，而《圣经》在欧洲的普及，则意味着对所有人打开了一种多意的源泉。我们难以忘记，从《圣经》里曾产生了多少异端啊。不同于领袖语录，《圣经》的源泉本身可以被不断挑战，其内容也无法成功地被完全规定，于是，当你向更古老的时代寻找理智的支援，总有古代的智者为现在的异端说话。于是，《圣经》这本具体的书，作为媒介，有着天生的民主特质。

但作为人类意念的固化过程——从文字到更物质化的媒介，总的来说，我们也许仍该保持清醒：比如，书面文字只是一种媒介，并不直接代表正义，它只是酷似正义，书写文字到后来变成“铅字崇拜”、对印刷文字的迷信。

书写和印刷，是对过眼云烟的语言的威权化，书面文字，也意味着不用面对面反复辩论一个东西，意味着可以决断，强迫的服从因而产生，也可以是搪塞，可以是官腔，可以是虚伪，可以避免面对面的真诚，可以容纳阴谋、舞弊，可以是下达不容分说的行政命令的最好方法。

关于人类书写文字的历史，这本书让人印象最深的论述是关于古希腊人的民主制度与他们的书写欲的关系。作者论述：经过苏美尔人、埃及人、希伯来人、腓尼基人的传递，古雅典人成为最早、最大范围渴望书写的民族之一。

埃及生产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纸莎草，却没有产生民主，它的书面文字确实是用来管理人民。雅典人广泛的书写热情，却不管媒介是否成熟，就已然到来——古希腊人“最广泛地”在金、银、铜、锅、瓦片、木头、蜡和薄铅片上书写，铅片尤其传递着口信里的诅咒，既对死者，又对生者。继而是羊皮卷、纸莎草等新材料。

雅典公民的“读写扫盲”伴随着古雅典的民主政治变革。公元前7世纪，每年贵族们都选一个执政官。后来，又发展为三个执政官分掌三个部门，处理政治、军事、宗教事务。不久，增加了六个执政官，记录法律官司，且所有官员都不是文盲。这个阶段，官员的“非文盲化”以及政府抽象管理的能力的提升，正如“邓巴数”模型描绘的继续发展。

但这样的“人治”对雅典公民的民主要求仍然不够——每一年，在野的大家族被驱逐到相邻的城市后，会立刻开始谋划反扑归来——如此，驱逐，归来，驱逐，循环往复。到公元前7世纪晚期，雅典人开始有点受够了这种不稳定的政治，开始试图制定一种书面的法律，来摆脱“人治”更迭造成的持久动乱。这样的努力反复两次，都不成功，直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梭伦改革：通过书面文字制定成文法，使法律逐渐脱离了执政官意志，渐成雅典民主的雏形，它也再不驱逐整个党派，而是驱逐一些个人。

根据书中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古雅典似乎有着最矫枉过正的大民主——纳入更多受教育、能读写的公民参与政治，却驱逐最精英的人，通过成文法避免了无休止的党派内战，却集体做出最保守的决定。

雅典的民主，作为西方民主最早的形态，似乎是从最严酷的避免独裁开始的——他们通过最大限度的“非文盲者”的公决，避免任何精英连任，可因一个小过失而中断一个功臣的正常任期。

古雅典逐渐成熟的民主制度下：部落数量从4增加到10，两级议会成立了，每年选举6000人入陪审团。全体集会，4年一开，陪审者要求有读的能力、解释法律的能力、理解条款的能力、遵循议程的能力。

这些都让人联想到现代社会，当基本价值观和正义早有共识的定论时，我们得学习的是公民用好社会公器的能力，读好社会说明书的能力——无论这说明书好不好，起码不似另一种社会：不断不必要地修改正义共识，甚至随意解释正义，反复挑起意识形态之战甚至阶级战争，无辜牺牲许多人的生命。

雅典民族的鼎盛形态是城里这6000名“受过教育”的“能写字”的公民参加的“陶片放逐”[1]，尽管这样的公决不是年年都有，却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放逐决定。

当然，书面选举导致了政治的进一步抽象化，也如前文所说，更抽象的政治舞弊也因而产生了：在一个考古学发现中，出土的191片陶片，被证明只有15个书写者。人们怀疑这就包含了假票和大家族通过文牍只手遮天，可见有多少文盲混在权力中。

另外一个故事里：一个实际是“文盲”的“非文盲者”，拿陶片到执政者阿里斯提德那里，让他写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阿里斯提德很惊讶地问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人说：“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但我厌烦了听他到处都在鼓吹什么正义。”

事实上，西方现代民主并没有走雅典的路，亨利·亚当斯曾代表美国的国父们表达过对雅典民主的厌恶：好人也遭陶片驱逐，即使一个好的执政官想精忠报国也不行了。1787年，有人问富兰克林，美国到底算是共和还是君主，他回答说：“保得住共和就保。”

美国政治家似乎认为：残酷的陶片驱逐，的确是最矫枉过正的避免独裁的方式，它驱逐了独裁的野心，防止了权力的积累，潜台词则是，对一个强者，不要再施以同情——这却成了大众对精英的无理排斥。

这种貌似公民社会对精英的再思考，似乎到来得过快，过于超前，甚至在西方民主萌芽时期就过早地到来，结果，此后只是一种折中——雅典根本成不了帝国，连自身城邦都难保。斯巴达没有效仿它，斯巴达人一直禁止成文法，因为它明确地需要一个强悍的领导人，它的人民都成了战士，因而更安全；雅典人没有实现一种安全的民主，却实现了一种不产生暴君的民主。

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教养的、有批判能力的、正直的公民群体，不会使一个国家成为帝国；使它成为帝国的肯定是另一些东西：君主、集中的权力，还有高效的管控，这些是直接有用的——为了国家自存，以及扩张。

本书作者继续揭示：罗马还不是帝国时，就已开始学习雅典，它学到了雅典的成文法，但没有效法雅典减少债务奴隶——梭伦改革免除了债务奴隶。在我看来，放到今天，这是在保证一个纺锤体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好比让一个中产阶级不至轻易变成房奴。作者说：改革之后，古雅典的税率由公元前6世纪的100%，变成7世纪的18%左右，只相当于现在西方社会的信用卡利率。这一点，罗马拒绝学习。

罗马学到的是通过成文法强化执政者的权威，把一种智力启蒙变成等级壁垒的巩固，它禁止爱国者和平民通婚，并强化了债务奴隶——于是，知识清晰地开始变成权力。

罗马权力阶层通常也不会自己书写，而是让雅典遗民们充当奴隶抄写员——古雅典人是被征服的文明之父，是罗马帝国时的读写者，但知识进一步变成一种被限制的技术，很像中国的元朝，奴化了宋朝十万冗员的文官。

罗马人开始购买知识和知识奴隶，知识分子资本化，促进了知识的商品化，却没有促进民主。这也就是所谓“希腊化”。罗马之后，是亚历山大，知识进一步浓缩成一个也许并不存在的图书馆，作者说：如果你碰到一个骨子里不愿保存历史的君主，即使有一个图书馆也改变不了世界——知识再次脱离了知识曾充分实践的领域，回到了皇家。

罗马帝国里，另一个掌握着书写能力的强大群体是军队，因为帝国疆域在扩大，远征者必须有比君主更充分的世界知识，远征军的作战也要求罗马军人更能领会自上而下的抽象命令，这使他们能战胜海外蛮族。当凯旋至国内，这一群知识军人往往带回了一种对绝对权力的挑战——看到土地被大领主侵占，他们经过屡次内战，消除了国内的世袭制，这又是三权分立的雏形。

终究，雅典之后，现实主义的马车又拽了回来，美国实际是从以雅典理想的普遍民智为基础的民主，又回到了精英政治、一种变形的君主制里。雅典的理想忽略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人类理想的民主社会对人类智力的过分要求在于：每个人不仅仅都能读写，还必须成为精英。事实却是，直到今日，精英和大众之间仍缺乏彼此和解的伦理。

但人类生活“文字化”的过程仍在继续深入。今天，我们压倒一切的阅读量来自网络，来自社交媒体和博客，这种“文字化”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启蒙可能在继续，一面是“野蛮”通过文字继续植入人的灵魂。因为，文字的权力背后，要求的是“阅读”。“阅读”这种人类特殊的行为，作为一种方法，神奇之处是能让人静下来，屏蔽许多干扰，让信息直通心灵，但“阅读”已被“看电子设备上的文字”偷换；最轻率的口舌被文字化，通过阅读，毫无遮拦地进入心灵，心灵完全不设防，被更迅速更广泛地破坏。

《字的主人：从字母表到网络——媒体怎样塑造历史》

（Master of the Word：

How Media shaped history,

From the Alphabet to the Internet）

作者：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Bernstein）

[1] 陶片放逐制是古代雅典城邦的一项政治制度，意为雅典人民可以通过投票强制将某人放逐，目的在于驱逐可能威胁雅典的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

伊斯坦布尔的忧愁

Istanbul, the City of Hüzün

撰文　Filip Noubel（马云华）

翻译　林蔼

对城市的痴迷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通症。波德莱尔的巴黎、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卡佛的亚历山大港、张爱玲的香港和乔伊斯的都柏林……类似地，奥尔罕·帕慕克被归入了这一类。他们都把都市经验作为人类的终极故事。

在帕慕克的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伊斯坦布尔是主角：一座被无尽地爱着、诅咒、恐惧、哀悼和重新发现的城市。对于出生、成长和依旧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来说，这已不是他第一次把整本著作献给这个激励和定义着他的城市。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这座城在一个不寻常的人物视角中现身：一个街头商贩。卖钵扎（boza，一种传统土耳其饮料）的麦夫鲁特终身混迹街头，用双脚丈量一个个街区。当他与这座城市日渐亲密时，一件怪事发生了：他不再能够分辨他的梦和他的现实生活。他与伊斯坦布尔混为一体。

伊斯坦布尔的漫游人

对城市的痴迷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通症。它们传递着敬慕、排斥、恐惧等混合的情感，而最终，除了他们讲述的城市，波德莱尔的巴黎、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卡佛的亚历山大港、张爱玲的香港和乔伊斯的都柏林，无他处可栖。类似地，奥尔罕·帕慕克被归入了这一类。他们都把都市经验作为人类的终极故事。实际上，伊斯坦布尔在他的几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寂静的房子》《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无处不在。此外，他还写了一套回忆录合集，黑白相片配图，叫《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讲述他在城市的成长经历。

帕慕克无疑是一个称职的伊斯坦布尔人，他符合所有的标准：家里拥有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的一整栋楼房，如今他依旧生活在儿时的寓所内。伊斯坦布尔是他的成长之地，也是他开始成名之地。同时，颇为独特的是，也是在这里，他回馈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爱——他创立了一家博物馆，一家完全由他的小说《纯真博物馆》所激想出来，并歌颂伊斯坦布尔都市文化之成熟老练的博物馆。

带着一股百科全书编撰者的热情，帕慕克历年来广泛收集家具、箱包、瓷器、灯具、衣衫、玩具、黑白照片和钟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坦布尔生活遗存。他忠实地重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美籍土耳其裔作家艾力夫·柏克曼（Elif Batuman）参观完博物馆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帕慕克的博物馆复存了量产时代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独特性，把数量转化为质量。一个中产阶层拥有的一幅名画复制品比它无价的原作更具魔力，正是因为它曾随处可见。”

博物馆的参观者在发现藏品各种细节（细如一个烟蒂）时，就像经历一次受洗一样。小说中也是同样，从一个贫困村新迁来伊斯坦布尔的青年麦夫鲁特，正聆听父亲讲述他作为一个老伊斯坦布尔人的经验。“看着他儿子如视智人般望着他，把他视作能够讲述这座城市的独特语言的人，这个小男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座城市的秘密。”这些给了麦夫鲁特父亲足够的骄傲资本，他说：“你会很快就学到这些……你会在你被发现之前就看过一切。你会听见一切，虽然你假装没有……你会一天走路十小时，虽然你感觉从没走过。”

细节是核心，同样核心的也包括一些飞速消逝的特定词语——它们所描述的数百年历史的现实存在，也一同被城市现代化的无情推土机侵蚀。出现在小说第一个句子里的“钵扎”算一个。小说主人公麦夫鲁特正是一位卖钵扎的人。作为都市人类学家的帕慕克现身解说：“可能我需要向外国读者和未来二十年内将要忘记这一切的下一代土耳其读者说明一下，钵扎是一种传统亚洲饮料，由发酵的小麦制成，通体厚重，深黄色，带少量酒精。自从德国啤酒成为替代品，钵扎就只出现在冬天街头商贩的销售车内了。”

另一个词，是诞生于危险的都市化进程中的“格色孔度（gecekondu）”。在土耳其语中，“gece”是“夜”，而“kondu”是“放置”，来自动词“konmak”。再一次，帕慕克又不禁讲起这个术语背后的故事，“据传，格色孔度（安置的过夜）来自一个叫俄辛肯（Erzincan）的泥瓦匠——他在一夜之间建好12间住宅，供人们过夜，当他在盛年离世，数以千计的民众去他墓前缅怀”。

帕慕克作为漫游人的天资，体现在他能把难以觉察的场景描述得异常细致，以至于把它当成微缩景观。以下这段是麦夫鲁特对晚餐汤的记忆，汤是青年时候的他与父亲在伊斯坦布尔的“格色孔度”贫民窟晚餐的主食，也是唯一的食物——“土豆小粒和红萝卜螺旋盘在一个怪物状的东西身上，在火上烤——你几乎可以听见它们在痛苦中哭泣的声音——然后会有突然的类似火山喷发的喷涌，胡萝卜和芹菜会升起来，靠近麦夫鲁特的鼻子。”

麦夫鲁特甚至观察到显微事件：“在一个楼房露台下的阴凉处，麦夫鲁特和一个西瓜摊贩砍价，一边用手指拍打不同的西瓜，揣测它们里面有多红。一只蚂蚁在一个西瓜上爬行。每当麦夫鲁特把手中的水果反转过来，那蚂蚁也就倒立过来，但它从不掉下去，它不断继续游走，直到重新回到西瓜顶上。”正是这种瞬间细节的特写添加了生活的诗意和意义：“麦夫鲁特不愿离开摊档，这让他难以抽身回家进入厨房，因而大多数想买冰淇淋的家庭会派用人过来，他们通常拿镶银边或珍珠母的托盘，或拉一条拴着篮子的绳，篮子里放着一打低腰小茶杯和一张纸，纸上写满对口味偏好的要求。很快，麦夫鲁特发现，在这样的路灯下接单、交货如同做药店药剂师的工作一样困难。”

最终，收集珍贵的细节——无论是小说里的字句还是博物馆内的遗存，是帕慕克得以成功营造他所说的“感官体验”的方法，他在论述小说艺术的文章合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解释过：“通过捕捉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和自己感到熟悉的细节和事件，小说呈现给我们它许诺的秘密的真相。简单说来，我们姑且把每一个这样的观察称为感官体验。”接着，他补充道：“一个小说家的所有作品就像一个星座，他或者她提供成千上万个关于生活的细致观察——也就是基于个人感官的生活体验。”他最后总结：“重点是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真，而非故事主角的个性和道德。”在帕慕克的世界里，有一个词概括了这一特定的本真：忧愁。

伊斯坦布尔的本真色彩

忧愁（h ü z ü n）是带一个阿拉伯语词根的土耳其单词，意指忧伤，是基于失去某些人、事的伤痛和悲恸。根据帕慕克本人的说法，在当代土耳其，这词还带有失败感，自身能动性的缺失和逃入自身内在的趋向等意思。在英语中，与忧愁部分相对应的词是“陌生（Strangness）”——帕慕克引用自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诗作《前奏》（The Prelude）的一个术语。帕慕克正是以这首诗开始他的小说：

我带着忧愁的思绪……

一种陌生在我内心，

一种心不在此间的感觉，

同样也不在此处。

麦夫鲁特经历了一轮又一轮体现他自身命运的忧愁，这情节贯穿小说通篇：从贫困农村出来帮他父亲——一个成熟的伊斯坦布尔钵扎销售商，他自小就发现了钵扎销售的秘密，然后毅然决然地退学以辅助父亲；此间他学习成为一个全职街头商贩。最终，他与同村的雷伊哈结婚并育有两个小孩。然而，他的人生并非愉快的结局：他需要不断转换苦力工作来挣钱养家糊口，他遭受悲剧和背叛。他承认陌生感自孩童时代就已成为他的一部分，这也是他的命，“还是孩童和青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懂得混迹街头所发现的各种怪异之事其实是他自身的念想。那时，他已经有意识地展开各种遐想”。

异质感伴随了他的人生——他不属此处。“我内心有种陌生感，”麦夫鲁特说，“无论干什么，我都感觉我在这世上独自一人”。“如今我们在一起，你不会再有这种孤单感。”雷伊哈说着抱紧了他，麦夫鲁特看着妻子映在茶馆窗上如梦般的影子，他知道他不会忘记这一刻。

最终，当忧愁渐渐吞噬他的生活，麦夫鲁特惊觉他内心和伊斯坦布尔其实是同一的：“这是麦夫鲁特体会到这一真相的过程，其实部分的他早就察觉到了：夜间在城市街头行走，让他觉得他其实游走在自己脑袋里。这正是为什么每当他对墙壁、广告、影子和其他看不见的离奇古怪的神秘物体讲话时，他总感觉是在与自己对话。”

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帕慕克写道，比小说主角的性格更具决定性的是这些角色设置如何融入周围的景致、事件和背景。小说中主人公性格特点的形成与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养成自身性格的道理一致：通过他生活的场景和事件。麦夫鲁特正是如此达到终极融合：“每次喊‘钵——扎’，他都感受到由他的嘴衍生出的那幅画在内心冉冉升起，如同漫画书里框住讲话内容的泡泡，在它还没如雾气般在疲倦的街道里消散前。每个词都是一物件，每个物件又都是一幅画。他感到他卖钵扎的街道在夜里与他的内在小宇宙合一。”

混合互不相容的碎片

即使内心抱有怀旧情结，帕慕克还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作家。写作时，他把所有工具为己所用：东方和西方，现实和虚构，经验和想象，历史研究和梦幻，散文和诗歌，线性和轮回时间。今时今日，无人比肩、风格多元的大师级写法让他的小说作品成为博物馆：他多年来收集回来的物件被贴上标签，好像它们本身就属于小说《纯真博物馆》里的主人公。然而，众所周知，故事、人物和情节都是由帕慕克虚构的，物件则是历史的、真实的。

这正是《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所体现的对各种元素的折中性混合。小说里，麦夫鲁特总是以第三人称被描述，但包括他的家人亲戚在内的很多其他角色则被赋予纠正叙述者观点的机会，他们可以不同意，甚至通过插嘴来修正官方描述。每当从麦夫鲁特的视角讲述故事，帕慕克都在那段开头用一个特殊的标志，以区分其他不同角色所发出的短评，而且这些角色名字都被标粗。叙述者有时也扯大嗓门来与读者或其他角色争辩。所有这些组合在一块，呈现出一个万花筒般的讲故事的手法——人、事、物都从不同角度被解读，然而没有一个角度被偏好，就好像博物馆内的数百件藏品各自讲着自己的故事——不仅关于小说本身，也关于伊斯坦布尔1970年代以来的变形记。

伊斯坦布尔并非一个诙谐之地：它是一个被社会、宗教和政治严格划分的城市。就如麦夫鲁特父亲曾警戒他儿子：“莫因富人而含羞耻。他们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先于我们来到伊斯坦布尔，并开始挣钱营生。”

任何东西都可质疑：表面上天真无邪如钵扎的饮料却可以揭露与社会的深层矛盾，就如麦夫鲁特和他堂兄弟苏莱曼的对话所展现的：

钵扎是神圣的。

噢，滚开，钵扎只是用来让穆斯林可以喝到酒；它是伪装了的酒——大家都知道。

在贩卖钵扎的十六年里头，麦夫鲁特向两类人撒了这个谎：

1.思想保守的顾客——想喝钵扎，也需要获得这并不罪恶的确认；

2.世俗、西化的顾客——想喝钵扎，也想居高临下启蒙贩卖这个的乡巴佬。这类顾客中的聪明人会明白钵扎内含酒精，但他们还想羞辱一下这个为挣钱而撒谎、持宗教信仰却狡猾的农民。

最终，这种分裂定义了伊斯坦布尔。正如苏莱曼说的：“谎言是文化礼仪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们撒谎就不真诚了。我们理解彼此的私人动机，同时也确保跟随公共规矩。无论如何，这些空洞言语只不过是主戏上演的前奏。”

在这个分裂的社会图景中，麦夫鲁特的独特技能让他摆平所有冲突，也是向伊斯坦布尔多元融合的赞美：你的真诚和纯真是你与这座城市——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相处的最大资产：“麦夫鲁特，你成功驾驭了人们内心所想和他们公开言辞之间的鸿沟。你让这个国家被看清楚了。”

通过街头贩卖钵扎，麦夫鲁特实际上已经认清了伊斯坦布尔的隐性逻辑：“对酸奶的需求逐渐衰退之时，夜间街头买钵扎的人数则在稳步增加。民族主义者和武装分子的频繁冲突亦与此相关。人们害怕外出，即使在周六，他们也偏向于往窗外张望，找寻街道上钵扎商贩的身影，等待他们到来，然后才能喝着钵扎，聆听内心的呼唤，正如他们以前的老时光。”

帕慕克与麦夫鲁特无异：在他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记忆与这座城市》里，他透露了阅读这座城市的关键：“伊斯坦布尔的忧愁并不只是由它的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它还是一种让我们所有纠缠一起的看待生活的方式——不单是精神层面的，还是一种最终同时肯定和否定我们生活的内在心境。忧愁在让伊斯坦布尔的栖居者瘫痪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瘫痪的诗意明证。”

全球书情

New Books around the World

撰文　吴瑶

非虚构

总统的秘密之书

The President’s Book of Sec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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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普利斯（Daivd Priess）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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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ffairs出版

每天早上，美国总统都会从情报部门那里收到一份“总统每日简报”，这份只有几个人看的“报纸”，脱胎于杜鲁门任上情报部门发布的“即时情报公告”，不超过20页，包含了当日最值得注意的全球局势动态信息。大多数的总统每日简报的信息是保密的，除了去年CIA解密了几百份给总统约翰逊的简报。

许多人会好奇情报部门如何处理信息、汇总出一份简报。前CIA分析员大卫·普利斯（David Priess）曾经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时期从事简报汇报工作。他阅读了大量有关情报工作的历史，发现并没有关于总统每日简报的专门研究。他深知简报的价值所在——日理万机的白宫高官并没有太多时间处理繁冗的信息，于是，普利斯决定写一写这段历史。他采访了1964年简报诞生以来所有在世的总统和副总统——包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和卡特，以及超过一百位直接参与过简报编辑和汇报的工作人员，参阅各种简报相关档案，写成了《总统的秘密之书》，讲述简报的演化历史，也呈现了总统决策的迂回曲折。普利斯承认，简报曾经错失过数次危机预警。

简报的重要性对每位总统有所不同：尼克松是一位严格的读者，他带着怀疑的态度阅读简报，更信赖国务卿基辛格的判断。因为没能跟总统直接沟通，CIA多半是“猜测”总统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福特与尼克松完全相反，他不仅阅读简报，而且会倾听高级情报人员所做的口头简报，情报人员需要回答各种问题，提供无法呈现在纸上的敏感信息。不过，福特坚持简报的绝密性，除了他之外只有两位国家安全顾问可以阅读。到里根任上，简报也会送到副总统手中，后来的总统沿袭了这个做法。老布什可能是最重视简报的一位总统，而且他与CIA的关系相当密切，小布什也是如此。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说：“你阅读简报，部分因为它的内容，部分因为它告知你总统所获取的信息。”

当呼吸变成空气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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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卡兰斯（Paul Kalanithi）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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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House出版

2013年，36岁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兰斯（Paul Kalanithi）被诊断出肺癌第四期，此前十年，他挽救别人于死亡边缘，而现在自己却成了与病痛斗争的人。卡兰斯拥有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患病后，他发表过数篇散文，《当呼吸变成空气》一书的部分内容就来自这些已经发表的文章。前半部分，卡兰斯回忆了自己对文学和哲学的热爱，而后踏入医学院，从一个充满好奇和求知欲的医学生，变成一名医生；后半部分则关于以病人和新手父亲的身份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这本书毫不令人意外地在2016年初成为畅销书，就像2014年另外一本同为外科医生写作的书籍《最好的告别》（Being Mortal）一样。只不过，卡兰斯的书无法教导人们如何接受衰老和死亡，而是如何脱下白大褂，走出手术室，继续生存。

从医生到病人的转变是微妙的。卡兰斯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我快速翻阅CT扫描图像，诊断结果很明显：肺部布满肿瘤，脊椎变形，整个肝叶坏死，癌症已经扩散。我是一个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已经到了最后一年培训。过去六年，我看过大量这样的扫描，手术通常已经无济于事。这份扫描不同的是：这是我自己的。”他对于疾病的感受也因此不同：“当我变成了其中一个病人，我与诊断数据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被忽略的病人的焦虑和痛苦，如今自己不得不亲自体会。

患病二十二个月之后，卡兰斯于2015年3月去世。他在书中写道：“我开始意识到，与死亡面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一切，又什么都没改变。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话：我无法继续前行，我将继续前行。”他并没有过多地谈论死亡意味着什么，不过他的妻子，也是他医学院同学撰写的后记作出了补充：死亡意味着去给你爱的人扫墓，倒上蜜月时喝过的马德拉白葡萄酒。卡兰斯在书中的最后一段话留给了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希望她懂事之后了解自己生命的珍贵以及她曾给患病的父亲带来怎样的愉悦。

所有单身女士们

All the Single 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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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崔斯特（Rebecca Traister）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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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 Schuster出版

2009年，丽贝卡·崔斯特（Rebecca Traister）开始写作《所有单身女士们》这本书，关注美国单身女性的现象。这一年，美国已婚女性比例跌破50%，女性初婚年龄上升到27岁，此前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数字是20到22。另外，18岁到29岁之间的美国人已婚比例只有20%，远低于1960年代的60%。崔斯特自己也是一名单身女性。

在大量研究和采访之后，崔斯特发现单身女性的现象并不是今天独有的。从20世纪初起，不少女性就坚持于婚姻之外的选择，当中的一些参与过美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先锋人物，也被崔斯特记录了下来，比如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民权运动领袖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记者娜莉·布莱（Nellie Bly）等等。崔斯特并没有放大单身现象的符号意义。这个过程不像过往的废奴、女性参政、LGBT平权等社会和政治运动那样声势浩大，“这并不是一次有意识的政治化的活动”。崔斯特特别指出，很多女性并不以保持独身作为争取平等的手段，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即使去婚姻化是最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中的内容。

崔斯特无意赞颂单身优于有伴侣的生活，但她承认女性未婚和晚婚的趋势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指出晚婚晚育可以为女性减少经济损失。“如果30岁之后结婚，意味着有大学学位的女性可以增加18000美元的年收入。”硅谷一些科技公司为了减少女性生育过后对工作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推广父母亲带薪产假计划，但这样的政策仍然只停留在私营部门层面。不过，小布什政府曾经推广婚姻教育试点计划，鼓励健康婚姻，试图减少单亲家庭和由此带来的贫困——崔斯特对此并不认同。

单身女性也许将改变美国竞选政治版图。2012年，未婚女性已经占到选民人数的23%，总统大选中40%的非裔选票和30%的拉美裔选票来自未婚女性。不久前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初选，桑德斯出人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并且在单身女性选民中取得26%的领先。崔斯特在《纽约杂志》（New York）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这是由于目前的社会政策设计未能满足单身女性的需求，而民主党内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对改变政策并不乐观。单身女性所要求的可能包括且不限于：更完善的同工同酬条款、最低工资保护、包括生育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等等。

《中国的新千年一代》

China’s Millennials: The Want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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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费什（Eric Fish）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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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ers出版

中国媒体关于“80后”故事的叙述已经不少：独生子女、经历经济快速发展，被贴上过物质、政治冷感的标签，但这不足以概括这个群体的全貌。埃里克·费什，这个曾经在中国生活七年的美国80后，选择关注那些不满足于现状的中国同龄人，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议题——性别平等、环境保护、户口制度等等。

美国人把80后这一代人叫作“新千年一代”，副标题的“want generation”（渴求的一代）来自费什与深圳的年轻工人们聊天得到的印象：与二十年前改革开放第一代南下打工的工人不同，这些年轻人在生活中渴求的东西更多，更敢于发声，对工作环境也挑剔得多。后来，在与各种采访对象交谈的过程中，费什发现中国年轻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还会追求物质之外的东西。政治不在他们提及的范围之类，但他们关心的事物又无可避免地与政治产生关联。

费什的采访对象中包括了多位从事社会运动的年轻人，从女权运动到环保主义者。费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活动人士不能代表他们这一代人，但他们确确实实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分子存在。

除了国与民的关系，这本书还触及了父与子的关系。在费什采访的创业者中，不止一人提到他们走上创业之路与父母的宽容态度有关。他说，当中国的父母与子女关系逐渐脱离陈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追求个人发展和打破传统的思考空间。

虚构

《骗我一次》

Fool Me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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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兰·科本（Harlan Cobe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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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ton出版

阅读哈兰·科本的书，会觉得每一页都是一部惊悚片，充斥着他招牌式的悬念和刻骨铭心的情感。而在这本新书——他的第28本小说中，科本再次超越了自己，这本书也将被改编成电影。故事讲述的是前特种部队飞行员玛雅·斯特恩离开战场回到家乡，她先后失去了姐姐和丈夫——他在一次有预谋的抢劫中被杀害。她开始独自一人照顾女儿，在家中装上了监控摄像头，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两岁的女儿在与父亲玩耍，就在他去世两周后。谜团之中的问题在于，你是否相信亲眼看到的一切，即使是拼命说服自己去相信？为了找到答案，玛雅最后与自己过去深埋的秘密和欺骗和解，才能直面关于她丈夫和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科本后来解释说，玛雅这个人物跟其他老兵一样，某种程度上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但这并不妨碍她仍然保持洞察力。

科本在解读自己的作品时说，人物和情节的灵感都来自真实生活，他曾经在一次签名会上遇到一个女飞行员，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是她为人物创作提供了背景。同时他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使用监控摄像头，“我会想，当我看着监控摄像头，脑子里会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呢？”于是有了这本书，里面曲折而纠结的惊悚情节胜过以往，他希望读者享受这些情节——你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阅读，有时即使被情节骗过去，还是乐在其中。不过科本说，最根本的情感层面不会变。

《战争前的夏天 》

The Summer Before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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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西蒙森（Helen Simonso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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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House出版

这是西蒙森的第二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14年的东萨塞克斯，后爱德华时代的夏天，正是天气好得不像话的时候，休·格兰奇刚结束了他的医学研究，去看望他的阿加莎阿姨。他们一家住在田园诗一般的海滨小镇莱伊上，阿加莎的丈夫在外交部工作，他会在谈话中提及巴尔干地区炫耀武力，而阿加莎自己有更迫切的忧虑，她冒险选了一个新的拉丁语老师，她的名字叫比阿特丽斯·纳什。纳什也是个作家，她只身带着几大箱子书来到这个小镇，她比人们认知当中的拉丁语老师看起来思想更自由、更具吸引力。她挚爱的父亲刚去世，没有给她留下分文，她来到这里只是为了独自生活，教书和写作，生活起初并不顺利，她曾经差点丢掉工作。萨塞克斯的美景和小镇上形形色色的居民让她渐渐好起来，此时夏天也接近尾声。尽管阿加莎一再保证战乱不会发生，难以想象的事情终究还是到来了。战争来袭，这座小镇缓慢的步调和陈旧的生活方式都将受到考验。

西蒙森的文字干净克制，她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讲究历史细节，对画面极其敏感。她讲述了一个宏大的故事，进展得相当缓慢，没有耸动的悬念，读者很容易看出哪些是被宠爱的角色，他们可以善始善终。故事讲述到280页之后才呈现纳什走进教室的场景；当德国入侵比利时和莱伊接收难民的情节出现时，故事变得更加吸引人。

《慕尼黑之旅》

Journey to Mun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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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温斯皮尔（ Jacqueline Winspear）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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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per出版

这是一本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主人公梅西·多布斯是英国特勤局的卧底，被派往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执行任务。1938年，多布斯执行完任务回到英国。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她正向满是回忆的菲茨罗伊广场走去，被特勤局的布莱恩·亨特利和罗伯特·麦克法兰拦住了——德国政府同意释放一名英国囚犯、工程师莱昂·多纳特，但前提是他要拿另外一个家人作交换，然而这个男子的妻子已经卧床不起，女儿又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于是特勤局决定用多布斯换回那名身处慕尼黑郊外的男子——她跟这名男子的女儿惊人地相似。她轻装上路，戴上假发，身上只有一把手枪，一路冷静地与德国外交官和盖世太保交涉，但见到那名囚犯时，多布斯发现他不是工程师本人，虽然也是纳粹的受害者。事情进展至此，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危险，尤其是当她发现真正的工程师身处何地时，也意识到了他的重要性。

英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关心她这趟旅程的人，她的克星——她认为该为她丈夫的死负责的人，得知了她即将前往慕尼黑，也急切地想寻求她的帮助。这趟前往纳粹德国心脏的旅途中，多布斯遭遇了诸多意料之外的危险，她也开始想也许是时候重返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了，但特勤局似乎还有别的打算。这本书是温斯皮尔上一本小说《危险之地》（A Dangerous Place）的“续集”，之前书中出现在一战时期的护士，变成了心理学家和调查员多布斯，作者赋予了她新的生命，而这个故事显然还可以续写下去。

撰稿人

胡里奥·维亚努埃瓦·张（Julio Villanueva Chang），西语文学杂志《黑牌》（ Etiqueta Negra ，英文名 Black Label ）的创办人和总编。出生在秘鲁一个混血家庭，有中国血统。早年学习教育学，后转做作家和编辑。他现在同时任教于由作家马尔克斯创办的哥伦比亚新新闻学校，致力于训练年轻的作家和记者。他本人的非虚构作品也广泛刊登于西语报刊杂志。

廖晓玮，新媒体微在副主编，西班牙语专业毕业，最终跳入了媒体圈。曾在加泰罗尼亚电视台任记者助理，空闲时翻译英语、西语的文学作品。合作翻译出版过《奥威尔信件集》。

文珍，中山大学金融本科，北京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方向硕士。发表小说散文若干，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第二届“西湖”新锐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任瀚，1984出生于天津，2011年毕业于法国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曾在巴黎Less Is More Projects画廊、北京C-空间、LAB47空间举办个展。同时他也是再生空间计划的联合创始人，组织艺术家在非展示空间（如废墟、居住空间）进行创作和展示。

李静睿，记者、作家，生于四川自贡，毕业于南京大学，曾供职于《新京报》。著有随笔集《愿你道路漫长》、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等。孙中伦， 1994年生，现于洛杉矶Pomona College读大四。《定西孩子》是他在大三休学一年的旅途中所写。

廖伟棠，1975年出生，诗人、作家、摄影家。居香港，曾居广东、北京、意大利。1990年开始写诗，出版诗集《少年游》《野蛮夜歌》，散文集《花着身》、《衣锦夜行》，评论集《反调》、《波希米亚香港》、《游目记》，摄影诗文集《寻找仓央嘉措》以及小说集、摄影集等二十余本。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年度作家，获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台北国际诗歌节等。

孔亚雷， 1975年生，著有小说《不失者》、《火山旅馆》，译有保罗·奥斯特小说《幻影书》、莱昂纳德·科恩诗文集《渴望之书》等。他住在莫干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张定浩，笔名waits，1976年生于安徽，现供职于上海某杂志。著有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译著《我：六次非演讲》等。2016年凭借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获首届“书店文学奖”。

邹波，专栏作家。现居加拿大，曾任《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生活》杂志采访部主任等职，出版有《书与画像》、《现实即弯路》等。

马云华（Filip Noubel），文化评论人、作家、译者。因父（捷克人）母（法国人）工作关系，幼年在前苏联度过，并曾在东京、巴黎、布拉格和北京学习生活。在多年媒体和国际组织工作之后，目前致力于在亚洲和欧洲撰写书评、采访和翻译作家作品，推动跨语言文学推广和传播。他相信，阅读是唯一使我们“生而为人”的方式。现居布拉格和北京，通晓十种语言。目前在学习阿拉伯语。

郭玉洁，界面“正午故事”主笔，曾任《生活》、《单向街》主编，路透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彭博商业周刊》等专栏作家。现居上海。

云也退，作家，书评人，腾讯大家2013年度致敬作家。并译有爱德华·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吴瑶，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长期关注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曾任《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翻书党，冷知识爱好者，在《东方历史评论》、“政见”网等开设有书情专栏。

单读14：世界的水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读.14,世界的水手/吴琦主编.—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168-1415-4

Ⅰ. ①单… Ⅱ. ①吴… Ⅲ. ①社会科学－文集 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0863号

单读.014,世界的水手

主　　编：吴　琦

责任编辑：刘　峰　　执行编辑：刘　婧　罗丹妮

美术总监：刘肖男　　设计制作：柳俊萱

内文制作：陈基胜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We read the world

主编　　　　吴琦

副主编　　　刘宽

特约编辑　　阿乙

　　　　　　Filip Noubel（马云华）

　　　　　　Isolda Morillo（莫沫）

　　　　　　索马里

　　　　　　文珍

本辑《单读》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联合出品

A cooper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Embassy in Beijing to mark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Australian Writers Week.

协调专员　刘乙萱

Coordinator Yixuan Liu

封面图片 布朗温·班克罗夫特（Bronwyn Bancroft）

摄影 莎伦·希琪（Sharon Hickey）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

过去的2016年，世界皱起眉头。局部冲突和战争加剧，保守主义在欧美主要国家重现，新的人口流动在难民和恐怖主义的阴云下步履艰难，仍在享受发展红利的欠发达国家保持沉默，也在沉默中透支未来。与此同时，从兴盛的大众娱乐、持续爆炸的技术浪潮中，不断传来放浪形骸的笑声，和人们因此而成功的消息。此时若有一双眼睛从宇宙中俯瞰地球，看到的大概是一张又一张哭笑不得的脸。

一个空前矛盾的世界。

笑中带泪，哭得别有用心，在致力于消灭边界的地方，边界重新竖立，在爱与平等的叫喊中，人们摘掉政治正确的虚伪面具，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翻起了白眼……我们亲眼见证了社会的崩解，也看见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分裂。

每个人都忙于建立自己的欲望和风格系统，渴望成为伟大的自由精神的分身，而不关心别的，任由历史、新闻、社群、邻里成为次要的事，有时甚至连家庭作为最小单位的集体，也都成了个人的负累。在表面越来越无限的今天，每个人的内心却退回到一个越缩越小的世界。孤独感泛滥，许多积郁无法纾解，似乎又回到八〇年代《中国青年》的深沉一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只好用狂欢遮掩两难，用反讽喂养虚无，用自嘲抵消自恋。

这是困局的结果，也是它的起源。当全球化从哥伦布的航行演变成今天普通人的冒险，它部分地展现为一幅奇妙的未来图景，另一部分却走向了这种精神的反面——保守、封闭、自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容易实现全球旅行的今天，却不再出产世界主义者，仿佛堂吉诃德走上了真正的征途，风车的幻觉也就随之不见。

当然，真相更可能是，这些美好纯净的概念一直都是理论滞后地、错误地捕捉现实的例子。生活的主流从来汲汲向前，不管是大航海时代还是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今天，熙来攘往，皆为利也。被进步主义余晖照耀的中国，同时也被它热烈烧灼，这都是事情的一体两面。

抒情的挽歌，恐怕很难扭转这坚硬的文明转折。批判的意见和变革的企图，都需要提供一套崭新的生存样式，从生活的浅层开始，做彻底的改变。

这也是《单读》的自我提醒。在某些方面，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坚持一些不移易的事，但它又拥抱变化，努力积极一些，降落在现实主义的地上。

澳大利亚文学特辑是又一次新尝试。我们与“澳大利亚文学周”合作，第一次探查一个具体国家的文学状况，通过访谈、约稿和插画的形式，完成对异域的重新想象。《辛德勒名单》的原著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写了一个母女之间的故事，普利策奖获得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回顾了自己从事新闻业的经历，作家约翰·马斯登和插画家布朗温·班克罗夫特寄来他们最擅长的青少年题材作品。尽管篇幅有限，澳洲的同行仍然带来了抚慰——作家尼古拉斯·周思回答我们，“我认为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以及让作品传播到哪里的问题上，澳大利亚的作家们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杰拉尔丁援引美国女性战地记者玛莎·盖尔霍恩的话：“若有一群人关心地球，以及它上面最脆弱的那部分居民，那么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单读》的长期作者王梆和云也退分别记述了他们在英国和以色列的乡村纪事。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离农业社会并不算远，却好久没拿出像样的耐心去观察田野了。裂隙就是从这样的漠然、选择性迟钝、人为的杳无音讯中开始的——借助作家的眼睛我们得知，英国村子里的老人99%是坚定的“脱欧派”，而在犹太人那里，乡村以及建设乡村的能力永远排在第一。

李娟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写新疆，笔下是浪漫之外的真实、偏远之中的长性，感觉很近，实际却是远的——这千山万水之间，怎么可能没有差别。在多大范围内理解他人，标识出自我认识的界限，而重新恢复我们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联系，正是本辑《单读》想要完成的任务。

阿乙向我们推荐了阿根廷作家吉耶尔莫·布拉沃的短篇小说。吉耶尔莫目前生活在北京，中文名字叫作芥末，他用高效的语言，把现代生活的窒息感转换成幽默和想象力，轻松跃过了西语、法语和中文，成为跨越界限的范例。

最后是思想的历险。戴锦华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广为人知的电影评论工作之外，她也从事对20世纪历史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是一个更具胆识的领域，长久以来被欧美学者所主导。我们与她进行了三小时的长谈，从20世纪的历史遗产谈到人性的未来。她展示出一如既往的风度，和前所未有的悲观，尽管如此，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传递坏消息的信使，仍在个人情感和理论困境中寻求可能的光明。本辑《单读》中，杨庆祥的评论、凌越的诗作、李静写的契诃夫，都在此突围之列。

“成熟的人有个共性，就是不问过去，总是面向将来”，云也退在文章中这样写。就好像谈恋爱时，最好不要纠缠对方的恋爱史——沉溺于爱情叙事，如今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陷阱。但我们坚持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站在世界的核心和边缘。

这一波普遍的困顿中，不论是欧洲艺术电影还是好莱坞大片，都不再有能力提供参考，倒是从看起来拒人千里之外的北欧，时常伸出温暖的手。比如他们对待难民的宽容政策，以及最近的影视剧，其中一部讲述高中生活的SKAM，流行一时，里面的孩子惊人的早熟，而且不光体现在爱情和性的方面，也在更广义的感情实践上——如何面对原生家庭的创伤、朋友和社团关系、多元的性向和宗教以及国际难民。这可能是一个表征，在那片经济高度发达、福利制度完善、同时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偏远之地，没有放弃那些危机之中的理念。

无论时势如何分崩离析，或者一往无前，总有一些价值不应该被放弃。这不代表一定要做悲情的重申，或简单地回归古典，而是需要在当代具体地重建一种或者种种确信，确信真诚是必要的，人类将群居下去，寻找新的共同体，确信表里不一、言而无信等等谎言和绥靖不应被默许。

其实那些成功者比我们努力多了，这一点上他们值得学习。做事不问可不可能，而是先问应不应该，这是孔子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

还有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那句，鼓励着《单读》这次去寻找来自澳大利亚和其余地方的声音——“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港口。”我们曾经把它印在北京地铁的公益广告上，希望每次当我们疲于奔命路过这句话的时候，都有即将离岸、起飞、去往一个新世界的幻觉。

撰文：吴琦

话题

讲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至关重要

在全世界的家中

谋杀杜伦斯太太

跳棋

影像

大雨将至

访谈

戴锦华专访 置死地而后生？

随笔

英国乡村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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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世界的胎记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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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良心的交响乐

“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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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往往将澳大利亚文学视为一种新文学，一个新国家的文学。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提供了一种比较，因为许多中国作家想要以新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社会不断变化的经验。乡村和城市间的流变，对社会变迁的感受，对21世纪的想象……这些都是共有的主题。

讲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至关重要

访谈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

　　　单读编辑部

译者　王湛

单读：面对那些对澳大利亚文学不甚了解的读者，你如何介绍澳大利亚文学？它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周思：我首先会说，澳大利亚文学反映的是澳大利亚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口头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1788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前，它采用澳洲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群岛人的语言，被改编成英语文学后，它仍是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存在。原住民对这个国家的归属，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者和定居者，与这个鲜有文字记录的全新而陌生的世界的相遇，是澳大利亚文学流行的主题，它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历史和歌曲等非虚构作品，除了这些重要的文学体裁之外，还有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和戏剧。土地与环境，乡村与城市，移民与身份；幽默，方言，社会关系，以及普通生活中的特殊体验都是常见的要素。

单读：在英语文学的版图中，澳大利亚文学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周思：自18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英语文学基本上按照自己独立的轨迹发展，力图表达澳大利亚民众的独特经历，这既是为了澳大利亚人自己，也是为了相隔遥远的读者。尽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通过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交流，澳大利亚文学与更广阔的英语文学世界的潮流联系在一起，但它仍然是英语文学中一个极为特别的文学主体。自19世纪以来，女性作家为澳大利亚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本土作品和非英语背景作家作品的繁荣，进一步造就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性。

单读：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是否可被划分为几个阶段？如果可以，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分别是什么？

周思：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殖民时期）：纪录片写作、现实主义、距离体验、疏离感、抗争；

1900—1950年；现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形成，形式包括虚构和诗歌；内在性，实验性，世界主义；

1950年至今：一个活跃可行的出版业的发展；学识和教育的呈现；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和商业化。

单读：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曾经评论澳大利亚人长久以来都有一种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这一点也反映在文学和艺术上，您是否认同？

周思：“文化自卑”这个说法是文学批评家A·A·菲利普斯（A. A. Phillips）在1950年创造的，他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坚定倡导者。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咆哮”（Cultural Snarl），指的是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艺术家激烈地对抗旧世界的文化，尤其是英国的文化。当澳大利亚的艺术和文学以牺牲本土的创造力为代价，去追随国际潮流的时候，“文化自卑”就更加明显。

单读：根据他的说法，殖民历史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你同意吗？还有其他原因吗？

周思：殖民历史把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其他包括物质及精神上的约束性压力强加给我们，这些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加以抗拒，创造性的参与是反抗的一个方面。市场规模也是因素之一。国际的英语文学市场非常庞大，而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市场相对较小。作家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读者。

单读：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这种文化自卑依然难以克服？

周思：我认为文化自卑在如今的澳大利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的各种文学节活动中，尽管澳大利亚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英语出版商也很重要，但澳大利亚的本土作家往往能吸引最多的听众。

单读：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标志是它的本土文化。本土文学在澳大利亚文学中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吗？现代读者是否依然对此感兴趣？

周思：许多最受欢迎和称赞的澳大利亚作家都是本土作家，比如亚力克西斯·怀特（Alexis Wright）、阿妮塔·海斯（Anita Heiss）、梅丽莎·卢高琴科（Melissa Lucashenko）、托尼·伯奇（Tony Birch）和阿里·科比·埃克曼（Ali Cobby Eckermann），不胜枚举。除了作家，还有音乐家、电影制作人、舞台剧导演和视觉艺术家这些同样从事语言工作的人，以及许多言论颇受关注和重视的重要的本土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单读：在我们看来，“边缘与中心”、“本土与世界”这样二元对立的结构，不足以概括澳大利亚文学。就文学及文学性本身而言，澳大利亚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最吸引人的特质是什么？

周思：有些东西是很难概括的。澳大利亚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主要由年轻作家创作的当代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动性和多样性。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作品，在市场和读者反响（包括国际上的）方面，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盛。澳大利亚经验的深度和广度——跨越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代际——以及经常出现的犀利的幽默，正是澳大利亚文学的魅力所在。

单读：以南非和加拿大为例，南非有库切（J.M. Coetzee）（尽管他现在是澳大利亚籍，但他仍被视为南非文学的代表），加拿大有门罗（Alice Munro），澳大利亚有自己的标志性作家与之对应吗？

周思：荣获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仍然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偶像式人物。更近期的作家，包括戴维·马卢夫（David Malouf）、彼得·卡雷（Peter Carey）、海伦·加尔内（Helen Garner）和蒂姆·温顿（Tim Winton），都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名字，其作品在国际上被广泛阅读和翻译。莱斯·默里（Les Murray）被许多人认为是在世的英语诗人中首屈一指的。

单读：类似《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Ark）这种引发全球反响的澳大利亚作品多吗？它们这种全球性的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周思：的确如此。讲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至关重要。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辛德勒名单》就是一个典范。更近期的例子包括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的作品，她最畅销的小说《奇迹之年》（Year of Wonders）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悉尼作家莉安·莫利亚提（Liane Moriarty）以悉尼为背景的作品曾经轰动一时，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一样，它们描写的同时期中产阶级的生活，对读者产生了普遍的吸引力。她的《小谎言》（Big Little Lies）故事背景被搬到加州，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由澳大利亚演员尼克·基德曼（Nicole Kidman）担纲出演，目前正在热映，收视率颇高。汉娜·肯特（Hannah Kent）广受欢迎的首部小说作品《凛冬将至》（Burial Rites）讲述了19世纪冰岛的故事，销售范围也很广。

单读：没有获得足够的国际关注，在您看来是否会影响作家们的创作和自我认同？

周思：不，我认为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以及让作品传播到哪里的问题上，澳大利亚的作家们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

单读：成为一个作家，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比如，焦虑不安？贫困潦倒？还是风光无限？

周思：在澳大利亚，成为作家有很多种方式。几乎没有作家靠版税谋生。多数人——甚至包括相当有名的作家——都有其他工作，比如教书，或者拥有更广阔的媒体平台（记者、编剧）。写作是一种职业，它不容易，但它也有自己的回报。但澳大利亚人是全世界人均读书量和购书量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热爱和尊敬他们的作家，成群结队地去文学节活动中听他们演讲，去读书俱乐部讨论他们的作品。

单读：联想到一位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Alistair MacLeod），他的短篇小说写离开故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们，在中国读者这边很受欢迎，尤其在我们书店。从澳大利亚文学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文学对人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思：文学能够旅行，这跟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大的世界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文学是一种容易接触的、私密的艺术形式。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体验，不受国籍或文化背景的限制。当然，翻译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学穿越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同样重要。通过这些方法，文学就能够改变和扩大世界的可能性。

单读：现在年轻作者的创作环境如何？他们可以获得怎样的支持，有哪些主要的发表平台或机构？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活跃度如何？

周思：政府运营的文化机构，包括作家组织、各种奖项和慈善资金，以及学院和高校的创意写作项目都会为新兴作家提供支持。网络出版文化近些年来十分活跃，纸质出版也是如此。

单读：新媒体技术的变革给写作者们带来了什么新的改变？

周思：一个变化是让澳大利亚文学更容易参与到国际网络，比如通过The Lifted Brow和Cordite这样的杂志。

单读：您很熟悉中文和中国作家，觉得澳大利亚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有什么文学上的亲缘性吗？

周思：许多中国作家访问过澳大利亚，也有许多澳大利亚作家访问过中国。在澳大利亚，可以买到的英译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是有限的。中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往往将澳大利亚文学视为一种新文学，一个新国家的文学。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提供了一种比较，因为许多中国作家想要以新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社会不断变化的经验。乡村和城市间的流变，对社会变迁的感受，对21世纪的想象……这些都是共有的主题。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澳大利亚作家，以小说和文化随笔见长。他著有七部小说和两部短篇故事集，包括《船艄》（Paper Nautilus）、《红线》（The Red Thread）和《原初的面孔》（Original Face）等，以及一部广受好评的回忆录《黑色绵羊：博罗卢拉之旅》（Black Sheep: Journey to Borroloola）。他在当代澳洲、亚洲艺术与文学方面著述甚广，曾担任“麦考瑞大学—笔会澳大利亚文学选集”（2009）（Macquarie Pen Anthology of Aboriginal Literature）的主编，也是2002年到2005年间悉尼国际笔会的主席。2009年到2010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澳大利亚研究客座讲师，也任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5年到2008年，他受聘阿德莱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主任，现在仍在那里教授英语与创意写作。他也多次造访中国，对中国作家与文学保持了密切的关注。

在世界舞台上，澳大利亚人有两种身份，历史上偏向欧洲，地理上偏向亚洲，这意味着我们本身就面对着世界的大门。

在全世界的家中

撰文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

译者　董帅

谨以此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Greg Shackleton）、丹尼尔·帕尔（Daniel Pearl）和加德·格罗斯（Gad Gross）

2000年的时候 ，我参加了悉尼奥运会。我永远忘不了那感觉，走进欢呼声震天的澳大利亚体育馆，眼前那些噼啪闪烁的闪光灯，如上千只萤火虫照亮夜空。

我希望我能说自己是一个运动员，是那些“更快、更高、更强”的青年才俊中的一员。但我跑得一点也不快，就算让我提前一个晚上起跑，我也跑不赢任何一场比赛。至于“强”，我弱得连布丁都捏不烂。加上在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正式满了四十五岁，“青年”这个称谓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

我像是一个像素，是组成开幕式上华丽的色彩拼图中的一个小点。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组成一个移动的网格，引领运动员入场，确保这10500名运动员在愉快的运动场上保持兴奋。这工作有点像牧羊犬，不过是事先经过排练的那种。运动员按照国家名称的首字母顺序入场，我们这些盛装打扮的卡尔比犬（澳大利亚的一种犬类）巧妙地把他们带到应该在的位置上。

运动员入场式是每一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必备项目之一，其他还包括点火炬、升奥林匹克旗、放和平鸽。以前一般都是用真鸽子，直到那年，首尔奥运会的鸽子被放飞后，觉得火炬台是个不错的歇脚处，结果最后变成了一群死鸽子。因此悉尼奥运组委会在鸽子这件事上另有打算。在运动员各归各位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帜从我们的头顶飘过，覆盖住整个运动场。我，和来自199个国家的运动员一起（这届奥运会的参与国家数量是历史之最），被盖在这面巨大的旗帜之下。突然之间，我们身处一个非常亲密、又异常明亮的空间里。那面在我们上方翻滚着的旗帜上，投射出鸽子的图案，洁白明亮，象征和平。

在那面旗帜之下，我望着周围年轻运动员的面孔，他们向上仰起脸，满是惊讶和好奇。我站的位置在首字母为I的国家旁边，挨着来自伊拉克的运动员，他们旁边就是伊朗运动员。上一次我看到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已经死去的。在双方八年对峙期间的残酷战争中，他们变成肿胀、散发恶臭的尸体，散落在两伊国境线上法奥半岛的沙地里。而现在，他们在我身边并排站在一起，鲜活，欢愉。不远处，厄立特里亚国的运动员紧挨着埃塞俄比亚的队伍。几年前，这些国家还在进行着长达三十五年的内战。我去过那里的一个屠杀现场，受害者的遗体只剩下被晒得褪色的头骨，并且被堆成了象征胜利的高塔。

那天晚上，我深吸一口早春的空气，对自己说，这真是新的纪元，世界真的处于和平之中了。起码，在那个时刻看上去是这样，也许我们真的不用再面对战争了。那是个甜蜜的时刻，但又如此短暂。就在闭幕式之前，媒体中心收到消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出了事。美联社的记者立刻收拾桌子，从赛场离开，飞去报道突发的暴力事件。没过几天，第二次冲突大规模爆发，空气中满是人体炸弹和催泪弹的浓烟。世界变了，仅仅一年之后的九月，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轰然倒下，化为瓦砾与烟尘。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熟悉的世界，无尽的敌人，无尽的战争。

这次要讲的是关于家的概念，以及对于它的不同解读。如果“家”这个词的某个定义是“目标”，那我要说，成为战地记者绝不是我的目标或初衷。我甚至都没想要成为一个驻外记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实习生，我对玛格丽特·琼斯（Margaret Jones）充满敬畏。那时她刚从北京回来，是“文革”后第一个获准去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我知道，这种事迹很容易让人立志，想变成像她那样的人。但对我来说，仅仅是身处在那个办公室里，我的世界就已经被无限延展了。

我在悉尼的某个犄角旮旯里长大，学校放假的时候去过墨尔本和霍巴特，除此之外，我对澳大利亚的城市一无所知。成为一名记者，就像是给了自己一张去熟悉那些未知事物的执照，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我的故乡。通过做报道，我可以了解到各种各样悉尼人的生活——富有的，贫穷的——而不仅仅限于我的邻居。我喜欢去发掘这个城市那些色彩缤纷的后巷，以及漂亮的小树林、溪水潺潺的峡谷。我常常自告奋勇地接受乡村选题，它们会带我去那些原本只存在于传言中的澳大利亚。我曾对城市的便利习以为常，而那些远离城市的生活体验，着实打开了我的眼界和思维。在旱季检查羊毛、收麦子、赶牛群的工作，与我所熟悉的工作环境是如此不同。我慢慢理解，是什么让人们留在那片土地和那些偏远的小镇上：是和自然与季节的联结，是那些幽默和睿智。不久之后，对树林的向往引发了我对报道环境问题的兴趣。令我自己都惊讶的是，我意识到，在丛林中徒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宽阔的步行道；在科修斯科山滑雪，其实也不需要坐缆车。我学会了背上有我一半体重那么重的背包，在雪地上露营，躺在夜空下望着从未想象过的庞大星群。

这是一份非常有满足感的工作，我本应一直做下去。但《悉尼先驱晨报》当时的编辑大卫·鲍曼（David Bowman）告诉了我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的奖学金机会。这个奖学金是为了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而设，他在报道1999年东帝汶事件中光荣牺牲。夏克雷顿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的遗孀雪莉·夏克雷顿（Shirley Shackleton），为年轻的记者设立了这项奖学金，用来纪念她的丈夫。

拿到这项奖学金后，我飞到墨尔本参加授予仪式。雪莉也在现场，还有很多格雷格以前在7频道新闻台的同事。于是，五年后，当《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问我要不要做他们在中东地区的驻外记者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我也恰好赶上了女性记者被派遣驻外的热潮。1992年，约三分之一的驻外记者是女性，在1970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六。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对这项工作都毫无准备。在大学里，我没有对这个地区有过了解。我会的阿拉伯语仅限于离开悉尼前四周临时抱的佛脚，当时我找了一个埃及老师教了我一些基本词汇。但换个角度想想，做我们这一代澳大利亚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算一种准备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有两种身份，历史上偏向欧洲，地理上偏向亚洲，这意味着我们本身就面对着世界的大门。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大于对自我的探究，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音乐、电影、美食。我们留意国际新闻——任何一个地方的动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贸易、安全，因为我们在国际形势上的举措总是和美国的动静紧密相连。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有无数邻居都是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希腊和黎巴嫩这些动荡的国家，这令我懂得，不是每个地方都像悉尼郊区那般安全无忧。

1987年，我搬去了开罗。那里一点也不像家。透过窗口，在尼罗河后面，可以看到一个尘土飞扬的赭色城市。开罗就像一个蜂巢，挤满了人。在偶尔晴朗的天气里，我可以直接看到穆卡塔姆丘陵，拾荒者在那边居住，也在那边工作，用最不堪的方式分拣着这个城市的垃圾。作为记者，我是开心的，因为我肯定能赶上大事件。这种人口结构、贫困的经济和政治现状一定不会持续太久。很显然，埃及正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边缘”着实比较宽。我已经被派去二十五年多了。我从公寓窗口就可以看到塔利尔广场。

我在开罗的公寓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家”。它只是一个停靠站。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多，因为八〇年代后期，大新闻都发生在其他地方。当加沙地带的第一场巴勒斯坦冲突爆发，我几乎没有到家打开行李包的时间。霍梅尼的伊朗正在和萨达姆的伊拉克打仗。波斯湾的油轮正在被袭击，只能在美国战舰的护送下转移。黎巴嫩陷于宗派战争的漩涡。库尔德武装在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战斗不断。我报道了这些冲突，还有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以及波斯尼亚的战争。我第一次亲历战场，是在伊拉克沙漠中的马吉农（很巧的是，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疯狂”）。那场战争使用了毒气，伊拉克人战胜了伊朗人。伊拉克人在清理战场，推土机碾过了那些还暴露在外面的尸体，将血肉碾进沙土。

我不断地从一个任务转场另一个任务，在途中疯狂地翻阅简报，试图了解每一场战事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沿革。我的编辑感受到了我的焦虑，试图用他刻薄的观察结论来令我宽心：“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是最接近你的读者的。”

也许吧，但更多时候，我必须要快速了解情况。我需要找到在不欢迎女性抛头露面的地方进行报道的方式。我需要知道M16是步枪，而M1是坦克。我需要明白，如果你在报道一场火拼，你需要站在这一派这边或是另一边，不要误入两边之间的“三不管”地带。我还要想清楚，如何让这篇关于远方战事的报道吸引《华尔街日报》订阅者的眼球。我需要学会吸引他们阅读一篇和股市涨落无关的文字。

在绝望中，我去读那些女性前辈们的文章。“战争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玛格丽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在《飘》（Gone With the Wind）中这样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战争的报道者，还是战争的参与者，都认为这是真理。但当我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时，在我之前已经涌现了很多著名的女性战地通讯员。比如《生活》（Life）杂志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波尔克·怀特（Margaret Bourke White），《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格洛瑞亚·爱默逊（Gloria Emerson），以及许多不那么出名的自由记者。从二战到越战，女性已经在不断挑战着这一行业的性别障碍。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和我的男性同事一样，拥有同样的条件来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报道。

我和他们拥有同样的报道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会和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写作。我相信，性别的不同也带来对战争不同方式的报道。当然我并不会像格洛瑞亚·爱默逊那样泛泛地说，女性战地记者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男人从心底还是迷恋枪炮与军装的孩子”。她的作品确实彰显了一种不同的报道角度。2004年，克雷格·怀特尼（Craig R. Whitney）在爱默逊的讣告中这样写道：“她对战争总是贬低而非抬高，在她笔下，交战双方的公民、孩子和士兵共同承担了战争带给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怀特尼在讲述自己1956年主动申请去越南战场做自由记者的原因时，也引用了爱默逊的话，她说，“我想去写越南的人民，写在他们的生命里发生的这场痛苦的巨变，而不是写那些被媒体巨头广泛报道的军队故事”。

1991年，当萨达姆残酷镇压库尔德人时，我正在库尔德人的基尔库克市郊一所房子的屋顶上。那是个美丽的春日午后，多日阴雨连绵的天空在那天终于放晴。那所房子的居民赶紧抓住机会到屋顶晾晒衣服。我周围挂满了孩子的衣服和尿布。屋顶上还有一群母鸡，正在啄食谷粒。

而街道上，停着一辆坦克，还有举着火箭筒的士兵。我和三个男同事一起站在屋顶上：《时代》（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的摄影师，还有一个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记者。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武器装备上：那是什么型号的坦克，什么口径的炮筒。而我则在留意那些洗尿布和喂鸡食的双手。我的男同事们想和库尔德人一起上前线，看他们如何抵挡萨达姆的大军。身边，妇女们在抚慰自己的孩子，而这才是我想要深入的地方。

你要如何学习报道一场战争？答案一定是，通过报道一场战争。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以一个人为楷模——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女性战地记者的先驱。她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说，在二战中，她自始至终有两个敌人，德国和美国军事新闻办公室。在那个年代，美国军方是拒绝让女性记者报道前线故事的。女记者就被当成“麻风病”，避之不及。

盖尔霍恩在二十八岁那年第一次上战场，为《科利尔周刊》（Collier’s Weekly）采写西班牙内战。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只有炮弹在呜咽”。那一年是1937年。她所描述的场景发生在格尔尼卡轰炸的前几周。她是这样写的：“一位老妇，肩上裹着披肩，怀中抱着一个瑟瑟发抖的男孩，正快步跑向广场。你明白她在想什么。她在想，我得赶快把孩子弄回家。你在家里总是会感觉安全些，四周都是你熟悉的场景。你不会想象自己死在自己的客厅里，你永远不会那么想。当她处于广场正中的时候，另一个炮弹落下了。一片微小的钢片，滚烫，尖利，刚刚从炮弹上剥落，划开了那男孩的喉咙。”

盖尔霍恩的目光总是落在公民身上，而不是士兵。编辑们并不总是欣赏她对普通人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的关注。在她一篇关于西班牙战争难民的文章的编者按里，有这样一句话，“作为那种催人泪下的故事看看还行”。

在西班牙时，她开始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交往，两人于1940年结婚。很显然，可能是出于嫉妒妻子出色的报道能力，海明威成了她在《科利尔周刊》的竞争者。 美国军方给了海明威特殊许可，让他随军报道诺曼底登陆。相比之下，盖尔霍恩就要难得多。她和一艘泊在英格兰的医疗舰交涉，说她想做一篇关于护士的报道。一上船，她就径直冲向厕所，把自己锁在里面，直到船起锚。这是第三艘试图横跨海峡的医疗舰，前两艘都被水雷击中。她带回的报道格外出色，着重关注此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对伤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尽管她还上岸协助抬伤员，但她在文中几乎没有提到自己。

海明威的报道则与她不同。《科利尔周刊》将海明威的文章作为封面故事。这份长达六页的报道以一张占了半页的照片作为开端，照片上，海明威和士兵站在一起。他其实没上过岸，但你从他的文字中看不出来，你只能看到一个自我膨胀的男人在那里指点江山，诉说自己是如何指挥了这场登陆，引导战争走向胜利。他为一位迷路又丢了地图的军官找到了正确的登陆点。海明威的言下之意是，他记得整条诺曼底海岸线的全部地理细节。

盖尔霍恩的报道只被排了一页，在整本杂志的底部，排在一篇教你如何吞剑的文章后面。这篇短文名为《去与回》（Over and Back），完全看不出她离开了英国，更看不出她在战火中登陆对岸。六周后，《科利尔周刊》才刊登了她的完整报道。我怀疑，是不是《科利尔周刊》认为有茂盛胸毛的男人在战火中的文字，比盖尔霍恩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报道更加吸引眼球？或者编辑不想要海明威被她比下去？再或者，他们害怕激怒美国军方？盖尔霍恩乘船回到英国后，美军逮捕了她，下令要将她囚禁在一个护士营地。但她爬过了铁丝网，找到了附近的机场，搭机去往意大利前线，继续报道战争。后来人们才发现，她的文章被推迟刊登的原因，居然不是以上任何一点。直到最近，一位来自宾州大学的研究员桑德拉·斯班尼尔（Sandra Whipple Spanier），发现了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当年发回的电报内容。海明威的长文和盖尔霍恩的短篇都是从伦敦由电报发出，而盖尔霍恩的长篇报道《伤者回家》（The Wounded Come Home）却没有被电报发回，而是被平邮回了《科利尔周刊》编辑部，邮戳是6月13日。当斯班尼尔向年迈的盖尔霍恩问询这一点时，盖尔霍恩非常震惊。她记得当时让海明威帮她将她的两篇文章同时用电报发回编辑部，而她一直以为他发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

现在，盖尔霍恩在战争中的作品已被结集出版，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我必须承认，对于现在女性与男性在报道战争的平等性上，我的心理是矛盾的。从军方的角度，一般都不允许记者报道民众的苦难，而需要他们从军事利弊的角度为军队发声。身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之前觉得有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即如果任何领域存在有阻碍女性参与的障碍物，那去破除这个障碍，一定会带来极大的喜悦。然而，作为女性战地记者的经验却让我开始质疑这个观点。

我报道的战争通常发生在性别尚未平等的国家里。我惊讶地意识到，在这类给予女性权利极少的国家中，最先赋予女性的权利，居然是让她们“有权”上战场厮杀。在波斯湾国家和很多非洲地区，皆是如此。我报道了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富有深意。在厄立特里亚，部落中一个羞怯的少女被任命为司令官。来自阿联酋的一位戴着面纱的妇女，被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校）录取。在采访后者时，我认识了詹尼斯·卡宾斯基（Janis Karpinski），她是一名美军军官，负责训练酋长国的第一拨女性军官。十年后，就像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解放以及很多运动一样，战争一结束，性别平等这件事就被抛诸脑后。阿联酋的女性又开始为最基本的权利而挣扎。而詹尼斯·卡宾斯基，被降职、贬谪，并成为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事件中唯一高军阶的替罪羊。她的两名男性上级，米勒上将和桑切斯上将，在此事件中牵连颇深，仕途却蒸蒸日上。

从那时起，不断开始有针对美军女兵对穆斯林囚犯进行审讯的报道，她们被要求对囚犯进行一系列违背其性取向和宗教禁忌的行径，比如让他们摆出具有性暗示的姿势，或用假经血涂在他们身上。这些不是少数不正常的施虐狂在夜班里偷偷摸摸干的事，而是由最高层知晓并批准的。美国军方堕落到了用女兵拉皮条的地步。

也许在战争中，女性获得了上前线的权利。但我觉得，若是这样，女性也应该有获得安全防护的权利。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或是爱国精神，要为国奉献，那么我认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实现，而在国内的抗议活动上设置必要的屏障，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大多数的战争结束于谈判桌上，而非战场。但这并不是在夸大谈判桌的功劳，或把政治家捧成战争英雄。作为记者，我在战场上报道过的最勇敢的人，是那些没有武器、拿着低薪的援助人员。斯图尔特·卡麦隆（Stuart Cameron）就是其中一位，他四十五岁，来自布里斯班，是一位人道援助的地区负责人，负责执行冬季温饱计划，为刚经历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穷困的库尔德人提供燃煤与食物。1993年，他遭到伏击，身中十七弹。这次恐怖袭击的目的在于，将外国援助人员驱逐出库尔德人所控制的伊拉克地区。卡麦隆先生一直深受其援助对象的喜爱和尊敬，当载有他棺椁的车驶出医院，开始他漫漫回家路的第一程时，上千名库尔德居民站满了道路两边和屋顶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带了武器，向灵车行军礼，其他一些人默默地目送车子离开。道路两边的墙上，贴了很多匆匆写就的卡片，上面用蹩脚的英文写着他们的感受。我记得其中一张写着：库尔德人不会忘记斯图尔特。

身为记者，我去过的每一处战场上，几乎都能碰到澳大利亚人，其中很多都是女性。她们在那边做着能够改善当地民生的工作。她们往往性格直接，不拐弯抹角，不自我吹捧，也没有被人传颂。但她们的努力和奉献精神，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留下了友谊的种子。像记者一样，遇到灾祸，救援工作者也会冲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来过，我们离去，并不确定是否留下过什么永恒的印记。玛莎·盖尔霍恩在她生命的最后，曾这样对一群年轻记者说：“我的记者生涯，就是不断往一个大池塘里丢小石子，我也不知道哪颗石子可以激发出哪怕最细小的涟漪。我不需要担心那个。我的责任就是丢出这些石子。若有一群人关心地球，以及它上面最脆弱的那部分居民，那么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佼佼者，格雷格·夏克雷顿，我在《华尔街日报》的同事丹尼尔·帕尔，一定会像她那样拼尽一生。而我们至少能做的，是保持关注。对大多数人来说，忽略那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不正义的事情实在太容易了。这些事情就像不爱读的书，被推到书架的最里面。而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这样的行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那层隔开和平繁荣与贫穷战乱的隔膜正在消解。世界经济的问题，可以像癌细胞那样，侵入最健康的器官，使其坏死。而环境问题只会更糟糕。没有国旗，或者国境，可以保护我们。

我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棺椁上盖了一面澳大利亚国旗。我的父亲是个移民，他爱这面国旗。而对我来说，我更愿意想象，未来的我们不再需要国旗。那晚，在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现场，我在那个瞬间看到了一丝可能：在那个瞬间，我们只需要一面旗帜，那面落满了和平鸽投影的旗帜。

内容选自作者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主办的鲍伊讲座（Boyer Lecture）上的讲话，发表于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出版社出版的《家的概念》（The Idea of Home）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在悉尼的西部郊区长大，在悉尼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在《悉尼先驱晨报》担任记者一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奖学金之后，布鲁克斯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她在《华尔街日报》担任驻外通讯记者长达十年，工作驻地包括中东、非洲和巴尔干地区。

在两份非虚构写作的工作之后，她转向历史小说这一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涉及的年代从英格兰的1666年到美国内战时期，涵盖的主题也多种多样，从书籍保护到奴隶制。2006年，《马奇》（March）一书获得普利策奖。其他两部小说《迦勒的十字路口》（Caleb’s Crossing）、《书之人》（People of the Book）都曾入选《纽约时报》畅销榜。《奇迹之年》（Year of Wonders）被译成超过25种文字，其中也包括中文，在全球风行。

2010年，她获得了代顿文学和平奖（Dayton Literary Peace Prize）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并在2016年被授予澳洲勋章。

目前，布鲁克斯担任伍德罗研究员、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她和家人还有各种动物一起，住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也经常回到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

她的作品《马奇》、《奇迹之年》、《书之人》已经在中国出版。

这个二十二快要二十三岁的年轻女子身上有一种哀伤的气质，有人觉得这种气质正代表了这些小镇最大的罪状：疏离、浮华。另一些人则对她表示同情。

谋杀杜伦斯太太

撰文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

译者　鲁南

河谷里的人们都说两个杜伦斯家的姑娘一起离开，却只回来了一个。大家也说不清回来的是哪一个，因为她俩都很孤僻，长得也像，都是深色皮肤、高个子。就连当地的报纸也不能确定。她们不是那种在街头巷尾呼朋唤友的女孩，比如没有闺蜜在减价日兴奋地召唤她们去肯普西购物。战争爆发前和父母一起留在家里的是妹妹，好像是吧？总之是稍矮一点的那个。也是她带着妈妈杜伦斯太太到悉尼去看的外科医生，然而那些麦考瑞街上的医生又能做什么呢？

她们乘坐“喜鹊号”沿海岸而下，经过一夜颠簸后，杜伦斯太太终于在布罗肯湾入睡，却很快就在轮船驶入悉尼角时被一个端茶的乘务员叫醒了——萨莉这时正在甲板上等着看船靠近杰克森港。

看时间还早，母女俩在情人港码头又喝了一杯茶，而后萨莉才带着筋疲力尽的杜伦斯太太到了麦考瑞街一位外科医生的办公室。这个名头很大的男人为她做了检查后，让她去悉尼医院照X光片。随后她和萨莉与另一个女儿娜奥米汇合。娜奥米已经在悉尼住了几年，打扮得有点花哨，麦克利社区医院对她来说不够档次。

那天下午她们到凯西尔喝了一杯顶级的茶，边喝边等着专家们从照片里解读出身体中潜藏的秘密，以此判断杜伦斯太太患了什么病。姐妹俩知道母亲的疼痛远比她说得严重。她们知道她隐瞒了出血的程度和从异常部位渗出尿液的事情。

那天晚上娜奥米将她们安置在自己位于邦迪枢纽的小公寓里——妈妈和娜奥米睡一张床，萨莉睡门厅。其实她们可以住到杜伦斯太太的妹妹杰姬位于兰德威克的家里，但杜伦斯太太还不想告诉妹妹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萨莉和娜奥米都被母亲因为呼吸困难而发出的呻吟吵醒了好几次，但第二天一早，娜奥米就麻利地穿上制服，披上她的红斗篷，到皇家阿尔弗莱德王子医院去上班，心中的抱负不言自明。

她的姿态和纤长的身型似乎预示着她会是个有出息的姑娘，她的父母心里也清楚。尽管她离开家去了大城市，然而但凡他们在别人面前自夸，夸的都是她。萨莉在河对岸离家只有三公里远的麦克利社区医院工作，优秀得很，而且顾家，没人否认这一点，但只有关于娜奥米的消息，会让杜伦斯农场里的人们眼睛里绽放出光芒。

是子宫颈癌，第二天早上那位外科医生告诉杜伦斯太太。手术已然无济于事了，即使熬过那冗长、痛苦且危险的流程，也不可能清除所有激增的癌细胞。通常在癌症早期医生们才会建议手术，然而X光片显示肿瘤已经转移。医生说，如果她能好好修养并且多吃水果，预期还能再活至少一年。她是牧场主的太太？好吧，不要再搅拌黄油了，他说，也不要再起早贪黑地挤奶了。他告诉她，他可以给她开个止疼药的药方，也会写信给她在麦克利的医生，让他帮助她尽量舒服一些。

“你很幸运，两个女儿都是正规的护士，”他对她说。

“骄傲让我容光焕发，疼痛却将我掏空了，”她说。

第二天晚上，她和萨莉乘坐“喜鹊号”，走常规的离港路线回家。娜奥米在情人港送他们离开，地上倒映着岩石区鄙陋的贫民窟的影子。姑娘们小时候经历的那场鼠疫就是在这里爆发的，之后被“喜鹊号”上一只在抽屉柜里做窝的老鼠带到了北方。娜奥米在她们的小船舱中，等到最后一次上岸通知发出后才走，然后留在码头上，徒劳地挥动着一块手绢，就好像一幅催人泪下的、表现移民与家人告别那类题材的画作。

“她真漂亮，是吧，萨尔？”杜伦斯太太问，她因为身上疼痛而靠向围栏，而不是在刻意表现航行中的慵懒。“她优雅极了，不是吗？”

她们随着一波漆黑的浪到了道斯角，手绢仍在摇动着，比娜奥米的脸更亮。小镇上的人喜欢挥舞手绢，这会暴露他们的乡土气，然而身处花花世界的娜奥米今晚却不再顾忌形象，她承诺自己会尽可能多回家帮助萨莉，但毫无疑问的是，她将继续做个都市女子。

夜又干又冷。病痛中的杜伦斯太太又患上了感冒，她再次迟迟难以入睡。而萨莉再次在黎明时来到甲板，等着看蓝色的浪随着潮起打在特雷尔海湾的黄沙上，在河口蓄起足够的水，让“喜鹊号”进港。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杜伦斯太太吃着她的水果，坐在门廊晒着充足的阳光。然而一到夜里，癌症就会将她吞噬。萨莉依然在麦克利社区医院上白班，晚上搬到母亲房间里照顾她。父亲搬到农庄后侧的一个凉棚里去住了。当坚强而少言寡语的杜伦斯太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露出自己正被疼痛折磨时，萨莉会给她注射六分之一格令的吗啡。娜奥米会利用假期回家，让妹妹暂时从固定的日程中稍作喘息。在此期间，杜伦斯先生会付钱请邻居索雷太太家的女儿在白天陪着杜伦斯太太，他自己也同时留意着。索雷先生被当地的一棵雪松砸死了——伐木时树倒向了侧面而不是前面——所以索雷家的孩子们早早就开始出来挣钱。

萨莉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尽管她的父母都有着高尚的灵魂，但是艾瑞克·杜伦斯出入卧室的样子，就好像他和他的妻子只是普通相识而已，他似乎害怕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闯入者。父母之间一直有一种恭敬的距离感，萨莉知道他们将这种感觉传染给了娜奥米和她。这可能也是娜奥米离开家的原因之一——她渴望换一个舞台，能拥有更坦诚的灵魂。

杜伦斯太太在夜间饱受煎熬，因此她多次告诉萨莉她在向上帝祷告求死。她一贯鄙夷言辞过激，所以对她而言，说这样的话是极其反常而激烈的表现，必定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才被逼说出。

第七个月，娜奥米再次从悉尼回到家，白天陪着母亲，晚上和妹妹一起轮班陪护。她回家的第二晚，萨莉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娜奥米在杜伦斯太太的房间里支了折叠床——一张撑起的帆布，即使铺上毯子也还是硬的。娜奥米说好在四点叫醒萨莉和她换班，但直到天快亮了才敲了她的门。娜奥米穿着连衣裙和长靴，双眼似乎因涔涔泪水而浑沌了。

妈妈已经走了，她说，对不起，妈妈已经走了。我跑到索雷家，让他家儿子骑车去镇上叫马多克斯医生来。

萨莉张开嘴却说不出话，脸上满是困惑和悲苦，她想直接跑进门厅，娜奥米却按住了她的肩膀，直直地注视着她。娜奥米的眼睛里似乎藏着隐情。在萨莉看来，她的眼中透露出她是一场谋杀的共犯。在这一瞬间，她们共同的不忍和一起犯下的罪行将两个人拉到了一起，近密得不再是两个分据城市和乡村的护士，而是再次成为在同一个子宫里待过的姐妹。

“你没在该我值班的时候叫醒我，”萨莉说。

“没必要了，”娜奥米解释道，她盯着妹妹，直白地说，“在那之前她就走了。”

“让我看看她。”

“我为她洗了身子，帮她收拾好了。”

“不叫上我？”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把她的睡衣和毯子烧了，所有补药都扔了，瓶子都砸碎了，尤其是索雷太太力荐的大黄煎剂。”

空气中的确残存着一丝腐臭的烟味。

娜奥米拉着妹妹的手穿过门厅，走进那间朴素的房间——姐妹俩都是母亲在那里怀上的。阴暗的黑基木走廊让两人又爱又恨，这一道道走廊似乎拉近了萨莉和家之间的距离，却成了娜奥米出走的通道。

母亲躺在房间里——脸色灰暗，衣着整齐，表情祥和——在疼痛得到释放之后，她曾经的那副女孩儿的容貌又再次显现出来。

萨莉听到自己哭喊着奔向母亲的遗体，亲吻她的脸颊。逝者的皮肤有着不同的触感，他们从痛苦中超脱，也将深情抛在了身后。她亲吻着母亲的手，手上是娜奥米为她清洗时用的香水皂的味道。这也是死亡的佐证。母亲活着的时候，身上是日常用的阳光牌肥皂味。

萨莉意识到自己跪在地上，仍旧抚摸着母亲的手，娜奥米站在她身后，俯视着她。娜奥米，她总觉得所有事都理应由她先做。萨莉不知道是该恨她，一拳打在她的眼睛上，还是在感激和惊诧中认输。她若有所思地站起来，看到皮下注射器，她们用马多克斯医生开的药片制成的吗啡溶液，以及没用完的瓶装药片（以防那位老医生要检查或是将剩余的药收回去）。

她走到梳妆台前，面对母亲那缠满了发丝的珠母梳子，被失去至亲的悲痛击溃了。她知道母亲把那支保守的粉色口红和那盒米黄色的散粉放在了哪个小抽屉里。

是的，娜奥米说，“你应该为她惨淡的脸上点妆。”

这是祈求，不是命令，萨莉着手干了起来。

她偷的那些想凑起来帮母亲结束生命的备用吗啡，本来用毛巾和床单裹着放在门厅的橱柜里。娜奥米是怎么找到的？娜奥米出于对母亲的仁慈而调配并注射的药剂，肯定已经被倒掉了，剩余的那些萨莉从麦克利医院偷来的非法药片，也已经和大黄补品一起在火中被销毁了。对萨莉来说——她正在为母亲的脸颊涂粉和胭脂——这是她和娜奥米之间不言自明的共识，昨天她们几乎像陌生人一样，但现在变了，一种新的缄默、新的亲近感加诸两人之间。

“爸爸起了吗？”萨莉问。“他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我不敢说。要不等一会儿再告诉他吧？也许可以让这个可怜的人再多休息几分钟。”

因为即使是在妻子去世的这个早上，他也需要完成挤奶的工作。

但萨莉感觉到自己很难面对他。而娜奥米——虽然曾试图摆脱家庭的压力和疾病的阴影——此时却笃定地承担起了这个重任。她远远站到床的那一端，而萨莉跪在床的这一边，为可怜的已然解脱的母亲化上符合一个卫理公会信徒身份的淡妆。

娜奥米说，我回家之前完全不知道情况这么糟糕。疼痛占据了她的整个世界，别的什么都感受不到。好了，都过去啦。

萨莉的注意力全在母亲身上。

“妈妈，你需要的东西并不难偷。我从药品记录簿中撕下了两页——以前管药品档案的护士也因为不满意一些有遗漏或书写不整洁的记录，而做过类似的删除记录的事情。为了你，我把用药记录在一张新纸上重抄了一遍，在这个或那个病人的药量中加上八分之一格令的吗啡，直到凑出额外的两格令，然后我从药柜中取出这些药，带回家给你。时间一久，没有哪个医生或护士长会记得具体给谁开了多少药。就算他们记得我也不在乎。”

她先前将药片藏在门厅柜子里的床单后面。这两格令吗啡溶解并注射到身体里之后，可以带走疾病和所有徒劳的治疗造成的伤害。这些药能渗入身体，让产生痛苦的机能停下来。而现在，已然停下来了。

在涂粉前，她亲吻了母亲的额头。艾瑞克·杜伦斯会为妻子死后美丽的容颜而惊诧的。

娜奥米坦白说，“我给了她半格令，我们亲吻对方，拉着彼此的手，虽然我必须要小心——动一下就可能令她骨折。然后她就走了。”

“你站在她身边？”萨莉问。

她们都知道护士在身旁拉着病人的手、目送病人离开这种情况有多罕见。死亡总是悄悄降临的。

“很幸运，”娜奥米语气坚定，但说话时看都没看妹妹。“很幸运，我在旁边。”

萨莉再一次为娜奥米做了那件正确的、激烈的、深情又艰难的事而震惊，那是她本想自己去做的。连在这件事上，娜奥米也不肯让自己的风头被盖过，已经进入半失控状态的萨莉想。但娜奥米会这样做是因为她发现了萨莉偷偷藏匿的药品，并主动承担起了让母亲的呼吸放缓直至消失的责任。庄严的告别和庆祝是今天的日程——妈妈自由了，离开了这个自姐妹俩降生，她似乎就从未适应过的世界。而她的女儿们则必须去适应一些新的事物——新的爱，新的恨，以及共同的羞耻感。

此时地已经硬了，马多克斯医生骑着摩托车在上午抵达。在这个对医学相当无知的小镇，人们喜欢他的善良和守时，也喜欢他身上没有某些医生那种可以像魔法师一样呼风唤雨的气场。但是医院的员工们都知道，他是个隐藏得很好的酒鬼，一些让他备受打击却难以忘怀的往事，使他堕入这步田地。虽然他只在其他小镇医生都不在时才做手术，但只要清醒，他还是比大部分乡镇外科医生的技术要好。他疏忽的是一些次要的事——比如包括死亡证明在内的文书工作。在镇里他的解决方式是，用一种见到谁都可以称兄道弟的亲和力来蒙混过关，以及在郡县里的每张病床前都呼出一口无懈可击的薄荷味的口气。

那个周六的早上，马多克斯医生将脸贴近杜伦斯太太的身体，并询问娜奥米最后一次注射的细节，以及药的剂量。他接受了她的说法，呼了一口气说，善良的女人——可怜的，善良的女人。接着他写了一份医疗证明，拿给娜奥米和萨莉看，上面写着杜伦斯太太死于癌症、肾炎和虚脱。在河谷中，马多克斯开的很多证明都写着死因是肾炎和虚脱，这是河两岸，包括内陆中那些蓝色的、林木高耸的山地等区域中最常见的诊断，伐木工人在那里扎营，如果不是树倒了砸在他们身上，就总是患肾炎和虚脱而死。若是有农民选择服毒以逃离河岸，马多克斯医生也会在他们的死亡证明上，充满同情地写下这个保留项目。

在这个死亡的早晨，马多克斯医生坐在厨房喝着萨莉沏的茶——只有沏茶的时候，她的目光才从娜奥米身上移开，和女孩们的父亲聊了一会儿，基本都是男人之间的私语，是些让人有点尴尬的陈腔滥调。父亲鼻方口大，不苟言笑，面对工人们时，他也是同样的面目。他的五官还没有因悲痛而坍塌，但似乎已然撑不了多久。

如今萨莉已经没什么理由留在麦克利河谷了，她已经比女孩们通常出嫁离家的年纪大了一岁。姐姐回悉尼上班去了。杜伦斯先生按部就班地工作，有需要时就雇佣索雷家的几个男孩。但萨莉仍觉得自己不能离开。逃离是卑鄙的。否认她所犯下的罪行、玷污母亲的精神，实在是过于轻而易举的事情。

她姐姐可以逃，因为逃离是她所擅长的，这不过是故技重施。让毫不相关的人来判定艾瑞克·杜伦斯——一个独立的男人——可以独自生活很容易，但对萨莉来说，他看起来可没有那么坚强。

乡村医院也让她不舍。母亲葬礼结束后的那个星期三，她发现一个她之前护理过、患腹膜炎的十四岁男孩在夜里去世了，她觉得她痛彻心扉地为病人流的泪水，是她欠母亲的债，也是欠河谷的债。于是她继续骑着马，更多时候乘着马车，穿着她的制服，越过宽阔的黄土路和河上破败的桥，往来于医院和位于舍伍德的家之间。她本质上就是扎根在葱绿牧场间的一部分，无法轻易拂袖离开。

在走廊里，在她该值夜班的时候，她们姐妹俩对母亲的仁慈演变成了永远无法开脱的罪行。我是因为太累了才这样做的吗？受不了白天上班、晚上陪护的日子了？护士休息的小隔间在普通病房的尽头，整个病房中所有的伤病加起来，也不及她母亲所经受的那种痛苦，萨莉失声痛哭，因为整间医院里没有哪个病人在夜间的祈求声，能比她已经过世却永难挥别的母亲在日间的祈求声更让她心碎。

在那些留意到她的人眼中，这个二十二快要二十三岁的年轻女子身上有一种哀伤的气质，有人觉得这种气质正代表了这些小镇最大的罪状：疏离、浮华。另一些人则对她表示同情。一个预备中的老处女。

节选自《火星来的女儿们》（The Daughters of Mars），

企鹅兰登出版社（Penguin Random House），2012年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因小说《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而广为人知，此书后来被改编为电影《辛德勒名单》，并获得了奥斯卡奖，成为影史经典。他也因热衷于在政治和橄榄球比赛等公共话题上发言而闻名。

他创作了超过50本小说和非虚构性文学作品，也是第一个获得布克奖的澳大利亚人。他曾两次获得澳大利亚最具分量的小说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并曾获选总理文学奖和英联邦作家奖的入围名单。他的电影剧本曾获得澳大利亚学院奖和影评人协会奖。

他的写作充满了对澳大利亚历史的热诚，尤其体现在《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这一关注澳大利亚人民的三部曲当中。最近，他和女儿麦格开始创作一部系列犯罪小说，背景也设定在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

他被誉为“澳大利亚活宝藏”，在1983年被授予澳洲勋章。

1979年，基尼利以澳大利亚政府澳中协会创始人的身份到访中国，参与创办了《中国日报》，成为最早一批与中国展开学术、文化交流的海外代表之一。

他的作品《辛德勒名单》、《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已经在中国出版，《内海的女人》（Woman of the Inner Sea）中文版也即将问世。

人能活到青少年时期真是个奇迹。

青少年能长大成人真是个奇迹。

跳棋

撰文　约翰·马斯登（John Marsden）

译者　李鹏程

［一］

好安静。我不知道几点了，也许是两三点吧。我应该已经睡了几个小时，我不太确定。

今天值班的是略萨修女和汉娜。略萨修女好像一头古铜色的大牦牛，汉娜则像一只白到发亮的蜥蜴，能迅速又安静地在宿舍里溜进溜出。平时她们俩一起值夜班的时候，基本都是坐在桌子旁窃窃私语。我虽然听不见说的是什么，但她们的轻声细语却仿佛在对歌，略萨修女的低沉、严肃，汉娜的轻松、欢快，交织在一起时，好似一首摇篮曲。

但是，现在她们却不在桌旁，可能是跟109房新来的那个在一起吧。刚到的时候，他连着大吼大叫了几个小时，不过现在他也安静了。一切突然间都安静了下来：没有呼噜声，没有吱吱呀呀的电梯声，没有跑去上厕所的声音：唰啦—唰啦—嘎吱—滴哩哩—哗啦—嘎吱—唰啦—唰啦。这是我最讨厌的声音，我宁愿听人尖叫也不想听这个。

我很开心现在自己住一间屋了。从记事起，我就一直有自己的卧室，只有在学校组织集训营时和别人一起睡过。

不对，我的意思是，和别人“同住一间屋子”。天哪，我太讨厌这种不管你说什么，听起来都好像跟性有关系的情形了。真的很讨厌。

去年在学校，我们聊到丹尼尔·莫里西时，我说，“丹尼尔好坏的，”然后唐妮亚就说，“对哦，你当然最清楚。”

我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大家嘲笑我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你会因为害怕被嘲笑，什么都不敢说了。笑本应带着爱意，像个拥抱那样把你包住，可每当被笑的对象是我时，那笑却似乎有些残忍。

不过，我比有些人好多了。比如西蒙娜，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能受得了，老是被羞辱，被每个人羞辱，有时甚至被老师羞辱。想讲个笑话，却要听我们这些残忍的嘲笑鸟告诉她我们觉得笑话怎么样；想在戏剧课上找个搭档，等着人来问，最终却只能由埃迪夫人给她安排一个，那人还翻着白眼，能躲多远是多远；我们出去郊游时，她也只能一个人坐在大巴的最前排。看到这样的西蒙娜，我总会浑身哆嗦，因为我明白，那搞不好就有可能是我啊。到底是什么让某些人不受欢迎呢？西蒙娜身上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她住在劳斯顿大街上的一栋大房子里，门前的车道上停着两辆奔驰车；她冬天去银山、夏天去普罗维登斯湾度假；她父亲经营着康威地毯和一堆其他的公司。他们四年前还靠着萨姆上将赢得了欧克斯马赛。

对吧，你还要怎么做？要有多少分才受欢迎？你需要攒多少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着西蒙娜会哆嗦。我已经算过好多次自己的分了。这些年来，我经常会望着我的朋友们好奇，萨里、佐伊、詹娜、肖恩，还有后来回美国的金，她们喜欢我什么？假如我犯个什么错，会不会就此完蛋？如果我有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家庭，如果我住在列侬街或者埃弗雷特西街，穿着Reward牌的衣服，我会不会不再是她们的朋友，而成了奥普拉脱口秀里的嘉宾？“没朋友的少女”，“所有人痛恨的少女”，“从少女王到变态王”。

人生看着真脆弱，仿佛你正走在高速公路的正中央，大卡车从两边呼啸而过，震得空气都在颤抖，把你吹得东倒西歪，你伸出胳膊来想保持平衡，却被一辆车撞到一根胳膊，让你打起转来，你踉跄几步摔倒在地，举着胳膊哭啊哭，另一辆车过来把你碾死了。你根本无处可逃。你的身体就是一堆骨头和肉，仅此而已。有太多的东西在敲你、打你、伤害你，留下一块块瘀青。

人能活到青少年时期真是个奇迹。青少年能长大成人真是个奇迹。

走廊里又传来了声音。很多人在走，在忙什么，在低声说话。我可以从门下的缝隙里看到人影迅速地走来走去。员工和病人的脚步声还是好分辨的，因为员工的走路声听起来很有目的性。

