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01-10）
Author: 许知远 肖海生 主编
Date: 2016-09-01T16:00:00+00:00

总目录

单向街.001：最愚蠢的一代？

单向街.002：先锋已死

单向街.003：复杂·性

单向街.004：他乡

单向街.005：反智的年代

单读.06：逃离·归来

单读.07：旁观者之痛

单读.08：漫游者

单读.09：耐心

单读.10：焦虑的年代

主编　　　　　郭玉洁

编辑委员会　　许知远

于威

肖海生

方绪晓

史彦

张帆

杜然

最愚蠢的一代？

文/许知远

躺在草坪上，在诗歌、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坐在电脑屏幕前、兜里揣着iPod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在一个节奏缓慢、信息匮乏的年代成长的青年人，和在一个瞬息万变、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

十多年来，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赞歌，太多对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溢美之词。政治领袖与商业巨头们都认定自己有必要去取悦Google和Facebook充满孩子气的创始人，而奋力让自己融入新时代的中年人，则本能地相信年轻一代掌握着更多的资讯，有着更开阔的世界观，更强大的反应能力，更独立的个性。

只有到了近代，“青年”才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一种想当然的变革力量。在传统社会里，一代代人的经验都差不多，那是个向后看的岁月，是一个“黄金时代永远已经过去”的岁月。但当近代世界兴起后，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新制度，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使每一代人生活的环境和上一代大不相通。而进步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未来总比现在更美好。

于是，在整个20世纪，两重强烈的感受一直并存。一种是对青年与未来的盲目崇拜，另一种则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古老冲动。它们相互混合，此消彼长。

像是对于过去十多年的情绪的反动，现在人们开始谈论互联网的黑暗面了，虽然这项技术被视作新一代人的塑造力量。

“最愚蠢的一代”，马克·鲍尔莱恩[1]的新书的题目耸人听闻。它的副标题同样引人争议，“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

在这位英文教授看来，信息时代的种种美好许诺不仅没实现，在网络上成长起的、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的一代人，不仅没有更聪明、更开放、更有见识，反而是无知、偏狭、盲目的自我中心。他们有高度的竞争感，却没有真正的创造力，更愿意在既有的框架内、按照社会规范实现自我。

你可以说马克·鲍尔莱恩的夸大其词，不错，每一代成年人，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但是，这种夸大其词却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对于商业世界来说，互联网的确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工作。昔日，洛克菲勒费尽心机，建立起一个全国市场，而现在，Google诞生之日，就拥有了一个全球性市场。也正因此原因，这些年轻人可以几年内，积累起前人一生才能积累起的财富。

但是，在文化领域，这种进化论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立。互联网能处理大量信息，这适用于那些浅显的、可复制的、群体性的文化产品，所以娱乐业在此刻攻城掠寨。但对于那些讲究独特的、暧昧的、深思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化产品，这扑面而来的信息，经常意味着对思想与想象空间的窒息，它不仅没有打开、释放我们，反而麻木我们的感受，消解我们宝贵的专注能力。

倘若我们不对此保持警惕，人类很可能掉入一个技术垄断的年代，在这个历史的新篇章里，效率、利益、经济进步是社会运转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而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必然被这些特性深深地作用。

中国的环境与美国不同。由于中国社会曾深陷于政治权力与社会习俗的束缚，技术曾经被想当然地当成是拯救力量。但是，希望很快幻灭。过多的信息并没使这些青年人更有判断力，他们经常是新的盲从者；丰富的全球文化并没随着宽带而来，反而是一种封闭的自恋意识的兴起……

探讨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是《单向街》第一辑的主题。我们邀请了从美国著名作家到中国年轻一代，来谈论他们对技术、对青春、青年文化的看法，文章的跨度如此之大，是我们想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视角。我们希望你看到这种价值观的变迁。30年前，当年轻人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时，经常选择文学、艺术作为突破口，而现在则是商业。

我怀疑，我们的编辑们，刻意强调了互联网文化的阴暗面，因为我们都是谷登堡[2]的孩子，我们钟情的是在昏黄的光线下，独自阅读的静谧、句子与句子的逻辑感、字里行间的意外。而对着电脑屏幕、不断被MSN对话框中断、从一个文本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方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们有点抱歉，使用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但我们也希望这个标题，能激起你的头脑中的不安和躁动。

这套系列书，将刊登评论、游记、报道、访谈、摄影作品。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杂乱的组合，但此刻的中国不正是种种杂乱事件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实验吗？

当然，我们的态度也是坚定和一贯的，那就是用智力性、探索的姿态去理解中国社会。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地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而在方式上，我们强调的是非虚构类写作——如何把现实题材描绘得像小说一样娓娓动听。此刻的中国，不正是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吗？真实的生活比种种虚构都更精彩，但是将现实移植到纸面，却需要某种坚信的努力和特别的技巧。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态度和探索方式。希望我们和你，和我们的国家，一起成长，并兴趣盎然地探索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

[1] 马克·鲍尔莱恩，美国埃墨里大学的英语教授，曾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研究部主任。

[2] 约翰·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古腾堡），约1400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迅速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目录

最愚蠢的一代？

话题

嗨！Julia

Google把我们变蠢？

每一代人都差不多——与飞猪的对话

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访谈

先知的另一副面孔——许倬云访谈

记录

出走

大脑里的战争

富豪征婚记

一堂法学课

艺术

艺术是一种真诚的欺骗——艺术家王浪访谈

随笔

埋伏在血液里

钱是怎么回事？

从“爱拼才会赢”到“诞生”——一个录音带世代的告白

我信佛，连卡佛的佛！

庞家那棵大树

沙龙

蒙面骑士马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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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嗨！Julia

文/许知远

当今社会杂语喧哗，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如此。当今世界的中心议题乃是如何把多声部铸造成和谐的音乐，而防止它散漫为嘈杂之声。

——齐格蒙特·鲍曼

一

即使不说话，Julia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位。

五位演讲者在讲台上呈弧形而坐，正在讨论“如何讲述故事”。演讲厅大约是标准泳池大小，如果站在最后一排，台上每位的面孔都遥远而模糊。不过，每当麦克风传到发言者手中时，投影会在讲台临时拉开的屏幕上打出她的巨大形象，脸上的每一个微笑与不屑都很清楚。

Julia穿了一双红色长袜，像是从刚刚从昨晚酒吧的夜舞里，直接冲到了会场。何况，她还一直占据着麦克风，语速快、声调高、句子间没有过渡，两片红艳、丰满的嘴唇一直上下动个不停。“对，我就是一件产品”，她冒出的这一句话给全场带来惊诧和欢呼。其他的三男一女，光头的投资家，黑毛衣的Geek，带着点腼腆的英国在线电视的主持人，还有Facebook创始人的姐姐Randi Zuckerburg，像是陪衬品。

Julia必定喜欢这感觉。在会场上分发的演讲者的厚厚的小册子里，她的照片与简介最容易被记住。一个穿着吊带裤的年轻姑娘，那件胸前印着WIRED标志的白色T恤紧紧裹在肉感的身体上，左手扶在架在鼻梁上的CLARK KENT式黑框眼镜上，眼神倾斜却直勾勾地射向你，撅起的厚厚嘴唇上的口红浓得要滴下来。

朱莉亚·安利森（Julia Allison），“城中最著名的年轻记者”，右页的个人简介引用了《纽约》杂志对她的评论，接着是《纽约观察家》更眩目的注解——“像是穿梭于帕瑞斯·希尔顿和爱因·兰德之间”。

这是个诡异的结合，一位这个年代流言不断的社交名媛，另一位则是半个世纪前的女性哲学家，唯一相通的是，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风潮代表者，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都声名赫赫。不过，在爱因·兰德的年代，除去个人姿态感，她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哲学、写作、演说，获得名声与影响力，而帕瑞斯·希尔顿，就像大多数人感觉到的，“仅仅因为著名而著名”。

关于Julia个人介绍的短短一页篇幅里，是各式各样媒体的名字。她是Time Out的专栏作家，她的形象出现在从新闻频道CNN到男性杂志MAXIM这广阔的媒体频谱上。最让她引以骄傲的是，去年以她为封面人物的8月号《连线》WIRED杂志，是这本杂志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期。它也引起了广泛性的争议，创刊于1993年的WIRED以报道技术变革的姿态出现，是过去15年中英语世界最能把握住时代风尚的媒体，而在这15年中，只有6位女性登上过封面，她们要么就是曾经的企业英雄玛莎·斯图沃特，要么就是电影明星乌玛·瑟曼，而没人说得清楚朱莉亚·安利森到底有什么成就，为什么出名。

“Internet Famous”，那期《连线》以此为题。Julia的形象，被处理成由银灰色雕塑，像是来自另一个外太空的新物种。文章讲述了这名27岁的纽约姑娘，“不会表演，不会歌唱，不富有”，却如何依赖一步步精心的自我宣传方式，来获得广泛的关注，成为了“internet celebrity。在《连线》的编辑们看来，这或许代表了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到来。Blog、Twitter、web 2.0、digital camera，这些新通讯工具赋予每个人强大的能力，可以借助这即时、无限复制的方式，将影响力迅速扩充。而这技术也正缔造出一个新社区，其中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志，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标志，喜欢谈论的是“我，我，我”。

在慕尼黑举办的Digital-Life-Design论坛已到了第五年，是全球技术文化支持者们的盛会。我偶然间混入其中，像是在另一个空间里进行了一场短途旅行。

二

大约十年前，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为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作。那时，互联网是个时髦、兴奋而又令人困惑的行业。预言家们将之作比为蒸汽机、火车，是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会改变政治结构，会催生新的文化。一种最为流行的看法是，互联网的分散化、多节点、互动性，将摧毁工业时代的权威、僵化、单向接受性，带来一个更自由、平等、丰富、活跃的时代。

除去这些概念化、口号化的赞歌，更实际的冲击也出现了。这场源自美国西海岸的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他们获取成功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昔日需要几十年完成的金钱与名声的积累，几年中就达到了。看看当时的金字招牌马克·安德森[1]，25岁，在Netscape上市的当天，成为了亿万富翁。

而这股浪潮随着那些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了中国。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他们是一股清新、锐利而招摇的力量。这是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一个等级严格、过分尊重年龄的社会，一个对财富、成功充满生理式饥渴的社会，也是一个自我价值丢失、一切都从外边舶来的社会……

而这些青年人带着美国的资金、技术、理念而归，宣称宽带会让知识与信息向自来水龙头的水一样不断流出，谈话里使用的是VC、IPO、Page view等像刚印制的钞票一样崭新的词汇，阅读的是《连线》、《快公司》这样的杂志，推崇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的平等的公司文化……

很快地，这些人扮演了一种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启蒙者角色。80年前的一代人通过引进约翰·杜威、伯特兰·罗素、乔治·肖伯纳，谈论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来为中国引入新的思想；而他们引进了彼得·德鲁克、迈克·波特，用管理学和技术术语来撬动中国的变化。

十年里，网络的泡沫吹大、破灭、又再兴起，资本撤走又到来，一批中国式的年轻亿万富翁也到来，各种新概念也继续兴起。在这个行业内，时间变成了最速朽的东西，14年前如日中天的马克·安德森，如今像是马克·吐温年代的人物了，比起Facebook，连Google都显得年华老去了。

和十年前一样，中国仍是一个模仿的国家，跟随着美国的变化亦步亦趋，彼岸有了Youtube，此岸就有了Tudou，Facebook诞生于哈佛校园，北京就有了Xiaonei网。但是，再没什么人谈论信息技术的文化与社会的意义。瀛海威公司当年矗立在白颐路上的广告牌——“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像是关于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的笑谈。

或许再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但真实的变化却迅速地发生了。1996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的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我参与我一家dotcom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地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BBS上留言；2000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搜索；2001年，我开始习惯在Sina上阅读新闻；2003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1997年，中国大约有62万名上网用户，2003年7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6800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2亿……手机、即时通讯、iPod，使着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对于城市青年来说，网络就像是空气与水一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偏远的小镇，网吧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娱乐中心。我记得一年春节路过长江三峡的巴东县时，整个县城空空荡荡，找不到一家营业的餐厅，但是网吧里却挤满了稚气的面孔。2块钱一小时，15块钱一整夜，你可以在这里聊天、打游戏、看韩剧，那个十五寸的显示器，通往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吗？还是这光秃秃的县城，实在是太匮乏了。

当如此庞大的人口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调情、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它变得更自由、开放与丰富了，还是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的人，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网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分散的人群重又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借由网络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终止高污染的化工项目，与强大的地产商讨价还价……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个厦门PX项目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她是我们的Julia吗？。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一种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即兴表演式的，是围绕着媒体象征的短暂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喧闹中获得满足，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这个世界迅速的低俗化，越来越浅薄……没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而是经常被淹没到信息的烟尘中，并倍感焦虑。我们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关的一小段，能够被把握住的仅仅是瞬间的感官快乐。

三

我带着浓重的怀疑论来参加DLD的会议。清晨，我沿贝尔街穿过卡尔广场，扫冰车正在修复露天冰场。接着是纽豪斯大街了，这个超过700年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业街。店铺尚未开张，橱窗里的衣服、玩具，贴满了打折标签，不知是经济危机已经到来，还是传统的打折季节。路人们裹进深色的大衣里，匆匆而过，脸上毫无表情，正如这冷峻的天气。

圣母大教堂并列的洋葱头式的铜制拱顶，也清晰可见，刚才，它们一直被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仿佛宏伟的教堂的确是通向天国。红色的砖墙、绿色的拱顶、笔直的线条，是15世纪的后哥特时代的遗迹。它是这城市的最高建筑，在内城，不管商业大厦多么具有雄心，也不允许超过这个高度——一百米。三天里，它一直是我的路标。

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侣的城市，是啤酒和烤猪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观的预言家和不满的野心家的城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在这里写下了《西方的没落》吧，正好是90年前。经过世界大战折磨的欧洲在这样悲观的预言中，找到了快感异常的共鸣。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落魄却野心勃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奇迹般地兴起。

一旦你进入会场，所有对历史感伤与追忆，都消失了。到处是闹哄哄的谈话声，台上的人在说，走廊里的人在说，数码相机的按键与电脑的键盘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设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场中这一刻上传到他的Blog上，以和自己朋友网络分享即刻的在场感。

我多少想起了鲍德里亚[3]对美国文化的刻薄评价。“在美国，唯有生产出来的或表现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国》写道。在他眼中，欧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唯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隐藏的东西才有意义”。

倘若，鲍德里亚的判断准确，那么慕尼黑的会场一定是美国的主导。最重要的演讲嘉宾，和弥漫在会议中的气氛，都是美国式的，或者是美国的技术文化式的。人们像Blackberry那样交流，从这个交谈对像到下一个，从这个会场到另一个，不断丢失掉耐心。

他们分析与表达的速度都特别块，但是大部分时刻，像是同质信息的不断出现。互联网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变得更公开、更透明，昔日的权威被推翻了，我们和全世界分享知识与情感，并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转化成新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陈词滥调在杰夫·扎维斯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

他是个清瘦的老人，脸部和身体都窄窄的，落腮白胡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种更要表现自己的青春的证据。在他主持的一场论坛上，他跳上跳下，不断提到他刚刚出版的一本书《Google会做什么？》

“昔日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Google”，他在40页写下的一句，或许概括全书要表达的一切。倘若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熊彼德用企业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来作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么对杰夫·扎维斯来说，Google是这个新世界的枢纽。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甚至个人的身份，都要以此展开重新组织。“如果你不能被搜索到，你就不会被发现。”他在40页写下的另一句，似乎为个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义。从前，人们需要通过思考来界定自己，而现在则是搜索。

翻阅这本250多页的书，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浅阅读。他用说明书的方式写作，每段话、每个句子，再没有任何暧昧的、让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么多口号式的小标题，你只要读完它们就足够了。他也毫不隐晦自己群体性写作的方法，把内容贴到博客上，然后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不断地自我修正。总之，写作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像对待一份产品，是各方协议的产物。

“我听够对新技术的歌颂吧”，一个高大的男子站起来，“你们记得吗，希特勒兴起的时代，也是新技术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兴起的岁月，只不过那时是广播、杂志。”这句质疑，像是突然闯入的不和谐音。正是工业革命的高潮，传统的宗教、社区结构被拆毁了，人们被孤立成一个个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个人独特性的结束，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广受欢迎，因为人们能在其中放弃独立思考，寻找到归属感。那个时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讯网络与贸易而连接在一起，人们也认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识，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广。但是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希特勒的独裁还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这一切都像是对浅薄的乐观主义的一记重击，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项技术能够给人类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那自以为是的自信，经常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技术经常许诺使个人更强大，但却经常导致个体的更孤立与弱小。

真可惜，我错过了周日夜晚blogger们在著名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的聚会。这家紧邻玛丽亚广场的啤酒馆，始建于17世纪，曾出王公贵族们专用之地，直到19世纪才对公众开放。现在，它已是游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亚的欢快乐曲，胸脯饱满的红裙女招待，啤酒还有猪肘子闻名。

不过，在历史上它最闻名的一刻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初，希特勒经常在此发表演说。这些标榜世界主义的Blogger们或许没兴趣重提这一插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它没兴趣回望过去……

四

Julia每天都将自己在达沃斯的照片还有短片，传到她的博客上。她在滑雪，他和杰夫·扎维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飞扬，这是互联网革命的新佐证，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给她这样的边缘者提供了跻身于这最上流社会的机会。这里到处是著名人士，她要拉着他们一个个的合影，再告诉全世界——“I got them”。她因此而著名，并希望继续著名下去。她创办的那家网站叫NOSOCIETY——没有社会，只有她自己。

五年后，我们还会记住Julia吗？这个行业的残酷之处是，你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互联网上众声喧哗，人人都在表达，但所有的声音又都差不多，它们太容易彼此替代与掩盖了。

[1] 马克·安德森（(Mark Andreessen），Netscape（网景）公司的创办人，开发Navigator浏览器，被誉为“因特网的点火人”。

[2]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一战期间，他隐居于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内，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

[3]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等命题方面卓有建树。

Google把我们变蠢？

文/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翻译/郭玉洁

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大脑。

一

“Dave，停下。停下，你会停吗？停下Dave。你会停下吧Dave？”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遨游》结尾处著名的奇异而悲伤的场景，超级电脑HAL在央求愤怒的宇航员大卫·鲍曼。鲍曼此前差点被这台失常的机器杀死在太空，此刻他冷漠而平静地切断了记忆存储器和人工“大脑”之间的联系。“Dave，我的意识正在消失，”HAL绝望地说，“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几年来，我对此有些不爽：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的大脑，改造我的记忆，重构我的神经系统。我的意识没有消失——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它在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变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里面曾经非常容易，我的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然后我会花好几个小时漫步于铺陈叙述的散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好像我常常在把自己任性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想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多年来，我在网络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搜索，闲逛，有时也为巨大的网络添加一些信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网络曾是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花费数天查找的资料，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了。几下Google搜索，点几个链接，我就找到了想要的资料。即使不是为了工作，我也会在网络信息之间搜寻——阅读文章、写email、扫一眼新闻标题和刚更新的博客，看视频，听广播，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再跳到下一个。（链接和脚注不同，脚注的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链接并不仅仅指向关联性，它们驱使你去点击它们。）

对我来说，正如对其他人一样，网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变成一个管道，大多数信息经由它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入我的头脑。拥有如此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又能如此便捷的获得，其中的好处已经被广泛描述，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众多欢呼。《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说：“硅存储器的完美应用，会极大地造福于思想。”但是这一“造福”是有代价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1]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的，媒体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承载渠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就此看来，网络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脑接受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我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员，现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涨水面快速滑行。

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如此。当我提及这些阅读方面的困难时，我的朋友相识（多数与文学相关）说他们也有相似的经验。网络用得越多，他们越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持续的写作。一些我关注的博客作者也开始提及这一现象。斯科特·卡普（Scott Karp）一直在写作关于网络媒体的博客，他最近承认，他已经不读书了。“我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还读辞典，”他写道，“现在这样，到底是怎么了？”他给出的结论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在网上进行所有的阅读，与其说是阅读的方式改变了，不如说是我思考的方式改变了？”

布鲁斯·弗里德曼（Bruce Friedman）的博客是关于医学领域的电脑使用的，他也描述了网络如何改变了他的脑力习惯。“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和理解长文章的能力，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印刷品。”他写道。弗里德曼还是一名病理学家，长期在美国密歇根医学院工作，他在电话里对我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他的思考呈现出“断续”的特质，这反映了平时在网络上迅速扫视短篇文章的方式。“我再也不能阅读《战争与和平》了，”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博客文章，都超出了我的吸收能力。我一扫而过。”

这些只言片语的个例，并不能证明太多。我们还要等待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实验，来提供一个确定的描述，到底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但是最近伦敦大学学院进行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习惯的研究已经指出，我们完全可能处于阅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这是一项五年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研究者们记录了访问两大站点的读者的行为，这两大搜索站点，一个属于大英图书馆，一个属于英国教育联盟，后者提供期刊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研究发现，人们使用这些站点时，表现出“飞速浏览行为模式”，从一个地方迅速跳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很少回到之前访问过的站点。他们阅读文章或者书籍通常不超过一两页就跳到另一个站点。有时候人们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会认真阅读。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

“很明显，用户在网上阅读时已经不是传统的感觉。的确有迹象表明，当人们在标题、目录、摘要之间快速浏览时，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浮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逃避传统的阅读感受。”

由于网络上海量的文本，更不用提及手机阅读的普及，我们今天阅读的数量完全可能超过20世纪70、80年代——那时电视是我们的首选媒体。然而，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更深层地来说，那是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自我。美国塔夫斯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思维的故事和科学》的作者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说：“并非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沃尔夫担忧网络导致的“效率”与“即时”至上的阅读方式，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产生于早期的技术——印刷术时代，那个时代使得长篇、复杂的作品成为常识。而当我们在网上阅读时，沃尔夫说，我们倾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

沃尔夫解释说，对于人类来说，阅读不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技能。它并不像说话一样被写入了基因。我们必须教会自己的大脑如何将看到的象征性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我们阅读时使用的媒体和技术对于形成大脑中的神经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实验显示，使用表意文字——比如汉语——的人，会发展出一套和我们这样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不同的阅读智力结构。区别会分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包括决定记忆、诠释视觉和听觉刺激的部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网络使用构成的脑力系统，应该和阅读印刷品的人是不同的。

二

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那时，他的视力正在下降，长时间地盯着书稿令他疲惫而疼痛，还常常导致严重的头痛。他已经被迫缩短了写作时间，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打字机拯救了他。当尼采可以熟练运用打字机，他就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张。

但是机器对于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朋友、一位作曲家注意到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他的文风已经很简洁，此刻更加紧凑简短。“也许你通过这个机器会找到一种新的风格，”这个朋友在信里写道，他自己在音乐上的“思想”和语言常常取决于纸和笔的品质。

“你说得对，”尼采回信说，“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德国媒体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Friedrich A. Kittler）说，由于这种机器的影响，尼采的文章从论辩式变为格言体，从观点鲜明变为语带双关，从雄辩变得简洁。

人类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人们以前以为我们的大脑网络——头颅中无数神经元之间形成的致密联系——在我们成年之后就基本固定了。但是脑研究者已经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系统学教授詹姆斯·奥兹（James Olds）说，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经元会会打破旧的联系，形成新的联系。用奥兹的话来说，“大脑能够在高速运行中重新编程，改变自己运行的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称的“智能技术”（I.T.）——拓展智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这些技术的特质。14世纪机械钟表的普及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技术与文明》艺术中中，历史和文化批评家路易斯·曼福德（Lewis Mumford）描绘了钟表是如何“切断了时间和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帮助创造了人们对于一个可精确测量、按序发生的独立世界的信念。”“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变成了“指向动作和思想的点。”

钟表规律的滴滴答答有助于形成科学意识和科学人。但是它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乔瑟夫·魏曾包姆（Joseph Weizenbaum）在他1976年出版的书《电脑的力量和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中指出的，计时设备的广泛应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旧世界贫乏，因为它拒绝了那些直接的经验，而那些经验原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当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自己的感觉，而是开始依从闹钟。

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中。在机械钟表发明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脑子运行起来“像时钟”。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机”。但是这些变化，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

人们都说网络将会对于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1936年提出电子计算机可以用来代替其他信息处理设备，这种当时还只是理论设想，今天我们已经目睹它变为现实。网络，一个巨大而有效的电脑体系，将我们的知识技术最大限度的囊括其中。它成为我们的地图、我们的时钟、我们的印刷机、我们的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收音机和电视。

每当网络吸纳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就被重新改造成网络的模样。它给内容注入了链接，浮动广告，其他的电子小玩意，还在内容周围遍布其他媒介的内容。比如，当我们浏览最新的新闻标题时，电脑上会显示你收到了新的邮件。其结果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打消了我们专注的能力。

网络的影响力并没有停留在电脑屏幕的四方之内。当人们的头脑习惯了网络媒体疯狂的覆盖，传统媒体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受众新的期待。电视节目加了流动的字幕和自动弹出式广告，杂志和报纸删减文章的长度，介绍摘要，把版页设计成适于浏览的碎片集锦。2008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把每一辑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变成文章摘要，设计总监汤姆·鲍金（Tom Bodkin）解释说，这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匆忙的读者快速阅读这一天的新闻，帮他们节省时间，免于使用“效率更低”的方法：翻页和阅读文章。传统媒体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新媒体的规则。

没有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我们的思想上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专事写作关于网络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网络的智力伦理仍然缺席。

三

几乎就在尼采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热切的年轻人，带着一个秒表来到费城米德韦尔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致力于提高机器效率的历史性实验。经过股东们的批准，泰勒找了一组工厂工人，让他们去操作不同的金属加工机，然后记录他们每一个动作需要的时间。泰勒把每份工作分解成由小的、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然后实验不同的方法，最后创造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方法——我们今天可以说，一套“编码”——来指示每个工人应该怎么工作。米德韦尔的工人们抱怨说这套严苛的新体制把他们变成了机器人，但是工厂的生产力剧增。

蒸汽机发明100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家。泰勒滴水不漏的设计——他的“系统”——很快受到全美国、全世界工厂主的欢迎。为了追逐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利益，工厂主使用了“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成果去组织工作，配置工人。其目标，正如泰勒在他1911年的论述《科学管理的原则》中定义的，是为每一个工作确定和采取“最佳方法”，从而“用科学逐步取代工业领域的经验做法”。一旦他的系统应用于所有人类的工作，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它不仅会改变工业结构，还会重新组织社会，创造出一个效率完美的乌托邦。“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他宣称说，“将来系统是第一位的。”

泰勒的系统如今还与我们同在，它仍留存于制造业的伦理之中。现在，由于电脑工程师和软件编码师越来越庞大的力量在横扫我们的知识生活，泰勒的伦理已经开始主宰我们的意识王国。网络是一个以效率、自动收集、传播和处理信息为目的而设计出的机器，而且它的编程员军团下定决心要寻找“最好的方法”——完美的运算法则——进行我们开始称之为“脑力劳动”的每一个步骤。

四

Google的总部Googleplex，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Mountain View，那是互联网的最高圣殿，在那其中实践的宗教就是泰勒主义。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Google是“一个建立在度量学至上的公司”，它要致力于“系统化一切事物”。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所说，Google利用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站点收集来的大量人类行为数据，每天都要进行无数实验，它使用这些结果完善自己的运算法则，这些法则正在逐步控制人们寻找信息和解读信息的方法。泰勒为体力劳动所做的，Google正实践于脑力劳动。

Google宣称它的使命是“组织这个世界的信息，使得它易得，有用。”它试图发展成为“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准确满足你的需要”。在Google看来，信息是一种货物，是一种可以以产业效率为原则进行开采和占有的现实资源。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提炼要点的速度更快，我们思考的成果就越高。

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 Larry Page），这两个天才年轻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创立了Google，他们经常讲到把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的渴望，一个HAL一样的机器，可能直接和我们的大脑相连。“最终的搜索引擎可能和人类一样聪明——或者更聪明，”佩奇在几年前的演讲中说道，“对我们来说，研究搜索引擎就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方法。”在2004年Newsweek的采访中，布林说，“毫无疑问，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和你的大脑，或者一个比你聪明的人造大脑相连，你肯定比现在强。”2007年，在一个科学会议上，佩奇说，Google“的确正在开始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应用。”

对于这两个身缠万贯的数学天才，以及他们所雇佣的计算机科学家军队来说，这种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家科技企业，Google的驱动力来自一种激情，用斯密特的话来说，即用技术来“解决此前从未被解决的难题”，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难的一道。为什么布林和佩奇不能成为解开难题的人呢？

但是，他们的简单假定——如果我们的大脑可以被人工智能补充甚至取代，那我们将会更好——是令人不安的。它表明了一种理念“智力是机械过程的产物，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度量和优化的步骤”。在Google的世界，我们上网时步入的世界，并未给思考的模糊性留有空间。含混并不是通往洞见的开始，而是要被修理的bug。人类的大脑只是过时的电脑，它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盘。

这种人类大脑应该如高速数据处理器一般运行的想法，不仅仅塑造了有关网络的活动，网络同样统治了商业模式。我们在网络中冲得越快——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Google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机会获得我们的信息，提供给我们广告。大部分商业网站在收集用户留下的资料碎片时有一个财务原则——资料越碎，越好。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

五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赞美、神化技术进步的倾向，也有相反的倾向，对每一种新技术或者新机器都能看到缺陷。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哀叹了书写的发展。他担心当人们会逐渐依赖书写下来的文字，取代此前存于脑中的知识，他们将会 “停止记忆，变得容易遗忘。”而且，由于他们将会“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所以他们将“被认为知识丰富，实际上非常无知。”他们将会“自负智慧，却不拥有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没有错——新技术常常有他所恐惧的后果——但是他太没有远见了。他没有预见到书写和阅读将在很多个方向拓展信息、激发新想法，扩展人类的知识（假如不是智慧）。

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开启了另一轮咬牙切齿的骂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Hieronimo Squarciafico担忧书本太容易获得，将会导致智力上的懒散，使得人们“怠惰”，使得大脑不再强健。另一些人则说，便宜的书籍和纸张将会破坏宗教的威信，贬低学者和抄写员的工作，散布煽动性的言论和放荡行为。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雷·舍奇（Clay Shirky）所指出的， “大多数反对印刷术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是有预见性的，”但是，再一次，预言家们没有想象到印刷文字将传播出多少福音。

所以，对，你会怀疑我的怀疑论调。也许那些对互联网的批评不屑一顾的人是正确的，从我们极度活跃、数据爆炸的大脑中会诞生一个知识发现和普遍智慧的黄金年代。但是我想再次说明，网络不是字母表，它或许可以取代印刷术，但是它生产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印刷书籍促使人们进行深入阅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因为我们从作者的词语中获得知识，还在于那些词语在我们大脑中激发的智力震荡。在持续、专注的阅读所开启的安静空间里，我们建立自己的联想，形成推论和类推，培育出独立的想法。正如玛丽安·沃尔夫所说，深入阅读和深入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去填充它，那我们将牺牲掉的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里，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在最近的一篇随笔里，雄辩地描述了我们的危险境况：

“我来自一个西方文化传统，在那里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育、清晰表达的人格构成的复杂、质密、如同教堂一般宏伟的结构，这个人格存在于人的内心，形成关于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形式。但是现在，我看到所有人内心（包括我）那个复杂、密实的自我被一个新的自我取代——这一演变发生在过量信息的压力和‘迅即获得’的技术之下。”当我们“内在深厚的文化遗产”被抽干，当我们点击鼠标与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相连接，福尔曼的结论是，我们有可能变成“薄饼人”——广阔而浅薄。

《2001：太空漫游》的那一幕常常萦绕在我心中。它的辛酸和奇异之处在于，电脑在意识被切断时产生了情绪反应：当电线圈一圈一圈变暗时，它的绝望，它对宇航员孩子式的恳求——“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我好害怕”——它最后的转变我们只能称之为天真无辜。HAL感情的流露和人物的冷漠形成对比，他们带着机器一般的效率思维工作。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很刻板，好像在遵循某种编码的步骤。在《2001：太空漫游》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变得如此机械，以至于大部分人类角色被证明真的是机器。这是库布里克黑暗寓言的核心：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自身的智力将被摊平成为人造电脑。

[1]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20世纪原始媒介理论家、思想家，1990年代被认作“IT年代的先知”，著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等。

每一代人都差不多
——与飞猪的对话

采访/李曼

我不觉得互联网改变了什么东西。

我经常跟不上林嘉澍的谈话。这个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知道那么多英文杂志的名字，使用互联网涌现出的所有新技术，熟知从Apple到Google的奇迹故事。有时，他还具有和年龄不相衬的实践能力，大学毕业前就通过制作网络广播，而成为一名小小的先驱者。在网络世界，他使用“飞猪”这个名字，既滑稽又可爱。

“当遇到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一代是从观念或意识形态角度来思考，而我们这一代是从非常具体的、物质的角度来切入。”从某个程度来讲，这句话再好不过地概括了新一代人的某种特性。他们是更为精明和实用的一代，关心可见之物，而非缥缈和幻想。

但是，他又和同代的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看起来，他充分享受了信息开放所带来的智力启发，却避免陷入了过量信息对思维的扁平化和同质化效应。

他是中国第一代在网络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谈话就从他的成长开始。

一

《单向街》：你第一次上网是什么时候？

飞猪：1997年。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上的网是NBA.COM。那时候看电视，地方台引进ESPN，那里面就有个节目叫NBA，而且频繁出现NBA.COM的广告。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网站。

《单向街》：当时是什么感觉？

飞猪：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个时候信息传递很慢的，很多美国比赛等我们在这边看到时，都是昨天的事情了，但是在互联网上面，就能看到刚结束的比赛录像，感觉还挺震惊的。那时候网页都很简单，所以你也感觉不出来有多慢。

《单向街》：你们家那时就装网络了？

飞猪：那个时候不是有瀛海威吗，就是张树新做的那个东西，瀛海威在福州的推广力度很大，还盖了瀛海威教学馆之类的，离我家不远，我就每天老去那边跟人聊天，蹭网上，后来家里就申请了网络。

《单向街》：是大院里的第一家吗？

飞猪：可能第二个吧，因为我爸有一个同事比他还要先进。他那时候过生日，就有各国的网友纷纷发来各种语言的生日祝福，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种感觉很真实。

《单向街》：你因此而觉得世界特别丰富？

飞猪：对对对，你跟世界就连起来了。因为在那个小城市，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外国人，我在高中之前，可能就见过一个外国人，是一个传教士老太太，在出版大院里面，教院子里面的人学英文，老在院子里面晃悠。我上高中前就见过这么一个外国人，上网以后就会上雅虎聊天室了，那种感觉很享受，就是你一开始时会觉得，你比别人高一等。

《单向街》：你对当时中国的网站有什么印象吗？

飞猪：那时候我在福州，我认识福清一中的一个学生，他做什么呢？做玉米生意。他买很多玉米，倒买倒卖，后来他有一个网名，好像是E123，在网上买进来再卖出去，一年就赚了三千美金，那个时候三千美金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给别人做网站，赚点零花钱什么的。我还在学校里面建了一个聊天室，这是我现在很少的对高中的印象。聊天室一开始没什么人，但到后来，最巅峰的时候，学校周围所有的网吧，都把浏览器首页设成我建的聊天室。而且很多学生中午不回家，就在网吧里面聊天，成了高中网恋的平台。

《单向街》：那会儿就会做网站了？

飞猪：就用一些简单的软件，Frontpage，赚点零花钱。

二

《单向街》：你是福州哪所中学的？

飞猪：福州一中。

《单向街》：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学生？

飞猪：好学生，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品德有点败坏。我跟整个大环境不太相融，高中我是班长，但是基本上不怎么干正经事，别的班长都拿腔拿调，我基本上属于流氓那样子，也不会去管别人。

2002年保送去的南开，因为有计算机方面的特长，去的时候还说可以选专业，我选了金融。当时觉得计算机人才已经过剩了，学出来没法混，另一方面觉得计算机系女生太少了，一定要去阴阳调和的专业，不能性别太悬殊。

《单向街》：对大学什么感觉？

飞猪：一开始其实我也是个好好学习的孩子，学了一学期后，有一门课挂掉了，我就对这个教育体系感到很崩溃。

《单向街》：什么课？

飞猪：政治经济学。

《单向街》：反感是吗？

飞猪：也说不上反感，我真的不知道这门课在讲什么，而且，我很难理解考试为什么那样考，就写了一二三四五几点回去背，你也实在搞不清楚有什么逻辑在里面。我对有逻辑感的东西比较好接受，但是对没有逻辑感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记下来。

考试那天，我们后面一排人坐着考试，坐我前面的是我们大学班长，他做了一堆小抄在底下抄，我完全没有做小抄的想法，一考就挂掉了。他当然没挂掉。我就对这个教育体系感觉到完全的崩溃，然后我就没有那种好好念书的想法了，我得干点别的事情。

《单向街》：做什么？

飞猪：我大一到大二在玩DV，拍一些有趣的DV，拿了一些奖。我们拍了一个五分钟的短片，以创新为题，把大学生的一天用一些有趣的点给串起来，加了一些动画特级之类，做了一个小东西。后来又开始写博客。

《单向街》：你做“反波”[1]广播是什么时候？

飞猪：那时候我在天津，认识了平克，平克是天津的一个电台主持人，我跟他也是博客认识的，后来就勾搭上了，一起做了一个广播，就是ANTI-WAVE“反波”，后来来北京又接着做。

三

《单向街》：你看很多英文刊物吗？

飞猪：小时候，香港的一个远方亲戚过来，跟我讲TIME，我说TIME是什么东西？他说TIME就是《时代》周刊。他就跟我讲外刊有哪些东西好看。那时候在福州看不到。我是那时开始对外刊有概念，想办法找。后来他们从香港给我寄了一些漫画和杂志，那时候就开始学英文。有电脑以后，我学英文可能就比同龄人稍微快一点。

接触外刊以后，就感觉真的不一样，包括它们的报道方式，后来导致我对国内的刊物反而没有对外刊那么熟悉。

《单向街》：似乎中国早期的互联网更有实验精神，而现在只是模仿。

飞猪：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上，创新不是一个生存的必备条件，不是一个活得更好的必备条件。如果我们看美国，你还是会觉得一直有新的东西在冒出来，因为硅谷那个地方是谁创新谁才能活下去。在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什么秩序，没有游戏规则，你是怎么忽悠怎么来，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创新吗？不需要。

《单向街》：也不见变好的趋向？

飞猪：对，你说这几年中国互联网上有什么创新吗？没有，都是在抄，你看唯一有独创性的“豆瓣”，活得也不好，因为他不会忽悠。我认识杨勃[2]，他是一个很技术思维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报给我的数，别的网站可能都乘以十、乘以百往外说。在中国你不会忽悠，就意味着错过很多商业“机会”，“豆瓣”就是口碑好，创新，但是看不到什么商业前景，而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利益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最终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现在还是处于没有规则的早期，什么时候能度过这个阶段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你只要给网民一些垃圾就行了。

《单向街》：那不是很绝望？

飞猪：是很绝望，你也想不到出路在哪里。

《单向街》：你算是在互联网长起来的一代人吧？

飞猪：对。

《单向街》：你怎么看这代人？

飞猪：其实这很难讲，不能过度地简化这一代。我不觉得互联网改变了什么东西。一代一代都差不多，要被洗脑还是很容易被洗脑。一代人怎么定型，主要跟教育体制有关系，教育本身没变化，最根本的东西是没有变化的。要说有什么不同，这一代人懂得上网，上一代人懂得看报纸，这是唯一的区别。

《单向街》：但至少表面看起来，你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要开放和丰富得多。

飞猪：我曾经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之前希望互联网能打破既有的规则，能够让人接触到更多元的声音，那其实最后大家接触到的，其实还是一个一元化的声音。

《单向街》：没有变得更独立吗？

飞猪：你看MSN上一排排的红心，你就疯了。有人跟我讲，说你的MSN上也加个红心吧，我没理他。

《单向街》：你觉得他们会付诸行动吗，还是说就是耍一下就算了？

飞猪：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耍一下就算了。大家现在都很现实，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给自己造成人身威胁，更不会说诉诸暴力。当然你也看到，很多人还是诉诸暴力了，各地的家乐福还是出事了。你会发现从煽风点火到诉诸暴力，一直被某些势力所利用，这跟以前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反正这一代人还是很愚昧。

《单向街》：可能过了十年之后，他们会有所改变的？

飞猪：不会的，我相信永远会这样，他们到40岁的时候还是会这样的。只是说，到时候他们懒得动弹了，但是他们脑子里面还是那种傻的想法。那根筋还是会出错的。

《单向街》：你相信草根的力量吗？

飞猪：我不相信。草根的东西我觉得只是在事件性的记录方面，至少人们有更方便的书写方式，就是比如说“9·11”，那时候所有电视台播的全部都是DV拍的，你说有几家电视台立刻架了摄像机去拍的？没几家。但是要去引导这种意见的走向，草根是不行的，草根只能说是“眼线遍布全球”，能够去记录声音，但是质量是肯定不行的，他们的观点也不是最有价值的。

四

《单向街》：小时候你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飞猪：那时候没梦想，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教育体系，基本上就是灌输说你以后要做科学家。虽然家长不一定讲，但是你觉得出人头地就是去当官或做科学，相反，这都是美国人最不愿干的事。所以说你长期接受这种思想，等有一天却看到美国人、其他文化中的人怎么想以后，你发现这也不能成为你的梦想，然后你就没梦想了。

《单向街》：什么时候意识到美国人不这么想的？

飞猪：就是上网以后。上网以后跟他们聊天，看他们的新闻，比如雅虎新闻。看到那些以后，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别的选项，忽然之间就不知道以后要干吗了，那就走一步是一步了。

《单向街》：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飞猪：最近处于没什么理想的状态。过去有，最近还没什么理想，在看。我觉得我现在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如果中国有一天能够出一个TIME那么牛的杂志，或者TIME.COM那么牛的网站，或者Wired那样子的，又有牛的网站，又有牛的媒体，那我可能再去试一把。可中国现在没有，所以我还在想要干点什么事情。

《单向街》：焦虑吗？

飞猪：超过半年以上的事情就不值得去想了。事情发展的速度太快，想多了也没有用。五年以后，有可能你远远比现在你构想的要好，也可能你机会没有到。但是你唯一能够控制的东西，是你今天做这些东西就要全部做到，让自己满意，这个是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一步一步都走好，你自然会朝前走的。

《单向街》：西方人中，吸引你的人有哪些？

飞猪：小时候最早知道的西方人，一个是比尔·盖茨，然后一个就是杨致远。

《单向街》：那你觉得比尔·盖茨为什么对你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飞猪：小时候有很大吸引力，因为他的名字太多了。长大以后就觉得，他跟比如说乔布斯，或者是Google那帮人比起来，吸引力就差一点了，他虽然有很多零，就是你在六个零以后，再多的零也就差不多了，不能带来更多的愉悦程度，你买两架个人飞机和一架个人飞机看起来就差不多了，有一些别的东西会更吸引人。

《单向街》：现在的乔布斯为什么那么吸引你？

飞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崇尚自我的人，但又是一个对自己很苛求的人，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他不会说这件事情不可能，他一定会跳出框框去想事情……所有这些品质，我觉得都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所缺乏的东西。

《单向街》：包括倔强？

飞猪：对，这也是这一代人缺乏的。

《单向街》：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飞猪：我是这样子，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太计较眼前的得失，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做这个东西，能够取悦我自己，能够让自己满意就好了。

《单向街》：你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飞猪：当遇到一件事情时，你们总是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从观念角度来思考，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具体的物质，我们是从物质里寻找精神的。

摄/李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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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猪，本名林嘉澍，生于1980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曾参与创办、制作播客“反波”，曾为《经济观察报》记者，现供职于优酷网。

[1] 反波（ANTI-WAVE）：平客、飞猪等人组建的音频播客，要“反对传统电波里的一切虚假、束缚、欺骗和铜臭”，所以“播客”的名字叫“反播”。曾获得德国之声2005年全球最佳播客得主。

[2] 杨勃，陕西汉中人，美国加州大学理论物理学系博士。豆瓣网创办人。

有梦想，但梦想什么？

文/梁文道

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出来了，但他们也说不出新东西，唯一标榜的就是年轻。

一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

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20世纪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回想一下20世纪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政府的怀疑、不满甚至批判是天然的。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对他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而且他们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们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政府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政府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政府能够说不行吗？而他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二

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们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这是一个20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们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们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

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们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像国民党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当他们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to 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

三

虽然我说得很悲观，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或者说对社会，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社会上的主流论述，是冷战遗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低失业率，等等。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遍地黄金的社会，到处是机会，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可是在过去两三年，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很清晰，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盖新楼，用地产带动经济，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很多人说：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我们要讲生活质量，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

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贝克[1]的说法，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境了。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

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咀附近比较好的房子，最后的终极目标是要上山顶。那是一个楼梯，很实在、很清楚的。我要从搭公交车，到开个私家车，是很具体的。这代人的梦想，我觉得大陆、香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还有这些，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他们可能说，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我也不要发财，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就行。我的梦想是去旅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

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它一方面很保守，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life style，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life style，你可以坐游艇，你可以坐私人飞机，这是一种消费的life style的选择；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这个反叛很奇怪，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年轻人会上街示威，但与此同时，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我不想工作”，又有点相互的关联，就是说我不愿意像上一代人所说的那样努力念书，努力工作，好像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同时，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赚取很好的生活吗？”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这难道是错的吗？我赚够了一笔钱，也不想买房子，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把钱花光回来再说，这难道一定是不对的吗？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

看大陆，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二十年台湾香港走过的路，但又有点不一样。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所以大陆的年轻人，80后，90后，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他们是混杂的，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会觉得，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头10年，1980年“文化热”，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韦伯，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潮流，一下子消化起来，是很混杂的，很难做简单的判断。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很光明的心态，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想要过不同的生活，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去承载的。所以现在很难讲，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这很有趣，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某些小区、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我看那些信的时候，心情会很复杂。为什么呢？他们会跟我说，我迟早会离开农村，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仿佛我、凤凰卫视，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主流媒体，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告诉他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给它一个梦想，使他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感觉。看看我们的报纸，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城乡对比那么悬殊，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今年的春装怎么样……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他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很难怪他们都要出来。

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太想当然了。我不知道，那种想出来的愿望，很多人说这是志气，但我很怀疑，这是志气吗？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他有很多的寄望，但是将要破裂，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还是那个东西吗？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来到东莞，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吃、喝，昂贵的消费，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打完工回去吗？还是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地散布在全国，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给了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们形成什么，我真的不敢讲。

[1] 乌里希·贝克（1944～），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二现条道路”。著有《风险社会》、《生态启蒙》、《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

访谈

先知的另一副面孔
——许倬云访谈

采访/郭玉洁

我们学历史的人，既快乐也可怜。快乐，我是旁观者，我看清事态了。可怜，我看清人永远犯错，永远犯同样的错。明知有火烫了脚，还继续踩它。

见到许倬云的时候，他正试图用两只手把电话听筒夹起来。他的手白皙、多肉，像鸟足一样撮起来，大概只能用两三只手指夹住对象。许倬云出生时就手掌内屈，双脚无踝，足背向地。成年后肌肉不发达，他身高不到150厘米，只能借助双拐行走。然而，居于其上的是一个巨人的头脑。

许倬云生于一个无锡大族，1948年举家迁到台湾，之后考入台湾大学，开始攻读历史。1957年，许倬云赴美国读书，他亲身经历了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革命，民权运动波及全美，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许倬云在身体条件许可时，还参加了一些活动。这种经验，再加上经历的战乱和流离，使得许倬云对社会变动研究特别有兴趣。

而那时候的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学”研究，堪称群英会聚，集合了欧美学术界的大师，盛况空前。不同的方法学互相激荡，使得许倬云视野极为开阔。当我们谈及中国文化与现实时，他很快把话题引入人类共同文化的大背景。

许倬云是一个不容易被框住的人，他反对科系之间的僵硬界限，也不同于专注书案的学者。他亲身参与了台湾文化运动的进程，1990年之后，许倬云常常来到中国大陆，以历史学的知识关注社会现实。

西班牙思想家加赛特说，历史学家是先知的另一副面孔。而许倬云说，我们学历史的人，既快乐也可怜。快乐，我是旁观者，我看清事态了。可怜，我看清人永远犯错，永远犯同样的错。明知有火烫了脚，还继续踩它。

摄/王涛

一

《单向街》：很多人把当代中国比作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您觉得可以这样比较吗？

许倬云：也可以也不可以。任何比较都是不相像的，如果相像就不叫比较，就是重复了，天下没有重复的事情。不同在于，春秋战国的文化圈子只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今天是全世界。但类似在于什么呢？就是都正在走向一个大单位的统一，不一定是政治上统一，而是文化上的统一。春秋战国花了好几百年，各地方文化在融合交流的过程中，逐渐铸造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但是整体面貌的完成要到汉朝，董仲舒的时代，阴阳五行，自然主义的思想已经摆进去了。西汉走完，我们才看见儒家和道家基本上融合在一起。所以区域性的小文化整合成大文化是几百年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那是大融和的时代，东北、西北、西边都有不同的主权进入中国，进来以后打了半天架，然后建立北魏。北魏定下来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采纳原有的中原文化，混合成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以后，我们看见人不席地而坐，坐在椅子上了，不再宽袍大袖，而变窄袖长袍，诸如此类。这是北方，南方呢？北方人往下走，和南方民众融合在一起，北方产物带到南方，南方产物带到北方，北方的语言到南方形成南方语言系统，各地的本来的少数民族语言，他们一些成份还留在这些方言里面，可基本上南方语言（还是）成为中国语系、汉藏语系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混合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佛教的传入。佛教不仅是（被）接受了、传播了，而且佛教在适应中国，中国（也）在适应佛教，以至于到唐朝以后，华化了佛教。这个例子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同因素放在一起塑造了更广大、更宽容、更有适应力的文化。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都是看上去很混乱，但是实际上是领向更高一层，更大一圈。

《单向街》：我理解您说的，春秋战国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融合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是南北融合的过程……

许倬云：北边的草原和高原，南边的山地和丘陵，甚至还有海洋，更有域外的佛教，千山万水带进来。

而我们当今的文化现实是，世界主流文化是从欧洲基督教的神权文化发展出来，走向世俗化，民族化，也逐渐逐渐走向自由民主，走向资本主义，也走向科学。

这个主流文化占优势的时候，中国、印度、伊斯兰教文明都垮下来了。但现在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主流文化也有改变，距离原来的情况相当远，以至于它不得不面临整盘的调整，以期起死回生。但是起死回生需要养分，需要精神的支援，它从自己内部生不出太多有用的精神资源，那么人类的经验里边，还有中国、印度、伊斯兰教文明。伊斯兰教跟它资源相类似，暂时搁在一边不管。印度和中国是能够提供一些养料，使它来吸收的。就好像儒家吸收阴阳五行、自然主义，等它非常成熟的时候，再和对手道家融合在一起，互补相辅。我不是说中国特别好，印度特别好，而是人类走过的路程上有许多山水美景，许多花木繁盛的地方，这几百年，中国和印度丢在一边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现在把这两个文明拿出来重新阐释，弥补西方主流文明的不足。

主流文明最不足的地方是神权，人屈服于上帝，神的意志是绝对的，而且这是独一真神。这给了他们许多精神的支援，使西方文明一路发展。上帝之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才有自由，才有人权。神的法律应当是趋向至善至美的。神有律，所以人间也有律。从罗马发展演化的拿破仑法典，（它）背后的依傍是神，科学是自然走向理性的至善至美，这理性是可测的，它不会不可测，不可测就乱了。因为可测，所以可以凭人的智慧，一步一步找到原则。这是一个假定，不仅见于科学遵循，也见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启蒙要紧接着宗教改革？因为宗教改革（是）拿“人”来阐释“神”的一道蒙蔽，拿走（这道蒙蔽），叫人直接向神联系。

所以说这一大串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主流文化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假定有一个至善至真至美的神。人的价值是建立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是神所创造代表他自己形象的，也就是宇宙的秩序是神所创造的，是有理有据可循。这里的矛盾在哪里呢？伊甸园里面人要吃苹果，一吃苹果，神就怒了，把人贬出伊甸园，神不让你去吃，产生他的智慧。从启蒙到现在，我们看见国家的权利在生长。资本主义中人与人的剥削一天比一天厉害，马克思抗议了，罗斯福新政了，但是还在。人要猜测上帝一直寻找自然规律，我们今天已经找到了人的生命，但是人的生命简约为化学，找不到生命，找不到灵魂。

所以，作为人要完成一个角色，要创造生命，要改变思想，要改变记忆，这些都使得神的问题面临极大的困惑。再有，面临其他宗教信仰以后，一神的信仰本身站不住。所以，今天21世纪的主流文化，我不说别的，单单以神这个问题而论就面临极大的困境。而中国文化的假设不是神，是人。人天生是贵者，天地人，人在中间，顶天立地，人是一切，人的禀赋里面最要紧的是人爱人，也就是“仁”，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人为本体，而不是以神为本体，建立以人为基础的一个系统，更切合于今天与未来。假如我们把这些人类遗产都拿回来，有助于交流和汇合产生新的人类文化。

我们正在走在门槛边上，要跨入新的文化阶段，新的世界文明。不再是你的我的，不再是中国的、西方的，并不是要东方压倒了西方，并不是中国文化要取代欧洲，而是大家共有的文明。我的想法是，全世界的精神资源，尤其是被忘记的精神资源，不光是中国，印度，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甚至于太平洋岛屿文明，非洲文明，很多文化都没有经过思考和整理，今天都要拿出来和已经弥漫全世界的主流文明配合在一起。举个例子说，我们讲自由、人权，不再建立在神造世人、人人平等的观念上，不再是自由平等的观念上的博爱，而是以中国的忠恕之道，将心比心。这种建立，应当是有它的意义的。

《单向街》：讲到西方文化的危机，它现在的矛盾和混乱是不是由于“上帝死了”？

许倬云：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就是文化多元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最优越，“二战”是“一战”的延长，“二战”本身引发的西方主流文化内部的冲突，远大于东方跟西方的冲突。“二战”的战场遍布各处，“二战”以后，殖民地跨掉，美国代替了欧洲和世界的巨强。但美国经历过菲律宾撤退，经历过朝鲜战争的挫败，经历过越南战争完全的失败，经历过波斯湾战争，美国年轻人在每一个战场上，都看见了别国文化，把别国文化的印象带回西方。欧洲“二战”以后没有力量再侵略，靠商业贸易跟各处来往，全球化经济后面是全球文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使得美国跟欧洲再次思考，战争也会使他们反省。比如说“二战”以后的欧洲几乎都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美国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也走向福利国家。他们在反思，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理性是不是有悖于人性？此其一。第二个反省是，“二战”期间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可以闯多大的祸？所以，“一战”以后有国联，二战以后有联合国，就是想用人类共同的政府来代替分割的主权国家，以人类共同的道路来代替民族至上。我们中国现在民族主义非常高涨，是祸不是福。

《单向街》：之前和一些学者聊过，中国古代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作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是天下国家，但是主权国家兴起之后，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国际关系。其实为什么我们不从原来的国际关系里面寻找一些方法呢？

许倬云：对啊。我们的朝贡制度本身是国际关系，不是个大主权，我们对于朝鲜，对于越南，相当大度。人家来朝贡，我们要还礼的，还的礼还比进贡的多。像琉球，天天想朝贡。这样一个国际社会，可以第一步骤做东亚国际互助合作，挺好嘛，为什么一定要像日本人一样说“东亚圣战”，要让大和民族主宰一切呢？不需要。

同时，我们看到朝鲜民族主义那么高涨，越南的民族主义那么高涨，日本也是，东亚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很像“一战”前的欧洲。而“一战”前欧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又是从启蒙运动中过来的，要推翻当时虚假的罗马帝国和教会体制。但这个浪潮之后，“二战”结束，欧洲就由分而合。

《单向街》：东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二战”历史和殖民历史吗？

许倬云：对。日本人的侵略是巨痛，他们担心中国变成一个两者俱有的东西。中国太巨大了，而且有长期的主人心态，优越心理。他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以小事大是伺候，以大事小是培育扶植，都难，但是要有智慧做到这个。我很反对中国优秀论，非常反对。不是说中国不优秀，而是不需要觉得比人家强。

二

《单向街》：您曾经从四个角度去总结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社会的体系，一个是儒道意识形态，二是这种以文官系统为主的政治体制，三是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四是以家族结构为中心的社区关系。

许倬云：我给你画一个锥形四面体，四个角分别是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这四个项永远在互相配合，比如说文化跟社会之间，我们讲儒家的伦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面，就是儒家的文官制度；社会和经济之间的面，比如说小农的社区……你在各种地方都可以勾勒出来几条线，几个面。这个锥形体的好处是我可以用它来理解中国的变化，这四个角，六根线，任何一处有一点小的变动，整体都会重组。历史永远在变化，变化的目的是尽力走到稳定，但稳定永远走不到。所以锥形体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哪个时期、哪个时空条件、哪个领域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牵动了全局。

同样，每一个元素自身也可以变成网络。比如文化里面包含宗教、理念等，很多东西，这些子项目也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影响到文化本身。没有一个时期是必然由哪些东西引导的，也没有一个规律说它一定走向什么阶段。那是死板的东西，解释不通的，我这是活的。

《单向街》：中国可能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这四点的概括之下的。但是现在来看，您归纳的四点都变了，不是只变了一个，是所有的都变了。

许倬云：对。所以中国是不是还存在，除了政治现实，中国文化存不存在？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我认为还在。我们的内心，对神没有那么相信，我们还是相信人，人情、人性、人心里的思想。还有很多潜在我们生活里面，我喝茶不喝咖啡，用筷子不用刀叉。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但又不是团体。

《单向街》：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团体。

许倬云：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决定的行为，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价值取向，甚至经济行为上面，我们集合资本，我们不到街上去招股，我们七个八个朋友搭个会。

《单向街》：我也经常在想，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全球化了，西方化了，但是有些东西它是深藏在人的意识和社会结构里面。就比如说您讲到中国古代行政体制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跟现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许倬云：所以我说，中国几千年走过的文官经验实际上解决的是管理学的问题，走到穷尽，再找条路。我们任何的东西，像数学一样，就那几个可能性，时间一长，又走完了，像现在我们大公司走的方向一样。

《单向街》：就像您说的，古代的文官体制就是一层一层往下压，现在其实也还是这样。

许倬云：一直往下压。古代的文官制度，从汉朝到清朝，比较稳定的时候，特色都是官员告老退休，回到家乡。这是一个循环，资源、人才都会转回原地。清朝晚年以后不转回去了，官员世代住在城里，越大的官住得越远，家乡一层一层的土壤被刮掉。民国年间，蒋介石和北洋时代，教育都在城里，西式教育对农村用不上，所以一批一批优秀的子弟，从乡村里拔出来，小才华留在镇上，大才华留在城市，更大的才华留在都城。所以蒋介石头重脚轻回不了农村，于是毛泽东组织农村以暴力的手段颠覆了国民党政权。

现在有没有循环？可能情况又不同了。农村和城市之间不要有间隔，不是农村来屈服于城市，而是拿城市资源带到农村，重组农村。所以，北京现在的巨无霸发展方式是不对的，如果北京保持原来的规模，用财力、物力和资源在北京周围的河北地区建立卫星城市，那就会不一样。

《单向街》：现在会造成各种不平衡。

许倬云：资源不平衡，人的不平衡也是如此。这是几千年来士大夫才俊循环周转的格局的被破坏。

《单向街》：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变化都包含在都市化进程之中，这个过程中，西方的经济制度和观念都改变了中国传统，可以这样说吗？

许倬云：是。可是都市化的过程，欧洲在矫正，美国在矫正，美国在“二战”以后，向郊区化发展，但最近二十年来，变成另外的形态，我们叫“多纳圈”，就是中心空虚，城市萎缩。从多纳圈的外侧，慢慢慢慢，一个多纳圈跟另一个多纳圈合并在一起，全国变成大的城市，用快速交通和道路来完成这个联接。今天的资讯革命，使得人不必移动了。美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你到欧洲的乡下看，看不出那是乡下，生活水平跟城里一样。

假如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所以我在呼吁，我们不要重复河南失败的经验。河南最失败就是每过一阵就换个风气，一阵子养猪，一阵子种苹果，好容易种苹果了，三年以后苹果市场过大，垮了。我希望现在农村是，每个农村农作物是有加工设备就自己做，加工的不一定是食物。比如说，我们假如种玉米，种土豆，不是拿来做粮食，是拿来做原料，做酒精。这种加工就提升了农村的收入。

《单向街》：这需要知识者来到这里有所投入。

许倬云：对。比如说我理想的情况，假定说，我们在苏北穷地方、安徽穷地方，我种土豆，土豆种出来以后，一部分吃，一部分做酒，提酒精，那土豆一部分养猪，猪的粪便产生沼气，做当地使用的燃料，家庭用的煤气，另外大部分做肥料去养活这个农作物。猪拿来了，我们不但吃肉，不单单卖新鲜肉，从肉到血，除了做肉松，做罐头以外，可以做医药上人工骨，血清，皮毛。皮和毛可以做其他用处，毛可以做许多小型发电机上的猪鬃，许多许多。那么农村有附加值的工厂，农民子弟原来除了种田没有地方去，现在有工作做，不用依靠城市。农村有了足够的条件，再促进学校和教育的发展，等等，文化和知识又成为这一切发展的后续。

三

《单向街》：中国因为太大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更难处理？

许倬云：在统治的组织划分里，人是从上往下派，下面人往上走，不需要看平级的人支不支持，只按照上一级的意志来做，这是中国传统体制最大的弊端。

《单向街》：中国古代有乡绅，有一个阶层来做最底层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了。

许倬云：现在城乡生活水平距离太远，城里面的资源农村里一辈子碰不到。 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我儿子在美国长大，他的工作都是在网上，他原来在伦敦工作，刚搬到美国三个月，和在伦敦工作一样没差别。他清早五点跟伦敦开网络会议，半夜起来再和非洲的加纳开会。全球化的沟通问题解决以后，你不必离开那里了。因为你人的居所，跟你的工作处所不必匹配，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相当普遍。

《单向街》：生活的网络又改变了。

许倬云：我们这一代已经如此了，我做教授，交流谈话的对象不在我对面房间，在全世界。以色列的、东京的、巴黎的都有。有问题发生，我一个电话打过去，或者发个邮件过去。我们组织会议，不是我的同事跟我见面，而是不同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现在我们还开网上会议，苦就苦在要半夜起床。

《单向街》：可是放在您说的这种乡村建设上……

许倬云：乡村建设到一定地步，使得在本乡本土工作的人可以经常在一起。他在本乡本土有邻居，有朋友，生活稳定和谐。不像安徽小青年跑到北京打工，想家想得哭啊。

《单向街》：我觉得像江南这一带还比较容易。但是比如说西北西南那一带，因为资源上的不平衡，是不是要相对困难？

许倬云：如果乡村社区建立起来，这些一样可以实现。不管在西北哪里，他有他的地区协调，有他自己的学校、报纸和种种需求，他也开大卖场，当地有什么资源就做什么活。

《单向街》：这应该是很长期的建设过程。

许倬云：说长也长，说快一代就可以做成，三十年间就可以完成。日本人侵略台湾，1915年开始设糖厂，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糖厂一直存在到1960年。

这糖厂的社区，从种甘蔗开始，甘蔗是为糖厂种的，农夫接受糖厂的合约，肥料和种子由糖厂供给。农民种、收割完，糖厂用车子来装，用轻便小铁路搬运。这样的社区，农民基本上跟工厂是互依互存的关系。工厂本身也有员工，有工程师，有管理人员，有学校，小图书馆，还定期放电影。农民农闲之余自己组织好多活动，包括宗教活动。糖厂四周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也有很好的道路，很好的住宅区，农民住自己家里，附近有农民自己办的合作社，也有农民办的小银行。

这个社区从1915年开始建设，到真正成形是1940年代，三十年左右。要不是太平洋战争的话，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以这个例子来讲，台湾南部，全台湾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民是靠几十家糖厂过日子的。现在完了。现在因为糖业竞争，台湾糖价下跌，这是其一。还有，台湾迅速都市化，整个生产系统改变，但是台湾今天的农村不像农村，农村成了都市的延长线。全台湾基本是一个大都市。

《单向街》：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以后建设的重心是应该在乡村？

许倬云：将来是全国一起建设，造许多小型都市，一个大都市要靠卫星城来维持，每个卫星都市旁边有社区，要这样子。社区里面可以很和谐，你有邻居、有朋友，不至于漂。

《单向街》：比如说中国传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建造人际关系，现在可以是以社区？

许倬云：对。这是一次全面的改造。

《单向街》：类似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古代的民间也有存在过吧，比如说道教？

许倬云：历史上最厉害的道教是白莲教，不要小看它，白莲教的内容很丰富。台湾民间的道教教派，有一派你不能忽视的，叫一贯道。人很多，一贯道是读儒、道、佛三家经典。它因其水平而异，大学生读高深的，中学生读一般的，普通人读善书，像《太上感应篇》之类。它没有自己的经典，就是儒、道、佛三家经典。

《单向街》：那它重要的是？

许倬云：重要的是静心、静口、静身。静口，吃素；静身，保持好的生活习惯；然后静心，心要静。这是最基本的。第二是，回到原点，世界本来是空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白莲教的口号）。原来是空的，所以不要去追寻那些以为是实在的东西。这本来是白莲教的口号，是中国秘密宗教很长以来的内容，从佛家、道家两个合起来得出的。这个真正的渊源，还更远，跑到中亚西亚去。静口、静身，静心，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对你的生活就会有影响。身体自然慢慢地变好，心里干干净净。简单易行，响应者众。你在台湾看，素菜店，素食店，十一点以后开饭，十一点以前，很多人上班前都来做个祷告，晚上七点以后，又有夜场来祷告。

在台湾，一贯道人数少说点400万，台湾2300万人，占了六分之一，很不简单。这里头有知识分子，有普通人，有贩夫走卒，有小农民。他们也做善事，但不以功德为想，而以自修为想，他们也会反省。

《单向街》：这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

许倬云：对，由一个家到一个支，再到一个斋堂。每个斋堂里面，如果有人生活艰难，疾病困苦，他们负责帮忙。这个组织不简单，它是经过一些内部的清理才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是天津传过去的。1949年以前，中国河北、山东、河南、北部中国农村里面都有。它的源头很早，我一直将它推到宋朝。它就是民间的一个信仰组织，社区社群互助合作，农村里面，患难之际大家一起帮助，同行同业互相帮助。很多现代的东西我们的传统里面本来就有啊。

《单向街》：有很多人讨论说，中国现在礼崩乐坏，没有了自己的价值观，没有神，也没有敬畏……

许倬云：我们不要神，我们价值观的重建的基础在于人跟人之间的尊重。人尊重自己不难，但是将心比心，我不要人家骂我，我也不会骂人。

四

《单向街》：您觉不觉得在大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这样的东西都破坏了？

许倬云：这可以慢慢来，在台湾也是一样。20世纪60年代很难，我为什么70年代非跑美国去不可呢？是被赶出去的嘛。

《单向街》：是因为当时您说了一些不合当局规范的言论？

许倬云：不但一些言论，常常有。本来我在台湾读书工作挺快乐的，但我就是喜欢说很多话，弄得鸡飞狗跳。后来出去做访问学者，台北的长辈就给我讲，许倬云，你先不要回来，好好在那里呆一阵再说。但是，我还是要说话，写许多文章上报刊，不只我一个，当时许多人写文章，慢慢就把气氛改变了。台湾的改变是靠报纸，渐变，我们慢慢地一点点地拿下。

《单向街》：您是亲身经历了台湾的文化运动过程？

许倬云：亲身经历嘛。所以我才觉得事情并非不可为，当然台湾地方小，大陆地方大。可是，不是不能做啊。

《单向街》：您当时有没有觉得太难了？

许倬云：有。但是我们不只一个人，有两大报纸，有许多杂志，无形中大家构成一个共同力量。

《单向街》：台湾的知识分子，50岁以上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很强。

许倬云：中国地方大，有才有志向的人很多，我对你们三四十岁这一代人很看好。我今年78岁，我对大陆出去的同辈人，很同情，他们经受的苦难、蒙受的压力太大了。海外的朋友说，某某学者怎么那么没志气，那么畏缩，我说你经过他那些事，你还不如他。但是，近三四十岁的人没有这种畏缩，不要着急，一步一步走，锲而不舍。

《单向街》：我们也一直很担忧，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面，会不会有一个恶性循环，教育不出好的人才来做这样的事情。

许倬云：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真正好的人才，从来不是在教育体制里面教出来的，都是自己学出来的。天下没有教育体制教得出头等的人才，教育体制教的都是庸才凡人，真正有出息的人都是自己学出来的。天养得住，人养不住。

《单向街》：但是这样我们可能还要努力默默地做一段时间。

许倬云：对，一代接一代。我们从25年前看今天，中国多大的改革，二十多年前你能坐在这里跟我对话吗？

《单向街》：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育怎么样？

许倬云：不行。你去街上看看，像我写过的《万古江河》，有第二本没有？

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可读的东西，我不要再去记录朝代、皇帝、祖国的光荣，我要摆开看，老百姓过日子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想。我的书里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我只希望抛砖引玉，这本书出来后，我的同行也会做类似工作，《百家论坛》出来就是有这个需求。但不幸的是讲《百家论坛》的人不晓得老百姓要什么，他是以讲故事、说书的方式来讲的。他并没有认真地想我要把哪个信息传给百姓。所以我觉得于丹《论语》讲得蛮不错的，至少大家听得懂，这就不错了。她没自己的见解，可她懂《论语》就行了。我们还是需要很多像她这样的人。

《单向街》：可能要这些积累的工作做到一个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思想上有创造的大师。

许倬云：不要找一个大师，要找一堆人。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单向街》：那您怎么看“五四”的？

许倬云：“五四”是一个该有之事，但不该做得如此浅薄。他们完全不懂启蒙时代衍变的过程，“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好像是从天下掉下来似的，“德”“赛”都是人的阐述，“德”是神跟人的关系，人是神所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赛”是天地之间大的规律，二者都有希腊的影子。

启蒙时代的民主，美化了雅典政治做幌子，科学来自希腊的数学观念。其实亚里士多德是割裂的，不是统一的，是陈述不是分析，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启蒙借古代的幌子，来反教会，反贵族。他借尸还魂，借尸创造魂。

《单向街》：那也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许倬云：太冒失了。他们在美国读书，在欧洲读书，尤其是胡适，我很多地方佩服他，但开风气不为先，他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必须说，他是非常粗浅的人，没有好好读书，人聪明，抓到一个东西就可以用，但是浅薄。

“五四”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浅薄，造成了学风浅薄，思想界的浅薄，从“五四”到现在，梁漱溟是真正认认真真想问题的人。

《单向街》：只有梁漱溟吗？

许倬云：梁漱溟是了不起的。熊十力是想拿佛跟儒斗在一起，但是熊先生没有顾虑到西方主流，你不能假装看不见它。钱钟书是知识渊博，你看他《管锥编》，你看不出他的中心思想，他也没有一个系统的，他不想跟人说明一个事情，他在讲自己渊博的知识面。他是无锡人，我老乡。他的爸爸是个很保守的传统学者，传统文化读得很好。钱钟书聪明，什么都喜欢，但没有整理出一个系统来，他也不想整出个系统来，可能也是避祸。

《单向街》：其他的呢？

许倬云：余英时，我非常佩服，他写的每一本书都有内容，都有旨标，很了不起的，我们这一代就属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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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1986年，他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许倬云著作等身，不但在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和中国上古史等领域有精深造诣，同时也娴熟西方历史，更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著有《求古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近40部专著。

记录

出走

撰文/Leslie T. Chang；翻译/杜然

出去并且留下来，是为了改变命运。

一

当你碰到一个来自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妹时，你会迅速地对她估量一番。你们互相打听“是哪一年的”，听起来好像不是在谈论人的年龄，而是汽车的制造年份。“一个月挣多少钱？包吃包住吗？加班费是多少？”接着，你可能会问她老家是哪儿的。从头到尾你都不会问她的名字。

在厂子里交到真心的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间屋子里住着12个打工妹，在逼仄的宿舍里，最好还是守住自己的秘密。有些打工妹来工厂的时候是借的身份证，她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告诉别人。有些人只跟老乡交往，但这也有麻烦：闲话很快就从工厂传回了村子里，等你回老家的时候，三姑六婆对你挣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是否有对象等情况了如指掌。

在交到一个朋友之后，为了她你什么都会做。如果有一个朋友辞职后没有地方住，你会让她和你挤一张床，哪怕被人抓住后要罚款10元。如果她上班的地方很远，你会在好不容易放假的那天起个大早，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去看她；你的朋友也会专门请假陪你一天——这次的罚款是100元。你可能会在你并不喜欢的工厂里上班，也可能会从一个你喜欢的工厂辞职——这都是因为一个朋友让你这么做的。好朋友之间每周都会写信，但那些出来打工时间更长的打工妹们认为这种做法太幼稚，她们通过发短信和朋友联系。

因为生活变化得太快，所以朋友之间也经常闹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每个月让人最高兴的一天是发工资的时候。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天也是让你最不开心的一天。让人恼火的是，在辛苦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看到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因为各种无聊的原因而遭到克扣，比如某天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或者因为生病请了半天假，或者因为工作服要要从冬装换成夏装而需要另外交钱。在发工资那一天，每个人都挤在邮局，把钱汇回老家。刚出来打工的姑娘们，非常喜欢汇钱回家，但那些出来时间更长的姑娘们则嘲笑她们的做法。有些女孩把钱存在自己的银行账户，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姑娘们。每个人都知道哪些姑娘会存钱，以及已经存了多少钱；每个人还知道哪些姑娘大手大脚，把钱都花在了唇膏、银色的手机、心型的项链坠和许多高跟鞋上。

打工妹们总在说要走。工厂要求工人必须干满6个月，但6个月之后你的辞呈也未必获得批准。工厂会把每个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下作为押金；如果工人不经同意辞职，就意味着那两个月的工资没了，到另一个地方后一切都得重头开始。进厂易，离厂难，这种工厂生活是你在外面不可能了解的。

找到一份更好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辞掉你手里的工作。面试会占用你的上班时间，而且新的雇主希望你立刻开始工作。辞职也是你找到一份新工作的最大保证，因为吃住的压力会激励你尽管找到工作。为了壮胆，打工妹经常一起辞职，说好一起到一家新工厂上班，但通常人算不如天算。

二

有很长一段时间，卢清敏（音译）都觉得孤单。她的姐姐在深圳的一家工厂上班，这座发展迅猛的工业城市距离她有一个小时的大巴车程。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老家的那些朋友们在中国沿海各地打工，而她已经和她们失去了联系。这是自尊心在作祟：因为她不喜欢自己工作的地方，所以没有跟任何人说她在哪儿。她让自己从大家的眼中消失了。

她打工的那家厂叫佳荣电子（音译）。这家香港企业生产闹钟、计算器和能够显示世界主要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敏在2003年3月来这里面试的时候，觉得这家工厂看起来还不错：镶瓷砖的厂房、水泥大院、紧闭的金属折叠门。在被雇佣之后，她才得以入内。她的寝室是靠近厕所的一间屋子，上下铺挤了12个人；房间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很差，每餐包括米饭、一份荤菜或者蔬菜，还有几乎像水一样的汤。

生产线的上班时间从早上8点到午夜，加上吃两顿饭的时间一共工作13个小时，工人们一连数周每天如此。有时候周日的下午不用加班，那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工人一个月挣400块，加班费几乎可以到这个数字的一倍，但钱总不能按时给。这家工厂有1000名工人，大多数都是女工——不是刚离开老家的少女就是年过30的中年女人。这里没有20多岁的年轻女人——她们是制造业的主力，所以看看这里缺什么人，你就能断定这儿的工作环境。敏一想到自己在之后的10年里，每天都要像这样坐在生产线旁边，就不寒而栗。她只有16岁。

从她进厂那一刻起，就想离开，但她发誓要干满6个月。对她而言，让自己变得能更加吃苦是一件好事，因为目前她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法定的最低工作年龄是18岁，但十六七岁的人也能找到一些劳动时间短一些的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根本不在乎劳动法的老板才会雇佣她这个年龄的人，敏把这种工厂称为“最黑的工厂”。

工作的第一个礼拜，敏过了17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独自一人去逛马路，买了一些糖，然后一个人全给吃了。她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娱乐的。在来到城市之前，她对于工厂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隐约觉得工厂应该是气氛活泼的社交场合。“我原本以为在生产线旁工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有很多人一起工作，大家一边忙碌，一边聊天、开玩笑。我以为气氛会很宽松，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工人规定工作的时候不许说话，否则罚款5元。要去厕所的话，必须10分钟回来，而且要得到签字批准。敏在质检部门工作，负责检查那些在生产线上移动的电子产品，确保按键正常，塑料件是否接好，电池是否装好。她不是一个模范工人，坐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不停说话，还和其他女人一起唱歌。但坐在那里还是让敏觉得像是在坐牢，所以她不停地去洗手间，就为了看看窗外绿色的群山，那让她想起自己的老家。东莞地处植物葱郁的亚热带，但有时候敏似乎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由于她总去厕所，所以这家工厂制定了一条规定，工人每4小时才能去一次厕所；如果违反规定，就要罚款5元。

6个月之后，敏去找她的老板——一个20多岁的男人，说想辞职，但他拒绝了这个要求。

敏的老板说：“你在生产线的表现不好，你是瞎了吗？”

敏反击道：“即使我瞎了，也不愿意在你这样讨厌的人手下工作。”

为了表达不满，她第二天没去工作，结果罚款100元。接下来的一天，她又去见老板，要求辞职。他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继续干到6个月之后的春节放假，她就能辞职，而且能拿回工厂欠她的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这是在假定她会留下来。在春节过后，工人会涌向东莞这样的打工城市，那个时候的工作最不好找。

在闹过之后，敏的老板对她好了一些。他好几次劝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要把她提拔为工厂的楼层执事，但工资不涨。敏一口回绝，她对老板说：“你的这家工厂不值得我把整个青春浪费在这里。”她在附近的商业学校报了一个电脑班。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去晚饭，上几个小时的课学习怎么敲电脑或者用电脑画表。大多数的打工妹都认为自己受的教育太少，上课也没有用，但敏不一样。她认定，“学总比不学好。”

她给家里打去电话，说准备辞工。她的父母反对她这么做，他们在老家耕种着一小块土地，而且还有三个小一些的子女仍在念书。父亲说“你总想跳来跳去”，女孩子不应该这么浮躁。他告诉她，留在一个地方存一些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咋地。她告诉父亲，“别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她在工厂现在有两个知心朋友，梁荣（音译）和黄娇娥（音译），她俩都比她要大一岁。在敏去上课的时候，她们会给她洗衣服。衣服总要洗，因为工人没有几身衣服可换。在下班后的那些潮湿的黑夜里，打工妹们排着长队，拿着桶走来走去，到宿舍的水池打水。

一旦有了朋友，工厂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有趣。极偶尔不用上班的晚上，这三个女孩都会不吃晚饭，去滑旱冰，然后回到工厂看一场深夜电影。在秋去冬来的时候，由于寝室没有取暖设施，姑娘们冻得睡不着。这时敏会拖着她的朋友到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全身暖和可以睡觉为止。

2004年的农历新年在1月。工人只放4天假，还不够返乡再回来上班的。敏留在宿舍，两天给家里打了4次电话。假期结束后，她又去找老板，这次他放她走。当敏把消息告诉梁荣和黄娇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们都哭了。在一个都是陌生人的城市里，她俩是唯一知道她要离去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认为其他工厂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走还是留下来，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敏可不这样认为。

她向她们保证，在拿到新工作的工资后，会回来看她们。敏拿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背包以及工厂欠她的那两个月工资，当天就走了。她没有带走自己的毛巾和枕头被子；虽然这些东西是自己花钱买的，但她实在不想再看到它们。

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0个月，敏已经往家里寄了3000块钱，还交到了两个知心朋友。

她本应该是感到恐慌的，但在那一刻，她只知道自己自由了。

三

在卢清敏出生的那个村子里，几乎所有人都跟她是同样的姓。那里住着90户人家，在一片不大的土地上种植水稻、油菜和棉花。敏的家人耕种着面积只有0.2公顷的一片土地，他们的食物主要靠自给。

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她的未来似乎就已经确定了，那就是以农村生活的一个基本信念为核心：一家必须要有一个男孩。敏的妈妈在最终生下一个男孩之前，生了4个女儿；在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这项政策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执行并不严格。随着80年代经济的开放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5个孩子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为家里的老二，敏也要背起养家的担子。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不好。从她记事开始，就不停闯祸。她爬到邻居的树上偷人家的李子；要是抓住了，她会被暴打一顿。她母亲让她干家务活，她总是一口拒绝。“家里这么多人，为什么让我干？”她母亲拿着一根棍子追着她跑了几百米打她。

她喜欢玩。她学会了游泳，开卡车；她喜欢滑旱冰，受了伤也不让母亲发现。“能摔的跤我都摔了个遍，”她说，“你都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摔的！”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有一年夏天，为了卖自家种的西瓜，父亲租了一辆卡车，带着她在乡下到处跑。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上；这是敏最喜欢的一段往事。大多数外出打工的人，都把自己的老家与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说出自己住的村庄的名字。但敏来到城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说起自己的家乡时，仍然是把那里当成一个美丽的地方。

在90年代后期，为了给几个孩子挣学费，敏的父母都外出打过工。她的父亲在沿海的一家鞋厂工作，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又回去了。之后，她妈妈也外出打工一年。敏在老家附近的一个镇子住读，但每个周末要回家给爸爸和弟妹做饭洗衣服。

在她老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敏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她的大姐贵敏到东莞的一家工厂打工。没多久，敏没有通过高考，父母考虑让她也出去打工。贵敏打电话回家，劝他们还是让敏念书；她在工厂挣的钱，可以给敏交学费。父母同意了，让敏到一家两年制的职业高中读书。这使她成为了全村受教育最多的人之一，甚至比为了帮助家里而牺牲念书机会的贵敏还要多。

2003年春节的时候贵敏回到家里，走的时候带上了敏。敏还有一个学期才毕业，但是她想省下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老家让她激动不已；之前她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或者看到过工厂。“我想早点离开，学一些东西，看看世界，”她说。

在东莞，贵敏在便宜的旅社为她租了一间房，还帮她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厂子里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干了一个月就走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呆过，她觉得太孤独，实在难以忍受。她回到那家旅社，在另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但没去干。她姐姐提出继续给她付房租，但敏觉得自己成了姐姐的一个负担。在一个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聘小广告，是一家电子产品工厂招生产线的质检员。她按照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许多广告都是假的，骗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钱），接电话的人把工厂的地址告诉敏。她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才抵达位于东莞东南部的佳荣电子厂，在那里她独自过了艰苦的一年。

在进入工厂的那一刻，她就意识到这个地方比她离开的那家日本工厂还要差。但走回头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让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独立生活——其实这样更好。

对于造就他们这种生活的迁移，外出打工的人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出去”。“在家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出来了。”外出务工人员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

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逸的生活。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却只得到微薄的薪酬——经常比官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每个月只挣50美元到80美元。而工作时间也经常超过法定的每周49小时。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怀孕的话，就只能靠自己了。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的利益方面并不积极；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企业主高兴，因为这可以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这些外出打工人员绝不会默默忍受。从家里出来到工厂工作，是他们从未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也是一次冒险。促使他们留在城市的，不是害怕，而是出于人的尊严：太早回家等于承认失败。出去并且留下来，是为了改变命运。

那些外出找工作的人，都是农村的主力军。与那些被他们撇在后面的人相比，他们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大的企图心。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这有着“流民”的意味，但大多数外出找工作的人与某个已经知道一些门道的亲戚或者同乡一起离开家的时候，心里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今天，大多数的外出务工人员原本就不是来自农田——他们来自学校，农事在他们眼中是父母做的事情。

外出务工是经济改革的意外后果。在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制度，每个人不是属于农村户口就是城市户口。城市居民得到分配的工作、住房、粮票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而不享受这些特权的农村居民，只得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

在70年代末， 改革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把部分收获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而不用全部交给国家。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一时间，粮食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都能买到，农村居民第一次可以自力更生地在城市生活下来。1984年的一个政府决议中，允许农民进集镇落户；迁移不再是一种犯罪行为。迁移的速度加快了，在1990年之前，中国有600万外出务工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流向了沿海地区急速发展的工厂和城市。

今天，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人员。在工厂、餐馆、建筑工地、电梯操作、快递服务、保洁、保姆、废品收集、理发店以及情色场所，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移民已经占了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在中国南部的一些工厂城市里，那些移民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生产线提供了动力。他们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规模，比欧洲在100年的时间里移民到美国的总人数还要多出3倍。

但政府对于移民现状的认识仍然滞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里的外出务工人员不得不躲开警察；那些没有暂住证的人要是被抓住，不是被罚款就是遣送回家。终于，中国的内阁——国务院在2003年的时候颁发了一份综合性文件，指出外来人口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这份文件禁止就业歧视，主张改善外来人口的工作条件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肯定外出务工的标语：出去务工，回来发展家乡；劳力流出去，财富流回来。

外出务工使得农村的年轻人走光了。在中国的农村，在田里犁地、收割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男女，他们留下来种田，照顾那些还在念书的年幼子女。外来人口带回家的钱，已经成为了中国农村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但挣钱并不是人们外出务工的唯一原因。根据一些调查，外来人口把“了解世界”、“完善自我”和“学习新的技能”放到与挣钱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在许多个案中，驱使外来人口离开家乡的原因，并不是赤贫，而是没有事情可以做。耕地面积不大，父母就能轻松打理；附近的城镇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在家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出来了。”

四

在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敏还在不停回忆自己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景，她仔细地想着那些细节，仿佛那是一个自己无法诠释的梦境。那是2004年2月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从佳荣电子辞工后，她来到这个人才市场，在那里逗留了4个小时。她很紧张，什么都没带。她所有的求职策略用4个字就能概括：要求不高。她参加了6个单位招聘办事员的面试。办事员要打字、接电话、填表、给文件归档、接待客人以及倒茶。在办公室的等级制度中，办事员位于最底层。“你不要找一个要求太高的企业，”她后来说。“那会录不取的，很快你就失去了信心。”

在一家名叫怡东电子（音译）的企业摊位前，招聘人员要敏拿出简历来。她根本就没想到还要准备简历。那个女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敏甚至连笔都没带，于是那个女人借给她一支笔。然后，那个女人微笑地看着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对着我微笑。大概正是这个微笑吧。”敏一遍遍地回到那一天，想解开她转运的秘密。

那个女人让她去工厂参加下一轮的面试，但敏嫌那个地方太远，所以没去。但在怡东电子的总部，一个名叫李鹏杰（音译）的经理正在看简历，在看到敏的简历时，他停住了。他注意到这个姑娘的字写得很漂亮。

在中国的传统里，字写得好是人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好的书法代表着优雅和文学成就；书法甚至能显露出一个人性格当中一些被隐藏起来的缺点。李鹏杰脑子里的想法其实很实际：他需要一个文书能记录工厂那些设备的档案，那些档案都是手写。在一家为手机生产连接器和背后照明的工厂里，这种古老的技巧至关重要。

李鹏杰给敏的堂哥打手机——那会儿她还没有自己的手机，要求她过去进行面试，那次面试进行了3个小时。

一开始，她的电脑考试没及格。李鹏杰对她说：“其他姑娘都比你更懂电脑。”

接下来，他问敏的工作履历。

“我没做过这种工作，”她说。“我没有任何经验。”

接着他又让她进行写作方面的考试，她考得不错。李鹏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自己将是她的新老板。他让敏马上去把自己的东西搬过来，这样当天她就能上班了。

这个工作来得太出人意料了，敏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当她离开李鹏杰的办公室时，突然说了一句话。她问自己的新老板，“许多人都想得到这份工作，你为什么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啊。”

“你很坦率，”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更诚实。”

敏第二天就开始在那家工厂上班，在设备处担任文员工作。这个部门要负责跟踪记录生产手机零件的那些冲压机、磨床等设备。一个合订本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态和历史，就像是一个巨型哑巴病人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要整理好这些档案。工人是8人睡一间屋子，一餐包括米饭、三份荤素和汤。在办公室一天要上10个小时的班，有时候周六或者周日可以休息。敏一个月可以挣到800块，这比她在上一家工厂拿到的基本工资要高出一倍。

五

三周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敏。她个头不高，很结实的样子，一头卷发，什么都逃不过她那双乌溜溜的黑眼。跟从中国农村出来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好像只有15岁，或者14岁，甚至只有12岁；她穿着工装裤和跑鞋，就像是一个在不耐烦中等着长大的假小子。她长着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挂着一副偶尔也会出现在小孩子脸上的那种耐心期待的表情。

我在一个名叫林雪的女人家里见到的她。林雪给一本针对外来工读者的当地杂志撰稿，我跟她讲，我想为《华尔街日报》写点关于那些年轻打工妹的文章；她妹妹在一家工厂上班，于是邀请了她的同事敏来见我。那时我已经见过一些外来工，所以敏的故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意。

“我来自湖北农村，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她对我说道。“父母在一个农场上班。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

“我跟大姐一起出来的，她在深圳上班。我们原本想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但是不能。”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片刻。

“为什么不能？”我问道。

“因为我们总吵架。”说完，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敏什么都愿意说；这跟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一样，显然她很乐于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对我的好奇，与我对她的好奇一样多；她后来告诉我，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的担忧是，她可能已经没有追求了——手边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人生最宏大的一幕已经落幕。但我实在没有必要替她担心。

在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敏告诉我她的人生规划。她将在那个城市工作7年，把钱给家里，以报答父母把她抚养成人；这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传统观点——子女应该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到了23的时候，该报答的也报答了，敏将回到老家，找一个人结婚。

那天她的情绪很高。用外来工的话说，她已经“走出了工厂”，穿越了靠体力吃饭的人和靠脑力吃饭的人之间的阶层划分。“上帝终究是公平的，”她说。“他让我吃了一年的苦，但现在又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她那会儿刚满18岁，但在开始一段新人生方面，却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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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译自《工厂女工：在变迁的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一书。

大脑里的战争

撰文/覃里雯

人类在与疾病、人类与自身的战争里，所有的坚韧、勇气、智慧和脆弱都变得清晰可见。

一

那些尖锐的长棘波折磨着他。

裘力斯·凯撒[1]被巨大的力量钉在执政官的席位上，安东尼把桂冠献给他三次，但是他沉默地坐着。元老们迷惑不解，围观的众人以为他拒绝接受这个荣誉，拍掌欢呼。忽然，他口吐白沫，摔倒在肮脏的集市地面上。

“长安！长安！”妈妈哭喊，“咋着咧？”15岁的长安在夏天早晨的床上抽搐，眼睛向上翻，手脚僵直，左手轻微挥舞，头和嘴向左慢慢地、拼命地扭过去，好像被看不见的大手强扳住，这只手无情地把他的脸慢慢掰向左边，捉弄他。他发不出声音。

闻声跑来的爸爸说：“这就叫癫痫。”

长安的病原先不过是婴儿期的发烧抽搐，孩童时期的偶尔愣神，从那个夏天的早晨之后，发作变得凶猛而频繁。

在县医院，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长安的脑电图。

睡眠中的大脑脑电波通常是规律的，贴在头皮上的小铁片把这些活动传到仪器上，我们就能看到各色的海浪波纹，一个受过训练的医生一眼就能看出来，长安在睡眠时录下的脑电图上，会突然出现一些又尖又长的棘波，倒挂着，像刺眼的针，这是大脑异常的信号。

当大脑传递信息的能量脉冲频率大于每秒500 次，癫痫就发作了。这时，脑电波不受控制地跳起舞来，因为全身舞动，肌肉的电波也开始捣乱，古巴比伦人把这个过程想象成魔鬼和神灵对脆弱的人发出的攻击，脑电波图被棕绿色的细线涂满，像一幅狰狞的油画，一个无法破解的噩梦。

摄/康钦

长安的父母在有1000多职工的河南汝州天瑞焦化厂工作了一辈子，慷慨温顺，人缘很好。但是孩子的这个病让他们感到羞耻。妈妈感觉像在赎罪。妈妈陈永梅有一张老实的圆脸，头发有点白，牙齿微突，嘴唇总是隐忍地闭着。

没有多少人知道癫痫和精神病之间的区别。很多人和3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人一样对癫痫一无所知。在世界各地，古代人都曾经杀死或者朝拜癫痫病人。汝州人不知道凯撒大帝的故事，或者苏格拉底，拿破仑，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牛顿……被癫痫控制的人同样能够留下盛名，因为他们平时与常人无异。

长安的秘密一直保持到中考那一天，7月15号，他在考场上“迷了”，被抬出了教室，同学和老师都很惊慌。学校借口他“和人打架”，把他赶出了学校，妈妈在夏季的暴雨里等了几个钟头，试图恳求班主任改变主意。他从此开始跟爸爸学习电工，去给人卸煤，后来厂里安排了检修机器的工作。都是一个厂里的老职工，大家都很照顾，觉得他“脑子有病”，劝他干活时多休息。但是长安偏爱下死力气干活，午饭也不回家吃，要家里送。妈妈说：“有时候他累得我不敢看”。工作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废物，他还不能容忍别人偷懒：“设备坏了，一天生产不成！”经常得罪人。

长安一下班就回家，喜欢打的篮球也放弃了，怕妈妈担心。妈妈经常坐在长安对面，死死地盯着他。定期服药之后，发作通常是安静的，就是瞪眼愣神。如果他在别的屋里，她的耳朵就竖着，稍觉不对就唤他，长安失去了发呆的权利。那么多的爱，几乎要酿出一点恨意。

有时，整个屋子里坐满了人，只有妈妈一个人看出他在发作。她痛苦地看着他，她是他此刻沉默的、唯一的同盟，等待他从未知世界中突然、不情愿的旅程中归来。

妈妈给他找了个对象，妈妈陪长安和媳妇一起谈恋爱，妈妈替他带媳妇进城逛街。妈妈干完了所有的家务。妈妈给带孩子，孩子跟奶奶最亲，说：“世上只有奶奶好。”妈妈按土方子扯下路边的青草，塞到发作的长安嘴里，等他醒来。

长安又高又帅，但不说话的时候，看上去比25岁大好多。他自己经受的折磨，他从来不知道，都是别人告诉他的。他只知道，如果觉得脑仁儿疼，浑身累，那就是发作过了。

发作到现在10年了，要是妈妈老了，长安怎么办？全面发作一次，大脑就可能受损一次。长安的智力中等，但记忆力比常人要低。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都跑过了，发作依然多于一个月两次。似乎没有希望了，但这时凑巧看到央视《健康之路》上宣武医院神经功能外科的李勇杰主任的访谈，说是这病能靠手术根治。她一定要带长安去治，趁她还年轻。

五家老同事联合担保，让妈妈向农村信用社借了3万块钱。同事说：“你去，你们治，我们有多出多，有少出少。”长安一个月挣500块，妈妈一个月挣260块。他们背着扁扁的牛仔布包来到北京，包里仔细地收着长安三岁儿子的一寸漂亮照片。

二

北京宣武医院住院大楼门口经常可以看见做过脑部手术的病人走出来，网状的纱布缠在剃过的头顶上，像水果摊上用泡沫小网兜精心包裹的梨。

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是全国最著名的脑外科手术中心，自2002年车祸重伤的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在这里治愈以来，它就成了全国各地脑病患者的圣地。住院床位预约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1000多位病人在全国各地忐忑地等待在此治愈的最后希望。

走过大厅发亮的蓝色合成塑料地面，坐拥挤的8、9号电梯，上8楼，就是手术室和功能神外科李勇杰主任的办公室。手术室大门外的西墙上挂着一块铜板，上面用英文写着“卓越成就临床中心”，这是美国国立帕金森病基金会颁发给这个研究所的，它在1998年初才由美国回来的李勇杰创立。

每个周三和周四上午早晨会诊时间，李勇杰就会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走下楼梯，一面嘲笑那些等电梯的同事：“年轻人下楼怎么不走路？”他自己也就40出头，个子不到1米7，微微谢顶的头上总是抹着发胶。制服的短袖里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有一种酋长和父亲般的自信，那种深悉自身的重要性，并喜爱和擅长所从事的工作的自信。

他和同事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治疗大脑的各种病变和异常。这个平均1.5公斤左右、170亿个左右的细胞组成的器官统领全身，一旦出了问题，人的整个身体就会像控制台失灵的机场一样陷入混乱。

大脑异常的原因很多，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解释。结果却都是一样的：异常部位发出各种错误信息，让身体做出奇怪的反应——帕金森、脑瘫、自动症、疼痛。疾病让人没有尊严，失去对自己的信心。进入这个科室诊所的病人，多少都带着歉意的微笑，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一个得帕金森症的老人使劲儿握住自己擅抖的左手，假装在抚摸它；面部痉挛的小伙子用手使劲儿捏住脸，假装自己很自然地在撑着脸。但这是徒劳，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面不对劲。

面子是小事，大脑的失序是痛苦而危险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一个30多岁的女病人，因为无法控制肢体，双腿僵硬地卷在胸前，像被庞贝火山熔岩凝固的石像。帕金森病导致的颤抖会让肌肉损伤，非常疼痛。更多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为健康人设计的，一个病人无法安全地走出房门而保证自己毫发无损地走回来，一个脑病人穿过一条马路可能就像城市人穿过充满鳄鱼和食肉巨兽的亚马逊丛林。

迄今为止，针对大脑的治疗只能够做减法——把有病的部分切除、隔离、干扰、杀死，但是还没有办法弥补失去的部分和功能。李勇杰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些尝试，包括用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在目前由天主教保守派控制的美国，这个研究是法律禁止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物质、制度条件和伦理限制，各国的科学家必须学会利用各自环境的优势，才能有所突破。

限制可能来自各个方面。在过去几年里，不断曝光的医疗事故造成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病人从走进医院大门开始就怀着警惕之心，他们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生活常识与医生“斗智斗勇”，争吵、打架和诉讼常有发生，2005年全国医疗纠纷近万起，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处理医患纠纷的办公室。在李勇杰领导的研究所研究生留用考评的10条标准中，第8条是：受得了委屈。

周五上午7点半，3楼示范室，每周例会。

墙上的一块白板上写满了下周的手术日程安排。年轻的脑外科医生们围着长桌子坐着，漂亮的护士们坐在外围。会议室里有一种轻松的、同志般的气氛。

在回顾了本周手术病人情况后，医院医保处马副主任开始给大家汇报最近的形势。

不久前一个手术病人让她差一个月满18岁的女儿代签了手术协议书，结果医院被告上法庭。

“让不满18岁的女儿代签，为什么不反过来告她欺诈？”李勇杰说，“现在是黑暗的时候也得摸着干。”

“天价药到底是谁的错？卫生部也没给个说法。这是政府的责任。”

北京市医疗保险部门也开出了新条件，越来越多的项目不让报销了。

大家都在揣测应该怎么办——复杂的手术当然需要很多药物，很难解释清楚哪些可以报，哪些不能。如果医生开了可报销的药，到医保那里不给报销，医院就得承担损失，就会扣整个科室的分。

李勇杰说：“医保是咱们的上级啊？同级啊？敌人啊？去年医保还剩余，省这钱干嘛啊？我看它这楼盖得挺漂亮！这钱得给老百姓用啊！”

“咱们得跟医保协商。”

“他们不理我们！”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

马副主任说：“咱们这么辛苦，这么优秀，百忙之中咱们注意一下，把医保这根弦绷一下，必须每天看医保网。”

9点，查病房。

在浅灰色陶砖天花板下，沿着碎米石水磨地面，从3、4号电梯出来右拐，就会看到长安的病房，他躺在床上，大大的眼睛从黑黄的英俊脸上凹下去。

为了做发作时的脑电图监测，几天前他停了药，妈妈三天昼夜不停地坐在他身边观察，一看到发作就要按下观测仪器的按钮。否则医生很难在漫长的脑电图和录像记录上找出征兆来。长安来京前犯了痢疾，妈妈也就靠着开水冲鸡蛋补充营养。

和长安同个病房的小伙子孙配良看不下去了：“阿姨，你把长安发作前的症状告诉我，我给你看着，你上我床上躺躺去。”孙配良是面肌痉挛，他觉得自己没问题。

妈妈才躺下一会儿，就听到孙配良跟护士吵起来了。护士说：“你出去！让家属来。哪有这样的，你还病人看病人了！”

……

李勇杰被医生们簇拥着，察问了每个病人。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些病人状况比较复杂，会停下来多询问几句，让病人走走，握住手晃一晃。在这个全世界病人数、手术量最大的脑外科中心里，治疗必须保证流水线式的效率，而出差错却代价昂贵。

10点半，读片中心。

这是每周对难治性癫痫病人的案例讨论，这是些药物无法治疗的病例，常有来自外院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病因。

巨大的屏幕上同步播放脑电图和监测录像，棕黑绿紫等七色波纹旁边，录像上的孩子开始在梦中乱蹬乱叫：“出去！出去！”她总是在发作前惊恐地说：“你看！”谁也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病人发作前，脑电波中会显示出异常——那些尖锐的小怪物开始露出牙齿。医生们从这些牙齿的位置判断大脑失常的部位。配合着发作时的症状看：如果头向左扭，那就是右脑出了问题。

孩子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时，电波变得狰狞了。

旁边的大屏幕上，脑部扫描图像安静地平铺着，大脑像一个闪烁微光的水晶球中包裹的灰紫色花朵，半透明的水藻，或者是奇怪的面具。

长安的片子上，看得出右侧海马有点发亮。

每次讨论都有近十个病例。在录像里传来的呻吟声中，吉野家的盒饭送来了，医生们一面吃，一面讨论。他们吃得很快，因为下午也排满了。

李勇杰说：“右侧海马萎缩，有不同意见没有？”

没有，下一个。

长安的手术定在周一早晨9点。

三

长安浓密坚硬的黑发被剃掉了，他坐在床边上，说他不紧张：“我就想这次给治好了，让我妈放心。”

医生们在描述易于判断的失常脑电波时，会说：“看，这个很漂亮。”长安的脑电波属于“漂亮”的，而他的大脑异常部位“很好”——因为位于大脑内部的海马是管记忆力的，切了一边，另一边可以代偿，掩盖它的右侧颞叶，没有什么重要功能区，切除了不会对身体各项功能有影响。妈妈和长安喜欢复述这些乐观的词汇，给自己安慰。

他们只敢偷偷地设想一下治愈后的生活：长安可能可以找一份正规的工作，也许做个正规工人，可以自己出去玩，重新交朋友了。

8点，长安被推出病房。他躺在床上老抬头，好像想要站起来。忽然大声说：“老头子呢？老头子怎么不来送我？”

老头子是他在病房交的新朋友。长安他还是害怕。

8点50，妈妈脸色苍白地坐在8楼手术室门外，手术室里，长安变得沉默了。

他的头右侧用紫药水画了个半圆，脑门儿上还有一道，胸前贴着心电探测仪的电极。墙上的观片灯上放着他的脑部T1扫描图。

因为不习惯在口罩里呼吸，我觉得有点闷。手术室是无菌的，我们必须像进了宝藏山洞的阿拉丁一样小心，不能碰触任何消过毒的东西。

主刀的是蔡立新大夫和张晓华大夫。个子高大的蔡立新曾经在日本和美国工作过，举止有一种懒洋洋的警觉和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护士们都叫他“阿蔡”。

麻醉师和长安闲聊体重的时候，蔡大夫问长安：“你要上杂志了是吧？”回过头来，他问摄影师的相机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蔡大夫话很多，很好奇。

面罩盖上，麻醉师大叫：“睁眼睛！睁眼睛！”

没有回应，长安睡着了。麻醉师坐到心电屏幕前，长安“嘀！嘀！”的心跳声充满了整个手术室，令人安心。

长安的身体被绿色被单盖住，耳朵用薄膜封好，再用绿色棉布覆盖头部四周，只留下手术部分小碗大的一块露在外面。

厚厚的、柔软鲜红的头皮切开了，白色的止血夹镶嵌在切开的头皮周围，两个护士开始大声数纱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洁白光滑的颅骨露出来，滋滋，轻微的开颅声，骨屑被刮走、吸净、冲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嘀、嘀、嘀、嘀、嘀。

长安告诉我，他有时工作时犯了病，回家不告诉妈妈。自己偷偷加药。“发作十年只摔伤过一次！”他很自豪。

一块小碗大的颅骨被卸下来，白色硬膜剪开，用弯曲的针固定在旁边头皮上。大脑像一个层层剥开的水果露了出来，一个温柔跳动的内核，布满紫色的血管。

“最高兴的时候……我妈高兴，我就高兴。（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我跟我妈一起跳起来。”长安说。

护士们把用无菌透明塑料布包裹好的两米高的大显微镜移过来，对准长安的脑子。蔡大夫坐下来，把眼睛凑上显微镜，一个护士给一旁的张大夫擦汗。

麻醉师身边的屏幕上露出放大了的颞叶和血管，像柔软的白玉嵌着红珊瑚枝。蔡大夫手里的双极电凝像两根黑色金属做成的钳子，它们把触及之处的大脑烧死——颞叶发出吱吱的微响，像一点点小小的挣扎，看得人心里发紧。大脑各个功能区彼此紧挨着，有时，哪怕一厘米的误差，醒过来的病人就可能变成呆子、聋子、哑巴，或者失去记忆。大夫的手哪怕有一点颤抖都是不行的。

吸引器把失去生命的大脑碎屑吸走。

11点半，长安的脑子上开了一个深深的小洞。露出了下面苍白的海马。就是这个弯曲的小东西，让长安在梦中抽搐，在马路上失神，从台子上倒下。现在它也一点点变成了碎屑。

两点半，硬膜缝好了，两根透明的导流管从脑子里伸出，以便在未来两天里让渗出的血和液体能够流出来。

蔡大夫一面往切下的颅骨上钉四颗钉子，一面轻松地说：“你看，我们这都是钳工，是体力活。手术费才1000多块钱！”

他们把颅骨钉回去，开始一起缝合有点发皱的头皮，皮肤的韧性帮了大忙。

嘀、嘀、嘀、嘀、嘀、嘀。

下午2点55，两个护士又开始大声数取出来的纱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蔡大夫把缝好头皮的一把长线扯起，像一把黑色的头发，齐根剪掉。

大夫们松了一口气，开始谈论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

3点22分，长安被搬下手术台，他的眼睛立即睁开了，轻轻地长声呻吟。

“何长安！”麻醉师说，“醒醒！”

“做完手术啦？”长安浊声问。

“做完啦！”蔡大夫说。

“手术成功吗？”长安问。

“非常成功！”蔡大夫大声道，“你表现不错！”

长安不知道自己哪里表现不错，他糊里糊涂地说：“谢谢！谢谢！”

手术室的门一打开，妈妈就向长安扑过来，叫他的名字。长安的大姨和大姨父前两天也来了，住在50块钱一天的旅馆里，现在他们跟着推床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回到了三楼的病床上，长安稀里糊涂地大声说：“姨啊，姨——拉着我的手……”

奇怪，他没有叫妈妈。

长安昏睡了两天。醒过来以后很高兴，记忆、谈吐、视力和听觉都跟原来一样。但是头皮愈合前持续的疼痛把他弄得很火。他强硬地拒绝了上我家暂住的提议，他和妈妈都怕麻烦人。妈妈急匆匆买了火车票，上铺，他麻秆一样的腿怎么爬上去呢？但是没法说服他。

孙佩良也做完手术，不再捂着脸了。他早出院，来跟长安告别。躺在床上生闷气的长安迈着晃荡的大步跑出去：“来，大哥送送你！”一丝萌芽的笑意，他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1] 裘力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公元前49年，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实行独裁统治。公元前44年，被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

富豪征婚记

文/李海鹏

女孩们就像水果一样，是否“售出”全由对方决定。

一

不管广告上怎么讲，经办人何鑫认为，在过去3年中引起广泛争议的3则“亿万富豪征婚广告”背后，男主角们的兴趣相互接近又显而易见：漂亮，年轻，白，乖，罩杯大，温顺，处女。

如今，3位富豪得偿所愿，各自挑选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女孩，都是大学生。他们的共同点并不止于此。他们人到中年或接近中年，来自上海，资产过亿，履历丰富，自信是人中翘楚。他们之所以花费巨资刊登征婚广告，是因为想得到真正配得上他们的女孩，而不仅仅是旁观者认可的那些姑娘。他们认为如此征婚并无不妥。他们都把自己在物质上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品性、奋斗和运气，是私有制的坚定信仰者。

未婚妻的过去，显然也在富豪们私有化的范畴之内：别的标准可以降低，处女这一条绝对没得商量。

十几年来，中国女性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大大降低，城市中的性开放程度越来越接近西方。适龄处女的数量减少了，婚姻市场上的“行情”就看涨。何鑫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富豪们为何会有此要求：“他们就是想要极品。”

有趣的是，何鑫说，自己在这份工作中渐渐磨练出了某种非凡的眼力，凭借第一印象就能甄别处女与非处女。这也是富豪们信任他的原因之一。这位看上去努力使自己显得人情练达的25岁的上海律师，是这3位富豪的征婚事宜的具体操办者。

对于这个小世界中金钱与伦理、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何鑫并不忌讳。“你可以说富豪征婚是一种金钱造成的权势。”他说，“除了没有强制性之外，整个征婚流程确实跟选妃差不多。”

来自浙江的张茵（化名）参加了2003年的富豪征婚，在她看来，与富豪的见面是完全被动的。双方见面，表面说是互相选择的过程，其实女孩们就像待选的水果一样，是否“售出”全由对方决定。

为了替自己辩解，她重提了一个老问题：如果有人花1亿元去买任何一个女孩的一夜，谁能拒绝？

她承认，即便是在她对对方的 “叔叔”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她仍希望自己嫁入豪门。这个“叔叔”就是刘强（化名），2003年的征婚人，刚刚离婚不久，东北人，在上海做高档汽车零配件的生意，资产数亿元。当时刘强42岁，她20岁。她对他毫无感觉。以往遇到喜欢的异性时，她会手心出汗、脑子混乱，那天一点儿都没有。可是，几天后何鑫向她转达刘强的“未录取”的意见时，她仍然觉得非常失望。

张茵明确表示自己喜欢钱，并认为自己有追逐它的权利。“或许我不适合亿万富翁，我适合千万的。”当时她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基于这种价值观及其带来的不平衡的供需关系，在这局部的两性政治中，富豪们可谓占尽了上风。何鑫代办的3次广告征婚中，6000多个应征女孩里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曾对富豪真正说“不”。

2003年，首个此类广告发布之后，何鑫和刘强的一个助理坐镇远东国际大厦，审查他们初选过的、由全国各地前来的应征女孩。在此之前，她们已经填写了他们寄去的名为“冒昧请求”的表格，注明了自己的三围、病史、性经历等等。他们威严又亲和，脸上漾满微笑，深知自己重权在握，或可改变她们的命运。

女孩们大多生于1980年代，很多人是第一次享受到机票报销而且免费居住五星级酒店的待遇，甚至是第一次来到上海。不过，她们并非胸无城府。她们甜言蜜语，开各种玩笑，只求博得主考官的好感，还送来千奇百怪的礼物和“材料”：幸运星、书法、国画、日记、影集、录象、扇子、诗、巧克力、领带、皮带、袜子和石榴。

常常在初次见面中，她们就热络地表示把“何律师”看作“朋友”。有个女孩，连续5天，每天中午都送来一份哈根达斯冰淇淋。如他人所说，在她们的笑声中，何鑫听到了金钱的叮当作响。

那是富豪征婚的最轰动的时期。2003年4月10日，刘强的征婚广告在《南方周末》刊登，结果应者云集。何鑫回忆说：“那是个重磅炸弹。”

当时他认识这位富豪已有两年，后者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性格质朴，实力很强。刘强算得上是中国经济转型期中不辞辛苦、抓住机会的典型人物之一，早年身份低微，白手起家，即便当上了老板，仍有10年时间像普通业务员一样辛苦奔波，直到如今成为上海市的显贵之一。

26岁时，刘强遇到了前妻。当时他患了重感冒，一个女同事给他煮了一碗汤，因此他哭了，不久娶了她。她皮肤很白，是个高个儿。如今，他仍然对当年那种受到照顾的感觉难以忘怀。

在与应征女孩见面时，他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回家的时候很累，你会不会给我洗脚？”

回答总是善解人意的：会。只有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女孩的回答比较傲气。她“高雅漂亮”，说自己家境优越，从小就受照顾，要洗脚可以，不过得是你给我洗。这个回答在千篇一律的答案中脱颖而出，给刘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不过，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她，原因恰恰是“太有个性”。

离婚后，刘强很憔悴，瘦了20斤。这使得何鑫对其有种隐约的同情之心。他觉得，刘强是3个征婚人里面最靠谱的一个。“他很注重家庭，”他说，“确实是想找个老婆，不是找装饰品。”

这位42岁的富豪信不过婚姻中介机构，想进行广告征婚，又有两种担心：一是怕人不相信，二是怕身份暴露。他觉得律师的参与恰好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何鑫的机会也就由此出现了。

“当时很多成熟的律师拒绝了这个富豪，因为这个事儿跟律师的本行好像不搭界。”他说。他却对刘强表示，自己愿意试试。与应征的女孩们一样，他相信，最重要的事就在于不要放过机会。

二

这个金钱世界自有它特殊的伦理道德。2005年9在全国各城市报刊和网络上刊登广告的富豪张皓（化名）就认为，贪图金钱是人性中再正常不过的部分，完全不应该受到什么谴责。他不在乎给人留下以财富来诱惑女孩的印象，主动要求在广告照片中的玫瑰花上镶嵌上钻石。“这边儿来一条龙，那边儿来一条凤。”他一度指令说。把广告弄得富贵一点儿，他觉得更切合主题。

在广告中，他要求应征的女孩“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不过这并不是不对等的要求，他甚至想在广告文案中加上一条郑重声明：一旦结婚，就把自己财产的一半归入被选中的女孩的名下。

幕僚们阻止了这个想法，因为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实在是价值连城。实际上，这位主营建筑材料的32岁的征婚人的资产并不只有广告上所说的“亿万”级别，而是达到了10亿元以上。

“这个富豪最任性。”何鑫说。张皓年轻帅气，是家族中的第二代企业家，事业发轫之初就已继承了千万资产，不过他更在乎的是他把它翻了多少番，因此极度自信，甚至颇有骄狂之态。在自己的企业王国中，他是上帝一般的人物，整个策划团队的反对往往都无法动摇他的决定，甚至于在有些时候，幕僚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反衬他的过人天赋。这位钻石王老五想得到的不仅是他需要的，还是上天恩宠的礼物，未婚妻对他来说，必然不无某种奢侈的点缀的意味。

他需要一个真正的王妃，而非一般所言的“合适的对象”。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手段并不重要。在女孩们的嗓音中，他也听到了金钱的美妙歌声，不过他并不在乎。他相信公平贸易的道德，多过相信约束人性的道德。

“我从来不怕女孩图我的钱。她们不就是喜欢印钞机吗？”他说，“正好，我就是印钞机。”

这种道德恰好也是一部分应征女孩的信仰。在周当娜（化名）看来，“爱情”这一概念的虚幻性反而是应该予以谴责的。这位眼睛很大、嘴唇丰满、有点儿像舒琪的23岁上海美女说：“爱情养不活任何人，是不是？在这个时代再说过去的那些老观念，我觉得就是骗人了。”

在性与传统道德的对峙中，这些女孩是保守的一元，但在金钱与传统道德的冲突方面，她们则站在前卫的一端。

另一位女孩，大连的大学生李媛（化名），明确地表示自己应征就是为了钱。对她来说，这种动力类似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应激反应”——传统观念在周围人群中的土崩瓦解，使她受到了某种刺激。

在学校里，一些同学在傍大款，这一度让她觉得可笑。“她们跟爸爸年纪一样大的人接吻，不会恶心吗？”不过，这一年来，由大一升上大二之后，她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那些女孩。她突然“长大”了，去年她还只知道上学，不知道钱为何物，可是今年就觉得它特别特别重要。

“21岁，我觉得自己就对社会丧失了热情。”她笑着说。目睹周围的人群生态，让她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牢靠。她承认，自己正在成为一个潜在的拜金女郎，只有金钱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

这种心态跟医疗保险制度有关，因为她担心父母一旦生病没钱医治；跟大学教育有关，因为她觉得没有从中学到安身立命的本事；更跟当代风俗有关，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不就是这样吗？”

在周当娜看来，富豪征婚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易。“他花了钱，当然就可以说是用‘买’的了，确实做得很商业化。”

只不过，女孩们大多相信，在交易过后同样可以琴瑟和谐。在她们她看来，当代的男女之情并非稀缺资源，而且非常难以信任，因此“跟谁都一样”。好几个女孩都举出了王菲和陶晶莹的名言作为佐证：找帅的被甩，找不帅的也被甩，为什么不找个帅的？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周当娜悲观地说，“嫁给普通人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嫁给有钱人至少可以得到钱。”

让她觉得郁闷的是，尽管自认非常出色，她甚至连见到那位征婚富豪本人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张皓确如何鑫所说，非常“任性”，一度对周当娜的美貌和才气颇为赞美，随后就抛诸脑后。事实上，他不惜花费300万元征婚，最终却只接见了一个北京女孩，就立刻结束了整个活动。

“这个女孩好，就是她了。”在征婚过程中，他不只一次看到某个女孩的照片就发出这句指令，令何鑫感到莫衷一是。可是只是在不久前见到那个北京的女孩时，这句话才真正算数。

这个未被透露姓名的女孩是个刚上大二的小明星，此前张皓亦曾在多部电视剧中欣赏过她的表演。在何鑫看来，这个女孩的名气蛮大，因为他觉得“将来她结婚的时候肯定会有非常多的报道，身份暴露不暴露就难说了。”

周当娜得到的答复是，她的皮肤不够白。皮肤白皙的周当娜很气愤：“再白还能白到哪里去？”

由于代沟的关系，在心底里，有些女孩们其实对富豪们并不买帐。如今好几个女孩都表示，自己是处女，但这并不等于富豪们所说的“忠贞”。她们说，自己之所以仍是处女，并不是因为抵触婚前性行为，而是因为机缘凑巧而已。周当娜觉得，富豪要求对方是处女可以理解，不过没什么必要。

李媛甚至觉得，这完全是过分的、可耻的要求。“如果我见到这个富豪的话，我会立刻告诉他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我符合要求，你看看行不行？第二句话是，你要求什么处女，你太无聊了。”

三

富豪们确实是在千挑万选，不过最终的选择又有很明显的偶然色彩。2004年，何鑫给当年征婚的富豪郭胜（化名）推荐了好几个女孩，“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好”，可是郭胜全不欣赏。

第一个女孩长得很像张柏芝，是上海某艺术院校的学生，看上去很文静。不过郭胜自己看出了问题。当时他们在一家高档酒店里见面，他发现这个女孩点饮料时很熟练，服务员还过来打招呼，“某小姐您又来啦。”看来是常出来玩的。第二个女孩皮肤白，1米73，胸部丰满，完全符合郭胜的趣味，可是他又觉得她的占有欲太强。还有一个花式游泳运动员，古铜色的皮肤，1.7米，胸大，在何鑫看来，外在条件最好。可是郭胜只喜欢白的。还有一个世界小姐，“太漂亮了”，是母亲领着来的。何鑫向郭胜推荐，后者一听是世界小姐，马上没了兴趣。

在2000多名应征者中，郭胜面见了50多人，是何鑫经历的3次征婚中面见数量最多的一次。令何鑫苦恼的问题是：在老板口中，哪个女孩都行，又哪个都不行，他到底要什么样的呢？

这位富豪当时32岁，硕士学位，是一家食品连锁企业的老板。在3位富豪中，他与人们印象中的征婚者最为接近——在与女性交往方面，确实并不擅长。多年以来他一直给人以工作狂的印象，差不多以赚钱为唯一乐趣。每次与女孩见面，他总要征求何鑫和他的女友的意见：戴什么领带合适？他向他们打听什么型号的手机最时髦，因为他自己的手机非常廉价而且已经用了两年多。别的富豪会把面见女孩的地点选择在有情调的饭店，他却像请客户一样请女孩吃鱼翅鲍鱼。

这位富豪相当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性，只想要一个最传统的妻子。他的广告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特地声明谢绝8种女孩应征，其中包括下半身写作的美女作家、事业型的女强人等等。

最终，出乎所有随从的意料之外，他选中了一个在重庆读大三的女孩。当时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专门带着何鑫等人在全国各个城市“巡行审查”。在成都，这个重庆女孩发来短信，郭胜立刻退掉返回上海的机票赶往重庆。在酒店里共进午餐时，何鑫意识到，漫长的选妃之旅终于快结束了。

面对那个看不去并不特别出色的女孩，挑剔的富豪终于产生了化学反应，他的手开始抖，说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如今，他们已有结婚计划。按照何鑫的描述，这位亿万富豪的待嫁新娘“皮肤白，身材好，长相不难看。”

最重要的是，她很“懂事”。初次见面，她就对郭胜表示自己是百分百的处女：“一定要做体检，医生由你来选。”她理解对方的立场：“你可以同时跟几个女孩接触，既然是征婚就该多几种选择。”相处以后，她也体谅意中人的辛苦劳顿：“你这么累，不要来看我，我会去上海看你。”

让刘强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薛宝钗式的贤淑女性。在征婚活动全部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一度在两个上海女孩之间摇摆。两个女孩都很白，脸蛋都不错，胸部规模也都令人满意，又都与他的拥有两部汽车的5岁儿子相处甚欢。最终也许是虚荣心占了一点儿上风，他挑中了个子比较高的那个。

“征婚就是个挑选的过程，”何鑫说，“在富豪们的意识里，根本就不存在对方看不上自己的可能性。”

不过一物降一物，富家公子张皓的处处占上风的习惯，最终却受到了那个北京女孩的妈妈的挑战。虽然女儿才上大二，可是这位母亲关注富豪征婚事件已有三年。今年她终于感到时机成熟，因此给何鑫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对于此事志在必得，要求他们马上要北京来见她的女儿。何鑫立刻就拒绝了——第一次见到如此自信的要求，照片不发，名字不说，谁会去见？

“那好，”带着终有一天可以PK获胜的信心，这位母亲说，“等你们有了最中意的人选之后，我再联络你们。”

等到12月初，此次“选妃”进入了最后阶段，何鑫圈定的10多最终入围女孩的名单已经拟定。这位母亲终于再次露面了，电话中依然言语寥寥，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仅仅女儿的官方网站的地址。了解了对方的身份之后，张皓与北京女孩见了面。于是一切活动都结束了，那位母亲胜利了。

自己身在上海，竟然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让自负的周当娜很是恼火。她甚至表示自己感到被“玩弄”了一次，挺傻的，因此有了一点儿报复之意：“你觉得这样的活动，舆论是该支持还是该反对？我觉得负面报道应该多一点。为了他自己的事，影响了那么多女孩子的生活，最后他却不见了。他做得太高高在上了！”

她的妈妈也表示，这个富豪“太独裁了”。她抱怨的是，因为他的顽固，一向受到男性追捧的女儿突然间对自己很没信心。

另一个上海女孩，吴悦（化名）则表示，落选对自己没什么影响。“我参加征婚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是给他一个机会，不选我也许是他的损失。”她说，“一切都要看缘分，根本就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评判。”

关键是，道德已无特定的标准。让何鑫觉得有意思的是，在与应征女孩吃饭时，赚钱成痴的郭胜会向对方推荐自己看好的“投资项目”，而且现场计算投资回报率。实际上，对于何为高回报的投资，她们早已了然于胸，否则就不会与一个比自己大10多岁又不解风情的男人坐在一起吃饭了。

事过境迁，如今张茵终于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处女身对于自己的重大意义：“我们留着这个，不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吗？”在2003年，“卖个好价钱”，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嫁给刘强“叔叔”，住世贸滨江的豪华别墅，坐奔驰车，一顿饭花上5000多块，出入带着仆从，喝芝华士——掺绿茶的——生活之奢华，“像电视里看到的一样。”不过现实终归是现实，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孩并没有达成所愿。

如今，她再说类似的话，何鑫就制止她，因为她已经成了他的女友。她开始觉得律师也不错。

一堂法学课

撰文/谢丁

“孔子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 。“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给他一个人听。”

一

2003年的秋天，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自行车从万柳宿舍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我随意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地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在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觉得他仿佛只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地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地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地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地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突然，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二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六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19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在未名湖，他看见校卫队穿着老式的警察制服，骑着三轮摩托车狂奔，真是不可思议，那是在南京永远见不到的。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举办了十四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摄/康钦

这当然和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1]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有一次，赵晓力要借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图书馆的书被借走了。在借书卡上，他看见了李猛的名字和学号，找到社会学系的四十六楼宿舍。后来，他们和其他朋友组成了另外一个读福柯的小组。

有段时间，李猛去了香港三个月。那时他们正在一起读德里兹的《福柯》。那三个月，剩下的人感到很艰难。赵晓力说，从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上面，我们都比不了他。碰到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只有面面相觑。

这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三

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地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科斯和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地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2002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三年的老师。在给02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

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K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一百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一百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一百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 。“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给他一个人听。”

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

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地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

四

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地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副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擅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

但这是2003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20%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20%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40%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室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时，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地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五

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那时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五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2.4%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迟到了考场，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20世纪80、90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20%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却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份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天份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作出了“大学民主化”这个判断，然后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那现在怎么上课？”我问他。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在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2]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两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2.4%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六

时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课是下午三点，在三楼，一间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给大四学生开设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赵晓力负责讲后半学期，他安排阅读两本书，《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那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来。我旁边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财经》杂志，许多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前面两排座位，仍然是空着的。赵晓力穿着深蓝色毛衣和灰色夹克，仍是平头，但精神很多。讲台很宽敞，讲桌底下还藏着电脑，黑板上有大屏幕拉下来。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业，过时，却珍稀和昂贵。

课一开始，赵晓力就让一个学生到讲台做报告，可能是上堂课布置的作业。那是一个挺内向的学生，但赵晓力曾对我说，他现在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要被叫到一次。

学生的声音不大，赵晓力说话仿佛更严厉了一些。教室有了回音，或许是空间太大。整堂课，我们都没有再一行一行朗读文本。坐我身旁的一个学生甚至没有托克维尔的原著，我们共用着一本书。

大部分时间，底下鸦雀无声。偶尔传来电脑打字的声音，提醒我这是2008年。像四年前一样，我随着赵晓力平缓的声调，开始缓慢进入一个遥远的世界。当时是柏拉图，现在是托克维尔。仍然有一种魔力。几百米之遥的清华东门，是GOOGLE公司和IT人士聚集地。你会觉得那一切越来越远。直到下课铃声久违地响了起来。

这是两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赵晓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却没看见他的身影。几分钟后，在楼道的男厕所，我碰见他站在窗口前抽烟。走廊禁止吸烟。他仍望着窗外，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苏力，又名朱苏力，少年从军，后当过工人，1984年赴美留学，1992年回北大任教。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院长。

[2] 甘阳，1952年出生于沈阳，1985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中国1980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近年来致力于大学本科阶段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展，举办“通识教育讲习班”，并召集中国文化论坛年会。

艺术

艺术是一种真诚的欺骗
——艺术家王浪访谈

采访/黄安达；整理/周雅婷

当代艺术已经在形式上得到了解放，但却失去了意义。

天空很蓝，外面的小花园里立着几株光秃秃的树，依旧是一片冬天的景象。坐在王浪的工作室里，房间略简朴，却把我们与宋庄早春的寒冷隔绝开来。

我和作为艺术家的王浪早就相识，也尊敬他的艺术家品格。他告诉我，之所以放下油画，转去制作电脑虚拟图像，是为了探究现今的资讯环境中图像是如何被政治和商业等掌控的，这种掌控，正影响着我们的想法和视野，人们会因此变得盲目。王浪说：“有朋友质疑我的思考方式，但这本身无可置疑，只是它不符合我们生活中接收到的讯息。现在人们很少思考，大家都娱乐去了。”

王浪1968年出生于上海，有四年时间他一直在新疆放牧，后来又以雕刻家和壁画师的身份在庐山的寺庙中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上海，进入广告行业。“在新疆，我靠近自然，远离城市。生活如此简单，只有天，地，和自己。我深刻体验到了什么是生命，而寺庙的生活让我感受到心灵的生活。我开始学习东方哲学，把佛教当作一种人生观。从事广告则是再次投入社会。这些经历混杂在一起，奠定了我现在的思考方式。”

我注意到，王浪的作品很明显是有关社会议题，而非个人经验。“我认为艺术是一种自我表达和反应现实问题的手段。另外，这也和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关，现代派、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和后先锋派，当代艺术已经在形式上得到了解放，但却失去了意义，这个问题日渐普遍。我希望能重新赋予艺术以新的价值。对我来说，艺术不仅仅是自我感受的表达，更应该获得现实的意义。”

我们谈到了2007年后，他在作品中频繁使用的塑料袋，那是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后被普及使用的。“现在它无处不在，非人性化，也是实用主义的代表，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在《虚拟–飘》中想要传递这样一种轻盈、缺失控制的状态。流动的打工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几乎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塑料袋也代表了这个国家和现代文明未来的不确定性。”

《单向街》：《虚拟–飘》（Virtuality Floating）中的材料是否暗示新中国和旧社会体制的格格不入？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些什么？

王浪：之前，社会是封闭的，我们对世界其他部分的价值观缺乏认识，包括艺术。现在我们对此有了认识。但是就生活本身而言，我不认为我们获得了更多，甚或反而失去得更多。比如幸福感。物质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太阳，新鲜空气，但是由于繁忙的工作，我们没有时间去体验这些。我们赚了更多钱，却仿佛没活过，钱不能保障生活。用“失去”这个词并不准确——我们过去也未曾拥有，但是如今我们却渴望得到。这是一种观念，不管我们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单向街》：那我们现在更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吗？还是目前的状态无异于之前的每个时代？

王浪：今天，外部力量如同一只巨大的轮子，把每个人推进某种生活方式。现实和愿望常常不同。你开家公司，赚很多钱，但最终你失去了很多其他的。它从其他方面给你带来危机感。

《单向街》：我深深被《飘》打动。温家宝和农妇握手那张图片代表着中国农村的贫苦现实，彰显着人性，这是有所设计的吗？

王浪：是，这里面有我的理想，但有时，理想未必能实现。我一直希望作品中饱含人性。

《单向街》：你在早期的“工具摄影”（Implemental Photography）中，试图讨论无论是商业或者政治影像都具有欺骗性这样的主题。现在，你在《虚拟–新闻》（Virtuality News）中也探讨着类似的主题。那是否有“真实”存在？或者是“艺术真实”？或者所有的图像都具有欺骗性？

王浪：真实是相对的，要看历史语境。大多数人对于真实缺乏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有疑问，但很少有人能对此有清晰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个悲剧。艺术也是一种关于真实的谎言。蝴蝶越美丽，它就越具有蛊惑的魅力。人们很容易臣服于这类的谎言，所以他们也才成了那样。艺术需要谎言，它需要谎言，需要一个意象。但艺术是一种真诚的欺骗，因为这根植于理想。

《单向街》：你认为艺术家在当代的角色是什么？你为什么还在做艺术？你是否希望影响社会？

王浪：我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角色。然而，艺术不同于哲学或者政治，它自有其价值，那就是质疑、表达和探索。哲学和理性相关，而艺术表达情感。它可以理性，或者不理性，但最终它能让个人有表达的渠道，让社会存有独立的声音。即使不能改变什么，不被人看到，我仍然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有人哭，有人叫嚣，有人玩笑，这些都是表达，都可以看成是艺术。

《单向街》：你如何看待自己过去二十年逐渐变成艺术家的过程？你是否觉得，《虚拟》系列（Virtuality）作为艺术作品已经完成？

王浪：过去，艺术就是我的表达，从一些简单的冲动中生成，缺乏洞察；而现在，艺术成为一种工具，我仍在探索，尤其关注文字符号是如何被社会公共领域所征用的。我相信，对此会有更加清晰成熟的想法。

作品名称：Virtuality–Floating–A–8（虚拟–飘–A–8）
媒　　材：无酸相纸–（图片）
规格尺寸：120cm×178cm
版数限量：10+AP1张

作品名称：Virtuality–Floating–A–9（虚拟–飘–A–9）
媒　　材：无酸相纸–（图片）
规格尺寸：120cm×178cm
版数限量：10+AP1张

作品名称：Virtuality–Floating–A–4（虚拟–飘–A–4）
媒　　材：无酸相纸–（图片）
规格尺寸：120cm×178cm
版数限量：10+AP1张

作品名称：Virtuality–Floating–A–1（虚拟–飘–A–1）
媒　　材：无酸相纸–（图片）
规格尺寸：120cm×178cm
版数限量：10+AP1张

随笔

埋伏在血液里

文/陈芳明

李敖的文字使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内心竟埋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浓稠滚烫的岩浆早已在血管里急速流窜。我必须承认，没有经过李敖的点拨，我的身体可能会变成死火山也未可知。

一

到如今血液里仍埋伏着叛逆之火，烧完了青春，烧完了中年，剩下的余烬微温还可拿来暖和向晚的岁月。

曾经是一位怯懦退缩、优柔寡断的少年，有一天竟然被锻造出粗壮的意志，于今想来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种转变当然极其冗长缓慢，但我相信生命里总有一个起点。每当追问自己的精神转折时，20世纪60年代的窒闷气息不觉又回到复杂的记忆，心情顿时又落入灰暗、闭锁、不快的氛围。就像里尔克诗里的那只豹，焦躁地来回走动，定睛望着栅栏外那可疑的世界。

抑郁的年代悠长且难耐，侥幸还有一丝稀薄的空气微微流动。藉助那罕有的呼吸空间，青春得以存活下来，叛逆的情绪也跟着引燃起来。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青年大多会同意，不绝如缕的一丝空气应该是吹拂自一个书香圣地与一位传说人物。如果有人提起，那一定是属于一个世代所共同怀念的文星书店，以及书店的旗手李敖。

作为一个旗手，李敖是我那个时代的一种愿望，一种行动，一种叛逆的象征。他的叛逆带有桀傲不驯的架势，也具有雄厚的历史知识训练。患有健忘症的台湾社会，似乎已经拭去当年他曾经开拓言论版图的记忆，甚至也遗忘他为这样的行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他的形象，以及他的文字，在我青春灵魂镂刻下来的印记，是不可能轻易忘怀。

李敖大我十二岁，同样属猪，是我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前辈。1965年我到达台北读书时，他的名声已在朋辈之间广泛传诵，几乎可以用满城风声来形容。年龄的迟到，注定我必须错过许多热闹的事件。带着落后的心情，纵然只是抓到历史的尾巴，我似乎能够理解李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时代绝情地对他关闭时，我确切知道，他仍然走在历史的最前端。他的背影，引导我走到一个思想的路口。

时代轰然关闭的，是李敖主编的惹人议论的刊物《文星》，以及他坐镇的城堡文星书店。我在那年9月就读辅大历史系，常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为的是补修错过的功课。我总是请求图书馆员取出过期的《文星》，让我坐在黄昏的落地窗前阅读，直到夜晚的来到。在高中时，我仅沉迷在文学读物，从未有机会接触如此丰富的杂志。每期封面标榜的“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的杂志，确实尽职地开启我的眼界。在思想上，我从《文星》初识了自由主义。在生活上，我第一次感知台湾社会的存在。在艺术上，我领受了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暗潮汹涌。从南部小镇北上的青年，终于走上通往生命启蒙的道路，正是在捧读《文星》的时刻默默发生。

李敖以一个灼热灵魂的姿态进驻到我的思考。什么叫做生命追求，什么叫做心灵开放，都成为我日后汲取知识过程中的偏爱。有一种驱力不断在我体内膨胀翻滚，那时候并未察觉，自己的人格与性格已开始接受前所未有的改造。在李敖身上，我着迷的并不止于雄辩的文字，而是更加醉心于他坚持的自由主义精神。这是我思想成长的一个断裂点，是我与年少时期正式挥别的时刻。在此之前，我的身体带着沉重的枷锁，驯服地听命于所谓党国的制式教育。李敖的文字使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内心竟埋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浓稠滚烫的岩浆早已在血管里急速流窜。我必须承认，没有经过李敖的点拨，我的身体可能会变成死火山也未可知。表面静止，内心躁动的我，一直在寻找恰当时机与恰当出口。我终于引信爆发时，已是在十余年后远离台湾的异域。回望台湾时，我的行动证明已是迟到的。

李敖是一位勇者，也是强者。他不曾等待，而是勇于创造时机，也勇于开辟出口。自由主义传统在台湾有一段相当挫折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威权体制过于傲慢，而知识分子过于脆弱。这种脆弱，并不能完全苛责知识分子，毕竟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必须依赖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改革意愿强烈的中产阶级。国民党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台湾如入无人之境，就因为从未遭遇来自中产阶级的抗拒与要求。李敖在中产阶级还未成熟、资本主义犹在萌芽的时刻，就以具体行动向国民党挑战。这位孤独的战士，应该已经预见一个困难的命运正张开双手迎接。

整个世代的知识分子都热着心肠看他表演，却没有人鼓起勇气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识分子还更具批判力道，并且更为激进坚强。我在1965年12月阅读第98期的《文星》时，竟然可以感受自己的心跳特别剧烈，血液似乎也到达沸点。那时，李敖所写的《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正捧在我的手上。一位18岁的青年，可能还没有足够知识经验去判断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但是却清楚可以读出李敖在写下那篇声明的字字句句，简直是一记一记铁槌击打在沉默无声的台湾社会。

李敖的自由主义思考，无疑是来自胡适的启蒙。但是，他的行动格局，胡适是无法相互比拼。他们没有任何师徒关系，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却共同承担一个畸形的政治体制。同样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胡适终其一生都与当权者保持密切往来，李敖则选择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宿命，无论立场如何不同，最后都无法遁逃权力的压制。胡适过于贴近国民党，在寂寞的晚年，精神上形同缴械。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突破，反而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妥协哲学。在五四时期争取个人自由解放的胡适，受到国民党的羞辱、扭曲、伤害，最后被迫隐身没入历史地平线。李敖前进的方向，全然与胡适背道而驰。他拒绝容忍，当然也不甘沉默。在党禁报禁的高度思想检查时代，知识分子都宁可闭门读书，唯李敖毅然开门迎战。对手无寸铁的书生，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过监视、囚禁、扑杀的机会，何况是面对倨傲挑战的知识分子如李敖者。在30岁以后，李敖的命运变得悲凉而悲怆。

二

在正确的年代做错误的事，或在错误的年代做正确的事，基本上都带有悲剧性格。李敖的行动，远远走在时代之前。因此，他的实践全然不能以正确或错误来评断，较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他从来所做的事都属于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他所处的时代，也不能说正确或错误，只能说他的生命情调与行事格调全然不合时宜（out of place）。

第一次我从海外回到台湾，是在1989年夏天。李敖54岁，我42岁。阔别这么久之后，旧时的友情已是荡然无存。作为异议分子所得到的待遇，唯我存心了然。那个夏天我去拜访李敖，更可理解他这辈子在台湾所尝到的荒芜与孤寂。住在城市高楼的李敖，行迹近乎隐居，但是他的社会介入却比许多知识分子还来得深刻。

他看来是从容自在，时间与苦难未尝在他的前额留下丝毫痕迹。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谈话相当谦和有度，与他犀利的文字判若两人。留存在我内心的20世纪60年代李敖形象，与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主人似乎衔接不起来。那年文星书店被迫关闭之前，几乎台北的青年学生都鼓勇而出，为的是抢购最后库存的《文星丛刊》，也为的是对这样标记着自由主义精神的城堡致敬。书店橱窗张贴着标语：“酒店关门我就走”，语意非常不明，却隐约带有一份挥别时的潇洒。在特务鹰犬的环伺下，一个面临关闭命运的书店，还能保持如此云淡风轻，大概也只有李敖做得到。

《文星丛刊》是我那世代的风尚。就像现在青年每人手持一支手机，当年人手一册阅读李敖主编的杂志与丛刊，也是一种时代的仪式。丛刊的个性，其实就是李敖的个性，宽容，开放，但不失批判精神。在我知识追求的旅途中，许多初识的作者都是在《文星丛刊》遇见。不管是杂志还是丛刊，开启了我历史教育之外的现实视野。集合了阵容整齐的作者，建构了封闭年代的最佳心灵，非李敖莫办。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大旗下，无数在日后被视为经典的作者、诗人、舞者、音乐家、画家，都通过了文星这道闸门。在那样的行列里，李敖的实践与行动，无需援引抽象理论，就全然是自由主义者的格局。

李敖的言论最能检验那个时代当权者能够忍受的程度。他的冲决网罗，并非只是在求得个人思想的解放，也是在护航整个社会求得心灵的释放。我从未标榜他是英雄人物，但是从大学时代到研究所时期，他的文字隐然在为我定制一个指针：任何文字不能引起议论或争论，就不足以干涉政治气候。李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共同故事；李敖的结局，也是一个历史的共同结局。处心积虑要终结他言论的愚蠢统治者，能够想出的聪明手段，便是诉诸冤狱来消音。羞辱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才能抬高国民党的统治性格，这是台湾历史的战后命运。

李敖坐牢，是整个世代思想坐牢的缩影。每思及此，我总是感到气愤心痛，以至不知如何自处。我后来阅读《李敖回忆录》，才得以窥见他在狱中遭到的凌辱刑求。那种失去理性的虐刑，正好反映统治本质的丑陋与野蛮。读了他充满人性的文字，才觉悟到他曾经也有过坚强与脆弱的时刻：“……在多少个子夜，多少个晦冥，多少个‘昏黑日午’，我噙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他写下这段令人不能卒读的字句时，国民党正处于崩溃前夜。

我去拜访李敖，绝对是为了向这位重新站起来的自由主义者致敬。我有太多的理由，必须交代清楚。李敖坐牢时期，正是我远离台湾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党外民主运动臻于高潮阶段之际，我常会假想，如果李敖没有缺席，会不会使民主言论更具活泼精彩？这是没有答案的提问。不过，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狱后，就立即与党外杂志结盟，造成的气势令人瞠目。

我那时正自我囚禁在洛杉矶主编《美丽岛周报》，远隔海洋，居然也可以感受到他擘造的风云飘海而来。受尽屈辱的李敖重出江湖，不带任何血迹泪痕，也完全不浪费丝毫时间，就立刻提笔与国民党决战。他的姿态好像只是远游归来，轻掸衣袖上的尘土之后，又开始埋首工作。曾经落在他肉体与心灵的每一道残忍鞭笞，现在都折算成顽强的字字句句予以还击。自由主义者的甜蜜复仇，绝对不是庸俗的以牙还牙，而是以漂亮的言论创造更丰饶的自由。

他的文字是时事的，也是史诗的。十年软禁与监禁，并未使他的战斗意志稍退。为了使自由精神的气象更加开阔，他毫不避嫌与党外运动组成联合战线。他不是不知道党外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不理解运动阵营内部的恩怨情仇。但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李敖宁可超越自己所抱持的中国情怀，而伸出合作的手。在他身上，我真正体会了自由主义精神的高度与宽度。在洛杉矶时期，我每周都同时收到数份党外杂志，李敖的政论随处可见。注满血性的文字，再一次测试着威权体制在日薄西山时的忍受程度。在权力与文字的对比之下，前者是侏儒，后者是巨人；国民党果然流露衰老疲态，李敖反而变得无比苍劲。

从来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径行转载他的文字。在那段时期，国民党内部正陷于权力斗争的无政府状态，台湾社会也跟着落入失序脱序的情境，李敖的思考呈现得特别清晰。他每次出手，都能击中要害，又狠又准。他的战斗力量，强化了党外运动的气势。1982年发生了李师科抢劫银行的案子，警特单位一片慌乱，到处逮捕无辜百姓，既随意又恶意。一位寻常民众王迎先，竟至于遭到凌虐致死之后，李师科才落网。对这位抢劫犯，台湾媒体舆论无不鸣鼓攻击，毫不留情。李敖在这时候发表一篇文字〈为老兵李师科喊话〉，独排众议，写出流落在台湾退伍老兵的悲惨生涯。这篇政论透视了历史迷雾与政治迷障，为受尽权力欺凌的外省老兵吐出悲愤心声。丧失改革能力的国民党，当然也失去了历史反省能力；它唯一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方式，便是坐等着审判别人。我转载这篇文字时，引起海外读者的议论。我必须承认，李敖的政论是周报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离开洛杉矶后，开始为党外杂志撰稿，自然是效仿李敖的介入精神。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而选择自焚之前，我义务为他创办的《自由时代》系列刊物撰写政论，无非也是跟随李敖为自由主义传统辩护。我的文学启蒙始于现代诗的爱恋，从来没有预见自己竟会涉入政治运动，而且几乎已到达不归路的边境。这样的生命转折，当然有许多看不见的力量在推波助澜。在各种力量的冲激之间，使我感到甚至是骨髓也会产生颤栗的，无疑是来自李敖的文字。

李敖也许知道我在海外擅自转载他的文字，但我可以体会他的宽容与善意。我在1988年撰写《谢雪红传记》时，知道他手上拥有一册“法务部”缮写的《二二八史料》，那是属于内部流传的档案。我托人向他转达要求影印时，从未谋识的李敖，相当慷慨地把原版转赠给我，他反而留下影印本。他的豪华手笔，确实让我开了眼界。

我向他致敬的那个夏天，李敖已经和党外运动决裂。我去拜访他之前，许多朋友警告我必须慎防戒备。我第一次体会到在台湾交朋友竟然是如此辛苦，从而也理解到民主运动的格局变得如此狭窄。我所理解的民主运动，也就在于整顿威权体制在台湾人心灵遗留下来的扭曲与伤害。这样的历史巨创，却未在民主运动中得到治疗，反而习惯以扭曲的立场看待自由与民主。我受到的伤害完全不能与李敖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他的挫折感，我的体会日益加深。

三

如果活在一个健康的时代，李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家与思想家。就像殷海光[1]那样，也有可能成为上乘的哲学家。严酷的政治环境，却都把他们刺伤成为政论家。殷海光原是可以写出深刻的哲学作品，竟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年代，穷其一生致力于争取言论自由。李敖受到的伤害还更巨大，在他的生涯里台湾失去许多重要著作。年少时期就誓言写出《胡适评传》的他，缴出第一册之后，便被迫去开拓发言的空间。他的计划中，还有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工程犹待建构。在人格与人权彻底被剥夺之后，他不能不走上政治的道路。

我尊敬李敖，一如尊敬殷海光，因为对于自由的信念从未在生命里稍尝放弃。凡是他确切相信的，便舍身追求，不会因为时代的转变、政权的转移，立场就会动摇。李敖终于成为政治人物，应该是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他的内心深处，必然还活跃着一位思想家或历史家。以他的格局来判断，如果活在五四以后的中国，也许已经投入激烈的革命阵营。

看到他在电视主讲“笑傲江湖”时，我知道一位写历史的大师正在消失。如果像他那样颇具气势的写手，都选择了说历史的工作，我只能兴叹消费社会的吞噬力量是如此庞大。当他也被迫走入立法院的深门时，我更加能够认识台湾社会的不宽容。戒严体制已经瓦解，威权文化已经式微，民主开放的时代其实没有到来。我曾经天真地假想，政权更迭之后应该可以创造一个从容思考、从容写作的环境，李敖也能够回到书斋完成他的未完成。我的假想，全然出于一厢情愿。

20世纪80年代，李敖曾经为民主运动写过一篇文字《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鼓舞了许多充满政治憧憬的年轻世代。今天如果以这样的检验来衡量权力在握的民主运动者，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符合。20余年来，剩下的战斗者唯李敖一人。以统独立场来检验李敖，那是思想简单、思考慵懒的评断。以台湾之名，沦落至贪腐境地；以民主之名，伤害自由至深，反而比起国民党还不堪。

李敖的思想内容与自由精神，绝对属于台湾。当他站在北京演讲，以调侃嘲弄方式对共产体制批评时，自由主义者的气象在那时刻变得特别庄严。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是在台湾酿造。无论他同意或反对，我都觉得李敖是彻彻底底属于台湾。当他从中国回来时，还有人认为李敖已经老了。这自然是很可笑，那样批评的人其实从来都没有年轻过。惧于批判，怯于战斗，是没有资格年轻的。

我错过胡适的历史，却赶上李敖的时代，也就没有失去什么。在李敖的生命里，我见证无情的政治斤斧错乱地留下深刮的伤痕，由于至大且巨，那已不是一个世代能够轻易拭去。历史的力量不断把他推入政治场域，即使已过70，李敖还是被迫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台湾社会终于还是没有开辟一个环境，让思想家回到思想，让文学家回到文学。人文心灵的荒芜，使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都失去了意义。我在海外的黑夜里，曾经阅读李敖文字，久久不能成眠。如今回到台湾，李敖文字带给我的骚动，还是让我不能保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心情。历史是如此反复，政治是如此无常，当我看不到健康社会降临台湾时，叛逆之火依然埋伏在我的血液里。

摄/高远

[1]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团风县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师从金岳霖先生，并在西南联大、台湾大学任教。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为己任。著有《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钱是怎么回事？

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翻译/张璐诗

在历史长河中，金钱的败绩与其成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那只是金融创新之路上的一些插曲。然而这些插曲对于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毁灭性的。

一

历史学家艾伦·泰勒[1]说过，历史只是历史罢了。人们想要通过历史预测未来，甚至避免重犯过往的错误，这种想法根本是一种幻觉。尼埃尔·法古森的《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就是泰勒理论的简证。这本书原本是电视纪录片的文案，讲的是金融革命的历史。

法古森的确有些预知能力。2006年他就提出：好时光不会长久。是历史教训使法古森心怀警惕，认为过度依赖债券市场融资是十分危险的。2008年11月13日，他接受CNN采访时，发表了这么一番谈话：

“10年期国库债券中，国际债券市场能吸收多少？假如收益增长，政府举债的成本也会增长，局面就会随之螺旋式发展不可收拾……所以我们需要历史的视角。”

在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历史毫无借鉴作用，抑或未来就是历史的倒影——之间还存在合理的第三条路：正如其他过往的经验一样，历史能够给予我们“模糊”的认知，告诉我们人性深处中还有什么可能性。可是历史知识无法令我们预测今天这场金融危机何时发生，何时结束，会波及多少国家。最重要的是，历史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金钱？说到底，这是个道德问题。

《金钱的崛起》是一本好书，既表明了通过历史来理解当下事件的力量，也表现出了这一方法的弱点。叙述中充满细节，注释翔实，语言诙谐有趣，这位极富才华的历史学家没有令我们失望。法古森对金融极感兴趣，对这一领域了解良多，并将这种热忱传达给了读者。

书里的许多内容，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难免耳熟能详，可法古森有本事把无人不晓的和陌生难懂的例子混得有声有色，并以过人的技巧，把各项分散的枝节编织到一块儿。不少较为技术性的金融素材，法古森的处理也并没有删繁就简、将就初级读者之嫌。这本书可以说是高深学界融入大众路径的罕见读物。

二

法古森以金钱的起源开篇，并在接下去的章节中告诉读者，金钱如何在银行、债券、股权、保险市场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中自我繁殖，直到整个世界的经济成为查尔斯·莫里斯[2]所说的“倒金字塔，庞大的债务堆叠在日益狭窄的实物资产之上”。法古森反复提到，我们今天的繁荣富裕，更多是依赖金融而不是工业技术。在历史长河中，人类花了更多的精力来想法赚钱，而不是创造事物。就像吉本[3]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不是金钱刺激“人性当中的力量与热情”，社会不太可能走出“大荒蛮时代”。

金钱，像法古森所说的，不是一个物件，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当时间和空间开始介入物品交换——这发生于文明的开端——物物交换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了。农民等待收成的时候需要借钱过活；商人等待船只抵岸的时候也需要借入钱财；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借钱打仗。金钱的三种功能——作为交换手段、衡量单位与价值储存——成为购买与支付之间的桥梁。为了克服贵重金属运输的不便，汇票或借据很早就被用做债务的证明。

原始的银行，或者是保险存管处，也一定早就存在。“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语中的“banca”，意思是“条凳”，也就是中世纪的货币交换者做生意时坐着的地方。人们很快学会了把钱借贷出去，以收取利息。佛罗伦萨15世纪的美第奇家族，就是第一个著名的银行家家族。美第奇家族以买卖“债券”收取大笔利润，而债务则由资金紧缺的君主们承担。双方以借款书达成协议，规定借贷方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清款项。

当债券可以买卖时，债券市场就形成了。债券市场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金融市场，在18世纪的英格兰臻于完善；像罗斯柴尔德[4]这样的大银行、债券承销商，垄断着19世纪欧洲的金融市场。部分储备金体系也是很早就有的创举，1656年，瑞典的中央银行允许银行可以借出超过自身储蓄金额的款项——这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即“银行储户不大可能会贷一大笔款”。

法古森准确地指出，欧洲金融早期的成长，与其说来自商业的力量，不如说是来自国家的需求。这一论点，跟他早前的著作相似，都认为是国家政策决定了金融的发展，而不是金融发展决定了国家政策。这一点就颠覆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金融控制政府。罗斯柴尔德最初就是宫廷放债人，创建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主要是通过将政府债务转化成股票、独家发行纸币等途径，帮助政府聚敛打仗所需要的资金。

18世纪英格兰在全世界的崛起，正是基于英国政府有能力以比对手更低的利率借入大笔资金；因此，19世纪人们认为，要维持国家的信用，就是要平衡好政府的预算。到了20世纪，各国的民主政府急于扩大地产的所有权，最后导致房屋抵押贷款转化成了债券，卖到了全世界。

长期投资需要不一样的金融结构，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的发展以及股票市场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金融史上，有限责任公司是一项最伟大的创造，它允许个人将自己的资金投入某个特定公司，购买股票，与此同时，又保护这些股东，即使项目失败也不至于满盘皆输。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通过发行股票与债券的公司，在其200多年的历史中，平均算来，公司每年向其358位股东支付18%的利润。这家公司是具有特许权的垄断企业，而且有政府做后盾，这都是其优势。

三

法古森写道，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中，也曾有过巨大的泡沫和坍塌。其中部分是由不诚实的股份公司负责人引起的：比如在安然公司的肯尼斯·莱，在这之前，还有过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约翰·罗，后者的密西西比公司在1720年的破产曾引发很大的震动。很多诈骗巨头都是富有见地的出色人才，比如自杀于1932年的“瑞典火柴国王”艾华·克瑞格，只因想要拯救失误的大项目，才转向犯罪。这些诈骗巨头一般都能瞒得过去——在短期之内——原因就在于艾伦·格林斯潘所称的，对于投资者而言的“非理性繁荣”。

为什么股票市场如此轻浮短暂？法古森相信，这是因为股票市场相当于人类心理的镜子。就像灵长类哺乳动物里的“智人”，股票市场也会有低迷的时候，甚至会完全崩溃。但是希望——或者说是遗忘？——似乎永远能够打败那些失败的经验。

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但我得说，他缺少进一步的解释。

如法古森所说，波动是金融市场的固有特性，但糟糕的货币政策会使其雪上加霜。中央银行的创立，一部分因素正是用来阻止私人银行滥发钞票，并且扮演一个“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法古森认为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是由于不得力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利率如此之低，因而促成了一个巨大的股票市场泡沫，当泡沫破灭，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并没有向银行系统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可是这种“货币政策本身就足以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观点，在今天严酷的现实面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金钱发展的下一步，就是由保险市场来抵抗风险。法古森用了三个章节来讲这一点。保险的诞生有赖于18世纪法国的数学家，正是他们铺下了概率论的基石。这是指，假若我们能从过去的信息中得知某事发生的相对频率，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预测并且应对即将发生的风险。这一创见是在1743年，由苏格兰“寡妇基金会”的两位创始牧师提出。他们计算得出一个结果：用来创建该基金会的保险金，投资之后，足够保障受益人在她们丈夫死后的生活。

随着生活条件变得宽松，人们需要用更充分的保障去抵挡风险，因而保险与养老基金“将上升成为全球最大投资者之一——也就是今天垄断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所谓机构投资者”。

自19世纪末以来，政府日益承担了“保险”职能，通过税收体系向全社会人口提供社会保险与健康保险。这是因为私人保险公司未能覆盖所有人，相当多的人口未上保险、也不可能上保险。法古森出乎意料但又合乎情理地引用了日本、而不是德国或者英国作为例子，来阐明政府实际上是将风险国家化了——按法古森反复提到的理论，这说明了金融系统的发展，实际上都在为国家的军事需求服务。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福利不过是军事牺牲的一点回报，而这一点在日本尤其明显。

法古森的第三个例子来自智利。他曾说过智利是政府的社会保险回归到私人保险——尽管是强制性的——的国家。保守派不愿接受一个依赖税收的福利政府，他们认为，这样会使人们不愿储蓄，还剥夺了个人创造的利润。从1979年到1981年，深受弥尔顿·弗里德曼[5]和“芝加哥男孩”[6]影响的智利劳工部长皮涅拉，将智利繁重的养老金制度私营化。用皮涅拉的说法：“开始那个普遍的保险系统，只是变成了税收系统，今天缴的税今天花，而不是累积一笔基金以备未来之用。”

智利的改革鼓励工人退出来自税收的国家养老金系统，建立私人退休金账户，账户由政府许可的但互相竞争的养老基金管理，金额从工资中强制扣除。尽管大部分西方国家依然执着于单一保险人制度，但智利模式已被拉丁美洲的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广泛借鉴。虽然这种模式也有法古森所说的“黑暗面”——“抛下了一大批完全得不到养老金的人”——他还是明确赞同智利的改革，他还曾于第一时间奔赴圣地亚哥去搜集的第一手资料。看看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健康卫生法例，是追随欧洲模式——即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通过税收实施国家医疗制度——还是智利/新加坡的强制储蓄养老保险模式，会很有意思。

四

接下来，土地和楼房——或者现代语汇里的“房地产”——在金融（或经济）系统的发展中非常关键，因为“土地是跑不掉的，”很容易用来作为抵押和担保。抵押房产成为房主维持奢侈生活方式的方式，在一些理智的时代，也是房主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的方式。20世纪房产所有权的扩张，使得抵押债务大量增加，同时也刺激了债务向保险的转化。

法古森指出，房产“只有对于借给你钱的人来说，才是一项保障……而借钱的人唯一的保障是投资收益。”此话并不完全正确。贷款方的安全同样依赖于借贷人的收益，因为尽管土地“跑不掉”，但也可能失去其原先的价值，或者可能要让贷款方花很大的成本获得房产所有权，甚至无法获得。法古森应该讲一下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失误。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错误就在于将国家信誉建立在债务与房产的比率，而不是建立在债务与收益的比率之上。这样沙皇俄国就得到了最高的信用评级，因为尽管它的金融体系一片混乱，但是政府拥有最多的房产。基于这个评级，法国投资者疯狂抢购沙俄的债券。结果他们赔得精光，不是因为房产消失了，而是革命爆发，沙俄政府消失了。里昂信贷银行没有考虑“政治风险”。

如果放在现在，沙俄政府会被看做次级借贷人。但是今天仍然有许多资深的信用评级机构犯着和以前同样的错误。法古森也提出，许多次级借贷人都是少数族裔，那是否次级借贷人就是黑人的委婉称呼？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敦促银行放宽政策，鼓励人们贷款购房——比如说，贷款人无需提交所有的文件。而在过去十年内，买房的人的确大大增加了。这个泡沫在2007年终于破灭，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基金利率从1%调整到5.4%，银行提供给次级贷款人的诱人利率时代结束了。还款数目大大增加，许多人已经无法偿付了。

从这种种充满失控和欺诈的金融故事里，法古森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房地产所有权并非人们常说的“神奇子弹”。这是法古森对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7]理论做出批判的基点，后者认为，拉丁美洲的繁荣富裕之路，正在于保障土地私有权。“总之，那是土地房产和资本收益带来的非理性繁荣。”

法古森在最后一章“从帝国到中美国”令人信服地提出，正是中国人大量的储蓄投入美国国债，才使得格林斯潘能够维持那么久的低利率。在结尾处，法古森写道：

“中美国——中国加上美国——看起来是天作之合。东部储蓄，西部消费。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危险。中国的储蓄降低了美国的利率。中国的劳工降低了美国的人力成本。因此，借贷才会如此容易，公司盈利也会如此丰厚。多亏中美国，全球真实利率在过去十五年里比平均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一还要多；多亏中美国，美国公司在2006年的利润上涨幅度高于人均GDP的上涨幅度……

“中国借给美国越多，美国就越想借。换句话说，中美国是这一波借贷狂潮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对冲基金行业异常火爆的根本原因。同样，这也是2006年美国抵押信贷市场现金充溢的根本原因。”

五

在历史长河中，金钱的败绩与其成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那只是金融创新之路上的一些插曲。然而这些插曲对于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毁灭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8]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可以适用于法古森的讲述：

“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如果在暴风雨时节，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只要暴风雨过去，海洋就会再次平静下来，那他们的任务也太简单了。”

法古森当然看到了风暴，而且为此写作了精彩的篇章，但是他毫不怀疑，这样的旅程自有其价值。他笔下的“崛起”，更多的是指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必胜信念，而不是今天流行的对于市场表现的理性分析。同时，他也省去了金融戏剧中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试图保护民众免受金融贪欲之害，二者之间一直在进行不懈的争斗。

有趣的是，直到“后记”——以“金钱的衰落”为标题——法古森才认真谈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所赞颂的“金钱的崛起”，和金融的极端不稳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他简单地提及了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9]（还有凯恩斯）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风险指的是各种可能的后果都是确定的，但是不确定性则是无法度量和预测的可能性，比如战争。他也认为凯恩斯这个思路是对的，即投资者为了掩饰他们对未来的无知，会求助于惯例——最主要的惯例就是随大流。

但是他没能继续这些重要的见解。在我看来，“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分别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当前的危机非常重要，而且是理解整个金融历史中“过山车般的起落，泡沫与爆破，疯狂与恐慌，震惊与粉碎”的基本点。问题是，不论如何摊开来分析风险，未来都不可能被解析为可以测量的风险。这种幻觉会蒙蔽投资者，使他们看不到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世界有可能突然改变，把他们所有的计算归零。信贷高峰建立在房价始终上涨的信念之上，假如房价开始下跌，气球就戳破了。

法古森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是有缺陷的，但是他随即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死胡同，将金融演化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做了错误的类比。行为经济学宣称，我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源自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认为，金融也遵循“适者生存”的定律，这样，适合环境的公司就会生存，较弱的只好去撞墙——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因此，当金钱的崛起被描述为自然进程时，这种道德和哲学上的天真都令我吃惊。

我想，法古森的错误来源于对金钱功能的理解并不完整。很明显，金钱不只是交易的工具，它也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一种方法。凯恩斯问，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去“握有资金”而不是花掉？是的，这是因为信心不足、对未来没有把握，人们会想要延迟消费。凯恩斯写道：

“握住现金、储存财富的愿望，反映出我们对于自己的预测、对于未来都心存怀疑……可以说，那是我们深层的动机。钞票在手，可以抚慰我们的焦虑。”

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即使（温和的）在贬值的货币看起来也比其他资产“安全”。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没有能考虑金钱的这一面，是这本书一个缺失的维度。

法古森最终还是个历史学家。经济学对他影响过头了。在某些时候，许多历史学家觉得历史学的地位不如更精确、更工具的学科，那么，他也能“搞”经济学这一念头大概使历史学家觉得更加胸有成竹。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如此。

经济学是在数学的形式之下，提供了关于社会的独特视角。而对于数学家来说，社会是一个有缺陷的市场。它还有他缺点，比如，资源配置不够有效，市场选择的信息也不够充分。

这种观点很有欺骗性，但也很有力量，它认为缺憾背后存在着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完全可以被预知，也完全可以被把握。数学家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继承者，而受到数学驱使的金融创新者则是随从。哲学家们曾经试图设计人类乌托邦，早期经济学家也跟着效仿。凯恩斯可能是最后一个痴迷于建立乌托邦的经济学家。在他的随笔《给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1930年）中，他期待那样一个时代：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是一个富足和安逸的时代，人们可以在其间培养生活的艺术。

然而，凯恩斯的孙辈们正在面临大萧条的轮回，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了新的“新政”。过去的一年内，美国政府已经投入了7.8万亿美元进行金融援助，现在它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奥巴马承诺说，会帮助那些失去了抵押房产和工作的人们，他也发誓会限制此前的信用松弛政策。在还没有找到经济理论的基本方向的时候，这些政策也许会帮助我们保证这一点：金钱的崛起并不会导致人类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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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一书由尼埃尔·法古森著。

[1] 艾伦·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20世纪最著名及最具争议性的英国历史学家，1961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至今仍引起不少争论。

[2] 查尔斯·R·莫里斯，美国著名的律师、银行家，2005年即预测到2008年波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出版有《美国的天主教》《金钱、贪欲和风险》，并在《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

[3]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4] 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欧洲及至全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发迹于十九世纪初，创始人是梅耶·A·鲍尔（Mayer Amschel Bauer），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先后在法兰克福、巴黎、维也纳等地开设银行，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金融王国，时至今日，世界主要黄金市场仍由该家族控制。

[5]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6] 1955～1964年，一群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学习，受教于弗德里曼，并在回智利后进入政府各部门，实践弗德里曼所倡导的自由市场观念，史称“芝加哥男孩”。

[7]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鲁经济学家，被《时代》和《福布斯》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为全球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他组建的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人》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智囊团”之一。

[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被喻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9] 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1885～1972），美国经济学家，20世纪的经济学巨擘之一，通过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和描述，较为完整地把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呈现于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中。

从“爱拼才会赢”到“诞生”
——一个录音带世代的告白

文/张钊维

听录音带长大的我们，彷佛就像录音带本身一样，注定是个过渡性的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出路，那就是，在不断担心自己不够聪明的惶惑当中，还奋力保留着去探索那些被遗弃之问题的内在动力。

一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 词曲／陈百潭

牛年春节假期，与家人驱车同游山东齐鲁故地。在济南过夜的最后一晚，我们摸索着来到千佛山下，看到街头转角处一家装潢雅致的小茶馆，可以品尝当地的菜肴，于是推门进去。迎面而来的，一方面是老板亲切的招呼，另一方面，却是熟悉不过的台湾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只不过，在这里听到的，是已经改编成胡琴箫笛的演奏版本；尽管不是原唱，但却再次让我领教到这首歌的无远弗届。

通常，我是在KTV包厢或是企业主们会餐的酒酣耳热当中，才会听到这首歌；它诞生于1987年，那一年我大三，宿舍书架上摆的录音带是罗大佑、齐豫、郑怡跟莫扎特。卡式录音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盛行于80年代，这恰恰是台湾所谓五年级世代（60后）从初中到大学的成长阶段，也是台湾的通俗音乐经历了民歌运动的革命，走向以滚石与飞碟两大唱片公司为主导的华人流行歌曲全盛期。

那一年，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变化正在进行。在内外的压力下，蒋经国决定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并且允许让当年跟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可以到大陆去探亲；这一年的年底，刚刚满一岁的民主进步党议员在一次重要的集会场合举起白布条喧哗闹场，要求全面改选从大陆来台的国会议员，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强睁着为白内障所苦的双眼，在台上看着这一幕。一个月后，他去世；而“国会全面改选”就成为接下来台湾政治反对运动进行动员的主轴。

这是改朝换代的先声。

此刻，不仅在政治上展开了长期的朝野对抗，在社会基层组织上，劳工、农民、老兵、妇女、环保等等的反抗呼声不断，在文化上，小剧场运动、新电影运动、文化评论与行为艺术取代了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在日渐开放的电子与平面媒体当中，包括地下刊物，我们不断受到这类信息的冲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大专青年写作协会（由官方支持成立的高校文学社团跨校联合组织）的社团领导人年会上，来自香港的“进念二十面体”演员作为特邀嘉宾，从观众席中突然现身，迳自走向舞台，即席演出一段打破镜框舞台的前卫独白剧，台下满脑子“春天走过”、“达达的马蹄”或是李杜王白的观众被弄得一头雾水，晕忽忽地搞不清楚状况。

作为台湾“二战”之后，“解严”之前的最后一代文艺小青年，我们其实都还深受某种古典精神的影响，即便那只是半调子。我们先后受到台湾现代派与乡土文学的洗礼，然后在极其有限的中国近代史与台湾史知识底下，关注当时每年五月四日报纸副刊上依然行礼如仪的纪念专文（要很久之后，我们才会清楚当中有多少阉割痕迹），“起来啊，中国的脊梁！”这样的标题警句烙在脑袋里；同时阅读金耀基[1]的《大学之理念》，想象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精神文明摇篮的知识与智慧殿堂里。而在时代快速的变幻中，我们也经由私底下的传阅与地下出版，开始注意北岛、顾城、杨炼、钟阿城，乃至初出茅庐的张艺谋、陈凯歌与田壮壮，以及一切曾经受到党国压制的作品，包括鲁迅、钱锺书、沈从文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我们还多少抱有“澄清天下”的志向，虽然多半是清谈；我们相信文化艺术比政治重要，更比做生意重要，虽然现实发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这一年，台湾的股票市场开始了长期的牛市长征，房地产也水涨船高，终至酿成两年之后的股市上万点，以及无壳蜗牛抗议房价过高的万人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另一方面，在后来成为台湾经济命脉的高科技产业，也在此时进入国际化的轨道；宏碁开始启用后来走遍全球的ACER标志；同时，不久将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业代工龙头之一的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开始设厂投产；而许多的鞋厂、纺织厂与电子厂，已经前往珠三角投石问路，包括以射出成形模具起家、当时还不太引人注意的鸿海郭台铭；他们将携手港商，为十年以后中国大陆之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

然而，文艺青年们不会注意这些影响后来社会发展的蛛丝马迹。他们也不太会注意到，身边有些同学对炒股比对念书来得有兴趣；他们没有摆开上个世代对知识分子的传统定义与自我期许，他们认为罗大佑与李宗盛比起王杰、齐秦，更值得欣赏；虽然后两者卖得更好。

是的。特别是罗大佑。

摄/李来强

二

聪明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潇洒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疯狂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多情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

《诞生》　词曲／罗大佑

《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的开卷偈《诞生》，对我来说犹如天启，由一个身穿黑皮衣、戴着墨镜的卷发黑天使，声音沙哑、面无表情地在我的第一台手提录音机里反复不断宣读。我们的青春，大多浸染在这样的黑色漩涡里，渗入骨髓，从而成为自己内在精神状态的一部分；于是，我们有过多的问号，以及用来放进一切为我们所质疑之事物的括号与引号，间或夹杂一些蝌蚪状的惊叹号，以作为某种姿态；但我们缺乏那些足以一锤定天下的句号，甚至也缺乏为自己留下转圜反思空间的“……”——删节号。

我曾把我们这一代比拟成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后一批贡生——已经浸染了“旧时代”的气味，但又匆忙剪了辫子想要赶上“新时代”的最后一节车厢。究竟，我们是处在什么境地底下的一批人？在不断往前疾驶的嘈杂列车上，没有人想要问个清楚。我们是经历解构的一代，但还不是建构的一代；时代列车的方向盘，并不在我们手上。

那些我们不特别注意的，制造业、股市、房地产的浪潮，他们是如此坚定而准确。他们并不在意罗大佑或其他什么进步文艺，他们的精神原乡是打拼、是白手起家、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心底回荡的是“爱拼才会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们把这首歌带向所有工厂与加工区云集的地方，甚至，还成为中国女排的主题曲。

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爱拼才会赢”其实是华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美所发起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浪潮底下，必然要产生的心理状态与文化表征。战后因为依附美国而起步的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中发展出独步全球的加工出口区以及来料加工业务，电子业、纺织业、塑料产业等等带动了台湾经济的成长，也培养了战后第一代的中产阶级。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到达瓶颈、面临转型，而中产阶级社会也趋于成熟，要求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与此同时，世界也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对资本主义来说，出现了非殖民主义的庞大廉价劳动力与潜在市场；而当时刚刚上台的里根与撒切尔联手扬弃了西方行之多年的凯恩斯计划经济思想，转而拥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主张，随之举起了全球化的大旗；而东欧的颜色革命，跟英美世界的谋略布局，恰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于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台湾制造业带着来自美国日本等跨国企业所提供的订单，前仆后继地西进大陆，专心致志地钻营代工制造的各种经营技巧与技术手段。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就在这时提出他著名的“老二哲学”，亦即，不要跟美国企业抢占市场当龙头老大，或者是，好好做好代工本分，不要想太多自创品牌，更别想要争夺制定技术规格与市场规则的制高点。当好老二，亦步亦趋跟紧老大的脚步，随时提供老大所需，这是加工出口业者的本分。

三

人生　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　有时落

好运　坏运

总是要按本分来行

《爱拼才会赢》　词曲／陈百潭

时序进入1990年，随着制造业的外移，台湾岛内的转型也如火如荼。在自由化的大旗底下，过去庞大的公营事业被私有化，许多任务人下岗；政治开放了、媒体开放了、银行开放了、设立大学的门槛也降低了。不久之后，台湾就成为全世界银行、大学、政党、电视频道、SNG现场直播车、便利商店以及现金卡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商业化的逻辑与本土化的意识型态压倒一切。而脱离了文青与愤青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也跟着开始思考关于文化与商业结合的诸般命题。

那么，罗大佑呢？李宗盛呢？那个培育出如此众多创作歌手而被我们所关注、所爱戴的滚石唱片呢？当“爱拼才会赢”唱响两岸的时候，当原唱歌手叶启田当选立法委员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

那时，罗大佑在盛名的高峰猝然离开台湾，留下一本《昨日遗书》而远走他乡，20世纪90年代初，落脚在香港，过去的黑色如今一身纯白；而李宗盛当上了滚石唱片的总监，制作出一张又一张破百万张的专辑，进而让滚石往东亚各地进行布局，分公司遍及东京、首尔、香港、上海、北京、新加坡……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

我们该欢呼这个文化荣景的来临：一个跨越华人社会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流行音乐王国，俨然成形；70年代由台湾发出的“唱自己的歌”的理想，将得到进一步的实践与放大……

然而，当滚石唱片开始推出青春偶像、少男少女组合，开始为香港来的天王天后们量身订做剪裁合适宜人的歌词、旋律与节奏，开始为形形色色媒体的报导需求打造各种眩目夺人的广告包装，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滚石，那个强调内在自发的创作、强调与社会脉动共呼吸、能够与听众分享深刻具体的生活与情感经验的滚石，以及那个创作先行、企划随后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已是企划指挥创作、市场决定品味。我是该怅然若失，还是该为这样的突破与发展鼓掌叫好？这个问题，让我寻思了很久。

在当时，正在起步中的地下音乐与独立音乐圈子，对于主流唱片公司的现象与作法是迭加批评的；论者经常诘之以“媚俗”，并批判商业化、消费化的主流逻辑。我有时候也作如是想，但继而又思及，在全球化浪潮的笼罩之下，一支可口可乐瓶都可能造成非洲土著部落的大骚动，又有哪些人的日常生活可以遁逃于商业化与消费化的天地之间？更何况，从17世纪汉人开垦台湾开始，台湾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从早年的鹿皮、蔗糖、茶叶与稻米的生产与贸易，到现代的纺织、电脑与塑料制品的代工与出口，台湾累积了四百年的外贸经验，每个人身边一定有做生意或开工厂的亲友，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一点，是所有谈论台湾各方面问题或现象时，不管是采取批判或是赞扬的立场，都不能忽视的。

进一步言，这样的历史背景跟经验沉淀，对于台湾文化创造与社会发展形成什么样的深层影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听过或见过有人探讨这个问题，以挖掘更丰沛、更有力量的思想与文化资源。也难怪，从20世纪70、80年代走过来的文青或愤青在面对90年代的浩大潮流时，仅能用“媚俗”，或者一些批判理论之类的语言武器；而欢呼这潮流的，其语言内涵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到底，也只有“爱拼才会赢”。

我当然期待这个社会能够存在许许多多自主的、饱满的创作心灵以及相应的作品，不必完全受市场左右；同时，我也期待这些作品在社会上能够恰当地被群众所接收，被喜闻乐见。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群众是以“消费者”跟“选民”这两种方式被组织动员起来的，这两种组织动员的目的或许不同，但逻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争取最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或者以钞票、或者以选票；于是乎就有了“大众”，有了“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在这样的逻辑下，有一千就要追求一万、有了一万就要追求十万、有了十万就要追求百万、有百万就要追求千万、亿万……总之，“爱拼才会赢”；但是，拼要拼到何时？赢的终点何在？到底有没有个疆界底线？当钞票与选票的追求没有底线的时候，那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文化创作与思想，会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惶惶不知所终？

“聪明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人真的问过，更别说是回答过。

作为“辛亥革命前最后一批贡生”，我们这一代始终担心自己不够认真、不够聪明、不够打拼……不够这个、不够那个，总之，怕跟不上时代。我们不像听黑胶唱片长大的婴儿潮世代前辈那样，具备源自学生革命狂潮的自信、浪漫与冲劲，也缺乏他们所碰到的台湾经济起飞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两波人生的大机遇；而跟听CD与MP3长大的下一代比起来，我们的成长基因里又残留了过多的理论与理想，而看不清楚眼前现实，或是不愿真正面对那些被我们认为过于琐碎的现实。

听录音带长大的我们，彷佛就像录音带本身一样，注定是个过渡性的产品——既缺乏足够好的音质、容易折损、发霉，更不可能越陈越香变成古董收藏品。但是，或许身为录音带世代的我们，在经历了录音带所曾经短暂承载的20世纪70、80年代文艺复兴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出路，那就是，在不断担心自己不够聪明的惶惶惑惑当中，还奋力保留着去探索那些被遗弃之问题的内在动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去认识自己社会的商业与外贸经验，对于这个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到底产生什么样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影响？

“爱拼才会赢”诞生的20年后，2007年，夏天，我带领摄制组来到珠江口的虎门，为了拍摄一个关于华人财富历史的纪录片。我想抓取一些鸦片战争相关的画面，毕竟这场战争将中国硬生生推入了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财富全球化过程；但眼前我所看到的景象，却出乎意料地丰富而深远。

在那个下着雨的午后，江面上货柜轮川流不息；高高的虎门大桥上，也拥挤着一辆接一辆的货柜车与卡车。我可以想见，里头装载的是鞋子、T恤衫、电脑零件、家电、圣诞玩偶……这恰恰是十几二十年前台湾代工贸易以及加工出口的景象，只不过规模放大了上百倍。

而在珠江口的另一侧，有一座上百年历史的妈祖庙；巨大的妈祖神像俯视着伶仃洋，保佑过往船只的安全。妈祖信仰遍及大陆东南沿海、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地区。

就在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我忽然有所领悟。

千百年来，从闽粤地区开始，海上贸易就是这一整个区域最重要的生计来源。在宋元明清的时期，他们接受外国的订单，产制并销售瓷器、丝绸与茶叶；其中包括大量在闽粤本地烧制的山寨版景德镇瓷器。

这样的贸易网以闽粤为核心、以海洋为路径而向四面八方撒开，北到日本、南抵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遍及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越南……在这些地方，来自闽粤地区、善做生意的中国人在西方殖民者与在地土著生产者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也就是老二。

这些海商们缺乏像西方殖民者那样的来自国家的武力保护与政治支持，他们为了祈求海上贸易与运输的安全，只能自求多福；他们因此多半信奉源自福建的海上女神妈祖，这也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妈祖信仰的基础其实是非常素朴的先保平安、再求发达的功利思维，是一种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的民俗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相比，它本身没有什么超越性的哲理与教义，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恰恰就是“爱拼才会赢”；这正好给了闽粤海商作为“中间人”、老二角色的灵活性与功利性一个恰如其分的精神支持。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有妈祖庙的地方，就会是近代史上的殖民地、通商口岸与租界；而来到二十世纪末，这些地方都摇身一变，成了加工出口区、工业区与经济特区，并且驱动了从东亚四小龙到世界工厂的发展。今天妈祖的子民依旧扮演着中间人与老二角色，以“三来一补”的代工模式，在西方订单与廉价劳动力之间，“爱拼才会赢”地赚取价差；对我来说，这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状态。

在东莞的加工厂里，来自福建漳州的年轻老板，面对摄影机，自豪地说着自己老家如何亲切地称呼妈祖为“姑妈”，但又开始忧心国外订单的不稳定与工人薪资福利的提高，随后他唱起“爱拼才会赢”，对他来说，只有“打拼”精神，才能支持他让企业继续走下去。我彷佛看到我经商的父亲、叔伯与舅舅们年轻时代的样貌——虽然我从未真的看过；但我知道，对他们来说，这种夹缝状态完完全全说明了他们的内在精神风貌，而“爱拼才会赢”是唯一能让他们抒发心情、保持生命斗志的歌曲。

而这一年，正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制作的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相”开始引发全球关注地球暖化问题的时刻。在影片中，戈尔所不愿意真实面对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消费模式与工业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能源的大量消耗，从而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全球化过程底下所形成的生产–消费链条当中，珠三角的世界工厂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它所拉动的中国经济成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能源与资源的消耗，无疑地，也在二氧化碳的排放乃至全球暖化的问题上，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

这一年，有悲观的专家认为，如果情况再不改善，因为南北两极冰块的融化，地球海平面将在10～20年之后上升达50公分，届时，绝大部分的沿海城市都将泡在水里。

如果真是这样，一个极其吊诡而讽刺的现象就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出现：海水将会淹入妈祖庙。这岂不是“大水冲倒龙王庙”的现世版？

雨中，站在虎门珠江边上，我看着川流不息的货柜轮以及对岸的妈祖庙，不禁想着：按照上个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最终追求是要荣耀上帝，以争取上天堂的入门票；那么，中国人的“爱拼才会赢”，最终要争取的又是什么呢？“保平安、求发达”绝对不是我要的唯一答案。

想到这里，我明白了自己对于黑色罗大佑的喜好，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文艺思潮的挥之不去，对于创作先行、市场压后的信念，对于在进入90年代之后被鄙夷的“知识分子”认知的坚持，到现在为止，还存在有什么意义。

四

有多少的孩子在今天诞生

你要他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诞生》　词曲／罗大佑

影片完成之后一年半的今天，2009年初，珠江口的货柜轮大概多半都熄火了，妈祖庙的香油钱也少了；成千上万的KTV里头，“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也沙哑了。此时此刻，全球笼罩在金融风暴底下，地球暖化的压力与水淹妈祖庙的威胁因而暂时得到纾缓，但是问题并未真的解决。我们不能否认，在可预见的未来，生产力还是会继续被解放，整个世界还将由工商业主导，中国还是会朝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路径前进；只不过在未来，伴随那前进脚步的旋律节奏，依然还只是“爱拼才会赢”吗？

或许，经过了这么一长段历程，是到了我们追求另一种诞生的时候了。

[1] 金耀基（Yeo-Chi King,Ambrose，1935～），浙江天台人，曾任新亚书院院长，前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化中的角色。著有《大学之理念》《从传统到现代》等。

我信佛，连卡佛的佛！

撰文/李孟夏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样的人确实就是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关键人物”，我们在一些流行事件中有心或无心的扮演了“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的角色，有时候甚至是一人分饰数角。

一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盲从地把自己投入到一些毫无意义的狂热当中去呢？“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无可救药的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投入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网络暴民，革命，传销，成功学，企业文化，流行事件，这一切背后有没有简单的原则和密码在其中？

有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纽约客》的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引爆点》（Tipping Point），刚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回答了我的问题。他以社会上突如其来的流行风潮研究为切入点，探索了控制科学和营销模式。“所有的思想，行为，信息以及产品常常会像传染病爆发一样，迅速传播蔓延。”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时候，是一个病人引起的全城流感；是一个满意而归的顾客让一间新开张的餐馆座无虚席；一个人别致的服装选择，引起了整个时尚风暴；这些现象均属于“社会流行潮”，它爆发的那一刻，就是达到临界水平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引爆点。

格拉德威尔在书中归纳了引爆流行的三项法则，即个别人物法则，附和力因素法则，环境威力法则，并根据这些威力分析了种种极具感染力的事件，如各种风尚、传染病传播、电视节目、直邮广告等。我想，如果你是一个企业领袖，艺术家，思想者，设计师，媒体人，公关人或者就是一个业余的社会潮流观察家，这本书的确可以帮你找到一种拓展影响，传播观念，引领流行潮的全新思路。

在书中介绍“个别人物法则”这一章节中，作者将这些“个别人物”分为“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三种身份，期间讲到暇布士（Hush Puppies）在某个时期突然咸鱼翻身，纽约东村的几个年轻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还讲到巴尔地摩梅毒大流行的背后，是极栋居民楼的搬迁和其中个别的“关键人物”。这让我想起我自己，以及我生活中的一些关键人物。

有一个关于我本人的笑话，创意青年成为媒体新宠之后，经常会参加各种品牌的社交PARTY，可是创意青年往往都是一些内向腼腆的家伙，如何在PARTY上迅速搭讪陌生人而不至于枯坐冷板凳？他们之间有一个秘籍，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拿出一句屡试不爽的开场白：诶，你认识李孟夏吗？

我后来仔细地反省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沦落为一个典型的“北京黄页”的道路，原来伏笔早就埋下。最早我在深圳的动画公司工作的时候，因为炎热潮湿的南方天气，脸上长痘痘，我开始吃一种叫“湿毒清”的东西，后来引起公司大量女同事跟进，继而爱美的男孩子也开始跟进。他们开玩笑地说，即使李孟夏去卖方便面，他们也会成为方便面的粉丝的。因为我长了一张淳朴憨厚的脸，诚恳的眼神，以及身先士卒的精神。哈哈，原来卖相这么重要！

然后，我从事媒体工作长达8年，所在媒体是一份综合性周刊，涉及的领域包括新闻、财经、时尚、艺术、文化、IT……等范围广阔的圈子，多年的一线采访使我的人脉资源积累极为丰富，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同时也是和我的性格习惯有关。一段时期我的工作范围转向市场，这些人脉资源的梳理和维护也从兴趣转成了工作需要，策划和监督执行了很多市场项目，三年内，几乎把北京知名的有分量的艺术家都采了个遍，大部分的采访对象同我都成了特别好的朋友。后来，我负责杂志北京部分的市场推广统筹，因此又认识了一大批国内最好的创意阶层。

由此，我成为一个著名的查号台，北京黄页。媒体朋友问我查名人资源的，公关朋友问我垂询最HOT场所做活动的，品牌向我打听合作艺术家的……间中我还扮演了无数餐厅咖啡场所以及品牌的义务推广员。我想起我的好朋友颜峻，早年曾经在他的网站上告白：对不起，我不是114。2001年前后，颜峻的电子邮件成为众多文化艺术媒体工作者的重要消息来源，北京最有质量的音乐艺术展览演出都会以不定期但是频繁的E-MAIL形式由颜峻同学发出，当有一天，他发现在他睡觉和不睡觉的时间里，大部分的电话都是以查号为目的的，于是他生气了，后果也很严重。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不再收到他的邮件，反正是博客时代来临了，他狡兔三窟地到处埋藏了几个，大家很方便的能够找寻到靠谱的资讯。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样的人确实就是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关键人物”，我们在一些流行事件中有心或无心的扮演了“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的角色，有时候甚至是一人分饰数角。回想起一个细节，多年前我曾经同颜峻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里，到他家去，发现他家备有大量的一次性牙刷和拖鞋，一问才知道，这都是给各地来北京朝拜的粉丝或者是落魄的音乐人准备的，他的家里不知道住过多少摇滚青年、文艺青年。第一次去他家，是我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欧宁带我一起的，知道颜峻不在家，但欧宁说，这家伙有个习惯，朋友都知道这个秘密，他把钥匙总放在门框上面。我们顺利地拿到钥匙，打开门，发现左小祖咒同学孤身坐在人家客厅玩电脑！

二

回想起2007年11月4日下午，在北京798内中国国际时装周的T型台上，有一场令人惊声尖叫的时装秀——艺术家赵半狄的熊猫时装发布会。完全戏仿了大牌时装秀的所有细节：通过公关公司派送的的请柬；名媛与粉雄云集的现场；30多套主题时装被各个模特依次展示；台下虽然少了几个时装杂志主编的熟悉面孔，但穿着Prada的恶魔却一点都不少；甚至，T台本身，就发生在真正国际时装周的场地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戏谑与误读，艺术家赵半狄本人熟谙的手段。

开幕之前，我曾经把邀请短信群发给很多朋友，其中一个朋友这样回复：“我觉得这个人很无聊，讨厌他！抱着个熊猫混了这么多年，一张猥琐的脸！何况他今天还请了两个烂人，并且嘲讽同志！”对于赵半狄的评价，我相信这样的观点不是个例，代表了很多人。而我的回复是这样的：“是的，我也讨厌了他很多年，但，最近，我发现他就像我的一面镜子，和我很像。特别他的熊猫时装系列，更是我们今天这个浮躁离奇的中国当下现实的一面镜子，厌恶他，同样的表明我们厌恶自己，厌恶这个时代。”

最早在尹吉男的《独自叩门——近观中国当代艺术》一书中看到赵半狄的作品，书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里面选的他的作品还是油画，同书中的刘小东、朝戈、毛焰、申玲等一样，几乎是当时油画领域最为突出的新锐力量，那几乎就是赵半狄的前半生了，写实与表现技巧非常惊人，弥漫其中的诗意与感伤情怀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文艺青年的共同思考。从1999年以后，赵半狄舍弃了架上绘画，为自己找了一个亲密伴侣熊猫从而开始了一条观念摄影与行为艺术混合的不归路。一些著名美女也曾经出现在他和他的熊猫图片里，如张浅潜，在荷塘摇船的优美画面如同挂历一样。2003年的时候，我在做一系列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专访，曾经在草场地的艺术文件仓库做过赵半狄的访问，他坐在他那辆著名的明黄色敞棚进口跑车里抱着熊猫的照片成为《周末画报》城市版的封面。从1999年的艾滋病、2003年的“非典”、2005年的bandi奥运会，再到近期的“熊猫慰问”上海大众工厂，以及刚刚过去的“赵半狄熊猫时装发布会”，他越来越high，他和他的熊猫成为主流媒体社会新闻的长期报道对象，他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也被艺术圈所厌恶。当日报晚报网络媒体以社会新闻来采访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本身的错位使得他经常将错就错地说出很多疯话，媒体和大众于是齐齐进入了艺术家预先设计好的阴谋。这也是赵半狄最狡猾聪慧的一面，同时，也是他和那些混江湖的三流艺术家更本质的区别点。

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忽然堆起一堆泡沫，每次走进798都觉得越来越像乡下赶集，或者农贸市场，各种江湖骗子与投机者存身其中，被“艺术成功学”熏红了眼的家伙们如同跳梁小丑一样朵朵奇葩向阳开。时尚借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所向披靡，而今天，商业领域的创作者反而更为敏感而勤奋地捕捉这个时代的气息，我们对艺术家所能够给商业领域带来的启迪作用却如同痴人说梦，时尚摄影师陈曼、冯海，甚至媒体人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和把握远远超越了那些拙劣拷贝时尚元素的艳俗艺术家。看看这些家伙交出的东西吧，恶俗而表面地抄袭时尚杂志形象绘制而成的巨幅油画，PS技术极为拙劣的图片观念艺术作品，完全惨不忍睹，在艺术热的大伞底下安全的偷懒和投机。赵半狄潜伏在这一切底下，利用媒体利用时尚利用大众的猎奇心，精彩地完成了作为一个认真而敏感的艺术家的功课，却狠很地给了很多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

“我信佛，连卡佛的佛！”这句话是前几个礼拜和我的好朋友Frank在建外soho神秘的马天尼小酒吧喝酒时非常玩笑地说出来的，Frank是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为我所激赏的the other man之一，男人四十，阅历与智慧达到最醇厚与平衡的阶段，会穿会吃会玩会赚钱，懂得生活的乐趣所在。大家都知道，我在筹备一本新的男性杂志，其实很多时候，我心中的标准读者就是类似于Frank这样一批熟男，我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内容是不是他们所感兴趣的？或者，他们有哪些有趣的人生经验可以和其他读者分享？

自从连卡佛在北京金融街开业以来，城中时尚潮人，名媛贵妇，演艺明星，时尚媒体……莫不振臂高呼奔走相告，成为北京购物场所加速升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纵使被一众文艺青年杂志狂人拥上神坛的杂志Monocle（wallpaper的创始人做的杂志）曾经在今年以一篇质疑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文章报道，但鞋子是穿在我们自己脚上的，舒不舒服我们自己知道，北京需要连卡佛，人民需要时装教育。

这里我想谈到一个对香港时装文化起到启蒙教育的人物，Joyce Ma。早在1972年，也是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本文前面提到的Frank还是少年，而离陈冠中创办伴随香港本土中产阶级雅皮士们一起成长的本土中文杂志《号外》还有4年时间，Joyce Ma就已经开始了她的传奇。用了短短10年时间她的Joyce Boutique已经根深蒂固成了香港一个不朽的institution，一处最富传奇的性的地方，以至于有这样的说法“踏入Joyce，is already an experiencee in itself！”一间以卖手眼光趣味打响的时装精品店，间接的训练和教育了整整一代富裕的香港人怎样穿衣服穿得好看，她令到香港有钱、有闲阶级的太太小姐的精力不只于发挥在烹调和插花上，而是真正的把穿衣服变成一门学问，有知识，有创意，并且好玩。在Joyce Boutique之前的香港，大众对高级时装的认识大多集中在几个法国奢侈品牌上，诸如：Pierre cardin\st.Laurent\Dior\Valentino之类。而Joyce Ma为香港消费者开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兴奋无比的名单，那是来自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的新颖的时髦的天才的多样化的alternatives。那是香港的黄金年代，群星闪烁在各行各业，媒体、品牌、创意等各个领域。那个年代的香港对于今日的北京有很多前车之鉴。

很多年后，Joyce Boutique作为被连卡佛集团收购的品牌，开到了上海，也开到了北京。在程式化的媒体公关稿件中，由Joyce Ma的女儿来讲述了这个时装传奇，在众多国内媒体采访报道中，罕有深度文章来揭开帷幕，大多形式雷同于各个财经领袖人物公关稿。毫不时尚的财经记者就事论事，年轻没有阅历的时尚记者没心没肺，故事的血和肉被剔除了，只剩下了干巴巴的骨架。在今年年初，听到的消息是Joyce Ma母女离开了被连卡佛收购的自己的品牌Joyce Boutique。但是她们对时装事业的热情以及远见却依然不灭，国内服装品牌马可的“例外&无用”在巴黎时装周的两度亮相皆结缘于Joyce的穿针引线，细心的观众可以在贾樟柯的纪录片《无用》中发现Joyce logo的特写；今年时装大师山本耀司在北京太庙的大秀亦是由Joyce悉心引入的，可惜的是活动的公关没有交给专业的公关公司操作，所以一场时装盛事，媒体几乎集体失声。

2007年由现代传播主办的第二届大声展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选择的场地都非常规美术馆，而是三地代表性的Shopping Mall，总策展人欧宁关于Shopping Mall的解释是非常独特和有趣的，他总结到：

－Shopping Mall 是中国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公共记忆；

－Shopping Mall 是中国新经济运动内爆的空间形式；

－Shopping Mall 是消费时代的乌托邦；

－Shopping Mall 里的购物行为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公共生活；

－Shopping Mall 里的艺术展览活动是对美术馆殿堂的颠覆；

－Shopping Mall 可以让展览接触到更多意料之外的观众；

－Shopping Mall 是商业知识分子的梦；

－Shopping Mall 让我们见证商业的社会教化力量……

如果说，我是彻底的拜物教，我信佛，信的是连卡佛的话，那么，我的佛呀，我的兄弟姐妹如何以人山人海的数量汇聚？Monocle何以拍到金融街连卡佛人迹罕至冷冷清清？ Shopping Mall如何才能拥有忠诚的消费信徒？回顾一年多的时间，无论是金融街购物中心还是尊贵的盘踞其中的连卡佛，都在市场活动媒体广告上投入了大把银子，可是有没有检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步步从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滑入不叫座也不叫好的被动局面？

奢侈品不同于快速消费品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奢侈品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心灵满足感，心灵满足感要满足的条件之一是旁人的羡慕。LV店里人山人海皆因为那是路人皆知的显赫品牌，拥有它，你便会得到虚荣心的满足。而连卡佛提供的品牌在国内消费者眼中很多是陌生的，消费奢侈品的主力是享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这一批人，他们的时装教育从何而来？是不靠谱和人云亦云的国内时尚杂志吗？是朋友间口口相传吗？还是书店里那些如羽西所著的《中国绅士》还有封面恶心的《你的形象值100万》这样的工具书？

当我的那些在连卡佛买成VIP的朋友，为了了解连卡佛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她把“连卡佛”三个字键入google或者百度搜索，看看那些结果吧，“连卡佛败走麦城”、杭州连卡佛，上海连卡佛的连连失守，这些负面信息扑面而来，她被满足的是什么？

花了大把银子，夹带在“时尚终极梦想”的时装杂志《Vogue服饰与美容》“金融街购物中心”别册，读者看到的是名模莫万丹最失败最难看的n个古怪造型，上面都醒目地有连卡佛Lane Crawford的Logo!

而花巨资请大拿远赴海外拍摄的连卡佛 （Lane Crawford）2008春夏形象广告，由张曼玉、杜鹃、刘烨还有谭原原、黄觉以及一个“普通人代表”倾情演绎的“Transitions 万变始我”黑白广告大片，是美轮美奂，可是完全是一个Mini Studio可以完成的制作，值得花那么多钱折腾吗？如果是请传奇摄影师来北京或者上海拍摄，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可能更多点吧？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忠诚的信徒，我的情侣戒指来自连卡佛，我无数好看的衣服鞋子包包配饰都来自连卡佛，我两个小时刷爆卡的经历来自连卡佛……当我问了那么多问题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心生智慧口吐莲花说出答案。我也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了北京连卡佛的PR Shirley Jiang，以及整个连卡佛负责公关的头美国年轻姑娘Amy Schmitt Seabolt,甚至是连卡佛的时装总监。我问了很多的问题，“你们熟悉你们的消费者吗？”“中国大陆男性消费者的购物计划受什么影响最大？”“在北京连卡佛售卖的货品与香港连卡佛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你们将通过哪些手段和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建立起情感纽带？在时装教育的意义上你们有些什么计划？”在泛泛的商务午餐时间，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详尽的回答，但是，我想，其实我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明白了答案——情感纽带的缺失！

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来自于价值观的认可，来自于情感的认同，来自于经年累月的熏染，来自于各个环节的共识和同步。连卡佛缺失了这些，就成为一座冷清的没有灵魂的拜物教的废墟。而情感的认同，往往来自一些符号性的人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不可或缺。今天的北京、上海，生机勃勃充满机会，城市的自信心亦空前爆棚，过气的经验对于这样野蛮生长的城市来说是嗤之以鼻的，它们呼唤属于自己的Joyce Ma，同时，也野心勃勃摩拳擦掌准备书写属于北京和上海自己的城市时装传奇。

Frank告诉我，在他们的少年时代，父辈多数是对时装没有概念的一代，当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形象，以及初入职场的时候，获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男性杂志Man's Club，就像一本男性着装的工具书，可以细致入微的对男性着装搭配的各个环节进行经验指导。如今，桦榭集团旗下的Man's Club已经50岁了，依然是日本主流的男性时装杂志。

庞家那棵大树

文/黄永玉

艺术有时是需要忍耐和等待的，不过，她等得太久了；漂亮女孩消磨成华发满头的漂亮老太太。渊源于彼而又党性于此，有什么办法？

一

读音乐书，“sinfonia”希腊文这个词有最早的“交响乐”的意思；但还不叫做“交响乐”，只称为“声音一起响”。

这称呼据说是从J·C·巴赫[1]创作的曲子里逐渐明确起来的。

我很欣赏“声音一起响”的这个意境；觉得比“交响乐”更传神、更通俗。以至于中外文化界遇到好的和倒大霉的场面，同声大哭或欢笑一堂时，都会说：“哎呀！这简直像一场交响乐！”谁说不是呢？搞“运动”了嘛！“声音”怎能不“一起响”呢？是不是？

我得识庞薰琹[2]先生，就是在解放战争奏起的交响乐、“声音一起响”起来的1947年。我在许多写过的文章里都提到，“上海美术作家协会”餐会在狄思威路薰琹先生家难忘的回忆。（前天我在庞均个展会场上问起他，有一次在狄思威路他家餐会上厨房忽然喧腾起来，我们几个年轻人想进厨房帮忙，后来停息了。到底出什么事？庞均告诉我，“小时候的事，记不起来了”。）那时，庞薰琹先生和另外的几位先生是主要策划人，是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活动（我当时也住在狄思威路东洋街904弄）。

对庞薰琹先生我只是仰慕、尊敬。没有私人来往，却从朋友口中听到对他很多的称赞。办事的忠诚执着，热昏的勤奋，手艺的高超，待朋友的诚恳，处事的潇洒爽直……

更亲切的，他画了许多苗族人的生活，点燃了我故乡久别的亲情。我默会于这点心思。他不像许多俗子所表现的穿花衣、扭苗舞、带银饰的浅溥庸俗猎奇角度弄出的作品；当时我已经有能力认识理解庞先生的作品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懂苗族人气质和美的所在：纯朴、憩静、温良。他谨慎用笔，细心渲染苗族衣服常用的植物蓝靛与暖和而墨黛色调，幽雅极了，纯熟极了。我知道他在抗战开始杭州美院迁校的时候在沅陵呆过，也在贵州、云南、四川苗族地区尝过酸辛。

在上海虹口他家客厅左壁挂着一幅两位苗女细语的卷轴，每一次餐会，我都选择靠近这幅作品的座位，进一口餐，看一眼画。

请原谅我的愚鲁，那时我才23岁啊！

在庞家聚餐有多少次呢？其实也没多少次。因为少，因为是庞薰琹先生家，才记得那么深刻。

没想到我195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会成为庞薰琹先生的同事。他在工艺美术系，我在版画系。

早上上班常遇见他，致了意，各进各的“车间”。大家忙成这样，一个学习接一个学习，听报告，“联共党史”、“联共党史”、“联共党史”、“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搞了我们好多年，然后“肃反”，然后“反右”，然后“打麻雀”……

1953年毕业生成为中国解放以来美术界年轻的顶梁柱，詹建俊、靳尚谊、蔡亮、刘勃舒、葛维墨、庞涛、庞均……好大的一个阵容。蔡亮、李宏仁、刘魁秀、蒲以庄调在版画系当研究生后来做助教；不久调整了一下，调走了刘魁秀、蔡亮；蒲以庄仍当助教兼党支部书记，靳尚谊教素描，庞涛教绘画基本技法、色彩之类的课。

就在这时，“声音一起响”的“反右交响乐”奏鸣起来。

我根本闹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所作的“七年、八年又来一回”是多年以后“文革”的指示，那时还没有人预料得到。“运动”一个接一个，个个都令我害怕；开始的“运动”整的“人”离我还远，到了“反右”，很多轮到我的熟人了。冯雪锋、聂绀弩、萧乾、李荒芜、黄苗子、丁聪、吴祖光……忽然我们的院长江丰，副院长王曼硕，平时尊敬的油画家冯法禩和庞薰琹先生、郑可先生、高庄先生都成为右派了。

不明不白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

这里单讲庞薰琹先生。

他为什么成为“右派”了？大礼堂这个上来那个下的批判我都在场亲耳听说过，我并不是一个毫不好奇的人，决定一个人终生命运的特大号罪状我怎能忘记？不过只是一个外行领导和一个具有专业知识权威领导如何办学的争论而已。反正庞薰琹先生就此垮台了。

我细考自己一生的记性，理悟出一些脉络：凡是夹带着有趣生动形象的事物，我能牢牢记得住。

批判庞薰琹先生的大会上，庞先生当年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某位权威教授的重点发言，我至今不单记得住它的内容，还能准确无误地模仿他假天真的神韵。

“我和庞薰琹在法国的时候，他常常欺侮我，看不起我……他常常穿一件紫色天鹅绒衫衣……他自以为法文讲得比我好，他常常和法国同学讲法文而不理我。……回国以后，他过着法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给他的儿女开画展……庞薰琹！你还要认真交待你跟密友老右派傅雷的关系……”

要不是在庄严的批判大会上，我一定会指着庞薰琹先生鼻子哈哈大笑起来：

“庞薰琹呀！庞薰琹！这下你可完了！张三李四你不找，偏偏要跟这混账老王八蛋去法国留学呢？你看他多会调理自己！几十年埋藏在心里的深仇大恨，今天才能在大礼堂讲台上得到翻身解放，扬眉吐气！你简直是当今的黄世仁嘛！他简直是当今的白毛女嘛！”

那位老混蛋的文化质量和品格质量暂且甩开不说，“反右运动”的“声音一起响”所使用的这类破锣似的“响器”奏出的“交响乐”，收到的是什么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想起《圣经》“箴言”第十一章九节那两句话：“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反右”过后好些年，在公共汽车上远远看到车尾一丛怒放的白发。那是薰琹先生。

丘堤师母逝世，在校尉营贤良祠举行告别式，我带着复杂悲凉的心情去参加追悼。

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又是好妻子更是好母亲，背负一家精神和物质以及时间的重担还要显得神色自若，是我对她遗容最后的印象。

“四人帮”垮台不久，我在山东石岛宾馆门口遇见庞薰琹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和女儿，他们正预备找车回北京。他们是私人旅行，没有跟任何部门联系，而我却是轻工业厅请来的“专家”，受到贵宾式的接待，简直惶恐之至。连忙向厅长孙长林兄汇报真材实料的大艺术家、老轻工专家驾到，于是他们也感到神仙下凡的荣幸，重新接回宾馆，并在山东半岛各处参观，从“出口”角度给当地轻工艺品生产提了许多好的建议。庞先生对艺术的真诚，教育和感动了很多人。在一家陶器厂，居然遇见了正在沦落遭难的顾群同志，她也是反右的受害者；当地人也不清楚顾群的来龙去脉，抽象地让她在那里生活了不少时间……知道我们原来都是同事，于是又觉得捡到了另一个宝……

一生景仰的庞薰琹先生，竟是在一个巧遇中得以圆梦，不可谓不是一种缘份。

二

庞涛和我在版画系同事好几年，只听说她教学认真严格负责，前头写她教色彩什么什么，也是我姑妄言之，不太靠得住的回忆。她是党员，我跟她也没什么交谈。几十年虽然天天见面眼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我在版画系最感困难的局面是开小组学习会。尤其是“运动”来了的那种小组会。也曾意识到运用一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的词汇来协调学习气氛，被动的心情总是像京剧里某个唱段一样：

“未曾开言我的心内焦，尊一声列公大人细听根苗……”没有我平常跟朋友聊天那么顺当。这种困境延续性很强，直到六七十岁之后才恍然大悟，开会的忐忑，是让往日阅读太多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闲书文化混扰了。周围的同志没有这种困难，他们读书范围的纯洁性成了思维和发言的优势。

庞涛这个人很沉着，爸爸、妈妈遭遇了如此大难而从不忧形于色，照往日一样从容坚强地工作。一般地说，漂亮女孩是不大有这种性质的耐力的。

我只是为她可惜，那么好学养家庭出身的子弟怎会绝少画作？

实际上，我对她了解得太少。后来一位同系的好友告诉我一些往事。

“文革”前后在一次系里党支部会上，一位来头很大的权威同事对我有过严厉的指责：

“黄永玉穿着黑胶绸衣服，戴着黑眼镜，牵着狗，穿着塑料拖鞋上课……”

嚇！这形象我自己听来似乎也觉得不怎么样，岂不是像个电影里的特务？

庞涛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穿过黑胶绸衣服，在南方这很普通；也戴过眼镜，也牵过狗，也穿过塑料拖鞋，也上过课；这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各别做过的事，不能一鼓脑综合在一起看……”（大意）

那人说：

“不管怎么说，‘性质’上是一样的！”他还不甘心，一直希望在我身上发现更多的“敌情”。

一个被人搞上了“性质”，那是很麻烦的。

幸好庞涛讲了公道话，这需要有点侠气和胆识的。那时候，系里从没有一个人胆敢挺身出来为我讲话。

“文革”末期，我还在牛栅，落实政策开始，最后还要加一把火，密锣紧鼓，趁将欲“解放”之心理之际，敲诈一点“历史问题”。于是说我入过国民党。

第一，解放前，我恨国民党犹恐不及，还会加入？第二，解放前的朋友，任何人都可以证明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从未加入过国民党。第三，在台湾半年，地下党派人通知我，国民党台湾警备司令彭孟辑“明天”十二点要抓我，第二天大清早七点，地下党派车送我到基隆，给我买了船票搭船逃到香港的。第四，我想，入国民党也不是简单的事，人家也要审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说到这里，挨了一巴掌。

当然也有一帮家伙到罐儿胡同找我爱人，诈唬我爱人说：“黄永玉有严重历史问题没有交待。”

我这个老婆当时早就横了心：

“是什么都好！有什么问题都好！结婚几十年从未听他说过。要不是他什么都没有；要不他是个大阴谋家大特务埋藏很深。我相信你们一定查得清楚！”

老婆话虽这么坦然，心里还是沉重的。后来她告诉我，庞涛找过她说：“黄永玉问题是严重的，但不是敌我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

庞涛呀！庞涛，你总是在要害当口才露一手，然后就悄然隐退。

记得往日的小组学习会她也给我提过意见：

“黄先生有时在作自我检查时，对自己的思想作风分析得很透，也很严格；当别个同志给他提类似的意见时他马上就冒火……并且严格地自我检查之后依然故我，一点都不见改变……”她把我说得活灵活现，我简直想笑。……是这么一回事。

庞涛呀！庞涛！你也不想想，天生的性格，一辈子形成的作风怎么改得掉？抑制是可以的；改，从没人办得到。伟人毛泽东也办不到！

“文革”过了，那时候的经济状态接近“以物易物”的原始“墟集”方式。我回到故乡，总想弄点少数民族地区的纪念品送给庞涛，好不容易找到一把本地极出名的切菜的菜刀和一段切菜用的木砧板。请原谅啊！庞涛，我是刚从原始痛苦中过来的人，表达感谢的方式也很原始……你还记得吗？

后来听说她到巴黎去了；多少年后又看她画了很多画。她不知道，我心里多开心！我一直读着她写的关于色彩的精彩的书。艺术上她哑了半辈子怎么忽然又开口了？

我豁然开朗。艺术有时是需要忍耐和等待的，不过，她等得太久了；漂亮女孩消磨成华发满头的漂亮老太太。渊源于彼而又党性于此，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说，今天的中国平安局面真是来之不易，大家总算等到了。

我改不掉的好奇心至死不悟，见到熟人喜欢打听那些以前整人、搞汇报的人的近况，回答总是一样：“在家里呆着。”

哈！这些“奥赛罗”失业了。真好玩！

大多三流二流坏恶之人写回忆，总在忙着解脱，做这件、那件事之不得已、被动之类求告的话。

真的大恶人是不写回忆录的，他认为至今有理。

小爬虫之类的人无可奈何，有机会就向人剖白：“我当时不是‘极左’，我只是‘左’。”所以他苟存于今既未觉悟，也没见人生起色；他找不到忏悔的“角度”。“极左”和“左”是政治概念，他没有勇气亮出“原生态”。在生活的阳光下，从人性原则上说，他是个没有影子的、卑鄙小人。为之挣扎到手的是一根稻草。

像苍蝇之嗜吸人血；像非洲鬣狗捡食剩余之骨渣，都拿不出伦理学根据。

三

我和庞均不熟，也没有来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夫妇俩光临香港九龙“美丽华酒店”我的画展。他毕业后在北京画院呆过一段时期，我还看到他一些色彩讲究的小幅风景油画，以后在我的脑壳里他就不知下落了。

对他的好印象是“话少”；大概是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罢！我话太多，因此彼此会面虽少却令我深感珍贵。

上次他来开画展是在北京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去了，还难得遇见许多熟人，大多是庞均50多年前的同班。看了他的作品很吃惊，中央美术学院出来的学院派竟然有率意为之的画品？再想一想，喔！他到底还是庞薰琹、丘堤的儿子。

人，当然谁都是人的儿女。一生的道路背驮着爹妈的血脉跋涉。中央美术学院的严谨加上庞家的潇洒。玉树临风，丰姿卓然，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仿佛自己愿望实现的满足。

庞均纳于言，但作品在为他说话，是丰富之极的饶舌的话。观点无遗地亮在画上。我为他精确的勤奋感慨。像我这篇文章开场白所云，“声音一起响”的“sonfonia”，这才是一次壮丽的大阵仗行动。

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就更加万炮齐鸣了。打个音乐的比方，是J·C·巴赫的管风琴“耶稣，我的欢乐”，李斯特献给彪罗的钢琴“匈牙利狂想”，老柴的“钢琴第一协奏曲”和拉赫曼尼罗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声音一起响起来”的奏鸣。

辉煌的规模，劳动的丰收，精崭的探索，和数不尽的爱心。这历程好苦啊！他都71了……

我还是常常想到薰琹先生和丘堤先生他俩一生诗意的经历，诗中有美，也有悲哀和辛酸，后人若是纪念他俩，请用诚实和美的心地编织花圈吧！

近百年来留学外国的前辈很多，夭折的也多。默默献身祖国不留下痕迹的更多。也有如旅游般喜形悦色，带回许多异国见闻夸耀于亲朋间，徒得虚名的也为数不少；而薰琹先生和丘堤先生是带着“成熟”回来的。翻开他们的画册，其艺术的含金量，你不会相信那是七八十年前的作品。

所以我对熟人提起庞、丘两先生、庞涛和庞均以及那些孩子们的时候，总是说“庞家那棵大树”，那棵绿叶青葱、繁衍茂密的大树。

这不只是艺术，还有生涯，还有道德。

[1] J·C·巴赫（Johann chrisiian Bach，1735～1782年），德国哈普西科德演奏家、作曲家。为J·S·巴赫的儿子。

[2] 庞薰琹（1906～1985），曾赴法国学习绘画，回国后与倪贻德等人组织决澜社，提倡现代美术，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其绘画追求现代风格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注重形式探索，晚年多作油画静物、风景，色彩凝重炽热。

沙龙

蒙面骑士马科斯

演讲人/戴锦华

我们正视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不合理，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我们的想象和创造之中。

一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单向街沙龙”，希望能跟大家共享一些想法，也希望能和大家争论一些问题。这样的空间好处就在于不是一言堂，没有整齐化一的氛围，大家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可以走，太热了可以走，听得没劲了也可以走。

我今天想就这本书，《蒙面骑士》来给大家谈一些我的感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对我略有耳闻，大概会知道我是一个说得好听点，不守成规的人，说得不好听是不务正业的人。我自己喜欢的一种表述是：如果我也算作“学者”，我大概属于不甘心被绑在一个学科的战车上的一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做翻译，而且翻译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人——今天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一处左翼游击区的游击领袖。但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好像给书店带来一点麻烦，就是书店不知道把它归在哪一栏。最后我发现，大部分书店都把它放到了外国文学那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因为这个书的作者尽管是一个游击领袖，但是他的作品却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家、文学爱好者热情的关注。他本人也和若干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为莫逆之交，一个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甚至认为副司令马科斯[1]，是今天拉丁美洲最优秀的作家。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我们经常说一手持剑，一手持笔，或者一手拿枪，一手写诗，这经常是一种修辞，但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却是一种非常真切的现实。同时又很荒诞的是，他的书放在文学部分不合适。马科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是惊人的，我最早也是被他的文字所迷住，然后开始翻译他的文章，但是他用非常文学性的语言和文字所讨论的东西，却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是今天的世界，是明天，是未来，他重新复活了这样一些字，比如说“梦”，比如说“想象”，比如说“希望”，比如说“未来”。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之中，这个生存状态我管它叫“封闭了的现代时”，就是每时每刻我们只拥有此刻，而这个此刻不连向过去，也不通往未来。有一种说法是，讨论五年以上的计划是蠢猪，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五年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更有趣的是，十年以上的过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以这样的速度发生的：今年的流行就是明年的怀旧，后年的经典，大后年这些东西早已经被遗忘了，被埋葬了，死亡了。所以我说我们生存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个“封闭了的现代时”当中，所谓“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仍然背着历史，我们每个人必将走向未来。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我从来不讨论未来，因为它来得足够快。换句话说，你可以不关心未来，你可以不讨论五年以上的计划，但是五年，十年，一辈子，其实只是一瞬间。于是又有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何苦呢？好，你也许认为一百年的生命很快，但是从一个人，每一个个体的经验来说，一百年又足够漫长，你在这一百年当中可能会经历到很多很多你始料不及的东西，你今天拒绝去思考的东西，明天成为了现实，你就不得不去面对。

所以我说这是马科斯的意义，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政治、哲学、社会、历史文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打开理论已经完全无语的那些领域和空间。对我来说，他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可能，一种希望，让我觉得某些我们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语言去说，没有语言去想，没有办法去思考的东西，或许换一种方式，就有另外一个世界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了，这是我先对这个人物做一个很不直接的介绍。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尽管一向不务正业，最后居然不务正业到了去翻译一本拉丁美洲的游击队队长的书信公报集，为什么？有什么东西使我做了这样一种选择？刚才介绍了一部分原因。另外一部分，是对我来说，这本书同时向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对多数的中国读者、中国的思考者来说关闭了。这个世界叫什么？就是拉丁美洲，再说大一点就是第三世界。

在这里我想稍微扯开去一点，我想大家都熟悉一个说法，就是“新时期”。1978、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说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历史，向世界打开了国门，“新时期”到来了。这句话说对了没有呢？在座的好像都比较年轻，没有我的同龄人，如果有我的同龄人的话，我们可以真切地回忆起来当时多少新奇的东西突然涌到我们的面前。但是“改革开放”30年过去，我们再返回那段历史，发现“‘闭关锁国’的中国终于向世界打开”，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又是错的，它说出了一部分真实，又制造了一个谎言。

我想说的是中国从来不曾自在于世界之外，所以中国“走向世界”这个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逻辑上不通的。为什么说不通？就是中国“走向世界”意味着此前中国在世界之外，中国怎么可能自外于世界呢？

有两个错误，一是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自己闭了关锁了国，是别人闭了它的关，锁了它的国。大家不要忘记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一线排开去是“冷战”的资本主义阵营，所以中国被封锁在“冷战”的资本主义阵营之外。而中国为了追求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又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发生了冲突，于是它的背后一线是苏联的封锁线，所以中国被两大阵营夹击、闭锁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大陆状态之中，这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打开的。

第二个错误在于，那时候中国也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世界，大家不要忘记在美国、苏联两大强国的反对之下，中国还是在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当时周恩来有一个说法是非常形象和准确的，他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穷兄弟，一人一票，靠人数多，愣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换句话说，即使在“冷战”的全面封锁之下，中国仍然在世界之中，中国仍然有它广阔的世界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第三世界。

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确实打开了，我们的视野确实打开了，这个视野是什么呢？是欧美世界，是发达国家。我们再一次遭遇到了欧美国家，遭遇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但是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视野、朝向第三世界的国际视野就落幕了。

在我成长的年代，我读的小说是越南小说、东欧小说、苏联小说、缅甸小说……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读的就是欧美的作品了，慢慢的我就完全不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我还有两个经验非常有趣，一个经验是我在台湾的时候，一帮朋友领我去一个餐馆，这个餐馆是缅甸风味的餐馆，那些朋友们就开玩笑说，我们来这儿不是吃饭的，我们来这儿是看美人的。是什么美人呢？他们就笑着指给我墙上一张很大的照片，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女性。我就说她是谁啊？那帮人说你不知道？我还很得意的说，我从来不知道流行明星。他们说，这个不是流行明星。我说我确实不知道。最后他们终于相信我不是开玩笑，告诉我说，那是缅甸著名的反对领袖昂山素姬，一个世界知名的、明星级的反叛女政治家。我非常惊讶的发现，我自以为我已经走向世界，自以为世界的视野在向我打开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视野对我关闭了。

我后来检索资料发现，其实我们的传媒也报道她，不过她在边角的位置。而我自己有意识的选择了不看，我不关心缅甸发生了什么，我关心的是美国发生了什么，欧洲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马科斯。1994年，墨西哥一个新的武装起义震惊了全世界，从1994年至少到2001年，事实上直到今天，马科斯始终以这种环球传媒明星的方式，吸引着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后来我发现中国传媒也有报道，但是我一无所知，所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大概一种新的主流文化的建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一方面是某些消息以突出的、反复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呼唤着你去了解它们，去认同它们，而另外一些东西却消失了，或者说在边角中，或者即使在它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不关心，而主流的方式还教给你一种接受和指认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方式，你只能用它的方式去看。

比如说马科斯，他有一个蒙面形象，于是我们的指认方式大概十有八九就说恐怖分子，只有恐怖分子才蒙面。这里有两个大无知，一个无知就是这位游击队长是以符号学游击战、网络游击战而著称的，他们和政府军的正面战争只发生了一天半，所有冲突当中的死伤人数不超过27个。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第二，你不知道，你无知，你无知在哪里，你不知道整个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素有面具文化，佐罗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佐罗是整个蒙面英雄传奇当中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我在我们的传媒上读到这样的报道，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队全体队员，是马科斯的热爱者，他们经常为马科斯所领导的“萨帕塔”运动捐款。在2005年初，他们把国际米兰队的球衣赠送给“萨帕塔”，马科斯就穿了他们的球衣，蒙着脸出来跟传媒拍照。我们的传媒是怎么报道的呢？说恐怖分子喜获赠国际米兰队球衣。我看了以后啼笑皆非，我就觉得无知，并且坚持这种无知，这是主流的另外一种态度。

二

最后再扯两个闲天，我们再来谈马科斯。这两个闲天就是使我翻译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动机，我说我自己有一个反省，就是“9·11”事件的发生，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和全世界一起目击这个悲剧的时刻，我记得我当时的那种震惊和伤痛，我努力不哭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在双塔座倒塌之前，那些人绝望地砸碎玻璃幕墙，挥舞着手帕，希望得到拯救，可是接着，双塔座在我们的面前坍塌下来。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好莱坞电影里有这样的镜头，可是这一次是血肉之躯，真实的生命。我毫不怀疑，我想和我一起看过这个场景的人是跟我一样，我们用我们的身体认同了双塔座里人们的身体，我们感受着他们经历的恐惧、绝望，感受着他们那种求生的本能。

但是接下来，我开始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新闻报道告诉我们说，在美军的空袭之下，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一座一座的大桥，一个一个重要的公共设施被炸毁，最后只剩下了一座大桥是保护贝尔格莱德市的生命线，于是我在报道当中看到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师生手挽着手作为人盾上了那座桥，要保住那座桥。三天以后，我看到了一则文字报道说桥炸了，没有一个字说那些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是撤离了，还是被炸死了。

接下来我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用我的身体去认同于双塔座当中的那些美国的遇害者，为什么我不能用我的身体去认同在贝尔格莱德大桥上的那些人盾？接下来我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不是为了原谅自己，但是我真的以为这是答案之一，这个答案就是我在美国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朱蒂斯·巴特[2]的一篇分析海湾战争的文章当中读到，说美国报道海湾战争的时候，它采用了一种最新的技术，而此后大多数的美国战争都以这个技术来报道，这个技术就是把摄像头放在导弹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新闻图像，是通过导弹的视角来看的。我想大家可能会马上明白，如果我们是用导弹的眼睛去观看这场战争，我们就不可能用在导弹下面粉身碎骨的人的眼睛去观看这场战争。

如果大家说这是美国传媒的一个特例，你在这里说有什么用？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应该都看过《英雄》，张艺谋的新片，请大家回忆一幕场景，就是秦军攻打赵国的时候，大家都会记得张艺谋设计的张艺谋式的箭阵，箭像风沙一样铺天盖地的射向赵国，但是接着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摄影机采取了箭的视点。在那个场景当中，好像张艺谋要彰显赵国人临危不乱，视死如归的精神，但是我们确实是通过箭的视点去看血肉之躯的赵国人。

为什么对我来说这是答案之一？我觉得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以为我们直接目击的事件，以为我们是自由地选择了我们的视野，却经常忘记了我们的视野先在的被一种更强的力量所选择，这个更强的力量所选择的观看方式，先在的决定了我们的观看方式。所以我觉得“后冷战”时代到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重新到来，我们觉得人类充满了希望，我们终于不在两个大国的对峙之中，不在原子弹的威胁之中，我们有权利向往一个更美好，更多元、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似乎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时代也正在向我们走来。但是接下来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形出现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多元的、平等的、和平的、自主选择的时代，相反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趋同的、极度趋同的这种状态之中。任何的差异和另类的选择都变得更加艰难，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同时另一个奇怪的事情，我在另外一组统计数字当中看到，是说当我们说到“全球化”，其实我们经常描述的是这种大都市场景，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T恤衫，牛仔裤，我们美国化了，我们一说全球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图景。但是我看到一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的材料，它表明说，这个全球化图景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被卷入？十亿，只有十亿人被卷入了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图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有50亿人在这个全球化之外。

马科斯做了一个很好玩的比喻，他说今天世界的图景就像大屏幕，大家都知道，有多块屏幕组成的，可以是一幅图画，可以是很多很多幅图画，这个大屏幕五彩缤纷，非常多元，似乎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原则，但是这个大屏幕同时又像一面墙，它挡住了更大的一个视野，这个视野就是全球化过程不曾卷入的。所以问题不在于现代化进程好不好，全球化进程好不好，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能把多数人带入。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不是成功有很多的标准，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是不是多数人都进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称之为成功，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这一部分得到了改善的、获益的、享受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这种自由、平等和丰裕的物质、精神生活的人群，在中国巨大的人口比例之上，绝对人数极多，但是它仍然是一小撮。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原因，这样一些思考，使得近年来我自己开始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一年我有七个机会，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出席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我更多的选择不毛之地，穷乡僻壤，去第三世界，我想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们，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去亚洲、非洲和拉美的经验当中，最吸引我、最振动我的是拉丁美洲，一方面那里真的是一方热土，在拉美你碰到的人们的那种生存状态，那种热情，那种在贫穷当中、在我们所认为的绝望当中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状态……我记得第一次从拉丁美洲回来以后，我在讲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中国有一些批判学者说中国拒绝拉美化，我说纯属奢谈，中国很多地方不如拉美，至少在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上，中国差远了。

另外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东西，是拉丁美洲有一种伟大的失败者的逻辑，不是胜利者的逻辑，不是成功者的逻辑，而是失败者的逻辑。但是这个失败者就是拒绝承认失败，就是且败且战。

同样让我记忆特别深刻，感觉特别强烈的是这个民族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他们不遗忘，同时不绝望。我有一个拉丁美洲的朋友，一个70多岁的老建筑师，他陪我们去参加墨西哥城的一个著名的广场，那个广场他们叫“三文明广场”，因为那个广场曾经是“阿普太克”王朝的首府，阿普太克的王宫所在，也是西班牙侵略者和阿普太克军队大决战的地方，最后新石器文明的阿普太克王朝当然败于现代文明的西班牙统治者，他们的国王被绞死。西班牙人毁了他们的王宫，用王宫的建材建起了基督教的教堂，所以它是阿普太克文明，也是是基督教文明。第三个文明是围着那个广场的一片我们很熟悉的现代公寓群，那是1950年代墨西哥政府的“脱贫计划”，就是盖了一些我们所谓的经济实用房。1985年墨西哥城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那一片经济实用房几乎全部倒塌了，死了数万人。这位老建筑师给我讲这些历史，他说1985年我就在这里，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我们在做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从废墟里拖尸体，往外搬尸体。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个老人讲1985年的故事就潸然泪下。我就说他们是这样的一种会不断的记忆苦难，不是把苦难忘掉的民族。

我说一句不太准确的、也许会大家会骂我的一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情而健忘的民族，我们尤其善于遗忘苦难，如果我们想到苦难，苦难就会成为犬儒主义的一种依据，又怎么样？反正都是苦恼。而我在拉美最强的感觉就是他们不遗忘苦难，但是绝不犬儒，绝不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相反又能以极热情的态度去行动。

我在这个书的前言当中写，那一次我们在拉丁美洲，驱车几千公里，几乎走了墨西哥所有重要的地方，当时这个老建筑师就是我们的向导，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他简直想把墨西哥托在手心上，展现给我们看。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土地上的所有苦难的记忆，那种顽强的要变革不合理的现实，要改变这些苦难的斗志……到现在为止，这个老建筑师一方面是建筑律师事务所的服务人，另外一个方面，他是一个一分钱都没有、自己不断掏钱的NGO组织的负责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帮助弱势群体，去改变社会、去抗争社会不合理的结构。我最近接到他的Email说，他们还在街上抗议选举的不公正，所以我觉得这是拉丁美洲对于我的特别的意义。

三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意无意之间到处听人们说起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叫做副司令马科斯，有各种各样关于他的说法，各种各样关于他的故事。于是到墨西哥的时候，我就非常好奇，很想看看这个人。当然我们没能看到，但是知识分子，你看不到真人就可以读书了，所以我回来就在网上搜索，发现全球大概有六万多个关于他的网站，几乎囊括世界所有的语言，当时我觉得唯一没有的是中文，在台湾有一些很少量的报道，但是中国没有一个“萨帕塔”的网站。但是我还是发现了大量英文的资料，而后我发现实际上在英文世界有大量的关于“萨帕塔”的出版物，继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形，就是马科斯在写这些有的非常美丽、有的非常尖刻、有的非常精灵古怪的文字的时候，他每次都写给国际国内外各大报纸，出版社，他还专门写了一份空白合同，说你把你的出版社填进去，把你的报社填进去，我把这个送给你们。他说什么叫版权？版权不过是私有制的一个可笑的东西，我就是要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读到。

2000年从墨西哥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寻找马科斯的文字。我没有推销书的意思，我认为如果你们有兴趣，肯读的话，应该不会失望。我首先读到了他的一个部分，就是杜里托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甲虫，后来我搜索全世界的传媒，发现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有人憎恶他，有人嘲弄他，但是所有的各帮各派，毫无例外的都接受杜里托，都觉得这个小甲虫太可爱了。小甲虫这个部分的书写太有趣了，太智慧了。

如果大家真的去读这个故事的话，你们会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小甲虫代表着西班牙语世界当中一个永恒的形象，就是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大家都知道，唐吉诃德战风车，唐吉诃德骑瘦马，但是大家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唐吉诃德从来不是笑料，他是西语世界最伟大的不朽的英雄，他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去行动、去实践、痴迷于梦想、但是丝毫不为自己的梦想而感到耻辱的力量。

说杜里托是唐吉诃德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所有的杜里托故事里还有“我”，这个“我”就是副司令马科斯，副司令马科斯是谁呢？是唐吉诃德故事里那个可笑的矮胖侍从桑丘·潘沙。如果大家看过《唐吉诃德》都知道，唐吉诃德象征着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桑丘象征着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所以很好玩的是，这个浪漫主义的传奇英雄马科斯在他的故事当中，相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胆小怕事，非常市侩，而小甲虫却非常浪漫，非常豪爽，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自恋，又懂得自嘲。

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经验，就是一个英雄并不做英雄的悲情书写，大家知道现代世界的反叛英雄都是悲情英雄。悲情英雄有两种，一种是讲自己的苦难，看我们多苦，苦难就成了正义；另一种是讲自己的敌手多么无耻，敌手的无耻就成了自己正义的证明。

而在马科斯的书写当中，他拒绝悲情，既不去慷慨陈词讲印第安原住民的苦难，也不用义正词严的态度去诉说敌手的非正义，敌手的无耻，相反，他采取了一种后现代式的诙谐、幽默、调侃，用一种后现代式的拼贴文体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比如说，他从来不说政府军把他们赶入了原始丛林，原始丛林完全无法生存，他反而说，欢迎来到丛林，这个丛林只有这样几种人能够生存：死神、野兽、游击队员。他说在这儿你们可以欣赏到一个很好的过程，什么过程？这个过程是逆进化，人变成了猴子。

他用近乎于苛刻的自我嘲讽来讲述他们的艰辛，他讲到在六万政府军围堵三万游击队员的撤退当中，他们的艰难情况，没有水，没有粮食，他不说我们没得吃，没得喝，他说这个地方只有泥泞和荆棘，泥泞和荆棘多到如果投到股票市场里，就足够把墨西哥的外债都还了。实际上他们在最绝望的时候，要喝自己的尿，他怎样写？他说请各位在吃饭前读，因为这会帮助你减肥。

一个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一个完全不同的“后冷战”时代的反叛的英雄。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和此前的游击战士、反叛运动领袖一样艰难，他们面临的苦难一点也不比那时候少，但是他用完全不同的姿态来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个世界。

也是第一次，全世界发现一个反叛的领袖不做说教，他用诗意的语言对大家发言，用诗意的语言去呼唤每个人心灵当中的诗性和你的想象，用诗意的语言去呼唤你们对弱势群体的认同。

他说我们不是革命者，因为我们不要权力，我们所要的只是让我们与我们的方式生存下去的条件。他说我们不要一场革命，我们是要发动一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革命。他说我们这个革命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你的家里开始，你的武器是笔，是摄像机，是任何东西。他带着面具，老有人问马科斯是谁？到底是谁？马科斯的说法非常好玩，他说你问马科斯是谁吗？你去照镜子吧，你在镜子里看到的就是马科斯，因为这个马科斯是你心中的不平，是你心中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是你心中的被压抑了的反叛。所以他说我们都是马科斯。好，这是一个有趣的，我想跟大家说明的点。

另外一个吸引我的东西，就是马科斯其人和面具。我正翻译马科斯的时候，和一个著名的学者谈起了马科斯的故事，这个学者听完了以后就拍案叫绝，他说这些所有的行为艺术家都该歇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科斯是今天世界上最著名、最出色、最成功的演员和行为艺术家。他拿着枪，而他把枪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他们有着游击战的组织形式，但是他真正的游击战场是在网络和传媒上。

而更有趣的是，马科斯毫无疑问的是一位领袖，但是他却说他不是领袖，他是副司令，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常开玩笑，我们现在都争着当副司令，都争着当副主任，都争着当副组长，因为在“萨帕塔”运动中有很多司令，可是只有一个副司令。这个仅仅是一个装蒜吗？仅仅是一个表演吗？不是，他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念，就是一个反叛的运动，你必须去寻找和尝试跟主流不同的东西，否则的话就像20世纪革命的教训一样，你反抗主流的统治，最后你成了主流统治的一个也许更差的复制品。你要反叛主流，就必须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

所以马科斯说他是副司令，司令是谁？司令是一个叫原住民委员会的集体，这个原住民委员会是由玛雅原住民的老人、智慧的老人、和玛雅各个部族的公众选举的代表来组成的。我刚刚提到给我们做导游的那位老建筑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在萨帕塔运动当中，他说萨巴塔解放军和原著民委员会的关系，就像日本的幕府和日本的武士，武士只是武器。马科斯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是军人，我们随时准备被杀，也随时准备杀人，这样的人就不该当领导，一个真正有效的社会的组织方式必须是和平的和民主的，他说你手里拿着枪，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你就不可以成为一个运动的领袖。

他另外的很多表述也都非常有意思，他说现代社会应该向传统社会学习，不是广义的传统社会，是玛雅人的传统社会，他说他们有一种真正廉洁的和民主的方式。墨西哥察巴斯州玛雅原住民是在1994年起义，但是非常好玩，他们在1993年就开始全民投票，这是世界上据我所知绝无仅有的一场不是领袖或者领袖集团决定的，而是所有人参与投票的农民起义，所有参与起义的社区，一人一票，男人一票，女人一票，老人一票，孩子一票，一个村一个村地投票，说打，还是不打，最后所有参与的村庄大家都投票，多数通过，决定打。后来他们起义之后，政府提出了一个收买计划，说给你们修桥修路，盖学校，盖医院等等。他们又转了一圈，八个多月，因为那里完全是原始的，没有现代通讯装置，所以只能一个村一个村地走，又投了八个月，全体投票拒绝，说我们要的不是改善我们这一小块地方的生活，我们要的是原住民按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组织方式生存下去的这种空间。这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四

马科斯到今天为止是一个谜，所以咱们有一些好心的传媒的朋友宣传这本书，有的可能是为了我的面子，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喜欢这本书，所以他们介绍这一本书的时候，就说马科斯以前是墨西哥城大都会自治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们这么说不对，因为到今天为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1994年起义发生之后，所有的传媒涌向查帕斯。大家注意到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比如出了车祸，警察还没有到，记者就到了，农民起义，政府军还没有到呢，记者就到了。所以最先涌向查帕斯的是记者，记者到了马上发现有一个自称是萨帕塔运动的发言人，就是马科斯。也就是在那一天起，马科斯开始作为一个全球明星冉冉升起。他戴着面具，他毫不掩饰地说马科斯是化名，他对于为什么戴着面具给了很多回答，其中最后现代、最扯蛋的一种回答是说，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我实在不能摘下面具，我一摘下面具，全墨西哥的男人都无地自容，羞愧而死了，如果摘下面具，简直没法对付，墨西哥的女人都跑到这里来了，因为她们太爱我了。

这是他的一种回答，大家如果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和传统的反叛领袖，游击队长非常不同的是，马科斯一点都不道学，不光不道学，他还刻意使用一些色情的修辞，他也刻意把这个戴着面具的马科斯塑造成一个性爱偶像，而且事实上1994年到1995年当中，每天有数千封情书飞进查帕斯丛林，墨西哥几个重要的传媒，专门设置了一个栏目刊登社会知名女性写给马科斯的情书。

不仅是墨西哥，比如说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女记者，还有《纽约时报》的女记者，似乎从她们的语词之中看到她们也很迷恋他。但是马科斯可以这样纵横驰骋，这样随意自如的使用一种自恋的方式在于，马科斯根本不是真人，马科斯是一个虚构，马科斯是一个拼贴。大家有兴趣的话看我的序言，我分析了他的整个形象，其实不是我真的分析的，我只不过把12年当中世界传媒对他的形象的解读做了一个总结而已，他的帽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谓毛式战斗帽，他的帽子上有一字排开的三颗红星，那个别法是美国将军的别法，他左右两排子弹袋是萨帕塔的形象，就是那个农民起义领袖萨巴塔的形象，他蒙着脸是佐罗，他永远叼着烟斗，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要让人们联想起拉丁美洲不死的英雄切·格瓦拉，而事实上他一出现，拉美的传媒就把他称之为切·格瓦拉第二。

不久前我见到的一个著名的美国教授，他说他也很喜欢马科斯，但是他做了一点自我反省，他说这么多的人喜欢马科斯，大概是因为切·格瓦拉以后，太久太久，这个世界不再有英雄了，所以他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用一种近乎于表演艺术和行为艺术的方式去强化这个形象，因为这个形象是一个子虚乌有。

所以1994年到1995年，全世界的传媒大概每隔一个月有一轮高潮说谁是马科斯，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而所有的故事都不攻自破，其中很多故事非常的神秘。比如说最神秘的两个，一个说马科斯就是当年在玻利维亚给格瓦拉游击队带队的那个农家小孩，说你们读过德布雷的日记吗？读过你们就记得，一个农村孩子给格瓦拉游击队带队，他就说想参加游击队，格瓦拉说你还小，你应该去读书，还给了他钱。这个故事说，小孩长大了，读了好多书——这个人显然读了好多书，因为第一天记者就发现他有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他讲非常流利的法语，讲带西班牙口音的流利的英语，讲意大利语，讲五种以上的原住民语言，书肯定读得够多了，而且大家发现他用英文背莎士比亚，用法文背波德莱尔，而且他可以出口成章地引用大量的西班牙语世界的诗人，大家看完觉得非常精英，精英得不得了。我们觉得精英主义和大众文化是不相容的，你再往下看发现，他是一个电影迷，而且还特别迷B级电影，流行歌，电视剧，肥皂剧，在莎士比亚旁边就是流行歌曲，在波德莱尔旁边就是电视肥皂剧，是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于是他们就说他是给格瓦拉游击队带队的那个小孩。但是马上人家就发现，不对吧？这个人的西班牙语是非常清楚的墨西哥式西班牙语，他不可能是一个外国人。

于是有更神奇的传说，玛雅有一个古老的经书叫《波波五经》，《波波五经》当中有一个先知将再回来，这个先知将拯救我们，马科斯将是那个先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两次他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两个地方都是大旱，长达两年之久，滴雨未落，一次是马科斯刚一开口，暴雨倾盆而下，一次是马科斯话音刚落，暴雨倾盆而下。当时的美国记者访问了在场的一个印第安老妇人，说你真的相信他是先知吗？那个女人说当然了，我相信他是先知，我相信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社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够命令老天爷下雨。

很神奇，类似这样的传说多到了不可思议。而与此同时，整个墨西哥的情报机构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全部开动起来调查马科斯，他们认为这个马科斯一定是有案底，他一定曾经是反叛分子，什么抵抗运动领袖，或者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他们给反叛者扣上的帽子——恐怖分子，但是非常的遗憾——起义的第二个月，墨西哥政府就设法取到了马科斯的指纹，火速送到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完全没有记录。

到了1995年，政府终于发了一个通缉令，说我们知道谁是马科斯了，他是墨西哥自治大学的哲学系的博士（一说是硕士），他的学位论文写的是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3]。他毕业以后任教于大都会自治大学，教理论与分析系。在当时他说他的真正的名字叫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这个纪廉在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任教的时候，以长于辞令，深受学生爱戴，画了一手好壁画而著称。

政府以为马科斯的魅力，就是在于神秘的魅力，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想象，说一旦你们知道他是谁了，就不会有支持者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政府发出通缉令的当天，整个萨帕塔社群就发出了声明，说你们错了，马科斯是我们这儿的人，他是在我们原住民当中成长的一个人，而且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是马科斯，因为我们都是马科斯。

非常好玩的是，这个声明发出以后，世界各地都爆发了声援的游行，著名的作家，我想大家一定会知道，艾伯托·艾柯，《玫瑰的名字》《昨日之岛》的作者，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也是我喜欢的一个理论家，他同时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中世纪学者和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艾柯率先发出了声援信，接着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声明支持，然后是全世界声势浩大的支持，所有的支持者，所有的抗议示威者，在全世界各地用各种语言喊着一句话：我们都是马科斯。

所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种前所未有的实践。我们可以说马科斯是一个传奇英雄，我们可以说马科斯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物，他本身就是这个面具的背后的人们，和同样戴着面具的玛雅原住民共同创造出来的一部传奇，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学色彩的故事。所以我向大家推荐它，我推荐这个神奇的故事，这个神奇的角色，也推荐这个神奇的角色所写下的赋予想象力的文字。

接下来我想讲两个马科斯的小故事，来结束这个演讲。最早吸引我的是这样两个故事，一个故事，他模仿了两部电影，我们前面讲的马科斯是一个电影迷，他模仿了一部著名的美国西部片，一开始就说有三个孩子，一个叫好孩子，一个叫坏孩子，一个叫“副司令”。他说三个孩子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有三个塑料盒。三个孩子各拿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个说明书，说明书写的是，每个盒子里有一对巧克力班尼兔，每隔24小时，就自我复制。24小时之后就是四只，48小时候变成了八只……但是一定始终要有至少两只，吃了就没了，只剩一只也没了。这样保持每个盒子里永远有两只兔，你就永远有巧克力吃。于是那个好孩子就等了24小时，就有了四只，等了48小时，就有了八只，等下去，好孩子就拿这个盒子跟这些兔，开了一家巧克力店，生意做大了以后，就把它连锁化，连锁店做大了以后就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做成跨国企业以后，他就把公司卖了，自己当高管。这个故事跟我身边的一些成功者像极了，当高管，然后就从政，这是好孩子的故事。

坏孩子实在忍不住就吃了，没有等到24小时把两只兔吃了，从此就没兔了，只剩下对兔的怀旧了。因为他没有兔吃了，他非常不满，他就经常在报上写一些抨击性的文章，这是坏孩子。

那副司令干吗了呢，他根本不爱吃巧克力，所以他把巧克力扔了，那个盒子本来就是装冰激凌的，他还拿它装了冰激凌，猛吃了一顿就完了。

故事说的是什么？马科斯的很多故事故意装作伊索寓言，讲一个小故事，后面说道德寓意。他说第一，请你们回答如下问题，三个孩子里谁会当共和国总统？谁会当反对派领袖？谁会为了查帕斯的正义与和平被杀了？不用说了，好孩子会当共和国总统，坏孩子会当反对党领袖，那个副司令最后的下场一定是被杀。

他的第四个问题是说，你要是妈妈，你想生哪个孩子？但是最有趣的是，他在另外一个故事里说，所有的二项选择都是陷阱。当我们告诉你说，你是要这个，还是要那个的时候，实际上是假装你只有这两种选择。这其实是很多妈妈骗孩子的办法，比如孩子说妈妈今天不回来，你要不要到奶奶家去？孩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在家？妈妈就说你要不去奶奶家，要不去舅舅家。孩子想了想说，我去奶奶家吧。这个其实就是母亲的伎俩，二项对立选择的秘密，因为本来孩子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哪儿都不去，我在家里待着。

所以他用这样的故事，微言大义，告诉我们说，今天的世界不断地给我们两项选择，说你要当成功者，还是要当失败者？巧克力班尼兔的故事特别意味深长。现代社会特别强调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情商，怎么测定情商？小朋友一个人给一块糖，告诉你说坚持得越久，你得到的奖励越多，坚持得久的孩子情商高，马上吃了的就情商低，所以巧克力班尼兔的故事，从潜层次说它真的是一个今天的世界普及新教伦理的方法，就是自我约束，自我牺牲，得到更大的成功和更大的奖赏，从高处说，我们会看到现代世界的所有表述逻辑都建立在一组一组的二项对立式上。

比如“9·11事件”发生了，他可能让你选是支持穷兵黩武的布什，还是支持同样邪恶的基地组织，好象你必须在二者当中选其一。科索沃战争爆发了，你是支持屠杀塞班的米诺舍维奇，还是支持把前南斯拉夫炸为平地的联合国军和北约军队。我们很少能够想到我们拒绝这样的二项选择，我们拒绝两恶相交择其稍善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有另外一种道路，另外一种和平，另外一种公正。

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最早吸引我的马科斯的故事，非常简单，我本来做了一个戴锦华式的翻译，但是后来编辑可能觉得不通，给我改得更通了，但是我觉得不好玩。所以趁这个机会再把我的翻译说一遍。

故事很简单，很老旧，他说从前有一个穷极了穷极了的穷农民，还有一个穷极了穷极了的穷老婆，他们家有一匹枣红马，一只瘸猪，一只瘦鸡，然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了。有一天这个穷农夫就跟他老婆说，我们太穷了，我们太饿了，我们实在没饭吃了，我们杀了那只鸡吧。他们就杀了那个瘦鸡，熬了一锅瘦汤。俩人喝进去以后，片刻挺舒服，挺高兴，但是过了一阵子又饿了。那个穷老婆就说，我们实在太穷了，我们没得吃了，我们杀了那只瘸猪吧。他们就杀了瘸猪，煮了一锅瘸汤。吃了又好了。然后……枣红马不想等到故事的结束，枣红马逃了，逃到另外一个故事里去了。

我当时真的好喜欢这个故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故事并不是马科斯的原创，玛雅原住民当中就有类似这样的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可以有几种结局，枣红马被杀了，这是悲剧性的结局，或者我们站在枣红马这边，说枣红马揭竿而起。不是没有这样的故事，《动物庄园》中的枣红马揭竿而起，统治人，接下来怎么办呢？枣红马吃了农夫和农妇吗，还是悲剧的结局。整个故事看不到任何出路。

岔开一下，有一次我演讲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一个很可爱的女大学生举手说，老师你讲得不对，他们为什么不套上枣红马去耕地呢？勤劳致富，不就可以活下去了吗？为什么一定是悲剧呢？

我就说，你真是在中国长大，你不知道拉丁美洲最普遍的一个社会问题叫做“无地农民”，而且大概也和中国不一样，在拉美世界一匹马不算什么财富。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可爱的女学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凡有一点勤劳致富的可能，他不至于坐在这里等着饿死。我说所有的结局都可能是悲剧的结局，而所有的故事都可能是老套的故事。而马科斯充分地意识到故事已经老了，曾经有过的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要寻找新故事。

所以我说这是马科斯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和启示，就是寻找新的语言，讲述新的故事，想象新的空间。我们正视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不合理，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我们的想象和创造之中。而这种想象、创造、批判和行动，可以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做的，它不一定惊心动魄，不一定声势浩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某种批判，同时为这个世界寻找一种更合理的新希望。

关于这本书，我最高的希望是能够跟大家去分享一些非主流的思想资源，非主流的文化资源，非主流的世界景观，我的最低希望是希望当今的中国人，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精彩的人生，我们的英雄不该只有比尔·盖茨，不该只有用金钱来衡量的成功者，还可能有另外一种人生，还可能有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同样精彩。

[1] 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自称为墨西哥造反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发言人。同时，他也是一个作家，政治诗人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坦率的反对者。他是国际知名的游击队员（guerrillero），有“新”与“后现代”切·格瓦拉之称。

[2] 朱蒂斯·巴特（Judith Butler），1956年出生于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性别麻烦》、《身体之重》、《消解性别》、《欲望的主体》等。

[3]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对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构成了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在法国形成了一个学派。

撰稿者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现职凤凰卫视评论员，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十余份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联席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出版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纪事》等。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IT专家。新著有《巨大的转变》（The BIg Switch），预言“云计算”是企业计算领域不可避免的未来。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1934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一个俄籍犹太富商家庭，他的《凯恩斯传》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

张彤禾（Leslie T. Chang），作家，美国第二代华裔，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花两年时间追踪东莞打工妹的故事，完成《工厂女孩》一书，并和丈夫何伟（Peter Hessler）一同关注中国。

谢丁，曾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为《生活》杂志资深记者。

覃里雯，《经济观察报》原高级记者，现任搜狐新闻频道总监。她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出版《冷酷的新闻纸》。

李海鹏，《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其作品展露出文字的过人才华，文本之美的背后，是独到见识和职业精神。2003年起，他与同事一道，在特稿写作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为纸媒报道开拓出新的空间。其后在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等领域，有机地把调查能力和理解能力结合于一体，进行了非常具有个性和品质追求的实践。现为《GQ》杂志中文版编辑。

陈芳明，台湾高雄人。辅仁大学历史系学士、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美国台湾文学研究会创办人之一、美国《台湾文化》总编辑，现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台湾文学史与台湾文学研究专题课程。著有散文集《掌中地图》，诗评集《诗和现实》，文学评论集《鞭伤之岛》《典范的追求》等，学术研究《探索台湾史》等。

黄永玉，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城沱江镇。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出版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最近自传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在《收获》杂志连载。

张钊维，出生于台湾台南市，泉州移民第七代，武庙旁边长大。身兼评论作家与纪录片工作者二职，现担任CNEX基金会制作总监，长驻北京。他出版过两本专书，《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以及《穿梭米兰昆》，探讨台湾以及中国的通俗音乐与社会文化现象。译作有《庞克的哲学》。

李孟夏，曾服务于现代传播集团，任北京地区编辑总监，《周末画报》城市版总监，《新视线》杂志品牌推广总监。2008年4月，加盟桦榭出版集团。

戴锦华，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合著）、《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拼图游戏》（随笔集）、《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等。

郭玉洁，北京大学毕业，曾任《财经》杂志记者，现为《生活》杂志编辑部主任。

李来强，吉林动画学院摄影专业在读大学生。

主编　　　　　郭玉洁

编辑委员会　　许知远

于威

肖海生

方绪晓

史彦

张帆

杜然

失语

文／许知远

[一]

手上的这一本《染匠之手》，1968年版的旧书，黑色的封皮已脱落，内页均匀地泛黄。奥登的随笔集，一个诗人的勉强之作。当他需要金钱或是面对难以推辞的邀请时，他暂时放下分行的诗歌，写下这些连贯的段落。

“攻击劣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品性不利，”他在第11页写道，“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糟糕，而仍去评论它……一个人不能不带炫耀地去评论一本坏书。”我坐在克莱尔堂的阳台上读到这句话，想为自己即将要写的文章寻找某种启发。

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电视上无穷尽的选秀节目，互联网空间的谩骂和煽情，名为海德堡花园的楼盘，书店里积压的成功学，从《货币战争》到《明朝那些事》、《中国不高兴》的畅销，再到山寨手机的扩音器中放出的流行音乐……

“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一位朋友感慨说。我清楚她的意思。我们大多2000年前后从大学毕业，接着都成为新闻记者，算是半吊子的专家、不够深刻的知识分子。我们都相信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精神世界应该是丰富和开阔的，而事物也有其标准。尽管对于这意义和标准，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但我们都感受得到，眼前的社会正给人一种压倒性的印象，昔日的意义和标准都失效了，同时一种更强大的标准到来了。

作为一本书，它不需要精致的写作和富有逻辑的结论；作为一位歌手，她不需富有创造力，只要善于摹仿；作为一位导演，他只要画面惊人，不要引人思考；作为一家电视台和一份报纸，只要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它可将所有的节目和版面都变成娱乐……只要获得了成功，没人在乎它的不择手段和臭名昭著。所有的界线也都模糊了。你分不清文化和娱乐，高雅和粗劣，创造和摹仿，秩序和混乱，公共与私人，可爱与幼稚，它们的区别到底何在，或者这种区分是否还有意义。

这是每个时代都共有的问题，还是在此刻的中国尤其突显？我记得那种批评的快感，我们列举了种种现象，然后为它们都加上了粗鄙的标签，在两杯咖啡之后，带着满足离去，似乎刚刚与一头怪兽搏斗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这些年来，尽管写过很多对当下文化的批评，但我觉得自己很难再超出前几年的描述与分析水准。我仍旧习惯排比与铺陈，将庞杂的现象罗列在一起，然后给予它们一个整体性的结论。似乎也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越来越习惯在写作中强调姿态和立场。是的，在这个时代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立场的人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这姿态和立场本身就构成了某种内容。

但是姿态也能吞噬很多。在此刻的中国，那种公然的愚蠢和丑陋太多了，它们不断重复地出现，你可以不断地表明对它们的批评态度。但是在批评背后，却一直使用着同样的逻辑、甚至腔调。是的，你可以从芙蓉姐姐批评到小沈阳，从东莞的白宫谈论到北京的CCTV大火，你可以对各个热门话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你却经常发现自己成为了批评对象的俘虏，“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成固执，而你批评的对象仍层出不穷，傲慢地犯着同样的错误。正如有人评论李敖，他一辈子和蒋氏父子斗争，结果也被局限于这种斗争，他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终其一生，他的学识、思想与想象力被笼罩在斗士的阴影之下。

抗争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但关键是你抗争的对象是否是强有力的，而你抗争的方式是否具有独特性。与中国传统的紧张感，造就鲁迅的锐利，但它又不仅仅是锐利，他还用无穷诗意来面对绝望。那个传统强大、绵延，很多时刻仍富有无穷的诱惑，他成长于此，想摆脱它，又时常被它吸引，而且在孤独的时刻，它又总是能够提供慰藉，他精心地延展开内心的恐惧、焦虑、依恋和绝望……

那我试图抗争的是什么？庸俗的社会现实吗？我的方式又是什么？仅仅是为它们贴上庸俗的标签，表明自己的立场吗？

[二]

我从那座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厂房一样的图书馆里借到了的文选。当写作发生障碍时，我总是去寻找某种参照。面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方面，帝国蒸蒸日上，全英国都陶醉在富强的情绪中，认定钢铁和煤的产量，是国家的荣耀所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剧烈的变革，民主改革业已开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仅改变了政治的面貌，也改变了文化的标准，人人都在谈论一切都是平等的，再没有美与丑、高与低之分。

一些最保守的心灵，比如托马斯·卡莱尔，对这种新趋势嗤之以鼻，他认定只有恢复贵族传统才能保持文化的水准，而另一些最乐观的人士，比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相信，只要保持自由精神，价值观念上的混乱自然会在争论中寻找到一个新的秩序。而马修·阿诺德站立在这两者之间，他承认新的现实已经到来，混乱不可避免，但也强调某种更高标准的指引作用，他将希望寄托在希腊与罗马文化中的追求完美的精神。

不过，这一次他没给我太多的鼓舞。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只是由一些既有的元素组成。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你在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的选拔现场，发现了某些相似吧；你在网络聊天室感受到的情绪，和你观察中国的城市建筑的感觉也颇有相同的吧……中国社会令我们很多人愈发感到压抑的最重要原因，不仅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或者经济压力，而是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既定思维和秩序，人们觉得除去加入它、迎合它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出路。

而我似乎也在陷入相似的逻辑。每当在理解中国现实遭遇的困境时，我就求助于一位或是很多位思想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过去，大多早已死去。他们也构成一个既有的秩序。历史经常重复自身，而人们也经常遭遇相似的困境，发出的忧虑和寻找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共同的。谁能说马修·阿诺德的判断，不适合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但是，我的思考也经常在这精彩引用的瞬间，嘎然而止。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理解现实社会的某种捷径，却很少想象这捷径是否真的能顺畅地进入到中国庞杂的道路上。在我排列出的无穷捷径中，我却找不到那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了。

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而人们在其中长久的生活，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

[三]

我终究不能依靠阿诺德、奥登与奥威尔来面对我的现实。他们的精妙语言，有时还遮蔽了我的视线，放弃了自我发现的可能性。我需要耐心、需要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需要重新在每一个现象之间寻找内在的脉络、建立联系。

此刻中国社会的粗鄙化与1993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吧？1990年代初的中国，也是个旧秩序死亡，而新秩序尚未降生的年代。空气中飘荡着厌倦、无奈、不确定还有强烈的饥渴。想想那个时候的繁多文化现象与此刻是多么相似？那些身穿印有“别理我，烦着呢”的T恤衫的青年，与今日网络上的草泥马们，不无类似吧；商业化的浪潮，诱惑着作家们关心销售的数量而不是作品的质量，人们不谈理想了，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生活似乎不存在着更高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下，一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展开了。

那是一次喧闹却失效的讨论，论辩的双方成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姿态的俘虏。经历种种“伪崇高”的作家们，放弃了对真崇高的渴望；而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们，很少有自己独特的理想，他们所渴望的仅仅是一种集体式的理想，真正的个人无足轻重。

但接下来的16年中，我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滑落的呢？1993年，人们面对一个新的商业秩序的兴起，它试图将每个人都弱化为经济人，知识分子没能回应这场巨大的变化；而在过去的10年中，人们则又目睹了一场技术革命席卷全社会，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参与，也重塑了社会情绪。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回应的能力，连一场热烈的争论都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系统形成了，而且它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由和喧嚣，牢固控制和无政府状态，可以并行不悖，更多的时刻，人们乐在其中，人们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该怎样将这些模糊的感受变成更清晰的言说呢？一场大雨刚刚过去，空气里有草和泥土的清香，我仍毫无头绪。

目录

失语

[专题]