我猜他们又收了一个新病人，有时候夜里会到一些，埃斯特和艾米内就是那会儿来的。

我真希望我能睡着。我好想睡着，但我越想睡就越睡不着。我以前睡觉从来没什么问题。但最近发生了太多事儿，这只是又一件罢了。所以我有些好奇，现在是谁占据着我的身体，我心中混杂的这些情绪和想法到底是什么？现在不光是身体之外的事情在威胁着我的平衡了。各种感受在我体内如暴风雪一样在呼啸，上上下下，前后左右，互相撞在对方身上，又摔了回去，头晕目眩地抹着鼻子。我克制着它们，但我也经常会想，如果它们全逃出来会发生什么。我脑子里的“游乐园”溢到了大街上，整座城市都会被它们控制。疯狂又不顾一切的影子在城市里互相追逐。所以我把它们关在里面非常重要，但这也着实耗尽了我的全部力气。它们想要爆发出来，而我制止住它们，就等于在拯救世界。

昨天在休息室的时候，奥利弗跟我说：“也许在这儿待着，到最后会有点儿好处吧。”

“什么？”我问。

他想了好一会儿，又说：“或许我们能多了解一下自己，找到那些我们以前都没意识到自己拥有的部分。”

“但我不想找到什么新部分，”我抱怨道，“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就挺满意的。”

我当然不满意了，但是我自己不太清楚这一点：这就是差别所在。无所谓了，反正我们在这里常玩的游戏，就是假装自己以前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唯一不参与这个游戏的就是埃斯特了，艾米内有时候也不会。

走廊里的吵闹声渐渐变小、变弱了。周围现在似乎更黑、更冷了。我感觉自己记得在这里日夜经历过的每一分钟。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我只想离开这里，回家去；但有时候，我却想永远留在这里。现在这会儿，我想永远留在这里。我觉得在这里很安全。他们都认识我。我想他们也不会伤害我。我喜欢那些永远不会变化的琐碎细节，因为它们让人感到安全：到护士站领药时排着的队，在休息室里进行的乒乓球比赛，值班任务的交替轮换，甚至还有辛医生每天早上进来时那声毫无创意的招呼：“沃纳小姐今天感觉如何？”

我觉得他喜欢做我的医生。无论何时，无论是他还是我提到我父亲时，辛医生都会抬首直身，看起来事关重大的样子。这种事我都习惯了，所以很容易就会注意到。

我此刻不想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房间的墙上挂着的那幅画。喜欢它其实蛮蠢的，因为它看起来根本不像跳棋。但我假装它是，所以躺在床上欣赏它。画中的那只狗的身形只有跳棋一半大，毛是红褐色，不是黑白相间，而且它面对着壁炉，躺在一张小毯上，跳棋从来没这样过，虽然我们家也有壁炉，但从来没点着过。

在这间黑暗的屋子里，如果我盯着那幅画，然后迅速看向别处，就可以假装它看起来很像跳棋。

得到跳棋的那晚，是我人生中最完美的两个晚上之一。另一个是我十二岁生日，那晚的一切都像梦一样美好，大家都说那是他们参加过的最棒的派对。虽然只有两个完美之夜，但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如果说有什么可抱怨的，那也是那两个晚上都骗了我：完美只是装出来的。不过我有时候会觉得仍然很值，几乎吧。在那两个晚上，我觉得人生真的会自此完美起来。

爸爸没提前打招呼，就把跳棋抱回了家。那晚原本挺普通的，我正在自己房间写作业，或者确切地说，正在做一项有关艾滋病的课后作业。马克正在看《彗星队长》：我故意不关紧卧室的门，也好顺便听听。妈妈在厨房忙活。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我猜是在收拾。我们家的厨房已经是南半球最白净的厨房了，但她可不想掉以轻心，让别人把她的名头抢走。虽然我们请了一位保洁阿姨，但是哪够啊，妈妈会把瓷砖擦得像刚刷过漆一样。

我想要一条狗，并且为此央求、纠缠、折磨过每个人。马克也想要，但和我那种想要不一样。他想要是因为我想要，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养狗，是因为别的孩子都养狗。他这种充满物欲的样子，让我既害怕，又恶心。在他眼里，狗根本不是狗，只是他收集的又一样东西罢了。

不说这个了。反正我听到爸爸的车开进来的声音，比平时早了许多，而且他还把车停在了车道上。好奇怪。我透过窗户瞅了一眼。他已经从驾驶座上下来，正往门口走，只是走路的样子怪怪的，有点儿像约翰·克里斯那种步态，大步流星地走到了门口。他看起来很急切，很专注。我还以为他忘了什么东西，正在去参加什么会议的路上，只是顺便回来拿些笔记、换件衬衫或者跟妈妈说一声。我转头继续做作业，可刚写到“和朋友家人在一起，或者去临终关怀医院”时，便听到从厨房传来了兴奋的说话声。我走出去后，看到大家都在：爸爸一脸得意，抱了抱妈妈，在说着什么，妈妈也满脸笑容，看起来很满意，所以允许自己被抱着，而马克则自己抱着自己，说着“好消息，好消息，我们发大财了”。

“在庆祝什么？”我问。

“我们以后过生日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了。”马克一口气说道，速度很快，仿佛他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想要吼出来。

“当然也要合理。”妈妈连忙说了一句。

我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你的合同搞定了？”我对爸爸说。

他用力抿着嘴唇，点了点头。

“但是你不能和别人说。”马克说。

我也兴奋起来。咋说呢，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物欲的人，也很讨厌马克那副德性，但我也不是德兰修女啊。各种机遇像鲜花一样开始在我脑子里绽放，我心想，“哇，这下可了不得了”。他们都盯着我，等我的反应，我说：“哇，天哪，太棒了，爸爸，你成功了！”

“嗯哼，当然还有朋友们的帮忙。”他谦虚地说。

但我觉得他们似乎对我有些失望，仿佛我表现得不够兴奋，不够自然。于是我继续说了几句，不过我觉得有点儿说太久了。“好棒啊，爸爸，简直太棒了。你这下是传奇了。你真的做到了哎。杰克肯定高兴坏了。”

他放开妈妈，走到了冰箱旁边。“能给我们带来点儿大变化，”他说，“这下我们家在经济上就宽裕多了，我也能给你们买那些一直想给你买的东西，买那些我一直梦想我们能有的东西了。”

“我们过生日的时候，真的可以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我问。

但爸爸迟疑了一下，一只手里拿着冰块夹，一只手里拿着杯子。“哎呀，”他叫道，“我怎么给忘了！”

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到台子上，跑到了外面。我们都站到窗前，看他在外面干什么。他已经跑到了车后面，打开了后门。接着，我们看到他从里面抱出来一个大纸箱，差不多和马克的那个旧立体音箱一般大。他洋洋得意地抱着箱子，有些笨拙地走上台阶，进了家门，我们全都围过去，好奇地想看看我们的新生活已经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幸好我没把它忘在车里。”爸爸说。他把箱子放到桌上。“可怜的小家伙肯定会不高兴的。”

我听到盒子里隐约传来了沙沙声，然后意识到里面的东西是活的。我立即就明白了那是什么，一边小心翼翼地解绳子，一边尽力不让马克从我胳膊肘下面钻过来。我打开了盒子。

它就这样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跳棋。

［二］

过去几天里，这儿都快无聊死了。小组讨论时，我们似乎一直在绕圈子。我真是听烦了辛迪聊她父母离婚的事。有时候，我觉得辛迪唯一真正在乎的就是作为离婚财产清算的一部分，她父亲卖掉了他们在辛普森山的公寓。辛迪的周末滑雪之旅就像九月的雪一样化掉了。

但辛迪每天都会发表一次她的小控诉，坐在那里哭哭啼啼，然后艾米内会给她一个拥抱，玛吉会说点儿心理治疗师才会说的那种同情的话：“被抛弃的感受，是一种很让人难过的感受。”而我则翻着白眼，心里想着今天奥普拉的节目里有什么。

玛吉最新的想法是种树。她觉得做些“积极向上的事情”对我们有好处，所以自从我半夜在这个旧笔记本里写下前面那些东西之后，接下来的三个下午我们全都跑到医院的空地上种树。我觉得这倒没什么不好的；我是说，我完全同意多种树，谁会不同意啊，可问题是，我们根本没种多少。玛吉已经种了四棵，但我们才种了一棵。奥利弗和我坐在护栏上，一边抽烟，一边聊我们自己，一边玩树叶，一边看玛吉干活儿。埃斯特则在绕着“8”字走来走去，还一边哼哼。我觉得她可能是真疯了。艾米内在一边挖坑。辛迪在听她的随身听，这让玛吉很恼火。紧张、躁动、易怒的本，黝黑的脸总是望着你，似乎猜你在想什么，他从这个人走到那个人，想找个人说说话，但不到三十秒，就会被别人甩甩手赶走。小组讨论时，他抱怨说没人喜欢他，确实如此，但也没人不喜欢他啊。我们就想他哪怕能有一次可以安静地站着，正常、老实地和人说话，而不是那种：“喂，快看这块树皮，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来了吗？嗨，明天有人来看你吗，我妈妈明天来？埃斯特现在干吗呢？她会在树周围踩出一条道的，嘿，晚上你想再看一遍那个录像吗？艾米内想呢，我觉得我调查一下，让大家投个票吧，要不我去看看玛吉需不需要帮忙？回见……”

丹尼尔老是跟我们一起待着，竭力不想把手弄脏，但又想跟奥利弗套近乎。他老是缠着奥利弗。奥利弗倒不介意他，对他反而很和气，不过奥利弗本来就是个和气的家伙，对谁都很和气，或许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我喜欢丹尼尔，对他甚至有些着迷。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对自己的性向毫不掩饰的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他跟我相处得蛮不错，和所有女孩都不错。我猜他或许是觉得我们对他构不成威胁吧。但话说回来，我也不觉得他能对我们构成威胁。他在很多方面更像个女孩：我们越女孩子气，他就越喜欢。我们的衣服、化妆品，什么都能让他很激动。不过我让他蛮失望的，因为我不是很女孩：比起聊我的头发，我更愿意去打篮球。我们有时候会逗丹尼尔，或许不该这么做，但我忍不住，而且我觉得他也并不介意。实话讲，他只有我们这两个朋友。奥利弗对他蛮好的，但他们也不会跑到什么地方促膝谈心。本则一看到丹尼尔就紧张，离他还有一百米的时候，就看起来仿佛要赶紧打一针镇静剂似的，二百毫升，马上。

不说这个了。我准备要写的是跳棋，但老是走神儿。我至今还记得第一天打开盒子时的感受，心里暗暗期待会是一条狗，但又害怕失望，所以不敢太期待。我没有失望。一双明亮的眼睛，歪向一侧的大脑袋，粉色的舌头，咧着嘴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黑白相间的身体好看极了，就像我家浴室的地板瓷砖在地震后乱七八糟的样子。它的皮毛好像是乱铺出来的一样。我立即就爱上了它。它的身体看着是那么古怪，可脑袋又那么机灵，完全不像我们家附近那些杰克罗素梗、金毛和一般的贵宾犬。

它和我以为爸爸会买的那种狗也不一样。爸爸总是别人什么样，我们也要什么样，所以我们家的房子看起来完全就是那种莱特集团的财务经理会住的房子。我们家里有两辆宝马，因为以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就是会有。我们买了普雷维登斯湾的房子，是因为大家都在那儿买，而且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爸爸穿的衣服、喷的香水总是La Mer、P＆S或者Heritage，穿的是衬衫、短裤、牛仔裤还是沙滩裤都不重要，不管穿什么，总会是这些牌子中的某一个。马克和我每天吃早饭的时候，都会兴冲冲地猜测他今天会选哪个牌子。有时候，我会很希望他能去二手店或者迪迷斯折扣店买点什么——随便买什么都行，证明他不是看到朋友怎么样，或者比他更强势的人，比如杰克，告诉他怎么样，他就照做。

是的，我很少见到爸爸做什么出人意料或者与众不同的事情，那晚把跳棋抱回家，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

我把跳棋紧紧抱在怀里。它不像拉布拉多那类狗一样喜欢被人抱得很紧。我立即就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它太独立，太有自尊心了。它伸出舌头来，舔了一下我的鼻子，把妈妈吓了个半死，然后它急不可耐地朝四周扫视了一圈，好像在说：“好了，从哪边可以出去？我可要好好出去转转了。”我把它放下来时，妈妈说，“哎呀，不要放到地上。莫里，我不想让它待在家里”。跳棋立即抬起后腿，撒了一泡尿。我拍了拍它的鼻子，把它抱到了外面，好让妈妈清理一下那摊东西。跳棋鼻子上挨了一巴掌，可它好像一点儿都没方寸大乱（我喜欢这个词）。它在院子里绕着跑“之”字，就像参加十年级正装舞会的詹姆斯一样。我听到妈妈因为狗的事情吵了起来，但爸爸仍然很兴奋，哪里顾得上聊这个，根本听不进去。

马克出来找我和跳棋。“你生日的时候想要什么？”他想知道。

“我不知道。”我有点儿生气，我们生活里刚发生了这么兴奋的事，来了一只小狗哎，他竟然还有心思想那些。

“我想要辆摩托车。”他说。

“好啊，你想那就要呗。”然后我又说：“不过要摩托车干什么，这附近又没地方可骑。”

“我不在乎。可以找地方骑。反正就是想要。”

“你觉得我们应该给狗起个什么名字？”

虽然我在问他，但心里已经觉得狗是我的了。爸爸抱着箱子进门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它是我的了——而且大家似乎也明白、默认了这一点，都没说什么。我猜可能因为是我一直在求他们吧。

马克瞟了它一眼，说：“它是我见过的样子最蠢的狗了。爸爸为什么会弄这么一只回来？我想要一只红色赛特狗，像韦克菲尔德家和斯图尔特家的那种。”

“说真的，马克，为什么你老是和别人一个样？”

“为什么你老是要和别人不一样？”

“我没有。”

“好吧，那我也没和别人一样。我只是喜欢红色赛特罢了。这是犯罪吗？”

“好吧，不管怎么说，你觉得我们该叫它什么？”

“我不知道。它看起来像浴室的地板，对吧？看起来像有人把浴室的地板瓷砖都砸碎了。就叫它浴室地板吧。”

“它看起来像个棋盘。”

“好，那就叫这个。”

“棋盘？沃克利家那匹赢了各种比赛的马不就叫这个吗？什么罗森马赛。我才不要叫它这个。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学他们呢。”

“那就叫草图，或者跳棋。”

“跳棋？这个不错。我还挺喜欢的。”

我们告诉爸爸我们给狗起名叫“跳棋”后，他看起来很吃惊。

“这是在开玩笑吗？”他想知道。

我们没听懂他是什么意思。

“不是啊。你在说什么。它看起来像个棋盘啊，就这样，但我们不想叫它棋盘，因为沃克利家的马叫这个。所以我们想了想，觉得可以叫它跳棋。”

他平静了一些，看起来甚至有些被逗乐了。

“还算贴切吧。”他嘟囔了一句后，又转头去看他的《商业评论周刊》了。

为了庆祝签约成功，那天晚饭我们准备去外面吃饭。我们到杰克和露丝家时，其他人也都到了：布鲁斯和莫娜、道格和艾玛、德谟克和克里斯，还有各家的孩子。大家都和爸爸一样，兴致很高。杰克有些疯疯癫癫的，一想到他以后能赚的钱便高兴得忘乎所以。我看着他喝下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但好像根本没什么影响，他一晚上都很兴奋，但不是因为酒，就算他喝的是番茄汁，也不会安稳下来哪怕一点点。

聚会越到后来越疯狂、越闹腾。半个小时后，杰克开始拿着一把剪刀，追着其他男人满屋子跑。每抓住一个人，就会在他领带打结处下方一厘米的地方剪断它。最便宜的领带也要一百五十块钱，可他们都觉得那是年度最好的玩笑。

原来的计划是去饭店吃，但德谟克说服了杰克，因为他们签约成功这事得先保密。德谟克说，要是我们大吵大闹地跑到地区餐厅去，嘻嘻哈哈庆祝一番，明天就得上报纸头条了。不管醉没醉，杰克至少还算聪明，能听懂这一点。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我们一群孩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说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这比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还要严重。我最讨厌杰克这么跟我们说话了，我也很讨厌其他家长，就那么站在那儿，容忍他教训我们。我们都知道杰克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但我不想被不断提醒这一点。

不过，没出去吃饭，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那天带了跳棋，一直在担心怎么把它顺进饭店里。杰克给一家披萨店打电话，可是都没问大家想吃什么就点了，叫来的披萨都够我们这群人吃两顿了。“跳棋有口福了。”我心想。我们几个孩子到了台球房，玩了会儿台球，看了看电视，并且互相吹嘘着自己有多酷。

但没一会儿我就厌烦了，只好开始和跳棋玩。那些孩子里我没一个喜欢的，他们聊的东西太夸张，太讨厌，简直让人作呕。后来，我坐在屋子的一角睡着了，跳棋在一边吮我的手指。其他孩子在打打闹闹，讲各种可悲的笑话，往对方身上扔披萨，还大声尖叫，而大人们吼来吼去，嘻嘻哈哈地大笑，在屋子另一头呼应他们。

现在再读这些，我觉得这听起来好糟糕：我听起来好糟糕，像是个老古董。我不想像个老古董，但或许我就是吧。不过现在在医院里，是个老古董也没多大关系了。因为这里没多少我们这样的青少年，所以我们对彼此要比在学校时好多了。拿本来说，他在南半球的任何一所学校，肯定都会受欺负。他的脑袋跟虾头似的，太显眼了，隔着一百米你就能发现他。但我们对他蛮好的，他要是能老实站一会儿的话，我们还会跟他聊天，没人太欺负他，只是他不是这么想的罢了。

今晚我终于有点儿累了，或许是因为跟玛吉在外面呼吸了些新鲜空气。不过我觉得我应该能睡着一会儿了。无论如何，试试吧。

［三］

我觉得跳棋想念它妈妈。它虽然已经不小了，但我感觉它仍然需要依偎在妈妈温暖的肚子上，用它软软的头拱妈妈的肚子。我把它放在了洗衣房的一个纸箱里，里面垫着从日用织品柜里偷来的几条毛巾。妈妈和爸爸已经睡觉了。爸爸喝多了觉得恶心，妈妈则第一次显得相当靠不住。我们打了一辆车回家，一路上都好危险，因为爸爸醉醺醺的，嘟嘟囔囔不停说合同的事，马克和我，甚至还有妈妈想尽了办法让他住嘴。我不太确定出租车司机对金融业了解多少，但我们从嚼磨牙棒、玩橡皮泥的年纪开始，就一直被灌输着这样的观念：我们绝对不能在家之外聊任何事，绝对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杰克的训话。

在出租车里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爸爸再次聊到生日礼物。

“你想要什么？”他一直在用苍老又悲伤的声音问我，仿佛他正躺在病床上，就要死了。“你需要什么？快点儿，说吧，随便说。”

我试着牵着他鼻子走。

“每门课都得优。”

“别啦，快点儿，不要开玩笑。你老是喜欢开玩笑。说说你真正想要的。快点儿。”

“可以信任的朋友。”

“少来了，你有朋友啊，对吧？不会没有吧，说你有朋友。我希望你有朋友。”

想到出租车司机听到这些时，我简直尴尬死了。

“是的，爸爸，我有很多朋友。”

“那就好。有很多朋友很好。我希望你有朋友。”

“好，那我告诉你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是钱可以买到的那种。”

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像马克那么物欲，但我也不傻。如果有人提出要给我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不会告诉他一边儿去。

“说吧，说吧，告诉爸爸你想要什么。”

“我想咱们在乡下有一座农场，周末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可以去。”

“对啊，”马克突然精神一振，说道，“我可以在那儿骑我的摩托车。”然后他转念一想，又说：“不过别每个周末。我可不想每个周末都去。”

虽然爸爸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还是有些好奇，想看看他会做何反应。他努力想说点什么，但直到出租车停在我们家前门时，他说出来的也只是个“呃”。

他把这个字重复了十遍。

他和妈妈跌跌撞撞，打着嗝，一路骂着回到他们的卧室，马克回了他的房间，我把跳棋放回洗衣房后，也回到自己的屋子。没了妈妈的跳棋，一直在可怜地叫。我躺在床上，一点儿睡意都没有，或许是因为我已经在杰克家的台球房里睡过一个小时了。跳棋的惨叫听起来就像牙疼导致的。我听了半个小时，等着它停下来，但它似乎准备一直叫下去。到后来我实在忍不了了，便从床上爬起来，轻手轻脚地去了洗衣房。我打开门后，跳棋高兴得好像疯了似的。这是它第一次在见到我时表现出这样纯粹的快乐。说起来，这也是任何人或动物第一次在见到我时表现出如此纯粹的快乐。

我把它抱回我的床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自此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和它一起睡。刚开始时我还是偷偷把它抱进来，但吵了几次后，妈妈最终被我磨到只好投降。跳棋会睡在床的一个角上，但随着夜越来越深，它会不断扭动身子离我越来越近。我不得不养成蜷着腿睡觉的习惯。可到半夜时，它总会挪到床中间，我醒来时全身冰冷、缩成一团，只好把它往床尾推。但它太重了，我根本推不动，而且它还很不配合，有时候显得特别不高兴。推它简直就像在推一具死尸。

我现在好想它。我躺在这张床上，孤单得要命。或许有自己的房间也没那么好。奥利弗周末有休假许可，所以回家了，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整个地方荒凉了一半。本倒是在，可他成天和那些老年人聊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耐心忍受他。辛迪也在，但她就知道看电视，做别人的梦。再有就是埃斯特了，但她现在刚吃了药，估计晕晕乎乎都飘到喜马拉雅山上去了，而且还在继续飘。

所以我的时间都花在了闲逛、干坐和瞎看上，而且还抽了太多的烟。我真希望自己现在的脑子能清醒些。我的脑子想到点什么，就会一直反复去想，扯烂了、撕碎了去想，一直到我觉得自己会跟埃斯特一样疯掉才肯罢休。我想的事并不总是真正发生过的那些，有时候是我希望或担心已经发生了的。今晚，在我开始写下这些前，我想的是和杰克对质的情景。太真实了，简直跃然眼前：我看到了他鼻子周围的血管，还看到了他透明的蓝眼睛里的怒火。

我正坐在塞巴斯蒂安店外面的一张铁桌子旁喝热巧克力，他突然出现了，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我的脸唰地红了，但我没说话。

“嗯，小姑娘，”他说，“我希望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满意了。”

我还是没说话。

“还是说，你觉得自己还能再造成点儿伤害？毁掉更多人？”

“不是我的错。”我说。

“哦？这理论有意思。你不是六岁小孩了，你知道吧，你得对你说的话、做的事负责。你或许喜欢装小孩，但我可有新闻要告诉你——你不是。”

“这不是什么新闻。”

“你也不是弱智吧。至少我觉得你不是。或许我想错了。”

沉默。

“我说错了吗？你是弱智吗？”

“没人再说‘弱智’这个词了。”

“哟，那对不起了。我政治不够正确，是这问题吗？好，那我就跟你讲讲，小姑娘，我从来都没有政治正确过。我要是一直担心这种屁事儿，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是啊，看看你今天成啥样儿了。”

“要不是因为你，根本不会出问题。”

“问题在我出现之前就有了。”

突然间，根据我的胡思乱想，我会腾地站起来，大叫着：“为什么你不能放过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也拖进去？你这个垃圾、废物，我恨死你了，你给我滚！一切，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你懂吗？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

太真实了，我浑身都在颤抖。当然，这一切根本没发生，但是在辛迪盯着电视看的那几个小时里，我却在自己的脑子里看这部电影，翻来覆去地放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对话每次都会发生点变化，因为我在试着搜刮些更有力、更有效的话来对他讲。

事实上，这些年里，我还真和他在塞巴斯蒂安的店里喝过几次热巧克力。露丝每周六都会去莱尔大街购物，杰克有时候会陪她。但他很快就没了兴致，开始寻找说话对象，好打发时间。有三四次，我就是那个人。我很喜欢那种感觉，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扭头看，人们会假装没注意到，他就坐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和我一个人坐着时相比，这会儿服务生的动作会更快、更流畅、更油滑。在这些场合里，我充分利用着杰克的权势，也多少明白了一些，为什么父亲会那么唯他马首是瞻。不过我还是痛恨他们：恨杰克能让父亲这样，恨父亲能容忍这种事。

现在我写下这些时，心里平静了一点。这样很好。在电视室的时候，我完全慌了神，特别怕医护人员发现我。我不想他们又给我加药。虽然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努力好起来，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没机会了，我只会像埃斯特一样，变成一只昏昏欲睡的考拉，就好像在动物园一样，目光呆滞地盯着人们，坐在桉树顶上，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桉树叶子。

我想休息一会儿，便从床上下来，走到了窗前。虽然从这儿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喜欢。在夜里时，我会想象外面有一片海，在这座楼和一百米外的马路之间，是一座座小岛，十几座由探照灯制造的小岛。那些灯非常亮，你甚至可以看到每一片草叶，在强光中看起来干瘪瘪的，毫无生气。但在一团团的光晕之外，却是大片的黑色，仿佛一片海洋，幽深又充满了秘密。走到路上，啊，走到路上，走到那条充满生机的生活之路上，呼啸而过的车辆，忙着过日子的人们……那就是我们的目标，那种我们曾经轻轻松松、毫不费力就可以过上的生活。我们像呼吸那样自然地活着——吸、呼、吸——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我们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变得如此艰难，连走的每一步路，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得认真去想。对我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是无意识的，一切都要有意识地去做。

有些东西，你一旦失去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纯真是一样，爱情是另一样。我猜童年是第三样吧。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把它们都失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替换它们，也不知道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替换它们。

……

节选自《跳棋》（Checkers），美国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96年

约翰·马斯登（John Marsden）被称为“澳大利亚的少年小说之王”，他已经创作了四十余本书，其中多数以青少年为定位目标，全球总销售达到五百万本。他也就其他主题进行创作，比如男性、育儿或写作技巧，还编纂过一部诗集。最新的作品《南方之暗》（South of Darkness），是一部关于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小说。

离开学校后，马斯登靠打零工过活。二十八岁时，他参加了一个教育课程并从此转行。2006年，他在维多利亚地区一所学校担任校长。教学工作促进了他对写作的热爱，他在198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从那时起，他那些以压抑、孤立和成长为主题的书深深打动了全球的青少年，其中“明天系列”获得了巨大成功，书中描写了一个勇敢的澳大利亚剧团，他将过时的冒险题材带回到少年小说中，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在2010年被改编成电影。

马斯登的作品赢得过许多奖项，包括儿童图书委员会的年度最佳图书（Children’s Book of the Year Award）、维多利亚总理奖（Victoriau Premier’s Literavy Award）和美国的克里斯托弗奖章（Christopher Award）。

他有大量作品都已在中国出版，包括《当战争来临时》（Tomorrow, When the War Began）、《死亡的夜晚》（The Dead of the Night）、《令人窒息的严寒》（A Killing Frost）、《黑暗成为我的朋友》（Darkness, Be My Friend）、《复仇的怒火》（Burning for Revenge）、《追寻之夜》（The Night is for Hunting）、《陌生的笔友: 心灵的笔录》（Letters from the Inside）。

影像

大雨将至

布朗温·班克罗夫特（Bronwyn Bancroft）是在澳大利亚广受认可的艺术家、设计师。她的绘画作品用独特的感知、活力与能量探索着澳大利亚自然风光中的美感，以及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干净的线条、简明的色彩和鲜明的本土气息为特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她完成了三十部儿童图书的创作与配图，同时也创作了大量大尺幅的公共艺术品、私人艺术委约和时装系列。作品在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被广泛收藏，并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美国、法国和德国举办过艺术展览。1994年，她作为澳大利亚的候选人，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斯拉杰克济慈（Ezra Jack Keats Book Award）国际奖卓越儿童图书奖的评选。

班克里夫特也致力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以及艺术家权利保护，一度在澳洲国立美术馆和全国本土艺术保护协会等多个全国性的机构中保持活跃，目前任职于卜马里本土艺术家合作机构（Boomalli Aboriginal Artists Co-operative）、版权代理有限公司（Copyright Agency Ltd.）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经验指导机构（Australian Indigenous Mentoring Experience）董事会。

她的绘本《大雨将至》（Big Rain Coming）中文版即将在2017年5月出版。

摄影/ Sharon Hickey

雄狮镇树屋|Lionsville Livin

布面丙烯|acrylic on canvas
300×200cm
2015

家|Home

布面丙烯|acrylic on canvas
190×190cm
2017

光之射线|Little Ray Of Sunshine

布面丙烯|acrylic on canvas
150×120cm
2006

夜晚的脉搏 |Night Pulse

布面丙烯|acrylic on canvas
150×150cm
2006

尚未讲述的故事 |Untold Stories

布面丙烯|acrylic on canvas
120×100cm
2012

Washpool国家公园的日暮 |Washpool Sunset

布面丙烯|acrylic on canvas
150×150cm
2006

访谈

人类，可能正面临危机或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段，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整体地安度这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我说极为艰难的时候，我已经选用了我能想到的最温和的修辞。

戴锦华专访 置死地而后生？

采访、撰文　吴琦

拒绝偶像，是我从大学阶段开始的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同学、访客身上都带着太多光环，要么是某个领域的泰斗，要么在成为泰斗的路上，我刚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备受震创，好像必须通过这种拒绝，来筛选周围的声音， 重新建立自我。也是一种傲气吧。来自这所学校的基因，也来自自己的年轻，以为狂热地追捧任何人都是一种愚蠢的、丧失自我的表现。

那时电视娱乐业刚刚兴起，新的偶像横空出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被制造出来。李宇春出现在《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被视为中国转型的符号，很快也来到我们的校园。媒体还在争论娱乐明星进入最高学府的合理性，学生们已经把她团团围住，和他们欢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大学者来访时差不多热情。

我也在那些欢迎的人群里，但心里仍暗自努力，拒绝那些受到拥戴的声音。

这种努力最终在戴锦华面前宣告失败。在知识的场域，她也是明星。在课堂或任何公开活动的现场，她像一颗轰鸣的行星，用语言和修辞制造出强大的重力，学生和听众围在她身边，向她提问，陪她抽烟，汇成一段小小的银河系。与此同时，她保持着女性的魅力，配合高大的身材，穿及脚的长风衣、戴庄重的饰品，有时我会盯着看好一会儿——她是多么懂得打扮自己。除了最受欢迎的电影课，她也讲别的，比如当时正在进行的全球六〇年代研究，一段巨大的“青春期”叙事。切·格瓦拉（Che Guevara）、蒙面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那些“行不可能之事”的“现实主义者”，曾是她的偶像，那一刻又通过她，把新的年轻的听者和全世界的贫穷与不公联系在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戴老师身上获得自己求知和审美的尺度，在阅读中操练她的理论方法，像她在毕业典礼上说的那样去生活——“探索生命的极限”。21世纪最初的几年，变化还没有这么急切，乌托邦还响着回声，追逐某种形而上的理念，似乎还有可能。理想主义还没有变成一个坏词。在这个意义上，我拥有了我的榜样。“她”标示出一个可能的现实位置，同时超越了世俗化的价值系统，忠于那些日益艰难的公共道德和逐渐退场的人类理想。

随后几年，在资本与技术的推动下，变化陡然加剧，20世纪被迅速抛弃，携带着那些富有总体性、先锋精神和血腥的偶像们，成为过时的遗产，成为封死的雕塑。而“自我”被实现出来，个人欲望成为最大的正义，每个人都开始展示自己。精英的特权在名义上陨落了——尽管实际上权力转交给了另一部分精英，偶像的意义也被改写，他们仅仅作为个人的延伸，成为彻底的被观看和模仿的对象。世界像一座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动物园。

和这个过程（大众与精英失联）同步发生的是，我们的想象和实践也失联了。我们的言语求美，行动失真，我们批判别人，纵容自己，我们不断索取，拒绝牺牲，我们惯于存异，放弃共识。我们任由潮流冲刷我们，还要向它送上光滑的右脸。这也是20世纪的债务吧。现代主义以来的理论工作高度抽象化、隐喻化，让生活与艺术分开，最终丢失了生活。在六〇年代世界性的反叛运动中，人们也是因为局部社会的激进，忽视了生活本身强大的保守的惯性。

戴锦华的轨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进行政治经济学转型未果之后，她又回到了文化的战场。在她结束了自己寻访第三世界的全球旅行之后，她开始接受大众媒体采访，频繁公共发言。她的个人选择，再一次呼应了世界的结构，在知识濒临失效的时刻，对行动的呼唤是空前的。尽管此时，任何关于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都会和当下简单粗暴的生存法则产生伦理上的冲突，我走出校园之后的社会经验，已经在理念之田投掷下许多怀疑。

理想还可能吗？寻找反叛和另类力量的努力失败了吗？人性有什么新的含义？共同体呢？现代性的历史已经走了自身的极限？还有什么新的思想资源？而作为个体，人生的极限又在哪里？是爱吗？还是革命？新的历史主体在哪里？

于是这次访谈才得以成立。放下对偶像的凝视，相信她也与我们同在困惑中，同时继续寻找火把，等待走出洞穴。她重新讲起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因为工作关系，我曾翻译过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一篇小文，记述他去拜访马科斯的经历，他在文中写到萨帕塔的主张，“只有对强者而言，历史才是线性上升的，他们在当下总是处于巅峰。而对于底层来说，历史只能在回溯过去和想象未来之间才能被解答，从而创造出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至今在我们上空盘旋。伯格撰文之时，抵抗运动就已在危机之中，而戴老师告诉我，运动最后没有毁于政府军的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是毁于政府对周边区域都给予经济援助，任它自生自灭。那些试图重新联结大众与精英、把理念付诸实践的行动，都逐渐偃旗息鼓，在新世纪的狂啸中画上句点。

戴锦华的办公室在一片如同困局的建筑之中，像在层峦的世界历史中搭出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她拒绝对世界做出即刻的悲观判断，但近来的变化让她第一次失去了对世界的把握感，也第一次接受“代沟”的存在。这位20世纪的信使，作为斗士的偶像，或者说作为偶像的斗士，无奈而深情地，选择留在自己的世界。而她从各个层面展开的怀疑、辨析和警醒，都预示着，如果真正的变化到来，那将是整个认知范式和历史结构的彻底转型。

我们聊了许久，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她一直添茶、抽烟，直到燕园的夜色在她身后渐渐弱下。烟雾和微光在屋子里盘旋，后来我已几乎看不清她的脸。而窗外黄昏凛然而至，仿佛还差那么一点，就要倾覆一切了。

那个时代在他们离去之前已然落幕了

单读：2016年，我们一直在送别上个世纪的老人，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陈映真、约翰·伯格、鲍曼（Zygmunt Bauman）等等，制造出一种终结的感觉、或者幻觉，背后好像是一场整体性的对20世纪的告别。20世纪也一直是您研究中最重要的坐标之一，这些人物的去世，给您带来了怎样的震动？

戴锦华：坦率地说，痛，却不是震动——是我开始变迟钝了吧，毕竟我已经开始送别同代人。而对我自己，大概是五十岁时给自己定了个命题：学会迎接死亡。最早在村上春树的书中读到，不需要太年长，你就应该转换频道，开始学习迎接死亡。因为死亡是一件很难学习的事情，尤其是自己的死亡，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于我不再是一个突兀的题目。

但如此多特别的、在20世纪独具意义的人物相继离世，的确令人唏嘘，但我个人并没有体验到强烈的震撼感。至少你刚才提到的几位，卡斯特罗、陈映真和伯格，可能也包括鲍曼，他们的离去并非昔日那个大时代的落幕，那个时代在他们离去之前已然落幕了。他们死在自己时代的终结之后，而他们呼唤的未来，尚在远方。卡斯特罗、约翰·伯格和陈映真，他们都曾在20世纪，也在我的个人生命中占据过特殊的位置，但他们的死对我构成的不是直接的冲击，而是追忆，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哀悼回声。我不是在说他们符号学的死亡先于生物学的死亡，而是相反，他们曾携带的符号学意义即使作为幽灵，也终将回返。他们在有生之年，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们身后，仍对今日主流社会传递着某种无名的威胁，但他们创造与标识的时代已消逝，或者说，早已遭到宣判甚至葬埋。

因为关注他们的死讯，也间接地关注了世界的反应。哀悼者满怀悲情，哀悼中充满了某种无力的愤懑，而欢呼者则集体表达了对历史或现实的浅薄无知，他们中的多数事实上并不真的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他们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他们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基本上是在20世纪最后胜利者的宣判书上获知这些名字的，是以宣判那个时代的立场来认知这些人物的。因此，我是这样理解你的问题：我们如何记忆20世纪、如何记忆20世纪，始终是一个如何理解和想象21世纪？如何在21世纪生活和行动的问题。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命题，也是我们当下的命题，进而是一个未来的命题。

单读：在您的划分中，对于20世纪的宣判，是在何时完成的？

戴锦华：20世纪是个“短世纪”。因为19世纪绵延不休，“侵占”了20世纪最初的十年，而作为一个特殊的世纪、“极端的年代”，20世纪伴随1989—1990年冷战终结，已然落幕。我可以知道宣判何时开始：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围绕反战的全球社会运动退潮，宣判已在酝酿之中。而1980年，里根、撒切尔开启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审判已然开始。何时完成？我不以为它们真的可以“完成”，仍在进行中……对于20世纪后半叶至今，我自己大致有一个分类法：分为“冷战”、“后冷战”和“后冷战之后”三个时期。

冷战和后冷战的区隔，并不绝对以全球冷战终结——也就是以1989年、1990年作为节点，比如对中国来说，我们实际上率先开启了后冷战时代，从改革开放开始，甚至再夸张一点，从1973年便已然开启——我个人认为，“文革”终了于1973年，伴随中美联合声明发表而来的是事实上的“改革开放”：引进设备，整个中国社会开始秩序重建，各种“砸碎”、停滞的机器再次启动：大学局部恢复招生、各类期刊复刊、电影恢复生产……而1991年全球冷战终结后，中国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处于“全球后冷战的冷战情境”之中。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特征是意识形态对抗，而后冷战的社会文化特征，并非是这类意识形态对抗的消解，而是某种强化，通过审判失败者，令胜利者的意识形态获得普世价值。这才是所谓宣判20世纪的高潮。对我，后冷战时代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整个世界沿着冷战的地缘政治边境重绘地图，一是胜利者在将失败者妖魔化的同时，瓜分战利品。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苏联解体——苏联成了“地图上消失的名字”，另一边则是欧洲的弥合与欧盟的出现。而欧盟的出现，准确地说是欧元的发行，同时意味着欧美之间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同盟关系开始出现裂隙。

而“后冷战之后”，整个冷战地缘政治格局完全改观，世界基本上是在金融资本的秩序之下重组，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变数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中美开始形成某种新的制衡关系，以及金融海啸的发生，不期然使得刚刚弥合的欧洲又开始呈现破裂趋势。“后冷战之后”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全球化”不再是一个修辞，它在金融资本和新技术的意义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整合在一起，此时，资本主义不再具有它的外部，而在资本主义内部，也不再有值得关注的差异。这种局面是在五百年的现代历史当中前所未有的，“后冷战之后”改变了思考世界和思考中国的基本坐标。

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卡斯特罗、约翰·伯格基本上是冷战时代产生的标识性人物，而他们代表的却是一些冷战结构无法阐释的意义，比如古巴，它代表了一种苏联模式之外、亦不同于中国模式的可能性。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是所谓“20世纪的骑士”，象征着一种奇迹、精神、理想，或者说传奇。约翰·伯格是非常典型的新左派美术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新左派原本就是冷战结构当中的第三种力量，他们曾经在冷战的整体结构之下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和希望。但很有意思的是，冷战结构中的第三种力量，事实上也随着冷战终结的同时丧失了活力，你不得不正视，这第三种力量正是依托冷战政治结构才获得了力量和意义。

陈映真作为一位左翼作家，作为一位在台湾“白色恐怖”之下的左翼思想家，也是原初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挺身抗暴的人。陈映真不论是作为左翼还是作为统派，很快遭到边缘化。这当然联系着中国经历的错位的后冷战境况。陈映真的角色和位置，也是被这一特定参数所限定。他在北京离世，本身就含有痛楚、辛酸的味道在其中。

联系着20世纪讨论鲍曼，对我来说，重要的参数是大屠杀、法西斯主义，以及相关论述在整个冷战结构当中的位置。犹太大屠杀的符号化，恐怕要有另外一个庞大的思想、学术脉络，但显而易见，今天关于犹太大屠杀的议题日渐固化，也日渐淡化。说“固化”是因为大屠杀被锁定为犹太大屠杀/种族灭绝。事实上，纳粹集中营的一千一百余万的死难者中，有六百万犹太人，而三百万苏军战俘、数百万欧洲共产党人（包括西班牙内战流亡的共和党人）、反法西斯战士、同性恋者、吉普赛人……他们都淡去了，不再被提及、被讨论。这一事实联系着一个关于20世纪的、非常重要的线索，即在20世纪前半叶，一战到二战之间，包括其后，最重要的世界性冲突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抗。抹除这一历史线索，也就成就了关于冷战时期“自由世界”的经典表述——将法西斯主义表述为20世纪的灾难之因——这一判断在后冷战阶段成为世界性“知识”。而今天，犹太大屠杀则为诸如巴以问题、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等问题所浸染，其自身的色彩愈加含糊。否则很难去想象《朗读者》（The Reader）、《帝国的崩塌》（The Fall of the Empire）这类的影片可以全球热映，而几乎未看到抵抗。如果说，仅讨论大屠杀，那么鲍曼及其论述似乎已属于过去，但如果认真回溯他的命题与论述起点：“现代性与大屠杀”，再联系他在中文世界引发关注的另一组命题：“工作、消费、新穷人”、“流动的世界”，那么他不仅属于当下，也属于未来。因为今天世界最突出的问题，正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盛行，以及与其相隔一步之遥的法西斯主义的复活。而这背后，正是全球性的急剧的阶级分化与固化。当特朗普的当选更新了右翼民粹领袖的名单，我们只能说，鲍曼的命题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急迫的。因此，重复我的观察：近期离开我们的20世纪的思想者与行动者，在其死亡之前便已遭宣判；而另一边，与他们的死讯相伴随的那种无知、轻薄的态度，本身已是清晰的现实预警。

单读：相比起冷战到后冷战的变化，“后冷战之后”这个阶段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都异常快速的过程，这可能也是我刚才说到那种震惊的来源之一。突然之间，此前的问题都失效了，都被刷新，被忘记。这种加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戴锦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最大的结构性因素。另外便是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后冷战之后”，全球的非政治化过程，也被称为“后意识形态时代”，同时伴随着两件事，一是快速发生并且完成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全社会的上升空间整体封闭，而全球性的流动重合含混了阶级与种族的议题；一是社会整体性地丧失了反抗、变革的动力。非常有意思的是，二战结束后，在西方世界内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也日渐壮大。今天，资本主义陷于低迷，世界整体抗衡性的力量也大幅丧失活力。

也许这是一个遇强则强的结构。二战后世界的动荡和革命活力，不仅源自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给出了反抗与争取变革的社会空间和可能，也是在于那时的全球反抗在结构上依托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随着20世纪的终结，西方阵营不战而胜，人类经历了一次践行理想的大挫败。用德国导演施隆道夫（Volker Schlöndorff）的说法，冷战终结，失败的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也是全球的抗衡力量或另类梦想。没有了阻力，资本的轮盘才旋转得如此高速，而被抛出轮盘的人们寂寂无声。

另一个原因是新媒体。这无疑是这时期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问题是它完全为资本养育、为资本掌控，天然亲资本。于是，资本无国界、甚至是跨国界流动，同时携带着由它形构并不断变幻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内容。它在迅速地冲毁、重绘、变形的同时，封闭了抵抗或反思的可能。因此，这轮技术革命快速重塑世界，“全然未经讨论，几乎未遭抵抗”。陡然获得了“自由”与“自足”的宅男宅女们，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被绑缚在或自我绑缚在空前巨大的全球系统与网络之上——尽管人们未必不知道，这系统是何其脆弱而且充满漏洞。当然这其中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但资本巨大的甚至无需人格化的力量的君临，让任何另类的出路与选择都无处可寻，这无疑是其主要动因。

我们丧失了对当下世界的把握感

单读：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就像您说的“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变局”，您个人是怎么来应对的？表现在社会情绪上，我们会发现普遍蔓延的是种种焦虑、无助和虚无。

戴锦华：可以说我没有在情绪层面上受到冲击，没有感受到个人情绪的低落或无力。尽管近二十年来，“愁城困守”是某种左派的自况，“忧郁症”正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精神）病。这二十年来，尽管经历震荡，经历精神危机甚至崩溃，经历寻找新知识、新思想的挫败，但我一直在尝试更积极的生命态度：我做，我心安。但近年来，我开始体验着一种新的紧张，最强烈的感觉是，对当下、对世界，我们丧失了清晰的把握感。我当然不是在奢谈或相信自己可以在思想上把握世界格局，但此前，我会阶段性地获得一种把握感，我会尝试建立自己思考的参数和坐标，形成自己的理解和预期。今天，这种清晰的丧失了把握感的认知，不是焦虑，而是不安。

迄今为止，人们仍习惯于参照既有的历史来定位今天的现实，殊不知，一个如此真切的全球化的现实，一个不再有其外部的世界结构，是没有任何先例可援引、可参照的。既有的坐标与参照大都老旧或失效。在没有坐标的图纸上，我们是否仍有可能形绘、思考我们的世界？在这份不安深处，我无法肯定，自己所谓“丧失把握感”是否包含着某种自欺——是“没有把握”？还是希望暂时搁置或者延宕自己的忧虑和警觉？我希望自己是“没有把握”，而不是即刻对世界做出某种整体悲观的判断——是悲观的判断，而不是悲观的情绪。某种渐渐清晰的认知不断扰动我：我们——整个世界，夸张点说是整个人类，可能正面临危机或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段，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整体地安度这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我说极为艰难的时候，我已经选用了我能想到的最温和的修辞。

最近我会比较多地谈未来，谈技术，谈媒体。对我，这是尝试直面的方式，而不是继续规避。的确，新技术革命以鲜见的强度、深度在改变着人和人类社会。很久了，我们不再将人类作为一个社群谈论，而不仅是一个种群。因为，今天我们的很多变化已然跨过了临界点，关系着人类整体：核能源、人工智能、器官移植、人工器官或“上传大脑”。赛博格（Cyborg）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想象，VR应用带来的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庄生梦蝶，而是真与假界限的融化……那么，何谓人？何谓人类？还是“美丽新世界”式的、被生物技术固化的阿尔法、贝塔、伽马？或是生命常驻、青春永在的赛博格与肉体凡胎、速生速死的“普通人”？也是在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难以谈论“人类”。

尽管在全球化的现实中一切息息相关，尽管在紧密的链条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当绑缚在全球化系统中的人们，已经分化到了如此程度，我几乎很难想象不同阶序上的人们能有共鸣、同感或同理心。我总喜欢举这个例子：为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链所串联起的非洲矿场中的奴工、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全球苹果手机最新型号的消费者，他们之间是否可能相互认同？更可悲的是，也许，非洲奴工最高的梦想是成为中国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富士康的工人最高的梦想是跻身中产阶级、购买最新型号的iPhone；而苹果手机的使用者，事实上可能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不同的阶序上，大家都处在某种困境或者绝望当中，但似乎大家只能将希望的目光朝向上一个阶序，向上的阶梯已不再为他们打开。最近我谈得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郭台铭、马云联手斥资研发自动化机器人，其中一部机器人Pepper（胡椒）即将投入市场，继而是富士康一次性裁员六万，富士康青年工人连环跳的难题一劳永逸地获得了解决。但从非人的流水线上“解放”出来的工人会到哪里去？社会安置、吸纳他们的空间在哪里？当新一轮全面自动化的技术进步开始，如何安置过剩劳动力？效率和效益进一步的增长是否注定伴随着新的、向下的排斥？依照“老人—穷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残疾人”或任何一种强势—弱势的阶序依次排除？在穷人的问题之外，可能是日渐严重的弃民问题。不仅关于富士康，也关于全世界。在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冲击，已大规模地波及白领阶层。

有趣的是，这一话题在中国却始终围绕着棋类比赛展开，从年初的AlphaGo横扫国际象棋高手，到年末的AlphaGo化名Master“碾压”围棋冠军，但真实的问题远不只发生在这个层面上。2016年，作为媒体所谓的“人工智能元年”，这一年远不只有“人脑/机器脑”的比拼，更有对全球产业结构、劳动的位置、就业市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我曾以“未来已至”为题做过演讲，谈的正是在很多意义上，我们已生活在科幻小说所想象的未来当中。然而，当我们欢呼想象变为现实的时候，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20世纪的科幻写作大多不出两种惯例：一是，高科技的未来，在科幻作家的笔下是梦魇，他们的未来图景同时是文明预警；另外一种所谓乐观的技术笃信者，其叙事也大都包含着一个必要的预设：从今天到未来，人类难逃一场甚至不止一场大劫难，在那之后，人类才可能重建新文明。其中最典型的解决方案无外乎现代主义逻辑的延伸：星际殖民主义、开发外太空、星际移民等等，即使在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开启的类似叙事中，地球大劫难也成为不可回避的段落，尽管类似叙事为现代资本主义赢回了它在地球上已然穷尽的、无穷的外部。

我在讨论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参数在于我们还有没有未来。我们正面临着新的“逐鹿环球”的世界格局，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危机，明确昭示着能源危机与核能隐患的深度，朝鲜半岛的紧张再度提示着战争甚至是核战的威胁……如果这有危言耸听之嫌，退后一步，看看我们今天切近的现实——一边是严峻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一边是新技术革命的自动化、智能化过程，急剧地形成并扩大了结构性的弃民群体，它使得这一全球性的问题再次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在今天世界的基本政治结构下，类似矛盾无从解决，甚至没有人尝试正视或解决。这便是右翼民粹主义开始逐步蔓延的原因，因为一种暴力性、排斥性的社会动员结构是很容易形成的。而右翼民粹主义离法西斯主义仅有一步之遥。希望这一次，我们怀抱的仅仅是忧患，我强烈地希望我的感知系统出错，我希望在今天的世界上已有不一样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形成，已有别样的可能性在准备和实践之中，我将满怀欣喜地拥抱任何一种否定和笑骂。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极为强烈地寄希望于我们自己能够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包括20世纪的历史当中，发现某种别样的思路，最好是获得别样的资源，以便我们去尝试引领或者开启别样的道路，尝试去化解灾难，将其延宕，无限期地延宕。不错，这是一种“悲观”的判断，但我的“乐观”在于我强烈地渴望去战胜它，否定它。我想，这不是我在无病呻吟。早在1993年，乐黛云老师举办“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国际研讨会，我最心仪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也是最近离开了我们）出席会议，应邀闭幕致辞。我记得很清楚，演讲是这样结束的，他说，“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弄错了，他们以为发生的是全球移民，但事实上，这是个大迁徙的时代，它正引发着人类未曾遭遇的问题。天下大乱了，朋友们，这是我从欧洲带给你们的消息”。

单读：这个故事您在课堂上也讲过。

戴锦华：是啊。最近再次忆起，是因为在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一位我最喜爱的美国科幻小说女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被严肃文学界接受的科幻作家——的获奖仪式上再次听到了这个“坏消息”。还记得是尼尔·盖曼（Neil Gaiman）为她颁奖，尼尔也是我钟爱的作家之一。发表获奖演说时，勒奎恩说，“朋友们，苦难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你们有准备吗？”补充一句，勒奎恩是《道德经》的英译者，在她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某种古典哲学的基调，和普通西方作家的思维结构颇为不同。事实上，女性科学家、思想家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也曾把她的作品推荐给我，以期“校正”我的“悲观”。还不只埃科和勒奎恩。一个月以前，法国摄影师、导演贝特朗（Yann Arthus-Bertrand）带着他的新片《人类》（Human）来北大。他是《鸟瞰地球》（Earth From Above）的摄影师，《家园》（Home）的导演、法兰西学院历史上第一位摄影师院士。在演讲结束的时候，他的结束语是如此相似，他说，“苦难的日子近了，大家要有所准备”。我们知道，他谈的是环境、能源、地球，也是他新片的主题：人类。有趣的是，演讲结束后，在回答同学提问时，他建议：找一个你们爱的工作，快乐地生活。他的重音放在“爱”上，你们“爱”的工作。在这个唯一信奉的价值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所谓“小时代”，甚至爱——爱好、热爱、快乐也成了华而不实的奢侈，人们求做房奴、求做车奴、求做孩奴，唯恐求而不得，为此预支、“售罄”了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这是题外话了。不仅是和贝特朗的对话，他的新片也深深地震动了我，他和勒奎恩、哈拉维一起，再度提示我们一些简单的基础命题：人、人类。不仅是哲学与科学的“何谓人”，而且是社会与政治的“何为人”。今日地球上的七十亿，有多少人有资格做人？有多少人过着人的生活？在“暂时坐稳的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选项之间，人的选择何在？这些问题都已老迈，在今日的时尚中，显得十足矫情，但也前所未有得真切。

我们面临的世界命题是新的，坐标与参数必须更新或重设。因为今日中国在全球体系中是近乎唯一的变数，它有着为平行于欧洲的、连续的历史，因为这是唯一一个非西方的、为现代革命所造就的大国，所以我梦想，或者说热切地希望，在新坐标中，能够尝试把中国文化变为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一个角色扮演或角色替代。

单读：您谈到中国的崛起，以及重新从中国寻找资源。如果说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显现，比如特朗普专门会见了马云，但文化上似乎还没有什么真正的表现。如果要讨论领导全球化进程的话，我们的可能性或者主张到底是什么？

戴锦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是否由中国人来领导全球化进程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度，它类似于女性参政是否一定不同于男性政治。最直接的例子是撒切尔夫人。对我，重要的不是是否有女性的政治领袖，而是她是否具有女性意识，而且从女性的生命史、被压抑的女性历史当中获得并携带不同的资源，否则她的女性身份是没有意义的。世界的中国领袖亦如此。由此引出其二，我完全相信中国的年轻一代当中会出现越来越多不同领域中的世界级人物，但他们准备好了吗？他们是否不同？他们准备用什么来引领世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获得国际大奖，赢得世界性声誉，他们并非近年来才写成了这些作品、做出了这些成就，而是他们唯有在中国获得了可见性，方才可能被世界看到。其中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例子最有趣，令其获奖的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无疑出自20世纪60—70年代、“文革”时期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政策及其广泛实践。因此，对我说来，重要的不是中国产生了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而是她让中医药体系得以显影。这里的中医药已不是它原初的存在——作为古中国文化中一个结构性层面，而是经过了50—70年代的历史，经由了那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所产生的中医药体系的现代性转化，因此才能和西方现代医学发生接触和对话。

中国人想要携带和现代西方文明不一样的资源、知识和想象进入世界，就必然需要对中国文化的再度叩访。不要以为所谓中国的思想资源是既存的、自在的历史知识，可以直接执行“拿来主义”。你可以伸手拿来，但如此获得的中国知识难免无效——还是借用福柯吧：在前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间存在着知识型的区隔，这或许可以局部地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何以吁请了近百年，却仍只是一个愿望和目标。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未来的中国资源，也并非“儒释道”所能全面覆盖的，绵长而连续的中国历史中包含了更为丰富也更为庞杂的思想与知识脉络。重启中国知识，不可能是信手拈来，不可能是充当时尚、流行的皮毛，更不是鬼魂西行、沉渣泛起。我们需要有高度的自觉和共识，这不仅是再度叩访、发掘、重组，而且必须去创造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对话、对接的平台。这是急迫的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

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中国业界、文化界领袖，都不同程度地借重着这个因累积和偶然而造就的奇迹。如果我们在经历这一过程时，不同时创造文化跃迁或新的累积，相反只是一味地挥霍和消耗，尤其当奇迹时段过去，中国的发展不再能提供那么多奇迹与契机，新一代起跳的踏板在哪里？我以为，现在已不再是去讨论中西文化异同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有余裕、有自信，在人类的维度上探讨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不仅是前现代中国，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我以为可能性确实存在，但类似的可能性不能仅仅在国别、国籍身份的层面上发生。如果意义仅仅建立在“中国人”的层面上，那么就可能出现女性史、女权史上的悲剧回声：当年无数女性——主要是女工，真的“抛头颅洒热血”去为妇女参政而斗争，最后成就的却是铁血首相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20世纪最后一场宗主国捍卫殖民地的侵略战争（马岛战争）的发动者与胜利者，民主、人权的践踏者（爱尔兰共和军的狱中绝食抗争）。对我，这是某种身份与政治的寓言。中国人，不该仅仅是一种身份，而应该是不同的文化、视野、价值与路径。

我已经在许多场合多次谈过我的判断：我们正同时迎来“现代文明冲顶”（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和“文明见顶”（能源危机和环境灾难）相遇的时刻。同时，在20世纪终结、马克思主义遭遇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之后，汉娜·阿伦特又遇到皮凯提（Thomas Piketty）；全球性的核心问题，由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是否是20世纪历史性的错误，转换为，无法经由经济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已然成了全球共同的政治问题。但面对如此变局，全球政治机构大都麻木不仁或束手无策。事实上，这场新技术革命正整体冲击甚至威胁着既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我们开始享有简单的便利——手机支付的时候，我们大约不会想到自己正参与着由中国引领的非货币化过程。这一次，直接省略了信用经济、信用卡阶段，一步跨入了虚拟经济，资本流动和即时速率达到无时差状态。马云所标识的不仅是成功者的神话，不仅是“中国梦的形象教材”，而且是金融资本、全球商业、贸易、物流系统的新形态。在新技术所负载的金融资本格局之下，经典的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场景大约已不必存在，资本正以零时差、绝对数字的形态在全球涌动。北京街头上，卖烤白薯的大爷都接受手机二维码扫码付款，对不拥有智能手机的小贩来说，非此，便不再有任何生计可言。我们正置身于这一过程，巨大冲击是在文明层面上发生的，而不再是仅针对某个国家、某种体制、某一种生活生产方式。再诸如3D打印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噱头，但它展示着可能性之一，资本、劳动、生产、消费都在急剧改变中。然而，迄今为止，这变化除了飞速加快着贫富分化的速率，始终不曾为任何意义上的劳动者提供任何福利或红利。当公司白领以十足的“布波族”（布尔乔亚—波西米亚）的姿态，上午十一点端着咖啡、牵着狗走进公司大门，同时意味着他可能夜里四点钟还聚在办公室里“头脑风暴”。极端讽刺的是，“骇客伦理”正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之新教伦理的最新版本：自我约束，自我奴役，自我雇佣，甚至无需体制为你支付社会保险的成本。劳务公司的出现、劳务派遣制度，甚至“中介”了劳资关系，民工无处讨薪，剥削已是冤无头债无主。持续了仅两个世纪的“工运”与“共运”、巴黎公社社员浴血斗争的成果——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保障，已在这一新结构面前丧失了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工作时数甚至已经不再是劳动合同中必须的组成部分。

我说自己没有受到情绪上的冲击，因为我拒绝陷于无力、无助，拒绝时代的流行病：犬儒。我自己的生命曾不断地、间歇性地陷于犬儒基调，在类似基调当中，最积极的态度也就是作壁上观，我是观察者、描述者、记录者，最多是思考者。但今天我尝试做出更积极的回应，既然一切在变局中，那各种可能性就依然存在。因此我高度评价《雪国列车》（Snowpiercer），更多不是在电影艺术上，而是在社会文化上。在影片“老旧”的结局部分，我喜欢其中的对白，大意是：这儿有一扇门，因从未打开，你就以为它是墙。加上我的理解，被墙围住的地方一定有门，不过门可能被锁起或锈住，也许打破了墙便是门，就像划去镜子背面的涂料，它就会是窗。打破墙，你可以走出去，别人可以走进来，一扇窗便不是用来照见自己，而是可以望出去，与别人彼此看见。

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单读：也是几年前，我注意到您重新活跃在公共话语当中，频繁接受访谈，评论每一部在社会中引起反响的电影，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和您对社会情势的判断是否有关系？

戴锦华：你的观察非常准确，我曾经拒绝大众媒体，在学术场域中也基本失踪。但这一转变的发生未必那么有逻辑。

新世纪的最初十年，我密集地参与一些朋友的第三世界研究，参加大量深入第三世界乡村、腹地的国际旅行。其内在动力公开说出来会遭人嘲笑，我改动了一下鲁迅先生那句话：“走异乡，行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我曾想去那些遭遗弃的地方，发现和寻找与全球化的世界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中国和发达的国家、地区越来越相似，整个世界的面目趋同。这一寻找的过程最初遭到的是失望，我用自己的身体和眼睛明白什么叫作全球化，资本主义内部不再有根本的差异，资本主义世界不再有它的外部。一无所有的人们赤贫的形态就是裸着上身，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坐在街边喝可口可乐，等待工作。在贫民窟里，施舍品可能是可口可乐，人们拿它泡米饭，因为里面有糖。这就是非洲赤地千里之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失望过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无数次旅行、探访的意义，真实地进入那些空间，从城市到乡村，从星级宾馆到贫民窟、抗争营地，类似的时间和空间的经验，类似的身体经验让我获得了不同的领悟，知识的，也是身体的、情感的。的确，世界剧变，但求知的路径仍是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没有捷径。

自那以后，我意识到自己开始真的拥有了世界视野，第一次感到我有把握讨论一些世界性问题，也有把握把中国问题放到世界视野中讨论。此前我的世界只是欧美视野中的中国，或中国视野中的欧美，此时，当第三世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再度成为可以感知的有效知识，中国和欧美才有了世界性的坐标和参数。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知识与视域的限定得以显影和校订。十余年间，我一边是大量地进行国际旅行，前往非西方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旅行；另一边是极为密集地读书，最初的计划是想要完成政治经济转型，这个构想也失败了——不是不能，而是社会科学的思路无法满足我的预设。收获则是对政治经济面向的思考开始成为我内在的思想理路。

第三世界研究的这个段落，令我开始明确自己的工作层面，一是思想层面的工作，可能会被称为“纯学术”，一是我称之为文化战场的层面，在公共论域发声、发言。我丝毫不以为我可能与资本博弈或对抗，我只是想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谁会倾听、有何意义，不是我所能把握的。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种对抗，我并未在这个文化战场上想象任何阵地战，我只是展示不一样的表述或者逻辑，进而，展示某些不一样的可能性。第三是某种社会介入，我选择作为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去加入我认同的社会工作，帮助一些要求和需要帮助的人，是帮忙，而不是用我的想法改变他们。

另外一点也许可笑，当新媒体开始真切地创造并且封闭一个个“宅”，我开始越来越珍视人与人之间的集结。哪怕只在一间教室、一处会场，重要的不是人们来倾听我，而是他们彼此的相遇和集结，面对面、脸对脸，以血肉之躯相聚，同质的和异质的身体直接碰撞和交流，我们的目光相遇，不再隔着镜子或镜头。对我，问题不在于“宅文化”的功过得失、是非善恶，问题在于我们彼此的隔绝。不错，新媒体、新技术令生存成了狭义的个人主义的完美实践，完美到可以成为封闭的、自足的个体，我们可以独自而不孤独，甚至无需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刺猬困境”，我们甚至无需因为爱人而让渡我们自我和个性的空间。然而，问题在于，当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越来越清晰的政治问题时，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即社会性。一边，我们似乎宁愿忽略的事实是，当“宅”令我们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我们同时前所未有地被牢牢绑缚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上，只有这个系统完美、顺滑地运转，我们的“宅”才能成立。我们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体系，自由度愈高、依赖性愈深。其次，可以“宅”起来的绝非全体，“宅生存”越多，全球的流动性需求就越加剧：从城市街头多工种的快递小哥，到陆路、空路、海路的高耗能物流。

每次讨论我们面临的、需要解决的社会性问题，讨论都市中正在降低的社会化程度，我都再次体认到一份也许杞人忧天但又极为真切的紧张。这是我开始频繁接受公共演讲、座谈、对谈的内在动力，我（也许可笑地）感到这也算是维系、延续公共性的可能之一。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在一次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一个小姑娘很激动地说，“戴老师，我是你的粉丝，今天我终于见到了3D版！”我当然明白并珍视她的表达，但我真的很“晕”，我回答，“拜托，不是3D版，是真人。”3D技术，更好的例子是VR技术、VR眼镜，让我们佩戴、让我们看到，但也意味着使我们蒙上了自己的双眼，丧失了视觉与看到的可能。

单读：您提到了研究和公共发言这两个工作，另外一部分是您持续在北大开课。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层面，尤其是高等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学生们有变化吗？

戴锦华：两方面吧，最重要的是大学教育体制的变化。我不喜欢这种变化——尽管我知道，这并非我们独有或原创的，举世皆然。简单地说就是数据化管理，计分绩点的逻辑，在高度专业化学科分工之下的严苛的考量标准。实际上这对我影响很小，因为我足够老，也足够幸运，我已经基本解决了自己与体制的关系，只要我没有更多的贪欲，就可以自外于这个过程。然而，类似变化无疑正整体影响到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者的精神结构和文化状况，进一步削弱大学的社会有机性。

另一种变化发生在学生层面——与其说是学生这一群体自身，不如说是社会整体变化的倒影罢了。但对我，类似感觉和认知极为清晰、强烈。近年来，我平生第一次承认并且屈服于“代沟”。不夸口地说，我曾不止一次体认到代沟，我也不止一次地跨越了代沟，但这一次，我承认并且屈服了，因为我丧失了跨越的愿望。借用《一代宗师》中的对白：“大时代，无非是一次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这种变化并不是以冲突的形式发生的，此前体认到的代沟形式曾是隔膜、差异、冲突，而这一次几乎是平行宇宙。当我意识到，我们持有的基本情理不同，我们几乎没有可以分享的情感结构时，我选择了放弃。当然，放弃的只是跨越代沟的尝试。

类似情形是世界性的，也是中国特色的。其世界性在于——如我们前面讨论的，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富庶的社会，经济继续增长，但对于他们，也是上升阶梯消失、上升空间被阻断的世纪、后革命的年代。也是在对照中，我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庆幸：即使在世界史上，我都属于极为幸运的一代，我们成长于全球资本主义高速成长和发展的时段，我身历的世界仍充满了变革的动力和理想，显现着不断打开的空间和多种可能性。今天回看，我甚至感到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某种意义上“心想事成”的时代，只要你想到、敢于尝试，你就确有成功的可能。而这个时代伴随着整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阻塞，已难于复现了。我和不同国家地区的朋友分享过这种感觉，他们都有共鸣，当然，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地区的人们。所以，我从不想指责或否认所谓年轻一代，我拒绝整体地去宣判他们，那只是世界性问题中一个微小的侧面。

另一个是中国特色。几十年之后，独生子女政策重新结构了中国社会。所谓结构意义，是指他们出生之际，已被钉死在宇宙中心之上，一个微型的宇宙因他们而生成，围绕他们旋转，他们也别无选择。其间，爱的侵犯性表现得相当鲜明赤裸，小皇帝/小女王们可谓“艰难图存”，这无疑是他们在处理与他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时，那种自我中心、隔膜、漠然的情感方式的由来。也许并不夸张地说，对他们来说，不是“他人即地狱”，而是“他人即功能”——他人只意味着一个相对于“我”的功能意义，而不是另一个“我”。强大的主体感，几乎难于确认的主体间性。这可以发展为某种异常强悍的自恋主义，有时甚至表现为某种“自毁型自恋”（我造的词）——自我中心与固执，甚至无视利益原则。

当然，类似结构性的自恋文化同时为新技术所强化。最外在的例证，便是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自拍。这种文化已如瘟疫般蔓延，无分年龄、无分国度、无分性别。到处可见的“景色”是：背对美景，45度角望向虚空，表情丰富灿烂。所谓自拍是一种回视的目光，而不是望出去。如果说，眼睛是欲望器官，那么自拍意味着力比多的内投。

就我所体认到的代沟而言，更为突出的是我们对权力、秩序、体制的基本感知和态度的天壤之别。他们表现出的不是对上述各项的敬畏、屈服或妥协，而是极为深刻的内在化，它们难以成为对象化的存在，自不必说被批判或抵抗。我不担心自己成了“九斤老太”，因为面对他们，我经常是如此幼稚、不现实。所谓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不过是一份坚持而已。

这同时影响到我的教学态度。此前我一直不断根据学生的状态、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来调整内容和讲述方式，因为期待相互进入、碰撞、共振，但现在我更多的是不遗余力地展示我的思路，展示我的问题，暴露我的困惑。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来自学生的认可、甚至是赞美，那是因为他们接受我为某种特殊、特例，也许，在不同的频段上我们仍有真实的交流和共振。

单读：这种强大的主体性里面，包含着毁灭性的力量，是否也有可能蕴藏崭新的希望？

戴锦华：我热望如此。也许是新的知识结构，也许是困顿中的突围。

新的乌托邦构想，已然迫在眉睫

单读：从过去到现在，在不同层面的工作上，您有没有发现真正的替代性选择、真正的可能性？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类似您几年前专门研究过的蒙面司令马科斯？

戴锦华：寻找枣红马，寻找别样的故事、寻找别样的逻辑……我们终于开始获得或分享类似的意识，但必须坦率地说，在主奴逻辑之外，在压迫与反抗、生者与死者的二项选择式之上，获取别样的逻辑和可能非常困难。此前我的表述是，在世界各地，到处有替代性方案的实践，问题是大都太过地域性、区域化，难于互相联结，彼此沟通，成功的经验无法易地复制。而近年来在我的观察中，情形持续恶化，类似方案正在一个个遭碾碎、被抹除、被收编。后革命的幽灵被驱逐，旧时代的鬼魂或魔鬼却持续地在种种裂隙间逸出。

诸如，阿拉伯之春曾迫使整个世界再度瞩目被遗忘并被妖魔化的阿拉伯世界。然而，政治或经济意义上民主化进程并未继续获得推进。最糟的例子是叙利亚，全面陷于多方冲突中的战火；曾经具有世界上最健全的福利制度的国家利比亚，已然重新部落化；甚至以欧洲为主舞台之一， ISIS兴起。记得就是在我们探访突尼斯的那一年，也是本·阿里的独裁统治结束后，原本最负众望的左翼总统候选人，被右翼军人持枪射杀在街头，我们到达的时候，整个社会陷于悲愤和绝望之中。这是一个创伤性的例证。我曾对这一地区保持了持续的关注，曾饱含希望地期待着变化的发生。事实上，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动力不仅是独裁统治，更是持续十年、二十年的GDP零增长的经济状态，最终令绝望的中产阶级知识青年与贫民窟民众联合，引发了社会震荡与变革，但没有真正有效的另类社会解决方案。在全球化、渐趋固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这些区域甚至难以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社会的胶着与政治的无助，造成穆兄会的登场。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政治保守力量，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困局的另一张脸。

另外一边，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际，全球左派力量的无作为，是另一个急需却不曾拥有或创造出另类方案的证明。以前有一个说法叫作等待敌人犯错误，然而当敌人犯大错时，抗衡者却没有不同的政治方案，甚至没有有力、有效的社会批判出台。稍晚，才出现全球“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但“占领华尔街”几乎像后冷战开始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样，除了宣告反叛者的不甘和并未绝对沉默之外，仍停止在“符号学展演”的层面上。这一运动的精神遗产似乎只是来自《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的面具，甚至在那部影片中，我们所分享的也只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立场上的想象性狂欢——片尾的那场“焰火晚会”，而不是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与积淀，甚至不是对新的历史主体与社会形态的想象路径。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全球近乎唯一一个有效的新的意识形态，便是反恐意识形态。其双刃就表现在，一边它得以以反恐之名将所有可能的反抗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为伊拉克战争发明的“预防犯罪”、“终止犯罪”的先发制人的逻辑，确有此效果。它同时为我们展示了，在世界性的苦难面前，当绝望的人群陷于无助与无路时，他们必然铤而走险，或者为右翼民粹动员裹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或者变成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以袭击平民、杀害无辜者作为自我彰显的唯一可能。在类似的全球意识形态之下，我们曾瞩目、认同、散布在各地的“星星之火”也遭到迅速扑灭。对此，我的回应是，后现代式的复数形式，所谓反抗资本主义的那些另类出路（alternatives），也许不足以面对资本主义“大叙述”。寻找、命名、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寻找并实践资本主义的、不加复数形式的另类方案，也可以称之为新的乌托邦构想，已然迫在眉睫。

单读：是不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您才说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人？因为视野内已经无路可循，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戴锦华：对，人被多重地践踏，所以我们不仅要不断重申尊严的政治，也必须正视弃民问题。如果你曾在拉美、印度看到并进入那一望无际的贫民窟，你就可以即刻理解，做人并不是每个人类成员都具有的资格。当人工智能开始真实地挑战人的时候，急迫的问题当然不是职业棋手能否继续存在，而是被超高效率挤出全球经济版图的人们的位置与意义。不只是再度回到哲学本体论层面的“人”，而且是制度性地追问，何以保障人们继续“做人”。

不错，2016年是人工智能元年。这一年，北欧多国的社会议题是能否实施全社会的最低收入保障，因为这是维系基本的资本主义系统及社会稳定的必需。

我们也是在这一时刻，在这一层面上重新去讨论人，是在最朴素的、实践的意义上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关于我本人，经常伴随着某些“负面的正面评价”：你不过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你居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实难认同。因为类似名词、称谓背后有着太过沉重的历史、意识形态、谎言和血腥。但这一次，讨论人，不是重述现代主义神话、再度描绘那张画在沙滩上的脸庞，而是由所谓后人类处境的逆推，或曰倒逼，从现实出发的回返。

单读：如果放在20世纪以来的反抗叙事这条脉络当中，从整体革命到局部的替代性方案，一步一步往后退，您提出的人的概念是不是一个最后的把手？

戴锦华：不一定成立啊。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我个人的底线，对生命的尊重，朴素的平等信念，你有一命，我有一命，我的命不比你的命贱，你的命不比我的命贵，作为同一个物种，我们是平等的。

面对新的世界格局，我要引申出的问题是，在今日的论域中，所谓“人类”，究竟是作为种群还是社群。面对世界性的危机，面对技术革命的可能，技术乐观主义的承诺是：人类这个种群终将获救并延续，问题是人类社群究竟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确保人类种群的存在？种群的存在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真的有意义吗？再进一步，在后人类主义的前提之下讨论人类的种群与社群，确实要重新去界定人和自然、个人与社会、生命与死亡的关系。

回到人，不是回到一个神圣的命题，而是回到一个对人的质询。为发展主义所固化的，将自然对象化、功能化、资源化的逻辑，从未整体性地遭到质询和反思，尽管我们正在为此付出巨额代价。如果说人重新成为思想的基点、成为论题的关键词，那么它同时包含了不同的议题与反思，成为坐标原点的重新设定，而非陈词滥调的再度讲述。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是，如果你认为批判、检省资本主义是重要和必要的，那么，你同时必须意识到现代主义批判的急迫和必须。我们此时所拥有的全部知识、逻辑、系统都是在现代主义知识谱系这一最大的、基本的规定性前提之下，包括现代主义中理所当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迄今为止，我们的宇宙太空想象始终是在殖民逻辑之下的。在意识的某个角落中，我们知道我们终会把地球吃光抹净，于是，最简洁的方案便是找到另外一个地球。同样是2016年，分别在年头与年尾，有两则举世欢欣的新闻，世界绝大多数报刊都在头版或其他显著位置刊载了类似消息：年初，我们终于发现了一颗类地星球；年尾，我们找到了地球的“表亲”。有趣的是，类似天文学、天体物理学的消息何以成了全球热门新闻？对我，这无疑是极为直观的社会潜意识的表达。也就是说，我们地球人类，知晓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情势，但我们不想做出任何改变。似乎一旦我们将地球破坏殆尽，就可以“搬家”。无须过度阐释，我们已经可以辨识，类似逻辑的历史版本是帝国主义的殖民/移民故事。毁灭此地，迁往他乡——德沃夏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的《自新大陆》（New World Symphony）？无怪乎大部分科幻写作中的太空歌剧都必须再度设置帝国与皇帝。且不论，类似逻辑是我们反思人的神话以重新安置人的位置时的首要选项，仅仅就既有的人类科技与太空开发和太空移民之间的距离而言，类似方案不过是画饼充饥。我关心的是，当我们在社群意义上考虑人类时，究竟有多高比例的人类可能前往未来的外星殖民地，多少人会被留下，成为另一个层面的弃民，这在科幻小说中绝非新鲜话题。

单读：关于人的重新思考，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改造？2015年，小野洋子来到中国，我简短地访问过她，那时正好发生了“巴黎恐袭”，我发现她对于这类问题的回应，唯一的答案就是爱，正如她和列侬在六〇年代所倡导的那样。这种类似宗教的、在情感或者信仰上的改造，对于改造世界真的有效吗？

戴锦华：要回答类似问题，我很迟疑，因为问题的前提已然是问题。简单地说，我和我的同代人大都是以战后西方理论作为我们基本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而今天回望，可以清楚看到的战后理论或者称批判理论，是冷战二元对峙结构中的第三项，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它们也伴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而褪色。这不是新闻、不是秘密，它早已在思想和学术论域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论争，比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英美教授提出的“理论之后”，比如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在电影理论中提出的“后理论”。相对于波德维尔，我更认同于具有马克思主义基调的思想家对于理论自身的反思和批判， 但迄今为止，他们尚未能勾勒出理论之后的思想选择和实践可能，或者说他们给出的答案在我看起来相当苍白和无力。

大致的替代方案有二，一是所谓的伦理学转向，一是所谓的情感转向，情感研究因此在学院的学术生产当中变得非常热络。理论年代的表述尽管非常高深、晦涩、玄而又玄，被自嘲为行会/会道门语言，近乎某种黑话、行话、切口，但毋庸置疑，它们有种极为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清晰的现实由来和社会诉求。而伦理和情感转向看似更加贴近和稔熟，却是现实与思想雾障的产物，它们只是生造了许多新词，或翻新了许多非理论术语为关键词，而在思想层面上，当我们把社会命题放在伦理学或是情感的脉络中，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概念的再度被搁置，以及它们自身携带的欧洲历史。在这段区域史中，每个概念都为历史铸型、遭历史玷污，甚至浑身血污，同时它们始终尝试维系着一种超越的、超离的表象。我们该如何将其放回到历史当中，再从历史当中抢救出来，激活作为乌托邦理念的本意，或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就像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期待的那样：重新回收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的理念，作为反抗者的理想和旗帜。怎么去完成这个过程？如果不先行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便会在思想上形成种种短路，完全丧失实践的可能。诸如与爱相反，我们看到身份政治、民粹动员如何快速有效地创造恨。正如我们不可能找回纯洁、纯粹的“人”，相反我们是要返回历史性的“人”，可能是肮脏的、遭玷污的人，但如何令其成为一个在所有批判、解构、理论之后新的思想支点，仍是未完待续。

你刚才说到洋子的回答，令我想起在美国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到的发言。发言者是一位明星级的法学女教授，据说曾是一个极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学者。她在会上宣读的是其新著作的绪论，谈的就是爱、良知和善行，主要论点是如何引导富人的良知，令其捐赠、行善，让世界充满爱。也许因为尽人皆知，所以她的论述甚至较少涉及战后欧美的慈善基金会、大规模的社会善举，除了服务于冷战的道德高地争夺战，更多的是某种制度效应：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捐赠减免税金的税法……我匪夷所思之感还在于，我们如何去假定人们的爱心、良知？如何在制度之外去触碰、启动资产者的善行善举？这与世界性的危机和灾难是否成比例？且不论，甚至比资产者更有力量的，是已无需人格化、父权化的资本力量和资本逻辑。在利益最大化的永无餍足之中，爱和良知的位置在哪里？

“巴黎暴恐”和“9·11”、ISIS以及基地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大量的欧洲第二代阿拉伯移民，或者直接说它包含了大量的欧洲人，它是在全球流动当中从欧洲内部产生出来的恐怖主义，甚至无法以所谓文明冲突、宗教信仰或者身份政治来简单予以认证。在类似的例证中，我们如何讨论爱？谁的爱？对谁的爱？或者如科隆爆发的西亚北非难民群体的性骚扰妇女事件，我们如何界说这类案例中的苦难和弱者？我们如何讨论各种定义与想象中的爱？这就是为什么说伦理与情感（包括爱），并未对我构成思想或意义上的有效转向。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会再次自作多情地提及中国文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知识、文化、文明，基本上是现代西方文明，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孕育、演化自基督教内部。尽管在现代叙述中，基督教的中世纪被处理为一段剪余片、一个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谓的“褶皱”。不错，它是褶皱，也是现代文明的母腹。一个重要而基本的源头。提及这个文化，不涉优劣，旨在差异。中国文化内部包含了多种源头、源流和脉络，几乎没有与一神教相对应的知识和思想结构。最粗浅的例子，是关于创世神话，关于人的起源：在基督教中是上帝造人，依自己的形象造出亚当，抽取其肋骨造出夏娃；而在我们这里，是女娲造人，抟土造人，造男造女，此时此地，“人”已不同。关键不是预设问题的答案，而是参照不同系统中的知识去质询、追问答案。这样我们也许可能在“神爱世人”或“仁者爱人”及更多的关于爱的想象与实践中，去复活和启用爱。

我很喜欢孙柏发在网络上的一篇小文章，回应《星际穿越》（Interstellar）的伟大之处是在于爱时，他指出，爱从来不是一加一的问题，爱始终是三，西方所谓的Love，是在两个充满裂隙的个体间缝合进神、上帝的暗箱。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爱，似乎没有对应的神的内在位置，甚至也绝少以一对一的组合为前提，至少对儒家，那是一个可以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心理结构与行为规范。更俗的例子，是所谓现代透视法确立的文艺复兴空间，所有线条汇聚的中心、无穷远处，正是上帝所在，你也可以称为“大写的人”，它当然不同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不同于“相看两不厌”中人与自然主体间性的表达。听上去，上述表达有极为浅薄的比较文学的味道。对我来说，中国文化只是贴近的例子，而不是答案自身，我也不曾认定答案一定在中国。只是想重申，如果不引入原有结构和系统之外的参数，结构性的改变或范式的更迭便难以发生。诸如后理论注定不是对理论之前的回返，所谓理论始终是与欧洲古典哲学的对话，因此“理论之后”便不可能是对欧洲古典哲学的回归。同时，即使有此愿望，我们也无路可返。因为理论时代的产生，不仅是为了从古典哲学的话语困境中突围，更是为了从现代主义逻辑所造就的现实危机中突破。今天，如皮凯提所言，世界正迅速返回19世纪末的承袭型资本主义，经历了20世纪的思想，我们已注定不能回返那已成幽灵出没的废墟。

单读：虽然您始终回避直接把自己的观察归为一种悲观的判断，但事实上，谈话中许多层面的推演都被推到了死结。

戴锦华：没有回避，回避就不会把它推演为死结了。不错，所有的推论都导向死结，是因为全部讨论都是在既有逻辑之下展开的，如果我们能获得、创造新的逻辑，一切未必走向死结。死结，是因为我们仍在既有的范式之中。正如库恩（Thomas Kuhn）所说：每个范式中包含了一个未知数，这个X一经被破解，整个范式就将改变、重写。我所谓没把握，正在于重要的未知依然无解或未解。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对现代主义主体逻辑的质询，早已包含在现代主义表述的自身之中。但现代性逻辑自身的矛盾不足以破局，解决现代性造成的死结和困局，要改变的是范式，是整个坐标、参数、逻辑。

而在结构内部，几乎无法突破，类似缘木求鱼，你只能看到一辆呈加速度开向毁灭的高速列车。但此刻一切正在变局之中，尚未尘埃落定，因此，还逻辑地包含可能性。重提中国、瞩目中国，的确不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简单的事实。所谓的中国崛起也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中国崛起本身是高度内在于主导逻辑，但也携带着主导逻辑难于消化的多重事实或巨大歧义。换句话说，这便是未知数所在，也是我的希望所在。

单读：现在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家，仍然没有放弃在提供方案，比如前一段翻译成中文的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对民主之恨》（Hatred of Democracy），里面提到的变革方案似乎又是社会运动式的，将个体的政治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他认为现在西方的民主其实压抑了个人的政治能量，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些学者的工作？

戴锦华：1999年以后的这段时间，在别人看来，我的学术工作处在停滞状态，刚才说过了，我把这段时间用在了读书和旅行之中。这个时段的另一个收获是我获得了某种自信，不再追随或膜拜任何西方大师。我清晰地意识到，面对20世纪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的大失败，我们处在同样的困境与工作层面之上。有时，解决方案的给出与无力给出，测绘出的是同一危机与困境的深度。

和朗西埃的表述相类似，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证了类似的历史，给出了相近的描述。巴迪欧的事件（event）、朗西埃的激进主义，对我来说都不是真切的解决方案，至于说它是否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的爆发形态，那个我没有判断，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没有看到一种具有掌控和动员力的政治力量，所以它就不会以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发生。它可能是巴迪欧所谈的“事件”，或朗西埃谈的个人政治能力，对我，表达的是向现代资本主义帝国再次升起反叛者旗帜的姿态与宣言，而非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对20 世纪及更久远的历史的引证，尚无法全面支撑我们直面这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已然形成的世界。这几乎是无先例可援引的现实。在另一边，我会重回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重回《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我相信20 世纪蕴藏着交付给未来世界的宝贵遗产，但这遗产在我们尚未能有效地清理20世纪的历史债务时，无法简单直接地开启。传统中国文化亦如此，启动遗产的过程仍必须继续债务的清算，否则首先回归的必然是鬼魂与怪影：等级阶序、权力崇拜……遗产继承人必须首先或同时成为债务的清算者。

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朗西埃们与其说是在提供实践性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在尝试解开20世纪欧洲革命记忆中留存的结。在中国和世界，这也正是20世纪深重的创伤所在。它曾成为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动力之一，也是最终不战而败的内在困境之一。20世纪的另一个债务便是对秩序、对权力的绝对敬畏，与犬儒并行。这也是我所谓代沟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的可能性何在，政权之下的人民何在？何为？历史的主体何在？如何形成？未来的历史如何不再是无主句？我还没有答案，答案仍在追问中。

（本文经戴锦华教授修订）

随笔

约翰·伯格去世前一直住在法国的阿尔派村（Alpine），说要用后半生时光见证“田园的消失”，而我这代人出生得晚，几乎一出生就直接看到了它的消失。

英国乡村纪实
当田园遇上全球垄断资本主义

撰文　王梆

［一］

保罗（Paul Manson）拄着拐杖，从起居室出发，向五米外的厨房走去。对这个体型庞大、却只有半条胫骨还勉强管用的老人来说，这段路程漫长有如一个世纪。我总觉得他会砰然倒下，但每次都是幻觉，就像一头牝鹿突然撞上挡风玻璃——你一边急刹车，一边惊魂未定地睁开眼睛，却发现前方没有鹿，只有一团浓郁的、英格兰深秋的雾。

2015年10月，一心想逃离城市的我和我的诗人先生离开剑桥，在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一个小村庄哈德邯村（Haddenham）买了一套骨架尚存的小瓦房。村子不大，人口不到三千五，从南到北一个小时即可走完。人影也不多见，车轮碾过沥青马路的声音，只有上下班时才能听到。感觉远离尘世，实际上离伊利（Ely）——英国著名的中世纪小镇却只有七英里。对于我们这种急于逃避却又无法像梭罗（Henry Thoreau）那样彻底的折衷派来说，这个古老僻静、外表看起来像装在过期罐头里的小村庄，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把后院分成三块，一块用来种番茄和南瓜，一块种向日葵和野花，另一块种黄瓜、青椒和小尖椒。一边除草，一边望着爬山虎渐变成带有涅槃意味的火山石色，这种置身世外的幻觉让人陶醉，以至于在最初搬进去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还引用过R.S.托马斯（R.S. Thomas）的诗句：“很少发生什么，一条黑狗，在阳光里咬跳蚤就算是历史大事”。

然而这点“小确切”掩盖不住这个动荡时代的浮基。2016年6月以后，英国便陷入退留两大阵营，构怨连兵，短刀相向，极右翼势力也趁机崛起，试图掀起一场“移民与狗不得入内”的回潮，与此同时，英镑大跌，物价一点点地上涨。缩水的钱袋、未知的工作前景和危在旦夕的国民医保，让我们本来就悬在半空中的心更飘渺无依。“留欧派”们认为，一切都是退欧的错，将公投定性为“被全球化淘汰的中老年白人loser们掀起的一场仇外/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闹剧”——这个定性，在热捧退欧的特朗普执政后更不容置疑。控诉“退欧派”的狭隘、愚蠢和反智，成了“留欧派”的道德使命。遇到保罗之前，对此我也从未有过异议。

八十七岁的保罗是哈德邯村的退休农民，独自住在一栋残败的平房里。他大部分时间坐在一张杂物成堆的餐桌前读报，偶尔拄着拐杖，穿过挂满旧照片的走廊，颤颤巍巍地走进另一个房间。有时候他也在村里的超市“SPAR”里露面，庞大的身躯陷在窄小的电动残疾车里，车头挂着一袋面包。有两个集会他是不会错过的，村民自发组织的“历史小组”和“自然保护小组”的每月两会，他是资深会员，也许是最年长的会员，虽然其他会员们看上去也和他一样白头豁齿，蹒蹒跚跚。像所有的会员一样，他对哈德邯村的历史和生态充满激情，他还是英国自然科学丛书中《金莺》（The Golden Oriole）的作者之一。

为了融入乡村生活，初来乍到的我，让自己尽可能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小组集会上。会员们对我这个有着东方面孔的外来者十分友善，保罗是最友善的那一个。对我的白痴问题，他有问必答，一口BBC少儿动物世界Wild Tales的口音，缓慢而精准，有一次花了近十分钟向我描绘一只蜻蜓，仿佛那是他的一段初恋。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者。一战时父亲因为拒绝参战而被抓进监狱，坐了两年牢。被放出来后，没有工厂愿意接收他，他只好自己开了一家小作坊，制作医用毛刷，也为飞机涂料制作毛刷。他的毛刷卖得不错，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一家已经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下层。我在伦敦东北部的哈克尼（Hackney）长大，童年中印象最深的是Doodlebugs。你肯定不知道它是什么，它不是虫，而是一种带翅膀的炸弹，里面装着整整一吨炸药，出现时像一颗着火的彗星，远远地只能听到一点嗡嗡声，飞近时却震耳欲聋，简直像直接开入你的耳道。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飞行轨迹，却永远也估算不准它会在哪儿引爆。我吓得只好闭上眼睛，留给耳朵去面对，这是最恐怖的。从1940年到1941年，哈克尼被德军轰炸了七百多次……”

老派的英国人，在涉及创伤问题时，语调总是平实寡淡，保罗也一样，几乎不带一丝情绪的泥水，跌宕的记忆变成一张被熨斗熨平的旧报纸。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闻到它辛猩的油墨味。伦敦东区最惨烈的一次伤亡，是1943年的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地铁踩踏事件。成百上千具肉体，以电动绞肉机的速度，试图在同一秒钟挤进作为防空洞的地铁，173人被踩死。更有悲剧意味的是，那只是一次防空洞避难演习。

为了安全，年少的保罗被父亲送到了英国乡下。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说：“城市是人创造的，乡村却是神创造的。”但凡到过英国乡村，见过它那优雅而迷幻的四季的人，想必都会对此深信不疑。“战争结束后，我决定永远留在乡下。我辍学了，那是一所语法学校，是培养律师、医生和银行家的地方。父亲当然失望，但听我说未来要在农业和畜牧业上有一番建树，他改变了态度，还把我送到英格兰北方的一个农场当学徒……”学徒生涯是艰苦的，保罗被师傅扔进一只木棚里，天不亮就起床，干上一整天活，晚上端只盘子，独自缩在棚子里吃饭，寒冬也一样。1951年，保罗学有所成，父亲掏出500英镑，买下哈德邯村的五英亩耕地和一栋维多利亚小农庄，送给了他。农庄要翻修才能住人，耕地也相当袖珍，但对于二十一岁的保罗来说，它们就是全部的新大陆了。

［二］

哈德邯村是东安格利亚的一块高地，所谓高地，只是比它附近的低洼地带高出36.8米而已。在尚未搬入哈德邯村之前，我对东安格利亚的地貌和历史一无所知，住下来才知道，这个高度对于总体低于海平面的东安格利亚来说，相当金贵。

“洪水来时，谁都难以幸免，我们村却因为高出这么几米，水淹不过房顶，让人觉得逃生有望。”村里的老人们告诉我。

原来东安格利亚是英格兰一块古老的沼泽地，位于沃什湾海岸，覆盖林肯郡、剑桥郡、诺福克郡和部分萨福克郡，总占地面积近三千九百平方公里。因为低于海平面，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接受洪水的洗礼。洪水袭来，它便被厚厚的水被压住，像盖着一层昏黄色的、密不透风的咒语。洪水消退，芦苇丛、黑泥沼、几座零星的古撒克逊人建的修道院，便像孤魂野鬼一样，一点一点从地平线上冒出来。

东安格利亚沼泽地的治水史，始于罗马帝国占领的时代（公元43到410年）。罗马人修建了几座挡洪堤，成效却并不显著；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发展农业，增大了挖渠建堤的力度，但也没带来多少改变。东安格利亚历史学家爱德华·斯托里（Edward Storey）在其著作《沼泽地的精神》（Spirit of the Fens）里这样形容当时的悲惨画面：“一场洪水过后，时光便倒退三百年。”

17世纪，英国从荷兰请来治水专家，挖了千万条排水沟渠，想方设法把涝水引入大海，并将挖出的泥炭土收集起来，用以填充耕地。就这样挖填了几个世纪，献上了无数沾满淤泥的身躯，东安格利亚终于变成桑田。肥腻多汁的黑色耕土，使它成为英格兰的农业重地之一。小麦、土豆、甜菜、草莓、蓝莓、苹果等作物的种子只要撒进去，就像撒入了魔毯。

土地来之不易，农民们自然惜土如金，耕作时也分外卖力。

这是东安格利亚沼泽地博物馆记载的一段当地农民的日记，来自牧羊人之子约翰（John Thompson），他没上过几年学，笔迹笨拙，在父亲的督促下痛苦不堪地写完了四页纸：

我父亲每周挣12先令，从早上4点忙到晚上8点。他为农场主看养4头牛、1000只羊和一支马队。每天他分得两加仑牛奶，有时候也分得一只羊头。他经常会带一只被淹得半死的羊回来，我们叫它“涝羊肉”，我们用大麦面包蘸羊肉汁吃。7岁我就开始下地干活，每天和20个左右的人给10—15英亩的地除草。1863年，我8岁，第一次见到日食，以为太阳下山了。12岁时，我已经能干一个大人的活。大人们常常和我打一个便士的赌，看我犁的地够不够直，我总是赢。我母亲也在地里劳作，此外她还得做饭。她得烤15个面包才够我们一家老小吃一天。周日最流行的午餐是野兔派。1869年，我14岁，作为一家大农场雇佣工，我能挣6英镑一年。16岁时涨到9英镑一年，每天我还分得半品脱啤酒……

在农业还没有迈向工业化的时代，但凡有一点家底的东安格利亚农民，都会先租种庄园主的耕地，除去生活开销，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交租交税，另一部分则攒下来，待攒够之后，再从庄园主那里买些耕地，将身份从佃农变为农场主。工业革命中后期，一些隶属“贵族保有制”（Tenure）的英国庄园纷纷没落，其耕地以每英亩几十英镑不等的价格，落入中小农场主手中。完全没有家底的农民，单纯靠出卖体力，也能活下来。哈德邯村村委会编撰的《地方志》上，记载着老农夫大卫（David Fairchild）给青年农民的告诫：“农民是土地的保管人（Custodians）。我们耕种，如果运气好，就要努力把耕地传给下一代，像血脉一样传下去。当你的体内流着农民的血，你就会尽一切可能不让土地荒芜。”

对东安格利亚人来说，农业不但是生计，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据说在各种失传的节日中，始于公元5世纪培根（Pagan）时代的“丰收节”是最热闹的。秋分前后，当地农民便会将自家产的作物和果蔬，摆设成色彩浓烈的对称样式，在教堂里或集市上展示和出售，伴随着两天两夜的中世纪歌舞、管风琴和铜管乐演奏。

在哈德邯村，有一家循道宗教会的教堂。它是一栋建于1768年的红砖建筑，低矮，宽厚，远没有大教堂的斑斓和辉煌，不同明度的土烧红砖，在垒砌时稍稍转换角度，便构成简单重复却相当耐看的几何纹样。吉米（Jim Mullin）是该教堂的神父，你很难看出他是神父，因为大多数时候，他几乎不戴那种石膏般坚硬的白色假领，我每次在路上见到他，他都穿得像一个卡车司机，尽管他拥有博士学位。村民们也从不叫他“Father Mullin”，而是叫他“吉米”。

根据哈德邯村地方志的记载，吉米的教堂曾组建过好几代合唱团。清一色的本地村民，农闲时分排练，节假日献唱，收入所得捐给慈善机构。1988年的初夏，村合唱团还自导自演了根据法国古老传说改编的中世纪歌剧《小杂耍人》（The Little Juggler），当时的歌手伊丽莎白曾甜蜜地回忆道：“童声合唱站在最前排，乐队伴奏在后方，我们站在最中间……那可是真正的好时光。”

耕种，放牧，祈祷，歌唱……这些与土地密切相关的集体行为，加上抗洪必需的凝聚力，曾经构成过一个自成一体的东安格利亚农耕社会。爱德华·斯托里视它为“一个珍稀的部族社会”。在《部落之末》（Last of the Tribe）一文中，他写道：“不管是那些老实巴交、只会埋头苦干的农民，还是那些通过能源和技术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农业专家，他们之间拥有着一种‘共同的特质’（denominator），它比伤感的怀旧之情，比对老时光的眷恋都要显著。它不仅仅只是对一个地方的忠心，比如对‘家园’的忠心。它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在东安格利亚，这种认同是部族式的，是一个部族社会得以长久生存的要素。”

我这个身上背负着不到五两传统的异乡人，独自走在哈德邯村的林间小道上，像一只失去网衣的蜘蛛，时常带着羡慕的心情，品味着数月以来在东安格利亚所观察到的一切。那是一种地道的田园（Idyllic）生活的底色，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甚至对“英国性”的构成，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

当我渐渐爱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才知道它一半以上的原住民，包括我的忘年交保罗，全都是坚定的“退欧派”。用公投后公布的数据概括：“90%年龄在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都投了退欧一票。”90%和65，对我们来说，这两个数据相当残忍。也许哈德邯村历史和自然小组的所有成员——那些友善的老人，甚至包括我的公婆在内，全都无视我们的未来，投了退欧一票。“中老年白人loser”，除了“loser”一词值得商榷之外，“留欧派”果然描述得差不离。然而我们就把这些人通通“标签化”，从现实里彻底删除吗？常识告诉我，当你面对的人变得真实、具体，像棱镜一样具有多面性时，任何一种标签都是粗暴的。

保罗终于走到了灶台边上，用颤抖的、爬满老年斑的双手，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向上氤开的蒸汽，令他那因年迈而失控的泪阜，看起来湿漉漉的，像刚刚哭过一样。

我站在他身旁，一边静静地吸着一瓶苹果汁，一边在他的目光无法触及的地带，敲下一个既同情又不解的问号。

“你说你想和我聊天，你想聊什么？”他问，语气里掺夹着与我的疑惑不相上下的好奇。

“和我说说你的五英亩地吧。后来它怎样了？你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吗？”我没有开门见山地质问，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怎么会选择退欧？

“呵呵，这得说上好几天……”

把自己吃力地塞进一张同样上了年纪的扶手椅之后，保罗双目低垂，陷入了漫长的回忆。

“我这辈子几乎哪儿也没去过，待在这个小村庄里，守着二十一岁时父亲赠给我的五英亩地。

“五英亩耕地，固然很小。但在英国农村，流传过这么一句话，五英亩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二战前后，英国被蹂躏得囊空如洗，小麦、白糖、肉类全得用粮票才能买到，很多人家就在自家后院种地养鸡，一个不足一英亩的后院能救活一家四五口人的命。我的五英亩，相比起来，已经算是很大了。当然我得用它来创业，于是我就想到了养猪。20世纪50年代，政府对农业相当支持，颁布了强大的农业补贴政策（Agriculture Act 1947），买农药有补贴，买耕犁机器有补贴，猪牛羊等畜牧业也有各种补贴。1950年到1960年，家禽的出品价格是政府规定的，完全不受市场影响。辛苦养大的猪被砍到跌破价这种事，我那时可是丝毫不用担心的。

“来到哈德邯村的第二年，我就在村俱乐部里交上了女朋友，就是农闲时大家都凑去喝酒跳舞的那种俱乐部，当然现在没有了。她是土生土长的哈德邯村人，我们第二年就结了婚。因为和本村女孩结婚，村里人渐渐地便把我当作自己人，针对我的那些闲话也慢慢消失了——毕竟我是伦敦来的。20世纪50年代，村里几乎没有外来人口，来了一个外地人，大家难免会在背后议论。我那时处于创业阶段，钱都花在猪身上了，所以我们没钱拍婚纱照，但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她有一双冰凉的手，凉手心揉出的面皮做出来的苹果派才好吃。她为我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做了很多年的苹果派。她是过完我们的金婚纪念日之后才走的。

“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也谈不上拮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政府农业扶助政策的鼓励下，几百家小型屠宰场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从猪圈到屠宰场的距离，最多不超过十五英里；肉店也到处都是，单我们村就有两家肉店。我的猪赶上了好时光，落地就满地乱跑，吃得也很好，都是货真价实、不含激素的饲料，头头精瘦健壮。有一年，我的猪还拿下了英国皇家农业竞赛的‘配种冠军’，俄罗斯都派代表团访问过我的养猪场。

“20世纪60年代，政府逐渐取消了对猪肉出品价格的硬性规定。猪要经过几道经销商的手，才能到达屠宰场，经销商为了从中赚钱，把出品价格压得很低。我觉得那样对我们不公平，就办了一个类似‘联合供销社’那样的协会，请专业人士给猪肉做等级鉴定，以半年或一年的固定价格，向屠宰场直接销售。第一次集会在我家的厨房里举行，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人，他们都是东安格利亚地区小养猪场的农场主。1963年，我们壮大到二十一人，一起出主意，解决各种技术和销售上的难题，正式命名为‘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AQM），我们协会最兴旺的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保罗递给我一叠厚厚的资料，封面上印着一枚金色勋章，恍如一个乡村养猪专业户的“奥斯卡奖”。

［四］

“厄运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讲到这里，保罗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移向窗台，视线在阳光里汇成一把长剑。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

“20世纪90年代，超级市场开始主导整个英国的农业。”

超级市场是一条食肉的尼罗河鲈鱼，只要把它放进河里，所有的原生鱼都会死光——这并非只是我或保罗的个人见解。

以英国五大超市之首的Tesco为例，20世纪20年代，Tesco还只是伦敦焦橡树街（Burnt Oak）上的一家小杂货店。20世纪50年代，它以购买和兼并的方式吃掉了附近的所有对手，包括70家Williams零售店、200家Harrow和97家Charles Philips。随着资本力量不断壮大，自20世纪60年代起，它便以蘑菇云的速度生长。1968年，它在英国的苏塞克斯郡开设了第一个“巨型超市”，20世纪90年代，这只患有肥大症和强迫症的巨兽便全线占领了英国所有的大小市镇。20世纪90年代底，它扩张到包括东欧和东南亚在内的13个国家。在美国，它叫“Fresh ＆ Easy” （鲜易），在中国，它叫“乐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实体店从2008年的3751家飙升到2016年的6902家。

根据村史记载，20世纪90年代以前，哈德邯村曾拥有14家店铺，包括两家肉铺，卖着保罗和他那“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出品的优质肉类和家禽，一家保罗的老丈人开的制衣店，一家水果店，一家面包店，一间小零售店，一家热带鱼店，一户旅行用品店，一家干洗店，一家古董店，一家理发店，一个加油站等等。今天，除了理发店和一家惨淡经营的肉铺，其余店铺全都消失了。几张珍藏在村图书馆的零星照片，记录着店主和顾客们谈笑风生，用秤砣过秤后的白糖在黄油纸里亮晶晶的样子。

“超级市场要海量供给，要稳定的供应链，最关键的是，要最便宜的出品价格，所以根本没有人打得过它。”保罗说。

超市的出品价格到底有多便宜？英国作家、《卫报》（The Guardian）记者乔安娜·布莱斯曼（Joanna Blythman）在《买买买：英国超市的惊悚力量》（Shopped：The Shocking Power of British Supermarkets）一书中写道：“1英镑一串的香蕉，超市能净赚40分钱，却只肯付给蕉农1分钱。”2015年，超市里的猪排平均最便宜也要每公斤5英镑左右，而生猪的出品价格仅为每公斤1.3英镑（数据来自www.parliament.uk）。

“很多中小型农场主，一心想节约成本，不舍得给猪圈垫草，为了防止没有干草垫护的小猪们在水泥板上互相撕咬，小猪一出生，就立刻被剪掉尾巴，以免造成感染。还有的农场主为了节省饲料，到中国餐馆买潲水，煮都不煮就拿来喂猪，猪吃了这些潲水会中毒，人吃了这样的猪肉，也会生病……”保罗告诉我：“这些招数，我想都没想过。”

尽管如此，在那些大量雇佣廉价劳工、大剂量使用催肥饲料、完全改用试管受精的大型（Mega）生猪工厂面前，这点省钱的小心眼，还是不堪一击。

保罗的竞争对手不再是邻村的养猪场，而是那些向英国超市源源不断供应廉价肉类的欧洲和南美洲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东安格利亚的小农场主们，大多身处同样的苦海。萨福克郡（Suffolk）的奶牛农场主托尼·吉利斯（Tony Gillies），受近年来每公升仅25分钱的超低出品价冲击，负债累累，不得不关闭祖上经营了四代的草原牧场。他那些以花命名的奶牛，康乃馨、冬青花……被送到拍卖场贱卖。BBC 1台把失落的托尼请到牛奶出品价格更低廉的美国，参观芝加哥某家大型奶牛工厂，站在罗马广场式的环形工厂底端，仰望着被阶梯形钢铁牛栏圈养在半空中、插着24小时挤奶器的奶牛，托尼眼圈发红，双唇颤抖，完全说不出话来。

感谢席卷全球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20世纪90年代初，保罗结束了“五英亩养活一家人”的古老传说，那时年近五旬的他不得不靠各种短期合同工熬到退休。1996年至2004年，英国失去了约八万份与传统农业相关的工作。

［五］

“魔鬼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英语谚语，它改变了我在一个极速发展的社会中养成的那种“观光客式”的观察方式。为更进一步了解超级市场及其背后的全球化垄断意识形态，如何将农民逐出土地，我起了个大早，去拜访哈德邯村的山行果园（Hill Row）。它在一片山坡顶上，是村里的最高地。果园的主人叫史蒂芬（Stephen），像所有准时、守信的东安格利亚人一样，早早就站在果园的入口等候我。2017年初春的寒风，刮着他泥塑般粗犷的浓眉大眼。

“你是我在哈德邯村见过的最年轻的农民。”我如实相告，在拜访史蒂芬之前，我走访了附近几个农场，农场主清一色全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根据英国“企业观察”组织（Corporate Watch）的报告，目前英国农民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九岁，而史蒂芬看上去只有五十岁。

“对不起，我是全职的货车司机。”他尴尬地说：“果园养不活自己和家人，周一到周五我都在开车，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打理果园。”

“你的果园有多大？”

“80英亩。”

“是祖上传下来的吗？”

“是啊，太爷爷买了200多英亩，父亲继承了120英亩，欧盟政府要求不能全拿来种地，所以父亲用40英亩来种草，80英亩种水果。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父亲过世后留给我的果园。”

一棵棵果树排成长条形，齐整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果园。哈德邯村还有另一座健在的果园，在一座废弃的风车底下，果园的主人罗伯特·诺尔曼斯（Robert Normans）像守陵人似的看着它。我经常在村里的主街道上买他的苹果。芳甜的苹果，用塑料袋装起来，每袋10到12只，1英镑一袋，堆在一辆生锈的手推车里，标好价格的木牌搁在手推车旁，地上摆着一只小小的铁盒子，用来放钱。没有人，铁盒子里也没有多少硬币。入冬以后，手推车里仍堆着很多卖剩的苹果，塑料袋上结满白霜，令人不免为苹果主人的冬天担心起来。

“这是桃子，这是苹果，这棵李子树大概有两百多岁了，你看它的树杆，全是粗结和皱纹……”史蒂芬指着他的果树，一一向我介绍。

“你的果子都卖到哪里？”

“这些年，我也正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呢。父亲在世时，我们的水果曾卖给当地的农贸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再卖到水果摊上。”

“不可以卖给超市吗？”

“我们的品种太旧了，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而且数量也不够。要种出超市喜欢的水果，就得更新到最新的品种，洒更多的农药，给水果的形状定型，果园面积至少得扩大几十倍，还得建个有温度和湿度控制的巨型仓库，用来存放——因为超市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且一年四季都不腐烂的水果。到了超市那里，被虫咬过一丁点的、长得不够圆的，都得被退回来。总的来说，要花一大笔钱。”

“欧盟没有补贴吗？”我望着每棵果树下厚厚一层腐烂的水果，心疼不已。

“每年每英亩20英镑。”

“英国政府呢？”

“一分补贴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退欧一票？”

“补贴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

史蒂芬也许是对的，尽管根据实况网（Full Fact）提供的数据，欧盟补贴对英国农民来说必不可少，比如2015年，英国农民在生产农产品上获得的净收入平均只有2100英镑，拿到的欧盟补贴竟高达28300英镑。听上去似乎还算充裕，但因为欧盟补贴是按土地面积支付的，对于只有120英亩地的史蒂芬来说，也不过2400英镑，如果他的果园无法盈利的话，这笔钱估计也就仅够除草、施肥和支付抗洪费。

《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一书的作者、英国作家乔治·蒙彼尔特（George Monbiot）披露：“农业补贴是一场公然将钞票送给富人的交易。当我们的政府说，我们要帮助农民，其实是在说‘我们要帮助那1%’，因为我们的土地大部分归极端富裕的人所有，他们很多是外国的族长、政治寡头和大矿主，他们也许支付零税收，却可以拿到数百万欧盟农业补贴。”此话并非凭空捏造，打个比方，产权归英国前劳动秘书部长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的几位近亲所有的旺斯伯恩家园农场（Swanbourne Home Farms），过去十年间累计拿到的欧盟补贴高达117535欧元，尽管伊恩在“缩减公共福利开支”上向来狂热不已。

“你认为怎样才能解决问题？”我望着一脸无奈的史蒂芬问道。

“欧盟太庞大，太遥远……我想回到过去，回到一个以地方为中心、地区掌握自治权的时代。”

我无言以对。我看到的和他看到的，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世界。全球自由主义、多元文化、跨国交流、思想碰撞、力量联合……一切如此美好，却也面对着像铅壁一样灰暗而有毒的现实。

“你父亲在世时，是全职的果农吗？”

“他没兼过职，一辈子都在这山坡上忙碌。我就是这果园养大的。”

“没想过将果园卖掉？”

“从未想过。”

“为什么？”

“它就在我家后院的山坡上，什么时候想看月亮，我就走上来。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看到最美的月亮。”

［六］

保罗发来Email，告诉我别为无人采摘的水果发愁，在最寒冷的冬天，这些在泥土中发酵腐烂的水果，能引来两三千只北欧田鸫和黑鹂。我这颗从小死记“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脑袋，才逐渐放松下来。食物浪费是人类对大自然最不敬的行径之一。

史蒂芬估算，哈德邯村的农业人口已经从半个世纪前的95%减少到1.5%，我到詹妮（Jenny Manning）那里去求证。年近六旬的詹妮每周在哈德邯村教区居民委员会上三天班，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她和她的姐姐希拉（Sheila）还一起经营着一个二十多英亩的小农场，为十几匹马和毛驴提供膳食、草地和茅棚。虽然驴马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马的主人们却不舍得将它们放弃，偶尔骑一骑，大部分时候它们被寄养在姐妹俩的农场里。一匹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60英镑，姐妹俩赚的钱相当于“花生米”，所以只好把几间破旧的牛栏改建成仓库，租给人存放大型土建器材。

从马草场到詹妮的家，要经过一条泥泞小径。小径边上有棵樱桃树，詹妮和希拉的父亲，据说是哈德邯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农夫，此刻就埋在树底下。简洁的墓碑旁放着一张长椅，献给每一个疲倦的路人。我拂掉长椅上的落叶，轻轻坐了上去。马儿跨过早春的薄冰朝我跑来，马蹄富有节奏地敲击着土地的心脏，时光如白驹过隙，土地那忧伤的回响却旷日持久。

詹妮从我手里接过一份哈德邯村过去五十年间的农场名单，一边轻轻地念着那些名字，一边把它们一个个划掉。

“粗算了一下，我们村的农业人口估计只剩下2％左右，没错。”

“农民们都去了哪里？”

“退休了，或者去世了。像我父亲一样，他是十几年前走的。”

“那村里的人靠什么生活？”

“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在从事其他职业……”

希拉在一旁接话：“务农的收入很低，所以很多农民的后代都出去了。人走了，土地和房子便进入了市场。这里的房价比大城市低一些，很多在伦敦上班的人，就搬了进来。每天早上开车到伊利，再坐火车去伦敦。”

“那单程可是近两个小时。”我咂舌。

“那也没有办法。”希拉苦笑。

“父亲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钱的问题，对吧？”詹妮把话头抛给姐姐，比起希拉，詹妮显得内向多了，眼角的鱼尾纹里藏着一缕缕游不走的哀伤。她结了两次婚，第二任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虽然居民委员会的工资还不错，但因为不是全职，似乎总让她安不下心，而且她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有的事说不准”——她总是淡淡地说道。

“那可不是！我们小时候生活得多好！钱的问题，父亲可是一天都没有担心过。爷爷留给他的一小块地，在他手里扩大到两百多英亩，种过土豆、甜菜和豌豆，养过牛……”希拉应和道。

“这些地都去哪儿了？”

“大部分都卖了。父亲老了，两只膝盖全都坏掉了。时代在变，我俩谁也不想继承他的事业。”

时代确实在经历着一场剧变，根据BBC“乡村档案”（Countryfile）2015年11月的报道，因为破产，英国平均每周就有一个农民自杀，空气里弥漫着蓝色的忧郁和某种类似“1943地铁踩踏事件”的恐慌。即使在哈德邯村这样的“鱼米之乡”，也开始出现食不果腹的现象。这几年来，神父吉米不是在忙着组建唱诗班，而是忙着为村里的“食物银行”（Food Bank）筹集食品，帮助那些最不幸的村民渡过难关。

［七］

迈克尔（Michael Church）是1960年代农业学院的高材生。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以后，他出任哈德邯村最大的农场——隐士农场（Hermitage Farm）的总经理，该农场走Mega路线，从中型规模扩展到4000英亩。

不单只是小农场主为钱发愁，为了保住超级市场这个唯一的买家，就连大农场主也在想方设法减缩成本。“超级市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砍价什么的，我们根本不占上风。有一年，Tesco说要800吨土豆，我们把土豆装好车，他们又不说要了。”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没有原因，它不需要给你原因。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只好把800吨土豆倒回泥里去。”迈克尔那双利索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过来人”的无奈。

“据移民观察（Migration Watch）的数据，目前英国95%的农业季节工来自欧洲、澳大利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我们不可能雇佣本地劳工，”迈克尔辩解道，“成本问题，雇不起。事实上，我们全职的员工也只有五个人。”

“五个人种4000英亩的地？”

“没法相信吧？今天，技术已经发展到只需轻轻触屏，就可以完成大面积耕种的地步。我们的机器如果出了问题，只要在电脑上输入代码，屏幕上就会出现修复模式。只有像摘草莓、采青蒜之类精细工种，才需要一些季节工。移民工不但有价格优势，而且非常卖力。你如果见过那些来自东欧的移民工，就知道本地劳工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约了移民工早上六点到达农场，凌晨五点你就可以在田垄上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非常敬业，一直工作到太阳下山为止。”

“我以为本地劳工也是很敬业的……”

“你说的是过去，现在这些人有福利可吃，当然更愿意坐在家里看电视。”迈克尔露出一丝嘲讽式的微笑。他是我遇到的哈德邯村六十五岁以上的前辈中唯一的“留欧派”。

对此，莉迪亚（Lydia Hill）完全不认同。她是哈德邯村的工党会员，骨子里继承着纯正的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血统：“吃福利？在公共福利基金首先用来保释银行家的时代，有多少人能申请到福利？不是本地劳工怕辛苦，而是本地劳工即使拿移民工的工资，也根本活不下去。六七英镑一小时，还是季节工，住在十几个人的篷车里，移民工可以忍受，因为再苦再累，也比待在家乡强。何况赚够了钱，他们就可以回家。而拿同样的低薪，本地劳工既付不起房贷，也租不起房子，哪里有家可回？”

莉迪亚说得没错，只不过移民工也未必有家可回。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著作《第七人》（A Seventh Man）里，用语言和逻辑学的刺刀，详细地解剖了“廉价欧洲移民工”的历史和成因：“现代乡村的贫困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制度。在一个只为全球垄断资本家牟利的制度里，农民们如何将石头变成面包？”在《回归是虚构的》一章中，他写道：“……并没有回归，自他离开的那天，他的村庄就已经在悄悄地衰退。过去没有生计，现在更没有。回家，只能让他成为经济停滞的受害者，而正是同样的原因，迫使他接受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今天，尽管有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那样的诺奖经济学家，在质疑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但在大范围内，对它的批判仍是一个禁忌。也没有多少人同情背井离乡的移民工，以及那些被战争和环境恶化逼向绝路的难民。在制度和其受害者之间选替罪羊，中选的总是受害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在乡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好人”，亦无疑是一句谎话。大部分的“退欧派”都对移民不满，就连不少生性淳朴的哈德邯村的村民也不例外。一旦“移民”的话题被激活，他们脸上的淳朴，就会像月食一样，被《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尖酸刻薄所遮蔽。“太多移民了！我们的住房、医疗、学校都被占满了！还有一个难民大军！难民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国必须退欧！英国曾经很伟大，英国可以再伟大起来！”

我听说二战结束后，这片土地曾收留过一位叫亨利（Henry Beusch）的德国战俘，来自德国的一个小乡村，在被征兵前是个放牛娃，纳粹把他作为杀人武器发送到英国，他却爱上了东安格利亚的沃土。1947年，他放弃了遣返回国的机会，主动留在一家甜菜农场做苦力。劳作令他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20世纪60年代，他获得了英国国籍，开垦了自己的农场，种了四十万颗椰菜花。过去，人们可以原谅一个前纳粹士兵的罪行，今天人们却不愿对炮灰和死海中逃生的难民表露丝毫的同情。

排外情绪助燃着潜伏多年的“人种学”和“纳粹思想”，哈德邯村也难逃它们的魔爪。2016年9月，约三百五十名自称“血和荣誉”（Blood ＆ Honour）的新纳粹分子，从欧洲及英国各地涌入村里的一块草坪，点燃篝火，对移民、有色人种、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口头“狂殴”，让这个默默无闻的村庄上了一回BBC。

这就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邪恶之处：垄断市场，兼并土地，大搞农业工业化，让可持续发展的地域经济窒碍难行；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逼成“移民工”；将贫困归罪于懒惰，将资源的缺失嫁祸于移民；用最少的土地、最高端的科技、最低的人力投入，炮制最高产、品质低下甚至有毒的廉价农产品（big food），将绿色食品变成少数人餐桌上的特权……

事实上，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缺乏想象力是正常的。牛都在水泥模具里，也许很多人一生中从未见过牛。

［八］

“过去的田野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科林（Colin Bidwell）一边说，一边转动着方向盘。他说这话时，我正望着车窗外飞过的黑鸟。

我从沉思中扭过头来，迷惑地看着他。

“过去我们什么都种，一块田里种土豆、番茄、豌豆……甚至还养花，有的还在周边养上几头猪、几头牛、几十只鸡，万一哪种作物收成不好，我们还有其他的保底，不会颗粒无收。过去的田野景观是丰富的，到处都是篱笆和沟壑，植物和作物相隔交错，高低不齐。不像今天，大机器拉犁，大面积收割，我们当然也只能种单一作物。”

今天，横亘在我们眼前的田野平坦而单调，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涂层，因为缺少对比，绿得生涩而孤单。

科林是哈德邯村柳树农场（Willow Farm）的农场主，他主动驾车带我去参观他的土地。他有340英亩地，三分之一租给他人种土豆，剩下的用来种甜菜和大麦。甜菜直接卖给糖厂，大麦则卖给饲料公司。生存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忧心的是没有人愿意继承他的田野。他从来不请帮工，现在已过了退休年龄，劳累无止境地拉扯着他的身心，像是要从一匹老驴身上扯下一张缩水的驴皮。他的孩子们全都在伦敦打拼，退欧公投的第二天，他的儿子吼道：“我这周还有份工打，下周就不知道了！多亏了你老爸，投了退欧一票！”“留欧派”们大多认为，只要看见经济衰落下来，“退欧派”们就会回心转意，然而这么多个月过去了，科林丝毫没有动摇。

工业化种植不仅永久性地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也破坏了土壤结构。曾经绵如丝缎的湿地土，在大型农机的碾压和农药的逐年渗透下，变得僵硬枯燥。因为风蚀，还产生了地表下陷的危险，对洪水来说，这简直就是重返江湖的天机。蜜蜂和鸟类也在急速减少，哈德邯村湿地里曾随处可见的北俄罗斯天鹅，为了逃避西伯利亚冰骷髅的追捕，迁徙五百英里，在星辰的指引下终于到达这里，今天却几乎销声匿迹。大量的土产野雁、丘鹬、黑水鸡们也因小农场的消亡，失去了植篱和小溪的庇护，不得不在沉睡的覆羽中，向人世告别。

生态的多样性在消失，传统的多样性也在消失。几乎没有人在村里庆祝丰收节了，村合唱团早就不复存在。2016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去伊利镇的循道宗教会教堂听“伊利民间合唱团”（Ely Consort）的演唱。演唱者大部分来自周边各个乡村，穿着像琴键般漆黑的礼服，根据音高排列成一架精美庞大的人声乐器。当第一声歌唱绕过教堂顶部的撞钟，传入我的耳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美妙的和声是经由人体发出的，Biorhythmic（生物节律）——这种汉语无法传递的感受，刹那间传遍我的全身。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五首希伯来情歌，以及根据莎士比亚的佳句创作的歌曲《我知道那个野百里香招展的河岸》。然而让人难过的是，合唱团里几乎全是年过六旬的老人。

约翰·伯格去世前一直住在法国的阿尔派村（Alpine），说要用后半生时光见证“田园的消失”，而我这代人出生得晚，几乎一出生就直接看到了它的消失。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别提有多惨烈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暗示，退欧是“一种部族式的对抗方式”。东安格利亚人的对抗方式，和他们试图传递的视角是吻合的，只是“部族”这个词，在学者的语境里包涵着某种贬义，而在我看来，它却是美丽的，是当地历史学家爱德华心中的理想国。尽管在外人看来，这种美笼罩着一层自杀的阴影。

“我们所热爱的一切正在失去”，保罗在给我的一封长信里写道。词语间沉淀着化不开的焦灼：“退欧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获得的唯一发声。”我欣赏他发声的勇气，可惜退欧的前景并不乐观。哲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总结公投问题时已经预测过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可以单独活下来。不改变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的国际格局，只谈地方自治或单一民族国家自治是没有作用的。”

老人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年轻人就已经自若地接受了新的现实。这又有什么错呢？世间的心灵不都渴望着、追逐着更轻松更愉快的人生吗？谁能在整个世界前行的汪洋大潮中独自止步呢？

相机的事

撰文　李娟

相机的事

本来我有一个使用五号电池的数码相机，可惜没用几天就坏了。没有相机，固然错过了许多令人惊叹的镜头，但进城修理的代价也令人惊叹。权衡一番，便一直塞在马鞍下再没管过它。

没有相机的日子里，我常常面对一幕幕美景发呆。有时在家门口煮脱脂奶，长时间手持锡勺在腻白的大锅里一圈一圈地搅啊搅啊，单调、宁静。突然一抬头，就看到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云，如天鹅羽毛般一丝一缕拂过冰凉光滑的蓝天……那种时刻，难免会因没有相机而难过，而孤独。

还有一次，天空被一大面云蒙得紧紧的，却正好在头顶正上方的位置洞开一孔。于是，一汪巨大的圆形蓝天停止在那处，像是立刻会有湛蓝冰冷的液体倾泼下来。

还有那些深陷在碧绿山坡半腰上的羊道，纤细而深刻，十几条、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并行蜿蜒，顺着山势音乐般熨帖地起伏扭转。整面山坡鼓荡着巨大而优美的力量。

还有暮归的山路上迎面遇到的一头牛，浑身漆黑，唯有额头正中嵌一块雪白的毛皮，呈完美的心形图案。

还有阴天里雨水初停的时刻。沼泽里的圆形叶片密密地挤生，每一片叶心都珍藏一颗完美精致的水珠。每一颗水珠都刻录了眼前完整的绿色世界。放眼望去，满眼明灿灿的绿意。又因为是阴天，无强光的反射，这绿意只郁结在低处，绿得欲罢不能。

还有很早就开始挤奶的那些傍晚时分，我赶着一头鼻子湿漉漉的小牛上山，看到黄衣的卡西帕亭亭玉立地站在视野高处的天空下，骑马的海拉提沿着山脊向她缓辔行去……在他俩身后，是一大团塞据了整面天空三分之一面积的云朵的侧面，像一座银子般徐徐放光的空中岛屿。

有相机又能怎样呢？我又能重现些什么，留住些什么呢？有相机的时候，我和这个世界隔着一架相机，没相机的时候，隔着的事物则更为遥远，更为漫长。

我永远也不曾——并将永远都不会——触及我所亲历的这种生存景观的核心部分。它不仅仅深深埋藏在语言之中，更是埋藏在血肉传承之中，埋藏在一个人整整一生的全部成长细节之中。到处都是秘密。坐在大家中间，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这谈那……我无法进入。我捧着茶碗，面对着高山巨壑。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障碍，更是血统的障碍，是整个世界的障碍。连手中这碗奶茶，也温和地闭着眼睛，怜悯地进入我的口腔和身体——它在我身体的黑暗中，一面为我滋生重要的生命力量，一面又干干净净隐瞒掉关于生命的一些关键部分。

我亲眼所目睹的这些，与其说是自然的呈现物，不如说是遮蔽物。我过不去。高山巨壑。我并非缺少工具，也非时间不够，而是根本就没有入口，彻底没有入口。

对我来说，最寻常、最单调的日常生活也如大海般深不见底。斯马胡力赶羊时发出的各种吆喝声，羊能听懂，我却听不懂。班班认得自家的牛羊，若有别人家的牛靠近我家的盐槽，就吠叫着冲过去把它赶开。而我非得走近了仔细辨认烙在牲口耳朵上的标记。

我太过懦弱，无力承担。每当我面向一幕陌生而惊心的情景，举起相机——更像是躲藏在相机这样一个掩体之后。我不敢直视。像是一个说过谎的人。

所谓的“孤独感”，总是尴尬又悲伤的。然而不止这样，也不止是我。面对这样的时代，面对外部世界的喧嚣节奏，眼下这荒蛮之地的这支游牧民族又何尝不孤独呢？当我经过广阔无物的春秋牧场，经过一间局促简陋的泥土小屋，看到电视天线寂寞地伸向蓝天（那天线只是一根细长的木棍支起一张破旧的铝锅蒸篦）。我走进屋里，看到阴影中的人们紧围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电源来自门外一块一尺见方的太阳能电池板）。我看到电视上布满雪花点，画面因信号不稳抖动不止。但还是能看清画面中展示的那个家庭极富有，家居富丽堂皇，庭院整齐考究，主人公清洁又悠闲。我又看到屏幕前所有的面孔都安静、认真，所有眼睛滋味无穷。年轻人向往着，年长者则惊奇而赞赏。这也是相机难以记录，无法说清的。

更多更宽广更强烈的冲击，是再偏远的角落、再执拗的心灵也无从回避的。流行哈萨克族歌曲中花哨的装饰音，年轻人服饰上夸张而无用的饰物，孩子香甜吸吮着的“娃哈哈”，深山小道边遗落的垃圾食品包装袋……世人都需平等地进入当下世界，无论多么坚牢的古旧秩序都正在被打开缺口。虽然从那个缺口进进出出的仍是传统事物，但每一次出入都有些许流失和轻微的替换。我感觉到了。

我在最细微的差异里的最深暗的裂隙中无边坠落。我的相机留不住任何一处路过的情景，而路过的情景，也没什么能挽留得住我。我不能停止这坠落。可循的线索如指纹般随时浮现，随时熄灭，无从把握。记在心里的，刚刚记住就立刻涣散。默念着的，念着念着就如嚼蜡般毫无意义。而四周确是现实的生活——确有食物在嘴中吞咽，确有大狗班班饥饿的追随，蒲公英确在耀眼地盛放。

是的，生活之河正在改道，传统正在往旧河床上一日日搁浅。外在的力量固然蛮横，但它强行制止所达到的效果远不及心灵的缓慢闭眼。老人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年轻人就已经自若地接受了新的现实。这又有什么错呢？世间的心灵不都渴望着、追逐着更轻松更愉快的人生吗？谁能在整个世界前行的汪洋大潮中独自止步呢？牛羊数量正在剧增，牧人正在与古老的生产方式逐步告别——这场告别如此漫长。一点一滴地告别着。似乎以多长的时间凝聚成这样的生活，就得以多长的时间去消散。不会有陡然的变革，我们生活在匀速消散之中。匀速运动状态等于静止状态——这是最后的安慰。那么，还是先不要去可惜吧。还是先谅解了再说。先收起相机，把眼前的一切接受了再说……

我虽然带了移动硬盘和一大堆电池，但还是轻易不肯给大家拍照。小姑娘卡西帕整天哀求也没有用，小伙子斯马胡力一放羊回来就大喊：“李娟！那边又有一个地方！漂亮得很！”也没有用。

唯有当大家赶羊入栏时，剪羊毛时，擀毡时……忙得焦头烂额、啥都顾不上的时候，我才端起相机跑前跑后一顿猛拍。于是大家非常不乐意。因为那时候一个个又脏又累，有失形象。

偶尔在天气晴朗，大家悠闲又愉快的时候，我会主动提出为大家照相。于是所有人如过节一样快乐，纷纷换上最好的衣服往“漂亮的大石头”那边走。那块石头在林海孤岛的西南面的隘口边，又平又高，四面长满了爬山松，大家都很喜欢那里。

照相时，扎克拜妈妈必然会是叉着腰摆S曲线的。嫂子莎拉一定要光头的女孩加依娜站在左边，养子吾纳孜艾站在右边，一个也不能少。小伙子们则一定要和自己的马儿站在一起。拍合影时，哪怕画面分明宽宽绰绰，大家也一定要排作两排。并且一定要有蹲的有站的，个儿最高的一位一定会被拥着站在最中间。似乎合影的套路只能如此。此外，合影时大家一定要扁着嘴，丝毫不笑。似乎越严肃越气派。

一次进城时，我洗出了一部分照片带回家，把家里唯一的影簿插得满满当当。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本影簿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啊。平时它作为装饰品竖放在花毡边的木箱上。卡西帕哪怕只有三十秒的空闲，都要取下它匆匆翻看几页，再端正地摆回去。连揉面粉时都会将影簿摊开放在一旁，一边用力地揉，一边偏着脑袋细细揣摩，并不时指使路过的加依娜或觉约得别克帮忙翻过一页。扎克拜妈妈也常常流连其间，并且每次翻看都会有新发现：“呀，这里冒出一截班班的尾巴！”“呀！我的鞋子沾了牛粪！”每当家里来了客人，我们的影簿自然是招待客人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客人上次已经看过一遍，下次来时，则会主动提出再看一遍。

脖子上挂着相机，一个人在无人的山谷里走啊走啊。迎面遇上的骑马人总会勒停马儿，大声向我问候。然后提出要我为其拍照。我同意后，他整整身上的衣服，扶正狐狸皮缎帽，肃容端坐马背，看向镜头。不知为何，那样的时候我极乐意做这件事。大约因为能顺从这个陌生人的意愿，能为他做些什么吧。于是“陌生”这个硬东西便变得服服帖帖的。总之那时我极殷勤，横的竖的正面的侧面的“啪啪啪”捏个不停，然后再回放一遍给他看。他骑在马上，俯向我的相机显屏仔细地看。看罢满意地道谢，然后与我告别。但不知为什么，他从来都不提“照片洗出来送我一张”之类的话。因此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向我道谢。

对于拍照这事，大多数时候我仍深感不自在。我没法令大家理解自己拍照的这一行为，也没法解释，似乎一解释就全都是谎言。我在这里生活，我的相机令我的介入成为“强行”的介入，令我与大家的相处形成某种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不公平、不自然，且不地道。当我举着相机对准别人时，总觉得像是举着枪对准了别人……不知这到底出自怎样的一种怪异心态。总之，我想留存大家的生活，到头来，却干扰了大家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我使大家的生活成为表演。当我一举起相机，生活、劳动中的人们立刻调整坐姿，扯扯衣角，换了表情——作给外人看的，端庄而防备的表情。

虽然照相之前，我总会不辞辛苦套一番近乎。等大家说得高高兴兴，毫无防备的时候，再突然取出相机“咔嚓”一下子。但总是没用。大家速度总是比我快。镜头所到之处，总能迅速集合，排列成合影的标准队形。

是的，总是这样的——本来所有人好端端围坐一席，舒适地说笑、进食。我的相机一出现，亲亲热热的宴席转眼间就散了。大家把碗一推，忙乎起来。老奶奶掏出钥匙打开木箱，取出洗衣粉洗脸。主妇和女孩子纷纷跑到毡房后，换上出门做客时才穿的外套和鞋子。小伙子们大力擦皮鞋。唯有男主人矜持一些，顶多拉展身上外套，掸掸裤腿上的灰。但表情毫不含糊，绝对不笑。这相照得真没意思。

相机平添的其他烦恼就更多了。比方说，卡西帕对我的相机有浓烈的好奇心。好奇心本值得称赞，问题是这家伙还有更为彪悍的自信心，碰到啥问题都绝不轻易向我请教。于是，我在弹唱会上拍的好多精彩画面，回家没几天就被这家伙悄悄地、统统地删掉了……真是又心疼又难过。但怎么能指责这个小姑娘呢？而那些拍下的照片，又何尝真正属于过我。它们只是藉由我的相机凭空出现在这世上。如果我从不曾使用过这架相机，从不曾攫取过这些美妙瞬间，从不曾占有过这些画面。那伤心何来？像一个走了弯路的人，白白地辛苦，又无端地生气。

另外，自从相机坏了之后，大家都很生气，气我没本事修好它。若没相机的话，自然也就没有这么一茬责怨了。

从奇怪的名字说到托汗爷爷

有一天我独自在家的时候，突然来了个骑灰马的客人。彼此问候之后，他系了马一声不吭走进小木屋，踩上花毡盘腿而坐。

他的马真是好样儿的，在门口草地上安安静静地吃草，任大狗班班绕着自己又叫又吼，丝毫不为所动。班班很受打击，只好回到原处卧倒，继续睡觉。

我看客人已经自个坐下了，只好铺开餐布为他上茶，并侧身坐在床沿上陪喝。我想此人一定是来找斯马胡力的。但是，他喝过了两碗茶都没有开口说话。

很快他起身告辞。但临走时，似乎还有话想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突然伸进怀里最深处的地方，掏出一样东西给我。接过一看，是他的身份证。又把这身份证两面都看了，非常茫然，不晓得他要干什么。这时，他开口道：“我的房子在那边。”他指着西南方向，又说：“白色的路。”

我“哦”了一下，看往那个方向。远隔着森林和空谷的一座大山上是有一条浅色的路，像根细弱的风筝线，轻飘飘地浮在不长一棵树的空旷山体上。在那山的半山腰处，羊道环环缠绕，深刻而有力。

我顺口问道：“远吗？”

他连忙说：“不远不远。下个月二十号，我家有拖依。我孩子的割礼，你要来。”

我恍然大悟：“好，斯马胡力回来我和他说。”

他收回身份证，仔细地揣好。又告诉我他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十七岁。还特别提到她正在阿勒泰市读师范学校。似乎这是他最值得一提的荣耀。

然后上马走了，我一直目送他消失在小路尽头的森林中。

之前我命令班班倒下，踩住它的脖子不让它追马。谁知最后关头没踩住，班班还是冲了上去，又追又咬，极尽恐吓之能事。但人家仍不怕，走得慢慢悠悠，气度非凡。

晚餐的时候，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

妈妈问：“是谁啊？”

我愣了，忘了问他名字！虽然看了身份证，也没特别留意。想了想，指着西南方向说：“反正住在那边，有条白色的路。”

妈妈扭头对兄妹俩说：“可能是六个财主。他家有五岁的男孩。”

我大奇：“六个财主？ 哪六个？”

大家都笑了，说：“名字就这么取的。”

我又问：“那他上面还有五个财主吗？”

哄笑一阵。

卡西帕指着北方说：“那里，有‘擀面杖’。”

又把手指向左偏斜十度：“那里，有‘富蕴县’。”

我们为这几个古怪的名字笑闹了许久，一直到睡觉前妈妈还在念叨着：六个财主、擀面杖……捂在被窝里还在笑。

第二天，我郑重地问大家：“‘卡西帕’和‘斯马胡力’是什么意思？”

可大家居然都说：“不知道。”

看我一副奇怪的样子，斯马胡力解释：“我们不知道，爷爷知道嘛！”

又比划出一本厚厚的书的样子，说：“那里面的字。”

对了，托汗爷爷是毛拉呢，毛拉都是有学问的人。

一般人家给孩子取名，要么请年长的老人给取，要么以最先看到的事物为之命名（如擀面杖）。

家里有毛拉，一定是荣耀的事。然而，我听外人提到爷爷的时候，居然称之为“尕老汉”，还用的是汉语。真是不礼貌。虽然度其情形也并无恶意。

大约由于爷爷性情和顺喜悦、质朴宽容，大家都很亲近他吧，便很随意了。

论性格，作为儿媳妇的扎克拜妈妈倒和爷爷蛮相像的。但几个儿子们，无论是沙阿爸爸还是卡西帕的叔叔伯伯，没一个随老爷子，一个比一个高大、严厉。而卡西帕兄妹几个，身上也难有一点爷爷的影子。

在冬库尔牧场时，我们两家人住处离得远，不太常见。有时爷爷赶牛经过我家这条山谷，会拐进我家毡房小坐一会儿。那样的时候又总是只有我一人在家，我便摆出招待外宾的架势布置茶水。然后一声不吭坐在下首位置，憋死也不晓得说些什么话才好。

爷爷却无所谓，微笑着喝茶，喝了一碗又一碗。还掰碎柔软的“阿克热木切克”泡进茶水，再令我取来条匙舀着吃。显得享受极了。吃到后来，大约实在太高兴了，竟独自唱起歌来。调子轻松清淡，边唱边吃，悠然自得。我虽很惊讶，却忍着，若无其事地坐在他对面继续喝茶。没有风，冬库尔静得像在期待着什么。穿过低矮的木门望向外面，门前晾晒奶制品的木头架子沐浴在阳光中，像是有根的事物，正在静静地生长。

实在不知如何奉陪，想了又想，最后把家里的影簿取下来给爷爷看（有些后悔，招待小姑娘才请人看影簿），爷爷饶有趣味地翻看，边看边继续唱着歌，相当愉快的样子。结束了五碗茶后，又做了简短的祈祷。这才告辞。临行却没什么嘱托，例如让我给扎克拜妈妈捎句话什么的。

他把赶羊的长木棍横抵在腰后，穿过两只手肘夹着（这是旧时的牧羊人走路惯用的姿势），弯着腰慢慢下山，边走边唱歌。

自从搬到吾塞后，两家人聚到一处，两顶毡房只隔了几十步远，便和爷爷过起了一家人的生活。

爷爷七十七岁，矮小、和蔼，缺了两颗门牙，总是笑眯眯的。随身揣着一条白毛巾，不时掏出来擦脸擦手。头上也包了一根白毛巾，像陕西老汉那样在额头上打了个结。衣服破旧，却干干净净，总是套着絮着厚厚羊毛片的天蓝色条绒坎肩，裤脚掖在靴子里。腰上勒着足有十厘米宽的牛皮带，脚上踏着结实耐用的手工牛皮靴。靴子外还套着半旧的橡胶套鞋。就座时，只脱去套鞋，穿着靴子踩上花毡。

爷爷这身装扮完全是旧式的哈萨克牧人，现在很少有人这样穿着。我非常喜欢。但爷爷总是不太愿意让我给他照相。总推辞说衣服不好，却没有为此去换什么好衣服的意思。

有时在我的极力要求下，他只好在餐桌前跪直了，整理一下身上的天蓝色坎肩，扯一扯袖子，肃容静待——尽失平时的温柔快乐。弄得我很没劲。

而且他的眼睛决不盯着镜头直视。我猜想这是不是作为穆斯林的某种自我要求？

我一个劲儿地说：“笑啊笑啊，爷爷！笑一笑嘛！”他实在忍不住，就看向镜头笑了一下，我赶紧捏快门。于是爷爷感到很无奈，便又笑了一下。

我把唯一那张笑的照片洗出来送给了爷爷，看得出爷爷还是很满意的。他看了看，递给儿媳莎拉。莎拉也很满意，赶紧取出家中影簿，把第一页的照片抽走，换上这一张。

阳光充裕的下午时光，爷爷总是坐在小木屋门口的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盘着腿，弓着腰，捧着一本书认真地看，还大声地逐字朗诵。

走到近前一看，是一本薄薄的旧书，纸页发黄，封皮被白纸重新包过，书脊用白色棉线重新装订过。通篇都是美丽神秘的阿拉伯字母，没有插图。字极大，行距极宽。到底是什么书呢？听他朗诵的音律，像是一本诗集。

对我的打扰，爷爷不以为意，很和气地同我问候了几句，又接着朗读。旁若无人，庄严而入迷。不远处游戏奔跑的小姑娘加依娜也跑过来，趴在爷爷背上，搂着爷爷的脖子撒娇。小白猫看到这边热闹，也赶紧凑过来，蹲在爷爷身边，不时探出小爪子去摸那本书，似乎也想让爷爷给它瞧一瞧。对这些，爷爷仍不以为打扰，读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

这时，扎克拜妈妈正坐在不远处坡顶上的一丛爬山松边，在她头顶上方触手可及之处，是一片银子般闪亮的云朵。她穿着绿裙子，身影美丽，静静地遥望远处。在她遥望之处，卡西帕正赶着牛，沿着山坡慢慢往上走来。爷爷还在身边朗诵，我眼看着这些，耳听着这些，觉得能在一分钟之内，度过一万年。

有时还会看到爷爷在阳光下穿针引线，像在补什么东西。他面前的草地上铺着一块黄绿色的鲜艳毛巾。走近一看，原来是在穿珠子。毛巾上躺着一小把明亮的白色塑料珠，都是圆的，只有两粒呈葫芦形和方形。穿来做什么用呢？只见他一边一粒粒地欣赏，一边喜悦悠闲地穿啊穿啊，穿完一粒又一粒，像小孩子其乐无穷地玩着单调的游戏。

有时候，爷爷坐在同样的地方搓捻一根牛皮绳之类的东西。白头巾在风里晃动，腿叉开，伸得直直的，舒服得不得了似的。录音机就放在他腿边，大声地播放着阿肯弹唱。

有时候，莎拉会从小木屋低头出来，端着一碗奶茶走向爷爷，轻轻放在他腿边的草丛中。并不说话，仍旧轻轻地走开。爷爷头也不抬，边唱歌边捣腾手里的活计。

爷爷的劳动也总是在那片阳光充沛的草地上进行。比如劈柴火。爷爷虽然上了年纪，又矮又瘦，但挥起斧头来毫不含糊。每当爷爷停下斧头喘息，小加依娜就赶紧瞅空子跑过去把碎柴聚拢，抱了满怀运回木屋。

有一个奇怪的木器，长久一来一直陷在山脚下的沼泽中央，形状像一只旧式的带托的瓷酒盅，非常大，最少五十厘米高。以直径尺把宽的整木凿成，刷着红漆。能清楚地看到底部的“托”上裂了一道缝，但毕竟不是大问题，为什么要丢弃它呢？再一想，大约当时不小心弄倒了，它就咕噜咕噜顺着山坡一路滚进沼泽。如今离岸那么远，捞也捞不回来了。

当时第一感觉，认为是个碓钵。可用来碾什么呢？牧业生活中有什么东西需要被粉碎？实在想不出。后来有一次，经过爷爷家木屋后面的小棚时，看到里面置放着同样的一个，却新多了，更加漂亮匀称。便回家问扎克拜妈妈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她回答道，用来喂牛羊吃盐的。

真纳闷。用这个东西喂，未免太小了吧？一次只够一只羊凑在上面吃，两只羊嘴都挤不下。总不能让羊们排着队轮流吃……再说，山坡一侧不是摆有专门喂盐的长木槽吗？

次日，远远看到爷爷在木屋后面的草地上打木桩。再定睛一看，却不是打木桩，而是在那个红“碓钵”里捣东西。果然是个碓钵！是了，的确是用来喂羊吃盐的——盐辗碎了大家才好嚼嘛！家里喂牲畜的黑盐大都凝成拳头大的一块一块，以前还操心牛羊能否嚼得动呢。在漫长的搬迁道路上，成块的盐比碎盐带着方便，不至于袋子挂破个洞就一路漏光了。

我很喜欢那个喜气洋洋的红碓钵，虽然这个庞大笨重的大家伙总共只有一个用途，但绝无自卑。我喜欢所有的，被质朴地、欢欣地对待着的家庭器具。我喜欢爷爷，他是最完整的传统。是这“质朴”与“欢欣”的最佳代言人。

总之，每一个温暖的晴天里，爷爷总是长时间坐在阳光中的草地上，做这做那，永无尽头。像是在那片草地上摊开了生命，一寸一寸用心摩挲。爷爷是热爱阳光的。

爷爷还在那片草地上为三个孩子统统剃了光头。大家排着队挨个儿来，没有谁为之嬉笑推攘。因为剃头发的是爷爷啊。因为爷爷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正确、郑重的，一定和成长与责任有关。爷爷一手持锋利的折刀，一手捧着小脑袋，像最熟练的匠人雕琢最心爱的作品。那样的时候倒没唱歌。

不过，为什么牧区的孩子一到夏天就全都给处理成光头呢？懒得给小孩洗头发吗？

爷爷自己也常年留着光头，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剃的。谁敢动爷爷的脑袋啊。

两个刚剃了头的小子也学爷爷，一人包了一块白毛巾四处晃。看在眼里感觉很古怪。

男孩子倒也罢了，女孩子加依娜也剃了光头，看着让人着急。眼看就要秋季开学了……

拖过小姑娘一看，爷爷虽没给剃破头皮，但手艺实在不咋地，剃得磕磕巴巴。

大家劳动的时候，爷爷喜欢凑过来，静静地坐在一旁的草地上看，小白猫也端正地蹲坐一旁，顺着他的视线一起看。

傍晚，莎拉挤奶，她的养子吾纳孜艾隔着牛蹲在她面前，守着这个新认的母亲说这说那，非常亲昵。爷爷手持赶羊的长木棍，出现在南面牛棚边。他站在那儿久久地看着这母子俩，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原地坐了下来。坐下后，继续往那边看。

傍晚大家一起赶羊入栏的紧张时刻，爷爷也从不缺席。但只是远远站在外围，注视着大家紧张地四处扑围。

每到那时候，我的固定位置总是东侧的大缺口处，守着不让大羊靠近，也不让小羊突围。有时我来晚了，爷爷会替我站在那里守一会儿，手持一截松枝。看到我来了，就把松枝递给我，说：“孩子，看好。”再慢慢走开。

当大家的劳动遇到麻烦的时候，爷爷也从不做指点。仍只是看着，看着。直到大家想出法子解决了问题，才欣慰地喃喃自语：“对了，这就对了。”

“头生子”在犹太文化里意义非凡。过去，颠沛流离、无永久土地的犹太家庭组成群落，形成了一个庆祝头生子降生的传统：一个群落里第一个问世的儿子，会被所有家庭看作自己的后代。

戍边者参孙

撰文　云也退

“这是我母亲家，我去看看她，你在这里等等我。”

我站在一片被绿树长枝团团拱卫着的院落前面，艾雅尔庞大的背影微微一闪，就消失在了门洞里面。

多日来，艾雅尔去哪里都会叫上我：去食堂午餐，去葡萄酒工厂，去农庄里的酒吧，去邻居家串门，去附近的赫蒙山徒步，除了上班时间，他从未把我独自留在他的房子里。但来到这间奉养着高堂老母的林中深宅，他却不发我邀请函，独自进去了。

艾雅尔六十三岁，一直是个大男人，大脸盘，大手大脚地走路，大腹便便，但并不臃肿，行动说话都凛凛生风，他在发表意见时调门会迅速升高，一派不容争辩的样子，让反对他的人偃旗息鼓。现在，我站在他母亲家的门前，想到这条彪形大汉也有过垂髫怡乐、蹒跚学步的日子，树丛中的门洞好似襁褓一样，空中似有似无地飘荡着乐音。

他母亲的宅子位于村北一串民居的最东头，和艾雅尔自己家只有不到三百米的间距，不过道路曲折，房屋大同小异，初来乍到很容易迷路。艾雅尔家不远处扔着一辆报废的汽车，越过汽车顶上往北看，就能望见公路边的铁丝网，网外种着大片的猕猴桃树，树林和农田之间，一条公路拧个弯，消失在前方的灰色山脉里。

这里是以色列的极北点，他的母亲和弟弟也都住这个村庄，他在这里长到六十三岁。“我们村子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在以色列，住在基布兹里的人只有百分之三了，住在公有制基布兹里的人更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说，我很喜欢公有制的感觉，而我们还没弄明白，很可惜。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他拉开一副懂得一切的架势，“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公有制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

“我知道很多人退出了。”

“是的，”艾雅尔神色不变，“我没有退出，我自由选择留在这个体制里——难道这不值得骄傲吗？”

很多男人以能到处游走、去过许多地方为豪，艾雅尔却相反，他告诉我他待在这里，隶属于村办公司，有多么不自由。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我们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里喝了两杯咖啡，他接到我的电话，耽搁了十分钟才下楼来，脚步拖沓，神情疲惫。“在开会，”他说，“我去哪里都得跟着公司跑。”

他眼睛眯缝着，显得快要睡着了的样子。他问了问我的情况，我也问了他的，他说，他是公司的一个销售员。“卖Zippo，”他说，“我去过的地方不多，肯定不像你这么多。”

六十多岁还在做销售员，我心想，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到以色列后，没过多久就去了他家，见到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回到自己家的艾雅尔就像插上了充电器的手机一样精神倍增。他开车的时速，最高时超过了一百公里，用两根手指捏着方向盘，还打开车载电话，海阔天空地侃。一到他家，他就指点我去他儿子的卧室，道声晚安后便钻进自己房间去了。我赶着问了一句：“你呢？”

“我还工作呢。”

那时都凌晨两点多了。

“你明早几点起来？”他问。

“八点多吧。”

“那你见不到我了，我六点上班。冰箱里的早点你自己拿来吃吧。”

果然，第二天我整日都没看见他的踪影。只是在中午，他打电话问我家里的东西是不是够吃。这个村子的公有制，看来果然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艾雅尔每天的工作压力定然不小。

直到晚上他才回来，依然精神抖擞。我问他：“我们村附近有阿拉伯人的村庄吗？”

傍晚时分，我正坐在客厅里，被一阵悠扬悦耳的穆斯林晚祷声弄得很兴奋。我向来爱听宣礼人的清唱。以色列境内分布着一些阿拉伯人的村庄，但没想到在这么北边的地方也有，且离我这么近。

艾雅尔被我一问，忽然就严肃起来。他一把拽住我的手，紧紧几步就迈出了门。他的步子威猛异常，跟在上海时那副颓唐疲倦的样子判若两人。我跟着他跳到屋外，拐到房子后边，迅速把屋门口仅有的一点灯光抛到了身后。现在，我俩置身于墨一般的黑夜里，空气中的黑色素浓得几乎要渗进我的骨关节。我们绕到房子背面，靠着墙壁坐下，艾雅尔左手扣住我的脖子，右手向前一指。他汗毛里的热气蒸在我脸上。

“是那里的声音。”

我凭着记忆知道那里有座山，又凭着想象看到黑夜里有一道崎岖的山脊线。只有一盏灯亮着，背景太黑，分不清那亮光是黄色还是白色。

“那是哪里？”

“黎巴嫩。”

夜风刮得猛了一些。除了我们背后窗户里的灯光，左右上下唯一的光就是夜空里的那个亮点。艾雅尔挥舞的手一会儿把它遮掉，一会儿又露出来。他告诉我，村子距那座山最近的地方不过九百米，从那里打过来的火箭弹，可以在划出一道美妙的抛物线后掉在他家的屋顶上。

“这就是2006年发生的事吗？”

那年爆发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虽然战事远不如第一次那么大，但北方毗邻黎巴嫩的一些以色列村子都被波及。我不知道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子，猜想应该是警笛长鸣，艾雅尔率领着一众年轻人严肃地眺望着，监视硝烟弥漫的北方。他随时准备着变身为一名戍边战士，也许自打出生那天起，他就注定要成为这样一个人物。

“对的。”艾雅尔说，“你说，他们那音乐好听吗？”

他在黑暗中咄咄逼人的样子印在我的脑膜上，那天我带着忐忑的心情入睡，一度觉得我要是言语再有不慎，就会被他逐出家门。幸而，第二天一早他又恢复了常态。我用过早餐后，他的问候声从屋外的花架子那里飞了过来——这个胖大男人正手拿一根软管，浇着庭前的花。

“看见那个花盆了吗？”他向墙角那边努了下嘴，“那里住着只鸽子。小心，别去惊扰它。”

我告诉他，我知道犹太教里有规定，小鸟和鸟蛋是不能掏的。

“哈，”艾雅尔笑了一声，“谁的孩子都不能动。”

他告诉我，村里还在用水管子浇水的人没剩几家了。以色列是个很干的国家，但犹太人又喜欢有个院子，侍花弄草，所以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常能在夜间看到定时启动的喷灌头喷出V字形的两条薄薄的水柱。但这个东西很费钱。艾雅尔说，他宁可用手。

“你需要自己补贴水钱吗？”

“不需要，我们是公有制。不过我喜欢用手，不是很好吗？”

艾雅尔的气场非常强大，这种气场让你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坚实而富足的地方，而实际上，这个名叫Yir’On的村庄并没有一个能够换来大笔收入的支柱产业。就在相距不远的北方边境，另一个集体农庄Sasa研发了一条反导弹装备生产线，凭着以色列军火的名声，产品行销欧洲，村庄也跟着富得流油。Yir’On的处境远远不如Sasa。所以，我觉得艾雅尔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自主：村子的建设有他一份子，村子的存在有他的一份功劳。如果他懂汉语，或许会喜欢“求仁得仁”这个词。

“艾雅尔，”我说，“你能让我看看火箭弹是什么样的吗？”

“哪里有火箭弹？”

“我只是想看看……”

“你要看那个做啥？”

以色列有很多战争观光客，他们以为在当今世界上频频爆发热战的国家和地区之中，以色列是最安全的一个观光地点。他们希望自己不必冒任何生命风险，回国之后还能跟亲友和网民大谈伤痕累累的建筑、布满弹坑的地面，甚至描绘一下丧失至亲者的眼泪。这些当然瞒不过聪明的艾雅尔。但他并没有撇唇咧嘴作“少来这套”状。他还是信任我的——我的求知欲，还有真诚。

“我们不要看到任何关于战争的痕迹，”他说，“房子坏了马上就修好。如果你想看掩蔽所，到我的工作间去看，那就是我家的掩蔽所，墙比别处的厚。”

成熟的人有个共性，就是不问过去，总是面向将来。艾雅尔的人生有过峥嵘时刻，可是我不问，他也很少会主动提。他的工作间非常乱，没有多少书，衣柜敞开着，里面露出几件西装，抽屉下面有一些皮鞋。桌子上有一台老式电脑，堆放着一些文件夹，新收到的邮件七七八八地插在一起。从摊放着的产品图纸上，我发现他们工厂卖的不是Zippo，而是zipper——拉链。看来在上海见面那天，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

像绝大多数以色列的犹太男人一样，艾雅尔是个很随便的人。他家门口的天篷底下堆了不少杂物：一张明显不宜再用的旧沙发，几个多少年都没打开过的柜子，靠近草坪的地方依次排开了一溜花盆和葡萄架。除了工作间，他家还有两间卧室、一个储藏室、两个卫生间和一个客厅，厨房占了客厅的一角。没有任何亮眼的摆设，只有一些家庭照片挂在墙上，其中一张上，艾雅尔头戴马桶塞，脸上挂一个红色的假鼻子，多半是生日派对上拍的。

没有一丁点迹象表明这个宅子里住着位“战斗英雄”。

艾雅尔从事过全国人最崇拜的职业之一——空军飞行员。艾雅尔出生于以色列建国的1948年，1967年和1973年的两场战争，他都参与了，但最值得铭记的一刻是1982年的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他驾着战机在战火燃烧的空中飞了一大圈，做了一个士兵该做的事。

这些事，我是后来见到他儿子汤姆时才得知的。汤姆连鬓的金胡子透露出这个犹太家族有德国血统。“我父亲的心理，一般人很难摸透，他打过那么重要的战争，本可以在军队里安心干到四十岁，那样他就能终生拿一份很好的津贴，”他说，“可是他硬是在三十五岁退伍了，回到基布兹，到工厂里干活。”

“只要他喜欢就好吧。”

“他喜欢，他还希望我们这几个儿子里，至少有一个陪他待在基布兹里，就像他待在他妈妈身边一样。”

艾雅尔不说这些。只有一个晚上，他看完电视新闻后，觉得可以坐定下来，详细地告诉我他的父母辈是一群什么人。他看出来，我对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很感兴趣。

“我们国家的开国者有一个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他拿出笔，从茶几上的杂物里抽着角拔出一张纸来，画了一个三角形，加上几根横线，“在一般的市民社会里，位于底层的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往上一级是工人，再往上可能是教师、公司职员之类，位于顶端的，是医生、律师、艺术家之类的专业知识分子。但是，”艾雅尔又画了一个同样的倒三角，“以色列的社会必须倒过来，农民占第一位，是最受尊敬的阶级。”

1948年时的地图跟今天的大不一样。以色列建国时，黎巴嫩也是新生不久的国家，两国的边界需要划定。于是，大量的犹太年轻人，扛着锄头铁锹，顺着国家指出的方向奔去。“我走到哪里，我的国家就在哪里。”艾雅尔把茶几一推，倒在沙发上。“我父母也是军人，移民过来之后，人人都既打仗又种地，他们来到北方，占领了那些已经空掉的阿拉伯村庄，给它取名，然后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地盘了。然后，他们把我生了下来。我是Yir’On的头生子。”

“头生子”在犹太文化里意义非凡。过去，颠沛流离、无永久土地的犹太家庭组成群落，形成了一个庆祝头生子降生的传统：一个群落里第一个问世的儿子，会被所有家庭看作自己的后代。艾雅尔领受了这份荣誉，但又不只是荣誉：他也因此被紧紧地捆绑在这块土地上，怎么也拉扯不开了。

作为“先驱”的父母，生下来的孩子也成了“先驱”之一。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绝对是本事。“先驱”们都不用动员，自己就会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劳动，战斗，戍边。即便你在新的定居地从事的是建筑工人、小学教师、幼稚园教师或保育员的职业，你也是一个农民，你把家园从几个破屋和一堆乱石头里慢慢搭建出来，如同让草木从空空如也的泥土里长出来。

“我的父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种松树，你现在看到的那么高的树都是他们种的。松树是基础，像房子一样。之后我们才有苹果、猕猴桃、樱桃、葡萄，我们才能酿酒。”艾雅尔起身关掉了灰扑扑的电视，薄嘴唇在嘴角处翘起来，做出一副优雅的讥讽状。“这里之前是他们的地方，他们给这土地带来了什么？……”

犹太人的圣经传说里有个力士参孙，是一位拥有神力的士师，后来非利士人想害他，施出美人计，派大利拉勾引参孙，偷着把他的头发给剪了。被卸去了神力的参孙被俘，惨遭剜目，最后他求告上帝，与敌人壮烈地同归于尽。

艾雅尔让我想到参孙：土地就是他的头发，在自己的土地上他活力四射，一离开就萎靡不振。他的屋子凌乱、简朴，不事修饰，似乎随时可以交还给集体，或者让给别人，可是对这个弹丸小村，他的感情却深厚得让外人看不透。这是最理想的公有制人格——可要形成这种人格，需要凑齐许多特殊的条件，而且，他也未必能取得下一代人的认同。

我始终没有见过艾雅尔的母亲，一度我怀疑她是不是还活着，艾雅尔可能在玩一种来自阿兹特克部落的巫法，去朝拜一具被众多生前用品包围着的……僵尸。这想法太可怕了，幸好后来，艾雅尔的儿子汤姆告诉我，老太太真的还活着，八十多岁了，她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在五〇年代独创了一批菜肴，现在它们被视为以色列的文化遗产，收存在基布兹经典菜谱里。

“可惜我没见过她。”我说。

“她说不来英语，”汤姆笑道，“关键是，我父亲觉得有愧于他母亲，他总是单独去见她，跟她说话。”

这是怎么说呢？难道艾雅尔今天的选择还不能让母亲满意吗？

“还有些别的原因，”汤姆说，“我们本来不姓‘谢伊’（Shay）。”

谢伊家族，本姓“舒尔曼”（Schulman），一个典型的德国姓氏，也是艾雅尔的父姓。他的父母带着这个姓氏移居巴勒斯坦，后来国家成立，国民杂七杂八，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也即所谓“阿什肯纳兹”，由于文化程度最高，遂进入国家的精英行列。艾雅尔的父亲在他入伍前便去世了，他当上飞行员后，成为军队里最精锐的一员，军方提出一个要求：所有空军成员都要把自己的姓名希伯来化。

哦，为什么不呢？很多时候，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人。这个犹太人掌控的国家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加强认同。当然了，它的人民也不会介意修改自己的姓氏，早些年在其他国家游荡的时候，犹太人更名改姓的时候还少吗？

“我父亲就改了，改姓‘谢伊’，在希伯来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礼物’。我父亲认为，他对于基布兹如同基布兹对他一样，都是一份‘礼物’。”汤姆说，“但是，他的母亲不高兴，说我父亲背叛了他们。他们就这样，一直吵，吵，吵。”

每个傍晚，艾雅尔总要拉我一起去食堂吃饭，从食堂回来，他总要到老母家中待上几分钟。我等他，看着他从里面出来，神色与平常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好像不再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而是小了好几岁。我想象着他们在里面说些什么。老太太已经足不出户，连公共食堂都不进了，在自己家吃着最简单的老人饭食：一碟橄榄油，一点蔬菜、腌橄榄和几块面包，也许还有一杯羊奶——眼下以色列人正在宣传羊奶的好处。

犹太人到底是个固执的民族，他们会在一些外人眼里的小事上闹到势不两立。改个姓氏，这样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艾雅尔就是不肯屈服，他从不曾把姓氏改回来，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他对国家的认同超过了对他家族的认同。他的母亲也就是不肯原谅儿子。她希望在姓氏里保留下德国人、至少是德国传统的根。她并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新生的以色列，在文化上，她依旧眷恋和认同那个旧的欧洲，在那里，不用说，她和她丈夫的父辈曾经取得过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

不过，他们依然可以天天见面，所谓家庭，就是势不两立而仍然可以在一起。按艾雅尔的性格，也许他还能在承受母亲的重复责备中找到一点骄傲：这个人就是为骄傲活着的。

我也很少问及他何以有如此强烈的自豪感：一个堂堂的空军飞行员，退伍后去做一个卖拉链的商人，不管去哪里还都得受到集体的约束，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不想问，因为这仿佛是在逼他谈他的热爱，一个人一旦谈及民族、乡土、国家之爱，即使他很真诚，也很可能会显得幼稚。艾雅尔始终如同军人一样，诉诸行动而非言辞，他的信念里有许多不由分说的东西，其中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无论我选择什么，我必掏心掏肺地奉执到底”。

周末，艾雅尔的妻子塔玛来到基布兹与他共度。塔玛年过五旬，身材尚好，眼睛下方已有眼袋浮凸出来。她是位精神病学专家，与人合伙开公司，长期待在加利利地区的另一座城市。她是艾雅尔的第二任妻子，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看了一台电视节目，纪念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三十周年。1982—2012，三十年过去，曾经的飞行英雄艾雅尔已经六旬开外了。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官方没有搞任何兴师动众的纪念活动，所有电视纪录片、专题片都是独立电视台自己做的。我瞅着那个小小的屏幕，上面不停地出现一张又一张老人的脸孔，大多是艾雅尔那个年纪的。犹太人老了的时候，脸部萎垂，眼袋增大，原本就很耀眼的鼻子更加突出，好几位出现在屏幕里的人物，说着话就抽噎起来，用手不停地揉着鼻子，这情绪立刻感染了塔玛，只见她眼圈发红，倒在艾雅尔的肩上，艾雅尔伸手勾住她的肩膀，把她的金发贴在自己的腮帮子上。

“里奥，”他凝重地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吗？”

我不知道，他们说希伯来语，我听不懂。

“有一发炮弹误炸了我们自己的坦克，刚刚你看到的，是当时发射炮弹的那位炮手，他出来说话了。”

塔玛哭得更厉害了。艾雅尔轻轻地摇着头。我一言不发。我知道以色列人有多么在乎生命，我也知道这样一桩悲剧对所有有过战争或入伍经验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死于敌军之手，被毁坏的家庭尚能言说痛苦，而死于友军之手，这样的事让更多的人无语凝噎。

节目结束，最后一个画面是一位犹太士兵同一个黎巴嫩士兵拥抱在一起：他们戏剧性地相逢于战场，互相从自己军队手中救了对方，战后，以色列军方特地组织了一次典礼，让两个人在曾经交战的地方重聚。艾雅尔跟我复述这些时，塔玛已带着红红的眼圈，躺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我同艾雅尔道晚安，心想他今晚一定不会再工作了。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又来到窗前，看着远方的那一滴灯光，夜景浓黑依然，那灯光冷幽幽的，像一只若有所思的眼。白天我已经看清了那座山的样子。“九百米，”我心想，“从那里到这里不过九百米。”

苍蝇和蚊子在这里轮班。每个天明，艾雅尔的屋门外总有好几群苍蝇，像是挨了自杀式袭击似的没命地飞，废弃的柜门上满是快速蠕动的黑斑，而到了晚上，蚊子会踱着方步从敞开的窗洞里溜进我的卧室，为生命之精彩奋力一搏。农庄的每扇窗户都安着纱窗，可是，从我到Yir’On的那天起，我房间的那一扇便一直安静地躺在窗外我够不着的墙根下——艾雅尔从未想到去做些维修工作。

那我自己来吧。

我跨出了窗户，走进了百分之百的黑夜之中。它无限地拉大了我面前的距离，我踩过各种东西——草地，灌木丛，废柴，几个似乎是打气筒一样的金属物，最后是一张巨大的海绵床垫。北方，没有边沿的一片野地，通往看不见的公路、铁丝网、果园。如果1948年，艾雅尔的父母们再多跑上一些公里，今天艾雅尔也许就在利塔尼河（黎巴嫩南部的一条东西向的河）南岸安家了——仅仅是换了地方，他依然是个戍边者。

“你为什么待着不走？”

“为什么？这是需要，这里必须有灯光。有灯光，对面山上才会知道这里有人。”

诗歌

世界的胎记

撰文　凌越

光线倾洒在我头顶

光线倾洒在我头顶，

为何让我激动不已？

那暗夜里的痴迷，

那毒气室墙壁上疯狂的指痕，

那漂浮在雾霭里的苍白的房子，

将仇恨和迷惘一同播撒进泥土。

让我接近又倏忽远离的地平线，

刻画信仰的纵轴。

忍耐抵偿黑暗的赋税。

光明是眼睛的幻想，

痛苦是身体的幻觉，

田野在晨曦中起立，

为重返人间的病孩子鼓掌。

我歌唱步履蹒跚的人

我歌唱步履蹒跚的人，

我歌唱纪念碑敦实的底座，

我歌唱作为心灵复合体的肉体。

为免除精神的苦役，

为将自己献祭的玫瑰，

为平息恶的尖叫——我歌唱。

你从你的悲愁中汲取乳汁，

你从道德的灰烬中偷取火种。

从万物之虚妄中生长出来的恶，

畅饮慷慨的阳光。

而你的沉默有如世界的胎记，

听任骄傲的笔触赋予死亡生机勃勃的形象。

水闸使河流的思想朝向内心

水闸使河流的思想朝向内心，

光影迅捷降落在靠门的长窗之上。

蓝天修补白云草率的画卷，

三角梅簇拥着街道，逼使它重返最初的寥落。

声音在头顶盘旋，声音从屋顶升起。

从眼瞳，从挡风玻璃上安静的雨刮，

从蓬松的树冠，从药店阴暗的门楣上，

从摇着咖啡杯的侍应的手上——声音响起。

诗人背着双肩包匆匆越过斑马线，

他急着要把偶然的音调收入语言的锦囊。

被追逐的形象，被腌制的韵律，

这就是命运——他低下头，将脸埋入深秋。

建筑物隆起如同城市泛滥的皮疹

建筑物隆起如同城市泛滥的皮疹，

一种清洁的欲望酝酿着毁灭。

孩子们在地上敏捷地爬行，

梦的帽檐抵着漠然对视的情侣。

形式的高贵赋予我角落里清晰的位置：

男人趿拉着拖鞋低头看微信，

女人背着巨大的挎包行色匆匆，

几乎是一瞬间，他们跨进诗篇。

——紧张，唐突，挤垮了对称的韵律。

诗正在屏幕上追逐闪烁的光标，

诗正在烘烤沮丧了千百次的心。

在蓝天下翻煎，在城际拘束的水域洄游——我的心。

我无从为他人祈祷

我无从为他人祈祷，

生活每每在悬崖边驻足。

凝视危险的风景，

少年时代的幻影总有一丝野蛮的快意。

未来触及冰凉的额头，

惊恐的瞳仁在夜幕里闪烁。

被解散的小学残存的灰色院墙，

围不住那群飞奔的孩子，

他们溃散，进入深不可测的天空。

童年开始展示它的魅力，

加速跳动的心宣告：你可以抽身回顾。

而时间狂野的力量终于变得谦和驯顺。

我以为自己已经走远，

我以为灵魂的放纵总伴有人世的惩罚。

可在我的内部，

有一块不断自我繁殖自我更新自我折磨的东西，

在时光的催逼下，它挺直身躯，如同骄傲，

在夜里，当你独自面对它，它变得柔软——如同爱。

孤岛在等待一对翅膀

孤岛在等待一对翅膀，

夜晚在等待你的漫步。

为契合海的精神，

大地抱紧双肩，

放纵的意念被禁锢为局促的小巷。

疾病的幻觉是甜美的，

老别墅孤寂的灯光前来安慰。

忠诚的月亮追随你，

在时间弃绝文字拯救的时刻，

在心灵的重负因冷漠而变得轻盈的日子。

没有新的命运

对你来说，没有新的命运。

情感的坡道冲进法国梧桐的浓荫。

从树叶间漏下的细碎光影，

让你的脸庞变得惊愕。

背负厄运和沉疴，

为什么还要赞美？

除了忍受时间的折磨，

为什么还要执著于陈旧的善？

词语之门打开，

让你进入门廊高大的室内，

你在有台灯的那张桌旁坐下，

你摁住总想冒头的死亡。

少女窃窃私语

少女窃窃私语，管风琴在低吟，

铁质汤匙随便地扔进瓷盘。

——夜晚为找到自己的语言而欣喜，

喋喋不休诉说着心事。

此时，你想起山顶上颓败的旅馆，

凋谢的花朵潦草地装饰着院墙。

内心无所凭藉——脱离了爱的寄主，

但和夜晚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簇新的痛感向你打开

一杯咖啡和一幢花木掩映中的旧宅，

在视线上打结。

恬静的心哀悼失重的记忆。

画面沉入水底，被几道涟漪绑走。

无论多远，精神从未逃脱词的役使，

伞的阴影渐渐将我收拢。

簇新的痛感向你打开，

时间，在你的唇间和你爱用的唇间停留。

拱形门廊摄取静谧的风景

拱形门廊摄取静谧的风景，

隐藏的时辰赐福温柔的言辞。

光线因仰视而绚烂，

坡道明亮，突兀地插入市井生活。

蓝白间条遮阳布在风中摆动，

街巷拐向夜晚的港湾。

精神的倦怠是美的寄生物，

当你试图说点什么——天空的肃穆封住你的嘴。

小说

我脑海中对阿根廷有千万种记忆，我个性的塑造源自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代，而这一切却突然消失了。

芥末故事集

撰文　吉耶尔莫·布拉沃（Guillermo Bravo）

爆炸

一个安静的午后，他和朋友喝着咖啡。咖啡厅向深处延展开去，就像一块深色的污渍，窗子外面行人来来往往。“我的脑袋要炸了”，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继续跟朋友聊着天。

河床队的11号就要转会欧洲了，他前途无量，之前在河床队取得的成绩就能说明这一点。总统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够连任。南部发生了地震。所有这一切搅在一起，理不出个头绪，也找不到办法解决。“我的脑子肯定要炸了”，他自言自语，虽说他并没有觉得头疼，脑袋感觉似乎还比往常轻了些。

香烟总是让他感到恶心。他看着朋友把香烟掐灭，灰色的烟灰被碾成一团，他觉得胃有点痉挛。

“问题是没有对手，不光没有对手，根本什么都没有。”朋友说到。

他的头好似要碎成千万块。他想着自己的脑袋就像是铅笔的笔尖，从某个角度来看，不过就是一个黑点。就算是真的炸开了也不过就是纸上的一小块污渍而已。

酒吧距离他的公寓几个街区远。酒吧的电视放着节目却听不见声音，也可能是声音被嘈杂的环境音盖住了。咖啡师又端给他一杯咖啡。隔着窗户的玻璃，他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他想象着如果他没有头了，这个世界该是什么样子。他既不悲伤也不恐惧，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自己的脑袋告别，这脑袋沉得好似坠了个大柜子。

他在咖啡杯边上留下了几枚硬币，里面的咖啡碰也没碰，和朋友告别后起身回家。

他爬着楼梯，楼梯咯吱咯吱，好像渐渐走不准的钟表的节奏。

他坐在写字台前，然后，砰的一声，他的脑子炸开了花，溅得一屋子都是。花瓶上挂着一只烧焦的眼睛，墙角里戳着一截断骨，滴着粉红色的血。椅子上躺着两片嘴唇，完好无损，另一个角落里隐约能分辨出一只耳朵。

他的脖子看上去就像一管烟囱。他伸手想去整理额前的刘海，手指却已经不在手掌上了。他摸着写字台的桌边，好像触摸坚硬的东西能让他感觉好过一些似的。他摸到了一小块肉，立刻把手缩了回来，觉得既害怕又有些恶心。

他往椅子里坐了坐。他的手指开始在写字台上敲起来，有点不安。该怎么办呢？他重又伸出手掌，从写字台上捡起了那一小块肉。事实上，如果能不去想这一小块东西是肉的话，它摸起来手感还不错。他用指甲戳了戳肉的一头，形状还挺让他满意：难得的带着圆角的三角形。可以说就是一个人偶面具。

他把那一小块肉放在写字台中央，开始摆弄起来。作为雕塑材料，这团肉的可塑性其实并不强，但这却更加让他着迷。把两端拉拉长，做出两只胳膊。下面可以做出两条短短的腿，胳膊中间再揪出一个脑袋。他想要抠出一个嘴来，不过这太难了。他对结果还算满意：小人偶有点蠢，但带着莫名的喜感。

他跪下身去捡起地上一条红色的长方形的肉。这将会是个非常瘦的人偶，瘦得像面条一样。

人偶的胳膊不太听话，他就把人偶的双手粘在身体上，而下肢正相反，他给人偶装上了非常对称的两个小球做双腿，还穿上了一双优雅的鞋子。然后他用手指肚捋了捋人偶的身体，把之前扭出来的不那么优雅的肚腩熨平。

他用一只眼睛做了一个半人半狗的宠物，用一根骨头做了一个人偶面具，又拿粘在窗帘上的几根头发装饰了一下。已经是深夜，但他还在继续忙着。过了一会儿，他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是早上七点，他又继续开始摆弄书房里成堆的身体碎片。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两天，三天，不超过一周吧，敲门声把他从工作的狂热中拽了出来。敲门的是两个男人，两人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其中的一人还带着手提箱。他虽不太明白他们的来意，也明白屋子里的状况相当吓人，但他还是侧身请他们进屋。这两个人并不以为意，就好像没看见书房的那些血迹和人偶，也没嗅到任何气味似的。其中一人做了自我介绍，“我叫杰米·孔蒂，Proteo公司的。我们就在对面的大楼工作。我们从窗户里看见你的那些创作了……”

另一个人继续说道，“我们公司相信您创作的工艺品有着极高的商业价值，所以我们想成为您的代理人。”

他耸了耸肩，他太惊讶了。不过，他也明白这是个好机会。那两个男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如何保存人偶，以及以何种方式展示给公众，他们确实已经考虑了方方面面。

他们给了他一份合同，他签了字。他们把人偶装进了袋子，留下了一张写有好多个“零”的支票，许诺过几天会再回来。

两个男人一走，他就又继续工作了起来。

没过多长时间，他的手艺就收获了国际声誉。他的作品在最重要的博物馆里展出，他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所有艺术杂志上。

为了营造神秘感，艺术品商们决定不再向公众展出他的作品了。他只想要继续创作，却不知他的创作素材——他的肉已经快用尽了。他最后做了一个坐在骨头椅子上的女人偶，用尽了书桌上最后一点存货。现在还能做什么呢？所有在爆炸中产生的素材都已经被制作成人偶和面具卖出去了。只剩下之前那个奇怪的“乡下女人”还在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坐着。

他按了按“乡下女人”的一只胳膊，让它搭在膝盖上，这样她看上去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他突然想到一个新点子，于是他从脖子上揪下一条肉，完美！他说干就干。

正工作得起劲，他的代理人来了：“这是你唯一剩下的作品了？”他一边说一边看向“乡下女人”，“我可是答应了人家，藏家正等着你的作品呢。”

他举起手里的那条肉，示意代理人他仍在工作。代理人临走前请求他加快速度。代理人一走他就又埋头干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创作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优雅了。之前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的人偶，现在只需要利落的几个动作。

他从身上又取下一块肉，之后又一块。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整支军队了，军队的长官高高地举着手，先锋部队雄赳赳气昂昂，殿后的部队人多到已经排到了城墙下。

现在他的肩头耷拉着一块长方形的泛黄的皮，里面的骨头翻在外面。他把手伸进里面翻找着，要插进去很深才找得到做人偶的素材。他找到一块数厘米长的肉——用这块肉应该能做出两三个人偶了。他拿着肉在指尖上，捏捏搓搓，就像做之前的人偶一样。他使劲揪了揪那块肉，但这力道却掏空了他自己的身子。当他的代理人再来时，只找到一具无用又不成形的尸体。

爸爸

“今天咱们要吃爸爸”，妈妈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桌布和餐巾。

“什么？”

“非常时期，很多家庭都这样做，更何况他已经同意了。”

妈妈把桌子摆好，然后看了看烤箱。

“是呀”，最小的孩子塞巴斯蒂安说，“卡洛斯跟我说他的爸爸也……”

“看到了吧？这还是在卡洛斯爸爸有工作的情况下呢。”

“我不这么认为”，另一个孩子娜塔莉亚说道。

“太晚了，小宝贝。”

然后妈妈端出一个好久也没用过的大盘子来上菜。

“你确定这个是爸爸吗？”

是的，还剩了一些在冰柜里，够我们吃上整整一星期的。

“那之后呢？”

“之后会轮到你们其中的一个。”

全家都向那块肉扑过去，他们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

妈妈特别兴奋，兴奋到拿出一瓶葡萄酒，分给孩子们，甚至最小的孩子也分到了。

“想想我都等了十五年了，”妈妈笑着说，然后用餐巾擦了擦嘴。

秋诺之书

那天大清早潜水员们就下水了，去修海底教堂。月亮好似水晶做的，朝着海面的方向裂开。只有教会的大主教才读过《秋诺之书》，而且他从不让他的教众接近这本书。据一个红头发、瘦小却精干的人说，这座用金属钛建造的奇怪教堂就是参照《秋诺之书》中的图纸而来。

秋诺在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写作，具体时间他也记不清了。他记得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他开始创业，做起朋友的洗车生意来。

每个周六秋诺都要洗八九辆车，从早洗到晚，收工之后他总是跑回家去看爸爸买给他的《新闻》杂志，杂志里面附带一张国内摇滚乐CD。他洗车回来就会一边听着CD一边画画，直到晚上。

也许是这些歌曲给了他写作的灵感。虽然他之前也写，但那些CD的确更有力地把他向前推了一把。

那些年秋诺和他妈妈的关系糟糕到了家。妈妈觉得，文学和艺术总体上代表了秋诺爸爸，而他们那时刚刚分居，所以她格外憎恶他爸爸。一切带着秋诺爸爸味道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让她过敏，把她身体里的炽烈的怒火勾出来。所以秋诺得藏着，偷偷摸摸地写。那时候他觉得所有人都一样，都偷偷摸摸地写作。他还好奇妈妈写的书是什么样子，当然了，他一直也不知道。那一定是因为他妈妈从来不写作。

但秋诺确实写作。他写了一本书，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但写出来了。

如今距离那些洗车和听摇滚乐的下午已经很久远了。秋诺现在正在与美丽的金发女孩兰交往。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秋诺给兰看了书的手稿。

这个漂亮姑娘花了几天时间把它读完。在一次长长的谈话的最后，兰告诉秋诺她不喜欢书的结局。她绕了好大的圈子才说出口来。她谈到了最后几页里出现的火灾，她说描写城堡的部分深深打动了她，虽然那栋城堡后来塌了。

第二天秋诺把手稿拿给了一名编辑，那是他的一个朋友，已经出版过一些很棒的书。朋友也同样花了几天来读这部作品，这期间秋诺什么也不干，一直在完善它。

秋诺自己也在出版社工作，他已经安排好要休几天假来完成他的书。日子过得很快，他的编辑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跟秋诺说他不出版历史小说。但无论如何，秋诺这样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希特勒命运的写作手法都让编辑感到震撼。但他不能出版这部作品。

就在那些天手稿外泄了，或者说手稿意外地落到了菲斯敏手上，也就是那个启动了海底教会项目的人。

应该说菲斯敏的脑袋不是那么正常。

菲斯敏这个名字是他后来给自己起的。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是德米特，姓氏是罗哈斯。

德米特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住进了圣胡安医院，当时他并没有病例记录。这一切都是他的邻居尼尔森先生说的，他还补充说看到德米特经常爬上房顶。

德米特的病例最终在顿胡利多医院的医生报告中找到了，日期是2005年6月12日，报告是交给纳萨雷医院的。J博士在报告中写道：“病人表现出精神运动性激越及侵略性倾向。应该有参加针对妄想、情感紊乱等方面的思觉失调心理治疗，但是缺乏家庭的支持，治疗不够持续，至少在顿胡利多医院是这样。另外，病人倦懒、不合作，医院无法取得关于他精神状况的可靠数据，无家庭支持，个人生活邋遢，卫生习惯很差，需要特殊照料（精神治疗机构）。”

顿胡利多医院还在病例中记录了一个事件，发生于2005年6月14日。

……我们尝试联系病人家属，但被拒绝了。病人家属完全不想知道任何关于病人的消息。我们联系了几家病人曾经住过的精神治疗机构（埃斯特雷拉、肯尼迪、圣克拉拉等），但显然病人在那些机构治疗时，也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过家人的关怀了。最终，病人被送去与其父母一起生活，但是他的父母拒绝承担这个责任。

医院的护士补充道，“第二天，病人打碎了安全通道的玻璃，还虐待几个护士。他当时很冷静，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由于警察介入了最后一次恶性事件，德米特在警察局的备案公开了，因为警察想确定更早之前的事件是否也应该介入调查。在一次采访中，德米特的邻居对警察表示，德米特的状况需要警察更频繁的关注，他们举证了德米特毁坏物品和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举动。德米特损坏物品的罚款一直都是由他父亲来支付的，日子久了，这个区的警察也能认得出他的父亲了。随着德米特暴力行为的升级，以及邻居们投诉的增加，警察们尽量避免把德米特带回警察局审问，而是把他铐在公园的围栏上。本来那个围栏是用来防止附近足球场的足球被踢出来，在那儿已经存在了好长时间，结果现在变成了邻居们嘲笑德米特的笑柄，而德米特除了咒骂警察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这时，那本书不知道怎么就落到了德米特手上。可以肯定的是，秋诺把书打印出来后一直在寻找编辑。

其中有一册是为托希尔印刷的，他是秋诺非常尊重的一名读者。这名建筑师并不像其他拿到手稿的读者，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本书上。托希尔在酒吧拿到书后就直接读了起来，当天晚上十二点他打电话给秋诺，请秋诺同意把这本三百页的书中花了大手笔描写的高塔建造成型。这座玻璃塔仿佛一只蜘蛛，从黑色凹陷的平面拔地而起。托希尔说，塔玻璃的构造应该要使吹过的风谱成一首永恒的歌，还应该把这首歌的乐谱附在书的第五章之后。

秋诺挂了电话。他的妻子走过来给了他一个吻。妻子把原本拿在手中的书稿放在一旁，仿佛阅读这些手稿给了她奔向丈夫的冲动。

秋诺一把揽住他美丽妻子的丰满的躯体，轻轻地爱抚她。一股黏稠的蓝色能量升起至房顶中央。秋诺紧紧抓住妻子的身体。妻子拉开秋诺裤子的襟门，之后她转过身去，撩起裙子，露出浑圆的臀部。秋诺进入的那一刻她不由地颤抖起来。做爱之后他们双双倒在了地上。

他们俩躺在地上，就快要这样睡着了，突然他们听到街上的爆炸声。这爆炸声挺奇怪，听上去就好像是从唱歌的牙缝中发出的。他们探出身去，看到一团昏暗的火光。这团火的存在好似是为了把周围的一切都变成黑白色。一些人在火团周围起舞，但在警察到来时四散逃开。

这对望着窗外的夫妻完全不知道，那些扰乱公共秩序的疯子们都是秋诺的追随者：菲斯敏影印了秋诺的书，发给了他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菲斯敏住过多时的那家精神病院的病友。

秋诺一边想着他的书，想着托希尔想要建的错综复杂的高塔，一边打起瞌睡来。他的思绪把他领入了白日梦中，在梦中他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他的青春。

以前秋诺写作总需要躲躲藏藏，以至于后来当他下决心要展示作品时，心中总感觉自己仍然藏着什么肮脏的东西。他虽然不确定藏着的东西是什么，但他很肯定确有此事。不过他倒也不怎么害怕这东西被人发现。

一天上午，秋诺正在修改文稿，另一个编辑打电话给他。这是一位辞书字典编辑，不知是谁把秋诺的手稿给了他。他说虽然他并不出版《秋诺之书》这类的作品，但他在其中看到很大的商业机会。他说如能以此手稿为基础出版一本《恶之词典》是最好不过的，可以当作心理学著作来读。他甚至还说他有一些关系，能请到当时还活着的翁贝托·埃科来写序言。

就这样，秋诺的第一本书出版了。

但是，之前编辑所承诺的埃科作序并没有实现，因为那位意大利学者认为这本书不是字典，而是一本情色杂志。不过迟疑了少许后，埃科补充说他还挺喜欢这书的。

编辑收到埃科回复的十分钟之后，秋诺最早的几名读者之一便自杀了。这名读者从菲斯敏手上拿到书，几个小时之内就快速把它看完了，对这位读者来说，这书似乎没有几页。他在写下评注之后便自杀了。他的评注与其说旨在解释缘由，不如说最终适得其反。他写道，小说里的蛇缠得他快要窒息了，所以他选择在蛇杀了他之前自我了断。

这件事被媒体曝光了，于是秋诺的书出了名。

正如那位辞书编辑所说，这本书果然很畅销，也正因为此，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

比如说，帕尔达的故事，那个在秋诺面前摔门而去的女孩儿。

“秋诺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待我。我知道您一直忙着到处走穴，我总能在电视和杂志上看到您。”

帕尔达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生，十六七岁的样子，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嘴唇和恶魔般的双眸。

“非常感谢，是的，非常感谢……正如您所说，我的确是忙着到处走穴，所以我想请您，出于礼貌，尽量说得简短些吧。”