先锋已死

林兆华：我渴望自由

孟京辉：戏剧二十年

田沁鑫：寻找我想说的话

牟森：心里的远方更遥远

[记录]

图书帝国

俊兴街224巷——外籍劳工在台湾

让土地为我们疗伤

[访谈]

哈金：回不去的奥德塞

孤独的勇气——独立电影作者应亮访谈

[艺术家]

告别纯真年代

[随笔]

U2：政治摇滚先锋队——U2如何用音乐介入时代

走神儿

狮子头

荣格与占星学

[沙龙]

赖声川：生活是一出创意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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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先锋已死

文／郭玉洁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总有一些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者不安于沉闷压抑的现实，或者不服从僵化的思维与表现形式，他们用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冲破惯性生活的桎梏，这些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人，正是创造的源泉，为人类的智慧探索着可能性，在每个领域，这样的人都可被称为“先锋人物”。

20世纪80年代，后来者把那个年代描述为精神探索的黄金年代，“文革”的政治现实刚刚被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艰难的试探，商业的浪潮从沿海开始卷动，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还远远没有统治中国，文学艺术延续着旧日的中心位置，只是规则一定要改变了。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林兆华很不满足：“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搞戏剧的这么多人，怎么只有一个主义（现实主义）？看一个戏就可以了解全国的戏剧状态。”

林兆华想要打破铁板一块的文艺教条，做些不一样的东西。1982年，由他执导、高行健编剧的《绝对信号》在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打破了统治中国多年的“现实主义”美学，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先锋话剧出现的标志。

此后，所谓先锋话剧创作者——尝试表达时代精神、探索戏剧形式的人们——一直进行着艰难、断续的探索。这些尝试通常都要冒很大的风险，有体制的风险（话剧上演之前同样要经过审查），也有市场的风险（这是一种昂贵的艺术），而最大的风险来自自身头脑的禁锢，20多年过去，创作者是否还能保持探索的力度，能否真正成为“时代神经的末梢”、发掘当代人的灵魂，并因这种力量把人们聚集在剧场，接受一次灵魂的洗涤？

在这种时候，也许对先锋话剧做一个检视是必要的。主人公耀眼而清晰，林兆华——剧评家李静认为就话剧探索的严肃性而言，他是“中国唯一的话剧导演”，孟京辉——无论外界的褒贬如何，他把观众拉回了剧场之内，田沁鑫——性别赋予她激情和另一种思考的方式，话剧导演牟森——他一度被称为最先锋的话剧导演。我们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致敬——包括先行者高行健，同时也不应忘记，当代中国还没有产生出伟大的话剧作品。

今天的话剧市场并不寂寞，在票务网站上，在街边的宣传画上，可以看到许多“时尚爆笑喜剧”、“都市情感剧”，尽管坐在剧场里，通常不知道这些“喜剧”的笑点在哪里，但一代观众已经成长为文化消费的主体。话剧，从当年尝试空间形式、讨论前沿命题的艺术形式，成为下班后减压发泄的小品。前述提及的四位导演中，牟森不再导演话剧；林兆华始终不放弃戏剧信念，观众也越来越少；孟京辉找到了一条轻盈、讨巧的方法，获得商业成功，“活儿也不错”（戏剧研究学者孙柏语）；田沁鑫和当年明月合作话剧《明》，中央实验话剧院前院长、田的伯乐赵有亮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田沁鑫解释说，我是想探索商业这条路，是想证明，我也能做商业剧。

这里不是要建立“艺术-商业”的二元对立，似乎商业成功成为了艺术的原罪，而坚持艺术就意味着对观众的高姿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莎士比亚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曹禺的《雷雨》也因具备流行的元素而被屡次搬演。只是今天的戏剧创作者们向观众、市场百般讨好，失去了自己在美学上的骨气，失去对重要命题的直面思考，无法在形式上进行革新，也无法与生活产生深沉的连接，这样下去，即使市场再繁荣，也只是沉沦。

话剧的先锋探索似乎早已告一段落，人们常常以体制的压迫、成本的高昂、商业操作来解释现在的局面，那么，在文艺门类中，文学成本最低、束缚最小，在1980年代，文学的先锋写作也是热点之一，今天我们该怎样解释杰出文学作品的匮乏？李静原来写文学评论，后来写话剧评论，今天，她二者都不写了，“一样没劲。”

一个并不充分的解释是，1980年代有太多压抑的激情需要释放出来，而今天，物质的富足、消费的自由满足了人们，探索、突破的精神于是成为稀有的品质。我们当然还可以怪罪艺术教育、批评的缺席……只是看起来，这会是一个平庸的年代。

先锋已死？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正值北京青年戏剧节。大部分剧目仍然令人失望，但仍有个别令人眼前一亮，同时，在北京皮村举行的新工人文化节上演的、由农民工（新工人）演出的话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也酝酿着“民众话剧”的可能。我们写下这个耸动的标题，是希望呼唤每一代人当中不甘平凡者内心的冒险精神，来为这个世界添加新的可能，而非加固其庸常之处。

林兆华：我渴望自由

文／谢丁

到了2000年之后，林兆华越发觉得，他心目中的戏剧精神，已经很难再这个圈里看到——包括他自己。

[一]

1990年的秋冬之际，林兆华导演的《哈姆雷特》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登台。这是他成立工作室以后的第一部戏，内部演出。消息是通过嘴巴传出去的。

舞台看起来凌乱不堪。背景的整面墙上，挂着一块肮脏褶皱的黑灰色幕布。同样肮脏褶皱的黑灰色幕布铺满地面。左右两侧临近台口处，有一堆可以转动、敲打起来叮当作响而实际上已经毫无用处的废旧机器。上方，悬吊着五台时转时停、残破不堪的电风扇。一把普通的废旧理发椅，是国王或王后的御座。这构成了林兆华心目中的北欧宫殿。

时年37岁的濮存昕饰演哈姆雷特。但他不再是穿紧身衣、披斗篷的王子装束，而是中性颜色的随身便装。其他演员的服装色调灰暗，质地粗糙，制作粗放，袍服的下摆任其袒露着未加工过的毛边。在林兆华的宫殿里，世界和人，都是由这类粗糙、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包装起来。

在现实世界，整个社会正经历高潮之后的喘息。林兆华后来对我说，那时大家都很迷惘。人的思想是困惑不解的。人只要有思想，就有痛苦，没有思想就变得麻木。

1989年，时任人艺副院长的林兆华“秘密”成立了自己的戏剧工作室。在人艺体制内，林兆华常常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排戏。他在人艺的外号是“业余院长”。他不喜欢做行政工作，也不喜欢一个剧院只有一种戏剧风格。林兆华说，“从我内心来讲，如果没有一个极强的冲击力，我就下不了决心去排戏。”

所谓“极强的冲击力”，一个是他得在剧本里发现新的东西，然后是可以在舞台上制作出新的东西。但这些“新东西”要实行，就得往前走。而在人艺，稍微往前走一点都是很难的。林兆华说，“我当了副院长以后，知道有些东西实际上在剧院里是实现不了的，也不可能。如果那样做，我也会给剧院带来麻烦。”

但是他更受不了在艺术创作上有所限制。从导演的状态上说，他渴望每部戏都能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戏剧工作室成立后，第一部戏就是《哈姆雷特》。

脱离了体制束缚的林兆华，决定在哈姆雷特上寻找新的东西，能对他产生极大冲击力的东西。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哈姆雷特的困惑，同时也是每个人都面临的困惑。人人都是哈姆雷特。在《哈姆雷特》的说明书上，林兆华写下几行“导演的话”：

“哈姆雷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在大街上我们也许会每天交错走过，那些折磨他的思想每天也在折磨我们，他面临的选择也是我们每天所要面临的。生存或者死亡是个哲学命题，也是生活中每一件具体的大事和小事。是或者不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在舞台上，哈姆雷特的扮演者濮存昕，会突然转换角色，饰演起国王来。奥菲莉亚的扮演者也许会突然变成王后。掘墓者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大臣波洛涅斯，奥菲莉亚的父亲。角色之间的转换，错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荒诞粗陋的舞台布景一样，林兆华营造出一个混乱颠倒、黑白不分的复杂世界。

《哈姆雷特》剧组汇集了一大帮戏剧热爱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实验话剧院、人艺，以及搞先锋戏剧的牟森，他们一共9个年轻人，凑成一个自由团体。1990年的夏天，他们发出了宣言：

“像一群浪游者，我们偶尔相聚，只是为了排一次《哈姆雷特》，清除道上的垃圾，抖掉身上的尘土。眼睛时而会睁不开，两腿抖抖索索。”

“也许我们永远只是一群路人，过客和漂泊者，但我们毕竟已经启程，我们将继续体味那迈动在无际荒原上步履的坚韧和滞缓，在回归故乡的路上有时还会当当乞丐，但这又何妨呢？！”

那年冬天，尽管《哈姆雷特》只在北京电影学院内部演出了六、七场，但看过的人很快把它带来的震撼，传到了全世界。德国慕尼黑艺术节给中国文化部打电话，邀请林兆华携戏参加，但因为它属于“个体户”制作而被官方拒绝。成就《哈姆雷特》的梦幻戏剧团队，也让林兆华至今怀念。此后，他可能再也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阵容去排一部戏。他再也没有专门为一部戏去写满一纸“导演的话”。在这篇只有442个字的短文中，林兆华最后写道：

“我们今天面对哈姆雷特，不是面对为了正义复仇的王子，也不是面对人文主义的英雄，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自己。能够面对自己，这是现代人所能具有的最积极、最勇敢、最豪迈的姿态。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了。

“真的，我们除了面对自己，没有别的办法。”

[二]

林兆华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但他自小就拧着一股劲。不愿意受束缚，喜欢自由。上小学时，全家因为姐姐的肺病要搬到天津郊区去，几个弟弟分别都转了学，因为郊区的家离学校实在太远。只有林兆华抗拒转学。他上的是天津最好的小学，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走路上学。

因为家境有变，林兆华的高中是在业余干部中学读的。他讨厌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很枯燥。恰逢国务院来了新通知，在职干部有同等高中学历可以报考大学。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1年，林兆华毕业被分配到人艺当演员。

“演员非常耗费生命，一部戏顶多两三个主角。”林兆华后来回忆说，“几十人的戏，大多数演员都在那里耗着。有心的演员还读点书，没心的就在那儿浪费生命。”而且，演员是很被动地接受角色。你想演什么、创造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渴望自由的林兆华来说，仅仅做一个演员，根本满足不了他的创造力。

林兆华属于那部分有心的演员。“文革”开始后，他没有融入革命队伍，而是暗自读起书来。虽然被抄了家，但去图书馆仍能借到一些和意识形态无关的名剧，比如易卜生、莎士比亚。有时候，他会和人艺的老书记赵起扬谈论创作。

“文革”结束后，赵起扬重新主持人艺工作。他对热爱读书的林兆华有好感，而且知道他不想做一辈子演员。1978年，林兆华排出了他人生中第一部戏《为幸福干杯》。“戏没什么意思，但老艺术家们认为‘这小子很有才华’，这是极好的起点。”

排了两部戏之后，林兆华找不到那种“极强的冲击力”。这是1980年代初，他觉得中国的戏剧界不正常。“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搞戏剧的这么多人，怎么只有一个主义（现实主义），看一个戏就可以了解全国的戏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高行健。

1982年，林兆华和高行健合作的《绝对信号》在人艺一楼小排练厅“内部演出”。舞台上，连景都没做，用灯光箱子当车底，钉个梯子，一小桌，三把椅子，中间一工具箱。差一个追光，林兆华就用五节电池的大手电筒自己打。

从故事上来讲，《绝对信号》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戏剧，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故事发生在一列火车的尾部车厢里，写一个困顿、失业的青年黑子，从失足到新生，从内心充满矛盾，到决然地同车匪决裂的心灵历程。有完整的结构和情节。

但林兆华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排一个与众不同的戏出来。而这部戏给了他冲破中国戏剧单一局面的机会。在《绝对信号》的剧本里包含了三个空间：现实的空间、回忆的空间、想象的空间。如果把这三个空间同时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用现实主义的导演手法根本不可能完成。

要想同时表现三个空间就要运用特殊的手段。“现成的东西没有，你又不想去用现成的东西，所以只能是创造。”林兆华说，“那个戏是在排练过程中，和演员摸索出来的东西。现在看来，它实际上有很强的意识流风格，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内部演出结束后，八、九分钟没有人讲话。林兆华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时，一个老演员田冲说，北京人喜欢吃一种铁蚕豆，甜酥蹦豆，四川有一种怪味豆。我们就把这部戏当怪味豆吃，其实也不错。林兆华对这句话印象极深，多年以后谈及这部戏，他总会提到怪味豆。事实上，在许多人艺的人看来，林兆华永远是一颗怪味豆。

《绝对信号》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成功。观众挤得满满当当，戏从一楼的小排练厅搬到了三楼的宴会厅，最后又拿到了大剧场演。一共演了100多场。林兆华曾说，这部戏使他开始有点开悟的感觉。

整个1980年代，林兆华和高行健的合作达到巅峰。在《绝对信号》之后，他们相继排演了《车站》、《野人》、《彼岸》。他们开始聊所谓“全能戏剧”的设想。在这个过程中，林兆华开始觉得，舞台上没有不可以表现的东西。他在接受访问时曾说，“这几个戏很大程度上是在舞台表现上没有框框。我过去没导过戏，也没被各种流派理论左右。”

但这种自由的创作状态，在人艺体制内却无法实现。在戏剧界，批评声也无处不在。要想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个性，第一得坚持，第二得寻求新的机会。1989年，林兆华成立戏剧工作室。此后数年，他多次表示想辞去人艺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但没有成功，直到他退休。

[三]

林兆华　摄／姜晓明

1980年代末，高行健远走他乡。林兆华在本土找到新的剧作家过士行。过士行是戏剧界的鬼才，他的作品怪诞，机智。像寓言一般的《闲人三部曲》都是林兆华执导。和林兆华一样，过士行有着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先锋意识。这让他们趣味相投。当然，他们合作的每一部作品都伴随着争议。

林兆华从来不怕争议，但他甚至不参加任何有关戏剧的辩论。对他来说，保持心灵的创作自由状态更为重要。艺术个性不能受到任何意识形态和金钱的捆绑。

林兆华说，“我很幸运，1980年代碰到了高行健，1990年代碰到了过士行。他的戏从内容上说有思想深度，而不是概念化地去表现什么问题。”在《闲人三部曲》之后，林兆华和过士行又合作了《尊严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第三部还未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林兆华发现，中国原创的戏剧文学式微，再找一个类似高行健或者过士行的人物，已经很难。“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文学创作、戏剧创作大部分还是在意识形态上打转转。”

当找不到更好的原创剧本时，林兆华选择从世界名著和文学中寻找机会。从戏剧工作室的第一部戏《哈姆雷特》开始，林兆华排演了一系列世界名著：《浮士德》（1994）、《三姐妹·等待戈多》（1998）、《理查三世》（2001）、《樱桃园》（2004）、《建筑大师》（2006）。

林兆华对体制内单一戏剧的抗拒，成为他后来作品中恣意想象的源泉。他把契诃夫的《三姐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合在一起排。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档次的艺术品，但没想到票房不佳。戏剧界的评论不好，但文学界和绘画界却感觉奇好。不过，尽管这部戏是林兆华和舞美易立明自己掏钱在支撑，但林兆华却从这种自由创作的状态中，得到了自身精神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他坚持自由排戏的动力。

但观众给予的满足来得很慢。林兆华说，“当《三姊妹·等待戈多》票房惨败的时候，真的只有几十个人在看戏，我心里也受不了，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急速的，狂热的消费主义对戏剧界也是一种侵蚀。林兆华曾经感叹，1990年代的戏剧比1980年代是一种退步。到了2000年以后，林兆华越发觉得，他心目中的戏剧精神，已经很难在这个圈里看到——包括他自己。

2007年，林兆华再次选择排演一部世界名著，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它之前从未在中国演出过。林兆华把剧本委托给英若诚翻译，后者于2003年逝世，译稿完成在病榻上。林兆华说这部戏是莎士比亚一生对于人、社会和阶层的剖析。对他来说同样如此。“这部戏不是某个人物和台词在触动我，而是无数的触角在刺激我。”这年林兆华72岁。

[四]

我见过林兆华多次。他总是躲在每场戏开演后的剧场门口处，在最后一排站着，坐着，或者到门外吸烟。他的观众们早已熟悉这个身影，来来往往，偶尔会喊一声：“大导，你好！”

他不喜欢媒体。记者一个劲儿让他说，或者批评，但说多了记者又不写。他的谈话大多都是同样的内容，听多了看多了，仿佛那些问题已经摆在那里很久没人管——重复再说的意义在哪里？但他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忍不住。不过，他自己也说，“你着急有什么用？”

我们约好在朝阳文化馆二楼的大剧场见面。即将再次上演的《哈姆雷特》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排练，当天主要是排演光线。距离《哈姆雷特》第一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内部演出，正好十八年。当年的演员，只有濮存昕回到了剧组，他已经55岁。

舞台上，布景大致像当年一样，一个混乱粗糙的宫殿。观众席散落着几个工作人员，几个记者，还有一些不明人士。林兆华斜穿着一件灰色外套，一截袖子耷拉在肩上，在剧场里不停走来走去。

媒体采访安排得很紧凑。他跟大家说，一个一个来。如果在采访过程中，有另外的记者插入问话，他会生气地喊道：“你等会儿！我先和这边说完。”但谈话是断断续续的，常被工作人员打断。林兆华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他偶尔会陷入自己的思考，等抬起头来，接着问一句：“咱们说到哪儿了？”

那天下午，饰演掘墓者的演员（他同时扮演奥菲莉亚的父亲）没来。因为到外地拍电视剧，他没赶上这场排练，但他答应林兆华随后就赶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剧场观看《哈姆雷特》。它也是断断续续的，林兆华随时会拿着话筒大吼一声：“不对！这里不对！”

我曾听说有记者采访林兆华时，一言不合，他转身就走。这让我很紧张。终于轮到我们采访时，已经是那天下午的第二次排练。灯光打在舞台上，林兆华坐在观众席中央，我坐在他后面，四周暗黑，我只能看见录音笔上跳动的音频。

大部分时间，他盯着舞台。偶尔，会转头和我说两句话。声音低得不能再低，我几乎要把耳朵凑到他的脸上。哈姆雷特在舞台上的大声有力的独白，时刻打扰着我的神经。有时候，你会觉得林兆华平易得像个邻家老头，他还会把面前桌子上的果丹皮塞给你吃。但有时候，他一言不发，仿佛在生你的气，半天都没有一句话。

林兆华最喜欢谈的话题，仍是哈姆雷特。他怀念当年的那个团队，以及那些人所代表的戏剧精神。他说，“现在再排这个戏，我心里翻腾。”我问他，当年所写的那段导演的话，还适合放在前面么？“为什么不能？同样适合！”

但哈姆雷特面对的困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午6点，“掘墓者”终于从电视剧赶了回来。他赶上最后一场戏，此时，他的角色变成了福丁布拉斯，那个最后被哈姆雷特指定为王位继承人的“小丑”。

他走到舞台下方，把脚搁在第一排座位上，意得志满地念道：“在这个国家里，我本来就有继承这一王位的权利，不过今天，在我享受这一荣誉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卫兵！把哈姆雷特像个士兵那样抬到高台上！”

在1990年，这句话是最后一句台词。18年后，林兆华加了一段戏。当舞台上的人散去，哈姆雷特缓缓走到台前，坐下来，开始一段长长的独白。它来自于德国戏剧导演海纳·米勒的《哈姆雷特机器》中的台词：

“我不愿意再吃，喝，呼吸，爱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一个孩子。我也不再愿意去死，不再愿意去杀人。我要跳开我密封的身体，我要生活在我的血管里，我的骨髓里，我脑子的迷宫里。我要退缩到我的五脏里，在我的粪便和血液里找到我的位置。总有些地方人们在撕烂肉体，为的是我能够生活在我的粪便里，总有些地方人们在剖腹杀人，为的是我能够栖身在我的血液里。我的思想，就是我脑子的伤口，而我的脑子就是一个伤疤。我要成为一个机器，手就是为了拿东西，腿就是为了走路。没有痛苦，没有思想。”

林兆华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林兆华】

话剧导演。天津人。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导演、副院长，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所长，中国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导演剧目有《绝对信号》、《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白鹿原》、《哈姆雷特》等60余部舞台作品。

林兆华在1980年代与剧作家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人的合作，对中国当代剧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从戏剧文学、剧场形式和思想内容上突破传统中国式现实主义戏剧，引发了80年代实验戏剧、小剧场的潮流，正式开启中国戏剧进入现代主义阶段的大门。

孟京辉：戏剧二十年

文／周雅婷

“我有自己的美学追求，这和商业成功并不矛盾。我的戏，没一个赔钱。”

“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

孟京辉穿着黑色的皮衣戴着耳麦，在巨大的钢化玻璃后面踱步。新戏《爱比死更冷酷》在第二轮公演后，他正在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剧的观众在哪儿，我想在北京能找到一万个懂这个剧的人就够了。我相信《爱比死更冷酷》在纽约，在巴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能找到这样的一万个观众，在北京应该也能。但是在通州估计找不到。”这时坐在我隔壁的两个女孩拿着衣服起身走了。一个对另一个说：“真是太无聊了！”同时，站在玻璃罩里的孟京辉示意下一个观众可以提问。

2009年1月8日，由孟京辉导演、改编自德国导演法斯宾德同名电影的话剧《爱比死更冷酷》重回蜂巢剧场。塞得满当当的小剧场里，观众隔着玻璃，戴着耳机，伸直脑袋看演员“迟钝”、“缓慢”地在日光灯灼射的惨白背景下按照旁白提示表演。故事情节和法斯宾德的原作改动不大，依旧是有关爱情，友情以及背叛。但新鲜的形式使“冷漠”和“疏离”的感觉充斥剧场。孟京辉把自己擅长的形式感发挥到极致。

此剧第一轮演出的10场，有近4000人走进剧场观看了演出。首轮演出前，孟京辉这样和媒体说：“这个戏的观众应该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你必须喜欢费里尼，必须喜欢法国新浪潮电影，只有这样你才能看懂孟京辉与法斯宾德的这次对话，所以这个戏会非常挑观众，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要用《爱比死更冷酷》来征集4000个懂得法斯宾德的观众。不懂得法斯宾德的观众真的就不用来附庸风雅了。”

第一轮的演出在演出中段所有的票就已售空，因此安排加演。第二轮加演，孟京辉开始相信北京应该有1万人是预期中的观众。话剧市场危机重重，但对于孟京辉，这里充满惊喜。“这部戏看似充满疏离感，但事实上，越有距离人们就越想靠近。”孟京辉是对的，他越是劝诫“不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不要看戏，之后无论是不是文艺青年的青年都来看了戏。《爱比死更冷酷》会不会继续演下去，要看找到一万个观众后，会不会有两万个，五万个，十万个。

孟京辉作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开拓者之一饱受非议，而作为话剧商业成功的神话他又受到膜拜。“我的戏票房好，我要证明越是先锋的东西越有人看。我现在有这个资源和平台，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东西。”孟京辉皎洁地笑着，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在大多业界人士对于话剧现状表示忧虑的同时，他有着异乎寻常的放松和乐观。

2008年，除了《爱比死更冷酷》，孟京辉导演的另外两部话剧也在票房上获得成功。《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已经在嬉笑怒骂中上演了260场，依旧场场爆满。而十年前首演的《恋爱的犀牛》也在与时俱进的重新包装后再次公演。不少观众已经是第三次走进剧场，重温这幕爱情剧。

剧评人孙柏在谈及孟京辉的时候，反复重复的一句话是：“孟京辉绝顶聪明。”

奔放的青春

1992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的孟京辉已经游荡了一年。这一年，因为无处可去，他最常出没的地方依旧是母校，档案也一直留在母校。“为此学校还给了他一个处分，理由是毕业了还在学校不老实。”孟京辉的妻子也是当时的同学廖一梅回忆说。

1984年，二十岁的孟京辉曾经花三毛钱观看中国人艺编排的《推销员之死》，还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学生的他被话剧迷住了。四年后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最初打算是留校任教。但很快学校就发现他是如此不安分并与正常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他肯定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于是他失去了留校的资格。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人们思想松绑的一段时间，向往自由的萌芽悄然而发，而经济社会的诱惑还未渗入校园。在相对纯粹的学校环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得到滋养和生长。在大多中戏学生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快乐，单纯，躁动，而又生命力旺盛的日子。

当时孟京辉居住的是研究生宿舍，有特权可以在12点后不熄灯。夜里，他常招呼一群读本的同道人在房里聊天喝酒，抱着吉他唱歌。他们有时候会教唆看起来老实的廖一梅从教师宿舍门口偷白菜从国营菜站门口偷土豆，然后炒了当夜宵吃。他们也会在校外玩到半夜，之后从铁门翻身而入。有一次黑暗中保安终于在擦过油的学校铁门上抓住了一个不幸落网的人。于是他们摇晃着手电筒奔向铁门兴奋地大喊：“你是不是孟京辉？！你是不是孟京辉？！”铁门上的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窗口朝向学校大门的孟京辉打开宿舍窗户，气愤地大喊：“我在这儿呢！凭什么就认为是我！为什么预设我会爬门？为什么这么归类！” 多年后，孟京辉评价当年的自己：“我是那么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我热爱生活，热爱创作，热爱扎堆，有什么错！”

游荡了一年的孟京辉无论外表看来多么满不在乎，内心的骄傲始终无法接受无业的现实。他找到了当时的青年实验话剧团团长赵有亮，对以前从未谋面的团长毛遂自荐：“我是认真热爱戏剧的青年。我挺想努力工作的。我来您这儿行吗？”之后他成为了青年实验话剧团的正式编制。一年后他在实验话剧团重排了他在学校演过的剧目《思凡·双下山》。

《思凡》的剧本将昆曲《思凡·双下山》与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两段故事拼贴在一起，讲述了三个情欲胜利的故事，即中国的小和尚和小尼姑压抑不住青春情欲的萌动，双双逃下山，在途中巧遇结好；意大利的贵族青年假扮过路人去情人父母家里投宿，女孩的父亲费尽心机防止女儿与贵族青年接触，但由于阴错阳差，不仅女儿与贵族青年满足了心愿，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与贵族青年的同伴温存一番；国王的马夫爱上了王后，难耐的情欲驱使他不顾杀头危险假冒国王摸黑上了王后的床，国王发觉此事追查时，他又运用巧计成功逃脱。

1993年看话剧的人凤毛麟角，肯自己掏钱买票看戏的人更是麟角中的麟角。但实验话剧院的《思凡》前后一共演了二十场，票买得很好。来看戏的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艺青年。”孟京辉说。《思凡》在形式上突破了以往话剧的拘谨，舞台成为了广场一样庆祝的中心，剧终时小和尚与小尼姑团圆后放起来爆竹；语言上也更加活泼灵活幽默，剧场里常常笑声大作；《思凡》在内容上也更有针对性，贴近时代特征：1990年代初很多束缚是非常具体的，人们在生活中感到压抑，而《思凡》恰好抒发了这种情感。它的主题和自由与束缚有关。它带有一代年轻人的审美，意志，激情和创造以及强烈的自我表达，一种对压抑欲望释放的渴望。

而后的几年孟京辉作为实验话剧院的导演，又陆续排演了《阳台》、《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我爱×××》、《爱情蚂蚁》等多部先锋实验戏剧。他写到：实验戏剧的创作需要突破的力量，革命的勇气，自信的幽默和持续不断的能力，除了实验是一种理想和活力外，它还是一种摆脱平庸，向往自由，激流勇进，刻意求新的状态。

三部戏的转变

1997年孟京辉赴日进修。在日本的一年，孟京辉观看了上百场话剧。他变得更加开阔并开始认真考虑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1998年回国后的一年孟京辉先后排演了《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和《恋爱的犀牛》三部戏。这一年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坏话一条街》是孟京辉在实验剧院第一次依托剧院资源排演非小剧场话剧。但编剧过世行看过戏后勃然大怒，他认为孟京辉对剧本进行了不符合原情的改造。过世行的剧本大都充满“京味的日常生活”以及特有的“禅”的哲学“隐喻”和“象征”。而这与孟京辉惯有的青春，批判，激情洋溢，片段式的跳跃式和仪式感十足的舞台表达格格不入。两种不同的美学在孟京辉版的《坏话一条街》中进行了艰难的对接。结果是两面都极不舒服。廖一梅回忆说：“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常常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一会儿是孟京辉，一会儿是过世行，两种毫不相干的特质牵扯在一起，很别扭。”

孟京辉本人对《坏话一条街》也并不满意。之后他又排演了意大利编剧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故事讲述了一个意大利警局的故事，警察局长及警员将一个在押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刑讯致死。局长找来一个疯子来编排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死亡过程，以期掩盖其死亡真相。在这部剧中孟京辉和合作者张广天正式提出了“人民戏剧”的口号。孟京辉的戏剧风格也从这里开始悄然发生转变，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之前排剧，我是把自己生理或者心理上的郁积痛快地抒发，赞赏的人太少。我感觉需要和更多人的交流，这样我就不可以任性，任意。我必须和所有人接触。现在我的先锋是走向人民。”

但剧评人孙柏认为事实上孟京辉就此放弃了早期的“先锋”姿态。《思凡》以及《我爱×××》时期的反叛和有指向性的政治挑衅特征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聪明、轻盈、讨巧的嬉笑怒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表面看来先锋，辛辣，拒绝妥协，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实际上，剧目结尾时，当陈建斌扮演的“疯子”站在舞台中央声嘶力竭地向观众大声宣布：那个幕后黑手、那些专制暴行的指使者“都—是—别—人！”。这里的批判已经失去了指向性，避免了在任何的意识形态方面触礁，同时也捍卫了真正主流的价值观。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当时以80元一张的票价创下了背景剧场界的新高，而其推广的密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票房成功的背后还有更广阔的社会原因。1996-1997年是中国社会情绪最纷乱的时期。从1992年开始的贫富分化浮出水面，并逐渐加剧，文艺界也开始了重新呼唤社会正义的思潮。正在这时，1997年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刻排演达里奥·福卖点十足，也能迎合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有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铺垫，孟京辉又排演了在票房上获得更大成功的《恋爱的犀牛》。这个由廖一梅担当编剧，有关爱情，理想和坚持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的年轻人，吸引着他们走进剧场。看先锋话剧就此成为一种时尚。1999年，有调查曾做过一次问卷，要求观众列出“5个你所知道的导演的名字”，而列写了“孟京辉”名字的观众竟高达100%。孟京辉作为9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的杰出代表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评论界也一改之前对于孟京辉戏剧惯有的漠视态度，但是批评始终大于赞扬，并冠以《恋爱的犀牛》“小资”的名号。当人们问及这部戏除了商业上的成功，究竟还有什么实验性的含义，孟京辉说：“我探索了很长时间，这次我主要探索了音乐和戏剧二者的理性递进，而且这次我还明白了我慢慢能够控制剧场和观众的感受了。”之后同类的问题被反复问起，于是孟京辉在见到我们时的回答是：“如果感觉不好，他们也做一个出来看看？看哪个能做得比我好？”

抛开实验性和戏剧本身的艺术性不谈，《恋爱的犀牛》为日后的小剧场培养了大批的潜在观众，成功的商业运作也为投资商注入信心，而孟京辉也为自己日后的种种实验撑出了一片天空，提供了可能性。

以艺术的名义前进

作家孙甘露在谈及孟京辉时说：“就剧场演出与时代的关系而言，没有人比孟京辉处理得更为恰当，他最先在一部分人中唤起了共鸣，进而持续地培育了这些歧义丛生的观众，令他们带着疑问伴随着他。”

2003年非典，孟京辉的第一部电影《像鸡毛那样飞》票房惨败，是《恋爱的犀牛》第二轮排演挽救了他。2005年，依旧是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戏剧《琥珀》公演，尽管被批评为以娱乐为目的的豪华综艺演出，但直接票房收入1500万。2008年，蜂巢剧场开幕，孟京辉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个人剧场的话剧导演。同年《恋爱的犀牛》第三次排演，同步上演的还有《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和《爱比死更冷酷》。孟京辉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话剧界的品牌，只要是孟京辉的剧就会有人去看。

近二十年的话剧生涯中，孟京辉在摸索中前进，在思考中蜕变。他总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情绪，并用安全的方式释放情绪。作为艺术家他常被指责不够纯粹太过油滑，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而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的孟京辉对此十分放松：“导演的创作生涯可以很长，到70岁我还有三十年，我总能做出更牛的作品。我有自己的美学追求。这和商业上的成功并不矛盾。我到现在没有一个戏赔钱。好东西一定会有票房。”

我问孟京辉：“那你曾经困惑过吗？”

他说：“困惑过，但是痛苦的事情我不愿意回忆。我故意忘记。”

“曾经妥协过吗？”

“妥协也是自己愿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愿意了就又不叫妥协了。”

田沁鑫：寻找我想说的话

文／肖海生

我希望我的戏有鲜活的创造力、流暢的语言，就像行云流水，在有话说和无话说之间。

[一]

学者戴锦华曾经说：导演，得有黑社会老大气质。作为中国话剧界少有的女导演，人们本来期待田沁鑫把那种黑社会老大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初一见面，你看她穿着不起眼的大棉袄，梳着不起眼的短发型，微微笑时眼睛眯起来。轻言细语，甚至带着一点小姑娘的嗔。你无法想象会有一个这样的黑社会老大。

你更不能相信，这样一个香糥可亲的人是狮子座。田沁鑫矢口否定星座，也是，她身上怎么都看不出有狮子的霸道和王气呢？不过挑演员时，她也会用星座来大致地快速地判断一下演员。而且，一旦这个话题持续久一点，你会发现其实她对星座了解得并不比那些新锐的80后少。

就像生活中一样，田沁鑫经常反过来问我们问题，或者静静地听。她想听听每个人的看法。看得出来她有疑惑，而且她的疑惑向任何人敞开，每个回答她似乎都如获至宝。这样的坦白与信任，让你觉出她的不简单。

慢慢地你又会发现，她并非没有霸气和王者之道，只不过这一切隐藏其中。她也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相信身边人逃不出这种魔力般的磁场。她甚至会笃定地对某个初见面的人说：你肯定喜欢我！她的笃定，当她微笑倾听时，在她轻言细语时，突然发力，让你猝不及防，还真着了她的道，还真开始喜欢上她。

她的力度，有时行云流水，有时却摧枯拉朽。因为这些，这样一个温婉的人、一见如故的人，却做出了《生死场》、《赵氏孤儿》那样尖锐、呼啸着、豪放酣畅的戏。

[二]

田沁鑫的戏剧之路开始得有些曲折。

199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她并没有直接做话剧。当然那个时候做话剧并不那么容易，一早成名的大师哥孟京辉是她在校时的偶像，那时也没地方可去，就在校内外晃荡着。但田沁鑫还是让很多家人朋友吃了一惊，北京土生土长的她竟然去了深圳，而且是去做广告。

当时去深圳是因为一场感情，她需要散心。深圳的生活就像一朵塑料花，有色无香。结果那一年稀薄的空气，反而让田沁鑫意识到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重要。

也就是在那一年，田沁鑫突然把《雷雨》这个剧本看懂了。《雷雨》里那么多微妙的情感和人性，曹禺当年一个23岁的小孩子，怎么就能写成这样？深圳那一年，她就是看懂了这个剧本。然后又看了一些奥尼尔。这两个剧作家挺近的，情节性强，叙写残酷的现实。上学的时候，她天天看这些，脑子是满的，而在深圳，先把自己倒空了，然后才能真正开始往里装。对田沁鑫来说，这个过程有种禅宗的意味。

一年之后，田沁鑫又回到了北京。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她急于想尝试点新玩意。于是，她梦想着导出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戏，《断腕》。

《断腕》在情感上像对过去的一段告别，而在形式上，则是一次起程，第一场处女秀她做得呕心沥血。当时她还在体制外，孟京辉卖掉房子做《恋爱的犀牛》的商业演出也还是两年后的事，毫无名气的田沁鑫不得不尝试最为原始的商业模式——化缘。

当时她和几个同好一起拉赞助，拉到绝望。一天她去中关村找一个女同学，同学看她一脸疲惫，心痛她：你要多少钱啊？我给你买双鞋吧，你怎么穿成这啊。田沁鑫说我不要鞋，我要20万，我想排一个戏。她把故事跟同学一说，对方听了半晌，说：这故事挺感人的，要不咱俩干吧，哪怕赔了，就当是演给他看的——这位同学当时正要了断一段十年的感情，打算把这戏送给男朋友，让他知道什么叫爱情。田沁鑫排这戏呢，其实也有私心，也是想送给她曾经爱过的一个人，作为一份生日礼物，就在那人生日那天首演。

所以，《断腕》这部戏从起因到戏本身都很疯狂。当时，要是完全按田沁鑫开始的构思做，那她就会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可能像牟森，百分百变成边缘戏剧导演。后来，她牺牲掉了40%的构思，服装什么的还是保留了装扮感，故事也相对完整。饶是这样，在1997年也已经很厉害了，女主角是金星演的，跳着现代舞，说着话剧的语言，而节奏是中国戏曲的。

在中国，田沁鑫是第一个起用一位现代舞演员（金星）来演话剧的导演，而且是一个变性女演员。当时，很多人带着猎奇的心态去看，但看完了都会哭，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好的爱情故事。当女主角的丈夫被杀之后，她就像被丈夫的灵魂附了体，等她一套动作完成后，她就变成男的了。最后，等她老了快死了，江山也传给信任的人了，这时，她的身体又慢慢回到女性的状态，同时，她丈夫的灵魂从阴间来迎接她。这里涉及到性别意识的转换。金星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现代舞演员，而且是变性人，让她来演这么一个角色，事隔十多年，田沁鑫还是很自得地大呼：太刺激、太另类了！

《断腕》之后，田沁鑫又做了第二部戏《驿站桃花》，很闷，讲的是刘彻和司马迁，有点日本风格，两个男演员在那里使劲地谈友情，当时的小编剧有点受《东邪西毒》的影响，对话也都是“大旱，必有人死”这样的句式，场面也做得特别漂亮。阴差阳错地，这部戏得到了很多同性恋者的热捧，就演了十场，票房却特别好。

这两场体制外的商业演出，就像异端一样，在1997年的话剧界，横空出世，见首不见尾。虽然田沁鑫还没有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风格，但却为她开启了一扇重要的门。

田沁鑫

[三]

1998年的田沁鑫，虽然已经导出了两部圈内圈外都大受好评的戏，但这并没有对她的个人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朋友是多了一些，但傍晚时分，她还是经常漫不经心地，一个人闲散着晃去各处看话剧。

也就在那样一个闲散的傍晚，作为一种回报，机会终于降临。

那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林克欢院长请她去看戏，没想到，在门口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当家人赵有亮叫住了她：你是田沁鑫？我看了《断腕》，有三点意见。说完之后又问她：你的关系现在在哪？我们这儿没有女导演，你要愿意来我就给你调进来。作为国家话剧院的前身，当时实验话剧院的麾下有查明哲、孟京辉、吴晓江，都是特棒的导演，实验话剧院在话剧圈里太有号召力了。田沁鑫一听都傻了，本能地就不相信。

没多久，田沁鑫去看查明哲的《死无葬身之地》，又看到赵院长了。他就隔着一堆人喊：小田，你怎么不来找我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田沁鑫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些臊，嗫嚅着说：我想把焦菊隐先生开创的“话剧民族化”的路子走下去，还有萧红的《生死场》，我想试着改编一下。赵有亮一听就大叫：萧红？好啊好啊！我们详谈一下。你哪天来找我！让人又急又气的是，看完戏田沁鑫又走了。人家一院长，田沁鑫没法想象自己就这么去找他。

又过了好多个月，田沁鑫再去首都剧场看《生逢其时》，那次也不是首演，就是那么一个傍晚，结果又看到了赵院长。他这次索性叫起来：你怎么不去找我啊！你是不是没有电话啊？那——这是我的名片！

这次直接约了第二天见面。结果田沁鑫还迟到了二十分钟。后来她知道了老院长的习惯，他从来都是不等人的，而且人去找他有事，他也总是“懂了，明白了”，眼睛老看表，三分钟就轰人走的那种。

现在回忆起这些来，田沁鑫些许自负的口气中，更多透着的是对赵院长的敬佩。这种敬佩，我们在孟京辉那里也不止一次听到。田沁鑫对赵院长好有一比：赵院长外形挺像瞿秋白的，巧的是，他自己也演过瞿秋白。瞿秋白临死前，自己找了一处山青水秀的地方，说：就这儿吧。找了把椅子坐下。国民党的小士兵和他关系也好，还为他哭。赵院长就是这么一人，他身上有像佛教里所说的“高僧大德”，跟他在一起，你也变成好人了。他是一个给人惊喜的人。

[四]

进入实验话剧团，田沁鑫在外人眼看来开始一帆风顺，她也先后做出了《生死场》、《赵氏孤儿》、《狂飙》等有影响的戏。但一直到那时，她还是没有明确戏剧风格定位。说得更确切点，她似乎是抗拒过早地形成某种风格。

于是，她开始和林兆华合导《宰相刘罗锅》，还出品了像昆曲《桃花扇1699》、《红玫瑰白玫瑰》、《明》这样风格迥异的戏。她小时学过体操、京剧、画画，甚至旁听过两年的服装设计，还在电影学院听过戴锦华的一年的课，毕业后又做过广告。之前做的这么多事，都像是老天爷为了让她做导演而提前准备的。

这种变化中，当然有危险的因子存在。从《生死场》开始就密切关注田沁鑫的评论家和知识分子们开始不满意了。《明》一剧的编剧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南方周末》上很快发文说《明》的历史观有问题。但田沁鑫一点也不在意，她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很多知识分子看了《明》以后，回过头来说，田沁鑫怎么能这样，她以前的《赵氏孤儿》是多么地好啊！田沁鑫笑：你看，他现在才知道我之前的好，如果我沿用《赵氏孤儿》的风格，他们也不会觉得那个好，那一套我特别会做，但我不能一直那样。她直了一下背说：我背得住这些误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

当下，她更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南方周末》请她评选年度大戏，她很喜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鹿鼎记》，但林奕华的《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却更牵动她的心。那些公司里的白领互相勾引，所有人都很性感，但所有人都有点爱无能。它展示的是现代人的情欲无处安放。作为一名女性导演，田沁鑫想得更多：现代社会，还有多少男人是真正关心女人的情感、女人的情欲？你问问现在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还有多少跟老公有性生活？像西门庆、唐璜那样的男人再到哪里去找？为了满足女人的情欲，他们甚至可以死在这上面。

这样的戏，传承着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传统，于日常生活的微小处，春秋大义，展示出时代的大悲哀。但这样的想法要怎么实现呢？自诩有爆发力的田沁鑫，也常常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她想找到自己想要说的话。不过，导演和编剧，这两种常常受责难的人，田沁鑫却都抱以宽容的态度。她觉得不能怪创作的人，要怪只能怪现实处处漏风，却又无处下脚，属于乱糟糟的一个气氛。谁都抓不着本质，所以只能是写一些现象，产生不了有力量的作品。

不过，她还是打算多做一些尝试。比如她的团队现在对《三言二拍》很感兴趣，想把它放在轮回中来做成戏。她佩服古人的想象力上天入地，像《牡丹亭》，戏中人可以起死回生，还有《聊斋》、《西游记》，而现在的戏，都被身边的现实束缚住了。说到这儿，她的狮子座本性出来了，她不客气地说：这也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戕害。

这样的尝试，在到达下一个高峰之前，势必还会有更多的责难。但田沁鑫更看重观众的反应，了解他们的乐与苦，了解他们才是了解这个时代。她希望至少在当下，能让观众都进来看自己的戏。那些非难她的人，她希望几年之后，这些人就算不置可否，但至少可以真诚地说：田沁鑫是个茁壮的导演。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戏才是田沁鑫想达到的呢？这个时候，她倒有点像个大佬一样，慢条斯理地想了想：我希望我的戏有鲜活的创造力、流畅的语言，就像行云流水，在有话说和无话说之间。

牟森：心里的远方更遥远

文／刘晋锋

曾经被称为“最先锋的话剧导演”，如今已离开了舞台。

[一]

20多年过去，牟森已从搭乘火车离开北京，直奔西藏的年轻人，转变为如今两鬓略见斑白，在三元桥与妻子安静生活的北京常住居民。若寻找人生的线轴，人们乐意说这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是为追寻话剧梦而进藏，因为1985年，正是中国话剧全面进入低潮的标志年份，大家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电影尤其是电视对话剧的冲击，牟森却反潮流而去。

当然也有渊源——牟森毕业前导演了一出话剧，西德作家埃尔文·魏克德创作的广播剧《课堂作业》，是80级的毕业纪念演出。全校师生都来观看了，埃尔文也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给他很大的鼓舞。这让牟森认识到了自己的导演能力，但那时候年轻，前途无量，渴望了解一切、理解一切。

牟森选择毕业了去西藏，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一个最远的地方。西藏是他当时所能选择去的最远的地方。戏剧和远方相比较，“去远方”更重要。

在西藏，牟森的宿舍在八角街的马路边，打开厚重的木板窗，夜深时总能看见喝醉酒的人骑车从路灯下经过。拉萨白天阳光灿烂，晒得人脸生疼。夜里下雨，牟森住的房子，墙壁都是泥土做的，眼看着雨水渗出屋顶，泥水落在被子上。西藏的夜晚，夜色如墨，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只看得见月光下的河流，流水声彻夜不停。有一晚，牟森与一匹马迎面撞上，马跟他都吓了一跳。

1986年，牟森在西藏话剧团没有工作任务。无所事事时，他在附近的电影院独自看了很多场电影，没有新片，旧片也看。牟森常常拿着一个啤酒蹲在街边吃羊肉串，发半天呆，想不出自己跟北京会有什么关系，时间像凝固了一样。

段锦川拍《青稞在歌唱》，牟森也跟着去了贡嘎县。黄昏，抢拍落日镜头，在贡嘎机场跑道上追太阳。太阳刚从这个山后消失，就开车往西，开过这个山，接着拍，又落在一个山后，又上车往西，一直追到太阳彻底落山……

几个月之后，牟森回到北京，穿着在西藏话剧团借的老羊皮袄，带回四个牦牛角，不知道自己将要干什么，喝很多的酒。这些生活的细节，对于他日后所谓的“先锋戏剧”之路，并不重要，而且外人看来如同林中迷途，走偏的道路。但是，在大部分时刻，人的经历正是由无数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事件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

牟森不在西藏的期间，一个叫华庆的画家朋友去找他。朋友安排华庆住在牟森的屋子里，牟森自己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在西宁相遇，牟森给华庆讲他想排演契诃夫的《三姐妹》，告诉他三姐妹在军乐声中互相鼓励：“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回到拉萨，牟森看到华庆在他的房子里画了满墙的画，在那些画前，点了很多白蜡烛，藏族邻居说：“你的朋友，画了很多鸟，飞走了。”后来，牟森约了华庆在北京为《犀牛》做设计。

[二]

孟京辉在牟森导演的《犀牛》扮演过“犀牛”，一只名叫“让”，爱讲哲学的犀牛，这出戏的原作者是法国的尤涅斯库，这个反传统形式戏剧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是荒诞派戏剧创始人。

坊间流传过这样的一个段子：《犀牛》的舞台上布置着各种荡来荡去的绳套，意即绞索。“让”在舞台上狂吼乱跳，质疑生命的意义，结果，孟京辉一不小心，脑袋钻进了一个绳套，孟京辉当然是说不出台词来了，他开始挣扎，但是越挣扎观众越鼓掌……先锋戏剧研究者们认为这个舞台小事故极具隐喻和象征意义。

各种理论与思潮在80年代天花乱坠，“先锋”是其中最闪亮的头衔。牟森出道时以“蛙实验剧团”亮相，排出来的戏剧有人激动地叫好，有人嘀咕说看不懂，自然而然地，他被冠上先锋戏剧导演的称号。至今，牟森一直在挣扎于“先锋”这个绳套，他从来否定“先锋”这个词，“先锋，我的理解永远是排头兵，永远在前面，但你这个座标相对于什么呢？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我愿意把我的坐标点放在一个交叉的和网络状的环境，我喜欢这个世界性的环境，可能不一定只是在戏剧环境本身。”

当牟森回顾往事，他觉得1988年，北京的艺术氛围好得不能再好。牟森导演的《士兵的故事》，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小剧场演出了5场，瑞士大使馆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招待酒会。演出完，牟森跟着艺术家朋友张大力认识了行为艺术家王德仁，他让牟森第一次知道了行为艺术大师约瑟夫·波伊斯。

这时候，牟森的朋友温普林拍摄纪录片《大地震》，规模越搞越大，差不多成为北京全体艺术家参与的事情。温普林头一天在中央美院下令叫人，“能叫多少人叫多少人，跟所有人说啤酒管够”。全北京最好玩的各路神仙恨不能都到了。牟森也参与了进去，和蒋樾担任现场总指挥。温普林组织人用几千米的白布把长城包扎了一段，晚上，丁武在烽火台上表演摇滚。人多得超出想象，牟森和蒋樾为饿疯了的人群买来面包和榨菜，大家围着他们的饭筐，虎视眈眈，感觉随时都会扑上来抢。

长城上到处都是人，《士兵的故事》的大幅扑克牌布景顺着烽火台挂下来。夜里凉，大家衣服不够，就扯下布景裹在身上。王德仁原本预备的作品是在长城上用布铺二十个十字架，黄昏时点火烧，名字是“告别二十世纪”。第二天下午，牟森遇见王德仁，抱着他的布坐在路边，问他表演了吗？王德仁结巴地说：“无，无所谓了。”

牟森更愿意说自己实际上是当代艺术血脉上的一分子，当他能有一个距离比较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时候，他发现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创作过程中影响了自己的那些人，很多并不是戏剧领域的人。

[三]

牟森一手捏着从书上复印出来的剧本，另一只手的两个指头掐着一根烟屁股，近距离地盯着演员排练，沉稳地不多说话。有时候盘腿坐在地上，四周杂乱地堆着书跟生活用品，厚眼镜片后露出羞涩的微笑，安之若素地回答有关“北漂”的询问。

这是在吴文光著名的纪录片《流浪北京》里，牟森的生活处境还没有得到改善。“我看到自己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死，明智地选择自杀，但我承认我做不到；第二种就是混，这混包括结婚、生孩子，过日常生活，这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唯一剩下的就是干事情，干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就是喜欢话剧。”

《士兵的故事》演出后，牟森去北京人艺找林兆华，说他需要找一个工作。林兆华笑了，让他去剧院跟自己一起排戏，为他解决了最重要的住处问题。1988年底到1989年初那个冬天很冷，林兆华帮牟森联系到实验话剧院的一间排练室，让他们在那里排练《大神布朗》。

《大神布朗》在中戏实验小剧院准备演出期间，将于春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也在紧张的筹备，他们不知道即将听到一声枪响。

“北京下过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雪很大，让人的心感到喜悦。”牟森为《大神布朗》的上演，写了一封致观众的信。“我们是一群选择艺术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年轻人。选择戏剧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最完美、最彻底的满足和宣泄。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有些观众审美层次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迁就大部分观众的低俗趣味，反过来去适应他们，那就意味着对历史的犯罪。应该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识，焕发观众对美的感受能力。我们知道，这样做需要很漫长、很艰苦的过程，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甘愿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在创造历史。在多少个紧张排练的日日夜夜，我们为自己的热情和工作激动着，夜不能寐。从现在起到新的世纪还有最后的十二年，当新世纪的脚步隆隆迈近时，我们会以强健、奔放的姿态去迎接它。”

[四]

“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共同面对着同样的现实，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彼岸》是崔健歌曲里面比较另类的一首，若不了解前因后果，听起来如同现今一首跑乡串城赚了无数钱财的商业巡演主题曲：“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传言崔健观看了牟森导演的《彼岸》，非常激动，回去之后便写了这首歌，那时候是1993年。戏剧《彼岸》带给人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把身份不同的每个观众都席卷进去，一种乌托邦似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中。

《彼岸》部分来自高行健的剧本《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部分是由诗人于坚所写。演出之前，牟森带着14个从全国各地招来的年轻学员，在北京电影学院第二表演排练室排练了四个月，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进行形体训练，沿着一根绳子上爬行，追寻“彼岸”。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连演七场，学员们忘情地、投入地、声嘶力竭地喊着、摇摆着、跳着、跌爬着，每次演完了那些孩子都哭，他们簇拥到牟森的身边，把牟森团团抱住，用手在他的头上抚摸，把脸贴在他的身上摩挲，然后把他高高地抬起来欢呼，很多观众也泪流满面，高度感动。

蒋樾视牟森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跟着牟森纪录《彼岸》排练的整个过程，看着他用身体创作，看他用身体打开心灵，心里想着牟森的一句话：“剩下我一个人也绝不投降。”大家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沉醉在身体的疯狂与语言的暴力中。蒋樾也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觉得外面没有什么好拍的，人在这个空间里像是着了魔。一直拍到演出结束，蒋樾却开始陷入迷茫。彼岸是个美好的词，人不能一出生就等待着死；但是当我们从彼岸回到现实，却该怎么办？蒋樾对自己拍下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自己的心态其实是表现自己，把自己表现给圈中其他人看：看，我在用自己的钱拍自己的纪录片；看，我挺“献身”的！他没办法把这些做成一个他想要的纪录片。

人总会从乌托邦回到现实。在镁光灯的眩晕之下，演《彼岸》的14个孩子原以为排演了牟森的话剧之后，会成为著名演员，接演很多戏。然而，他们面临的是流落北京，生存成为大问题。学员们自愿地留在北京苦苦等待，他们租住在地下室和郊区民房里，一个在蓟门饭店当迎宾小姐，一个在食品公司推销方便面，一个在夜总会不知道干什么……

生活对牟森也是残酷的，已经导演了好多部深受好评的戏剧，而他自己的生活也没有着落。《彼岸》之后，牟森寻找排练新戏的资金出了问题，赞助的企业反悔了。牟森一无所获地从南方回到北京，面对着的是渴盼着他的学员们，他说：“你们应该自己去工作挣钱，自己养活自己！”一些看过纪录片《彼岸》的人对牟森心存不满，说：看吧，这就是精英分子的冷漠，这就是中国先锋艺术冷酷与冷血的一面。

在排戏时，牟森就跟学员们说过，你们不要做梦，不要做明星。于坚说，这些演员并没有理解《彼岸》，《彼岸》本来就是要解构彼岸，解构乌托邦，但演员们却把《彼岸》当成了彼岸，当成了乌托邦。牟森说现实就是残酷的，他们应该自立，他不应该去帮他们也帮不了。他甚至过分坦率地说，自己并不喜欢他们，一直就没有喜欢过，即便是演出结束时他们流着泪与他拥抱的时候，他们与他并不是一类人。

学员们非常难受，非常失落。呆了四个月之后，实在撑不住了，就纷纷往回走。学员其中一个叫崔亚普的孩子召集其他两个演员，祖儿和唐长炼，在河北自己家的十亩果园里，演出了他们自己编写的话剧《一只飞过天空的黑鸟》。几根绑在一起的竹竿是房子，也是舞台背景，三块石头搭起一口锅就是厨房，观众是崔亚普的亲戚和邻居。当崔亚普叫大伯时，就冲着人群中他的大伯，说到爸爸妈妈时，就指着人群中他的爸爸妈妈。那出戏一开始就是在修理一台拖拉机，到最后也没修好，一群人在荒野里推着拖拉机走。这些作戏的行为，跟蒋樾要拍这个纪录片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蒋樾去记录这个过程，他要牟森也跟着一起去了，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蒋樾纪录片里的“演员”。

[五]

九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牟森都在国外跑，带着自己的剧团在世界各地演出，也训练国外的演员做演出。 多年以前说过的一个梦想，没想到真的在几年之后就得以实现。

在日本排演《红鲱鱼》的间隙，牟森和演员聊天，男主演聊起自己小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糖，把糖剥开，舔一舔，又不舍地包起来，下次再吃。牟森问演员们，如果没有剧团、导演，任由他们自己选择，每个人都最想扮演什么角色。就是这一次问答，让牟森体验到了顿悟和开窍，身体内的某处打开了，花朵绽放一样。

男演员川中说他很想演李尔王，磷光群剧团排演《李尔王》时，他被分配演过肯特。川中戴眼镜，文质彬彬，偏瘦，弱不禁风。一般的剧团和导演都不会把他这个样子和威严魁梧的李尔王联系在一起。

牟森大吃一惊，一下子激动起来，说：“川中，你一定能演好李尔。我说如果我排《李尔王》，我就选你演李尔，而且，我会在开场就让李尔表白，自己小时候多么喜欢糖果，如何攒钱买糖果。然后再摊开地图，把国土一分为三。”因为，在《李尔王》那惨烈的故事后面，其实，有李尔一份童稚的天真。而川中恰恰就有这份童稚和天真。那一定是个独特的李尔王。

女演员富田三千代的回答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人近中年，娃娃脸，个子不高，身体胖鼓鼓的，标准的家庭主妇形象。但是，富田说她最想扮演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的女主角布兰奇。在通常的想象中，布兰奇是神经质的金发美妇人。电影版是费雯丽演的，在东京的戏剧舞台上，布兰奇则由栗原小卷扮演。

牟森感到很奇怪，问富田为什么想扮演布兰奇，因为这与所有的剧团经验都相违。富田说：“我觉得布兰奇是个有梦想的女人，我也是个有梦想的女人。所以，我能演好她。”

富田的回答让牟森对戏剧和表演的本质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和体会，永世难忘，他走过去和富田紧紧拥抱了一会。他觉得富田三千代女士给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次体验，视之为命运给与的礼物，对她永远充满感激。

在排《零档案》的期间，牟森希望激发演员的创造力，让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不扮演任何人。这个过程无比煎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演员和导演之间无法激发创作冲动，牟森认为中国缺乏这种基础，令他觉得“现在中国做实验戏剧没有任何理由自豪”。但是这个戏很空前地成功了，德国一个非常权威的戏剧评论家以为这个戏来自纽约，没想到在北京也有。

《零档案》在中国没有出演，在欧美演出一百多场，是在国外演出最多的一个中国当代戏剧。九十年代中期，牟森几乎都在国外，游走于各国的艺术节，行程忙碌。

“我那些年的戏剧创作：如《彼岸·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零档案》、《与艾滋有关》、《红鲱鱼》等，是真的先锋戏剧。是从我的角度认可的、做得非常好的、做得非常纯粹的、到今天也没有人可以比的先锋戏剧，是中国戏剧史怎么绕都绕不过去的作品。在1990年代初期，是我把中国的当代戏剧拉到西方的环境里——它不像体育，不是比赛，是大家共同交流，我很骄傲，我承认与否，它们在当时都是代表了中国的当代戏剧。”

1997年，牟森第一次拿到国内演出许可证，在长安娱乐中心，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电影院，演出马原的《倾诉》，那一场戏演了七场，观众寥寥，牟森自己也感到非常不满意，他决定让自己停下来。

[六]

牟森，人缘之好，就像当年人们喜欢挂在嘴边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北京文化圈里也常有人说“我的艺术家朋友牟森”。

在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每一次见到牟森都能见他带着不变的羞涩笑容，给人印象是性情宽厚如范宽之山水，而他的诚恳坦率，亦带来特有的个人魅力。“我喜欢牟森这个人，我希望和他合作。”田沁鑫说。导演跟导演之间如何合作？“我希望，我做导演，他做我的文学顾问。”

1997年之后， 牟森再也没有排演戏剧，这几乎也可以说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因为在他离开的时候，他说：“我会再回来的，放心吧。”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牟森这些年在做什么？” 2008年的时候，我向牟森的朋友打听。有人回答：“我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谋生呢？我只知道，他这几年在入迷地读《二十四史》。”

朋友们对牟森最多的评价是“性情温和”，这样一个被很多人喜爱的人，特别和蔼地说：“我阅读历史的最大动力是我痛恨本人种，我想要找出背后的原因。”

最近四五年以来，牟森都在研究大众叙事，他把好莱坞黄金时期的电影通透地研究了一遍。“这么多年，很多人在谈商业模式，真正解决的又有多少？当然也有做得不错的，譬如在电影领域，华谊兄弟的商业模式做得非常成功，在戏剧领域，赖声川和孟京辉的商业模式都很成功。”

牟森对戏剧的兴趣不再那么大了,“到现在为止，中国内地的整个戏剧都是小众系统。”在牟森看来，要分清作品和产品。“作品和产品是两个东西，它们是共存的，不存在好坏之别，做什么只是个人选择，产品就是给受众的，没有“大众”，大众永远是分众。选择什么就要按照什么来说事，不能选择做作品，按照产品要求说事，或者反之，惟诚实而已。”

牟森已经不再渴望去远方，地理上已经没有他要去的远方，剩下的远方只是心理上的远方。在牟森的书架上，还保存着格洛托夫斯基的《迈向质朴戏剧》，这本80年代买回来的书里有他刻意用笔划出来的句子：“我们为什么和艺术发生关系呢？我们是要穿过我们的藩篱，逾越我们的限制，填补我们的空虚——彻底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不是一种条件，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逐渐变成了透明的东西。”

[记录]

摄／卢恒

图书帝国

文/丁小牙

他是诗人，也是超级畅销书的制造者，他一度承受着内心的分裂。

[一]

2009年8月15日，上海展览中心的书展上，一本新书的签售会正在举行。这是那天最喧闹的现场，秃头的老爷子和几岁的小孩都拥挤在人群中排队，等待这本书作者的签名。主席台背后的广告牌上，几个红色大字：“掀开全民学史新潮流！”旁边，是一个更大的黑色标题：“《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作者：袁腾飞）”。

磨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沈浩波当天也在现场。他不是这本书的作者，不是那天的主角，但他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继《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之后，沈浩波又一次站到了大众图书市场的尖端。当天晚上，他在博客上写道：“传播历史的工作是无止境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当年明月和袁腾飞。”

沈浩波所指“我们”，也许说的是全中国的读者，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指他所拥有的磨铁文化。在中国民营图书出版的版图上，个字不高、白面书生气的诗人沈浩波──极负争议的诗歌创作曾给他带来麻烦──以眼光独到、擅于挖掘草根作者著称。当年明月在成名之前，是广东顺德海关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而袁腾飞，是北京海淀进修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

这两名作者最早都成名于网络。2008年，袁腾飞的教学视频出现在国内一家视频网站上，随即引起轰动，网友称其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磨铁文化的策划编辑苏静，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他认为如果将袁腾飞的讲课内容，变成一本书出版，也许将缔造第二个“当年明月”畅销神话。

在和袁腾飞初步接触后，苏静回到公司对沈浩波说：“目前已有几个比较强的对手在谈，我们进入的不算早。袁腾飞已经准备上央视‘百家讲坛’，他之后只会越来越红。”

“你感觉我们给多少钱合适？”沈浩波问。

“我们的优势只有钱。”苏静提出一个数字，“50万如何？”

“这样吧，”沈浩波停顿了一下，“我感觉50万也可以──要不，我们出200万。200万可以必杀，可以破局。”

苏静非常震惊。他知道磨铁有钱，但他从不知磨铁有钱到什么地步。袁腾飞似乎也很震惊。原本一直是他的经纪人在出面交涉，但现在，他亲自出面谈判。他们签了4年的创作权合同，每年创作不低于3本书，还包括袁腾飞的视频使用权和其他衍生产品使用权。

磨铁到底有多少钱？到目前为止，沈浩波最大的一笔资本交易，是2008年,他们用一千万签署了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的三年著作权。首付六百万后，朱德庸说，和大陆的民营资本合作，真的很愉快。这一年，磨铁的码洋（图书定价×销量）达到3.7亿元人民币。

由沈浩波一手创办的磨铁文化目前是中国民营出版界公认的图书制造基地。最近5年，他们先后出版了《北京娃娃》、《诛仙》、《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等多部畅销书。在以小巧、灵活为原则的民营出版业，磨铁如同一艘急速前进的巨型航空母舰。

8月29日，《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登上了豆瓣网的排行榜。苏静在其博客中惊呼“意外”，他以为“这么大众的玩意儿入不了豆瓣网友的眼睛”。一个月后，这本书的销量达到40万册。而站在市场最前沿的盗版商，已经奇迹般地拿出了续集。

[二]

在中国出版界，沈浩波的名声并不好——诗人和逐利商人的结合体。他还是一个彻底的市场决定论者。什么东西最好卖，他就卖什么。他似乎总能抓住大众的心理期待，并及时提供他们需要的精神读物──而在另外一部分人眼里，许多读物都是垃圾。

“有一次，我对沈浩波说，我们这些工作到底算什么？咱们有一天扔掉好了。”陈江──磨铁的一名编辑中心经理──告诉我，“他说确实是这样，但咱们做事要‘职业’。”陈江曾经在另外一家出版公司策划过许多畅销书，沈浩波连续多年邀请他加入磨铁，但都没成功。最终，沈浩波关于“做事要职业”的说法打动了他。

33岁的沈浩波也许是这个行业最年轻又最具野心的出版人。他的公司位于北京北三环内一个安静的大院。起初，他们拥有一栋独立的两层小楼。但很快，那已经满足不了迅速发展的公司规模。在旁边的大楼，磨铁开辟出第二个办公场所。这使得那里像个迷宫，而沈浩波的办公室位于迷宫深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

我们见面的那天，屋外炙热。沈浩波没开窗户，也没开空调。他提供两杯滚烫的热茶。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上，裤脚揪起来漏出白色的袜子，上面绣着两个大字：安踏。套在袜子外面的是一双设计精美、做工细致的褐色软牛皮鞋。

2001年，沈浩波拉来朋友的20万元投资，成立了“铁虎”文化传播中心——名字由广东朋友请人算过──4年后，沈浩波将其改为“磨铁”。他在北京小西天租了一栋居民楼的两居室，办公室一共四个人。

公司的第一本书，是他模仿市面流行书“攒”出来的《蜡笔小新宝典》，总共卖掉几万册。这让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认为自己把握了“攒”书的核心。但紧随其后的三、四本书，让铁虎迅速一亏见底。

一个叫春树的女孩，在此时成为铁虎起死回生的救命草。春树曾是沈浩波的笔友，她曾写信给沈浩波，还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他看。这本小说描写一个高中少女辍学、叛逆、早熟，还有她眼中五光十色的社会万千。“这是最后的机会。”沈浩波把借来的五万全都投了进去。在绝境中，沈浩波第一次被逼出了商业意识。

他首先把原名为《冰的世界》的手稿改名为《北京娃娃》──为了和当时已经火爆的卫慧《上海宝贝》相呼应。随后，他将春树的写作类型定义为“残酷青春”，听起来即挑逗又耸动。

2002年6月，沈浩波带着春树全国巡回签售。抵达成都的那天下午，春树在街上买了一个红色的肚兜，沈浩波不动声色的说：“明天不如穿这个去现场吧。”第二天签售会现场，春树17岁白皙、瘦弱的身体，在薄薄的肚兜遮掩下，调起了所有到场媒体和公众的兴趣。《北京娃娃》一夜之间火了。沈浩波天生的商业敏感开始崭露头角。

盗版商很快夺取了《北京娃娃》的市场。沈浩波只卖出6万册，铁虎没赚到钱，但沈浩波这种操作方式却让他在行业中一夜成名。“类型书”，“原创作者的开发和炒作”，这些经营理念，在日后将成为磨铁的鲜明标识。2004年，春树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那一代中国青年的标签。这年，一直未曾停止写诗的沈浩波，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心藏大恶》。这本书和沈浩波自己运作的畅销书全然不同──印刷1万册流向市场，随后再也没出现过。

[三]

浦军第一次到磨铁面试──她如今是公司的营销总监──穿过阳光通透的大办公室，走进一个倾斜、阴暗的屋子。黑屋里，沈浩波的脸被电脑屏幕的荧光照得惨白，牛仔裤脏兮兮的。沈浩波话非常少，多数时候他只说：“是，不是，好，不好。”最长的一段话，用来否定浦军过去的工作。他说：“你之前的公关活动对书的销量没有意义。活动地点和书的气质不符，而且要耗费更大的精力。”他们讨论的活动是浦军之前为《谁动了我的奶酪》举办的推广会，那本书在中国销量超过200万册。浦军十分不服，但沈浩波最后说：“我已经面试了几个人，你挺合适，明天来上班吧。”离开前，浦军说：“沈总，我记得你出过一本诗集，送我一本吧。”

沈浩波起身穿过满是灰尘的办公室，从架子上翻出一本。回家路上，浦军弹掉上面的尘土，快速浏览了这本《心藏大恶》，里面有一首名为《包皮》的诗：

“我常常想起那一小截包皮/三十年来/一直长在他身上/总是率先/进入女人湿润的器官/像俯伏在花朵上的/蜜蜂的翅膀……”

浦军倒吸一口冷气，想着未来的领导是这样的人，她几乎崩溃。

90年代末期，沈浩波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的中国高校，文化氛围已经不能和80年代相比。但北师大还保留着文学社的传统，沈浩波曾任文学社社长。他狂热的写诗。“那时许多人都爱写诗，但很少有人能长期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爱好去做。我特别感谢北师大，起码到现在，我一直把诗歌作为自己一个终生事业。”沈浩波说，“写作过程中的愉悦感，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

由于写诗，沈浩波认识了全国各地志趣相投的一部分诗人──他们大多年纪都比他大。到大四那年，沈浩波的视野已经比同年级的人开阔很多。这些社会上的朋友不仅在诗歌文学上让沈浩波受益颇丰，也让他在毕业后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1999年，刚毕业的沈浩波成为《阅读导刊》的编辑部主任。这是新华书店总店下属的一家报纸。但不到一年时间，这份报纸因为经营问题倒闭，沈浩波在朋友的推荐下进入一家图书网站，但很快，因为资金不到位，网站也倒闭了。少年沈浩波一度梦想成为有社会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失业时有几家主流媒体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但都要求他从底层做起，他一一拒绝。“想到不能管人，我就不乐意。尽管无论怎么看，我当时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他承认自己当时心态不好。

倒闭的《阅读导刊》为沈浩波带来的最大财富，是帮助他在北京建立了出版业的资源网络。民营出版商张小波是这个网络中的佼佼者，他是1996年热卖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幕后推手，从文人到书商的转型中，他积累了不菲财富。“那时候张小波手头最宽裕，我们常跟着他吃吃喝喝。”沈浩波回忆张小波的榜样作用。当张小波劝失业的沈浩波也像自己一样做书商时，他用了五分钟思考：“最后决定那就做吧，也不能老闲着。”

但直到此时，沈浩波生活中的大部分精力，仍是诗人这个圈子。他认为书商就是一份赚钱养家的工作。他自己的阅读视野，和他卖给大众的书，是两个世界。

在书商的世界里，他永远以市场为导向并我行我素。直面残酷的勇气来自于他知道自己可以随时抽身离开，那里更像他的游乐场。他真正还是生活在诗歌的世界。

但到2005年，这两个世界开始交战。沈浩波突然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我努力想把注意力转回诗歌，但是我发现什么也写不出。”他被牢牢地困在现实中不能逃脱。“作为诗人的沈浩波长眠了，越着急越是什么也写不出。”他担心自己要永远和那个心灵的世界告别。

“他们说赚了钱就写不出作品。”──这是前辈们的经验，就像一个魔咒。曾经也是诗人的张小波在1991年出版过一本名为《检查大员》的小说，之后他一直在策划写一个长篇。他写出了开头第一句话：“我的左眼瞎了。”

许多年过去，张小波的长篇小说依旧只有这一句话。伴随创作枯竭而来的是巨大的空虚。这种空虚感如同一个透明了牢笼，困在里面的沈浩波倍感绝望。

[四]

在中国，出版业也许是意识形态领域向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块阵地。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审批通过的出版社大约有570多家。而在此之外，游荡的那些民营书商──官方曾称其为这个行业里的“毒瘤”。

第一个毒瘤的产生，也许要归结于1980年代的承包制。1984年，安徽科技出版社率先对省出版总社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版社又承包给下面的出版局，出版局又承包给各编辑部，层层承包的结果是承包单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向社外寻求资源。

一部分人看到了其中的机遇，他们从出版社购买书号，同时在外找人“攒书”并从中获利。这是中国最早的书商，也叫“书贩子”。“八十年代是图书的疯狂时代，我们无论做什么书出来都会一抢而空。”张小波回忆说。刚刚从荒芜中挣扎出来的人们对一切精神的事物都饱含热情。

“书贩子”大多也是“个体户”，在集体时代时，他们已经由于种种原因游离在团体之外。他们是最早一部分脱离了体制束缚的个体，独享利润，也独担风险，逼上梁山后只能凭着魄力和胆识吃饭。 “八十年代的书商有些甚至不认字，他们用麻袋扛着书出去卖。”张小波说。但很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日渐成熟起来的市场体系中被淘汰。

新一批带有浓厚“文化味”的书商在1990年代浮现出来。“民营出版的入门门槛比较低，当年很多诗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转行做出版。”但和第一批书贩子相比，这批所谓的“儒商”不得不面对逐步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更激烈的商业竞争。张小波告诉我，“如果不懂市场，仅凭理想主义作书，很快就会赔个精光。”

所谓市场，是指发行渠道、推广的手段，更指如何琢磨大众的口味。将读者细分，锁定一个较小的人群，做发行量小但品质较好的书，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批发商、销售商拿走大部分的利润，书商扣除购买书号、作者稿费、印刷费等成本，所剩不多。一本书如果卖到几万册，也许可以存活。而如果一本书可以卖到几十万册以上，就可以摊薄成本，获得巨额利润。因此，畅销，几乎变成了每个书商追求的目标。

1996年，张小波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几乎让整个国家都在谈论它。在出版业，这是一个传奇。

“从这一刻开始，所谓的书，才走向市场了。大家才承认有畅销书的存在。”金丽红──《狼图腾》的幕后推手──告诉我，“而在此之前，谁要出畅销书，应该算大逆不道的事情。”

在新中国，第一本畅销书，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选集》。到1980年代的文艺风潮席卷全国时，文学和哲学摆满了许多人的书架。而以“中国”为眼球的书籍，在1990年代迎合了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但如今，人们想看什么？《北京娃娃》？或者是远离于现实生活的神怪故事？──每一个书商都想弄明白。

2008年，张小波出版了《求医不如求己》。这本书最后几乎占据了健康类书籍的市场。金丽红的公司主打郭敬明的青春文学。博集天卷，另一家独占鳌头的民营出版公司，将杜拉拉职场小说一网打尽。而沈浩波在这一年，掀起了《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史热潮。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在缔造自己的畅销书神话。目前看来，没有谁败下阵来──也许，除了读者。

[五]

2005年，沈浩波麻烦不断。他在前一年出版的《草样年华》惹上了官司。这又是一个关于残酷青春的故事，卖了50万册。“那时候公司都是靠个人英雄主义支撑，出一本畅销书，我们就能活一阵子。”浦军说。而英雄就是沈浩波本人。

这一年，中国的网络开始广泛普及。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形式，许多草根作者找到了新的小说发布渠道。网络原创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沈浩波留意到，在网上，关于神仙、妖魔、人类混战内容的小说点击量往往都超过1亿。但在图书市场上，却少有这类小说。人们都说，这类出版物叫做见光死──印出来，卖不掉。

但沈浩波却相信这里有巨大的市场有待开发。他开始上网疯狂阅读奇幻武侠小说，看了几十部后，他选中《诛仙》作为奇幻小说的范本。“我要把它捧红。”

出版《诛仙》时，沈浩波对整本书的包装都经过精心考量。随后，他开始推广“奇幻武侠”的小说概念，并在新浪网上策划有关“奇幻武侠小说是新文学门类”的讨论。几个月后，《诛仙》系列8本共卖掉300万册。但他依旧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忽视了占有这种品类市场的所有可能。“奇幻武侠的概念是我推出的，但是之后，这个品类迅速被其他出版商填满。”

任何一个品类的图书都是一块蛋糕，沈浩波不甘心只分到了其中一小块，但是当他弄明白并跟进出版更多的玄幻系列时，市场已经过于饱和。沈浩波接下来的奇幻书被埋没在铺天盖地的劣质模仿者中。2005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从一楼到五楼，书架上都摆放着奇幻武侠小说，而且都是和《诛仙》一样的大16开本，外观华丽，插图精美──用另外一些人的话来说，看到这一切你就想吐。

奇幻之后，读者的趣味很快被引到了盗墓上。2007年，磨铁出版了《盗墓笔记》。沈浩波要完全占有这个品类的市场。在《盗墓笔记》这本书出版的同时，磨铁推出了另外9本盗墓类图书。书店的书架上充斥着磨铁的出版物──其他书商根本找不到陈列的位置。磨铁的口号是“要把盗墓类小说载入史册。”但同行们都说：“磨铁扰乱市场，把盗墓类图书作死了。”

这一年在喧闹中收场。磨铁当年的码洋过亿。在行业内，无人不知沈浩波的精明、敏锐，以及贪婪。他俨然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在行业内他并不讨好，同行们说他阴冷、低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六]

低俗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评价。在中国，流行文化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已通过巨大的商业利益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娱乐、消费、快速、符号化是一个时代的关键词，每个人置身其中，无法逃脱。

一个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流行出版物编辑，常常需要面对分裂的自我和矛盾的内心。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聪明、敏感、理解力强并且阅读量大，兴趣广泛且有判断力。这样的人大多对廉价的流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抵触。但他们每天都在为流行文化推波助澜。他们要生活，公司要生存。

“流行文化就是软暴力，它无孔不入的充斥我们的世界，它在无形中强制个体失去自我意识。”陈江带着眼镜，穿着褐色的汗衫，修长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叩打着。他叹口气接着说：“为社会生产真正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固然好，但那是理想。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书和我日常看的书完全不一样。如果按照我的品味作书，那一定很小众。大众文化就是俗文化，但那正是商业价值所在。”

正如沈浩波所说“做事要职业”。当我们问到流行文学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沈浩波表现得十分坦然：“没有差的流行文学，凡是流行必然有道理。不要试图改变或者引导读者的品味。流行文学可能浅显，但它让世界丰富。”

沈浩波自己很少读这些书，他的时间要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诗歌。他已经很久写不出诗了。

2006年春节的晚上，沈浩波整夜失眠，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发呆。之后他开始在键盘上无意识的乱敲，在漫无目的码字过程中写出一首诗。他兴奋万分，想再敲一下试试，于是又是一首，之后再一首，那夜他写了四篇，感觉突然回来了。他在博客里写到：“久违了，深夜写诗的幸福。当年曾经每日如此。但时隔一年多没有再在深夜写诗，如今卷土重来，幸福无可比拟！！……一个不写诗的诗人不但可耻而且可怜。我曾经见过那些神情委琐的‘前诗人’……酝酿点情绪，好重新杀往——诗江湖！！”

这一年，沈浩波都在疯狂的写诗，无论好坏，他都坚持不懈。“诗人不该是从生活中抽空的，我需要生活，才能写我的生活。”沈浩波以创作之名为商业生活找到存在的理由。而诗歌创作也消解了商业世界带来的焦躁，他又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至少他自己这样相信。

2007年5月，他和伊沙、胡旭东等人被评选为“当代十大新锐诗人”。韩寒曾公开对此奖项表示莫名，并在网上和沈浩波论战，表达自己对现代诗派的看法：“我认为现代派诗的文字已经失去意义，没有任何指向性。他（沈浩波）直抒胸臆，用诗歌来说明了男诗人基本都是流氓这个古今一样的定理。”而沈浩波在被问及对此事的态度时反问：“哪个男人不想性？”

沈浩波开始更频繁的创作，他认为自己终于结束一次漫长的“青春期”蜕变──他的两个世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都不会再互相抵触。

[七]

2008年底，沈浩波没有察觉到，第二编室主任苏静已经两个月没去上班。公司的管理一直处于放任自由的状态，沈浩波从不强迫员工出勤或者打卡。直到苏静找到他说要辞职，他才意识到事情不对。他对苏静说：“你留下来，我们探讨下方式。”

27岁的苏静白皙，清秀，坐在那里不说话时腼腆得像个小男孩，但一旦开口说话，能量就立刻从身体里迸发出来。“我感觉太累了，到了极限。我那时决定离开磨铁。”他后来告诉我们。

没有人否认，磨铁在此时给外界的表象，已经是一家庞大的图书出版公司──规模已远远超过其他民营出版商。他们拥有230多个员工，下设4个编辑中心，15个编辑室，同时有20多条产品线，每条产品线都在源源不断的生产各种品类图书──那年他们出版了600多本。

磨铁处于一场轰轰烈烈的“造书运动”中。以每本初印一万册计算，磨铁全年印书六百万册，平均每月有超过五十万册的图书投向市场。“造书运动”中生产的大量图书让经销商们不能招架，终端的陈列位置只有那么多，有些图书还没来得及上架就要面临下架。更严重的是，“磨铁”内部原有的行政体系也无法支撑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堆高的新书。整个链条都很忙碌却堵塞，该出的书出不来，印出来没处放，好不容易摆进了书店，却卖不掉，退回来迅速又变成废纸。

苏静的梦想其实是电影。2004年，他从中央民族大学电脑语言专业毕业，考取上海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他曾搞过小剧场，画过漫画。2007年，苏静从上海大学肄业，把之前的积蓄投入一部电影，但最终电影没能开拍，投资打了水漂。最终，他来到磨铁。

沈浩波对苏静十分赏识。他年轻、直接、逻辑清晰且执行力强。他为磨铁创建了主打青春文学的第一个子品牌，“彩虹堂”。但好景不长，在“造书运动”中，“彩虹堂”的标识被滥用，毁坏，最后停用。苏静十分痛心，眼看大量设计劣质、内容粗糙的印刷品打着磨铁的品牌出版。

他对沈浩波说：“我不打算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继续。”

“如果你可以留下来，你想做什么？”

苏静一怔，他没想到沈浩波会这样问。“我不知道。”

沈浩波说：“那你回去想吧，想好告诉我。”

在苏静酝酿离开的时候，一个新的人物登场了。张凯峰和磨铁里其他人的气质迥然不同。他个子不高，剃着半寸，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精神抖擞的提着一台商务惠普笔记本。 沈浩波请来的这位职业经理人，之前曾在“海尔”做咨询工作若干年。他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了一个详细的岗位职责明晰和考核制度──对许多以文化人自诩的编辑来讲，这可能是一场噩梦。

“所有的图书出版，都是商业行为。”张凯峰说。那天我们坐在磨铁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外面，大风吹跑了咖啡杯。他告诉我们他之前在海尔的许多成功经验。最后我问他，你在此之前熟悉图书这个行业么？

“不熟。”他很果断。

张凯峰不清楚民营书商的发展历程，也不知道三联出版社是谁。他确信的只有一点：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有着本质的共性。

“卖冰箱和卖图书有什么区别？”他笑了笑，“从某个角度看，基本没有区别。”

[八]

2009年初，两个月没上班的苏静，回到他的兴趣中。他开始参与制作杂志书《放映》。这是一本有关电影评论的杂志。苏静说这里挣钱少，但“挺人文的”。

但很快，沈浩波给了苏静一个更大的空间。苏静在磨铁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有了一个独立的品牌“文治”──名字是他自己取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咖啡厅。我问他打算在“文治”旗下出版什么书？苏静说：“我想出版一些卖得又好，内容又很好的图书。”

“什么是好的？”

“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袁腾飞。”他停了一下，接着说，“袁腾飞的对手，不是当年明月，也不是郭德纲，而是他们俩的合集。”

8月15日，上海书展袁腾飞签售会的当天晚上，沈浩波接到了袁腾飞母亲的电话。她很生气，因为这本书最初的名字定为《袁腾飞说中国史》。但现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这个创意是苏静想出来的。在这本书的封面，还有更吸引读者的创意──袁腾飞=易中天+郭德纲──900万人一起重上他的历史课！

沈浩波在博客里郑重道歉，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再去修改这本书的名字。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读者根本没有谁会对这个名字生气。人潮汹涌的签售会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另一位老师，上海复旦大学的钱文忠兴奋的说，“我今天透露一个内幕给在场的藤枝（袁腾飞的粉丝），袁腾飞在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创造了2006年来的最高记录。”

场下掌声雷动，尖叫声一片。

杨宏伟作品
嘶夜／Tear the Night／木版／Wood Cat／61×66cm／2005

俊兴街224巷
——外籍劳工在台湾

文/顾玉玲

密莉安从没料到她千里迢迢来到台湾，竟成为上街头拉布条抗争的一分子。

不一样的是眼光，我们

同时目睹马路两旁，众多

脚步来来往往。如果忘掉

不同路向，我会答复你

人类双脚所踏，都是故乡

——立场／向阳

冬日清晨的俊兴街224巷，密莉安大约是最早醒过来的。

天色尚暗，密莉安在寤寐间听到远方的鸡啼，仿佛是梦中菲律宾南部农村景致的配乐，声声接续。全世界的鸡都有同样的啼叫声吗？她的意识从梦的深海中缓缓浮升上岸，每上升一寸，阳光初暖的家乡景致就淡出一分，而台湾冬天的寒气也毫不客气地从窗缝中溢进屋内、侵入梦中。

这样冷，密莉安瑟缩躲回被褥。窗外有冷雾，渗入夹道的染整、皮革、电子、家具、拉链、电子废料，冻凝的积油味，像冰过的脂肪浮在煤炭上。

隔壁房的泰籍女孩大雅已窸窸窣窣起床，她习惯脚夹拖鞋、捧着红塑料做的洗面盆先到浴室梳洗，时间若来得及还可以先在二手电饭锅里洗米做饭，一并备妥了早餐、中餐。六点以前，大雅会是整条俊兴街最早上工的人，她手上拎着成串的厂房钥匙，缩着身子小跑步到斜对角的电镀厂，辄啦辄啦撑开铁门，清扫结了一层油渍的地面，以抹布一一擦净机台。

再过半小时，扎着马尾辫的密莉安会匆忙赶来开机、暖机、烧热水、收拾昨天晾干但还散发刺鼻的有机溶剂气味的工作臂套。等到七点以后，其他台湾工人陆续抵达，人声、机器声交错嘈杂，所有的声音都轰隆启动，一整天的劳动正式展开。

河堤那端再有鸡啼狗吠传来，也是听不到的了。

俊兴街位处台北县树林、新庄交接地带，离环河道路近，距市中心远。当年新辟成街道时，巷弄间几乎有志一同进驻家庭式小工厂，不分劳雇，多半是外来人口。这些岛内先来后到的移民，或是南部卖了田地带着妻小来讨生活、或是东部没有出路的年轻人、或是农村女孩成群结党来找工作……每个人都带着无穷的梦想与具体的需求，向台北移动。

那些没能越过河进驻台北市生存的，就在桥的这头，留在全无规划、工商住宅零碎混杂的都市边缘。

早二三十年，俊兴街上的年轻工人多半住在厂房或仓库的顶楼，省下通勤时间，也省下房租；也有那住厂合一的家庭工厂，全家大小的劳动力尽数投入，无眠无夜，期待黑手变头家。一年又过一年，经济起飞的小龙年代，俊兴街的人们陆续搬至邻近的住宅区租房、购屋，加班也少了，服务业慢慢聚集在不远处的主要道路上。俊兴街一带，就彻底成为工业区；白日里热闹嘈杂，下班入夜了就冷清寂寥，连路灯都惨白无甚作用。

直到近十年来，老旧的厂房又开始有人进驻。他们是新一批的都市移民，跨海越洋而来，肤色黝黑些，眼睛深沉些，但因怀抱梦想与现实需求而在工作上耐操、隐忍，都与三十年前南部来的年轻人有几分神似。唯他们因言语不通，外显可见的多半只能是低头、沉默、微笑与傻笑。

密莉安总是笑着的。她才刚来不到两周，中文程度还只停留在：“会不会？会。好不好？好。要不要？要。”问号的后面永远是肯定句与点头，不敢说不，不敢不装懂，怕被定性为笨。语言不通，所有的智识、才能、幽默感都无从表达，只能退缩回最稚幼也最安全的微笑与傻笑。

泰国女孩大雅是第二次来台，中文能力与机台操作都流畅得多，有时见密莉安说着：“好好好……”的同时根本没有相对配合的动作，她会主动挨过身：“我来。”她的块头比密莉安大，手脚也熟练许多，会开车、能扛重、五部机台的作业都行，每天还得提早一小时去开门，工作量明显吃重许多。

电镀厂的机油味总是积沉不散，一整天下来，油渍味像黏在鼻腔里，洗刷不净，连带的整个人都自觉是灰色的。密莉安模样清瘦，半长的卷发平日扎成下垂的马尾，笑起来会露出不整齐的齿列，听不懂而睁圆了眼时看来就有几分孩子气。她初次跨海工作，动作常跟不上机台的速度，老板娘不时要她“慢慢来”，她一听更急，怕被嫌弃手脚不利落，每天上工时如临大敌，超出她负重能力的成品，还是咬牙勉力搬抬。下背痛于是成为惯性。

回到宿舍，大雅主动喊密莉安“妹妹”，两个音都是平声，亲切好听；她开心时双掌合十，谦逊低头，牙齿露出安静的笑。密莉安不由得也合十响应，用身体表达好意。两个人共享一个电饭锅煮饭，中午匆匆赶回煮烫一点配菜后，多半是各自蘸着辣椒酱和番茄酱，无暇对话。

大雅与密莉安的宿舍外形看来与其他厂房无异，入夜了才从一片暗黑中亮起孤单的灯光，恍然知晓尚有人居住。这宿舍原本也是工厂的一部分，一楼拿来办公，二楼统共只住了她们两人，一人一房，其他蒙尘的多余空房倒像是败落的豪门，空间愈大愈见其颓圮寒酸，夜深时说话都有回音。但其实更多时候，两个人一整天工作下来，回到宿舍只余做饭、洗衣的力气，没多余的心力来绞脑袋说中文表意。

密莉安睡觉时总要把大灯打开，会怕。她与大雅各自窝回床上和同乡人讲手机、传简讯，倦极入眠时，也许有一滴泪，也许没有。

巷口有野狗低鸣。

早上八点多，热气腾腾的电镀机身磨动低沈的机械声响，密莉安的额头已冒出细微的汗意。一阵摩托车马达突然减速、引擎欲动还控的噪音，清朗的男子声毫不遮掩地传进工厂：“Good morning!”

大家都转过头。密莉安立即脸红了。

整条俊兴街，外籍劳工不少，但密莉安是极少数的菲律宾人。说英文似乎是她的专利，这声招呼明显是对着她来。

且这不是第一次了。连续好几天，早上开工后，中午休息时，傍晚下班前，总有这么一个声音，先是马达声，再来是理直气壮的孩童般无邪地叫唤：早安！午安！晚安！晚安他说得不对时，总把good evening 说成good night，像在枕边细语，无端有点亲密感，叫人脸红无措。

她没敢认真回望，眼角约莫瞄到一个台湾男人骑车离去的背影，小平头，宽肩膀，蓝T裇与休闲裤，一路骑到巷子底的拉链厂。她知道那家工厂，224巷绝无仅有的另一个菲律宾人奥利弗在那里工作。奥利弗四十多岁了，早年组乐团到台湾西餐厅流动驻唱，直到景气萧条、饭店不再供现场演唱，他就转入工厂做工。这样的男人，在菲律宾与她几乎是两条并行线，同处一个时空里也没得交集。但在台湾，空间逆转千里定焦在俊兴街上，殊异的轨道反而接上了头，彼此不免心生亲切，有家乡人般的可亲、可信与可靠。

没几天，奥利弗就来找她要手机号码了。他说厂里有个台湾人许晋溢想和你做朋友；他说阿溢是老实人，会讲一点英文；他说你一定早知道他是谁了。那个骑机车的背影。

密莉安的手机里开始出现初阶英语般的简讯，多半是问候语，像会话练习，祝你天天快乐，今天是个好日子，你好美丽。她默默看着，唇角绽放一朵笑意。

然后，阿溢直接打电话来了，说的是破碎的英文，东拉西扯像个手足不协调的孩子。沟通使用的语言是密莉相对熟悉的，这使她立即在两人关系中稍稍占了上风，异乡人的局促不安都在对方说起外语时，得到安置、放心、从容，甚且得以俏皮。

她笑了，直接质问他：“你喝酒吗？吸烟吗？结婚了吗？”

阿溢听得懂，但找不到正确的词汇响应，一时结结巴巴干笑如俊兴街上常见的外劳。最后他大声用中文说：“我喝水啊，吸空气啊，没结婚啊。”每个字的尾声上扬，像唱歌一样。

她又笑了起来，露出好看的酒窝。可惜他看不见。

持续着，摩托车的引擎声与英语招呼声。有时下工后，阿溢到巷口接她去夜市吃晚餐。工厂老板娘说：“密莉安，你交男朋友哦？是阿弟仔吗？”

俊兴街224巷的人都叫阿溢“阿弟仔”。他十五岁就来到拉链厂工作，大家从他是个小童工一路看他长成到三十岁。

阿弟仔国中毕业就从嘉义朴子来到树林，那时的俊兴街还没那么多商店，交通也不算方便，阿弟仔以厂为家住了下来，从日薪五百元的童工做起，和当年开始大量引进的外籍劳工，一起住在工厂顶楼的员工宿舍。宿舍的墙上，贴满了泰国或菲律宾家乡妻小的相片，以及佛像和十字架、佛珠和圣母像。童工阿溢主动和外劳大哥学了些日常英语会话，有时还可以充当领班的翻译。

那时期，景气正好，股票一路飙升，生产线滚动的拉链成品一卷卷捆妥、装箱，每天大卡车来来去去出货。童工阿溢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有一种自食其力的坚忍，和接近欣欣向荣的想象。他配合所有加班，连上厕所都要小跑步速去速回，像是要把未能升学来做工的边际效益，发挥到最大值，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累瘫了还是撑住。一个月含加班的薪水约二万（台币——编者注）出头。

当时，他怎么也没料到会在俊兴街224巷一待就是十数年。总以为拼命干，再往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也不过三四年后，他的童时玩伴有人考上大学来台北读书，有人高工毕业后来台北就业，而他劳碌终日的工作似乎未能累积成有用的社会条件，还是在原地。等阿溢服完兵役退伍后，台湾景气已一路快速下滑，他简直没有太多选择地又回到原来的拉链厂。同时，许家三兄弟把妈妈从朴子接来台北，一家人在俊兴街附近的新兴小区买了房子，排行老三的阿溢就近骑机车上下班，认份工作、缴贷款。

但工厂的加班时间愈来愈少，终至主要生产线都移到大陆与越南，台湾只余订单进出及零星作业。而母亲焦心委托亲友安排的相亲愈来愈多，直到他在224巷的电镀厂，看见密莉安在干活，毛茸茸的卷马尾一震一震。

阿溢整天找时间从巷子尾的拉链厂，晃到巷子口电镀厂，再确认一遍她的模样，记住她纤细的身量，黑亮的大眼睛，嘴角的梨涡。他回家练英文会话：“哈啰，早安，你好吗？…….”

这是密莉安来台的第二个冬天。

2003年初抵台湾时，她在三重的飞盟电子厂工作。那时候，一百四十几个菲律宾女工挤在不到二百坪的旧厂房改装的宿舍里，除了双层床的一席床位，外加一个统一格式的塑料衣橱，几乎没有私己的空间，几个女孩不免常为了谁又多放了什么新的行李箱导致拥塞不堪而互相怨怼。但她与邻床的麦洛、艾莉丝总有说不完的话，异乡生活这样疲累，又这样新奇，即便是一成不变的生产线，也总找得到稀奇好笑的人与事。

实领薪水远比劳动合同上明订的少很多。要具领薪资单，就得先签收一迭各式名目的扣款单，某个早上迟到三分钟扣五百元、某天和某天和某天都产出不良品各扣数百元不等、上周五晚上回宿舍已超过门禁时间再扣二千元兼罚劳役……密莉安小心保留所有薪资单，继续配合加班，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她盘算着一年后还完来台前缴交的中介费，就可以开始存钱了。

所有的梦想都排列在偿清负债的后面。

到了周日，她们聚集到中山北路三段的圣多福教堂，挤在绿草如茵的美术公园、或幸福豪华的婚纱店前，拍下丝毫看不出超时工作的美丽倩影，与微薄的汇款一起，寄回家。

不到一年，飞盟电子厂开始积欠工资，恶性停工。密莉安一早去打卡，物料没来，再走回外劳宿舍待命。没工作没收入，台湾工人已经有人留职停薪、另外打零工去了。但外劳不行，不能换老板，不能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不能不续交每月1800元的中介服务费。最后连菲籍华裔的舍监都返乡不管门禁了，但晚上再没人有心力说笑，多半皱着眉头在祈祷：愿神平息我的愤怒与不安，引导我渡过难关。这是神的试炼，我要忍耐。神的旨意有他的道理……

“我们去找神父好了。”麦洛背起外出包：“一起去！”

“弥撒时请大家帮我们祷告吗？”密莉安迟疑不定。

“我们总要做些什么吧！”艾莉丝也穿上球鞋。

神父介绍她们到教堂邻近的TIWA，这是我所任职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的英文缩写，念起来像中文的“踢哇”，爽口好叫，仿佛带劲的集体足球赛。自从密莉安她们一波波涌进来后，TIWA所有组织工作者就日以继夜进出飞盟的工厂、宿舍，协同数百名本地、外籍工人共同参与这场劳资攻防赛事，奋力踢球得分。

密莉安从没料到她千里迢迢来到台湾，竟成为上街头拉布条抗争的一分子。她在菲律宾看过人民军抗议，看过工会大罢工，但她穿着窄裙白衬衫远远绕过抗争现场，优雅地到银行上班，在冷气房里数着成千上万别人的钞票，想象跨海挣钱可以带来更美好的出路。可辛苦来到台湾后，她竟具体经验了无薪可领、账户与护照都在老板手中的困境，这才真实尝到被压迫的滋味。

飞盟电子厂是股票上市公司，历年来赚了不少钱，但利润与资金全数转移海外投资，连现有厂房都已经二度抵押了。股东大会上，老板力陈海外设厂的美好规划，上海、深圳、宁波都陆续买地盖厂登记新公司，台湾游资已募集近亿元，前景看好。但他绝口不提台湾厂的积欠薪资，总数不过数百万元，就是欠着，欠着，被老员工逼急了，总经理才分发问卷调查，请员工自请离职，或留职停薪等待明年春天旺季开工再回复原职。外劳若不是提前解约，就返回家乡放个长假吧，机票自付。

密莉安是当初最早来TIWA申诉的六个人之一，她像个好学生，帮忙收集联署签名、计算资遣费，热心负责，不抢风头。拉布条时，她害羞地躲在后面；喊口号时，她满脸通红但声音宏亮。

那一年冬天，热气腾腾的抗争行动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前途未卜，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在外劳宿舍办跨年晚会时，密莉安和麦洛自行排练迪斯科表演，她们头上都戴着新庄夜市买来的橘色毛帽，宛如顶着绽放的花瓣，明亮夺目。

我至今记得那些转圈圈的舞步，在喧闹温暖的飞盟外劳宿舍，像橙亮的花，朵朵盛开。

冬天结束前，总算确定飞盟关厂歇业，所有员工都一并讨回积欠工资及资遣费，一百多名外劳准备转换雇主。

密莉安从高科技电子业的全自动生产，一夕间转换到俊兴街的家庭式电镀作业；由逾百名菲律宾女工吵闹的氛围，到与大雅的相对无言。电镀厂里老式的机器笨重粗大，下物料、调染色、扛重物，都不是轻松的差事，起放间就是很大的体力劳动，她个子娇小、瘦弱，更觉吃力。

周日来到TIWA，抗争的记忆维系大家深厚的情谊，拥抱与叙旧，谁谁谁转到那里去了，谁谁已经返乡又到科威特去了，说不完的千丝万缕、撒开四散的关系网络。麦洛转到纺织厂，二班制轮工每天都要十二小时；同样转到树林电子厂的安，食宿费一扣就是四千元，宿舍里还没有热水洗澡；还有吉儿与夏琳，一个月只休一天假，加班费仅以七十元计算……四散的同伴们夜里互相交换情报，密莉安仿佛得了点安慰与支持。

好一阵子，密莉安入睡前总流泪，台湾冬天真冷，只有两个人的宿舍真冷，电镀作业太累太难太粗重，她辗转反复，梦里都是温暖的家乡。但大雅待她温暖，事事照应她；老板娘豪爽友善，知道这差事粗重，主动给她们每个月加了二千元，还买脚踏车供她们方便到市中心采买什物、找朋友。就这一点温暖与善意，密莉安撑了下来。

大雅才27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老成些，她的性格坚忍、和善，埋头工作时不喊累也不求助，只一回见她被故障的机器敲中右脸颊，直到脸都肿起来了才拧着手哭出声来。

春天来的时候，大雅逃走了。

那个周末，密莉安和阿溢去淡水玩，晚上八点多大雅打电话给她，说是煮好晚餐了，要她回来一起吃。密莉安九点回到宿舍，大雅已经走了。

大雅也许曾想和她道别吧？她准备好了吗？害怕吗？

她们在一个纯男性的电镀厂共同工作、生活了两个月，但语言无法沟通，没能交心、分享。有一回，大雅接了一通家乡的电话，激动地大声咆哮，最终在厨房里呆坐流泪：“妹妹，怎么办？怎么办？”她只能陪伴，相对无言。大雅在想什么？她实在无从知道。

勉强要想象那个逃走的理由或征兆，密莉安还是觉得：“她是太累太累了吧？那个工作，真的很重很重。如果可以转换雇主……”

如果可以转换。谁要选择逃亡呢？逃走，意谓着没有劳保、健保、被欠薪或意外都无从追讨，公权力站到你的对立面，警察不是寻求保护的对象，而成为追捕你的猎人，大街小巷再也不安全。大雅可以逃到哪里呢？三个月后，老板娘说大雅被外事警察捉到了，立即遣返，五年内不得再来台湾。

密莉安再也没见过大雅，也从来没能忘记她。

春节期间，密莉安原本说好和其他飞盟女工到我家过年，但当天她没来。

麦洛说：“密莉安今天有约会，她谈恋爱了。”停顿半秒，像揭开一个神奇的谜底：“是台湾人！”

让土地为我们疗伤

文／哑河

今天的中国，食物成了对健康最大的威胁，如何重新找回与土地的联系？

2008年，石嫣结束在美国的学习回到中国，她发现最大的麻烦是，不知道自己该吃什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不加考虑地在超市买东西，“因为你不知道那些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了6个月美国农民的她，宁可不吃也不想吃不健康的食物，“这种理念你一旦真正接受，它就会从各个方面影响你的生活。”她成了素食者。

石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中国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她于2008年4月16日飞赴美利坚深造，却没进校门，而是来到了明尼苏达州一个名叫“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的地方，专门研究一种新型农场经营模式，由此开始了她为期6个月的“洋插队”农耕生活。她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立中国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直接把健康菜送到社区居民家里。

《我的美国另类洋插队》是石嫣新书的名字，与此相关的还有翻译作品《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而她回国建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也迎来了收获的时节。

摄／卢恒

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泥土

2008年4月18日，26岁的石嫣到地升农场报到。“我将抛弃过去有些小资矫情、甚至有些矫情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泥土。”这是石嫣半年美国之行的开场白。

和想象中的美国机械化农场不同，“地升农场”是由两个修女姐妹Annette and Kay创立、由一对夫妻经营、三个实习生帮工的小农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其中一个宇航员说：“我们看到了地球从月球的地平线升起的壮观景象！”她们认为这个农场将作为一种新的范例，让人们明白我们不能脱离地球而存在。

因为强调有机环保的理念，禁止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除草剂、催熟剂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化学药物，农场只有一台小型的拖拉机，几乎所有的农活都要动手进行，劳动强度远超石嫣的预期。

在农场工作的第一天，早上8点石嫣就被农场经理尼克和琼夫妇带到温室，了解培植蔬菜苗的过程。农场里的这些植物和农具，石嫣大都没有接触过。

从此，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石嫣都会准时从农场小屋步行半小时到达种植园。学习从温室种植到室外种植的技术，从浇水、移植、耕地、播种，到拔草、喂鸡、施肥、采摘长成的蔬菜，再到自己制作耕作用的小机械，开拖拉机……一直要忙到中午12点，午餐过后，仍是繁忙的劳作，直至晚上5点半。

在“最累的一天”，石嫣不停地用沾满泥土的双手扒开脚下的黑土地，把温室里的菜苗移栽进去，当最后一棵栽好后，白嫩的双手已被晒黑。农场的除草任务量大且全部靠人工完成，石嫣蹲在地里，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双手不时被浑身带刺的杂草扎伤。

在农场工作时，中午的午餐由大家轮流掌勺，石嫣的中国菜最受几位美国农民欢迎，其中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更成为最受欢迎的菜。这得益于放心不下的妈妈在出国前一周，对她进行的突击性训练。而从小在家备受宠爱的石嫣之前并不会做饭。

CSA是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al）的简写，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新型农产品贸易形式。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份额成员）预付给农民这一年种植的收益，等于变成了农民的股东与农民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农民则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保证食品的安全。没有中间商环节，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增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有机的农产品。CSA最早发源于1960年代的瑞士和日本，1980年代传到美国。

“它的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石嫣说，为实现这个目标，农场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其中第一类储存可以变成土地肥料的垃圾，比如烂掉的菜和吃剩的食物，经过一年的发酵后方可使用。而平时种菜的水全部用从屋顶收集的雨水。

给份额成员的份额运送每周一次，所有箱子器皿都循环使用。在一次运送蔬菜过程中，因箱子里的芦笋受冻变色。尼克非常着急，他们给已送货的家庭一一打电话表示歉意，然后又把没有运送的芦笋换成新鲜的。“在这种经营模式中，诚信是最高的原则，也是最低的底线，共享成员只有信任农场，农场的经营才可能继续。”石嫣总结道。

“信任”在这个小镇上是比其他一切都要便捷的通行证。石嫣最初到镇上的银行申请办理银行卡，她知道像自己这样只在美国停留半年的人，由于无法考察信用度，一般都不予办理。但银行人员告诉石嫣：“只需要凯尔修女的签名就可以办。”

原来可以这样做农民

石嫣对农场生活和理念的理解和习惯是通过一次次的心理和现实“冲突”完成的。

最初，石嫣惊奇地发现，好友爱玛小便之后从不冲马桶。她说出了自己的不解，谁料尼克夫妇非常赞同爱玛的做法，因为水资源非常宝贵，冲马桶的水和饮用水一样，是可以直接喝的。

刚到美国时，正好是播种季节，农场里还没应季的蔬菜供应。吃惯了中国菜的石嫣想去附近的小镇上购买蔬菜，但却被农场的人很严肃地阻止，她委屈地哭了。之后她了解到，在农场的人看来，宁可食用罐头也不能去吃不知道来路的反季节菜。反季节菜违背了蔬菜生长规律，而且增加了消费成本和资源消耗。于是，石嫣不得不忍受一个月食用储备蔬菜罐头的生活。

在地升农场，蔬菜是自己无机种植的，肉类和牛奶由附近散养牲口的农户提供，面包用自己种植的小麦磨成粉制作，鸡蛋是农场散养的母鸡所产，咖啡是公平贸易的咖啡（确保农户不受盘剥，价格比普通咖啡高），草莓酱、酸奶、比萨都是自己做的。“一般都认为美国人生活很奢侈很浪费，其实并非如此，很多美国人对自己要求很严，他们勤勉而简朴。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了解太有限了。”石嫣说。

在小镇参加家庭聚会时，石嫣看到了沃尔玛超市，也在菜市场看到了依然坚持使用马车等原始畜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阿米什人。在食品商业帝国操纵下、农业资本化的大潮中，怎样才能保护艰难生存的小农？——“本地化购买，购买新鲜（Buy local，buy fresh）”的口号在这里随地可见，可印证“为本土的商业留存生机”的努力。

这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触动了石嫣的思索。中国农民坚持了几千年的精耕细种有机农业，因为受到商业冲击，几十年便变成了今天这样。当我们的生命屡屡受到三聚氰胺等的威胁时，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和坚持的生活方式？

2008年6月8日，是农场为自己设立的第13届地球安息日庆典。仪式上，石嫣被安排为入场旗手。当时讨论的主题是“我们是否选择帮助宇宙来相信人类？”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像参加宗教活动一样安静和虔诚。“它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于地球未来的一种憧憬、一种誓言，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净化和反思。”石嫣说。

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农民们有着丰富的文化活动，农场大多有自己的图书馆，有为女人特意安排的聚会，还组建自己的乐队，自己创作歌曲，石嫣就曾被邀请担任一支“泥胶鞋乐队”的鼓手。石嫣如今还很深刻地记得乐队里最特别的乐器是两个搓衣板。

而让石嫣大开眼界的是美国独立日的游行。在队伍中，插着美国国旗的农用拖拉机，刚从她眼前驶过，冒烟的收割机便开过来了。驾着马车的农民则载着孩子和家人，悠闲地行走在队伍中。

“原来可以这样做农民。”石嫣笑道。

试验CSA新模式

2008年10月13日，石嫣结束在纽约的短暂停留，回国。妈妈专程来北京迎接女儿。这位40年前曾经在中国农村插队的母亲，尽管当年也被风吹日晒过，但当女儿走出机场站在她面前时，还是吃了一惊。她没想到半年前自己那个白皙红润的宝贝女儿，“洋插队”半年后，看上去竟像一个黑黑瘦瘦的农家丫头。

作为在美国农场干活时留下的“纪念品”，她的手心长满粗糙的老茧。但是石嫣无怨无悔：“如果我不干的话，我就没法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生活，虽然你说健康的食物非常重要，你不去培育这一次，你就不知道到底这对于生活有多重要。”

回国后，石嫣便着手建立中国第一个CSA农场。谈及引进“社区支持农业”的初衷，石嫣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传统道德中的信任在城乡之间逐步丧失，食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城里人给乡下人作假，乡下人给城里人放毒。如果我们不去推动，这种信任关系会更加割裂。”不过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小的难题。

“我国的农民是以‘家庭承包土地’的形式进行耕种的，人均拥有土地一亩多，一家三口拥有的土地也就四亩多。如果单靠一个家庭组织CSA模式，最多可以供应一至两户居民的日常所需。与此同时，如果只有个别家庭进行这种有机耕作的话，其他相邻农田里的虫害就会严重侵害这块田地，而美国的农场周围经常是一大片树林，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还有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有待转变，人们更倾向于买廉价的食品，而追求价格不菲的名牌服饰。”石嫣分析说。

同时，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彼此承诺、互担风险的信任是CSA的精髓，可是预先付费挑战的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根据美国经验，石嫣的招募广告只通过发邮件方式在老师和朋友中“口口相传”。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性质，温铁军和石嫣的声誉都增加了客户的信任度。最后，凤凰岭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开张了，石嫣将自己在“小毛驴”的工作称为新式“土插队”。

农园离北京市中心需要至少两个半小时路程，是六环外凤凰岭脚下一个绿色生态种植园区。这个亲昵的名称自然是有典故的。石嫣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的“三农”专家温铁军当年在河北定州开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免费教育农民时，就饲养过小毛驴。后来，温铁军带头倡议成立的北京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将实践基地迁往北京，还想着把那些毛驴也带到北京来。更重要的是，小毛驴是传统农业耕种模式的一个标志。

时值夏季蔬菜瓜果收获时节，记者专程赶往这所博士开的农园，探个究竟。

“小毛驴”一直把生态健康作为根本的宗旨，农场的日常管理是科学和专业的。这里所种的蔬菜全部使用农家肥，百分之百有机。而猪舍里的猪采用自然养猪法，在特殊设计的猪舍内以锯末和农作物秸秆等为垫料，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分解发酵粪便污物，使猪舍内既无恶臭、无污染，又节约饲料、节省劳力。

农场现在有9个固定的实习生和5名管理人员，一般来说，周一到周五是正常耕种时间，周末则要配送蔬菜、接待市民，由于几乎全部农活都要依靠手工，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大。

“小毛驴”的客户目前有两种类型，普通份额和劳动份额，两者都要在种植季开始前与农场签下一个为期20周的协议，并提前付费——农业种植中的风险由农场和客户共同承担。而每周末则是考察农场一周工作的时候：周六要给普通份额的客户们送菜，劳动份额的客户也要在周末两天来自己的菜园劳作。

伴随着收获季节大量蔬果的成熟，工作人员开始了辛苦而又快乐的配送之旅。大家往往四点钟就起床，抬头，还是发白的天空。伴着虫鸣鸟啼，各自分工把蔬菜宝贝们从地里采摘出来整理、进箱、装车、运送。

年轻人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大多数份额成员们的认可和支持，小毛驴的第一个份额家庭钟大哥家一直保持着收集家庭厨余（菜叶、果皮）的习惯，还不定期将满满的一桶堆肥拉到农场。“那更是将城市到农村的链条弥补起来的希望。”钟大哥的宝宝楚楚对石嫣说：“阿姨，黄瓜真好吃，我连皮都吃了。”这让石嫣觉得行有所值。

但在运作过程中也遇到不愉快的经历。一次运送到一个份额成员家中，还没来得及问反馈意见，对方就说：“你们为什么只给我们送这些破叶子菜，什么便宜给我们送什么，上周的那些菜我都扔了，要是下周再送那些，就给我退钱。”工作人员只得沉默应对。“现在还是有不少人不知道，被虫子咬过的蔬菜是健康的，而那些很好看的菜一般都是打过农药的。”石嫣说。

谈及CSA在中国的推广，石嫣认为CSA首先是一种营销模式，只要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个链条建立起来，它就会很好地解决小农场的市场问题。营销流通渠道一旦建立，即使是边远山区或欠发达地区农村，若这些农产品就是这些市民所需要的，依然可以解决他们的有机农产品的问题。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成为CSA农场的客户，由财力决定，还是认识水平？在美国，频繁购买有机食品的人年收入为43280美元，而经常购买的人年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下。石嫣认为，在一定经济收入基础上，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度的高低更决定了人们是否选择有机食品。因此，对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近来有研究表明，化学农业向有机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只要度过了3年过渡期，产量能保持相当。威斯康星州整合作物系统试验项目在威斯康星州南部做了13年研究，结果表明，当转换期结束，在好年景，玉米和大豆的产量90%—98%高于普通农业，甚至高于化学农业。

对于未来，石嫣有自己的希望：“最好能够推动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既然能够给农药化肥补贴，那么在转化为生态农业的三年减产过渡期里能不能也给补贴呢？”

食品是一种药

石嫣身着沉静的浅褐色方格长裙，朴素得体，平和沉稳。言谈间伴随着邻家女孩般亲切的微笑，耐心地回应你的每一个问题，说话中没有现在很多年轻人所特有的张扬，但却坚定。

费孝通曾经在《乡土中国》中解释过中国农民的土。现在石嫣知道，这个土是很恰当的词，但并不应该被理解为贬义。“因为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泥土，就像我们在种幼苗时，就经常会跪在或者坐在土地上，正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养育了我们。”石嫣深情地说。

“食品还是药，可以给身体和心灵上得了病的人疗伤。”石嫣说， “我觉得它是一种联系，土地是一种很能够吸纳的东西，你把腐烂的蔬菜什么的都放在土地里，它还能增加土壤的肥沃程度，生长出新的植物。健康的食品是在健康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当你真正去种植，经历从播种到收获，成为食品的过程，包括饲养家禽牲畜，看他们成长，其实对人是重新的洗礼。你与自然（土地、阳光、水、动植物）接触便使你在内心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定。”

“以前，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田野调研时，我完全是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一种人，但如果回到城市中去，就有点格格不入之感。”石嫣坦言她的成长心路。

石嫣原来就不是个爱装扮自己的女孩，对于安妮宝贝等人书写的让人越发沉溺的忧伤也持有审慎的立场，“但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些，若自己不去讨论，不参与，似乎就不能与大家交流。因而常常会感到内心的矛盾。”去了美国之后，她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还是有很多人与自己的想法是相同的，活得也很快乐。“你说你是一个农场的实习生，大家都非常羡慕，认为是不错的工作和选择。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可以成为现实的，是可以作为你一生的道路的，我们并不要改变自己太多。”

石嫣亲切地称农场的蔬菜瓜果为“孩子们”，在描述相关的动植物时，她从不用“它”，而称为“他”或“她”。

“那些小蚂蚱有时候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秋天他们就长大，颜色也会变深；一些小的有胡须的飞虫，有时候会飞到你的手上，用小小的胡须咯吱你；有时候，看到那些辛勤工作的蚯蚓，我会打乱他们的工作，拿起来好好观察一番。”这是石嫣对农场生活的回忆。

在美国农场，石嫣最喜欢的一项工作就是去捡鸡蛋。有一些年轻的“鸡妈妈”，她们严密地保护她们的宝贝，石嫣刚伸出手来，她们就尖叫，有时候还会啄石嫣的手。“有一次，我漏捡了一个鸡蛋，我将那个鸡蛋推到了母鸡的身边，但我发现，我刚刚低下身，那只母鸡就用脚轻轻地将那个鸡蛋拨到了她的肚子下面藏了起来。呵呵。”

有一次，她骑自行车在公路上遇见了一大群牛，于是大喊“你们好！”，牛们竟都一致停住了吃草，齐刷刷地望着她。像这种事能让石嫣乐上大半天。

在中国的小毛驴农园，当然也不例外。石嫣前不久在田里发现了一只蜗牛很可爱，尤其是触角很漂亮，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蜗牛，所以有些激动，于是找了一片菜叶，给他做了一个家放到了房间，“希望他能够和我们一起在小毛驴农园中生活。”

前不久，石嫣通过参与一个“首都高校博士生挂职实践”的活动来到江津，一路上和其他7所北京高校的博士生们聊天才感觉到自己似乎已经很难和这个年龄一直在象牙塔里的人一样思考了。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言论方式，空对空，“不接地气”而让石嫣不知所云，只得“显得木讷”。

我去了石嫣在后沙涧村的住所，时值傍晚，大家正忙着做饭。住所在村子中间，简朴而远离都市，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四合院，一起住着同事和来自各地的实习生。这里的夜晚静悄悄，不见喧嚣与霓虹。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绝大多数青年的选择。

谈及将来的计划或打算。她说：“CSA肯定是我未来最主要的选择，大的方向是不变的。我看清了前方的路，也看到这条路值得我一辈子走下去。”

[访谈]

哈金：回不去的奥德塞

文／郭玉洁

“不要轻易选择非母语写作，那太分裂了，真是一场悲剧。”

——哈金

1996年，坏消息已经持续了七年。哈金的小说被出版商们先后拒绝了。理由是相似的：在美国出版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的、关于中国当代生活的小说——尽管是漂亮干净的英文——市场上没有先例，不知道该怎么卖。一家出版社说得很直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版一本中国作家的小说。

哈金当然期待自己的写作被英文世界认可，但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教书的哈金，亟待一本著作被商业出版社接受，这样才能评上教职，解决在美国的生存问题。是安静的写作驱走了等待中的焦虑，他仍然专注地继续投入叙事当中，考虑如何把存在内心很久的画面、情节表达出来。每天结束了工作，哈金就出门散步，像大多数美国地区一样，他居住的环境非常安静。他一边思考今天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一边用拐棍赶走邻居家的狗。

哈金生于1955年的中国黑龙江，原名金雪飞。他14岁时参军，“那时候是半文盲，没有受什么教育”，哈金回忆说。他的部队驻扎在中苏朝边境，随时准备集结去打仗。可是1970年后期，边境平静了下来，年轻的金雪飞很失落。不打仗了，怎么办呢？这时，父母寄来一些“文革”前的课本。这是他最早的精神养料。1975年退伍之后，金雪飞成为佳木斯铁道局的报务员。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听广播里的英语讲座，慢慢地培养起对英语的兴趣。那时候，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当今英文世界最有名的华裔作家。

转折点是在1980年代。1985年，从山东大学毕业的金雪飞赴美读书，当时他读的是比较诗学，他的研究论文是中国古典文学对英美诗人的影响。他想学成后回国教书。看起来，这是一条顺利的道路，可是没想到，198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哈金从此断绝了回国的念头。他决定做一个美国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字上。

可是，“年轻的朋友，我劝大家不要轻易选择非母语写作，那太分裂了，真是一场悲剧。”多年后哈金这么说。当年的他选择英文写作，是之前他并没有用中文写作的经验，更谈不上成就，而既然想要进入美国社会，当然非用英语写作不可。在此之前，康拉德（来自波兰）、纳博科夫（来自前苏联）等例子，已经照亮了这条道路。哈金考虑了整整一年，决定用英文写作。“最坏无非失败，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他这样解释被屡屡退稿时的平静心情。

而想要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哈金有话想说，有东西想要表达。他始终记得，1969年，他入伍后第二天，年轻的士兵们被带到一个山脚下，那里有一组坟墓，墓中都是烈士。其中有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一条运送建筑材料的船行驶在河中，船翻了，中国士兵都落水了。岸边就是苏联领地，如果要活命，只能从那里上岸。但是他们拒绝上岸，全都被淹死了。人们在下游捞出一个士兵，他手里还抱着已经破损的毛主席像。这个人被授予二等功。哈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1986年底，他终于就这件事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诗，也因此有了笔名“哈金”。“哈”是指哈尔滨，他本科读书的地方。

可是诗歌盛不下有些故事，哈金成为了小说家。

1999年，他呕心沥血的著作《等待》，终于被一家商业出版社接受。哈金不光得到了教职，《等待》获得了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终于获得了英语世界的承认。

哈金卷发已经花白了，微黑的脸庞，说话还带一点东北口音。他“嘿嘿”的笑声，被大家评为一群作家当中最憨厚的一个。他总是笑着，不拒绝任何人。演讲之后，有一个中年人怯怯地走上去问：您走之前有空吗？我有些问题……哈金不等说完就回答：sure，sure，我的房间号是……

2008年的香港书展请了许多华人作家做演讲，阔别多年后首次踏上中国领土的哈金赢得了最多的听众。他演讲的题目是《个人与文学》。他说：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想要做底层的代言人，可是后来发现，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写最让自己感动的东西，而最个人的，也就是最普世的。

坐在下面的陈丹青说，讲得真精彩。随后又说，其实也都是常识。这正是令我最为困惑的地方，表达真实内在的声音，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本能，重要之处，甚至超过他（她）在语言上的才华，这还需要花一个小时去讲吗？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和陈丹青、北岛的谈话。陈丹青在痛心疾首，他讲起荒唐的作协，那些曾领一时风骚的中国作家，在体制之内变得封闭、怯懦，他们不敢离开体制，也失去了感受现实的能力。在那几个小时内，我感到皇帝新衣式的荒谬，假如我们都能看得出这些作家的可悲之处，难道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吗？一个作家不正是应该有孤寂而强大的灵魂，不断反省的能力吗，否则，何以写出伟大的作品？

陈丹青指着我说，你话不要说得太早，我刚认识王安忆的时候，她也就你这个年纪，二十年后，你不一定能保证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一笑。

的确，我不能保证二十年后自己的样子，正如许多人嘲笑我们这些媒体从业者被资本家收买，人总是有可能依附于某种体制，从而习惯某种体制。我不能保证自己会一直保持独立，一直拥有随时离开的勇气。但是作为后来者，我看出前辈的悲剧。他们还在和敌人作战，而那个敌人太明显和单一了。

你的敌人决定了你的高度。正如有时候，情敌比情人更重要。所以在今天，身在体制之中，享受种种行政的特权、也无意识地接受精神上的萎缩，这一切固然悲哀，可是以体制为最重要的敌人，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一个伟大的作家，要永远与平庸、僵化的生活作战，无论那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内心，他（她）要始终对现状保持警惕，在外界的挤压中努力挣扎，最终建立起那个丰富、独特、属于自己的世界。这是作家的使命。

所以哈金说，写作是因为自己有话想说。恭喜我们才刚刚回到常识。

1. "A Good Fall"; 2. "A Bridegroom"; 3. "Ocean Of Words";
4. "Facing Shadows"; 5. "Under The Red Flag"; 6. "War Trash";
7. "The Writer As Migrant"; 8. "Waiting"; 9. "Wreckage"

找到个人传统

《单向街》：很多读者，尤其是国内的读者都知道你是小说家，实际上你最早是在写诗，那你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

哈金：那是1986年底，我在美国读研究生二年级。当时旁听一个老师的诗歌写作课程，他说你听完了得交作业，我就交了一首诗，叫做《死去的士兵》。（编者按：前言中的故事。）结果老师特别喜欢，他推荐给《巴黎评论》，也被接受了。他们问我要不要取个笔名，就是那时候我想叫“哈金”吧，“哈”是指哈尔滨，我很喜欢那个城市，“金”是我的本名。

从那以后，我觉得还可以用英语写作，所以1988年，我在写关于诗歌的论文，读了很多乔治·赫伯特的诗，他是个十七世纪英国宗教诗人，还读了好多白居易的乐府诗，乐府都是底层人的声音，很真挚，非常触动我，所以完全是出自本能地写出第一本书。现在看太简单了，可能有那么几首好诗，但是有点太简单了。

《单向街》：白居易影响你的是底层人的真挚情感，那乔治·赫伯特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哈金：他是那种音乐感最庄重最美的诗人。他往往不是直接地影响别人，就好像中国古典诗歌，唐诗塑造出来的意境、情绪，是最重要的，他是这种诗人。还有，他个人比较内敛，因为是宗教诗，但是在骨子里非常非常勇猛。

《单向街》：除了乔治·赫伯特和白居易，还有哪些人和作品进入了你的个人文学传统？比如说，最早给你震撼的英语诗人是谁？

哈金：其实还是喜欢哈代。哈代比较阴沉，故事性很强，音乐感很雄壮。我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访问学者到学校做一个演讲，他朗读哈代的诗歌。当时我没去，同学录下来了，我一听，非常美，不光是在纸上美，那种听觉的美特别强烈。后来反复听听了好多遍。

《单向街》：你说诗歌受到乔治·赫伯特和白居易的影响，那么小说呢，是谁对你形成了最初的影响？

哈金：最初也是一个老师说有个苏联作家叫巴别尔，你看看他，我看了也挺喜欢的。我就以他的作品为样板，开始模仿，但慢慢我觉得不对，因为他是一个红军的政委，他是给报纸写小说，有篇幅限制。我没有，我不需要每篇都那么短，以后就开始读契诃夫，他有的故事长达五十页，没有篇幅的限制。

《单向街》：所以你最后找到的就是契诃夫。

哈金：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英美短篇小说家都在读契诃夫，很认真地读。

《单向街》：那你是到哪一篇的时候觉得自己的风格确立了？

哈金：什么时候也没觉得确立了，一直都在becoming（形成之中）。不过内心的冲动是最主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让你坐立不安的东西，读再多都不行。

《单向街》：你前面提到让你最初有诗歌冲动的画面，那让你开始想要写小说的冲动是什么？

哈金：比方说《疯狂》那本书，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位搞存在主义的老教授，很和蔼、理智的一个人，突然得了一种病，拿不准是脑血栓，还是中风，反正是脑袋出毛病了，当时医院缺少护士，我照顾了他两个下午，他就胡说八道，有的是真话，有的是假话。我很震撼，怎么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有时候笑，有时候哭。巴尔扎克说，“我们的心灵是一座宝库，你要是把所有的金钱都花光了，没有人会饶恕你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心灵之门被砸破了，那是多大的灾害啊。特别震撼，就老想写老想写老想写，最后写出那本书。

那实际上是我第一本书，1988年写了一百多页，觉得把握不了，先放在一边，过段时间回去再写，但还是不行，后来想把历史事件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那就更难了，只好继续放着。写了五本小说以后，才觉得在技巧上有能力把握了，所以变成我的第六本小说。

《单向街》：你会去特别注意观察别人的生活吗？

哈金：也不是注意不注意，你在那个环境当中，自然而然就被那样的事情给镇住了。

《单向街》：其实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戏剧化的年代，所以这种事情特别多。

哈金：对。当然你必须得有比较敏感的心灵，这很重要。有的人可能看了很多，皮实了，就无所谓了，没有反应了。

我没有自卑感

《单向街》：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都在迷魔幻现实主义，西方也有好多作家走那条路，为什么你没受他们的影响？

哈金：我的印象当中，英美作家很尊重马尔克斯，特别是伟大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对博尔赫斯不是很尊重，看不起。

《单向街》：为什么？

哈金：博尔赫斯自己也说过，十五页以上我写不动了。他基本上是个盲人，确实做不了大著作。

《单向街》：没写过长篇就不算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哈金：那倒不是。他学问很大，但他做的东西都是比较小的，他不是像那种一般意义的小说家，他写得不多。可能还有一个问题，英美小说的传统和他是两个路子，所以比起来他的影响不大。但马尔克斯很受尊重。魔幻现实主义的问题是，我们觉得是魔幻现实主义，但是我认识的几个作家，他们到马尔克斯故乡去看，小说里写的全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尔克斯他自己强调自己是现实主义。还有，现在拉美的年轻一代已经完全超越了那种风格，他们不做那种文学了。那是一个插曲，并不是一个重大的主流。我们今天还在强调这个，实际上是又落后了一步。

在英美，或者说第一世界的国家没有专门模仿这样风格的，但是印度还有，像萨尔曼·拉什迪，但那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是一个心态问题。第三世界作家往往故意反对第一世界的传统，我另找一个源泉，但关键这个源泉是不是雄厚？它有多大的能量？这都是一个问题。

《单向街》：那么英美文学主要的潮流还是传统的和现实主义的？

哈金：基本上俄苏和英国小说传统是最重要的。

《单向街》：你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吗？你说的第三世界作家的反抗意识？

哈金：没有。最主要的从来没有这种自卑感，实际上你反抗是出于自卑，我为什么要强调我跟他们有同样的导师，同样的起点，说白了就是要有同样的平台，所以你不能自卑，你可以写得不如别人，但是你不能起点就觉得比别人低一等。

《单向街》：很多人都在强调说，中国文学和中国小说要找到自己的传统，肯定要回到笔记体、章回体等等传统文类，你怎么看？

哈金：有些东西可以用，但是不能整个把那些形式重新拿过来，这是不行的。在1960年代末期，美国华裔作家有一帮人就是要重新找到汉语的、中国小说的传统，他们要恢复关公时代，实际上根本不行，失败了。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是两个路子。实际上我们谈到小说就是西方的形式，这个必须得老老实实的。

《单向街》：那还是融合吧？

哈金：就是融合，或者兼收。你像我，把“诗话”这种形式拿过来，东一点西一点，从不同传统拿来，来丰富自己的作品，那倒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专门那么做，很难。你看日本文学这么好，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恭恭敬敬，有的人就是学法国文学，像村上春树就是学美国文学，还有的学英国文学，可是做一做，几十年以后都成大师了。过了学徒期以后，就有自己的路子了，而且做得比西方人还好，这是一个道理。

《单向街》：你所说的西方小说的特性是什么呢？

哈金：过去，中国小说面对的不是读者，是听众，讲故事的人是说书的。现代小说一开始是因为书能够印刷了，中产阶级的出现，那个时候开始小说兴起，还有报纸。

《单向街》：你指的是，西方小说一开始面对的读者就是个人，不是像中国小说一样，面对的是众人。

哈金：对，是个人。

《单向街》：还有可能，西方小说看重写人的心灵和现实。

哈金：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对生活本质的解释，内心的解释，心理层次、灵魂、宗教，这些深刻的问题他们都要接触到的。而这是在我们传统不太接触的，我们主要是讲故事。

抵达，而不是回归

《单向街》：有一个问题是，写小说要用到个人经验，我看你的小说大部分写的是国内的经验，现在会不会觉得快用得差不多了？

哈金：其实这个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中国的事情，那我去住三个月，是很容易就恢复过来，关键你想不想做。对我来说，我得往前走，每本书都属于一个起程。其实国内一些读者，一些作家对米兰·昆德拉那么感兴趣，实际上昆德拉的一个本质就是他没有对回归的追求，他是对抵达的追求，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他的每本书都是往前走，六十岁的时候还要用法语写作，那完全就是自杀一样，但是他从来不往回走的。中国人缺乏这种精神，这种抵达的心态，这是了不起的，不管他写得好坏，法语当然不如他用捷克语时候写得那么好，但他那种精神在那儿。

《单向街》：你是指他敢于去做新的尝试吗？

哈金：这话说起来就长了，为什么呢？其实也是传统的，比如我们说奥德赛，古典文学里面说，奥德赛实际上回去，但是他待不住，又跑了。他回去跟妻子见面的时候就说，我还要走。因为他作为一个存在，真正的本质是那二十多年的流浪。这个非常复杂，不是说抵达就是好。所谓说英雄回归，其实你一旦在途中就回不来了，心不在了。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他回去以后不认识家乡了，他吓得够呛，这什么地方？不认识了。

《单向街》：你要回到黑龙江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哈金：不认识了。所以说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个重大的失落。再一个，命运就是要往前走，要离开，他不会在家待着。

《单向街》：1996年那段特难的时候，你怎么表现呢？怎么克服你的沮丧和焦虑呢？

哈金：没什么表现。因为我决定用英语写作是想了一年，当时就想到了，失败是一个最有可能的结果。但我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路子，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像康拉德、纳博科夫，路子早在那儿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机遇和能力，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要退缩。那个时候，每天几乎都寄出去稿件，这样结果就每天都收到拒绝信。我不在乎，但我太太受不了，说吃饭之前不准看邮件，受不了。但是实际上我很留恋那段时间，就一个人，每天拿一个拐棍去我们家后面的小湖走走，因为有狗，得赶走。就我自己一个人，完全跟别人没有什么来往，那段时间很重要。

《单向街》：没有任何交流？

哈金：没有交流，我从来不跟同事交流，很多都是我的敌人，他们有的人嫉妒。很多人都比我资格老，我在我们系是孙子，任何人要评职称都会说我的坏话，所以我尽量不跟他们有交流，就是靠自己。我从来不问任何人。

《单向街》：一般人都受不了，你是怎么能过去的呢？能保持那种特好的状态，没有被不愉快的经验影响，是什么原因呢？

哈金：也没什么不愉快，反正这就是你本身的一部分吧。

孤独的勇气
——独立电影作者应亮访谈

文／一谋

在中国电影谱系中，应亮会是张艺谋、贾樟柯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的人物。然而，他是否会像前辈艺术家一样，退缩、蜕变、堕落？

应亮1977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北师大艺术系电影导演专业，及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在北师大期间，应亮与宁浩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宁浩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娱乐片导演，而应亮回到女友彭姗的家乡自贡，以借来的家用摄像机，全部非专业的演员与制作团队，拍摄起完全无望发行，也无望收回成本的独立电影。

就是这些粗砺的影像，描绘着自贡这座中国小城里普通人的悲喜忧欢，传播着中国底层人民微弱却坚强的声音；并因其独特的电影语言，严谨的故事，和丰富的戏剧性，获得众多国际电影节的关注。

应亮的影片从未进入正规发行渠道，以网络视频、正盗版DVD的方式流传着。他依靠电影节的奖金维持着他的生活和继续创作，为中国民间电影闯出一条自立的道路。

应亮这个名字渐渐开始走入公众视野，无奈地证明“独立”亦是一种需要，或说“不需要媒体”亦是一种需要。在这个缺少精神和态度的时代，应亮和他优质的作品就在那里，以完全独立的姿态，让原创机能缺失的媒体别无他选。

从这个角度讲，应亮是注定会成功的，中国式的成功。他现在的作品并不逊色于张艺谋、贾樟柯当年所达到的水准。《背鸭子的男孩》同时具备第五代导演作品中完整的隐喻结构，和贾樟柯式的真实情境；而《另一半》则流露出每一位电影“作者”在成熟期无法掩饰的原始激情。在中国电影谱系中，应亮会是张艺谋、贾樟柯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的人物。但困惑在于，张艺谋在《红高粱》之后便拍出了《代号美洲豹》，迫不及待地尝试过《英雄》式的堕落；贾樟柯在拍摄《世界》的时候已流露出其处世的圆滑，和不担当，以至《二十四城记》成了一次让年轻人乏味，让年长者绝望的表白。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艺术家的退缩，蜕变，和退化，多一个会怎样？多一个应亮会怎样？这大概是我采访应亮真正想得到的答案。

在与应亮讨论的过程中，我想他并不知道我的这层意图，令我高兴的是，话题是可以深入的，深入至“坦白”，而不至沦为一出表演者自讲自话的故事会。也许我们仍然不能洞悉未来，但这种坦白至少可以看作某种形式的承诺。在现下的世界里，“坦白”即是美德，需要勇气。

[一]

一谋：听说你刚刚从宋庄回来？

应亮：对，去宋庄是因为后面的影展，栗宪庭基金会9月1号有个“北京独立影展”。会放我最近的三部短片。而且彭姗现在也在那边工作。

一谋：你怎么看宋庄这种艺术家“集体归隐”的方式？北京这种艺术家扎堆的“圈子文化”？

应亮：其实我对当代艺术了解很少，跟他们联系也很少。只是因为每年参加影展，才知道一些。我觉得是两个领域。不仅是跟他们不熟，而且跟北京的各种电影圈也都不熟。只是知道一些人，听说过一些事，很多人都还没见过。比如拍《二冬》的杨瑾，还有彭涛，其实都是北师大的校友，但也是在去年才认识。就是也挺乐意不在北京的吧。有一个自己生活的空间，相对边缘一点，这样挺好的。

一谋：在中国，似乎做什么事都得有个圈子，做电影的圈子，做记者的圈子，做艺术的圈子，你采取这样一种离群索居的方式，也许意味着无法生存，也许什么也做不了。

应亮：就拍电影而言，过去是因为还要依赖工业，做一个电影很难。大家还需要讨论用什么胶片，是用35还是16，特别机械，仅仅一个摄影组，就要三四个人才能操作那个机器，一个剧组就得一二十个人。但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一下子改变了，因为数字技术的出现，用PC电脑就可以剪辑了。所以我选择边缘是应运而生的，是技术发展到这一步了。也许我当时下了点决心，比别人多一些勇气，那也是因为我相信未来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过去器材掌握在电影厂手里，电影是一个昂贵的集权话语，它必然是不民主的。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从传播学的角度，小众传播是可以打败大众传播的，它是可以倒着来的，当你进行DVD发行，网上流传，盗版大面积铺开的时候，你的受关注程度是会提高的。拿我的《背鸭子的男孩》来讲，现在网上可以看到。但其它许多体制内的独立电影，他们要顾及体制，要收回一些成本，要进院线，而院线有它的商业法则。所以反而我的电影发行得比他们的好，更多人能够看到。很多人是从土豆上看到《背鸭子的男孩》，我觉得就可以了，我没有其它要求，传播到就可以了。所以技术的革新和革命给了我很大支持。

一谋：这其实是一种个人归隐的姿态，当初你是怎样做这个决定的？

应亮：各方面吧，既有客观条件，也有性格方面的。其实让我在一个大剧组工作，我可以去做，我在那种环境里工作是挺出色的，但是那会对我造成伤害，那种等级式的环境，我很不喜欢的，非常不喜欢。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不是很信任中国这个产业体制，比如体制里一级的摄影师啊，或者是一级的灯光、美术，我认为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所想的。我还是希望一部电影的大多数，最好100%是从我这儿出来才好。

一谋：其实很多体制内的导演做的是一个协调工作，去协调各种人的关系，其实是个政治家。你不喜欢这些，而喜欢更纯粹的表达？

应亮：就是更干净的环境吧。比如自贡那个环境就比较单纯，它有一种孤独，了解电影的人很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我只能努力去解释；工作的时候只有很少的工作人员，比如外地的朋友过来帮帮忙，搞搞灯光什么的，但那样不累，不会是像片场里那样一个大生产的状态。我可以很灵活的，我很喜欢这样。比如，今天本来计划在这边，但发现对面的楼更好，就可以去试一下，或者今天大家都累了，那就不拍了吧。就出去玩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因为我没有压力，不需要看别人脸色。来的人也都是陪我玩的，尽管人也只有六、七个，但是人家都来陪着我玩，帮我消遣，实现我的理想，对这些来帮忙的人来讲没有实际利益，尽管我会给一些报酬，但很少，等于没有。所以大家要玩得高兴。

一谋：那如果有机会进入主流，说给你个200万人民币，你就随便拍，你会选择拍不同的电影吗？

应亮：我不会。

一谋：即使是对你没有任何要求？

应亮：那样也不会。对电影，我还是想保留一种朋友的关系，不想弄得太累。进入主流毕竟意味着一个工业环境，不管是制作，还是销售，所谓的没有任何要求也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有一些商业或政策方面的要求，起码是沟通，这样的方式我不是特别愿意。电影我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更个人的表达。那么在我现在这个空间里，不管是拍，还是传播，我觉得做得还都可以。如果是宁浩，他会觉得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很不满意，因为制作方面的约束太大了，一个班子只有五六个人，利用当地社会资源的效率就会很低，发行方面会有特别多的障碍，不能进院线，出 DVD价格也不会很高。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很严重，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也可以不选择电影，我也可以选择独立音乐。

一谋：国内还有其它人和你一样吗？

应亮：其实在中国还有其它选择个人归隐的人。比如刘家英，我也是他的粉丝，他也不在任何圈子里。我是很偶然看到他拍的《牛皮》，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也在做影展，我就找到他的老师，问到他的Email，给他发信，大概介绍一下影展的情况，喜欢他的片子云云，结果他就不回，他是个性很强的那种人。我在影展结束后，再把所有的信息发给他，还是不回。嗳，我就觉得，很值得尊重吧，其实跟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样陆续联系，一直到今年，才同意在重庆的影展上放一下。他的这种归隐很深，制作也就是他一个人，连演都是自己演。

一谋：你怎么看中国的电影教育？也有人讲，上北电 也学不到什么，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一帮人，进入那个圈子。

应亮：我觉得做剧情片需要一定的学习和训练，要有一定的技术上的积累。我学得还可以了，在北师大确实学到了东西。因为北师大的课程是培养个人操作的，每个人，每个环节都会涉及到，从编剧到导演，到录音和剪辑，每个学生得到的都是相对全面的培养。可能别的地方是教学生怎样适应电影工业，怎样去花钱，而北师大恰恰是教学生怎样去省钱，用最少的钱拍一个电影，那样的培训给了我未来的机会。

一谋：这套操作方式像周传基的观点。

应亮：周老师也是我的一个启蒙老师吧。他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他在北京的时候，北师大每个班的第一堂课都是由他来带，但我们好像是最后一个班了。他的观念就是：现在是电影第四次的技术革命，软硬件都掌握在个人手里，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做完了不给别人看都可以。这种观念他那个时候就有。

一谋：不给别人看？

应亮：对，你自己享受就行了。那个时候我也就开始接受这种观念。我也去过一些剧组，做做场记啊，副导演啊，我觉得那个环境我不喜欢。我觉得那样拍出来的东西不是电影，很遥远，我离它很遥远，它也离我很遥远。我愿意和电影更近一些，有时候宁愿累一些，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做摄影，录音，搬东西，但我觉得我离电影很近。

[二]

一谋：你的电影里有些很独特的镜头，人物在镜头之外游走，场景内只有声音，这是你自己的语言吗？

应亮：这是一种选择，我的选择是塔科夫斯基，或是安东尼奥尼式的语言，“电影是向生活打开的一扇窗子”嘛，“窗前的人可以路过可以停留”。我自己就选择了这样一种比较小众、边缘，相对而言比较民主化的制作方式，DV拍，PC剪，DVD发行甚至盗版，网络观看，是相对民主不是集权的方式，我也希望观众看我片子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选择。不像看好莱坞电影，你看这个帽子，看这个录音笔，一定要你看它的反应，强加给你这个情绪，我不想这样，我想让观众跳开一下，你可以去选择看，这个画面里这个部分，或是那个部分，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我和观众是平等的，我做这个事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观众也是，你看了不高兴睡了，或者走了，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我的电影语言，我是想跟本地的感觉有关，是一种带有一定距离观看的，同时也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深层的自由表达与接受。

一谋：你拍摄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塔科夫斯基式的，或是安东尼奥尼式的？

应亮：会想，毕竟我是一个有学院背景的人，学习给了我一种理性的思考，而且我喜欢看各种电影，本人也是一个影迷，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这场戏换作别人会怎么处理，尤其是做短片，或者做第一部长片的时候，我就会想，这场戏，如果换杨德昌，他会怎么样处理，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要摆脱他是慢慢的，比如现在做到第四部了，会慢慢地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渗透进去，不太有别人的痕迹了，或者说我自己不太会去考虑别人了。但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去考虑，这是非常正常的，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一谋：你觉得你结构故事的方式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应亮：我觉得没有受谁的影响，因为我四部电影的结构都不一样。第一部《背鸭子的男孩》是个非常线性的土电影；第二部《另一半》是个非常奇怪的结构，是多线的，有虚构的纪录片，还有一个线性的线索交叉的；《好猫》也带有拼装的感觉，有乐队，有众多的人物，并不是单一人物贯穿；我的第四部片子与一次公交事故有关，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拍摄一个紧密的小家庭的生活，贯穿出现的是一些纪录式的采访，事故的当事人，幸存者，或是救援人员，我都说不好这是什么，其中还有一段是社会调查，我发了三千份调查问卷，关于五年前那一次交通事故，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基本就是年龄越小知道越少，就像这样一些东西我都融合在电影里面，我也说不好这是什么。

一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结构?

应亮：就是没有太多的定式。

一谋：我个人感觉你的故事还是有共同点的，我觉得你的故事，根本的线索在于它的寓言性，在于内部的隐喻，那些隐喻是基本的悬念……

应亮：这是有可能的。

一谋：为什么是有可能的？因为隐喻一定是有设计的。

应亮：我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想强加给别人，因为我认为我和观众是平等的嘛，所以寓言也好，隐喻也好，只是我的解释，我不想强加给观众，观众会有自己的想法，我要承认是个寓言，就不好。

一谋：我觉得这是两件事。一种是纪录式的，堆积事实，就是你讲的不干预的那一种；但另一种是设计好，我觉得你是设计好的。

应亮：是，是有设计的。但是比如《另一半》放到后来，有好几个观众就跟我说，就像一个科幻片一样，有好几次有人跟我讲“你这个太不写实了”。

一谋：但你又是在设计一个现实。

应亮：对，我就解释，我说你看到的所有超现实的东西，其实都是现实。

一谋：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超现实的。谈到社会，我看《背鸭子的男孩》，看到三个父亲被击倒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三个父亲都是在这个社会中，被自己的理想击倒的，而徐云就此成熟了，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

应亮：对，是这样的。

一谋：你的电影里都有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那么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应亮：这个社会吗？

一谋：对呀。

应亮：其实这个社会是谈不上隐患了，现在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这个隐患到底是什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恐怕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比如有一个纪录片叫《掩埋》，讲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其实所有的地震监测部门和政府部门，包括基层的领导，都已经知道会发生这样一场灾难，但它还是发生了。其中有一个县，几十万人提前撤离了，因为那个县的领导看到就去做了，就避免了，但这个领导还是受到了处分。这个事也不会被报道，不会被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内部事件。其实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现在什么是患，大家都知道，但是好象没有人会说出口，也没有人会去做。其实已经不是隐患了，就是患。

一谋：我换一种问法：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应亮：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教育是可以免费的，医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最起码的。我不好说大的，但起码是这样的。如果出现一些灾害，不会有人在报纸上写诗去歌颂什么，就是这样，这是我理想的社会。正常就行了。

一谋：现有的哪个模式会离你的理想更近呢？美国式的？法国式的？还是中国式的？

应亮：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社会研究者，我就是拿DV随便拍拍。我只是希望一幢楼不要莫名其妙地躺下来，这就很好了。我不认为因为我做电影，我就能坐在这里，回答什么问题。我也不认为我做电影，就能去改变什么。我拍的那次公交事故，是在五年前发生的，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满载乘客，将近60个乘客。因为机械故障，因为公交公司检查不力，因为司机的上岗资质，那辆车就直接栽到河里，15个人因此丧生。当时的现场我是去了，看到的。五年后拍了这个片子，拍的过程我很投入，同时我也知道，我拍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只是我个人的表达，做了给人看了又能怎么样？果然我拍完没有多长时间，成都的公交车又着火了。这像是宿命一样。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就是一场这样的宿命。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比如赵亮拍《上访》，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甚至会对拍摄者，或者对帮助他拍摄的人，造成伤害。所以做影像的人很多时候是自私的，只是去表达而已。表达完了就完了。甚至造成不好的后果，但真的不能改变什么。可能过了几十年，尤其是纪录片，作为一种资料就可以了。在当代，又能怎么样呢？你拍了《上访》，去了墨尔本，但中央台能放吗？如果中央台能放，它是有作用的，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对影像没有特别神圣的感觉，就是个人的表达，玩，个人选择的一个行为而已。我不觉得影像有这个力量，文字就更不怎么样了。好像鲁迅拿起笔，弃医从文，就成了一个战斗。我不觉得这个事有多严重。我只是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说，我理想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去实现。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和身份。

一谋：但我觉得有答案的作者和没有答案的作者，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更古怪的问题，就是也许你电影中的灾难会发生，但是当我们走出这个Matrix的时候，会进入另一个Matrix，也许我们发现美国式的Matrix是一个更可怕的世界。

应亮：但是有一个相对的公平。比如一幢楼倒掉了，业主应该有地方去申诉，成都那个公车事件是最典型的，车烧了，死那么多人，最后不应出现那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有人报复社会。

一谋：我看到《背鸭子的男孩》的时候，我真是挺激动的，因为平淡了很多年，我都以为中国电影没戏了，结果看到这样好的一个电影。看到《另一半》的时候也同样激动，尤其是最后一段，那种仪式感，那种悲壮的气氛，让我很兴奋，就感觉非常有力量。其实这个Matrix的问题我也问过贾樟柯，他告诉我他没想过，他做不了什么。

应亮：要有一个相对的公平，比如汶川地震以后，有个山东作协的人，写了首诗，大概是“做鬼也能看奥运”。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体制内的话，第一是也许不会发生，第二是会有人起来去反对，也有作用。

有个片子叫《麦收》，是讲妓女的。这个片子在香港放的时候，观众就很激动，有些团体会示威，会登报抗议，觉得这个片子侵犯了人权，因为片子里用的是真名实姓，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这个事在我们这边争议也很大，有人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被拍者是同意的，而且你根本就没来过大陆。但这就是在香港社会，会有人起来反对，这是一个使命，一个社会责任，这个就很重要。

一谋：他们在争取自己的社会空间。

应亮：那个体制会给他空间去做，给他去说。给他去抗议。《麦收》导演去了香港，《明报》采访了他，让他去说，去解释。双方的对垒、观点都很清楚，各有各的道理，很好啊。相对的公平是有的，不会有人在灾难的时候写一首很奇怪的诗，发在重要的报纸上。我肯定是一个想去找答案的人，我不会没有想过。否则这一次我也不会去做那个社会调查。但是，影像这个东西太弱了，真的不能做什么事。

一谋：有人拿它作恶的时候它会很有力。

应亮：但你想以它形成一些改变，达成一些预期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就在做这个事情，那个车翻下去五年了，当地政府都是不提的，都是不说的。它就成了那个城市的隐痛，一种潜藏式的记忆了。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想，我就做一段社会调查吧，把问卷发下去，让这些学生去填一下。在幼儿园填的时候，老师就会念这个卷子：你听没听说过2004年发生的那次车祸？小朋友说不知道，但我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小朋友说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的父母也许已经忘记了。中国人很多时候在选择性忘却很多事情。公交车的事件，他们已经快忘却了，但是我以电影的方式让他们想起来，也算稍微做了一点吧，虽然很有限。

一谋：我问“另一个Matrix”，可能是我对这个事有点自己的看法。比如你的前两部片子都有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但是我认为灾难是不解决问题的。灾难过去了，只是摧毁了一些东西，掩盖了一些罪行。但是这个世界还是照老样子运转。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就象在你的片子里，徐云成长的结果是堕落，无论灾难到来与否。

应亮：你指的“Matrix”是？

一谋：比如美国式的“Matrix”，它有更加多的，更加隐蔽的枷锁。

应亮：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一个狗窝里，还是一个险恶的人境？比如香港或美国是一个险恶的人世，但我们现在似乎更像生活在一个狗窝里。我觉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我更加愿意选择一个险恶的人境。

一谋：你不愿意跳跃，只是期待相对的进步。

应亮：也许是这样的。我希望有一个相对有尊严的环境吧。

[三]

一谋：我们回到你的电影吧。我看到《背鸭子的男孩》的时候就很惊讶，处女作可以拍得这么完整。当然10个月的时间是太长了，等于生一孩子，对商业片而言几乎是无法接受的。

应亮：《背鸭子的男孩》这个构想在两年前就已经有了，到2004年就只不过把它完善了一下，其中既有我自身的童年经历，也有我在四川的所见所闻，这些东西是早就构思好了，不算成熟，但已有框架的。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我没想到长片的拍摄是需要有一定的制片能力的。所以拍了10个月嘛。

一谋：是很多错误吗？

应亮：出现很多错误。比如跟当地的那些演员，怎么去安排他们的作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场景比较分散，怎么样去合理地安排，这些方面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拍短片不需要这么精打细算嘛。还有怎么去跟普通人沟通，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们出于热心，为我们好，来帮助我们，但他们想象的难度和样子，跟我们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那么这个就需要沟通和说好。

一谋：徐云、警察和刀疤的演员都跟了你们10个月？他们是否有自己的工作？

应亮：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协调起来就很难。

一谋：而且他们的衣着，相貌，周围的场景在10个月里都不能有很大的变化。

应亮：对，这个就很难，我们就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但是后来我们遇到一个日本导演，他拍他的处女作，也出了很多问题，一样的。他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停了有9次，拍摄的跨度是9年。第一部片子从20多岁拍到30多岁，很有韧性。

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停机，再开机，所有人员重新组织，很难的，特别累。但是他可以反复这样，是种坚韧性吧，更明确的追求吧。比如在北京这样一个环境，有这么多的诱惑，商业诱惑，体制诱惑，能这样去做一个剧情片的导演不多，也许没有。但是在日本那个空间里却有很多，是很正常的。

一谋：《背鸭子的男孩》是不是那种你感觉必须要拍出来的电影？

应亮：我现在拍到第四部长片，在开拍前都是一定想拍的。四部都是。欲望都很强，就一定要把它弄出来才舒服。

一谋：但《背鸭子的男孩》显然是难度最大的。你那个时候想好以后怎么办了吗？是不是一定要送影展，或者一定能送影展。

应亮：没有，完全没有。

一谋：但是有可能你所有积蓄都花掉了。再没办法继续做这一行了。

应亮：那就只能去做点别的。我有想过不做电影，尤其是在拍摄当中最难的时候就想：这个做完就行了，为了电影我已经付出很多了，我学习过，努力追求过，也就值了，我已经满足了。所以等我片子做完以后我并没有很努力地去推广。有些人想看，我觉得不看也无所谓，就是这样一种态度。一般来说一个新人拍完一个片子，就找找北电的老师啊，找一找人，帮忙去推广一下。这些我完全都没有做。我的想法是，这些都不重要，我把它做完了才是重要的，另一个是我对自己有信心，我不太需要别人的帮助，虽然这些人都是朋友。我自己上网看一下，哪些电影节是收片的，我就把录像带寄过去。如果你不知道我的背景，选了我，认可了我，说明是公平的。我想给这个片子最公平的归宿，当时有这种很怪的想法。现在包括我自己组织影展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片子，都会想到帮别人递到这里递到那里，告诉人家，如果你不积极去做推广的话会有遗憾的，片子不会有人看的，不会有人知道你，会为你未来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局限。

一谋：但是当年你对自己的电影反而不要求这些。

应亮：对呀，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一谋：那你填了那些表结果怎么样？

应亮：那些看上去很好的影展，片子寄过去以后就石沉大海，正常的话，如果落选应该给个回复，但是那些影展都不做这些事。

很意外的就是东京Filmax，他们真的收到了我的DV录像带，看了我这样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拍的电影，然后选进去。就好像是一个约定：我采取的这种方式，注定要找到这个影展。这个影展注定要找到我。后来这个影展的主席见到我的时候说，你不该这样做，这样你真的可能被漏掉。因为影展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大家都会优先考虑那些推荐过来的片，选片人选来的片，或者有一些发行背景的片。像你这样的片子，没有任何标记的，非常可能被忽略。他还在怨我。

非常有趣的是，这部片子在Filmax获奖了以后，以前我投送过的那些影展，拒绝过我的影展，还会回过头来找我，说能不能放啊，我讲我不想再理你了。这些国际影展不是十分严密的组织，当你第一部片子获得认可以后，第二部片子还没有拍，就会有人来要，能不能在我这边放，甚至要抢，影展之间还要打架，很滑稽。把它当成放映平台就好了。

一谋：我想还有一个比较难的事，就是你一个男生跟着女生回到她的家里发展。这个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是不被认同的一个事，而你所有使用的人员又都是彭姗的家族亲戚。

应亮：这个倒没有什么压力，他们那边的人，亲戚朋友什么的都挺喜欢我的，把我完全当自己人。自贡人比较好客，喜欢热闹，喜欢看到我在，一个外地人。其实我会讲四川话，但我一直不说，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挺好的。很多时候你跟对象走得太近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没有了。他们也很喜欢，一直很欢迎我，倒没有你说的那个压力。.

另一方面，真正的压力是这样来的。比如说，彭姗为什么要来北京？她已经在宋庄工作几个月了，一方面是因为宋庄需要一些人去帮忙。还有就是自贡本地的孩子，在那样一个二级城市的的困惑吧，有点像《另一半》，很多人想走，很多人想离开，因为家庭的压力，这个很普遍，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比如周浩的那个《高三》，家长就会跟孩子讲，你留在平武是没有出路的，死也要死在外面，高考是最重要的，家长要离婚也要等孩子考完再离婚。

一谋：对外面有一种向往。

应亮：也是对本乡本土的一种无奈的宿命。头脑中就有一种观念：我是要离开的。自贡是一样的。自贡的学生也好，青年人也好，都是拼命想走的。比如彭姗的家庭从来不给我压力，只是给彭姗压力。你应该出去，出了远门，大家都会认同你，你有能力。这其实是很悲哀的。

一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下一部片子得不到任何奖金或者赞助，怎么继续下去？

应亮：想过。比如很多影展只收新导演前两部影片的DV制作，他们对已经成名的导演有不同的技术规范，而我的第三、第四部电影也是用DV制作的，能投的影展就少了。很多提供给新导演的资金和奖金，我都不能再申请。

现在我就转向申请一些电影基金，比如《我爱湖人》，就是欧宁 这边需要拍一部体育方面关于儿童的片子，邵忠基金会提供了一点钱拍摄的；还有我们准备在重庆地区办培训班，这样也可以有一些收入。而彭姗，就让她来北京发展。彭姗已经在宋庄工作8个月了，她挣些钱，只要够她自己生活就可以了。

一谋：选择独立，选择边缘，做真实的事情，恐怕只有这样。

应亮：是的。现在对我们来说，拍片子反而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了。

[艺术家]

告别纯真年代

文/常鲁

注意到杨典，先是看到他发表在《今天》杂志的文章，文风老到而不陈旧，清新又无燥气，像一个琢磨不透年纪的人，自成一体，与时间保持着冷静的距离。继而看到他的画，写意、神秘，无疑是中国画的意境，却又极“现代”。

这个捉摸不透年纪的人，生于1972年，小时候学西洋乐器，西洋绘画，成年后教习古琴、用中国画的笔法画画，这不仅是美学思想上，对中国传统的亲近，也意味着，杨典恢复了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文、画、琴，都是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它们密织在个人性情之中，相互影响，不可分割。

对我而言，杨典的成长历程，代表着1970年代出生、热爱精神世界的一代年轻人。不再是理想主义集体高昂，也并没有全面臣服于繁盛的物质，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并不纯粹，也不再单纯。这是好事，告别了纯真年代，我们来面对复杂的世界，做出个人的选择。

《单向街》：你小时候学油画，西洋乐器，那应该是1970年代末吗？当时是不是西方美学占据文化思想（尤其是艺术教育）的年代？你对当时的学习还有什么印象吗？

杨典：我是1972年生的。1970年代是我的童年，那时候，应该谈不上什么西方美学。毛泽东时代的美学就是批判的美学，除此外，大概只有奴性和奉承的文艺，更谈不上文化思想。如果有，就都是地下的，譬如那时候的禁书、手抄本、旧画册、知青文学、在“文革”抄家中漏网的古籍、或者刚刚出现的食指、黄翔或北岛等人的现代诗等。

但这些在当时，还远远影响不到我。我那时学美术是跟一个刚平反的老“右派”画家，刚从监狱放出来。我记得大约在1979（或1980）年左右，我父母带我去他的私人画室。在重庆。他那里当时已经有不少学生，都很大了，我是最小的一个。他的画室在平房里，不大。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好像是发霉的衣服和蒜味交杂在一起。屋子一半生活，放满了锅碗瓢盆，另一半就是教室。很多人围着几个石膏和一个骷髅在画素描。

在那里学画，其实我很压抑。因为我太小了，没有人和我说话。这种素描训练是对我的一种摧残，但当时学画就只能这样。我往那里一坐下，就让我画几何体，要不就是水果之类。很没意思。晦涩的照片式素描技巧在那时被认为是学习西方绘画的必经之路，就像学音乐要练音阶。极端枯燥。那时我7岁左右，在那画室里，看着石膏和骷髅，简直觉得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画油画。有一个收获，就是第一次听说了一个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他也是一个石膏头像，学素描的人大多画过，他的模样很像一个尖嘴猴腮的老太太。我记得当时我问：这个老太婆是谁？老师大笑，回答：这哪儿是老太婆呀，这个人叫伏尔泰。

《单向街》：你自发的创作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诗歌，而不是画，或者音乐？在1980年代，诗歌的地位是什么样的？还记得第一首诗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吗？你觉得那个年代在你身上有印记吗？

杨典：严格地说，我15岁开始写诗。那时候，1986年到1987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巅峰期。我写诗表面看来还是受家庭影响和环境影响。因为我母亲是写小说的，当时到家里来的很多父母的朋友，有艺术家，也有作家和诗人。但在我自己的阅读中，我最早接触的西方书籍，如尼采等，也是诗人。当时很幼稚，觉得写诗很简单。语言似乎是最容易的艺术表达工具，写字就可以了。

1980年代，诗歌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主角，就像现在的电影。但是，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其实并未完全过去，所有人在心理上还都带着激情或集权的影响，呐喊、极端、狂躁和批判，诗歌也就被推到了一个它自己根本承载不起的高度。这是一个很虚无，很荒诞的高度。诗人一不小心，竟成了社会话题和文化中心。说谁是个诗人，周围的人似乎都有点高山仰止。诗人身边还总是尾随着一些不懂装懂的美女，就像现在的大款。但其实，大部分诗人，不过就是文学爱好者。后来被称为“四五一代”的学者，很多人当时都写诗。只是后来他们都不好意思承认。在1980年代，大家说到底，还没有真正面对经济、市场的冲击和价值观的崩溃，没有面对资本化，利益诱惑和人生、乃至传统文化的反省。理想主义（包括伪装的理想主义）都被集体无意识地抬高了。诗人像社会心灵的急先锋一样，自以为是地在街头、小饭馆、大学院校和胡同里充当着文化救世主的形象，而且毫无自知之明。而在这个种群中，既有中国古代诗人那种清雅的人物，也有卑贱而黑暗的社会渣滓，良莠不齐。那个时代，读书人、酒鬼和假装犬儒主义的混混都在各处现身说法，鱼龙混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天才。而等到1989年之后，所有这一切才如梦方醒。

我当然记得自己的第一首正经的诗，不过只记得标题叫《溺水者》。原文早散失了，一句也想不起来。好像是写一潭死水和一个沉没者的意象。并不成熟。我想不起来为什么写这个，灵感来自何方。那时应该是1987年初。在重庆，在一个朋友家的露台上。如果时代真的有印记，我毫无疑问是八十年代的诗人。但当时并不觉得我属于那个时代，甚至不属于中国。我们在当时都觉得自己属于过去、西方或未来。

《单向街》：1980年代是文化很热闹的时代，1990年代之后，文学艺术不再占据社会中心的位置，出名显然不再容易了，很多人下海，转做媒体或者干脆经商，你有这个阶段吗？文化变成了市场和生意，看起来即使是写作或者绘画，也需要经营自己的能力，以及时势造化，你想过这一点吗？

杨典：我完全没有经过商。但做过媒体，在报社、电视台都做过一段时间。尤其是电视，199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我在做纪录片。关于文化市场、经营自己等等，我想当今的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都想过。完全单纯的人是没有的。现在信息太发达了，以至于信息的数量已经覆盖甚至消灭了信息的本质。

你不得不面对很多考验，来自生活和创作上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变成了市场和生意。还是有很多人在坚持纯粹写作。譬如很多反体制的小说家、诗人和民刊作者。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在《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中，专门探讨过资本主义文学中的现象。即在资本主义时期，任何创新的好书，都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市场需要的是大众的书，简单的书。但是，又往往在资本主义时期，会产生大量的创新的好书，以及伟大的作家。譬如普鲁斯特、里尔克、索尔·贝娄等。美国现代作家群更是如此。说到底，是市场需要作家和艺术家，而非相反。譬如具体到我个人，我的创作从不会考虑市场，那样就写不出来也画不出来了。但未来的市场可能会主动去考虑我的创作。这个是靠时势造化，还是靠经营和命运，只是个说法而已。和我的思想无关。

《单向街》：回到你的作品，你的画一般都是什么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我指的是，什么启发了你的画？有人说 你是用中国画的方法和美学，来表达超现实主义，你认同吗？

杨典：安静。我只在心里最安静的时候画画。我从不把绘画当做是对眼前烦躁的发泄。烦躁时，还不如去喝酒打架。创作则是安静的。

启发我绘画的也太多了。我在历史上的艺术家里崇尚的人物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一些杂家。譬如王维、达芬奇、徐渭、傅山、八大山人、埃舍尔、博伊斯、大卫·霍克尼、克莱因等等。但更多影响我绘画的东西，恰恰不是职业的画家或艺术家，而是一切偏僻的文化图像。譬如中医针灸图、人体解剖图、道家典籍的插图、古籍小说的绣像、古代的拳谱、园林谱、宗教符号学、唐卡、小人书、照片、日本成人漫画、色情浮世绘、西医版画或者植物学图谱……

平面图像的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领域，我们一般只关注属于所谓美术的那一部分。事实上在人类文化的遗产中，更多的图像遗产，却是来自自然科学，而非艺术。

我的画也并非超现实主义。如果用一个主义来谈我的作品，也未免太画地为牢了。如果有人注意到我的绘画中，似乎有某些梦幻的因素，那大约是来自意象本身，而不是任何主义。我的画如果说影响，也只能、必然地是来自中国古代艺术。譬如中国古代绘画的特征往往是线性的（并非全部）。即以点与线，来表达意境。点也不是几何学的点，线更不是实线、射线或虚线。但是，点和线又都在。晚明的泼墨大写意就不用说了，中国书法是最典型的，有所谓“点线见性情”之说。面和立体感，光影等美学都是西方的。

在中国艺术中，不仅书法，大写意、围棋、古琴、诗、篆刻、园林、戏曲甚至风筝与垂钓等等，莫不是以“点线见性情”。这是极少主义最古典的体现，又恰恰是最“后现代”的一种艺术思想。是最难得的、最清高的、最微妙而不可思议的中国精神。

西方艺术中也有点与线，不过差异却也很大。书法泼墨之点线，是即时的，瞬间的，在一刹那中甩手造型，成毁不惊。油画则不然，中间有许多给作者游移修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性情是否在变化？这是只有画家自己才能知道的事情，不可言说。

我从不做装置、行为或超越于架上绘画之外的当代艺术作品。在我看来，有绘画就足以表达我的艺术了。很多人认为架上绘画不足以表达自己或这个世界，这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图像”的广度和深度。

《单向街》：你好像很喜欢一些神秘的像鬼魂一样的意象，其中有一幅一个鬼对着一只水母，这种对照有非常奇特的魅力，这种灵感都是怎么来的？

杨典：艺术很难解释。在我的美学记忆里，倒是一直倾向于后期象征主义的一些东西。就像我把过去一本诗集定名为《花与反骨》一样，在我看来，有反差的东西，就有美感。坟墓与摇篮、骷髅与美人、血与菊花或者晚霞与瘦子……只要能形成质感的大差异，就有矛盾的美学在其中。

你所谓的“鬼”不就是个解剖人体吗？虽然我绝对不会按照医用人体解剖图来画。

至于水母，完全是因为它具有飘逸和毒性这两个巨大的反差。水母，又名海蜇，还有个外号叫“降落伞鱼”，也像是少女的连衣裙，其根须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性、阴户、男根等等。而她的触须是有毒的。

越美的东西，越容易有毒：譬如蘑菇、女妖或水母。

我之所以要画某些画，大约是试图表达艺术中美与毒的双重象征。包括水母还有着极强的攻击性。水母之图很写意，仿佛一群飞翔的泡影，一群漂浮在空中的乳房……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阐述过水母的特性，说“它具有触觉，你用手碰它，它就会碰你，犹如章鱼一样抓住你。你的手会由于水母的紧握而中毒肿胀……水母捕食的是任何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我画的水母一般即伞状的浮游水母（Urtica fixa），状如幽雅的蘑菇云。据说，这种水母曾被命名为美杜萨（Medusa）——即希腊神话中那个人见之即变为石头的蛇发女妖，海神波塞冬的情人。水母的意象一直都有，如在电影《黑客帝国》里，那些象征电脑病毒的密密麻麻“机器水母战士”，不也是如此吗？

而我那幅画里要表达的东西，正好与某些愤怒的情感有关系。更直截了当地说，我潜意识里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会孕育出一些具有双重性格的东西。即那些最传统的东西里，往往又最具有叛逆性。这就像《资治通鉴》是一本语言伟大的好书，其中却充满了尔虞我诈、专门教人整人的丑陋哲学一样。在中华文明这只“大水母”的笼罩下，过去最美的东西一直被认为是权力（或对权力的成功逃避，独身起身）。封建之美本身就有着最迷人的身段和最恐怖的毒性。

当然，这么去解释一幅长宽一米左右的画，其实说得太远了点。我说的这些也并不是什么创作过程，实在是勉强在解释。艺术无法解释。

我之所以画这些，仅仅就是因为当时我想画而已。

《单向街》：当代艺术通常都会表达某种意义，所以很多时候，阐释和作品本身同样重要，而这些阐释通常和现实、或者意识形态有关，你的作品是否不在此列？

杨典：首先，我一直反对“当代艺术”这个伪名词。好像艺术又被时代所宰割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本来都是意识形态。而且，最近中国艺术家们都跟吃了药似的，以为只要抓住了“当代艺术”或者“后现代”这么一些名词，就有了全球通的绿卡，可以在艺术上畅通无阻了。这很荒谬。

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种艺术不在其当代。但目前中国人似乎全被“当代艺术”这个时髦的词搞晕了。有好几次，与一些策展人谈到我的绘画，他们都会说，你的画似乎不属于“当代艺术”。我不知道我的绘画属于哪一代？难道是古代？这很尴尬。我毫无疑问是当代的人，我的艺术只能是当代艺术。好像当代艺术就是目前那种千篇一律的大脑袋、死鱼眼、胖婴儿和政治波普画的艺术，就是那些装置死人尸体、假装关注“文革”、妓女和黑煤窑现实惨案的艺术。不是在衣服上画，就是在地上、墙上、瓶子里或者画照片。要不就学里希特，要不就重复毛泽东时代的符号。其实大家都把图像的本质忘了。如果这就是当代艺术，那这个当代艺术就太单一了，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而观众眼里看不到新的图像。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多信息极端丰富，但知识极端匮乏，手段非常多样，但思想非常单薄。这一点就是栗宪庭、艾未未和陈丹青他们，也都似乎没有进行过多少认真的批评。

艺术家不读书或者无思想，导致想象力非常稀薄或者说肤浅。目前阶段靠一些符号、时髦手段、中国特有的文化等，暂时蒙混一下西方的画商是可以的，但再过些年，马上就会捉襟见肘。事实上最近两年来艺术品市场的低迷，就已经是这个问题在初露端倪了。

我的作品中如果有意识形态，也是属于文化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政治都是临时的，甚至文化都是临时的。只有心和性情是长远的。而且，不是只有静物画或者风景画才是现实主义。神秘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我觉得我画的恰恰就是现实：即我心灵的现实。

如果我个人也有一个美学思想，我相信它是由我的速度、愤怒、爱恨、性情和宁静等情绪组成的，而不是靠一种什么知识。

《单向街》：能否描述一下你的文和画、音乐之间的关系？

杨典：我的创作无论文学、绘画和音乐，都属于散点千面，密集而又庞杂——如所有的树叶、枝条、花朵等都朝向不同的方向，但又都被一棵树的主干所抓住。即我的思想本身。但是也和树一样，别人可以看，或远或近，任何角度……而我自己无法解释我自己。

《玄奘、血案与柱子修士之神学研究》
1m×1.4m 绷布综合材料 2004年

《西风斧》
1m×1.4m 绷布综合材料 2005年

《受伤的琴精》
1m×1.4m 绷布综合材料 2007年

《燕青洗马》
1m×1.2m 绷布综合材料2005年

《杀鱼》
1m×1.2m 绷布综合材料 2003年

《我曾爱过你》
（或：《水母之谜》）1m×1m 绷布综合材料 2003年

《巨蟒的荒淫与恶梦》
1m×1m 绷布综合材料 2003年

《明月，明月，照得离人愁绝》（或：《盗版琴高骑鲤图》）
1m×1m 绷布综合材料 2002年

[随笔]

杨宏伟作品
圣男之一／Saint No.1／木版／Wood Cat／45×120cm／2006

U2：政治摇滚先锋队
——U2如何用音乐介入时代

文／张铁志

如果不敢质问大的问题，那还是摇滚吗？

三十年来，U2总是在思考他们所身处时代的大问题。

音乐史上，恐怕没有人比U2更能展示摇滚如何产生政治力量：深刻信念、动人的音乐，戏剧化的舞台效果，形成看起来最“真诚”而动人的表演。

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他们在舞台上向歌迷展现萨拉热窝的战火、非洲的贫穷、以及北爱尔兰的暴力，用音乐打动他们，希望听众和他们一起改变这些时代的悲伤与不幸。

爱在烽火蔓延时

整整三十年前，四个听着朋克音乐长大的都柏林男孩组成了U2。如同许多神话，起初当然没有人知道未来这几个家伙会改变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不只是音乐世界，也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世界。

如果第一张专辑Boy还只是他们的初试啼声，第二张专辑《十月》就显示出他们试图对抗时代的气魄。对于专辑名称“十月”，波诺说：“我们出生的1960年代，是一个物质丰裕的年代。但1980年代是一个更冷漠的时代，只有物质主义没有理想主义，是秋天之后的寒冬。这让我想到一句歌词：在十月，所有树木都脱去了树叶。那一年，我二十二岁。世界上有多少人失去工作、陷入饥饿，而我们却还在利用最好的科技建造更大的炸弹。”

然而，这张《十月》还不是列宁革命般的红色十月。要到下一张专辑《战争》，他们开始成为最深刻思考时代的乐队，写下可以列入万神庙的抗议歌曲经典。

1980年代初的世界，各地战火纷飞，世界充满不安。英国和阿根廷正结束福克兰群岛战争；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巴比山地（Bobby Sands） 在狱中绝食致死，以争取北爱尔兰独立的尊严；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爆发内战，从1980年到1992年共死了七万多人。在美国，里根上台，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以及积极发展军备，使得冷战态势再度紧张。

而《战争》是一张如此热切回应时代的专辑。他们强劲的歌曲节奏和强烈的姿态，展现出的不是温柔地乞求和平，而仿佛是要进行一场追求和平的圣战。

“人们对战争已经麻痹了。每天看着电视，越来越难区分事实和虚构。所以我们试图掌掴人们、唤醒大家。”因此，这张专辑的哲学是“激进和平主义”（militant pacifism），而这正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精神，波诺如此说。

专辑第一首歌就高举反暴力的激进主义大旗：《血腥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 。这首歌有着让人亢奋的战歌节奏，但这不是如滚石乐队的 “Street Fighting Man”的鼓吹革命之歌，而是一首彻底的反恐怖主义之歌。

歌曲最早是由The Edge 起头，当时他刚跟女友吵完架，因而想把他所有的愤怒放进歌中。他写下这么一句歌词：“不要跟我讲IRA , UDA 的权利 。”

歌曲确实是关于北爱尔兰情势，具体来说是1972年1月30日在北爱，英军开枪杀死了56个（也有说27个）和平游行的平民。史称“血腥星期天” 。歌曲开头第一句就是：

我不相信今天的新闻/我不能闭上眼睛假装这一切不存在/到底，这首歌我们还要唱多久……

但这首歌并不只是谴责英国政府，而是要谴责所有在北爱土地上无止境的恐怖暴力。第一次在北爱的贝尔福斯特演出这首歌时，他们对观众说，你们如果不喜欢这首歌，我们将从此不再演唱它。结果这首歌成为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且有着几场历史性的演出。例如1984年，U2在美国丹佛的现场演出（被拍成纪录片《在红色血腥天空之下》）中，波诺在演唱时高举着白旗。这个镜头被《滚石》杂志选为五十个改变摇滚史的时刻，因为其奠定了U2作为一支政治摇滚先锋队的形象。

而在1987年的美国丹佛，不久前北爱刚发生一个由IRA组织的恐怖爆炸，死伤多人，波诺在演唱会上愤怒地说：“我告诉你，我厌倦了那些二三十年来没回过爱尔兰的爱裔美国人跑来跟我说所谓‘革命’的光荣，和为革命而死的光荣。去你妈的革命。把一个人从床上拖起来，在他老婆和小孩面前毙了他，这有什么好光荣的？在老兵纪念日放炸弹炸死这些退伍老兵有什么好光荣的？我们不要再看见这种事情了。不要（No More）！ 不要！”

然后，2001年的爱尔兰演唱会——三年前在北爱又发生一起严重爆炸 ，死了29人、数千人受伤。他在唱到“不要”后，带着全场观众喊：不要军队、不要炸弹、不要IRA、我们不要再回到那里……擦干你的眼泪……我们已经受够了/战争还没开始/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告诉我到底是谁赢了……

最后，他用尽力气念起了29个死难者的姓名。

这是U2最撼人的舞台演出。

第二首歌Seconds则是描述一触即发的核武器危机。歌中故事是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小公寓里，有一个人正在组装核炸弹。

专辑第三首歌后来也成为经典的政治歌曲：《新年》（New Year's Day ）。这是为了波兰团结工联（Solidarity）而写的。团结工联是1980年成立的自主工会，他们反对当时波兰共产党的统治，争取工人权利，领导人是瓦文萨（Lech Wałęsa）。1981年，波兰政府实施戒严令镇压团结工联。

波诺写这首歌时，心中的画面是在大雪纷飞的新年，瓦文萨坚定地站着，挥舞着双拳，领导着罢工。

1983年，波兰宣布废除戒严令，当时这首歌刚刚录完。

《新年》其实是一首情歌。在新年这一天，一切被白雪覆盖。纵然世界在喧嚣中动荡不安，但“我只想要日日夜夜跟你在一起”。是的，虽然这是关于政治对抗，但更是一场关于“爱的斗争”。这也正是整张专辑的精神：在漫天的战火与暴力之中，我们还是要坚信爱。

在下一张专辑 《不能遗忘的火焰》（The Unforgettable Fire）中， 他们更 明白唱出“以爱之名”（Pride（In the Name of Love）。这是献给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歌曲：

四月四日的清晨

一声枪响在曼菲斯的天空中响起

你终于自由了，因为他们夺走了你的生命

但是，他们夺不走你的骄傲

那是1968年。经过了十数年的黑人民权运动，联邦政府也通过了民权法案，但是美国种族问题仍然无法改善。1967年夏天，许多都市贫民区发生大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也有走向暴力化的倾向。1968年4月，子弹无情地夺去了金博士——这个一生主张非暴力革命的勇者的生命。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更直接以金的名字为歌名：MLK。

这张《不能遗忘的火焰》也标志着U2开始把焦点转向美国（专辑中有另一首歌以猫王作为歌名），不论是如金博士等人所象征的理想，或是美国的狰狞现实。

两个美国与第三世界

1984年，U2参加为衣索比亚难民募款的行动，和其他英国音乐人在那年圣诞节前夕发行一首合唱单曲《他们知道圣诞节来了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1985年7月，在伦敦和费城举办了众多重要歌手参与的超大型演唱会：Live Aid，全球数亿人同步收看。

1985年，美国滚石杂志称U2是“19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乐队”。

有人认为这个说法过于夸张，因为当时他们的影响力还没这么大。但一年后，没有人再怀疑这件事。新专辑《乔舒亚树》（Joshua Trees），将真正把他们带到超级乐队的地位。

《乔舒亚树》录到一半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简称AI）美国分会邀请U2办巡回演唱会，来 推广人权 意识。U2邀集了史汀、路瑞得（Lou Reed）、彼得盖布瑞 （Peter Gabriel） 等人，组织了“希望的共谋”（The Conspiracy of Hope） 演唱会，在美国几大城市巡回演出。

他们不仅成功地帮AI招募到几万会员，也透过群众压力成功拯救了不少政治犯，如奈及利亚的异议歌手Fela Kuti。

贝斯手亚当说：“国际特赦组织的巡回演唱会证明我们写歌去描述里根时代的荒芜与贪婪是对的。”

Live Aid之后，出现了许多摇滚巨星参与的社会议题演唱会。例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曼德拉生日演唱会，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也邀请音乐人巡回演唱。这个音乐最商业、最没有愤怒，MTV频道让形象取代实质的1980年代，竟然成为摇滚乐的“良心时代”。以至于波诺说：“现在在乐迷中有一种心态，即他们相信可以改变世界，而我们的歌迷就是前锋。不论是Live Aid、反种族隔离运动 ，或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音乐被视为一种凝聚的力量，一种制造新政治力量的黏胶。”

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巡回演唱会之后，波诺和妻子前往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个国家 。

当时萨尔瓦多是美国支持的右翼政权执政，即使这些政权侵犯人权，但是只要他们不支持共产主义，美国就会支持。在尼加拉瓜，则是美国支持反革命分子要推翻左翼桑定政权 。1980年代，尤其是里根的极端反共保守主义时代，他用尽方法不让左翼势力渗入中南美洲。里根资助尼加拉瓜游击队去推翻桑定政权之事，后来成为一桩巨大丑闻。

在尼加拉瓜，波诺看到农民在不安战火下生存的痛苦——这个内战 是和美国的介入紧密相关的。在拜访农民时，子弹甚至从他头上飞过。

当他们在萨尔瓦多时，他们看到路旁有一具尸体。在那里，反对派人士会突然消失。智利也是一样。而恐怖背后都是同样的力量在支撑：美国。波诺知道：“在智利，一个民主选举选出的总统被CIA支持的政变推翻，然后推上了一个杀人机器：皮诺契将军。”

波诺感到巨大的愤怒。但那也是他们对美国产生迷恋的时刻。他们在巡回演唱会中，大量阅读美国小说如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雷蒙·卡佛， James Baldwin， Charles Bukowski，Sam Shepard。波诺爱上美国地景的强烈影像感，爱上美国文学和音乐 ，并且感受到美国土地的广阔。

波括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地方。你必须跟它搏斗。”他们看到两个美国。一个是里根主义的、是充满枪支的，是三K党的美国，是自大、自以为正义的国家，是有着残忍腐败外交政策的帝国，尤其，1980年代是一个贪婪的时代、华尔街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追求胜利，没时间在乎输家。这是现实的美国。但是他们又迷恋另一个美国：一个开放空间的，高举自由之梦的，一个金恩博士所爱的国度。这是迷思的美国。

所以原本新专辑要叫《两个美国》 。但波诺想把这个时代描写为精神干枯的时代，所以他脑中出现沙漠的意象。于是有了专辑名称“乔舒亚树”，和专辑封面：沙漠中的乔舒亚树 。

《乔舒亚树》在全球卖出两千五百万张，叫好又叫座，让他们自此成为摇滚天团。其中有几首非常政治的歌曲， 这些歌就来自波诺不久前的中美洲旅行经验。

例如《失踪者的母亲》（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不论是在智利、阿根廷或是萨尔瓦多，军事独裁 政权会以谋杀或绑架，让异议者“人间蒸发”。1977年在阿根廷首都，一群自称“五月广场母亲”的女性，在五月广场抗议， 要求政府归还她们的儿子——阿根廷民主化之后，政府公布约有一万一千 人被威权政府绑架。

波诺说，这首歌是为这些拿着失踪儿女的照片的美丽女人们而写。

另一首更愤怒的歌 《子弹与蓝色天空》（Bullet and Blue Sky），是来自他在萨尔瓦多感受到的恐惧。波诺走到一个农村，突然发生爆炸，他不知道该往哪里逃。他看见机关枪，听到战斗机从头上呼啸而过，但一个农夫跟他说，别担心，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波诺反省说，“这个农夫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生活，而我在这里的几周，想的都是我们歌曲是否会上排行榜第一名。”

于是，他跟吉他手Edge描述在中美洲所目睹的景象，然后问Edge：“ 你可以把声音尽量放大吗？”Edge说：“要多大？”波诺说：“要 让人们感觉起来像看到地狱，让人感觉到当地火焰燃烧的意象。是谁在轰炸这些村庄？是谁在摧毁我们的生活？对这些农民来说，是美国。”

Edge 成功了。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战斗机从天上丢下炸弹，火焰四处燃烧 。而歌词如此写道：

我从萨尔瓦多的山丘上摔落下来

天空被撕裂

大雨倾泻在裂开的伤口上

攻击妇女和小孩

攻击妇女和小孩

来吧来吧

来到美国的臂弯

另一首歌Red Hill Mining Town是关于工业衰败城市的哀歌。歌名来自一本纪录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同名书；这场大罢工对英国 音乐的政治化非常重要，许多音乐人如Billy Bragg，Paul Weller等人 都积极声援罢工。

One Tree Hill则提到了智利的传奇左翼民谣歌手Victor Jara——他在 皮诺契将军上台后被刑囚然后处死。在这首歌中，波诺透过Jara来表达他自己一贯的音乐哲学：“Jara把他的歌曲当作武器，手中紧握着爱。”

战争与和平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的时代。但相对于天真的历史终结论，其实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要进入的是什么时代，且历史的古老问题依然继续纠缠着人们：战争、贫穷等。

U2的音乐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他们在1990年代制作了三张加入更多电子音乐成分的专辑。但新时代也会有永恒主题，U2的新音色同样维持着一贯的社会关怀。

1990年11月，U2到柏林录音，做出新专辑Achtung Baby。这张专辑 中出现了他们在1990年代以后最重要的政治歌曲，并被英国Q杂志选为史上一千零一首最佳歌曲的第一名 ：“One” 。

“One”不是关于“同一”，而是关于“差异”。

此后这首抒情歌曲几乎成为他们在各个政治议题音乐会中的必唱曲。

另一首U2在1990年代的重要政治歌曲之一，且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是关于萨拉热窝。

南斯拉夫瓦解后，波斯尼亚打算独立。从1992年到1996年，塞尔维亚部队包围了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这是人类史上最长的围城。

战争前，萨拉热窝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尼西亚人、回教徒共同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能体现宗教与种族多元共存的城市。但现在，这里成为一片炼狱。

塞尔维亚部队在萨拉热窝城中终日以炮弹与子弹攻击平民。狙击手刻意攻击小孩和妇女以制造恐惧。人们每天起床后，不知道今天房子是否会被炸毁，自己是否会死于枪下。

西方国家对于要如何帮助城里的人们没有共识，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只是在此地观察。事情每日恶化，火焰不断然烧，而世界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

1993年冬天，一个美国人比尔·卡特去萨拉热窝提供人道协助 。他认为西方媒体都忽视了战火中生活的人们，所以他找到U2，希望他们可以在演唱会上播出萨拉热窝人真实的生活画面。

卡特说，在萨拉热窝的庇护所中，年轻人听着摇滚乐，并且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以对抗外面的炸弹声。他们也看MTV频道，看着和他们一样年纪的青年，却不知道为何没人在谈论自己面临的困难处境。

于是，卡特每天在市区中寻找愿意接受访问的当地人，然后在U2演唱会上现场播出录像片段。

当然，U2的Zoo TV巡演就是一个讨论媒体的演唱会。只是，当 每天夜间新闻似乎成为一种娱乐时，U2的演唱会似乎正好相反，是真实侵略了娱乐。这使得U2成员自己都觉得，往往情绪很难转换：在演唱会上看了十分钟的苦难，看到战火猛烈、人们四处逃窜的街头之后，他们如何能轻易回到演唱会的欢愉？他们几度觉得无法继续这样下 去。

最糟的一夜是在英国温布尔登体育馆。镜头中三个年轻女子哀戚地说：“你们正在享乐，而我们却这么不快乐。你们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当波诺正要回答时，女孩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那就是你们什么都不会做。你们只会回到你们的摇滚音乐会。你们甚至会遗忘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全都将面临死亡。”

全场无声。U2、观众，与摇滚乐自以为是的政治介入，都遭到最重的一击。

1995年，U2与音乐人、他们的制作人Brian Eno合作专辑Original Soundtracks 1中，并特别做了一首单曲《萨拉热窝小姐》，歌剧男高音帕瓦罗蒂也在歌曲中献唱一段。

这首歌是在抗议这场波斯尼亚战争，批评国际社群没有能力去阻止战争，并且赞美人们如何勇敢地拒绝放弃他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有一个女子不愿意去避难所，只想继续在家中弹奏钢琴；或者有一群女性自己举办选美比赛，并且说“我们要用口红和高跟鞋跟他们对抗”。

歌曲MV中最震撼人的画面，以及单曲的封面照片，就是这群选美小姐在台上举起布条，上面写着：“不要让他们杀了我们”。

她们要跟世界说，世界或许遗忘了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强地活着 。

1997年，U2终于来到萨拉热窝举办演唱会。他们是围城结束后，第一个在那里举办演唱会的西方乐队。台下的听众包括几年前彼此要杀害对方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而现在他们在这里一起高唱“One”。

第二天，当地报纸说，“萨拉热窝围城在这一天结束了。”

终结贫穷？

1985年的Live Aid结束后，不像大多数人只是来参加一场公益活动， 波诺和妻子去了衣索比亚六周，实际了解当地状况。他慢慢发现饥荒固然和内战及旱灾有关，但非洲的贫穷问题是结构性的。

在20世纪末，他开始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两千年大赦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是由超过九十个 NGO 、教会、工会所组成的联盟，主要目的在于推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公元2000年前，勾销52个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支付的外债。他们找到波诺作为代言人。

从“两千年大赦联盟”，波诺了解到，非洲的问题固然与当地政治领袖的腐败有关，但是也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为了战略理由，在冷战期间大量贷款给非洲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坏人，但只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就能拿到大笔钱。这些独裁者拿钱肥了自己，但西方国家却要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成为当时独裁者借款的抵押。”他说，“这不是关于慈善，这是关于正义。”

波诺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是：”摇滚乐是好的沟通者。我们用PA、录像带、歌词和T-shirt去传播讯息。我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所以我的工作是鼓励乐迷成为这个计划的草根运动者。这个联盟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在美国则比较少人知道。不过，在1998、1999年，已经来不及形成一个广大的草根运动，所以我只能直接寻求决策者，把想法丢给他们。”

于是，这开启了波诺，或是摇滚乐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为专业游说者。波诺拜访了前后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教皇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历任财政部长到最保守强硬的共和党大佬贺姆斯（Jess Helms）。他认真学习，成为知名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学生

两千年大赦联盟在2001年结束。此时，三分之一的穷国外债正在被免去。美国、英国、法国都勾销了穷国欠他们的外债；但是那些国家仍然积欠世界银行和IMF的外债。

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认为，公平贸易对非洲国家同样重要。此外，非洲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因为有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民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估计到了2010年，全球将有四千万个艾滋孤儿。“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大屠杀。”波诺说。

所以波诺和原来两千年大赦联盟的部分成员在2002年成立一个组织DATA，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债务（Debt）、贸易（Trade）、艾滋（AIDS）、非洲（Africa）。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愿意拨款给非洲国家时，也希望后者可以做到D、A、T，亦即是民主（Democracy）、问责（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这一年，波诺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标题是：“波诺可以拯救世界吗？”

当然，虽然名气好用，但波诺也面临许多挑战。他说：“我知道找一个摇滚明星来谈世界卫生组织、免去第三世界国家外债或者非洲艾滋病问题，有多么可笑。”的确， IMF 主席一度讽刺他说：“哦， 你是个摇滚巨星。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后，然后发现自己的良心？”但波诺回答说：“不，我是先有良心，之后才成为摇滚巨星。”

2005年是对抗贫穷的关键年。因为，联合国高峰会在这年评估《千禧年发展目标》报告，由英国所领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8）把优先议题放在帮助非洲发展，而12月在香港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重点也是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发展和贸易自由化。

因此，推动扶贫的团体称这一年为“终结贫穷”（Make Poverty History） 年；在美国，同样性质的活动则称为One。波诺和之前主办Live Aid的歌手Bob Geldof决定再次号召英美知名歌手，在欧洲和美国六大城市举办了针对在苏格兰召开的G8高峰会的“Live 8”演唱会。这一年，正好是1985年Live Aid演唱会的二十周年。

但这次活动并非重复二十年前的Live Aid演唱会，以号召募款来解决非洲饥荒；这一次的演唱会是免费的，是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进一步给予八大工业国领袖压力来改变政策，从而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Live Aid活动只需要音乐人的悲悯之心；现在的行动则需要对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他们说，这不是一种慈善，而是追求正义。所以，这次活动是“朝向正义的长征”（The Long Walk To Justice）。具体目标是要求西方国家增加对非洲的外援到五百亿美金，免去非洲积欠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强国的外债，并且建立一套更公平的贸易制度。

抗议乐队、摇滚巨星还是政治明星？

波诺说：“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你必须抓住时代精神，并且介入。”尤其，“如果摇滚乐不敢质问大的问题，那还是摇滚吗？”

的确，U2与波诺确实是最严肃思考时代精神的摇滚乐队，并且三十年来，他们始终在思考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环境、贫穷等等，并且从来不怯于跟NGO组织合作，一起改变世界。

没有人像他们一样，挑战过这么多重大议题，没有人像他们如此善用音乐与演唱会的力量去打动人心。我看过他们的Vertigo演唱会，看过他们如何在演唱最动人的歌时，舞台上升起一个个非洲国旗的电子影像。U2用音乐召唤着我们为理想献身。

也从来没有音乐人走到像波诺今天这样的政治地位。

问题是，正当波诺从摇滚巨星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时，他们的音乐几乎是与他的政治实践脱钩的。

U2团员曾说，波诺的行动不会影响到乐队的创作。他们的意思是，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不会影响波诺对乐队的参与。但这个不会影响，不也意味着没有“正面”的影响吗？亦即这些政治行动参与成为音乐素材的可能性？

2004年发表How To Dismantle A Atomic Bomb专辑时，波诺说：“原本这张专辑会是很政治的，因为世界如此震荡不安。你会以为有必要响应这些时代的问题。但是过去几年，我都在乐队工作之外，在不同场域的肥皂箱上发言，所以我不太想把U2当作我的肥皂箱了。”

波诺对自己的新角色很自觉：“一个摇滚客站在街头路障旁，手上拿着汽油弹，当然比拿着一皮箱的世界银行报告更性感。”他的意思是，虽然这工作不讨好，但确实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他说他相信摇滚迷自1960年代后已经成长了：他们知道革命不是在转角；世界的改变必须是一点一滴的。

我们可以同意后面那句结论。但是不代表摇滚乐的有效政治介入，只能是拒绝革命，或者放弃成为“街头斗士”。正如具体的社会改革需要政策论述、需要游说，但街头抗争同样必要。摇滚的政治行动也可以是多重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走进U2的精彩演唱会，去感受让人激动的音乐，感受音乐如何展现政治能量的力量。然后，走出演唱会，你可以加入一个组织，去游说、写信、上街头。

以爱之名。

杨宏伟作品
哲人／Sage／木版／Wood Cat／46×60cm／2006

走神儿

文／杨典

变动的时代，一个怪人的故事。

在往事和我之间，有一条橡皮筋。我越是激进地朝前跑，就越会被它狠狠地拉回过去。橡皮筋的一端系在我的心上，另一端则系在一根时间的柱子上。我有时不仅会被弹回到过去，甚至还会被那根橡皮筋绑到那柱子上。我看见过去的山水、街道和阳光，闻到过去的气味，听到过去的声音。回忆就像走神儿一样可以让人灵魂出窍。在那一瞬间，你会重返过去的人与事，否定现在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不仅对自己，甚至还对别人。这根橡皮筋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有时还会是皮鞭、绳索和绷带，专门用来抽打我们的记忆，囚禁我们的情感，或治疗我们那些崩溃的创伤。

1987年，我在北京西城音乐学院里住，同时就在这醇亲王府围墙边上一条叫宗冒二条的胡同里，租的个小屋子。小屋有两间平房，可以让我潜心绘画。宗冒二条是个大杂院云集的胡同，所有过去的四合院里都杂居着各类草民。我住的院子主人就是个典型的市侩，姓李。李还有几个房客，其中一个是他的亲戚，两口子，另外还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父亲。他们一家就靠出租院子里的房间生活。我的房间墙皮脱落，潮湿发霉，但当时能够离开我父亲监控的视线，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自由。

没想到我一搬进去，却意外发现对面南屋里住着一个年轻的怪人。

有一天我正在画画，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个满头是黑色自然卷发，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穿着花毛衣的青年。进来的人劈头就说：你好，我叫邵威，就住在你隔壁。我是北大哲学系的，二十二岁，现在在学作曲。请相信我，五年之内，我将写出第一部交响乐，震惊世界！

他的自我介绍使我觉得一头雾水。

按理说，在激情免费的八十年代，类似的以狂傲自居的人并不罕见。艺术家堆里的疯子成打地倾销，到处都是。不过邵威的偶然出现和肆无忌惮的模样，还是真让十五岁的我大吃了一惊。

邵威是一个从山东来的农民，大我七岁。据他说，大约1985年，他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二八自行车，穿着一件满是虱子的破棉袄，一路餐风饮露，节衣缩食来的北京。当初，家里人问他为什么要去北京，他说因为他“崇拜文化”。这个回答对农民的父母来说，无疑很难理解。邵威身上有一种极度夸张的激情，急躁和跳脱。他极爱说话。关键是，他一旦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一直说到泪流满脸。少年时代，他母亲一直以为他患了妄想症，语言谵妄症或者早期精神分裂症，强迫他去医院检查。但是医生却说：他很正常。就是性格上很容易激动，吃点中药吧。

邵威绝不吃药。他算是爱读书的。他大概很早就意识到了他的家庭不可能理解他，于是就离家出走，到了北京。

当年他非常穷，到处蹭饭吃。他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了一年，搞到了一个校徽后，于是从此就自称：我是北大的。在北大时，他认识了学者刘小枫，刘让他读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这本书让他深受影响，在某些时候总是刻意说自己信仰基督教。后来在刘小枫那里，他还第一次听到了从国外带回来的贝多芬与理查·瓦格纳音乐的磁带全集。他又感到自己应该学音乐，应该搞作曲与指挥。于是他就冒然来到了西城的中央音乐学院。

那时，全国各大学内都有一些类似非正式学生的人来“混学”。音乐学院也不例外。邵威倒也是我见过的最机灵、嬗变、也最喜欢渲染自己疯癫性的一个人。他的那种莫名的疯，让其他我后来认识的诗人式的疯，都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宗冒二条胡同的大杂院里，每天早上一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架破录音机打开，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理查·瓦格纳的《纽伦堡名歌手》，瓦格纳以他德国神话般暴烈的大气和声把我和房东全家惊醒。只见邵威独自一人，站在院子中央，拿着指挥棒疯狂地挥舞着。院子里的铁丝上挂着他刚洗完的破袜子。他一边毫无节制和秩序地挥舞着指挥棒，一边对我高声说：你听，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种对生活的激情，那种对生命的渴望……

他话没说完，突然就满眼是热泪和血丝，说不下去了。

神经质的人我见过很多，但如此高度神经质的人，我有生以来倒是第一次见识，而且再没见过第二个。

在音乐学院内，邵威的出现也是一个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有一天在食堂，他竟然直接走到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青年指挥家邵恩身边说：你就是邵恩吗？我也姓邵。不过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五年之内，我一定会超过你。

邵恩正在埋头吃饭，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什么意思，有点惊讶地看着这个怪人，附和着回答：哦，我知道……知道，你会的。然后继续低头吃饭。

邵威的身体非常健康，可以说精力过盛。他不仅学音乐，学哲学，还不断地练拳击和做生意。走在大街上，他会突然对一个卖菜的农民说：你知道李斯特是谁吗？你知道吗你？然后放声大笑，农民自然是不知所云。而且他有点暴力倾向，有一次，一个街上卖冰棍的人和他顶嘴，于是他迎面一拳，那人立刻满脸是血。有时他实在太穷了，于是就跑到自由市场上去，把一家农民的鸡卖到一个附近的小饭馆，一天倒买倒卖好几次，也能赚二十来块钱。如此等等。

那几年，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时候，是我们最穷的时候。有时袜子丢了，我们只好各穿一只。李房东每个月逼着交房租，我们只好拖延。李房东是个典型的北京老痞子，喜欢说大话和脏话，而且是京油子那样的。李房东长得是个孕妇身材，却脸生横肉，总喜欢站在院子里说：瞧，就凭哥们儿这浑身的刀疤，我怕谁？但是他却从来不敢惹邵威。因为邵威每天戴着个拳击手套在院子里打树，并且经常用狂傲话欺负李房东：刀疤多算啥本事，那只能说明你挨打多。会打架的人身上都没疤。邵威冷笑着说。

认识邵威的人，其大约情节与他认识别的所有人都一样，即他逢人就喜欢自信地说：我五年之内将写出第一交响乐，震惊世界。后来，这个时间段在不断延长，随着他不知道跟谁学习作曲、配器与和声的深入，这个时间段被他自己渐渐地变成了八年、十年、十五年不等……一直到今天。也许，他开始感到一切不是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过，人的智商总是很容易走神儿，这边不行，那边却没准行。东方不亮西方亮。譬如，邵威天生就很明白经济的重要性。他到北京后，就一直想开个小饭馆，用他的话说：一定要尽快解决钱的问题，然后尽快潜心创作、尽快展开国际性的活动、尽快去柏林找到卡拉扬、尽快去西方、尽快让你的灵魂得到拯救、尽快震惊世界，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庸俗的生活里……总之不要让钱的问题纠缠你一辈子。说的时候，邵威紧握双拳，疯狂地摇着卷曲的头发，脸上有时还挂着泪水，好像一头正在哭泣的狮子。

但是怎么解决呢？他那伟大的想象力也只到“开个小饭馆”为止。

艺术界有时候是个非常势利的地方，音乐学院更是个势利的圈子。有两刷子的师生大多瞧不起贫困的艺术爱好者。

贫穷和歧视，让邵威始终对挣钱念念不忘。有一年他一个人居然南下广州做生意，结果被人骗光了钱。一个大街上卖电视机配件的人下了个套，让他以为那配件是稀有产品，并让他在下一个路口就遇到了买家。他分文不剩地买下了所有配件，结果回头找人时，两边的人都踪影全无。没有办法，他以我朋友的名义去看望当时还健在的我祖母。我祖母请他喝茶后，托他给我带两斤腊肠到北京。结果，他在火车上就实在饿得不行了。他一口气把两斤腊肠全都吃掉，只带来了我祖母对我的问候。以及一句他的经验之谈：在广州大街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话。

但是，邵威似乎是百折不挠的。不久他又借了一笔钱，在附近开起了一家小饭馆。还为自己买了一架旧钢琴。他每天都拼命练琴，但骨头太硬，节奏太乱，让人实在不忍心听。

八十年代，西学第二次东渐。丑陋的中国人、河殇、弗洛伊德、现代诗、电影周、画展和各种著名音乐家的来访等等，让后邓时代中国艺术家们饥渴的灵魂十分沸腾。邵威最致命，也是最爱做秀的，就是他能说一口颇流利的英语。过去，他就靠背诵英语教材上的课文而蒙住了不少人。反正大家也听不懂。后来他继续狂学英语，并对西方的一切都崇拜到牙齿。但是我时常对他讲起老舍笔下的崇洋人物丁约翰。《四世同堂》里的丁约翰厌恶日本鬼子，却无限崇拜英国人，认为英国人最高贵。他拿着英国大使送他的黄油走在胡同口，会充满骄傲地对路边要饭的叫花子喊：你见过吗，这是黄油！邵威听到这些故事时总是狂笑不止。而我对他说：你整天侃英语，我看我以后就叫你“邵约翰”算了。没想到这话多年后被我不幸言中。八十年代末春日的一天，邵威居然在复兴门大街上用英语演讲，也不管老百姓能否听懂。其实我估计他讲的都是音乐上的术语或者胡乱拼贴的单词。结果他就真的栽了。有一天他回到胡同里，刚要进门，周围忽然出来几个警察，将他围住，带走。

邵威在监狱里给大家写信，一封信中竟然裹着一个用红棉线缠出来的十字架。他在信中说：在监狱中，他很坚强，半夜打着手电筒写信，还在一卷很长的手纸上写了一首长得读不下去的古体长诗。有时并把诗写在监狱的墙上。他幻觉自己像是古代烈士。没事的时候，他还教狱友们音乐，跟他们讲瓦格纳和圣·奥古斯丁，过着一种黑色而荒诞的日子。

后来，我托一个先他出狱的音乐学院教师鲍间去探监时，给邵威带去两条烟和一包酱肉。鲍说带到了。后来邵威说并没收到。大概全是让鲍自己吃了。那年头就是这样，人人都是从饿鬼道出来的，贪婪无比。

两年后，有一天半夜两点多，我的门突然被撞开了，就好像当初认识他时被他毫无礼貌地撞开一样。邵威出现在眼前。刑满出狱，他一点也没瘦。我们紧紧拥抱。我问他是否受苦受罪，看来我是多虑了。他说：没有，其实大家都是人。里面也挺好。我不知道两年劳动、放风、囚禁、擦地板和写检查的监狱生活究竟能改变一个人多少。我甚至看不到什么他的变化。他依然张嘴就是西方、音乐和理想，满口的艺术。

尽管九十年代之后，大部分人都被经济浪潮洗白了，我们的身边全都是“艺术的尸体”。但是邵威似乎依旧活在过去。

那些年，我们还经常在三味书屋附近的饭馆门口喝酒。邵威依然会主动去结交那些比较成功的音乐家，进门就满是激情地表达自己。

1992年，邵威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他现在的英国夫人西勒。两个人倒是很投缘，开始了热恋。西勒人很不错，在伦敦的家境也很富有，她很爱邵威。不久，他就去了伦敦。几年不见踪影。当再次见到他时，他手里拿着个大瓷器坛子。他说他现在在和老外在做文物和瓷器生意。大青花、釉里红、宣德炉、雪拉同……他在景德镇开了个民间土窑，专门烧制假古董和仿古瓷器，然后带到欧洲去卖给那些做中国工艺品生意的外国人。他说：这帮老外都不懂装懂。我都跟他们说了，这是新瓷器，是仿古赝品。但他们却说是我不懂，说这就是真的。你瞧，活该他们出血。巴黎我去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国外玩艺术的多了，都吃不上饭。你瞧瞧我在伦敦的家。邵威说着，得意地拿出一堆别墅式的照片给我看。也不知道哪个房子算是他家。反正他移居伦敦后，和西勒生了两个混血儿。他尽管永远号称：我要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而且永远宣称要“写出第一交响乐”，不过，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他似乎还没有学完作曲技法，也并没有写下一个音符。生意倒是做得还真不错。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绝好的农民商人。在我看来，音乐，只不过是他漫长人生中的一次巨大的走神儿罢了。

又过了几年，邵威干脆加入了英国籍，并用买卖假古董赚来的钱在伦敦又开了一家饭馆，据说饭馆名叫“XX公社”。

其实我后来一想，邵威早年总是吃不饱，他心理上缺的可能并不是音乐，而是粮食。所以他才总是在惦记着写“第一交响乐”的同时，又总是惦记着开个饭馆。骨子里他就是个小业主，搞音乐纯属误会。

但是邵威似乎从不觉得自己是艺术的外行。在中国或世界各地，他都仍然喜欢和海外的音乐家、诗人或画家们来往，请他们吃饭，并且很自信地认为这些人都不如他自己懂得艺术和灵魂的伟大与重要性。所有人也会和当年的我们一样，着实被他的热泪、英语和激情忽悠一把。通过各种方式，他还会告诉别人：山东农民的孩子现在终于成了一个黄皮肤的西方人。我们好几年才打一个电话，而且越来越疏远。在利益至上的时代，“友谊的崩溃”犹如幽灵一般无孔不入，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它。不过只要一有机会，我总是劝邵威不要再提他的音乐，好好做自己的生意算了。要不为我的古琴馆投点资也行。但他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回国，拿出一个很玲珑的折叠手机，对着我炫耀说：看见没有，这手机，这就是人家的科学！知道吗？九十年代时，手机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物，而“邵约翰”拿着手机，其表情就和当年丁约翰拿着黄油的样子几乎完全一样。有必要时，他甚至还会对我强调一句：我现在毕竟是一个英国人了。因为每当我走进北京的胡同，闻着恶臭的厕所味，就再也不想回来。

什么，英国人？我操。哥们儿，你丫烧成灰我都认识。

只是我听到他这些话时，倒真的有点走神儿了。

因为我不仅会突然想起丁约翰，还会想起火车上消失的腊肠、交响乐和监狱，还有八十年代那个大清早起来，就站在胡同大杂院里胡乱挥舞着指挥棒的山东疯子，和挂在他身后铁丝上的破袜子。

我听不清他现在电话里的声音。

杨宏伟作品
圣人之十四／Saint No.14／木版／Wood Cat／52×46cm／2007

狮子头

文／张大春

外地来了个担酱油的孩子，从前来过一回的，往后怕是再也不会来了。赤桑镇的人哄传：那孩子教屈药师给吃了。屈药师为什么吃人？怎么吃的人？谁也说不上来。兴许是有人先这么说，问起屈药师来，他一瞪眼，道：“饿了不就吃了？”这事是得报官的，可碍着是屈药师，谁也不敢作声。地保也说：“这是闹俚戏、开玩笑，别胡扯扒蛋！”

按诸常理，卤一大锅肉，是得开销不少酱油的不是？酱油挑子一担两箩还搁在土地庙前的桑树根儿里，这是仅有的微弱反证——都说要是屈药师吃了那孩子，怎么箩里的酱油都还收存完妥、一瓶儿没少，也都没开封栓？地保就是这么说的。

屈药师倒浑不在意，一切如常。成天价腰里别着鹤嘴锄，背上捆了黄藤筐、早出晚归地上山里采药去，采罢了，就回他那石洞。洞里头俩锅一灶，有时煮草药，有时煮黄粱，是香是臭，人人体会不尽相同。总之那气味儿非比寻常，飘散出十里地去，连乌淮镇都闻得着，也还是有说香的、有说臭的。久而久之，都知道这是屈药师洞里的营生，没甚么好计较的，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不也还是得上他那儿去求诊治？尤其是金创药，屈药师熬炼了一剂粉子，没别的名堂，就叫白药，能止血收脓、消肿去淤，即令是让毒蛇咬着了，一旦敷上那白药，半天之内就许下田干活儿。白药也分两款，外敷的性凉，没甚么气味，叫凉白药；内服的性温，可以醒酒止痢，透着一股特别的香味儿，像是奶娃儿身上的气息，就叫奶白药。单凭这两款白药，谁也不敢开罪屈药师。他吃了个野孩子算啥？就算是刨开了哪家的祖坟，把谁的祖宗爷爷娘给吃了，也没有人会追究的罢？

吃了个外地的孩子这事，最初也是从气味上传开的。闲言闲语正议论着土地庙前空着一担两箩的时候，不知是谁迸出这么句：“屈药师昨儿烧肉来，香着哪！”──应该就是这么个来历。

那一担两箩就这么在桑树底下搁了个把月，不忍糟践东西的乡人里总有起头儿的，有人拾了一瓶儿回家，眼尖的看出来少了一瓶儿，随后跟着拾。接着就快了，不到两天，酱油瓶儿都跟那孩子似的，没了影儿。剩下的扁担和绳箩还在原处，又搁了几天，不知是谁嫌那物事碍眼，也搬回家善加利用了。

照说此事就算烟消云散，谁会提起？要有说的，顶多就是那走通海、江川的说书人。说书的每到季节更替之际，总会打赤桑、乌淮两镇之间经过，来一回，便在闲空无事的田里拉开场子说三天的故事，赚半袋米，几两油，三顿老酒，百十个青趺钱。他开春儿来，听说了担酱油的孩子叫屈药师给吃了的事；不知怎么琢磨的，到夏天里再回来，故事就添加了一个药师段子。说他吃了个童男，得道正果，成了飞仙，听得众乡人一阵欢喜，屈药师也跟着乐，不时捋着一部灰黄的虬髯、点头微笑，像是接受了说书的祝福似的。

待秋后再来，说书的这一回改了本子，说的是个剑客。据说通海、江川一线之间出了个剑客。这剑客原本是个孤儿，经哀牢山哀牢老祖收在门下为徒，苦练剑术，一十八年而成天下无敌之艺，辞师下山，领受老祖一诀，要“踏遍人间不平事”。这剑客一身青衫、背上跨着白虹剑、孤身一人踹翻了滇南十万大山三十六洞七十二寨的匪寇，尽发盗产，散济黎民。

其中尤其是说到了剑客的功夫，可是别开生面──话说那一柄白虹剑能在百丈之外取人性命，这还不足为奇；奇的是杀人的细节，历历在目。且看那剑锋迢递而来、倏忽而去，所过之处飞沙走石，惊涛骇浪，捱着剑的人浑似无事，还能走上几步，教风一吹，衣衫尽碎如烟灰，低头再一瞧，这才发现胸腹之上直愣愣划下了千百条口子，一膛皮肉便有如垂丝帘子似的全开了绽，里头五脏六腑全露馅儿了。

这个故事破了例，一连说了五天，说书的走时扛了一大袋子的米，醉步踉跄，直说下回早来晚走，还可以留下来喝腊八粥。众人之中，大约只屈药师听着无趣，直说不如上回的飞仙有意思。

可立冬之后，小雪也过了、大雪也过了，即便是盼到了开春，说书的总不来。谷雨之前几天，天不亮，乌淮镇来了个查木匠，径至屈药师洞前喊人，屈药师一身采药的装束刚打理齐整，正准备上山，查木匠道：“药师，那说书的夜来上我那儿打门，一身硬伤，看是不成了，你得跟我走一趟。”屈药师眨巴眨巴眼珠子，瞧了瞧木匠腰里的短斧，道：“既然不成了，就是你的活儿了，找我有甚么用处？”

“就知道你有这话——说书的千交代、万嘱咐，直道：能来他滚着爬着也就来了。却乎是来不了，他才央着我给捎个信儿，说是非请您走一趟不可。事关乌淮、赤桑两镇千把口子老百姓的性命。”

屈药师回神想了想，一边卸下黄藤筐，一边摘了鹤嘴锄，虾腰提拎起他那药箱子，沉声道：“我可先说下：人要是没治，我扭头就走。”

有治没治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书的浑身散发着一股子和酸混臭的屎尿味儿，躺在一块刚楔上榫子的棺材板上，人变得长了许多，一看就知道是教甚么硬力道给扯的，浑身上下自凡是直里的骨节儿全松脱开来，皮肉泛黑，九成是瘀血漫漶所致，眼皮儿耷拉着，嘴里鼻里微微还有一丝半缕的气息，分不清是出的是进的。屈药师指了指旁边儿那口空棺，对查木匠说：“得！你把他往那里头晾着罢；我就告辞了。”

闻听有人言语，说书的猛可一睁眼，强撑着道：“是药师来了么？”

“阎王还近点儿呢！”屈药师说。

说书的扬了扬嘴角，算是苦苦笑了个意思，徐徐道：“我是在绿杨村遭的道儿，好在村儿里有打这儿去的爷，借了头老驴，把我给扛来了。我在路上还一劲儿跟那驴说：好不好你上赤桑镇拐一拐，我有事儿同屈药师交代，可那驴不听使唤，这就耽误了十里地你瞧。”

屈药师一听说书的话里的意思似乎不是求诊疗伤，倒觉得蹊跷起来，道：“依我看，你这伤是头年儿里就落下的，怎么不就地找个医道给看看？”

说书的瞑了瞑眼，想举起手来，却只动了动手指头，才道：“没人敢给治啊。”腊月里还兴拄着拐走动走动，开了年儿就坐不起身来了，村里是有慈悲人，说好了替我收尸的，可我成天价躺着，越琢磨就越觉出不对劲儿来，待想通了，连爬也爬不动了。”

查木匠倒是挺捧场，登时应声问道：“你琢磨出甚么来？”

“记不记得上回我到这儿来，说了个哀劳山剑客的段子。”

“是是是！”查木匠眸光一亮，连珠炮也似的抢白道：“哀牢山哀牢老祖门下一徒，苦练剑术，一十八年辞师下山，领受老祖一诀，‘踏遍人间不平事’，成了一代的剑客，此人一身青衫、背上跨着白虹剑、孤身一人踹翻了滇南十万大山三十六洞七十二寨的匪寇，尽发盗产，散济黎民。”

“不怎么地，”屈药师淡然道：“不如飞仙的段子有意思。”

说书的叹了口长气儿，道：“不过就是个段子呗？可得罪了人。那一日在紫罗湾说这段儿，说罢了散，散罢了有一个人不走，黑灯瞎火的我看不甚清、辨不甚明，问他有甚么事儿，来人说：‘十万大山三十一洞、六十三寨是个实数，你说有三十六洞、七十二寨，那么额外五洞九寨的匪寇究竟在甚么地方？’我本当直说了：咱们这一行是说闲道故、巷议街谈，说书的我东家听来西家播弄，夜里梦见醒时摆布，乡间传说市上兜售，城里风闻渡头捣故──不就是这么个转手贸易么？何必认真呢？可当日说的得意，一时不能退兴，他这么问，我偏就指点了他四方八面儿的几个去处。那人听罢一抱拳，道了声：‘多谢指教！’一回身，人就走了。我两眼一花──可了不得了，但见此人背后跨着一柄五尺长剑，借着云里透出来那么点儿月光，闪闪萤萤、萤萤闪闪，夺目耀眼，直似透日长虹的一般──正是那白虹剑。”

“他、他、他就是那哀牢山的剑客？”查木匠惊得一吐舌头。

说书的毕竟是说书的，不说话简直就是个死人了，一旦说起话来，半口残气儿老在嘴里漱进漱出，居然端的生龙活虎起来：“之后我再上各处说书，滋味儿就不对了。在黄花坞，我正说着这剑客的故事呢，忽然场上一阵祟乱，那祟乱之人给扭住、轰跑了，我也不曾理会；事后才明白：那人有亲眷在白纻汀，无缘无故教一个路客给杀了，那路客杀了可不只一人，居然屠了大半个寨子的丁口，行前血书擘窠大字：‘踏遍人间不平事’。白纻汀，正是昔日我在紫罗湾指点那剑客的一个去处。”

“这──”屈药师沉吟道：“枉杀如此，你的罪孽岂不深重？”

“之后我上绿杨村，不敢再说那剑客的故事，便改说些旧套，不料说罢了散、散罢了有一人不走，黑灯瞎火的我看不甚清、辨不甚明，问他有甚么事儿，那人说：‘你说的这吃了个孩子的飞仙，竟在何处？’我可吓得登时就尿湿了裤子，不敢说、也不敢不说，只好又诌了个遥遥迢迢的所在，他听罢一抱拳，道了声：‘多谢指教！’一回身，背后还是那一柄五尺长剑，闪闪萤萤、萤萤闪闪，夺目耀眼──正是那白虹剑。”

“那么你身上的伤？”查木匠小心翼翼地问：”是那剑客给打的？”

“我胡乱编派的五洞九寨，虽说没有盗匪，可多是有人居住的，教这剑客去踏遍不平了一阵儿，冤送了不少性命。你们想呗：人总是有故旧戚友的，这些苦主凑串到一块儿，暗暗跟着这剑客，想找个间隙杀他报仇，怎奈他本领高强，一直下不了手，可在绿杨村儿撞上我，还听见我指点他去访吃人之人，那可就饶不得我啦！把我扛进田里，肩膀、肘子、腰腿、膊拉盖儿、腕子、踝子都扯绳扯索、捆上了犁架，南北东西四方各着一鞭──得，我就成了这模样儿了。”

屈药师接着道：“你找了我来，说事关乌淮、赤桑两镇千把口子老百姓的性命，我不明白。”

说书的冷冷一哼，道：“莫说你吃了那孩子没有，自凡那剑客认准你吃了，套句你老的话──‘阎王还近点儿呢！’，你一条命冤不冤亦不打紧，倒是乌淮、赤桑两镇千把口子日后怕是找不着个医道了。”

“你倒还有几分良心。”

“良心是个屁，毕竟也是一张利嘴，葬送了多少条性命。”说书的像是一眼看透了屈药师的居心，道：“你要是没吃那孩子，就说没吃；万一那剑客有朝一日还是从旁处风闻了甚么，找上门来，你徒逞着一张硬嘴，枉送性命不说，还连累了往后的病家。”说到这儿，说书的仿佛还是不甘心，勉强撑足一口气儿，上半身像块板儿似的弹坐起来，额头、脸上冒出一颗颗只在夏日干田里活儿的时候才流得出来的蚕豆大的汗珠：“你要是冤枉的，就说是冤枉的，不成么？”

“有甚么冤枉好说？饿极了不真会吃么？”屈药师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就是这表情，他算是替说书的送了终。

清明之日，丝雨无边，屈药师没入山，剑客倒寻了来，劈头问他：“听说你吃了个孩子？”

“我听说了好几回了。”

“有这回事没有？”

“告诉你我是听说过好几回了──是有这么个说法儿。”

“我问你吃了人家孩子没有？”

屈药师还是那话：“饿了不就吃了？”

剑客似乎也为等着他说这话而来，当下缓缓抽出背上鞘中的长剑，道：“又是一桩人间不平之事，幸得某见之，乃有一平！”

不料这手无寸铁、身无技击之术的屈药师却没有一丝一毫胆怯之意，只一如平素应对进退的一般，道：“你‘幸得见之’？你‘见’了个甚么来？”

剑客闻言忽一愣，低眉一转念，自己的确甚么也没看见。

屈药师接着径自打点起一旁缸里的白药来。他用大小两个木勺分别搅动着细如埃尘的粉末，向缸口半空一、两尺之处扬洒，任其飘落，这时他身后灶上的锅里正冒出一滚一阵浓密的青烟，烟雾迷茫，飘来渗入了白药粉末，看上去青烟随之落入缸中，再经木勺舀起，彷佛这就是一种入药的程序了。他干得起劲，剑客一并剑高高举起，竟不知该刺、该劈。他又问了一声：

“你到底儿吃了那孩子没有？”

烟霭迷茫之中，屈药师笑了，道：“那么你究竟‘见’了甚么来？”说时放声大笑，几有不能自已之势。

剑客最后还是出手了，无论他之前错杀过多少人，可这是生平第一次，他挥剑之际完全明白他所杀的不是一个盗匪、一个吃人魔，却只是一个忍不住讥笑他的人；是这个人提醒了他：他从来没有看清楚他踏践的那些不平之事究竟不平何在？

这太令人愤怒了。不过剑客杀人如麻，当然知道该如何让自己不至于惴惴不安──他很会用剑，知道如何拿捏剑尖、剑锋用力的深浅，他并没有击伤屈药师的要害、甚或取他的性命。他只是把屈药师的脸上划开了无数上下直向的细条，使成缕缕之态。据传剑客临行之前留下的话是：“此后不管你吃啥，都得叫人看见！”在烟雾之中，他没发现屈药师已经伸手入缸，拿白药敷了脸，登时将血流止住了。

剑是好剑，药也是好药，这样两相取精用能，使屈药师换了一副面貌。他头脸上的百十根皮条始终没能愈合，就像垂布帘子似的，丝丝悬挂；也常让人想起狮子，尤其是起风的时候，皮条琳琅，偶或缠绕虬结，倒是个麻烦。对于自己的新长相，屈药师可以说没甚么特别的感受。只有一回，当他走在黄泥街上嚼着甚么药草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打个趔趄，嘴里的物事散落了一地，人们又是怕、又是笑，也不敢上前帮着捡。

他倒说得好：“这一回你们都瞧见了，不是人肉罢？”

Mundus Universus, 1683

荣格与占星学

文／闹闹

他把精神分析与占星学熔炼在一起，焕发了占星学的青春，使得星座成为今天餐桌上的常见话题。

占星学是迷信吗？1975年，美国186位知名科学家（其中包括18位诺贝尔得奖者），在《人道主义者》杂志上发表联署文章批判占星学，指称为伪科学。在欧美占星学全面复兴的20世纪，这一事件在科学界和哲学界引起了热烈争论。

针对这些争论，西方学界以实证的精神，做了许多对照实验。其中一个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收集了五男五女的资料，他们生日不同，职业也大相径庭，不过都是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把他们的生日和职业分发到20个占星家中，让他们重新建立起原始的对应关系。结果，20个占星家中，有17人做出了百分之百的准确判断。相比之下， 这份材料发到由心理学家组成的监督小组，他们的答案却很令人失望。

有趣的是，在这2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占星学家中，有16位表示，荣格及其创立的占星心理学派，是他们的分析工作最重要的学术出发点。这并不是巧合，荣格——这位心理学宗师将精神分析与占星学熔炼在一起，将密室占卜的古代占星学转变为以性格分析为特点的现代占星学，焕发了这项神秘学说的青春。当我们在餐桌上向初识的朋友询问星座以判定对方的个性，当我们在感情困扰中诉诸太阳月亮金星等天体的位置，其实这背后都有荣格——这位神秘哲人的影子。

从星盘看弗洛伊德与荣格

1875年，荣格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及八位叔父，通通都是教区里的牧师。小时候，宗教是家庭生活中压倒一切的主题。除却传教，父亲教他拉丁文，母亲教他印度神话。荣格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经常住院治疗，并且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记忆片段，或者自己臆想出来的故事。荣格在自传中写到，相比起母亲的忧郁症，他觉得父亲的精神疾病更严重，只是他不肯承认罢了。

在这般奇怪的环境下长大的荣格，充满着叛逆，很早就爱上了异教徒的文化，占卜与神秘仪式。后来他又爱上炼金术和道教，都是基督教文化范围外的奇花异草。而占星学，则一统了他思考与学说的整个过程。荣格在自传中说，他迷恋上占星学的那年，年仅26岁。

在荣格一步一步走向创立占星心理学之路的过程当中，弗洛伊德是相当重要的人物。

众所周知，荣格师承弗洛伊德，而他最早的名气也来自于弗洛伊德对他的推崇。两人曾经有一段惺惺相惜的日子。他们视彼此为知己。

对荣格来说，弗洛伊德是他所遇见最重要的人；弗洛伊德视荣格为接替自己的后来者，而荣格非犹太人的背景正好可以破除只有犹太人才关心心理分析的偏见。1907年二人在维也纳第一次见面，长谈足足13个小时。

但蜜月期很快过去，1912年荣格发表了《利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分歧，人们认为，当时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利比多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利比多完全是性能量，荣格则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力。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从弗洛伊德出发，但不止步于此，荣格发展出了自己的心理学系统。

但这一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荣格已经在当时的研究中越来越倾向于用占星学中的符号学来解释诸多性格反叛的成因，一号人格与二号人格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而这一切，让弗洛伊德感觉到荣格完全背叛了他的学说而更趋近于神秘学与占星学。

跟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荣格开始了一生最低落的旅程。年近四十的他，被学术界称为“犹如走入一条死胡同”，朋友和同事们背弃了他，他对当时学术界主流的科学书籍不感兴趣，慢慢的，他几乎与所有曾经的“同道中人”都变得没办法交流，1914年，他干脆辞掉了工作，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并开始探索自己的潜意识。

荣格的女儿——格雷特·鲍曼·荣格（Gret baumann Jung），后来也成为一位优秀的占星师，她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一生复杂的关系用星盘加以解释：

“弗洛伊德的太阳金牛十六度和荣格的月亮金牛十五度合相”这一星盘合相，是导致荣格之所以压抑自我的神秘学兴趣（月亮的情感能量投注在天王星代表的玄学兴趣），先扮演月亮秘书的角色，来辅助弗洛伊德完成太阳董事长的职责（建立精神分析的事业）。但是，荣格迟早必须经由火星的冒险勇气，来追求自己太阳狮子座的玄学帝王宝座。

荣格最著名的学生，解梦与童话分析专家玛丽·路易丝·弗兰丝（Marie-Louise von Franz）曾在2003年撰文说：荣格晚年回忆，在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恶化过程中，他确实制作过弗洛伊德的星盘，作为指引自己心灵的地图，以洞悉对方的本性。他认为借助这样的方法，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完整地理解自我的本质，在临床当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应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所试图要做的正与此类似。而这一学说，等于彻底背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双鱼座世纪

在今天，占星学的敌人主要是科学主义者，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占星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宗教。许多人在密室内询问星辰的起落象征什么预言，但在正统的教会与教徒看来，占星术仍与巫术无异。当荣格沉入占星学的研究，他回溯历史，宣称基督教与占星学原本密不可分，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

他在占星学领域的第一部著作，是《双鱼座时代》（the age of pisces）。该书的确切完成时间不详，唯一可知的是，在与弗洛伊德关系折磨中的荣格，很长时间无法使自己的这部著作问世。在这本书里，荣格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给出了他对于占星学的定义，也提出，从耶稣基督诞生的公元1到2000年之间的“双鱼座时代”，西方宗教史上的一切重要发展，皆可从星象符号上面一探究竟。

而等到《基督教时代》（Aion）问世，仰赖占星学知识的部分就更多。《基督教时代》在1951年，以德文形式首发，起初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反而是此后的二十年里，该书以滴水穿石般的力量缓缓地渗入了占星学的思考与发展。

荣格提出，在耶稣降临之际，恰好有两个重大的天文现象同时发生，首先是双鱼座里的木星和土星千里来相会了；其次，则是春分点的岁差，在耶稣出生时，他刚好是落在双鱼座与白羊座的交汇点。这两个现象加起来，均昭示着耶稣降临在崭新时代的开端，以救世主的姿态到达。

不仅如此，荣格也用星座符号解释了其他诸多圣经中的事件，例如，耶稣复活之后，现身在门徒的面前，耶稣的弟子在岸边钓鱼，因而捕获了一大群鱼，而鱼均是以两条的形态出现；更有甚者，就连圣母未婚怀孕一事，也能透过处女座的符号呈现出来，荣格用了这样一种巨细靡遗的方式，将占星学中的星座符号对于圣经的阐释完整的体现了出来。

对荣格来说，双鱼座所隐含的双重特性，正好反映出基督教教义中水火不容的对立成分。春分点通过双鱼座时产生的岁差，负载着西方宗教史的流变。此时的荣格，正值最具说服力，并且不断向上提升的境界之中，他的著作展现出高层次的占星水准与格局，其学说的深度、广度、规模与涉猎范围都是绝无仅有的。

心灵炼金术

在西方神秘学、心理学与占星学体系中，炼金术一直是一个不停跨界（crossover）的名词。欧洲许多最智慧的人都迷上了炼金术，比如牛顿，雨果，荣格。这项起于12世纪中国道教的奇技，似乎能把人从平庸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接近神圣。

荣格对于炼金术的沉迷式研究，与公开的推崇，是其一生中最被反占星学的研究者们诟病的行为，甚至有人在当时的宗教学术杂志上写文章说，卡尔·荣格已经是一个中国道教的巫师，而不再是一位心理学家。

荣格的炼金术心理学研究，的确始于中国道教炼丹学的启发。多年来，从根本无法理解，到深入彻底的研究，并受到梦境的启发，荣格发现，自己和炼丹术士有某种相似之处，事实上，炼丹术或炼金术象征着深层精神分析的过程。

荣格发现，分析心理学以一种奇特方式和炼金术学不谋而合；在阅读古老的书本时，他发觉所有的事物都能各得其所，包括各种幻想意象、他在实践时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他从其中所得到的结论。在荣格的看法，意识心理学能满足对现实生活的解释，但如果要解释精神官能症，一份既往病史则是必须的，因为它比意识里的知识更深刻地反映一个人；另外，每当需要做非比寻常的决定时，我们就会做梦，如何诠释这个梦，也需要比个人记忆更多的知识才行。而心灵炼金术，正是一个提取与研究的过程。

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他研究炼金术的目的，绝对不再是单纯的点石成金，占星也从问卦算命上升到分析人格的工具。通过多种途径与经验综合起来，研究潜意识心灵才是解答各种灵异与超自然现象的合理途径。

现在，许多人都不会否认荣格学派的占星学，确有心理学过程。无论对传统的心理学还是对精神分析的心理学来说，占星学与神秘学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他指出，梦与行为、梦与占星、占星与行为之间的各种关联。由此，他认为必须设定一个心理（精神）的实在。人的灵魂必须由它才能得到解释。

不是巧合，是共时性

1928年的一天，荣格画了一幅曼陀罗图，画完之后，他问自己：这幅画为什么有这样浓郁的中国风格？此后不久，他就收到了理查德·威尔海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关于中国道教炼金术的文章草稿，威廉寄来的一篇中国古代道家的论文《金花的秘密》（金花即指曼陀罗）。荣格一口气读完这篇论文，文章内容对他近期心中所想给予了意想不到的证实。这打破了他内心的孤独，他意识到一种共鸣。

这一巧合，他后来命名为“共时性”。比如，你正在想念远方的某位朋友，朋友就来了；或者你梦见一件事，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荣格试图对这种种神秘现象做系统化的解释。

最终，荣格将这一神秘学理论直接引向了占星学。

荣格认为，共时性事件与观察者的心境很有关系。从这里出发，他对《易经》占卜的合理性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易经占卜时，在问者的心态及解答的卦爻间，有种同时性的符应。而为了使同时性事件出现，那么就需要占卜者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并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荣格对“心诚则灵”的一种较为科学的解说。

截止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荣格用了半生的时间，终于将占星学与神秘学上种种所谓不科学或者纯唯心主义的命题与问题，用相对科学的方式给予了自己的解释。而荣格学派的占星心理学体系，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荣格认为，占星学正是建立在这种共时性的原则之上。星体对我们的作用力不存在前后或因果的关系，它与我们是同步的。地球上所表现出的特性与天上的行星相对应，而天上的行星则与地球上所表现出的特性相对应，以至于它们彼此之间像镜子一样相互映照。

20世纪以来，占星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脱去占卜算命这一外在形象，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神秘学等学科互相结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荣格是伟大的风向标。他对于炼金术（alchemy）、诺斯蒂教派（Gnosticism）以及东西方宗教、哲学的兴趣与广博的学识，他的学术著作对于深化创作式与想象力驰骋的思考方式的情有独钟，使得占星师与占星学在探讨各种象征符号时，能够摆脱决定论（Determinism）与中古宿命论（Medieval fatalism）这种令人难以信服的外衣，而找到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传承的方向。 我最早对于占星学与神秘学的兴趣，完全来自于某次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无意中有幸翻看了关于炼金术的羊皮书，瞬间就被电到，从此一发不可收。那些充满神秘感的、笔触粗糙但充满撞击心灵的神秘力量的图画，时时萦绕在我脑海里，似乎有种不可言喻的力量，引导着你一步一步进入到占星学与神秘学的学习领域之中。而这，是我学习占星学的原点。

而作为一个亚洲人，并不是从小生长在占星学发达，或者宗教环境发达的中国大城市里的我，对于占星学的全部兴趣，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荣格对于占星学的解读。他像一座桥梁，将亚科学的占星学，与交界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心理学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占星学的概念，比较接近于这样一种抽象的解释：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而共时性原理的详细阐释，基本解答了人们最困惑的，对于天体现象与人的命运，或者某种神秘力量的关系。不必然但互相关系。

晚年，尤其是生命中最后几年的荣格，完全像他曾经很多次在各种演讲中提到过的，晚年沉迷于占星学的科学泰斗牛顿一样，将整个家搬到了可顺利承接天地之灵气，与自然做最完整切合的苏黎世郊区的湖边，一幢古旧的房子里。

1961年6月5日，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饮下最后一瓶葡萄酒，这位当代心理学思潮中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现代占星学派的创立者，安然的病逝在湖边的家中。

[沙龙]

赖声川：生活是一出创意话剧

演讲人／赖声川

在进入主题，和大家一起谈艺术和生活之前，我想先快速地和大家回顾一下，看一下我这些年在做些什么事。在这二十多年的过程中，有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想法要和大家分享。

我想先请大家看台北国家剧院2003年5月的一张照片。各位看仔细一点，会看到观众席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位观众都戴着口罩。仔细回忆一下2003年5月，SARS肆虐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应该是在家里。我想北京的情况应该比台北严重，但是台北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人，餐厅，电影院，大部分都关闭了。只有在国家剧院这么一个1500多个位置的大剧场里面，每天晚上爆满的观众来看一个戏，叫《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这个戏我是编剧导演的，主演却是台湾从来不演舞台剧的一位综艺界的大姐大，张晓燕。晓燕姐带着她的班底，就是阿亮、顾学亮，还有阿雅，这些有大众魅力的明星，加上剧场界的老将金世杰、殷海珍都参加了这次的演出。开始，演出预告一出来，大约要提前三个月才能买到票，但非典突然来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有关单位没有让我们停演，于是我们就上去演了，观众是无条件可以退票，你觉得不安全你就不要来，我们完全把票退给你。每天我们的办公室就忙着接电话，大概一百通电话在退票，但同时也有一百通电话要买票。所以这样的一张照片令我感动，在疫情的时间里，人们还是要来看戏，这可以让大家了解台湾对剧场的热情到了什么程度。而曾经，我们没有剧场。

这张剧照是2005年的，一个戏叫《如梦之梦》。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谈这个戏，《如梦》是一个七个半小时的演出，观众坐在中间，戏是绕着他的四周在走，观众坐在可以旋转的椅子上，戏就是这么绕着他在走。本来2000年首演的时候是八个小时，五年之后压到了七个半小时，观众从下午两点坐进来看，四点钟会休息一次，六点钟吃晚饭，七点半又开始了，九点休息15分钟，看到十一点才结束，各位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一张票要三千多块才可以（八百块人民币）。就这样，还得提前两个月订票。这个戏是在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演，观众也上台，因为只有在舞台上我才可以做出这么一个环形的架构，很庞大的作品，需要30多个演员，400多个角色，横跨整个从台北到欧洲到上海的长时间历史跨度。这张剧照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台湾的剧场到了什么地步，因为这张剧照，我想不管在纽约，在伦敦，或者是任何一个世界最先进的剧场，我们台湾的剧场都处于一个相当成熟的状态。

回忆20多年前，我们“表演工作坊”刚开始的时候，第一部作品叫《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有人说真的不知道如何形容这个戏，因为它是用相声来对相声进行记录的话剧，因为相声在台湾忽然之间死亡了。我当年刚刚从美国拿了学位回到台湾，就想做一个戏，关于我所看到的快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传统的没落，而且有时候是一夜之间，一些你曾经喜欢，或者你熟悉的东西就不见了，像北京前一些年这一点也很让人震惊，大批房子上写着拆字，就是那种感觉。当然不只是拆掉一栋房子，它拆掉多少的回忆和生活方式，说不定是永远拿不回来了，在这些失去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而对于这些失去的一切，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就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就是想借用相声的形式来说明的一件事情。

演出之后产生了我们完全想不到的效果。当时我们演出希望就是寻找一个空间就可以，能有个一百多观众。我们花了七个月来做创作，想大概没什么人在乎我们这个严肃的题目，大概不是一个适合大众看的作品，尤其相声在突然之间死亡也没有人在乎。结果一演再演，观众没有看过这样的戏，也没有听过这样的相声，因为我们是假装自己回到过去，编了六个相声段子，在不同的时代，有1960年代的一段，有1940年代抗战的时候一段，五四时期，乃至于回到清朝末年……每一个时代我们编了一个符合那个时代的相声，当然是我们编的，它是伪装，看起来像是……这么一个作品以前真的没有看过，不知道要称为什么，是剧场，还是相声，还是相声剧，还是剧场相声，不知道。这个系列现在已经是我们一个相当著名的表演系列，我们后面又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一夜”，千禧夜，我们在北京也演过，乃至于我们去年做的一个新的叫做《这一夜，我们用英文说相声》，还有三位女生来说相声，其中一位台湾综艺界的大姐大，叫芳芳，她从退休的状态又回来演出，非常精彩，我们也想让这个戏到北京来演，第一次纯粹有女人来说相声。

“那一夜”系列一炮而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每天现场的爆满和一再加演，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有国外媒体来采访，他们也觉得这个现象太奇怪了。后来我们还出了录音带，我当年在“爱地亚”咖啡店的一个好朋友吴楚楚，后来改行做唱片公司的老板，叫飞碟唱片，他们就出了两卷实况录音带，想不到一卖就卖了一百万套，都是正版。他告诉我，很抱歉因为盗版有五倍！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数字，因为台湾当时就只有两千万人。那几年，你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任何时候都能听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声音。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没有期待这件事，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也只能说这个真奇怪。下一步怎么走，反而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突然一个艺术作品好到进入了大众娱乐跟流行的场域里面去，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这么一出戏就让民众对剧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大家都在看着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3月，我们给观众的答案就是《暗恋桃花源》。20年前，一切都很简陋，简单的道具，一张病床，脸衣架，一个门，云之凡坐在一个最简单的折叠椅上，这个蛮说明我们当年的风格。如果现在你再看这出戏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差不多，《暗恋桃花源》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戏，但就是这么不简单，因为它内部的装置非常的精准，于是这个戏没有外在的华丽，却有一种内在的精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华丽。剧照中两位主角江滨柳跟云之凡老年见面，金士杰我相信大家很熟悉这位演员，他是我们台湾最优秀的舞台剧演员，又演了很多电视剧。我老婆丁乃竺你们大概很少看到她，因为在《暗恋桃花源》之后她并没有出现过，她是属于球队里面你需要她打哪个位置，她就打哪个位置，某一次我们缺演员，她就上场，之后我们缺制作人，她就一直是我们的制作人，她就不再演戏了。丁乃竺的云之凡并没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录像，但当年在现场看过的人是非常难忘的，因为这个角色里有她的创作，最后在病房的戏，也是由她的嘴里讲出所有原始的台词。

《暗恋桃花源》非常成功，它的成功甚至超过《那一夜》，我想当时1986年台湾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意潮，我在剧场做我的作品，《那一夜》，《暗恋桃花源》，还有很多我的学生在做的作品。另外，像侯孝贤、杨德昌在拍电影，而且我们是互通的。有一次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侯孝贤就来了，没事，就坐在那边看，我没有时间给他讲完他就走；他的现场我也去过，有时候我到台中，离台北大概两个半小时车程，我自己开车，他们在那边拍戏我就去探班，带一点饮料，大家很高兴，本来打算只待半个小时，后来就看下去了，然后跟他们剧组就住下了，就是当天就住在台中，第二天演出在台中，三天就看着他们拍戏，然后才回家。就是这样子一种关系，我们到了现场就好像自己人一样，所以如果仔细研究1980年代的台湾电影，你会发现它跟剧场，尤其是表演的密切关系。不说别的，《暗恋桃花源》里面的顺子，当年顺子这个角色他的名字就叫尤安顺，他就是侯孝贤早期很多部电影里的男主角，《童年往事》里都有他。杨德昌的《恐怖分子》这部电影，三位男主角，一个是李立群，一个是金士杰，一个是顾宝明，他们也是《暗恋桃花源》的三个男主角，你说巧不巧？再对照一下拍摄时间，它是1986年拍的，也就是他看完了《暗恋桃花源》，我们是三月演出，他是在年底拍的，所以这些你说是巧合吗？我是当事人，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完全不是巧合，杨导就是随时在我们现场出现的，他开始认识这些演员，跟他们熟悉以后，他就觉得方便了就可以请他们来拍电影。这都是些内部故事，但是你如果喜爱台湾1980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联系是很多的。

另外还有一张关于《暗恋桃花源》的海报，也是反映我们当年台湾的创意，设计师叫刘凯，如果你收集台湾剧场或者电影海报，你会发现很多作品都是他做的，包括一系列的侯孝贤的海报，还有我刚刚提到的《童年往事》，都是他做的。但他们都是看了《暗恋桃花源》这张海报才开始找刘凯。当时因为技术的原因，没有电脑修图，他是用复印机，在复印机里面抽来抽去才做出来金士杰扭曲身体的特别效果。在台湾的平面设计师里面，这张海报到现在还是一个传奇，大家觉得这个太牛了。后来《暗恋》终于在1992年拍成电影，由林青霞主演，杜可风摄影，张树平做美术跟服装。杜可风和我是在“爱地亚”认识的好朋友，澳洲人，当时我是玩音乐的，根本就跟剧场有关，他还没有碰过摄影机，一直到后来合作。《暗恋》的电影得到非常多的奖，东京影展，柏林展，柏林展那一年李安的《喜宴》拿到金熊奖，我的《暗恋》在另外一个单元拿到最佳影片奖；在新加坡也得了很多奖。

但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它得了什么奖，而是它曾经有一个拷贝在1992年底参加了在桂林的“金鸡百花奖”，它是一个影展的放映，那个拷贝就留在大陆了，由于海关的关系就没有出去，非常多的人后来就是看到那个拷贝，因为我们也管不了怎么放映，它后来怎么去被人家变成盗版，我们完全不能过问，也不知道，但是我陆续听到各种故事，包括后来《暗恋桃花源》来大陆演出，又听到很多的故事，关于谁谁谁又看到当年的电影版，说对它的印象很深。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无意之间发生的，我们来参加电影展，也不知道这个拷贝会因为海关而带不走，反而后来在大陆做了很多普及，1990年代非常多的人看到这个版本。

后来，1994年我也拍了第二部电影《飞侠阿达》，也是在世界各地影展都有放映。

除了我的剧团之外，我一直在教书，跟学生也定期会做一些作品，比如，我们做过一个看似前卫但是传统结构的戏叫《田园生活》，我在舞台上盖了一个田字型，两层楼，然后有四家人的公寓同时在生活着，这个剧本收集在我早期的剧本集里面；1987年台北的国家剧院落成，做了一个大型的歌剧叫做《西游记》，当年国家剧院希望我做一个类似百老汇歌舞剧的戏，我说我坚决反对，为什么要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美国文化的东西，我们一是不需要它，二则是我们不一定会做，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艰难的，而不属于我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我愿意做一个新的尝试，做歌剧《西游记》，当然它跟小说《西游记》有点关系，是讲现代中国人往现代西方取经的故事，那个现代西方当然是美国，取经当然是取绿卡，用这么一个歌剧来讲这么一件事情。

另外，《那一夜》的续集系列，《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同样非常成功，录音带出了一百万套，余秋雨先生在新加坡看到，在他的《文化苦旅》里面有一章花了很多篇幅在讲他的观赏经验。他私下里给我说，他觉得这个戏的高潮是将来在大陆演出，因为它讲的是两岸关系，是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主持人跟大陆的相声演员一起说了一个玩笑，胡说八道，但是其实讲的都是相声，又好笑又辛酸，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会背一些段子给我听，他们认为经典的句子。

然后是《台湾怪谈》，李立群一个人的单口相声讲了两个小时，媒体非常惊讶，怎么就一个人在那里讲话，会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它确实是一个特别怪异的作品。

再后是《红色的天空》，透过演员还年轻的身体，诠释人老龄、老化以及生命末端的种种情境。这是1998年我第一个在北京做的演出，由非常优秀的老表演艺术家来演出的，林连昆先生。有意思的是，在台湾我们是年轻人在演老人，在大陆我们是老年来演老人，非常特别的一个演出，也演了好几十场。

继续做舞台剧，《我和我和他和他》，这部剧2001年就来大陆演出了。《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后来我和袁鸿先生我们在中戏的北面胡同里面，一起来玩了一个像“爱地亚”的剧场，叫做北剧场，关于那个地方，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好的回忆，当然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实际上是北剧场的首演剧目，由我们非常怀念的倪敏然倪哥演出的，大陆版，北剧场版是由陈建斌和达达演出的，我们台湾版的演员有赵自强、金士杰等。要特别提到一位很“倒霉”的演员，在上半场演一个叫婉叶的，也是我的学生，我很欣赏他，因为上半场他要站在舞台上，半个小时不说话，不能动。他现在是我们的表演工作坊子团的团长，我当年其实是偷偷地想给他磨炼一下，磨炼的方式就是站在舞台上不准动，听别人说相声，而且是看到别人的屁股，他是站在后面，所以如果你看过《千禧年》，有一个很惊人的效果，就是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会吓一跳，原来他一直站在这里，站了四五十分钟，几十年下来，已经练得身体还不错。

说说我们曾经疯狂的做过一个电视剧，叫《我们一家都是人》，也是跟剧场的演员一起做的。拍这个剧时，每天早上都没有剧本，演员集合了就开始拍，然后到了晚上八点就播出，一个小时的情景戏剧，有点像《我爱我家》的样子。为什么每天做？就是因为菜是新鲜的，什么菜呢？就是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台湾是很热闹的，随便抓一天都有一些你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像昨天是开庭好像要审判陈水扁的夫人吴淑珍，这种事情听起来好像进入到我们的超现实小说里面的情景，但是在台湾，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这一切不可思议的剧情，就是我们这个非常受欢迎的连续剧演的内容，是所有民众都在看新闻所发生的事情。十几年前我们就在做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社会中，但是反映在这一家人的身上，所以你如果想象《我爱我家》的一帮演员，也是每天编剧，关注每天在发生的事，他们都会讨论，会参与，甚至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本来这个戏只做个几十集，后来拍了六百集，连续演出，非常受欢迎，造就了很多的明星，都是从我们剧组出来的。

接下来就到了《如梦之梦》，这是2000年的一个作品，是我自己的一个重新突破。八个小时，非常长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要用环形剧场这样子一种很容易变成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做剧场？事实上这个戏演出的时候，媒体大部分的关注都在它的长度跟它的演出形式，其他的就不谈了。我觉得唉，就算了吧，也好吧，反正有这些话题，人家会有兴趣，确实有的观众是因为这个来看。它为什么这么长？是因为它是故事中的故事，你要真正说清楚一个故事，可能需要通过别人的故事来说，换句话说，我现在要说我的故事，可能我其中讲到一个高中的朋友，然后对不起我先要把他的故事说完，才能回到我的故事，可是他的故事说到一半，他的故事中又讲到他妈妈，好，我们就讲到他妈妈，插到他妈妈，又要讲到他的祖母，好，我们就突然到过去的时代里面去了……《如梦之梦》就是这样，可以说一直在不断地插播，评论家都说它有点像俄罗斯娃娃一样，就是打开来它里面还有，打开，打开，一直一直打开，直到最后看到真相。

起先这个故事是一个医生的故事，这个医生是在台北的一家医院工作，第一天上班，他的家人全是医生。这个医生第一天上班，很不幸，他的五位病人有四位死去，就在他的面前。他感到非常震惊跟无助，因为他在医学院学的并没有教会他怎么去面对死亡，和正濒临死亡的病人，学校都不教这些，而他的同事只是很平淡地说：你新手吗，没关系，习惯就好，一切要按照程序办，就没法律上的问题，就不用担心。面对这么冷酷的一些他的同事，或者他的家人对他的这些建议，他觉得很不能接受，他觉得身为医生应该有可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后来他就去找他们家族里唯一一个没有做医生的堂妹，堂妹流浪去了印度和尼泊尔，见面了医生就问她，在别的文化里面，如何对待濒临死亡的病人？堂妹跟他说了很多方式，包括比较神秘的，一个叫自他交换，一种魔法的修行，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自己通过呼吸，吸气的时候吸入病人的病，吐气的时候把你所有的健康给他，这是一种重要的练习，是在培养一种所谓的同情心、慈悲感。什么叫慈悲？你看到一个人很可怜，你去可怜他，这是一种慈悲。但是你敢不敢把你的好东西（健康）给他，把他的所有坏东西（病和死亡）承受到你自己身上？你有没有这个种，这个勇气？菩萨是有的，菩萨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医生心想神经病呀，这只是想象力，有什么意义？那个堂妹就说，对啊，这是想象力，可你的西方医学又做了什么来帮助这些病人？听了这话，他就跑回去试，对着他唯一剩下的那位五号病人（所以金士杰的名字就是五号病人）。大家可以想象在医院里面，要对一个病人做那些事是很滑稽的，同事看到了，甚至于清洁工看到了，都想这个医生怎么了？不知道他在干吗。所以在种种困难之后，他还是找堂妹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在医院里面做那些事，太奇怪了。堂妹就对他说：你最起码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坐在病人身边，拉着他的手，让他说他的故事。这个医生说这有什么用？堂妹说，其实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他说的故事都是非常有智慧的，甚至可以帮助他拯救他的人生，而且这件事情是谁都能做的，你是医生更应该做，不要有借口。他说我上班怎么做这件事？对，上班不能做，你下了班去做，你真的有心为病人做什么，你就应该更努力。后来，这个医生就慢慢慢慢得到了这位非常难搞的五号病人的信任，听他开始说自己的故事。我说的故事套故事就是这样的。

五号病人的故事是一个相当悲惨的故事，他这一生结婚生子，儿子死了，太太后来失踪了，而他自己则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医学无法诊断，医生只告诉他说：你会死，但是很抱歉，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很抱歉，你会一直发烧，烧到最后你会死。为什么我说得这么清楚，待会儿我会给各位解释这些灵感具体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五号病人就作出一个决定，既然谁都没有办法给他一个说法，那他就要去旅行，用剩下的时间看看世界，也看看能不能捋出一个道理来。

他流浪到法国，认识了一个北京来的在餐厅打工的女生，跟她有了一段感情。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在巴黎的街上，突然看到这么一个穿着黄色旗袍的女子，他就去追她，追到一家书店，这个女生消失了。在书店中他就停下来，喘口气息，一边翻书，刚好翻到一本跟城堡有关的，刚好跟不久前一个吉卜赛人给他算命讲到的一模一样。他就回去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去了这个城堡，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些肖像，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的肖像，男生是法国的外交官，女生是一个中国人。后来他就开始了解这个东方女人是谁，她当年是上海一个最红的妓女，那位法国领事不顾一切爱上了她，把她接回法国。如今，她还活着，在上海，已经非常之老。你看，所以我们的故事现在已经从今天的台北到曾经的巴黎再到巴黎的乡下，又到过去的上海，从今天的上海我们又到了过去……

剧中的老太太就是顾香兰，是我们从好莱坞请来的卢燕女士扮演的，非常精彩的一位演员，现在已经80多岁了。年轻的顾香兰是朱启云演的，后来被李安相中去参演《色，戒》，也是我们北艺大的学生。故事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梦。这个戏的特殊形式来自作品本身的内在需求，我强调一个有机的过程，就是最漂亮的作品是一个有机过程中产生的，不是说我东想一个剧情，西想一个形式，然后看怎么把它弄到一起，而是说内容和形式是一起蹦出来的。

从这一点我开始讲到创意，终于进入主题了。我一直有双重的身份，我在做话剧作品，同时也在做教授，我一直在台北以前叫国立艺术学院，现在改名字叫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当然没什么差别，房子是一样的，只是通货膨胀，以前的系现在就叫学院，以前戏剧系现在变戏剧学院，其实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在北艺大我多年来在教创意的课程，经常感到非常无力。当然有的时候很高兴，学生学的好的时候，做出好的作品也是很兴奋，但是我经常会无力，在想是不是没有创意的学生，我就没有办法教给他创意？比如你要做导演，我教给你方法，但是不能保证你就能做导演，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跟你这个人有没有创意有关。以前我就会想说，我当年也是这么学的，老师的职责并不是要教我创意，老师的职责是教我一些可能达到创意的方法。创意本身是不是就不能学，不能教了？似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这么认为的，创意就是所谓天分，这一环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创意到底能不能教，到底能不能学？我觉得如果说创意不能学，是因为不够了解创意过程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教书20多年，忽然有一个突破，忽然改变到说其实创意是可以教的，关键是你有没有分析过，你在灵感来的时候，在你的作品要呈现的时候，到底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只是简单地说，它是一个神秘的过程，它就叫灵感，那个完了，永远没有办法讨论下去了，我也不用写一本书叫《创意学》。所以我先把问题回到最简单，创意是来自内，还是来自外？如果创意是来自外，就像大部分人说灵感来的时候，它好像是从空中降来了一个什么，你在写诗，你在写词句，嘣！来了，或者是你要写一个剧本，哇，灵感来了，这个灵感来自哪里？我就仔细想了，难道空气中真的有文字吗，这些文字我们要去捕捉它，排列它，还是它排好的时候，刚好抓到了，灌到我的脑子里，是这样吗？古希腊人所谓的“缪斯”诸女神，请求她们降临来给我们灵感，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来一个美女到你面前，然后她朗诵一首诗给你，然后你讲慢一点，写下来之后，就可以交稿了。又或者创意是来自内，那不是更神奇，表示我体内已经有这些创意的元素？可能吗？当然可能——我觉得我想说明的是，这个可能性远大过在空气中有文字，有剧本，你要从空气中抓这个剧本。关键是，灵感是什么？我们不妨用《如梦之梦》作为一个灵感案例。

1999年，去了印度的“菩提迦叶”，这个是前提，不过后面再说。我在北艺大教书，过几年就会轮到我来做戏，2000年的5月，到了我的档期，我就在1999年的夏天问了所有的老师，问你们要我做新的，还是拿旧剧本？他们说当然做一个新的，让学生看到所谓的集体即兴创作的方法。我说好啊。可是我心中完全没有构想，不知道要做什么，后来写了一个简单的构想，简单到我可以逃避任何责任，就是到时候做出来不是这个也没有关系。我写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构想，关于表演本身，我贴在公告栏上，我说我要12个演员，这12个演员在上学期我们开一门专题的课就在拍戏，来发展这个作品，下学期就演出，好，那个课程的名字都有了，现在就只需要12个人。

然后我在9月份就出国旅行，这个跟印度无关了，到欧洲，等一下再讲欧洲，我想说我其实是完全没有想法的，也不知道怎么弄，我们现在就从头来讲《如梦之梦》。我刚才说了故事了，但没有说完，就是说到了过去的巴黎之后，基本上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上海，一位法国外交官（还是个伯爵）疯狂地迷恋上了一个中国妓女，在所有人的劝导之下，他不管，把老婆也休掉，然后娶了妓女回巴黎。在巴黎他有一个城堡，然后带着他的妓女情人回到法国，所有人也都迷上了这位美丽的中国女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位从上海娶回来的中国女人，因为她喜欢艺术，所以就给她请了老师来学画画，开始认识了很多艺术家，并和这些艺术家们也发生了关系，这让伯爵非常难过，他们的关系就冷淡了。一次惨烈的车祸中，从巴黎到伦敦的火车，和另外一个火车对撞，这位伯爵死了，但是找不到尸体。顾香兰发现当天早上银行里面所有的钱被他拿走了，什么都没有留给她，然后他也不见了，顾香兰相信伯爵还活着，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已经死了，留下了一些他的行李箱什么的，但是尸体没有找到。顾香兰的艺术家朋友们也都没有钱，也不理她了，她这时才发现整个人生是多么痛苦。后来要替人家打工，在人家家里帮佣。有一天，她突然在街上看到了她的老公，就是过了很多年，这位伯爵已经老了，已经有一个新太太，有两个小孩，完全像一场梦一样，她就跟着他，在观察，看是怎么一回事。到最后这位伯爵生病了，在伯爵临终前顾香兰穿着她最美丽的当年上海的旗袍，为到伯爵的床前，然后狠狠地诅咒了他一顿，恨死了，不知道我这些年受了多少苦，为了你，但愿你未来受十倍以上的痛苦。当然，这位伯爵也够苦，因为他的人生、他的剧本也是他自己在编，他编出来一个悲剧，最后也是悲剧收场。

我开始讲这一切的灵感，在观众看完七个半、将近八个小时的戏之后，因为伯爵死亡，到了上海的病床，顾香兰也是剩下最后几口气，五号病人说完她的故事，说完了之后，画面又回到台北的病房，五号病人的生命要结束了，他最后有一些话要给医生说，所以我们就像俄罗斯娃娃一样打开来又放回来，慢慢慢慢一层一层地回来，到最后在台北的房子里，非常感人的一个情况场景，五号病人就走了。最后这个戏就像是一个仪式般的结束，观众看完了八个小时的戏。大部分观众都跟我说，怎么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已经八个小时了，很多人还想长一点，问我可不可以长一点，八个小时太短。这个戏从2000年演，2002年在香港做第一次的专业演出，香港那个城市这么快节奏，没有人有时间做任何事，居然也是场场爆满，我自己也吓一跳，香港的观众那么有耐心看这么长的戏。2004年我在台北作为表演工作坊20周年的纪念演出，也是来自各地的人员看这个戏，引起非常非常多的话题。

插一个故事吧。1990年，我在罗马的一个画展，看过一幅巴洛克大师鲁本斯的画，是以画为主题的画，17世纪有很多这种画，就是绘画仓库，画家在画一个仓库，这些画中画也都很精致。我站在那幅画的面前，拿出我随身的笔记本写了一句话：“在一个故事中，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中，有人说了一个故事。”这句话我写下来的目的，是我要用它作为一个新作品的剧名，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酷的剧名。这个等于是我在翻译画中画的概念成为剧种。后来那个笔记本就丢在我台北的抽屉里，扔在那里没有再想，九年多没有再想。但是那幅画印象深刻，各位可以看，它里面都是画了很多名画。

我们讲到1999年的9月，贴完那个布告之后我就出国了，去英国有事，事情办完后发现整个过程很快就结束了，我多了五天，我跟我太太还有大女儿，就决定去法国玩，就去一些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因为我喜欢自助旅行，所以租了一部车就走，到伦敦住在一个朋友家，他人不在，书房里面放了非常多的旅游书，他是开放给他的所有朋友，有一本就是在讲城堡，我一看，城堡，还仔细介绍很多城堡的价钱，跟我们原来想象城堡怎么住得起完全不一样，大概一般旅馆的价钱再加个两成就可以了，我说好，我们就去住去。结果我们五天订下了三个城堡。我很喜欢这种旅行方式，就是有三个定点，中间怎么联线到时再说吧，反正自己开车，爱怎么走怎么走，第一个是在布列坦，在法国的西部，离巴黎至少有七八个钟头的车程，蛮朴素的，各位想到城堡不会想到长这个样子，但这就是一个所谓19世纪的城堡，这个城堡的特色是后面有一个湖。在《如梦之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它有一个城堡，然后有一个湖，这个湖是有传说的，说你在湖中，如果在正确的光线之下，坐在正确的位置，你可以在湖水中看见自己的真身，当年在这里打猎的贵族，有一天他就坐在湖边，在水中看到一头鹿，那头鹿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再也不打猎了。当然，这个传说中的故事全部是我瞎掰出来的。这个画面要拉回到更早，我有幸到不丹，喜马拉雅山里面的一个小王国，不丹是一个充满传奇性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河，你要趴在一块石头上往下看，就能看到一些所谓的秘密，我和我太太在那里趴了大概一个小时，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感觉蛮好，就是曾经在这个地方谁谁谁发现过什么样的东西，传说非常多，而且很具体，很多佛经都和这里有关系。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9月份，我们一家人住到这个城堡，非常华丽，很漂亮，其中一个公共的空间，像书房一样，面对着那个湖，屋里挂了一张肖像画，下面有一个铜标，上面写着某某某，法国驻意大利大使，1860～1900年，一百年前的人，我当时在那里看，就有两个小感叹：第一，我父亲也是外交官，第二我父亲也只活到40多岁。所以我只是在那里慨叹，也不是说痛哭流涕，蛮有兴趣，也没有拿笔记下来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在很典雅很漂亮的餐厅里吃饭，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五星级的饭店。然后我就开始幻想，我们做创意的人都会幻想，都会自动来玩一个游戏，叫做“如果”，如果刚才那位先生——就是这个城堡过去的主人，如果他不是法国驻意大利大使，而是法国驻中国的大使，在清朝末年，或者是民国初年，然后如果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中国女人以后，把她带到这里，今天的重点是这个中国女人，她站在我所站的位置，看到这个湖，看到这么华丽的一种西方文明的时候，她的心里会想什么？文化冲击、文化震撼对她的意义是什么？再如果——对一个创意人来讲，他永远在问如果——如果这个女人还活着，很老，我可以访问她，她说中文，她一辈子过来就是说法文，可以跟她说中文，她会给我说什么故事？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脑子里临时玩的一些游戏。

后来我们吃完饭，到了房间，打开电视，吓一跳，那是1999年的9月21号，台湾的大地震，在法国疯狂地打电话，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儿，找不到了，完全不通，过了几个钟头终于通了，知道他们平安。但是地震真的很大，半夜两点来的，死了四千多人，我们立刻就停下来，我们的旅行、我所有的这些幻想，全都停下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快快地回去，旅程就草草结束。

十月初，回到学校开学，因为地震的关系，开学只能延后。你们还记得我说12个人的课吗，我第一天去上课来了60个人，我说12个人来16个人，我们还可以筛选一下，来60个人怎么办？而且，什么戏他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的个性是你来60个人，我不会花时间一个个来甄选，然后刷掉48个，我说你们60个真的有心来学习，就都来吧。那时，我已经知道原来的构想是不行的，要改做一个角色很多的戏，但做什么还是不知道。

10月5号伦敦发生一起车祸，两辆火车在伦敦市区相撞，BBC报道说温度高到可以焊铁，所以现场一片混乱。过了几星期，我在《国际论坛报》上看到了一篇不可思议的报道，说车祸的死伤数据要调整。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很多灾难数据都是要调整的，像南洋海啸，这些数据通常都是向上调整，但伦敦这个比较特别，它的数据是向下调整。我看了一下这个蛮有趣的，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第一，当天太混乱了，两辆火车对撞，那种情况实在是数不清楚，所以它原来报道是80多人死亡，后来要修正到60多人。但第二个原因让我看到整个人愣住了，报道说有部分人士在两辆火车被撞之后并没有受伤，然后他们出来了，就离开了现场，但也没有回家，就出国了。好几天后，家人看到他们回家，才跟警察局报告说他们回来了，他们没有死。看到那里我愣住了，甚至心里起了一种很大的伤感。我是在做创意的，我会假设一下，把自己放到这些人的位置上——如果真的来这么一场车祸，面对急救和混乱的状态，我会不会——走掉？如果我的人生是一个烂摊子，是不是可以一走了之？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这样想的，让我难过的是，就有人他能活到这种地步。我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打电话回家，说我没事，我想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是这样的反应，可那些人反而是做相反的动作，谁都不联络，然后走掉，出国，然后就用全新的人生，过去的全部抹掉，好过瘾吗？显然不，因为后来他们又回来了，或许有一些人没有回来，就是这样子，太不可思议了！我很受触动，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在某一方面是可以说明现代文明的，它是一个比喻，在说人活到什么地步，已经活到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人生。后来在拍戏时碰到的演员，我跟他们说这个故事，我会问他们说，如果是你，你会走吗？大部分说不会，但在某一种绝境之中他会走掉。好，这件事同样的我没有拿笔把它记下来。

后来我又看到另一篇文章，是纽约的一个医生写的，很感性的一篇文章，讲一些医生无法诊断的病症。他说现在西方文明带来越来越多的病是没有办法诊断。我吓了一跳，现在应该是科技发达，什么病症都可以有治，可文章里说，很多病人进到医院，然后是无法诊断，就是发烧，一直检查，做各种实验，排除了各种状况，70%到最后会确定找到了，他是某一种特殊的病毒性病毒，或者是艾滋病，或者是某种癌症，但还是有30%是找不到理由的，就一直发烧，医生只能确定他会一直发烧到最后死亡，然后死亡证书上写着无法诊断。这个也是我记在心中的一件事情。

那年11月初，我到了印度“菩提迦叶”去参加一个佛法的联系会。那是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顿悟的地方，路途非常遥远，但是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以前也去过，为了打发旅途时间，所以从我的书架上随便抓了一本书就上飞机了。书的开始几页就是关于一个伦敦的医生，他是作者的弟子，第一天上班五个病人就有四个人死亡，他很难过，就跑来问作者说：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得更好？书的作者给他两个方式：一个是自他交换，一个就是坐在他旁边说故事。说到这儿，之前我和你们说的所有那些事情，嘣，一下就在我脑子里结合在一起，有点像如果我们是一个电脑的话，有很多档案储存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那一刹那，你可以叫它灵感，这些东西被抽取出来，然后合并到一个新的档案里去。这些本来是无关的经历。像城堡里的那幅肖像，伦敦的一次车祸，等等，这些有什么关系？但忽然变成一个很清楚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

于是第二天，我就坐下来开始写，写了一大稿，一张纸写得密密麻麻，因为我当时只有那一张纸。回到台北就用电脑把它整理出来，再稍微说明一下，29页的一个大纲，通常我写剧本一个大纲大概是三到四页，大概两个小时，所以我已经知道这个戏很长。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好，后来跟学校的同事们谈，他们说做吧，只要观众可以最后搭捷运回家就可以了。当时捷运最后一班车是晚上11点钟，所以我就要控制在8个小时之内。这个就是灵感嘛！要说什么是灵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说明，就是这么神奇！但是这个神奇中有非常多的元素是我们熟悉的，可以说所有的元素都是我们认识的，每一个灵感都可以追溯回我们的生活中，它发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说明的重点。灵感发生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神秘密码，它不是说灵感来了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然后我来解密，不是的，它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些事情储存在各个不同的档案里，当创意来到时，各位可以称为灵感，我的“电脑”里就蹦出一个软件，它知道要抓哪些档案里面的哪些东西，把它们合并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档案。这个就是《如梦之梦》的来历，我觉得也同时说明了大部分的创作。不是这样的，各位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这样，那个我们就开始找到方法了，它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档案是怎么储存的，储存什么内容，储存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是每天在存档案，但我们是存在哪里，怎么存，然后你存的档案跟我存的档案一样不一样？各位今天听了我一番话，你们回去存的档案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人今天会没有档案就走了，因为今天这场演讲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也有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讲，今天这个档案存在一个很宝贵的柜子里，如果我们分很多层的话，它在最上层，随时可以拿出来用。这是第一个，如何存档。第二，如何抓档？我们自己这台电脑，有没有所谓创意模式来打开？在必要的时候，这些档案可以自动的集合在一起，然后提供给所要的人。

我们说两个方法，两个都听起来很难，但是是不是有方法，一定是，这至少已经打破了说创意不可能学这件事，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各位：创意可以学。它难不难学？当然难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哪里会这么容易让你学到呢。它牵扯到档案如何储存，而这又牵扯到更严重的问题——你怎么活着？因为这牵扯到你怎么看世界，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存的档案也是不一样的，你如何存对创意有用的一些档案，这是要慢慢去讨论的问题。

在“菩提迦叶”那里有个舍利塔，阿育王时代盖的，玄奘的书里有记载，因为他到印度的时候有经过，现在的考古学家最重要的考据就是玄奘的这番话：所有的幸福都是绕着这个塔，用顺时针的方式绕。所以我们去了那里可以看到，在石头栏杆的背后，有川流不息的人在绕着它转，有的在念经，有的在以大礼拜的方式。我在那边写提纲的时候，也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在佛法里面，围绕着神圣的物质的中心走，是对它的一种尊重，那我可不可以把神圣的物质改为观众席，观众是神圣的，我们的戏就绕着它走，这是最初的关于形式的想法，然后，每个故事开始时都出来绕场，然后开讲，故事套故事，而这个故事又跟《如梦之梦》相互关联。

我想今天来到这里，除了我的戏剧经历，还有就是想告诉各位，创意是可以学的，我们应该了解到，创意是怎么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你的生活是一回事，你可以做一个创意是另外一回事，不可能分开，它是很紧地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想事情，怎么看事情，怎么看世界，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创意中的态度。

撰稿者

[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　印度Hindu报业集团驻北京记者。她先后就读于新德里的圣史蒂芬学院、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历史和传媒社会学。2008年，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五年经历，出版了《烟与镜：亲历中国》（Smoke and Mirrors, An Experience of China）一书。本书中《印度记者在中国》一文摘自该书的最后一章，标题为编辑另拟。

[顾玉玲]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秘书长。长期投入外籍劳工（外劳）运动，2008年出版《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纪事》，深入探讨外劳在全球化潮流下的生命故事。本书中《俊兴街224巷》节选自《我们》中的一章。

[哑河]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事过报纸编辑记者、医生、保险、建筑工人、农民、社会工作和杂志编辑记者、策划、评论员等工作，正在创作《一个人的中国》。

[刘晋锋]　《新京报》编辑，热心社会话题，近来关注三十岁女性的情感和婚姻问题。

[周雅婷]　八零后，曾留学英国，研究人类组织行为学，最近的对象为“八零后&富二代”的社会群体。现任职于《时尚先生》。

[一谋]　自由撰稿人。独立影评人。自言，所谓自由就是不涉足任何圈子。所谓独立就是不依赖这个生存。

[杨宏伟]　版画家，1968年生于天津。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师。他最近的个人画展是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离木》。本书中版画均为他的作品。

[卢恒]　摄影师，1970年代生于广西。作品多出自在中国的长途旅行。曾举办《起程》个人摄影作品展。

[高远]　摄影师。1981年生于江苏。长于人物和报道类专题拍摄，目前正在拍摄一系列观念摄影作品。现任职于现代传播集团。

[杨典]　生于1970年代，执迷于诗、书、画等传统艺术，教授古琴。著有《花与反骨》等文集。

[张大春]　1957年生，山东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被誉为“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之一”。最新作品为2007年出版的《认得几个字》。

[张铁志]　政治与文化评论者，2004年出版《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2007年出版《反叛的凝视：他们如何改变世界》。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赖声川]　195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29岁开始剧场创作，被誉为“台北剧场最闪亮的一颗星”。

主编　　　　　郭玉洁

编辑委员会　　许知远

于威

肖海生

方绪晓

史彦

张帆

杜然

目录

专题

性之重量

自拍有理，春照无罪

都市里的情与欲

后村女人的性

关锦鹏：拍女人戏的男同志

同志仍需努力

艺术

黄丹：艺术是一场科学的实验

记录

绝望的山

寻找殓尸人

随笔

书：两千本的奇迹

与衰落共存

作为移民的作家

世界、学理与自我——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

关于日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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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性之重量

文/苏丝黄

无论是古希腊的女神还是中国的智者都说过，正确理解自己是通向幸福的道路。然而我们理解自身的过程里，总是有些事情被误解得太过长久。因为有那么多复杂的其他情况，所以不可能存在整齐划一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但是在羞答答或者假道学的公开讨论中，我们好像谁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

地区文化当然是决定性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1934年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提到的各地区文化差异依然多少存在，虽然已经因为人口流动而在大中城市里大大减弱。与文化相关的“性感”定义也是如此，比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广州，纯正的广东口音是判断一个男人是否“正点”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现在这个指标已经不再管用，普通话可能是比广东话更性感的，因为普通话在教育系统中的强制推行、主流影视节目强行统一对白所用语言、公务员考核普通话、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地位的确立，从“硬”到“软”的各项指标，都已将广东话的强势“击败”。

然而，当年广东话之所以流行，也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中国话更动听，而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台湾相对富裕的生活方式，连带他们较为强大的影视产业（背后还是钱和产业化），席卷了尚贫瘠的大陆人的心和梦想而已。现如今时过境迁，港台口音变得滑稽可笑了，性选择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倒是应该承认，判断女性的指标略有不同，因为女性的性感指标较少取决于她的财力和社会背景，财力和社会背景只能加强女性已有的性感指标，而不能独立作为性感指标来考量。换句话说：省长的女儿如果很丑，那么她的省长爸爸不会让她在别人眼里显得更性感，但是如果她比较漂亮，她的省长爸爸就会让她显得比实际要更漂亮。

“性感”只是性吸引的第一步，在这一步里，各项因素都有所交缠，尤其是经济条件，总是会影响其他因素。当然，文化差异在性吸引中起的作用经常是不可测的。除非是因为有足够的幽默感，一个北京女性很难被山东口音的心意倾诉打动——她很可能会发笑，这样的开场倒是不坏。不过有时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却没那么有意思，如果一个来自崇尚沉默、思想保守地区的小伙子，在跟发达地区的姑娘交往时，却很容易被后者吓跑；反过来，一个来自发达地区条件较好的小伙子，一般情况下，也更容易被活泼、注重外表和言辞表达的本地区姑娘吸引，而不是沉默老实、婚姻至上的保守地区姑娘（当然，前提是二者的其他各项条件必须相当）。

在性吸引之后，如果幸运，可以进入性生活这一步。在性吸引和性生活之间的因素极其复杂，很多时候必须仰仗于偶然性，尤其在人口高速流动、原本稳定的大家庭和核心家庭都受到威胁的今天。

一个我国成年人在进入性生活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各种道德信仰不得不一再受到挑战。

首先，性资源总是一再向金钱和权力聚拢，但是公开的道德论战却极其激烈地反对这一点。《蜗居》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低俗”的内容，而是因为它诚实地讲述了性资源的走向。这种“性倾斜”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是正常的，虽然在某些国家（比如，各项资源紧张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公开抨击会比在其他国家更严厉一些。比如在我国，对女性“爱慕虚荣”的抨击是非常狠的，因为她们显然无力回击，而对其他资源分配不公的抨击却温和得多。

其次，无所不在的控制导致双重标准和撒谎。一个16岁的公民可以有“合法”的性生活，但是如果他们仍在读书，他们的性生活权力就会被严重限制，这种限制会持续到22岁，正好是人一生中性能力最活跃的时期。受到荷尔蒙自然驱使的年轻人，会有办法规避这些限制，但撒谎就成为了必须，撒谎和掩盖不及时的人，比如怀孕的大学女生，会被开除（奇怪的是，参与的男生一般不会受到同样待遇）。因为年长者不承认年轻成年人有主宰自己身体的能力和权力，年轻人必须发展出双重人格予以应付——但这种压抑年轻人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大大减少了。

其三，在成人世界里，因为长期压抑之后忽然进入发达的信息时代，加上人口流动频率广度飞速增加，性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忽然暴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私下里中国人对性生活的态度极其开明，可以自由讨论和参与任何性活动，饭桌上的黄段子也越来越令人惊呆，但这些讨论一旦进入公众领域，就立即向中世纪欧洲宗教的性标准靠拢。

不仅仅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令最有经验的管理者头晕——不管他们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差异太大，可能性太多，最好是人人一样，如果不行，至少假装人人一样，也许假装着，世界就太平了。

“被管理者”却并不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被造出来的，肉体有更强大的逻辑。某些场景，在回顾的时候总是能把我们压垮，举一些可笑的例子：糟糕的牙医治疗，被弟弟关门夹住手指，上课期间画黄色图片被老师当堂逮住，失败的第一次性爱……这只能证明，所有的情感都与肉体相连，都可以被肉体感知，所有的情感都有重量，虽然还没有什么科学精确的度量衡可以测定它们的程度。性有自己的重量，随不同的年龄和经历变化万端。可能轻如片羽，但在适合的情景瞬间，能把意志最坚强的人击垮。但是，一个人得到的性生活越多，性生活的重要性就越发减轻。只有在极度性压抑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性冲动才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些危险，将首先出现在我国3000万多于女性的男性身上，以及更多因为贫富悬殊而被剥夺了性资源的男性身上。

绘画/封零

2009年李银河博士出了一本新书《后村的女人们》，社会学著作，看起来更像是人类学研究，因为取了一个河北村子作为研究点，而不是做蜻蜓点水式的大面儿上的数据分析——众所周知，我国的数据，基本信不得。还是实例更有说服力。

这本书的介绍，在搜狐和新浪网上引来大量争论，或者说是谩骂。攻击者说李银河以偏概全，不科学（不过还没有敢说她在后村这个调研中造谣的）。跟我国大多数所谓的公众讨论一样，这些跟帖充满了不讲道理的情绪化攻击，大多数是取一个相反的例子，比如有人在家受老婆欺负了，证明中国不存在妇女歧视，所以李银河是个贱人，等等。其实我也可以举例子，比如我舅妈在吉林市，做完一家人吃的饭，自己端个碗，并不上桌，随口扒拉些饭菜就完事，迄今依然如此。可幸的是，下一代城里女孩可以上桌了。其实要数据也可以有的，只需要看看中国政府雇员中男女比例，就知道女人到底平不平等。但是讲这些，都不如记录一个村子里生活的女人来得实在。

这些肤浅乃至恶意的争论，往往是用偏激、片面的论证，指责研究者“偏激片面”。为什么看了这些争论，总觉得我国不少男性，对女性获得自然平等权利极其畏惧？或者说，对女性简直无比仇恨？是因为现代城市生活赋予了女性的性选择权，而大多数男性在当下不公正的竞争机制里，反复受到性挫折，所以如此？（不过没有敢公开说女人比男人低一等的了，这比60年前是个进步。）

我国的这些主流网站，是每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聚集和获取信息之所。一代代人花费父母心血和国家投入教育出来，长大了却满心怨恨，没有真正进行理性、深入的公众讨论的能力，没有容纳边缘群体的心胸，不愿意尊重与己相异者的平等权利，甚至充满鄙视和仇恨……不管社会多么复杂，这样的现状，都只能证明公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不足程度。

自拍有理，春照无罪

文/马家辉

艳照门频出的年代，回顾陈冠希事件。

爱拍就拍我怕谁

艺人性爱照片在网上流传引爆了激烈争议，温文尔雅的练乙铮先生称之为“艳照门”，明刀明枪的梁文道兄则唤之为“裸照门”，我忍不住提出第三个选项以供考虑：春照门。

“裸照”说得太单刀直入了，而且失诸平面死寂，仿佛只有一堆皮肉横陈直躺于小房间内，跟上水屠房里倒挂着的猪尸可有一比，就描述具体场景的词汇能力而言，略为失色。

“艳照”比较有影有色，稍为接近图像真貌，即使不看“原著”，亦能令人联想到照片的情节内容，但仍嫌流于沉静，未能刻画人物主角的缠绵动作；sensational有余，erotic不足。

“春照”一词显然更为贴切，春色如许、春光照人、春风拂脸、春意无边、春日迟迟、春至今朝燕、春罗双鸳鸯、春帆江上雨、春吹回白日、春梦暗随三月景、春水初生乳燕飞……汉字系统里的“春”处处洋溢喜悦情绪，而且动态满盈，简直像连环快拍，一字风流，点破了春艳背后的你来我往，古人用“春宫”形容男女性爱图像，自是一脉相传春心荡，寓精致于湿潮。

善于凭“春”寄意，是这个古老民族的语言贡献，对于“春照门”三字之精之妙，博学善感的练博士和梁先生想必深领其意。

但值得担心的是，这个民族的某些区民毕竟愈来愈摩登了，也奇怪地，愈来愈失语了，尤其从事媒体工作的某些区民，失语程度简直倒退至原始阶段，看见裸露嬉春即只懂骂之为“淫”，以至于几乎无照不淫，正如看见乳房即只懂叫作“波”、看见做爱即只懂叫作“扑”、看见阴户即只懂叫作“西”、看见阳具即只懂叫作“屌”……完全失去了多元词汇的驾驭和欣赏能力。因此，“春照门”也者，恐怕流行不易，说不定更会有人将之误看为“春袋门”，化精致为恶俗，替语言钝化添上一笔额外罪孽。

然而，不管这桩事件叫作什么“门”，也不管这个“门”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淡出香港报刊的头条和封面，任何一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皆有必要思考这组跟文化研究深切相关的后现代提问：自拍，尤其是女性裸体或性爱自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可以是什么样的一回事？难道自拍者真的只是为了一时之“爽”？基于一时的所谓“荒淫”？出自一时的“好傻好天真”？难道自拍，尤其是女性裸体或性爱自拍，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合理性？如果有，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道德？谁的道德？

陈巧盈在报上发表《我的身体我来拍》，文内列举了一连串欧美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名字及范例，充分说明了自拍早已成为一种“女性情欲自主”的探索浪潮；但若把这浪潮放在更深广的两性关系、网络关系上考察，必能看出更多意义和讯息。

纵使不乞灵于例如齐泽克（Slavoj Zizek）之类的文化理论大师，任何一位善于观察的人必知道，后现代消费文明基本上建立在我们对于影像的欲望之上。后现代媒体投射各式各类的人事物影像符号，勾动我们的认同欲望，引诱我们掏钱购享受。后现代城市的玻璃幕墙和商场设计，镜子无处不在，近望远观，我们看见别人更看见自己，也早已惯于透过别人的眼睛窥见自己、想象自己。凡此种种，都是先把自己消融于一个外在影像之中，然后再根据这外在影像来打造一个“完整”的自己；倒过来说，“后现代肉身”必然包含了两部分:“真实肉身”，以及经由影像欲望所勾动的“想象肉身”，两者合而为一，难舍难离。

这就是说，手机自拍狂潮其实是后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上的一种必然逻辑，因为我们早被灌入了对于影像的无穷渴求，对于自我影像的建构、掌握、探索，早已是植入我们心底的一种“欲望装置”。

吊诡的是，就女性而言，这种“欲望装置”既有保守父权的一面（例如各式时装和美容风尚就是教导女性“女为悦己者容”），却亦有进步开放的一面，因为，在传统的性别关系上，女性的躯体和性爱向来被赋予“陌生化”和“沉默化”特质，所谓“好女孩”是不应该对这认识太多的、发言太多的、暴露太多的，否则，便是“淫荡”；而手机和数码相机正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性，让女性能在私密的空间内窥探自己的私密躯体影像，甚而窥探自己和情人的私密行为，甚而进一步把影像放在网络上供众人窥探。手机的出现，以及网络的便利，让女性终于可以在毫无技术难度的情况下认识、掌握自己的私密身体，甚至在公共空间内以此影像挑衅男性（别忘了网上有许多女性自拍是刻意拍出所谓“丑陋的裸体”以挑战父权的美丑标准），让自己的身体自在发声。

在性别政治意义上，自拍确让女性在历史上首度“拥有”了自己的身体。

绘画/岑骏

自拍狂潮亦跟网络空间有着极复杂的辩证关系，这里只能略为论述。网络是公共空间，正如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基本上属于男性主导。现实里的街头是男性的，所谓“好男孩”是从街角learn to be a man，学习各种求生和竞争技能，女性则刚相反，所谓“好女孩”最好尽量远离街头，以免被坏人侵害，也以免引起所谓“好人”的担心和不安。网络空间正正复制了现实特色，充满父权的色情信息，没人认真批判对待，反而，一旦有女人——尤其是名女人——自拍照被放或主动放上网，例必引起掀然大波，众人在争相之余亦必予以践踏咒骂，斥之为“淫”为“荡”，而说穿了，潜意识只是想在网络空间上维持男性特权而框限女性的自主探索，终极目标是减低父权受到挑衅所引发的焦虑。“好女孩”不上网，即使上网亦要“循规蹈矩”，否则，将被有如猎巫般追杀。

艺人网照引爆社会议论，保守群情追杀“女巫”，我其实并不惊讶。我真正惊讶的是，香港不是向来有不少人号称“女性主义者”吗？不是仍有一些所谓“性权学会”之类的进步组织吗？怎么忽然都沉默了？怎么忘了借用此事撰文或打开麦克风探讨一下春照背后的性别文化意义，开拓一下港人眼界？香港的进步人士，包括向以进步自居兼曾留学外地的所谓泛民人士，你们到底在做什么？难道都在忙着沉溺观赏春照？

陈冠希谋杀高潮事件簿

Damnit！陈冠希确是可恶透顶。

由于他的粗心大意，不知道有多少情人不敢再拿起相机自拍，也因此，不知道有多少自拍的快乐被扼杀于无形之中；放下了相机的情人节，犹如闭着一只眼睛观赏莫奈名画，美则美矣，终究有欠立体。

自拍竟是如此美好，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镜头，把自己的隐密化为数码，时间在0与1的光影上停留，如露如电，却又是那么恒久真实。而如果在隐闭的空间内把自己隐闭的体位向对方和对方的镜头交出，那种彻底的托付，那种探险的快感，有如火上浇油，足令熊熊火焰加倍熊熊。

这么说好了：在情欲高涨时自拍，宛如在荒野口渴了三天而无意间找得了一瓶矿泉水，因为太心急了，没耐性用手转盖，干脆用牙把盖子咬开，几乎像野兽般仰颈张喉，抬头把水直接往嘴里灌、喉里灌，直至最后一滴、半滴水都被舔干喝尽，望着透明的塑料瓶子，外在世界影像有点扭曲变形，晃晃荡荡，荡荡漾漾，因为一切真实的皆已被你喝进肚胃之内了，因为自拍，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满足。

因为自拍，这样的高潮永无休止。

但陈冠希的恶劣范例难免替自拍这种可爱的玩意贯注了若干恐惧，有如在那瓶矿泉水里丢进了几条臭虫，令人在仰颈之际感到阵阵恶心。每当想起一下子的大意闪失将令私密的身体成为被公众检视再检视的标本，按快门的手指头即停在半空，按不下去了；在忧心忡忡下，没有人能够尽情享受快感。

情欲无罪，自拍有理，不堪的只是盗窃影像和辗转流传。这简直是谋杀高潮、谋杀快感。陈冠希事件的黑暗面也仅是如此，却亦是严重至此，想起来，便恨恨。

一声吁叹

陈冠希终于现身召开记者会。镜头之下，陈冠希的脸容怎么忽然有几分似吴彦祖？

虽然同样俊俏，两人的五官一直以来却是各具风格，吴是正气纯直，陈是轻佻叛逆，两对眼睛说着极不一样的青春故事，一对是红酒，另一对是白兰地。

可是这回在镁光灯下的陈先生显然多了三分细致但明显的改变，虽未至于慈眉善目，眼神却确实柔和得多了，下巴不再向上翘扬，似是征战沙场的一名先锋，突然发现前头有千军万马，自己背后的支持又全盘撤退，只好，唉，下马卸甲，瞇起眼睛，四顾茫茫，独对漠漠黄沙。

此或所以全场记者会最传神的一句话其实不是一句话，而是，陈先生从台后走到台前，甫坐下来，启动麦克峰时，轻轻却又重重地发出的那一声吁气叹喟。这道短促的声音，有“戏”；这场“戏”，非常真实。

上YouTube重听一次吧。陈先生吁了一秒，当一位惯于叛逆的所谓“坏孩子”能够在众人面前发出这吁声，已是极其沉重的投降，等于把武器扔到地上，不玩了，我受够了。

这样的一声吁叹当然也可能包含了千百个疑惑的问号。咦，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情我愿的私房春照，你迎我送的鱼水欢愉，怎么忽然被辗转流播于网上世界，被一再传阅转载贩卖珍藏，有如把我和女朋友们侮辱侮辱再次侮辱？怎么搞的竟会全城发疯像狂捉妖巫般把所有最脏最贱的字眼都往我和女朋友们的头上掷下压下塞下？还有没有人问问到底谁是受害者，谁又是共谋，谁有资格谁没资格把我和女朋友们的私隐像翻抽屉也像晒咸鱼一样摊露于地上眼前？

陈先生在记者会上承担责任与低头致歉，但在这以前，留下了一声吁叹，有如一支锐利的飞镖掷向观众。

接不接镖，由你选择。

在“视奸社会”里作一点点通识思考

阿娇在马来西亚的更衣室遭偷拍，因是杂志记者所为，照片亦被刊登于杂志之上，社会上的激烈争议难免一面倒地将之框限为一桩“狗仔传媒事件”，其实，若把此事放置于“性别影像文化”的广阔脉络下检视，或更有助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的吊诡趋势。

是次争议，大抵沿着两条主轴开展：首先是“自由VS监管”的制度运作问题，各界争相探究政府到底应否立法管制媒体采访、以及私隐保护的界线应该被划在哪里；其次是“媒体VS市场”的责任归属问题，各界热衷争辩到底是传媒“教坏”了社会，抑或是因为有如此或如彼的消费者才会出现如彼或如此的报刊。从传媒批判的角度看，这两组问题皆甚重要，然而，类似女艺人被偷拍并公布照片的现象在网上早已无日无之，纵使政府成功立法，受到有效保护的只会是极少数的知名艺人和公众人物，其余绝大多数无名无姓的普罗女性终究仍在不知情、非自愿的情况下惨尝被偷拍之苦，在虚拟世界里，她们的身体被任意践踏。

为什么被偷拍是“苦”？只因我们失去了对身体影像的控制权，没法保有自己想隐藏的私密，个中无助，足令我们感受到焦虑与愤怒。

现代社会的摄录科技早已足让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轻易拥有一个随身镜头，随时随地拍下别人的身体影像，再予以切割（别忘了泛滥成风的合成色情照片）、诠释（照片于流布时通常被配上侮辱性语句）、传送（按一下键即可让照片传遍地球）；在这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扮演“影像猎人”的主动角色，却又必然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影像猎物”。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曾说名言“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十五分钟”，到了影像时代，这“十五分钟”或应被重新定义，它不仅指成名的十五分钟，更指被偷拍的十五分钟，善男子善女子，如果你尚未被偷拍过，别急，总有一天轮到你。

但两性身体被偷拍、被重复偷拍的机率和景况毕竟大有差别。在现代消费社会的主流文明里，女体向来被形塑成被观看的目标，当偷拍的镜头在街头巷尾到处飘流，女人不可能不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威胁感的根源并不在于女性的身体见不得光或不应见光（亦即不是像阿娇所说“你叫我以后怎样面对fans和小朋友”），而是在于女性被严重剥夺了“身体影像”的自主权，也因此被严重局限了“身体行动”的自主权，因为你被迫随时随地要保持所谓“端庄仪态”，以免不小心被偷拍了走光镜头，再在网上遭扭曲嘲笑。这样的社会，亦即如日本人所说的“视奸社会”，很明显是一个对女性不友善的社会，虚空间里的意淫玩笑足以在现实世界中把女性牢牢困住，无论偷拍所得的照片是三级或二级半或什么什么级，只要有一个神秘的镜头在瞄准着你，身体便不再为你所有，你，已经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怎么办？欧美世界的女性主义者也正在思考良计，并在且战且走，努力在“视奸社会”里建立另一套对女性比较公平的游戏规则。其策略之一，是重演七十年代的妇解游击战，透过抗议行动要求政府立法严管网络上偷拍行为。三十年前，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性侵犯罪案率极高，令女性居民不敢于夜间出门，美国妇运界特地举行一连串的“夺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示威行动，提醒警方加强保护女性的人身安全，自此，沿习此俗，许多城市每年一度皆仍有此游行，算是对于女性国民的“觉醒教育”。三十年后，有多个妇运组织把这活动搬到虚空间，名之曰“夺回网络”（Take Back the Web），呼吁女性网民对有辱女体的偷拍网站予以检举、投诉、甚至进行黑客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务求减低网络世界对于女体的“影像剥削”程度。她们相信，网络上的父权敌意跟现实里的父权宰制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绝无“真假”之分，故应一并消灭。

欧美女性主义者尚有一项听来有趣的文化抗争策略：索性自拍。她们当然不是为了满足男性视奸欲望而鼓吹女人自己脱光衣服大拍特拍。在其眼中，摄影镜头既像一把军刀，可供男人像猎人般用之宰割女体以烹煮尝食，但亦像一把手术刀，可供女人像医生一样用之解剖自体以探索自我。这就是“女性主义摄影”（feminist photography），目的在于从女性的躯体、欲望和想象出发，深入探视女性经验与社会制约之间的关系。

在这脉络下拍出来的照片，往往刻意把女人从一般所谓“美态”（亦即男人所渴望见到的美态）中解放出来，呈现不同女性在不同生命时刻下的真实影像，例如美国艺术家汉纳·威尔克（Hannah Wilke）把自己和母亲的癌症病发过程拍下，让世人在女体的腐朽影像里思考女性的价值。在亚洲，日本艺术家笠原美智子更在《招摇》一书里鼓励年轻女性自拍裸体，用镜头“面向未知的自我”，用镜头说出属于自己的隐蔽故事。

而回到香港，如果妇权人士或学校里的女老师只懂得把更衣偷拍看待成“狗仔传媒事件”，恐怕流于狭窄而不够“通识思考”，那些躲在黑暗里的偷拍眼睛可能亦会忍不住偷笑呢。

都市里的情与欲

对谈/林奕华 田沁鑫

压抑，是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它就是将人对性的压抑，变成一种臭鸡蛋，好臭好臭，还把它当成一个咸鸭蛋，吃得很乐。

[一]

林奕华（以下简称林）：一天里你觉得你哪个时间最性感？

田沁鑫（以下简称田）：我先问你吧，一天里你觉得自己什么时间最性感？

林：游完泳。你看我马上就能回答了。

田：真直接真直接，非常好。

林：快点。到你了。

田：我觉得我是工作的时候。

林：你说工作的时候最性感，那我这里有三个场景，一是你工作的时候特别喜欢骂人，那种霸气出来了，所以很性感；第二个呢，就是你特别爱沉思，这时候别人看上去像有盏智慧的灯；第三就是有些人在工作的时候特别彷徨特别迷惑。你属于哪一种？还是第四种？

田：我觉得我是第三种吧，特别彷徨特别迷惑，有点儿意思。跟我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我不骂人，我平时挺随和的，喜欢喝个茶呀，聊个天啊，瞎排，能排成什么样排成什么样，排不好也无所谓。

林：哦？真的？

田：对，我经常处于一个没主意的状态，一没主意就变得比较平和，所以大家还觉得挺可爱的。这时候我跟大家关系近了，但他们依然信任你，相信可以带着他们走出来，向安全的方向行驶。

林：那我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么？是不是第三种比较像现实的状况，你认为自己那样的时候比较性感，那是不是代表你喜欢别人去呵护你，爱护你？

田：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很强大的人来关心我一下。可是所有人都认为我应该是最有主意的那个，你是导演嘛，我就特别痛苦。我觉得导演是一个职业概念，并不代表这个人。而且我发现，很多年轻人的思想也不见得激进到哪去。有些年轻人很传统，他们就觉得你是一个权威。可这个权威是谁设定的啊？我这不过是做导演一个职业，我生活里面就是自己的样子，很随和，但好多朋友都很怕我。前一段时间我也很失落，当时有记者采访我的朋友：“你怎么看待田导？”他们说，“田导是一个很上进、很积极、很有进取心的女性。”我说，天哪，我才不是呢，我其实是挺差的一个人。

林：我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确，但是没关系，我就喜欢政治不正确。我们常说，人就是分两类嘛，一个是1号。1号可能比较主动，他也比较喜欢control（控制），0号就比较被动。1号和0号之间就有很多灰色地带。那如果一定要归类，你希望自己是被1号欲望还是被0号去欲望？

田：……

林：那好，你是喜欢被别人追还是喜欢追人？

田：别人追我挺好。我追人家就实在是好的才追。我很被动，我平时生活很被动的。你呢？

林：我……其实花了蛮长时间去了解自己的，所以我很羡慕你一下就讲出来了。我以为我喜欢别人主动，但别人一主动，我就觉得有问题。当我自己去主动的时候，又常常失败。

田：那你是挺矛盾挺拧巴的。

[二]

林：我还挺想跟你分享一下这个欲望的东西。比如说我看自己是一个苹果，我也希望别人把我当成苹果来喜欢，但是别人看我可能是香蕉，当他用对待香蕉的态度来对我，我就觉得不对了。你觉得别人会因为错误的原因喜欢你么？

田：会的，我觉得会。比如说，我原来不知道女的会被男人崇拜。

林：为什么？我就常常崇拜女的。搞不好我也会崇拜你。

田：真的？哎，你能给我讲讲为什么吗？我特别不明白。我有一个小兄弟，感情挺好的，就是那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种。认识十多年了。有天他说从小就崇拜我，胡同里边，看我走路他跟着我。女孩的崇拜我知道，但男孩的崇拜，我不知道就是单纯的崇拜还是里边有什么。所以当时私心杂念就起来了。

林：你有问他吗？

田：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模仿一个男的我还能理解，他模仿一个女的……我说我是女的，你模仿我干嘛呀。

林：这恰恰对我来讲就是内地很有趣的事情，在香港其实很少有模糊的性别。

田：对，这个话题有意思。

林：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是1986、1987年，当时整个内地其实没有很多颜色，只有蓝、灰跟绿。绿呢，是军人的颜色。我看到街上有两个军人，穿着绿色军大衣，帽子也是绿的，拖着手，两个军人哦，在百货公司的门口。一个靠近了仔细看橱窗，在外面拖着手的那个在抽烟，很不耐烦地说：“你什么时候才看完哪？”可惜我没有拍照，不然的话，太有意思了，就是两个男的拖着手。我当时就觉得说：“可以吗？可以这样吗？”

前天我在东方新天地，有两个男的拖着手就在我面前，很大胆地走过去了，还在吃冰激凌。我在香港根本不可能，唯一一次是在伦敦，刚认识一个男生，过马路的时候，他一下拉着我的手，我就马上，你知道，整个人就好像，警报响了，要把他的手挣脱了，冲出去被车给撞死都有可能。我后来就在想，我为什么怕成这个地步？

田：我感兴趣的倒是，你是什么时候这么大胆的。

林：我手都不敢碰你还说我大胆。

田：这个圈内圈外都有耳闻，我也知道你有很固定的情感。我个人也想知道，我觉得同志的感情和夫妻的感情非常像，有一段固定的十多年的关系，是不是也有一种左手握右手的感觉，你在固定的情感之外，那你的情欲怎么办呢？

林：你不知道世界上有种东西叫A片吗？

田：这个除非你修佛，不然你的欲望该怎么办呢？每天和一个人在一起？

林：okay，你现在也有这样的烦恼吗？

田：我问你我问你。

林：你知道不承认等于承认吗？

田：……

林：其实也蛮简单的啦，因为我也不小了，经历过很多跌跌撞撞，之后就比较了解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就好像吃自助餐，表面上好像选择很多，吃来吃去你发现，一定是甜点在那桌，热菜在那一桌，冷菜在那一桌，有这么一个模式。好像你有很多欲望，但这些欲望还是脱离不了这个模式。这样我还是会不满足的，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满足呢？这时候你发现有一个人，他居然跟得上我的频率，我有时候想到什么，他真的同时就想到什么，有时候他会讲出一些让我很开心很开心的东西。我知道我真的想谈的恋爱，汤底名叫“智慧”。如果他没有智慧，即使长得很漂亮还是怎么，我知道，我一定还是会饥饿的。但如果他能够用他的智慧来喂饱我，我其实顶多吃吃零食。零食的意思就是，也许他不能每天变一个样子让我觉得“哇，真好”，那我可以用其他的途径。现在有网络，有很发达的满足我们现代人欲望的方式，其实也挺好的。我还是会到征友网站，拿一个篮子，觉得这个不错，那个样子也不错，放到篮子里，然后就丢掉了，不见得交往，因为后来发现，其实也是失落的经验比较多。

绘画/封零

田：那就是说，在爱情中，你觉得还是智慧是重要的，情欲就被弱化了。

林：我觉得这是个别的状况。对我来说是这样，不一定对大家都有效。你知道我和吴彦祖合作的时候，我跟他走在街上，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墨镜，因为他的眼睛实在承载不了那么多人对他欲望的投射。因为每个人看到他，眼睛突然之间讲出来的话，就好像是旁边那个爱人一辈子都没看过的。我就明白了。现代人要求越来越高，对，男同志很多都这样啊，外表都很重要的。

田：我觉得你也很帅啊。

林：但是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啊。你们的认同没有用，你们都是女生。男生都不是这么想的。我十次里面有八次半是失败的，然后有一次半呢，是我比较迁就一点的，然后就成功了。

田：没有。我觉得你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导演，优秀的导演都有职业病，就是追求完美。我觉得你可能是要求太高吧。

林：不不不，那不叫要求太高，那个叫贪心。

田：那现在还是这样么？

林：现在好多了。老了，所以好多了。

田：呵呵。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有魅力。我有个朋友说，大家都歌颂青春，其实青春特别傻，没啥好歌颂的，就是傻冲傻冲的。还是成熟一些，这个人有味道。

[三]

林：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

田：什么样的人会喜欢我？我没太想过，随便吧。

林：那你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你？

田：呃……比方说，特能咋呼的。我喜欢奇怪的人，就是非常怪非常奇特。

林：所以外表对你来讲不重要。

田：对，不重要。我喜欢独特的人……就是比较特立独行吧，不是很随众的。你比如说，牛仔裤刚火的时候，我们同学都买，一个礼拜所有人穿齐，一个月以后全都不穿了，那时候我就知道时髦的东西总是过时很快。随众、从众也是这样，只要这人特别大众，跟谁都挺好的，对我就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喜欢的人都是比较独特的。

林：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们聊城市情欲，城市就是很多很多的电波，每天在空气当中传来传去。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或是什么，我们的眼睛没那么发达，不会看得很远，不能聚焦或者扩散。但现在很多人走在街上，看、看、看、看，就会拿出手机悄悄拍一张，回去慢慢欣赏。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走在街上很累的一件事情是，你看到很多人，发出很多信号，但是别人都不回应，要赶紧闭上眼休息一下。

田：有时候爱情和欲望你分得清么？就像秦瘦鸥，他有段话写得挺棒的，说什么是欲望和爱情？就像理发店地上剪了很多头发丝，你能分得清哪些是你的吗？他说分清欲望和爱情是一样的难。爱情嘛，就是朝朝暮暮，你觉得你拥有他，他拥有你，再怎么怎么就接吻了，再怎么怎么就身体活动，然后就睡觉了。睡完觉之后，就又是这些事。你可能把这个当成了爱情，朝也思暮也想，整天想着怎么跟这个人在一块儿。但这可能不是爱情，是欲望。当热情退去了就发觉：“哎？这个人怎么什么毛病都有了？”这时候特别倒霉的是结婚了，两个人就恶吵。我觉得我的青春没有人教给我，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欲望，就一直摸索。

林：我教，我在学校教。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说的爱情其实是法国人说的L'amour，它其实已经有很多荷尔蒙在里面了，跟我们中国人说的爱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传统里的“爱”，其实不谈“欲”的部分，它就是包容，是一个很大的伦理的词，精神层次比较高。而我们今天讲的爱情，就是很荷尔蒙的。

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这个的呢？因为失恋太多了，我今天排所有的戏，了解所有的走位，对空间所有的概念都是从失恋来的。启发很大。所以我发现，要怎么来分辨爱情还是欲望，主要还是看你的需要。比如说，一个宅男，基本上不怎么出去，所以我需要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关在房子里面，好像两只狗，躺在火炉边，很快乐。有些人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喜欢去打猎，喜欢出去玩，那宅男只要不去喜欢一个爱玩的人，就觉得很安全。

田：好像我们一直挺痛苦的，打猎谁都喜欢，比如男性喜欢泡美女。我身边很多这样的朋友，一夜情的也在我身边发生过，以一个特别快的速度。

林：有多快呢？

田：一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咖啡厅聊天。中间有一男孩一个女孩，完全是陌生人。这个男孩跟我说，这个女生想绊我呢。我说，是么？他说，你等会帮我扛一下。我就跟那个女生使劲聊天，结果聊着聊着，他俩眼睛就互看对方，然后这男的就伸手掐了这女孩儿脸一下。我想，这我就算了，别扛了。我就拿了本写张艺谋的书，基本翻了一遍。因为那女孩是一个朋友托我照顾的，所以聚会散了我就带她回我家住，我想，他们俩应该没事了吧。过了一会儿，这女孩收拾好东西，跟我说“那个谁，老田，再见”。过了三个小时，给送回来了。

林：okay，我讲一个给你听，我在伦敦，跟很好的朋友住同一个房子，我住卧室，他住客厅。我去楼下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woo～”、那种很帅的人。我室友当时去游泳了，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和那个我刚才看见的‘woo～’的人一起回来。

这是免疫针，我打了好多这样的免疫针。我跟一个又高又壮又漂亮，任何人看他都是一个万人迷的朋友一起住了6年。所以你可以想想看我学得多强壮。

田：神经比较粗。我第二天问这个女孩，你为什么这样？我比较傻啊，问这个问题。她就笑话我，说没想到你如此传统，真是太可笑了。我觉得，我真是太可笑了。她解释一夜情，说我们就是以一个欲望的方式来解决，大家都快乐。如果我第二天再给这个男的打电话，这个男孩会拿着电话说：“这人怎么这么烦呢？”所以我们只限于此，不会有别的情感纠葛。这个我也见识了一下，也挺省事儿的。但是我不行，我起码得稍微了解一下这人吧，这人得有点儿意思才行。

林：所以，你不能发生那个在电光火石之间的……

田：电光火石是可以的，如果是电光火石的爱情。

林：我那个电光火石是肉体的比喻。

田：肉体的没有过。我比较注意人的眼睛。

林：那你还是可以不认识他，他的眼睛跟你讲到话啊。

田：我觉得是眼睛很重要吧。我到现在都没看到过任何人的身体吸引住我。

林：你真的没有试过跟陌生人……

田：跟不认识的没有。人生少了一份……不行，不行。

林：这个比较有意思了，我们来讨论下陌生人吧，就是stranger。

田：你有吗？你有吗？就这么一拉手就有感觉？而且也不看什么眼神啊，身体的电光火石的。

林：这就是为什么密码很重要，就是我刚刚说的所谓的1跟0，苹果跟香蕉其实就是这个。你跟陌生人在一起，如果突然之间发觉，你们根本不是一个星球的。那即便外表是对的，但是需求不一样，你就会退开。有的时候，你是个苹果的话，对方知道怎么去削皮，而且还削得蛮好的，那就继续削下去。如果他削得不对，那你干脆咬都不要他咬一口。所以，那个无言的沟通是很好玩的。

田：我听着挺有意思，因为里面有个度特别难掌握。比如说你是男生，追谁都没事儿，除非你天生性格羞涩。但是女生，如果是同性恋，比如那些很像小帅哥的小女生，直接开追我觉得没问题，她必须主动的。但如果说一个女生，很主动地扑向男生，男生会说这些女生“生扑”。这个话题我问过，我说：“你们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女孩真的去扑你们？”男孩都说“不喜欢”。

我在这里说的不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女孩当然有权利追求这个男孩。但是往往追男孩的女孩都是很失败的。

林：这就好像你问男生，你在床上是喜欢在上面还是在下面，绝大多数男生都会回答说在上面。但其实是他怕说喜欢在下面他没有面子。如果男生都喜欢追人不喜欢被人追，《射雕英雄传》不会那么红。大家不都喜欢黄蓉吗？

田：真的吗？我一直对这个问题不是很理解。

林：因为有时候你不能拿别人嘴巴里说的作准，你必须看他怎么做的。

田：你是不是个个例呢？

林：不是。很多男生是很不了解自己的你知道吗？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男生希望女生去了解他，但他又不希望表现在面子上。女生有时也需要装傻。所以男生说喜欢追女生只是在一个阶段。就好像下棋往往只有一个人在下，而另一个人就在那边稍微动一动棋子，那多没意思。所以没有绝对的。

[四]

田：那你在搞情感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凭直觉的？

林：我现在很久没有搞了。你越明白的时候越失去了实验的兴趣。以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现在不再那么觉得了。因为我现在觉得，大家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通信说：“大家喜欢什么什么”，我就说，不是大家喜欢什么什么，是大家被告知他们喜欢什么，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喜欢什么。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就没那么容易喜欢一个人了，因为我以前每见到一个人，都觉得他很特别，现在我觉得，起码在香港，聊聊天，他讲到第三句或是第五句，我就差不多知道他往下会说些什么，这就会让我失去对他的兴趣。

田：那你太灵了。

林：不是我灵，是他们太笨了。他们常常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好像我很特别，其实我一点也不特别，我很讨厌自己，现在才慢慢好一些。不讨厌自己的人不会那么热烈地追求恋爱啊。那些非常喜欢自己的人是不需要恋爱的。一个很快乐很自信的人也不需要谈恋爱。恋爱就是，你自己是一块有裂缝的镜子，你一直在找一个补镜子的人。

田：那你要是遇到一个追你的人，也不是很优秀，你会不会就想，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追你？

林：我还没有讨厌自己到那个程度。但是我明白你讲的，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是初期，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是问一块镜子，你到底反照了我的什么。我觉得，光靠外表，或者光靠看得见的条件来判断的人，其实都是不自信所带来的一些困惑。

田：你是一个自信的人么？

林：我是本着不怕得罪人的心态来生活的人，我不知道那个叫不叫自信，我尽量讲真话。我的一个朋友在香港一所大学当老师，他今天发一个很简单的信息给我，说香港的大学生都不敢讲真话，他们知道你想听什么，就讲什么，他就很生气。那我就告诉他，快点去印一件T-shirt，放“I dare to speak the truth”（我敢说真话）在身上。

我们做创作，其实很大部分就是文化的回应。回应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批评，如果你没有能力看到什么是需要解构与批评的，那你就不会创作了，那批评的意思就是讲真话。这个一定不容易，那就必须要有一点信心。创作人很少会完全没有自信，所以我看许鞍华导演，她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做啊，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我常常说，你在装吗？谦虚吗？所以在这方面我倒还好。你累了么？

田：没有，我在思考，这个有点意思，自信是很有力量感的。你比如说，我在情感方面特别自信。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个别，人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我，我是模棱两可型。这个人你说把她当男的看吧，不对，她性别是女的，你要把她当女的看吧，好像也有点问题。这种人没法整，合作的全是哥们，全是男生啊。有一个哥们特别逗，有一次泛舟下着小雨，我第一次听男生那么深情和热诚地跟我说：“老田，你挺牛逼的，真的你挺牛逼的，你也别结婚，你这结婚就毁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真的，以后我有孩子，我可以给你，我给你养着，你也别结婚了，咱俩还得干事呢。”其实我挺震动也挺感动的。

林：你这个故事我听了也挺感动的。这就证明一个问题，男生有很多模糊情欲的地带是他们不认知的。那天也许湖水、泛舟、环境有一些催情的作用，但是有一点，我现在比较相信，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同性恋，或是异性恋，只是每个人生下来之后，社会怎么配合他的基因。

所以我觉得人最好玩的是能动情。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欲，情可以促使欲的出现或是发生，欲也可以生情，但是我们的文化好像把情和欲分得很清楚。但还是两个东西在一块是最有意思的。

田：对，我那时侯看过一部电影，讲毕加索和他的情人。他后来特别喜欢一个女的，这个女的说我要回我娘家，他说不行你不能走，你得跟这儿摔泥。这个女的很愉快地在他的工作室摔了俩礼拜泥。后来时间久了，她为毕加索生了两个孩子，过得也挺差的，热情全部没有了。她说毕加索，我要回娘家。开始以泪洗面，毕加索说，你原来很爱笑的，现在怎么总是哭啊？这女的说，哭是我的正常反应，我也会不高兴啊。然后毕加索就开始哭，在二楼半，蹲在墙角哭。那么大年级了，还跟个孩子一样，说你不要走不要走。这女的说，不行我还要走。看完这个电影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人喜欢毕加索的时候跟她要离开的时候，毕加索表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男人没有变化，她就是哭啊，笑啊，耍赖啊，不让她走啊，自私啊，没有任何变化。这个女的看到这个，荷尔蒙起来了，她完全看不到这个男性任何一个缺点。等时间久了，生了孩子，生活过得很平凡，他也不再是个大师，就是一个平庸的老头，这个女的就全部爆发了。这个片子明明是站在同情女性的立场上，可是我看着触动很大。我觉得女孩子热情起来实在是太障眼了，太愚蠢了。这个是得罪女性朋友。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对爱情不是很乐观，就觉得这些都是虚幻的梦境，自己做梦，演进去了。我是一个导演，经常和演员合作，但我发现生活里面很多人都有表演的欲望，这些欲望都是天赋的，不自知的，整个给自己演进去了。等这个梦稍微有些醒了，就有点儿失落。

林：那我讲一点反话吧，我现在跟我朋友10年了。

田：你们俩是亲情了。

林：也有啦。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坐飞机，如果飞机出事我一定这样挡在他前面。有朋友问我，你说什么是爱情？我说你坐出租车，如果突然有个车过来，你就这样挡过去。不是说你会帮他买一个什么东西，不是。

田：爱情慢慢地变成亲情了，你们变成亲人了，这种关系就能长久了。那么所以就是亲情。

林：但是这个东西很有趣。如果你说有性才是爱情，没有性就是亲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会有变化的。它可以这个阶段没有，但搞不好有时候，你对他的欲望，可能会有第二阶段，或许是第三阶段。

田：我觉得这特喜欢谁，特想跟谁睡啊，这一定是情人关系。但两人最后把情人关系转化成哥们关系，除了睡之外还特别有的聊，那“聊”倒是成了很重要的事，这可以发展成家庭。因为老了，什么也干不了了，一定不以肉体为最高的，就剩下聊了。议论了大家还特高兴。我觉得这就叫白头偕老。

林：其实性这个东西，它真的和陌生很有关系。陌生才会有新鲜感，才会刺激。你都很熟了，就好像煮饭每天都煮同一个菜色，或说差不多那几个菜。

田：这必须得是哥们，只有哥们才会最终走向家庭。所以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没办法挽救，还是得情欲，还是得欲望。

林：我是觉得说，二十几岁就经历二十几岁的事情，三十几岁就经历三十几岁的事情，如此类推吧。

田：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结婚这事儿就得想想了。

林：结婚就是下棋嘛，你还是要找一个对手的。你能够跟一个完全对舞台艺术，表演艺术，佛教，统统不懂或是没兴趣的人在一起么？

田：嗯……不会吧，不会。要是发展成亲密关系在一起生活，可能不行。

林：他只是不是艺术家，他是建筑师，他是医生。

田：那也得把他培养了。

林：那你还是个1号，你还是。

[五]

林：如果你下部或者再下部舞台剧要表达一个很性感或是很情欲的主题，你会怎么做？

田：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做一部很残酷很热烈的戏。我之前在韩国做了两个戏，演员特棒，说脱就脱说整就整，女演员都挺热烈的。但到了中国，你比如说演员，即便政府开禁，但演员在表演上的能力，在沟通上会费很多力气。还有一点就是主题，我现在很想有年轻作家出现，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把都市情感做得很棒。看完以后你觉得这个戏，从视觉、编剧到情感都挺震撼，这种都市情感的戏我喜欢。要没有的话我就不做都市了。我知道你在做，而且你的戏也挺平和，但我看完就感觉到了办公的一种情欲，办公室里就这样每天刻板地生活，除了权利的攀附，人物关系之间那种特别微妙的性感，我觉得很有意思。

林：我觉得城市里的人，就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每时每刻每秒都不自觉地在找做爱的角落。人对两个东西最感兴趣：爱跟死亡。我其实觉得，压抑，是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吧。它就是将人对性的压抑，变成一种臭鸡蛋。明明已经坏掉了，还把它当成一个咸鸭蛋，好臭好臭，但他吃得很乐。

那城市里到底有没有正面的情欲呢？我觉得不是没有，其实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情欲，都没有被正面的描述。我举个例子，三个人的恋爱，四个人的恋爱，这个感情也是很健康的，这跟传统的一夫一妻会很不搭。但你会发现说，三个人其实蛮乐的，四个人其实也不错。这种东西就很多时候不会被赞美就对了。但是如果我们能提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有没有成功的三个人的关系？有没有成功的四个人的关系？

田：你认为三个人的关系会成功么？

林：我认为会的，八个人都能成功的。

田：是吗，这是戏吧？我朋友就遇到这样尴尬的例子，她是双性恋，有一男朋友，有一女朋友。戏里面，尤其是喜剧，可以用善意的方式解决，但生活中这种问题还是挺拧巴的。

林：那如果三个人彼此都很欣赏呢？

田：每个人都有独占欲吧，那个给勾起来的时候还是挺难弄的吧。

林：当你喜欢那个人，其实没有必要去独占他或者独占任何东西。

田：那这个人得特别重要，这个人得有这个能力。

林：所以我们要排一出戏证明有这样的人存在。因为情欲哦，很多情况下它都代表着一种绝望，一种悲观，好像不能有一个很开阔的出口。好像一直想说，他始终是会离开你的，他始终会爱上别人，这还是在迎合我们的不安全感。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不可能的，那会不会很多有可能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在追求？我觉得，其实三个人的关系最美妙的是，如果有两个人在吵架的话，总有个人可以在中间，持平。

田：我的朋友屡试屡败，她老想仨人生活，十年了没成功过。要不就主导这事的那人……

林：不行不行，不能有主导，一有主导就变成《金瓶梅》了。他只是有些妻跟妾，《红玫瑰和白玫瑰》，不能有主导的。

田：那这几个人都得特民主才行。那很理想啊。

林：我们还是得有理想嘛，不然太现实了。

后村女人的性

文/李银河

中国农村女性的性状况到底是怎样？

社会学家李银河对华北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

[一]

在性的领域，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是女性的性权利问题。在女性享受性权利方面，男权制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法国学者伊丽加瑞是女性主义中最早关注性问题的学者之一，她说，女性性欲的特殊性还从未被承认过。

波伏瓦出：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女人对性快感的要求也仍会让男性感到愤怒。一位学者在论述女性性高潮的文章中说：一个正常的、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没有性高潮。性感受区是人为的、非自然的，它们是堕落的标志；它们的产生是无益于健康的、愚蠢的，因为女人因此会变成贪婪的、和以前不一样的怪物，有了犯罪能力等等。

就连女性的性器官都会被认为是讨厌的、肮脏的、可耻的。许多女性对于自身的性欲如果不是过于无知，便是过于窘迫。仅仅谈性便很窘迫，更不要说做了。根据一项近期的调查，中国女性竟然有26%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近80%不知道阴蒂在哪里。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与西方女性中只有10%从未经历过性高潮的情形相比，地域与文化居然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真不可思议。

波伏瓦指出，至今人们仍然同意做爱是为男人提供的一种服务。他获得他的快感，所以他应付给她一定的报酬。女人的身体是他购置的某种物品；而对于她，他是资本，她有权利用。她有权接受赡养，传统道德甚至也鼓励她这样做。

这种观念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女性的性仅仅是为了男性服务，而不是双方共同享受性的快乐；还表现为女性只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性活动，而不会主动地寻求性活动。调查结果证实，女性认为性只是为了满足对方的人数大大多于男性，而女性主动向对方表示性要求的人数则大大少于男性。

统计资料表明，农村妇女是在城乡和男女两个维度中性活动中最被动的一群。在农村，性活动的首要功能当然是生育。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农村妇女的生活模式被动地改变了：过去是根据家庭经济能力和个人生理能力，能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特别是一定要生男孩，多生男孩。现在，从规则上说，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虽然计划生育的直接目的是控制人口出生过多，但是它的一个副作用是改变了所有农村妇女的生活：除了生养两个孩子，可以用她们的生命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作为计划生育另一个没有预期的后果，它改变了人们性活动的意义：在生育的意义之外，增加了快乐的意义，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这一改变对农村性文化与性观念的影响不容低估。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女人从被动地接受男人性要求、为男人的性要求服务，转变成为男女两性相互的性要求和相互的满足。卢宾曾将男权制下的女性性欲归结为：“为有利于这样一种制度的顺利和持续进行，女人对于她想跟谁谁就最好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注意。从制度的立场看，更可取的女性性欲是对其他人的欲望做出反应的那种，而不是主动地渴望和追求。”

后村女人们的性生活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男权的，被动的，为男人服务的，另一类是男女平权的，相互服务的，快乐的。

传统男权的夫妻关系中性方面还有不少表现，尤其是性暴力：

45岁的来遭遇过性暴力，后果相当严重，她说：

我对这个事没嘛（什么）感觉，也不喜欢。丈夫光要求，不能拒绝，拒绝就挨打。他从小没有爸爸，脾气很暴，说干嘛都得依着他，要是不依着，马上就打。有一回我身上不方便，他要，我不同意，他就打，打得我的牙都掉了一个，满嘴是血。（张开嘴）你看这边，牙窟窿还有呢！

37岁的爱的性关系是男权模式，她说：

没嘛（什么）感觉。不能拒绝，丈夫脾气坏，如果拒绝就打。

秀的性生活虽然质量还不算太差，但是决不能拒绝丈夫的性要求。她说：

几天有一次。有过高潮。主动要过。没拒绝过——不敢拒绝啊，要是拒绝他肯定会打我。

菊的性生活很不快乐，有住房紧张的原因，也有丈夫男权的原因。她说：

那时候没有感觉。年轻懂嘛（什么）？和婆婆住同一套房子，婆婆住隔壁。俺像死狗一样不动，也不吱声。十年后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有感觉。拒绝过，被打了几巴掌。打哭了，哭了只好同意。后来就不敢拒绝了。现在有感觉了，人也老了。

38岁的世说：

我没有主动过，也不可以拒绝丈夫的要求。

37岁的星从来不了解性高潮，但是女人在一起时在快感问题上的确是有交流的：

这个怎么说啊，怪不好意思的。我只是觉得纳闷，有时候几个老娘们儿（已婚妇女）坐到一块，也说到那个。她们说那个感觉多么多么好。谁知道呢，俺反正不知道有嘛（什么）好。没感觉。

有的女人对性相当反感，觉得“丢人”。33岁的生对我的调查员说：

别问了！这么丢人的事，各家还不差不多啊。你是大学生，你好意思问；俺是农民，俺可不好意思说。

从性生活怎样、频率如何、是否有过性高潮、有没有主动要求过性生活、可不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这些问题上看，男女平权的性关系在后村已经出现，大都在年轻一代的村民中：

学（29岁）：性生活适当，有过性高潮，没有主动提出过性生活，但是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

洪（22岁）：性生活好，一周两次，有高潮，有过主动提出性要求，可以拒绝他的性要求。

海（26岁）：性生活很好，有主动要求过，可以拒绝他的要求。

连（44岁）：稳定，一周两次，有过性高潮，有过主动要求，特殊情况下拒绝过丈夫的要求。

树（45岁）：有过高潮，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感觉过“好”。也可拒绝丈夫，不方便的时候。

灯（30岁）：平时他不在家。过年他回家时，才在一起。有过高潮。可以主动地要求。一般不拒绝他。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天在一起。

44岁的中自称“老太太”（在后村，凡已婚女子无论老少，称为“老太太”、“老娘们儿”。——作者注），问她性的感觉，她说：

还行吧，年轻的十八九的闺女，让人拉拉手，都觉得怪好的。现在俺们这老太太们，老了，还能有嘛感觉？

[二]

调查还问及了后村女人的婚前贞节观念，问到了她们初次性行为是多大年龄，感觉如何。绝大多数被问到的女人没有过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但是，在最年轻的女人中开始出现婚前性行为。对处女贞节的坚持随时代远去，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坚定了。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这样谈到过贞节的问题：“因为贞节也许只是什么团体、组织为了不知什么理由而发明的一种偶像，但是贞节在那个时候，甚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而且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包住，若想隔开把它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就需要绝大、难得的勇气。”这也是在后村调查中的印象：婚前贞节似乎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和约束力。

根据资料，有七成左右的农村女性仍然认为贞操比生命还重要，只有三成上下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她们可能只是觉得跟生命相比，贞操重要性略低些，不见得不赞成婚前保持贞节的价值。最值得注意到是，这种观念从60岁到20岁的女人，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和变化。这一点让人觉得非常可悲。因为生命和贞操及其他个人品质相比，无疑是更加重要的价值，这是任何少有现代理性的人都会作出的判断。而有七成的农村妇女竟然认为贞操比生命还重要，令人感到传统社会的贞节牌坊不只是作为实物矗立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而且已经作为精神渗透到了传统中国女人的血液之中。

在后村，大多数女人正是这样做的，她们保持了婚前的贞节，而且认为当然应当这样做，不能想象其他的做法。还是有少数女人是在婚前就发生了性行为的，她们大都比较年轻。

在后村，婚前贞节仍然是一个被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一旦违背，会造成人们的坏印象，带来不利后果。31岁的深，丈夫有4个姐姐，大姐远嫁他乡，四姐眼有残疾，另两个姐姐在少女时代即与有妇之夫有染，家风不好，导致丈夫二十大几娶不到媳妇。阎云翔所描述的东北村庄中“先有后嫁”的情况在后村还是比较少见的，个中原因恐怕还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在东北农村，男权制传统保留得比华北农村要少，在婚前贞节观念的灌输和渗透上，中原地区也比东北地区更加源远流长。

在贞节规范问题上，女性主义者麦金农的疑惑在于：男性有权多妻或不忠诚，而妇女却被要求忠诚；这样的事实使人疑惑妇女究竟从这种重新安排中赢得了什么。她认为，断言频繁多变的性交对妇女而言一定意味着羞耻和压迫，并不能解释一个本来如此的社会的起源。结果被表述为原因。对社会变化的解释是：贞节的妇女需要丈夫（不贞节的妇女或许正在和不忠诚的丈夫交往），男人却随时准备着迎接“事实上的群婚所带来的愉悦”。[1]

在众多女性主义的理论中，最值得注意到是关于什么是“自然”的讨论。有很多一般人看似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则其实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比如关于女人“自然”守贞、男人“自然”花心的说法。如果没有社会规则和习俗的塑造和压抑，也许女人会像男人一样的花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套用波伏瓦名言式的句式：贞节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村里有一些女人的初次性行为是与其他女人不大一样的。荣是因为跟丈夫感情不好而一再拖延和丈夫同床的：

婚后三个多月才有第一次。因为当时不愿意嫁给他。感觉挺伤心。哭了一夜。

树则是因为换亲，对丈夫没好感，心里觉得委屈，一开始不愿意跟丈夫过性生活，她说：

第一次是19岁吧。有嘛（什么）说的呀，你这是问起来了。光记得结婚以后，过了好几天，才在一起。又赶上换亲，反正觉得挺委屈的，感觉被他欺负了，就自己哭，不说话。他吓坏了，给我擦眼泪，叫我“妹妹”。我想起俺哥也这样对他妹妹，就不哭了。

灯也是因为感情问题，一开始对性生活有抵触情绪，她对这个问题先是不回答，沉默许久后说：

俺俩没嘛（什么）感情。结婚前，他喜欢过他初中的一个同学，人家考上师范类，毕业又分到乡中学教书，非农业有工资，人家看不上他这个农民。他心里委屈。和我订婚也是家里逼着他去的。结婚过后好长时间，俺俩一直分居。后来公公病了，他不在家，是我伺候的。他回来时，俺们才在一起。就那样吧。农村人结婚前都没感情基础，结婚后现培养，想培养成嘛（什么）样就培养成嘛（什么）样，想培养多深就培养多深。

绘画/岑骏

[三]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生活在一种禁欲主义的社会气氛中，人们对性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是比较艰难的。农村女性是如何获取性知识的？她们如何理解性行为？在对待性话题和性禁忌时，她们与男性的态度是否相同？她们是否遭遇过性侵犯？在观念保守、信息闭塞的农村，是否存在非主流的性现象（比如同性恋）？

在对性事的了解方面，农村孩子虽然信息渠道较城市孩子少，但并不比城市孩子了解得晚，了解得少。这是因为，几乎所有被访问到的后村女人，童年甚至少年时期都还和父母同睡一个大土炕。而这个给整个家庭带来温暖的大炕，就成为农村成年人完成性事和青少年了解性事的所在。

全家人同睡一个大土炕（少数是大床）的现象很普遍，这既和住房缺少有关，更和农村冬季取暖方式有关。冬天到来，一般家庭家里只生一个煤炉，做饭要靠这只炉子，冬季取暖也主要靠它。煤炉有一条烟道与一墙之隔的土炕相连，热气从煤炉出来，在土炕抗体中的暗道中回旋一圈，再经由墙体中的烟囱排到室外。一般一个核心家庭，冬季只有一个热炕，这个家庭自然而然的睡在一起。但被褥是有区别的：一般父母共用一条被子，子女（不分性别）共用一条被子。

孩子半夜醒来，偶尔会撞见父母夜间的“活动”，父母间不同于白日的声音或者奇怪的动作，给孩子一些朦胧而新奇的印象。这些印象，多多少少会使孩子联想到神秘的性事，而这些印象和信息，会很快在与同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得以交流。通过交流，孩子们验证并深化了自己最初的猜测。

所以许多农村女孩虽然不明白性是什么，但很早就知道，在夫妻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仪式。这种仪式和生育有关，并且是隐秘的、见不得人的，但人们又乐此不疲地进行夜间活动。而她们对性知识的了解，正是通过夜间的发现和同侪们的交流、模仿获取的。

村妇燕，31岁，在了解到我们的调查情况后，她很认真地说起小时候和同伴们最爱玩的“过家家”游戏，她说：

玩过家家时，我们就是模仿大人们的行动。男孩当爸爸，女孩当妈妈。衣服里装进一整块砖，然后取出来，就说“生孩子”了。还有的时候，在场（指打麦场）里玩，有时候就到麦秸垛上玩，六七岁的男女小孩，一会儿男孩子把女孩压在身下，一会儿女孩把男孩压在身下。其实，只是模仿大人的姿势，不知道大人们究竟干了嘛（什么）事。小孩子们就是好奇这事，虽然谁压谁一会儿，没带来嘛（什么）好事，就是干这个事本身，让小孩子们心里很刺激、新鲜。

在后村，20岁以上的女子，几乎无一例外地童年与父母（或祖父母）同睡大炕，只有到一定年龄（一般是10～12岁），才自己独居一室，或者与同辈的姐妹、兄弟同睡一室。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供给宽裕的家庭陆续安装了土暖气，女孩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年龄提前了几岁，但与长辈同睡大炕仍是童年必经的一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到现象是，女孩往往比男孩提前两三年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经历，女孩比男孩早熟可能是原因之一。

农妇英说到她在少年时代最害怕的事情：

我们全家人睡在一张床上，我小时候看的书多，了解精子、卵子的事，我那时候最害怕的是，爸爸或者哥哥的精子会顺着被子爬到我身上，害怕它们钻进我肚子里。

后村人谈及性事，一般会顾忌女孩在场，但却忽略男孩。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后村学龄前的男孩，夏天几乎都是光屁股的，而女孩从出生就得至少穿个短裤。几乎每位妇女都有过拿自家和邻居家小男孩生殖器开玩笑的经历，但没有人对自家和邻居家女孩的生殖器官开玩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女孩的家人会非常生气，会骂街，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在西方基督伦理框架下，性总是正确和错误、正常和反常、善行和罪恶等评价联系在一起，性总是和罪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农村，性却处于一个混沌自然的状态，它一般只同人品的高尚卑下、正派下流有关，人们对性的看法往往同羞耻感联系在一起。

性及性事，如果男孩了解得多，大人们会怀着善意甚至窃喜的心理呵斥这个男孩“真坏”，但并不影响大人们对男孩的印象，反而会高兴地认为，这个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同样年龄的女孩对性或性事了解得多一些，那么大人们会吓得变色，认为这个女孩思想不健康，并马上产生“作风不好”的联想。如果是自家女儿如此，父母会大骂她，并勒令她以后必须远离这些想法；如果是村里别人家女儿如此，就极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女孩未来的婚嫁，除非这女孩考上大学，远离后村，到城市中去生活。

村里的时尚女人永，回忆起自己何时变得与身边的人不同时是这样说的：

上初三时，发下课本，有《生理卫生》，我正翻着看，同桌大呼小叫地说，你看这个干吗，听说那书上讲小孩是怎么变出来的，还讲小孩在妈妈肚子里怎么长的——可真恶心死了！你怎么看这个！我一听她说这个就来气。我傻，坐在教室里看，她们聪明，嘴里说不看，背后比谁看得也多。

农妇军在提到自己少年时的一个同伴时，念念不忘这样一件事：

上小学时，邻居家的姐姐，大我一岁，在一起上学，我们常在一起玩，有天大人不让我和她玩了。因为大人们听说，那个姐姐有一次穿裙子，里面没有穿裤衩。人们认为她作风不好，也不让我跟她玩了，怕跟着学坏。（那个姐姐当时十二三岁。——作者注）

在这种男女双重标准的熏陶下，农村人认为，男孩是“皮实”的，不易受坏影响的，可以早些了解性事，而女孩是易受坏影响的，不该了解性事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村女孩了解性事的过程要比同龄的男孩更为隐蔽，性事对她们来讲自然也成为具有更多神秘色彩的禁忌话题。

[四]

按照几率，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人群，就应当由一些性倾向异常的人存在。后村的女人里也有几位女同性恋者（自己认同女性，喜欢女性）或女易性者（自己认同男性，喜欢女性）。

一位是很T（女同性恋中的男角）很“锃”（方言，指有勇无谋、行动冒失的楞头青）的萍，萍的情形兼具同性恋和易性特质。

萍姓王，在村里算是大户。她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就是那种很中性的女孩，短短的头发，身材矮胖，皮肤黑，性格偏执。小学五年级时，她到邻村读小学，认识了班主任琪。

琪那时三十来岁，性格爽快，身材高挑，教了萍两年。在萍到乡政府驻地读初中时，琪被借调到乡政府做干部。

琪开始收到萍的信。每封信都不称呼“老师”，而是称呼她“姐姐”，字里行间是思念、想念。琪读信时面目尴尬，她的同事们就抢过信，大声念，内容多是：“姐姐，我想你啊。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在乡政府前面摆个小摊卖东西，这样可以天天看到你。”“今天晚上我又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你家附近徘徊，我多么希望你能恰好出门，能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每天放了学，同学们都飞奔回家，只有我孤独地在路上，我骑车总是很慢很慢，多么希望你也下班回家，我们可以同路一会儿……”在同事的爆笑中，琪只好红着脸解释这是个女学生写的。琪不断地收到这些信，以致她不得不到学校，找到萍的班主任，委婉劝说萍“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琪也曾很纳闷地问萍：“你想见我，都到我家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萍低着头不说话。而让琪最不舒服，最不理解的是，每次站在琪面前，萍就站不稳，身体总是无意识地扭来扭曲。

琪把困惑讲给几个人听，这些人当笑话说给许多人。萍减少了对琪的纠缠。她的成绩越来越差。上初二时，学校来了个女实习老师，虽然长得很丑，但歌唱得很好。那时快开亚运会了，大家一起唱《亚洲雄风》，学校里还要举行歌咏比赛。萍也喜欢唱歌，她学得最快。那时候，她下了课常和这位老师一起练习唱歌，也教同学们唱。不久，女实习老师任务结束回校。萍失落了很长时间，还给女老师写了许多信，但一封也没有寄出。

萍在初三那年辍学回村。19岁时嫁到离村很远的外乡。但同年，她把后村的另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孩，介绍到了那个村，两人在那个村里做起了邻居。

据村里人讲，她们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两人的老公外出打工时，萍就下地干两家的活，而那个女伴，就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两家的孩子。

有丈夫和这位女伴在身边，萍不会干家务活，至今不会蒸馒头，不会纳鞋底，而这些是农村女人必须学会的基本技能。她丈夫曾经到后村对丈母娘抱怨：“平时也不知道她把换下来的脏衣服藏刀哪里，我一洗衣服，她就抱出一大堆来让我洗！”

村里人们用“锃”来形容萍。因为，萍有力气，有胆量，大大咧咧，她现在市场开着拖拉机，拉着一满车石油气罐，像男人一样到周边的村里吆喝换气做买卖。

还有一位女同性恋者——孤独“楞怪”（方言，指又大又笨的大块头）的春。春姓周，周家的女孩在村里表现平常，不受重视，但她却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因为春大概是后村有史以来长得最高的女人了，据说她身高1米8，体型瘦高，胸部平平。人们纳闷她怎么长得这么“楞怪”。她性情孤僻，极少与人来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春到了婚嫁年龄，但是她那过高的身躯，怪异的举止，让人们畏惧。后村女孩多在十八九岁订婚，20岁结婚。春到了二十四五也没找到婆家。更让人们奇怪的是，春根本不想找婆家。她说她接受不了男人。人们认为春不是有毛病，而是作风不正——没有试过男人，怎么知道接受不了男人？看来她肯定是试过，所以才这么讲。

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她，家人也时常对她打骂，她就搬到村边的砖窑住，砖窑是她的一个堂兄开的，荒废了多年。春就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好几年。直到27岁左右，她终于嫁了出去，男人身高仅1米6。村里人形容：春伸开胳膊，她男人挺直腰板能从她腋下走过去。

春嫁到婆家不久，就当起了“神妈妈”（即通灵的巫婆），并且专看妇女病。她看了许多妇女隐秘处的病，但时常听说有病人把她赶出家门。

春不足30岁时，后村热播着一个消息：春上吊死了。

再过几年，绝大多数村民就把春淡忘了。

这个凄婉的农村同性恋女孩的人生就像一朵只有一季生命的花朵，匆匆地开放，然后悄然凋谢。像这样无声无息凋谢的生命之花还有多少呢？它像一首悲伤的无调的歌曲，又像一声深深的叹息，是对社会监控个人行为、个人快乐的一个无声的抗议。

福柯对18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性控制机制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机制包括四种话语：赋予儿童性的特征；将女人的身体性征化；对生殖加以控制；对不规则性行为进行精神病理化。这些话语通过教育、医学、人口统计和经济学得到贯彻，以国家机构为后盾和支撑物，尤其将目光瞄准家庭。它们的作用是将这些形象和知识模式散布和“植播”到个人、家庭和机构中。福柯认为，这一机制使性不仅成为老百姓所关心的事，而且也成为国家关心的事；更准确地说，性变成了一件需要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接受监督的事。在这一严密的监督之下，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将感到无形的压迫，最终窒息。而一个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是具有多元价值观的、宽容、仁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丰富的充满差异的人性将得到自由伸展的空间，禀性各异的人们将能够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在这样的社会中，萍和春这样的人才能拥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权利，得到自我的完全实现。

[1] 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女性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关锦鹏：拍女人戏的男同志

采访/郭玉洁

关锦鹏第一次导演的昆曲，就是一部女同性恋戏。

两个女人可以相爱，但是这样的故事通常被遮蔽在历史的后台。偶尔透过重重帘幕，看到景象如凄艳鬼影，暧昧而不真实。

今年5月在北京上演的昆曲《怜香伴》，帘幕突然拉开，灯光敞亮，表达直接，令人难以置信。剧院几乎坐满，难以揣测的观众们，在台上两个女人重逢、互表衷情的环节，开始鼓掌。导演关锦鹏站在后台，心有窃喜。

《怜香伴》来自300多年前，一个浪荡人李渔的作品，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唯一一部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作品。故事讲的是一个有夫之妇崔笺云，偶遇深闺小姐曹语花，二人因闻香赋诗而产生超越友谊的情感，誓为夫妻。为了能长久在一起，崔笺云谋划要自己的丈夫迎娶曹小姐为妻。听起来像男人妻妾同堂的性幻想——这的确也源于李渔的生活。但是，换一个角度，这或许是那个年代女人面对生活时最真实的智慧，和作家能付出的最大理解。

关锦鹏在2009年底接到《怜香伴》制作人王翔邀约的时候，有一点犹豫。他很清楚，这一邀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同志”的身份，早已“出柜”（即同性恋者表明自己的身份）的他，并不避讳，却有点担心被过度炒作。另外，他可以驾驭昆曲的舞台吗？他想起年幼时在电视上看的粤语长片，妈妈打开收音机就听到的南音，这些戏曲伴随他的成长，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创作，可是昆曲那种婉转、优雅，是外在于他的身体的。如果连唱词都听不懂，怎么执导整出剧？

当时，《怜香伴》排演已半，却几乎搁浅。制作人王翔，是整出剧的投资人，也是品质控制者。1989年，王翔离开执教的大学，开始吃文化商业这口饭。他从迷恋古典音乐开始进口唱片，后来引进版权，创立品牌“普罗艺术”。网络兴起后，唱片业一路萧条。2006年，王翔无意中看到昆曲《牡丹亭》。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一代人，对于传统戏曲原本不屑一顾，那个夏天王翔却被迷住了。他回家查阅资料，才发现昆曲背后蕴含的传统力量。而从市场来看，当时白先勇携青春版《牡丹亭》几年巡演下来，已经将昆曲普及至都市年轻人。同时，那年于丹、易中天走红，“中国崛起”，使得传统文化成为一笔好生意。

南新仓位于北京东四十条桥西南角，是明代永乐年间建成的储存粮食的官方仓库，一度沦落为北京市百货批发站的仓库。王翔租下其中两间仓库，重新装修，命名为“皇家粮仓”，并从苏州昆曲院请来演员，由林兆华做导演，昆曲名演员汪世瑜做艺术指导，宣传语为：在600年的皇家粮仓看600年的昆曲。

进入皇家粮仓，一侧密集摆放了“普罗艺术”的唱片，其余满目都是条案、鱼池、放大的鸟笼……每天在这里演出的昆曲《牡丹亭》，是另一个中国元素。来这里观看演出，票价580以上，多为商务宴请。仅有60个座位的剧场，常常坐满，单看这里，几乎以为如今就是“太平盛世”。王翔对于社会心理、市场需求与创作美学之间的联系，已经有了非常准确的把握。在《怜香伴》的结尾，由皇帝为三人赐婚，与全剧缠绵、优美的风格很难衔接，但是王翔说，他就是想要这样的场面——富足、华丽。在采访中，他的电话不停响起，接电话之前，他很熟练地关掉面前的录音笔，电话结束，再自行打开。

借着厅堂版《牡丹亭》的成功，王翔看到了《怜香伴》的剧本。他非常惊讶，三百年前，居然有这样的作品。同时，他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题材可能蕴涵的商业价值。他把李渔原作的36出，压缩到10出，去除枝蔓，保留了完整的感情戏，并延请林兆华、汪世瑜，共同搭建剧组。由于操作“同性恋”题材，请来昆曲业外人士——服装设计郭培、顾问李银河，商业元素都相当清晰——王翔备受“炒作”的争议，但是他对于剧本，的确有着极好的鉴赏力，对于同性情感，也毫无遮掩，大胆呈现。

可是排到一半，林兆华担心同性恋题材会使他的名誉受损，退出了剧组。这时，王翔通过朋友认识了关锦鹏。

关锦鹏在犹豫的时候，看到了汪世瑜的一段演出录像。这位当世“巾生魁首”，生活中是一个貌不惊人、笑眯眯的小老头，但是在舞台上光彩照人，自身的天赋之外，他携带的是昆曲六百年的经典程式。在这些年昆曲的继承与发展中，和很多前辈演员不同，他心态开放、不固守成规。关锦鹏由此相信，这是一出认真的剧，也在朋友的建议下，将此行低调定义为“向汪老师学习”。

对我来说，和香港、台湾人谈话，总是比大陆人容易得多。他们更少的防备，更多的讨论。关锦鹏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斯文体谅，他提及自己曾对张曼玉、梅艳芳说，其实我比你们更女人。他擅长捉摸人物细微的心理，也就是“抠戏”，他认为，帮助演员研磨感情，使之更丰富细腻，是他带给《怜香伴》最重要的贡献，而这出戏给他最大的启发是，即使不能摇旗呐喊，总要为“同志”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而无论中国的禁忌有多少，只要寻找，总是有空间和方法的。

[一]

《单向街》：听说你开始很犹豫要不要接这部《怜香伴》，当时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关锦鹏：其实差不多有十年前，我做过一个舞台剧，是广东大戏。为什么那时候我敢去接一个广东大戏，而去年年底王翔找我的时候，我反而犹豫了？是因为广东大戏对我来讲……小时候夜里做完功课打开电视，永远是那种粤语长片，穿古装，有唱有念，我看着都津津有味。印象当中，我七八岁看完《帝女花》，在亲友、家人的喜筵上，会琅琅上口地唱整条《香夭》，就是长平公主和驸马殉情那一段，还会做手势。

所以我觉得，广东大戏好像是跟我长大的。我做电影之后，比如说《胭脂扣》一开场的南音，那是小时候我妈妈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走在市场，陪妈妈买菜的时候也可以听到，所以它离我很近。昆曲是长大以后才有机会认识，昆曲很美，的确比广东大戏美，但是你要我真的参与进来，那种形式，那种舒缓的东西对我来讲，跟广东大戏，哪怕跟京剧是相差很远的，所以犹豫了好一阵子。

连我作为观众，在香港第一次看昆曲，是《长生殿》，我记得真的看到打瞌睡。这一趟不光要听，要看，作为一个导演，你怎么去消化它？开始排练的时候，拿掉剧本，我是不行的，听不懂在唱什么，那我怎么能体会一个演员在那个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状态呢？

《单向街》：什么让你决定接下这部戏呢？

关锦鹏：我觉得除了题材，最大的动力当然是汪世瑜老师。我在考虑的时候，他们录给我一个盘，那个盘是什么？其实年前，他们已经粗略地联排整出戏，录了一个录像。看完那个录像，朋友给我一个带子，是汪世瑜老师多年前到香港表演的一段折子戏，就是《牡丹亭》里的《拾画》。我一看，差不多有50分钟，很厉害，这个人在台上是发光一样。我就跟朋友说，你给我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接这个项目？他说是，我觉得这一趟是向汪老师取经。我想想也是，除了题材，除了汪老师，作为一个导演，哪怕跟人家承认我不懂昆曲，但是尽力去做，这一趟也发挥到了。

开始的时候，每排一场戏，我都会问那两个演出的演员，你告诉我，你唱着那些词的时候，心里的潜台词是什么？一直重复这样的过程。她们自身也有变化。演完以后，大家在庆功宴上一起喝酒，很开心，虽然没有仔细说，到底她们这一趟跟我的合作得到什么，我从她们身上又看到什么，大家都没讲，但是能够感觉得到，有一点尽在不言中。

《单向街》：这出戏最难琢磨的内心是哪一段呢？

关锦鹏：比如说第七幕，《惊遇》，两个女主角重逢，之前曹语花被父亲带到京城，三年没见了，她奄奄一息，说我宁愿这辈子快点过去，因为我们来世会做夫妻。崔笺云也煎熬得不行。我看到排练的时候，她们两个一碰面，开心得不得了，但我只看到开心。我说三年不见，几百年前没有电话，没有E-mail，前面你刚刚演完的那一场，说自己思念对方要死，这个时候除了高兴，我们再数一数，到底可能还有什么情绪？高兴，但是那种高兴很复杂，你们不会有鼻子一酸的那种感觉吗？这两位演员，我觉得她们的功底也是很好，这样子一提，她们马上就知道了。

另外一个，也是第七幕，就是见面以后，开始说“娘子，想死人了”那一段。我就跟演曹语花的演员说：“你想像一下你跟男朋友拍拖的时候，他可能没做什么，你搞不好就会有点小脾气，自怜自伤，我觉得曹语花就是这种小姐，她说，你现在是女中丈夫，女中豪杰，感谢你千里迢迢来看我，还好我还没死，有没有可能这是话中有话，其实在埋怨你。”这是女孩子的那种娇嗔。结果那一段，当崔笺云抱着她，她开始唱的时候，稍稍有点好像推开她的样子。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导演跟演员沟通得当的结果。

《单向街》：但是事实上，“导演”这个词是西方的，古代的昆曲应该是没有导演的，那剧的呈现谁来掌控？

关锦鹏：比如说汤显祖，作为一个剧作家，有自己的家班，可能他已经是导演了。我猜想，李渔，或者汤显祖，假设是他们自己排，既做编剧也做导演，他觉得那个词藻唱出来，已经足以让自己高兴了。现在一个做昆曲的导演，跟一个电影导演来做昆曲，可能不一样。一个昆曲的导演，他会觉得昆曲形式很重要，比如说我看到汪老师，整个舞台的感觉都对称的。演员的水袖，这边翻一个水袖出来，对手就另外一个方向，视觉上是有对称性的。昆曲导演可能觉得要这种形式重要。

电影导演不一定觉得这个重要。但是每个电影导演的特点也不一样，有的导演觉得演员就是一个活道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但是我有把握，拍了你，甚至没有表情的表情，经过剪接，我已经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关锦鹏跟王家卫不一样，王家卫又跟许鞍华很不一样。所以，也有可能昆曲请不同的导演进来，结果也还是会不一样。

《单向街》：我想其实最早的创作者，像汤显祖、李渔，他们应该是很清楚角色的感情，但是在几百年程式化的过程当中，就不记得背后的意义，只知道程式了。

关锦鹏：当然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对戏曲的观众来说，那种舒缓的节奏、优美的曲调、歌词、曲牌、艳丽的服装，优美的身段已经足够他们拍手了，他们也习惯了这种东西，观众没有要求，所以创作者也不去找内心。

《单向街》：这个戏最开始有一个噱头，就是说一个男旦版一个女伶版，实际效果如何呢？

关锦鹏：我个人，包括我身边的一票朋友都觉得女伶版比男旦版更好。当然那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男旦版，其中一个男旦董飞后来来不了，临时换了一个女伶。

我的朋友，我的lover来看，他看完第一场，觉得很不错，第二场又来，他想看看全女伶版是怎么样，结果那天晚上，我们约了一帮朋友吃饭，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做竖拇指状）。他觉得很流畅，可能两个女孩子的感情故事，那种细腻、委婉，的确男旦是没办法表演的。

《单向街》：你喜欢剧场吗？

关锦鹏：蛮喜欢的。我常说电影应该有留白，让观众去填满。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对号入座，这是很过瘾的事情。舞台就更直接了，所以我四个晚上都在剧场，享受观众的反应。像《蓝宇》去戛纳，放完以后，观众都站起来喊刘烨在哪儿？因为那一年只有胡军去了。张叔平有一句话，他不老跟王家卫合作吗？所以常有机会去戛纳，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同意，走在红地毯那一刻，觉得多辛苦都值得。他不是演员，还是幕后的，你想想。

[二]

《单向街》：对于人物内心的开掘，包括复杂情绪的表达，我想这是你给这个剧带来的新东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剧给你带来了什么体验上的变化？

关锦鹏：因为这个剧，我稍微翻了一下李渔的原著，也翻了一些明末清初的资料。李渔作为一个剧作家，同时又是园林家、美食家，他的诗里，有叙述他太太跟小妾的亲密关系等等，为什么王翔要做李渔，他真的觉得大家有点把李渔太低估了。

我觉得他强调的就是几百年前，在中国文人里面，或者中国文化里面已经有这种对多元感情的包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很多香港电影人都到内地发展，拍电影，找资金。这趟的经验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在这个环境，有些东西不能说而你就不说，你要尝试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在汤显祖身上，在李渔身上，我们见到这种文人的以情说理。汤显祖不会说《牡丹亭》发生在明末，他把故事放在前朝，但是它处处有痕迹，说到那个年代那种被压抑的东西，杜丽娘那么至情至性，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信念，我觉得何其相像……

你刚才问我这个很有意思，提醒我什么？我作为一个同志，《蓝宇》不能上映，那就不能吧，但不代表我就要害怕身份被曝光。哪怕我没有摇旗呐喊，但要做我应该做的。我不掩饰，你对我有看法是你的事，你给我贴任何的标签，是你们的事。这次有《怜香伴》，我看到汪世瑜，王翔，原来身边有一群人跟你同一个呼吸，都觉得几百年前都有这种宽容，为什么反而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会有那么多的压抑？这是《怜香伴》对我来讲很有意思的事情。

《单向街》：你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惊讶吗？

关锦鹏：我比较高兴，不至于惊讶，因为其实中国历史里边，对这种关系的描写，我也看过不少。广东大戏里也有这样的情结，但是不至于像《怜香伴》那么大胆，露骨。

《单向街》：你本身喜欢这个故事吗？

关锦鹏：你看我的电影都比较少喜剧，开始接这个戏的时候，从王翔到汪世瑜老师都强调这是轻喜剧，崔笺云为了她想要的东西，一直在搞局。我个人不太认可“搞局”这两个字，但还是默默地在旁边听。对我来讲，其实就是她有那个激情。我甚至觉得有些东西是很苍凉的。像第八出《赐姻》，丫鬟拿喜服给曹语花，崔笺云说宽了一点，我帮她提。那个音乐是很慢板的，甚至有一点点伤感，我跟演员说，你不要高高兴兴地帮她提衣服，哪怕你表情没有一点点伤感，但是心里面要有跌宕，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是不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毕竟这样的感情是很压抑的，你不知道空间在哪里，未来在哪里。即使今天，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或者一些更多元、更边缘的少数族群，肯定比多年前空间大了一些，那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多人在做事。

《单向街》：你本人曾经感受过这样的压抑吗？

关锦鹏：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念的是一个很好的中学，一个基督教学校，那时候其实已经发现自己的取向跟别的男同学有点不一样，但那时候我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不敢说，也很自责，甚至慢慢地，祈祷、读经、去礼拜堂都不做了。念完中学，我只在大学待了两年，就进了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一年以后调到幕后。我就碰到许鞍华、严浩、谭家明、徐克，开始当场记、助理编导。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群人当时还是年轻导演，每一个都风华正茂，同时他们非常开放，我跟他们一起工作以来，从来没有掩饰同志的身份。当然我也不是碰到谁都会说“I'm a gay”，但要是他们问到我是不是同志，我不会否认。这个环境，做电影也好，面对自己的选择也好，对我都是非常好的阶段。那时候我觉得不至于出柜，但是一点都没有压抑，已经跳脱了在基督教中学的状况。

《单向街》：但是，在朋友圈里很自在是一回事，向公众出柜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有名的、或者有权力的人，我们知道他是同志，但他不愿意出来，也不会在媒体上承认，你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呢？

关锦鹏：还是要说到在无线电视幕后跟这群朋友合作，除了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我看到许鞍华也好，谭家明也好，他们拍戏的时候那种无畏、无惧的精神，他们那么坦诚。一个创作人坦诚面对自己很重要，比如许鞍华有她要面对的东西，最终她拍了《客途秋恨》，用一个母女题材了了她跟母亲纠缠那么多年的心结，我相信每一个导演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过程。许鞍华是面对母亲，我是面对自己的性向。一路上我看到比我有勇气、更坦然面对自己的人多得是，这种过程像一面面镜子，让我慢慢看到更多的自己。所以到1996年，因为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这个纪录片，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来的，没有人推动我说，关锦鹏，你一定要说。也没有多纠结，反正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观点来看中国电影一百年，出柜是很自然而然的事。

《单向街》：出柜之后的感觉怎么样？

关锦鹏：因为我之前就没有很压抑，所以差别没那么大。不过，讲出来更好、更舒服。

《单向街》：说到《蓝宇》，你是刻意想要拍一个同志的题材吗？

关锦鹏：没有，是制片人拿着那个小说来找我，说这个电影你最合适来拍，有点像这趟《怜香伴》。

《单向街》：你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考虑到你的身份？

关锦鹏：当然。

《单向街》：你先拍了《蓝宇》之间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现在又排《怜香伴》两个女人的感情，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关锦鹏：女同志是这个少数族群当中更少数的族群。我的朋友林奕华之前在香港搞同志影展，每次票一开卖，永远是那些男同志电影的票给抢光了，女同志的电影票永远卖不好。我不知道内地怎么样，我常常说内地、香港、台湾当中，香港是最貌似文明，其实骨子里面最保守。

就情感来说，我印象里面，我认识的女同志伴侣感情很纤细的。肯定也有身体、性欲的部分，但我觉得和男同志相比，的确比较重精神层面。

从外观上来说，比如说女同志伴侣，大家都觉得，一定是一个比较中性打扮的，一个是非常女性的，男同志也是，可能一个非常阳刚，另外一个阴柔一点。哪怕两个都是非常阳刚的男孩，在性上面肯定有角色的扮演，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这种角色的扮演常常是有互换的。比如我跟我朋友，他喜欢数字，喜欢处理家里面的一些开销，而且会很仔细，像我，做电影的时候抠人物感情很仔细，但是面对钱、面对数字，反而比较粗枝大叶。用普通的观念，是不是我朋友比较阴柔，我粗枝大叶就是阳刚？不是。反过来，在感情上很多时候是他在照顾我。

我记得有一次，梅艳芳去世当天晚上，2003年12月30号，她的一群好朋友一个通知一个，都赶去见她最后一面。然后在医院里面，大家开会讨论她的丧礼。那天晚上弄到很晚才回家。其实我朋友平常很早睡觉的，最晚11点，肯定会睡了。那天我回到家是凌晨三点多，打开电视，铺天盖地都是梅艳芳的歌，我就坐在沙发上哭。我朋友还没睡，但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讲，也没有说你回来了，累不累？没有。我记得很清楚，他拿了一盒纸巾放在沙发边的咖啡桌上，然后自己跑到卧室睡觉，他把这个空间留给我。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单向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关锦鹏：20年。

《单向街》：大家印象里面男同志的感情是很身体性，也很多变的，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这么久？

关锦鹏：可能是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个时机对了，大家都30几岁才认识。

《单向街》：玩够了？

关锦鹏：可以这么说。

《单向街》：听你刚才讲，同志之间的情感比较复杂，这种复杂是不是你很容易进入人物内心的一个原因？

关锦鹏：我相信肯定有这个关系，我只能说我自己，不能代表所有男同志。我是觉得我身体里面有很多女性的触觉。我跟梅艳芳合作、张曼玉合作，她们搞不好都会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其实我比你们都女人。女人不是指，要怎么样走路，怎么样坐，怎么吃饭，怎么喝汤，不是。常常我就觉得，Maggie，你干吗那么不够女人啊？

张曼玉的个性很直率，她觉得女性化就变得很做作。但我作为一个男性，反而可以去欣赏这些女性特质。有时候会带着自己的判断、批评，当我要处理电影里的女性角色，怎么转化，加上想象，加上我自己，会觉得，要是我是女人我会做得比你好看。

《单向街》：但是你所说的更“女人”这个部分，很有可能是本质化了“女性特质”，而且那有可能是小心眼、妒忌、还有柔弱，可能会遭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关锦鹏：男人也有，男人小心眼更可怕。所以我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导演，我只是一个拍女人戏的导演。

左上：《长恨歌》，”Ever lasting Regret”，2005年；右上：《怜香伴》，”A Romance: Two Belles In Love”，2010年；左下：《阮玲玉》，”Center Stage”，1992年；右下：《蓝宇》，”Lan Yu”，2001年。

[三]

《单向街》：这些年，的确像你说的，很多香港导演都到内地来找项目，拍电影，两边的文化非常不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关锦鹏：刚才已经说过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香港电影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时间。整个氛围很宽松，拍电影的人很幸福，王晶可以拍通俗主流的电影，许鞍华可以拍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真正是百花齐放。但是我们不会排斥用大明星，因为香港电影工业基本上还是商业取向，那是包装，不过在包装的里面，我们有机会讲自己想讲的。

这几年在内地，不断有电影界的朋友告诉我，中国电影时代来了。每一年的数据显示，电影院的屏幕或者票房数字按多少百分比递增，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可能到香港电影当时的那种创作氛围。题材的选择上没那个自由。

可是香港电影也不可能回去了。大家都在缅怀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时候，很多人批评近几年香港电影已经没有了香港电影的特色，可是那个时代，有它特定的客观、主观环境。今天香港已经变了，哪怕我们死守在香港拍电影，也不见得能拍得出20世纪80年代那种电影。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还没面对大陆的市场，今天哪怕你在香港拍戏，老板或者导演都有意识说，这个电影能到大陆去吗？到大陆去，肯定就有规限了。所以我个人反而用一个比较从容的态度去对待。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复兴香港电影，你就复兴得来。可能真的有机会，但不可能复兴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状态。

《单向街》：它可能有新的面貌。

关锦鹏：对，应该有新的面貌。另外你看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大投资有、小投资有、中型投资有，不一样的类型同期放映，各有各的观众，喜剧，鬼片，动作片，也可以是文艺片。但我觉得在内地这种氛围不见得会有，一下子几部都是武侠电影，《黄金甲》《十面埋伏》《无极》《夜宴》，观众很快会疲惫。香港电影为什么后来会衰退，就是它那种创意无尽的阶段过了。一部《英雄本色》出来，或者《笑傲江湖》出来，马上就会有十部这样子的电影，比较浮躁。我觉得中国电影将会很快跳到那个阶段，都是大制作，让观众疲惫。

《单向街》：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吗？

关锦鹏：说实在话，现在内地有哪一样东西不商业化？相比起来，文化创作出来的声音，或者让人看到的力度，跟大家已经富裕、很充足，手上的钱不知道往哪里花的经济状况，没办法相提并论。

《单向街》：那现在香港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子？

关锦鹏：以前我到内地来拍戏，会抱怨说内地的工作团队跟不上我们的工作节奏，都比较慢。这一两年，不管上海还是北京，节奏快好多，反而回香港，觉得节奏慢了，有一种很舒坦的感觉。可是作为电影人，背后也有一点点感伤。尤其是享受过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本土拍电影的那种幸福，今天要来内地拍戏，要适应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会有一丝丝感伤。

《单向街》：在内地你最不能适应的是什么？是管制吗？

关锦鹏：我觉得管制还好，浮躁是让人很多时候很疲惫的。

《单向街》：这种浮躁是？

关锦鹏：体现在各个方面。你会很明显觉得已经有钱的人，很多时候在炫耀自己有钱，还没有钱的人哪怕不说，其实心有点急——为什么人家可以这么有钱，我还那么穷？有一些搞创作的人，比如说会要求说这个花一定要什么样，多贵我都要，假花我要不了。那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浮躁。我记得，张叔平有时候知道我不会拍花的特写，他就把两瓶假花放在后面，形状颜色很像真的，而且你那场戏拍三天，它就在那儿，更容易接戏。这是点点滴滴感觉到的。

《单向街》：你之前说明朝末年和现在很像，是指？

关锦鹏：就是在太平盛世，明朝的时候，连朝鲜、日本都是它的附属国。在一个大的制度底下，一票文人都辞官，回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诉之于他们的创作，以情说理。肯定意味着，这种繁华鼎盛的背后有很多被扭曲的东西。

《单向街》：被扭曲的东西指的是？

关锦鹏：可能在大的环境底下有很多敢怒不敢言，或者就把所有心思放在怎么赚钱上面。

同志仍需努力

文/迈克

幸亏自己生得晚，不必经历同性恋的苦难年代，开始恐惧真的过去了吗？

去年中通长途电话的时候，陆离说要送我一本小书，电脑鼻祖图灵[1]（Alan Turing）的小传。她大概听出对科学向来没兴趣的受惠人不大热衷，于是卖了个小关子：“看了你就明白为什么。”以她缜密的心思，一定不是希望成功人物传记发挥鼓舞作用，令孺子临老入花丛，但再好奇也不敢劳烦她邮寄，反正秋季打算回港，请她到时再想个法子交递。

如是者拖了几个月，待得我奔走于尖沙咀铜锣湾，深居简出的她自然不可能为礼物抛头露面，本来想趁她丈夫星期天远足之便交给一位共同朋友，结果也不成事。眼看亚洲之旅将近尾声，接收图灵仍然遥遥无期，她终于忍不住透过电话揭露谜底：“书里写他15岁那年爱上密码，同时爱上同学Christopher！”我虽然有点头绪，就是作不出适当反应，支支吾吾发出“？？”的空洞回音。她实在想不到有人会蠢钝若此，只好提高声线：“Christopher呀！男同学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蛮力，居然立刻答：“可是陆离，15岁爱上男同学比你想像中普遍得多哩，尤其在英国的寄宿学校。”什么叫狗咬吕洞宾，这是最佳示范。你以为谁都是自小奔驰于同志绿茵场的老马，撞口撞面无一不是龙阳君，坦荡荡身穿背心以示有断袖之癖？前辈的一番好意我怎可以那么鲁莽，不假思索以“何必大惊小怪”的语气顶撞？

两星期前书辗转传到手上，翻开来更教人羞惭交加：她唯恐收书人无心向学，亲手列了索引注明景点页数，由“15岁爱上密码和Christopher”至“1954年6月7日山埃苹果”，井井有条一清二楚。1921年出生的图灵，成长于同性恋仍属犯法的时代，浑浑噩噩的初恋，因对象夭折而划上句号，传记指“不能正视自己情感”的他终生有性无爱，最后还因为误交小混混而身败名裂，直到2008年9月才正式获得平反。

读着这种历史悲剧，我总暗暗捏一把冷汗，庆幸自己生得晚，身心都不必暗渡陈仓。蕉风椰雨的环境，出乎意料善待夹缝中的边缘人，因同性相吸而锒铛入狱的风化案虽然偶有所闻，对活在小圈子自给自足的少年完全不构成威胁——念中学时，我就有谈得来的同志同学，既勤奋修练嗜好与品味，也努力实习性和爱。20岁一头栽进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三藩市，简直菩萨保佑放虎归山，开正戏路也文也武。说出来你不会相信，那时我非常天真，以为美国人一向都那么开放，不晓得解开枷锁的石墙起义只是四五年前的事，而Harvey Milk[2]正处于现在进行式。

长期逸乐不知民间疾苦，尽管并非天天搂着昏君奸妃酒池肉林，毕竟脱离一般群众摸黑慰藉欲望的现实——当然瞒天过海偷香窃玉也是一种乐趣。近年接触的人品流比较混杂，多少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事物，然而还是很难洗涤玛丽安东妮特情结——法国大革命革掉美人头的皇后，名句是“没面包吃为什么不吃糕饼？”譬如读到南洋政客一而再被控鸡奸的新闻，绘形绘声报导当事人肛门验出有被告之精液，我就禁不住尖叫：这位先生与陌生人发生肉体关系怎么不戴安全套？太没有卫生意识了！接下来又质疑：担任零号角色的，事后为什么没有即时进行清洁工作，忙着观看树木而忽略了森林。

又譬如，最近翻译电影《单身男人》（A Single Man）字幕，执导的Tom Ford[3]虽然是美艺潮流教主，但对白本几乎令人误会是古装片。男主角在加州大学教文学，课堂上借赫胥黎的《夏去夏来天鹅逝》为弱势社群伸张正义，说来说去，还是一派王尔德的遗风，“同性恋”卡在喉咙，不折不扣“不敢报上名字的爱”。声东击西的招式，媲美奥斯汀笔下的闺秀，又如张爱玲《花凋》那位留学维也纳的章云藩医生，措词也过分留神些，“好”是“好”，“坏”是“不怎么太好”，“恨”是“不怎么太喜欢”。既然有意为自己人抱不平，表明身份也是一种姿态呀，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何必远兜远转由纳粹主义说起？

回心一想，我这可不是强人所难么？剧本根据克里斯多夫·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64年的小说改编，当时二战结束尚不满二十年，美国社会依然吹着冷战寒风，断袖分桃和“XX党”一样是见光死的罪状，怎可能要求孩子王脱下保护性取向的盔甲，赤条条晒不存在的太阳？恃着拥有引以为傲的古铜色皮肤，讪笑别人无可奈何的苍白，犯的正是夏虫不可语冰的毛病。

不过，最教人伤感的是，译着译着，我渐渐发觉戏中人的担忧、顾忌、避讳和恐惧，其实并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即使天生缺乏被逼害焦虑，周围的气候也不算太坏，我很难欺骗自己“美丽新世界”[4]十全十美——赫胥黎名着的原题，那个形容词不是“美丽”而是“勇敢”，更适宜借来暂用。同志仍需努力啊，山埃（一级剧毒氰化物，俗称山埃，英文名称potassiumcyanide）苹果已经让图灵捷足先登抢去吃了，我们不稀罕当等待王子拯救的白雪公主，我们要当穿本季最威风时装的恶毒皇后！

绘画/封零

[1] 阿兰·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6.23—1954.6.7），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

[2] Harvey Bernard Milk，1930年5月22日～1978年11月27日，美国同性恋运动人士，也是美国政坛中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1978年，当选旧金山市政管理委员会第五区的委员。

[3] Tom Ford，1962年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全球顶级时尚设计师，曾担任Gucci、YSL等品牌的创作总监。

[4] 《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名“勇敢面对新世界”。为英国作家阿道斯·雷欧那德·赫胥黎于1931年创作1932年发表的反乌托邦作品。与《一九八四》和《我们》并列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艺术

黄丹：艺术是一场科学的实验

文/佟佳熹

用国画来表达都市内容、现代感情。

北京的四月仍然寒冷，黄丹刚刚从广西老家过冬归来。这个时候的北京，水墨落到纸上，很快就风干了，少了南方湿气下久久不散的莹润。

黄丹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水墨画——只画画，而不去转行，或者尝试所谓“以商养画”。当年同她一起就读央美国画系的很多同学，都已经“离开”了，从水墨转而去做装置、摄影或者新媒体。

水墨画被叫做“国画”，它对中国文人的重要性，就像玛利亚之于天主教徒。根基深厚，难以颠覆。在央美读书时，黄丹看到了央美一位老师的画，画里是一个萝卜，“那萝卜很水润，如果是油画的话，那种感觉是很容易表现的，但是那位老师画的是水墨画，廖廖几笔，淡淡的水墨，就画出一只神奇的萝卜。”人手对毛笔的掌握能力，跟对电脑、相机的掌握，最大的差异仍然体现在经验和阅历上。在国画界，1979年出生的黄丹，要等到二三十年后，才可能积累出“水润萝卜”的功力。

同学们都想多多快快地赚到钱——这甚至是很多中学生考美院的第一目的。这或许是国画艺术家们不愿意承认的、使他们得以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逻辑：他们的同龄人都自觉地退出了这场角逐，剩下少数的他们，等待着很久以后的将来的胜利。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并不是为了某些功利的目的——假若仅仅只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则有很多“成功学”的捷径可以搭乘。

黄丹现在每年参加三四个展览——这种频率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来讲并不算多，而她的理想是每年只参加一个。她说很多展览对创作者本身而言意义不大——创作者之外的角色或许收益更多。她对艺术观念的坚持很是理性，此种理性超乎人们对一般艺术家的认识，也超乎人们对一般女孩子的认识。似乎是她将所有的感性、情绪，都物化为线条和墨色，积在了纸上。

在她的水墨画里，有着属于她年轻的笔墨。大量的都市内容被容纳进她的画中，而画中人物传达的精神，却又没法用“内容”来描述。在她的作品《江湖》中，青年男女相拥在墨色的湖水里，他们离岸很远，远处岸上的建筑上空冒着白色气体。在观看者眼中，这幅作品传达了某种厚重的孤独感——这多源自于墨色的冷调，墨色弥漫了整个画面85%以上的空间。“其实远处的白色是一团蒸汽，是温泉散发出来的，两个人物的相拥，我并没有刻意去传达某种特定的情绪，而只是一种状态，观看者会产生各自不同的联想。”黄丹众多作品中的人物都存在此种共性——呈现人的某种状态，厚重，但是不激烈，润。而她又更多地选择年轻女孩作为她画中的人物，女孩们用青春的眼睛和身体，与城市、世界发生交流，没有设定她们一定忧愁，也未必一定懵懂。“这其实来自对自身的观察和探索吧，我自己就是这么成长的。”或许她们拥有的，成年人们也都拥有，而黄丹却用笔墨给了她们最多的包容和放任，将她们的状态在画面中定格。

而在画作中，黄丹并没有选择带有鲜明符号特征的元素置入背景中，淡化了时代特征。画中的女孩既不是民国女子，也不是摩登女郎，她们属于每代人的幼齿之年，让人无从从代际上进行情感和记忆的切割，只可可地望回自己的青涩锦时。

愿她年轻的笔墨，不会毁于岁月的累积。

《单向街》：你的作品，是如何让笔墨区别于传统水墨画的？

黄丹：墨是一遍一遍的积——一笔一笔地画出，最后“积”出线条来，最后做一些水墨的晕染效果。而不同于传统的白描或者泼墨。国画对我而言，就是一定要润和厚。跟油画不一样——油画都是一层一层积起——国画在纸上会有留白的部分，国画笔墨的润和厚，以及空间上深远的感觉，才有力量感。

《单向街》：从绘画的笔触，到图像涉及的都市题材，你的尝试，是否想要建立一种新的水墨画语言？

黄丹：中国的国画发展到今天，从笔墨到画面传达的文人精神，已经累积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因此他形成的规则，到了今天，是非常稳固而难以打破的。这也是年轻的创作者很难突破的一点，青年画家很难从中获得创新的成就感。我们当然想尝试更多的表现手法，只要能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在其中就已经收获很多乐趣了。

《单向街》：你的水墨画的配色中，以黑色为主，红色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使画面很有张力。

黄丹：其实那些“红色”我并没有把它当成颜色来处理，而是当成“墨块”来处理，使用朱砂或者赭石，几乎不调色，就用这些颜料最原本的色泽。因为在内容的展现时，那块“红色”其实就代表一块墨色，而不是说女孩的裙子是红的、上衣是红的，我想表达的是与黑色墨块不同的墨块。

《单向街》：在古代，人们平时使用的书写工具就是毛笔和墨。今天人们用圆珠笔或者水笔在本子上写生或者素描。今天水墨画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行为——人们用生活中不会再使用的工具来作画了。

黄丹：在古代画画的都是文人，老百姓谁会画画呢？也因此上古代的水墨画都是文人的表达方式，表达的也是文人的情怀和精神。而其实艺术家都是关注自我的，非常自我，因为身份决定了就是要关注自我。

《单向街》：水墨画中的墨和水，都是需要靠经验的累积来增强控制力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名家的年纪都很大，七八十岁才日趋成熟，年轻人会不会觉得身在其中很孤独，会丧失存在感？

黄丹：国画的“积累”，其实更多是存在于把具象的东西转化为抽象的东西。这不同于西方绘画中毕加索那种变形的抽象，而是把具象的东西提炼成“你想要的东西”，而且用的是毛笔和墨，以及宣纸。我们这个年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味道，到了七八十岁可能会更老练、醇。但是现在这个年纪，也很难得——以前很少有这么年轻的人画国画，以及很少有画这么多都市题材。

《单向街》：在主题方面，当代的水墨画家曾经一度（1949年后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社会主旋律服务过。

黄丹：比如五六十年代（作画）的书画家，他们更多地为社会服务，为公共话题服务，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生活的主题和中心。赞美劳动人民、赞美新社会。并不是说他们被迫那样做，而是他们那个时候具有的情感就是那样，价值观的取向。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画的内容多元化，更偏重个人乐趣，尤其国画古为今用。

《单向街》：你所画的人物，状态和肢体语汇是怎样抓住和提炼的呢？

黄丹：我现在整个主题就是一种状态，也许我和你都会有的状态，有可能我看到你现在的姿势很有趣，我就会想着画下来。但是并不局限于某种取景的方式，毕竟现在或许图像的途径很多，有些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图片，或者自己拍摄的照片等等。在作品《今生来世》里，那两个女孩的动作，就是我看一次舞蹈演出时，剧院的海报里，有一个舞蹈动作的呈现，具有很强的透视感。我所画的人物的上半身就是根据那张海报里的动作所画。

《单向街》：你的作品主题放在展现年轻女孩的状态上，然而如同你的《江湖》被观众赋予很多的联想，你的其他作品，被人联想——或者说误读——最多的是什么呢？

黄丹：有观众会认为我的作品在讨论女同性恋的问题，尤其画面中多次出现两个女孩拥抱在一起，肢体语言很亲密。其实我并没有想要表现这个，因为我们生活中，女孩子间的亲密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们都会和同龄的女孩子拥抱，人和人之间有情感交流。但其实我很乐意见到我的作品被大家讨论，激发出观看者很多的想象。因为作品即使画完了，墨干了，挂到展会里，作品也仍然没有结束，作品会引起人们的想象，因此它还在进行中。

《单向街》：你对待艺术的态度很理性，是可以要求自己必须理性，才能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吗？

黄丹：其实我觉得艺术是一场科学实验。我们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创造各种可能性，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这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很多有趣的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其实是我所追求的。

《那时候》，98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梦里果实》，97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今生来世》，97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我的爱情宣言》，97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朱砂》，97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无处安愁》，97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我们》，97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江湖》，97cm×180cm，纸本水墨，2008年

记录

绝望的山

文/谢丁

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但同时，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在那里，谈理想是件奢侈的事。一切的期盼，都寄托在那条叫做高考的唯一出路上。

传统

在会宁的第二天，我看到了这里最习以为常，却触目惊心的一个场景。

那是傍晚六点，我正在赵永康家里喝茶聊天。赵永康是会宁一中的政治老师。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如果不是红军长征后在这里会师，几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但中学教育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会宁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它以“贫穷”和“高升学率”的鲜明对比，成为甘肃的模范，人们不能分离这两点去谈论会宁。

赵永康25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灵动的眼睛。妻子王芳是他的同事。半年前，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学校提供给青年夫妇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公寓，在实验楼的顶层。从一楼往上爬，我经过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路过贴满名言警句的墙壁，然后停在一幅“竺可桢”画像面前。赵永康的家门是一块淡红色的布，紧挨着微机室。房间不大，却是挑空的屋顶，极高。王芳用淡黄色的布帘，将屋子分割成客厅、卧室和厨房。没有厕所——整个学校只有两个厕所，在操场那边，要走很远。

当天空渐渐变暗时，我和赵永康的谈话停了下来。我踱步到他家那扇巨大的玻璃窗前，对面的教学楼一间一间正在闪起灯光。空中飘着小雪花，外面的气温大约零下8度。这时我听到一阵人声，像蚊子，轻轻地响起来，然后越来越大。

从窗户往下看，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之间的小操场上，突然冒出了许多学生。起先只有几个。人越来越多，从操场、宿舍、教学楼不停向这里聚集。每个人都拿着一本16开的书，翻卷在手上。他们来回踱步，边走边大声朗读着课本。具体念的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底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各自低头徘徊在大约2米的直线上。

大多数学生穿得很少，脸庞和鼻头冻得通红。校园的路灯刚刚点亮，天空仍有一丝亮光。朝远处望去，是光秃秃的荒山，被白雪覆盖。临近春节，高一的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余下的学生还要补大约两周的课程。会宁一中的高三有18个班，每个班60个学生左右。每年，学校还会开设7到8个容纳往届生的补习班。现在，学校大约还有3000多人。他们正在背书。

“他们为什么不进教室？外面太冷了。”我转头问赵永康。

“在教室朗读会吵到别人，外面空气也会好一些。”他顿了一下，带着一种自豪的口吻接着说，“这是会宁中学的传统，你在其他地方肯定很少见到。”

“你也经历过这种场面？”

“当然。”赵永康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捧起热乎乎的纸杯，回到温暖的沙发上。屋子虽然不大，但有暖气，还开着电暖器。他接着说：“我们都是那样走过来的—但现在，你看，我再也不用受那种苦了。”

会宁以教育出名。像中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样，中学教育的最直接的指向，高考。这是一条艰难却极为有效的出路，我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记忆里有关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拥挤的教室、垒得高高的书本。但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场景。

前一天，在兰州到会宁的长途汽车上，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看起来只有12岁，穿着流行的火红色羽绒服、闪着金边的牛仔裤。她没有念完初中，直接去了北京当小保姆，每个月可以赚到600元。在两个多小时的旅途中，这个实际已经16岁的女孩，用标准的普通话不停谈论她在北京的遭遇。我问她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学。她承认英语太难了。

“我想你要明白，并不是家里不供我上学，只是我自己不愿意再读了。”她告诉我，成熟的语调令人吃惊，“在会宁，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在会宁一中，一个农村学生每学期的开销大约2500元。但很少有父母不舍得这笔投资。他们相信一旦孩子考上大学，所有的家庭债务会很快还清。更重要的是，下一代总算有机会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会痛苦地接受出门打工的事实——但除非万不得已，才走这条路。

“除了高考，其他任何方式，我们都觉得不太可靠。”赵永康说，“那不是会宁的传统。”

半个小时后，我下楼尝试走入这种“传统”。在这块空地的中间，竖立着三个旗杆，但没有飘着五星红旗。顺着人群的缝隙，往前挤。在学校大门的两侧墙壁上，贴着两张巨大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2005年会宁一中的高考状”。名字、成绩、大学，依次排开。两年过去了，纸张已经脱落褪色。但如果仔细凝视，你会发现纸上绘着一张中国地图。

会宁标记在地图的左上方，画成一把火炬。一条条直线从这里画出，像飞机的航线，辐射到中国各个角落。它意味着荣登高考榜的学生，都从这所中学出发，已经走出会宁。很少有人再回来。赵永康是个例外。

考试

赵永康从来没停止过考试。1995年，他奋力从黑虎村小学考入郭城驿初中。三年后，他奋力考入会宁县第二中学。再过了三年，他奋力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现在，他的奋力得到了回报──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高考。

赵永康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吃公家饭的人，家境在当地已算不错。但在黑虎村，赵永康的本科学历不算太高。村里考出了三个博士，其中一个现在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老师。而衡量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家境并不重要，要看谁家的孩子考得更好，走得更远。

有一次，一个姓牛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所认识的“混”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复旦大学的同学。“他毕业以后去了新加坡，前不久回到兰州呆了几个月，最近又要出国了。”司机羡慕地说。他有一个在兰州交通厅工作的弟弟，也是考出去的。但很显然，距离会宁最远的那个人，才算真正“成功”。

会宁像是一片令人遗弃的土地。留守下来的人，大都无奈而绝望。因为缺水，这里所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个厕所。新修的教学楼即便建了厕所，也从不使用。刚刚过去的一年，整个县的财政收入是1981万元，而支出却达6.5个亿。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土地贫瘠农业萧条。“这里的米都是很难吃的。”赵永康说。

中考那年，赵永康成为班里少数几个考上会宁“一中”或“二中”的学生。会宁一共有五所公立中学，这两个是最难考，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会宁的跳板。没考上高中的人，也大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这里。也许是职业学校，技术院校。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通过考试，离开会宁。

在会宁二中，赵永康可以一个学期不洗澡。背大量的书，做大量的习题，生活中所有的事围绕高考一个目标进行。2001年，他在“重点大学”一栏填报了兰州大学，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师大。四年后，他带回来的教育方式，仍然像几年前一样。在中国，这种“题海战术”被称为应试教育。

赵永康执教的政治课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哲学和政治。在近年掀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讨论中，政治课却很少涉入其中。它很容易教学，但对某些人来说也更艰难。在学校，政治课因其在考试中的重要性而得到学生的重视，但是政治老师的地位却颇为尴尬。也许没有学生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真正的政治现实，考试也会忽略这一切。赵永康告诉我，以前必考的“时事政治”部分，现在也已取消。

对于会宁的学生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渠道，只有校园里的报栏橱窗——它可能甚至半个月才更新一次。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赵永康：“你觉得这样的政治课上得有意思么？”

“……你知道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考试。”他嗫嚅着说。

“那你打算一辈子这么教下去？”

赵永康没再说话。那天晚上，我邀请赵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一位他的高中同学，叫王维。他在延安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现在在会宁枝阳中学教政治。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王维所教的思想政治课，更为简单和粗粝。

我们坐在县城里一家肥牛火锅的包房里。王维专程从乡下赶过来，第二天，他将起程去兰州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王维24岁，穿着一件不起眼的夹克，不爱说话，心事重重。他仍像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时刻准备着下一场考试。去年，王维考过一次研究生，只差几分。赵永康说他今年一定能考上。

王维原本就不是学师范的，对当老师也没多大兴趣。他没有结婚，没有在当地交女朋友。也许是打定主意还要离开会宁的，而途径似乎也只有考研一条路。

但赵永康不一样。回到会宁的第二年，他就结婚了。王芳也毕业于西北师大，也是政治老师，但她是甘肃庆阳人。那里挨着陕西，是平原，资源丰富。家里曾强烈反对她到会宁教书，这里远近闻名的贫穷。然而她嫁给了赵永康，一切都安定下来。

王芳的教学经验比赵永康还多两年。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脸蛋红扑扑的，说话却有张有弛，随时准备补充和纠正赵永康。她已经带过一届高三的学生。那年，一中出了状元，是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届。这是王芳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但这种成就感，赵永康和王维都还没感受到。他们毕业才刚刚两年。

吃完肥牛的第二天清晨，王维在酒店找到我。他说中午就要去兰州了，然后给了我教育局一个叔叔的电话，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得到有关会宁教育的更多信息。“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刻地了解会宁，我建议你去更远更偏僻的农村看看。也许，那时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面几天，我曾向赵永康打听王维考试的情。但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有时，赵永康会突然向我打听法律方面的考试情。他上次没有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答案。他告诉我，想考一次司法考试。

“考完试做什么？你想做律师么？”我问他。

这时，赵永康再次陷入了沉默。

绝望的出路

我几次从良友大酒店一路散步到会宁一中。空中总是飘着小雪，我感到脸上的皮肤正在崩裂。街上人烟稀少。萧条的马路上零散跑着几辆三轮出租车。每当他们驶到我面前，会主动停下来，直到我摇头才缓缓离开。

良友大酒店是会宁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标准间100元，如果再加20元，你可以享用一天的宽带网络。在会宁，网络是通向其他世界的最便捷的路途，但仅此一家酒店。我在街上只看见过一个网吧。但和中国大多数三线城市不一样，这里的网吧人也不多。整个县城是冷清的，像冬天的太阳，晒得人心寒。

我走过会宁县中医院，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来到县城的主干道。烟酒、糖果批发摊位依次排开，但很少有人光顾。五分钟后，我将抵达会宁一中附近的牛肉面馆。如果是傍晚，街道会突然嘈杂起来，我会看见一股庞大的人流朝我涌来。

五点半，补课的学生们终于下课了。他们很安静，只是庞杂的脚步声吵醒了街道。牛肉面馆顿时排起了队，只需3元。他们用一种罕见的速度吃完一碗面，然后迅速消失在街道。十几分钟后，这里恢复了冷清。天渐渐黑下来，气温降到零下8度。然后我裹紧羽绒服，继续朝会宁一中走去。那里有人开始大声朗读。

在会宁，没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城只有两个单位，两种人。一个是政府，他们都忙着怎么从甘肃省或者中央得到更多的扶持；另外一个是学校，他们都忙着应付年复一年的高考。除了学生，如果还有余下的人，也许都是家长，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经30年。大约有3600万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去年，一个名叫范谊的人大代表提出取消高考。范谊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他坚称“高考制度已经失败”，“看似公平，实质却扭曲了教育丰富、多样化的内涵”。但同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反驳称，“高考仍然是现阶段选拔人才最公平的一种手段”，但这些争论和会宁隔得很远，远到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庞杂的声音。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陈琛说，在甘肃那些贫瘠的地区，除了高考，人们没有其他的路可选。

陈琛出生在甘肃另一个有名的教育县民勤。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我们偶尔会谈起西北那片土地。他常说，没有去过那里，你们永远无法体会西北那种土地和根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没有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家有一种厚重的背景，好像冬天炉子生出的烟色，好像沙发上旧了的沙发套，好像爷爷们抽烟熏黄了的指甲，女人们家事做久了变得粗糙、无法伸直的手。”

但沉在这厚重背景下的底色，除了对根的思念，还有对贫穷的抗拒。“西北的贫瘠是很让人心酸的。”陈琛说。我在良友大酒店温暖的房间上网和他聊天。“你们南方人不可能想象，我们每次坐火车，一旦过了秦岭，就开始雀跃，因为可以看见绿色，看见水。”但要想永远走出这种贫瘠，高考是唯一的选择，它是和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天下午，王芳让我见到两个高三宏志班的学生。宏志班是中国政府推行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每学期为贫困学生提供大约2000元的帮助。在甘肃，会宁和民勤各有一个宏志班。它们的升学率往往都会达到100%。一个叫贾腾的学生羞涩地告诉我他要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叫郑彦锋，他提到了同济大学，但他却并不清楚这所大学的状。我告诉他同济大学以城市规划专业见长，他喃喃道：“城市规划……很好。”

他们俩穿着毛衣和夹克，因为瘦小，显得非常单薄。两个人都很紧张，王芳温和地对他们说，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但我一句话也问不出来了。纯朴和不安，贫穷和自尊，这一切都在脸上。我们只好谈起大学，那是他们最喜欢聆听的话题。

在山里

王维走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去乡下。王芳有一个学生叫黄雪辉，2006年考上了天水师范学院，最近刚回到会宁。她的家在候川乡，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夏利车刚驶出会宁县城，我们就被一片白色包围。上午刚下的一场雪，把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房屋盖上了一层漂亮的绒衣。看起来很美。我们在一个村庄停下来问路。一个衣着破旧的中年男人从一家小卖部走出来，厚实的布帘被掀开那一刹那，我瞧见里屋黑漆漆的柜台，以及被白雪掩盖的脏乱。

那男人说我们应该掉头回去。他好像认识附近几个村所有考上大学的家庭，如数家珍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出来让我选择。在这家小卖部的背后，一张已经褪色的喜报还贴在村里某家的墙壁上，庆祝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学。

往回走到半山腰，我看见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穿着一件廉价的牛仔服和牛仔裤，短发，皮肤是农民特有的黝黑色，脸颊两团红色，像被太阳熨过一般，在冷风中红得更厉害了。

黄雪辉知道我们要来，一大早就拿着铁锨，把公路到她家的一条路清理得干干净净。她怕积雪路滑。村子非常安静，没有猪叫和鸡鸣，也没有炊烟，好像这里很久都没有人居住。

黄雪辉也闲得着急。她今年大二，学校这次放假两个月。在家呆了半个月，她就受不了了。过完年，她决定提早回到天水，找个工作赚点钱。

她家的院子不大，黄土墙围成一圈，在前方开了一个小门，需弯腰才能进去。我们进了正屋，母亲有病，坐在床上不爱说话。一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沙发，沿墙是一排矮柜，上面放着各种杂物，还有许多已泛黄的照片。屋子中间架着一个炉子，烟囱弯曲着冲向屋顶，锅里煮着鸡，茶几上堆着刚切好的“锅盔”。

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给这个家凭空带来负担。鸡是刚杀的。母亲从一个铁盒里珍贵地倒出一点茶叶，兑了开水，冰糖也是珍贵的。然后，父亲散给我一支烟，终于坐了下来。

他是一个大胡子，西北人的面庞，皱纹像刀刻。

父亲也考过大学，在1981年。差了3分，家里没钱再供他补习。他一个同学补习了8年，最后终于考出去，现在是会宁三中的教导处主任。他仍在农村，为了三个孩子的学费，他前往内蒙、宁夏做建筑工，但工资总是拖欠。自从母亲病倒之后，他在附近一个砖瓦厂找了工作。他说他现在负债两万元。

黄雪辉坐在我的对面，很少插嘴。2006年，她考上天水师范学院时，想再补习一年考一个重点大学。父亲说，女人有两种改变命运的途径。除了考学，还可以嫁人。她哭了一个礼拜，决定暂时遵从命运的安排。也是为了她的弟弟，他正在会宁五中念高三，成绩很好，家里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考上重点大学。

我们的谈话很平静，甚至有时候还爆发出笑声。黄雪辉和他的父亲，想尽量掩饰他们的无奈，我也装作看不出来。在我们都没有话可讲时，就看照片。弟弟是他们全家的骄傲，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我身后整个墙壁。

我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黄雪辉的姐姐。她看起来有点忧郁。2003年，黄雪辉和她的姐姐一起考高中。她考上了一中，姐姐考上了三中。但家里没法供三个孩子同时上学，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中，姐姐退学了。去年年中，她前往江苏一个塑料制品厂打工。不久前，父亲收到了她寄来的3000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额。

“我尽量不要让儿女跟我走同样的路。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拼死拼活也要供。”父亲停下来，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只有大女儿，和我一样。”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几分钟过去，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姐姐的退学刺激着黄雪辉和弟弟更为拼命地学习。在会宁一中，她常常一天只睡5个小时。有时，她会抽出时间去五中探望弟弟。在番茄收获的季节，她会买点番茄带给弟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但弟弟总是抱怨她不该花这钱。弟弟从不主动找家里要钱，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吃家里带来的冷锅盔。直到父亲再来学校。他每年大概需要5000元。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他还得再补习。那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所有的家庭债务，要等到黄雪辉毕业才能慢慢还清。但我知道这其实并不保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一直走低。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你能找到工作。但父亲考虑得没这么多，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我问他，如果儿女考上大学也挣不到钱怎么办？

“只要书能读成，管不管家里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父亲说，“我们这地方，理想并不高。”

在山里，谈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姐姐想上学，黄雪辉想去更好的大学，父亲想所有的儿女都走出去，没有任何一件达成人愿。但这并不足以令人绝望。黄雪辉告诉我，她毕业以后，等工作一段时间，还想继续考研。我能理解这种对考试寄予的期盼，但我实在很难解释清楚，考试背后到底是什么？

一首名叫《生活》的诗

离开会宁的前一天，我花30元门票走进会宁革命纪念馆。它就在良友大酒店的隔壁。

1936年10月的清晨，中国长征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聚齐，标志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他们从瑞金出发，在贵州遵义经历革命的转折点，然后在会宁会合，最后落脚于延安。在当地政府的宣传中，会师精神与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洪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和精髓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团结一致、敢于胜利。最后，他们说，会宁办教育的精神，就是长征会师精神的现实体现之一。

但那天，革命纪念馆一个参观者都没有。它是一座崭新的水泥建筑，气势颇大。我们要求馆员打开灯光，四个巨大的人头像突然出现在面前，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沿着走廊观看，是富丽堂皇的长征介绍和将军战士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在大厅，有几十把空椅子围成一个圆圈，最中间的那把椅子上贴着一张纸条：胡锦涛总书记曾坐于此。那是2007年年初，国家领导人来会宁视察时留下的痕迹。

在良友大酒店，我也曾看到这样的痕迹。酒店走廊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照片。我留意到有一张是崔永元和酒店人员的合影。崔永元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去年1月，他发起了电视活动《我的长征》。26个选拔出来的人，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一直走到会宁。崔永元说：“在长征路上，所见所闻让我们切实地感觉到，一场公益演出，一场公益晚会，对现在生活在革命老区的许多贫困百姓意义根本不大。”

“改变百姓命运的，仍然是教育。”郑焕明说。他是会宁一中的校长。我们在教学楼的校长办公室坐下来，那是晚上8点，教学楼的三四五层灯火通明。1981年，郑焕明从定西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会宁八里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此后20多年，他进修，再回来，最后成为这里最好的高中校长。

他告诉我，自明清以来，会宁就有教育的传统。这里考出去过20个进士，115个举人，396个贡生，5万多名大学生。当地一直保留着儒家文化和读书的传统。“去沿海打工的人，社会地位很低，是苦力劳动者。”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如此轻商重文的言论。在北京或者上海，这足以变成笑谈。但在会宁，这句话却没有一点不合时宜。郑焕明说高考是功不可没的东西，但他否认中学教育已经成为应试教育。“我们绝不单纯是应试，因为老师还是在传授知识，只不过更强调高考技能。”但对学生来说，讨论这个已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走出会宁一中的校门，反方向往山上走。那里有许多的黄色平房。赵永康曾对我说，有许多学生在外面租房生活。我找到一家外观不错的人家敲门。一个中年妇女答应让我看看她出租的房间。

这是一间大约8个平方米的小房。一个学期300元。两张石头做的单人床沿墙搁着，一张给孩子，一张给母亲。床间搁着一小圆桌，小台灯下面放着一本物理书。农闲季节时，母亲到这里给孩子做饭，这样生活成本更低。

春节快到了。母亲已经回到乡下，学生每天自己回到这间屋子。他可以看书到深夜。从小屋的窗户望出去，会宁一中整个校貌一览无遗。越过教学楼，我居然看到了实验楼赵永康家的灯光。

我回到学校，借着路灯再次读起陈列在橱窗里的“学生文化专栏”。有好几天，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停下来读一首名叫《生活》的诗。作者不知道是谁，没有标注名字。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天很冷。我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寻找殓尸人

文/马金瑜

矿难发生后，殓师人收殓他们破碎的身体，给他们洗澡化妆，但很多煤灰，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10月11号这天，正是村里唱大戏的时候。每年这时，都是村子里最热闹的。卖羊肉汤、牛肉丸子、油糕、刀削面的小摊子全扎在戏台附近，雾气环绕，油糕在锅里吱吱响，羊汤咕嘟咕嘟滚，开戏的锣鼓绕着村子敲得人心痒，《赵氏孤儿》悲亢的唱腔吼得震天响。老梁却只闷在家里。

好几年了，老梁还是不愿凑热闹去看村里的大戏，虽然他家离戏台只有十几米远。偶尔走过戏台前面的路，有村里人回头看看他，跟他打声招呼。他说自己不愿去，但是从他的神情，我猜测他是想到了自己的职业，怕他的出现会冲淡村里的喜气。

我是在矿区一个贴满“淋病、梅毒”、“包治阳痿”的广告下面，发现老梁的广告的——“尸体防腐”，后面是老梁的电话号码。

我原本是为了寻找夏老仙而来的，她是晋城一带很有名气的“给死人穿衣”的女人。电话里，我向老梁打听他的这位同行，“我好像见过她，你过来吧。”老梁说，方圆上百里的“给死人穿衣服的”，他只见过那一个女人。

《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卢波三年前采访过夏老仙，他告诉我，矿难发生时，夏老仙穿着像巫婆神汉那样奇怪的衣服，旁人也叫她“观音娘娘”。16年前丈夫死于矿难后，她就专门给死去的矿工洗澡化妆。夏老仙给卢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说，矿工洗澡都喜欢泡很烫的水池子，因为皮肤泡不开，就洗不净身上的煤灰，怎么区别新矿工和老矿工，就看他敢不敢下烫池子。

但遇难的矿工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了，因为血液已经不循环了，所以皮肤泡不开了，尤其眼睑部分，往往都是黑的，像是打过眼影。老梁说，他们通常用洗衣粉，把毛巾沾点水擦洗，但就算用很多洗衣粉，脸上、手上，尤其是一些受过伤的地方，皮肤的裂口处，小的煤渣滓和煤灰，“一辈子也洗不掉”。

夏老仙是老梁比较佩服的一个“穿衣服的”，是个妇女，胆子却很大。因为活干得仔细，方圆几百里，出了矿难大家都找他。卢波回忆说，别人告诉他，夏老仙往往一个人呆在坑口处理几十具尸体，别人都去喝酒了，她依然在干活。

夏老仙当时向卢波解释她为什么不害怕，是因为她觉得矿工的尸体非常好看，比在城里澡堂子里的活男人都好看，矿难死掉的人，身体是完整的，神情也很平静。夏桂英在月光下处理尸体，并不觉得辛苦，反而经常会想起和丈夫在一起的往事。

可是，“夏老仙”像在这个行业里消失了一样，老梁帮我问了很多人，几年来没有人再见过她。

老梁入行比夏老仙晚，虽然才七八年的光景，却已经在方圆上百里有了名气，他能花几个小时把人再缝好，平时也能给矿工看病打针。老梁的手很粗燥，这是一双曾经下过矿挖过煤的手，手掌和指甲缝里还有着细小的黑裂缝。老梁的电话常年是不关的，这个带“4”的电话当初还是矿上给的，他的摩托车也是因为这个活计才买的。他的黑色摩托车，棕色人造革老提包，还有他的茶色眼镜，都像死亡的标签或者通知书一样让人熟悉。

老梁最自豪的是有一次用了三个小时，把已经变成五六块的一个人缝在一起。他更佩服的，是一个现在已经收手不干的殓尸人老刘。七八年前，老刘曾和同伴一起为二十三个矿工收拾过尸体。

我告诉他们，我是写小说的人。老梁说：“那我们这比那些作家瞎编的小说好看吧，我们这都是真的。”老刘也说：“就是的。”

他们代表生活本身，不时笑话我的吃惊和胆小，“真是个念书的娃娃。”老刘说。

我已经很难去求证他们的经历和故事的真假，那些死去的矿工，已经长眠于黑暗的矿井下，他们完整或破碎的身体，最后的归宿可能只是一个最便宜的蛇皮口袋——那种在地摊上随处可以买到的彩色塑料口袋。老刘会放一件衣服在里面，他说，那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样子，只能叫“一堆东西”，混合在里面的煤渣已经扒拉不出来了，就全部塞在一起。

有时候甚至连彩色塑料袋也没有，这“一堆东西”只是由老刘们装在运煤炭的桶里从井下送到地面，上面还残留的衣服碎屑要让家属看一下，认人。老刘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的半条左腿找不到了，在下葬之前，另一个工人在挖煤时发现了那半条左腿，于是矿上又派人把腿抱到死者家里。

老刘记得给二十三个矿工处理尸体那天在下雨，他们在离矿远一点的地方搭上棚子，二十多个尸体的活儿，不是那么好干的，几个人一起干也要十几个小时。中间矿上会让食堂送饭来，老刘就洗洗手吃饭，休息一会接着干。

有的尸体姿势太硬了，穿不上衣服，只好把他们的胳膊或者腿掰折、敲断，才能穿得上衣服，装得进棺材。老刘记得一个年轻人的一条腿还保留着最后的姿势，一直翘着，棺材实在盖不上，他们和家属商量以后，就用榔头把这条腿打断，腿弯下来，终于可以合上棺材盖子。有的身体已经没有头，老刘用纱布和衣服缠一个假头给家属看，“脑壳已经被煤块全砸烂了，煤炭掉下来又不长眼睛。”

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刘见过了人所有的内脏，这个不认识多少字的老农民说：“姑娘，你见过开得最艳的桃花没有？脑浆流出来就是那个颜色，滑得抓也抓不起来。”

老梁说，有时候，那些尸体会慢慢变硬，胳膊会“啪”地一下甩过来，他还要眼看着身体或者腿慢慢翘起来，我问老梁：“你害怕吗？”

他回答：“不怕。”过了一会又说，“只有一次，防腐剂没打够，心里就一直想这事，梦见那个人站起来了。”

每次老梁去收拾死人回来，老梁的老婆从来不接他的钱，“老梁胆子大，我还是害怕，想一想都怕。”

那些最难收拾的尸体，就是要缝在一起的，比如把腿骨放到肌肉里缝好，或者把内脏装进去，把肚皮缝起来。老梁说人去世以后皮肤很硬，一般的针根本穿不过去，他自己琢磨着用自行车辐条打了一根大针，他给我看这根针，已经有些锈了，但这是他有力的工具之一。因为很多尸体要做防腐剂的处理，他自己配了防腐剂，装在5公升的白色塑料油壶里。这个特殊的油壶，平时就塞在鸡圈的矮窝棚下面。

老梁说，在擦洗尸体的太平间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他要看着一壶防腐剂全部输完。夜里，医院的太平间大都没有灯，常常只点一根蜡烛，有时候去得急，连蜡烛也没有，他带上手电，然后在隐约的月光下面，静静地等待防腐剂输入尸体。

月光下，他总觉得他们都睡着了，有的还很年轻，很帅，有的表情看得出去世时很害怕，有的很伤心，有的眼睛还睁着，他用手掌轻轻给他们合上。

他们身上的旧衣服里，翻翻口袋，往往只有一串家里的钥匙，别的什么也没有。

老梁说，年轻时下了矿井，午饭经常有苍蝇和煤渣，两个同伴刚还在说笑，一转身，已经被砸死了。黑暗里看不见血，他就躺在他们旁边，睡午觉，“他们也睡着了。”

“你不知道矿工的老婆每一天是怎么过的，”他说，从早上把男人送走，就一直等，等，等，等，一直等到男人从井下上来，进了家门，这颗心才能放到肚子里，才敢合上眼睛睡觉，“哪个矿区没有寡妇？”

平时老梁在为老婆开的乡村诊所当大夫，我进屋的时候，地上的三个凳子已经都给病人坐了，床上也躺着打针的病人，老梁就招呼我坐在摞起来的盐水瓶上，“只管坐，结实着呢。”

屋子里摆了很多治感冒、拉肚子的常用药。这天晚上，一个矿工被老婆拽来看病，他去山上摘野柿子吃，谁知道有锅盖那么大一个马蜂窝，跑都跑不及，头上、脖子和背上，叮了四个好大的包。

“一斤柿子才多少钱？就算一斤10块钱，你买一斤吃又怎么了？马蜂蛰了要命的。”老梁准备着银针和火罐。

四川来的矿工小李只憨厚地笑笑，说：“现在还不疼。”小李的老婆买了刀片来，老梁用刮胡刀把他头顶大包附近的头发刮干净，灯光下那块圆圆的头发反射出亮光，十分滑稽，屋子里的人都大笑起来。

老梁不笑，他“啪”地往病人头顶吐了一口唾沫，代替酒精消毒，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银针，很快扎破大包，小李的脸抽搐了一下，血顺着小李的脸颊流下来。老梁在那伤口上烧了棉花，把火罐盖上，大包渐渐变小了。小李的老婆紧紧抱着小李的头，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她用卫生纸给小李擦着淌到胸膛上的血：“你说你这个憨包，我们买几个吃，能花得了好多钱嘛？山上的野柿子就比别个卖的甜？……”

老梁处理了四个大包，说：“40块钱。”这差不多是这里矿上的小工下矿干一天活的钱，老李的老婆说，“来得着急，没带好多钱，你先记帐噻！月底发工资给你噻。”

老梁一直记挂着那个扎羊角辫子的4岁小女孩，夏天，她穿着白裙子，脑袋上扎着两朵黄色的小花：“唱歌可好听。”却老是感冒，常常要打针，孩子一看见他，就很甜地叫：“梁叔叔，梁叔叔。”很少有小女孩打针不哭的，这个孩子就不哭，老梁就这样清楚地记得她小小的笑脸。

还是今年夏天，孩子在路边玩的时候，被拉煤炭的车压死了，当时她的爸爸还在井下干活，拉煤炭的车只赔了4000多块钱给孩子的父母。

“孩子的妈妈当时傻了一样，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就是躺着，肚子慢慢像孕妇一样肿得好大。”老梁给孩子的妈妈抽了很多肚子里的积水，可是总抽不尽，“突然有一天，孩子的妈妈醒了一样，冲到矿上，没有进去，在门口就被保安打了一顿……病得更厉害了。现在，不知道她还活着没有，她肯定没有钱去医院看病。”

“那个小女孩长得真漂亮。”老梁又说。

即使是半夜，只要电话响起来，老梁就会发动摩托车赶去。报酬从400多块钱到4000多不等。和前辈老刘聊天的时候，他才感叹，现在这一行的钱是越来越难挣了。

矿难处罚的钱越来越多，上面查得也越来越严，常常根本看不到尸体，尸体就已经被拉到外省的火葬场火化掉了，家属也被秘密接到外地去，根本见不到亲人最后一面。赔偿的金额也越来越高，“一般的行情是外地人顶多30万，本地人100多万。”消息总闷得很严，过了很久，老梁和老刘才会听说哪个矿上又死了人。

这一天早晨，5点多电话就响了，老梁从鸡圈窝棚下面把人造革小包拿出来。一个老人去世了，这样平淡的生意渐渐多起来。他配好防腐剂，老婆说：“吃了再走哇？”

“不吃了，回来再吃，人家等着呢。”

老梁骑摩托车很快来到附近一个村子。这家已经被癌症折磨了大半年的老父亲，平静地躺在棺材里，衣服已经被解开，只有脸被蓝色的布盖着，棺材上新刷的黑漆还没有干透。屋子里没有输液架，老梁搬把椅子，亡人的孩子找了根扁担，老梁把装满防腐剂的白色小油壶挂在扁担上，在老人的胸口摸了摸，他把粗大的针头扎进去，发出沉闷的“噗”声。

“你们忙你们的吧，这大概要40分钟。”老梁说。

老人的儿子问：“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

老梁笑起来：“我就初中，自己学的。”

“干这个不害怕？”

“不怕。”

“你信个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信。”

防腐剂流得很快，不时发出声音，隔一会，老梁又把针头换一个地方。亡人的两个女儿蹲在父亲的脚边，慢慢哭起来。

老梁不说什么，防腐剂在输液管里发出“咕咕”的声音。剩下的最后一点，他洒在了老人蒙着蓝布的脸上。

“这能管七天？”老人的儿子问。

“两年也没问题。”

老梁洗了手，骑上摩托车带我回他家。山区的早晨很冷，雾气笼罩着挤满小煤矿的远山。才清晨6点多，路上拉煤的车就呼啸而过，掀起几米高的尘土。

早起的人，有的远远地朝老梁扬扬手，抬抬下巴。

“吃了吗？”

“吃了吃了。”老梁应着，并不减慢摩托车的速度。飞扬的尘土让他咳嗽个不停，远处，太阳正慢慢升起来，阳光还不能穿透浓重的雾蔼，乌鸦在很远的山坳上叫着，“呱----呱-------，呱-----呱--------”，声音拉得很长。

矿区的洒水车慢慢腾腾地开过来，拉煤车掀起的灰尘都慢慢蛰伏下来，老梁说：“一到早晨，太阳一出来，就跟啥事没有一样，平平静静的。”

随笔

书：两千本的奇迹

文/唐诺

iPad和Kindle出现之后，书的最终命运是什么？真的会消失吗？一个写作者、编辑、读者，给出自己的答案。

[一]

如今我们活在一个不相信远比相信容易的时代，台湾这样，香港我猜也是这样，大陆好一点，但可能更快更暴烈会变成这样。但麻烦的是，人还非得相信点什么才行，什么都不相信看起来很轻松很潇洒，但其实最辛苦最疲惫，人会不想读书、不想做事、不敢恋爱、不敢生小孩，甚至提前衰老，很难活下去。

我相信我们大家的生命基本经验不会有太大不同，这辈子我们多少都碰到过好的人好的事，甚至拥有某一段极好的感情，我们在漫漫人生途中也会心生善念，想做件好事或想做个更好更有意思的人，但善念往往睡一觉就消失了，好人会变坏，爱情会变质，诚挚纯洁的行动会一个一个被各种黯黑的力量渗透接收。因此，问题不在于没有好东西，而是这些好东西总是太小太微弱太短暂，如春花如朝露，来不及相信，它就在现实太阳的强光下蒸发掉。也就是说，我们的不相信是经验性的，它含着一次又一次被美好事物欺骗、愚弄、背叛的最不舒服经验，由此构成了一整个世代人极大的失望、多疑和满心荒芜。

这怎么才好？我喜欢的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一个被烧毁的麻风病例》里也问了这个问题，给我们答案的是书中那名在刚果治疗麻风病人的柯林医生，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答案。柯林医生说，可能是我们自己弄错了，是我们去找“太大、太重要、太活跃”的东西了，善不是长这样子。

是啊，谁说美好的东西非要很大不可？除了我们心中期盼以及某个神话故事，你究竟什么时候真的看到过，美好的东西大得像无限、长得接近永恒而且一出现就威风凛凛所向无敌呢？如果非这样才算数，那大概真的没有，而且我们差不多就把所有的善、所有美好的可能一次全杀光了。

人类的历史经验，乃至于更久远的生物演化事实告诉我们，美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开始于毫不起眼的边缘角落里，开始于一个很微小、很安静的改变。比方说愈来愈多古生物学者相信，人类的演化和文明的创建，真正关键的一点可能只是人类开始直立，就这样而已。人站起来了，用两只脚支撑身体，解放了双手（成为生物界最灵巧的手），微妙地调整了喉部的发声结构（这是日后人类精致语言的生物条件），最终才是大脑的复杂发展。

美好的东西通常是碎片，不大，不持久而且还不容易存活。对美好东西最明智的保证，我以为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大师也是最博学的读书人小弥尔顿，他指出，美好的东西，乃至真理，其实很容易被压制被迫害被集体消灭，但它有一个最动人的特质，那就是它不会就此消失万古如长夜。历史经验证实，它会一而再再而三被重新提出来，每隔一段时日，也许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形态像一波波海浪，直到它恰恰好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朱天心写过一篇小说叫《我记得》，对这样一闪而逝、你我都看见过的好东西，某一个善念、某一张笑脸，她选择相信，并且像一个证人指证历史——是的，我看过，我记得。安伯托·艾柯则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不仅相信，而且我捡拾，我保存，我拥有，我还努力不懈地想把这些碎片编组起来，让我们可以想象它巨大完整的模样，把相信化为行为，化为每一天经常性的工作。

我自己一直是个读者，也写过几本书，还干了大半辈子的编辑。我也乐意在这里作证，我看到书的世界的确长这样子，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碎片，这是书最有意思的地方。

看了这个碎片图像，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了，所谓两千本的奇迹究竟是什么？

[二]

很多年前，当时台湾《联合报》读书人版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出版这个并非太有出息的行业？我说出版有一点非常吸引我，我称之为“两千本的奇迹”，我不晓得其他哪个行业有这样的好事。

首先，两千指的是什么意思？在台湾，也只限台湾一地，如果你综合成本和收入这两端的所有数字，做一次不带情感的精密演算，来找寻既不赚钱也不赔钱，所谓损益平衡的那个点，就可以得出两千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两千册，是一本书可否出版的最底线，是人的思维、创作能否获准进入商业法则所统治世界的窄门、是光和暗分开的那一个点。

好，两千知道了，奇迹是什么？奇迹在于——比如说，我们随便走进一家超市、一家大卖场、一家百货公司，放眼周遭这些争奇斗艳如太平盛世的商品，然后假设，如果它们，每一面包、每一瓶可乐和鲜奶、一部电脑，一辆贵死人的豪华轿车，只能卖出去两千个单位；或者更进一步，在最初的生产时，生产者已经知道了，整个世界仅仅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会掏钱购买它，还剩几种会留得下来？还剩几种人们仍愿意去研发、制造、运送，并好好展售在我们眼前？你很可能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空无一物一人、只有回声的废弃仓库里。

写书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写的书只会卖两千本呢？很多作家一定会告诉你，太知道了；编书的人知不知道只会卖两千本呢？当然也知道，每一天市场都在告诉他这件事。书的最大奇迹，不是某一本书，比方哈利波特能卖几百万本，哪种商品（比方球鞋）不是动辄卖这个量呢？而是就算整个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居然还成立，还不断被写出来印出来，这才是书最独一无二的地方。

好，不谈可乐不比球鞋，我们再拿书和比较相近的电影做进一步比较——在台湾，今天你拍一部电影（别想哪种有地球浩劫大场面或汽车好像不要钱撞来撞去的），成本很难低于四五千万（台币，下同），而一本书的正常成本，不浪费也不寒酸只要三四十万，两者大约100比1；换算到购买者另一端来看，一部电影因此至少需要三十万人次观众的热情进场支持，书则只需要两千名读者。

四千万台币不是一个可浪漫可冒险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小数字，但30万台币，必要时就连我这样没什么经济能耐的人都挤得出来，意思是相差100倍以上的自由度、可能性。从购买一端来看差别大，你要说服30万人和只要说服两千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像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力学世界，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同的题材选择、不同的内容构成、不同的讲话方式、不同的道德考量、以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企图心和想象力。30万人的公约数得非常简单非常安全无害；两千人则可以非常自由非常剧烈，你甚至可以说各种实话，可以冒犯社会。

更好的是，这个所谓两千本奇迹不是推论，而是事实如此——这个事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书的整体样貌，宛如繁花盛开的美丽样子。一般商品通常只有个位数种类的品牌，但书却同时有几十万种，我想不出任何一个领域，能这么多样又这么精细、这么广阔又这么深奥；人类的思维，包括每一种想法、每一个念头、每一次梦境，不管它多细碎、多奇怪、多私密、多难懂、多不合时宜、多异想天开，甚至于多幽暗恐怖邪恶，每一种你都有找到有效实践的可能，都有人当真，都有人想追问——不只是掏钱买下来而已。

我来自台湾，这是个小岛，大出版世界里一个边陲的、不起眼的小角落，但大家晓得台湾每年有多少新书出来吗？每年大概稳定有三万五千种，三万五千个碎片。我们这些做书的人都不免开起玩笑来，好像太多了，不是吗？是不是应该稍稍节制一下自我管理一下——有一种闯祸的感觉。

对商业市场机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有多困难而且多难得。今天，在我所置身的社会里，我们要说出某些话并不难，难的是这些话语如何不迅速散失于空气中像从没发生过一样。

这取决两面，一面是我们自己，我们所说的话究竟有没有意义，言论自由只庄严保证你的资格和权利，但不附带其结果；另一面则是严酷的外头世界，这往往很荒谬而且还让人很生气。我们晓得，人类很多需求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甚至还是迫切的，致命的，比方说非洲几乎从未真正消失过的饥饿问题，比方说非洲某种肆虐的传染疾病问题，但这些需求不一定能被满足，如果它没办法到达一定的购买力，形成所谓的“有效需求”的话。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已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必须销毁，好稳定市场价格，而那些跨国大药厂更有兴趣的、乐意投注更多资源研发生产的，可能是生发剂、壮阳药或抗忧郁症药物。不是这样子吗？也就是说，人的话语、主张、论述和创造成果，基本上仍得完成某种“形式”或说“格式”，而且有着相当购买力的数量，才能通过或偷渡过市场大神看守的旋转门，才是有效的，才能被这个社会所登录，所记忆和存留。

所以两千个单位，从商品的有效规格来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更好的是，两千本的书可以成立，便意味着有一部分其实不到两千本的书也夹带着出版了。当然，这些书可能存活于市场的时间更短，也让他们的书写者和编辑者感觉自己更像个失败者，但终究比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要强多了。在整个社会遗忘掉它们之后，也许仍有那么几个读者记得，甚至从中得到重要的启示；也像小弥尔顿告诉我们的，如果它自己够好，而且哪天够幸运的话，它仍有再一次的机会，或至少给了它的书写者下一次的机会。

书籍的发明当然远远早于商业社会的出现，它的第一次奇迹是书自己能力的奇迹，或者应该说实现了、扩大了文字发明的奇迹。人类曾经有过的所有语言系统，只有其中小小的5%发明出文字来，这一步促生了书籍，成功地抗拒了时间和人短暂的生老病死，从此人类的经历、情感、记忆、发现和发明不会一代而亡，让历史悄悄进入一个全新的翻天覆地时代；两千本则是书籍在当代的又一次小小奇迹，这次它克服的是粗暴的商业市场法则，以最小的损害，换取最大可能的自由，让书古老的、最大的奇迹仍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三]

这些年来我逐渐发现，两千本的书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人的奇迹而已，它更可能是书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形式，它解释了更多有关书的事，也更触及到书的本质。有大陆的编辑朋友称之为“基本款”，当然，两地市场尺寸不同，在大陆不是两千本，而是八千到一万，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奇迹公式，但意义是一致的。

谈到基本形式，有个盲点可能得先解决。我们说，地球上基本的生命形式是什么？已故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是我很喜欢很佩服的人，他的每一本书我都读，古尔德同时也是顶尖的统计学者，他通过统计绘制出来的钟形曲线右边最尾端的小点上，是生命演化的一个意外，美丽（或灾难）的意外。真正在钟形曲线中央、数量最庞大的，其实是单细胞生物。

而且不只是数量大而已，如果我们人类不太自我陶醉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察觉的，真正让地球日复一日维持整个生命系统不坠的，当然也是单细胞生物；还有，我们今天所推论所想象的各种末日浩劫，最有可能安然度过的也是单细胞生物，这在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中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所以古尔德以为，如果要有所谓的生命基本形式，那必定是单细胞生物。

如果我们依销售量把书籍也绘出一张钟形曲线图，一样会看得出来，曲线最中央、量最大，构成书籍世界每一天主体工作的，也正是这些卖两千本的书。

这个简单的事实非常有意思，它再清楚不过地透露一个讯息——书不是纯粹的商品，它只是不得已必须应付商品的规格要求。商品竭尽所能追求最大的量，它的工作依据这个绝对目标组织起来；但书不是如此，它有自身更复杂以及更深刻的关怀和心事，它的工作方式因此更凌乱也必须更灵活，并且保有一部分古老知识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古老手工匠人的技艺。

我自己曾是个编辑，20岁不到就开始编辑工作，我可以老老实实告诉大家，一个正常合格的编辑不会只用销售数字来想事情决定事情，他甚至有点避免去想，非不得已最后才去想。我知道很多编辑不随便到弱肉强食的书店现场，你可以说这是逃避，但有一位编辑朋友说，不看书店是为了保持斗志、培养继续出书的勇气。绝大部分时间，编辑想的、在意的是书的实质内容，以及书的意义和价值，是我手上这本书实际探出了什么做到了什么等等。当他最终必须考虑销售数字，也不是一个利落的判决，而是不甘心不死心寻求可能性，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途径，有机会偷渡、有机会骗过市场，这是一个好编辑最终极的技艺要求。

编者的身份自觉通常也不是贩售者，而是某种知识工作者，有多出来的责任，来自一个更久远知识传统的要求，因此对市场带着一部分反叛性格。不过是因为我们如今置身于一个这样的时代，人类的知识成果、创造成果必须通过商业窄门才算成立。两百年前、三百年前他的先人不必这样，司马迁当年写《史记》也没去想销售量。

相对来说，依循单一市场的法则是最简单的。有没有这样的书呢？有的，少数流行的、畅销的书就是这样，你只要把自己像变形金刚，变身成一部印刷机器就可以了。

如今真相愈来愈清楚，畅销书的核心意义并不是书，它的主体工作也不发生在书的世界里，书只是某个更巨大流行工业最末端、最不重要的一个小环节而已，书在这场豪门盛宴里是个小跟班，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一本畅销书可创作几千万台币营业额，但在动辄几百个亿的大游戏里，这只是泡沫只是零头。书的形式被采用，只是不拿白不拿、收最后一笔钱而已；当然，也可能来自某种奇特的虚荣而不是经济动机，我不只是个成功的企业巨子、成功的影视或运动明星，我还是个很聪明有思考习惯的人，我的成功和财富是有理由的，有着智慧理由——借用的不是商品力量，而是书籍最古老的魅力及其暗示。

作为一个读者——我的读者资历远比编辑资历长。我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最多样的书是那些只卖两千本的书，最好最有意思的书通常也是这些只卖两千本的书，日后时代转变还不断需要重读的也是这些只卖两千本的书；阅读只有在这里才可能日复一日的展开并持续。偶尔，我也会翻翻畅销书，当个讯息当个例子看看如今人们在想什么，在热切追逐什么，跟我会看报、会收看电视新闻差不多。但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内心深处对书有更多的期待，比我们买一罐饮料一件衣服心思要复杂多了，也沉重多了，我们总感觉购买完成才要开始某件事，而不是已完成某件事，不是这样子吗？

前些年台北陷入经济衰退和萧条，很多人失业，你晓得冒出来最多的是什么？计程车、摊贩和小吃店，当然还有小偷和骗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会开车我也会开车，取代最容易，很少有人转行当个量子力学物理大师或太空船工程师。我们说，困难之后，才会逼出事物本身最独特的技艺和内容，从而形成最难被取代的存在。因此，“两千本的书”最独特的意义是，书籍成功地把仅仅只有两千个人的需求转化成有效需求，使得那些无法用其他形式收集保留的碎片得以存活，这才构成了书籍存在最难被取代、最坚硬的内核。往后任何想取书籍而代之的新尝试新形势，都得重新面对这一困难，依我看，截至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成功，甚至才刚刚意识到，原来关键性的困难在这里。

“两千本的书”是书的主体形式，这个概念和视角，还可以帮我们延伸解释许多事情。比方说台湾和大陆“基本款”——两千本和一万本的5比1的比例，远小于两地人口之比，这说明大陆书籍市场仍有继续放大的潜力，这是好消息；比方说华文单一书籍市场的逐步无接缝成形，有机会让原本在台湾和香港不成立的书成为可能，那些藏放编辑抽屉里多年的书有机会了，这也是好消息；还有，近年来资金涌入，大陆出版人忽然变得非常有钱，但如果考虑到出版世界这种少量、多样、利润弹性有限的本质，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一旦这些资金发现出版界获利不如预期，会哪里来哪里去很快撤回，这是什么？这是热钱，这就叫泡沫。大陆出版界的朋友可能得有泡沫破灭的心理准备才好。

[四]

想想看，书的终极命运会怎样？它真的像某些人讲的，很快会灭绝吗？

近年来，书籍的确愈来愈像颗洋葱，我们发觉它一层一层的剥落，先是影像，再来是电脑，跟着是网络，然后是电子书，每一种新工具都来拾它的工作，取走它的一部分。书会一样一样被肢解被拿光吗？一些爱书的人，习惯跟书谈恋爱的人忧心忡忡；而其间不断冒出来的恐吓话语，更让书的从业人员（尤其是编辑）听起来像末日讯息，好像自己注定很快会跟书一起消失。

“天国已近，你当认罪悔改。”很奇怪，一直以来，人们听到这一天国到来的福音，反应通常不是开心雀跃（不是应该开心雀跃吗？），反而是吓个半死，这是很有意思的，就像电视广告里他们努力呈现的未来美好生活图像，怎么看都是枯荒可怜的，能够的话，那样的未来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这一普遍的疑虑和惊吓，可能意味着我们知道事情不全然是这样，我们感觉他们忽略了一些重要而珍贵的东西。

我是一个只跟书保持基本友谊的人，对书籍没有超过内容、恋物癖式的多余迷恋。截至目前，我以为发展方向大致是进步的、合宜的。目前狭义的书籍，也就是纸本书的形式，当然不是每一个面向都完美、都最适合它。比方说字典辞书、百科全书或图鉴这类非阅读用的特殊知识载体，交给更方便收藏和查询的新形式当然再好不过了，也许损失掉一点点装饰客厅和书房的功能，一加一减仍是划算的。或者学生的课本教科书，只要眼科医生不反对，我也赞成改用电脑、网络或电子书，既减轻书包重量又消除城乡时差，还可以克服它们用后即弃、逐年修订调整的问题。（我念高中时，一堆人最咬牙切齿的梦想就是，妈的等大学联考一考完你试试看，第一时间便痛快一把火把它们全烧掉，就像秦始皇做的那样。）

建议大家回想一下书籍的历史，这有助于心思安定看清事实——如果你知道书的基本历史，你就晓得书籍作为一颗洋葱不是从今日始，事情一直是这样。沃尔特·本雅明指出来：大众传媒的出现和独立，便是书籍一次最重要的分解，把书籍负载和传递即时资讯的功能拿走，收音机和电影电视的出现，也让书籍的娱乐功能逐步收缩到最小，书的形式本来就比较沉重比较严肃，要求人脑比要求人的眼睛比重较高。

这两回大分解，一次是大众传媒的独立，一次是娱乐工业的建构，我以为其规格、其影响，都比今天的电子分解更重要更深邃，但书籍并不死亡，它可以更专注做只有它能做的事。

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如今是预言满天飞，每天都有人出言恐吓的奇怪时代，你要照单全信的话很容易自杀。我们可以保持冷静，稍微想一下预言者的真正身份是先知还是推销员——推销员的比例压倒性的高。像我的老朋友詹宏志热爱恐吓性预言，几个月前才要我们不惜一切加入电子书，最近又谈电子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云云。你稍稍睁大眼睛就能看到他背后的商业机制和贩售企图，如此，你就能如托尔斯泰一般大声地说：“他想吓我，但我并不害怕。”

假设分解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其实不大可能），最后会剩下什么？会剩下这最大一群碎片一样的、只卖两千本的书，书最坚实的核心，或者说书最没人要、最没利润可言的核心，这两者是同一件事。

几年来我的一个疑问今天已差不多浮现成为事实，尤其是今日电子书已真相毕露这一刻——我一直不相信的是，如果他们手握如此昂贵又如此powerful的武器，会好心拿来帮我们卖书吗？尤其是这些只能卖两千本、利润小到不值一顾、而取得过程如此麻烦、谈判对象（也就是一个个有不同怪癖、不同不讲理程度的书写者）如此分散的书吗？回想一下吧，电视网络铺设起来穿透每个家庭，读书节目只聊一格，且不断萎缩，梁文道每天只有八分钟，但这已近乎神迹了，是香港才有的骄傲；台湾的7-11打通全岛销售渠道称霸江湖，架上书籍如今剩不到20本（你听都没听过的20本），他们比较想卖的是御饭团、新饮料还有高铁车票不是吗？

谁要卖书啊？

电子书的真相是，iPad的书籍部分只是其复合性功能的小小一角，日后极可能只退不进，但光这样就当场打挂了Kindle，Kindle也很识相地立刻向游戏和音乐倾斜。大复合性电子接收器的大战也许持续方酣，但就实质意义的电子书而言，GAMEOVER了！

是的，我们从头到尾说的就不是什么文化良心的哀求呼籁，而是商业机制最硬最不让步的工具理性问题。书籍最强韧，很荒谬但确实如此，不是寥寥那几本震动世界的大大畅销书——它们跑得最快；跑不掉的是这些碎片一样、尺寸太小、必然从市场大鱼网孔里流掉复归大海的书。这确实有点像庄子《逍遥游》里那棵没有用的大树，不值得一砍，所以活了下来。

[五]

还记得《玫瑰的名字》其中一段吗？“我把我所能找到的每片纸都收集起来，装了两只旅行袋，为了保存这可悲的遗物，甚至不惜丢弃一些有用的东西。”

“两千本的书”真正脆弱之处在哪里？在于它卓然克服商业规格的独一无二方式，其实来自于一些人“为了保存这可悲的遗物，甚至不惜丢弃一些有用的东西。”——书写者愿意用两三年或更久写一本书，以定价300元台币的书来算，只拿六万台币，相当于正常人一到两个月的薪水；编辑者愿意不为社会所动，从事这个不太有前途的工作，并相信其中有较大的志业而非职业成分；还有两千个读者愿意买，保有期望和好奇，不管这些书多沉闷多看不懂或读起来多不舒服。是这三者不约而同都做了一些背反当前社会主流的事才成其可能，所以我们才夸张地称之为奇迹。奇迹总是难得的，因此也总是脆弱的。

商业机制的强大理性很难理解这样的心思、行为和信念，也就很难瞄准它摧毁它替代它；然而长期来看，我们难免是悲观的，毕竟它必须抗拒着求舒适、求立即性报偿的一部分真实人性。书写者、编辑、读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它所赖以成立的必要信念，正好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受尊敬、一直在流失掉的东西。愈来愈少人愿意为了捡拾它而放弃掉一些有用之物。

如果你问过，我会说这个流失一直是进行中——它一点一点消散也许不易察觉，但消散一旦通过某个临界点，事情就危险了。像达尔文告诉我们的，当物种少于一定的量，灭绝的机制就开始启动了，单行道一般向着灭绝奔去。

还有更可怕的说法——知道著名的热力学第二法则吗？科学家告诉我们，尽管质能不灭，但质能会不断散失，直到所有质能完全均衡的分布。它不是消失，而是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无法回收它保有它使用它，或者应该说，你要回收它，都得耗用掉更大的质能。这个阴郁无比的法则，最终揭示了一个来日图像，一个再没有任何反应发生、万有归于沉睡的图像。宇宙从灿烂的大爆炸起始，以永恒的大眠告终，这很符合米兰·昆德拉对死亡的想法，死亡总是从我们记忆的眼角逸去，静静的发生。

我自己，跟很多人一样，相信人的善念是遍在的，时时处处在发生，并不会真的消失掉，就跟质能不灭一样。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阻止它继续消散，让它保持有形有状，让它有意义。

科学家给我们阴森的预言，但文学家跟我们讲的，则是美丽而且明亮的故事——我说的是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书里那位披着一身庄严光华从黑夜中走到玻利瓦尔卧房里的处女，她的光华原来来自发带，她把萤火虫粘在发带上因此闪闪发亮。可萤火虫不是很快会死掉吗？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她随身带着一小截挖空的甘蔗，当她解下发带时，便把萤火虫收进这截甘蔗里。原来如此，原来甘蔗里的那一点点甜汁、水分和空气就可以让萤火虫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下一次盛宴时刻放它们出来依然庄严发光。

我自己读这段文字时非常震动，因为它解决了我童年至今长达四十年的一桩心事。我小时候抓萤火虫，每次以兴高采烈开始，但总是很快以悲伤告终，你所有的总是短逝的光华和一只只很丑的黑色小虫尸体。原来可以这样，原来一小截甘蔗就是答案，甘蔗在我们台湾乡下满地都是半点不值钱的。

对我个人而言，书，尤其是纸本的书，不过就是这样一截挖空了的甘蔗而已，最终，我们真正要保护的，是里面存活下来的萤火虫。

把梦、想象以及思维的成果写在纸上，印在纸上，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我们还知道，没纸张时，他们写在竹子上、纸草上、羊皮卷上、泥版上、大片叶子上，以及更早之前的岩壁之上——我的意思是，我习惯而且确实喜欢印成纸的书，尤其在浴缸泡澡或在长途交通工具上时，但我知道这不是书籍曾经有过最美丽的形式。我也能感同身受，当书籍开始用纸张大量印刷出来，当时一定有一些人也有他们情感上、习惯上以及美学上的慨叹和悲伤。但这无关宏旨。

我很希望马尔克斯的美丽故事能带给大家必要的镇静和心思清明。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好的书给予我们的通常不是所谓的欢乐，而是更稀有的镇静和心思清明。也许有一天他们真的会发明出来能养活这些萤火虫的更好的工具，像博尔赫斯带点天真期盼的，也许未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说不定。但在这之前，我相信还有相当长一段时日，我们还是得继续带着这一截挖空的甘蔗，一如大家今天放弃做更多有用的事来听这场演讲。

与衰落共存

文/许知远

一样是被中断的漫长文明，一样是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埃及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现在却陷入了衰退。

[一]

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骇人听闻的车流消失了，没有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引擎声，你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

人们都进了清真寺。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在开罗已经五天了，我习惯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婉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有特定的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翻译给我听。

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我坐在穆罕默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是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墙壁的木板上排列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冰柜上方，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

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1789年，拿破仑的属下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1350家，27万人口的开罗，每两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已难以清点。

迷人的马哈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间封面的《孤独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与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画作，却比它有更浓烈的味道。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灰色的胡椒粉、红色的辣椒粉、还有更多未知的粉末，曾经驱动着世界的运转。

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马哈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橙子、还是草莓？白天他是埃及政府一名公务员，但夜晚他却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哈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看到我手中的书，对我竖起拇指：“啊，马哈福兹，我喜欢他。”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为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哈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

直到1941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在他出生两年后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是核心枢纽。伴随着苏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改造开始。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1867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篷——典型的欧洲想象中的埃及。但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佣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西侧的空地，建了一座足以巴黎匹敌的新城。

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

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34号，亚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

摄影/木格

[二]

我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产生兴趣。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但它们不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这口号，四大发明、长城、敦煌，都在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把这些口号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是文明古国吗？

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的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痕迹，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见过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几代本土作家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可比安大厦》。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夜晚的尼罗河缓慢流动，到处都是人、车流，人们浸泡在污浊的空气里。除去在美国大学书店，我再没有看到过一块干净的玻璃，一张整洁的墙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仍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灰蒙蒙的质地。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从没见过如此破败的政府大楼，很多玻璃窗显然破碎已久。20世纪70年代的菲亚特堵塞在马路上，油漆斑驳、车门破损，司机们亢奋、焦灼地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穿过开罗的马路都是一桩轻微的冒险。

“哪里是市中心？”我问路上的行人。没有想象中堪作路标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市中心只有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卖着相同的商品。像极了中国的二、三级城市，与其说是商店，不如说是批发市场。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摆上几十个塑胶模特，里三层、外三层、摩肩接踵的排列着，仿佛她们在不断的自我克隆。惨白的灯光，冲到街头的音乐，海量而雷同的产品，或许是匮乏已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人们对打折的货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

一个失败的现代都市，这是我对开罗的第一印象。

我开始阅读《亚可比安大厦》。在序言中，阿斯旺尼回忆了他的出版经历。1995年，当阿斯旺尼试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时，由于私人出版业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书籍出版总社（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这个部门掌管了公共出版业。出版总社决定了一本书是否能够出版，但它的评审委员不是专业的作家、编辑，而是从不同部门临时抽调来的职员，可能是司法人员，也可能是会计，他们参加评审，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收入，尽管这收入少得可怜。阿斯旺尼对自己的小说很有信心，却没有获得出版，因为他没能说服他们，小说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话，不是作者的本意——虚构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亚可比安大厦》是阿斯旺尼最后的努力，他已准备移居新西兰，而这本小说是对埃及的告别。他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牙医，回到埃及，仅仅是为了他的业余爱好——写作。这条道路似乎已经封死。

最后的努力带来了奇迹般的成功。2002年，这本书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埃及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畅销的小说。2006年，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上映。

1937年，亚美尼亚商人亚可比安建造了这座十层高的公寓楼。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万富翁、欧洲制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们是当时埃及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受益者，0.5%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这也是一个自由实验的埃及，有议会，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闻自由，教育水准则在阿拉伯世界遥遥领先，它也有观念开放的世俗化社会，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彼此交融。

公寓楼的命运是埃及历史的缩影。革命不仅给很多埃及人带来了渴望的尊严，也带来了一个更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欧洲人、犹太人与富有的埃及人被迫离去，他们被视作旧政权的合谋者。新政权的特权者成为新租客，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骤然获得的特权没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公寓变得拥挤，房间里养鸡养鸭，再没人愿意维护公寓。1970年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贵们搬往了新区。公寓被不断地转租、不断破败。

阿斯旺尼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衰败之中。一名要进入政界的制衣商人、为了生活要出卖身体的美丽少女，要成为警察、却被现实逼迫成为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的学生，顽固地想保持昔日优雅的没落贵族……小说中的每一个房客，都恰似时代的缩影。大厦衰败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这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道德已经崩溃，腐败无处不在，美好的价值难以生长。不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堕落了。这部小说触动了整个埃及的神经——是不是1952年的革命，彻底错误了？

一间婚纱店、一个牙医诊所、一家青年旅馆，下午的亚克比安大厦毫无生气，连小说里那种令人拥挤的喧闹都没了，只剩下遗忘。我坐在宽阔的前厅的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掉色的浅绿墙壁，深棕色的信箱，还有门内侧顶上的霓红灯管，正是花体的YACOUBIAN（亚克比安）。你可以想象，1937年它初次闪亮时，建造者和房客们的欣喜若狂。

不知有多少人对老上海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开罗是“尼罗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则称自己是“远东的巴黎”。很多中国人在法租界躲避过战乱，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里写作、办报，批评当权者，这里有咖啡馆、电影院、百老汇歌舞、赛马、赌场、黑社会……它到处是西方的优越感，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与优雅。

漫步在老市区，你会发现成片的欧式建筑，它们很多都比亚可比安大厦更雄伟与典雅。耐心观察这些建筑，你会发现它们像是从巴黎移植而来，你可以想象它们初建时的典雅，而如今被风沙、岁月败落，吞噬在小商铺的嘈杂中。

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亚可比安大厦》电影中结尾的一幕，没落贵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头绝望地喊道：“时尚先于巴黎出现在这里，街道一尘不染，人们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时髦，人们有礼貌……这些建筑比欧洲还好，现在甚至随便在楼道里倒垃圾，我们生活在埃及的衰落时代。”

[三]

我还是去了埃及的南方，尽一个旅行者的义务。在阿斯旺，我看到和开罗截然不同的尼罗河，河水湛蓝如海洋，我住在河中央的Elephantine岛上，当年这里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开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Cataract老酒店在对岸，阿嘉莎·克莉丝蒂就是在那里写出了《尼罗河上的惨案》。

当地的努比安人肤色黝黑。埃及的颜色到这里变深了。我们乘车继续向南三个小时，是阿布辛布。

自从1813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发现以来，阿布辛贝神庙惊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就是规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壮，我就只能越强迫自己惊叹。

从阿斯旺到阿布辛贝，再到卢克索，最后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一座纯粹的游客城市。国王谷睡在尼罗河东岸，而两座巨大的神庙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确与众不同，更干净、整洁，马路中央甚至种了树，上面有圣诞节的塑料灯。据说雄心勃勃的州长，在过去三年里以埃及官僚系统罕见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称要把卢克索变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成为博物馆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想起在《金融时报》读到的一篇评论《未来的博物院？——欧洲此刻的选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忧虑恰似此刻的欧洲情绪——在一个亚洲和其他地区迅速崛起的年代，欧洲是否越来越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画里，在玻璃罩下是一个悬挂欧盟旗的欧洲城堡，而两名中国人与一名印度人正围着它好奇地打量。成为博物馆，意味着宣告死亡。

而卢克索，或许整个埃及，都在期望通过博物馆获得重生。历史与现实达成了奇妙的结合。法老们崇拜死亡，他们一生唯有两件事：征战、修建自己坟墓。而7000年后，这些对死亡的崇拜，变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卡纳克神庙超出预料的宏伟，即使人头攒动的中午时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许的震慑力。两三个身着蓝色长袍、包着白头巾的老人偶尔经过巨大石柱和废墟，像是遗迹的暂时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到来，但所有人都只是暂时的保管者。

1849年的最后一天，28岁的南丁格尔也曾到此。比起对建筑本身，她更惊异的是神庙下的生活：“孩子们的眼睛沾满了东西，苍蝇落在上面，母亲不去驱赶它，说这‘对他有好处’，纹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骆驼舔着脚掌……”

“卢克索人，”一位开罗的朋友说，“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国记者布莱德利更刻薄，他说卢克索是埃及丧失了尊严的标志，而这种丧失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果说纳塞尔给埃及人的礼物是骄傲，”他在《埃及内幕》中写道，“穆巴拉克则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无耻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尊严是唯一被奖赏的品质。”布莱德利给出的极端例证是卢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与西方中、老年妇女的露水婚姻。

廉价的好奇心，战胜了宏伟的神庙。在街头和酒吧，我四处寻找年龄不相宜的一对。在绿洲咖啡店，一个善谈的英国妇女主动讲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来在45岁上下，有着英国人少见的爽朗，大该是卢克索终年的日照让她早已忘记了伦敦的阴霾天气。她仍不会说阿拉伯语，用英文说起埃及可怕的结婚手续，丈夫比她年轻，他们开一家餐厅，叫“尼罗河的珠宝”。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国女人离去后，大卫说。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一个毛发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国人，自从1969年到德黑兰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再也没离开过中东。他的咖啡店已开了将近十年，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熟悉他。对于这些速配的婚姻，他语带嘲讽地说：“这是卢克索最大的产业了。”

咖啡店里有过期的《外交事务》《纽约客》，是本地的西方人与旅行者的聚会地。他说起这些年在埃及的经历，他从未读过《埃及内幕》与《亚可比安大厦》，却一口咬定他们的悲观论调，既无知又荒诞。“你可以说穆巴拉克有问题，但是倘若自由选举，他还是会当选，”他的语气既嘲讽有肯定，“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碍埃及的不是领导人与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埃及人的文化、社会心理。我似乎听到他在说“他们就该当目前的样子”。

一些时候，你的确觉得“他们该当如此”。在卢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马车夫吵起来。“我的朋友，你说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一路上我不断碰到这样的小贩、导游、出租车司机、赶马车的人。倘若你给予的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最初的慷慨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讨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务，都变成了讨价还价。他们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期望的价格——经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这两个身穿蓝色长袍的马车夫，刚才还递给我卷烟，和我说起英国女人如何如何，现在突然提出多要五十块钱，因为“马累了，需要小费”。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愤怒与烦躁，一个旅行者的种种新奇感和耐心都无影无踪了，我开始大声斥责，威胁着下车，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他们又突然安静下来，刚才的执着与生硬都消失了，满脸堆笑与故作的诧异：“我的朋友，你为什么生气？我们是朋友，你还要烟土吗？”

我想起了奈保尔对于非洲人与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们摆脱了殖民者，却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他们仍有着被殖民化的头脑，缺乏独立与自尊。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是对的。但是，我也理解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外国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社会，见惯了弱肉强食，金钱就会摧毁掉一个人最后的纯真。

但也有一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压力与诱惑下，顽强地保持尊严。在开罗的维多利亚旅馆，我碰到餐厅值班的服务员，他眼窝深陷，有一张安静、愁苦、又极富自尊的面孔。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机放着阿拉伯语老歌，一边给我准备三明治，一边借助一本阿拉伯与英语的字典，谈起他的个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学教师，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在学校教课。到了晚上九点，他在这里照管餐厅，一直到凌晨七点，房客们开始吃早餐为止。“那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下午五点到九点之间，吃一点就睡，然后就是休息日，学校周五休息，餐厅是周日，这两天我就一直睡。”他有三个男孩子需要供养，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二十年。他的例证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临行前，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小伙子对我们说，“这是他们所依赖的一切，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

[四]

在埃米尔电影院，我看到了《阿凡达》。影院破旧、观众稀疏，看不到一个女人。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再，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但倘若有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23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的年轻君主，妖冶的克利奥巴特再到奥托曼帝国和拿坡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20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1956年7月26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交易广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1882年以来，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与纳塞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阿凡达》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他电影一样，是精良的特技和煽情风格的结合，黑白分明的简化世界观贯穿其中——残酷的压迫与正义的抗争，它还如此不可救药的追随时髦情绪——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变暖，我们就来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尔影院（埃米尔是伊斯兰长老的意思），你很轻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西方人（一开始人英、法，如今是美国）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科技而来，破坏了原本自主的伊斯兰世界。唤醒生命与力量的巫师，是纳塞尔，也可能是本·拉登（当“9·11”事件发生后，中东很多地区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简化的世界观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但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1952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于纳塞尔赢得的尊严，在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

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五]

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的白色广告灯箱难以被错过，“Dr. Alla EL Asswany”，名字和他的职业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

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写作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

《亚克比安大厦》出版之后，尽管前所未有的畅销，但两年内仅仅给阿斯旺尼带来九千元的收入。直到外语版本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缓解。几个月前，它在全球卖出了100万册。他仍愿意继续行医，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敏感呢？

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和小说中弥漫的绝望相比，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

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热烈地期待巴拉迪的归来。去年11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可能会竞选2011年总统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现任总统穆巴拉克已经在任29年之久，所有埃及人都知道，他很有可能把权力移交给儿子贾马尔。

通过他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倡导者。但他不准备加入任何党派。“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这句话适用于所有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

你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不管是《亚克比安大厦》还是《芝加哥》，它们都像是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俘虏，他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充满快感的阅读，却很难说是杰出的文学作品。

西方世界给予他的广泛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而不是文学评论家。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这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

我们的话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他对埃及人独特性的强调几至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却陷入了停滞与衰退。

它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8000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变化来自巴拉迪[1]。巴拉迪的归来——似乎是另一个奥德塞归来的故事，另一个现代童话吗？“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来自不可想象的梦想”，他说，“很可惜，你们要走了，看不到这个场景了”。

[1] 穆罕默德·巴拉迪，埃及人，1997年至2009年期间，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由于在阻止核能在军事领域内的使用以及在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巴拉迪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移民的作家

文/哈金；译/董帅

文学史上挤满了无法亲身回归故土的巨匠，但他们最终凭借作品回到故乡人民的怀抱。

[一]

一开始，作家总是会和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角力：为谁、作为谁、站在谁的立场上而写作？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他的视角、创作主题，甚至是文风。这三个问题中，“作为谁而写作”是最让人困扰的，因为这将直接涉及作者的身份与传统，这两者也许不能被人自主选择，却是最容易被改变的。

我的答案却相对简单。在第一本诗集《寂静之间》（Between Sliences）的前言中，我曾写道：“作为一个幸运的人，我愿为那些不幸在生活的底层中受苦、隐忍并凋零的人，以及那些创造历史又同时被历史愚弄毁灭的人发声。”我视自己为一名中国作家，代表苦难的中国大众用英文写作。其实对于我这样的处境来说，这个身份是如此的复杂且不可行，而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确实，过于诚挚是危险的，会让人头脑发热。

总的来说，非发达国家来的作家喜欢用社会地位来定义自己，也许是对自己移民去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感到愧疚，也许是因为在本土接受的教育，都是集体要大于个人。事实上，“个人主义”在中国至今仍是贬义词。我还是希望能回到中国，把美国视为旅居之地，写作时自然而然就会想要为中国穷苦大众讲话，而并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毫无根据。任何时候，国家都可以批判作家，甚至指责他背叛人民。连人民也会质问他：“谁给你权利为我们说话了？”甚至挑衅道，“如果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受过苦，你就只是拿我们的苦难牟利。你身在国外，出卖了你的国家和人民。”

有些作家也许有留意到一个公理：就算荷马没有去过特洛伊，也能为希腊战士唱赞歌。但那时，荷马已是个伟大的诗人，而我们是谁？作为有抱负的作者，我们不禁会思考：光凭才华就足够能成为群体代言人吗？依照逻辑，才华就够了。无论他人的经验还是自己的故事，除非变成经典作品流传，否则都不会有很长的影响力。但世界有它自己的运行轨迹，好像故意要嘲弄这所谓“才华”的脆弱。

拥有发言权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出国以前，先拥有了自己的本国听众。从这一点出发，尽管是在不同环境与不同的人说话，但他起码有资本重新写作。这是幸运的，但好事通常不长久。最好的例子是俄国小说家索尔仁尼琴和中国的林语堂，他们都远离国土，视自己为祖国的发言人，他们的笔下满是乡愁，并努力在客居美国很多年后，和他们的人民见面。

索尔仁尼琴被剥夺苏联国籍。1973年12月，由于巴黎出版人出版了第一卷《古拉格群岛》，在1974年2月他就被流放了。他并不是个懦弱的人，但还是被这次驱逐击垮了——他无法想象自己住在国外为完全陌生的读者写作。他对一个西班牙访问者说：“我从不想成为一个西方作家……我来到西方世界是完全违背我的意愿的。我只为我的故乡写作。”对一个瑞士记者，他悲哀地说：“我并不住在瑞士……我住在俄国。我所有的兴趣，所有关心的事，都是俄国。”在欧洲住了两年以后，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家人在1976年的夏天来到美国，住在卡文迪许偏僻的郊外，一个位于佛蒙特州黑河谷的小村。据说他喜欢那里寒冷的空气和原始森林，这些都令他想起俄国。

一年夏天，我碰巧去佛蒙特州旅行，在回麻省的路上，我开车去了索尔仁尼琴在卡文迪许的家。令我惊讶的是，这由钢篱笆围起来的50英亩的房产，仍然住着他的家族成员。铁门紧闭，有完备的监控系统，近处的树上贴着标志：“私家宅院，请勿进入”。去他家的路淹没在浓密的森林中，并未完全铺就。他的二层木屋在山上，遍历曝晒风雨，周围杂草丛生。一条湍急的小溪流过山下的深谷，有着很好的防御作用——我们知道即使在卡文迪许，索尔仁尼琴也常常收到死亡威胁，钢铁栅栏里面的一切都暗示着住在里面的人并不想要永远住在里面，他们非常担忧自己的生存，尤其是人身安全，并故意将自己与公众和邻居隔开。当时，卡文迪许杂货店的中年女人给我指路，并亲切地唤他“亚历山大”。而我对他家的印象则符合他自己的描述：他时刻都在准备回到故乡。

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在这里住了18年，直到他终于在1994年3月得以返回俄国——他重新获得了俄国公民身份，判决取消，书籍终于得以在俄国出版。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曾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早8点到晚10点，一周7天地工作，写出他的巨著《红色手推车》系列。尽管他声称，“我只为我的故乡写作”，但索尔仁尼琴这么多年来并不能直接和俄国人民对话，只能通过翻译接触到西方读者，但他依旧坚持用母语写作。同时，他赋予自己一项任务，即揭露苏联的黑暗面，人性的湮灭，保存那些被迫沉默的俄国人的记忆。这一点令他后来的作品更倾向于历史写作：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佛蒙特州写的东西比流放以前的作品要少了很多的文学性。对比之下，他的早期小说，尤其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楼》，都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一些人也许会认为现实主义的小说过时、沉闷并且数量过多，但起码都能在时间流逝中留下点什么。相比之下，他的后期作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文学逻辑，而全部由历史串联。

在1994年出发回到俄国之前，索尔仁尼琴去了他很少造访的卡文迪许村，与那里的200名村民道别。他感激地说：“流放总是艰难的，除了卡文迪许，佛蒙特州，我再也想不到更好的一个能够让我等待、等待、等待回到祖国的地方了。”很显然，对他来说，他在美国的18年只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他用笔和苏联政权搏斗。

不管怎样，他清醒地知道新俄国与他离开的那个国家不同了——那个国家历经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接受了西方民主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冲击。尽管他的文学作品在国内很受欢迎，但他的回归仍然是谨慎且犹豫的。从叶利钦邀请他“身在俄国来为俄国读者写作”，到他正式从佛蒙特州启程，花了两年的时间。他感觉他是回国去赴死的，一旦回去就活不了多久。这样说来，他的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英雄主义。文学史上几乎没有被禁的文学大家能重新回到自己国家立足的。他的回归是奥德赛式的。

[二]

奥德赛回归故土拿回王位，索尔仁尼琴回乡后却过得艰难。他的爱国主义融合东正教，就像一记哑炮。他的政治书籍——《坍塌的俄国》（1998），《总共200年》（2001）——都无甚反响。他被认为是一个过去式，一个并不了解俄国现实的人。他的电台节目由于收听率过低而被取消。索尔仁尼琴，在西方为被压迫的苏联人民发声，极具影响力，归来后却失去了话语权，无法在俄国社会中担任重要角色。他就像一名退休的外交家，工作生涯都不在故土。但索尔仁尼琴就是索尔仁尼琴，正如天才就是天才。2006年1月，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个改编自《第一圈》的十集连续剧，成为俄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索尔仁尼琴，此时已经87岁，写出了这部剧本。据说他在观看这部剧时热泪盈眶。

在索尔仁尼琴回到故乡的二十年后，他才算真正回到了俄国，终于被他的人民重新接受——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次回归主要是通过文学。显然，是当今俄国的政治形势允许他的作品参与国家文化的重新塑造，但是，如果他没有写过重要的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就赢不回俄国的心。除《第一圈》之外，也有很多其它苏联时期的文学著作被搬上了电视，例如《大师与玛格丽特》《金牛犊》《日瓦戈医生》等等。这证明，要想重新获得俄国人民的喜爱，作家本身在不在俄国并不重要。甚至，索尔仁尼琴并不需要亲自回来，他的文学作品也能找到途径回到他的人民手中。

索尔仁尼琴英雄般的胜利回归，不会令我们忘记他流放时期经受的艰苦与折磨。1985年6月24日，在佛蒙特州拉特兰郡的小法庭，法官和三排记者、摄影师都在等待索尔仁尼琴出现接受美国公民身份。他的妻子纳塔莉亚和儿子也在那儿，所有人都在等待——但他没有出现。纳塔莉亚解释说丈夫“身体不舒服”，但是他的一位朋友披露说，索尔仁尼琴身体很好。一个月前，这个家庭申请美国公民资格，入籍仪式就安排在6月24日。

那天，他的妻子独自入了美国国籍，她告诉记者说，她已是美国公民，她的三个儿子会自然拿到美国身份。

很显然，索尔仁尼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想法，没有去参加仪式。那他一开始为什么又要申请呢？熟知索尔仁尼琴的约瑟夫·皮尔斯，给出了如下解释：

多年后，他那天消失的谜团终于被纳塔莉亚揭开，在多年的流放里，她的丈夫“从未想要成为美国公民，只因他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任何一国公民，除了俄国。（不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陷于阿富汗战争，短期内进行变革的希望破灭，索尔仁尼琴确实有过一段短暂的彷徨，但最终他决定“维持无国籍状态——直到俄国从极权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他一直盼望的。”

这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也不能解释索尔仁尼琴差点就变成了美国人这个事实，并曾短暂地丧失他曾引以为傲的“作家的自信”。他一定厌恶过这漫长的等待，厌恶成为一名没有国籍的难民，厌恶为一个根本就不关心他在说什么的国家发声。而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为他的家庭找一条活路。

和很多人一样，他被认为过“怀疑自我”，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自己的祖国。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作家来说，索尔仁尼琴无法承担更改国籍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变成美国人，他回归俄国的道路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痛苦，因为他的反对者，甚至一些普通俄国人都会把他当作美国人来看待，质疑他的忠贞。当他不断重申故土对他的重要性，故土是他的思想中心时，这些话听起来会很不可信。幸运的是，他还算头脑冷静，拒绝了那场入籍的仪式。

这段索尔仁尼琴的插曲显示出，就算作家仔细地维持与他的人民的关系，他的身份仍然容易改变——任何偶然的、甚至必要的举动都会令关系破裂，迫使其做出改变。我写这段未完成的入籍仪式，并不仅仅是想讲趣闻轶事，我是想证明给你看，为人民发声的身份，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三]

事实上，我常常为索尔仁尼琴的勇敢、甘于寂寞而感动。“我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工作。”他曾这样说。而据为他写传记的D.M.托马斯说，卡文迪许那时候连一个医生都没有，患有坐骨神经痛的索尔仁尼琴，不得不站着写作。让他如此坚强的，我想，不仅是他对工作的热忱，也是由于基督教信仰令他相信死后有来生，令其在今生无所畏惧。在回到俄国以前，索尔仁尼琴被问到他是否害怕死亡，他很开心地回答：“当然不！死亡只是一个平静的过渡期罢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灵魂可以延续。死亡只是一个舞台，或说是一种解放。我一点也不怕它。”他还曾说，“人类生存的目的不是快乐，而是灵魂的历练。”这也许是其强大精神力量的来源，令他在流放中完成写作。

他的话让我想起自己2001年与一群中国诗人的聚会，在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他们中的一个曾是我校友。他非常喜欢美国的中西部小镇，因为那些景色令他想起中国的东北，我们的家乡。我问他：“如果可能，你会愿意一个人住在这个小镇，专心写诗吗？”他回答：“我起码需要一个朋友吧。”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回答。中国思维并不会仰赖什么精神上的支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鲜有流放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能够孤独地生活，而大部分都成了城市居民。中国人的合群性只是表面的特征，深层来看则是对信仰的缺乏，使得生命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

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中讨论过中国式的理想生活。他认为中国式理想生活的精髓是活在当下。由于不相信来生，中国人总是非常珍惜现世的生活，要让自己生活得最好。结果就是，多数中国人都怕死，怕孤独。他们的理想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关注现世的快乐。”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孔子，曾这样回答一个关于死亡的问题，“未知生，何知死？”这是典型的关注现世。中国人害怕错过这一世的享乐，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余华小说《活着》的中心主题。

不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幸运，林语堂没有回到他的祖国。尽管他在美国住了快60年，但也同样拒绝成为美国公民。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文化大使。在获得哈佛的本科学位和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以前，他已经是一名中国词典编纂学者，并在清华大学教书。他的一生刚好诠释了，作家的角色无论是人民的代言人还是“变节者”，都能被政治重新塑造。他第一本英文作品《吾国与吾民》，写于他仍在中国的时候。那时他的好朋友赛珍珠鼓励他，并帮助他出版了这本书。该书在美国极其畅销。一年之后，1936年，林语堂41岁，他去美国投入英文写作。当他写作《生活的艺术》时，马可波罗桥事件[1]发生了，中日战争也打响。为了支持他的祖国，林语堂开始在《纽约时报》《新共和杂志》《国家杂志》《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入侵中国，并试图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一方。他甚至在《吾国与吾民》第十三次印刷之前，大幅修改了最后一章，令其更能让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那时候，鲜有中国官方可以进入美国的公共媒体系统，林语堂在文学上确实成为了中国的发言人。他的公共角色为众人所知，在他1944年回到中国的那半年时间，蒋介石夫妇接见了他不下六次，国民政府十分欣赏他的写作。

也许像林语堂这样，自己的国家深陷灾难，本人却坚持在国外，是自私的。但是他将自己视作文化大使的身份或多或少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他承认，“我的优势就是我能够向外国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并向中国人讲述外国文化。”在他一生中，他出版了超过60本书，其中用英文写作的有40本，其中有7部小说，其余都是非小说文学，包括长短篇杂文；古代中国人物传记；对中国古文的翻译，如老子和孔子；中国艺术理论；中国出版史；红楼梦的参考书目；政治论文；公共演讲。很显然，他是个多面作家，只是到了1940年代，他已年逾50，渴望回到中国，他的精力分散了，写作也在衰退。但他的回归梦在1949年后破灭了。

林语堂是一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明白文学的品行。在他第一本英文书的序言中，他写道：看中国的方式，看任何外国国家的方式，都不是寻找异域风情，而是去探寻那些最寻常的生活价值，通过深入貌似奇怪的生活习惯，找寻真正的礼。通过女人奇怪的服饰，找寻真正的女人气质和母性色彩，通过观察男孩的恶作剧、女孩的白日梦、孩子的笑声、脚步声、女人的哭泣、男人的悲伤——发现他们都是相似的，而且只有通过男人的悲伤和女人的哭泣，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国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描写一个国家的基础。

人类的相似性是他写《吾国与吾民》所坚持的原则。直至今日，书中的很多观点都仍然新鲜，具备时代性。在我心中，赛珍珠对此书的评论依然清晰：“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有过的最真实，最深刻，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书。”

但是，在林语堂后期写中国时，却偏离了这钟“相似”原则，也许是由于将自己视作文化传递者的身份。他对自己的英文写作成就并不满意，深知文学也分等级。他曾说：“我希望我的小说都能成功。”一方面，他明白，在文学等级次序中，个人化的散文在最底层，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很用心写小说。尤其在后期，他一年的写作常常不带任何明晰的文学目标，只是出于经济需要。小说中，他最喜欢《京华烟云》，那是一本他花一年时间写完的书，以《红楼梦》为模仿对象。和他很多小说的命运一样（除了《唐人街》），这本书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出版英文版，但是通过翻译成中文，被零零散散的中国人阅读着。尽管该书野心很大，但普遍并不认为其是巨著。该书最显著的一个弱点便是作家并不注重细节，书中有很多关于珠宝、服饰、家具、花园以及食物的细节，但读起来像是作者从别的书上借来的，不是他自己亲眼所见。换句话说，该书的细节都不免书面化，并不能反应人物的心理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结果便是，这本书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没有足够的质感以让读者有切实的联想。

还有两个弱点，明显是出于林语堂把自己视作中国文化的发言人。首先，作家过于急迫地想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有一些介绍关于中国的妇道、中医、阴阳五行的段落，读起来简直就像小杂文。这些段落与起伏的情节并不相融，阻断了叙述语流，让文章显得粗糙未竟。这种粗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也显示出作者视角的不足。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应该是努力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而不是经纪人，一部好小说不仅要呈现一种文化，更要能创造一种文化。作品中不仅要有奇闻异事，更要让读者产生同情心，使其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如果一名作家想靠一部小说来论成败，他应考虑到这本书要进入怎样的文化秩序。林语堂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过于沉迷于向西方介绍中国。《京华烟云》显示出，这本书明显只是为西方读者而作。

“代言人”的另一个弱点便是，他对当时中国的生存状态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描述，但事实上，那时中国正深陷于战争和剧变，民不聊生。在全书多达80个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坏人，这是不现实的。很显然，作者信仰儒教和人性本善，但如此甜美的描写着实削弱了故事力量。

[四]

索尔仁尼琴将自己与社会隔开，轻易不旅行，林语堂却在纽约过着一种精彩逍遥的生活。他常常去欧洲游历，喜欢法国南部的气候和生活方式。在1940年代中期，他花光所有财产，共12万美元，创造了第一台便携式汉字打字机。他确实成功了，但由于当时中国在内战，他找不到愿意生产它的制造商，那台机器不久也就报废了。最终，这个蕴含潜力的、革命性的、有利可图的机器，让他破产了。1954年，他来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但半年后因政治原因不得不辞职。在这些年中，他想要回家，但由于其反共的立场，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他老年时常去香港，站在山上，凝视着边界之后的故乡。山河尽在眼中，但他回不去了。

林语堂1966年去台湾定居，蒋介石给了他一栋房产，表达国民政府对他的感激，好像他是一名终于回国的官员。林语堂在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帮助下，设计了那栋房子。白墙蓝瓦，非常精致，池塘花园，是中式与西班牙风格的融合。林语堂很喜欢这房子，把那当作自己的家，尽管实际上它是用公共资产修建的。1976年他去世后，那栋房子成了纪念他的博物馆。

虽然他没有如索尔仁尼琴一般重新成为自己祖国的代言人，但林语堂确实以文学的方式回到了中国大陆。1987年，《京华烟云》译本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随之而来的是对他本人及其文学成就的研究书籍，尽管里面仍然充满了各种所谓“爱国主义”的政治性语言。他的文学全集共30卷，出版于1994年。直至今日，他的书仍被无数次再版，他本人已成为最成功的中国作家之一。《京华烟云》两次拍成电视剧，一次是台湾，一次在大陆。在福建漳州，他的家乡人民甚至为他建了一座博物馆，用的是他在海外支持者的捐款。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写作满足了正在逐渐开放的中国的文化需要，为其回归铺好了道路。只有通过文学，海外作家才能做到真正的回归。

比之作家的乡愁，作家本人其实算不得什么了。文学史上挤满了无法亲身回归故土的文学巨匠，但他们最终能回到他们故乡人民的怀抱。但丁，接受了自己流亡海外的现实，再没能回到佛罗伦萨，就算他的人民做了很多次请求，他的骨灰也无法回到故乡。时间流逝，他终究还是获得了桂冠诗人的名号。乔伊斯[2]，把流亡当成写作的基本条件，仿佛离开爱尔兰也是一种创作。他葬在苏黎世，但其作品在爱尔兰取得极大成功，引领了现代小说的革命。中国作家张爱玲死于洛杉矶，几十年间她的作品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而现在却是炙手可热。只有文学可以穿透历史、政治和语言的障碍，回到作者家乡的读者手中。

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对故土的留恋常常被视作一种不必要且落伍的感情状态，只有那些脆弱的移民者才有。我甚至敢说，对于很多移民异地的人，乡愁也常常伴随着恐惧——对不确定的恐惧，对未来的挑战的恐惧，对不再自信的恐惧。乡愁在多数情况下，与某一种特殊的移民有关，即流亡。正如萨尔曼·拉什迪在小说《羞耻》总写道：“我们知道地心引力，但不知这力量来自哪里；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留恋自己的出生地，我们要假装自己是树，而故乡是根。看看你的脚下，你不会发现那里有木头结子长出来。有时候，我觉得根是一个守旧的谜，为的就是把我们栓在一个地方。”

对于今日多数的流亡作家，去一个新的地方让他们更加的脆弱。他们无法依靠过去的成就，只能在新的环境中挣扎。在《抵达之谜》一书中，奈保尔通过契里科的一幅名画，尖锐地形容了一个作家的窘境。刚刚抵达地中海码头的人，在废弃的街道和市集上游荡，穿过陌生人，进入神秘的大门，抵达寺庙的内部。最终，冒险让他筋疲力尽，也逐渐忘了自己的人物，他要“回去码头周围，找他的船，但他不知如何做到。”奈保尔写道，“我想象了一些善良人的宗教仪式，他会不经意地加入，却发现自己就是计划中的牺牲者。在危机时刻，他会遇到一扇门，打开，发现自己就在最初到达的码头上。他得救了，世界就像他记忆中的那样。只有一件事不对。没有桅杆，没有帆，古董船已经开走，这个旅行者已经活完了他的生命。”对于这名陷于困境的旅行者的描写，奈保尔其实是在写自己对于英国和英国文学的抵达，比喻所有那些偶然或被迫离开、并永远回不了故乡的移民者。他们的船已经开走，留下他们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想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着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与自由同时而来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带着背叛的苦楚，自我怀疑、迷惑造成的孤独感，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想方设法地活下来，或者，若幸运的话，做出一点成就。

奈保尔对作家窘境的描述是诗意的，尽管语气尖酸。在现实中，他们的挣扎更加痛苦，令人发狂。在给妹妹卡姆拉的信中，奈保尔写道，“你会知道，我留在英国就是写作：你要同情、鼓励我。让我回到特立尼达付清债款，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而且会令我们长期痛苦。如果我能做出什么大事来，我们都会受益。请耐心等我，求你了。我过得并不轻松：我没有挨饿，但我时刻都在担忧对你的责任，并且对自己感到羞耻。”奈保尔恳求他妹妹不要和他母亲一样让他回家赚钱还债，并让妹妹给他寄钱，支持他秘密地写作。他早些时候这么对他母亲说：“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如果我这辈子都在特立尼达度过，我会死的。”他指的应该是，他的祖国会令他的精神死亡，而讽刺的是，是他的祖国给了他去牛津读书的钱。在他求妹妹支持的时候，他已完成两本书，但还没有出版商愿意接手。他才刚刚开始写作，仍需向他的亲人证明他的文学才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跟求爱失败是一个道理。

奈保尔和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有什么不同？索尔仁尼琴被禁，被流放，并赢得了诺贝尔奖。与林语堂有什么不同？林语堂在去美国前就以英文写作而著名。而对奈保尔来说，赢得家庭的肯定都很难，更不用说他的祖国了。“祖国代言人”的想法对他来说是疯狂的，移民去英国后，他与祖国已明显疏远。奈保尔这样刚刚起步的时候，只应该想着怎么好好写作，得以出书，才能活命。任何其他的抱负都是奢侈的。

[五]

我仍然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奈保尔的《大河湾》，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那是1992年的12月末。三个月前我在我第一本书的序言中写到，我要为不幸的中国人发声。那时我在纽约参加现代语言协会的会议，看能不能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在此以前，我已找了两年的工作，都没有成功。去见那些面试者时，我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个段落：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队蚂蚁，你会发现其中有些蚂蚁是迷失了方向的。队伍没有时间等它们，只有兀自前进。那些落伍的蚂蚁会死掉，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个队伍。尸体周围不会有任何慌乱，它们会被抬走——它们看起来真轻。伟大的忙碌仍在继续，那些显而易见的行为，比如两个去往不同方向的蚂蚁见面打招呼的仪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是一部小说的开头，作者在哀悼惠斯曼教士的死亡，一个收集非洲面具和雕刻的比利时传教士。这行为既可以被解释成保护土著文明，也可以说是掠夺土著文明。他的死亡就像河中的一块鹅卵石，出现了又消失，而河水依然流动，就像蚂蚁不会因族群中一只的死亡而受到影响。对我来说，奈保尔的文章抓住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精髓，这个段落是如此地刺痛我，因为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相同的思想，要相信你和你的祖国有一个隐形的合同。作为公民，你就要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在美国，在这里，你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工作，才能保证桌上有食物，要学着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奈保尔的小说感动了我，我为此写了两首诗。一首是“过去”，另一首如下：

在纽约

在金色的雨中，

我在麦迪逊大街上步伐沉重，

背负着字句。

它们来自于一页纸

写着一个人之于其族群

是渺小的，

就像当一只蜜蜂死去，

蜂巢依旧轰鸣。

我背上的字句

侵蚀着我

直到它们渗入我的骨缝——

我成了另一个人，

孤独地游荡，

不再相信幸运

或遇见朋友。

没有智慧能够像

霓虹灯和红绿灯那般闪亮，

但确实有字句能像

金钱，像黄色出租车，

像窗台上的肥鸽子一般真实。

当我在曼哈顿城中游荡时，这些字句就在我脑中回响。我对自己是“祖国代言人”这个身份开始产生怀疑。渐渐地，我发现这个雄心壮志的愚蠢。

奈保尔在他的散文《两个世界》（Two World）中提到：区分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和写作者的身份，是非常必要的。他引用普鲁斯特早期作品《驳圣伯夫》（Against Sainte-Beuve）的段落说，写作的人已经和平常人不同了。第一眼看来，这种反对作家社会职责的说法看起来不是疯话就是假话。有多少重要作家用他们的笔推动了社会正义？又有多少被认为是人民的良心？有些甚至还要拯救一个国家的灵魂。假定的前提是，做一个好作家，你要首先是一个好人，这样作家和公民身份才能合二为一。

但若仔细想想，普鲁斯特和奈保尔的确是对的。就像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这样本着良心的作家，都只能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经典的文学作品而被自己的国民接受。他们一生的社会职责都被人忘却了；书中的东西都与他们写作的自身相分离。他的社会角色是第二位的，与他是不是作家无关。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我并不是说作家就该住在象牙塔里，只做艺术。我崇拜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她散文《终极姿态》（The Essential Gesture）中写到的那些作家，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社会活动者，他们的艺术能够反映当下的动态。在我32岁，开始严肃的写作之前，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作家。在我大学教书的头8年，我从未在教室中用过“艺术”这个词，尽管我一直在写诗歌和小说，但我怀疑写作是不是艺术，更不用说它的价值、它的政治性、它的独立性、它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我全心同意戈迪默的说法，“作家应不仅仅是作家”，更要对他的人民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飞翔号“纵帆船”》（The Schooner Flight）的句子深深打动：“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是一个国家。”但是，当我继续写作，作家的终极姿态应是社会人这个说法使我迷惑。今天的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影响甚微。作家能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个人的声音。

作家为谁说话？当然不仅仅是为自己。为一个群体？为那些不肯听进去的人？毫无疑问，作家需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与压迫、歧视、不公正相抗争，但这样的姿态只是第二位的，他要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在社会博弈中的局限性。如果他的作品并不被认为是艺术，那么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纵观当代历史，东方与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没有被文学标记的空白地方：种族灭绝，战争，政治剧变，人为的灾难。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数百万人遭到迫害，数万知识分子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在那里死去。但从这个灾难里没有衍生出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受害者都是中国社会上最有文化的人，幸存者也由于年纪太老，无法写出好的作品。很多被迫害的“右派”都同时是作家和社会活动者，一些人仍然在写诉状、文章、组织会议。但没有一个经典的文学作品留存，他们的痛苦会逐渐在集体回忆中淡去。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能够顺应当下的社会需要，创造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把记忆保存下来。是的，保存是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它能与历史的遗忘症搏斗。在马金尼（Andrei Makine）的《我的俄国夏天之梦》（Dreams of My Russian Summers）中，作家思考着如何才能够保存记忆：“那些人（忙着写他们个人回忆的俄国人）不懂，历史并不需要那些数不清的小古拉格（集中营）。只要有一个被公认为经典的独立纪念碑，就足够了。”这是在说，作家不应仅仅是一名记录者，同时也要是历史经验的锻造者。

作家应通过他的艺术之路进入历史。如果他为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服务，这服务本身应是个人的选择，而非社会强加于他的义务。他要用自己的原则，在他自愿选择的时间和空间里做这件事。不论他是何种角色，都要时刻牢记，作为作家的成功或失败都只是在纸上决定的。这才是他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1] 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也称卢沟桥。此处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2] 詹姆斯·奥古斯丁·阿洛伊修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尤利西斯》（1922）以及《芬尼根的苏醒》（1939）。

世界、学理与自我
——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

文/项飚

从北京的“浙江村”，到印度IT人士，年轻的人类学者在寻找自身体验与世界的联系。

牛津乌云

到牛津大学，而没有到北美学习，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

首先是语言问题。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1]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当时大学生里流行一句话：“不考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称语出新东方校长。我在印度村庄调查时，看到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NIIT的广告：“如果不加入NIIT，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后来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

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现在才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更轻。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导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小，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国之后，挣扎着看点报纸和电视，才第一次体会到实证信息的力量，体会到，调查、分析、辩论、反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民主社会里大众的自然要求。我反复感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统搜集数据，发展严密的逻辑，以和别人的观点竞争，面对公众的拷问、经受历史的检验。

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归根到底要靠社会环境来推进。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要的发展，选题越来越真实，分析越来越深入，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整体思想环境的变化而推动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谓“左一右”的争辩，以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平台，给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机。

我语言不行，知识有限，可又偏偏给自己加压，要掌握人类学的理论“真谛”。这个压力直接来源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焦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二，如何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规范？

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多半集中在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通常是宏大叙事，高度抽象。而后一个问题则要直接干预政策的设计，要做方案，出规划，其中最活跃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两者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并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精英，就在二者之间来回穿梭，产生巨大影响。

但是居于哲学思辩和政策设计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处在边缘地位。到我进大学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巨大的风波之后，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争论失去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技术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自觉不自觉地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工作者视专业化的实证学术研究为其主流活动，专业上的自主性成为主要的追求。当建构自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相当有限。

比如，对一个事实现象应该怎样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从哪里开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于是导致了对西方理论的深切渴望，和对自己不足的莫大焦虑。“海归”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学生的额外尊敬。“你用的是谁的理论？”成为了一个甚至在闲谈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说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将会是一种尴尬。大量的西方理论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不少翻译生吞活剥，无法卒读。（比如，我发现的一个令人吃惊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贝马斯一本书中的“后现代主义”被译成了“邮政现代主义”！）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对理论和貌似理论的说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觉得神秘莫测，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读博士在当时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把它看成是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要去寻求人类学的“真经”。

牛津在表面上满足了我的理论饥渴。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正流行所谓“流散国外”（diaspora）的说法。“流散国外”宣称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文化、历史、认同等等。它把人类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学化或者文本化趋势推向极端，用相当复杂的语言层层缠绕，无穷辨证。我事后体会到，这些研究经常没有什么关怀或者问题。它们要说的是一种状况，一种情景，和这个情景下的个人体验。它拒绝清晰的定义，拒绝严密的推理，强调一切真义都蕴藏于文本的叙述之间，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我去那些研讨会或讲座，只能听懂其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对这个范式做重新的思考，反而让我变得更为焦虑。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后不久，就要决定自己的论文选题。我要做非中国研究的心不死。当时我对印度或者澳大利亚所知甚少，甚至毫无兴趣。我本来想做东南亚，但是担心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比较深，现在又有大量华人在，怕别人认为我去外国找中国的影子。我也因此觉得，东南亚和我自己的背景差别不够大，不能达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彻大悟的效果。

同时我也想过非洲。非洲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甚至是全世界的社会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类学理论。非洲对我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但是考虑到我学英文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再学第三种语言并不现实。最后在综合考虑下，我选择了印度。对语言的考虑也促使我将“技术移民”确定为目标群体，因为那样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访。而我选择悉尼作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则是因为我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要低于绝大多数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从直觉上判断，我认为研究澳大利亚应该比已经引起广泛兴趣的美国更有趣。

尽管我是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probationerre search students），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做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厚实论文”。

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s 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IT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

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了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此我们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我确实可能崩溃。

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年，我申请了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

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的诸多细节。

豁然开朗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借助互联网联系了当地一些印度社团，2000年1月到达悉尼后，我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

在头一年，我调查的是自己勾画的那个无形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我试图了解印度专业人士是通过什么交流手段和跨国网络来改造、维持这一空间的。我强迫被访者回答：“您感觉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两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数被访者都非常礼貌，努力想一些说辞来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开IT培训班的印度人，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对我说他那天感冒，不能帮忙，问我能不能问些简单的问题。我也感到自己的调查既费劲又无趣。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找出路，反而认为，当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结构、反系统，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调查者的尴尬可能都是常态，要咬牙坚持，就可能取得真经。

折腾了一年多之后，2001年2月的一个下午，我疲惫至极，到悉尼港湾边散步。脑子早已经是浆糊一桶，无力思考如何造词遣句来描述“流散在国外的空间”是如何多面的、多层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回放，放手让感觉带着我走。我忽然看到了一束光芒。那些从事IT的职业人士，如何通过中介代理从印度来到澳大利亚，如何找工作，丢了工作之后又怎么办，即所谓的“猎身”过程，突然浮现出来。

“如果你不加入NIIT（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印度村庄墙上的IT培训广告。/作者摄影

这个流动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被在印度的劳务公司（“劳力行”）招聘，在名义上和该劳务公司形成雇佣关系，而后，该公司通过和在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通常也为印度人所开，也被成为“劳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那个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真正的IT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IT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

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我立刻赶回住处将所有的调查笔记重读了一遍。到晚饭时我即做出决定：将研究焦点转向IT职业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这几乎完全偏离了我原来的题目。我当时猛然决定要这么跳跃基本上是凭直觉。我不知道新的关注点会有什么理论含义，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踌躇于“流散于国外的空间”；劳力输出的过程显得非常丰厚真实，我感觉我能用手指触摸。我无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点转到“猎身”上面，我和我的调查对象——现在被明确界定为IT工人——的日子都变得好过多了。“猎身”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年轻的印度IT人关心的问题，我甚至都用不着问，他们自己会跑来跟我讲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劳力行”打交道，正是他们想和我讨论的。我和IT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

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表达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扭曲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反而非常有效地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们。比如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力行担保人的一些解释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励工人起诉那些违约的劳力行担保人。我的劝告越直率越积极，工人们的反应也就越诚实越直接。他们会和我详细讨论可行性，或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觉得行不通。这使我细致地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一个特定的局势、是怎么计算的。这也让我意识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们做决定的关键基础，重要的是他们所直接身处的那个社会场景。

比如，工人与劳力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印度被定义为“朋友”关系，劳力行担保人通常和在悉尼的印度人社团的领袖人物有特殊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的互相猜忌等等，都影响工人的行为倾向。“猎身”的研究重点把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所有人关系都一样近；相反，所谓拉近、所谓进入（群体），意味着我看到了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当我们看清这些复杂关系，根据其内部关系而建立我和他们的联系，把自己化为其既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这个群体。

但是“猎身”绝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开讨论、完全透明的话题。因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是“猎身”运作的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比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更容易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来自中国，又和任何“西方”国家没有实际关系，我的调查对象信任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轻易形成道德判断，并对他们的动机会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IT朋友在谈及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规划时，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咱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环境则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无顾忌地让我这么做。我对他们的许多日常感受——比如在为钱担心的同时又想显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和理解。

如前所述，我选择印度移民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我有足够的差异，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统（西方）人类学的要求；然而我却发现，至少对我的实地调查而言，被访者与我之间的共性比差异性更为重要。显然，我们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我以为，对调查对象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的体察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卸下原来要挤进西方主流文献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题集中在“猎身”上，我以前收集的数据也获得了新生。甚至由于预算限制而来澳大利亚的决定，这时候也变成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在1999年后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职业人士被猎身到澳大利亚，以至于当地IT业界把这段时间戏称为“印度之夏”（印度之夏是英语中的一个固定词组，指九月初秋的燥热天气）。但是我发现，很多印度IT工人只是将澳大利亚当作是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业的一个跳板。然而，从2001年早期开始的IT经济衰退和不久后的高新经济在股市上的崩盘，迫使很多IT工人从美国移居到澳大利亚，以寻求更加稳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这样，无论是就IT工人的移民轨迹来看，还是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言，澳大利亚都是“半边缘”的国家；与在世界“中心”（的美国）相比，我在这里能看到更加丰富的流动和社会关系，从而为全球性的观察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对“猎身”的关注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想，这里有两个立场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立场或者政治立场。我对“散居者空间”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跟风，跟欧美学院人类学之风，我的调查对象凭什么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的苦闷是活该。而猎身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它在学术流行风之外，但是对我的调查对象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释、需要应对。

其次是学术立场。我在国内装模作样学一点人类学，读得懂就读一点，读不懂就放一边，我埋头做浙江村的调查，心里想的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至少是发展问题。人类学是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为要“取经”，读不懂的也要硬读，这才发现“正统”的人类学原来关心的是人类的“真实”经验和心态，要达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同学对人类学的兴趣，是由于童年的际遇而对其它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我觉得我应该要挤进这个正规军。“散居者空间”云云，正是针对我对人类学的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经验、感觉、想象、认同……但这是一个从本本里抠字眼抠出来的问题。当我把工具当作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作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

我当然不是反对人类学关注日常经验。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离，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从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出发。但是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关注、理解“真实经验”。在早期，人类学倾向于把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生活世界，吃什么穿什么，一天到晚干什么，都是传统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类学者这么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一些基本情况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学者居高临下、猎奇的眼光，把边缘社会当作一个物种研究。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太大价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论创新上、在社会批判上都面临很多问题。

全球猎身当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非正规、随时变动的劳动力管理系统，它必须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细致观察才能理解。然而，猎身不是随机的、完全“自然”的经验。它是应对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诸如劳动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IT产业的变化等）而出现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动者共同行动而维持；其内部充满着不确定和矛盾，行动者必须时刻观察、计算，以及时反应。

这样，当我明确了我的基本关怀，明确了制度分析的对象（猎身），原来分散的、看似无关的现象一下子就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联系又是很真实（不是诠释意义上）的联系。总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印度海阔天空

到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时，我搬了3次家、一共和13个印度IT工人合住过。很多泰卢固和泰米尔工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一共访谈了124位印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或者单身，或者已婚却独自在悉尼）和25个在澳大利亚的机构（包括公司，专业性组织，大学和政府部门）。访谈是开放式的，每次访谈耗时一至两个小时，主要在被访者的住所进行；许多受访者都被采访过不止一次。

在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猎身之后，我就注意到来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泰卢固群体。他们在IT专业人士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安得拉邦财政与计划部1999年的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末，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IT职业人士中，有23%来自该邦。但是在猎身的日常业务中，是不是泰卢固人并不显得重要，是不是印度人则变得很重要。换句话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在国度层次上的认同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进行实地调查期间，与我同住的IT人里没有一个是泰卢固人，甚至无人来自安得拉邦。由于海德拉巴在全球猎身体系中的地位，海德拉巴现在成为南印度年轻IT人聚集的一个中心。

所以，对于这项研究，泰卢固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任何特殊的“文化”特质，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反映印度IT人群的、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由于这个原因，我并没有着力划分出泰卢固人与其它印度IT人之间的界限，没有把泰卢固人的文化特殊性当作一个单独题目来考查。我关注的是制度安排，泰卢固社会的种种特殊风俗和观念被看作是呈现制度安排的具体场景。泰卢固人成为IT技术人员，主要是一系列历史和社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什么区域文化。我们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偶然性中如何蕴含了制度和结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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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生产虚拟：全球IT产业中的印度“猎身”劳动体系》（Global“Body Shopping”: AnIndian International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跋》的一部分。

[1] 指作者在1992～1998期间所做的关于北京“浙江村”的调查，也是他最早的学术成就，以此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关于日本的想象

演讲人/孙歌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个有花香有阳光的地方和大家交流。刚才跟单向街几个年轻的朋友聊了一下，我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空间，它有什么功能？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我非常看中这个词，我觉得“公共平台”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受控制地、进行自我训练。

我确实是一个不太正规的学者。在日本，我基本上是作为政治思想史学者跟日本的同行交流，但是回到国内，其实我不太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说我在挂羊头卖狗肉。但这是学院和学术的现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把学术分成了非常细非常窄的学科，你如果不用某一个学科的方式来操作，就根本没有地方安身立命，我想这是今天中国每一个学人都在面对的问题。

可是现实社会的状况，历史的状况，都不是一两个学科可以处理得了的。很多问题是在学院学术的领域之外，那由谁来承担？所以，我觉得像单向街这样的平台和公共空间，如果在中国社会多起来，而且这个空间里的主体是自由人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的思考和使用，会在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这是我个人的非常大的期待。

现在我言归正传。为什么我要谈“日本想象”，而不是谈“日本”？

其实中日关系走到今天，我想每一个愿意动脑筋的中国人都会有很深的忧虑。比如日本首相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中日关系紧张了，那么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就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现实中有很多的导火索，哪一个导火索一旦被点燃，那么所有的紧张关系，可能就引发战争，那我们怎么办？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恰恰不是这些具体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些问题，当我们使用“现实”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怎么想象。当我们说日本的时候，有没有哪位朋友想一想，我们说的“日本”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稍微追究一下的话，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关于日本的讨论，未必是关于那个现实存在的日本。我们讨论的是我们对日本的想象。

可能有朋友就问了，那我们的想象跟现实是不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那大家可以想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经历过“非典”，我们也都经历过、看到过反日游行，那是不是现实呢，肯定是。可是如果我们坐在一起来说，好，这个现实是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叙述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这个世界非常大，我们每个人活动的空间又非常小。你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怎么把握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借助什么呢？主要借助传媒。传媒生产的信息其实就是一种想象。大家不要以为想象是坐在板凳上捏造，想象是对一个你要表达的对象所进行的取舍，我们所说的现实，其实都是取舍之后呈现出来的意象，我们很难说，那个意象就等于那个发生的事。

如果承认这样的分析，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麻烦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关心日本问题，那么，日本问题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我们面对的是很多不同的想象？——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拒绝一些想象，或者接受一些想象。另外，真实的日本是不是只有一个？我曾经做出这样一个提议：我说我们现在想象的日本是单数，但我建议大家把日本想象成复数。

实际上，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身边很小的场所，所有的真实都是复数的。当讨论一件事情时，你必须有取舍，你只能在某个结构、某个脉络中讨论真实，换一个脉络，你说的可能就不那么真实。所以我们讨论“日本想象”，而不是说讨论“日本”，这更像是一种自我限定。

接下来，我想谈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看日本，怎么去想象日本。当然，我能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想象。我想谈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说电影《东京审判》，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导演非常有责任感，而且电影浅显易懂。我没时间去电影院，所以就想去买一盘VCD回家来看，我去正版的店里，发现他们居然卖光了，这是非常让我高兴的一件事。

这部电影也提供了一个想象，对于东京审判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想象。电影是怎么想象的呢？它告诉我们说，东京审判是一个由美国人主导的，由美国人来排座次的、代表了正义的审判。而中国代表由于据理力争，使得这次审判不只是以英美为主导，中国人的愿望也得以申张，最终使得日本战犯受到了惩罚。

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它无可指摘，而且它有某种启蒙的功能，但是作为历史叙述，它的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我说它不准确？因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要素被抽离出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确实发生了中国法官梅汝璈争中国代表的座位次序这件事，我把它拿出来，就代表我是在讲历史。历史必须在结构里面来谈，而且结构是每一阶段的历史发展的那样一个力学关系的综合。

其实“结构”这个词很有问题，因为它让我们想象，什么是结构，就是盖房子我们要有脚手架，要有钢筋水泥，可是历史里面的结构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象历史的结构的话，我们得说他像飘在海里的一张网——飘在海里的网是什么意思，海水在动，不断地动，网在海里也在不断地动，动来动去就有一些鱼就游进来了，游到一定程度，网就收起来了。网有形状吗？有形状。但是这个形状固定吗？不固定，它一会是圆的，一会儿是方的，一会儿是长的，一会儿是扁的，可是这张网每时每刻都在动，它的关系也在调整，而且它有连续性。

这只是一个比喻，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结构。“东京审判”也是在这样一张网里，那么排座位、溥仪来作证，包括后来中国的审判官和印度审判官之间的辩论……这些问题在局部意义上都是真实的，它相当于那张网上的网扣，但网扣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他们结成了网，并在海水中动荡起来，这些网扣才发生意义。这就是我说的结构，而这个关系在历史里面是看不见的，这是最麻烦的。所以我说历史真实是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地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历史里面的这个网扣那个网眼并不是固定在那里，你得跳到海里去，想办法去接近这张网，而且最后你发现，你接近的可能只是网的一小部分。

“东京审判”这个事件在结构上是一张什么样的网，我还不敢正面来谈，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方面深入的研究。我只能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状况。

第一个问题是，东京审判为什么要持续两年？两年中那十一个国家的审判检察官和律师到底在干什么？事实上这两年中，除了大量地搜集资料、阅读资料，每位法官都要写一个自己的判决书，另外，还有非常多的辩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英美法合法性的辩论。为什么东京审判到了最后，会有那么多国家的检察官反对审判结果，他们主张日本战犯无罪，这对中国人来说包括我自己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几乎接近半数——他们要支持日本战犯无罪？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判断，首先它是一个法律上的判断。这个问题我觉得将来会有国际法的学者出来研究，我现在也在呼吁，希望国际法，特别是亚洲法领域的朋友们能够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严肃地谨慎地对待那段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审判忽略掉了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处理东北亚或者是东亚的“二战”战后问题的审判里面，朝鲜半岛是缺席的，所以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朝鲜慰安妇和朝鲜雇佣兵的问题，在“东京审判”里是被遮蔽掉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2002、2003年我们有一个新闻人物王选，她一直在做细菌战的诉讼，可东京审判为什么要忽略细菌战的审判？东京审判中谈到了南京大屠杀，但为什么要回避日本人当年的细菌战？我们现在到天坛公园去看，天坛公园这样一个中国古文化的圣地，当年就曾被日本人改成细菌实验室。另外，细菌战的受害者现在在中国各地还有幸存者，他们还在痛苦地挣扎，谁来给他们伸张正义？大家知道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说法叫“爱国卫生运动”，为什么卫生要跟爱国连起来？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展开了细菌战，他们整个的技术、数据和资料是从那里来的？是从日本细菌战的细菌部队那里来的。这部分资料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被美国完全垄断，所以日本细菌部队的头领石井次郎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被无罪开释。

接下来还有，大家知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经常使用一个词叫“圣战”，汉奸管日本军人叫皇军，这是什么意思？日本人是为天皇而战，当时的裕仁天皇并不是现在的象征天皇，他有实权，而美国为了有效地掌控战后的日本，所以他们故意给天皇免罪，天皇这个最大的罪犯反而无罪。这个决定是谁做出来的？是东京审判的结果。接下来一步一步，是在日本建立象征天皇制这样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原子弹轰炸今天来看，这应该是反人类罪里面最严重、而且也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在东京审判里面，这一部分虽然被提出来，但因为美国人当时任审判长，就被驳回，这一部分就没办法审理了。可能在座的中国朋友，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日本活该，谁让他们发动战争的？这是非常朴素的感情。但如果你要严肃地面对历史时，你就要面对法律的公正性。原子弹给日本带来的伤害，成为整个日本战后社会重建的一个基本伤痛。这个伤痛甚至影响了日本左翼在战后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努力，而右翼正好利用这一部分来重新整合日本国内最保守的、最狭隘的民族主义。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东京审判结束以后，美国合理合法地进驻了日本，紧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对中国大陆形成的威胁，我想现在因为有一些很优秀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只要找一两本书来看，就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由于美国顺利地进入了日本，带来了战后东北亚的冷战格局，那么日本的问题无论是从东京审判那个时候开始，还是从东京审判之后的战后处理问题，一直走到今天，其实一向是和美国绑在一起的。日本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我说，是因为他们发了两次战争财：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是越南战争。日本作为美军军需物品的生产基地，作为美军的军事基地，他没有军事预算了，同时大发战争财。

那么，这样一整段的历史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网，需要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比如说从法学、从政治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研究，我们才能够精准地看懂这段历史。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的东京审判和电影里给我们的东京审判是不太一样的事件，现实的历史结构和电影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谈到《东京审判》这部电影，是为了想有一个共识：当我们去想象日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角度，有虚构的也有历史的，而关于历史的想象也是各种各样，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日本的想象是非常贫乏的。当然，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我听到过不同的声音，并不是单纯的反日，更多的是疑问，日本为什么是这样？我相信这样的疑问正越来越成为日本想象的核心问题，而“反日”我觉得会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如果仅仅是反日，我们没办法认识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

提问：据说，日本当年二战时期的老兵都是有抚恤金的，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争，作为公民他只能服从国家义务，这是民间的通常想法。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日关系之所形成现在这样一个胶着的状态，是不是跟民间的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孙歌：先看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如果沿用一个大家比较习惯的，也是当年毛泽东的分类，叫做“左中右”。但其实一直到“文革”结束为止，我们通常使用的是二分法，就是把日本分成政府和人民。大家都知道，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时候，周恩来要求日本必须在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协议上写上这么一条：向中国人民谢罪。他说如果不这样，我没法跟人民交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战争赔款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被迫去赔偿，他们的人民要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周恩来实际上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给苏联还债的痛苦经验，我们不愿意日本人民再遭受这样的一个经验。文革的时候实行的是这种二分法。

但是跟日本具体接触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二分法不够用。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是每一届都是右的，比如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中，田中角荣有过很多努力，田中内阁对中国是采取比较友好的政策的。另外，甚至包括中曾根康弘这样一个相对右翼这样的首相，也有过谢罪的正面的表示。而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分很多种的，我们可以说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比如说你看报纸，像《朝日新闻》是左派的，《产经新闻》是保守派里面偏右的，还有一些杂志是极右的，然后像《读卖新闻》《每日新闻》这样的报纸，是属于应和老百姓的生活趣味，政治上你不知道他有时候会往哪边歪一下。

这样一个多元的声音群体，对社会结构是不是有影响？其实仔细考察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曾经和大江健三郎先生一起聊过，大家知道大江先生在日本发起一个叫做“宪法第九条研究会”，是一个发动群众阅读宪法和保护和平宪法的组织，但是大江先生他很坦率地承认说，日本左翼其实没有能够真正地影响日本社会，右翼是不是就真的能影响日本社会呢？其实也不尽然。日本有一个组织专门负责编写新教科书，他们曾经篡改日本历史的。我在东京教书时就问我的学生，我说你们怎么看这个教材？一个学生的回答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右派是在胡说八道，他们说没有南京大屠杀就没有了？当然有！我们只是觉得多少年来左派老爷子的教条我们听腻了，所以现在换个说法也挺好玩儿的，我们也就看看，并没有真信。我说你们的态度好象不太负责啊，你不去批教科书派，那日本要是真变成了一个右翼社会，你们没有责任吗？那个学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不认为这种教科书真会有多大影响，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行，我们现在等待的是一个既不是左派不是右派的第三条可行性的路能够出现。

我觉得这个学生的态度非常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沉默的多数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有两个特征：一是他对左右的分类不感兴趣，其实左派对日本社会没有太大的影响，右派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真正的右翼基本上都是恐怖分子，好战分子，日本老百姓喜欢这个吗？当然不喜欢。事实上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了军队到伊拉克，当时整个日本反战的呼声很高。所以很多日本人跟我开玩笑说，其实你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放心，日本人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打仗。当然这只是日本老百姓的看法，日本有没有能力打仗？它当然有，一旦宪法第九条被取消——实际上即使不取消，日本军队已经合法了。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再打仗的话，不需要打游击战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只要去按电钮就行了。但老百姓并不支持，老百姓希望和平，日本老百姓战后6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已经适应了和平的生活方式，在多数老百姓心里，其实不愿意再承受一次战争。

那么，中日之间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沟通？日本人是不是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人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日本人？其实我不是很有把握。我接触的一些年轻的中国朋友，大家对日本是有几个相互分裂的想象。第一是说日本人很危险，他们随时会有军国主义出来；第二说日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程度很高。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太细想，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都是一个有机体。那么就得问了，当民主制度和军国主义结合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法西斯？这就都变成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状是，我们现在对日本的理解太少，这个理解少不是因为信息少，我们到书店里去，我们去看杂志报纸，每天都有关于日本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仔细去琢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同意我的判断，就是大量的相互矛盾的信息，被强行地塞进一些非常简化的框架。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日本想象，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工作是调整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简单地在量上去追求信息。

提问：我一直有个疑问，日本在向中国开战前，他们国内发生过非常激烈的论辩，甚至为此死了好几个人。我的感觉是，就像您刚才讲的不是只有一个日本，是好多个日本叠加在一起，所以在政治层面上至少就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左派的，一个是军国主义的，这两类人简直就是非常不同的极端。后来我再想想，联系一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我有一种猜测，会不会军国主义是由武士那一派系传下来，还有一支是士族承传下来的？我觉得这比我想象的还有趣。

孙歌：简单回答的话，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要硬说的话，只能说这里面关系非常复杂，要拐很多的弯，才能拐到你说的武士阶层的问题上。

其实有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日本的亚洲主义。我个人在做思想史研究的时候，遇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了解的亚洲主义是亚洲主义发展到最后的一个怪胎，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所以很多中国学者拒绝去研究，因为感情上有点受不了。但是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有一批人他们叫做大陆浪人，在我们的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就自称为“志士”，并且发展出一些组织，比较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叫宣扬社，一个叫黑龙会。这两个组织到后来都发展成了现在所谓的恐怖组织，但是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不是这样，他们在早期是有理念的，就是联合黄色人种来对抗白种人。当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背后就有一连串的日本大陆浪人作后援，这些大陆浪人觉得中国清朝政府太腐败，怎么办？说我们日本人去推翻清政府，然后交给好的中国人去管理，但是中国太大他们没做出什么。然后在朝鲜，他们发动过一次“乙未政变”，当时还是李氏政权，日本浪人就说，要把朝鲜也要交给好的朝鲜人来管。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台湾被割让了，当时黑龙会就站出来说，日本打的是圣战，我们不能要中国的领土，否则就有贪小便宜的嫌疑。所以大家看到，早期的亚洲主义里面有比较健康的因素。但是到了后来，经过了日俄战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侵华战争和殖民朝鲜的经验，亚洲主义慢慢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最后就变成了“大东亚共荣圈”。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日本国内的争论。从1931年算起的日本侵华战争局部的爆发，日本国内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一直有一派强烈地主张说不能够把战事扩大。当然，他们的反对很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也包括他们内部的军事权力的对抗。所以我觉得简单地说，日本关于侵华战争的争论，如果其中尚存理性，那我觉得应该是连接到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

提问：一次吃饭时，大家都在聊天开玩笑，一个日本朋友突然很严肃，忧心忡忡地说：看过中国的反日游行，你们中国人真的那么讨厌我们日本人吗？这个朋友是一个搞技术的人，从工作到学历背景，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但他也会有这样的担心，觉得中国为什么会讨厌日本人。

另外一个日本朋友我十几年前就认识他，他听说现在很多中国人都买房买车后非常吃惊，因为他对中国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心理，觉得中国人穷，只有日本人是富的，现在你们居然也买房买车。

所以我就想问您，日本的普通民众，他们一般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据说现在在在日本的外国人，好像中国人已经排在第二位，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研究者都在日本。而且日本跟中国那么近，文化渊源那些长，为什么两个民族那么相互不理解，因为很多连了解都谈不上。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有没有什么途径能让他们有一种更简易有效的沟通和了解？

孙歌：第一个问题是日本民众怎么来想象中国？其实日本老百姓有很多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在日本大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中文。但是，接触中国人不等于形成中国想象。因为第一，在日本的中国人很多会隐藏中国人的习性，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习惯于鞠躬，看上去跟日本人差不多，所以很多中国人就看着不顺眼，说你为什么要点头哈腰的，可是在日本的社会里，那是整体社会的节拍和氛围，所以日本老百姓确实没多少机会去接触真正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可以由自身的经验去推想，比如说有多少中国人想说，我们必须很紧迫地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老百姓首先想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这是第一位的，日本老百姓也是一样。

至于他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想象，基本上是从传媒里来的，而传媒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从右跳到左、从左跳到右的宣传模式。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日本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它只看到中国旧的破的一面，老百姓穿得非常旧，街道非常脏，拍北京他一定会拍自行车流，然后日本人就很优越地说：你们的自行车真多。可是现在，他拍摄北京的时候一定会拍金融街，拍交通时他一定拍二环三环主路，于是马上就有好多日本人说中国现在真富。所以说，媒体决定了老百姓的想象。

但我觉得，更丰富和多元的想象正在慢慢在形成，而且我最寄希望的其实不是做学问的人，我最看好的还是传媒。我观察日本的传媒，是知识生产里面调节最快的，虽然他有可能简化问题，而调节最慢的是学院里的学术，日本的中国学家他们反应得很慢，甚至现在学院里还保存着一些冷战想象。

提问：刚才听您讲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战争索赔，另一个是对于日本我们还在沿用的二分法，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面临一个最根本的瓶颈：言论的瓶颈。

我们对日本的想象无疑是最主要是通过传媒，就跟日本老百姓对中国想象一样。相比而言，日本的传媒受制于商业因素的影响会大一些，而中国则更加复杂，除了商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对于前一个历史问题，海外都已经把历史档案公开了，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早已经公开了，可我们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看到国内公开的档案。我觉得阻碍我们想象一个更加真实、更加贴近事实的日本的最大的瓶颈反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状况，比如舆论的自由度的问题。不知道孙老师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

孙歌：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言论的禁区是很多的。刚才关于日本的想象讲了那么多，有一个前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强调一个想象力的问题，是假如我们有了想象力，我们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谈言论是不是自由，我们通常是把事情锁定在一些很具体的事件上，比如说哪个网站被关掉了，或者是哪个杂志被禁了被封了，等等，然后你就问为什么不能放开，就说不自由。

在一些我们不自由的环节上，日本人可能比我们自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一些日本人不自由的环节上，我们可能自由。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但首先我要强调一个前提，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自由，而是要说明言论自由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大概是在2001、2002年前后，有一个日本的民间模拟法庭审判慰安妇。这个法庭宣布天皇有罪，这是非常划时代的，被右翼攻击得很厉害。当时一个支持这个法庭的日本学者叫做高桥哲哉，那时候他回家的时候，都要左右看好了，他才敢开门进屋。那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当时NHK制作了一个节目，打算要报道这次审判，结果节目一审二审审到最后，连日本国会的一些议员也参与了审查，到播出的时候节目被改得面目全非。因为那是一个女性法庭，几位日本的女性主义者非常愤怒，就写文章来攻击NHK的这几个人，但是这几个做节目的人后来私下里交流，虽然它被改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能把这个节目做出来就已经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了，已经尽到责任。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日本很多。

再比如，日本学校在开学的时候，都有一个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有一些日本中小学的老师，就在那个时候故意不起立。我觉得其实日本人挺了不起的，他可以公然地对自己的国旗国歌表示憎恶。当然他们不起立的后果通常是被开除，失掉教师的工作。

但是我现在讲这些问题，只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当我们想象一个社会的言论是否自由的时候，我们要进行通盘的考察，他在什么方面是自由的，什么方面是不自由的。你会发现每个社会都有他自身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判断每一个社会的运作方式，这是今天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时候最欠缺的一环。每一个社会并不都是靠言论、靠所谓的舆论压力来运作他的政治过程的。当我们谈民主的时候，觉得只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那这个社会肯定是理想社会。但这是一个非常短路的想象。

实际上每个社会的运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用典型的西方政治学的模式来说，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压力集团。不同的压力集团都给这个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影响他的决策，这是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学的基本设想。但“9·11”之后发现其实连美国社会都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压力集团其实不是对等的，真正能够左右美国决策的，只有很少的寡头集团，我们看到美国人游行很自由，言论很自由，但是你看高层的决策受不受这些制。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民主程序的问题，一定要和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结合起来讨论，特别是中国的运作模式，我觉得我们知识界还看不清楚，而一味套用美国的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日本的模式更不可以用。

提问：在日本期间，根据您对日本学者以及高端人才的观察，他们最主要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另外，日本的学者对中国的高端人才和老百姓的评价又是什么？

孙歌：我跟日本的学界接触比较多，跟政界没什么接触，所以我只能谈学术界。我觉得日本人不管学术成就如何，他们的优点是大部分人很敬业，日本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非常认真。当然这不等于他的学术就很优秀，其实日本优秀的学者为数也不是很多。

其次，他的缺点就是日本有屈强凌弱的本能。二战之后，日本人是只佩服美国，并不服中国，他觉得是败给了美国。所以日本一直是跟着美国走，小泉是最典型的代表。但是今天你看日本人在调整，特别是普通日本人，他们发现中国在强大的时候，他立刻开始调整，说中国好像要强了，我们要跟着中国走。这个是他的弱点，这使得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很难独立地承担政治责任，所以他永远是政治上的三流国家，成不了大国。我觉得这是它致命的地方。

至于日本人看中国，最突出的是，他们感觉出了中国的日渐强大，这是日本比较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统一认识。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日本的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他们把中国的大作为探求中国原理的一个入口，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知道，大国和小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原理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日本的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来说，日本要回归小日本的位置。我知道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日本发表过一篇很不得日本人心的文章，叫做《二十一世纪与小日本》，他说日本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说日本就是小日本，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其实我还真不认为沟口先生是一个亲华派，他只是出于学者的良知，在陈述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

至于短处，我想日本普通老百姓会认为中国很乱，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说他们到了北京都不敢走路，因为中国人过马路都不看红绿灯的。那么在学术界，日本人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不老实，比如论文抄袭，在日本很少有人敢这么做。我通常会解释说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过渡期，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有一个评价说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好像背负着一个很大的国家，每次学术讨论会上都会有人说，什么中国五千年的泱泱大国，什么中国的文化多么多么伟大，听到最后你发现他一句实在的学术语言都没有。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很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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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孙歌女士在单向街书店的演讲整理而成。）

撰稿人

马金瑜，《南方都市报》记者，热爱底层人民。她写作的《两个矿工的生还奇迹》曾荣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08年度卓越新闻奖——卓越深入报道奖。

谢丁，《时尚先生》记者，《孤独星球》青海卷的作者之一。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意味着什么》《求错集》《竹内好的悖论》等。

哈金，小说家，现居美国。小说《等待》曾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被称为英语世界最受肯定的华人作家。

项飚，1972年出生于温州一个教师家庭。1990年进入北京大学，在校期间开始调查背景的“浙江村”，并形成最早的学术成就。现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封零，1986年生于昆明，作品有动画片《浅睡眠》等。2007年开始，创建“艺术治疗联盟”公益社团。

岑骏，插画师、版式设计师、版画艺术家，藏书票作品入选第32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现于《新京报》担任版式设计师。

黄丹，生于1979年，画家。出版有《中国水墨新锐——黄丹》个人画集、《青春纪》画集等。

关锦鹏，香港导演，曾导演《阮玲玉》《蓝宇》等电影。他不避讳其同性恋的身份，外界亦评论这一身份为他带来跨越性别的细腻感受。2010年，关锦鹏导演昆曲《怜香伴》。

田沁鑫，话剧导演，曾导演《生死场》《赵氏孤儿》《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话剧。虽是话剧届少有的女导演，也常以女性为题材，但她热爱超越某种“英雄气”。

林奕华，香港导演、作家。出版有《等待香港》《把爱情像石头一样推上山》《文化人何苦为难文化人》《明星教给我的那些事》《这个人必须也很爱电影》等。1989年，他首次使用“同志”一词代称同性恋。

李银河，社会学家。中国少数以性为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之一。曾与其夫王小波共同著有《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2009年出版《后村的女人们》。

迈克，香港作家，著有《采花贼的地图》等。

苏丝黄，性专栏作家。

马家辉，香港作家、传媒人。著有《死在这里也不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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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通向耶路撒冷的六条道路／覃里雯

坠入琥珀之城／刘瑜

威尼斯行记／赋格

真是偶然吗？——日本电车、推理小说与人间之道／王海威

巴西利亚：一个人的城市／胡续冬

伦敦：正在老去的城／李琰

纽约的免费夏天／慕婴

走进非洲／严歌苓

[访谈]

吴飞：从自杀谈起／许知远

[报道]

请不要阻碍我成功／谢丁

那不勒斯的2004／罗伯特·萨维诺

[艺术]

被污染的地景／Ian Teh

[随笔]

布罗茨基在纽约／Alexander Genis

绑赴刑场的青春／野夫

温州街 梦见街／骆以军

日常生活的历史／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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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通向耶路撒冷的六条道路／覃里雯

坠入琥珀之城／刘瑜

威尼斯行记／赋格

真是偶然吗？——日本电车、推理小说与人间之道／王海威

巴西利亚：一个人的城市／胡续冬

伦敦：正在老去的城／李琰

纽约的免费夏天／慕婴

走进非洲／严歌苓

通向耶路撒冷的六条道路／覃里雯

耶路撒冷在自己的历史中被缠住了双脚。

文字的道路

在阅读W. G. Sebald的《土星的光环》时，我被他描写的耶路撒冷搞得晕头转向。Sebald笔下的耶路撒冷和他笔下的柏林、伊斯坦布尔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城市一样，由无数门牌号、商户名称、宗教场所、拐角和小巷道的细节组成。这些名称和街道的拐角，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毫无意义的迷宫。从某种意义上说，耶路撒冷确实如此，但是Sebald与描述对象之间永远保持一公里情感距离的习惯，抽干了圣城的血液。陌生人，如果一个人到了耶路撒冷而依然保持冷酷，那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就像一个女人不该炫耀她的胡须，一个旅行者不应该强行压抑掩饰他对耶路撒冷的激情。

一个外国人要了解耶路撒冷，还是应该从阿摩司·奥兹的自传《爱与黑暗的故事》开始。奥兹来自俄国，是父母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小随从，虽然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背叛了家庭—— 以自杀的方式。奥兹带着俄国犹太人的爱恨来到这个城市，在2007年9月北大的一场演讲中，他提到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情感来源：

“以色列由来自136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不同的背景，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会了独立（精神），并保留自己的看法。

“一直以来，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称为欧洲人，他们热爱欧洲的一切。但是欧洲人不热爱他们，正好相反，欧洲反对他们，对他们充满敌意，甚至驱逐他们。”

要跟随奥兹穿过耶路撒冷，你才会越过战争的后院，看到这些东西：欧洲小城风格的别墅，开满鲜花的露台，大树下扶手椅上读书的教授，书房里的自鸣钟，白色镂空花窗帘里的遥远回忆。“我小时候希望长大了变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显然叫做耶路撒冷，就像卡尔维诺的马可·波罗把自己变成了威尼斯的呓语。

作为地中海文化、中东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承继者，耶路撒冷人—— 或者说以色列人—— 给家庭、朋友和亲人许多的时间。街道名称和商铺名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情感纠葛、观念的冲突争吵和讲和，安息日整个国家不许开电灯电话的开关，仅仅用于祈祷、亲热、交谈和思辨。人和人之间紧密得没有间隙，却又能够各自独立。就像S. Y. Agnon、Yosef Klauzner教授在奥兹的生活中那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和文化里都不太可能。

导游手册和职业旅行者的手记也可以将你带往耶路撒冷，不过那是电影、宗教和低俗小说版本的耶路撒冷，带着廉价的宗教光圈和盲信、缺乏根基的歇斯底里或空虚的喃喃低语，不值一提。

外国记者关于耶路撒冷的新闻报道，大多数是全球新闻业的最大共谋之一部分：把这个城市贬低成仅有你死我活争斗的戏剧舞台，以便在没有其他大灾难新闻的时候充一截子剧情。

耶路撒冷充满文字，并将文字散布四方。每个人选取自己的文字，抵达此处。

光和风的道路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阅读《圣经》时，无神论者会把它当作社会起源的一份不准确记录，或者隐喻，唯独这句话例外。因为到耶路撒冷的第一天，我就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在这里发生过，在耶路撒冷创造了光。

光在这里以最强烈的、最充沛富裕的形式出现，你不会看到比这里更有原初力量的光：强烈的日光晒暖心中最阴暗的角落，肆无忌惮的月光照亮夜行旅途，水钻般密集的星光摄人心魄；星光辉映的满山灯光迷醉最孤闭的行人。

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设计者、犹太人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在他的书《破土》里为光专门写了一个章节。他谈到光的神圣，以及在设计犹太博物馆时，想建一个没有光线的房间，两千年犹太史中严苛、漆黑、无望的“一章”：煤气室，大屠杀。幸存者亚芙·埃利亚赫的书《大屠杀的犹太故事》里提到自己被火车载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就在她放弃一线希望的时候，她想办法从车厢的木板缝隙中瞥到天空，看到一束白光。她以此为奇迹，抱着希望存活下来。

李布斯金被这个深含隐喻的故事所深深打动：“光，是一切事物的度量。是绝对的、精确的、物理的、永恒的……过去消逝于黑暗中，而未来还是一片未知，只是点点星光。”

在这两千年里的任何黑暗时刻，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梦想中光线的源泉。耶路撒冷的各种光，都在旧城聚集，在伊斯兰教圣殿大阿克萨清真寺的洋葱头金顶和黯淡斑驳的哭墙。然而清晨、正午、傍晚、入夜，光不断在做最奇妙的实验，也许因为空中水汽较少，穿透力强，但又没有高原的阳光那么伤人。风也一样，以各种形式吹来，却从不使皮肤产生奋力抵抗的感觉。两小时车程之外就是地中海，那里驶来过埃及的帆船和英国的战舰。

光和风都曾参与过这里的战争，虽然看起来，它们更像是息战的原因和未来的甜美许诺。

沙漠和山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连接起整个以色列，沙漠静候四周。从约旦山脉上启程，开到低于海平面的死海地带，沿途会看到白袍白头巾的贝都因人，和他们的羊一样染成了沙黄色。呼啸着骑着骏马和骆驼驰骋沙漠的日子已经不再，帐篷的迁移也多借助于汽车，但是他们游离于世界之外的身份保留了下来—— 大多数贝都因部落不喜欢被争斗的任何一方雇用，他们暗中相信自己才是沙漠的主人。

在沙漠中认路，就要学会辨认那些扁扁的山丘的形状和道路弯曲的不同角度。一个在城市中生活太久的人很难学会这一点，然而不学会这一点，又很危险。

高速公路有时候与另一些公路不情愿地交叉。“看，上面是以色列人的公路。”同行的阿拉伯女翻译愤怒地说，“他们把最短的路留给自己，让巴勒斯坦人绕行。”阿拉伯女翻译的职业愤怒和她收入一样丰裕，她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穿行，像弹涂鱼一样能够附着于水中和路上的任何地方生存。

另一次，经过同样的地点，同行的以色列人德维尔说：“看，底下是巴勒斯坦人的公路，狙击手从那里向以色列人的汽车开冷枪。”德维尔从十八岁服兵役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杀人。十九岁，他就跟着小分队夜袭加沙，拿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照片，冲进熟睡的人的卧室，照片对上，一枪爆头。他的仇恨也是职业性的，所有的男人在十八岁都要入伍，而训练很难被忘掉。

进入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也会交通堵塞。在漫长的山路上，一个接一个的关卡旁，站着紧张的年轻人，刚硬的脸，穿着军服，肌肉紧绷的手臂扶着枪，他们看进每一个车窗，每一张脸，试图在半秒之内解读旅行者的所有秘密。

人的道路

因为有太多的孩子在出生，耶路撒冷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

德维尔（以色列商人，二十八岁）：“我一定会去美国定居的，不过不是现在，总有一天我会去的。”

马赫穆德（巴勒斯坦旅馆经理，二十四岁）：“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想去耶路撒冷，可是我进不去。”

碧珊（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女翻译）：“带你们去加沙，联系采访哈马斯，一天一百美元。”

一个以色列北部小镇的阿拉伯议员：“我们在议会里的地位越来越高。”

瓦埃尔（前外交家）：“我收养了一个黑人女孩儿，出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奇怪，就问：‘这是你们生的孩子吗？’我们烦透了，说：‘是的！’你该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达尼（舞台设计师）：“你想来这里居住？你疯了吗？不要来，这里的龌龊不属于你们。”

一个犹太学者的门口：“请穿着暴露的女孩子不要从这里经过。”

海逸达（前以色列大使）：“欢迎来到以色列，一个现代、充满活力的国家。”

我的道路

《新闻联播》里的中东新闻；1995年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的《本·古里安传》和《阿拉法特传》，以及法拉奇采访集《风云人物采访录》；海淀教堂里十块钱买到的一本圣经；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所有我看到的犹太哲学家、音乐家、数学家、商人、银行家的故事；一帧来自台湾的金属画，上面是金光熠熠的耶路撒冷大教堂。

对诗意、冒险、参与历史的好奇和渴望，拯救了一个在泥泞的南方城市里苦熬少女时代的人。

我的道路，中间一小段，横穿过耶路撒冷，通向欧洲，那里的书籍开启了我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想象和信心。然而在看到欧洲之后，回顾在自己的历史中缠住双脚的耶路撒冷，觉得那里已经沦落为一个野蛮之城。

梦的道路

一个人在梦中见到了耶路撒冷，他绕过一个有无花果树的街角，走上层层种有马樱丹和雏菊的、散发芬芳的石级。他听到遥远的风声，或者教堂的钟声，来自云间。抬头看看光芒四射的云朵，迟疑片刻，推开一座紧密的木门，踏进无穷黑暗的隧道，却并不感到惊悸。

“为什么要让我到这里来？”他沉默片刻，发问，“难道不是为时过早？”

“只是为了让你记住这扇门，等你返回。”他听到耳语，旋即在早晨的阳光中醒来。

坠入琥珀之城／刘瑜

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剑桥大学这个宴席吃了八百年还是灯火通明。

[一]

在一次朋友家的聚会上，我和一位英国老先生有过一场小辩论。

我说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保留Mill 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如果是保护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之类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建筑壮观，但是Mill Road一带的房子，说新不新，说老不老，低矮破旧，看上去像贫民窟一样，有什么保留价值呢？”

“我觉得保护历史遗产很重要，你们中国的建筑遗产破坏得太厉害了。”他说。

“但是历史遗产也要有选择地保留吧。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快，一个以前10万人的城市变成1000万人，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盖高楼，那990万人住到哪里去呢？剑桥房价也高，如果有选择地拆掉一些盖楼，可以缓解房价吧。”

“我主张保护建筑遗产，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所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除了那些宏伟建筑，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二]

“活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剑桥给人的印象。

第一次到剑桥时，我的感觉就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像剑桥这样“活生生”。大多数古城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人们跟着旅行团从大巴上一拥而下，咔嚓咔嚓照一堆相，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这个情境里的历史，像一头被阉割的野兽，完全没有脾气，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里打盹，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壮阔的草原，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

但是剑桥不同。15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可能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16世纪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颗树和18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一模一样，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Trinity Lane的石板路上，你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

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你不需要用照相机去捕捉它。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个，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被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

[三]

我对剑桥适应的速度有些让自己吃惊。2007年来剑桥之前，我生活在一个几乎和剑桥截然相反的城市—— 纽约。纽约人声鼎沸、应有尽有、像个巨大机器一样日夜轰鸣。在纽约的六七年里，我挤人山人海的地铁，去迷宫一样庞大的卡内基艺术中心看演出，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买打折衣服，去餐馆林立的中国城吃广东海鲜——

然后我到了一个下午五点大多数咖啡馆就关门了、马路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一年365天大约有265天或阴或雨的小镇。

几乎没有觉得不适应呢，还是，连不适应都可以适应呢？

每次下雨，同事都会叹息：“Terrible weather!”我也叹息：“Terrible weather!”