“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哦不，不是三岁，是五岁。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如果您见过她，就会像是看见海的彼岸。凝视她能给人带来最原始的快乐。这种快乐就好似做了公主或者王子一般，我不骗您，先生。我的母亲非常美丽。美丽却贫穷。父亲去世不久我们就不得不搬进一栋颤巍巍的危楼，住在楼梯下面的小屋子里。在那里醉汉们强奸过我，清醒的人强奸过我的母亲，当然是要付钱的，而来往的路人强奸过我的弟弟。我们住的街区鱼龙混杂。我在那里变得坚强。这是事实。但我的母亲从未减少一丝美丽：她一直是我们中最闪光的那一个。如果您见过她，您就会知道，就好像看见海的彼岸一般。直达人心的美。和她在一起是种享受。她有一种直达人心的魅力。”

“我明白您说的，我相信您，我看见了，没问题。”

秋诺已经厌倦了疯疯癫癫的男女跑来跟他说书的事儿。帕尔达走过去，坐进扶手椅里，一双长到天际的腿交叠着。

“先生”，她继续说道，“我母亲很美丽但也很穷。有一回我们那鱼龙混杂的街区来了一辆豪华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位有钱贵气的男子。那位男子应该有差不多七米高，有着英俊战士一般的面孔。他很英俊，很帅。这是真的，我为什么要否认呢？他让我难以自持地呻吟，真的，我得感谢他。”

“请继续，其实我应该说：请讲完您的故事，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那个男人爱上了我的母亲，就像大家说的，彻底迷失在爱情中。由于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我母亲回应了他的追求。不久之后我们都搬到那个男人的漂亮住所里了。”

“继续，请继续……”

“那个地方可真漂亮，两层高，大理石的楼梯……也许您已经猜出后面的故事了。”

“巨大的大理石楼梯？”

“是的，大理石楼梯。”

“还有一个泳池。”

“是的，一个泳池，不过并不像您在书里描写的那个泳池，我是说，是像您书中写的那个一样，但如果是我来写的话，我就不会在一个泳池上着那么多笔墨。如您所写，我喜欢随时随地翻看时尚杂志，剪下我喜欢的模特的照片……”

“然后把它们贴在皮面的本子上。”

“拉马尔，我母亲的男友从意大利带回给我的本子。”

“是的，从罗马带回来的。”

“我不需要告诉您后面的故事：我的母亲死于美丽，我是这样想的。她死了，我们的生活又起波澜。一天晚上，拉马尔出现在我的房间，与我做爱。这么说吧，我们的故事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不久之后，我们一起去了诊所，他付了全部手术费。不需要我给您讲得更多了。那时我就变得与我母亲如出一辙了。我做了变性手术，一切都像您书里描写的一样。”

秋诺给女孩儿签了名，然后请她离开了。

没过多久，一只半人半狗的女婴出生了，一位科学家说这都是《秋诺之书》的错。这件事一直也没被搞清楚：女婴出生时披着美丽的狗毛，四条漂亮的狗腿，一张介于人类与野兽之间的脸。食生肉。

科学家编写了一本三百页的书，来解释《秋诺之书》是如何以化学方式影响了女婴的出生，以至于她生而如此。

秋诺开始猜测大家的反应。他接受了帕尔达的晚餐邀请。帕尔达带来了《秋诺之书》，并将她认为书中描画她命运的部分指出给秋诺看。

托希尔之塔高高耸立，是这座城市最高大的建筑物，那些错综交差的水晶玻璃谱出一首细腻的和谐之歌，但你很难听见：你需要爬上第五十层，闭上眼睛，从小窗中纵身跃下。

在窗户下面，几只巨大的水晶山羊正在吃草，它们是建筑师从泰国带来的。一条铜河绕着高塔蜿蜒流淌，高塔大门口垂着粉红色的锦缎，迎接来往的人们。

（译者：黄思然）

Dim

他在等一辆公交车。晚上九点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很冷，开始下起了雨。站旁有一个Dim内衣的广告牌，红色的胸罩托着两个乳房。旁边是一款汤的广告。马路对面的超市正在打烊。

嘿，你好，一个声音说。

他转过身，但什么都没看到。只有公交站的昏暗和广告牌的光。

他又转过去看超市的百叶窗，把左手插进衣服口袋里。摸到了钥匙，数了数刚找给他的硬币。

喂，你聋吗？

他转过身。

你能把我从这儿拿出来吗？

是Dim广告上的那两个乳房。

来吧，不然这个晚上我会被冻死的。我受够了。

他走近广告牌，打量上面的乳房和胸罩，离得太近鼻子都快贴到灯箱板上了。

啊咿，你弄得我好痒！赶紧的，我好冷。

他直起身，把乳房背在身后，吃力地迈开步子。背上的重量压弯了肩膀，视线都快被遮住了。他停到街边叫了一辆出租车。

他刚要把乳房放进车后备厢。

你疯了吗？精神病，你要把我关在这里面？

他朝后备厢里看了一眼，好像里面爬满了老鼠似的，乳房说得有道理。他把她们放在车后座上，自己坐在旁边。

去巴勒莫。

车子启程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小路上又多撑起了两三把伞。

很快，不到十五分钟就到了，他把乳房又重新背在身后，打开公寓的门，把她们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非常感谢，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被冻死了。你这儿真漂亮。

你想开暖气吗？有点儿冷。

好，谢谢。

他把暖气的阀门打开，放上音乐，坐在了对面的沙发上。

亲爱的，过来，抱抱我！

他走近，轻轻地吻了下褐色的柔软肌肤。褪下红色的胸罩，一股甜蜜柔软的奶汁充满了他的嘴巴和喉咙。他放开嘴巴，乳汁从闭着的双唇中流出一滴。

他又吻了一次，脱光衣服，看着乳房。

我要怎么做？

他爬上矮桌，从两个圆丘中间进入。晃得太过猛烈，结束的时候桌子都掀翻了，他缴械一样瘫软在双峰上。

他挺着被乳汁灌得圆圆的肚皮，又吮吸了一会儿。把乳房提起来，拿到了床上。他躺在她们旁边，相拥入睡。

外面依然在下雨，客厅里还响着玛塔·桑切兹（Marta Sánchez）的音乐。

半夜，他醒了，抚摸着身边的同伴，又吮吸起来。他感觉到嘴里有一个冰凉的蛋。

是我们的孩子！继续吸。

从乳头中间探出一个蓝色的光秃秃的小脑袋。他用手指碰碰，把他往外拉。出来一个瘦瘦的小身体，一个大眼睛短胳膊的婴儿。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你过来，我们先睡会儿。

但他更想去洗个澡。刷牙的时候一直试图洗掉牛奶甜腻的味道。

亲爱的，你要把早餐给我拿到床上吗？

透过浴室，这声音听起来更刺耳。他关上门，听到乳房还在那头喊叫。水很热，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从浴室出来，他看到乳房在给儿子喂奶。

你把早餐拿给我？

他在餐盘里放了一杯茶和几片面包，放在了床边。

我出去找几页纸写婚约，这就回来。说着关上了门。

他跑下楼，很快到了车站，乘上第一班车。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了几条男士内裤，三百比索，还有身份证。

（译者：刘皓）

另一个他

雅丝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公车站认识了塞巴斯蒂安。她在差不多快要到站时看见了两个男孩：长发，全身上下戴着镯子和项链。他们正在用西班牙语交谈，以为周围没人能听懂。“法国女人，她们全都一个样。”其中一个说。学过一点西语的她回身答道：“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不是的。”他们三个开始聊天，然后发现雅丝和塞巴斯蒂安在特拉维夫的同一个大学读书，他学视听艺术，她学文学。

跟塞巴斯蒂安在一起的男孩是他的表弟尼科，他来法国度假。当公车快要到站时，尼科要了雅丝的电话。“我就住这里。”她说道，“这个星期五一起来吧，我组织了一场朋友聚会。”三天后，那两个阿根廷人出现了，穿着短裤、T恤和系带凉鞋，好像刚从海滩度假回来；其他人都穿得更加正式。

雅丝从下车的时候起就一直不停地想着塞巴斯蒂安，她想起有一次在学校走廊里碰到他，也许还有一次是在附近的酒吧。不过在学校相遇那次她记得更清楚。那天光线昏暗，时间很早，她看到了一个留着脏辫的高挑身影，那家伙手上还拿了个相机。他身上的某种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于是她转身，用目光追随。她一直在想他，直到那天的公车相遇。她觉得命运早已安排了一切。

雅丝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从巴黎来到特拉维夫，因为她刚和在一起好几年的男友分手。那是她的初恋，她甚至不曾想过这段感情会终结，对于少年幻想失败的现实，她还没法坦然接受。

派对那天晚上，当看到塞巴斯蒂安穿着邋遢地出现，她突然变得紧张，开始用喝酒来保持镇定。她穿梭在客人之间，与每个人都交谈一小会儿，也跳一段舞，最后终于醉醺醺地走到他面前。

塞巴斯蒂安和尼科正在聊阿根廷摇滚乐，而她什么也听不懂，于是继续喝酒。接下来是另外的对话，她只是看着那个阿根廷人，感到昏昏欲睡。某个时刻，其他人在客厅里聊天跳舞，她来到厨房，与他单独在一起。他靠近她，双腿夹住她的整个身体，用力扯动她的白底红花连衣裙。他不说话，只是吻她。他猛地抓住她的腰，用力地吻，最后还是沉默地回了客厅。她全身仿佛过电一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只希望派对尽快结束，好让他们独处。

当所有人都离开，他不征得同意就留下来了。刚关上门，他就拥抱了她，先是缓慢的，接着非常用力，然后吻她。他脱去了她的衬衣，开始吮吸她的乳头，接着双膝下跪，让她稍微抬起靠墙站立，舌头开始在双腿间摸索。

窗外已是清晨，春天留下了甜蜜明亮的色彩，光线从刚打开的窗户里透进来。他的双手在她身体上游走。他坐起来，打开她的腿，然后进入。他托着她，让她滑落；而她抓着他的背，仿佛要把这个阿根廷人塞进自己的身体里。然后他拔出身体，把她放在躺椅上，让她转身，重新进入，同时双手响亮地拍打着她娇嫩的屁股，仿佛那是送给他的一个奇迹。

接下来，她转过身，伸开双腿面向他。他伏在她身上，然后继续，没有用安全套。做爱时，她一边吮吸着他的手指，一边用手抚摸新男友的屁股，视线慢慢模糊。

然后她觉得累了，于是停下，一边哀求着一边咬着他的手指。于是他退出来，猛地躺在正午的阳光抚摸着的她的腹部上。

从那时起他们几乎天天形影不离。两人在学校碰面，然后与朋友们一起出去玩或是单独约会。她二十五岁，前所未有的美丽：小小的个子，一头黑色的卷发比动物的更有活力更强大，还有漂亮性感的脸庞。他比她大一岁，又高又壮。他对她说，毕业后自己想定居在马德里，因为尼科在那里有一个制片厂。雅丝对此感到恐惧：他甚至没有提到两人的关系就思考自己的离开，仿佛过不了多久这段关系就会破裂一般；也许他觉得他们怎么样都会在一起的，可能在西班牙，可能异地。这一切都折磨着她，但是那些幸福的时光如此浓郁，她便将不安抛诸脑后。

一天下午，雅丝从塞巴斯蒂安家出来，他们刚刚一起在网上买了几张度假的机票，还做了爱。接着在不到几个街区之处，她碰到了一个男孩：高个子，宽厚的肩膀，梳着脏辫……塞巴斯蒂安。

可是，她才在家里告别半裸的塞巴斯蒂安，他不可能已经换好了衣服还跑了两三个街区。她叫了他一声。那个人转过身拐进一个街角，最后消失在她的视线中。雅丝打了个寒战。那个男孩穿着黑色长风衣，她从没见过男友有这件衣服。她立刻转头回家，拼命敲着刚刚离开的那扇门：只穿了条内裤的塞巴斯蒂安打开门。

她走了进去，将自己埋进客厅正中央的沙发里。她看着他的眼睛，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突然她哭了起来。

几天后另一件相似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塞巴斯蒂安去郊区拍一部纪录片，所以雅丝独自前往一个派对。可是，她的男友却出现在跳舞的人群中。他穿着白色衬衣和蓝色牛仔裤，手里举着一个杯子。她向他靠近，看着他的眼睛，笨拙地对他喊了一声“喂”之类的话。那个人立刻转身，又一次像阴影一般地消失了。雅丝在整栋房子里找他，她一直在找，还拜托朋友们帮忙。他们虽然觉得她喝大了，但还是帮忙一起寻找。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找到。

她很紧张，于是请求一个朋友给塞巴斯蒂安打电话。朋友拨通了他的号码，把电话交给雅丝，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她几乎向男友问遍了各种问题。

雅丝感到很害怕，她不敢一个人在家里睡觉，于是就让一个同性恋好友来陪自己。

不管怎样，爱情继续着自己的轨迹。两人一起前往埃拉特的海滩度假。他们住在一个简朴的酒店里，他们的小房间面朝大海，有一瞬间他们觉得这三天都不会离开酒店半步。

第一个下午他们做爱，之后塞巴斯蒂安去前台要点东西，而此时，另一个他进来了，穿着黑色的衣服，坚定地朝她走去。他的眼神像发了疯一般，怀着怨恨般撕咬嘴唇。这时塞巴斯蒂安拿着几条浴巾和开瓶器进来。那人一跃藏进了窗帘里。

雅丝哭着大喊，用手指着他的藏身之处。迷茫的塞巴斯蒂安走过去一探究竟。她想说话，却只发出了沙哑的喊叫。他继续找，但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走向女友并拥抱了她，她逐渐平静下来。

度假归来后，她突然想到了一些事：也许是她那非常邪恶的男友把这一切弄出来折磨自己的。虽然很艰难，但不论如何她必须承认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他换衣服来吓唬她，他欺骗她。杀千刀的混蛋。

这个夜晚，当她已经得出上面的结论以后，就一直盯着他看。他的脸越来越畸形，越来越膨胀。他的目光变得令人不可捉摸。这家伙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雅丝感觉自己的爱情被深深地伤害了。他走过来想给她一个吻，但她立刻逃得远远的。他来找她，结果两人在公寓里开启了一场追逐赛。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既不回他的信息也不接他的电话。这男人一定是疯了才做那些事，她这样想。他们几乎两个星期不曾见面。

她去报案，但派出所的人冷漠应对。她的告发没有任何结果。一天，有人猛击她的房门：是塞巴斯蒂安。或是另一个他？想到这里，她惊恐地将门紧锁，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随着敲门声瑟瑟发抖。敲门声停止后，她晕了过去。

雅丝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发现自己被裹在透明的塑料浴帘里。她开始抖动身体，但帘子紧紧地贴着她的皮肤。最后她用头撞向澡盆的瓷砖。她被划开了一道口子，几乎淹没在浴帘里自己的鲜血中。凌乱中她的衣服都掉了，她赤身裸体躺在走廊的血泊里，总算从帘子中解脱出来。

塞巴斯蒂安没有再出现。或者说，至少在雅丝从可怕的重病中康复的过程里，他没有再出现。

她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金发男孩。她选择了他，冷静地选择了他。一切看上去都还不赖。

直到那一天，她偶遇塞巴斯蒂安，更确切地说，是她看到他坐在一个酒吧里：他正在读书，面前放着一杯拿铁。她慢慢走过去，他停下来，抬头跟她打招呼。她坐下，两人开始闲聊，接着去吃晚饭，然后一起过夜。

另一天，雅丝感觉自己被跟踪了。在她走向开往学校的公车站时，一扭头就看到了塞巴斯蒂安。她试着逃离或隐匿在人群中，最终却走到一堵墙边面对着他。他说自己也要搭同一班车，但是不去学校，会在几站前下车，为一部电影采访一个作家或诸如此类的事。他的声音从很远同时又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仿佛是在她的脑子里跟自己对话。两人一起上了车。她一路缄默，而他试图找个话题并拥抱她。

他在自己的站下了车，而她过了一站后也下车了。她穿过马路，上了相反方向的公车，到了塞巴斯蒂安的站就下来开始找他。偶然间，她发现他走进了附近的一座大楼。

她在楼对面的一棵树下等着，感觉快要暴露自己了。两个小时后塞巴斯蒂安出来了，从附近走过，没有看她一眼，径直走向车站。她跟着他。

后来，雅丝独自一人待在巴黎，总是想到那个下午：开始下雨了，她跟着他来到他家，敲门。他打开门让她进来。他们开始脱衣服，一起用一种甜杏仁味的沐浴露洗澡，一起埋进浴缸。他们开始在那里做爱。然后，雅丝看到了另一个他站在他们面前。

每一次——她已经独自在巴黎待了很长时间——闻到甜杏仁的香味，她就开始哭泣，无比绝望。

她还记得另一个对两人来说都很艰难的悲伤时刻：也是一天下午，那时候他们已经分手，他给她打电话请求帮助。他请雅丝来家里整理衣柜里的衣服。她同意了，半小时后就来到他家。他们几乎什么话也没说就进了房间，他坐在床上，而她开始叠衣服，把它们整理到最佳状态。极度悲伤、冰冷而机械的两人一边做爱，一边以哭泣作为告别。

他们在一起一整年，但对她而言，可能会持续一生，是她死前最后的念想。她用季节更替来看待这段关系：他们恰好在春天相识，开始时轻松愉悦，但结束时却是在阴暗寒冷的特拉维夫的冬天。

当然，从第一次、第一个下午开始，她就认为爱情能够永远，她坚信这一点。自从另一个他出现，她的想法就变了，无计可施。

他们分手后一次又一次给对方打电话，但他们都明白，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那是令人伤心的几个月。自从与塞巴斯蒂安分手，雅丝同时也和一群朋友渐行渐远，同样作别的还有一整段生活经历，以及她的青春岁月。

有一次她在巴黎看到了另一个塞巴斯蒂安，一直追着他走遍全城，直到最后他从她的视野里消失。不久后，她与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人交往，但她一点也不爱他。她屈服了，与这人认识一年后就嫁给了他，两人一起搬到法国南部，然后她怀孕了。丈夫给了她很多钱，她不用再工作。除了照顾儿子，她开始制作精致的小玩偶，摆满位于法国南部的家：一些小的玩具娃娃，代表神话里的人或动物，有一些是她自己凭空想象的。

（译者：张欣宜）

妹妹

伊丽娜坐在浴盆边上剃私处的毛，此刻她想起了妹妹，便突然害怕起手中剃刀的锋利刀刃。妹妹塞西莉亚在后院种的花，几乎全都凋谢了。伊丽娜试图让它们重新生机盎然，可谁知却是徒劳。这些花儿先泛着肿瘤般的黄色，继而变深、变黑，直到枯萎，碎成灰烬。每每看到花盆土壤上残留的花痕，伊丽娜就毛骨悚然。因为这让她想起妹妹的尸骨和那遍体鳞伤的肉体。想到此，她的眼睛再次湿润红肿，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时光如梭。

窗外的巴黎下着小雨，伊丽娜拧紧淋浴头。她再次看了看剃刀的刀刃，迅速结束阴部的剃毛工作。里托喜欢看她把私处剃得干干净净的，托塞尔也一样，就连最近结识的那个一脸流氓样儿的粗暴的黑人也喜欢看她的阴部“寸草不生”。

时隔数日，甚至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伊丽娜的桌子上仍然摆放着那张报纸，被遮盖的部分正是报道她死去妹妹谋杀案的专栏。每次看到它，伊丽娜就脊背发凉、悲伤袭来，如同被麻痹一样长久呆立。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不甘心扔掉那张报纸，她觉得自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她像往常一样扎了印第安人的辫子，不自觉地又想起妹妹，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如此深爱着妹妹。也正是此时，她才完全意识到妹妹已经死了。

她一丝不挂地躺下，手捧着《自由》杂志，封面是里托的画作：金字塔和小孩。她带着对画面的遐想进入梦乡，梦境很美。

然而，她半夜突然惊醒，感觉腹部一阵刺痛，想呕吐。

还不等她起身去洗手间，胃里就翻江倒海般涌动，如同污水满溢的下水管道泛出一股水流，瞬间喷向墙壁、洒满床单。真是一场灾难！然而，伊丽娜并没有起身，而是继续倒头大睡。她很快又进入梦乡，再次梦见里托画笔下那些闪耀的金字塔，吞噬着沙漠……

次日，伊丽娜做了孕检，她怀孕了。可她并不清楚孩子是谁的，或许是里托的，这最有可能。或许是托塞尔的，又或许是那个黑人还是别的什么人的。那天，她没去上班，仔细思考是去做人流还是留下孩子。这两个选择不停地在她发热的大脑中徘徊，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择呢？

最终，她决定留下孩子。此时，她感到自己的肚子开始发胀，她温柔地抚摸着它，像是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晚上，她约了里托、托塞尔和一个金发女郎，她告诉他们自己怀孕了，而且决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跟随你的心选择吧”，托塞尔说。

里托倒是问了她几个问题，饭菜被端了上来，里托继续问她。

那夜，伊丽娜独自一人回家，她拒绝了托塞尔的邀请。

她渐渐地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肚子也日益凸显，已经有了孕妇的样子。

有时，当她做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感觉，一种像是要谋杀对方的力量涌上身体，恨不得扑倒情人，直到全然释放自己的情绪。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有时会问自己，这种现象是不是太过正常，是不是男人都不愿意向女人主动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并放弃任何做爸爸的可能性。她想到里托，想象着她的孩子有可能遗传到这个有教养、有情调的艺术家的某些特质就稍显安慰，尽管她还不是很喜欢他的鼻子……而托塞尔则更英俊一些，棱角分明的下巴、清澈透明的双眸和让人坚定安稳的笑容……而且托塞尔也是名艺术家，或许还是继勒·柯布西耶之后法国最伟大的建筑师。至于那个粗暴的黑人，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又过去了几个月……

伊丽娜在她的房间里为将要出生的孩子划出了一个小角落。医院体检测出是个女孩。这样的话，伊丽娜便开始谋划着给孩子取名，却迟迟没能想出一个满意的名字，便将起名的事暂时拖后。

伊丽娜时而感到巨大的欢乐和愉悦，甚至会独自起舞。

但有时她又感到深深的悲伤，恨不得抓起铁锹把自己活埋在死去的妹妹的身旁。

想起妹妹，她就想起那些常常感到的孤独时刻。

想起妹妹那可怕的死亡，她意识到自己在那起谋杀案之后陷入的处境，仿佛自己生命的步伐加快了，如同飞快的螺旋式上升……

分娩的前几周，伊丽娜正是在这样无助的孤独中度过的……

在那些天气燥热的日子里，伊丽娜却变得比以往更加漂亮，风姿绰约；仿佛孤独和孕育给她平添更多色彩和活力，令她光彩照人。

生产的日子终于到来，伊丽娜最终决定让里托和一个叫布鲁斯娅的女友陪伴在她身旁。持续两天，她遭受着腹部痉挛式的疼痛，任何药物都没法缓解这一症状。

一大清早，里托就开着自己那辆贴满保护膜的黑色奥迪出现了，随后布鲁斯娅也到了。

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在伊丽娜的公寓吃早饭，然后镇定自若地一同离开。

分娩的过程很紧张，里托和布鲁斯娅握着伊丽娜的手，给她倒水，让她服用镇静剂，因为她疼得厉害。她服用了一种名叫Dolantina的药物后便很快安静下来，里托曾用Dolantina的名字为自己创作的歌剧剧本中的人物命名，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工作，但他很快又指责自己，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和时刻想起工作和自己是多么不合时宜。

在产房度过的那个早上，对于伊丽娜来说再可怕不过了，因为她忍受着持续的腹部痉挛，几乎喘不上气。镇静剂让她的身体失去了知觉，有时她又觉得自己忍受不住了，她紧闭双眼、咬紧牙关。当她稍稍神志清醒时，就请求医生给她注射麻醉剂，但医生说，在宫开前注射麻醉剂是不顶用的。

当伊丽娜开始破水，护士便将她推入产房。她的子宫口逐渐打开，就到了给她注射麻醉剂的时候了。

里托和布鲁斯娅跟进了产房，这个音乐家上前握住产妇的手，而她的女友则抚摸着她凌乱的头发，用纸巾擦拭她额头的汗水。

婴儿的头部露了出来，它似乎狠命地撕扯着产妇会阴的皮肤，让她感到自己快要燃烧起来，如同正在装卸世界上最大的西瓜，却突然卡住了一样。

“使劲用力，用力！放松！对，放松！”一个穿着蓝大褂的男医生在一旁喊着。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目瞪口呆……那个巨大的婴儿头上布满深深的疤痕，还明显地长着长发。当婴儿的头完全出来后，里托和布鲁斯娅认出了她……医生紧接着抓住婴儿的肩膀、胳膊和躯干一点点将她拽出，经过一阵强烈的挣扎后，一个女孩的身体掉落在地上。她梳理了一下头发，睁开眼睛，摸了摸疤痕累累、黏黏糊糊的身体便停歇下来。她身穿蓝色连衣裙，赤脚站立。伊丽娜赶忙从床上坐起身，盯着女孩的眼睛，叫了一声：“塞西莉亚”。

伊丽娜张开怀抱，妹妹上前抱住了她。

那晚，她们二人睡在了伊丽娜的公寓，没有睡在那个女主人用玫瑰花装点的角落。她们中的一个睡在卧室的大床上，而另一个则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秀水街的人造女友

秀水街市场，就像所有游客知道的一样，你可以在其中找到所有要找的东西，但都是假货。秀水市场就像一个收藏假货的大玻璃柜，虽然没人乐意买假货，但这个地方还是拥挤着外国人，他们或多或少地被那些精明的北京卖家骗着买东西。

几天前我和我的朋友小王路过那里，一个店铺里的海报引起了我的兴趣：出售廉价女朋友。我问小王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愿意要个妞，我可以找人为你生产出来。

不用他们说我都知道又是假货。

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充满好奇的一周，突然想到有个人造女友也许是件好事，但三思而后行，我到晚上都没有行动。

不过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小王让他陪我一起去。

到了那儿以后还是原来那个老头。我们走上前去，他冲我们微微一笑，然后问我从哪儿来。我们用英语谈买卖。

“好，我想来一个。”

“怎么就一个？”

“嗯，就这么一个小要求。”

“没问题。”

“头发红一些，绿眼睛的。”

我没注意到自己说这些话时流露出相当色的表情。老头开始把弄一个看起来像是做意大利面的机器。我真的在想机器的滚轴中会冲压出一个丫头来。

还有什么要求？

我很兴奋，又跟他补充说了一些性格特点和其他的体形特征。老头一直顾着机器。我付了七百元人民币，拿了张小票准备过三天取成品。我上班走路时都要走胡同，就是夜里两三点钟，我也要到小铺子那儿看看。

我期盼的星期四终于到了。铺子里面是另外一个商贩，他看了我的小票，然后从后面一扇隐蔽的门出去进了仓库。他推回一个装有箱子的木车。我扯开这个纸箱子，看见了做好的女朋友。我撕开了上面保护她的塑料袋子，里面的小姑娘冲我一笑。

你好，我叫贝龙尼卡。说着她亲了我脸颊一下。

我们坐地铁，在前门下车逛街。我们沿着故宫遛，一直走到国家大剧院。我们坐在环绕大剧院的一张长凳上。我长久地注视着她。就是我要找的她。我们聊天时，有时她不是口音有问题，就是忘了作为女友她本应知道的事情。拉她手时我感到她有点不想这样，我不明白为什么。

“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

我想搂她，准备闭上自己的眼睛好好享受，但她头靠着我的胸时，右胳膊掉了，人还在瞅着地下。从她的胳膊断裂处掉下彩线和纸屑。

几分钟前我还想是不是该带她去开房了，但现在我只想撒腿就跑。

“我们走吧。”

“啊？不，我要待在这儿。”

我把她拦腰抱起，一点都不重。我坐了回秀水的地铁，把她放在市场对面的小道上。我回了旅馆，连头都没回，无论怎样他们都不会退我钱的。

巴西

我有两年没回阿根廷了。最后一次旅行大概是到北京或者某个巴黎附近的欧洲国家。即使有时一年回去一次也感觉很频繁，我的朋友会问我：“你怎么又回来了？”但两年时间仍然算久了，于是，当我刚刚有了稍长的假期，便订了回阿根廷的航班。我付了八百欧元的机票钱，从巴黎到马德里，再从马德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而，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科尔多瓦和家人团聚，我还需要另一段旅程。

出发前的日子并不那么愉快，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并预感到接下来在阿根廷的一个月，将如白驹过隙，又或者度日如年。但不管怎样，可能会很痛苦，也可能会为自己当初离开祖国而后悔、内疚。

我暂别临时租住的公寓，将所有东西放入箱子打包。“被东西束缚是不明智的，”我的堂兄曾神秘地感慨道，“人类会成为东西的奴隶。”而我并没有被束缚住，正如我所言，我将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了我留在公寓的箱子里，占据着这个我还要回来、也是我现在正在写作的地方。

我在电脑旁放了一小杯加冰的licor de dulce de leche——甜奶酒，一种我常常会从阿根廷带来的酒。我很想称它为“阿根廷酒”，但是现在，我却没有那股热情再使用这个彰显国家的形容词了，因为我害怕。

某个周二的下午七点，我登上了飞机。女友发来一条让我悲伤的短信：“写这些我感觉自己是个傻瓜，傻到要问你‘你为什么不带我和你一起走？’我不懂，如果对你而言，我有你说得那么特别，那你为什么不尽你所能让我们一起旅行？”啊！我该多么想让你和我一起旅行！你肯定会在我失去理智的时候帮助我……但我总是这样，总是和身边最亲近的人保持距离，直到失去他们。可是，你会在我逗留巴西的时候帮助我吗？谁会知道？恐怕没有人愿意照顾一个疯子。

带着这条短信，我忧伤地登上飞机，脑海里不停地浮现那令人沉重的文字。乘务员递上一个难吃的三明治。我本想在笔记本上写点儿东西，却发现能想到的都是些不连贯的语句。因为没法构思情节或书写片段，我便打消了写作的念头。我开始给女友写信：“现在，我坐在飞机上，刚刚看到你的短信。”博尔赫斯说过，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创造一种宗教，而那种宗教所信奉的神是靠不住的，我在信中反复书写这句话。此时，女友似乎变成了某个女神（她不在身边时，我总有这样的感觉）。我给她讲述飞机上的事情，在前往马德里的途中，我一直在回复登机前收到的她的那条短信。

在马德里候机的两个小时中，我写信的速度近乎疯狂。我想用铅笔穿透纸张，想用纸张穿透她的内心。我寻找着最完美的词句、最恰当的组合……入夜了，我们也该启程了。

我在读塞萨尔·艾拉的《瓦拉摩》，一本我从所住街区的图书馆借到的西班牙文版的书。艾拉是我特别喜欢带到飞机上阅读的作家，因为他总是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愉悦的心情：无论是延误、骚乱，还是让人生厌的邻座。我总能翻开书，体验着这位来自布林格莱斯的作家文字中的旋律，我时常沉浸其中，忘了周遭。

我随身还带了一本马丁·卡巴洛斯的书，因为我要给法国一家出版社写篇书评……我突然想起，应该在出发前归还这本书，那么我是否应该在马德里把它邮寄回去？我正想着，又该出发了，看来没有这个时间。

我所乘坐的航班真是糟糕透顶，刚刚起飞，那些告知乘客飞行路线的脏兮兮的电视屏幕就全部熄灭了。我身旁坐着两个碰巧都在电话客服中心工作的青年，他们兴奋地一致认为，来自同一个地方、从事相同工作的两个人在这里相遇，是一种缘分（事实上，我却觉得这种工作是拉美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时最容易也最常见的谋生出路）。“马德里哪家夜店最好？”“布拉格没什么夜生活。”他们玩遍了整个欧洲，满脑子都是些愚蠢的想法。他们中的一个在一家航空公司的电话客服部工作，经常出售一些便宜得离谱的机票，另一个在信用卡公司的电话客服部上班。

我停下手中书写的信，此时已不知道是爱着还是恨着它的收件人。各种语句在脑子里乱作一团，让我头疼欲裂。熄灯了，两个年轻人却拉上了手。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飞机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其他人开始收拾行李，两个青年变成了幸福的情侣。我猜想，当那个女孩回到她北区的公寓，一定会给女伴们兴奋地打电话汇报，说她认识了一个也在电话客服中心工作的男孩。她会告诉她们，他很帅，虽然事实并非如此，然后给她们讲述她在布拉格的旅行，以及到圣海纳罗·贝苏威亚诺看望了她爷爷的几个兄弟这段经历。但重点还是聊这个飞机上遇见的深色头发、身穿印有滚石乐队汗衫的男孩（我估计他是不会听滚石的，坦白地说，我也不会）。

而他则会告诉他的哥们儿，他认识了一个金发女郎，准备周末睡了她。无非这样。他还会给她的家人带去一瓶西班牙里奥哈的红酒。

我走下飞机，外面酷热。所有的机场都是一个样，穿着蓝色制服的空姐和头戴蓝色帽子的男空乘员在身边穿梭，旅客们提着各式各样的行李箱。身旁，一个女孩儿对着电话哭泣，她好像贴在了话筒上，仔细看看，她长得很美。我应该上前和她搭讪，安慰她，在大楼的一处堆满黄色塑料桌子的地方和她攀谈。我们会聊起她在非洲看到的大象（她身穿印有肯尼亚字样的T恤衫），聊到男友如何忘记了她。她男友为什么生气？是因为她孑然一身去了这么远的地方旅游吗？近距离观看大象会有什么感觉？被一个来自巴勒莫的男孩甩掉又是什么感觉？

多漂亮的衬衫！黑色衬衫上印有黄色的字母，紧贴胸部，两袖宽松……

女孩长着一双中国人那样细长的绿色的眼睛，她有些东方人的气质。泪水在眼中打转，水平漫延、横向流出，在睫毛上停留片刻，继而顺势滑下脸庞。她也有点非洲女人的感觉，坚硬的骨骼、棱角分明。我应该告诉她这些，但某些事情让我分散了注意力……“欢迎来到里约热内卢加利昂机场”，广播播送着。我仔细地听，那句话重复了好几遍。我不敢相信，于是走到大屏幕下，看到上面赫然写着：巴西。

什么？是巴西而不是阿根廷？我怎么会坐错了飞机？我是怎么通过各种安检和检查，错误地来到了巴西？我赶紧转过身，那个身穿肯尼亚T恤衫的女孩已经不见了。

有那么一刻，我还在回想她那双绿色的中国式的眼睛，她是巴西人吗？不，她分明长着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脸，而她男友的态度和做法也很有阿根廷特色——让一个女孩在电话的另一头哭泣。

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于是赶紧走到目之所及的第一个航空公司窗口，询问下一趟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然后赶上从那儿发往科尔多瓦的大巴，这样费用才最划算。

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的，劳驾。

她盯了电脑屏幕好长时间，我注意到她属于那种美艳的金发巴西女郎，她们个头儿高大，似乎世界和她们相比都显小了。我望着她身后的那扇门，思忖着怎么能够穿过它。我注视着……她告诉我，没有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

不可能。

很抱歉，先生。我们公司的航班没有去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

她以嘲弄的语气念出那座城市的名字，我以为是因为这个名字唤起了我们两国在足球事业上的竞争意识，才让人听起来别扭。

我来到伊比利亚公司柜台。

下一班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是什么时候？

布宜诺斯艾利斯？

对。

又是几分钟盯着屏幕。

没有，我们没有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怎么拼写？

就像发音一样。布…宜…诺…斯…

好。

然后是艾…利…斯，“空气”。

没有，我们没有航班。这个城市在哪里？

在中国（我故意说了一个人人皆知的遥远的中国）。

哦不，我们没有去这座中国城市的航班。

多么无知的女孩！这家公司早该炒了她鱿鱼，应该在她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就把她炒了！

我来到法航柜台，却得到相同的回答，还是没有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好吧，现在没有，那么明天？后天？再往后，应该有吧？没有，没有任何一个航班，从来没有去一个叫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方的航班。我还是坚持，但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阿根廷。我又连续询问了三个女职员，都得到同样的答复。

无奈，我在一家名叫巴拉·德·帝胡卡的酒店住下，房间很小，中间有张小床，床对面挂着一张“九八巴西队”的照片，我想着罗纳尔多进入梦乡。他剃了一个很奇怪的发型，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和其他人种相比，印欧混血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长了白人的牙床和黑人的牙齿，导致有时齿缝空间不足。

可是谁说罗纳尔多是印欧混血了？

次日清晨，我睁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罗纳尔多那张脸。我又和酒店服务员交谈起来，她仍然不知道什么是阿根廷。

我再次来到伊比利亚公司柜台，这次特意挑选了一个主柜台。可是那里的人也不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什么东西。于是，我掏出一张地图，发现这里所有巴塔哥尼亚地区都成了智利，智利上面是巴西，而原本应该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叫作布宜诺斯艾霍斯的城市，那是桑巴舞的发源地，人们吃着“腓秀雅杂”这道巴西国菜，载歌载舞庆祝狂欢节。

我回到酒店继续验证。我找到艾拉的书，但一看到封皮，便立马感到情况更糟糕了：塞萨尔·艾拉，作家，1955年出身于巴西的布林格霍斯。代表作《我如何变成修女》、《长谈》和《巴西光芒》。

天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立即打电话给酒店前台。

您知道马拉多纳吗？

当然了，史上最好的球星。

她认为马拉多纳是巴西人。我差点想用电话线勒死那个接线员，虽然我们隔着两层楼。

阿根廷会不会真的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看了看我的护照，发现我成了巴西人，此时也不觉得惊奇了。

智利和巴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将阿根廷从地图上抹掉了？而且他们的行动如此迅速，因为在我踏上旅程、登上飞机前，这个国家还是存在的。我还和我的朋友们谈论了阿根廷，还讨论了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呢。

可是现在竟然没有人知道她。

我尝试着去和科尔多瓦的家人通话，可是所有拨出的号码都显示错误，这些号码根本不存在。

我绝望至极。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医院里，周围的人告诉我说我疯了，说我在蓄意编造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以便逃离自己内心的困顿。我竟然被他们绑在了病榻上！

一切都是白色：床单、衣服、窗子、墙壁、助理和精神病专家的白大褂，满眼皆白。

巴西人和智利人，他们和谁组成了联盟，将一个国家从世界版图上消除了？谁出卖了我们？英国人永久地占据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

可是，倘若真是这样……我那本书的封皮又是怎么被换掉的？也是巴西人干的吗？

卡巴洛斯书里的文字也被改动了。

我脑海中对阿根廷有千万种记忆，我个性的塑造源自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代，而这一切却突然消失了。

又或者我真的疯了，阿根廷这个国家真的从来没有存在过。是我自己幻想出来了一切：探戈歌王卡洛斯·加德尔、阿根廷的国旗、阿根廷人的语音语调。而事实上，这些全都没有存在过。

卧床休息三天后，我在一个医生的监护下外出透风。我被告知每周必须去疗养院治疗两次。

庆幸的是，我尚且保留着我在法国的身份证（阿根廷比索变成了巴西雷亚尔，圣马丁的脸也发生了变化，更像是理了发的罗纳尔多），我买了回巴黎的机票。

是周三的航班。我不清楚从这里到巴黎需要多长时间，两地距离又是多远。我尝试着在网上搜索，还是查不出阿根廷这个词，只有一个叫作阿尔布尔盖尔盖的网站上显示，“阿根廷”是一种洗涤剂。

之后，我独自一人坐在一家酒吧，翻看当天的报纸，隐约看到了“阿根廷”这三个字，然而当我再次翻到那一页时，这几个字却消失了。

我回酒店休息，次日起飞。前台的女服务生有些生气地看着我，能理解，我当时没有结账就不辞而别，还把我所有的东西落在房间。我尝试着向她解释我被送进了医院，但她似乎听不进去，只想着让我快些结账，于是我立刻付了欧元。

我在科尔多瓦的朋友呢？他们现在也变成巴西人了吗？我恨不得赶紧天亮，然后返回巴黎，返回那个自从我离开阿根廷后，已经居住了四年的地方。

在回巴黎的航班上，身旁换了一对退休老人。旅途很漫长，我无法入睡，被各种对我祖国的记忆搅扰。我该怎么办？我可以继续在巴黎生活，找到号码后打给现在居住在巴西的我的家人。如果他们也否认阿根廷的存在，那么我就认输，就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我的凭空想象，然后忘记一切，重新生活。

早上十点，飞机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外面寒风凛冽。我乘坐地铁，换乘一号线，在巴士底狱站下车。我拖着行李一直走到波平库尔大街。

我所租住的公寓十分精致、漂亮，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房间和一个餐厅会客间，在巴黎这也算是奢侈了。

我又看了一眼艾拉的书皮封面：阿根廷作家，1955年出生于布林格莱斯。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将电话拨打到科尔多瓦，尽管那里现在还是凌晨五点，一样未变的号码，这次竟然拨通了。怎么搞的？时间太早，那边的人还处于半睡眠状态，能否听清楚我的话呢？我给他们讲述了发生的一切。

“我不信。”妈妈说，“你都两年没有回来了，这次又让我们在机场白等一场。”

我挂断电话，再次在谷歌搜索，这次阿根廷又重新出现了。这周都发生了什么？我是在哪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阿根廷飘去了哪里？

我的女友不停地抱怨我，说我从阿根廷回来却什么东西都没给她带，她曾央求我带些当地的甜点。

昨晚，我看了一场阿根廷对战智利的球赛，我们以四比零胜出，伊瓜因进了三个球，梅西进了一个。我再次给家人打电话，为了确认他们是否也同样兴奋，最重要的是确认他们是否存在，“吉耶尔莫，你疯了！”对话结束后，妈妈这么说。

（译者：孟夏韵）

评论

灰心愁闷的人，默默忍从的人，无尽等待的人，脆弱易碎的人，徒然梦醒而因循依旧的人，空谈工作而幻想未来的人，穷途末路依然挥霍善感的人，说出真理而无力实现的人……

良心的交响乐
关于契诃夫及其剧作

撰文　李静

“我被您的戏揉皱了”

1898年，三十岁的高尔基给素不相识、大他八岁的契诃夫（1860—1904）写信倾诉衷肠：“前不久我看了《万尼亚舅舅》，哭了，哭得像个女人，尽管我远不是个有善德的人。回到家里，惘然若失，被您的戏揉皱了，给您写了封长信，但又撕掉了……我看着这些剧中人物，感觉好像有一把很钝的锯子在来回锯我。它的锯齿直达我的心窝，我心紧缩着，呻吟着……”，“在这里，现实主义被提升到了激动人心、深思熟虑的象征……别的戏剧不能把人从具体生活抽象到哲学概括，您的戏剧能做到这一点”。

在戏的结尾，看着辛劳孤独的索尼娅祈祷般地劝慰心如死灰的万尼亚舅舅，我也忍不住像并不喜欢的高尔基那样哭了起来，并为他曾那样写信给契诃夫而喜欢了那样的他。我深深感到，自己也被这部戏无可救药地“揉皱”了：

万尼亚舅舅，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地承受命运给予我们的考验；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年老之后，我们都要不知疲倦地为别人劳作；而当我们的日子到了尽头，我们便平静地死去，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悲伤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经很痛苦，这样，上帝便会怜悯我们。舅舅，亲爱的舅舅，我们将会看到光明而美丽的生活，我们会很高兴，我们会怀着柔情与微笑回顾我们今天的不幸，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我们将会听到天使的声音，我们将会看到镶着宝石的天空，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人间的罪恶，所有我们的痛苦，都会淹没在充满全世界的慈爱之中，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安宁、温柔，变得像轻吻一样的甜蜜……你不曾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过欢乐，但你等一等，万尼亚舅舅，你等一等……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童道明译）

很久以来，汉语读者对小说家契诃夫耳熟能详，对剧作家契诃夫则不甚了了。人们兴奋地谈论雷蒙德·卡佛、村上春树们对他的钟情，但此钟情似乎不包含他的戏剧。这个致命地影响了曹禺和焦菊隐戏剧观念的俄罗斯人，这位在“古希腊戏剧时代——莎士比亚戏剧时代——契诃夫戏剧时代”的西方戏剧史分期中，让戏剧真正步入现代时期的剧作家，这位至今依然被西方剧作家和电影作者不断咀嚼、师法和改编的戏剧巨人，焦菊隐早在1943年就如此介绍他：“在他的天才成熟、世界观通彻的时候，他开始写剧本……小说是他通往创造之极峰的过程，只有他的戏剧是最高的成就。”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忽视他的剧作。理由是：我们缺少戏剧生活。

这种境况随着契诃夫的一个个纪念日在慢慢扭转。2004年契诃夫逝世100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了“永远的契诃夫”戏剧演出季，当时不少记者问“为啥要给一个小说家搞戏剧季”，等看完受邀的五部戏，这个问题就永远地消失了，一个共识取而代之：不但契诃夫的戏剧是永恒的，连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也会是永恒的。其中以色列戏剧家哈诺奇·列文根据契诃夫三短篇《希洛德的小提琴》、《苦恼》和《在峡谷里》编剧、导演的《安魂曲》最令话剧迷痴狂——以本人为例，就去剧场看了三回，剧本读了十遍，肠断数节，夜不能寐。

2014年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推出了译笔精良的《契诃夫戏剧全集》，分四册出版：李健吾译的《契诃夫独幕剧集》，焦菊隐译的《伊凡诺夫·海鸥》和《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以及童道明译的《没有父亲的人·林妖》。2015年1月至2月，除了先有《万尼亚舅舅》在首都剧场上演，后有童道明编剧、杨申导演、以契诃夫恋情为题材的《爱恋·契诃夫》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上演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童道明编、译、著的《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恳挚精约地呈现契诃夫其人和他的戏剧生活。一时间，微信公众号上出现了大量的契诃夫台词、契诃夫评介、契诃夫演出剧评，其中一个标题深得我心：“我们欠契诃夫一句感谢”。

取道“中庸”的特立独行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戏剧生涯远不像他写小说那么顺利。这位二十八岁获得普希金奖的小说家，十七八岁就写出了首部无标题四幕剧，然而大哥的严厉痛贬，使他将其雪藏终生——不知何时誊抄的手稿于1923年，在他妹妹玛丽雅·契诃娃的银行保险柜里被发现，编辑将其定名为《没有父亲的人》，作为遗作发表。人们认为此剧的誊抄工作可能断续若干年，已非当初他的大哥亚历山大·契诃夫所见的面貌，其长度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全部演出下来，不含幕间休息需要八个多小时，惊人的深刻、成熟、一往无前，是他后来所有剧作的“发源地和出海口”；20世纪下半叶，该剧以《普拉东诺夫》之名热演于欧洲各大剧院。1887年，他的第二部剧作《伊凡诺夫》（契诃夫称其为“戏剧处女作”）在莫斯科首演，获得了小小成功，影响平平。1896年，《海鸥》在彼得堡首演，遭遇惨败，给他烙下终生难愈的耻辱创伤：“剧场里呼吸着侮蔑，空气受着恨的压榨。而我呢，遵着物理学定律，就像炸弹似的飞离了彼得堡”，“即或我活到七百岁，也永远不再写戏，永远不再叫这些戏上演了”（契诃夫致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1898年，《海鸥》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以全新的美学执导，在新成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自此契诃夫的剧作才大放异彩。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写最后的剧本《樱桃园》时，他仍感到：“写剧本真是一件过于庞大的工作，它使我恐惧，我简直无能为力。”（契诃夫1903年10月致妻子、莫斯科艺术剧院女演员奥尔加·克尼碧尔的信）

如此痛苦，为什么还要写戏呢？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分析很有道理：“戏剧艺术使他能和公众保持直接的，几乎是血肉的联系。他认为戏剧创作是一种力的较量，一方是隐藏在人物后面的作者，另一方是观众……这是一场争取人们心灵的搏斗，思想的共鸣将充满整个大厅，这比小说家孤独地关在书房里所能体会到的难以捉摸的快乐更加令人心醉。”

但是这场“争取人们心灵的搏斗”因契诃夫剧作难以捕捉的标新立异，“共鸣”来得异常漫长和艰难。以托尔斯泰为例，这位文学巨匠无保留地称赞写小说的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但始终对他的戏剧不以为然：“莎士比亚的戏写得够糟了，你的戏比他的还要糟。”（关于托翁恶评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这样看的：“他在滥用一个伟人的权力。”），“你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你想把他们带到何处去呢？他们躺在沙发上，待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这样来来去去”。托翁的批评具有代表性，也传神地概括了契诃夫剧作的基本样貌——静态内向的非戏剧化戏剧。在惯用外部冲突构造戏剧性的19世纪戏剧人看来，契诃夫属于不会写戏、不知所云、不讲趣味的剧作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才被追认为现代派戏剧的源头，其最著名的继承人是萨缪尔·贝克特和哈罗德·品特。

契诃夫剧作的认知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乃因为它们是些穿着改良旧衣的特立独行者，不似奇装异服的现代主义作品那样易于辨识。契诃夫本人就是所有意义上的改良主义者而非革命者——从政治态度、精神信仰到艺术实践。

政治上，契诃夫处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中间地带，认为救国之路在于让沙皇政权缓慢地变为开明的自由主义。他既不赞成沙俄政府的暴力统治和言论管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02年，为了声援被剥夺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的高尔基，他主动辞去了自己的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又不赞成高尔基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他致信高尔基谈论俄罗斯民族性：“他们的心理状态像狗一样，如果你打它，它就哀嚎乞怜，钻进狗窝，如果你亲它，它就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摇尾献媚”，这样的人群需要在既有秩序内接受长期的理性训练，否则只会拥戴新的暴君），尤其反对平民革命逻辑所隐含的“向下拉齐”的文化观念（“应该做的不是把果戈理下降到平民的水平，而是要把平民朝果戈理的水平提高”），更反对革命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斗争哲学（“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当真要利用霍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我就要鄙视他们。用恶劣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这会使目的本身也成为恶劣的……如果我是一个政治家，我绝不敢为了未来而羞辱今天。”）。他不参与政治论战和表态，只相信觉醒之个人的身体力行对公共社会的日益改善，即使被骂“冷血”“淡漠”，也从不拿自己的善行去自我辩解和训诫他人。这位以写作生存养家的作家/医生，“从未有过一件价格超过五十卢布的冬大衣”，却亲自出资、筹款并设计建造了三所学校，终生免费医治病人（他积累的病历卡显示：他平均每年医治一千多名病人，并免费发放药物），搭建霍乱病房，独自穿越西伯利亚去萨哈林岛（库页岛）考察流放犯的生存状况，登记了一万张犯人卡片，给他们成批募捐书籍，根据调查结果写成的《萨哈林岛》一书促使当局改善流放犯的生活条件，给故乡塔甘罗格的图书馆捐书，帮助建立雅尔塔肺病疗养院……“一切都做得十分委婉，带着一种淡淡的幽默和怜悯……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新人的模型……安东·契诃夫只有一个”（约翰·普利斯特列）。

关于信仰，契诃夫在福音书和科学之间采取了绝非折中的理性态度，此态度最典型地体现在他与托尔斯泰的关系上。他敬爱托翁，钦佩他的小说艺术、道德魅力和强大无私的公益救助能力，但对他攻击科学、蔑视艺术、赞美农民的贫穷和蒙昧的福音主义绝不苟同。“理性和正义告诉我，电和蒸汽机比贞洁和拒绝肉食更能体现人类的爱。”（1894年契诃夫致苏沃林的信）医科出身使他深知科学思维和尊重事实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并不神化科学和否定上帝：“现代文明不过是为了远大前途而进行奋斗的开端，这种奋斗或许要持续几万年，其目的是为了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能学会了解真正的上帝的现实性，即不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本中去猜想，去寻觅，而要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明确地了解这种现实性”（1902年契诃夫致谢尔盖·佳吉列夫的信）。“在‘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之间有着广袤的空间，真诚的智者在其间艰难跋涉。俄国人只知其一端，因为他们对两极之间的事物是不感兴趣的”（《札记》）。

一个如此取道“中庸”的特立独行者，他的戏剧艺术也处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时空、人物和事件沿着自然主义逻辑缓慢展开，但是，作为传统剧作法之核心的关键情节和有效对话却被省略，而事件的余波和人物之间隔膜、荒诞、互不理解的独白式对话，则成为重中之重。这是流淌着现代主义孤独血液的现实主义，是对话的戏剧与独白的诗歌的中间形态。它们交织着抒情与反讽、希望与绝望，既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和俄罗斯民族根性的隐喻，又是弃绝当下、弃绝交流的永恒孤独的象征。如同封闭之前最后的敞开，分裂之前最后的聚合，抽象之前最后的具体，巨响之前最后的安谧——契诃夫戏剧，是一种“临界点”的艺术。

揭示人类灵魂的惰力

这种“临界点”不是一个个孤立静止的点，而是趋向行动和改变的点，这是契诃夫作为现代派戏剧的源始者，迥异其后辈之处。与贝克特、尤奈斯库、品特们“非理性、分裂化和经常绝望的世界观”（阿伦·布洛克语）相反，契诃夫只把“非理性、分裂化和经常绝望”当作观照对象，而不当作“世界观”。

他的戏剧主人公固然都是些灰心愁闷的人（《没有父亲的人》里的普拉东诺夫，《伊凡诺夫》里的伊凡诺夫），默默忍从的人（《万尼亚舅舅》里的索尼娅），无尽等待的人（《三姊妹》里的三姊妹和哥哥安德烈），脆弱易碎的人（《海鸥》里的青年作家特利波列夫），徒然梦醒而因循依旧的人（《万尼亚舅舅》里的万尼亚），空谈工作而幻想未来的人（《三姊妹》里的屠森巴赫），穷途末路依然挥霍善感的人（《樱桃园》里的柳鲍芙），说出真理而无力实现的人（《樱桃园》里的特罗费莫夫）……但这不表明他认为世界“只能如此”或“会如此”，而只表明世界“现在是如此”。这些人物的特质如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伊凡诺夫》里主人公的夫子自道——“我的灵魂被一种惰力给麻痹了”。“灵魂的惰力”是契诃夫对俄罗斯精神病态的总体诊断，正如同是医科出身的鲁迅用“奴性”一词给中国人的精神病态做出了总体诊断一样。契诃夫以医生的精确冷静，来呈现“惰力”的细微症候，又以诗人的哀感热忱，将此症候置入销魂蚀骨的诗意氛围中。于是，观众一边沉溺于诗意的引诱，对这“灵魂惰力”的感染者充满同情的理解，一边畏惧那病症的深重和生命的无望，想要起而改变。或者毋宁说，这是契诃夫期待于他的观众的：“当我们把人们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他们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会变好的”。这种信念，使他与他的现代主义后辈判然两分——后者将人类的绝望处境形而上化，并认为这种绝望是不可改变的唯一现实。

这种对于“人类灵魂惰力”之揭示，在契诃夫的戏剧探索中贯穿始终。在早期剧作《没有父亲的人》和《伊万诺夫》中，契诃夫致力于刻画“多余人”式的灰心愁闷者，那些没落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普拉东诺夫（《没有父亲的人》的主人公）和伊万诺夫有着相似的轨迹：大学毕业后，由着良知的驱使，担负起过多过重的社会责任，因环境的吞噬而迅速失败，于是厌倦，疲惫，孤独，面对生活的实际问题无能为力，又为自己的冷漠和他人的受苦而负疚；受到女人的爱怜，但爱情不能拯救他，反使他沦为有毒的唐璜角色；只有死亡能了结他自己和他予人的痛苦——前者死于女人的枪下，后者开枪自杀。在这两部剧作中，契诃夫有意识地突出主人公典型的俄罗斯特征——炽热，舍己，直率，伤怀，易冲动，易负疚，易厌倦，易毁灭。这是一种不受理性控制、无力自我认知和自我完善，却极有审美魅力的灵魂痼疾，契诃夫以超善恶的态度刻画了它，但无法获得当时戏剧界的理解。

经过喜剧《林妖》的过渡之后，契诃夫写出了四部不朽剧作：两部正剧——《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两部喜剧——《海鸥》和《樱桃园》。

《万尼亚舅舅》中，在万尼亚认清他的半生奉献毫无意义、试图开枪射杀他的攫取者——庸碌的教授妹夫而不成之后，他选择了回到从前的生活，继续给这位妹夫提供给养，索尼娅继续虔诚而无望地操劳，母亲继续崇拜这位平庸的姑爷，庄园又继续了生活的原样——一个循环闭合的结构，微妙地象征了激情澎湃而又因循怠惰的俄罗斯性格。

《三姊妹》则相反：戏剧开头的一切——庄园主安德烈的教授梦想，三姊妹的青春年华，他们共同的“回到莫斯科去”的夙愿，伊里娜想要摆脱娇小姐的空虚而去工作的冲动，屠森巴赫对她的爱情和关于工作与奉献的真理，军官们对三姊妹的依恋……到了结尾皆为泡影——安德烈娶了庸俗的妻子并受控于她，赌光了兄妹四人的家产，他们再也没钱回到莫斯科去；三姊妹青春不再，伊里娜厌倦她无意义的工作；图森巴赫依然空谈工作的理想，却怀着未得呼应的爱情死于决斗；军官们也永远离开了三姊妹的城市……这是一个关于人与其愿望相分离的故事，也是关于人受制于天性和环境的惯性而无法新生的故事。在昏昏欲睡、静如止水的氛围中，绝望的生命悲剧习焉不察地轰然发生。

《海鸥》和《樱桃园》为何被契诃夫标注为“四幕喜剧”，这一点至今困扰着全世界的戏剧人，也给了戏剧人阐释其“喜剧性”的无限空间。虽然两部戏的喜剧元素非常醒目——《海鸥》里吝啬自恋的女明星阿尔卡基娜，《樱桃园》里娇小姐和贵少爷做派的仆人杜尼雅莎与雅沙，都是活宝，但故事主体却非常悲伤。在《海鸥》中，忧郁而热衷于形式探索的青年作家特利波列夫开枪自杀了；他热恋的妮娜被名作家特里果林始爱终弃，创伤累累；玛莎默默扼杀自己对特利波列夫的爱情，嫁给畏缩自卑的小学教员郁郁终生。在《樱桃园》中，没落的女贵族柳鲍芙最终失去了满载记忆的樱桃园，它将在农奴出身的富商罗巴辛手里变成一片实用的别墅区；贵族们黯然离开，忠诚的老仆费尔斯被遗忘在旧居中默默死去；剧终响彻樱桃树的砍伐之声，一个交织着优雅与罪孽的贵族时代结束了。

这两部感伤抒情的、死了人的戏——且死去的不是“反面人物”，而是令人同情的角色——能被称作喜剧吗？

这里触碰到契诃夫喜剧的双重性。一重是“古典的喜剧性”，即喜剧作为“春天的神话”，是一个扬弃旧物、走向新生的象征性历程——《海鸥》里的妮娜历尽折磨之后，成为一名懂得背负十字架的真正演员；《樱桃园》里的贵族安妮雅和她的母亲柳鲍芙挥别负载祖先罪孽的樱桃园，走向了“新生活”。另一重是“现代的喜剧性”，即，主人公扭曲的微笑融入了荒诞、孤独、隔膜、断裂的生命体验——自说自话的对白、浓郁节制的伤感和怪诞偶然的死亡，与剧中隐含的形而上对话者（“宇宙的灵魂”、“上帝”或“人类的未来”）之间，形成一种冰冷、悬殊、无动于衷的对比关系；这种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对比和挣扎，这种无法胜利的挣扎所透露出来的滑稽与哀婉，正是契诃夫喜剧中最具现代性的成分。契诃夫喜剧，是一种残酷喜剧。

契诃夫的七部四幕剧为帝俄时代最后的黄昏存照，并显示出他先知般的洞察力：它们一再讲述俄罗斯的旧精英阶层如何在祖先幽灵血腥罪孽的阴影中（《樱桃园》里特罗费莫夫有段著名的台词：“安妮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和所有你的前辈祖先，都是封建地主，都是农奴所有者，都占有过活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类灵魂，都从园子里的每一棵樱桃树、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树干的背后向你望着……啊，这够多么可怕呀”），在世代相传的养尊处优所形成的天真无能中，在良心的煎熬和乌托邦的狂想中，任凭生命沉沦、因循、枯萎、消逝而无力自拔。这种病入膏肓的灵魂惰力所凝成的不祥乌云，预示着天倾地覆的雷暴。

契诃夫貌似不知道柳鲍芙和安妮雅们离开樱桃园之后，将开始怎样的“新生活”。他让她们发出了欢快的呼喊。但是，他那不愿明言的悲剧预感，已借由砍伐樱桃树的粗鲁之声痛楚地说出：若干年后，柳鲍芙和安妮雅们的“新生活”，就是那躺倒的樱桃树。就是流亡、监禁和枪毙。就是尸横遍野的古拉格。

戏剧的交响曲

如要形容契诃夫剧作的创造性，那么可以说：他是用作曲——作交响曲——的方法写戏。不同功能的人物组成各自的“器乐组”——主要角色组，“反面角色”组，喜剧角色组，荒诞角色组……人物间的对白与沉默，并不用以营造传统戏剧所需的事件性张力，而是建立起另一种关系——类似交响乐队中，不同器乐组在节奏、力度和调性等各方面进行的对比、展开和收束。这种内向的台词和微弱的动作交织而成的意义织体，不引诱观众追逐故事与结局，而是施展诗意的魔法，让他们悬浮于人物的瞬间体验中，纵身其精神命运的漩涡中，最终，以纤毫毕现的写实形象，达到强烈有力的哲学象征。由此，契诃夫戏剧逃脱了多数现代派戏剧因过于直白抽象的形式主义，而早早透支其生命力的宿命。

如何以细枝末节的写实达到哲学性的象征？首要步骤是人物设置。契诃夫的戏剧人物是依主题需要而设的，每个人物承担主题呈现的不同功能。大体而言，有以下几类：

主要人物——契诃夫戏剧往往没有第一主人公，而是好几位主角，无论男女，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式的没落庄园主，有着复杂微妙的心灵褶皱，无可救药地感染了灵魂的病菌并与之疲惫地战斗，他们是俄罗斯精神状态的标本；

反面人物——不是道德恶人，相反，往往是道德高调的口号热爱者（比如《伊万诺夫》里的里沃夫医生），以及因外皮过厚、神经粗糙而与灵魂病菌绝缘的人（如《三姊妹》里精于算计、控制欲强的娜塔莎，《万尼亚舅舅》里学问平庸、浪得虚名的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

使徒式人物——筚路蓝缕的孤独苦干者，但绝非圣人，很可能会冒出恶意，放浪形骸（比如《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洛夫医生）；

喜感人物、尴尬人物和荒诞人物——这是契诃夫戏剧交响乐队中的色彩乐器组，戏份不多，画龙点睛，是荒诞味、现代性的修辞来源，也是他那主题沉重、节奏平缓的剧作至关重要的调味品。喜感人物负责创造轻松嬉笑的气氛（如《樱桃园》里的仆人杜尼雅莎和雅沙）；尴尬人物外化并调侃人自感卑微的不自由状态（如《海鸥》中的小学教师麦德维坚科）；荒诞人物神秘怪异而又意味深长（如《樱桃园》里的不知自己来历的德裔家庭女教师夏洛蒂，《三姊妹》里耳聋的老人费拉朋特）……

这些人物既有自己的日常轨迹，又承担精神性的象征功能。他们总是处于“几乎无事”的状态，其对话是佯装的，每个人接过别人的话茬，只为说出和表现自己，但其实并没有人关心他/她这个“自己”，说着说着，就成为无人应答也不指望被倾听的独白。这种表现隔膜和孤独的独白式对话手法，一直为后世的剧作家所用。

而剧中人的“几乎无事”也是剧作家营造的假象——所有决定主人公命运的事件、所有事件的高潮部分，都发生在幕后，它们或被省略，或在台词中轻轻带过，位于戏剧主体的，是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主人公的精神状态。这种“省略”之法，也为后来的现代小说和戏剧做出了典范。

有人说契诃夫的戏剧有着散文式的随意，其实“随意”亦是伪装——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设计。当人物的结局突然来临，敏感的观众才意识到其开头早有暗示，只是在一句台词或一个动作中一闪而过罢了。比如，在《三姊妹》第一幕，脾气拧巴的索列尼对屠森巴赫说：“说不定两三年后……我发起火来，就给你脑袋里装进颗子弹去呢，我的天使。”在第四幕结尾，屠森巴赫果然与索列尼决斗，死于后者的枪下。

但是所有的技巧，都埋藏在契诃夫的诗意之中，以至于像是没有技巧。人物沉浸在精心设计的抒情逻辑中，说着貌似毫无意义、实则别有深意的台词。我永远无法忘怀屠森巴赫在启程决斗之前，对他心爱的伊里娜的告别语：“我快乐。就仿佛，这些松树，槭树和桦树，是我头一次才看见似的……这些树木多么美丽啊，住在它们的阴凉下边，生活又真该是多么美丽呀！我得走了，时候到了……你看，这棵树，已经死了，可是它还和别的树一样在风里摇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死了，我还是会参加到生活中来的，无论是采取怎样的一个方式。再见了，我的亲爱的……”

啊，再见了，我的亲爱的契诃夫。你的确一直参加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不朽的方式。

虽然每个人都在兴高采烈地生活，但每个人都在盲目地服从着自己的欲望和伤痕，其暴戾和仇恨，因为强力的压迫而像地火一样运行。

“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

撰文　杨庆祥

［一］

对于中国及其完全置身其中的世界来说，2016年或许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年份，一系列事件（event）的发生和发展终于在2016年迎来了最严酷的后果：英国戏剧性地公投脱欧，特朗普在美国以惹人争议的方式入主白宫，老欧洲的灵魂在极右和泛左的角力中颤抖，而“灯塔之国”，正在悄悄调整其光芒投射的方向……种种事情迫使我们将2016年前后这一段时间，从一个年代学的时间里抽离出来，而放到某种历史的终结同时又是历史的“天启”来予以衡量。当然，我们可以借用本雅明来自基督神学的概念，一种“弥赛亚时间”开始了。

也就是说，需要对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背弃这个概念良久——重新予以凝视或者命名。时代的隐秘性和恐怖性要求我们重新回答时代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或许这么提问本身已经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在科技主义的传统，而是重新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上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人文主义正遭遇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不是来自于科技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最严重的危机在于，曾经可以提供价值和解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法窥视这个时代的本质和核心，也无法汇聚知识的光芒，并提供哲学上的解释——并非是不可能，而是自我和他者双重眼光的丧失，人文知识者至少一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天命”，这一天命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他者，认知时代，并赋名。

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中提出了重要的“同时代人”的概念，其实他是在重新召唤一种凝视和命名，虽然在后现代的知识场中，这种凝视和命名变得如此困难，但他依然说，要成为同时代人，就必须有一种视觉上的人文主义，凝视黑暗，但目的是为了看见光。

［二］

让我们将眼光从对世界的凝视转向中国。结构性的问题——我曾经在《80后，怎么办》里面提出——看起来已经无法撼动。政治的内驱力正在越来越乏力，和世界上所有的超稳定结构一样，它面临着自我的猛烈吞噬。可以说今日的中国重新面临着欧洲的现代问题：世俗性的装置（法律、条令、国家）已经扩展到一切层面，而对于“世俗性装置”的拯救却迟迟没有降临。这一拯救的方案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在历史中上演，而在其最现实的层面，它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个时代的来临，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拯救方案的破坏性效果，而彻底放弃了这一“拯救”的层面，在最大限度上强化世俗装置对于人的“改革”和“解放”。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十多年，而这三十年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正是通过对一个全球性“装置”的加入和迎合，中国作为一个地域意义上的经济体的地位得以巩固，而从这一经济体中获得或多或少的红利，成了合法性最大的黏合剂。但关键问题是，不平衡——这一不平衡首先是全球性的，我们想象中的全球化利益均分仅仅是一种天真的想象，占据食物链顶端的经济体会将最大最优的利润拿走，并将极少的劣质利润留给那些处于次等食物链者，更糟糕的是，还有广大的根本无法进入这一食物链的区域，那里的人们只剩下赤贫——2011年，非洲之角索马里陷入严重干旱，1100万人面临饥荒，其中包括650万儿童。全球性的不平衡并不外在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它其实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最内在的本质和逻辑，因此，我们会直接体会到这种不平衡是如何直接地作用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不平衡的地域，不平衡的阶层，不平衡的性别，不平衡的利润和权力的分配，这种不平衡如果说在前媒体时代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那么在一个自媒体时代，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人尽皆知的事实。数字技术的发达和人类对于“谣言”、“秘密”的窥探本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获得和交换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不过在当下，它的这种可能性被严重扭曲了，因为那些可知和不可知的原因，它将这种可能性引向了最糟糕的一面：自我的炫耀，对政治秘闻的探头探脑，小圈子的封闭和拒斥。这种生态加剧了不平衡，最后，所有的不平衡都落实到了其最不愿意呈现出来的后果：一种不平衡的生活等级被建构起来了。在这种生活等级里，所有人都在张望和臆想——生活在别处，或者说更好地生活在别处——于是出现了三种精神状态：第一种是对高等级生活的羡慕、嫉妒甚至仇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会对其展开复仇；第二种是对置身于本等级之内的生活的不满意，厌倦甚至自我憎恨，“逃离”成为流行的姿态，而其内面，不过是“出人头地”的欲望无法得到即时性的满足；第三种则是对低等级生活的不可一世的傲慢、偏见和憎恶，即使在其最“优雅”的处置方式里，也不过是将这种生活自动屏蔽在整个社会生活之外。这种互相区隔甚至是相互仇视的精神状态，导致了一种巨大的分裂——不平衡总是与分裂密切相关——一种可望的共同体形态彻底破裂了，想想1980年代那首流行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吧，今天听起来，完全成了一种反讽。

文化学者许倬云和赵汀阳都持有相似的观点，一个共同体存续的几个必要条件，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政治，第三是文化。这三者相辅相成，才能成就共同体的稳定和巩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野蛮经济”阶段，这个阶段通行朝野的意识形态是个人奋斗主义，并以此替换前此的“公家主义”，通过个人分红和“发家致富”等方式来弥合前此带来的价值观破裂。这是1980年代改革的原动力，但是当这种“个人”在利润的诱导下变成“缺乏约束的利润动物”之时，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个人奋斗异化为成功主义和消费主义，个人奋斗中质朴的、神圣的劳动哲学被抽空，成功主义和消费主义中的投机性和食利性被放大，与此相配置的，是经济国家转向金融国家。

第二阶段并非在时间上紧随其后，而是在数年前已经开始启动，文化被置于这一阶段的核心位置。文化一方面作为一种产业得到重视，但我以为大部分人搞错了方向，文化作为产业依然是经济模式的延续；更重要的是文化作为价值观和认同感的意识形态面向。但后者可能被扭曲得更加严重，萨义德曾经尖锐地指出：东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时，往往会迫切地投身于现代化，一旦稍微受挫，又会立即转身投入到所谓的伟大传统和经典中去，并将这些传统神圣化和魔幻化。对所谓的传统文化不加辨别的、充满盲目热情的拥抱和推广，或许在本质上符合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惯性模式，但这毫无疑问构成了智识上的极大腐败。文化的腐败是根本性的，它会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彻底腐蚀一空。借助某种机制（如有影响力的媒体）的力量来推行某种文化的腐败，并诱导普通民众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其中，同时对其进行商业上的推广，这样做的后果是，一种浅薄的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它在思想和智识上双重地瓦解着现代社会的基本要义：心灵和人格的独立，并以此为基础质疑并批评现存的不合理的秩序和规则。

在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对传统的追求带有更加直接的政治性。他们当然不屑于将传统娱乐化，却同样对传统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最擅长于将当代问题历史化，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至圣先师”们那里找到答案，于是，一批曾经坍塌的偶像又被重新树立起来，他们试图恢复这些学说在古老中华帝国的显赫地位，但因为对历史和当下的双重误判，这些学说与现实语境难以发生本质性的关联，因此并不能提供黏合“共同体”的价值观作用，而是流于表面，和那些被娱乐化了的传统诗词一样，这些学说变成了一种“伪学”。“伪学”在当下的盛行让人想起百年前张之洞的担忧：“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三］

因此我们要大胆地追问：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

从阶层和分配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平衡（不平等）且这种不平衡（不平等）被“正当化”的时代。

从产能和利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严重过剩的时代，且这种过剩在进一步加剧不平衡和不平等。

但我所谓的对同时代的凝视，却不能仅仅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在我看来，对政治经济学的拯救必须引入文化的维度，也就是从精神性的角度切入这个时代的精神内里——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察和感受来说，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新伤痕时代”。它主要有以下几点内涵：

第一 ，从世界性的角度看，冷战后的发展主义重建了一种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构成了新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利益秩序，在这一秩序下，新一轮的剥削和掠夺造成了新的伤害：失业、高强度的工作和日益没有保障的未来生活。更重要的是，围绕这种发展主义生产了一套强大的话语，那就是“发展万能论”，并在这种“发展万能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道德的野蛮主义，并不惜为此损害个体的全部身体和心理。

第二，中国近三十年与这种世界性同步，并内化了这种世界性，将发展主义推向了极端。GDP和利润至上主义不仅绑架了社会，同时也绑架了个体。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中，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生活都几乎变得不太可能。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中，对这种真正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面向，福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曾经发表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是《必须保卫社会》，二是《什么是启蒙》。福柯正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语境中看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从而在康德的传统上来捍卫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的自我能动性，并以此抵抗日益强势的经济—政治的一元主义。

第三，与前此时代的伤痕不同，在前此时代，伤痕往往是可见的，它有一些具体而现实的表征，比如战争、暴力和政权的更迭带来的伤害。但“新伤痕时代”的伤害往往是隐性的、不具体的、绵软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天鹅绒式”的伤害。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内伤，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精神焦虑、抑郁等精神分裂症的集体爆发，而吊诡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种精神分裂症背后的伤痕，对之的诊断和分析也变得模棱两可甚至陷入道德的两难。

第四，总结来说就是，“新伤痕时代”是在“世界”和“中国”的双重坐标轴中，同时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一种时代精神症候。

［四］

指认这个时代为“新伤痕时代”，并非是最终的目的，对时代的命名是为了寻求一种解决的方案。命名的过程，也是方案选择和建构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新伤痕时代”是对此时代精神性的一种命名，而方案的选择，自然也指向深具精神性的文化。在这种种的文化应对中，一种我称之为“新伤痕文学”的文学潮流占据了独有的位置。具体来说就是，从本世纪伊始直到当下的此刻，“新伤痕文学”构成了“新伤痕时代”最具有美学症候的书写和表达，在历史的线索上，当下的“新伤痕文学”与1980年代出现的“伤痕文学”书写在延续和区隔中凸显出“新”的特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谓的“伤痕文学”书写不仅仅指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潮流，而是更广义上的198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和书写——极端一点来说，1980年代的全部书写都是一种“伤痕书写”。由此凸显的“新伤痕文学”书写的特质如下：

第一 ，相对于1980年代“伤痕书写”以“文革史”为书写对象，“新伤痕文学”书写的对象是“改革开放史”。

第二，相对于1980年代“伤痕书写”的人道主义话语，“新伤痕”的一部分写作延续了这一人道主义话语，而另外一部分写作，则从政治经济的现实出发修正了这一人道主义话语，呈现多元的精神视野。

第三，如果说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是一种对抗式的写作，并由此呈现出一种恨的美学，那么“新伤痕文学”书写出现了一种对话式的倾向，并出现了一种爱的美学。

第四，在对话的写作姿态和爱的美学中，“新伤痕文学”不仅发现并揭露了伤痕，并对此伤痕进行了照亮和疗愈。看到阴暗和伤害不是目的，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才是目的。

在《何谓启蒙》中，福柯借康德来追问，“现在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社会和个体都已经伤痕累累，虽然每个人都在兴高采烈地生活，但每个人都在盲目地服从着自己的欲望和伤痕，其暴戾和仇恨，因为强力的压迫而像地火一样运行。“新伤痕时代”的“新伤痕文学”作为文化应对的方式之一种，能够引起疗愈和拯救的希望，但是却不是全部。“新伤痕时代”要求提供一种更加具有整合作用的文化，一种刚健的、阔大的、融合了古今中西最优秀精神遗产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文化，一种基于此时此刻并同时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文化。因此，我愿意再次强调一点，对时代的凝视和命名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更是为了建设。“新伤痕时代”也是新希望新建设时代，是文化、社会和个体重造的关键性时刻，是“弥赛亚时间”和“天启时间”的一次精妙的对接。而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的微光，也许只有这一次，这一瞬，在这一次一瞬之间，历史的天使就会在废墟中腾空而起。对同时代人来说，为这一腾飞助力甚至牺牲，是不可回避的天命所系。

全球书情

撰文　吴瑶

非虚构

黑客入侵的世界秩序

The Hacked Worl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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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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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ffairs出版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连接了世界上27亿人口，到2020年，物联网可以将750台设备联网，网络空间早已不是人们曾经以为的“数字乌托邦”。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亚当·西格尔在《黑客入侵的世界秩序》中指出，新的全球数字公地与海洋等传统公地有着相似之处，各方权力无论大小，较量已经展开。网络可以变成窃取经济、国防和安全机密的通道或者信息战的工具，而通过网络攻击摧毁要害的基础设施，可以为真实战争打前站。各国政府正在加紧研究有效之道，维护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试图控制信息的流动、组织和所有权。据西格尔统计，世界上至少有二十个国家已经成立了专门机构来设计和实施攻击性的网络行动。这本书从美国政府2010年利用震网病毒（Stuxnet）向伊朗核设施发动的攻击，讲到最近的索尼影业制造黑客攻击事件。互联网宣告了地缘政治策略新时代的来临，同时它对普通人的经济生活、安全乃至个人身份也造成了巨大影响。

西格尔研究了各国政府如何利用网络交战、监视、胁迫、打击对方：以色列想搅黄伊朗核武器计划；印度想阻止巴基斯坦恐怖分子使用黑莓手机组织袭击；巴西计划铺设新光纤、发射卫星，而无需通过迈阿密的设备；中国想脱离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不一而足。这些新出现的数字冲突并不直接造成物理威胁——没有人会因为网络攻击身亡，但他们可以危害电网、金融机构、安全网络等复杂系统的完整性，当然也可以维护这些系统。

西格尔从最基本的问题讲起，解释了国家、个人和组织怎样利用最少的资源、在短短数秒内发动网络攻击，这样的攻击为什么会给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人造成无法想象的影响。国家发动的黑客攻击可以破坏贸易计划、窃取知识产权、引发经济混乱，甚至让整个国家瘫痪。过去习惯于关起门来工作的外交官们，现在要学会更迅速地应对局势，毕竟短短140个字的推特文字一发送，就可以达到传播、教育或者冒犯他人的效果。

即使对于美国来说，网络空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美国处于“强大又脆弱”的位置。一方面，美国在硬件、软件和攻击能力上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在美国的普及意味着美国有着更广阔的网络边界，情况更为复杂，也更难护卫。

孤独的城市

The Lonely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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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维亚·拉英（Olivia Laing）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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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ador出版

英国人奥利维亚·拉英在她三十多岁时为爱情搬到了纽约，众人口中的“宇宙中心”，异乡人的故事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在这里上演。爱情故事结束了，拉英没有离开，她开始与孤独栖居，并且日渐爱上这种感觉。“有谁指望孤独或者私密，纽约将赐予他这类古怪的奖赏”，E.B.怀特（E.B.White）在《这就是纽约》（Here Is New York）的开篇这样写道。即使在社交网络无孔不入的21世纪，纽约似乎还保有这份品格。拉英将这种感受记录下来，富有画面感，“孤独就像你饥饿时，你周围的人准备大快朵颐”。在她看来，孤独是多面向的，有时是对抛头露面感到焦虑，有时发生在网络世界里，孤独席卷而来，又让人解脱。

拉英用第一人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唯一一个被有关孤独的种种问题困扰的人，所有的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音乐创作人都在探索孤独的话题，试图抓住它，试图解决它引发的问题”。于是，她开始在这座有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探索他人的孤独——目标锁定和她一样都是纽约居民的大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或表现孤独或因孤独而生的作品。

书中提到的第一位艺术家是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形单影只，或是沉默寡言的三三两两，保持着忧虑的姿势”。霍珀笔下的城市也是孤独的，他的《夜鹰》（Nighthawks）正是这样的作品。据说这幅画作的灵感来自纽约格林尼治大道街角一家通宵营业的餐厅，深夜的食客们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荧光灯给餐厅涂抹上冷冽的色彩。《夜鹰》藏于芝加哥美术馆，2013年曾在惠特尼博物馆展出，拉英在那时看到了这幅作品：“最先冲击到我的是色彩。绿色的墙，绿色的阴影，落在绿色的人行道上，没有什么比这个颜色更能传达城市的疏离感了”，“但是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玻璃橱窗，将餐厅与街道隔绝……往店内看去，必将迅速感受到孤独，被拒之门外，独自站在冷风中的孤独感” 。霍珀自己也曾说，“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描绘着一个大城市的孤独”。

拉英说，孤独不一定是形单影只，它也可能侵袭被人群簇拥的人。像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生活在聚光灯下的艺术家，却极其擅长在作品中表现孤独和依附的问题。沃霍尔的作品总在审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探寻远近亲疏。他出门时习惯带上相机和录音机，用来缓冲人际沟通可能造成的风险。拉英推测沃霍尔的孤独感可能与幼年患病有关。自从1960年代创作波普艺术作品以来，沃霍尔跟机器打交道的时间越来越多，躲在相机背后好像就可以从他人的视线中消失。

拉英在纽约“遇见”的这些艺术家让她理解了孤独，更看透了其中的美，一种可以激发无数创造力的美。她最后找到了“治愈”孤独的方法，不是与人见面，而是善待自己，那些困扰个人的事情其实可以避免。

然而……

And Yet…

——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著

——

Simon ＆ Schuster出版

2011年12月，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患食道癌去世，一个呐喊了四十年的愤世嫉俗的声音消失了。他生前出版了五卷文集，尚有二十万字的散文未编印成册，它们散落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名利场》（Vanity Fair）等刊物上，题材跨越了文学、政治、宗教和社会，其中包括了关于奥威尔、狄更斯、奈保尔、帕慕克等作家的文学批评，亦有对希拉里·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柯林·鲍威尔等政客的针砭时弊，即使不去考虑写作背景，这些文字仍然值得一读。

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希钦斯生前曾经希望开一个专栏——“明确的毁灭性的反圣诞专栏”，只在每年十二月发表文章，因为圣诞对他来说是这样的节日：“整整四周居住在‘一党’之国里……到处都在播放同样的歌曲和音乐，一直播放。统一的口号和祝福，不断显示和重复”。后来，他的愿望实现了，2011年12月24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他的文章《圣诞节的真正精神》（The True Spirit of Christmas），作为对逝世作家的致敬。这篇文章亦收录在了文集中。

希钦斯也写自己，文集中收录了“论自我提升的限制”（On the Limits of Self-Improvement），这组长文分三部分在《名利场》连载，他以诙谐的笔触书写了一场自我改造试验，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作为嗜烟酒的懒人，这场试验当然也包括了戒烟、戒酒和运动，希钦斯取笑自己好像在驾驶没有挡风玻璃的协和飞机，对改造充满了怀疑——他甚至尝试了热蜡除毛。难怪后来他回想这段漫长而挣扎的改造过程时，说“这已经够我重生一次，又或者可耻地变老”。

独生子女

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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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凤美 （Mei Fong）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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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出版

中国的“一胎政策”实施三十余年，终于宣告终结，最初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而制定的政策,给第一人口大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方凤美在新书《独生子女》中指出，这个政策正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它使得人口进入老龄化、男性过多，甚至导致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年龄自2012年达到69.9%的峰值之后，已经出现连续下降。

“一胎政策”是个庞大的话题，方凤美选择了一个感性的切入点：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六千多个家庭失去他们的独生子女，触发了人们对“一胎政策”的反思。这是她写作这本书的灵感来源，全书的故事也从地震灾区开始。在这本书中，方凤美研究了政策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对普通百姓造成的广泛影响。虽然中国已经宣布全面放开二胎，但“一胎政策”的影响还将持续几十年。她在中国各地采访，从职业身份不同的人口中还原这个政策的前世今生。

她去过“单身汉村”，那里已经没有适婚女性。她找到一位已经在美国城郊定居的高级计划生育干部。她在定制真人大小性爱娃娃这个新兴行业当中,找到了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她既采访过收养中国婴儿的美国人，也采访了选择由美国代孕母亲生孩子的中国人。她还在北京做过试管婴儿手术，去过昆明的养老院，她希望尽可能多地接触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人群——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生与死。

虚构

人口普查员

This Census-Taker

——

柴纳·米维尔（China Miéville）著

——

Del Rey出版

柴纳·米维尔像个魔术师，他是“新怪谭”（New Weird）一派中最神秘莫测的人物之一——你不知道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他写黑色小说、蒸汽朋克小说，也写外星人，写魔幻的毛毛虫，文字在他笔下变幻出各种形状。最近，他出版了新的中篇小说 《人口普查员》，关于一个男子回顾他童年曾经遭遇绑架、又被绑架者称为“客人”的悲剧。

这是一个童话，起码它是按照童话的方式讲述的。从前有个峡谷两端的村落被一座桥连接着，男孩和他的父母就住在山上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远离城镇和那里稀薄的文明。他的母亲是一个园丁，靠着劳动在镇上换点生活必需品，他父亲则制作各种神奇的钥匙——可以改变天气、带来爱、让坏掉的机器起死回生的钥匙。故事从男孩尖叫着跑下山去开始，因为他看到母亲杀死了父亲——或者相反，又或者是什么人做了恶心的事，反正童话故事有时就是始于鲜血淋淋。

这场“谋杀”是个谜，贯穿了故事的始终，有时盖过了其他谜团，但众多古怪之处充满了细节，以呈现男孩不得不独自面对的世界。米维尔最擅长让读者透过故事主角的眼睛观看他想象中的世界。故事中的男孩还很年轻，像孩子一样去理解事物。他生活的世界变成了末世的形象，城镇、那座桥、街道上散落着破旧的机器、野生动物，被遗弃的楼房里的孤儿成了他的朋友，但这一切只是男孩的世界中的事物，就像摆设。

故事里有战争发生，只有在人们谈论起来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发生时，他才会知道，仅此而已。他的母亲曾经试图给他讲自己长大的那个小镇，但令她恼火的是男孩不甚关心，她的声音和形象便渐渐淡出。至于他父亲那魔幻的工作，从来没谈起过，也没解释过，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不过，男孩更关心被他父亲没来由地杀死的动物，它们被赤手空拳地打死，然后被远远地抛下悬崖。男孩相信他的父亲也杀人，最后轮到他的母亲，但警察不相信他。法律规定他是父亲的财产之一，当他尖叫着跑下山后，他被归还给了那幢寂静的房子里的男人，回到他玩耍过的阁楼，还有雾气缭绕的山。

于是男孩想尽一切办法逃走，一次次地被抓回来，又逃跑。他的孤儿朋友想帮助他逃脱，但出了错。讲述者用老者的口吻回忆了整个故事，关于童年的恐怖记忆，他相信父亲迟早也会杀了他。直到一个人口普查员的到来——那是一个系领带戴眼镜的怪人，带着书和枪，他找到特定的人，询问他们然后记录下来，他要找男孩的父亲。米维尔用松散而克制的方式，将一个由破碎机器构造的世界呈现出来。男孩身上的盲点——他不知道的事情，没问出口的问题，又将读者深深吸引到另外一个空间。

悲伤是长着羽毛的生灵

Grief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

麦克斯·波特（Max Porter）著

——

Farber出版

小说的题目来自埃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的一句诗“希望是长着羽毛的生灵”，这是对她的致敬，另一层原因则是，即使悲伤，也有希望的曙光。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也像寓言，又算是关于悲伤的散文。波特是《格兰塔》（Granta）的编辑，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里面既蕴含了同理心，又有炫目的文字，透露出他的思考。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一个邋遢的浪漫主义者、一个混乱的学者、一个在妻子意外身亡之后独自漂泊的人。两个儿子和他一样，在伦敦的公寓里，在席卷而来的难以承受的悲伤中挣扎。父亲想象着一个同时充斥着幸福和空虚的未来，而两个儿子则处于徘徊、野蛮、不受控的状态之中。在最为绝望之时，“乌鸦”前来拜访，它既是对手，是骗子，也是鞭策者、保护者、治疗师和保姆。它自称为“多愁善感的鸟”，发现“人类除了悲伤之外都很无趣”，它硬要留在这个受伤的家庭身边，直到他们不再需要它。几个月过去后，失去妻子和母亲的痛苦因记忆的慰藉而减轻，乌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父亲重新开始写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书，男孩们则渐渐长大。

书中父亲的心思被“乌鸦”占据——这本来只是休斯的一首诗，它甚至变成了真的，但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它的效果都一样，它不是休斯的乌鸦，是父亲的、男孩们的，是我自己的、读者的，本质上来说它是曾经被忽略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波特说自己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没有去读《乌鸦》（Crow），他不希望它占据自己的脑海，他想象的乌鸦有别于休斯的，因为模仿是致命的。他向书中填充的是恐惧、震惊和不适，曾经侵入父亲的破碎生活的东西，从而塑造了这个角色。波特说自己的书是三声道，需要平衡父亲、休斯和乌鸦的存在。

湖

Pond

——

克莱尔-露易丝·本尼特

（Claire-Louise Bennett）著

——

Fitzcarraldo出版

这本书是克莱尔-露易丝·本尼特的处女作，由二十个故事组成。最初由爱尔兰一家小出版商出版时，就引起了关注。书很薄，但它捕捉了无名的主角具有迷人艺术鉴赏力的本质，那是一个住在人烟稀少的海边小镇郊外的年轻女子。本尼特在讲述时，避免了惯常的叙述方式，着重于女主角的日常经历，从吃麦片粥或香蕉的最佳方法，到偶遇奶牛，有的以整个故事的长度和叙述方式呈现这些片段，有的则是不到一页的零碎记叙，共同点是充盈着满满的细节，甚至与我们童年记忆中的物理世界产生关联。这些细节的环境塑造出了完整的角色，包括她的情绪——渴望、挫折或是失望，也包括她的人生——结束婚外情，或者是与新的爱人暧昧。

开篇的故事当中，叙述者还是一个小女孩，她翻过高墙进入一座花园，攥着淡紫色的贝壳在草坪上入睡，这似乎预示着整本书就像爱丽丝的梦境，或是白日梦。而像作者在“最深的海”一篇中所说，白日梦让我回到原初。那座从厚厚的绿篱间瞥见的小屋、赶走一只猫时撞到的无法进入的秘密花园，好像都是失去的天堂的回声。本尼特写这本书只是为了让人们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书名的《湖》除了是向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的致敬，也指的是湖边常出现的“湖”的标识，好像传递打破某地魔咒的信息，让人无法身陷其中。

读者们阅读这些故事就好像跟叙述者一起，窥探她的灵魂。叙述者的形象也浮现出来，有时痛苦，时常欢乐，他们仿佛身临其境，会在其中看到自己满满的欲望和局限，尽管一切已知，但又难以捉摸。

TOPIC

To Tell a Story that Catches the Imagination is Important

Nicholas Jose

At Home in the World

Geraldine Brooks

Murdering Mrs. Durance

Thomas Keneally

Checkers

John Marsden

ART

Big Rain Coming

Bronwyn Bancroft

INTERVIEW

Exclusive Interview of Dai Jinhua: Does civilization regenerate after its deconstruction?