现在我坦白，我其实非常喜爱雨天，觉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场免费音乐会。

有一次我很晚下班，走在深夜的街上，走到Hill's road和Lensfield road交界处。雨中的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但是无数红绿灯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闪烁，街角的教堂边上有一个雕塑，一个瘦长的少年，张开双臂，抬头仰望天空。我想我真热爱这深夜的大街，它和白天的大街如此不同，好像一个成人变回了一个婴儿，好像一个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门。

[四]

也有始终无法适应的，就是漫长幽暗的冬天。

这里的冬天不算太冷，但由于纬度高，冬天天黑得早，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左右就天黑了。对此英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成群结伙地去“pub”喝酒。但是对于在这里无亲无故又不喝酒的人，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熬。像16世纪的航海家熬过大西洋一样熬过冬天。

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对着一条小马路，小马路对面是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夏天的时候，墙上阳光灿烂，丁东作响，但从九月开始，太阳开始冬眠，缩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早。这样的灰暗的冬天，与其说让人抑郁，不如说让人心慌，仿佛下楼的时候，窄窄的楼道上出现一个老太太，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跟在后面抓耳挠腮。

难怪在剑桥期间，我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的热情史无前例地高涨。

没办法，一整个大西洋呢。

经常我家里同时打开着好几本书：厕所里一本政治哲学书，床头一本非洲政治书，客厅里一本《外交季刊》，餐桌上一本英国历史，门厅里一本建筑史……我无亲无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车水马龙起来的。我和自己的关系由此也从愤恨、厮打、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济。

[五]

我一个英国学生问我：你对英国的感受如何？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说：一样啊，和我想象的一样缓慢、阴郁和沉闷。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当然也不完全是玩笑。

若干年后，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五十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开着一个叫Governing Body Meeting的学院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有的说图书馆，有的说餐厅，有的说校长办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需要五十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

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

严肃地对待小事，是我对剑桥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也许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中国报纸上的头条可能是本市领导引进了几十亿元的工业项目，但是剑桥报纸上的头条，很可能只是当地的立委倡议把某条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

这种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国或美国任课老师大笔一挥可以决定学生成绩的情况，而剑桥大学改本科生的考卷实行双向匿名（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改他的考卷，老师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个学生考卷），而且每份考卷两个老师改，如果两个老师给分相差太大，还要引入第三个人做裁判。

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规则是烦不胜烦的。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规则则是可喜可贺的。

仔细想来，这样的较真精神，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 一个学校的老师认真地对待学生，需要花费多少GDP呢？还是只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经济不发达来为很多中国人不排队、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来辩护时，我就想，人均GDP到底和随地吐痰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他妈的什么关系呢？

[六]

我问一个学生，你觉得英国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排队。

英国人对规则和秩序的尊重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剑桥由于马路窄，开车易堵，所以多数人市内交通靠自行车。就如何安全骑车的问题，有很多交通规则，比如要带头盔，晚上要开自行车前后灯，更不用说要老老实实等红绿灯了。我开始以为戴头盔这样的规定，也就是纸上写写而已，我自己反正是不会为了安全骑车而买头盔的。

但我惊奇地发现，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有一半左右的骑车者都真的戴头盔。我还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装自行车灯并在晚上打开。有一回我的后车灯坏了，还被一个后面的人吼了一声。

我以前回家的路上，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个行人交通灯，还有一个汽车交通灯，绿灯亮时行人灯先亮，过十秒钟左右汽车绿灯亮。自行车属于模糊地带，可以跟着行人走，也可以跟着汽车走。我发现，总有一批骑自行车的人，无论如何要等着汽车绿灯亮了之后再过路口—— 尽管自行车道和行人道相互平行，根本不冲突，尽管交叉街道的红灯早就亮了，他们过马路是完全安全的。有一回我在行人绿灯亮了之后蹬车过去，又被后面一个人给吼了一声：“你这样骑车是不对的！”

我心想真是多管闲事，给你送北京去，你一辈子也甭想过马路了。

当然同时也感慨，法治精神发源于这个国家，一点也不奇怪。

基本上要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统计一下有多少人爱闯红灯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自变量。一个有很多国民不但不闯红灯、行人绿灯亮了还不够还非要等汽车绿灯亮才发动自行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那是非常地不奇怪。

[七]

说到对文明的贡献，剑桥大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就是它产出过的科学家们了。牛顿，达尔文，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图林，发现DNA结构的Crick和Waston，写《时间简史》的霍金……以及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来的科学家。

话说也是剑桥校友的李约瑟同学曾经提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

我想这事难道很费解吗？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国子监建立时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如果牛顿出生在中国，二十岁的他，冥思苦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飞并把这个困惑告诉他人时，他爸爸会不会一巴掌扇过去，说：你吃饱了撑的是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不赶紧讨个老婆去！

我以前在国内读研上课时，可怜的老师时不时被学生这样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教点对我们找工作有帮助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是也有一帮这么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而如果有人这样问时，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不够吗？

[八]

虽然剑桥对政治和人文领域的贡献不像科学领域那么璀璨，但也不乏历史人物。话说一位叫罗素的老师，由于长期受到一位叫王小波的同学追捧而享誉中国，但罗素似乎并不是剑桥人文领域里最出色的。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论文答辩会上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看懂的。”那位同学名叫维特根斯坦，是个终生一惊一乍的“drama queen”。

另一位令罗素战战兢兢的剑桥校友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老师曾经这样评价凯恩斯：“每次我和他辩论的时候都胆战心惊，因为大多数时候和他辩论都是自取其辱。”

当然另一位老师又对凯恩斯不服，他既不是剑桥的老师也不是剑桥的学生，但是他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二战时撤到了剑桥，而他正好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很牛的书叫《通向奴役之路》。为什么说这本书牛呢？它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凯恩斯的，但凯恩斯对它这样评价：“无论道德上还是哲学上，我都对这本书完全赞同，不仅赞同，而且深受打动。”好吧，地球人都知道，那位老师名叫哈耶克。

往远里说还有更多的传奇。1805年，一位同学来剑桥上大学，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剑桥，觉得它是酒鬼和流氓出没之地。“我找到一个新朋友了，世上最可爱的朋友，”1807年他给朋友写信道，“一头驯化了的熊，我把它带到了这里。他们问我带它来干嘛，我说，要不给它一个教职吧。”这位猛男，名叫拜伦。

更大的猛男是1615年到这里来上学的。N年之后，他看当时的国王很不顺眼，便伙同其他议会成员把该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又过了N年，国王的儿子复辟了，又把该猛男的尸体从坟里挖了出来，头骨取下，插在一个竹竿上示众多年。后来几经周折，该头骨1960年被送回了剑桥大学，埋在Sidney Sussex学院。该猛男，众所周知，是改变英国历史的克伦威尔。

历史悠久，换个说法，就是八卦资源极为丰富。

[九]

有一天我家网络坏了，就去学院餐厅上网。那时候早就过了晚饭时间，但是有两个吃完饭的女孩没走，一直在那儿聊天，主题是反恐战争和英国的穆斯林移民问题，两人越说越大声，一个多小时还没说完。我一边为不能清净上网而心烦意乱，一边又忍不住感慨：我在剑桥中餐馆吃饭时，从来没有听到过旁边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激情洋溢地讨论公共事务，都是新世纪新青年，怎么会如此不同呢？

当然我也见过激情洋溢的中国学生。一个在这边读高中的中国女孩，报考我们学院。面试的时候，但见她反应如秦刚般敏捷，言语如姜瑜般犀利，“中国迅速地摆脱了经济危机，表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反华分子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每年我还能读到很多这样的来自中国的本科硕士博士申请材料。他们有一套战无不胜的语言和逻辑体系，充满了信念，却丝毫没有困惑。

但是没有困惑的青春是多么荒凉啊。

教三年书下来，我发现最好的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充满好奇心。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你，更重要的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自己。他们最开始跟你讨论问题，也许会从某个作者在某本书里说过什么开始，但最后总是慢慢地转向经验世界中的问题本身，以此来反思理论的合理性。

“我决定开始学印地语。”一个学生最近告诉我。

我吓了一跳，问：“为什么呀？”

“因为我以后想研究东印度公司，学印地语有帮助。”

“可是东印度公司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吧。”

“印度方面应该也有印地语的材料。”

我得承认，一想到以后我回国了很可能再也碰不到了这种仅仅为了搞懂一个问题而去学一种相对生僻语言的学生，便感到颇有些难过。

[十]

在这个琥珀之城，我最喜爱的，是它的墙。

各种各样的墙。有19世纪经典的红砖墙，有哥特式教堂阴森的大理石墙，有小碎石拼贴起来的小围墙……最不好看的是那种黄中带绿的砖墙，看着脏兮兮的；最好看的是17、18世纪左右翻修的一批学院外墙，大块石料，简洁硬朗，原来大约是米白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为斑驳的古铜色。不单是颜色，还有光泽，质地，和被时间的小火慢慢炖出来的醇厚气息。

我在剑桥经历过的最动人一刻，是有一次开学术会议，开到一半溜出来散心的片刻。走廊一边是个大玻璃窗，窗户对着一个中古庭院，院子里是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在雨中晶莹透亮，雨声的背后是庭院一角的钢琴声。我趴在窗前，想， 这个弹琴的人，应该是一个14世纪的少女，穿白裙子，金色的头发，白血病人，还没得及爱过，世界就从她指尖飘去。继而觉得时间也许从来就是静止的，旋转的只是我们这些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的人。

2009年是剑桥建校八百周年。八百年，在中国有宋元明清，在英国有帝国兴衰，其间无数帝王将相叱咤风云，无数战士血战沙场，无数文人奋笔疾书，如今他们都纷纷歇菜了，唯有这个小河边上的大学之城依然生机盎然。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剑桥大学这个宴席吃了八百年还是灯火通明。

八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剑桥的八百个师生给一百年后的剑桥师生写信，我看到这个新闻时不免惊叹，好家伙，时间单位都是以百年记的，但转念一想，人家已经悠哉游哉地度过了八百年，当然有信心再折腾个八百年。可惜没人让我给百年之后的剑桥学生写信，不然我会像金圣叹老先生那样务实，告知一百年后某个懵懂无知的孩子：“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滋味”，对了，Mill Road上那家韩国店的豆腐，比那家广东店的好吃。

摄影／司马媛

威尼斯行记／赋格

威尼斯的过去充满谜团，她的现在处处矛盾，她的将来笼罩在不确定的迷茫中。

[一]

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威尼斯，什么样的人不喜欢威尼斯？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来威尼斯前看了Elizabeth Gilbert的畅销书Eat，Pray，Love前三分之一，作者喜欢罗马，不喜欢威尼斯。她用了一连串形容词来描述威尼斯：“气味难闻的、慢节奏的、正在下沉的、神秘的、静悄悄的、古里古怪的。”

我记得D.H.劳伦斯送给威尼斯三个形容词：“可憎的，惨绿的，滑溜的。”显然他对这个地方没什么好印象。另一个英国人伊夫林·沃也曾用三个词形容威尼斯，“摇摇晃晃，影影绰绰，忧忧愁愁”。这说法倒也接近真实。

也许亨利·詹姆斯是对的。他说，那些雄心勃勃志得意满的人，那些一心想要征服世界拯救天下的人，那些道德家和理想主义者，他们是不会喜欢威尼斯的。威尼斯的安静与复杂，只会令他们困惑不解，英雄无用武之地。而能够与威尼斯投缘的，应当是“被罢黜的，被击败的，看破红尘的，遭受伤害的，或仅仅是厌倦了的”那一群。简而言之，是人生的失意者。

《荒人手记》里讲，威尼斯的哲学可以概括为“绿洲文明的悲观享乐主义”。“悲观享乐”，和我的“凄凉的幸福感”是不是有点相似？

[二]

早晨六点零三分，被窗外一个凄厉的声音惊醒。我意识到这就是威尼斯的高水位警报，还是头一次听到。按规定，潟湖水位接近警戒线（超过正常水位110厘米）时，警报拉响，此时一般距涨潮三个小时左右，市民听到警报，有足够时间做好防水准备—— 高于正常水位110厘米意味着全城11.5%的面积将被淹没。

昨晚雨下得很大，已有高水位即将来临的迹象。房东傍晚临走时体贴地在门边放了几把雨伞给住客用，我撑伞坐船去丽都岛吃晚饭，饭后在死寂的岛上逛了一圈，回转时，鞋袜皆湿。

搬到这家圣马可区的B&B才住了一天，就听到警报。圣马可区不愧是威尼斯六区地势最低最容易被淹的一个。以前我多住在硬坏区和珠玳卡岛，也住过圣十字区、圣波罗区、芦荡区和离岛。硬坏区因土地坚实而得名，土质含石量高，所以既“硬”且“坏”，那一区是威尼斯较不容易淹没的地段，在那里住，从来没听到高水位警报。

[三]

夜晚的威尼斯是黑色电影的最佳布景，冬季尤其像，水位上涨的同时，城市人口随旅游季节一起退潮，晚上九点以后除个把广场和主要巷道外少有人迹，城市变成空荡荡的迷宫，偶遇行人，往往听到邻近巷子的皮鞋声、话语声，可就是不见人影。此情此景换到别的城市一定非常恐怖，但我知道在威尼斯绝不用担心，因为威尼斯不能算正常的城市，过分发达的旅游业、昂贵的生活指数使它变成一个游客比例占举足轻重的“伪城市”。本土居民大量流失的一个后果是草根市民生活的缺失，这里见不到一般意大利城市傍晚时分的全民运动“Passeggiata”（全城男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涌向闹市区，压马路、看橱窗、会朋友之余喝一杯餐前开胃酒，这项意大利式消遣活动的真正目的在于互相取暖，看人并被人看），也没有什么街头流氓、小混混、三六九等，一个外来人深夜走深巷不会有任何危险。

不管威尼斯在历史上有过多少曲折故事，当代威尼斯就只是个布景，所以我看不进Donna Leon以威尼斯为背景的布鲁内蒂警长探案系列，觉得书里那些骇人听闻的暴力案件都很假。有天在圣马可区一家书店看到她的《高水位》（Acqua Alta），写的是芦荡区一所古宅的凶杀案，翻了几页，作者写得用力，但我实在无法“代入”。

第一个说出“威尼斯像舞台布景”、“威尼斯是个伪城市”的人，肯定不是我。2009年秋冬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移民城”（Migropolis）研究项目在圣马可广场一个角落办了个展览，把古往今来各色旅人对威尼斯的评语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有天早上我踩着木栈桥去广场看涨水情况，偶然发现这个都市研究交叉当代艺术的展览，就津津有味地在大字报丛中驻足看了很久。有张大字报上写道：“当你来到圣马可大教堂，看到大家一个个紧挨着排队等待进入，你会感觉像来到迪斯尼乐园一样。”另一张说：“威尼斯不太像一个城市，而更像一个城市的展示。”而齐美尔在20世纪初就说过这样的话：“威尼斯是一座没有生气的舞台布景，只有那种面具式的捏造出来的美。”众声喧哗，但似是而非。

然后，我看到玛丽·麦卡锡五十年前的语录，不禁点头赞同：“假装以为旅游化的威尼斯就不是真实的威尼斯，这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态度；……旅游化的威尼斯，正是威尼斯的真面目。”

“移民城”公布的一组统计数字：在纽约，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平均生活着251个纽约人，这块空间里，每天共有27个外来的访客；巴黎，上述比例是205比9；威尼斯，则是75个当地人对应56个外来人。

[四]

朋友建议我去看法国富翁弗朗索瓦·皮诺设在海关大楼的私人美术馆Punta della Dogana，我在威尼斯第一天恰好住在硬坏区，海关就位于硬坏区最东边的尖岬上，离旅馆所在的圣玛格丽特广场不很远。放下行李出门，穿街过桥往海关方向行去，路过木筏码头（Zattere），顺便看了双年展的一个国家馆（中亚四个“斯坦”联合展览），走到安康圣母堂旁边的海关大楼时，天色已黑，皮诺美术馆大门紧闭，我沿运河堤岸继续踱到船头一样的尖岬顶端，眼见罩在透明玻璃壳中的查尔斯·雷作品《男孩与青蛙》，才觉得不枉此行。

查尔斯·雷的男孩雕像大概有两米高，背朝海关，面向潟湖，处在大运河入海口的显要位置，我想这个男孩雕像在一段时间里注定要成为威尼斯的著名地标。美术馆开幕展览叫Mapping the Studio，《男孩与青蛙》是特为开幕式定制的，不知道换新一轮展览时会不会撤掉。

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我看过查尔斯·雷的作品，印象不深，是在堡垒区双年展花园的主展馆里，属于《延迟与革命》单元。报道上说，查尔斯·雷这回做了三个尺寸不同的《男孩与青蛙》雕像样本带到现场征求群众意见，最终决定采用比真人略大的那一个，淘汰了真人大小的版本和另一个巨像。他了解到人们喜欢到海关大楼周围散步，情侣会在这里吵架、闹分手或献出初吻，所以觉得应该让雕像比成年人大一些但不过分高大，做成最适合与行人“对话”的尺度。

我后来在白天再次来海关，上午九点多钟美术馆还没有开门，男孩仍旧待在玻璃罩里。这一次我看清了他的面部，果然像查尔斯·雷说的并不是要把手中青蛙呈送给威尼斯，而是好像刚从水里捉起青蛙，脸上神色专注而好奇。

上午十点钟美术馆开门迎客，工作人员开锁拆去玻璃罩，男孩得到解放，裸身接触威尼斯的空气，一名保安寸步不离守卫男孩身边，防止好奇的游客和海鸟接触他的身体。直到傍晚美术馆闭馆，他又一次被关进玻璃罩子。

这是一件轻盈、讨巧的作品，与“水”的意象关系不言而喻。男孩举起手中的战利品，潜台词大概是对大运河对岸的总督府说：嘿，威尼斯，看我的！

但其实男孩不是冲着总督府，是冲着总督府往东再往北的兵工厂说：嘿，双年展，看我的！

皮诺的美术馆与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几乎同时开场，一看就像唱对台戏，虽然两者一是博物馆一是活动。如果说双年展这个百岁老人是一部官方色彩的、驳杂而速朽的现当代艺术编年史，则皮诺身为头号当代艺术品收藏家，比“进行时态”的双年展更有一种商业博物馆的权威。据说皮诺的美术馆开幕当天，运河上冒出来一艘小船，打着标语“皮诺先生买我的作品吧”，语带讽刺，但我看更像搞怪的公关广告，而决不会是无名穷艺术家的真诚呼告。皮诺身兼Gucci和佳士得拍卖行幕后老板，制造出的媒体效应想必大过双年展一如既往干巴巴又不知所云的主题“制造世界”（Fare Mondi）。

威尼斯市急需一座永久性（哪怕半永久）当代艺术中心，法国大亨急需一个豪华场所来炫耀私人藏品，你情我愿，各得其所，签下三十多年长期租约。我记得2001年底那次来威尼斯时听说1990年代古根汉姆基金会曾有意租下海关大楼这块风水之地改造成一个新美术馆，最终没有谈成。现在来看，古根汉姆败给皮诺也就意味着扎哈·哈迪德败给安藤忠雄，事物间的因果关联就是这样奇妙。走进安藤忠雄为皮诺设计的美术馆空间，我不可避免地想起几天前在距离威尼斯四十公里的帕多瓦看到的第四届国际建筑双年展，本届主角扎哈·哈迪德把自己作品的回顾展布置成了一个充满顽强的扎哈式疯狂曲面的装置展览，在一段录像里，女建筑家作女强人状对镜头说：好事不会从天降，都是要争取来的！我有些遗憾她的合作方古根汉姆基金会没有争取到海关大楼的改造项目。我个人对古根汉姆系列美术馆并无太多好感，但相比安藤的“素”，我更有兴趣看扎哈会怎么来为海关大楼做整容手术，怎么把她的疯狂曲面塞进一座年久失修的17世纪水上宫殿。

[五]

实地看《男孩与青蛙》，印象较深的不是作品本身，是它身处的环境。威尼斯总给我这样的感觉：作为背景的城市经常会不知不觉地超越前景，闯进我感知的焦点范围。《男孩与青蛙》的展示方式（露天、“橱窗”）等于是内衣外穿，把美术馆的一部分展览空间搬到了室外，这种做法并不新颖，但好玩之处在于，威尼斯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界定室内与室外空间的城市，《阿斯彭文稿》有段话说得好：威尼斯弯曲狭窄的巷弄如同房子内部的走廊，而建筑物则如同家具，在威尼斯穿街走巷、转弯抹角，就像在各种形状的家具之间绕来绕去，这个比喻和我在威尼斯晃荡得到的感受是一致的。我认为在威尼斯看“装置”类艺术作品会格外有趣，就因为这个城市空间感的复杂和暧昧。

《男孩与青蛙》有可能指涉了《大卫与歌利亚》，照我看，前者也不乏对性、死亡、暴力伤害、青春（即将到来的青春）的恐怖等等卡拉瓦乔式主题的探讨，只是貌似柔和、无害而已，因为完全没有卡拉瓦乔的戏剧性和强烈情感。

但观念艺术的有趣之处往往在作品以外，“椟”的光彩经常盖过“珠”，包装即表达。前面说过，《男孩与青蛙》的展示方式是对空间的探讨，它使美术馆内部空间延伸到室外，与更广大的环境和人群发生关系。本来，美术馆内外界限不仅由建筑物的门、墙划定，也被无形的壁垒（比如十几欧元的门票价格）决定，《男孩与青蛙》部分地改写了这条边界，但无意取消边界—— 玻璃壳和保安是另一种边界条件。

另外，《男孩与青蛙》的包装形式也是对时间的探讨。其一（与前述空间状况的改变相联系），颠覆了美术馆上午十点到晚上七点开放、周二闭馆的作息时间；其二，它在硬坏区尖角上展览的寿命是有限的，今年或明年就会以“撤展”的方式结束存在，它目前的存在提醒我们关注它存在的临时性。

存在的临时性，放大来看，是一个威尼斯式议题。在威尼斯敲响沉沦警报以前，托马斯·曼早已写出《魂断威尼斯》，莫里斯·巴雷斯写过《威尼斯之死》（我很不喜欢巴雷斯，但不得不承认《威尼斯之死》这篇小文章营造出了一个悲凉的至美意境），探讨威尼斯和时间、衰亡的关系，几乎成为一个文学传统，晚近的一部代表作是1990年代约瑟夫·布罗茨基谢世前发表的小书《水印》（Watermark，李黎把标题译作《水痕》，也非常好），用非线性的叙述，用文字艺术抵抗“线性逼近的、不可避免的死亡图景”。

《男孩与青蛙》改变了硬坏区尖岬的面貌，但因为体积不大，对城市景观的影响远比不上197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著名作品阿尔多·罗西的《世界剧院》（Teatro del Mondo）。

那是一座木板搭建的临时建筑，体量和海关大楼的塔楼差不多，尖顶上居然也立着一杆风向标。从远处看，两座塔楼并肩浮于大运河入海口，比往常多了一座，诡异得很，如同海市蜃楼。其实两者一真一假，一虚一实，海关大楼扎根硬坏区土地，有深久的基础，《世界剧院》则是真正地飘浮水上，由船只驮着，靠活动栈桥与硬坏区的陆地相连。

从照片上看，《世界剧院》戏剧性地改写了威尼斯的天际线，当然，只是暂时改变。这件作品号称“剧院”，却更像一名假扮成剧院的演员，以威尼斯作为它的舞台。有趣的是，“新理性主义”建筑家罗西的设计风格原本森冷肃杀，像乔奇奥·德·基里柯画中拖着可怖阴影的房子，放在威尼斯却显得柔和明快，无疑是水的作用。

当代艺术在威尼斯的存在使这个城市越发像一座舞台布景，反过来，水城也给当代艺术涂上一抹“水印”，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戏剧”令旅人遭受持续视觉轰炸。布罗茨基在《水印》里说，人在威尼斯走着看着，身体就逐渐变成了眼睛的载体，仿佛整个人只剩下一对负重不堪的眼睛。

[六]

也许是巧合，我从1993年第一次踏足威尼斯至今，每趟威尼斯之旅都逢到奇数年，双年展的年份。记得1993年双年展的一个外围展览，在一座不知名的水边古代府邸举办，我误打误撞进去看了一通，唯一看得明白的地方是全部作品都在讲述奥国统治时期的威尼斯，那是我初次接触当代艺术，无比隔膜，像雾里看花，却是置身于那样一个犹如水晶宫般华灿奇丽的环境中，恍兮惚兮，梦游也似。

十年过后，2003年夏末，我才又一次看到威尼斯双年展，那时候，双年展、当代艺术于我不再陌生，攻城略地似的扫荡了一个又一个展场，直到审美疲劳，不想再看什么展览。但有一天，十年前那种异样的体验再次神奇复活。

在圣马可区的圣天使广场附近散步，信步转进一条巷子，从外面看是个死胡同，中段却出人意料地开了个口子，出现一河一桥。走过桥去，别有一番天地，原来，以前拿着地图都一直没找到的佩沙罗府（Palazzo Pesaro）居然藏在此处。倒也不奇怪，威尼斯总是让人在不经意间有所发现。

那天下午的佩沙罗府像一座闹鬼的宫殿，庭院里花木扶疏，却空无一人，天井墙上挂着一大幅黑白人像摄影，我梦游一样走上台阶，大厅里光线晦暗，也不见人，一台放映机兀自放着黑白无声电影，女舞者在银幕上独自起舞。我看了一会，明白这是威尼斯双年展的一处外围展，展示的影像是一对立陶宛艺术家的创作。

后来翻查伊安·利特伍德的《威尼斯文学漫步》，那座寂寥的佩沙罗府，有一任主人的名字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多次出现，是个叫马利亚诺·福尔图尼的西班牙人，成天关在他的威尼斯寓所里研究卡尔帕乔油画上的文艺复兴时代服饰图案，设计出精美迷人的复古时装，普鲁斯特对他极为推崇。小说里有个句子这样写：“阿尔贝蒂娜那晚穿上那件福尔图尼长裙，就仿佛是那诱人的却又隐而不见的威尼斯幽灵出现了，长裙镶满了阿拉伯饰件，犹如隐没的威尼斯宫殿，犹如苏丹的妻妾的面容隐没在缀满珠宝的面纱后面……”

[七]

硬坏区原有学院美术馆和古根汉姆美术馆两座收藏古代和现代艺术品的著名博物馆，现在新添一座法国大亨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构成三足鼎立之势，硬坏区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威尼斯六区里的艺术重镇。我一向对硬坏区情有独钟，不免好奇想看别的文人怎么评说这一区。

亨利·詹姆斯、托马斯·曼、约翰·罗斯金、珍·莫里斯等人的著作对硬坏区着墨甚多，暂且不提。我随手找到几篇国人写的威尼斯，寻找他们在硬坏区的游踪：

李黎的《永远的桥》提到横跨圣马可区和硬坏区的学院桥，“我在威尼斯的旅舍紧邻艺术学院，每天早上出门抬头就见到这座永远的木桥，但多半是舍桥而从此岸搭船去别处漫游”，可见作者虽住在硬坏区，但在这一区内走动得不多。“永远的木桥”意思是，“木桥都是暂时的，早年只有二十年寿命，威尼斯人称之为ponti provvisori（临时桥），石桥则叫作ponti definiti—— 意思是永远的桥、最终的桥，人们喜欢艺术学院旁的大木桥，舍不得当成暂时的，只得保留着，于是成为威尼斯唯一的一座‘永远的木桥’”—— 很有趣的典故。

朱自清的《威尼斯》是我初中语文课文，隔了二十多年重读，感觉十分奇妙。有些句子至今还很面熟，像“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夏初从欧洲北部来的，在这儿还可看见清清楚楚的春天的背影。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会带你到梦中去”，也有的段落令我有新奇之感，比如写运河夜曲，“晚上在圣马克方场的河边上，看见河中有红绿的纸球灯，便是唱夜曲的船。雇了‘刚朵拉’摇过去，靠着那个船停下……唱曲的有男有女，围着一张桌子坐，轮到了便站起来唱，旁边有音乐和着……唱完几曲之后，船上有人跨过来，反拿着帽子收钱，多少随意。不愿意听了，还可摇到第二处去”，这种“略略像当年的秦淮河的光景”之唱曲形式，如今的威尼斯见不到了。另一处觉得新奇的是朱自清写到了威尼斯双年展，“未来派立体派的图画雕刻，都可见到，还有别的许多新奇的作品，说不出路数”，让我觉得1930年代的中国文人真是见多识广。从文章看，作者的足迹基本上都留在了圣马可区，最远到达圣洛可行会（Scuola di San Rocco），那里已近圣波罗区、圣十字区和硬坏区的“三国”边境，哎，朱先生，您只要多走一条巷子再过一座小桥，就跨进我喜欢的硬坏区地界了。

余秋雨的《寻常威尼斯》，写到威尼斯容易使人迷路，“在威尼斯小巷间闹过好几次笑话，都与中国游客有关。大多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批批四川来、浙江来或湖南来的读者朋友，寒暄一番依依告别，各自钻入小巷；但麻烦的是，刚转了两个弯再度相见，大笑一阵又一次分手，转悠了几圈又当面相撞。后来连大笑也嫌重复太多，只想躲避，刚退到墙后，却见身边小船上另一批朋友在叫我”—— 婉转地说自己知名度高，就是在威尼斯也能处处遇见来自祖国各地的粉丝团。文中没有提到一处具体地名，看不出来作者到过威尼斯的什么地方，更别说硬坏区了。

国人的威尼斯游记，篇幅较长的就数阿城的《威尼斯日记》，多处写到硬坏区景物，我读得很开心。比如“下午与马克去Zattere的Gelati Nico小饮。Zattere应当译为中文的‘浮码头’”。我也在同一家冰店喝过咖啡，觉得亲切。这家店位置在硬坏区南边Zattere渡船码头附近，如果从珠玳卡岛（Giudecca）搭船来硬坏区，上岸后嘴馋想吃一客冰淇淋或喝一杯餐前甜酒的话，他家最方便了。意大利的冰店除了卖花色品种繁多的美味冰淇淋，往往还有咖啡、热巧克力和开胃酒。“浮码头”一词译得不错，Zattere原意是“木筏子”，从前运输木材的办法是把木头扎成筏子顺流而下运到这一带码头再拆解，“木筏”因此演变成硬坏区南边堤岸的名称。

[八]

2003年在威尼斯，见全城书店都摆了一本刚上市的小册子，书名甚俏皮，Venezia è un pesce（《威尼斯是条鱼》），封面画着六个行政区的威尼斯地图，乍看还真有点像胖头鱼，摇头摆尾地搁浅于一汪蔚蓝海水里。我注意到作者名字叫提香·斯卡帕，和16世纪那位威尼斯派大画家同名不同姓，和20世纪的威尼斯建筑家卡洛·斯卡帕同姓不同名。据说提香·斯卡帕本人也是威尼斯人，他的名字实在是非常的威尼斯，我怀疑是个“艺名”。

威尼斯像鱼，是许多人的共识。我以前这样写过：“城里共六个行政区（sestieri），中央两个是圣马可、圣波罗，拼起来恰是“马可·波罗”，核心之外的四个区，东有堡垒区（Castello）南有硬坏区（Dorsoduro）西有圣十字区（Santa Croce）北有芦荡区（Cannaregio），六个区里面我最熟悉硬坏区。这跟我喜欢住在与硬坏区隔水相望的珠玳卡岛有关。威尼斯的形状像条胖头鱼，中间弯弯绕绕的大运河是鱼肠子；胖头鱼身下有一条鱼脊似的长岛就是珠玳卡——珠玳卡的别名恰好叫鱼刺岛。”

珍·莫里斯在《威尼斯的世界》里也说，“在地图上，威尼斯看来像条鱼”，但她随即转手告诉读者，“约翰·艾夫林则认为像一把琉特琴”。约翰·艾夫林是17世纪的英国人，他的《日志》对威尼斯狂欢节有生动描述。

莫里斯又说：“或像两条绞缠做生死斗的大蛇；或像低着头准备跳跃的袋鼠。”

布罗茨基也觉得威尼斯像鱼，但不是一条而是两条鱼，而且是烤熟了的：“这个城市从地图上看，像一只餐盘里的两条烤鱼，又或者像两只龙虾的大钳交错在一起。”他顺便补充：“帕斯捷尔纳克把它比作浸透了水而鼓涨的羊角面包卷。”

帕斯捷尔纳克的原文是“像个泡透的石制面包卷”，强调威尼斯“石刻”的特性。我在威尼斯吃早饭时吃到“可颂”（法国人的croissant在意大利叫cornetto，都是“羊角”的意思），总会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更有想象力的比喻是“像一个骨关节”、“又像女高音歌唱时在腹前交合的手”，阿城在《威尼斯日记》里写的。

普遍的看法还是同意提香·斯卡帕：威尼斯像条鱼。圣马可是鱼肚皮，圣波罗是是鱼胆，圣十字是鱼心，硬坏区是鱼鳍，芦荡区是鱼头，堡垒区是鱼尾。这条鱼并没有游向大海，而是背对亚得里亚海，面朝大陆方向。再仔细看，一道细线从大陆那端伸出，斜穿潟湖，直直钉入胖头鱼脑门——四公里长的海堤，身兼铁路与SR11号公路两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终结了威尼斯的岛屿性质，使它与所谓terra firma（坚实的陆地）直接相连。

原来，这是一条上了钩的鱼。反讽的是，海堤名叫“自由桥”，Ponte della Libertà，倒好像是鱼钩给鱼带来了自由。

最近在威尼斯看到，《威尼斯是条鱼》出了英文版。薄薄一本，我站在书店翻看了一会儿，又放回书架。提香·斯卡帕在Lonely Planet的访问中说，威尼斯是一具“城市化石”（urban fossil），这个说法也有点意思。

[九]

威尼斯这部作品必须从头看起——从“抵达”开始。

托马斯·曼在小说里写，搭火车走陆路去威尼斯就好比从黯淡的后门跨进宫殿，只有乘船从海上航向威尼斯，走的才是正道。我走过几次后门之后，到了2003年才有了从正门进城的机会，坐了一夜的船，从希腊科孚岛渡海去威尼斯。我后来这样写：“那天清晨，轮船从亚得里亚海开进了潟湖，浅滩上几个早起的渔人在捞牡蛎，水上浮着一层薄雾，像极了透纳的画。如果把透纳的画架换成维斯康蒂的长镜头，轻轻地往前推，再加上伴奏音乐——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就是电影《魂断威尼斯》的开头了。”当时船甲板上的我大概也自以为是电影开篇长镜头里的迪克·鲍嘉，眼望越来越近的威尼斯，吹着海风，作沉思状呢：威尼斯很容易使人不自觉地陷入表演状态，但好就好在，轻微的作态跟这个城市恰好气质对路，不会觉得不自然。

走陆路进入威尼斯，感觉不一样。无论坐火车还是汽车，必经威尼斯的大陆部分梅斯特雷（Mestre），一个平庸的意大利小城，靠近潟湖的工业区马格拉（Marghera）尤其阴暗丑陋，被珍·莫里斯形容为“怪兽”，满目都是废旧厂房、吊架、油罐、高压输电线，像随时会发生凶杀案的地方，而Donna Leon也真的把这个地方写进了她的布鲁内蒂警长探案小说Dressed for Death（中译本题为《红鞋疑踪》），小说里污水横流的屠宰场，臭气冲天的化工厂，穿着蕾丝边女人内裤和血红色女鞋、曝尸野外的易装癖男妓，一切都符合我对马格拉的想象。只有当列车驶上长堤，四周豁然开阔，水天一色，海鸟低翔，乘客才松快起来，转换成游客心态——威尼斯快到了。

大卫·里恩拍的《春心托杜鹃》安排凯瑟琳·赫本在穿越潟湖长堤的火车上初次亮相，火车还没有开进威尼斯，女主角已经迫不及待地作游客状举着相机东拍西拍，谋杀了一通菲林。赫本演一个美国中西部的平凡“剩女”，首次游水都，自然应该是“走后门”抵达威尼斯的。影片末尾，她怏然离去，也是乘火车原路退出，她在威尼斯搭上的那位有妇之夫赶到车站送行，晚了一步，追着徐徐开出威尼斯的列车，手里举着的栀子花怎么都够不到赫本的手，一段露水恋情，如镜花水月。这个结尾呼应着此前的剧情，女主角委身男人的那晚，她接受了他买给她的栀子花，但不慎失手把花掉进了运河，他从岸边伸手救捞那支水中花，却怎么也够不着，眼睁睁目送落花流水。片名叫Summer Time，也有译作《艳阳天》或《夏日时光》的，我最喜欢《春心托杜鹃》这个译法，字面对应原作剧本题名The Time of the Cuckoo中Cuckoo一词，直接移用李商隐诗里的怅惘之意。

这次去威尼斯，方式又跟从前不同，是空降。既然陆路和海路都已走过，我想，威尼斯的“抵达之谜”应该只剩下最后三分之一就要让我完全破解了。我提早做好准备，在航空公司网页上预订了飞机餐和座位号——临窗的座位，我可不想放过从空中俯瞰“威尼斯鱼”的机会。起飞前又在机场上网翻查Google卫星地图，一级一级地放大，研究马可·波罗机场周边地形。我坐的是唯一的从亚洲直飞威尼斯的航班，机会难得。飞威尼斯，一般都得从某个欧洲大港中转。

飞机在11月的低淡天光中飞进潟湖。来不及辨识那片掠过舷窗斜角，水中浮萍似的城市轮廓—— 像鱼，还是像玫瑰花蕾或羊角面包卷。但我认出了最高的那座铅笔一样的塔楼，想必是圣马可钟楼，那么它旁边那个奇特的闪闪发亮的火柴盒形状的凹陷一定就是圣马可广场了……

威尼斯真小啊，潟湖中的一叶浮萍，说不定还没有马可·波罗机场大。机场当然不会建在威尼斯的脆弱土地上，它和威尼斯本土隔开半个潟湖，处在大陆——也就是威尼斯人所说的“坚实的陆地”terraferma。飞机逼近陆地时，我的注意力从潟湖远处的威尼斯转到机翼下的潟湖表面，我看到了酷似阿兰·德波顿书中照片的“分形图”：泥泞的沼泽，水草，曲率很大、像毛细血管一样蜿蜒蛇行的小河，还有弯度较小、较宽的大河，但没有人，没有船。这个柔软潮湿又蛮荒的画面使我想到一句旧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史前的威尼斯想来也是那样的苍茫混沌。又觉得它很像起飞前看过的卫星地图，视窗里代表放大的“+”号被不断点击，地图一级级地扩大、清晰，比例尺被调整，细节在增加，直到飞机触及硬实的地面。

[十]

用白报纸把鼻子上磕掉了一点金粉的面具包好收进旅行袋，下楼退掉旅馆房间，和朋友饮过咖啡食过frittelle（一种有grappa酒味的实心donut，也类似新奥尔良beignet），到丽都码头搭52号公共汽船往圣马可方向去，在浮码头与朋友道别，他们上岸到硬坏区游逛，我继续乘船过珠玳卡运河，不多久，船到圣露琪亚火车站，是时候了，离开威尼斯。

离开，就这么简单。旅行无非是到达和离开，抵达是封面，离开就是封底，抵达是占有，离开等于放弃。旅行的真谛就在于反复把玩到达和离开这两种镜像对称的人—地关系，从中得到知识和情感的教育。威尼斯又有什么两样呢，我来了，我看见，我离开。是时候了，合上封底。

但从情感上讲，我可不愿意这么快离开威尼斯。因此我要提前写离开，对，刚写过抵达紧接着写离开，这样的话，即使写完了离开我还有更多篇幅回过头来写威尼斯，用文字，继续，（自欺欺人地）占有它。

一般有品格有诚意的旅行文字都必须面对“离开”的问题，往往曲终奏雅，辟出专门篇幅谈论离开：阿兰·德波顿《旅行的艺术》和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末章不约而同都叫“返回”，珍·莫里斯《威尼斯的世界》末章则很威尼斯地叫“启航”：“……总有一天你得收拾行李，付清账单，向忠诚的（甚至抽着鼻子、令人动容的）艾蜜丽亚吻别，然后启航到比较不那么迷人的海岸。”

你在圣露琪亚车站和一群刚刚从大陆抵达威尼斯的年轻人错身而过，看着他们画着鬼脸、兴高采烈的面孔，你不免有些伤感—— 并非因为你跟威尼斯相处一段时间建立了感情而伤感，而是因为你在离别的一刻察觉到威尼斯的无情。正如莫里斯所说的，“威尼斯和许多美艳情妇或深色醇酒一样永远让你捉摸不透，她的过去充满谜团，她的现在处处矛盾，她的将来笼罩在不确定的迷茫中。你满足但又困惑地离开她，像个年轻人，从欢愉的拥抱中松开，突然明白那个女孩的心不在你身上，于是开始疑惑你对她了解到底有多少”。

嘉年华是一种充满假象的节庆，你按游戏规则戴上面具与威尼斯共舞，一转身，发现自己其实不在它的臂弯中。它的大门关得比谁都快，略一出神，你发现火车已经驶过长堤，窗外飞逝而过的尽是马格拉的烟囱、吊架、公路和汽车—— 令人失望的陆地，令人失望的现实。你想起一位朋友离开威尼斯后发来的短信：“感觉像离开了一个小星球，回到了大星球。”

大星球确乎没有小星球那么迷人，但渐渐地，作为大星球人的你开始找到一些熟悉的感觉，尤其进入地铁，你溶入各色人等，分辨出外籍移民、上班族、大学生等等的不同身份，你忽然醒悟过来，在威尼斯呆得太久了，你几乎忘了这个星球不只存在一种叫“游客”的人类。你甚至有点喜欢地铁的速度，重新喜欢上大都市目迷五色的刺激感觉了。

这使你轻微地觉得自己可耻：这么快就对另一个城市有了好感，近乎淫乱啊。这种耻辱感进一步加深了“威尼斯已经离你远去”的怅然，因为自己的貌似无情，更进一步体味到了威尼斯对你的无情。离开那个迷人的小星球仅仅几小时，她好像已经离你几光年。

摄影／司马媛

真是偶然吗？——日本电车、推理小说与人间之道／王海威

松本清张笔下的侦探刚毅木讷，不过就是两个每天鞠躬上百次的规矩日本人，他们遵循的，是日本人的人间之道。

这是一次日常的散步。道路不宽，三米左右，路旁人家花草俱全，四五尺见方的小空地也能折腾出松柏喷泉，因此，虽然并无山岳湖泊，庭院便是这一路的风景。

但这也不是一次日常的散步，我迷路了。东京阡陌交通的居住格局极易丧失方向感，正暗自迷惑，突然听见电车通过时的警铃声。循声音找到电车铁轨，东南西北豁然开朗，这才沿着车轨走了两站归路。

受制于经验、语言、想象力，异国的生活一般会在有意无意的抵抗之后才渐渐浮现出魅力。初到泥轰，满脑子想着料理、电影、音乐、潮人、温泉和富吉桑，可这一次迷路，却突然让我感受到它内在的趣味。

[一]

日剧中常在情海生波之际男女主人公各据铁轨两侧，路障使鸳鸯欲就不得，警报声声预示危机来临，电车呼啸过后便劳燕分飞，这实在不仅仅是气氛蒙太奇，而是泥轰生活中每隔三五分钟便出现的日常经验。引我回家的电车是日本人生活的根基，几乎和米饭、酱汤、泡澡一样重要。

超过两千万人口的大东京生活圈每天有六百万的庞大人群搭乘轨道交通出行，这个轨道交通网，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路网之一。隶属东京地下铁株式会社的东京METRO拥有九条线路，而东京都交通局的都营地下铁共有四条线路，十三条线路重叠交错，两百八十五个站点将东京连缀成活跃的肌体。平地无法容纳便将轨道架设空中，从人造岛台场开出的百合鸥号风筝一样在纤细的写字楼间隙中逶迤穿行；地下最深之处的千代田线“国会议事堂前”竟有三十七米，月台六层；加之车次又分特急、准特急、快速和各停，运行之密集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这样一个超级负荷的运输系统却做到了极其精确的调度。东京人出门必坐电车，站台、网络、运输手册均可以查询精确到分钟的开车时间，除非发生故障，极少延误。即便有误，也会立刻在电视台、手机网络发布信息。围绕着电车也诞生多种亚文化，每条线路的电车都有一个或曼妙或言志的名称，电车痴汉发展出AV界独一类型，车站便当也算当地名物，每年还有“十大”评选，收集电车票卡有专门的发烧友协会。可以为一顿残羹一只宠物做冢立碑的日本人对电车爱到疯魔。粉丝社团不说，学术研究遑论，普通人生活中的音乐、影视、文学作品里，电车路网要么是重要的场景、道具，要么干脆就是抒情对象。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日系推理社会派话事人松本清张的代表作之一《点与线》。

故事一开始便与铁路网牢牢联系在一起。

老练的商人安田和小雪饭庄两位女招待应酬过后提出了不情之请：希望两位女性送他到上野车站的十三号月台去赶傍晚十八点十二分去镰仓的火车。告别之际，却远眺到十五号月台，饭庄的另一女招待阿时和一年轻男子相伴登上了即将开往九州博多的特别快车“朝风号”—— 短暂的邂逅随即被十四号月台驶来的列车挡住了视线，他们话别了。不几日却传来噩耗，阿时和她的“恋人”双双陈尸于荒凉的博多海岸。

殉情的结论似乎就在嘴边，但福冈的老刑警鸟饲重太郎却发现了诸多疑点，他和东京的刑警三原一起展开了调查，锁定了蹊跷之处：“火车往来频繁，难道真的没有其他车辆在中间遮挡视线吗，从十三号月台真可以看到十五号月台吗？”随着调查，他们都对发现大吃一惊：在列车运行的整日间，能够从十三站台无障碍看到十五号月台的时间只有四分钟。恰恰在这四分钟之内，安田和两位女招待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偶然地”看到了阿时。“可是，像这样的偶然，就真是偶然吗？”侦缉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殉情的猜测被一点点推翻，幕后的真凶逐渐浮出水面。

[二]

推理所涉猎的是小说题材中最有戏剧效果的领域。案件的发生意味着人间因果，从结果入手，将纠葛一一掀开，侦探带着读者仔细查看记忆、创伤、动机与人性，既有愉悦的参与感，又有恰当的疏离，读者一旦中途猜出结果，更是对EGO极大的按摩。因此，推理小说粉丝巨大。日本是推理小说大国，大致分出本格、变格和社会派三系。台湾译介甚多，大陆也有吉林和新星出版社系统性的出版。比较而言，社会派似乎更像是不那么讨喜的、过于古典稳健的老人家。《点与线》的有趣之处不在奇诡的布局、更非炫丽的追凶过程，其中反映的日本社会、历史问题甚至还是其次，小说在刑警们一分钟一分钟反推疑凶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中展开，造成巨大冲击的恰恰是日本侦探寻找证据时那种有点笨拙的、绣花般绵密的过程。

混迹岛国许久的外国人都说，在日本，只要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很顺利。换句话说，想过顺利的过日子便是“笨拙”地守规矩，走该走的路，吃该吃的饭，说该说的话。对那些不守规矩突破禁忌的生活，松本清张将其归纳为《野兽之道》，但那也是人间之外的，通向地狱的、有规矩的道路。

两位谨守人间之道的精进刑警，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福冈的老刑警鸟饲重太郎从东京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又前往死者所住的旅馆，分别按慢、快不同的步速行进，以分钟来掐算时间，苦苦复原死者生前最后的踪迹。而东京的刑警三原，为了一句疑问，呆若木鸡般站在月台连续观察几个钟头。

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吗？

柯南道尔用四部长篇五十六部短篇塑造了一个抽烟斗、善剑术、精通小提琴的冷酷英国人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波洛，像花花公子一样穿梭在饮宴、周游之中；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菲利普马洛自诩拿手绝活便是叛逆—— 成名成家的侦探都并非正义的化身，他们要么悠游自如，要么陷落在人生中的泥潭，唯一的共同点恐怕只有智慧与洞察力。推理小说造就的世界不是一个追逐对错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较量、法则和必然的世界。所推之理并非伦理，而是在理解一切人和情境的前提之下，不带情感色彩、不做道德选择地观察因果，从而进入一切人的世界。

《点与线》中的两位侦探，既不像福尔摩斯那样冷静，也不像波洛那样轻松，更没有硬汉的风流，他们的形象刚毅木讷，不过就是两个每天鞠躬上百次的规矩日本人。对侦探来说，没有完全邪恶的凶手，也没有完全无辜的受害人，他们要求的不是正义而是真相，他们遵守的伦理，是日本人的人间之道。

[三]

什么是日本人的人间之道？

1924年，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上野英三郎得赠一只秋田犬，取名小八(Hachi)。小狗每天都会在涉谷火车站迎接主人下班，上野英三郎病逝后，小八依然每日前往涉谷等候长达十年。1932年，日本犬保存会的齐藤弘吉将此事写成故事发给《朝日新闻》，小八死后成名，并在1934年化身铜像，永远地等候在涉谷。1987年日版八公电影造成轰动，2009年好莱坞也操刀一版。说来，日本电影常有的主题便是忠于一事一人，《蒲公英》讲如何做好一碗拉面，《谈谈情跳跳舞》讲如何做一个舞伴，《忠臣藏》似乎更有话题性，在对忠的坚持和对义的承担中道出日本最推崇的人生状态：通过这种不加审时度势的迂腐、毫不迟疑的决心、永不停止的努力将个人委身于某种职业、社团、伦理关系。《菊与刀》中所介绍的“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灵魂”其实更可归纳为：通过个人的持守，让所有的事物安住在它应该在的状态中，让外在的秩序与和谐抚平内心世界的褶皱，从而让人生的问题在忍耐和不断的对事务的精进中得到自然的解决。

因此，日本人常常一生追随一个社团，一生信奉一个主义，一生做一件看起来没有多大轰动效应的工作—— 路边的食店祖孙几代都卖寿司，从不改变菜单。十几岁出道的艺人到了六七十岁还在舞台献艺，演剧世家世袭的不仅是演艺事业，甚至还有角色。电视里长映不衰的电视剧《水户黄门》永远都在搬演同样模式的故事，偶有改变，便会收到观众的投诉。人流来往的大街上，上行靠左，下行靠右，走错了行列便会被道路以目。就连潮人看来看去就是那样几款——男女老少按照杂志的介绍一丝不苟地穿衣打扮，来自南部乡下的学生，宁愿受冻也不愿意乱穿而被人耻笑。花道、茶道、武士道—— 这里没有WHO CARES的勇气，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CARE。

这一切精进之路，造就了整个日本生活中追求恒定和精确的气质。比较之下，同样的四分钟，若放在我们的生活情境中，或许便不能成为关键的破案线索。普遍的粗疏和随意让尾生抱柱这类的成语和信念成为浪漫的传说，以年年新版甚至半年新版但却形同虚设的铁路运输时刻表而言，那四分钟很可能就是个偶然。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在随时发生变化，意外和混乱随即被更大的意外和混乱掩盖。因此，当意外发生，没有一个恒久有序的背景将其提前预知，更别提什么事后识别。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意外，什么时候是必然。

[四]

山岳般的生活秩序浸透了日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得罪犯可以以此为前提制造出脱罪的确凿行程，足够使刑警找出指认真凶的铁证，甚至让安田的帮凶—— 他的夫人安田亮子从中找出深刻的诗意。长期病卧的亮子觉得枯燥的列车时刻表“比粗劣的小说还有趣味”，除了引人遐想的地名，确定的时间把孤独的亮子和偶然出现在不同空间里的旅人联系起来：

“人们为了追寻自己的生活，有的下车，有的上车。我只把眼睛一闭，就幻想到了所有的情景。这样一来，我对于各线各站的火车时间了如指掌。火车的交叉时间乃是一定的，而乘客们的空间行动的交叉时间却是偶然的了……”

但是，这样的诗意却并不止于升华病痛，亮子美丽的洞见却用来做暴力阴险的谋略。这不得不说是松本清张的发现：当你消费和享受这种精确和秩序，日本的一切是那么明亮可爱，可如若成为这精确和秩序中的一环，生活顿时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在日本最严重道德谴责莫过于“无理”—— 说话做事不按道理，如果有人被如此评价便永无出头之日，甚至会株连九族。在2009年《电影旬报》评出的十大佳片之一《无人守护》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家庭在成员之一犯下杀人罪责之后立刻分崩离析。警察局派出专人看护凶手的家庭成员，迅疾成立的对策本部安排凶手的父母离婚，改姓，并从家园撤出，即便如此也无法抵挡口诛笔伐，指责仇恨的目光如影随形，颠沛流离的下半生才刚刚开始。

越是庞大精准的运作体系越无法承受细微的混乱，因精确而强大的体系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混乱要付出的代价变得难以承受。精进和安住的传统帮助了他们，也在不断反噬。自1998年以来，日本每年自杀的人数超过三万以上，平均每天都有近百人自杀，最可怕的是，自杀未遂的人数是自杀成功人数的十倍，也就是说，在日本，每天将近有一千个人尝试永远摆脱这有秩序的、安静的、恒久的生活。

黄昏从窗口望出去，星罗棋布的小房子仿佛一座座沙丘，难以想象其间居住的主人们是在享受生活还是在忍受压力。以上的一切论断也许都过于简单，对一个匆忙的拜访者来说，观察到的一切也未必是真相。这个猜测，或许只是又一个随意而粗疏的印象。对了，散步之际，常常会看到隐藏在居民区里的小小神社，地方不大，红色的鸟居陷落在漆黑的树丛之中。据说，空气不好的东京，树身上的苔藓都是人工种植。有时候在那里会看到神情肃穆的中年男人和挎着菜篮的女人出没，双手合什，双目紧闭，不知道在祝祷些什么。

摄影／朱英豪

巴西利亚：一个人的城市／胡续冬

那些意想不到的、不规则的、突然的、令人惊奇的东西是美的核心部分和根本属性，也是这个城市让人们无法遗忘的深刻原因。

说起巴西的首都，很多人都会以为是里约热内卢，我好几次在看新闻网页的时候都发现了类似“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近日发生警匪激战……”之类的bug。实际上，人家把首都从沿海的里约热内卢迁到中西部高原上的巴西利亚已经有四十八年了。我曾经有幸在这个国人不怎么关注的、人口还赶不上中国的很多县城的巴西利亚生活过两年，所以一旦让我讲述巴西的城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第三世界大国的小型首都。

巴西利亚进入国际视野的时间不长，但却一直和一个建筑师紧密联系在一起，整个巴西利亚就像是他一个人捣鼓出来的，可以说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城市。这个建筑师就是去年年底刚刚过完百岁生日，但依然像一个青年一样生猛的巴西殿堂级建筑设计大师奥斯卡·尼迈耶。

很难想象，为每天工作、休憩、社交、出门办事等日常活动提供空间的不同建筑都会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但这样的巧合的确发生在我身上了。在我居住在巴西利亚的那段时间里，我所进入的几乎每一幢建筑都带着看不见的“Oscar Niemeyer”的签名：我的办公地点巴西利亚大学“大蚯蚓”楼是他设计的，我居住的Colina小区是他设计的，我因为兼职、讨债、办理各种官僚主义手续等原因而不得不常常光顾的国会大厦和N多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部委大楼是他设计的，甚至当我离开巴西利亚去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旅行的时候，他设计的建筑依然像幽灵一样随时会在路边浮现，时而是其建筑本身比收藏的艺术品还要迷人的尼泰罗伊当代艺术博物馆，时而是立着一只血手的拉丁美洲纪念馆……如果说我在巴西利亚的时候多少有点“奥斯卡·尼迈耶疲劳”的话，那么现在回想起那些曾经容纳过我的建筑来，竟对奥斯卡·尼迈耶有几分由衷的感恩之心。

其实，在奥斯卡·尼迈耶成为一个敬业的建筑设计师之前，他也不过和我前几年一样，是个波希米亚范儿的文艺青年而已。青少年时代的奥斯卡·尼迈耶因为出身豪门，没有任何生存和前途的压力，除了读读诗画画画搞搞festa（派对）之外，别无他求。他酷爱读夏尔·波德莱尔的诗，后者对他后来的设计理念产生了致命的影响。1988年他在获得普利策建筑奖的时候说道：“我所有的建筑作品究其根源是出于对夏尔·波德莱尔一个观念的信奉。这个观念就是：那些意想不到的、不规则的、突然的、令人惊奇的东西是美的核心部分和根本属性。”

1928年，二十一岁才拖拖拉拉地从中学毕业的奥斯卡·尼迈耶稀里糊涂地结了婚。婚姻生活的责任感改变了这个不靠谱青年，他开始一边打工，一边在大学学建筑工程。1934年，大学毕业的奥斯卡·尼迈耶做出了一个相当勇敢的决定，虽然他当时急于挣钱自立，但他还是选择进入了建筑师卢西奥·科斯塔和卡洛斯·莱昂的工作室无偿实习，因为他对目所能及的所有建筑都感到极度厌烦，他深信，跟卢西奥·科斯塔这帮思路新奇的大佬混在一起，他心中关于理想建筑的所有疑惑都将得到解决。这个决定无比正确，他在那里不但打下了他的“混凝土曲线美学”的坚实基础，更得到了来自瑞士的现代主义建筑头号大师勒·科布西耶的高度赏识，在后者的提携下，奥斯卡·尼迈耶得以参加了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设计，从此声名大震。

从1940年代起，奥斯卡·尼迈耶的“混凝土曲线美学”就已基本成形：用适量的曲线制造出的轻捷感，开辟出使建筑的主结构逐渐向某种未知形态过渡的想象空间，钢筋混凝土的曲面外壳与大量的仅在美学意义上有效的直线形成奇异的交错。和谐、高贵、典雅是人们用来形容他的作品的关键词，但这几个词背后的潜在词汇却是巴洛克艺术与现代主义以来的激进试验方案相交融的庞大词库，连接这些词汇的语法是令人惊叹的数学精确性：奥斯卡·尼迈耶的团队里经常出现一些著名数学家的身影，包括巴西的若阿金·卡多佐和意大利的皮埃尔·卢吉奈尔维，他们帮助奥斯卡·尼迈耶把自由伸展的空间之梦牢牢地固定在钢筋水泥的稳定性之中，使得他的建筑在造型神异的同时还以稳固结实著称。

奥斯卡·尼迈耶与巴西新都巴西利亚的关系，源于他和巴西当代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总统库比切克的友谊。1940年代初，时任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的库比切克邀请奥斯卡·尼迈耶设计该州首府贝洛奥利藏特市新开发的北区，二人的合作相当愉快，奥斯卡·尼迈耶在那里设计的邦布里亚广场成为了他从业以来第一个独立完成的设计作品。1956年，已当选为总统的库比切克决定启动一个极富激情的计划：把巴西的首都从东南沿海的里约热内卢迁到中西部高原上的一片荒凉之地，以带动占到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中西部高原实现现代化。那时候的巴西是一个经济腾飞、文化繁荣、言论自由的盛世，文学领域的“具体诗歌”（现在的多媒体艺术的前身）、音乐领域的Bossa Nova、电影领域的“巴西新电影”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那时候的巴西人民在激进的工业现代化和激进的文艺现代主义两个维度上同时飞奔，梦想着巴西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各种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无论是作为总统的库比切克还是作为设计师的奥斯卡·尼迈耶，都被同一种热情所席卷。库比切克邀请奥斯卡·尼迈耶全面负责“新都计划”，后者欣然应允，因为这一计划高度符合他的准“恩师”勒·科布西耶在其《灿烂之城》一书中所表达的观念—— 现有的所有城市都是垃圾，混乱、丑陋、毫无功能性，必须从零开始，按照严格的功能规划和非凡的美学诉求缔造全新的城市。

经过面向全球的方案征集，在新都的总体规划上，奥斯卡·尼迈耶选中了他的前老板卢西奥·科斯塔设计的飞机形城区外观和在机头、机舱、机翼之间进行严格的功能区分的规划方案。卢西奥·科斯塔只是为巴西利亚搭了个整体的外观和功能框架，框架中的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则几乎全是由奥斯卡·尼迈耶一幢一幢地填充起来的。这两人把巴西利亚当作激进的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实验田，在默认巴西即将进入全面现代化、汽车将成为人人都有的必备之物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所有的街道都必须是快车道。奥斯卡·尼迈耶当时曾经说过，“如果从一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需要耗费二十分钟以上的时间，那么生而为人就会是一种耻辱”。（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每天都带着耻辱生活在北京。）即使在今天看来，巴西利亚城中一任汽车飞速奔驰、桥梁隧道繁复交错的街道依然相当“前卫”。

奥斯卡·尼迈耶为巴西利亚设计的建筑一座比一座神奇：巴西国会大厦，象征着人（Humano）的H形主楼的前面是两个巨大的碗状曲面，向上的碗是众议院，象征民主，向下的碗是参议院，象征集中，而H形主楼中缝的“一线天”恰好可以看见其后的国旗塔，由镌刻着各个联邦州州名的立柱所撑起的全世界最大的一面国旗每到起风时分就会飘在H的空隙中；巴西利亚大天主堂，由数根纯白的弯曲立柱支撑出的一个标准的皇冠形的建筑，立柱之间是大片大片的彩绘玻璃，进入它的道路要经过晦暗的地下，但只要一走进教堂中，任何一个角落都蘸满了耀眼的阳光；巴西外交部伊达马拉奇，一幢纯粹的梦幻之楼，整个大厦的外壳全是玻璃结构，立身于四面湖水之中，又称“水晶宫”，“水晶宫”的正门前有一座由五块石头拼成的变形莲花雕塑，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一心；总统官邸曙光宫，离奇的曲线外饰颇似一条条吊床相连，既象征着休憩，又代表了对最早使用吊床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尊敬……1960年，从设计到建筑仅仅用了四年的巴西利亚正式落成，举世为之震撼。1987年，这座年轻的首都启用不过二十七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我刚刚去巴西利亚的时候，非常困惑为什么市中心的居民楼全都设计得一模一样，完全像一座迷宫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奥斯卡·尼迈耶有意把所有飞机形城区内的居民小区都设计成外观没有任何差别的、由立柱支撑的底层架空的楼房，因为他是巴西共产党资深党员、一个根深蒂固的拉美左翼知识分子，他坚持认为所有这些居民楼都应该是国有的，国家把它们租给在首都的工作人员，不管是部长还是清洁工，都应该平等地住在这些居民楼里，不能有穷人区、富人区之分。但事与愿违的是，迁都四年之后，巴西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军政府时期，独裁者们摈弃了奥斯卡·尼迈耶的初衷，在巴西利亚市内那个巨大的人工湖帕拉诺阿湖南北分别开辟了南湖区和北湖区两个富豪别墅区，并把三十万兴建巴西利亚的底层劳动者全都赶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破败的卫星城去定居。很多人认为巴西利亚的这种靠把穷人轰走而获得的没有贫民窟、只有中产阶级的表象是一种很不人道的社会大清洗，它造成了城区内没有街头文化甚至没有人味儿的“反乌托邦”气息，但这些诟病，其实都不能算在设计者奥斯卡·尼迈耶的头上。

奥斯卡·尼迈耶身上至少有三样东西一直到百岁高龄还在坚持。一是工作，尽管他已有五个外孙、十三个曾外孙、十四个玄外孙，但他依然坚持为世界各地设计新意层出不穷的建筑，2006年他九十九岁的生日献礼就是他设计的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在巴西利亚的落成典礼，目前，他仍在活力十足地为西班牙阿斯图利亚斯王子基金会设计一个庞大的文化中心、为安哥拉政府设计新首都。第二个坚持是女人。他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女人，他认为美的建筑必须要有女人味。在百年诞辰之前，有关他的最大的新闻，就是在2006年，他还以九十九岁的高龄迎娶了他六十岁的女秘书。他的第三个坚持，就是他一以贯之的左翼政治立场。他曾经设计过法国共产党总部，曾经因为左翼情怀获得过前苏联的斯大林和平奖，他和古巴共产党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漫长友谊简直可以拍成一部传奇电影，委内瑞拉左翼总统查维斯也是他近年来的密友之一，前段时间巴西媒体采访他作为一个百岁老人对青年们有何忠告的时候，他还反复地说道，怀着社会主义梦想对抗美国的霸权是成为一个优秀青年的必由之路。他对记者强调，他认为百岁的自己依然是个生龙活虎的左翼青年。

2004年，我曾亲眼目睹过奥斯卡·尼迈耶一次。奥斯卡·尼迈耶曾经在我当时执教的巴西利亚大学建筑系任过教，2004年适逢他从业七十周年，巴西利亚大学在位于三权广场附近的一个专为他开辟的纪念馆“奥斯卡·尼迈耶空间”举办了一次庆典。“奥斯卡·尼迈耶空间”里面展出了很多他的设计草图。奥斯卡·尼迈耶画设计草图的时候从来都是只画出几根极简主义的曲线，像毕加索的《牛》一样。但是在图案旁边，他会为每一根曲线写出极为详尽的说明和论证，他经常说，如果一根设计图上的线条不能配上一整段论证的话，这根线条就必须作废。那天，在拥挤的人潮中，我远远地看到奥斯卡·尼迈耶很酷很拽很有杀伤力地走到了话筒前面，朗诵了一首他写的诗。这首诗我后来找到了原文，大致可以译为：

吸引我的并不是直角，

也不是坚硬的、顽固的、

人为的直线条。

吸引我的是自由、性感的曲线。

那是我在祖国的群山中，

在河流的蜿蜒流淌里，

在大海的波浪顶端，

在天空的云彩边沿，

在完美的女人的身体上，

看见的曲线。

曲线构成了全部的宇宙。

一个弯曲的、爱因斯坦的宇宙。

伦敦：正在老去的城／李琰

如果每座城市都可以有一个性别，伦敦便是男性：严谨、沉重、自持而且昂贵——也许该是位垂垂老矣的绅士。青年时候，他是生活的全部；壮年时候，他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现在他老了，深深地禁锢在自己的命运里，一年一年地继续衰老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无论聪明人还是傻子，没有一个人会乐意离开伦敦？没有，一个也没有。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就是厌倦了生活。因为生活能赋予的一切，都在伦敦。”

这是1777年9月20日，一对密友正在讨论其中一个住在哪儿的问题。詹姆斯·博思威尔（James Boswell）正在犹豫要不要从苏格兰搬到伦敦来住。他热爱伦敦的生活，但是担心自己只是在偶然造访中获得的激情，一旦定居下来就会慢慢磨灭。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于是对他说了上面的话。直到1784年约翰逊去世后，博思威尔终于搬到伦敦，并在那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

上面的话就记录在这本书里，至今仍有人不断提起。有人觉得两百多年前的人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有人宁愿相信这原本是城里大作家诱惑乡下男孩儿的玩笑。

一英里，一世界

很久以来，任何地方对人最强烈最持久的吸引力一直源自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讲，伦敦是非常吸引人的，至少伦敦碰巧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平方英里。

这是整个伦敦地区最不容易被忽略的一平方英里—— 伦敦灰暗平坦的天际线在这里突兀地冲上高点，让人不能不见。泰晤士河边这个面积恰好一平方英里的区域，叫作伦敦市（City of London），也就是人们说的“the City”，这里如今是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一平方英里上集中了几百家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每天的交易量占全欧洲一半。The City本地居民不到一万，每天却有三十四万人在这里工作。所以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涌出地铁站口的人潮颇为壮观。银灰色的通道拱顶配上单调的灰色或黑色套装，看起来颇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魔幻色彩，当属City的标志性景观。金融服务之外，伦敦第二大支柱产业传媒业的地标舰队街，也在这里。工业革命以来，便宜的新闻纸就开始从这里载着信息、知识、谎言和流言飞语涌向伦敦的各个角落，至今不息。

City of London的行政地位很特殊，由一个叫做伦敦市法团（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的独立机构管理，并不和伦敦其他三十二个区并列伦敦市政厅治下。这个古老的组织和今天City的边界一样，都是中世纪罗马帝国建立不列颠行省时形成的，其选举权分配基本依据世袭地位，结果就是一万世袭贵族对三十四万就业人口的绝对优势。City独特的行政体制因其与皇室密切而长久的渊源而从未受到市政改革的影响。直到2002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改革法案，才为每天通勤来到City创造财富的三十四万人增加了一点的少数席位，但仍然不成比例。

贵族特权是一回事，皇室威严却日渐局促。白金汉宫当下是英国皇室在伦敦的住地，也是举行重要的宗教国家庆典，以及女王招待宾客的地方。因为公务繁忙，宫殿是不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的，只在外面单辟一座小教堂轮流展出皇室藏画。然而自1993年开始，白金汉宫在每年8、9两月开门待客，开放一部分宫殿让人参观。通常每年的这两个月份里，女王和其他皇室成员会搬到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去避暑，因而白金汉宫得以暂时免除公务另作它用。一来，开放宫殿可以拉近皇室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是项不错的皇室公关；二来，票款收入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可以用来贴补皇室家用。确切地说，导致1993年白金汉宫对外开放的直接原因，就是前一年温莎城堡的一场大火。那场火烧毁了温莎城堡很多建筑，重建需要花费巨资。而国会对皇室开销管得越来越紧，额外花费多半需要自谋来路。现在温莎堡已经修复了，白金汉宫仍然每年开放两月。皇室家大业大，吃穿用度处处都要讲足排场。可柴米油盐哪项不要钱呢。

一平方英里的财富和一个家族的荣耀之外，才是伦敦的生活。

伦敦大区的现有人口中，有40%不是出生在英国，而另外60%中仍有相当比例的外国血统。所以即使他们深以伦敦为骄傲，英国人也很难像法国人那样把本国人分成巴黎人和外省人两种。很简单，伦敦人太势单力薄了。无论乐意还是不乐意，英国人都必须面对这种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局面—— 事实上我有很多理由认为他们心里其实是不乐意的。只不过由于教育和法律都反对民族歧视，所以英国人甘心尽一切努力，与世界和平共处。

然而压抑的情绪总会在细节中流露，比如很多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最受不了美式英语。我就曾经听人抱怨说：“我们发明了这种语言（英语），可美国人把它给毁了。” (We created the language, but the Americans screwed it.)但即使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些，还是很容易觉得英国人非常礼貌讲究客套，尤其是服务行业。可我总是忍不住去想，他们往往显得过分隆重的礼貌恰恰是拒人千里的姿态，让你好来好走，不生麻烦。因此，所谓英国绅士，我把它看作世界对英国式面子功夫的善意想象。

厌倦生活，厌倦伦敦

世人都道英国饭食糟糕，糟到我会忍不住对一餐饭产生由衷的厌恶和愤怒。但是英国也有最美最精致的餐具和瓷器，我一直认为它们才是英国的餐厅和厨房里让人感到幸福的优雅元素——也许也是对味觉失望的一种审美补偿。英国人显然一点不关心自己吃进去的是什么，但至少还在意吃的形式和文化。

除了吃，伦敦也许能满足一个人的全部文化欲望。

一本《查令街84号》让伦敦多了个文化怀旧的去处，每天不知有多少爱书人专门到这儿，只为“献上一吻”。书里的故事过去好几十年了，不过如今查令街也还是条旧书店和小画廊云集的繁华小街，是个可以逃避现实的地方，84号也并没有特别显眼之处。

其实这里原本该出名的，是查令街口（Charing Cross），这个十字街口曾经是绘制伦敦区域图的坐标中心。只是后来伦敦市区一再扩大，这里也就不再是精确的地理中心了。仍然隐约和这个坐标中心有关的，是查令街口以西的一小片区域，叫作“西区”（West End）。这里聚集了几十家伦敦最大最好的剧院。从皇家芭蕾舞团、百老汇到迪斯尼，终年演出不断，2007年有一千三百多万人次在此看戏，都说伦敦西区剧院代表了英语世界舞台艺术的最高水平。伦敦也有世界一流的公共博物馆、画廊、大学和最美的公园，以及最精致的生活区。厌倦了商业艺术和精英文化？别忘了英国也是摇滚乐的老家。

然而这些是王冠上的钻石。巨大的耀眼的钻石下面，狄更斯和马克思的伦敦，始终鬼魅一样萦绕不去。我最感意外的，就是发现阶级烙印在英国社会仍然如此清晰强烈。在英国你基本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表准确判断他（她）的阶级地位，比发达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更准确。穷人一定是肥胖的，那是廉价的超市食品的可见后果。中产阶级穿半新的品牌套装，花很多时间在健身房让自己看起来基本得体。最富有的人穿绣着自家纹章的衬衣，吃农场送来的环保食品，穿得最多的是各种户外运动专用服装和礼服。这一切与个人趣味和自由选择毫不相干，因为商业的垄断和集中化已经规定好了一切。价位等于品味，和直接往身上贴钞票一样直白。

最长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历史，早已完成了对英国人日常生活最彻底的标准化和资本主义驯化。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艺术、思想，都已经不足以打破这个社会周密而沉重的自我循环，任何变化似乎必将导致难以承受的代价。我在街上见过一个最有意思的涂鸦，是一句话：“Capitalism is boring!”（资本主义真无聊！）

所以，生活在伦敦还是会使人厌倦生活，尤其是年轻人。

眼下英国媒体都在火热讨论的一个话题是，究竟近几年来英国犯罪率有没有上升？起因是大家忽然意识到新闻里青少年用刀伤人甚至杀人的报道越来越频繁。2008年刚刚过半，已经有十五个二十岁以下的伦敦青年死于同龄人的刀下，2007年全年伦敦一共发生了十六起同类案件。于是有社会学家对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其中78%习惯随身带刀。起初有文化学家解释说，刀和骷髅、铁链、黑帽衫一样，是青年“酷”文化的一部分，阴森锋利的刀刃只是一件格外酷的装饰品。随后又有社会学家对若干带刀少年进行了访谈，得到了一个一点不酷的结论：他们带刀完全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我知道街上那些人都是有刀的，所以我必须得有一把。一旦有人威胁我，我一定会在他伤害我之前抢先动刀，这样我才不会死。”几乎每段访谈记录里都有类似的话。我记忆里新闻上说的青少年被杀案件里，死者至少有一半是无辜的，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去伤害别人。

如果每座城市都可以有一个性别，伦敦便是男性：严谨、沉重、自持而且昂贵—— 也许该是位垂垂老矣的绅士。青年时候，他是生活的全部；壮年时候，他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现在他老了，深深地禁锢在自己的命运里，一年一年地继续衰老下去。

纽约的免费夏天／慕婴

虽然纽约人在享受艺术之夏时透着自由自在、随心随性，但这一切离不开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和机缘，是复制不来的。

“纽约也无非是这样”—— 两年前初到纽约求学，我不禁生出如此印象。虽然纽约已经不复如电影《出租车司机》中所表现的那样龌龊可怖，但它的脏、乱、差依然触目。最典型的莫过于年久失修、恶臭扑鼻的地铁站，怎能不让海外游子怀念起咱祖国的后发优势。至于挤得不可开交的高楼大厦和浪费电力资源的耀眼夜景，对我们也不再有新鲜感：百老汇不过是一条“宽街”，第五大道首先是个单行线，华尔街一入夜就人去楼空……对于有过国内大城市经验的人们，曼哈顿已不可能激起什么“震惊体验”；对于美国中西部的人（小年轻们除外）来说，这“罪恶之城”似乎根本不是美国的一部分。

当我们曾经有过的对花花世界的单相思渐次如泡沫般消逝，大都市的繁华和曼哈顿的神话也就露出了它的底色：资本。这里是金融的生死场，资本的根据地，市场经济春梦的最高版本。全球化的十几年来，就连纽约本地的文化传统也一路败逃。我在纽约的第一个住处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的东村（East Village）；那儿本来是格林威治村侧翼的“大杂院”，垮掉派诗人金斯堡的故居所在，但2006年它屡屡占据报纸的头版则是因为一起震惊全美的超过五十亿美元的地产交易，与此同时，一家全美最早的朋克酒吧因为房租问题而关门大吉不过是这件事的小小注脚。当新一轮的市政建设如排山倒海，连《纽约客》也适时地感叹起来：现在在纽约，每一块先锋文艺的飞地都已经被占领，格林威治村已成新富的后院，作家们只得顺势迁往惠特曼的“发迹地”布鲁克林了。

那么，为什么纽约仍不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首都，也还是文化的首都呢？到底是哪一种文化气韵弥散于都市的空间，撑起了这“欲望都市”的底气？寻找纽约的文化气质，你当然可以加入Blue Note爵士酒吧门前的购票长龙，可以去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古根汉博物馆不到闭馆不出来，俗一点还可以来一把音乐剧。但让我真正呼吸到纽约的文化空气的是我在纽约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一个在世界上最贵的城市的免费夏天：由一场场免费的演出和户外活动铺陈出浮动的文艺盛宴。

较早登场的，是大都会歌剧院在中央公园的公益演出，日期大约在麦迪逊公园的“烤肉节”和Coney Island的美人鱼巡游前后。去年六月的某个下午，我取阅免费报纸—— 对，也是免费的——《村之声》（Village Voice），这才知道那天是歌剧的最后一场。虽然阴云密布，我还是在最后时刻赶了过去。这是我对中央公园的这类演出的初体验。既无需领票，也没有座位，只要随着指示走到中央大草坪，席地而坐就好。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歌唱家不穿戏服，演的是《浮士德》。大都会歌剧院的名头，再加上歌剧这种国人所谓的高雅艺术形式，本足以让人肃然，但纽约人却是平淡如常。前面的人还看得认真些，坐在后面的，则一边谈天、喝酒、说着情话、牵狗散步，一边渺渺地听着，音乐只成为有意或无心的背景。一面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歌剧院之一在倾情出演，一面是人们的散淡、依偎、侧听和出神。只有一批韩日客在那里正襟危坐，反而落到了氛围之外。

同类演出中，更为著名的是纽约爱乐乐团的各城区巡演。曼哈顿岛、布鲁克林、皇后区、泽西城、布朗克斯（Bronx）、斯特顿岛（Staten Island），一个都不能少，而去年的主打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兴奋得那些发烧友同学恨不得跟着纽约爱乐跑遍全城。也正是因为这次巡演，我第一次造访了布鲁克林的Prospect Park（比中央公园有“野味”得多），见识了布鲁克林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音乐热情和素养。而不通地铁、只能经由轮渡到达的Staten Island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听众群。在那里的草坪上，以一个偌大的热狗摊为中心，围坐着不少相约而来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身上的“消夏”风，远超过了他们对“柴六”的兴趣。在咱们国内听音乐会，乐章间鼓掌屡屡被作为缺乏音乐素养和观赏水平的尴尬事，受尽痛责；但Staten Island的居民们却完全自顾自，一边带着孙子孙女玩，一边坚持不懈地在每个乐章间都鼓掌叫好，倒也不失为落落大方。在这表面的“煞风景”中，听个热闹的岛民和大名鼎鼎的纽约爱乐都安之若素，自自在在，倒是给我这个附庸风雅者上了别样的一课。

到了八月，纽约爱乐又重新移师中央公园，举行巡演最后一场。这一场的曲目更加轻松、通俗，几个歌剧唱段，再加上《图画展览会》组曲。下午，大草坪就已经没有了落脚地。有些人本来就一直在那儿穿着泳装日光浴，先占好了位子，到时候披上衣服，打电话叫几个朋友，接着听音乐。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我已经发现纽约人在这方面的丰厚经验。野餐毯、折叠椅、披风一应俱全，再加上红酒和奶酪—— 这确是极好的休闲；而呼朋唤友、享受生活之外，言谈间也流露出他们的音乐修养。

公园文化和爱乐发烧，在这里交相辉映。乐声和夜色渐入深心，我扭身向舞台所面向的方向望去，中央公园的葱郁之上，是曼哈顿中城（Midtown）慢慢亮起的工商夜景，而那夜景之上，则是蓝宝石色的天空和几点星星。我忽而有些恍惚，夏风、夜空、作为曼哈顿之“肺”而保留的这块绿色“后花园”、不眠的城市、遥远而奔波的人们、乐声中的片刻沉酣、孟加拉裔的热狗贩、黑人清洁工、乐团中的黄面孔，这一切似乎在我的面前重叠起来，暧昧难分。那一夜，纽约的确有些令我心动。

免费的戏剧演出，虽也是露天，但毕竟是在剧场中，于是多了一个同样有趣的领票环节。最著名的当属一年一度的“公园中的莎士比亚”。主办方纽约公共剧院每天中午在上城、下城两个地点发票。如果不起个早排队，很可能空跑一趟。下城的队就排在Astor Place的剧院总部门外。这一回，我又见识了纽约人的老道。拿毯子、带躺椅，装备齐全，甚至还有情侣带了睡袋，兴许前个晚上泡吧到天亮，早上来领票，倒也不耽误休息。不过管理人员却凶神恶煞，如果不和她通报就去吃早餐、上厕所，你会立刻被发配到队尾。去年的两场莎士比亚分别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仲夏夜之梦》，听说是因为应观众要求转而选择了这样的应景剧目。这样的演出机会，大抵上是让给有锐气的年轻戏剧人，编排、舞美和表演上都不乏新意，但有时也会邀请大牌来回锅加盟，为公众服务。入夜后，露天剧场别有一种魅惑力。唯一能把人拉回现实的，是直升机飞过舞台的低空巡逻。这样的安保措施是“9.11”后的产物；当演员的独白和直升机的嗡嗡声混成了一体，那并不完全是一种干扰，而仿佛是一种当代历史和莎士比亚神思扭结而成的奇特效果。

另一种免费文化活动对咱们中国人绝对不会陌生，那就是露天电影。我所常去的是每周一在Bryant Park的那场。露天放个电影并不新鲜，不过它又和纽约的公园消夏文化结合了起来，主力军则是狂欢享乐的年轻人。我混迹其中，占公园的一把椅子，装模作样地拿本法语书，权当是准备法语考试中间的休息。片子都是一些老作品，老少皆宜的居多，但举办方偶尔也显出纽约的私心，比如开幕片就是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仔细想来，这样的放映也许难在活动的组织上。Bryant Park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时代广场之间，这么大的集会，自然非同小可。疏散通道安排了不少，将草坪分为几个区域，而最让人感到纽约人心细的是，大批流动厕所的安置照顾到性别的差异，女厕所比男厕所安排得要更多，避免了女生等待时间长于男生的尴尬局面。至于这样的每周露天电影，绝非仅此一家。其他的，诸如河畔公园，布鲁克林大桥公园，同样出名。而它们这个周一那个周二，日程彼此错开，更让人有巨大的选择空间，感觉到组织工作的用心。

当然，免费夏天并不局限于以上这些，而有着丰富的形式。比如在“黑人首都”哈林区举行的图书节，它不仅让我感动于黑人的读书热情和彼此间的自爱互助，更有一系列与黑人文化传统相关的展览、讲座。比如Governor's Island所推出的军事史观光和民谣音乐节的结合。比如南港的系列歌舞，比如免费凡高展，比如西四街（West 4th Street）的社区篮球联赛，再比如我因为搬家而错过的夏秋之交的东村艺术节……

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活动是这座“资本首都”脸上厚厚的文化脂粉，也不意味着免费夏天能驱散全城的金粉气、铜臭气。二者其实是互相渗透、“亲密无间”。没有雄厚的资金投入到文化领域，纽约爱乐、大都会歌剧院等的高超水准和全球声望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占尽优势、独一无二的社会资源，表演团体、社会组织和各种社群设施也不可能强强联合，为这么多的文化工作者提供舞台，献出这么多精彩的节目。举例说吧，如果我没记错，纽约爱乐巡演是花旗银行（Citi）全程支持，Bryant Park的露天电影则由渣打银行（Chase）独家赞助。两家银行在纽约的“龙虎斗”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竞争所溅起的些许资本小水花，就足以滋养出纽约的免费之夏。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令人侧目的市政管理水平和市民参与热情。不妨说，虽然纽约人在享受艺术之夏时透着自由自在、随心随性，但这一切离不开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和机缘，是复制不来的。呼吸着这样的文化空气，我也的确从中窥见了纽约文化气质背后的社会机制。

但最让我难忘的免费演出则出自一支名为“催眠”的黑人爵士乐队。以他们的新锐名气，投靠一家爵士吧似乎应不成问题。但来自芝加哥的他们，却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来到纽约大学之侧的格林威治村中心—— 华盛顿广场。四个小号，两个长号，两个圆号，一个鼓手。那音乐太煽乎了，围拢上来的人群中，每位听众都陶陶然欲舞，每一只广场上的脚都不自觉地打起了拍子。中老年人，小孩和他们的辣妈，坐轮椅的残疾人，休假军人……人们彼此遮挡着视线，竞相探头探脑。而就在人群的近旁，是一个天主教的临时讲经台，那神甫已经力不从心。更远些，一个手工制箱的民间手艺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喷泉外围，耐心地干他的细活儿，不改其风度。那支乐队就驻扎在加里波第铜像之下。这位意大利爱国者、国际革命家，依然拔剑欲出。而他脚下的这群爵士男，坚决地将身体、乐器和现场即兴成一种自由挥洒，一种自我解放，甚至比所谓的黑人民权来得更为可靠。那一刻，我感到除了货币的自由流通之外，纽约还确有另一种自由的可能。

走进非洲／严歌苓

虽然我走在这条马路上被人称作女士或夫人，坐轿车住大宅，穿戴人五人六，但我心灵低贱，精神上饥寒交迫。虽然他们楼上没屋顶，楼下缺门窗，顿顿吃木薯，但他们一切有上帝当家。

信则灵

来到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就在咏颂祈祷的声音中醒来了。这是穆斯林教徒们每天的日出祷告。电喇叭里领颂者的长啸在黑沉沉的城市上空回荡，听上去苍凉得很，把人带到了古老的中东大漠。

假如在这时出门，就能在我们的街口看见一群群祈祷的人跪在清真寺里膜拜。街边的清真寺简陋得只有一圈半截墙，人跪下时从外面只能看见一排排头顶，一旦他们趴下，外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刚到阿布贾时，我对这些半截墙很好奇，还往不雅的方面猜过。墙内的地上涂了漆，都是庄重但绚烂的颜色，有的还勾画出地毯的图案。

还有比半截墙更简陋的，那就是在街边拦下一块地方，清扫干净，两头挡上长板凳。这样无论谁走过，赶上祈祷时间，马上就可以加入进去。也就是阿拉之下，不分亲疏，皆兄弟也。我刚来此地时，看见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提一把塑料小茶壶。后来知道那壶里装的水是随时供他们净手净脚，准备一天五次的跪拜的。

我们的司机伊布拉罕姆是穆斯林教徒，十分虔诚，我给他的瓶装矿泉水，供他出车路上喝，若途中遇上祈祷，又找不着水洗手洗脚，他便从嘴里省下水净化一番。他还在车子里放一块小毯子，祈祷时就拎下车，找块干净也清静的地方铺下跪拜。有时我进商店或图书馆，出来便看见他跪在他的流动清真寺里，闭眼祷告。一旦感觉我走近，他就会一纵身跳起来，脸上有一点过意不去的笑容。我总是告诉他不急，我可以等他完成祷告再走。他却从来不让我等，说他能在有空时补拜。他过去开银行的押款车，常常一整天都没空，晚上要花很长时间把五次祷告都补齐。

我们路口有一幢空房子，楼上没封顶就被停工了，据说是由于缺乏资金。阿布贾到处有这种未竣工的废墟，里面住著无家可归的人。英语把这样的人叫作“squatters”，“蹲点户”的意思。我们路口的蹲点户一共有三家，每家有四五个孩子，合居在楼下的四五个房间里，门口种了几株玉米、辣椒，草地上摊着洗过的衣服，看上去是来自慈善机构的旧货。孩子们平时穿得很破旧，小男孩们干脆赤身裸体。

一到礼拜五下午就不同了，全都穿上了盛装，小姑娘们长裙坠地，头上罩着纱巾，严严实实挡着下半个脸。女人们也都是一身蕾丝或刺绣，男人们上有帽子下有袍子。礼拜五下午是他们去正规清真寺的时间。阿布贾任何一个住宅区都有一两座相当考究的清真寺，头顶货架的流动小贩也好，处处为家的乞丐也好，都可以就近加入星期五的集体祈祷。我们的司机这个时间是不开车的，除非有非常紧急的情况。

清真寺里不分贵贱，毫无歧视，只要你进门前把鞋脱了，都允许你在那一刻高尚一下。市中心的清真寺是阿布贾最华丽、辉煌的建筑，巨大的金色拱顶在城市的任何一个方位都能看得见。

有一次，我和街口蹲点户中一个女当家的聊了起来。她的英文生硬，但一探讨起宗教，表达力立刻提高，词汇量也大了。我见她穿着艳丽的长袍，问她是不是刚从清真寺回来，她说是的。她问我去哪个寺庙，我说哪个寺庙也不去。她笑起来，说：你看我忘了，你们是礼拜天去教堂的人。她把我当基督教徒了。我说我丈夫偶然去一回教堂，我不去。她愣住了，半天才问：那你去哪里？我说去朋友家，或者去超市，或者去游泳池，实在没地方可去，我就去后院的蔬菜小农场。

她看着我，不知该拿我怎么办。我说我是无神论者，只信达尔文和真、善、美。她问我的父母去什么教堂，我说他们也是什么教堂都不去。她觉得太可怕了，问：你们的老辈都不信教？我说他们信马克思主义。她问：那是什么教？我说你把它当成教也可以，不过一当成教，恐怕它就变糟了。

她不太懂我说的是什么。她说她从来没碰见过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既不去清真寺也不去教堂。我觉得她在那一刹那是可怜我的，形而下地看，她是无家可归的蹲点户，形而上来说，我却是个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连蹲点都没个地方蹲。虽然我走在这条马路上被人称作女士或夫人，坐轿车住大宅，穿戴人五人六，但我心灵低贱，精神上饥寒交迫。虽然他们楼上没屋顶，楼下缺门窗，顿顿吃木薯，但他们一切有上帝当家。

她看着我这个不幸的人，很想帮帮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的清真寺看看，我说谢谢，不了。过了几天，我们又碰上了，她说：假如你有不再穿的衣服，裙子，可以送给我。我回去取了一些旧衣服给她，她说祈祷时她一定代我求主保佑。我在她眼里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人，到处瞎闯荡，又没有一个神灵向着我，太不不堪一击了。

蹲点户的居民从大人到孩子对我都非常友善，只有一次和我反目：一天清早我带着我的狗可利亚出门散步，刚走上废墟楼对面的人行道就听他们怒吼，叫我立刻带着狗出来。我一回头，见五六个蹲点户男女全板着脸，责问我怎么不脱鞋就进到他们的临时清真寺里去了，居然还带着狗。可利亚平时和他们的孩子亲密无间，看孩子的情分他们也不该说可利亚时像说什么秽物。

我两头看了看，地面是比原先干净，还有两个凳子放在两边算作前门后门，我居然穿着一双脏鞋，牵着一条脏狗，就这么破门而入，在他们的圣地肆意糟蹋。我说：可这是人行道啊，至少昨天还是人行道。其中的一个男人说：你昨天也从这里面走过？它早就不是人行道了！我这个无神论者此刻就是一个反面人物，在他们正义而愤怒的目光中灰溜溜走去，可利亚夹紧尾巴，消失在满地落花的路尽头。

中午到下午的祈祷比较频繁，有时走进店家，会发现店里一个人也没有，都去清静的地方祷告了。一次我走进一家礼品店，货架上的东西全是开放式陈列的，体积很小，最容易让人顺手牵羊。尼日利亚的窃贼世界有名，可以从欧洲偷轿车海运回来倒卖，尽管伊斯兰教教规有剁手的惩罚。而这家礼品点居然让人长驱直入，各取所需。我看中了一条有土著图案的桌布，大声问：有人吗？生意做不做？没人回答。我想这个老板要么就是个马大哈，要不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神父那样的人物，相信慷慨最终会教给人“活着是为了给，而不是为了收”。我向门口走的时候，吓了一跳，门后的角落里跪着一个中年男人，口中念念有词。我见店主如此专注，就轻手轻脚跨出了店门。刚坐上车，司机说：叫你呢。顺着他摆头的方向，我看见店主已跑到门口来了，想把一桩几千尼拉的生意挽回。不过我的购物热情远不如他的宗教热情持久，眨眼间就过去了。

这天晚上又路过蹲点户的荒楼，所有窗户黑洞洞的，大孩子背着小孩子在门口的空地上忙碌家务，炉子里的火光是他们唯一的照明。我发现常和我说话的那个姑娘也在黑暗里忙着什么，就走过去和她打招呼。走近我才看到她胸前的布袋里包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婴儿。我问她的孩子多大了，她说不是她的孩子，是她的弟弟。她至少有二十岁了，还有个那么小的弟弟，大大小小排下来，她一家有七八个孩子。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和邻居们去清真寺了，她因为要做饭而留在家里。我顺便问了一句， 晚饭吃什么呢？她高高兴兴地说，你看，我们吃蔬菜沙拉。她手里拿着小半棵卷心菜，向我扬了一下。还有木薯，她补充说。回去的一路我都在想，她可以把那一点点卷心菜叫做蔬菜沙拉，可以兴高采烈地拿它当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待母亲从清真寺归来。

这时我走到一条大路旁，路灯坏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灯下徘徊着卖香蕉的孩子们，头上顶着摞成宝塔形的香蕉等待交通堵塞发生。一旦堵车，他们就会涌上去兜售。路基下是一大片荒草，荒草深处有一座矮房子，一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表明这是一座教堂。教堂面积不小，没有门窗，因为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出。有些墙面是塑料布围成的，另一些墙面是破碎又拼合的石棉瓦。房子里挂着一盏大灯，电来自于一部老发动机。 在马路上行走的人可以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坐满了人。教徒们正在进行一星期三回的圣经学习。教堂尽管简陋破烂，但属于那里面的大集体会很充实很安全。

一个周末，我和来瑞出去长途步行，路过那座教堂。我叫他猜那是什么地方。他看了一会，说：“看起来像个教堂的废墟。”我告诉他不是废墟，里面活动繁忙着呢。几个星期之后，大雨刚过去，天地间还有一层雾气。我们打算去教堂里面参观一下，却发现它消失了。来瑞告诉我：“政府正在拆除违章建筑物，可能用推土机把它夷平了。”看来无家可归者连精神家园也没有了。又过了几天，教堂又出现了，原来是雨季的丛里植物长得过分高大，加上雨雾，把它遮住了，所以从马路上看，它便消失了。但无论如何它逃不过被夷平的命运，因为城里比它像样得多的建筑正在被夷平。政府似乎也相信我们曾口口声声说的“不破不立”，但“破”的能力很大，“立”就得慢慢地等，等钱，等原料，等贪污的、受贿的，各路神仙都揣满衣兜。但愿政府的推土机也发生目障，让那座无家可归人的教堂永远隐没在丰厚的热带植物里。

可利亚

世界五大洲，可利亚去过三个。不到七岁的狗，它已然是个老江湖倦客。早晨遛它走在阿布贾的街头，它是一副哪儿都逛过的神气，要不是我手里牵的狗链拴在它脖子上，大概就成它遛我了。街口上有个荒弃的楼房，二层楼没有顶，荒草从黑洞洞的窗口伸出来。弃屋里住着四五户人家，大概相当于中国称为“盲流”的一类人。他们有一大群孩子，可利亚一出现在街上，这群孩子就欢呼：“快看啊！我们的狗来啦！”他们背上驼着弟妹，或者头上顶着大水桶，一下子跑上来，眼睛看着可利亚，再来看我，希望得到允许能碰一碰它。可利亚却有点儿势利眼，爱搭不理的样子，或干脆就跑到一边翻他们家长扔出来的垃圾。孩子的情绪丝毫不受挫伤，跟在我们后面叫：“拜拜！可利亚！”一直叫到我们远去。有一次，我带可利亚到几英里外的地方远足，路上碰到两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一男一女，看上去是一对兄妹。他们站下来，瞪着可利亚。我赶紧勒住狗链，怕吓着他们。但两个孩子突然叫道：“可利亚！”居然可利亚有这样大的名气，令我大大吃惊。想来那群盲流孩子和这两个孩子同上一个学校，可利亚的名声就那么流传开来。

一路走过许多大使馆的住宅，碰见门卫和杂工们，也都会跟我开玩笑说：“把你的狗赏给我吧！”我一来就发现尼日利亚人不用“Give”，而多用“Dash”，似乎是一个不经意﹑随手一掷的动作。给小费，就是“Dash”几个小钱。若送礼，也是“Dash”。我把一个收音机送给我们的司机，他跟来瑞说我把收音机dash给他了。我脑子里不由出现这样的画面：某人把几个铜板随手往身后一抛，镜头切过去：一双手接住它，镜头上摇：接钱者感恩的脸。我久久玩味这个词，认为应该把它作为“赏”来理解。仅仅一个动词，就把这地方的传统表现出来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历史，提炼出这样一个动词。现在满街的人要我把可利亚dash给他们。难怪可利亚更加狗仗人势，浑身的优越自在。

三个月后，可利亚不自在了。它常常坐卧不宁，前爪后爪一起开弓，满头满脸，浑身上下地挠痒。我扒开它头上又长又卷曲的毛发检查，发现了我最不想发现的东西。它居然长了癞痢。可利亚没有交上过任何狗朋友，哪儿来的传染途径呢？想必是非洲活力无限的细菌可以空降。从黄页上查到了几位兽医的名字，马上和他们取得了联络。不巧接电话的都是护士小姐，告诉我兽医全出诊去了。一位朋友说最好不要病急乱投医，在阿布贾做任何事都要有熟人推荐。找兽医一定要在外交人员中打听，等谁推荐一位医术医德可靠的。被推荐的兽医叫默罕默德，一打电话，他也出诊去了。看来此地的兽医服务十分到位，全是行医上门。我说我可以去兽医院，省得医生跑腿。护士小姐口气犹豫起来，但最后还是把地址告诉了我。医院就在很有名的超市旁边，想来兽医院的招牌也不小。

我的司机对阿布贾熟悉之极，再偏僻的门牌，他毫不费劲就能找到。而他开车在超市前面的马路上走了几个来回，仍是找不着这家兽医院。忽然一开窍，他把车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里荒草丛生，荒草上晾着洗干净的衣服。两旁不规则地坐落着一些棚子，挂有饭店、酒吧、发廊的牌子。依照门牌号码往里走，兽医院应该就在小巷深处。路过一家礼品店，是由一个集装箱大货柜改装成的。据说尼日利亚什么都可能在一夜间消失，不知是否包括此类大货柜。它从某个地方一夜间消失了，再从另一个地方一夜间冒出来时，已经成了个礼品店了。等司机把手里的门牌号码和眼前的对照时，我想他这回一定找错了门。一个锈迹斑驳的大货柜，门框上用白漆懒洋洋写了个门牌号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门内昏暗中一声喝问传出来：“找谁？”一听是个女人，我释然了。我说找一家兽医院。她说：“这就是兽医院。”

假如不是顾虑民族礼节，不愿给她难堪，我肯定转身就上车走了。她问我是不是今天约诊的那位，说医生出诊回来，已经等候多时了。一时找不出逃跑的理由，只好把可利亚带下车来。护士小姐请我替可利亚登记，她要为它建立病例案宗。我看看周围，连个座位都没有，只好站着登记。我一面在表格里填写，一面打量这个医院。迎门摆一张旧书桌，上面有一部电话，一个登记簿，相当于美国医院的接待台。靠墙立着两个架子，腿还站不稳，上面陈列的是本地产的各种狗食品。集装箱货柜内的空间本来已经侷促，还用一块布帘隔出了另一间屋来，想来里面是医生，手术床，各种医疗器具。布帘早先是白色，眼下的颜色似是而非。帘子一撩，出现了一位面无表情的年轻男子，个子十分瘦小，穿短袖汗衫和牛仔裤。我心里祈祷，这位可别就是默罕默德医生。小个子一点儿寒暄都没有，指着可利亚问：“来了？”我心想，谁来了？我说：“您是默罕默德医生？”他说正是。我发现他眼睛根本不和我对视，只看着可利亚。可利亚给他看得心乱，尾巴在两个后腿间夹没了。他这时看着我了，问道：“听说是癞痢？”我又想，谁是癞痢？看来他倒是把我在电话里告诉护士的症状记得颇清。因为大货柜里温度高，他和护士小姐的黑皮肤油亮油亮。

他抱起可利亚，凑着门口的光线，翻看了一下，似乎自己跟自己说：“还是打一针吧。”这时从门帘里又出来一个男子，一样的瘦小，面无表情。他们捉起可利亚就要往门帘里面走。我这时顾不上给他们留情面了，说可利亚长到七岁从来没打过针，为什么一定要打针？默罕默德医生说他不认为可利亚得的是癞痢，而是被它自己抓伤之后感染了。假如打针制止了炎症，就证明不是癞痢。如果不好呢？那就是癞痢。他的逻辑没有错，但怎么听也有点荒谬。我跟着他们往帘子内走，他们想阻止我是妄想。至少我得确保他们用的是一次性针管针头。这个艾滋病猖獗的地方难说没有狗艾滋病。进到里屋，我倒吸一口冷气：里面除了一张长方桌，什么也没了。地面上铺的塑料帖面已有多处破洞，破了的地方卷了皮儿，没破的地方染着红药水，紫药水，碘酒，血迹。他们其中一个从抽屉里取出注射包。可利亚预感到处境不妙，锐声叫喊起来。

我问是不是非打针不可。他们不答理我，只是将可利亚按在那张桌上。白色的桌面更不堪目睹，上面布满的各色斑点立刻在我脑子里刺激出一连串恐怖画面。但他们的果敢和毫不解释的态度莫名其妙地镇住了我，我退到了布帘后面，听可利亚的惨号拔着高调，最后到达了它的音域极限，戛然而止。我心里想，料理后事吧。

不久默罕默德医生抱着可利亚出来了。我一看，它除了抖跳蚤一样哆嗦，其他无恙。医生说明天若不见好就再来一针。我心里说，你想得美。我问他怎么判断它是否好了呢？他说没有变坏，就是好了。

第二天，我发现可利亚的病症的确没有变坏。第三天，伤口结出一层薄痂。又过了几天，可利亚痊愈了。我不由对那个集装箱大货柜里的医生刮目相看起来。货柜是货柜，不耽误人家在里面治病除痛，救死扶伤。一个月后，收到默罕默德医生的一封信，说可利亚定期检查寄生虫的日子到了。信里没有美国兽医千篇一律的煽情滥情的语言，直统统的一句大实话，听不听在你。此后可利亚在那个大货柜得到各种保健和预防，没有再发生其他不妥。

一天我把它遛到一个门口，从里面蹿出两条狗来。第三条原地不动，只是在两个同伴后面狂叫促战。它们一看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狗，瘦骨嶙峋，身上保留着狗类捕食的敏捷和凶残。两条狗直扑可利亚而来，像当年森林部落突袭外来的殖民者一样。可利亚没经历过真正的民族冲突，它充其量也就跟美国中产阶级的狗们有过一些内部矛盾，吵闹几声，也都是闲来无聊，调侃斗嘴罢了。而它马上就断定这两条瘦狗决不是同它调侃，它们的进攻带着种族尊严。我一直把可利亚牵了老远，两条狗还紧追其后，一路呐喊。丛林民族擂着战鼓，带着面具，挺着长矛的冲锋，就这样让外邦人心虚，无论他们多么自视优越。

可利亚比在大货柜的兽医院还胆怯，拉开四条胖腿疯跑，我给它拖在后面，拖成一挂没有舵的货车。按分量，这些狗并不占可利亚多少上风，但它们对自己领土的拼死捍卫态度，使可利亚不战而溃。在此之前，可利亚优哉游哉，享尽做宠物的福分，一点也不反感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现在它从那个不苟言笑的本地兽医和三条好战善战的本地狗身上知道了一点儿好歹。以后我再牵着它往那一带走，离开三条狗的居处还有一大段路时，可利亚就把狗链朝回拽，说什么也不肯前进了。它算是识时务的狗，多少懂得原住民和外来户的关系。虽是简陋寒碜的医院，要活下去还得上人家那儿求助；虽是饥寒交迫的一窝狗，可你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盲流户的孩子们再碰上可利亚，它也少了几分优越，偶然有某个孩子让它握手，起立，它也不会像当初那样白人家一眼，意思说：“看我杂耍？就你也配？”它也会不情愿地从命，给孩子们露两手了。

我们一次又走过那三条狗的地盘，没敢走门前，而是回避到马路那一边。狗还是冲了出来，但少了一条。过了几天，我发现确实只剩了两条狗，第三条消失了。据说尼日利亚人爱吃狗，我怕那条狗消失在大铁锅里了。有时晚上出门，从车窗里看见无路灯的街上亮着煤油灯，旁边支开一个炉子，以各种废纸或树枝作燃料，上面一块铁皮，摊放着几块紫黑的肉。过路人用手直接抓起肉来，论肥评瘦，根据肉的大小给钱。有个美国朋友告诉我，那种摊子上有可能会卖狗肉。尼日利亚的牛肉比美国还贵，人均收入却不到美国的六十分之一。我很想问狗的主人，他们是否把那条狗给吃了。但我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谴责人家吗？告诉人家吃狗有多野蛮吗？又是一个外来户对原住民的优越态度了。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民族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次，也自有他们的善恶准则。可利亚在我们这儿做宠物，上人家那儿说不定就得做肉，我们不能强求别人把他们的狗也做宠物。可利亚大概直觉里早已认识本地的一切都不好惹，所以它不像刚来时那样牛气了。

行路难

一到尼日利亚就发现行路难。国家政府收纳了人民的税款，却连公共交通设施都不提供。这个首都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奥卡达”，意思是“摩托计程车”。奥卡达在大街小巷游串，招手即停，迅速贼快，生死由天。司机不戴头盔，顾客当然就更不戴了。阿布贾城市特色为多弯，坡大，石头遍地。(这是个出产各种昂贵石料的国家，一堆击碎的铺路石，也是花岗岩)一部奥卡达从坡上冲刺下来，遇急弯滑翔而过，灵巧如耍马戏。我从来统计不出每天奥卡达的交通事故率，因为媒体放眼大事，民间对生命似乎也看得很开，乘奥卡达丧生的危险和疟疾、艾滋、上层社会的压榨、警察的“误杀”相比，应该算是最小的。所以奥卡达的危险只对惜命者而言。我出去散步，常看见路口聚着一群人，一打听，都是拦截奥卡达的。奥卡达就稀少了，假如要搭乘它去教堂或清真寺，大概会在上帝和真主那里常做不守时，不守纪律的人。

有一次我烧菜烧了一半，发现买来的红辣椒不辣。这是个不辣不美味的菜，做出来也会煞风景。我便和我的女管家希望小姐说：“这里买辣椒像是摸彩，不切开来不知是辣还是不辣。”的确如此，当你需要不辣的辣椒时，常常也会事与愿违。卖辣椒的小贩们很会察颜观色，两句话的交流，他就能断定你是想买哪种，断定出你想买辣的，他见风使舵，告诉你他的辣椒如何之辣。奇怪的是本地辣椒从外型和气味上很难判断它的滋味，除非你有着本地的采购经验，如希望小姐。过了二十多分钟，希望小姐拿出一包红辣椒，放在洗菜池里。我问她哪里找来的，她说她刚去了一次市场。市场离我家开车得半小时，她二十多分钟已经满载而归。我问她怎么来去得如此神速，她笑着跳到一边，大声说：“你不让我乘奥卡达，但你看看，它有多快!”有时碰到堵车，奥卡达便到人行道上去开，大车进不去的路，对奥卡畅通，除了丧生之险，奥卡达一身美德。

再一看希望小姐的装束，我又不解了，她穿一条长裙，很难骑坐在奥卡达后面。她避开直接回答，说：“坐惯了就好了。”非洲女子的裙子十分典雅，全都长及脚踝，从腰到膝是紧裹的，只在膝盖以下散放开来，形状像美人鱼的尾巴。这个国家食物紧缺，没有发胖之忧，女孩子们都苗条秀丽，穿上长裙，优点更被强调出来。当然，她们穿长裙也有宗教上的原因。街上从来看不见超短裙或短裤，我们这些休闲装到处穿的人，一定会被她们看作不够检点，有伤风化。可长裙子如何骑坐奥卡达，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个谜。大街上的奥卡达来如风去如电，很难看清女子们解决长裙的麻烦，处理腿与裙、裙与座的关系。

上了大街，一有奥卡达的声响远远传来，我便站下来等。有一次碰巧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头上顶个大塑料盆，盆里装满冰块和鲜鱼，站在街边等奥卡达。我牵着爱犬可利亚，站在她身后。这出表演会是高难度的，她即便人上了车，鱼怎么上车？我很有耐心地陪她等车，有些居心不良，看好戏的感觉。

终于从通往高尔夫球场的土路上飞驰而来一辆奥卡达。土路口横拦一块大木牌，几乎封锁了进与出，上面的字写道“私人地产，禁止一切车辆、行人、牲口通过”。但从来没见这段警语生过效，大家照样自由穿行，尤其奥卡达，畅通无阻。人还得小心翼翼从木牌旁边穿过，奥卡达杂耍似的一溜边就过来了。停得也漂亮，眨眼间已停在卖鱼女子身边。两人悄声抬价杀价，交易达成，卖鱼女子一提溜长裙，紧箍在大腿上的那一截被提高到臀部，膝盖下如喇叭花的裙摆便到了大腿上，不知怎么腿向后一偏，如同稳坐马鞍一样骑在了后座上。她做这一套动作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得扶住头顶上的小型水产商店，看上去不轻，有二三十斤的鱼再加冰块。

我为他们“双人飞车加顶盆”的绝技给震了，目送他们向无路灯的大街驶去。我猜想卖鱼女子是伊斯兰教徒，要不就是奥卡达司机是伊斯兰教徒，因为她上车之后手不去扶司机。双手大撒把，头顶上还有辎重，两腿被长裙约束，真是惊险之极!一百米外是大街，奥卡达车身偏斜，转过弯去，前后配合之默契，仿佛经多次排演。司机的身体与乘客在转那个急弯时，形成的完美平衡让我目瞪口呆。这动作需要多彻底的信赖才能完成？首先乘客得完全信赖司机，让他为她的性命负责，再是司机信赖乘客的顶盆技术，万一失重，破坏了他的平衡，也会人仰车翻。既然都无法信赖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大家只能把信赖给予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另一天的清晨，我看见一个女孩顶着一锅煮熟的玉米乘坐在奥卡达后面，刚下过雨，地上一洼洼积水，奥卡达左右绕着水洼舞大龙，从锅里冒出的水蒸气很是温暖香甜，逶迤一路。还有更绝的：两个女子想分担一份车费，招了一部奥卡达，司机面有难色，又不甘心放过这笔生意，让她们各自添一点钱，便叫她们上车。毕竟已经是晚上八点，生意清淡下去。我马上站下来，想看“三人飞车”怎样进行。两个女子全穿长裙，这个难度就够了。我看第一个女子右腿曲起，先跪在后座上，腿再从座位另一边伸下去，两腿踩到前面的杠子上。第二个女子把自己硬挤进几英寸的空座，身体紧紧靠在前面女子背上。三个人合成了一个人，车子照样灵巧如燕。

听我们司机说，一个奥卡达司机每月可以挣三四万尼拉。算一算他至少可以养三个孩子，租一处不错的住房，假如是伊斯兰教徒，娶得起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妻子，一星期两餐荤，孩子也上得起学。我们司机挣得还不及一个奥卡达司机。问他为什么不买部摩托车，也做奥卡达生意，他回答买不起车。只要买得起车，就等于保障了小康生活。乘奥卡达便宜，再穷的人都乘得起，所以生意一跑就很旺。

虽然奥卡达不安全，但它填补了政府公共交通的空白。邻近阿布贾的一个州极其贫穷，州政府为创造就业机会进口了五千辆摩托车，低价卖出来。不过五千辆上了奥卡达牌照的摩托车很快在那个州消失，在阿布贾浮现。阿布贾车费高，雇车的人也多，所以他们开着故乡政府为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直奔首都。

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乘坐奥卡达，前面抱个婴儿，后面背带里背着一个孩子。这是一道奇观。奥卡达飞车表演，看到此，叹为观止。没想到前几天又看到一个更绝的：乘在后面的男乘客带了一件巨大的行李，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包裹在中国流动人口常用的尼龙市场包里。这种包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大陆，极其牢固，分量又轻，盛装量大，盛行在做服装买卖，进城找活干的流动人口中。它们一律白底、红蓝条为饰，便宜耐用。在尼日利亚，这种包也流行得很，各种小贩，流浪者，邻国的偷渡客都用。有一度加纳经济萧条，而尼日利亚的经济还不像当今这么惨淡，大批加纳人偷越国境，来尼日利亚谋生。加纳人都是带着这种包过来的。那一阵这种包在尼日利亚被叫作“加纳人必滚蛋包”。我看见的奥卡达乘客便是用的这种包，不过比一般的大许多。看上去他是个卖民间织物的小贩；把织品从民间收集上来，到大都市走家串户，卖给收藏异国情调工艺品的外国使者。他和奥卡达司机商讨了一个价钱(大概要多付一倍车费)，然后自己骑在后座上，把一立方米体积的大包袱搁在司机怀里，他的双手再从司机后腰抄到前面，扶住大包。司机的下巴搁在大包顶上。身子和车把之间，隔着大包袱，好在非洲人体形好，长臂长腿，否则这样的双簧飞车是不可能的。

写到此处，听见墙外小道上奥卡达鸣笛而过。天色极暗，一场热带大雨正在逼近，全城不知有多少奥卡达司机和乘客将破雨飞驶，那将更加惊险。我想哪天也惊险一回，乘一次奥卡达，但美国大使馆有禁令，不准它的官员和家属乘任何本地人的车。

摄影／朱英豪

[访谈]

吴飞：从自杀谈起／许知远

吴飞：从自杀谈起／许知远

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里最糟糕的东西和东方文化里最差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只要在大学期间稍微翻阅哲学著作的人都会记得加缪那句著名的判断：“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他还写道：“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

这暂时的哲学冲动很容易随着青春的离去而消失。最终，我们又不自觉地成为孔子的信徒：未知生，焉知死。

自杀不仅是哲学问题，它也是社会问题。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把自杀视作社会危机最鲜明的征兆。

在梳理了西方自杀理论传统后，吴飞的著作《浮生取义》为其中增添了中国的维度。在对华北某县自杀案例的调查中，他发现这些自杀者经常把死亡视作一种抗争。面对生活中的不公、遭受的委屈，他们没有渠道表达自己，干脆通过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发泄自己的怒气，他们在寻求一种失去的正义。这种解释也不禁令人想起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著名概念“弱者的武器”。这一次，普通中国人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了最后的武器。

这是三十七岁的吴飞第一本重要的著作。也借由这本书，他成为中国年青一代学者中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在他安静、绵延的叙事里，包含着更大的雄心。他要赋予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更深入的意义，建构中国人生存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许因为这种意识太过强烈，它也给人“过度诠释”之感。

不过，寻找意义一直是吴飞成长过程中的主要动力。他仍记得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的血脉贲张：“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知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的灵魂。”

这段话印在《精神的魅力》—— 一本关于北大的纪念文集—— 的封面上。它第一次给予吴飞某种知识分子式的自觉，埋下了他对北大“无可救药的顽固情结的种子”。但现实远没有文字中的美妙，1990年代初的北大尤其处于一种压抑中。1993年北大校庆时，一群当年同样受到《精神的魅力》影响的青年们聚在一起，把那段话用特大字体抄下来，贴满了北大的三角地的信息栏，以表明他们对黯淡现实的抗议和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渴望。但这微小的反抗却招致了意外的强硬，校方开始追查这一事件的原委，偏执地要给这群单纯的青年人添加莫须有的意义。

这次事件影响了吴飞的人生轨迹，他开始埋头学术研究，压下了心中那个浪漫的文学青年梦。从社会学系毕业后，他进入哲学系继续读研究生。从2001年到2007年，他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如今，他是哲学系的副教授，还是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他那股理想主义劲头似乎并未减弱，在一个连三角地都被拆除的北大，仍然向新一代年轻人讲述做一个北大人意味着什么。

[一]

《单向街》：我记得你在北大哲学系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河北沧州天主教会的社会学研究？

吴飞：对。本科毕业那一年比较闲，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到教堂里去转了一圈儿，写了点儿东西。发表出来后有一些影响，读硕士时就继续做下去了。

《单向街》：对你的触动是什么？

吴飞：第一印象是感觉这些人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想象中信教的人，在生活上、思维方式上应该和周围的人有很大的区别，结果发现其实基本是一样的。除非你和他谈宗教信仰。后来我做研究主要想的问题是，那些洋教对中国百姓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单向街》：结论是什么？

吴飞：简单说，没什么影响，但又不可能一点儿影响也没有。我们研究宗教很习惯从韦伯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西方的宗教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还是阻碍中国的现代化。我的结论是，中国人接触了西方现代宗教以后，既不会阻碍也不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从生活实质的意义而言，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单向街》：那宗教给他们提供了什么呢？

吴飞：提供了比如说太平天国式的模式，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有实质性影响的，他导致了和其他人各种可能的矛盾。

《单向街》：一种社区感？

吴飞：对，就是这个意思。

《单向街》：你的老师是什么反应？

吴飞：比较惊讶。他总觉得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我说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最后他们都能接受我的这个说法。

《单向街》：这跟你之前的学术训练有挺大的冲突？

吴飞：对，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冲突。我在那个村子呆了一两年，那个观念越来越明确，现在也是。虽然这些年国内发展这么快，但这个结论我基本上还是坚持的。

《单向街》：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基督徒，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飞：每个人的信仰当然是他的选择，没问题，但是想以这种信仰改变中国我是不认同的。

《单向街》：你不认同刘小枫他们当初的设想？

吴飞：可能刚才我没说清楚，我并不是反对刘小枫的说法，即使现在我对他的很多想法也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宗教对一般信徒的影响和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在知识分子内部，我觉得有好几个层次：比如说对西方基督教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对它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不是说变成基督徒了一下子就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单向街》：怎么看待“文化基督徒”这个概念？

吴飞：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喜欢用这个概念了。1990年代出现文化基督徒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那时候的文化基督徒就是指，比较认同基督教但是不信，自己不是基督徒，是从外面研究。我非常肯定这种态度。但是1990年代之后，这批人开始分化了。像刘小枫自己，他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跟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还是很不一样的。他学生辈有的就真变成了基督徒，而且是很积极地参与教会里的事情。

我反而觉得以前那种（文化基督徒的）方式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对基督教有兴趣，去研究神学，但不是基督徒。外国人可能觉得这很难理解：你既然不批判基督教，为什么不变成基督徒？我觉得这种在教会外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式比较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比较审慎的态度。我现在带的一些学生也有这种态度。

《单向街》：那你说中国文化存在着某种内核吗？吸收基督教或吸收其他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吗？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吴飞：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我做的天主教的研究，天主教徒都会说，我们信了教以后会比别人生活得更好。体现在哪里呢？教徒比别人更孝敬父母，参加教会会使家庭关系更和谐。他自认为跟别人不一样，但其实这个“不一样”是指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上，他比别人做得更好。反而基督教里那些非常不中国的东西，通过各种方式被过滤掉了。

《单向街》：如果把现在对基督教的接受方式和19世纪末那段时间比较，你觉得它们的相似和不同是什么？

吴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刚才说的太平天国模式就是，它也是中国基督教模式在老百姓里比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就是迷信面，像气功、巫术。不同的在于，现在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肯定是19世纪末没有的。

《单向街》：这跟中国人的精神真空有巨大的关系对吧？

吴飞：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被破坏得比较厉害了。而且，比如说佛教，其实腐败很严重，它的发展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方式，完全是套在经济里发展。相对来说，基督教要健康得多。

[二]

《单向街》：你在《浮生取义》这本书里提到“过日子”的观念，你不觉得自己夸张了它的哲学意义吗，太浪漫化了？

吴飞：我觉得不能说是浪漫化了。中国一些基本的生活方式还在，但不是以原有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就比如说“过日子”其实是非常民间的词。可以说一些传统的、儒家的观念已经过时了，我想用生活的概念让人们看到一些中国自身的价值。

刚才说到民间基督教的一些状况，这种文化价值不见得体现在中国的传统形式上，民间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发展得比较快，恰恰是比较好地抓住了中国人理解生活的方式。很多地方，包括北京的一些民间教会，吸引力为什么那么强？因为教徒的家庭观念可以处理得比较好。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中比较重视的东西，即使到现在还没有丢掉，如何解决文化意义上的现实问题，还是要理解这些。

《单向街》：这里面有没有一点民粹主义的倾向？

吴飞：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解决中国现代的问题，是要通过西方，但不能把西方的东西完全移植到中国，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浮生取义》一书里描述的自杀现象，是中国文化遇到西方文化后造成混乱的结果。老百姓面对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不是有意地拒绝西方或是接受西方，但他原有的生活逻辑现在变得很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自杀的人，才会有那么多家庭的观念如此混乱。

民国以来一直有这个倾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的《差序格局》，我们经常忽视他开头写的几句话，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自私。包括梁漱溟等很多学者都有类似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事实，跟西方人比起来，中国人现在确实比较自私。但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就是这样，它毕竟是一个整体，整体比较健康的时候，比较好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到现在，无论是外在还是自身的一系列毁灭之后，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坏的东西。这一点也跟“过日子”相关，如果重视家庭关系，那就会是一个很和睦的状态。但是到了现在，面对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大家都不遵守公德，都随地吐痰，那就是很自私了。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找不到它“高”的地方了，反而低的东西就非常明显。对西方，简单的批判和一味的肯定都是有问题的。我研究西方，一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一定要把西方文化“高”的地方看出来，无论是西方的古代文化还是近现代文化。像梁漱溟说西方文化很低，那就没有意义了。

《单向街》：那你现在理解的最高的地方是什么？

吴飞：简单来说，在基督教有它高明的地方，古希腊、古罗马也有非常高明的地方，现在西方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高峰的结合。

《单向街》：它们的核心是什么呢？

吴飞：简化地说，如果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那西方文明是“律法文明”。律法文明不只是法律，律和法两个字，在中国对应的是礼和乐。无论是基督教传统，还是罗马传统，都是讲这个比较多，它最高明的应该是这个。

《单向街》：那你说的最坏的东西，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吴飞：我觉得就是近代以来，没有和西方接触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

《单向街》：是因为西方的到来，原有旧的逻辑被打乱了，造成这样的结果？

吴飞：对。

《单向街》：你看钱穆描写的七房桥的世界，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而鲁迅描写的故乡又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你怎么看这种并存？

吴飞：我觉得鲁迅描写得比较深刻，钱穆写的更多是理想的状态。

我们现在都只提家庭观念，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传统文化要是没有皇帝的话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我不是说帝制就是对的，从家的体系和国的体系来说，不光是一个哲学和文化体系，也是政治体系。在那个体系里，有“天子”这个维度的存在，才是根本成立的。但是那个根被拔掉后，没有了君和臣的关系，只有父和子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说只有家庭关系，其他的都成了外人，因为要维护家庭的利益。

《单向街》：你提到加强国家的作用。你期待它能更多地介入人们的生活，提供正义。但在现代中国，国家的扩张总伴随着更多的对个人的压迫，这不也是一个悖论吗？

吴飞：这是一个悖论。现在中国的家庭关系基本上是传统的，国家是西式的，但是西方的一些东西又没有很好地吸收过来，国家是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国家，国家的职能只是管理，是技术型的。但是以前有君臣关系时，国家是有伦理的存在。所以现在这样一个国家跟海盗有什么区别吗？就像被一个山大王俘虏去了，他命令你做什么你不得不做。你对它没有感情，很难发自内心地维护它。

《单向街》：是极度强大的国家的出现破坏了原有的家庭伦理，入侵到家庭细胞吗？

吴飞：是，这个悖论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不是对错这么简单。共产党和国民党比较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国民党采取的措施是，在政治选举方面很西化，文化上保留传统，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无力的，它干不过共产党，现代化的模式建立不起来，国家统一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那共产党来了，采取了不一样的模式，把整个传统的社会模式都打掉了，在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点上，它是远远超过国民党的，结果形成的张力就非常大。

《单向街》：但是共产党在早期也是充满道德色彩和伦理色彩的。

吴飞：毛时代人们对毛也是有伦理感情的。但这涉及到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看1980年代之后的变化和之前毛时代的关系，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1980年代的很多东西是那时候的一个继续，1980年代经济建设的模式，到现在完全变成商业的模式，其实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模式。反过来看，1980年代的道德不是特别强大的道德，是一种表面上的道德，但是在理论上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很强大的道德体系。人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些道德？这些东西并没有把道理讲通。包括对“文革”怎么评价，质问“文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都是现在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单向街》：咱们老师那辈人跳出来为毛时代唱赞歌，你怎么看待？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吗？

吴飞：对。不过那可能更多的是对现在的批评和失望，不能太认真来看待他们的一些说法。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肯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这肯定没有问题。我刚才说的，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完成了国民党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是没错的。但是，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是要有文化意义的，这在那个时代并没有解决，而是以一个具体的政策去实现。所以如果说19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社会，怎么能说圆了，而且继续下去，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当然，现在去要求老人家也不可能。

《单向街》：纳粹德国也是一个有道德感的国家呀？

吴飞：对，纳粹德国也有道德感，现在都是否定性的评价。但是纳粹也是德国形成现代化国家的决定性的阶段，当然它失败了。西方几个国家，英国是最早形成大英帝国；法国有拿破仑；德国也有类似的模式，但失败了，从而使得现在的德国成为一个不是很重要的国家。美国也有全球的野心，但是它没有走纳粹或者拿破仑的模式。我是觉得纳粹那样做有道理的，但是它这种方式是很成问题的。包括毛的时代，他的做法也不是拍脑袋就做的，背后肯定也有他的理由，只是他的解决方式里面有很多问题。

《单向街》：国家存在的目的，或者说建立强大国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建立强大国家本身不能变成一个目的。

吴飞：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代的问题。现代有两方面，比如说现代西方一方面强调自由，但同时国家极度理性化。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极度理性化，是整个现代构成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形成一个现代社会，既要强调个体自由，也强调国家理性化。现在主要的西方现代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进入现代之后，实现这个也是应当的。

无论传统中国的国家体制怎么样，它和现代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我觉得强大的现代国家这个任务在中国基本完成了，但是实现自由没有完成，不仅没有完成，对自由如何理解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伦理文化的碰撞也是非常剧烈的。建立一个国家虽然很难，但基本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建立一套制度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就基本可以完成。但是怎么理解现代的自由，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文化的任务，理解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其实最终都是怎样实现中国式的现代自由。

《单向街》：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由的理解到底是什么？

吴飞：坦白说，我觉得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有一些类似的说法，但跟西方的自由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单向街》：是不是因为没有真正个体的观念造成的？

吴飞：应该是，整个体系跟西方非常不一样。所以理解这些问题差得很远。

《单向街》：我觉得我们活在某种浅层里，我们的生活是模模糊糊、混混沌沌的，这是我们的生活特性么？需要改变吗？

吴飞：我觉得不一定要改变。我刚才说中国文化现在只能看到低的地方，你问的其实就是比较低的地方，看不出高的地方在哪里。在西方文化面前，很难去理解。比如西方的个人自由，是相对于人和上帝的关系才有这个意义。但是中国现在没有这个观念，就不大能讲出西方意义上的那个自由。中国有一些其他的观念，比如说和家庭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等。这些关系都讲不深，所以觉得那是很浅或者说很庸俗的，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很深的东西。古代人是能讲出来的，我们现在讲不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以后要做的是：在理解西方的同时用一套现代的语言把中国人的生活理想给讲出来。这个恐怕会很难，但是我觉得非常必要。

《单向街》：感觉我们彻底找不到了。

吴飞：现在是找不到，但并不是只有现在找不到。唐末的时候，人们也很困惑，也是找不着，但是到宋代，又有人能讲出来了，所以我并不是很悲观。

《单向街》：哈佛大学六年的经历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吴飞：非常大。首要的是理解西方，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解，而是生活在美国，经历了很多事儿。我基本上算是“9·11”的亲历者，有一些切身的理解。我对于中国文化的感情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为什么不同意民粹主义，就是因为我坚持：理解中国必须要理解西方，而且要把西方理解得很深很高。中国文化的高明不是通过批判西方而建立起来的，而是把西方文化高的地方理解到了，才能知道中国文化更高的可能。这基本上是在哈佛的几年想到的问题。

《单向街》：“9·11”对你的冲击有多大？

吴飞：“9·11”发生之前，我9月2号第一次登上双子大厦，上去之后就看见有一些飞机在飞。我心想这些飞机都在下面飞，万一撞上怎么办？最后真的撞上了，我很震惊。

前前后后在美国的一些经历，我会时时刻刻觉得作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很重要。中国和美国文化的差异，不是一些很空泛的、很大的词儿，而是随时随地、待人接物中体现出来的。比如在北京，你看到路上有人在打架，你觉得跟可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只是不会去表达。但如果在美国看到有人在打架，在路边发生任何事情，就算是总统选举，那些事情很精彩，但是就像是看到一部很精彩的电影，甚至是走进了这部电影，但也只是部电影而已，和你没关系。那时候我才反思到，在中国，在北京的大街上，一件随便的小事儿也都会跟我有关系。

《单向街》：这种关系是不是一种错觉？你觉得它跟你有关系，只是因为你在这里积累了三十多年的生活经验？

吴飞：我觉得不能直接说成是错觉。它可能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你总是可以理解它。旁边有俩人在打架，就算不认识，就算不去劝架，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他跟我是同样的人。你在美国街头看见两个人打架，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很多细节是无法理解的，跟我们非常遥远，这不是错觉。

《单向街》：当时对自己文化的焦虑感很强么？

吴飞：当然很强。如果永远生活在北京，永远生活在中国，对那些就没感觉，但是对比之后就会有感觉。为什么我一直说理解中国一定要理解西方，其实就是在对比之后，才能看出意义。尤其是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国家，它毕竟已经受到西方如此大的影响。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来自西方的，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就包含着理解西方，必须把它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能知道这种国家模式，或者说这种文化到底是什么目的，它更深的含义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在比较之中产生的感觉。

[三]

《单向街》：跟费孝通写《乡土中国》那个年代比，现在中国人伦理的变化是什么？

吴飞：我觉得只是变得更糟。他那个时候只说中国人自私，但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纯朴的东西存在，现在反而人心越来越焦躁，人们之间的关系比那个时候要糟很多。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里最糟糕的东西和东方文化里最差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单向街》：那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这个状态呢？

吴飞：我觉得内在是国家的决策层面，没有长远的眼光。比如“小康”这个词，本来是来自《礼记》，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小康”之后是“大同”，之所以要实现“小康”，是为了以后的“大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忘了“大同”的理想，而经济却在不断地往前发展，基本的政策都是非常实用性的、技术化的。哪怕是以前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忘掉了—— 虽然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有很多问题，但那也是一个文化的理想，现在全部是经济理想。出了什么事，解决方式一定是息事宁人。有人上访，解决方式一定是怎么样让他不再来上访，而不是解决导致上访的最根本的原因。现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滚来滚去，最后是一定会出问题。

《单向街》：我还是想回到国家这个问题上。“新左派”觉得社会不公，他们觉得这个社会系统有问题了，他们希望国家来纠正这个系统的问题，但是可能吗？

吴飞：这确实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多权力中心，国家也不能只是作为一个技术的机器，也要有文化和伦理的层面。

《单向街》：涂尔干是通过自杀来看转型期的社会，你认为自己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了吗？

吴飞：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会有自杀现象，这个是共同的。无论是法国、美国、欧洲还是中国，都有这个现象，但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的母体不一样。我书里写的自杀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妇女身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点，那解决方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涂尔干的作品受基督教的影响非常深，它有精神状态，它的精神医学也开始发展了，中国是不一样的。

《单向街》：那在乡村，自杀还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情吗？

吴飞：不是，这个跟西方不太一样，如果家里有个媳妇自杀了，那么这家的其他人会感到十分羞耻。但是如果一个人自杀未遂，那么她自己在谈到的时候，不会感到羞耻。我觉得这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

《单向街》：在中国的思想系统里，自杀从来没被严肃地讨论过吗？

吴飞：讨论过，但不像西方那么重要。因为在西方通过自杀可以揭示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就没有，是可以间接地联系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但不会像西方那么核心。

《单向街》：如果自杀是西方思想或文化的Key的话，那么我们的“钥匙”是什么呢？

吴飞：就是我下一个研究的课题：葬礼。其实主要在于“礼”，“礼”里面主要是葬礼。

《单向街》：你怎么看富士康跳楼的事件？

吴飞：我书里做的自杀研究，之所以能做是因为非常深入地了解那些人。对富士康的了解我也都是从媒体得到的，如果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基本上是不太能说，因为那背后肯定有很复杂的原因。每一个自杀者的背后都会有很多故事，可能就是自己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和这个公司有关，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需要深入的研究。

[报道]

请不要阻碍我成功／谢丁

那不勒斯的2004／罗伯特·萨维诺

请不要阻碍我成功／谢丁

“成功学”师徒们的超现实场景。

[一]

头顶一撮红毛，鱼鳞式的外套银光闪烁，六十岁的高凌风跳起舞来已经很吃力，但舞台下的人群尖叫鼓掌，像打了鸡血。汗水从额头流下，染过化了浓妆的脸。他个子非常矮小，但今天——至少今天上午，他是这里最高的巨人。

这位台湾娱乐圈曾经的歌王，今天只有三个小时来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其中要包括他是如何红遍台湾，又如何跌倒谷底，但最重要的，所有人最想听，一听就发狂的，是他如何从谷底爬起来，成功翻身。那是他这次演讲的精华。因为他在最不得志的时候，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开一辆奔驰，车号是6000。”他回忆说，“他很年轻，风度潇洒，身后总跟着好几十个人。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台下黑压压人群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支着耳朵，翘首以待。我坐在最后一排，空气紧张得随时会爆炸。

“他说他叫陈安之。”高凌风轻声对着话筒，接着说，“他改变了我一生。”

两秒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我身旁的小个子年轻人站到了座位上，前排的人群早已站起来。闪光灯咔嚓一片。我迅速找到一个制高点，但陈安之本人没有入场。

舞台中央，汗流满面的高凌风正准备趁着这股热情，唱他最拿手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音乐轰隆隆地滚过来，夹杂着掌声，尖叫声。无数高举的双手，挡住了我的视线。但透过指缝，我仍能看见陈安之的照片，巨大地耸立在舞台背后。他西服革履，双手叉胸，无框眼镜下的一对小眼睛半眯，正横视着台下如痴如醉的人群。

2010年超级巨星演讲会的第一天，座无虚席。门票5800元（打折后1280元）。演讲会场位于上海闸北区“成功新天地”培训机构的办公室总部。陈安之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全球华人成功学的顶级权威。为了见他一面，哪怕是远远地在现场听见他的声音，就足以让许多怀抱着成功梦的人激动半天。

每一个前来现场的听众，凭票换取一条黄色的塑胶手链，此后两天你不能取下（我第一天晚上弄丢了，隔天遭到工作人员的厉声质疑）。会场门口永远站着几名身穿制服的保安，手链就是通行证。这个如仓库般的会议室，可以容纳一千三百多人。但和前几次超级巨星演讲会相比（一般都是容纳几千人的体育馆），这里逼仄狭窄，空气中热得挤出水来。不过，没有人在乎。

高凌风是这次演讲会第一个主讲人。

他人生略显传奇，而台底下坐着的，是许多从未经历过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们知道我当年有多红吗？”他等了片刻，接着说，“那时台湾最红的女歌星叫邓丽君，而男歌星，就是我，高凌风。”底下又是掌声如雷，口哨声一片。

他接着描述在人生最低谷时如何靠借钱度日。那是90年代中期，他碰见了陈安之，然后借了更多的钱去听陈安之讲课。随后的经历如拨云见日。他从陈安之那里学会了如何演讲，后者带他到深圳举办了第一次演讲。然后是上海，江苏，高凌风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他说：“顿悟改变了我一生。”

尖叫声。

“烤鸭吃北京的，大闸蟹吃阳澄湖的，拉面呢？”

“兰州的！”一个尖利的女声回答。

“冬天里的一把火呢？”

“高凌风的！”前面的人一起叫。

“成功学呢？”他大声吼道，把话筒对准台下。

“陈安之的！！”所有人声嘶力竭。

[二]

在超级巨星演讲会的广告上，陈安之给出的语句，带着循循善诱的魅力和命令式的语气。他声称这是“一门快速让你的绩效提升100%的超级成功谈判学和领导学”！他给出五个“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的理由，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结交现场数百位成功人士，立刻倍增你的人脉、知名度”！即便是那些对陈安之抱有怀疑态度的人，也往往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这堂课几乎适合所有人，特别是“那些梦想快速成功的人”。

有人从新疆、甘肃坐火车来，住在附近的小旅馆。但大部分听众来自江浙地带。他们的老家有可能是内陆地区的农村，但如今都早已汇入沿海城市的打工潮，试图在上海—— 某个陈安之的弟子告诉我上海是他的“人间天堂”—— 寻找梦想。而这个时代的梦想，一般而言就是成功。

“你这辈子见到陈老师的机会能有几个？”坐我旁边一位年轻女孩说。她在上海开了一家儿童摄影店，告诉我经营得不错。我问她，“你已经算成功了吧？”她奇怪地看我一眼，说：“只开一家店，不叫成功。”

陈安之的“成功学”培训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他走遍中国大陆六十五个城市，据说有几十万人亲自到现场聆听他的演讲。有关“陈安之”、“成功学”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出现在人流量最集中的地方。机场，畅销书店的临街铺面，以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如果你没有亲身体会过他的现场，至少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他的一个终身弟子告诉我:“如果你连陈安之都没听说过，你肯定还未成功—— 你也许永远不会成功。”

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可能与陈安之擦肩而过。他无时无刻不出现在身边：穿着一件鲜红色的西服（他后来声称那种低劣的颜色，是PS后的效果），头发梳理整洁，左手握一支话筒在胸前，而右手的食指正指向你—— 有时候，这根手指也指向天空，象征着“NO.1”。他的眼神同时包括轻视与重视两层含义：你怎么还没有成功？或者，我看重你，你一定会成功。

“成功新天地”的上海总部在郊区一栋大厦的顶层。楼下五层是国美电器大卖场。所有听众都要乘坐一个庞大的货运电梯。电梯门打开，对面墙上即是一幅巨大的你熟悉的广告照片。除了一家经销内衣的公司，这层楼都属于陈安之。他的照片贴在走廊的各个角落。课间休息时分，人们围在这些照片面前欣赏他的成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和名人们的合影。布什、克林顿、乔丹等美国名流，以及莫文蔚、任贤齐、林志颖等台湾演艺圈人士。他和安东尼·罗宾的合影位于正中央，后者是美国著名的潜能培训大师，是陈安之的偶像，终生老师，他永远的高不可攀的人生导师。

陈安之最重要的成功学理念是，要想获得成功，你必须和成功人士走到一起。他自己开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是许多人合影的首要对象），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衣服，他弟子说陈老师熟悉每一个奢侈品一线品牌。最后，他还得拥有上流社会的极高地位，但这又意味着，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见到他。

每一个疯狂的听众都在寻找陈安之的身影。他们偶尔会偷偷溜出会场，期待在走廊里偶遇陈安之。那里有一间庞大的办公室，门口始终有人守卫。没有窗户，你偷看的机会也没有，更别说和陈安之合影。你只能按捺住自己迫切的心情（见到陈老师，几乎意味着见到成功本人），回到演讲现场。那里气氛热烈，你可以陶醉在一个又一个成功故事中。

[三]

潘俊贤的人生是所有成功故事中最迷人的一个。在他自己叙述的版本中（事实上没有其他版本，也没有人去考证其真实性），他从一个农村穷少年，变成大上海的千万富翁。如今他是“成功新天地”的金牌讲师。他被安排在第一天下午上台。像高凌风一样，他把重点集中在碰到陈安之的那一刻。他们共同的台词是，“做一个决定，改变你的一生”。

潘俊贤出生在安徽的农村，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常年受到邻居的排挤。他发誓有一天会比那些人都更有钱。讲到这里，他对着台下吼道：“给我这个有梦想的年轻人掌声鼓励一下！”全场沸腾。停顿片刻，他接着说，他初二肄业，因为即便是大学毕业，月薪两千元也养不起父母。他开始第一次创业（“给这个有自信心的年轻人掌声鼓励！”），借了十八万，全部赔光。他曾经试图自杀，但想到年老的父母，决定苟且偷生，他干过三百元一月的服务员，觉得毫无前途，认为自己还是要当老板（“给这个打不死的老板掌声鼓励！”）。

潘俊贤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小城找到希望。他开始推销一种电子按摩产品，底薪加提成，而提成上不封顶（音乐响起，“给这个超级自信的年轻人掌声鼓励！”）。第一个月，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销售三十台（之前的冠军是二十九台）。然后他对着台下问：“朋友们，我有达成目标吗？”

“有。”所有人异口同声。

“认为我卖了三十台的，请举手！”

会场窸窸窣窣一片。

“朋友们，很遗憾，我不是卖了三十台。”一秒后，潘俊贤高声叫道，“我卖了三十八台！”

音乐及时地轰鸣起来。全场一阵沸腾，我旁边的矮个子年轻人又尖叫着，站起来，右手退到脑袋后，然后快速地拍向前方的左手。他大幅度的鼓掌，弄翻了身下的椅子。

陈安之有句语录，卖产品不如卖自己。每个人的成功故事，对身处同样境地的其他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激励。坐在台下的大多数听众，都和潘俊贤有着类似的际遇—— 至少在穷困潦倒和对未来的渴盼上，他们心情一样。他们大多都是前来上海淘金的乡村年轻人。而那些已经成为老板的人，正坐在舞台两边。那里是陈安之终身弟子的专用席位。只需缴纳九万八千元，就可以得到近距离欣赏舞台的机会。

潘俊贤当然不会满足三十八台，他要挑战全国三百台的销售记录，这太难。但他及时碰到了陈安之。在听完陈安之的第一堂课后，他为下一堂课留下一百元定金。他的朋友劝他把钱要回来。但陈安之说过：“一个人要成功，需要学习么—— 要，并且要不计一切去学习。”陈安之知道那些穷朋友和狐朋狗友一定会劝说，但他还有一句语录：“成功者影响别人，失败者经常被别人影响。”

起初，潘俊贤卖了六十八台，那是全省记录。然后他又前去听陈安之的演讲课。课后，陈安之问台下的人是否要接着听一个超级讲师班，只需六千八百元。几十个人立即冲到舞台上交钱。潘俊贤没有钱。他对陈安之说：“等我赚到钱的那天，我一定要再来上你的班。”

“停—— ”陈安之伸出手，“没有那一天了。”

他接着说：“你没有钱，是因为没有能力。如果不上课，更没有能力，更赚不了钱。没有那一天了。”他转头望向潘俊贤：“你一定要成功么？”

“一定要。”潘说。

“那你借钱也要上。”

“好。”潘俊贤掏出身上仅有的十块钱，说，“这不是定金，是我的承诺。”

现在，这个迷人、充满哀伤还带点励志性的故事，打动了全场听众。他接着说：“我用陈老师教给我的方法，搞了一个公众演讲，两个小时内，我卖出了二百五十台产品。”尖叫和口哨声，响彻整个会场。

“伟大的陈安之先生说，学会说服力—— ”

“就开法拉利！”底下的人高声背诵。

“成功需要学习么？”

“需要！”

“如果陈老师亲自来上课呢？”他最后问道。

[四]

“伟大”的陈安之先生，其人生故事已经被弟子们倒背如流。再经过他们自己喜欢的加工，陈安之的真实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但在众多五花八门的版本中，仍可大略看出陈安之由贫穷到富翁的人生轨迹。

十四岁那年，陈安之全家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两年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端盘子。他富有的姑姑开了一家电脑公司，让他去销售电脑。但很快因成绩不佳被开除。此后他陆续干过汽车销售员、推销护肤品，超级市场售货员，巧克力自动贩卖机，书籍邮购，售卖净水器，还卖过菜刀。但凡听过陈安之现场演讲的人，都知道他干过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但的确有几个精确的数字。他曾说他在二十一岁之前，干过十八份工作，而存款是0.0000元。

那年他念大二，学的是企业管理。一个朋友用一张安东尼·罗宾的听课票（价值一百美金）抵债给他。他第一次见到安东尼·罗宾本人，就像如今的弟子见到陈安之本人那样忘情。他听了第一次，又借了五百九十五美金听了第二次，再借了四千多美金听了第三次。他后来在演讲中说：“我一个月内上了十九天课。有人问陈老师这样上太多，会不会消化不良？安东尼跟我讲，这叫乘胜追击。”

一个月后，他前往安东尼·罗宾的培训机构面试。八十五个人，他是第一名，成功录取。从此刻开始，陈安之的人生开始旋风式的急变。安东尼曾经对陈安之说过三句话，他后来在每次演讲中都重复这三句真理式的名言。一个人要成功，第一个是，必须为成功者工作。陈安之为安东尼·罗宾工作了八个月。他声称自己是安东尼·罗宾机构担任课程推广的三十年的记录保持人。“全世界第一。NO.1。”他会问台下的观众，“还没有帮成功者工作的，请举手？你死定了。”

他告诉所有人，并不是他优秀，而是他在那里学会了成功的方法。“如果你还准备自我摸索，”他告诫他们，“不好意思，太慢了。不是不可能成功，是速度太慢。”

1990年，二十三岁的陈安之回到台湾。他在一家名叫中国生产力中心的机构上班，全台湾最大的培训机构。他负责讲授如何销售。前来听课的人都称他为神童——神经病的儿童，因为当时还没有如此年轻的培训老师。随后，他和朋友涉足连锁加盟店，但两年后，“朋友把我们赚到的钱席卷而去。我重新一无所有”。

二十五岁，又是陈安之故事中一个醒目的拐点。他重新开始创业。这次他选择了潜能开发，通俗点说就是帮助别人走向成功。他开创了一个新名词，成功学。但这个以成功为己任的公司，最初的办公室只是一套小公寓里的客厅和厨房。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连摄像器材都放不下。不过，这些有关磨难的苦段子，日后都成为陈安之演讲中的亮点。他在一年中迅速赚到了十万美金。然后他花九万美金重新回到美国去学习。半年后，他的月收入达到五百万新台币，紧接着是一千五百万。那年他二十七岁。

故事往往会在这里戛然而止。很少有人知道陈安之后来干了什么。他今年四十三岁，每年大约有二百多天都在大陆做演讲。最大的一次是在湖南常熟，一个可以容纳一万五千人的体育馆。在演讲台上，陈安之每次把自己的故事讲到这里，会对你提出更“发聋振聩”的呼声：“你们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要告诉你。”他说，“你现在可能收入不高，但是如果你愿意像我一样，投资你财富的百分之九十去学习，会立刻扭转你的人生。”他总说全中国许多行业的第一品牌有百分之五十的总裁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和你们没有智商上的差别，只有学习时间的区别。”

“成功新天地”的培训班给你多样化的选择。最廉价的超级巨星演讲会，只是给你一个入门的机会。而接下来是超级讲师班（一万两千八百元），超级总裁班（两万元），说服力博士班（两万八千元），乃至最高级别的香港半岛总裁班（约二十五万）。这些课程的核心内容：“一句话，就是让顾客掏钱买单。”某种意义上，陈安之在这一点的确已经做到极致。

在气氛炽热的现场，面对几十个人拿着银行卡冲向舞台，那里已经准备好几个刷卡机，你不能落后。你赶紧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你怎能落后，少报一次课，就意味着你的学习时间比别人少，你成功的几率变小。不出意外的话，你死定了。

[五]

8月29日中午，距离陈安之的演讲还有两个半小时。上午的演讲刚刚结束，会场一片凌乱，人群正在散去。舞台上，许多人仍在疯狂的刷卡报名。一个女孩站在人群外，工作人员正竭力不让她靠近报名的桌子。我认出她是昨天和高凌风合影的人。

每一场演讲她都尽力坐在最前面。她总能抓住所有突出自己的机会，尖叫着回答问题，大幅度的拍手鼓掌，第一个站起来介绍自己：“我来自邯郸，我叫李颖。李阳的李，曹颖的颍。我比李阳还疯狂，我的梦想是做到邯郸第一名。”

我走到她面前，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她穿一件红色的收腰短袖衬衫，白色腰带下是黑色的职业短裙，黑色丝袜和黑色高跟鞋。一切都显着干练。但她正在哭。我问她是不是没报上名？

“是的。”李颖哭着说，“没关系。”

她告诉我昨天已经报了一次名，但她还想上10月的“说服力博士班”，一万两千八百元。但现在，她掏出钱包给我看。“根本不剩下一百元了。昨天我也是借了八百元报名。”她看着钱包，带着哭腔对我说。

“你怎么回家？”

“没关系。”她止住哭声，平静地说，“这一切都可以解决。我相信。”

二十三岁的李颖刚刚从邯郸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她羞涩地说那是一个不出名的大学。但她一上大学就开始做销售。她做过的工作没有陈安之那么多，酒店服务员，商场促销，在大马路上发传单。如今她在邯郸一家生产紧固件和汽车配件的公司做销售员。不过，卖什么产品不要紧。重要的是卖自己。

10月，她要和老板去广州参加广交会。她会想方设法来参加陈安之的课程。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把那个课程的名给报上。我劝她多考虑。她尖叫着对我喊道：“我一定要报名。你说，我如果跟全世界的精英总裁站在一起，我还能是一个平凡人么？”她又开始哭，“因为我相信他们，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不平凡。”

一个中年大姐走过来问：“你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

“农村的。”

“小妹，现实点。”大姐说。

“但是这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你相信么？”李颖哭着说，“我可以借钱。听完课之后，我创造的价值，绝对不止这个学费！！！我相信陈老师！”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再说话。之后她平静地告诉我，她现在月薪不到一千元。

“你需要借很多钱。”我说。

“不，我一定要报。”李颖哽咽着，几乎用一种可怜的语气轻声叫道，“请不要阻碍我成功。”

[六]

8月23日，陈安之带着他的八十多个终身弟子，从太平洋的斐济岛回到上海。随后他去了东京。一部分弟子决定再次前来参加这场超级巨星演讲会。第一天的演讲结束后，他们决定在附近的海鲜楼举办一次晚宴。费用AA制。

宴会在两个相通的豪华包间举行。我进去时，几位参加斐济之旅的弟子，正在兴奋地描述那难忘的三天。并不是所有弟子都有机会参加“斐济岛超级总裁班”。六万八千元的报名费，机票和住宿自理，而且还得经过陈安之的筛选。因为他们要去的，是安东尼·罗宾的私人小岛。在少量发放的广告宣传单上，陈安之介绍这是全球第一次，世界上最顶尖的总裁训练营。“三天的课程，两天的度假，五天的时间，将彻底改变您的企业和您的一生。”

来自常州的刘杰夫妇，是我们这桌最幸运的一对。他们都去了斐济。“安东尼·罗宾的拥抱，好温暖。”他们半夜两点都睡不着。“整个灵魂完全受到震撼。”所有人羡慕地盯着他们。

夫妇俩，最先成为陈安之弟子的是刘杰。他妻子告诉我，“刚开始以为他说的都是大话。那么多名车？名牌手表？但后来发现原来都是真的！你能不相信他吗？”在斐济岛，一个女弟子问陈安之，怎么才能嫁出去？陈安之告诉她，要微笑一点，下巴收一点，灿烂一点，然后向在座的十几个男人每个人说句赞扬话。“我觉得她是那天收获最大的。”刘杰妻子说，“那天将改变她的一生。”

“会很快嫁出去？”

“会。”她说，“当然会。一定会。”

九点时，晚宴达到高潮。弟子部总监陈琳琳站起来，走到两个包房的中间。她非常年轻，披着一头长发。她拍拍手，对大家说，我们随时都有新的弟子加入，下面我们请在座的弟子走到中间，互相做个简短的介绍。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们弟子经常聚会，其实也是锻炼我们的演讲能力，公众表达能力。”

第一个走上来的，叫靳开云。他说：“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陈安之的首席大弟子（第一个缴费报名的人）。”有人尖叫鼓掌。从2008年以来，他上了陈安之的每一次课程和每一场培训，还有五次安东尼的课。又有人尖叫鼓掌。

晚宴接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大多都是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主，其中几位来自重庆，但在当地也有自己的生意。一个中年女人讲述自己如何破釜沉舟来听课：“我一手拿着结婚证，一手拿着飞机票，对我丈夫说，你选哪边？”

一个年轻小伙子说，他第一次听课是上个月的讲师班，拿了全班第二名。“我二十二岁，吸过毒、坐过牢、偷过东西、砍过人，但我感觉错不在我。我十三岁独立生活，到二十岁还在摸索，为什么别人没我聪明，却比我成功？”他快要哭出来，擦了眼泪接着说，“我在这里最大的感觉是，外面亲戚朋友不下两三百人，但他们都是给我负面的。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正面的能量。在讲师班那两天，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天。可能没有陈安之老师，我的生命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现场安静片刻，又开始鼓掌。我问身边的一位女弟子，为什么要成为终身弟子，要听多少次课才能结束？她说：“就像饭一样，吃了还要吃。”我问她陈安之好相处吗？“他很实用，不讲废话，不喜欢瞎聊。”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放心，他三百六十五天都不会生气。”

我告诉她，明天我约了陈安之两个小时的见面时间。她盯了我很长时间，最后说：“不可能。二十分钟就不错了。”十七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她那难以置信的眼神。

[七]

首先出场的是一辆车。陈安之白色的劳斯莱斯停在楼下，几名保安严加看守。但你可以和这辆车合影。在楼上的走道里，陈安之的办公室外挤满了人，门口的工作人员已经换了一批脸色更严肃的黑西服。一切都显示他就在办公室里，但紧接着一个人告诉我，我们的约见时间推迟到傍晚，课程结束之后，也许陈老师会抽出时间。

离演讲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会场已经沸腾。几个年轻女孩站在舞台上，配合着陈慧琳的动感音乐正疯狂地跳舞。女主持人大声喊道：“尖叫声在哪里？”“你们准备好了吗？”

会场外，正对大门的一米处，陈安之正坐在一张白色欧式椅上。他穿一套灰色西服，悠闲地闭着眼睛，等待着会场激动人心的倒数三、二、一。几个保安神情紧张地围成一圈，保护在他周围。然后大门徐徐打开，他站起来，迅速迈开步子。保安们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形保护圈，在全场的尖叫声，雷鸣般的掌声，以及从四面八方伸过来的手臂中，陈安之登上舞台。

“到底是我激励你们，还是你们激励我！”他说了第一句话，“我在中国演讲十年，从来没见过这么热情的观众。”

随着人群的骚动，音乐声骤然加大。舞台上，陈安之摇摆着身躯跳舞。像他在任何时候呈现给大家的形象一样，他抬起右手，食指指向天空。NO.1。随后，他从舞台边的终身弟子中，拉出一个人来。我认出他是靳开云。陈安之一个手势示意大家安静，全场立即鸦雀无声。

“这是我的大弟子。”陈安之转头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两年前，我借了七万块，第一个报名成为终身弟子。”靳开云说，“现在，我在上海住一栋别墅。”

疯狂地鼓掌。

“前不久他跟我去了斐济岛，你对安东尼的小岛有什么感觉？”

“太棒了！”靳开云大声吼道，“不可思议！！”

陈安之在舞台上走了一圈。“所以陈老师的成功是必然的。”他笑容满面地说，“不是我厉害，是我老师太厉害。”

人群里一声刺耳的尖叫。我听出那是李颖。她站在中间第四排，正疯狂地鼓掌拍手。衣服被后面座位上的人拉扯，不过她不在乎。她脸若桃花，头发在剧烈的抖动中已经飘散开来。我看不见一丝发愁的影子。没有眼泪。灿烂的笑容只对准舞台上的那个人。

[八]

晚上六点半，陈安之终于走进办公室。会场太热，他不得不换下已经打湿的第一套西服。和那个拥挤闷热的会场相比，这里安静凉爽，一百多平米的空间只有我们几个人。

房间几乎是空的，正中央摆着一圈白色皮沙发，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横置在屋子北侧，桌面空空如也。南面的墙壁上，营造出一个小巧的瀑布装置，面前是一张台球桌。他两个朋友正旁若无人地玩着台球。但这个看似清净幽雅的房间，却因为四面镀金的墙壁天花板，照耀得金碧辉煌。你甚至得花一段时间去适应这种强烈。

半个小时前，陈安之结束了这两天最沸腾的一次演讲。我站在大门处等候，很担心他会直接离开现场。随着尾声的接近，我能感觉到人群的不安和紧张。他在舞台上喊道：“你们的成功是我的责任，但我陈安之的成功，全部都是你们给的。”我看见许多人都站到了座位上。最后，他大声对着台下叫道：“请想成为我弟子的，站到舞台上来。”李颖第一个冲上去，站在陈安之旁边尖叫了一下，然后迅速地被保安拉开，淹没在兴奋的人潮中。

“你注意到那个女孩了吗？”我问他。

“是不是那个一直想冲上来的女人？”

“你会担心她过于激动吗？”

“有可能。”

“会怎样？”

“适度的兴奋是可以的。但不要过度。真正顶尖的人都是很低调很保守。”他停了一会，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疯子。”

陈安之喝了一口斐济矿泉水，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他戴着宝柏手表，系着四十万元一条的皮带。 心情好的时候，他喜欢包下一个场地打篮球。他在上海的别墅位于佘山。但他几乎一年到头住在酒店。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演讲，他会提醒自己留意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以免说错名字。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精力旺盛。他在舞台上像个摇滚明星，但在这间安静舒适的办公室，陈安之就像你见到的任何人一样。他说自己不是神—— 是的，他很正常。他不是疯子。

但一墙之隔，走道上，男女老少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龙，求见陈安之一面。李颖鲜红的身影排在第一个。但很快又被保安拉出了队伍。

“还要见他？”我问。

“我一定要见。”她哭着。

“可是你刚才上课已经见到他了。”

“但我没有和他单独说话的机会。”

“你想说什么？”

“我不要和你说。”她转头再不理我。

一名保安走过来，让李颖先等等。因为没有钱报名成为弟子，她连排队的资格也没有。但也许还有机会，也许等人群散去，陈安之还有时间和她留个影。

“好的。好的。”像一个冷静理智的回答，虽然带着哭腔。

那不勒斯的2004／罗伯特·萨维诺

意译英／Virginia Jewiss 英译中／毛路

在美国，杀手们用说唱给自己打气，而在Secondigliano，他们耳朵里塞着情歌去杀戮。

[一]

你不需要计算死亡人数，就能明白格莫拉秘密党（以下简称格莫拉）所干的勾当。在那不勒斯，死人说明不了什么。有时我试着回想，自我出生以来，到底有多少人遇害？1979年，一百人；1980年，一百四十人；1981年，一百一十人；1982年，二百六十四人……在我活着的这些年，格莫拉对将近三千七百人的死负有责任。这比西西里黑手党、卡拉布里亚盖塔 、俄国黑手党、阿尔巴尼亚的犯罪家族、西班牙的埃塔和爱尔兰共和军造成的死亡人数都多。

意大利南部是意大利绝大部分经济贸易的始发地。巨大的国际服装市场，意大利的时尚王国，都由格莫拉掌控着。不过在这里，格莫拉是一个不存在的词，“格莫拉”是《旧约·创世记》中一个古代城市，因居民邪恶、堕落、罪恶深重而被愤怒的神毁灭，它是缉毒刑警、法官、记者和编剧们一个轻蔑的措辞，而格莫拉成员一听到它，立马面露微笑。帮派成员使用的词是“体系”—— 比如：“我属于Secondigliano体系”，Secondigliano是那不勒斯北部一个破败的居民区。Secondigliano体系控制着那不勒斯整个服装制造业。由于合同、法律和版权的效力，许多其他地方办不到的事情，这里都能行得通。在帮派势力的支持下，这个地区囤聚了庞大的资金，这是任何合法的工业企业所不敢想象的。“体系”利用自己的公司、人员和产品，把势力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来这儿已经有一阵子了，总喜欢骑着我的黄蜂牌小摩托车去Secondigliano和附近的Scampia到处转悠。Secondigliano是一片很大的地区，这里宽阔的街道要比乱糟糟的老城中心舒畅很多。在柏油路面和巨大的建筑之下，我仍能闻到郊区的感觉。不管怎么说，Scampia这个名字已经突出了这地方的空旷，在古老的那不勒斯土话里，它的意思是“空地”。一个大麻丛生之地。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水泥天堂无法阻止毒品买卖在这片土地上壮大。长期的高失业率和缺乏社会发展规划，让这一地区成为一个毒品仓库，一个把毒品黑钱转变为富饶的合法经济的实验室。Scampia和Secondigliano犹如一个氧气泵，从非法黑市抽取氧气，注入合法贸易里。1989年，“格莫拉气象台”—— 一个调查格莫拉的机构指出：那不勒斯的北部郊区，毒贩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高居意大利榜首。目前，这个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前五之列。

[二]

2004年12月7日半夜，电话铃声将我惊醒。一个摄影师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一场大规模的火拼。正是因为这次火拼，人们要求政府对权势人物迪·劳罗及其帮派进行调查。经过数周的黑帮杀戮之后，一千名警察包围了Secondigliano。这可是条爆炸性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制组争相涌入。格莫拉历经数年的沉寂后，再度活跃。

警察破门而入，搜查每个人，并用他们的来福枪对着那些孩子的脸。我看到警官冲着一个拿刀指着他的男孩喊道：

“把它放下！把它放下！现在！立刻！放下！”

男孩扔下小刀。警官将它踢开，它撞到壁脚板上弹了回来，刀片缩进手柄里。那是一把塑料的忍者神龟小刀。与此同时，其他的警察们忙着搜身、拍照、四下探查。堡垒被摧毁。钢筋水泥墙壁被捣毁，暴露出储存在楼梯井里的毒品。街上那些藏毒区域的大门被推倒，暴露出那些毒品仓库。

数百名妇女涌上街头，点燃垃圾桶，并往警车上扔东西。她们的儿子、侄儿、邻居都被逮捕了。还有她们的雇主。从她们脸上，从她们愤怒的言语里，以及她们紧紧裹在运动裤里呼之欲出的臀部上，我感到的不仅是对罪犯的维护。毒品市场为多数Secondigliano居民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微乎其微，真正借此发财的人，是那些黑帮家族商人。其余那些负责兜售、储存、藏匿和防卫的人，得到的不过是份普通工资，而他们得冒坐几个月或者几年牢的风险。那些女人脸上的愤怒，既是在捍卫自己的地盘，也是在控诉那些一直拒绝承认此处存在的人—— 是那些人让这里成为一个遗忘之地。

此次行动的最后，有五十三人被戴上了手铐。最年轻的十九岁。他们都成长于1990年代—— 所谓的“那不勒斯复兴”时期。当警察拷住他们，把他们关进囚车时，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给律师打电话，等到月底帮会把他们的薪水送到家里，跟薪水一起送到的还有给他们老妈、妻子的一盒盒意大利面。

这次内讧，是意大利南部近十年来最残酷的一场战争。

[三]

1月5日，有人朝卡梅拉·安特瑞丝脸上开了一枪。她是一个帮派头目的母亲。她早就闭门不出了，于是他们用一个孩子作诱饵。她认识那孩子，所以根本没料到会有任何危险。她穿着睡衣便下了楼。她打开门，有人对着她的脸上开了一枪。鲜血和脑浆从她脑袋里飞溅出来，犹如一只打碎的鸡蛋。

当我赶到Case Celesti的事发现场时，尸体还没用布单遮起来。人们在她的血泊里走动，踩得到处都是脚印。我重重地吞咽了一下，试图让自己的胃平静下来。尽管他们警告过卡梅拉·安特瑞丝，但她并没有逃走。格莫拉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在绝对权力之下，除了钢筋水泥的实体，什么都并不真正存在。要是有人给你一个忠告，总会有人给你另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建议。

当你死在街上时，围绕在你周围的是巨大的嘈杂声。陌生的面孔正对着你的鼻子，人们在你的双腿和手臂上摸来摸去，试图搞清楚你是已经死了呢，还是值得他们叫辆救护车来。在那些重伤者的脸上，那些临终者的表情里，似乎都有着同样的恐惧。还有同样的羞愧。有点像是被当众扒光了衣服—— 那就是一个人在街上身受重伤时的感觉。我总是很不习惯看到那些谋杀案的受害者。护士和警察们倒非常平静，他们面无表情地进行着熟练的程序，无论他们面对的受害者是谁。一次，一位年轻的殡葬车司机对我说：“我们的心都包着老茧，而胃都有皮革衬里。”

当你在救护车之前赶到现场时，很难将目光从受害者身上移开。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人们怎么可以这样死去。我第一次见到有人遇害大约是在十三岁的时候，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天早上我醒来，有点尴尬：睡衣下面很明显地顶起一个不自觉的勃起标志。典型的晨勃，完全不可能掩饰。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那天在上学路上，我撞见了一具有着同样反应的尸体。我们一共五个人，背包里都装满了书，朝学校走去时，路过一辆满是弹孔的阿尔费塔牌汽车。同学们都很好奇，飞快跑过去看个究竟。我们看见一双脚卡在座位里。胆子最大的一个孩子问警察，为什么那双脚在本该是脑袋的地方。那位警官似乎没意识到对话者的年龄，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扫射的威力把他轰了个脚朝天。”

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不过我知道“扫射”是指机关枪的火力。格莫拉的人开了无数枪，让受害者的身体整个翻转了过来。头朝地，脚朝天。当警察打开车门，那具尸体就像根融化的冰柱一样摔到地上。我们目睹了一切，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场面少儿不宜。没有人伸出仁慈之手来捂住我们的眼睛。那个死人勃起了，在他那紧身牛仔裤下非常明显。我很震惊，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接下来的数天，我一直在想怎么会那样，他当时在想什么，死前他正在做什么。我被这个问题折磨着，直到最终鼓起勇气去寻求解释。我被告知勃起是男性死者身上出现的一种常见反应。我们那群人中一个叫琳达的女孩，一看见那具尸体从方向盘后面跌落下来，便哭了起来，一个年轻的便衣警察拽住尸体的头发，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转向我们说：“别呀，你哭什么呢！这家伙是个大混蛋。没事儿，一切正常。没事儿。别哭了。”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相信电视上那些法医警察出现的场面—— 他们戴着手套，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不让一丁点儿火药或弹壳移动位置。《黑暗之心》里面有个场景，一个深爱着库尔茨的女人问警察他最后的遗言，警察撒谎了，他说库尔茨念着这女人的名字，事实上，他只是简单地重复着：“我怕。”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应该传达出他最重要、最根本的想法。其实，所有将死之人都重复着同一句话，一句简单、平凡而急切的话：“我不想死。”

我目睹过许多谋杀案受害者，他们被自己混着污物的鲜血所玷污，他们散发着令人反胃的气味。人们或是带着好奇，或是带着专业的冷漠注视他们。人们要么像见到有害垃圾一样绕道而行，要么激动地议论纷纷。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确切的，原始得接近于白痴理论的结论：死亡让人作呕。

[四]

Secondigliano的每个人，就算是小孩子，也对自己该怎么个死，才是最佳的死亡方式，有非常清晰的完美认识。在卡梅拉·安特瑞丝被杀的现场，我无意中听到两个男孩的对话。他们的语气异常严肃。

“我想像那位夫人那样死掉。脑袋上，砰砰！然后就都结束了。”

“但是，在脸上？他们往她脸上开枪，那是最糟的！”

“不，只是一刹那的事情。前后都无所谓，只要是往脑袋上就行！”

我好奇地插嘴道：“难道朝着胸口不要好些吗？一枪命中心脏，然后就都结束了。”

不过，对于痛苦的力度，这个男孩要比我了解得多。他用对子弹威力的专业知识，详尽地为我解释了这个问题。

“不，打在胸口上要疼得多，而且十分钟后才能死掉。你的肺里灌满血，而子弹就像根燃烧的针，在你身体里边穿越扭动。要是手臂或腿被击中也会疼得要命。脑袋上要好很多，因为你不会大小便失禁，也不会在地上挣扎扭动个半小时。”

他见过不止一具尸体。头被打爆让你不会在恐惧中发抖，尿湿自己的裤子，或是肠子从肚子上的洞里流出来，散发恶臭。我问了他更多关于死亡和杀戮的细节问题，问了所有我能想的到的问题，除了我最该问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会想这么多关于死亡的事？那个男孩自我介绍说自己的外号是皮卡丘，那是《宠物小精灵》里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也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粗大的指头。皮卡丘给我指了指围在死去妇人周围的几个人，压低嗓子说：“看那几个家伙，他们就是杀死Pupetta的人。”（人们把卡梅拉·安特瑞丝叫做Pupetta。）

那几个人看起来急躁不安，当警察盖住尸体时，他们伸头探脑想看得更清楚些。开枪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遮住自己的脸，结束后便跑到附近坐下，就在比约神父的塑像下面。人群刚开始聚集在尸体周围，他们便走回去观摩，这几人在数日后被捕。这是他们的首次谋杀行动。他们中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八岁，开枪的嫌疑犯二十二岁。被捕时，其中一人在闪光灯和摄像机的包围下，对着记者们嬉皮笑脸地眨眼。他们也逮捕了据说是诱饵的那个十六岁男孩，十六岁，卡梅拉·安特瑞丝的女儿也正是这个年纪。一听到枪声，她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她跑到阳台上大哭起来。调查人员也声称行刺者回到了现场。他们太好奇了，就像是在看自己拍的电影。我问皮卡丘那些家伙是否是迪·劳罗的职业杀手队。他笑了：“他们倒是想啊！他们只是些小混混。”

我不知道皮卡丘是不是在吹牛，或是逗我玩，不过，他像个学者一样，讲得头头是道。他告诉我一些帮里男孩的事情，还有迪·劳罗帮的真正实力。我问他那些人会在哪里出没，他说可以带我去一个他们晚上会去的比萨店。首先我们去接皮卡丘的一个朋友，他曾经在“体系”里呆过一阵子。大伙儿管他叫托尼诺·奇巧，奇巧做出一副小领导的样子。他察觉到了我的怀疑态度，于是撩起自己的毛衣。他全身都是圆形的淤青：外围是紫色的圆圈，而中间是毛细血管破裂形成的黄色和类似绿色的淤血块。

“你做了什么？”

“背心。”

“什么背心？”

“防弹背心。那些紫茄子是我中弹后留下的。”

防弹衣在子弹穿进身体前一英寸，阻止了它们，形成了那些淤青—— 紫茄子。为了打消那些孩子对武器的畏惧，他们让他们穿上防弹衣，然后朝他们开枪。男孩告诉我，他们被带到Secondigliano的郊外。他们把防弹背心穿在T恤下面，一个接一个，接受半匣子弹的洗礼。“当被击中时，你倒在地上，无法呼吸，急促地大口吸气，但就是吸不进去，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就像是胸部遭到猛击，你感觉自己快死了……不过接着你又站了起来。”那很重要。你中枪之后，又站起来了。奇巧跟其他人一起接受中枪训练。他被训练来接受死亡，或者说接受半死。这些孩子的忠心一旦被确定，便被吸纳进帮派。他们的年纪在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许多人是帮派成员的儿子或兄弟，另外一些人来自没有稳定收入的家庭。这就是那不勒斯格莫拉的新军。对帮派来说好处诸多：一个男孩的工资只相当于一个低收入成年人的一半；他们多半不用赡养父母；也没有家庭负担；可以随叫随到；不需要按时结算薪水，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一直在街上闲逛。他们可以干的工作和任务种类繁多。最开始，他们贩卖轻型毒品，尤其是印度大麻。他们置身最繁华的街道，几乎每人都配有一辆轻便摩托。接下来是海洛因，他们到大学和地铁里，夜总会和酒店外面，兜售那玩意儿。在这一灵活的毒品交易经济里，年轻的贩毒者们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他们更不容易引起注意，可以骑着轻便摩托到足球场附近做买卖，并且可以把货送到顾客家里。几个月之后，男孩成员们便可以带着武器四处走动了。他们或是在城外的垃圾场上，或是在城里的地下室里学习使用那些武器。对他们来说，这些全自动和半自动的武器既是一种晋升的象征，又是一种让他们有机会成为帮派核心成员的许诺。

[五]

皮卡丘和奇巧带我去见了内洛，他是一个做比萨的厨师，负责喂饱那些换岗下班的“体系”男孩们。

我刚到内洛的比萨店，就有一队进来了。他们一副跌跌撞撞、笨手笨脚的样子，防弹背心把他们的毛衣撑得鼓鼓的。他们把轻型摩托停在人行道上，进门后没跟任何人打招呼。那走路的姿势和鼓起的胸口，让他们看起来像一群橄榄球运动员。他们一脸稚气，年龄在十三岁到十六之间，有的刚刚冒出些毛茸茸的胡子。

皮卡丘和奇巧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坐下，好像也没人介意。这些人又吃又喝，喝水、可乐和芬达。他们似乎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口渴，他们抱怨比萨太干了，要来一瓶橄榄油，倒了很多在上面。他们都喉干舌燥，沉默不语。我意识到他们刚干了一整夜守卫盯梢的工作，并且嗑了药。

帮会用MDMA（迷幻药）让他们保持清醒，并且不用两次离岗去吃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为战壕里的士兵发明了MDMA，那些德国士兵被称作人体机器，MAMD能让他们摆脱饥饿、寒冷和恐惧，后来美国人把这种药用于间谍行动，而如今，这些年轻人也服用这种制造人工勇气和假耐力的药剂。他们把比萨切成小块，然后咽下去，这桌人发出的声音就像一群老人在喝汤。接着，我做了一件有可能让自己挨揍的事情，不过我也意识到自己能幸免于难，在我眼前的毕竟只是些小孩—— 就算他们穿着防弹背心，仍不过是孩子而已。我把录音机放到桌上，大声对他们讲话，试图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大声点，对着这个，随便讲点什么。”

这并没有让任何人觉得奇怪，他们没有怀疑自己是跟一个缉毒警察或者记者坐在一块。有人对着录音机大声叫骂了几句。接着一个男孩被我的一些问题所鼓动，讲起了他的经历。

“最开始我在一个酒吧干。一个月能挣两百欧元，加上小费是两百五十欧元，不过我不喜欢那工作。我想跟我哥哥一起在汽车修理站干活，可他们不要我。在‘体系’里，我一周能挣三百欧元，要是货卖得好，还能从印度大麻中得到提成，那样的话能涨到三百五到四百欧。我不得不拼命工作，不过最后他们总会给得多一点儿。”

在打了好几个饱嗝后，另外两个孩子也想说话，不过这个叫Satore的男孩接着说了下去：“以前我上街的时候，没有摩托，不得不走路或是坐公车，我很恼火。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大家都尊敬我，我可以随心所欲。现在他们给了我那铁家伙，于是我不得不一直呆在这儿。来来回回，总是同样的地方。我不喜欢这样。”

Satore先是冲我微笑，接着对着录音机哈哈大笑：“告诉头儿，我要离开这里！”

他们分配到一个铁家伙（手枪）和一块干活的地盘。奇巧开始对着录音机讲话，他的嘴唇碰到麦克风上的小孔，所以他的呼吸声也被录了下来。

“我想开家装修公司、仓库或者杂货店什么的。启动资金肯定得来自‘体系’，不过就算那样我还得担心剩下的事情，甚至还有该娶谁。我想结婚，但不是跟这里的某人，最好是个模特，黑人或是德国人。”

皮卡丘从兜里掏出一副牌，他们中的四个人开始玩起来。其余的人站起身，伸了伸懒腰。不过没人脱下防弹衣。我一而再地问皮卡丘关于职业杀手团的问题，他开始不耐烦了。他告诉我几天前他去过一个杀手团伙的房子，但是他们将那里扫荡一空，只留下一个MP3,里面有他们执行刺杀任务时听的音乐。那玩意儿正挂在皮卡丘的脖子上。我付给他五十欧，他给了我那个播放器。我立即将耳机塞进耳朵里，我很想知道杀人的背景音乐是什么。我本以为会是说唱、迷幻摇滚或者重金属，但相反，里面传来没完没了的那不勒斯流行歌曲。在美国，杀手们用说唱给自己打气，而在Secondigliano，他们耳朵里塞着情歌去杀戮。

[六]

1月21日似乎是个转折点。大家口耳相传，消息很快铺开，甚至都不必借助于媒体。

科西莫·迪·劳罗被捕了。据那不勒斯反黑帮检举办公室称，科西莫是帮里的皇太子，也是刺杀行动的领头人。据法庭证人称，他是帮派的指挥者。科西莫躲在一个四十平方米大的洞里，睡在一张破烂的床上。他的帮会每天仅毒品交易就有五十万欧元的进账，这样一个犯罪集团的继承人，在意大利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拥有一幢价值五百万欧元的别墅，却不得不降低身份躲在一个恶臭的小洞里。

那幢别墅建在Via Cupa dell’Arco一个破败不堪的地方。这幢庞贝风格的别墅由一幢雅致的18世纪农舍改建而成，内有方形蓄水池、圆柱、石膏装饰、吊顶和气派的楼梯。当科西莫听到警察的嘈杂声和他们机枪发出的嗒嗒声时，他毫无逃跑的打算。他甚至都没去拿武器。相反，他只是走到镜子跟前，用打湿的梳子把头发梳到脑后，并在后脖颈处扎了根小辫。科西莫穿着圆领T恤和黑色雨衣，昂首挺胸走下楼梯。他甚至考虑到了自己的瘸腿—— 几年前，他从摩托车上重重地摔了下来，结果弄瘸了一条腿—— 走下楼梯时，他靠着警察的胳膊，这样别人会觉得他步态还正常。

科西莫不允许自己被捕时一副乔瓦尼·布鲁斯卡的样子 ——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和沾有意大利面条污迹的T恤。他也没有托托·里纳被迅速塞进直升机时的那种害怕神情，更没有满脸倦怠的朱塞佩·米索—— Sanita地区的老大—— 的惊讶表情。科西莫成长于一个作秀的世界，他知道该怎样出场。他看起来像个初次跌倒的战士。他脸上的表情在说，这是他有如此的勇气和激情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想让自己的被捕看起来是一种他胜利的证明，一种勇气的象征，证明自己为了保住家族体系，不屑于任何形式的自卫。

该地区的居民发起了一场暴动，掀翻汽车，投掷燃烧瓶。也许表面上看来，这次袭击是为了制止警察逮捕科西莫，但其实不是，它是为了消除一切报复行动，为了澄清所有的怀疑。让科西莫知道没人背叛他，没人告密，他被找到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场暴动其实是一个精心制作的道歉仪式。当地人用烧毁的警车，围成路障的垃圾桶和轮胎里冒出的黑烟建成了一个抽象的忏悔室。要是科西莫怀疑他们，他们甚至都没时间收拾包袱，无情的斧头就会落到他们身上。

就在科西莫被捕后几天，他那傲慢的眼神开始从当地小孩的手机屏保上盯着你。当然，那只不过是青少年的愚蠢挑衅和叛逆姿态罢了。不过科西莫知道，他必须要做出这副老大的样子，去打动大家的心。你得知道如何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纸上，知道怎样扎你的小辫。科西莫清晰地代表了“体系企业家”的新模式。一副新布尔乔亚的形象，打破所有的约束，以控制市场每个角落的强烈欲望为动力，并且插手每件事情。这些与最好斗的新自由主义一起，构成了犯罪行业和格莫拉老大们的逻辑。

这一行业的法则，无论是规定的，还是强加的，都是为了在所有竞争中获得利益和胜利。除此之外，一切都没有意义。你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推销你的产品；垄断一部分经济命脉；投资最高端的市场，而代价是性命或是牢狱之灾。你明知作为这样的生意人，命中注定要横死或是走向监狱，却无法抑制支配强大而浩瀚的经济帝国的强烈欲望。老大们被杀或被捕，经济体系却得以延续，并且在继续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一位进了少年监狱的男孩在写给一位神父的信中，把他们的想法总结得很透彻。信的内容至今我仍记得：

“我认识的每个人要么死了，要么进了监狱。我想成为一个老大。我想拥有超市、商店和工厂，我要拥有女人。我想要三辆汽车，我想在走进商店时，获得尊重，我想在世界各地都有仓库。然后我想去死。我想像个男人一样死去，一个居高临下、拥有真正支配权力的人。我想被人杀掉。”

这就是犯罪行业的企业家们的新理论，也是推动经济的新动力：为了支配经济脉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经济上的胜利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比任何人，包括你自己的生命更珍贵。

[七]

朱利奥·鲁杰罗的尸体在1月21号晚上被发现，正是科西莫·迪·劳罗被捕那天。他的汽车被烧得面目全非，驾驶员座位上有一具无头尸体。脑袋在后座上。那颗头并不是被斧头一下子砍掉的，而是被一个金属锉子：那种用来抛光焊接面的环形锯齿锉。最糟糕的工具，也是最顺手的选择。先切开肉，再削掉骨头。他们肯定就是在那里干的，因为碎肉七零八落地洒在地上，看起来就像是牛肚。调查甚至都还没开始，不过该地区的每个人似乎都确定那是一个信号。一个象征。要是没人告密的话，科西莫·迪·劳罗是不可能被捕的。大家都认为那具无头尸是叛徒。我听到有人在议论他们是如何焚烧那具尸体和被砍下的头颅的。把汽油从嘴里灌进去，在牙齿间放上一节灯芯，然后点燃，于是整张脸都炸了。我启动车子，开走了。

2005年1月24号，当我赶到阿蒂利奥·罗马诺的被杀现场时，他正躺在地板上。一大群警察在袭击发生的商店门口走来走去。又是一例。一位路过的年轻人，神色不安地评论道：“每天一死，这就是那不勒斯。”他停了下来，虽然没看见尸体，仍脱帽哀悼，接着又继续走他的路。阿蒂利奥·罗马诺倒在地上，满地是血，他的灵魂似乎都从他身上那些枪眼里流了出来。当你看到地上有那么多血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受伤了，那些血是不是你的。你仍不敢相信一个人身体里会有那么多的血液。就算你弄清那大滩血不是你流的，你仍旧觉得空空如也。你也开始出现大出血的症状，觉得自己双腿发软，舌头上积着舌苔，双手瘫软在那浑浊的湖里。你不得不闭上眼，屏住呼吸。干了的血，闻起来像铁锈，这味道已经渗进墙上的石膏里。在他们往血上撒锯末前，你不得不离开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因为那种混合的味道，肯定会让你吐出来。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再次出现在谋杀现场。不过我很清楚一件事情：试图搞清发生了什么，去重现那可怕的场景，并不重要。去研究子弹的路径，用粉笔在它们周围画上圈，就像小孩的弹子游戏一样，也毫无意义。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去搞清楚是否还有东西保留了下来。也许那只是我想找到的。我试图弄明白人类是否还留下了点什么，是否还有一条出路。

当阿蒂利奥的家人赶到时，他的尸体仍在地上。那是两个女人，也许是他的母亲和妻子，我不知道。她们肩并肩地走着，互相偎依着靠近尸体，在即将面对惨剧的时刻互相支持。在那几秒钟里，在那母亲和妻子走向皱巴巴的尸体的最后几步，你能感觉到人类渴望里最不合逻辑、最疯狂和最毫无意义的那份坚持。她们希望、希望、希望，仍旧希望这是场误会，那些传言都是假的，那些告诉她们坏消息的警官弄错了。在那一刻，希望的血压达到了顶点。不过什么都无济于事，眼泪和哭喊展现了赤裸裸的现实。

阿蒂利奥躺在地上。死前他在一家手机店工作，为了赚些微薄的外快，也在一家呼叫中心打工。他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还没有小孩。他们的日子都被工作填满了，当最终存下一点钱时，阿蒂利奥决定入股一家公司，正是这个生意最后要了他的命。公司的另一个老板是普里安特—— 迪·劳罗的一个叛变者—— 的远亲。阿蒂利奥并不知情，也许他是知道的，只不过低估了其中的危险。他信任自己的拍档，他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工作异常努力的人，这就够了。毕竟，在这里，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拥有一份工作简直是种荣耀，你一旦得到就会紧抓着不放。你感到如此幸运，好像被幸运之星照耀着，就算那意味着你每天得离家十三个小时，只有半个星期天能休息，并且每月一千欧元的工资让你几乎连贷款都还不起。无论你是怎样得到工作的，你必须心存感激，并且不要问自己或者命运太多问题。

纳塔利娅被这场悲剧吓坏了。他们才结婚四个月。她并没得到应有的抚慰，这个国家的总统没去参加葬礼，也没有部长或者市长来握握她的手。也许事实只是：她从生命的剧院里被开除了。阿蒂利奥的死被一种不公正的感觉笼罩着，让人觉得这是对格莫拉规则的默许，甚至也是对黑帮活动的一种批准。不过跟阿蒂利奥一起工作的人组织了秉烛守夜活动。抗议期间其他的屠杀仍继续着，街道仍被鲜血玷污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游行抗议。他们示威、秉烛、澄清，要去除所有耻辱和不公平的感觉。

[八]

当他们抬走阿蒂利奥·罗马诺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母亲无时无刻不用一种异常担忧的眼光看着我，为什么她不能理解我没有离开，没有逃跑，而是继续生活在这个地狱里。

我回到家里，但是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又走到外面，开始跑起来，越跑越快。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舌头和牙齿都被口水淹没。我能感到血液在我脖子的血管里膨胀，在我的胸腔里翻腾，我上气不接下气，大口吸气，又重重地呼出去，就像只公牛。我又开始跑了起来，双手冰凉，双颊发烫。我好像吸进了自己在地上看到的所有的血，现在他流出来的所有血正流过我全身。

我跑到海边，爬上岩石。雾霭笼罩着黑暗，我甚至分不清那些经过海湾的船只的灯光。下面波浪起伏，浪花越来越大了。似乎它们不愿意触碰底部的淤泥，也没有回归浩瀚大海的遥远旋涡。那些浪花固执不懈地坚持着，让人难以置信地紧紧跟随那起着泡沫的浪尖，再也无法确定大海结束的地方。

[艺术]

被污染的地景／Ian Teh

被污染的地景／Ian Teh

从这些影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渴望，和它付出的代价。

从临汾出发的公共汽车沿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往南走。灰尘无处不在，你能感觉到它在你手指上，就像什么东西，干燥，磨蚀皮肤，你很想擦掉，但是擦不掉。它附着在所有事物的表层——公路两边的叶子，庄稼，建筑，工厂车间。它飘浮在空中，路上景象都蒙上一层黄色。几年以前，这一切应该都是农地。现在单调地重复着：工厂、建筑工地、农地，和伸向天际的肮脏小路。所有可利用的空间都盖了房子或者种了庄稼，只能依赖那家生产有毒废物的工厂勉强弥补日常开销。

1999年，我在报纸上读到关于三峡大坝的报道。中国的领导人计划把长江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以此来控制频发的洪水，同时把发电量增长一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搬迁了一百五十万人，淹没了十三个城市，四百个县，一千三百五十二个乡村，一千二百八十三个考古遗址和三万公顷的农地。

四年来，我在这些受到影响的地方旅行，作品集结为《消失：被改变的地景和迁徙的生命》。我坐船700公里，从重庆到宜昌，沿途在不同的地点停靠。

一方面，从河岸上政府的宣传看来，这个工程是一个巨大的梦想，另一方面，很明显，代价也同样巨大。曾经熙熙攘攘的县城现在寂静得可怕，不时传出爆炸声—— 那是建筑物被夷平。农民工扛着大锤，脚上穿着凉鞋，工作到暮色降临，他们拆除房子，捡起废料去卖。未被完全摧毁的家中，常常会有恐惧的脸凝视着这场不可思议的转变。这是那些不幸的没有拿到补偿的家庭—— 不论是因为腐败，还是因为谈不拢价格。我问其中一个女人，她有什么打算，她哭起来。她和丈夫离婚后来到巴东，靠卖豆腐养活两个儿子。她租来的房子的墙上，写着大大的红字“拆”。因为户籍不在这里，她拿不到补偿，但她也没有钱搬家，她太穷了。

我开始去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重的地区，从老工业基地—— 东北，到煤炭业省份—— 山西。

2007年，我到达临汾，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正值春节前夕，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来说，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他们会长途跋涉回到自己的家。

农民走出乡村来到城市，矿工、建筑工人是他们最主要的工种，这对应着政府最核心的两项政策。1950年代末期，中国建立户籍制度以控制人口流动。户籍制度规定，人们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只能在当地享有。离开了家乡的工人会丢掉自己的权利，变得非常脆弱。他们通常从事非常危险的工作，却是中国收入最低的阶层。

许多煤矿和工厂曾经没日没夜地开工，现在却关闭了。我去过的地方通常都空了，煤灰在工厂机器上盖了一层。

当我编辑煤矿城市照片的时候，有两条并行的思路。《踪迹》和《被污染的地景》，是在探索中国内陆工业城市的超现实场景，一切人类的努力都包含其中，那也是记录了我们对物质的渴望。与此相反，《乌云》里的照片展现的是这些环境里私密的日常生活。有些照片里，人物很模糊，或者遥远，或者是匿名的。有一些则是正式的肖像，个人身份非常清晰。这是过去二十年里由“对成功的渴望”控制的社会里被遗忘的人们。邓小平说，让一些人先富起来。这是“另一些人”。他们在中国大都市里的怒视，可以溯源到内陆。

回顾这一切，我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渴望，和它付出的代价。一位摄影集出版人曾跟我说，照相机只能抓住事物的表面特征。当时我觉得他说得对。但现在我想，他只在某个层面是准确的。正是局限性赋予了这个媒介以力量。我们通过编辑来安排、讲出那一瞬间之外的东西。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用彩线编织出的布，共同拼出一个特别的整体。同时，那里也有足够的空间，和暧昧之处，让人们在我有限的框架之外去想象。

一家钢铁厂内的铁路。积雪混杂着从钢铁厂飘出的粉尘。

（中国·本溪，2007年）

二十二岁的钢铁工人。他的工资是每月一千元。中国的经济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而正是上千万的农民工和农民构成了充沛的廉价劳动力，推动这个国家向前发展。

（中国·吉林，2006年）

一家小煤矿的矿工。中国一共有两万八千家煤窑，其中两万四千家属于小规模。国家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使得这些私人的小煤窑得以存在，而整个行业的监管存在严重的问题。

（中国·山西，2006年／中国山西·临汾，2007年）

一家小煤窑的工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但也保持着另一项难堪的记录——她也有全世界最多的患肺部疾病的煤炭工人。黑肺病是由于当矿工们在采煤工作面上砌煤，或是转移煤块或采掘废料时，肺部长期被煤灰覆盖引起的。黑肺病，顾名思义，是积累于肺部的煤灰所形成的特殊的蓝黑色纹样。黑肺病最多发生于采掘硬煤（无烟煤）的矿工中间，但那些采掘软煤或石墨的矿工们也会得这个病。当一个人的肺暴露于这种环境中十年到二十年的时候，黑肺病的症状就出现了，而当矿工开掘硅石（可引发硅肺病）和煤矿混杂的煤矿时，他的症状会加重。

（中国·山西，2006年）

一家国有煤矿上的农民工。在中国，很多矿工都是移民，他们从农村出来寻找工作。不同于美国或者英国这样有自己采煤传统的国家，这些工人没有挖煤的背景，因此他们的生活中也没有采煤的文化或者形成的社区。因为缺乏这种支撑，导致工人们之间的孤立、隔绝，也在国家试图提高这个行业的健康和安全意识时，困难重重。中央政府无法确保煤矿工人们能够遵守他们制定的各种规章。小煤窑的矿工们有着最高的事故率，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安全标准也是最糟糕的。

（中国·山西，2006年）

重庆万州，被毁弃的旧城。除了一些留守者，所有人都离开了。

（中国，2002年）

待搬迁的巫山旧城，一户最后留守的人家。这里曾经是长江边上一座建筑林立、街道繁忙的城市。

（中国，2003年）

迁去新城的新移民们去了江岸之后，返回自己的家。照片前景是已经被夷为平地的涪陵旧城，土地被重新开垦，以应对将要升高的水位。那排深色的建筑，是古城留下来的东西。画面高处，颜色稍亮的建筑就是新城所在的地方。

（中国，2003年3月）

[随笔]

布罗茨基在纽约／Alexander Genis

绑赴刑场的青春／野夫

温州街  梦见街／骆以军

日常生活的历史／雷颐

布罗茨基在纽约／Alexander Genis

俄译英／Jamey Gambrell 英译汉／索马里

一样是被中断的漫长文明，一样是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埃及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现在却陷入了衰退。

蒙顿街44号

布罗茨基曾经这样描写那套他来美国之后居住最久的纽约寓所：“看来我永远也回不到（圣彼得堡）的佩斯特尔大街，蒙顿街只是一种尝试，它让我努力避免感觉世界在变成一条单向街。”如果略去那些从列宁格勒到纽约之间临时的住所，他于此确定了他的旅行坐标。

蒙顿街座落于格林威治村比较体面的位置，让人联想起伦敦当年同样时尚的布鲁姆斯伯利区（bloomsbury）。然而，因为纽约缺乏一个帝国式的往昔，一切看起来更加适中：更窄的街道、更低的建筑，甚至都没有柱廊。这个城市建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一组关于这处住所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一尊普希金的小雕像、一本英文词典、一艘小船纪念品、一张旧的俄国卢布上彼得大帝戴着月桂织成的花环。像框里的一切，让照片富有寓意。而这张静物照的名字也这样阐述着自身：“欧洲的窗户。”这个名字是否也可属于别人？纳博科夫？也许吧，但是那艘小船却过于突兀，不可能只是偶然出现在相片里。它能够让人联想起亚历山大·贝努瓦，他的故乡在威尼斯。在布罗茨基的家里和朋友圈子里，不难找到这样欧化的俄国人。但“西方派”这样的标签并不足以概括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寻求西方—— 他们就是西方本身。在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时，布罗茨基写道：“我们是最纯粹的、也许是唯一的西方人。”而这样的“西方”，更多的是需要想象而非观察。在离开俄国时，布罗茨基不仅随身携带着这个“西方”，并且试图在流亡途中，将其与西方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西方’这个词语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座建造在冬日海岸边的理想城市，”他写道，“剥落中的石灰裸呈出砖体和油灰，带着灰浊的、滚动的瞳孔。”

让欧洲人惊讶的是，这个“西方”不但在威尼斯，甚至在纽约也能找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纽约也拥有一部分“废墟”，旧日仓库和工厂的古怪砖块，其阴郁的彩绘式样让来访者震惊。这些地方曾经是高度劳动化的：高屋顶、为省电而设计的巨大窗户；那里甚至还有“腻子”—— 房子表面那些难以避免却自然不过的泥灰形成的图案。

布罗茨基定居纽约之后，中产阶级化的进程，超乎所有人期待地对这些工业时代的遗迹进行了改进。即使这些遗迹已经变成了诸如画廊、精品商店或者时髦的餐厅，它们仍然还将作为废墟存在。SOHO社区的新锐美学，在工业时代恐龙般的骨骼上诞生。它的本质是对崩溃过程进行控制—— 通过将衰败浪漫化，它的路标则是这些被优雅构造的坍塌物。在这里，没有一样东西符合原先的用途。在祖父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孙辈们在嬉戏。这一切多像H.G.Wells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里所写的：地上的埃洛伊人挥霍着地下的莫洛克人留下的悲惨遗产。

这种文化上的忽视，将纽约最好的街区抹上了一层铜锈的色彩，和布罗茨基也很般配。他以一种缓慢的口吻写作着。一篇有着强有力开头的诗歌迷失了自己，就像水落入沙中。它超越了死亡，引诱出死亡的阵痛。

布罗茨基热爱废墟，因为它们同时证明了衰败和生长。只有在从顶点往下的道路上，我们才能意识曾经到达过顶峰。只有那失去的天堂—— 诗人布罗茨基称之为“逝去的极乐世界”，对我们才是真实的。

布罗茨基迷恋各种带有亚历山大风格的东西—— 希腊语、苏维埃的、中国（可参见他的《明代书信》），如他所写，原因在于亚历山大化的世界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犹如矛盾撕裂了每个个体的意识。

历史的衰退、一个文明的吐纳都伴随着复杂性。但这并不是俄国思想家康斯坦丁·列昂提耶夫（Konstantin Leontiev）所说的那种中世纪的“生长中的复杂性”，毋宁说是一种让人疲惫的、（因重写带来的）“羊皮纸效应”造成的模糊感觉，犹如钟乳石的层层叠叠—— 在威尼斯，艺术非正常的短暂命运就是如此。

蒙顿街同样有威尼斯的影子：布罗茨基的房子外表是英式的、内部却是意大利化的。即使在这黑白两色的照片中，你也可以通过其内部的庭院，辨认出威尼斯的色调。所有的颜色都将逐渐变成灰色—— 泥灰墙的形状，带翅膀的圣马克狮子（这是布罗茨基最喜欢的动物） ，前爪捧着打开的书本，还有一幅星条旗好像是美国亲戚送给他的纪念品。这里离水边也不是很远。曼哈顿所有的街道都会通向水边，而蒙顿街则是直接通向码头。

看着布罗茨基靠在停泊于哈得逊河湾的船只的照片，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断定它们摄于列宁格勒。在那些照片里，布罗茨基看起来更年轻。他们说，从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起，布罗茨基就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海军战士，在他成年后甚至也一直很向往俄国海军的圣安德烈旗 。

对于布罗茨基而言，水是最古老的元素，而大海则是他最核心的隐喻。他曾将大海比作自己、比作语言，但更多时候，则是比作时间。他最喜欢的一条格言是：“命运即是地理与时间媾和之物。”它可以用来破译《海边之城》。

这三个地方曾共同拥有布罗茨基：列宁格勒、威尼斯和纽约。

诗歌讲师

在美国度过的岁月中—— 几乎有四分之一世纪那么长—— 布罗茨基都在大学任教。在这点上，他和很多西方诗人很像，但俄罗斯诗人却常常不会如此。当布罗茨基被他的同胞带着同情的口吻问起教书的感觉怎样时，他会说：“我热爱教学，它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完全排他地谈论那些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而除了他的学生，那些从他的演讲中诞生的散文，也见证了他的教学过程。

除了作为一个极好的收入来源，担任教授职位也会让一位诗人体会到他所熟悉的“束缚”。学生们相对的无知束缚了老师的自由，正如一首十四行诗束缚了诗人的自由。根据游戏规则，至少学生们会跟随布罗茨基去理解一首诗歌，诗人与一首赤裸的诗歌进行着孤单的交谈，这样的诗歌和语言学评价或历史背景通常无关。学生们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应内在于作品本身。教师出其不意地从诗歌内部抽离出一长串意义。诗歌必须以其自身的能量运作，就像“热炉上的一块冰”（弗罗斯特语）。

虽然布罗茨基的学生很多都是刚刚起步的诗人，但和其他的文学享乐主义者们（如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一样，他不教导他们如何写作，而是教会他们去阅读。有的时候，他认为这两种行为是同一的，“我们了然于心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

布罗茨基坚信：“人就是自身阅读的产物。”这一点应该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在阅读开始的地方，世界肉身化了。诗人最能清晰地理解这个过程。一位读者吸收了曼德尔斯塔姆的词语，同时置换出自身的部分分子。T.S.艾略特曾经将阅读比作消化，这个过程改变了身体的化学结构。布罗茨基也有类似的表达：“人就是他喜爱的事物。因为他自身就是那些事物的一部分，所以他会喜欢它。”在这场文化的新陈代谢中，诗歌讲师就是一种酶，帮助读者吸收精神食粮。在为自己的职业辩护时，形式主义学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 也说过，一个人不是被其所吃的、而是被其所消化的东西所滋养。

布罗茨基同样以一种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教学方法。通过研究一首诗，他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诗人在每一诗行都将面临的选择。而这种“非自然的选择”后的作品要比自然选择的来得更为杰出。

布罗茨基对传统的热爱也充满着生物学的意味。诗句的韵律与艺术试图重建的和谐保持一致。这是对时间的模仿，诗人从语言中提取的凝块。古典的诗歌，就像一处古典的风景，呈现出“自然生物界的韵律”。

在布罗茨基摄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张照片上，诗人和石柱很相称。在那些爱奥尼亚式和拉丁风格缀饰的雕塑之间，布罗茨基看起来不像是客人，而是主人。

画面背景的暧昧矛盾之处，在于一个并没有经历过中世纪的国家却犹存如此经典的古代，并因此暴露出纽约和圣彼得堡的古迹之间的隐秘联系。这两者都是启蒙幻想的产物，是一场迟来的文艺复兴实验，同样也是诗学和政治参与的表达。

布罗茨基生在这样一座城市，它在异国历史之间流连。一定意义上，在那里，古代比别的那些从未历史性地抹去其痕迹的地方，离人们更近。在圣彼得堡，人们不是以千年、而是以朝代来纪年。在这种时间序列的结构中，“列宁格勒”扮演的是一个入侵的野蛮人的角色，野蛮人的袭击产生了更多的废墟，扩充了古代的场景。有了这些废墟，神话般的圣彼得堡就具备了每位帝王为铸就神话需要的那种乡愁的情韵。这种衰颓却贵族的气质造就了在这些奢侈的废墟中共同长大的诗人、作家们共同的性情。在他们充满大量装饰线条和众多近邻的“家”里，很多日用品是匮乏的，但也有很多东西是富足的。比如，从某扇窗口望出去的景色，弥补了内部的贫困，因为从这个视角看出去，看到的不仅是欧洲，还有这个城市的往昔。布罗茨基以其诗歌慷慨地回馈了自己的天赋，他为俄罗斯诗歌新添了另一个“古代”，这个古代虽然是虚构的，但也和这个“重命名”的城市所建造的事物一样纯粹、真诚。

而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与圣彼得堡构成了直接的平行关系。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和列宁乘坐装甲汽车的雕像，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可·奥勒留的时代。

面孔

布罗茨基喜欢重复阿赫玛托娃的一句话，即每个人都要就其面孔的特征进行回答。他超乎寻常地看重一个人的外观。但我们相信，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外貌。这一点让布罗茨基很失望。如果可以，他想选择拥有一张W.H.奥登那样的地图一般的脸。贝克特的脸也是一种替代方案，“在我阅读到他的作品之前，我就爱上了萨缪尔·贝克特的一张照片。”

相比于艺术而言，人们之间更加相似。年龄会逐渐弥补相互之间的差别。这样避免了同义反复——时间在每个人身上的笔迹都不一样。最重要的当然是深深的、伤疤一样的皱纹。

布罗茨基曾经将钢笔的线条和皱纹相比。这两种隐喻物的结合又导致了第三个隐喻—— 一张脸，就是一个人的经历进行刻写的页纸。一张脸随时准备修改生活的平衡。

皱纹是自然形成的象形文字。我们注定要穿上它们，无力解读它们。而且，它们比诗歌更好地向我们讲述逝去的生活。最终，皱纹不是反映了个体的生活，而是一套整体的词汇表。也可以说，他们将诗人呈现给我们，这些面孔比任何最完整的作品都要完整，因为已写下的生活和未写下的部分可以在一张脸上安然共处。

布罗茨基曾经这样回答过一个平庸的问题：“你追求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回答可以说是对摄影有利的承认。和绘画相比，摄影更像是个“圣物匣”。照片并不表达现实，它只是现实留下的痕迹。一张照片就是对某个时刻的死亡面具。“生活，是一场电影；照片，则是死亡。”布罗茨基会这样引用桑塔格的话。即使是一组连续的照片也并不能表达运动本身，它只是呈现状态的延续，就像门廊里的那些石柱，被“虚无”雕刻。

如果一位摄影师想试图克服摄影内在的不连续性，比如说，在一组表现布罗茨基思考状态的照片里，每一张连续的照片都好像描绘了一张不同的面孔。就像一则卡通的停帧，照片向我们展示了皱纹产生的机制。《思考中的布罗茨基》这组照片，既专注，又心烦意乱。他精神集中，就像黑暗中的拳手，不知下一记拳会来自哪个方向。他已准备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准备迎接什么。他的面孔破坏了鼻梁在静态中的紧张，最后让精神也疲惫不堪。看起来，思考正撕扯着皮肤、让肌肉紧张—— 好像是一种面部的体操，一种身体锻炼。

布罗茨基坐在他的书桌旁，看起来好像是在等待。不是在等待灵感，只是简单地在等待—— 为将来的诗歌，聚积起足够的时间。

布罗茨基是以积极的口吻描述创作的过程。诗人并不是创造一个新事物——它本身就在他内部生成。诗人不是造物主，而是媒介。他们始终关注那些折磨精神的问题。他运用介于有限和无限之间的语言工作，让无生命体和生命进行对话。

观察一个思考中的人，就好像观察草木生长。当我们把自己比作植物群，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但一切都改变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离时间最近的。时间就像思考一样，悄无声息地、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这样的类比也出现在布罗茨基抽烟的照片里，烟的长度甚至和老爷钟一样，体现了时间的流逝。

布罗茨基的脸经历了一些剧烈的变化。它以强烈、尖锐的速度在改变着。在相隔三到四年的照片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首先，他看起来不再像是一幅关于他自己的“漫画”，那些照片更像他自身。在他早期的照片中，太阳穴的一绺头发让人联想起森林之神的触角，而在他晚期的照片里，则让我们联想起花环。他的前额因秃顶而展露，让我们忍不住想起他曾引用过的阿赫玛托娃的碑文：“这灰色的花环/我并非徒然获得。”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那些停留在他脸上的，长鼻的、但丁式的适合创作的轮廓。

对话

“椅子”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占据了显著位置。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有着椅背和凳脚的垂直物体，比其他所有家具都更能让我们联想起自身。或者，当一个诗人向听众朗读诗歌，椅子是他第一个致好、最后一个致别的事物。在一个完整的家里，椅子通常都是低调的、无人注意的；而在一间空屋子里，椅子则是带着让人烦乱的空白注视着麦克风。在向听众说话的时候，布罗茨基似乎回忆起这些椅子沉默的在场。

在布罗茨基和听众对话时，人和物体并不构成挑战或是逃避的借口，他们更像谈话给定的背景。他聆听着观众，比他横扫观众头顶的凝视的目光要来得专注。在进行朗读时，他和听众产生共鸣，但他马上就摆脱之，走向反面。如果他感觉到双方之间形成了某种相互的理解（“看得出来，你们喜欢短促、有力的诗行”），他将会马上转向慵长、复杂的诗句，比如《苍蝇》、《软体动物》这样的。这里面没有施虐心理，他并不是在考验听众的耐心，而只是在考验自己。“选择那些吸引他人的东西，”他写道,“体现了选择的两难和模糊。”来自环境的抵抗，尤其是那些多是他热情的支持者的听众，让他确认自己的道路是前人未曾走过的。

布罗茨基曾说过，人的大部分生命都是在学习不要屈服。而余下的生命则是使用这门科学。

即使在集体照中，布罗茨基也总是脱颖而出。在最稠密的人群中，他和周围的人之间总是有一种距离感。这种疏离像一件透明、防御性的外衣包裹着他。布罗茨基穿过房间，就像浸油的针自如地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和人群毫无接触。这个场景其实也有生理的原因——身体越接近，相互排斥的力量也越强。

在进行私人谈话时，尤其是长谈时，布罗茨基总是带着一种让他的交谈者直冒冷汗的紧张感。这些对话缺少惯性——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它阻止对话者仅仅是简单地点头赞成，也阻止他们进行争辩——甚至在布罗茨基说了一些狂野的话时。比如，在前苏联执行重建政策初期，他建议遏制克格勃，保护个人免除政府的伤害。他的诗歌毫不妥协的特性，经常出其不意地呼唤出思考的转机。但有时，他在交谈中的形象也非常直接。比如，在拟人化地解释他对老式飞机的热爱时，他向外伸出双臂，就像在模仿老新闻片里飞出来的飞机。他经常在交谈者周围踱步绕圈，然后突然露出一丝微笑，再加上一句疑问：“对么？”这个问句也散见在他所有的访谈中。他期冀的不是肯定，而是理解。他微笑时，眼睛的动作比嘴唇的要大，好像是一种被迫的停顿，好允许别人跟上他的思维。利用微笑，而不是对别人进行贬低，他巧妙地让对话慢下来，就好像在遇到黄灯时刹车。

在描述自己的朋友时，布罗茨基很少阐述他们之间的对话，看起来他并不看重它们。和那些机智的应答往来相比，他更看中在场、在空间的某个点上的暂时的亲密关系。他更多是和物体（而非人）进行对话。他把非生命界看作是一场形而上的挑战。聆听事物和自然界的沉默，他在其中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

对于布罗茨基而言，文学无关社交或者交换，毋宁说是迟早将作者引向流亡的孤独认知。布罗茨基说过，作家逐渐认识到，他注定孤立无援地活着，就像太空里的宇航员。航天舱就是他的语言。当火箭飞离地球时，作家是和航天舱而非读者进行着对话。

音乐会

在说俄语的听众前，布罗茨基并不频繁的露面或者可以称为“音乐会”。但首先，“音乐会”这个词要回到它的原初含义：比如，乐性的对比，两声部从容的对抗，友好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管弦乐队和单个乐器之间的对抗会逐渐转化，逐渐成为一个和声的两极。

在布罗茨基的“音乐会”中，词语和声音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加上第三个角色——诗人本身，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盛大戏剧的三角，这其中，诗歌最核心的矛盾迎刃而解。

而对于听众而言，大声地朗读文本，有时候是种痛苦的折磨，因为布罗茨基的演讲远远领先于意义。布罗茨基无力帮助他的听众，只能孤独地和他的诗句共在，他朗读它们，好像仅仅是为了诗歌本身。通过将它们读出来，他释放了它们，让它们自由。声音也被归还给生活，墨水正是从生活里摘取出这些声音。

布罗茨基对自己工作的一项条件非常严格。当他发现书写并不太适合演讲时，他将重要性都放到声音上面。只有诗歌、古典诗歌，才能传达人类的声音，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一直会说，只有一颗持久、耐心的心才能正确欣赏诗行的节奏。

正如他所写，如果诗歌对于穴居时代的人类和大学教授都同样可理解的话，那么只有诗歌的口头传统才能使这个奇迹成为可能。即使诗人向“空无一人的天堂”呼唤，诗歌自然的听觉属性也会让他抱有终有回应的希望。

回声女神是第一位诗人。回声是一种不确切、扭曲失真的反映。它并不是重复，而是改变声音—— 移动其长度，降低其音调、反复，赋予韵律生命，“体测从唇齿间流出的一切”，选择韵脚。布罗茨基断言，只有韵脚才能拯救诗歌。在韵脚中，他看出诗人最私人的证词，以及关于作者个性的无意识、因而也是最真的踪迹。

韵脚是延展在押韵的词语之间的对等的符号。布罗茨基提醒我们，因为这个原因，但丁从来不将普通词语和基督教的圣徒名字进行押韵。押韵是一种变形的形式。在罗马诗人奥维德 （Ovid） 的诗歌里也是如此，“一样事物—— 都是另外一样”。虽然外部差异可以有无尽的掩饰，韵脚却呈现了最初的一致—— 声音。

在诗歌的自然哲学里，声音扮演了“水”的角色。这两种元素都有完整循环、回归原处的能力—— 并且能够在它们转化时，不失去自身的独特性。

如果声音就是诗歌里的“水”元素，那么通过与天空的交谈，诗人能够将借来的材料完整归还。阅读诗歌的过程中，将我们带近祈祷者、萨满的符咒、魅力、公众的沉思，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内在的声音也会和说话的声音形成共鸣—— 那些用母语进行的表达。即使在美国人面前，布罗茨基也经常用俄语进行朗诵。他说：外国的词语，是另一组同义词。

但是，声音是一则不同的故事。布罗茨基在阅读时的姿势和他在演讲时表现的一样瘦弱。诗人站在麦克风旁，回想着声音的无形的教堂混响效果，而这声音是把自己建立在可见的基础之上。他看起来也像是个女神雕像，也犹如在“关于语言的事”（布罗茨基意思是指“空气”）的重压之下拍荡的大西洋。

浅灰色的“时间的颜色”，由封闭和烟雾组成的氛围—— 一小撮烟蒂的烟灰，就像瓦西里·韦列夏金在《战争祭礼》一画中所描绘的一丛头颅：空气似乎被消逝的声音所充斥。从诗人凌乱的衣服上可以看出流逝的时间：夹克不见了，领带上的意大利标签显现，在身体左侧的心脏部位，毛衣的深色褪色将衬衫染上了一大片。结束的线条限制了视野，但让一切都更聚焦：柱子列成了一具半身雕像，他的姿势也更扭曲。就像在一部快进的电影中，布罗茨基正宣布将材料变成声音，在相机前逐渐变老。

最后一年

布罗茨基比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等人要年轻十岁—— 有一张他们在纽约大教堂开朗诵会的集体照。

年龄也将他和其他俄罗斯诗人区分开来。他比普希金长寿十七年，比莱蒙托夫多活了二十八年，比曼德尔施塔姆多活了八年，茨维塔耶娃也比他少活了六年。如果我们能将这一时间差加到这些经典人物身上，我们将能看到普希金的照片，能读到莱蒙托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说的东西，也能听到曼德尔施塔姆如何描述集中营，以及茨维塔耶娃对晚年的看法。

布罗茨基幸运地可以身处那些人无法抵达的地方。那些由时间累积起来的区别，他建议将作者写作一本书时的年龄，印在封面上—— 这样人们就可以提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从作者身上学到什么。他非常在意别人的准确年纪，但他对自己的年龄却感觉模糊。如果以他的诗歌来评判，布罗茨基并不是死于衰老，相反，在他年老时他才开始了生命。诗人瑟盖·甘杜夫斯基（Sergei Gandlevsky）曾经说过：普希金之后，俄罗斯诗歌再也无法讲述年老的教训。布罗茨基急切地填补了这个空缺，引用普希金的有力的短语——“遽然变老的人”，他在二十四岁时就已写下：“我是一个老人，而不是哲学家。”

作为一种逐渐摆脱混乱的运动，年老让我们对外部世界逐渐冷淡、漠不关心。但一个人越是安静，我们体内的时钟就嘀嗒走动得更响—— 而不是更快！年龄是禁锢于我们体内的自然的声音。通过仔细聆听这无法说出的低语，诗人学会妥协、学会融入时间。这两点和年龄既相似又有差别。年岁并不是无限的，而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它限定了改变，赋予人一个完成的形态。布罗茨基写道，以赛亚·伯林脸上年龄的痕迹“让人平静，因为他脸上最终的那些特征，排除了任何伪装”。

年龄—— 在这里它与时间汇合了—— 无从增加，因此，也无从删减。布罗茨基很欣赏这一算术命题的高贵。在描述他与一位年老的英国人—— 诗人史蒂夫·斯宾德所共度的一个夜晚时，他称他为“冬天的寓言／拜访其他的季节”。

在这样的场景中，伦理学的意味要多于审美方面的。对布罗茨基而言，冬天是正直、有道德的。它体现了自然的永恒如一，是一年的骨架，在艾略特的《荒原》里，那些裸露的白骨被炙热干烤。但是布罗茨基引用弗罗斯特的诗歌，他在某处写道，“北方是诚实的”，在另外一处他说，“而冬天是一年里真正的季节”。

对于布罗茨基来说，寒冷是虚无的标准和精神所在，冬天规避了虚伪，从而战胜了我们。仅有贫乏的黑白两色，却远比春天的斑斓要来得诚实可靠。“这儿是罗得港，快跳吧！”冬天这么喊着，它鼓励我们在它结束的边缘体验生命。

在冬天，世界被老年一样的浓雾赤裸裸地包裹，无可逃遁，诗歌就产生了，它们不是为了“一天的爆炸新闻”，而是为了“一天的恐惧时刻”所写。这就是布罗茨基评价他喜欢的诗歌的方式。首先，关于以冬天命名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每一天都是惊心动魄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布罗茨基认为应该如此，在真正的诗歌中，可怕的事物（而非期待）才是准则。

无可逃避的恐惧—— 就像冬天的黑白色，时间的单调，以及永恒的老年—— 并不是世界的瑕疵，相反，这是我们与时间保持类似的一个特征。

在纽约大教堂的那次朗诵会上，布罗茨基先用英语、后用俄语朗诵了《鳕鱼角摇篮曲》（Cape Cod Lullaby）一诗。和茨维塔耶娃的那首《大山之诗》类似，这首诗也可以被称为《角落的诗》。布罗茨基是在（麻省）鳕鱼角写下它的，那是美国的最东部，所以看起来像是个角落。诗人被两个帝国、两个半球之间日益衰微的光引去那里。当它们邂逅，就形成了一个死亡的结尾：“这地方/让我感觉如在山之巅/再往上—— 是空气，时间。”

在空间的这个点上，精疲力竭地与时间相遇，它本身就成了一个海湾或者海岬，而“人是他自身的终结，他伸展出自己，进入时间”。

而年龄则让这个岬角更为尖锐—— 岬角刺向我们无法抵达的远处。它笔直地进入这未来，当布罗茨基在纽约的圣约翰大教堂朗诵自己的《鳕鱼角摇篮曲》时，他警戒自己—— 就像上帝阻止俄耳甫斯的—— 别回头。

告别

“对形而上学的迷恋，将一件艺术作品和仅仅是纯文学的作品区分开来。”布罗茨基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组散文里写道，这些散文主要是在关切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说，人和死亡的关系。在死亡中，他看到认识的装置。所以，在他自己或者别人的诗歌中，他对死亡背后的地理和历史都很感兴趣。通晓无限的语言，诗人们更多地告诉我们永恒的死亡，而不是永恒的生活。布罗茨基，一个通晓虚无（非存在）的诗人，在死亡中看到我们的同盟者，他们渴望被我们听到，如同我们渴望听到他们那样。出于对对称性的喜爱，而不是一种道德感，布罗茨基不得不尊重生与死两者的平等，这两者共同组成了宇宙。而时间则始终留意着两者的平衡，保证了宇宙的正义。布罗茨基自身的死亡，也非常巧合地证明了他对这个巨大的同步装置的信任。

还是在布罗茨基曾在那边朗诵他的《鳕鱼角摇篮曲》的圣约翰大教堂，举办了纪念晚会，晚会的时间并不是有意安排—— 只是因为，在3月8日之前，教堂已被预订作他用。后来，大家才意识到这个特殊的星期五，正是布罗茨基去世后的第四十天。

在俄国古老的东正教传统中，关于死亡的纪念仪式里有个说法：死后第三天，人的脸将不能分辨；第九天，人的整个身体、除了心脏，均会遭到破坏；而在第四十天，心脏也彻底破坏了。但是，你能向那些仅剩下灵魂的人献上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布罗茨基有自己的回答，在《立陶宛套曲》一诗中，他写过：“只有声音能和肉体分离。”

的确，在告别仪式上，圣约翰大教堂那晚被声音充满：布罗茨基最喜爱的作曲家们的曲子—— 普塞尔（Purcell）、海顿、莫扎特；他最喜爱的诗人的诗歌：奥登、阿赫玛托娃、弗罗斯特、茨维塔耶娃。穹顶上方充斥着回声，让人感觉雄伟的哥特教堂自身也加入了这祭奠的夜晚。听惯了祈祷者们密集的倾吐，教堂自己也在重复着这些《诗篇》 ：“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Gather not my soul with sinners,nor my life with bloody man”，取译自和合本《诗篇》26：9）。《诗篇》高蹈的风格和布罗茨基的诗歌并不相悖，后者正是带着“对形而上学的迷恋”写下的。它们被世界上最好的几位诗人朗诵着：诺贝尔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德里克·沃尔科特、西默斯·希尼等人都登上那高高的教坛，朗诵着布罗茨基诗歌的英文译本。布罗茨基在诗歌上的朋友们则用俄语朗诵：叶甫盖尼·瑞恩（Evgeny Rein）、弗拉基米尔·尤甫连得（Vladimir  Ufliand）、纳塔丽·莱曼（Anatoli Naiman）、托马斯·温克罗瓦（Tomas Venclova）、维克特·格拉季舍夫( Viktor Gloyshev)、雅克夫·戈登（Yakov Gordin）、列夫·洛谢夫( Lev Loseff)。他们都是诗艺的专家，他们的嘴唇赋予声音以特质。之所以说他们是专家，也因为在这些人的大半生中，他们都阅读布罗茨基的作品。

在诗歌朗诵和音乐结束后，布罗茨基的学生们手持蜡烛出来。灯光驱散了黑暗，但不能驱散这大教堂里的寒意。和日历上的变化相反，纽约此时和四十天之前一样寒冷。在这严冬的寒气中，布罗茨基的声音在磁带上慢慢流淌：“但是很快/如他们所说/我将卸下我的肩章/成为另外一颗恒星……”

这声音，而不是那颗心，是最后离开诗人身体的事物。诗歌朗诵结束后，教堂唯剩下沉默，与之共奏。

（1996）

绑赴刑场的青春／野夫

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突然成了大众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人民一般不怎么关心十八大，以及未来的国家领导，但是却会热衷于讨论杀人。

[一]

死刑—— 这两个字，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手就突然开始颤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乱，在虚空中挣扎。我在人世间讲述时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觉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着这两个透着血腥的字眼；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阴间，才适合此类残酷的讲述。

问题是四九鼎革以来，这一词汇以接近粮食的频率，紧贴我们的生活。每一次死刑的发生，在民间都类似饥饿年代的一道盛宴—— 我可以在暗夜听见那些欢呼和鼓噪。我们的时代也许太缺少白色的盐分，以至于我们都变得如此嗜血。我们不得不依赖咸腥的血，来饮鸩止渴般地维系这社会。

近来，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又突然变成了大众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人民一般不怎么关心十八大，以及未来的国家领导，但是却会热衷于讨论杀人。因为死亡并不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无须直面汩汩冒血的弹洞；他们的袖管不曾沾染上血痕，便觉得今生不会发生噩梦。无论主杀主赦，多数人并无与具体生死者面对探讨的经验。也因此这些形而上的争论，会显得无关乎个人的痛痒。

二十年前，与我同床共枕的人，有六个被绑赴刑场。他们的故事我烂熟于胸，每个人临刑前的挣扎，至今犹历历在目。去年我与法学家贺卫方先生出游，我曾经边开车边向他讨教这一问题—— 他是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他说没有任何一种调研数据支持—— 死刑可以恐吓犯罪，废除死刑将要增加犯罪率这种说法。

他是我敬重的同辈学人，于是我在漫游的路上，开始首次给人讲述下面这个故事。

[二]

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汉口宝丰路的背街里面。这是一个令湖北所有的刑事犯闻之色变的地方，只要听说是送到“一所”，就知道最好的结果可能将是无期徒刑了。江湖行话称这里是—— 死、缓、无的码头，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政治犯也送这里，只是因为这里重要且看守严密。

看守所的概念很多守法公民一直不懂，简单地说，就是等待开庭判决的嫌疑犯被羁押的地方，简称“号子”。蹲号子的人犯比劳改队的犯人要苦十倍，因为除开放风一刻钟之外，吃喝拉撒以及繁重的手工劳动，都得在狭小的房间里进行。号子是不能接见亲友的，也不能写信看书和抽烟等。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密闭的罐头，所有人在这里渴望死亡和早日判刑。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不需要到监狱，先在这里就把你摧毁掉。全国普遍发生的各种“躲猫猫”死亡事件，一般也都是发生在号子里。

我住的六号监舍，正对着值班室，是重中之重的犯人呆的地方，于是我得以近距离接触不少死囚。我们号子大约是三米宽四米深，一张通铺占半间房，上面要肉挨肉睡六个人。另外一半面积是劳动洗漱吃饭和排便的地方，没有任何隔离。厕所是蹲坑，却不是冲水式的，而是在上方半尺高的地方，安装了一个冷水龙头。号子里的全部用水，都得在这个便槽里解决。因此洗衣洗碗洗脸洗澡和冲厕所，大家都要在蹲坑里解决—— 这里被犯人们每天擦洗得像六星级饭店一样干净。

六个人都是重刑犯的话，谁来掌握号子的话语权呢？谁又来干洗厕所的苦力呢？江湖当然有一套规矩，这个另文专述。在一般的看守所，死囚多有做牢头的。但是在一所，因为死囚太多，大家司空见惯，也就要凭另外的本事了。1990年代的初冬，我们号子刚刚送走了一名死刑犯，大家正在盼望来一个新犯人洗厕所；这时，铁门被哐当打开了。

[三]

推进门来的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唇上没有胡子，还有一抹茸茸的胎毛。面相很端正，低眉顺眼的，透着清纯和质朴。穿着单薄的衣衫，里面却又套着一件梦特娇的毛衣。他无需开口，这些老犯人基本就能看出—— 他来自农村，年纪不到二十；肯定不是街头混混，人很老实。那他为何会来到恐怖的一所呢？小偷小摸坑蒙拐骗都来不了这里，那他一定是杀人了。

新来者一般都要接受老犯人的讯问，他很知道规矩地蹲在厕所边，不敢正眼看床上坐着的五个前辈。询之，他一一嗫嚅着回答。他叫罗小毛（姑隐其名），刚刚十八岁半，老家是郊区黄陂县某村的；因为杀人罪被捕。老犯人笑道，你这逼样还能杀人？为什么杀人啊，杀死了吗？杀的谁啊？他吞吞吐吐地说，因为打架，他打我，肯定杀死了。追问对方是谁，为什么要打你，他却忽然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大家看他确实太小，就没为难他了。

罗小毛确是穷人家的孩子，看起来很懂事。由于转来一所之前，已经在分局的号子里呆过几个月，所以完全不需要指点，就知道自己去做卫生。常常做着做着自己就忘记了自己是杀人犯，独自用黄陂腔哼起小调来。大家便笑，他顿时脸红，打住不语。我们的手工活是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必须完成三千五百个，一般要到天黑才能收工。白天干活大家多是谈笑风生，或者互相讲述犯罪经历以及江湖故事—— 行话叫“混点”，也就是打发时间。到了收工之后睡觉前，才往往是各自陷入自身命运思考的时候。我经常发现这时的罗小毛，会独自悄悄对着铁窗流泪。

闲来犯人们喜欢互相分析案情，预言各自的结局；这些多年混迹江湖的人，几乎胜过法学专家。只要拿着某人的起诉书一看，便能判断大抵的刑期或死活。由于罗小毛的起诉书没来，而他自己又始终回避详述他的案情，所以大家无法猜测他的下场。有时故意逗他，说杀人偿命，他肯定是要判死刑的，否则不会送到一所来。他开始还很自信自己罪不至死，说着说着，忽然孩子般哭泣起来，大家看他可怜，便不忍再玩笑了。

看着这个十八岁就要面对生死而渐趋沉默和成熟的孩子，我禁不住开始自忖—— 他真的会被处死吗？我和他一样在焦渴地等着他的起诉书的到来，因为在那里，他的案情才会在我们这里真相大白。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使得他不肯坦言自己的案情。

[四]

元旦之前，他被带出去了。这是法院来人提审，我们知道他的起诉书到了。有经验的犯人说，罗小毛肯定完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个时间发起诉，一般是为春节“杀年猪”准备的—— 我国一直有一个很残忍的制度，那就是在重大节假日之前，要枪毙一批人以示惩戒（此恶习不知近年是否有所改变）。

果然，罗小毛一送回号子，就扑倒在床板上抽泣起来。大家也不催他起来完成劳动份额，见惯了这些生离死别的场面，也没有人劝慰。一个老犯从他兜里抽出起诉书阅读，看罢脸色陡变，给大家传阅—— 原来他杀死的是他的堂兄，且杀了三十几刀，其中九刀致命，堂兄当场毙命，也就是说其兄断气之后，他至少还补了几刀。

一个如此温和的小孩，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这样杀红眼而不知住手啊。他们兄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要怎样辩护才能免其一死呢？

大家等他哭累止住了，才喊他起来吃饭。然后讲各种黄段子逗他，他终于破涕为笑。这时有人出主意说—— 根据你的起诉书，你可能脑袋要飘了。野哥是前警察，你最好详细讲讲你的案情，请他帮你分析一下，看怎样才能保住脑袋。

他求救似的看着我，我问他家里给请律师了吗，他摇头说，他没有妈妈，父亲也没钱，再说他杀的是堂兄，家里肯定是不会请的。法院说了，由法院指派一个。

我又问，你愿意详细给我们讲讲你的案情吗？因为细节决定死生，我们虽然救不了你，但是也许可以帮你分析利弊，教你如何在法庭上自己辩护，以便争取一线生机。

他低头沉吟很久，他知道我们是真诚想帮他的，但是他实在太难以启齿了。犹豫半晌，最后还是嗫嚅着叙述起来，眼泪不时地从他稚嫩的脸上淌下……

[五]

罗小毛幼年丧母，他初中毕业便被送到汉口的堂兄那里打工。堂兄是武汉长大的“街痞子”，那时正好开了一个做香肠的加工厂，需要大批切肉的伙计。十五岁的罗小毛，就这样成了一个每天在血淋淋的车间玩刀弄叉的刀客。

说到这里，罗小毛还顿住叮嘱我们—— 各位大哥要是活着出去，千万不要吃市场上买的香肠啊，那都是死猪肉做的。我们每天有专人去各个养猪场收购死猪，因为这样的猪肉便宜，我们的利润就大得多。

专门做死猪香肠的堂兄当然发财很快，厂子里的事务基本不管，长期在外面吃喝嫖赌。堂嫂独自打理着这一切，每天累得死去活来。罗小毛因为寄宿在堂兄家，因此常常看见嫂子一个人偷偷抹泪。

他算自己家里人，包吃包住之外，堂兄只给他一点零花钱。嫂子见他辛苦可怜，总是暗中给他买一点衣服鞋袜，尽量让他比别的工人好吃好喝一点。就是这一点叔嫂恩情，便让这个乡下孤儿感到了一些珍稀的母爱。

有犯人插话问—— 你嫂子漂亮吗？因为其表情有些猥亵，罗小毛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孩子，突然生气地翻脸不讲了。扔下手中的火柴盒，跑到窗边哭泣起来。我把那犯人臭骂一顿，然后过去哄他半天，这才又重新回来低低地讲述。

但是，我已经能猜出他杀人背后的隐情了。问题是细节是怎样的呢？是叔嫂合谋，还是兄弟决斗？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起兴？因为这决定他的生死，我不得不鼓励他继续这对他而言肯定残酷的回忆。

[六]

嫂子确实漂亮，比他也就大十来岁。因为娘家贫困，于是嫁给了这个屠夫出身的暴发户男人。堂兄对他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多坏，反正就当个长工在用。但是嫂子对他，却是内心生疼的。看见他衣服脏了，就帮他洗；破了就帮他买。逢年过节给他塞一点私房钱，让他回去看看父亲弟妹。平民人家的温情，也就是这么一点简单朴素的爱惜。但是放在他这样一个童蒙未开的苦孩子身上，那就是天高海深了。

堂兄越来越少回家，那时正是这个国家黄业初盛的时代；有钱的男人有了嫖赌的去处，家里放着娇妻也当成败柳了。夫妻为此不免口角，而堂兄又是粗鲁之人，一言不合即老拳相向。嫂子娇弱之躯，常常被打得像熊猫一样满身青紫。当弟弟的他，连劝架的胆量也没有。对嫂子的怜悯和尊重，也只能在堂兄走后，去帮忙送一方擦泪的手帕。

渐渐嫂子的万千柔情，再也不寄放在自家男人身上了。男人回不回家，她也无心过问。转而对这个未及弱冠的小叔子，多了无限的疼爱。某个酷热夏夜，嫂子浴后喊他帮忙擦擦后背，懵懂的他第一次看见女人圆润的身体，惊慌失措而又手忙脚乱。嫂子因擦拭而舒适的呻吟，令他魂飞魄散，身体也开始走样。但这毕竟是嫂子，未经人事的他何敢有半丝邪念。嫂子见他呆若木鸡，一时情不自禁，便多了几分少妇的鼓励。那一夜的死去活来，竟然从此埋下了他们一生的悲剧。

此后的嫂子焕然如新，青春娇艳复归于脸上，再也不似从前的苦情满面了。而他，从最初的犯罪感到暗怀的愧疚心，再到理直气壮的初恋情怀，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嫂子也从最初的偷情，慢慢走向恋爱感觉。虽然年龄相去十来岁，但十七岁的他和二十几岁的嫂子，放在红尘世界，那实在也可谓金童玉女，叫人看不出一点不谐。

他们相爱得如火如荼，甚至白天，他在满眼死猪血肉模糊的车间，只要听到嫂子的声音，就会冲动反应。他像一个恋母的孩子一样迷上了嫂子的一切，每天下班之后都要抢着帮嫂子做家务，贪婪而又痴情地挥霍着他刚刚开始，却又要很快结束的青春时光。

[七]

堂兄并未觉察这一切，依旧是偶尔醉归，时不时打骂一顿老婆再扬长而去。嫂子因为心有所属，对丈夫的薄幸已不在意。而他却因为情怀初开，在为嫂子抚伤擦药之际，多了更多怜惜和愤恨。然而堂兄毕竟是哥哥，是把他从乡下弄到城里来给一碗饱饭的恩人。他对嫂子纵有万般迷情，说出来终归是不伦之恋。而嫂子，虽然身心都迷恋这个健美淳真的小叔，但自知出墙春色，岂能久贪。因此，他们相爱是相爱，却从未探讨今生归宿。更谈不上密谋弑夫，性命相搏地换一种活法。

问题是一个少年心中，开始因为爱而纠结起了仇恨，这种恨又因为对堂兄的天生畏惧而无处发泄，他渐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凡堂兄回家，他便尽量回避，他怕他自己的目光泄露出隐秘。

人世间许多事，真正是兰因絮果，在劫难逃的。一天中午，他的堂兄醉醺醺回来，似乎突然对老婆动了欲望。早已厌恶了的嫂子自然拒绝，这似乎极端惹恼了丈夫，顿时暴打开始。嫂子极力挣脱从房间跑出来，向人多的车间跑来；丈夫一路追打，嫂子的哭声喊声响彻工棚。正在切肉的罗小毛忍耐着，不敢看一眼缠打着的他们，刀在他手上发抖，寒光刺伤着他的泪眼。

就在这时，实在经不起拳脚的嫂子，本能而绝望地喊了一声—— 小毛救我啊。就是这一声要命的呼喊，像死亡的冲锋号一样吹响了。他压抑已久的愤恨终于听到了宿命的召唤，叛逆的鼓角连同青春的狂怒，顿时使他恶向胆边生。他持刀冲向堂兄的背后高喊一声—— 你放手！堂兄看着他乖眉顺眼地长大，何曾把已经变成男人的他看在眼里。回头骂一句你滚一边去，继续对他心爱的嫂子痛下辣手。

面对这个威猛的男人，他颤抖着在背后扬起了利刃。他知道这一刀下去，他和堂兄一世的恩怨都了啦。如果他不能制止住堂兄，那他和嫂子的命也都休矣。那一刻，完全是不由自主，刀锋沿着命运的轨迹必不可免地在空中飞向了堂兄的颈项，鲜血——他每天都熟悉的红和腥，刹那间喷薄而出。堂兄回身夺刀，生死恩仇一念间，他像《新龙门客栈》那个耍刀解羊的小伙计一样，一顿乱挥像一个电锯。可怜一世凶横的堂兄转眼倒地不起，他那一刻完全疯了，继续骑在堂兄身上猛砍，直到他嫂子反应过来，拼命抱住了他。

[八]

嫂子一看丈夫已然没有呼吸，知道大祸降临。她一边喊看傻了的员工叫救护车，打110，一边拖着罗小毛进屋，赶紧换下他一身血衣，塞给他一把钱要他逃命，这里由她来担着。神智还没完全清醒的他，从未出过远门，哪里有可逃之路。只好像梦虫虫一样出门搭车，向老家的农村走去。刚到家见到父亲，警察就进门了。

之后分局，再市局，简单的案情没有任何麻烦，直接就送检察院起诉了。我看起诉书，其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和嫂子的“奸情”，当然也没有认定他们预谋。显然老实巴交的他早已坦白的杀人动因，并没有得到嫂子的承认。

嫂子在起诉书上被起诉的原因，是包庇罪，因为资助他逃亡。我分析她之所以坚决不承认和小叔子的私情，是担心让小叔子担上奸情杀人的罪名—— 这个性质要比一时激愤杀人严重。另外，当然还有女人的名誉问题，她如果承认了，就意味着她要承担害死人家两弟兄的恶名。就算不判她罪，那她也无法面对罗家的仇恨和今后的生活。

开庭在即，十八岁刚过不久就犯案的罗小毛，在法律上已经不属于未成年。到底是认定有爱情对他有利，还是不认定奸情对他有利？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老犯人，也都成了个大难题。如果因为爱，一个年轻人出于冲动而杀人，可能放在有陪审员制度的国家，可以获得一些宽恕。但是在我国，自古奸情杀人都是重罪，更不要说是和嫂子的不伦之恋了。

当年的起诉书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凡是行文用了两个“特别”词汇的—— 比如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毒辣—— 那就是必死无疑的了。罗小毛的起诉书已经赫然两个特别，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年轻的生命朝夕难保了。

[九]

问题是他还深爱着他的嫂子。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嫂子也已被捕，且现在更因为包庇他，而要被送上审判台。他哭着祈求来送起诉书的人，他愿意承担全部罪名，愿意为嫂子去死，希望他们不要判他的嫂子。

在我看来，他的主要罪过在于乱刀杀人，如果仅仅是一刀毙命，他肯定还有生机—— 因为不存在杀死的故意，更没有谋杀的情节。假设放在今天，最高法来终审生死，那他也可能活命。但是在那个时期的湖北，罗小毛这样毫无背景的草根青年，多半要命如草芥了。

终于一审开庭了，下午押回的他面如纸色，进门就钻进被窝哭泣。老犯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任他不吃不喝地埋进自己的绝望里—— 这是谁也无法劝解的绝望啊。

次日起床，大家小心翼翼地询问昨天开庭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唯一可以见到嫂子的机会了。半年的生死茫茫，我们也想知道他嫂子究竟怎样面对与他的法庭重逢。

他还没有开口，就低头抽泣起来，然后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断断续续地哽咽着说—— 我对不起嫂子啊，她一见我就哭。之后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讲清楚他和他嫂子的庭上苦痛。嫂子在号子里拆了几件毛衣，给他编织了一条毛裤，托法警给他穿上了。嫂子在法庭上依旧坚持，他们没有奸情，他只是心痛她而去劝架，出于年幼激愤动手的。动手之后丈夫要夺刀，他完全不是丈夫的对手，为了自救而乱刀杀人的。

其实，所有的法官我相信他们都会在内心认定，这一对叔嫂之间肯定是有爱情的。罗小毛的律师也试图从这个角度，站在人性的立场辩护，以便打动法官，尽量给一个死缓。因为罗小毛此前的供述已经交代了全部细节，这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绝对编造不出来的两性画面。但是不懂法律的他，完全不理解他嫂子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真正对他打击的是这个，他被善良嫂子的谎言惊得一时瞠目结舌，他觉得嫂子背叛了他们的爱。

对他而言，死不足畏，但是如果怀疑他的爱，否定他和嫂子的真情，那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没有机会串供的他们，在庭上自说自话；一个说有爱，一个说没有爱，场面一时极端残酷，彼此内心的情爱使得他们互相不敢看对方一眼。

不知法官是故意，还是别有深意，最后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 你说你们有爱情，发生过关系，那你有什么证据呢？事关隐私，事关爱人，在他看来更事关他的生死，十八岁的他柔肠寸断，艰难选择，最后还是愚蠢而胆怯地低语—— 嫂子的那里有一颗痣。

他一说完，公诉人和法官们露出了下作的笑，而他的嫂子则顿时面色惨淡，泪如雨下，几乎晕厥在审判台上。对这些法官来说，判决早已成竹在胸，根本是无需鉴定他的指证的。因为在从不考量人性的法庭，这个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猥亵笑话而已。

他们在分别带走之时，他看见了他嫂子的泪眼，眼中含有一丝幽怨，更有无限的怜惜。他突然后悔他庭上的辩白，他不该说出他和嫂子的隐秘欢乐和悲伤。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见他的嫂子了，从此幽冥长阻，他们只能隔着忘川相望梦魂了。

[十]

我们知道，罗小毛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春节就在眼前。

根据当时武汉公检法（各地大同小异）的恶习，他会在春节前被带出去开二庭宣判—— 我们称之为“卷铺盖”。也就是说，狱警再来提他的时候，开门就会说把被子带着，意思是要换到死囚号子去了。所谓二庭，就是直接宣读判决死刑。读完之后，犯人并非马上就杀，而是要转移到更加严密的单人囚室羁押。从这时开始，犯人就更加不是人了。死囚会被戴上脚镣，然后平躺着将四肢锁在一个硬板床上。每天有专门的轻刑犯来帮你吃喝拉撒，等待你的上诉期结束。

上诉期是十天，如果十天后你不上诉，那就可以择日执行了。如果你上诉，那就要等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只要终审没有下来，你就得一直被钉在这个床板上。有的人案情复杂，终审时间很长，也有偶尔改判死缓的；那整个这个阶段，你就得饱受困卧之苦了。这个刑具在普通人看来不就是终日睡觉吗？但所有过来人皆知道，三天之内就会让你生不如死。

没有谁知道，等待终审判决犯人的这种煎熬。在警方看来，是防止死囚自杀，但其中的不人道，实在残忍难言。我不知道今天的看守所，还是不是保留着这样的恶法。因为在今天终审权收归最高法之后，回复的时间会更加漫长。假设还这样虐待，我相信必有冤屈的人，也愿意放弃生机而选择速死。

罗小毛似乎还是不相信他会判死刑，时而高兴时而悲伤。而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他的结局，看见他有时还在幻想服刑之后去向嫂子道歉，我们都感到恻然。那时的号子不许犯人有任何娱乐，无聊的犯人便自己找乐，他们称之为“死亡演习”。我也觉得这种残酷的临终关怀，未必是一件坏事，因此也参与他们的游戏。

具体方式就是叫可能处死的犯人，模拟已经在刑场一样跪在床上。大家排队在后面，听口令举枪，然后射击。犯人倒下装死，大家再上前用被单覆盖，然后围坐在他身边，给他一本正经地三鞠躬，开追悼会。悼词会像模像样地回忆夸张他战斗的一生，追溯他为何奋斗致死的事迹。总之，一切按央视的规格整，类似遗体告别和鲜花之类。也要口头朗读某某领导虽然没来，但是也献上了花圈等等。

通常这样的游戏能够冲淡临刑者的死亡恐惧，使得即将到来的枪毙，变得不那么突然。很多犯人躺着躺着，常常被貌似悲伤的悼词弄得哈哈大笑；我们称之为诈尸了，那还得重新枪毙一次。

罗小毛虽然不相信末日在即，但还是乐意配合大家的游戏—— 黑色的床单终于覆盖在他稚嫩的胎毛未尽的脸上。这次的悼词由我主持，我尽量轻松但音调沉重地按罗京的路数哀悼——罗小毛同志是党的好儿女，是祖国的优秀花朵。其短暂的一生，始终战斗在我国的死猪前线。其人出身贫困，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误入歧途……

我们煞有其事的追悼刚刚开始，被单下的罗小毛已经开始抽泣；他的身体哭得抽搐着，我们忽然都变得严肃起来—— 五个奇形怪状的各类重犯，在那一刻内心真的庄重和充满了悲怜。我们掀开被单，看见他好看的大眼一直睁着，像两个泉眼一样地汩汩淌水。

他在那一刻，可能才真正看见了死亡的模样；看见了幕天席地的黑，是怎样压迫在他单薄的身上。他似乎那时才意识到，他将再也见不到他的老父和弟妹，再也见不到唯一疼他爱他给他的那个嫂子了。

[十一]

未几，铁门一声响—— 罗小毛，卷被子。

正在说笑的他，骤然脸色煞白，一时手足无措。我们帮他卷好被子，他夹着走到门边，慌慌张张，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对我们深深地一鞠躬，然后出门远去……

一个十八岁半的孩子，就这样走进了他的长夜。二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常常想起他清纯的笑，偶尔的发恼，对着铁窗的默默偷泣。

国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终培养的人民，却越来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质。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们，会不会偶然还能看见，那些悬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温州街  梦见街／骆以军

涉入渐深，温州街便不再仅是条展示橱窗般的梦见街了，它像有多组繁错生态，关系网络的水族箱。

很糟糕的是，我不记得那个下午我们聊了些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入“温州街计时”：在那之前，我住深坑，偶或被长辈宣召进城续他们的第二摊。那时我的时光，除了年轻的妻子和她肚里逐渐成形的婴孩，大抵是独自在违建铁皮屋阁楼写稿。年轻时代的哥们尽皆散去。我总像聋哑人迷惑地在“86 Line”看着喝醉了的长辈们像高中男生女生斗嘴吵架，作势拿烟灰缸互掷，分不清是怨忿或亲爱。我想象这温州街正像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里的欧洲咖啡屋或赫拉巴尔的小酒馆，我欣羡又隔着一层玻璃看着这于我可能的“文明入族式”，烟雾弥漫，音响轰然嘎响，偶被邻桌美丽女孩尖笑声戳破（被她们的老外男伴逗的）。像太阳马戏团精准计算的机关或燃放烟火，某一时点，长辈会比比窗外，“看，是某某”，那当然是文学教科书里的传奇人物，骑车脚踏车经过，“神经病，像‘夏先生的故事’”。但那个下午是J的葬礼过后，我们被一种超过个体的冰冷袭击，原本彼此不熟的同世代怪咖群聚至Coffee Odem。我们腼腆又热切，摸索共同的语言，我猜想那应是一次近乎《文学改良刍议》的宣言，但其实只是我们这些“内向世代”的复制人们，相约“我们不能再这样落单在各自的书房等待下一个人被狙击”，那之后我们便定期约在Odem（我们昵称为“后花园”）或朱利安诺或Common Place（我们昵称为“妓院”），长夜漫谈，扯屁唬烂，哀嚎人生的不幸。我觉得那于我真是“命运交织的温州街咖啡馆时光”。

后来我搬到城内，几乎就在温州街的隔壁巷，当然我是在和平东路这一头的。被辛亥路高架桥截断的温州街南北段，其实是两个不同时光粉尘飘浮的世界，接和平东路这一端的，完全是一个时光静止的昨日之街，我偶尔带孩子们闯进，那墙沿蔓长出的老榕，沿水浪颗粒旧公寓壁面攀上四五楼高的九重葛、爬墙虎；有时百公尺内完全不见一人，只有雀鸟和壁癌铁锈墙栏门檐上的野猫的，“不在场”之强大的时间吸力，但让我脑海浮出琼瑶式的书名：《庭院深深》、《碧云天》，更现代主义激情孤寂一些，木心的《温莎墓园》、或甚至就李渝的《温州街的故事》。暮年将军和他的年轻妻子，低声说话打牌的郁闷教授，废园，时光踟蹰，被禁锢于此的昔日魅影，但像《天空之城》最后一只机器人看守的满覆苔藓的墓冢。

穿过了泊满黄色怪兽垃圾车的巨大桥墩，穿过榕须遮蔽的“白灵公”小庙，和漂满彩色油污、抬头浮游着至少上百只小乌龟（大的像小猪那样吓人），非常古怪一小段止水的“（王留）公圳遗址”，一间店内黯不见光的阿婆酣仔店（感觉它之所以犹开张至今，主要是卖“白灵公”庙香客之金纸香束为营生），两间咖啡屋（“路上捡到一只猫”，对面新开的“波黑美亚”）非常典型“温州街气味”：老文青书柜、私藏光盘、电影海报。50号则是一栋占地不小的铁皮违建屋，我每每匆促走过，总有一“这是一拾荒者屯积拾来破烂之总部”的印象，从这往罗斯福路那头走，可能比较是人们口中或印象里的那条“温州街”。时光还是被调慢了，但像是《清明上河图》里酒榭茶楼的运河畔，一小截距离即用笔墨注满的，指岔分枝渠巷隐藏，塞满细节的城市梦华录，一代一代文青在这些褶皱里孵梦、耍颓废、延后进入社会大机器的，读书、玩耍、哈啦之“梦见街”。

很奇特的，它没有粮行、裁缝店、草药铺，没有老唱片行或五十年前的老戏院，它如果作为一时光展示之街，竟没有典型的怀旧遗迹，它是漂浮在那些庶民百工而形成小小文明梦境之外（譬如鸟镇东栅的戏台、染坊和糕饼铺，譬如牯岭街的邮币社与二手书摊）。它是不同世代的知识分子郁悒或愤激的避秦迷宫，他们的梦境在这条鱼骨般巷弄里各自据点，数十年后你讶然惊觉，钟乳岩已迭积成一可作考古人类学的化石层。当然闯进某一暗弄会出现一间似乎除了感冒糖浆和胃乳其他药品皆无的小西药房，或咖啡豆烘焙私人工厂。但主要是某某故居, 明目书店，谁谁谁和谁谁常在此出没，在此写稿的“挪威森林”、“Coffee Odem”、“朱利安诺”、“鲁米爷”，记忆里每一间咖啡屋的墙上都贴有格瓦拉·切和忧郁贝蒂和《四百击》的海报。可能都是租赁老旧公寓一楼改装，印象中每一间咖啡屋的厕所皆狭仄旧败，马桶之排水系统皆十分脆弱，以梦养梦，后来的文青们推门走进离场的前辈曾苦闷挨坐读书的角落座位，所以温州街极难描述，却总让每一代文青饱涨追忆它的情感。

那样的追忆总变成我们的“咖啡时光”：一段恋情、一小群人某一段一起鬼混，最后却成陌路的唏嘘往事；某一间咖啡屋老板歇业拉下铁门后（酒店关门之后），分发大麻的一千零一夜，他跑船的故事，他前妻的故事；谁谁谁提议“我们来搞个什么好玩的”、我们曾这样认真计划一“金刚组合”之书：我写其中男性角色的变态与暴力，Ｃ写其中女性角色的乖异与梦境，Ｓ写所有人物超现实的性冒险，Ｙ写那阴郁之城（银翼杀手式的）全部的建筑与街景；Ｐ替我们建构伪编年史，补足所有虚构人物关系的庞大清单……这样的友爱和团伙幻觉何其咖啡屋，何其温州街，那是从咖啡豆的焦香烟雾和昏黄立灯，破烂藤椅沙发和一种“我们就这样一起变老”的颓废安全感才可能长出的神灯怪物。有一次我非常认真地对这些忍者同伴描述我正进行的“西夏”长篇遇到史料转换的困境，我决定不要变成一本历史小说，想就此定名为《西夏旅馆》，Ｄ君突然说：“啊？吸一下旅馆？”众人大乐，于是一整晚大家玩起关于任何与“吸一下”有关的，温柔颓靡买一送一大放送的旅馆色情服务广告文宣，让我为之气结。

如今我住在距温州街二百公尺之内的巷子，我常在黄昏黯影围着轰隆轰隆黄色甲壳车甩肥鼓鼓垃圾袋的人潮里，隔着和平东路望着对面烟气迷蒙排在萝卜丝饼小摊的长长人龙，那条梦见街的入口。奇怪我恐怕长达七八年吧，除了禁烟令后酷寒烈暑坐不住户外座的几个月，几乎每天午后都像忠实的打卡上班族到温州街的那几间咖啡屋读书写稿，但一觉如梦，当真要追忆起“我的”“温州街的故事”，竟如黑白默片，如他人之梦，深感不知如何谈这条街的魔术，有时我和哥儿们在街巷某间咖啡屋里听他们胡扯哈啦那些荒淫妖艳之事，一个空档走至店外吸烟，忽然瞥见头上二楼公寓人家，铁格窗一览无遗屋内神明桌的红灯、电视的跳闪流光，或它们书柜的杂驳深浅颜色，或后阳台热水器之轰轰声，那么挨近小市民（不再是李渝的温州街故事了），我会对这条街的住民充满感激，为何允许我们这些贫乏孤独的同城之人，从新店、中和、天母、城东城西城北，搭乘捷运骑机车叫计程，甚至隔两条街步行过来，躲在他们脚下孵梦，暂时寄居那散置巷弄渠道各角的螺壳，烟塌烧泡吟灯迷杂般祭启夸诞奇谈、银槛虹灯、繁弦高屐、淫娃荡女的文艺青春梦（其实是卖火柴女孩一、二、三的火柴棒），然后有一天，梦醒了，又纷纷无情离场。我们不再是不带着自己人生地流过那个巷街，这样在那些有着法文意大利文名字的窄小旧公寓一楼小咖啡馆里交换身世的好奇心慢慢消失。