Wu Qi

ESSAYS

British Countryside Chronicle

Wang Bang

Concerning a Camera

Li Juan

Samson the Border Guard

Yun Yetui

PEOTRY

Birthmark of the World

Ling Yue

NOVEL

Mustard Story Series

Guillermo Mario Bravo

REVIEWS

The Symphony with Conscience—On Chekhov and his Plays

Li Jing

“The New Era of the Wounded” and the Reflections on Culture

Yang Qingxiang

New Books around the World

Wu Yao

撰稿人

尼古拉斯·周思 （Nicholas Jose），澳大利亚作家，以小说和文化随笔见长。他在当代澳洲、亚洲艺术与文学方面著述甚广，同时对中国作家与文学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澳大利亚作家、记者，先后供职于《悉尼先驱晨报》、《华尔街日报》，后转向小说创作，出版作品《马奇》、《迦勒的十字路口》、《书之人》、《奇迹之年》等，并获得普利策奖。现工作与生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任职于哈佛大学。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第一位获得布克奖的澳大利亚人，《辛德勒名单》小说原著作者。他也是最早与中国展开文化交流的外国友人之一，曾参与创办《中国日报》。

约翰·马斯登（John Marsden），澳大利亚作家，出版四十余部少年小说（young adult fiction），销售数量惊人，被誉为“澳大利亚的少年小说之王”。他同时在教育领域工作，担任一所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持续参与青少年成长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议题。

布朗温·班克罗夫特（Bronwyn Bancroft），澳大利亚艺术家、设计师，专注于创作儿童图书绘本，也涉及公共艺术、时装等领域，在全球各地举办过展览。本期《单读》的封面和内文影像均来自她的创作。

王湛，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和外交学院，曾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和《商业周刊（中文版）》从事翻译、编辑工作，现为自由译者。

董帅，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森林系，曾任《生活月刊》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

鲁南，翻译、版权人，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翻译作品包括朱莉亚·李的《不安》、《猎人》，杰西卡·菲罗斯的《唐顿庄园》等书。

李鹏程，1983年生于山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做过报纸记者，也做过杂志编辑，喜欢一切和语言有关的东西。现为出版编辑，业余从事与翻译有关的工作。

王梆，出版有电影文集《映城志》、 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以及漫画故事《伢三》等。电影剧作《梦笼》获 2011 年纽约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纪录片《刁民》亦在数个国际电影节参展。小说作品散见于《天南》、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2016 年秋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故事新编”中国当代艺术展等。作为自由记者，为海内外媒体撰写欧洲时政评论。译有英国当代诗人Richard Berengarten诗选《改变》、英国当代诗人 Peter Hughes 诗选《贝多芬附魔曲》等。

李娟，散文作家，诗人。1979年生于新疆。高中毕业后一度跟随家庭进入阿尔泰深山牧场，经营一家杂货店和裁缝铺，与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牧民共同生活。1999年开始写作。出版有散文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等。

云也退，作家，书评人，腾讯大家2013年度致敬作家。并译有爱德华·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凌越，原名凌胜强，诗人，书评人。1972年生于安徽铜陵，现在广东警官学院任教。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访谈集《与词的搏斗》等。

吉耶尔莫·布拉沃（Guillermo Mario Bravo），阿根廷作家、编辑。他在法国创建黄蜂出版社，涉猎手工书出版，同时经营《黎明》杂志。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缄口莫言》、《餐刀》、《伺服器错误》、《巴西》、《春天的肿胀》，以及长篇小说《丘尔诺》。

李静，作家、文艺批评家，现居北京。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批评家奖”得主。著有话剧剧本《鲁迅》，批评集《捕风记》、《刺猬札记》（台湾）、《把药裹在糖里》、《受伤者》等，并主编《中国随笔年选》（2002年—2011年）、《中国问题》、《读木心》（与人合编）等书。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诗人，批评家。出版有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

吴瑶，互联网从业者、前媒体人、公共政策硕士，长期关注外交、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翻书党，冷知识爱好者。

林蔼，比较宗教哲学硕士，曾求学美国波士顿，喜欢观察街头生活日常，研究都市公共空间。

单读15：我们的黄金时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读.15,我们的黄金时代/吴琦主编.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68-1466-6

Ⅰ. ①单… Ⅱ. ①吴… Ⅲ. ①社会科学－文集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1802号

单读.15,我们的黄金时代

主　　编：吴琦

责任编辑：刘峰　　　执行编辑：刘婧　罗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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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王顷

文学致幻剂

多年以后回到课堂有一种奇妙的感受。选择最靠边的座位，生怕桌椅弄出声响，书包自己捧着，主事者为客人准备的水果不敢动，手机也不敢掏出来，纸笔伺候——这次，是来听远道而来的王德威老师讲课。

表面上无比谨慎，内心深处其实是放松的。课堂终于对我不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脸皮厚了，嘴也硬，积攒的社会经验似乎可以和知识上的匮乏形成某种暂时的制衡。我告诫自己，带着问题来，恭敬就行了。

王德威老师这次是来人民大学受奖，在演讲和访问中，继续讲“华语语系文学”。这堂课，他要与内地的年轻作家们见面，梁鸿、张悦然、双雪涛、关军、蒋方舟等等，都坐在台下——他们组成的作家班是这个奖项的终审团。因此有水果和鲜花。老师阎连科也坐在一边。

王德威想听年轻作家们介绍自己的写作状况，那是他的研究尚未覆盖的领域，用他自己的话，“照顾了老的，就照顾不了小的”。但最后还是他一个人讲。从晚清、“五四”到新世纪，从美国、港台到内地，作家们向他提问，如同在文学的迷宫寻找剩余的坐席。

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博弈中的交情，像泡沫表面的张力。大体上总要向心，才好维持共同体。偶尔出现戏剧性的崩解，比如哈罗德·布鲁姆，他的评论常有盖棺定论之势，不管作家本人的死活，因此与不少人结怨。但他未必就是对的，文学史是众人的命运，谁又能预知未来呢？王德威温柔多了，在辩证关系之外，他说，作为评论家、读者，还是要尊重创造本身的神秘性。不知道哪天就会出现一个令人吃惊的声音。

《单读》一直在等待这种声音，这一本《我们的黄金时代》，发表了我们视野中最好的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去拜访王老师。他曾说，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如今已经进入“基本面”，这个“基本面”指什么？是文学从历史运动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还是大众终于丧失了昔日那种错位的热情？

《单读》的经验是，仍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创作，以各种体裁以及体裁的跨界在进行，然而在时间和注意力的竞赛中，这个世界似乎不太需要他们了。所谓的自由之岛，日益被琐事与潮流淹没。即便在现有的文学版图中，主流越来越靠近主流，边缘越来越自甘边缘，独立、多元与流动的文学经验，逐渐失去了。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再次抛出“黄金时代”的命名是冒险的，近乎一种挑衅，也是自我挑衅。

当文学的外部不再提供直接的刺激或奖励，它的内部会有何变化。个人的意志和欲望得到伸展，然而，“人”在哪里？表面变得平顺、寡言、同一的生活之上，想象的潜流往哪里去？边界和障碍一再被扫清，创作到底在突破什么？在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时代，这一代中国经验的表达是否还经过文学？问题种种，成为核心。我们好奇，他们在写什么？他们怎样写？

阿乙、颜歌、文珍、双雪涛、李静睿……新一代的小说家们，从东北、江西、湖南来到北京，从成都郫县去往爱尔兰；非虚构方面，李娟在新疆，邹波生活在加拿大，刘子超常年在路上，画家王顷，带着一双新闻之眼，在艺术的道路上苦行；彭伦、陆大鹏专门从事海外文学译介，而评论家范晔、张定浩、包慧怡、云也退的足迹和视野一开始就跨越了国界。

两条脉络变得清晰起来，构成一组必要的辩证。几乎没有例外，他们在广阔的世界旅行，这个世界既具有地理意义，也意味着文学营养的来源，与此同时，不论他们在哪里，都逃脱不了似乎也无意逃脱依然坚硬的中文及其国家的命运。

当然，对于真正的创作者而言，关于时代的叙事都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不管在什么年代，一旦打通和日常生活的通道，真正的文学就会浮现出来。真诚，是它唯一的特点。

这一辑还有一点与往期不同，小说占了较多的篇幅，这又应和了王德威的判断，想象的成分正在攀越我们的经验。或者说，当代经验正在召唤全新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访谈提纲挈领，被放在这一辑《单读》的前面。

《单读》本身也在这个向外环游世界、向内自我找寻的过程中。今年夏天，有两次机会去伦敦的光华书店做沙龙，这是《单读》第一次正式的海外分享会。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在书店门口看到有人排队，心中一惊，《单读》在伦敦有这么多读者？走近一看，才知道他们排队等待的是隔壁的拉面。问题是，第二次去，我看到门口排队的人，心里竟然还是生出了同样的幻觉。

每次要在公共场合做这样的讲话，我的心情都是复杂的。每一代人有不同的野心，我并不确定他们都会向往《单读》的世界，总担心那是一小部分人的偏见。那条街的拐角就是Palace剧院，很多人在门前合影留念，哈利·波特的剧目常年在这里出演——正是遭到布鲁姆痛批的那类终将被历史遗弃的流行文学。

去另一个英国城市Norwich参加文学节的时候，认识了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令人兴奋的是，他们不仅来自欧洲、美国，也来自南非、土耳其、越南、孟加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尼日利亚、特立黎达和多巴哥等等。我得以认识新的作者，开展新的合作——甚至可能申请到文化项目最缺少的资金支持，但最大的收获不在于此，而是一种确认——确认文学的兴趣并非某种不着边际的妄念，确认不仅对于世界而且对于中国而言（这个语序是重要的），写作仍然深具价值。

这是那种时刻，你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以完整的面貌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活在一起。这就是黄金时代的感觉。

撰文：吴琦

王德威专访
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

单读：您怎么看年轻一辈作家的创作？

王德威：其实我读的不够多，不是谦虚，我必须承认我的局限。我知道这些年轻作者，其实是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情况之下，是我的学生们推荐给我阅读。因为太多作家了，照顾了老的，就照顾不了小的。

单读：您认识这些作家的过程，也就是这些新作家如何进入读者、评论家的视野的过程，这本身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王德威：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现在都依赖同事之间的推荐，或者说，更依赖的是学生的推荐。我的学生都是文学的爱好者，也算是专业的读者，有时候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很兴奋，觉得作为老师也应该阅读，就很主动地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包括最近台湾房思琪的事情，你们大概都听说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我也是四月的时候，在和三个学生的晚餐中，知道了她。三个学生里有一个是大陆来的，两个是台湾来的，不约而同讲起他们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概念，叫做“同温层”，提到有一个台湾作者写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当时有一点八卦、或者说文学青年式的姿态，他们开始谈起来，作为老师，我当然开始有兴趣。那时候林奕含事件还在酝酿期，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月左右，台湾媒体突然爆出这个讯息，林奕含自杀了，因为她挣脱不开房思琪这个梦魇式的经验，以她的生命来作为一个最后的回应。以这个举例，是我的学生教育了我，我才了解到，原来在目前的媒体和网络推波助澜下，兴起了一个新的神话。当然，这个故事还在发展中。

单读：在做专门的研究之前，就您现在的阅读范围和经验，对这一代作家的感受是什么？

王德威：这个也很惭愧。其实我这次来人民大学，很希望听到我们的作家告诉我他们的一些写作心得或者挑战。结果变成一个单向的问答，我得到的讯息有限。

我的阅读其实相当有限，包括张悦然、双雪涛、散文作者李娟等等。读了当然觉得精彩，也有我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在里面。但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代作家在写作的资源上，因为它来自不同的文学传统，和前一辈作家还是很不一样。现在这些作家已经吸收了很多视为当然的不同的世界文学的资源，比如徐则臣写《耶路撒冷》，自然而然就把耶路撒冷召唤出来，他的人物谈恋爱，出国，在中国四处旅行等等，我很难想象在前一辈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自信，也是一种视为当然的写作或生活的模式。

因此，一方面你觉得现在这些作家面向世界的眼光开阔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隐藏的威胁是，你逐渐觉得这些作品展现了他们和广义的世界文学的同质性。你逐渐觉得，我现在只是在中国的语境里，看到一个世界文学的缩影。在这个情形下，我觉得这一代作家在表现所谓中国特色上，可能不如前一代作家。其实，他们关怀的问题同样是多元、复杂的，但因为他们接收资讯的过程本身的扩大和多样，反而非常吊诡的，使他们作品的辨识度变低了。当然，这是单一和多元之间永远的争执。

单读：这一代作家的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了，包括他们的外语水平，可能是前一辈作家需要花一生去跨越的障碍。这一点对他们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德威：是的。外语被他们视为当然，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去年有一个作家代表团来哈佛大学，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叫颜歌，她现在在爱尔兰，杜克大学毕业，英文漂亮得不得了。她写她的故乡，四川一个小城的故事，写得很好。她有她的世界观，但坦白地讲，他们都是有幸的一代，在她成长的过程里，她所遭遇的不如过去那辈作家有那么多坎坷或者冒险，所以，想象的成分已经逐渐地凌驾了现实经验的体会。这两者之间，不必然有高下之别，不是说你相信的东西就不如那个血肉淋漓的生命见证，不是一个意思，而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同时，在开拓议题上，我似乎觉得当代作家仍然在摸索的阶段。作家们所依赖的议题，在历史方面仍然是比方说“文革”经验、少年成长，等等，但在写作上又未必达到前面那些作家所给予的道德紧张感，以及生活本身的危机所带来的复杂的密度。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才华永远是无从预测的，永远有一群有充分潜力的作家在创作，而就目前我所见的创作成果，也许每个人在议题的发展上都很努力，但我还需要读更多的作品，来真正见证时代的转变。

单读：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辩证关系？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人开始被世界看见，拥有跟世界沟通的语言，但是，当“我”变得和世界越来越相同，至少在文学的场域里，中国故事的特殊性反而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并不是说，中国崛起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就必然成为主角。

王德威：我想我同意你的话。作家的眼界开拓了，一方面他的资源很多，在写作风格的经营上，可以测试、实验很多东西，不再带有原来那一代作家的生涩或者兴奋的感觉，显得很老练，但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也许创作的过程里少了一点紧张的感觉。作品本身不必非要文字经营多么完美，故事说得多么精彩，才能感动读者，有的时候不太完美的作品反而因为它的某种缺陷，让你有一个警觉，或者有阅读上的准备，感到他要讲的东西里面的张力或是压力。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作品的好坏其实很难只用纯粹审美的标准来判断，不是说你写得漂亮就是好作品。作家怎么巧妙地运用小说创作的媒体，仍然是作家如何面向生活本身的问题。我讲一句老话，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怎么在每天这样一个穿衣吃饭的人生里面去找寻那些刺痛你的，让你兴奋、刺激的东西，这是所有作家辛勤寻找的命题。但是，我们眼前的生活状态，未必容易给予刺激或刺痛你的材料。

单读：您是说，这一代作家可能生活上是很幸运的，他们可以掌握各种语言，在全世界旅行，但在文学上，他们未必比前辈更幸运，因为他们遭遇的历史的张力、冲突、矛盾远远没有那么剧烈？

王德威：这是一个yes or no的问题。一方面，我几乎要同意了，是啊，好像这样一个时代未必能够成就一个作家的宏大视野或者是深刻的生命观察。我们中国人老话叫“文穷而后工”，一个不是很理想的生活环境，说不定反而刺激了作家书写的冲动。何况现在的媒体那么多，就算是有创作的冲动，也不见得是非要经过文字这样一个刻意的琢磨来呈现。

但是，我又要修订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创作是个神秘的东西，不管我们用多少逻辑、理论来解释它的来龙去脉。作为一个读者，我愿意用谦卑的态度来对待创作，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这一群你看起来生活很安逸的作家，谁知道他们内心蕴藏了多大的挣扎和痛苦，谁又能预测两年三年之后不会有一个精彩的声音出现。所以在这点上，我应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不会用一个简单的生存逻辑和创作逻辑把它做成一个辩证，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去尊重作家创作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那一块。

单读：您曾提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现在回到了一个“基本面”，这个基本面的含义是什么？它和我们目前谈到的这个时代变化有关系吗？

王德威：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文学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几年，大家风风火火地把阅读文学、传颂文学当作这么大的一个事，当作一个公共事件，作家享受到的尊重和争议都在那个时候达到高峰。

当代的作家，不论幸与不幸，没有经过那样的一个时代，现在一切的绚烂都归于平静。在这样的一个分众时代，写作已经成为众多传媒的沟通方式之一，不论是手写或是打字，选择文字作为手工业的作家们，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既然可见的争议和风光都逐渐归于平淡，既然文学的销路不见得永远那么受到重视，既然外在的压力仍然如影随形，也许“眼前无路想回头”，还是回归到最纯粹的创作的局面，你得问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一方面是对自己，一方面是对少数知音型的读者。至于作家所享受到的光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单读：平静或者平淡的生活下面，也蕴含着潜在的张力和冲突。比如您近期关注到中国科幻文学的突然兴起，背后有很多关于这个时代的密码可供解读。还有其他的例子吗？还是说科幻小说这个类型是您近年研究当中发现的一个孤例？

王德威：科幻是一个特别的发现，一方面是因为我原来做晚清小说的科幻文类，所以我其实有基本知识的储备，看到了21世纪当代科幻的兴起，自然会有学术上的联想。当然就会做多一点的延伸，想到它的历史隐喻，想到它的创作形式和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感觉结构之间非常有意思的互通有无，也就是你所说的“密码”。所以，如果要问我21世纪这十几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突破，我通常会说是科幻小说。

有没有类似的文学现象？我可能一时想不到有那么轰动的一个文类或者现象，能和科幻的快速兴起以及逐渐平静的历程来做类比，不论是在大陆或者台湾。

单读：如果余华、苏童、阎连科他们这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来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翻译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于当代的作家来说是不是已经不那么重要，或者说这个障碍变得比较容易跨越？

王德威：我想翻译问题永远存在于20、21世纪所谓的全球化的现象里面。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翻译，也包括了我们诠释不同的语境和文化里任何生活符号的尝试、努力，包括翻译服装、饮食等社会行为的密码。即便在广义的华语语系的语境里，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之间，也包括流行歌曲、影视等媒介的翻译。所以，翻译不仅指语言，我认为那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而回应你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不是不需要翻译，而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频率和密度实在太快，太高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个翻译的语境里，无时无刻不在回应全球化的各种语境和语码的转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觉得的确像你刚才所说的，怎么样回到一个比较纯净的语言环境里，用一个老话来讲，回到初心，这是一个考验。作家在观察世界之后，怎样平心静气地来写作，怎样构建他想象中的语言世界，这也是一种翻译的功夫。

单读：您觉得在文学的层面存在代沟吗？

王德威：王国维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品味的转换，文学典范的转换，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其实现在讲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作家之间的代沟，是把这个问题讲小了，在广义的文学史的流变里，这不过三十年的事情而已嘛。但即使这三十年，我们都感受到了所谓代沟现象的出现，何况是五十年、七十年、一百年、三百年。这个问题是文学史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长期阅读的读者，我的确感受到了时代的转变。在找寻那种让你眼睛一亮的东西的时候，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还有那个耐心，但我有那个意愿，我很愿意看新的东西，尤其学生口耳相传推荐给我的作品，我还是很希望听到一个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的声音。

我想我们很多读者在今天看到《红楼梦》某些经典片段，仍然是很感动的，或者是看到鲁迅，仍然会觉得有意思。那相对的，可能很多其他作品过去也就过去了。五十年代的中国新青年，晚上排队去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猜想今天不会有人会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明天要出一个新版，我今天彻夜去排队。

单读：只会去排队买苹果手机。

王德威：对了。杨沫的《青春之歌》曾经让人感动得涕泗飘零，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思想那么纯正的读者。所以，代沟是明显感觉到的。但是，今天很多张爱玲迷张口就来张腔张调，可能说明代沟没有完全转移呢。这是很有趣的话题，看吧，希望在历史的争鸣上，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仍然是可以超越代沟的作家。

单读：超越代沟应该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吗？

王德威：我觉得这是文学历史上的现象，但它不会是一个让我焦虑或者忧心的问题。你会了解到时代的交替，你会了解到每个时代品位的不同，甚至作家本人的创作都已经改变了。在这一点上，我会用平常心来看待。

小说

世上没有鬼

平乐事

风后面是风

盐井风筝

跷跷板

诗歌

致未婚夫

影像

豫东和陇西

随笔

我的游荡

东京宝贝

伞兵

世间已无贝内特

翻译无易事

报道

词语

评论

波拉尼奥镇魂曲

穆旦

全球书情

小说

这世上没有鬼，即使有，也不应当是人怕鬼，而是鬼怕人。

世上没有鬼

撰文　阿乙

不安

两广总督孙士毅征讨安南后，回京觐见。清晨，在禁中等待朝拜时，他把玩着一只由物大如雀卵的明珠雕刻而成的鼻烟壶，见到总揽权纲的大学士和珅。后者贪饕成性，问：“您从远方归来，必有奇珍，足以增广我的见识。”因索要孙手中的宝物，且说且赞，不绝于口。孙士毅将要取还时，和珅突然说：“以此赠我如何？”

孙士毅回答道：“昨天已经奏闻圣上，一会儿就要献上，您要的话，皇上就没有了，怎么办？”

和珅说：“我不过和您开玩笑罢了，您何以把我看得如此低下。”

在这个清晨，孙士毅向和珅表示过抱歉后，再没有说什么。原作者所用的词是“亦无他言”。是的，说什么都不好，内心翻江倒海而终不能出一言，而前边有太多莫测的事。

（据许指严《十叶野闻》之《和珅轶事》）

对面飞来法

我因为一个梦找到王摩诘的诗集，阅读《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一首写于作者十七岁时的诗。根据诗集编选者董乃斌的解释，当时作者身在长安，而亲人们在崤山、函谷关以东的故乡蒲州团聚欢会。诗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入选过课本，因而再熟悉不过。不过直到今日才意识到作者的用心。根据董乃斌的解释，此诗后两句明明是诗人自己思念山东兄弟，却不直说，倒说是兄弟们登高遍插茱萸之时，必定会想起缺席的自己来。古人称这种写法叫“从对面说来”，或者叫“倩女离魂法”。

在查找这种写法时，又知道最著名的例作是两汉时一首不知作者姓名的诗《涉江采芙蓉》。诗云：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对于这首字面平常的诗，解释者众多。有一种说法如张玉谷（清人，《古诗赏析》著者）认为，“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是“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意在表现采莲女（居者）在想丈夫（行者）在干什么。另一种说法如王春（东北师范大学附中教师）认为，诗作者为游子（行者），前四句并非是诗人眼见之景，而应是诗人想见之景。也可以说是，丈夫（行者）在想采莲女（居者）在干什么。

这两种说法并无冲突。如将之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为“丈夫在想妻子想着身为丈夫的自己”。因为这种奇妙的循环，我写下一段读后感：

一名男子

通过光滑的水晶球

看见远方故乡的妻子正通过

一只光滑的水晶球看着

正俯首看着水晶球的自己

我既可以说这名男子是第一个开始观看的人，无限的循环在他眼底展开（他看见妻子看见他看见妻子看见他），也可以说他是这无限循环中某一个身处水晶球内的人，渺小的他试图解释这层层包裹他、没有尽头的循环。正如人类出面解释无穷无尽的宇宙。宇宙是没有止境的，宇宙之外，一定会有更大的包含它的宇宙。

我在这个突然来到的悲伤的秋季想到王摩诘，是因为在梦中，死去数年的堂兄艾施军，自小道翩然走来，用柴枝在泥地上抄写：“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们九源乡艾姓施字辈一共十七个兄弟，只有施军（小名老细）一人早逝。我在梦中略感恐怖地想到，有一位孤独的身在地府的兄弟一直在揣想我们的行为。因此再睹王摩诘的这首诗，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诗句间蕴含的鬼气。

对司法系统的利用

欧·亨利在他最闻名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发表于1906年）里塑造了一个精于算计的城市流浪汉苏比，为得到监狱的庇护，不愁食宿地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他选择去犯情节轻微的罪行，如吃霸王餐、损坏他人财物、偷窃、当街调戏妇女或大喊大叫。这也许是一篇预言性的小说。2012年，在《中国周刊》记者杨洋一篇名为《入狱养老记》的报道里，我们看见这样的情节：

2008年9月，（六十九岁的）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付达信说。

根据报道，付达信实施第三次抢劫才算触动司法系统。

《新京报》曾于2008年11月26日报道，北京一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疾病的年轻农民因故意抢劫入狱，宣称自己想据此获取免费治疗。《兰州晨报》2010年4月27日刊发类似报道，四十五岁的无业男子赵小麟患有膀胱癌，在解除劳教后萌生让政府管吃管住还管医病的想法，于是怀揣自制的酒精燃烧瓶对一家银行实施抢劫。

在《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1]这本书的第十页，作者有这样的论断：

现今大部分国家依然存在死刑，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执行死刑时要将犯人的肉体痛苦降到最低、降低对犯人所造成的伤害。现在的死刑被认为是干净、无痛的。

这甚至构成一种诱惑。让人产生得救的想法。

我想到遍布报纸的无痛人流广告。阻碍人去流产和自杀的往往都是痛苦。也许有一天，有人为了得到司法系统近乎是安乐死的处置，而选择冒险。我不知道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里说自己的小说合适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描写的对象就是一名试图依靠警方追捕来解决自身无聊问题的疯狂少年。

钩子

眩潭人夏泽柱，婚后不久，被召至在卫生院住院的伯公面前。夏泽柱还记得当他向没有牙齿的伯公喂食人参水时，后者伸颈，大张两唇，然后紧紧含住调羹的样子。有时，为增进从孙对自己所述故事的了解，伯公还会尝试抬起小臂。这时的伯公心情既焦灼又兴奋，和平生敦慎温谨的他可不一样。伯公说，你是一个甲子以来这件事唯一的听众，而他则是上一个甲子里这样的人，讲述者是他的祖父，也就是夏泽柱的高祖父。伯公说，你念过书，所以讲给你听。夏泽柱联想到，伯公也是他们那辈里念过书的人。要到听完故事，夏泽柱才了解其中的用意。讲述完毕后，伯公倦怠至极，但还是就几处细节做出补充。不久伯公死去，火葬场的化妆工人用针线将他的嘴唇缝紧。

婚前，夏泽柱一直为自己这支不足四十户的人家的神秘来历所困扰。他们姓夏，然而和其他地方的夏姓人完全不同。根据他的说法，将近两百年前，他们唯一可考的祖先雨滴公在隐避此地后，给自己的后裔创下一个奇怪的姓：下。这似乎是一个潦草的决定，甚至像恶作剧。至于雨滴公自己姓什么，原籍何处，则无从知晓。夏泽柱有时猜测自己是一名绿林人的后代（后来在垂死的伯公那里，这一猜想得到证实）。1965年，横港公社的干部在细线般的山道上跋涉整日，找到眩潭这个地方，当时有三户还在穴居。根据干部的建议，眩潭人更姓为夏。后来夏泽柱在入党申请书上签名为“下泽柱”时，还被批评是在态度上不庄重。有人解围说，夏泽柱使用的不过是已废弃的“二简字”。

在夏泽柱的印象里，伯公所秘授的故事像一块斑斓而残缺不全的布料。夏泽柱仍然没有掌握雨滴公的身世，不过多少还是了解到他为什么要隐避此地，以及他在隐避前都干了什么。在人心躁动的傍晚，雨滴公用私刑处死异姓兄弟不灭。他将弓套在不灭的颈部，按照条例所规定，双手抓住弓把的两端，一共旋转十六圈，直至收紧的弓弦将不灭勒死。此前，在争执过程中，不灭以匕首将他们的另一名兄弟栋梁戳死。加上被政府枭首示众的馥月，这个叫“右手”的匪伙，其主事人五死其三，从此便像在水流中般旋的土块一样，分解、消失于人间。

匪伙的规模有多大，以及它造成的影响有多广，在伯公的讲述中缺乏细致的描述，不过可以通过当时政府的反应揣测到一二。几乎在抓捕到匪首馥月的同时，便有一匹邀赏的快马驰往督署里。此后，鞫讯每有进展，便有信使驰奔于驿道。有时，使者项背相望，啼声彼此相闻。馥月被抓时显得极为平静，不但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甚至在被捆绑时还配合地伸出两手。后来，雨滴公想，馥月应该是在此刻想到一个问题。内部人出卖他了。换句话说，他被使了钩子。政府在策反此人时付出极大的耐心，如今瓜熟蒂落。馥月很肯定地知道此人是谁，然而在长久的受审及坐狱过程中，他却缺乏将这个令他悲痛以致夜不能寐的情报输送出去的机会。

他的名字——原来叫斧钺——预示了他死亡的方式。在那个提前下雪的日子，刽子手将他拖到一块扫好的空地上，让他的头侧向贴住那显现出可怕年轮的木桩，然后朝他脖子吐唾沫，拿手擦来擦去。行刑后，馥月的头滚落一旁，刽子手大喊他的名字，于是在场者均看见他紧闭的眼睛睁开，甚至转动起来，以寻找呼喊的人。一会儿，就在那对眼皮又要闭上时，刽子手再次大喊，因此那双眼睛又睁开。但在睁到一半时，眼珠就永远停在那儿了。这是当日被传出来的事情之一。另外一件事，则是在行刑前，馥月喊叫着要早些去和地府的那些兄弟相会，当晚就把酒斟上。然而在刽子手带着世袭的一身寒气，拖着一把总有一头猪那么大的斧子赶来时，他却变得贪生怕死。他哭泣着恳求不要就这么弄死他。为此他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最后提出的要求还算正常，因为他已经不要求免除死刑，只要求政府在处死他前，用红漆在他胸前写一个骄傲的“人”字。政府没有答应。

馥月有四个异姓兄弟，分别是栋梁、雨滴、不灭（原取名灯烛）、田园，平日互称金老、木老、水老、火老、土老。馥月死后约两月，他在刑场上的事迹传出来。也许是目击者忘记了政府的一再叮嘱，也许是他觉得这样的谨慎随着时过境迁，已经没什么意义，又或许是他觉得自己当初的所见所闻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秘密。消息给不灭带来极大的恐慌。他将兄弟中最为聪敏的栋梁（人称“足智星”）仓促杀害，他指斥栋梁试图取代馥月的位置。率先明白过来的是夏泽柱的祖上雨滴公。相信，明白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明白就像厉害的瘟疫，用不上半天，就会在匪伙里传遍。是雨滴公找来一把弓，将走投无路的不灭处死。而在当初改换灯烛一名为不灭时，其用意竟是：虽雨中灯不灭。乙，我想你也是读书人，是咱班里唯一读到省里的，现在又在北京发展，因此你不会不懂得这中间的奥秘。几乎和雨滴公同时代，我们江西抚州出过一位诗人，叫梦花楼主。他所记载的一桩传闻，证明在这个宇宙里永远没有孤独的事：过去，在长安市中起火之前，曾预言性地走过一位裸露上身的羽士，其两乳间恰恰也写着一个醒目的“人”字。

夏泽柱说：现在眩潭的人都在挖山，很多打工的人也回来挖，试图找出雨滴公可能埋藏的宝物。

鬼见愁

2016年10月，回乡葬父，见到姑妈一家。姑妈坐在棺材旁，和死去的我的父亲长时间说话。姑妈的第二个女儿嫁在距我家几里远的盘丝垄，因患宫颈癌，无法拯治，在家等死。姑妈去探望她，快到她家时，说：“弟呀，你怎么比我还先到呢？”姑妈所称之弟，即我刚刚死去的父亲。在姑妈的子女们还小时，姑父喜欢跟他们讲鬼故事。老七——也就是姑妈的第七个女儿——跟我复述了其中的一则：在乡村，有一人胆子大，敢走夜路，每称这世上没有鬼，即使有，也不应当是人怕鬼，而应当是鬼怕人。有夜，异乡的人趁他醉酒，在他辫子上系上一顶干枯的荷叶，将他唤醒。他就这样在微弱的月光下回家。每走一步，便听见身后传来跟随的声响，一回头又什么人没有。他这样行走一段路程后，终于恐惧地奔跑起来，不虞身后那追随的声响因而也更加激烈起来。

因为荷叶是系在辫子上的，我想故事发生在清朝。

[1] [加]卜正民、[法]巩涛、[加]格里高利·布鲁著，张光润、乐凌、伍洁静译：《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商务印书馆，2013。

现在的人都聪明了，脑筋活动得很，他们可以去发诈骗短信，黑银行账号，不然假装被车子撞——花样多得五六页纸都写不完——于是我们居然也会怀念那些又笨又老实的贼娃子，硬是要辛辛苦苦满身汗地钻到人堆子里，拿个镊子去夹那三五块钱。

平乐事

撰文　颜歌

不揣钱

在郫县新城建起来以前，我们的县城郫筒镇小得像一块叶儿粑，镇上的每个人就像这块叶儿粑里面的肉渣渣，肥而不腻地靠在一起，互相知根知底，亲亲热热。那个时候，大家形容哪个人在镇上吃得开，就说：“这娃一上街，分儿钱不揣，走路飞快！”

这话说起来豪迈，倒也未必完全客观。

有一天，我爸爸骑车带着我走西门城墙边过，忽然听见有人喊他：“戴伟！戴伟！”我爸爸惊了一跳，一刹车，扭头过去就看见路对面的抄手店里坐着南街的黄三哥。“三哥！好久不见！”爸爸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带我过去打招呼，“来，喊人，喊黄叔叔”。

我就喊了黄叔叔，黄三哥敷敷衍衍地答应了我一声，只顾扯到爸爸，小声问：“戴伟，不好意思啊，你身上有没钱啊，我这抄手吃了一半才发现今天没揣钱出来！唉呀！”

我们就一下领会了，刚才那几声喊得的确是十分惨烈。爸爸帮黄三哥给了钱，他连声地道谢，说：“唉呀不好意思啊，改天还给你！”

“一块多钱！还啥还！”爸爸摆摆手，带着我走了。

这一种只是遇到了，叫做没揣钱；还有一种就更刁钻了，正儿八经就是超得不揣钱。

那还是在爸爸他刚刚从郫师校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街上走，忽然听到有人喊他：“戴眼镜！戴眼镜！”

爸爸就转脑壳过去看，看到街对面站着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毛根儿朋友邱娃儿。说起来也是多年没见，分外亲热，邱娃儿跳起跳起地过了马路，一巴掌拍到爸爸的肩膀上：“戴眼镜！听说你超得好哦！”

“超啥子哦超，我就是教个书！”爸爸说。

“人民教师，好光荣！”邱娃儿猛起给他戴高帽子。

两个小伙子二十出头，也没耍半个朋友，肝精火旺地站在街边上摆龙门阵，一起抽了两根烟。“走嘛！戴眼镜，好多年不见了！走！我请你吃饭！”邱娃儿说。

“吃馆子啊？”爸爸就觉得很震撼，“狗的邱娃儿，你硬是发财了！”

不管嘛，邱娃儿就拖着爸爸去了东门城墙边的王家饭店，两个人坐下来就先喊了一斤卤猪耳朵，吃！

他们很是点了几个菜，还打了一斤枸杞酒，一口接一口，把天都喝成了麻麻黑。两个人把酒话当年，说眼下，基本上也展望了未来。

末了，老板过来算账：“来，麻烦，十元零三角啊。”

邱娃儿就伸手往裤子兜兜里摸包包。他这手一摸下去脸上唱戏一样变了颜色：“哎呀哎呀哎呀！龟儿子的！戴眼镜！遭了！你身上有没钱啊？我咋没带钱呢？……”

也是凑巧了，爸爸刚刚发了工资，揣得热胴胴的四十一元五角一下子去了四分之一。

那一天，他照着路灯，顺着城墙边走回去，一边走一边想：“这个邱烂人，喊得黏，待得淡！硬把我当瓜娃子在整！”

“唉，都怪我没事出门带那么多钱，下回，我也不揣钱！”他想到这十元零三角钱，正儿八经的，心口都在发痛。

所以说我们镇上人都不爱揣钱，从南门走出来，哪里不是熟人，这家吃个枣子，那家喝口凉水，忙忙碌碌就走出了北门外头——又再走回来，还是不揣钱！

这都是新城修起来以前的事情。

后来，新城修起来了，房子一栋比一栋更洋气。卖衣裳的不叫摊贩市场，而叫百货大楼，吃饭的不叫馆子，而叫餐厅，喝茶的也不是茶铺子了，叫做茶楼。

茶楼里面的茶听说要十五块钱一杯，吓掉了镇上不少老居民的眼睛，更吓人的还在后头：有一天，就在这茶楼里面，来了两个老板。一个男老板，一个女老板。这两个说起说起就争起来了。男的是说你注意到点！老子有的是钱；女的说钱哪个没见过！

他们哪个也说不赢哪个，就啪地把皮夹子甩出来：“比嘛！看哪个钱多！”

其他人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对着数票子，一二三四五六七。男的带了三千七，女的揣了四千二。

男的就蔫了，活生生输给了一个婆娘！

这场恶斗在我们镇上流传了好一阵，看过的，听过的，都觉得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

“看来出门还是要多揣点钱啊！”我们这才醒悟过来了。

大声气

开出成都市西三环，顺着羊西线笔端端开二十分钟，就开到了我们郫县的县城郫筒镇上。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天宽了，地广了，深深一口，吸进去的是故乡的气，吐出来它还是故乡的气，原汤化原食，眼角眉梢都舒坦起来。

回家三件事：走路不揣钱，吃饭盐味重，说话大声气。

今天说的是说话大声气。

第一个说话大声气的就是我爸爸。他站在院坝里打个喷嚏，一院子的楼房，第一层到第六层楼梯上的灯都要被他“刷”一声震亮；他走到家门口招呼我回去吃饭，一声出去了，没有哪家的小娃娃不敢忙丢了东西就往回跑；他给我奶奶摆个龙门阵，我奶奶八十多岁了，再是耳朵不好也要起个声音喊他：“戴伟！你小声点嘛！”

他们说是因为我爸爸现在长胖了，声音就特别大。但是，反正我没见过他年轻时候瘦的样子，更没听过他小声说话。

第二个说话大声气的就是进修校收发室的曾八伯。他每天吃了饭没事做，就站在院子门口，看到这个喊一声：“周三孃！走人户回来啦！”看到那个喊一声：“宋老师，才下班啊？今天吃饭迟哦？”不然就说：“蒋燕子，有一封你的信，广州写来的！”

也就是多亏了他这么一个人，我们院子的人全都对彼此的生活一清二楚：今天周家多吃了一盘盐煎肉，明天汪家下了三两臊子面，至于打架吵嘴，婚丧嫁娶，更是不在话下。

也有人说他烦人得很，也有人说多亏了他我们院子才从来没有遭过贼，直到很久以后他不在收发室上班了，我们才开始深深地想念他。

还有修剪刀的，磨菜刀的，卖蚊子苍蝇虼蚤药的，说出来都是些有名有姓的好汉。总而言之那几年，在我们镇上，每个人说出来都是一口标准的郫县话，说半个字都要张大了嘴，鼓饱了气，卷实了舌头，然后“啪”地一声喊出来：白是白，黑是黑，吃饭是吃饭，国家是国家。偶尔冒出来一个成都人，尖起舌头扁起嘴，说一句细声声的“吃饭”——简直就要被哈哈哈笑话半天。

当然了，有些道理我们也是懂的。比如“有理不在声高”，有时候也相互劝告“轻轻说话不费力”——但是真正走出门去，跟人家雅声雅气地摆两句，人家就说：“今天咋了？没吃饱啊？咋没声气呢？走走走！我招待你吃饭！”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大声气是不被喜欢的。我爸爸带我去医院看病，等在走廊上，多远就听到有个人在呻唤。“哎呀！哎呀！痛啊！痛啊！”——全部的人就都伸着颈项看，看了半天，看到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被扶着走过来了，表面上是好好生生的，穿得甚至还舒舒气气，就是嘴里面一声接一声地喊：“哎呀！痛啊！哎呀！痛啊！”——把半个医院都喊穿了。

其他人倒还忍着，没说啥子，有个干瘪瘪的老太婆忽然说：“小伙子！你这么大个人了，也就是生个病嘛！喊这么大声喊啥喊！羞人！”

这男人也是没想到，就跟个气球被针尖尖戳了一般，“噗”地哑了。我们就看着他蔫巴巴地走了，我爸爸说：“你看到没，吃苦吃痛要忍到，哎呀呀地喊啊，人家要笑！”

坏事都不要出门，好事才能传千里。心里面有了真情意，见人说话才是大声气。这些事情也不用多说了，反正县城里人人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到我们高中毕了业，到城里面读书了，毕业了，工作了，终于发现要轻声细语地说普通话才显得舒气；跟人聊个天，不能说：“我爸说”，“我姨妈说”，或者“谢老五说”，而要说：“我听说”，“我朋友说”，或者“有人说”，才是合适——世上的一切都清淡了，模糊了，疏远了，也就显得高雅了，文明了，恰当了。

于是你好久没有看见你的爸爸，也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妈妈，更不要说其他的张三叔陈二姐周四伯。你一年到头回一趟家，沙发茶几电视冰箱一样没变，你坐在客厅里连WiFi，生怕错过了外面世界上的精彩，这个时候你爸爸在厨房里煮饭，忽然喊：“戴月行！快点下去帮我买包盐上来！”

你就吓了一跳，忍不住想：“唉呀，我爸这人说个话真的是好大的声气啊。”

惦记贼

早年时候，我们镇上很是有些偷东西的。赶到逢场，爷爷出个门，屋里的奶奶就一遍遍地站在窗口喊：“小心钱啊，小心遭贼！”

爷爷就不高兴，大约是担心满院子都知道自己揣着钱出门了。他把脑壳一扭，吼道：“我没带钱，我又不买东西！”

他大踏步地出了院坝门，走到街上，想了一下，还是把自己裤子兜兜里的钱摸出来，揣到了衬衣胸口的包包里。

可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看不出谁是贼娃子。爷爷走去赶场，满街上那个热闹！打铁的，磨刀的，卖草药的，换鸡蛋的，卖鸡卖兔卖鸭子的，再走两步，还有冒肥肠粉的，打锅盔的，转糖饼子的，爷爷的心一下花了，眼睛看一看，清水口钻出来。终于，他看到一家卖甜水面和凉粉的，就想去吃碗黄凉粉——他手往心口上一摸，这才发现钱都掉了！

爷爷气急了，转头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看，看到哪个都像是个贼。他唉呀呀地找了一路，找回了家，奶奶正在厨房洗藤藤菜，问他：“回来啦？中午饭吃了没？没吃我正好要下面。”

爷爷说吃了吃了，气鼓鼓地走回寝室，坐在床边上想。想了好久，终于被他想到一个人：三十岁上下，中等身材，穿的是灰衬衣，脸长得有点尖，眼睛有点斜——就是这么个人，走对面过来，撞了他一下——爷爷断定出来，这个人就是那个偷他钱的贼！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爷爷闷声不响地吃了那一天的夜饭，然后睡了。等到下一回逢场的时候，他就又去街上转。这一回，他不看稀奇，也不想吃的，就专门去找那个灰衬衣。走啊走，看啊看，爷爷把人脸都看花了，居然真的被他看到了！贼娃子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黄衬衫，提着个塑料袋，正在一家五金店门口伸着脑壳往里头看。

爷爷就两步走过去，一把扭住了这个人。“你！”爷爷吼他，“你上回偷我的钱哇？”黄衬衫吓了一大跳，转回头来看爷爷，他也认出了爷爷，脸刷白白的，在爷爷手上挣扎了两下，终于没挣脱。

爷爷要扯他去公安局，看热闹的人也马上来了，黄衬衣说：“老爷子，你轻点，你轻点，我还给你嘛！我还给你！”

爷爷说他也终究是软心肠的，看到这人年轻轻的，想说何必呢，就说：“对嘛，那你把钱还给我。”

两个人走到街边上，一手交钱，一手放人。黄衬衫摸了半天，全身上下摸出了五角钱。他也不好过，脸都皱成了一团，他说：“唉老爷子，你看嘛，你的钱我都用了……我真的没钱了……这样嘛，我这有双鞋子，你穿得起你就拿起走，算我赔你的。”

贼娃子把手上的袋子打开，里面居然有一双崭新新的牛皮鞋，爷爷拿出来一试，居然巴巴适适地很合脚——他就穿着这双牛皮鞋子回来了。

这故事叫做“三块五换了双新皮鞋”——从小到大，我们听爷爷讲过不下十次。每次他讲一讲，奶奶就从厨房里面走出来骂：“你们不要听你们爷爷的，他瞎编的，哪有那么好的贼娃子，偷双皮鞋给他穿！”

爷爷就跟她说：“咳！你不信！我那双鞋穿了好多年！你忘啦？穿到去年子才穿烂！”

他有时候也要回头想一想——得了个便宜，他心里就更有了慈悲。爷爷想贼娃子们不容易啊，多半都是小时候爸妈不管，书也读不得，没办法只有跟了个师傅学偷东西，每天又要给师傅煮饭，又要挨打，还要练手艺，学了七八年出师来，才到街道上面偷包包。偷包包也是些渣渣钱——那几年哪有人真正揣钱出门呢？——今天三块，明天一块，说不定就只摸了六七角，希希瑟瑟凑起来，买三斤面，买五两猪油，也就没了。

爷爷说他穿那双皮鞋穿了十多年，期间再也没有遭过贼，他想到贼娃子的事情，心里总是放不下。“你说那贼啊，长得也舒舒气气的，”他常常感叹，“有那精神做个啥不好！”

当然了，也不是人人都有爷爷的心肠。我爸爸就说：“贼娃子，偷东西，逮到一个打一个！”——我们镇上的人多半也这么想，我时常走街串巷，从南街走到西街，不时就撞到哪个倒霉贼娃子被逮了，被一群人围着，骂：“死贼娃子！”“要死了！”“打死他！”中间就有个人，埋着脑壳，弓着腰杆，虾子样被扯过来踢过去，看起来真的跟死了一样。

后来呢，随着我越长大，我们镇上的马路越修越宽，房子越来越高，轿车越开越多，也没有赶场了，也没有摆摊子了，这样的场景就越来越少。人走在街上，很难见到半个贼娃子——现在的人都聪明了，脑筋活动得很，他们可以去发诈骗短信，黑银行账号，不然假装被车子撞——花样多得五六页纸都写不完——于是我们居然也会怀念那些又笨又老实的贼娃子，硬是要辛辛苦苦满身汗地钻到人堆子里，拿个镊子去夹那三五块钱。

白水蛋

还没有我妈妈的时候，我姥姥生了一场大病。吃也吃不得，睡也睡不着，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张枕巾，哎呀呀地直呻唤。姥爷就说：“王蕙兰，走，起来，我们去看病。”姥姥说：“起来不到啊。”姥爷急得不得了，一个大男人家，活生生没了抓拿，他说：“那你要咋个嘛，你要不要喝水？”姥姥说：“你不管我，你不管我。”

姥爷坐在床脚上，盯着脑壳顶上的房梁看。听我妈妈说，也就是那几年，他们连着死了三个娃娃，眼泪花流了又流，心都磨玉了。姥爷想，这个人这下怕是来不起了，他就说：“王蕙兰，你要不要吃蛋嘛，我给你煮两个蛋？”——姥姥最爱吃白水蛋，姥爷想好歹吃两口好的再上路嘛。

她说：“对嘛，你给我煮两个。”

家头居然找出了三个蛋，姥爷都一锅煮了，又在灶头上把蛋磕磕磕敲烂了，剥了蛋壳壳，白生生地装在碗里面，拿来给姥姥吃。

姥姥就好歹坐起来，一口接一口地，把这三个白水蛋都吃了——一口水都没喝！

吃完了，她又躺下去，睡了一会，忽然喊姥爷：“杨嵩林！杨嵩林！”

姥爷从床脚上弹起来，赶紧问：“王蕙兰，啥事？”

“我还想吃蛋。”姥姥说。

姥爷就带着大姨妈走到邻居家里，挨家挨户地去借鸡蛋，借回来，煮给姥姥吃。

也要谢谢东门上的邻居都是善心人啊，妈妈说。前前后后，姥姥总共吃下了二十个白水蛋，就慢慢地坐起来，下了地，走出了门。

因为靠吃水白蛋捡回了一条命，姥姥对鸡蛋自然有了特殊的感情。小时候，一旦我有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姥姥就说：“来，娃娃，我给你煮个白水蛋，吃了就好了！”

我妈妈就说：“妈！吃不得！那么小娃娃，吃了要不消化！”

姥姥说：“你懂啥，吃了好！”

——母女两个就要争执两句，最后姥姥让了步：“吃半个！吃半个！”

我妈就给我煮了一个蛋，拿给我，说：“只准吃半个啊！”——我也是很听话的，就把蛋掰开来，把蛋黄仔仔细细地吃干净了，留下蛋白给她收拾。

那几年，姥爷早就不在了，剩下姥姥一个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是大字都不识一个的人，我妈妈呢又上过许多的学，于是两个人说起要怎么教育娃娃，就总是说不到一堆去。每每到了最后，我妈妈只有说：“妈！你不要搞那些！封建迷信！”

姥姥就扁一扁嘴，坐到院坝里去绣蒲垫了。

她绣好了蒲垫，就要走好几里地，到东门外面的曹家寺去捐了。平日里，她随时都拿着一串佛珠，转啊转啊转。她还有一个搪瓷盅盅，里面大半盅的米拿来插香蜡，早上晚上都拜一拜——有一天，姥姥把香蜡打倒了，在板凳上烧了焦黑的一片，我妈下班回来就忍不住说：“妈，这是教师家属院，你不要在这搞这些封建迷信，人家看到笑你！”

那一次姥姥还了嘴：“你这女子！我不多念点经，你爸转世哪能投个好人家？”

不去管这些偶尔的纷争，妈妈和姥姥毕竟还是一家人。不时有农村的妇女来院子里换鸡蛋，我妈妈永远是第一个跑出去，把粮票和米票都凑出来，甚至还有爸爸的旧春秋衫和我的旧毛衣——换一筐粉嘟嘟圆滚滚的土鸡蛋。

有了这一筐，妈妈就先给姥姥煮两个白水蛋；又再拿两个出来打散，加凉开水，撒毛毛盐，蒸上一碗她自己最喜欢的蒸鸡蛋。然后俩娘母就亲亲热热地坐在厨房里，你一口我一勺地把蛋都吃了。

姥姥慢慢地就不清醒了，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坝里，自言自语地说些话。我放学早，就搬着小板凳坐到她身边去看书，听到她呢呢喃喃地说些名字。我说：“姥姥，你在跟哪个说话？”“你们姑爹嘛，”姥姥说，“还有你们爸，你们哥，你们姐……”

她以前吃饭是很能吃的，后来也不行了，去看医生，医生说是糖尿病，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鸡蛋也不能吃多了，胆固醇太高！

我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姥姥终于住进了医院，左手插着输液的管子，右手拿着佛珠子，一圈一圈地转。姨妈和舅舅来看她，一看都哭了，舅舅说：“妈啊，你这辈子太命苦了。”

姥姥说：“杨嵩林，你不是投胎了，咋又走到这来了？”

其实那时候我还小得很，不懂事，看到大人们哭起来，只觉得肚皮痛。我记得姥姥说：“我想吃白水蛋。”妈妈和姨妈一边哭，一边说：“妈，医生说了，你吃不得蛋。”

“我就想吃个白水蛋，唉。”姥姥一喘一喘地说。

最后，我妈妈心软了。她拿了一个鸡蛋，打散了，倒着开水进去一点点搅开了，冲了碗蛋花汤，给姥姥喝了。

姥姥喝了蛋花汤，就悠悠地上路了。鸡蛋说，我救了你第一回啊王蕙兰，这回子我真的是管不到了。

天大地大，我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自由自在地展示软弱。

风后面是风

撰文　文珍

[一]

一开始我们只是赌气比赛不说话。比赛着比赛着就成了真的无话可说。

我记得最后一次说话，是他分手后仍然留言评论我的博客激怒了我。我起初只忍气回复道：你想多了。其实我是想说这不关他事。他对此保持沉默。过了差不多大半天，我还是忍不住删掉了博客。一删他立刻在微信上和我道歉，时隔六个小时前前后后共说了三句话：怎么删了。你生气了吗。对不起我话说重了。

这次轮到我整整一晚上一声不吭。那是个周末。周一上班，早上接到的第一个办公室座机就是他的。开场白是：怎么不接我手机，是把我拉黑了吗？声音并不气势汹汹，略心虚：我一夜没睡。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事。

我说，手机忘车里了。不好意思。

然后他重新道歉。这次我表示接受。当着全办公室十多个人尤其是离我工位只差十公分的小田，我缩在座位一隅压低声音和他说了半天，也算是豁出去了。不知道他想说的说完没有，基本上我想表达的都表达了，比如说觉得他并不真正尊重我，也一直不曾认真考虑过我的需求。光说爱是不够的。在一起需要安全感、理解、真实的生活基础，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时隔太久说实话也不太想得起来了。总而言之话虽然说得很重，鉴于态度都很良好，聊天气氛大抵还算心平气和。煲了一个半小时粥之后小田和其他同事渐渐侧目，我挂断电话，仍然觉得没说完，换QQ继续说。一直说到中午，下楼去拿了手机，又改用微信网页版聊。这期间他都非常配合。我说的话可能还多些。虽然被分手的是我，但表示会一直爱下去的是他。所以我仿佛很有安全感地，不假思索、毫无顾虑地打字，间中也有互相嘲笑和批评，但也都是轻描淡写的，略微过火一点也没有关系。就好像刚开始恋爱一样。就像第二天我们仍然会继续说话一样。就好像我们还有漫长的一辈子时间慢慢调整，互相适应，彼此忍受，直至告别人世。

所有说过的话里没有祝他幸福。之前他说分手时惹恼我的话就是这句。其实这句话特别、特别地没有必要。但古往今来——或者说近一百年吧，特别流行这句莫名其妙的套话。就好像说了这句咒语的人就真的可以放下一切，立地成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事实上，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只全心全意地希望对方过得不好。至少是不够好。这样有对比才会有伤害，和别人过得糟糕才知道自己的好。才会痛哭流涕摧心剖肝地意识到永失我爱。

事实上谁离开谁不能活下去呢。这事实既残忍。也慈悲。

说回最后那天。我们先是QQ，再是微信，最后还是必须结束。他说我走了，你自己珍重。立刻又说，珍重不好。因为禅宗公案里，珍重就是再见的意思。

我想说，难道再也不见？但是我只说，去吧，快去吧。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说嗯。

自从我在一次争吵后，从此拒绝接受视频邀请，他再也看不到我这边的表情。这个“嗯”字一出，我这边的情绪基本也是安宁的。微笑着没有流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还在想我最后说的话，竟然是快去吧。

而“嗯”是特别老实的一个字。可以想象他的表情也同样是宁静的。

就好像两只相跟着游了很久的鲸鱼遥远地用鳍挥了挥手。然后就渐渐消失在各自的视野里。大海那么大那么无穷无尽，很快茫茫莽莽的水域中就再也找不到彼此了。此后余生。此后余生。

[二]

我一直待在原来的城市，原来的公司，原来的家。QQ、微信和邮箱都天天登陆。手机号码也没有换，一天二十四小时保持开机。然而他再也没找过我。他大概也终于失望了，或者终于发现时移世易，一切恋爱的致幻术尽皆失效。我们都那么骄傲，最终一定不会在一起的，因此再纠缠往复，说爱啊，不爱啊，等啊，忘记啊，或者互相指责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是我接受这件事还是用了比想象中多很多的时间。我本来以为他过两天可能会受不了再来找我的。也许这次他就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结果。比如说，我愿意为你来你的城市。我已经把那边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只想和你在一起，没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当然我指的是好的结果。而这些想象中的话全都没有发生。只是我太渴望听到，所以就在意念中听到了无数次。

这很奇怪，在他提出分手的那一刻，我明明告诉自己心已经可以死了。但是他反复几次之后，余烬又悄悄复燃了一阵子。当然最终还是熄灭。而且每一次死亡，都比上一次死得更透一点。其实他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希望再复合，至少再见一面。但是见面也不代表会在一起，一时在一起也不代表永远在一起。既不代表他会一直爱我，也不代表我会一直爱他。既然如此，与其俗套而涕泗横流地完成最后的告别式,我倒更希望在一个寻常天气毫无仪式感地离开。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既没有像第一次分手那样声嘶力竭地说：我恨你，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也没有像第二次那样文艺伤心地说：我最终还是会原谅你，因为我真的爱过你。是你的无所作为一点点消耗了一切。而我此刻只怀念当初那个深深爱着的自己。

事不过三。到了第三次仍然只能分手，大概就只能认命。互道珍重。就是他说过的，禅宗里珍重就是再见的意思。他却不知道或者忘了，所谓再见，有时候是再也不见。

[三]

我照常上班下班。照常和要好的同事们相约出去聚餐。初春的好天气照常在胡同遛弯，用手机拍刚绽出新芽的迎春和玉兰，照常在办公室贫嘴，哈哈哈笑出眼泪。需要大刀阔斧调整的只是独处时间。我以前很少看电视剧，一有时间就会打电话、旅行和约会。现在则花钱租了个百度超大网盘一部接着一部下当季美剧日剧英剧。实在看不动剧了，就把床底下这些年忙于谈恋爱没来得及看的DVD一箱箱拖出来，打扑克一样抽牌，抽到哪张看哪张。因为也都是自己一张张挑的，真看不下去的时候很少。一个晚上最多能看三张碟，通常看到第二部中间的时候，基本就已经饿得不能忍，只能踅进厨房多少给自己弄点东西果腹。

终于看碟看恶心了，有那么几个礼拜我开始热衷于每天照着一本《美味中西日食谱》炮制各种匪夷所思的介乎于“茄鲞”和黑暗料理之间的古怪菜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书里最常用到的食材居然是高丽菜、苏子叶和朝鲜蓟。高丽菜就是卷心菜，苏子叶就是紫苏，朝鲜蓟还要更罕见一点，长得酷似榨菜头，是一种类似加肥版霸王花的地中海地区蔬菜。我一直很好奇本书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来头——虽然名字叫苏西黄，但也极有可能是河北某县城的苏西黄呀——因为书里信手拈来的食材中国普通超市里压根买不着。但鉴于我手头机缘巧合恰好也就只有这么一本菜谱，与其下单重找一本新的还不知道是不是依然有这样那样的陷阱，不如随遇而安应对各种不可能的挑战。

照这食谱做饭永远缺这少那。甚至于三缺二。比如说一个牛油果樱桃西红柿煎羽衣甘蓝，不是买不到牛油果，就是勉强能找到甘蓝但并非羽衣甘蓝……最终只得凑合着拿生菜炒西红柿拉倒。新鲜百里香上穷碧落下黄泉京城茫茫皆不见，最多只能勉强找到干燥包装好的碎末。九层塔炒蛋里的九层塔也就是罗勒，只有麦德龙欧尚或者望京三里屯少数几家进口超市能找到，再有就是花鸟市场。然而自己亲手种的香草总是会舍不得拿来做菜，何况分量也不够。台湾经典菜式“苍蝇头”必放之物韭苔，并非每个菜场都有，只得改用春韭——说到韭菜就想起一个笑话，某留法学生惊喜地发现巴黎超市里居然也有韭菜出售，然而标签上的商品名译成中文，是“异国风味的草”。

也许每个国家最常见的食材，到其他国家的人眼里都会变成“异国风味的草”？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个体有限认知的局限里。——那么，恋爱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向对方索取的，往往是对方同样无法从我们身上获得的。比如坚定，信任，和设身处地的体谅。以及因爱之名提出种种要求的荒谬，和高级菜谱需要古怪食材的荒谬，也是一样的——

我猛然发现自己正在为他开脱。时值一个周日的中午。阴天。厨房日光灯静静地亮着，一只不知何处飞来的小飞虫停在电饭煲边缘，翅膀仿佛被出口的水汽濡湿了一动不动。也许是被烫伤了。我用筷子轻轻挑起它送到窗外，又担心它无法张开翅膀摔死，神经质地探身望出窗外，小虫早已径直落到我看不到的虚空。又怔怔等了很久，突然一只很像它的小虫奇迹般飞过眼前，再次经过我的窗台，略一顿足，振翅往上飞去。

是它吗？它得救了吗？

小虫飞往江湖河海。而我却还困在厨房，和种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中。

小时候看港片，里面常有前辈规劝后生：做人就系梗啦。好又一餐，唔好又一餐。大意就是说，人生起落寻常。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喜欢这句话，做饭时默念数次，就好像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想。头脑里一片空茫，只有眼前的案板。以及正在拣择、洗净和切碎的肉菜。

北京颇有一些专供外国友人采办食材的市场，但不知为何离我家都极其遥远，去一次殊难成行。因此七拼八凑——毋宁还是说缺这少那弄出的饭菜，和菜谱实际要求的成品相去千里。然而这也没有办法，只能把它们凑合着弄熟，下咽，果腹。

然而这最基础的要求同样难以达到。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做了椰奶香茅西米露布丁当甜品，吃后却腹泻不止，在床上疼痛辗转了十多个小时。

每当这种时候，孤独感就会比平时更强烈地侵袭肉身。每当这时，也自然不能去深想某人曾专门来北京陪我去那家医院看胃病的往事。虽然只是不久之前，但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中文里没有过去完成时是奇怪的事。一切都过去了。早就过去了。

事实上，他陪我去看过病的医院就在我家附近，甚至是每天上下班去地铁站的必经之路。前阵子我去附近超市采购食物，还曾进去上了个厕所。

看病是在去年十二月底某个傍晚。分手在二月。而再进那医院是三月初的一天晚上。我走进医院时急诊挂号收费处窗口早已空无一人，大厅也只剩下零星几个不知是病人还是家属的人在游荡，连天花板的白炽灯都灭了一多半，光线昏暗得很凄凉。从厕所出来，我突然注意到门诊楼的入口上方左侧用醒目红色大字写着那行著名的南丁格尔誓约：

余谨于上帝及公众前宣誓，愿吾一生纯洁忠诚服务，勿为有损无益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当尽予力以增高吾职业之程度，凡服务时所知所闻之个人私事及一切家务均当谨守秘密，予将以忠诚勉助医生行事，并专心致志以注意授予护理者之幸福。

在它的右边并排，又用更大一点的黑色楷体写着希波克拉底誓言：

1．请允许我行医，我要终生奉行人道主义。

2．向恩师表达尊敬与感谢之意。

3．在行医过程中严守良心与尊严。

4．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第一位。

5．严格为患者保守秘密。

看完两段誓言我只记住了同一个词：“秘密”。谨守和保守毫无区别，不同的，只是每个人的秘密。独自站在这四面来风的医院大厅里，仿佛许许多多人世间看不见的秘密正探头探脑地向我靠拢，走近，争相发出窸窸窣窣的叹息声。病痛、恐惧和情感都是秘密。是谁说的，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永远无法向人隐瞒？

咳嗽。贫穷。爱。

那么我最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是依然无法止息的爱，还是无法继续自欺欺人的不爱？突然间我感到衰竭，累得没办法直起腰来，只能很慢很慢地蹲下身子，把头埋在双膝中间——

不到三十秒，有人走过来问：你怎么了？

我还并没有真正流出眼泪。一切都来不及酝酿。来不及等待。来不及遗忘。我缓缓抬起的脸神色想必不大好：没啥，就是肚子有点痛。

起身太快，一阵晕眩。并不是偶像剧的情节——偶染小恙深夜急诊的富二代偶遇失恋女青年，天雷勾动地火，互救于倒悬中——来者不过是一个圆脸的夜班护士。

也许因为我脸色不佳，护士的表情甚是关切：急性肠胃炎？你挂急诊号了吗？

我随口说，挂了。

孙医生的号？现在肠胃科就他一个人在。要不要我扶你上去？

不用。我再上个厕所。

狼狈地在充满难以描述气味的厕所隔断站了五分钟后，料想护士小姐泰半走了，刚打开门把头伸出去，但见那张圆脸站在厕所正中一脸忧色：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这就上去。

确定不用我送你？护士大概新分配来不久，仍然充满南丁格尔谆谆教诲的职业热情，看上去决心对这大厅唯一一个急诊病人负责到底。

我自己走没问题。我飞快地从她身边闪出厕所，简直慌不择路。

喂，你走错方向啦！她紧跟在后面大喊。

我不再回答，逃出了医院大门。

外面空气凛冽，天上甚至出现了久违的星星。几近完美的华北春季星空图，大熊和仙女在广阔遥远的苍穹清晰可见，也许过分明晰因此显得过分冷漠。天大地大，我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自由自在地展示软弱。在家里是自己不允许。在外面，是所有其他人不让。

眼泪终于还是适时流了下来。在阴险的小刀也似的风里缓缓滑过脸颊，很长时间都不干，风吹过冰凉，刺痛。因为有盐。

[四]

三礼拜后迎春花将要开败而某人依然杳无音讯。大抵真的断了。我已经把所有的底牌摊开而他最终做了决定。我必须接受。

既然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既然太阳每天都会升起，而这个不时发作雾霾的世界离真正末日还远。既然我还好端端地在原地活着，除了犯了一次肠胃炎之外，并未伤筋动骨，短期内也并无精神崩溃的迹象——记得一次他说过：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得抑郁症了，你都不会得。你这么骄傲，断然不会允许自己崩塌。

而我当时说什么呢。我好像笑着说，是啊。

是啊。因此离开我是可以放心的。

我对自己说，改变了的只是人生规划。一生一世的期待被一盆冷水浇醒之后，必须重新部署。其实这也没什么——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无数人心如鹿撞地去爱，更多人正经历黯然神伤的分手。这当然也不是我第一次失恋，只是成年后最用心费力的一次。也许只是因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无所保留。结果却一如既往一败涂地。因此再也不可能比这更糟了。不可能了。

如果之前的镇定不过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尊严，此刻却变成小型崩溃的起点。不知道为什么，从第三个礼拜起我脸上突然开始大规模过敏。先从鼻子开始，向着两边太阳穴急遽蔓延。一种细小如蚊叮的疹子像雀斑一样均匀洒落面颊，每天都比前一天数量更激增一倍。这对于从不长青春痘的我不啻于毁容。失恋并没有让我瘦削，憔悴，变得深刻，而是换了另一种更直观的方式让人看上去一目了然的糟糕：不值得被爱。不可能翻本。

倘若真有上帝，他一定是个落井下石爱好者。

我为此不得不请了整整一礼拜的假。现在才年初，就把今年的年假彻底完全地奉献给了过敏君。上厕所时极力无视镜子里那个一脸麻子的陌生人。那个自以为强大理性无懈可击的自己徐徐消失在无数生理性的红斑后。

如果这时候他突然出现，见还是不见？我在马桶上想了三十秒钟，结论是死也不见。哪怕从此误会难以弭除，也不能冒这个生死大险。

比镜中人更可笑的，是如此盛大爱情的残念，竟敌不过一场过敏。

这时我终于开始庆幸医院就在家马路对面。请假后翌日清晨，我戴上口罩，来到那个曾经让我仓皇逃跑的大厅，手持一本帕慕克的《黑书》排队，约莫半小时后，成功挂号变态科室一室的主治医师王医生——没错，过敏就是一种变态反应，和情人之间的谑浪笑敖不是一回事——也许也是一回事。

医院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你可以看到无数囿于软弱肉身的人们匆匆行经于此。绝大多数看上去无助，疲惫，听天由命。即使是有人陪着过来的患者，脸上也很少流露愉悦表情。每个人都低头扬眉想着自己此刻被选中的痛苦，和一些显而易见的丧失。

是苏珊·桑塔格关于疾病的隐喻：

我写作那本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

……

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此刻我正大步迈入这一国度。尽量放弃联想，也不可自怜。我应该喜欢这个国度，因为这个国度似乎和罗曼司全然无关。此处因为过于现实似乎没有半点爱意可孳生的冷酷仙境，只有生、老、病、死、怨憎会和求不得，而没有爱别离。然而就在出了电梯门快要到诊室的路上，我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牵着一个看上去略微年长的女人的手在候诊厅并排而坐。也许是在等待叫号。看不出是谁是患者，两人没有任何亲密的动作，没有交谈，甚至没有看彼此一眼。我却好像白日撞鬼一样清清楚楚看到了爱情。头脑嗡的一声。心脏随即一阵绞痛。

眼泪嗒地刚落下就被口罩迅速吸干。这时我听到了广播在叫我的号码。

和你说话呢。你看病，还不取下口罩？桌子前的王医生皱着眉，看上去脸色比我还不善。

噢。我取下口罩。同时想象他和周围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又像沸水浇过花坛植物。刚才流过的眼泪早干了。

然而王医生保持了某种可敬的职业镇定。你这像是起风疹了。最近吃错了什么东西？

我神情呆滞，把之前自己烹调过的食物能想起来的都一一报给他听。才报到第五个王医生已经不耐烦了：打住打住，你当自己“报菜名”呢。说起来，大姐你煮的这都嘛玩意儿？没毒死就算不错，亏你还知道怕过敏。得，告诉我最后一次吃的东西就成——过敏又不是狂犬病，没那么长的潜伏期。

和风牛蒡炒鹿尾菜。我想了半天，说。

啥？牛啥？

牛蒡。我说。

——嘛，蒡？我是说，那个蒡字咋写？

听口音是天津籍小哥，对自己的贫嘴完全没有自控能力。平时应该爱听相声，没准是德云社爱好者。也可能被我的报菜名逗的。在这年复一年枯燥乏味的看病生涯里，并不是每天都能遇到像我这样过敏过出某种喜感的病人。

那天除了那啥蒡，还吃了什么？

我说，那天是周末。早上吃的是自制酸黄瓜火腿三明治，中午吃的是网上买的螺蛳粉。叫什么先生有限。

到底是螺蛳粉先生，还是水平有限？先生有限又是个嘛玩意？

王医生，你也爱吃螺蛳粉？我惊喜地发现面前这小哥是同好。

爱吃咋的，你要请我？他冷哼一声。如果是你买那牌子还是算了，我也怕过敏。

房间里唯一一个护士笑出了声，如果那短促的一声“嗤”算是笑的话。我不无窘迫地看了她一眼，登时眼前一黑：不不，你们猜错了。她并不是那个深夜哭着喊着非要帮助我的圆脸护士。她是另一个青春痘长得比我过敏还要放飞自我的小护士。看到她之后我心情更加沉重了。如果连同科室护士的皮肤都不能治疗，那么患者也很难对自己的治疗前景持乐观态度吧。

沮丧之下我再次没听清王医生的话：喂，听到我刚才说的了吗？

啥？

我看大姐你最应该去的是耳鼻喉科而不是我们这儿。这辈子就没见过你这么耳背的患者。

对不起真对不起。

喏，刚给你开了单子。先吃三天的扑尔敏，配合桑竹风疹消一起。照说明书剂量按天服用，别自己任意加大剂量妄图揠苗助长。那什么先生有限的螺蛳粉，这两天就算馋死也先别吃了。笋是发物，牛蒡也是。现在还没确定过敏源，最好是连喝三天白粥——贵家族并没有白粥过敏史吧？

好像是没听说有。我赔笑道。

门被嚯地推开，下一个病人不耐烦地伸头进来。王医生瞬间恢复了老干部脸：这位患者听明白了吗？三天之后回来复诊。

药很有效，过敏果然一天好似一天。到了第四天，已经看不到明显红斑，只是少数地方仍然还有肿块，并不明显。复诊的那天早上，我鬼使神差翻箱倒柜找出一瓶喷雾。有个闺蜜给我从英国带的契尔氏的保湿喷雾带错了，买成了祛痘喷雾，我一直用不着。鉴于变态科小护士是我这辈子见过最青春逼人的人，把那个尚在保质期内的喷雾送给她，也算功德一桩。

刚到科室门口，就被人从后面拍了肩膀。一回头，正是王医生。看上去像是刚从厕所回来，我转头从肩膀后侧斜睨他，有点疑心他拍我的手还是湿的。

干吗？我手是干的。他说。

我扑哧一笑。聪明人总是让人更容易高兴一点——当初某个人喜欢我，也不过说我比别的女生更聪明。可是其实也许不然。凡人的贪嗔痴疑慢大抵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表演姿态，一样的虚弱愚蠢，有的人姿态略微好看些，有些人不。

基本上全好了啊。王医生声音提高八度，一语震醒梦中人。风疹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要不怎么叫风呢：风一样的疹子！

我听了也不禁一粲：是不是大变样了？一下子美得认不出吧。

认不出我敢从后面拍你，我不怕人喊抓流氓啊。王医生没好气道：你刚从电梯出来我就看到你了。就是忘了你名，光记得牛蒡了。要不就叫你牛小姐。

很奇怪的，我们才见过两次，已经很像老朋友了。我笑道：牛小姐不是来送锦旗的，王大夫您可千万别想多了。对了，你房间的小护士呢？

谁？噢，你说痘痘龙？

这名字倒是贴切。我大笑。

痘痘龙今天轮休。找她啥事？

我扬了扬手里的喷雾。他接过去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明显英文阅读能力不俗：作为一个患者，你真是反客为主到极点了，居然反过来给医护人员送药。喂这不算职务贿赂吧？

最多算洒向人间都是爱——贿赂你们一冷门科室有啥用，我都风一样地好了。

那我替痘痘龙谢你了啊。要不，咱加个微信，我把她名片转发你？

好。

互加微信的时候，我注意到王医生的无名指上有一枚戒指。大概是白金的，冷冷地闪着光。心底微微一动。然而也并不当真多么失望。也许我只是想找个有趣的人说说话罢了。不管是圆脸护士、痘痘龙，还是王医生。只要是分手之后认识的陌生人，都仿佛具备某种把我拉出泥潭的力量。

也许我只是需要确认一点：除了以爱之名彼此折磨的那个人之外，这个世界上可以轻松交谈、能让我们笑的人还有很多。哪怕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背后都可能有着一个自成体系的美丽新世界，等待被探索和发现。

和他在一起的一年多，我却完全掩面不看四周，坚信不疑一切都没有他重要。他就是我的全世界。然而这个世界的末日到来得竟如此之快，现在新世界又在废墟之上艰难地重建中。或者说催生：虽然还怯生生地沾满血污，非常幼小。要么就是重新打开：虽然新生活的打开方式，不过是急性肠胃炎、皮肤过敏和一个油嘴滑舌的已婚男医生。

但是。能打开就好。

[五]

一礼拜后我回到公司上班。所有的同事都若无其事安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除了我隔壁的小田，几乎没人注意到我的离开。我不禁想，就算我辞职了，对这个单位的影响大概也微乎其微。然而此刻对于我而言，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却无与伦比。它让我可以和人有合理而不至于过度消耗的相处。它如同无数根绳索可以拴定涣散的心神，不至于让我继续在自怜中迷失。

甚至因为专心致志我的工作效率都变高了。反应极快，举一反三。午休时小田突然问我：你最近怎么不打电话了？

她终于发现我不再在中午给某个固定的人打电话。躲在办公室的楼道，背对着所有人，低头喁喁细语。通常是笑着的，少数时间表情严重。那些“严重的时刻”通常会说得更久，一打总归要一个钟头，甚至影响下午的工作。还好老板足够年轻，足够宽容。还好是异地，可以通过深夜加班来弥补。

我说，嗯，不打了。

没事吧？她试探地问。

我说，没事。就是分手了。

啊，一直觉得你最近不太正常。果然。

什么叫不正常？我面无表情道。上班时间打电话哭哭笑笑，这就叫正常？

你受刺激不轻。小田怯生生道。得，不惹你了。

我说，没有，我只是觉得自己此前非常可笑。

小田迷惘道，可笑？可是谈恋爱不是人人都这样吗？

我说，是吗。我就是觉得好像生了一场热病终于好转了。一好就觉得无稽。

说好就能好？

好像好了。我说。过了一会又说，我不知道。

小田特别懂事地说，真好了就是不爱了吧。可是爱过就没什么可后悔的。我觉得你也不怪他，其实。

我不再说话。

虽然无悔，却很难说真的无怨。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有恨。恨他不肯配合完成我的梦想，恨他的人生规划中未必有我。恨这段关系也许早被视同鸡肋，苟延残喘这么久，都是回光返照。恨他一直不够珍惜。恨他不设法挽回。我当然也不能说，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这书2009年刚出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万多个白领的QQ或MSN签名档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这句话。话不矫情，滥用矫情。我们都不是那样文艺和自怜的人。我连信都不肯再写，不过是因为不愿再用言语矫饰一切。

能够在一起的人，终归还是会在一起吧。不能，就说什么都没用。一切已经说得够清楚了。我的无能为力。以及他的无所作为。

说到底，也很有可能是不够爱吧。但是这个“够”字让人痛恨，因为咄咄逼人。永远尖锐地指向自身。因为每个人只能逼自己，对他人徒呼奈何。

我渐渐习惯了给自己做饭、并放弃追求奇技淫巧之后，一切渐渐驶入常轨，也同时开始变得怠惰。然而注意力不再放在烹调上，似乎也真的能好好生活下去了。就算只吃最简单的晚饭，我也不再会在半夜流泪惊醒——哪怕喝的只是几乎没有内容的白粥，饿醒后也不再在黑暗里蜷成一团，半天都无法从噩梦中醒转。只需下定决心离开温暖的被窝，然后走到厨房再吃一碗白粥，如此，就可以再次平静入睡。

因为一个人睡，渐渐养成了用热水袋的习惯。临睡前灌满放进被窝，可以持续供应一整晚的暖意，天亮犹有余温。可惜我睡得不算老实，半夜热水袋会被我不小心踢太远，偶尔也会冻醒。只好哆嗦着伸直脚尖去够，一旦重新碰到，那种温吞的暖意又重新回来，足够维持至少两小时的安稳睡眠。非常实在。

于是我想，斯时斯世，一个足够出色的职业女性为什么仍然会需要一个男人？热水袋比男人实用多了，晚上可以侍寝，无论是大姨妈还是肠胃炎，都可以缓解疼痛，用不着待着也不会闹心。关键价廉物美，用坏了还可以换。甚至还可以享齐人之福：单位一个，办公室一个。

当然偶尔也会出一点意想不到的事故。我就认识一个同学的姐姐睡到半夜，热水袋突然爆裂，烫成三级烫伤的。然而，这比例是多么低啊。我认识的那么多人都恋爱又分手、结婚又离婚，遇到不对的人的几率是那么大。而热水袋出问题的，身边终究不过这么一个案例。

[六]

可惜终究不能对着万能的热水袋先生长诉衷情。大约一个月后，我接受了第一次相亲。是我在北京的二姨安排的。

我从小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口中的早恋不服管的典型，现在终于进阶为自由恋爱若干次终宣告惨败的反面教材。我发小听说我要去相亲，专门打来电话庆祝：你也有今天！

我恨道：不过就是成了剩女，至于这么喜大普奔吗。

一直没有谈过恋爱的发小笑道：至少你这些年也没闲着。

没闲着什么？屡败屡战，还是屡战屡败？

别这么丧。结婚也不是你恋爱的主要目的。至少开心过。

是开心过，然后呢。我突然真的颓丧下来。开心过，才会知道失去多少。早知如此，我宁肯一直不爱。真气未泄，刀枪不入。

你少来。天生恋爱狂，现在才悔不当初，晚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至少一直很充实，人生经历比我完整。

是很完整。一次又一次完整的成、住、坏、空。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发小说。

我答非所问：最近春光大好了吧。找一天去大觉寺看玉兰花，再不去该全谢啦。

好呀。找个周末。你刚才说什么坏空？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在想，也许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恋爱。又挑剔。又敏感。还该死的过分骄傲。我根本不够爱任何人，而任何人也不能达到我的标准，大家都太理智，维持恋爱都困难，遑论结婚。

她哈哈大笑：这个我二十年前就发现的问题，你现在才发现？

我说，我比较蠢，非得扎扎实实碰这么多次壁才意识得到。

那你还相亲吗？

相。我说，答应了二姨的。总得见识一次人生才更完满。

我敬你是条汉子。发小说。这么触碰你底线的事都肯接受。

别假装你从来没相过亲。我笑道。都一样。

她在那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闷闷地说：伐开心。啪地挂断电话。

来吧。互相伤害吧。我看着黑屏的手机笑微微。也许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隐秘地嫌弃我。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恋爱狂啊，永远重色轻友，永远忍不住和人倾诉恋爱烦恼，更关键的，是认识二十年以来她一直都是单身，而我一直都在恋爱，永远没有空档，甚至有的还有短暂交集——不停地爱。不停地不爱。错误结束，只为了另一个错误重新开始。

是海子的诗吧。

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一顿饭接着另一顿饭。一个人离开再遇到新的人。周而复始，永无长进。发小大概早就厌烦了我的凡心炽烈轻易沦陷。也许只是因为识于微时变成亲情，一直没有放弃我。

第一次我试着站在发小角度看自己。有人可恋就变得骄傲和自以为是。水变清天变蓝雾霾都变得清新。一旦失恋又开始怀疑人生自我价值无限贬低。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至此，恋爱癌晚期患者假装看破红尘。不可救药的爱情宗教迷狂人士转向其他信仰。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究竟是为什么，落魄人生踉跄行至中段，曲终人散之际，居然还留下了那么几个硕果仅存的老友？

我该为此专门感谢上帝。阿门。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七]

相亲那天，我特意穿了一件趋保守的宝姿米色套裙。这颜色能显得我肤色白皙且精神。而且是一字裙。这样迈动双腿步伐无法太大，仪态势必斯文。口红是不褪色的香奈儿最新魅惑，试了几次，并不会沾在茶杯边沿露怯。对镜练习微笑。还化了淡妆。不是胡乱涂抹一层BB霜那种出门上班的妆，而是真正的先用爽肤水再用定妆水、先打底再隔离再粉底再上腮红那种。为凸显眼睛更大而有神，甚至还打了一层大地色眼影和睫毛膏。我一边捯饬自己一边忍不住想：也算对得起爹妈二姨七大姨八大舅子了……转念又想：都是成年人，还不是自己心甘情愿往下跳。何必撇清呢。

相亲对象的打扮和我预计中差不多。黑色西装革履，深蓝色衬衣，领带是淡灰紫千鸟格，看不出个人趣味，品位不算离谱。见面地点约在王品台塑牛排，台湾人开的西餐店，装修老派，服务尚可，因为性价比低，无需预订，饭点进来仍然空空荡荡。我翻了半天点菜本，最终点了一份经典小牛排套餐，相亲对象看都不看菜单就说：和你一样。

不是个喜欢吃的人。我想。不爱吃的人，无趣的概率通常更大一倍。

他看上去的确很像是个无趣的人。比我大三岁，长得不算丑，但也很难用英俊来形容。从坐在那里的身高目测一米七八到一米八。祖籍山东莱阳。声音普通，倒是听不出胶东口音。阿姨说他以前是公务员，工作七年之后下了海，创业挣了点钱，前两年离了婚，原因未详。离婚大概是婚恋市场上这位青年才俊唯一不太有利的条件了。二姨介绍情况时说：否则也轮不到和你相亲。

和我相亲怎么了？我条件有多一般？

阿姨不接话，又说：虽然离异了，但没孩。因此也算不常见的抢手货。能抓住就抓住，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她用的术语一套一套，甚至都不问我到底喜欢哪一型。也是，我喜欢有用吗？此前二十年，我谈过恋爱的，个个都是自己喜欢的型，结果呢？

入座之前该才俊帮我拉开椅子。算加分点，基本弥补了千鸟格略显娘炮扣的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俩一直在拼命找话题。每一句话都看似轻易实则百上加斤。我们就像两个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的羽毛球选手，彼此都根本接不住对方发过来的球。我爱看英剧和日剧，最近正在研习《空王冠》、《贤者之爱》和《无耻家庭》。他最近看过的影视作品是《芈月传》、《余罪》，电影则刚看了《釜山行》，问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怎样，能看吗。我只好坦言不大了解。职业领域也不搭界：他自己当老板，做出口外贸，我是公司法务、小白领。学历虽然都是硕士，但一个是经管，一个是法律，学校一南一北，相差五个年级，找不到任何可能共同认识的人。甚至连饮食口味都南辕北辙：虽然点的是一模一样的小牛排套餐，但我留意了一下，最后他剩下的是西兰花和土豆泥，而我却把配菜吃了个精光，牛排连筋带肉剩下一多半。

这顿饭的萧条尾声，他看着我说，你吃得可不经济。剩下的都是贵的。

这差不多是他整个约会期间说过最有趣的一句话了。

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几乎同时决定终止艰难的谈话。他先瞄我一眼。我赶紧说：真不好意思，突然想起来还得去买点东西。他说，正好，我也有点事要回公司处理。谁也没有提续摊的事，他开了车过来，也没说要送我，我站起身来对他露出八颗牙齿的甜美微笑，感谢他请我吃的这顿不算便宜的晚餐，双方就此江湖别过。如无意外——和彗星造访地球的概率一样低——此后也应该不会再联系对方。

一个半小时后，我都已经窝在家里开始看碟了，二姨气急败坏地打给我：对方说对你印象还挺好的，但问你是不是不太喜欢他这一型。你是不是态度太冷淡了？！

我说，啊，不可能——我是说不可能他对我印象还挺好。

她恨恨地说：反正以后你别想我再替你介绍对象！

[八]

这次分手之后的后遗症之一，是我发现我变成了一个非常直接和冷淡的人。以前拒绝任何一件工作，都会思前想后很久。现在似乎活开了。这让我身边的人多少都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好在我提高的厨艺部分挽回了失去的人心——我现在已经开始带自己做的甜品上班了。

每当我把纸盒打开，总有那么一群人好像苍蝇见血一样嗡嗡围拢来。免费而真材实料的小甜点让同事们极尽谄媚之能事，可恨的是每次都有人要归结到这么贤惠怎么还不结婚的看似贴心实际不怀好意的喟叹上。

我第一次反应就很过激。做甜品和结婚有什么关系？

小田赶紧和所有人使一圈眼色。议论声就好像一排煮沸的水壶被陆续关火，动静此起彼伏，继续窃窃私语好一阵子才水定河清。

然而只要下次有不同的人加入，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慨就一直存在。后来我就不带甜品到公司里去了。大家哀叹了几次，也就忘了。

实在太寂寞也不是没想过领养一只猫。结果和三个不同的流浪动物领养机构分别填报了三次申请材料，从一开始相中的一岁银虎斑美短，到一只三岁半的中华田园四脚白，再到一只已步入中年的鸳鸯眼狮子猫，要求越来越低，而各种材料都一应准备齐全，却依然被三家机构以各种不同理由拒绝。后来才知道问题主要出在未婚上。没有配偶签字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养猫。未婚者原来是社会最大不稳定因素，如不定时炸弹一般让人不安，这样的人非但拒绝担负人类繁衍的义务，将来也极有可能随时遗弃领养到的动物。除非父母代替配偶签字，担保这个不稳定因素将来就算结婚也务必对猫负责到底。

然而我亲爱的爸爸妈妈都还在湖南。我给妈妈打电话说起此事，妈妈说，囡囡你不打算结婚啦？

我说，你们来北京吧，和我一起住。现在租的房子虽然小了点，但在城里，交通挺方便的。离青年湖公园也近，你们没事可以去遛遛弯。我也一直在申请两限房，快有希望了。回头再养只猫，大家会过得很开心的。

神经病。都是小孩子话。她说，你二姨都和我说了，你现在状态特别不稳定，我也赞同那些机构的意见，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猫。我们在老家住惯了，手头也有放不下的事，没空过来照顾你。倒是一直在给你攒钱准备买房。对了现在你家附近的房价到底怎样了？三万？四万？

八万。所以房子的事就先别考虑了。我说，不过，我都这么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在你们身边尽孝。我一直挺自责的。

那边久久没有声音，也许是被八万吓到了。我喂了几次，妈妈才说：要不你认真考虑一下回来？长沙发展也不错的，离家又近。现在北京的房价……

这不是重点。我喜欢北京。我说。而且我也习惯在这了。

你又没在北京结婚，北京有什么好的？你一直一个人租房子住。她那边声音明显哽咽起来。一直让你回来，说什么也不听。前不久张阿姨还问我你结婚没有。她家那个儿子也是……

妈你别说了。

好好好不说了。回头二姨要是再给你介绍，你态度千万好点，啊？

我放下电话。原本是要他们远程签字同意我养猫的事，但是领养一只猫居然也这么麻烦，在家从父出门从夫的——那就算了吧。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秘而不宣的单身歧视。事实上，结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两个家庭至少可以一起买房子。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万事艰难概莫能外。无论是进入一个城堡，缔结一段看似幸福的婚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长久住所，还是领养一只猫。

然而那个能让我幸福的最大可能性依然存在于世界上某个地方。另一个看不见的城市，房子同样很贵。必须咬紧牙关，才能时时忍住联系的冲动。那么多的社交工具和联络方式，恢复联系仿佛是轻而易举的，不联系才变得困难。

分手三个月后。每隔十五到二十分钟我仍会神经质地打开手机微信，看他有没有联系我。微博豆瓣邮箱也是一两小时一刷。我仍然渴望知道他的动静。想确认这个人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没想过去他的城市看他。给他匿名订一束花或者借路人手机编个理由让他出来，远远地看一眼再泪流满面地回来。这些疯狂的小事我都想过，然而没有去做的原因，不过是觉得虚无，以及丝毫无法改变现实。但这现实对于他人毫不重要，因此也就不必再提。

我对发小说：我不怪他。只怪自己刚好爱上了一个软弱的人……爱上的时候只想拼命去爱，并不知道一个能力不足的人，遇到另一个能力不足的人，结局只能如此。与其泥足深陷互相毁灭，不如让痛苦提前到来吧。晚痛不如早痛。靴子落地。飞蛾扑火也有扑不下去的一天——

发小说：深奥，我还是听不懂。但是你长得这么好看，说什么都对。

我说，滚。

也试过求助专业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听完我的案例，说，你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你们在一起太难了。勉强了结果也未必会好。

但每当这时我总是很生气。我为什么要付钱来听随便什么路人都能告诉我的废话？

心理医生看看我脸色又说，不过如果你非常喜欢他，当然你也可以放下一切去找他。这样至少试过了不会后悔。

这句话也是随便一个闺蜜损友都说得出。可是如果一定要一个人低到尘埃里放弃一切尊严才值得被爱，我宁可先放手。

那些鸡汤公号又说，要做最好的自己，才会吸引更好的对象。女人不狠，地位不稳。你值得更好的对待，展望更光明的将来——

可是我并不要吸引更好的对象。也不要什么前途。

人又不是靠前途活着的。如果迢迢前途，也不过是随时可能变质的爱、婚姻、房子，和一两个跑来跑去的小孩。

我目前所想要的，不过只是想从这一段关系里尽量完好地走出去。完完全全凭借一己之力免疫，自救，康复。不需要别的可能性，不借助任何一个别的人，不需要任何虚幻的幸福保障。也不必安慰。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

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在看了至少五十张碟一百集美剧之后的某夜，时间已临近我最爱的初夏。芍药和刺玫在小区的花坛里竞相开放，桃红鹅黄，充满明艳不可言说的希望。花店里也开始摆上花瓣洁白枝叶油绿的栀子，一束束非常之香，香得像从童年一直馥郁到现在。

新世界里仍然充满无用而美丽的事物。

这时我终于对视听耳目之娱彻底厌倦，转而开始扫荡架子上的存书。看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时我突然想，也许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红玫瑰和白玫瑰》的一个情节。几乎每个人都看过的，娇蕊在公交车上重逢佟振保那一段。

娇蕊点点头，回答他的时候，却是每隔两个字就顿一顿，道：“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振保把手卷着她儿子的海装背后垂下的方形翻领，低声道：“你很快乐。”娇蕊笑了一声道：“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振保冷笑道：“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娇蕊并不生气，侧过头去想了一想，道：“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是的总还有别的。我想象未来有一天再遇到那个人，也许不一定是在公交车上——那个时候我们也许都老得不能坐公交车了。也许是在病榻前，也许在意想不到的任何别的地方，地铁站，商场，电影院。他如果问我过得好不好，我也可以说，好啊；生活里除了爱情，也总还有别的。那个时候，他会想起来这是红白玫瑰里的话吗？会记得我们当初是一起看的田沁鑫的青春版话剧吗？舞台上佟振保痛哭的时候，我也正好在黑暗里漫然流了一脸的眼泪。但我并非不知这是张爱玲二十四岁写的小说，她那个时候还年轻，还充满了女性主义惩戒男性的小小心机。等到她写《小团圆》也许才知道，和故人的重逢如无意外，永远不会发生，纵使重逢，悔恨也不可能当面展示。毕竟那么多时间已经滔滔地过去了。很多对错，时过境迁渐渐就不记得了。纵使记得，也不再重要。

振保看着她，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娇蕊道：“你呢？你好么？”振保想把他的完满幸福的生活归纳在两句简单的话里，正在斟酌字句，抬起头，在公共汽车司机座位右边突出的小镜子里，看见他自己的脸，很平静，但是因为车身的嗒嗒摇动，镜子里的脸也跟着颤抖不定，非常奇异的一种心平气和的颤抖，像有人在他脸上轻轻推拿似的。忽然，他的脸真的抖了起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他的眼泪滔滔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这完全不对，然而他竟不能止住自己。应当是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她也并不安慰他，只是沉默着，半晌，说：“你是这里下车罢？”

但纵然知道这一幕不会发生，这一切报复的铺排都是假的，假的，假的。我仍然没有办法不用这一幕来安慰自己。很远的将来。总会有一天。

发小说，你这次坚持时间很久。不错。

我笑道，那也许是因为我真的老了。开始心如古井了。

她说，少来。真如止水了，我们将来可以一起去养老院呀。《桃姐》你看过吧？

我说，好啊好啊。现在开始攒钱，应该没有问题。

到时候你要是身体好，要给我擦身翻身噢。发小撇撇嘴。护工总归没那么靠得住的，那些小年轻，一心就想着谈恋爱。瞎七搭八。

万一你活得比我久呢。我说。我应该会早死吧，一个人独居的话。

她瞪大眼睛看我。亲爱的，你真的那么怕一个人吗？

我说，没有，我前所未有地爱一个人。爱自己。I am my own Lord.

发小说，还有我。我也爱你啊。

认识快二十年了，还有必要这么肉麻么。

她大笑：那好吧，那快把那个王医生的联系方式给我，我也去见识一下天津段子手。还有那个拉椅子的青年才俊的，也要。

给你都给你。我哈哈哈哈。我投王医生一票，但是他得先离婚。God bless you, Eva！

她正色道，我们都是Eva，永远的夏娃，永远的女人。莎翁说过，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圣经》里那个回头变盐柱的，是不是也是女的？

但美杜莎也是女的。我笑着说。看到她的人，都会变成石像。男与女，永远互相伤害。战争永无休止。

[九]

分手第十一个月，季节的时针再度拨回冬季。那些春天和夏天开过的花都纷纷凋零，只有月季的种子依然红红黄黄停留在枯枝顶端，又刺刺啦啦地从那些篱笆的网眼里漏出来，提醒路人那些好天气曾经有过的明丽和芬芳。这时候街上突然开始流行起来一种共享单车来，各种品牌，也都红红蓝蓝黄黄，很鲜艳，部分弥补了冬季街头颜色的匮乏。

时间一直在往前走。在消磨。某种程度上，也在蜕旧换新。

也在重蹈覆辙。

我有一天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房间里有人在给我做饭，仿佛回到小时候的寒假，房间渐渐充满南方饭菜惊心动魄的香气。唯有饭菜香才可以穿堂过户，而其他化学香氛则并不。冬日特有的暖阳穿透玻璃窗如瀑布一般大量慷慨地泼洒在靠窗的床上，我赖在晒得又暖又轻的被子里不肯起来。越来越香，香气一一化身实有之物。青辣椒炒腊肉。小白菜芋头汤。红椒腊八豆炒牛肉丝。米粉肉。多么奇怪，全都是我的拿手家乡菜，不需要菜谱也仍然会做的。一顿饭连着另一顿饭。风后面是风。道路前方还是道路。但是这次不需要我给自己做。有人在照顾我，出于真正的爱，爱啊。而今天也不用上学上班，可以一直觉睡到中午。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在厨房里为我忙碌不停的那人就是他而不是妈妈。一种久违的安全感缓缓升起，比阳光的温度更无处不在，更煦暖光明，更教人安心。这时窗外天已经慢慢慢慢全黑了。空气无可逆转地冷下去，冷下去。饭菜香气如谦卑的奴仆悄悄退下，终于他亲自来到床边，轻轻俯下身。他说，饭好了，起来吃饭吧。但我只是像个病人一样又幸福又羞愧地醒不过来。

醒来之后我踢到了一个很凉很硬的东西。是那个凉掉的热水袋。

而今天的确是一个礼拜天，我从中午得以一直昏睡到现在。房间里没开灯——没人为我开灯——周围的黑暗渐渐聚拢来，睁大眼围观如梦方醒的我。这一刻世人离我委实十分遥远，肉身也渐渐变得轻盈，飘至窗口，顺着飘下去又蓦然回头。像那只小虫。像一片将化未化的雪花，一朵蒲公英，一片小极了的落叶。可以很轻地覆盖在大地上也可以随时在半空起舞。当发现爱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我便彻底得着了自由。光着脚跳下床，开始按照梦中的食谱给自己做饭。冰箱里这些食材居然样样都有。我感到非常快乐。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笃笃笃。笃笃。

我问谁啊。门外没有回答。过一会又开始敲：笃笃笃。笃。饱满的红椒切成薄片再细细切成丝。案板上还有蒜、牛肉和香菜。我想人世漫长不必慌张。先切完手头辣椒再说。再说。

初稿2017年3月20日

安翔路1号

二稿3月24日—27日

朝内166号

眼睁睁地，我们都看见有一只蝴蝶风筝断了线，急速坠下，缠在夹竹桃枝上，天空中另一只，却只是飞得更远。

盐井风筝

撰文　李静睿

[一]

夏天总是很糟。潮热中对别人的故事失去反应，别人对我大概也是如此。一切蒸发在空中，同情、怜悯、好奇心。半空盘旋，而不降落，因为始终没有下雨。

关静找到我，我不怎么愿意。夏天中我有自己的烦心事，一个专职做离婚案件的律师，自己也离了婚，却没占到什么便宜，毕竟前夫也是律师，发表过学术论文，业务能力略强于我。我没有驾照，那辆国产宝马5系归他，又把朝阳公园边上的两室一厅卖了，这笔钱还贷又平分后，我多拿了二十万，算是抵车钱——谁都买不起四环内的房子。我在鼓楼租了一套两居室，多少憧憬着还能约会男人，在后海喝完酒，顺势步行回来过夜。他因为已经有了再婚对象，安心把新房买在亦庄。以前我们也看过亦庄的联排别墅，小区里种满银杏，两层三百平方，小车库，小院子，一架子紫藤，一只狗，狗在紫藤架子下撒尿。两个律师稍微努力几年也能过那样的日子，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中途泄了气。

我不恨前夫，不过私下里也想过，如果他不存在，也许北京会是一个更适合呼吸的城市，好像浓浓雾霾天里，他是一颗吞咽不下的大型颗粒。好几次，刷到前夫的朋友圈（为了证明自己的文明程度，我们都还看对方的朋友圈，甚至偶尔互相点赞），我都会想，他要是突然死了就好了。不用死太惨，不要得重病受折磨，我也不忍心。脑溢血，或者心脏病，他一直说自己心脏不好，长年备有硝酸甘油，但一次没有用过，性生活进行到一半，他会突然停几秒钟，大概是怕死。那几秒中断意外漫长，我直直往窗外看去，没有霾的日子，天狼星猛烈闪动，让人更觉焦急。

关静打电话过来，我正在看大盘。卖房后的大笔现金找不到出路，我几乎全放进了股市，重仓五粮液，也没什么原因，家里亲戚都喜欢喝五粮液。我在三十一块进去，后来政府清理场外配资，一路跌到二十二，我又加了仓位，把均价拉到二十八，它现在一直停在二十六上下。并没亏多少，我还是较着劲，每隔三十秒刷新一下大盘，为一毛钱涨跌心情起伏，许久没有接过新案子，全身心炒股，渴望解套，大概没法接受在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又一次被死死套住。

天气苦热，离婚后我不大去律所坐班，租的房子朝西南，空调总是漏氟。收市前房间内温度达到顶点，我无意识又刷新一次大盘网页，看墙角翘起的复合木地板，房东留下的艳黄色简易沙发，阳台上堆满纸箱子而纸箱子又堆满灰尘，不明白一个差点买联排别墅的女律师，怎么会到了这里。那种希望前夫死掉的心情，又自顾自涌上来，混杂着罪恶、负疚和快意。

如果他之前死掉，我就还能住在那套房子里，朝阳公园边的房子。阳台上养了几盆花，月季和栀子，最后一次和前夫吵架，我们不知道谁把一盆满是花骨朵的栀子推到楼下，二十三楼，一声巨响。如果当时砸到路人就好了，我会站出来指证他，警察、检察官、法官，他们当然更相信女人，前夫会被判刑，路人最好不要砸死，这样属于情节较轻，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楼下并没有人，我拿着扫帚簸箕下去收拾，满地狼藉中，闻到栀子香气。前夫一直活着，没有判刑，没有心脏病，已经再婚，过得很好。

关静说了一半，我才渐渐听懂意思：“……不行不行，我哪里有时间回去，而且我没有做过刑事案，你知道吧，我一直就打打离婚案，从来没有进过看守所……这个案子，还是得找个有经验的本地律师。”

但关静没有放弃，她向来不容易放弃：“……你就当回来休个假，散散心，老闷在北京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大家都知道我离了婚，“看守所嘛，没去过有什么关系，去一次就认识路了……你就当帮帮林凌，她也是好造孽，肯定是失手嘛，要不然她脑壳有包要去杀人？……”家乡话用“造孽”说一个人可怜，我有时候也会自我感觉“造孽”，但不知道用哪种定义，动词还是形容词。

晚上八点，我同意接下林凌的案子。关静是我和中学同学的最后联系，没有她，我是一个和那六年彻底断交的人，我不想这样，有时候对关静近乎谄媚。我高兴自己被拉到所有群里：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我给每个群发红包。春节回家，有人组织聚会，在桥头烧烤铺，我也去了，吃五串烤排骨。排骨腌过了，酱油齁住喉咙，我没有选择；不知道怎么回事，排骨一直送到我这桌来，且只有排骨，如果想吃鲫鱼和鸡胗，就得换张桌子。关静那天不在，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不敢换桌，后来大家都说要拍合影，我赶紧理理头发，站在第二排中间，照片发到群里，断续有人说，“顾小梦还是长那样啊”，“真的，就是发型变了”，有人议论我，这让我安心，就又发了一个红包。

外面渐渐暗下去，却始终没有降温，我走到后海边，吃一罐老北京酸奶，水面蒸腾热气，风也只显扰人。湖中有开黄鸭子电动船的情侣吵架，船剧烈摇摆，我知道舱下水草疯长，如果船真的倾翻，水草会缠住手脚，四下喧嚣，呼救不易，一场没有凶手的谋杀案。但过了一会儿，船平静下来，路灯探照之下，我看见两个人并排挤挤挨挨坐在一起，齐心协力把黄鸭子开回码头。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混淆了方向，但最终还是开到了正确的路上，很奇怪，每个人最终都能回到正确的路上。

我坐在树下花坛石沿边，翻了很久手机，翻到那张烧烤铺合影。林凌在第一排最右，穿一件红色大衣，叶敏敏和她隔了几个人，穿蓝色大衣。暖黄滤镜之下，每个人都长得像，我记不起林凌，也记不起叶敏敏，照片中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小圆脸，长卷发，我也差不多如此，我穿一件驼色大衣。

警方指控称，2015年7月13日晚上八点二十七分，犯罪嫌疑人林凌趁人不备，将被害人叶敏敏推入一口正在漏气的盐井，后者脑部撞击井壁，当场死亡。林凌被控涉嫌故意杀人，目前羁押于贡井区看守所，我是她的律师。

[二]

吃过晚饭，我和父母散步到旭河对岸。旭河上有两座桥，刚下过雨，平桥漫水，应该是桥面的地方，现在浮着几个黑胶轮胎，有男人赤膊坐在轮胎上撒网捕鱼。我们走上大桥，摊贩们占满人行道，卖袜子、发饰、十块钱三条的内裤和西藏风格的绿松石项链耳环。有一家卖石榴，裂开两个作为样品，有玛瑙样鲜红的籽，我们一路没有说话，现在倒是商量起要不要买石榴，最后买了五个。

父母对我非常失望，看起来是因为我的离婚，其实是因为我在离婚后暴露的一切：三十九岁，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男人，也没有男人追求。三十九岁还要有人追求不容易，我从来长得不美，四肢细细，却有肚腩，皮肤发黄，粉底颜色一直不对，总像一张脸上浮动另一张脸。刚搬到鼓楼后的那两个月，我也晚上十点化好妆，走到后海喝酒。从小区到水边需要走一条石子路，高跟鞋走在上面有一种绝望的决心，但我一直坚持穿八厘米尖头细跟鞋。我换过不少酒吧和不少裙子，却一直没有人请我喝酒，始终没有。我也就放弃了，现在每天穿拖鞋T恤出门，喝老北京酸奶，坐在酸奶铺的塑料矮凳上。

在别的家庭，“律师”这种身份也许还能拿出来搪塞，但我的父母都在市司法局工作，都有点职位，见惯了畏畏缩缩没有案源的律师，顶着合伙人的头衔却出不起合伙人的份子钱，这更让他们一眼可以看透我的生活，看透隐藏其下的落魄失败。父母是关静一定要找到我做林凌律师的原因，司法局对案子说不上有什么具体用处，但听起来总更让人放心，更何况关静私下里对我说“肯定是要判刑的吧？那起码进去了能托人照顾。”我答应她，这没有问题，司法局管监狱。

拿着一袋子石榴继续往前走，渐渐到了老街，青石板两旁是黑瓦平房，每个人都坐在路边乘凉吃西瓜，把西瓜籽吐在石板和石板缝隙。爸爸突然说：“你代理的那个同学，叫什么来着，好像就住在这一带……死的那个好像也是，说是同一个居委会，现在分别派了人做两边男人的工作。”

我签了侦查阶段律师代理，只收两万，这个价格极低，却多少能弥补我在股市上损失的钱，在无人察觉的隐秘之处，我想盖住这又一场失败。和林凌的丈夫王云雷签好合同，拿到一万块首付款，装在一个用金粉印着“新春贺喜”的红包里，他讪讪说：“……家里找不到信封……”王云雷穿戴整齐，看不出住在老街，家中还没有独立卫生间，每天早上需要排队上公共厕所，关静后来说，那两万块是她的钱。

我们走到公共厕所，新近装修过，贴满一看即是公共厕所的白色瓷砖，作为居委会的业绩，门口放了几盆茉莉，尿骚味混茉莉香，晚风又带水气，让这附近有一种含糊的定位：穷，却又有点风情。承包公共厕所的是一对夫妻，大概就住边上，在门廊里支了一张塑料圆凳，两个人蹲在地上吃饭，各自抱着大碗，几种菜混在一个大铝盆里。我辨认出莴笋烧泥鳅和蒜薹肉丝，走过了才轻声对爸妈说：“守厕所的吃得还可以。”

空气中有天然气味，我以为是谁家煮汤扑锅，爸爸却说：“一直这样，快一个月了……上次井下漏的气还没散完，这两天下了雨，味道已经淡了。”

“那天晚上你们都去了？”

“去了，晚上散步的人哪个没去。”

东源井离市区不远，沿着旭河一直往下游走，有时候我们也走那条路散步，经过老盐厂坍塌的红砖房，瓦砾堆中长出藤蔓，结鲜红浆果。盐厂早就破产，留下极少工人生产沐浴盐和调味盐，东源井又出盐卤又出天然气，从咸丰年间一直生产到现在，老早就评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学有一次郊游，不知道怎么选在这里，大概因为井在半山上，前面有一块平坝，坝上稀稀落落长草，四周又有不结果的桃花。我和关静坐在一起，吃小圆面包夹火腿肠，喝同一个保温瓶中的热水。有两个人用渔线放风筝，两只一模一样的大蜈蚣，先并排飞得很高，后来有一只渐渐下坠，又缠到井上的天车。我记得班上最高的男同学试图爬上去取回风筝，我们所有人站在下面仰头望着。风筝没有取下来，天车太高，有工人出来制止，春天的风其实极大，我们下山的时候，那只风筝已经断线，往不确切的方向飞去。我忘记另一只蜈蚣的下落，我也忘记到底是哪两个人在放风筝，每个人都看起来可疑，林凌和叶敏敏，我和关静。

7月13号凌晨五点，东源井井筒出现故障，工人在维修井筒时发生坍塌，筒内发生堵塞。上午八点井筒疏通时，筒内被封存的气体和水由于压力过大，发生了井涌现象，导致天然气及硫化氢泄漏。下午六点，气场工人控制住危险，开始进场维修，到了七点半，饭后散步的人渐渐聚集在东源井，有些人靠得很近，想看到井下维修现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叶敏敏站在最前面，她掉下去前先惊呼了半声，但即刻安静下来，她死得非常快。井筒一直到当晚十二点才彻底疏通，叶敏敏的尸体被吊了上来，零零星星的几块，头发中混着她那部苹果4S的屏幕碎片。

开始都以为是意外，后来有个男人回家看手机视频，清楚看见林凌在背后推她的那一下，林凌本来站得有点远，但她突然挤开人群，猛地伸出手推向叶敏敏的腰。那男人报了警，刑警大队的人赶到老街时，林凌正在露天坝中打麻将，穿一条碎花睡裙，她那天赢了不少钱，被带走时还把那几百块胡乱塞到睡裙口袋里。

我们在青石板路尽头拐错了一个弯，不知怎么走到区里一个近一百年的教堂，一直说要塌，一直没有塌。院子里有四间房，围住一个小天井，没有人种过什么，却自顾自长出了橘子树和夹竹桃。外婆在世的时候，我陪她来过这里几次，因为她应承听一次福音给我五块钱，为了钱我听。我当然没有信主，和所有人一样，我被他人说闲话，也说他人的闲话。

爸爸说：“这里现在分了一半地方给社区做文化中心，每个月有两天市川剧团在这里免费表演……下次我们都来看看吧，还可以，有时候会演琵琶记。”

我不知道琵琶记是什么，但我说：“好啊，下次是几号？我叫上关静。”

[三]

我们本来坐在室外，觉得一点点雨不妨碍喝茶，但雨渐渐密了，关静又穿白色真丝衬衫，我们就挪到王爷庙里面。房间内开着空调，却不禁烟，我们先打两个喷嚏，然后都拿出了七星，开始抽烟后空气就舒服多了，潮气混杂烟雾，两个人有好一会儿不想说话。

王爷庙以前是戏楼，现在和城中所有带院子的古迹一样，不过给人打牌喝茶，卖十块钱一杯的青山绿水。庙建在河边石崖上，崖身上的“唤鱼池”三个字据传是苏东坡真迹，都说他在这里钓过鱼。庙内石壁上有“还我河山”，倒的的确确是冯玉祥的字。1944年抗战艰难，冯玉祥来城中发起节约献金爱国运动，筹到一个多亿，有大盐商一笔拿出一千五百万。

这些都是关静告诉我的，没想到她变成文化人。初中她成绩一直不好，读中专时花了一笔钱，后来又托人进了本地银行。我考上大学的夏天，去找她吃饭，在柜台前等她下班，看她穿式样古老的衬衫和一步裙，化红脸蛋和血盆大口妆，飞快数钱，数完一叠又重新从第一张数起，如此往复三遍。她后来跟我说：“第一个月就数错了，罚了两千。”现在关静是一家区支行的副行长，有个丈夫，但我们不怎么提到他，关静自己开车来接我，她先是开一辆福克斯，去年换成宝蓝色mini cooper。

反复打量自己的生活时，我总会想到关静，好像以她为坐标，我才能确定自我位置。可能她也过得不好，不然她为什么一直没有生孩子？为什么她从来不带丈夫和我吃饭？为什么有时候半夜三点，她会在朋友圈转“女人这辈子不能犯的十个错误”，她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她热衷于和所有同学维持联系，哪个生活幸福的银行副行长这么闲？这么想下去，让我更容易和她交往，虽然她的不好隐藏在“可能”的水底，我的却浮动在青天白日的水面。

这两年关静总是主动来找我，就像读大学和刚开始工作那几年，我志得意满野心勃勃，尚未意识到前方看似水泥铺就的大路，会渐次出现泥沼般挫败。我总是主动找她，那时候我是一个重点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律师，以结婚为前提谈了一个同行男朋友；她刚刚从柜台调到房贷部，几次相亲后也有了固定男友，我一目了然过得比她好，却没有好太多，这让我们的友谊持续下来，持续到她一目了然过得比我好、却没有好太多的现在。我们是两只蜈蚣风筝，开始并排飞在有风的地方，后来风太大了，她偏离方向，我则一路下坠，坠向今天。

以前我们当然也聊男人，后来这个话题渐渐退场，现在我们和所有闺蜜一样，聊眼霜、年终奖和包，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不再重要，而是真正重要的话题，我们都不再向对方——事实上是任何人——提起。我在婚姻中有过两次无人知晓的一夜情（不知道怎么回事，离婚后反而没有机会）；她有一次在唱歌间隙出去接了七八次电话，再回来唱《勇气》，包房内的旋转彩灯下，我看她泪光粼粼。唱完歌，我们一起去吃了串串香，我们依然亲密，只是不再知道对方生活中真正发生了什么，把一切秘密混混沌沌煮进这口油腻的锅里。

抽完第二支七星，关静问我：“你去见了林凌没有？”

“见了，难道白收钱不干活，见了两次了。”

“她怎么样？”

“能怎么样……看守所里……跟我说吃得还可以，因为我爸托人给公安那边打了个招呼……能吃什么？也就是早上能加个蛋，晚饭有点肉吧，我也是估计，我们哪能聊这么多……”

“那你们聊什么？”

“案情啊……你说律师和当事人能聊什么……”

“她怎么说？真是她杀的？”

有老太婆挑着扁担在茶馆内卖凉皮凉面，我叫了一碗凉面，嘱咐她多放蒜泥，吃了几口才对关静说：“对外人泄漏案情，你是想让我被吊销执照啊。”每桌都在吃凉面，都多加了蒜泥，浓烈蒜味让空气更显污浊，却盖住那些不想被说出口的话语。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关静却也没有继续问下去。雨下得更大，有男人进来避雨，又不想出茶钱，就扭扭捏捏站在台阶上，院子和室内之间的含糊地带。我无端端想到王云雷，他可能就会这样，舍不得十块钱茶钱。王云雷长得不错，像多次变形后的胡军，林凌也算得上标致，一对外貌中上的夫妻，在钱上面显见窘迫，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更让人觉得难堪。

我和关静都想走了，但下大雨还一定要结束闺蜜下午茶，好像会显得关系冷淡。浮在水面上的话题被一一打捞干净，连新叫的一盘瓜子都一颗颗剥完，我终于问道：“林凌和叶敏敏到底关系怎么样？”

关静在听一段微信语音，似乎是无意识回答：“还可以吧。”

“什么叫还可以？”

“……就是每次同学聚会，两个人也都来，也没听谁说她们有矛盾。”

“我爸说她们住得很近？”

“……是啊，都在老街那边，那两排平房嘛，以前老盐厂职工都住那边，厂里分的房子……你忘了？初中班上有几个从盐厂子弟校上来的，她俩都是……咦，这么说起来，她们应该小学就认识了，也许是幼儿园，盐厂都有自己的幼儿园……”

“她们到底在哪里工作？”

“开始也都进了盐厂，后来不是下岗了吗，就都自己找工作咯，帮帮私人老板，打打工。两个技校毕业生，你说能找到什么工作……林凌好像在商场里卖包，叶敏敏不晓得，她离了两次婚，你知道的吧？”

我不知道，但我意识到别的同学背后说起我时，提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这也不意外，在任何濒临冷场的时刻，总有别人的生活作为谈资，尤其是显而易见失败的生活，这在明处拯救僵局，暗处则拯救我们自己。关静也意识到了，她只能提供更多八卦，以让我们都忘记前面话中的暗刺：“……叶敏敏听说又要结婚了，这次找的人很可以，就是桥头那家羊肉汤的老板，你记得吧？我们去吃过几次的那家，他老婆去年死了……”

我记得那家，老板是一个油腻的胖子，怕有五十五岁，身上经年不散的羊膻味，羊肉汤是地道的，后厨院子里有整张带血羊皮。他看起来也是个好人，买单时总给我们抹掉零头，又送一杯极烈的柠檬酒，但我没有想到叶敏敏嫁给他，背后收获的普遍评价是“很可以”。离婚后陆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离异有孩有房，离异有孩有房但孩子跟着对方，最好的那个丧偶无孩有房，我想，回北京应该见见他，有点秃顶算不上什么问题。但也许他已经见过别人，夏天总让人着急，希望一切在冬天之前有个定局。

后来关静送我回家，开车十分钟，她的微信响了六次，在最后一个调头处，我突然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突破眼前的雨雾，抵达更清晰透明的地方。如果我想和一个人有清晰透明的关系，关静是我唯一的希望。我问她：“欸……这几年，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人？”

关静化了浓妆，睫毛长到不合理的地步，扑簌簌闪动时把整个世界遮蔽在外。她没有转头看我，半分钟沉默后，她轻快地说：“什么什么人？一个已婚妇女还能认识什么人啊？怎么啦，你是不是认识谁了？有照片没有，快发我微信！”

我也转过头去，看雨刷拼了命想挡住水滴和雾气，然而世界还是混沌难辨，我说：“随便问问，我也没有，哪里那么容易。”

[四]

看守所在龙洞村，去往富东水泥厂路上有个陡峭上坡，爬坡之后转左手再走十分钟，半坡上经过一个养鱼堰塘，周围摆几张白色塑料椅，这就算开了农家乐。看守所九点开始会见，我八点半到，堰塘边已经有人钓鱼，水泥厂的灰厚厚一层漂在水面上，有黑鱼浮出水面，以为那是鱼食。黑鱼凶猛，两排带状细牙列于上下颌，它们吞食青蛙、鲫鱼和泥鳅，最后吞食体型不超过自己三分之二的同类，它们精确估算，并不冒险。

林凌把头发挽成髻，橘色囚服背心里是一件白色T恤，衣服起毛，但都洗得干净，让囚服像刻意搭配颜色，如果不是手铐，她远远走过来，也就像是要和我坐下来喝茶。王云雷给她送过两次衣服，往消费卡里存了一千块钱，看守所里每个月可以用五百，买生活用品和零食。林凌跟我提过两次，里面有一种牛肉罐头，很咸，但汁水可以用来蘸馒头，看守所每天提供四个馒头。我们初中三年没有说过几句话，毕业后更是毫无联系，我从来没有想起过她，也疑心她根本不记得我是谁。但我们现在坐在栏杆的两边，聊起了咸牛肉、馒头和谋杀案。

案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辩护方向：那天井上的灯正好打在林凌上方，人群外围没有光，视频上看起来后面黑乎乎推搡成一团，人人都挤着往前，想让自己的手机镜头对准井内。林凌当然有可能是被后面的人猛推一把，她伸出手试图维持平衡，混乱中却没有注意到自己推向了小学、初中、技校同学以及邻居叶敏敏的腰间。

律师不能诱导当事人说出这些，会被吊销执照和坐牢。我只能问她：“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要怕，慢慢说清楚。”

林凌眼窝淤青，看起来睡不安宁，却不像害怕，只是再复杂的局势，两句话也就说完了：“……人很多，我站不稳……后来，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推到了敏敏。”

大概也就需要这些，但我确认了一下：“所以你根本没想要推她？”

会见室没有空调，门外四十摄氏度的感觉慢慢渗进这没有窗的阴阴房间，看守所小卖铺又只有一种袋装宝宝霜，白炽灯管下林凌满脸浮油，让我看不清她的脸色表情。她略加停顿，说：“……当然……不然你说我推她干什么？”

我点点头，在笔记本里记下这句。

已经没有问题，但会见时间只过去二十分钟，我总不能现在就走，没有九点半就结束会见的律师。我和林凌，就像我和关静在王爷庙喝下午茶一样，冷场片刻后，突然真的聊了起来。会见室里稀落有人，大部分律师更愿意下午过来，这样不用早起，龙洞村不通公交，打车来经过一段长长的土路，如果车上睡得不沉，会被凹凸路面反复叫醒。会见室没有装监控头，这让隔壁座位的律师和当事人放心聊起了多少钱可以取保候审（“十万哪里得行，十万你找哪个都搞不定，起码要十五万”）。偌大房间，只不远处有个警察，叼着烟玩手机，烟是“小熊猫”，我进门递给他的两包软中华被随手扔在旁边。

我自己也点了一支，看守所里律师都抽烟，也许这样会显得专业，也许是一种隐秘善意，让当事人在烟雾中有这一切并未发生的幻觉。我故作轻松，问道：“……你和叶敏敏很熟？”

林凌想用右手挠左手手腕上的一个蚊子包，但手铐铐得紧，我眼见她右手勒出红印，她狠挠几下，这才舒了一口气说：“很熟的……当然很熟，我们幼儿园就认识了。”

“你们两家常来往？”

“来往的……她以前那个男人和我们一起打麻将。”

“她到底为什么离婚？”

“能给我支烟吗……麻烦替我点一下……谢谢……”林凌用两只手艰难夹住那根烟，她看起来不常吸，在口腔里绕了一圈又吐出来，“谁知道她……可能是嫌以前的男人没钱吧。”

闲话一个死人让我略感愧疚，但又带来莫名快意，我说：“她后来找的男人倒是挺有钱的。”

“是，那个开羊肉汤馆的……”她不方便掸去烟灰，大半截掉在手指缝中，让人有焦煳痛感。

我又看了看时间，一个小时，是说得过去的会见时间，律师一般两周会见一次，我一个月来了三次，谁也不能说我应付敷衍。我正把笔记本收拾进包里，林凌抽完那支烟，把烟头放在栏杆上，细碎烟灰半浮空中，她突然开口说：“她打算搬家。”

我愣了愣：“谁打算搬家？叶敏敏？”

“她不是要和羊肉汤老板结婚吗？他们买了套房子。”

“在哪里？”

“威尼斯家园，三室两厅。”威尼斯家园里都是电梯公寓，有喷泉、棕榈树和不太干净的游泳池。我和关静去游过一次，水面漂动皮屑，游着游着突然热流袭来，除了有人在水中撒尿别无解释，然而这就是我们城中的高档小区。

我觉得不安，却又兴奋，像一个竭尽全力被摁进水里的气球，再也控制不了挣扎着涌出水面，我死死摁住自己的气球，却想看到别人的浮出水面，以证明我不是唯一一个藏起气球的人。会见室猛然间热到不能忍受，我穿一条黑色无袖连衣裙，清晰感觉到腋下濡湿，汗水顺着拉链一路流到腰间，我问林凌：“你不想她搬家是吧？”

林凌也站起来准备走了，灯管白光下她长得像我们每一个人：叶敏敏，我，也像关静，但关静多年没有素颜出门，游泳时她也用防水粉底和唇膏，我拿不准她现在的模样。林凌说：“是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一起的，要不是同学，要不是同事，要不是邻居……她要是搬了，以后见面都不方便。”

村口打不到车，我一路沿着坡往下走，在低矮的柚子树下徒劳寻找树荫。柚子结出拳头大小青果，隐藏在油绿树叶中，猛撞上去既觉钝痛，又觉清醒。堰塘边还是有人钓鱼，有条黑鱼躺在水红色塑料桶里，它转不开身，首尾相连就那么硬挺挺憋在水里，露两排细牙，灼灼烈日之下，它会死得很快。

[五]

去老街看戏前，我们在路边吃饭，关静点了一道黑鱼三吃：泡椒鱼片、酸菜鱼头、鱼尾鱼架做汤。我疑心在这个下午盛夏抵达顶点，每个人都出了一身又一身汗，但都夸关静菜点得好，黑鱼新鲜，应该是今天才钓上来的鱼。

吃完饭我们走到社区文化中心，今天演《白蛇传》，爸爸说，里面的钵童可以变八张脸。我记得《白蛇传》，以前陪外婆看过，一开始白蛇在峨眉山修炼，后来才去西湖，变八张脸的钵童是在水漫金山那一段。

七点半还有明亮天光，云被撕得粉碎，但大风卷起沙尘，让万物既暴露在外，又有藏匿之地。老街上挤挤挨挨，卖石榴的人几乎把两挑石榴放进了公共厕所的门洞，有人就在那门洞口讨价还价，买下几个石榴，装在水红色塑料袋里。好像城中所有人都赶来看这场免费川剧，我们陆续遇到小学老师、中学隔壁班班长和关静中专时的男朋友。他穿灰色汗衫，短裤却配皮鞋，手上抱着一个泡好茶的保温杯，关静装作没有看见他，他可能是真的没有认出关静。

他走了很远，关静松一口气说：“有时候真希望这个人根本没存在过。”

我们都买了一支橘子冰棒，香精甜到近乎于苦，吃到一小半就开始融化，滴滴答答黏在手心里。我突然问关静：“你还有没有希望过谁根本不存在？”

关静沉默片刻，忽然轻松起来，说：“有啊，我们行长。”

前方道路逼仄，却也有小孩放风筝，两只一模一样的蝴蝶，翅膀上画着繁复花纹，都飞得很高，好像在向那灼灼落日奔去。我想到多年前的春天，又问她：“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次去东源井放风筝？”

关静扔掉冰棒棍子，漫不经心说：“我们什么时候去放过风筝？”

“就是有一年春天呢？班上春游，我们好像一人放了一只蜈蚣。”

“不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一起放过风筝。”

“那是谁和谁放的？”

“谁知道，除了我和你，任何两个人。”

后来终于进了院子，夹竹桃似乎整年开花，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黑猫警长》，知道它茎、叶、花无一不毒，茎中乳白色汁液含有夹竹桃苷，0.5毫克即可致死，但夜色中那花开得正好，谁会去榨出茎中汁液？哪怕明知有毒，夹竹桃还是夏天里最美的花：玫红花瓣，鹅黄花心，最后结出青色荚果，像一个变形的小辣椒。

他们都排队去了，我先转到教堂这边，一个中年妇女端着饭碗，碗中有几块魔芋烧鸭，大概是吃着饭无聊，就四处转转，她正打算离开，眼睁睁地，我们都看见有一只蝴蝶风筝断了线，急速坠下，缠在夹竹桃枝上，天空中另一只，却只是飞得更远。

关静远远叫我：“……顾小梦！赶紧过来，你还要不要看变脸？”我答应她，往那摇摇欲坠的戏楼走去，我要看变脸。

我走到路的尽头，右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子弟幼儿园。走进去，看见一栋二层小楼，楼门紧锁。楼前的土地上，有一个跷跷板。我在跷跷板上坐了一会，虽然锈了，可还能翘动，只是对面没有人，只能当椅子。

跷跷板

撰文　双雪涛

刘一朵指着床尾的摇柄对我说，摇六下，是仰卧，能喝水。摇十二下，能坐直，他坐不直，往下出溜，你给他垫个枕头。我说，你铺垫了吗？她说，你自己跟他说一下。我说，还是应该铺垫一下。她说，他现在疼得一会明白，一会糊涂，你自己铺垫。

刘一朵比我高，大概高十五公分，主要是高在腿上，上半身我和她差不多，脖子我比她还长一点，主要是腿，腿长，胳膊也长。所以据我目测，我一下摇不了她那么瓷实，可能得七下，十三下。这是一间单人病房，窗帘和沙发是蓝的，上午的太阳一照，好像在透视。茶几上摆着几个橘子和一只细口花瓶，花瓶里没有花，暖气太热，一般花都死，刘一朵买了一盆仙人掌，放在花瓶旁边，像是一个自卑的胖子。夜里守夜的是刘一朵她妈，我叫阿姨，为了显得亲切，我不说你妈，一般都说我姨。此时我姨已经回去，睡在她家那张巨大的床上。床有四柱，上有木顶，极像轿子，床体极大，两米乘两米五，放于主卧。白天是刘一朵的班，她请了四个月假，遵医嘱，四个月差不多，顶多五个月，我叔也该走了。晚上有时我住在刘家，家的面积有点大，楼下一层，楼上一层，还有个天台。刘一朵说自己住，放个屁都有回音。我们几乎每晚做爱，就在她父母的那张大床上，乐此不疲。

这天是刘一朵的单位要年终考核，她非得回去做个陈述，要不上半年干的活就有点吃亏，如能评个先进，奖金也多了几千块，钱是小事儿，主要是一张脸。她在一家银行上班，事儿倒不多，每周还有瑜伽，攀岩，远足，活动不少。行里头有食堂，澡堂，乒乓球案子，台球桌，中央空调。只是沉闷，不太适合她的性格。相亲时听说她是银行职员，心里有点抵触，一是怕悬殊，二是怕无聊，见面之后发现大出我意料，说话像连珠炮，还能喝酒，喝完还酒驾。她把我送到楼下说，总结总结。我说，总结啥？她说，总结总结今天。我说，我是个工人，一辈子挣不了你这么一辆车。她说，你庸俗。我说，介绍人不靠谱，差距太大，我不是庸俗，我父母都是工人，我爸说过一句话，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以前不知道啥意思，今天坐在车里，知道了。她说，我爸过去也是工人，做手扶拖拉机。我扭头看她说，是吗？她说，什么是吗？我小时候还开过，三个档位，柴油的，一开直颠，跟骑马一样。我说，什么厂子？她说，小型拖拉机厂，后来改叫金牛机械厂，后来黄了。我说，我知道，在新华街上，现在厂房还在，好大一片，据说是工人不让拆，自己凑钱雇人，在那看着。她说，就你知道。我爸原来是厂长，那人还是我爸找的。我就在那的幼儿园长大的，幼儿园院子很小，没啥玩具，只有一个转椅，不知是哪个工人车的，喷成好几个颜色，转起来极快。我就爱坐那个，有一次掉下来，头顶磕了口子，现在还有疤。你摸摸。我伸手摸了摸，不太好摸，摸了半天，果然有，在头发中间，有一个肉的凸起。她说，头发都让你摸乱了。她摘下皮套，把头发披在肩上，皮套套在手腕，手腕纤细，腕骨清晰，成掎角之势，如同瓷器。她照着后视镜，把头发重新扎起来。我说，我开吊车。她说，你吃饭的时候说了。我说，三十几米高，上面就我自己，没人跟我说话，冬冷夏热，但是我爱开。她说，喜欢受罪？我说，安静。还能俯视别人，都比我小，我一个不注意，就能砸死俩。她说，当自己是上帝了是吗？我说，就是有时候高，待在高处，感觉特别。她说，你一个月挣多钱？我说，三千七，五险一金，如果我从吊车上掉下来摔死了，能赔二十万。她说，比我想象得多。我说，我开得好，你把瓶起子绑勾上，我能给你开啤酒。她说，我从那个转椅摔下来之后，我爸打个电话，把那个转椅拔了，换成了跷跷板。我说，嗯。她说，我没坐过跷跷板，我讨厌让人撅起来。嗯，长大了想法有点变化。我说，我妈那个厂子有个秋千，我……她说，你家有人吗？我说，有，我爸妈都在，估计在看电视。她说，下车吧。我拉开车门走下去，冷风一吹，顿觉刚才话多了，牛逼吹得也有点大。她摇下车窗说，明天你给介绍人拿条烟。说完把车开走了。

我叔在睡着。他不知道刘一朵今天要去单位，我当班。他过去见过我，在他家楼下，我站在那等刘一朵去看电影，这是我和刘一朵共同的爱好。确定关系之后，我想送个信物，既特别又不腐坏，如果有一天分手，让她还能记得我。我让厂里的车工给她车了一个铁花，铁玫瑰，那哥们问我，用喷点红漆不？我说，不用，就这铁色儿。他看着锋利的花瓣，说，这玩意过不了安检。我说，你他妈操心的还挺多，我骑车送去。刘一朵拿在手里看了看，说，看过《第五区》？我说，是，你就不能假装不知道？她说，走，看电影去。我和刘一朵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不吃爆米花，也不接吻，就是坐着看，看完吃饭。那天我等刘一朵下楼，先看见刘一朵，然后看见我叔，刘一朵看见我使了个眼色，我刚想溜，我叔说，找你的？刘说，是，我单位司机，一会我要出差。我叔微胖，穿着皮夹克，没拉拉划儿，肚子略显立体，腿短，也比刘一朵矮半头，可是腰板笔直，手里拿着翻盖手机，看上去能接通不少人。他走过来同我握了握手，说，那你辛苦。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说，那我先走，路面有雪，慢点开。我说，您放心。老司机了。他朝我们摆摆手，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那时他并没生病，或者说已经有了病灶但并不知晓。他三十几岁就戒了烟，很少喝酒，每周打羽毛球，理应对身体充满信心。

我叔动了动，应该说是蠕动了一下，手指的监控夹松了，我帮他紧上。监控器上的指标刘一朵教我看了一遍，心率正常，主要是注意血压，最近肿瘤顶破了十二指肠，有点便血。屁股底下垫了尿不湿，头顶上挂着一只血袋，这边拉，这边灌，有点像小时候的数学题。他的肿瘤原发于胰腺，这事情比较难办，癌喜欢开拓，胰腺又是枢纽，癌细胞从胰腺开始向上，攻陷了肺和淋巴，正在迫近南京，人类的大脑。最初的症状开始于几个月前，是丝丝拉拉的疼痛感，他跟我姨说，最近不知咋了，老爱岔气，肋叉子疼。岔气并不是疑难杂症，喝点热水放几个屁便好，可是人开始消瘦，肚子瘪了，腮帮子也像是秋天的山岭一样清癯起来。有几次岔气岔了一夜，没有屁，只是疼。我叔是条硬汉，听刘一朵说，年轻时有次在厂里让铲车撞出五米远，腰已不会动，还紧急给几个班长开了一个会，谈了一下安全生产的问题，到医院时，大夫说错位得厉害，人都快两截了，怎么还能自己走来？可是那一夜岔气，他疼得想给肋叉子一刀，我姨觉出不对，送到医院就没让走，直接住进了单人病房。晚了，手术已无意义。可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保密工作做得之好，全赖刘一朵的缜密，每一个来探视的人，她都要走一遍戏，对一下台词。我叔知道得了癌，但是很轻微，手术都不用做，化疗一下就能回家。刘一朵跟他说，咱家到医院有两站地，大夫说，做完两个疗程，你能自己走回去。那时我叔双腿已瘦得如同秸秆，他说，我想骑自行车，我挺长时间没骑自行车了，想骑自行车。刘一朵说，那就说定，等你好了，你骑自行车驮我回去。刘一朵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穿衣服，身上有细汗，她说小时候都是我叔驮她上学，后来下海经商，再没驮过她。

我叔又动了，哼了一声。我赶忙站起来，听他说啥。他的脸皮脱落了大半，颜色深浅不一，如同得了癣。我对刘一朵的行径深不以为然，我觉得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叔，万一他想周游世界啥的，你这么欺瞒，也许会留下遗憾。可是刘一朵说在她小时候，我叔老骗他周末会回家，可是老不回来，但是她还是每次都信，她觉得我叔骗她是对的，让她有个念想。后来我便不与她争论，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说，护工？我说，不是，我是一朵的朋友，今天她单位脱不了身，我照顾您。他看了我半天，说，司机？我说，您还记得我。他说，你瘦了。我想了想说，最近晚上睡不好，老起夜。他说，年轻人要注意身体，要不老了全找回来。我说，您说的是。他说，你把我摇起来点，我喝口水。我走到床尾，摇了七下，看他要歪，又跑过去给他垫了个枕头。保温瓶里的水足够，我递给他，他说，抽屉里有吸管，我得用吸管。我找出吸管放在水瓶里，他喝了一点递给我。他的嘴唇都枯了，好像树皮，水喝了一点，有一半都渗进了嘴唇里。他说，有点不太好意思，上次你见我时，我还有头发。我说，您没头发看着挺精神，也省事儿。他说，是，不用洗，拿抹布一擦就干净了。我乐了，他没乐，他知道他说了个笑话，可是不乐，双手交叉放在腿上，虽是瘦得像纸皮一样，可是还是有种威严。他说，一朵有点脾气，你多担待，她有啥说啥，这点倒是好，比闷声让你猜强。我有点不知该说啥，也许他第一次见我就已经识破了。他说，你做什么工作？我说，您英明，我不是司机，我开吊车，在铁西的钢厂。他说，我知道，第三轧钢厂，我回城分配还考虑过那。现在效益怎么样？我说，还行，光吃饭够用，现在厂子少，活着的都能勉强坚持。他说，受累，我得上趟厕所，自从得了病，喝点水就上厕所，肠子跟直筒一样。我说，你要是嫌费事，就尿尿不湿上吧，我不嫌费事，就是怕您累着。他说，有时候控制不了，就那么着了，这自己都知道了，尿被窝里还是有点不习惯，你架我一下。厕所离床大概十米，我们大概走了五分钟，我一手提着他的吊瓶架，一手支着他的腋窝，我感觉他在浑身用力，可是效果并不明显，好像这副骨架并不听他摆弄。而且我感觉到他疼，说不清是哪，但是肯定有地方在疼痛，他站在坐便前面尿了一会，尿了几滴，然后我们原路返回，他开始出汗了，双腿也开始发抖，在他坐在床沿的时候，我一手扶着他，一手给他换了个干净的尿不湿，他躺下时，准确地说，有点像把自己摔在床上，然后歇了半晌。我觉得这么老盯着他不太礼貌，就站起来走了走，摆动摆动茶几上的报纸，给仙人掌浇了点水。他在我身后说，你叫什么？我说，我叫李默。他说，小李，我最近忘了不少事情。我回过头，看他正在看架子上的血袋，还有半袋子血，鲜红黏稠，不知是谁的。我说，您别费劲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想起来了。他说，可能是化疗的副作用，记性变差了，我上午一直在想当年我车间的那个看门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叫什么。我说，看门人？那很正常。他说，那个看门人是跟我一起下乡的知青，算上下乡，算上回城，在一起待了十几年，可我想不起来他叫啥了。我说，我也经常想不起初中同学的名字，有次在红旗广场碰着一个，说啥想不起来，就记得她有个绰号，叫八戒。他说，八戒？我说，是叫八戒，刚开始还挺不乐意，后来老自称老猪。他说，我想起来了，那个人绰号叫干瞪。因为眼珠有点突出，一半在外面，又看门，所以叫干瞪。我说，这外号，形象。他说，想起来了，他大名叫甘沛元，父亲是粮食局工会主席，母亲在百货商店，他姐是变压器厂的电工。我说，您看，这不全想起了。他说，我有次发现他偷车间里的零件，就说了他两句，晚上他把我们家窗户全砸了。我说，后来呢？他说，我累了。我眯一会。我帮他把床摇下来，瞥了一眼心率，略有点快，平躺之后好了一些。他说，小李，你把窗台那只鸟放出去吧。我说，鸟？他说，窗台有只鸟，在那半天了，飞不出去，你给他它放出去吧。窗台空无一物，窗帘堆在一侧，今天天气很好，虽冷，午后阳光还有，照在窗台上，好像一层黄色的细沙。窗外是停车场，一只鸟也没有，大小车辆停在白线里，几个人在车旁边握手。再看他已经睡了。

我坐在椅子上，也在发困，很想出去抽支烟，又怕他的滴流断了没人知道。早上我陪刘一朵过来，先在走廊抽了支烟，一个中年女人自己举着滴流瓶子，在那吸烟，她的肿瘤在肝脏，她告诉我是喝酒喝的，医生不让喝酒，赶忙学会了抽烟，儿子在外地，她没敢告诉他自己得病，正是晋升的关键时刻。她带着绒线帽子，努力跟每一个陌生人交谈。我捏了捏脸颊，掀起被子看了看，没有排便，也没有出汗。血袋要没了，我按了按铃，没人来，只好自己走到医生办公室。一个大夫正在电脑上下处方，我说，502三床的血袋没了。他回头看我说，刘庆革？我说，是。他打了个电话给护士站，让他们去换血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CT图说，这是昨天照的脑部CT，不太乐观，你看这片阴影，边缘不规则。我说，他刚才跟我说，在窗台看着一只鸟，可是窗台没有鸟。他说，肿瘤已经到了脑部，症状因人而异，有的是疼，有的是健忘，有的是幻觉，也有的是都有，你明白吧。我说，明白。他说，你爸这状况，坚持不了多久，也许会昏迷，如果不昏迷，可能会非常痛苦，要有心理准备。已经坚持这么久，实属不易，你爸的求生欲望很强。我说，他不是我爸，我是他女儿的朋友。他说，哦，我是值班大夫，对家属不太熟，等他家人来，让他们来一趟。止疼药这么打下去，跟毒品差不多，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我说，知道了。

晚上刘一朵来了，我跟她说了一下，过了一会我姨来了，她们俩一起去了医生那，谈了半天。我叔醒了，看我在，说，你开几吨的吊车？我说，二十二吨半。他从被里面伸出手与我握了握说，我有事先走，雪天路滑，慢点开。然后又闭眼睡了。

刘一朵并没有告诉我谈话的结果，只是跟我说，她租了个床，这几天晚上也在这儿，让我先回家。我知道也许有了新情况，可是也没必要多问。除我之外，刘一朵有几个暧昧的对象，我是知道的。有天我在她微信里看到，一个人跟她说，二垒时间太长，想三垒。我也没问，这在我意料之中，只是下班之后推说有事，跟几个同事去洗了个澡。我总不能和她结合，虽说床上和谐，可是在某种层面上，友谊大于爱情。同事里有跟我要好的，女的，我也没事过去她工位看看。她是个钳工，比我矮一点，年年先进，就住在我家对面，鞍山人，我和她每天在一起吃饭，她能做极好的炸黄花鱼，每周末都做几条，分我半数。我喜欢吃鱼，如果老婆能烧一手好鱼，可能这一辈子就能坚持下来。但是我还是有点踌躇，刘一朵现在家里摊上了事儿，很多问题需要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再谈。

两天过去，刘一朵都没跟我联系，有几次我拿起手机，又放下，在这个关系里，还是让她主事比较好，其实我想问问我叔咋样了？可是这句话像客套，容易让她觉得我是在关心她，可是其实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她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点我深信不疑。第二天晚上，我和钳工去看了一场电影，她睡着了，电影有点科幻，有点闹，3D眼镜让人头晕。故事发生在未来，很老套，大概是从未来回到过去，为了更改现在，可是现在正在发生，我总怀疑已经被更改过多次，那又如何，不还是现在？结束之后我叫醒她，把她送到楼下，没有上楼，但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了，感觉很好，她的嘴唇结实，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肘，洗衣粉和我用的是一个牌子。回到家我爸正在用我的电脑下棋，他和我妈都已经退休两年，其实退休之前的二十年已经下岗，做过不少小买卖，在街边流窜，被驱赶，与城管厮打，争夺一口苞米锅，终于到了两年前，可以安心养老。我妈此时应该正在马路上和一群同龄人暴走，一路从和平区走到铁西区，可是效果并不明显，眼看胖了起来。我爸学会了用电脑下棋，还学会了下载作弊器，预感要输，退出了也不减少积分。等到开春，他就会回到路边摊，那并不只是下棋，还有许多话可以跟棋友说，有时候心理战比棋艺更重要。两人过去是战友，如今各玩各的，倒疏远起来，峥嵘岁月恍若隔世，闲时总是争吵。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玩手机，发现刘一朵在半小时前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我在电影院静音，没有发觉。我打回去，刘一朵说，你死了？我说，没，睡着了，没听见电话。她说，我爸闹了一夜，非得要见你，非得要你陪护。我说，我何德何能？她说，你他妈还端起来，来不来？我说，我打个车，也许我到了他就睡了。她说，我等你。

我到了之后发现门口围了一群人，年龄都和我姨相仿，应该是我叔那头的亲属。我姨说一句话就哭一声，几个女眷也在抹眼泪。主治医生站在门口，正和他们小声商谈。医生说，你是小李？我说，我是。他说，谁也不让近前，就让你进去。也不知是哪来的劲儿，刚才把枕头扔我脸上了。我说，你脸没事儿吧？我进去看看，等他睡了喊你们。刘一朵罔顾医院的规定，正在抽烟，她推了我一把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真没听见，我打电话有时候你也没接。大夫说，都别着急，今晚应该没事儿，家属该休息休息，我今晚值班，放心。隔壁一个家属推开门探出头来，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就你们家有病人？已是夜里十二点多，护士站就剩一个护士，眼皮发沉，正在用iPad看美剧。刘一朵走近我，把我抱住，说，想你了，等他睡了，你让我进去。我拍了拍她的后背，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我叔坐得挺直，正在用手够桌上的橘子，我把橘子递给他。他把橘子扒开说，给你吃。我说，我刚吃过饭，吃不下。他把橘子皮放回桌子上说，不吃也行，橘子这味也挺好闻。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说，叔，你困了就睡会。他说，我不困，想跟你聊会天，你困吗？我说，我睡得晚。他比我想象得平静，枕头在他身后，没有要飞出来的征兆，床边的吊瓶架上没有血袋，已经换成葡萄糖。他说，我跟你聊的事情，你不要跟一朵说，不要跟任何人说，永远别说，能答应我吗？我说，我就见过您一面，我答应了您也不一定相信。他说，我力气有限，没用的话不要讲，我知道你，你也知道我，跟别人聊不上。我说，好，如果您看得起我，您就说，我不说出去。他的样子没怎么变，只是眼睛比过去大了，通红，好像内心被什么催动，眼仁儿烧得如同火炭。他说，我有个军大衣，过去厂子发的，跟一朵说了，给你穿，吊车上冷，现在这些新东西都不如军大衣暖和。我说，谢谢您，就缺这么一个东西。他说，等我好了，你再还给我。我说，好，等您好了，我给您洗干净拿回来。他说，在柜子里，你自己拿。我怀疑是他的幻觉，如果没有会很尴尬，可是他在盯着我看，我不打开柜子恐怕是不行。柜子里果然有一件军大衣，洗得有点旧，不过一点没坏，我拿起穿上，大小正好，又暖和又敦实。他说，你转过身来我看看。我转过身去，他说，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说，您抬举我。他说，我有个儿子，自从我病了，从来没来看过我。我心想，这倒是情理之中，钱这么宽裕，有个把私生子不足为奇，原来这就是他要跟我说的秘密。我说，您儿子在哪工作？他说，在银行，我给办进去的。我听着有点奇怪，说，叫什么？他说，叫刘一朵，姓刘的刘，一二三四的一，花朵的朵。我知道他是想窜了，说，现在年轻人都忙，等您好了好好批评他。他说，桌上有个止疼贴，你给我贴一下。止疼贴上没有中国字儿，但是上次架他去上厕所，看见他大腿上有一个，所以大概应该是贴到动脉上。我刚想掀被，他指了指太阳穴，说，贴这儿。我说，恐怕效果不好。他说，我头疼得不行，但是想把话说完，你给我贴上。止疼贴是个圆片儿，贴上之后搞得我叔有点滑稽，像是天桥上的瘪三。

他说，上次跟你说到甘沛元，这两天我又想起点事情。我说，您说。他说，1995年厂子不行了，我拉了一伙人自己干，但是肯定不能全叫着，养活不了那么些，就得先让一批人下岗。甘沛元是我发小，一起长大，我养了他这么多年，也算够意思了，就找他谈了一下，让他买断，钱比别人多五千，这钱我自己掏。他不答应，四处告我，说我侵吞国有资产，威胁我要杀我全家。告我没用，那是大政策，不是我发明的，但是我发现他跟着一朵，那时一朵上初一，并不知道有人跟她，有一天我把他叫住，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硫酸，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走了。我说，您歇会。他的心率增加，已经到了一百六。他说，我一口气说完，害怕忘了。我想找人把他做了，可是想来想去，还得自己来。快过年了，厂子已经放假，我约在他在车间办公室见面，给他拿点年货，谈一下把他招过来的事儿。我用扳子把他敲倒了，然后又拿尼龙绳勒了他的脖子。他一个人过，爱喝酒，孩子跟前妻，父母也早不理他，他不是管他们要钱，就是从家里偷东西。我确定他死了，眼睛比过去还突出，舌头也咬折了，我就把他拖到厂子尽里头的幼儿园，用铁锹挖了个坑，把他埋了。就在院子里跷跷板的底下。说完，我叔闭上了眼睛，满脸都是汗，枕头湿了一片。我说，您喝点水吗？他摇了摇头。我想走，但是他好像没睡，这时候出去，恐怕会让他觉得我有点懦弱。他闭着眼睛说，我这两天做梦老梦见他，说我的行为他理解，可是能不能给他迁个地方，立块碑，没名字也行，这么多年老被孩子们在上面踩来踩去，有点不好受。我说，您放心，我给您办吧。他点点头说，动静要小，那厂子我找人看着呢，这么多年我花了不少钱，等我好了，我去给他烧纸，你是司机，你开车带我去。以后你就给我开车吧。我说，好，老司机了。

他终于睡熟了，呼吸极其轻微，我掀开被，看见尿不湿上一大片黑血，帮他换了，他也没醒。我盯着他看了一会，他的胸口在起伏，有时候突然吸进一大口气，好像要吞掉这个病房的空气一样，然后慢慢地，游丝一般地呼出来。我推开门，发现人都已经散了，只有刘一朵靠在走廊的墙上，闭目沉思。她睁开眼说，睡了？我说，睡了。她说，我妈去买寿衣了，免得到时候抓瞎。我说，一点希望没有了吗？她说，他的身体里已经快没有血了，你明白吗？没有血了。她拉着我的手，走进病房，洗手间摆着她的护肤品和牙具。她洗漱完毕，脱光自己，抱着我钻进病房一角的行军床，军大衣我盖在暖气上，房间里实在太热，能遮一点是一点。我们抱了一会，谁也没有说话，我能听见我叔的呼吸声，或者说我小心翼翼地听着他的呼吸声，监控器时不时发出一点微小的声响，那是血压在缓慢地掉下来。她在我下巴底下说，到我上面来。我说，睡吧，叔能听见。她没有答言，伸手脱掉我的内裤。我翻起身压住她，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我抱着她，一动不动，她的眼泪蹭了我一脸，过了一会，她推了推我的肩膀，翻身冲外，没有了动静。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两点，口干舌燥。刘一朵睡着了，身体蜷成一团。我穿上衣服走到我叔的床边，在他的保温瓶里喝了点水，水尚温，我叔微张着嘴，一动不动，裹在白色的寝具里，我趴在他耳边叫他，叔？叔？他没有反应。我等到他又吸上一口气，披上军大衣，离开了医院。

出租车司机开得飞快，冬天的深夜，路上几乎没有人，路边时有呕吐物，已经冻成硬坨儿。树木都秃了，像是铁做的。他认识小型拖拉机厂，说没人不认识，那曾经是效益最好的大工厂，现在没拆，一直烂在那里，地皮的权属不清。我站在大门口，发现厂子比我想象得还要大，如同巨兽一般盘踞于此，大门有五六米高，只是没有牌子，也没有灯。我从大门上面爬过去，跨过锋利的铁尖，刚一落地，门房的灯亮了。一个人拉开窗户探出头来，此人也许五十岁，也许六十，头发没白，可是脸上都是皱纹，下巴上全是胡子楂子，瞪着一双突出的大眼，看着我。手里拿着一只甩棍。他说，爬回去。我看着他的眼珠，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好像随时能掉在地上。我说，甘沛元？他说，你谁啊？我说，干瞪？他说，哥们，你认识我？进来坐坐。他的屋子很小，从窗户里望，有一个煤炉子和一个小电视，煤炉上搁着水壶，墙上都结了冰。我呼出一口气说，我是刘庆革的司机。他说，你是庆革厂长的司机？他现在怎么样，每个月往我卡里打钱，好久没见过他了。我说，他挺好，老提起你，就是忙。我进去走一圈，一会回来我们聊聊。信得过吗？他说，大半夜的，就是走一圈？我说，就是走一圈，然后回来跟你喝点酒。他说，成，我把酒温上等你。

厂区的中央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是厂房，厂房都是铁门，有的锁了，有的锁已经坏了，风一吹嘎吱吱直响。有的已经空空如也，玻璃全都碎掉，有的还有生锈的生产线，工具箱倒在地上，我扶起来一个，发现里面有1996年的报纸。我顺着大路往里走，车间的墙上刷着字，大都斑驳，但是能认出大概，一车间是装配车间，二车间是维修车间，三车间是喷漆车间，一直到九车间，是检测车间。路的左侧，跟车间正对，有卫生所和工人之家，卫生所的地上还有滴流瓶子，上面写着青霉素，工人之家有个舞台，座椅烂了大半，东倒西歪。我走到路的尽头，右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子弟幼儿园。走进去，看见一栋二层小楼，楼门紧锁。楼前的土地上，有一个跷跷板。我在跷跷板上坐了一会，虽然锈了，可是还能翘动，只是对面没有人，只能当椅子。坐了大概五分钟，我回到二车间，找到一根弯曲的铁条，回到跷跷板开始挖。土已经冻了，非常难对付，累得我满头大汗，大概挖了一个钟头，已经有了一个半米的小坑，什么也没有。我歇了一会，抽了支烟，发现汗要凉，赶紧继续挖。又挖了半米，看见一串骨头，应该是脚趾，我顺着脚趾往宽了挖，很小心，怕把骨头碰坏了。又花了大概四十分钟，看见了一副骸骨，平躺在坑里，不知此人生前多高，但是骨头是不大，也许人的骸骨都比真人要小。他的骨头里面杂着几块破布，是工作服。我盯着骨架看了一会，想了想城市周围的墓地，也许东头的那个棋盘山墓园不错，我给我爷扫墓去过，如果能订到南山的位置，居高临下，能够俯瞰半个城。

墓碑上该刻什么，一时想不出，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我裹着军大衣蹲在坑边想着，冷风吹动我嘴前的火光，也许我应该去门房的小屋里喝点酒暖暖，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痛快地喝点酒，让筋骨舒缓，然后一切就都清晰起来了。

诗歌

致未婚夫

撰文　包慧怡

吟游诗人之秋

恰如春天被一根虬曲的食指

从腐殖土中推出，我听说

秋日将来自高空。

好人儿，你且上我的露台来

赏落叶的临终敷油礼，原谅那些人

急于行善的乡俗。

从纯金瀑流深处纺出纤亮的蜂蜜

这以心传心的秘仪——卖掉你的鲁特琴

高筒袜、小行星。

休再提起远方伪装成海岛的鲸鱼。

冬天近了，我已溶成蜜酒、灯火和陆地

好人儿，你怎么还不做决定。

致未婚夫

在半光的清晨，我睁开含雾的眼睛：

白如极地的窗棂

沙沙游走的4B铅笔——

坐在地上、轻咬下唇的你，表情专注得

让我害羞了。一千零一回，你笔端互为镜像的我

微微启口，露出小圆牙齿，渴慕远方

眼中没有航标；手臂耷拉于床沿，折断的桅杆般

伸向你：我知它凝白丰润，适合红麝串

以及浮世春宫绘，一切易凋零而不可惜之事

被你的画框固定。我们从此各自

把前尘扫除干净吗？旧相片、旧礼物，删订吻的

蛛网编年史；说声“是”多么简单，惟它通向的

不止是婚姻。在半光的黄昏我栽下一株酸枣

你在枝头点缀一捧翠鸟，无拘束点水滑翔的奥秘

在禽类的脚胫，缕缕看不见的银丝线

深入酸枣树底，根茎与卷须疾涌的幽旅：

时光总比地名、寓言总比写实

可靠吗？当你噙下我口中的海盐

在我们半是雨水、半是帆影的新居里。

One Piece

我错看一步棋，把月亮输给了女司祭

得到出海的勇气。愚人的石榴大笑着

呕出绛红指令，地球仪倾倒

重力是我仅剩的权力。

我没有可旋转的脚跟

生来已残疾。别用退路取笑我

数亿年来狼奔豕突，古生代暗影幢幢

是我手背的青筋。

听着，你我注定要返回大海

返回曾是海沟的山巅。三叶虫、鹦鹉螺

火蜥蜴，他们所有无害的嗜好啊——

少年逆光抛起的金柑橘。

布鲁斯

我用左边肘窝想念巴黎，用肚脐，用盘突的脊柱

用胛骨间柔软的凹陷，我用十二指肠想念巴黎

我抵达前，巴黎是一船内脏缤纷的锦鲤

我被逐后，她是一屋子尖刀，一罐动脉，一井手影

我想念她的暴雨，当光之霰弹射向双偶咖啡馆的玻璃顶

我想念她的午后，当坏人们掸着烟灰等待天堂开演，而我是最坏一个

我想念她藤蔓的夜，当我被绞成浆果而时光成酒

我要跪下舔她梦的钢弦

我要晃动一只蔚蓝的小舟直到它载满淫棍，疯子和纵火犯

要它痛饮塞纳河水直到桅杆上升，处决着鹳鸟，捣毁黄道的驿站

为猎户座重新布棋，我用锁骨想念每列洞穿我的旧地铁

我想念因为我被禁止诉说吗，像那些深深嵌入生命的绳索

碾磨出潋滟的碧玺，划出爱情一般空幻的光弧吗？

我知道在巴黎，所有的庆典都绝不可逆，地狱只能再现一次

在巴黎，爱神的名字在气球中浪笑，宇宙娼妇

扔掉阉人的风镐，在穹顶卷刃，在月食圆心与日珥摔跤。

去墓地——访空村修道院

说起来，它的零件真简单：

黑岩碑，白天使，塑料榛叶冠，

雨后在凿缝中以微生物

呢喃着陌生名字的光石板，

癌症般无往不胜的厚青苔，

凯尔特十字藤蔓纠盘：日神崇拜

与普世救赎的羞涩折中。是谁需要它们

像抱紧甚至不标志空无的地标？是谁一厢情愿

说着R—I—P，无视那堪作哥特桥段的

字面双关？

“满怀着爱纪念……”宾语已咽下浓黑的霉斑，

“愿主仁慈看护……”像秋阳荫蔽背光的青苔？

偶有这样的碑铭：“倘若泪珠可筑造旋梯

记忆可筑造长巷，我必走路去天国

带你回来”——差不多能教人相信

最后的最后，剩下的是爱。

那鸢尾开得放逸，他死于1918年夏

忽紫忽蓝，分一个世纪降下的雪花

和金绿色鸟粪一起，做着必须做的：

蚀噬姓名，也风化造访者的足音——

为我轻浮的孤单砌起影壁：

只有死亡值得我们结队成群。

天狼星

是谁吃了我的白日梦

是你吗，天狼星——

吞掉我的钢琴，啃断琴凳小腿，嘎吱嘎吱细嚼着

白键，配三个黑键，活泼地怨诉地，嚼碎了爱欲的手指饼

先要把琴谱舔湿，让它一页一页透明地映出

南国薄荷园，深谙归途的雀鸟，轻盈滑水的独角仙

然后伸出舌头，如歌地幽默地，环绕琴槌根部打圈

你会看到那儿升起了蓝紫色星星，小小的古尔德

扑捉着跌倒着，那笑脸你早看腻，对不对，天狼星？

所以还要吞下我的弓，我的蜜蜡松香，我的GDAE

还有指板，还有琴马，还有F孔下我曾用来填满自己的

桃符和谶语，友谊和阴茎，航海图与竹蜻蜓

我从没有像今天这么满，这么紧绷，这么含泪欲滴，请把我

请把我一点不留地吃完吧！我的河童恋人发间怒生仙人球

他不喜欢弦乐，不爱拿螳螂开玩笑，更痛恨艾瑞克·萨梯

我们的孩子终夜下着蛇梯棋，像三只下楼梯的荧光梨

悲怆地坚定地，向我习得落子无悔的本领

我必须找到我的老花镜，找到壁炉里的鱼罐头

这是他承诺的奖励。我用门牙撬罐头，庄严地生气勃勃地，渐强地，渐强地

——这黑压压的蜂群是什么，莫非我释放了地狱？

瞧你都干了什么，哦天狼星！！

岛屿生活

这是冰川时代遗留的

巨型圆丘，这是淡金色山谷拥戴的

灰蓝峡湾，这是圣灰树

正顶风炫耀逝者缤纷的许愿结

这是一场久远饥荒后废弃的牧场。

从一座岛到另一座，选择永远是假象

从一片海到另一片，维京人心知肚明

所以蓄长须，削龙骨，从容劈开雪鬃怒浪

你得好斗又贫瘠，像节节败退的泡沫高墙

才会管那叫征服——岛民们从不这么想。

他们熟知那白云，日日出没于西山

踯躅于崖畔：它不会改变形态，投身湖海；

他们眼中长草，细看焦石坡绵延，暗忖先祖们

是否来自蛾摩拉；死去国王的宝座列队

隐入浓雾与骤雨，那峭壁上独坐的老人

还吹响永不变奏的风笛。从一座岛到另一座

从无沾受孕的番石榴到化身绵羊的山蔷薇

奇迹是众岛的特产；从观看一幅画到成为画

成为颜料、天青石、山脉，成为布纤维和透视法

你想知道的一切，岛屿都乐意吐露

但别指望真相。

关于抑郁症的治疗

现在，我只需把胸中的钝痛精细分辨

命名、加注、锁入正确的屉格：哪些眼泪是为

受苦的父亲而流，哪些为了染霜的爱，又有哪些

仅仅出于战栗，为这永恒广漠、无动于衷的星星监狱里

我们所有人的处境。假如每种精微的裂痛

都能像烦恼于唯识宗，找到自己不偏不倚的位置

像罪业于但丁的漏斗，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每种我不屑、不愿、不能倾诉的苦痛

都将郁结成棕色、橄榄色、水银色的香料

在时光的圣水瓶里酝酿一种奇迹。修辞术在受难的心前

隐遁无踪，言语尽是轻浮，假如不是为了自救

铺陈不可饶恕。假如可以带粉笔进入迷宫，以纯蓝

标记每一处通往灾祸的岔口：“我到过这儿

必将永不再受诱”，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假如我尝到的每种汞与砷

能使你免于读懂这首诗

——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小病号。

青苔学

最危险的颜色

红与绿。请别向我提起罗塞蒂

笔下垂死的碧雅特丽齐

当你张口，嘴唇就变得

阴晴不定，红的不再是红

绿的正艰难地拒绝

一场溶解术的小阴谋。它们是震颤派

礼貌且安静，珍重地爬上你舌根

也覆满舌底的青筋——你可曾有

一瞬的心悸？它们真正庄严，比浸礼会

更值得四季注意。牺牲与遗忘

红与绿，蔓延和消弭，可你的名字

又不叫苔丝。我靠维他命支撑，轻薄的药片

滑下喉腔的素食月亮，别哽咽——

若我是天鹅，有优美透明的长脖子，你会看到那儿

仍是血与苔厮杀的战地。金翅雀衔走晚星

战战兢兢化作晨雾一片，雾中你无奈地垂着手

多像早春的老梧桐，笑着任浓绿

渗出你嘴角，说着青苔必胜。

影像

1998年的夏天，我去过甘肃和宁夏的几个地方。

陇西人脸孔悠远，有着宁静的抑郁和坚韧。我虽认准他们与自己不同，心里却是亲和。

晚上九点仍然像是白昼。天光如银，景物轮廓清晰，像一个失眠的人圆睁双眼。

在那个叫做临夏的小城里，我听到一阵奇异的歌声，如男声假唱的女腔，曲折幽媚。那时已是傍晚，街道人迹空寥，光线中泛着植物的光芒。彼时的中原所见肥腻的浓绿，这里满眼皆是透亮的青灰。

连续几天一直想着那段曲调，却无法自己哼唱，像看着水里隐约出没而无法捕捉的鱼。我整日似被催眠般地闲逛，相机的取景框里，看到的尽是小说的断句和电影的零星场景，没有头尾的纷乱。又像听到了指令获得了理由，如同牢记一篇他人写就的脚本，忘乎所以地深陷其中。

午间的光照很足，那些戴帽子的男人被浓重的阴影遮去了脸。他们走路轻飘，如移动的剪影。在去往甘南的路上我目睹了一场车祸，一名男子陈尸路旁，远处站着几个闲人和武警。除去司机和我，同行者皆酣然沉睡，我匆忙调转目光，余悸持续了很久。

几年后，无意中翻检出当时的底片，看到的却是大片水渍漫蚀的瘢斑。像走了形的文字和弥漫的油烟。这些损毁的图像堵塞着我的记忆，它们已经无法恢复往昔。

此后的十余年，我没有更远的旅行。大半时间滞留在河南。

如果没有那条横贯中国东西的陇海铁路，商丘被人提起的几率则会更低。历史在当地人的讲述中混淆着古早的传说和神话，先贤大多更像仙人。我常常想象一个宽衣大袖的先哲或飞或走，飘挂在灰土狼烟的现实背景中，那场面就像一幕剧情单调的地方剧。

开封被灰矮的城墙牢牢圈在黄河的南岸，城内城外据此有别。当地人只顾慢走，似乎在疏离游人，又好像忘了自己。城区的四周遍布着大片无人料理的草丛。林木低矮密集，枝条伸向枝条，耳语拥抱彼此抚摸，抑或有噩梦缠身般地不停翻腾。几头毛色斑杂的老虎疲惫地趴卧在公园的笼子里，恍如在葬礼上哭累的男女。夜晚的街道间就像突然站起来一簇簇黑色的草。漫天蔽日。远处时有火车驶过的响动，四周静谧地犹如一块缓慢融化的砂糖。

我看见或知道地下躺着一条河，湍急，迅猛，水面黑亮似油泥，如蟒蛇的脊背。它会突然停在我的面前，愣愣地喘着粗气。一语不发。

这些年我总梦到同一条坎坷破败的街道，是异国又似乎是北京，景致却分明像商丘和开封。空气湿冷如雪后的黄昏。我确信在那个下缓的坡地上藏有异物。那些屋子里有声音却见不到人，几床被褥锁在房间里，弱黄的灯照着，渗出水。刺目的陌生。我想念“外地”了。哪怕是那个同样败落萧条的安阳。再为我想个地方，让我跑。

撰文：王顷

一张维米尔的画，柏林　A painting of Vermeer,Berlin　2015

一个节日，商丘　Festival，Shangqiu　2010

邮局的台阶，青海　Steps of Post office,Qingdao　1998

两个回族少年，青海　Two lads of the Hui nationality,Qinghai　1998

一个男人，甘肃　A man,Gansu　1998

相国寺，开封　Xiangguo Temple,Kaifeng　2010

一个女人，郑州　A Woman,Zhengzhou　2009

湖光，开封　A landscape of lake,Kaifeng　2013

随笔

我在山野里，游荡在节制之中。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我的游荡

撰文　李娟

汽车的事

哪怕在深山老林里，汽车也一天天渐渐多了起来。能走汽车的那条石头路将深山里最繁华的几处商业点联结在一条线上。从阿拉善到沙依横布拉克到耶克阿恰再到山下的桥头，蜿蜒盘旋在深山里。出了桥头，又有一条尘土飞扬的烂土路往南延伸几十公里直抵可可托海镇。到了可可托海，就有像样的公路通往县城了。此外，桥头西边还有一条石头路，弯弯曲曲插进库委牧场，再沿着前山绵延无边的丘陵戈壁通往喀吾图小镇。无论从哪条路进城，都得走两百公里。

想进城的人得一大早出发，骑马穿过重重大山，去到石头路边等车。于是，不到半天，“某公里处某人要进城”的消息就在这条路的上上下下传播开来。司机赶往那边接人。等凑够了一车人，就跑一趟县城。

还在前几年，除了拉木头和贩牛羊的卡车外，能在这深山里跑的只有那种啥证都没办过的军绿色北京吉普，俗称“黑车”。这些车结实得就像脸皮最厚的人，横冲直撞、所向无敌，连台阶都能爬，还可以当飞机使。哪怕开到四面窗玻璃和前后车灯全都不剩，开到拧根铁丝才能关紧车门，开到只剩一个方向盘和四只轮子……也不会轻易下岗。由于这样的车会吓到城里人，尤其是交警，因此从不敢上公路，只在深山里以及僻塞村庄的土路（由于是黑车专用的路，又称“黑路”）上运营，零零碎碎捡些乘客。他们一般只能将人送到桥头，胆子大的敢送到可可托海。一个个生意相当不错。若是运气不好坏在路上，司机和乘客就一起高高兴兴地商量着修理。你出一个主意，我出一个主意。女人们则解开包裹，把餐布往草地上一铺，切开馕块，掏出铝水壶。一边欣赏男人们修车，一边悠闲地野餐。

那种车基本上工作半年休息半年，大雪封山之前往桥头的雪窝里一埋，到了春天从雪堆里挖出来倒腾一番，加上油就出发继续揽活儿。

不过这几年牧区管理渐渐严格起来。在山野里，无论路况还是车况都被大力整顿了一番。一路上看到的汽车都有鼻子有眼的，靠谱多了。

但某些司机们却还是过去的德性，不喝够了酒绝不上路。右手握方向盘，左手握酒瓶子，一路高歌。迎面过来的车若不认识也罢了，若认识，定会各自熄火下车，大力握手，热烈寒暄。再掏出啤酒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然而乘客们却和过去大不相同，也开始讲效率了。等他们刚喝完一瓶，大家就开始催促。喝完第二瓶，大家就有些脾气了。两人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死不情愿地上路。

我从沙依横布拉克搭车去富蕴县，倒没遇上酒鬼司机，却遇上一个臭美司机。开车时双肘撑在方向盘上，一手持小镜子，一手持小梳子，仔细地梳头。只有到了拐弯的地方，才腾出一只手去转方向盘。他的头发明明很短，不晓得有什么可梳的，还梳个没完。

小伙子斯马胡力也这样。骑马的时候，骑着骑着，会突然摸出一把梳子梳啊梳啊。而周围只有峡谷和河流，又没有漂亮姑娘。

对了，乡里开村民大会时，领导发言前也会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摆弄两下头发，然后才清清嗓子说话。

不过在同一件事上，所有的司机都显得很地道——当路面上有羊群经过时，无论再赶时间也会放慢速度，一点一点耐心地经过。有时索性停下来，等牲畜过完了才重新打火。他们尽量不按喇叭，以防止惊散牛羊，令赶羊的人不好收拾局面。

但牲畜哪能明白司机的善意呢？有一次我们迎面遇上了马群，没驯骑过的小马容易受惊，看到有车过来，不分青红皂白扭头就跑。车开始还缓缓开着，希望马儿会转身绕过自己赶上马群。但那几个笨蛋笨死了，车一停，也停下来一动不动；车一开，也撒腿往前跑。以为跑快一点就能把车甩掉。于是离马群越来越远，弄得它们自己也越来越惊慌。牧马人气坏了，沿着路边的树林策马狂奔，围追阻截，大喊大叫。

于是我们的车停停走走，耐心地等待着那几匹笨马的悔悟。好半天工夫，它们才被牧马人集中起来，掉头绕过车向北踏入正轨。虽然耽搁了不少时间，但司机一点抱怨的意思都没有。

若是个汉族司机，大都一看到羊群就拼命按喇叭，把它们哄散开去。生怕撞死了被索赔，根本不管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到牧人的管理。

我想，其中的差异并非在于有没有更细心的关爱。由于深知，才会尊重。当他们在羊群的浪潮中停车、熄火，耐心等待羊群巨流般缓慢经过自己……那是他们在向本民族的古老传统致敬。

另外，我发现，当汽车经过穆斯林墓地时，不管是什么样的哈萨克族司机，不管老的少的，不管是严肃踏实、爱听阿肯弹唱的中年人，还是染了红毛、整天沉浸在震天吼的摇滚乐中的小青年——都会郑重地关闭音乐。等完全经过墓地后才重新打开。关掉又打开，也就几十秒时间，我从没见哪一次被含糊过去的。敬重先人、敬畏灵魂，我猜这是不是一种民族性。总之令我肃然起敬。

既然被称为“石头路”，那这条路就全都是石头铺的咯。结实倒结实，就是高低不平，到处大坑小坑。坐车走这种路，那个颠啊，比骑马还颠。身体在车厢里甩来撞去，浑身大大小小的裂缝儿。偏司机们都热爱音乐，音响总是拧到最大音量，还总调成重低音模式。于是那个唱歌的小子，像是搂着你的脖子唱，趴在你耳朵边唱，对准你的耳鼓膜唱……这样的音乐配这样的路，真搭。久了，心跳也跟着搭了起来。我哀求道：“我晕车，我快要吐了。音乐还是调成正常效果吧？”那个年轻司机非常同情，调整一番后，那唱歌的小子一下子离我远了十来步。我长舒一口气。但没过两分钟，他又装作换歌的样子，悄悄恢复了重低音。还以为我察觉不到！

有的司机特没人情味。一上车，先板着脸开价，并摆出一分钱不让的架势。但价钱一谈定，就变了个脸乐呵呵地向我问好，向我妈问好，还向我外婆问好。我大吃一惊：“你认得我？”他提醒：“今年你们过汉族年（我们这里把春节叫做“汉族年”，古尔邦节叫“民族年”），我还去拜了年呢！”

亏他口口声声地左一个“老乡”右一个“老乡”，五十块钱车费一分也没给我便宜。我说：“哼，别人的车只收四十！”他握着方向盘紧张地盯着路面，一声不吭。

等从县城返回时，又遇到这小子的车。我板着脸，还没开口，他就抢着说：“四十四十！这回收四十！”

从沙依横布拉克到县城，若是不转车，中途也不频频停车喝茶的话，至少得走六七个小时的路程。无论哪个司机，都会在中途的可可苏湖边停下来请乘客吃一顿饭。到了桥头，还要再请喝一道茶。谁教他们收那么贵的车费。

我搭过一辆羊贩子的小卡车，倒是蛮便宜，只收三十块。上车时，后车厢里只系了两只羊，等出了可可托海，就增至十几只。一路上，他见到毡房就停车，做了一路的生意。我无奈地跟着他四处喝茶，帮他牵羊，替他算账。耐心地生着闷气。我对他说：“要是我坐别人的车，现在已经到了县城又回来了！”

他很愧疚，于是到了耶克哈拉，给我买了一瓶娃哈哈。到了桥头，又给我买了一瓶。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爱喝娃哈哈。

在冬库尔牧场时，从汤拜其方向进城的话，常常会遇到汉族司机。那时，他们往往比我还要惊讶：“汉族？是汉族吗？你一个汉族，跑到这里干什么？”

那次我天刚亮就出发，骑了三四个小时的马，穿过三条山谷，两座大山，又绕过一个高山湖泊，经过两三个前山一带的小村庄，才到达能搭上车的一条土路旁。送我的斯马胡力把我的马牵了回去，我在路边独自等了两个多钟头才拦住一辆拉铁矿石的大型重卡。再往下，三十公里的路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因为严重超载，不敢跑太快。司机说轮胎受不了。

这三个小时里，那司机不停地和我说话，说得快要口吐白沫了。我也算是话多的人，但遇上这一位，只好闭嘴。实在找不到插嘴的机会……我猜他一定很寂寞。

他是河南人，二十四岁，去年秋天跟着一个同乡老板来新疆干活。但是除了喀吾图，新疆哪儿也没去过。工作又辛苦又单调——想想看，每天都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在眼前这条光秃秃的土路上来回。沿途一棵树也没有（环境有些像吉尔阿特）。偶尔出现的搭车客全是语言不通的哈萨克族。

等聊完了自己，他又开始聊家庭。他幸福地告诉我自己刚结婚两年，孩子八个月大。等下个月向老板结一笔工钱，第一件事就是寄钱回家让媳妇买空调。然后又向我请教空调的哪个牌子比较好……感觉怪异。在这条荒凉的土路上，在这异常缓慢的行进途中，居然聊起空调的牌子……太不真实了。

聊着聊着，就熟了一些。这家伙开始向我倾诉他对他老婆的爱情，说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是如何地中意云云。还背诵起他给她写的第一封情书……

等再熟一些的时候，又忍不住向我透露他深藏的一个秘密。原来他还有一个小老婆——怪不得如此拼命地打工。原来要养两个老婆。

他痛苦而略显得意地谈论着这份计划外感情，并津津有味地描述了自己在两个女人间周旋时的种种惊险。

接下来还能怎么样呢？以此种情形看来，只能越来越熟了。于是他又略微悲观地向我阐述他的人生观和爱情观。末了，深沉指出：其实，他真正喜欢的，是像我这样的……！！

实在惊吓不小……只好尽量不吭声。

但不吭声又觉得更不对头，毕竟对方只是一个大孩子。要当真同他计较，就压不住阵势了。于是，我也开始发表看法，并且显得比他更深沉。还尽挑一些他绝对听不懂的词汇，组织成逻辑混乱的句子。以营造距离感。

幸好这趟行程只有三个小时，否则真不知他往下还会对我说出什么惊天之语。

后来我又想，大约这样的行程实在太漫长，太单调，太疲惫了，他便渐渐把握不住自己的真实心意，无法确定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只好一边叙述，一边不停地改变主意，不停重新构思，不停变换相处方式……以平息自己突兀的热情——这热情曾被漫长荒凉的寂寞所压抑。

上车时，讲定价钱是二十块。下车时他坚决不收钱。可我哪敢不给……

到了喀吾图，就全是熟人了。先串串门再说，还没串到第三家，就有司机找上门来大喊：“听说有人刚刚下山，是不是你？要不要去县上？”消息传得真快。在我这样一个刚从山里出来的野人看来无比繁华的喀吾图，其实也是个小地方啊。

那辆车上坐的竟然全是汉族人。备感亲切。大家纷纷猜测我的来路，我高深莫测，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放羊的。他们当然不信，推理了一路。最后大家一致认定我背景深厚。肯定是高官子女，下基层夯实群众基础，丰富政治履历……等到了地方，还互留了手机号。天啦，好久都没说过这么多话了，全是汉话！

到了县城，汉族人就满街都是了。但我已经顾不上体会此种汹涌的亲切感。接下来还得马不停蹄地继续坐车——去阿勒泰的班车马上要开了！急忙买了一份凉皮（啊，亲爱的凉皮，好久都没吃了）和两瓶酸奶就往车站跑。买了票就赶紧上车。

由于凉皮味太冲，我特地坐到前头车门旁边可以折叠的小椅子上，远远避开其他乘客。然而发车后不久，不时有人在路边招手拦车。于是车停了又停，车门开了又开，我只好不停起身让路。酸奶、筷子和纸巾不时滚落一地，显得很狼狈。司机慢悠悠地说：“别着急，慢慢吃。怎么饿成这样？”直到上了国道线才安静下来。那时我也吃完了。

司机似乎百无聊赖，问：“为什么不吃了？”

“吃饱了。”

“怎么可能？一份凉皮能吃饱？”——他不由分说，从座位旁掏出一个大苹果扔给我。

我喀嚓喀嚓咬完苹果后。他又问：“这回饱了吗？”不等我回答又说：“再不饱就没办法了，苹果没了。”车上的人都笑了。明明是他强迫我吃的。

后来我也拿出自己的酸奶和他分享。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们一起吸得滋啦滋啦响。

由于这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天刚亮就从冬库尔出发，骑了三个多小时的马，马不停蹄倒了三趟车，已经非常疲惫了。吃饱了便渐渐睡去。往下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公路正在翻修，汽车开得极慢，不时拐下路基，在漫天尘土中摇摇晃晃前行。心里却踏实极了，睡得又沉又稳。

不知为什么，说起搭车这些事，还总会想起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一位朴素而庄重的哈萨克族老妇人。她的手杖是手工削制的，用染料染成了不太匀净的黑色。一定使用过多年了，凸出的木节处全磨出了原木色。这原本是一根平凡简陋的拄杖，可上面却镶钉了许多菱形或圆形的纯银饰物，使之成为体面的贵重物品。当时，她正拄着这根手杖纹丝不动地站在路口处等车。但是并不招手，也不呼喊。只是站在那里，像女王等待摆驾的仪式。

司机看到她后，立刻关闭了音乐，并且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慢慢减速，最后几乎是无声地停在她身边。他摇下玻璃，满车的人轮流以最繁复的礼仪向她问候。等这位老人上了车，司机重新打开音乐时，特意拧小了音量。

我的游荡

从阿拉善牧场到桥头的这条石头路把外界和山野连接起来，而遍布山野的无数条纤窄山道又将每一顶毡房和石头路连接了起来。因此，深藏在山野中的每一顶毡房其实都是被稳稳当当地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

这些年，除了牧人、伐木工人和生意人外，游客们也悄然而至。作为深山的最繁华之处，号称“小香港”的耶克阿恰（至少扎了五十顶毡房），旅游服务立刻跟上，至少有五顶毡房挂出了“招待所”的牌子。住宿者每人每天五块钱，并提供一顿早餐。有一家竟然收八块钱。

但是由于没有手机信号，大部分游客对这里深感失望。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得在这里过日子，对这山野，我都不会太感兴趣的。想想看：一大早就从富蕴县（游客差不多全是富蕴县的）坐车过来，石头路颠得跟筛豆子似的，筛到地方太阳也快落山了。顾不上找吃的就得抓紧时间扛着相机拍黄昏，拍牛拍羊拍骆驼。在夜色降临之前，得赶紧住进五块钱的招待所平躺着不动。好容易缓过精神，还得赶紧就着蜡烛打扑克牌。并且不能打太晚，第二天还要早起拍日出……拍完日出就得抓紧时间往回赶。回去的路上又得筛一整天！

至于为什么就玩两天？因为双休日就两天……好容易两天假期，却花钱出来挨筛。

总之，我不是一个路过者。相比之下，我与山野的缘分更深一些。眼下这个世界因为与我的生活有关而使我心有凭持。这石头路上上下下的每一个角落，也因我时常穿梭、耽留而令我深感亲切、踏实。当我骑着马走在石头路上，迎面遇到的游人羡慕地打问：“多少钱租的？”我说：“自己家的。”口气淡然，却无疑给他当头一棒。

总之和游客比起来，我底气十足。但比起牧人……我又是个彻头彻脑的走马观花者。我这算什么啊，没法解释的，莫名其妙的一个人……

夏天是繁忙的季节，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被分配了固定的工作，离开一个人都会引起日常生活的混乱。因此从早到晚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是不可能的。只有干完所有活后才可去附近林间散步，且黄昏之前一定得赶回家。但总的来说，大部分的散步还算从容悠长。

来到吾塞半个月后，基本了解了周遭环境。虽不曾一一拜访，但最近几家邻居的具体方位和家庭情况也稍有了解。我出去散步，每当行至一最高处，站在那里遥望，远远的毡房和木屋像钉子一样静静地钉在群山间，炊烟细细上升。遥想一番那里的生活，立刻感觉不是身处山巅之上，而是遥远孤独的行星之上。

在吾塞，我独自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西面，一路沿着台阶般绵延上升的坡体爬了很高很高，远远走出了森林。后来在尽头的最高处，看到空谷对面更为高远的山顶上静止着一个石头砌的空羊圈和两只盐槽，却没有毡房。“遗迹”的力量比真实的生活场景还要强烈。不晓得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是怎么把家搬上去的。那么高，骆驼都会累死的。另外取水也是个麻烦事。不过，在那么高敞的地方生活，拥有世上最壮观的视野，肯定永不害怕孤独吧？

所有雨过天晴的时刻里，天空像舞台的幕布一样华美，我的心像盛大的演出一般激动。我沿一碧万顷的斜坡慢慢上升，视野尽头的爬山松也慢慢延展。突然回头，满山谷绿意灿烂，最低最深之处蓄满了黄金……水流边的马群深深静止着。视野中，羊道是唯一的生命，只有它们是“活”的，在对面斜坡上不时地束合分岔，宽广漫延。

而不远处的另一座山头，小伙子斯马胡力静静地侧骑在马上，深深凝视着同一个山谷，又似乎漫不经心。我看了又看，不知羊群在哪里。但他一点也不着急，似乎早已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丢失。他长时间凝视着山谷底端的某一处，那一处的马群长时间地静止在沉甸甸的绿色中，羊道如胸膛的起伏般律动……这悠长得快要令人哭泣的情景……

我不知该继续向前行走，还是等待这一切的结束。这时，前方山路起伏处突然并排出现三个骑马人，并且突然就迫近到了眼前……看着我，三人都笑了，齐刷刷三口白牙。

当我的照相机没坏的时候，每次出门散步总会挂在脖子上。如果路上遇到牧人，他也许会勒停马儿，请求我为他拍照。那时的我，总会比他更高兴。我端起相机，等着他整理衣襟，扶正帽子，然后肃容看向镜头。

除非被要求，我很少主动掏出相机给人照相。最开始是怕自己无礼，怕打扰了他们。后来则是有所期待——期待能得到更柔和的沟通，期待最最适合端起相机的、毫不生硬的一个契机。

我不知道自己对着他们按下快门的行为是如何被理解的。我给他们照相，然后与他们告别。山野浩荡，从此缘分结束，再不见面。我得到的是一些瞬间的影像，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分别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曾这么说：“照片洗出来后送给我一张吧？”他们只说：“谢谢。”似乎“照相”这一行为的本身就是所得的全部了。“照相”是契机，令我们所得稍多。否则的话，这样的相逢还能承载些什么呢，往往互相问候过就再无话可说了。两人沉默相向，只能说：“好吧，再见！”……可是，我们明明都心怀期待，都想更亲近一些。

如果拍照的话，我们就能多寒暄几句，还能一起凑在小小的显屏前欣赏，不管看没看清楚，对方都会说：“很好！”如果他家就在附近的话，往下还会被热情邀请，受到热情款待，吃一顿好东西……吃完好东西，还全家出动，送我到山谷口……

在冬库尔时，我们的驻地附近有好几家邻居，散步时会常常遇到牧人。到了吾塞，就很少能在外面遇到人了。吾塞的邻居，就算离得最近也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总是没有人，总是没有目的，总是时间还早。走在寂静的森林里，脚下的隐约小径因为是有人走过的痕迹而显得无比神秘。似乎走过这条路的所有人的面孔都恍恍惚惚地闪动在意识里，他们遥远的想法在路过的黑暗中沉浮。林木重重，越走越哀伤似的，尤其总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说不清道不明地难受。

而走在开阔地带的阳光中又是另一种孤独。在晴朗的正午时分，明日高悬，四处明晃晃的。我的影子却很奇怪地伏在脚边。之所以觉得它奇怪，是因为世界这么明亮，它怎么能做到如此顽固地阴暗着呢？远山，树林，甚至是路过的石头的阴影都淡了，虚茫茫的，浮在空气中，晃在风里，怎么也沉不到地上。甚至那些阴影还在恍恍惚惚地闪着自己的光。只有我的影子是纯黑色的，掘地三尺也仍是黑的，界线分明地黑着，与世界截然断裂开来。更让人不安的是，我动它也动，我不动它就不动了。想想看，它是我造成的。我身体里有着怎样沉重深厚的事物和想法，才会投下这么暗的影子……站在自己的影子边上，天上的眼睛会看到我正站在一处深渊的边上，看到我站在洞口，每走一步都似乎非常危险……天上那人心想：总有一天，这人会坠落下去，消失进自己的影子里，掉进自己投下的黑暗之中。

携着这样的影子走在这样光明万里的天地间，就像是举着火把走在茫茫深夜里。“目标太大”。世界永远只在我对面。行星永远遥远而孤独。

微雨的时光又湿又绿。阴云沉沉，世界却并不黯淡。相反，比起在通彻的阳光中，阴天里的世界更加清晰，更加深刻，满目的绿意也更加鲜艳生动。阴天里的红色花也比平时更红，河水也更清澈锐利。

下雨时，当阴云密布的天空破开一个洞口，阳光会如火山熔浆一样从那里涌出来，强有力地穿透雨幕，做梦一样在群山间投下金光耀眼的光斑。

而一半阴云密布一半阳光灿烂的天空，更是一个巨大的梦境。世界的左边沉浸在梦中，右边刚从梦中醒来。

而我脚下的路，恰从这世界正中间通过，像是天地大梦中唯一清醒的事物。我稳当当地走在路上。这里是大陆的腹心，是地球上离大海最遥远的地方。亚洲和欧洲在这里相遇，这是东方的西方，西方的东方……但是在这里，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小路那么宽。我一步也不会离开这条路。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游荡在节制之中。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只有在进城的时候，我才会有一次长时间游荡的机会。在城里不过只待一两天，可在路上却得走三四天（运气好的话）。那时，我会经过许多牧场，走进许多毡房。

进城的日子总是大家在很久以前就议定好了的。六月底的一天，我和送我的斯马胡力一大早就骑马向着西北方向出发了，我们穿过沿途重重叠叠的寂寞美景，去往石头路边的沙依横布拉克牧场。那里是进城的牧人们较为集中的一个等车的地方。但在那里，开小饭铺的姑娘巴合提古丽告诉我，昨天才走了一辆车。那车等了三天才装够一车人。我一听懵了，不会还得再等三天吧……

巴合提十八岁，矮个儿，黑脸，短发，眼睛亮晶晶。和顾客做生意打交道的样子稍嫌腼腆，但干起活来却小鸟一样利索欢快。她的小店只是河边草地上四根木头撑起的一块塑料棚布。她的菜单上只有拉面、汤饭和康师傅方便面三种食物供顾客选择。不过这三样已经能够全面满足顾客需求了。连我这样大大见过世面的人到了山里都不敢奢望更多。要知道，在扎克拜妈妈家顿顿奶茶干馕、干馕奶茶，吃得肠胃欲壑难填。虽然妈妈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两颗糖，但就那几滴甘露，对于我们久旱的大地来说，地皮都打不湿。

总之，找车的事先不急，系了马赶紧点份汤饭再说。哎，巴合提装汤饭的碗跟盆一样大！而且汤饭的色泽鲜艳，内容豪华，铺有青椒片、青菜、芹菜和蒜薹……还没品尝，就已经感到了幸福！等喝到嘴里更是幸福，烫乎乎酸溜溜，呼噜呼噜一会儿就喝得底朝天。巴合提真能干！不过想想看，若是我来做的话，味道也绝对不差，可能面片没她揪得匀……说不定这门生意我也能做呢。在山里开个小饭铺还蛮不错的，经营内容简单（只有三样），本钱小（只需一块塑料布四根木头一张桌子两根条凳，再到河边捡几块石头，和点泥巴糊一个灶），运气好的话还不用交税。

斯马胡力好有名气，还在和我喝汤饭时，他来到沙依横布拉克的消息就传遍了附近的毡房和帐篷。刚吃完饭，年轻人们就拎着啤酒找上门来了。我赶紧回避，一边四处转悠一边打听车的事。

一个穿着红雨靴的八九岁小孩拎着两个小桶，正小心地蹚水涉过山谷中哗啦啦的小河，去往对岸的泉水边打水。返回的时候，他先拎着一桶水过河，把水放到岸上后，再转身去取另一桶水。很好，不掉以轻心。水流虽浅，却很急促，水底卵石也应该很滑。等两桶水都平安送抵此岸了，小家伙这才爬上岸，一手拎一个桶，保持平衡，稳健地快步向家走去。

过去我也曾天天去那眼泉水边打水。当时这条河还很深很宽，河心有小洲，河上架有独木桥。每到下雨的时候，那根木头滑溜溜的。我曾经从桥上掉下去两次，我妈掉过一次。

中午，南面一公里处下起了雨，斯马胡力说还要回去赶羊，浑身酒气地牵着我的空马回去了。我一直目送他消失在山路拐弯处。真有些犯愁，不会真的要在这里等三天吧？

巴合提的小饭铺旁还搭了顶毡房，因此她的店还管住宿的。她自己睡在塑料帐篷角落里的几块木板上，非常简陋。但给客人们准备的房间却收拾得漂亮又干净，铺着崭新厚实的花毡，墙脚整齐地堆放着雪白的绣花被罩的被子和胖胖的绣花大靠垫。一走进去，就有强烈的“被尊重”之感。顿时安心了许多。在这样的房间里住三个晚上也不错啊。一天五块钱，还包一顿早餐，餐桌上还免费提供野生的黑加仑酱……正思忖着呢，车就来了。

运气可真好！只等了小半天。

车是巴合提帮我联系的，她一忙完手头的事，就四处帮我打听车的消息。远远地，只要一听到汽车马达声她就赶紧跑到石头路边挡车，问去不去县城。果然很快就问到了一辆羊贩子的小卡车。哎，这姑娘太热心了。要是她不管这事的话，原本还可以再赚走我几顿饭钱和一到三晚上的住宿费……