当然人人都可以说上一段他的“温州街时光”，譬如Ｙ，每每我们在Common Place聊到酒酣意畅，他都会跑去台一冰店，端回五六碗热腾腾的红豆汤花生汤芝麻汤圆，一伙人咬破那Q皮让油腴浓郁的馅膏烫得幸福得眼泪汪汪，他总说这是“台大人的仪式”；譬如Ｈ，每从埔里上台北，总要到明目书店、唐山、后来的秋水堂，提了两大袋整摞的简体版书，吃饭则必约那一对脸很臭的港仔老夫妇老板的“醉红”，也是“台大人的仪式”，说他们家腐乳用的地道，芋头鸭褒或蒸咸鱼，后来在台湾再吃不到那样的“南方味”了；譬如万子，整个十年从师大路到温州街几家咖啡屋全打过工，在我印象中标致开朗的老板娘在他的回忆里却变成不愿传授他煮咖啡秘技，后来歇斯底里因小故便将他开除的阴暗恶女；或我总爱听美女Ｊ眼神凄迷说着86 Line还开着的时光，那只一脸愁苦趴在十字街巷边的黄金猎犬，像爬虫类梦境一般夜夜买醉的时光，初换上OL的文艺少女们在这结盟（不论是干谯鸡巴的女上司，或醉眼品评邻桌的美型男），虚无地狂笑傻哭，乃至时日拉长后难免的伤害，背弃或离开。涉入渐深，温州街便不再仅是条展示橱窗般的梦见街了，它像有多组繁错生态，关系网络的水族箱，你总会听到这样那样的八卦，但说是八卦，却又毫不激凸阴暗，反而像怀旧照片，有时间的沙金，像我有时坐在鲁米爷户外吸烟区赶稿，突然便一辆载卡多刹车停在一公尺身旁，一个杀气腾腾的汉子下车摔门，卸下一大麻袋冒着烟的物事，扔在店门，也没交代什么，就跳回车呼啸而去。过了一会，吧台的小Ｔ一脸平静地出来将那袋沉重物事往里拖，我问那是啥，她说：“冰块，就加你冰咖啡里的那些冰块。”

日常生活的历史／雷颐

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定要记录下来。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天气非常热，咱们就直奔主题，讲一讲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中外史学可能都有一种传统，研究历史只关注历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从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岁月能改变人，可能跟自己的阅历有关，我逐渐觉得最重要的历史，不是这些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而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很多东西从书本上学的，和你最后在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有时候是脱节的。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历代帝王的家谱，在二十四史中你看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记载得很少很少。

我在读大学，包括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很多法国年鉴学派的书和文章，他们就强调日常生活的历史。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自己的重视，没觉得这个新潮的东西很重要。等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很重要了，突然想起曾经读过、曾经学过的，再把那些书找出来受教。历史观发生变化了，我开始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才是最重要。但这个要研究却很困难，因为要找资料，那些重要的相关材料一般都缺失记录。实际上，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记录的都是伟人或者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物，或者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比如，一讲到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所有的书上就讲，这一政策给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这没错。所谓的粮食统购统销就是规定农民不能随便卖粮食，只能卖给国家，国家规定了很低的价格。从前农民可以随便卖自己的粮食，当规定农民只能按照国家很低的价格卖粮食，同时工业品又用比较高的价格卖给农民，实际上每年这里都有个剪刀差，正是这个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所有的书中都说，这个政策给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多少多少资金，没错，但是，实行了这个政策之后，给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历史书中没有记录。从粮食统购统销逐渐发展到棉花、各种农副产品都是统购统销，现在看来，这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开始确立的时间点。我们的史书只是说它给国家工业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但它没说，因为这个政策，农民一下子就成了“二等公民”。

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前也知道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但是真正下了农村才知道，农村人和城市人身份上的差别有多大。1958年国家又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制，把中国人全都分为农村人、城市人，这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划分，说我今天去务农就是农民，明天我当工人就是工人—— 这是一个伴随终生的身份，你父母是农民，你生下来就必须是农民。后来还规定，小孩户口随母亲，如果有个农村小伙子当兵提干了，他又找了个农村姑娘，那他的孩子还是农民，这是一个身份问题。

这些历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但小说中有反映。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典型地写了一个农村孩子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多困难，这种身份制度，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就没有什么反映。那么这个制度开始松动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但身份上你还是农民。所以最开始有个词，叫作“农民企业家”，有些农民进城经商成功了，成企业家了，但怎么叫作农民企业家？因为他一生下来的身份是农民。

同样的，很多打工的在城里都呆了十几二十年了，身份还是农民，只能叫“农民工”、“民工”，和城里人干同样的工作，但待遇和各方面福利要差得多，这还是身份制度决定的。应该承认，1979年的改革开放允许他们进城了，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说长期还维持身份制度的存在，维持这个不平等的状态，社会的前途堪忧。

我下过乡，后来当兵，又当工人，又上大学。后来我下乡做调查时就发现，1979年刚刚允许农民进城，他们干的都是最苦的活，收入比城里人低很多，但是他们兴高采烈，为什么？能吃饱肚子，能吃白面了，这一点他就满足了。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会满足这些了，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

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关键在于记录老百姓的生活，从老百姓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比如说统购统销，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模式，它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模式，计划经济首先要做到什么？把城里人和农村人最大可能地固定化，没有这个固定化你怎么计划多少粮食，哪个城市要多少？乡村的居民必须固定，每个城市的居民也必须固定，不能流动。另外，像通过单位、居委会发放粮票、布票，也是一种控制方式，离开了这些你没法生活，那么，没有粮票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很可惜，这些都没有人记录下来，几十年来的日常生活都没有被记录，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作为学历史的人，我自己会有反省。比如说我们50年代这一代人，尤其城里人，干部或者知识分子，都是读书人，都唱苏联歌曲，所以苏联老歌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并且写到书里去了。但是想想农村，农村的孩子会吗？他们根本不会，而且他们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可是他们唱什么歌？他们有什么样的时代记忆？我们不知道。这么一看，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很偏颇？

所以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定要记录下来。一个政策制订出来，我们不仅要透过文本，更要看到背后他是真正怎么生活下来的，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现在有些回忆录，我就从这些不同人写的回忆录中去搜集资料。那时候说布票很紧张，一些人家要安排好，添一床被子要多少多少布票，这时候当母亲的就要筹划怎么样给谁省一床，给谁做衣服，哪个兄弟少做一件衣服，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当我的历史观一变，我就觉得这些个人化的散文和记录是很珍贵的史料。南开大学有一位中文系的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写文章说，自己当年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一个暖瓶都很重要，要给婴儿热奶、烫奶，但他却没暖瓶，因为供应券不够了，买不了。邻居一个老大姐看到后把自家的暖瓶借给他用。他生怕打破了，日夜担心，好几次做梦梦到暖瓶打破了，突然从恶梦中惊醒……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很难想象这个。我把这些都作为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我的史料一点一点积累下来。

日常生活应该是一种自由状态，或者说我只过我的日子，跟政治无关。但是在很多年代，政治要侵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规定不许烫发、不许抹口红，不许穿什么……只要超过这个范围就一顿打，或者给你关起来。我觉得，思想界的一些精英，有一些对政治、对国家的政策有独立思考、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朝代都有，在专制社会这种人很容易受惩罚。这个容易理解。但是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力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只因为发型稍微不一样就受惩罚，这是少有的。当时有一个外贸部的人，他在外国工作，临时有事回国，没来得及换中山装，穿着西服在上海城隍庙转，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太太就跟上来了，一问他是中国人不是华侨，就把他拽住了去派出所。派出所就问他，你是中国人凭什么穿西服？这是资产阶级服装，你为什么要穿？他不得不拿出工作证解释，费尽周折才得以脱身。像这种事情，现在只能当故事听，但就在二三十年前，却是普通百姓生活的梦魇。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确有着重大意义，除了经济上不说，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日常生活开始恢复。比如说改革开放，牛仔裤、喇叭裤开始流行了。但是这种流行也不是很顺利，刚开始时通过走私，牛仔裤、喇叭裤进来了，一些人穿了，1983年“反精神污染”又规定，喇叭裤、牛仔裤是资产阶级的，不许穿，一些单位的领导都拿着尺子在门口量，小青年进厂的时候，先要量量裤子宽不能宽多少，窄不能窄于多少。一直到胡耀邦指示《中国青年报》发文章，说牛仔裤是美国劳动人民，是西部劳动人民的服装，这么一解释，牛仔裤才得以回到日常生活。大家现在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中国日常生活的一个波折。

还有跳舞。“文革”中只能跳忠字舞，“文革”后恢复了集体舞，后来又同意跳交际舞，但只能在举行舞会时跳，摇滚、迪斯科是绝对不许的，那是代表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文化。最后也是《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摇滚和迪斯科是来自黑非洲大陆的劳动人民的舞蹈，他们被贩卖到美国当了黑奴，跳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反抗，是一种愤怒和发泄。只有这样，才找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还有关于贝多芬的解禁，大家可能想不到，从1964年起贝多芬在中国就被禁了，因为这是西方的古典音乐，是西方的没落文化。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是贝多芬诞辰15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就跟他认识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长提议，副部长说，毛主席都批评不许演贝多芬，我做不了主，只能向部长请示。文化部部长说我也做不了这主，就向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乌兰夫请示，乌兰夫说我也做不了主。当时1977年是华国锋主政，华国锋说可以在政治局提出这个事情来讨论一下。最后经过讨论才决定可以演贝多芬，其中一个合法性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读列宁夫人写的《列宁回忆录》，她回忆说列宁非常喜欢贝多芬的第几交响曲，是因为这个才解禁。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贝多芬，都惊呆了。播音员第一句话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交响曲。后来我看刘心武写的回忆录《我是刘心武》，他也写到了这段复杂的历史。

事实上这种历史是有源可溯的。早在1971年中美解冻，美国波斯顿交响乐团访问中国，后来我翻阅周恩来年谱发现，他提出可以演贝多芬，而且他比较喜欢《命运交响曲》。但等到交响乐团的飞机到上海落地了，江青他们却突然说不能演这个，《命运》是一种宿命论，要演《田园》。交响乐的总谱很厚，不可能都随身带着，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挥风格，根本来不及换曲排练。中美两国都很尴尬，又担心艺术家们生气罢演，只能通过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去做工作，说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对《田园》有天然的感情，并且《田园》里面有暴风雨象征着革命，最后别人才同意改演《田园》。在这后面，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但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看到国家如何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很多当权者总是觉得，我掌握权力，那么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的品位就是大家应该接受的品位，跟我的品位不一样的就是庸俗的、低级的。当时接受邓丽君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甚至批邓时，正式文件中连“邓丽君”这个名字都不能出现，叫D位音乐，那种霓虹灯、舞美灯光更是批判的对象，再看现在中央电视台各种各样的灯光、烟雾，简直是“今夕是何年”。

所以从一些小事中，最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看到一个社会的真正状况，通过一些凡人小事就能反映出来。方方面面，我觉得到处都是史料。有一次我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陈佩斯，其中陈佩斯说，“文革”期间你根本说不准，随时有被抓的可能，随时有被抄家的可能。经常我们看到一辆大卡车突然一停，车上跳下来好多红卫兵、革命群众抄家，所以直到现在他还是怕听汽车的刹车声。后来有机会碰到许戈辉，我说你能不能把你们节目的资料寄给我，我觉得那里面就是一本中国的日常生活历史。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种记忆有同感。前苏联的档案现在有部分解密了，说有一天斯大林在别墅宴请政治局委员和贵宾，不知道怎么争论起来天上的某个星座的问题，喋喋不休，斯大林说你们争什么，给天文台台长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就给天文台台长打电话，天文台台长是红军的政委，一听说是斯大林办公室来的电话，赶紧自己开车，去一个天文学家的家里，半夜一敲门，那个天文学家一想完了，来抓我的，当时就跳楼了。台长一看没办法，又去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家敲门，结果那位有心脏病，一下子就吓死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社会，真正的时代，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才能表现出来。可惜我们的历史书对日常生活几乎从不记录。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胡适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很多方面有开创性的人物，1929～1930年时他就在写《上海志》，其中的一篇序，实际上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

但这种日常生活的资料很难收集，那些理论文章、报纸、新闻什么的，很多是可以造假的。比如说计划经济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但外国人怎么办？那就各个单位传达，外国人买东西不要票，曾经有一老太太，看外国人买尼龙袜，她也在旁边买，营业员不好不卖给他，因为外国人在旁边看着呢，但走到门口警卫人员就把她拦住了，让她等下把袜子退回去。那会儿我们下乡知青回城探亲，每人都发一个纸条，背熟记牢，碰到外国人问什么问题要怎么回答。比如说问作为知识青年你在农村的感受，你要说很受锻炼大有好处；比如问你们家多少工资，你要说生活很好，不能说工资的实数——当时的解释说，说了工资的实数，外国人会从工资推算出国民经济，从国民经济推算出国防……反正什么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有问你们家有几个孩子，这个问题可以如实回答。

所以，就是在有限的日常生活的记载中，需要甄别的资料也太多。在历史研究中，给我的感觉是一定要突破文本，不能光看报纸怎么说，文章怎么说，或者史料怎么说，它背后也许隐藏着更多的历史背景，要了解这种背景之后的真实。

提问：历史学家眼光是比较开阔的，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年？

雷颐：改革开放前，学术界称之为全能社会，这个全能社会的一个特点，你不仅仅从思想上不能反对，你的日常生活我也要干预，你唱什么样的歌，穿什么样的衣服，我都要管。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控制也在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这种体制有人称之为威权社会，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说，我只要能过我的日子了，我不需要特别关心政治，非要表达一个什么，基本上我能过我的日子，那就可以了。

提问：在座有很多是80后的，我们出生成长的时候，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发展，现在更加成为生活的主流了，我们肯定不怀念你的那个年代，那些年代听起来太荒诞。但我们80后其实生活压力也很大，房子、工作、医疗、保险……社会好像一下子逆转了，从你们特别革命化的时代，一下到了特别商业化的时代。

雷颐：你对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认识有误区。比如分房，这个应该写一部分房史，单位内部分房，你们很难体会那种残酷，有人为了这个自杀，分房怎么可能免费地分给每个人呢？资源是有限的，分给谁不分给谁，其中道道太多了。首先跟现在一样，大机关、大单位房子多，所以那时候找对象要找中央机关，大国营企业分房的可能性大一点，一般的小工厂尤其街道，你休想分房。其次，单位每次的房源是很少很少的，要斗，要闹，要拉关系……你得在权力的范围内争取你的房子。所以我就说这就是日常生活历史缺失造成的错误印象，那个年代可以免费得到房子。

分房是我们这一代人很痛苦的记忆，我在《历史的裂缝》那本书中也讲到了。但现在的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我也反对，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福利政策，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贫济富。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又能够买到经适房、限价房，这本来是应该卖给穷人。所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你想做好事都做不成。

提问：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是经济学家主导的，他们把市场的观念带到中国来，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后，经济学家的政府已经形成了，现在该到一个立法和执法的阶段了，因为需要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还有每个人的合法权限。我想知道，你觉得在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历史学家们，以及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雷颐：历史学可能会给人一种假象，以为社会是一直往前发展，然后以过去为参照物。但历史的某个时段可能我们现在并不能正确认识，所以导致对现实也有错误的看法。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分房问题，很多人说那个年代真好，免费分房，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历史学家可能起到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怎样认识过去，因为我们寻找未来方向的时候总要看过去，不能寻找错误的参照系，不要找错误的过去来参照。

你刚才的那个说法我很赞同，现在确实最主要的是建立健全法治社会，就是规定个人权利，限定政府权力的边界。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随意侵犯个人权益。

提问：你觉不觉得，政治史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是历史的一个中心，是因为政治首先就是历史的重要推动者，具有非常大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而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经济，是被政治史所影响的。那么作为日常生活的历史，比如说服饰，或者说某个年代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它与政治是不可分的。

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它研究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它涵盖了太多的个人主观因素在里面。那么作为严肃史学来说，你在研究中间是如何去除这种因素的，比如你如何判断一个人他是否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有那么多农民、手工业者、军人，到底谁能够代表这个年代？

雷颐：好。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说的并不矛盾，我只是说，从前的历史几乎完全是政治史，而没有日常生活的历史，我并没有说要否定政治史。第二点，我觉得恰恰要了解日常生活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史，才能更好地了解过去的某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了解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仅仅根据一些政治，一些文献，对历史的判断会有偏差的。

第二个问题，就像你说的，确实，日常生活的历史资料很少，过去我下乡，这几年又采访过很多人，但农民他们自己不写作，不记录，社会媒体刊载、记录下来的主要还是精英的历史，你要找相关材料非常困难。第二，日常生活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以各个细节来全面展现时代，各个阶层是怎样生活的，军人怎么生活的，工人和农民又是怎么生活的。我不觉得工人或者军人的生活就可以代表全部社会。这恰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生活，从政治史到日常生活的历史，而这些，是不管你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的前提。

提问：我觉得日常生活从三十年前已经开始回到我们的身边，但主要是从生产消费的角度来讲，而从公共的生活角度，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回归？

雷颐：我觉得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虽然总体而言我不是乐观的。如果你是指在一个咖啡馆看书、和朋友聊天喝茶，这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咖啡馆在1949年以后很快就消失了，现在是逐渐在恢复。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大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一些问题。我用了比较，这个比较是相比从前。我觉得这是逐渐在恢复的过程，这是改革开放的意义之一。

提问：以前我们这种日常生活历史不是很发达，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众表达媒介太少，而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可能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记述历史，那么你觉得以后，在民间史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应该如何面对和采集史实资料？

雷颐：我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DV将改变历史的书写》。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新闻图片可能会造假，是因为当时个人不可能有摄像机。从技术上、经济上和社会的管制角度，都决定了你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去拍摄、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要说记录，“文革”中甚至很多年大陆没有自己的电影故事片，全靠引进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然后中国只有没完没了的《新闻简报》，每年有几千个新闻简报，就是毛主席接见谁谁谁，周总理接见谁谁，中央领导接见了谁，或者就是工农业生产多么好。所以当时有个段子叫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比如说，当时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少数人是响应号召，多数人是不愿意的。每一次送行的时候，火车站一片哭爹喊娘。但是每一次新闻记录都要找一些人，背着背包，拿着毛主席选集和语录，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再把这个拍下来做成《新闻简报》，说我市又有第几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但真实的情况没人记录。我就说，如果历史只有这一个记录，几百年以后的史学家他们就看不到真相。所以DV的出现我觉得很了不起，以后再有重大事件，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照相、用DV视频来记录，就不会再是垄断式的影像记录。

提问：听了刚才的讨论，我的困惑是，社会的历史到底是谁推动的？世界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比如我们现在看中国，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挺有成就，但未来往哪儿走这是很大的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来作决定？是公共层面的力量呢？还是政治阶层在推动中国往某个方向走？

雷颐：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历史哲学，争论了千百年了，历史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有人说英雄创造历史，有人说是人民创造历史……各种观点争论不休，很难作一个最后的斩钉截铁的结论。我是搞具体研究的，还是倾向于实用研究，但我觉得这其中恐怕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有时候领导人的几句话会决定历史的转向，有些时候恐怕是公共力量，更多时候是双方的合力。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最近讨论辛亥革命比较多，如果追求细节的话，像武昌起义也好，还是后来的各次起义也好，“立宪”、“三民主义”这些意识都不算成功，反而是一个简单的“反清”的口号，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系列成功。那么，到现在为止，在政治意识上，国人是否有了些许进步？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您提到经济适用房也好，特权也好，腐败也好，这是一个跟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制度根源有关。那么你觉得中国的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制度制约得比较好的时间段？

雷颐：我还是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台湾和香港是中国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地方的法治有可借鉴的地方，包括新加坡也是华人为主的居住区，他们也建立了比较好的法治社会环境。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建立起这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但它是可以期待的。

你刚才讲到辛亥革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种公民权、公民意识的觉醒，这是以后良好社会的一个基础。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是很偶然的事件，它的爆发是偶然的，但清政府的垮台是必然的。清政府的失败之处在于，当时他的政策使多数人都背叛了他，当时最重要的社会阶层是商人，绅商阶层，这些绅商阶层比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还要富有，权力更大，是当时的社会基础。从1907年开始，清政府的政策一次次地压制绅商阶层，到1911年的时候，绅商阶层完全背离开清政府了。1907年清政府提出来预备立宪，那商人和一般的老百姓还是热烈欢迎，大家主动上街游行，打着口号说大清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预备立宪的草案一出来，皇帝权力太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很少很少，比日本明治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少太多，一下子大家就觉得上当了，这一下就有很大一部分人离它而去，心里就不支持清政府了。所以，1911年5月清政府提出铁路国有，把商人的利益侵犯到底，同时说要搞内阁制，但内阁制一出来里面皇族成员占了一大半，这样绅商和百姓一下子就意识到它的改革都是假的，它一点权力不想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辛亥革命的枪声才响起来。

武昌起义之后，朝廷财政也很紧张，那些商人根本没人给朝廷捐钱，反而有人悄悄地给革命党人捐钱，就这样，清政府把它自己的社会基础给丢掉了。我觉得这是统治者的重要教训。革命之所以爆发出来，成为社会运动，并不一定是革命的能力有多大，而是这个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统治者又不进行改革和疏导，必然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被最激烈的革命吸引。

提问：从刚刚很多听众的提问可以看出来，现在很多80后，他们其实对政治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可能是因为到了瓶颈的原因，很多80后一代人生活没有安全感。虽然说每个人的生活，对于整个大的历史进程来说只是很小的，但是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应该如何自处提出一些建议。

雷颐：我从没想过充当什么人生导师，但像现在，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很多政策变化特别快，所以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这也正常。比如说住房制度，严格来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觉得首先应该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第二，如果能够抓住机会，要判断出这个机会，抓住机会，尽量争取自己的成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搞历史研究，可以看到，现在政策洗牌的过程往往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抓住这个机会，很多人都成功了，像马云他们，当年都是二流大学的老师，但他们心态好，抓住了机会，对大势的判断准确。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吧，尤其我觉得青年人，哪怕家里条件还不错的，也应该争取早日独立，哪怕暂时过得比较艰难。房子这些并不是你们眼下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跟大学生交往比较多，另外，我很多朋友都在大学里当老师。但是学生实习的时候，他们都说，被单位选中留下来的多数是农村的孩子，他们相对比较成熟，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比较能吃苦，比较会察言观色，而城里的孩子多数比较简单，又没有眼力，不太注意这种细节。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差别的。

提问：现在可能一个国家制度的体制不太完善，医疗、教育、福利、房子的压力比较大，我们很多同学，可能到国外留学，或者是工作就不回来了，关于经济和人才外流这个问题，我想知道您有什么看法？

雷颐：外流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我们曾经被剥夺权利不许出国，现在恢复了这个权利，首先这是个人的权利，我觉得无可指责。第二，我想说的是，要么用脚投票，要么就反映出人们对你制度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作为个人来说，我觉得个人权利不值得去指责，他们爱不爱国。但是作为执政者就要反思，为什么这么多精英都想走？那就应该引起重视，是不是我的政策有问题？我最反感的是有一些人，一方面强调要爱国，一方面想设法把子女早早地送到外国。我曾经看过一句希腊谚语说，告诉我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我就知道你是谁。我想改一下这句话，告诉我，你把你的孩子送到哪里，我就知道你实际上最喜欢的是哪里。

本文根据雷颐先生在单向街书店的沙龙演讲记录、整理

撰稿者

[覃里雯] 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先后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搜狐新闻频道总监、《周末画报》新闻中心总监等职，著有《冷酷的新闻纸》和合著《思想的历险》。

[刘瑜] 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剑桥大学讲师，现任教于清华大学。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

[赋格] 美国University of Florida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硕士，写作涉及旅行、书籍、音乐、电影、艺术、城市等。现为三联Lonely Planet项目策划。著有《上海不插电》、《无酒精旅行》。

[王海威] 自由编剧，作家，现旅居日本。著有《借来的时间：香港电影中的上海想象》等。

[胡续冬] 北大现当代文学博士，2003～2005年曾赴巴西国立巴西利亚大学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曾获“刘丽安诗歌奖”等，著有《你那边几点：我的巴西土鳖生涯》等。

[严歌苓] 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199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近年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之一。

[Ian Teh] 1971年出生，马来西亚摄影师，中文名郑永仁。曾为英国PANOS图片社工作。

[野夫] 本名郑世平，自由作家，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2009年获“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获台北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 。著有《尘世挽歌》等。

[骆以军] 台北“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研所硕士。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等。上一部著作为《西夏旅馆》。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等。

主编

许知远

编辑委员会

许知远

于威

肖海生

郭玉洁

张帆

特约影像编辑

朱墨

目录

[专题]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许知远

对过去事物的无知/刘易斯·拉伯姆

苹果的完美骗局／耶夫根尼·莫洛佐夫

时代的病人／谢丁

[访谈]

寻访五四——舒衡哲访谈／张泉

正视传统的负担——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张泉

[纪录]

印度记者在中国／帕拉维·艾亚尔

档案：被监视的个人史／莫西·加顿·艾什

回声／唐汀

旧金山的犀牛/沈诞琦

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家——拉康派在中国/索马里

[影像]

北方的河／朱墨 张克纯

[随笔]

一个都市人的童年／胡晴舫

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梁鸿

为何写作／陈河

我的大学／方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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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许知远

对过去事物的无知／刘易斯·拉伯姆

苹果的完美骗局／耶夫根尼·莫洛佐夫

时代的病人／谢丁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许知远

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

“（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在战后那场席卷世界的集体主义潮流中，势单力薄的哈耶克发现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在整个三四十年代，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斯大林的改革与凯恩斯的方案。

在这种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杰出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不可置信的高产作家，是哈耶克的继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他继续鄙夷这些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他坚持，专家不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发表言论，而那些依靠媒体与出版业生存的所谓知识分子则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敢恭维。他举例说，那些广泛谈论微软反垄断案的“媒体权威”其实根本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同样，广受欢迎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写作科普读物时也不该涉及人工智能问题，因为他并不了解……总之，受人尊敬的专家兼公众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除了饶有兴致地为最受媒体与观众欢迎的公众知识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辛格名列第一），还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自作聪明，对超出专业范围的议题发言。“很不幸,波斯纳同样没办法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拉塞尔·雅克比在《洛杉矶时报》书评上反唇相讥。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克比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雅克比心目中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特里林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圈。他们用优雅、清晰的笔调关注广阔的问题，致力于为有教养的人群写作，而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这样描述现代文化的特性——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更开放的心态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它意指伴随商业社会而生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律师，他们的工作更多是运用智力而非体力，葛兰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判断在今天显得更为准确。彼得·德鲁克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型社会，伴随着官僚体制的崩溃，人们越来越从刻板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激情、创意。刚刚过去的dot-com风潮似乎正暗示了这股新潮流。彼得·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风靡全球，学习变成了不倦的、终身性的工作，六十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欢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爱德华·萨义德在BBC电台的里斯讲座上讲，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兴趣广泛而优雅的萨义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约瑟夫·康拉德将文学创造比作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将人们从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班达、雅克比与萨义德心目中，知识分子则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他们的武器是强烈的好奇心，而敌人则是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他们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让我们回到哈耶克与波斯纳的嘲讽，我承认他们的批评都有道理，他们厌恶的是那些未经过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但是，他们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纳）妨碍了他们看到更深的危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况且，我们不应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地思考。

当这场争论跳跃到中国的语境时，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占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同时我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

作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青睐。”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说，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中心，它拥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它们是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尔·雅可比憧憬不已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识分子是为《时代》、《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学院工作会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在中国，更尴尬的是，当我们的大学仍未拥有（或恢复）它的知识中心的地位时，类似思想库、媒体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未成熟。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或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拥有李泽厚、刘再复，拥有“走向未来丛书”，鼓舞了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更广泛地参与知识或公共事务讨论。

“《时代》对于美国教育的作用大于美国所有教育系统的总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对于亨利·卢斯所创办的杂志的影响力的评价，鼓舞了我曾服务的《经济观察报》的成长。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的出现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虽然我们有时候带有明显的令哈耶克唾弃的“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的气质，不过，比这种轻蔑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国自由讨论的气氛。我不喜欢公众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就像我前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低级知识分子（知识匠人）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区别，而没有个体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的差异。我也同意人们通常对新闻业的评价，“它天生追逐权力、金钱与戏剧”。但比起这一切弱点，我们最为看中的一点仍是，我们是否鼓舞起你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

对过去事物的无知/刘易斯·拉伯姆

撰文/刘易斯·拉伯姆（Lewis H. Lapham） 翻译/胡新宇

那么一般说来，历史是什么呢？一段大家都认同的寓言故事。—拿破仑

曾经有位政治竞选人许诺要“夺回美国”，我不禁思绪万千：夺到哪里去？从谁手里夺回？夺回后用什么方式运送？是重登五月花号，还是在枪口的指令下？如果说夺“回到那群山草原上的家”，就像那首老牛仔歌唱的，鹿和羚羊是否还在和印第安拉科塔人玩耍呢？如果是从腐败政客和吸血鬼资本家的手中夺回，那么爱默生是不是要赴华盛顿执政，而绰号“海军中将”的实业家范德比尔特则要被关进大牢呢？

这些问题关涉美国人集体意识中对历史的绮丽幻想。若换由那些热衷于复兴伟大美国的人来问，它们还会引发进一步讨论，主题则上至联邦党人文件，下至福克斯新闻频道。

美国启蒙已然失落，在过去三十年中，徘徊在其棺架边的哀悼者一直把这一责任归咎于电视和学校体系。无论冬夏，或晴或雨，他们都聚集在大学体育馆或会议中心，但这群渐渐沦为文盲的民众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层次—他们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同对古埃及或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了解一样贫乏：76%的大学生不知道《权利法案》的内容，73%的受访者搞不清四十年冷战时期美国的对手究竟是谁。

有关讨论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一个被剥夺记忆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厄运？大家都会纷纷谴责，曾经存在过的受教育的普罗大众如今已荡然无存，但同时，大家又承认这一损失和美国人的精神气质在某种方式上是统一的—没有耐性、充满进取心、急步向前的人民普遍认为过去无关紧要，他们都会认同亨利·福特的那个论断：“历史差不多就是胡说八道。”这真是奇耻大辱，可是，只要佛罗里达州的橄榄球教练还在拿着比大学一整个古典系所有员工还要高的薪水，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我并非不相信数据，只是觉得数据与间接证据不合。州政府里到处都是致力于保护历史遗迹的官员，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传奇剧，畅销书单上也不乏华盛顿、林肯或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而每年夏天，宾西法尼亚州的郊野都会挤满一万三千名志愿者，他们穿着内战时的军装，重演着葛底斯堡战役。

大众对美国历史的偶像化想象是如此生动，但问题在于，美国人认为过去仅是造梦的材料，草秸被编织为黄金，这种历史总是为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制造的神话做好了播出准备，而电视台制造的神话自然有其受青睐的、更为利润丰厚的市场。

那么，如果历史不能为竞选造势，不能吹破华尔街的经济泡沫，也不能为这个国家的战争负责，为什么还要为其用途作辩护呢？简洁的答案来自威廉·福克纳：“历史从未死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而如果要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会借助1956年秋天身为美国学生的自己在剑桥大学学到的一点教训。过去的五十六年中，我不止一次将其作为对福克纳命题的论证讲述出来。

早在耶鲁大学时，教授们就曾鼓励我去谋一份历史学家的差事。在他们的怂恿下，我不禁认为自己对当时颇为时髦、列入教学科目的研究论题有着明确的把握。提起某位已逝诗人或失位国王的名字，我就能不负众望地将其与特定的时代精神关联起来：诗人与革命相连、国王则和隐喻有关。

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很高兴知道这一点。是的，嗯，他说，我明白，说得不错，不过，或许你愿意抽出点时间来谈一谈十二世纪，比如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如何对应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规划？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潮湿的天气，配着松脆饼的茶，年代久远的壁炉中煤火正旺。在列举完那些早已被强调过的显著事物之后，导师为我俩又各泡了一杯茶，为我端上李子饼，或许还有一杯雪利酒，看起来极为客气。他问起了那些可能被我忽略的、关涉十二世纪的问题。上莱茵河与下莱茵河流域的流通货币各是什么？陆路从巴黎到米兰、海路从马赛到多佛的旅行耗时各是多少？罗马和巴格达，哪一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财富、促生了更大规模的宗教迷信呢？在拜占庭城，罗刹国来的毛皮和基督徒奴隶的要价和出价又是多少？

对这些，我甚至无法给出一个大胆而无望的猜测。那位剑桥导师带着轻微的遗憾默默自语。是的，嗯，他说，你们美国人拥有化约宏大主题的天赋，可我们英格兰这边的可怜亲戚却办不到。你知道，在构建起那些宏伟的框架之前，我们希望至少能粗略地了解一些事实依据。他说，这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并且非常耗时。

在剑桥大学的一年终结了我成为一名历史教授的任何想法—我不愿意学中世纪德语，父母也不愿意为这种学习提供经济支持—不过，这一年倒让我充分地理解了托马斯·杰斐逊那句名言中的真理：“一点点真正的历史是如此难得，因而它永远有价值。”人如果不是生活在由重塑过往而造成的茅屋中，还能生活在哪里呢？除了过去，人还能改变什么呢？未来是不存在的，而此刻则来无踪去无影。

历史是进行中的工作，是持续不断对过去的撰写和重写，这跟那些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奶白色大理石雕塑截然不同。如果我们阅读三部讲述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一部出版于1850年，另外两部分别于1900年、1950年问世，我们就会发现三个不同的大英帝国。当然，无论是哪部，太阳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在这三部书里，那些观光客必看的景点依然未变：马背上的拿破仑还在滑铁卢那儿，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加冕，南亚次大陆还牢牢泊定在印度洋岸边，只是，我们看拿破仑、女王和印度的眼光不一样了。

每个时代都会修订它对过去的构想以迎合其处境，而总体来说，历史学家总会找到那些验证其论述的史实。历史不是发生于两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事实，它是有关两百年或两千年前所发生之事的一个故事。故事会变，讲故事人的眼界也会不同。

我不是隶属于终身雇用职位的学者，所以我并不关心历史的场景设置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1740年代的巴黎，还是在1905年冬天的莫斯科。我只寻求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对人来说发生了什么、他是谁，以及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查阅古代或现代书籍中的记录，你就能够与几千年来人类的各种美德、恶德、动机、行为、痴迷、后果、快乐和悲伤相遇。帝国灰飞烟灭，城镇不断易手，只有人面对自己必死的事实时发出的声音留存下来。历史学家萨拉·贝克维尔在讲述蒙田生平与思想的新书《如何生活》中，借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口道出：“每一个活生生的心灵都是用与柏拉图和欧里庇德斯心灵完全相同的材料制成的……正是这种共同的心灵联合了整个世界，而世界就是心灵。”

如果将历史同时视为自然资源和应用技术来阅读，那么反抗G. K. 切斯特顿所说的“那些只是恰好经过历史的渺小而又自大的寡头专制”就成为了可能。切斯特顿的这个观察与乔治·奥威尔的箴言“谁掌控过去，谁就掌控未来；谁掌控现在，谁就掌控过去”是一致的。奥威尔意在论证历史被用作服务于国家的宣传工具，但其实这句箴言更适用于个人。除了自我，这个“谁”还能是谁呢？如果不在历史的阁楼中翻检，人们又怎能找到自我呢？正是这一历史的阁楼为个人心灵的自由和成长提供了空间。远在公元前50年，西塞罗就已经指出这一点：“不了解发生在自己出生前的事，这样的人永远是一个孩子。”

正是对过去的无知招致对现在日益加深的绝望，绝望又带来没有出路的政治营销，竞选广告永远在悲叹失落的黄金时代。通常情况下，怀旧式的推销手段（山边的城市，金黄色的麦浪，雄伟的青色山脉）只是保守现状的发明，后者从一个想象中的昨天借来次级贷款，用来投机一个补偿性的明天。

因此，在2010年的价值观选民峰会（Values Voter Summit）上，米特·罗姆尼才会说：“我们将维系美国作为自由之地的地位……我们敬重实业家、发明家和创新者，我们坚信每一位公民的杰出。”或如奥巴马总统2012年初在国会演讲时说的那样：“我们能够重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其中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收入，每个人都依照同一套规则行事。目前危机四伏的不是民主党价值或共和党价值，而是美国价值。而我们不得不重申这一价值。”

不知何故，美国梦已经被严重地破坏了，竞选术就迎合了人们的这一怀疑。不满的右派、幻灭了的左派，茶党的宣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吁求，所有这些派别都表达了自己被背叛的感情，同样，他们都注意到美国已经告别伊甸园，并向东偏离而去。图书市场上满是将美利坚合众国与罗马帝国比照起来的感伤作品。《外交杂志》在其某一期的封面上问道：“美国完了吗？”而相应的文章则总结说：是的，也许确乎如此，美国因其“不公正”而完结，这种不公正“将社会固化为一个阶级系统，将人们囚禁在其出身造成的环境中”。让我们向哈克贝利·芬说再见吧，而对小说家霍拉修·阿尔杰所塑造的“衣衫褴褛的迪克”来说，再没有什么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上帝和万恶之源的财富都已经外包到了印度的班加罗尔。

诺曼·罗克韦尔对无阶级社会的描画或许会成为照亮今年总统选举前景的美好明信片，而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在那每一盘煨鲑鱼都价值5000美元的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筹款会上，低矮平台上的演讲者必定会为从前恩典般的人人平等的逝去而掬泪。筹款会所要传递的信息是抛弃党派之争，贝弗利希尔斯的舞会厅、俄克拉荷马的招待帐篷都是传递这一信息的好地方。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认为对方应该为挑起全国人口99%和1%之间的贫富阶级战争负责。

或许因为自己出生在所谓的特权阶级中，我无法假装不知道这一矛盾的存在。对美国各位建国之父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他们几乎都拥有个人资产，也正是他们建立了一个鼓励人们去获取更多资产的政府。与英国的《大宪章》不同，美国宪法考虑的并不是去分享旷野中丰富的资源，而是赋予人们明目张胆去不公地分配赃物的手段。托马斯·杰斐逊并没有将“人生而平等”的理论，与“金钱，而不是道德，才是商业国家的原则”的实践混淆起来。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富人组成、富人执政、为富人服务的政府—奥巴马受惠于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罗姆尼则是从贝恩资本公司这一企业雇主中成长起来的。事实也许让人难以接受，但这并非巧合。在历史的记载中，你从哪能找到一个由穷人组成、穷人执政、为穷人服务的政府呢？美国的组织结构表是可售的，决定它的是金钱而不是贵族的特权、国王的宠幸或上帝的恩宠。十八世纪耶鲁大学的学生是按照他们的社会名望排名的；同样，殖民时期的费城舞会上的舞伴卡、房间里沉浸于一段音乐中的年轻女子也是由金钱构成的礼仪准则支配的。前十任总统中有八位拥有相当于今日市值两千万美元之多的财产（地租、资金、奴隶），而与他们相伴的是两位罗斯福总统、胡佛、肯尼迪、布什父子。在其绝大部分的行政年限内，白宫始终作为金钱的第二个家发挥着作用。

历史上，这个国家无时不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俄亥俄州的煤炭商人马克·汉纳掌控了1896年威廉姆·麦金利对威廉姆·詹宁斯的总统竞选，他如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政治领域内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忘了是什么了。”而我们自己的有线电视评论员到今天仍把这个说法当作新近的突发新闻宣布。2010年最高法院通过了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法案，撤销了市场不准干预政治的禁令，由此印证了那位在1896年被任命为最高法官的约翰·杰的话：“那些拥有这个国家的人，应该去管理这个国家。”

同样，历史上美国也从未在富人和穷人间宣布持久的和平。敌对状态或有短暂缓解，但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道德和社会鸿沟从来没有被填平。自诞生之日起，美国就浸染在繁荣和衰落的洗礼盆中，过去的二百二十五年中，这个国家经历了数次银行恐慌导致的拮据困顿，以及数次趋向崩溃的经济衰退。最坏的结果无一例外地累积到中产阶级维持体面地位之贷款的违约数额中，而那些本要向上一阶层流动的穷人则要为上一阶层的衰落承受代价。

在这个国家的生命中，有那么几个为数较少的阶段，社会被允许重新调整和实验，而无阶级社会就是从这几个阶段获得其可信性的，这包括1830—1850年代以及1950—1960年代。不过大体来说，历史会告诉我们： 游戏总是被严密地操纵以使富人受益、穷人消耗，无论前者多么自私自利、愚不可及，后者多么富有创新性或企业家精神。

民主社会高度重视公平，但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如此。对资本主义来说，不公平—贱买贵卖—是游戏之名。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二十世纪的最初三十年，阶级矛盾为报业提供了它们最好、最醒目的标题：工业化的东部铁路公司的恶棍镇压工人动乱、3K党在南部乡村私刑处死黑人、美国军队在西部平原上灭绝印第安人、平民主义和激进主义运动、美西战争、1919—1920年联邦调查局对共产主义者（以及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或外国人）的围剿、1929年的经济崩溃。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承认美国格局的诸多弊端不是否定其政治和商业的众多完善之处，也不是否定美国人道主义各种慷慨的证明。恰恰相反，民主不仅将矛盾视为其存在的正常状况，还视为其必要条件，而民主这一观念的结构就像是依赖各种相对力量达到平衡的悬吊桥。只要各种压力以或多或少相同的重量彼此对抗，只要有足够的人有足够的勇气维系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资本与劳力、男人与女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论辩，那么民主工程就不会倒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所继承的真理是如何或为何获得的、以何种胜败比率、以人类何等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我们就会失去这一真理。

历史事件的发展是偶然的，既可能因为天气的转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性格而改变。如果一阵大雾没有在1776年8月30日的早晨降临在纽约港，那么乔治·华盛顿所率领、被英国人围困在布鲁克林高地的撤军就不可能成功地坐船逃离到曼哈顿，而如果这支军队没有存活下来，那么美国革命也就无从说起了。

人出生和死亡不在同一个国家，甚至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乔治·华盛顿的美国不是如亚伯拉罕·林肯所知的美国，更不是那个将艾森豪威尔将军选为总统的美国。在1996年春天参加的第四十届校友重聚上，人们及时提醒了我这一事实。在聚会上，晚宴后的发言者惊叹自从艾森豪威尔1952年竞选的那个秋天我们初次踏进校园后，世事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彼时，一个汉堡只要25美分，而杨基体育场的包厢一张票价也只要5美元。他们谈起黑人以前是不可见，现在已黑得清晰可见，谈起同性恋纷纷出柜而靓女扯掉了作为女性拘束物的丝绸衣饰，谈起跨州高速公路系统，超音速空中旅行，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谈起载人航空，越战，肾脏移植和人工心脏，水门事件，冷战的终结和互联网。

校友会秘书总结说，还没有哪一届学生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一场社会和技术变革的风暴。直到夜深人静，我才开始核实数据。在1956年我获得学位的那一天，当时庆祝四十周年重聚的人们在1912年就已经踏进了校园，而那一年正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年份。在其他值得一提的事件之外，接下来的四十四年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禁酒令、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经济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和原子弹。

这就是说，如同马克·吐温也曾说过的那样，尽管历史并不重复自己，但它押韵。若不考虑国家间不同的习俗以及时间地图上地缘政治学的重新布局，那么时下正在华盛顿、墨西哥城、北京发生的矛盾斗争—正如罗马帝国编年史中的战争或十六世纪萨勒姆猎杀女巫运动那样—是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之间的冲突，是事物成其为自身的特质与其中蕴含的可能变化的能量之间的冲突。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曾将历史当作“可视为榜样的尊贵事件”与“腐败净尽、应该避免的卑劣事件”的集合。两千年后，在谁也不知道引向何方的路上，美国当代小说家约翰·克劳利重拾了这一思想，并暗示道：“过去是新的未来……过去的教训并不简单或独特，（它是）人类可能性的巨大景观，可生产，不可耗尽。”

美国的诸位建国之父对历史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其勤勉程度和其后辈对俄亥俄河谷、跨密西西比疆域土地和森林的攫取不相上下。通过阅读李维、西塞罗、普鲁塔克和塞内加，他们找到了制订其对共和国诸多构想的蓝图。

同样，对古希腊作品的再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学者斯蒂芬·格雷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畅销书《大转向》探讨了这个再发现的过程，解释了《物性论》一书的兴衰命运，后者是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公元前一世纪撰写的一部长达7400行的无韵抒情诗。格雷布拉特以《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为副标题，在很大程度上，他将这一转变归功于1417年《物性论》在一个德国隐修院的重现，其发现者是波吉奥·布拉西奥利尼，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梵蒂冈官员和使徒著作的抄写员。

卢克莱修在他的诗歌中倾注了伊壁鸠鲁的思想。作为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授业讲学的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生命的目的就在于对美和愉悦的接受，而物质的基本颗粒（“事物的种子”）则是永恒的。所有存在的事物—太阳、月亮、水蝇、巴比伦塔庙、母亲与旗帜—都是由运动中的原子创造的，后者以无限多种形式、在无限多种质料中不断碰撞、结合。宇宙由“原子、虚空”组成，“别无其他”。没有来生，没有神的奖赏或惩罚，只有创造和毁灭的巨大骚动，无休止地制造和重造暴君与优伶。

对现代读者来说，原子理论已是旧闻，而对于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基督教将原子理论逐入地狱，将对愉悦的追逐指定为罪恶，将生命的意义定义为痛苦。而通过对《物性论》的重新挖掘，并将之与埋藏在奥维德、塞内加、柏拉图等人著作中的其他资源融合起来，文艺复兴重新拟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契约，它对美即真和真即美等理念的接纳就体现在其绘画、雕塑、音乐、建筑和文学的光辉中。在接下来的六个世纪里，卢克莱修的诗又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蒙田的随笔、莎士比亚的戏剧、牛顿的数学以及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表达。

二十一世纪初，身旁触手可及的形势暗示我们再次重新拟定人与自然之契约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重新拟定在重要性上将堪比促生文艺复兴的那一次。对西方文明的守望者来说，过去五十年来这一点已变得显而易见：地球有限的资源无法支持无限增长—即“美国梦”—的许诺或理论。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和金融危机为主题，在巨大的灾难景观下写着简单的算术（世界人口过多，水、石油、食物、磷等资源短缺）。在阅读了最近关于健康、教育、债务、贫困、国土安全、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全民战争等的政策文件后，我注意到这些文件都趋于同一种意识（即使只是一种模糊的把握，但人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放任自流，全球性消费社会必定吞噬地球。这不是恶意蓄谋，也不是意识形态，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当行本色（métier）：蝎子杀死了背它过河的青蛙，因为它实在无事可做。

政策文件中隐藏的死亡威胁引向这样一种认知：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历史产物，因此，如同校友重聚或毁于地震的古代罗德岛太阳神巨像，资本主义经济也只是趋向重组或虚无的原子的碰撞。一个有开头（在十六世纪的荷兰）、中段（英国和美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结尾（由过去二十年发生在自由市场罗盘每一点上的金融动荡所预示）的故事。西方文明的守望者预感到某件致使华尔街失魂落魄的可怕事件将要发生，而他们到那些人或机器都未曾想到的技术中寻求拯救。在我看来，他们找错了方向。一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说，瞻前不如顾后。对这条谚语中真理的领悟告诉我们，为了未来的希望我们更应该展望过去，因为历史就是那只阁楼中的凤凰。

苹果的完美骗局／耶夫根尼·莫洛佐夫[1]

撰文／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 翻译／潘爱娟

苹果公司最难以置信的诡计，除了用哲学来进行市场营销之外，它还让消费者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在书写历史—他们是某种历史观念的精英，即使这样的人有上千万个……消费作为革命—整体来说，这是一场聪明而可怕的骗局。

一

2010年，《明镜》周刊刊出了一篇对史蒂夫·乔布斯充满赞誉之词的报道，彼时乔布斯正执掌苹果。最近，汉堡的艺术和手工博物馆又用苹果的产品做了一次展览，展览名字有些夸张：“创造了历史的电子设计”—极好地说明了这个国家对苹果公司的迷恋。而乔布斯和苹果卓越的首席设计师乔纳森·伊夫（Jony Ive）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受益于马克思·博朗（Max Bruan）—作为辉煌一时的德国设计师，博朗设计了收音机、录音机和咖啡机，他在1960年代制造的产品和苹果的产品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明镜》周刊对乔布斯的报道没有涉及他的个性，但有两点仍然醒目。第一，报道的题目：“21世纪的哲学家”（Der Philosoph des 21 Jahrhunderts）。第二，则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撑这个让人震惊的观点。似乎作为哲学家的乔布斯，是不证自明的。很难想象还有哪个CEO可以赢得这样的赞许，尤其是这赞许来自一本曾经刊登海德格尔长篇访谈的杂志。

苹果在近二十年间达到了它的顶峰，同时也生存在让人紧张的公众监视下（这种监视过去往往是针对总统的）。乔布斯喜欢得到这种注意力，但只有在这种注意力符合他的方式时才如此。他尽力掌控着苹果的媒介报道，他自己也会打电话给那些有影响力的科技记者，确保他们会写出他自己想看到的那种报道。他不仅在他的公司周围建立了一种迷信，而且建立了苹果自己的话语途径—《苹果世界》（Macworld，得到了苹果的慷慨赞助）。这是第一份报道苹果方方面面的杂志，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对于乔布斯而言，“和过去保持一致性不过是头脑褊狭人士的心魔”（举目所见，他都能看到那些褊狭的头脑）。而他自己终其一生都在尽全力实践爱默生的这句格言。[2]他曾在苹果大楼的顶上悬挂了一面旗，宣称“做海盗要比加入海军好”，但在几十年后，他又称网络盗版为“小偷”。他曾热情谈论自己对书法的热爱，却又削弱了作为笔的功能。他热烈宣讲冥想和调解的价值，但又竭尽所能去缩短苹果电脑的开启时间（对于一个佛教徒而言，何必急于一时？）。作为一个有禁欲倾向的极简主义者，他要求苹果董事会为他提供一架喷气式小飞机，以便他能带着家人去夏威夷度假。他一直努力让他的女朋友相信，“避免对物质的依赖很重要”，但他却最终创办了滋生物质崇拜的苹果公司。

乔布斯坦率地承认，他对精神事务的兴趣早在1985年就减淡了。当《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问他，他是否考虑去日本的寺院，乔布斯坦白：“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那样做。”在后来接受Esquire采访时，他宣称自己不再追求修行，部分是因为他看到在东方生活和在苹果工作之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小：“最终，它们都是同一件事。”

乔布斯几乎很少参与政治，对待政治人物也缺乏敬畏。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次聚会上，他试着将一台电脑卖给西班牙国王，也看到他问克林顿总统能否帮他带话给汤姆·汉克斯，让汉克斯帮自己做些事（克林顿谢绝了）。当他被苹果驱逐出去时，他和人调侃着说要去竞选公职，但又因竞选需要的曲迎奉承而泄气，“我们必须得通过那些政治的狗屎才能当选为官员么？”在1984年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他承认：“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并不优先看重党派。我更看重人。”

但是，用“对政治不感兴趣”来形容乔布斯也许是错的。1996年他接受《连线》采访时，有一段少见的对话，他说：“当你年轻时，你看电视，会想这里有一场阴谋。‘系统’密谋着让我们变得简单。但当你年长一点，你会想这并不是真的。‘系统’是通过商业让人们准确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阴谋可以是积极的！这是真理。”

在这种观察里，有一种轻蔑、对人类的厌恶，同时这也是一个商人看待世界的视角。看起来在乔布斯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作为思考范畴的“改革”，即使当他为自己的产品焦虑苦恼时。乔布斯声称自己有自由主义倾向，但他选择生活在一个注定是前政治的思维泡沫里。在这个泡沫中，只有两种人他需要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规范、法律、机构、政治，这些大的背景都不重要。乔布斯是一个革命者，但只是一个有限的革命者，而这样有限的革命性也没有产生一场广泛的革命。

二

纯粹，是史蒂夫·乔布斯所能给出的最高赞扬。乔布斯说：“总是在一些瞬间，我感觉自己置身于纯粹（的精神和爱）之中，我会忍不住掉泪。”对于乔布斯而言，一种观念或产品，纯粹性将让它们超越任何事物。他希望苹果的电脑“明亮、纯粹而朴实”。他要求苹果的工厂墙壁必须涂成“纯白色”。他也要求iPad必须要体现“简约的最纯粹的可能”。他也为那些“表演出了纯粹性”的艺术家深深感动。他甚至形容自己的一个前女友是“我知道的最为纯粹的人之一”。苹果的设计主管伊夫，也对纯粹情有独钟。他希望自己的产品不仅仅是普通的白色，而是“纯粹的白色”，因为“那将包含一种纯粹性”。

乔布斯是如何思考“本质”的？他曾经和电影《玩具总动员》的导演约翰·拉斯特（John Lasseter）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即每件产品都有其自身的本质，这也是它们被制造出来的原因。比如说，一只玻璃杯的本质就是为了盛水。电脑屏幕的本质就是和人类通过界面互动。至于玩具，它们的目标是被孩子们玩，所以它们的存在主义式的焦虑是被丢弃，或者被新的玩具比下去。

关于本质和形式、纯粹和设计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抽象而模糊，但实际上却扎根于苹果的精神特质中。苹果的形而上学，若说发源于宗教，不如说起始于建筑和设计。正是这两门学科支撑了乔布斯的智力野心。苹果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坚持认为：“苹果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从设计的视角得到最好的理解。”当艾萨克森[3]和乔布斯讨论后者对包豪斯[4]设计的兴趣以及乔布斯和伊夫对博朗的崇拜时，他曾经接近了问题的核心，但他没有将这个问题足够深入地推进下去。他也没有问一个明显的哲学问题：既然“本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它们从何而来？怎么样让一个不存在的产品（比如iPad）拥有即将被发现的本质，并且让这本质贯穿在产品形式中呢？

苹果有着清晰的精神遗产—它横跨了德国包豪斯运动、乌尔姆设计学院（包豪斯运动的战后继承人），还有博朗公司（乌尔姆设计学院最亲密的商业合作者）。这些现代派机构宣扬并实践了一种美学极简主义，并且试图剥除产品中多余的内容和装饰（尽管在他们内部，并不能就如何定义“多余”达成一致）。他们都寻求技术和艺术的嫁接融合。乔布斯在口头上希望苹果能为连接科技世界和自由艺术世界而努力，也只是包豪斯运动的口号在加利福尼亚的重复。正如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宣称的：“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

包豪斯的设计观念激励了乔布斯的整个事业。1983年在阿斯彭（Aspen）的一个设计大会上，乔布斯提议说，和索尼沉重的高科技形象相对比，“新设计应该将包豪斯设计作为起点，并且应该更多地将功能性和真品质（本质）结合在一起”。乔布斯接着说：“（苹果）准备制造出高科技产品，而且我们会非常简洁地包装它们，让大家知道它们是高科技的。我们会把它们安置在小的包装盒里，让它们看起来美丽、洁白，就像博朗公司包装他们的电器一样。”

从各种可能性来说，乔布斯应该在阿斯彭之前就已经熟悉包豪斯设计了，因为包豪斯设计的理念（某种程度上说是修正过的）也体现在博朗公司设计的家用电器中。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博朗公司的传奇设计师），比其他任何人和观念都更多地塑造了苹果新产品的感觉和外观。拉姆斯喜欢用“更少，即更好”来形容自己的设计路径。自从拉姆斯1955年加入博朗公司，他一直与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师合作。最终，拉姆斯创造了自身关于何谓好设计的信条。他的“好设计的十条准则”鼓励那些成长中的设计师去拥抱创新，设计出有用且对环境友好、周到而简单、易懂而耐用、可靠而低调的产品。拉姆斯希望他的产品就像英国管家那样：随时都能出现，但平日不可见、低调谨慎。

其中一位成长中的设计师就是伊夫。伊夫1967年出生于伦敦。自打他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购买了一只博朗的榨汁机，伊夫就一直被博朗产品优雅的简洁而吸引。“它就是榨汁机材料的本质。”伊夫在为拉姆斯最近的一本书作序时写道。伊夫对他的英雄的称颂，能帮助人了解苹果热衷“本质”和“纯粹”的源头。伊夫观察到“拉姆斯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够理解事物的本质，并且赋予它形式，这种本质甚至可以描述其存在的原因”。

现年79岁的拉姆斯曾宣称不喜欢（使用）电脑，但他非常称赞苹果继承了他的设计遗产（伊夫每次都会给他寄去新的产品）。几乎在每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苹果时，拉姆斯总是对这家公司不吝赞美之词。拉姆斯也喜欢强调他自己的产品背后隐藏的精神，甚至宣称“我的设计哲学有点接近于‘禅’”。拉姆斯的产品一度在京都的建仁寺展出。

包豪斯设计也继续存在于苹果的其他方面。除了极简主义，包豪斯设计也热情拥护实用主义—这在那个时代可谓是革命性的，即形式要服从于功能（译注：又译为追随）。包豪斯对“功能”的热情是日后苹果对“本质”的热情的先声。功能主义让现代派的设计产生了一种在粗鄙的商业市场之外工作的幻觉—似乎，他们的工作是在寻求真理。这赋予了他们一种自治的感觉，让他们将自己提高到诗人和艺术家的行列：他们并不只是大公司手中的一枚“棋子”。在那篇最好地解释了为何苹果公司会让消费者着迷的文章里，米赫尔提到包豪斯的意识形态，即要成为包豪斯建筑师值得关注的对象，一个人首先必须有资格成为一个“现代人”。功能主义者提及用户时，从未准备考虑用户的愿望、需求和他们基于自身价值的需要。每个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只有当他们成为现代主义者时，才具有功能性或者美学问题上的合法地位。而现在这些个体的消费者正变得“非人”。这是符合逻辑的—既然形式被宣告内化于功能性的解决方案里，那就没有理由去严肃考虑消费者或者用户对形式和功能的偏好了。

对于消费者来说，拥抱这样的产品即拥抱更高级的现代精神—乔布斯对此了然于心。在他看来，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苹果公司最难以置信的诡计，除了用哲学来进行市场营销之外，它还让消费者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在书写历史—他们是某种历史观念的精英，即使这样的人有上千万个。购买苹果产品则能让他感觉自己在参与一项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任务，或者说一项革命。口头上乔布斯是如此热爱革命，以至于滚石乐队都称呼他为“革命先生”。上世纪80年代早期，苹果的市场营销官就曾对 Esquire 说：“我们都知道自己错过了（60年代的）人权斗争运动，我们也错过了越南战争。但我们现在拥有麦金塔电脑（Macintosh）。”消费作为革命—整体来说这是一场聪明然而可怕的骗局。

三

在（苹果最为成功的）过去的十年里，这家公司变得越来越有迷惑性，因为它又开始制造那些完美地吻合了时代对精神和抱负的需求的产品—至少它非常成功地让消费者相信事实如此。加上当今人们因社交网络产生的各种自由化影响而骚动，他们也很容易忘记，如果考虑到技术的话，过去十年却有着让人非常失望的开端。开始是互联网泡沫，粉碎了上世纪90年代对互联网经济的盲目乐观情绪。紧跟着是9.11—被劫持的飞机，世贸大厦两座塔楼的倒塌，还有美国军队（全世界技术和智力装备最强的部队）的溃败—以及与此相关的，我们在网上的交流被AT&T的拦截设备无形地监控—这让技术看起来充满破绽或者说是压抑的。

苹果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则是，制造足够简单、完美的技术（产品）。当他们质朴的产品看起来吻合这个国家严肃的精神时，他们同时也在向用户宣扬自由的允诺。“它就是好用”—这是乔布斯在苹果新产品发布时标志性的承诺，这样的口号对一个为技术兴奋、腐化甚至受创的国度来说，有其安慰的效果。技术将如广告所宣扬的那样顺利运作，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会被攻击。苹果允诺了一个世界：在那里，技术是仁慈的，它将改善（而非破坏）人类的生存状况。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苹果不仅仅是在售卖产品，同时也是在出售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疗法—对于习惯以购物来治愈自身疾病的现代国家而言，它很难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的治疗师角色并非独一无二的。在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贝茨（Paul Betts） 看来，在二战后的西德，博朗公司的产品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帮助德国从以荒诞的集会和壮观的建筑为标志的法西斯美学风格，过渡到由光亮、高效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标志的战后美学风格。在《日常之物的权力》（The Authority of Everyday Objects）一书中，他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西德工业设计的伟大的文化史，“新功能主义的道德权威脱胎于战后特殊的历史环境。在一个被战争摧毁、面临生活必需品和材料的短缺，人们呼唤一种简单、实用而持久的设计，这也是战后（追求）有道德的经济的一种体现—人们不会浪费宝贵的资源，或者屈从于黑市的压力去购买粗制滥造的产品”。博朗的产品就是好用。

那个时代最好的设计师（他们都在乌尔姆设计学院任教，在博朗工作），也在他们的产品中注入了苹果在五十年后试图发掘、表达的人性（精神）主题。“20世纪50年代的高级设计文化，非常急切地想将设计实践和人性的文化结合起来，”保罗·贝茨说，“他们将设计作品重新定义成独特的‘文化产品’，蕴含了特定的道德品质，甚至是一种精神本质。”这和乔布斯在几十年后表达的观点非常接近。乔布斯一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足够伟大的事物，而不是获取金钱，尽我所能将事物推进到历史和人类意识的长河中”。乔布斯胜利了。他的产品将（如他坚持的那样）改进人类的生活。没有人能比他更成功地掌握营销（在漂亮的商店里被放在漂亮的包装盒里出售）人性的艺术。

苹果和包豪斯设计、乌尔姆设计学校和博朗公司的联系，说明这家公司一直植根于一种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还要丰富的传统中。那些认为苹果是独一无二的，如此卓越和无法预测，以至于无法将它简单分类的常规观点，更多地说明了技术研究者的无能。他们无法把握苹果的设计哲学，这种哲学不但严密，而是始终沉默地贯穿于不同的时代。乔布斯从来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是一个销售电脑的人，他销售的是梦想。他对此很坦诚。

作为一位超凡卓群的现代人，乔布斯并不会去做市场调研，他所需要做的是检视自己。苹果的一位经理曾经形容公司的市场调研就是，“乔布斯每天早晨看着镜子，问他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是自恋的描述，这是他（们）将设计师看作真理对世界发声的渠道之后，最自然不过的想法。如果消费者不喜欢他的产品，那又怎样？乔布斯的镜子告诉他不要担心。正如艾萨克森所写：“乔布斯并不相信消费者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拒绝使用鼠标，他们就是错的。”他同样也提到乔布斯的一个前女友曾说过，“她和乔布斯在信仰美学趣味究竟是极度个人化的还是普世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哲学分歧”，“乔布斯相信，教育人们他们应该喜欢什么是苹果的工作”。

当然，这种哲学的边界非常接近家长制（如果不是独裁的话）—这是《明镜》周刊称呼乔布斯为哲学家的时候没有把握的—但是在公司内部的数据报表上，却没有哲学存在的位置。对于很多人来说，苹果的成功将其哲学正当化了。而更让人好奇的是，一家公司如何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苹果代表了反主流文化的最真实的表达，乔布斯也说他只是简单地在计算机世界的战争中“延伸了权力归于人民”的理想。乔布斯希望世界上的每一户家庭都拥有苹果，那样他就可以教训那些混蛋什么是合适的审美：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解放。这是一种奇怪的推进赋权（empowerment）方式。

也难怪，当被问及什么是他生命的目标时，乔布斯回答“追寻启蒙（无论你如何定义它）”。在这里，他继续受益于包豪斯学派及其继承者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明镜》周刊也以类似的方式看待设计师的任务：“我们唯有期待公司和设计师们建设性的进步……接受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一种经济的、文明的和文化的角色。”经济的和文化的角色？当然。但是，“文明”？难道在苹果出现之前的世界是未开化的？机器带来了文明么？

至少我们知道，在现代广告业诞生时，包豪斯运动就已经过时了。格罗皮乌斯（Gropius）、布劳耶（Marcel Breuer）、约翰·伊登（Johannes Itten）和其他的包豪斯名流，从没有恰当地将设计和广告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即使他们确实曾经印刷过一些非常有风格的广告（但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在芝加哥城外发起的新包豪斯运动则更复杂一些）。当然，包豪斯学校和乌尔姆设计学院从没有逃避商业化—它们都和工业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博朗公司是证明这种合作富有成效的好例子。但是很难想象，这两所学校会像乔布斯那样热衷于市场营销。后者在每周的会议上，会审批每项商业（推广）活动、广告和广告牌。（包豪斯的左翼人士和社会主义者肯定会对这种对广告和资本主义式宣传的强调而侧目吧。）乔布斯会为新产品发布会定下一种新的腔调—通过1984年经过完美排练的麦金塔电脑发布会，据报道是因为乔布斯为《星球大战》上映当天的巨大成功所激励，他让美国的广告行业看起来像是一门艺术（被人称赞的苹果“1984”系列广告片就是第一部在戛纳获得全场大奖的美国作品）。

乔布斯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粉饰自己的故事，以及在那些并不存在的点之间制造联系。乔布斯去世后，《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介绍乔布斯是“一个魔术师”，但是更准确的描述也许应该是“神话制造者”。每次采访，乔布斯都会强调苹果是在一间车库中起步的—他也喜欢反复强调“车库的纯粹性”，他也将充满反叛精神的麦金塔电脑项目称作“形而上学的车库”。苹果的一位联合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却总是坚持，在第一台苹果电脑被发明的过程中，车库其实起着非常边缘的作用。“我在自己的公寓和惠普的办公室完成了大部分的设计，”他在1996年对《滚石》杂志说，“我不知道那些关于车库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工作是在那里完成的。”

四

乔布斯从来没有创造出一种清晰的关于技术的理论，但是他对媒体简短的回答却表明，他确实是准备努力地哲学化地思考技术。当大多数技术专家相信技术是价值中立时，乔布斯却准备谈论那些嵌入在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工具背后隐藏的价值。当他谈论自己如何购买一台洗衣机时，就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全家花了点时间讨论，权衡应该购买哪种。我们大多数在讨论设计，但也考虑到对我们家的实用性。我们是在意花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来洗衣服？我们是否更在乎衣服洗出来更柔软寿命更长？我们是否更在乎只需四分之一的水？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每天晚饭都会拿出来讨论。然后我们会绕到老式洗衣烘干机的话题，谈它们的设计。”

一台洗衣机是否只用四分之一的水或者更多，这个问题只有在它的使用者在耗水量和气候变化、海洋萎缩和其他的大问题之间建立联系时，才是重要的。乔布斯理解这一点。但问题牵涉他自己的产品时，他却拒绝追问。他也许曾经是洗衣机问题的终极哲学家，但是他很少表达过对麦金塔电脑、iPod和iPad背后体现的价值的批判性思考。当他讨论自己的产品时，他从一个思考消费者选择之影响的哲学家，过渡到他的包豪斯式、预言式的设计师。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乔布斯并不是通过洗衣机而是通过汽车来推销自己产品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经常将电脑和汽车相比，并且总强调后者具有的解放力量。麦金塔系列电脑被描述为大众汽车，而更高级的Lisa系列电脑（译注：Lisa也是乔布斯为女儿取的名字），则被比作玛莎拉蒂。乔布斯曾经提到过“没有曲柄的电脑”：在一个备忘录中，他宣布“个人电脑现在还处于类似于早期汽车需要用曲柄来发动的阶段”。在回答《花花公子》的访谈时，他说：“人们其实并不需要理解电脑是怎么运作的。大多数人对自动换挡器的工作原理都没有概念，但是他们知道如何开车。”他一直不遗余力地赞扬亨利·福特，因为他没有跟随消费者的念头，并且让人人都能买到汽车。很显然他也很喜欢那样总结自己。1982年，《纽约时报》报道称：“苹果之于电脑，就像福特T型车之于汽车。”

表面上看，乔布斯关于汽车的类比毫无瑕疵：两种技术都允许消费者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扩大他们的自主权，并且给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但是正如任何环境保护论者、城市规划积极分子或者坚定热爱骑自行车的人都能证实的，“解放”只是汽车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的一部分。拥堵、污染、无序拓展的郊区、公共交通的衰落、以建造高速公路之名实行的对公共空间的破坏—这也是很少被讨论的关于汽车产生影响的例子。对于技术决定论者、时代精神和关于汽车如何改变解放我们的文化的权威神话而言，这些都太简单了，不用太多抱怨。一些城市和社区带着某种（类似于乔布斯思考洗衣机那样的）哲学敏感轻易地接受了汽车，而另外一些城市没有。

足够讽刺的是，苹果最重要的威胁不是物理性的，而是精神性的：这家公司也许最终会让互联网“窒息而死”。苹果对“App模式”的强调：之前我们在浏览器上进行的行为，都过渡到我们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商的一个个专门的软件程序中—这样的变化也许会破坏互联网，曾经，汽车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破坏掉人行道和操场。

人们对互联网的观念仍然太年轻，以至于没有形成太多反App的观点。我们对“虚拟空间”的“空间性”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乔布斯的苹果却一直拒绝承认它正在破坏的互联网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乔布斯本人对互联网的看法和他对洗衣机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新闻周刊》的采访中，乔布斯表达了对互联网未来的预言：

“（我们）看互联网的方式—它是最终的直接通向消费者的渠道……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网站，这让你感觉像在开车，你也可以问问题……你不会和其他3000个人看着同样的网页，你浏览的正是你自己想看的网页—无论是关于你想买的克莱斯勒的Neon车型的信息，正是你想要的颜色，也提供了你所在地区的经销商名单，还是美林银行在向你展示你的股票组合，并且在你打开网页的时候都会更新。这将是客户定制的。”

这正可以描述苹果眼下在做的事情—除了他们用更私人化的App形式替代了客户定制的网页。但是正如他的访谈清楚说明的，乔布斯坦率地否定了存在着一种和其设想不相容的、更多样的关于互联网（应该）是什么的观点。对他而言，互联网只是“直接通向消费者的渠道”。换句话说，乔布斯相信，互联网无外乎是一个更有效率的购物中心，然后他围绕着他所坚信的互联网的本质，建立他的商业王国。

在乔布斯发表了上述言论后的十五年，互联网确实变成了一个购物中心，但这不代表乔布斯对互联网的认识是对的。这仅仅意味着，一家强大的互联网公司想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互联网，而且几乎没有遇到其他人的抵抗。如果有一天苹果决定将内置浏览器从iPad中拿掉，因为网络在苹果的世界中变得不再必要，这并不是因为“事情会自己演变下去”，而是因为苹果不愿意投资事物可能的别的方向（或者生活形式）。对于乔布斯而言，除了依靠疲惫不堪的需求和供给二元法，没有别的方式思考互联网。

[1] 本文有删节。

[2] 爱默生的原话是：A foolish consistency is the hobgoblin of little minds.

[3] 沃尔特·艾萨克森，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新奥尔良。曾出任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总编辑和世界传媒巨头CNN公司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11年10月24日，由其执笔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在全球同步发售。

[4] 包豪斯（Bauhaus，1919—1933），是德国魏玛市“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的简称，后改称“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习惯上仍沿称“包豪斯”。两德统一后更名为魏玛包豪斯大学（Bauhaus-Universitt Weimar）。包豪斯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的诞生。“包豪斯”一词是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

时代的病人／谢丁

在一个把传统连根拔起的时代，我们需要尽量理性地研究过去，以对当下有较为稳定的观照。

一

1921年2月底，吴虞终于等来了北京大学的聘书。北大开出的条件颇为丰厚，直接以教授聘任，月薪260元。通常到北大当教员，一般须试讲一年左右，没什么问题，才能升为教授。吴虞算是一个特例，这全靠他在《新青年》上打响的名声。

此前四年，吴虞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孔家店的文章。这本杂志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是当时中国攻击儒家总体价值体系的标杆。吴虞以《吃人与礼教》一文成名。在新青年同人中，他和陈独秀二人，非孔非儒最为有力。

那年，陈独秀已将《新青年》搬回上海，编辑同人之间开始分化，杂志已近分崩离析。但远在成都的吴虞，正力求早日前往北京。他的堂弟吴君毅，写信对他说，北京才是人才荟萃之地，怀才抱器之士，来此间不愁无用武之地。如果留在四川，徒遭白眼，永无出头之日。

吴虞正急欲脱离成都的现实困境。因为反对儒家思想体系，他已经被成都主流教育界围剿封锁。长达八年，吴虞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任何一家教育机构敢聘请他。他写的文章，四川媒体也从来不登。虽然此时吴虞在外界已获得盛名，但成都的死水还是让他快憋得喘不过气来。而在北京—全国文化运动中心，那里的新文化运动骨干们，都是吴虞非孔非儒观点的支持者。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北京都将给吴虞带来自由。

多年来，吴虞和北京《新青年》同人之间只有神交。他和陈独秀通过几次信，所投稿件大多也由陈独秀编发。但他最欣赏的是胡适。1920年，吴虞的女儿因为出国留学，胡适做了担保，他才第一次提笔写信给胡适，表示感谢。

直到半年后胡适才回信一封，说“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同时，胡适也表达了他对吴虞在成都境况的支援：“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

但成都的氛围远比北京更为保守。吴虞不仅在言论上攻击孔儒，他还因财产纠葛，一纸诉状将父亲告上法院。这引起卫道士群起攻之，将吴虞视为成都的污点。而吴虞是一个很在乎外界评价的人，他在成都没有丝毫满足感。

只有通过阅读外界报刊，吴虞才能从精神上寻找到支撑。在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他和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支点。彼时，书报流通处刚刚兴起，读者可以在这里买到全国各地的刊物，从而摆脱因交通不畅和信息不通带来的封闭。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新文化力量，通过书报流通处传递到吴虞手中。他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新青年》，并萌生投稿的意愿。

拿到北大聘书后，在等待北大汇来路费的同时，吴虞到华阳书报流通处买了一本《北大纪念册》，此为北大自印，流传至成都。但凡与北大有关之事，吴虞都有留心。他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还向周围的朋友打听北大是非。他高兴地，小心翼翼地，做好一切北上准备。

吴虞能到北大教书，主要是他堂弟牵线，最终由中文系（国文部）主任马幼渔定下此事。堂弟来信告诫说，“北大党派复杂，初到此间，若不悉其内容，恐动辄得咎”。1921年4月6日，吴虞从成都出发，在重庆停歇数日，最终于5月7日清晨抵达北京。

当天，他和堂弟一起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看牡丹，约见马幼渔、马寅初、蒋梦麟喝茶。在日记里，吴虞如此描述他在北京的第一天：“幼渔、梦麟意见极反，而外面周旋，仍丝毫不露，足见江浙人之有心也。”

这一年，吴虞四十九岁。除了比蔡元培小五岁，他比《新青年》同人都年长。在四川长期受压抑的心态，导致吴虞察人观事，都持怀疑态度。在公共场合，吴虞尽量谨小慎微。但在日记里，吴虞记录了他周围所有人的“丑事”。和他交往的人，几乎都被他在日记里攻击过。而对于他自己，日记里满满当当，都是别人的赞誉之语。

离开成都时，吴虞或曾期待北京能带给他个人声望的增长，或许学问也可有精进。但在北大四年，吴虞成就稀疏。他仅有的声望，仍局限于之前批孔批儒的文章。脱离了成都保守派的土壤，他激进猛烈的批判仿佛失去了对象。

在北京，吴虞再也没写出哪怕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

二

吴虞的日记出版，已是六十年后，1984年。那时冉云飞还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念大二。多年后，他读《吴虞日记》不下十遍，写成《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吴虞不会想到，他一生无真正朋友，而在他死去半个世纪后，另一个居住在成都的知识分子，成为最了解他的人。

冉云飞对吴虞的情感也经历了波折。他本来是想向这个“老英雄”（胡适语）学习，向他看齐。但翻阅日记后，他却发现吴虞身上有许多不可捉摸的东西。在自序里，冉云飞写道：

“我发觉他既是中国社会的病人，也是中国社会之病的参与者、清理者、治疗者。他既勇又懦，既狡又直，既世故又不乏孩子气，既好名利又喜读书。他是一种古怪的结合体。这种古怪的结合，仿佛中国古堡里突然搜出了一份西洋地图，让你产生不配合的晕眩感。这种错位，让我感到困惑迷惘，不知所措，难以切入，但这更加激起了我对他的兴趣。”

冉云飞是四川某杂志的编辑，但他更大的知名度来源于网络。他分散在各个网站的博客，浏览量排名前三。冉云飞的文章，大多针砭时弊，倡导民主和自由。

冉云飞认为，在一个把传统连根拔起的时代，我们需要尽量理性地研究过去，以对当下有较为稳定的观照。对于他所期待中国发生的改变，他希望自己是“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每天早晨6点，冉云飞起床上网，阅读新闻，并撰写评论更新博客。上午他会去编辑部上班。午睡过后，他开始阅读书籍直至夜晚。在撰写吴虞一书时，冉云飞游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早晨是他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刻，夜晚他将回到历史中。

某种程度上，冉云飞提倡的民主自由，和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冉云飞认为吴虞那一代人激进得多。如今已很少有人再用激烈的方式去攻击儒家传统价值体系。现在，激烈的中国人仍然存在，但他们愤怒的对象不是孔子，而是任何伤害到中华民族感情的人。在二十世纪初，对于《新青年》众知识分子来说，非激烈不足以救中国。

自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尝试现代化的道路。起初，人们想通过“船坚炮利”的改造挽救颓势。后来，康梁兴起制度变革，但他们都没有成功。由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锁定在中国的文化上。他们认为只有从文化上进行革新，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

陈独秀认为，儒家价值体系势难与西方思想兼容并蓄，糅合为一。他在1916年写道：“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而此时，康有为却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国家宗教，他认为传统儒家思想可以提振国力，填补眼前生活令人触目惊心的道德真空。因此，以《新青年》为首的新文化阵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攻击也越发激昂。

吴虞搭上了这趟文化革新的快车。在成都，书报流通处的热卖，使他意识到媒体的力量。在新式学堂受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市阅读人口，是新式观念的可能接受者。吴虞将自己的《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投给《甲寅》杂志，由陈独秀编发。随后一发不可收拾，诸多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

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吴虞受到鲁迅《狂人日记》的启发，称赞道：“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穿了！”他还指出：“我们中国人，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是并行不悖的，这真是奇怪了！”

此时的吴虞仿佛一个斗士。胡适在北大第一次见他时说，“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不为人所容”。在外界看来，吴虞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冉云飞却说，吴虞走得没那么远。他之所以激烈地非孔非儒，源自其自身经历，这是他求得内心平衡的一个重要方式。

在吴虞日记里，冉云飞发现了另外一个吴虞。

“他与时代并不合拍，与父亲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与朋友几乎无真交心者，日记里记下了许多朋友阴暗的生活。进入他日记里的名人，几乎都有不堪的记录，这太令我意外了，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一部像他这样的日记。你可以厌恶一个人，但吴虞好像与所有人暗中干上了，因为他几乎没有可以相信的人。”

冉云飞选择进入吴虞的世界，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氛围有一种天生的敏感。虽然早已没有外国列强入侵，但对于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追求，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冲突是，你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你怎么去把握这种平衡？你既要让政府感受到，这个社会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你也要让老百姓感受到，这个社会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糟。”

冉云飞最后写道：“我们每个人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其间的不自在与求生的分裂，令人如此抓狂，只不过许多人的形迹没有记录下来罢了。”

三

现存的《吴虞日记》，从1911年9月10日开始记录。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自己的父亲，称为“魔鬼”。吴虞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影响他一生为人处世。

吴虞是独子，1872年生于成都。家境还算殷实。父亲以副榜贡生，曾任富顺县教谕。在成都时，他就读于尊经学院，是吴芝英的学生。那时师辈们也夸他有才，算同学中出众之人。但他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太好。母亲抑郁而终时，父亲续弦，把他赶回新繁乡下祖居，靠几亩薄田为生。这年他二十岁，自此和父亲结下仇恨。

随着迁往乡下，学业中断。更可怕的是，吴虞唯一的儿子在新繁乡下因医疗条件简陋，医治无效死去。这笔账，他日后也算到了父亲的头上。

1905年，吴虞和他的堂弟吴君毅，一起前往日本留学。他读了一个类似速成班的法政学堂，在那里并没有学到太多的东西，但却染了一点革命气息回来。回到成都后，留学背景让他很容易找到教职。但父亲却在此时向他索要赡养费。

那一点激进的革命气息，随之扩大。吴虞将父亲告上法庭。不仅如此，他还将父子诉讼的过程，和他认为的实情，写成《家庭苦趣》，广为散发，最后闹上报纸。几番折腾，一个家庭事件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吴虞之前有关非孔非儒的观念，本已让成都的卫道士们含恨在心，如今更是容不下他。虽然最后法院判决吴虞胜诉，但固有的父子观念和伦理秩序，已经被他打破。他受到成都教育界和新闻界的共同排挤。在成都，整个社会几乎都站在吴虞的对立面。不仅文化名流与他保持距离，平头老百姓也经常写信骂他。几个守旧派的死对头一直想把他挤出四川。还有陌生人在城门旁边写文章驳斥吴虞。

冉云飞说，如果一个人的观念只是惹恼了几个头面人物，而民众实际早已视此为无物，那么当你身在其间，你不仅没有一种包围感，你甚至可能成为民众眼中反对社会积习的“英雄”。

但这种“英雄”的感觉，吴虞在成都是找不到的。那几年他备受煎熬。一些朋友开始疏远他，即便同情他者，往来也很少。在1912至1918年，吴虞处于孤寂状态。但这恰好给了他安静读书写作的机会，也更坚定了他反对儒家传统的决绝姿态。

此时，《新青年》和《甲寅》等杂志在成都热销。吴虞注意到，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发生新的思想革命。1916年12月，吴虞给陈独秀写了第一封信。他提及他排孔非儒之思想，以及其思想来源（列举了他所读古今中外的书），同时告知陈独秀，他手中还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吴虞努力在寻找思想上的同道。

陈独秀很快回信，对吴虞赞誉有加。这一次书信往来，被陈独秀刊于《新青年》二卷五号的读者来信栏目。吴虞大喜之余，开始自费订阅《新青年》，并陆续寄去他所有稿件。这些文章在成都很难发表，却在《新青年》连续快速地登出。又因为其全国影响力，吴虞迅速积累了名声。他在日记里说：“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他还自比英国人卡莱尔，说“文人亦英雄之一种”。自此，吴虞终于在成都之外，找到了“英雄”的感觉。

几年后，当《吴虞文录》在胡适帮助下得以出版时，亚东图书馆在广告里说：“吴虞是一个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卷首有胡适之先生序。”在这篇序言里，胡适评价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这两个标签伴随吴虞一生，成为他特殊的标识。

胡适也因此成为吴虞平生最钦佩的人。他一直追看胡适的著作，胡适推荐的书目，也一一找来读。多年后，他回到成都，出了《文续录》，还是首先想到胡适，把书送去。对吴虞来说，小他十九岁的胡适，已更像一个老师。

1921年10月11日，吴虞作为新到北大的教授，在开学日做一次演说。主讲内容为“新文化再进一步之希望”。“意切实而语滑稽，掌声如雷。”他在日记里如此描述。除此之外，吴虞巨细靡遗地记录了胡适携其手一起进入礼堂的细节，连同事礼节性的拍手也不放过。他很看重他在北大的第一次亮相。但四年之后，他最“闪亮”的却是他嫖妓、为妓女作诗登报的故事。随着被北大解聘回川，吴虞和他所写的文章，迅速被人们遗忘。

四

冉云飞对吴虞产生兴趣，也是因为胡适给吴虞贴上的“老英雄”标签。但他后来失望地发现：“吴虞并不是学术中人，只是个知识的贩卖者而非生产者，是个教书的人而非真正意识上的研究者。他对历史的贡献，在于他非孔排儒的坚持与决绝，而不在于他说得有多么到位。”

随着对吴虞日记的反复阅读，冉云飞发现自己看到了一个病人。在《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最后一章，冉云飞详细剖析了吴虞的心理状态：“长期压抑”、“背负道德的‘红字’”、“不安全感”，以及吴虞的认同危机和过度防卫。很自然地，冉云飞把这个病人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他在自序里写道：

“当我说吴虞是个病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就是那个与病人对位的角色扮演者：医生。不，我承认自己是个狂妄的人，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想如此狂妄，当然不是一位出色的医生。或许正是因为自己也是个病人—或许病的方式、角度可能与他不同—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作为一位中国社会病人的痛苦。”

冉云飞今年四十四岁，其貌不扬，他自称“演座山雕不用化妆”。在生活里，他性情急躁，也可理解为豪爽。声音洪亮，常控制不住地哈哈大笑。朋友们戏称他是个山里走出来的土匪头子。但在博客里，冉云飞像换了一个人，他的思考和行文方式，让许多人以为他书生意气，羽扇纶巾。像胡适那样去思考问题。冉云飞最钦佩的人，也是胡适。

和二十世纪初不同的是，成都的文化圈对冉云飞持开放态度，也从没有老百姓写信骂他。尽管冉云飞对“民意”持考察态度，但“民意”显然是支持他的。在成都，冉云飞能找到“英雄”的感觉──尽管他可能不太主动去找。

冉云飞并不是地道的成都人。1983年，他由重庆酉阳考入四川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狂潮。他阅读大量的书籍，哲学、美学，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从不和同年级的人讨论问题，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才是他学问上的伙伴。从那时起，他就是个刺头青，敢骂人，敢在课堂上让老师走人。四年本科，彻头彻尾改变了冉云飞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毕业时，冉云飞有三个选择。一是去一个政府部门，但他自认为不适合当官；二是去一家报社，但他不想说假话；最终，他选择了现在所在的四川作协。起先，冉云飞以诗人身份在成都出场。他先后出过一些文学评论书籍，在圈内小有名气。1999年，他开始转型，出版一本批判中国教育的专著，这使他的名声逐渐超越了文学领域。

但此时“冉云飞”的名字，大多仍在四川省内知晓。只不过冉云飞并没有吴虞那种现实困境，他那时也乐于享受成都的生活。1990年代晚期，覆盖全国的媒体并不多，而且大多是位于北京的体制内报刊。像大半个世纪前一样，北京依然有着不可抵挡的文化影响力。但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全国推广，报纸“时评专栏”的兴起，中国的舆论逐渐进入评论时代。在成都，冉云飞也在报纸上开专栏，可惜成都报刊的影响力大多局限于西南一隅。

冉云飞也曾想过，是否要到北京去。但随之而来的互联网革命，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在一篇论及互联网的文章中，他写道：

“在遇到互联网的同时，我重新遇到了胡适先生（以前读过胡适，但感受不深，所以叫重新遇到），遇到了威伯福斯等人，这是改变我精神历史的向导。同时，我遇到许多活生生的向善而做点滴努力的中国人，这许多的精神与现实事件合起来，逐渐造成了今天的我。我不是说今天的我有多么好，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说我在意自己艰难的变化。”

网络初起时，冉云混迹于天涯BBS论坛的关天茶舍，那时他依然是火爆脾气，常因为观点不同和人掐架，甚至与人谩骂到要与别人单挑打斗的地步。“重新遇到胡适”后，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在网上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在一篇名为《我希望这样思考问题》的文章中，冉云飞提及几个关键的思考方式：疑问；证据；论证；不比傻；宽容；认错。他说：“看清谎言的实质，并用中正平和、有趣幽默的文字，将其揭示出来，其快感是不言而喻的。”2005年，他开了博客。他认为博客经营得好，会变成一个比在BBS里更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体，变成关心你的人之精神食粮。

互联网让冉云飞暂时断掉了前往北京的想法。他博客的传播率已经覆盖到全国，并且延伸至海外。网络带来信息的多元化，对于人们看待事物、了解社会，培养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的变革，都有极大的影响。冉云飞说：“我一直说选择是自由之本，信息是民主之源，相信经过多年互联网的熏染，加上我们其他方面的努力，中国社会一定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变化。”

这种深刻的变化，自“五四”以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期待。技术革命似乎正在带来其他方面的变革。吴虞终其一生所坚持的非孔非儒，在如今看来似乎已毫无价值。冉云飞说，他注定要被遗忘，因为他的思想无法超越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激烈的割裂传统求得文化上的新生。而倡导民主和自由的胡适，依然能再次启迪冉云飞。

2009年2月，我在成都约见冉云飞。那几天，刚好几个来自北京的时评作者齐聚一堂。冉云飞俨然一副地头蛇老大的形象。他几个电话就请来了成都的博客名人。有些人是第一次见面，却因为互看博客已久，并不觉生疏。冉云飞一一引见，饭局摆了两桌，他的声音响遍整个房间。在网络上，成都和北京，如今没有差别。

成都人乐于享受生活，在吴虞日记中，他也曾详细记录到过的饭馆和在座诸人。吴虞初到北京时，请吃不断，参加饭局者有许多知名人物。轮到吴虞所请时，均是北大的实力派。除了节前宴请，北大教员的迎来送往则是饭局诞生的另一个由头。1925年7月4日，吴虞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北大。他主动邀请一帮朋友聚会，其间北大同事，却已只有马叙伦和马幼渔两个人。

五

离开北京，吴虞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环境。但此时来自各方的压力已不像从前那样大。北大教授的名声，使那些曾经的势利眼调转航向，吴虞此后在成都并未受到多大刁难。1932年春天，国立四川大学成立不久，第一任校长聘请他为教授，但一年后不知何故没有再续聘。

随着新文化运动接近尾声，新的革命又已到来，吴虞再也没跟上时代，他在后半生几乎一事无成。他偶尔看书，几乎不写文章。但他仍然在日记里记录一些《新青年》同人的踪迹。

陈独秀去世，吴虞在半个月后得知。在日记中，他像照抄新闻一样记录：“陈仲甫独秀，五月十七号夜半九时四十分逝世。安徽怀宁人，年六十四岁。寓江津，子松年。”他们因《新青年》结交，但终其一生，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

1938年，吴虞花大洋1450元，在新繁镇北街购入房产，起名“爱智庐”。房屋是四合院布局，共有十二间房，背靠东湖，环境清幽。在日记中，他称在新繁居住有七大好处。据说他厌倦城市的喧哗，对乡村的生活感到满意。虽然他一直在尝试纳妾，试图接续香火，但直到他1949年死去，也没有儿子。

五十年后，新繁镇旧城改造，牵涉到吴虞故居。政府宣称要进行整体搬迁。我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前往新繁，四处打听吴虞故居的位置，但所问十几个人，无人知道吴虞是谁。用蓝色铁皮围起来的街道改造项目，是一个大坑。施工人员拿着测量器具，规划着这个小镇繁荣的未来。

一个居委会的人告诉我，一直往郊区走，就能找到吴虞故居，在一个名为“吉祥原”的草原特色休闲度假村。随同吴虞故居一起过来的，还有一座大庙，祠堂，连同那条街上的“封建残余”一股脑儿，甩到了这片荒地上。它们的新老板是一个商人，向政府租用了这片土地。古色古香的旧房屋，在这个时代给成都人带来“怀旧感”的新鲜。

吴虞故居没有整体搬迁到此。只移来临街几间房。它们的门上分别写着“雅间1”、“雅间2”。屋子里已经很久没人落座，一张餐桌，一张自动麻将桌。在这栋孤零零的古建筑四周，簇拥着魔幻般的蒙古包。每个蒙古包内，都有一张餐桌，一张麻将桌。

如冉云飞所说，时代超越了吴虞。遗忘是现实的一部分，而现实是奇幻的。

（文章采访时间截止于2009年4月。部分内容取材于

《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在此向冉云飞一并致谢。）

[访谈]

寻访五四——舒衡哲访谈／张泉

正视传统的负担——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张泉

寻访五四——舒衡哲访谈／张泉

在他们对新潮社那代人的口头反思之中，当初由《新青年》的编辑们点燃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潮，已经变成了与过去签订的静默的和平条约。

1979年，中国开始整理“五四”遗事，对这场六十年前的过往做重新评价。失语长达三十年甚至更久的“五四”一代幸存者，开始被邀请出来，重述往事。随着海峡两岸的“五四”故人相继谢世，“五四”终于从一代人的戮力追索，沦为少数人的记忆。以至，连一向对这种纪念活动退避三舍的俞平伯也终于提起笔来—这些已是暮年的文化英雄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陈述，以及集体的告别。

与此同时，在古城北京鳞次栉比的瓦楞下，在许多凋敝破旧的四合院里，年轻的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进行另外一场与命运的追逐。从1979到1985年，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梁漱溟……老人们为来访的舒衡哲留下了不同于官方版本的“五四”记忆，也开启了舒衡哲进入“五四”现场的一条新的路径。

舒衡哲1969年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习汉语，并研究“五四运动”，“舒衡哲”这个中文名字也是那时所起，舒衡哲后来发现，这个名字不断地成就巧合与机缘，也成为她在中国的心灵之旅的开始。1973年，舒衡哲到中国台湾进行访问学习，1979年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留存着两套关于“五四”的话语体系，而海外则流传着另一种视野，舒衡哲将三种话语形态下的“五四”记忆与“五四”观念，加以冷静的取舍，结合对“五四”人勤奋的寻访，从启蒙的角度观察并反思“五四”，她的著作成为继周策纵之后，“五四”研究的又一座思想的高峰。

舒衡哲是一位锋利的观察者，又是一个睿智的倾听者。悲悯与怀疑批判这两种态度始终交织在她的追问与思辨中，诗性的文笔与她的思想并驾齐驱。充沛的情感，则支撑着她的研究工作，也支撑着她与“五四”一代的相互信任与相互温暖。

三十年来，让舒衡哲铭记至今的，是那一代人在讲述完那些业已成灰的往事之后，每每陷入的沉默，“这些沉默比话语更有力量，令我体会到知识分子们许许多多隐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艰难岁月里，它们依然活着”。

同时，舒衡哲还慷慨地提供了她在寻访“五四”人时所记录下的见闻与思考，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截选其中一二，刊登于此，这些散落在二三十年前的记忆碎片，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辉。正如舒衡哲所说：“人们很容易会把历史想象成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小径，但实际上，当一个人听到声音之后才会明白，原来，那些迂回、怀疑与坚定的信仰、意识形态的确信同样重要，它们使‘五四’这段历史变得鲜活如生。”对真相的执著，远比应景式的纪念更令人兴奋，也更有价值。这也是现在我们重提“五四”的意图所在。

《单向街》：为什么选择“舒衡哲”作为中国名字？

舒衡哲：1969年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学习汉语，当时有个传统—汉语老师为自己的学生起中文名字。女学生们经常会得到与花或者玉有关的名字—我一点也不喜欢，对我来说太女孩子气了。我知道，中国学者常常会为自己起一个可以体现其抱负的“别号”，为了沿袭这个传统，我想要自己给自己起名字。

当我开始研究五四运动时，我接触到陈衡哲这个名字和她的故事—她是第一位中国女留学生，被公派到纽约瓦萨女子大学，回到中国后担任北京大学的西方历史学教授。我也毕业于瓦萨大学，所以“衡哲”就成了我的“别号”。至于我的姓“舒”，在汉语里“舒”有“舒适、慰藉”之意，我是后来采访许多被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才考虑到这个涵义的—可能我的姓本身就是一种慰藉。“衡哲”开启了我后来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访谈之门，因为他们大多听说过陈衡哲，或者，就算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理想—在人生观点上保持真正平衡的哲学和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喜欢。张申府尤其喜欢我的名字，我们经常探讨它的深意。

1979年，我在上海遇到陈衡哲的女儿，她也是瓦萨大学的毕业生，同时还是诗人，一位饱受“文革”创伤的女性。我的名字使我和她的母亲联系到一起，我们毕业于同一个学校，同样热爱诗歌……

最近，我开始一项新的研究计划，研究历史真相的问题，可能会有一整个章节关于陈衡哲。没有人会知道，一个中文名字的旅行可以带着一位西方学者走多远。不过，这个名字对我而言，真是个幸运的选择。

《单向街》：你从1969年开始研究五四运动，为何会对一场远在中国的运动感兴趣？

舒衡哲：如你所言，我开始研究五四运动的十年里，都没有到过中国大陆。从我1977年完成论文，到《中国启蒙运动》这本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本，又过了七年。这是一次异常漫长的知识旅行，旅行的原因却改变了。1969年大学毕业后，从没到过中国的我，突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葛兰西和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起来。周策纵先生关于“五四”的书也给了我灵感，我被五四运动激进的政治寓意所吸引，开始学习汉语，并于1973年至1974年在台湾进行研究。对于能和老师私底下讨论那些被禁止的话题，诸如鲁迅、郭沫若等人，我感到十分自豪。但不幸的是，我那时过于理想，或者说过于意识形态化，总是把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关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事情信以为真。我关于五四运动的哲学博士论文也充满了葛兰西、萨特等人的理论。

1979年，当我最终抵达中国，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之际，我开始寻求—实际上是非常缓慢地去拜访那些“五四”一代的幸存者。在我见过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中，一种非常非常不同的景象浮出水面。我的研究重心也慢慢地从历史概念转移到人类思想的历史和那些直面复杂困境的个体之上，他们曾渴望在中国开展启蒙运动，却最终被社会和政治革命的浪潮无情扫荡。我开始从理论转移到聆听，聆听，再聆听，听那些“五四”知识分子生命中活生生的细节。我也开始关注那些政治暴力和历史创伤的真相，以及它们如何对“五四”的遗产产生影响。

《单向街》：你怎么能采访到那么多文化名人？

舒衡哲：我的采访开展了好些年。过程开始很缓慢，但渐渐获得北大师生的信任。1979年2月我第一次赴北大学习时，周培源跟我提到要召开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次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很自然，我问他（同时也问那些在场的北大外事办公室的行政人员），鉴于我是“五四”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能否参加这个会议。然而，我被彬彬有礼地告知，这个话题仍然“太有争议性”，很多人物譬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属于“重新评价”的敏感范围内，因此讨论这些人物的时候，外国学者最好不在场。取而代之的是我有机会去参加南京大学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研讨会。在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中国关于复兴的真正的历史知识。

而在1979年深秋，当我与人们的友谊足够深厚，我的汉语也足够好之后，大门开始向我敞开。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王瑶教授为我推荐介绍，北大外事办公室也起了很大作用。有趣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五四”时期的名人是张申府，他成了为期五年的口述历史的科研项目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也是我后来著作的研究对象。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澍教授遇到我之后，也开始向我提供采访的建议。在后来的两年里，我慢慢地被允许去采访冯友兰、朱光潜、叶圣陶、许德珩、梁漱溟，以及郑振铎、顾颉刚和朱自清的孩子们。我时不时感到，自己为那些不仅相互之间无法联系，而且连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也被可怕的政治性历史所隔离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开启了交流的大门。

《单向街》：在寻访“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你最难忘或是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

舒衡哲：采访中最难忘的时刻总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了一些自己本不关注的事情。我想这可能是口述历史赠予我的礼物：在我们研究书面材料之后，总会有一些新发现冒出来，一种与书面材料截然不同的观点浮出水面。人们很容易会把历史想象成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小径，但实际上，当一个人听到声音之后才会明白，原来，那些迂回、怀疑与坚定的信仰、意识形态的确信同样重要，它们使“五四”这段历史变得鲜活如生。

张申府这位中国共产党“被遗忘的奠基人”，是一个伟大的范例：他如饥似渴地寻求各种各样的思想，而不是遵循包含了儒家学说、自由恋爱和博爱的“中国启蒙”的主要线索。梁漱溟扮演着西方学者所谓“最后一个儒生”的角色，他感人至深地述说着他对佛教的忠诚，以及佛教如何给予他精神上的力量，从而使他在暴行中幸存下来。朱光潜曾静静地描述维柯对于他的重要性，后者的思想曾帮助他走出对马列主义生硬信仰的阴霾，愈合精神的创伤。在每一次采访中，最感人的时刻是临近结束时的沉默—当我已经得到这位采访对象的信任之后，当他对我倾诉创伤显得很安全时，我明白，这一部分的痛苦曾涂抹一段漫长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又离革命的火焰非常之近。这些沉默比话语更有力量，令我体会到知识分子们许许多多隐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艰难岁月里，它们依然活着。

我也记得，当我发现采访使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的精神真正地复苏，是多么美妙。他们肯定为我的来访做了准备—经常备好茶水、糖果，还有用来记录的纸张—这种他们觉得对外国学者而言会有用的东西。最后，开放式结尾的谈话也令我心满意足，这使得那些满是皱纹的双眼焕发出明亮的光芒，使得煤块燃尽的冰冷的房间变得温暖起来。我从“五四”时代的幸存者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远远多于书面的知识分子历史。

《单向街》：你很关注代际问题，“五四”的两代人之间有什么差异？

舒衡哲：曼海姆的“代际理论”（Mannheim’ s theory of genera- tional transition）进入我的视野，是在我到中国采访之前的事情。鲁迅关于“黑暗之门”这一强有力的隐喻，关系到那些品尝过同类相残的老一代人，这扇门将会向年轻学子们开放，使他们能穿越这扇门，抵达一个光明的时期，这令我非常感动。我也注意到，老师那一代人的作品所体现的儒家传统，往往比那些我读过的“学生”（我采访他们时，他们已经八十岁了）的作品，具有一种更伟大的愤怒。年轻一代尽管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但依然懂得如何写作古体诗。俞平伯和朱自清就喜欢这种诗艺，尽管后来他们不得不隐藏这种喜好。“五四”时期的年轻一代对于西方语言和思潮也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游历更广，喜好更自由，假如在他们最多产的时期，民族解放的压力不那么强烈的话，他们将在文化理论方面有伟大的创举。

我采访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属于我所谓的“学生一代”。现在，在他们八十岁的时候，去想象在“五四”时期他们曾是充满激情的学生，可能有点奇怪。然而，在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依然葆有知识分子式的激情和开阔的视野。我注意到这些，也写进了书里。然而，等我能够采访梁漱溟、叶圣陶这样的思想家和作家的时候，鲁迅那一代人已经不在世了。“学生一代”年轻时对儒家传统的愤怒，已经比他们的导师们—例如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少得多了。

等这些当年的学生老了，各自在革命历史的不同际遇中幸存下来，他们似乎对弥合旧中国和非常现代的中国更感兴趣。其中的很多人接受一套马克思主义体系，这套体系使他们眼中的“五四”思想沦为“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封建主义余孽”。甚至到了他们思想成熟的时期，即便是他们无法自由地承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他们也依旧在这种情况下，怀着珍视的心情，安之若素。在我拜访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家中，都悬挂着一幅国画；他们在与我交谈，斟酌字句时，不经意间在纸上写下的字迹优美的书法，以及他们所深爱的古典诗歌的层层言外之意，这些小细节都可以透露出他们的心境。他们曾在西方生活过，他们的外语往往比1980年代大学培养的学生们更好，他们仍知道并且珍惜传统文化。在他们对新潮社那代人的口头反思之中，当初由《新青年》的编辑们点燃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潮，已经变成了与过去签订的静默的和平条约。

《单向街》：你将五四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伏尔泰曾将中国的儒家学说引入欧洲，孟德斯鸠也倍加推崇塔西提岛人的生活。你是否认为，只有外来文化和文明影响到本土时，启蒙运动才可能发生？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另外一条内在的途径来促进文化改革和社会教化？

舒衡哲：我当然欣赏知识分子改革的内在源泉。我观察到，五四运动中那些年老的幸存者曾尝试着在1980年代恢复启蒙思想。同时，一如我们的谈话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思想家感激他们的海外经历，以及他们对欧洲历史和文学的深刻阅读。我一再注意到，走出一个人的“本土”文化—通过到国外学习或是与国外思想深切地约定，这使“五四”知识分子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观点来打量（和欣赏）他们自己的传统。举例来说，朱光潜在晚年转向维柯的思想，为的是获得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那些他过去曾观察过的、一再延续的历史事件。他年轻的时候，曾写过一本关于悲剧心理学的雄辩作品—里面充满了1920年代的欧洲理论，展现出对西方文学奇迹般的精通。但“文革”之后，自身经历了悲剧，朱光潜对维柯的研究就展现出一种理解的深度，这是他年轻时缺乏的。对朱光潜而言，就像伏尔泰或是孟德斯鸠那样，遭遇一种“外来”文化，是更深刻地进入一个人所拥有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可能促进启蒙最“内在”的方法，就是将一个人的思维之网投向最远的水域。

《单向街》：根据您和“五四”老将们的交流，以及您自己的观察，中国未来的启蒙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努力？

舒衡哲：许多“五四”知识分子将启蒙理解为自我觉醒的过程，有点类似康德在十八世纪末的定义。他们也非常熟悉欧洲历史—在那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缓慢地开展。在思考变革的时候，中国却未曾有过这样步伐缓慢的途径。社会政治的变革，迫使知识分子为了民族解放的大业，一再地削减批评的内在探索。我认为促进启蒙的最好方法就是促进和平，唯有这样，关于民族文化、长期养成的屈从习惯这些深刻的问题，才会在一种真正相对的参照中得到考量。毕竟，启蒙意味着—不仅在中国，还是在德国或法国—一种觉醒的过程，将光芒掷向个体思想或是群体思想的黑暗角落。这需要一种对思想的尊重，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开放式讨论。如今，“五四”一代的继承人，可以从那代人的勇气中获益良多。

《单向街》：你指出，“五四”老将们坚信，“中国直至今日仍必须要去实现一个能真正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谐一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

舒衡哲：今日的中国，在融合现代性与有特色的文化遗产方面，较以往更加接近理想的模式。北京奥运会上开放的仪式就是一个证明，科技、文化、历史和艺术以一种我觉得会取悦那些我在1979—1980年间采访的那些老人的方式，融合到一起。他们曾渴望在掌握最前沿的科技发展的同时，依然能保持儒家的根基。在今日的中国，这变得更为可能。

《单向街》：1979年春，周恩来的旧友，一位八十多岁的旅法诗人曾将他用法语写作的纪念周恩来的四行诗写给你看，并且称赞“你将比其他中国人更好地理解这首诗”。

舒衡哲：是的，我记得这件事。对于外来者时而能为一种文化的内在困境提供见解的行为而言，他的诗歌仍然是感人的，他的话对我而言也是激动人心的称赞。在采访期间，我很荣幸能引导，或者说可以激活自己内在的开放头脑，和机敏的心灵—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对沉默的深切尊重。在我们的谈话中，知识分子可以纾解被误会或是被攻击的担忧。我只是听着，尽量不去评价。在我眼中，或是我的作品中，在我们许多次畅聊中，这些知识分子找到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最真实、最好的自我—经常是被他们的同胞强烈地抛弃或谴责的那个自我。在我的陪伴下，尽管身在中国，但他们就像是进行了一次海外旅行，然后反观自己的人生，看到自己除了感受到那些悬在颈上的灼热的历史气息之外，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和我在一起，是属于诗歌、哲学沉思和欢笑的时刻。

《单向街》：文学革新是“五四”一代关注和争论的重心之一。你既是“五四”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作家和诗人。你觉得，文学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舒衡哲：梁启超乃至后来的“五四”作家都明白，语言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心灵。为了花时间写得好一点，这个过程就像去寻找一口井，找到令人恢复精力的水源：作家和读者这两方面都必须变得更加通俗，才能心灵相通。好的作品能为历史上最黑暗的真相留出空间，往往也比过去那些传统的叙事更好。然而，“五四”遗产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与“革命”的思想相结合—即背离古典文学的复杂性的激进变革。那样的话，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采访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写过古体诗—不管这样做被批准与否。在那种凝练的、引经据典的语言中，他们可以从口号和标语中获得缓刑。当他们听说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诗歌之后，都非常高兴，就好像我追随着他们最隐秘的步伐。

《单向街》：“五四”的启蒙能够顺利进展，出版业的发达和媒体的兴起，起到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出版业和媒体可以做些什么？

舒衡哲：在中国，启蒙的重要性部分地在与“五四”有关的爱情小说中延续着。过去，赞颂1919年的政治意义是一种义务，但现在，尤其是在纪念“五四”90周年之际，欣赏一种更宽容的内涵也变得可能了。对于那些敢于深刻质疑本国与外国智慧的思想家，媒体可以通过向社会传达对他们人生的关注，来加强自身特有的社会使命感。促进新启蒙运动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前一代人的复杂性，尊重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且明白他们如何区别于今日的我们。我相信，花时间做这样的采访，可以促进觉醒—通过从事这种异常重要的、深远的跨文化谈话，我们为新的反思创造机会。

舒衡哲（Vera Schwarcz），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生于罗马尼亚，犹太裔美国学者。美国康州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历史系及东亚系教授。1979—1980年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除历史研究外，她还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著作主要包括《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Place and Memory in the Singing Crane Garden、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al，以及诗集Chisel of Remembrance、A Scoop of Light等。

正视传统的负担——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张泉

“文学传统成了真正的负担，不再是解放的手段。”宇文所安循这一思路，逐层剥离那些固执传承的定论，重新梳理整个唐代诗史的凌乱线索，寻找其中起承转合的关节，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他将文学史的书写引入新的境界。与汉学家的卓著见地相比，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我们对于汉学家，尤其是对于思想的态度。

一

宇文所安这个名字在我的记忆里霸占了整整四年。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它躺在书脊上的情景，一个朋友说，为什么不读读宇文所安，红得发紫。随即我发现，墙角的监视器也像我一样，怔怔地紧盯着这名字发呆。

宇文所安的《迷楼》和《追忆》被摆在一排分类名为“留学”的书架上，一旁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周围则爬满了乔装改扮的异域梦想，那是刘亦婷的出走之梦，是琳琅满目的托福、GRE“速成手册”“考试攻略”，正是它们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运往美国和欧洲，汹涌趋势远甚于一千三百年前从日本跨海而来的遣唐使。

2003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或再版了宇文所安的系列作品。其实，此前十几年间，宇文所安早已“风卷华夏学界”，这是诗人柏桦的记忆，他甚至动用了“雄姿英发”这个奢侈的词汇。1986年和1992年，宇文所安最负盛名的《初唐诗》和《盛唐诗》被译介到中国，程千帆、王运熙、周勋初、傅璇琮等中国前辈学人见书后一致首肯。那一代年轻学人同样受到宇文所安的研究思路影响，我的导师陈引驰教授应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见他在黑板上写下宇文所安的名字，记忆再度重合。那时，陈老师正忙着翻译宇文所安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这本书是对《初唐诗》与《盛唐诗》的延续，我得以见到它的英文原著。从前阅读宇文所安中文译本时的愉快心情，在英文语境下却成为一种折磨。问题不仅仅在于我粗浅的英语水平，更在于作者完全在以诗人的思维来与从前的诗人沟通，频繁涌起的词汇的波澜和过分跳跃的思维让人无从把持。这使我最终决定放弃，甘愿接受嗟来之食。

突然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大量标榜时尚的杂志、报纸开始推荐宇文所安的作品，在小资泛滥的那几年，宇文所安突然像村上春树、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一样，成为一个流行符号。仿佛不读宇文所安就跟不上时尚，如同不去绍兴路听戏，不到新天地泡吧一样，会被时代无情地遗弃。思想进入民间，原本未尝不是好事，然而，有次我便听到一个头发油光可鉴的男人向朋友推荐宇文所安的作品：“宇文所安你们都不知道？太落伍了吧！他分析《说唐》分析得太深刻了。”我只能认为，《说唐》里宇文成都的那杆凤翅镏金镗，肯定照耀了他整个的童年。

这位早已名满世界汉学界的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以无从预想的方式，获得了中国民众姗姗来迟的赞誉。于这个时代而言，滔滔不绝的广告海报，似乎总比事实更有说服力。

二

我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下开始阅读宇文所安的。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冒险式的体验，沿着中国古典文学起伏跌宕的线索，进入漫长而恢弘的历史现场。与其说作者书写的是诗史，毋宁说是史诗。宇文所安的工作是对一整段历史的宏观再现与细节还原，相比于我们“百衲衣”式的历史叙事—沿着无数个被强行缝合的时间断点无谓地走下去—宇文所安显然更具吸引力，也更容易发现新大陆。宇文所安的洞察力与叙述技巧同样令人惊叹，做一个绝不恰当的比喻，类似相声中的“抖包袱”，他掌控着大量我们闻所未闻或无力描述的兴奋点，持续地振聋发聩。这种力量来源于宇文所安始终遵守并擅长的文本分析，出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教学的需要，他长期养成了扫雷式排查分析的习惯，勤奋的阅读思考造就了学术敏感，宇文所安因此达到了他的预期，同时兼顾“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学术研究因拒绝循规蹈矩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阅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宇文所安的书中被我画满叹号。我习惯用这个符号来提醒自己，以期在反刍时能更快捷地捕捉到讯息。然而，宇文所安使这个习惯的优势荡然无存，简单的回溯不可完成，我必须重读全文，因为每个页面都闪耀着无尽的叹号。

我不知道，面对中国古典文学时，宇文所安是否也曾在心中画下无数个同样的叹号。四十多年前，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年轻的宇文所安第一次读到唐诗，震惊不已，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他通过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漫长的三十余年间，他只在两座最显赫的大学里任教过：耶鲁与哈佛。

197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宇文所安的《初唐诗》，这是一个意外的产儿。宇文所安原本恪守学界定论，并不打算在略显枯燥乏味而历史价值并不突出的初唐过多逗留。他更感兴趣的是盛唐无可替代的诗歌传统，研究初唐诗只是出于学者的谨慎，以便为主体研究做铺垫。然而，当他从时代背景来考察初唐诗，突然意识到，初唐诗人的文学实践，形成了盛唐的“隐蔽背景”，“当我们确实在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这促使宇文所安开始反思，“文学传统成了真正的负担，不再是解放的手段”。宇文所安循这一思路，逐层剥离那些固执传承的定论，重新梳理整个唐代诗史的凌乱线索，寻找其中起承转合的关节，由此将研究重心从盛唐诗转向全唐诗史。

高屋建瓴的学术观念，以及此前大量的阅读思考积累，使宇文所安在最初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未来的方向。这个充满野心与艰辛的写作计划，使他将所有历史悬念都埋藏在《初唐诗》中，期待着日后逐一开解。

四年后《盛唐诗》出版，再度成为学界盛事，并由此沉积了人们长达十五年对于中唐诗史的期待。在《盛唐诗》中，宇文所安驳斥了“盛唐神话”，这个“文化繁荣与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因过度渲染而形成文化敬畏，其危险在于，“切断其内在发展历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于是，宇文所安递进了《初唐诗》的思路，初唐时京城诗人改革宫廷风格，制订了新的诗歌规则。诗歌由此成为一种权力，它严格地限定并约束着诗歌创作的社会范围，京城诗人用它来和外界区分，在盛唐，这种情况更加稳固。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宇文所安发现，“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他进一步考证，不仅是李杜，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等，在各自的时代，光芒都完全被京城诗人掩盖。此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获得不同的阐释，这些曾经屹立于时代主流之外的诗人，才脱离在世时的苦恼获得身后名，形成定论并沿用至今。他们在无形中被镀上后代价值标准及审美原则的光泽，这个接受史的命题，最终成为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的有力证据。

然而，此后，宇文所安却转向其他领域。十五年间，人们发现，宇文所安出版的都是学术论文集，《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他山的石头记》，无不在精短的文字间，弹奏着跃如琴键的智慧，作者依然不遵循惯用的乐谱，让人无从捕捉却深受震撼。1992年，宇文所安在耶鲁和哈佛十二年讲授中国文论的经验，也结集出版，这部致力于研究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大部头《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问世后便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经典读本。然而，宇文所安却对中唐诗的进度笑而不答。

1996年，《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终于出版，宇文所安没有把中唐诗写成系统的历史，因为他发现，中唐的意义在于“个人”的价值的凸显，以及带头对盛唐做出的“创造性的重新阐释”。他从中唐的生活趣味开始论证，“自我”的生成结束了中国的“中世纪”，文学同样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化，以至无从找出共同特征。中唐诗史因此不可完成，诗史的使命留待《晚唐诗》来完成，他继续通过文本的保存与流传，探讨晚唐的衔接意义。

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宇文所安将文学史的书写引入新的境界：“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当我们总是执著于诗人的生卒年月，年谱式的线型描述，仿佛生活的变迁只是一串念珠，一一数去即到终结；宇文所安却在关注历史变革对诗人的影响，以及诗人的真实反应。毕竟，对诗人而言，比生死更重要的，是激发他突围热情的时刻，是他导演时代转向的时刻，他们在那时才能够从茫茫人海中抽身而出，摘下普通人的面具，回归诗人的真身。而这项工作，只能等待另一位诗人来完成。从来都是如此，只有诗人才能真正理解诗人。

三

走廊的尽头，走来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大个子。我匆忙起身，迫不及待地要将面前这个人，与书脊上的名字、黑板上的名字重合在一处。

摄影师马岭在一面镜子前为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晓菲教授夫妇拍下肖像，户外太冷，而那是室内光线最好的地方。宇文所安没有捏着烟斗—环保烟斗是他的标志，哈佛大学特许宇文所安可以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他的鬓角已有分明的白发，眼眶里深陷着旅途劳顿造成的疲倦。我站在楼梯下面，仰望过去，终于意识到，四年过去了。

“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宇文所安希望我们卸下唐诗的历史负担。然而，于我而言，宇文所安却像唐朝一样，是一个来自“异乡”的名字，这“异乡”与国家无关，而是因为，他一直都属于从前。

我还一直记得宇文所安曾说过的话：“我回忆过去，是为了将来被人回忆。”我不知道这话是否有弦外之音，因为引起我注意的关键词不是“回忆”，而是“将来”。这是否意味着汉学家永远都不属于当下的世态，他们注定寂寞，唯其如此，才有权利与从前沟通？

事实正如我预想中那样进展。宇文所安教授和田晓菲教授的中国之行，媒体的热情似乎比高校还要高涨。那或许因为，尽管宇文所安一向行事低调，潜心书斋，然而，他还是被人为地赋予诸多猎奇点：他只在耶鲁和哈佛任教过；他从前中肯地评论北岛的言论被误读后引起争议；他美丽而传奇的中国妻子田晓菲教授—十四岁上北大，哈佛博士，因学术成就突出，获得连续破格提升，尤其在提升正教授时，哈佛老校长德里克·伯克甚至提出，不必召开评审会，她因此成为东亚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这些问题被不厌其烦地问起。

我们离开时，回头看到有人将宇文所安夫妇拉到楼梯角落的暗处，背光按下一梭子照片，他的相机咔咔作响，显然已调到连拍模式。为什么要在暗处拍摄？为什么要背光拍摄？这不是摄影大忌吗？做了十几年摄影师的马岭完全摸不着头脑。

次日，报纸配发了这张照片，Photoshop草率粗暴地将照片背景的亮度调到正常，然而，宇文所安夫妇的脸却因此而变得失真。看到那张照片，我马上便明白了那位摄影师的用意，因为在那个角落，有几杆人造的竹子可以用来充当背景。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究竟是宇文所安，还是人造的竹子？

四年过去了，我们的态度，原来未曾有丝毫改变。

《单向街》：您谈到韩愈时说：“开端只有在事后的反省当中才会呈现出它的全部意义；你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所开始的是什么。”那么，您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时，想象中的中国是怎样的？那时，您预想中的未来又是怎样的？

宇文所安：我在大学的时候，对很多东西有强烈的兴趣，中国诗歌是我的众多爱好之一。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的兴趣来自我对中国诗的喜好，是后起的。在西方，很多汉学家都是先对“中国”感兴趣，之后才选定中国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我则正好相反。而这大概和治欧洲文学的学者的兴趣过程比较相像：研究意大利诗歌的学者，对法国诗歌或者德国诗歌的兴趣，往往会远远超过他们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兴趣。

《单向街》：论述文学史时，您经常使用“时刻”这个词。在您看来，对漫长的历史而言，“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

宇文所安：人们生活在“时刻”当中，哪怕当现下的时刻充满对未来的展望或者对过去的追忆。如果只想到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往往会忽视一首诗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有时还会完全误读。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进行阅读，只是解读活动的一部分，但这往往是最受到学者忽略的部分。

《单向街》：您非常重视文本，并身体力行获得成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文本的价值的？您如此重视文本的原因是什么？教学的需要？不同的历史语境带来的阐释自由？还是形式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对您的影响？

宇文所安：研究者常常并不仔细阅读文本，只给出对文本的大概印象。有时这种大概印象只是重复他人的意见，有时甚至是研究者借诗人之口说自己心事。文本是诗人给我们的礼物，读者当然也重要，但是读者不应该是唯一在场的人。这不过是对诗人表示尊重，如此而已。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大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

《单向街》：您认为，“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学者对传统的敬畏之心？应怎样克服？

宇文所安：这和前一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人们常常先是听说到很多关于杜甫的议论，比如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伟大之处，等等等等，然后才读到他的诗，而在读诗的时候，他们又往往拿一点点有限的阅读去印证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这个过程应该反过来。应该先读诗，而且，要读一个作家所有的诗，读他的全集，然后再得出结论。这时就会发现诗人比那些老生常谈的概括要复杂得多。

《单向街》：关于唐代文论，您在《中国文论》中仅论述了《二十四诗品》，是否意味着，唐代特别是盛唐，相对缺乏系统自省的传统？您在《盛唐诗》中论述过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您觉得，它是否具有文论价值？

宇文所安：这个问题很大，可以做出很长、很复杂的回答。这里容我给你一个短小的回答。在欧洲文学传统里，在印度文学传统里，冷静、客观、系统化的论文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中国传统则不同。就拿《论语》来说吧，《论语》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富有权威性的文本之一，在这一文本里，我们看到一个对人生社会作出过很多思考的人，对某一种当前的情势，或者说一个现下的时刻，作出言简意赅的回应。这是中国文学思想传统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和欧洲或者印度传统中的系统化论文同样有效和有力。换句话说，欧洲或者印度的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史上偏爱简短评论的倾向，二者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能说它们是不同的。

《单向街》：中国诗歌已经很难再造唐代的辉煌。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诗歌力量的磨损？中国诗歌的出路又在哪里？

宇文所安：谁说中国诗不能再造唐代的辉煌？我们怎么知道一百年后人们回顾今天，不会把二十一世纪视为中国诗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总是后设的。诗人应该读唐诗、喜爱唐诗，但是唐诗不应当成为一种心理负担。诗人应该把唐诗视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美妙作品，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

《单向街》：唐诗曾对西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影响。现在，这种影响是否在继续？大致情况是怎样的？

宇文所安：每个国家的作家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作家的影响，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作品。这是由写作的性质决定的。这好比遗传基因的多样化，可以增强体质。现在的美国诗人当然也有受到中国诗影响的，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发生最大改变的是“文坛”本身。五十年前那些受到过唐诗影响的诗人是当时在文坛上具有“领导地位”的诗人，现在则有很多诗人、很多流派，这些诗人和流派各有不同的兴趣，因此，很难说任何一派在文坛上具有领导地位。

《单向街》：您经常写诗。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得意的一首诗或几段诗句？

宇文所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诗了—自从我发现我写的散文比诗好得多。

摄影：马岭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兼任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2006年被授予梅隆奖（Mellon Fellowship）。主要著作包括《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827—860》、《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等。另外，编著出版《剑桥中国文学史》。

[纪录]

印度记者在中国／帕拉维·艾亚尔

档案：被监视的个人史／蒂莫西·加顿·艾什

回声／唐汀

旧金山的犀牛／沈诞琦

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家／索马里

印度记者在中国／帕拉维·艾亚尔

撰文／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 翻译／杜然

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在印度，还是中国？

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1]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待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2]。

在一个国家待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3]（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淘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待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

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上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这里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是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2003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和2007年厦门PX化工厂事件。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地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须坚持现行体制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三十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道。“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1] 作者在北京养的两只猫。

[2] “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这个英文翻译曾作为爆笑点，出现在许多外国媒体上。——译注

[3] 根据作者在前面章节的描述，她是北京鼓楼附近一间公厕的保洁员。——译注

档案：被监视的个人史／莫西·加顿·艾什

撰文／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 翻译／汪仲

“早安，”活力充沛的舒尔茨女士说，“你的档案很有趣。”说着，她便将一个牛皮纸色的卷宗交给了我。档案足足有两寸厚，卷宗上的橡皮图章盖上一排字：OPK-Akte，MfS，XV2889/81。下面，则用手整齐地写着：“罗密欧”（Romeo）。

“罗密欧？”

“是的，你的代号。”舒尔茨女士咯咯笑了起来。

档案夹封面上盖着的OPK三个字母，代表的是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也就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根据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高等法律学院所订定的1985年版《政治作战工作词典》，所谓作战性个人管制是指：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作战性个人管制的中心目的，根据词典的解释，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每个档案一翻开以后，便会有—段“序言报告”和一个“行动计划”。

我的“序言报告”写成于1981年3月，执笔者为一名叫温德少尉的人。他很详细地描述了我的个人资料，说明我如何从1978年起开始在西柏林读书，从1980年1月到8月（其实应该是到10月）搬迁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东德坚持要这么称呼东柏林）。我不时从西柏林旅行到东德及波兰。我经常与“军事策略性相关人物”联络。因此，他们认为“有理由怀疑‘G.’（就是我的姓氏加顿艾什[Garton Ash]的缩写。不用‘G.’时，他们便用‘被观察者’、‘该目标’、‘罗密欧’等名称来称呼我）故意利用其学生兼记者的正式身份，从事间谍活动”。

温德少尉阅览、节录了国家安全部主持反情报的单位，Ⅱ/9组，专门为部内其他单位做的类似情报报告，其中第一手资料包括：我个人的观察报告，从我的朋友，如一名叫华纳·克雷奇尔的新教牧师，档案中节录下的一些资料，我替西德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所写的一篇有关波兰的报道影印本，我个人记录下的波兰相关笔记和文件—显然是我有一次从舍讷费尔德机场飞往华沙时，他们秘密搜查我的行李时所拍摄下来的，连我在牛津的老师为我写给英国领事馆的推荐信，都被收进了档案。档案总共有三百二十五页。

温德的报告特别注重资料来源，他大量采用国安部线民所搜集来的情报。在安全部的语言中，线民的正式名称为非正式职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简称IM）。他们之间又有好几个分类：安全、特殊、军事作战、敌后，甚至有一组专门监视线民的线民。从1989年开始，IM已成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褐衫军）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代表着纳粹主义的粗鲁、暴力与野蛮兽性一样。IM在德文中已经成为经常性、组织性的渗透、威吓、通报行为，即成熟极权主义的一种静默的腐败形式。在1990年代初时，德国任何一个有名气的政治家、学者、记者或牧师，只要国家安全档案记录中显示他曾经是一名IM，一经发现以后，这个人就会从此消失于公众眼前。IM是一个污点。

不过，污点还是先需要被指认、暴露出来，才算污点。秘密警察给每个IM，还有每个观察目标，都取了个假名，以为代号。事实上，大部分的IM的假名都是自己取的。为自己挑一个秘密名字，几乎可以说是成为一名常任IM的洗礼仪式。

我的报告总结了许多线民提供的有关我的信息，其中包括IM“史密斯”，IM“舒尔特”，IM“米夏拉”，还有她的丈夫，KP（代表Contact Person，联络人）“格奥尔格”，他的前妻爱丽丝，化名“红丽丝”。报告撰写人温德少尉还提到，红丽丝在与格奥尔格结婚前，曾与金姆·菲尔比[1]有过婚姻关系，而菲尔比正是英国最有名的苏联间谍。

温德少尉发现G.工作时有学者的巨细靡遗，但是态度上却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意识，对工人阶级毫无责任感”。“表面上，G.给人相当随和的印象，一般而言与‘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并无二致（这个怪异的评语来自于IM史密斯）”。不过，我是有可能接触过想要从我身上取得情报的人，并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不同的印象。在往来波兰时，我接触的人毫无疑问地属于“反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这些情治单位的人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我的事情，以决定能否以刑法第九十七条起诉我，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任何人搜集、传递应该保留为秘密的“资讯性物品”给外国政府、秘密组织或其他不确定的“外国组织”，得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重大者，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线民的部署。从“史密斯”开始：“考虑该员的主观、客观可能性后，他虽与G.失去联系，可重建与他的关系”，并设定在1981年4月15日以前，“史密斯”应做成一份书面报告。“负责人：温德少尉。”“舒尔特”和“米夏拉”应恢复活动：这是温德少尉5月1日的报告上所做的建议。此外，该报告还表示，“HVA-I 的一名IM—即G.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亦应加入作业”。

HVA是东德的海外情报部门，全名为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可直译为“启蒙总管理处”，因为Aufklärung较为通常的解释为“启蒙”[2]）。启蒙部由马可·“米沙”·沃尔夫领导，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书中的部门“The Abteukybg”就是以“启蒙部”为蓝本写成的。HVA-I启蒙部第一组，主要职责为监视在波恩的西德政府。

接下来，行动计划谈到了“作战观察及调查”，其中包括调查在我读柏林洪堡大学时租给我那间有景观的房间的房东，克来索夫妇。第三部分行动计划，指示启蒙部第六组，也就是负责控管越境交通的国安部第六处，以及“邮件管制”的第M组。计划中提到了“G.在西柏林的地址”，想必是指将我的信件从西柏林转来时的地址，因为国安部通常无法任意窥伺到任何人在西柏林的信件。温德少尉的任务，显然是要作成一个报告，评估是否将调查扩大为全面性的作战个案，简称OV。全面性作战个案，是最高层次的作业，对象含括所有已知批评和反对东德政权的不满分子。例如，我的朋友华纳·克雷奇尔，就是OV“山毛榉”（Beech-tree）。

在行动计划的最后面，还有一项“与其他服务单位的合作”部分。计划提议与XX/4组（负责渗透教会）合作，检查我和“山毛榉”之间的接触。计划还提到将“询问苏联安全部门，目前英国是否仍汲汲追查金姆·菲尔比案”。“必须与AG4进行实质合作”，以便在我到波兰访问时，安排线民，贴身监视与观察。AG4是国安部在波兰发生团结工会革命以后所建立的一个工作小组，其负责人为黎瑟少校。

报告的最后，不但有温德少尉签字，还有负责所有西欧情治工作的Ⅱ/9组的组长考尔富斯中校的批可。

原来他们的“行动计划”是这样子的。针对这份档案，我也策划了一个行动计划：调查他们对我的调查计划。我准备循线追踪，找到和我的个案相关的所有线民和官员，和他们讨论，并将国安部的记录，与我的个人回忆、当时的日记、随笔、我曾经写过有关那一段时间的政治史等，相互比对。然后，就会知道自己将发现些什么了。

全名累赘冗长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授权记录局”，通常简称为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因为这个单位是由有力而辩才无碍的东德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管理，我的档案便是从高克机构在柏林的主档案室调出来的，事实上，该档案室也是当年国家安全部的中央档案室。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组织庞大，办公室绵延好几栋，在东柏林市东端的诺曼街上，占据了整整一个半街口。部长的办公室和公寓，几乎仍保留着最后一任部长离去前的原样：桌上的多台电话（机密、极机密、最高机密），部长整齐的小卧室，一盘“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幼稚园小朋友特别为他做的黏土模型，包括一根黏土香蕉、一个小精灵、一个上面写着“吉宁”的小狗和一个由“克里斯汀”做的柠檬。

大部分的办公室大楼，现在都已移作他用。过去密封起来，杜绝秘密文件遭双面间谍泄露的窗户，都已对外敞开。温德少尉、考尔富斯中校之辈或曾做过偷鸡摸狗事情的地方，现在都只是一间间平常的办公室：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健身房兼桑拿室、一家劳工中介所。可是，档案室仍维持原有之功能。

在索引室，一些穿着明亮的粉红色罩衫和尼龙长裤的中年妇女，穿着塑胶拖鞋在许多巨大的索引卡机器之间走来走去。我之所以说索引卡机器，是因为那些大索引卡盒子都是由马达推动的，悬吊在一根大轴上，就好像游乐场内的大车轮一样，只要按K钮，大车轮就会一直转到K盒在最上端为止。这个F16—大车轮系统的代号—索引系统内都是真实姓名，只是，安排的顺序，按照的是国安部自己的声韵次序，例如，Muller、Mueller、Möller、Müller都排在一起（如果你是从偷听电话而得到的名字，就不知道该如何拼了）。如果发生这类问题时，穿粉红罩衫女性工作人员就会建议你去找F22索引系统—依照个案号码排列—或者去找其他主管的个案记录，然后再到该大楼七层加固的仓库中，寻找想要的个别档案。噼嗒、啪嗒，粉红罩衫女士们的拖鞋踩过来、踩过去，资料库就这么地搅出一块块下了毒的玛德莱娜蛋糕[3]。

在走廊的另外一端，有一间“传统室”（tradition room），里面有各种奖杯、奖状、列宁的胸像、“契卡”优良工作记录。“契卡”为苏联对秘密警察的称呼：“只有那些头脑冷静、心底温暖、手脚干净的人，才能成为契卡人（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F. Dzerzhinsky]所言）。”桌上有很多看起来像果酱罐子的玻璃瓶，瓶身上仔细贴着标签，里面是一块肮脏的天鹅绒布，也就是个人味道的样本。警犬只需要从这里知道某一个人的味道以后，便可担负追踪任务了。根据国安部词典，它们的正确名称为“嗅觉保存物”。我站在那儿，不仅开始狂想：或许在这栋硕大的建筑的某一个角落，还将我过去的味道，像果酱一样保存得好好的吧？

接下来，是他们称之为铜锅炉的一间又深又大、四处用金属包起来的房间。国家安全部原本计划在里面安装一部全新而庞大的电脑系统，把每个人的信息都放进去。用金属将房间包起来的目的，在于隔绝外界的电子干扰。现在铜锅炉里面堆放着的是几百大袋的纸张，也就是从1989年秋的大规模抗议开始，一直到1990年初，民众冲进国家安全部之间，部内大量销毁的文件残骸。假设国安部一定先从最重要、最敏感的资料开始销毁，高克机构现在正努力地一片一片将它们拼回原状。

总而言之，这个高克机构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它是在过去可以订名为“国家恐怖部”的地盘上所新建的“国家真相部”。它位于柏林中央的行政部门内，很多大楼的走廊虽然现已装上了西德的新式照明和塑胶地板，东德味道却仍然弥漫在组织内：阴郁的啤酒肚门房，访客必须别在身上的识别证，各种不合理的规定，三联式的申请表，随处收费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回想到东德的官僚主义。当然，还有那傲慢的福利国家所留下的各种习性。高克机构的职员中，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不是去吃中饭，就是去休假，否则就是“去看医生”了。我好像回到过去，几乎可以听到德国上班族之间的标准问候语“祝你用餐愉快！”（Mahlzeit！），此起彼落，穿越时空而来，或似乎听到了一名秘书对另外一名说“我可以用你的碎纸机吗？”的语音，从走廊另一端传了过来。刹那间，我脑中浮现出一个形象：这个从原来国家安全部建起的新机构，每天没完没了地尝试将撕碎的纸张拼凑起来。

现在，每张我们所看到的文件，都经过机构的档案室人员整理，将新的编号整齐地盖印在国安部小心翼翼手写的页码之上。这虽然可笑，但反映出的正是德国人一丝不苟的一面。一个极端接收下另外一个极端。东德想必是现代史中，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严密、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了。而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极权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的政府了。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国会通过了一条特殊法，小心规定了这些档案的用途。舒尔茨女士比我先阅读了我的档案，正是规定的一部分。根据这条彻底执行的法律，工作人员应该先将有国安部受害者或无辜第三者出现的特殊页挑出来影印，将名字涂黑，再影印一次，确保即使透过强光，也无法读出那些名字。同时，工作人员必须要抽出任何与当事人无直接关系的第三者资料。但是，秘密警察的工作就是要搜集、挖掘私生活中最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中哪些算是与被害者有直接关系，哪些不算呢？而高克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凭什么来判别呢？

阅读档案的结果可以极为可怕。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现在变得非常有名的个案。薇拉·沃伦贝格（Vera Wollenberg）为华纳·克雷奇尔牧师所在潘科教区中的一名政治活跃分子。她阅读自己的档案时发现，她的丈夫从认识她的第一天以后，就开始打她的小报告。例如，星期天全家出去散步，星期一，她的丈夫努德就会到国安部把所有的事都向她的个案负责人全盘托出。她以为她和努德结了婚，事实上，她的结婚对象为IM“唐诺”。（薇拉在回忆录中称呼他时，不是努德唐诺，就是唐诺努德。两人现已离婚。）另外一个有名的案例为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ädlich）。他发现他的哥哥一直在监视他。上面的两个例子中的当事人，都是看过档案才知道事情真相的。如果没有档案的话，他们或许还是亲爱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是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堡垒而已。

副作用中也有轻松的一面。当特别法通过后，柏林洪堡大学的学生向女朋友吹牛时会说：“当然我得想办法去看我的档案。简直不敢想象里面会写些什么，不过，我非知道不可。”甜蜜性感的女孩对这样的男生，能不印象深刻吗？然后，高克机构的回信到来：到目前为止，本机构还未发现你的档案。羞辱。甜蜜的性感小猫转而去找另外一个有档案的男孩做她的男朋友。如果由弗洛伊德观点来看，这些人得的可以说是“档案嫉妒症候群”了。

其实我的档案，和其他人的相形之下，算不了什么。我的全装在一个档案夹内，而作家尤尔根·福切斯（Jürgen Fuchs）的资料，需要三十个档案夹。我的只有三百二十五页，而异议歌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则有四万页……管我案子的军官和线民心目中怎么想？把我当成什么？难道档案和档案后面的男男女女，能够告诉他们比共产主义、冷战、间谍工作有意义或无意义更多的事情吗？如此大规模、有系统地对民众公开秘密警察档案，是史无前例的。过去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或任何人做过。这种做法是对的吗？对相关人士会有什么影响？经过这个事件，我们应该对历史、对记忆、对自己、对人类本身，都获得更多体会才对。

我不仅在探索一份档案，还要走进一段人生：一段我曾经走过、拥有过的人生。万一你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必须先澄清，这本书中述说的“一段人生”，和“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通常当我们谈到自己的人生时，谈的只是自己的过去，集合了自己生命中走过的许多事件的心理自传。然而，书中谈到的一段人生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寻找那个失去的自我中，我同时也在寻找那失落的时代，并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形塑另外一个人？历史时间和个人时间，公众和私人，伟大事件和个人生活。历史学家基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在写到传统政治史忽略了绝大部分的人类经验时，引用了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

何其渺小，较于人类内心所能容忍，

那律法或君王能成或能惩的部分。

回顾过去，我至少看到了我的内心所承受的当中，有多少是由现代的“律法或君王”，也就是因为东西方不同的体制，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或许，毕竟，约翰逊所表达的道理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而仅适用于他的周围。要是哪个国家真有这种情形，就算它的运气好了。

国安部心目中，最宝贵的信息来源是“非正式合作者”，也就是线民—IM了。线民的数目大得惊人。根据东德内部统计，1988年，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的一个“正常”年份，“非正式合作者”的人数达十七万，其中有十一万定期提供情报，其他则提供“共谋”式服务，例如，将公寓让出来给秘密集会使用，或仅仅被视为可靠联络人等等。国家安全部本身另有九万名全职人员，其中只有不到五千名属于HVA海外情报组织。如果将这些数字与东德全部的成人数目相较的话，就表示每五十名东德的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与秘密警察相关。即便是每一名直接相关者只有一名眷属的话，那么每二十五名东德人中便有一名是与秘密警察有直接关联的相关。

这种规模是纳粹所不能及的。1941年，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的全职员工，也不过只有一万五千名，而它所涵盖的地区包括两德、奥地利，以及今天的捷克。就算将帝国秘密安全局（Reich Secret Security）和其他可能的相关单位人员都算进去，还是无法达到国安部在东德的比例。我们无法取得纳粹时代正规的线民人数，但想要与东德政权比较，相差还很远。第三帝国当政时间虽然很短，却是在全民狂热欢迎下登基，到最后经历了五年半战争不支瓦解为止，一直非常仰赖民众自愿性的相互谴责，以控制社会内部—这是我在尘封的旧人民法院档案中发现的。然而，东德政权从一开始便不得民心，持续越久，就越需要这个庞大的线民网路的支撑。

我一个人显然就得到了五名线民的注意力。温德少尉仔细评估了这五名线民所提供的证据和他们的操作潜力。在我研读那些有关我的报告，并设法辨认、找到那些报告人，并亲自与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不但被拉回到自己过去的生活，而且进入了那些生命曾与我短暂交错的人的生活之中。

不像很多东德人被线民害得很惨，我并非这些线民手下的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对我造成严重的损害。然而，在知道系统如何运作后，我可以大概猜到，同样一批人很可能对其他人造成多大的伤害。虽然我知道够多的个案，可以指认出其中一些共同特征，但是我仍无法确知盯我的线民，是否便是典型的国安部工作人员。不过，正因为他们在偶然的机会中以我为监视对象，报告我的事迹，让我有了一个机会，测试那些档案的正确性—并进入他们的经验之中。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做的时候有何滋味？现在回顾，感觉又如何？

另外，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国安部官员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属于三角形的第一个边，而线民属于第二个边的话，那么那些官员就为第三边了。在国家安全部内工作是什么滋味？他们如何成为国家安全部官员的？他们在调查我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他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

这个任务不简单。有部分官员对历史学家或记者开口说话，如显然已经非常衰老的梅尔克，在狱中接受了《明镜周刊》的专访，马可·沃尔夫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宠儿，有一些名气较小的人物联合组成了一个“内线委员会”，探索他们所工作的部门历史，并展现出至今为止部外人士所没有的洞悉力。另外，他们也加入国安部受害者的研讨会，参与这一个混合了团体治疗与口述历史的奇怪组合。其中有一个团体，定期聚会达数年之久，主持人为东柏林的一名神父，乌里希·施勒特尔（Ulrich Schröter）。大部分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在东德瓦解后便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找到了有兴趣的新工作。施勒特尔神父告诉我，有一个人成为丧礼的主持人，经常有旧同僚去世而需要他的服务。

我很快发现，那些愿意开口的人，都为外国情报组，也就是HVA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外国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就像其他国家的“正常”情报员会从事的工作，因此他们不太觉得或根本不觉得羞耻。例如，内线委员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冈·哈特曼有一天提议，在卡尔—马克思大道旁边的施特肯酒吧见面。那里离我与丽丝·菲尔比共同饮茶的地方不远。当我抵达时，他告诉我那是所有间谍喜欢碰头的地方之一。哈特曼酒不离手，讲话相当轻率，他的工作是管理其他的情报员，经常用假身份出差至西德，与他小心翼翼称之为“伙伴”的人见面。他的最佳“伙伴”，是一名波恩的资深政府官员。就是那种六八世代的人，你知道……

出这些秘密任务时，难道他不害怕随时会被抓而长期被关在监狱中吗？

第一次当然会害怕，但是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他说。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德国人在德国，很不容易被人察觉。而且他因为父母出生于曼海姆，因此原本口音就接近西德。

我发现他在态度上，有一种淡淡哀愁，与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士的独特风格几乎完全一样。是身份掩护，还是他的真实面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身体健壮的克劳斯·艾克纳为国家安全部的资深官员，专门主动从事反情报工作，如侦察另外一边的间谍的工作，等等。而克雷奇将军管理的主部门第二处，虽然同样从事反情报工作，但是他的工作的重心放在防御外国间谍进入东德刺探国内情报上。德国情报系统与英国有一点很不相同之处在于，德文对上述两项工作都有特定的词汇：“反间谍”（Gegenspionage）指对外侦测，“间谍特工”（Spionageabwehr）指对内侦测。不过根据专家评估，两者之间的工作重叠情形严重。

艾克纳对西方情报工作，有深入的研究。他说国安部已经完全渗透进入西德的外国情报组织之中：“我们知道所有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而他对英国秘密情报局（SIS，也就是俗称的MI6）的评价极高，认为他们的工作“品质极高”，功劳应该归于少数“非常绅士”的情报员。他有一次有机会比对一名英国的SIS官员和同样做他工作的东德情报员在从事同一项工作时的成绩，发现虽然两人同在外交官的身份掩护下工作，但是英国人所写的报告竟然比东德的要好上一大截。英国人观察敏锐，下笔微妙，有洞察力，对观察对象有兴趣，而东德的间谍则失落于共产主义思考的陈腔滥调中。不行，他无法告诉我如何取得那份英国报告的。

坐在他狭窄的高楼公寓中，前HVA头目华纳·格罗斯曼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如何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销毁他们的档案。当抗议者冲进国家安全部后，他们关闭大型碎纸机，改用小型的个人碎纸机，“就像那台一般大小”，他随手指着薄帘后的一台机器说。碎纸机，小小的秘密吞噬者，静静地蹲坐在房间一角，就好像老兵在墙上挂着一把老来复枪一样，随时提醒着他过去那一段较欢乐的时光。

格罗斯曼是从马可·沃尔夫手上接下工作的，而沃尔夫则是HVA，也就是所谓的启蒙部的开山祖师，非常受敬重。他身材高挑，衣着整齐，外表非常体面。走在马路上，沃尔夫宛如国王一般，抬头挺胸，偶然尊贵而疏远地与路人点头为礼。当我们快要抵达东柏林的中心点，也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铜像时—当时虽然还竖立于东德时代的原地，但是谁知道还能够存在多久？我问他东西德在秘密情报搜集手法上有何不同。“我想，应该完全没有不同。”他毫不犹疑地对我说。如果有的话，分别应该在于欧洲与其他地方之间的不同。不论东西欧，他说，到1980年代时，搜集情报的手法已经相当“文明”，相较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以色列的莫萨德（Mossad）和其他国家的情报组织在中东地区，手段便显得相当拙劣。

间谍工作有何贡献？

帮助维持欧洲的和平。两边都知道自己无法在对方事前不知晓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尤其，间谍的存在，大大地降低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冷战，他说，并不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前几天才对他说的，是一场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争。他还记得在柏林危机与古巴危机时，整晚熬夜，尝试“透过我们的资料来源”搜集情报。他当时真诚地觉得，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沃尔夫的确如其他人所说的，英俊聪明、风趣智慧、文质彬彬、非常迷人。看到他以后，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待在国家安全部那个窟窿中，忍受那些不入流的人？这就好像希特勒的军备部长史贝尔一样。但是马可·沃尔夫，就等于东德的史贝尔，仍然在等待着他的姬达·谢利尼[4]出现。谢利尼逐渐地、痛苦地让史贝尔体认到他必须为第三帝国的所有恐怖罪行，包括犹太人大屠杀，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沃尔夫至今还没有承认，他必须为东德的国内镇压行为所造成的恐怖，负起该负的责任。当然，比起大屠杀，东德镇压的恐怖罪行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仍然告诉自己，那“不是好事”。

那些以侦察自己人为业的间谍，开口谈论自己工作的意愿，相较之下，比从事海外谍报工作的人要低得多。不过有少数几个参与了施勒特尔神父的讨论团体，例如前国安部最恶名昭彰的XX处柏林组组长，库尔特·蔡泽维斯，便是该团体的基本会员，定期参加聚会。他原来的工作为监视、控制柏林的异议分子、文化圈、教堂和大学，而我当时就读的柏林洪堡大学，便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是最典型的政治秘密警察。所以，华纳邀请蔡泽维斯到潘科教区内，与我们见面。

见面以后，我发现蔡泽维斯其实是个个子矮小、满头银发的人，小小的蓝灰色眼睛，配在红通通的脸庞上。当天他穿着棕色的跑鞋、灰色的长裤，运动上衣上面大字写着：“下一代”。他生于1937年，早年时，父亲曾经参军。母亲虽然穷困，但是含辛茹苦—而且笃信共产主义。新政权成立后，他被送进了党办的寄宿学校。然后，在已当上党书记的母亲的建议下，他进入了国家安全部。接下来的二十年，在柏林参与国家安全工作，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在矮小的身材下，蔡泽维斯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可忽视的存在感。他说，在所谓的“红色星期”中，他到柏林洪堡大学去做政治演讲时，学生都说他比次长讲得要好。如今，他最想要强调的，便是他自有一套高尚行为与道德标准。他热爱家庭。他一直对妻子十分忠实，而她也对他很忠诚。他们一家人居住在国安部职员社区内，孩子的教养很好，除了美国人登陆月球的那一次以外，他们家从来都不看西方电视节目。

是的，他承认，国家安全部内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例如，梅尔克所喜爱的国安部“活力柏林”足球队内，便充满了贪污腐败之事。但是他与那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很反对足球。”他认真地表态。而且，他部门里面的人一直在谈论着，如何安排一次交通意外事故之类的事，“除掉”异议教士赖纳·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但是，那类的事，他也从不参与。还有一次，大伙儿在讨论如何去找一个女孩子，设法将性病传染给罗伯特·哈弗曼时，他也没动任何声色。

不，不，他绝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做了一件坏事。有一次他们潜入一个人的公寓，发现里面有很多，用他的话来说，“漂亮的模型小车”。（华纳告诉我，所有东德人都随西方语言，称呼那种车为“火柴盒小汽车”，只有蔡泽维斯仍在自我检查机制下，不愿意使用西方式的语汇。）搜索小组的其他人也都在顺手牵羊，他忍不住，便塞了两个进口袋。事后，那件事被人发现，他必须自白。“我真是感到羞耻。”他说。

他离开以后，华纳和我互望一眼，相对摇摇头，然后便轻轻地笑了起来。因为，如果不如此，我们或者会哭出来。这个人，就坐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张椅子上，明明就是小官僚执行者的罪恶代表。然而，他却是一个顾家好男人，自豪于自己的刚正不阿，忠诚不贰，中规中矩—一切被认为与“纳粹主义”合作的“第二层次美德”（也是普鲁士协会想要恢复的）。他甚至到今天还无法承认，他忠诚服务的机构，结构性、系统性地做错了事情，也只会坐在那里，懊恼曾经偷窃过一两部火柴盒小汽车。

（本文摘自Timothy Garton Ash的著作《档案：一部个人史》

[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1] 金姆·菲尔比（Kim Philby），原名哈罗德·艾德林·拉塞尔·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Philby），系英国“剑桥间谍圈”（Cambridge Spy Ring）中知名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34年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其他两名同学柏吉斯（Guy Francis de Mincy Burgess）和麦克连（Donald Duart Maclean）为苏联谍报单位吸收，三人分别潜伏与渗透到英国情治单位，为敌方工作几达三十年，其中菲尔比曾经被喻为“本世纪恶行最为重大的间谍”。菲尔比在1941年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MI6），随即多次获得组织拔擢，稍后并晋升为MI6第九组首脑，负责对苏联反间谍渗透工作，在菲尔比内神通外鬼的协助之下，英国不但对苏联间谍活动一筹莫展，己方情治单位还经常为敌方破获。金姆·菲尔比最后在1963年，自知即将被捕之前，畏罪潜逃到苏联。

[2] 中国习惯上译为“侦查部”。

[3] 玛德莱娜蛋糕（Medeleina）系法德交界处，洛林（Lorraine）地区的传统甜点，法国大文豪普鲁斯特幼年时期经常与姑母配着花果茶共享的扇贝型小蛋糕，在他撰写《追忆逝水年华》一书时，玛德莱娜蛋糕的美味往往勾起他强烈的乡愁，让他文思泉涌。

[4] 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生于1921年，匈牙利出生的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她的写作主要集中在大屠杀和虐待的儿童。著有《德国创伤》（The German Trauma）等。

回声／唐汀[1]

一百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现实比那些存活在文献里的东方哲学要严峻、甚至残酷得多。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似乎为西方描述了一个虚无飘渺的，充满诗意的东方，但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实在哪里？

一

十一年前，贝蒂娜（Bettina）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

那年她五十岁，没孩子，又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不知能否康复。“许多事像约好似地凑到了一起。”她后来说，“当人处于那样一种情境，你不会再像平常那样去考虑金钱或名声。”她开始追根溯源，思考起自己的家族—也许是想寻找某种答案。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祖父，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人生重大问题的人。她发现，到了这个时刻，她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贝蒂娜的祖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是二十世纪初最广为人知的汉学家。在德国，凡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曾听说过他。他的声誉建立在他翻译的一系列中国古典著作。他一共出版了28本书，在至少125种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书评。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他翻译的《易经》。它随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英文版由荣格作序），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嬉皮士狂热迷信的书。那些对现实世界感到迷惑，对东方智慧感到好奇的一代人，都曾试图从卫礼贤的翻译中寻找答案。

贝蒂娜也属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她1952年出生在上海，九个月之后就跟随父母回到德国。她在科隆附近长大，念完小学和中学。随后她前往瑞士巴塞尔，并最终在伦敦完成大学学业。对于祖父，贝蒂娜几乎毫无印象。祖父在她出生前就已去世，父母也很少和她谈起他。十八岁那年，她父亲去世，三年后母亲也离世了。她只记得，祖父的书一直就搁在家里的书架上，但她从未想过去看看，认为那和自己的人生毫无关系。也许唯一能把她的生活和祖父扯上关系的，是家里一个固定的传统：每年的新年前夜，父母会用易经占卦，预测来年的运势如何。

年轻时的贝蒂娜对东方毫无兴趣。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她几乎完整经历了二战以来的欧洲大事件：60年代的学生运动，嬉皮士，朋克，柏林墙倒塌。她后来回忆说，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那一代其实是多么幸运。她还记得，很多人对毛泽东怀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即使那些人从未去过中国，也不了解毛泽东。而中国在那时也是封闭的。那些时日，贝蒂娜有个叔叔在香港工作，偶尔去一趟大陆。她也偶尔会从叔叔那里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比如“文革”。但她仍没有兴趣。

但十一年前的那次危机，好像有一种魔力，突然把贝蒂娜拉回到祖父，一百年前的那个世界，甚至是更遥远的古代中国。

2005年，贝蒂娜决定拍摄一部关于祖父的纪录片。她学的是电影制作，毕业后一直从事欧洲题材的戏剧和电影。她拍过一部介绍格奥尔格特 · 德（Georgette Dee）的纪录片《我的一切》（All of Me，1990年），以及故事片《尤丽的幽灵》（Julies Geist），2001年。现在，她希望去探索祖父的精神世界，以及东方哲学是如何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一年，法兰克福大学刚好有个关于卫礼贤的研讨会。贝蒂娜去了那里，发现所有人对她祖父的了解都比她多。一年后，在慕尼黑一家档案馆，贝蒂娜发现了祖父的日记和其他堆积如山的资料—仅是目录，就有43页。“我的天，我起初只想拍个小小的纪录片。”她说，“但现在看起来，它不可能小了。”

凭借大量的图片和资料，贝蒂娜开始重建卫礼贤的一生。祖父是如何从一个德国传教士，变成最后那个人的？—一个为东方哲学着迷，并且一辈子都在尝试把东方介绍给西方的人。“阅读完那些资料后，我慢慢找到了感觉。”她说，“那时我知道，终于可以开始了。”

二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是陌生而又熟悉的。“假如我们现在说不清楚自己对中国的感觉，那么这也不足为奇。”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道：“自从西方人踏入中国这块土地的那天起，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曾写下了多少有关中国的文字，但可以说西方人一直搞不懂中国。”

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中，史景迁将西方对中国的写作和想象，从马可波罗到卡夫卡，做了一次全景式的综合概述。几百年来，西方人一直试图去了解这片土地，但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那么轻易被概括和理解。“我们对中国的感觉越是迷惘、越是摸不着头绪，也许，我们就越接近那最有魅力的东西：真理。”

在德国，二十世纪初，卫礼贤可能是东方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者。他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之魂》（Die Seele Chinas）正好触动了当时德国读者的神经。“在一战的灾难后，人们试图从遥远的东方寻找新的意义所在，而他在书中正是把‘来自中国的人生智慧’推崇为‘现代欧洲的良药和救赎’。”罗丹美（Dr. Dagmar Lorenz）说，她是德国一名汉学学者。

今年秋天，我在威斯巴登见到罗丹美。她向我展示了一本卫礼贤翻译的《易经》第一版，书页黄旧，封面稍有破损，却看出来这本书一直受到主人的精心爱护。“虽然现代汉学界早已认为他的译文过时，但读者不管这些。”她说，“他的地位就在那儿。对我们这一代研究汉学的人来说，他太重要了。”

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张君劢，是卫礼贤在中国的朋友。他说Richard并不算是一个文化研究者，而更像一个文化经历者，一个文化领会者。“英国人理雅各翻译了很多中国古典著作，但在对中国人生活智慧的理解方面远不如卫礼贤。皮洛在研究中国古代作品的细致性方面超过了所有汉学家，甚至超过了中国人，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却是有限的。”张君劢说，“而卫礼贤，成功地触及了中国精神的最深处。”

卫礼贤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作为传教士，我没有劝说任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对我来说，是个安慰。”张君劢非常欣赏这句话，他甚至认为，卫礼贤应当被安放在专门供奉文化交流的英雄们的殿堂之中。

“如果他是中国人，”他说，“人们也许会把他供奉在文庙，那里聚集了孔子的历代信徒。”

三

2008年，贝蒂娜前往中国为纪录片收集素材。距离她上次站在这片土地上，已有五十六年，那时她还是个婴儿。她的第一站是北京。“非常奇怪，我的第一感觉很糟糕。”她后来说，“但没多久，我就被那种巨大的能量震撼到了。”从那年开始，贝蒂娜一共到中国四次。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青岛，祖父曾生活过的地方。但她仍然试图在整个中国四处寻找中国文化的影子。她在崂山和青城山寻找道教，在曲阜寻找孔子，在大同云冈石窟体会佛教，在北京和上海感受现代化的中国。

正式拍摄的第一天，她在上海，打算随便上街拍点东西。循着门牌号，她尝试寻找她当年出生的地方。许多楼房已被拆迁，包括那所老医院。但她惊讶地发现，在原址矗立起来的，是另一所更加现代的医院。在青岛，贝蒂娜碰见了一位摄影师任星海，他居然是礼贤中学的学生（卫礼贤在一百年前创办了那所中学）。任星海擅长拍摄中国人的普通生活。贝蒂娜非常喜欢那些照片。那是一些琐碎生活的日常场景。她吃惊地发现，任星海和卫礼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在真正地、以平等的态度注视着中国人的生活。但她也看出来，今天的中国，已和祖父当年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

一百一十年年前，卫礼贤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乘坐一艘蒸汽轮前往东方。他在香港和上海停留了几天，于1899年5月12日在青岛上岸，那是个小渔村，全村只有一座楼房。德国刚刚在山东半岛南部建立了殖民地胶州。

卫礼贤是作为一位年轻传教士被同善会派到青岛的。同善会是由一群具有自由思想的新教徒于1884年在魏玛建立的，它主张在东亚古老文明国家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接近这些国家的受教育者，运用文学和教育手段，通过“西学”意义上的教学使基督教文化得以传播。1898年，同善会已把另一位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派到了青岛，卫礼贤主要是辅助他开展工作。

此时的卫礼贤正渴望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在德国，他是巴克南的城市代理牧师，正被枯燥无味的教堂事务所束缚，他相信自己可以到中国为上帝天国争取到更多信徒。

卫礼贤于1873年出生，父亲是斯图加特的一个玻璃画匠。他是在图宾根大学决定攻读神学的，那里也是哲学家黑格尔、谢林，诗人荷尔德林和默里克的母校。学校的氛围深受施瓦本的新教思想和冥思传统的影响，德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重要部分都从那里产生。卫礼贤最喜欢的诗人就是荷尔德林，后者所描绘的安宁、高贵、神的世界，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当他后来成为牧师之后，他深信，作为基督徒，应当把一种宝贵的福音带到更加遥远的地方去。

卫礼贤刚到青岛没几个月，花之安就染上痢疾去世了。在《中国之魂》一书中，卫视贤生动地描绘了他在青岛最初的美好时光。不过他也发现，大部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和思想怀有不近人情的误解，而且他对这样的误解非常意外和失望。比如在对待“苦力”这种人时，他的看法和其他德国人完全不同。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起义，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杀害，人们担心青岛也会被攻击。那年夏天，山东高密县出现了一些骚乱，德国殖民当局猜测和义和团有关，派军队前往镇压。有个村庄遭到扫射，两百多个中国人在射击中死亡。经由朋友介绍，卫礼贤前往高密去调解这一争端。他在地方长官、村民、德国军队之间的沟通起了作用，没有新的流血冲突发生。各方对他都很满意。但他的同胞表现出的殖民者的高傲，让他很反感。不过，许多中国人就此对卫礼贤产生了好感，认为他和其他传教士不同—至少，他是尊重中国人的。

这年5月，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德华学校”。他从一开始就规定，学生们在学习德语之余，还可从当地教师那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并不打算像其他教会学校那样，让学生疏远自己的文化。卫礼贤主持晨祷，但学生参加与否，纯属自愿。借由这所学校，卫礼贤开始与中国的知识阶层建立起活跃的联系。

通过文化传播来对东方间接地发生影响，是同善会的目标之一。那更像是一种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在卫礼贤对汉语渐渐熟悉之后，这种单向度很快就被打破了。他开始把自己研读过的古汉语文章翻译成德文。1902年，他在上海一家德文画报上发表了他第一篇译作—《三字经》。随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青岛各个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章。他甚至计划在北京建立一所德中文化研究所，并且打算以“里希特霍芬”的名字命名，他是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发现了山东的煤矿。

随着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深入阅读，卫礼贤发现自己完全被东方哲学迷住了。他后来常说，在中国就有人发现，他的思想和言谈举止比有些中国人还中国化。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许多满清显贵纷纷逃亡到外国租界，包括青岛。卫礼贤开始与一些十分保守但又很有学问的“遗老”交好。其中最重要的人是劳乃宣，他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中国旧文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帮助下，卫礼贤开始翻译他最看重的一本书《易经》。

《易经》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一本经典著作。人们认为，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核心，就像西方的《圣经》。对卫礼贤来说，《易经》的翻译尤为艰难。

1914年，一战爆发，翻译工作一度中断。许多德国人离开了青岛，但卫礼贤留了下来。他也没像其他传教士那样匆忙入伍，而是通过与红十字会的合作，照顾中国的逃亡者。那时，他已在德国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典文献，包括《孔子》、《老子》、《列子》和《庄子》。这些书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20年，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已全部由日本人接管。卫礼贤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最先离开中国。那年夏天，他也回到了德国。他预感到中国即将迎来新的革命。

四

我第一次听说卫礼贤，是2008年夏天。位于北京的中德文化网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对贝蒂娜即将拍摄的纪录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此前我去过青岛，但我从未在青岛听到过任何有关卫礼贤的故事。我不知道他的故居仍在，他创办的学校（如今是青岛九中）仍然运营，甚至他曾工作过的教堂，如今也成为一个景点。

不知为何，卫礼贤总让我想起了我认识的另一个德国人，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他曾是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院长，是中德文化交流之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猜测他一定知道许多卫礼贤的故事。

“我当然知道，”阿克曼说，“任何在德国学过汉语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2012年9月，我和阿克曼坐在他北京的办公室。他那时已从歌德学院退休，又被中国孔子学院聘请为顾问。他告诉我，卫礼贤眼中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乌托邦的中国。“他并不喜欢他看到的中国现实。”阿克曼说，“他喜欢那些古代文献，活在一种古老的中国文化里。在他那里，中国是一个想象中的中国。”

我能明白阿克曼所表达的情绪。因为一百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现实比那些存活在文献里的东方哲学要严峻、甚至残酷得多。卫礼贤似乎为西方描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充满诗意的东方，但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实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克曼和卫礼贤仿佛带着不同的眼镜在观看中国。

阿克曼在197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德国派往中国的第二批留学生。他从小在脑海里就有一个“想象的地图”。对于中国的神秘想象，来自于古老的小说、奶奶讲的故事，也来自于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他们把中国想象成理想中的马列主义国家。

但北京很快让阿克曼失望。并不是因为中国太穷，而是体会到“文革”最后几年的灰暗。四处充满了不信任和不确定。中国人互相之间也不信任。在学校，阿克曼慢慢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上汉语课，老师只是一遍遍读《人民日报》社论，但他对那些文章毫无兴趣。他上课常常捣蛋，忽然就问老师：“如果林彪一直是个大坏蛋，那毛泽东就是个大笨蛋。为什么在他身边那么多年，他也没发现？”

虽然最初的幻想被打碎，但阿克曼却逐渐对中国产生了另外的好奇心。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中国人又是怎样的人？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中国。他逃课出去乱逛。在黄昏，看北京街头的人不紧不慢地骑车，觉得“特别舒服”。他认为，西方人骑车都有目的性，很清楚从哪儿到哪儿，要尽可能地快。中国人不是，带着怡然自得的劲头。

阿克曼最喜欢在中国四处旅行。他发现中国人白天说的是一套，但晚上又变成了另外一套，这种转换毫不费力，内心也没有分裂。他很困惑。在农村，他发现很多家庭还保留着小小的神龛，有一些独特的文化。所有这些都让他模糊地感到，中国自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核”，但这种内核到底是什么，他说不清。

1978年，阿克曼回到德国，把中国经历写成一本书—《中国：门里门外》。意思是，即使你进入中国，也始终觉得自己还在门外。三年后，他考入了歌德学院，他是那里唯一会说中文的人。德国在五、六十年代提出建立歌德学院，试图让全世界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阿克曼的父亲，是歌德学院最初的六十个创办者之一。

1983年，阿克曼作为专家重回中国，到上海同济大学参与编写德语教材。“文革”已结束，中国正迈入改革开放，巨大的变化让他震惊。“变化最大的是人的心态。人变得都很开放，也很愿意与人交流。”他说。他在上海待了两年，交了很多朋友，大多都是作家。他最喜欢和作家聊天。

和卫礼贤一样，阿克曼交往的人大都属于精英阶层，而且他也开始尝试翻译小说，并在媒体上撰写文章，向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学。他翻译中国作家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在德国出版后，获得了卫礼贤翻译奖—那是他和卫礼贤之间一种奇妙的联系。

1988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正式成立， 阿克曼是首任院长。办公室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初，歌德学院受到很多限制，规模非常小，只能作语言教学。但阿克曼总会尽量邀请一些作家和学者做一些讨论会—“胆子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他自己则在圆明园附近租到了一个四合院，朋友们常跑那里去聚会，在月光下神聊。

那是80年代末，北京的文化生活正处于爆炸期。阿克曼发现，在各种聚会中，人们都不断地大谈中国—中国的现在，过去，以及将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地位是什么。直到1989年6月时，他刚好在北京。在后来一篇文章中，他写了他感受到的震撼：

“那几天，要是离开人声鼎沸、激情昂扬的广场，离开那个欢呼声不断、又隐藏着恐惧的地方，离开那个满是帐篷和散落垃圾的地方，拐进侧边或平行的一条街，在不出几米远的地方，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会吓人一跳。老奶奶们在安抚哭闹不止的婴儿，妇女们在洗将要烹饪的菜……似乎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时刻，最平常不过的事情突然显得是那么不寻常。”

那年秋天，他错过了柏林墙倒塌。但他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上被打开的缺口，同中国发生的变化是一样的，都是一次向内爆炸的结果，而不是向外的爆炸。”从那之后，中国就变了。

最明显的就是聚会。虽然人们还会继续聊天，但气氛变得沉闷，人也变得盲目。他写道：“生活又开始呈现出活跃的景象，但其色彩发生了变化。似乎在日常生活得舞台上，光线有了改变，变得黯淡，人的动作变得迟钝，所有的轮廓渗入了一个由无助、愤怒和悲伤组成的阴影。”

尽管阿克曼用尽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想求得一些文化交流的空间。但1994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还是被迫停止工作，它被定性为“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和当年的卫礼贤一样，阿克曼在那年也被迫离开中国。

五

1920年，回到德国的卫礼贤几乎总是处于旅行中。他翻译的几本书在德国大卖，他也受到各种机构和私人的邀请作演讲。但他仍然试图回到中国，尤其是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东方研究所”。此时，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具有浓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色彩，而主张应当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一年后，德国外交部任命卫礼贤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他终于回到北京，并很快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包括蔡元培和胡适。那年夏天，他还在北大作了学术报告。

1923年，由于德国对外交机构精简，卫礼贤被解雇。作为北大的德语系教授，他继续在中国待了一年。次年夏天，从德国传来了更好的消息，他被法兰克福大学聘为汉学老师（三年后变成正教授职位）。他选择了回国，此后再也没到过中国。

在法兰克福，卫礼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化交流中去。《易经》终于在1924年翻译出版。1925年，“中国学社”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随后五年，他发表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和书籍，筹办中国文化展览。他希望中国学社能超越欧洲文化的局限，发挥世界性的影响。他结识了荣格，并且共同出版了《太乙金华宗旨》一书。即使文学和政治倾向完全不同的德语作家，也都为卫礼贤的作品所激动，例如瓦瑟曼、克拉本特、杜普林、布莱希特，甚至在黑塞的某些作品中，也能看得出他的影响。

但伴随巨大的声誉而来的，是尖锐的批评。在学院派汉学家眼中，卫礼贤只能算一个门外汉。他们认为，作为神学家和传教士，卫礼贤并没有像大多数汉学家那样，在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学习过。他根本不属于那个主要由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汉学家构成的网络。

“卫礼贤的中国观和大多数汉学家是对立的。后者带有一丝殖民主义烙印。而卫礼贤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积极的相反观点，展示了一个文化高度发展并拥有所谓永恒精神和道德价值的中国。他甚至构造了一个被剥去历史性的，缺乏时代性的中国。”罗梅君（Dr. Mechthild Leutner）说，她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

在一篇论文中，罗梅君详细分析了卫礼贤的作品为什么在汉学界引起争论。她写道：“他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理解为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中介者，极力主张重新评价中国。带有美化中国倾向和为中国恢复名誉的想法，在他作品中居于核心地位。”但这些观点，与同时代的主流汉学界是相对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卫礼贤一直相信文化是用来沟通和交流的，而不是强迫性的输出。他那种在其他人看来过于浓厚的中国情结，其实是他远离自尊自大的文化优越心理和西方传教士急迫的文化扩张主义的保证。对他来说，“文化输出”仅仅意味着思想论争和不同观念的对立冲突，而不是帝国主义保护下的对某种文化的强迫接受。

但在那个时代，卫礼贤注定是个例外。在法兰克福大学工作的最后几年，他仍旧梦想中国学社能建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持久交流。1930年，56岁的卫礼贤因一种热带病去世。在他的墓碑上，刻有《易经》中排成圆形的八卦符号。

六

“为什么要文化交流？”阿克曼说，“因为许多事情，单靠一个国家已不能解决。文化交流就是提供一个将来合作的基础。我们要理解文化的差异，理解对方的立场。”

2006年，阿克曼再次来到北京。歌德学院希望他能再次担任中国区总院长。自他十二年前离开后，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阿克曼称之为“简单的现代化”。他的朋友们都有了房子、车子，虽然工资都不高，但看起来都很有钱，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钱。他感受到一种“躁动、速度和冲动”，而这正是中国吸引他的东西。之前他在莫斯科和罗马居住了很长时间，他似乎受不了太安静的日子。他说：“中国人总有干事情的冲动，即使这个冲动是‘赚钱’，也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带着劲儿’。”

他花了四年时间，在中国六个城市，做了“德中同行”文化活动。项目的最初动议，是德国想在中国做“德中文化年”。阿克曼认为，那些常规的文化活动很无聊，他想尝试一些新东西。他发现，虽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各种文化演出和展览层出不穷，但中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却如同沙漠。他的创意是在这些中等城市的广场上，搭个台子，请人谈事。

在沈阳，有一场活动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哲学”。大约三百人到了现场。台上，三个知识分子就这个问题展开对谈。忽然，台下有个老太太站起来说：“你们谈这些我都不关心。我丈夫在‘文革’中自杀了，你们在哪儿？”气氛顿时变了。每个人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用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谈哲学问题。

但在这些活动的举办过程中，阿克曼也常遇到挫折。他不停跟歌德学院总部、德国外交部、赞助方、中国地方政府吵架。在官僚体制、商业利益、国家关系、跨文化冲突中，求得平衡。德国接受达赖喇嘛访问，毁了第一站。四川地震毁了第二站。广州根本就不在乎这类文化活动。尽管问题这么多，但他仍坚持把这个项目做到了2010年。

阿克曼曾对我说，他在中国遇到许多德国人，在北京生活多年，却并没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反而越发固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中国的偏见反倒深了。某种程度上，阿克曼和卫礼贤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来到中国，但他们周围的西方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也许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一次，我问他，既然时间、空间都如此接近，也改变不了人的文化偏见，那文化交流的意义还存在吗？

他提起一个小说人物，是作家刘震云笔下的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名叫老詹，一生只传了八个教徒。阿克曼对老詹的看法和大多数人不同。他并不认为老詹愚钝，反而觉得他有大智慧。他说，“传教是否成功，很多时候不在传教士，而在于被传者是不是有愿意接受宗教的心灵。”

七

2012年秋天，我启程前往德国。临行前，他建议我一定要去看看正在德国举行的“中德文化年”。他也建议我看看德国的孔子学院。但他说，中国政府目前似乎仍然不清楚，“文化交流”并不等于“软实力”。

在德国，我拜访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汉堡大学。62岁的耿宝生是中方院长，来自复旦大学。我告诉他，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孔子学院并没有做真正的文化交流，而是中国政府的宣传站。他拒绝相信这种说法。“我从未在德国的主流媒体上看到过对孔子学院的批评。”他说，“如果外国人不喜欢，为什么每年全世界还新开那么多家？”

到2012年7月，中国已经在全球开了387所孔子学院（仅用了八年时间）。中国政府把它当作一种别出心裁的“文化使者”，认为这是一条让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捷径。和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不同，孔子学院一般都和当地大学合作，似乎竭力避免自己的官方色彩。汉办声称，现在还有62个国家的160所大学排队申请开办孔子学院。“你必须知道，”耿宝生说，“这就像是自由恋爱，没有人强迫的。”

但事实上，对孔子学院的质疑从未停止过。作为一个政府出资的文化机构，无论如何撇清关系，它都无法和政治脱离开来讨论。在国外，它被认为是中国向外展示软实力的重要策略，也同时被批评者称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工具。即便在中国国内，孔子学院也不是个讨好的角色。它的目的和资金运营方式也同样饱受网民的讥讽。

过去几年，我很少在国内看到关于孔子学院的报道。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海外到底是什么样子。两年前，我曾拜访过柏林的孔子学院，它在汉办广受赞誉，也是德国最早的一家。我记得它离市中心非常远，坐落在柏林自由大学。下了城铁，我仍在样式相仿的别墅区找了很久。那儿环境优雅，空间也很大，还有个小型图书馆，是个学习和做学术的好地方，但却并不适合做文化交流活动。得办多么具有诱惑力的活动，才能吸引人群从市区赶来呢？

在柏林，我曾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中国电影放映。组织者只是个小工作室，场地很小，人不多，但讨论却很热烈，尤其是对当天放映的一部短纪录片1350KM。它说了一个广州打工仔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故事。两周后，我又在另一个大型影展中，看到了关于画家刘小东的纪录片《金城小子》，说的是他回东北老家画他旧时伙伴的事。看完电影出来，碰见影展的策划人，他兴奋地对我大谈艾未未。我那时忽然意识到，无论艾未未、廖亦武，或上述两部电影，其实他们一直试图向大众传达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不是中国的辉煌过去，也不是儒家传统，或者，所谓的“中华文化”。

而后者正是孔子学院所擅长的。在汉堡，我曾看过他们的文化活动预告。除了琴棋书画，便是茶艺。德方院长卡斯滕·克劳泽（Carsten Krause）告诉我，他自己最满意的活动其实是“中德对话”，邀请几名中国人和德国人一起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柏林孔子学院也有类似的活动。如果只看那些题目，其实是很当代的，比如“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现在所存在的政治思潮”等。但问题来了，在孔子学院，这些话题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它的底线在哪里？

没人能具体表述孔子学院自由的界限。“他们自己很清楚。”长平说，“做文化交流，有顾虑地做和毫无保留地自然呈现，出来的效果，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长平曾是中国的一名媒体人，目前旅居德国。他说，也许政府和汉办对孔子学院的自由只有部分限制，但“精神上的半自由状态”可能存在吗？经过“筛选”或“自我审查”后的文化交流，也许是许多德国人对孔子学院最主要的恐惧，而最根本的源头来自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

在德国，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人交谈、参加各类活动，其中有孔子学院的，也有当地机构自行举办的。时间一长，特别容易产生一种荒诞感，仿佛世界上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由中国政府和孔子学院打造的，他们力图宣传这个国家不仅有优秀的传统，还正在诞生极富创造力的新文化。这在2012年尤其突出，因为“中德文化年”正在德国各个城市大张旗鼓地搞活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规模庞大的展览或演出。

而另一个中国则是德国媒体和民间普遍流传的：中国仍是“那个”中国。德国《明镜周刊》去年再次将毛泽东搬上了封面。他叼一根雪茄，戴一枚钻戒，冷眼看着世界。封面副标题醒目地写着“谋杀、性、腐败：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

长平曾对我说，任何文化交流其实都有价值观的互相影响，而这很难和政治脱离关系。孔子学院就永远无法从中国政府的阴影中脱身。在德国，我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政府一直试图用正面宣传，去抵消那些负面报道，但很明显，收效甚微。到最后，你使的劲儿越大，人们就越感到恐惧。

“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平说。他是中国驻德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也是中德文化年的项目负责人。“但就像中国农民常说的，听蝲蝲蛄叫，难道就不种麦子了吗？”

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途经卡塞尔，决定停下来转转，那里正在举行“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展”。五年一次的卡塞尔文献展刚刚结束，空气中似乎仍飘荡着艺术的味道。数十座来自中国的大型艺术品，分散在城市的街道、广场等各个角落。人们在草坪上闲逛，推着婴儿车，同时津津有味地盯着这些艺术品。我想，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展览的背后，也是中国政府。但那样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谁在乎？

八

2012年秋天，贝蒂娜的纪录片《易—卫礼贤与易经》终于得以在柏林孔子学院放映。出乎意料地，放映厅的座位全部坐满。已经过去一百年，但人们似乎对卫礼贤的故事仍感到好奇。

那是一部格调舒缓的电影。画面和文字像诗一样慢慢铺陈开来。对于祖父，贝蒂娜没有赞颂，也没有批判，而是努力去体会和理解他的人生。

我曾问过贝蒂娜，她如何看待祖父一生持有的梦想？她说：“各种文化之间，也许大部分都是不同的，但如果你非常深入去理解，你会发现，人类的文化其实是相通的。我们都在提出同一个问题，寻找同一个答案。”她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另一种文化，开始可能很陌生，但有趣的是，它也给了你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的文化。而这是最重要的。”

灯光暗下来，音乐想起，是古琴声。电影的开场镜头，停留在中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阳光透过缝隙打入洞穴。

[1] 本文为作者参加IJP（Internationale Journalisten-Programme）项目的回访报告。

旧金山的犀牛/沈诞琦

这不再是一个我原本想写的甜蜜的故事，而我不得不去直面它，一个老人决绝的死。我拥有的资料很少，也缺少直接经历的证人。我能感受到人们的避讳。但是我仍然想要用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阐释这个悲剧：博物馆、青铜器、犀牛。

一

犀牛，哺乳类犀科的总称，现存四属五种，分布于亚洲和非洲。它们居住在宽阔的草原或稀疏的树林，体肥腿短皮厚，头部有短而粗的单角或双角。现今，栖息于亚洲的三种犀牛：印度犀牛、爪哇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全部濒临灭绝。

2012年8月，在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这片犀牛祖祖辈辈从未踏足的大洲上，我看到了它：一尊铸于三千年前商代末期的青铜犀牛。十年前，这座博物馆从金门公园旧址搬到了旧金山最热闹的市政中心。除了亚洲艺术博物馆，市政中心内的核心建筑还包括市政府、州最高法院、歌剧院，全为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建设起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纯白而高大，体现着旧金山的繁华和信心。在这座格外崇尚独立自由的城市，博物馆所在的宽广的市政中心广场自然成了所有游行集会的首选，停战、同性恋婚姻、大麻合法……于是，在颇具古希腊风格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里，三千年前的中国犀牛凝视着美国西岸悲喜交集的人世变迁。

博物馆的第一位华裔馆长许杰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这尊犀牛是世界级的文物。这件出土于山东寿张的青铜器是商代唯一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青铜器，也是商代极少数没有带上抽象神秘主义风格的器皿。即使没有专业知识介绍，普通人也能看出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祀器：在满屋子纹饰复杂技艺高超的青铜器中，它显得那么古朴可爱。扇面状的招风耳、肥厚的双角、圆睁的大眼睛、微张的嘴、浑圆的肚子、壮实的短腿、斑驳的铜锈，这一切都让人向往那个悠远的过去。那时候，象征还没有滥用，修辞还没有过剩，人类还没有聪明到吟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精巧的诗句却忘了犀牛真正的模样。

那是犀牛一族的好日子。三千年前的商代，亚洲的三种犀牛还远没有濒临灭绝，它们漫山遍野，无所事事。它们悠闲的姿态被一位无名的匠师捕捉在这件犀尊上。他看到的一定是苏门答腊犀牛，因为它是亚洲唯一一种双角犀牛。他一定亲眼看到了这种犀牛，否则绝对塑造不出如此逼真的青铜器。他是如何看到的？一次打水挑柴时的邂逅，还是一次围猎角逐的对抗？猎杀犀牛在商代已经很流行了，大多不是为了犀牛的皮甲和角，只是为了出游捕猎的乐趣。甲骨文有记载，商王武丁一次狩猎就获犀牛七十一头。直到春秋时期，仍有《墨子·公输篇》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楚国的犀牛如此之多，好像永远杀不完。春秋的楚国人不知道，几千年的环境恶化和人类对于犀牛角的贪婪，最终将使它们濒临灭绝。特别是小臣艅犀尊所雕刻的苏门答腊双角犀牛，很多动物学家认为，这种犀牛已经在野外彻底灭绝了。

小臣艅，小臣为官职，常为商王的近侍，艅为名，小臣艅犀尊故而得名。

在小臣艅犀尊的腹部刻有二十七字铭文，记载的是商王十五年征伐山东半岛人方的战役：“丁子（巳），王眚（省）夒□（京），王易（锡）小臣艅夒贝，隹（惟）王来正（征）人方，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注：此处方框字同纸书，为出土碑文缺失，括号中的字为后人推测。)

意为：商王在十五年征伐人方归来，视察名为“夔”的这个地方，把当地的海贝赐给了我小臣艅，我很高兴，制作了这个器皿作为纪念。

这就是我原本想写的故事，一个甜蜜的故事，关于小臣艅犀尊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的故事。我造访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那一天，正逢“鬼神专题展”，博物馆里人头攒动，似乎在乐观地证明，无论网络多发达，精心设计的实体博物馆将永生。在这个网络时代，诚然大部分展品都能在网上找到资料，可是什么都取代不了一个由专业人士苦心策划的实体展，展品的位置、顺序、介绍都是难得的艺术史教育。

在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厅里，多地域、多文化、跨越古今的关于鬼神的艺术品被摆放在一起，一尊湿婆神像边上是一幅完成于二十一世纪的印度拼贴作品；一座中国青铜大鼎之后，人们看到现代中国画家的水墨人物画。这种布展格局体现了许杰的策展思路，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接续起来，讲一个从古至今的完整的故事，在这种思路下，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近年来重点购买了许多现代艺术品。孩子在底楼的大厅里剪彩纸，满墙的便签上写满了游客的感言，儿子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无障碍通道上徐步行走，学美术的女孩子正盘腿坐在一尊印度佛像前素描，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最让感官震动的艺术品……作为一个在亚洲长大的人，我走在这座美国西岸的博物馆里，感觉“亚洲”在这里被重新阐释了，这种阐释并不是粗陋简单的包装，而是换一个视角去看。自十九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来，这座城市繁荣的根基就是五湖四海的移民，尤其是像许杰这样的亚洲移民。在旧金山，亚洲文化不单单是猎奇的异国情调，而是被牢牢地正统化下来，矗立在城市的最中心，“东方”陌生到足够引起惊奇，而许杰这样贯通中西的专业人士的坐镇又防止了过度东方主义的猎奇。

二

在二十余年的策展生涯中，许杰专攻亚洲艺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物。许杰最为骄傲的展览是2001年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时独立策划的四川古代文物展，展出三星堆和四川其他地区商周至秦汉的精品文物。这个耗费250万美元的展览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历史上最昂贵的展览，还被送到了包括纽约大都会和德州金珀尔艺术博物馆等北美各地巡展。这个展的每一件展品，许杰都亲自选择，逐一谈判。展览中涉及很多国家一级文物，为了顺利通过国务院的文物出境审批，他从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德州州长小布什手中争取到了支持信，来证明这个展览对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牵头组织了七人学术团队，由他的博士导师贝格立（Robert Bagley）领衔，为展览撰写了大型图录《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自攻读研究生院以来，许杰虽然定居美国，可是时常牵挂着中国的博物馆业。2003年起，他积极参与梅隆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博物馆专业人员培训项目（The Mellon Foundation Program of Chinese Museum Professionals），参与培训了十多名中国博物馆馆长。可是在我们的交谈中，许杰直率地说，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不但需要培养专业的博物馆人员，还需要一个能够理性讨论文物保护现状的平台。遗憾的是，由于沉重的感情包袱，以及国家现有法律政策的约束，这种理性的平台，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出现。

因为历史原因，许多中国的文物瑰宝目前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民间，自1949年以来就不断有呼声要求将这些文物返还中国。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返还的呼声愈加强烈。可是，许杰认为，在民族感情的影响下，这样的“爱国”呼声常常以偏概全，造成“大部分海外文物都是西方掠夺”的印象，而没有就事论事，理性地讨论每一件具体文物的归属问题。流散于海外的文物，如果确有证据为盗掘和非法出口的，应当不遗余力地追索。1970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移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这项公约成了防范古代文物非法国际交易的重要政策，也是文物追索的重要依据之一。

而事实上，目前收藏于海外的中国文物，许多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百年间流散，非但远远早于《公约》所规定的追索年限，而且是否为“非法占有”并不明确，因为大量文物是通过商业渠道出口，而这些文物的交易，其第一层、第二层中间商大多是中国人，然后才经由西方古董商等被西方博物馆或民间收藏。对于这些文物的流散，中国本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味要求西方博物馆退回并不公道。许杰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我们能做的是，在历史环境下，如何最有效地解决现在的问题。”同样是因为历史原因而散失了许多珍贵文物的韩国，在如何“最有效地解决现在的问题”上，做得比中国好得多。韩国正在把流散在国外的韩国文物做一个完整的目录。于是即使文物不在国内，韩国的下一代仍然能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而另一方面，许杰担忧当今中国对文物的破坏，比“文革”时期更为严重。在“文革”时，所谓的“破旧立新”使地上文物和古建筑遭到大量破坏，但地下文物很少遭难。而现在，文物有了经济价值，遭到疯狂盗掘，黑市交易猖獗。与此同时，国内的考古发展，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高速发展。施工建设直接破坏考古遗址和地下文物的事故屡见不鲜。同样让人痛心的是，因为资金匮乏，许多被考古队发掘出的文物，长期置于条件简陋的当地基层库房，不但有可能被盗，也常因保存条件过差而损坏。许杰说，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是：根据现行法律，文物都归国有，而现有的国家资金却没有能力保护收藏所有文物，同时它们又有着十分诱人的国际国内市场。于是，要根治这些现象，可行的办法之一是修改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建立公开透明的合法市场，提供国内和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合法机会。法律可以更具弹性，譬如一级文物归国有，二级或以下文物如有大量重复品，可以在考古专家登记、研究和发表之后，斟量投入市场。这样既节省了国家资金，又尽可能多地保护了文物，提供合法收藏的机会，所得的资金则能用于文物保护和研究。而且，因为有明确的登记和交易手续，可以永久知道文物的所在，便于跟踪。

许杰之所以如此心系中国的文物事业，是因为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博物馆。而他之所以会开始博物馆工作并最终成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纯属一系列意外。1980年，许杰是上海敬业中学高三理科班的学生，他热爱文学，闲下来喜欢读读古典章回小说，却因为80年代普遍的社会偏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最终决定报考理论数学专业。高考发榜，班上比他考分低的同学都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他的却迟迟未到。母亲领他去招办问讯，招办说：你儿子的分数的确超线很多，但是这一届考生过多，并不是过线就能录取，你儿子有弱视，被刷下来了。现在还有唯一一条路。复旦大学分校（即日后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新开了一个文理兼收的中文系秘书专业，读两年，给大专学历，他可以读。

于是即使许杰原本填报的“理论数学”不需要百步穿杨的眼力，他却因此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转而去了上海大学文学院读秘书。许杰笑称，他大概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有史以来考分最高的学生了。而他又庆幸，塞翁失马，他因此倒读上了自己原本更感兴趣的文科。

大专两年毕业，许杰被分配到上海博物馆做馆长办公室文秘。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仍在河南南路16号的旧址，即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大厦。许杰主要配合馆长沈之瑜的工作，两年后，沈退休，许杰改为配合新任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短短四五年中，许杰在文秘工作之余从这些儒雅的上司那里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沈之瑜的甲骨文、马承源的青铜器、汪庆正的陶瓷……尤其是马承源馆长，对这位秘书青眼有加，鼓励他不要局限于文秘工作，多钻研文物专业知识，多学习外语。当时的马承源，已经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了近三十年了。在他经年累月的影响下，上海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国内青铜器收藏的一大重镇，馆藏丰富。现成的学习资料加之专家马承源的点播，成了许杰入门青铜器研究的课本。

80年代，中国的考古界渐渐向外开放，上海博物馆的对外交流活动逐年增多。因为英语特长和对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专业了解，许杰不久被调到了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办公室从事翻译，经常接待外国学者，介绍博物馆馆藏。1988年，著名青铜器专家、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罗伯特·贝格立来上海博物馆，许杰陪同翻译了近两周。到最后的一天，他送贝格立去机场，两人聊起普林斯顿大学，对于这所大学，当时的许杰只知道一件事：“我听说普林斯顿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爱因斯坦。”

半年后，贝格立教授来信，邀请许杰申请到这所“爱因斯坦的学校”做自己的研究生。

1990年秋，许杰入学普林斯顿艺术考古系东亚艺术史专业，主攻中国古代艺术考古。除专业导师贝格立外，他还师从了著名的中国书画专家方闻教授和中国历史专家余英时教授。三年后，许杰硕士毕业并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开始在美国各大博物馆做策展工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西雅图艺术馆（Seattle Art Museum）、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2008年，许杰被聘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大型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华裔人士。颇有趣的是，自1993年普林斯顿艺术考古系硕士毕业后，许杰专心策展，撰写了许多与展览相关的专业论文和书籍，却把博士论文耽搁下来了，当了十五年的“博士候选人”。直到2008年收到旧金山的馆长聘书，他意识到“做了馆长就更忙了！这样就永远不能博士毕业了！”于是他要求在接手之前先休假几个月，专心写毕业论文。2008年，许杰以关于三星堆遗址的论文拿到了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

三

听到许杰曾在马承源手下做过秘书，我一阵激动。因为我早就听说过马承源这个名字了。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大一那年，一位华裔同学向我推荐了《纽约客》驻京的长报道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在朋友的力荐下，我读了海斯勒关于中国的三部纪实作品，并在大四的时候终于采访到了海斯勒本人。这两年，随着海斯勒的第一本书《江城》和第三本书《寻路中国》的中译本引进，他在中国迅速成名。而我认为，海斯勒最好的作品无疑是他的第二本书《甲骨》。与另外两本相比，《甲骨》是一本平衡之作：他的风格已经成熟稳健却没有失却初学者的纯真，他的旧作还没有成为负担，于是他敢于去写最宏大的题材。这个“最宏大的题材”就是追索商代甲骨文的考古出土以及甲骨文大学者陈梦家的一生，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史。《甲骨》中提到，“文革”中陈梦家不堪侮辱而自杀，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写信给马承源，愿把平生所藏的明代家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弟无戏言，此件决计捐献沪馆。”

于是，在以陈梦家为主线的《甲骨》中，上海博物馆因为这样的联系而出场了：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生平，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紧接着这一段感伤的描写，马承源出场了。似乎是为了和陈梦家的耿直和理想主义做对比，海斯勒笔下的马承源被描绘成了一个见机行事的实用主义者：

“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他用写有毛泽东标语的横幅包起了博物馆的文物，从而保住了它们。马承源知道红卫兵不会破坏毛主席的标语，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

《甲骨》中的这段叙述得到了许杰的印证。许杰说，“文革”时期的上海博物馆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馆内文物，上博甚至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从而有效抵抗了外来红卫兵进馆破坏“四旧”。

提起马承源的名字，许杰很兴奋，他说马承源是令他敬佩的老师。和许杰相似，马承源也是通过自学成为博物馆专业人士。进入上海博物馆之初，马承源的工作职责主要在行政方面，可是他下定决心要成为文物领域的专家。他选择了青铜器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并不惜冒着“政治错误”的风险主动要求从上海博物馆党总支书记的行政岗位调到保管部，因为那样就能很方便地看到库房内的所有文物。今天的上海博物馆，以其丰富珍稀的青铜器收藏闻名世界，老馆长马承源厥功至伟。

我是在一个晴朗的夏天见到许杰的，他告诉我他的老师马承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海斯勒的《甲骨》把马承源写成了一个“很有政治头脑”，颇懂得变通的人。我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回到波士顿的公寓，把对许杰的采访录音存进硬盘里，然后我的生活继续下去，朝九晚五地上班，闲暇时不紧不慢地整理采访资料。几个月之后的冬日，在查马承源生平时，我突然得知，其实在海斯勒2002年采访马承源时，这位被许多人认为开朗乐观的老人已经在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两年后，他不幸步入老友陈梦家的后尘。2004年，在长期的郁郁寡欢中，77岁的马承源跳楼自杀。

这不再是一个我原本想写的甜蜜的故事，而我不得不去直面它，一个老人决绝的死。我拥有的资料很少，也缺少直接经历的证人。我能感受到人们的避讳：许杰在采访中对此只字不提，而一位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时至今日，他的同事们都在私下感慨这个大变故，却又避免公开讨论。但是我仍然想要用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阐释这个悲剧：博物馆、青铜器、犀牛。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正在上海读高中的马承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大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学生运动。1948年夏，他的地下党身份被公布，被开除学籍并公开缉捕，他被组织转移到苏北继续进行地下党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之日，穿着军装的马承源和大部队一起回到上海，才二十出头就被任命了几项重要公职，包括上海新华仪表厂公方厂长，可是他的个人兴趣却一直在文物古玩上。1952年，上海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馆，当时被分配在教育局工作的马承源一大早就赶到位于南京西路跑马厅的上海博物馆，居然成了参观上博的第一人。幸运的是，马承源参加地下党工作时的老领导、老报人陈向平也是一个文物爱好者。在陈向平的牵线搭桥下，1954年，27岁的马承源调到了上海博物馆，直到90年代末退休，经历了上博从南京西路跑马厅到河南南路中汇大厦到人民广场的三迁，在这个他挚爱的博物馆里奉献了一生。

1985年担任馆长以来，马承源就梦想着把中汇大厦内的上博迁到更宽敞更先进的场所。在建设新馆暂不可能的几年中，他不断为旧馆改进灯光、安装空调，每次出国考察，他都特意询问国外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室内装修、展厅设计等细节。1992年，在马承源的不断游说下，上海市政府终于把上博新馆建设列入“十大精神文明建设”项目之一，他还说服市政府划出人民广场的黄金地段作为新址。为了把新馆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第一的博物馆，当年65岁的马承源多次前往香港和欧美，争取民间和海外捐款。当时仍然在普林斯顿读书的许杰，就数次开着自己的旧本田，载着马承源和汪庆正去纽约与潜在的捐款人会晤。

自从1993年上博新馆破土动工，马承源更是着了魔，从建材选择到设计图纸，他无微不至。他特意买了一个望远镜，在旧馆的办公室里时时用望远镜眺望对面的新馆施工，他还进跑到施工现场，上脚手架亲自指挥，其珍爱之心溢于言表。1996年正式开馆的上博新馆，不但建筑风格优美独特，而且展厅设计处处体现着专业和匠心。许杰笑称，上博的新馆遥遥领先于当时其他的国内博物馆，于是不断有同行来参观学习经验，以至于几年后他去国内的其他博物馆参观，细看展厅和展柜的设计，他都感觉是又回到了上博。而上博新馆也是国内第一次实现了博物馆建设不完全依靠政府拨款，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在建馆期间从民间和海外筹款多达一千多万美元，并第一次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各展馆，何鸿章捐的博物馆贵宾厅、邵逸夫捐的历代绘画馆、徐展堂捐的古代陶瓷馆……这样的运作方式开创了国内博物馆逐渐独立自主的风气。

自学成才的青铜器大师马承源平生经手青铜器十二万件，编著相关著作近十本，而他最念念不忘的青铜器之一，就是远在旧金山的这座小臣艅犀尊，在198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这尊犀牛的感情酷似一个相思的父亲：“我最大的心愿是，看看它，摸摸它，像抱孩子似的，抱抱它，和它照张相！”直到二十年后的2002年，75岁的马承源才终于抵达了旧金山，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他提出的唯一请求正是像抱孩子一样地去抱抱这尊犀牛。

可叹的是，恰恰是他最挚爱的文物成了马承源自杀的导火索。我在上博的朋友告诉我，除了将上博搬到了人民广场的新址，马承源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94年收购一千二百余枝战国楚竹简。可是，收购不久后，这一批文物被一些专家认为有假，孰是孰非时至今日仍没有学界的共识。马承源因此事的质疑受到了行政上的压力，从馆长岗位上退休。作为一个对党组织深怀感情的老革命党，行政上的压力成了一个难以淡然的处罚。许杰告诉我，作为上博多年的领头人，马承源的性格既开朗圆通，而又严格认真，为人好强，这样的性格也许导致了抑郁之情积累于心却无从宣泄。从馆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在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上海博物馆，他虽仍有专家的虚职，却再无定夺之力，人未走茶先凉，这位老人最终选择了死亡。

许杰赴美后始终与恩师马承源保持着联系。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2003年冬马先生赴美考察，两人在风雪中的芝加哥合影留念，离马先生去世不到一年。1990年6月许杰启程赴普林斯顿前夕，马承源把自己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送给了他，并在扉页赠言“锲而不舍，必有大成”，其嘉勉期望之情溢于言表。锲而不舍，必有大成，赴美十八年后，前任秘书许杰出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馆内藏有老上司马承源先生挚爱的小臣艅犀尊，此时距离马先生离世不过四年。试想马先生如能在等到2008年，与许杰相会于温暖宜人的旧金山，共同拥抱可爱的犀牛尊，将是何等的欣慰。人生无常，叹惋不已。

在采访完许杰后几个月，我意外读了一本用沪语写成的精彩无比的小说—金宇澄先生的《繁花》，描摹上海60年代至90年代的生活。在小说的第八章，我偶遇了关于马承源的一段轶事。经过朋友的辗转问讯，小说作者、老上海人金宇澄先生向我确认小说里的这段轶事确为马先生的真事，于是我把这段活灵活现的描写抄录在这里：

“丁老板说，当时博物馆开批斗会，马承源挂了牌子，摆飞机式，有人跑进来说，老马，青铜器大户来了电话，撑不住了，马上有人抄家了，请博物馆派卡车装青铜器。就是这天，大户的一家一当，全部交公。阿宝说，另外有个版本，是开批斗会，老马弯成飞机式，头朝地，屁股朝天，忽然听到青铜器消息，仰天大笑，哈哈哈，像发神经病，吓煞革命群众。丁老板说，朝思暮想多少年的宝贝，自家长脚，自动跑进博物馆，真好笑。搞收藏的人，嗒到这种味道，比蜜还甜。阿宝说，收藏家眼见别人的好货，就生相思病，吃不落睏不着，想尽办法，弄到手为止，只开心半天，又去寻寻觅觅。做人做到这一步，苦的。”

这一段关于“文革”中马承源对待文物的描写，让我想到同一个时期陈梦家致信马承源，愿意捐赠自己所藏的明代家具给上博，马承源收到这位旧友的来信心中恐怕也是苦中作甜，“仰天大笑，哈哈哈，像发神经病”。我想到65岁的马承源在旧址的办公室，守着望远镜看对面人民广场的新馆工地，一砖一瓦，慢慢搭起来他选定的“天圆地方”的造型。我又想到2002年，75岁的马承源终于来到旧金山，见到了他一生牵挂的小臣艅犀尊，把它像抱孩子一样抱在手里，因为岁月而皱缩的人类皮肤贴在青铜犀牛因为岁月而愈加光泽的纹理上，这位一辈子奉献给文物鉴赏的老人此刻一定非常幸福，即使此刻的幸福最终抵抗不了同样因为文物而起的积聚于他心中的负担。

做人做到这一步，苦的。

苦得令人心驰。

作者说明：

本文的写作根据2012年夏对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先生的采访以及之后一年内的多次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并数次咨询了我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一位朋友（根据他的要求，在这里匿名）。本文参考的书籍包括罗伯特·贝格立（Robert Bagley）编辑的《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彼得·海斯勒的纪实作品《甲骨》（Oracle Bones）、金宇澄的小说《繁花》。

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家——拉康派在中国/索马里

“精神分析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可能救了他一生，一个家庭，甚至三代人。”

一

1986年，霍大同辞掉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去法国留学。一到巴黎，他就兴冲冲地想去拜会哲学家拉康，试图师从拉康学习精神分析。然后有人告诉他，拉康已经去世五年了。

之前在故宫工作时，平日里他都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借阅外文书。那正是全民文化启蒙的年代，弗洛伊德、萨特的理论纷纷在迟到的东方还魂。没多久，他发现自己有失语症—和朋友讨论海外动向时，他使用的是颇欧化的长句。而在平时的文物工作中，历史系出身的他又被要求娴熟地使用古代汉语。这时候，一个朋友跟他提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说过，“人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只有通过无意识，我们才能了解自己存在的真相。他为这句话怦然心动，觉得西方的“气”在西方，他得去西方接上那股“气”。

他的焦虑一直伴随到巴黎，在巴黎他去大学注册学习精神分析理论，又找到一位精神分析家吉布尔，进行了五年的精神分析。

分析严格按照拉康派的设置—一周三次，每次45分钟之内（时间可以很弹性，甚至两三分钟也可以结束），双方只以语言（交谈）为媒体。分析者在分析师的躺椅上，尽情地说出任何自己脑海中滑过的任何词语。分析师只有在他认为需要干涉的地方，进行快速的打断—分析师期待在那一片刻，让受到打断的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并思考自身行为的原因。

刚开始，霍大同都没法用法语完整表达自己，分析师就让他用中文将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再解释这个中文词语为什么这么构成。

有次，他要将法文名字Michel（米歇尔）的中文写出来，发现自己怎么也写不对“歇”字，总是试图将右边的“欠”写到左边，尝试很久，总是写不对。后来他发现自己将“歇”字与蝎子的“蝎”混淆在一起，总觉得偏旁部首应该在左边。最后他意识到，也许在他的无意识里，分析师吉布尔就像一只“蝎子”，总是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动不动咬自己一口，让自己面对自己无意中表达出的“创伤”。这种顿悟让他意识到，精神分析中自由联想的有效性。

五年后，他克服了中西文化共存的分裂感，在写给国内的信件中，也逐渐不再有错别字了。那之前，他一直因为梦想成为贯通中西的思想家，每天焦虑于构建出一套震惊学界的理论。直到有一天，在躺椅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是想做一个临床的分析师，他原先的欲望瞬间就“掉落了”—这个瞬间，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不再飘在空中，原先的焦虑被颠覆了。他和他的分析师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他的分析是可以结束了。

1994年，他结束在法国的博士学业，回到四川大学，发愿要将弗洛伊德和拉康重新带到中国，通过临床解决中国人郁积已久的精神问题。

中国对弗洛伊德的译注早从1920年代就开始，商务印书馆的教育编辑高觉敷（1896—1993）在抗战之前就陆续翻译了一批弗洛伊德文本，尽管高觉敷翻译的主要目的是用精神分析来战胜中国的迷信情结，对他自己而言，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有点可笑。

但漫长的战争阻碍了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1949年，中国只有60位精神科医生，服务于大概5亿的人口。但在精神分析学界眼里，建国后的三十年，又是中国人精神创伤最凌厉的阶段—“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持续的社会动乱不停撕开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脆弱防线：夫妻反目，有阶级原罪的子女为了前途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这其中的压抑并没有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得到缓减。

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里，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曾经这样分析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抵抗：“普通的老百姓想尽快忘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穷苦太久，想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一些时候是受害者，而在另外一些时刻，也曾迫害过别人。”

在霍大同想在中国建立精神分析的同时，英美精神分析已经经历了盛极而衰的态势。在1940到1960年的二十年间，因为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将自我心理学带到美国，美国的心理治疗中心翻了五倍，1955年的某期《新闻周刊》甚至宣称，每17个美国人就需要一个心理治疗中心。

1960年代，在“打倒父亲”的背景下，性解放运动催生了反权威、寻找自我的一代，但这一代显然没有经验应对一个失去权威的世界。1990年代，伴随着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的兴起，美国变成了因描写抑郁症成名的女作家Elizabeth Wurtzel眼中的“百忧解王国”。

精神病临床领域逐渐更信任用药物减轻病人的症状，而精神分析在欧美也逐渐走入困境—毕竟完全依靠语言来解决症状的精神分析可能三五年都没法“摘除”病人的症结，在临床上，精神分析被证明对神经症（强迫症、歇斯底里等）有明显的帮助；而对倒错（如性倒错、恋物癖）和精神病的疗效却迟迟得不到证明。

1997年900万的美国人在进行精神分析，但只有不到100万人进行长期治疗。2010年，有1/3以上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是超过70岁，临床医生的数量证明这门学科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当霍大同回国时，他并非不知道自己面临的艰难局面。应用心理学在中国还处在微弱的起步阶段，四川大学当时都没有精神分析与治疗专业（直到2000年之后才在公共管理学院下面设置了全国第一个精神分析的硕士点）。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昆明等地也有人积极向西方引进精神分析的技术，著名的中德班也从1998年开始，以定期邀请国外专家来华密集培训的方式培养分析家，他们更多地采用家庭治疗、叙事治疗这些着重技术的方法。

但霍大同并不认可这些培训班的操作模式。精神分析在1930年代之后逐渐分裂成主要的两派：一派以欧美的自我心理学为代表，认为自我是独立自主的一套系统，每个人都是自我的掌控者，有精神症状的病人必须要重新建立自己强大的内核，抵御外部的精神创伤，而这动力，主要来自那个全能的主体—心理分析家。

另一派以法国的拉康为标杆，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终点是，每个人直面自己根本的创伤，并带着这种创伤回到生活中去。拉康强调我们的欲望更多是来自对他人的认同和想象，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也根本不可能实现欲望的满足。当个体对他人的欲望与他的自恋情结发生冲突时，主体就会经历分裂。这种分裂几乎是每个人共同的命运。

相应的，在欧美精神分析学派里，分析者和分析师处于一种不对等的位置，分析师虽然会允诺分析者通过自我的修正和强大会重获生活的力量，但整个分析是建立在分析师的自我比分析者更强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拉康派的实践里，分析者和分析师是平等的，分析师只是被“假设”为一个知道症结的角色，因而分析家干预很少，更重要的是倾听。

二

“分析者要自己努力找到自己的欲望，分析家仅仅是帮助他。分析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他有能力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要把分析者看作软弱无力的、需要强有力的分析家来帮助他的人”。

今年6月，我们在霍大同简洁的分析室里见到他。因为高度近视的加重，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开始饱受青光眼的困扰。他最近刚刚停止过去十八年里雷打不动的每周为川大研究生举办拉康和弗洛伊德理论研讨班—这个讨论班是国内唯一试图翻译拉康的法文原著、并试图将之临床化的集体。鉴于拉康哲学晦涩、繁复、几乎不可翻译的特点，这项工作缓慢、谨慎地进行着。因为极大超出了大众、甚至专业精神分析者的阅读能力，他们翻译、多次校订的文本至今也没有很好的机会公开出版，但这也让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中获得了“拉康派”的名声。

尽管半失明，霍大同的脸上仍浮现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自信甚至骄傲。作为在中国第一位给人进行专业精神分析的分析家，他以严格的“拉康派”的纪律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拉康派的分析家，与精神分析其他派别最显著的一点区分，是在对分析家经验的苛刻上。一个人即使完成精神分析理论的硕士、博士训练，他仍然不能成为专业的分析家—他必须找到一位分析家，对自己进行五年以上的分析；随后接受一个专家委员会的评判，才有资格成为分析师。

按照拉康派的规则，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充分、专业的自我分析（至少三年以上），才能摆脱分析过程中双方的“移情”和“抵抗”，不至于进行错误、主观的干涉。而在获得专业分析资格之后，他必须要邀请一到两位督导（一般是更有经验的分析师），时刻检视自身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区。

也因此，从1994年霍大同第一次为别人进行精神分析以来，他建制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仅仅培养了22位专业分析师—这样的速度和国内流行的通过短期培训、通过考试来获取心理咨询证书的扩张方式不可同日而语。

二十年里，参加他的课程、曾每周三次接受他的分析的人不下百人，但少有人坚持完成自我漫长的分析过程。很多人分析不到一年，或是阅读了一些精神分析的文本，就觉得自己深谙分析技术，就公开为别人进行分析。

和现在一般精神病医院或者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病人在半小时之内就会下一个“心理学诊断”的趋势不同，霍大同坚持的“拉康派”很忌讳对一个人“症状”的确定描述。

“每次和分析者初次碰面，我们大概知道他的问题会在哪个方向，知道他大概是属于神经症，还是精神病。但是你得把诊断放到一边去，忘掉那些判断，然后和他一起工作，”霍大同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独特的个人，我和你这个独特的个人工作，而不是和你的强迫症、和你的症状工作。”

也因此，拉康派在中国的临床，几乎是一种漫长的、看不到结局的“自我分析”，“可能三到五年，分析师才会有一个大体的诊断”。他们也会很警惕症状过快地消退，“我们不能期待过快的结果，不然那意味着他们的情绪和行为会有反弹，甚至走向极端”。

“弗洛伊德和拉康，是根据犹太教、天主教的背景做分析的。他们的解决方案类似犹太人信仰的方案。我现在提出的是针对中国人的解决方案，努力让他们获得内心空灵，通透，就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境界。最终，病人会描述自己内心的感觉，比如我感觉内心一片光明。”

“焦虑被解除之后，没有噩梦，只有正梦了。”

霍大同也沿袭了拉康派的“弹性分析时间”。不同于（更偏重普遍技术和规则）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规定的45分钟，他将自己的分析时间最长设置在25分钟左右—“45分钟太长，25分钟能说足够多的东西了”，甚至有的时候，两三分钟就可以结束一场分析。

“我考虑的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如果分析者有些东西冒出来，我可以让他在5分钟的时间停下来，”他说，“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干预，既能让他们瞬间产生很多联想，也可能会导致分析者的愤怒和创伤，尽管随之带来的，也会是一种理解。”

他的老师吉布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他打电话与拉康预约分析。拉康说：“Jeudi 2:30pm”，其中的Jeudi也可以理解为Jedis。吉布尔准时按响了门铃，拉康的秘书出来让他进去，大约十秒钟，拉康出来，引他进了分析室。拉康对吉布尔说：“谢谢你准时到来，再见。”前后只有几秒钟。吉布尔回家回想这句话，明白了自身的问题所在。于是以后虽然仍然准时，但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准时。

霍大同说自己的分析风格属于“硬朗型”的，即对分析者的打断进行得比较早—在分析者的无意识冒出端倪的时候，通过一次“敲打”，让他获得一种顿悟；如果分析家属于“温柔型”，那么他介入病人的表达相对比较晚，这样做的一个劣势就是，病人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创伤—这样会导致症结会持续被掩盖。

“不要着急，慢慢来，保持节奏”，他会说。在拉康派看来，思维和情绪是有起伏的。分析家的每次介入、每次中止分析，都是在分析者的无意识里点上一个句号，通过这种停顿，分析者才有机会读懂自己的无意识。

他的一位女分析者，总是无法在常规的20分钟左右中止对话。每一次她都要将分析延长到25分钟，甚至更久。即使在十几分钟的时候，霍大同就暗示她，当天的分析可以停止了，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在分析家觉得合适的时间停下来。随着分析的深入，分析家知道她是家里的幺女。而她自己也坦白，每次被迫停下让自己很不舒服。

无意识正在揭开：分析者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肯停止说话的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分析家那里也是最宠爱的一个“孩子”，因为在家里，年龄最小的她总是得到最多的宠爱。当意识到自己的动机之后，她也逐渐能适应分析家的节奏，并在生活里摆脱了类似的焦虑。

他毫不避讳自己将拉康“中国化”的过程。在他的分析者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农民家庭、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人，但这些人经受的西方教育和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往往很难共处，由此这些新的第一代中产阶级有着普遍的焦虑。

在霍大同这里接受三年以上的分析之后，他的大部分分析者在意识到焦虑的源泉之后，并没有选择像精神分析所鼓励的个人主义，告别父母的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相反，他们大多仍然试图和父母重建关系、甚至将父母接到自己家中照顾孩子—虽然这种三代同居的结构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最为反对的。

作为“中国精神分析原父”，他却对人们之于精神分析的敌意和漠视，抱有相当的宽容：“我们自身有很多是自己没法面对的，而精神分析是要将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抵抗，人们没法面对自己内心的东西。”这似乎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那句话：“引发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

他的很多分析者也有因无法接受他的分析而停止分析，他也不愿意为迎合他们而放弃自己的“硬朗”风格，也不会直接挽留，诸如说服对方说分析进展得很好，希望分析继续。但是他也有间接的方式，当他们离开分析室时，他会说：“下一次分析再见。”

三

看到那个5岁孩子D的时候，赵旻就知道他不是医院判定的孤独症患者。

尽管除了基本能说出“爸”、“妈”、“幺幺”（爷爷）、“奶奶”之外，D的单词量就剩下“阿姨”了。但赵旻发现他有足够灵活的身体语言，他基本能用手指出自己想要的，在玩沙盘游戏时，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

和平时针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一样，她会先和父母做三到四次的交谈工作，了解这个家庭的历史、甚至史前史。D的家族史简略如下：父母从某市郊县外出打工，均是独生子女。母亲意外怀孕，双方的家长都给压力，说年龄大如果不想要以后都没有机会。D的母亲迫于压力，回去生养。从出生到现在，母亲一直在家照顾D。

在初步的几次沟通里，赵旻就发现D的母亲和D的交流基本是身体性的，没什么言语沟通。母亲也会分享一些家庭里的细节，提到自己经常因为D的表现动怒、揍他。当赵旻问她为什么什么都不跟孩子沟通就先动手，母亲说“我已经气坏了，已经说不出话了”。

与母亲嗜好动手相反，爷爷奶奶又相当溺爱D。和很多双独生子女家庭一样，每当D提出一个请求（有时甚至还没有表达一个请求），爷爷奶奶就已经周到地满足了他的欲望。

最终和D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很艰难，因为D基本说不出什么句子，赵旻无法像对待其他儿童分析者那样，要求他们边做沙盘游戏，边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动机。但在师从霍大同攻读精神分析专业硕士、自身又接受了七年多分析之后，赵旻对“无意识的工作”抱有极大的耐心，她坚信精神分析并不以最短时间之内消除症状为目标。

有一天，当她和D一起工作的时候，D开始坐在她的对面，这时候D突然爬上办公桌，指着赵旻的两腿之间，说了两个字，“幺幺”。赵旻揣测这两个字也许代表他想尿尿，又有点类似于他平日里说的“爷爷”。而在精神分析理论里，孩子在三到六岁之间是一个性感受的高峰，而尿尿、排泄都是和性感受有关的表达。但是赵旻显然不能直接问D，“幺幺”的具体含义，她只是说：“下次你和妈妈一起过来工作，给阿姨讲一个关于‘幺幺’的故事。”

母亲的解释帮助赵旻了解到这个家庭的一个重要背景。D出生到现在，夏天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睡（因为担心母亲夏天过于裸露）。而D的爷爷奶奶也才刚刚到达50岁。赵旻的心里升起一个想法，D可能撞到了爷爷奶奶性交的场景。

“他可能撞到了一个原初场景。在这种情形下，他是被父母排斥到一边，而爷爷奶奶的关系又让他产生混淆。我们称之为代际的混淆。”

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赵旻必须帮助D重新建立对父母性别关系的认同。出于精神分析对儿童性欲的理解，赵旻在此进行了干预，她告诉5岁的D：“阿姨知道，关于小鸡鸡那个地方，你已经有一些反应了。有一天，你会和你爸爸一样，娶一个心爱的女人做你自己的老婆，有你自己的孩子。你看，爷爷奶奶是因为结婚才有了你爸爸，你爸爸和妈妈结婚才有你。”

“这等于在无形中给他一个禁止，告诉他，奶奶是爷爷的妻子，妈妈是爸爸的妻子。”赵旻说，“他需要建立自己正确的性意识。他要放弃既有的快乐，以获得更高水平上的快乐，或者在未来获得一个补偿（像爸爸那样拥有自己的妻子）。”

而D的母亲后来说的一句话，成为激发D的症状减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着D的面，D的母亲告诉赵旻，在郊县，周围所有的人都劝她和丈夫再生第二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像这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再生下一个孩子。”

对D的分析于某年7月份开始，而到那年春节的时候，D的母亲欣喜地打来电话—在春节的KTV聚会里，D为她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他恢复了语言能力。

赵旻相信这只是针对儿童精神分析众多硕果中的一个普通案例。二十世纪初到现在，从研究儿童自我结构的梅莱尼·克莱因到发现儿童语言结构的多尔多，人们对儿童自我的分析已经比弗洛伊德时代有了显著的前进—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从在母亲腹中开始，儿童就被父母的语言所召唤、所建构；而无论多么幼小的儿童，对父母的语言都有足够的呼应能力。

所以在D的案例中，母亲的粗暴、祖父母的溺爱，只是加剧了孩子在用语言表达自身欲望上的难度。但另一方面，母亲坚决拒绝第二个孩子、不愿和D分离的话语，又对D起到了一个显著的推动作用。在摆脱自己对性的错乱之后，D开始在回应他妈妈的愿望（希望自身的情况改善）。这个家庭内部的动力结构才逐渐恢复正常。

实际上，也是通过精神分析，赵旻也才解决了自身“史前史”遗留的问题。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她在日常生活里备受宠爱，但却在考高中时，被她强势的母亲以自杀相逼迫去念中专，因为她母亲认为女孩子拼命考大学、奋斗太辛苦。而她母亲固执的背景又是，赵旻的外公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富商，在生养了十几个女儿都未得子的情况之下，他将自己全部的宠爱给了一个过继得来的儿子。赵旻的母亲经历难以想象的艰苦才得以求学，虽然通过双重的努力争夺父亲的宠爱和肯定，但在潜意识里，她母亲始终认为女人的命运是很艰苦的，她希望赵旻走一条稳定安逸的道路。

在医院工作十二年之后，赵旻“直觉到身体疾病不单是身体性的”，这也决定了她会在2002年去四川大学攻读精神分析的相关学位。

2003年开始，她跟随霍大同进行七年多分析，赵旻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里与母亲的纠结关系。一方面拼命摆脱母亲的影响，比如从中专努力自考进大学再到硕士；而在另一方面，她又发现自己极度好强的个性，在本质上，是对她母亲略显偏执的奋斗的认同。

有次在进行分析时，她对分析师（霍大同）说一直觉得自己内心是个很罪恶的人。霍大同迅速地进行了干预，问她“恶”字怎么写。赵旻随手写下一个字，但发现自己将“罪”上半部分的“罒”字拆放到“心”的上面。那是一个错别字。

和西方精神分析学界通过口误、双关语等手段来洞察患者无意识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是，霍大同为中国的精神分析学界引入了“析字”的技术。常常是在每周五的上午，研究生像研习骨骼结构那样解剖任意一个汉字，并进行自由联想。这与霍大同本人对汉语音形同构的洞察密不可分，汉字更多是一种视觉文字，与西方人在口音上的错误一样，而我们对每一个汉字误认也往往反映了自身的无意识—它能说出我们试图欲望的、逃避的真相。

有较好直觉的赵旻迅速发现，基于“罒”在汉字里经常与母亲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在潜意识里，她将母亲的存在视为自身罪恶感的源泉、或者说是一部分。在那个瞬间，她必须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对母亲的复杂感情。这又不是一种强迫的联想—在分析师的准确干预下，分析者（赵旻）自己进行了一个联想，他/她也有自由去做进一步的阐释。躺椅后的分析家只是帮助我们如何自由联想、抵达真相。

在寻找自身“主体”的过程中，她也解决了和分析师的复杂关系，并让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分析师。在2003年的成都，她能选择的可信任的分析师也只有霍大同一人，但霍又是她在学术上的导师，这决定了她常常混淆分析师和导师的角色。有快一年的时间，因为作为“学生”的她误解霍大同更喜欢那些“私淑弟子”，而中止了自己作为分析者的角色。

快一年后，她又跑回老师那里继续自己的分析。第一次，就是在躺椅上痛痛快快地将对“老师”霍大同的不满发泄出来。霍大同坐在躺椅后方，没有作任何干涉。而赵旻突然意识到，老师略显“冷酷”的分析风格，其实是试图解决自身多重身份缠绕的方法（而在2004年之后，随着专业精神分析团队在成都的兴盛，霍大同逐渐停止了对学生、朋友的分析）。

她也因此对精神分析所探索的那个无意识世界抱有敬畏。往往，在她的工作室，人们在椅子上一坐下就会问，“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得的什么病”，或者直接说“我在网上查了下，我得的就是强迫症，快帮我解决”。虽然她不会直接否认这些人对结论的渴望，但她会潜移默化引导对方，慢慢学会说出自己的症状和创伤：

“我们的工作不是针对症状去的，症状的消失只是我们的对话顺带结束的结果。”她的语调温柔又确定。

但这个精神分析共同体内部努力践行的分析程序，又往往容易被外界对这一方法的误解、粗暴干涉打断。

攻读硕士期间，她在精神病院实习。一位患有普通神经症的病人来应诊，她跟随的精神科医生就建议他去楼上找心理治疗师，应该就可以改善。但在午饭的时候，赵旻发现，精神科医生没有给病人开药，而在精神医院主要起辅助治疗的心理治疗师却给病人开了一大摊药。

她曾经接待过一位十四岁的有恋物癖的少年Z，从小就开始偷女人（母亲的、其他人的）内衣，到后来每天必须穿着女人的内衣和丝袜去上学。但他的性取向又是异性恋。

“一位法国分析家说过，全能的母亲容易导致性倒错。妈妈对孩子会像对待一件东西一样，她可以支配一切。而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又会影响到孩子的认知，他会将自己也理解为一个东西，并将欲望投射到和母亲对应的、有代表性的物（内衣）上去。”

她和Z每次谈话，主要是集中在他每次偷窃内衣的心理活动，甚至每次被父母、外面人打的过程。慢慢的，分析回溯到他第一次偷拿母亲的内衣，是母亲长时间去远方进修，他就抓住母亲的裙子安慰自己。

在工作中，Z对自己的童年进行了一次抵达，在分析师这里，他也获得了安慰。在后来的反馈里，他偷窃内衣的频率逐渐在延长，从原来的两三天一次到后来的一个月。以前他必须要将那些物品穿在身上，后来他可以只是摆在眼前，干着急地看着。

但分析的进展再次被“全能的母亲”打断，对Z的母亲而言，精神分析师只能是“安慰剂”—她带着Z去成都精神病临床最权威的华西医院，医生对母亲说，“恋物癖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而“试图解决一切的”母亲又强势地中止了分析，Z在青春期的人格再造迅速被搁置。

尽管Z的母亲很久之后又再度请求赵旻“接收”Z，而赵旻也顶着职业名誉被毁坏的危险继续帮Z做了一段时间的分析（直到他初中毕业，分析又被停止），但她明显意识到，对人格重塑的努力，应该早于青春期，而回溯到更早的幼儿时期，甚至孕期。

在成都的幼儿园，她已经开始以小组观察的名义介入幼儿的精神分析。很多在幼儿园表现出自闭、或好斗、或强迫症倾向的孩子，由于父母顾虑家庭的隐私，而无法得到及时的干预；但往往，当听说幼儿园是以小组的名义让孩子接受分析时，父母们才会放下隐私的顾虑，接受对他们而言陌生的精神分析。

经历上百个案例，她总结当代的中国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错觉，各种思潮缠绕，社会和家庭结构剧变。中产阶级纷纷升华自己的欲望，追求较大的社会认同。但男人和女人都没有适应好新的结构，她也明显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

“现在的孩子更多是由祖父母带大的，但祖父母的性别已经趋于中性化，在性的层面上，孩子可能感受不到强烈的性征；而在纵向的维度，因为祖父母的溺爱，很多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往往不是孩子的父母，而更像是祖父母的另外一个孩子。这样问题很大，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会消退。原本他认为孩子要学着认同父亲、放弃爱母亲，接受自己的缺失以成为一个男人和女人。”

“这样一来，父母无法与孩子建立很好的三角关系。中性化的祖父母也无法与孩子建立三角关系。俄狄浦斯情结没法建立，那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解决这个解决这个情结，我个人会觉得更难。”

四

2012年，回国任教一年的谷建岭去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才发现“精神分析”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远到新疆、广西、山东的县级市，都有人学精神分析。还有一些人在到处“扫荡”，去小城市开班授课，传授自己并不正规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也导致精神分析领域出现不少“丑闻”：因为医生没有处理好病人爱/恨的移情，不时有分析师和分析者进入恋爱关系，或者分析者拿刀想砍了分析家的例子。

他同时也听到自己很多从事精神分析的同行，会要求病人提前缴纳二三十次或者三个月的分析费。有的分析家在第一次面谈、接待病人之前，是不会收费的，这也导致很多分析者找遍当地的分析家，仍然拒绝进入分析。

在他眼中，这些“乱象”违背了精神分析的正统，他一直将第一次面谈视为精神分析第一部分：“精神分析是什么？你做完一次分析，交一次费用的钱，再离开；下一次他不想来，就离开。”

“精神分析的立场不是警察，跑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你有问题。而是有人打电话给分析家，说想去那里做分析……分析的结束，也不是分析家说了算，而是分析者觉得自己可以了，这和分析的开始是联系在一起的。到达一定程度，他觉得自己症状减轻，这时他是可以离开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但实际上不可能，哪怕花五年，全部问题解决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2004年，在去法国十三大攻读精神分析博士学位之前，他已经在霍大同那里进行了四年的分析。那时他是霍的学生、也是霍在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得力助手。在霍的躺椅分析了两年之后，他曾经中断了一阵分析—和赵旻一样，他无法处理自己的分析师同时也是导师、朋友的复杂现实—这在精神分析发达的国家完全可以避免，但在当时的中国，像霍大同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分析师屈指可数。

他将自己去巴黎的最主要动机，理解为继续完成自己在国内中断的分析，其次才是学习针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每周五次，他都会奔波三小时去分析家的工作室，接受一个小时的分析，三年后，原先在国内困扰他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消失。

漫长的分析，却也有默契的、在无意识中间走向终结。有一天，他的分析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和以往不一样的话。原本他每周三次的分析结束时，分析家都会说Mercredi Voir或者amentedi（分别是周三见和周五见的意思）。而在那一次，他的分析家说了一句，Aurevoir就是再见的意思。我说你刚才说的是Aurevoir，是不是我的分析就停在这里？分析也顺势滑向了结尾。

2011年在巴黎十三大完成关于强迫症分析的博士论文之后，谷建岭没有签署校方将论文上传到互联网上的协议，因为他在其中详细了分析了一位中国强迫症的案例。在精神分析学界，这种对病人隐私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自弗洛伊德将那些著名的案例（鼠人、狼人）公布以来，这些有典型症结意义的患者也因为“人肉搜索”而失去隐私。

尽管经历了严格的分析和理论训练，但他坚持在从事分析的时候，要将拉康派复杂的理论都抛开，不然分析家就会有一种封闭性：“符合理论的（可能性）就留下，不符合的就抛出去。拉康强调分析家在分析时要处在空的状态，用耳朵听，准确选择在什么地方下刀，把分析者内心缠绕的关系打通；而不会因为自己的分析不够，拿刀乱砍分析者的症状。”

他曾经接待过一位苦恼的分析师，那位分析师本人对婚外情很深恶痛绝，而他的一位50多岁分析者恰好就被一夜情的问题困扰。出于自身的偏好，这位分析师就不让来访者讲这个问题，分析进入僵局。

拉康派特别警惕分析家掉入的陷阱，因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分析家本人也要寻求控制分析时的建议和批评，让自己摆脱“分析家”身份带来的幻觉—前面提到的，病人爱上或者痛恨分析家，都是因为他将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情绪投射到了分析家的身上，而分析家要抵抗这种“移情”的诱惑和陷阱。

即使作为一位前后接受八年分析的分析师，谷建岭也曾经掉入自我的陷阱。他的一位分析者曾经突然中止了分析，那段时间谷建岭正在和她商量，新阶段的分析费用需要调整。之前，因为考虑到这位分析者的经济状况，对她收取的分析费很宽裕，也给了分析者一段很长时间的过渡期。当分析者突然中止之后，谷建岭不可避免感受到一种情绪，认为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好意和优待，但同时心理一直萦绕着疑虑。

和他身在法国的督导用Skype沟通时，谷建岭表达了自己的情绪。督导听取了完整的分析进展，提醒谷建岭说可能分析者是对费用收取这块有一种情绪，因为这位分析者上面小时候有几个姊妹，她从小是被父母放在亲戚家寄养的，而父母也会向那位亲戚付费。所以也许，调整付费的过程让分析者联想起自己被寄养的经历，这也许就是她抵抗的原因。而控制分析时的建议也让谷建岭瞬间意识到摆脱了自身残存的情绪。

谷建岭的一位分析者曾经表现出来激烈的抵抗，躺椅上的分析者开始不停地攻击他：“我分析没有进展都是你的问题”、“我说了这么多你也不帮我，你也不给我解释”。谷建岭这个时候仍然保持沉默，没有即时为自己辩驳，或者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些都是不成熟的分析家会落入的陷阱）。分析者继续不停说下去，然后在某刻，谷建岭出其不意地打断：

“我会问她遇到哪些困难，她会说自己考学的时候，遇到那么多艰难，也没有人帮助她。我继续问，你希望谁帮助你？她说，我父亲。这个时候，我就不说话了。她也发现其实不是在攻击我，而是在攻击她的父亲。分析家自己要清楚，对分析家的攻击其实不是对自己的攻击，而是对以前某个人的。”

在谷建岭看来，当分析师将分析椅“坐稳当”的时候，他就停止了自身的跳跃，保持了对分析者的开放性，不再急着用理论去套分析者的问题，这个时候分析者也能进行自由的联想，而分析家也能从分析者的口误、梦境、双关语中发现症结的密码。

在原来拉康的理论和临床中，人们普遍认为强迫症是由一个强势的父亲导致患者的超我过分强大造成的，但中国精神分析的临床（尤以霍大同领导的成都精神分析学派）却逐渐发现，母亲在孩子的强迫症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的一位分析者备受强迫症的困扰，需要不停地洗手、确定自己是否将门关好。在长期的分析过程中，谷建岭逐渐发现他与母亲过度的亲密关系。在他进入中年之后，他的母亲仍然会为他挑选内衣。这种控制关系在他的新婚之夜也能见到端倪—他的母亲哭了一个晚上。

这位分析者不停地分享他的梦境。比如梦到自己的中学老师站在房顶上，一会儿老师的面孔变成他母亲的脸，谷建岭将这个梦解读为老师是他母亲的替身。在之前的分析里，他提到过小学老师的臀部，并在自由联想的时候，说起他母亲的臀部与老师的类似。又有几次，他总是梦到一些中年妇女，有着他完全不认识的面孔，但是那些人都长着和他母亲一模一样的鼻子。

通过这些过渡，分析家大概可以判断出，在分析者的无意识里，母亲一直占据着性幻想对象的位置—这点显然与母亲至今不愿意让儿子“离开自己”的控制欲相关。分析者在诉说自己经验的时候，谷建岭一般只做很少的干预，比如当这位分析者总是出现很严重的口误，将“老婆”和“母亲”混乱使用时。

“有时说着说着，母亲就突然冒出来。而往往在之前的话里，他一直没有说到他母亲。这个时候我就给他抛回去：哎，母亲？”

分析者马上会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老婆。”

作为分析家，谷建岭此刻不会说：“哎，你怎么在这里说出母亲啊”，而是用最简单干脆的方式将他的口误反弹回去，“实际上在当时给他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会用母亲替代老婆。这个时候他就会说，自己的口误是经常性的，说到最后，在他心中，母亲和老婆的位置是分不开的”。

在谷建岭看来，过去六十年里的社会运动造成的家庭问题、进而导致的心理问题，往往并不能简单归结到时代的原因，归结到最后，还是可以回归到家庭里的冲突，“无论时代如何，最后还是要回到冲突，回到与父母的关系，我们由父母生养，在一个家庭里成长，那是我们最初的结构”。

在这一点上，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又将精神分析往前拓展了，开始发现症状跨代传递的问题，这种勇气超越了固守经典的西方同行—“有人的症状，可能是他从祖父母那里遗传出来的，也许在他父母身上并没有显现出来”。

曾经有一个分析者因为焦虑、睡眠不好、人际关系差来找她分析的。但通过分析，谷建岭发现她之所以易怒，是将很多人当成她母亲的替代。比如她让朋友去帮她取自行车去修，但朋友只是说了一句“找不到自行车停在哪里”，她的情绪就上来了，就想打人。还有一次，她说在大街上和男朋友吵架，当众脱下鞋子想抽男朋友的脸。

“这个时候我适当地问了一句，为什么是打脸，”谷建岭说，“她会说因为在那一瞬间，眼前浮现的是她母亲的脸，她母亲小时候也是用鞋底这么打她的。她想打的人其实是她母亲。”

分析者让当天的分析在那里结束，让分析者面对自己刚刚脱口而出的潜意识—想攻击母亲。分析者逐渐暴露出童年时母亲对自己的攻击和虐待。但分析家显然并不因此停止、获得结论。

“我会问她，当她母亲这么对她的时候，父亲在哪里呢？因为父亲在当时显然没有保护她。慢慢地会发现，她父亲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而她母亲之所以选择和这个男人结婚，是因为这个男人和她的外公是完全相反的两级。我们就能发现，她的外公在她母亲小的时候也有很多身体攻击，而她母亲就将这种创伤转移到孩子身上。”

“孩子的症状就是父母的症状。”他的分析者里面，不乏很多儿童。很多父母在分析室外等候孩子接受分析几次之后，就会主动对他说，其实孩子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建议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分析师一起工作。

但同样反讽的是，他知道很多川大的同事，在自己遭遇精神问题时，几乎不去寻求精神分析家的帮助，但如果自己的子女出现了问题，爷爷奶奶和父母就会很着急地将孩子送到分析师这里来。

“精神分析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可能救了他一生，一个家庭，甚至三代人。”

[影像]

北方的河

撰文／朱墨 摄影／张克纯

北方的河／朱墨 张克纯

撰文／朱墨 摄影／张克纯

“等到你爬一座大山时你累了，那段公路又酥又软，上面结着开裂的硬皮儿，下头是软陷的松土。你咬紧牙往上爬，白花花的毒日头晒得你嗓子冒烟……你知道你的心脏特别健康，脉搏又沉又稳。所以你赌了一股狠劲儿要和那座黄土山比一比，你决定不停步一口气爬上山顶……有力的蹬直膝盖关节，一步步地攀登着。后来，后来—在爬上山顶的那个时候，你看见了黄河。”——张承志《北方的河》

因为读了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张克纯就此开始了他的黄河之旅。沿着浊浪拍溅的河漫滩骑自行车，对于一个拿着大幅相机旅行拍照的摄影师实在是非常艰难。张克纯靠着火车和自己的自行车，跨越九个省，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走到黄河的源头。

两岸荒凉的山峰，广袤贫瘠的土地，奔流不息的河水，这是黄河流域上的累累伤痕，也是张克纯的摄影作品中拍摄下的景观（landscape）。这些照片平静而深远。大部分都是远景，少有中景与特写。似乎张克纯在有意地保持与黄河以及这个时代的距离感。照片里的人物相对于景物而言都显得那么渺小，可我们依然无法不把那些人物作为我们的“焦点”。这些人，就如同黄河里的流沙。张克纯把他们组织在画面上。这种克制的距离感让黄河变得神秘、悲伤和陌生。照片散发出一种美的气质—不存在于照片本身的。也许正是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五千年前，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此后一直到宋朝，那一带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黄河边上易于原始工具耕种的纤细黄土，黄河中下游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的黄河一起帮中华文明叩开了历史之门。然而华夏民族对黄河的感情无疑是复杂的。因为黄河中游在黄土地区上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让河水中夹杂着大量的泥沙，所以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堤，河南省就首当其冲，数百万人曾因此丧生。因此，中国人给了黄河一个别称—“苦难之河”。这条北方的河一直是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之一，而在这条河上生存的人们，既享受着这条河的养育，又在遭受着这条河的灾难。

“历史如果是戏剧的话，那么地理就是舞台。”整个黄河流域的伟大文明事件，人物和景观不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亦是可以找到的。看过张克纯的照片后，你将明白你可以在此找到一个返回历史的空间。

照片里，一个孤独的男人向着沙漠抽水。他们把黄河里的水抽回到沙漠里的一个小池子。用这个小池子里的水来灌溉周边防沙的树木，以防止日益严重的“沙漠化”。这也许是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在张克纯的眼里，这太杯水车薪。千百年过去后，这条河还在惩罚着不尊重自然的狂妄的人们。

这些自然之景的照片中无疑是带着哀伤的，对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的哀伤。虽然张克纯在用极力克制的方式保持着距离感，可是这种哀伤还是无法消减。就像是这种情感是一直驻扎在我们内心里，只是被这条河给唤醒了。

而当张克纯在用一颗炙热的心面对黄河的自然之景时，却分裂似的用冷冰冰的视角在看待这片土地上现代化的洪流。

现代化的洪流代替着千百年来的洪水不停冲刷着这条北方的河的两岸。黄河流域不少地区直接投身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新生活。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离不开城市了。

张克纯用远眺的视角拍下这些工业化、城市化现场。长长的距离让我们因此完全无法进入到画面的特定的情境中，成为超然而具批判性的观众。我们不需要动用任何我们的“经验”，我们不需要知道这是在哪，这是在干什么。而我们完全以旁观者的姿态在看着，这些庞大的人造物是如何在支配着自然，支配着大地。

黄河上的超级大水坝，黄河三角洲上的油田，矿石的开采改变着这块土地的自然环境。更多土地变得坑坑洼洼，更多的水土流失，更多的过度开采，更多的荒谬。这些让这块土地变得面目全非。也许这才是最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变成了一群被剥夺对家园记忆的异乡人。

张克纯不只是用哀伤和冷面看着这条北方的河。他依然保有对这块土地的一种期许。他拍下了城市化进程下人们生活的改变。是的，我们不用去担忧未来或者过去，就像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大地上，会经历着无数的起起落落。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时候我们逆流而上，有时候我们顺流而下。这条河和我们的民族早已绑在了一起。这条河流会无数次地和一个时代相遇，也会无数次地去告别一个时代。我们无法控制。也许作为这条大河里的流沙，我们只需要享受这样的旅程。期待着这条北方的河把我们带向一个全新的，我们应该去到的地方。

这条河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这座舞台已经把无数的时代压缩在此。通过张克纯提炼式的拍摄，我们面对的不再只是照片拍摄的当下，同时也是对过去消逝的时间的描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文化及历史的种种追忆。

向沙漠冲水的人

公园里亭子上垂钓的人

煤场里的佛像

河边烤火的年轻人

修理广告牌的人

矿渣山

冷却塔前的白鹿

龙门

[随笔]

一个都市人的童年／胡晴舫

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梁鸿

为何写作／陈河

我的大学／方曌

一个都市人的童年／胡晴舫

我努力捕捉一个市民阶级孩子心中在大都市生活的经验所反映出来的印象。——《柏林童年》序言

回忆，即使是最广泛的回忆，也不总能累积成自传。即便是与我特别有关的柏林岁月，回忆也肯定不能累积成自传。因为自传跟时间有关，有先后顺序，乃生活连续流动的过程。我在这里谈的是空间、瞬间和非连续性。——《柏林纪事》

本雅明自认，假使他的德文比同辈大多数作家写得都好的话，那是因为他长期严格遵循一个小小的原则：除了书信以外，永远不用“我”这个字。对他来说，“我”不能随便廉价出售。

《柏林童年》是他第一部正式而明白使用了第一人称的作品。一向藏身在城市阴影之下犹疑蹉跎、徘徊不定的羞涩文人，头一次公开现身，亲自当向导，带领读者走进了他童年时代的城市地形图。

一九四〇年跨越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前夕，四十六岁的本雅明服用过量吗啡自杀，死时默默无名，是一名遭德国纳粹逼得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人，没能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活得像个彻底无用的失败者，仅在历史投下一枚淡薄影子，本该在物换星移之后，就消失无痕。然而，世代一轮轮出生，本雅明的影子不但没有缩小变淡，反而越来越放大，脸孔越来越清晰，随时都像会正面迎来的路人，与我们在街头错身而过。我们深深为他的抒情气质着迷，一接近他的文字便不由自主跌进去，无法解释为何他有如此魔力隔代召唤着我们。

汉娜·阿伦特[1]在《黑暗时代群像》书中用她极其冷锐聪明的笔，花了一整章向读者介绍本雅明这名“最后的欧洲人”。为了说明他是谁，她先解释他不是谁，宣称若要按照一般的参考架构来形容本雅明的作品和他这个作家，“就得用上一堆否定的陈述”。他学问渊博，研究神学却不喜欢圣经，研读马克思思想却政治信仰不坚定，翻译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写书评、文化理论，做城市研究，以诗化语言写哲学，用哲思搞文学，但他“不是学者”，而且年轻时代很早便在不自知情况下得罪了学术界，不是翻译家，不是语文专家，“不是历史家，也不是文学家或其他什么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虽然他“是个天生的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却是写一本完全用引文写成的书”。

对文人来说，身后名是最最难以企望的一种名气。倒霉了一辈子的本雅明在这件事上却交了极大好运，死后以几近出土的姿态，摇身变为文化巨星，他几本生前无人理睬的作品《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乃至于他未真正完成的巴黎拱廊计划……而今，几乎每颗自认敏感的现代心灵都会争相阅读，并为他赢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心灵之一”的举世赞誉。

汉娜·阿伦特以为，“人之死后才得大名，似乎来自无法归类的宿命，他们的作品既非现存等级可以安排，也没有因为另辟蹊径而让自己变成未来的类型”。然而，随着时代推移，本雅明越来越向后代读者靠近的原因恐怕正来自他当时的“无法归类”。

从这本作者甘愿奉献的生理密码书《柏林童年》，登录了他最初的城市记忆，解释本雅明如何养成他走走停停的漫步风格，怎么琢磨他观看世界的特殊视角，也说明了本雅明当时无法归类的社会原因，除了他个人独特的忧郁气质，多少跟十九世纪以下整个欧洲城市文明发展有关。

如果二十一世纪的读者认为自己活在一个万象瞬变的年代，资讯爆炸，生活失控，十九世纪欧洲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也同样笼罩着某种挥之不去的轻微疯狂感，每晚上床前，旧世界便跟着瓦解，每早起床时，就得重新建构对新世界的知识。十八世纪时，他们还有国王皇后，刚刚有了股市和铁路，大部分人仍居住乡间，工作与居家如果不是同一地点，相隔也不会超过一百码。到了十九世纪，经过了多次革命的痛苦、奥斯曼男爵[2]的都市改革计划、都市资产阶级兴起，巴黎率先变身为一座所谓的现代之都，有着资本发达、商品文化旺盛、机械文明先进等人们如今熟悉、依赖同时也痛恨的当代都会特征。

十九世纪巴黎诗人波德莱尔所认识的地平线已不是辽阔原野与蔚蓝天空接壤之处，仅是一条街的尽头。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严重干扰诗人写诗的节奏。到了1900年，巴黎第一条地铁线启用，公寓装上了冲水马桶，天空有了飞行的机器，足不出户的普鲁斯特开始试用电话歌剧的服务。如英国作家葛兰姆·罗布在他的《巴黎人》书中所提的都会细节，等普鲁斯特八年后开始写那本无法让人在“一站和另一站之间”轻松阅读的巴黎小说时，巴黎地铁已长达六十公里，并停靠九十六站，活在现代城市却启动记忆回路去唤醒所有昔日鬼魂的普鲁斯特不曾进过地铁站，一辈子没写过名词“地铁”，还时常拼错“电梯”这个单字。然而，法国画家亨利·卢梭毕竟开始认真画起埃菲尔铁塔，并在一幅乡村风景画的灿烂晚霞天空，添上了气球飞行船和双翼飞机。

年轻的本雅明到了巴黎，立即对巴黎着了迷，从此这座城市对他的写作便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本雅明借由十九世纪巴黎诗人波德莱尔所创造的城市“漫游者”形象，其实是某种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生活不愁，心无大志，镇日无所事事，不受世俗约束，流连酒馆、咖啡店、戏院，买书读报，抽烟饮酒喝咖啡，跟朋友漫长争辩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讨论浪漫诗派的美学，为似有若无的恋情牵肠挂肚，更多时候，只是漫无目的闲逛，把街道当做自家客厅，由十字路口钻进小巷又从窄弄混入大街，脚步散漫，呼吸匀缓，观察前方路人的穿着打扮，蹰躇商店橱窗前，评估那些商品的意义，猜测每扇公寓门窗背后的故事，自命为城市的“拾荒者”（波德莱尔的意象），悠悠晃晃，从街的这头溜达到那头，东瞧西望，在城市的精神废墟上捡拾思想的灵光碎片。

漫游者为都市文明的特产，也是自十九世纪巴黎这个第一座现代城市诞生之后才由新形态都市孵化的新人类。他们所盘踞使用的城市环境前所未有，生活经验前无古人，因此他们的思维美学与生命态度自然在当时显得难以归类。不仅本雅明本人，与他相近时代的欧洲作家，如捷克的卡夫卡、葡萄牙的贝索亚、法国的普鲁斯特，甚至远在日本的夏目漱石，皆弥漫着类似的书写气质，拥有一颗敏锐易感的心灵，与高度清明的微悟力。出生在光辉的十九世纪之末，目睹一次大战摧毁他们所钟爱的文明，都在活的时候无可奈何地与自身时代疏离，自觉（也多少有点自愿）在现实生活里毫无用途，完全缺乏恰当的社会功能。

这些世纪之交的作者皆有向未来呼应的现代抒情风格，城市性格强烈，卡夫卡有他的布拉格和维也纳，贝索亚有他的里斯本，普鲁斯特有他的巴黎，夏目漱石有他的东京，而本雅明有他的柏林和巴黎。城市是他们的故乡，也是他们的异乡，是他们人生挫败的缘由，也是他们日夜寻觅灵性诗意的所在。他们的生命情感以及全部的文明想象力，均寄托于他们生活其中并始终以灼热双眼直视不放的城市。

这些城市与人生的双重漫游者，终生皆不得其所，活得无家无国无工作，政治上或社会上或文化上都保持游离状态，包括对自己的城市背景。他们出身中上阶层，有机运受到最良好的教育，培养出最高雅的艺术品位，能在最不起眼的日常细节中找出最极致的纤细美感。他们爱城市，爱她的辉煌美丽，爱她的花样活力，却选择坐在街边咖啡馆，悠闲看着整座城市宛如地铁列车，资本当作燃料，天天在他们面前滚着车轮轰然通过，而从未打算登上那辆往未来飞奔不回头的列车。然而，他们出身的资产阶级其实最不容许他们当一名都市游民，对布尔乔亚家庭来说，无钱并不代表穷困，生活技能的无用才是真正的贫穷。卡夫卡于是去布拉格劳工保险局找了份律师工作，贝索亚透过一个会计师角色表达内在思想，夏目漱石勉强教了几年书之后，创造出少爷这类“高等游民”角色，资历最浅的新生代漫游者本雅明完全认同前辈漫游者波德莱尔的观点，“做个有用之人还真是令人倒胃口的事” 。

本雅明没有正式职业，却有个身份叫“城市浪荡者”。城市浪荡者在当时之所以难以归类，便因为十九世纪之前这种身份还不存在，因为拥有足够财富和适当社会环境以孕养如此人物的城市尚未成形。当封建贵族制度崩解，资本改变了城市的样貌，中产阶级不断累积财富，物质更新变成城市的主要欲望以及动力，就像城市夜晚有了街灯，人们的日常行为与生活习惯随之改变，影响了他们对生命的感受力，城市漫游者这类文化阶层才跟着诞生。

而本雅明出生并成长的柏林，在1900年前后也经历了一些城市重建，人口超过两百万，为全欧居住密度最高的城市，有着巨大的胜利纪念碑，复杂的下水道，热闹沸腾的农贸市场，可供游玩的动物园，让人不分四季都能从事运动的新式室内体育馆，还有西洋景、煤气街灯、游泳池，以及本雅明宣称与他“同日同时生的孪生兄弟”的电话机。

本雅明成长的柏林上西区，是城市资产阶级群住之处，也是俗称“裤裆街”的繁荣商业区。因此，当他在巴黎，感受到那座城市无所不在的浪游者氛围，想必敏锐认知了自己在世上的身份定位，与他这种“城市新人类”的时代意义。

因为去了巴黎，泡咖啡馆成为一种“日常需要”之后，通过巴黎，他这才又回头关注他童年曾经居住过的那座城市，领悟到柏林作为一座城市，其实也“不能避免一场为更佳秩序而进行的斗争” 。

表面上，《柏林童年》是本雅明为自己写的小自传，他终于以“我”入文，然而他终究要说的是城市，仍不是自己。这本薄书，其实是一本都市人童年的正式传记。

若是他真要叙说自己的童年，他就会像普鲁斯特一样开始回忆那些曾经围绕身旁的长辈亲戚与幼时玩伴，顺序描述往昔发生的事件，与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这本书却一如他往常的哲思抒情风格，没有真正的故事线，只有一连串零碎画面和都市场景，任其凌乱杂放，不企图建立系统，重视物件的质感，如同他作为收藏者的行径。他收了点柏林回忆，在你面前摊开，有时是一把咖啡壶，有时是一本儿童读物，有时是两张明信片。而他也不解说他私人为何收藏这些纪念品的来龙去脉，只是以清晰的语言告诉你这些童年画面背负特殊的命运，将如“数百年来回忆乡村童年时对田园情感的倾诉那样”，变成“未来的社会经验”。

当他说起他的外祖母，他并不是告诉读者他外祖母笑容慈祥，满头银白卷发，总在冬天黄昏煮热巧克力给他喝，而巧克力如何香气四溢，杯顶漂浮着一团雪白鲜奶油，诸如此类私人生活细节，而是藉由描述这座花园街十二号的外祖母公寓，表达“从这套公寓里蕴发出来的那种几乎已无法追忆的市民阶层的踏实感”。由于外祖母并没有死在花园街，跟祖母同样在其他地方去世，因此，“这条街对我来说成了仙境，成了虽已远去却永生不死的祖母们幽居其间的阴界”。

他谈起游泳池的气味，说到让他“预感了自己命定立身之所在”的市立阅览室，提到弯街那间贩卖风化书的文具店，小小本雅明当时已学会长时间驻足橱窗前，假装欣赏橱窗陈设的商品，实则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所以能趁人不注意之际“猛然”将目光抛往他真正想看的东西，俨然就是一名训练中的“漫游者”学徒。

长期以来，因为本雅明著名的“现代新天使”意象，许多评者认定本雅明强烈反对城市的进步。然而，从这本《柏林童年》能够看出他未必全然反对进步，只是作为一个都市的孩子，他无可避免感悟进步其实是一种死亡的过程。在城里，任何形式的新生都必然建于某种毁灭之上。新开了一间咖啡馆，意味着一家旧米店的歇业；一条林荫大道开通了，代表旧胡同的摧毁；路上开始人手一支手机，投币式公用电话便悄悄从街头一台台消失。

昨日未现，今日已现；今日所见，明日不见。大城市的生生死死速度虽快，人们遗忘的速度更快。我们对城市新事物的消长司空见惯，以至于所有未来都像已经属于遥远过去的一部分。

当他仍是娇嫩躺在母亲怀中的新生婴儿时，本雅明已经从射入庭院回廊的阳光感觉到“时间的苍老”。“我在阳台上遇见的那个上午总是已经上午得太久，以至于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更是它自己。我从未能够在这里等候它的到来，它总是早已在等着我。每当我终于在阳台上寻见它时，它在那里已经很久了，而且已经‘过时’了。”

因为那些回廊不能住人，而使得柏林的“城市精神”无法侵入，所以那些稍纵即逝的城市事物都无法留驻，这令成年的本雅明感到安心，却让年幼的本雅明领悟到那些充满晨光的回廊，其实是一处“早就为他准备好的墓穴”。

孩童的本雅明去看即将遭电影取代的西洋景，一方面观赏得津津有味，一方面感觉画面中“葡萄园里的每一片藤叶都浸透了离别的感伤”，随着无法逆转的物质进步，西洋景“到了二十世纪就销声匿迹了，就其钟爱者而言，它最后的观众群在孩子里”。

他最爱动物园里的水獭栖居地，因为“早在这个角落荒凉得比古罗马浴场更古老之前，它曾有昭示即将来临事物的效力。那是一个先知的角落。就像据说有植物可以使人具备预见未来能力一样，有些地方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神奇效力。那往往是些僻静冷清的地方，还有墙边的树梢、死胡同或人迹罕至的花园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

“在这些地方，一切原本即将来临的事物仿佛都已经成了过去。”

这就是新天使本雅明。城市闪耀着物质光彩，夸耀财富文明，别人从过去看见未来，他却从未来看见过去。本雅明的先知本领乃是一种逆转的预感能力。当别人庆祝新事物的诞生，他已经预知驼背小人将“到处跑在我面前，抢先堵住我的道路”，不时让他“重新忆起那些几乎遭我遗忘，然而曾经属于我的东西。”

城市前进之快，几近邪恶无情。夏目漱石的小说《之后》主角代助就是一个高等游民，小说最后一幕写到代助在饭田桥搭上电车，以旁人听得见的声量自言自语：“在动，世界在动。”他的头随即以电车的速度旋转起来，感到火般炙热，最后他觉得世界一片火红。他下定决心“搭乘电车直到自己的头烧光为止”。

长大成人的本雅明离开柏林，去了巴黎，正式当起漫游者，变成收藏癖先生，专收旧书，随身揣个本子，上面记满他四处搜刮而来的引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拾荒者，把别人淘汰不用的城市意象当做自己的童年记忆收藏起来。他以他缓慢稳重的脚步静静漫行于这条叫做“进步”的单向街，并且不改他小时候尾随母亲散步柏林的习惯，总是有意无意落后一两步，好把这座城市瞧个清楚。

[1]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l906—1975），原籍德国，二十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国。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

[2]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因获拿破仑三世重用，主持了1852—1870年的巴黎城市规划而闻名。当今巴黎的辐射状街道网络的形态即是其代表作。

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梁鸿

贤义的精神气质和言谈举止逐渐打消了我的猎奇心理和对他的职业的负面评判，一些新的思考慢慢生发出来，关于传统、信仰及它们在中国未来的命运。

贤义带着茶色眼镜，一直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无论是说话，吃饭，走路，都默默地用手转着，眉宇间有一种很安静的气息。我很好奇，觉得他有点装腔作势，故作高深，但那种恬淡的神情又是装不出来的。

他是一个算命先儿！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到南阳的前两天一直在秀兰嫂子家这边，和二婶闲聊，或者和梅兰、曼曼一起到街上转悠。肥胖的二婶走不动，总是到村口就喘不过气来，就说死也不去了。再闲聊的时候，一提到她那梁庄的老屋，她的眼泪就又流了出来，喃喃地说：“都怨我没材料[1]，光想着卖房，没想着老了咋办……”贤义不用上班，也没有具体事情做，早晚都到嫂子这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说话。没想到贤义如此健谈，如此打开。他一手转着佛珠，一边很专心地给我讲他这些年的经历。他的儿子国品，放学回来，轻手轻脚坐在我旁边，很专注地听他父亲讲，看我打字，间或递一杯水给我。

为什么初中没上成？1982年，我爷我伯我奶在一年里死了，那时候连个棺材都买不起。用别人的棺材，一年给人家一百斤麦，作为抵偿。把那个棺材赊来之后，三年之后还不起，人家要上房溜瓦。我就辍学在家，一年之内把农活都学会完，炕烟，打麦，扬麦，打药，农村的技术活和种地常识全会。贤生哥来南阳两年多之后，有点门路，就把我叫过来。

1984年下半年我去南阳，那时候贤生哥在新华公社后街卖服装。我想去四叔的厂里上班，没上成，就开始打工，跟着贤生哥卖半年服装，也没赚住钱。当时条件很差，赁的房是草房，叫“国景房”，还不如农村房子。

1985年，贤生哥结婚。在新华东路开个家电修理部，请人维修，那个人平时上班，有活时来干活，属于是干私活。我跟着学了半年，学不成，自己不会修，连个电视机都修不成，又不说了。

1986年贤生哥有曼曼，1987年盖房子。1986我在二胶厂上班，一天一块七，工头抽走四毛钱。干了四个月，用攒的钱买了一个飞鹰牌自行车，骑着回家过年了，楞杈去了。黑色的，“二八”[2]加重，带锁一百五十三块钱，那时候钱不够，梅兰姐又给我加了二十块钱。一个小时骑三十里，骑了六个小时。我很骄傲，很幸福，那天可冷，但是不觉得冷，心里只顾着高兴，自己买的车。咱回家见人都发烟，我发的白河桥，二毛三一盒，家里都吸的湍河桥，一毛钱一盒。假充壳哩，其实根本都吸不起白河桥，都是虚荣心。

在二胶厂偷偷做个床，师傅们把剩下的边角废料，钢管啊啥的都给我，但是不敢往外拿，是公家东西。我给看大门的说说，给他一盒烟，他说你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来，我去上厕所。拿出来之后自己做个钢管床。我现在睡的床还是那个床。我买了两条美味白包烟，给师傅，表示感谢。四毛五一盒。那俩师傅很诚实，说我只是帮忙，烟我可以要，钱得给你。最后一人又给我四块钱。并说，以后有啥事我们都帮忙。

骑着自行车又回南阳以后，打工还不行。1987年下半年，开始卖卤肉。夏天，早晨五点左右起床，去冷库扒猪头，得仔细挑，看哪个破开后出肉多，不然就赚不了钱。回来后，吃早饭，洗，刮，用刀破猪头，水烧开，再放进去，煮得俩小时。十一点多熟了，开始推着三轮车去卖，三轮车还是借的。一般卖不完，到下午两点多再开始卖。有时卖到五点多卖完，有时卖到八九点，有时夜里十一点还没有卖完，就在人家啤酒柜旁边一直等着，等到卖不动了。一天大致能赚的够吃，贤生哥一家那时也没钱，见天等着我这猪头肉钱，买馍买菜。

那不是人过的日子。税务局天天抓人，不知道从哪儿出来，开着车往你面前一站，跑都跑不开，逮住你叫你交一个月的钱，我吓得把三轮车扔了就跑了，浑身发抖，你想，一个乡下孩子，谁见过那阵势，怕得要死。我卖东西是老老实实的卖，旁边有两个，是城里的，会坑秤，要一斤，给八两。我都给人家够，慢慢地顾客都来我这儿买。他们就生气，他们都偷偷轧我轮胎。我每天都是推着车子回来的，因为胎每天都被扎，我见天补轮胎。最后根本干不成了，那几个人天天候着我，瞪着我，不知道想啥坏点子，我就不敢去了。那时候就想，一个乡下人在城里混真不容易，做啥都挺难，尤其是做个老实人难。

到春节没事干，我就在新华东路，老新华电影院对面，卖对联，自己写的，卖了两天，挣了七十多块钱，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就是工整，农民能看懂。旁边有个省书法协会的人，他写的是行草字，龙飞凤舞，可好，就是看不懂。我就写楷书，乡里农村来的都买我的，主要是能看懂，所以都买我的。我花六十块钱买了一件黄大衣，又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那时候回梁庄，纯是愣杈，炫耀，在这儿混得不咋样，但是回梁庄得装蒜。

我是下学以后才开始练字，在家干活时，炕烟、下地，晚上回来都练。练字是因为无聊，是打发自己的空间。我也不爱出去喝酒交际，觉得在家练练字，看看书，心里安静。天天练，来南阳后，除非特别忙，我也天天练。

过了春节以后，一直没干成啥。又开始卖服装，因为没本钱，只好代销别人的服装，先拿货，卖完再给人家钱。南阳火车站旁边有个大粪厂，大粪厂旁边有几间石棉瓦房，四处漏风，屋里和外面一样冷，我就住在那里面。早晨起来啥也舍不得吃，给邻居说，你见天给我捎壶茶。那旁边有一个大茶炉，我早出晚归，跟不上提水。人家好心，就帮我提了。晚上回来我买俩馍，茶一泡就吃。早上也是。还是没干成，因为是代销，人家要的高。到最后都不赚钱。

就这，也从来没想着回家，没有想着不行了回梁庄，想着来了就要扎根。

1988年4月20号，贤生哥把南阳市工艺装饰厂青年商店承包了，我就去给贤生哥打工。贤生哥也没钱。最后请客钱都是借的。我卖服装还有百十块钱，也搭进去了。生意很好做，贤生哥外向，我内向，他把工商城管照顾住，我能把商店的账管好，跑业务，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到了1990年，生意做得相当不错。我自己还写过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咱农村人到城市来了，城市人有的，咱农村人也有了，城市人没有的，咱也有了。很骄傲，很自豪，农村人自强自立，照样什么都有。那几年回家，开着三轮摩托，坐好几个人，一路开回去，舒心得很。接着，贤生哥买了当时苏联出的伏尔加，一部车四万六，后来又买了一辆，自己也跑业务。心情很高兴。没有太多的奢求，想着有吃有喝就行。

我是1990年结的婚，我跟着贤生哥干到1993年。1993年开始开三轮车，开了一年多，后来叫你嫂子开。你嫂子家是火车站那边的，有宅基地。当时为啥跟哥分开了呢。1993年以后，有了孩子，想的多了。哥对我很好，但是经济上咱掌握不了，一个月只管吃管住，自己想发财也不行。分开时，我哥给我几千块钱。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不过也没说出来。玻璃店我是主力，南阳市医院的科室牌都是我做的，我写写，做做，送出去。亲情当中，我绝对不从中捞一分钱，那几年，就问你贤生哥要过二十八块钱，邮到上海市书法学院，人家给寄资料，学书法。分开后，我就自己出去打工。1994年，一个朋友介绍的活儿，安装铝合金窗户，包工不包料，一平米十四块钱。干有一年，这个赚住钱了，一年赚了一万块钱，加上我哥给的钱，1995年4月盖的房子。盖的房子花了两万多一点。贤生哥那个玻璃店，我一走，马上就不行了。

1996年，我到建筑工地当业务经理，兼会计。当时讲的一个月一千五左右，工地破产了，干了一年，才领俩月工资。不过，当时盖房子欠的所有外账都还完了，心情好一些。

刚好一段，1998年恶运来了。我房子被小孩的舅抵押，贷了六万块钱，把房子抵了十来多万。他做生意失败，还不了款，法院来执行，把我的房子封了，要拍卖，卖六万。房子卖了，我们一家住哪儿啊？我就在门口搭个塑料棚，住在棚子里，天天看着房子，谁要来，我是非拼命不可。娃跟着她妈住在舅家。后来，里面有一个人，认识小孩的舅，就对我说，你拿来五万块钱，我把房产证给你。我又到处借钱，借了五万块钱，把房产证又了拿回来。

我们俩出去打工。我在南阳市基建公司，一天二十块钱。从早晨七点多，到晚上七点多，中间就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你嫂子出去刷油漆，啥出力活都干过。干了三年，省吃俭用，把钱还完。基本上都是满勤，一个月一千二百块钱，我俩也为此生气，但从来不吵。你嫂子是个好人，脾气好，人也好，你二叔得胃癌最后半年，几乎都是她一个人伺候的。后来，我的身体吃不消，在工地上干不成，也瘦，胃也不好，最后发现血压高，不敢上工地。就不干了。

就开始正式学易经。

震惊始终存留在我心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贤义成为一个算命先儿—如此古老的、民间的、几乎被现代生活完全否定的职业。一个算命先儿，它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一个黑瘦的、带着黑色瓜皮帽的、双手像枯柴一样的带着不祥的巫气的老头儿的形象。这也是我在一想到贤义是算命者之后出于本能对贤义的定位。眼前的贤义，开朗、文雅、健谈、含蓄，完全知识分子的形象和派头。只有他手腕上带的佛珠和他有规律的转动数数泄露了天机。

一个农村青年，追求现代梦，经历了最艰辛的奋斗，结果却在现代化的都市里操持了最古老最具传统色彩的职业，且获得了生存空间。这真的让人充满好奇。

贤义的家在南阳卧龙岗不远处的一个村庄，也已经是城中村。他的老婆秀丽是这个村的闺女，分到一块宅基地，就顺理成章地在这儿盖房，起屋，成为了南阳人。因为相对偏僻，村里的道路、房屋很是破败、杂乱，倒是和梁庄有点像。路歪斜不平，还是土路，说是因为等着拆迁，所以没有修，每家每户一个独门小院，两层或三层小楼。贤义家是一个很普通的院子，不同的是外面墙上贴的自制广告。一个白色长方形小铁皮上印着三行蓝颜色的字，下面留有电话号码：

预测生命运程 科学起名改名

神秘开光放置 测字择好问事

演算和婚宜忌 观测阴阳宅地

院门上的红色对联是：

因心是恩知恩留恩莫要忘恩

人言为信诚信守信不能失信

阿弥陀佛

正对着大门的是厨房和通向二楼的楼梯，楼梯的拐角处摆着一些花，月季、指甲花、小绣球等等之类家常的花，因为雨水充足，花开得非常旺盛，粉红嫩白的，把院子衬得非常活泼，有生机。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石灰泥地，打扫得很干净。从院子看往屋里，亮亮堂堂。整个院落朴素、明亮，是一种踏实的、完整的家庭生活氛围，和贤生家的阴暗、封闭完全不一样。院子左边放着一个机械水泵和大水缸，水缸上斜贴着红色的小条幅：

水如清泉 法雨滋润

正屋的山墙上也都有这样的小条幅，写着“福禧祯祥”之类的话。在楼拐角处，斜着插入一个圆粗的木头，两头用麻绳固定着，中间横吊一根铁棍，这是国品练习臂力的工具。十七岁的国品，高大英俊，明朗自信，他给我们做展示，单臂用吊环撑起身体，一口气做了二十几个，胳膊上的肌肉隆起，结实，健壮，很有青春小伙的风采。

正屋门的两边贴着一副对联：

能来皆是座上客和顺

有去仍为舍下宾清净

来去自如

院门和这正屋门上的对联都是贤义自己编自己写的，当然称不上有多高的水平，但工整清秀，押韵对仗，和他的职业特别一致。正屋客厅内的布置更是别具特色。正墙正中央是一幅巨大的带对联的毛泽东像，用金色的相框装裱，对联是：

东风浩荡气象新

红日东升山河壮

毛泽东像的四周散发着金色的光条，头顶上写着三个大字，“红太阳”，脸也是金色的，整幅图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像的上面挂着一个要比它小得多的相框，里面是一幅画像：释迦牟尼站在莲花座上，两边各一个菩萨护法，三个人头顶上都有金色的光圈。相框的两边是四个和相框一样大小的字，用普通的红纸写成：

佛 光 普 照

毛泽东像两边分别是三幅像屏风一样长的条幅，黑细框淡蓝边白纸黑字，写着自我勉励的话和佛教偈语，六幅满满的，多种话语混合在一起，很清雅。两边最外又是一副对联：

正清和善贤义福

心静顺意有圆满

正墙下面的长柜子上，毛泽东像的正下方，并列摆放着几个塑像：黑红脸的祖师爷，拿柳枝净瓶的菩萨，圆脸团笑的财神爷，红脸长须的关云长。前面是一个香炉，香炉里的香还在袅袅生烟，香炉脚下散放着一些五十、二十、一百的人民币。柜子左边，放着贤义的名片，名片上写着“善事多做，德心永存”，还有崭新的线装本的《弟子规》、《道德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净土五经》等。柜子正前方的地面上，摆放着一个黄色的蒲团。

正屋右边的墙上贴着满满两排奖状，全是贤义儿子国品上学得的，演讲奖，三好学生奖，学习优胜奖，竞赛奖。这还是梁庄的习惯，孩子得的奖状，全部贴在正屋，让外人看到，也让孩子有荣誉感。

里屋靠墙摆着他的钢管床，几个钢管焊接而成的一个大床，非常简陋。靠窗的桌子上放着毛笔、砚台和竖立的笔架，已经落满了灰尘。最鲜明的是他床头的那幅白底红字的太极八卦图，阴阳图下面是两行红字：

阴阳平衡之谓道

祛病消灾真奇妙

整个房间基本上是一种混搭风格，政治的、宗教的、巫术的、世俗的，很有些不协调。按通常的理解，它有点神神道道的，思路不清，就是一个低层次的民间算命者。贤生给我们倒水，所用的茶壶、茶杯上都刻有佛家偈语，房子一角的电脑里，也播放着梵语的诵经声。这房间的一器一具他都刻意渲染一种神秘的氛围。但是，贤义又是如此的坦然，神情是如此的明朗、开放，他对他的贫穷生活如此的淡然，他对事情的独特的超然理解，又使得这几种相互冲突的事物在贤义这里融洽地相处在一起。

昨天讲了，那些年我干了不下一二十种活儿，啥罪都受过。最后身体也垮了。没办法，开始学易经。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看，学易经，学生命预测，2001年开始正式学。全是自学。每天，我在家练字，研究，诵读，我发现诵读能够帮助理解。我做了很多读书笔记，自己学着画图，琢磨，慢慢有些收获。易经太精深了，我学这十来年，只是学了一点点皮毛，但是，对老祖先这方面的知识、体系有大致了解，天干地支阴阳，命名学，命运测算，占卜，也多少懂点。慢慢大家都知道我了，就有人来找我。我一直在家里，没有上街摆摊。也收费，谁有钱，给一点，没钱免费看。现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反正也饿不死。这几年起的名字就不下几千个，光咱们梁庄人就起了多少名，你哥他们生娃儿，生完都给我打电话，我给他起哩名。我起完都忘。有当官的来找，开着小汽车来请我，去到办公室给他们看桌子、椅子的摆位，都说我看得准，说的有道理。我是谁来都行，不因为你是当官的就格外对你好。不过，有些当官的确实信这个。穷人来算命大部分是因为穷，遇到难事，冤屈，走不过去那个坎。

四五年前，一个妇女，农村的，丈夫死后，到我那儿算字。她写个“难”，叫我测，我说哩很准。我说，你这是遇到灾难了，骨肉分离，她当时就哭。说这是我们当家的死时给我留的字。我就一直从心理上安慰她。我说你们感情肯定好的很，有“难”才有担当，丈夫死了，你的孩子还需要你，你自己也得好好活，活好了才有意义，丈夫死了，自己就不起来了，他走了也不安生。农村男的死了妇女都可怜。半年以后，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死。说在村里雇人干活，村里人，连婆家人都风言风语，感觉活不下去。我在电话里一直劝她，打有四十多分钟。一直说到她说我不再死了，我要好好活着。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事情。我自始至终没有要她钱，只要对得起自己良心都行。

其实我主要就是和人家聊天沟通，有点像心理学。心理疏通，再结合具体的命相。我从来不唬人，说算命咋样咋样。算命不都是迷信，是真有道理，是“数”，是有规律的，大致宇宙运行，小至一户一宅的建造。外国不是有星象学吗？你学老祖先的这方面知识多了，就发现，它们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是有道理，也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真信的人也少得很，只听结果，不问过程。再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吃透。我这些年吃亏吃在学的东西太少了，如果我高中毕业，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些东西硬是看不懂，悟不透。我不想靠这个赚钱，实在是没办法。按我的想法，我的生活要是过得去，我就专门搞研究。

我现在开始学佛信佛，学着念“阿弥陀佛”，听佛教的歌，天天高兴，学着高兴。春节替人家写对联，开个光，人家高高兴兴走了，我也可高兴。你看，《金刚经》说多好，我给你念念，“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佛度了无数的众生，但心里没想着我救了哪个人，若是想了这些，就不是真菩萨了。这是一种胸襟，非常谦虚，咱做不到。“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吃饭穿衣睡觉，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对人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

到现在，我反而把钱看得很淡，每个人不是只为家里服务，你到这个社会，是为社会报务，你得有一颗服务心，只有利人，才能利己。所以钱真的不算啥，除了为生活所迫。我现在心态就是这样，给别人说说话，把自己的理解讲给别人，确实能给别人带来一些益处，我就高兴。

咱们穰县有个大学毕业生，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就来找我，他在学校还学过心理学。他想不开，说自己在社会上遭遇到不公平事，怨恨社会，怨恨人，一直没找到好工作。感觉精神上有点问题。我给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你为啥不满？你看到大家的不完满，其实，这正是你要面对的。你不能光想着怨社会，不论哪个社会，都不是完美的，都有毛病，不能光怨，越怨越是啥也做不好。你得想自己能做点啥？没做到啥？你去面试，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是准备好了，啥都很好，别人还不要你，那是他的损失。你到别处再来。肯定会走过这一难的。我给讲了两个小时。他高高兴兴走了。这几天还在给我打电话，感觉开朗了一些。

贤义特别愿意说，愿意配合，想把自己的精神体验和生活轨迹分享出来。他似乎没有看到我们带着猎奇和微微轻视的眼光，我们想看什么，他都非常认真地给我们看，并且认真地讲解。讲解他写的对联，条幅里的字，给我们演示他如何敲木鱼念“阿弥陀佛”，如何唱佛教的歌。讲到激动时，又拿起《金刚经》给我们读并且进行一番解读，他的解读并非是一种佛法式的解释，而加入一些务实的和世俗的东西，这可能不太符合佛教的“不住相布施”，但是他的语气非常平和，眉宇间有某种宁静、超脱的气质。这一宁静让我很迷惑，仿佛隐藏着遥远的过去和历史的信息。这是贤义的信仰、生活方式，是他对生活的某种古典式的理解所带给他的。

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兄弟贤仁一直斜睨着他的哥哥，略带嘲讽的表情，遮掩着他内心对哥哥这一生活方式的严重不屑。当贤义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贤仁把脸别了过去，他似乎有点脸红。说实话，我也只是尽力遮掩着我的猎奇之心和强烈的怪异之感，以一种看起来严肃的态度倾听贤义所做的一切。在心底深处，我是带着一种嘲讽、猎奇，还有模糊的轻视来看贤义的。他的伯父曾经是一个算命者，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黑瘦形象，他在村里的名声并不好。村庄的人都认为他是唬人的，封建迷信的那一套。在梁庄时，他的伯父也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不让我们这些孩子接近。

贤义的儿子，成绩优良的高中生，倒是没有任何羞耻感。他把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让我看。我让他给父亲的日记、读书笔记和算命器具拍个照，他搬个小凳子到院子里，一张张地摆，一张张地拍。完全是一种积极学习的、外向的、健康的心态。在这一过程中，贤仁十几岁的儿子一直在打游戏，没有听到我们的任何话语。贤义和儿子的关系非常好，很得意地讲自己到儿子学校里面参加家长会的情形。因为儿子是优秀生，贤义被作为学生家长代表上去发言，他上去给大家先鞠了一躬，然后，大讲小孩的心理和人生的理念。一下子震住了大家。都说有这样开明的家长，怪不得国品的学习品德这么好。

贤义的妹妹梅兰和梅香也都来了，在二哥家，她们显然比在大嫂家更自在、更活泼些。中午时分，贤义的老婆秀丽回来了，她在一家建筑公司干活。秀丽不爱说话，回来就开始收拾屋子，给我们添茶倒水，有时候站在旁边听贤义讲话，微笑着看她的儿子在忙碌。一听说我想要贤义的日记，马上骑着自行车去复印。

贤义的小家庭非常温暖、健康。没有拘泥于金钱和功利，没有那种灰色的无奈和绝望。他们相互理解，彼此的言谈举止、态度，都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光明性。相反，他的姊妹们，尤其是和贤义的神情及对生活的理解相比，却完全是一种世俗的神态，汲汲于生存，并且被生存完全俘获、压迫。当然，她们都很乐观，梅香是一个健壮的出租车司机，能吃能喝，也很知道让女儿上学。但是，在她身上，明显缺少更远更高的光亮和空间。贤义的身上是多一重空间的。他的姐姐梅兰，十九岁就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一名工人，还差点当上厂长，不知为何，以我和她接触的直觉，她身上似乎有某种奇怪的麻木，没有未来、希望，只有现在，只看到她自己的生活，除此之外，则没有她关注的事物。还有秀兰嫂子，外部世界的变迁与自己无任何关系，一种完全被动的生活。

这一切或许与农民身份无关，而与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狭窄有关。

那几天，我也看到了工作时的贤义。街边一家香火店，经常请贤义去给一些佛像、饰品开光。坐在大大小小的佛像中，贤义看起来更加清瘦一些，给人的感觉干净，清爽，不事张扬。他坐在店里的沙发上，帮买家请神像，为那些小饰品念经、念咒，眼睛微闭，念念有词。有一种让人不好意思的肃穆，这种肃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很陌生了。

我和他一起去请他看宅运和运程的顾主那里，看他如何算命。认真勘探过房间方位和房内布置，问明生辰八字后，贤义开始运算，一会儿闭目掐指，询问顾主，一会儿又用笔计算，一些符号不断出现在他的小本子上。他非常严肃、认真，旁观的几个人都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氛围之中。我对生辰八字的内在逻辑一点也不懂，也有本能的拒斥心理，但是，贤义以一种特别家常和世俗化的语言去阐释顾主名字的好坏，房间方位的对错，一点不故弄玄虚，并且，他指出的很多方面往往是印证一些常识，你即使不信算命，平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遵守和回避，他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让顾主淡然，凡事想开，就无是非，“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对人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这种印证和达观的主张也让主顾和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很舒服，仿佛一下子进到人心里去。

贤义非常讲究养生，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烟，他认为这是尊重自然，是一种修炼，和他所学习的八卦、易经相一致。内心清洁，才能够真正体会易经和佛道里面的意义。在他心里，他把这些对自我的规约看作是对某种神圣规则的遵守。

贤义的精神气质和言谈举止逐渐打消了我的猎奇心理和对他的职业的负面评判，一些新的思考慢慢生发出来，关于传统、信仰及它们在中国未来的命运。

毫无疑问，贤义有点民间术士的味道，阴阳五行，算命测字，占凶问吉，很有神秘色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最多的地方。贤义的房屋像一个五彩拼图，那是一种奇怪的炫目之感，很生硬，很幽默，很后现代，不伦不类，彼此犯冲，但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干涉，最后统一在墙壁上。它们之间的黏合剂不是贤义高深的道行，而是他对生活有类似于信仰的理解，和他温暖、朴素的家庭。他对他所学习的传统，易经、佛法也许有所掌握，却也隐藏着一种本质的误解。但是，这一误解并没有妨碍贤义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对人生、人世的超然理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象，“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极传神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体系都被迫成为“一钱不值的过去”，在上海的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协调的和被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的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条黑菊花徐徐开了。”张爱玲在彼时感受到的震动，无疑是因为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早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产生巨大的断裂。挽着头发的道士、穿着长袍的和尚、躲在哪一个街角处的算命先儿在中国的现代生活都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他们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观、宇宙观和认知系统也被简化为几个如“迷信的”、“封建的”这样的词语。

在贤义的身上，有一种突然的开阔。或许，在这个现代的算命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讯息。

从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远比他的姐妹兄弟贫困。他仍然是城市流浪者和农民工，但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一个农村妇女遇到难处，无法找到生存的依据时，她想到的不是法律和制度，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术，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先儿。她可能不甚清楚这些“传统”，算命、星座、八字有什么依据，但是，这些依然是一个人重获意义的最本源方式，因为她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只要从这条河里找到依据，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我们看族谱，看隐藏名字里的五行，仿佛看到过去的历史和生命朝我们走来，那是一条源远流长的生命之河，有着无与伦比的厚重和深沉之感。巫术与生命、自然、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之间有着秘密通道。它会造成某种愚昧和无知，但同时，却也有宽阔的空间。

很显然，当代中国是排斥这些东西的。这一算命者及他背后所代表的传统性能否被看作是都市的一员，能否被现代都市秩序纳入，是令人质疑的。但他自成一体，与现代社会的功利、时尚背道而驰，这使得他的存在与行为具有了批判的精神内核，几乎具有怀乡的意义。贤义如此坦然他的生活，贫困变得正常而普通，不再是羞耻和愚笨。他超越了社会残酷的规定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用自己的坦然和尊严为传统生活赢得了新的空间和意义。最初的嘲笑没有了，甚至有一种肃然起敬。

也许，我的堂哥贤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对传统的理解也还不能够承载这么多的历史内容，但谁又能说，他那坦然、光明的脸和笑容，他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对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态与过去的灵魂没有关系，对现代没有启发？

传统并非是一个圣地，一个纯粹之源，它本身被层层包裹，很难寻求到真正的内核，在很多时候，它甚至可能成为政治和个人欲望的遮羞布。它有很多陈规陋习，在现代世界里，这些陈规陋习往往被放大为一种恐怖和异己的象征，它们会激起强烈反对它的决心。除了这些被称为“术”的神秘文化之外，譬如儒家的“忠”、“孝”、“礼”、“恕”、“慈”、“仁”等，是一种文化习俗、礼俗制度，还是一种信仰？或者说，它能否上升到信仰的程度？这些都很难确定。在从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每一个词语的负面意义都被夸大、扭曲。我们对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哲学观和生命观都先有价值判断（往往集中于政治判断），而对它们内在的绚烂、博大和宽广则少有认知，这也使这些词语失去了升华为具有信仰元素的终极价值的可能。由此，中国人丧失了一种仪态，失去了那种拥有信仰之人所特有的超越、宽容、节制、优雅和朴素。没有一套具有内在约束力和自我调控能力的文化传统的支撑—不管这一传统与信仰的关系如何—那么，作为有机体的一个生存群体就无法实现自我净化，这一净化功能要比法律、政治的控制有效得多。

在里尔克的长篇史诗《杜伊诺哀歌》中，诗人这样形容“传统”：

在人们中间

它是一条运载的河流

只有进入传统和“苦难之城”，把人“引向悲伤家族长辈们的坟墓，引向神巫们和先知们”，才能够到达更加古老也更加悲伤的“喜悦之泉”。

对于中国的当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个意义的“传统”，它们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我们缺乏真正的传承，它们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重新打开的可能性。那用抛起的蓍草的方向与形状来推测命运的术士，他们与天地之间的感应，与宇宙秩序的应合，他们在自然肌理中寻找生命秘密的努力被看作愚昧的行为。而当代所流行的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对于死亡的抚慰与粉饰，对于腐败灵魂的自我欺骗性的安慰，并非真的有信。这也正如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与此同时，当传统话语重新闪现在政治话语中，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守护神时，它与政治体制和普遍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化合作用，有可能再次成为传统自我嬗变的阻碍。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它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的问题。

这或者也是如贤义这样的传统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能够自持，并且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笑话”和“阻碍”而存在，如何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真的理解“传统”并重获尊严？

如此想来，贤义的形象和他的混搭的家是有着无限的悲哀的。不管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

[1] 没材料：目光短浅，没有长远打算。

[2] “二八”：自行车型号，指钢圈尺寸为28英寸的自行车。

为何写作／陈河

引领着我最终穿越过这条时光隧道的，是我内心里某一团“模糊的光芒”。

1994年5月的某天，我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开车前往边境小城吉诺卡斯特，傍晚时分到达了这座依山而建的石头城市。

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中国，还没有国外生活的经验，所以这个位于希腊边境的中世纪古城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印象。它是用白色的石头建成的，屋顶都是红色的瓦，美丽之极。它的建筑风格和城里居民的生活完全是在我的想象力之外，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到达这里，那么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件事让我费解，尽管是那么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感觉似乎是有点熟悉，好像梦境里面见过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的城门是一个城堡，在城门口的一棵无花果树下，我看到了一个少女雕像。她的脸色坚毅而忧郁。翻译告诉我这个姑娘是二战时期的游击队员，被德国鬼子绞死在这棵树上。而当我知道这个少女的雕像就是《宁死不屈》电影里的米拉时，我激动得全身发颤。怪不得我会觉得这个城市那么熟悉，因为几十年之前我在那部黑白电影里看过它无数次。

这一年，我离开了中国前往阿尔巴尼亚经商。在这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我是一个十分认真投入的业余小说作者。我在那段时间里曾经写出了一些好的小说，《夜巡》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但由于是业余写作，常常靠熬夜挤时间，我的写作就像那些在干旱缺水的陕北高原种庄稼的老农，虽然付出极大辛苦，可收获却是寥寥无几。说起来我那时也发表了一连串的作品，它们就像是挂在窑洞外墙上晒太阳的老玉米，能装点一下门面，却形不成什么大的气候。而且那个时候我写出了点好东西也找不到好地方发表，《夜巡》就是被人退了多次，最后压在箱底，二十年后才发表出来。我整整写了十年之后，想起了海明威对菜鸟说的话：写上五年，如果没有成果那就赶紧洗手不干。但是海明威这个标准不明确，像我这样处于有成果和没成果之间情况的是不是该金盆洗手呢？犹豫之间，有一天看到了王朔的话，他的意思是写作是一门码字儿的职业，要把这件事做好，那就得以此为职业，靠这个吃饭。王朔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我问自己你能以写作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吗？我知道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痛快离场了。不久之后，我放弃国内的职业，前往阿尔巴尼亚，做起了抗菌素药品的生意。

我相信这一次远行是我正确的选择。它让我进入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古人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是有道理的。我非常幸运，在到达阿尔巴尼亚不久就来到了吉诺卡斯特，让我体验了一种接近梦境和历史的神奇美感。实际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有联系的。对于一个心怀梦想的人来说，走得越远，反而会有对原居地更加亲密的感觉。比方说，我在到达吉诺卡斯特看到了米拉的雕像之后，那一段七十年代里和《宁死不屈》有联系的记忆全部以不同的意义重现了出来。如果我不曾到达这里，那些记忆也许就会永远沉入记忆海底。这个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像人们所说的乡愁，如果不远离故乡，那么就不会感到有家乡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乡愁的体验。因此，到达了吉诺卡斯特小城，是我的一个重要时刻。

不过在当时，我却是根本没有去想这里面的文学意义。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是彻底忘却了写作，除了努力卖抗菌素药品，就是在地中海周边国家到处旅游。我相信在阿尔巴尼亚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充满焦虑恐惧又极度兴奋享乐。但是付出代价的时刻终于来临。1998年10月某天，我被一伙武装人员绑架，关押在地拉那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到了第五天，在我的心情几近绝望时，隐隐听到防空洞的顶部通气孔里传来细微的小鸟叫声，还有一丝青草气味也随气流传进来。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如果我能够活着出来，一定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在国内最好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这是我的又一个重要的文学时刻，就是这个时候，我明白了文学并没有在我心中死去。当我面临生死关头，所能记挂的还是写作。后来，我奇迹般地被阿尔巴尼亚警察救出来，次年移居加拿大。但是我还不能回到文学的道路上来。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一个新移民想要写作是一件十分奢侈的爱好，当你的一家生存问题还没搞定，写作就注定是不合时宜的。我又辛苦地奋斗了好几年，终于不再需要为衣食担忧。现在我有了让自己当一个职业作家的条件。这时已是2005年，我重新开始了写作。

十几年之前当我放弃写作出国经商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放弃才成全了我日后做职业写作者的梦想。当然，这个回归的过程让我付出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这十几年是多么宝贵的时间。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浪费时间。这十几年所经历的事情给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让我的生活外延大大扩展。我源源不断地写出了作品，有了自己的粮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几根挂在墙外晒太阳的老玉米。我在写中篇小说《女孩和三文鱼》的时候了解到了三文鱼的洄游习性。我奇怪自己也像是一条三文鱼一样，只有游到千万里之远的大海，写作的能力才会成熟。这种成熟的能力就是我开始能够看见内心深处那团模糊的光芒。

我这里所说的“模糊的光芒”，是指一个作家心中通常具有的那种外部世界在内心深处投射的光和影的景象。那是一种隐藏在日常生活经验的表面之下极端精细的东西，当我们力图集中注意于这个景象，以便看清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似乎不见了。维特根斯坦把这种现象称作是“就像一个人的手已经碰了显微镜的调焦器，或者像我们感到仿佛不得不用我们的手指去修补一个破碎的蜘蛛网一样”。1986年，我和温州《文学青年》杂志编辑吴树乔结伴去厦门游玩，住在鼓浪屿的阎欣宁家里。回来的时候去了泉州崇武，那地方因戴斗笠露着肚脐的惠安女而出名。崇武镇是一个石头的古城要塞，保存完好。我们住在一个渔民的家里。那个傍晚渔民家在煮鳗鱼汤，据说汤要煮得越清味道越好。趁着他们家煮鱼汤的时间，我一个人从他家后门出来，在海滩上散步。当时是刮风下雨，雨伞都给打翻了。那道沙滩叫月亮沙滩，呈月牙形。美丽之极。而在稍远处的地方就是那个石头古城楼。我走近古城的时候，天已黑下，只见在城池的尽头风雨和暮色中有一座灯塔亮了起来。那是明朝建造的灯塔，它的光芒是橙红色的，有一圈圈的光晕，在海天之间孤独坚守。那一刻，我在沙滩上久久看着这座灯塔，忘记了渔民家里的那美味的鳗鱼汤已经做好上桌了。现在想来，那座灯塔的光芒和我所说的“内心过程图景”是最接近的东西了吧？

远离祖国在海外写作的作家名单列起来会有很长，外国的中国的都有，我心中最优秀的是那个俄国人纳博科夫，美国有一大帮犹太作家也非常了不起。有意思的是，远在我出国之前的八十年代，我就对于这些个远离祖国的作家有着特别的喜爱。也许是他们的作品中对于祖国的深沉的忧伤和思念打动了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读纳博科夫。他的大量的小说除了那本《洛丽塔》之外，写的都是俄国人的故事，尽管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离开了俄罗斯。我的情况也是这样，2005年我重新开始写作的第一个作品，是写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经商和历险的纪实，这也是我在被绑架的时候许给自己的心愿。我以这个传奇故事作为敲门砖敲开了《当代》的大门，第二个小说《女孩和三文鱼》发表在《收获》上，写的是一个华裔女孩被绑架遇害的故事。当我渐渐进入了写作的状态之后，我觉得必须去凝视自己内心那一团“模糊的光芒”，写出真正有文学含量的作品，而不要靠海外的传奇故事和离奇案件吸引人的眼球。在写作《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这个小说时，我遇到了一层又一层的困难。我非常庆幸发掘和掌握到一大堆特殊的素材，这些素材里面包含了历史、战争、爱、死亡，而最动人的线索是时光流逝的美感。这里有三个时间层面：现在进行的时间，七十年代电影流行的时间，四十年代德国占领下的时间。要把这三个时间层面统一到小说里面，必须要打通一条时间的通道。当我看出了这小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写法时，内心充满喜悦和激动。在后来的写作中，我不时会迷失方向，可最终都能找到迷宫的出口。随着故事的步步推进，我终于把这条时光隧道打通了。而引领着我最终穿越过这条时光隧道的，就是我内心里那团“模糊的光芒”。

我还想说说福克纳的一件事。我在一篇序言中读到他的一句话，他说在写完了《喧哗和骚动》之后，他学会了读书，同时也停止了阅读，自那之后他再也没读过任何东西。因为他以前读的书足够多了，现在只要反刍消化就可以了。这句话让我震惊，因为福克纳在写出《喧哗和骚动》的时候，他才三十二岁而已，为什么他要说这样的话呢？我相信福克纳的这句话有点言过其词，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是不可能都不阅读的，要不然他后来怎么能给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出满口赞扬的书评呢？但我相信他的话里面一定是有一种真实在里面。按我的理解，福克纳在表示一种姿态。这就是说，当他设计好了自己的文学殿堂远景之后，他就按照自己内心的图景来创建自己庞大而复杂的小说王国了，而不再随着潮流和局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自己。当这样去理解的时候，我发现福克纳的这句话里面包含着巨大的启示。

这句话对于我的启示意义在于：尽管我现在的写作地理位置远离了母语环境，但依靠年轻时所建立的文学理念和经验，依然可以写出被国内大众读者接受的作品。我还应该去读一些好书，但是对眼前那些时髦流行畅销的东西则可以视而不见。我从小开始有广泛阅读，俄国和欧美的古典和现代派的经典和中国的文学、充满革命色彩的外国电影，甚至还包括那些“文革”中的小说《金光大道》之类和样板戏都已经深刻地进入了我内心的图景。我已经被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注定会关注和那个时代有关联的历史和文学的景象，尽管那是一个多么难以把握的过程。而至于写作的地理位置在海外还是在内地，则无关紧要。

了不起的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说过这么一个笑话：一个年轻的歌手在巡回演出中唱了一首歌，结果场下的观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年轻歌手把同样的歌再唱了一次，场下还是给予热闹的掌声。年轻歌手一次又一次再唱下去。可是他已经唱了十几次了，观众还是不让他下来。他只好问场下的人：请问你们究竟要让我唱多少次才算数？场下的人们大声叫道：直到你把这首歌的音符唱准了为止！

写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既然我们选择了写作，那么就得面对读者一次次地唱下去。而对于我来讲，最想做的事就是，要把二十多年前在福建崇武沙滩上看到的那个风雨中的古灯塔的那种橙红色光芒准确地唱出来。

我的大学／方曌

我会身体前倾，伸出食指，严肃认真地告诉他们：“我觉得你们犯了一个哲学错误，一个categorical mistake。”

那一排房子

关于大学的最初记忆，是校门口长长的高低起伏的小路一侧的那一排小房子。初到美国，我和两个几十斤的行李包，被匆忙要去上班的亲友错误地丢在了与我们大学同名的一所高中门口。得知弄错了地方后，我拖着那两个沉重的黑色大包向我的学校继续前进，换了现在的我一定要骂娘，可是当时只有小心翼翼地期待。

还好这两座学校距离不远，很快我就站在了我需要到达的目的地的大门前—我立刻就知道了这是我需要去的地方，因为面前的那一排小房子和学校之前寄来的彩色地图上所画的一模一样。我惊讶并且激动：那一排房子好像可以折成手掌大小的地图上的一个个图标的简单放大版本，它们太可爱了，以至于要我怀疑这是不是一幅巨大的布景。我最熟悉的建筑是平房和楼房—在合肥这所中型城市长大的我，对于两层三层的小房子天然缺乏想象能力，对这样房子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银幕而不是现实。我实在无法想象这些两层三层的小小的建筑物是真实的，所以我在走过它们的时候细细端详。虽然因为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包也很重，而且我的新生报到已经迟到了。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弄清楚了那些的确是真实居住的房子。其中几栋是校长和教授们的住所，几栋是学生宿舍，还有一栋住了两位教授和一小撮学生。有一年，那一小撮学生恰好都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于是在整栋房子里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垃圾被分成七八种不同的类别，以至于来客们永远也不知道往哪个箱子扔垃圾，于是都堆在Uncategorized（未分类）那一桶里面；为了节水，抽水马桶里的液体必须是深黄色才能冲，可是由于在水箱里加了占体积的东西，水量不够，每个马桶里于是总呈现或深或浅的黄色；此外为了节电，宿舍整体决议晚上少开灯，在没有光亮的晚上，除了床笫之欢之外，唯一的娱乐变成了在手电筒下念各自创作的诗，不过听说这项志趣高雅的活动很快被集体抽烟和抽大麻取代。这栋房子的学生住户也许认为，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环境，把自己的生活环境搞得稍微糟糕一些，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在这些小房子里，坐落在转角处的是校长的住所。之所以知道此事，是因为在新生入学训练里的第一天凌晨两点，所有的一年级生被高年级学生带领，集体游行到了校长住所的门口，敲打着所有我们能弄出声音的物件。校长穿着睡袍下了楼，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学校历史的小测试，抢答对的人可以吃到校长夫人亲手做的一块蛋糕。我因为前一天听了太多的英文报告脑子有点木，一直浑浑噩噩地跟着人群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问我的室友，昨天晚上那个带着睡帽的老头到底是谁。

结束了这一番折腾以后，我们又集体来到了这排房子对面的鸭子池塘（duck pond）。每个一年级的男生都要跳进池塘，完成进校的洗礼。可惜那个夏天高温干旱，以至于池塘水位太低，领头跳下去的都一头扎进了池塘底部的淤泥里。看到先驱纷纷变成了先烈，大家的热情就没有之前那么高。有几位不愿沾上一腿泥巴但又不想放弃这神圣仪式的聪明人，小心翼翼地走到池塘边，捧了些水洒到自己脸上—这番作为像是今天的基督教家庭新生婴儿后不完整的受洗典礼。聪明的人们带着他们特有的优越和满足回到了宿舍，才发现事情不对—有浅水的池塘那一侧是鸭子的领地，他们都踩了一脚的鸭粪。

之后我去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不一样的建筑，但是只有这种两三层的独立小房子让我感到亲切和平静。他们不能太大了，因为太大了就不能像《飞屋环游记》里面的那座小房子一样，捆上气球飞起来了；他们也不能太小了，因为太小就不能包容下你对里面的秘密的暗室、隐藏的走廊这类东西的种种想象。就像校园小路旁的那么一排，那样刚好。

现代的品位一定会说这是一种“复古情调”—可是一个房子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一个让人思考、阅读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最新技术和流行趋势的展示大厅。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派建筑师认为他们是按照功能为人们在设计房子，可是他们改变带来的最终结果是，房子越来越是为他们自己，而不是居住者所建造的了。居住者克服他们对于这些房子外形天生的厌恶，沾沾自喜地向来访的人介绍各种建筑材料的奇怪来源地，并且对房子的奇怪设计冠以各种名头大得不得了的术语，以此期待来访者的赞叹。媚雅的智识就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就占据了讨论的焦点，平凡的常识却往往被喧闹声所掩盖，只有在亢奋的争论中选择自愿缺席的人群中才能找到它们。

那一次选课

第一学年的下学期，我决定要学一门文科的课。美国绝大多数学校在大二期末才让学生挑选专业，选课更是几乎完全自由的。在学期第一周的选课购物周（Shopping Period）里面，我在几乎每个可选的文科课上都去试听了一番。

开始最中意的是社会学，原因是出国前读到费孝通和李景汉[1]的著作，渐渐懂得“社会”原来不只是长辈口中那个鱼龙混杂，权谋横行的险恶人生大舞台，而是有趣丰富而且往往出人意料的。可是第一堂社会学课就让我绝了上社会学课的念头：须发皆白的教授一堂课上絮絮叨叨地讲了他幼年中母亲带着他一次一次去教会的经历，课后让我们写一短篇，叙述母性或宗教在成长中对自己的影响。看来在对别人做调查前先得好好调查调查自己。我于这个题目根本无从下手：从童年所受的教育至今，无非强调母爱之伟大，这抽象的伟大到底如何影响具体的自己，实在是说不太清楚的事情。倒是知道好几件别人的母亲如何伟大的事情，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之类的，但是明说要写自己的经历，这些个中华文化的瑰宝，统统派不上用场。至于宗教，那不都是些封建迷信的玩意儿么……这么想着想着就都跑了题，所以这第一堂课的作业，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只好放弃选这门课了。

第二感兴趣的是哲学课，这得益于我刚上高中时《苏菲的世界》这本哲学入门读物的风靡。当时中毒很深，给高中一个追求的女生写了厚厚一本的西方哲学简史，期待和她一起经历一段“柏拉图”式的爱情—当然，这并非是出于浪漫，而是因为我那时对于身体恋爱的好处知道得甚少，所以才贸然提出这个想法。可惜人家并不领情，拒绝我的同时把这本手书的大册子原样退回，并且声明她从里面只看了我的字。虽然哲学情书追女友没有成功，但是我钻研哲学的热情没有因此消退，因此去上了西方哲学入门的课。

这门课是上下半学期接续的，上半学期古典哲学，下半学期是近世哲学，因此第一堂课讲笛卡尔的《方法论》，这本被认为是近世哲学的开山著作。书里面说作者躺在一个巨大的砖砌火炉上冥思的时候，想到要清除哲学史上所有的瓦砾，重建一个新的体系。对于一个大一新生而言，一个新的facebook女性好友都有无限魅力，更何况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所以听到这里我激动万分，但是这个新系统初读来却让人觉得平淡无奇：所谓的新方法，无非是把一个问题分成不同的组成部分，然后分别处理各个部分，最后再把各个部分组成起来，确保正确无误。我小学六年级上同学家里修电脑，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我思故我在”的结果，就是变成机械装配工人吗？我带着这重重疑问下了课，后来终于没有选这门课。

后来重读笛卡尔，我才意识到他思想的划时代性所在：他的方法论为近代科学思想方法打下了基础，后来又在二十世纪被逐渐滥用，成为种种困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现象的成因之一。将一个问题拆分后加以解决，这种方法是analysis—这个英文词源于希腊语，原意就是拆分。笛卡尔之前的自然哲学家已经或多或少地在研究中使用这种方法：布鲁塞尔的医生维萨里通过解剖处决囚犯的尸体，第一次弄清了人体的骨骼构造，并且宣称人体是由一系列器官组成的三维结构。生病则是因为这些器官之一不能正常工作—这种说法与生病是上帝的惩罚这一看法虽不必然矛盾，但是或多或少去除了病痛这一现象的神秘色彩。被苹果击中的牛顿回到剑桥后开始思考一系列的宇宙问题，并且开始运用后世称为是“微积分”的方法切分星星的运动轨迹，并第一次将这个轨迹和苹果掉到地上这一现象建立了联系。真正成功的哲学往往让人觉得平淡无奇，那是因为这种哲学思想已经深深嵌入了我们的文化。只有那些失败的思想才需要努力叫嚣，号称要改变我们和头脑。伟大的哲学思想就像一种古老的地层，虽然被重重覆盖，但是依然在不断地塑造今日的地势和风景。

可是在当下的时代，“分析”这个方法越来越有遭到滥用的趋向。首先是认为无论任何研究对象皆需经过分析才能得出确凿的结论：一首短诗，一篇小说，一幅绘画统统可以被大卸八块，然后给每块注上标签，再粘贴起来，就成为了其价值的判断依据。人的价值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加以判断，从标准化的考试制度到征婚广告的书写格式莫不如此。冲动，本能，感情，在量化了的数字和统计表格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其次是对于部分的关注超过了整体的认知，只言片语里的小聪明往往比客观谨慎的全面分析受到更多的欢迎。一个大学所有学术性的著作的销售总量，还不如一个学生关于侃历史的微博语录编成的小册子。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由于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大量的信息以廉价的、快餐食品式的方式被呈现，如今twitter的成功似乎说明，信息不仅被快餐食品化了，还被进一步薯条化了。基础教育阶段文科课程的空洞枯燥和大学课堂里文科教师的贫乏也应对此现象负有责任。

经历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我在当时想选文科的原因，也并非是出于对于文学艺术的向往，而是完全功利的：因为觉得学文科的课对于提高英语有好处，而且文科课上女生总是会多一些。现在社会学和哲学都不能选，我只好在英语文学和历史之间犹豫。试着上了一下文学的课，觉得自己程度实在不够，于是决定选历史课。不曾料想当初的这一多少是出于无奈的选择竟然是如此重要，我因此喜欢上了历史，并决定把它选为我本科的专业，最终我把它认为是我终身的志趣，并且希望能做一点学问出来。

那一篇论文

一年前的冬天，我在波士顿参加了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参与组织会议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哈佛在读博士得知我在美国读了本科，大感兴趣，便追问我中国的本科和美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当然，这追问像国人大多数的问题那样，都已经带有他们自己的回答—并且答案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我所列举的种种理由都不能让他信服：中国的大学也是可以选课的；中国的大学也有很好的为学生设置的职业发展中心；中国的大学也有优良的实验设备和回国任教的老师；中国的大学也有丰富的学生文化活动。总而言之，除了领导人的子女以外，看上去美国大学有的，中国的大学都有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就是这种种双方都有的技术设置之一：虽然在美国的大部分学校，本科生都是无需论文即可毕业的，但是有些名校把论文作为可选的大四课程的一部分，有些提出了强制的要求。本科毕业生做论文的意义在不断被探讨和辩论，并且这些辩论的结果影响着学校各个院系对于论文的不同要求。目前，最为主流的方法是全系的学生被分为几组，分别由几位老师带一组学生，论文课是一门大四的必修课程，学生每次上课提交作业，这些作业逐渐地把选题、查找原始资料、参考二手资料、资料汇总、写作大纲和最后的成文串联起来，最后的论文则是这项课程的得分标准之一—换言之，论文的写作像英文中具有双重含义的study一样，是学习也是研究。

我在开始写作自己的本科论文时带有极大的雄心壮志—这一方面出于留学生的贫乏，除了课堂和讲堂之外，能让别人侧耳倾听自己的机会对留学生而言并不太多，因此，一定要在这有限的机会里做到最好；另一方面仅仅是因为好奇心，那些伟大的作品，对我而言，那些雅克思巴赞，E. P. 汤普森，黄仁宇，孔飞力，柯文的书到底是怎么被写作出来的？我能否如此？课堂上的表现欲和图书馆里的心潮澎湃，还有食堂和宿舍里不断冒出来的白日梦，让我对于这项工作激动不已。

很快，我就开始意识到历史研究是项艰难的工作—一篇专题历史论文常常要覆盖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光阴，几个到几十个人物，还有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各类报道，记叙，回忆，以及别人的专题研究作品。在重重的资料背后，要发出一针见血的判断，常常需要对于阅读资料时产生的那些一闪即逝的念头加以澄清、求证和确定。在写作的时候，仅仅列举具有新意的判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也是不够的，一方面，写作者需要关注自己文字的整体风格，因为叙事和辩论都不是做PPT，都需要通过文字风格的统一达到一气呵成的力量；另一方面，历史感的塑造有赖于作者将读者拉入那个时代的种种风情之中，不懂得十七世纪欧洲宫廷生活中重重的仪式和繁琐的礼仪，我们又怎么有资格欣赏评判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呢？不区分李鸿章案牍里对于不同人物称呼的精心选择，语气的刻意修为，我们又如何去窥探洋务运动的起源和发生过程呢？

这一切在图书馆里、食堂中和网络论坛上都是无法完成的。在大型的课堂里面（Lecture），学生也往往只能得到关于一个时代大概风貌的认识和关于重大事件的叙述—换言之，大型课堂有点像“多媒体”式的读书，供那些无法呆坐在图书馆里面想入非非的历史学生消遣。小型课堂（Seminar）要好得多，这倒并非因为在小课上学生真能多多少和教授们直接交流的机会—我们唯一的美国史黑人教授从不提问也不允许任何人发言，即使课堂上只有一个学生—而是因为小型课堂缩短了学生和教授之间的距离：有时我们围桌而坐，教授在课堂里自由走动，在四壁的黑板上都写下课堂里闪现的只言片语；有时我们坐到外面的草地上，教授要与恼人的割草机和努力要晒黑的比基尼女郎们竞争。空间上距离的缩短带来心理距离的缩短，因为教授的表达方式必须轻松易懂，而且他们可以随时观察我们的反应，我们也有机会直接反驳，而不是贴着邻桌的耳朵开老师的笑话或者用gtalk聊天。

那次论文写作中上的所有小课，我的蠢话极多，却无形中拉近了师生的距离。一次集体去旁听中国历史课，任课的史乐民教授让所有新来的自我介绍，并且要说说自己和中国历史的关系，大家在介绍中都努力表现自己从娘胎里开始知道的关于中国的内容，最后一个是我。我带着嘲讽的语气说我从来没学过中国历史，但是知道中文的你好该怎么说。对了，我还去过中国几次，我补充。大家一脸不解和尴尬，史教授却举重若轻地说：“这太不诚恳了(disingenuous)，不符合中国人关于君子的要求。”于是留下一个尴尬的我。一堂课我都想要找他的茬，从黄河的源头在哪到宋朝的裁军政策，可是他总能变戏法似的及时找出地图或是原文，然后得意地说：“啊，看来是我对了。”这让我恨得牙痒痒。有些我无法当堂确证的地方，或是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就被我记在了笔记本里，准备课下写信、或是下次上课反驳他。求学多年，记了那么多笔记，只有那本是下课后还打开过的。

一次一次的吵架让我和史教授越来越熟识：他向我展示他从国内淘来的线装《皇朝经世文编》，使我对于晚清知识分子对外部变化的看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并且为其中一位叫盛康的编者写了一篇小传—他的儿子盛宣怀后来成为晚清第一实业家；他向我炫耀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使我读到了谢和耐[2]，了解了中国历史叙述的丰富和鲜活；我们有时也把全宋文的大书铺在他办公室的地面上，给不知名作者的漂亮小诗做笺注，享受文学上的小聪明带来的快乐。

虽然案头的书越来越厚，心中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写下的文字却越来越少，我也感到越来越痛苦。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感到那样的痛苦—智识这种东西，有点像生养小孩的反面，灵光一现的出生时刻是无限轻松愉快的，可是接下来成长的岁月里带来的总是苦痛居多。我们老祖宗的教导说“诗可以怨”；在西方的文化史里，悲剧也总是比喜剧来的伟大—即便像卓别林这样的喜剧大师，也要着力营造“笑中带泪”的效果。我想找一个人谈谈，于是我约了自己大学历史课入门的老师，格斯丁教授。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格斯丁教授都像是住在黑暗城堡里的老巫婆—她满头白发，有长长的鹰钩鼻子、向前伸出的下巴和犹太人的犀利目光，还习惯伸出食指指指点点地做手势。她离婚独居，常常清晨四五点钟开车来办公室—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有时会彻夜狂欢。她是研究苏俄时期知识分子的专家，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当年七姐妹之首，后并入原为男校的哈佛大学本科部），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事冷战中的苏联研究，70年代是美国驻苏使馆的成员，常常给当时苏联的知识分子带美国波旁酒和香烟，也和他们交换日记—在无法在象牙塔里优哉游哉地记录历史的年代，苏联的知识分子依然在顽强地记录着自己。不过这些关乎自己的记录当时的唯一价值就是和风姿绰约的格斯丁小姐套近乎。她曾经被在苏联采风的欧洲电影导演邀约出演电影，不过考虑再三后她拒绝了—她觉得自己的经历比很多电影更有趣。在给我们上二十世纪欧洲史时，讲到她七八十年代在东欧和苏联亲历历史的转型，她总喜欢重复一句话：I was very young —我那时太年轻了。

那天我走进格斯丁教授的办公室，带着内心的痛苦，努力保持礼貌的仪态。我向她叙述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目标、标准和方法，当然还有失落和痛苦。她静静听着，保持沉默，等我说完，她身体前倾，伸出食指，非常认真地说道：

“曌，我觉得你犯了一个哲学错误，一个categorical mistake。”

不等我答话，她向后躺到椅子里，一连珠地说：

“你知道categorical这个词吗？这是个哲学词汇。这叫错认。这是康德的词汇。你认错了—你只是在写一篇essay, 这个词原来是个法语词，表示尝试—曌，你在做一种尝试，研究，毕业论文，这是一种尝试。所以大胆去尝试吧。”

我真想拥抱一下这个老巫婆。她确实具有魔力—不仅让那时的我一下为之释怀，在几年之后我向剑桥大学的一位前辈朋友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仍然泪流满面，心存感激：因为我知道，不能太把自个儿当回事儿了。同时，当我听到哈佛的博士生向我讲述中国教育与美国的种种相似，当我听到对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种种赞扬，当我听到主流媒体对于我们当下的美好和未来无限的憧憬时，我都会身体前倾，伸出食指，严肃认真地告诉他们：“我觉得你们犯了一个哲学错误，一个categorical mistake。”

[1] 李景汉（1895—1986），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北京通县人。其在定县所作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等。

[2]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 ），法国汉学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法兰西学会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史，强调文献的对照和分析，将社会组织、政治体系、思想、行为、传统，尤其是作为这一整体的主要要素的宗教形式，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体进行考虑因素，反对从先验的观点出发。著有《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蒙元入侵前夜中国的日常生活》等。

撰稿者

刘易斯·拉伯姆（Lewis H. Lapham，1935— ），美国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曾长期担任《哈泼斯杂志》主编，2007年创办《拉帕姆季刊》。

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记者，白俄罗斯博客写手，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最近的作品是《定势效应：互联网自由和公共事件的阴暗面》。

谢丁，《时尚先生》主笔，专注于非虚构报道工作。最新出版有《困死局外》。

张克纯，1980年生于四川。现居成都。自幼学习美术，曾从事设计工作，现为自由摄影师。2008年在《华夏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获得自然类摄影一等奖，作品《地震中的狗》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国际评选中夺得自然类国际大奖。

张泉，1982年生于青岛，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任《生活》杂志副主编。最新出版有《城殇》。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1955— ），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伯林教授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定期为《卫报》、《泰晤士报》、《独立报》、《纽约书评》杂志撰稿。出版有多本政治学著作，被称为“共产主义体制和后共产转型的研究专家”。

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印度Hindu报业集团驻北京记者。她先后就读于新德里的圣史蒂芬学院、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历史和传媒社会学。2008年，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五年经历，出版了《烟与镜：亲历中国》（Smoke and Mirrors, An Experience of China）一书。

沈诞琦，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硕士在读。曾在美国联邦储蓄所波士顿分行担任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研究工作。近年来做了一系列普林斯顿校友的访谈。

索马里，从事媒体行业，致力于写作、翻译及学术工作。现居北京。

胡晴昉，作家，延续着西方作家如波德莱尔、本雅明，以及卡尔维诺的系列城市观察。现居台湾。

梁鸿，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曾出版《中国在梁庄》。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陈河，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获得者，旅居加拿大。出国前当兵，办企业，做过温州作协领导；远走阿尔巴尼亚后，做小贩，卖药品，开饭馆，还遭遇过绑架。现从事写作。

方曌，安徽合肥人，高中毕业后赴美求学，本科毕业后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现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J.D.）学位。参与编辑出版《东方历史评论》。

目录

新探索

话题

逃离

归来

偷去的隐私

访谈

我的童年与历史写作

艺术

从“新地景”到“文人景”

报道

永不消逝的美国电波

小城拳击手

我是苏芒

随笔

写作五则

隐秘的奥登

多么美好的长期租约

谈谈情， 说说吃

饮酒断想

哈佛来信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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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探索

罗宾逊夫人展露着她的长腿，本杰明面带迷惘。在杜兰酒店的每个房间里，都悬挂着《毕业生》的海报。那是60年代的情绪，年轻人颠覆了父母一代，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置身此刻的伯克利，就像身处历史遗迹中。街头仍遇到五彩斑斓的老嬉皮士，他们让我想起《阿甘正传》里的Jane。纪念言论自由运动的咖啡馆的墙上悬挂着黑白照片，他们要让资本主义这台机器停下来。

像很多人一样，我对60年代的美国充满幻想。他们的理想精神、浪漫主义，还有大麻与性解放……伯克利是这新精神的大本营。但真的如此吗？

美国人没有历史感，亨利·米勒的文字实验是可笑的，性、空洞的集会、口号变成了年轻人自我实现的唯一方法，他们把快感当作了自由。与其说他们是反叛者，不如说是被宠坏的孩子……

这是切斯拉·米沃什对那个年代的观察。这个诗人先是叛逃了社会主义波兰，在流亡巴黎时，写出了《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堪称对极权社会分析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到了60年代，他来到伯克利，教授波兰诗歌翻译。

他带着沉重的、悲剧性、仅仅属于中欧的历史意识来到这个热情高涨的新大陆，以一个流亡者的眼光看待一切。一切都显得过分轻浮。关于加州被人们盛赞的一切，他都有着另一种看法。他甚至不喜欢这里的自然，那种野性是一种无法驾驭的危险，也是人对自身责任的逃避，置身于旷野之中，你找不到一个支点来思考自身的命运。

轻浮，是了解60年代伯克利的另一个角度，是浪漫背后的真实情绪。美国青年人喜欢把他们的反越战行动与布拉格人反苏联入侵相比较，他们都在反抗帝国主义。但这里没有可比性。前者是安全的反抗，后者要付出死亡、入狱的代价。

米沃什的怀疑眼光与他的个人经验相关—对一个流亡者、边缘人来说，倘若没有直接针对的对象，他又是多么容易陷入漂移；但更与他继承的那一整套中欧价值有关系—他们珍视(或许过分地珍视)历史、传统、自省、个人意识、沉思的价值，对所谓的历史潮流有着本能的怀疑—他们一次次被历史潮流所牺牲。他对自己的经验有着充分的自信，这给予了他一个坚实的基础与标准，使他的怀疑充满力量。

而这，正是《单读》想追寻的。在断续出版五册之后，《单向街》更名为《单读》，它将以更频繁也更稳定的节奏出版。我们昔日曾追求的“记录、探索、批评”，寻找新的语言来描述、理解中国社会的初衷没有改变，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建立起某种标准。

在以往的几期中，我们过分沉湎于捕捉时代精神、批评体制与社会，因为描述与批评的对象过分显著，在最初的语言快感过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失语。重复性视角与态度令人厌倦，更重要的是，你发现因为缺乏自身的角度与内在价值，你无法进入所描述与批评的事物的内核。只有这内在秩序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对抗外在价值，才能够展开真正的怀疑与判断。

但这内在的秩序是什么？我们尚无法言明，不过，我们热切地邀请作者与读者开始这新的探索。

话题

逃离

撰文　覃里雯

在天堂里死掉，这才是历史的终结，而不是在秩序井然、讲究共识、空气清洁的欧洲。这么一想，我逃得还不够远。

定居者

一年前，我和于威先后搬到了柏林。我学德语，她带娃。她这个浑身本事的前媒体高管，被清洗浴缸和擦玻璃这样的破事愁了半年，每天在微信上给自己励志，但好像见效甚微。不到一年，她就抛下位于柏林时髦社区的豪宅、欧洲的蓝天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奔回了烟熏雾绕的北京。到4月花开，单向空间已经从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疯长成了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一家卖书的清新厨艺学校，一个Steampunk风格总部和一个顽皮社交媒体组成的活力中心。我们在过去十多年工作里结识的朋友们，也都从不同的机构里返回单向空间，就像河溪入海一样顺理成章。他们每天谈论八卦、历史、文学和文化，喝酒吃火锅，在巨大的垃圾场上顽强而快乐地种植西西弗斯的花朵。

我们不喜欢陌生人/他们在雨天推门而入/他们的脸笼罩雾气/潮湿的手指微微闪烁/暗示我们忘却的来路

我在柏林的办公室里用微信偶尔得知这些碎片。办公室在一个20世纪初简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里，高窗面对天井，窗下总有人在抽烟。当我想念北京的时候，就打开窗户。对面下方有一家厨艺学校，成年学员们绕着钢铁灶台勤奋学习，再到楼下临街的餐馆里立即付诸实施，中途休息时间就在我窗下跟拖拉机引擎一样地抽烟。这个餐馆价格只有通常市价的一半，因为食客其实是厨师们的实验小白鼠：半生的寿司，寡淡的三文鱼面，偶尔也有美味的猪排和鱼排。收银员一抬手臂袖口露出文身，殷勤为女士穿上大衣的侍者笑出一口烂牙，厨子们有的胳膊粗大，睥睨四方，有的穿着放荡。但他们都很敬业，没有人不珍惜这个离开监狱之后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我时常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去给这个餐馆捧场，因为觉得自己很像他们的同道，像叛逃者在异地努力获得新生。夏天临近，我会在回家的路上偶尔流连，借着晚上9点才灭的天光想想更重要但无用的事情。虽然我有意放慢速度，可柏林的陌生感仍像冰川一样迅速融化，即将把我再度裸露在熟悉造就的厌倦感中。过度的熟悉带来可怕的麻木，和我持续与之战斗的抑郁。作为一个曾经的全球搬家户，我感到地球的面积很快就要不够用了。在前半生以搬家未能解决的一切，只能在后半生以牢牢扎根来试图解决。

我们已在水草丰足的地方/驻扎了身体和灵魂/陌生人却带来棋子/教我们学会犹疑，拼杀/和不甘的死亡

对习惯于逃跑的人来说，柏林是个扎根的好地方，除了纳粹时期，它习惯于接纳情愿或不情愿的游荡者。黑格尔躲避霍乱时还曾在我住的区域暂居过，最终病死在柏林。纳博科夫在柏林的15年里，一直躲在柏林俄罗斯人的世界中，结果构造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柏林。瓦尔特·本雅明坎坷的一生里，柏林总是他的返回之地，直到纳粹上台断绝了这个念想。如今欧洲和平，柏林就成了欧洲最便宜的创意中心，吸引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大导演来制作电影，也适合许多只说不做的文艺青年在这里浪费时光。某位著名的大肚子中国艺术家在被“禁足”之前，在这里还有一个工作室。

20世纪上半叶，这里还是中国革命种子的落脚地之一。周恩来和朱德都在康德大街上住过，朱德后来还被驱逐出境。康德大街曾有许多中国商店和中餐馆，以及一家中国学生活动中心，如今都被高档酒店和办公楼替代。柏林还短暂容纳了许多现代中国学界的耀眼星斗：蔡元培，陈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维，傅斯年和北大的同学罗家伦、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当然还有不安分的徐志摩。年轻气盛的周恩来和对政治毫不关心的陈寅恪曾在柏林的中餐馆偶遇，陈稀里糊涂被卷入一场政见争辩引发的拳战，他和周撒腿跑到餐馆老板娘的房间里躲起来，才未被打得鼻青脸肿。从这些碎片里折射的柏林，无害疯狂，活泼有趣。

你不可逆转的时间/陌生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如同每日消逝的梦境/而我们，定居者/从不搅扰死者，和其他生者的安宁/光荣属于我们捏造的传说/谁比谁活得更长

经过柏林宁静整洁的墓地，就会设想：扛着整个20世纪中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和那些扛着整个20世纪德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坐在一起是会聊个不停，还是无话可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之前，我在柏林采访了许多亲历当年盛会的人物，当时我和许多对80年代有亲切感的中国青年一样，已经明了东欧和中国命运的差异。我们知道东欧的变革不会在中国重演，也认定了各个国家必须孤独地承担各自不同的命运。

但如今回头想起那些一路对谈，反倒感到孤立宿命论是另一种肤浅狭隘。被采访者中的一位，当年曾主持前东德售卖国有资产的国有信托机构Treuhand，短短时间内把大批东德国有资产售罄。在我的采访中，像所有忠实遵循资本运作逻辑的资本运作者一样，他给了很多理由，强调当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当时再敏感一些，就会看到东欧和中国命运相似之处：自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二者都不同程度地屈服于资本的无上逻辑，全球化的压倒性逻辑。而这个逻辑在中国被推到极致，吞噬着其他的逻辑，像一头老虎吞噬着自己。它既无法填补摧毁性的革命造就的精神空无，也无法平衡无节制的权力，滚滚偕行的是雾霾、污水和空洞的追逐。至于资本何以对自己的缺陷视而不见，我倒一直没弄明白。

已经离去，或正在到来/陌生人无休无止，敲响城门/逼迫我们送上鲜花，雕塑和庙宇

单向空间的朋友们，正是在这头老虎的逻辑里，做着它难以吞噬的事情。在北京，他们不能算是势利眼们定义的“主流”精英，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以他们定义的北京，可以称之为北京的魏玛。1775年，当年轻而浪荡的歌德受邀来到小城魏玛，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城市青年，迟早要离开这里去征服世界。可当他来到“大城市”柏林的时候，却没有产生想象中的归属感，普鲁士贵族的势利眼挫伤了他的自尊。他余生留在魏玛，凭一己之力把它变成了一座四面大师来会的文化圣城。来自边缘的创造才能造就此世的奇迹，这是老虎唯一难以吞噬的事情。

塞壬

书写的纯粹乐趣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告别，朋友们都开始思考哈维尔所说的“第二口气”—继青年的激情消散后，写作所需凭借的新动力。他们当中的一些，或多或少都找到了第二口气，我却没有。那些未能完成的书搅扰着我，像弗兰肯斯坦的残肢和一只眼球，紧紧追在身后，我却缺乏把它们组装起来的力气。一直记得诗人朋友邹波诚挚的告诫：写作要真诚，要解决“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的问题，任何一首诗都是如此。可是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所需要的勇气和力气，从哪里来呢？

船长　你的水手已经/挣脱桅杆上的绳索/这些你毫不知情——/ 只想着大陆之后还有大陆/选择无限汪洋磨炼凡人的意志/自以为与命运交情颇深/自以为是甲板的王国上最强壮的人

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已经变得像欧洲一样。问题不在于内在的分裂，而在于无法为分裂的碎片提供一条坚硬的链子。欧洲虽然世故，但并不愤世嫉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历史和未来的独特理解，都坚信自身的智慧，都耽于自身而不愿改变。我的大脑就像布鲁塞尔，礼貌地让每一个内心的成员国发言，给他们同样的权重，不愿承认一个目的高于另一个。布鲁塞尔一定会瘫痪，以平等的名义。和布鲁塞尔不同的是，我没有这里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梦想，虽然没人喜欢那里的空气，但“至少在中国做得成事情”。

是啊，要不是在中国，我当年才不会变成一个满心焦虑向首都和世界奔跑的青年。我很可能会坐在柏林的草地上晒每一通晒得到的太阳，假装关心天下大事，支持所有抽象的正义，与邻居友好相处，最大的激情就是旅行和与朋友谈论新手机品牌和音乐剧目。

有时厌恶满月的明光/抱怨它遮蔽导航的北斗/在船舱里又偷偷揉拭昏花的老眼/以为那是海妖的盐粒/向漂浮而过的万国挥舞旗帜/传达故国过时的讯息/不知自己已成宫廷中的笑柄

“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托尼·朱特说。中国也知道许多事情，只不过这些知识未必都起了该起的作用。黄仁宇的发现依然是真的：官僚体系过早成熟的农业国家，因为耽于千百年来相对成功的专制管理，而压抑了许多创新的繁荣。先进的发明因为不适用于官僚机构的需求而被搁置和忽略，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再被打压，无法形成有机的自主性，无法集体提出诉求。虽然现代化的进程在某些方面获得成功，但只有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宣告胜利，国家的各组成部分—包括官僚机构里的个体在内—却没有形成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和自下而上的协商渠道。中国知道的所有事情，最后都被总结为一句“皇上是最正确的”以及“就算皇上偶尔不正确，总的来说他也比任何其他人要正确”。在中国无可奈何的语境里，没有比这更让人安慰的总结了。

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有无数像我这样的单行者。他们身后是正确而坚不可摧的总结，面前却是人类对历史想象的尽头。

谁还会像我一样/用歌声与你谈判/在船舷边反复躲避你桨橹的击打/轻轻剥去龙骨上的凿船贝和海葵/引舵手避开赤道无风带/在港口外 夜复一夜/揣测你是否还会重新启航

中国的总结其实自有其生动之处，我偶尔也会被迷住。几年前，我在厦门的海边看过一场乡戏《海瑞出行》。那可真是令人惊叹，对着妈祖庙的戏台上，几百年前的剧本一字不差地上演。乡中恶霸要霸占有夫之妇瑞虾，杀其夫，夺其人。瑞虾怀有身孕，誓死不从。儿子生出来后被恶霸抢去，瑞虾扮作奶妈伺候长大。儿子娶妻之日，发现每当要亲近妻子，都电闪雷鸣，心如油煎(乱伦遭天谴)。瑞虾要告知儿子真情，但被恶霸之妻发现，造命案陷害之。命案审度时适逢海瑞出巡，瑞虾饱受一番刑讯折磨后，遇到当年抱着瑞虾女儿出逃的婆婆。婆婆将冤情告知微服出访的海瑞。真相大白，正义伸张。

那戏台上方言铿锵笃笃，十分带劲，掺着高音喇叭噼噼啪啪杂音不断。公子的成年角色刚出台，话筒却不响，只好做假动作不断敲话筒试音，白唱了一节。海瑞搀扶下跪老妇时，胡子从耳朵上掉了下来，慌忙挂回去。为向老妇证明身份，从怀里掏出皇上赐的玉玺，却竟然是个红色的政府公章……到结婚的场景时，庙里的人就要上台送个猪头，喇叭里要放一整套祝贺词，为在场所有不同年龄的人祝福。到故事高潮时，庙里的管理人员就在一旁放大型冲天炮和大卷鞭炮，炮仗蹦到观众背上弹开，而点火的男人弓着背，笑哈哈地蹦跳跑开去。

那场戏乍看来实在是个和谐之极的场景，它显然源于古典官僚体系对民间进行教化的冲动，借助民间的娱乐形式传播。但在娱乐和独立思考贫瘠的民间，这些剧目经过长期的传播，已经被误认为民间自生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一场又一场反复矫正的革命和对革命的矫正，今天对民间文化的质疑已经完全不合法了，在民间文化里隐藏已久的官样文化也因而得到保护。所有清新派重新发现民风的努力，都停留在了发现这个层次上。理解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又回到了构筑下一个压倒一切的官僚体制的起点。

否则你若纵身进入我的世界/像经由闪电穿行/将大陆抛在身后/却将弄臣的耻笑/和大船的坚固藏在心头/给我残缺的礼物/像泡沫堆出心上人的幻象

在欧洲我想到的可堪对比的剧目，是在柏林歌剧院里看的《唐乔万尼(唐璜)》。现代制作的歌剧，让贵族浪子唐璜一出场就领着一串打手般的舞者。在莫扎特原剧里，唐璜算得上单枪匹马反抗当时社会秩序的英雄，但在经过民主和平权运动洗礼的现代欧洲人看来，他并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英雄。作为一个贵族，和一个男性，他的所谓反抗—也就是仗着身份赋予的自由四处拈花惹草—或许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么了不起。被欺骗的农夫，他被唐璜引诱的新婚妻子，被抛弃的贵妇，父亲被唐璜所杀的民女，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仗势欺人的唐璜。但这些受害者的角色，也都受着自己视角的束缚，看不到自己的犹疑和愚钝。

是的，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确懂得更多。

这些无用的歌曲/这些无用的歌曲　语言的牢笼/在沉默坚硬的墙壁之间/肉体消散/每个死者都带走一个世界/你也将随塞壬的世界而去　船长/你何等幸运　毫不知情

一肚子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坏水的朱利安·巴恩斯写过一本辛辣的《十又二分之一世界历史》，从《圣经》所说的人类始祖诺亚开始，把人类整个揶揄了一遍。最狠的章节就是大结局—人进入了天堂，每天精力充沛地醒来，在天使的帮助下，干任何想干的事。地狱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必要的宣传”，连希特勒都活在天堂的游客区里。但是在干了所有吃喝玩乐冒险之类的事情后，人依然感到不对劲，他向天使提出了上帝的问题。对话大意如下：

“您需要上帝存在吗？”天使问他。

“这难道取决于我吗？”人问。

“是的，因为如今天堂都民主化了。我们不做预先设定，完全由人的意愿自主决定。”天使答。

人感到自己遇到了最大的麻烦，他发现自己能做的决定到此为止了。他显然不想要求见到上帝，因为这意味着上帝可能是他的要求造就的幻想。他退而求其次，想变成一个对永恒不感到厌倦的人，但天使说，这样的转换通常以失败告终，变成他人的人最后都要求变回自己，然后，他们会要求死掉。

在天堂里死掉，这才是历史的终结，而不是在秩序井然、讲究共识、空气清洁的欧洲。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逃得还不够远。

归来

撰文　许知远

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一

哈罗德·斯特恩斯归来了。在巴黎游荡了12年后，他回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切—声誉、才华、女人、公寓……

这是充满反讽的一刻。正是他鼓舞美国的青年逃离自己的国家，前往巴黎寻找传统、自由与创造力。

不过31岁时，他就主编出文集《美国的文明》，和同代的作家与学者在其中诅咒自己的国家，认定它无根、褊狭、市侩，倘若你想保持自由灵魂、体会文化的丰富性，唯有逃往古老的欧洲。

很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群美国青年成了1920年代巴黎文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富盛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他们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不到30岁，他们中最有才华、最幸运的就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因为远离，他们重新发现了美国，而借助欧洲的现代主义视角，他们描绘自己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感受力，其中以生机勃勃的幻灭感、一种自怜的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文明的代表。

年轻时，我迷恋这个故事。倘若“迷惘的一代”对美国社会迅速、戏剧性的转变感到无根之痛，在巨大的商业与技术变革前陷入边缘，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的我同样如此。我反复阅读迈克·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它是迷惘一代的自我寻找之旅，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流放异乡的浪漫与归来时的荣耀。

哈罗德·斯特恩斯代表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流放不意味着探索与荣耀，而是对雄心与创造力的摧毁。他成了自己引领的潮流的牺牲品。在巴黎时，他常没落地躺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睡觉，海明威讥笑说“躺在那里的是‘美国文明’”。回到纽约后，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编辑了一本文集，却再也没能找回他失去的影响力。社会情绪早已转变，美国对欧洲的焦虑迅速减弱，大萧条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入了更极端的情绪，让他们憧憬的是苏联的试验、是无产阶级文学，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式独白。

在格林威治酒店，我点了一杯old fashion，再度翻阅《流放者归来》。这酒店名与昔日的格林威治精神毫无关系。在20世纪初，这片凌乱区域曾是反叛艺术家们的聚集地。那是一个J. P. 摩根与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唯有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才能对抗这强大的外在秩序。他们彼此谩骂与安慰，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倘若这仍让人窒息，他们就逃离。迈克·考利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这里与巴黎之间往返。

而如今，这同名酒店早已是曼哈顿昂贵时髦的象征之一。在昏暗的灯光下，Art Deco的设计过分精致，一楼的酒吧只供住店人使用，穿梭的客人们都有一种刻意的随意。杯中的黑麦威士忌过分爽口，毫不苦涩。我的意外不无矫情，你怎能期待在此刻喝出那股波西米亚的味道。自消费主义诞生以来，昨日的异端总是轻易化作今日的流行。

还是说，我的这感慨本就过分矫情。反叛从不是这么浪漫，贫穷艺术家并不总占据道德与审美上的制高点，总是逆潮流。

一个世纪前，格林威治的艺术家们不仅被粗鄙的物质时代压抑，也受惠于一个蓬勃的商业文明。这个商业时代催生出人们的消费热情，现代大众媒体与娱乐就此诞生。印刷业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写作者—不管是小说家、杂志编辑、广告文案、还是编剧—都成为一种新时尚。而当他们逃往欧洲时，不仅发现美国没有他们想象那样糟糕，更发现美国蓬勃的经济、坚挺的汇率，能让他们以更放纵的方式享受这个老欧洲。而当他们中的杰出者获得世界性承认时，你很难说它与美国日渐重要的国际地位无关。世界开始关心美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当诺贝尔委员会在1930年把文学奖授予辛克莱·刘易斯时这样声称：“他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语言—美国语言—写作。他要求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民族尚未臻于完美，也没有被融化掉，它仍然处于青春期的骚动岁月中。伟大崭新的美国文学以民族自我批评开始。”

这评语也像是对爱默生一个世纪前的感叹的回应。这位美国精神之父一心期待美国文化能摆脱对英国的附庸，能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独特品味。几代人之后，它在“迷惘的一代”身上实现了。在这漫长的征程中，很多努力者被默默遗忘。很有可能，他们并非不够杰出，而仅仅是运气不佳。比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更年长一代的作家们，成长于1890年代，从未迎来他们的绽放时刻，却因时代的转型窒息而早夭。在迷惘的一代人中，斯特恩斯的遭遇或许更具普遍性。如今想来，《流放者归来》记录的荣耀而不是挫败，才是击中我的原因，没有日后的荣耀，这挫败会显得过分窒息。但历史中的基调却是挫败。

挫败却激起另一种回想。在“迷惘的一代”中取得非凡成功的是小说家们，世界开始兴奋于美国人怎么感受，却还没准备严肃对待他们的思想。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涌来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多被这个国家的浅薄所震惊。直到1960年代，这种状况才因“纽约知识分子”的崛起而改变—美国人也能为时代提供崭新的分析。哈罗德·斯特恩斯正是被遗忘的先驱者。

二

对于纽约，我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个城市自然迷人，自从1930年代以来，它就逐步取代了巴黎，成为新的文化之都，是潮流与趣味的制定者。它成了别的国家与文化的流放者们的梦幻之地—你逃避家乡的逼仄，赢得新的荣光。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放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或是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80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驱使他们获得成功的除个人的创造力外，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的灾难，然后是戏剧性的崛起，把他们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合作。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艺术与世界性的财富从来就结为一体，1920年代如此，201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正代表财富的新潮流。

但他们仅仅是被选择的一小部分。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是另一种命运，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他们与这群中央的艺术家是同代人，他们的人生在1980年代末被戏剧性地逆转。但他们从事的事业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和空洞口号中，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流放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在纽约，除去这莫名的忧虑，我也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Arturo Arias曾这样写道。他目睹了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就必须自我流放。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审查和监禁可能会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放做好了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只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但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放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放与挫败，太过功利性了。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与恐惧本身的价值。

偷去的隐私

撰文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翻译　彭颖

置身其中，怀着一点自我疗救的私心，把这时代的征候记录下来，大概也挺有意思。但如今记录者似乎比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真是可惜。

《圆圈》(The Circle)是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第十本小说；“圆圈”一词本身也相当吸引眼球。

艾格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备受赞誉的《惊人天才的伤心作》。这是一部半虚构传记，讲述了艾格斯在父母死后是如何艰难地抚养年幼弟弟的。当时，他已经积极投身连载漫画的创作，开始创办小型杂志，并在处于萌芽期的网络杂志上写专栏。接着，他开始了全方位的发展，包括创办麦克斯韦尼(McSweeney)杂志和出版社、《狂热分子》(The Believer)月刊、青年教辅慈善机构“826瓦伦西亚”(826 Valencia)，以及“学者结对”(Scholar Match)组织，帮助旧金山湾地区穷困失学的孩子们找到相应的捐赠者。

此外，他还广泛涉猎写作：戏剧剧本、新闻报道，以及书籍。其中两本书是直击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分别是非洲和美国—《什么是什么》和《泽图恩》。另有一本小说名为《国王的全息图》，以一个悲情推销员的视角讲述了美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日渐削弱。艾格斯的才情自然喷涌而出，正如人们对《圆圈》的期待那样，他在书中展现出了众多的创意和设想。

对《圆圈》而言，观点的涌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算是一本有关观点的作品。那么，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关于隐私的社会建构和解构观点，关于日渐盛行的公司对隐私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对西方民主本质所产生的影响。信息的传播是极具力量的，过去那些哗众取宠的小报的经营者都深谙此道。秘而不宣的信息和大方宣布的内容同样具有影响力，而到底谁能当众说谎同时瞒天过海，这完全是由把关者说了算。因此，在网络时代，编码者掌握着通往信息王国的钥匙。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一位先驱，最早探索各类媒体对我们集体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详情参见他的两本书—《古腾堡星系》和《理解媒体》。即便在互动式技术还没得到充分开发的当时，他还是指出来，“地球村”的居住体验或许不会令人愉快，甚至可能给人一种幽闭恐惧般的感受。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预言了公众言论的严酷。而现在经由互联网，它的力量更会被无限放大。

《圆圈》背后的隐忧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最近，线上线下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都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米沙·格伦尼(Misha Glenny)在《超级黑帮》和《黑市》中滔滔不绝地论述网络盗窃和其他网络犯罪问题。《黑色代码》中，罗纳尔德·戴伯特(Ronald Deibert)详细论述了各种有关民主和隐私的网络盗窃行为。2012年，凯瑟琳·洛丝(Katherine Losse)出版了回忆录《孩子王》，逐年记录Facebook的早期发展，并质疑人们对个人信息公开的欲望。

因此，艾格斯举起了一面艺术之镜，投射出“真实”的世界，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真面目，以及身边各种潜在危险。但是，《圆圈》既不是宣传手册，也不是分析报告，而是一本小说。正因为是小说，所以它往往会讲述有关个人的故事。在类型上，小说带有“梅尼普讽刺”的性质；与社会讽刺不同，它更多地将道德缺陷视为理性的堕落，而不是性格上的瑕疵。此外，书中还有大段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通过一轮轮貌似理性的问答，操纵核心人物，让他们表现出合乎逻辑的怪诞行为。

有人会把《圆圈》称为“反面的乌托邦”，但是，在这个假想的美国世界，没有出现奴隶制一般的暴政。事实上，热心的居民在不遗余力地改造着这个世界。灾难并没有接踵而至，星球也没有爆炸，甚至连明显的气候变暖迹象都没有。相反，这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乌托邦，满眼舒适的绿色，一派祥和景象，资源得到回收利用，一切都是有机产物，人们相互表达着喜爱之情；但是，这个蕴藏着虚拟共享和关照的新世界，却也同时孕育了恶魔。

书名《圆圈》取自社交媒体公司“虚拟西海岸”，它融合了很多公司特质，比如谷歌、脸书和推特。书中记述了女主角梅宝莲(Maebelline)在“圆圈”公司的起起落落，主角名字很像睫毛膏品牌“美宝莲”，意寓着面具和表演(《圆圈》中的命名都是有含义的，因为作者对角色都赋予意义，有些人甚至会在网上为自己搜寻新名字)。人们一般把梅宝莲昵称为“梅”，经公司一位老员工宣传，变得众人皆知。她为“梅”开了一个Zing账户，作为推特、短信和其他沟通形式的合成体。“我给你的账户起了个名字。”吉娜说。

“梅之日(Mae Day)。就像战争纪念日一样。不是很酷吗？”

梅对此不敢苟同，她不记得哪个节日是这么命名的。

艾格斯先生真是机智!实际上，没有哪个战争纪念日叫作“Mae Day”，但是，源自法语的“Mayday”却代表了一种绝望的求救信号。“May Day”曾是异教徒的春季庆祝日，19世纪演变为“劳动节”。后来，“May Day”又成为斯大林时期的阅兵日，其间秘密警察尤为活跃；奥威尔的《1984》曾对此大加嘲讽，而这部作品也经常在《圆圈》中有所投射。梅宝莲，网上昵称“梅之日”：一款化妆品，一串求救信号，一个极权主义声明。对此，读者会觉得有必要竖起大拇指。

最初，梅的生活方式也无伤大雅。和很多女孩一样，她必须经历属于自己的一份磨难。她在加州老家的镇上一家燃油气机构做一份无甚光彩、廉价且无前途的工作，因为大学的助学贷款已经快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接着，她毫无生气的生活被大学室友、现任“圆圈”公司高管安妮改变。同样，安妮这个名字也意味深长：安妮们会令人想到一个扛着枪的人物形象，这人枪法不俗，满脸掩饰不住的嚣张气焰、神采奕奕，和男孩无异；她们是《孤女安妮》中的小女孩，勇敢无畏，受到沃巴克斯爸爸的悉心保护，而他本人又极为仗义疏财。而这本书中的安妮，是个好奇心颇重的小女孩，外表阳光，行为古怪，穿着男式法兰绒裤子，在大学里无精打采地晃荡。不过后来，她拿到了斯坦福的MBA学位，应聘进了“圆圈”公司，从此热气球般一发不可收拾，受到万众艳羡。

安妮来自一个象征着金钱和地位的阶级—她的祖先乘“五月花”号而来，与“劳工日”毫无瓜葛—但是，爱翻白眼的安妮从没有真正倚仗过自己的贵族身份。面对身份略显低微的梅，她的优越感丝毫未减；而梅自从来到“圆圈”，就对安妮充满感激，不敢相信自己真能置身此地，在她眼中，这家公司代表了唯一能撼动世界的力量。但是，正如读者预期的那样，这个如今还眼花缭乱的女孩必将目睹一场如《彗星美人》情节般的女生之间的恶斗风波。

小说开头，艾格斯就设置好了场景和选手，正如游戏玩家为比赛铺开游戏板一样。我们发现，“圆圈”公司由三大巨头经营，他们被称为“三大智者”。正如梅尔维尔的“皮廓德号”捕鲸船和斯蒂芬·金的“瞭望酒店”一样，“圆圈”也是一个包含着实体环境、金融系统、戏剧人物和情感纠葛的大综合体，力图展现真实的美国，或至少美国局部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三位智者，和梅尔维尔笔下的三位猎叉手一样，是有象征意义的。

泰勒·亚历山大·戈斯波迪诺夫(Tyler Alexander Gospodinov)，人称“泰”，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青年才俊，是“圆圈帝国”的缔造者。他发明了“真你”(TruYou)系统，无需密码、虚拟身份验证。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想接管这个世界，而是希望事情能变得更简单、更透明。他的名字中意义感最强的是“亚历山大”—当然影射了亚历山大大帝，不过他也有悲情一面，因为没有其他世界等待他去征服了。泰是个神秘莫测的角色，除了荧幕上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头像，大家几乎没法在公司里见到他本人。“圆圈”公司，自称要给予所有人、所有事完全的透明，却依然存在这样一个藏在阴影里的角色，而且没人知道他下一步要计划什么。

第二位智者是埃蒙(“富足的守护者”)·贝利(联想到电影《贝纳姆》)。身为圣母大学毕业生，他是公司里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角色，也是兼有耶稣会信徒温婉形象的表演者。“所有人都喜欢他，”安妮说，“而且我觉得他也确实喜欢所有人。”这句“我觉得”应该会让“梅”踌躇，不过她没有。

第三位智者是汤姆·斯坦顿(Tom Stenton)。文学作品中，汤姆这个角色往往是顽皮、喜欢挑战陈规的，比如大拇指汤姆(Tom Thumb)、小猫汤姆(Tom Kitten)、汤姆·布朗(Tom Brown)和汤姆·琼斯(Tom Jones)；也可能是童谣里的偷猪贼，或《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腰缠万贯的恶棍，或者也可能是顽劣、邪恶的天才，如《鬼马小汤姆》和《哈利·波特》中的汤姆·里德(Tom Riddle)。而“汤姆”再加上一个“斯坦顿”(意寓“石头堆砌的围墙”)，就很可能是个硬角色。所以，正是这位鲨鱼一般的CEO汤姆，沉迷于金钱和权力之争，不断引发公司的战争，不给对手留余地；他的一双眼睛，据书中描述，是“没有表情，无法读懂的”。

三大巨头领导下的，就是公司的内部核心成员，被戏称为“四十人帮”：在《圣经》中，四十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诺亚方舟在洪水中漂流了四十个日日夜夜，摩西在荒野中流浪了四十年，而耶稣在受到恶魔诱惑、用灵魂换取整个世界时，正处于四十天的斋戒期内。“四十”意味着一段历炼和检验的时间，充满了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而整本书中，受到历炼和检验的，不仅仅是梅，也包括了安妮。

这些就是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当然，还有一些无足轻重的过客，甚至“游离”于系统之外的人—那些各怀私心、想尽办法进入“圆圈”的局外人。“大鱼吃小虾”，在公司大佬们眼中，他们不过是吃食而已。没错，如果整个公司是社会的大寓言，有关海洋生物的隐喻则将其推上了高潮。“圆圈”公司有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可见并不是无意义的摆设。

接着，让我们看下公司的内部环境，或者说“园区”；书中花了大量笔墨铺陈这里的迷人景致：时尚生活杂志的读者会对这些修饰辞藻分外垂涎，并由此联想到实际生活中类似“园区”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圆圈”公司的安保墙内，是一片绿植、办公楼、喷泉、艺术品和休闲场所的天堂，员工寝室也极尽奢华，满足那些需要挑灯夜战的员工需求。注意，加班甚至都不是出于“压力”，而是一种“愿望”。餐厅持续供应美味且健康的饮食，公司派对令人眼花缭乱，另有一间样品展示间，陈列着制造商们迫不及待提供的样品，希望“圆圈”公司的潮流领导者们选用并测试。

公司办公楼以各个历史时期命名：黑暗时代、文艺复兴等等。(如《1984》中说，控制过去的人也将控制现在，控制现在的人也控制着过去。)艺术家们(不管是忍饥挨饿的，还是名声显赫的)被召唤来表演余兴节目，正如中世纪的行吟诗人，或者腓特烈大帝殿堂内的伏尔泰；因为这样的公司就相当于现代版的王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公爵府。顺便一提，“圆圈”公司内有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藏品，由贝利悉数收集，此人虽然面上亲民，却是个不容小觑的“鉴赏家”。藏品中很多已经上了年代，比如皮革包边的古书和绿色的阅读灯，都是从失意的所有者手中获得—资本家们失去的，我们收集起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金碗》中，有个叫亚当·维沃的角色，既是富庶的金融家，又是艺术品收藏家。如果你觉得贝利多少有点维沃的影子，确实没错：金钱或许可以买到过去，并且让人为此而沾沾自喜。

这座宫殿式建筑是全玻璃建造的，表面上看，非常符合“圆圈”公司有关“透明度”的宗旨——所有人都必须在各个方面对其他所有人开诚布公，这正是“圆圈”的宗旨。为此，我们要感谢那些聪明的脑袋瓜设计出各种项目和小玩意儿：比如可安插在任意地点的微型摄像头(从此不再有强奸等暴行!)，在儿童骨质中嵌入芯片(从此不再有儿童绑架案发生!)。既然如此，难道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拒绝这些“善举”吗？住在玻璃房子中的人们，不仅不该相互扔石子—他们根本连石子都找不到!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如果你没什么好隐藏的，干吗对此抓狂？

但是，假如当真是玻璃建筑，或者类似的冰体建筑，是很难让人放心的。玻璃办公楼就是一个镜子大厅，走着走着就可能迷路；要么，它是可轻易溶解或打碎的幻象；要么，就好比一间囚室，随便谁都可以不经允许地看到你在做什么。这一点，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五号屠宰场》中所描述的特拉法马铎星球人囚禁比利·皮尔格里姆的玻璃笼一样。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在1924年出版的小说《我们—美丽新世界和1984的先驱》中也描述了一个玻璃建筑，而其中那些极权主义警察可以每时每刻监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不消说，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看到世间一切人和事物，是《圣经》中上帝的特权，或者间谍和检查机构的职责；当然，窥阴癖患者也深爱此道。

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我们似乎能联想起安徒生童话中冰雪女王的宫殿；在她的宫殿中，心都是冰封的，冰冷的女王用魔镜来统治她的王国，而有关“永恒”的谜题又必须依靠爱来解答。我们还可以想到柯勒律治(Coleridge)的长诗《忽必烈汗》中所描述的“堂皇而愉悦的穹顶”，“那用冰谷建造的阳光充足而令人愉悦的穹顶”。诗人幻想用艺术来再现寓言中的这一建筑，但是其他人却看到了其中隐藏的邪恶力量。“在他周围编织起三股圆圈。”他们唱道。这编织的圆圈是为了把人们从他身边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着了邪魔；用现代话来说，就好像他喝了“酷爱”饮料，然后，完全忘乎所以。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圆圈”。读者和主人公梅最早认识“圆圈”，都是通过公司Logo。首先你可以在书皮上见到这个很亲切的符号，接着，通过梅的眼睛看到：“虽然这家公司成立不足六年，但是，它的名字和Logo—一个圆圈环绕一个编织网格，中心一个小c认证标志—几乎已经在全世界无人不知。”在不熟悉的人看来，这个标志简直就像一个窨井盖。我当然希望艾格斯的想法是：这个光碟一般的标志，暗示着月亮，或太阳，或曼陀罗—象征宇宙的、有着宗教意味的闪耀的物件—但是，如果它暗示的是通往冥界的黑暗通道，或许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圆圈标志或许是艾格斯对谷歌“圆圈”玩的小把戏，但是，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圆圈，作为一个远古标志，有着众多象征意味。神圣的圆圈—埃及的太阳，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曾如此描述，“永恒在眼前展开/宛如一轮纯粹、无垠的光束”；假如我们没想到这层，埃蒙·贝利的私人办公室顶上，你也将看到一片光洁如新的玻璃顶，顶上“无数天使排成很多个圆圈”。贝利自己也曾这样谈到圆圈：“圆圈，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图形，什么也无法比拟，也无需任何修饰，因为没什么比它更完美。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完美。”如果你和贝利同样有着天主教背景，可能会警惕，他这么说已经接近异端邪说，因为完美只能存在于上帝一个人身上。他也应该意识到，圆圈也可能是邪恶的：但丁笔下的地狱就是九层圆圈。或许他内心其实知道，只不过忽视了。

随着故事的推进，“圆圈”公司从光鲜亮丽变得越来越黑暗。最初，从梅的视角看来，这个地方简直充满着神奇：

美国其他地方……与此相比，简直像处于发展进程的一团混沌之中。“圆圈”之外的世界，一切都那么嘈杂、煎熬，充满失败、污秽。而这里，一切都那么完美。最优秀的人类创造出最好的系统，而最好的系统可以获得金钱回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这里成为了最好的工作地点。梅想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自然。毕竟，除了乌托邦的居民，谁还能建造出乌托邦呢？

可如果这真的是乌托邦，为什么大部分时候梅都感到焦虑？没错，她负责的“用户体验”工作压力巨大，需要她不断地回答问题，发送“笑脸”和“皱眉”—“圆圈”中相当于“喜欢”、“不喜欢”、“收藏”的图标—给其他网站和账户，处理雪崩一般的信息，并跟踪其他员工的“邀请”，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花费所有的时间“参与”其中。但是，她最主要的恐惧还是担心会被赶出圆圈之外：她竭尽所能生存下来，不时担心自己给他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她时刻在想，我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肯定？因为各类信息、Zing系统、“笑脸”和在线观察者都将对此给出评价。我的成绩是否合格？

“圆圈”中的社交礼仪，就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刻画的那么精细：你回应Zing的速度，或者你说“好的!”这句话的语气，都可能产生巨大差异；假如错过某人举办的主题派对，几乎意味着致命的怠慢。你的每个选择都会被跟踪、评价，每次“审美”都会被无情指摘。19世纪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有句名言：“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我就能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认为，糟糕的品位等同于道德上的冒犯，而年轻的“圆圈”人都对此教条深信不疑：所以，要想被解雇，没什么比穿一条差劲的牛仔裤上班来得更快了。乌托邦，貌似更像是高中，只不过，作业似乎更多。

正如故事中有三位智者，同样地，也有三个不合格的前男友：一个貌似循规蹈矩的手淫者，想要把自己和梅的性爱录影带传到网上；第二个是时运不济的艺术家杰米尼·克里克特(Jiminy Cricket)，出于先前的经历，让她警惕“圆圈”体系内的非真实性和固有的极权主义；第三个是个神秘人，年纪较大，在性方面有很强的控制欲，时隐时现，就像《剧院魅影》中的“魅影”一样。而这第三个人也扮演着恶魔情人的角色，给“圆圈”的阳光而欢乐的穹顶带来一层阴霾，也让梅看到了男人内心无数的黑洞。在这本书中，地下河道洞穴中有很多红色的箱子，而其中就储藏着所有人的数据档案—称之为“灵魂”。这个神秘人在书中名叫卡尔顿(Kalden)，不是真名，在藏语中意思是“黄金年代”。所以，或许作者想表达的是：黄金年代已经一去不返。

艾格斯在书中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创造力和热忱。情节曲折蜿蜒，脚下的陷阱随时可能打开，语言风格也灵活恣肆，寓意时时呈现。他这么有才华，居然没有被猎头发掘，效力于品牌创意公司？书中有些设想，甚至比现实中的更合理、更妥善。但是，你可别指望能在《圆圈》中找到契诃夫风格的影子，或者期待主角们都能展现丰满的个性、颇有层次的内心世界：说到底，这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本书是休闲娱乐读物，只不过对读者有些要求：希望读者可以像故事中主角们那样，设身处地思考。有些情节颇为有趣，有些情节可能令你大吃一惊，也可能两者兼备。它就好像你做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正在众人面前演讲，猛然一低头，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台上。

本书涉及的方面还有很多：到底谁有权利在何种情况下窥探谁的生活琐事？如果所有人都有办法知道所有事情—就是说，你无时无刻不处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那么，除了性事和盥洗的空间和时间，我们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当然，不久人们也开始在厕所小隔间里做爱，虽然文学作品或者你不了解的生活圈子中早有此例。私人交流也被逼到厕所里，而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他们的电子邮件都可能处于监视之下—还有谁比“圆圈”中的人更了解潜在威胁呢？—于是，他们似乎不得不采用一种极其可悲的石器时代技术：在他们鄙夷的介质——白纸上，潦草写下一些古旧的、符号式的内容来传达信息。

但是，除了一些几近滑稽的“发现瞬间”—其中就有一个，由故事中角色们发现，称为“信息过剩”—艾格斯还有一个(或几个)更为严肃的写作意图。他想提醒我们，致使我们被盲目引领走下坡路的，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不是什么邪恶意图(他本人和故事中的角色，都展现出众多美好愿望，因此他有权这么说)。另外，他或许也想审视一下，监视和被监视的本质。

据说，婴儿能认出的第一个图像，就是一个凝视他的面孔。这是最初的交流模式。人类的凝视，即便缺乏生气，也会在爱情诗歌中大加赞颂，而如果是空白、充满敌意的凝视，则会产生生理上的恐惧感。谁可以看谁？可以看什么？这不仅体现了父母从小的教导“不要盯着别人看”以及儿童时期颇感胁迫的“你在看谁”。其实，还体现了很多其他的人类行为方式，从着装要求到电影的PG级标签，再到针对偷窥狂的立法。“别当众出丑!”小时候，家长都会这么教育子女；但是在“圆圈”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必须随时随地站在镁光灯下：拒绝就意味着自私，或者，如贝利让梅渐渐领悟到的，隐私已经完全被窃取了。

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总有些表演成分在内，正如人类参与的其他一切“社交”活动一样；但是，如果这片灯火通明的区域无限制延伸，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任何安全的空间，可以摘下假睫毛，“放任”我们自己展现出不完美、乱糟糟的一面呢？如果必须每时每刻“待在场上”，我们会怎么样？若真如此，我们会成为被24小时监视的囚徒。完全生活在公众视野中，意味着一种全新形式的单独监禁。

在“圆圈”的世界里，一切都那么完美。最优秀的人类创造出最好的系统，而最好的系统可以获得金钱回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这里成为了最好的工作地点。但“圆圈”也可能是邪恶的：但丁笔下的地狱就是九层圆圈。

访谈

摄影 Yeewankoon

我的童年与历史写作

——金安平访谈

采访、撰文 深海

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说，我告诉了你一些东西，而是，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样的问题。现在，你必须往前走，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一

《单读》：您最早是学数学专业的，那后来为什么开始历史研究呢？

金安平：这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思想史，在长大的过程中，受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1962年，我们全家从台湾搬到美国的时候我11岁，当时我父亲在成功大学教建筑学，他是一位非常会讲课的老师，又很会讲故事。到了美国他先是去研究院，但为了抚养一大家人，我们四姐妹和一个小弟弟，他后来就去了建筑事务所工作。那时候他晚上工作还是很忙，但总会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历史和传说都有，鬼故事也有，包括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他最喜欢的书是《庄子》，他把其中的故事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引导我们去思考其中的问题。

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受的是很严苛的日本式教育，只要考试不好就会被打，甚至带着一点虐待。我们一位英文老师，打学生打得十分之狠，1990年代我再回台湾，碰到另一位同学，还聊起这件事，这也变成那个时代最突出的记忆之一。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数学被训练得非常好。

《单读》：那时候为什么举家搬迁到美国去？

金安平：父亲当时在台湾教书，他十分喜欢教书，喜欢把新颖的知识体系和视野带给他的学生。受到他在宾州大学时的老师影响，195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台湾教现代建筑设计，他也是第一个介绍所谓的“现代建筑”给台湾建筑系学生的人。他编辑的建筑杂志也是一流的。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名声很好，其中很多建筑系毕业生都是父亲的学生，有些现在七八十岁了，还在开建筑事务所。

父亲离开台湾，有些人认为是他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他的想法太激进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这在台湾政治解严前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人说他是亲右的，其实父亲根本不区分亲左亲右，他是一个跟着庄子走的人，根本没有派系和党别的概念。他最恨这种压制，后来很多人说是因为这样我父母才离开台湾。

但是我问父母，他们说完全是因为孩子。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台湾体罚孩子的教育方式太不人道，太惨了，美国是另外一种宽松的教育方式，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台湾教书收入有限，而当时家中的经济负担很重，四个姐妹要生活、念书，压力很大，而在美国，无论是教书还是进建筑设计事务所，经济压力都会有很大的缓解。

到了美国，我发现我功课最好的就是数学，他们的数学课对我来说完全是开玩笑，所以我完全集中于英文，也因此特别喜欢英文。那时候我对历史课反倒无所谓，觉得历史老师教得不太好。比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教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只讲南方都是对的，完全不接受南方输了战争的事实，讲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时，就会说北方人非常可恶。1960年代我上中学，橄榄球赛时升的还是南方的国旗(现在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唱的是Dixie's Land，也不是美国的国歌。那个时期中学英文教的都是英国和美国文学，我对英语文学特别有兴趣，放学后就和父亲讲爱默生，说他比庄子要好，和父亲辩论。父亲很喜欢我对他的这种“挑衅”，正是通过这种和父亲的论战和“挑衅”，才帮我打下了思想史的底子。

我们姊妹读大学时，父母也完全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在美国的亚裔父母都希望孩子读科技，学法律，学商科，等孩子进入大学发现了历史之魅，发现了文学之美，执意转行，有些父母就会很不高兴。美国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探索时期，一个人应该思考要怎样度过一生。我上大学时选了数学，但上了微积分、抽象几何的课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读数学的材料，反而跑去旁听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申请研究院的时候，我就自己作主，申请了中国文化思想史。

《单读》：您的爷爷金毓黻先生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1943年曾与李济、傅斯年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史学会，其《中国史学史》是国内史学史研究发端之作。这样一位赫赫名望的长辈，他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安平：我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爷爷，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小时候，父母亲都会跟我们讲到很多爷爷的事情，包括很多奶奶的事情。爷爷最不喜欢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抽鸦片，一个就是娶小老婆。他非常尊敬奶奶，但在日记里面几乎不写奶奶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的习惯，是对女性的一种隐晦的尊敬。

关于爷爷,现在大家提及并研究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日记，那是爷爷生前用毛笔一点一滴记下的。爷爷的书法十分漂亮，几本小册装进一小盒，现在都收在台湾中研院，保护得非常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和我们讲过爷爷的日记，但存放在大陆，我们看不到，只知道那是学者式的日记，记了很多学问方面的事，大到他的历史观，小到某一天读了什么书，对某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另外，他写的诗，他朋友给他的诗和信件，他都抄在日记里面。那是特别珍贵的史料。

《单读》：当时他们做研究方法也是，比如说考据，做编年体例，记翔实而系统的日记，与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也有关系？

金安平：爷爷留下了很多信件、书和诗作，包括写给朋友的小传，名人小传，还有他在重庆教书的时候学生给他的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看过不少这样的日记，但我觉得爷爷写得最好。他的方式很不一样，当时他受到清末考据派史学家的影响，他也跟着那个模式写，是一个学者系统的思想记录，而不只是日记。

《单读》：虽然金先生留在大陆，但他的挚友李济先生他们都去了台湾，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有交往吗？

金安平：我们是住在台南，而李济先生他们大多在台北。台南跟台北很不一样，爷爷认识很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人，很多都是他在北京时候的朋友。那时候，他的朋友们都劝他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还是有些自己的看法，他爱的是国，跟党没有关系。爷爷最关心的还是历史，读他的日记就能感觉出来，他为了研究历史可以不顾一己之忧。而且，我们虽然去了台湾，但当时都以为过个两三年就可以回来，谁也想不到历史后来的走向。

《单读》：那爷爷和您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的授业恩师房兆楹先生，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金安平：房先生以前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去北大听过爷爷的课。听母亲说，爷爷完全是一个读书人，并不擅长直露地授课，所以上课时，他基本是整个人面对黑板，几乎不会转过身来面对学生，就像他仍然是在独处一样，和自己相处让他觉得自在，可以沉浸在他的学问世界中。我父亲就很不一样，父亲是个非常会讲课的人，这可能和父亲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有关。

但无论是爷爷还是我的恩师房先生，他们都是走的考据这一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沿着传统治学的方式在往前走。

《单读》：您受到他们的影响大吗？

金安平：我觉得影响是很复杂的，在考虑学术问题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种考据的方式，但平时在生活中，我又完全是另一样子。朋友有时候会笑话我，我非常爱看小说、电影，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在这方面，我反而受孩子们的影响更大，而不是上一代人。

《单读》：年轻人接触的新生事物对您的影响更大？

金安平：父母给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思考问题、做学术研究方面，或者看他们怎么样教育学生——毕竟我也是教师，这些给我很大的影响。爸爸在重庆大学的时候，接待过很多流亡学生来家里吃饭。而且教学方面爸爸比我好得多，他特别灵活，能因材施教，他的方式经常给我很多启发。从本质上说，我的生活更美国式，也许是因为很小就来了美国，在美国长大，受了他们文化上的感染。

说到来自孩子们的影响，比如儿子喜欢棒球我也跟着喜欢，像粉丝一样追球队，也会和儿子女儿们讨论电影、小说，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我看的电影和小说太肤浅。我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又非常喜欢考据，非常尊敬章学诚、刘宝楠这些史学家。其实做考据学就是要有一种好奇心，不管不顾，一门扎进去。从某种程度上，考据学更像一门科学，需要理性的分析。也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受到大学数学专业的影响，我也不晓得。

《单读》：对于文学和电影，您个人有什么样的喜好？

金安平：我喜欢看侦探类的电影，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男性作家的作品，艰涩，需要耗费时间去读，去理解。历史小说也行，但并不是特别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能让人发疯的小说，也许需要多次尝试才看下去，但非常有挑战，这可能和我喜欢考据学有关。

《单读》：《合肥四姐妹》那本书，和《孔子》这样的历史写作很不一样，是纪实性更强的一本书，有大量的采访在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出来？

金安平：我本身非常喜欢采访，那本《中国的孩子》(Children of China)也是采访的方式。采访的时候，面对孩子，我会本能地喜欢他们，会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世界，而面对长者，我觉得机会难得，他们更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多的是想记录。

张家四姐妹的缘分，是因为史景迁先生认识张充和，他们是耶鲁大学的同事。一次我母亲来我家，我就把充和请过来吃饭，可能因为那一次的气氛很好，那天她的谈兴很浓，一旦开口，你才知道她的口才有多好，非常幽默，喜欢逗人，甚至会有些善意的刻薄，十分可爱。

平时充和很少讲家里的事，但那天她突然开始讲起她的祖母。因为我之前做过采访，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不停地问，把故事一直往下延续出来，我一边赞叹，她就一边丰富着她们家族的故事，十分过瘾。

第二天我就给充和打电话，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一起聊一下？以前她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但没想到这次她马上就答应了，这也的确是一种缘分，说不清楚的。她交友的标准十分严苛，而且不是说你是大名人，她就会对你有宽容，她完全由着个性来，喜欢谁就是谁，这也是我十分欣赏充和的一点。

我没想到的是，充和不但一口答应，而且她跟我讲，说你可以回中国去见我的两个姐姐，二姐跟三姐，还有大姐是在加州，她说都没有问题，到时候跟她们写封信安排这件事。我简直不能相信!立即就开始和充和约采访的时间，生怕她有什么变卦。当然也不是正式采访，我们在一起就是聊天，录音的小时数不计其数，而且有时候她会突然问我：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这件事？……后来书已经写完了，出版了，跟充和在一起时，她还会突然说：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那件事？讲完之后，我就悔之不及，我说充和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很多非常打动人的事情，她都记得。

《单读》：她们四姐妹间还有一个通讯是吧。

金安平：对，叫《水》，是她们几个姐妹办的一本家族小杂志，里面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另外，她的大弟弟很早就过世了，但他的日记还在，《合肥四姐妹》的书里面有引用过一些。大弟弟文笔好，有段时间，我一直想写本书，关于他的那些日记。充和特别跟他大弟的女儿交代了这件事，大弟的女儿现在在贵州，后来也就耽搁下来了。因为这些事情和细心的安排，我一直十分感激充和，她的宽容，她的体贴的安排，帮我收集史料，包括她曾祖父的文章、二姐和大弟的日记，等等。没有她，那本书无论如何出不来。

二

《单读》：以赛亚·伯林曾说过：研究历史需要一种想象力。在历史写作中，比如说像《孔子》的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千年前的生活细节、日常场景以及人的行为规范，是需要想象力再综合以资料才能复原的，您是怎么做到，并且把握好那个度？

金安平：首先，对于想象力，我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这可能和我小时候与父亲辩论庄子有关。其次，想象力本身有很多种，有司马迁式的想象力，有《左传》作家式的想象力，班固也有他的想象力，而庄子的想象力简直就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我非常喜欢《齐物论》，那里面就蕴含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想象力。

在写《孔子》那本书时，我看了很多史料，后来觉得像《礼记》里的很多就不是史料，而是讲故事，有关于孔子的故事。你要在多大程度对它们达成一种信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反复阅读汉代的著述，尤其是《礼记》，其中很多的记载是比较晚的，包括有一些是西汉的逸闻，故事成分过重，仔细考虑之后，就决定弃之不用。主要以《左传》、《论语》加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里面就有很多历史的场景。

那是寻古的一方面，但同时我又考虑其他的因素。我非常喜欢庄子，尤其是“外篇”《山木》等，我反而觉得庄子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他对孔子有一种“同理心”(empathetic understanding)，这个“同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情，也不是某个向度上的理解，而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这就回到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的问题，历史学家在寻找史料的时候，尤其是研究千年前的主题时，他必须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强烈的“同理心”，再加上他的历史想象力。

我觉得庄子就抓到这一点了。比如，庄子他对孔子和弟子颜回的关系，就有一种“同理心”的理解，而孔子在谈到教育、谈自己的各个弟子，只是一种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这和历史想象力(historical imagination)不一样。而庄子两方面都顾及到了，在《田子方》、《山木》篇中，他就在以一种丰富的想象力来抒写，他会嘲笑孔子，同时也会以非常低的姿态来嘲笑自己，以自身为参照系来理解孔子。每个人都有他的瑕疵和缺陷，你可以自嘲，也可以嘲笑他人，将自己和他人放在一种历史语境中，相当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来评价、想象和再现一群人，这是历史写作的精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庄子观照出了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所以我在前言中说了，我决定将《庄子》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和研究来源，当然不会太多，因为它在史实上毕竟缺乏可靠性。但从历史的整体的想象力上，它很重要，抓住了本质。

《单读》：所以说，这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

金安平：有的时候，再现一个真实和饱满的历史人物，光靠史料本身是无法达到的。反而像庄子那样富有想象力的人，才能越过史实直达本质。比如我在书里讲到，孔子周游列国的线路，按司马迁的《史记》里的记述来复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一位日本学者在他的一个很短的“孔子传”里提到，《庄子》里写到的孔子周游路线反而比较可靠，就是从魏经宋，从宋到陈蔡，到楚，然后又到魏，最后回到楚国。而按司马迁《史记》中的那条线路，来回穿越，从时空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另外，《孟子》中的一些史实也相对比较可靠，一来孟子是孔子子嗣的弟子的弟子，再一个他们隔的时代也不远，所以我引用了一些《孟子》互相对照，比如《史记》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会用《孟子》来比照。

《单读》：这样的历史写作，和国外主流的历史研究是很不一样的吧？他们会严格遵循史料，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每个观点都按逻辑来。

金安平：其实相去也不远，因为我大部分是征引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再就是《左传》。《左传》的年代记载相对可靠，《左传》最后记载孔子公元前484-479年周游列国完毕回到鲁国，跟《论语》里的记载可以互相对照。

另外就是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楚竹简中，最近发表的其中有八篇提到孔子，差不多都是对话，跟季康子的对话，或者是孔子与子贡谈鲁邦大旱的事，这些也都是《左传》、《论语》中有记载的。我非常喜欢做这一类考据的事情，突然有出土文献作为佐证，我会觉得是一种惊喜，也会更加有把握。

《单读》：最近这几年，中国突然兴起历史热，很多人开始关注历史、研究历史，而且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戏说历史的态度。您怎么看？

金安平：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中国没有严肃的宗教，所以一遇到问题，很容易就到历史、到家庭中去寻找原因和答案。虽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可是家族的亲情依然在，我在国外感受特别强烈，华人家族、血缘中的那种牵绊特别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维系和传承。再有，就像我和史景迁先生这样，受到很多人的恩待，一些只上过一学期的学生，可能会数十年地记得你，师生间的这种感情，对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一种本能，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单读》：中国的传统就在这里面。

金安平：对，我觉得传统是在这里。所以回到刚才孔子的问题，我觉得好像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一样。对一般人来讲，孔子讲的“礼”并不好懂，但它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像西方一样，“礼”不只是一种礼貌、礼节，它有一种非常深的涵义在里面，它不只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恰当关系潜移默化的传承，将人的性情和社会的规则结合在一起，非常好。而且这就像孔子说的“述而不作”，它是我们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而不是做出来给谁看。

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历千年而不衰？当然经过了很多演变，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已经变成血脉中的一种东西。中国的思想一贯如此，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它都讲究一个“自然”，从来不强加于人。我觉得这是孔子的聪明之处，他的学说，他创造的这套人类早期文化，这种做人做事的模式，是从人的内心深挖出来的。后来的孟子跟荀子也是一样，尤其是荀子。我非常喜欢荀子的，但我现在不能讲荀子，一讲起荀子就没完。但无论如何，他们从人的内心催生出一个世俗社会(secular society)。

《单读》：既然荀子不能展开讲，那荀子和庄子您更喜欢谁？

金安平：两个我都非常喜欢，他们俩走的道路很相近，到了某一点之后，他们分开了。荀子还要回到孔子提出的“仁”的概念，庄子也是讲“仁”道，但他的概念就更开阔一些，更接近内心。我觉得《庄子》里面也有“道德”的概念在，你也许没法一言以蔽之，可是读着读着，突然一下就在那里了。一般人认为庄子是个怀疑论者(skeptical)，但我觉得怀疑主义只是他的一面，他跟惠施有很多辩论，包括像著名的“子非鱼”，以悖论(paradox)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单读》：所以从您最早的著书，《中国的孩子》那本书开始，您就是在研究这种内生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

金安平：刚开始我只是在寻找，还只是一个研究阶段，但方向大抵如此，变化很多。我非常相信庄子说的，一直要变，永远都在变。我现在还时不时读《庄子》，尤其是《齐物论》这一篇，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误人子弟，因为我上个月对其中某一段作了解释，可能一个月之后就有了很不一样的领悟，甚至会完全相反。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奥妙所在。

《单读》：除了这些采访类的非虚构写作，以《孔子》为代表，在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您为什么选择华夏文明的早期，是因为早期的可能性更多吗？

金安平：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比较有意思。我跟我的学生们也说过，我说春秋战国过了以后，在思想史这条线上，我们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我的确觉得，早期的东西是最精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研究早期文明，很多地方需要你展开历史的想象力，这也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比较吸引我。

《单读》：一诞生就达到了高峰。

金安平：对，就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很自由，但也有很多挑战和暗流，很多四处游说的儒生和政治说客是非常可恶的，但同时，因为他们的存在，也把你锻炼得更加自如，更加灵活多变，所以你的学说也不可能是僵化的，要非常灵活，要能应对和解释他们的现实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还在考虑，就是说《庄子》的读者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庄子可以写出《齐物论》，一定有他的听众，有他的读者群。那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谜，特别神奇。

《单读》：您理想中的历史写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最想达到的历史写作的最佳风格是什么样的？比如是像《庄子》那样的吗？

金安平：很难说。我认为还是要让读者真的吸收了解一些东西，历史写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叙事(narrative)，这不是讲故事，而是要讲述你是如何发现、接近一个问题，然后经过你的历史叙事，可能最后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你自己依然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让读者吸收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的问题，让阅读的人自己开始思考。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说，我告诉了你一些东西，而是说，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样的问题，现在，你必须往前走，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实习生杨茹君对文字整理亦有贡献)

艺术

从“新地景”到“文人景”

——塔可和他的《诗山河考》

撰文 翟蚕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事物，大至山川河泽，城市村寨，小至秋叶鸣蝉，朝花夕露，最终都难逃消逝的宿命。然而事物存在过的痕迹，却往往难以被抹去。这些层层遗留的“痕迹”，有的早已变为影像与文字，封存于先人与我们的内心之中，成为了个人的情感与记忆的一部分。而艺术的力量与价值，便在于解除这道个人的“封印”，使其转化成为人类的公共记忆。

初识塔可，是我十几年的旧交好友Gunther Cartwright的介绍。

“有个中国来的年轻人不简单，你有没有兴趣见一下？”

Gunther Cartwright也正是塔可在纽约罗彻斯特理工学院(RIT)摄影系的导师，这个老头的特立独行与对学生的严苛，在我认识的普遍好脾气的美国教授中绝对独一无二。

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在美国摄影教育界更是所特立独行的学院。与提倡开放包容的美国其他艺术院校不同，这所大学的课程设置与上个世纪60年代杰里·尤斯曼(Jerry Uelsman)在的时候相比，竟然只增加了数码摄影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百年间，从米诺·怀特(Minor White)到新地景主义(New Topographics)，这所学校催生的数个摄影流派与人物却改写了整个美国甚至世界的摄影历史。

不过我与塔可第一次见面时，他已经从罗彻斯特退学，返回了纽约，正醉心于绘画。初见面，他就向我痛斥美国艺术教育的僵化，严密刻板的学分制系统与看似开放实则教条的培训系统，让学生的思路与创作变得同质化，保持精神空间的独立性变得异常困难，所以他选择了离开。他位于Williamsburg的工作室中，层层叠叠地堆满大大小小的画框，描绘的对象是抽象到只剩下线条与肌理的迷蒙山水，每根虚实莫测的线条都敏感到仿佛是直接连接着神经末梢，但又把个人的真实意图封存在涂画书写痕迹的深处，并不与观者发生任何情感的交流与接触。

此后几年未见，断断续续从朋友处得知他回到了中国，正埋头查证浩瀚的古籍典则中与《诗经》有关的地域信息，并想据此重新探访拍摄那些在《诗经》中被吟唱了两千多年的山川、古城、河流、故道。坦白说，我并没有很大期待，因为这些年见过了太多照搬“新地景”形式的“景观”照，外在形式上利用客观理性的借口掩饰自己美学特质的缺失；内核意义相对于这类风格诞生之初也并没有产生多少新意。看多了这类作品，只感到艺术家创造力与艺术形式的干瘪无力。

直到去年夏天，他向我展示了几十张《诗山河考》项目的样片，我才仿佛真正触摸到了他思维的脉搏。他也向我述说了拍摄这组照片的缘由：

“读《诗》益多，常不自觉地陷入冥思之中，恍惚间似是可见‘零雨其蒙’的东山上思归的戍卒；浼浼黄河旁的新台中哀怨的新娘；三月春日中，溱洧水畔手执蕳草嬉戏祈福的少男少女。个体来自祖先遗传的隐性记忆好像被绮丽的冥思启示后渐渐打开了，这些与我生命中并无交集的地方似乎都在意识中变得熟悉亲近，仿佛伸手便可触及了。

“继而我便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时隔两千五百年后，去《诗》中提到的这些地方看看。看看这些孕生了如此优美动人的诗歌的地方如今是何种景象。”

我对《诗山河考》的第一印象是完成度非常高，此处我所指的“完成度”，不仅是指作品形式内容本身的完成度，还包含了作品理念的充实与表达方式的完善。

对中国当代摄影来说，这套作品最有价值之处是作者有机会接触到 “新地景”诞生与发展的直接经验，并且接受了其中的一些经典特征作为铺垫的背景语汇，调和了其专属的“文化特性”与 “身份认知”，并且在其中努力探求一种当代的可能性。

在此之前，有直接的国外教育背景的艺术摄影师虽然有一些，但同时具备比较深厚的东方文化素养的摄影师就属凤毛麟角了。作者对一个主题的类型学式的收集与取舍，建立起的反而是凝固的个人记忆形态，这些照片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规避与时间的关联，本身却又成为了承载创作者个人经验的容器。这种取舍与作者的东西方教育背景有关，同时也不可否认它是作者性情的体现，正如陈衡恪在论述文人画时讲的：“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传统文人画所具备的特征与“新地景”的内在艺术风格在两个方面关联甚紧：第一，形式与内容的高度提炼，从而使创作这个行为本身凝结为程式化的“法度”；第二，在程式化的框架中持续进行的技术实验(笔墨，物象结构的建立)，保证了在创作这个行为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心理情感的投射得以顺畅地进行。

而对于第一点中所论及的形式与内容的提炼，不论是“新地景”还是文人画，都被要求回避情绪，个人的判断与感情都必须缺席，这并非是作者不具备表达情感的能力，而是创作者主动选择摒弃这种易变的主观不稳定结构，从而寻求一种建构于逻辑之上并精心设计过的相对稳定的中性框架。这种相对稳定的框架尽可能要拒绝一切修辞，拒绝“好看的形式”，也同样拒绝“难看的形式”，因为二者皆会引导情感投注到不必要的方面，导致观者对话语性与图像性做出分别阐述，妨害作品趋向于更纯粹的哲学观念的表达。

类似的创作方式在艺术家个人的角度常常被阐述为“隐身”(invisibility)的美学，这种态度避免了与风格流派直接挂钩，更倾向于跟逝去的伟大传统与艺术家建立起超越历史的精神性联系，而塔可的照片正是这种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拍摄题材的选择—《诗经》中出现的地域风物，这种对当下无法造成直接影响互动的题材，反而可以让作者游离于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之外，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种矜持冷静的文化态度。而塔可对摄影语言的运用，则让观者可以从中明确认识到艺术家对于元素的精心取舍，渗透于物象痕迹中绵密起伏的细微的灰调子，视觉中心也往往被巧妙地隐藏于对称平衡的直叙式构图之中，画面内外能被消解转化的一切现实元素，地域、时间、背景，都被清除，图像转变为没有任何负载的“拟像”后，“空无”与“玄学”的特征却表露出来，并充斥于画面之中了。不能否认，这种理想化的审美情趣也是对当下美学习惯与社会心理的刻意反叛。摄影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只能是针对于事物表象进行摹写与改造，但是摄影师通过对整个项目内在逻辑力量的准确把握与对表象痕迹反复程式化的摹写，却可以打碎形式本身，找到了通往事物内蕴核心的契机。这种创作方式从内到外都是非常理性且有信服力的，然而正是因为如此，照片的含义在程式化的框架中被抽离，显得暧昧不明。

在宗族社会与儒家伦常早已土崩瓦解的当下社会，文人画生存的土壤早已被剥夺；在个人经验越来越被重视的当代艺术系统中，中性客观的“新地景”也早已被其衍生所遮蔽，塔可《诗山河考》的创作动机不可否认是对这两个伟大传统的深情召唤，然而作品自身却挣脱了二者形式上的束缚，个人经验的自在表达反而拓展了所谓的传统，更成全了其自身。

雅颂系列-烈烈

雅颂系列-轻尘

齐风、曹风系列

秦风、豳风系列-太阳下的山

卫风系列-喜字帐

王风系列-垂落的树

雅颂系列-舞雩

郑风、桧风系列-猗傩其枝

个体来自祖先遗传的隐性记忆好像被绮丽的冥思启示后渐渐打开了，这些与我生命中并无交集的地方似乎都在意识中变得熟悉亲近，仿佛伸手便可触及了。

报道

永不消逝的美国电波

——911的前世今生

撰文　王教

最初，美国警局的接警频道能被绝大多数的家庭广播机收听到，收听警用无线电通讯成为时尚，甚至成为流行一时的“娱乐节目”。

洛城警局(LAPD)大名鼎鼎，一切皆因其艰难的治安状况和出警任务发展而来。1965年在瓦茨街区发生的非洲裔暴乱(Watts Riots)和1992年的城区暴乱(The 1992 Los Angeles Riots)震惊全世界，总共造成87人死亡和十亿多美元的损失。洛城警局也因此成为影视和媒体的焦点，激发了都市想象和传奇，娱乐了大众，并造就了好几代专爱“监听”警讯波段的无线电爱好者……

从世界范围来看，警察的接警体系及网络的基础在西方。西方城市走向现代化的时候，警务通信从依靠脚、马、书信，过渡到依靠有线电报、电话。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街道照片里，电话和电报线密密层层地缠绕在电线杆上。警察在早上点名的时候得到当天的任务指派。后来，通过街道上的电话箱，警察可以在巡逻路途中得到指派。

这种电话系统是不对公众开放的，专门让警察随时从电话箱打电话到警察局。老式的警用电话箱“Gamewell”，就在洛城街头存在了达一个世纪之久。它位于不同巡防路线交汇的街角，是汽车时代来临之前的产物。从1899年开始，这些箱子被警察用来给局里的每小时整点通话，那时警察步行巡逻，叫“footbeats”。尽管被习惯地被唤作“Gamewell”(这是生产厂家的名称)，洛城也有一些老式警用电话箱是由其他厂家制造的，如“Cannon Electrical Development Co”和“Western Electric”。

汽车的应用使得都市化的延伸与时俱进，也促成了警讯技术的与时俱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当罪犯利用汽车来流动作案时，警方则布下了无线电这张“天罗地网”。1920年，在美国匹兹堡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代号为KDKA。无线电广播从此开始进入日常生活，美国各地的警察局也开始尝试无线电广播技术。警方最初对无线电的利用，仅仅是借用当地广播电台。比如1929年在加州的旧金山，警方首次在一个商业电台 KFRC里中断其正常节目而播放紧急警讯。巡警则在警车里锁定广播，伺机而动……

各地警方也很早意识到需要拥有自己的专用电台。早在1928年，北加州的伯克利市(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所在地)就获得了警用无线电执照。1930年，北加州的旧金山、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警方等也从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前身)申请到了专用广播电台的执照。在警务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初期，联邦无线电委员会统共只给全国的警察局发放了八个频段，所以相距相隔数州的警察局都要共用同一个频段。

再看洛城。从1909年到1929年，洛杉矶市辖区的面积和人口都翻了一番以上，吞并了好莱坞等不少地段，洛城警局的担子也陡然加重了。在1924年5月洛城一个无线电展示会上，警局局长希斯(R. Lee Heath)看到了爱好者自造的装置在汽车上的广播接收机，就觉得这应该成为警务通讯的未来。第二年，在全国无线电博览会(National Radio Exposition)上，眼光超前的希斯把警官和电台都送上了飞机，演示从305米的空中来锁定“可疑”车辆，并用广播向地面通报讯息。希斯的继任—戴维斯局长(James E. Davis)也不遗余力地部属研发无线电警务通讯。经过几年的酝酿、研发、调试，在斯泰克尔(Roy Steckel)局长的任上，洛城警局获得了无线电广播执照，在1931年2月建立了KGPL广播电台，被分配的波段是1712 千赫，并在1931年5月1日正式开始使用。

在洛城警局无线电通讯的初期，坐落于市政厅的总台将警讯发给待命的警车，并由位于Elysian Park的转播站转发一遍，以求双保险。但警车里还没有无线电发射机，不能直接回话。警员给警局回话，仍然要用街道上老式的警用电话盒。

起初，有44辆警车装置了无线广播接收机，继而又装备了35辆。1931年6月的警局月报显示，已经播报了12644条无线电警讯。8月26日，系统得到更新，公众得以直接拨打“MICHIGAN 6111”这个求警号码，由8个训练有素、具备5年以上巡警经验的警员负责接听。当诸如抢劫或枪击的紧急呼救电话被接收到时，接收警员会按下“hot-shot”按钮，刑侦部等要害部门的扩音器就响起，避免了转接(RTO， routing it to the radio dispatcher)可能带来的延误。直到今天，美国警方仍然遵循“hot-shot”优先程序，该词也进入了日常口语。很快，相关负责长官和部门的车里、案头，都装上了接收机。洛城警局把洛城划分为60个无线电通讯区。每辆警车前窗上面都放置了分区地图，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被派遣到他区。驾驶这些警车的叫“无线电警员”。当时警员短缺，“无线电警员”是洛城警局的“精锐部队”。日常的巡防任务，仍然需要在警局指派，警员利用街道上的警用电话箱来打电话至警局。

在1930年代，洛城警局尝试了各种广播接收机，有自制的，也有厂商提供的，如Sparton、Philco和摩托罗拉(Motorola)。

早期的警讯频段只比公众广播调幅频段“高一点点”。洛城警局的频道一开始是1712千赫，后来变成1730千赫，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的家庭收音机都能收听到。于是收听警用无线电通讯一时间成为了时尚，就像今天有些人依然爱好的那样。在警用广播的初期，无线电调度员在转述警讯后，通常要以说出自己的名字来结束通话。洛城警局1931年最早的无线电调度员中，有一位罗森奎斯特警官(Jesse Rosenquist， 1899—1966)，其嗓音在当时一度家喻户晓(就好比我国80年代赵忠祥的电视解说《动物世界》一样)。因为他总是低沉地拖着每个音节把自己的名字发做“Rosen-quist”。广大“听众”喜欢听他说：“Calling all cars,calling all cars... that's all. Rose-n-quist”。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南加州，罗森奎斯特警官的魅力嗓音真是妇孺皆知，几乎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公众在“监听”警讯一段时间之后，已然“上瘾”，欲罢不能了。具备美国企业精神的广播接收机制造商们也不放过这个市场，很快就营销“直通警用频段”的广播机。

1930年代是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人们很少会外出找乐子。而且，尽管广播变得十分流行了，但好的节目还有待发展。入夜后，洛城警局的广播信号在全国都能接收到，东到美国东海岸，西到夏威夷，俨然被当作“娱乐节目”来收听。有趣的事情发生了。CBS 广播网邀请罗森奎斯特警官参与录制了广播剧集，就叫Calling All Cars，从1933年到1939年风靡美国西半部。罗森奎斯特警官的嗓音，成为公众想象中的警讯腔 “原型”。当时洛城警局的戴维斯局长也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成为节目早期的讲述者，其中不少故事是基于洛城警局的真实案件。这也是洛城警局在公共和社区关系上面的得分。如此一来，公众了解到，装上无线电通讯后，警车能够快速有效地到达事发地点，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Calling all cars”这样的呼叫在当时也确实很“酷”。洛城，以及当时的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在30年代已经率先进入汽车文化的普及阶段。当时，全美绝大部分地方的城区警务巡防还是“beat cops”(步行巡逻警官)，在乡村则是骑在马背上。从1933年开始，“乡下”的洛杉矶郡警局与洛城警局进行无线电合作测试，以研判无线电警讯系统是否也适用于乡野巡防。在1938年洛郡拥有名为KQBV的电台之前，洛城警局为洛郡转发警讯，每一条收费15美分。在1934年，洛城消防局也把洛城警局的无线广播接收器装在消防船和消防队长们的车上，改变洛城消防主要依赖于电话和街角火险专线的面貌。

1936年，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发给洛城警局一项“实验性”执照，在四辆警车里安装了无线电发射机，来测试无线双向电警讯。发射机的频段是30—40兆赫，而接收机则仍然在1712千赫。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做到将接收机和发射机合为一体，以至于警车上有两部天线。洛城警局想给所有警车安装双向无线电，但当时还有很多人对这种前沿设备表示怀疑。终于，市议会在1938年批准了有限的资金，只够对200辆警车进行改装，并且不许购买新设备。于是，警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在林肯高地监狱的地下室作坊里自行制造了210部车载发射机。这些“土造”的设备居然被用了十多年。

在加州北部的旧金山，同样归功于警方的自主研发，旧金山警局于1941年也在警车里装备了双向无线电通讯，领先于全国各地绝大多数警察局。在危机四伏的30年代，旧金山警方忙于镇压罢工，保护工业和海运资产，遏制经济萧条带来的犯罪潮。警方的双向无线电通讯在协调行动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全力作战和动员备战，警务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处于停滞期。在1942年2月25日凌晨，洛城的一场空袭虚惊引发了警务无线电通讯瘫痪。当时空袭警报大作，一万两千名防空志愿者(很多是妇女)戴上头盔和臂章全副出动。海岸炮火对西洛杉矶上空一个至今也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飞行物”进行射击，大量的弹片掉落在市区。无线电频段被人们发出的大量讯息所拥堵。在凌晨3:08，所有的无线电台被命令停止发射信号，包括警方电台KGPL。警方采用老式“Gamewell”警用电话箱来调度警员去摸黑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事后，有关部门承认没有一架敌机被辨认或被击落。算是乌龙一场。

还有一件轶事。在1945年末，洛城警局收到了来自驻防在阿拉斯加州最西端阿留申群岛的海军的一封信，抱怨说有一个“低沉的嗓音”频繁打断海军无线电通话，播报诸如“在Wilshire 区有一辆汽车失窃”或者在某大街“出了麻烦”等警讯。海军问洛城警局能否“调整一下频段，别让那个嗓音一直抵达阿图岛了”(《洛杉矶时报》，1945年11月10日)。“二战”结束后，军事科技和太空科技的成果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潮，包括洛城警局在内的众多警察局迎来了无线电通讯的更新换代。

从50年代到如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加州居民习惯于在民事广播中收听突然插入的交通警报“SigAlert”。此服务开始于1955年的警局与民营电台的合作。当时，随着汽车的风行，交通事故越来越严重和频繁。1952年，西格蒙(Loyd C. Sigmon)与人合伙买下了KMPC广播电台。于是，西格蒙以KMPC广播电台执行副总裁的身份，请求洛城警局即时向广播电台通报交通状况。当时的警局局长帕克(William H. Parker)回绝说警员们工作繁忙，只能直接给警讯部门报告情况，不可能另外给广播电台打电话。于是身段柔软的西格蒙放下副总裁的架子，重操技术工程师的活计，研发出一款价值不菲(当时值六百美元)的专用自动接收、录音装置。帕克局长这回允许西格蒙的电台安装此设备，但前提是要把该设备提供给所有对此业务感兴趣的广播电台—换言之，西格蒙的KMPC电台得不到他们原本所希望的交通讯息垄断。于是，若干家广播电台安装了这个接收机。当洛城警局的无线电协调员有交通讯息要发送时，会按下一个专门安装的按钮，于是短波接收器就被激活并录制声讯，在广播电台激发红灯和警示音。然后，广播电台的技师会根据听到的紧迫程度，决定是否中断常规节目进行插播。

根据“传说”，第一个“西格蒙交通预警”是在1955年9月5日美国劳动节的周末播出的，要求所有能动员的医生和护士都要去照料洛城联合车站站外的火车脱轨。其意料不到的副作用，却是导致了交通大堵塞。无人能估计出，到底有多少医生、护士和好事者在听到交通警报后奔赴了现场。起初，洛城警局大约每天发出一条这类警报被地方广播电台转播。但很快，其他各类服务机构都开始采用西格蒙的这个系统来播出重要讯息，比如说狂犬病通告、煤气泄漏、医患事故、工程隐患等。当洛城警局在1965年把频段提高到甚高频(VHF)之后，西格蒙的系统也相应跟进。1969年10月1日，加州高速巡警(CHP，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接管了洛城警局区段内的高速公路管理，同时也接管了“SigAlert”系统，并最终将其扩展至加州全境。

西格蒙在致力于此项事业的几十年间从未因此发财，尽管他从地方和州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广播及无线电组织等获得了各种荣誉。他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打趣说：“我经营一个大规模企业，下设八个广播电台和两个电视台。但却是不赚钱的SigAlert系统让人们记住了我。”该系统对交通安全和救护的贡献极大。也许是因为积德，“Sig”西格蒙一直活到了95岁的高龄，于2004年6月3日逝世。

对警方通讯最大的促进来自于1964—1968年的城市冲突高潮期。在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洛杉矶瓦茨街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洲裔居民暴乱，警方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差点被摧毁。8月13号星期五的深夜，洛城警局将警讯频段移到了甚高频(VHF)。这已经酝酿了些时日—绝大多数警车里已经装了甚高频设备。骚乱者利用警讯来为之所用的可能，迫使警方在这一晚实现了切换。据当时的《洛杉矶时报》，暴乱持续了144个小时，导致34人死亡，1032人受伤，以及四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美国国家民事骚乱专项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发现，大多数的公共安全无线电通讯系统是不能有效抵御破坏行为的，建议发展便携式对讲机(它其实是越战承包商所研发的)。

70年代，最初的电脑终端进入了警车，被叫作MDT(Mobile Digital Terminal)，让警员们相互之间可进行通话和利用键盘的文字通讯，还可直接检索车辆和犯罪纪录，自动辨识警员身份和地点，无需再通过无线电中转员。因为MDT传递信息是加密的，警方可以稍带享受私下交流的乐趣。但瓦茨暴乱说明，那种由中心调度员一对多地联系警员的方式已经过时，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情况。

1967年，洛城警局的雷丁(Tom Reddin)局长批准了警车和警车之间的通讯，这是前任帕克局长一直不愿批准的，因为他怕“管不住”警察。这也被不幸言中：90年代的洛城警局声名狼藉，原因之一就是警员利用MDT传递污言秽语和种族歧视言论。

1984年1月，“9-1-1”紧急号码在整个洛城开始运转。80年代以来的警方通讯系统更趋保密化，外人绝少能破译。这些技术和应用是昂贵的，显著增强了警员的安全性、机密性和流动性。但同时，这也造成警员与他们服务的社区日益隔绝。警员更多是坐在车里巡逻，其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是对通讯信息的读取和反馈，而不是自主性地在第一时间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发现问题，自发进行现场干预。

2001年6月18号，洛城警局结束了70年的“开放式”警讯播报历史。2002年，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无线系统建立起来。对警讯的公众粉丝来说，一般的广播是无法收听了。他们也得鸟枪换炮，需要买500美元以上的专门广播机来继续这一嗜好。21世纪初，北加州的旧金山警方运转着拥有29个频段的无线通讯系统，有4个波段是专门传输数据的，使得数据不断在中央主机和警车里的电脑之间传输。无线警讯“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愈发喋喋不休，既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也让我们从此被“蒙在了鼓里”。

小城拳击手

撰文　林珊珊

他撑不下去。他抓住绳子，任对方击打。年轻人一拳拳袭来，头部、肋部、腹部……毫不手软，作为一名拳击手，一切理应如此。那些倒下的拳击手，都将化作自己的金钱、荣誉、战利品。他感觉不到疼痛，只觉得世界安静了，缓慢地将自己笼罩，模糊的人群不断地散去。

你可能去过一些中国县城，它们总有一种无所期望的气息，身在其中却不以为意。少年们也有过热爱，往往又化作庸常。年复一年，孩子在地上爬行，时代潮流走来窜去，似乎这就是天长地久。

某天清晨，我在一个叫永郎的四川小镇下了火车。铁路边低矮的房子在薄雾中紧闭着。我跟随前面的齐漠祥，他个子不高，步伐利索，似乎早已习惯这样的清晨：从成都出发，然后在夜里颠簸12个小时。

他戴顶印红星的绿色鸭舌帽，帽檐压得低，藏着一张小巧的脸，当他抬头看你，湿润明亮的眼睛显得平静。不协调的是，眉骨留下了裂开的伤痕，嘴唇依稀看出缝过好几针，鼻子也有点儿扁塌。一张饱经捶打的脸，我想他曾是凶猛的拳击手。

我在15个小时前认识了他，现在我们要转一趟汽车，绕过群山，到会理县城。清冷的熹微之光中，拉杆箱轰隆隆响在山坡间。他刚从台湾金马奖现场回来，三年前，加拿大导演张侨勇开始记录他和一群少年的拳击生活，拍成了《千锤百炼》，获得第4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刘德华握过的手哟!”老同学摸着他的手嬉笑着，频频举杯。他笑呵呵的，也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成天沉浸在刘德华周润发们的港片里。小马哥的世界真精彩呵，伙伴们互诉向往，有时只因为和父母吵了一架，就背起包离家远行了。

会理是四川凉山州的一座古城，四面环山，像艘小船，也被称作船城。船城保留着古城墙，据说它曾是丝绸之路的一座重镇。船城懒洋洋热腾腾的，每走几步，就能看到鸡丝米线、黑山羊肉的招牌以及形态各异的腊肉，粗壮的腊肠和直挺挺的腊鸭密集而整齐地排列着，像某种壮观的仪式。

在船城，我陪他吃过好几餐庆功饭。“得找女朋友啦!”“编制该解决了吧？”这两大问题是饭桌上的善意，除此之外，也许每个人真心觉得对于生活，都有应尽的义务。过去许多年，他遇到的疑惑还包括：你怎么不找个正经工作？为什么老穿休闲服？为什么戴帽子？以及，你为什么骑自行车？

每天，他都在船城骑行，往返于训练场和家之间。家是菜市场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摆着蛇酒，挂着各种拳击手套，墙上的拳王阿里永远在怒吼被他放倒的对手。他猫在床头的电脑前，哼《春天里》。这天，他从床下拉出沾满灰尘的大箱，一打开，好几十本笔记，都是训练心得。

几天里，电影获奖的消息在船城传开。会理二中挂起了庆祝横幅，校长在升旗仪式上通报喜讯，可能“和刘德华握手”更具传播力，大家都把获奖地点说成了香港。县里还组织了观影会，县领导都前来观看，电视台在现场架起了摄像机。

“很感人!”一位领导说出了他的感想，“当然，那场比赛能赢就更完美了!”李副县长似乎更受感染，“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悲剧，悲剧更能打动人心!”

齐漠祥低头摆弄手中的橘子皮，就像比赛时那样，再次站到了焦点。尽管，眼前的他更像一个虚焦。

一

这场比赛他期待了三年。如今，他听到韩乔生和澳大利亚主持人以夸张的口吻宣布，2011年WBC洲际拳王金腰带争霸赛开幕。“This is Huili，this is China.”音调拉长，中气十足，给人举世瞩目的感觉。船城的观众报以拘谨的掌声，他们都在等待齐漠祥。

齐漠祥还得等到垫场赛全部结束，才能争夺“金腰带”。他是船城最著名的运动员，中国最早的职业拳击手，一直以来，他都在想象这一天：手举金腰带结束二十多年的拳击手生涯，从此带着乡亲见证的骄傲，在这座小城锻造前赴后继的少年拳手。

他有些头痛，让人着迷的紧张感也回来了。2004年打第一场WBC职业拳击赛时，第三回合就把对手KO了。那几乎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拳击的魅力。两个月后，他在第二回合KO新西兰全国冠军；第三场比赛不到三分钟，泰国拳王被一拳击倒。

看起来是残酷肉搏，他感受到的却不一样，那是流动的线条，美妙的节奏，迷人的速度，以及身体里强大的生命欲望。每次上场，就像要跳入急浪，又像面对一张巨大的白纸，缺口已经裂开，他要扑上去，彻底撕碎。

不过，每次想起在省拳击队的十年，熟悉的压抑感就会蔓延开来。那是个被计划过、用等级划分的封闭世界。他永无止境地训练，只为更好的成绩，以攀上更高等级，不同等级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着装、伙食，不同的自由度，以及领导不同的眼神。

三年职业拳击则带来别样的体验。他形容说，不再是走上刑场的囚徒，而是舞台上的演员。他的排名一度进了次羽量级亚太第五，很快获得了挑战洲际拳王的资格。2005年，他去广州挑战WBA亚太拳王，遭遇职业拳击生涯第一次失败，心情一下从巅峰跌入谷底。不过他喜欢过山车般的体验，那让自己觉得真的活着。

现在，他坐在休息室，表现出放松的样子，朋友过来拥抱他，拳击队的徒弟围绕在身边。1991年，他从这支队伍被送到四川省队，2006年他又回来了。他是“齐哥”，没有名分的教练，少年们的英雄。

每一年，齐漠祥都同姐夫去山村学校为拳击队选苗。山村环绕船城，村民大多以种烤烟为生，孩子们住在山里，有些要步行两个小时，才能抵达小学。

“拳击可以改变你们的一生，”姐夫每次都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把握好这个机会，离开会理，走出四川。”

孩子们站成一排，好奇地望着他们，使劲打出一拳，有的就被挑走了。来到船城，白天到会理二中上学，早晨和晚上接受训练。他们相互比赛、搏斗，慢慢都习惯了鼻血和淤青。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一拨拨长大，他们有了热爱，也有了痛苦，终究汇入大流，打滚在世俗成败之间。可齐哥始终有桩心事。

2008年，眼看北京奥运会声势浩荡，船城的体育馆也启动修建，姐夫对他说，你就差一条金腰带了。姐夫盘算着去拉赞助，等体育馆建成，就把世界拳击理事会(WBC)的赛事拉到船城举办。齐漠祥低头不语，从此有了期待。

三年转眼过去了，体育馆建成，WBC张罗第一次在中国小县城举办争霸赛。2011年，船城四处贴着齐漠祥的海报，他赤裸上身，展现出强壮肌肉。

这是船城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场比赛。当拳击队的孩子们在升旗仪式上听到校长传达消息时，他们欢呼着，周雪梅同学高兴得跳了起来。

那时，周雪梅还不像现在这样多愁善感。她一天天倒数比赛的日子，临近比赛的夜晚，她叫上几位同学去车站，等待从昆明训练归来的齐哥。

那是下雨的夜晚，周雪梅每看到一辆车就凑上去张望。张望了一整晚，她冻得瑟瑟发抖，终于在最后一班汽车望到齐哥的身影。

这一天，周雪梅早早来到现场，师兄师姐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后来，我见到了其中几个，推销汽车的刘亦刚、四川省队的何宗礼、卖腊肉的刘佩……

工地保安缪云飞也回来了。他害怕见到齐漠祥。

二

“齐—漠—祥”，韩乔生憋足了劲。齐漠祥上场了，他身披红色战袍，高举拳头绕场一周，跟在后面的红色横幅写着：中国选手齐漠祥加油。大家都站起来鼓掌。

缪云飞静静待在观众席，他落寞又激动，“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他看到齐漠祥站到擂台上，仿佛自己也回到赛场中心，在操场上、广场上、擂台上，在同学、行人和观众的尖叫呐喊中，他和对手搏斗着。目光越热闹呐喊越激烈，他就越兴奋。那是漫长的少年时光里最美好的回忆。

2005年，他从船城东边25公里的山村走出来，山路崎岖泥泞，他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通往会理的公路边。那年他13岁，与何宗礼、刘亦刚一等少年挤在训练场的宿舍里，只有在比赛季节才能见到齐哥，那是一个严肃神秘的男人。少年们私下流传他的战绩和视频，充满了崇拜。

错过选材的刘佩同学看到报纸上齐哥手捧冠军杯，心想，这就是他所要的人生。从深山到镇上念初中，他谨小慎微，埋头苦读，还是没法考出更好的成绩。看到报纸时，他决心追随齐哥。整整一年，他每天都在饭桌边上试图说服父亲。最终，在暑假来临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

他开始整天泡在拳击里。没有手套，只能赤手空拳，血带着皮粘在了沙包上。晚上饿了，就翻过宿舍那扇没有玻璃的大窗户，到地里偷玉米吃。

后来擂台被拆掉了，他们搬到一个院子里，在狭窄空地上练习。空地上有个水龙头，夜深人静时，男孩们才挤到一块冲澡。少年心中都有偶像，泰森、阿里或帕奎奥……周末，他们去饭馆看职业拳击赛，围在一块分析、争论。

2006年齐漠祥成为教练后，他们成天和他待一块，相互依赖。齐漠祥享受这样的简单，可他没有编制也没有工资，县里并不着急帮他解决。两年后，他跑去成都找工作，看到孩子们发来思念和催促的短信，心一软，又回来了。

缪云飞进步很快，他做着拳王的美梦，自由、刺激，明星般闪亮。他也总对父母说，等我当上拳王，就带你们去享受。

他真的认为自己能当上拳王，特别是2010年获得省运会冠军后。县里举行表彰会，他获得了第一笔奖金。

“冠军”这个词给他带来了荣誉感，可村人更在乎的是有多少奖金？这让他很尴尬。到县城念书、练拳击，他一直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他们不是当农民，就是到远方打工去了。因而，200元的奖金成了他的负担，他觉得说出来，必定大大损害“冠军”尊严。母亲感到失望，“我看那么多练拳的，也没有几个正儿八经找到工作。”

这一年，他和刘亦刚、何宗礼几人去了四川省队。不久，他和刘亦刚都离开了，他不喜欢业余拳击。用他的话说，连出场式都没有。他们回到船城，盘算着毕业后去昆明打职业拳赛，何宗礼则留了下来。道别时，他们相互祝福，一个祝早日成为世界拳王，另一个则愿对方拿奥运冠军。

2011年年初，缪云飞回到船城，他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少年。他找不到对手，齐漠祥则迫切希望他找到方向。可是，一天中午，他骑车过马路时，撞见缪云飞和他眼中的“坏青年”待在一块。齐漠祥冷冷地说：“原来你成天和这种人混一起，不想练就给我滚。”没等缪云飞反应过来，他已经骑远了。缪云飞满脸火辣。那就滚吧。他去看住院的母亲，提出去昆明训练。听到不仅要交训练费还要自己解决生活时，母亲不高兴了，“有了成绩还要交钱？别练了，练了也没什么前途。”

母亲诉说着烦恼，生病、丈夫打工、家里的猪牛等着喂，诸如此类，又想到儿子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在病床上哭了起来。

缪云飞心情跌至谷底。训练场，他不愿意回了；回家喂猪，更不愿意。他害怕别人的眼神。他躲到厕所大哭一场，然后跑回宿舍，换上训练服。

穿着训练背心的缪云飞跑到工地，顶替了父亲。这是船城的3月，阳光已毒辣起来。他连续挖了十天沙子，手都晒裂了，工友让他休息涂药，他一刻都不愿停。

之后，他和齐漠祥告别。他们坐在台阶上，谁也不看谁。如果不是眼前有拍纪录片的摄像机，齐哥准会揍他一顿的，他想。可谁愿意放弃呢？

“中国队加油!”打气声再次响起。擂台上，齐漠祥脱下上衣，比赛就要开始了。缪云飞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昆明的拳击俱乐部看看。

三

齐漠祥跳动着，努力让自己放松。要挑战的这位对手身材颀长、皮肤光滑，他叫松本章宏，20岁的日本新人王冠军。新人早已放言，要以KO方式战胜齐漠祥，夺取空缺的金腰带。

看起来，单是“年轻”这一项，就给对方增添不少希望。不过，他虽不算年轻，但上百场比赛的经验就是他的优势。20岁时自己也不赖，国家体育系统里的二号种子选手，正奋力向上攀爬。那是1997年，拿到全运会的入场券后，他随队去朝鲜训练，每天10回合实战，肋骨都打断了，贴上膏药继续打沙包。回国集训一个多月后，他去上海参加全运会，状态不错。半决赛时，他感到对手几乎没击中他，以为是打赢了。结果恰恰相反。他站在擂台上，眼泪哗哗流，他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年轻人发起进攻，差点儿就击中齐漠祥。场下爆发猛烈的加油声，“打倒小日本!”有人高喊着。现在，就在家乡，他再也不必委曲求全。他必须速战速决，节约体力，快速将对手KO，就像过去那样。

他已经34岁，肌肉有点儿僵硬，似乎使不出劲，皮肤也显得暗哑。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发起猛攻，他也不示弱，冲了过去，两颗脑袋撞在一起。又一阵叫喊。一记直拳猛击右脸，叫好声潮水般涌来。

对手立即反击，两人扭抱在一块。齐漠祥有些走神，有那么一刹那，他似乎望着什么。这一刹那立刻被逮住，松本章宏左脚迈出一大步，右拳击中齐漠祥面部。齐漠祥倒地，双脚翘起，又迅速站起来。第一回合结束了。

第二回合，他似乎没从突然的击倒中缓过神来。对手连续进攻，他只得采用扭抱策略。直到第三回合，他才愤然发起攻击，击中对手脸部，观众的叫好也随着振作，还有人找到了喇叭喊“中国队加油”。

他要为自己而战。十岁开始练习拳击，他从来都是个能吃苦的拳击手。在省队，他每天从早练到晚，军人般服从。有好几年，他都在控制体重。他总是想起1995年的夏天，在粘湿闷热的广州，他几乎两个月不吃饭，最后水也不喝，训练完穿着控体服，边蒸桑拿边跳绳。

那年夏天以惨败结束，饥饿的他就像一片飘上擂台的树叶，被拨来弄去。他习惯无人关心，也习惯了服从，只反问自己，这点痛苦都挺不过去，怎么成为优秀运动员？有一年生日，他空着肚子控体重，一位师兄走到跟前，塞给他一根雪糕。他偷偷哭了。这是记忆中唯一的温暖。

如今他不必控制体重了，肌肉却失去了弹性。对手很快发起反攻，两人扭抱在一块，又被分开，忽然，一记重拳落在脸上，他打个趔趄，差点儿又挨了一拳。

他像从车祸现场逃出来，眼圈都红了，喘着粗气。稍作休息后，他冲上去，几乎用尽力气。这是最后一搏了。就在上场前，他去父亲坟前上香，烧纸钱，父亲会对他说什么呢？

1997年，十运会的裁判结果让他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提出离开，可命运掌握在领导手里，离开将一无所有。他只得继续往前冲，之后他拿到全国亚军。1999年奥运会选拔赛中，他遭遇东道主，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并不认可裁判结果，整晚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想起过去十多年艰辛，也想着生病的父亲。父亲住院以来，他都投入到冬训中，一直未能见上一面。早晨6点钟，他迫不及待给父亲电话，听到的却是姐夫的声音，父亲已经下葬了。

之后两年，他沮丧抑郁，一心想着解脱。在父亲周年忌日前，他退役了。他去矿上看场，到深圳卖IC卡，之后又去了西藏。过去变得遥远，日子轻飘飘的，没有激情也没了热爱，直到2004年，他偶然接触到职业拳击。

他爱自由自在的拳击，台下千呼万唤，自己就是中心。不过，随着年纪渐长，他开始有点吃力。2006年最后一场比赛，他撑到最后一回合，以点数获胜。之后，他有了去法国训练的机会，临走前又犹豫了，选择回到会理。他并不后悔，法国是一个未知，船城却是稳稳当当的故乡。他过上平静的日子，拳击队的孩子依恋他，崇拜他，在宿舍里贴他曾经的海报。他多想让他们见识真正的拳击。可金腰带呢？青春呢？激情呢？

他撑不下去。他抓住绳子，任对方击打。年轻人一拳拳袭来，头部，肋部，腹部……毫不手软，作为一名拳击手，一切理应如此。那些倒下的拳击手，都将化作自己的金钱、荣誉、战利品。他感觉不到疼痛，只觉得世界安静了，缓慢地将自己笼罩，模糊的人群不断地散去。

裁判拉开了年轻人。他一动不动趴在绳子上。

四

周雪梅愣愣站在原地，眼泪大滴大滴流下来。原以为一切已被安排，齐哥会赢，她也会赢，就像电影里的主人公那样。每当她看到他挨了一拳，心就紧抽一下，听到观众起哄，提前散去，她又感到愤怒。她觉得此前对拳击的想象，全都错了。

她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出场馆的。一年多前，周雪梅还和村里两个小伙伴在学校里戏耍着，齐哥和姐夫就走进来了。他们站在操场上，听到“拳击改变命运”、“学好拳击就是国家的人，学不好就是妈妈的人”，纷纷笑起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命运”，为什么要改变“命运”。

第一次实战时，她不顾一切往前冲。她是勇敢简单的小姑娘。她喜欢周六的上午，齐哥带着他们去山上散步，他盘坐在石桌上，说拳击是绅士运动，说拳击就像人生。她仔细听着，一句句记在本子上。

日子一去不返了。现在，她要准备两个月后自己的省青少年锦标赛。没有专门的训练场馆，每个晚上，他们都在跑道上练习，有时难免和来运动的市民发生口角。“小心拿钱砸死你们。”她总会想起那个来散步的中年女人。是啊，有钱为什么会来练拳击呢？她暗想。

一年后，她还能清晰地记起这个假期沉郁的训练，衣服如何被鼻血染红，自己被打得满头是包，以及人们的挖苦：“都输了，还练什么？”“中国人的脸，都被齐漠祥丢光啦。”……

夏日苦涩漫长。两个月后，周雪梅去参加比赛。那是她第一次前往西昌，第一次比赛，第一次戴上护齿。她一点也不习惯，吐了出来，立刻就被判违规扣分。她看到有一个选手也吐了护齿，裁判迅速捡起来，放进包里。他们五人都输了。

太残酷了。她想。看了齐漠祥比赛的老乡也这么说。整个夏天，她都在盘算放弃。她向缪云飞诉说痛苦，缪云飞过得也不好。不过，这个夏天，他被一个信念所占据。他要存一笔钱，到昆明职业拳击俱乐部去。

缪云飞从成都工地动身去了上海。朋友介绍他在KTV找到一份保镖工作。他度过无所事事的第一晚，不知道老板是谁，工作是什么。第二晚，他被拉到不知什么的地方，分发到一根棍子，然后一伙人冲着往前打。吓了他一跳。第四天，他就辞职了，干起了搬运，和一群中年男人住在一起。不久，他去应聘“高薪”职位，“大城市机会就是多”，他正想着，一进门就被关起来，只得交了“定金”。

临近过年，他揣着挣到的6000多元回成都转车，一名QQ好友去接他，把他送到传销点，让他缴纳7000元入会费。他佯装兴奋，讨价还价一番，表示回家过完爷爷生日就回来，最终才逃脱了。

缪云飞平静地说起这些，18岁出门远行，被骗，也骗了人。他凭着本能，应对扑面而来的世界。

过完年，他就动身去了昆明。他计划找到拳击俱乐部后，就一边打拳一边在昆明打工。火车抵达昆明，一切都很陌生。他摇一摇微信，加了当地网友，一番聊天后，对方表示自己是同志，他骗说自己也是。第二天，男人就来找他了，给他租了房，还陪着寻找俱乐部。

两人按着网上的地址，找了三天，无果。打电话问拍纪录片的姐姐，无人接听。后来才知道她去了国外。但在当时，他只感到人走茶凉的心灰意冷，便悄悄离开了昆明。长途火车上，那男人发来短信：希望我是你骗的最后一个人。

五

2012年春节，齐漠祥去美国看《千锤百炼》首映，大雪纷纷扬扬，他安静地坐在电影院里。比赛画面忽然跳进来了：他站在擂台上。回忆猝然苏醒。过去半年，他失忆了一般，怎么也想不起怎么打的比赛。走在船城的大街小巷，异样的眼光和闲言碎语不断在提醒，比赛真真实实发生过。日子像白纸一天天翻过去，终于翻到了回忆。他哭得没法站起来。

从成都开往会理的火车上，他向我讲述了这一切。许多夜晚，他的梦都笼罩在比赛的氛围中。人群冷漠地散去，自己像是世界的弃儿。“日本人走了，我还留在家乡，家乡跑不掉，”他说，“打了一场比赛，我还是我，世界全变了。”有时他以为自己走出来了，有时又觉得可能永远都出不来。

从台湾领奖归来后，世界又变了一次。不管如何，领导们正式研究起他的编制问题，还表扬他多年来默默无私的奉献。他陪看了一遍又一遍片子，重温了一场又一场比赛，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祝贺。

从前的徒弟、重庆特警张远雄也回来了。齐漠祥比赛时他去请假，被斥责一番：全城都忙着搜捕周克华呢。他年轻热情，意气风发，敬了一杯又一杯酒，说了一个又一个重庆故事。扭头一看，齐漠祥醉倒了。

把他送到运动场时，孩子们正一排排站在黑暗的冷风中，安静地出拳收拳。跑道边的电灯短路了，齐漠祥一下清醒过来，爬上台阶，咬开电线，重新接上灯泡。孩子们哇地叫起来，又恢复亮堂了。

眼前有不少是新招的队员，十一二岁的模样，怯生生站着。他们就像当年的缪云飞，或是张远雄、何宗礼。只是，他们不再叫齐哥，而是齐叔了。

周四晚上，第一次实战。他们闪闪躲躲，打着打着就摔倒在地上，齐叔在一边怒吼：你们要战胜心中的软弱!

推销汽车的刘亦刚站在一边看着，他白皙帅气，像青春漫画里的人物。他轻声说，有那么几年，他每天都在研究世界拳王们的比赛，他总是觉得，自己和他们打，一定能赢。他从未告诉别人，只幻想着。也说起那时和缪云飞去昆明的计划，终究自己已经18岁，该自力更生了。他去KTV当服务生，生活骤然压来，计划便渐渐淡忘。他曾把放弃的痛苦记录在QQ空间，后来也删掉了。

这个夜晚，周雪梅招架不住对手的进攻，一直退到角落里。她有点儿恍惚。

六

她站在我面前，高高瘦瘦的，我一下就认出还是去年那个对手。我很激动，一紧张就没力气了，我拼命打她的肚子，她就把头抱住。比赛不知不觉结束了，我和她握手，才知道我赢了。我呆呆走下来，听到有人问我要去哪里，一看是齐哥。我左右看一下，眼泪就掉下来，突然觉得很轻松，可心里一下空荡荡的。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锦标赛。我赢了。我竟没有很高兴。如果这是在齐哥比赛之后那一场该多好。可惜不是。

周雪梅和我走在家乡小路上，讲述过去的一年。这是一个愉悦的周六下午，山间安宁，阳光和煦，小船停在湛蓝的水库边。孩子们并不留恋自然的美好，他们更喜欢看电视、玩游戏、在手机上聊QQ、写些惆怅的句子。

周雪梅总是想家，回到农村，又迫不及待想到城里去，城里也让她尴尬：只要走上大街，就得花钱。她这么向我概括城市的本质。

母亲是个本分朴实的妇女，她说，钱都花在女儿身上了。女儿也有回报，2011年在会理举行的锦标赛上，冠军周雪梅拿到4000元奖金，这是齐漠祥向朋友拉来的赞助。她一回家就交给了母亲。

这一周，周雪梅除了要120元生活费、200元课本费，还要了160元买两条裤子。裤子只被批准了一条，她似乎是生气，或是难过，黑着脸站在院子里，父亲在背后默默看她，母鸡在脚边踱来踱去。

回城汽车拐过村口时，我看见母亲站着目送，坐在车里的周雪梅并不回头。她后来说看到母亲了，她怕眼光交错时又要流泪。过去许多个回城的下午，她都抓着钱，坐在车上默默哭泣，她想维持体面，也知道父亲母亲多不容易。

回到船城，我陪她去逛街。运动休闲品牌都开到了这儿，满街的服饰小店传递着青年们的时尚。

周雪梅看起来很愉悦，她走了一大圈，试了一拨又一拨，最终挑中了一条窄脚裤和青花瓷花纹的鞋子。她抱着它们，满足地回到训练场。仍惦记着家人，“将来我要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她母亲说，只希望女儿走出他们的命运。她也从不看女儿的比赛，怕心疼。女儿总是打电话诉说痛苦，她安慰说，太累就别勉强了。听到这，女儿就会决然说，我要坚持。

第一次见到周雪梅时，她正在宿舍写拳击笔记，另一个本子贴满体育明星的励志故事。她喜欢张喜燕(中国第一位女拳王)，但觉得职业拳击太刺激。有时想走奥运道路，也是漫漫长路。齐哥的比赛后，她觉得一切都变了，齐哥沉默寡言，世事冷酷无情。她对未来忧心忡忡，也不敢投入，要是落得一身伤残，爸妈怎么办？

她经常幻想。自从拍了纪录片后，幻想得最多的是当演员。当她看到纪录片时，发现自己的段落几乎都被删掉，又看到师兄缪云飞放弃拳击，睡在成都乱糟糟的工地上，不免失落起来。

缪云飞也被叫来看片子了。他抱着齐漠祥大哭，并不自怜，只是回忆复苏，原来有过那么美好的时光。他怀念被齐哥唤醒的清晨，绕安静的船城长跑一圈，感觉世界属于自己。

但他害怕电影公映。那记录了母亲在田地里拒绝他的镜头。他理解母亲，“农村谈什么理想呢？”他解释说，母亲也有他人所不知的柔情，怕他伤人，更怕他被伤，念叨着就算有了钱，没了健康又有什么意义。

缪云飞对现实有一种强大的接受力。他似乎不怎么惶恐，仿佛早就洞明，生活就是这样啊。我在西昌见到他时，他独自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随时等待老板的指令。他是一名助手，他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有时，他会去看望兄弟何宗礼，他仍朝着奥运之路奋斗呢。

何宗礼总是紧张，这导致他成绩平平。我和缪云飞一块去看他时，他训练了一整天，满身是汗，还要连夜赶往成都去实战。坐在体育馆台阶上，他们淡淡讲些往事。偶像拳击手米盖尔·库托被打败了，自己依然热爱他；母亲还像过去那样担心，总在电话里问受伤了吗，他也掌握了一套转移话题的搪塞说辞。他不怕受伤，却前所未有地害怕失败。他放弃过，在家乡待了一些日子，最后去找齐漠祥，齐鼓励他不要放弃。他忍不住想，这是漫长而封闭的道路，如若失败，还能适应社会吗？过去是那么热爱拳击，一上场便幻想米盖尔附体，现在他只在乎成败。他分不清，究竟是自己想练，还是自我逼迫的结果……他想不了那么多。他将最后通牒推延到下一场全国比赛，那时他将决定去留。

夜晚很快来临。老人涌进体育馆，扭起舞蹈，热闹的歌声飘荡开来。是时候告别了。他匆匆起身，转眼消失在夜幕中。

(周思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是苏芒

撰文　季艺

“时尚杂志应该是传递伟大精神的，代表顶级的梦。”

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开始的前一天下午，出版人苏芒来到国贸三期二楼的宴会厅，作为创始人，她将在慈善夜上第一个发言，被要求提前来这里排练。

扶梯上到二楼，一辆新款辉腾轿车被摆在红毯起点，任何来参加慈善夜的明星都必须经过这辆汽车才能入场，他们需要在这里与它合影。辉腾在今年是第二次赞助芭莎慈善夜，苏芒将其归结为慈善夜为明星与品牌制造出的亲密关系。“去年李亚鹏和王菲在一起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这辆车前面拍的，”苏芒说，两人离婚后，这张照片在网上大规模传播，所有人在那一刻都看到了他们背后的辉腾汽车。

当苏芒走进国贸三期的宴会厅，她眼前的一切正从无到有被搭建起来。在大厅前方，一个巨大的书形舞台将被作为投影背板播放画面，整个空间被幽蓝高档的光晕渲染，工作人员为此已经工作了两个通宵。当看到这些，苏芒立刻兴奋地全场奔跑，不断地喊，“这个太震撼了!这怎么可能啊？建一个城市啊!你们老板我做事不惜一切代价，我们要干死了!”热情洋溢，动辄兴奋，眼睛闪闪发亮，拥抱着她的工作人员。

芭莎明星慈善夜以名人众多闻名，这些关系大多来自苏芒个人。去年是这个慈善夜创办的第十年，那个夜晚，苏芒决定挑战全新极限—邀请100个明星与100个模特。

“我那些明星可不是假的，”苏芒忽然认真了起来，他们不但有周杰伦、成龙、章子怡这类娱乐明星，还有马云、张近东等商界人士。

为了吸引王菲，苏芒在那一年特别把自己的善款捐赠给了嫣然天使基金会，华谊、李连杰、成龙等同样拥有名流资源的基金会也得到拨款，这些都保证了芭莎慈善夜的明星质量。

苏芒不愿意谈她与他们的交往细节，“不能告诉你，”她的态度很坚决，“整个交往你得花时间，很多时间，不是你花了两个小时去采访或者花了三个小时去跟踪，我说的时间以好几年来论。”

“苏芒注重各种细节，她每天都在想，这个活动应该是什么样，她想出一个新东西就要立刻实现，这是她这么多年能成功的原因。”徐宁说。2012年5月，芭莎艺术在香港举办了艺术之夜，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邓文迪等知名人士、机构、香港藏家都会到场。“这个活动在香港，比内地操作难度大得多，同时它的规格又很高。工作人员已经非常辛苦。”

但就在开幕的前几天，苏芒在同一个酒店里参加了另一个晚宴，与艺术之夜更符合国际礼仪的“长桌”不同，这个晚宴使用了“圆桌”。她觉得非常完美，立刻要求团队修改全部方案。当得知改成圆桌需要增加60万预算时，市场部的人感到无能无力，不敢自己面对苏芒的他们叫上了徐宁。

苏芒听到后一下子就崩溃了，她指责他们，“你们动不动脑子!我去哪找60万，你们什么事都让我想办法，能不能承担点责任？”她突然一下哭出来了。

“我认识她七年，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哭，她以前都是因为感动，比如讲完某个话，或者慈善夜成功结束时，但这一次我看到她真的是出自一种绝望和无助。”

“事实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她就是这样，对每个细节太注重。她问我，刚才她是不是失态了，我说你确实失态了，她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老板如果做这一件事让你这么不开心，你为什么要去做呢，我其实想告诉她，她其实很累，很辛苦。”

但很快，苏芒又回到了她原来的价值观中，在一次中层会上，苏芒跟所有人说徐宁批评了她。

“她不是说我做得不好，而是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工作态度，觉得我敢这么去说她，她觉得特别好，她希望每个人都这么做。……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吸引她的，就是她要做得比别人好，包括这个晚宴，她当时的崩溃也是因为她可能已经在同一个地点参加过一个晚宴，她能看到我们的东西不如别人好。”徐宁说。

超越

2012年的慈善夜苏芒筹划了九个月。对于任何一个追求卓越的人而言，邀请一百个明星都让人心生畏惧。8月26日，苦于如何筹办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的苏芒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王潮歌执导的《印象国乐》。

那时距慈善夜还有一个半月时间，负责这场活动的公关公司已经准备了三四个方案。“这些都不对，我要的是改变，现在没有做到本质上的改变，他们就是把一个方舞台换成长舞台。”苏芒说。

王潮歌是一个擅长用那些宏大景观渲染情感的女性导演，《印象国乐》则来自她对中国民乐演奏者在现代遭到冷落的不平。

这场演出中，王潮歌并没有只是让演员们演奏乐曲，还让他们开口讲述自己的命运。当观众们途经售票口、剧院大厅、长廊、电梯与咖啡厅时，所到之处皆能看到民乐艺术家的表演：管乐演奏家与他的妻子，一个笛子演奏家以音乐向对方告白；二胡演奏家诉说了自己从小学二胡，如何因二胡而安身立命的经历；琵琶演奏家携学生等依次登台表演……以感性的个人化方式，讲述演奏家与音乐之间的真实故事。

42岁的苏芒出生在济南的一个古筝世家，五岁不到时，苏芒便被逼迫天天弹奏这种乐器，“就跟家长逼弹钢琴一样，它培养了我很大的耐力，但我一直很不喜欢。”苏芒说。15岁那年，因担心偏科严重的女儿考不上大学，苏的母亲通过关系让她比同类人更早尝试高考，“想考一类大学分数又低的就是音乐学院，否则我不可能来到北京。”比起枯燥的乐器，苏芒喜欢的是浪漫主义文学。在大学时，她开始写爱情小说与诗歌，一种“年轻人一听就明白”的爱。

这种对民乐者命运的渲染令苏芒回忆起了自己作为古筝演奏者的遭遇。“你可以去歌厅，可以去夜总会，你可以去看电影，也可以去跟朋友吃饭，为什么来看一场国乐表演呢？其中一个人说他吹笛子已经30年了，另一个人说他下辈子还要吹笛子。”这种迫切的呼吁一下子让苏芒“热泪盈眶”。

当晚朋友圈里，苏芒用一段长长的现代诗式的语言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今晚，在国家大剧院，听王潮歌和中央民族乐团创作的《印象国乐》，从五岁开始学古筝的那些似水流年，翻涌而来……我生长在音乐里的前20年，已如隔世之远，箜篌、筝萧、琵琶的琴弦……流泪听琴声，不堪少年!它是那笛箫绵长的悠叹，筝圆浑的悠颤，紧紧的琵琶密密麻麻，我那民乐里的少年……我放弃了你，你却永远在我心里，从没有离去。

相信共鸣并擅长利用这种情感力量符合苏芒一贯与世界或他人的相处方式。苏芒常常把自己做杂志的动力归结为第一次去美国培训与当时Cosmopolitan的主编见面时的场景，当对方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做杂志是要帮助人”时，苏芒从中获得了力量。“这句话深深刻在我的心里。”苏芒说。也是从那时起，苏对她所从事的事业开始保持惊人持久的勤奋。

GQ的主编王锋曾是《时尚先生》的主编，当谈到和苏芒的交往时，他回忆起的是苏芒说自己会常常一个人在家夜里看庄子和古诗词，读到泪流满面。

在为《印象国乐》哭泣之后，苏芒在一周后的一天忽然意识到了这里有她所需要慈善夜达到的情感力量，她应该邀请王潮歌来执导芭莎慈善夜。

就这样，王潮歌在把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的舞台变成了一本翻开的书，整场慈善夜将被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展开，就像一场戏剧，苏芒、李冰冰、成龙、沈南鹏等戏剧中的角色将作为这场舞台剧里的演员登场，以声情并茂的诗朗诵诵念着自己的慈善经历以及与《芭莎》的故事。

而穿着红色礼服的苏芒，则要从一个十米左右高的舞台上，在一群少数山区民族少女的搀扶下第一个走向观众，舞台在这时开始呈现出风雪交加的氛围。

“你们已足够有名，也已经足够成功，为什么现在还牵挂着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去帮助一些贫困的人呢？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颗慈善的中国心。”苏芒表情真诚热烈，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亮，雪白的牙齿被精心打理过。

来之前，苏芒在《芭莎》12月刊拍摄现场绘声绘色地为章子怡描述过这个场景，随后，她朗诵了这段台词。坐在化妆间镜子前，章子怡皱着眉头听完后问苏芒：“我能指导下你吗？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的调都往上扬，你不能一直往上，要有抑扬顿挫。”

戏剧与亢奋

全世界的奢侈品界都是一个极度戏剧感的地方，苏芒和她的《时尚芭莎》尤是。

作为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无数刚来到中国的公关公司想要拜访苏芒，如何让她抽出时间约见则需要运气。其中一家公关公司预先快递来了一个LOEWE的手提包，当拎出这个包时，苏芒像一个被哄开心的孩子一样跟助理说：这个可以接见，这个可以接见!

10月15日是苏芒生日的前一天，由于生日当天苏芒要飞往巴黎参加曾梵志的画展，时尚圈的品牌和她的下属决定在这一天为她献上礼物。当她得知正在她的办公楼下拍摄徐克时，苏芒从办公室的花海中拿起一盒玫瑰决定前去探望。

“真是碗大的玫瑰。”苏芒在电梯间里情不自禁地对她的编辑们说。

在堆满了各色甜品和糕点的徐克化妆与换装的房间里，苏芒把鲜花递给了他。

“您这一部3D真的更细致了，”她这么评价《狄仁杰2》，“我代表我们办公室送您这束花，真的很美丽很美丽!”苏芒说，“让您开心一下!”

“碗大的玫瑰。”她的编辑在一旁立刻补充。

“我很少收到花，尤其是玫瑰花。”徐克有些尴尬。

“我们也这么想的。希望您一切顺利!”苏芒一直保持微笑。

“那我先来试一下，免得到时候进不去。”徐克指了指那些衣服。

“是是是!您在那边休息休息。这束花很美的。那我们上去工作了，我们照个相可以吗？谢谢谢谢!祝您成功!”苏芒说完走出了化妆间。

经过摄影棚时，她看到了地上铺满的样衣，铺满了十几平方米的地板，“好大的卡司!”苏芒再次情不自禁地赞叹。

“你经常会和别人说祝您成功吗？”我问她。“没有啊，刚才实在忘了该说什么了。”与以上的所有对话一样，苏芒不假思索，毫不在乎。

与世界上所有依靠独特性格闻名的时尚杂志女主编一样，苏芒同样擅长制造戏剧效果，这种戏剧效果让人们对她产生向往，乐于讨论她的行为。关于她的这些讨论时而轻浮、拜金，时而充满幽默感、感染力，以及一种让人喜欢的少女般的可爱。

在时尚圈关于苏芒的传闻中，有一则发生在《芭莎》刚刚创刊时。快过年了，一个美术编辑因加班过久，女友在楼下威胁要和他分手。苏芒知道后，立刻把这个女孩叫到自己办公室，不断表示自己的歉意，接着，她打开一柜子的化妆品再次跟她说：真对不起。你想要这些东西吗？随便拿!

苏芒喜欢强调这本杂志和她拥有的一切是她和编辑们共同的梦，那些物质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有编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她常常戏剧性地指着那些化妆品与奢侈品作出保证：这些都是你们的，我为你们而工作。

不过，与安娜·温图尔因优渥而导致的冷漠与疏离不同，苏芒的戏剧感来自于她的兴奋和乐观，擅长与下属缔造一种共同的事业，以及一种为事物赋予迫切意义并让你感受到其真诚的能力。这种乐观就像每一个处在这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一样。

李冰清曾经是《时尚芭莎》驻上海的编辑，“她当时看我写的一些稿子，”李冰清那时刚从学校毕业，“但当另一本杂志也说要我时，她突然变得很紧张，她那时正在度假，就让编辑部主任一个个电话打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来《芭莎》。”

第一次接到苏芒电话时，苏芒用她的方式激励李冰清，她认真地告诉李：从此之后，这本杂志南边的大门就由你来掌管。这个铿锵有力的信任发出时，她们甚至还没有见过面。

“她永远都觉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她的一个特色。”李冰清说，“不过作为新人，你会因此特别有斗志。”

《时尚芭莎》在2001年创刊，在那一年，苏芒带领她的团队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办公室里辛苦工作。当时，ELLE、Cosmopolitan已进入中国很多年，作为后来者，他们必须更加努力。

而作为时尚集团的掌门人，刘江把苏芒看作是“单纯、认真、对时尚热爱的，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特别愿意追求新事物”。刘关于苏芒最清晰的回忆是在《时尚》刚刚创刊时，下班时飘起小雪，“她会跳着走路。”当内部一个师傅邀请大家包饺子的时候，“她的热情马上就会被点燃，又弄馅，又擀皮。她有品位，对好东西充满渴望。”刘江回忆。

1992年，《中国旅游报》的记者刘江和他的同事吴泓辞职创办《时尚》，刘江当时希望把这本杂志做成康泰纳仕集团的Vogue，“那本杂志最好，广告最多。”

大学毕业之后，不喜欢弹古筝的苏芒一心想要从事文学工作。不过，没有一家出版社、报社愿意雇用她，为了留在北京，她只得去了武警文工团。当有人打电话告诉苏芒有一个草创的杂志时，苏芒成了最初加入“时尚”的七个人之一。

在一开始，苏芒并未如她所愿负责内容，而是被安排去拉广告。不过，苏并不认为这是丢人的，“我很自豪，就像一个穷人的孩子要养家糊口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可以承担。”苏芒说。

作为一个销售，苏芒的表现很快让刘江惊讶。“她去国贸，当时有一个品牌的老板在外面，说赶不回来，苏芒就问，你今天会不会回来，得到肯定回答后，她就在那一直等了六个小时，”很快，刘江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房地产的广告，她一去就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餐厅的广告，她去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信用卡的广告，她也谈成了。”

不过在27岁那年，勤奋的苏芒还是遇到了第一次职场危机。那一年，她有了孩子，当时，集团承诺她将被提升为Cosmopolitan的主编，负责梦寐以求的内容。

“我星期天生孩子，星期五才休息，”苏芒回忆，当她休完三个半月的产假再回来时，她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已经没有了。

“她非常厉害，回来以后没发胖，又充满活力地投入工作。但那个时期我们压力非常大，从客户来讲，丢一个都不成，丢一个可能变成亏损，多一个可能就是有微利。我临时让别人做了她做的事，她很失落，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没办法。”刘江回忆。

《芭莎》创刊的前三年对苏芒而言是最艰难的时期。她那时担任三个职位：主编，广告总监，出版人。“老板让我找广告总监，但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多做一点，我要确定我的杂志最前面的品牌是迪奥或香奈尔，不容马虎。这样一做就做了三年。”

芭莎刚刚创刊时，苏芒有四年的时间一直失眠，“别人会不断地质疑你，各种问题让你就是日思夜想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你睡不着。”

那段时间，苏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本子，在漫长的失眠的夜里，苏芒不开灯在黑暗中想到什么就不停写出来，直到疲惫不堪睡着为止。

徐宁是《芭莎艺术》的主编，苏芒曾经告诉他自己甚至晚上做梦梦到的都是工作，“而且梦中的工作可以和白天接起来，”徐宁说。“比如说睡觉之前这个工作做到这一步，做梦的过程中，就在梦里继续往前推进，早上起来再往下走。她就像一个很勇猛的猛兽吧，但她不会伤害别人，她眼中没有任何人，就是朝自己的目标去抓动物。”

直到现在，当苏芒认为有人帮助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时，她仍会表现出一种夸张的亢奋。

一个朋友提醒她对图片投入过高而对文字投入不足，他建议苏芒，你能找最贵的摄影师，也应该去找刘瑜这种最好的作者。苏芒一下子变得非常振奋，她不断感谢对方，称赞对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让对方十分惊讶。“很多人当听到别人建议自己什么时，他们都会想很久，但苏芒不会，她会立刻表现出她的亢奋。”苏芒拒绝困惑或停滞不前。

“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亢奋状态中，我就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苏芒说，“我相信如果你的手是握着拳头的时候，你的底气是顶出来的时候，你有爆发力的时候，你有激情的时候，你的灵感也好，你去说服别人的能力……你调动自己一切的能力，高度专注，那个效果特别的好。”

因为太专注，苏芒在采访中表示，她相信自己已经具备一定“法力”。

去年三亚搞活动时，忽然暴雨倾盆，苏芒的员工打电话劝她使用第二套方案吧，苏芒说，没有第二套方案，雨必须停，“然后我就真的趴在地上开始祈祷，用全部的专注力，然后雨了就停了。”苏芒专注地看着我。

还有一次是去年慈善夜十周年，那天橙色警报，到了四点多忽然下起大雨。苏芒想这不行，因为外面全是大电视，几百万的音响。“别笑话我，”苏芒说，“真的是水泥地，我啪就跪下来了，必须要停，一定停，停下来，我在做慈善，十周年，我在做慈善，在做慈善，一直在那里，差不多有二十分钟，等我站起来出去的时候雨就停下来了，”苏芒说。最后很多明星走的时候对苏芒讲，来的人都是怀着善念来的，都是很重要的人，巨大的善意聚在一起，雨就不下了。这让苏芒非常受鼓舞。

《时尚芭莎》成功之后，2008年，苏芒开始了她激进的扩张。在这一年，她要再做一本《芭莎男士》，而在“芭莎”全球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本男性杂志。

“当时没有一个人同意，不同意？那我不要钱也不要人，赚了钱是公司的，赚不到5000万我什么都不要，先骗着公司让我做。”

在今天，Harper's Bazaar在中国早已超出了女性时装杂志的范围。除了母刊《时尚芭莎》之外，苏芒还创办《芭莎男士》等其他三本杂志，这些新类型在Bazaar的国际体系里前所未有，这极大改变了既有规则，中国的芭莎成为了版权输出国，在《芭莎艺术》被创造的三年后，全球随后出现了八个版本。

当谈到苏芒身上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亢奋时，刘江把它归结为在不断成功之中人对自己选择方向的认可和信心的加持。“这种兴奋越来越强烈，”刘江说，“做一个事情就这样成了，用这样的方法，再做一个事情又成了，对人的信心，这是一个增强。”

2008年8月，大量品牌因北京奥运会加大广告投放力度，那个月，《时尚芭莎》的广告收入达到了历史新高，2700万，全体员工非常振奋。

在当时芭莎办公室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圆形茶几，那是这个空间里所有人的视觉中心。在一个下午，苏芒拿着那本九百多页的杂志，踏着高跟鞋兴师动众地走到茶几前，她把杂志重重地摔在了上面。巨大的声响引得所有人侧目，人们都扭过头等着看她下一步要做什么。

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已工作近十年的资深员工，两个人就像精心排练过一样，当苏芒把手伸向后面的他时，他从钱包里拿着一张一百元人民币，递给了她。苏芒随意翻到了杂志的一页，拿着这张人民币在上面比划了四下，恰好拼出了一张纸的面积，然后说，“我想印钞机也不过这个水平吧!”

洗脑

9月10日，苏芒的时间表上一共有十项工作，从九点半开始，她要在金融街与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对谈，参加国家会议中心的万达商会，在银泰为芭莎艺术校园行驻场，参加章子怡《非常完美》的首映。当得知章子怡今年无法参加慈善夜时，苏芒又决定晚上去丽兹卡尔顿请求成龙为慈善夜捧场。她在电话里兴奋地和她的同事说，见了大哥什么也不说，我们就喝，先把自己喝死再说!

那一天里，苏芒去的十个地方分别在北京东、西、北三个至少距离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苏和她的司机必须严格计算好时间，从一个地方准时离开，再开车准时到达下一个地方。

临近黄昏时，当苏芒又一次准时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和她的助理甚至情不自禁地为她鼓起掌来，赞扬她太棒了。苏芒很振奋，让人一下子觉得这一天忽然成了一个竞赛或者游戏，它绝不是现实生活。苏芒想要赢。这种赢让它变成了一场戏剧。

苏芒有着旺盛的斗志、对失败的惧怕以及发展的动力，但她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她无法用高薪去驱动她的员工和她一样努力。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便是动用奢侈品界的免费资源。时尚界充斥着大量全球范围内的品牌邀请，很长一段时间，时尚集团的员工需要去外地出差采访名人时，他们往往会先看看各种品牌在当地有没有活动，让编辑使用品牌的酒店和机票参加活动的同时，完成他们的拍摄与报道工作。

“苏芒不会守住自己的资源，这跟其他杂志主编完全不一样，”苏芒的一个编辑说，“苏芒觉得我的资源也是你的资源，但是你要通过这个资源去拿更多的资源，带回给芭莎。你自己在其中拿了什么东西，她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时尚集团的这种风格与它的体制有着深刻联系。在刘江离开《中国旅游报》出来创业时，他的集团并没有彻底与这家报纸的从属单位国家旅游局脱离关系，他需要依靠这个国家单位获得刊号上的支持。同时，为了赢得奢侈品广告，刘江通过IDG这家风投公司，又引进了国际品牌的杂志进行版权合作。在中国，刘江几乎代理了所有赫斯特集团的优秀杂志，比如《时尚芭莎》与Cosmopolitan、Esquire。接着，一种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严重影响编辑独立性的事实发生了：明码标价的广告大部分都要与旅游局或者投资方进行分配，但还有一种更加灵活、秘密的合作，比如把这些客户的需要植入编辑内容，这些钱就可以直接到自己手上。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独立权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

除了利益共享，苏芒还会不断在卷首语和访谈节目中宣传这种工作是全世界最好的：每天都在穿着漂亮的衣服，与明星打交道，拿着品牌的免费机票去全世界住五星级酒店，“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苏芒反问。

为了营造出一种励志效果，她喜欢把时尚比喻为奥林匹克或者体育竞赛，“它的指标就是绝对的，只有一个标准，没有什么中等时尚，第二时尚，这里面没有任何逻辑，就是做到最好。”在整本杂志和她的工作环境中，苏芒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一类“事业就是一切”的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背后的含义是男性、生活最终都会背叛你，唯有工作不会。

苏芒当然是这种价值观的身体力行者，甚至为了能让这种价值观在员工之间具备巨大感染力，她也直白地对其进行了戏剧化处理。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秦海璐回忆起一次慈善夜，中午她刚好住在晚上举办活动的酒店，当她主动邀请苏芒一起午餐时，让她惊讶的是，苏芒在吃的时候不断感慨，没有你这块牛肉，我估计我没法熬过今天晚上，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吃饭了，海璐，我会报答你的。要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苏芒对秦海璐说。

“对苏芒来说，她确实没有公司化的机制，但年轻人跟她工作久了，很可能离不开她，因为她一直希望你变得更好，所以你会害怕你已经被取消了资格。”徐宁说。

除此之外，苏芒更富中国特色激励性的还有一种亲人式的职场关系以及利益共同体的营造。刚毕业的赵婷婷是苏芒的助理，有一次赵婷婷写一篇编辑选记，写完已经两点钟，发给苏芒时，苏芒立刻回了一句：婷婷写得太好了，进步太大了!“她还要求其他同事发微博说婷婷加油，一起鼓励婷婷。”

10月14日，苏芒要去参加一个青年励志类节目，当她看到采访提纲里面的几个问题时，已经坐在车上的她非常气愤，其中一个问题是：“听说你宁可吃泡面也要买名牌包？”

苏芒认为这些问题并不属实，它们缺乏最基本的调查。她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在电话里，她要求编导修改脚本。“不确认好问题让我上台我会非常尴尬，观众会冷不丁提出这些问题。朴实、执著、勤奋，这些品质在漂亮行业同样需要。”

随后，苏芒叮嘱另一个刚入职的助理要盯紧对方把修改好的提纲发过来。“这个时候要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要勇敢有担当，”苏芒对她说，“你可以成为更棒的人，解决它，我用这个事情锻炼你，你明白了吗？我们是一体的，不用担心你刚刚开始，你还小，我希望你成为更好的人。”

晚饭后，当助理告别时，苏芒在她推门走出包间的那一刻，又对她说：“加油婷婷!你今天表现非常优秀，真的进步了。”“我会越来越好的。”助理认真地点头。

影响力

在名流面前，苏芒绝对主动。她常常把男性名人、富豪称为“哥哥”或“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很多很多年很好很好的朋友。”女性名人则被她称为“姐妹”。“冰冰是我的姐妹，”她说，“两个冰冰都是。”而她们则会亲密地称苏芒为“芒芒”。

当谈到苏芒与其他主编对待名人的不同态度时，李冰清讲起一个故事，“现在很多杂志都说要推本土时装力量，但苏芒的做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邱昊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羊毛大奖的设计师，当得知邱昊获奖之后，苏芒第一时间跑去上海表达祝贺，更关键的是，她会亲自带着陈鲁豫等明星朋友去他的店里买他的东西。“其他主编更多的会先看，看你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她们的态度还是为什么你不先来找我。”

拍摄时装片需要那些最新单品，但在《芭莎》创刊的年代，时尚品牌并不会把太多非常好的单品放在大陆，它们大多在香港，这就导致在一开始大部分时尚杂志都必须只能拍摄香港艺人，那里有更全面的奢侈品货源。

但苏芒很快改变了这一切。她坚持让大陆明星上时尚杂志的封面，这对中国时尚杂志而言无疑是第一次。在一个品牌资源与明星资源并没有充分交融的时代，苏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把明星介绍给品牌高层，促成他们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苏芒受到了明星们的拥戴。

这种前瞻性造就了苏芒今天的社交奇观。苏芒号称自己是最早看好章子怡和曾梵志的时尚杂志主编。在很早的时候，她便预感到了他们的成功，随后，她和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同时，苏芒还是第一个敢于让邓文迪上杂志封面的时尚杂志女主编。在2008年，邓文迪正准备在中国全面推广Myspace时，她的办公室就租在苏芒的楼上。当邓文迪非常不满地控诉张朝阳的搜狐如何以猎奇和反讽的语言描写自己时，苏芒亲自在杂志上撰文肯定了邓文迪的不凡。那一年的慈善夜，邓文迪不但亲自来参加，拍下了全场最贵的一件艺术品，周春芽的《桃花》，还为苏芒带来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时尚芭莎》以能搞定众多名人封面闻名，不过，苏芒对名人报道的方法也注定无法令她真正赢得尊重。2008年，当《芭莎男士》猜测李宁将会是点燃火炬的人时，苏芒决定邀请李宁登上8月刊的封面，当时李宁已经很久没有接受采访了。为了说服李宁，苏芒想了一个办法，她先让编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通篇赞美李宁的文章发给李宁本人，他们告诉李宁他们将刊登这篇文章，一篇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采访和接触的文章，请他对所有采访与拍摄完全放心。

当面对这种来自严肃媒体的质疑时，苏芒聪明地把她的工作归结为美与价值观，她认为媒体的责任可以是多元的。“我们和严肃媒体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扬善的，创造美好的，让每一个人从中可以获得正能量，我们是一个创造美的媒体。”苏芒这么解释。

日积月累的名流资源终于在2008年得以爆发。在那一年，苏芒通过一个奥运赞助商牵线，她与她的市场部总监景璐每天等在奥组委门口，最终拿到在奥运期间申办活动的资格。“其实这个资格并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奥运之前，有一场演唱会发生塌台，上面把这一切都禁止了。”苏芒回忆。

2008年，这场少有的在奥运期间举办的非官方活动星光熠熠，除了奥组委的官员、众多明星，还有奥运为她带来的邓文迪、布莱尔等国际级名人，他们使得芭莎慈善夜一夜之间为整个中国所知。

随后两年里，苏芒继续把她的活动与国家大事紧密结合在了一起。2009年，她把慈善夜放在了60周年国庆期间长安街一家顶级酒店里，2010年则在上海世博园内。这三年成为芭莎品牌收获巨大知名度的三年。

“这是她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芭莎的市场总监景璐说，“她想的不只是这能卖多少钱，而是能产生多大影响力。她不是一个专门做杂志的杂志人，更像一个领袖或政治家。”

专业之外的选择

与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以一个在落后境遇中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

在欧美，时尚杂志的产生与时装设计师、专业模特、时装评论、灵感缪斯等时装工业的相关部分相伴产生，根植于时装工业，时尚杂志起着设计师推荐、时装教育、购买指南，以及潮流上的判断等专业作用。但在90年代初的中国，时尚杂志远比时装产业的其他部分更早地登场了。在它们诞生时，中国甚至没有真正的设计师、模特以及规范的时装教育。

在一个时装工业没有确立的时代，苏芒本能地明白，时尚杂志在中国的意义与欧美截然不同。在一个人人渴望富有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杂志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梦想或者欲望，一种对浮华生活的期待。

苏芒忠诚于自己的欲望，她更多以这种欲望而不是以时装去理解时尚杂志。因此，在《芭莎》上，你能看到那些在国外时尚杂志上无法看到或者并不重要的气质与内容被刺眼地放大了——它们是励志故事，商界女性，金钱崇拜，甚至是国学。当苏芒决定让更能代表美好生活的明星而不是专业展示服装的超模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时，《芭莎》更多地在中国幻化成为一种价值观的产物。

“刚创刊时，我更多地把《芭莎》理解为一类视觉杂志，但苏芒不同，苏芒则喜欢在精神与价值观的层面去解释它。”《芭莎》的执行主编沙小荔回忆。

正如《纽约时报》所总结，《芭莎》的那些故事真正乐于讲述的是这些女性的“成功”，用苏芒的话说“写的是她们的奋斗，而不止是她们的成就”。2008年7月，邓文迪接受了苏芒的访问并登上杂志封面，苏芒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这就是我们认识的邓文迪，一个丝毫没有被财富惯坏的女人。”2012年7月刊，李冰冰的封面故事中写道：“人生是竞赛，我想赢，我要赢，我要努力做冠军。”

在这个过程中，苏芒也渐渐确立这本杂志拍明星的风格。“我们开始慢慢建立起一些拍明星的特性，就是这个人要很强势，要很有劲、很强势，要很美。”沙小荔说。

刚到《芭莎》时，李冰清的片子总是被毙，一个资深的编辑告诉她，很简单，你只要把人物的头、脖子和腰椎拍在一条直线上，这就过了。“她觉得女人一定要端庄。端庄的标准是什么呢？大礼服、盘头，站姿或者坐姿要笔挺笔挺的，光要非常明亮，非常有富丽堂皇的感觉。”

苏芒第一个真正满意的封面是2004年纪念刊的章子怡，“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是美艳的，但绝不取悦于别人，没笑，不再靠过分的妆容，几乎是靠光、靠人物状态。”那一次，苏芒仔细地跟摄影和化妆沟通，又跟章子怡本人沟通，就连“整个影棚里放的音乐也是有沟通的，”苏芒说，“我们想象的是安娜·卡列尼娜。”

“芭莎美学”除了端庄之外还体现一种极端，苏芒喜欢强调“接地气”，而不是一味按照西方的规则，有人把这种极端归结为中国富人阶层的穿戴对苏芒的启发。“有一次，她的时装编辑看到一个温州富婆十个手指戴着十个戒指，她们认为中国富人喜欢这种表达，这很快得到了苏芒的认可，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一个视觉编辑说。在《芭莎》的美容片里，这种极致与物质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负责珠宝与美容的芭莎美容总监董刚首创把珠宝镶嵌在模特脸上配合妆容的美容大片，它更多展示的是炫耀的美，而非实用性的。

中国版Vogue则是与《芭莎》截然不同的一本时尚杂志。

除了每年的纪念刊会选择多人构图或者礼服外，中国版Vogue的封面大多是一个模特穿着一个单一准确的设计站在一个单色背景中，凸显时装和设计本身。而《芭莎》的封面则完全像是一个奢靡的电影或者戏剧，那些女性无一不是穿着晚礼服或者戴满了各种奇观般的修饰物，这种盛装场面根本不会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

当Vogue刚刚来到中国时，苏芒曾在杂志卷首语中暗讽这是一本没有价值取向的杂志，她认为时尚杂志应该是传递伟大精神的，代表顶级的梦。她不明白一本只会使用超模作为封面的杂志为什么要称自己是顶级的，那些超模根本不能代表时代精神或者“中国梦”。

不过，自从全球的时尚杂志集团都在积极应对新媒体之后，苏芒的观点或者将被改变。2013年，康泰纳仕的大部分媒体已经将发行工作交给了亚马逊，而随着亚马逊开始涉足奢侈品电商，时尚杂志将变得更加专业、实际以及强调推荐作用：人们可以直接通过iPad上时尚杂志的介绍和链接，在电商上完成购买。在进入中国的八年时间里，伴随着时装业的完善，严格在时装专业规则之内做事的Vogue利用单纯的背景和明确的设计，教育了中国市场什么是真正的设计。在向实用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被苏芒认为不够炫耀性的做法或许是更专业和更正确的。

价值观是容易过时的

很大程度上，中国消费类杂志能够常胜不衰地依赖已经在欧美逐渐过时的广告模式，创造奇迹，令欧美咋舌，但这种奇迹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礼品市场的发达。在2013年政府反腐后，这个市场正逐渐削弱，奢侈品将不再如同以往那样还能强势地为时尚杂志投放广告，这都将促使时尚杂志向更实用而不是炫耀财富生活的方向转型。正如苏芒的一个编辑所言，价值观是容易过时的，从业者需要接受这种更务实的转变。

在广告模式式微前，苏芒便一直在想用各种方法摆脱对于这种模式的依赖，她希望进入实业，或者去卖那些更昂贵的东西，而不是一本只有20元的杂志。

在《芭莎男士》之后，苏芒创造了《芭莎珠宝》。相比而言，这是一个更加接近产品手册的东西。苏芒相信，“就像男人愿意看汽车杂志一样，女人也应该对珠宝充满向往。”

而更有创造力的是，这本杂志的团队还组建了一个叫作“百媛会”的组织。“她们选择了一百个有购买能力的女性加入这个组织，和苏芒共享她的圈子，百媛会带着这些女性进行购买，实行严格的排名制度与人数控制，如果有人想进入，那么最后一位将被淘汰。”一位重庆时尚发布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不过，这个组织更多也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一个在《芭莎珠宝》工作过的人说，事实上，在《芭莎珠宝》成立的三年里，只卖出过屈指可数的珠宝。

除此之外，在2008年左右，苏芒还做过两档电视节目，这两档节目的名字同样极具苏芒本人特色，它们叫《芭莎绝对时尚》和《芭莎必须时尚》。这两个节目同样很快悄无声息。

当总结自己的成就时，苏芒说，“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做事非常注重行动力和效率，非常重要的是把一件事做成的能力，大大超越只停留在那里想象和评估。要勇敢。”

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她仍深信她的果敢、直觉和执行力。2012年，《时尚芭莎》的明星编辑唐宜青前往美国读书，2013年暑假回来的第二天，她去了苏芒的办公室，苏芒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边学到了什么？唐宜青向苏芒描述了她在那边的见闻，“在美国的校园里，所有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没有人拿着杂志看，他们从网络上获取时尚信息。”

“其实我在离开杂志社时的一个初衷，就是我认为新媒体是接下来的一个大趋势和方向，美国的经历证实了我的判断。”唐宜青说。

在一开始，苏芒对唐宜青的判断非常排斥，“她说现在新媒体有盈利的吗？等谁盈利了我赶快去做不就行了。”但半个月后，唐宜青突然接到苏芒的微信。苏芒特别直接地问了唐两个问题：第一是她什么时候毕业回来，第二问她新媒体该怎么做。“我很吃惊，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不是不做新媒体吗？她说做啊，我没想明白我当然不做，如果我想明白了我当然做。”

再见过两次面后，苏芒带着唐宜青见了时尚集团的总裁刘江，“她特别激动，坐在那儿跟刘总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她让刘总相信她，她做的东西从来没有赔过钱。”一个小时后，刘总同意为唐宜青和苏芒成立一个公司专门做新媒体，唐宜青暂停了她的留学计划，回到时尚公司。

“《芭莎》整个就是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唐宜青说。她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去《时尚芭莎》面试的情形，“他们看到我的简历，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们《时尚芭莎》，当时没有面试还没有提问题。”同时，看中唐宜青的还有《芭莎男士》，“中午和两本杂志的人一起吃饭，他俩就在饭桌上抢我，要我去他们各自的杂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奇特？”

让唐宜青做出决定的是在见到苏芒之后。“她那天穿了一个大的V领裙子，半隐半透地看到她的胸，她特别突然特别热情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荣辱与共。我有些蒙了，我不是来面试的吗，怎么就荣辱与共了？”

“有时候我特别烦她，她特别爱周末或半夜给你发一个关于奋斗的或者创业的微信，当你在休息或者休假时，这会让你很紧张。”

为了逃避，唐宜青选择了留学，“但我在美国待了一年，我发现自己逃不开那个东西。《芭莎》包括苏芒，是一种精神上的吸引力，非常强大，我逃脱不了那个场。”

发展就是硬道理

9月29日，距离芭莎慈善夜还有20天。一辆开往清华大学的奔驰上，苏芒仍在紧张地为自己争取每一个到场嘉宾，她拿起电话拨给俏江南的老板张兰。

“兰姐，我是芒芒。”苏用一种非常温柔尖细的声音说，“我发了短信给您，您没回，我想我等您不生气时再打电话。您了解我的，那两个人我塞不进去。”今年慈善夜上，张兰希望把两个她的朋友安排在自己的旁边，但苏芒的工作人员发现主桌上已经没有足够的位置，她在电话里耐心地和她道歉，“但我不会让他们离您太远，”苏芒保证，“您知道我心细如发，您和我是亲人一样的感情。您自己好好的，我亲亲您。”

这个下午，苏芒的女儿也和她一起坐在这辆车的后座。今晚，苏芒要陪这个15岁的小女孩一起去看Justin Bieber的演唱会，那是她现在所喜欢的男歌手。

挂掉电话后，疲惫的苏芒拿出那个装有演唱会门票的信封，看到票时，她和她的女儿一下子都兴奋尖叫起来，“妈妈，是第二排!第二排!”

“真的吗？宝贝!太棒了!”苏芒开心地说，“你到时候可以跑到台上，和Bieber一起跳舞，妈妈在下面用手机给你拍，传到YouTube上你就红了!”

小女孩有点反感，“妈妈，这会毁了我和Bieber的事业的!”

“你想出名吗？想出名就要付出，你踩着第一排人的肩一下子就到舞台上了。”苏芒盯着自己的女儿，坚持自己的看法。小女孩说过自己长大想当演员。

“想出名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女孩反驳道。听到这句话，苏芒沉默了。

10月10日，芭莎慈善夜一如既往地隆重、盛大。拍品展示间里，一个珠宝商人正往苏芒的脖子上挂两串自己家的项链，他们希望这款项链能随着苏芒的照片一起在第二天登上各大媒体。第二天，时尚杂志的编辑们就开始讨论苏芒究竟有多少赞助商的产品。“她一共戴了两串项链和四个手镯。”一个女编辑说。

在那个晚上，《印象民乐》的导演王潮歌将苏芒和她一直以来的慈善夜伙伴融入进了一出类似于舞台剧的场景中，他们将伴随音乐在这个舞台剧里扮演他们自己，情绪化地向在座的嘉宾诉说自己这十一年来的慈善故事。当听到两个在芭莎做了十年以上的同事回忆艰难往事时，苏芒泣不成声。

即便转型艰难，但在2013年10月，《时尚芭莎》纪念刊的广告量还是超过4000万，创造了新的纪录。

因业绩优秀，在Bazaar的全球表彰大会上，赫斯特集团国际杂志总裁兼CEO邓肯要求苏芒第一个上台发言。他希望她能为全部Bazaar主编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

即便传统媒体危机重重，面对台下那些衣着光鲜的时尚女魔头们，苏芒还是没有讲任何实质性的策略与观点。但和以往一样，她用她的热情、自信与积极的态度把一句中国名言当作主题分享给了女魔头们：发展才是硬道理。

她告诉她们，这句名言来自她的祖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邓小平。

与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以一个在落后境遇中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

随笔

写作五则

撰文 阿乙

可怜的写作者，始终都得在自我卖弄与自我打击之间取得一个危险的平衡。

诗人北岛

因为年龄的距离，我显得拘谨。2011年8月某个傍晚，当我和北岛同行，我始终关注自己走路的分寸。我应该走在右边稍后，随时保持倾听的姿态。我们没办法敞开聊，我注意到他走路的平衡感并不好。

我们在一家酒吧的天台喝酒。我说我喜欢这句：

仅仅一瞬间

金色的琉璃瓦房檐

在黑暗中翘起

像船头闯进我的窗户

我喜欢这个细节，后来当我结婚时，北岛将这句诗抄写下来，托人带给我，作为给我的新婚礼物。我保持着聆听的姿态，有时斗胆说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性格里有着这种固执的退缩感。在这个夜晚，我是和过去定义中的文学，和它的使者坐在一起。有时他会抬头看暮色中鬼火一般烧遍全城的灯光，车辆从楼宇间的大道疾驰而去。这是十年后他再次回到故乡，他的故乡已经被大规模修改，他当然能感受到这个舞台已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傍晚，北岛说，时间还早，他还可以规划20年。后来，在2012春季号的《今天》杂志上，我们看到他长诗的第一部分，这期杂志还出现了李陀、格非的小说，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的长诗、组诗，刘禾的长篇随笔。似乎是约着一起振作。这期的专辑就叫“飘风特辑”。这首名为《歧路行》的长诗，北岛暂时只写了十节(包括序曲)，其格调让人想起80年代他被广泛流传的几首诗：《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比如第一节的：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响箭

逝去的是种子返回的是流水账

逝去的是树返回的是柴

……

指责也正来自于此，有人认为这是拾旧。《回答》等诗(想一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决定了北岛的声名，然而在后来，对这种写法进行反省的也包括他自己。我很难相信他会去盗取过去的自己，而应该相信的是，他是在重新萃取。建造长诗有如建造大厦，它的思辨企图决定了它的腔调、节奏、语言和材质。而非相反。当北岛重新站起来，试图成为那个手执长矛的理想主义者时，他不能不去往日的血液中寻找力量感，他的雄心需要在一种慷慨激昂的站立姿态中完成，而不应该是蜷缩在语言游戏那暖烘烘的状态里。我相信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抉择。他需要力量，然而他也在时刻警惕诗句的标语化或口号化，他一定是在拿捏这个分寸。他背负了风险，但现在看起来完成得很好。我重新在这个温水煮青蛙的世界里听见孤独单纯的喊声，虽然它已经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只要一打开电视或网络，这样的声音便被挤得没了踪影。

北岛还在办《今天》杂志。它不承接任何收买：无论是来自外在的，还是来自自己短小趣味的。它曾保持愤怒与敌意，然而又慢慢超然于这愤怒与敌意，使自己不受其绑架。就像北岛本人一样，《今天》代表着过去定义过的文学，代表纯文学。现在，版税和奖金，作为欲望的使者造访了每位作者。它就像是工作队长，挨家挨户地造访，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努力消除对方的羞愧感。一些人成为使者的使者，加入游说的队伍。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的边界被无限拉伸，文学的定义也越来越宽泛。文学所赋予人创造、创世的意义被洇开了，文学变得越来越有适应性，人也变得越来越有适应性。太多曾经心怀理想的作家，如今脸上长满政客、混混儿和小生意人的欲望，或者至少长着听之任之的懈怠。他们在重新定性的文学(它和娱乐、财经、体育等并列在一起，排位靠后)里改头换面地演出。我几乎是从这重新定义过的文学里出发，从一开始便面临选择：我应不应该去做一名电视剧作者、一名畅销书作者、一名软文作者、一名研究刊物发表规律的作者、一名收益有预见的作者？也许应该感谢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差，或者说，实践的收益很差，我反而有时间来思考自己和文学的关系。我想最终，我是它的仆人。

2010年春节，非常意外，我接到北岛的电话。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的文章被推荐到他那里去了。当时我在姑妈家拜年，我拿着手机穿越猪圈、污流，向着山坡那信号越来越好的地方走，整个人处在一种类似于被镇压的惶恐中，谨小慎微地接话。在三四十分钟的聊天里，我除开听见北岛的交代(他担心一个刚有点可能性的作者被诡异莫名的圈子席卷进去，在酒肉中永远地消失)，剩下的什么也没听好。我只是去分辨他的声音。他的电话就像大雪中驰来的信使，让我振奋至今。随后，我在2010年春季号的《今天》杂志发表四则短篇小说。后来我写得最长的小说《猫和老鼠》以及一组短篇也在此发表。

当我挂掉电话，面对萦着烟气的湿漉山脉，静止的时空，并同时转身走回到炭火旁的茶桌(在那里，我几十分钟前放下的一副牌还在那里)时，感觉这是一个奇妙而不可思议的时刻。是啊，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一个人一生中很难碰见一次。我想，我在完全的孤独状态里和什么挂上钩了。

2011年8月，我怀着见北岛的强烈愿望，去了798艺术区欧阳江河书法展。当我看见他走进去时，我就想到是这个人。就像叙利亚辩士和作家琉善所说的，在一次梦中，他见到“文化”，后者应允他：“一旦你去法国，即便在异域你也不会默默无闻或无人知晓，因为我会赋予你身份标志，谁看到你都会碰一碰邻居的肩膀，然后用手指指着你说：就是那个人!”(见《卡瓦菲斯诗集》，黄灿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他高而清瘦，穿着干净、普通，短发，戴着眼镜，和生人熟人礼貌地交谈，语调沉缓。他不是傲慢的狮子，翻着眼白的大鸟，或者任何人的谄媚者。他的外在简洁，眼神对人真诚。他符合我心里诗人的模样：与世界没有刻意的关系，既不刻意利用它，也不刻意迎合它，同时更不会无端地嘲讽。他简省地来到这个社交场合，很快被辨识出来。我们总是能一眼看出谁是单纯的人，谁不是。我们应该保持这种直觉。

我一直看着他，直到他走出来，然后我们见面了。后来我们走在一起，去一间酒吧。2012年我听说北岛先生患重病。因此我想起在那段同行的路途中，我觉察过他偶有的踉跄。我想这种平衡感的缺失可能是一种先兆。后来北岛回过内地数次，是去广西看大夫。在电话里他以极为信任的姿态称赞那位中医。沉重的疾病使人脆弱。我感到忧伤，是因为想到一个场景：一个人雄心勃勃地准备再度出门，这时进来一个野蛮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先别走，我们来谈谈吧。”使人深受重挫，莫过如此。

死期

有次做梦，我听见姐姐说：“父亲晚上7点死。”但是我手头有事，我示意给她看，她看了我一眼，眼光既有责备又有体谅。醒来后，我像吃了苦药，嘴里干涩，写了一篇极小的文章。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人的一个秘密机能，就是能宣布自己的死期。最近重读《百年孤独》，才知阿玛兰妲早这么干了。有一天，阿玛兰妲告诉大家她晚上就要去另一个世界，可以帮助大家带信给死去的亲人。因此从早到晚他们家门庭若市，她也生机勃勃。但是到点后，这位给自己织了很久裹尸布的老处女果然仙逝。因此我想，在第一遍读《百年孤独》时，这个故事就印进我的脑子里，它后来催生出一个梦。

有一天我想，那些赴死的烈士之所以高喊口号，是因为羞耻。他实在忍受不了当众死亡所带来的羞耻。我以为这是顿悟，今天在重读《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时看到这一句，觉得它又有了源头：除了医生，还没人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因为他已经决定不让生活变样，不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这倒不是出自他的高傲，而是因为他感到害羞。

就在几天前，我在咖啡馆气喘吁吁，感觉有什么事就要来了。我几次试图平静下自己，努力看着对面健谈者的唇齿，但是我发现那样没用。最终我扶着桌面，极其抱歉地请求道：“我想回家。”我打的从北城奔回南城孤零零的房子。躺在床上。然后那要来的、仿佛紧急的事情慢慢撤退了。

每次当我孤独地待在这东西通透、格局固定的房间，当我和自己慢慢坐进黑夜，我可能会想到一个仓皇的局面，便是我一个人悄悄死了。在身边没有一个可以抚摩额头的人。有时我会有意识凑向集体，诸如去澡堂洗澡，或者去和朋友吃饭喝茶，但是当那不祥的预感神经性地袭来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像只兔子甩开他们，狂奔回自己寂静的住宅。我实在没有办法克制这种胆小如鼠。

有一天我在和朋友讲起这种事时，说：“也许它们未来会成为一种写作的材料。”每次碰到不幸的事，我都这样劝服自己。这样你便不需要专程去养老院寻找濒死的老人，或者去麻风病区寻找孤苦无告的人。我掩耳盗铃、讳疾忌医。有时我赤裸着上身，双手叉腰，对着镜中的自己呼喊硬汉。但很快便溃败下来。在几年前我还是一名无所顾忌的年轻人，根本不在乎什么伤痛，但是仅仅一夜，寥寥数语，我便彻底变成一个惊惧之人。

在还有半年零十一天可活的参议员奥内希莫·桑切斯眼里，年轻女郎劳拉·法利拉的“皮肤光洁、平滑，颜色像新开采出来的石油，在灯光下熠熠闪亮。她的头发披在肩上，仿佛一匹小母马的鬃毛。她的两只眼睛比光还亮，还明”。与之相对应的是桑切斯的自审—“请记住，可能是你，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很快就将死去；你们死去之后，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了，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我在街头看见头发浓密的少女也会心惊。浓密头发是生生不息、狂放、无所顾忌的标记，仿佛能闻到她接近本能的挥霍气息。狮子般咄咄逼人的瞳仁，还有挂在后肩的健康汗珠，都像遥远天边的景象，深深刺痛这些嘶嘶作响的衰竭灵魂。如马尔克斯所写，死神对人的侵蚀远远超过他自己的估计。

我想到死亡总是站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我根本没办法丈量自己与它的距离。我的父亲也丈量不了，但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自从知道这点，我走路就开始喘气。

降落

深渊一般，无法穿透的蓝

过于透明、灿烂、接近毁坏眼睛的蓝

让人心慌的蓝

飞机在靠近地面

白云在山野投下阴影

主在情绪饱满的年轻教师身上

投下安静的补丁

小说的合法性

无论在哪种印刷品里，小字排版都比大字好看。出于保护视力的目的，我在电脑上写作时，惯用五号宋体字。而只要写不下去，便将已写部分设定为小五号字，就是想依靠那小字的柔和、美观与集体感告诉自己，它看起来还不错。小字会遮掩败笔对自己的刺激，有时楷体字也会。在洋洋万字的宋体字里出现一段楷体字，简直是广袤沙漠里出现一块绿洲。大字则在尽情放大你的失误。没人愿意老是被自己的文字掌掴。

因为害怕再次从最后一个字删到第一个字，我后来每写五六千字就发自己邮箱一份，标注存档。写作者就是每天和自己较量，一个他说：这都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另一个他被羞辱得不行，小声说：你看，至少在这里，这一段或这几句还是展现出近乎名著的风姿。他们每天纠缠于一块鸡肋。有时我唯一盼望的是结束它。就像一名战士盼望战争结束，一名修理工盼望修理结束。写长一点的东西，就像一名满身油污的修理工躺在汽车底下拿着手电与钳子不停查看，外边是旷野，寒星，叫天地不应，孤独而丧气。

小说写作有一个重大的追求，便是传奇。强调突转、发现、意外、神奇、魔幻、刺激。或者说这是魔鬼的引诱，是一种陋习，就像生活中忍不住要吹牛逼。我小说的方方面面都感染这种习气—你总是想看到对方惊诧的回应。这种回应有时是你存在的合理依据。但是传奇总是与合法性不和。就像两兄弟，一个潇洒、轻佻、自由自在，而另一个正直、严肃、不近情面，后者总是适时提醒前者的疮疤，让前者难堪。有时面对一个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段落，我会向自己抗辩：这可是生活中已经出现过的事情。

但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那个兄弟冷冰冰地回答道。

如果以宽泛的角度看，所有文艺作品都有传奇的欲望。只要存在虚构，就存在这撒旦。因为这是作者与读者的契约。这是一份根本无法摆脱的订单。我昨夜就像被什么东西纠缠着，还一下不知是什么让你不得安生，迟迟不能入睡。后来在梦中遇到审判。一个长得像老师一样的模糊身影对我说：注意，你写的是朝天放枪。因此今晨起来我将那句话—“蓝烟像粉尘从枪口撒出来”改为“蓝烟像粉尘从枪口喷出来”。只有水平直射，烟雾才像面粉一样猛然撒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形容，但它至少避免了穿帮。以前也有一次纠结，我要呈现一个律师的聪慧，因此将他的话，“一个体重六十二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三十九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改为“一个体重一百二十四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三十九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有好几天我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制造数据之间的落差会渲染出一种效果，就像“两块五一斤”与“十元四斤”的效果不一样。但是同样是在那甜蜜蜜的自赏中，我看到耻笑。几天后，我将这句话改回去。因为，一个律师固然在生活中会这样表演，但在小说中就存在是否合法的危机，他可能给自己带来被动。我想他是行事深思熟虑的人，不会说这样不妥的话。因为只要公诉人站起来说，别玩这把戏了，一百二十四斤不就是六十二公斤吗，他的品格就会遭到怀疑，往下他排山倒海的演说也将受到影响—我可不想让他披上狡诈的外衣作这段演说。

有时我不得不绞杀这些自以为是的聪明。

甚至可以说，一个像这样可怜的写作者，始终都得在自我卖弄与自我打击之间取得一个危险的平衡。也许有一天，当我放下包袱，以佛教一般的诚心去写，就不会有这些困扰了。但是，至少是现在，我在提醒自己，只要是虚构，就会存在被人揪出是说谎的危险，必须承受这苦行，你并不是巴别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只需要从自己大把的经历里择取一点写就可以了。你暂时还不是他们，或者永远不是。

我在写作中时常遭受的痛苦就是这个。我常在某一时刻懊丧，觉得一切都不合法，创造的不过是泥沙铸就的城堡或者见热就化的雪人。有时我对自己热爱的作家也会极尽挑剔。我承认《平凡的世界》是汉语世界里罕见的大推土机、大规模式写作，有一种接近失传的俄罗斯式写作野心，但同时我也憎恶他让农民子弟孙少平与县领导的女儿晓霞上演纯洁的恋爱。我相信在中国大地上，一定有这样的伉俪，一定有这样的故事，但从普遍性与合法性考虑，我觉得农民子弟攀附县领导女儿的故事会显得更真实可信。虽然这样直说会让人不舒服。我觉得路遥表达的只是一种卑微而美好的愿望，是一种梦，类似于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种意愿，有可能就是意淫。我认为是白话文最杰出作家之一的余华，也在长篇《兄弟》中显出败笔，他写一个男人隆胸，虽然在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是呈现在小说文本里，却极为怪异、突兀。虽然小说的目的就是要写社会的荒诞，但这样的怪诞行为发生在一个老实的男人身上而不是一个本身品性就很怪异的人身上，着实让人想不通。

就我认为，汉语短篇小说里，传奇与合法性，震撼与合情合理，既让我们觉得像噩梦一样不真实，又觉得它真实得就像刚在窗外发生的作品，是余华的《现实一种》与刘庆邦的《神木》。两篇堪为神作。

明显的错误就像是脑袋上长的瘤一样醒目，我们没办法总是遮掩它走过街市。而我大多的痛苦都纠缠在此。一位写作者凭空建立一个世界，第一步是取悦，紧接而来的便是取信。有时，这种质疑就像四面八方的风吹着写作的破庙。

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小仲马为什么在《茶花女》的开头如此絮叨：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此外，我记录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如果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为我出面证实。

后来我懂了。一名叙述者，不是你想说就能说的。写作者在设定叙述人时，一定要让他具有那种在场或参入的条件，一定要让他具备知晓的资格。否则还不如采用上帝视角。虽然来自受限者的讲述天然要比全知的上帝视觉更可信。

这是我最早接受的合法性教育。

自我训诫课

昨夜好像来了一点激情，一气写了三千字。那是关于一个丑闻的描写。然后上床睡觉，睡不着。那文字中的不妥感像癌细胞，慢慢长大，最后让我觉得百无一用。半年前我就想清楚了一个问题：“对一个习惯于写作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不写什么”。可现在我又在采取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写。我在写的时候，就像一个可耻的孔雀，轻佻、取悦，尽量在展示自己。我感到可耻。

这可能跟这些天接受过一些采访有关系。我一辈子没接受过采访，这次四个面访的都是女子。长得都好看。因此我夸夸其谈。就好像不是对方在采访我，而是我在向对方倾诉。或者说是一种展示。有时为了让话语显得更有效果，更容易征服到对方，我会在讲述过程中修饰一些事情，使它成为便于传奇的东西，而不是事实本身。我能感觉到对方眼神里放射出的鼓励光芒，这就像一个相声演员看见台下的鼓掌。他会记得那让人鼓掌、发笑的方式，而屡次走向这一轻便的河流。他掌握了技巧。

我掌握了对读者进行心理暗示(或者说心理按摩)的技巧，但我远离了那神圣的书桌。远离了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些先师为之矜持的东西。我感到自己下贱不堪。因此我在失眠当中决定停止继续写这篇不妥的文章。

—不是它的内容不妥。

—而是一种可憎的、孔雀开屏的讲述方式不妥。我决定将这个线索留着，如果我焦躁不堪，最近也许会重写。但是我决定站在那主人公身边，体察他那恐惧的内心，而不是将他拎出来，作为一个取悦于他人的礼物。我想让他变得不那么远离。

我写了很多个故事、很多篇小说，但是能让我感到像石头一样扎实的只有几篇。剩下的带给自己的是耻辱。我写过三个怪异的故事，《火星》、《狐仙》、《春天》，它们都是在内心献给人的，采用的是蛊惑对方的方式，因此它们轻佻。《巴赫》几乎是最痛恨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题材里，这种写法几乎是所有方式里最愚蠢的一种，我当时走的是阿利桑德罗·巴里科的路线，我给主人公起的名字叫巴礼柯。而这个意大利作家除开能带给人一种小资般的廉价忧伤，什么也不能带来。

我无法原谅像《两生》、《翡翠椅子》这样的作品。它们油滑。不堪一击。

有一天我读了余华的《兄弟》，感到对这个作家的迷信动摇。这部作品砸伤的不是自己，还有他此前所有的作品。我开始看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暗藏的投降之河。与其说是余华在宣扬一种老庄的生活忍耐力与超脱感，不如说是他在寻找一种蛊惑读者的方式。甚至这堕落还直接撼动了他在成大名之前写的《现实一种》。《现》是一部神作，但是最后一段纯属狗尾续貂，那油滑、乖张而卖弄的描写表现了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恋恋不舍。他没有刹住这个车，也许他以后一直也没刹住这个车，他一路滑向那些对一个读者来说比较好但是对作者来说是耻辱的境地。

因此，我看到的余华之河，是一条堕落之河，他逐渐取消了自己的神圣。

我要学会去维护那神圣感。可能以后不要老没事就在文字里自嘲。或者说是为了达到某一种效果而背叛自己。是则是，非则非，努力甩开那些隐藏读者对自己的影响。他们从来都是好发言、瞎指挥。他们会经常对我这样一个基本阴暗定性的作者提出无理要求：你怎么就不能写点温暖的东西呢？

他们总是用一种群体的无形力量控制着作者的大脑。我想做那个潘家园的卖书人。有一天我在潘家园碰见一个卖旧书的，当我挑好一本书，将钱抛下去时，他捡起来，将找的钱也抛下来。让我去捡。我当然可以不买他的书。但是我在想，为什么我就比对方多一点权力呢？我付费，他付书。无非是对等交换。他没必要躬下身子来给你掸掸灰尘。

我在努力克制心中这个群体的影子。我不教给别人什么，也不想别人教给我什么。重要的是不写什么，而不是写什么。重要的是克制，是做减法，去除那些花枝招展的东西，保留人的基本含义，而不是四处兜售一个正确的自己，一个在道德和智慧上所向披靡的自己。重要的不是诺兰、博尔赫斯，而是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魔术师。

重要的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大多数作品最终会下沉到一无所有。因此不去维护它，不去建立自尊。也不必为此接受别人的礼赞。

隐秘的奥登

撰文　爱德华· 曼德森

翻译　彭颖

“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双重的自己，所以我们不相信自己相信的，我们也不能避免自己所谴责的行为。”

——蒙田

W. H.奥登的生活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也知之甚少。而他这秘密的一面是慷慨而令人尊敬的。奥登隐瞒这一切不让人知道，是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受到称赞。

我得知这一切纯属偶然，所以事情可能比我或任何人了解得要更加宽泛。在一次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女人，她属于纽约包里街圣马克教堂圣公会教会，奥登在1950年代也参加了这个教会。她告诉我，当时奥登听说同教会的一个老妇为噩梦所扰不能成眠，他就带了一条毯子睡在老妇公寓外的门廊上，直到她再次感到安全才离开。

也有人回忆说奥登曾得知一位朋友需要做手术而无力负担。奥登就请这朋友来吃饭，绝口不提手术的事，但当朋友要离开时他说道：“我想把这个给你。”他递给朋友一个大笔记本，其中是《焦虑的时代》的手稿。得克萨斯大学买下了这本笔记本，而那个朋友也拿钱顺利做了手术。

在奥登的手稿中我发现几封信件，从中得知在二战结束几年后他通过一个欧洲救援机构为两个孤儿支付中小学和大学的费用，而这项安排一直延续了下去，后来又与新的孤儿结对，直到他1973年66岁时去世为止。

有时他办事的方式看似自私，而其实做的是无私之事。当他和切斯特·卡尔曼(Chester Kallman)一起为NBC电台正在制作的《魔笛》广播剧翻译歌词时，他冲进制片人办公室要求立即付钱，而不是按合同中的指定日期支付。他就这么令人难堪地一直等在那儿，直到拿到支票。几个星期之后，取消的支票返回到NBC, 有人注意到后面的签字，“支付多萝西·黛(Dorothy Day)的订单。”纽约市消防局最近命令黛为其管理的天主教工人运动的收容所支付昂贵的维修费用，而如果她拿不出钱，收容所就将被关闭。

在文学聚会上他避开“荒凉与伟大，与名流的对话”(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去关注房间中最不重要的人物。去年一位伦敦《泰晤士报》的专业写信人回想起这样一件事：

60年前我的英语老师把我从省级文法学校带到伦敦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我们到达后她自然就去找朋友们了，留下我一个人。我笨嘴笨舌又不善交际，完全不知所措。奥登肯定感觉到了，因为他靠近我并对我说：“这儿的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紧张，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你也必须学会虚张声势。”

晚年时，奥登写的自我揭示的诗歌和散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孤立怀旧的形象，似乎仍然活在想象中爱德华时代的童年。他的“老者打油诗”(Doggerel by a Senior Citizen)这样开头：“1969年我们的地球/不是我能称作自己的星球，”然后继续对现代社会不满的抱怨：“我无法确定哪个更糟，反小说或是自由诗。”他完成这首诗一年后，我偶然看到一位年轻诗人N. J. Loftis的第一本书《流放与航行》。这本书的一部分是自由诗的形式；很大一部分提到了哈莱姆和非洲；作者的族裔忠诚也从其出版商“黑市出版社”的名字可见一斑。而这本书是献给：“我的第一个朋友，W. H.奥登。”

几年以后，我接到一个加拿大窃贼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一个监狱图书馆读到奥登的诗，并开始与奥登长时间的信件往来。在这些信件中，奥登给他上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学课程。尤其高兴的是，奥登让他从卡夫卡开始阅读。奥登同样帮助一些无名的年轻诗人，对这些诗人寄给他的诗，他在技巧上如形容词和跨行连续等方面提供详细的帮助。

当他不得不坚守一些文学或道德原则时，他并非是为了引人注目，他对像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这样的作家颇不耐烦，因为他们的政治抗议在他看来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成效甚微。当他在1967年获得国家文学奖章时，他既不愿意在处于越战中的林登·约翰逊的白宫领奖，也不像卡尔·洛威尔(Cal Lowell)一样当众拒绝，他把仪式安排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并在那做了一场关于政治与宣传中腐蚀性语言的受奖演讲。

奥登总是很专业地处理与编辑和出版商之间的事务，毫无怨言地重写整篇文章—除了至少两次，他宁可默默牺牲名利，也不愿扭曲自己的信仰。1964年，他为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ld)死后出版的作品《标记》的翻译(与Leif Sj·berg合翻)写了一篇序言，提到作者的“自恋式的自我陶醉”并无形地影射作者是同性恋，奥登把这完全视为作者内心世界而并不有所行动：

“肉中刺”说明他从不希望亲身体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的所谓平凡生活的两大乐趣，要么激情投入得到回报，要么一生幸福的婚姻。

他还提到哈马舍尔德内心救世主般的牺牲使命，这似乎是因为他年少成名，而革命左翼诗人的名声诱使他陷入自认为的救世主幻想。

在哈马舍尔德之后，奥登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公众预期他将在1964年获奖。哈马舍尔德的遗嘱执行人和朋友看到奥登手稿不久之后，一位瑞典外交官来拜访他并暗示如果手稿以当前形式出版，瑞典文学院将不会满意，他建议奥登修改手稿。奥登无视这次暗示，也似乎只有在同一天和他朋友林肯·科斯腾(Lincon Kirstein)吃晚餐时提了一下这件事：“诺贝尔奖要溜走了。”那年诺贝尔奖颁给了让·保罗·萨特，而萨特拒绝了这个奖项。

两年后，《生活》杂志以一万美元向他邀稿一篇关于罗马衰落的文章，这是由许多作者创作的一个系列《罗马人》的最后一篇。奥登的手稿以他对两个帝国衰落的反思作结：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我们并不单指美国或欧洲，包括全世界的科技文明，不论官方声称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被一种感觉困扰着，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将被分崩离析，或者可以说应该分崩离析。

编辑拒绝在美式和平的时代用这样的文字折磨他们爱国主义的大众读者市场，于是要求奥登重写。明知文章会被弃用，自己也将分文不得，他还是拒绝修改。学者们多年前就知道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一位编辑将它从一堆将要丢弃的资料中拯救回来—但似乎没人知道为什么文章从未面世。奥登可能只告诉过他的一个朋友泰可拉·克拉克(Thekla Clark), 这朋友在一部纪录片中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纪录片的名字是《威斯坦：生命，爱与诗人之死》,由迈克·伯格梅斯特(Michael Buergermeister)执导，去年在牛津首映。

出于种种原因，奥登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死板或冷漠的人，而同时他又在无条件地付出时间、金钱和同情心。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反抗自己早期作为英国左翼文学英雄的声名。1937年，他还未满30岁的时候，一家伦敦报纸在头版刊登新闻，声称他去了马德里，计划为西班牙内战中处于困境的共和国驾驶救护车(他其实是被要求为广播宣传服务的，但目睹前线状况之后，他悄然离开了，对自己国家一方的某些行为感到心灰意冷)。

1939年他离开英国来到美国，部分原因是为逃离自己的公众地位。过了六个月，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后，他写信给一个朋友：

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做蛊惑人心的激越演讲并使观众热血沸腾……如此令人兴奋但又是绝对可耻的；在那之后我只感到自己满身污垢。

他很反感自己的早年成名，因为他看到了藏在自己公共道德形象背后的复杂动机，以及被崇拜和偶像化之后油然而生的满足感。当被问及政治和道德问题时，他觉得有辱身份，因为他提醒自己，艺术家并没有特别的洞察力。他远未将艺术家想象得高人一等，相反从自己身上看到艺术家受到权力和残酷行为的特殊诱惑，以及掩盖自己真实冲动的特殊技能。

1939年，32岁的奥登爱上了切尔斯特·卡尔曼，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视为婚姻。两年后卡尔曼结束了这段关系，因为他无法忍受奥登对忠诚的愿望。奥登对此满腔怒火，可能是针对卡尔曼，也可能是针对使卡尔曼不忠的人。几个月后他写了一封诗信给卡尔曼，其中写道：“一想到你，我就已经试图、并且几乎快要动手杀人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是自己造成他们之间的决裂，因为他试图把卡尔曼重塑为一个理想人物，一个想象中的爱人，而他对这个想象中的爱人比真实的更加重视。奥登所想的对这个年轻人的爱只是一种控制欲，一种想要改变他人的欲望。这种诱惑每个人都经历过，但他认为艺术家更易如此。几年后，在一次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演讲中他说道：“艺术可能会从创造一个语言世界发展成试图创造人这样危险而禁忌的任务。”

早在他二十几岁时，他努力当一个政治诗人，试图给一个读者群写作—一组或一类有相似兴趣的观众。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更喜欢针对个人读者进行写作。他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个人读者，但他写作时好像只在对一个人诉说。“我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作，”他说，“自然，我写完一首后，就会试图推向市场，但是市场的前景对我的写作并无影响。”

一个为读者群写作的作家声称自己应该获得他们的集体关注。他必须把自己呈现出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形象—叶芝，乔伊斯，艾略特，庞德—或多或少严肃地表现自己，作为有远见的先驱者和文化权威，艺术英雄们为他们的时代和国家设置了章程。与此相对，一个为个人读者写作的作家把自己定位为他这个领域内的专家，但在其他任何方面与他的读者平等，没有道德权威或超出了他艺术范围的特别见解。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奥登想法很相似，斥责她的读者接受与作者不平等的关系：

你似乎谦虚地认为作家有着和你们不一样的血液和骨骼；他们比你对布朗夫人知道更多，从没什么错误比这个更致命了。正是这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分歧，你们身上的这种谦卑，我们身上这些专业的装腔作势，腐蚀和阉割这本应该作为我们之间亲密和平等联盟共同产出的健康成果的书籍。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不同作家如海明威和艾略特鼓励公众佩服他们英雄式的探索者思想和精神，奥登宁愿选择相反的方向走上歧途，呈现一个不圆满的自己。

二

通过拒绝成为道德或个人权威，奥登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中盛行的争论，坚定地立足于一方论点，这争论很少被明确指出，就是关于罪恶以及那些犯罪之人的本质。

在争论这一方，那些像奥登一样的人感受到了自己隐藏的愤怒，希望永远不要释放的罪恶，但他们有时会意识到这让他们平常的愤怒和怨恨加剧，尤其是那些他们更愿意认为是出于正义的愤怒。另一方的那些人能够不带讽刺地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好人”，这些人只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罪恶，觉得他们的动机和行动与自己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观点存在危险的后果，一个政党或国家若是确定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善，就会认为其行动是合理的，而即使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他们似乎充满杀气和压迫。

这种争论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是20世纪关于极权主义罪恶的含义争论：他们是否透露出全人类的罪恶或只是受文化和国家承诺的唯一领袖的罪恶。对于奥登来说，那些罪恶表明每个人都有作恶的可能性。从安静的奥地利农村阁楼的房间看出去，他创作了他的诗，他写道(在《制造的洞》一诗中)：

比以往更甚

外面的生命是友好的，奇迹般的，可爱的，

但我们不应该，自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后，

再信任自己：我们知道，在主观上，

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们”，也就是说，集体性地知道什么是每个人的心灵中可能的“主观”。

“1939年9月1日”，他不再抱有这种幻想：任何人的私生活可能是清白无邪，不沾染明显驱动公共生活的罪恶。个人主观地知道—仿佛在看一个镜面—他们对待他人就像使用的物品，正如国家一样：

他们盯着镜子，

帝国主义的脸

和国际问题。

他跟朋友谈到，有些专注的反法西斯者将自己的情欲生活当作入侵波兰一样，这种人又是多么常见。

正如每个或多或少怀着同样想法的人一样，奥登并不是指情欲贪念在道德上等同于大规模谋杀，也并不是说他自己和希特勒之间别无二致。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和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之间的明显区别他并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公民和独裁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公民的道德和心理的故障如何帮助独裁者成功？

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公民和独裁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往往还持有许多推论的意见。一种必然的推论是，对于纳粹种族屠杀这种巨大邪恶，合适的回应是无言的—因为公民和独裁者是不同的物种，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另一种推论是汉娜·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文章(1963)，认为“平庸的罪恶”完全错了，因为罪恶是可怕、外来而且不人道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良好公民的行为和思想，可以是平庸的，而那些独裁者和他的代理人的行为思想绝非平常。

奥登早在1939年就表述了与阿伦特类似观点，在他的诗《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中写道：

罪恶通常都不引人注意，而又总是人性，

和我们同床共枕，同桌而食。

后来，他引述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关于同一主题写在大约同一时间的思想：“虚邪是浪漫多变；真恶是阴沉，单调，贫瘠，乏味。”

这种认为公民与独裁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观点还有一个推论，即独裁者的受害者本质上是无辜的，不只是无辜受害，而是在一切方面都是无辜的，所以即使凶残的独裁者已被消灭，他们自己的行为，无论多么有压迫性或不公正，都不应按照与独裁者行为一样的标准来判断。作为非理性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出于类似的仇恨行动。奥登反对这种本性无辜的幻想，他承认受害者无论在自己受害过程中多么清白，都禁不住要成为害人者。正如他在一首轻快的歌中所写：“很多屁股生疼的人想要/找个人更狠地踢上一脚。”

奥登将人们分为各种类型和反类型，并从中获取思想的愉悦。他的作品大部分戏剧化地展示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个是温柔的阿卡迪亚人，缅怀纯真无辜的过去，每个人都可以做所想之事而又不伤害他人，一个是严厉的空想主义者，幻想有时尝试建立一个理想的未来，在那里一切都将是本来面目。奥登认定自己是一个阿卡迪亚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空想主义者—无论他多么不喜欢被他们围绕—只是纯粹地谴责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不公，并且他总是提醒自己，阿卡迪亚人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纯真无辜。

在《哪架七弦琴之下》，这篇他1946年获得美国大学优等生的诗歌中，他换了不同的说法，进行了类似的区别。他不再用阿卡迪亚和空想主义，而是将人心中无休止的战争描述为发生在赫尔墨斯魔术式的嬉闹儿童与法定的阿波罗式的专横儿童之间，他敦促自己不负责任的同胞们抵抗阿波罗的阵营。但他后来告诉一个朋友，“我身上也有一点阿波罗。”他后来告诉另一位朋友，他自己也有独裁的冲动，他鄙视这种冲动但又无法完全将其消除。

在他的散文诗《晚祷》中，一个阿卡迪亚人和一个乌托邦人不情愿地感觉到各自对文明的一份愧疚，意识到每个人对“血液的混凝土”都有责任，没有它就“没有世俗的城墙安全屹立”。两者在十字路口相遇时，无需多言，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想法，同时认出对方的反类型：我是一个阿卡迪亚人，他是一个乌托邦者。他鄙夷地注意到我的水瓶座肚子，我警觉地注意到他的天蝎座嘴巴。他想看我打扫厕所，我想看他被扔到另一星球。

奥登绝非以无言敬畏来回应纳粹的种族大屠杀，而是把它理解成一个极端容易理解的例子，也就是在现实世界流行的建设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幻想：

即使是希特勒，我想，会把他的新耶路撒冷定义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百万犹太人被毒气天天炙烤的世界。但他是一个乌托邦者，所以烤箱不得不被登场。

1954年，当奥登审查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刺猬和狐狸》时，他给伯林的对仗提供了另一选择，刺猬只知道一件事，知道很多事的狐狸就是对立面。他由仙境中的爱丽丝即兴想到，把有主见有道德正义信心的爱丽丝与缺乏主见随大流的Mabels对比。他的对仗更多的是道德的自我认识，而非对世界的认识。

伯林是奥登终生的朋友，奥登对于他在伯林书中感受到的爱丽丝式的气质提出了温和的异议。伯林一段特别令人难忘的论述出现在他后来评论屠格涅夫的文章当中，表达的就是奥登所不信任的那种爱丽丝式的观点(在此书中其他地方也出现过)。伯林写道：“在屠格涅夫时代之后，那些道德上敏感、诚实和理性负责的人们由于激烈的两极化观点而不时陷入两难困境，而这种困境日益加剧，遍布世界。”无论伯林的本意如何，像这样的句子，会鼓励读者将自己归为敏感、诚实、负责的人，当然因此无可避免地被自身的麻木、欺骗与不负责任遮住双眼，也无视他们所支持的群体、政党或国家犯下的罪恶。一旦想到自身优点作为安慰，他们的“两难境地”也有所缓解了。

奥登写过一首诗，关于自满和随之而来的愉悦，他也享受到这种愉悦，但他明白那些只是虚幻。这首诗是《湖》(1952)：

只有一个非常邪恶或者自负的人，

将要沉入大西洋中部的某个地方，

还能想到波塞冬的皱眉仅仅是为他个人，

但只有人类会相信

冰川湖的女神会爱上

她吞没的罕见的游泳者。

在诗歌的最后一节，奥登想知道他会选择哪种湖—“冰碛，锅，牛轭，闪光，水槽，火山口，山前，酒窝”—如果他能拥有一个的话，最后结尾处讽刺了自满带来的快感：“只要流利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就那么舒服。”他首次出版这首诗时，并没有题献者；评论《刺猬与狐狸》几个月后，他重印这首诗时，他将其献给以赛亚·伯林。

奥登这些分裂的动机与他独特的基督教义密不可分。他没有在字面上相信奇迹或神灵，并认为有关上帝的所有宗教言论在字面上都是虚假的，但可能在隐喻上是真实的。他觉得自己受制于一种绝对责任—他知道自己将永远做不到—去爱他人如己，后期的俳句中他提过这一诫命：“他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但是，一次或两次，他认为/他听到了上帝。”他每个星期天去做礼拜，重视圣餐仪式，并非因为它的神奇或美，而是因为它永恒的语言和礼仪是“死者与未出生者之间的联系”，是对当今充满我们自身的自满利己主义的一种反抗。

1940年，当返回到童年时代的英国圣公会时，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双重人》。其中一段题词引自蒙田(Montaigne)：“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双重的自己，所以我们不相信自己相信的，我们也不能避免自己所谴责的行为。”他觉得有责任告诉邻居他对自己的谴责。

多么美好的长期租约

撰文 张宇凌

“它难道不是最重大的事情吗？对啊，因为它如此重大，所以我们没法太把它当回事儿。”

——印度瑜伽师论修道

早安，希望你看到这篇东西的时候也是一个阴郁的早晨，这种时光最适合来讲讲伴侣生活。先声明一下，出于最真诚的敬意，我在这里尽量使用“伴侣”，即使用到“夫妻”，也并不特指某两种性别，亦和某种飞船驾驶执照没有特定关系。

回到这个早晨，灰暗得像雏猫的绒毛，青石的墓碑，巴山的夜雨，家里起来就开灯，飘着茶香和稀饭香。一切就像少女西蒙娜·波伏娃看到那样：“这种生活就像一个个灰色的小方块，一直连到天边。”她一生都为了改变这个方块之阵而努力，结果和独眼外星人一起搭出了形状多端、稍显丑陋的伟大飞船：存在主义号。

鄙人则是个灰色的爱好者，也是个长时段伴侣关系的践行者，不论它是婚姻，是爱情，是同性，是异性，是猫，是狗，唯一的原因是这种关系适合我。因为两人关系这件事情，其实跟飞机出事时戴氧气面罩一样，只能首先戴好你自己的，才有可能期待其他。而我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无限放大放长的坠落失事过程？所以，先吸一口氧，祈祷自己还有工夫，看清这小小机舱里有谁要和你共赴黄泉。

由于父母无法出席我的童年，我从三个月起由外祖父母日夜亲手带大，一睁眼就看见一对老夫妇，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如何平安快乐地走向死亡，这也成为我发蒙启智的重要部分：怀古怨今，管儿教孙；喝茶养花，买菜做饭。在三十多口的家族中，我自认比由中年男女带着的小孩子幸福，于是五六岁就暗下决心，长大首先就是要找一个男的当外公，我直接当一个外婆，而我们的一生将是对人世的一个盛大漫长的告退。

小女儿宏愿轻许。

却不料到了巴黎。到巴黎学习中世纪艺术史之前，我就已经长成了一个古墓派，废墟控，一个倒着行走的人。毫无向上建树的能力，只有向下挖掘的兴趣，妄想着只要使劲睁大眼睛，就可以看见过去。而巴黎还是造成了我的另一处偏颇：八年时间不仅让我饱览各大遗址，泡博物馆，逛古董市场，读羊皮书……也在我的心中制造了成规模的重要废墟，我也就因此而任它荒废。

人总是最怀念荒唐和蹉跎掉的岁月，一颗没有废墟和荒原的心灵，让他的灵魂之伴去何处徜徉呢？当然我不反对迷恋心理建设的人，把心灵建设成一个新加坡，自然有那喜欢酒店标间的灵魂前来入境。

说了一阵子我的偏颇之处，可以开始说说罗马人的不公正了。确切地说，是罗马人和他们老祖宗伊特鲁里亚(Etruria)人的事情。

在巴黎学艺术或考古的学生都能免费逛博物馆，所以我们常常出于无聊而逡巡其中，跟无心读书时逛超市一个意思。我无聊时最爱看的几样东西，其中一个就在卢浮宫的伊特鲁里亚区，那是个红陶做的骨灰棺材，棺材上雕刻着一对男女。他们都侧躺着，用手肘支撑起上半身，男人紧贴在女人的身后。这是公元前6世纪流行的宴饮姿势。女人戴着锥形小帽，四条猪尾巴辫子一直精心地编到头儿，虽然衣饰上的色彩已完全退却，但是从她脚上的小靴子可以看出，她此时是盛装出席。

她的双手做出点洒香水的姿势。这是葬礼上必行的仪式。男人则披着裸露上体的长袍，右手轻轻搭在伴侣的肩上，眼中露出有点提防和狡黠的神色，这让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两个得手的共犯。男人残缺的左手伸出，从女人手里接受洒出的香水。他们身下枕着的东西有个鹿角状的出水口，是装葡萄酒的兽皮囊，暗示着葬礼上饮酒作乐的风俗。

这个棺材上的雕塑来自亚平宁半岛中北部的伊特鲁里亚文化。这个文化从公元前12世纪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世纪，与希腊文化并存，被罗马文化所灭，一说它的人民来自东方。伊特鲁里亚人的核心哲学是宿命论，他们认为肉身必亡，无法战胜自然和命运，罗马人一来他们就立刻放弃抵抗；然而相信必有来世，所以他们长于坟墓建设，所留遗迹多属此类。而这对来世的期盼却不似埃及或中国先民一样须存以肉身或土葬，而是火葬，将骨灰放进雕刻有逝者塑像的棺材或骨灰瓮，那容器通常像一只小船，比需要的容积大很多。在举行葬礼仪式那天，生者聚集在坟墓门口，与逝者一起举行盛宴。仆人要在内外服侍，给逝者和生者送上同样的香水，美食，美酒。

如同所有宿命论者一样：他们尊重阴性的力量，伊特鲁里亚女性地位在公元前6世纪存在的文化中是最高的。同时代，民主的雅典城邦里，女人根本无权出席任何宴席，除非她们是妓女或者高级情妇；而伊特鲁里亚女人则可以作为妻子和女主人，盛装横陈在宾客与夫君之前。这种侧卧鸳鸯的模式，是伊特鲁里亚大骨灰瓮的统一制式。

也如同大多数宿命论者，他们热爱现世，是时尚先锋，率先在法国南部种植葡萄酿酒；精于制皮，尤其讲究鞋子样式，从那个女人脚上的小短靴可见端倪。罗马人虽然一直否认对这个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但19世纪的意大利人一看到那些鞋子，心就软了，当即跪认祖宗。D. H.劳伦斯先生，整个写作的核心都和伊特鲁里亚的骨灰棺材有关，那棺材sarcophagus的词根“sarco-”等同于“flesh”。难怪他在那本《伊特鲁里亚游记》中急切地敦促人们：“到墓穴去，到墓穴去……”

每次看到这个棺雕，我都会想到中国古代墓室中的夫妇宴饮图。从汉代开始，装饰墓室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就可以找到不少夫妇宴饮图的模式：在华亭幔帐之下，男女对坐于榻，二人之间置酒食，或有子女相伴，旁有男女侍童。家屋之上有交颈鸟、连理树，象征着夫妇之欢。在四川荥经城郊出土的画像石上，夫妇在屋檐下对面跽坐，构图等大同型，长袍高髻，翘臀探颈，互相亲吻。

东汉几乎所有大墓都有主人宴饮图：主帐下，夫妇转为并肩坐案后，面向宾客，左右有男女仆人，面前有客人，或打酒的侍者，或演出的杂耍伶人。

这个传统发展出一个最有趣的分支：开芳宴。“开芳宴”这种主题兴于唐，盛行于宋金：壁画或砖雕上，墓主人夫妇对坐桌旁，图中有灯榘、幔帐、屏风以标志为室内，桌上置酒食，旁有仆人家童。初始他们常在观赏乐戏，而后越来越简化为纯粹的二人对饮或对坐。宋代开始有丈夫或妻子持佛珠于华宴之时的表现，金代开始表现老年夫妻的怡然之态。开芳宴只能由丈夫为妻子举办，以显恩爱：宋代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中曾记载张官人夫妇宴饮的情况：“此张解元宅……常开芳宴，表夫妻相爱耳。”相对的是妻子为丈夫举办的“开华宴”，不过此类宴饮常为表彰男性的文武功劳，仅存文字记载，并未出现在墓室和其他图像中。

如果继续去看看其他的墓地伴侣形象，比如古埃及，女人与男人并肩正坐，常伸一只手，扶住伴侣的肩膀，腰或上臂，给他坚定的扶持；而在古希腊，则是年轻的“被爱之人”(eramenos)带着猎犬拐杖，年长的“求爱之人”(erastes)做沉思状凝望着他，他们的口号是：恋爱要从灵魂着手。

就从那个伊特鲁里亚大骨灰棺材开始，这些墓碑、棺雕、壁画中为死亡而做的伴侣形象，使我产生了无尽的好奇心。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希望带着老婆或老公，而不是父母、儿女、姑姑、老师……这个问题足够写一本书，所以此处留赠有志读者。千万别以为几个陈词滥调可以对付过去，古代不是任何人的童年，他们的困难和方法都不比我们的更简单和天真。从古至今的每一秒，每个人类一旦发现自己也有滋滋响的肉体，他人也有砰砰跳的心灵，他/她的大麻烦就开始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都有那种放松自得的表情，有的还带着神秘微笑？说实话，伊特鲁里亚棺雕是整个卢浮宫我看来最放松的一个雕塑，其他的，包括那些展示睡姿的，不是为了表现力量，就是为了表现色情。

难道他们对这种雌雄大盗、双打双赢的组合方式感觉很踏实吗？我觉得恰恰相反啊，两个人在一个阵营，才是一种更脆弱更危险的组合，倒是会使比赛更好看。因为背叛是一种人类天性，和爱情一样古老。你真的见过因为同床，所以同梦的吗？

难道他们领悟到什么，就像日本人河合隼雄曾说的，“伴侣夫妻是最能培养宗教性的关系”？我只领悟到伴侣是最能培养忧郁症和幽默感的关系，也只有忧郁症患者才能拥有真正的幽默感。至于宗教性，我倒觉得，伴侣也是不能忘情的最佳说明，最多顶到炼狱的天花板，坐上轮回的过山车，终不能像佛一样，变成无比大，大到忘情无他，大到与“死”一样。所以“涅磐”上只能睡佛一个，“死”之上，却恰得卧人一双。

或者那种放松只是简单地因为他们死了？这世上最舒服的地方倒真的只有两处，除了子宫，就是棺材了，想想那些优秀的椅子和沙发，气质上无不非此即彼：要么暗暖，要么暗凉，要么软贴包裹，要么平正顺直……我们从子宫中出来，浑身越来越紧张，试过一个臂弯又一个，总觉得姿势别扭，最终，居然还是带住了一个，一直走进棺材。此种选择可能是世界上最激进的事情之一了吧，因为你再爱一个人，也很难一整夜在对方的怀抱里睡踏实，不拧，不转，不觉得膈应，更别说要一千零一夜了。

要不，那个舒服劲儿是因为他们在喝一杯伴侣之间的小夜酒，聊一种只有老伴之间才能聊出来的天儿？

汉代的中国人，和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人，不约而同地在死亡面前展现了夫妇宴饮的图像，仿佛死亡，就是两只旧酒杯几乎听不见的轻轻一碰。

2006年的巴黎，每个地铁站的广告栏中，贴出了法国人对伊特鲁里亚棺雕的解释：“他们告诉我们伴侣生活的秘密，是每日的清欢，而不是终极的至乐。”

必须承认，让我不能自禁地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每日的清欢，阴天的微光，老夫老妻的那杯夜酒和夜话。

晚明那些名声不正却远传百代千里的伴侣关系纷纷可用来佐证：董小宛如果包了一整天的猪油玫瑰点心，还不能洗干净手，和冒先生一起点燃一块奇楠的话；柳如是如果整日被家中女眷聒噪，夜来还不能听钱先生献几句媚诗的话……包括后来那个名分正却死得早的“芸”，吃一个月稀饭臭虾，等不来沈先生领着去夜船上来一盅薄酒的话，哼哼……

连尼采这个狂傲的大胡子，这只从未真正搭过伴儿的“现代主义孤鹰”，在男女婚姻的问题上也曾靠近过这一点，“在步上红毯的那端之前，我们得好好想想，是否真地愿意和这个女人促膝长谈，直到天荒地老。婚姻生活中其他事物都是暂时的，然而我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交谈”。

天荒地老还能促膝长谈，这属于典型的“孤鹰”妄想。随着年头增加，伴侣之间的大部分谈话总是由一曲曲复杂婉转的长调，转为一连串轻快简单的短曲。默契真的取代了交谈吗？ 答案是，别闪人，还有另一种机会。

因为有的话，只能和认识很久而且有身体关系的人说。而且这是种没法定日子的约会，只有在无数灰色小方块的不知哪一块上，自动展开。长期的肉体关系，是某种谈话的奇怪保证。注意，此处没有涉及贵刊第一次的讨论题目(灵魂)，我说的是长期和肉体。

伴侣夜饮，乐缓酒慢的时候，它有最大的机率会生长出来。它赤裸得像一朵花，只能从两个皮肉混溶澄明却又分装的肉体之瓶里开出来，几乎不带色欲之香；它无垠到像两块地壳，在地震火山的狂乱摆弄后，渐渐发出溪水和青草一丝丝爬连的声音；它深慢如鲸鱼，从某个年头起，我们的房间里开始有鲸鱼，鲸鱼每次都会制造非常缓慢的瞬间，压住一摆，就游通了二十年睡过的几万里暗黑卧室；当然，这样的谈话还有着灰烬的轻柔和狡猾，像猫儿一样抱不稳，像省略号总是抓不住的几个点儿，等这几个点儿都按住了，生命的这本魔书就可以结束了。

那时候再闪人不迟。

再具体点儿，作为一个高度过敏体质的人，我很容易在夜里放松的时刻呼吸道出问题。而K先生，我这个未来外婆身边唯一的“外公”人选，也总是这个时候想起来后背痒痒，男人保留了灵长类这个原始的特性，而且一定痒在自己不能够着的地方。不过只要这种神奇的交谈开始，即使我一边吸鼻涕，一边母猴般替他挠后背，也可以闻到雨后荒山那种秀野的味道、鲸鱼的味道、古书的味道……我想那就是自由的一种气味吧。自由有很多气味，而这一种，除了把两粒肉体的芝麻交给同一个日常的大磨去压榨磨碾，还有别的方式可以闻到吗？如果你有，敬请给我打个电话。

真要更具体的，还得再从卧室回到墓室。

开芳宴到元代的时候，被少数民族频繁引用，后来竟然发展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那些楼阁幔帐都在，两把椅子，一桌酒菜都在，甚至桌上的花瓶和佛珠都在，墓主人夫妇却消失了，一切的布置都仿佛他们刚刚离去。

如果此时你以为我要讲讲死亡和离去的关系，答案是，不然，原因请参照标题下引文。

不过更有利于侦破图像秘密的，是举出一个夫妻夜谈的实例：K先生作为机械工程和电脑的高材生，作为我的外星人学和机器人学导师，有一次在我们两个看完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一起喝夜酒的时候，对我说：“我只能在你这儿修我的宇宙飞船。”说的时候，那双半百的眼睛像婴儿眼一样潮湿。

我脑海中立刻回闪出伊特鲁里亚夫妇比骨灰体积大很多的船型棺材和他们脸上的神秘微笑，埃及夫妇如正副飞行员一般的并排端正坐姿，希腊同性爱人全副出远门的猎狗加拐杖的行头，中国汉代夫妻的“升天图”，头顶的神秘大鸟和漫天灵物……哈哈，再回到元代的墓室，风吹草低见飞船，好个精细的游牧民族，还在“不辞而别宴”的桌子上留下了牡丹。

那个时刻，我知道自己魂肉中的大片废墟终有一用，可作为这世界上对他来说唯一合格的飞船修复工厂。而租金相当诱人，最终一次付清：在几十年的修复工程完成之后，带着我离开这个被时间和空间绑死的星球。

现在你了解了，这是一份多么美好的长期租约。

谈谈情， 说说吃

撰文　谢丁

环境一变，一切都变了。我想我永远做不出和家乡一样的抄手了。

春节回家，有两样东西必吃。一是红油抄手，我心中天下第一美味。二是汤圆，家乡的传统，大年初一不得不吃，吃得越多越吉利，要撑到喉咙口，憋着一口气去打麻将。

别的人回家，父母必是办一桌好菜，清早就开始准备，直等你飞机落地。我家则简单得很，开门进屋，我妈上来就问：“去外头吃抄手？”于是扔下行李就走。一家人到了楼下，随便走进一间面馆，总有卖抄手的。嘱咐老板少放点辣椒。刚从北京回重庆，得悠着点儿。三两红油抄手，边吃边冒汗，吃得火眼金睛。过年回家的第一顿，总是最惬意。

很多人问我，重庆那么多好吃的，轮着吃，也能吃好几天，干吗挑个最普通的抄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小就这样，一连几天顿顿抄手也不厌。二十年前读初中时，碰见一个和我同样热爱抄手的同学。我们都吹自己是抄手大王，僵持不下。有个周末，和他约好在城里一家面馆比赛，看谁吃得多。他比我气盛，三两一碗，连吃两碗。我讨了个巧，二两一碗，连吃三碗。打平。老板在旁边起哄，说再送你们一人一碗。结果他硬是没咽下最后三两，而我以八两的记录，侥幸得胜。如今这同学不知去向，如还在重庆，比我有口福。

上大学离开重庆后，我很难再吃到抄手。北京的“馄饨”很像抄手。再比如福建的“扁食”，沙县小吃里的“扁肉”(到了北京也改叫馄饨)，广州的“云吞”，长得都差不多，性格却迥异。馄饨软绵绵的，瘫成一团，馅极少，只剩下一层皮。北京人拿它当早点，就着包子或饼，图的是清汤。至于扁食，刚好相反，皮太薄，馅又太多，搞得像女人爆乳。而抄手是符合重庆人性格的，皮厚馅多，外硬内软，重口味。

据说正宗的重庆抄手，煮完后，应该搁盘子里，一个个抄手是站着的，无汤。成都的“龙抄手”也无汤，用小碗盛，面上一层红油酱料。但重庆大街小巷卖的抄手，汤却是很重要的，得是骨头汤，提味。稍微有点名气的店，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笈。小时候，在我老家(长江边的一个小城)，最有名的店，名叫“阮抄手”。老板姓阮，女儿和我是同学。她家抄手独步天下，靠的是起锅后洒了一层胡椒粉，生意非常好。我那时极为羡慕这位女同学，可天天吃抄手。每次路过，总能看见她端坐店门口，双手熟练飞舞，帮着父母包抄手。心想谁娶了她可占了大便宜。如今，这女同学也不知去向。

母亲知道我这怪癖，也常在家做给我吃。她不擅长做饭，甚至讨厌女人整日黏在厨房，恰好抄手是简单易行的，一顿包上百个，搁冰箱里，饿了就煮点喂我。即便简单，母亲的抄手也有小讲究。肉馅得是猪肉，加上盐、葱花、蛋清一起搅拌。抄手的面皮很重要，厚薄适当，得去专门做面皮的地方买。我印象中，她总买不对数量。不是肉馅多了，就是面皮多。一切准备妥当后，包抄手就纯粹是个技术活了，工具只是一根筷子。她喜欢坐客厅沙发上，边包边看电视。我就在那时学会了这门手艺。

离乡十多年，除过年回家，其余日子很少吃抄手，也不想。

但几年前，有一晚工作到深夜，踱步到厨房，突然就想来一碗红油抄手。冰箱里只有超市买来的速冻馄饨，一煮就烂，而且怎么都不对味，感觉低下。那一整夜，心里都在流口水。第二日，便去市场买了肉馅和面皮。但重庆抄手是四方形面皮，在这里寻不到。北京的面皮是用来包馄饨的，呈梯形，而且极薄，只能将就着用。我欢快地包了一整天抄手，挑了二十个下锅，其余放冰箱冻好。一切程序，都遵守记忆中的样子。等入口时，却发现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了。

母亲常说，我比她更有做饭的天赋。她是真讨厌进厨房。在老家，她是地方上出名的女强人，爱麻将胜过工作，爱工作胜过做饭。一般来说，家庭妇女做久了，都会对厨房生一点怨气，认为它占用了自己本该更美好的人生。也许正因如此，许多男人退休后，倒是喜欢进厨房鼓捣点精致的菜饭，一是觉得该让老婆休息休息，二是真认为做饭是有趣的，到老了，总算可以干点好玩的事。而我不同，自小就喜欢在厨房进进出出。我第一次做饭，可追溯到小学六年级。父母上班太忙，我放学回家，总是先做一份西红柿鸡蛋汤喝。久而久之，晚饭的蛋汤就由我包了。变着花样做。鸡蛋直接打入锅里，是喜欢它的淡雅。如果煎了鸡蛋再做汤，是冲着那份油香。

在那个年代，家里一个男孩喜欢做饭，肯定不怎么好听。我父母大概觉得，这总比我去外面荒玩惹事好。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厨房一定是成不了大业的。从没听说谁家孩子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一名厨师。多年后，当我看见许多餐馆和酒店的大厨都是男人时，我也好奇，为什么全世界都这传统—在家是女人做饭，在外就变成了男人？

男人在家里下厨，定是大事。我有个亲戚，三十多岁便考了三级厨师证书，但他却在机关里上班，平日没机会显示本事。只有逢年过节，轮到他家请客，他才围裙上阵。老婆那时只好做他下手。每次去他家吃饭，知道是他在厨房，所有人都提了胃等着，像进了一家大酒店。我有次问他，为什么大厨师都是男的？他瞪我一眼说，女的抡不起这大铁锅!