从县城返回时，一般在耶克阿恰下车，在马吾列家休息一晚上，然后步行回吾塞。如果是下雨天，得停两天。马吾列家无论商店还小馆子，生意都极好。俨然一个大老板。作为大老板，马吾列不苟言笑，乏味至极。好在他会弹双弦琴，似乎他所有的柔情只绷在琴弦上。虽然他弹琴时脸板得更长。但琴声却那么温柔。外面下着雨，这琴声一片一片地长出了白色的羽毛，渐渐张开了翅子……这时马吾列突然停下来，把琴递过来说：“你来弹吧！”我接过琴，试着拨弄琴弦，摸清音阶后笨拙地弹起“一闪一闪亮晶晶”。大家都无奈地笑。马吾列向后仰倒，躺在花毡上，大黄猫赶紧走过去偎着他一起躺下。刚才琴声的翅膀仍空空张开着，渴望飞翔。这样的一个下雨天，这样一个华美丰盛、饰以重重花毡和壁毯的房间……

这时，路过的骑马人进来歇停，他稍坐片刻，买了一包康师傅面。在山野小店里买方便面是会享受配套服务的。那就是马吾列会帮他撕开放进碗里，再亲自为他冲上开水。方便面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到了山野里，它奇异的香味是单调饮食之外的巨大诱惑。

等他香喷喷地吃完面，喝完汤，挂在火炉边的湿外套也差不多烤干了。于是付钱，穿了衣服继续赶路。之前的安静又在房间里继续漫延。

除了巴合提小店和马吾列家，我还在上游阿拉善的迪娜家店里落过脚。迪娜十一岁，头发浓密，长胳膊长腿，瘦得像一根铅笔。因为上的是汉语学校，小家伙的汉语发音非常标准，但用的还是哈萨克族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说起话来千奇百怪，细节迂回不绝，怎么也绕不到点子上。我倒宁愿她用哈萨克族语说。

迪娜非常亲我，她问我住几天，我指着刚洗完的衣服说，衣服一干就走。她立刻大喊：“不行！”严肃地告诉我，哈萨克族人洗衣服得晾五天才允许收回家！我吓一大跳，这什么风俗……很快得知小家伙是在骗人，想多留我住五天。

六七月间正是学生放暑假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小孩都回到了牧场上。在迪娜家的小馆子吃饭时，有四个孩子站成一排在饭桌边盯着我吃。我感慨：“孩子真多！”迪娜妈妈笑道：“是很多。”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什么叫“多”，又涌进来五个！

这群屁大的小孩，见了面还像模像样地互相问候健康和平安。然后排成队继续盯着我看。这顿饭让人吃得百感交集。

吃完饭去补鞋，这群小孩继续尾随，在补鞋摊前蹲了一圈，深深地着看我的光脚。

等补完鞋子回店里，尾随的小孩数量又陡然增加了一倍！天啦，阿拉善可真繁华！

年纪稍大一些的孩子很有出息，绝不见人就跟。但他们会客气地在路上拦住我，指着我的相机，请我为他们照相。似乎非此不能表达“礼貌”。而此种“礼貌”，并不是为了显示教养，而真的是一种“礼”，真的是为了人际关系的舒适而付出的努力。

耶克阿恰是大地方，在那里能遇到许多稀奇事。比如我曾遇到一匹马，屁股长得跟鹌鹑蛋似的。不晓得得了老年斑还是牛皮癣。

还遇到过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脸上一圈一圈地缠着白布条，只露出眼睛和嘴。还以为受了什么重伤，一问，才知道家里没头盔。

还有一家小杂货店，大约生意好，室内的泥地被踩得瓷实又平整。店主便用金光闪闪的啤酒瓶盖细心镶嵌在地面上，还拼出许多漂亮的几何图案。这也是一种“装潢”吧？

从耶克阿恰到吾塞的那条山路，我一共走过四次，但到了第四次，还是会迷路。妈妈和斯马胡力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也纳闷。好在鼻子底下还有嘴，一旦遇到骑马人就赶紧问路。而那些人因为有马，走得比我快，会迅速把我问路的消息传递给其他路人。于是乎，往后一路上再遇到骑马人，往往不等我开口，他们就主动说：“这条路没错，一直往下走就到了。”

七月初，正是这一带的牧人开始小转移的季节。高处的人家纷纷往下挪，靠近边境的毡房开始往回退。但挪动的距离一般都不算远。我第一次经过这条山谷时，从头走到尾，空荡荡没有一户人家。而在最后一次，沿途每条岔沟的沟口几乎都扎有毡房。远远路过这些人家时，主人若是没看到我也就罢了，若是看到了，必会使唤孩子们追上来邀请我过去喝茶。虽然并不认识。这是古老的礼俗，不能放走经过自家门前的客人。对此，我虽然感激，但一般都会拒绝。

但其中一家是我家过去的邻居，比较熟识，忍不住跟着去了。当时也实在饿了，这家女主人冲的茶额外香美。本来打算多喝几碗，但这个女人很无聊，突然说：“听说你妈妈又结婚了？”大怒。只喝了一碗就走人。

在下游一眼温泉边，还遇到过一户额外富裕的人家。他家有三顶毡房，都极白。尤其是中间那顶最大的，还蒙着帆布，墙脚处还画着大团的蓝色羊角图案，像领导住的房子一样花哨。主人远远地招呼我：“进来坐一下？”我进去一看，原来是间山野旅馆，干净舒适，一共有七床缎面的被褥，沿着墙架子环绕了一大圈。主人自豪地说：“从县上骑摩托车来钓鱼的人都知道我呢，全都住在我这呢！”

我赶紧说：“我不住。我不是来钓鱼的。”

他说：“我知道。那给我照个相呗！”

于是，我从各个角度把他和他引以为豪的“招待所”摄入镜头。令他非常满意。

还有几次漫长的行走，远远偏离吾塞和石头路，去往完完全全的陌生之处。那些永无止境的上坡路，连绵的森林，广阔的天空……然后突然降临的小木屋，屋前绿草地上的红桌子——多么巨大的一场等待！

绕过红桌子走进木屋，炊台一角挂着锅盖大小的干奶疙瘩，似曾相识。又看到圆木垒砌的墙壁上历历排列的宽大缝隙，这墙壁挡住了一切，但又什么也不能挡住。四面林海苍茫，床塌静静停在木屋一角，铺着浓墨重彩的花毡。如此孤独的等待……站在木屋里，既陶醉，又不安。突然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像做梦一样，总是像做梦一样。尤其在这些华美的陌生之处，看着陌生人的华美眼睛——因看多了永恒不变的美景而温柔又坚定、安静又热烈的眼睛。无论多么粗糙的面孔，多么苍老的容颜，都不能模糊这眼睛的光彩。

还有手执马鞭，从远处牵着马缓缓走来的妇人，肩披白色的大方巾，身材高挑，穿长长的裙子……她是最沧桑的，也是最宁静最优雅的。她侧身坐到我旁边，抬起下巴，恭谦又矜持。对于我这样整天东游西荡，不知所终的人来说，她是最遥远的等待。

还有吾塞那块白色大石头，高二十多米，方方正正地耸立山脚，远远望去像个石头门。每当看到这块白石头，就知道快到家了。就在石头后面藏着回家的路。它是我的石头，也是孩子们的石头，在孩子们广阔的童年里巨大而深藏不露。有好几次，靠近它时，看到孩子们在石头最上端闪动着鲜艳的衣服，锐利地尖叫不止。好像看到了孩子们长大后一一离去后的寂静。这石头也是一场等待，最固执的等待。

节选自《羊道》

无论男女都干净得无懈可击，他们的房子和东西也是如此。尽管我无法想象在到处是建筑扬沙的东京，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东京宝贝

撰文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

译者　刘子超

我曾对日本充满怀疑。战前和战时，日本是邪恶的敌人，我的许多朋友都深受其害。但是也有其他许多意见值得重视的朋友，喜欢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我的向导理查德·休斯[1]和我一起搭乘彗星飞机来到日本。他是澳大利亚人，原本应该对日本满怀成见，可他却非常迷恋这个国家。我只好让自己忘却香港的美好，做好面对很多嘘声和鞠躬的准备。

飞机降落得很平稳。迪克·休斯的日本友人已经在机场等候。我立刻就被这位“老虎”斋藤吸引。他是《这是日本》的主编。这是一本厚重而精美的年刊，每年圣诞节前后会由日本大使馆赠送给各界社会名流。斋藤是个五短身材、性格内敛的男人，他谈吐风趣、机智，显得颇为沉稳，但又有些许紧张。他长得很像军人——日本电影里演军阀的人。实际上他以前是只比红带低一级的柔道黑带。我喜欢他身上那种令人敬畏的气质。我们挤进一辆汽车，飞驰在夜色中。一个小时里，窗外始终是漫长而压抑的郊区（东京有九百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最贵的城市）。从香港飞到这里用了四个半小时，此刻是凌晨一点。每个人都喋喋不休地聊着我不认识的人。我开始想念床铺和独处。

迪克原想给我们安排一家西式酒店，但成群赶时髦的美国游客选择秋天来这里赏菊，城里还有六百名参加“关贸总协定”的会议代表，最后迪克不得不改选了日式客栈。“日式客栈特别好，”他兴奋地说，“比那些差劲的西式酒店强多了。我们也可以体验一回真正的日本生活。”

我们在黑暗的小巷里一路颠簸，不时停车确认方向，打听下一个转弯处。我更觉得郁闷了。不久，我们开进一个有很深车辙的小巷，从宝塔状的入口处透出来一丝光亮。我们鱼贯下车。门口立刻出现了两个身着和服，看上去一脸清醒的女人，向我们鞠躬问好。随后又是一番客气的寒暄。门廊后面是小巧的日式庭院，有低矮的灌木和杉树，可以看到别墅的轮廓。我的同伴异常兴奋，我则摆出一个日式微笑，随着众人走到前门，在门口脱掉鞋子（这是第一次，以后还有很多次），试着把脚塞进日本大小的木屐。

屋里十分明亮，干净得闪闪发光。我“啪嗒啪嗒”地爬上一小段擦得发亮的楼梯，侍者一路微笑鞠躬。我们穿过一道推拉门，到了一个在日本杂志上会看到的房间。我被独自丢下，看着我的行李，而迪克的声音从楼下走廊里欢快地传来。透过墙面，还能听到其他客人窸窸窣窣的起夜声。

我痛恨这些小小的、过分注重细节又易碎的东西，而我的个子比六英尺（约1.82米）还高。

房间是用胶合板和宣纸搭建的。地上铺着长方形、有黑边的灯芯草席，让我想到没写字的吊唁卡。地板中部，或者不如说上面，是一尘不染的寝具：薄薄的羽绒床垫、洁白的床单和丝质鸭绒被。又小又硬的枕头后面，是一个小茶壶，一个有木盖的杯子，一个装着牙签的漆盒和一盏床头灯。旁边靠墙的位置上，摆着一个很宽的红漆木桌，约一英尺高。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笔意稀疏的风景画。对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似乎是陶制的废纸篓，里面堆满灰色的灰状物，上面插着两根铁簪和一把铁梳。对面角落里，立着一个很高的粗陶花瓶，里面插着两根枝条。长的那枝结着小红莓，短的那枝开着雏菊。我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宣传册上读到过一篇日本花艺的文章，所以我推测这两根树枝一定有着丰富的内涵，只是对我隐而不现。此外，唯一的家具是墙边的一个窄小的木架，上面放着漆盒，里面是一根尖笔和一瓶乌贼墨水。地上还有一个蘑菇形状的黑色漆盒，上面不怎么安稳地搁着一台电话。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墙壁摸索，想在这个无名无姓的迷宫中找到壁橱，结果摸到的只有塑料宣纸和三合板。其中一个拉开是衣橱，里面有一个衣架和额外的寝具。拉开另外一个，里面竟是一个自来水洗脸盆。我又看看我那鼓鼓囊囊的、正碍眼地立在这个精致的房间中央的旅行箱。屋顶太低，我不得不一直保持大猩猩的站姿，感到腰酸背痛。我一屁股坐在精美的红漆木桌上，小声却流利地咒骂了一声。

迪克兴高采烈，咋咋呼呼地上来了。“到底在哪儿挂衣服？”我问，“那个装灰的废纸篓是干吗用的？还有，先告诉我厕所在什么地方？”我这一通外国佬的怒气，让迪克颇为悲伤。他顺从地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一个日式蹲坑前。“不过楼下还有一个西式的，”他说，“挨着日式浴池。”

“日式浴池是什么东西？”

“啊，我没跟你说过吗？进浴池前，要先在外面的淋浴冲洗干净。浴池里可能还有其他人，但你不必理睬。”

“非常感谢。”

“你最好把衣服放在桌子上，那个盛了灰的桶是烧炭用的。”

我又恼怒地说了一句“非常感谢”，然后那晚就此分开。

我将不再赘述我在这个精致的木头鸟笼里所遭受的苦难。我吞下一颗安眠药，把酸痛的四肢安放在地板的被褥上，试着回想萨基[2]《巴巴利猿大闹闺房》里的情节。

迪克说，我需要什么东西时就拍拍手。第二天一早，一场轻微的地震让旅馆像骰子筒一样摇晃起来。我醒过来，拍了拍手，可一直拍到自己都烦了，最后只好轻手轻脚地下楼，和不停鞠躬、咯咯娇笑的女仆连说带比划，才压榨出一顿早餐。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乐不可支，这让我的幽默感瞬间充盈，并且在日本剩下的行程中始终保持着。我甚至有点喜欢上那个傻气又可爱的小房间了。我也想办法学会了在一英尺高的小矮桌上吃饭时，把双腿痛苦地扭曲成莲花坐。总之，我热情推荐这家离英国大使馆不远的富田旅馆。衷心祝愿那些小矮松不会变得更矮！

因为只在日本待三天，我决定一切随心所欲。我告诉迪克，不见政客，不去博物馆、寺庙、皇宫，不看能剧，更不要说茶道。我告诉他，我想见见刚来日本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毛姆，参观高级柔道馆，看一场相扑比赛，游览银座，泡一次最奢华的日式温泉，找一回艺妓，让日本最著名的算命大师给我算一卦，最后去农村来个一日游。我还要大吃特吃生鱼片——这是我的软肋，然后验证清酒到底含不含酒精。多亏了迪克和“老虎”斋藤，除了相扑比赛只能在电视上看，其他心愿全部圆满达成。

我们从会见毛姆开始。我和毛姆碰巧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毛姆也想娶我太太这一事实上。他总是很高兴和我见面，为的是能打听一点我太太的新闻。我们在帝国大酒店碰面，共进了一顿愉快而美好的午餐。席间，毛姆不时恶毒地吐槽我们在伦敦的朋友，不时又为三十年来第一次造访东方感到心满意足。吃完午餐，我们一起参观了讲道馆和柔道学会，这同样是令人难忘的经历。

简而言之，柔道是一种哲学或处事方式，而柔术是建立在柔道基础上的自卫技巧。从上伊顿公学开始，我就对这个话题有些兴趣。两个大块头的教官也常展示他们怎么用手腕的力量就把对方摔出去。“老虎”斋藤是很好的摄影师，随行为我们照相，而道馆馆长带领我们——毛姆先生、他的秘书艾伦·塞尔先生、迪克·休斯，还有我进行参观。柔道学会是一个雄伟壮观的建筑，一层用于授课。一个房间里，五十个年轻人正在练习防摔技术；另一个房间里，四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土耳其人，正在一边等待老师，一边练习各种擒拿；还有一个房间里全是女孩，正积极地进行模拟柔道比赛，尽管没有听上去那么刺激。

我们随后上到二楼，目睹了令人惊奇的一幕。在这个宽敞的大厅里，超过两百场一对一的比赛和授课正在进行。黑带到处都是，但吸引我们的是八到十岁孩子的授课。老师是一个六十岁的著名红带选手。就像在英国学校里有些体育项目一样，几位母亲坐在场边的板凳上，骄傲又焦虑地看着她们互相练习或是正在上课的孩子。

不过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红带老师。他正在教一个生猛活泼的十岁小男孩如何踢腿。一切都严格按照传统进行，包括上课前和每一次动作完成后互相鞠躬，以及始终保持微笑凝神状。红带老师花了大约十分钟，教小男孩从后面踢扫对方下盘的动作，要想防住这招有不同的反制法。红带老师一次又一次地从下面扫倒小男孩，然后抓住他柔道服的翻领，轻轻地，但也不是那么轻地，把他摔在地上。小男孩则一次次爬起来，勇敢地用自己瘦弱的腿内侧去别老师肌肉鼓胀的小腿肚。最后，他终于做对了。为了让小男孩知道自己做对了，红带老师退了一步，毫不掩饰地跪下来向击败他的小男孩鞠躬认输，然后继续练习。

这个场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庄重感。老冠军摔倒在地上，不带一丝嘲弄，只因为小男孩完全做对了那个动作。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告诉小男孩，在柔术里，无论你的个子多小，同样可以扳倒巨人。这一幕非常惊艳，“老虎”斋藤拍到一张照片，博得了毛姆的赞赏。

在这个忙碌下午的最后，我去了一趟日本航空。我选择乘坐日本航空的飞机前往夏威夷，因为我已经有点不想回到西方世界了。我希望尽可能长久地停留在东方世界的怀抱中。直到出票我才意识到，我飞这条东西航线的日期是十三号，星期五。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在《俄罗斯之爱》中，我写詹姆斯·邦德要飞往伊斯坦布尔：

前一天，当他离开M夫人，回到办公室安排飞行的具体细节时，秘书坚决反对他在十三号，星期五坐飞机。

“但十三号坐飞机一直都很顺利，”邦德耐心地解释说，“没有什么乘客，坐得更舒服，服务也更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向选择在十三号坐飞机。”

我想，我也应该向我的主人公学学。不过那天晚饭时，当我把这个巧合告诉迪克·休斯，他显得若有所思。“我想你应该知道，”他说，“你会穿过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样就会再过一遍十三号星期五。两个十三号星期五，听起来可没那么好玩了。”我大笑起来，然后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在房间里等待日本最著名的算命大师濑木龙志，还有“老虎”斋藤的翻译朋友小陈。

我对让别人给我算命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我对算命和所有超感官知觉的事都十分着迷。迪克还给我讲了许多有意思的关于东方算命的真实故事，因此我决定亲眼见识一下。我们坐在濑木龙志先生的客厅等待。客厅里看不到什么算命的道具，只有一个放在木架上的放大镜，和一个你在旧货店里能找到的那种陶瓷头盖骨。大脑部分标出了爱情、未来、智慧等不同区域。在一番谦虚的暗示大师有多忙后，他走了出来，我却并没有怎么被打动。对于一个通灵者来说，大师显得有点太高兴了，也吃得太胖了。从无框眼镜后面，他的眼睛闪出快活的光芒。我们相对坐在不可避免的矮桌前，互相鞠了个躬，好像接下来要进行一场柔道比赛。他让我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年龄，我照办了。他扫了一眼我写的字，就和小陈自夸起来。他说了一大通，比如他预测了艾森豪威尔在最近两次大选中获胜，还预测了他患的各种疾病。当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结婚时，他预言他们会有长久幸福的婚姻。我心里暗自“哼”了一声，调整了一下已经坐痛的双腿，等着他开始预测我的命运。

他拿起大号放大镜，让我把脸凑过来。透过放大镜，他一寸寸地查看我的脸。与此同时，我也查看他的脸。他有一双小鸟般欢快的眼睛，鼻子下面那几处不易刮到的角落，胡子刮得相当敷衍。此外，我就没再看出什么了。他和小陈说了一大段话，小陈同声传译给我。他说我是一个有独立灵魂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浪子独行，不应该陷入固定关系。这和我那晚在澳门夜总会跟嘉宝说得差不多，简直如出一辙。

大师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告诉我，我正处在顺风顺水的黄金期，这个时期会在三月中旬结束，不过未来十年大体上还是相当不错的。他还说，我会一直幸福地活到八十岁[3]；明年五月前，我会再次回到日本（不太可能，而且我确实没再来）；我对妻子不能太“一意孤行”；相比我的父亲，我更像我的母亲。我只记住了这些，其他的全都忘了，而唯一让我感激的消息是，虽然要飞过两个十三号星期五，但幸好我正处在非常幸运的时期。

或许太过直截了当了，不过我还是问濑木龙志先生能不能给自己算命。他说不能。如果他想知道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他就会去问他的对手高岛素山。他总会给出正确的结论。我本应该问问他，是否也能同样准确地预测高岛先生的命运，因为可怕的厄运正在向高岛先生步步逼近。大约两个星期后，下面这则新闻出现在了日本的报纸上，我完整引述如下：

算命大师没能预知自己的死亡。

东京，11月25日

日本著名算命大师未能预知自己的命运。他没有料到今天早上会被一个手持匕首的歹徒刺死。

七十一岁的高岛素山先生是日本最著名的算命大师，事业正隆。他被二十四岁的年轻同行堂本俊之刺死。经查明，杀人动机为职业方面的嫉妒。

堂本还重伤了高岛素山四十岁的儿子，他也正在研习算命。

——法新社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奇妙的巧合给那个不然只能说是白白浪费的上午，增添了一些价值。

前一晚，我和迪克在银座（世界最著名的商业区之一）附近的一家餐厅吃了很多刺身，喝了更多的清酒。清酒是一种加热的米酒，我喝得乐此不疲，导致现在仍然宿醉未消，因此急需泡一泡日本最著名的温泉——东京温泉。我们又吃了一顿味美佳肴后才去。那顿饭包括一道配有罕见鹌鹑蛋的鹌鹑料理（请留意，伊丽莎白·戴维女士[4]！），味道着实令人难忘。

在日本，许多家庭没有浴室，因此每周去两三次公共澡堂成为了人生大事。我现在完全理解原因所在了。我在大而乏味的一楼前台付了十五先令，被一个我在日本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手拉手领了进去。她的名字叫宝贝，今年二十一岁，长着一张碧姬·芭铎[5]的脸，但更小也更干净，一头黑发也剪成了碧姬·芭铎的样子。她只穿了一件又短又紧的白色比基尼。

她拉着我的手，引导我穿过走廊，来到一个分隔成两个屋的小房间。外面的屋里有一个梳妆台，上面放着各种精油、细粉和软膏，还有一把椅子用来放衣服。她温柔地让我脱掉衣服。此时羞涩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乖乖地遵命。她拿着我的西装，用刷子刷干净，挂在衣架上。然后拉着我的手，走进里屋。里屋有一个上面有孔的大木箱，她扶我坐进木箱，这就变成了单人的土耳其浴。她把箱子盖上，和我亲切而略显客套地说了几句话，卖弄风情地对着镜子把头发盘了起来。在这个非常热的盒子里，我蒸了十五分钟，然后她掀开盖子，扶我站到一尘不染的瓷砖地上，命令我坐在下沉式的蓝瓷浴缸旁的小凳子上。她在我的头发上抹了恢复活力的香波，给我的身体打上香皂，再用丝瓜络帮我从头擦到脚。基本算是从头到脚，她避开了中间区域，笑着把丝瓜络塞给我，脸上露出酒窝，“你自己擦这里”。接着，她用装水的木桶将我身上的肥皂泡冲干净，扶我下了两级台阶，坐到很深的椭圆形池子里，池水是非常热的天然温泉水。

泡了十分钟温泉后，她帮我擦干身体，让我躺到按摩台上，然后手法娴熟地给我做了彻底的按摩——不是那种轻按，是那种日本著名的深度按摩。我必须说，整个过程中任何可能产生的西方式的粗俗臆想，都被房间里的热气和身体散发出的疲劳完全冲走了。但这并不是说，我在按摩中没有感受到一丝挑逗和刺激。怕她觉得我太过矜持，我问她会不会偶尔碰到“坏人”，暗示她做“坏事”。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或许也料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她以一种迷人又不露声色的礼貌态度回答说，那种人去别的地方，银座那边的地方。温泉只针对“绅士”。她的口气中没有任何责备的意味。

在东方，性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休闲方式，完全与罪恶无关。相比西方的观念，性在东方更轻松，也更随意，因此我担心我对日本浴室的描述很可能会令西方读者感到震惊。但实际上，没有一点值得大惊小怪的。当我们走到前台，亲切而友好地告别时，已经有一个清瘦严肃的日本人在等着进去了。这确实和我们去看牙医差不多。当然，比看牙医舒服得多。

我花了一下午在银座闲逛，看着橱窗思考——我每次走在商业街上都会思考——是谁在买这些充斥着世界的相机、太阳镜、手表和钢笔。不过，我讨厌拍照，就算拍了照，也讨厌看照片，而且我已经有了手表和钢笔，于是我的消费就局限在一张浮世绘上了。浮世绘上画了一个被砍头的男人。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四处闲逛，看看周围的人，将无处不在的皮条客打发走。他们向我兜售各种项目，有一两项我甚至闻所未闻。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的年轻人是多么积极乐观、目标明确。其次是以米饭为主的饮食是多么健康。相比你在与银座类似的皮卡迪利广场或香榭丽舍大街上看到的轻松踱步的人群，这里的人走得出奇之快。他们的眼睛多么明亮，有一种你在小动物眼睛中看到的聪慧。很少有男人戴帽子，因为那样会显得很傻。可是你看不到哪个男人的头发是凌乱的，或是卷曲的、不整洁的。西方人走在这里，就像格列佛一样，会看到一片黑色发亮的脑袋的海洋。日本人走在街上时非常粗鲁凶悍，与平时的彬彬有礼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横冲直撞，也不道歉，其实并无冒犯之意。女人的眼睛不是杏仁状的，而是蒙古人那种细细的单眼皮，看起来有点向下耷拉。我后来从“老虎”斋藤那里得知，做双眼皮手术在整个国家都非常流行。女孩们也模仿西方的其他众多时尚。大长腿被认为是性感的，难看的木屐换成了细高跟鞋。我觉得迷人的东方发式，正越来越多地被大波浪和卷发代替。传统和服和系在背后小包裹似的丝质腰带，也在迅速消失。仅就城市而言，和服、大蛋糕似的发髻以及蝴蝶夫人式的长发簪，只在家庭场合才会穿戴。

日本人其实并不是黄皮肤。肤色从象牙色到阳光晒成的浅棕色不等。很多女人脸上有着天然的红晕。无论男女都干净得无懈可击，他们的房子和东西也是如此。尽管我无法想象在到处是建筑扬沙的东京，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一辆接一辆的出租车全都开得像在奔向地狱，尤其是那种小型雷诺车，又叫做“神风敢死队”。不过司机的技术很好，我甚至没看到过一起剐蹭事故。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不期待，或说不要小费的出租车司机。实际上，在日本干任何事情都不用给小费，尽管在酒店有百分之十的服务费会加到你的账单上。迪克·休斯十分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适当地付给小费。他说，因为生存在日本是十分艰难的，小费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一个日本人那天吃一顿饭还是两顿饭。在银座，不时走进商店也能感受到这一点——这里有太多的导购员了。至少一个，很多时候有三个酒店门童给你开门。假如巴黎有一个皮条客，这里会有十个。这是由于日本的人口极度过剩——不仅有九千万人口，还有世界上最低的死亡率——人口以每年一百五十万的速度增长，还不包括记录在案的同等的堕胎数量（堕胎在日本是合法的）。那天下午在银座，我无疑充分领略到了这里的人口密度。最后，我身心疲惫地回到我小巧的旅馆，梳洗一番，准备晚上和艺妓的约会。

关于艺妓（Geisha），我必须马上解释清楚。我不妨从官方旅行指南中引用一段话：“多数外国人对艺妓没有正确的概念，”指南写道，“艺妓不是妓女。”我将再引用一段话，这回是迪克·休斯说的。他提醒我：“实话跟你说，艺妓这套玩意其实有点无聊。”

“Gei”意为“艺术”，“sha”意为“人”。艺妓，实际上是艺人的一种，在舞蹈、吹笛、打鼓、茶道和花艺方面接受过严格训练。此外，她还要相貌端庄，性格活泼，能说会道。艺妓通常有一个有钱的恩客，她可能是他的情人，但是她仍住在艺馆中。艺馆类似学校，六个女孩和负责照料她们生活的妈妈桑住在一起。找艺妓不在艺馆，而在餐馆的包房——比如我们是在新桥一家俯瞰墨田河的鱼料理店里找的。我此前并不知道东京有河穿城而过，因此颇为惊奇。

我们的主人“老虎”斋藤订好了一间非常漂亮的包房，俯瞰河水，装潢大致类似我旅馆的房间。我和迪克刚艰难地落座，把腿盘成莲花坐的姿势，三位盛装的艺妓就翩翩而入，依次跪坐到桌前，先向我们的主人，再向我们鞠躬。然后，她们分别坐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蛋形的小酒杯里不停地倒上热清酒。我说“不停”是因为只要你放下杯子，杯子就会再次被斟满。除非把酒杯扔出窗外，否则没有办法停止这样一杯接一杯的斟酒，直到酒壶空了，或者你倒了。

我的艺妓叫长泽，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迷人姑娘，不仅相貌美丽，而且整个晚上都表现出对你发自内心的喜悦，就像我此前说的，你在东方女孩身上能感受到的那种。迪克的艺妓也类似，只是身材更苗条，而陪着“老虎”的女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她可能有四十岁，鹅蛋脸上化着浓妆，一头黑发盘成你在日本杂志上看到的那种高高的发髻。她有一种女皇般的姿态，细细的眼睛，面容几乎像爬行动物一般平静，却又不时显露出非同寻常的机智和凌厉。我觉得她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敬畏的女性。尽管在你身边，有一位更符合传统的美丽艺妓，可是你的目光还是时常会被对面光芒四射的女魔王摄走。她不会英语，但似乎能够听懂。她总能把“老虎”逗得哈哈大笑，我怀疑她说的大部分话都是在讥讽坐在对桌的这两个粗笨的红脸鬼佬，他们粗鲁的举止、粗俗的习惯和令人生厌的外表。

配着几壶清酒，我也吃了数道美味的鱼料理，包括一种西方没有的鳗鱼浓汤。所有的东方料理都做得像它们的味道一样好看。很多时候，在片刻欣赏完色泽和装点后就打乱静物画般的摆盘，简直是一种亵渎。不用说，我每次都毫不犹豫地亵渎了。

我通常不是抛出话题的高手，但我想那天晚上我可以公正地宣称是我推动了聚会的进行。我是通过挑战我的艺妓实现这一奇迹的。我对她说，她所受的各方面教育肯定为她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我让她挑选一句她认为最机智的格言。“我一直认为艺妓就是做这件事的，”我调戏她说，“我跑了大半个地球就是为了看你会说什么。”两个艺妓咯咯地笑起来，就连对面的女皇也抿嘴一乐。“快点，快点，”我催促道，“说一句就好。”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的大脑也在飞快运转。果不其然，一番你来我往的打趣之后，我被要求先说。我举起一只手，摆出一副但愿可以被称之为“儒者”的表情。“唯一的好菊花，乃是凋谢的菊花，”我抑扬顿挫地说。响起一阵怀疑的笑声，眼睛瞪得圆圆的，但目光相当迟疑。在日本，冬季也被称为“菊花季”，因此我刚才这句话等于是开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玩笑。女皇的目光一闪，和“老虎”说了句什么，“老虎”翻译道：“她问你何出此言？”我亲切地注视着女皇。“因为，”我说道，“只有等菊花凋谢以后，玫瑰才会开放。”我承认这有点过于深奥，女皇愣了一会儿，才不由自主地点起头，兴奋地鼓起掌，对我所说的大加赞赏，而我的艺妓抓起我的手，说我可以亲她，于是我亲了一口。

我怡然自得于这次社交的成功，因为我以前很少取得这样的战果。我示意我俩的艺妓，说该轮到她们了。二人娇笑着起身，退出房间。过了一会儿，迪克的艺妓拿着鼓和一个类似三角铁的乐器回来了。她坐到房间一角，演奏起来。我的艺妓拿来了文房四宝，她在纸上画了一支竹。我让她在墨色竹子右侧空白的地方写上意味深长的题词。“你得蘸着你的血写，”我说，“红色很配墨色。”在一番嬉笑的抗议后，她用淡红色的墨汁写了一句诗，翻译过来是：“新竹比老竹高，但延续了老竹的生命。”我们都高声喝彩，不过我心下“哼”了一声，自认为我那句更高明。

作为对我玫瑰格言的回应，长泽为我画了一枝玫瑰，旁边写了一句优美，或者不如说意味深长的诗句：“吾之花园朝向东，众人皆可来观赏。”

所有这些，加上恭维赞赏和其他各种趣事，比听上去花费的时间要长。现在聚会到了互诉衷肠和嬉笑吻别的时刻了。（女皇的脸颊是冰凉的，她回吻在了我右耳的外侧。）然后，当三只蝴蝶漂亮地扇动翅膀，笨重的西方佬就带着一身酒气和美好的念想，快活地飘向了夜空。

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去农村转转了。不过因为路线传统，又遇到了大雨，我就简单地写上几句。

在“老虎”斋藤的带领下，我们乘火车前往汤河源。汤河源位于低云中若隐若现的富士山以南约十英里处。我们去的是一家只有日本人才会光顾的日式旅馆，有传统的浴室。我们三个人一起坐在滚烫的圆形浴池里。之后我们在沼沼雾气和瓢泼大雨中翻山越岭，来到箱根一家著名的旅游酒店。酒店刚过世的老板是国际八字胡俱乐部的主席。墙上显要的位置上挂着一张照片。我很高兴地发现，照片中有我的叔祖父。记得小时候，他那两英寸长的八字胡，常把我吓得够呛。我们又去了大和，然后搭乘我坐过的最漂亮的火车返回了东京。亮橘色的铝制流线型机车，看上去仿佛来自火星，实际上是由私营的小田原火车株式会社经营。车厢里播放着轻柔的管乐，美丽的女乘务身着酒红色制服，为旅客分发茶水和日本威士忌（作为苏格兰人，我还是要说非常好喝）。这些都值得英国铁路公司学习一二。

之后就到了收拾行囊、说再见的时候。在和我的东方向导、哲学家、好友迪克·休斯最后吃了一顿让我倍感忧郁的刺身和马提尼大餐后，我的出租车一头扎进东京的郊区。我搭乘的飞机将带我飞越太平洋，前往火奴鲁鲁。

就像游记里写的那样：沙扬那拉，日本！阿罗哈[6]，夏威夷……在这个双十三号，星期五！

原题《东京》，节选自《绝美之城》

（Thrilling Cities），中译本尚未出版

[1] 理查德·约瑟夫·休斯（Richard Joseph Hughes, 1906—1984）：澳大利亚记者，是英国媒体常驻远东的记者。他是邦德小说中迪克·亨德森的原型，也是勒卡雷小说《荣誉学生》中“老乌鸦”的原型。后文中，作者也称他为迪克·休斯。

[2] 赫克托·休·门罗（Hector Hugh Munro，1870—1916）：笔名萨基，英国短篇小说作家，风格类似欧·亨利。“巴巴利猿大闹闺房”的典故出自萨基的短篇小说《被拖住的牛》：有一个爱画田园牧歌的画家，一天一只牛闯入邻居的花园，邻居请画家帮忙把牛赶走。画家没能把牛赶走，牛反而进了客厅不出来。邻居讽刺了画家，然后出去报警。画家则拿出纸笔，画了一幅《晚秋，客厅中的牛》。凭借这幅画，画家一鸣惊人。两年后，他的另一幅画《巴巴利猿大闹闺房》在皇家艺术院隆重展出。

[3] 此时是1959年，伊恩·弗莱明于1964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五十二岁。

[4] 伊丽莎白·戴维（Elizabeth David，1913—1992）：英国美食作家。1920年代，她关于欧洲饮食和英国传统饮食的文章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家庭料理。

[5] 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1934—）：法国著名女影星。

[6] 阿罗哈（Aloha）：夏威夷人的打招呼用语，意为“你好”。

人对居住地是多么的挑剔，在一个有瑕疵的故乡，一个不同于自己生长环境的地方，你就不容易感到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

伞兵

撰文　云也退

他泊山很矮，只有五百来米，在《圣经》里也是数得上的名山。山上的基督变形教堂，济济一堂的基督徒坐在那里听讲道。穿紫袍的牧师上了年纪，嗓子很好，声如洪钟，在半球形的室内到处回响。也许美好的人声是会在空气里凝结下一些糖霜之类的东西的吧，后来发到手里的无酵饼，我觉得吃起来都比以往吃到的甜。

我绕着环路下山，抵达和达尼埃尔约定的地点。他还没有到。远处开来一辆小出租，走出一个围着阿拉法特那样的花头巾、穿牛仔裤、露出两条黢黑臂膀的阿拉伯男子。与此同时，有两个徒步的女孩拄着杖上山来，走得长吁短叹，也坐在路边休憩，一望便知是犹太姑娘。三大一神教文化轻轻松松地就在他泊山相遇了：基督徒来朝圣，搭阿拉伯人的车，犹太年轻人则是在纵穿全国的徒步中途经他泊山。这条徒步路线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南到红海之滨，北至黎巴嫩边境，沿途的山岭城镇都设有路标，少年人在学业结束、兵役还没开始的空档期，很热衷于走这一趟。

阿拉伯司机蹒跚地走向路边的一栋橘红色楼房，它背靠着僻静葱绿的山坡。房子有两层露台，一位少妇站在二层的露台，手里抱着个半大孩子。她穿着家庭主妇的那种浅蓝色套装，锥形脸蛋，旧报纸一样的深色皮肤。孩子穿着凉鞋的脚站在露台的石沿上。不久，他开始在妈妈的两手间动弹，一下，两下，妈妈抱着他，原地打了个转，小孩的世界开始上下摇晃起来。

他们是一家子。显然。

阿拉伯人能在以色列本土住这么体面的房子，有家有口，都是有两下子的，要不就是父辈跟犹太人的关系好，子女也跟着受恩荫，有自己的住宅和以色列护照，是被法律保护的合法公民。开出租车不是什么高收入行业，所以我估摸这家有点背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从房里冲出来跑向出租车司机。阳台上的女子朝孩子挥了两下手，然后注意到了我，微笑致意。如果去掉身上的厨卫气息，她是一个相当标致的人儿。

我问她：“这是你的房子吗？”

她说是的。

那个三四岁的孩子站在公路上，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大嘴一咧，跌跌撞撞地走。他有一张被烤得红红的圆脸，稀疏的鬈发沾在前额上，迷彩裤上有泥。他的身后传来低低的咆哮：“阿迪！阿迪！阿迪！”出租车司机的嗓门也很大，跟炸雷一样，不亚于之前教堂里的牧师。

孩子回头看看，似乎能引来父亲的威胁让他很有快感，不理不睬，继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男子做了个无奈的手势，弓着背半蹲下来，膝盖抵住手肘。他的脸比沙漠骆驼队里的贝都因人还黑，架着一副变色镜，左手腕上套着一块大手表，他用一只手往下巴上一撑，顿时矮了半截。

他的汗衫白得耀眼，可是他老成了一块树疙瘩。

他蹲了一会儿，坐到了圆形花坛边上，黑如木炭的后脖子从披到肩上的头巾侧面露出来。我看了他一眼，真可以用“焦头烂额”来形容。

最后，他还是拿出了父亲的威严，把儿子像一袋土豆那样斜着拎起来往家走去。日已西斜，别墅不远处泊了很久的一辆大巴车在蠢蠢欲动，露台上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路基上的两位女孩子也捡起了手杖。她们虽然累，却很自由，脸上身上都是松弛的，比拥有一大栋房子的阿拉伯人轻松。这里的阿拉伯人一旦成年，要不就在以色列城市里打工，要不就在西岸的穷乡僻壤开荒种地，晃来晃去啥也不干的日子，不仅困难，而且危险。

我掏出手机拨达尼埃尔的号码，还没拨出去，他那辆旧旧的黑色小丰田已经在我身边慢慢停了下来。我是搭着他的车来的他泊山，约好了来这里接我，可是他迟到了很久。那张大圆脸从窗户里冒出来时，我才注意到跟我刚才见过的所有人相比，他是最老和最累的一个。

不是老气横秋的那种老，是货真价实地上了年纪。倦容缠着他不放，绕着谢顶的脑袋打转，把稀疏的白发拎起来搅成一团鸟窝。他个子并不矮，但有点病恹恹的，像大病初愈的人在医院过道里散步那样轻手轻脚，说话柔声细气，带点齆齆的鼻音，隆起下垂的腹部就像一个吊在半空中的蛇皮袋一样晃来晃去。他的身体就像一台内存总也不足的电脑，不时就在计算剩余空间。

他打开车门让我进去，一迭声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等了好久，我刚才去城里交一些费用，又会到一个朋友。”

“达尼埃尔，”他的客气倒让我很窘，“没事，我刚刚在跟那几个阿拉伯人聊天。”

“阿拉伯人？”老头儿忽然显得有点不安，然后为了掩盖不安又做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撇一下嘴，“我们走吧。”

在达尼埃尔家借宿了三四天。之前和之后，我都没见过像他这样疲惫的以色列犹太人。不管年纪多大，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生命值都带上了地气的加成，显得比他们实际的年龄年轻一点，比实际拥有的精力更旺盛一点。这种状态常常是通过对比养成的，跟阿拉伯人对比，跟其他移民——来自埃塞俄比亚、俄罗斯、伊拉克、也门等地——对比。我遇到过一个刑事律师，他在大太阳底下穿着整齐的白衬衫开车，一开口，他无奈地表示自己的业务很清淡，随后精神一振：“呔！老实说，这边惹官司的多是阿拉伯人！”倒仿佛是阿拉伯人败了他的生意，而不是给他带来了生意一样。

另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先生——艾雅尔·谢伊，在国防军做过十几年的空军飞行员，强壮、自信，有事没事的总要考我。车路过一个小镇，他说：“我考考你，这个村子是阿拉伯人的还是犹太人的？”

“阿拉伯人的，”我说，“我看见宣礼塔了。”

“不错，”他说，紧接着嗓门又提高了三度，“还有一个区别，犹太人的村子里全是树，他们那里连棵树都找不着！”

一般来说，犹太人都是意气扬扬的。相反，你要是到移民们的聚居区，氛围就会不同：比如在拿撒勒伊利特的俄罗斯人社区，这些从解体后的苏联过来扎根的犹太人，人也十分友好，但说话就没那么底气十足。他们带着游荡者的气质，见面时有相逢一笑的侥幸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真不容易。人对居住地是多么的挑剔，在一个有瑕疵的故乡，一个不同于自己生长环境的地方，你就不容易感到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哪怕天天盛夏，你也需要跟相貌相近的其他人寒暄。寒暄，这个词造得可太形象了。

达尼埃尔住在距离他泊山很近的一个小基布兹，名叫贝特科谢特，村里很多人家的院子都被繁茂的灌木隔成一个个椭圆形，院子里放着许多用废旧的机械零件做成的小雕塑。我们回程途中路过一家小店，达尼埃尔把车慢慢停下，进去买点东西，我拿出相机随意按了几下，听到咔哒声响，店门口的两个刚才低着头的阿拉伯男青年扬起了脑袋，两对鹰隼样的眼睛同时看到了窗口的我。达尼埃尔回到车里，那两个人竟跟了上来。

我赶紧告诉他刚才我做了什么。

那两个人的脸把我那一侧的阳光都给挡没了，我有一点紧张，达尼埃尔在窗口跟他们说话，然后又下车说。我挂虑着他：要是这个有气无力的老人因为我挨了两下子，我还怎么有脸住在他家。

老人和他们说话的样子像是在谈一笔买卖，他的手一会儿出剪子，一会儿出布。一分钟后，那两人走了，小释重负，我瞥了一眼回到驾驶座上的他，不知怎么的，我没有道歉，反而安慰了他一句：“别担心。”

真是尴尬万分，与他相处，我总觉得他的心情是懊恼的，他的血槽至多只是半满。他的话不多，英文磕绊，我尝试着跟他说说我对阿拉伯人的印象：“他们不知怎么的总显得有攻击性。”

“他们……”达尼埃尔想了一会儿，“他们不太一样。”

“刚才他泊山下那座别墅是阿拉伯人的吧？”

“也许吧，他们得一直工作，不能停下来。”

老头儿一旦没话，我就觉得他是累了，背着很重的东西的那种累。

达尼埃尔有四个女儿，他家的墙上贴着一些女孩子的合影。第一次看到时我没问。在以色列，主动打听家人的情况总让我有所顾虑，这个国家很特殊，人们对分别、疏远的人际关系特别敏感，更不用说还有死亡。随便聊几句家人，没准会触及人们的伤心事。好在达尼埃尔自己说了，他有四个女儿。

“这真好，她们都住在其他地方吗？”

“是的，都走了，都不跟我联系。”

“为什么？”

“因为我老了嘛。”

我沉默了。不能不沉默。

贝特科谢特最有名的东西，是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电台，名叫“考勒雷加”，做了五年之后就成了全国收听率最高的地区电台，其声音能传到整个北部加利利地区每一道丘谷之中，听众的参与度也很高。达尼埃尔领我去看了看这个小小的建筑。我赶上了五分钟的新闻，播音员是个典型的犹太小伙子，受过良好教育，神态既自信又谦虚。电台的创办人把他收藏的一台老收音机陈放在底楼的橱窗里，它可以收到包括北京台在内的二十多个国外电台。五分钟后，电台里开始放Bee Gees的音乐，小伙子朝我笑笑，说：今天本地区三件事，两起强奸，一个十四岁小孩下落不明。“小孩，是犹太的。”

“它本来是一个废掉的制造厂，后来，我们集体要求（demand）把它改造成一个电台，要求，要求，”从电台散步回家，达尼埃尔想跟我说说背景，“啊不对，不是要求，是决定（decide）。啊呵呵，我告诉过你我的英语不好。”

他的母语是法语，他的名字Daniel按法语发音念作“达尼埃勒”（念希伯来语也差不多），而不是英语的“丹尼尔”。他是1956年从法国移民到以色列的，来了就住进了贝特科谢特，既然是移民，就得服从安排，他们得进入基布兹投身集体劳动。基布兹，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生活组织在五十年代处于声誉的高点，村民们甚至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深深以此为傲。

看见他在主动寻找话头，我也使劲掏着自己的话匣子。我跟他说，自己有多么喜欢他住了五十多年的这个村子。我去过的四五个基布兹里，贝特科谢特最美。我告诉他，虽然大部分基布兹恬静如花园，例如隐哈律，但贝特科谢特有它的个性，它就像一个玫瑰色的梦。

“哦，玫瑰色的，哈哈。我老了，你们真有说法啊。”

五十多年里，达尼埃尔只搬过一次家，从村子的这头搬到另一头，孩子增多了，村里给他分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就是现在的这一套，有一个客厅、两间厕所和三个卧室。但是现在它们都空了。对他来说，日子越是漫长，生活就越是简单得像一道算式：“以前我种过树，摘过棉花，棉花地离这里不远。后来我们成立了电子类的工厂，我在那里干啊干啊，干到现在不干了。”

这个工作似乎耗光了他身上最后一点血气。生产什么东西是集体决定的，但厂里主打的产品——磅秤，并没有为贝特科谢特带来很好的效益，损失也只能由集体承担。说到这些，达尼埃尔的脸上倦意四合。玫瑰色的梦离他很遥远。“我们当时觉得，搞搞电子的东西很高级，事实证明我们错了。”

主义之争没有消停过。达尼埃尔也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起码是潜移默化地相信，他大半辈子的命运都跟集体捆在一起。苏珊·桑塔格说过一种“命随土星”的人，忧郁地守望一场无力挽救的衰败，同时看着忧郁的自己，两眼都是小星星。我觉得达尼埃尔就是这样的，他好像处在一种心理的负循环里：遇到一点受挫就觉得自己不行，抱着这种较低的自我估价去进入下一场受挫。时间长了，他接受了“我就这样了”的事实。这样的人，肯定经常表情凝重，有气无力。

集体农庄的实验整个是一场失败。到现在，全国的基布兹绝大多数都已经回归了私有化。按原本的设想，集体经济可以避免个体的受挫感，可结果，像贝特科谢特的工厂一停业，所有人都情绪不佳。村子边缘，我看到新入村的两户人家正在盖房子，他们不是公社成员了，他们自己出钱买了地。公共的东西现在都无人问津了：农庄的老食堂里空无一人，六七十年代这里可是天天门庭若市，大家庭的气氛好着呢。

达尼埃尔带我去看那些已经进入历史档案的东西。

“这是我当年做的。”他找出一些用彩色纸印刷的小本子——村里自办的周刊。我看不懂字，就问他这幅画是什么意思。画面上是一条道路，有一辆车，旁边有几个小孩和小动物，看样子还都躺下了。线条是用硬笔画的，车子、树木和人物动物的造型都有一种冷漠的童稚味，空灵，相当后现代。

“我画的，”达尼埃尔说，他憨笑着，显得羞涩，“那时我们这里修了一条公路，我就画一幅画，提醒大家注意别被车给撞到。”

对于集体农庄而言，如果迟迟不能赚到钱搞共同富裕，那就不得不放弃集体主义，把财产全部分散到个人手里，有能力的将它承包下来，没能力的就得自寻出路。在少数仍然保持集体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庄，男女老少都显得年轻，个个忙碌得很，而转为私有制的地方就是一片宁静。贝特科谢特没能免于后一种命运。达尼埃尔离开工厂后便彻底没事可做了。他拿起沙发扶手上放的一个木雕：“看，这是我的小爱好。”

一道浅浅的光芒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就消失了。这个木雕雕的是一名女子，她的头部还算精致，五官虽然粗糙，却别有一种马蒂斯[1]的意趣。她一只手托腮，另一只手放在体侧凹凸的地方，胸部以下除了磨得圆而光滑，像个大棒槌，但看得出作者并没有兴趣把它变得更加精致一些。看来，达尼埃尔认定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到头。我最熟悉的他的口头语，是“因为我老了”，“我们错了”，“没联系”，“我告诉过你我的英文不太好，法文也不太好”。

在城里待惯了的人，退休后选择村庄是很正常的事，原本就是村民的人能退去哪里呢？以色列人一样要应对年轻人不好教育、老人都不快乐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整体幸福感排名世界前列，据考察，主要源于家庭成员彼此感情深，离婚率相对较低，此外就是集体农庄和全民入伍这两项特有的制度带来的好处，人与人之间比较亲密，陌生人之间也容易产生依恋感。但是，贝特科谢特私有化了，而达尼埃尔似乎也没有什么伴侣。

六点过后，他拿出了归程途中在小商店买回的东西：一块咸奶酪，一瓶可口可乐，一袋面包。他拿了一些腌橄榄，一边说着“我不是个好厨子”，一边用小刀切了青椒、西红柿，淋上橄榄油，跟小块的咸奶酪拌在一起。桌上可吃的东西实在不多。以色列的果汁非常有名，可要是没有那瓶可乐，这户人家就没有任何喝的可以招待我了。达尼埃尔叉了一块奶酪，毫无障碍地放进嘴里，我发现他容貌颓唐，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

“里奥……啊对了，你是叫里奥（Leo）吗？”

我说是的，这个词相当于希伯来语里的“Ariel”，意思是“狮子”。

“啊你知道得很多，不过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女朋友也叫里奥？”

“Girlfriend”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着实让我一惊。

“你看这个。”他从冰箱冷冻室的门上拿下一张旧照片来，那里面的达尼埃尔同我眼前的这位有些不一样，因为他右边站着一个中国女子，长脸，眼睛很细。他俩的背后是埃菲尔铁塔。

低估他了，我心想，毕竟是法国人，再老再累，也是法国人。退休很残酷地把他赶进了时间的深渊，但他还是捞到了一根垂下来的稻草：爱情。

我不知道他的前妻怎样了，是死了，是离婚了，还是不知去向。我没问。眼下，他有一封信要给他的Leo，他希望我替他把她留的地址抄到信封上。我拿过信封来一瞧，她的名字叫“Liu Ying”。

我说：“达尼埃尔，这不是Leo，这是Liu，中国人没有姓Leo的。”

他咂摸了半天，最后摘下眼镜擦镜片：“我老实跟你讲，我的希伯来语掌握得就很不怎么样，我生在法国，但是我的法文也算差的。”

他絮絮叨叨地同我讲，他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Liu是个护士，一个类似交换生一样的机会，一场散步，一次踩到西瓜皮一般的艳遇。以色列法律认可非婚同居关系，这让他很满意，肯定也让Liu女士觉得很不错。达尼埃尔慢慢地说着，每句话都要斟酌一下语词，生怕又让我听不懂。

那他又是怎么同Liu Ying交流的呢？她会不会在自己家人面前管他叫“那个以色列小破村里的糟老头子”呢？可是不管怎样，爱情是种信仰，你信其有，它就真的有；你觉得它有用，它就真的有用。假如Liu一去不返，老头儿也没辙。但是至少他现在有了想头，能够承受老龄的折磨，以及人生的平庸乏味了。

我们在村里散步。贝特科谢特非常僻静，简直没有第二个人。房子和房子之间被浓密的绿荫和花园隔得老远。孤寂感把我都给震撼了。“达尼埃尔，再说说你的过去吧！”我说，“别的老人都跟我说他们过去的事，我怎么不听你说起呢？”

“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他不停地耸肩：你都看到了，我就是这么个人。

“可你看看泽埃夫，对了，泽埃夫，”我想起了这个我们唯一共同认识的人，就是他把达尼埃尔介绍给了我，“泽埃夫是个英雄，他在反抗英国人的时候被抓进去过，关在埃及监狱里。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女人，前年他把那个女人送去了墓地里。前几天我陪他去墓地浇了花。”

“他是个恐怖分子。”达尼埃尔轻松地说。

他也没说错，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泽埃夫，不但参加了许多针对英国人的恐怖袭击，后来进大学还专门研究这块，写成了一部以色列建国前的地下运动史。

“那么你呢，你参加过战争吗？”

“参加过啊。”

“你也打过仗？”谁都看得出我不相信的样子，我不相信一个打过仗的人会是这么一副畏葸苟安的模样。以色列之所以让我喜欢，一个不那么友好的原因，就是很多很多人都经历过死亡的考验，都可以说出死亡和创伤故事，他们身边或远或近的地方发生过死亡。他们打了很多仗，并且，就像一场布道后分发无酵饼那样不断地分发战胜的光荣感，让一代代人享受历史的余泽；对阿拉伯人的优越感铸就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气质，优越感不讨人喜欢，可是这种气质让一个与他们没有历史瓜葛的外国人感到有魅力。

“打仗？不，我是伞兵。”

在说“parachute”一词时，他怕我听不懂，就团起两个拳头分别捂住两边的耳朵，看上去像一只中暑的猫头鹰。

“我不是泽埃夫。两次战争，1967年和1973年，我都参加了，可我不是什么勇敢的人，我没有看见一个敌人，我在预备役里待着，等着参战，等着，等着，战争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家里。”

“你一直在训练，却没有打仗？”

“伞兵，”他笑了，“伞兵打什么仗呢。我一次又一次被空投出去，投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地上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个伞兵。你知道什么是伞兵？别人开飞机，造炸药，搞爆破，打仗。我呢，我是那个被人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的人。我只是活着，活下来就是好的。”

“太……遗憾了。”我也不知道遗憾什么，恐怕是遗憾他的经历太简单了吧。可是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的吗？从工作到退休，然后到死。他已经很走运了，他还有爱情。伞兵的爱情。

他耸耸肩。“我是个老人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现在她也老了，”我们已经回到家里，他走过去拿下了那张埃菲尔铁塔前的合影，看了又看，“她有四十多岁了。过去这里贴的是我前妻的照片。现在拿掉了。她在大连，大？连？是这么说的吧？有些家事要处理。可惜，如果她在，还能给你做些吃的，我家的厨房我基本上不用，其实我都想拆掉，可是拆了以后这一块地方做什么用呢？我想不出来。”

[1]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雕塑家及版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风趣的结构、鲜明的色彩及轻松的主题是马蒂斯的风格，也使其成为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投身出版业，我们是为了做自己喜爱的事业而故意放弃了发财的机会。突然之间，我们就这么不由自主地发财了！

世间已无贝内特

撰文　彭伦

1971年8月16日上午，纽约阴雨连绵。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圣保罗教堂里，聚集着数十位作家、出版人和文学经纪人，他们来向哥大新闻学院毕业生、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创始人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做最后的告别。教堂里传出贝内特的好友、著名女歌手菲丽丝·纽曼（Phyllis Newman）在教堂里低回的哀歌。贝内特·瑟夫的老部下杰生·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站在高大的赛斯·洛纪念图书馆的阴影中与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心中涌起感慨：“我知道，我们告别的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出版家与亲爱的朋友。”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当我在杰生·爱泼斯坦半自传著作《书业：出版的过去、现在与未来》（Book Business：Publish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看到这一细节时，不由也心生感慨：“杰生·爱泼斯坦未说完的话，是他们在告别一位伟大的出版家和亲爱的朋友的同时，也告别了一个伟大的出版家时代。因为，世间已无贝内特。”

从1923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一脚踏进出版界，到1971年8月因心脏病发作猝死，贝内特·瑟夫在近半个世纪的出版生涯中，见证和亲历了美国出版业经过两次“平装书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产业迈向出版社发行股票上市、兼并收购其他出版社乃至被更大规模的传媒集团收购的资本时代。今天，由贝内特·瑟夫、阿尔弗雷德·克瑙夫（Alfred A. Knopf）、理查德·西蒙（Richard L. Simon）、马克斯·舒斯特（Max Schuster）、本·优比克等一代犹太裔出版家所开创的美国出版社依然在延续，依然是今日美国商业出版中的主要力量。但是，当年那个各具特色、充满个性的出版家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我度过了快乐的一生……有一点我说了许多次了，‘一点点幽默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有劲头’，这一直是我的信条。有人曾经问我，‘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什么？’我总是说，我希望这样写：‘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在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的结尾，贝内特·瑟夫道出了自己一生的信条：快乐。

读过《我与兰登书屋》的人，对此一定会会心一笑，并且点头。贝内特一辈子做出版，写专栏，编笑话文集，主持广播节目，当电视节目嘉宾，做演讲，做每一件事情都带着发自他内心的童心和乐趣，给他的读者、观众、作者、家人和朋友们带来无数欢乐的笑声，还在身后留下了这部妙趣横生的回忆录，让他的快乐感染一代又一代读者。但他本人没有看到这本书的问世：《我与兰登书屋》是贝内特·瑟夫的遗著。从1967年9月至1968年2月，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合作，做了二十一次问答式长篇访谈。1971年3月，他又补写了一些笔记，对口述历史的内容做了更新，并以此为基础动笔撰写回忆录，他用自己最喜欢的双关语文字游戏，取书名At Random，既有“在兰登书屋”的字面含义，也以英文中的固定词组“at random”暗指兰登书屋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自由派出版主张。

可惜的是，1971年8月，他在纽约郊外基梭山小镇的别墅中因心脏病突发猝死，留下了未完的书稿。时任兰登书屋总编辑的阿尔伯特·厄斯金（Albert Erskine）在瑟夫遗孀菲丽丝·瑟夫（Phyllis Cerf）的帮助下，把哥大的口述历史材料和瑟夫留下的大量日记、剪报编辑整理成完整的书稿，于1977年8月——也就是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推出精装版。2002年兰登书屋成立七十五周年，出版社又请作者长子克里斯托弗·瑟夫（Christopher Cerf）作序，推出平装版。贝内特·瑟夫于1898年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一个犹太人家庭，家境优渥。他后来在自己的出生证上写了一句话调侃自己：“麻烦从此开始”。他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留给他十万美元遗产。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优等生资格毕业后，瑟夫一边跟着舅舅在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工作，一边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当财经版编辑，日子过得很逍遥。不过由于在报纸上胡乱回答读者来信，他很快丢了报社的饭碗。一天，他大学时代的好友、在利弗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当发行员的理查德·西蒙知道他爱读书，跑来问他是否有兴趣接替他的位置，因为西蒙本人要和另一个哥大同学马克斯·舒斯特合伙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了（这就是后来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瑟夫跟着西蒙去见出版社老板贺拉斯·利弗莱特（Horace Liveright）。利弗莱特是个花钱毫无节制、经常欠别人一屁股债的人，他知道瑟夫家里有钱，提出只要瑟夫拿出两万五千美元，就让他当副社长！于是，瑟夫拿起电话给证券公司说：“我今天下午不回来了。实际上，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我在考虑进入出版业，再见了，大家。”

在利弗莱特出版社两年，瑟夫从上到下学会了出版业务中所有环节的知识。看着同龄人西蒙与舒斯特凭借出版一本小小的填字游戏书而发了大财，瑟夫的屁股也坐不住了。1925年，趁利弗莱特再度陷入财务危机，瑟夫找来好友唐纳德·克劳弗尔（Donald S. Klopfer），合伙买下利弗莱特出版社最重要的出版品牌“现代文库”。这套低价精装丛书专收经典作品和经市场检验证明可以持续畅销的当代文学作品。当时美国还没有出现平装书，价格低廉的“现代文库”销路十分可观，加上两人用心经营，不到两年时间，“每一所大学都在使用‘现代文库’的图书”，当初的投入全部赚回来了。每天他们干到中午就无事可干了，有大量的时间玩桥牌，下十五子棋，打高尔夫，追女朋友。创业阶段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满足于这样安逸悠闲的生活。瑟夫时常想起在利弗莱特出版社的日子，那种出版新书的兴奋劲儿，“现在已离我远去，因为我们只出版供别人消遣的再版书”。于是到1927年，他们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代理、出版利润十分可观的限量精装珍藏版图书，也要“不定期偶然性地（at random）出版几种新书”，“兰登书屋”从此诞生。

在《我与兰登书屋》序言中，曾经担任兰登书屋编辑和著名儿童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制作人的克里斯托弗·瑟夫回忆说：“爸爸最让我感到亲切的特点是他永远的乐观——他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快乐。而且他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能把这种快乐带给他周围的每个人。”克里斯托弗显然从小就对父亲有这样的印象。他八岁时，有个出租车司机问他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他答道：“我要当出版家，因为他们干的所有事情就是整天说笑。”孩子的话说得没错。贝内特·瑟夫凭着对书的热爱，让文学出版变得充满乐趣、冒险和刺激，也很有人情味。

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劳弗尔一开始就分工明确：贝内特负责编辑、广告、公关和推广，唐纳德主管行政和制作；发行业务共同承担。贝内特性格外向活泼而缺乏耐心，唐纳德则相反，为人和蔼亲切而沉静，两人一动一静配合十分默契。我们只要看看杰生·爱泼斯坦所描述的颇具喜剧漫画色彩的兰登书屋编辑部会议场景，便能明白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当时兰登书屋洋溢的欢乐氛围：“我们偶尔召开的会议十分混乱。唐纳德通常拿着烟斗吞云吐雾，一动不动看着窗外的麦迪逊大街。贝内特则相反，他没有一刻消停。总是说着笑话，转换话题，刚跑出去，回来讲了个笑话，一转眼又出去了。”编辑们也十分自由，可以自主决定看中的书稿选题，贝内特和唐纳德通常都不太干涉，除非涉及高额预付金。对待编辑，瑟夫也充满人情味。兰登书屋著名编辑罗伯特·卢米斯（Robert Loomis）至今仍记得，贝内特常常会跑到他办公室，问他在出版社是否快乐。有一次，贝内特和唐纳德犹豫再三，不得不解雇一位编辑——这在兰登书屋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位编辑在他们面前接受了决定，站起身离开时，颇为凄凉地说，原本打算买房子，现在只能不买了。于是贝内特和唐纳德自掏腰包，借钱给他渡过难关。

瑟夫不用编稿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开拓重要作家、作品、吸收优秀编辑，维护与重要作家的关系。兰登书屋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瑟夫先是趁所有出版社还在纽约缠着大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经纪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径直坐着“摇摇晃晃”的飞机跑到奥尼尔所在的海岛别墅，说服奥尼尔直接与兰登书屋签约。他异想天开出版《尤利西斯》（Ulysses）的大冒险，不仅为兰登书屋带来滚滚财源，更给当时的美国出版审查制度以有力一击。1932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已经在欧洲博得评论界赞赏，颇为畅销，在美国却被列为禁书，盗版都要坐牢，连美国游客从欧洲带回来的书海关都要没收。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美国出版《尤利西斯》就必须通过法律解除政府禁令。瑟夫认定美国保守的社会风气已经在变化，出版《尤利西斯》肯定能大赚。他想出妙计，先是用《尤利西斯》的部分版税为条件“引诱”著名律师莫里斯·恩斯特接下这个案子，再跑到巴黎跟詹姆斯·乔伊斯见面签约，不仅答应他高额版税，还给了他一笔预付金，承诺就算官司打输了也不用还。紧接着，他让人到欧洲带回一本夹带着欧洲众多评论家、作家正面评论的《尤利西斯》，故意让海关没收，以此为法庭辩论出示的证据。最终，伍尔赛法官在判决书中说：《尤利西斯》“是为了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学手法来观察、描绘人类而做出的严肃而认真的尝试”。这一判决书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再也不会因为书中的性描写而轻易遭到法律的封杀。

《尤利西斯》是兰登书屋历史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畅销书。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图书巨大的发行量令兰登书屋大出风头。从此，兰登书屋的书目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重要作家的名字：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 Lewis）、W. H.奥登（Wystan H. Auden）、威廉·萨拉扬（William Saroyan）、巴德·舒尔博格（Budd Schulberg）、欧文·肖（Irwin Shaw）、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E.L.多克特罗（Edgar L. Doctorow）、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这么多作家来到兰登书屋，当然不是贝内特·瑟夫一人之功。他们有些是跟着其他出版社的编辑跳槽过来的，譬如辛克莱尔·刘易斯，也有些是因为1936年史密斯-哈斯出版社（Harrison Smith and Robert Haas）并入兰登书屋而带来的，譬如威廉·福克纳。但更多新作家是因为瑟夫在杂志上看到一篇短篇小说或一篇文章，见都没见过作家本人就果断签约了。威廉·萨拉扬、杜鲁门·卡波特就是如此。

并不是说，兰登书屋只出版文学小说和严肃作家。事实上，他们也出版大量轰动一时但很快被人遗忘的通俗小说。有的竞争对手称贝内特·瑟夫并不是文人（literary man），而是剧团经理般的企业家。但正如杰生·爱泼斯坦所说，“令兰登书屋和普通出版社不一样的是，贝内特·瑟夫觉得在自己的书目上有菲利普·罗斯、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这样的作家是多么重要。其他出版人可能知道一千种不用出版严肃作家也能发财的路子。但贝内特·瑟夫不这样”。在《我与兰登书屋》中，瑟夫经常提到自己把书稿带回家，晚上或周末读完之后决定出版还是放弃这本书。瑟夫还说：“每一位受人尊敬的出版家都应该出版诗歌，甚至一些明知亏本的诗歌。多年来，我们也出了自己的一份力。”自尤金·奥尼尔之后，兰登书屋还持续出版戏剧剧本。瑟夫深知，出版这些市场很小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亏本，却可以为兰登书屋树立威望，吸引年轻的剧作家和从未出过书的新作家。而对于格特鲁德·斯泰因这样风格独特、特立独行的现代派作家，他一面形容自己是个“几乎一点都看不懂斯泰因小姐写的东西、但又从心底里敬佩她的勇气以及她对人性与自由无限热爱的出版人”，一面向斯泰因承诺，任何她想要出版的东西，自己都乐意出版。瑟夫给斯泰因天书般的名著《美国地理史或人类本质与人类心灵的关系》（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America or the Rel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the Human Mind）写的“出版者告白”颇为荒唐，充满自嘲、幽默，堪称经典：

这个位置通常用来简单介绍书的内容，但对这本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斯泰因小姐在说什么。我连书名都看不懂。我非常尊敬斯泰因小姐，也很喜欢出她的书，虽然大部分时候我看不懂她的思路。格特鲁德小姐告诉我，那是因为我是个笨蛋。

在贝内特·瑟夫的领导和影响下，兰登书屋当时位于麦迪逊大街457号的办公室、他自己的家乃至编辑们的家都成了作者们的另外一个家。作家们不用事先打招呼就可以跑到兰登书屋直接上楼去各间办公室。编辑们有时早上来上班，还会撞见带着女友在那儿过夜的作家下楼。威廉·福克纳每次到纽约，也把兰登书屋当作他的落脚点。他会径直走进办公室，脱掉外衣。他常常穿着瑟夫送给他的背带坐在那儿，抽着烟斗，看平装本推理小说——这是他消遣的嗜好。有年轻作家来时，瑟夫就说：“你想见见威廉·福克纳吗？”这总是令他们很激动。于是，瑟夫请他们进来，他们的眼前就是这个翘着双腿、穿着背带、叼着烟斗读书的人。瑟夫说：“这位就是威廉·福克纳。”这时，比尔（威廉·福克纳的昵称）就把烟斗从嘴里抽出，友好地说了声“你好！”又继续埋头看书。还有一次，辛克莱尔·刘易斯在瑟夫夫妇家过夜，三人刚吃完晚饭，鲍勃·哈斯打电话来说比尔·福克纳晚上和他们在一起，是否愿意一起聚聚。瑟夫刚答应，刘易斯说：“不行，贝内特，这个晚上属于我。你干了这么多年出版，难道不明白我今晚不想和别的什么作家在一起吗？”于是瑟夫回电话取消了赴约。刘易斯由于第二天一早要去意大利，早早睡了；瑟夫夫妇则在客厅里坐着。到了九点半，突然听到刘易斯在楼上大喊： “贝内特！贝内特！”瑟夫冲上楼梯叫道：“怎么了？”他说：“我只是确定一下你们没有溜出去找福克纳。”

让个性迥异、古里古怪的作家们个个都高兴可不是容易事！每当责任编辑与作者因为稿件处理意见不一而造成关系紧张时，瑟夫还得充当和事佬和救火队员。譬如深得尤金·奥尼尔和威廉·福克纳信任的责任编辑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却不适合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他向约翰·奥哈拉提出的书稿修改建议，气得奥哈拉拒绝再与他合作。在这种时候，瑟夫就得出面调解，为奥哈拉安排别的编辑。好在他天生爱跟人打交道，“伺候”起作家来真可谓花样翻新，乐此不疲，十分有耐心。他妻子菲丽丝说他们晚上很少单独吃饭，因为不是要出去参加聚会，就是在家里招待客人。瑟夫对此振振有词：“两个人吃饭还不如四十个人吃饭呢！”口无遮拦、反应奇快的格特鲁德·斯泰因有一次到纽约来住两三个星期，瑟夫说：“我成了她的奴隶。她把我当小听差一样随意使唤。”约翰·奥哈拉也经常打电话，直呼“瑟夫儿”（Cerfie），也没别的事，只是请瑟夫帮他订饭店房间。

早在1931年，一家书店老板就向他推荐阅读威廉·福克纳的作品。当时福克纳已经出版了包括《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等五六本书，但他只在文学界有名，书的销路都很差。瑟夫买了福克纳的新书《圣殿》（Sanctuary）带回饭店读。又一口气把福克纳的所有书都读了一遍，认定自己要出福克纳的书。1936年，福克纳随史密斯-哈斯出版社来到兰登书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其实，一直要到1946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编选出版《福克纳作品选》后，福克纳才真正成为受到大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摆脱贫穷潦倒的困境。但在之前的十多年里，贝内特、唐纳德以及福克纳的责任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始终支持他，时不时地借钱给他（有时是他们自掏腰包），帮他支付过期的房租账单，恳请好莱坞的制片商们提高福克纳的编剧费，也在他恋爱失败、酒醉的夜晚收拾他呕吐后的现场，他洗澡摔伤后送他去医院，在他执意骑马而摔下受伤后照顾他，同时，也尽可能出版福克纳的作品……所以当1950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兰登书屋依然是他忠实的出版社，并不是偶然的。说来也是有趣，福克纳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前，要瑟夫帮他租一套礼服。结果他回来后向瑟夫抱怨，瑞典国王穿的礼服裤子有两条杠，而他的裤子只有一条杠！即便如此，福克纳还是提出要求把这套礼服带走，作为纪念。自然，他说什么，瑟夫就照办。“我不害怕死亡，也不信仰有组织的宗教；我信仰为人应当正派。如果上帝存在，他会赞同你成为一个正派的人。这样的信仰不需要什么仪式。”晚年的贝内特·瑟夫曾经这样说。他对尤金·奥尼尔最后一部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的处理堪称这句话最好的注脚。1942年，萨克斯·康明斯协助尤金·奥尼尔改完他的自传性剧本《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由于这个剧本涉及奥尼尔的家庭悲剧，他希望剧本在剧中涉及的人物全部死光后再发表。最后他与兰登书屋签订合约，规定这个剧本必须在他去世二十五年后才能发表。贝内特·瑟夫签字后就将蜡封的剧本手稿放进了兰登书屋的保险箱。1953年，奥尼尔在孤独凄凉中去世。法院在核对他的遗嘱时发现，奥尼尔与自己的两个孩子肖恩（Shane O’Neill）和乌娜（Oona O’Neill）脱离关系，将他们排除在遗产之外，指定他的妻子卡罗塔（Carlotta O’Neill）为遗嘱的唯一受益人和执行人。不久，卡罗塔找到贝内特，要求兰登书屋尽快出版《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被他一口回绝。贝内特认为，“如果兰登书屋出版这个剧本，在良心上就对不起奥尼尔”。然而，律师告诉贝内特，按照法律，唯一遗产受益人和执行人可以推翻死者遗嘱的意愿，自行处置死者遗产。这下，贝内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按照卡罗塔的要求出版赚钱；要么放弃这个必然畅销的剧本，交出手稿，让卡罗塔找其他出版社出版。贝内特选择了后者：“我并不为我们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立场而感到后悔，因为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奥尼尔的编辑和挚友萨克斯·康明斯对此十分感激。他说：“瑟夫忠于友情的行动使我肃然起敬，但我尤其钦佩他宁可坚持一个出版家的原则也不违背死者的意愿的决心。”

1966年12月1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Time）封面上，出现了贝内特·瑟夫的头像。这是《时代》周刊第一次以出版家和出版业为封面报道。其实，对于美国大众而言，瑟夫作为“电视名人”的名气可能比“出版人”大得多。从1952年开始，瑟夫应邀担任电视游戏节目《我是干哪行的？》的评委嘉宾，在接下来的十六年时间里，他每周一次出现在全美电视观众的面前，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不过，《时代》周刊选择贝内特·瑟夫作封面人物并非偶然。就在一年前，传媒业巨头RCA以价值四千万美元的股票收购已经上市的兰登书屋，已经六十七岁的贝内特·瑟夫卸下总裁一职，逐渐淡出出版经营，功成身退。贝内特常常说：“投身出版业，我们是为了做自己喜爱的事业而故意放弃了发财的机会。突然之间，我们就这么不由自主地发财了！”他以卓越的文学趣味、不可思议的商业天才、把握每一个机遇的决断、在逆境中仍不失风趣幽默的智慧，以及诚实公正与慷慨，完成了作为一个爱书人的梦想，也成为美国出版界的标杆与风范。贝内特去世后，他曾为之写了十五年“业界风向”专栏的《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刊登了一篇讣告文章，结尾写道：

他立志当一名出版人，也确实成了最卓越的出版家。为了这一事业，他全力以赴。每一个与图书世界有关的人都应感激他的恩惠。

优秀的翻译家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其他时空，让我们多活几次。他们是伟大的。

翻译无易事

撰文　陆大鹏

我们这一代（八零后）往往从小对外国名著感兴趣，这也塑造了我们读书的品位和理解力。而且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其他国家少见这样的翻译规模。外国文学和社科书的汉译本我一直在读，但近几年来，因为我英文和德文程度足够，所以这些语言的作品会尽量读原著。当然有的作品更适合读中译本，比如海外汉学研究的著作，因为读英文时实在很难把人物名字的音译和自己的记忆对上号。欧洲语言的书，我更多读英译本，因为欧洲语言在互译的过程中损失的东西较少。

先说说对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影响比较大的几位翻译家。

中文译者方面，我很喜欢的一位是董乐山先生，他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是难得的佳作，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正是因为读到这两部作品，由此对纳粹德国历史产生了兴趣。

草婴先生的托尔斯泰中译本，我从中学时代起大多读过，受益良多，非常敬佩。

美国人威廉·韦弗（William Weaver）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翻译家，他翻译了艾柯和卡尔维诺的大量作品。尤其他的英译本《玫瑰之名》是了不起的杰作。

另一位美国人格雷戈里·拉贝撒（Gregory Rabassa）的英译本《百年孤独》如行云流水，我如痴如醉地读了许多遍。我不懂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但通过这两位译者的英译本，能够管中窥豹，已经心满意足。而且这两位的英文功力本身就好，是学习英文写作很好的榜样。

我喜爱的另一位翻译家是村上春树的英语译者，美国学者杰·鲁宾（Jay Rubin），他是研究日本的专家，他的英译《奇鸟行状录》《挪威的森林》都让我难忘。

乔治.R.R.马丁在《冰与火之歌》第五部里说：“读书人的生命有一千次；不读书的人只有一次生命。”（A reader lives a thousand lives before he dies. The man who never reads lives only one）优秀的翻译家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其他时空，让我们多活几次。他们是伟大的。

前不久在单向空间参加一个论坛，有读者提问：译者应当有自己的风格吗？

我看未必。

近两年比较有名的例子，《飞鸟集》和休谟《英国史》，译者的个人风格很突出。我的翻译没有这么鲜明的个人特色，原因是：第一，源文本语言非常平易，是供大众阅读的严肃非虚构作品，没有特别绚丽的文采，没有特别鲜明的语言特色，如果我把它翻译得很有特点，比如说用半白半文的写法，读起来会很奇怪。第二，从这几本书的功能上来看，一方面提供知识，传递信息，一方面还有很强的娱乐功能，所以处理时没有突出译者的个人特色，也不应当这么做。

当然，译者想要做到完全透明、完全没有个人风格，是不可能的。即便译者努力想隐身，方言、口头禅等也会不由自主流露出来。一个擅长演恶婆婆的演员未必能演好职场女性。同样，一个译者不可能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可能把自己的文风打扮成不同的风格，肯定会受到自身的语言习惯、教育背景、阅读经历的影响。

为什么需要翻译？翻译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有的读者不方便直接读原文。没有别的原因。翻译不是为了让译者表现什么、炫耀什么。唯一原因就是，译者有责任帮助不能读原文的读者。

所以我觉得译者唯一真正的责任，就是转达原作者的意思，尽可能忠实、流畅、准确地转达。如果译者的个人风格太突出，会损害这个表达，就违背了翻译的初衷。比如，我特别反对在翻译当中过多使用译者自己特殊的方言、俚俗表达、网络语言和半文言。

所以，我做的，也仅仅是尽可能忠实地表达，做到通顺。我觉得自己的文字是平实简单的。

顺便说一个相关的问题。

方柏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讨论翻译当中译者应不应当加注释。他的意见是加注释越少越好，译者应当“尽量隐身到作品后”，就是做到“透明”，读者看不到译者。而萧乾翻译《尤利西斯》，注释非常多，因为《尤利西斯》本身非常难读，注释也是读者需要的。这是两个相反的例子。一般来说，文学作品的注释较少，社科作品注释较多。注释非常有帮助，但注的多寡以及程度很难一概而论。我的书里注释还算比较多，第一是假如这个问题我也不是非常清楚，那我肯定要研究透彻之后尽量概括出来；第二是某个典故虽然我知道，但对读者来说还是比较生僻。就加注来讲，我还是比较显露自己的身形的。

翻译的时候，我主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外文到中文，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转达，有些微妙之处必须忍痛割爱。书是给外文不太好的读者看的，所以一定要为他们考虑，帮助他们扫除障碍，让他们阅读得更顺畅。

有一个翻译时考虑作者的例子，美国华人刘皓明教授翻译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文的风格模仿“和合本”《圣经》，会用特别生僻的字，都是《周易》、《诗经》、《尚书》之类古书里的。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有一个词 geschwister，即英语的sibling ，就是兄弟姐妹，不知道长幼，也不知道男女，这个词一般只好翻译成兄弟姐妹，但他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叫“同产”，意思是同母所生者。例如《史记》里，说吕后专擅朝政，“同产”的人掌握了朝政。

刘皓明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荷尔德林的德文诗本身已经非常难读，再把中文的很多生僻的典故放进去，大家更没法读。有的读者说，我就是因为不懂德语才要读翻译，没想到读了之后还是看不懂，还要去买古汉语辞典来查，你是不是故意给读者制造困难？

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荷尔德林诗歌本身就很难懂，有很多西方的、基督教的典故，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阅读也不轻松，如果为了方便读者而翻译得非常平易，就严重扭曲了原文。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是三大本，有德汉对照和分析评论，非常精彩。新版本把分析注释全删掉了，读着更困难。我喜欢前一个版本，读了好几年。

基本的语言问题，总是可以查字典的，现在有网络，可以询问外国人。就我的经验来讲，翻译过程中，文化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具体到我的翻译工作来讲，就是很多文化宗教政治概念、官名、机构名等，往往需要绞尽脑汁来寻找合适的翻译。麻烦的是，中文译者要背负中国文化的框框（有时是包袱），可以说是戴着脚镣跳舞。而且译者妄图给混乱的世界强加一个逻辑性强的、前后一致的秩序，往往也是徒劳。

比如，熟悉欧洲中世纪史的朋友知道，作为官名的marshal、constable、chancellor、steward，都是很难翻译的。罗马史上的很多概念，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译法，往往只能因循前人的错译。再举个最近困扰我的例子：

德语 prinz这个词，在英语里被非常轻松地翻译成 prince。然而中文译者就头疼了。简单地将prinz翻译成“王子”或“亲王”，显然不合适，因为简单地讲prinz是大诸侯（包括国王）的儿子，一个公爵的儿子是prinz，你会把公爵的儿子称为“王子”吗？如果把他称为“亲王”，会不会让中国读者误以为儿子的地位比父亲高？

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尽力研究前人有无合适的翻译，当然前人的译法有时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会根据“它实际指的是什么”的原则来自己造一个词。我努力做到前后一致和维持逻辑，但往往并不能如愿。

翻译标准是一个技术化的问题，与此相关已经有汗牛充栋的理论书籍，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说这些理论书对我都没有任何帮助。很多人诟病翻译腔不适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但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是翻译参与塑造出来的，在词汇、句法上都受到外语的很大影响。根本不存在真正“纯粹”的优美的中文表达。我一直有一个观点，认为很多中国人其实很喜欢翻译腔，并不抵触别扭的、洋腔洋调的汉语。

在我的实际翻译过程中，我一般会尽量避免特别中国化的表达，比如一些中国味太浓的歇后语、成语。我一直记得某著名奇幻小说的某个中译本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称呼翻译成“善心大菩萨”，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我所说的我要避免的东西。当然，翻译毕竟是给中文读者看的。不过我觉得现在一些社科类的译著是翻译给懂外文的人看的，所以大家会觉得翻译的质量很差。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我在重读自己写的东西的时候,会以一个读者的角度再去修改，我自认不是一个太坏的读者，所以这样的方法还是基本有效的。网络上也不断有读者向我提出我译书的错误，我都很仔细认真地听取,但仍然无法提出一个明确的翻译标准。不过，在我看来，提出这样一个标准也没有意义，在翻译这件事上不会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照着做的标准操作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报道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词语

撰文　邹波

[一]

就在这轮潮湿的月亮下，从八月十五等到八月十八，钱塘江潮。二十多年前我看《七剑下天山》，是感情开始涌动的初中，看凌未风给刘郁芳写情书：“对你的思念有若钱塘江潮……”，就很神往，想不到第一次观潮，是和孤独症孩子一起。

下午一点四十分左右，杭州南郊，下沙开发区头格村岸边，二十二岁的周嘉伟专注地看那白色水线越来越近，钱塘江两岸千米人墙，侧身其中，仿佛终于加入了人类，但这“光的孩子”，走起路来也许并不太意识到同伴的存在，总像和光线捉迷藏，在同伴周围晃动似的，他们感官极灵敏，情感却似迟迟没有到来。

潮头来时，其实所有人都木然等待如同推背感的那一下，第二下也是注定的——回头潮，回身打在近桥墩处高高的围网，溅起黑褐色的泥水。上游望见萧山的美女坝，二十分钟前的观潮点，仍是杭州秋燥里，一座古塔。我要记住这夏秋之交的景象，到冬天就完全不同，却不知身边的嘉伟看到了什么，他半个胳膊肘伸出大堤，此刻人群挤得死死的，也难有什么肢体语言。

彩虹妈妈说幸亏没错站在围网那里，否则会淋成落汤鸡，当然，这也会成为经验，可以教给儿子嘉伟：“这就是淋成落汤鸡”。她是极细心的母亲，对人也极周到，她对儿子的态度也许迁移给了众人，前几天她从阳台给我指路来她家，也像GPS语音一样不厌其烦，二十二年来，儿子嘉伟竟没有生过病，“也没有走丢过片刻”。

“真是没生过病，还是病了不会说？”也有人说孤独症的孩子甚至没有痛觉。孤独症患者往往因为不会表达，会放任身体各种炎症反应。

有部电影里说美国每年有三万此类医疗事故——已施麻醉的病人竟然还有知觉，却不能做出身体反应。

可怕的套中人……与其说孤独症患者是星星上的孩子，不如说也是套子里的人，他们的感受无法通过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他们的眼中似乎也无人，只有物。

“真没生过病。嘉伟是有痛觉的，只是他不会呻吟，我们就教给他，碰到痛，就说‘痛’，这是最重要的词之一。”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最不忍心看到孩子在外受欺负，他们连告诉老师的能力都没有，连反抗都不会，甚至喊疼也不会。一个词也许就是一扇窗。

“也许还因为多年超有规律的生活。”彩虹妈妈点点头。孤独症患者最难忍受变化，如果你下定决心，放弃事业来终生陪伴你的孩子，你的生活就得和他一体地稳定下去。

[二]

嘉伟家是最普通的上海家庭，彩虹妈妈在儿子几岁时就下岗了，“是命，正好可以照顾我的孩子。”一家三口这套蜗居已住了十几年，是上海九十年代的商品房，一室一厅，唯一的房间给了嘉伟，父母生活在客厅靠阳台的另一半开敞的空间里。

“我们尽量缓冲生活的动荡。”这在变化急剧的年代殊为不易，但这个家庭也停滞于清贫。

我访问过更富裕的孤独症家庭，也总有女强人放弃事业全力陪孩子，“家庭收入倒退了十年，但我无怨无悔”；也有人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钱上，据说有个富豪给自己患了孤独症的孩子请了六七个保姆，谁要能喂进一口饭，奖励五十元，可见这家的孩子已失控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溺爱，在孤独症孩子身上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让他们的社会性甚至基本语言能力进一步退化。

闵行区在上海西南角，有独特的幽静，嘉伟家所在的罗阳新村附近没什么高楼大厦，只有层数不算太高的住宅，有点像老龄化的黑龙江小城富拉尔基。饭后散步就可以走到曾经倒塌的一幢楼，新的高层商品房就在这一带，倒掉的那幢再未重建，远看像门牙缺了一颗。

搬家时嘉伟还小，从毛坯房到装修完搬进新屋，前后带嘉伟来适应了好多次，教给他这是“家”——在嘉伟意识里，新屋这才覆盖了老屋。还好从此这里没有新的征地、新的推倒重来。

对孤独症来说，“覆盖”是很重要的适应变化的方法，但也很难控制。如果孩子有天半夜从梦中惊醒，也许从此就会在那一时刻自己醒来，再要有多少安宁的夜晚，才能覆盖这个“规则”，只有朝夕相处的父母才能体会。

也只有朝夕相处的父母，才更可能弄懂孩子密码一样的语言，嘉伟吐露的词语往往是浓缩的句子，也许包含一个小典故。有次他指着超市架子上的膨化食物，突然说：“流血。”彩虹妈妈想了很久才领悟：是那段时间家里膨化食物吃太多，她告诉儿子，这种食物会上火，嘴巴会流血。

彩虹妈妈口头禅是“社会化”，保证儿子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帮他“社会化”。如今嘉伟是招人喜爱的人，这一点让许多家长羡慕：见面问好，在漫长的家长培训中耐心陪妈妈等待，无论有多不情愿，请你吃东西，喜欢的酒心巧克力也乐于分享；身上只剩很少的小动作，只当他真正焦虑时才显露；更少崩溃，崩溃了也会落入一个“错误陷阱”（这是一个计算机词汇，表示程序出错立刻被引导入一个停止状态，不至造成全盘崩溃）。彩虹妈妈说，碰见他情绪爆发，就会说一个词：“冷静”，嘉伟渐渐就懂得了什么是“冷静”，他已具备很好的控制力，也不再对着女孩忘我地伸出手……

是的，忘我，孤独症患者缺乏本我感，当看见目标（也许是墙上的一束光），不顾路上多危险，也要奔过去，蹚水也要到达，仿佛自己是个橡皮人。与其说他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毋宁说连自我意识都没有，而非“过于自我”。英文autism这个词有矛盾的歧义，作为性格，指“自我中心”，而作为疾病，它是“孤独症”。

[三]

无论如何，嘉伟的青春期平稳地过去了，尽管听起来悲凉——这样的孤独症男孩也许很难真正亲近女孩。性行为会是一场奢侈的社会交往课，本能只教给孤独症患者自慰的方式。家长给孩子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黄”，作为嘉伟必须死记的命令。“黄一次”，就要换一条内裤，他机械地执行，在最躁动的年纪，一晚会换五条内裤。后来进一步的命令是，在上学日子里，只许星期五“黄”，压抑到星期五，他会高兴地说：可以“黄”了。

对正常孩子，这一切规训听起来也许可怕，那样禁止“胡思乱想”，禁止纵情，会禁锢心灵，塑造一个叛逆的人。但对于孤独症患者而言，却使他们有可能被这个社会接纳——孤独症患者似乎对社会规则的根源失去了记忆，但是哪怕死记硬背，他们也得学会生存必需的基本知识。这样，他们在春天就不会被当成“花痴子”，被那些女孩的男朋友暴打。

孤独症的三大特异症状之一就是刻板重复，“规则”也许对他们是好事，是安全，否则会完全失措，导致情绪爆发。尽管嘉伟能读懂别人的表情，察言观色，但你的表情必须很符号化，不是喜，就是怒，要固定得像一个没有歧义的词语。他也难以理解父母的忧郁表情，尤其是父亲偶尔疲惫时的无名火。

如果没有外来干预，孤独症患者永远不需要语言，他们的注意力在别的方面，比如视觉。如果真可以离群索居，他们永不会想到要说话，干预首先是“要将他们逼入语言的世界”。

彩虹妈妈觉得这尤为紧迫，当“许多妈妈花精力跑机构，一心想把孩子托管给别人，并奢望孩子能学会正常人的课程甚至成为钢琴天才”，她作为母亲，正抓住一切时间，利用生活里的一切真实情境教孩子语言，教孩子如何举止得体。

嘉伟父母身上那种上海人的礼貌，包括朴素清贫的生活方式，非常缓慢、艰难地教给了孩子。这在正常孩子身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也因为这样，嘉伟的生活范围才有可能更大，走出去不被人嫌弃，才不至更封闭、被排斥。”这个过程花了近二十年。每种微小的规范，往往会花上多达一两年时间才教会。

“社会性”干预和语言教育越早越好，探索频道纪录片里的解释是，当孤独症孩子的大脑还在生长阶段，及时干预有可能使神经网络建立更多连接的基础。趁那大门还没关上，多种下些种子。

中国家庭已有许多反面例子：孤独症患者在幼年的偏执行为，很容易和正常孩子的打闹混淆，“就像丑小鸭们混在一起……不，是漂亮小鸭子，然后有的长大变‘丑’……”，即使家长知道孩子是孤独症，出于溺爱，也不忍心对他的行为进行干预，恰好错过了最好的干预时机。

“社会也创造了许多错误的理想，也许是父母的羞耻感、虚荣心在作怪。那并不是孤独症孩子需要的发展。”当你强迫他在钢琴边一天待六小时，他丧失的是六小时与社会交往的学习机会，关键是，他弹钢琴是没有感情的，对他自己的成长并无帮助。

长大后再干预，不但要事倍功半，甚至会有反效果，孩子更可能情绪爆发，加上体力增强，家庭暴力会不断出现，甚至会用上更多的镇静药物，孩子的社会能力不进反退，很可能会叠加上精神分裂。

说起彩虹妈妈相熟的一家：那位单亲妈妈平日要工作，心情烦躁，有时甚至把孤独症的女儿捆在家里。女儿有了条件反射，情绪一爆发，就主动伸出手来要捆，这样彼此折磨已磨走了外公外婆的性命。如今这孩子在精神病院，他人眼睁睁看她语言能力继续退化殆尽，变成完全没有语言的封闭者，只剩下歇斯底里的爆发。

彩虹妈妈说：“孤独症的孩子也能感觉到家庭破碎，此外，单亲家庭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你可以费劲地教会孩子什么是‘你’和‘我’，但孩子永远不懂得什么是‘他’。”但“他”的概念多重要啊，也许能帮一个孤独症患者恢复对周围环境更人性的眼光——词语隐藏着客观世界的秘密。通过反证法，孤独症患者证明了语言与目光对视的交流，自我意识和对他者的认识对人类有多么重要。海德格尔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嘉伟与精神病院中的小敏年纪相仿，“对小敏来说，沟通的门也许永远关上了”。连母亲也与她分离，我猜想小敏的世界里再没有了“你”、“我”、“他”这样的概念。孤独症的女孩很少，若是女孩情况会更糟，因为女孩是弱者中的弱者，更难有机会社会化，更难出门，更别说独自出门。

男孩嘉伟享受着从小父母教育的果实，一扇又一扇语言的小门艰难地打开了，同那巨大的、生理性的、基因性的关门力量做着顽强斗争，这种动态抗衡使他的大脑保持着打开状态。每当学习一个新词汇，能感觉到他整个人在颤抖，像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开始走路，也像硬盘遭遇疯狂的读写要求发出的摩擦声，这是求知和不断接触新事物的声音。

每当我和彩虹妈妈的谈话出现“精神病院”的字眼，嘉伟就会说出小敏的名字。他也很想参与进我们的谈话，尽管他的交流只限于听到一些词，就反射出另一些词，或人与事。

眼下，他最爱谈的是“阳光之家”。阳光之家是2007年残奥会后上海在各社区建立的残疾人托管学校，是许多成年残疾人从辅读学校或者普通义务制学校毕业后的去处，用简单的课程打发一天的时光，否则他们很可能失业在家。

你问他在阳光之家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告诉你是小曹，你问他什么时候再去上学，他说10月8号，但如果你问他想做什么，将要做什么，他永远不会回答。也永远不要想征求他的意见，“你觉得怎样？”或“这样好不好？”关于他未来的计划，也许应该换个问法：“嘉伟，你在什么时候去杭州”，他会告诉你是未来的“9月30日”。

虽然他的时间似乎没有未来，但他的时间是有刻度的。父母教会了他每天早晨起来撕去一页日历，他终于懂得了什么是“一天”，继而懂得什么是“明天”、“后天”。在这之前他懂得的是数量，在懂得数量之前，他做任何事都有可能陷入深渊：刷牙时哭泣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停下来、刷多少下才停下来，吃巧克力撑到不行，因为不知道该吃多少……