说得好像也有点道理。

读汪曾祺的散文，写他平日爱折腾吃的。他讲，“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说，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他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汪曾祺讲究吃，是出了名的，所以有次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来北京，他就在家做了几道菜招待他们。其中一道是煮干丝，据说聂华苓吃得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喝掉了。但听汪曾祺谈吃，重点是吃，不是做。言语中，他也不是天天进厨房，只是偶尔兴致来了，才做做玩玩，日常饭菜估计还是得老婆打理。

天天让男人下厨房，全天下我只见过重庆人有这爱好(据说上海男人也如此，没亲眼见过)。我住在重庆那几年，每天清晨上班，途径附近一个菜市场，满眼都是男人提一菜篮在买菜。难怪人家都说重庆女人厉害。但重庆男人做菜好吃也是出了名的，随便街上问问，似乎人人都能对某道菜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那时是独居，日子一长，就把做饭的爱好培养出来了。起初，是看样学样，把我母亲平日里厨房那一套全用上了。慢慢地，就觉得太简单。其实，应付个人吃喝已完全没问题，但不知为何(也不知是不是男人都有这特点)，总想搞出点更复杂的菜式来。有一阵子，买过好几本菜谱，搁厨房里天天对着学习。如果你也这么干过，你就知道那根本没用，否则满世界都是大厨了。但学习菜谱有个好处，它让你知道厨房的事，一招一式，看似简单，却内含玄机。比如麻婆豆腐，人人皆知怎么做，但能做出其真味者，又有几个？

不过，这大约也是厨房的乐趣所在？

扯得有点远，说回抄手。其实说这么多，不外乎给自己找些借口—即便再简单的食物，也是极难做的，但好玩就好在这个“难”字。

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重庆，特意让母亲在家做了一次抄手。我眼盯着她一步步的程序，和我在北京做的几乎一模一样，奇怪最后的味道却完全不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抄手本身和做法的问题，而是调味料的区别。众所周知，重庆的调料是天下无双的。而最关键的一味，也许是猪油。如今谁家还用这不健康的东西？那年离家返京，我背包里就多了一罐猪油、一盒家乡的辣椒面、花椒和胡椒粉。

回北京后，我天天想着做一碗正宗的重庆红油抄手。第一次做，就失败了，忘了熬骨头汤，那很麻烦，不是吗？第二次腾了个下午，专门熬了一锅汤。但抄手的味道仍不对，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我猜测，是调的红油酱料不够好。虽然我带回了正宗的辣椒面和花椒，却不知如何搭配出完美的油辣子。有一天，和几个朋友去北京南城的四川办事处吃饭，突然看见他们售卖自做的油辣子，闻了闻，那才是地道货。

一切准备就绪，我邀请几个北方的朋友到家里来，让这帮只知馄饨的人尝尝抄手的厉害。肉馅是新鲜现买的，兑鸡蛋清，加点葱花，搅拌均匀。我窝在客厅沙发上，包了整整一个下午。浓白的棒骨汤也准备好了，我敢说全重庆的小面馆也没我买的棒骨好。傍晚，人到齐。抄手下锅，青菜做底，搁一勺川办的油辣子，最后撒一层胡椒粉。我没敢告诉大家碗里放了猪油(就像母亲也是偷偷地放一勺给我)。说实话，这真是一道简单的主食，从头到尾好像没花什么时间。但所有人吃完都啧啧称奇。某人说，“没想到，馄饨还能这么好吃”。

只有我心里明白，这次又失败了。味道是好，却仍不是记忆中的味道。难道是水质的原因？或者，只是环境一变，一切都变了。我想我永远做不出和家乡一样的抄手了。

饮酒断想

撰文　陈力川

一瓶酒是一本书，凝缩了土地和酒农劳作的历史。雨果把人造酒的功劳与上帝造水的奇功相提并论，他说“上帝创造了水，人创造了酒”。

一

葡萄酒是上好的饮料，也是上好的谈资。然而酒是一个与观念绝缘、与感官接壤的世界，所以谈酒的前提是承认饮酒的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述，概念化的语言即使插上想象的翅膀也难于深入感官的领地。何况每一种酒都有其独特性，独特性是一种无法被概念化的真实，真实是沉默不语的。

即使是懂酒的人，也不见得有谈酒的语汇。掌握专业技术语汇难，克服酒的不可言说性更难。用词语表达酒的精髓比乘稻草扎的船去航海更危险。喜欢饮酒不意味着能够得其真谛，就像得到一个女人的身体不意味着得到她的心。

二

饮酒不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欲望。人的基本需要是普遍的，但欲望却因人而异。人的基本需要是简单、不难满足的；而人的欲望却苛求、挑剔，渴望的过程掺杂着追求、失望或瞬息的满足。欲望中有太多幻想的成分，而幻想与幻灭常常难解难分。

人喝酒不是因为渴，而是因为想。酒要人喝，不是因为能解渴，而是要觅知音。波德莱尔说：“除了酒被饮的快乐，没有什么能与饮者的快乐相比。”[1]当你与一瓶好酒对视的时候，你的快乐已经洋溢在酒瓶的上面。你甚至能听到它的歌声：“我们亲密的结合将创造诗歌。我俩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神，我们像鸟，像蝴蝶，像圣母的儿子，像花香插上翅膀飞向无垠。”[2]

三

爱喝酒的人藏不住酒，酒喝得比买得快。酒摆在那里，你会想它。你想酒不奇怪，奇怪的是你能感到酒也想你。那不是一种单相思，而是类似恋爱的感觉。不同的是，酒虽然想你，但却比姑娘更羞怯，你不碰它，它不会自动跑到你的杯里去。

卢梭说：“在这个世界上，梦乡是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对于一个好酒者，酒乡才是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其实酒乡与梦乡是通的，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意识的堤坝截断水的流向。

四

葡萄酒能唤起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在想象中赋予葡萄酒许多它们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的品质，因为任何想象都带有美化的倾向。想象与期待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想象期待的东西与我们期待想象的东西几乎是一回事。想象与期待的结果有时是满足，有时是失望，失望通常多于满足，因为满足的空间是有限的，只有失望的空间与想象空间同样辽阔。

许多品酒师自称能够排除想象，仅凭理性把葡萄酒当作一种可以客观评价的物质。我常常怀疑这种说法，不是因为不相信他们超乎常人的味觉经验，而是因为品酒离不开感觉，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驾驭感性实在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相反，酒常常能打开理性的牢笼。

五

葡萄酒是感官的盛宴，酒与人的五种官能都有联系。触觉(摸酒瓶，举酒杯)，听觉(斟酒声，碰酒杯)，视觉(看酒色)，嗅觉(闻酒香)，味觉(品酒味)。世界上鲜有能同时调动人的五种官能的东西，酒和茶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葡萄酒最忌讳拿起来就喝，更忌讳一饮而尽，这一点与中国粮食酒的喝法不同。喝粮食酒一饮而尽被视为豪爽，喝葡萄酒一饮而尽则显得粗鲁，是对酒的不敬，甚至侮辱。

喝葡萄酒的程序是一看，二闻，三品。视觉、嗅觉和味觉对于品酒同样重要。很多人饮酒都忽略了视觉和嗅觉的乐趣。其实葡萄酒首先是好看，酒色的深浅、清浊、厚薄、浓淡能映照出酒的品质和特色。闻酒是与酒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大部分酒的味道，闻起来与喝起来并不相同，很多时候，闻起来的味道比喝起来的味道还好，那是一种既微妙又复杂的幽香，能够耐心加以分别的人并不多见。葡萄酒不只是为了喝而酿造的，闻酒的乐趣不亚于饮酒的乐趣。

六

饮酒是赴约：与土地和阳光的约会，土地蕴藏的矿物质通过葡萄汁酿造的酒而注入我们的肌体；阳光中的紫外线通过葡萄酒而射入我们的体内。

白葡萄酒适合静谧的场合，因为白酒的微妙和温柔受不了任何嘈杂。与粗声大气的人喝白葡萄酒就像在机器轰鸣的工厂拉小提琴。红葡萄酒适合热烈的场面，任何喧嚣都不能淹没红酒的嘹亮，其刚柔兼济的特性能化忧郁为亢奋。

法国的葡萄酒无论红白，几乎一种酒一个性格，一种酒一个味道，无论好坏，总能以个性悦人，不似有些国家的酒喝来喝去味道雷同。现代化的酿酒手段可以缩短大年和小年的差别，使不同年份的酒同质化，然而饮者远离失望的同时也远离了惊喜。

七

一瓶酒是一本书，凝缩了土地和酒农劳作的历史。没有什么比酒的历史能更好地诠释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块土地的个性与一个酒农的个性相结合孕育了一种酒的性格。

酒农是一些热爱土地的人，他们有浓厚的根的情结。传统像血一样流在他们的身上。与其说他们拥有葡萄园，不如说葡萄园拥有他们；与其说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不如说土地是他们的主人。

雨果把人造酒的功劳与上帝造水的奇功相提并论，他说“上帝创造了水，人创造了酒”。人的生命离不开水，人的生活离不开酒。男人酿酒好比女人生育。对人类来说，酿酒与生育同样重要，因为人酿酒，酒亦酿人。

八

相同的父母不同年龄生的孩子不一样，同一酒庄不同年头产的酒也不一样。虽然产区、年份、酒庄、葡萄品种、酿造技术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酒的信息，但是就像我们即使知道一个人哪一年出生在什么地方而对他的性情一无所知，我们也无法仅凭年头和产区来判断一瓶酒的性格和品质。一瓶酒是一个谜，在谜底揭晓以前，它是一个悬念，一个线索，一个未知数。

有的酒喝过就忘记了，就像很多人见过就不记得了；有的酒喝过让你长久地回味，就像有的人见过，让你终身难忘。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Cioran)说：“人好比酒，随着年龄增长，好人变得更好，坏人变得尖酸。”

一瓶酒是一个承诺。承诺可能兑现，可能不兑现，可能完全兑现，可能不完全兑现。兑不兑现不完全取决于酒，也取决于人。同一瓶酒不同的人能喝出同样的味道，也能喝出不同的味道。酒对有的人秘而不宣，对有的人宣而不秘。

九

宁可错待一个好人，不可错待一瓶好酒。错待了一个好人，还有道歉的机会，错待了一瓶好酒，会遗憾终生。几瓶好酒一起喝的时候，排序可谓如履薄冰。除了红白之分，还要考虑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酒庄、不同的产区、不同的酒性。顺序排得好相得益彰；顺序排得不好两败俱伤。

外国人喜欢从新酒、淡酒喝起，老酒、烈酒压轴；中国人喜欢从老酒、浓酒喝起，喝到后来新老不分，优劣无异。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菜不讲究与酒的搭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喝酒的方式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喝法是细品，中国人的喝法是豪饮；品者和饮者的区别是前者适可而止，后者一醉方休。无论什么喝法，饮酒的次数都需要间歇，有间歇为乐，无间歇为淫。

十

一瓶好酒最佳的开瓶时间常让人捉摸不定。开早了可惜，开晚了亦可惜。不过遇到酒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开早开晚都不可惜。好的酒伴可以使劣酒变成好酒；坏的酒伴可以使好酒变成劣酒。同样的酒跟不同的人喝，味道亦不同。酒将一些人的距离拉近，将另一些人的距离拉远；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不拘：有时，酒可以让你与一个陌生人肝胆相照，对一个熟人冷若冰霜。

酒伴最好是男的，男人会喝，也会醉。女人或不胜杯勺，或干喝不醉。不胜杯勺，喝不到一起；干喝不醉，乐不到一处。所以酒伴，还是男人好(当然也有例外)，喝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境界大致相当，每个人都有进无退。碰到那种不进不退的人，无论男女都让人扫兴。

好酒者大都喜欢与人共饮，喜欢独饮者寥寥无几。几个人聚在一起觥筹交错，越喝越兴奋；自斟自酌，形影相吊，越喝越伤感。陶渊明曾发出“引壶觞以自酌……感吾生之行休”的叹息。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游走，人需要分享酒中的欢乐，摆脱个人孤苦伶仃的生存处境，哪怕只是一时一刻。

十一

与熟人喝酒，知己知彼，是一种乐趣；与陌生人喝酒，知己而不知彼，也是一种乐趣，喝到一定的份儿上，心中会萌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饮酒让人懂得怜惜，这不仅是一种物质行为，而且是一种情感行为。

有的人酒量大，酒胆小；有的人酒胆大，酒量小。酒胆大于酒量，这种饮者最可爱，虽亏在量上，却胜在胆上，使人感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饮酒让人懂得谦虚，见识山高水长。

十二

喝酒有伴自然好，遇到酒友就更好，见到久别重逢的酒友，你已经先有了几分醉意。陶渊明有言，“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因为酒量打了折扣，所以与酒友喝酒比与一般人喝酒更容易醉。正所谓“水为地险，酒为人险”。

喝到临界点上，你眼前出现悬崖，你知道再向前迈一步，就会坠入崖下。其实你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危险已经发生，惯力足以推你迈出这无可挽回的一步。或许你要找的正是那种自由的感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喝醉了固然难受，有时没喝醉也同样难受。最难受的是醉后想起酒来，刚刚还让人生爱，现在却令人生畏生厌。酒是人类为自己打造的一把双刃剑。

十三

据说古希腊人一边饮酒，一边讨论哲学问题。巴斯德说：“一瓶酒中的哲学胜过所有的书。”但是酒中的哲学并不比书中的哲学易懂。

按柏拉图《会饮篇》中阿尔基比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的酒量比谁都大，而且从来没有人见他喝醉过。苏格拉底被公认为古希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他能豪饮而不醉不仅证明他的海量，而且证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失态，始终能把持理智和稳重。巴斯卡尔说，“酒喝得太多或太少都会阻碍真理”，苏格拉底是一个反例。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了出格、放纵、癫狂、暴力的倾向。一个人深层的本性好像只有在酒的催化下才能显现。波德莱尔说：“酒像人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敬重它和鄙视它，爱它和恨它，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它能产生多少崇高或丑恶的行为。因此，我们对它不要比对我们自己更苛刻，我们应将它视为同类。”[3]

十四

钱穆引《中庸》说：“‘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这是说，饮食之味已难知，人生之味更难知。哪一个人没有他的人生，哪一个人没有喝过茶，喝过咖啡，要讲到知味，那是艺术的，真不易。”[4]钱穆没有举饮酒的例子，但是《中庸》的“饮食”二字应包含饮酒的意思。饮酒能知味已属不易，但酒的本质远超出味道，就像味道超出颜色。酒的本质使人想到美，当你如醉如痴的时候，心中泛起的是一种朦胧的美感。美的心境使你不再有分别心，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一下子变得可亲可爱，你想原谅自己和别人的一切过错。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这样描述“酒神状态”：“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5]有些平时被你看得很重的东西，这时会忽然失去分量，一切事物都回归了原位，或者说变得无足轻重。美成为唯一的存在，或者说是你唯一能感知的存在。这时你开始进入酒的世界。

哈佛来信

撰文　杨潇

置身其中，怀着一点自我疗救的私心，把这时代的征候记录下来，大概也挺有意思。如今记录者似乎比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真是可惜。

时代精神

到住处时已过午夜，谨记中介之前的反复叮嘱(“扰邻是要赔钱的”)，蹑手蹑脚提着箱子开门、进电梯、再开门，生怕发出一点声响，公寓比想象的要好，连浴巾和手帕都整整齐齐备了好多条，客厅里的假树萎靡得很真，我差点就给它浇水了。

这里比北京慢12个小时，头两个晚上都是凌晨两点以后入睡，4点多就醒了，像是睡了一个绵长的夏日午觉，窗外风凉，枫树和梧桐在黑暗里发出沙沙的声音，打开电视全是购物节目，我鼓起勇气从900多个频道里寻找BBC World Service，想通过看新闻找到自己在陌生世界的坐标，却只发现BBC America，它在播放烹饪节目，后来我又看过它几次，好像每次都在教人做菜。

熬到6点，出门吃早餐，经过了一个五星级酒店、两座教堂和一块墓地后，居然摸到了哈佛广场。人最多的Au Bon Pain门口，风度翩翩的老人家微微鞠躬，微笑着说了声ni hao，我一进门就明白了他为何那么确定我是中国人：餐厅里有一半人是操着各地方言的同胞，哈佛还有两周才开学，也不知是亲友团还是旅行团。

搭帮朋友的介绍，周末混进几个北美留学生社团举行的论坛，连听三场演讲，B先生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十年，从李思怡到太石村，从最牛钉子户到邓玉娇，听得我唏嘘不已—这些事情都历历在目，但又感觉如此遥远。2003年有时被称为“民权元年”，记得那时候社会有共识，大家心气颇高，觉得众人推墙墙必倒，而今墙仍是墙，人也未必不是墙，就像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里写的：“……不仅是某些官僚程序，而是整个文化语境；不仅是国家的干预，而是所有合谋摧毁自主的真正艺术行为基础的情形；不仅是政治勒令，而是一元化社会里的个人的世界观；不仅是‘合法’与‘非法’的限制，还有维系着国家权力能够渗透到文化哪怕最后一个细胞的秘密心理源泉。”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它可能是眼界也可能是局限，在哈佛教课的R老师说，你们这一代受汶川地震影响很深，所以对郭美美事件反应很大—有趣的角度，倘若一个外国观察者空降中国，他能够打开我们话匣的问题之一肯定是：2008年5月12日那天你在做什么？而塑造R老师那一代人的却是更早之前的悲剧，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关切，不妨想象我们的下一代问我们：汶川地震真有那么惨吗？

R在课堂上运用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来辨析教育、传媒、同龄人、家庭等媒介(agents)在不同社会起的作用，从而对年轻一代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产生的不同影响。这并不是高深的理论，但能带来很清晰的分析—你或许听过一种熟悉的说法，“在哪里都是被洗脑”，或者，“他们那个也是一种宣传”，那就来看看这些媒介在不同社会的状态吧，它们是集中还是分散的，是被一个权力中心控制还是被若干个控制？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对任何事情做出判断前，你是否会意识到政治社会化对自己的塑造？

参加论坛的人价值观比较接近，不过他们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大概也是少数派，一个社团发起人在自己学校做的小调查说，大多数参加社团活动的留学生同意对政府的批评，但也同时认为这些批评“有损国家形象”，只有极少人对异议者表示同情。最后他总结，希望培养更好的讨论气氛，希望吸引到更多本科生，以及“更多女生”!然后一屋子男生都大笑起来。

活动结束，大家一起看了部介绍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纪录片，吉恩就住在波士顿，以倡导非暴力抗争理念闻名于世。片名叫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如何发动一场革命)，我之前没听过，用手机搜索，敲到“how to start a”时，下拉框提示出现了how to start a business(怎样创业)和how to start a conversation(怎样聊天)的句子，我继续敲打，到“how to start a re”时，以为差不多了，结果出来的是how to start a restaurant(怎样开一家餐馆)，这才是时代精神啊。

后知后觉

有时我特别后知后觉，5月起和尼曼工作人员通了无数邮件，他们所在的Lippmann House也在邮件里出现过无数次，我从来没仔细看过那个词，大概潜意识觉得，反正也是我搞不懂的老外人名。

来美国后，某天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我就像烤熟的面包一样弹起：Lippmann不是李普曼吗？后来才知道，75年前，正是这位20世纪美国最著名记者的建议，哈佛才创立了“旨在提高美国新闻业的水平”的尼曼项目。

报到之前某天，去李普曼house打印资料，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有点面熟的大叔—之前我研究过其余23位同学的照片和简介，便主动打招呼：“你是Greg吗？”彼此寒暄几句后就各忙各的去了。当晚躺在沙发上看书，又不知为什么掏出手机，登陆尼曼官网，看到Greg的简介上写着，“The Bang Bang Club一书的联合作者”，等一等，这书名怎么也耳熟？Google之，这回是“哐”的一声，直接把我砸回两年多前的一个傍晚。

那天已近黄昏，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地上网—有一回跟一群不用朝九晚五的写字朋友聊天，说到最不喜欢一天中的哪个时分，大多数人都投了傍晚—设想你从一个迟到的夏日午睡中醒来，天色已晚，广场上大妈们热烈起舞，楼下的烧烤摊熙熙攘攘，你却四顾茫然，而这一天就要结束，是否也会“细思恐极”？

彼时我刚从埃及的广场回到中国的厨房，满脑子是开罗匹萨饼—这是跟《纽约客》驻中东记者W聊了一个下午后的结果，她提醒我，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某个地方重建开罗，结果它的历史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如匹萨饼般摊开来的。我从科普特开罗走到伊斯兰开罗，从“尼罗河畔的巴黎”来到纳赛尔城，又从穆巴拉克时期的“嘈杂和混乱之地”来到革命当中的“解放广场共和国”，满心欢喜，自以为从这只匹萨饼上看见了历史。

那个傍晚我在网上撞见一部叫The Bang Bang Club(枪声俱乐部)的新电影，四个战地摄影记者的真实故事。从1990年废除种族隔离到1994年首次全民普选，是南非民主转型最为重要的四年，这期间流血冲突不断，他们四人在枪声中穿梭，向全世界媒体发去一张张珍贵可怖的现场照片，而自己也在职业的痛感里挣扎，1994年4月，在拍摄又一次冲突时，Ken中弹身亡，三个月后，Kevin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纽约时报》刊发的女孩与秃鹫的照片及其引发的巨大争议，Kevin正是那位拍摄者。此后若干年，Greg和Silva继续行走在战乱地区，南苏丹、喀麦隆、巴尔干、索马里、阿富汗……

2010年，在坎大哈，Silva踩到地雷，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比较起来，出现在李普曼house的Greg是幸运的，但我一直没有问他，经历了那么多，你怎么理解人性？怎么理解道德？我猜想也许他仍在为此探索，有一天orientation(熟悉、适应校园的课程)时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正研究一门探讨“人为什么作恶”的伦理课。

如今Greg早已不做战地记者，他现在是南非一家线上日报的副主编，正写一本关于去年南非马里卡纳屠杀(Marikana Massacre，南非警察向罢工的金矿工人开枪，震惊全国)的书。李普曼的时代，新闻业一步步走向光荣与梦想的顶峰，而在我们这一届尼曼学者抵达校园前，最大的业界新闻是《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2.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并非所有人都对传统媒体的黄昏感到忧伤，但你可以闻到这种情绪，一个同学说，他已经厌恶了那种对于自己工作的担心。我有点好奇，你也会担心工作不保吗？“我不担心自己丢掉工作，目前我们不愁钱，但我担心这种趋势席卷过来，最终你得裁人、减薪，越来越为钱低头。我懂新闻，不懂商业，现在做新媒体的很多人懂商业却不懂新闻，我希望学一些商业的东西，掌握自己工作的命运。”

W也成了我在尼曼的同学，她带来一个朋友拍摄埃及革命的纪录片，放映完后众人聊如何报道革命，最后大家都认可这样一种说法：你几乎不可能先知先觉地在革命洪流中看清历史的脉络，而只能在随波逐流中，尽你所能采访你遇到的人，逐渐加深自己的理解。我有时觉得，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新闻业的革命也是如此，你只能做好手头的事，然后和大家一起等待，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

购课一周

进教室坐下五分钟后，我就开始庆幸自己来得早。10点一过，人不断涌入，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穿短裙的，裹头巾的，还有一位大叔，乍看以为是查韦斯转世。10：07开始上课时(上课时间总比课表迟七分钟，所谓“Harvard Time”)，教室里大概挤进来小两百人，几无立锥之地。授课教授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那只老虎同名同姓，银发银须，看着颇威严，课名是“宗教、政治与公共政策”，讲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好玩的是，他在牛津读书时的室友，是著名的无神论记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

这是我在哈佛shopping的第一堂课。李欧梵先生在《我的哈佛岁月》中写，哈佛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课’(course 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浑身解数，以吸引学生……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

周一恰逢美国劳动节，所以周二、周三是“购课”的高峰，宗教课一结束，来不及向老师请教他对希钦斯的看法，就骑着单车往社会学系赶，去听“记忆的政治”(Memory Politics)。这是人类学专业开的一门小型研修课(seminar)，只有十几个座位，最后也来了三四十位“顾客”，女生为主，个个青春逼人，一个女孩的笔记本电脑上贴满了女权主义的漫画。两堂课的大纲都写明了“阅读任务重”几个字，讲“记忆的政治”的老师，不断抛出普里莫·莱维、汉娜·阿伦特、齐格蒙·鲍曼这样的名字，沉重得让人抬不起头来。案例分析重点集中在拉丁美洲，“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嚷嚷，为什么不讲前苏联国家？”她一摊手，“我就是在拉丁美洲做的田野嘛。”

第二天倒有一门大课专讲前苏联和东欧，哗啦啦一堆本科生又把教室挤爆了，老师瘦高个，肤色棕红，俄国口音，上来就说会专门花一堂课讲讲普京的俄罗斯，“我是一个现在时的历史学家，虽然我历史系的同事都说，太关注时事是罪过”。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带你们回到1930年代。假如这是1930年代的课堂，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很大一部分会同情社会主义，一部分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还有人会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你看那时知识分子的文献，你会惊讶于自由资本主义在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处于怎样的下风。”

这位亲历苏联解体的历史系教授，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好几次摸鼻子，讲着讲着还会自己笑起来(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个个都是演说家，不动声色让底下笑成一团)，有几分天真，又觉得有讨好学生的企图，有一次他明显口误，尴尬地笑：“对不住啊，昨晚看美网看得太晚……”转过身去，看见他皱巴巴的衬衫背后湿了一大块。

身边多数同学关注的都是政治，“记忆的政治”、“网络时代的媒体与政治权力”、“讲故事的政治”、“个人数据的政治”……一个同学说，她的课堂里有两个前中情局雇员，其中一个还是发言人，“他发言可真多……”另一个同学在听了“个人数据的政治”后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从技术上说，只要掌握你的生日和邮政编码，就能锁定你的位置……也有人选了查尔斯河对岸商学院的课，回来感叹就是不一样—在哈佛其他院系，可能你上了一学期课老师也不一定知道你名字，但是在哈佛商学院，你还没去上课，老师就已经把你google了个底朝天。这也让我想起之前去商学院参观，问公共关系部主任，这里是否也有迟到七分钟的哈佛时间？他立刻否认了：“全部准点开始，有些教授到点还会把教室锁起来!”

也不是所有老师都对“购课”感冒，“讲故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orytelling)是本学期新开的课，老教授叫迈克尔·杰克逊(是的)，来自神学院，不讲开场段子，不笑，不提问，不发教学大纲，站着笔直开讲，有人中途离开，但关于这门课我听到的最好评价是：有一种古典的美。

有关逻辑

“记忆的政治”的老师布置了作业：回去看一部1961年的黑白影片《纽伦堡的审判》，大多数同学都去图书馆电影资料室，我只花了一分钟就在某视频网站找到了清晰版本，带中文字幕，有一点坐海盗船的快感。

电影长三小时，讲述二战结束两年后德国战犯第三轮受审的故事—特殊处在于受审者是纳粹时期的法官，他们被指控批准给犹太人施行绝育手术，但更根本的追问是：你是做一个爱国者，忠实地执行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是拒绝执行你认为不义的法律，当一个叛徒？

威克法官选择拒绝希特勒的法律，被迫辞职，审判时他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面对自己的曾经的同事、受审者简宁法官。他遭到简宁代理律师劳尔夫的步步逼问—这正是影片最精彩的地方，这位年轻的德国律师在逼问证人的同时，也把电影不断推向高潮。

“请问威克先生，你是否曾对1934年公民效忠誓言宣誓？”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威克，“(既然你认为希特勒的法律不义)为什么你不拒绝宣誓？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宣誓，希特勒就不会走到绝对权力这一步!为什么你不拒绝？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养老金……”看到这段时，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八年前，贺卫方先生以“暂停招收硕士生”抗议他所就职的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招考制度，记得当时看到一段媒体报道，有人质疑贺卫方“为什么不辞职”，贺卫方反问：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自杀呢？(大意)

劳尔夫巧舌如簧，善设逻辑陷阱，又懂得适时以暴风骤雨式的“吼问”震慑证人，在另一场质证中，他面对的是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的犹太人鲁道夫，劳尔夫攻击鲁道夫的母亲有精神问题，攻击鲁道夫智力低下，所以应当做绝育手术。在鲁道夫掏出母亲照片，激动地“自证清白”后，法庭一片沉默，这时劳尔夫深吸一口气，冷冷地说了一句：法庭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它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你说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一种深切的悲凉降临在我那开不了窗的卧室里，这可能是整部影片最让我难过的时分。对于简宁这样的大人物，哪怕身陷囹圄，也有贵族太太愿意在法官面前为他求情：“你不知道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多么勇敢!”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册，罪责与荣耀，虽然也有各种纠结和难言之隐，总归有人书写，可谁会去理会鲁道夫这样的小人物？历史永远不可能知道你是谁，哪怕你是博阿齐齐—我曾读过《时代》周刊2011年年度人物《抗议者》的长文，好归好，可是在文章里，这位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小贩也只不过是一个被设定的角色，好像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走向那片凶猛的火光，然后变成一个导语。

我和以色列同学都选了这门“记忆的政治”，当老师从纽伦堡审判讲到东京审判时(后者只是附带)，我想我们都各怀心事。下课后，想跟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因为感情过于汹涌而一时语塞，她宽容地笑了，这却让我更加苦涩。在媒体待久了有时会失掉了一些基本的痛感，比如对于慰安妇问题，我好像一直提不起兴趣，也许是觉得太“老生常谈”(我们都默认了新闻就是“势利”的，影片里的记者很直白地对法官说：我可能发不了稿，美国读者对审判战犯已经不感兴趣了)，也许是对这一议题常被政治操弄感到不满，但终究没有去想一想这么多年她们需要面对的日与夜。

我自然没有笨到认为她们不会有新的生活，“记忆的政治”后是一门介绍社会运动理论的课，现代意义上的社运和古代各种起义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有一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我一边听老师讲对“意义(meaning)”的建构方式一边瞎想：学社会学的人把各种话语拆解得这样不留情面，会不会很容易“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而围绕着慰安妇建构起来的种种话语，又是不是总还有些坚固的东西在里面？

《纽伦堡的审判》的最后，主审法官和劳尔夫有一段对话，劳尔夫说：“我跟你打赌，在五年之内，你宣判无期徒刑的人都会(因为冷战形势的变化)被释放。”法官回答：“你所说的那些人都会释放，在我们时代是正确的逻辑。但合逻辑的不一定是对的，世上没有人能使它正确。”

公正先生

这学期桑德尔没有开“公正”课，而是和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梅尔顿(Douglas A.Melton)合讲另一门本科生课程：“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的未来”。据说哈佛本科生每六人就有一人上过公正课，这门新课选修的人也不少，三百人左右的讲堂座无虚席，后排还要再加椅子(顺便说一句，这学期另一门受欢迎的大课是《科学与烹饪》)。

课堂不许使用笔记本电脑(哈佛许多课堂都笼罩在沙沙的键盘声里)，著名哲学家和著名生物学家各据讲台一端，梅尔顿负责科学，介绍干细胞研究、克隆人、性别选择、基因工程等有争议问题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进展，桑德尔负责伦理，通过不断提问、不断请学生举手“表决”来推进课程。除了师生间的大量互动(和“公正”课一样精彩)，吸引我的还有梅尔顿这个“变量”，他会随时提出各种科学依据，而你会明显看到，这些依据如何影响人的伦理选择。

这天讨论兴奋剂问题，从类固醇(尿检即可查出)讲到EPO禁药(需要血检才可能查出)，梅尔顿解释EPO原理时不忘调侃一下美剧CSI(《犯罪现场》)里的科学家：“作为一个总在实验室里待着的人，真是羡慕他们啊，穿得那么好，试管里的液体还总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

EPO是“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简称，能提高血液携氧能力，让肌肉工作时间更长。梅尔顿用一张幻灯片打出8种增加红细胞的方法：1、锻炼和休息，2、高海拔锻炼和休息，3、低海拔锻炼，低氧舱休息，4、服用能让人体生成更多EPO的食物，5、服用能让人体生成更多EPO的转基因食物，6、注射EPO，7、注射EPO基因，8、注射能够自动生成EPO的人造化学物质。一个比一个高级，桑德尔的问题来了：假设你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当运动员采用其中哪些方法提供成绩时，你会举手否决？

1和2自然没人举手，3也没人举手，桑德尔和梅尔顿对视一眼：这是真实的奥委会正在争论的问题。到4时，有两个学生举手，到5时，有大约二十人举手，这时“变量”梅尔顿开始干预：“我要提醒一下，你们去某多纳圈连锁店吃的就是转基因食品。”几只举起的手放下了。到6时有更多的人举手，梅尔顿继续提醒：注射的EPO可以是自然产生的，又说，“你们是不是对‘注射’敏感？那好，让我们换一个词，‘服用’EPO，如何？”看到又有几个人把手放下了，桑德尔在讲台那边“着急”：“不要告诉他们这个!”大家都笑了。

一直到8还有几十个人没有举手，两位教授都有点惊讶，一个没举手的学生约书亚说：我对这些方法都没意见，伦理是发展的，要知道一百年前人们还在争论是否应该让整天训练的职业选手参加体育比赛呢，可是现在，没人会说比赛只能由业余选手参加吧？举手者则多从安全性和不公正(不是每个运动员都有条件注射EPO)表示反对，“那么，让我们假设，”桑德尔说，“如果这些方法都绝对安全，又便宜可得，你们是否接受？”

一个女生表示仍然不能接受，“这转移了体育比赛的重点，把人身体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制药的竞争。”约书亚反驳她：“我觉得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EPO只是一个促进手段(enhancement)而已，到头来运动员还得艰苦训练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

“约书亚提到enhancement，让我想起一件事，”桑德尔说，“大概二十年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有个选手跑了一小会儿就睡觉去了，睡醒后直接搭地铁绿线(波士顿地铁线路按颜色区分)第一个到达终点，后来他被取消了成绩。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搭绿线？不把绿线和一双好跑鞋、EPP一样，仅仅当作一个enhancement呢？”“马拉松选手不允许搭乘地铁吧？”“据我所知，波士顿马拉松没有不允许选手搭乘绿线的规定，而且绿线也安全，还便宜……”全场大笑，约书亚被自己的“手段论”难倒了，张口结舌。

桑德尔开始推进他康德式的论述：“伦理之线在哪里划下，和手段(means)有关，而在这些例子里，手段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接受马拉松选手搭地铁，为什么呢？这也许和我们所希望的比赛‘目的’(purpose)有关，和体育比赛的正直(integrity)与本质(essence) 有关，如果你搭乘绿线，那就不再是马拉松了，人们也不会激赏获胜者的品质。”

下课时学生散得很快，我看见桑德尔快步追上约书亚，面露歉意地说了两句什么。

公正夫人

周一傍晚见到Kiku时，她满面红光地跟我拥抱：“下午的课怎么样？我的学生是不是很棒？”说的是周一下午的“文化与社会”，因为和她先生桑德尔的课时间冲突，所以我只好轮周旁听，这周轮到听Kiku。和桑德尔的煌煌大课相反，Kiku的课只有九个学生，是典型的seminar，那天除了我，还有一位Kiku请来教学生使用学术检索工具的老师，如果说桑德尔是通过提问来推进课程，那么这堂课Kiku连问题都提得很少，而是一直微笑着看着九个学生从人们如何利用Facebook来表现(frame)自己谈起，彼此问答完成思考。有那么一会儿众人互动得有点词穷，一个学生突然转向她：你一直没说话，你怎么看？Kiku稍微点拨两句，又重新把球传回学生手里。

这学期Kiku在哈佛张罗了一个圆桌会议，每月邀请学者、艺术家、传媒人参加，探讨艺术、流行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第一期的主题是“艺术与审查”。圆桌会议前，我们一块喝茶，她向我问起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处境，又说到上次和桑德尔去中国，某地的一次活动被突然叫停后，组织者如何处变不惊、大事化小：“我发现这很有意思，美国人对待审查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碰到这种事情多半得起诉，而中国人则灵活得多，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泳池里玩的捉迷藏：有孩子必须躲进水里，但总有别的孩子在别处浮出水面。”

那次圆桌会议也是“自由流动”的讨论，从柏拉图对审查制度的主张谈到早期爵士乐对主流的反抗，Kiku播完一段黑人爵士乐的影片后，王德威教授说，其实招致审查的不只是冒犯，有时甜美也会，比如邓丽君的歌曲之于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好我随身带了iPad，就给他们播了一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王教授同声传译—想来，也许《甜蜜蜜》更像是“靡靡之音”？

后来，Kiku请我在她的课上简单介绍一下邓丽君，我就放了《甜蜜蜜》，一个去过台湾的学生“惊呼”：“Teresa Teng! 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就又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下课那个学生问我，邓被禁是不是也和台独有关？我说这都是哪跟哪啊，于是又急吼吼地解释一通，也不知道他听懂没。

Kiku是摄影师，也是社会学研究者，她的上一本书叫Picture Perfect，中文版可能会在近期推出。Picture Perfect勉强可以译作“(照相般)完美”， Kiku在书里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当19世纪照相技术发明时，人们惊叹于它对真实的还原，但如今人人都知道照片是会说谎的，而铺天盖地的图像文化，已经模糊了生活与姿态、真实与虚幻、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我半开玩笑跟她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为微信时代写的嘛，然后跟她介绍微信的功能，讲微信鼓励图像而非文本，有人用了半年微信也不知道怎么用它写字云云。

事实上，作为一个来美国后才开始经常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人，我发现自己也越发模糊了生活与姿态：很难说自己发的每一张照片(不论是异域美食，还是出奇的蓝天)，究竟是出于记录当下的冲动，还是为了迎合想象中的他者目光。就像Kiku在书里写的：“我们有了对世界塑造自己形象的能力，但也开始落入一些陷阱，而这些陷阱，往日只有政客、名流和媒体关注的人士才须面对。我们正对他人塑造的是哪个自我？又在为谁的眼睛而造？他人会如何看待真实的我与我的姿态？而我又如何看待他们？”

“发表”者容易有一种糟糕的错觉：未经描述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某种“在场感”下，你总是习惯性地想要把你看到、感受到的东西变成头脑里的文字或画面—感受力大概就是这样失去的。如何处理和读者的关系从来都是难题，但也从没有哪个时代达到今天的“互联”程度，并以无所不在的“逼视”(用Kiku学生的话说，你的Facebook也是你的文化资本)，去影响每一个想要发表点什么的人。对此我不知应该感到不幸还是庆幸，但Picture Perfect的思维已经把我推向下一个问题：他们会在这本书的中文版腰封上写什么推荐词呢……

无聊休克

熬着没睡，坐等凌晨两点全美进入冬令时，结果写电邮忘了时间，打开CNN时已过两点，时间又回到了一点，联网的两个手机无缝切换，只有老旧的时钟需要回拨。平白无故赚了一小时，却感觉时间被偷走了，这么想时又觉得傻兮兮的，就是一个刻度而已。入秋以来树都成了刻度，每天都能看到颜色变化，骑车上下课经过几条固定线路，有时会突然发现某棵树不见了，其实是叶子掉光了，有时又发现自己看错了，它还站在远处，通体红透，就稍微心安一点。

还是calendar可靠，这里人人都用calendar，这样即便把饭局约到了一个月以后也不会忘。总在各种场合听到轻微的滴声，那是calendar在提醒你半小时后的活动，生活就这样被切割开来。早晨起来照calendar给的方向去听第一堂课/讲座，坐下时，一位勤奋的俄亥俄大学教授已经通过邮件组发来了当日值得关注的中国报道，开小差读一篇余华的专访，其他研究中心的讲座通知也陆续进来，中东主题的最多，说的都是三个字：抱恙中。还有同学朋友通过Facebook和微信推荐的活动，加上哈佛的App，看到感兴趣的点击两下，calendar就愈加饱满自信，好像已经听过讲座似的。某天我在电脑前看书，卧室突然被染成明黄色，原来是窗外那颗梧桐一夜变色，阳光照射下黄得触目惊心，我呆看了半天，这事儿calendar上没有。

到周末，活动通知一下子消失了，邮箱也变得清静，就特别容易忘事，比如，去买周日版《纽约时报》。安慰自己说反正厚得也看不完，又说，在这个“连起来”的时代，也不会真正错过什么，《纽约时报》的南中国海专题、对Greenwald(最早报道斯诺登)的专访最后都变成了CNN、饭桌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话题。人人都在说“连起来”，还有人号召大家“重新连起来”(rewir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Ethan Zuckerman的新书就叫这个名字，开头却从1977年的德黑兰讲起，讲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演讲如何通过磁带渗透进伊朗，促成1979年伊斯兰革命—只要互联网专家们愿意，他们一定可以从上下五千年里找到“连接改变世界”的证据。

纽约客倒是登了篇《断开》的长文，作者Evgeny Morozov，著名的互联网怀疑者。和Zuckerman一样，他也先拽了一段历史，把我们带回到1924年的魏玛共和国。这年的11月，德国社会学家Siegfried Kracau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抱怨现代城市生活的评论：街边的廉价烟酒广告牌劫持了人们的神经，电影和剧院上演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机则把我们置于一个永远在接收，永远胸怀伦敦、埃菲尔铁塔和柏林的状态。这些城市资产阶级啊，Kracauer感叹：“在热闹喧哗中越陷越深，最后忘掉了自己还有一颗大脑。”

该怎么办呢？Kracauer的药方很简单：“无聊休克疗法”。在一个大家都出城兜风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锁在屋里，拉下窗帘，躺在沙发上向无聊投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调动出自己那些荒唐、尴尬、未经修饰的想法，进而达至一种“神秘的喜悦”，最后学会与自己相处，“你不再被应该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缚，什么都不做也能泰然处之”。听起来像近年国内鹊起的禅修班，把手机电脑上缴，在郊区某个院落或者远方某个寺庙打坐冥思数天。几天前，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还在向我们推荐：“麻省就有，离波士顿两小时车程，已经排到了明年，我在那里待了12天，大哭了三次。”

不过，Morozov告诉我们，许多西方人还是决定用他们熟悉的方法来对抗信息过载：掀起一场“信息环保运动”。在阿姆斯特丹就出现了一种能自动屏蔽WiFi的座椅，而一群挪威大学生则设计出一种叫igoo的小玩意，可以屏蔽家里所有的电磁信号，这真是可爱的西式思维—改变自己前，先试着改变周围的环境，创造出几个身边的瓦尔登湖来。

瓦尔登湖其实很近，搭通勤火车40分钟到康科德镇，再走半小时就能抵达。我去的那天阴云低回，我盯着岸边倒伏的白松，想着1845年3月末梭罗砍树建小屋的那天，“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梭罗小屋仅剩遗迹，一群紫衣姑娘在林间练习健美操，暴雨忽然落了下来，坡地水沟纵横，姑娘们四散而去。

如影随形

在汉堡听到那句“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骄傲的灵魂，尽管实际上，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国，我都得不断离开那里，去往柏林。到了哈佛，这句话立刻洗掉了所有形而上，变得特别世俗。释永信带领少林武术来表演那天，我没去凑热闹，白天的课程已经耗尽我的体力；而当李安带着疲惫的神情出现在每一个讲台时，我有点惊讶地发现，来了那么多尼曼同学，他们甚至连“饮食男女”都看过。我拿着提前一个月才申请到的见面会门票，后悔没去看少林功夫—绝佳的软实力比较教材啊。

晚上哈佛电影资料馆上映《色,戒》，李安再次现身，主放映厅爆满，照例又开了副厅，旁边的同学只能看英文字幕，我几次忍不住要提醒，这里她们说的是上海话，那里她说的是广东话，好像也不重要。影片末尾，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一个人走下楼来，招手叫了人力车，那风车转啊转地开始闪回：空荡荡的剧场里有人叫她的名字，转过头来全是青春年少。第四次看了，还是抑制不住地鼻酸。李安说他自己像王佳芝，演戏演到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更像戏中人。

和两个忧心忡忡的朋友吃饭，赶上一场华人抗议的大戏。我对那个拙劣的玩笑不以为然，但也觉得抗议本是正当权利，他们则试图告诉我这幕戏的导演(依他们，这简直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一下子变得险恶起来，好像黑色大海里裂出一条不知什么时候会合上的通道。也许他们是对的吧，但是，正义之前，是不是最好什么戏都不要上演了？

我换了个话题，想聊聊美国，聊聊1980年代后美国的右转，以及保守派对“爱国”一词的占有—但忧心忡忡再次降临：美国和中国不同，“爱国”也不可同日而语—没错，可是我只是想谈谈美国而已。也许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我该先背一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背诵四项基本原则一样)？真是无聊啊，但自己又能置身事外吗？如影随形得早就没有正常心态了。

一晚上听了三个故事，三个人的祖父母一代都是东欧犹太人，二战时避难新大陆并扎根于此。其中两人算是富二代，似乎对历史不太感冒，另一人出身平民，听祖母讲述纳粹统治下的恐怖故事长大(祖母的兄弟姐妹几乎没人从集中营里幸存)，大学时又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同性恋，出柜后不久父亲因病去世，“他这一生从未过得自在”。她说，她从小就知道，在这世上，人们是多么容易互相歧视和彼此伤害。后来她成了一位人权律师，在中东工作时为巴勒斯坦人打官司，周围的犹太人朋友都觉得她疯了。她说她愿意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传给自己的孩子，但不愿意再传递那种不信任别人的恐惧。

背景、价值、任务……如此种种，叠加起来，就把人压扁拉长变成一个平面甚至一条直线，想想真是奇怪，这些东西难道不应该让人变得更丰富吗？于是反抗者开始与所有的终极指向决裂，在生活中，也在戏码里。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哈佛教授写过一本《怀旧的未来》，她说，在美国，人们总是对她的苏联背景充满好奇，有人会问她：你怀旧吗？她有时回答，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时回答，不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某个活动现场，一个中年人问我，你知道Fairbank吗？“当然知道，我经常去Fairbank中心的图书馆。”“我说的是John Fairbank(费正清)这个人。”“啊，您是？”“他的外甥。”

隔了两周去拜访中年人的母亲，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妹妹，101岁的玛丽安。193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玛丽安到中国学习了一年绘画。我给她看之前在网上找的她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合影，她一眼就看了旁边身材高大的金岳霖:“Lao Jin!”又跟她闲聊当年的北平、上海、福州，说来也巧，拜访玛丽安之前的三天，国内一个旧书论坛有人贴出了她1939年出版的画册《三宝北京历险记》，给老人家看链接，她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然后跟我半开玩笑：真的有中国人看我的书吗？我的书能在中国出版吗？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有钱!我听了也跟着笑，但是“Peking”却烟消云散了。

原始嚎叫

晚上收到错误情报，走到哈佛广场时发现哈佛先生铜像前一片漆黑，连个鬼影都没有，偶有人经过，都把头缩在高高的领子里，这一天寒流来袭，气温降到零下三度。

到附近24小时开放的本科生图书馆Lamont避寒看书，一派期末备考的气氛，有人桌上的书可以砌墙了，还有两个哈佛学生心理健康协会(SMHL)的女生挨个派发巧克力和小纸条，上面印着励志作家H. Jackson Brown的话：“Think big thoughts, but relish small pleasures.(雄心勃勃，不忘享受微小欢愉。)”底下两行加感叹号的大字：别放弃!你很棒!11点多，眼前突然走过一个只穿红内裤的男生，特别自然地穿过人群，戴上耳机坐下自习。临近午夜，图书馆门口有点躁动，我对面的哥们站起来就开始宽衣解带，也是脱到只剩底裤，穿上靴子，披着貂就出去了。

跟着人群往外走，没两步已经听到广场那边低沉的嘶吼，到铜像前，发现鼓乐队已经就位，那边一栋教学楼下，几百裸男裸女挤在一起，就像刚从冰窟窿里捞出来活蹦乱跳散发着热气的鱼，一起在唱“我们是冠军”呢。唱了一会儿就改喊USA，午夜钟声一响，就尖叫着欢快地潮水般向前涌动，把旁边举着手机的一堆亚洲面孔冲得七零八落，这就是哈佛著名的Primal Scream(原始嚎叫)了。

1960年代时，这仪式的确以嚎叫为主，每学期期末考试之前的一周，学生会打开所有宿舍的窗户，集体咆哮十分钟，1990年代左右嚎叫演变成了裸奔，但目的是一致的：减压。一个学生曾在报上描述自己的体验：“我看到象征着这个国家学术尊严和光荣时代的广场被一千个光屁股填满。经过那些寒冷、尴尬、悲惨但很爽的瞬间，对期末考试的焦虑被抛到了几光年之外……”不知道那个几天后搞出“诈”弹风波想取消期末考试的韩裔学生有没有去原始嚎叫，收没收到小纸条，无论如何，他也算是think big了。

嚎叫前一周，课程陆续结束，每堂课的末尾都照例是学生鼓掌感谢老师，我想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的最后一课一定比较壮观：七百多个学生齐刷刷鼓掌。他教授的“中国古典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这学期第三受欢迎的大课，仅次于经济学入门和计算机科学入门。《大西洋月刊》为此写了一篇长文，探讨为何这么多哈佛学生想要学习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智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大脑依逻辑地做出各种决定，但在中文里，表示‘mind’和‘heart’的是同一个词语：心灵……庄子教导人们，应在日常生活中道法‘自然’，而不是受困于各种理性抉择。”读到这段时我停了一下，想想似乎很久以前自己就已经把mind(头脑)和heart(心灵)区分开来，而今却借助一个西方人，“重新进入中国”；又想起刚来美国时那段时间，不断被问到“是不是和中国很不一样”，我每次都老老实实回答：其实没有那么不同。说到底，我们都是被全球化与现代性冲刷的一拨人，彼此能有多大差别呢？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借学生之口说，这门课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有一点乐观了吧。”去年选过此课的一个本科生微笑着告诉我。她解释说，其实这门课的火爆，有一些与学问无关的原因，比如说这门课不容易挂科，而Ethical Reasoning(伦理分析，哈佛鼓励博雅教育，本科生必须在几个不同大类里修够一定学分，桑德尔之前的“公正”课也属此类)这个大类里可选的课也有限，当然还有，不论是公正课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哈佛已经成了一种Cult(在特定群体里流行的)，一种“正面的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好像你来到哈佛，就应该听一听这样的课，正如你来哈佛，就该尝试一下冰天雪地原始嚎叫一样。

Cult也有邪教之意，我也很邪地想到另一件据说在哈佛读书“该做”的事儿：至少在Widener图书馆里嘿咻一次。我曾许多次下到像一个星球那样巨大荒凉的Widener藏书室里，里面陈旧的纸张气味不敢恭维，但曲径通幽的书架的确提供了很好的掩护，那天我想翻翻东欧知识分子写的书，发现那个区域全是伸缩书架，这意味着当你按动按钮想看看罗马尼亚人作品时，摆放波兰人著作的书架会缓缓合上—希望大家办事都不要来这里，被一堆The Captive Mind(被禁锢的心灵？头脑？中文两个译名都有)夹住，大概是最悲惨的死法了吧。

明日的世界

回到波士顿当晚赶上暴风雪，才发现暴风雪里的雪花一点儿也不像雪花，倒更像密密麻麻的雨线，风一吹就东倒西歪织在一起，不是雪大如席，是雪密如席了。

锁闭门窗，想看看气象主播口中的“真正的暴风雪”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上一次雪后，我跟邻居在一楼电梯口闲聊，说到还挺期待那种推不开房门的大雪，被经过的一个老太太听到了，“你们不开车当然不用操心，”她说，“我们可是得把车子从雪里挖出来……”

夜深了，雪势不减，隔一会儿就拉开窗帘看看外面那盏路灯，好像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路灯昏黄，几乎比被新雪映照的周围夜色亮不了多少。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也经常走在这样的路灯下。那时的世界是缓慢富有条理的，我每天坐着大一点的班车上班，再坐着小一点的班车下班，工作并不复杂，常常带一本自己的书去读，该吃饭时就去吃饭，该开会时就去开会，该爬山时就去爬山，逢年过节会发电影票，所以，该看电影时就去看电影。

其实世界就在我的周围拼命流动，只是我不太能感受得到，小区离五环路很近，车流在上面低吼时，我正对着一个停车坪的墙壁抽击网球。某天晚上我走到五环外，打探那里一个医院的情况，第二天我见到了同乡肖志军，他垂头丧气蹲在地上，被所有的人一遍遍地问：你为什么不签字？

他的“岳母”李小娥好像还在恍惚中，对一群记者念着女儿李丽云：“我都不知道她出走这三年，在外面是怎么过来的。她今年老是向我们要钱，我隔一段时间就给她寄钱，她十天一个星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我问她住在哪里，她不肯说，每次都说，妈妈，你放心，我挣了钱就回来。上次她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春节就回去。……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男的(肖志军)，她从来没告诉我她结婚了。我在火车上都不相信我女儿死了，我以为她是被传销给骗了，到了北京，我跟着乘警去派出所了解这个男的情况，突然看见桌子上的《京华时报》，才知道我的女儿真的死了!……”

借助当时的稿子我才回忆起这些细节，做完稿子没过两个月，我就搬走了，再没从五环下那个桥洞经过，此后生活开始流动、变化，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油膜，各种颜色晕在一起，甚至被用在文章结尾的肖志军的回答我也忘记了：“我想不通，我懵个哒(懵掉了)!”

是夜重温《海上钢琴师》， 1900踏上舷梯，但最终没有踏上纽约的陆地，那一瞬间他大概也“懵掉了”：“拜托，能告诉我城市的尽头在哪里吗？……城市里纵横交错的街道，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老天啊，你看到那街道了吗？光街道就有成百上千条!你怎么在那里生活？”

我曾于某个黄昏从东河登岸，不断上坡，过街，急匆匆地赶往时报广场，蓝黑色天幕下的曼哈顿中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布景板，好像不是你在前进，而是它们在后退，生生的虚幻感。如今我更能体会那种心情：让人停下来的并不是看得见的街道，而是看不见的街道。没有什么“该”做的事情了，神灵，家族，单位，这些班车正在远去或者解体，而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一个司机可以咨询。

“啊，人类啊(Oh, the humanity)!”美国芝加哥WLS电台的记者带着哭腔喊道。那是1937年5月6日，那个时代最大的航空器兴登堡号飞艇在空中被烈焰吞噬，29名乘客当场丧生。我是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听到这段音频的，如果你想一想当时的世界已处在二战前夜，那一声“人类啊”简直有如天启。百年来传播技术不断更迭，newsreel(新闻短片)已经被送进了博物馆，但它承载的故事与情感却从未停止与我们的共振。我戴着耳机坐在地上，挨个点击这些短片，身体极其疲倦但就是停不下来，胸口好像被什么堵住了。

明日的世界究竟会怎样？我想自己可能也得焦虑地寻找司机，或者和许多人一起苦苦守候一辆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班车吧。但想一想，置身其中，怀着一点自我疗救的私心，把这时代的症候记录下来，大概也挺有意思。如今记录者似乎比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真是可惜。

注释

[1]Baudelaire, Paradis arti ciels, CEuvres complètes I, Gallimard, Paris, 1975, p.387.

[2]Ibid.p.381.

[3]Baudelaire, Paradis arti ciels, ？uvres complètes I, Gallimard, Paris, 1975, p.380.

[4]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5]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6页。

撰稿人

覃里雯：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先后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搜狐新闻频道总监、《周末画报》新闻中心总监等职，著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历程》等。现居柏林，任职于某国际智库组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年出生，加拿大著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并以《盲刺客》摘冠。已发表的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三十余部，已在35个国家出版。

金安平(Annping Chin)：1950年出生，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之妻。曾就读于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研究中国思想及思想史。现任教于卫斯连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系。著有《合肥四姐妹》、《孔子》等。

塔可：1984年出生于青岛，2003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2005年移居美国纽约，次年就读于罗彻斯特理工大学(RIT)摄影系。2008年转读纽约艺术学生联盟，进入Ronnie Landfield工作室。2010年获得美国Hey Hot Shot摄影大奖。作品被多个公共机构以及个人收藏。现工作生活于纽约。

王敦：70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硕士、博士。2008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13年底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关注文化研究，特别是听觉文化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转型。

林珊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代表作有报道《少年杀母事件》、《线人》等。

季艺：华中师范大学传播学硕士，曾任职于《智族GQ》、《第一财经周刊》等，现为《人物》杂志主笔。

阿乙：原名艾国柱。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等。出版有《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等。

谢丁：《界面》特稿主编，专注于非虚构报道。最新出版有《困死局外》。

爱德华·曼德森(Edward Mendels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比较文学教授，是W. H.奥登的文学遗产执行人，负责编辑奥登的作品全集，同时也是托玛斯·哈代等作家的研究专家和出版编辑。现居纽约。

张宇凌：巴黎索邦大学艺术史博士，新锐艺评人、策展人。

陈力川：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86年出国后改学政治哲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思想。现任法国更新治理研究员理事兼研究员，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中国治理项目协调人。受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聘请参与中国—欧盟的行政交流计划。

杨潇：1982年出生于湖南，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新华社等，现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代表作品有报道《网戒中心的86条规定》、《中国文物走私链条》等。现参加哈佛大学“尼曼学者”交流计划。

记录　探索　审美

主　编 | 许知远
| 肖海生
编辑委员会 | 许知远
| 于　威
| 肖海生
| 郭玉洁
| 刘晋锋
| 沙　湄
| 陆　飞

目录

话题

旁观者之痛　许知远

被征服的茨威格　乔治·普罗尼克

零年：1945年的历史　伊恩·布鲁玛

大国的诅咒　张承志

访谈

从家史到20世纪中国的主题——周锡瑞访谈　许知远

影像

看与展览：作为社交的拍摄　龙荻

报道

初抵柳树屯教堂　邹波

九号院的年轻人　林珊珊

随笔

在花莲听杨牧的课　郭玉洁

父亲　于威

遥远的葵花地　李娟

满洲里的性瘾　唐棣

拯救黑夜　韩松

所有人都笑了　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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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旁观者之痛

许知远

被征服的茨威格

乔治·普罗尼克

零年：1945年的历史

伊恩·布鲁玛

大国的诅咒

张承志

旁观者之痛

撰文　许知远

在维也纳，我同时感到“对世界文化的乡愁”与“没有历史”的焦虑，这两者从来紧密相联。

一

对世界文化的乡愁。

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言。我忘记了它的出处，大约总是1910年代的圣彼得堡，或许正是在那个流浪狗咖啡馆。一群俄国青年常聚集于此，他们声称自己是“阿克梅派”，要创造一种美学与思想标准，曼德尔施塔姆是他们的领袖之一。

沿维也纳的环城大道散步时，这句话意外地冒出来。这两座城市颇有些类似。它们都不是自然生长，而是突然被强加来的。彼得大帝最初希望把圣彼得堡变成阿姆斯特丹的复制物，然后让它努力地模仿西欧的风格。维也纳则在19世纪后半叶突然冒出来，歌剧院、议会大厦、帝国图书馆、维也纳大学……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风格交替出现，维也纳就像是一座主题公园，过分用力地想变成豪斯曼的巴黎。

这生硬的模仿令人不安。置身于涅瓦大街时，仍能感到曼德尔施塔姆的意味。几个世纪来，俄罗斯一直生活于西欧的阴影中，它在渴慕与诅咒间摇摆。这刺痛了很多代敏感心灵，你既被他人的文化所滋养，同时又感到隐隐的痛苦，你无法参与其中，只能是旁观者与模仿者。所以，曼德尔施塔姆以更大的雄心来重新理解一切，他要打破边缘与中心的划分，让所有时空都被再度诠释——“我需要奥维德、普希金和卡图卢斯再次出现，我对历史上的奥维德、普希金和卡图卢斯还不满足。”他和同辈人的雄心带来了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

维也纳也曾是边缘者。“它就像19世纪的拉斯维加斯。”一位文化史学家后来评论说。整座城市由当时各种时髦风格堆砌而成，而同时堆砌着的还有这座城市迅速增加的权力、财富与对身份的渴望。

或许是纯粹的幸运，维也纳将文化视作这身份的主要来源，书籍、音乐、哲学变成了世俗性宗教。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是弗洛伊德、马勒、勋伯格、克里姆特、施特劳斯的维也纳，也是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的维也纳……时至今日，那股惊人的创造力仍令人惊叹与着迷，它是如何出现的，又是怎样消失的？

今日的维也纳像是一座可爱的博物馆，也是一座完美的精神废墟，时光都停留在历史的某一刻。在它的城市博物馆里，所有展览都停留在1914年之前。似乎从此之后，历史就消失了。

是的，线性的人与事的发生并不构成历史，唯有非凡的创造力、截然不同的思想与情感才意味着历史。比曼德尔施塔姆早七十年的恰达耶夫不就感慨说，俄罗斯没有历史，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以此来控诉俄国智识生活的停滞。

二

在维也纳，我同时感到“对世界文化的乡愁”与“没有历史”的焦虑，这两者从来紧密相联。

我对于维也纳的最初印象来自茨威格。少年时着迷于他文字中的戏剧性，不管是恋爱中的女人、创作中的大师，还是试图发现世界尽头的冒险家，他赋予他们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一种灼人的激情。不过，印象最深的仍是《昨日的世界》。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翻阅几页。但阅读从未超过前200页，也就是1914年大战爆发时。“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力量。”茨威格这样描述当时的情绪，他们都相信未来会更繁荣、更自由、更富创造力。让我着迷的是什么？一个骄傲、敏感青年的成长，他成为诗人、周游列国、结交高贵的灵魂，还是维也纳那令人神往的文化氛围——所有人都在谈论某篇文章、期待一幕歌剧，连小酒馆里的小市民也对乐队的演奏不无要求。

如今想来，再没有比“对世界文化的乡愁”更能表达我的朦胧感受了。茨威格的维也纳正是我期待的“世界文化”精神，它高度开放、自由，继承又打破传统，对各种新尝试难以餍足。它也正是我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让我从一个匮乏平庸的生活中逃向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但我从未了解这个更丰富的世界。那一串闪耀的名字与作品，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感到困窘，一种旁观者的困窘。

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发生着各种动荡、变革、转型，但所有的事件却没有构成那种“真正的历史”。我们似乎在回应各种外来的潮流——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到审美标准。这回应让我们慌乱不堪、疲于奔命。

这状况正在改变吗？历史正在向中国倾斜吗？相比于博物馆式的维也纳，北京是一座新的博物馆，杂乱的堆砌正在进行。它正代表财富与权力的新潮流，人人好奇于这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代表历史的新潮流。而这财富与权力是催生出新的创造力，还是反而腐蚀与摧毁了创造力？你分明感到这潮流的巨大力量，同时感到其中新的封闭性，它过分执着于表达受挫的自尊，失去了开放性与好奇心。这样的潮流可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喧嚣，却没有真正的创造与影响。

我能感到内心的焦灼。这旁观者之痛，似乎唯有依靠对世界文化更广阔的理解与雄心，才能真正治愈。

被征服的茨威格

翻译　索马里陆飞

撰文　乔治·普罗尼克

“被征服者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

——亨利希·曼

一

1942年2月，也就是在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自杀前几个月，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纽约第五大道撞见过他。曼曾把茨威格称为“奋进人才的不懈推动者”，并从少年时开始就在心中为他保留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在曼早期的著作出版时，茨威格是“最振奋、衷心地”告诫他要有勇气的人。“年轻人，勇往直前吧！”茨威格在贺信中这样催促道，“也许你显赫的出身会为你招致许多偏见，但别在意，做自己的事，说你想说的话——如果我没搞错，你要说的话还有很多。”结果证明，茨威格的寄望的确很有激励作用。和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一样，曼把茨威格奉为一位能给予母亲般关怀的模范赞助人：他一边鼓励这些焦虑的作家，诱使他们展现自我，一边默默地用他充裕的银行存款为这些贫穷的人扫除物质障碍。然而此刻，在1941年的纽约中心，茨威格看起来很怪异——不修边幅，精神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曼写道，“他甚至需要花好些时间才能感觉到自己在被人观察。”只有当别人和他直接打招呼时，茨威格才会像“一个梦游者听到自己名字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位旧日里优雅的世界主义者。尽管如此，曼仍然无法忘却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时他那荒凉的眼神。几周后，流亡剧作家卡尔·祖克梅尔（Carl Zuckmeyer）也会在晚餐时遭遇同样的眼神。茨威格问他，继续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在所有的国度里无家可归……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茨威格总结道。

几年之后，茨威格的生活分崩离析了，他从世界最成功作家之一（用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的话来说）和致力于连接艺术家和欧洲人道主义倡导者的“催化剂”，变成了一个孤独幽灵般的流浪者。这位狂热的藏书家失去了他的一万多本书，沦落到在纽黑文和曼哈顿的图书馆里游荡，触摸着那些曾被他一度定义为“能平息痛苦与不安的一捧捧静默”的书。他之前气派的住所位于萨尔茨堡的卡布金纳山上，曾经是大主教的狩猎木屋，他在那儿用来写作的桌子曾属于贝多芬，也在那儿招待过一连串的杰出人物和有艺术抱负的人。可如今，他的居所已换成辛辛监狱山上的奥西宁（Ossining）一处阴暗的小平房（乘火车频繁沿哈德逊河往返，经过有警备守卫的瞭望塔的高墙时，又让这个会因政府对自由哪怕最轻微的侵害而痛苦的作家想起什么呢？）。他每天努力想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却被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打断，不停为自己的身份证件焦虑。绿蒂（Lotte）——他那迷人却未被人熟知的第二任妻子——也无法使他振奋起来。一天晚上，在温德姆酒店，茨威格试图将他心爱的雷明顿打字机赠送给老友约阿西姆·马斯（Joachim Maass，马斯将此视为茨威格决意自杀的征兆），绿蒂私下对马斯说：“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迫他把我带在身边。”

尽管生命中最后那几年有明显的抑郁，茨威格和绿蒂在巴西的自杀行为还是触怒了流亡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尽管他的财富与显赫名声还曾保护他免遭大多数流亡者不得不面对的暴行，但他的求死仍被指责为向希特勒投降，对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内的一些人来说，这是茨威格长期以来无法成为楷模的最终失败——这种指控既针对他的人生，也指向他的文学创作。在一封写给茨威格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的信中，曼解释了他并不对茨威格的死感到意外的原因，并为此援引了茨威格“激进、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倾向”——虽然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祈祷”，但茨威格从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场“血腥的灾难和对他天性的违背”。曼认为，茨威格实际上“赞许法国放弃抵抗以保全巴黎的举动”。他指出，茨威格一直避免生活在“任何好战的国家”，而当巴西显然也快被拖入战争时，他最终只能“从生命中解脱”。的确，曼提示道，在茨威格身上有一种对这个世界来说过于脆弱的东西——以至于排斥生命的意志。

托马斯·曼的批判也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茨威格“过于敏感”和对犹太人事业过于冷漠的谴责中得到了印证——他整体生活结构的不足，对“公民抗争和政治”的淡漠，让他“无法与那个在过去和现在都以生为犹太人为耻的世界抗争”。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 Hofmann）最近则完全否定了茨威格的人格和作品，将他描绘成应受谴责的“消极主义者”，一个“阴险、善妒的维也纳”彻底腐烂的果实和多愁善感的骗子（罗伯特·诺依曼［Robert Neumann］语），“一生都在四处逃窜”。

在谈及茨威格的故事时，大多数批评者都想深挖其“对女性气质的否认”——这一点被茨威格的朋友弗洛伊德描述为人类的基础心理（弗洛伊德用这一术语来解释常规意义上的一种与结构性去权［structural disempowerment］紧密相关的顺从态度）。然而，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茨威格复杂的历史——关于这种“女性气质”的另一种教训——以便能呈现时代更大的困境，而非抓着茨威格暧昧的内心不放。正如茨威格描写玛丽·安托瓦内特时，意识到她缺乏英雄般的冲动后，认为“即便主人公缺乏英雄气概，但造物主依然能够建构出一幕极其感人的戏剧。悲剧的张力不仅仅来自对主人公的有力刻画，也来自于人在命运面前不成比例的渺小”。在我们这个混乱不断和文化价值观被颠覆的时代，茨威格这一先发制人的投降之举让第三个姓曼的人——托马斯的兄弟亨利希·曼感慨道：“被征服者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

二

什么是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几率是由其内心刚毅程度、思想开放程度以及外界支持网络组成的方程式决定的吗？为什么托马斯·曼、祖克迈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挥家朋友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都可以在美国大放异彩，但茨威格、布莱希特（Brecht）和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却在新大陆的各种遭遇面前都退缩了呢？戈培尔（Boebbels）曾讥讽全体流亡作家，称他们是“休假中的死尸”，用这一轻蔑称呼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惧——茨威格曾被这种恐惧困扰——一种对驱逐即是永别，个人也将被这种错位扼杀的认识。对其他成百上千和茨威格一样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消解的恐惧。

二战期间，移居海外的艺术家和学者数量惊人，以至于有位历史学家把此种情形和拜占庭陨落后希腊学者的逃离相提并论。茨威格的故事使我们重新关注起那些横贯新世界的酒店，及其中飘荡着的整个1940年代欧洲的那些破碎心灵——房间组成的链条就像一段段蛇身，也像是从一个乌有之地到另一个乌有之地间那段不可能的航程里的数百个中途站。流亡者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笨重的大衣，聚集在大堂和咖啡馆里，彼此低声抱怨——在略微偏离中心的社区游走着，让那里那些更早流亡者的习惯、建筑的某块碎片或者自然的地形，帮助他们唤起家的意象，在他们匆忙回到那些让人不知所措的未卜境况、申请证件和工作以及雇工证明前，可以无需翻译的假意，放心大胆按自己惯有的方式说话——在陌生的热度中凋萎，感受失去层层社会名望后裸裎的寒意。

布鲁诺·瓦尔特将快乐流亡的秘诀归于记住“这里”和“那里”的区别。作为流亡者中最无可匹敌的一位，茨威格则给出了致命的流亡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罗德之妻(1)综合症”（Lot's Wife syndrome）。他过度理解了之前的家和当下环境的差异，并且忍不住越过肩头回望过去。在奥西宁的拉马波街7号撰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写道，从“今日半盲半明的我们凭借扭曲破碎的灵魂一直在摸索的那个绝望深渊中”，自己曾一遍遍地抬头凝视那个遗失大陆上方的“古老星辰图案”。

事实上，茨威格因为战前欧洲的某种特殊压力而生的强烈乡愁，早在他定居萨尔茨堡期间就产生了——当时他可以一眼望到希特勒所住的贝希特斯加登镇。他的《昨日的世界》最初命名为《我的三生三世》，想暗示他在1918年之前几乎无国界的欧洲生活、1933年开始的生活以及1939年开始的晚期行动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但讽刺的是，茨威格本人还曾就流放创作过赞歌，在那本关于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2)的传记中，他写道，流亡赋予的洞见激发了人类曾接收到的那些最重要讯息，比如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和佛陀的教诲。确实，茨威格认为，“每场流亡都是获得教益的时期，柔弱的人意志会变得坚硬……本身意志顽强的人会变得更强”。但是，赞歌的最后一行却限制了这种赞美：“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被赋予真正力量的人来说，流放永远无法削弱这种力量。”作为一个回避任何冲突甚至体育竞赛的人，茨威格从未幻想过自己会具有“真正的力量”。他非但拒绝将自己和历史上那些耀眼先驱或他尊崇的同代人相提并论，就连自己的天赋，他也是轻描淡写，甚至借笔下的人物鞭挞自己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他在奉承德国出版商时写道，自己的壮志“就是和你一起在军队中并肩作战、征服法国”。然而，在日记中他却哀叹：“我不相信任何逆全世界而行的成功——我想倒头睡上六个月，不知晓任何事，不经历沉没中的世界和全然的恐怖。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那么，茨威格如何定义他的工作呢？尽管维也纳已经混乱无比，但他通过努力按照自己研究诗人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时所描述的那种姿态生活，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他曾经写道：“如果我们欣赏得多，也比别人更专注，我们将变得更富有，尤其是相对于那些胆小怯懦、只满足于一点点生活选择的人……一个人欣赏得越多，就拥有越多。”他无数次从目录上撤掉自己，为的是向他敬仰的大师致敬，或推动某个不知名艺术家的事业。茨威格将自己设想为柔软的结缔组织（connective），而不是理想化的“硬汉”。在向勒内·席克勒（René Schikele）解释在希特勒政权早期自己为什么没有强烈抗议纳粹时，茨威格写道：“我想静静地做每件事情……我身上没有所谓的英雄气概。我天生是一个协调者，也必须按我的天性行事。我可以做连接性、解释性的工作，但我不能成为一把锤子，也不愿成为一个铁钻。”参加过茨威格举办的一次宴席过后，夏尔·博杜安（Charles Baudouin）在日记里写道，茨威格“施展了他作为中间人的所有天赋……就像舞者一样，他迈着轻快自如的步伐从一群人奔向另一群人……我还想再加上像猫一样”；而那“丝绒般的温暖一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温柔，一种“我会形容为温暖、肉欲的迷雾，就如同在阅读他的某些中篇小说”，博杜安总结道：“他是一个擅长沟通和共享的人。”

我们如何看待一个终身都试图在寂灭宇宙的不同星宿之间建立联系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擎天支柱，更大的文化事业又会遭遇什么？这就像是问那个老掉牙的问题：在推动艺术领域异常夺目的人物从事创造性生产时，环境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没有环球剧院和它那些名气小很多的演出为他冒险提供支撑和衬托，莎士比亚又会是什么样？我们可以大声宣扬这些“中间人”众所周知的不好一面，消灭所有关于他们的记忆，但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这一连串才华横溢的亡魂可以将我们的名望送上那片连他们自己都被禁止登上的青云。）那些扮演了超导体而非超人角色的人物，可以让我们最宽泛地洞悉他们身处的时代。

正如茨威格作为诸多迷人人物之间的突触一样，他人生的影簿展现了他那种变色龙的特质，让人联想起他本身的多重性格。作为一个常年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剧院有剧目上演的年轻有为的剧作家，他带着感性而有教养的哀愁，向外眺望的目光越过了他的剧院同伴们。刚进入中年时，在萨尔茨堡的房子里，在他的猎犬和高颧骨的首任夫人的陪伴下，身着考究及膝马裤、飘逸白衬衫的茨威格，活脱脱就是高贵乡绅的范本。1936年，在奥斯坦德（Ostend）一家咖啡馆里，茨威格伛偻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身边，领带皱歪歪的，和罗特的如出一辙，凌乱的头发耷拉在眉毛上，带着不修边幅的干枯分叉，酷似罗特酗酒阶段末期的发型。在瓦尔加斯总统的派对上，茨威格则置身巴西上流社会人群中，身着黑色套装，配上古铜色的皮肤和愉悦的微笑，以一种抓着桑巴节拍似的样子捏着他的意式咖啡杯，抢了周围所有官员和美人的风头。

“茨威格性格里的变色龙属性是虚假的”这种说法，只有在一个层面上才成立——即认为犹太人群体很难被东道国同化的普遍经历具有欺骗性。他们被法律禁令和社会习俗所限制的人为状态，有着前所未有的真实。

茨威格费了很大力气融入巴西。正如他在遗书中反复强调的，尽管自己在巴西没能谋得新生活，但仍然越来越热爱这个地方。在人群当中——或许除了那些批评家——这种热爱得到了热烈反馈。在他第一次南美朗诵之旅中，成千上万的人前所未有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的街头排队聆听他的讲演。与茨威格同等地位的欧洲作家从未像他这样，愿意严肃对待这些国家和他们的文化。他狂热地赞美这个国家颇具感染力的跨民族宽容心，认为这是在解放全人类最好的天性。在他搬去巴西之前写的书里，茨威格称这个国家为“世界未来文明与和平的最大希望之一”。

我们能批评他把自己藏匿在那里的这个不幸愿望吗？正如在他给弗兰茨（Franz）和阿尔玛·韦费尔（Alma Werfel）的信中说的那样，巴西呈现出了“一种乡村样貌，只不过是从奥地利语翻译成了热带语言”，在“色彩和优雅的狂欢”之上，“他们有如此多的观点和态度，而战前我们的世界里也都有过”。他向弗里德里克夸耀道：“我离开美国的决定不能被高估；住在这里的人更接近自己的本性，也更身处自然的中心，毫不过问政治。不管这样做有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但它毕竟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耗费过多生命在愚蠢的政治上，它一直在向我们索取，却不曾给我们哪怕一点点东西。”然而其他地方发生着的事情，却不断侵扰他的意识，使得这种幸福最终破灭。

茨威格满脑子想的都是在大众媒体年代，一个人无法和灾难保持距离。他认为，人们无法逃脱不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最新灾难的消息——他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同时性组织”——贬低了人类回应苦难的能力。“人们对轰炸轻描淡写，”他在人生中最后几封信的某封中写道，“但当我读到房屋坍塌时，我也随它们坍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为待在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所做的辩护，开始听起来像是对整体指示的顺从复述。“蒙田无限悲伤地谈及那些生活在对别人悲伤的想象中的人，建议他们沉默并保持孤独。”茨威格这样告诉弗里德里克。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狂欢景象（Très érotique，très érotique！［太情欲，太情欲！］他冲朋友大喊着），和最新战时恶行的新闻之间的对比，成了促使他自杀的最后刺激。茨威格流亡生活的失败，也同样是由于无力（哪怕是短暂地）承受心理上的那种孤绝，虽然他偶尔也会渴望这种孤绝。

三

对人类命运错综联系的着迷，是了解茨威格在战前欧洲最大渴望的关键：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的父辈们的信念是“国家、宗派间的分歧与界限终将消弭在普遍人性里，而那种和平安定，是最宝贵的财富，应该为全人类共享”。贝托尔德·菲特尔（Berthold Viertel）曾提到茨威格有一个最终目标：“创造、保存、宣告那个在他内心中已经存在的欧洲。”在波德莱尔关于当代英雄的列表中——诗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赌徒、拾荒者、妓女——我们也许可以加入茨威格“世界主义者”的梦想。

回首他数年的自在旅行时光，他写道，“令人惊异的冷漠”已经遍布世界，没有什么能“限制其活力”，“我们寻思着，当任何飞机都可轻易穿越时，那些边界是多么无用；关税、边境守卫是多么虚伪和狭隘，这一切与明显在追寻世界大同和手足情谊的时代精神是多么不和谐”。在称赞他年轻时期的维也纳时，茨威格说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种“甜蜜”的氛围之中：“潜意识里，每个公民都超越了民族区分，变成了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

在最好的状况下，维也纳的“甜蜜”无疑也有选择性；这座城市充斥着各种让人兴奋的文化尝试，不时暗示其想象力就像哈布斯堡王朝(3)统治的疆域一样无边无际。奥尔布里希(4)的金色星环穿过分离派会馆（Secession House）的天花板，确立了一种基调，和席勒（Egon Schiele）像吸食了海洛因般颇具未来感的裸露模特和克里姆特（奥地利超现实主义画家）新埃及风格的奢靡夜景产生共鸣。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关于埃及梦之书的象征主义，也敲开那些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坟冢，展现了资产阶级绚丽的情欲。这些繁荣景象与维也纳主要的献祭祭司和剥皮人（immolators and denuders）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像克劳斯和鲁斯（Loos）这样的人，把语言和建筑所有的装饰都视作“艺术渗透生活”的堕落标志。

当茨威格成年后，在那个克劳斯称之为“天启之地”的城市，他只短暂地做过“职业媒人”。实际上，除去他在这座城市的许多友人，茨威格长期以来都在感受维也纳的恶意。他的第一任妻子注意到，“随着奥地利版图的不断缩小，他的奥地利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一情绪在其家乡沦陷后达到顶峰”。学业一结束，他就奔赴巴黎——他完全着迷于那座城市，并称之为“美妙的疏离”——那种“可爱的挥霍”有着“一种特殊的优雅魅力，向任何靠近它的人施予快乐”。

尽管在《昨日的世界》中，因为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个安宁的黄金时代和阿伦特所指责的文化成就盖过了政治激进行为的安定景象，茨威格被指责有怀旧感伤主义，但记住一点也很关键，那就是茨威格承认这种幻象的迷人程度——考虑到幼年时期，他的生活是并不和谐富裕家庭的典型，他很难不这么想。

在成长过程中，茨威格从未有过自己的房间，他的父母似乎也坚持不愿意和孩子们分享财富的成果，只是在家里不停举行茨威格不感兴趣的喧闹派对。和他们周围的犹太人家庭一样，茨威格一家也庆祝圣诞节，但和别家不太一样的是，他们家不给小孩子圣诞礼物。在漫长的夏天里，一家人带着佣人和数不清的行李箱，偕同一众粗鄙的亲戚，辗转于一家家水上活动场所。但当父母在知名餐厅大快朵颐时，茨威格和弟弟却只能和佣人们在简陋的小旅舍进食。在那些流浪的假期里，不停换乘火车成了他们在压力、被忽略和遗忘状态中的例行活动（在离开一家比利时海边度假胜地之后，他们找不到一个名字难以发音的吉普赛女佣了，因此不得不求助于街头公告员、让他尽可能地把那些奇怪的音节在大街上喊出来。最后，那位吉普赛女佣不知怎么让人认出了她）。难怪茨威格会渴望带着最少的装备溜出去进行自己的秘密旅行。

茨威格并没有固执于过去的“真正”美好，而是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仍困扰许多怀旧流亡者的问题：失去了无可避免地会被幻想夸大的甜蜜家园后，现实能提供怎样的补偿？“它是我们父辈创造的一种非常美好和高贵的幻象。”茨威格这样写道，“比我们如今的口号要更人性，也更有成效。虽然后来我有了新的认识，对它产生了幻灭，但内心深处仍有某种东西会阻止自己完全放弃这个幻象。”茨威格赞美着过去的维也纳所富有的美学熏陶，让人想起了尼采的那句格言：“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被现实击垮”。

即便如此，茨威格所珍视的理想仍基于一种信念，也就是艺术可以激发升华，而不是简单的逃避主义。为什么“真实”在残酷下更显“真实”？什么使得冷酷的事实与人类处境密切相连？这些问题暗示了茨威格对美国反感的原因，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和弗洛伊德嘲笑“美国是一个错误，它真实而巨大，但始终是个错误”的原因有些类似。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茨威格的看法异曲同工，因为在茨威格眼里，美国就是他理想中的统一欧洲的险恶分身。在美国的海岸边，茨威格看到了追求和平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是想象力上的，也是身份上的。他看到的是殖民帝国里沉迷于感官、物质主义的机器人，而不是精神上四海为家的、复杂的个人主义者。早在1925年，他就写过美国输出的“世界的单调化”：“国家之间似乎越来越同时互相同化，”他观察道，“越来越多文化中的特殊芬芳正在蒸发。”一切都“为了适应最短的时间单位，消费增加了：因此真正的教育——横贯一生的对意义的耐心积累——成为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抗议是无用的，因为新的快感“提供的消遣不需要劳费心力……享受广播节目只需要拿起桌上的耳机，戴在耳朵上，然后华尔兹就会在耳畔响起——连神灵也难以对抗这种舒适。”

四

我们应当如何汲取灵感，是勇往直前还是触礁？在帮助公众避开有价值的作品和应当被忽略甚至轻蔑的作品之间的浅滩时，评论家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对于茨威格，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他是一个“小众作家”。这种分类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这个称呼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这个分类的作品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样的价值？作为为数不多直面这个问题的作家，奥登以自己从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的小众诗歌中得到很多乐趣，却并不喜欢雪莱所有明显主流的作品为例，指出主流和小众诗歌之间的区别并不取决于这首诗歌给予个别读者的乐趣多少。他主张，我们应该去研究那些可疑甚至明显次要的作品。“有些书不应被遗忘，没有书不应被铭记。”那些在茨威格的书中找到乐趣的人——必须得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辨别能力，通晓多种语言、有广泛审美品位——并不需要将他的著作和诸如罗斯或者霍夫曼塔尔这类作家的作品比较，就可在他的书中找到极大的乐趣。茨威格所营造的单纯的性压抑氛围，间或夹杂着对都市魅惑的绝妙运用，与他关于征服和微妙沉醉的诗意语言，仍能激起人们的争论。

奥登的结论是：“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有道德义务去揭露一个作者的烂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这个烂作家可能会腐蚀其他作家。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年轻作家会被前辈引向歧途，偏离自己原来的道路，但他更可能被一个好作家而不是坏作家引诱。一个作家越强大、越独特，对于那些次要的、还在寻找自己的作家来说，就越危险。”

但是，作品的整体力量是什么？茨威格的作品处处带着凄惨辛酸被压抑的性欲激情。《昨日的世界》勾勒了一出老维也纳被性伪善笼罩的精巧戏剧（若没有茨威格的记录，这种重现几乎无法完成），详细描绘了有教养的女人穿着的压抑服装（被塞进一个僵硬的鲸骨扎成的黄蜂形状的衣服）、还有让人抓狂的娇弱宠儿——年轻人扭曲地在这个城市“巨大的妓女军团”中寻求性释放，而从“站街女”到“紧闭屋门的大宅里”穿着晚礼服和“露骨内衣”的女士们，这支大军的地位等级安排是非常神秘的。

同时，茨威格的小说也专注于描写纠缠在欲海中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欲望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有时这种激情也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马来狂人》、《月光小巷》），或者是一个人对某个物体（《无形的收集》、《旧书贩亨德尔》）；又或者也许最有启发性的，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欲望（《迷惘》）。疯狂逃亡，或者死亡，通常是这种爱情动态的唯一解决方式。在涉及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欲的作品中，男人从没“爱”过。男性角色的任何回应努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粗鲁、卑鄙或者两者共同玷污。事实上，这些恋爱对象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战利品总是视而不见。

通常情况下，茨威格作品中的爱情故事都是由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转述他知道的第三人的故事，而叙述者对真相的反应往往是故事的关键。茨威格的小说最让人信服地处理了获悉别人身陷激情的境况之后产生的道德责任问题。弗洛伊德发现这种与秘密内情的挣扎影响到了茨威格的非虚构作品。“完美的共情、高超的语言表达带给我难得的满足。”弗洛伊德在阅读《三大师》后这样写道：“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当你的文字逐渐抵达主题最私密的本性时，那逐渐累积增加的张力。就像在梦中符号的堆积。”

茨威格在某部小说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几乎是他所有工作的核心：什么是怜悯？他区分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软弱、伤感，“无非反映了心灵迫切渴望摆脱因目睹他人的苦恼而产生的痛苦情绪”；另外一种是“唯一有价值的（怜悯），毫不伤感而且有创造力，知道事实的真相，并且决定在忍耐中最大限度（甚至还超过这些）地坚持。”

尽管茨威格拒绝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是可以从“创造性怜悯”中发现他本人对高贵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讲述茨威格故事的那些聆听者中，最典型的是《困惑》的讲述者——一个年轻人最终才得知，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教授在深爱着自己。故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困惑”中的教授一直挣扎在（是否）表达自己痛苦欲望的边缘。当最后的告白来临时，两人一起坐在黑暗中，叙述者说：“我感受到那炙热急切的声音，带着战栗和痛苦，把它的故事强加到我身体里，就像一个女人让一个男人进入她体内一样。”像少数其他作家一样，茨威格反复探寻的是这种感受——这种需要带着激情聆听的创造性怜悯，是如何转化聆听者的身份并让其内在变得更深刻的——这构成了一种隐喻层面的女性化。

在给席克勒的同一封信中，茨威格断言自己“只能作为‘结缔组织’才能行动”，他说：“因此，我们是在战壕中间的无人之地占据最徒劳也最危险位置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五

最终，茨威格树立的自杀“楷模”又如何呢——霍夫曼曾评价他的自杀是他最后的不真诚（霍夫曼注意到，自己在阅读茨威格极度克制的遗言时的厌烦和愤怒，即便这样，他还是认为“他并不是真心的……他并不是那么想的”）。如何理解茨威格和绿蒂疲惫和破碎的结局？因为牵挂绿蒂在伦敦的哥嫂？还是他们不断获知的东部前线的大屠杀？或是众多好友的死亡？抑或因为他最崇敬的作家的书纷纷被付之一炬？还是他在巴西缺少用来继续写作的书？因为他那个比写作投入过更多心血的大欧洲计划的破灭？连年在一家又一家旅馆之间混乱无望辗转？以及他自己随着年月增长的身体愈衰弱、绿蒂的疾病也一直未见好转？我们又如何评价这对试图逃离的夫妇的自我毁灭？

一则悠久的米德拉什(5)传说尝试理解为什么在以撒（Isaac）被献祭之后，撒拉（Sarah）很快就死了——她的死亡如此突然，这两件事实在太难被联系起来。中世纪的注经者拉什总结了所有的阐释，认为当撒拉意识到“她的儿子注定会被屠杀，并且将要罹难时——她的灵魂就已飞走，所以她死了”。即使后来知道她的儿子幸存下来，撒拉已无力重回这个世界，无论是因为生命让人难以忍受的偶然性，还是对这个让父亲在儿子被烧死祭神之前要割断他喉咙的世界进行的抗议。

和米德拉什故事里的撒拉一样，茨威格看到他和生命的契约破碎了。在警察拍摄的现场照片里，丈夫和妻子（他穿着西裤，衬衫和领带，她穿着印花礼服）在他们冰冷的铁床上互相紧贴在一起，让观者心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楷模”，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意愿包容茨威格的“创造性怜悯”。尽管曼对弗里德里克抱怨说，茨威格“将这样的胜利拱手送给撒旦”，但有时候，他人在极度绝望中的行动树立的楷模，无论激起的是同情还是愤怒，都会鞭策那些幸存的人选择不一样的结局。

以下哪种事实更让人失望？艺术家的自传很少能给教堂和小学提供道德教训，还是常年致力于探究其背后的老旧真相，好让我们在失望时发泄自以为是的义愤？连霍夫曼这么伟大的诗人，一听到要和茨威格产生交集，也会小气地拒绝参加莱恩哈特的萨尔茨堡节（Reinhardt's Salzburg Festival）这么盛大的节日。还有托马斯·曼，在面对克劳斯幼稚的热情时表现出如此冷酷的傲慢，以至于最终摧毁了他的自信——曼自己在1915年则公开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第三帝国的诞生送来了佳音，因为这将证明“力量和精神的理想化结合”；克劳斯无与伦比的讽刺才智，和不懈对抗潜在盟友的私人怨愤不谋而合——进一步击碎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环境，而这种环境中假如再加上少许的团结，原本是能够有力抵抗奥地利新兴法西斯力量的。那么，又该如何面对受人爱戴的死者的言行不一和道德缺陷？

最终，茨威格绚烂的一生及他对命运超凡的扭转，富含了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的洞见——关于我们自己逐渐扩展的难民困境；如何越过一生中两个时代之间的断层线（包括随之产生的那种新崛起力量要全盘抛弃过去，转而追逐新时代的意愿）；如何回应一个受难者的哭号越来越响亮的世界；对安定抑或逃离的渴望——到独自完成自己的工作，完全的舍己助人——以及在一个遍布无从逃避的审查和控制的世界里渴望绝对的自由。鄙视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会使我们陷入遗忘历史教训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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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中，罗德的妻子在逃离索多玛城时，因种种原因回头而变为一根盐柱。

(2)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眼里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不过却被巴尔扎克认为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有趣的人物。茨威格笔下的富歇，有着令人难忘的弄权者的性格，另外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纷繁复杂有精彩描述。

(3)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其家族成员曾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年，1298——1806年），奥地利公爵（1282——1453年）、大公（1453——1804年）、皇帝（1804——1918年），匈牙利国王（1526——1918年），波希米亚国王（1526——1918年），西班牙国王（1516——1700年），葡萄牙国王（1580——1640年），墨西哥皇帝（1864——1867年）和意大利若干公国的公爵。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繁衍甚广，因而出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洛林王朝三个分支。

(4) 约瑟夫·玛丽·奥尔布里希（Joseph Maria Oblrich 1867——1908）、德国建筑师，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始人之一奥托·瓦格纳的学生。

(5) 《米德拉什》（Midrash），是犹太教对律法和伦理进行通俗阐述的宗教文献，为犹太法师知识的研究与犹太圣经的诠释。《米德拉什》是希伯来文的音译，意思是解释、阐释，即《圣经注释》。雏形在公元2世纪时已出现，全部在公元6至10世纪成书。犹太拉比们通过《米德拉什》将不同的观念引入犹太教，声称乃揭示早已存在经卷内的观念。

零年：1945年的历史

翻译　倪韬

撰文　伊恩·布鲁玛

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常常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口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

长久以来，父亲的故事总有让我困惑不解之处。对于跟他年龄、背景相仿的人来讲，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事实上，惨绝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经历着实够凄惨的。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的战争岁月时年龄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并不忌讳重提旧事，即便有些陈年往事再回忆起来只会勾起痛苦。他讲的故事我很爱听，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些勉强算得上是插图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夹在一本相册里。我从他书房的一个抽屉里拿到了这本相册，闲来翻翻聊以自乐。照片拍得中规中矩，但在我看来却足够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张照片拍摄的是东柏林一座条件原始的劳工营；另一张里，我父亲龇牙咧嘴地扮着鬼脸，毁了本来挺正式的照片；还有一张里有几个文官模样的德国人，身上穿着带纳粹徽章的西装；此外有几张是周日去湖边郊游的留念；最后一张里，一群满头金发的乌克兰女孩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

照片记录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光景。那时跟乌克兰人来往估计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忆起这些女子，父亲眼睛里还是会闪动着一丝怀念的神情。他曾经差点死于饥饿和体力透支，饱受害虫摧残的他不得不在一个浸满水的弹坑里解决内急，与此同时，这个“公共厕所”还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这段苦难史都没有相片为证，但让我困惑的并不是这点，而是后来他返乡后发生的事。

父亲的家在荷兰东部小镇奈梅亨（Nijmegen），镇上居民大多笃信天主教，那里是1944年阿纳姆（Arnhem）战役爆发的地方。经过一番激战，盟军攻占了奈梅亨，阿纳姆则正是那座“遥远的桥”(1)。我祖父1920年代曾作为新教牧师被派驻到那里，负责照顾一小拨门诺派教徒(2)。奈梅亨是个边陲小镇，从父亲家出发，步行就能到达德国。由于德国物价相对便宜，全家人常常会选择去那儿度假，这种习惯到了1937年前后不得不画上句号。纳粹在当地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即使游客也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亲一家在途经“希特勒青年团”的一片训练营时，亲眼目睹了几个小伙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团的毒打。还有一次，一家人乘船游览莱茵河，我祖父吟诵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赞美莱茵河女神“罗蕾莱”（Lorelei）的一首诗（海涅是犹太人），让同船的德国乘客很是尴尬（他也许是故意为之）。我祖母最终决定，德国是去不成了。三年后，德军大举越过了边境。

即使处于德占期，人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对于大多数荷兰人，只要他们不是犹太人，日子还是照常过，起码最初一两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亲进入乌德勒支（Utrecht）大学攻读法律。如果将来想做律师，有一件事在当时势在必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依旧如此）——加入联谊会这个所谓的学生团体。这是个排他性组织，而且会费很高。尽管我祖父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但单靠他那点做牧师赚来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支付我父亲的开销，于是一位有钱的舅舅决定出钱资助他的社交活动。

然而，父亲入会那年，学生联谊会已经被德国当局取缔了，理由是担心这是个窝藏抵抗力量的大本营。就在这前不久，凡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都被荷兰的大学开除了。为抗议此举，莱顿大学法学院的系主任鲁道夫·克莱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演讲前，他在包里备好了牙刷和换洗衣物，以防有人来抓他，他后来也的确被捕了。学生罢课游行，大多数参与者曾是学生联谊会的成员。莱顿大学（Leyden）关门停课。在阿姆斯特丹，德国人出台禁止招募犹太人的规定后，那儿的联谊会就已经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乌德勒支的大门依旧对外敞开，联谊会也照常活动，只是由地上转到了地下，这意味着欺侮新会员的入会仪式也得在暗中进行。那些在社团里被人叫作“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强行剃头了，因为这么做会向德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惯例终究是绕不开的，“胚胎们”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不让睡觉，被人当奴隶使唤，在各种满足学长施虐欲和想象力的游戏里受尽羞辱。我父亲跟有同样出身和教养的人一样，没有奋起反抗，而是默默屈从于这种折磨。规矩历来如此（现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欢卖弄的拉丁文说，这是“惯例”（mos）。

到了1943年，年轻人面临一项更加严峻的考验。德国占领军逼迫所有学生在一份效忠宣言书上签名，发誓自己绝不会参与任何同第三帝国作对的活动。拒绝签字的后果是被遣送至德国，被迫为纳粹的战争工业效力。同85％的学生一样，我父亲拒绝签字，之后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乌德勒支学生抵抗组织寄来的信，号召他返回家乡。这么做的动机至今不甚明朗，写信人要么处于惶恐之中，一时糊涂作出了错误决定，要么本来就是无能透顶。毕竟，这些人只是学生，不是什么久经沙场的游击队战士。于是我父亲就跟着祖父来到了火车站，不幸的是，纳粹守株待兔，选在这个时候围捕送去德国做苦工的青壮年。月台两边都被德国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长受到威胁，说如有人胆敢逃跑，账就记在他们头上。因为担心连累自己的父母，父亲只得签了名。这个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直到今天他依然时不时为此感到困扰。就这样，他和别的小伙子一起被装上车，运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型集中营。看管他们的荷兰喽啰在党卫队的培训下，学会了一整套野蛮的管理手段。父亲在那儿没待多久，后来辗转至柏林，在一座工厂制造火车使用的制动设备，一直干到战争结束。

这是一段复杂的经历，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只要不主动跟德国人对着干，荷兰学生工人就不必被关进集中营。纵然工厂的工作单调乏味，给敌人干活有失国格，供人睡觉的营房又冷如冰窖，害虫到处乱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想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换来了补偿。父亲记得，当初听过几次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3)。

另外，克诺尔（Knorr）制动设备厂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厂里有个叫埃里松先生（Herr Elisohn）(4)的人，长着一头黑发，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兰学生工人朝他走过来，立刻转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愿意跟人接触，他们有的名叫罗森塔尔(5)（Rosenthal）。过了很久，我父亲猜测这家工厂也许在藏匿犹太人。

1943年11月，情势急转直下。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德国首都展开绵延不断的轰炸行动。到了1944年，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迎来了新搭档：美国B-17s型轰炸机。但是，真正针对柏林和其居民无休止的地毯式轰炸始于1945年初那几个月，轰炸和随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美国人和英国人分昼夜轮流出击发动空袭，到了4月，东线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6)（Stalin Organs）开始炮击这座城市。

学生们有时会想办法挤进防空洞，或钻进地铁站躲避空袭，反观集中营的囚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时候，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掩体只是一条匆忙挖就的堑壕。据父亲回忆，面对空袭，学生们是既兴奋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轰炸和炮击几乎从不间断，吵得人根本没法睡觉。耳边不时会响起防空警报、爆炸声、人们的尖叫，以及砖块掉落和玻璃碎裂夹杂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学生们还是为英美两国的轰炸机欢呼叫好，尽管这些飞机轻易就能要了他们的小命，而且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

1945年4月，劳工营已经不能住人了：狂风掀去了屋顶，大火烧坍了墙壁。通过向熟人求助，父亲或许从不那么亲纳粹的新教教会处获得了帮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房东太太叫雷恩哈德（Lehnhard），接纳父亲之前已经收留了从柏林市中心废墟里逃难至此的其他难民。他们中间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叫鲁梅林博士（Dr. Rümmelin），是个律师，妻子是犹太人。丈夫成天担心有人来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轮手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欢唱德语歌，父亲就弹钢琴为她伴奏。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大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在他去往东柏林工厂上班的路上，父亲穿过一条条满目疮痍的街道，苏德两军曾在这里的屋舍之间步步为营地展开巷战。他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看着身前的“斯大林管风琴”发出尖利的嘶鸣声，对着希特勒的总理府一番狂轰滥炸。自打那时起，父亲余生都对爆炸声和焰火充满了恐惧。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雷恩哈德太太的家里来了一群苏联兵。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对妇女的轮奸，且不分老幼。不过这一次暴行没有发生。然而，当苏联士兵从屋内搜出鲁梅林博士的左轮枪后，父亲差点为此丢掉性命。当兵的里面没一个会讲德语或英语的，所以解释手枪由来纯属白费口舌。父亲和鲁梅林博士是屋子里唯一的男丁，苏联人命令他们背靠墙壁，准备枪毙他俩。父亲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他那时已见惯了死亡，轮到自己大限将至，居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决定生与死的重要关头，命运神奇地站到了他们这边。门外来了个会讲英语的苏联军官，听罢鲁梅林博士的解释后决定相信他。枪决被叫停了。

父亲和另一名苏联军官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军官在战前是列宁格勒的高中教师。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哼唱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进行沟通。这位名叫瓦伦丁（Valentin）的军官开车载了我父亲一程，把他送到一个接送人的关卡，那里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阶层的居住区，经过战火摧残，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父亲得从那儿出发，找到一条通往城东某个战时流离人员收容站的路。在断壁残垣间艰难跋涉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同行的荷兰人，父亲猜那人要么是勾结纳粹的通敌者，要么是原党卫队军人。因为连续几周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父亲举步维艰。

还没走多远，他就摔倒了。形迹可疑的同伴拖着他走进一栋破损的楼房，跨过几级楼梯，来到一户人家家里。房主是这个男人的相好，是个德国妓女。之后的事情父亲记不太清了；他多数时候大概全无知觉。这个妓女救了他一命，经过她的悉心照料，父亲恢复了精力，成功地抵达了流离人员收容站。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千来号人，他们国籍不同，有些还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所有人只能从一个水龙头里取水用。

六个月后，父亲回到了荷兰。因为战时的饥饿，照片里的他依旧显得身材浮肿。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裤子上还有尿渍，这套行头有可能是美国门诺派慈善组织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总之，尽管体型有些虚胖，肤色苍白，但照片里的他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大家高举啤酒杯，嘴巴张开，看样子在欢呼，或者高唱学生歌曲。

父亲重返乌德勒支联谊会应该是在1945年9月，他那时22岁。因为战时入会是悄悄进行的，团体元老们决定重启种种整人仪式。父亲记不清是否被迫学过蛙跳，是否曾撞得东倒西歪。这些待遇更多是用来“招待”初来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许刚刚脱离集中营，且条件要比我父亲待过的恶劣得多。当中估计也有犹太学生，他们曾躲在别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数年。勇敢的异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险庇护他们。然而，我父亲不记得有谁对这些历史感到难堪；没人对生平故事感兴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为迎接新人入会的一个环节，“胚胎们”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关进狭小的地窖里（后来的联谊会圈子管这个游戏叫“玩转达豪”(7)）。

好了，这就是让我疑惑的地方。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父亲怎么还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说总该有人觉得这很荒诞不经吧？

没有，父亲连连摇头。不，这很正常，过去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惯例，没人会质疑。他日后为自己的话进行了辩解，说欺负犹太幸存者很可耻，但别人是不是这么想，他说了不算。

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也许在那些目睹过血腥暴力的人看来，学生之间的游戏相对而言温柔多了，年轻人嘛，就好这口，打打闹闹也无伤大雅。但更大的可能是，那些极其热衷于整人的人，本身并没有怎么受过欺负。面前摆着个充男子汉的大好机会，而且如果受害者吃过的苦头远远不止这点儿的话，那么整人所勾起的快感会更加强烈。

父亲的这则故事——如前文所述，不算最惨，但也够辛酸的了——让我对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后续很是好奇。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当时是个很热的词）将何去何从？想要找回一切照旧的感觉，是人类应对灾难的惯有态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实际。因为世界可以按照战前状态重建这种想法，就好像以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临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十年可以当作失忆而被抹掉一样，只能是一种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这种幻想，作为个体的人也抱有这种幻想。法国和荷兰政府幻想它们能够收复殖民地，生活一切照旧，一如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的状态。但这只能是幻想，因为世界已经大变样了。发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根基。而且，许多人和部分政府也并不希望世界回到战前的状态。英国工人打仗时愿为国王陛下和祖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战后却再也不愿苟活在旧的阶级体制下，他们在希特勒倒台仅仅两个月后，就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赶下了台。约瑟夫·斯大林也无意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任何自由民主体制。即便在西欧，共产主义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识分子都将其视为比旧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选项。

在亚洲，处于萌芽阶段的变革比欧洲来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马来人、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羞辱得体无完肤，从此就彻彻底底摒弃了西方无所不能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迎来重塑。与此同时，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在见证了领袖狂妄自大的迷梦化为泡影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胜一方的盟国占领军软硬兼施塞给他们的变革了。

战争时期，英美两国的女性投身劳动大军，她们再也不甘沦为“贤妻良母”，放弃经济独立。当然了，许多女性依旧在家相夫教子。这和殖民地赢得全面独立是一个道理，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两种想法不停地作着较量。希冀源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但这没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义。于是，到了1945年，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能维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时钟往回拨一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削弱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们的目标。

战后1945年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个很老的故事。古希腊人清楚地了解人类复仇渴望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他们的悲剧家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审判，而不是冤冤相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关于人类东山再起之梦想的历史记载均是汗牛充栋。基于崭新理想的社会，将屹立在昔日战争废墟、如今的建筑空地之上。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类似观念往往并不新颖。

我本人对战后初期的兴趣部分源于时事政治。近年来，我们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性战争，但我主要还是想走进历史，读懂我父亲和他那代人身处的世界。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对家长经历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随着孩子长大，年纪超过同龄时期的家长，这种好奇心便愈发强烈。而如果父辈经受过苦难的考验，后人对此只能凭空猜想的话，好奇心则尤为炙热。

但是原因不止于此。父亲差点在战争中送命，他作为一份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世界是我辈长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辈理想所孕育的产物：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除了这一面，1945年缔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产党在俄国和东欧推行专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异军突起，还有冷战。

我们父辈创造的这个世界大体上已经灰飞烟灭，或正在高速解体，分崩离析。当然了，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几乎所有地区，如今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都要远远优于1945年。人们最害怕的一些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苏联帝国崩溃了，冷战最后的战场是朝鲜半岛，差一点就落在狭窄的台湾海峡。然而，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讨论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如果人们在战后初期的一些担忧已经减轻了，那么同样消逝的还有梦想。如今很少还会有人相信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阻止武装冲突。原先对于社会民主体制和福利国家的种种愿望——这是导致1945年丘吉尔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还没被扼杀殆尽的话，也已经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约束的夹击下遍体鳞伤。

我对人类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常常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口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话虽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为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无法读懂当下的时代。我想探寻我父亲经历过什么，这能够帮我了解自己，甚至了解所有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倒影中。

（本书简体中文版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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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1977年拍摄的战争片，描绘的是盟军在荷兰遭遇的最大挫败。

(2) 作者注：为避免误解，在此需要提一下，荷兰的门诺派教徒和他们在美国的教友有很大区别。荷兰的门诺派非常进步，对其他信仰不抵触，而且也不崇尚遁世。反观美国和德国的门诺派则不是这样。因此，穿着老派的黑西装、留着大胡子的人来奈梅亨拜访我祖父时，总会造成几分尴尬。

(3) 著名的德国指挥家。

(4) 典型德籍犹太人的姓。

(5) 典型犹太人名。

(6) 即喀秋莎火箭炮。

(7) Dachau，德国地名，曾经是大型集中营所在地。

大国的诅咒

撰文　张承志

只有抵达了历史惩罚和天道报应的时点，人的傲慢，以及他们狂热拥戴的利己民族主义，才会从虚妄的梦中清醒。所谓批判思想，也是在这种瞬间才会跳上一级，达到真格的尖锐。

已经近十年了，心里总涌起渴望，想抽出时间静心读读《方丈记》。

究竟是为了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或许“方丈”这个语词刺激了我心里埋藏的一个念头？它起源很早。还在我刚拿起笔牙牙学语之际，一个“黄泥小屋”的意念就潜入了心底。一种紧张，一种对安身之所的执念，成了一个心病，也成了一个文学意象。

说到底那不过是个因“社会主义的住宅问题”而诱发的某种生之不安，现在回顾已觉大无必要。只是环顾世相，纷呈精彩，突然想起已从日本购回的《方丈记》。

这本书顾名思义，与一个住居的问题有关。不消说，如今就连资本主义的住宅问题也几番沸腾几回泡沫，若是再次注视人与住的问题，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眼光了。

从冬至夏，我沉湎于此书。此次书评已经动笔，又听说日本大海啸之后它被朝花夕拾，书肆店头，一时充溢着《方丈记》的各种版本——恰似在法西斯抬头的时代，被警察活活打死的共产党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也不可思议地畅销一样。

我的感触还是旧式的，来自字面的“方丈”，如刘禹锡的“陋室”。它们对立的另一极，是世间的“瑞相”。

——关于译文需要稍稍说明几句。本文所引《方丈记》段落，乃是根据两个版本的“意译”，且引用中稍有节略，出处只注明《方丈记私记》的页数。翻译外国的古典是一件蠢行，无奈为着引文勉强为之。自知其间必有错误，因而谢罪在先。（堀田善卫《方丈记私记》，筑摩书房，1971年。簗濑一雄译注《方丈记》，角川文库版，1996年第41版）

一

我使用的《方丈记》不是一个独立版本，而是我常读的作家堀田善卫借《方丈记》抒发胸臆的一部长篇散文，书题《方丈记私记》。在开卷第一行堀田作出声明：他这本书，既不是对《方丈记》的注释、也不是对它的鉴赏，而仅是自己对古典的——“经验”。

我明白，作者虽自知不是注释专家却决意解说古典，为此即便陷入学究的苦恼也在所不辞——其中当然寄托着微言大义。他痛感这种古今写法的必要，不厌铺张，把巨大的篇幅用于典籍梳理和细部考证。不消说他暗自发了大力，自信这一家之言，能与专家分庭抗礼。

自信的原因是：他以这本心血之作，纪念了自己民族的惨败。

堀田善卫把日本败战的最后一瞬——即1945年3月9至10日的东京大空袭，以及那一夜熊熊孽火的阿鼻地狱，当作了读解《方丈记》的个人“经验”。

那是日本民族经历的、大国崛起历史的末日，是日本自改革维新脱亚入欧以来直至最终毁灭的一个象征的日子。那个日子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1945年8月6日（广岛）、以及8月9日（长崎）一起，成了日本强国梦的崩溃粉碎、以及整整一个时代结束的符号。

那天，一名作家还原成了一个难民。那天他的经验更有普遍性。那天他在东京的烈焰火海之中挣扎。一个亲密的女人住在深川，火狱中的他无法前往一探她的死活。四顾烈焰，呛鼻毒烟，他僵硬地走着，似昏迷似暝想。踉跄中，脑际突然冒出了一句古文，是《方丈记》描述安元大火的句子：

火光映衬，遍地通红。火焰不堪风力，撕吹而破裂，越一二町，移动如飞。其中之人，尚余生存之心乎。（p.12）

这就是他“私记”《方丈记》的方式，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强国梦破碎后、于极限的痛苦中获得的“经验”。他强调个人亲历，笔墨集中于亲身在场的大空袭那一天。行文中随感想所至逐一引用解读《方丈记》，所以此书不失为《方丈记》一个有特色的注释本。

回顾东京大空袭的浩劫在今天已经很必要。那一天，美军B-29轰炸机共150架，对东京进行了“波状地毯式”的烧夷弹轰炸。据东京消防厅公布的数字，共投下100公斤级炸弹6个、45公斤级油脂烧夷弹8545个、2.8公斤级180305个、爱雷克特龙1.7公斤级740个；烧毁家屋1820266栋、受灾372108个家庭、死者72172名、伤者20891名。六天以后新的统计数字出来，死者76056名、伤者97961名，合计约17.4万死伤，东京约四成面积夷为灰烬。

东京大空袭是瞄准了东京建筑多为木造房屋而设计的。那一晚借助烈风，处处猛火合流，卷裹吞噬，把半个东京烧成了浓烟恶臭的焦土荒原。

堀田善卫写道：

茫然仰望着烧得火红真赤的夜空……投下的烧夷弹像铁皮屋顶的雪滑落一样，响着异样的浑浊声音落下，有的就在降落中已经喷出火来。通红的天上，在广阔合流汇聚的大火灾的熊熊映衬中，B-29飞机的下腹闪着银色，宛如空中的巨大鱼类来回穿梭，超低空缓缓游进冲腾的火焰正中。始终，我都一直联想着火中游泳的鲸或鲨等巨鱼，已全然没有憎恶之类的感情。（p.11）

……所有人都流着眼泪跌跌撞撞地走着。不是哭，是被火和烟伤了眼睛，疼的缘故。也不只是脸上，不少人手上脚上都涂着白色油状的烧伤药。到处都有一种洗眼所，穿着国民服的医生和巡查在那里站着。到了新桥附近，烧焦的尸体进入视野，消防车卡车电车被烧得只剩骨架。我们踢着白铁皮制的细长管状的烧夷弹壳走着，那么多烧空的弹壳，到处地散乱着。（p.32）

只有抵达了历史惩罚和天道报应的时点，人的傲慢，以及他们狂热拥戴的利己民族主义，才会从虚妄的梦中清醒。所谓批判思想，也是在这种瞬间才会跳上一级，达到真格的尖锐。

显然，堀田善卫想一笔清算日本的战争问题，并借《方丈记》的古典记事，让自己的清算包含历史的意味。所以，当行文言及了日本人一般不敢出言放肆的天皇，他的用语骤然逸出常规，激烈而刻毒：

有一个如启示一样向我靠近而来的东西。自满洲事变以来，作为经营一切战争的最高责任者天皇，以他为开头，一切的住宅、事务所、机关，都已经被烧毁了。若是连天皇都成了罹灾者，也就是说成了难民的话，那就都结束了。结束了，也就是说，又是一个开始。……简直好像混账说话，但它又确实像启示一样向我走来。从上到下，从军人到民伕、从天皇到二等兵、全部的全部，要是都成了难民……（p.33）

节骨眼上他批判的锐度，令人吃惊。尤其是那一天他的体验中，偏偏有天皇本人的出现。3月18日，天皇对烧毁惨重的下町地区进行所谓视察，报纸上大字印着：“御徒步于焦土。”而堀田目击到的是：

从小豆色的、在好天气的朝阳下闪闪发光的汽车中，天皇穿着军服和打磨锃亮的军靴走下了车。他佩戴着巨大的勋章，而我在避开了宪兵的眼、像工厂废墟一样的水泥墙旁边，估计也就隔着不到二百米的距离。……

我蹲在……水泥墙下。人们跪坐地上，流着泪小声嗫嚅：陛下，全因我们努力不足，被烧成了这样。实在对不起！……

在富岡八幡宫的废墟，高级的军人或职员们打开地图靠近桌子，轮班行着最高的敬礼，不知作着什么说明或报告。据我看来那完全是一个古怪的、与现实的大火与烧剩的残迹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异样的仪式……

在这仪式的里面，无需赘言，有的不是生而是死。而且那死，不管谁怎样说，是被强迫的死而没有自己情愿的死……而此刻，对这些死负最高责任的人突然毫无预报地出现眼前，作为现实这无法相信。这属于理解不可能的事。（p.57-60）

那次裕仁天皇的“焦土视察”，从早晨9时出发，先在富岡八幡宫下车，然后经汐见桥、锦系町、押上、驹形桥后，经由上野于10时回到了宫城——时间只有一小时。

作者目击着焦土上的仪式，愤怒和思考并发。“从天皇到二等兵要是都成了难民”——在一派冲腾的语言倾泻中，他突破了语言的封锁，直指天皇与帝国，抵达了东方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对不义祖国的诅咒。

这是激情更是义愤，是人类的良知在祖国实行不义的尽头，毅然选择抗议与诅咒的勇敢行为。

他显然意识着命题的巨大，他不想把毁灭惨剧仅终结于一笔诅咒。作为也许是日本最自信的知识分子，他更想借托文史，以悲天悯人的姿态，追究日本大国崛起“经验”的深处。于是，一册特别为风流雅士爱读的《方丈记》，一篇12世纪孤独僧人的古文，就被选中了。

二

《方丈记》不仅与白居易等中国大家文脉相通，还与日本的其他古典比如《平家物语》渊源复杂。时代的经典、流传的名作，在衍生路上总会滋生各种枝蔓，所以选择《方丈记私记》来读《方丈记》，也是个避开纠缠的办法。

如今的读书，大多有紧迫的目的。读一部描述古代灾变毁灭的书，需要一个合适的人，以他目击的现代灭亡作为注释。

早在对它进行版本与真伪的讨论时，源自中国的隐逸思想就被再三强调。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之后，《方丈记》更被出版业发掘出来大炒，说它是最古的“灾害文学”，为这“列岛之上总被曝晾于致命的自然威胁之下的人”，提供了一种解说的虚无观。

隐逸虚无的清谈，其实不足为训。无论外国读者或者堀田善卫，他们感兴趣的，一是古典描写的连环毁灭，二是古人罕见的持身方式。

《方丈记》集大成地收录了人能体验的一切灾变，所谓“地、火、水、风”。实际上它逐项描写了古代五大灾难：大火、暴风、地震、饥馑，以及迁都。

堀田也首先从大火入手，这正是他亲历的“经验”。他把1945年3·10东京大空袭的烧夷弹大火、与古人鸭长明描写的安元三年（1177年）京都两场火事合写一处——业火合流，火狱重叠，这一节是堀田善卫《方丈记私记》写得最震撼的部分。

那两次火灾密集发生在紧接的两年。京都人居然尚能调侃，称其为“太郎烧亡”和“次郎烧亡”。堀田考据说，鸭长明是个讲究亲身在场的人，所以比之有关古籍，唯《方丈记》自发火点开始着笔：

传云火源乃自樋口富小路，或自舞人宿泊之小屋而出。随风所向，移烧各处，竟如开扇之状，次第扩展延烧。（p.14）

虽然“舞人”的细末不易深考，但这一笔却反映了鸭长明的严谨。在他的笔下，火不是向天空攀登冲腾，而是朝地面碰击舔烧。这种烧法，恰恰在东京大空袭那天也被堀田目击，今名为合流火灾。

如今，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好事者在古代京都平面图上标明的“太郎烧亡区域”和“次郎烧亡区域”。看图才有实感，真是烧光了近半个京都！诸书中有载烧掉了三分之二的，而《方丈记》称三分之一：

人或呛噎浓烟而伏倒，或为烈焰卷吞而即死。或一身虽幸免而逃脱，然不及取出资材，七珍万宝，尽为灰烬，其费几许。此度公卿家十六被烧，至于其外不及知数。总计都中，约至三分其一。（p.14）

灾难之第二项是暴风。文献中称之“辻风”（つじかぜ），大约就是龙卷风。

又治承四年（1180年）卯月之时，中御门京极近处起甚大之辻风，吹六条一带尽成荒地。笼卷三四町之方圆，其中家屋或大或小，不破者并无一轩。或倒如平地，或仅存柱桁。门为之夺，竟远置四五町之外。垣墙荡然，与邻家早合而为一。又何论家中财货，早尽数抛入空中。至于桧皮茸板之属，均若风中之冬叶零乱。尘埃卷起，如烟飞立，目不能开。嘶吼震天，难辨人声。即便地狱之业风，想不过如此。（p.36——37）

五灾历数，接着是地震及饥馑。他的地震描写被网虫拿来与东北大地震对比，据说惊人准确，本文略。而对养和年间（1181——1182年）的大饥馑，《方丈记》笔笔白描，令人过目难忘。

又，岁久失忆，想是养和时事：二年之间，世中饥渴，遂至惨态。某年春夏旱魃，某年秋冬大风洪水。不运连续，五谷难实。因之虽有春播夏植，并无秋刈冬储。国之民众，或舍地出境，或忘家趋山。上虽诸般祈祷行法，却未见其证。……为应急将各类财物点滴出卖，状如舍弃，竟无人为之一顾。交易既成，重粟而轻金。路边已充斥乞食，悲愁之声满耳。

前年幸而得过。新年开始，正思改直纠正，无奈疫疠来袭。唯见其之日剧，却不见其形踪。如是，世人无不饥饿，且逐日以增，渐渐至于限界，正所谓渴水之鱼。行至终末，人皆头戴斗笠，足缠裹腿，待打扮齐整，径自叩户乞食而行。……筑地之侧，路之边畔，饿死者不知其数。更收拾乏术，香世界腐变充满，目不能睹，更毋论堆积河原，遮断车马之路。……

仁和寺有隆晓法印其人，悲于不知其数之死，每见一尸首，便于其额写一阿字，以使结成佛之缘。不详其数，仅数四五两月，京之一条以南九条以北，京极以西朱雀以东，即写四万二千三百有余。（p.72——77）

此文娓娓道来，不急不火。文中写及一些细节，如打扮行乞的京都人，后文中还有卖柴的种种，都于细腻中存一丝哀怜，悬梁不去。

与龙卷风同年发生的迁都，也被作者视为灾难一种。他的观察很特殊。既是迁都，所谓灾难就不是家破人亡，而只是乱世的征兆。

古京已废，新都未成。毋论谁人，惶惶然皆作浮云之想。原在此地者，愁旧地之失。新移此地者，叹土木之难。路边所闻见，应乘车者却竟骑马，应着衣冠者尽服直垂，京之风习如此速改，无异边鄙之士。书中有证，谓乱世之瑞相。（p.70）

开卷到了这一页，突然看见“瑞相”一语，文章陡生亮色。或许翻翻辞书就可以查出这个词，但它也是一次显现于语言的神秘。一笔“瑞相”，点破无数，戳透了一切的太平盛世和虚假繁荣，使人如倒吸了一口凉气。

对这个用语，堀田善卫也有类似的震惊。他在简直是充满快感地诅咒、幻想一片“从天皇到二等兵都成了难民”的白茫茫大地时，也曾盯着“瑞相”一词久久呆坐：

这里使用了叫“瑞相”的、通常该意味吉兆或好迹象的词。我带着某种恐怖畏怖的感觉以及奇异的联想，曾长久地长久地注视着这不吉且异样的、叫做“瑞相”的词汇，任时光度过。（p.52）

“乱世的瑞相”，是鸭长明一部古典中宛若点睛的重重一笔。它是瑞相，而不是情理之中的凶兆。而瑞相兆末日，预言在劫难逃的灭亡。它可能来自典故，也可能源自民俗，在看不见的造词意识里，静静潜伏着唯东方才有的、可称残酷的平淡。但我想这更是语言学对社会判决的介入；它以这个用语，清算了累计的罪行，倾吐了最后的愤懑。它怪异而醒目，如一个诅咒也如一句谶语，它以吉说凶，如一个冥冥之中的警告者。

三

正在描述末世诸相，《方丈记》却笔锋一转，话题指向方丈，转而写了一篇住宅问题。于是它与中国的先哲一脉沟通。确实，“方丈记”三字使人联想的，首先是“陋室铭”。但《方丈记》用典多出白居易，似乎日本对刘禹锡知之甚少，而喜欢吟诵白香山。而且他们对著名的“三吏三别”也谈论不多，偏爱的多是浔阳江头、芦叶荻花。

我好奇的是，古代的先哲，为什么都喜欢把命题指向住居呢？

我猜那里埋藏着某些古人的“经验”。但堀田的《私记》写到后半、被文章推近到“方丈”以后，恰恰缺乏个人经验可写了。一旦他被迫对古典考据炫技，就失去了前半那种振聋发聩。

在灾变描写的前半，他把1945年3月10日东京大空袭与《方丈记》的灾害描写置于一处，这使《方丈记私记》跳出了日本文人对《方丈记》的赏玩旧套。不仅书成了对古典的出色解读，作家也抵达了难得的历史高度。

但是一路写到此处，个人的度世方式与价值观被推上前台，事情复杂了。单凭只因社会认可便恣意文笔的作家经验，不能顺理而成章。顺便说，这一次我读堀田的《私记》，包括以前读他关于西班牙的作品时，都禁不住为日本居然有如此被出版界与读者宠惯、仿佛天赋特权的作家而惊奇不已。好一个幸福的作家，如此恃才率性，如此不知收敛！但他却被文坛容忍、社会尊敬，留下了那么多涂抹挥洒。

只是，文采在面对一间方丈时，显得单薄了。

鸭长明并非生而愤世。他不仅曾经面对宽敞仕途，而且曾相当靠近权势的核心。他的祖母是皇室亲王的侧近，父亲是京都首要神社的神官。孩提时代他就被授从五品，出世不久又被选作御用文人（和歌所寄人），地位早已剔离出了芸芸底层。然而他注定不会在谦恭唱和中，住豪宅并终老自己。既有命运的簸弄，也有天性的狂傲——总之，曾有均已化为乌有，他住进了一间草庵。其间发生了什么，已无法深考。在对文章的欣赏中，作者人生的一些要紧事被遗失了。

我猜鸭长明的取道包括方丈结庵，大约是被动的。也就是说，靠的是历史在背上的猛力一击。但也不尽然，人的遗传气质是更基础的动力。遭逢大事，关口之前靠的是个人的决意以及行动——如这罕见的结庵深山。

就文章而言，往往一瞬的醒悟、一句的美文，都要靠呕心沥血甚至斩断后路才可能获得；鸭长明也应遵循此理，否则《方丈记》怎会在日本由他写出？

《方丈记》是难懂的。它似乎隐去了身上真事，在风流文字的烟雾下，深藏了思路。它先细细历数火灾饥馑等五大灾害，再纵横古今大谈隐居。借助辞藻，把一间方丈草庵从南到北、自春至夏、由墙及门、叙述得有板有眼。恰如世人营建豪宅一般，它一气遣词造句，营造了一篇美文。

草庵描写篇幅不厌其长，竟然与灾难描写相仿佛。遣文用字之间虽然饱受中国古典尤其白居易草堂短章的影响，而一旦涉及佛教，发人深省的日本思路便跃然纸上：

若厌于念佛，读经心不能忠实，可自歇自怠也。既无前来妨扰之人，更无对之羞耻之客。纵不修戒口行，凡独居难致口业。何论谨守戒律与否，既无忌戒之境，何从违破之有。……（p.193）

“瑞相”出现并警告的原因，是诸般罪业的叠加。罪业积重，终末临近，但人却不知死之将至，拼了性命买房盖楼。从鸭长明目击的古代造屋，到当代横行的房地产泡沫，末世的迹象奇怪地与人的营造房屋密切相关——这真令人费解，但又千真万确。

鸭长明在开篇先确认了这个现实。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开头那两句：江河之水不息而流，其水已非原来之水；世间人与人之住居，宛如流水无一刻停滞——只不过，他虽然正视流水一样的住居现实，却不想对之屈服。既然坚信结局的毁灭，他就选择了方丈。

所谓造旅人一夜之栖，若夫老蚕之作茧。……

广阔仅有方丈，其高约在七尺。（p.179——180）

与方丈对立的一极，是愚众的营谋。一篇之中最要紧、或者最善意的一句话，或许就是这句劝诫：

人之所营，皆属愚昧。其中，尤以于危险如斯之京都，营造家屋费财烦心者，最为无聊愚劣。（p.33）

一个“营”字概括了人愚痴的蠢动。

堀田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段，才浮想联翩，为他的《方丈记私记》找到了“从天皇到二等兵都成了难民”的一笔点睛。为注释这个“营”字，我曾想去腾讯新闻抄点新鲜趣事，但开卷眼花，还是作罢。

不用说，“营与方丈”的对立只是潜层的涌动，房屋的泡沫正被众人吹得起劲。虽然日本的网虫在热议鸭长明，书店门口也有人站着读《方丈记》了——但那永远只是少数，人仍执着于愚蠢之“营”，从血统相袭的房屋营建，到人生物欲的孜孜营谋。

四

日本人对这篇草庵山水的意境，爱不释手。尤其有名士情结的人，对它更一段段烂熟于胸。

黑泽明在逝世前推出的谢幕意味浓厚的作品《Mādadayo》（まあだだよ，即小孩藏猫猫的喊话“还没好哪”），其中有一个情节：3·10大空袭之次日，房子已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方圆左近，只剩一间火柴盒般的小门房。主人公老教授（诙谐作家内田百闲乃其模特）与夫人并肩一坐，小屋立刻挤满。案上摊开一本书，正是《方丈记》。

那个镜头的雕琢感很强。显然想重现“方丈”、制作调侃的意境。电影中还有几处提及这部古典。堀田善衞《私记》在描写到东京大空袭时也提及了内田百闲的《东京烧尽》，似有“同为方丈记中人”的认同。（p.75）不过黑泽明这部辞世之作讴歌的，依然是一派乐观的表示、是生之愉悦和壮心不已——其实与《方丈记》的暗示未必一致。

无独有偶，老幼皆宜的动画片导演宫崎骏，甚至要把《方丈记私记》拍成动画片。毫无疑问，用动画手段把3·10东京大空袭及古代京都大火合为一集呼应表现，一定会效果极佳；而我感兴趣的，是动画片是否真敢把那声抗议喊出来、把那个关于“从天皇到二等兵都成了难民”的思想表达出来。不知为什么，似乎这动画片被搁置了，据说已有一些半成品，在某地被收藏。

所有的达观诙谐和老来童状，只要不是那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意境再现；只要不是那种太过愤怒乃至无言、诅咒尽头终于失语的心情表达——就不能说体现了古典的本意。不管是谁，包括黑泽明和宫崎骏，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依然怀着对自己国家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他就一定将败于肤浅。因为12世纪的鸭长明已经与祖国做到了彻底的彼此他界。因此他笔下的一间草庵，他关于毁灭的谶语——才能获得不灭的价值。

毁灭的主题，在种种“瑞相”衬射下恐怖而不吉。它就在明日守候，等着蝇营狗苟的愚众。而方丈之庵一直在对抗“瑞相”。没有罪孽尽头的死灭，没有五灾加顶的恐怖，就无法理解方丈的抗议。

文字愈是白描简练，灾难就更加逼真临近。而宗教一直静静地一旁陪伴，给叙述涂上讽己悯人的佛意。“唯鼓舌根，虽无所求，仍念阿弥陀佛二三遍而终。”

罪深业重的世界必将毁灭，如呼喇喇的大厦倾。“吾却自爱一间之庵”，如今方丈是他与世界对峙的堡垒。（p.237——238）

他终于一职未就，一文不名，悲天悯人，哀其营营。他俯瞰着都城高楼，寄身于方丈文章。而世界似乎也就为他而成立了，他以后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敢于诅咒“从天皇到二等兵都成难民”，敢于抗议不义的祖国。

2006年秋购书于神保町，2014年春完稿

访谈

从家史到20世纪中国的主题

——周锡瑞访谈

许知远

从家史到20世纪中国的主题——周锡瑞访谈

采访、撰文　许知远

从理论上讲，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探讨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变动的历史变化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的存在并非一日，从历史角度观察，它具有相当的稳定因素。而社会运动，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常常采取突变的形式，是历史变化的一种。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1999年我在北大时，第一次参加反美游行，美国飞机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那一年我读了周先生写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强烈地感觉到历史对现实的回应。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以周锡瑞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汉学家，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者。我们的成长基本上是一个去历史化的过程，整个历史被扭曲，以至于必须借助外来者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周先生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除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外，还有他的《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加深了我对整个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而他最新出版的这本《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是整个叶氏家族史的回顾。周先生1942年出生，1960年代在哈佛读书，承接了美国从费正清开始的汉学研究传统，目睹了整个美国汉学研究的转变过程，现在的研究方向则回到了中国革命史。

一

许知远：您是如何进行中国研究的？

周锡瑞：1962年我在哈佛上大二，那时有各种各样的必修课选择，其中一个是费正清的东亚通史课程。我一直对各种国外的历史感兴趣——也不光是历史，当时我的专业是经济，然后是政治，最后才是历史。我选了费正清这门课，因为觉得特别有意思，同时也想学点印度的经济。在伯克利，还有一些苏联政治方面的课程，但我逐渐就开始厌恶这方面了，他们（指授课教师）都不喜欢苏联，也不喜欢俄国，不喜欢俄国人，也不喜欢俄国文化。而中国近代史不一样，清朝（的首都）就在北京，我比较感兴趣，因为研究一个你不喜欢的国家没有太大意思，你喜欢一个国家，喜欢一个文明，喜欢它们所承载的文化，那才有意思。那时候我就决定学中文，做进一步的了解。

许知远：费正清的教学风格是什么样的？

周锡瑞：费正清是那种一看就是学术权威的人，个子比较高，我个子也高，但没有他身上的那种权威气场。费正清走路特别快，我腿这么长，却完全跟不上，要跟上他十分费劲。费正清讲课，总是带着他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同时又是一套很具条理、很讲究逻辑的讲授方案。他还十分擅长利用幻灯片，这个在当时还很新鲜，不像现在随便什么都是一个PPT。学了这门课之后，我又继续学习他教授的进阶中国近代通史的课，他也是我本科论文的导师。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觉得自己对于他的基本思路是理解了，所以读研究生时，觉得可能待在哈佛不会有大的进展，就出来寻找另外一条路。

许知远：费正清会回忆起当时在北平跟梁思成、蒋廷黻这些人的交往吗？

周锡瑞：当然，历史学方面他主要跟蒋廷黻有交往。不过他主要讲的还是政治史方面的，包括中外关系、西方的冲击和本身文化回应的东西。

许知远：接着讲讲您在伯克利碰到的天才历史学家列文森吧。

周锡瑞：列文森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能动脑筋、特别有历史感的深刻思考者。你根本想不到他对于各种比较方法和欧洲历史的那些理解。我从小在加州长大，每次回去都会去拜访他，每次都能被他吸引住。他自己的思想我是知道的，不过他培养的学生也没搞思想史，所以他欢迎各种各样的人。

许知远：伯克利当时是整个西岸革命的中心，那种气氛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周锡瑞：1960年代主要讲反越战。回过头来补充一点，我哈佛毕业后，为了提高中文水平，就用奖学金去补习中文。当时可以在中国的属地上课，我选择的是香港，住在一个当地人的家里，那时候学了一点中文。不过我是加州人，加州挺大，野外生活多，香港那个地方太小，想要往外跑。跑到哪里去？我听说1964年越南那儿好像要干什么事，所以一放假就跑到越南去，弄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执照，写一封信到美国军团，就当上了记者。回到伯克利，反战运动时，我已经去过越南，有一定的印象。说白了，我当时不完全反战，就是想去玩，拿这个东西坐上美国直升飞机到处跑，有意思，学了一点东西。当时觉得战争是打不成的。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结果到伯克利时，反战的人认为我是同行，觉得我特别反战。

再可以补充的是，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和我对历史的理解有很大关系。我参加过这么一个运动，学会了怎样组织人，怎样说服人，怎样说服不跟你一致的人，如何到教堂里跟平常不牵扯政治的一些人沟通……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经历。好多人以为学生运动是一号召、一游行就行了，但经历和理解之后，你会发现学生运动、暴动没那么简单。这些亲身经历，影响了我对历史的理解。

许知远：您当时在伯克利参加的足球队名叫“红卫兵足球队”，当时您对红色中国包括对毛泽东是什么样的印象？

周锡瑞：得承认，我当时是比较幼稚的，尽管学中国历史已经学了不少年头了。我记得当时美国一位左翼的太太和孩子到中国教英文，他们“文革”早期还待在中国，她儿子的中文学得很好，也参加了“文革”。他们回美国到了旧金山，我就拉他到我们家里进行座谈。他谈到他参加红卫兵运动、到煤矿以及各个革命地点了解情况。我们都很钦佩，觉得很自由、很自发，也想很活跃、积极地参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对于红卫兵我还是理解的，必须理解他们自己觉得是很自由地参加、很自发地参加、很有自觉性地参加了（“文革”的活动）。尽管上面的人是在利用他们，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当时自身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那时候，我们对“文革”抱有希望，认为苏联是不行的，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创造更好、更有自发性、更有民间参与的社会主义。到了我们这一代，1979年开始交流，也开始在中国国内作研究，那个时候就觉悟了。

许知远：某种意义上您对中国的认识，是1979年以后才发生的？

周锡瑞：可以这么说。当时，林彪事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国外对林彪事件知道得比较早，不像中国国内。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林彪事件是一个彻底的转折点，那时候就觉悟了。我们在国外都不知道信谁，有台湾的信息、香港的信息，也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信息，有媒体宣传的，也有很多美国媒体说中国国内多么多么好，我们不知道信谁。到了1979年，我自己看到、自己体会到（中国的实情），发现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理想，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

许知远：您对义和团的兴趣和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周锡瑞：对义和团有兴趣比较偶然，是我做了各方面研究综合之后发生的兴趣。在《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这本书里，我是讲辛亥革命，想尽量写出老百姓、民众（当时的情况）。我觉得那本书里写得最好的是王朝的老百姓。而且我那些年一直对社会运动、社会暴动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转到义和团有一定的意外，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为什么写《义和团》一书？一是因为当时国外没有这种研究；二是看到一篇文章，利用了山东大学一些口述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以前从来没人用过；三是义和团运动是当时中国国内受到肯定的一个事件，那时候在中国做研究，报题目要报一个中国能接受、会欢迎的题目，义和团就是其中之一。我不想太耽误时间，去报一个中国接受不了的题目，如国民党、蒋介石，所以就选择了这个。

我特别想多讲一点关于农民的故事。辛亥革命发生地主要在城市，起作用的主要是城市精英。但中国那时候80％以上是农民，我希望探讨革命和农民的关系，因为这几个因素，所以选了这样一个题目。

许知远：对民众运动感兴趣是对费正清式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抗吗？

周锡瑞：可以这么说。对费正清反抗的来源大概是在1970年左右，我写过一篇《哈佛学派和美帝国主义》的文章。那时候我已经经过伯克利左派的洗脑，特别反叛。当然费正清有过学术上的反驳，但后来在几次大会上碰到费正清，他一直对我特别好。我的第一本书出来时，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费正清寄来的。我对此特别感动。他自己有一定的观点，有一定的做法，如果别人不同意，他就跟你辩论。我写《哈佛学派和美帝国主义》一文，和列文森也没什么关系，他也是哈佛毕业的，那篇是左翼学者的写法。

许知远：当年魏斐德对您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锡瑞：魏斐德可以说继承了这些老师辈的影响，这些人很伟大，我们这批小字辈怎么样也跟不上。他们是教我们的，我们得好好干。魏斐德有几方面：第一，他会多少种语言我真不知道，但他至少出了英文、中文、日语、西班牙语以及德语的书。他小时候在墨西哥上过学，在意大利也上过学，语言是通的，什么语言都懂，而且会用。第二，魏斐德是一位严格的老师。我从香港回来后，他教有关清朝文献资料的课。我当时很得意，觉得自己中文已经很好，结果我的东西被他这儿改那儿改，这儿批那儿批。我发现自己的中文还是很糟糕，读清朝的文档资料根本不是我想的那么一回事。他改错，如果你还不懂，就教你。我觉得他教课主要是以身作则，我也是这样的做法，对于每一个题目，应该看到这样那样的材料，考虑到这样那样的理论，读这样那样的书。

我和魏斐德的关系有微妙之处，因为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他只比我大五岁。可以说，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因为他任教是在1965年秋天，我1965年秋天去上他的课，第一门课就是研究课。然后他觉得我可能有点希望，所以对我很严，那时候我已经批评过费正清，其他老师是不敢批评我的。但他会很严肃地批评我。我记得有一次考试完了，他找我谈，很严肃的样子，说书还让你读下去，你虽然不怎么样，不过也可能会有希望，要多学一点理论，多了解点社会学，还有各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我差一点就不能及格，还好最后通过了。列文森本来是我的博导，不过我去台湾做研究时，列文森去世了，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的位置。他批了我的很多稿子，写了好多批评的意见，觉得我不够积极，又说我是个左派学生，让我把学生运动中的精力放在研究中国历史上。

我们后来成了朋友，我家住在离伯克利不远的地方，我们都爱滑雪，经常一起去滑雪。有一天我跟我的大儿子、他跟他的儿子一块去玩，我们看见有一个坡，想从那里滑，就从山的后面到那儿去。我忘了那里是特别陡峭的崖边，他当时说：“哎呦，你要吓死我了！”下来之后，他看到我的爱人第一句话就是：“You know your husband kills me！（你丈夫差点吓死我了！）”其实我跟我大儿子滑雪有经验，他略微差一点。不过我们终于下来了，两个人从那时候互相帮助，成了真正的知己朋友。

二

许知远：20世纪的“革命”是中国最重要的主题。进入21世纪，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跟您写辛亥革命的书时比较起来，有很大的转变吗？

周锡瑞：我自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人老了就保守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特别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得严格地思考自己的意图、看法，对自己有质疑，得反省自己。所以我想过，我是不是年轻时是积极分子、倾向革命，现在老了，有家有孩子，想要稳定，所以保守了。对于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可能的。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探讨是不是哪些方面带有偏见，我都尽量控制住，希望不影响我对历史的理解。但这不可能绝对完全控制。不过总是在反省自己。自己总是主观的，从来没有客观的。

我在《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的基本论点是：辛亥革命根本不是孙中山和革命派所造就的，而是改良派。改良派为什么要搞这些革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以及保住自己政治和社会上的利益。革命之所以不能彻底，是因为这些人在控制着革命，革命以这些人的引导为主。总的来说，我当时有这样一种逻辑：革命是政治上的一个进步，在社会意义上则可能是一个倒退，因为地方上的经济社会在退步。这也是那本书的主要论点。

我现在想做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对革命的东西还是感兴趣。不过在这方面我要说清楚：对陕甘宁边区我是不懂的，不敢多下结论。我只是觉得，在某些方面，建立在某些基础上、通过了一些手段，中共得到了人心。当时在和西方关系方面、经济基础方面都是国民党占优势，我们要探讨中共最后的优势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同时，整风、检讨等一类运动，也都是在陕甘宁出现的。所以这些革命的方方面面都是从那时候、那个地方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对革命要作出一个认识或判断，主要的点在这儿。

许知远：能为20世纪找到一个核心主题吗？比如孔飞力觉得20世纪的核心主题是中央集权不断扩张，越来越强大。您觉得能找到一个类似的主题吗？

周锡瑞：这是一个，但我觉得另外一个主题是“革命”，这是不能否认的。简单来说，从20世纪初，连改良派如梁启超之类的也在看法国大革命，也在肯定它。“革命”这个词还没有完全用上时，他已经在替它说话，说改革。到“革命”这个词开始普遍时，就搞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完成了，大家基本上是肯定它，清朝的遗老是极少数的。所以革命本身是对的，问题是革命过程没搞对，尤其在五四时产生了问题，革命搞得不够彻底，所以孙中山就有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说法。当时人们一直觉得中国要进步必须得革命，只有革命了中国才会进步。蒋介石也是如此，但他通常是讲反革命，对他来说好的事是革命，反对他的就是反革命。革命之路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之后，毛泽东过世了，才有告别的趋势：革命闹够了，已经够彻底了，再彻底是不行的，再彻底就是犯法。不过多数人都还认为革命是一件好事，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从辛亥革命开始，后来到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他们都把革命当作解决问题的出发点。20世纪潮流中有中央集权的解决机制，革命与其并存。一直到“文革”，“文革”是一个大分水岭。

许知远：您怎么看现在社会普遍的反革命情绪？大家对革命是厌倦，还是不再相信？

周锡瑞：对于当代中国，我不懂，不了解，没有发言权。现在要说，说的肯定是外行话、我想尽量地研究过去、当代和未来，但研究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现在说反对革命，不如说是告别革命，也可能是忘记革命。尤其是年轻一代的80后、90后。这件事，我在做叶家家史时，有所体会。他们家里的习惯，就是跟孩子们不谈政治，不谈现状。“文革”之前，这一切是比较普遍的，怕孩子们不小心说出什么怪话。因为这个习惯，所以年轻一代往往对过去的历史毫不理解，根本不懂，在家里就没听说过，老人也没讲过，新闻网络都不让讲，对过去的历史是一片空白。所以与其说是反革命，还不如说是忘记革命、抹杀革命的记忆。

许知远：研究叶家的家史时有高度的断裂性，那其中的连续性是什么？

周锡瑞：我写叶家家史，一方面是牵涉到我岳父写的回忆录，回忆他青少年时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长大，这本回忆录写得特别坦白、特别直爽。同行也很看重这本书，章开沅先生给写的序，并劝我写这个家史。我后来逐渐收集资料、年谱、清代的年谱、清代的诗集。连续性是这个家族从清代到民国、共和国，都有一定的地位，虽然不是国家最高层次的一些领导人、决策人，不过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叶家是一个处在中间阶层的精英群体。这个连续性我觉得值得探讨，因为这在其他国家是比较罕见的——在这么大的动荡和社会变革中，一个家庭还能保持这样的地位，值得深思。

再一个连续性是家庭，这本书是一个家史，家史是我特别想探讨的一个话题。中国社会老说家庭是传统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细胞，家庭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这是对的，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家庭这个东西不断地变，清代的家庭到民国的家庭、再到共和国的家庭，结构和关系都不一样，我认为这牵涉到各个方面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同样的一个词，但它的含义不断在变。所以社会的连续性和社会的变化是同时并行的，怎样探讨、分析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值得考虑的。

许知远：您在研究这一个家族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周锡瑞：每一段都有它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叶坤厚的诗集，我不是搞文学的，清朝的诗、典故对我而言很难，这是文字上的困难。但后来我的收获挺大，看这些诗集，诗人的思想以及家庭环境、感情都呈现出来了。民国时期比较容易，这一段我知道得比较多，并且梳理得比较清楚。1949年以后也很困难，一是从来没搞过这段历史，梳理逻辑背景时，很多东西要重新学；二是主要靠口述史。口述史，一开始有些人不大想讲，有的一直不想讲，有的则是不允许讲——比如叙述者是党员的话。这个比较难。好一点的是对他们子女的访谈比较多，慢慢让他们没有顾虑，全说出来。

许知远：您在精神上更认同清代、民国，还是1949年后的叶家？或者你觉得哪一段时候叶家人过得最放松自在？

周锡瑞：我觉得最放松的是我岳父（叶笃庄）那一代，民国时期。我在抗战时出生，对二战稍微有点理解。我父亲是参战的士兵，所以对经历了战争的这一代有点理解。另外，书里写的这代人在某些方面所经历的生活和我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类似。我岳父是1930年出生的，参加学生运动，抗战时基本上独立生活，他们兄弟中年纪大一点的结婚了，其他没结婚的就去抗战，所以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独立挣扎，自己活出一个路径，找自己的路。这个我觉得跟国外比较类似，不像后来的年轻一代考上大学，考一个专业就是这个专业，考进大学然后工作分配这一类路径，是完全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再就是我觉得经过这么长时间，尤其他们从二十多岁起就独立生活，所以个性或自己做主的性格比较明显。对于这个，我们老外容易理解。他们不完全是生活在党的怀抱下。我爱人是下一代，她这一代人也很重要，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当年她考上大学但上不了，因为是右派，第二年才让上，所以我爱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独立，靠自己生存。这代人，我觉得我还能沟通，他们的性格是老外比较能理解的。

许知远：他们讲述他们的黑暗记忆时，反右也好、“文革”也好，对您来说有没有觉得非常难以理解？比如我们对待反右、“文革”包括大饥荒的记忆，从来没有像德国人对待纳粹的记忆，或者俄国人面对斯大林时代的记忆，没有真正地诠释记忆。

周锡瑞：在这方面我最佩服我岳父这一代。我岳父特别动人的是尽管被押了十八年，出来后还是特别爱国，爱国到什么程度？那时候我跟我爱人已经定居美国，我岳父就不想去国外看我们，为什么？他说出国的人都回来说美国这样好、那个好，环境干净、秩序好，我就是不想去。劝了好几年，他终于去了，但又马上回来了，说美国的确好，可就是不想去。尽管在监牢里被打、被虐待，在心灵上以及肉体上受虐待，但他没有怎么责怪打他的那些人，当然有个别特别坏的。他总说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没有办法。他出来安顿之后，没有怎么记仇，这方面我特别钦佩，我在书里也写出来了，传达出来了。

我爱人是一样的。老实说，我特别讨厌有些知识分子喜欢说农民没文化，我爱人她从来不说。村里饿死了孩子，那时候真够苦的，但一直说老乡对他们够好。她去年回她老村那里，看当时的老乡和朋友，感情很亲，很动人。她尽管有这些经历，但回来没有抱怨说上山下乡多苦。对她来说，一解放，城市里的革命小将要她这个要她那个，红卫兵不让她这个不让她那个，臭老九要从小门进出，倒对她影响很大。农村里不管你是否反动，你就是个小姑娘。她心里面对农村和城市的感情差别很大。

许知远：另外一个连续性是，您研究义和团时，当时的农民跟您1979年去山东碰到的农民有很相似的地方吗？

周锡瑞：你是指1980年代我看到的农民和义和团那时的农民？

许知远：都是山东的农民。

周锡瑞：都是山东的农民，应该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对农民很有感情，我做过不少这个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最喜欢的就是跟农民做口述史，农民老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义和团的资料，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1960年代山东大学做的调查，有些调查记录我看了，参考了这些记录，记录里没有说问题是什么，但可以根据回答倒推出问题是什么。比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回答：“不，天主教不见得都是富农、地主。”“不，义和团不见得都是穷人。”这就可以看出，问的是：“天主教都是地主是不是？”“义和团都是贫下中农？”老百姓就说“不”。后来，我逐渐发现离城市比较近且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些村子，就说“对”，他知道该怎么回答。越到偏僻的农村，他们越能保持着客观。

从义和团到共和国的山东农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过程，经过了抗战，经过了解放战争，经过了“大跃进”，经过了很多政治教育。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比较大的村，1980年我到那儿去，知道已经不可能找到参加过、见过义和团的农民了，但是我主要想看看村和村组织是什么样的，和义和团的结构有什么联系。当时是大队干部陪我去，召集了五六个人（五十多岁），都给我讲一大堆教科书上的东西。后来休息时，我说这个村比较大，人口有一千多人，应该有七十多岁、八十岁的老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说有是有，不过脑筋不清楚。我说脑筋不清楚也无所谓，我的脑筋也不见得清楚，你给我找来，看看怎么样。这个干部说，他们在割麦子，不方便。我说，他都能割麦子，脑子不见得不清楚。到了周末休息时，他回来了，把一位87岁的老人找来，脑筋可清楚了。我问他义和团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南村来的，义和团是北村来的，搞乱、闹事的。”这个村子分南北村，有不同家族、不同习惯，北边有练拳的。这件事说明，干部召集的一些年轻农民，比较听话，而年纪大的想说真话，不听干部的指挥，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许知远：现在美国汉学研究最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周锡瑞：这很难说，因为现在一方面没有像费正清那样权威的人能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学定一个调，各种历史学家都有各自的一些倾向。总的来说，文化史、社会史、叙事史、当代史，都比较多。另一方面，研究政治决策层面的比较少了，做当代中国的一些人，研究政治史不是研究大历史，而是主要做一些老百姓社会生活、文化方面的研究。

影像

看与展览：作为社交的拍摄

龙荻

看与展览：作为社交的拍摄

撰文、供图　龙荻

手机拍摄只是第一步，即时分享甚至于对社交的期待，也成为这创作的一部分。

如今，手机照片的即时性和人人都能创作的可能性，普遍地改变了传统摄影的定义和人们观看摄影的方式。伴随智能手机图片而生的图片分享功能和社交功能，也改变着八卦或新闻传播的速度和模式，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边界。任何人都可以创作，任何瞬间都会因为私人的喜好而被定格，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创作的潜在对象。

处理手机照片的App层出不穷，方便了人们对于手机照片质量和效果越来越高的要求，而Instagram作为一个以分享照片为目的的社交软件，即使滤镜有限且图片处理功能较初级，仍是即时照片分享软件里最佳和最流行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不单纯是一个分享照片的自媒体软件，因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它也逐渐成为许多机构和品牌营销策略中重要的一环。

Instagram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从摄影发明至今175年来观看和展示照片的方式。人们不再仅仅用眼睛去看展览，用相机去记录，小小手机可以于任何时间和空间容纳记录和观看的行为，而人们随个人喜好添加的滤镜，则完成了一次私人化且门槛较低的再创作。就连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也纷纷用Instagram来推介展览和藏品，图片传播的快捷与方便，大大增加了人们观看和了解艺术作品的机会。

接下来的一组照片都是用Instagram记录的在纽约各处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和艺博会看展览的人。通过偶得或有意拍摄观看作品的人来反映人们在展览这一公共空间中和作品交流的种种状态，以及这一瞬间，展览本身对于拍摄者的影响。换言之，因为即时社交分享软件的出现，他们和展品互动的瞬间成为了手机镜头下再创作的对象。手机拍摄只是第一步，即时分享甚至于对社交的期待，也成为这创作的一部分。

在博物馆、美术馆，人们一般都全神贯注于作品和环境本身，不会注意到看展览的人和作品常常形成的或和谐、或默契、或困惑、或对立的瞬间。而拍摄者也通过他们和展品对视的瞬间记录，获得与展览有关的特别印象和现场经验。约翰·伯格曾说，摄影作品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照片，在于摄影师决定了他们认为某个值得拍摄的瞬间是有意义的。而随着摄影本身的被削弱，社交功能的增强，这意义中也越来越多地混杂着其他暧昧不明的成分，成为这个一切以自我展现为中心的社交时代最好的象征。

MoM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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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初抵柳树屯教堂

邹波

九号院的年轻人

林珊珊

初抵柳树屯教堂

撰文　邹波

我们是非东方的东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们并不生活在历史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与本地无干的自我神话里。

多伦多皮尔森机场，这有过失败经验、有着飞行挫败感、曾因飞机野蛮爬高让我两次血液上涌的机场，明明晴朗的2013年初春，初夜我们降落失败，备降渥太华，再辗转过来，好端端地，这个机场也会出妖蛾子，跑道总好像有点什么……

两周后，又一辆无人驾驶的越野车悠然冲进皮尔森机场跑道，差点造成降落事故，原因一直没查清。我们那天的降落，虽没有真正遇险，但似乎当时跑道也被什么塞住了，挡住了。

后来我读到诺斯洛普·弗莱谈加拿大性格的随笔《缺乏幽灵的闹鬼》，他写道：“在加拿大，我们（这些文明人）被托管给了大自然。”这里一无意识形态，二无社会道路，三无鲜明的民族意识（类似争吵的1812战争才勉强团结了殖民地的法语群体和英语群体），四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一个王权社会因地广人稀而缺少对王权的回响”。

这次重新选择的“国”，比出生时被赋予的“国”，更像出于自己需要，也许不久，我还是会渐渐具有本地人的狭隘意识：活在哪里，就希望该地区繁荣。在国内我常考察区域经济，外省百姓最爱谈的，除了愤世嫉俗的话题，就是区域竞争的话题：诸如本县和邻县争着划给哪个地级市，从而带动经济，这只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利己心理，这是地产心理。

甚至，我会对英联邦女王有感觉吗？——在英国工作定居的弟弟说我们有了共同的女王，他也对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怀着感激，“以工会为代价，拯救了英国经济”——这不仅是一种二手的爱国心，而且是一种二手的老派“阶级”爱国心。

我会变成怎样？至少现在，我内心还只停留在边缘、反社会、冷眼旁观，孩子入学第一天，在小学里和教学秘书Julie正聊着，突然响起加拿大国歌，她突然很严肃地示意我们跟着她一起肃立，这是第一次肃立于加拿大国歌里，想起托妮·莫里森在新作《家》中写道：一个自由人的爱从不靠谱（a free man's love is never safe）。这话是让我忏悔给中国听的吗？

但加拿大又能有什么“倾向性”加诸你？它的倾向就是自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这里预设了一个神圣的自然之母。其他国家的人，会首先问自己“我是谁”，对于加拿大人，则必须从“我在哪里”这个更原始的问题问起，然后呢——

也许并非没来得及创造出太多“然后”——就像机场跑道仍空着，跑着看不见的东西，亨利·詹姆斯形容一种“空空如也的小说”——“有趣的情境有了，可趣又在哪呢？”——这样胡思乱想着，在小学里，我也许只是对着空气鞠躬，膜拜着一片普通的枫叶又能怎样。

这样无关痛痒的市领导，对中国来的畏惧官员的移民，又能算有多屈辱？多伦多市长福特则是个坦率的酒鬼，最终证实是一个确凿的吸毒者，作风无赖，一个洋相出尽的死胖子。我的托福老师（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很吊儿郎当的大学女讲师）每次上课都讥讽他，说这么大国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小丑，无法弹劾他。但我后来教堂执事班的同僚却拥护他，因为他纵容了工会利益，差不多是我们蓝领之友。但即使反对这个无赖，你又能有多屈辱，大的保守经济在那儿，自由和人权的细节又有保守党拍板的议会的碎嘴在辩论。2012年底，蒙特利尔市长因贪污三十万辞职接受调查，最近，又因另外几千加元不明办公支出，廉政部门再次突袭蒙特利尔市政府取证；多伦多卫星城密西沙加的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市长，则因工资拿得比其他市长都高些而遭到媒体挖苦，当然，这分配不公本身都是明账，并非非法所得。这老太太在安大略湖边布置的一片工厂却让我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中国的太湖，尽管那著名的地标“四姐妹”烟囱前几年已经拆除。

我每周日在社区教堂礼拜的午餐茶点时间，会和卡尔谈谈政治，他八十多岁，曾是某内阁部长的助理，或者助理的助理，也许他发现我并不喜欢像个印度医生那样“谄媚”地问候老人们身体是否有糖尿病，而喜欢无视日常生活、谈些更严肃的话题，谈我在国内看到的社会不公，谈“文革”对中国人几千年历史感的毁灭。

“去他的几千年，‘文革’后，我们的历史感像婴儿了。”我开玩笑地说。

“新来的家伙，你是流亡者吗？”他就问。

“不，我不是。我仍是中国记者。”

作为交换，他透露他是自由派，捂着耳朵对我说，他其实不信上帝。我们就嘲笑了下天主教的繁琐和恋童癖，卡尔说：原来咱俩都是自由党，Left-leaning——就是说平时像墙头草，但实在要站队伍的话，就站左边。

“但不用选择，我们很少要选择。”我觉得，加拿大历史上的大选择：一次是1812战争，美国入侵使加拿大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团结起来，这是他们难得的一次庄严选择，建立了起码的爱国心，当然此后也没有继续强化多少；第二次是二战时终于决定为英国行义务；第三次是9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可这都是很容易的选择，正义明了，宏观利益也明了，比中国人那么多既苦难重重又模糊混沌摸着石头过河选择的革命与改革容易多了。其他时候，加拿大的自由表现着一种更好理解的逆反——比如，美国制裁古巴，加拿大和古巴却保持着交往，经济与合作更火热了，古巴充斥着加拿大野游的恋童癖，古巴是加拿大人的泰国……但正是加拿大的中立——这独裁国家里的楔子——才能让Argo(1)成为可能。

自由是什么——自由的下限，也许是不和一些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典型独裁者直接来往；但自由的上限，则表现在还是容易对美国屈服——

一名因反伊拉克战争逃到加拿大的美国女兵，合法滞留几年后，最近终于还是被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交给美国军事法庭。越战时，90000名美国大兵逃到加拿大，伊拉克战争则导致200名美国逃兵仍滞留加拿大，不同的是，前者因卡特的特赦多数回国，后者则因“入伍系自愿”而必须面对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奥巴马越来越严峻的脸，看起来不大可能再有什么特赦。

当然——还是有一些“然后”、一些属于加拿大个性的文化被创造出来——在北约克的图书馆里，为了知道自己此刻的处境、知道“我在哪里”，我最早看的一批书，包括阿特伍德的《求生》，这本1970年代引起加拿大人激烈争论的“认识自己”的小册子，这本书也该叫《然后》——既然菲利浦·福雷能写一本关于日本文学传统的《然而》。

然而，阿特伍德乐呵呵就把大事讲了，很亲和，又不乏北方女巫的黠智，她评论厄普代克那“女性崇拜”的《东镇女巫》也许是在说自己，但人们如今更爱问老太太对于僵尸有什么看法。但在严肃的1970年代，她说整个加拿大文学就是“求生”——求生于自然，求生于可有可无，求生于美国的阴影，她说加拿大文学充斥着一种在大自然面前认命的受害者形象……然后呢？

我读着她的随笔，想到的却是：在一个关注求生的地方，我们作为外来者，又来肩并肩加入这种漫长冬天的求生，可我们中国人更像铅华洗尽的过来人，我们的内心真的更沧桑吗？然后呢？

1960年代，阿特伍德们——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文学院的这些文学青年，一起写诗，艰难创办加拿大自己的出版社“阿南斯”（Anansi）。

加拿大文化这只薄口琴，依附美国的边境线，欧洲现代主义发生时，现代主义在加拿大变成加尔文色彩的地方文学，后来，加拿大文学个性的苏醒表现在对美国文化扩张的对抗——无论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诗人，还是后来垮掉派的美国诗人，屡屡向北突破温哥华，占领那里。

我也才知道，在华人富豪“北京遇上温哥华”之前，六七十年代的温哥华产生过一批反抗美国诗歌的加拿大诗人。我喜欢乔治·鲍维林（George Bowering）这老嬉皮士诗人——他对美国的反骨，以及他不像列奥那多·科恩那样，沦为一个泡妞诗歌词的老家伙，以及他对加拿大人充满智力的反思（《左钩》），都让我喜欢，更早一批也更牛逼地突破美国实用哲学的加拿大思想者则是诺思洛普·弗莱、奥森·威尔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们各有各的抽象思维来对抗美国的实用哲学、实用伦理。麦克卢汉尤其以天马行空的断想来对抗美国人的絮叨。这些人之于北美大陆，就如罗兰·巴特们之于欧洲。这也许就是加拿大文学的“然后”——叛逆，向一个更抽象的精神世界，超越美国。

但总体而言，加拿大出版商还是像美国出版商的掮客，这个情况至今如此，而加拿大本地作家，总的来说，在这个去知识分子化的年代呢，又重新有点像一种“地区文学”。纵然人们仍爱谈论“红色星球”、“蓝色星球”或者《华氏451》——这类将《1984》的深刻命题庸俗化为“书虫的抗争”的恋物癖话题。

与弗莱、阿特伍德同为维大老校友的乔治·鲍维林说：“当年我们的诗歌，是彼此修改出来的。”北约克图书馆里也经常有这样的活动：邀请本地作家来互相修改作品。这让我反躬自问，在中国，我缺乏这样的集体智力生活。

当我孤独的时候，听见新闻里说，多伦多出现了郊狼。我在中国的边疆文学、高原文学、草原文学、西北文学也读到过狼、见过狼，但能比较吗？这是与哥特文学同源的吗？

报上说对付郊狼，如果它很远，就挥舞胳膊大声吼，可以吓退它，如果它很近，就倒退着逃跑，我却永忘不了初来加拿大自动退出海关重新接受审查的“倒退”行为。任何倒退都让人印象深刻、刻骨铭心，因为任何倒退都是一次真正自找的屈辱。

郊狼的恐慌之下，是栅栏上的松鼠，惊蛰时来了浣熊，它们躬身逡巡在门口，背很宽厚，就像一头灰熊，W.H.奥登说：“中世纪的等级制牵连到动物。”——还有树人。有时我们从多伦多南北向最长的中轴线——Yonge街，向东远足，在晚霞里，经过两三个边境风格的摇曳的黑森林，然后下一个大坡，过一条河——他们的母亲河唐河——再从西岸回望——

多伦多的天际线就是那条南北向的Yonge街——这条无限通向北极的公路，残雪堆中，这丛玻璃之火，多伦多的CBD，没有之一，安大略湖的蓝色光泽在侧翼，晨曦与北极光在“aurora”这个词里也是同一种事物。

走在路上，我的微笑——中国中年人矜持神圣而隆重的代表着重大感情决定的微笑啊，在这里变得很贱，和英语一样贱（英语就像这里的一层油漆腻子，很贱），而且更无意义，对他人微笑仅仅意味着：我是个安全的人，走在手持Tim Hortons咖啡的人当中——早晨，开放空间里的咖啡味也很浓烈——我不是恐怖分子，背包里的书像一杯黑色的牛奶；在巴士上，公交司机黑哥们背后贴着一张纸：“每天至少一个TTC公交司机被侵犯”……肌肉男的哀怨，大家下车拍着他的背说谢谢，对黑哥们说“Buddy”，却让我感觉真得很良好。

多伦多的世界难民，从二战犹太人幸存者，到塔利班难民，我不知现代人是否仍把他们迁徙去的地方叫天堂——有时人们奔向的彼岸，仍然只是地球这地狱村里冬天漫长的慈善机构。

我已不再年轻了，不再带着彼岸理想而来。我已在中国通过国内旅行就建立了世界感——其实是一种同一感，意识到无论哪里的人都一样……宇文所安的哈尔滨妻子田晓菲在Visionary Journey这本书里说：佛教的策略，开始让近古的中国人，将陌生的土地熟悉化——当旅行者面对任何新世界，先有世界观，再有世界旅行。哪怕这世界观是狭隘的，迷信的，但总得有。也即前文说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之前，就原地具有的世故与成熟。

本文写于我刚来加拿大的2013年初，我不能在这篇文章里给你任何谋生参考，而且你来了也会发现，在中国，你已享受着各种物质复制品、赝品了——他们可以把铁塔、白宫、罗马、酒吧、名牌商品的实际质地……都搬来中国无限复制，而且当你走在这些复制品里，你已在感受着“被拿来主义”和被解构的彼岸了，也因此，彼岸本身也被它的复制品和赝品消解了。

街道……有着欧洲的街道名字，萨默塞特让你想起毛姆；街道……有很多长得像奈保尔的人，不知为什么，肤色的人海里，我只对奈保尔这样的人有深刻印象——他几乎用一种很狭隘的形象，代表了世界……或者说代表了世界的边缘，或者说，代表着漂泊，也像俄罗斯作家亚·格林的海港梦幻奇境里的人，我们是非东方的东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们并不生活在历史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与本地无干的自我神话里。奈保尔，他的英语，至少他的写作，是没有印度口音的英语，他在用元语言写作。

入夜，Yonge街和Finch交叉的路口，深槽里走着中国留学生、韩国留学生，踢着冰块，却很少有伊朗留学生，尽管伊朗人在这个区也很多，中年女人很多——包括《德黑兰囚徒》的作者玛尼拉·妮麦特，她住在多伦多郊区，她书的扉页是艾米丽·勃朗特的诗：我迅捷的日子啊/在生与死中/我中断的灵魂/凭着勇气去承受——从苦难的经验迁徙到清苦的回忆之地、应许之地，人生大致如此渐弱如安魂曲的乐章顺序。

伊朗老头也多，我在图书馆碰到一个大爷，我帮他修了修他随身带的有五十年历史的伊朗国产磁带录音机，图书馆的磁带绕到了里面，但我因为少年时玩打口带的经验，成功地帮他盘出来，老人抱着我的脑袋啃着悄悄话，谈阿维森纳，“西方从他那学了那么多，如今和伊朗却是敌对的军医关系”。

“您是流亡者吗？”在图书馆坐下就会有流亡者主动靠近你。

“不，我不是，我来这里看女儿，女儿在这里大学学建筑。”——他是一个医学院的神经外科教授，难怪他夸我解磁带时说：“你的手术很成功。”其实他是在蹲移民监，女儿嫌他碍事，于是老人每天出来晃悠，混迹于多伦多各图书馆。我再没有见过他。

这批知识阶层的伊斯兰人似乎和近年这几批中国移民同时抵达，但他们在摆脱国家，其中有一些人还试图摆脱宗教，我看见多少簇新的女人面孔，明显是刚取下面纱没多久。对更少数更极端的人来说，宗教则是流动的监狱，阿富汗一个受迫害的著名青年男同性恋，来多伦多也写了一本狂野地控诉他少年时代因性倾向而被迫逃亡土耳其的书，内容却与政治无关。流亡者爱在多伦多写一本书，然后去过平常人的生活。但我没有这样一本书可写，没有这样一本额外的书可写，我所写的——

其实是我能写的，都放在一种复杂和曲笔里，似乎全写给了、交给了中国。为什么我曲笔用尽却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似的，似乎还得在海外重新积累各种动机，爱与恨？

难民、移民、被迫的流亡者在这个奇怪的国家看起来生活都一样：找工作，学车，几年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白人朋友，后院BBQ，只是回忆和噩梦和失眠不同，但这位同性恋者仍受到本地阿富汗社区的排斥。

中国移民中呢——看见最多的是中学、大学留学生，加上国内挣够钱准备来隐居的中老年人，为低等工作而挣扎的没有挣够钱的穷中年人则还在上夜班，中间却也缺少过渡的一代，中间一代仍在中国，在心理平衡的另一侧，仍然年轻，也不再青春。

滞留在家庭旅馆里，我附和着富足的中老年移民，和他们谈大房子，谈车，谈房车，谈学车，谈话之间，他们竟然就迅速地出去学了驾照回来，迅速地出手买房，买车，买房车，而我还在游手好闲，思考着第一篇向国内发的稿。人们的内心正是这样，由刚来时的患难感，渐渐疏远。

我之所以离开中国，一个原因就是想逃避——为什么中国移民集体生活的氛围只有商人和商人眷属的气息，为什么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人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公务员，要么就得是公司白领，剩下就是农民工的形象。因为时差，半夜是和国内联络的时候，老板们在客厅里，穿着睡衣工作，白天太太们忙着到处看宅子，晚上老公们遥控着中国的跑腿小张、小王、小李……但有一天深夜，男女们都惊恐地起身奔走相告——国五条，20％的房产税，似乎又一次把所有穷富移民和游手好闲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并且不再那么思乡。

我可以向读者坦白，却爱面子地不愿在同屋的房客面前承认——因为国五条，我在中国的朴素房子将会更加贱卖，我在中国买的房子是失败的——因为它的初衷其实不为了升值，而在于避开喧嚣的人群，潜意识里寻求永久的偏僻之地，这使我的投资得不到市场的虚荣认可，被虚荣的地段论蔑视。这种失败也证明我会在加拿大继续努力谋生。

当集体厨房里饱胀着阔太太们买房子的激情荷尔蒙，共看一幢屋，我头脑里却有一本叫Closerto Home的画册，加拿大摄影师Terence Byrnes拍的加拿大作家的肖像影集——

他要求作家们在家里拍，他们住得并不好，狭窄的公寓，有的与人合租，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作者，屋子乱糟糟的，有的过于单调，只有茶几上的广告册有一点颜色，我感到亲切，我在北京的家也是如此，搞文字的人就该疏远装潢学，有的屋子是病弱的老作家在老屋里等死，还有小房子加盖成大房子的，木头钉木头，其实随时可能崩溃。

但我说起这些，和中国同屋们就难有共鸣，当我说到本地作家的清贫（或有钱也不奢侈），同屋们就会说蒙特利尔的人穷酸到一天只花一块钱买点饼干，这样怎么刺激内需呢？中国人对这些“魁瓜”是鄙夷的，但蒙特利尔这些犄角旮旯里却有许多艺术家隐居着。这本画册的审美，不在中国买房者的审美里。这是华人视野之外无法接受的生活。

我们也见了我过海关时说的“表姐”，她六十岁了还排每天满满的课，疲于奔命——难道1980年代加拿大对中国人优待的留学项目，就像庚子留学，其实是场终身高级劳工圈套？但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北美大学“婴儿潮”一代教授仍是学院中坚，他们被无限制挽留，越来越多“被终身教授”（Dr. See-my-body-in-classroom），因年轻师资跟不上，是否意味西方知识分子的断层？

来来去去的过客中，小丁是个很干练的女生意人，在国内做钢材生意，想在加拿大找投资项目，昨天，有一个华人地产公司的老板，来旅馆了解大家买房子的意向，顺便泼了小丁冷水：“中国人来这里就是享受生活的，你不要继续想在这里创业。”——他意思就是说是来花钱、来保值的，于是，任何谈到理想抱负的谈话，都会转移到孩子那一代身上去，仿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里仍然想奋斗，是错误的，于是我的世界感的写作梦想——无论是诗歌，还是什么非虚构不虚构的——就更难以让这些中国人理解。

保险员老周的形象也让我难忘——进门时下着雪，这黑瘦的山东小个子，穿着黑呢子大衣，锃亮的皮鞋，拿到我们的小单子似仍有些开心，出门差点滑倒在雪地里，他正是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那一代老移民，正是这些老移民填满着华人服务业。

看过一些可长租的房子，其中有个十七岁房东女孩的形象也让我难忘：她才上高中，和读小学的弟弟生活在多伦多，父母在国内挣钱，也委托她张罗出租家里在本地的好几栋房产。早晨，她从一辆巨大的牛头商务车里走下来，带我们从她家一个房子的雪地走向另一个房子的雪地——声称不怕冷的红秋裤、冻红的小脸、纯洁又机警的无表情、适于iPhone镜头的瓜子脸，电话里对父母颇有命令口吻，这早熟而世故的高中女生，会是我未来的女房东？

中国大陆的移民，普遍有点厌烦土生的华人文化——那种古老的华南文化、香港商业文化先入为主奠定的气息，大陆新移民似乎蛮嫌弃土生华人唐人街那香港小市民的鱼肆味道，广东话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降格且难以自拔的自我限制的语言——甚至97年时移民来加拿大的香港人也和唐人街是隔阂的。同样是华人，不同的年代背景，已存在着隔阂，作为世界公民的华人未来的主流文化究竟会是什么样，末流又是什么样？海外华人文化会有一次自己的复兴吗？

这真是个移民为移民服务的地方，尽管老移民可能会欺负新移民，但总的来说，他们还像新移民周身的一圈救生圈，你最需帮助时还是会想起他们更像自己人，他们额头的皱纹就是他们先来这里积累的沧桑经验，如今出卖给你作为服务产品，作为层层缓冲。但我内心不可告人的真实想法却是，既然来海外，就不能只依靠这点华人人口。

我又想起那本画册里，剧作家David Fennario——一个加拿大布尔什维克，还在写左拉风格的工人运动小册子，怂恿工会，我什么时候去访他，但正如我从华人那儿能找到什么亲切感吗？我，一个从小在共产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中国移民，能在一个加拿大布尔什维克那找到什么亲切感吗？这是精神进步还是倒退，这是悲悯的停滞，还是对未亲身经过的乌托邦仍存幻觉？照片中混乱的房子里，他只是显得更冷酷，更凶狠，更想行动而已。或许我能开导开导他。

凭我记者的经验：刚到一个地方，先要多听多看，再逐渐清晰自己的听和看，再逐渐去听自己和看自己。不过这次要陷得更深，要在这里开始生活。在一个正常社会，有很多关于国家这公器的知识要学习，这就是在学习自由地生活，哪怕包含着自由地异化。我倾听。

但总要选择、取舍——经过一些远足考察，经过一些阅读，经过家庭旅馆里的急欲享乐、退休却焦灼的群体气氛，尤其是周一到周六晚饭时过客们充满痛苦互相打听隐私进度的寒暄，尤其是深夜关注着祖国的地震、流感、人的境遇，微博上那流水账一样自我抛逝的社会让人通夜不睡的焦虑——星期日去教堂，总能让人找到心灵的平静，对“柳树屯”（Willowdale）教堂，我们一家产生了莫名的依恋。

到达三周后，我们把未来一年的生活范围确定在这个狭窄的教区，孩子上了教区里的小学，我们穿过北极，来到加拿大，终于在多伦多城北的白领区——北约克，这些百年老房子的区域里，落入一个教区的“狭窄”——英语里是“Parochial”这个词。“柳树屯”也是约克小城最早的殖民拓荒点，有两百多年了，我喜爱镇中心闹市的那片墓地，有一位1901年去世的年轻妻子名字叫Dance——舞、舞、舞……

老卡尔永远期待见我，不停矫正我的英语，他父亲曾是大瀑布边上的一个小镇好几所中学的董事会主席，他身上有他父亲的影子，或者好为人师的鬼魂，这是个典型的WASP老头。“Subtlety”——关于两党政治，卡尔和我谈到这个词，在教堂的联谊室里，我们下次该谈“Sublimity”了。今天在教堂里，开始有点明白我在寻找什么，推门走进去就是崇高的气氛，让我喜欢，在复活节日唱起Thine be the Glory，忘了一切鸡贼的华人谈话。

但晚上教堂的ESL老师却是一个不自信的黑人老伯，让我想起在中国念大学时，那位节俭而难以说出一句真话又怯懦地从没有走出书本的古汉语老师——黑人老伯的教材内容，则是一个穷苦的ESL老师的真实故事——一个单亲孩子如何失学，从农场跑到多伦多的城市，但她并不成功，如今也只是一名清贫ESL老师。

我们的牧师——29岁的女同性恋牧师莎拉正在消耗她年轻的经验，故事越讲越小，就和我妈包的饺子一样，越来越小，也许有一天，这真是一个纯真女孩的流水账都来了，还包括她在Facebook上贴的面包烘培经验，总有一天，她的经验不够用来覆盖《圣经》，但她声音甜美，让我享受，也让我忘记华人圈里鸡贼的谈话。莎拉今天讲的关于露营的布道，几乎是很启发我的诗，启发我晚上写一首《露营》：……是谁带我们来这里，让我们触碰，这高草，与河流……我难道不是在家庭旅馆里扎营的卡扎菲……莎拉在秋天和她的新娘罗伦在完婚，在教堂举行了新娘秀，让这里的孩子开始打开了择偶观念：女人可以和女人结婚。却并未触类旁通。但莎拉的事也许是教堂唱诗班里中国科班出身的花腔女高音退出的原因，似乎是迫于华人基督徒圈子的压力——传说他们仍视同性恋为罪。但柳树屯联合教堂则以此证明它是一个高度包容的地方。

莎拉的布道也不拒谈死亡，她谈起最近钢琴师迪安的父亲的葬礼：“主持这场葬礼，对我是很营养的经验。”——来自牙买加的移民钢琴师迪安则打趣说，父亲的葬礼上，他发现家族里这么多能rap的。复活节这天，纸箱做的棺材打开，气球飞到天花板上，棺材是空的，这也很让人开心。抬棺材是完全的喜剧，没有一点悲伤，我感到单纯的快乐，这时，我们——忌讳谈死的亚洲人加入进来，快乐更肤浅，深层却仍是我们对死亡话题的畏惧。

我记得，旅美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他是金斯利·艾米斯的儿子，他的童年——好容易从父亲和诗人菲利浦·拉金忧郁的精神同性爱的阴影解脱出来）形容纽约布鲁克林：“美国人连问好都要说成个笑话打招呼——阳光下，怀孕女人，孩子，婴儿车，都显得无辜，对，就是无辜。”但世界移民的涌入，似乎让社交场合抑制了幽默感，笑话变少了。

但我开始努力听懂些笑话，WASP老人们认为这是很难得、很让他们感动的努力，我也开始知道“Mars”是复活节巧克力不是火星，知道“smore”其实是一种让你总想“some more”的饼干。我想，这不算谄媚，我的确不能满足于只有肤浅的共同语。

六七年前，这个教堂还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气氛，现在是多文化的聚会。在这白人社会，有两种白人区，一种是没有做好铺垫，你闯进去，别人觉得很奇怪，于是你就成了个怪物或者宠物，一种是早已做好铺垫，你闯进去，被接纳为一个正常移民，“柳树屯”教堂就属于能让我在其中正常存在的白人堆。

教会里的朋友告诉我，教会里这些老人其实已经“很老很老，而非一般老”，我听了一惊，仿佛交往的人其实是幽灵。他们或多或少与二战有关，有的是英国战争新娘，有的是二战从纳粹德国因饥荒逃到丹麦难民营的日耳曼人——难民营给她的礼物之一是每到一个新营地就学会新一批多国语言，噩梦之一是她至今不敢在任何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多由丈夫代签，签名意味着再次被出卖到哪里，两年前她丈夫去世了，她必须学会自己签名，但八十多岁了，剩下的人生，也许剩不了太多名要签，去年送孙子一本书做圣诞礼物，孙子定要她在书上签名留念，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打破障碍，签下自己的名字，她说：“那字迹好陌生，就像别人的命运。”

2013年复活节后的第三个周日，这里最老的、雍容华贵如19世纪法国贵族或者艺术家庇护者的老贝蒂又来教堂了，她故去的丈夫竟然参加过炸沉U型潜艇的海战，二战几年每天提心吊胆惦记丈夫。她说真好——你们外来者能倾听我们陈年的苦，加拿大人不是只会表面上乐呵呵的。

对我来说，这些自由的老人却很可靠，很温暖。这些银发、褐发老人的面容在我一个中国人来说很难区分，我深深地恐惧自己的“面容失认症”，但就在这周里，我还没来得及记住的另一位贝蒂——上文所说的这位日耳曼难民——就悄悄在我们当中去世了。

于是，在我后来在教堂意外找到生计之前，我们先感受的是生命，这是让中国人对死亡达观起来的重要一课。我一向反感中国殡仪馆里的唢呐和号哭，现在这里的死亡让我宁静地预演生命中将经验甚至将隆重主持的亲人的死，就和牧师莎拉一样。还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听了多伦多大学一位专门研究“灵魂外质”的灵异照片的博士的讲座，现场的气氛深信不疑，提问环节没有一个人持“打击伪科学者（Debunker）”的态度，人们很自然地继续相信鬼魂，这是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时至今日在一个后现代社会让人意外的延伸，也许正是人们不怕死亡的原因。相比之下，唯物主义者也许最害怕死亡，越相信物质不灭的人，越相信人只是物质。

而每隔几周，柳树屯教堂就可能死一位老人，于是我们像一面经受着残酷的死亡教育，一面被这些死亡拖拽着逐渐融入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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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go”来源于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时期的一个典故。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刚刚取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伊朗人团团包围，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长达444天。期间，一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兹策划了一个营救方案，伪装成一个电影制片人，6名外交官则谎称是和门德兹一起的剧组工作人员，成功地将逃到加拿大大使馆的这六人带离伊朗。在营救过程中，门德兹称正在拍摄的电影叫“Argo”。

九号院的年轻人

撰文　林珊珊

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那就像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后响起的沉闷尾音。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二十三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三天，留下一段失败农民起义的行迹。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七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地标式的称呼更像一种仪式，总是透露着人们对它的感情。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它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九十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一

“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三十一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思想解放”。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欢交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时，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则在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二十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也种不下去。生产队只好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1979年夏天，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

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谘。

陈一谘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缺乏基础，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改革从何入手？来自山南区的材料似乎让陈一谘看到了线索。他很高兴，把材料交给胡耀邦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

1980年，陈一谘跑了十四个县，调查了三个月。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朋友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杨勋、江北辰、白若冰、张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筹备。早在1968年秋，二十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增产”，招致牢狱之灾。如今，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首次复出，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吸取邓子恢的教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五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和妥协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关口，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寻找更多支持者。就这样，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二

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他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火车临开前，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

在当地，他们拉着翁和几位朋友聊天，当晚海阔天空，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

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和记者，他们把内容写进了内参。翁永曦感到吃惊：“一个白丁，最底层的干部，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

第一次和时任总理的赵紫阳谈话后，他又被约了第二次。“我说我们还有三个人，是个‘康拜因’，一块参加行吗？”翁永曦回忆说，在80年代的聚会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来。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一边是青年进入改革核心，一边是民主社会运动被否定。1981年2月，继取消民主墙和校园竞选后，邓小平又发布指令取缔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

巧的是，同一月，陈一谘等人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还是学生的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人都加入了进来。成立前一晚，张木生借到了经费，寒夜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说：办好了！

成立会上，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

1981年夏天，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回来后又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大争论。随之而来的，是农委被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

二十多年后，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他自知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文件付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甚至不是党员。

三

“起草反对包产到户文件的人，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动包产到户的人？”赵树凯反问。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问题，当时只沉浸于“总参谋部”的氛围中。

赵树凯年轻时是个山东农民。他喂牛、赶马车，也听村人说，农民不是人当的。他时常惶恐，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四年后，他来到九号院，成了一名秘书。

那年夏天，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第二个一号文件。九号院人来人往，会议不断，几台老旧印刷机成天响个不停。他时常收到办公室主任高文斌电话：通知××部长明天来开会。他很惊讶，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赵树凯感叹。在受访者的描述中，九号院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几位小青年：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怎么说都行。”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赵树凯注意到，“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升为该室副主任。

“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

“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这套书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我们因为封闭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们休息了，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他们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他们发现，九号院的风格几乎重塑了他们。

其中一个故事，蒋中一记了几十年。1982年，他随翁永曦到凤阳挂职，听说一个农民运大米到东北卖，被书记抓去批斗。他们想，这有什么，就把农民救出来，却意外听到他的忏悔：“土改”时他是民兵队长，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来了，要他交出财产，老地主哭诉家里这点东西，都是爷爷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农民说当年无动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

蒋中一很震撼，他去档案馆阅读原始记录，才知道“大跃进”的饥民死亡状况，“反霸”时十恶不赦的地主，不过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况，王又汇报给杜老，最终派了一个小组，把档案都抄了回来。

四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我说到此时此刻为止，估计上下领导对我印象还不错，但这个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为王八蛋坏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泼过来。”

一语成谶。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备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和当了官感觉不是一回事。”袁崇法每天沉浸在兴奋中，无论吃饭还是坐公车，开口就和业务有关。魏唯将动力归为成就感，“农村改革大步推进，明显感到农民的生活变好。我1968年下乡插队，对当年农村的情况太熟悉了”。加班干活，到农村去调研，和老乡聊到半夜，他感到充实。后来到了其他单位也加班，但“那股劲看不到了，没有那个心思了”。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怀念当时的氛围，“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

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1987天夏，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重点是在粮食价格倒挂（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

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最终，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

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他们去农村调查，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开大会时，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农民就想，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

他们从未问过杜润生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尔会旁敲侧击：杜主任，这个大活让我们白丁来干合适吗？

五

九号院是个神奇的院子，当历史更迭到1980年代，北区院落里住进了三位国家领导人。一栋三层灰色办公楼坐落在南区，农研室大多人员就在那儿办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无数次走进小楼，研究或是争辩。

偶尔也会看到院子里独自散步的华国锋，赵树凯有时向他问好，他只是点头示意并不说话。有一次，赵的儿子在院里玩耍，华国峰和小朋友说话：“你读哪个幼儿园啊，家住哪儿？”

蒋中一过去和他握手，叫他华主席。华国锋说，我已经不是华主席了。蒋中一有点尴尬。

“我们还是叫你主席，党内不都是这样叫吗？”

“不要叫我华主席了，我不愿你这么叫，就叫华老吧。”

“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啊？”

“看书呗。”

1976年，华国锋出示了毛泽东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帮”，决心追随毛泽东的道路，继续捍卫人民公社。但实践论最终取代“两个凡是”，被宣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包产到户”突破人民公社的边界，成了顺应农民实践的伟大成果。1980年代初，华国锋辞职，一拨老干部也被转移岗位，其中一部分来到农研室。

年轻人再一次惊讶，和自己共事的部级老干部就有二十多位，还有前副总理纪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时期党的标准，他们中的一些人犯过某些时期的“错误”，到九号院也就带着贬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说老人们乐于在九号院工作，因为杜润生“包容杂音”，他们总能“畅所欲言，心情舒畅”。

每年秋季，争论就开始了。各组调研归来，拿着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联络室也邀请各级官员、研究者参与座谈。老的，少的，保守的，开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争吵经常发生在农研室老干部和农村发展组的年轻人之间。

在段应碧印象中，发展组年轻人自信，观点新鲜，常毫不客气地打断老人们的表达。

有一次他们和杜润生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一个方案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反驳，年轻人邓英淘脱口而出：“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领导人马上向年轻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你们慢慢说，我仔细听。”

走出中南海，张木生以为杜润生会批评他们张狂，却听到他嘿嘿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争论如今看来显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资本主义？——这些争论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争论夹杂着饥荒记忆带来的对粮食的感情。因而，当年轻人论证粮食相对过剩时，老人们强烈抵触：“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

戴小京描述这些场景时，坐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气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试着理解老人们的历史。有一次他和联络室主任卢文出差，“老卢讲起战争年代带着队伍在十万大山里行军躲避敌人追击时抓过一个人，审问觉得八成是老乡，但也不排除奸细的可能。可万一是奸细全队就麻烦大了。怎么办？只能杀。队伍继续往前走时就听到后面大喊冤枉，之后几十年都为此而纠结”。这是戴小京第一次认真听老人们的故事，慢慢“脑细胞开始复杂起来”，“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许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国农业部，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保守派。看到美国人刷刷两笔画出了供求曲线、理性讲着如何发挥“比较优势”，他倏地想起饥饿的童年时代，曾一遍遍数着粮票，到了近乎强迫症的地步。他对美国人说：“如果不只饿过一两顿而是持续地饿过一段时间，那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在你们看来粮食供求就是一个曲线，但对挨过几年饿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国讨论粮食政策的时候，那可是直接联系到情感神经的。”

他开始接受——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个合理的东西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里，让戴小京触动最大的一个词是“实感”，脚踏实地的感觉。“每次坐到桌上来，先不要说我认为，而应该说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六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润生所要寻求的。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真正态度。

翁永曦很快领悟了杜润生的方法，称之为“反方向推敲”：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驳倒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炼出来。这样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经过如此反复的调查、交锋、论证、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包装成文件模样，最高层领导几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何道峰笑着说。这些语言显示了在体制缝隙内开拓空间的努力。尽管将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不彻底的改革给往后留下了乱局，但改革似乎总伴随着妥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有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细节：“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电梯里，刚出校门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某种程度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这种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中央委员会议上，毛宣布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有人都义正词严地谴责邓。这是1949年后以意识形态批判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展开了。

往后，凡对农村经济有不同意见者，都被划入意识形态大牢，施之以专政压迫。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年月里，他们宣称，不满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帮”罪孽！直到1978年，万里挑战人民公社，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就连杜润生本人，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作为部门领导，表态总要和中央一致，不仅要讲不可以，还要讲出不准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知道他推进方案有多积极，设法撕开口子。”段应碧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七

“如同金子般闪亮”——回忆起这段时光，八十一岁的姚监复用了这样的词汇。在他看来，农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摆脱了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管人财物，必然产生部门利益。农研室不管人财物，没有部门利益，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

“总理曾批10万部卡车，让农研室转给农村。我跟杜润生说，差价很大的，一辆就是多少万。能不能留1000辆指标作机动？他说不留；我说留100辆呢？他说不留，一辆也不许留，全部分下去了。”

当九号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部门利益的束缚，它催生出的一号文件便迅速结出了改革成果，1983年，农民有了“创世纪的大丰收”。它的成功促使更为困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释放了信号：“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莫干山会议贡献了“价格双轨”的改革方案。这是年轻人和高层改革者绕过官僚体制高墙的又一次遇合。农研室的王岐山和发展组的周其仁、邓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们就正式成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断深入扩张，发展组也随之解体。张木生等人去办《百业信息报》。陈一谘带了一批人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出谋划策。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则留守农村研究，编制转入农研中心。1986年，杜润生为他们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谈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岐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人家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国改革有希望，决定贷款应该给中国。”

80年代中后期，王还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他很少发表署名文章，说自己就是提供平台的。在这个平台上，周其仁更像是学术权威，“周其仁评价高就意味着获得大家肯定”。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回忆，当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评价”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内将他提为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

发展所成立之初，戴小京也被借调过去。戴还是学生时，就曾参加过发展组一些调研活动，成了外围组员，他暗想毕业后一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现在，终于可以和陈锡文、周其仁、杜鹰一块学习宪法、读书讨论、做调研。

王岐山“历史感很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并不轻易发表看法”，更爱推荐书目。王振耀记得王岐山推荐大家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经常在一起反复读。戴小京则记得，发展所建立之初，全体人员都在读《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分开章节分头阅读，之后每个人都要讲解和讨论。

影响戴小京的一个观点是，“改革刚刚取得突破时往往比较顺利，也比较容易凝聚。但社会系统有些部分变得快，有些部分变得慢，快变量和慢变量迟早会发生摩擦，进而拉扯，甚至引发剧烈反弹和震荡”，读到这里时，有人开玩笑说，“没准得搭进几届政府”。当时谁也没放在心上，多年以后回顾往事时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才浮现上来。

读书会一结束，大家就下去调研了。又是为下一年的一号文件作准备。但1987年1月1日这天并没有发布农村文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过不久，胡耀邦辞职了。

这年的农村文件是1月22日下发的，编号为五号文件。学者陆学艺注意到，这个文件和前面的写法有所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系列指导文件作了简要总结，像是告别演说，亮明心迹，祈望未来。

八

问题从1984年开始变得复杂。农村改革开始与城市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年，农研室提出改革粮食统销统购制度——1953年建立这一体制，是为了低价收购粮食，以支撑工业建设。

当杜润生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谈起这一设想时，姚依林对他说：“老杜啊，让农民作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杜润生说：“作贡献我不反对，但应贡献到明处。5％的土地税可提一两个百分点，其他都平等交换，以有利于激励生产。”姚依林说：“时机成熟可以这样搞。”

这一年大丰收带来粮食卖难、存难、运难，刚好是个契机。他们着手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收购和市场收购。这形成了1985年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可1985年粮食出现大减产，随之而来的是粮价上涨、抢购恐慌，以及激烈的干群冲突。

事后看来，杜润生认为“大减产”另有原因，简要归纳有三：一是连年丰收的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转移了投入方向；二是政府对大丰收准备不足，采取了购粮“打白条”和拒购行为；三是改革统销统购制度时，合同制的细节不够科学，不能鼓励农民继续生产——在当时，这成了一些人否定农研室的证据。

这些人窃窃私语，说包产到户走到了尽头。赵树凯观察到，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质疑，甚至是激烈批评；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

五号文件果然成了终结，之后两年就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的指导文件颁发。在戴小京看来，这已不是发一个文件就能解决农村问题的年代了，利益矛盾日趋复杂。

1989年初，戴小京去中南海参加国务院副秘书长主持的粮食协调会，听到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在讨价还价，终于体会到“管柴盐油米的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自然和作为改革咨议机构的农研室有所分歧：“执行部门觉得你们老影响我过日子，老想着改革，我日子都过不了，还改啥，是吧？他说我刚要把日子过好，你又改。我们则说过日子的人太保守，要你们这么过，就过到黑去了。但终归还是过日子的人多，一旦出点什么问题，大家都说是我们把这娄子捅大的。”

这一年，北京像被扔进了压力锅。“物价闯关”已经失败，戴小京去参加物价改革的会议时，能感到艰难的关口已经来临。会议上，物价局的几位局长——一个管今年的价格改革，另一个管明后年的价格，还有一个管长远价格的，都说自己这个阶段动不了。“改革”像是烫手芋头，成了击鼓传花。讨论起日期，又发现需要避开的“黄道吉日”太多，“元旦”不行，“四五”、“五四”不行，“七一”、“十一”不行，各种纪念日都不行，都生怕引爆这压力锅。正吵着，忽然消息传来：散会吧。

九号院伴随着这时代，结束了。

九

多年后，赵树凯再次经过九号院，不禁注目而视。当年向往作研究的秘书，如今已是著名三农学者。2006年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课时，他想起十九年前陪同纪登奎去贵州调研，纪登奎和胡锦涛晤谈的那些场景。从中南海到九号院，他时常感慨：“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

走在时代前面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不曾想九号院也物是人非了。

农研室撤销后，人员分往五个部门，人最多的是农业部农研中心，段应碧任主任，“他是九号院的承上启下者。”魏唯说。但段应碧并不认同：“全会把阶段目标、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贯彻，只能按照那个做。不是我想做什么。”

1992年刚刚入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混合了左右的复杂词汇，借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填补九号院撤销留下的空白。段应碧主管办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办起事来常常捉襟见肘，后来干脆把陈锡文调了进去。“他是年轻人中拔尖的一个，挺能干，沉稳、不偏激”。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满眼都是旧同事，大家纷纷议论，“农业软科学的研究经费很有限，研究能力强的业务人员，更多地参与了基金会资助的国际研究，只拿有限的时间应对政府任务”。

农村改革的形势却丝毫没有变得轻松。财政“分灶吃饭”已实施五年多，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全国两千多个县级政府有一半入不敷出，税赋全压到了农民身上，农民自杀、冲击乡政府……段应碧不断听到这些消息。

1993年人代会上，他们提出增加农村财政拨款，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那就加点吧，实在看不下去了，几乎每个领导都是这个看法。正说呢，不行了！”说到这儿，段应碧停下了手中的香烟，“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从烟囱钻进去，在一楼爆炸，百米外新华社记者所在的酒店却毫发无损。这个太厉害，咱们没有点东西不行，要搞杀手锏，就要钱。当时只有3500亿元的财政，怎么办？”

预备给农村增加的拨款只能作罢。那些年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影还在飘荡。电视里的中国将军再也不夸耀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兴奋地介绍更换了多少新式武器。

撂荒了耕地的农民投身城市“盲流大军”，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桥。而国企改革正造就着史无前例的失业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万人衣食无着，250万人领取救济金——就业机会首先属于城市失业者，对于驱赶和收容，农民工只能选择忍受。

“80年代的改革是意识形态之争，观念变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乡利益的博弈，城里人自己都解决不了，哪个市长能提出‘善待农民工’的口号，就算不错了。”段应碧似乎觉得有些片面，掐灭了烟头补充说，“道理都知道，你当个家试试？”

“1996年就酝酿取消农业税，但不能对外讲，讲出去就通不过了。只发了个九号文件，说了一句，税费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取消农业税以外的其他东西，全国都搞了，中央文件还是叫试点，因为地方都不同意。”

十

段应碧和陈锡文还想把农民工问题写进中央文件，一番激烈争论后，往往只留下聊胜于无的一句话。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遭到公安系统反对，他们说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农民工干的。“我们当时给领导送材料都说，宪法没授予这个权力，说到这个程度了，司法部门协调不下来，因为涉及法律修改。”

赵树凯体验过小菜贩的艰难，知道收容所里的毒打和强制劳动，“为什么农民总被牺牲？那么多中央文件，国务院一次一次会议，却没有农民的声音，农民为什么成了局外人？”

中农办尽管是农口重要机构，却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点已经转向城市，市场经济制度、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农村之前。九号院创造辉煌的背后，是历史垂青，是高层重视，而在后一个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农村与农民处处落败。“没往后退已经算不错了。”段应碧说。

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终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时，中央财政逼近两万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之后是取消农业税，政策转变之下，乡村开始恢复生气。

“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我们见到了陈锡文，教室旁走道里挤满了学生和记者，有人未经许可就站起来喊出问题，陈锡文一一作答，声音不大，似乎所有问题都不足以挑战他。

讲座结束，二三十人朝讲台涌去，将陈锡文团团围住，三名助手不断提示“对不起，让一让”。第二天，他说过的话就占据了报纸的显著位置。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领导告诉陈锡文，准备用三到五年时间把所辖村庄全部拆迁，省出100万亩建设用地。

“哪来这么多钱？”陈锡文很惊讶。

“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阻力重重。“市长们反对他。说他是农民代言人，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一名受访者说。

自由市场派学者批评：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赌了、卖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么？没有粮食，可以从国外买。

陈锡文则认为，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乡潮就是例子。

在农民无法自发组织的时候，70年代末的农委、80年代的九号院、90年代至今的中农办，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长式”的：它知晓利害关系，掌握着进退机宜，必要时顾全大局。

“应不应该把农民当作最重要的政策决定力量？”赵树凯问。7月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他正在美国一所大学访问，在档案馆见到了80年代改革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赞成和反对包产到户的都是同一拨人？他的答案是：“九号院其实是高层政治的工具，它之上还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告诉九号院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他又产生了疑问：“那种力量的依据又在哪里？”

十一

1980年代末的春夏之交，戴小京走在沸腾的北京街头。被要求查看证件，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掏了出来。

“我当时羡慕开大卡车的，全国到处跑，就想将来开大卡车去。”在等待的日子里，戴小京计划未来，还开车到天津帮同学拉鱼，“有钱就给我点钱，没钱就给我点鱼”。

就在准备远离体制去过率性生活时，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你也晃悠够了吧？总还得为国家继续做点事吧。”于是戴小京就被介绍去见王波明，到当时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的新角色就在这里。

这基本是一家民间机构，市场化运作。戴在这里除了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创立、创办《证券市场周刊》外，还一度被派到广西北海筹建证券业培训中心。结果他就在那里盖了个酒店，连经营歌厅和夜总会什么的都干了。离开体制，戴小京自嘲说变成迎来送往的“地陪”，感到些许失落，他时常想起九号院的时光，想起二十七八岁时带着工作小组去实验区指导工作、给地方几套班子领导讲话的情景。“那时很自以为是啊。”说完他又换了表情，“当然，从政肯定没我现在过得自由。”

与戴小京同时，何道峰离开了体制。“我觉得这样下去找不到生命的乐趣，那个时代让你觉得，政治上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呢？我看不出来。”下海后，何道峰成为中国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商人，不断收购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如今已是成功企业家。

见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约了同一个小区的三名业主，商量怎么应对业委会的违规选举。几天后，他联合一百多名业主要求暂停选举，重新修订业委会规章，候选人要进行书面演说。

“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儿。”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取消基金会的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首次将官办组织改成民间社会组织。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他们先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搞市场经济化后搞社会市场，最后水到渠成地搞政治变革，中国只能走这个路。”小到社区维权，大到扶贫基金会改革，何道峰习惯了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去审视。他逐渐否定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即便是九号院时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认为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回到那个路线了，我也已经翻过那一页”。

伴随着80年代的落幕，政治权威也开始消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各自计算、各自追逐，中国政治的逻辑悄然改变，“文件治国”再无可能，改革的图景等待着重新书写。

“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去基层调研时，有乡镇党委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树凯。他发现，“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复杂和坚硬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人具有统揽一切的权威与智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变革的契机并不在庙堂，它只能从社会的肌理中缓慢生长——社会组织、市场化媒体，也许正是这肌理的一脉。

十二

戴小京如今是联办常务干事，财讯传媒集团总裁。1992年以来联办陆续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等二十多本杂志。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决心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他发出微博后，很快收到戴小京短信，“昌平啊：务必克制啊！”平时被认为镇定、气场强大的戴小京，少见地使用了两个“啊”。罗昌平意识到：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两人约在公司附近吃午饭，戴小京问了举报的来龙去脉。“很难想象，换一家机构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这种宽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们大风大雨的经历。”罗昌平在回忆文章《打铁记》中说。

《财经》杂志曾经遭遇的风浪，也许让罗昌平对戴小京的反应早有判断。

“你没有压过稿子吗？”我问戴小京。

“怎么可能没有过，我再怎么跟你保证我们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这个杂志吗？一年到头，不会超过一两次。今年以来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们会开个会说，大家得悠着点，注意建设性。如果我要说什么，会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闻操作的规范问题。”

接受现实，诚恳地面对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着九号院时代的行事风格。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他，对于隐蔽的风险很敏感，运用着“界限的艺术”，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为。当然，他会倾向于表达“杂志只是一个生意”，有时又难掩骄傲，“《财经》杂志还是挺有影响吧，在改革问题上这本杂志是有使命感的”。

关于“界限”，他每天都与之共处。每天早晨醒来，九号院的那个自己就跟着苏醒，很自然地“关心起13亿人的事”，很快又告诉自己——“还是先关心关心公司1300名员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别硬，我想的是橡胶那样子，不软不硬，才能在金属和石头之间起个缓冲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是高速变迁的社会，越需要这种缓冲。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么意义？”戴小京说，“杂志是个平台，也是个船，大家还得待在上头，理想主义最后也得扎根于现实。都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为有个藕在底下，哥儿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看似远离了政治的场域，细究之下，是在培养公民社会空间，仍与政治互动。不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转型路径少有复制者，《财经》的存在也被称作一个奇迹——这既证明了开拓价值，也显示了变革之难。

这样的路径，似乎也是杜润生所期盼的，95岁时他曾说，自己最希望看到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

早在80年代，杜润生就曾向邓小平建议成立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又解释，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矛盾；“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后再说。”邓小平回答。

一等已过三十年。

十三

7月18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101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

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他们都说，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

“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五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五句话。你要说五十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就是这种风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无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记，既是个性的、思维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访者见证过这样一场景：90年代末一次会议中，周其仁发表了观点，领导不悦，说他们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周回应，怎么着？我就愿意当徒子徒孙。

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已然散落四处，九号院的故事也显得遥远，人们回忆它、总结它，总是带着期望，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可能。

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翁永曦决定对我们说些什么。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他被迫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仍然保持着热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样，时常下去调查研究。他递给我们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电话和邮箱，没有企业名称，没有职务和头衔，只印着握手图案。他说，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远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

采访到最后，翁永曦找来一段文字，要读给我们听。那是有记者提到“农民不能恢复成立农会，很难抵制权力侵害”时，杜润生回应的话。

翁永曦站起来，右手拿着文章，背后的灯光随着他身体晃动，有点儿刺眼。他一字一句地大声读了起来：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面解放出来，你怎么敢，你不怕天下大乱？林肯很平静地回答说，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杜强为本文合作作者，实习生郑子琳亦有贡献2013年8月）

随笔

在花莲听杨牧讲诗

郭玉洁

父亲

于威

遥远的葵花地

李娟

满洲里的性瘾

唐棣

拯救黑夜

韩松

所有人都笑了

云也退

在花莲听杨牧的课

撰文　郭玉洁

“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

——陈文芬

一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秦风·蒹葭》

两点差十分，系办助理推门进来，摘下石英钟，装上电池，时针分针拨到正确的方向，像两支张开的手臂。东华大学每个教室的钟都好些年未曾走动，行政人员懒于看顾，老师学生也不甚在乎，这天在302教室，石英钟“咔嚓”了起来。两点，一位老人走进教室。他步子徐缓均匀，一步一步，走到讲台坐定，抬头正对着那面钟。

上课之前，我已听过很多关于杨牧的传言。他是著名诗人，听说也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人们提到他，语带尊崇。又听说，他是处女座，细节处诸多讲究，一张桌子用来写诗，一张桌子写论文，散文则放在左边第三个抽屉。小道流言，又传说他“个性别扭”，不好相处。为杨牧作传的作者张惠菁前来采访，正逢他即将离开花莲回到华盛顿大学，有学生前来相送，情绪伤感似乎将要落泪。杨牧等学生走后，关上门说：“我就是不想看到学生哭。”另一个故事是，花莲诗人陈克华，也是一位眼科医生，为许多作家看诊，杨牧也在其中。一次他写文人轶事，纵论作家们的眼睛，说到杨牧有青光眼。从那之后，杨牧就换了眼科医生。

此刻坐在讲台上的杨牧，戴着眼镜，灰白的头发干净、一丝不乱，脸上虽有皱纹，却和皮肤的肌理一般细致，颧骨上还有午睡方醒的红色。若说诗人，似乎有点太普通了，他更像一辈子活在书斋里的儒雅老者。他打开手中的名单，用手指点着往下数，又抬头数了数教室中的我们——U型的桌边疏坐十五人。杨牧开口说话，声音衰弱，中气不足：“我希望人数不要太多，最好在十一个人之内。”他手臂微微摆动，做着不灵活的手势，似乎在尽量避免消耗动能。

这门课叫作“中西诗学比较”，是诗人、学者杨牧从美国华盛顿大学退休后，回到花莲开的第一堂课。接下来，他解释课程，“中西诗学比较”，不是真的要比较“诗学”——当代文学研究中，“诗学”沿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被解为广泛的美学理论，不，不是的，这堂课不讲理论，而是读中西原典，中文读《诗经》，“把两三千年前的东西拿出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英文读叶芝(1)。因此这堂课又有一个副题叫“古典与现代”。

杨牧请一位同学朗读《秦风·蒹葭》。四言诗重复回旋，五言句变换节奏。必得朗读，全心体会，时间延进以音乐叮咚，空间则铺开迷蒙图景，这首原本烂熟至俗的诗，突然展现美的本质：令人静默，久久不语。

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翻译的《英译诗经》出版。在这本书中，高本汉把《诗经》中的诗歌编号，《周南·关雎》是No.1，第一首。在课堂上，杨牧使用了这个编辑方法，这样的编法让他想到《圣经》：“在我看来，《诗经》和《圣经》是一样的。”因此，《秦风·蒹葭》就是第129号。

字辞易解，没有太多要讲的，杨牧微微抬头，看着教室里某一个虚空的点，像是怔住了。他想起读花莲中学时，有一天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给我们看，就是《蒹葭》，”他回忆着，“老师用广东话念了一遍，那时候似懂非懂，完全不确定，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都不确定，和数学老师教的都不一样，可是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诗。”这是杨牧第一次读到《诗经》。二十岁时，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由父亲的工厂印刷，妹妹校稿，书名就叫作《水之湄》。

杨牧从虚空中收回眼光看着我们，仍然是沉思的，似乎不确定能否将当年《蒹葭》所触发的震撼传递给今天的学生：“二十年前，有一种理论是文学死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谣言——这真是一个蛮大的谣言，你们比较幸运，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讲了。”

二

在岛屿上，中央山脉耸起，纵贯南北，把台湾岛分成东西两半。西部面向大陆，是开阔平原，福建移民越过台湾海峡，登陆开垦农地，通商、修建工厂，西部向来是汉人聚居之地、台湾经济的重心。而东部的高山雄踞之下，平地狭窄，不利耕作，居住的多是原住民，刀耕火种，迎向浩瀚的太平洋。

因此在台湾人心中，西部是“前山”，东部是“后山”。花莲就在后山，是山水壮丽的度假胜地，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偏乡。

1940年，杨牧出生之时，更是如此，“那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没有新闻的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靠着太平洋，“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

杨牧原名王靖献(2)，祖父是菜农，父亲两兄弟在花莲开一家印刷厂。当时台湾作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已被统治了四十五年。他记得自己坐在榻榻米上，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在太阳光下飄着浮着，“那时不少张三李四已经改名为渡边田中，夏日里喜欢穿一条相扑大汉的白色丁字裤在廊下乘凉，以不标准的破碎的日语互相请安。”

在他记忆里，花莲的日本人不多，只记得冬天的上午，寒气弥漫着太平洋的涯岸，峻岭俯视，峰顶积着白雪，他看到一个带长刀的军人，穿着军大衣在街上沉默地迈步，脸上似乎也是没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带着一种寂寞的傲气。

当时日本正节节败退，1944年夏秋之交，美国飞机出现在台湾上空，一开始所有的轰炸和扫射都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较大的城镇，有一天，轰炸机到达了花莲港口，杨牧随家人坐火车往南边去避难，再回来时，日本人走了，台湾“光复”。

政权更迭，年少的杨牧并无所感，他只知道学校里多了很多南腔北调的老师。有的老师乡音之重，三宣其令，无人能懂。他记得，中学的老师分为两类，比较严峻的兄长型的是台湾老师，另一类就是漂洋过海的外省老师，他们比较放松，“有时带着难言的落寞的神情”。在这些外省老师那里，他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包括粤语念出的《秦风·蒹葭》。

另有一位胡老师，是湖南湘西人，闲时谈天，他跟杨牧说，“赶尸”是真的。胡老师说得天花乱坠，杨牧听得张口结舌。为了转移话题，他说：“湘西出了一位大作家，对不对？”老师吃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留在大陆的作家，因为“附匪”已被国民党禁了。但是图书馆的管理老师看杨牧每天借翻译文学，惋惜他没有机会读中国小说，于是从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八骏图》，叮嘱他不必登记，也不要转借别人。第二天，杨牧去还《八骏图》，管理员从柜子里拿出了《边城》。

19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宣导“反共文学”，文坛肃杀，诗歌最早出现新气象。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各有代表人物，论战迭起，创作旺盛，是台湾现代诗的高峰。

在这样的风潮里，十五岁的杨牧，写下第一首诗。

二十四岁的杨牧回溯道：“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第一首诗的？怎么写的？是什么力量压迫我、促使我的呢？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感觉到夜露的寒冷，听到子规的啼声。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看到鲢鱼游水，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宫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红漆的拱门。”

四十七岁的杨牧则把这个神秘的时刻归于一次大地震，“大地一摇，摇醒了蛰伏我内心的神异之兽”，他目睹一个雕塑家如何将一块木头变成神像，这雕刻的过程，就是创造，而创造是多么迷人，“我将以全部火热的心血投入一件艺术品的工作……一个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秘密在我内心滋长，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微弱地负荷着，在那遥远的时代，我知道我正在迟疑地向我的童年告别。”

十五岁的杨牧，开始写诗。他把作品发表在自己和学长办的刊物《海鸥》上。高中毕业之后，他考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年少诗人的轻狂，他是有的，在和好友的通信中，他们都自称“寡人”（杨牧写道：“寡人欲报考历史系，足下以为如何？”），然而无论是花莲，还是台中，都不是台北。台北，是一切热闹发生的地方，新锐的潮流，遽起的名声。杨牧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与论争。在诗人们的聚会中，他是“一连打翻三次烟灰碟而不色变的青衫少年”。他敏锐善感，又朴拙固执。敏捷应对外界变化，并非他的特长。无论是年轻时过多的感伤和堆砌，或是中年追想的神启时刻，他站在潮流的边缘，勤奋阅读、写作，诗情在内心孤独生长。

他决定，诗将是他表达世界本质的唯一方式。“我明白了，是从这里到那里的关系，是这里和那里的对比，冲突，调和，于是就产生了诗……诗于你想必就是一巨大的隐喻，你用它抵制哀伤，体会悲悯，想象无形的喜悦，追求幸福。诗使你现实的横逆遁于无形，使疑虑沉淀，使河水澄清，仿佛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阻碍。诗提升你的生命。”

当时的台湾，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专治古典，古典之中，又特重“小学”，不接受现代诗。杨牧选修《昭明文选》，第一堂课就听到老师说：“这个年头啊，有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个的。”老师在讲台上说了十五分钟，杨牧收拾书本，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新思潮与新创作，都发生在外文系。最有名的，是1960年台大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创办《现代文学》，和“现代诗”一起，成为台湾战后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杨牧也从东海大学历史系转到了外文系，他读加缪、英诗，而他最喜欢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同时，杨牧仍然到中文系修课。东海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大学者徐复观，他被称为“新儒家四杰”之一，曾写过《两汉思想史》等著作。徐复观用近十周的时间，讲解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仔细辨析字句、文法、结构。这对杨牧的写作风格影响极大，多年后他为师友写悼文，虽是白话文，行文结构，却是韩柳文的气势。“中文要写得好，别无他法，就是读古文。”他说。

年轻的杨牧一边翻字典读英诗，一边抄写李商隐的全集。读英国文学时，他在书缘写下中文里雷同的字句，读中国文学，则以英国文学附丽。从一开始，中英文就并列交错在他的写作中。

三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枌。

——《诗经·陈风·宛丘》

在《诗经》中，这并不是一首有名的诗。有人解为讽刺诗，有人解为情诗，但都牵强。杨牧想象，这是一个舞台，有人击鼓，有人击缶，另有一人无论冬夏，手持缤纷的羽毛跳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陈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楚国，同样巫风盛行，举国痴迷歌舞。也许，这就是一个迷狂的舞者。

杨牧问：“林怀民，云门舞集，你们知道吗？”1962年，杨牧赴爱荷华大学读写作班，白先勇、余光中、叶维廉、陈若曦、王文兴、林怀民都先后到达，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传奇的爱情也刚刚开始。台湾文坛璀璨的星空，年轻的人们发展各自的性情，“有一次一群人走着走着，林怀民冲到一根电线杆前面，绕了一圈。”杨牧干笑着。他是数学家一样的诗人，喜欢喝一点酒，但不过量，写诗时则一定不喝，理性、内敛，情感变化再三检视，表达时几度徘徊。《陈风·宛丘》中手持羽毛无论冬夏的舞者，让他想起林怀民的激情率性，他陌生的反面。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1993年《九歌》上演，用现代舞表现《楚辞》，阳刚健美的男舞者在舞台上几乎全裸。杨牧坐在台下，觉得这很不对，《九歌》里不是这样的，楚国的男巫、舞者怎么可能是裸体？他写信给林怀民，向他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居然一直都没有理我，后来的演出也没有改”。

杨牧又想到了白先勇。他说：“白先勇就是学张爱玲啊。”白先勇和另外一个小说家郭松棻对坐，郭松棻说，先勇，你写的是通俗小说。“白先勇也不生气，就笑。我赶快说换个话题。先勇的风度很好，换了其他的朋友，百分之八十会生气。”

年轻的白先勇以《台北人》出名，后来难有佳作，晚年找到了另一项志业：推广昆曲。在美国时，他就常随一些怀念中国的老先生唱昆曲，白先勇特别兴奋，杨牧说起来却皱眉：“我始终不大喜欢。你们有人喜欢昆曲吗？”

有三两个人举手。

杨牧问：“为什么呢？”

有人答：“因为……昆曲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杨牧说：“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也太美了。”年轻时杨牧着迷的是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他读比较文学，“想把中西文化都解决掉”，关于戏剧，他想的是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挠头苦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和悲剧？可是，最终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写了一篇关于《桃花扇》的文章，其他统统没有研究，也不再感兴趣了。

课堂上有这样小小的漫谈，尽管时间总雷打不动（两点上课，三点半休息，五点下课）。杨牧身后，午后的晴空下，窗外几只鸽子一直在咕咕咕咕地叫，扑腾着翅膀。这堂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又把我带回了文学。在话语纷繁的时代，能够沉静地读诗、谈诗，杨牧说，“阅读的乐趣大过了研究的乐趣，文学应该这样才对。”

四

1965年，杨牧收到徐复观的信，要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见陈世骧。

陈世骧是海外汉学界的泰斗，他中英文俱精，曾与人合译《中国现代诗选》，1936年在伦敦出版，是中国现代诗介绍到西方的首例。1940年代，陈世骧赴美国，协助筹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较文学系，是早期漂洋过海的汉学拓荒者之一。1950年代初，陈世骧首先将新批评运用在中国古典诗歌，以一万多字，评析杜甫的五绝《八阵图》，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1971年，他第一次提出，与西方文学并列时，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从此，“抒情传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此时的杨牧，即将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他除了必修的创作和翻译课，又选修了古英文、现代美国诗、比较文学等。朋友们暑期去纽约打工，赚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转了一周，杨牧断定端盘子、洗碗碟不是理想的工作。很快有人找他翻译一本书，同时被邀的，还有张爱玲、於梨华。每天译书、写作、散步喝咖啡，他已放弃了大学时最爱的诗人济慈，专心精读叶芝全集。杨牧认为，这位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三十五岁之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是三十五岁之后，却“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之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认为自己是写诗的，又不是做学问的，去见陈世骧做什么？

但他还是去了，带着两本自己的诗集，一路询问，准时站在陈世骧的办公室门前，敲门却无人应答。此时的杨牧仍有年轻诗人的傲气，觉得自己比张良还委屈。陈世骧来了，一手握烟斗，一手抓着一把信。在追悼陈世骧先生的文章里，杨牧仔细地描写了这次见面，他说，陈世骧先生并没有为迟到表示歉意。他捧上诗集，陈世骧随便看了一眼封面，开始拆信，不发一语，把杨牧丢在一旁发呆。杨牧的张良之情又油然而生。陈世骧读完信，拾起诗集，仍然不发一语，专心读了好几十页，忽然脸上有了新的表情，说了些称赞的话。二人谈论起来。杨牧说有意读比较文学，大讲对史诗和悲剧的看法，“这时，陈先生已经变成一位笑容满面的长者，快意地吸着烟，不时大声追问我的论断，又引述中西材料为我的畅言做修改，最后说，史诗和悲剧在中国文学传统里不曾发展成型，正是我数十年来时时思考的题目”。

1966年，杨牧从爱荷华获得硕士学位，他收到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和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陈世骧写信给他说：“放弃哈佛，到伯克利来！”

陈世骧的家在一座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楼房，松树环绕，号为“六松山庄”。这里经常有很多留学生高谈阔论，有时，他们会谈到张爱玲。1969年，在夏志清的推荐下，陈世骧聘任张爱玲，作为“中国当代语言计划”的研究人员。张爱玲的办公室，就在杨牧隔壁。同在陈世骧门下行走的刘大任说，张爱玲是中国研究中心的“灵魂”，因她通常黄昏将近夜晚时出现，挨着墙壁行走，早上离开，有如女鬼。陈世骧羽翼下的学生不乏张迷，但也有人嗤之以鼻，小说家郭松棻说张是“姨太太文学”，杨牧也不喜欢，谈到张爱玲时称“那婆娘”。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左翼圣地，反越战争民权的中心，也是嬉皮灵药文化的首都，各类议题的政治斗争与思想交锋热火朝天。随后，在美国的台湾青年，又掀起“保钓运动”。左翼的金戈铁马中，张爱玲的儿女情长被看轻，也并不奇怪。杨牧并非各类社会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单纯是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语言的草创期，粗率不葺，只有湘西的沈从文，是个大作家。

杨牧在阅览室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里，窗外隔着马路是英文系的大楼，再远些是总图书馆，更远是钟塔和山。他研究古英文、中世纪欧洲文学，他读《诗经》、《离骚》、《文心雕龙》、唐诗，学了德文、日文和希腊文，又对古希腊文学骤然产生狂热兴趣，几乎想要放弃英国文学，专攻古希腊文学。陈世骧敲着烟斗笑着说：“靖献，生也有涯……”

在伯克利，有两位流亡学者，每周四杨牧都与他们聚集谈天。一位是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他曾有一首长诗，描写三人在一起谈天的故事。另一位是西方汉学界的怪杰卜弼德（Peter B. Boodberg）。卜弼德是流亡的旧俄世家子弟，精通十多门语言。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文章用英文写成，但是分析部首时常用其他文字注解，有时是希腊文，拉丁文，有时是俄文，德文。他说，三千年的中国文字传统，含涵深远博大，唯有用整个欧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传统，方能注解清楚。

最初，卜弼德看不起杨牧，他认为比较文学不成其为学问，不过是巧立名目。杨牧选修了他的一门课，写期末报告时几乎精神崩溃，自认“读中国书以来，从未如此苦过”。结果，报告仍被卜弼德批得体无完肤。有了这次经验，杨牧心想：“以我的乡下人脾气判断，觉得卜弼德先生既然对我的研究如此苛刻，我非再碰碰他不可，要使他知道我们念比较文学的并不是完全不理中国的文字小学。”

不久，杨牧的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筹备成立，他向陈世骧说，希望卜弼德先生考他一门。卜弼德十分严厉，点上雪茄烟，问他：“刘勰说屈原赋‘金相玉式’是什么意思？”杨牧心知卜弼德意见与他不同，但还是好胜，当场顶撞起来，卜弼德气得不得了。口试虽然通过，杨牧仍悻悻然良久，觉得这个脸丢大了，非努力雪耻不可。于是，在博士论文委员会成立时，又执意邀请卜弼德加入。

1970年，杨牧把博士论文全稿寄给卜弼德，卜弼德回了一封用绿墨水写的长信：“读完你的论文，我总算相信中西比较文学是一门可以研究的学问。”杨牧非常高兴，他听说卜弼德数十年来很少写那么长的信。但是他又听说，卜弼德用绿墨水写，是因为绿墨水不能复印，而且容易褪色，因此有朝一日，他所写的都会烟消云散。杨牧听完，又觉得怅然。

1971年陈世骧先生去世，在追悼会上，卜弼德激动地抱住杨牧的肩膀说：“在伯克利的时候，我对你很严厉，我要你知道，诗人是诗人，学者是学者，诗人要变成学者，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他又说：“中国文学还是要你们中国人努力去开拓。”

在伯克利的四年，也许是杨牧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他曾放言说《诗经》不好，陈世骧大怒，说：“小子浅薄，不识古人深厚！”他亲自教授《诗经》，最后，杨牧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陈世骧和卜弼德教他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认识文字的历史，同时，他在悼念陈世骧先生时写道，古典文学使他学习谦冲忠厚的人格，“诗教是可能的”。

传统的与现代的，杨牧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书。晚清以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命题，一个古老文明遇到来自西方的强势文明，被迫改变、扭转方向。在“落后挨打”的逻辑下，一代代文学研究者痛心疾首，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史诗和悲剧？杨牧也是如此，最后他放弃了。这终归是一个伪命题。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昆曲？文明的发展不遵循同一条路径，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杨牧脱去背后的价值判断，平等而精深地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与现代的，不再是论文题目，它就深刻地盘错在生活的细节，熔炼出新的语言，广博、开放的文学世界。杨牧成为了世界诗人。

五

那年晚夏我们一起对坐：
你的好友那美丽温柔的女子
和你与我，谈话。
我说：“一行往往必须好几小时；
可是我们来回拆补的工夫徒劳
假使它看起来不像当时顷刻即有。
那就不如双膝跪倒
厨房里洗地板，或像老乞丐
且敲石子无论风吹雨打；
因为要将上乘的音质整体展现
比作那些工更加劳累，然而
总被当作游手好闲，被吵闹的
银行员，教师，神职人物之类——
殉道者称之为世界。”

于是这时候
那美丽温柔的女子（为她
许多人将因为发现她的声音
如此柔美文静而怔忡于心）
回答：“生为女人应该知道——
虽然学校里不教——知道
我们必须努力促使自己美丽。”

（叶芝《亚当其惩》节选，杨牧译）

从伯克利毕业后，杨牧留在美国，教美国学生《诗经》、《离骚》。有时他回台湾，教英诗、莎士比亚。行政事务缠身时，无暇作诗，他就翻译。他曾翻译了一本《英诗选译》、《叶芝选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上课的教材。这首Adam's Curse，有人译为《亚当的惩罚》，杨牧译为《亚当其惩》，是在模仿《诗经》的句法。

亚当和夏娃被贬出伊甸园后，上帝惩罚夏娃生育之苦，亚当则要终身劳作。叶芝在这首诗里写道，诗人如同工匠一般，来回拆补，将上乘的音质呈现，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却要让人读起来像神灵附体偶得佳句。杨牧反复讲解，到下面几句，突然抬起头，有些困惑：“我听有的学者说叶芝是大男子主义者，因为他这里说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是不是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应该是一种赞美。”同学A说。

“我也觉得不是。”同学B说。

我忍不住举手：“我觉得是。诗人认为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当然是啊。”

杨牧有点惊讶：“你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心里想，我觉得是的，但我仍然喜爱这首诗，它让我晕眩和喜悦。

当代读者无法逃离这样的矛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毁了文学。学者们拆解、重构，运用理论话语，唯独忘记了美。布鲁姆的提醒是有益的，但是文学作为人心、社会的镜与灯，又不能忽视其中的偏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为叶芝对诗人工作的描述深深赞叹，但是作为女性，我随即直面男性的眼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愕然不已。

选修的同学最后留下了十个，有人本科读英文，有人来自马来西亚，但多半仍是中文系出身，杨牧说，你们读英文诗不会输给那些美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因为你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中国文学。美国记者何伟在涪陵教书时，有同样的评论。中国实在是个诗的国度，华人诵诗的传统，对诗的修养，是无愧于任何文明的。

在课外，杨牧安排每个同学半个小时的面谈时间，以弥补他出外旅行缺的课时。“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让我太累。”他记下每个人的时间，一边抬头叮咛我们。那天下午，杨牧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隔着一张书桌，我们散漫地聊着，和上课时一样，口头表达不是他所擅长的，只泛泛地讲道，二十年前，他曾到过中国大陆，也认得我母校的老学者们。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他想起自己的老师陈世骧，就来自这里。同行的外省诗人，如郑愁予，免不了经历亲人重逢、情绪起伏的场面，杨牧却感觉淡漠，他觉得这里的山水文化破坏得厉害，不是书中的中国，学者的不能自由发言，也令他失望。

这些他都没有讲，只温和又浅浅地，问我是否读过《一首诗的完成》。我说读过。这是他写给年轻诗人的十八封信，我记得书中一个细节，是杨牧年轻时第一次读李商隐，一边读一边抄写，从午后直到深夜离开，觉得繁星虽美，古典诗歌更美。

他点点头，说抄写是一个好方法，我在美国教《诗经》，有的美国学生一个学期下来，就抄写了整本《诗经》。

我说，大概也比较利于记诵。

他又露出了那种表情，似乎满腹精妙的想法，无法口头表达，只淡淡又若有所思地说：记不下来也不要紧的。

那什么要紧呢？在《一首诗的完成》里，他写到有一年冬天，独自开车在公路长驱，突然遭遇一场风雪，杨牧把车停在路边，等风止雪霁，眼前层云舒卷，散开，消逝，下面是一片幽深广大的山谷，更远处是点缀了无尽白雪的蓝色山脉。他在心里搜索合适的诗词句子，“帮助我形容眼前的爱和美，让我把握那一刻的发现”。搜索着，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悸，瞬间觉悟：应该以全部敏锐的心灵去体验，必须于沉默中向灵魂深处探索，而不是搜寻有形的文字。古典诗词应该拓展、而不是替代人的想象力和体验，若博闻强识缺少了转化融会的能力，就会变成束缚。

杨牧看着钟，半小时过去了，下一位同学已经等在门外。

六

难以相信，杨牧经历的是这样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民主运动、乡土文学论战、民主化浪潮……像当年现代诗论战不曾沾身一般，时代的浪潮时或激动着他的内心，但他远远地观望着。

在伯克利读书时，他每天经过红砖广场，目睹学生们的抗议。他看到军方在校园大门摆了一张征兵的桌子，鼓励男生去登记。有一天，几个愤怒的学生走上前把桌子抬起来，扔到校外的街心。每天中午，广场上都有人在演说，反复阐释不当兵的道理，学生坐在红砖地上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听着。那时广场一端正在修建一座表演厅，中午工人也坐在那里吃三明治听越战的呼声，三年后建筑物落成，工人都变成了反战专家，和学生联手对抗警察。

教授中世纪文学的教授Alane Renoir，父亲是法国著名导演，祖父是印象派画家。他上课声嘶力竭，有时装疯卖傻，很像杨牧印象中中世纪文学专家的印象。有一天Renoir讲了一个故事，“二战”初期，希特勒的坦克大军征服荷兰时，一位荷兰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正在伦敦休假，虎口余生，伦敦记者请他发表谈话，对祖国沦亡之事稍做评论。这位学者拒绝发言，说：“我研究的是中世纪历史，不是现代史！”杨牧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Renoir编出来讽刺中世纪文学学者的，意思是学者不能不问世事，必须介入现实。

伯克利所见所闻，让杨牧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留在书斋，应该介入社会。可是如何介入？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1970年，他和林衡哲编辑“新潮丛书”。1976年，他和几个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洪范书店”，以《尚书·洪范》得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纯文学书籍，这家出版社今天仍然存在。1980年代，杨牧应高信疆之约，在《中国时报》开专栏，写些评论的文章。有时针贬时弊，有时介绍新知，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敦厚蕴藉，不做惊人之语。

1985年，他写了《赃》一文，批评“教育部”正在酝酿推出的《语文法》：“有一个朋友来信，责问我当此天下滔滔之际，遇到这么一件和文化命脉有强烈关系的问题，奈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确实是觉得说不出话来，有点想学鸵鸟将脑袋藏在沙堆里，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是为这时代之粗暴野蛮感到俯仰惭愧。或者当我不要学鸵鸟的时候，忽然又想起这传说中的‘语文法’，辄陷入一种包含了愤怒和悲哀的休克状态，因此也就没有话说。”

这篇评论，报社没有发表。杨牧觉得自己与报社两相不能忍耐，停掉了专栏。

诗人与社会参与，始终悬在杨牧心中，是一个问题。1986年，他在写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它有时会侵蚀诗歌，杨牧写道，白居易在主张诗的讽喻功能时，竟因此贬抑李杜的诗歌成就。反复思量，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掌握尽量多的文类，处理不同的题材，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一般。这是一种挑战，一条危险的窄路，不过，“你既然是诗人，也是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1980年，“美丽岛”审判期间，发生了“林宅血案”。有人闯进政治犯林义雄家里，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此案至今未破。杨牧在美国看到这则消息，写下了《悲歌为林义雄作》，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直接、这么大声的诗，同时，这也是一首坏诗。四年后，杨牧收到一封年轻人的信。当时他在台大教课，期末监考时，学生在答题，他在讲桌上写下《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这首诗像杨牧所有杰作一样，往复回旋，音韵动人。想获得答案的人要失望了，他只是沉思、想象，描摹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字句在极小的范围内摆荡，回声却成为一个恢弘的宫殿。

他常常想到叶芝，这位爱尔兰诗人，钟爱革命者毛特·岗，为她写下许多情诗，包括著名的《当你老了》。但是毛特·岗拒绝他的求婚，嫁给了另一位革命者约翰·马克布莱少校。马克布莱死后，叶芝两次向毛特·岗求婚，都被拒绝。1977年，杨牧写下《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在文中书写叶芝，屡屡自况。

他说，叶芝是一位寂寞的人，被排斥的右外野手，孤独站在局外，嚼着地里扯出来的青草，看他的朋友们在局里商议厮杀，以血肉创造“可怖的美”。“我相信叶芝对爱尔兰的爱绝不下于马克布莱少校他们，可是他选择的竟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七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主孔阳，为公子裳。

——《诗经·豳风·七月》节选

《豳风·东山》，是《诗经》中一首重要作品。士兵跟周公东征三年，终于能够回家了。杨牧要我们想象这是一部电影的镜头，士兵离家越来越近，他在旅途露宿，他想象家中荒芜，生了各种虫子，他想象妻子在家等待，他回忆起新婚之时，鲜衣亮马，当时如此美好，现在如何呢？——也许唱到最后，他已经到了家门口。

诗中“熠燿”一词用了两次，形容宵行（萤火虫）和仓庚（黄莺），“可见以前的诗人是不怎么讲究的，不像现在这么累，不能重复……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兴奋了，当时文字还在形成中……最早编一本字典得有多难呢？”他沉吟，“有一次一个德国记者问我，中国有没有编过大字典？我气得要命，我们编字典的時候，你们德国文学还没有呢。”我们很少看到杨牧这样动感情，笑起来。他却很认真：“真的，德国文学最早是马丁·路德，之后几百年都没有，直到歌德，19世纪……18世纪好了，给它算早一点，我们《尔雅》、《艺文类聚》，早就有了。”他说着，微微地喘起来。

一个同学嘎嘎笑起来：“老师，你真的很气耶。”

杨牧缓慢地，不知如何应对：“啊？”半晌之后，翻书道：“我们来看下一首。”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用粤语朗读《豳风·七月》。语音铿锵，跌宕更甚。这首《诗经》中最长的诗，写的是周朝农作生活。

诗中出现了两种历法，“七月”、“九月”，是夏历，类似农历，“一之日”、“二之日”，是周朝的历法。“有人说，这里面怎么有两个历法？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们现在不就用两个吗？还三个呢。”杨牧说的是台湾目前既用西元，又用农历，又用“中华民国”纪年，他持续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表情，“不要怀疑文本，才是好学生”。

虽然以时间开头，却又不是顺序叙事，诗歌内部时间交错，重复的频率也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杨牧想象，也许是大家坐在一起轮流唱，“第一个唱的人，也许是玉洁，她天份很高，两个历法都上来了，唱了十一句。第二个被点名的人，一时没有准备，就重复了前面两句，然后才开始唱自己的。第三个人，已经有所准备，就重复了一句。”

今天人们没有耐心、也难以读懂这首诗，一方面是古文犹如外语，另一方面，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生活相去已远，我们不清楚荒年果腹的野菜，也不了解丰年酿酒的喜悦，不了解荇菜浮于水面、花开金黄色，也就无从联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是如何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耐心查阅字词含义，慢慢咏诵，以古老的阅读方式，看到两千年前人们的生活，悲哀与喜悦，歌与诗，原来与今天相通。朱熹注《诗经》，尽管常引向讽谏，有些无聊，但是字词解释极其详细，杨牧说，朱熹这个人很可爱，为了让大家读《诗经》，苦口婆心。如此说来，杨牧老师在课堂上，也是如此苦口婆心，让我们理解《诗经》的美。

从伯克利毕业之后，杨牧一直在教书。他每年重读《诗经》、《离骚》，仍有新的体会，他说，这是没有终点的诗，结局是开放的。

1991年，他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994年，故乡花莲创办了东华大学，杨牧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73岁的他，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芝。他小心地调和、安排，固执笨拙，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他静立在树下，忖度风吹叶落时宇宙的秘密。

春天，在太平洋边的小城，师生们朗读杨牧的诗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前来访问，他正在将杨牧的诗翻译成瑞典文。此前不久，杨牧受邀到北京演讲，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难得有这样博学的诗人，杨牧的写作，让我们知道尊重知识，知道写诗有一种精神系统在里面，而不是一触即发的行为。

会有更多的人们认识杨牧、会有更多的赞誉来临吗？他仍低调行事，不在任何风潮中心，一直地处边缘（花莲、台湾、美国……该如何定位一个在美国的中文诗人？）使他的名声与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互联网时代来了，对纯文学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在这时，为何要读杨牧？台湾作家陈文芬这样回答：杨牧的诗歌有关雅言与口语、现代与传统，“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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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Butler Yeats，台湾译为叶慈，大陆译为叶芝。为阅读方便，本文统一为叶芝。

(2) 王靖献为其本名，三十二岁前笔名叶珊，三十二岁后笔名杨牧。为叙述方便，本文统一为杨牧。

父亲

撰文　于威

人类不就是悲剧性的存在吗？动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动声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迹的触动才是优雅的。

父亲的两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这种听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为新的医术，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手术时间：把坏掉的晶体吸出来，换上一片比隐形眼镜还要薄很多的人工晶体。

做完手术的父亲，安静地躺着。我在病床边，无用地站着。

父亲那双大学时拉过小提琴的手，静脉凸起纠结，密布的老年斑盖住了皮肤的颜色。

如果这病早些年生，父亲可能就已经是一位盲人了。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不安起来。博尔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尔赫斯不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我对博尔赫斯的了解，远远超过对自己的父亲。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网站的弹窗一样，不管多么厌恶，它们总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

父亲脾气温和，不怎么爱说话，在凌厉的母亲当家的那些年里，父亲就像一块软和的帘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胆寒的来自母亲的噪音。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家的编年史，节点都是父亲的病。

1968年，他二十九岁，身高一米八，体格强健。他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被顺理成章分配到大庆油田参加会战，对，就在“铁人”王进喜带领的那支队伍。他在那里和我妈——一个热爱文艺体育、积极要求进步的采油姑娘——结了婚。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烧不退的他住进油田前线医院，但他不知道，输进他身体的药液早已过期变质。这一瓶药水直接要了他临床的另一个小伙子的命，而他却带着一个被严重损坏的肝脏，侥幸活了下来。那一年，我也来到人世，差一点生下来就没有了父亲。

这个热爱古典音乐、俄罗斯文学、喜欢帆船运动的年轻人，自此之后，只剩下了一个身份——病人。

成年之后，我经常想，如果那瓶药水没有变质，我们家，我，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的母亲，极度争胜好强，如果没有一个永远需要照顾的病人拖累她上进，她的粗粝和暴躁可能不会那么彻底地被激发出来。而我，另一个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闪，可能根本不会生成？

无论多么完美的人生，总是有这种复盘的冲动。我在充分怜惜自己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父亲，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墙，知道他还在那里似乎就够了。

现在，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着纱布。他在想什么呢？他已经七十五岁了，他一定有非常多可以想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尔赫斯一样成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也不会有一行诗句和他有关。

我不知道二十九岁后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他一个人间歇性地在医院里躺上三个月或半年时，他的内心会穿梭过什么。我记得的只是很多时候，下午一放学，我就要拿着母亲做好的饭菜给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饭盒带回来。我还记得，母亲为了给他补身体，从农村买了十几只甲鱼，最小的可能还没有半个巴掌大。母亲是北方人，不会弄这些生鲜，她用一只筷子逗甲鱼咬住，然后抡起菜刀把甲鱼的头斩下，当鲜血喷射出来的时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厨房的地上，嚎哭不止……

父亲很久后才说，母亲炖的甲鱼汤，是他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腥得他恶心极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用书把自己和不喜欢的世界隔开，无论是数学课，还是稍有不慎就会扑过来的母亲。母亲的焦躁和愤怒，我也是很多年之后通过书籍才推断出缘由，那是理性的计算，和情感失联。

童年和少年，我沉溺于撒谎。那是一个孩子的权宜之计，一句谎言能够把惩罚从中饭推迟到晚饭就很好，也因此常常失去了晚饭。最长的一次拖延了三天，忘记了什么原因老师让请家长，家长不来不许上课。连着三个早上，我神色镇定地背着书包出门，在一个工地的一堵砖垛后面，拿出书，读到放学的时候，再神色镇定地回家。之后的那顿暴打，实现了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是父亲找到了我，他去了火车站，去了我好几个同学的家，不知什么样的灵光，把他带到我藏身的砖垛。父亲说，母亲打你不对，但她是爱你的，你跑了以后她一直在哭。从家人口中头一回听到爱这个字，别扭到发抖。现在我会说，so embarrassed。

高中三年级，我开始发疯一样地学习，背所有的课文，所有的习题，所有的答案，我想考上大学，我想逃离。可是文科生也要考数学，数学还是120分，没有这120分的后果吓死我了。父亲说，我帮你补习一下数学吧。那段日子，父亲神采飞扬，他又成为了一个工科院校的高材生。

在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父亲被诊断出了肺癌，还是晚期。母亲带着父亲去北京做手术，为了不影响我高考，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到底得了什么病。父亲生病还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吗？我甚至有点高兴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一天深夜，我还在复习，母亲自己回来了，她靠在我房间的门上，突然抽搐起来，她说，你爸爸这次可能真的会死。她说她实在撑不住了。

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从书桌前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握住她的手，相拥而泣，会改变我和母亲的关系吗？十多年的陌生，像一块紧实的青铜，压住了我，我做不到。

切断两条肋骨、打开了整个的胸部，结果是一次误诊。我那看上去很文艺的父亲，从胸口到肋下，有了一道悍匪才会有的刀疤。命运这个东西，会不动声色地粉碎你一次又一次的和解企图。

他应该不止一次想到过死亡吧？单是病危通知书，他已经接过五六次了。他的脏器，被冰冷的刀剪挑开又缝合。做全身麻醉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最好不要醒过来？他的妻子并不温柔，他的女儿是个怪胎，他的事业被反复搁置，他的疼痛永远都在。他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还能更自以为是一些吗？我不是正在企图用我学到的一点高调的理论，去揣测，甚至暗中期待，能摸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神经末梢的战栗？

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着的。而我的父亲，在二十九岁之后，就和我的母亲一起，耗尽所有的力气在抵抗死亡。这个艰难的使命，让他们共享一种浓度很高的情谊，不是爱，也不是恨，是大敌入侵之时的同仇敌忾。活下去，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

假如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我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见多识广，早就娴熟地掌握对待苦难和厄运的合理角度。人类不就是悲剧性的存在吗？如果个人的命运没有高级到成为文学和艺术，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动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动声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迹的触动才是优雅的。

我一直用这样的优雅面对我的父亲，也面对我自己的生活。母亲力竭之后，我加入了抵抗，并在父亲六十九岁那年，又帮助他战胜了一次肝癌。那时的我已经混出点样子，可以给他请到最好的医生，住进最好的医院。母亲越来越像个想要讨好却总是犯错的小女孩，继续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对我表达不必要的担心。

我眼睛的形状和父亲年轻时的一模一样，也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器官。现在，父亲的眼睛被纱布蒙着，他看不见我的，我也看不见他的。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嘱咐他好好休息后，就离开了，一大堆事情还在等着我去处理。

晚上，回到自己的家，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哭得像个被大人抛弃的孩子。

衰老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在某一个特别疲倦的夜晚，它会靠近，抱住你。只是，天光进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挣脱它。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差点就成为一位盲人。

遥远的葵花地

撰文　李娟

种子播下之前的大地总是孕育无穷的语言。种子播下之后，大地才安静下来，并对每一个前来者竖起食指在唇前。

一

我们这里的河流全靠积雪融汇，而农民种地，又全靠从河里引水灌溉。因此在我们这里，一遇到降雪量少的暖冬，第二年肯定大旱。

这一年正是罕有的旱年，比起往年，乌伦古河水流量少了一大半。河水自东往西流经这面广阔的戈壁滩，沿途源源不断被两岸的耕地吸吮。等流到我们这里，就已经很细窄了。

除了旱灾，风灾、蝗灾及其他严重的病虫害肯定也会全集中到这一年。谁叫去年暖冬呢？虫卵没法冻死。

尽管如此，我妈还是决定种两百亩向日葵。地是头一年就包好的，如果不种，荒着心里更难受。

那块土地我们承包了三年，位于阿克哈拉河水下游六十公里处的高潮公社（我们这里仍然沿袭“文革”习惯，把乡村叫作“公社”，此外，还有“幸福公社”、“红旗公社”等）南面的荒野中。地势坦阔，一马平川。那一带一共开垦有一万多亩土地，除了少量的打瓜，全都被承包者种上了向日葵。不知丰收时那里会是怎样一幕情景。

一万亩啊，金灿灿的葵花地！

因为离家太远，葵花从播种到收成的三四个月期间，我妈得一直守在地边。这三四个月里就没法照顾九十多岁的外婆和几只小狗及满院子的鸡鸭兔子鹅了。于是，妈妈雇了一辆大卡车，把整个家都搬到了地边。然后在荒野中挖了一个大坑，坑的南侧掏了一条斜下去的通道。坑沿上横搁几根木头算是檩条，檩条上横担一些木棍，铺几只撕开的纸箱子，最上面蒙一大块塑料棚布，最后再盖上一层泥土压住棚布。在新疆，这叫“地窝子”。在此后的日子里，这就是我们的家。

搬家时我也跟着去了，在那里生活了非常短暂的一些日子，只目睹了种子进入大地的过程，却不知它们如何在大地里苏醒，渐渐长成。

那些日子里，我总是站在地窝子旁，长时间望着眼前一望无垠的大地，想到下面一行行齐整沉睡的种子，总觉得它们可能会永远这么沉睡下去了。大地永远荒凉空荡。然后我就离开了。

搬家的那一天好冷。虽然已入4月，但冬天的气息仍然强大坚固，残雪皑皑，寒风凛冽。我们雇的卡车车厢里除了司机只能坐两个人，于是外婆和我妈坐车去，我则坐叔叔的摩托车去。摩托车顶着大风走了四个多小时，才从阿克哈拉去到我们的地边。尽管蒙着厚厚的围巾，我的脸还是被风吹青紫僵硬。

等全部的家当从卡车上卸下来，已经黄昏。望着四面坦荡的粗砾大地，虽然忧虑今晚的住处，但更焦虑的是，外婆还没吃午饭。我急急忙忙四处搬石头砌灶，捡干草生火。然后在附近的水渠里拎了一桶水回来，也顾不上澄一澄，熬了一大锅稀饭。

我守在简陋的石灶边，被柴烟熏得泪流如瀑，一扭头，看到外婆和赛虎站在不远处零乱的家什间默默地凝视着什么，不远处的上空有一大朵惊异的云。我们就这样出现在这天地间，潦草又唐突。

饭一做好，早就饿坏了的外婆坐在大风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也没有菜，只是一碗白水饭。妈妈仍然还在遍地狼藉中忙碌着。此时我们栖身的地坑远未挖好。黄昏如此浓重，空气金黄。

但这样的黄昏持续了很久很久，仿佛这一天有大半天的时间都属于黄昏，仿佛黑夜永远不会来临。妈妈始终忙忙碌碌，赛虎一直静静地卧在外婆脚边，似乎也饿了。

第一天夜里，我们在挖了一半的坑底铺开被褥睡了一夜。满天星光。

第二天，继续努力，中午时分地窝子终于完成。所有家当一一搬了下去。

可是第二天，外婆就想回家了。她拄杖从地窝子里艰难地走上大地，转身四望，快要哭了。

而我妈马不停蹄地立刻雇人犁地，第三天就开始播种。眼下只能人工点播，为了快快播完，她跑到附近的杜热小镇上雇了二十多个人，还算兴师动众。可是，在空旷的大地上，这二十个人远远看去是那么凄凉无助。他们一人拎一只盛满种子的口袋，一步一停，在大地上越走越远。远得似乎都走不回来了。

站在这样的大地上，四面无际，一无所有。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家，包括我们的种子，都在这大地之下……

第三天，鹅和鸭子发现了附近的水渠，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搬家时，它们不幸被安排在煤堆里。第四天，鸡开始下蛋。同时，小狗们在地窝子附近发现了一个田鼠洞，兴奋得刨了半天。大家很快适应了新生活。

叔叔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块红砖和两块水泥板，给我们地窝子的通道铺了两级台阶。从此外婆出入方便多了。又因为这一带守地的几个地窝子里就我家出现了红砖这样的奢侈品，便被大家一致评定为五星级地窝子。

清晨，转场经过此地的骆驼走近我们地窝子时，也会绕道凑过来好奇地窥视一番。我家小狗愤怒而无奈，只能在地底下嚷嚷个不停。4月的清晨还很寒冷，骆驼们都穿着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和我们一样，也正忍耐着艰难的春天。

荒野里没有电，虽然有相机和备用的电池，却总是不舍得取出来拍照。只在闲暇时分，当妈妈带着小狗在附近野地里散步时，我才端起相机，在显示屏里远远凝视他们。

当他们走在大地上时，镜头中的情景满满当当，却寂寞无比。当他们走过之后，走空之后，一切才抬起眼睛。

而种子播下之前的大地总是孕育无穷的语言。种子播下之后，大地才安静下来，并对每一个前来者竖起食指在唇前。

一次我妈散步回来，像变魔术一样从怀里掏出一束野花给我。在哪里采的呢？我捧着花从地窝子走上地面，转身四望，这干涸无尽的大地，这手心里唯一的湿润丰盈。

我把一只矿泉水瓶从中间破开，注满水插上花，再把它们放在投入地窝子里的唯一一束光线中。过了好几天，花都没败。可我出去散步时，却从不曾遇到过什么花儿。似乎我妈采回的这些就是全部的春天，全部就这些。

在荒野里的最大奇遇除了花，还有水。耕地最东面是一大片简陋的蓄水水库。每当我走到那里，就好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不生植物，不见飞鸟。仅仅只是水而已，只是一大滩明晃晃的水。却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激动，尤其在长时间走过空无一物的旷野之后。

在水的另一方，遥遥一座白房子。不知谁会住在那里……那么安静、孤独的所在。湖水是世界的尽头，那一处便是世界的对面。有好几次我决定过去看看，但每次绕着水岸走了很久很久，都无法抵达。

直到现在，还常常会想起住在房子里的那个人。夏天，当他远远遥望我们金光灿烂、无边无际的葵花地，也会心生悲伤吗？

总之我离开了。把妈妈、外婆和小狗留在了那片荒野上。把她们抛弃了一整个夏天。又觉得其实是把她们一直抛弃到现在……总觉得，这些年来，她们一直还在那广阔的天空下寂寞艰难地劳作、生活。

二

4月底，我所在的牧场遇到沙尘暴。虽然和妈妈种葵花的地方相距有两百多公里，还是很担心。北面的前山丘陵地带都闹这么厉害，那南面戈壁滩上的情形岂不更糟？

几天后，好容易跟着羊群转移到了一个有信号的牧场，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可是，她那边又没信号。

又过了两天，还是联系上了。却是她打过来的，电话那边噪音呼啸，显然妈妈正站在大风之中。

“我！现在！正，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走了好远，才找到，这么高的地方！”电话那头她声嘶力竭地大喊，与风声抗衡。

接下来她难掩得意地详细描述她此刻的所处之地是多么难得，是原野中唯一的凸点，离所住的地方多么远，多么隐蔽，然而还是被她发现了……

我打断：“前两天沙尘暴，你们那边没事吧？”

那边立刻精神一振，声音又高了一分：“对对！我打电话就是想和你说这件呢！操他先人！老子走了这么远，就是想说这件事，好容易才找到这个有信号的地方哟！我找了两天！前天一直往东面走；昨天又往西面走。今天仔细一想，不对！应该往北，北面虽然全是耕地，但正是冲着高潮公社的方向……”

我只好再一次打断：“沙尘暴，说沙尘暴！”手机快没电了。我妈还好，个把星期能到背面的村庄充一次电，我呢，非得等到夏天过去，下了山才充得上电。这也许是这个夏天的最后一次联系。

“对！沙尘暴！”那边又一次来了精神：“哎！哟！那天我们都以为完了！你不知道哟，天边远远的，像一堵黄土墙横着推了过来！几层楼那么高！两边都看不到头！我想，完了完了，这下完了，我们一家都要给埋在地窝子里了！这辈子还没这么怕过！操他先人！……”

风声忽剧，下面一段就忽闪闪地听不清了。我大喊“喂喂！”又四下走动。十几秒后，那边叫吼的声音重新恢复：“……葵花苗刚刚才冒出头来！我想，完了！这下全卷走了。不给风卷走，也给土埋了！昏天暗地，像天黑一样。我们把毡子顶起来，把地窝子门洞堵得紧紧的，还是被土气呛得要死，操他先人！……”

又听不到了。

又过了十几秒：“……哎哟！你可没见那天那情形哟！操他先人！……”