这次我来家里访问，嘉伟并没有像多年以前那样，客人一来就会问客人“几时走”。小时候，如果没人告诉他这个客人几点走，他就一刻也难以安宁。我还访问过这样的孤独症家长，如果她提前下班回家，孩子会把她推出门去，因为还不到“规定的时间”。

“要告诉他明确的计划，他们就会停止焦虑。”彩虹妈妈常这么开导年轻的妈妈们，这样的理解是家长与自己孩子建立沟通的第一步。嘉伟早已越过了这层焦虑，进入一个更自在的状态。后来，彩虹妈妈教会了他什么是“等待”，这适用于被拖延的计划；教会了他容忍对方“突然出现”——只要说明原因。

[四]

嘉伟现在能在小区周围买菜，换啤酒，能和超市售货的阿姨和姐姐谈话，甚至也能电话订东西。当然，这是彩虹妈妈事先“铺垫”好的：卖菜的，卖啤酒的，超市的阿姨和姐姐都已知道该如何与嘉伟进行“情景对话”。

这是嘉伟生活的“安全区”，他似乎在其中游刃有余，该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情况，院子里的人都体谅他、关照他。这个区域继续延伸，还包括去梅陇社区阳光之家的路途，嘉伟能自己乘703B公交车去四五站路远的阳光之家上学，当然，他只会刷卡，不会数钱，难以理解找钱的逻辑。

他的“安全区”也许还会扩大，尽管永远像“楚门的世界”，如果彩虹妈妈有无穷的精力，去告诉上海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商贩自己孩子的情况，整个上海就会变成嘉伟将来可以独自生活的地方。

上海一所大学正在搞一个用虚拟现实技术培训孤独症患者的项目，但彩虹妈妈觉得，嘉伟无法将抽象世界与现实联系起来，“只有这一个现实，只能在现实里教他一切”。

我逐渐领会这种教法——孤独症患者无法领会一个词的意思，除非他看到这个词发生， “这时候，你就要抓住机会告诉他，这是什么”。这个话题似乎也打开了嘉伟爸爸的话匣子，“我教他吸麦管儿，什么是‘吸’，教了很久，开始他只知道吹，突然有一天，他回呛了一口，我就抓住机会说这是‘吸’，从此他就懂了”。孤独症患者无法领会肢体语言，却能领会动作情境。

这天夜晚，嘉伟爸爸抓住了饭桌上的机会。当嘉伟从凉拌牛肉里寻找花生米，碰到烂花生和辣子，就告诉他这是“烂花生”、这是“辣椒”。若是一件事情永远不发生，孤独症患者很难触类旁通地理解，彩虹妈妈说：“他们是没有逻辑的，他们是机械的。”孤独症能理解的只有他肉体亲身经验过的世界，因此他们要尽可能多地去感受一切感受。讲述一个人的史诗，这种文学的根源也许就是孤独症的基因——许多事物都在孤独症的延长线上。

这样的内心，究竟是什么，世界上仍没有人能说清楚，包括善解人意的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星球——人们靠对光的敏感来行动，靠对形式的残酷忠实去行动……每个人也许都有这类强迫症，一本书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去放，就会莫名烦躁，对于社会规范，我们其实都没有感情，但我们会从挫折中学习乖巧。我们自己也在孤独症的延长线上。

有时我仍惊讶于嘉伟的生活能力、说话时一来二去的能力，他会说“饭很硬”，当然，彩虹妈妈会立刻澄清：“这是教过的。”因为有客人，吃饭的时爸爸忘了看电视，忘了看他最爱看的体育台，嘉伟准时把遥控捏到那个台，“不，不算体贴，这也是他结构化了的生活……”

嘉伟看不懂电视里的任何故事，只能看出“生气”以及其他短促的情绪爆发，就像他的语言一样，只是词语。我想象，在他的感受里，人性只是一些爆裂现象，一些刺激，一些闪电。

其实我很高兴看到嘉伟显得和我越来越熟，从下午进门背对我，到后来逐渐转过身来，到现在能在我身边自在地走来走去，高兴地唱简谱（他高兴时最爱唱简谱）。下午他总会看好一会地图，并没有怪我打乱了他的规律，上海新闻里放“十八大的日期有了建议”，接着出现了韩正——韩正也是接见过他的人。

那次慈善音乐会的视频里，我看见另一个漂亮的孤独症的钢琴儿童——领导来了，小家伙还在地上打滚，照相时继续打滚，保镖就很紧张，人们急的时候，会突然用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在慈善演出的视频里，我看到的仍是社会对孤独症患者不理解、不宽容的小小细节。

嘉伟在公共场合的适应性要好很多，不再踢疾驰中的车轮子，也不会当街从父亲的自行车上突然跳下。肢体语言几乎是自然的，也不再害怕大都市里拥挤的人潮，没有本我的他，以前很容易为了下车而推前面的人。当然，转变也花了很长时间。“当年我们去办残疾证，那时办的人还说你们不算残疾，你们是不是想要那点残疾补助，我说我们只是为了出门在外跟人家好解释。”嘉伟爸爸说。

家长们异口同声地说：带孩子出门一路都在“维权”，因为这些孩子太漂亮了，看起来太正常，“冷不防来一下”——“维权”也只是不停地道歉，不停地解释。

“我还是不能碰他的前胸。”嘉伟爸爸说。孤独症患者天生是害怕被触摸的，如今嘉伟的后背可以被父亲抚摸，嘉伟自己也喜欢摸着妈妈的胳膊，走路时像是有意扶着妈妈，这时他的身体似乎“结构化”成了妈妈的拐杖。有次走路，嘉伟一下把妈妈拽住——“那是他救了我，否则我就被车撞到……”说到这里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

我希望这些都是人性的光辉从一个窄门里闪现，但多数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孩子，彩虹妈妈总不忘说一句：“这还不是感情，是教过的套路……这还不是他喜欢你，而是你成了他结构化的一部分。”

“爸爸妈妈生病了，他会难过吗？会关心吗？”我问。

“他看你躺倒了，或者你说你生病了，他知道你该吃药，这也是教的。”我还访问过其他家长，他们的孩子也会在父母生病时准确说出些体贴话，接着就是一串感冒药的广告词，只管自说自话，又陷在孤独里。

在另一些场合，与另外一些妈妈，我们也谈过孩子们是否懂得什么是“死”。一个妈妈说：“不，他永远不会明白‘死’是什么意思。永远不会明白失去亲人意味着什么，只会以为是睡着了，父母是他结构化生活的一部分，是必要的，但也许不是亲切的。”

这永远不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爱，爱是不需要回报的，这次我更深地体验到这种单向的感情。那位妈妈继续说：“我和我的孩子是一条命。”这些上海妈妈的面容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着年轻时的姣好，却有一层极细的皱纹，让人想起江南那些残存的缫丝厂里的中年女工。

“我们只是面对自己的生活，我们崩溃过，现在也只是‘被伟大’了。你看到的家长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家长不敢像这样走出来，大声宣告孩子是孤独症……孩子有问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不说出来，大家会更怀疑你，他带出去，他就是有那么多小动作，你的压力会更大，人家会觉得他是傻子、神经病，那你还不如直接说是孤独症。”

在十多年前一篇家长日记里，彩虹妈妈写道：“……我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因为有一次我出门时告诉襁褓中的嘉伟上车不要哭闹，他果然就没有哭闹，我开始从孩子身上感到希望……”

彩虹妈妈书架里有本很老的外国自传《雨中起舞》，说是一个孤独症患者写的，后来彩虹妈妈对孤独症的知识多了，发现传主只是耳朵辨别声音频率有障碍，不是真正的孤独症——“这些都是我们的弯路”。

彩虹妈妈们似乎总在打消我对孤独症的许多幻想，几乎把自己孩子说成一台电脑，输入多少程序，就能对残酷的现实做出多少回应。她看得很透，极为理智，我们最后几乎要谈到人工智能的瓶颈。

但积累足够多的程序，机器也许会获得感情，何况是人。与嘉伟的短暂相处中，总有些蛛丝马迹让我仍然对孤独症抱有些微希望，比如喝啤酒，当我要和他干杯，他会首先用纸巾擦去手上的油，然后举起酒杯。两个行为衔接自然，显然是在灵活地组合父母教过的指令，现实中比这更复杂的组合在他身上还有很多。

孤独症患者对命令的刻板执行表现在，他们一开始往往不清楚行为的必要条件，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情况下不该做。我访问的不少家长都有类似感受：许多进步是突然来临的，一定有个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所以要有信念。

凌乱的饭桌上，露出玻璃板下压着的一个电话号码，写着“下雨天不来”，嘉伟立刻说，“这是沈阿姨的号码。”沈阿姨是门前的残疾车司机，彩虹妈妈说，她从没告诉嘉伟这二者的联系，“这也许算是推理”。再比如，嘉伟喝了啤酒之后的满足感，表情复杂得像个真正酗酒的人，他那样自然地坐在人群里，完全是在耐心地等候，以及真实的目光对视，不时会朝你笑，有时一段嘟囔之后，对你蹦出一个词，就是在和我说话。只是我还听不懂那个词是什么，于是他稍微有点懊恼地低下头，仿佛是在接受自己。

但孤独症毕竟是器质性的，和基因有关，这是医疗界不争的结论，但是什么基因、如何影响、作用于大脑的哪一部分，都还是谜。

许多文艺作品都急于浪漫化，但真正的生活是不抱幻想的征途。没想到在一个上海孤独症患者的家庭里，我碰到一位如此“祛魅”、如此清醒的母亲。

[五]

我是通过微博认识彩虹妈妈的，起初只知道她是孤独症患者的家长，这几年热心这个领域的公益事业，经常帮助别的家长，组织上海家长联谊会。

和她第一次网络长谈后，我感觉到，没有这样的家长当向导，我对孤独症的理解也许是难以这样深入的，我的同情心会很快涌起，告诉我的理解力停下来，“可以了，知道这些就够感动了”。

哪怕在这个家长群体里，许多事物都仍混淆着，遑论外界。

孤独症至少包含“孤独性障碍、Retts综合征、童年瓦解性障碍、Asperger综合征和未特定的PDD”，其中孤独性障碍与Asperger综合征较为常见。全球每一百五十人中就一个孤独症患者。

在杭州郊区的家长联谊会上，二三十个家庭中，大部分孤独症患者是男孩，但他们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人们说：“观察一百个自闭症的儿童，会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百个病因。”这也说明社会甚至家长对孩子症候种类缺乏细微精确的认识。

我惊奇地了解到：中国官方医疗部门，从1980年代末才开始承认孤独症，此前都是当作精神病处置，我听过同样作为家长的演讲者——言辞愤慨的西安家长“飞舟”大叔谈到他去陕北介绍国外的干预经验，如何遭到当地煤老板出身的家长的抵触，再次听到如此蒙昧的话：“外国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

“他们要的是‘国学’疗法。”——这样的争论又会给各种江湖游医以市场，比如孩子们曾饱受过的痛苦而无用的针灸。听到陕北，我也猛然回想多年前去陕北给《生活》杂志写第一篇文章时，路上窑洞墙上的精神病院的电话号码，像办证号码一样多。想来这里定有许多孤独症，多少人类发展障碍的疑难症候被当成精神病处置，要么关在家，要么关在医院。

1943年，美国医生坎纳（Kanner）发现并命名了“早期婴儿孤独症”（early infantile autism），首次描述这个类群患者特征：严重缺乏与他人的情感接触；怪异的、重复性的仪式性行为；缄默或语言显著异常；高水平的视觉——空间技巧或机械记忆能力与在其他方面的学习困难形成对比；聪明、机敏且具有吸引力的外貌表现。这是智障和发展障碍的范畴。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孤独症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而非归于智障范畴。如今我们所见二十出头的孤独症患者算是官方承认后完整成长的第一代。我访问的这些上海孤独症患者家庭也有着共同的经历：大约1990年代中期，某天《新民晚报》刊登上海某权威精神卫生机构能治疗孤独症的消息，家长们兴奋地过去，给孩子打上一针，结果是一种镇静药，许多孩子出现昏睡症状。也从那时起，这些最早的家长开始对医院失望，自己寻找拯救孩子的方法。

此后长期的风潮，是把孤独症当成“感觉统合失调”来治，但彩虹妈妈说：“是因为孤独症而有可能失去感官协调能力，而非感官不协调导致孤独症，这是把果当成了因。”事实上嘉伟协调能力非常好，自行车跳上去就立刻会骑。

这些最早的家长，后来也成了彩虹妈妈最核心的朋友，如今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帮助着年轻一代家长。杭州的家长班，当年轻的家长们围着这些老家长饥渴地询问时，彩虹妈妈说：“看起来多像我们当年围着日本专家啊。”——日本专家也并没有带来什么好的方法，但他的那句话似乎让人清醒过来：“孤独症是终生的残疾，是没有药的。”

如今这个时代，巫术气氛有增无减，许多家长继续寻求万灵药。上海多家医院提供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几百块一针，一个月是大几千元。无法考量这种疗法的有效性，因为没有任何依据。我们花了很久才承认世界上有孤独症，还要花多久才能对它有真正的认识、拿出慷慨的理性态度来对待它？

这次家长聚会，彩虹妈妈显得低调，更多把说话机会让给“飞舟”大叔夫妇。“飞舟”的孩子听起来是高功能的孤独症，或介乎孤独症与更有逻辑能力的Asperger症之间，正如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里的主人公，他懂得爱，懂得表达自己的意愿，他的孩子如今上着大学计算机专业（尽管父亲谦虚又坦率地说是“混”在大学里），可以自己乘飞机（但父亲说永远成不了随心所欲的背包客），如今对平面视觉传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设计名片尤其充满灵感。

和我看过的有关孤独症的纪录片一样，Asperger病人在学业方面的无碍和更流利的语言逻辑，总是最能给其他孤独症家长带来希望和鼓励。但对不同类征候的孩子，这可能是“误导的理想”，可能马上又唤起那些实际是世俗虚荣的奢望——让孩子“变正常”。

在听众中，我也见到一个家长永远带着她那高大的十八岁男孩。当我想和她交谈，她只说了一句：“孤独症如果加弱智，就是个傻瓜，孤独症加天才，就是个天才。”“天才”这个词，又是人们容易压在孤独症以及其他发展障碍者身上的一个光环烙印。

当时我很难揣测这话的意思，是说自己孩子好还是不好呢，又见那孩子去扔垃圾，几米远的距离，需要十几句不同的命令指挥。她好像既不耐烦孩子，又极宠爱他。过后我从视频里看见这孩子是钢琴十级，弹奏如飞，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话。但他社会化的能力，远远不及嘉伟，苦练钢琴并没有使他更“正常”，反而少了许多学语言和社会能力的时间。我觉得嘉伟是一个社会化的榜样，他的禀赋中等甚至偏下，他是孤独症的典型，这也是彩虹妈妈想澄清的。

家里有一架钢琴，是小时候买的，嘉伟能右手简单弹《走进新时代》，其他“天赋”包括：他的确是家庭记忆的宝库，能背很久远不用的电话号码，记得许多事情发生的精确日子，比如什么时候办的残疾证，更不用说生日；还是地铁的活地图，在他的精确指点下，我竟从不同的站点，与彩虹妈妈在七号线同一车厢里神秘地相遇……

每周六，嘉伟会去参加上海著名指挥家曹鹏的女儿组织的孤独症孩子的乐团排练，“孩子们在那里很开心，我们不是要嘉伟精通音乐，而是通过这种快乐，让他接受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彩虹妈妈仍坚持她那个不那么浪漫的说法：“我们把所有时间用来帮孩子社会化。”

嘉伟七岁小学入学，面试是十分，上课三小时后，老师来电话要把孩子退走，那时他还是一个失控的孩子。妈妈抱着儿子哭了半小时，送嘉伟去了辅读学校。这一开始的排斥和驱逐，避免了孩子后来在普通学校可能遭遇的各种排斥和驱逐。

孩子已经念上大学的“飞舟”大叔，也坦率地说，“我的孩子也许不值得作为参考，家长应该先弄清孩子的程度和类型，再设定切实的目标。”

许多不同类型的孩子混在一起，对自己孩子状况的清醒认识尤为重要，但这个QQ群里，“情况好的家长”更容易产生解压感和成就感，对就业和读书项目的机会跃跃欲试。遇到这样的机会，彩虹妈妈总是低调地站在一旁。不过“情况更好”的家长其实更难抉择：该把孩子送正规学校，还是特殊学校，为上正规学校，要面子的家长甚至会隐瞒孩子的诊断，最后还是包不住火，各地学校近来出现了不少排斥孤独症儿童的事件，这样耽误的还是孩子的干预机会。彩虹妈妈说：“要把孤独症当正常人看待，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还要加上一句：要用非正常的方式帮助他们社会化……”

家长联谊地点就在头格岸边，留下看潮的不多，也许是畏惧这嘈杂的观潮队伍，家长分批离开了，有的带着希望，有的带着怀疑，有的则带着对未来的恐惧，这几天里他们躲避着杭州闹市西湖边的人群，“虽然在一起很释放，但回到各自的生活环境里，还是特别焦虑。”

在美国，医院会建议家长去找更有经验的老家长，在中国，医院会推荐家长去机构，我深深理解家长对机构的讳莫如深——在这普遍逐利的社会，好机构也许有良心，却不一定有对的方法，坏机构只迎合家长的“虚荣心”，迎合世俗对发展障碍者的巨大压力与苛求，把一厢情愿的理想转移到孩子身上。也缺乏标准去评价各个机构，到底归卫生部门还是教育部门来管，权责不清。

但中国家长互相帮助，终于站出来自救，有良知的机构也开始意识到家长的重要。我见浙江家长也在筹备自己的机构，因为浙江省不仅各种私立的孤独症“教育机构”存在上述问题，甚至连上海那样的辅读学校都没有，在公立的特殊学校里，孩子只能和聋哑人一起上课，这种混杂让孩子很难接受有针对性的干预。

我问杭州一个机构的筹备者伟伟妈妈，她孩子还小，这位清秀的年轻母亲说：“我带着孩子经历了许多机构的教训，现在想自己来办，对家长的培训是我们的第一步。”

“你自己要照顾孩子，还要花这么多精力来办机构，不怕走弯路吗？”

“没办法，考虑更多的是一个家庭在社会上影响太小，一个机构才有可能影响社会对孤独症的态度，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平台。”

“嘉伟，钱塘江潮。”彩虹妈妈又在利用真实情境教嘉伟新的词语。“钱……塘江潮。”长一点的词，节奏还有问题，这是他在模仿自己的声音，是语言里的回响，就像回头潮，是把自己的声音听到自己的耳朵里，告诉自己，是什么词，是什么事。

“有多少这个年龄的孩子，愿意跟父母一起出去玩的？”刚刚退休的父亲说，似乎天伦之乐正缓慢到来。嘉伟其实比普通孩子更让人放心——让他一个人留在家中，他会精确地执行一天的计划，水快开前几秒钟精确地守到炉子前，如果一切事情做完，父母还没有回家，他会乖乖地躺在被子里等。

等回头潮也过去，人墙就散开，钱塘江边像一个硝烟散去的战场，嘉伟爸爸又说：“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一家是幸存者，劫后余生。”

评论

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

　　　　　——钟嗣成《录鬼簿》

波拉尼奥镇魂曲

撰文　范晔

1. 塞萨尔·巴列霍，巴黎，1938。

《潘先生》（Monsieur Pain）的主角皮埃尔·潘是一名催眠术师，或梅斯梅尔主义者[1]。在1938年的巴黎，催眠术风靡的黄金岁月已一去不返。病人家属出于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才找上潘先生，他出诊时又被医生们视为左道旁门遭到蔑视排斥……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位南美病人的姓氏：巴列霍（Vallejo）。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Cesar Vallejo）的确是在1938年的春天，实现了自己诗中的预言：“我将死在暴雨的巴黎……”。

回到故事主线：刚刚接受出诊的委托，潘先生随即发现自己被两个南美人跟踪，次日清晨又收到神秘的约会邀请，在医院遭冷遇后，他鼓起勇气赴约，两个拉美人否认曾跟踪他同时又重金贿赂，请他忘掉关于“我们的朋友巴列霍”的一切，为了“共同的利益，您的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为了和谐，为了平衡，为了诸天体的稳定……为了微笑”。

剧情继续推进：他仍按与巴列霍夫人的约定再赴医院，却意外地被值班人员以粗暴的态度拒之门外。在医院门口喝着咖啡期待转机，不想又看见两个南美人中的一个。冒雨跟踪直追进一家破落的小电影院，情节触发：在南美人邻座的竟是自己多年前的老相识，那人专门从西班牙赶来重温这部已看过无数次的电影。看到“与放射性有关的”某机密研究所的桥段，银幕上赫然出现了两人共同的旧友，研究所神秘爆炸的唯一幸存者，而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已在多年前自杀身亡，据说与居里夫人的女儿有一段情事……南美人径先告辞，剩下老友重逢的两人却反目成仇——原因之一是主人公得知老友正在为法西斯工作，将催眠术应用于审讯间谍和战俘。

佯作与一群中学生谈论着法西斯的威胁，主人公终于混入医院，却发现自己迷失在迷宫里。梦魇般的一夜后他逃出医院，回复正常生活。他所暗恋的，也是介绍他为巴列霍先生看病的那位女士前度消失后又出现：您还不知道么，巴列霍先生已经去世了，下葬了。阿拉贡还去讲了话。

——阿拉贡？

——对，巴列霍先生是个诗人。

——我真不知道，您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

——是的，他是诗人不假，虽然没什么名气，又一贫如洗。

——现在他就要变得有名气了。

最后一句出自那位女士的新男友之口，故事就以他的微笑结束。这就是通关后的结局，至于一路上那些重重迷雾，那些包孕玄机的细节，好像永恒暗夜中的迷宫被闪电瞬间照亮一隅而乍露峥嵘，旋又湮没在视力不能及的黑暗里。比如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莫名支线，主人公为躲避追踪，随意游荡中走进一家通体绿色的“森林”酒馆，遭遇一对艺术家，金发的孪生兄弟。他们的作品是鱼缸中的灾难现场，具体而微、形制毕现的火车、飞机、船舶都葬身水下，遇难者的迷你尸骸散落其间，无一不是精心设置的结果，更有红色的鱼儿在上方无辜地游弋。他们想离开这里去纽约，但没有路费，又不愿按顾客的要求制作“海底墓园”之外的东西。年轻的艺术家在与主人公的搭讪中称顾客为“可怜虫”，随后又嘟囔了一句话，潘先生只听清了其中一个词：anamnesis——“既往症”（尤指对前世生活的记忆）。

进程中不断累积的可疑元素都激励着破解的冲动，冲到关底才发现并未真相大白，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永远只有部分的真相。这次在主线结束后还别具用心地附送“番外篇”，包括主人公在内书中人物的小传，大多以目击者见证人的声音档案形式出现。我们才得以知道，艺术家兄弟果然一个在巴黎沦陷前开枪自杀，另一个如愿到达大洋彼岸，终其余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北再向北，像被看不见的磁极吸引，1980年死在温哥华。至于主人公潘先生，面包先生，痛苦先生，以痛苦为面包的先生，这名字[2]似乎注定了他的悲惨命运，也暗含着对他职业的反讽。失去伤残抚恤金之后，他被迫和一位有着中国名字的犹太神秘学大师、一个孤儿搭伙混迹于夜总会和马戏团，为人算命、看手相及提供其他一切娱人的魔法服务，同时暗中为抵抗组织传递情报。大师因犹太裔身份泄露被捕，死于集中营，剩下两人与抵抗组织失去联络，继续操旧业糊口，直到战后1949年潘先生旧疾复发，死在这位伙伴的怀里——就是当年的孤儿，此时的见证者和叙述者，罗伯托·波拉尼奥的化身。因为小说正是当今世代孑遗的“梅斯梅尔术”，小说家即是具备通灵致幻手段的催眠术士。

秘鲁作家费尔南多·岩崎却相信，在八十年代初写出这部小说时，波拉尼奥或许曾把潘先生当做另一个自我，但到了1999年小说出版的时候，他会在垂危的诗人巴列霍身上寄托更多的自我投射。如果不是《荒野侦探》的“意外”成功，他很可能像自己预感的那样，贫病交加、无声无息地死去，一如秘鲁诗人在1938年春天的遭遇。巴列霍，波拉尼奥游戏中来头最大的NPC（Non-Player-Control或Non-Player-Character，非玩家控制角色），从头到尾只正面出现了一次，没有一句台词，这位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在后世很多读者心中，没有“之一”）在他临危的榻上，只做一件事：不停地打嗝。医生都束手无策，才引出催眠术士的登场，而且初见成效，打嗝一度停止，诗人得以暂时安睡，但却没有脱逃死亡的宿命结局。这个细节应是波拉尼奥的杜撰。不过这种独特的诗人失语设计让人想起《2666》里阿琴波尔迪的疑问：“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2. 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巴塞罗那，1616。

B曾经把文学比作决斗，武士的决斗，只不过对手不是另一位武士，而是怪兽，因而是必败的决斗。他的《荒野侦探》里有一段决斗的情节，小说家阿尔杜罗·巴拉诺（Artulo Belano）——波拉尼奥（Bolaño）本人的分光化影——向某著名文学评论家挑战，决斗地点选在巴塞罗那的海滩。熟悉西语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在巴塞罗那的海边曾发生什么：“愁容骑士”堂吉诃德在最后的决斗中败于白月骑士，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冒险征程。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游侠骑士如此宣告自己的失败：“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是天下第一美人，我是世上最倒霉的骑士；我不能因为自己无能而抹杀了真理。”在文学评论家布林克看来，堂吉诃德在认输的同时仍坚持心上人的美貌无双，意味着他终于将杜尔西内娅从自己的信念和想象中释放，赋予她独立的存在。当B把文学比作必败的决斗，智利小说家便成为“拉曼却奇情异想的绅士”之衣钵传人：文学就是他的杜尔西内娅：虽然（或者说，正因为）骑士终将倒下，杜尔西内娅永是美人。巴塞罗那也是他旅途的终点，他骑士/武士/作家生涯告终的地方。

2003年7月2日，墨西哥作家卡门·布略萨因迟迟没有收到B的回信又写信抱怨，第二天收到B妻子的回复：“亲爱的卡门：波拉尼奥托我写信告诉您他已住院……他很快就要去键盘的另一边了。卡洛琳娜”。十三天后，《2666》的作者“再一次丢下一切”上路，去了他的荒野，或“键盘的另一边”。他有两句诗很适合印在《2666》的扉页，可以成为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对研究自己作品的学者们的留言，也可以当作B向我们这些出于各种动机翻开《2666》的人所传递的信息：

冒险永不结束

你的双眼寻找我

La aventura no termina jamás

Y tus ojos me buscan.

3. 马里奥·圣地亚哥，墨西哥城，1976。

据说在1976年的墨西哥城做一个诗人，必须在两大对立阵营中选择其一：一派以诗人埃弗拉因·韦尔塔（Efraín Huerta）为精神领袖，另一派是围绕在帕斯（Octavio Paz）主编的杂志《复数》周边的诗人群体。韦尔塔和帕斯都生于1914年，与半神级的小说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是同一代人，有着同样的文学偶像，比如智利诗人文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他们之间的巨大分歧或许更多出于文学之外的原因，比如对斯大林和古巴革命的态度。但根据亲历者卡门·布略萨的描述，两大阵营的成员似乎并不像表面那样水火不相容：

“年轻的埃弗拉因派诗人上街走路或坐公车，蔑视旧传统，参加创作班，朗诵，在书店里潜心读书及偷书，背背包，留长发，穿平底皮凉鞋，到处发表作品，整天泡在市中心的咖啡馆（特别是‘哈瓦那’咖啡馆）和糟糕的小酒吧。而年轻的帕斯派诗人就在埃弗拉因派咖啡馆附近的咖啡馆里，彼此猛烈攻击对方的诗歌，在书店里买书或者偷书，背背包，留长发，几乎都穿皮凉鞋，上街走路或坐公车或开自己的车，在帕斯派杂志或副刊上发表作品。”

从埃弗拉因派中又分出一个在外人眼中更激进好斗的小团体，“下现实主义者”（这里把infrarrealismo译作“下现实主义”是为了与“超现实主义”对称），墨西哥版本的达达主义者，一切首发式、朗诵会及其他文艺集会上的混世魔王。在某次公众活动中，诗人帕斯衣着光鲜，风度翩翩地登场，突然一个下现实主义者把一杯酒全泼在他身上。帕斯，这位不久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只是抖了下领带上的水珠，依然谈笑自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角落里，埃弗拉因·韦尔塔对家中的不速之客下了逐客令：“一刻钟后给我走人！”同时又把一瓶伏特加捶在桌上，任凭年轻人们继续高谈阔论文学与革命，谈了无数个一刻钟……

那时的墨西哥城在亲历者的描述和追忆中令人无比神往。你有机会与帕斯交谈，或者和韦尔塔辩论，还可能在咖啡馆里遇见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阿尔瓦罗·穆蒂斯（Álvaro Mutis Jaramillo）。日后文学史上光芒万丈的星辰，在彼时彼处都触手可及。不过波拉尼奥选择离开[3]。1977年，据说他用两篇文章的稿费买了机票，离开他在其中已小有名气的圈子，离开失恋的伤心之地，离开他将在日后写作中不断归来的墨西哥。就像在《下现实主义第一宣言》中用大写字母写就的结束语：

再一次，丢下一切

奔向条条道路

“条条道路”是否包括回家的路？波拉尼奥再也没有回到墨西哥，甚至有几次“行李都已经打好”最后还是放弃。只在写作中一次次重返青春现场。他一直记得当年在墨城看到的涂鸦：“波拉尼奥，滚回圣地亚哥！带上你的圣地亚哥！”第一个圣地亚哥指智利首都，第二个当然是指他最好的朋友，墨西哥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Mario Santiago）。波拉尼奥非常欣赏这两行涂鸦，甚至严重怀疑是出自马里奥本人的手笔。1976年，马里奥比波拉尼奥早几个月离开，去欧洲又去中东，追求无望的爱情。几年后他替好朋友做到了后者没能做到的事：回到墨西哥，继续写诗，死在墨西哥。当年一起在甘地书店二楼朗诵《嚎叫》的下现实主义的成员们已渐渐分道扬镳，下现实主义运动也似乎被人遗忘。但马里奥还是马里奥。

马里奥·圣地亚哥能在任何时候读书，“甚至在淋浴的时候——问题是他读的是我的书！”波拉尼奥说。马里奥在走路的时候读书，边走边读边写，写在书的折页上，空白处，一切能写的地方。马里奥过马路从不看车从不止步，仿佛每一次都在挑战命运。马里奥是言行一致、一以贯之的下现实主义者。马里奥八十年代遭车祸，从此在书和笔之外多了根手杖陪伴。波拉尼奥经常从别人那里打听他的消息，经常从加泰罗尼亚给他写信，马里奥收到后立刻在原信上回复，但很少记得把信寄出。“但我知道他会看的，”波拉尼奥说。1998年初，罗伯托·波拉尼奥完成《荒野侦探》的第二天，在大洋另一岸，马里奥·圣地亚哥，被车撞死在墨西哥城街头。“奇怪的是没人愿意告诉我这个消息”波拉尼奥说。马里奥知道自己会成为《荒野侦探》中的尤利西斯·利马，但他没能看到。1977年波拉尼奥刚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就曾经在给胡安·帕斯科埃的信里说：“我发现我所有的戏剧都是为了让马里奥当主角，让马里奥扮演我的角色，成为我所有梦想的主人公，不错吧？”在当年某个写作班上，给定的练习题目是“公园”，年轻的马里奥写下了第一首下现实主义长诗：《一名马克思弟子致一个海德格尔粉丝的忠告》。马里奥的朋友们认为他最少写过两千首诗，写在书页上，地铁票上，餐巾纸上，朋友家的墙上（未经户主同意）……所以毫不奇怪，2008年（二十年后）出版的一本选集里只收录了不到两百首。波拉尼奥有《荒野侦探》，马里奥也有自己的代表作：马里奥·圣地亚哥的一生。

4. 阿尔贝托·罗哈斯·希门内斯[4]，圣地亚哥，193？。

在咖啡馆里，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问：

我能向您提个请求吗？

——什么？

——请允许我从您身上跳过去。

——您这么自信，我坐在这里您就能从我头上跳过去？

——哦，不，不是现在，等您死了，请允许我从您的棺材上跳过去。我对平生遇到的有趣的人，都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表达敬意。（他说话的时候严肃中带着羞涩）我是个孤独的人，这是我唯一的消遣。（他掏出个记事本）这上面记的都是我跳过的人。

诗人阿尔贝托·罗哈斯·希门内斯欣然同意。

若干年后，他死于圣地亚哥最多雨的冬天。电闪雷鸣的守灵夜，门开了，进来一位谁也不认识的吊客，浑身淋得精透，几步助跑后从棺材上跳了过去。随后，一言不发，又消失在暴雨和夜色中，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得知噩耗的时候，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刚刚到西班牙。他和另一位朋友扛着近乎一人高的大蜡烛去巴塞罗那古老神秘的海之圣母大教堂，为大洋彼岸的诗人守灵，还写了一首《阿尔贝托·罗哈斯·希门内斯飞翔》的哀歌。后世读者大都是因为这首诗才知道阿尔贝托·罗哈斯·希门内斯其人。

近半个世纪后，另一位智利诗人也漂洋过海来到巴塞罗那。后来却成了享誉世界的小说家。迟来的荣誉也并非全无好处，他来西班牙之后的诗作得以较完整地结集出版，就是一本砖头厚的《未知大学》[5]。诗人B在小说《邀舞卡》里温和地嘲笑过诗人聂鲁达，也同时自嘲：“必须消灭父辈，这个诗人是纯粹的孤儿。”读者都知道，他更推崇的是另一位智利大诗人，年过百岁的诗坛老顽童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但在最近的纪录片里，B的遗孀向观众展示书房里他心爱的小书架，在B常翻看摩挲的几本书里，紧挨着帕拉诗选的赫然有聂鲁达和帕斯的名字。两位智利诗人之间，还有出乎当事人意料的相同点：聂鲁达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神话——他的自传功不可没；而B在因肝功能衰竭去世后，也变成了新世纪西语文坛的神话。虽然风格天差地别，《未知大学》也可算是另一版本的《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只不过后者是文坛传奇的英雄志，前者是文学病人的余生录。

5.达里奥·加利西亚，墨西哥城，1976。

《探望病人》是B的一首诗：

那是1976年革命已经失败

但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22、23岁。

我和马里奥·圣地亚哥走在一条黑白街道上。

在街尽头，一个好像从五十年代电影里蹦出来的社区中，有达里奥·加利西亚父母的家。

那是1976年他们给达里奥·加利西亚做了开颅手术。

他活着，革命失败了，天气很好

虽然云团从北方来，正越过山谷慢慢逼近。

达里奥靠在长沙发上见我们。

但之前我们已经和他父母聊过，年迈的松鼠先生和太太，他们从梦中悬停的青翠枝条观望森林如何燃烧。

他母亲看着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或者看到了我们身上

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那是1976年虽然所有的门都仿佛敞开，

其实，只要我们留心听，就能听见

一扇扇门在关闭。

门：金属隔挡，钢板加固，一扇接一扇关闭在无限的电影里。

但我们22或23岁的时候不会被无限吓到。

他们给达里奥·加利西亚做了开颅手术——两次！

其中一个动脉瘤在梦中崩裂。

朋友们说他失去了记忆。

就这样，我和马里奥穿过四十年代的墨西哥电影

来看他消瘦的手在膝头摆出安详等待的姿势。

那是1976年在墨西哥朋友们都说达里奥忘记了一切，

甚至忘了自己是同性恋。

达里奥的父亲说坏事也能变好事。

外面大雨倾盆：

在社区的院子里雨水冲刷着楼梯

和过道

然后滑过“丁丹”、“弹簧腿”和“痉挛脸”的脸

以及被他们遮掩的半透明的1976年。

达里奥开始说话。他很兴奋。

很高兴我们来看他。

他的声音好像鸟叫：尖利，另一种声音，

仿佛他们对他的声带做了些什么。

他头发长起来但还能看见开颅手术的伤疤。

我很好，他说。

有时候梦真的很单调。

角落，陌生的局域，但总在同一个梦里。

他当然没忘记自己是同性恋（我们笑了），

就像没有忘记呼吸。

我差点死了，他想了半天后说道。

有那么一刻我们以为他会哭。

但哭的人不是他。

也不是我和马里奥。

然而某人哭了当黄昏以惊人的缓慢降临时。

达里奥说：最终逃亡 又说起和他一起住院的贝拉和其他我和马里奥不认识的脸现在他也不认得了。

四五十年代电影里的黑白逃亡。

佩德罗·因方特和托尼·阿吉拉尔穿着警服

骑着摩托游荡在墨西哥的无限黄昏。

某人哭了但不是我们。

只要我们留心听就能听见历史或命运的摔门声。

但实际上我们只听见某人哭泣的抽噎

在某处。

马里奥开始读诗。

他给达里奥读诗，马里奥的声音太好听而外边正落雨，

达里奥低声说他喜欢法国诗人。

只有他，马里奥和我才知道的诗人。

当年的不可想象之城巴黎为自杀而双眼泛红的年轻人。

他多么喜欢！

就像我喜欢1968年的墨西哥街道。

我那时十五岁刚刚来到。

是个十五岁的移民但墨西哥的街道告诉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那里所有的人都是移民，灵魂移民。

啊，美丽的，从未过分谨慎的，可怕的

墨西哥街道悬在深渊

而世界上的其他城市

都落入单一和沉默。

而那些年轻人，勇敢的同性恋年轻人好像印刻的圣像在那些年间发光，

从1968到1976。

好像一条时光暗道，在你最意外之处出现的坑穴，

基佬少年形而上的坑穴，他们面对——比任何人都勇敢！——诗歌与不幸。

但那是1976年达里奥·加利西亚的头上有抹不掉的开颅印记。

那是告别前的一年

好像一只嗑了药的大鸟

飞过停滞在时间中的

街区死巷。

好像一条乌黑尿液的河环绕墨西哥的主动脉，

被查普特佩克的黑老鼠谈论和游历，

词语之河，迷失在时间中的街区的流动之环。

尽管马里奥的声音和达里奥如今

动画片似的尖利声音

使我们不幸的空气里充满热度，

我仍知道在那些以预先的怜悯观看我们的形象里，

在墨西哥受难的透明圣像里，

潜伏着大忠告和大宽恕，

那无法命名的，梦想的片段，多年以后

我们将用不同的名字称之为失败。

真诗歌的失败，我们用血写成的诗歌。

也用精液和汗水，达里奥说。

也用眼泪，马里奥说。

尽管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哭。

这首诗中的达里奥·加利西亚（Darío Galicia）实有其人，是《荒野侦探》中诗人埃内斯托·圣埃皮法尼奥的原型[6]。波拉尼奥说，他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是给他那一代人的情书（或诀别书）。评论家胡里奥·奥尔特加说，波拉尼奥其实是一位（亡灵）传记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已死的和未死的）诗人讣告。把《未知大学》和《荒野侦探》、《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护身符》一起，混杂着对照着读，我知道了一些名字，不读这些就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的名字。然后怀着兴奋和感谢，一次又一次从棺材上跳过去。

6.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7]，巴塞罗那，1999。

去智利之前，我问波拉尼奥应该读些什么。

尼卡诺尔·帕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还有呢？

尼卡诺尔·帕拉。

7. 尼卡诺尔·帕拉，拉斯克鲁塞斯，1998。

“顺便说一句，卡洛斯”，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告诉比自己年轻四十五岁的智利小说家卡洛斯·弗朗茨（Carlos Franz），他在快九十岁的时候终于给自己找了个笔名，“我是唯一没有笔名的智利诗人”——的确，智利的两位诺奖得主，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原名卢西拉·德·玛丽亚·德尔·佩尔佩杜奥·索科洛·戈多伊·阿尔卡亚伽，笔名来自意大利诗人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和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名姓的组合；聂鲁达原名拿弗他利·雷耶斯，笔名是向捷克诗人扬·聂鲁达（Jan Nepomuk Neruda）致敬。

“我想好啦！下一部诗集就这么署名：拿弗他利·雷耶斯——另起一行，括号：前-尼卡诺尔·帕拉（用横线划掉）”，帕拉一本正经地在越洋电话里宣告，说完故意停了一下，等待弗朗茨的反应（此处应有笑声）。哈，只有帕拉能想出这种主意！如果他1954年出版《诗歌与反诗歌》的时候用这个笔名的话估计就不会引来那么多争议了，卡洛斯·弗朗茨想。

回收一个聂鲁达丢弃的名字不仅是出于环保（虽然帕拉的确写过不少“生态诗”）。这是任何智利，南美，乃至所有用西班牙语写诗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在聂鲁达之后如何做一个诗人？帕拉在牛津研习宇宙学时找到了出路：做一个反诗人。根据帕拉自己的定义，反诗人可以是“热爱全世界的自恋者”，或“坐在椅子上睡觉的诗人”——波拉尼奥作了注释，“有时候是飞行椅”。

当聂鲁达在诗中说“我想要/所有人生活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歌中歌唱……”，帕拉写了长诗《个体的独白》，一遍遍重复：“我是个体……”

当聂鲁达用号角般的声音歌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帕拉不合时宜地发问：

好！

但是谁来把我们

从我们的解放者解放？！

《1973》

当聂鲁达式的诗人预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帕拉式的反诗人就讲个（疑似）街头笑话：

智利曾经是一个语法学家的国度

一个历史学家的国度

一个诗人的国度

现在是一个……省略号的国度

《政治笑话》

刚到墨西哥不久，年轻的波拉尼奥说：有人是巴列霍派，有人是聂鲁达派，我是帕拉派。“谁勇敢谁就走帕拉的路，而只有年轻人是勇敢的”，后来不再年轻的波拉尼奥说，帕拉写的不是年轻人的诗，写的是“徒劳但必需的挑战”：“帕拉写诗的样子就好像明天要被送上电刑椅”。只有一个人把帕拉发扬光大，那个人就是墨西哥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而我们其他人，波拉尼奥说，都只看见陨石的黑暗轨迹：

…那么，走吧，拉丁美洲人

走吧走吧

去寻找迷失诗人

的歧路脚步

在静止的泥潭

让我们迷失在虚无

或虚无的玫瑰中

那里只能听见帕拉

的脚步声

以及世世代代的梦

被牺牲在轮下

从未被记载

波拉尼奥二十五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智利，如愿以偿地去了拉斯克鲁塞斯，紧张的心情跟所有朝见偶像的粉丝一样。这个小镇坐落在著名的“诗人海岸”，在文森特·维多夫罗的卡塔赫纳与聂鲁达的黑岛之间。在诗人家里的露台上，帕拉指给他，看到那个小黑点了么，那是维多夫罗的墓。哪个小黑点？那个。波拉尼奥还在找，帕拉已经转头回屋，只剩下他一个人。突然感觉到有什么在拉扯自己的裤脚，是维多夫罗的鬼魂？不，是帕拉家的常客，六七只流浪猫中的一只。来向所有活着的西语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讨食吃，波拉尼奥想，就像我一样。

8. 罗伯托·波拉尼奥，日内瓦，199？

一个秋天的清冷上午，罗伯托·波拉尼奥在日内瓦的Plainpalais公墓。他觉得这里更像个公园，每天午后过来，面对某个国务委员的墓坐下看书会很不错。根据管理员的指示，他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想起卡尔德隆，想起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想起人生的诡异，换句话说就是：我什么都没想。我就看着那墓，石头上刻着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名字，生卒年和一行诗。”然后在面对墓石的凳子坐下，就听见一声沙哑的鸦啼。不远处的这一只乌鸦瞬间把他从日内瓦带到了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诗里。

9.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地道，2045[8]。

B的作品里直接提到博尔赫斯的至少有八十二次。但他的那篇博尔赫斯小传却有意略去阿根廷作家的名字，题目叫做《勇敢的图书管理员》。

10. 罗伯托·波拉尼奥，巴塞罗那，2003。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的访谈中，女记者请他谈谈希望。他说：希望在于孩子和战士。我遵从博尔赫斯的墓志铭……

（早春。友人从日内瓦发来一张照片。墓碑下是新雪半掩的花苞，墓碑上有一行诗，出自古英语史诗《马尔顿之战》：“And ne forhtedon ná”，不应恐惧。）

11. 奥克西里奥·莱克图雷，UNAM，1968。

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9]究竟在哪儿？可能是加泰罗尼亚。可能是他的无形书房，所有他看过的书的集合。唯一可以确定的，“未知大学殿堂中的一座”，就在1968年9月墨西哥自治大学四楼哲学文学系的女洗手间：乌拉圭女公民、拉美人、诗人、旅行者奥克西里奥·莱克图雷在军警占领大学校园的十二天里，蜷缩在马桶边的瓷砖地上，读佩德罗·加菲亚斯（Pedro Garfías）的诗歌，把背下来的诗抄在卫生纸上，吃掉，“抵抗”。

12. 亨利·哈塞尔，未知大学，2666。

未知大学教授亨利·哈塞尔回家时撞见自己的妻子躺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他一怒之下，花七分半钟发明了个时间机器。他回到过去找到妻子的祖父：您是J先生？哦是的。您儿子是不是叫埃德加·爱伦·J，就因为您不幸地喜欢爱伦·坡？哦恐怕不是，我还单身呢。哦您会有这个儿子的，我不幸地娶了您儿子的女儿。抱歉，说着他开了枪（没听到乌鸦的叫声）。他回到现在，发现妻子仍在那男人的怀里。他试图抹去妻子存在的努力失败。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去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提前教给居里夫人核聚变，回到1775年的弗吉尼亚州杀了一个叫乔治·华盛顿的人，然后先后刺杀了哥伦布、拿破仑、穆罕默德……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还在。那个。男人。的怀里。他在发疯的边缘听见有人跟他说话，说话的是我，故事的叙述者。我在1975年也发明了时间机器，本来是为了去更新世看乳齿象。但我发现自己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即使刺杀了马可·波罗、爱因斯坦……）都不能改变现在的世界：哥伦布仍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亨利的妻子仍在那男人怀里。因为时间是私人经验。不存在普世的连续统一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每个人都无法干扰别人的过去。所有的时间旅行者都只是在自己的个人时间中旅行。时间旅行者永不会相遇。现在是因为亨利，你与我都改变和消抹了各自的过去，其他人的世界依然继续，但我们不再存在。幽灵游荡在未知大学。

[1] “1778年2月，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来到巴黎，宣布自己发现了一种极细微的液体……”，这种看不见的液体作为“自然之力”的媒介无所不在，大到天体间的吸引，小到生物躯体的运转，概莫能外。“他认为，人体类似于一块磁铁，人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这种液体在人体的流动受到了‘阻碍’。人可以通过‘梅斯梅尔术’来控制和强化这种液体的流动……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罗伯特·达恩顿，《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具体症状常是令人进入类似癫痫或梦游的状态，这便是所谓催眠术（mesmerism）一词的由来。

[2] 题目按《法语姓名译名手册》翻成“潘先生”应无误，不过在法语中Pain是“面包”的意思，又与英语中的“痛苦”一模一样。

[3] 因为要“活在文学之外”：“我在墨西哥的生活与文学紧密相连。我生活在作家之间，我的世界里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到了巴塞罗那我开始在一个没有作家的世界里活动。我有作家朋友，但慢慢地也开始有其他的朋友……感觉好极了。”

[4] 据说这位智利诗人一直保持“自发而坚定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并且“有着民间故事中王子般的秉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他会把一切拿去送人，从帽子、领带到鞋，等能送的都送光了，他会在小纸片上写下一句诗送给你，“仿佛交到你手里的是一颗价值连城的珍宝”。（聂鲁达自传《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

[5] 这不是一部诗集：
A.这是一份文学病人的病历。
B.这是一部分行（但不一定押韵）的黑白公路电影。
C.这是《荒野侦探》的官方同人 （Copyright ©2666）。
D.这是拉美青年艺术家的画像x护身符x袖珍黑洞拼图。
E.这是一本诗体“小说”——如果《2666》也是一首一千页的叙事诗的话。
F.这是一种反抒情（这甜腻之霾！）的大颗粒反诗歌。
G.这是如何成为波拉尼奥的限定版指南（只对波拉尼奥适用）。
H.这是尼卡诺尔 ·帕拉开着“海之星”飞碟在墨西哥城上空用气体写成的恒定青春版《解放神学》。
I.这是写给一代（被）革命（诱惑又抛弃的）孤儿的情歌。
J.忘掉以上所有建议。
　　　　　　——摘自“阅读《未名大学》的不可（不）听的十个建议”

[6] 就在诗中明确提及的1976年，他接受开颅手术，被切除两个动脉瘤后，不再写作。

[7] 西班牙文学批评家，《荒野侦探》中的伊涅奇·埃查瓦尔内，《2666》等若干波拉尼奥身后著作的编辑，也是《尼卡诺尔·帕拉全集》的编者之一。

[8] “2045年，人们将在地道里读博尔赫斯。”（罗伯托·波拉尼奥《护身符》）

[9] 关于《未知大学》这一标题的出处，波拉尼奥曾在“在吟游诗人弗里德里希·冯·豪森……”一诗中为我们解释：“亲爱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至少我找到了未知大学殿堂中的一座！”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1913—1987) 美国科幻作家。故事的名字是《谋杀穆罕默德的男人》。

诗人是语言的拓荒者。

穆旦
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

撰文　张定浩

[一]

就外在生活而言，穆旦的人生堪称激宕：出身世家与名校，受过最好的西式教育，经历战争和漫长的迁徙，放弃安逸教席从军，且从最惨烈的远征军之战中存活，主编过报纸，也做过各种译员、秘书、编辑等事务性工作，在中国的南北东西都生活过，二十几岁已被视为最有前途的、能代表中国诗歌新方向的诗人，后出国，研习英语与俄语，享受生命中愉快自由的时辰，又怀着对新中国的热诚决然归国，在大学任教，经历一系列磨难，诗笔渐收，转身以本名查良铮成就一代译事，以此度过生命的寒冬，却在世风渐暖之际猝然离世，壮志未酬。

无法设想穆旦如果活到八十年代，会对新诗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许同时代的郑敏会是一个参考。这位至今唯一健在的“九叶”诗人中的最后一片叶子，在八十年代之后更多是以一个优异的现代诗歌译者和清醒的新诗理论观察者的身份为我们所熟知，很多年轻写诗者从她译的里尔克和美国当代诗歌中获益；同时获得某种对于新诗的历史性认知，并对她所指出八十年代以来汉语新诗一波波“崛起情结”之可笑，以及追逐西方诗歌时尚却徒有其皮毛的当代诗歌生态，报以深深的共鸣，然而，八十年代之后的郑敏虽然创作不辍，但其影响更多是在学院之中，尤以诗论为著，与袁可嘉、唐湜等九叶同仁一样，成为新诗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九叶”并非一个特定的诗派，而是新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南北汇聚的一股理论与实践之风激荡而生的现代诗学种子，这些种子被冰封三十多年后，在1981年重新以“九叶”的名义昭示世人，此时，穆旦是九片叶子中唯一的亡者，沉默的旗手。

然而，在九叶诸子召唤出的现代诗理论深度与穆旦更为宽阔朴实的诗学思想之间，在穆旦的个人生活与其诗歌文本之间，乃至其自身的写诗与译诗活动中，都存在着深深的断裂。因此，某种通行的诗学批评，即将诗歌简化转译成思想与情感的散文，或从诗句中苦苦寻觅个人生活与时代的印证，并无助于我们理解何为诗人的穆旦，以及何为穆旦式的诗歌。

[二]

在1947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平明日报》的编者擢举穆旦为这个时期涌现的“更重要的诗人”，并认为“最不可企及的，是他的句法”，举的例子，是《春》：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进入新的组合。

《平明日报》的编者并未细述其句法不可企及之处，他只是用一个问句来表达，“有谁曾用过这些简单然而美丽得使人不敢逼视的句子？”这首《春》是穆旦经常被人提及的诗作之一，前后有多个版本，其最初发表版本对应的诗行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女郎，把脸仰起，

看你鲜红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关紧的世界迷惑着

是一株廿岁的燃烧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底歌，

你们是火焰卷曲又卷曲。

呵，光，影，声，色，现在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这里面字句的微小变化，大约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情绪的客观化与非个人性，如具体的“女郎”转变成更为广阔的“你”，“一株”变成“我们”，而“欲望”也从作为主体的附属品（“你鲜红的欲望”）变成一种独立于主体存在的客体（“这满园的欲望”），这种修改，使得“欲望”这个词不再是仅仅引人联想到其他事物的符号，而重新成为一个充沛自足的实体；二是意象的压缩，“关紧的世界”压缩进“燃烧的肉体”，遂有了“紧闭的肉体”这样丰富又准确的表达。于是，通过句法上的打磨，词语从被附会太多的符号重新回归成干净的实体，“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曾经惯熟的表达和辞藻被捐弃，但依然是那些词语，只不过它们被重新擦洗和选择，“痛苦着，等待进入新的组合”。这种简单而逼人的美丽，元素性的写作，以及实体式的倾诉，日后会在海子的诗歌中重新得以更充分地呈现。

[三]

如果今天的读者不再惊奇于《春》的句法，那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就是在穆旦之后的现代汉语中生长起来的。诗人是语言的拓荒者，他横生于一个时代语言的边际处，在两个层面完成对语言的改造和丰富，一作为先驱者，二作为完成者。黄灿然赞叹“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出发》）的句法，他说，“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个句子有何感想，但我每次读到它，灵魂深处都会骚动，尽管我对它已经熟悉得可以倒过来背了”。这种熟悉之后依旧不断诞生的新鲜感，是语言接近于完成的征记。如果说《春》的句法仅具有某种先驱意味，它在当日的“不可企及”会消融在下个时代更好的实践中；那么，《出发》则可以说具有了某种完成性，它是典型的穆旦式的矛盾语感，拥有不可替代的“特此性”，其中，每一个词都奋起反驳在它之前刚被说出的词，以保证某种身处磨砺和大混乱中的“现实感”，“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覆/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于是词语在相互碰撞中铮然耸立，我们获得的是某种感官上对新事物的强烈认知，这种感官认知的触角是在句法上。

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

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

——《三十诞辰有感》

教给我们暂时和永远的聪明。

——《饥饿的中国》

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

……

一切事物使我们相信而又不能相信

——《我歌颂肉体》

尽管演员已狡狯得毫不狡狯

——《演出》

而在穆旦手中更臻于成熟的，是与矛盾句法相并列的，一种强调句式的展开。如：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我》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赞美》

是唯一的世界把我们融和，

直到我们追悔，屈服，使它僵化，

它的光消殒。我常常看见

那永不甘心的刚强的英雄。

——《诗》

这种“是”字句，自然可以视之为英文表达的移用，但一方面，对印欧语法的借鉴吸收本来就是现代汉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穆旦的实践中，通过这种无主语的谓语重音起调，通过在不断重复中又不断生成长短句的错落有致，通过在放弃格律之后对诗行内部节奏和顿挫的掌控，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锤炼出一种纯熟悠扬的、于矛盾中不断前行的现代汉语语感。这种语感至今依旧是新鲜有力的。

[四]

有当代诗人指责穆旦滥用抽象的大词，并举其最为著名的《诗八首》为例，认为在谈论爱情这样的私人事务时，使用类似“火灾、燃烧、年代、自然、蜕变、程序、暂时、上帝”之类的庄严大词是不妥当的。为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诗八首》的第一节：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事实上，在诗歌中，乃至更广义的文学中，词语的生命力，以及词语能够承载的丰富性和它自身的弹性，都依赖于诗人对它的使用，而不应该反过来，让诗人的生命力去依赖某些固定的大词抑或小词。真正的诗人，具有的基本能力就是让旧事物焕然一新的能力，他是一个隐喻创造者，在两样表面没有关系的旧事物之间找到新的联系，从而把新的生命力同时注入这两者之中。在《诗八首》中，通过用一些庄严的大词去处理私人情感，通过用一些抽象的大词来表现具体细微的情感，穆旦完成的，恰恰就是此种独属于诗人的工作。他让这些似乎已僵死的大词重新充满弹性，同时也让男女情爱的表达格局为之焕然。

从“肉体和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角度，王佐良视这首诗为“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系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但他紧接着又提醒读者，“他的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穆旦不同于艾略特与奥登，他本质上并非一个学者型的诗人，他的智识深度可能未必及得上同时代的袁可嘉和王佐良。某种程度上，所谓穆旦的丰富与复杂，并非智者式的洞烛幽微，而是一个写作者诚实面对一切生命困惑的产物。他的“发现”，始终是实践性的。

[五]

发现

在你走过和我们相爱之前，

我不过是水，和水一样无形的沙粒，

你拥抱我才突然凝结成为肉体：

流着春天的浆液或擦过冬天的冰霜，

这新奇而紧密的时间和空间；

在你的肌肉和荒年歌唱我以前，

我不过是没有翅膀的暗哑的字句，

从没有张开它腋下的狂风，

当你以全身的笑声摇醒我的睡眠，

使我奇异的充满又迅速关闭；

你把我轻轻打开，一如春天

一瓣又一瓣的打开花朵，

你把我打开像幽暗的甬道

直达死的面前：在虚伪的日子下面

解开那被一切纠缠着的生命的根；

你向我走进，从你的太阳的升起

划过天空直到我日落的波涛，

你走进而燃起一座灿烂的王宫：

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边界，

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

较之《诗八首》，这首《发现》更多时候是被普通读者而非学院提及，但我以为它是比《诗八首》更为成熟也更杰出的抒情诗。对于主要通过译诗接受现代主义诗学速成班训练的部分汉语读者，要接受这个判断可能有点困难。

这是一首由长句构成的短诗，我们姑且将它视作六音步（或音节、音顿，新诗诸家说法不同，但意思差可仿佛）。在这首诗之前，汉语新诗里趋于成熟的是四音步和五音步，如闻一多《死水》和冯至《十四行集》。朱自清在《新诗杂话》里曾说过，“据卞之琳先生的经验，新诗每行也只该到十个字左右，每行最多五个音节。我读过不少新诗，也觉得这是诗行最适当的长度”。唐湜在《意度集》里也说，“我觉得五个音组或音顿在中国语言里是长了一点，四个顿最恰当。我们的古典传统就有四言（二个顿），五言（三个顿）与七言（四个顿）的传统”。以此作为背景，可以说，新诗的句法在穆旦和他的同伴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他试验了很多长句式，其中，以《发现》最为纯熟，它结合了容量、密度和音乐性三方面的要求，让六音步在汉语中就此扎根。

于是，从第一行起，我们就仿佛在倾听一个当代诗人。在台湾诗人夏宇化名李格弟所写的一系列歌词中，有一首《机遇与命运》，其中两节的开头分别是这样的，“在我们终于要相遇之前/没有人知道千万个线索/早已经暗地里与彼此相连结”，“在我们终于要发光之前/ 没有人知道突然会下雨”，这被歌唱出的“过去将来时”，仿佛就是这第一行诗句的回声。但两相比较会发现，穆旦的“在你走过和我们相爱之前”，似乎更为新颖，它同时容纳了两段时间，两种动作。

第二、三行，暗暗指向奥登“由爱若斯和尘土构成”的诗句，在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里，正是爱将万物连接在一起。但这两行最耀眼的词，是“肉体”，这是穆旦喜欢的词，除了之前提到的《春》，与《发现》同时期写成的还有一首《我歌颂肉体》，然而后者的详尽阐发与辩护，反倒不如此处简简单单作为句尾的名词来得有力。这个对穆旦而言意蕴强烈的词，因为被不加任何渲染地置于第三行的末尾，反倒具有了一种定音鼓的效用，诗人在此处唯一的提示是一个冒号，作为标记，它规定了这首诗接下来的全部诗行的音域。

“这新奇而紧密的时间和空间”，这一句堪称警句。诗人，其实就是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的人，通过各种时态和词语，他时而拉长某段时空，不断绵延，时而加速叠加，如此造成的种种失重与超重，晕眩与战栗，正是诗所能给予的“新奇而紧密”的快感。而这种重构时空的能量来源，是爱。

继续深入，但在句法上又重新回到起句，像一只收回来的拳头。这里最惹人注目的是“肌肉”和“荒年”这两个词，以及它们的并置。我们可以将之视为身体和生命的借喻，并隐隐呼应前一行，“我”所获得的“新奇而紧密的时间和空间”，来自于对“你”的时间和空间的感应。如果说“荒年”这个词在汉语中尚有诗意的传统，那么“肌肉”大概是极少入诗的，除了这个非诗的名词本身与“荒年”这个诗意词汇撞击之后造成的奇异效果，它还暗示我们，这里的“你”可能是男性，而“我”是女性，照应第一节第二行的“我不过是水”，也就是说，这是一首诗人假托女性视角来写的诗，我们似乎立刻可以想到中国古典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传统，但穆旦接下来颠倒了这个传统，他接受的是那个时代男女平权的思想，让闺阁作男声。

“我不过是没有翅膀的暗哑的字句”，这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暗喻句，它非常美，充分利用了六音步的宽度，倘若你读出声来，会发现重音是停留在“翅膀”和“暗哑”两个词上，于是，作为一个表面上被否定的词，却执拗地浮在半空；作为一个表示沉默的词，却被我们听见。

接下来的三行诗，是上面这个双重暗喻句的展开，“从没有张开它腋下的狂风”，对应“翅膀”的喻体，“当你以全身的笑声摇醒我的睡眠/使我奇异的充满又迅速关闭”，对应“暗哑”。如果说，“充满”尚还是比较直接的爱的感受，“关闭”则稍微有些曲折，在我看来，它意味着爱必然造就的忠贞，人们不是因为伦理而追求忠贞，是因为爱。爱使沉睡的人苏醒，充盈，同时又使之对其他人自然而然保持一种漠然的封闭感。这的确是“奇异”的感受，唯有爱过的人方才知晓，而“迅速”一词给予诗行一种动感，并带领我们进入接下来两节美妙的爱的进行时。

“你把我轻轻打开，一如春天/一瓣又一瓣的打开花朵”，江弱水以为这句是对E.E.肯明斯的袭用，并以此贬斥穆旦，我想他一定是被学院盲目膜拜穆旦的现象气昏了头，否则，作为一位古典文学和西方诗学的研究者，他如何会惘然不顾在周邦彦、姜夔乃至无数古典诗人身上时刻发生的对于前人诗句的引用、转换和互文现象，以及在艾略特、博尔赫斯、哈罗德·布鲁姆等人看来几乎成为诗人宿命的“传统”、“先驱”及“影响”现象，而仅仅找到几个相似句子就草率指责穆旦不具备原创性？在艺术领域，原创的意义绝非字面上的从无到有，而永远都是从有到有。对比一下肯明斯的诗便知道，穆旦虽然从相似的诗句起步，借用了肯明斯的“打开”（甚至还包括之前的“关闭”）意象，但他改变了肯明斯原诗要表现的那种爱意萌生时的温柔、纤巧和节制，代之以热恋的狂野，乃至通往性爱全过程的恢弘隐喻，从而使得这借来的一句完全散发出崭新的光彩。

最后一节，在内容和意象推进的层面堪称高潮，但在音响和强度上，已渐趋收束，它同时涵盖了爆发和爆发之后的放松感。“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边界/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从这末句的奇喻中，我们仿佛可以听到肌肤最终如心跳般不可控制的战栗和起伏的轻微声音。

[六]

诗人的生平大多数时候对于理解诗歌无益，它似乎可以解释一首诗是怎么产生的，但无法解释一首诗抵达的美，除非，这种生平提供一种显见的矛盾，这种矛盾逼迫我们重新思考一些习以为常的认识。比如，倘若我们知道穆旦写作《诗八首》时只有二十五岁，正经历一段痛苦不堪的单恋，而看似简单许多的《发现》却写于他历经磨难之后的三十岁，是邂逅终身伴侣的产物，我们或许会试着重新理解爱和写作之间的关系。

人们大多会震慑于《诗八首》中所呈现出来的关于爱的玄思，它复杂，辨证，深沉而冷峻，绝然不同于之前浪漫主义式的热烈与哀愁，但对此过度的强调和诠释，使得穆旦很多诗歌变得无从解释，他因此被视为一个分裂并在分裂中痛苦感知现代性精神的先知，然而这种分裂，就像很多的分裂一样，很大程度上是被他者幻想出来的。

要将对爱的沉思，与爱的体验区分开来，并重新认识复杂与简单在诗歌中的关系。一切复杂宛如斑斓错综的织线，但简单更像是光线，它们之间的区别，有点类似于席勒所说的“感伤”与“素朴”，要知道“复杂”大多数时候对应的绝非深刻，而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感伤”，而“简单”则要经受“素朴”的衡量。如果一个诗人要领略和表述“简单”，他必须有更为透彻和决断性的体验，如此，他才能走向“意义的奇异性”。对此，哈罗德·布鲁姆曾引用欧文·巴尔菲德一段美妙言辞予以标举：

奇异性并不与惊叹相联，因为后者指的是我们对自己知道得不太明了的事物的态度，或者说至少是我们意识到比以前认为的要更晦涩的事物。而美中的奇异性因素则有相反的效果。它来自我们与不同意识的接触，不同但并非遥不可及，接触一词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懂的奇异性只能让我们惊叹，而我们理解的奇异性，就能赋予我们审美想象。（参见《影响的剖析》）

如果说《诗八首》可能会令大多数对爱不太明了的读者惊叹爱的复杂难解，进而把这种源自自身不足的惊叹投射给诗作，那么，《发现》就是让他们有可能去接触爱的奇异性，这种奇异性是和诗作的美同时生发的。

在给郭保卫的信中，穆旦写道：“诗应该写出‘发现的惊异’。”

[七]

对大多数诗人而言，在身后出版的全集都是一个灾难。那些练习之作、仓促之作、应景之作、无奈之作乃至更多的失败之作，从各个角落被搜集到一起，从此获得了与其流传之作和自许之作相同的地位，在殚精竭虑的研究者那里，甚至前者更有价值，而对于后来的读者，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一场辨认工作，或者，就只好满足于肤浅的赞美，以及同样肤浅的失望。甚至，慢慢滋生出一种奇特而危险的意见，认为真正的大诗人不仅要有能力写出一些好诗，还要有能力写出一大堆不太好的诗，甚至，能够写出很多次要的诗，这本身变成通往大诗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意见之所以奇特，是一方面它不加区分地，把未经诗人许可的全集编纂导致的良莠不齐，混同于诗人的自我选择；另一方面，它用历史的判断替代文学的体验，是典型的倒果为因。而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严重纵容了劣诗的书写。袁枚《随园诗话》有一段话，“人称才大者，如万里黄河，与泥沙俱下。余以为，此粗才，非大才也”，可以作为参照。

黄灿然1997年写过一篇《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其中失望的来由，就是在读罢1996年李方编的《穆旦诗全集》之后，见到几首穆旦写于五十年代的政治诗。那本《诗全集》影响很大，后来2006年出版的《穆旦诗文集》二卷本中稍有增补，但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两份目录，一份是穆旦1948年去国之前所编“自选诗集存目”，另一份，是其1976年临终前不久默默编就的“晚期作品编目”，较之诗全集，这样来自诗人自己的重估和择选，大概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诗人和诗。

据孙志鸣回忆文字，穆旦说，“普希金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温柔敦厚”。这个特点，穆旦既然有能力在看似飞扬浪漫的普希金那里看出来，其实也可以径直移用到自己身上。巫宁坤和穆旦是芝大同学、好友兼南开大学同事，《一滴泪》中对穆旦多有记录，却无一句恶言，并明确讲到，在自己被大批判的时候，“只有司徒、良铮和天生没有参加大合唱……良铮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在穆旦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文章里，他回顾其性格，说“良铮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赵瑞蕻回忆穆旦，也说他的性格“沉静而诚挚”。而但凡读过一点穆旦生平或其文章书信的人，就会同意说这个人既不复杂也不怯懦，他只是敦厚诚挚到甚至有点天真的地步。2016年，凡客CEO陈年因为挺穆旦而贬周杰伦，遭遇网络狂批，我见到其中默尔索一篇文章，叫做《天真的人总是令人头疼》，他说，“我在大学里学了七年文学，说起穆旦，似乎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天真”，颇中肯綮。他举了一些穆旦生活中的例子，无论是四十年代还是五十年代，他都处处吃过天真之苦，却始终不以为忤。然而，这样的天真其实对于诗人是极有好处的，倘若他同时又沉静诚挚，就不容易被外部的失败所打倒，相反，他会由此一点点走向内心的“修辞立其诚”。而正是这种“诚与真”，使穆旦在随后漫长的译诗岁月里可以有力量面对拜伦、普希金和奥登、艾略特等一系列看似迥异却在艺术领域同样高度诚实的诗人。

[八]

普希金对拜伦多有继承，这并无异议，但奥登其实对拜伦也是情有独钟。奥登在他二十九岁时写过一首长诗，《致拜伦勋爵的信》，在去冰岛的海轮上，他随身带着一本《唐璜》，读得入迷。说起来，《唐璜》真是一本很适合在海上阅读的作品，它的跌宕、不停歇的冒险、无边无际的活力与想象，和大海的存在是浑然一体的。当1962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做普通职员的穆旦（查良铮），开始起意私下翻译《唐璜》，就此开启他生命中最漫长壮阔的一场译诗征程，他或许想到的也是海的意象，在苍茫波诡的人世海上，一个人如何从命运的艰难困厄中脱险，像唐璜在遭遇海难后一个人奇迹般地活下来。

这部查译《唐璜》，1980年作为遗著问世后，几乎立刻获得一致的好评，卞之琳称赞它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王佐良认为其无愧于原作，周珏良曾写过一篇《读查译本〈唐璜〉》,细数其音律的妥帖和风格的传神。1985年诗人骨灰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时，墓中同时合葬的，就是一部查译《唐璜》。然而，诗歌不同于学术文章的要义又在于，它抗拒任何来自权威的盖棺定论，相反，它渴慕经受一代代普通读者的重新审视，它要在一代代新人面前奋力呈现依旧新鲜的语感。如果说，穆旦写于四十年代的一些诗歌直至今日依旧是新鲜夺目的，那么，他所用力最著名的《唐璜》译诗，可以毫不留情地说，已经和同时期很多流行一时的诗歌一样，迅速褪色，无法打动今天的汉语读者。

就以周珏良引用并称赞过的一段译诗为例：

她随即以苍白的手指在墙上

打着歌的节拍，当歌曲的主题

转为爱情时，这激情的字立刻

刺伤了她的记忆；她的现在，过去，

都如浮梦一般闪过她的眼前，

而从她那过于阴霾的头脑里，

泪如泉水涌出，好似满山云雾

终于化为骤雨，久旱遇到甘露。

（《唐璜》第四章六十六节）

可以拿朱维基1956年出版的《唐璜》译本作一个比较：

她那瘦削苍白的手指立即叩击墙壁，

合着他那古曲的节拍；他改变了主题，

而歌唱爱情；那凶猛的名字彻底震撼了

她的回忆；她以往是什么，现在是什么，

这些梦境都在她脑中闪现，假使你们把这些

也能叫做生命；象一条急流一样

眼泪从她过分悲伤的心中涌冒出来，

如同山中的云雾终于化成了一阵骤雨。

朱维基是用无韵体来译《唐璜》，这大概也是最初令穆旦不满意因此发心重译的地方。但隔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回看，会发现朱维基的语言反倒更具力量，他的长句朴素，庄重，内部的弹性和韧性十足，“她以往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这些梦境都在她脑中闪现，假使你们把这些/也能叫做生命”,这是比“她的现在，过去，/都如浮梦一般闪过她的眼前”更准确而强劲的汉语，至于诸如“泪如泉水涌出，好似满山云雾/终于化为骤雨，久旱遇到甘露”这样的句子，更显得过于滑利，是乍看像诗其实离现代诗很远的表述。

不妨再举出一段对照，《唐璜》第七章第二节开头几行：

正和它们一样，我这篇凑韵的诗

也是变幻无定，说不出一个名堂，

好似踩着韵脚的北极光，掠过了

一片冰雪的荒原……

（查良铮 译）

它们是这样，我目前的故事也是这样，

一篇奇妙的和永远变幻的诗歌，

一种用韵文写成的北极光，

照耀一片荒芜而冰寒的地土。

（朱维基 译）

可以感觉到，穆旦力图译出拜伦原诗语言中的轻快诙谐，但落实到汉语文本中，诸如“凑韵”、“说不出一个名堂”、“踩着”这些词，就显得有刻意为之的语言屈就，因为所谓的喜剧性其实是语言中最难翻译的部分，它涉及一种语言最微妙和最精致的特质，并非俚俗化一下就可以表现。很多穆旦同时代的诗歌译者在这方面都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比如王佐良译中世纪民谣的时候也曾经译出过“张嘴大笑哈哈”这样的句子。反过来，再看一下朱维基的译笔，无论是节奏还是表述，既流畅又精警，它甚至让我想到穆旦写过的那些最好的诗歌，里面有一种相似的、近乎完成性的现代汉语语感。

[九]

众所周知，王小波也曾经盛赞过穆旦（查良铮）的译笔，他举出普希金《青铜骑士》里的例子，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我相信这样朗朗上口的韵律和句法，影响了几乎好几代写作者，然而，或许也正是这样的韵律和句法遗产，尤其是在普希金诗歌上的汉译文本，后来慢慢塑造出当代汉语诗歌中最不好的一部分，一种张口即来、模拟作态的抒情腔。但这并非普希金的错，甚至，也不是查良铮的问题，或许这只是时代风气在某个阶段的一种挑选，这种挑选一旦被固化和僵化，就会遮蔽诗人乃至诗歌原本的完整面目。而正如别林斯基早就准确指出的，“普希金诗句的秘密，不是包含在‘把驯顺的词句倾注在严整的韵律中，然后用铿锵的韵脚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这样一种本领中，而是包含在诗歌的秘密中”。这诗歌的秘密，有待于一代代人反复发现。

今天的汉语诗人几乎羞于提及普希金，但值得指出的是，这被捐弃的，其实不是普希金，而只是普希金在汉语中曾经流行的那一小部分，我们依旧在通过其他的方式更为曲折而准确地接受普希金，通过白银时代的诗人，通过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普希金依旧是一个富矿，尤其是他的长诗，在汉语诗人纷纷燃起长诗造句的雄心的时候，重温查译普希金未尝不是一种隐秘的教益。

比如，他的长诗《致奥维德》，查良铮在为这首诗所作的注释中特别说明，“普希金的这首诗有自传性质，以奥维德的流放自比，并表示不愿向皇帝求情……普希金很重视这首诗，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说：‘《致奥维德》是怎样的诗啊——我的天，《鲁斯兰》也好，《俘虏》也好，《圣诞节之歌》也好，一切和它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这首诗除了查良铮之外，尚还有好几个译本，限于篇幅，我不能将全诗一一抄录，只能挑选前后几小段：

奥维德，我住在这平静的海岸附近，

是在这儿，你将流放的祖先的神

带来安置，并且留下了自己的灰烬。

你凄切的哭泣使这个地方扬名，

那竖琴的柔情的声音还没有沉默，

直到现在，这国度还充满你的传说。

……

本是严峻的斯拉夫人，我没有流泪，

但我了解你的歌；作为任性的流放者，

对什么都不满意：世界、自己和生活，

如今，我怀着沉郁的心来到这里，

这你曾经度尽凄凉一生的地域。

……

请你宽怀吧；奥维德的花冠常青！

唉，在那一群淹没无闻的歌者中，

我的名字将为世世代代所忘怀。

而作为幽暗的牺牲，我薄弱的天才

将随我的虚名和抑郁一生而逝去

……

（查良铮 译）

奥维德，我住在这寂静的海岸附近，

在这里，你把被流放的祖先的神灵

供奉，在这里，你留下了自己的遗骨，

你悲切的哭泣使这地方遐迩闻名，

你那诗琴的温柔声响并没有静息，

这个地方至今还把你的事迹传诵。

……

我这冷峻的斯拉夫人没有掉下眼泪，

但我理解它们，一个任性的放逐者

对世界，对自己，对生活都心怀不满，

我怀着郁郁不乐的心如今来造访

这个你曾经度过忧郁一生的荒漠。

……

请放心，奥维德的花冠并没有枯萎！

唉！我这在人群中默默无闻的歌手，

在这世世代代的后裔中将为人忽视，

我这小小的才能，人所不知的牺牲，

将同悲惨的一生，片刻的虚名逝去……

（冯春 译）

奥维德，我住在平静的海岸附近，

当年，你把祖邦受到驱逐的众神

带到这里，你把骨灰留在这里；

你凄凉的悲泣为此地赢得声誉。

你那七弦琴温柔的声音至今不衰，

你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在这一带。

……

我是严肃的斯拉夫人，泪不轻弹，

我对世界、人生和自己统统不满，

但我理解你的歌，不禁心潮起伏，

寻觅你的行踪，我是任性的囚徒，

在这里苦度余生，你的境遇凄凉

……

欣慰吧；奥维德的桂冠没有凋零！

唉，世世代代将不知道我的姓名，

孤立不群的歌手，黑暗的牺牲品，

我浅陋平庸的才华而今行将耗尽，

与毕生忧伤、短暂浮名一齐消逝……

（谷羽 译）

如果说萨里伯爵在翻译维吉尔的时候为英语诗歌找到了一种六音步无韵体，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文学的面目，那么，查良铮在翻译普希金时同样采用过的六音步无韵体，虽然同样精彩和具备开创性，却显得寂寥很多，并似乎仅仅被等而下之地视为一种口语诗的先驱或模板，而从无韵体到口语诗，要识别和理解这其中深渊般的差距，恐怕还得从重温查译普希金开始。

逐行逐字对比和感受这几个译本，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诗歌训练，它们同样会成为果戈理在赞美普希金时所说的“试金石”，用以“试出批评者口味的高低和审美的情绪”。我们会由此明白一个诗歌乃至艺术领域不变的真理，即在作品中每一个词每一个元素都拥有平等的重量，而任何一个细节的失色都会造成一部艺术品的坍塌。这也就是查良铮翻译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文章里曾经指出过的，“普希金的诗的诗性之一，他超越了过去诗家最主要的优点之一是：他的诗丰满，完整，含蓄，匀称……你读完他的一首诗，你会觉得，把任何地方予以增减都是不行的。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普希金主要的是一个艺术家”。

更重要的是，在处理这首无韵体献诗中，在那种深切的内在共鸣中，查良铮又恢复了穆旦式的语感和自由，他感受并捕捉到了一种他最为擅长的纠结沉郁，一种六音步特有的古典精神，哀歌式的忧郁，他因此在译诗中充分印证了别林斯基的判断，“普希金的忧郁绝不是脆弱心灵的甜蜜的哀愁，它永远是一颗坚强有力的心灵的忧郁”。

[十]

这并非一篇全面重估穆旦（查良铮）诗歌和译诗成就的文章，对我而言，谈论一个过去时代的诗人，总是为了找到那些被忽略和遮蔽的“过去的现在性”，并领略诗人在母语表达方面历久弥新的私人教导。比如，对于奥登的这两段诗：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战时十四行》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美术馆》

穆旦译笔中给我最大的教导不在意义层面，而在于“得以”和“深知”这两个词的使用。但与其说是穆旦塑造了汉语奥登，不如说，是奥登塑造了汉语中的穆旦。在奥登这里，音律（拜伦）和意象（艾略特）得以结合；而抒情、叙事和戏剧，这在穆旦那里本来是作为文学三分法的元素，也因为奥登得以结合。在青春期的抒情探索之后，奥登的诗艺最终靠智性支撑，而正是在智性这一点上，简单素朴（当然也深为时代所扼）的穆旦并无力继承，他对奥登前期诗歌的重视远远胜过后期，也与此有关，乃至于，这种选择影响了后来几代汉语诗人，即对时代性的反应胜过了对智慧与文明源头的探索。

让我歌唱帕米尔的高原，

用它峰顶静穆的声音，

混然的倾泻如远古的熔岩，

缓缓迸涌出坚强的骨干，

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

——穆旦《合唱》，1939

但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诗人，在终其一生的、对于西方诗艺的研习与转换中，穆旦可以说同时开启了当代汉语新诗的诸多面向，他的浅易流利，他的佶屈聱牙，他的纯熟悠扬。而在其最好的一部分诗作和译诗中，我们看到那来自异域的百炼钢如何被锻造成绕指柔，如何编织起中文的海棠，那美妙的，细小的，汉语的花朵。

全球书情
特朗普、移民和反智主义的世界

撰文　吴瑶

非虚构

本地的陌生人: 对美国权利的愤怒与哀悼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著

——

The New Press出版

在《本地的陌生人》一书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Arlie Hochschild开启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旅程。从2011年到2016年，她从自由派的家乡伯克利前往保守主义的堡垒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旅行走访不下十次，作者写道：为了深入了解我所感兴趣的右翼人群对生活的看法，我必须将心比心。她深入采访了六十多人，虽然有的不认同她的观念，但她也和许多人找到了共同点，包括四十位自称的茶党支持者。她探访了这些人的家、生活的社区和工作的地方。这些人所关心的问题跟大多数美国人并无二致——对社区的渴望，拥抱家庭，对孩子的期待等等。

他们为什么为特朗普投票？作者力图呈现生活在保守主义的美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自始至终她都在寻求对这个至关重要的美国政治问题的解答：为什么看起来从“自由主义”政府的干预中获益最多的人会厌恶这种做法？为什么人们会投出有悖经济利益的一票？这本书可以给出的答案是：人们反对的并不是他们的经济需求，而是情感的需要。

Hochschild走出了惯常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区域，探索了保守主义的右翼世界，她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地方跟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不同：报摊上没有《纽约时报》、杂货店和农业市场几乎没有有机农产品出售、电影院中不放映外国电影、服装店里小号服装更少……作者将这些故事放到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中，从中发现了对文化消蚀的恐惧、经济衰退、对政府失望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某种程度上让人理解了特朗普打的情感牌为什么行得通，也能够解释在深受工业污染之害的红色州，为什么人们仍然更相信产业和市场，而不是政府。

专业之死：

反对既有知识的运动以及它的重要性

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

Tom Nichols著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门槛，但这个变化似乎助长了所谓“智识平等主义”的滋生，而削弱了对诸多问题的辩论。有了维基百科和WebMD，人们可以迅速了解一切，有人甚至会产生错觉，认为自己和医生、外交家懂的一样多。所有声音因此被要求平等对待——哪怕是最为荒谬的言论，否则会被视为不民主的精英主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Tom Nichols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探究其中原因，写成了《专业之死》一书。他认为，造成专业知识市场消失的原因有许多种，互联网的开放性、过于重视学生评价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出现、新闻业变成全天候娱乐机器，等等。讽刺的是，尽管信息传播变得越来越民主化，但它也导致了一大批信息闭塞的愤怒的民众涌现，对智识成就嗤之以鼻——所谓的“反智主义”出现。

作者在接受新闻传播学研究网站Poynter采访时指出，人们不喜欢使用“专家”这个词，因为它的排他性，但曾几何时人们对这个词并没有那么排斥，也并不认为它贬损了任何人的能力。他认为，对民主含义的极端化诠释造成了这种局面，但实际上，民主并不代表众生的实际的平等状态。

作者注意到，比拒绝专业知识和学习更糟糕的，是普通民众相信人人所知平等，没有谁比谁懂的更多，而民粹主义放大了对各种领域精英和专家的鄙视。民主体制本身就处于落入民粹主义或者技术统治陷阱的危险之中，又或者最坏的情况——两者皆有。这本书不仅揭示了现象本身，还对信息时代中现代民主的稳定和维系提出了警示。

这不是危言耸听，英国脱欧公投前，时任英国司法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就曾在一个采访中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那些来自名字带着缩写的机构的专家，声称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那是错的。而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特朗普当选的例子，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不乏缺乏常识的人，而且其中一些人不是不在乎特朗普的无知和错误，而是本身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无知和错误。

无工厂的经济：

外包、服务化和工业的未来

The Factory-Free Economy:

Outsourcing, Servit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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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el Fontagné, Ann Harrison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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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去工业化可能是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不同时期必将经历的一个过程。金融危机和全球化更加速了它。世界经济向“无工厂”经济转向，已经引起了北美和欧洲决策者的注意，一些政客已经表达了惊人的观点，试图采取重商主义或以邻为壑的成本竞争政策。然而，公司在本国专注于研发创新但不再设有工厂，这一模式可能代表了未来的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关注经济学前沿研究的学者们通过本书的十一篇论文，剖析了去工业化及其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社会问题，揭示了工业的未来。

这些研究的对象横跨了亚洲、欧洲和美洲，既对比分析了欧洲二十世纪制造业奇迹和二十一世纪制造业恶化，也观察了法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和无工厂化的美国制造商。学者们还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了贸易发展对美国工人的影响，离岸外包与工资水平和就业的关系。当然还少不了对全球化和结构性变革的思考。

巴黎一大经济学教授Lionel Fontagné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Ann Harrison这两位编辑指出，制造和服务之间的区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多的制造业公司会开始从事服务性活动，而批发商公司也有可能加入制造业。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是，工业化国家的公司能够同时利用与设计创新相关联的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活动，以及制造分发，这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所涉及的相关要素。但这种转型也有显著的短期成本，需要有远见的投入，包括工人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成本，对新的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入，以适应未来人才变换角色的需求。

虚构

拾遗不报：1977-2002日记

Theft by Finding: Diaries （197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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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edaris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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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

作家David Sedaris已经六十岁了。从1977年到2002年，他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生活过，直到搬到伦敦，这四十年来他一直保持了同一个习惯：写日记，里面记录了所有引起他注意的事情，无意中听到的评论、讽刺的八卦、肥皂剧里的大逆转、陌生人吐露的秘密种种。这些都是他的创作源泉，如今Sedaris将这些私人写作变成了自传体作品。

八百多万字的日记最后编辑成两本五百多页的书。Theft by Finding是两卷作品的上卷，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他最喜欢的一些内容，里面充斥着各种极具画面感的细节和无来由的插曲，比如他在经常吃晚饭的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s，记录过一个男子用叉子叉起一整块牛排放到嘴边，一下咬掉一大块；又比如在熟食柜台目睹了一个男子买烤鸡，他说，“给我一只正在旋转的鸡”。作者借由这些细节描述了他周围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用更加内敛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活，关于家人，关于爱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个春天，我坠入了爱河。”他也会借助陈述事实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带着惯有的冷幽默，“我晚上从收音机上听到了，有一种只有男同性恋者才会得的癌症。”

不过，书中也偶尔有坦露心迹的字句，他曾经写道，“我觉得我在1988年到达了人生的巅峰，现在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好糟糕啊，这样走下坡路。让年轻人感觉自己年轻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在走上坡路，往上，往上。而我不是。我已经老了。”写这段话的时候Sedaris才三十五岁，那时的他还没有上过国家公共广播，还没有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还没有到达著作销售价值过千万的巅峰。

说到底，这仍然是解剖自我的一本作品，可能有时让人沉闷，更多的时候让人着迷。阅读这本书就像从后台观看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个嗑药的、对IHOP毫无抵抗力的辍学大学生，一个一直有工作的残疾人，一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有趣的人。

西出口

Exit West：A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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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sin Hami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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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head Books出版

在一个处于内战边缘的国家，感性独立的纳迪亚与温和内敛的萨义德相遇了，他们悄悄地相爱，变得非常亲密。动乱很快来临，熟悉的街道被一个个检查站和一场又一场爆炸占领，他们开始听到关于门的传言——危险时可以让人们逃走去往不同地方的门。当暴乱升级，城市经历种种变革：空袭和爆炸接连不断，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互联网、市政服务停止、停水停电……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家乡，离开熟悉的生活，他们找到了神秘的门，进入一个陌生和不确定的未来。

这是巴基斯坦作家Mohsin Hamid的第四本小说，与移民和难民问题有关，也与爱、忠诚和勇气有关。书中的这扇“门”既发挥着实际作用，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逃离故土的人们不需要经历旅途的颠沛流离。作家能够将重心放在讲述人们作为“闯入者”，如何融入一个从未踏足的地方，从希腊的米克诺斯岛到伦敦，再到旧金山。

Hamid精妙地刻画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用诗意的语言捕捉了流离失所之时坚持信仰的感觉，比如这样描写萨义德的信仰：“当他祷告时，他碰触到了自己的父母，其他时候则感受不到，他也碰触到了这样的感觉，我们都是与父母失散了的孩子，所有人，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我们也遗失了追随我们、爱我们的人，而这种遗失凝聚了人类，凝聚了每一个人。”

作家试图让读者代入小说的场景当中，尽管它比大多数人的生活更艰难。考虑到现实中正在发生的难民危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来得很及时，它就像一个移民的思想实验。在作家看来，“我们都是穿越时间的移民”，无论是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抑或是在同一个地方终老，世界都可能在瞬息之间变成无法相认的样子。这部小说的震撼之处也在于它刻画了一个社会分崩离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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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uster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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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Holt and Co出版

这是Paul Auster时隔七年来的第一本新小说。1947年的新泽西州纽瓦克，Archibald Issac Ferguson出生了，他是Rose Ferguson和Stanley Ferguson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异于一般人，Ferguson的生活同时在四条独立的虚构的道路上展开。四个平行世界中的Ferguson身上的特质都恰好对立，每个Ferguson都会遇见Amy Schneiderman，然而每条道路上的他们关系都不同。这四个Ferguson“相同又不同，四个男孩有相同的父母，拥有同一副躯体，同样的基因，但每个人居住在不同地方的房子里，有着各自的境遇”。四个平行世界中，家庭的命运也在分裂。

读者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困惑，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四个Ferguson所做的选择会带他们走向越来越远的分岔路，就像一个命运游戏：在蒙特克莱尔还是曼哈顿长大？擅长棒球还是篮球？喜欢女孩还是男孩？生存还是死亡？

平行世界的设定并不新奇，要有联结才能让故事变得耐人寻味。每个Ferguson都被赋予了微妙的自我意识，能够知晓平行世界的“自己”的存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其中的一个认为自己的一件怪事就是有另外几个“他”存在，不是作为合集的一部分存在。其中一个Ferguson询问过替代现实的可能性：“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记忆，知道他周围的世界正在不断被他内心的世界所塑造，正如其他人对于世界的经历也是由他自己的记忆所塑造一样。所有人都因他们共享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时间旅行却完全不同，这意味着每个人可以生活在一个与他人略微不同的世界里。”

小说的编辑排版也照应了故事的跳跃，因人物的遭遇作出不同的处理。某个Ferguson比其他几个更早遭遇死亡，他的章节部分就变成了空白页。这是一部有野心的小说，它改变了单一人物的线性发展，而免于“任何时刻，都只在一条路上行走，不管你是不是有另一条路可以走，是不是可以前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作家帮助读者打破了这种桎梏，起码在阅读小说的这一刻。

NOVEL

No Ghost in the World

A Yi

Life in the Town of Pingle

Yan Ge

Wind Follows Wind

Wen Zhen

Twin Lives

Li Jingrui

A Seesaw

Shuang Xuetao

POETRY

To My Fiance

Bao Huiyi

ART

Eastern Henan and Western Long Area

Wang Qing

ESSAYS

Wandering around

Li Juan

Tokyo Baby Translated by Liu Zichao

Ian Fleming

Paratrooper

Yun Yetui

There Gone Bennett

Peng Lun

No easy Job on Translation

Lu Dapeng

REPORTS

Words

Zou Bo

REVIEWS

Bolano Requiem

Zou Bo

Mu Dan: Like Steel Woven into Asian’s Begonia

Zhang Dinghao

New Books around the World

Wu Yao

撰稿人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得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作品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颜歌，青年小说家。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收获》、《人民文学》、《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多篇，至今出版《关河》、《异兽志》、《五月女王》等十一部作品（集）。2011—2012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完成个人第五部长篇小说《我们家》，小说在《收获》杂志2012年第五期发表，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

文珍，中山大学金融本科，北京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方向硕士。发表小说散文若干，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第二届“西湖·新锐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李静睿，出生于四川自贡，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做八年法律记者，现专业写作。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北方大道》、《小城故事》、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长篇小说《微小的命运》。

双雪涛，沈阳人，曾在银行工作多年，现自由写作。2011年小说处女作《翅鬼》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首度入围台北文学奖的大陆作家，后出版作品包括《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近期有短篇小说集《飞行家》出版。

包慧怡，1985年生于上海，都柏林大学英语系中世纪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英文系讲师。研究中古英语宗教诗及中世纪感官史，着重8—15世纪手抄本中的图文互动。著有散文集《翡翠岛编年》。出版译作十一种，包括伊丽莎白·毕肖普《唯有孤独恒常如新》、西尔维亚·普拉斯《爱丽尔》、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骨头》、保罗·奥斯特《隐者》等。获首届“书店文学奖”、“诗东西PEW评论奖”，曾任2014年都柏林市驻市译者、圣三一学院客席讲师。

王顷，画家，摄影师，1968 年出生于河南，1996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执教于天津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在河南、大理、连州、台北、北京、香港多次举办个展。

李娟，籍贯四川乐至县，1979年出生于新疆奎屯，1999年开始写作。长期居住在新疆阿泰勒地区，与母亲、外婆等亲人一起，以开小卖部、做裁缝等为生，跟随放牧的哈萨克族人流转在广袤的北疆阿尔泰山区。曾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开设专栏，出版有个人散文集《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非虚构长篇《冬牧场》及“羊道”三部曲。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天山文艺奖”等。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英国小说家，生于伦敦，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皇家军事学院，后又前往德国慕尼黑和瑞士日内瓦学习语言。曾在路透社莫斯科记者站工作，后来回到英国从事金融和股票方面的工作。“二战”期间担任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的私人秘书，后来成为《太阳报》国际版经理。1952年，已经退役的弗莱明开始根据自己的间谍经验创作007系列小说，取得巨大的成功，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经久不衰。

刘子超，作家、译者、媒体人，198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德媒体使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著有旅行文学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获2015年“书店文学奖”。

云也退，作家，书评人，2013年“腾讯大家”年度致敬作家。近期有原创作品《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出版，并译有爱德华·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等。

彭伦，编辑，著有图书《格兰塔·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译有图书《天才的编辑》、《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等。

陆大鹏，英德译者，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

邹波，专栏作家。现居加拿大，曾任《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生活》杂志采访部主任等职，出版有《书与画像》、《现实即弯路》等。

范晔，大学教师，译者，马尔克斯授权中文正式版《百年孤独》的译者，还译有西语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塞尔努达、阿莱克桑德雷、希梅内斯等人的诗作，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小说等。

张定浩，笔名waits，1976年生于安徽，现供职于上海某杂志。著有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译著《我：六次非演讲》等。2016年凭借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获首届“书店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