“别骂了！先说后来的事！后来咋样了？！”

后来？哎哟！你猜怎么着？苗好好的！”

“我问的是人！”

然后“滴”一声，电话断了。

然后打过去，关机。

然后两个月过去了。

又是一个被抛弃的母亲——她顶着大风，站在旷野中唯一能接收到手机信号的一个土堆上，嘶声大喊。那时沙尘暴已经在几天前结束，恐惧早已经消散。可她心里仍激动难息。她无人诉说。每天一闲下来，就走很远很远的路，寻找有信号的地方。这一天终于找到了，电话也打通了。可是，几乎什么也没能说出。

她又连“喂”了好几声，失望地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确认没电。她抬起头来，看到广阔无边的大地四面动荡。

三

葵花苗躲过了沙尘暴，却没能躲过鹅喉羚。刚长出十公分就惨遭袭击，一夜之间给啃得干干净净。

我妈只好又买来种子补种了一遍。第二茬青苗很快出头。长到十公分时，又在一夜之间被啃光了。

又补种了第三遍。很快，第三茬种子重复了前两茬的命运。我妈伤心透顶，不知找谁喊冤。很快，她听说野生动物归林业局管。便跑到城里找县林业局告状。林业局的倒很爽快，满口答应给补偿。但是——

“你们取证了吗？”

我妈懵了：“取证？啥意思？”

那人微笑着说：“拍照啊，当它正啃苗时，拍张照片。”

我妈大怒！种地的顶多随身扛把铁锨，谁见过揣照相机的！？再说，那些小东西警觉非凡，又长着四条腿，一有动静撒开蹄子就跑到天边了，拍“正在啃”的照片？恐怕得用天文望远镜拍吧！

总之，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尽管如此，我妈还是播下了第四遍种子。

本来7月中旬就可以回家的，这下至少得等到9月了。

这是我妈后来给我说的事。

说起来，鹅喉羚也是很可怜的，大旱之年，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野生动物们只好向北面的村庄和人群靠近，偷吃农作物。然后被愤怒的农人开车追逐、撞毙……死不瞑目。

但人的日子又好到哪里去呢？春天完全过去了，万亩土地仍空空荡荡。

无论如何，第四遍种子的命运好了很多。似乎一进入6月，鹅喉羚们就熬过了一个难关。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去了哪里？哪里水草丰美？哪里暗藏秘境？这片坦阔的大地对我们隐瞒了什么？第四茬种子长出地面，因一无所知而格外蓬勃。毕竟它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四

还有蜜蜂的事。

早在播种的时候，我妈就对我说过：“你不在真是太可惜了。等花盘长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要雇蜜蜂呢！到时候就太好看了，满天都是！”

“满天都是”的奇观异景——万亩的向日葵金光灿烂，万千金色蜜蜂纷起跳跃，连“嗡嗡”声都亮得灼灼蛰眼。“嗡嗡”声的浓度略大于空气。再仔细地听，其实这声音是一面网，孔距小于一身微毫，铺天盖地。除了光，除了气，除了“嗡嗡嗡”，其他都过滤得干干净净。天空是第一重锅盖，“嗡嗡”声是第二重。两重锅盖扣在头上，气压都变了，人很快烫了，先是耳膜烫，然后情绪烫。一直烫到天黑，睡眠都是烫的。……对此，我妈只能形容到“满天都是”的份上。但似乎这么说才更合适：“满天都是”。满天都是。

我家后院也种着几株葵花，结花盘后，我们只消把邻近的两只花盘面对面搓一搓就行了。可眼下这么大块地不可能雇人进行人工授粉。又慢又贵。雇蜜蜂的话，每亩地就给养蜂人二十块钱。

对此我妈曾经幻想，到时候悄悄地赖过去……反正大家的地都一块一块紧挨在一起，蜜蜂怎么会知道哪块地付过钱哪块地没付过？给我们家隔壁授粉的时候，肯定会顺便飞到我家干点活的！

我也觉得有理。

后来才知道人家养蜂的老板才没那么笨呢！授粉之前，这一大片地得统一收齐了钱才开始。只要有一家的钱没交齐，死活不会放蜂出箱。就算蜂老板不催你，其他种地的邻居也会车轮战催死你。如果拖拖拉拖不交钱，错过了紧张的花期再授粉就来不及了，结出的葵花子全都空壳。

我妈又高兴地说：“等授完粉，我们就可以买到最纯正的蜂蜜了！直接就在我们地头买，现采现酿的蜜，一公斤才二十块钱！”

但想了想又忿忿不平说：“不对啊，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种了地，开了花，又花了钱让他们来采粉，完了还要再花一次钱把我们的花粉变的蜜再买回来！？”

当时我俩为此议论了好一阵。

结果这一年非常不顺，种子补种了一茬又一茬不说，出苗后，又缺水，和四邻争水争得简直快要操起铁锨拼命。经常半夜才轮到自己用水，怕水被下游截走，便一夜一夜地守着渠口，后来干脆在渠沿上铺了被褥过夜。接下来，葵花叶子上又起了“老头斑”，所有有经验的农人都预言这种病治不好……何止焦头烂额！我妈简直从头焦到尾。

直到8月，熬过病害和干旱的最后一部分葵花顺利开完花。她才稍稍松口气。其实，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已经走得没几家承包户了。乌伦古下游的另一块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据说赔进去上百万。

我们才开始也以为赔了。好在只种了两百亩，我们还赔得起。到了此时，却发现不但没赔，还能保本呢！眼下这一点侥幸成活下来的葵花产量再低，至少也能留下种子，明年接着再种。葵花种子是常规性的嘛。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妈再算帐，哈，这回不但赔不了，说不定还有的赚！因为今年实在没几家卖葵花的，到时候肯定供不应求，收葵花的肯定出高价，再怎么着也比去年价格翻一番吧？……我妈喜滋滋的，在地窝子里边吃饭边算账，越算越美：一亩能收多少公斤，估价多少，卖多少，成本多少……况且和去年相比，好像还有一笔什么费用省下了……突然一个激灵跳起来！蜜蜂！今年忘了雇蜜蜂！……以前每年都有人带头组织这件事，然后挨家通知、收钱，今年怎么一直没动静？完了完了，这回种的全是空壳籽！到头来还是赔了……她扔了碗就冲上大地……

但是她又大叫起来。她看到了蜜蜂。

……当然并非“满天都是”，但已经足够了。隐约的金色颗粒挑三拣四地在花田跳跃。“嗡嗡”声的网格孔距大于五十厘米。这样的网自然什么也留不住。什么也听不到，不烫人，不激动。这网在天空下若隐若现。但已经足够了。连种地的人们都放弃了土地啊，它们还惦记着丰收。

我妈站在地窝子前转身遥望，仍然四面茫茫，永远四面茫茫。谁家的蜂？它们从何得知花的消息？它们怎样找到了这里？怎样越过这茫茫旷野……至今是个谜。

只是，二十块钱一公斤的好蜂蜜，今年买不到了。

我妈是在冬天给我说这些事情的。一切终于结束了，我们围着炉子一边烤火一边聊天，交换这大半年里各自的经历。外婆在旁边听着听着，有时也会插一句：“开了好多花！打了好多瓜子！娟哟，可惜你没看到……”小狗眼睛亮晶晶的，也抬头看我，它的记忆里一定也有一大团金黄。此时窗外大雪茫茫。雪的白可能和葵花地的金黄一样沉重吧。

满洲里的性瘾

撰文　唐棣

“我们拥有对破灭、屠杀和猝死的欲望。”

——丹麦诗人汤姆·克里斯汤森，《恐惧》

一

我将当下大部分电影展现的世界简单地称之为“旧世界”，因为我不赞成电影对这个世界现实表层的展示。也许，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但我特别在意的是，提出一种新观点、展现一种新影像的重要，尤其是在电影失衡局面越发明显的时候。

2013年，有一部电影不容忽视，它就是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女性瘾者》。我喜欢这个导演对影像诠释文唐棣的无限可能，当然，也包括他经常对道德、宗教等的一种略带戏谑的提醒。

我今年也看到了“第一人称电影”的定义，《女性瘾者》属于此类，这种电影被戈达尔称为“面对着不断责难的摄影机试图为自己辩护，就像面对着律师或精神科医生那样”。而拉斯·冯·提尔则反其道而行之，不辩护，而是坦白，进而催生令人不安的悲伤。据说，《女性瘾者》开拍前，导演做了大量针对女人情欲的采访。非常有趣的是，所有人都跟导演说：“危险和禁忌是性爱中最关键的东西。”

从海报的发布到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上的放映会，《女性瘾者》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2014年戛纳电影节上没有如愿出现《女性瘾者》（第二部）的身影，但无可否认的是，拉斯·冯·提尔是当今最具原创力的导演之一。他的《黑暗中的舞者》在2000年获戛纳的金棕榈奖；2009年自编自导的《反基督者》入围当年戛纳电影节，并获“最佳女主角”金棕榈奖。然而，这些荣耀并不影响他每一次伴随的极大争议。

当年推荐我看拉斯·冯·提尔的朋友在2011年夏天突然来电话说要结婚了。一个月后，我在盛大的婚礼现场看到了他那位貌美如花的妻子。不过半年后的一天，这个朋友又给我打电话。作为一个电影评论家，他像描述一部电影那样，郑重其事地说了一个秘密。秘密关于他妻子。最后，他说：“也许，电影就是生活！”这个事一句话即可概括：他的妻子漫无边际的性需求搞得他几近崩溃。

这是一件普通的事，我很快就忘记了。直到有一天，我在新闻里看到一条发生在满洲里的杀人案报道。报道说，一个男人因不满妻子的性需求而将其杀害，逃亡途中不断以杀害女性为乐。我的想法一下被新闻中的矛盾之处激活了。“杀害女性为乐”可理解为凶犯变态；而他逃亡的原因反而证明他是“正常”的。从那之后，稍加留意便发现与这个朋友差不多的事情也发生在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身上。据说，此人意识到犯错，并不是在丑闻曝光后，而是在去性瘾中心接受治疗时。“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将我从这些错误的思想中剥离出来。”他说。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

在我看来，“性”是特征，区别男女，是状态，造成他们不仅是性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快感的刺激和满足、生殖功能、龌龊而隐藏的观念等。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更进一步，将这个群体分为其性对象的改变，如同性恋者，其二是其性目标改变，对象改变导致恋物者出现。这点也体现在了拉斯·冯·提尔的新作中：主人公乔伊创办接纳女性瘾者的俱乐部，以及后来她对疼痛和皮鞭等的执迷。当代社会，我们可以对烟瘾、酒瘾、赌瘾、购物瘾直言不讳，甚至以为正确。

而在中国，任何与性有关的问题统统不可谈论。性瘾在中国，更是十分大胆的标题。一般人都认为，这不过是说一群“好色之徒”的电影。至少在欧洲，心理学家把“好色”称之为“强迫性性行为”，而不是“性瘾”。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心理学的罗伯特·布朗说：“性瘾跟其他类型的上瘾一样。有性瘾的人将性活动作为调节心情和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亲密之爱》里也写到：“如果你缺乏对一种性行为的控制，你就是在与一种性瘾挣扎。”

我觉得“挣扎”一词极其生动。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正是如此。一方面不排除好奇之心，一方面此书的作者还说：“在那个世界，他过着一种隐藏的生活。性，看起来就是最深的需要和承诺，可以填满他的空虚。”

电影中的乔伊常说：“快来填满我的孔。”这句话也是我最初理解的《女性瘾者》若干主题中的一个：孤独而深刻的承诺。或者用导演自己的话说，就是“灾难中是有欢愉感的。将一切摧残毁灭是个诱人的行为”。

二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拍摄性瘾题材的电影？其实，除了我身边的几件小事之外，并没有太多准备。2012年，我看书时突然留意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焦虑，性只是一种动物活动，而不是色情。”（法国作家巴塔耶，《色情史》）。那么，是否存在一种除身体外的推动力？巴塔耶的论述中，还定义了一个人类行为原则，即“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且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

是危险，性、死亡、神圣等词，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有了拍摄的欲望。

“拍一部电影意味着讲述关于某人自己的真相以及此人现实中的状态。”基于此，我写了《满洲里来的人》的构思，把真实和我对那个凶手犯罪心理的猜想拼接起来。我期待一个心理真相的浮现。换句话说，我在乎的是观众心里的“挣扎”。如我的朋友在2011年那天晚上突然找我聊天时，我注意到他说话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萨德有句话是：“你必须坦白你的性，我就能判断出你的道德和人性。”注意，又是坦白。

策划《满洲里来的人》之初，我告诫自己要忠实于“心理”。我等于是带着疑问开始接触演员们的。几个演员对我的说法最早并不理解，我又随他们的正常的性心理在拍摄。我们的拍摄时间大约是两年，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拍摄，而是在聊天，交换一些隐私，一些秘密，就像《女性瘾者》中一样大胆对话，我庆幸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拍到了几个性心理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我们在这个故事中最后变成了对“性瘾”的探讨者。

我们不断寻找一种坦白式的表达。首先，我需要自由（我指的是意识上的自由。不遮遮掩掩，什么都可以拍），我的目的肯定有破坏（内容）的想法，给镜头以直接，就像福柯在20世纪继承了巴塔耶和萨德对“性”的颠覆，将权力、性话语纳入批判对象。“性成了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们的性经验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经验，它服从于一个十分强烈的压抑体系。”对于我来说，《满洲里来的人》和对电影人物的思考都是这样完成的。

三

《女性瘾者》开篇即一种态度，与1分18秒的黑幕同在的是风声、水声、风扇的转动声。然后，画面乍亮，此地一个街景，此时雪絮下落。镜头在3分36秒（由屋檐摇至一只沾满血的手）与5分12秒间是一段金属音乐。一个买牛奶的中年男人的日常性完全被锵锵乐音吞噬了。俯视视角下，只有一个伤痕累累的女人全身。从摄影角度看，这个段落相当精彩。除了交代时间、地点和人物，还给了观众一个空间逼迫感。女主人公乔伊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从被男人扶起到室内接过男人递过来的茶开始，不停诉说自己人格有问题，因为性瘾，她充满负罪感。电影第一部第一章从一个钓鱼的蝇鱼饵展开。

乔伊在讲述时说：“我不知道我们的性或性欲这种东西从哪里来，可能是童年养成的变态习惯。”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一切变态的倾向都起源于儿童期……”在她对童年性启蒙的讲述里，浴室划水摩擦、破处之旅，还有对父亲的迷恋等都是某种变态习惯。当然，这个片段里母爱的缺失在简洁的几个镜头里便流露出来。电影第二部在9分21秒后，影像由彩色转为黑白，室内谈论戛然而止，一个女性背影在镜头缓慢的推进中走向一片楼宇。潮湿的路面像哭过后留下的泪水。全片只有父亲出现时呈现出一种庄重的黑白影调。

印象最深的一幕发生在1小时34分38秒，镜头摆在年少乔伊的两腿之间，我们看到一串精液流下来。这时，作为后景的父亲由虚到实。一镜下来，令人颤栗。父亲是女主角心中的净土。当她亲眼看到父亲的病症加深，天堂即将破碎。她的做法是找个男人做爱，最后在寂寞的欢愉中哭泣。

这其实是一部悲伤的电影。我们看到的，又不仅是悲伤这么廉价，它为悲伤找到了一个信仰，对于乔伊来说，那就是性。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平静心态，目睹她通过这个方式完成自己的仪式。

四

作为一个聪明的导演，拉斯·冯·提尔在《女性瘾者》第一部的片尾让塞利格曼升华了女主人公的故事，将她概括为“追求自己权利的女性”，而不是她自己所说的“都是我的错，我是一个坏人”。将她的经历定义为“既是为对感官的爱，也是为自己的性别反击”，拉斯·冯·提尔接受了这个暂时的观点。在电影下部，女人将自己置于一个疯狂境地，从两岁时的性启蒙到每晚更换七八个性伙伴。我所看到的那种“爱”有些超越感官。可以说，导演对待一切的态度有点不近人情，以至于这部电影在很多人看来，导演不仅没有前作《忧郁症》那部电影时袒露的焦虑之心，反而开始拥抱噩梦了。

与1小时9分59秒墙壁上的枪型污迹对应的，是1小时40分02秒出现的一把枪。乔伊拿出这把枪的目的是打死一个女孩和一个男人。后来，她被男人打倒了。之后的情节令人啧啧称奇——年轻的女孩临走前竟对着乔伊的身体撒尿。

个人感觉，《女性瘾者》为标明日常中的暗涌故意选择了对话语境。而“在语言表达之中，我已然消失，剩下的只是那时那刻那个人的再现形式，而那个人属于任何人”（戈达尔语）。乔伊和中年男人塞利格曼，代表性瘾者与无性恋者；自省者与审视者。两人是否存在性别较量？于是，我说这里爆发了一场战争也不为过。

在7分59秒钟的钓鱼的苍蝇鱼饵、52分32秒的叉子、1小时21分30秒的书本上黑色的插图、（下部）9分21秒墙上的画像、1小时9分59秒墙壁上的污迹等引起的回忆中，塞利格曼从倾听者变成跟随者，在一种心理的诱惑下，来到导演为电影选择的结束：在1小时53分34秒，枪声响起，紧接着是与第一部的开头黑屏呼应的1分14秒黑屏。

熟悉拉斯·冯·提尔的人都知道他的电影不断给出一些惊人的观点：《反基督者》里一对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对性爱的反思中落入深渊，克制而隐晦；《黑暗中的舞者》对视觉世界里生活的绝望；《忧郁症》里恐慌、悲伤与一颗正向地球逼近的小行星的隐秘关系等。

这一次，女性瘾者乔伊的形象也格外独特。在我看来，她和我那个朋友诉说秘密时的状态极为相似。和某些女权主义电影不同，这部电影的表述极其严肃，力量集中在人物的去向上。“填满我的每一个孔。”她在电影中说过好几次，甚至被打倒在地时，口中仍然重复着。

在第二部进行到1小时39分27秒时，女主人公乔伊站上了悬崖，另一侧一棵大树。这个场景预示着一个现实的立场。生活在我们周围，禁忌在对面。还好世界电影中有拉斯·冯·提尔。他用268分钟的电影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建议：“让整个世界站到对立面，你才是一个真的英雄。”

这种电影离电影真谛最近。

电影自发明以来，不断被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商业属性、娱乐概念，然而我执意认为，有一种电影必须对一种深刻而被忽视的“情绪”发言。注意，我用的是情绪，而不是情感。情绪更接近我所说的“回荡在电影环境中的肃穆氛围”，而情感更多来自人物和故事。像罗兰·巴特定义的摄影真谛一样，“这个存在过”，真的很重要。

一种被遮蔽的情感或者说生活状态得到了严肃的正视。可以说，我在拍摄《满洲里来的人》时，多次回看拉斯·冯·提尔的电影。那时，《女性瘾者》还没有出来。我承认，我们对身边隐藏事件的思索是从他的电影中开始的。在我看来，某些世俗定义下的情感越来越苍白，“一种比爱更广泛的情感”更是让我想起1889年1月3日，我们的哲学家尼采哭着扑向了一匹被杀死的马的情景。

我所谓的一个“新世界”大概就是从这里诞生的。而我为我曾有过这样的想象而骄傲。

拯救黑夜

撰文　韩松

原本含义丰富的黑夜，逐渐蜕变成为了一种单调的经济行为。

与黑夜相伴的日子

人类的成长过程，有一半与黑夜相伴。昼夜之分是太阳光照射下，地球自转的结果。白昼无非是被太阳照亮的部分夜晚则是光照不到的。它本是空间的运动，却转化为时间的概念，又变异为心灵的战栗——黑夜往往被认为是令人恐惧的，传说中鬼魂和僵尸在夜里出游。有人从科学上分析，恐惧只是人在夜里的一种感觉，它来自人体接受到的外界信息的不同。黑夜里，因为光线不足，人的瞳孔会扩张，这使人的神经处于警惕状态。黑夜气温也比较低，身上的毛孔会收缩，而且在夜里，听觉也警惕些。

而另一些人认为，恐惧——再加上神秘，正是创造力的根本源泉，驱使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黑夜不正是人类进化的最大动力吗？我们的祖辈在仰望星空时，不就是已把探索不可知世界和未来奥秘的种子播在了心中吗？阿瑟·克拉克的科幻杰作《2001：太空漫游》，一开始就是描写非洲大陆上的黑夜。有一个名叫望月的猿人——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直接点明了夜晚对于人类起源和演化的意义。望月小时候对黑夜是恐惧的，他目击同伴在夜暗中被豹子吃掉。随后，外星使者在深夜降临，往猿人头脑里注入创造的灵感，令望月学会制造工具，去猎杀豹子。由此，开始了漫长的征服世界之旅，人类最终进化到神或亚神。

许多最伟大的发明是与黑夜有关的，比如火。火并不仅用来煮熟食，而是让人在温暖和光明中，能够围坐着用语言交流，熬过长夜和严冬，而正是语言，促进了大脑的进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提到，那就是，我们与爱人缠绵，多在夜晚。这并不是因为害羞，而是生存的本能。男人在射精的刹那，头脑会一片空白，这是他最无抵御力的时刻。一个孩子也可以从背后把他杀死。这是夜晚危险性的另一个证明——但同时，浓浓夜色很可能又为人类做爱提供了伪装和掩护，减少了其遭到伤害的机会。如果没有夜晚，就没有种群的繁衍。有了性的加入，加上恐惧和神秘，科学和艺术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创造出了繁花似锦的人类文明。

汉族的创世史诗叫作“黑暗传”。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因为盘古开天辟地，结束了混沌黑暗。这说的是，世界最初是没有光亮的，只有漫漫长夜，而世界正是从黑暗里孕育出来的，胎儿从子宫里的湿濡长夜中来到外界，才第一次见到了干燥的光明，才算获得了真实的生命。

相对于白昼，黑夜赋予了人类更多的想象力。最美的文学是关于夜暗的。读莎士比亚，最忘不了的是《哈姆雷特》中出现在夜空中的鬼魂形象。没有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世界肯定十分乏味。而《红楼梦》从名字上看，干脆就是夜的暗喻——夜与梦是最好的共生体。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也与夜有关。比如，爱因斯坦年轻时，想象自己与光跑得一样快会是怎样，才有了后来的相对论。而如果没有黑暗，就不会有光的概念。

因此，贾植芳在《黑夜颂》中说：“真的深夜里，富于一种发现与创造的美，一种精神力，只有在黑夜里，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和锻炼。就因此，我对黑夜的感觉是庄严和神圣的，在艰苦恐惧中充满一种抵抗的作战的欢乐。往往能完成许多出乎意料的工作，而且这工作完成得犀快和精美，也很完善和奇出。”

我最难忘的便是少年时代，黑夜带来的快乐和刺激。那时，孩子们一到夜晚便兴奋起来，纷纷跑出家外，在野地里构筑工事，玩官兵捉强盗游戏，在夜色的掩护下潜伏并奔跑，捕捉敌人，头顶着星空疯玩，最不愿意听到的，便是父母叫回家。这明显是对古代狩猎和战争活动的模拟。但现在的小孩，已不太可能去到纯粹的夜中。他们要在台灯下面，做完每天的课外作业。他们丧失的是古代、自然和人类的本性，但被赋予了新的人工本性。

消失的黑夜

西方人比起东方人来，更早迎来黑夜消失的这一刻。一般认为，这要从爱迪生发明电灯算起。之前人们用油灯、蜡烛，但只有发电机和电灯，才把人们从黑暗的限制中真正解脱出来。黑夜的消失是经典的工业化产物。人类进入了一个电气时代。点电灯的民族打败了烧油灯的民族。如今，更是一切透明化、裸露化，乃至在战场上，在红外夜视仪下，欠发达国家的夜战传统优势已不复存在。

我的生活中的夜晚消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迎接高考的复习？大学里的通宵舞会？欢呼女排的胜利？总之，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彼时大事迭发，许多人彻夜不眠……有一首诗歌有标志性的意义。它只有两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1980年在《星星》诗刊第三期发表后，震动了整个诗坛，这首诗便是顾城的《一代人》。他写了一代人的觉醒，从黑暗动荡岁月中的觉醒。所以黑夜的消失也象征着与荒谬时代揖别。当然，顾城写的并不符合科学，因为在黑暗的地方，生物的视力会退化，怎么还会有眼睛呢？文学与科学是不同的。其实对黑夜的否定起自鲁迅。他的文字，都是在讲吃人的黑夜。“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了。”黑漆漆的，怎么不直说黑夜呢？在鲁迅那儿，白昼也是永夜。这是对黑暗了五千年的文明的否定。

80年代文坛的变化，除了有其社会和意识形态含义外，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的变化。黑夜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是一种经济能力。我这里要问：城市的灯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多的？它显然跟发电量有关，跟能源的消耗有关，跟经济的繁荣有关，或者说跟GDP有关。1978年中国开始走上另一条轨道，1979年，中国经济总量就从1978的3645.2亿元增至4062.6亿元，突破了四千亿元大关。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城市中恢复了广告业。广告的霓虹，点燃了城市，点燃了经济。星星开始从头顶上方消失。

1986年GDP首次超万亿元。这一年，我读大二或大三。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被提了出来，政府提交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出现了第一家宣布倒闭的国企。还有切尔诺贝利事故、航天飞机事故。世界和中国都转得越来越快，充满危险和机遇，更加闪亮夺目。那一年，我向《科幻世界》投出第一篇科幻《第一句话》，写中国将到月球上去推销商品。

这一年的11月13日，《光明日报》报道：电子工业部、广电部等联合发出在全国农村普及电视的通知。通知说：1985年我国已经具备了在全国普及电视的能力，电视信号覆盖率已达68.4％，相当部分的农民具备了购买电视机的能力。为此，要在全国农村开展普及电视的工作，以实现中央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户户人人都能看到电视的目标。

的确，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拥有了这个能力，或者说，拥有了改变夜晚的能力。夜幕降下，人们不再出门看星星，而是把目光投向电视机屏幕。中央电视台逐渐控制了夜晚。尤其是1983年出现的春晚，大大更改了中国的夜色，使之变得五彩斑斓。这是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恢复，也就是把夜与昼统一在同一个阴阳鱼中。这才是春晚最本质的意义。从此，不再有昼夜之分。春晚是8时开始的，夜暗降临中国大地，但在地球另一侧的美国却正是阳光灿烂，然而，海外华人在白日里收看的，仍然是“晚会”！鲁迅那会儿是不知日夜，控诉吃人的旧社会；现在的央视也是不知日夜，却是为了黄金时段的广告收益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揭开了新的篇章。

世界在继续前进，到了1991年，GDP首次突破两万亿元大关。这一年，我来到北京，震惊于长安街上耀目的各式广告。首都已成了一座不夜之城。待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我愈发目睹了持续的高增长。1993年，中国GDP突破三万亿元。1994突破四万亿元。1995突破六万亿元。1996突破七万亿元……都是百分之十以上的高增长。于是，许多写字楼和私营工厂深夜里还灯火通明。卡拉OK和夜总会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二十四小时夜店出现了。人们不再围着火炉听老人讲故事，而是在迪厅中跳至疯狂，在酒吧里喝得烂醉。那段时间，我记忆中，经常要在夜里加班，参加各种闪亮活动，比如人民大会堂里中国外贸公司与西方公司的宴会，各种大型庆典和纪念晚会……人都成了夜猫子。香港回归，我在天安门广场；澳门回归，我在澳门综艺馆。都是在半夜时分，中国达到了最光明的顶点。黑夜从中国人的生活中真正消失了。

也许，正是这时，在潜意识中，我产生了写作《我的祖国不做梦》的想法。这篇小说，我写于2003年。进入21世纪后，中国GDP更是突飞猛进。2003年突破十三万亿元，2004突破十五万亿元，2005突破十八万亿元，2006年突破二十万亿元，2007年突破二十五万亿元，奥运会召开的2008年，突破三十万亿元，2010年则进逼四十万亿元，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我看来，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城市的灯火污染把头顶的明洁星光驱走的经济体。睡眠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再无意义。

在那篇小说中，我写到，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利用梦游来工作的方法，白天黑夜连轴转，夜里不睡一分钟的觉，拼命干活和消费。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看到，在整个夜晚，中国大陆亮如白昼。“就在这黑不见底的沉夜里，到处却灯火辉煌，呈现了最灿烂的光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飞速地成长了起来，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迅疾地向未来延伸出去，人们工作的节奏与地球另一面的美国保持着高度的同步——不，甚至还要快许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在沸腾，这脉搏的强烈振动，全世界都由衷地感受到了。”

黑夜的消失，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一道风景。谁也忘不了除夕夜的零时，全国城市如火山喷发，你会想到这个世界工厂有一天将会为全宇宙制造恒星。中国利用像三峡大坝这样的超级工程来发电，让夜色更加明艳。即便真的置身黑夜，人们也很难相信自己在夜中。

最初，城市里所剩下的唯一黑暗的地方，是地铁里面。但是后来，连这也消失了。只要有黑暗的地方，都布满光明。有一种叫LED的技术，发光二级管，将电能转换为可见光，是最有效的人造照明技术，化作了灿烂的广告，遍布地铁隧道，花花绿绿，各种明星人像，在车窗外闪烁飞过。我想，在现代世界，汪曾琪的朴素文字已无容身之地，只有配以炫华过分而极尽夸张的描写，才能与世界的耀眼相匹配。互联网自然是另一个夜晚的替代品，跳动的液晶显示屏全面代替了沉静的黑夜文化，更多的人进入无昼无夜的网络第二人生。还有高铁、飞机，更加改变了夜的性质。

是的，原本含义丰富的夜晚，逐渐蜕变成为了一种单调的经济行为。夜暗消失后，人们不再感到恐惧，而是什么都敢去做。但夜的消失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睡眠不足，浮躁，心智迷乱，狂热，变态，都来自黑夜这一与人类朝夕相处几百万年的伴侣的离去。我认为，人工制造出来的白昼，正在改变人类的传统大脑结构。我们不再可能拥有古人或前人仰望星空时才能生发的智慧。佛陀睹晨星而悟道，是不会再有的了。电灯下的现代和尚是不幸的，而科学和文学也在走向它的没落。

我个人，仍在竭力保持对黑夜和白昼的敬畏。夏至和冬至，于我而言，是两个纠结的日子。我都会感叹，夜长了，昼短了，或是相反。显然，不管人类怎样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仍有一样未变：自然界确立的昼夜之期，不会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推迟或提早到来。它只是更远地躲在普通人的视线之外了。

那么，没有黑夜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哦，那是会崩溃的。阿西莫夫在小说《日暮》中设立了一个围绕着六个太阳复杂运行的世界，至少有一个太阳会照耀行星，使其总在白昼中，只除去每隔两千年一次的全面日食。因此，当那久违的夜晚终于临近，亿万繁星忽然出现在头顶，这个世界发疯了。

寻找新的黑夜

真的需要拯救黑夜吗？怎么做？让现代人重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夜还给想象、做梦、造爱和睡眠？停电一小时能做到吗？夜的失去毕竟与能源的消耗有关。但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也许，可以尝试去寻找新的黑夜。比如深藏地下两千四百米处的暗物质或中微子实验室，在那样的地方，探索宇宙，将是与寂寞的长夜相伴。

也许，人们将去海底城生活。那儿，只会有人造的日光。但是，海洋在本质上是黑暗的。自然界的阳光，只能穿透海水百米。深海中的动物，眼睛都退化了。不排除人类有一天，会到那里去生存。

也许，伴随着宇宙探索的进行，人类移民外星球后，将迎来新的黑夜。如果说火星上的一昼夜仅比地球上的一昼夜稍长一点（约多出37分钟），那么，在月球上，太阳从东边升出“月平线”之后，要经过160多个钟头才能升至中天；从中天移至西边月平线落下，又需160多个钟头；再经过320多个小时的黑夜，才算一个“昼夜”。这就是说，月球上的一个昼夜，大约相当地球上的4个星期。而在金星上，看日出是在西方，日落在东方，一个日出到下一个日出的昼夜交替是地球上的116.75天。总有一天，我们将要经历那些星球上的夜晚。守夜的日子还会到来。而要去到那些星星，要经历漫长的宇宙航行。

在太空中，在飞船外面，几乎就是永恒的黑夜，星星只是那么一些小小的光点。这也是最危险和莫测的黑夜，比猿人所处的那些黑夜还要可怕。恐惧将重新成为人类智慧的启迪。

不过，实际上，不用走那么远。黑夜仍然就在我们身边徘徊，只是我们总在欺骗自己的眼睛。看看那些悲惨的矿工吧，他们就是生活在暗夜最底部的人。他们每次升井，都觉得是进入了天堂。再看看贫困的中国西部吧，在卫星夜间图像上，那块地域仍然是黑沉沉的。我今年去西藏的纳木错，发现那儿的牧民家庭，去年才通上交流电。我也始终忧虑，另一种黑暗或有重新降临的可能。那便是核冬天。美俄目前仍然拥有着把地球变成漫长黑夜的核武器。这便是最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再就是，也许与消灭肉体相比，人类中的一些疯子正在致力发明一种控制心灵的技术，使人沉没在自身的黑暗中。就如一篇科幻小说写到的，独裁的教师用技术手段改变孩子们的头脑，使他们只能看到校园里的光亮，而外面的世界全是长夜，他们便永远也走不出去。

黑夜依旧不会蜕去它的恐怖与神秘。光明仍然是我们的不懈追求。

所有人都笑了

撰文　云也退

中国人老觉得板起面孔来活得更有效率，即便不打仗，没有共同的假想敌，生活中也有太多的缘故叫他们松不开表情……

一

1990年发生的一件大事震惊了我们一群喜欢集体行乐的小哥们儿：周立波进牢房了。我们从不太发达的传媒上得到的消息是，他用锐器弄伤了某位长辈，于是被长枷送狱。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进监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就跟考试作弊被记入档案一样，能让你一辈子无颜见人。恰在那几年，筱声咪、孙明的普法题材独角戏《现身说法》一直热播，两个演员模拟一场有中国特色的庭审，主题也是夫妻吵嘴、丈夫一时兴起砍伤妻子这种不大不小的罪过。我心想：周立波啊，你怎就偏偏顶风作案呢？

锐器或钝器都是警方用语，可以指任何东西；但是周立波只有一个——另一个，就是写了《山乡巨变》的那位，已经属于历史了。滑稽戏界一向是吹主旋律之风的，80年代末，他们排的一些大型剧质量非常不错，就是少不了要拿劳模、市政建设、计划生育什么的说事。我记不得周立波是不是也参演过，如果是，他只能演反角，而且是演那种直到大结局都没有在同志们的教育和感染下低头认错的反角。在那批青年演员（所谓“小滑稽”）里，他的人精模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唇薄嘴快，出口即有戏，浑身都是肢体语言，他的上台一定会牺牲别人的利益，那些正面人物统统被他秒杀。

当年，我们一群孩子都对周立波五体投地，看他表演不需要耐心，三五句话，薄薄脆脆地就乐开了。他有一个保留节目叫作《对歌》：甲乙二人上台就互相吹嘘自己会的歌多，然后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对唱，比试到了最后，高潮是学小贩吆喝。如果我没有记错，周立波和他的搭档至少学了五种上海妇孺皆知的小买卖：修阳伞，修鞋，修棕绷与藤绷，磨剪子磨刀。

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总结他在维拉庄园的童年岁月：“一切都应该如此，什么都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有人死。”那时在上海，我的感觉也一样：什么都不会死，因为什么都可以修。那些带有苏北、嘉兴等各地风味以及剧烈鼻腔共鸣的声音天天经过我们的窗外，某扇窗户里有人吆喝一声：“等等！”小贩就像个电视台摄影师那样，带着一满肩的吃饭家伙慢慢扭转腰肢，用视线去寻那个不知在哪儿的窗口。当周立波在“削刀——”一个高亢长调后，突然降低八度，翻个白眼，用声带摩擦着喉管挤出“磨剪刀”三个低到水平面以下的音时，我们所有人都笑了，笑得满地爬。我们听到了最亲切的吆喝，而且被周立波精准诠释过的吆喝：发出这些声音的人是多么土气，多么可笑啊——多么适合作为取笑的对象呀！

我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人的价值，他的风格不是做出来的，而是自然性情的流露，也像他杀伤那位长辈一样，杀伤了那些拿着脚本一板一眼演戏的人。假如你在看过一场诗朗诵表演（那时电视里也有许多）后听一段周立波，你会有一种笑到想哭的感觉——因为你自己都无法忍受自己的笑声了，你觉得自己仿佛成了那个油头粉面的男人的同谋，去做一些明明很狞恶，却又忍不住要去做的事情。

周立波在他最美好的年华收获了一副手铐，这个事件没怎么削弱我对他的好感，但客观上打断了从好感通往狂热的进程。这之后，没有两三年，我最喜欢的相声也一路通向低谷，一年都等不来一个耐听的新作品，当时的社论说，是因为小品的冲击，可是陈佩斯、朱时茂那种有国际味的喜剧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黄宏、宋丹丹、郭达、蔡明、赵本山、赵丽蓉等人张扬本土化的表演，就连主力创作者比如李文启先生，气质都是十分乡土的。相比而言，相声倒是一种乡土味不很重的表演形式，也正因此它与我毫无距离，即使是马三立、常宝霆这些被天津人宠爱有加、视若己出的演员，他们的地方色彩也没有隔阂我的感情。我回想周立波的《对歌》，觉得反倒是打扮十分国际化的他，对操其他口音的人真的不大友好。

没有未来可期待，就只好一头栽进过去。我一边想象着偶像枯坐牢房数星星的样子，一边在漫长的空白期里听老相声。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常宝霆、刘文亨、罗荣寿，三位郭姓老先生，等等，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听。刘文亨学唱是一绝，而他的搭档班德贵，也就是范振钰先生的老师，听声音，我猜测应该是个一副忠厚相的大爷，最好还是个团团的脸，被门房里灰扑扑的灯光熏得黑黑的。后来看谢铁骊导演的相声电影《笑》的视频，那里面有班德贵，比我想象的模样犹有过之：面孔上爬满了老农民才有的皱纹，画过的眉和眼影好像刚刚哭过一样，但在片中的舞台上，他俩一直在笑，班先生的五官这样那样地运动，把笑容的温度维持在最高，不让它降下来。

二

中国人的语言交流，按照西方传媒学理论的区分，属于高语境。在笑这方面，仿佛所有洋人都比中国人易燃易爆，在美剧里，在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里，常有这种画面：一群男女，互相前言不搭后语地交谈，每个人说一句什么，好像轻轻撩到某个心照不宣的共识，都会引起旁人前仰后合地笑——这叫作“低语境”。中国人一般不易做到这些，中国人老觉得板起面孔来活得更有效率，即便不打仗，没有共同的假想敌，生活中也有太多的缘故叫他们松不开表情：结婚买不起家具，工作干不下去，孩子上课不守纪律，隔壁养的狗还没送去绝育。爱德华·福克斯在《欧洲漫画史》里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工人是缺乏幽默感的，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十分沉重，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过于严肃，甚至可以说，过于悲惨。”

过着沉重生活的人看到了刘文亨、班德贵那样的笑容，这种“端正派”的相声，在高语境的观众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刘先生、罗荣寿乃至赵振铎等都是形象端正、气质高雅的演员，在很多时候，比起逗人发笑，他们更在乎保持自己的笑容，用它的本色来亲近观众，建立共情，取消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区隔，一言未出就让人如沐春风。这同他们对“文艺工作者”身份的认同有关，同他们对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阶级取向、“寓教于乐”的认知有关，也同毛主义时代的共同体想象有关：在你同所有人一起欢乐时，共同体的感觉不但强烈地在场，而且是健康的，像辛劳了一天的农民围坐地头抽着旱烟闲聊那么健康，像士兵听令整点衣冠齐齐落座那么健康。

一个趋合避分、重聚轻散的环境很难孕育有刺激性的嘲讽，相声要保住足够分量的谐趣，纯靠一板一眼的端正是不行的，还得有“歪”的一面。在此，兼一板一眼和“阴阳怪气”于一身的刘宝瑞先生堪称百年不遇的奇人，端赖他那条说书人的嗓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之类属于大众的东西，变成了威廉·施米德所谓的“精致文化”，吸引听者暂时跳脱日常琐细的纠缠，沉浸到他制造的美学和情感氛围里。所有的人物，从明清皇帝到高级官僚，到民国军阀，到街头恶霸，到教书先生，再到贩夫走卒、贫下中农，他们得意也好，失意也罢，在刘宝瑞演来，仿佛都在等待一个晦气的命运。在《假行家》里，“贾行家”下令给开药铺的财主“满不懂”：带着三岁的儿子去给顾客配一味名叫“父子”（附子）的中药：

（对“满不懂”）“你们爷儿俩跟人走吧！”

（对顾客）“你买‘父子’？领走。”

那位，能能能领走吗？

在“能”字上的有意结巴，加重了人物困惑不解的窘态。凭借小技术的变化，刘宝瑞表现了每个人物在陷入命运的反讽时，处于怎样消极黯淡的精神状态之中：《珍珠翡翠白玉汤》里的朱元璋被微末草民无意间戏耍，还得强作欢颜；《黄半仙》里的京畿贫农荒谬地落难，又莫名其妙地成功自救；《斗法》里的琉球国法师，高调亮相，斗法溃败后的境况却惨得让人难过。有口难言的霉运，把这些彼此位阶悬殊的人拉到了彼此平等的水平上。通过叙说这些过去时的怪谭，刘宝瑞揭示了人生谁也无法幸免的“窝囊”的一面，他的叙事、声音和措辞折射的都是负面情绪：失望、落魄、垂头丧气、茫然无措。

也正因为他说的是往事，是新政府力图证明已被淘汰和超越的历史，所以这些负面情绪，如同刘文亨他们端正的笑容一样都是营造共同体的想象所需：没有人会责备他对黄半仙——一个道光年间的人——的刻画（“两只小圆眼睛，翻鼻孔，大嘴岔，脸上有麻子，说黑不黑说黄不黄，脸上透着那么绿”）是“丑化劳动人民”。相反，刘宝瑞的“窝囊嗓”让听众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抚慰：帝王将相出丑能缓和他们心中的积怨，而当封建社会的平民陷入窘迫时，其沮丧、懊恼、哭笑不得的反应变成了一种能引来同病相怜之感的表达。

三

演单口相声的刘宝瑞能托庇于历史语境，但到了对口相声里，晦气的命运就要由现实中的人去承当，即使演员能分离出一个表演人格，依然少不了要做出牺牲。太多的捧哏演员，乃至逗哏演员都懂得如何去承当，也甘愿当众呈现自己的窝囊、迟钝，甚至愚蠢。高英培、范振钰演的《两面人》中，开头是这样的：

高：我问您，什么叫人？

范：我当什么问题这么神秘呢！不知道什么叫人吗？

高：不知道。

范：告诉你，上这儿看。

高：干吗？

范：我就是人。

高：不一定吧？

范振钰先生的回答无异于自投刀俎。“上这儿看——我就是人”，这种表述方式和话音里的得意足以让旁观者暗笑：“这人要倒霉”；但是，也唯有范振钰的牺牲，才成就了这个漂亮的包袱。被“不一定吧？”拦腰一刀之后，他用刘宝瑞式的迟钝和结结巴巴的反应来表达被羞辱的感觉；他的窝囊相立刻让《两面人》开门见彩。

我想，侯宝林先生可能不会欣赏高英培的一些语言方式，他会认为刺激性太强，“量刑”有失分寸。从某种意义上说，侯宝林也是端正派，一方面喜爱学唱，另一方面，他也宁可托庇于往事去完成对窝囊人生的刻画。这倒不能说是“受党教育多年”形成的习惯，而是他的出身，早年经历，决定了他对那些无法获得话语权来表达自己的边缘人群怀着浓烈的共情之感。即使官方宣称全体人民都已“当家做主人”，灌输着“社会分工不代表高低贵贱”的观念，侯宝林依然认为，他试图去描绘的那个生活世界，那个由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店员、戏子、家庭妇女等组成的非纯种“工农阶级”的世界，对于经过革命洗礼后形成的“人民”仍是异质。

于是就有了那段风格可称“俊朗”的《改行》。托借刘宝全、龚云甫、金少山改行做小贩的经历，侯宝林暗示，艺人（艺术家）都是“谪仙人”，带着潇洒的身段体味民间的苦楚。他们的经历无一不是晦气的：刘保全打坏了砂锅，金少山吓跑了顾客，龚云甫卖黄瓜时，悲从中来的念白“苦——啊——”被买家误解，丢了一笔来之不易的生意（老太太那一句“黄瓜苦的？不要了！”是后来的相声中少见的黑色幽默）。但是，这些露怯都是自主选择的结果，毕竟他们有谋生的热望，他们有能力去“改行”。

拿艺人改行说事，最早出现在1862年，咸丰皇帝驾崩，导致全国艺人被禁演百日，由此出现了《八大改行》，虽说也讽刺时政，但大体上还围绕艺人做生意的种种洋相做取笑文章。初时写八个人，所以定名为《八大改行》，后来慢慢发展为十三人，连梅兰芳都在内，但到了侯宝林等人手里，缩减为三四人，梅兰芳改行的逸事也被拿了下来，周信芳的一段则被分出去成了《卖包子》。原先取悦于人的目的，改编后成了博取听者的哀矜一笑。大花脸金少山卖西瓜的那一折，原本的四句唱词是这样：

我的西瓜赛砂糖，
真正是旱秧脆沙瓤。
一子儿一块呀，不要谎，
谁若不吃给你大开膛。

最后的包袱是花脸举刀，以示穷得精神失控，结果把人全吓跑了。侯宝林思索良久，操刀把最后一句改作“你们要不信呀请尝尝”，然后加一句念白“你们吃啊——”作花脸职业习惯的凶恶状，吓跑了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顾客。

这只是一线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但你知道后边的风景是连绵的。侯宝林的尺度感形成了一种可称“操守”式的要求。到了一个异质的社会里，这种操守会被认为是洗脑的产物，是一个平等主义幻觉下的蛋，但无可否认，侯宝林等极少数人对“笑”的伦理认知高出了那时（更不用说现在）的中国人道德自觉的平均指数，从而不易被察知，甚至被现代人认作无谓的保守。在侯宝林眼中，每个小商贩很可能都是一位折翼的艺人，嘲讽他们就是在作践自己，因此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当你在讽刺某个行当、某一群人的时候，你要想象他们在场，就站在你的面前。

也是凭着这种操守，老演员们知道该用什么样方式去对待那些被核定保留下来的传统相声。马三立的《开粥厂》不挖苦穷人的异想天开，反使人看到一种自我解嘲式的放达：闭上两眼，四肢伸展，口内生津，幻想着被锦衣玉食簇拥，天下寒士捧着山一样大的月饼感激涕零的样子，能做这种白日梦的人至少没有脱离儒家精神的摇篮，没有因为穷困而丧失道德感。而且，他们对小贩的吆喝也怀有的倾听和再现的热情，甚至在《卖布头》这种原本讽刺奸商的段子里，都添加了对劳动者的致意。

四

很幸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段七八十年代之交常宝霆、白全福的《卖布头》视频，其中说到串胡同的卖包子的老头，常宝霆先生同样学了两句吆喝：

常：过去在夜里头十二点，有老头串胡同卖包子，一点来钟，有老头串胡同卖包子。挎了一篮儿，篮里头有几十个包子，那是卖夜宵？我看是一半卖包子一半活动腰腿。

白：都是老头儿嘛。

常：也是吆喝“肉包”：“肉——包。肉——包。”“肉”字出来，“包”字且不出来。不信你就听吧：“肉——”多咱肉字出来你就睡觉吧，都睡醒一觉了一翻身，再听外边：“包。”

这一段描写，在另一对天津名家郭荣启、朱相臣的《卖布头》里也有，“肉”字高声，“包”字顺着气走，那个声线是专门模仿气息不足的老年人的，好像把一个包子空空丢起，再啪的一声接在手心里。然而不管是谁演，在表现高低音的夸张对比时，你怎么听，都听不出周立波在学“削刀——磨剪刀”时的那种阴损来。

外形清瘦、仪态翩翩的常家三爷，有一双极其锐利的眼神和一副笑起来坏坏的表情，与矮胖极憨态的白全福成为绝配。在模拟小贩的时候，他低下脸，小眼一眨一眨，稍稍弓背，配上颤颤的步伐，每吐一个字，就抬一抬眉，往常的那种犀利泼辣便全然不见了。他俩在天津，用那会儿的话说，叫“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用现在的话说叫“粉丝遍地”，在60年代，他俩每每上台，都被观众的欢呼声堵得无法开口，我无缘赶上那个时候，但听见录音里常宝霆用“您几位还让我说不让我说了”作开场白，便明白那是怎样一种盛况。

新政府为了标榜对旧社会与资产阶级的势不两立，高扬劳动者的美德，给予底层民众以较高的价值评估，从中汲取道义和文化资源。因此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之类的新小说，有了《白毛女》、《红灯记》之类新戏曲，但事实上，它们都被用作官方的“宏大文化规划”的一部分，叙述、表演的是钦定版的农民革命史，要求读者和观众清空一切个人情绪，代以忆苦的心态去读与看，接受灌输。只有在曲艺，尤其是相声表演的环境里，人们才能通过集体性的笑，通过欢乐，而不是愤怒、怨恨、失落、感伤，去获得与包括表演者在内的其他所有人的阶级情谊感。马克斯·舍勒在《价值的颠覆》里分析社会上的怨恨情绪，他说，某一群体的政治、宪政或传统所赋予的地位，与此群体的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落差越大，怨恨爆炸的威力也就越大；而在听相声的人中，弥漫着的是“去怨恨”的氛围，哪怕是看马三立模仿那些庸俗不堪的人，人们都觉得他们得到了在过去不可企望的重视。

所有人都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所有人都觉得，看到艺人的演出，是过去只有地主阶级能享用的待遇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艺人们明白这一点，他们用窝囊嗓，用自嘲，用讲述过去的事情，来小心维护这种来之不易的集体感觉，避免伤到无产者脆弱的自尊，甚至，还要让共同体变得更有创造性和审美力。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目的不再是统治或被统治，而是去捕捉、寻找对身边同类的认同。这种认同甚至可以是反向的，像《两面人》，就是通过尖锐地刻画两面派的嘴脸而唤起一种对“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的认知：

高：我说的是要做什么样的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样的人，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样的人。无产阶级有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范：这说的都是我啊。

高：这说的都是您？那还有：勇敢的人，顽强的人，见义勇为的人，心地善良的人……

范：这都是我的优点。

…………

高：这都是你？那再有，贪图享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专门往上爬的人，溜须捧圣的人，势利小人。

范：这些个都是你了，这是你的优点。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区分在这里并不是重要的。《两面人》的作者是既有使命感、又具备幽默智慧的王鸣录先生，他并未入意识形态的套，把“两面派”简单打入“资产阶级”的序列，而是借助两位演员的冲突去建立引发反向认同的前提条件。演员投入到自己的角色之中，成了他们所扮演的每一个人；而在台下，每个观众都从别人的脸上，从别人的笑容里，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干净。

艺术家像每一个人——这是巴尔扎克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艺术家必须能够体会社会上每一种人的人生及其中形塑出来的人格，而当年，诞生在一种刚性、清晰而单一的社会价值观之下的相声还要补充一点：必须对这些人格保持起码的尊重。看《两面人》的观众想象不到赵本山的卖拐卖车，也想象不到白云黑土式的互相埋汰，因为这里面的道德是含混错乱的，鼓励的是起哄架秧子式的笑声。镜头扫过的观众席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你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个矜持的人，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我见过大场面，你少来这套。

人人平等的共同体被证明是一个幻觉，它被戳破后，仇视、嫉妒、不平衡感，所有针对他人的负面情绪像病毒一样蔓延。新世纪的头十年里，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形塑共同体的势力早已不再是毛主义的老左派，甚至也不是从各种立场出发的批判知识分子，而是形形色色依傍一定的社会名声、借助无孔不入的媒介对旧话语体系展开游击的人，这类人来路驳杂，不乏郑渊洁、王朔之类本就反骨森然的人，更有聂卫平这种曾经备受主流话语宠爱、甚至被视为“国宝”的体制中人，也学会找中央电视台的茬，同时炫耀自己的语言技术。他们被通称作“大嘴”，给公共领域带来的“笑”主分不主合：你笑了，往往是因为某种被你衔恨的东西，在这些有话语权的人的话语中遭到了蹂躏。

在这种环境下回想，语言喜剧的天才周立波无愧于一个先知级的人物。我们又聚集到了他的脚下；磨剪子和修棕绷的人落到了人间的更深处，他们原生态的吆喝声很难再传入人们的耳朵，而凤凰涅槃的周立波（没有辜负我当年看好他）抵达了人生的又一个中兴期，他所仰仗的东西，除了强大的商业包装团队之外，仍然是那种处处显示智商和品位高人一等的天赋，那种不丑化毋宁死的模仿冲动。他所面对的观众不像当年那么幼稚了，因此他聪明地把嘲讽的对象转移到商业社会的公众人物上，转移到那些依然被旧话语绊着脚踝的党政机关上，转移到所有能够纾解眼前观众的怨愤，或至少，能满足其报复冲动的人身上。他拿着那些人的票钱，消费着他们的情绪。

所谓“媚俗”，就是在大众都有意见和愤青冲动的时候，以利己为目的去迎合他们，充当他们发泄情绪的工具。半个世纪前出生的中国人，不可能没有感到过惶悚：他们不惜透支对未来的想象去维持亢进的团结感，而他们的后代却在以消费现在的方式，怀着一丝紧张，等待着一个个传言中的末日有惊无险地过去。

侯宝林没有拿到过代言假药的高额支票，马三立没有披着一身亮片去主持过婚礼，常宝霆也没有油头粉面地面向啸聚秀场的观众，到挂着赞助商标签的台卡桌前入座。常宝霆的最后一次亮相，是2009年在从艺七十周年的纪念晚会上，与他的九弟常宝丰，以及他最得意的徒弟王佩元再一次演出《卖布头》。他还是那么瘦，戴着眼镜，气息不再像过去那么充沛，他的观众，也不是为着听那几句听了一辈子的词——“我让五毛，去五毛……白拿去了！”——而来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笑，一些人只是礼节性地拍手，大概还有一些人，正在为一位早已远离镜头、但从来不曾在舞台上挖苦过谁的艺人，抹下两把眼泪。

五

七十年前，曾任《哈泼斯》杂志主编的弗雷德里克·L.艾伦在他回顾1920年代美国的书中说，幻想破灭的美国人转身拥抱商业之神，“喧嚣炒作让公众对当代英雄顶礼膜拜，可这些英雄却从电影片约和他人代笔的文章里获利丰厚，让人无法心悦诚服”。你不能不对这个社会的多元性和自我校正的能力表示敬意，一如现在，你同样得佩服那些“达人秀”的参赛选手，他们觉得站在台上，被一个容光焕发的周立波、进而被所有人欢乐地消费，是一件很光荣、很值得心悦诚服的事。

周立波每年都会引发各种骂战，他的才华、气质和人生轨迹，天生就是为了找骂和对骂而生的，他证明了怨恨才是这个社会要维持其活力必不可少的面包；而昔日的相声人所着力取悦的，却是一个沉浸在四海一家的想象中的国家——他们的“生逢其时”包含着后来的落寞和空无。

而生活在怨恨之中的人，可以到商业的卵翼下求得庇护。给三得利代言的那段时间，这个一向出语惊人的口舌家，让名字出现在了这种最贱价的语言文本里：

在双方成功合作的基础上，2011年三得利啤酒不惜重金再度力邀周立波先生继续担任品牌代言人。促成此次二度合作，一方面是因为三得利啤酒看重周立波本身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同时也表现出三得利啤酒作为啤酒市场领先者十足的腔调和令人佩服的底气、霸气和勇气；更证明三得利啤酒继续领跑大上海啤酒市场的决心。

“十足的腔调”、“令人佩服的底气”，看到这两个短语时我又一次笑了。我只想一个人笑。

撰稿人

乔治·普罗尼克（George Prochnik），作家，著有《追逐沉默：在喧嚣世界倾听意义》。他正在写一部关于茨威格和绿蒂在美洲流亡生活的小说。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荷兰/英国记者、作家和政治评论家，曾在莱顿大学学习中文，随后在日本大学学习电影，《纽约书评》的定期撰稿人。曾担任布达佩斯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人文学科中心（Humanities Centre）主席，还曾在柏林科学院、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纽约巴德学院等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东西方关系国际评论家中的佼佼者。2008年获得Erasmus Prize。

张承志，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作家、学者，“红卫兵”名称的创始人，曾到内蒙古插队，1981年获得中国社科院历史系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并熟练掌握蒙、满、哈萨克三种少数民族语言。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敬重与惜别》等。已出版各类著作三十余种。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

龙荻，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现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学习美国史，研究方向为美国性别史、离婚史。

邹波，专栏作家。现居加拿大，曾任《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生活》杂志采访部主任等职，出版有《书与画像》、《现实即弯路》等。

林珊珊，曾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现供职于《时尚先生Esquire》。代表作有报道《少年杀母事件》、《线人》等。

郭玉洁，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硕士，曾任《生活》、《单向街》主编，路透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彭博商业周刊等专栏作家。现居上海。

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123团（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乌苏市车排子镇），曾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开设专栏，并出版散文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等。作品《羊道》获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奖”。

唐棣，作家、导演，曾在《花城》、《南方周末》、《短篇小说》（台湾）、《今天》、《当代艺术》等报刊发表作品，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2008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有处女作《满洲里来的人》、艺术录像、纪录短片十余部。

韩松，科幻作家，历任新华社记者、《瞭望东方周刊》杂志执行总编、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等职。曾参加过中国第一次神农架野人考察，撰写有关克隆技术进展的报告文学《人造人》。出版有《地铁》、《高铁》等。

云也退，作家，书评人，腾讯大家2013年度致敬作家。并译有爱德华·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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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紫珏　顾加敏子　Ellen Zhang　Cathy li　Alice Liang　11

《单读》与您同行，追寻文字与思想之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目录

话题

亡命者的横滨

夏多布里昂的碎镜子

弗罗茨瓦夫：一场风暴的结语

在伊斯坦布尔等待

访谈

世象繁花—金宇谈

影像

比夜晚还要黑暗的东西

报道

小城

随笔

蝙蝠人之城

失踪的父亲

先知

关于性别的联想

雅典之爱

书评

文、学、史的大手笔：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作为僵尸的历史：麦考莱《英国史》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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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亡命者的横滨

撰文　许知远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革新者,横滨似乎是个绝佳的落脚点。

一

这就是现代中国政治与思想革命的摇篮吗？

我从“朝阳门”进入中华街。在纽约、曼彻斯特、墨尔本、旧金山，我都见过这雕龙刻凤、蓝红交接的高大牌楼，它们就像“天下为公”的口号、玻璃橱窗里的烧鹅一样，是唐人街最显著的标志。

比起从伦敦到曼谷，横滨的中华街似乎更为兴盛，仅仅牌楼就有七个，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料理店、杂货店一家接一家，人群拥挤，活力四射。倘若你从横滨疏阔、寂寥的海边大道转入，更是会被眼前庞杂、喧闹、元气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它不是仍勉强存活的博物馆，而是新兴的旅游景观。

我在街道上穿梭，兴奋又茫然：哪里才是那群“亡命者”的踪迹？

孙中山的兴中会成立于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却是从这里才开始的；梁启超在此编辑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卷入了一场浩瀚的知识冒险。直到1905年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入东京前，这中华街才是新的思想与行动的汇聚地。

这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横滨常被称作日本现代文明的摇篮，最早的使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电报，都在这里诞生。倘若长崎代表了幕府时代日本与世界的联结，横滨则是明治时代的象征。自1863年开港以来，西方力量正是从此港口涌入日本的。与香港、上海一样，横滨上演了一幕从小渔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戏剧——因为缺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它们反而在新浪潮中脱颖而出，更顺利地接受了一套崭新的价值、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

中国人也是横滨的第一批抵达者。他们以英国、法国洋行的翻译、买办、随从的身份到来。在这个新口岸，他们成为了西方人与日本人的“中间人”。他们在广州、香港接受了东西方商业交易的训练，与日本人分享同样的汉语教育——即使不能交谈，却能用笔谈。移民紧接着涌来，他们大多是广东、福建的底层人群，以“三把刀”——裁缝刀、剃刀、菜刀——在此展开生活。

与前往旧金山或是南洋的华人不同，横滨的华人面临更富戏剧性的情绪。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恰与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崛起的日本进而在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了清国，又在1905年击败了俄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屈辱也是希望的来源——倘若一个长期生活于中国阴影下的岛国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转变，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革新者，横滨似乎是个绝佳的落脚点。它逃脱了清政府的控制，又与上海、广州的距离足够近；它的码头通往南洋、欧美；它也处于昔日的汉文圈的影响中。日本的政客与浪人中，仍有不少汉文化的欣赏者。或许出于对未来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又或许出于对西方势力的焦虑，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国的文化情感，他们资助与鼓舞这些来自中国的“异端人物”。

很少有人记得、关心这些往事。先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是1945年的轰炸，中华街两度被夷为平地，中断了它与昔日的联系。只有在少数地点，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绪。会芳亭令人想起19世纪末那个著名的餐厅会芳楼，而关帝庙、中华会馆与横滨中华学校犹在。

二

“你有我的四本书吗？”每当听不清我的问题，或是对自己的记忆不确信时，王良就会重复一句，然后指着桌上纸袋里的四卷《国父与横滨》。在封面上，孙中山穿三件套西装，两手插在口袋里，英气勃发，正是国民党正史中的典型形象。你很难想象，除去少部分时刻，他的一生是无穷的失败。

王良身材高大，东北口音浓烈又洪亮，灰色西装得体而随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读书人。若不是行路时需要略微搀扶，你根本想不到他已经九十三岁。当地人说，若你要问那些革命遗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曾是当地华侨中学的老师，编纂过横滨的华侨志，是本地华侨社会一名公认的知识分子。

在横滨的中华会馆里，他如约而至。墙上悬挂着各式的孙中山纪念海报，还有一张马英九的照片——端庄得令人乏味。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革命党已变成一个陈腐的执政党。

他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员，随着海外漂泊的时间，这信念愈发坚定。他是辽宁人，十一岁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随即将逊位多年的溥仪扶上皇帝之位，他作为满洲国的子民，接受日文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时，班里的同学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相处无虞，像是某种新的东亚秩序。“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很正常，没什么残暴的记忆。”他说。

但他不相信这种秩序，十九岁时秘密加入了国民党。那是1939年的哈尔滨，东北正处于日本统治的高潮时刻，国民党领导的内地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敌国，他为此付出了两周监狱生活的代价。

他经历了国民党的辉煌一刻。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是领导者。但接下来，形势变得被动，迅速兴起的共产党获取了优势。作为一个县级的国民党书记，他跟随溃败的军队逃往北京，然后又逃往南京，进入中央训练学校，蒋介石是他们名义上的校长，他对他充满崇拜。但这位校长的溃败不可遏制，他还算幸运，登上了一艘前往台湾的船只。在新竹与台中，他成了教育界的一员，每日听到与看到“反攻大陆”的讲话与标语，心中暗暗明白恐怕回不去了。

他的命运在1964年再度发生转变——应朋友之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来到横滨的中华学校任教。身处风雨飘摇中的台湾，这是个不坏的选择，他往日的日文教育也有了用处。

这可不是普通的华侨学校，它的创始人正是孙中山。当一群横滨华侨在1897年想创办一所中文学校时，华人在此地生活的历史已经接近四十年，高峰时期有七千人之多。华侨们期望这所中文学校能提高华人子女的教育水准，当地已经有了关公庙、妈祖庙、中华会馆，却没有一所学校。他们找来孙中山商议，在失败的广州起义之后，孙中山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讲、募捐，说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华侨支持一场他们无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时刻，说服他们依靠的是乡情与血缘，而非政治理论。华侨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跟他说同样的语言，吃一样的叉烧饭。

孙中山给学校起名为“横滨中西学校”，期望它能沟通中西文化。他深知教育对于政治动员的重要性，“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不过，他无暇顾及具体教学，便推荐了一位广东青年梁启超来任教。当时的梁不过二十四岁，却声名显赫。两年前，他辅助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如今正在上海忙于编辑《时务报》。

最终，梁启超的同学徐勤前来任教。他也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他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以呼应老师的思想与著作——康有为着迷于他“世界大同”的理想。

徐勤延续了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向，学生们既学日文也学英文，他还通过耻辱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教室黑板与课本上都书写十六字口号“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希望学生牢记读书的目的是“一曰立志，一曰读书，一曰合群，一曰遵教，一曰报国”。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就包括苏曼殊与冯自由，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华民国的重要人物。

但分裂也自此开始。尽管孙中山与康有为都以缔造现代中国为己任，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个人性格更是大不相同。康有为仍是既有秩序中的异端，当他写作《孔子改制考》时，仍期望借孔子之口来推动变革，他以光绪皇帝的顾问自居，不管是在百日维新的北京，还是日后的流亡生涯，他总将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但孙中山却是不折不扣的反叛者，他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的西洋教育，而非在儒家典籍中成长。他曾短暂地将希望寄托于李鸿章这样的洋务派身上，但很快就发现，这个清王朝不是变革的推动者，而是变革的阻力，是一个必须被推翻的对象。

学校就变成了流亡海外的“革命派”与“保皇会”的斗争之地，他们都希望争取到海外华侨的支持。这斗争也延续得比任何人想象的更长，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也无皇帝可保了，但斗争仍在继续。

当王良1964年来到横滨时，斗争的双方不再是“革命党”与“保皇会”，而变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横滨中华街陷入了分裂。共产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国民党只有台湾一岛。但当时台北才是联合国的正式代表，外交关系是在东京与台北之间，而非东京与北京之间。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他们的争夺却又延续到了海外的华侨社区。每年的十一与双十，都能看到先是一片五星红旗，然后又是漫天的青天白日旗，双方都争相让自己的游行、舞狮活动更精彩。有些时候还会大打出手，教师与学生变成了战士，争夺或者保卫学校。王良仍记得“文革”中那些激烈的场面，作为一名国民党员，他要捍卫“自由中国”，即使它是在别人的国土上。

他开始了对当地华人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清时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史研究。他寻找到那些支持过孙中山的家庭与个人，也遍访昔日革命者的遗迹。这也是一次新的发现旅程，被不断的革命、战争与动荡左右的中国，从未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即使当台北与北京都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时，它们也都对这源头缺乏知识与兴趣。这也像是命运的另一种轮回。他在一个傀儡式的清王朝皇帝的治下成长，将日语当作了另一种母语，然后加入反对这秩序的力量，最终他又来到日本，研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的努力最终汇聚成这四本文集。

“总是背着手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低着头想”，他也“不抽烟，很少喝酒，喜欢吃凤梨、苹果”……在王良的《国父与横滨》中，我读到这些断片。这是一个名叫温惠臣的华侨对孙中山的回忆。如今人们都熟记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却忘记了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样充满猜忌地看待这些革命者的。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孙中山不过是一名被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即使1897年他因在伦敦的蒙难而扬名国际后，也仍是这些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异端”，只有那些最大胆、异想天开的人才敢接近他。

温惠臣十五岁时成为第一期同盟会会员，负责给孙买日用品，偶尔也去船上扛东西，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军火。他剪掉了辫子，却又需要辫子。“辫子是假的，缝在帽子上，到外面去时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丢，变成了光头。不然的话，当时的华侨社会会指着鼻子骂。”流亡中的孙中山陷入习惯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当地的暗探，要忧虑下一次起义的武器与经费，要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争夺影响力……

他也生活于中日两国政府的夹缝里，个人的际遇随时因为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康有为因为北京的压力而离开日本，流亡者们则随时处于日本的监视之下。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流亡者）》中，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告：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向外相青木周藏报告“清国流亡者梁启超于昨7日下午6时许由东京来滨，投宿于居留地139番清议报馆内，估计本日将住在本地”，或是“清国人梁启超昨17日来滨，于原居留地139番清议报馆投宿中，本日下午11时35分乘当地始发火车回京，滞在中无异常”。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比保皇者梁启超遭遇了更严密的监视。

三

对我来说，梁启超比孙中山更富吸引力。“《清议报》的第一至三十一号是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如今是山下电气；第三十二至七十号则是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地，如今是自卫队横滨募集事务所……”在王良的书中，我查到了这些信息。

当《清议报》在1898年创刊时，梁启超刚刚从一场政变中逃离出来，成为一名被悬赏的流亡者。听闻昔日的改革盟友惨死刀下，得悉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之中……他必定陷于悔恨、愤怒、无能的复杂情感中。他失去了真实的政治舞台，却创造一个虚拟的舞台。

“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在发刊词中，梁启超为《清议报》设定了这些宗旨。在封面上，他还起了英文标题The China Discussion，发行日期以孔子纪年——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这英文译名与纪年方式都显示了这份杂志身份与视野的多样，它想沿袭中国文人的清议传统，也想建立现代意识的公共讨论空间；它承认现有王朝的合法性，又期望将自己与更漫长的儒家传统相连。

几乎从第一期起，这份旬刊就建立起稳固的叙事。“勤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新知识世界的探索。中国在19世纪末开始的转型，不仅是政治制度、军事和技术上的，更是知识、思想与价值观上的。梁启超的杂志是这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初的中国，每旬出版、栏目众多的杂志不啻为一项崭新的冲击。他的《清议报》与之后的《新民丛报》被偷偷运回上海，然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科举制度已遭普遍唾弃，四书五经不能应对外部挑战，中国日后的缔造者，不管是胡适之还是毛泽东，都是他热情的读者。

日本是梁启超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倘若美国学者任达的判断没错，那么1898至1907年的中日关系是被遗忘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日本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这些在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也正是“建设性力量”的一部分。

但他们的影响有多重要？任达相信，这些流亡者“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把中国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

四

王良感慨于本地华人对历史的无知，只关心物质利益。

走在这喧闹的街头，我心生疑惑：这就是那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华街吗？他们是怎样将这些小业主动员成为政治行动的支持者的？每夜用算盘计算一日进账的人，为何能一次次倾囊而出，去支持一项他们很难理解的政治设计？

从开港以来，华人就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如今其他外国人社区早已消失，中华街却继续兴盛，成了横滨最重要的景观之一。但它似乎仅仅是景观，它漫长复杂的历史、庞大的人群没有转化成某种更持久与更具创造性的东西。三把刀中的剃头刀与裁缝刀都消失了，但菜刀却变得更重要了。比起一个世纪前，中华街的料理店更多元了，除去广东菜，四川、上海、台湾菜也随处可见。尤其是四川的麻辣，因为新移民与中国游客的涌入而迅速兴起。横滨中华学校旁，正是巨大的、外围像路易威登店的重庆饭店。

如何将一群去政治化的华侨动员为“政治人”，是孙中山的志业。而对于梁启超来说，只有彻底将中国人改造成“新民”，才可能缔造出一个富强的中国。

也正是在此地，梁启超写出了《新民说》。他意识到，倘若不能建立现代国民，就不可能塑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他要唤醒那些沉醉于个人利益、狭隘乡情、缺乏公德的海外华人社会。最初的“反叛者”——不管是革命者，还是保皇者——正是期望将这些底层人动员起来，让他们政治化，以提供精神、物质、人员的支持。而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动员者，都来自相距不远的广东乡间，他们也都是清国庞大的学者官僚系统的边缘人。当他们试图从权力中心改变这个国家时，都惨遭失败。他们在海外庞大的边缘人群中再度恢复元气，获取支持，并进行无休止的内部斗争。

很有可能，中国没有变成他们期待的样子，他们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似乎在一个世纪后仍未过时，横滨的中华街似乎又回到了它本来的样子——关公庙的香火仍旧旺盛，在华侨心目中，这位财神实在比任何神灵都更重要……

夏多布里昂的碎镜子

撰文　覃里雯

人到中年，一切都变得无情地清晰，就像在被自己摔碎的镜子里看到少年的憧憬，而在镜子的背面，满足的愿望也随即被遗忘。

一

Le Midi，法国南部，古法语的正午，也是南方，正午和南方都是太阳所在的地方。初相遇不久，L就想要带我重返这个他心中的期许之地。那时我热爱粗糙新鲜的奇遇，一直没被他描述的度假圣地打动，置若罔闻地领着他在我的路线上绕圈子。但领队人渐渐发现，无论去到哪里，他都会发现那些让他想起法国南部的地方，从慕田峪夏日闪亮的栗子树叶，千岛湖响亮的蝉鸣，苏梅岛春季的繁花，到意大利北部的旖旎山路。他愉快地享受着广大世界的款待，一路却捡起某些碎片放在眼前端详，通过那细碎的镜像，梦想重回le Midi。

十年之后，我用光了拖延的理由，L终于能催促我早早定下假期，跟朋友借了他们位于圣马克西姆（Sainte-Maxime）的度假公寓的钥匙。

Le Midi，这个20世纪浪漫的最高符号，并不包括整个法国南部，而是一个环绕地中海、与西班牙和意大利接壤的带状地区，包括亚奎丹，南部——比利牛斯，朗格多克——鲁西永，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科西嘉岛，隆河——阿尔卑斯和普瓦图——夏朗德。圣马克西姆虽然与尼斯、戛纳都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区域，但远不及后二者的名气。戛纳在中国广为人知，原因除了著名的戛纳电影节，还有2012年的一场政治风波：那里的一座临海别墅压垮了中国政坛的一位枭雄。买家为此制作的“幻灯片是动感的，三秒钟切换一张图片，有英文的诗，还有音乐伴奏”，可能是贫瘠的革命年代孕育的中国权贵子女最高的审美想象，也到底落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中国式结局。

若从戛纳的故事开始引入了不起的法国文豪和可疑的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倒是一个好的开端，那里有过更值得历史铭记的野心。曾任拿破仑时代和波旁王朝外交官的夏多布里昂，则留下了这段历史中最荡气回肠的亲历记录，以至于雨果在小学作业本里写下：“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夏多布里昂在1797年拿破仑离世后曾到戛纳参观，在那里，有一个客栈主人曾接待过从流亡禁锢中登陆戛纳、重返法国的波拿巴。他领着夏多布里昂路过拿破仑曾栖身其下的橄榄树和他上岸时存放衣物的厂棚，他们在海滩上看到“水面似镜，波澜不兴……海湾里只停泊了一条大船、两条小舢板。左边看得见昂蒂布灯塔，右边看得见莱汗群岛，正前方是朝南，朝那个罗马城敞开的深海。波拿巴一开始打发我去的就是罗马。”

在他庞大而优美的《墓畔回忆录》里，夏多布里昂解释了这些岛屿的来路。莱汗群岛是古代欧洲人躲避蛮族入侵时开辟的新定居所。公元5世纪，古高卢人（高卢即今日的法国）圣奥诺拉“从匈牙利逃出来，登上这里的一座礁岛，爬上一棵棕榈树，划了一个十字，所有毒蛇就死了，这也就是说异教消失了，在西方诞生了新的文明”。传说圣奥诺拉所建的岛上修道院里的最后一个独居者，就是著名的铁面人。

暮年里回忆自己曾站在戛纳海滩上的时辰，夏多布里昂的惆怅层叠潮涌。当年他面对拿破仑离世后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感到悲怆，但几十年后从跌宕的人生中又回想起那个沙滩上的时刻时，复杂的情绪让他难以自持：“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

那些在非洲遇到的无忧无虑的阿拉伯老人，“他们……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魅力的火烈鸟移动……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是的，即便是贪婪者也并不赞美贪欲，而更愿借身于雄心的光辉斗篷，但最终，被权力和财富的性格吞噬的个人也会感到悲伤，这些对戛纳而言都不是新鲜事。

二

我们到底没去戛纳，而是在7月下旬到达距离戛纳不远的海港尼斯，从那里驾租来的车沿海边棕榈大道向东南缓行，全球各地涌来的游客让南法所有的公路都拥堵不堪。沾了鸟屎的车窗外，天空、沙岸、自行车和女孩身上的比基尼、孩子手里的皮球，34摄氏度的阳光和淡淡的水汽把一切都调成了糖果色。蔚蓝海岸（Côte d’ Azur）像一张巨大漫长的美国60年代牙膏广告画，无辜、甜美而新鲜。

朋友的公寓在圣马克西姆一个有围墙和电动铁门的封闭小区里，外面看起来和中国十多年前的建筑差别不大，但喘气的狭窄电梯泄露了它半个世纪的高龄。楼下花坛里的薰衣草已经被阳光烤枯，但密集的夹竹桃开得正旺，略带危险的闷香。公寓的塑胶地板装饰了红砖纹路，条纹布沙发已经褪色，老式的实木桌椅也已开始剥漆。沙发上有一幅印象派画的海报，画的像是南法的咖啡馆外景，正中一个优雅的女子正在招手叫服务生，餐桌上的镜框环绕着仿中世纪的水果静物油画。沙发旁有个小书架，放满了德文书，中间夹杂一些英文小说和一本《法国当代艺术史》。这景象雷马克在《凯旋门》里写过：“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不好不坏的，他看着都无所谓。”

但这时L使劲把阳台的木制遮阳板拖开了，结束了这个无所谓。呼啦啦的一阵，带香气的风扑了进来，带着楼下游泳池里孩子的喊叫。层叠的橙色屋顶之后，地中海托着隐隐绰绰几艘游船，像一汪果冻，去往圣特罗佩（Saint Tropez）的渡轮正在离开视线。这边对着的是缓和起伏的丘陵，大伞一样的金松和高瘦的棕榈之间，蘑菇般地长满意大利北部风格的别墅。最美的一座，有长长的凉台延伸向海，上面挂着古罗马庭院装饰的白色幔帐。在后来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坐在阳台上，看着日落时分的海光山色吃晚饭。

当星空从山后显现，慢慢笼罩海湾，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的名字就会在脑子的角落里微微闪亮。法国南部是这位贵族作家兼飞行员无数次飞过的地方，但他对此几乎一字不提。他越过平缓的群山和地中海，去往北非的沙漠。在埃及，他驾驶的邮政飞机曾坠毁，差点儿丧命。贝都因人偶然拯救了严重缺水的他和机械师，当时他们已经产生了幻觉，这些幻觉构成了此后《小王子》中的片段。这本童话的过度成功，遮蔽了他作为骑兵和邮政飞行员的过去，以及他作为记者为《巴黎晚报》、《玛丽安》和其他媒体做的那些动人的战地报道，还有印度支那和远东、地中海、苏联和莫斯科，以及子弹横飞的西班牙内战——这些都收集在《镜子中的碎片》里。

因为不像海明威一样自恋，炫耀武器、情史和伤疤，他常被不求甚解的读者误认作一个内心柔弱、逃避现实的小知识分子。但这或许正是作者想要的，富于同情、与弱者在情感上结盟，使他们不感到孤独，能保卫他们。1939年，在被遣离法国军队之后，他来到纽约，希望说服美国军队一起抵抗纳粹，以《告美国人书》为欧洲面对纳粹时的软弱做出辩护：“这些人是弱小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很清楚我们为弱者而战，我们并不期望在敌人刚刚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就被派往前线。”但是他提醒强大的美国需要负担自己的责任，“你们，是一个强大的传声筒，受到海洋的保护，你们的海军、军队、人民是强大的，你们什么也不怕，难道你们不该像蓬斯·比拉特一样，建议你们的同胞洗刷这一与你们可能并无关系的耻辱吗？”

1944年春季，他驾驶侦察机回到法国，盛夏时节就连人带飞机消失在这个海域，六十年后飞机残骸才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的首府马赛附近的海底被找到。“每一颗星星都有一口井，上头都有一个生绣的滑轮，每一颗星星也会为我沁出甘醇的井水给我止渴。”高贵的灵魂……他的飞机失踪的日期正好是我们到达这里的整整七十年前。关于布满酒庄的南部法国，他没有留下什么可资铭记的字句，这只是他飞向更广大世界的中间地带。

强大的美国海军、军队和人民到底来到了南部法国，在蓝色海岸地区，美国依然是亲切和值得尊敬的二战盟友，而不仅仅是令人鄙夷的喧闹游客和不上档次的好莱坞电影产出国。圣马克西姆是盟军登陆的地方，迄今尚有纪念碑。夜晚在市区中心海滩和停满小游艇的港湾散步，露天酒吧和露天演唱台上，留着长卷发的歌手还在一首接一首地唱《一切为你》（[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和《我心永恒》（My Heart Will Go On），声震云霄，赶上了中国县城卡拉OK的声势。

或许这会让返回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他们的后代感到亲切，就像在东南亚的酒吧里“怀旧老歌”抚慰着美国驻军和水手一样；在车程一个小时的勒拉旺杜（Le Lavandou）还有一家与纽约著名的Cotton Club同名的夜总会。战争留下的要远远多于废墟和弹药的碎片，但或许这些流行文化只是所有人出于念旧而心甘情愿地共同贫瘠，是一种令人心暖的异化……我们并不总是明白文化、行为和习惯的后果：人如何被他遥远的想象所塑造，最后变成他的想象本身，就像圣埃克絮佩里越过地中海，想象自己消失在沙漠的星空。但法国又塑造了他人的想象：在从勒拉旺杜乘船前往克罗港（Port-Cros）岛的渡轮上，一个意大利女人忽然登上船长室，从喇叭里向她的爱人求婚。面对这精心策划的想象中的法式浪漫，乘客们鼓起掌来，男人冲上去把女人领下来拥吻，法国人家的六七岁男孩倦怠而又好奇地看着，海上的盛夏阳光让他眯起了眼睛。

三

每天傍晚，总有一辆垃圾车会在我们散步时出现，有时候是6点，有时候是8点或者9点，甚至10点。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完晚饭，只要一出门，垃圾车就会像前东德的斯塔西一样准时出现，轰鸣着，慢悠悠地开开停停。副驾驶座上跳下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把路旁的各色塑料垃圾桶拖到车后，机械臂自动把垃圾倾倒在卡车的大肚子里，小伙子把垃圾桶拖回原位，再跳回副驾驶座。他干这些事的时候就像在度假，轻松而散漫，车子在整条街留下了一长条固体般的酸臭空气。路旁有一家设在巴士里的披萨店，深夜都有顾客，其中有一个男人每天带着五岁左右的儿子前来，孩子手里总是抱着一个褪色的绿色布制恐龙；老太太们都在发胖，穿着从街边小店或超市里买来的衣裙。L说，法国老太太从前是不发胖的，她们曾经个个优雅纤细，这些年一定发生了什么。

圣马克西姆充满了这般家常夜景，虽然从街上的汽车和生活状态上看得出此地的安康，但也只是个相对富足的中产城市，海港附近大量建于60年代至80年代的普通公寓楼也证明了这一点。长长的海滩上除了私人别墅和豪华酒店，还有很多为普通家庭保留的沙滩（连带细心搭好遮阳篷的免费停车场）和度假拖车“旅馆”，也就是收费供停拖车和安营扎寨的沙滩。L说起自己第一次到这里独自度假的遭遇：“那时候我还是高中生，没钱住旅馆，就带着帐篷到停车场转悠。有一家人同情我，给我在他们的帐篷中间留了个地方。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保安赶了出来，没面子透了，哈哈哈。”听起来好像这让他很愉快似的。

从有漂亮白色灯塔的港口坐船半小时，就能到达被巴黎的朋友形容为“bling bling”（金光闪闪）的圣特罗佩。渡轮迫近港口时，巨大的私人游艇就会像《星球大战》里的帝国军队飞船一样出现，悄无声息，庞大而阴险莫测，高及四层小楼。它们大多数悬挂英国国旗，顶着武器一样尖锐的船头驶进港湾，排队罗列在游人拥挤的港口，俯视着目瞪口呆的游客和他们身后售卖廉价旅游商品的店铺。英俊如蜡像、晒得肤色深棕的服务生在甲板上忙碌，给斜躺在船尾柔软大沙发上的富豪和女人递送酒水，后者假装没有注意到自己在被岸上的游客排队拍照，享受着他人嫉羡之心的抚慰。这场景如此荒诞，反倒有些意外的诙谐和亲切。圣特罗佩最早只是一个美丽的小渔村，和欧洲许多度假名城一样，也是在“二战”后的复兴阶段才为人所知的。这还要部分归功于五六十年代新浪潮艺术家们的涌入，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这里慢慢成了中产阶级参观的富豪动物园，以及富豪们炫富的一个竞技场。

一个被抽脂留下印记的女人摇曳着走进小巷，她长长的双腿看上去像凹凸不平的木棍，穿着流苏及地的皮靴，像一头受伤的动物。她走过成排的奢侈品店铺，向可可香奈儿酒店长满棕榈树的院子里仔细凝望，店铺里头发向后梳得油亮的经理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的背影。

Owning a home with no silver spoon

我有个住处但不是巨富

I’m drinking champagne like a big tycoon

我喝着香槟就像个大亨

Sooner than wait for a break in the weather

等着吧就在天气转好之前

I’ll gather my far-flung thoughts together

我就会收回胡思乱想

Speeding away on a wind to a new day

乘快风开始新的一天

—— Pink Floyd ,“San-Tropez”

平克·弗洛伊德，《圣特罗佩》

被罗马的尼禄皇帝在比萨城砍头的那位殉道者圣特罗佩的尸体和一只狗、一只公鸡一起漂流到这个海岸，给这里留下了名字。罗马的古老爪痕印满了整个南部法国，除了高架引水桥、圆形剧场、城墙和别墅的废墟，还有声震四方的古代战场。就连“普罗旺斯”（Provence）这个名字，都来自古罗马拉丁文“行省”（Provincia）。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征服了阿罗布洛及斯族，在外高卢南部建立奈波高卢行省，简称行省，沿袭至今。高卢是罗马得以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台阶：恺撒大帝是靠征服高卢积累的势力和财力，才得以从守旧的贵族手中夺取权力，推动罗马走向帝国的关键改革。帝国边缘孕育的力量改变了帝国，但边缘的命运却由帝国决定，一同繁荣，一同衰落。

本想到普罗旺斯一些著名的罗马废墟旧址观光，但南法丘陵和群山遍布，山路崎岖漫长，一日往返还是有些吃力。我们秉承悠闲至上的度假原则，选了较近的艾克斯城（Aix en Province），即便地图上看着不过一指距离，单程也是两个小时。车子在狭窄的山路上跟呼啸的本地车辆擦肩而过，让我胆战心惊。在全世界你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常在山区里出没的司机，因为习惯了山路驾驶，会产生一种过度的安全幻觉。而南部法国又充满不太在乎法规的飙车狂，让路况更富挑战性。L的一个侄子前两年在南法租了一辆车，上山路没多久，左边后视镜就“啪”地被对面来车撞飞了。他只好回到租车行，重装了一个新的后视镜，接着上路，没开几分钟，啪的一声，后视镜又被撞飞了……

如果一个古罗马人看见这个场景，一定只会捧腹大笑，因为现代人的冲突大多也就仅止于此。罗马人的生活则只是战争的副产品，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有七百二十一年在跟波斯开战，更不要提四面八方从未止歇的其他征战和应战。这些，普罗旺斯当然也熟悉。

从圣马克西姆越过群山去往艾克斯，会经过一个决定性的罗马战场——埃奎亚·塞克斯提亚（Aquae Sextiae），那里如今只是车窗外飞速掠过的一个白云悠悠的美丽山谷。公元前122年罗马人率先在艾克斯建城，十来年后，北方（今日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丹麦境内）的日尔曼条顿人、辛布里人和阿姆博人部落就大举南迁至此。这些日尔曼部落，后来德国人的祖先，也就是罗马史书中所说的“北方蛮族”，一路攻城略地，鼓动当地部族反抗罗马人的统治，重创罗马强兵，史称“辛布里战争”。不过，日尔曼人最终在埃奎亚·塞克斯提亚被精明的罗马执政官马略（Gaius Marius）击败，300名被俘的日尔曼女性集体自杀，罗马人还写入史诗，以此歌颂日耳曼人的英雄精神，而条顿国王被俘后遭示众处决。这些战争中的英雄后来引发了希特勒对“日耳曼民族英杰”的狂想，不过更重要的是，曾令罗马人胆寒的“北方蛮族”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他们当中被俘奴隶的后代发起了斯巴达克起义……

到达艾克斯时是正午，汽车绕着旧城区宽大的米拉波大道尽头的喷泉转了两圈才找到栖身地，塞尚、左拉和海明威曾频繁光顾的“两个男孩”咖啡馆百年不变的墨绿遮阳篷下也坐满了游客。艾克斯是普罗旺斯低调的文化中心，也是画家塞尚和法国大革命里出身贵族的“平民领袖”米拉波的故乡。在1940年搬往纽约与他相会之前，圣埃克絮佩里的妻子龚苏萝就在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Avignon）和艾克斯之间的一个小镇奥佩德居住。

在南法的徘徊让人更清晰地意识到文明的断裂特征。罗马衰落之后，无序降临整个地中海沿岸，那个“少女怀揣黄金可以游历整个帝国”的时代中断了近千年，异族入侵、百年战争、黑死病、宗教战争轮番蹂躏，直到12世纪的“好国王勒内”（他手持桂冠和权杖的雕像正立在大道尽头的纪念柱上）为它寻回秩序，爱好奢华的路易十四则带来它的文艺兴盛。17到18世纪，这里成了法国的贵族城市，被二战轰炸机饶过的旧城区里，迄今布满16到19世纪的巴洛克建筑。未被古老橡树和梧桐遮蔽的木制高窗里，看得见阳光穿过楼梯的雕花扶手留下的迷人剪影，仿佛仍徘徊着大蓬裙下淑女高跟鞋的笃笃之声，但铁门上可能曾经属于议员先生的黄铜门牌，却早已换上了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逛完旧城时间还早，顺便在本城知名的葛哈内（Granet）博物馆排个队。19世纪末的一位纽约集装箱大王把自己的宝贝珍藏在这里，梵高、毕加索、莫奈、罗丹、米罗……相比之下，半地下室里米拉波的雕像自然被游客们忽略了。大理石做的米拉波挺着大肚子，指向前方，他丑陋的面孔散发出某种强烈的吸引力，夏多布里昂说他的丑陋是以他佛罗伦萨家族的特殊美为基础的：“产生阿里恺提的同胞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中那种刚毅的面孔。天花在演说家脸上留下的痕迹，更像烧伤后留下的焦痂。大自然塑造这样的头颅，要么是为了帝国，要么是为了绞架；它雕琢的这双臂膀，要么拥抱一个民族，要么劫掠一个女人。”

被贵族踢出行伍的米拉波以演说征服了平民，成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却又鄙视他们；他希望废除对君主制的迷信，却又希望以对君主制的崇拜取代。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里所有激烈的情感和变化，“他的精力来自他的堕落；而这种堕落……有深刻的、热烈的、疾风暴雨般的情感作为支撑”。当选国民议会议长后，他幸运地早逝，在他调和君主制和平民意愿的努力注定失败之前——或许他正是被这个即将到来的失败压垮的。夏多布里昂把他列为那个伟大时代三个将会留存的人之一，“米拉波代表贵族，罗伯斯庇尔代表民主，波拿巴代表专制”，“因为不能承认这三个人的名声德行，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代价或许沉重，或许完全出乎意料，罗马在蛮族之间过早播下的民主种子，在19世纪的欧洲各国结出各色异果；米拉波这个贵族后代和国王的秘密顾问，又会被马克思赞为“革命的雄狮”……从古罗马到法国大革命，整个世界都或多或少被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误解波及。我的诗人朋友邹波说：“变的不是路而是目标，真正异化的是目标，并没有这样的事，目标恒定却充满弯路，有的只是异化的目的，导致真正无归的歧途。”多么令人不安的结论，但又无法反驳，人类的群落在荒原上游荡，随心所欲地从历史中掠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证据。正因如此，面对他人时无法谦和自省的群落显得尤为愚蠢和野蛮……

四

越过群山返回圣马克西姆时，漫长的白昼熬不住倦意，渐渐向西方淡去。苹果园里长青苔的低矮石墙罩上了阴影，鸟鸣也变得迟疑，风声掩盖了远山中暗藏的修道院里橡树子掉落的声音，越过无数酒庄打出的大招牌（效果就像好莱坞的山顶铭牌那么显眼）。白日驯服的莽荒在傍晚就露出危险的脸色，这缺少水源的干燥地理环境，开始令人焦灼。

L说起他少年时代和几个朋友一路开车从汉堡南下，昼夜不停，黄昏时进入这片山野。他们唯一有驾照的一个朋友来当司机，已经很疲惫，最后这一段两小时的弯曲山路简直快要了他的命。满车的少年把性命都寄托在了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朋友身上，“我们全都紧张极了，”他说，“不过我们一路给他加油，一起给他买了份大礼感谢他。”那或许就是富裕社会的少年成长担当起群体责任的时刻了吧。

离开南法前，我们的最后一个游览地是附近的古城弗雷瑞斯（Fréjus），也是恺撒兴建的从罗马通往西班牙的Adrian Way的枢纽，兴盛时期约有上万人口。看城市规划图先进整齐，犹如长安，城墙外有个圆形露天大剧场，可惜废墟如今被丑陋的金属板子覆盖着。和许多南部法国小城一样，弗雷瑞斯也被千年的各路战争、海盗和强盗反复劫掠，但古罗马城门、高墙和高架引水桥的废墟仍在，另有一座13到15世纪罗马教会鼎盛时期建的St. Maximinus大教堂。本地博物馆里有一个别致的双面赫尔墨斯雕像，以及一个罗马贵族室内墙面装饰，让人疑心爱马仕丝巾从罗马墙面设计得到了不少灵感。

回来的路上，我们选择了拥堵的海边马路，慢慢驶过那些白色耀眼的沙滩。地中海的夏季是最为奢侈的夏季，气温永远合适，略微的炎热总是瞬间被微凉的柔风吹走。海水透明纯净，阳光不太刺眼，和其他挤满白发苍苍的老者的欧洲度假胜地不同，南法到处是漂亮的年轻人。大自然没有任何挑战身体的诡计，一切都在取悦于人。这不正常，对来自气候总有多种挑战的中国的我来说，总觉得哪里不对，仿佛瞬间会被夺走。这或许也是我无法坦然彻底地享受和拥抱它的原因，我不信任这没有忧虑的快乐，这温和无罪的富足，这没有挑战的享乐，它让我如坐针毡。当L躺在阳台和沙滩上心满意足时，我却四处拉着他去寻找历史幽暗的证据，因为那是我更熟悉的逻辑。

那时我终于明白了南法对L的真正意味：这是他少年时最先体会到长大成人的自由乐趣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想要重新体验这种快乐——所有新奇的生活许诺刚刚展开，我们还不能想象自己将要造就的错误和浪费。人到中年，一切都变得无情地清晰，就像在被自己摔碎的镜子里看到少年的憧憬，而在镜子的背面，满足的愿望也随即被遗忘。我们本可以不同吗？还是在荒原本无方向可言的漫游中徒然地奔跑，自以为在前行？谁能回答这些问题……在南法，我理解了另一个人的遥远青春，和我们之间无法跨越，却丰富了我们共同生活的鸿沟。

弗罗茨瓦夫：一场风暴的结语

撰文　刘子超

电车轰鸣着驶向老城，载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夜幕一旦降临，弗罗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种忧郁感——那是中欧的味道。

一

波兰，总让我感到一种悲情。它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雌性气息：忧郁、纤弱甚至带点受虐意味。给我这样印象的国家，除了波兰，还有乌克兰。它们都不幸夹在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雄性掠食国家之间，注定了坎坷的命运：国境线总在变迁，人民总在迁徙，总是成为战争和杀戮的牺牲品。对它们来说，无论亲近德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所以1944年，英国旅行作家Odette Keun写道：“对于波兰，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大英帝国。”

但他显然高估了帝国的运势——从印度到加勒比，从马来半岛到埃及，帝国的衰退是如此迅速，以至不过三十年之后，作家简·莫里斯就只能在《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中追忆帝国的荣光了。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印巴边境城市阿姆利则，一位怀有帝国情结的英国佬红着眼问我。他的目标是走遍英国所有的旧殖民地。

“对不起，他喝多了，”他的马来籍妻子说，然后又要了一瓶冰镇翠鸟啤酒，“他就是三瓶的量，喝到第二瓶时就爱胡言乱语。”

我开着菲亚特Panda从苏台德山区冲出来，进入沃野千里的西里西亚（Silesia）平原。我发现，理解西里西亚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就像理解英国醉汉的愤怒一样轻松。窗外的土地委实过于平坦，过于肥沃了，而且就在德国嘴边。它一望无际地伸向远方，与波兰大平原连为一体，直至波罗的海沿岸。在那里，它又将与俄国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遇。这真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像所有悲剧一样，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

同样难以置信又千真万确的是，这条通往弗罗茨瓦夫的乡野公路居然堵车了。很多车调头转向，但这似乎并未使现状有所改观。我跟在车龙后面，除了田野和树木，周围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前面的司机打开车窗，抽起了烟，后面的司机戴着墨镜，打起了电话。我反复拨弄着收音机电台，几乎所有台都在喋喋不休地播放波兰语脱口秀，而这无助于缓解焦虑。我把收音机关掉，无所事事地想起科塔萨尔一篇描写堵车的小说。但那是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可不是什么波兰边境线附近的小路！

我总算看到路边有家孤独的小超市，马上像个逃兵一样溜出队伍。超市里的货物都带着一副陈旧的历史感，只有熟食柜台摆满香肠。旁边有张铁桌子，兼做餐桌和酒桌之用。此时只有一个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老头坐在那里喝啤酒。他的眼睛湿漉漉的，已经喝到对周围熟视无睹的程度。我闻到熟食柜台里的肉香，才想起自己一上午都没吃什么东西。我身上没有波兰兹罗提，只好羞愧地拿出欧元，一边比划一边向店主指着柜台里那条最诱人的香肠。他卖给了我，还找了我几枚兹罗提，这样刚好又够买一小杯啤酒。

我在老头对面坐下，他并未看我一眼，这让我对他的兴趣激增。我切了一截香肠，把盘子推到他面前。他不动声色地把啤酒喝完，起身离去。他像个修士一样，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进室外的一片白光中。门关上了，仿佛野兽把光线重新吞噬。

因为开车，我把啤酒当作烈酒，只是偶尔呷上一口。等我把香肠吃完，我就走出这家小超市。大地一片宽广，一队大雁飞过天空，车龙神奇地不见了，仿佛堵车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或者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心里嘟囔着那个英国佬的话。毫无疑问，这是比大英帝国的衰落更难解释的事情。

我再次上路，经过一座小城，城外有几家大型超市，之后是住宅区，然后是城中心的教堂和残存的18世纪建筑——一座欧洲内陆小城的标配。生活在这里是便利和安静的，又是沉闷和无聊的。每个路人都面无表情地走着，尽管阳光耀眼，却有种阴沉的一致性。他们的灵魂大概也都皱着眉头。难怪欧洲人会喜欢东南亚，那里火热的生活，热带的生命力，疯长的藤蔓，一定让他们大为惊叹。

自己没有的就是好的——人类的天性。对他们来说，东南亚是这个同一性的世界上唯一不同的地方，甚至连神佛都是欢喜、微笑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受难相。

人总得不时换换口味吧，这有助于身心愉悦，我想。所以旅行就像走到另一个街面，尝尝新馆子：今天西班牙菜，明天印度菜，后天意大利菜……不过吃来吃去，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披萨就是馅饼，意大利面就是米线，奶酪就是豆腐，牛排就是烤肉，沙拉就是东北大拌菜，海鲜饭就是潮汕砂锅粥……旅行的意义，就此变得虚无。我见过不少游荡半生、间隔年数次的旅行者，最终变为熟视无睹的“废人”。

我知道，我必须延宕自己成为“废人”的过程，就像足球运动员维护自己的职业生命。延宕的诀窍之一，就是在旅途中尽量把自己置于不熟悉、无情调的境地。强烈的冲击容易让人懈怠，平淡无奇反而能让厌倦来得迟缓一点。

比如，我订的酒店在弗罗茨瓦夫市中心四公里以外。对于一座中欧城市，这已经算是城郊了。我把车停在酒店空旷的停车场，成群的乌鸦正黑压压地飞过，呱呱叫个不停。

房间在十六层，可以看见一定程度上的风景——不是美丽的奥得河，不是老城鳞次栉比的屋顶，而是一座半荒废的体育场，一片社会主义气息的住宅区，驻满鸟巢的行道树，以及停着我那辆菲亚特Panda的停车场。让我再次感到欣慰的是，房间同样以毫无特色的极简主义风格取胜——白墙、白床单、原木写字台，而不是什么精品酒店时下流行的洛可可风。

我离开房间，在大堂里碰到一群参加宴会的波兰人。餐厅经理正忙得团团转，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连门童都被动员起来摆桌子。前台女孩告诉我，今晚会有一百人在这里用餐。我祝他们好运，推门走出去，知道今晚有了不必急着回来的理由。

外面空气冷冽，但并非不可忍受。我没有开车，而是沿着马路步行。街道很干净，波兰女人的水准明显高于匈牙利。电车轰鸣着驶向老城，载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夜幕一旦降临，弗罗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种忧郁感——那是中欧的味道。

二

我跳上一辆电车，看到一些人提着购物袋，才意识到新年快到了。如无意外，我会在弗罗茨瓦夫度过这个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特别日子。我望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街景，试图回想自己上一个新年是在哪里过的，但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节日于我变成了无足重轻的苦行。我唯一的期望，变成了尽量不动声色地把这些日子度过去。我不会去参加什么集会，也不会刻意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礼物，我也尽量避免在那个日子去餐厅。找机会放纵自己一把？算了吧，我宁愿把放纵留在平时。我想象着此刻的北京，熟悉的街道一定已被节日的灯火点燃——可以想象的人群，可以想象的场景。然而，在弗罗茨瓦夫，车窗外的世界是如此沉寂。那都是一些没多少历史的建筑，连教堂也是新建的。我知道，1945年弗罗茨瓦夫回归波兰时，只剩下一个空壳。“二战”的炮火把这座城市70%的建筑夷为了平地。

雕刻天使笑容的人们，现在他们的子孙正在推动加农炮弹。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在这辆马力十足的电车上，我突然想到1945年的新年。那时的弗罗茨瓦夫还不是现在的名字，它叫布雷斯劳（Breslau）。从1740年被转交给普鲁士时算起，它就叫这个德文名字了。长久以来，它是一座种族混杂的城市，但95%以上的人口是德国人。到了1945年，经过纳粹的清洗，它成了一座彻头彻尾的德国城市。

1945年初，布雷斯劳的居民不会有任何喜悦，他们即将成为纳粹“要塞”（Festungen）政策的“炮灰”。这一政策要求布雷斯劳承担骑士时代要塞堡垒的功能：主动被盟军围困，然后尽可能拖住盟军的兵力，为柏林赢得时间。

沿着此刻电车行驶的道路，平民首先被撤离到城市南郊。因为德国人相信，为了合围柏林，苏军会从城市北部发起攻击。那一年的天气寒冷，大雪纷飞，仅仅是步行撤离，就让一万八千人丧命，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撤离的人群中有爱尔莎·布劳恩——希特勒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姐姐。她坐火车回到柏林，被爱娃接进豪华酒店（如今的凯宾斯基）。她诉说她在布雷斯劳的见闻，抱怨希特勒正把帝国拖进深渊。爱娃愤怒地指责姐姐不知感恩，应该被拉出去枪毙。

苏军的大规模进攻从城市的南部发起，这出乎德国人的预料，也让那些刚刚搬迁过来的平民成为炮火的牺牲品。我正穿过的这片街区就是巷战的主战场，这就是为什么放眼望去，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

负责围困布雷斯劳的是苏联元帅伊凡·科涅夫。他急于拿下这座城市，希望抢在朱可夫元帅之前攻占柏林。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战役，也会让他和朱可夫一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就残酷性而言，布雷斯劳之围可以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轰炸是前菜和甜点，炮击和巷战是主菜。城市交通很快被切断，所有弹药和物资都靠驻守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的德国空军空投。恺撒大街被整体推平，劳工和战俘用生命铺建出一条飞机起降跑道。

最初，容克-88型轰炸机像天使一样美丽，但人们很快发现，那是被盟军缴获的战机，投下的不是补给，而是炸弹。苏军同样伤亡惨重，当他们最终占领城市南郊，士兵们展示了战争激发出的人类的全部兽性。正在军中服役的索尔仁尼琴回忆：“士兵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所有德国女孩都可以被任意强奸，然后杀掉。”

1945年5月7日，在将近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布雷斯劳终于投降。它是纳粹德国最后一个陷落的城市——在柏林投降后，又撑了五天。

幸存的布雷斯劳居民从地窖中爬出来，发现眼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处是弹孔和废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财产和亲人，也将丢失这座城市的名字——名字和命运往往联系在一起。

如果失去废墟，我们就一无所有。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我下了车，穿过车流，进入老城。这是一块鹅卵石形状的区域，在奥得河南岸，也是弗罗茨瓦夫的历史中心。市场广场非常宏大，是波兰第二大广场，仅次于克拉科夫。它的气魄和风格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我看不出什么战争遗留的痕迹,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那它们也被暮色和粗俗的镭射灯遮蔽了。无论市政厅、圣伊丽莎白教堂，还是别的什么古迹，都有一种涅槃重生的光辉，仿佛一个二流的童话场景。

现在，市场广场上正搭建巨大的舞台，灯光和吊臂摄影车已经就位，大概明天晚上会有一场盛大的跨年晚会。

他们开始测试音响。重低音炮突然响起，让脚下的石头发出震颤。所有人都受惊似的抬起头，寻找声源。

——难道苏联人又来了吗？

人们的脸上带着催眠过的神情，然后随着强劲的音乐节奏变为漠然。只有一队德国老年旅行团饶有兴致地驻足，彼此兴奋地说着这里曾经的母语。

气温比白天明显下降了，我能感觉到风透过羊皮手套，顺着指尖往上钻。跨年的时候，气温肯定会降到零度以下吧？晚会的歌手和舞蹈演员将何以自处？还是对波兰人来说，冰点根本不算什么？

我换了些钱，一身轻松地走出来，想到自己早上还在捷克的奥洛穆茨，而此刻已经怀揣巨款站在波兰的广场上，不由感到一阵尘埃落定的惬意。我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

广场一侧是一串以低价酒水为噱头进行恶性竞争的酒吧。我几乎没过脑子地走了进去，点了一杯啤酒，一份波兰饺子，然后才仔细端详菜单。

毫无疑问，这是一家仅仅从菜单就能看出不怎样的餐厅。无论哪个国家，游客集中的区域都有这样一些餐厅，它们唯一的资本是占据了核心位置，靠哄骗傻傻的外地（外国）游客维持生意。在这里，你能有幸享受到这个国家最不地道的食物、最差的服务，以及最名不副实的价格。每次路过这样的餐厅，透过窗户看到那些可怜的用餐者，我都会忍不住怒吼：“这样的餐厅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你们这群游客！”然而现在，我竟然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非常游客地坐在游客中间，吃着莫名其妙的波兰饺子。

在旅游已经相当普遍的今天，“游客”（tourist）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格调不高的概念，暗含着浅薄、低俗之意。“逼格”更高的说法是“旅行者”（traveler）。

因为“travel”一词来自古老的拉丁语，与宗教朝圣中的苦行和精神升华有关。在古代，旅行的最初形态和唯一目的就是朝圣……

我愤愤不平地胡思乱想，然后突然意识到，我竟然把饺子吃完了，甚至还包括篮子里的面包，以及那盘不太新鲜的生菜沙拉。这让我想起一则笑话：

这里的东西太难吃了，而且份量太少。

——伍迪·艾伦

我旁边是几个刚刚相识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杯螺丝起子。显然，这里廉价的酒水让他们手舞足蹈，眼睛放光。

“这里的酒太便宜了。”

“对了，你们知道哪儿能搞到叶子吗？”

“我认识个人。”

“他能搞到臭鼬吗？”

……

原来，他们都是英国人，居住的城市相距不远，又在弗罗茨瓦夫的酒吧相遇。他们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酒便宜，而且能搞到叶子——与历史无关，与文化无关，与旅行无关。

他们脸上长着青春痘和雀斑，张扬着年轻的神色，放纵着青春的活力。这将是他们飞翔的一夜，酒精不过是调情物，叶子不过是助燃剂，性爱不过是水到渠成，高潮将像银河一样泛滥。

他们旁若无人，又喋喋不休，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一种硬物感，像怀里揣着一块铁。一方面，我坐在一群外国人（英国人）中间，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局外人；另一方面，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是我无法参与和加入的，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格格不入。

我要了一杯螺丝起子，然后又要了一杯。酒精就像筹码，在快乐的一端不断加注，直到彻底压过失落的一端。这时如果你继续喝下去，快乐看似会继续增长，但失落最终会在第二天早上反败为胜。

我走出酒吧，穿过广场，经过布景舞台。很奇怪，酒精没让我暖和起来。或许那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酒精，不过是两杯加了冰块的橙汁。我在电车站等车，天上是一弯下弦月，一颗人造卫星快速地飞过。

电车来了，载着我穿行在夜色中的城市——安静极了。那些飞驰而过的街道，那些闪烁的灯光，又像在召唤过去，召唤幽灵。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弗罗茨瓦夫——在平行的世界里，它们并行不悖。

三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工作，但多少有点怠工。天空阴沉沉的，像给城市加了个黑白滤镜。这倒是和我心目中的（旧照片中的）弗罗茨瓦夫更接近。停车场上，我的菲亚特Panda鹤立鸡群，因为根本没有别的鸡。它孤零零地停在那里，结满冰霜，好像荒原上一只被冻僵的驼鹿。我把它唤醒，而车厢里积蓄一夜的寒气也彻底唤醒了我。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路上几乎畅行无阻。那些战后才建起来的房子气色看上去不错，因为又过了一年，它们都高兴于自己成为越来越有历史感的事物了。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到处偃旗息鼓。节日在国内是黄金周，是商机，是报复性消费，在欧洲却是一年中最肃静的时刻。

我把车停在古城的巷子里，在人还不多的广场上溜达。白天，市政厅看上去气势更加宏大，里面有市民艺术博物馆，陈列着黄金工艺品和弗罗茨瓦夫的民间传说。广场上栖息着鸽子，有一面建筑被刷成了四五种颜色，像积木一样矗立着。广场西侧的兵工厂是一座15世纪的建筑，如今改建为军事博物馆，但也因为假日不开门。开门的只有那一串照顾游客的酒吧，现在又顺应时势地变为经营欧陆早餐的咖啡厅。

我发现，每个酒吧门口都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异人”，可能是朋克或者嬉皮，要么就是两者以任意比例的混合。他们都有莫西干头，脏兮兮的辫子，黑皮靴，铁链子，鼻环或唇环。但他们有本事将这种傻气转换为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种无畏，一种近乎精神病的优越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少不了这群人的身影，以至于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雇主会雇用这些人？他们究竟以何为生？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街角的另一撮人里，有昨晚那几个英国孩子。有了“异人”的映衬，他们正常得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显而易见，他们狂欢了一夜没回酒店。现在，两个男孩在抽烟，一个女孩半裸着瘫在墙边，还有一个女孩——那个自称能搞到叶子的女孩——不知去向。

我盘算着她去哪儿了，这像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a.她搞叶子把人搞丢了；
b. 她没搞到叶子不好意思回来了；
c. 她搞到了叶子但决定据为己有；
d. 她被能搞到叶子的人搞走了；

……

我听到一声喧哗，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一个朋克用酒瓶爆了一个嬉皮的头。我看到嬉皮倒在地上，旁边是一地碎玻璃。这事突如其来，没人知道为什么，答案也不在风中。所有人都望着案发现场，包括那个打人的朋克。他的目光比谁都无辜，仿佛不明白那个酒瓶子怎么会从手里飞出去。

我想也许会有一场帮派混战、械斗或者火并。然而，打人的朋克突然一声不响地走了，其他人也相继离去。没人愤怒，没人动手，没人过去看看那个倒地的小伙伴。就像一幕先锋话剧倏然收场，每个演员都酷酷地拒绝阐释，而把解读的权利交给观众。

我从嬉皮身边走过，他侧伏在地上，头顶是一小滩血，身体还在随呼吸起伏。他好像睡着了，又像在练习刚从印度学回来的瑜伽术。我看到广场较远的地方有两个巡警走过来，我向他们招了招手。

“这个人受伤了。”我对他们说。

“你看到是怎么回事？”

“有人用酒瓶子砸了他。”

“好啊，谢谢！”巡警对我说，好像这一酒瓶子是我砸的，而且干得不错。

他冲着对讲机说着什么，里面一阵芜杂，然后他站在那里，望着虚空。

“这种事时有发生。”另一个巡警微笑着对我说，我也回应以微笑。

四

在圣伊丽莎白教堂附近一堵不太起眼的墙边，我发现了一座小矮人雕像。后来，我又在闲逛中发现了更多小矮人雕像。据说在弗罗茨瓦夫这样的雕像有七十多个，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它们的个头只有一本书那么高，有时候在地面上，有时候在窗台上，像是遗落人间的小精灵。这些小精灵定格在某种身体姿态，某种面部表情，但我知道它们可能随时苏醒，拍拍翅膀，飞回天空。

这些小矮人是为了纪念波兰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一个反政府组织“橙色道路”——它被认为是最温和、最具原创性的反政府组织，反抗手段是用艺术的方式让政府看上去滑稽可笑。

比如，他们向市民散发当时炙手可热却极度短缺的日用品——卫生纸；号召民众穿着俄国水兵服在警察局门前散步；发动市民打扮成小矮人，集体出现在广场上。这就是为什么在“铁幕”最终落下后，弗罗茨瓦夫把这些小矮人请回了城市。监视无处不在时，反讽也就无处不在。监视与控制越多，也就给了反讽越多的空间。直到有一天，反讽像这些小矮人一样，入侵整座城市，渗透进每个公民的思想。

那天，我乐此不疲地进行寻找小矮人的游戏，最终一共找到了二十八个。我不知道别人的纪录是多少，但我猜二十八这个数字并不出众，而且一定有人把四处逡巡的我当成了图谋不轨的小偷，或者丢了钥匙的倒霉蛋。

我在奥得河南岸的步行道上走着，旁边是弗罗茨瓦夫大学美丽的校舍，有着嫩黄色的墙壁和灰色的屋顶。此前，我刚在一家韩国餐厅吃了午饭，那条街上还有一家意大利餐馆和一家印度餐馆。想到这居然是我在波兰仅有的午餐选项，我就笑了。

我选择了韩国餐馆，表面上是因为LG在附近有家工厂，其实是觉得可能会在这里碰到一张东方面孔——一个独自旅行的东亚姑娘。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是这家餐厅唯一的顾客。服务员是个手脚灵便的金发波兰小伙子。他说这里是弗罗茨瓦夫最正宗的韩国餐馆。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韩国餐馆，他说还有两家日本餐厅和一家中餐厅，“它们都卖石锅拌饭”！

我走过一座横跨奥得河的铁桥，对岸是沙岛和大教堂岛。岛上教堂众多，都有着雄伟的哥特式尖顶。河水并不宽阔，在冬日呈现深青色。一位运动员划着皮划艇，分开一道人字形的涟漪，河水摇晃着岸边的老城。有一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正走在塞纳河畔，而哥特式教堂让我想起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作为哥特艺术的热爱者，他在“铁幕”低垂的年代，费尽周折到法国旅行，遍览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

与同为波兰诗人的米沃什不同，赫伯特除了旅行，一直生活在波兰。他曾在一家生产纸袋的合作社里当会计，还做过银行职员和安全服设计师。没人知道这位诗人精通法文、意大利文，拥有经济学、法学和哲学学位。年轻时，赫伯特曾为了一个女人和别人决斗，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别人当着赫伯特的面侮辱了她，他觉得除了决斗别无他法。对方的长剑两次击中了他，而他差点将对方的耳朵割下来。

赫伯特的写作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却无法在波兰出版。人们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他的著作。苏联解体后，赫伯特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他跟很多朋友断绝了来往，与曾经的好友米沃什也渐行渐远。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阴影下——他无法苟同他们中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政治和文学在语言和精神上迥然不同：“对我有益的对他们有害，适合他们的我却觉得难以消受。我们是两种泾渭分明的风格。”

赫伯特经常怀念他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游历的日子。尽管在旅行中，他也像是一个来自东欧的工薪阶层，寒酸又骄傲。他乘火车到达巴黎时已是深夜，因为整趟旅行只有一百美元的预算，他没住进旅馆，而是在塞纳河畔彻夜游荡。

他记叙参观拉斯科岩画的旅行，却提笔先写一段松露传奇，描述松露美妙的味道——原来那天早餐他咬牙点了一份松露煎蛋卷。

他在阿尔勒旅行时听说有一位亲眼见过梵高、喜欢美国香烟的老人，便在老人常去的咖啡馆守候。老人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赫伯特只好拿出一包美国香烟“贿赂”他。老人告诉赫伯特：“梵高总是扛着一块大帆布去田里画画，他像狗一样活着，孩子们都朝他扔石头，他的头发像胡萝卜一样下垂。”

但是在精妙的艺术面前，赫伯特的喜悦常常让他显得骄傲十足。这种骄傲甚至超越了他的出身、国籍和现实处境。考察拉斯科岩洞后，他激动地感到自己是大地的公民，“不但是罗马和希腊的继承人，而且是几乎整个无限的继承人”。遍访哥特教堂后，他回到巴黎的图书馆，当他发现并没有哪个学者写过相关领域的综述文章后，他就自己动手写出《一块来自大教堂的石头》。

五

在参观完沙上圣母教堂后，我向西北方向走，不知怎地走进了一片住宅区。我经过了照相馆、咖啡厅、面包店。我经过画满涂鸦的楼房。我看到几个孩子正围着一辆老款大不列颠绿的甲壳虫放鞭炮。我拐到另一条路，发现街角有一家小小的书店。透过窗玻璃，我赫然看到赫伯特的一本波兰文著作摆在桌子上。我走进店门，留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店主正在清扫地面，大概就要关门了。我拿起那本文集，封面照片上的赫伯特正凝视远方，风拂动着他灰白色的头发，眼角布满鱼尾纹，后面是一条河和空无一物的旷野。我的心瞬间被这诗人的形象击中了。我拿起书，去收银台结账。

这本书七百多页，收录了赫伯特绝大部分的随笔，包括他的游记和对古希腊神话的解读。我抱着它走出店门，内心充满喜悦。赫伯特一生都在写作，他觉得政治压制和经济贫困都不算什么，“会弄走那些非一流的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不会停止写作。他去世前患有严重的哮喘，但依然完成了诗集《一场风暴的结语》——这也是他一生的结语。

我经过附近一栋看上去颇有气势的楼房，楼前荒草凄凄，围着铁丝网，信箱上的铭牌也已脱落。很多年前，这可能是一栋公寓，如今人去楼空，形同鬼宅。

在波兰，时间总像一个未愈合的伤口，展示着善良所引发的卑微希望。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盒子，飞出忧愁、疾病、灾难、悲伤……只剩下希望留在盒底。后来，赫尔墨斯将希望送给人类，这样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只要有希望，人类就不会被摧垮。我想，这也正是弗罗茨瓦夫、西里西亚，乃至整个波兰的动人之处。

是的，如果城市和人一样拥有性格，那么弗罗茨瓦夫是那种可以坐下来喝一杯的朋友。晚上，我去了一家古色古香的波兰餐馆，白餐布上摇曳的烛台，映照着墙上的油画和老照片。我看到莱辛1841年的画作《西里西亚风景》；德皇威廉二世1906年访问时的照片；1945年废墟中的弗罗茨瓦夫大学；1982年戒严期间波兰坦克进城；1997年教皇保罗二世造访……我一边观看，一边喝着波兰雪树伏特加，像穿过一道时间的走廊。

广场上，跨年晚会已经开始，动感的音乐响彻夜空。人们裹着大衣，戴着帽子聚集在外面，脸上带着难得的笑容。摄像机的吊臂划过人们的头顶，捕捉着台上歌手不太灵便的舞姿和吐出的白雾。旁边一个姑娘说，他是当地很著名的歌手。在接近零度的气温里，他穿着皮夹克，喘着粗气喊：“Everybody！让我们一起跳舞！”

舞台两侧，一群青少年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我旁边的姑娘小伙儿们也开始蹦跶起来。

夜空清朗，广场一片通明，如一个巨型露天迪厅。我跟着节奏跳起来，想在开车回家之前，尽快把身体里的伏特加挥霍掉。

在伊斯坦布尔等待

撰文　梅根·戴翻译　董帅

等待变成了一种社交现象，藏着很多小心思：等谁，等着做什么，等多久，或不等谁，多不耐烦，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等。通过观察耐心和不耐烦等待的人群，流动性与停滞的区域，你可以大概看出这座城市的层次等级分布。

下班后，回家的巴士载着我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缓慢爬行，我不禁怀疑是否走路会更快，尽管我从没试过。在伊斯坦布尔，再短的距离都会堵车。在1980代，这座城市人口约三百万，之后的几十年里，人口数翻了五番。一场史无前例的移民潮正在涌入这座城市：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来自周边地区如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和中东的经济移民，还有一阵一阵来自附近纷争地带的难民，其中大多来自叙利亚。然而，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跟上移民涌入的空前速度。不断攀升的人口密度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堵车。

大兴土木也没起到作用。在土耳其总理（伊斯坦布尔前市长）埃尔多安的指导下，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建筑项目——2013年建成了一条水下铁路隧道，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三座大桥正在建造中，同时还有第三座机场。这些项目都被宣扬为缓解交通拥堵的良方，但事实上，它们只带来了更大程度上的城市扩张，为伊斯坦布尔吸引来更多的人口、货物、建筑，还有机动车。与此同时，土耳其经济趋势良好，汽车保有量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而不断攀升。因此，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湮没于遥遥无期的交通拥堵之中。

等待变成了一种社交现象，藏着很多小心思：等谁，等着做什么，等多久，或不等谁，多不耐烦，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等。通过观察耐心和不耐烦等待的人群，流动性与停滞的区域，你可以大概看出这座城市的层次等级分布。越是富裕的片区，就有越多的出租车；越多出租车，就越堵；越堵，付不起打车费的人就会选择去坐公交车。一张不可预见的网把这座城市的所有人连在一起：一辆车抄个小道，就会导致另一辆车进退两难。不公平，是人们在堵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体验。

去年冬天，埃尔多安政府卷入了一桩大范围的城市建设腐败丑闻。2013年12月，警方拘留了九十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他们大部分都是城市规划官员，其中二十六名被以有关腐败、欺诈、贿赂、洗钱的罪名逮捕。一部分房屋署的官员被指收受承包商的贿赂，令他们在无需申请分区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施工。这些暗箱操作使得大笔钱财直接流向官员的腰包， 而不是进入城市财政库， 更非给予真正需要钱的弱势群体。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一个人抄个小道，就会对其他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从2013年5月一直持续到初夏的戈兹抗议活动，其矛盾中心就是戈兹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周围的建设。这些市中心的公共地带曾被提名建成大型商场，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对公共空间的威胁使得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市民走上街头，成功逼迫政府将这项发展计划暂时搁置，至少是暂时。

真正的民主是缓慢的，它包括收集意见，争取共识，积极寻求尽可能公平的解决方案。它要求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慢下来，即使他们看到了可以冲锋的机会，也要等一等。这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产生的最大象征意义便是，公义并不会追随金钱的膨胀速度。

从一开始，警察对示威游行的镇压便毫不留情。在6月中旬，埃尔多安已经给示威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不会再等下去了。”在此之后，警察群体中仅有的一点同情反应也没有了。埃尔多安承诺：“我们会清理整个戈兹公园，要快。”

八千人在镇压运动中受伤，其中十一人失明。到夏天结束时，已有五人死亡。我的前室友是一名记者，由于多次受曝于催泪瓦斯，生了一种皮肤病，为此他必须每日服用一种手指尖大小的药丸多次，每服用一次他都要禁食一小时，这导致他每日的进餐时间变得很诡异。医生告诉他，自从抗议活动以来，很多人生了很严重的皮疹，尤其是那些在化学烟雾中徘徊过久的记者。

现在，塔克西姆广场已经清理完毕，干净得简直可以咬上一口。去年夏天的涂鸦都被灰色涂料覆盖，每一颗翻起的鹅卵石都被重新铺回平整。附近一部分区域被铺上了水泥，水泥不像鹅卵石，不能被轻易撬起来作为攻击警察的武器。而去年夏天的抗议活动留下的唯一证据，便是到处可见的警察。

要说在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市区谁等待的时间最长，答案一定是警察。广场上的阿塔图克文化中心曾是一间优雅的歌剧院和演奏厅，现已被改造成一个执法总部，穿着制服的警察整日整夜地在那里徘徊，等待着每一丝骚乱的信号，随时准备搬出催泪瓦斯和水炮。这种情况每个月也许会发生个一两次，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就只是站在那里等着。警察在塔克西姆广场和戈兹公园附近几处地方都停了几辆墨色窗户的白色大巴，数十名警官就在那里待命。他们平日里喝茶，在智能手机上打牌，顺便盯着广场。有时候他们玩单腿蹦，互相踢对方的小腿，抓对方的头发。在一个文化中心的停车场，我曾见到一名警察举枪瞄准一只流浪狗，也许是因为太无聊。

有时警察喜欢聚在加拉塔萨雷高中附近的狭窄巷子里，远离城市主干道。有时候我买好东西想避开拥挤的商业中心，便会选择走这条小道，转过街角就发现自己被警察包围了。为了穿过这条巷子，我不得不与他们擦身而过。我甚至能闻到他们须后水的味道，能碰到他们制服上绣的星星和新月。有时与他们目光相接，我脸上会呈现出下意识的毕恭毕敬表情，但马上又会后悔。有时我会带着不安瞄几眼他们的武器。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靴子上，迅速闪人，越快越好。

今年2月，人们再度走上街头，人数比戈兹事件时少了一些。这是一个温暖的星期六夜晚，埃尔多安的互联网审查计划离具体实施又近了一步。这项计划主要是为了隔绝民众了解并参与腐败丑闻的消息传播。于是又一轮抗议开始了，而警方的反应迅速而粗暴。我和女朋友去塔克西姆广场，想去看看到底在发生什么，结果我们一起被扫进一个挤满示威者的巷子里。示威者中的很多人都戴着去年夏天置备的防毒面具。当催泪瓦斯袭来时，我们涌进街角的小餐馆，在那里等待浓烟散去，而炉上还嗞嗞地烤着肉，我们似乎在那儿卡了无限长的时间。门外的人群四处奔跑，一片混乱，而门里的厨子看完了一场球赛。

当我们鼓起勇气离开那家小餐馆，立刻就陷入了催泪瓦斯的迷雾。一个陌生人把我们带进一栋老建筑的狭窄楼梯间，我们站在那儿咳嗽了十五分钟，等待下一个行动间隙。一个经验丰富的示威者在一条印有球队标志的围巾上泼了醋，让我用它捂着脸，直到我的肺和眼睛不再有灼烧感。一对年轻的夫妇一直在咳，他们点起一支香烟，来回传着抽。示威就是这样：瓦斯，疏散，再集合，瓦斯——无限循环下去。这个过程里有很多重复，很多期待，很多疯狂的举动，也有无所事事的等待。

示威在晚冬和早春间歇性地发生，关于腐败丑闻和互联网审查的愤怒不断升级。紧接着，一个在戈兹事件中受重伤的男孩死去了，整座城市被愤怒和悲伤横扫。每隔一个周六，我公寓门口的垃圾桶就会消失，被示威者运走当作抵挡警车的路障。午夜时分，抗议运动会暂时停歇，一些年轻人会在住宅区游荡，用弹弓嘲弄警察，警察则还之以橡皮子弹。

我从公寓窗口看着外面的脚手架，喉咙仍因催泪瓦斯而发痒。我经常在骚乱结束之前就上床睡觉，但第二天醒来街道就已被打扫干净，不久墙上又会出现新的涂鸦。民众的参与逐渐减少，冲突更多集中在激进的左派和警方之间。而其他人，那些为戈兹事件建立了庞大和多样的群众基础的那些人，则更多的是在为周末节省精力。

上个夏天的抗议运动产生了一个清晰的目的：那个保护公园的任务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道德上的自律感。一旦这场战斗输了，警方赢得了公园，那么这个目的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现在，每当一场示威貌似要爆发的时候，警察会首先封锁公园和周围所有的街道，一方面可以阻止示威者在那里聚集，另一方面也想淡化那个广场的象征意味。戈兹事件发生一年后，这座城市已相对平静，暴力事件偶尔会有，但这种平静感觉上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已经形成超具体的街区，代表着这座城市重商主义的传统。扎堆的油漆店，成排的窗帘店，卡拉柯伊的几个街区只卖花洒喷头，而在相对贫穷的多拉普代雷，只有人体模型出售。裸体的假人在橱窗像兵马俑一般成排陈列。到了晚上，它们被身后的安全灯照着，表现出一种期待中的警惕感，仿佛下一秒钟就会活过来。

访谈

世象繁花—金宇谈

采访、撰文　郭玉洁

我和《繁花》，是看轻时代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就算它重要，也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活着，所以觉得特别重要。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人的一生，不是一棵树，是一片树叶，最后都会不知所终。

采访结束后，我们在上海作协的食堂吃面。方桌铺着猩红的餐布，穿白色制服的大师傅在柜台后捏着勺子，可以帮你再添一碗。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小洋楼建于1926年，是建筑师邬达克的作品，原本属于富商，1952年收归国有，后来成为上海作协的办公楼。阴雨和藤蔓植物弥漫着墙面，穿过门口的罗马立柱，中心楼梯盘旋而上，楼梯边是废弃堆叠的办公桌椅，浓重的社会主义“单位”气息。

我说我也以写字为生，金宇澄说，你一定要找出自己最擅长的地方，要多认识人，多发表东西，慢慢地，大家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他逐一就每种文体，指出可能的方向、人际路线。至于小说嘛，他低头搅动着凉面，如在《繁花》中频繁出现的那个词，不响。他说，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小说编辑，我是知道的。

知道什么？1985年，三十三岁的金宇澄在《萌芽》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失去的河流》。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传奇年份，同龄人王安忆发表了《小鲍庄》，莫言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文坛上论争不休，“寻根文学”正热。1988年，金宇澄调到《上海文学》做编辑，他逐渐放弃了小说。1990年代，中国急速转向消费时代，一切东西都可卖，文学无法进入定价体系，被社会浪潮甩脱。金宇澄钟爱留恋的1980年代，像一场狂野的大火，被浇熄了，灰烬埋于地下。直到2011年5月10日，他在弄堂网上写下第一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金宇澄把方言、文言和普通话，锻成新的节奏。小说人物絮絮叨叨，或是不响，玩许多小心思，都是不彻底的人物，上海这座城市的世相。二十多年过去，火灰酝酿，成为肥料，不意长出树来，树上繁花似锦，引来许多人观看，惊异相询，哪里来的这么一号人物。

或许二十多年的小说编辑、新近红起来的小说家金宇澄想说的是，小说这条路如此漫长艰难，荣誉到来时，又如此出其不意，必须托付一些给神秘的安排。

金宇澄高而瘦，棉布衬衫，短裤球鞋。很少见到谢顶的男人仍如此斯文清矍，边缘的头发散逸在肩上。声名来得太晚，他仍不能适应，一开始就说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有问题”，纷纷寻来的采访令他苦恼。他并不注视采访者，而是望向空无一人的前方，聆听和回答问题，语句缓慢悠长。办公室里，为了遮挡阳光，窗户上贴了许多印有“上海文学”字样的信笺。

在新的文学地层中，年轻写作者常常急于操持话语，弑去八十年代的前辈。在“文革”中成长的作家们，没有完备的知识结构，也难以接受时新理论，但是他们富于想象、譬喻，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是具体可见、充满细节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叙事的激情，总怀揣许多故事，琢磨一个不一样的形状，放在读者面前。这就是小说家。

《单读》：首先我想表达一下对《繁花》的感谢，我自己是北方人，去年年底到上海生活，正好读到这本书，真是着迷。我一边读这本书，一边观察上海。当时我有一个发现，在中国其他地方，咖啡馆里都是年轻人，或者是所谓的商务人士，但是在上海，咖啡馆里中年男女很多，有些还在里面谈恋爱。和《繁花》对照，我就想，在今天的中国，每个城市年轻人的生活不会差太多，不同的恐怕就是中年人、老年人的故事。上海毕竟城市的历史比较长，生活也比较复杂。

金：你这么一说，是有这样的地方，包括餐馆，老式蛋糕店，一般是老店。这些店中午生意特别好，因为年纪大的人晚上不愿意出来。老上海菜，松鼠鳜鱼那种，也有老概念西餐，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看报纸，很安静地小声说话的样子。也有六七十岁的男男女女，不知道身份的，穿戴整齐，背带西装裤，普通蓝布中山装，中午慢慢进来吃饭，看不清具体身份。这个大概就是一座城市的复杂性。

《单读》：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这把年纪应该为下一代带孙子，勤俭持家。但是上海的中老年人，不仅经历丰富，同时个人生活、人情上也比较复杂。比如《繁花》写到的中年男女，关系非常暧昧，这种人际关系恐怕是属于城市的。你还写道，上海女人有三宝，作、嗲、精，跟北方人特别不一样。

金：有个北方朋友看了《繁花》，说原来你们上海就是这个样子，灰蒙蒙的，曲里拐弯的，看不清的男男女女，它有许多灰色地带。城市越是密集，接触的人越是五味杂处，人的生活越是复杂。村子里头，做错一件事情，所有人都记得，你跑到城市里边来，就像一个海洋一样，人就消失了。

有一个上海女读者说《繁花》“很黄”，上海的陈村认为《繁花》一点“解渴的”都没有，肯定被编辑删节了，分歧在这里。我只是觉得，上海跟俗世脱不开关系，很多面貌，很多暧昧，很多的意思，可以说都有，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俗的魅力就是这样的。旧上海这一块内容更完整，到如今也生机勃勃。最丰富的总是灰色系的无穷变化，年代在变，更密集的人，更活跃的声音。也有某女读者有疑问，我们上海女人这样低俗吗？上海的高雅女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上海高雅”就像“上海旗袍”，已经重复无数遍，差不多是上海的代名词了，它们背后那些暗淡的弄堂街道呢，普通面孔呢，普通人的生活，不那么标准的三围，便宜的印花纹样等等呢？那是《繁花》感兴趣的地方。

《单读》：小说里写到很多市井故事，这么多的素材哪里来的？您有记录的习惯吗？

金：有意思的事，是不大会忘的。《繁花》开头引子那一节，一个通奸的人，整条弄堂闹得沸沸扬扬一塌糊涂，是二十几年前我听人讲的，就这么几个关键字。这还需要笔记吗？根本不需要。我就觉得太奇特了，非常生动，就记住了，而且特别符合中国人这种热热闹闹的样子。西方也是，很多小说取材于社会新闻，比如说《洛丽塔》，就是一个案子。

《繁花》里的小琴死了，留下的日记说，她不喜欢陶陶。日记是不是真相，读者自己判断。电视台播过差不多的案子：一上海男人与外地女子同居，女的脾气不好，男的一直忍受，最后一次发火了，把女的掐死，大哭一场，买了内衣等等给她穿戴打扮，准备躺在一起触电自杀，后来电线短路，最后公安把日记本扔在他面前——三年的记录，女的一句不提男的，只有“挣钱，要钱，接客”，她有坐台经历。最后，法院判男的十五年。这故事不记，也不会忘。

我吃晚饭的时候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家里死了半年多了，盖着被子，邻居都闻出味道了，电视台就冲到她家里去拍，公安局什么的都去了，太恐怖了，家里乱七八糟。电视台采访老先生，老先生说，我一点都没觉得有味道啊，我晚上睡不着觉，手一碰，我老太太在我边上，我就睡着了。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就是生活。有一个小说《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就是这个啊。生活就是每天在我们面前，这种东西看到了就不会忘记。

只不过《繁花》是集合在一块儿的声音，各人的故事习惯，散点的日常百姓的情况。西洋人自己吃自己一份，中国人叽叽喳喳一桌人吃，想想我们那些饭局，听那些碎片，基本是这样，每人都一直在说有意思、没意思的。中国式消闲，是素材聚会，天南海北，都这样讲和传来传去。

《单读》：您曾经谈到上海被误解，这是什么意思呢？

金：奈保尔最近来上海书展，主持人一直在问他对上海印象如何，他说我还没有看，还没有出去过啊。他出去了会是什么印象，我想起他的“印度三部曲”，整体对印度没有什么定论，局部倒是非常清晰到位。上海也这样吧，是模糊的，看不清楚，是容易误解的上海，但它的局部可以看清楚。

上海一直在急剧地形成中，开埠时代、太平天国时代、日本人打上海时代，都有那么多人跑进来，人人差不多都希望往这里跑，往租界跑，那里安全、自由，有商机，适合生活。那么多作家都喜欢租界，住上海亭子间，引人注目，也引人议论，这是没法的事。殖民主义引来大量的人，大地主、大知识分子跑到上海躲各种事，做各种事。鸳鸯蝴蝶派文人包天笑是苏州人，他回忆说在学生时代，苏州的长辈们都一致讲，上海是个“坏地方”，轻易不能去。可是苏州最有能力的人，最后都住到上海来。以后新中国成立了，户口三十年不流动，一开放，还是大量人口跑进来，富人、知识人都愿意来这个“坏地方”发展。这个聚焦说起来历史很短，就好像说美国年轻，实际欧洲最能干的人、最有想法的人，欧洲村子里最开通聪明的人，都跑去美国。传统欧洲也一样认为美国是“坏地方”，但也知道这种“坏”很有价值。这就是我说的误解。

八十年代到现在，上海进来了近两千万人，是开埠后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当年这边出产大量轻工业的东西，引得国人都喜欢，结果一看，上海人怎么过日子的，1920年的老机器，每天每夜还在加班做东西，擦得跟新的一样。家里都那么小，“螺蛳壳里做道场”。上海人就是给人很怪的印象，这地方和其他地方怎么会一样？它是“魔都”，它变魔术。

另外，在任何城市里边，数量最多的是小市民，上海这么多人，碰撞率也就更高。其实对上海人的评价，经常是知识分子对上海小市民的评价。你做研究，就该以上海小市民和某地小市民做比较才合理，是不是？小市民其实都差不多的，就像各地知识分子也很相似。

《单读》：这种误解，大概也和上海比较早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有关。人们面对上海，也许有面对西方的复杂情绪。

金：是不土不洋的风景，种种碰撞集中在上海。我写了这个小说，越来越觉得上海陌生，好像一座原始森林，个人怎么可以了解它。我只看了附近一小块地方、身旁的植被、一小队蚂蚁，很难想象我可以做个总结，可以全部了解它。前段时间我看上海“帮会”的资料，它的活动期很短，1950年代就被彻底消灭了，这是常识。但如果往上去看看源头，立刻就是盘根错节了，枝蔓延伸，曲折连接到什么古漕运历史的复杂里去。最普通的上海旧马路、旧弄堂，只不过百年，我眼里却像是有千年的老态，存了更多的房客和气味那样。即便是名人宅邸，也是秘不示人，或者就是拆没了的那种。就比如上海书展这块地皮，过去是人人知道的哈同花园，从伊拉克来上海的英国人哈同造的，他迷中文，迷中国人这一套，园中收了几个故宫的太监，建学校，进来出去的都是风云人物：隆裕皇太后、王国维、孙中山、徐悲鸿……包括一箭之遥的民厚里，住了戴望舒、郁达夫、毛泽东、郭沫若，这一带是上海的焦点。后来男女主人过世，日军进园子拆，哈同的养子养女大打继承权官司，都是当年的新闻头条，再后来一把大火，成为废园，最后造了这苏联式建筑，我小学时代是“中苏友好大厦”。现在一个牌子都没有，历史结束了。

我在写作、修订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轻易给出判断。环境大变了，如今的读者应该比作家聪明，和我的年轻时代完全不同。1980年代最用功的学生，一定考中文系，念文学。这二十年来文字最优秀的学生，一般读金融或其他。不吃文学饭，但最懂文学，有最好的鉴赏，都在暗处看你这个文学。如果到现在还真以为作家无所不知，还是庙堂的高度，是很可笑的。普通的作家也就是讲讲人，讲他所知道的人和事，与读者应该平等，把自己知道的那点告诉他们，就行了。博尔赫斯喜欢《一千零一夜》，慢慢讲话，讲他所知道的事，提供给读者消遣与感动，也就够了，醒世教化，大家都懂的。《繁花》等于开门请人来坐，不是豪宅，只是普通人家、芸芸众生，让你看看跟北京胡同有什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我们都看过很多小说，小说还是要回到你最熟悉的生活。即使你是知识分子，你也还是生活在市民中，你的亲戚朋友、三姑六婆都是小市民，这是分不开的。也有人说，这本书写了上海的小市民，现在上海还缺一本写知识分子的书。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有建立了中产阶级的国家，才会产生知识分子的作品。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三姑六婆。像钱锺书先生写了几个知识分子的《围城》，看完后掩卷一想，还是市民生活啊，是市民的狡黠、市民的刻薄，还是市民味道。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变，你皇帝都有三门穷亲戚呢。就像鲁迅先生写的一个短篇，一个人要做文章、做作家，结果家里仍然是大白菜，很多事，搞得他心情大坏，这就是中国。

《单读》：这里也涉及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市民生活大家好像更喜欢看，这种题材也富有行动、情节，但是现代小说强调个人写作和阅读，很多作家声称不在意读者，《繁花》因为是在网上写作，直面读者的反应，这是很特别的。

金：是的，假如独自写作，不会做到每天均匀的一大段。每一大段都用突然结束的办法，是网络的作用，是为了吸引读者才这样得，每一段“且听下回分解”，是留有悬念的，与一般的长篇小说不同。我以前也写过四五万字的中篇，只面对自己，一路推进，没有每一节为读者考虑。最主要的是对自己的怀疑，怀疑我这样写是不是可以。就像画画，画了几笔，退后去看。但是这种心理在网上写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了，下面有人议论啊，你只要看他们议论就够了。有时候我写了一段非常静态的，底下的回应就很沉闷，没有几个人，我就会警惕：这段是不是太闷了。这个网站里面都是看小说的，五十岁上下的小学中学老师特别多，人也客气，不会骂你。他们应该代表了基层的文学读者。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方式。哪怕你闷在家里写，最后也一样是给读者看，我不过提早让小说进入被阅读的过程。

写作心态上是逐渐地升温，蛮好玩的，写了一段，突然就有读者了。我们写一篇小说，等于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台上唱，周围没有任何反应，要等一年后才会有。现在在台上一唱就有人鼓掌，唱的人当然高兴，就会超常发挥。等于你就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你会相当谨慎，特别敏感、兴奋，也特别周到，复杂的氛围、责任感，就像一列火车慢慢开动那样，最后找到一个速度，同时考虑每个站怎么样，速度带着你跑，慢慢占据所有的时间，也不觉得累，醒来就是坐在电脑前，只要清醒的时候，速度和时间就带着你往前。

《繁花》出来后，我一直建议朋友可以这么写，换一个名字，多轻松，多自由，偷着乐吧。干吗老戴着自己的帽子，不如变成谁都不知道的人，底下谁也不知道，这过程非常开心。

我说这些，还因为我是一个二十多年的小说编辑，如果没有文学的训练，大概不知道写到哪儿去了。小说一旦产生，就一直注意它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好状态，以后写长的东西一定要这样来。就好像说本来一个人喝闷酒，找一帮人喝酒不是很好吗？写作我也不把它看得特别高，我们曾经看高了多少小说，实际也不过如此，它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单读》：但的确就像您说的，这样的写作如果没有积累恐怕也不行，包括您的经历，您见过的人物，您的思考，还有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识和感情。

金：我是对上海这个题材一直有想法。左翼文学盛行的三十年代以后，城市是被批的，要和工农兵结合，城市藏污纳垢，是资产阶级、封建残渣余孽聚集的地方。而现在是城市化，乡村正在逐步萎缩。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城市”在希腊语里是“母亲城”，我们中文提到故乡，是乡，家乡、故乡、乡亲、老乡，中国是农业国家嘛。但是我看到“母亲城”，觉得太惊讶了。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讲，罗马是最遭人诟病的一座城市，像有太多孩子的母亲，根本不管这些孩子，这些孩子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话非常形象，这种话会引发你对城市的情感。

我家装修那阵，我对工人发感慨说，我年轻时代比你们苦多了，下乡到东北，那个时代不能四处流动，出门先换全国粮票，没有全国粮票，再有钱都不行。有段时间，我们被拉去哈尔滨盖房子，高兴得不得了。结果有人跟当地人吵架，把我们全部遣返，好几个人都哭起来了。现在多幸福啊，可以流动，即使现在提倡底层文学，强调民工问题，就我这个老家伙看，好像我那个时代还是更苦一点。装修工人是贵州人，他说，你有没有想到那时农民比你们更苦。我说是呀，当然更苦，是一直待在黑屋子里的一种苦，不知道外面怎么样的苦。我是从一个还算明亮的地方，搬到黑屋子里面关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苦。你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把你拎到这里来，这种对比就苦，不是皮肉之苦，是心里的苦。

当时有些青年摧残自己，希望病退回到上海。他们用小铁片贴在后背拍X光，说肺里有个洞。我写过一个人物，他最后受伤了，被收割机压断了一条腿，大家暗地里讨论，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另一个女孩子出的是铁路事故，轧掉了一条腿送回上海，也有人羡慕她，毕竟她有上海户口了。直到现在为止，对进城、对大城市户口的羡慕，还是我们的特点。

在当时来说，我们这代人，所谓的城市人，远望它，又进不去。包括我本人有胃溃疡，办病退提早一年回上海，回来还帮东北那些同伙代拍片子，一个月里冒名拍了五六次片子，给一个女大夫认出来了。当时满感激她，她严肃地拉着我说，你以后不能再来了。代替别人弄虚作假，当时就是“破坏上山下乡”，非常重的罪。她说最主要是你不要命了，吃这个射线，怎么可以一个月拍五六回。这种回忆对于没有离开城市的人，是不能体会的。

对于城市，那段时间是比较尴尬的，一年多回上海一趟，完了又回去。等于两个从不分离的男女，和那种见面后必须分离的比较，后者的情感肯定更炽烈嘛。我在东北的七年，远望上海，可望不可及。《繁花》没有写到这一块，书里有个女青年去了吉林，后来就疯了，再也没有提起，是有意强调一个重点——上海的生活是一个奇葩，表面上也许千篇一律，内里还是丰富的。包括东北的很多上海青年，躺在炕上回忆城市生活的样子，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

《单读》：所以您同时有乡村和城市的生活经验，在写城市的时候，还是隐隐约约地有乡村这个背景在。

金：我像两栖动物，有的动物在森林里，有的动物在海里，我是林子里也去，海里也去，这肯定不一样。我知道海里内容多，最多也是借这个小说把细节告诉大家，不讲什么道理，也不建立哲学思辨。我没这种爱好。

《单读》：那当您在城市里，比如现在，也会远望乡村和知青的生活吗？

金：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东西，知青们有很多聚会。但我内心和很多人不一样，我否定知青运动，因为我喜欢城市，我是被强制迁去北方的。当时我这批六八届叫“一片红”，就是无论什么人都要去，除非是残疾人。如果不去，天天敲锣打鼓到你家来。尤其我父母有“问题”，我就必须要去了，把户口迁掉。我对这个记忆犹新。

很多同伙说，哎呀，我们回老农场去看看？说的时候都特别有感情，我没有这份感情。后来我总结了，他们都在那边谈过恋爱，周围的记忆都是粉色的。我干脆跟他们讲了，我在那边没有谈恋爱，我没有这样的颜色。那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一个大型的农场，现在全部拆光了，变成美国式的农场，几百里几十里只有三四户人家，全部都是机器操作。原来那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劳改农场，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劳改犯人迁往关内，因为不安全了嘛，把知青回填到劳改农场。严歌苓写过《陆犯焉识》，我上次在香港碰到她，我说我就是从劳改农场出来的。还有杨显惠写过《夹边沟记事》，他和严歌苓都是去采访才得以了解劳改的，而我是从十六岁起就生活在里面。虽然犯人迁走了，但是刑满释放的人都在农场里面，等于他们是二等人，在那边担任一些最重要的技术工作。我们过去之后，他们就指导我们怎么干各种农活，整个的形制都是劳改营的样子，包括领导全部是劳改干部，半军事化的劳改干部。所以说，我对知识青年的感受，可能和其他一部分知青不一样。当时林彪讲过一句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的劳改。我当时就想，对啊，我几个师傅都是劳改犯啊，我们就在劳改犯中生活啊。这是我的一个特殊性——心里边从来没有一点点那种“战天斗地”啊、“火热的激情”啊，从来没有过。

1969年我们刚到的那天，有一个上海青年跑了，连夜走四十里路跑回小火车站。当地干部素质非常高，晚点名发现人没有了，不着急，一早骑马去追，让他一夜就在外边跑。这四周没其他出路，就一个小火车站，而且周围冰天雪地，你跑吧。第二天骑马带枪过去，立刻押回来。他肯定是在那个小地方等火车。那地方连着几个大农场，和中国农村完全不一样，1970年百分之七八十已经机械化了，捷克的、波兰的农业机械，但也需要人配合。设计就是这样，比如干农活，铲地就是锄草，一条垄有两公里，从早干到晚都到不了头；割麦子，8月下大雨，机器进不去，就人工割，割三天都割不到头。

我就是在这么一个氛围里边生活的，所以应该允许我跟其他知青的情感不一样。

《单读》：您当时想念城市，可以感觉到那是什么吗？是想念一种文明的生活呢，还是厌恶被强迫？

金：是一种本能。想想看，人都是这样俗嘛，人往高处走。我上一次在瑞典，瑞典有一位作家接待我们。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江西小姑娘，大概一岁左右抱来的。我们见到的时候，十三四岁的样子，看起来完全就是中国小女孩，但她所有的行为啊，举手投足都像老外。他们生活在一个岛上，风景非常好，开一个汽艇，把我们接过来。走的时候，小女孩开汽艇送我们。我就一直看着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为她高兴还是难过。她会怎么看故乡呢？他们一家三口回江西不止一次，还去找过她生母。人往高处走是合理的，如果人往低处走，把这个小姑娘再弄回到江西农村，她会是什么样子？我的比方不一定确切，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单读》：从八十年代开始，您就发表作品、得奖，当时的文坛是什么样的？

金：那是一个难忘的时代，西方小说开禁了，整个“文革”时代培养的几辈人的阅读习惯开始焕发光彩。八十年代初，上海买书都排长龙啊，那都是过去买不到的宝贝。当时的情况是所有的人，菜场卖菜的、服务员、公共汽车卖票的，年轻的男男女女都会看《安娜·卡列尼娜》，看《悲惨世界》。我很怀念这个场面，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好的阅读时期，是荒漠年代形成的对文学的饥渴，不正常的饥渴。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坚持这样引导读者，不是门禁一开，大家不管不顾走市场道路的话，经过一两代人，我们会有很好的艺术气氛。就像俄罗斯，再穷的时候，都知道文学艺术是最好的。但没想到，紧接着就是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港台的东西过来了，自由竞争，自生自灭。《上海文学》一开始有八十万册的发行量，现在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当时就立法，比如文学艺术方面的读物必须放在每一书摊每一书店最主要的位置，几代人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因为到处都能看到。包括书店设点，多少范围内必须有，就像必须有幼儿园、公共厕所那种配置，房租由其他商铺分摊。一百年下来，就有社会效果。

作为创作来说，那个时代的小说作者都非常兴奋活跃，非常敏感，非常思变，在文学表现上五光十色。八十年代末《上海文学》的小说专号，每一篇都是那么不一样，那么讲究个性。那时代的风气，整体上有一种建立个人特色、实验的、好奇的思维。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完全转向经济发展，影视介入，自然就追求故事，向影视靠拢，文字就不重要了，逐步失守。一个西方翻译家讲，他翻译中国文学已经不需要查字典了，意思是说文字、语言、结构、样式慢慢就看淡了。九十年代以后，杂志的来稿很多就是大白话，开始都是我怎么样，我爸爸妈妈怎么样，我家里有什么人怎么样，不管是中篇还是短篇，上来就自报家门，完全就这样了。

如果说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那么音乐也好，美术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趋同。我写的曲子和你一样的话，我要自杀了，对不对？但是文学这一块，慢慢就消失了语言特征。包括翻译，似乎翻译不需要语言，只要故事好就可以了。如果把作者的名字拿掉，都不知道是谁写的。你把王安忆的名字拿掉，把张爱玲的名字拿掉，人家一看就还是张爱玲、王安忆写的，我们至少要做到这一点，这是最基本的。我自己的想法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我是不会写的，每年已经有那么多了。除非写个不一样的，比如语言，比如标点符号，比如《繁花》里小毛念一本繁体字老书，用繁体字排书名和句子，文学创作需要一些个人的痕迹，像马修斯讲的，“作家对于日常语言的一种轻微暴力”。

如今是几代人接受普通话的教育，我们听方言、看方言的作品都很吃力，但放在三四十年代的话，当时没有这么严格的普通话教育，辨识度就好得多。经历了几代的普通话教育，接受了大量翻译语言的影响，我们再看半文半白的东西，就看不下去。如果我们不用大量符号，引号、惊叹号、句号，不用普通话，我们就读不下去了。这都是我在想的问题。

这个实际是意味深长的。方言一直跟随生活在变，普通话也是以方言，以北京话为基础形成的语言，它变成标准语言之后，固定在字典里，实际是人造的语言。人造语言很多地方是好的，譬如科学论文等技术性的东西，不需要表达情感，不表达人的色彩，人造语言就是最好的，严谨的。但用在表现活人上，效果不一样。普希金说过一句话：我不爱没有语法错误的俄语，等于我不爱没有微笑的双唇。福克纳去掉标点符号，这些都体现了个性的努力，文学的努力。追求个性的努力，在八十年代是大家关注的。你想，《繁花》的语言要是经过翻译，恐怕就没有了，所以说到底还是小说给谁读的问题。我自己的定位是，这本书是给中国读者读的，期待能够雅俗共赏，我就非常满足了。

《单读》：所以您也不求翻译获得国际影响？

金：不求。我上次到巴黎书展，有一个法国出版社喜欢《繁花》。我也问过贾平凹老师，老贾说，没有什么钱的，有什么意思呢。当然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最值得庆贺的大事情，但另一方面说，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化上，还是西方中心的。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说，要让法国在每一个领域，科学、商业、艺术和文学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真的办到了。我们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物，我们一直是自给自足的思维。

《单读》：不过《繁花》应该很难翻译，这大概也是文学中的矛盾，独特的语言往往无法翻译。

金：我刚才讲八十年代的小说追求语言，但是语言中没东西啊，《繁花》除了语言，是有生活现场的，生活现场是不会消失的。我们看德国小说、法国小说的译本，文字的韵味基本已经没有区别，只有俄罗斯小说有区别，因为人名特别长。还有就是标点的效果明显，福克纳的长句子可以照样翻出，一般的语言特色经过翻译就没有了。上次在巴黎，一个朋友告诉我，法文译本《红楼梦》翻了二十多年。我那位朋友在法国待了好多年，他说实际在法国，《红楼梦》并没有什么人看，宝玉这个名字你怎么翻，有很多隐喻、很多对话巧妙地牵涉到这个重要的名字。如何翻译？毕竟法国是欧洲的心脏，也就是说主持、支持这个翻译的机构很满足——中国最好的小说我们已经翻译了，但实际阅读是非常少的。

《单读》：如果不考虑翻译，语言的独特创新应该是判断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指标。这种语言的自觉是您一直在思考的吗？

金：我的职业是大量看稿，编辑就这样，看稿比看书多，好处是了解写作的基本面。也可以讲，《繁花》这本书表达了我多年读稿的反馈。现在看八○后九○后作者的稿件，翻译腔已经影响作者到了什么地步呢？拿起这个长篇来，你以为是西洋小说。普通的读者可能翻翻就算，但编辑是看稿、交流，看作者的反应，作者的骄傲程度编辑心知肚明。作者对修改意见的想法回应究竟如何，是不是有常识通识，编辑最明白。我长期做这个工作，看作家的世象，《繁花》这个小说基本都是和当下的写作习惯做出相反的趣味，这样才有意思。

我一直是这样感觉的：做了编辑，就会变成一个挑剔的人，成天挑剔别人的稿件，晚上怎么可能鼓励自己写作，自然而然会觉得，我昨天写得不大好嘛，今天又改，改来改去，改到最后就放下了。做编辑就不大容易再写小说，除非你马马虎虎看稿，不上心。1988年我调到《上海文学》做编辑，《萌芽》的主编曹阳说，不能做编辑，做了编辑就写不出好作品了。因为1985年我在《萌芽》发了第一篇小说，曹阳把它排在末篇，没想到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他听说我去了《上海文学》，非常惋惜。

《单读》：所以说如果没有网络，您就不会再写了？

金：肯定不写了。网上闲聊是个意外，最后触动了我，觉得不对了，是一个小说了，因此有一些东西被唤醒了。包括修改二十遍，都是过去的习惯醒了。

《单读》：反过来说，是不是正因为积累沉淀了这么久，所以《繁花》这么成熟。我现在看很多作家写得太快了，有个题材很快就写出来，没有修改的时间，写得也很多，可能会有问题。

金：这就不敢说了。快写也有很多好小说，但是我比较了解我们的创作界，一些作者非常迷惘，不知道怎么写、写什么。我曾经接到一个来稿，前几年国内有一个著名的抢劫案，这个作者只会照着它的样子，一点都不变，只不过换个人名，写出一个小说。我惊讶的不是别的，是一种迷惘，一种麻木的惯性。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案子，你没新内容写了？实际怎么可能没东西写呢，只不过是没有找到属于你的一口井。写得快写得慢，则因人而异，有写得快越写越好的，写得慢也有越写越好的。

《繁花》是一个奇怪的经验，我跟王家卫对谈时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老太太突然怀孕的经验，不足为训。老太太面对这个小孩呢，自然特别在乎，每天给她打扮，所以我会打扮二十遍。但这是一个反常。年轻女人一年生一个，很平常的事，老太太怀孕，大概走路都抬不起头来，所以我这个经验不能当例子，是不能参照的。只能说上帝对我很好，很顺利，我的努力超常实现了。

也因为这本书，我非常惊讶媒体的力量。这种快速的反应、相互之间的影响、连续性的报道，八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我很害怕，也很不习惯。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一直说文学被边缘化，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有那么多读者喜欢看小说的。我刚才已经讲过，读者的文化背景、所受的教育、如今的视野，是五十年代人很难比的。实际上我这一代作家，已经到终点了。但我充满信心，我非常看好目前文学与网络时代犬牙交错的状态，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作家出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前一阵讨论的网络写作，遇到过一些网络写手。我知道网络写手是不被娇惯的群落，香港书展的宣传文字里已经认为，网络作家是将来香港写作的希望。所以说，每个时代的表现都不一样。我和《繁花》，是看轻时代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就算它重要，也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活着，所以觉得特别重要。我在《繁花》里面写到，人的一生不是一棵树，是一片树叶，最后都会不知所终。很多很重要的人，写了很重要的书，讲了很重要的话，等到他死以后，就不见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你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所以说，《繁花》里面到最后有一些虚无的东西，我觉得是对的，我们的传统就是虚无。虚无不是说让你怎么潦倒，它是正能量，正是因为这种虚无，所以要珍惜当下，很好地表现生活。包括人生的终点，文学不大表现，我们小说都表现得很有信心。人生就像鲁迅所说的，小孩子过生日，大实话就是将来要死的，不讨喜嘛，但这是真话。

＋影像

比夜晚还要黑暗的东西

影像：冯立

策划、撰文：朱墨

都市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

——奥尔格·西美尔

中国如今的都市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市所改变的心理状态以瞬间印象为主，是以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与突如其来的意外感。观察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的都市，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通过摄影。冯立生活在中国算是最安逸的一个城市成都，混迹在人群之中，面对着各种潜在被摄者，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冯立是如此形容他拍照的：“我就像只蜘蛛，织了一张网，织好后我岿然不动。当有蚊子接近时就把我触动了。”

冯立的那一张张城市街道、路口、公园的照片，一方面与我们人生中似曾相识的风景、曾几何时相遇的经历以及遥远的记忆相互交织，而另一方面又在残酷地提醒着我们，这些被他记录下的影像对我们而言，是不可及的，“我们无法返回”的特点场景之中。我们也曾在这样的街道上走过，目睹人们在街道上打架，注意到穿着成年人衣服的小孩。确实，我曾在街道上感受到漫天纸花飘落下来洒在我身上，但这些不是冯立捕捉下的那些纸花，也绝不是冯立曾驻足的那个街头。好像冯立一出现，那里就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他的作品好在没有创造任何影像，反而能够呼应这个世界和现实，但是对于已经知道太多的我们而言，是否还有达到显现世界这个境界的可能性呢？

冯立大多数拍摄都是在道路上与被摄者相遇，靠近他，打着闪光灯按下快门拍完走人。即使在白天，冯立也几乎每次拍照都用闪光灯，正是闪光灯的粗暴和强横的介入使影像的不安感、戏剧感加剧。在他的闪光灯下，少女的无邪、男人的丑恶、都市的肮脏、人事的无常与无奈都在这一瞬间得以显现。这些场面和人物使画面形成一种特殊的气氛。而这很可能是一直隐藏在城市深处无法激荡出来的本质的气氛。

冯立用这种“直接摄影”方式拍摄了大量照片，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非常黑色的一面。街头上拿刀的老人、扭打在一起的人们、面对橱窗照镜子的男人，抑或在街头烧花圈的人，这不再只是表现主义，已经透露出“黑色性”。但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并不是他给这份凶猛注入能量，而凶猛的就是现实。他的照片其实只是这个世界凶猛的反作用力而已，是这个时代下生活的产物，更是在对现代都市给人的压迫和窒息中形成的一种生理性的反抗。他在与都市对峙的一种亢奋状态下拍摄。冯立的摄影证明了，观看这个事情是用身体观看，并不只是眼睛。他通过照片给出强烈的身体存在感。他的摄影犹如一种街头的冒险，将自己扔进人群之中，把不认识的人都当成熟人，把熟人当成如同不认识的人，然后与之相遇，观察他们。而照片只是他冲进人群之中被撞击起来的自己而已。

受美学驱使的摄影师是无法像冯立这样物理般拍摄下大量照片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纯生理地去拍照，绝对无法拍摄如此张数。就好像摄影并非要很聪明地去拍，而是感觉突然来时立刻靠近拍下一样。而驱动冯立如此在街头摄影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街道上尽是比夜晚还要黑暗的东西”(雷蒙德·钱德勒)。

冯立的照片大部分是幽暗的，黑暗充斥在照片之中，仅有的光亮被摄影主体占据，照片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感。而黑暗成为了一种空洞、缺乏人性的虚无失落的影像。照片中黑色的气息不仅来自当下图像所记录下的杂乱无章的场景，更来自一种摄影师内心的某种情结。现实的场景与他内心的情节彼此呼唤、映照，从而变成了一种“相互凝视之物”。似乎这些照片在表明一种触发创造力的抑郁。这种四溢的幽暗暗示着某种无法消除的焦虑，并暴露了人性中的阴暗。这些照片并非因为表达出一种反抗，而是因为它们的幽暗、愤世嫉俗和悲观主义而迷人。就像光暗淡下来，主题更加宿命，而基调悲观无望。对过去和现在充满激情，却对未来感到恐惧。

虽然照片本身是粗暴凶猛的，但这些照片的画外叙述却高度诗意化，悲观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苦恼充斥其中。禁忌被冒犯后所造成的张力和诗意成为冯立照片重要的两个部分。这些照片就像迷雾一样飘浮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奇谭中狂欢，仿佛要消解任何身份和差异的踪迹。

阅读冯立的作品，相信不会感受到轻松。这些作品无疑是让人紧张的，有种嚼玻璃碎碴的血腥意味；也可以说是凶猛的，大部分照片呈现出一种脱离了常态的乖戾、丑恶和茫然。作品中所展现的黑色气息令人紧张和焦虑。作为一个具有魔力的梦幻影像，它召唤也压抑了无数个我们自己。也许可以用来描述这样一个沉寂的时代，一种对根本没有存在过的某些事物的怀念之情。也可以被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来看，用它来对当代生活进行批评性的和自我反射式的分析。

报道

小城

撰文　李静睿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

一

每个小城里你都能找到这样一座公园，无一例外。公园里有一个漂着密密水浮莲的小湖，所谓的码头上系着几艘从来没有人划过的木船，鲜黄色鸭子形状的电动船慢吞吞开在湖中央。岸边柳树的确有枝条像诗里那样垂下来，叶子上却落满灰尘，只有在3月底，新生的柳叶缓慢舒展开，万物好像都还能重新开始。

破败而花哨的儿童游乐园，秋千上只有一块狭窄的木板，胆大的孩子可以一直把自己荡到树上去，没有电视里和王菲的歌中才出现的旋转木马，转盘上有一圈墨绿色铁椅子，坐久了会沾上掉下的铁漆。转盘有时候转得太快，有人哇地吐出来，秽物很久才有人来清除，味道许久不散，孩子们还是勇敢地排长队等着坐上去，那个空掉的座位像一颗缺掉的牙。

后山有一个动物园，所有动物都极为勉强地活着。小猴子试图从铁栅栏里伸出弯曲的小爪子，一把攥住我手上的锅盔夹凉皮。我逗了一会儿，扔进去一块浸满红油海椒的面筋，它龇牙咧嘴吃了，又眼巴巴看着下一个人手上的凉拌洋芋条。这里的猴子待久了，个个都能吃辣椒，我想象他们要是去火锅店，底锅可以叫上一盆重辣，然后会用爪子捞鹅肠，一爪切开三斤半的花鲢鱼头。

这样的记忆可以无穷无尽排列下去，但所有记忆都只是平庸无奇。这本就是一个平庸的小城，我的记忆是一张还原度太高的照片，不管用什么滤镜都改变不了它的粗糙质感。那些丑陋的楼房，污脏的河水，一碗碗凉面中焦黄发黑的牙齿，热切又无望地期待发财的人们热热闹闹地挤在照片里，这就是我的家乡。

二

小城的这座公园最早叫“釜溪公园”，因为不远的地方流着釜溪河。这是沱江的一条支流，并不是所有四川小城都可以和长江扯上那样直接的联系，这座城市里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江江面，所有关于水的想象不过是来自这条窄窄的釜溪河。

城市边缘倒是住着一些三峡水库的移民，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凭空生长出几十栋楼房作为安置房，外墙面镶着白色瓷砖，从公交车上远远看上去很像特别高的公共厕所。从来没有人和这些移民打过交道，他们去哪里买菜，他们清明怎样上坟，他们是不是只和楼里的人打麻将斗地主？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含混不清又无人关心的谜语。更没法跟小城里的人讨论移民是不是公平，这些话语在任何场合都不适合提起，都是一个空惹人嘲讽的笑话。何况“国家”不是给他们每家分了一套新房子吗？他们以前的房子肯定烂朽朽的吧，肯定不是楼房吧。还有，据说有些能闹的人不是还能拿到十几万吗？狗日的就晓得闹事。麻将馆里坐满忧心忡忡的人，一边做着“清一色”，一边忧心“国家”真的被狗日的揩了什么油水。

釜溪河可能曾经是一条真正清澈流动的小河，但我第一次见到时，它就已经暗淡肮脏，水面上浮动着卫生纸和矿泉水瓶，生活污水从上游直接排进来，不知道哪家人倒进去一双坏掉的红色拖鞋，一直漂到市中心。即便这样，釜溪河还是跟所有类似城市的类似河流一样，被人硬生生编造了“自流古井”、“河府人家”、“盐道遗风”、“龙池唤鱼”、“水涯晓渡”、“釜溪牧歌”这样空洞乏味的景点名称，其实每个景点前都只是一模一样的茶坊，卖三块钱一杯的毛峰，不喝茶的人叫同样三块一杯的菊花茶，特别讲究的人要提醒不加冰糖，或者把红枣剔出来。没有人喝过二十块钱一杯的顶级花毛峰，我疑心那不过是一个传说，只在塑料覆膜的菜单上出现。天气稍微放晴时，大家吃过午饭就急急忙忙赶过去打牌，都想占到河边的位置，虽然水面上一股隐约的臭气萦绕不断，一层层瓜子壳花生壳要很长时间才会渐渐沉下去。

釜溪公园1930年开园，没多久就有了一家餐厅“好园”，小城里的盐商出了名的殷实阔绰，他们支持从南京回来的名厨王锡之、王刚全父子开了这家小城的高级饭馆，开在湖水中间的水阁里，菜单上有火腿蛋黄面包果酱，鱼却还是只有豆瓣和脆皮两种做法。现在我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脆皮鱼，一斤半的鲤鱼裹上厚厚的芡粉炸出来，直愣愣地摆在盘子里，讲究的人会用白萝卜胡萝卜雕上两朵花，撒在汁上的芹菜末是接近于白的绿色。城里很少会吃到放糖的鱼，所以总是放得尤其甜，人人都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应该如此，但一年也就只有一条这样甜蜜到齁住喉咙的鱼，它最后总归能被吃成一个嶙峋的骨架，陪伴着被汁水弄脏了的萝卜花。

1939年好园被日本人炸了，饭店又重开到了正街上的十字路口，改名为“盐城餐厅”，还是卖一样的菜——牛肚梗、干煸鱿鱼丝、水煮牛肉。五十年代当然改为了国营，整齐划一的城市历史不过在这一盘盘整齐划一的回锅肉里，每一盘都成功地爆出了灯盏窝儿，卷起来的边微微焦黄，就像被过于草率粗暴地翻过去的这些时间。

釜溪公园在1941年短暂地改名为慧生公园。谢慧生是四川同盟会富顺分部长，保路运动之后在蜀军政府里出任总务处长。他一生辉煌的顶点大概是孙中山曾经把“孙文”的印章交给他，又发电文说：“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总理孙文。”但是后来他反孙又反共，1939年寂寞地死在这座小城，死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半身不遂。没有人知道他，唯一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在《自贡日报》上，一千字把他定了性。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就着早上现泡的竹叶青读了，那张报纸中午被一荤两素六块五的盒饭压在下面，最后浸透了油污被扔进垃圾桶。来来往往的人站在公园的柳树下歇凉，吃一个鸡蛋糕，剥开一个青柑子，又拿出保温杯喝茶，这座公园曾经的名字像蛋糕碎屑一样，漂进已经满是各种碎屑的湖里。

又过了九年，它开始被冠以“人民”的头衔。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一起被人民占领，人民公园、人民路、人民餐厅。人民偷偷地在这些头衔下搓麻将，开始还一直打复杂的四十和，东西南北风红中白板都在，番数不够就不能和牌。后来小城的麻将和生活一起走向迫切焦急，先是把大字去掉，后来连万字都消失了。三个人打两方牌，五分钟就是一盘，自动麻将桌里的两副牌轮番运转，洗好的那副带着一种奇迹感冉冉升起。有时候和牌太快，刚下去的那副还没有洗好，三个人就这样茫然等着，连讨论上一盘的兴趣都快要失去，不像以前，摸来摸去都不能听牌。

我爷爷一直记得他有一张白板打错了，输掉一个水份很足的翡翠镯子。妈妈生我之前忍着腹痛和奶奶打完了最后四圈，做了好几个暗七对都没有成功，这才被送去人民的妇幼保健院。她很快回到了牌桌上，爷爷奶奶的老屋里有一副麻将从来没有收起来过，大人们都在打牌的时候，拿一根绳子把两三岁的我拴在桌脚。我像小动物一样被困在方圆两米、头顶是哗啦啦的另外一个世界。又过了两年，我爬上牌桌，学会了进入这个世界，四个孩子凑成一桌，最大的也才十二三岁。刚开始十二张牌也能和，大人们偶尔经过，兴趣盎然地在边上做技术指导——这张幺鸡不能打！

我长到六岁，麻将已经打得很熟练，虽然摸对面的牌手还是不够长，有时候放了三番要哭一场。我才去过几次人民公园，它就又变成了彩灯公园，因为之后每年的灯会都要开在里面，最开始四年一届，后来两年一届，最后年年都开。小城一直用的是内江白马电厂的电，开灯会的时候整个城市轮番有节奏地停电，通常一大早开始停，下午五六点又来了，还是能伪装出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但是在漫长的白天里，看不到电视打不了麻将又没有电热毯睡午觉的中年妇女们，只能聚集在小区花园里聊天，所有的八卦都被反复说过了，整个小区里都没有新的人被捉奸在床，最后只能沉默地看着小区里的几株腊梅刚刚开出黄色喷香的小花，可能每个人都在默默衡量能不能折回家去插瓶。

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有篇报道叫“四川自贡停居民电举办灯会遭质疑”。自贡没什么人知道这份报纸，但新浪新闻放在首页上一天也就传到了成都，据说不知名的部门有不知名的领导批评下来，自贡市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急得赶到广州去，那个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七。副部长我认识，小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红砖楼里，每层楼四户人共用一个不能冲水的厕所。当然他很快就搬出去了，最早在小城里拥有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家里不用放尿桶，洗澡不需要烧一大锅水。一直到读了大学，我才摆脱那个关于尿桶的噩梦。副部长有一个和他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白净端庄，可以想象一直要从大队长做到团支书再做到学生会主席，最后进入某个政府机关，被定格为“领导”这个词。只是我难以想象“领导”曾经跟我们一样住在那栋破旧的小楼里，不远处就是恶臭的公共厕所，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潲水缸，收潲水的人迟迟不来，人人都不敢出门。

副部长那个春节可能过得不好，但那篇报道最后不了了之，小城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了了之，时间漫不经心地抹去一切。又过了两年，好像有个什么“川电东送”又修了不少变电站，办灯会的时候不再停电了，又一个“进步”的铁证。我们被种种诸如此类的铁证囚禁其中，退休金年年都涨百分之十，农村人现在有大病医保，癌症都能报销百分之九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涨工资又往前补两年，几万块巨款拖了很久，最后到底是发下来了。很多咀嚼又咀嚼的怨言要是真的吐出来，就像谈论三峡移民一样不合时宜，岂止不合时宜，简直没有良心，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跟谁讲良心。

三

灯会票不怎么能卖出去，越卖不出去越卖得贵，到2013年变成一百块一张。这笔钱在牌桌上也就是二十个炮，但要花在人人看过的灯会上还是让人不可接受。有几年，不管是机关还是事业企业，每个单位都要包销一部分，起了个名字叫“一日一业主”。这些票被发下去作为春节福利，一发就是一人好几张，所以最后变成没有人买过票，却似乎人人都有票，门口的临时黄牛党们一张面值十五的票卖不到五块钱。那些票总是按照区域确定时间，贡井区所有的票都在同一天，去彩灯公园的11路前所未有地拥挤，是不是真的按照一大家子的人数往自动售票箱里放钱完全是考验人民的素质。我知道人民素质的现状，有时候我们一大家子十五六个人，放进去十二三块钱，大家都觉得简直称得上高尚。

公园早就被手拿免费票的人民占领，每个灯组都不可能真正看清，一路都在扯着嗓子喊人。进门之前已经说好要是走散，就在山上九龙壁灯组那里等，但是九龙壁也不容易挤进去，隔着五十米就算进入了中心地带。湖里有八仙过海和琼楼仙境，我奋力挤了很久才看到何仙姑的蓝色纱裙，然后发现她还是远远望过去比较美。头顶上有人在高空拉起来的钢丝上骑自行车，做出一些我们其实看不太清楚的惊险动作，他是这个拥挤世界里唯一从容的人，即使脚下只有一根细细的钢丝。

2004年元宵，北京密云的自贡灯会发生踩踏事故，当时就说死了三十七个人，这个新闻被央视女主播用沉痛的职业腔传回自贡，却带来让人意外的成就感：原来自贡灯会都开到首都了！没法解释密云不等于北京，这个灯会大概类似于我们农村人赶场，花五块钱看一场流动马戏团的情色表演，女郎们敬业地在寒冷的腊月穿着三点式，大腿冻出粗糙的斑点。如果一个遥远贫穷的小城需要如此这般寻找存在感，真话只能是另外一种没有礼貌的不合时宜。

2010年春节我刚结婚，和父母带着第一次来自贡的老公去看灯会，他郑重地背了一个四千多块钱买的佳能相机。那个时候已经不分单位包销票了，但爸爸还是想办法搞了四张。“搞票”是一种能力和地位，也是一种完全的下意识，我们走到公园口，发现临时的黄牛们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票，一张二十。他们看上去都不像黄牛，怯生生地站在路边，机械地重复着：“灯会票！灯会票！二十！二十！”可能这些感叹号都加得过于主观，因为他们的声音里写满了生死有命。这些票大概是领导们随手漏出来的，送给曲曲拐拐扯上关系的穷亲戚们，要不就是农村人在城里打工，要不就是下岗工人，要不就是开三轮的，当然开三轮的也大都是农村人或者下岗工人。

卖掉十张就是两个孩子的压岁钱，过了这么多年，小城里春节给孩子压岁钱的标准一直没涨，还是一人一百。下一辈们纷纷出生了，自己家里要是没有个也能收钱的小孩，过一场年就得送出去上千，这个数目不是不可承受，但是让人痛苦。也有些特别勇敢的人一直不理不顾，爸爸最大的那个哥哥——我叫他“大爷”——一直坚持每年给我二十；以前没有二十面额的时候，就是两张灰黑色的十块。就算是在压岁钱必须上缴的时候这笔钱也归我，买什么都不够，只能买摔炮、魔术弹放掉拉倒。大爷死了好几年，我突然在某一年春节的时候想到他，现在我开始把一张张红色的纸发出去，我没有勇气给出两张十块。

灯会意外地让我老公惊喜，我以为他不过会礼貌地敷衍，逛一圈就出来，但我们足足待了三个小时，到最后我也高兴起来，两个人戴上五块钱一对的绒线兔子耳朵挤在人群里，拍根本看不清楚脸的照片。湖边拍一张，山上拍一张，门口不过是最普通的大红灯笼，我又拍了一张。那天下着小雨，走在彩灯公园里，人人都在踩别人的裤脚，走一会儿就得勉强找到一块人少的地方，把鞋边裤脚上的黄泥抹掉，我的黑色麂皮长靴糊满了泥，但我少见地没有恨这个城市肮脏的冬天。我们不停地拍照，拍青花玲珑碗做成的龙，龙角是雕花花瓶，龙须是小酒盅，龙凤呈祥的凤由无数个最普通的白色烟缸组成，栖息在一棵梧桐树上。茶坊里都用这种烟缸，偶尔打坏了一个也不用客人赔。龙凤腾飞是蚕茧，孔雀开屏是小小的青霉素药瓶，我急切地想找输液瓶扎成的灯组，但是它真的消失了。小时候我相信那些青霉素药瓶真的是用过的，每一次去打针想到它会有这样好的去处，都觉得欣慰。

固定开灯会后没多久，动物园就被撤销了，那些动物也七七八八地死光了。我疑心那只瘦老虎的骨头最后泡在了酒里，但是狮子、土狼、骆驼与长颈鹿不知道是怎样被处理的，那么庞大的身体埋哪里，想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哪里去找人挖那么大的坑，也不能拿去火化，又没人会吃。猴子要是没有死光，倒是可以卖给街头卖艺的人，用一根铁链子锁住脖子，逼着它们翻跟头，拿一个小碗摇摇摆摆走一圈到处要钱。又过了几年，有个外地人承包了一片后山，动物园倒是又修起来了，进园要另外花十块钱买票。这里重新有了一只东北虎和几只大灰狼，还是吃不饱，还是奄奄一息，但看起来没有那么快会变成虎骨酒。让人费解的是有几只鸡，都是公鸡，长相普通，不知道为什么够得上参观的级别。它们大概也有点心虚，只能勤奋地整日咯咯叫着。以前的猴山现在是一个另外收费的鬼城，门口有幅大标语“欢迎来到十八层地狱”。灯会筹备加开放要小半年，这半年里动物园等于不能营业，老板一直亏一直亏，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和那些动物一起苟延残喘到现在。他大概从来没有去问过为什么开灯会我就不能营业？看灯会的人就不能先过来看看东北虎、美洲豹吗？一切都被严肃地冠名为政府规定，“规定”这个词在小城方言里有个长长的尾音，好像这样能显得更有说服力一些。

我有个叔叔在市玻璃厂上班，厂名后来变成更洋气的川玻集团。他手艺很好，能做出整套精钢刀具，还送给过我们几把烧烤用的长叉子，当然是用单位里免费的钢做的。印刷厂的人往家里拿纸，盐厂的人永远不用买碘盐浴盐泡脚盐，机关事业单位的人都去办公室打电话，这都是小城的律法，不遵守律法的人是瓜娃子脑壳有包，麻将桌上串串香前会被人嘲笑。这些看上去完全像进口产品的叉子我从来没有用过，几次搬家我都看见它们，依然锋利锃亮，可是小城的人烧烤都用竹签，素菜戳一根，排骨鸡翅戳两根。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这个叔叔一直被抽调去做灯，天南地北地跑各地灯会，那个时候能出差的人让我们敬畏，大部分人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不过是成都，还是坐八小时的火车过去。现在想起来他们不过也是像民工一样奔波干活，很可能住在十人大间里，床单被子都是黏糊糊黑漆漆，睡觉也不敢脱掉外衣。工资虽然照发，但出差的人望的都是补贴，这是按天算钱，跟民工也没有太大区别。民工在小城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贬义词，男人的衣服稍微褴褛一点，就要被评价为“简直就像民工样”，就像吃饭买单的时候绝对不能把服务员叫“小姐”，越漂亮的越不能叫，虽然人人都知道，小城其实盛产这两个品种，但越盛产越是一种禁忌。

不管怎么说，这点做灯的手艺保护了他。他很早就在厂外的自建房里分了套房子，养着两只肥硕的大白猫，周末去水库钓鱼，用自制的鱼竿，有时候甚至能懵起来一条乌鱼。在似乎所有中年工人都下了岗的时候，他一直有一份工作，安安全全进入了退休年龄，自己的积蓄加上父母一辈子的存款，在小城著名的小区“盐都花园”里买了套复式公寓。他渐渐走向老年，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小城退休职工，但我还是抱有多年前对他的那种敬畏，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岗。

四

1995年以后，小城里似乎每一个工人都下岗了。贡井盐厂的，新华印刷厂的，镀锌铁丝厂的，地砖厂的，干面厂的。每个单位都据说“搞不起走”。我曾经对这个词充满疑惑，盐帮菜出了名的咸，火锅蘸碟里都要再撒上调味盐，电影院那条街上一排卖肥肠面、鸡杂面，早上永远没有座位，小城吃了这么多的面，从早饭一直吃到宵夜，我一顿只能吃二两，但是干活的人能吃下两个三两，为什么贡井盐厂和桥头那家干面厂还是“搞不起走”？

原因始终不明，但我就是活在下岗工人的汪洋大海里，大海由我的妈妈、我的姨妈姑妈（还不止一个姨妈）、我的姨爹、我的堂姐、我最好朋友的父母……悲悲切切地组成，每一滴水都苦得让人发愁。1995年堂姐刚好二十岁，技校毕业两年了，她本来可以读高中，但她考了前三名，技校说能免三年学费，又保证分配到镀锌铁丝厂，一辈子都在镀锌铁丝厂当工人的父母都很心动，她也就去了，从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变成一个把大辫子盘起来塞进蓝色工作帽里的车工。她总是用车床车点小东西送我，一个葫芦或者两颗子弹，锃亮的纯钢，永远不会生锈。在家家户户都没有热水器的时候，她带我去厂里的浴室洗澡，所有女人都赤身裸体在里面洗衣服，我见识了这么多下垂的乳房和褐色的乳头。她们设备精良地带着搓衣板，水龙头从来没有关过，“公家的水嘛”，人人都这么说。为了多用点公家的水，我们一直要洗到皮肤泛白发皱，走出浴室时一阵眩晕，还好早准备了两颗水果糖。占公家便宜必须成为一种本能，虽然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占了更大的便宜。

她下岗整整两年，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门都很少出，偶尔来我家借一次书，把一摞摞的《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搬回去。她爱读书，但那时几乎没有自己花钱买过一本书，花钱读书这件事在她的世界里大概是不存在的。我们都喜欢池莉的《致无尽岁月》，我更喜欢方方一点，读了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后，我为她感到担心，担心她会成为白大省那样傻乎乎被每一个男人欺负的姑娘。

1997年我爸爸替她找了一个工作，在朋友的电脑公司里当会计。这种工作在小城是没有身份的，叫“帮私人老板”，她在这种没有身份的身份里做了十七年，从一个私人老板那里帮到另外一个私人老板，混迹于和她的车工技术毫无关系的自贡电脑城，每天中午在一堆开肠破肚的电脑设备中吃盒饭，中间开过网吧，自己和父母通宵通宵轮番守着，也就挣了不到两万块钱。去年又是我爸爸想办法让她进自贡市政府当出纳，属于临时工，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一千块钱，为了养儿子不得不替一些小公司做账，每天早上穿着高跟鞋走路二十分钟去公交车站，但她绕啊绕啊绕了十七年，总算把一种光明正大的身份绕回了身上。她不再是那个二十岁的下岗工人，现在她在市政府上班了，过年过节会发商场购物卡，还有二十个猪蹄。

更多的下岗工人来自盐厂，贡井盐厂、自流井盐厂、大安盐厂、邓关盐厂。知道小城的人无非因为这三种原因：恐龙化石、彩灯，以及井盐。小城没来过几个名人，更没留下过什么名句，只有陆游在荣县“摄理州事”的时候写过一句“长筒吸井熬雪霜，辘轳咿哑官道傍”。诗写得不好，但也在各种关于自贡的资料里反复出现，一个贫乏的小城看起来不敢忘记一点点与之相关的历史。不过也不一定，小城的市志里没有统计三年大饥荒死去多少人，“文革”这个词只在写几个人物时一笔而过，但倒是牢牢记得陆游这句诗。那是1174年，还要等七百年才有阮家坝山下的燊海井。这口自贡最著名的井现在还在运转，据说是跟当年一样用牛汲卤，用井里产的低压天然气熬盐，领导们来视察总要去看看。2003年胡锦涛去过，那个时候下岗的盐厂职工差不多也安置完了，让领导来赞美一下历史也不显得心虚，何况那的确是一口美丽的盐井。从道光年间到现在一百五十年都过去了，我爷爷的大鱼缸都在“文革”时被搬到了镇上的派出所，至今没有发回来，每次经过派出所，爸爸就要愤愤不平地说：那是我们家的！但是“我们家的”什么都失去了，又怎么能斤斤计较这一个鱼缸？“别人家的”也是什么都失去了，你怎么好意思只是计较“我们家的”一个鱼缸？而在这一切都被偷窃和撕裂的时间里，这口井倒是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好歹算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奇迹。

今年夏天回家，我们去了一次燊海井，一人花二十块钱买了门票。下着小雨，天色微暗，新买的莱卡相机把一切拍成了昏黄色。那口井上的杉木架子一直升到天上去，用天然气熬盐的圆锅有腾腾的热气，两个熬盐工人穿着汗衫短裤拖鞋坐在藤椅上刷手机，一人手边有一个茶缸子。我有点欣慰，因为他们是没有下岗的盐厂工人。

“安置”这个词小城人是不用的，我们都用“买断”，“安置”好像还暗示着一个希望，“买断”不过是一个价格。盐厂职工的统一“买断”价大家都能背出来：13950块。拿了这笔钱意味着你正式同意官方抹去你的一切，职位、工龄以及未来。五姨妈来找亲戚们商量，到底要不要买断呢？没下岗的时候她的工资也没有超过二百块，把六年的工资一次性拿到手里好像也是一种难得的安全感。但姐姐妹妹都劝她不拿，因为姐姐妹妹们也都下了岗，同仇敌忾让彼此都放心，于是大家都不拿，都不肯“买断”。

隔三差五的有人组织下岗工人们去区政府前面静坐，大家都闲得发慌，也都嘻嘻哈哈地去了，女人们坐在政府门口打毛线，有人带去自己炒的南瓜子，走的时候一地都是沾满口水的瓜子壳。南瓜子不好剥出肉来，大都是嚼碎了又吐出来，一片狼藉的残渣。没人真的以为这种静坐能有什么用，但大家都才四十岁上下，日子那么长，总要有个盼头把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打发掉。最后大部分的人还是买断了，因为只有紧紧握在手里的东西才让人放心。贡井盐厂破产后“安置”了六千多人，他们拿着这13950块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做了点小生意，也可能打各种各样的工，大家都“帮私人老板”去了，因为国家这个老板是帮不到了。

十几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谁也说不清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反正也都过来了，过年还是盆盆盏盏一桌子菜，腊肉香肠还是几十斤几十斤地做好了挂在屋子里。也都打麻将，只是从十块钱三张的底变成打一块钱以及三番封顶，几十块钱的输赢在同一个圈子里兜兜转转，最后大家都是总平手，只是把日子成功地混过去了。五姨妈下岗后没多久就离了婚，一个人在镇上租了间平房。小时候我以少女的浪漫主义喜欢那间房子，因为门前有几株夹竹桃，院子里还有矮矮的石桌石凳，清明上完坟我们聚在那里吃蒿草做成的粑，馅儿是豆腐冬笋肉丁。但我不知道那里一到下雨就得满屋子摆上脸盆接水，最近的一个公共厕所也要走七八分钟，还经常停电，她连蜡烛都不舍得点，七点就上床睡觉。

后来我们买了新房，把旧房子腾给她住，就是以前和宣传部副部长同一栋楼里的那套。她终于搬回了城里，在多次相亲后又找了个男人，是在城里“帮私人老板”的农村人。他们一直没有领证，一起搬进了我们那套三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把阳台和客厅打通之后，房子倒也显得敞亮，只是还是不怎么敢开门，因为化粪池总是外溢，几天都没有工人来修。小城里不领证的多得很，谁也没有不把他们当夫妻，只是互相叫上老公老婆跟一瞬间拆伙一样轻易。大表哥三十岁前就离了好几次婚，具体几次不详，因为后来大家都不问了，这件事发生得过于频繁，导致每个人都失去了好奇心。

五姨妈和那个男人卖过一段时间各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市场上“打菜”，打回来后两个姐姐帮她剥毛豆，剥好的毛豆一斤可以卖三块钱，剥到长长的指甲全部断开，生意好的时候她一天能挣到十几块钱，要是一天挣不到十块钱，她就要开始抹泪，精神压力太大。后来不卖菜了，她开始去饭店里洗碗，洗了几天又回来了，吃不了那个苦，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她毕竟是家里的幺女，小时候受过饿，但是没有受过累。

2005年过后，这一批下岗职工大都开始领养老金，都是补缴了一两万块的养老保险，然后每个月能在卡上查到钱了。一开始每个月发六七百，远远超过他们最后一次拿到的工资，他们终于从下岗工人变成退休工人。这是一个对比之下更让人骄傲的身份，要是家里双方都是退休工人，孩子找对象都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都知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叫“没有负担”。

五姨妈本来年龄没有到，但是跟大家一样，托人做了些假材料，说她以前在盐厂是熬盐工，这是特繁工种，能提前五年退休。她总算成为家里最后一个拿到退休工资的下岗工人，重新开始大声说话。至于那次作假，过了两年，我们听说劳动局退休管理科的科长被抓了，判了六年。无论如何，我赞许她在失去一切后终于占了一次国家的便宜，就像走在路上被人抢了包，她奋力追啊追啊，总算把包里的一个鸡蛋糕抢回来了。

去年我回家，她把那套曾经属于我们的房子重新装修了，阳台那里开了个后门，用白瓷砖铺成两级台阶，台阶旁有同样镶嵌着白瓷砖的水泥桌子、水泥凳子，她想得周全，以后来了客人可以坐在这里斗地主。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晚风吹过邻居种的丝瓜与四季豆，又吹过一屋子曾经的下岗工人、现在的退休工人，大家都觉得凉快，大家都熬出了头，人人都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鸡蛋糕。

五

那一轮下岗浪潮当然也把小城里的三线企业覆盖了。三线企业职工是小城里一个奇妙的存在，虽然小城本地人并不能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糊糊涂涂概括成：那些北京人，那些上海人。即使迁来小城超过四十年，三线企业里的工人们依然被如此定义：那些上海人，那些北京人。不能说小城排外，他们自己也喜欢这样的生疏感，他们并不想进入我们，不想被称为，那些自贡人。

好几年前我还在广州工作，和当时的男朋友去看王小帅的电影《青红》。开场前我们远远看到高圆圆，穿着一条非常简单的白色短裙，脚上是一双匡威，男朋友发了一会儿呆，说：“你看高圆圆的小腿。”王小帅站在高圆圆边上，显得就是一个可悲的胖子。我记得王胖子在开映之前大手一挥说：“青红是个悲剧，很有力量。”看完这部和三线建设有关的电影后我想，悲剧我看到了，但是力量在哪里？好像急着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它就只留下了软弱的抒情。

1964年8月2号，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和越南海军鱼雷舰打了一仗，波及了中国南部沿海。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啦，我们要赶紧备战啊，赶紧把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内地去啊。他当然永远是一言九鼎一呼万应，所以自贡就有了第一个三线企业：高压阀门厂试点，后来名单飞速地越拉越长，硬质合金厂、可锻铸铁厂、东方锅炉厂、拉丝制钉厂、油毡厂……那个时候说服一个北京人迁到自贡的平均时间是六分钟，然后第二天打包，第三天走人，戴着小红花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小城。有着漂亮小腿的青红坐在他们中间，连炊事员都跟着来了，好像将要到达的这个小城蒸不出一屉合格的包子。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有人说，三线厂里的面食就是做得好。在小城的冬天里，他们中有人为了买几棵大白菜，从贡井一直步行走到自流井的源渊井市场，那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上坡又下坡，好几次似乎走到了农村，路边是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我想象他们抱着大白菜，走在小城阴沉沉的冬天里的样子，那棵白菜大概会闪光。但我也担心那棵菜的命运，小城这样潮湿，它可能很快就烂了心，一棵北方的大白菜不会喜欢南方的冬天。

上高中以后，同学里开始出现那些神秘的三线子弟，因为他们厂里的子弟学校只开到初中，就像那些倔强着想自己流到海里的小溪，最后还是迫于形势或者说高考政策，不情不愿地跟我们这些说着方言的主流汇合。我疑心他们其实也会说小城话，但不怎么肯说。北京人说着北京话，每个尾音都拖得老长，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毕竟把氯气读成“录气”一定是我们的错。上海人和上海人说着上海话，软软糯糯的每句话都似乎在表白。上海人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就说普通话，很容易带出“的呢”的后缀，连询问立体几何到底怎么添加辅助线都像在撒娇。

到了高三，我们都焦虑着选择志向，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犹豫不决，连打算留在四川的人都要为去成都还是重庆纠结。我的志愿甚至只填了三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因为我一心要去一个有长江的城市。但“青红”们的未来显得极为目的明确：北京人要回北京去，上海人要回上海去，大学没有城市重要，什么都没有回家重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家，北京上海也没有房子，难道真的跟爷爷奶奶或者舅舅姑妈挤在亭子间里吗？

高三的时候有个同学回上海去高考，她家里不知道用了怎样复杂的手段，把她的户口迁了回去，她要暂时住在亲戚家几个月，然后高考，然后读大学一直到毕业，然后找工作，然后才是等父母退休后回到上海，把全家人的钱凑到一起来买房子，一条漫长的路，但他们有着惊人的耐心，等了快四十年的人没有在乎这多出来的十年。

她走之前全班去桫椤谷玩了一天送她，那是个胖乎乎戴眼镜的小姑娘，我们在山谷里烧烤，在水边打一毛钱底的麻将，最后大家都真真假假地哭了，送她几样桥头精品店里买的礼物，似乎是一个音乐盒，还有一个笔记本，一人凑了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后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消息，只有毕业后几次看到上海房价的新闻时想到她，默默为她担心。郊区都涨到了两万一平方米，她买得起房子吗？不过他们可以住得远一点，再远一点，只要是在上海，反正无论如何远不过小城。很多年后我在中学同学的微信群里重新遇到她，朋友圈里她总是发一些吃吃喝喝的照片。她现在戴隐形眼镜，以前的圆脸依然圆，但固执地瘦出一个尖下巴，像每个上海女孩那样化妆，眉毛拔得很细，我偶尔去点个赞，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

“他们”中的有一个喜欢过我，总是塞给我他奶奶做的上海粽子，一个大概有半斤，里面有一块硕大的五花肉，肥肉部分融化开，浸透了每一颗米。这种粽子我每吃一个就要腻上大半天，但我还是想吃，因为都说那是上海人吃的。有时候我会去他家玩，他家住在空压厂的宿舍里，是当时看起来很气派的两室一厅。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红楼梦》续本，我一本本借回去，每一本最后都是宝玉和黛玉结了婚。读一本接近五百页的书，就是为了看一个这样庸俗的好结局。

他们家大概有点钱，在他高考前就先在上海买好了房子，早早就撤了回去。他成绩很好，考进了同济大学化学系，一开始给我写过两封信，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没有理由再回到这座小城。我觉得他们就像那些粗制滥造的《红楼梦》续本，前面是漫长乏味的五百页铺垫，但最后好歹看起来有一个庸俗的好结局。

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在我的书《小城故事》里，出版后他在博客上给我留言，他认出了自己在书里的样子。那些我以为已经忘记的细节突然又来找到我，比如隐隐约约中，我知道他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学谈过一段莫名开始又莫名结束的恋爱，除此之外，他和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我的世界里失散了，就像我在别人的世界里同样也消失得如此彻底。有时候想起他给我写过的那两封信，却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哪怕一个小小的句子。记忆属于更远的地方，比如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不爱睡午觉，总是早早到学校去，他中午在学校吃饭，我们不同班，我却总去找他说说话，他给我讲两道我不见得做不出来的化学题，我给他说我正在写什么小说看什么电视剧。再比如有一年我生日，他送过来好大一束红色玫瑰，我拿着那束花翻来覆去地想：这得多少钱啊，他妈知道了会不会揍他啊？

写书的时候我当然也想起他，去搜了搜他那个很难撞车的名字，然后找到一篇名为“比阿培南的合成研究”的论文。我甚至找到了他在论文上的签名，看着那个极其熟悉的签名方式，最后一划绕出一个优美的弧形。在纽约的下午，我突然一个人笑出声来，好像隔着论文中那些我丝毫不能理解的苯环套苯环，我终于接上了我并没有想断开却不知道如何续起的过去，因为我们都离开了小城，人生再无可能真正相聚。

同样是离开小城，有些人是结束流亡，有些人是开始流亡。我的中学同学们散落在各种大小不一的城市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芝加哥、巴黎，最起码也是在成都和重庆，留在小城的没有超过百分之十，好像留在那儿意味着某种预设前提的失败。

我领结婚证那天因为户口问题遇到一点小麻烦，辗转几个朋友找到民政局副局长帮忙，这是生活在小城最让人慰藉的部分，任何事情辗转几个人后总能找到几个人，外公的主治医师可能小时候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小镇，我前前男友的妈妈是医院副书记，姐姐和儿子的班主任多聊两句，发现班主任的老公曾经是我爸的学生，连被狗咬了之后去打狂犬疫苗，防疫站站长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熟人。不像我们身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些年，缴过这么多税，谁跟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离开小城太久，让我觉得“关系”这个词其实带着暖意。

婚姻登记处里狭小黑暗，我和打扮端庄的民政局副局长互相打量了五分钟，才认出来我们是中学同学，不仅是同学，还曾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好朋友。那个小圈子有四个人，去了天南地北的大学，又留在天南地北的城市工作：我先在广州待了三年又去了北京。有个姑娘在成都读完本科去重庆读研究生，后来一直在深圳移动做法律顾问，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我去深圳出差，她带着当时的男朋友来请我吃台湾菜，后来她一个人送我到宾馆，我们在一家很破的如家快捷酒店里聊了一个小时，女人们聚在一起也就是聊各自的男友。后来我们都和当时的男友分了手，我很快结了婚，她依然一次次忙着相亲，再后来，我们很少有联系。另外一个姑娘倒是一直在北京，在北大读完研究生后当了法官，我们一东一西地住着，中间隔了一条那样长的长安街，并没有时常见面。我们四个人很久没有在小城里会合过，因为离开的三个人都神出鬼没地回家，我并不知道我们中的一个成为了民政局副局长。

办完证后我问她“最近怎么样”，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关切了，但我的确搜寻不到另外一个勉强可以一来一往的话题，还好回答同样空洞：她结了婚，老公也是公务员，他们在汇东一个新小区里买了带电梯的公寓（在小城里，电梯公寓意味着生活上了某种档次），她生了儿子，儿子很乖，但是带起来很累。五分钟就讲完了我们中间横隔的这些时间，但我们更多的是被城市的缝隙横隔着。

把我们说成流亡似乎又像是矫情，好像亏待了如此沉重的词语，小城里有那么多真正配得上这个词的人。我们几乎要忘记，五姨妈在下岗后还去过一次山西，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因为男人的村里有亲戚从山西回来，说那里有矿，能找到钱，两个在小城里完全找不到钱的中年人就跟着包工头去了。两三个月打过几次语焉不详的电话回来，后来我们汇了点钱过去，有钱买票人也就回来了，中间的故事还是语焉不详，只断断续续听她在牌桌和饭桌上漏出来两句，比如指甲里的煤渣怎么都洗不干净，比如睡觉的床其实就铺在地上，非常乏味的讲述，出去打工的人难道不是个个如此？

有个叫郑小琼的南充姑娘在东莞打工，五年中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因为她是“喂，245”，她像千与千寻一样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只是她的方式是写诗，在下班后疲惫不堪的夜晚，趴在八人宿舍的钢架床上写，一直写到拿了人民文学奖，所有诗都是关于机器、铁、钉、流水线和出租屋：“……黑色的锁，金黄色的方便面、碗、盆，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五姨妈不会写诗，她只会说：指甲黑了好久才白回来。但五姨妈到底讲得不多，我想她并不喜欢在本来就不顺畅的人生中，插播进这个更加不顺畅的故事，她不希望自己被印上“下岗工人”的印章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因为这三个月印上另外一个印章——民工。

远房亲戚里有个小姑娘，从小被外公外婆带大，没人知道她爸爸是谁，其实我连她妈妈都没有见过。因为关系扯得太远，偶尔几家人能聚在一起，又总是在她没有回家的时候，人人都含糊不清地说她“在广州打工”。打什么工没有人去追问，因为人人心里都清楚答案。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可以想象她有个也是大眼睛长睫毛白皮肤的妈妈，我一直渴望着在那些少之又少的大家庭聚会中见到她，既出于一种可鄙的好奇心，又出于一种羞于说出口的温柔。我想见见她，那个流亡多年的姑娘，那个可能已经不能称为姑娘的姑娘，那个被大家悄悄地称为“小姐”的姑娘。

六

我的小城似乎已经在多年摇摆不定后安稳下来，身边每个人都有了一份工资，拿着多不多少不少总之能把日子混下去的钱。这份工资沉淀了曾经被各种来路不明的贫穷搅浑的釜溪河水，让人尴尬的不堪留在河底，没人再有兴趣捞一勺起来审视过往。大表哥前几年都在开黑车，被抓了好几次，每次罚款六千，罚一次全家人就要跟着提心吊胆几个月。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在路上跑，一直跑到把这六千赚回来，然后接着在下一次罚款交出另外一个六千。现在他不跑了，在帮卖保健品的三姨妈打杂，既帮忙开车运货，偶尔也要口若悬河地劝大妈大爷们买七千多一个的水疗床垫，姨妈每个月发给他两千。他又离了婚，这一次婚姻留下了一个女儿，他如珠似宝地爱着，现在他是一个有能力爱女儿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随时会被拘留十五天的黑车司机。那个小姑娘惊奇地被人发现运动天赋不错，先是练体操，然后进了市少年跳水队，免费读小城里最好的小学。她缺了三颗牙，晒得漆黑，我既担心她和绝大部分运动员一样被这个无情的体制潦草抛弃，又不想放过一点希望憧憬她可能会是下一个高敏。

表妹从一个在商场里卖玉兰油的售货员变成一个卖真皮女包的售货员，她也离了婚，儿子跟着她，她又找了个做小生意的男人，没有什么钱，却也能活下去。他们先是住在家里，后来因为老是回家太晚又被赶了出去。去年夏天我回到小城，有一个晚上在烧烤摊上遇到她，和另外一个胖墩墩的女朋友一起，面前只有几串蔬菜，却一人叫了瓶啤酒。夜风还是有点燥热，我看着她慢慢把那瓶啤酒喝完。

人人都在酝酿一种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不管新生活是一套房子还是一份新工作。小城的房价几年里涨了好几倍，大家也都在茶余饭后抱怨，却不像在北京的人抱怨得那样真切，毕竟人人也都有了房子。2010年我把自己在北京的那套小房子卖了，转手就在小城里买了一套电梯公寓。买那套房子之前我只看过户型图，买之后也就去看过一次，采光不是太好，黑糊糊的水泥地上不知道哪个工人拉了一坨屎，爸爸妈妈安慰我说，这是好兆头，要招财的。我一直没有发财，却一直留着那套房子，不肯租出去，总价涨了快十万却也没有卖掉。前两年我甚至把自己的户口从广州迁回父母家，因为我一直想象着自己回到小城的那一天。我零零散散地做着这些事情，也许做多了，这件事也就成真了。

小城的街道永远狭仄肮脏，行走着那些的确幸福的人们，他们有工资有保险有房子，没有人可以想象出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每个人都会说钱越多越好，但好像也没有人真的有动力拼着命找钱。以前他们还炒股，十几年前有入市限额的时候，几家人凑出一个账户，一人几千地投进去，没空就去股市里看看，就跟当年去区政府门口静坐一样，打毛线的打毛线，嗑瓜子的嗑瓜子，那些在屏幕上闪动的数字给人无限希望。股票当然曾经涨上去过，但钱并没有提出来，滚了滚又入了市，倒是为了庆祝，额外多吃了好几顿羊肉汤。股市从六千点跌到两千点也没有在小城里造成多大波澜，股市依旧是去的，就像大家吃过晚饭都去河边散步。反正那笔钱大家都忘了，只要不卖，就算不上亏。我知道有一天如果它们涨回了原位，小城的人会欢天喜地又去吃一顿羊肉汤，反正没人算得出中间流逝的时间，更没人算得出通货膨胀，只要数字回归了原位，人人都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在任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里，他们总能找到一条路通向安慰。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

横向

一、印度美女作家的布克奖成名作

二、升旗仪式

三、美国人目前最怕的三样东西之一

四、威尼斯人

五、然后菩萨给了个U盘

六、世界最大岛屿

七、勇于面对真我的绿茶

八、杀人于无声的交通工具

纵向

1.童话大王

2.“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3.大卫·霍克尼画中常见

4.《圣经》中的长征

5.一种中西结合的运动

6.心中的日月就是它

7.一个贵妇去第三世界旅行惊呆了

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随笔

蝙蝠人之城

撰文　于威

蝙蝠人的一生，最终都会了结为一张记忆的地图，经历和足迹交织成大街小巷，上面还摞着密密麻麻的红房子和白房子。仔细看，总能找到似乎标记了什么的小箭头，箭头下面那个地方，藏着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得空瞅一眼这座城时，总是会想到余华。不是现在的余华，而是在那个绝望的小镇当绝望的牙医时的余华。他看着那些不可救药的口腔时的状态，和我看这座城的状态一定是一样的，不光要忍受丑陋和扭曲，还要忍受能把头盖骨击碎的腥臭的口气。

而这座城，住了三十多年，每次因为嫌弃和厌恶逃走后，又像毒瘾发作般急着回来。

情窦开脑洞没开的时候，暗恋过一个男生，结果被他用毫无察觉抛弃了。撑过那段难熬的时间，靠的是这样一个空想桥段：他毫无察觉地即将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上，在最后一秒，是我推开了他......这个白日梦解释了我和这座城的关系：它是哥谭市，我是蝙蝠侠。蝙蝠侠没变身之前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蝙蝠人，离人世间壮丽的词汇都很遥远。

一、民族饭店

1995年，遍地都是开公司的，民族饭店里我待过的这家骗子公司还显得高级一点。

两个姑娘，一个是我大领导，另一个是我二领导。反正我那时候肯定土死了，都没去过燕莎，她俩都不太舍得拿正眼看我。我们这家证券咨询公司，开展的是海外上市培训业务，就是从挂靠的某国家级大通讯社内部阅览室里把港台报纸借出来复印，把任何和上市有关的图文剪下来，拼贴成一份“内参“，几千块钱一份，卖给当年的土豪。俩姑娘负责土豪，我负责复印。

老天真是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某天传真机吐出份英文的，这家特洋气的公司，能识洋码子的还真就只有我一个。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突变，从复印港台报刊跃进到复印英美报刊，那年头能看到《财富》《福布斯》的真身，很牛的。

大领导以前是开电梯的，因为长得特别美，嘴也特别甜，被老板相中，做了总助。大领导喜欢穿明黄和玫红的套装，唇红齿白地每天都要告诫我，女孩子不能靠男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后来大领导不小心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官人，官人也是真爱，弄了一笔钱把大领导送到美国读书去了。

二领导是大杂院里长出来的一朵花，每个白天都病恹恹的，娇弱得让人忍不住把她的活都干了。太阳一落山，病就好了，亚马孙女战士般征战于各个场子，目标特别明确——首选傍个老外，次选傍个大款。傍老外除了身体语言，好歹要会点英文，所以二领导对我特别好，我教她几句英语，就能换来一大堆让人馋得流口水的纸醉金迷风花雪月的故事。二领导运气不是很好，首选次选都没成功，只得回过头来改造一直默默守候的男友，逼他辞了公职，轰到南方去发财。几年后在一个商场里偶遇二领导，鱼尾纹都长到鬓角里了。她说她终于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当年的男友现在的老公把钱挣到了，但也留在南方不回来了。二领导跟公公婆婆关系处得紧张，熬不过时就在车里凑合一夜（啊啊啊，曹七巧侬不要乱入啊）。

二、八角

地铁票还是两毛钱一张的时候，石景山有个八角，八角有一幢居民楼，楼里有一套朋友的一室一厅。朋友对混得付不起房租的我说，你先在这里落个脚吧。

一落就是半年。那是个空房子，除了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没有其他家具，吃饭之外所有的活动都是席地进行。晚上，总会聚集若干热爱戏剧的文青、热爱诗歌的文青、热爱电影的文青、热爱写作的文青，配啤酒的可不是炸鸡，是榨菜。

已经快五十岁的老牌文青老K，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也来落脚了。老K出身于西安的大户人家，除了有才，别无一技之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为了准备论文，他给远在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还没出境就被截获，那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哦。再一结合老K不争气的出身，好了，学也别念了，直接去农村改造吧。若不是善良淳朴还大字不识一个的陕北妹子秀秀的出现，公子老K只能直接饿死了。秀秀妹子为了给老K换点粮食，粗麻绳往肩上一背，拉着装满土豆的手推车几十里就出去了，老K一感动就把秀秀娶了。是咸鱼总有翻身的时候，老K终于等到政策落实的一天，回到省城的大学当上了教授。老K的学术成果传到海外，被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看上了，为他全家争取到了移民资格。老K这次携妻将雏来八角，就是要办移民手续。

那两个星期，八角的文青们可开了眼界。同样一坨面，秀秀大姐能弄十几个花色出来。被喂得美美的文青们感慨着落难公子和田螺姑娘的爱情，秀秀听不下去了，用和面皮子一样筋道的陕西话说，老K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呢，回到西安就骚情了，晚上老出去会女学生。我就把他的自行车车胎给扎了，他去补好了，我再给它扎了。

老K一家顺利走了，八角没那么热闹了，渐渐地，文青们聊生计的时间也多过了聊话剧。老K因为没有研究生学历，在美国的大学不能当教授，只做了个教中文的助教，秀秀在当地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打着一份工。十几年后，我在《纽约书评》上看到他出了本新书，悄悄高兴了一下。

三、大山子

大姑姑是北京最后一批知青，不清楚是因为那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被挤爆了，还是广阔天地都盼着知识青年不作为，反正只有北京郊区的大山子可以去。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嘀咕，大姑姑真不该嫁给大山子的农民，还生了仨孩子，连孩子都是大山子的了。孩子多，日子过不下去，难免需要城里的娘家接济一下。那会儿地主家都没有余粮，张口要钱，得多难。

我一岁的时候，被爸妈裹在被袱卷里从大庆送到了大姑姑家，每个月十块钱的生活费，一直长到五岁。我妈后来跟我解释，不是他们心狠，而是油田的条件实在太艰苦，怕把我养死了。我不负众望地活了下来，亲眼见证了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楼田，大望京拔地而起。大姑姑的三个孩子因为他们的农村户口都发了大财，而大山子自打接了798这位客官后，也得瑟到张口闭口都要提提艺术。

四、东华门万庆巷3号

那儿离推出午门斩首的午门特别近。那时候，奶奶还在，和二姑姑一家住在这里。逢大节，她被发散到全国各地的三个儿子，会携家带口回到东华门万庆巷3号看她。

3号是私产，一个规矩的四合院，天井里长着两棵不知多大岁数的树，一棵是槐，一棵是椿，还有一架每到夏天都满满当当的葡萄。“文革”的时候搬进来很多工人阶级，二姑姑虽然偶有抱怨，其实倒也相处融融，小孩子可以去随便一家蹭饭。

1975年后，因为父亲身体的关系，我们全家从大庆搬到了廊坊，回北京变得容易多了。假如有天堂，那里便是我的。早上被奶奶叫起来，从巷子口买回来的油饼和豆浆在八仙桌上冒着腾腾热气。房顶那么高，不知道怎么才能爬上去。青砖的地面永远一尘不染，即便是这样，有洁癖的二姑姑还是不允许我坐在地上。

最好的当然还是夏季的院子和胡同，树上有知了，葡萄叶子包着绿色的大豆虫，灰墙上爬着蜗牛，天上窜着蜻蜓，孩子们有一千种祸害它们的法子。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离家几步路的护城河里看到漂上来的死鱼。

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独自住在院子西侧的一间厢房。那间屋子总是黑黢黢的，似乎永无光亮。小孩子都说老太太是个妖婆，一个必选的游戏就是比赛看谁在她家窗户下蹲的时间最长。傍晚的时候，门就会打开，老太太捧着一个大盆子出来，一天中最耀眼的奇迹随即发生——二三十只猫突然从屋脊、墙头、蜂窝煤堆中间、花盆后面飞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招式抢食吃，而传说中的老妖婆脸上的表情只能用“萌萌哒”来形容。

这个院子里最好看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姑姑，万民同款的衣服让她一穿，配上天然卷曲的头发，就有了反特片里女特务的贵气。二姑姑是个特别矫情的人，按现在的说法肯定是个处女座：衣服要挂好，鞋子上不能沾土，坐得有坐相，姑娘要有个姑娘的样儿。我挺怕她的，但眼睛又忍不住老是随着她转。没有二姑姑，我可能一辈子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限的条件下还能追求无限的讲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上大一那年，二姑姑得了不治之症，三个月后就没了。我从学校赶回来见了她最后一面。二姑姑摩挲着我，说孩子里她最喜欢我，因为我爱看书。

奶奶走了，二姑姑走了，没有什么理由再去东华门万庆巷3号，北京的这个家渐渐散了。一别经年，有一次去南池子办事，突然想再看一眼，溜达过去，已然了无踪迹。

皇城根下的这片院子，原本说不拆的，还是拆了。

蝙蝠人的一生，最终都会了结为一张记忆的地图，经历和足迹交织成大街小巷，上面还摞着密密麻麻的红房子和白房子。仔细看，总能找到似乎标记了什么的小箭头，箭头下面那个地方，藏着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哥谭市越来越丑，邪恶和贪婪把空气弄得更臭。蝙蝠人不能自拔地沦陷于和哥谭市的虐恋中，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关于蝙蝠侠的白日梦。

失踪的父亲

撰文　庄秋水

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代文字狱盛行。一方面，在文字罪人的恐慑之下，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唯恐留有口实。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在办理文字案时，又唯恐不够严厉，以致自身牵涉其中，一旦有违圣心，不止顶上花翎不保，且有性命之虞。然而此种非常规治理手段却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掌国者顾盼自雄，贱视文人，以残酷和蛮横压制血性和士风，逐渐剥落了朝野读书人的内在动力——他们久受儒学浸润，以天下家国为精神感召。虽一时维稳有方，然长期来看，文网严密造成了民族在精神上的矮化，既令帝国的人物、学术日趋委靡，其历史因果还报应在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若言文字狱惨祸的直接后果，则是由那些案中人担承。他们的生命和动机被埋葬在为人所遗忘的黑暗里。他们及其子孙，或身首异处，或侥幸偷生，或流落边地，其命运之悲惨，心理之挣扎，几百载之后，仍令人为之唏嘘。

一、失踪的父亲

整整三十九年了，身在海宁袁花祝姓夫家生活多年的陆莘行，仍不晓得父亲是生是死。如今，她已进入中年，如果父亲陆圻在世的话，已是九十四岁高龄。父亲不曾目睹她长成一位娉婷少女，嫁人生子，而她亦无缘承欢膝下。她自问，人生之惨，有如是乎？这位从小被目为才女的女子，在这一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决心记述父亲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为失踪于他乡的父亲留下一段记录。

1663年的正月十九，七岁的陆莘行随同母亲兄长，按照惯例，在祭祀之后，收拾新年家里悬挂的神像。在陆的回忆中，那些画像皆是一副愁苦之状。事实上，那不过是陆家人彼时的心情写照。父亲陆圻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他上一年十一月十五被抓走后，关在钱塘县监狱。他被牵连到一桩文字狱中，但此时他们皆未曾逆料到此案牵涉广泛，十数家为之人亡家破。

事情源于湖州南浔镇富户庄廷鑨续修明史。这位青年才俊从他的同乡、明代史家朱国桢后人手里，买到了朱未曾完工的《史概》逸本二十卷。宋元以来，汉族士人“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念很深，如今明室江山已落入异族之手，如何保全故国历史，是不少遗民们的宏愿。庄廷鑨得到朱氏遗稿之后，觉得时机已到，发愿要完成这部皇明信史。庄家是湖州大户，家境殷实，于是他延请当地文人士子共襄盛举。

为了完成这部史学著作，庄廷鑨可谓呕心沥血。他和几个知己朋友日夜琢磨，搜集参考书籍。大概是熬夜太多，他的视力受损，不得不去外地医治，犹且让人口述史书。此外，庄廷鑨自知才学有限，先后邀请几位名家充作顾问。顾炎武曾受邀到南浔，不过这位大儒认为庄廷鑨学识浅薄，便离开了南浔；吴江才子潘柽章亦曾来南浔拜访；海宁名士査继佐支持庄廷鑨修史，听闻他眼疾严重，带信给他，愿意相助。也许庄廷鑨太想完成一项不朽之盛事，坚持要自己完成，终至双目全瞎。

1655年庄廷鑨去世，书稿稍后完工。父亲庄允城痛惜爱子早逝，决定用庄廷鑨应得的那份遗产，代子刊刻发行。1660年，《明史辑略》刻印完毕，这部书包括了修订过的朱国桢《史概》和续写的部分。按照晚明以来的出版惯例，庄允城在书的扉页列出了一长串“参阅”名单，以增加发行上的卖点。

陆圻正是这众多参阅者名单中的一个。此外，尚有査继佐、范骧、潘柽章、吴炎等人。多年之后，在陆莘行的回忆中，父亲陆圻首先被人告知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一部“抵触本朝”的“秽史”中，觉得不妥，便找到査继佐，连同范骧，三人出首，告至湖州教谕赵君宋处。然而参考范骧之子的回忆和查继佐的年谱，发现名列其中的并非他们三人自己。范骧的老友周亮工偶然翻阅此书，发现载有李自成入北京事迹，明朝官员有降表，下面标注是龚鼎孳的手笔。周亮工与时任清朝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龚鼎孳有些交情，很不希望老友得罪另一位权贵好友，因此竭力劝诫三人向官府检举。

三人对此反而无所用心。在当时，借助名人效应宣传书籍，书商图利，文人为名。因此范骧甚至还炫耀说：“吾三人参阅有名。”然而经不住周亮工反复警告，甚至代他们起草了呈稿，声明庄廷鑨并未征得他们同意，便将三人列为参订者，所言诸事与己无关。三人于是联合具呈向浙江按察司衙门检举此事，申明备案。按察使衙门对此很淡然，说“文章之事，不便存案”。而司理嵇永福却认为此事不可等闲视之，就拿着呈稿去见浙江学道胡尚衡。胡亦不以为然，反要嵇永福处理。嵇永福批示，若无圣旨，谁敢私修明史，命令湖州府严查。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看到批文，即刻行动起来，从而真正揭开了这场文字惨祸的序幕。

赵君宋果真查出十几处悖逆文字，胡尚衡开始调查。庄允城得知后，立即开始金钱运作。他一面上下行贿，央求浙江巡道张武烈责令赵君宋停止调查，一面找人收回尚未卖出的《明史辑略》，将其中存在悖逆语句的页码抽掉，找人窜改补正，重新刊刻和装订，使之成为一部洁本，仍发往各地销售。然后老成的庄允城携带洁本《明史辑略》和大量金银，亲自进京疏通关节。他委托老友、在通政司衙门的王元祚分别转给礼部、都察院一部洁本《明史辑略》，同时奉上大把金银。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既得实惠，且书已是洁本，就未加任何批驳。因此，后来湖州府推官李焕给《明史辑略》下判状时，就有“既经部、院检察，便非逆书”的官方鉴定。

然而，明史一案已经流传在外，不少人觊觎庄家财富，觉得可以浑水捞鱼。个人贪欲一旦和专制权力结合，便释放出毁灭性的力量。

前归安知县、因贪腐被革职的吴之荣此时刚在监狱待了六年出来，他闻得此事，便去庄家敲诈，被庄允城拒绝。此外，吴之荣曾想去观赏査继佐家的家乐班也未能遂意。于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决意让庄家、査家和他敲诈未遂的庄家姻亲朱佑民家死无葬身之地。他找到一套初版《明史辑略》，将其中的“悖逆”之语一一标识出来，直接赶赴京城，将《明史辑略》和检举信递呈刑部。刑部官员见事关重大，奏报给康熙的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于是，这场《明史辑略》案真正开始了。

陆莘行记下了那段时间家中的恐慌气氛。父母唏嘘偶语，她问情由，大人便以她兄长生病搪塞。父亲被押解往京城那天，母亲典卖家中衣饰，得了二百两银子，作路途费用。直到中年之后，她仍记得送别之际，父亲背着她，流着泪嘱咐母亲，要好好照顾他特别钟爱的女儿。于是，当陆家被抄之时，母亲将陆莘行托付给弟妹，冒充是她的孙女文姑。

危难之际，人性的丑陋和美好呈现无遗。

一位平日里颇受陆圻恩惠的邻居许周，见陆家落难，不惟义气相助，反拿着糨糊四处贴封条，为官府指认陆家家口，由此获得官员赏给二石米和两匹布，并且一道到京城拘捕随同陆圻入京的三弟。反而有一位办案人员同情陆家，用草席卷着送出了一位陆家男孩。

正月二十一日，陆、査、范三姓共176人被逮捕。此时，庄允城频遭酷刑煎熬，一个月前已经死于京城狱中。他的次子庄廷钺自北京日夜兼程，回到南浔后与他的五个兄弟一起被关入死牢。

朝廷派来的钦差在浙江、杭州官府的配合下，调动当地军队，进入杭州、湖州、南浔等地抓捕，凡与《明史辑略》有牵扯之人，主编、参阅、刻板、印刷、卖书、买书、作序、审查、谈论者，一概满门拘捕，关入大狱，集中会审。为《明史辑略》作序的李令皙被抄家时，前来拜年的七十多位亲友亦被抓捕。而江南书商陆德儒正置办嫁女喜事，全家及迎亲亲朋均被逮捕。

在狱中，年幼的陆莘行和母亲与诸位婶母诵经不辍。自从父亲被逮捕后，她便开始茹素。此后陆家无事，她归因于神佛护佑，清朝的野史、小说家则归功于査继佐早年相助一位乞丐吴六奇。六奇此时是平南王麾下战将，愿以身家性命为査赎罪，因此惠及陆、范两家。海宁査家的后人金庸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亦据此传闻演绎了吴六奇反清复明的一段异史。然而在陆莘行和范骧之子范韩在《范氏记私史事》中都未曾提及吴六奇，按照常理，不大可能忽略这么一位“救命恩人”。

五月二十五，陆、査、范三姓主仆再次被戴上刑具，每人被两个狱卒共挟。陆莘行的母亲在身上藏了一把剪刀，以备紧急关头自裁。

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即1663年6月31日，“明史案”正式结案，所有被羁押的犯人，依次点名宣判执行。朱佑明喝了一碗参汤之后，凌迟处死；三子亦被斩首，妻子当场惊恐至死，三个儿媳则被流放边地。庄廷钺，凌迟处死；李令皙，凌迟处死；颇有才华的史学家潘柽章、吴炎亦被凌迟处死……《明史辑略》主编庄廷鑨则被戮尸示众。编写者、印刷者、贩卖者、购买者、传阅者统统处死、抄家，家属也都掠卖为奴。人肉横飞，血流成河，真个是天昏地暗，日色无关。罪犯家属们则在三日后被绳子拴着，被关在钉死的官船里，流放到遥远的盛京。最后点到陆圻等，査、陆、范三人此时魂飞魄散，结果被宣布不但无罪，反而有皇帝的赏赐。

此时距陆圻被捕已经过了半年。在陆莘行的回忆中，骨肉重逢的场景十分动人。她的兄长因狱中生病不能发声，见到父亲时唯有泪流满面。到了家中，尘埃满目，青草盈庭，一家人恍若隔世。至此，这场牵连了上千人的明史案算是终结了，有七十余人被杀。此案是清廷安定天下之后，对明朝遗民采取强硬政策的开端，亦开了此后残酷文化专制的风气。清廷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故国之思，以吴之荣告发为由，广为株连，终将“明史案”罗织成一个白骨累累的文字大狱!

影响巨大的小说《鹿鼎记》中，说查办明史乃是奸臣鏊拜所为，而“小玄子”康熙英明仁厚，赦免了明史一案牵连的众人，不过是小说家为祖先涂抹之词。真正得到赦免的只有出首告发的査、陆、范三家。

对于陆圻、査继佐和范骧，虽然他们在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逃生，他们的心灵却住进了永久的牢笼。此案牵连到那么多人，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作为饱读圣贤书的宿儒，三人内心不可能没有负罪感。査继佐从此纵情诗酒，调教出浙江闻名的女乐；他一直在写的《明书》改名《罪惟录》，措辞亦极为谨慎。范骧经此打击，默默以终。

陆圻被移送京城时，便告诫两个儿子终身不必读书，以免重蹈父亲覆辙。途中行舟停泊于金山之下，远远听闻寺里的钟声，他许下诺言，如果生还，便跳脱红尘。这年十月初，朝廷下旨，将庄、朱两家的财产一部分给吴之荣，一部分给査、陆、范家。陆圻认为一家人能够逃生已是万幸，拒绝接受。

1667年，陆圻断发出家，次年和家人相见之后，便弃家远行。从此陆莘行的哥哥们四处寻觅父亲踪迹，但有生之年，父子们再未相见。

至于吴之荣，陆莘行的《老父云游始末》里说他三年后得了恶疾，肉化成水，只留下骨架，脖子断裂而死。范韩在《范氏记私史事》中则说，吴之荣某日行于山中，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吴被天雷击中，犯了疟疾，寒热夹攻，两日才死，云云。事实上，吴之荣倒极为可能寿终正寝，对他的诅咒不过是说明陆、范两家人心中所存的良知和歉疚。

二、流放者归来

1735年10月8日，大清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龙驭上宾。两日之内，从如常听政到突然病剧辞世，朝廷发布的文书并未说明皇帝罹患何疾，于是，民间便开始流传种种“雍正暴死”的版本。版本之一，便是雍正为刺客所杀，头颅亦被携走，清廷只好以金铸造一颗假头下葬。《清朝野史大观》言之凿凿，说这位入宫行刺的侠女，为“（吕）留良孙女某，其剑术之精，尤冠侪辈”。

这自然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在雍正严密的搜捕之下，吕氏一族怎可能有逃脱者。这位皇帝放过了曾静和张熙——策反陕甘总督岳钟琪的直接主事人，但痛恨吕留良则是到了极点，屡屡形容他“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最后对吕氏的惩罚也极为残酷：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九子吕毅中斩立决，孙辈免死，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与披甲人为奴。为了确保无一吕氏后人遗漏，雍正密谕浙江总督李卫严厉督察地方官，细细查访，“稍有丝毫疑情，即行根究到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十八）。1730年9月，李卫上奏，他的名单里增加了一个吕留良的曾孙，还有嫁入吕家的妇女和未嫁的吕氏妇女共二十九人。此外，他果然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吕葆中的续弦曹氏，在丈夫1708年过世之后便削发为尼。由于不在族谱上，她差点就躲过了厄运。这个遗漏很有可能触发了民间的灵感，野史里确实安排吕四娘是曹氏的女儿，学习剑术，长大后混入皇宫为家族复仇。

真实的历史则远没有这样痛快淋漓。从顺治十二年陈嘉猷被发往宁古塔开始，这里便成为清朝流放重犯之地。吕氏子孙栖身于城西大路旁的小屋内，过着极为贫寒的生活。从温暖的南方浙江嘉兴来到奇冷的北方，寒意穿透躯体，冻雪堆砌如墙，北风穿堂而过，弦月独眷离人。

牧羝沙碛。待风鬟，唤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绿杨烟缕。白苇烧残，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路。

消受水驿山程，灯昏被冷，梦里偏叨絮。儿女心肠英雄泪，抵死偏萦离绪。锦字闺中，琼枝海上，辛苦随穷戍。柴车冰雪，七香金犊何处？

无数流人之幽恨，发万古之悲凉。1658年被流放于此的江南诗人吴兆骞写了这首哀感顽艳的《念奴娇·家信至有感》，可谓曲尽宁古塔流人的危苦和寂寞。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描绘得更为真切：“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即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歇。……官庄人皆骨瘦如柴。”（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

五年之后，继任皇帝乾隆发布上谕，那些曾为职官和举、生、监出身的流放者，一概免其为奴，于戍所另编入旗，出户办差。吕氏子孙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他们被解除了奴仆身份，到驿站当差。

于是，吕留良的子孙们开始营建新的生活。和百千年来大部分顽强的中国人一样，只要稍留空间，他们便能给自己打造出一片天地。清廷规定，发配的流人及后裔不准仕进和从事一切政治行为。吕氏后人发挥所长，行医，经商，坐馆，三十余年后，居然风生水起。曾孙吕敷先读过书，后来学习做生意，很快便拥有了自己的铺面，与林海雪原里的原住民族做起了貂狐皮张生意，收入十分可观。头脑灵活的吕敷先还把闲置的余钱放租，在宁古塔旗下包放账目，每年二、八月开钱粮后放出，每两利银二钱，至下次开钱粮月份清还。吕敷先后来又在本村开设烧锅一处，居然赚下了资产不菲的家业，计有房产165间，地414垧（合约6210亩）。

吕留良的另一个曾孙吕衡先也做生意，后来有了相当的积蓄，计有房产35间，地50垧（750亩），盐25000斤。吕念先也积累下了草房28间，银300两，春雨堂药铺一座。孙子吕懿兼则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多年行医，生活堪称富裕，有13间房产。

然而，按照宁古塔官署的规定，流人们必须每五日去点一次卯。这不但是苦事，也影响生意。于是吕氏子孙们便筹划摆脱，其方便之法便是捐纳一个监生。所谓捐监，是清代的一项政策，准许百姓出资报捐以取得监生资格（国子监肄业文凭）。乾隆继位之初，停了各类捐纳，独留捐纳监生一项，但必须到京城在户部纳银办理。乾隆三年，下旨将捐监改为纳谷。纳谷捐监的本意是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以救济灾荒，平抑粮价。此后捐监的政策又曾多次变化。

渴望摆脱流亡者身份的吕氏子孙们，甚至未曾料及可能的风险。吕懿兼先行一步，他向堂侄吕衡先和吕念先挪借了六十多两银，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共125两，写了三代的履历，托吕衡先铺子里的伙计辛金山进京时为他代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如愿以偿。

吕敷先则打算亲自上京捐监，被察知身份，不许出境。改变身份的愿望如此急切，他把自己价值300两白银的房契押给吕衡先，得了125两，托一位江苏来的人参商人朱尚周带到京城捐纳，然后把户部所发的捐监执照寄到盛京的吕衡先外甥处。

令人惊奇的是，户部所发的四张监照上，吕留良的名字赫然在列。难怪吕家人被告发后，乾隆盛怒：“……前即幸为开户，今复妄思溷厕衣冠，情罪尤为可恶。”1775年，厄运再次降临，吕懿兼、吕敷先、吕衡先、吕念先辛苦积累下的财富被抄没，吕懿兼和吕敷先以及他们的家属再度被赏给黑龙江披甲人为奴，吕衡先、吕念先和他们的家属也被遣送到齐齐哈尔水师营当差。帮助吕氏子孙的辛金山和朱尚周也因此在宁古塔被枷号两月，满日后还被打了三十大板，发回原籍管束。

经此一番摧折，吕氏子孙被永远禁止考试捐纳。吴越歌吹，杨花楼阁，永驻乡梦。他们从此谨慎小心，以塾师、医药和商贩为业，开齐齐哈尔读书的风气。民国元年，章太炎到了齐齐哈尔，前去祭奠吕留良，盛赞“至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民国五年，浙江省督军吕公望曾致函吉林省公署，请把清朝流放宁古塔的吕留良和严鸿逵（受吕案牵连）的后裔遣回浙江。此时，宁安县和黑龙江的吕氏后人已有71户498人，然而因吕公望辞职，这一迟到的平反不了了之。

吕氏后人终于走出了宁古塔。1935年，陈垣先生见到一位温文有礼的青年吕永泰，辅仁大学教育系毕业，其家在黑龙江省城做生意。当得知他是吕留良后人，陈垣与之相对唏嘘良久。

皇帝用子虚乌有之事惩治臣下，官员们一则万马齐喑，一则学会了借此打击政敌，民众也看到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好处”。检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出首之人出于私仇报复或敲诈钱财者不在少数。于世道人心的崩毁，清朝皇帝可谓居功至伟。而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后更多的是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鲁迅

先知

撰文　邹波

我也不喜欢最终将信仰变为某种宣誓。我为什么不是自然地就成为了某种人呢？我可不会轻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谐的“精神温室”中，“加入”这个词本身就是魔鬼。

你在香山也会碰到一些普通的清洁工，你观察他们的行为，终于发现了一些异常。

多数时候你只是远远看见他们，捡垃圾，清理垃圾筒，修补他们的工具，吃盒饭，偶尔站着听一听鸟鸣。但有时候，他们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继续劳动，后来几乎是你一边扔垃圾，他一边跟在后面捡，紧迫得让你喘不过气。

“别。”他终于自己绷不住，不好意思地说，“您接着扔吧，我继续捡，我可以跟得远一点。您面对您的风景，我面对我的垃圾。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有时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并不是精神压力，而只是你如鲠在喉要去表达的那些东西，如果对方沉默，你终究会忍不住自说自话起来，这让我想起布道。

我正是在一个被布道的下午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出于两个新朋友——周萍和她先生——之口。之所以说是新朋友，是因我完全没有料到她会带着她先生重现。在2007年年初的《汉中故道》（这篇文章并未收入我第一本非虚构文集《现实即弯路》）中记录了初遇的情景，只是我当时对它的意义并不自知：

“……另一条更加荒芜的国道是蜀道南段的108国道，自从汉中、宝鸡和成都之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之后，路上已经完全没有车。

“‘不，还是有车，只是班次少，要等上两个小时，才会有一趟。’——在108国道走了一百多公里，我们才在一个来不及看名字的村庄遇见了一个等车的人——从深圳回家的周萍。她孤独一人，站在小卖部的门口，门前那把长凳证明这里是车站，周萍一身紫色的呢子外套，在这充满枯笔风格的秦巴古道的黑白国画中显得非常打眼。她说要有耐心等车——等待的奇迹，有点哲学味。等上一年，说不定能等到秦巴山区古代著名的白老虎……

“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这条道路仍然是空无……”

看当时的文字，可见我只琢磨到一点点旅行哲学的层面（那次在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先生电话如盲棋一样的遥控下寻找古蜀道和古栈道的旅行，的确有种“未参透”的感觉，持久不能进入任何一个主题，完全是在冰面表层滑行，不得其门而入），而并未想到宗教。所以，这天下午他们突然再现，我感到时空的跨度、跳跃，真的如同宗教的地理学一样无序。我着迷于这更大的剧情——我竟然真的也存在在某个故事里。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计划。他俩听起来像一封信，或者任何没有内心的媒介物，比如天使。和很多牧师一样，那个男生尤其英俊，主要是他布道我听。据说追逐他的女人非常多，但看起来这英俊不代表任何一种男人。我是说，几乎是看不出性别的荷尔蒙的味道。这就是上帝面孔吗？确切地说，是一种涂了蜡一样苍白的英俊。

我陈述这些的时候，始终确信我仍然像脱离了宗教的青年罗素一样清醒，相信现代主义中的智力性，相信智力能战胜谎言和幻象。

我本想把这写成一部小说，但中国文学还没有小说是完全以宗教为主题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很少真正虔诚——除非是经命令的洗脑，或者出于基本生存的反抗需要，他们总会保留最低限度的犬儒精神的怀疑。拨弄开那些现成的作品，到达它们的核心，中国文学的主题可能还是那么世俗的几种——如何战胜艰难的生活。我欣赏那些有才能的中国作家，但他们有限的、非宗教的、只关肉欲和社会道德简单对立的主题终究使我不能满足。

这两个基督徒脸上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宁静和“被组织的感觉”，周萍的先生——那男生二十六岁，更有抱负，有着无比复杂的经历，曾在天安门前卖过各种东西，摆过地摊，被天安门前的城管和警察驱逐，也蹲过监狱，但面孔还是孩子般光洁，可以做护肤广告。他想在三十岁的时候成为职业传道者，说话几乎也和牧师一样悦耳，而且通顺。他只读到初中，所以我也设想我是在同一个真正的十三岁孩子在说话。但他的词汇像哈金后来用英语写作那样完全够用的感觉，那些词语简单得像《圣经》（当然，《圣经》有许多基本词汇，中国人完全没有机会涉及，我学GRE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生僻，比如“Charisma”这个词，但是又感觉它对它的生活，是那么简单……）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圣经》，有废话，也有有价值的。可能也算听者有心，让我觉得，仅仅把它当文学来读也仍然是不够的。这是久违的交谈体验，我很久没有这样的对象，可以那么流畅地谈事情、谈文学、谈哲学。想不到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恢复了我和世界这样的交谈，我长期的精神上的口吃可能是因为必须不断地拒绝宗教而引起的，我必须每说两个字就停下来刻意地说：“不，我不相信。”（既不像诗人食指的情伤口气，也不像诗人北岛醒来的口气）——而是无神论者的口吃，无神论者身上还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刚硬，人类中的自大者。他们两个人也是志愿者联盟的人物，但并不确信中国的志愿者最后都会真的找到信仰，“有的人完全是慈善的目的，比如一些阔太太”。

我们还谈到我在陕北看到的被传销毁了的邻居之间的信任。他含蓄地preach（布道）说：也需要某种精神生活来找回。有时，当我们谈到孩子，我正忧虑将来孩子上幼儿园的事，他们说，养育孩子不是到他们长大或者到你无力再抚养他们，应该养育他们直到他们被交托在上帝手中——这有几分道理，只有一个虔诚的孩子才能有那种自我要求的习惯，那种为人的自觉性、自律性。我见到许多刚硬的孩子只是任凭被现在的社会污染，在社交媒体上说着嘴硬的话，还以为他们自己是清醒的。

那男生还说，在敬老院和老人说话，就是重建语言之桥，语言是人类真正连接的东西，所以应该不停地说，而“你们写东西的，则必须不停地写，否则就会让那些老人感到没有语言连接着他们，感到被抛弃”。

他们还针对我的孤独说，咱们应该一起思考。我们还谈到了一些诡秘的东西，如预言，本来我以为《圣经》的预言都集中在启示录中，但他说无处不在，比如在《马太福音》中读到了“二战”的预言，但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分布又是完全无序的，上帝为什么如此无视历史中必须的因素——时间顺序？他们说不出，但我后来自己继续推测：《圣经》只是极为全面地、一次性地事先将人类行为的丰富性，铺展出来，罗列出来。当人们反复阅读它时，会发现那些行为或迟或早真地会发生，或者重复发生在生活里——这就是所谓的“预言”，完全不是神秘主义的。当然，这也是一种与时代思潮不合拍的封闭思维，但难道不也是一本堪称“人类代表作”的诺贝尔获奖小说最希望实现的吗？

所有宏伟的小说都是用一种天才预言色彩的封闭性，去吞噬未来的开放性。古希腊人听到一句智慧的语言，很可能不会称赞它“多么深刻”，而是会称它为“一句真正的预言”。那时的作家忧郁而智慧，在和平的时候心事重重，在动荡的时候充满信念。预言也即哈罗德·布卢姆所指的“经典性”——这个词本身也来自宗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预言能力，只是时间太短——一毫秒——提前一毫秒知道事情，这太普通了，有些人要干超人的事。

贵格派诗人和废奴主义者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47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参加摩门教的礼拜仪式后写道：“在聆听这些现代先知们的言语时，正如我认为的，我发现了他们成功地使人皈依的伟大秘诀。他们的言语打动了公众的情感；他们迎合了人们普遍的需要。他们把福音书启示时刻的神奇力量与我们名义上的基督徒的当下状态加以鲜明的对比。他们寻找神圣力量的象征；那能战胜一切的信念为传道者打开了牢狱的大门，给予他们胜过一切的力量，使他们能抵御疾病和死亡本身的侵袭，能看见活生生在场的上帝。他们在经文中寻找一切论断，去说明信念这种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早就事先存在于基督教的第一批忏悔者那里。”

我想惠蒂埃最后感觉到的，也是那“预先写下”的先知的力量。

有时候，那男生滔滔不绝地讲，我几近被催眠。他很少容许插话——这一点我始终不能接受，宗教人员那不由分说并努力把一切思维都纳入他的寓言的态度，完全不是聆听的态度，也许他们也真是预先想好了要对我说的一切吧，我甚至怀疑他俩事先在背地里“设计”过我、讨论过我，最近一直在打电话邀请我。有时突然来电话说家里已经有一顿晚餐等我去吃，这想起来又很让人不安——我大学毕业前夕经历过一次非常严格的政审，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也是完全背着我进行的，有时候那调查的力量离我非常近，我却毫无觉察。

可能出于同样的反感，库切在《耻》里描写的那个鲁睿教授会拒绝任何心理辅导或者告诫，但他的刚硬不同于那些头脑简单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可能是没有碰到更有能力的牧师吧……

也因此，我喜欢真正的好牧师胜于任何人，因为他们从来不打听别人，他们总是梦想能从外部看到人的本质。和一些优秀的诗人一样，你总是很惊奇：他那么陌生和自闭，却写下那么熟悉你、那么富于洞察力的回忆。

而且，我也不喜欢最终将信仰变为某种宣誓。我为什么不是自然地就成为了某种人呢？我可不会轻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谐的“精神温室”中，“加入”这个词本身就是魔鬼。我看这年月加入宗教比不加入宗教更容易，你只要放弃就行了——请滑入吧。否则你就是一个流亡者，你只有行动，你的思想也只是无名的行为。无论加入的是什么，更深邃的上帝或者魔鬼都存在于动词，而不是名词中。我读历史最后也在头脑中储存了一大堆人类行为——一堆动词，而不是时间和名称。可这不正是《圣经》写作的起点吗？

只是，我当然也不会为了能整天谈论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加入宗教。

于是我几乎手拿着筷子睡着了，他也曾在一次冗长的硬座火车旅行时，站在过道上讲了一夜，用那悦耳的语言，为他人打发了十几个小时难以熬过的时间，那讲话完全成为了无词歌。

虽然最后他们暴露了他们是安利公司的成员，工作可能迫使他们改变性格，迫使他们与任何人谈心，并与魔鬼交易；生意是生活的动机，让人心安理得。但这种谜底对我已经不再重要，我仍然为交谈中的某些真诚的东西所影响。

我囫囵地以为，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是为某种美好圣洁的“瞬间体验”不断感动，它的价值是碎片式的。同时，在更大的故事里，它也只是一瞬间，感动我的不是绵延，没有导致我皈依。但这使我在归途中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压在心里沉甸甸的，想写下一些文字。当时天空像在下大雨一样，路上我像疯子一样躲避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还想到了那个听完瓦格纳从拜鲁伊特怀着复杂的失望心情返回的尼采。那是一个真正的大雨之夜，对偶像道听途说一般的审美总是大于正式、系统地接受他、信仰他，这很可悲。

必须承认，从上述任何接受方式来讲，我都如此喜爱宗教的语言，或者它带来的语言，我在西方作家的作品看到了它们那神秘的指引——如果将西方宗教视为一个语言库，《圣经》和那些正典包含了最简洁的核心词语和与宗教紧密联系的艺术，甚至有激情的神学，还有诗歌以及对诗歌的那些精彩的评论语言包含了它外围全部华丽的部分，叶芝和T. S.艾略特都在其中飞翔。，还有成千上万的作家。这其中也包括哈罗德·布鲁姆代表的生动的文学批评传统。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用一种倒置的口气说：“我相信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即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诗歌的流溢，不论好坏。”宗教之于文学，除了“预先写下”的先知力量，还教会诗歌完全从外部去审查事物。它们完全没有兴趣进入其他事物内部，它们遥远地言说着自己，像一个比喻一样叙述着自己，比喻的本质是远离它要比喻的世界，并不需要像科学那样力图接近事物，从内部分析它们。

布鲁姆还天才般地用一种倒置的口气说，真正的经典蕴涵了这样的行为，它不是“被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所选择”，而是“那些古代名家在选择后起的作者……”——这和博尔赫斯所说的“我们创造了我们的先驱”也正相反，后者把人性的荒谬完全化为了语言的二律背反。

布鲁姆还认为，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圣经》的力量，有过一个“强力阐释”的过程（他认为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都是“强力阐释”的人，这个词在他笔下几乎成了“有力量的文学”本身的代称，这也颇似我前些时的一篇文字里所提到的希尼关于“语言需要被激活”的感受，而其他人只把“阐释”视为一种并不高明的文学批评手法）——但有人的确正是怀着这一动机去进行真正的创造的。

最近发现越来越不能用一个人的言行来衡量一个人了。马尔罗说：“我们不是我们所说的，也不是我们所做的”——这时代需要强力的理解者去宽容人们与内心分裂的言行，正如布卢姆所说的强力读者。

这一强力理解的过程包括2世纪犹太拉比的努力，也包含天主教甚至新教神学家看似互不相容的努力——这正是《圣经》“复杂的正典化”的过程。布鲁姆说：“评判标准居然是美学的……《雅歌》之所以被收进《圣经》中，就因为它已令伟大的犹太拉比阿基巴心醉神迷，并且这种迷醉与我们对《雅歌》的着迷，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的‘当丁香花们在门前庭院绽放时，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圣经》的目的竟然有可能真的是某种文学抱负，就如一个医生是为了治病，反而不是因为对疼痛这奇迹的着迷而干这行，对神的记载就堕落成了安慰人类心灵的东西。或者如布鲁姆所说：“它们都已不是真正的圣经宗教。”——犹太教最终是一种口头文学，而基督教则用全部的神学艺术来替代了《圣经》本身。“只有美国宗教是真正的圣经宗教”，但它又立刻产生了爱默生、爱伦·坡和惠特曼。

可能因为人在写作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力求写得好。博尔赫斯试图使人类的信仰由宗教转向语言本身，这也正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共同本质：他们发现现实无解之后就回头来探究语言曾经的虚伪，对现实（我强调的是“对现实”）不再具有建设性，而不像科学家和小说家、社会学家继续在现实和人的泣血心灵里寻找答案。在这一点上，博尔赫斯和荣格一样，如此俏皮、机智；他们是局部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单独地相信一些事物，又怀疑一些事物——这也是我在这天下午聆听布道时体验到的一种内心要求，但他的语言又恰好完全有着撰写经典石板刻的能力。

最后，布鲁姆像一个唯心主义历史学家那样写道：“和文学或任何文化的历史一样，宗教的历史也是由天才创造的，是由极少数的神秘人格创造的。比如我不相信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摩门教（美国独有的圣经宗教）历史的研究。”美国就是一个人创造的神话脚本，那么宇宙也可能是一个脚本。连黑格尔这种反戏剧的人也摆脱不了基督命运的脚本。

因为宗教的历史和它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很可能完全是某个天才内心的外化。布鲁姆详细描写了摩门教的先知约瑟夫·史密斯个人的幻觉，约瑟夫在美国纽约州北的帕米亚拉荒原实践他的宗教社区，那里是接近纽约城的美国精神死角，他企图恢复与欧洲平行的远古美洲基督教起源的城邦——通过那疏离实现一种单独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但他折中地并不用“起源”这个词来解释上帝对世界的作用，他只说上帝“组织”了一个业已存在的世界，既给了欧洲一脉，又从亚当那一代就分出北美洲一脉基督教先驱（其实他多想说那就已是上帝对美国的青睐，就如好莱坞所有末日主题的电影都是以美国的沦陷代替全世界的沦陷）——后起而自称原教旨的新宗教要短期确立自己，必须将地理学掺杂进宗教哲学。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约瑟夫·史密斯宗教的前提是美国，他生来已经无可逃避地享受着美国生活的基础，这甚至已经是一种亚文化。他在这民族主义亚文化的基础上，在不再有机会创造宗教经典的新时代倔强地创造伪经。他承认自己继承的是后起的信仰，摩门教是实践和纪律大于思想的宗教，是边疆的宗教，它实际是一个被自己边缘化的美帝国的私生子，如此个人化又如此美国化——这些个人偏好都构成了后来教义的核心。H.S.康马杰说它是美国土生宗教中最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宗教，它占有领土，并控制美国教徒的心灵，而奴役他们的，是另一个美国人的心灵。

布鲁姆在这本书中间的几个章节几乎又逐渐变成一个人类学家对约瑟夫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剖析，但我们逐渐发现，布鲁姆在这本书中探讨的仍然是美国精神。美国的宗教当然也首先是美国的，美国对它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是晦涩的。美国各领域的学者永远兜着一个超越宇宙的大圈子，其实还是在谈“什么是美国”。美国已经在哲学辞典中成为一个概念。

但“什么是中国”并没有像那样被中国人在更大的范围、更深刻的层面中去探究。“中国性”从来没有那么大胆地先勇于被思想和生活融化掉，比如大胆地先将它理解为弗洛伊德梦想的碎片，最后再结晶出来。这才算所谓分析，不能时刻都像个小市民那样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祖国的遗产。这个粉碎的过程，几乎就是“哲学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已经很少能有哲学体验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很好的哲学，甚至连阐释学（释经阶段走向哲学的萌芽）都谈不上有长足的发展。

中国传统仍然只是一个结石，一个硬化的块茎，它关闭着，每一个单元都关闭着，它没有引领感情，也没有真正做到无处不在，我们和它并不是水乳交融的。我们老是问世界是否接受中国性，却很少问中国能否包容世界。比如电影，我们拍出明显的中国题材，希望世界能耐心地理解，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人类（西方显然是主体）的认可，总有一种私生子的愤懑。可当哪天中国容纳了世界的感情，中国就能拍出世界上一切题材的电影。我们出生时对什么都生疏，但终有一天我们会以世界为家。

中国人自我身份的确认，显然已不能靠有形的物质遗产，因为它们已日渐被拆除、毁灭；甚至也不能靠有形的精神遗产，因为它们本身也很少发展出现代性。中国人必须在这毫无特色的现代城市中，再生一个哲学化的中国文明走向现代，各种摧枯拉朽的革命总是从半途毁灭了正走向哲学的人格，这夭折的人格和深度的身份确认却很难再通过革命重建。

布卢姆在这本书中，客观上是在用现代摩门教这个更容易考察的宗教样本（至少考察了它的文学性和美国性)，试图揭示一切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他后来明确地说：“（摩门教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实际上是所有宗教显而易见的怪异性和难以预料性。”

但是那已在人心中的，也就是预先写下的历史，只不过仍在被继续随时写下。那几乎也能有效地象征着文学史。宗教的历史和由无数文学家内心构成的历史序列，相对于社会历史是独立的历史，同时面临一些外部战争和内部战争，而内部战争——那些特定的人群内心的呼应和宿怨——区分了这些历史。

如果上帝仅仅是一条事后擦去的辅助线——他们词语的源泉，而我目前仅仅开始读一些唐诗，寻求汉语中更丰富的语言和思维模型，以代替我们写作时从来就缺少的东西。古诗其实是多么不稳定的文本，每个字都可能有讹误和谬传的版本，可其神采始终不散，民间的写作能力又如此普遍，无数佳句不见经传……但我们天赋的语言库、思想库到底在哪里？

总之，目前我发现我喜爱的宗教的确是“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先知的能力也许只是你如鲠在喉的那些东西、那些将说未说却被打断的话。”——这可能也是无神论者最充满善意的宗教观。

可在我们的现实里，当一个人宣称“我找到了信仰”时，往往只是软弱地投身了某种形式的教会，这是自由丧失的结果。1940年代开始丧失的自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1940年代，“现代主义”这种人类智力生活的积极需求就是这样走向没落的，其中的许多人“回归”了更蒙昧、更集体化的思想，正如多民族国家向单一国家退缩，紧张感、个人抉择的紧迫感再次袭来：人道主义（福斯特、纪德、瓦莱里)、宗教（于斯曼、艾略特）、传统、法西斯主义（庞德、P.W.刘易斯）、东方（赫胥黎）、各种社会学说（艾吕雅、阿拉贡）、学术批评（萨特）、政界（马尔罗)……更多的人进了大学，那些伟大的流亡者消失了。

在这天晚上，我终于从下午的催眠中平静下来。我发现，下午的昏聩说明我仍然对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无法立刻就当场理解。但终究对宗教，我仍然可以完全不投入自我地真诚地信仰它——这说的其实是一种阅读的良好状态。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付一个布道者对你的影响，你当然也很难对付一本书对你的影响了。晚上的回归只是再次证明我们那强劲的阅读生活的能力并没有衰退，在这个被布卢姆称为“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代”（因为文化批评代替了文学批评，看看我们写的那些书评就知道了……）。

在晚上我却终于回归了莎士比亚。他从来都是现代的，始终在流亡，在主流都不存在的时候，他就在流亡；他战胜了自己作品出现的任何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作为文化的宗教，还有文化本身，因为文化是弱者的良药，可以不去直面精神。我下午就试图通过文化来麻痹自己对宗教的原始情感，还有所谓哲学，一次陈述、一次哭泣和一次忏悔，或者一次亵渎，都是解决问题的幻象。

莎士比亚有原创性（这种原创性不是我们现在出于“成就个人事业、用以对付竞争”的文学目的，布卢姆反而认为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都是“憎恨学派”的虚无主义者，布卢姆认为他们都只是用逆反来自存立说，比如通过写诗来克服哲学，写哲学大部头来克服诗歌，但逆反不成文学，不成思想，它太单调、太陈腐了，只不过是报复）和强大的阅读生活的能力，他是受到“影响的焦虑”最小的作家。唯其如此，我在所谓“世界末日”的时候也才仍然会有兴趣阅读莎士比亚的书。文学中要出现音乐界的巴赫与莫扎特似乎真的更困难，他们自身的本质从没有因为他们的宗教、知识甚至感情而丧失过。

可能这一切包括现代主义在晚熟的我身上远远还没有没落，我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修订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见年轻的敲门声，两个同样英俊的美国小伙出现在我多伦多的公寓门前，高中毕业却汉语流利的罗长老和饶长老要如约来convert（归化）我，因为上周我在纽约州北部的帕米亚拉拜访了约瑟夫·史密斯的故居——他觉醒遇见天使的地方。我在那里又不知为何撩动了他们想渡我的心弦，就像八年前在秦岭的路上让萍水相逢的女孩周萍感受到我的“慧根”一样。在接下来对摩门教在北美华人中传教过程的采访中，我将试图透过他们的视野看北美华人的宗教信仰。

关于性别的联想

撰文　科迪莉亚恩

翻译　郭筝

越来越多人把我当作女人，于是我变得越发女性化，不知不觉地适应了这个改变。要是人们都觉得我不会倒车或是打不开瓶盖，我奇怪地发现自己真的做不到了。要是别人说那个箱子太沉了我搬不了，我也会发现确实如此。这让我很费解。

——摘自变性女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的自传

《谜团》（Conundrum）

如果有个研究人员拍拍你的肩膀，请你根据文化常识写出男性和女性的特点，你会不会为难：“你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多面性，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即使单论一种性别，环境、社会阶层、年龄、经历、教育水平、性取向和种族不同的个体，个性也是千差万别，要把这么复杂多变的事物粗暴地分为两类是不是毫无意义的？不，不会！你会拿起笔开始写答案。

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两个表，你会发现下面这些形容词放在18世纪关于两性责任的论文中一点儿也不突兀。其中一个列表很可能以共享性（communal）特点为主，如：有同情心、喜欢孩子、依赖他人、在人际交往中较为敏感、乐于抚育。你会注意到，这些是希望服务于他人需求的人的完美特质。在另一个性格列表中，我们会看到制控性（agentic）的描述：领导者、攻击性、雄心勃勃、善于分析、争强好胜、有控制欲、独立、个人主义。这些特性使世界屈服于个人意志且让你借此赚得薪水。我不需要告诉你哪个是女性的特点列表，哪个是男性的，你肯定已经知道了。社会学家塞西莉亚·里奇韦（Cecilia Ridgeway）和谢利·科雷尔（Shelley Correll）指出，这两个列表也非常接近人们对“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的刻板印象。

即使你觉得自己不认同这些刻板印象，你的思维中也有一部分确实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我们有意识的自我阐述并不完全是事实。布里安·诺塞克（Brian Nosek）和杰弗里·汉森（Jeffrey Hansen）等研究者提出，刻板印象、态度、目标和认同似乎都处于内隐层面上，其运作“不受意识、意向或控制”的影响。人思维中的内隐联想（implicit association）可以看作错综复杂而又十分有组织的关系网，这个网络把不同的物体、人、概念、感受、自我、目标、动机和行为关联起来，其中每个关联的强度取决于你过去的经历（有趣的是，也与当前情境有关）：那两个对象——比如那个人和那种感觉，某个物体和某种行为——过去同时出现的频率。

那么，关于男女，内隐思维自动联想到的是什么？社会心理学家用于评估内隐联想的测试基于这个假设：被试受到一种刺激时，人会迅速地在无意识情况下自动触发强关联的概念、行为和目标等，而对弱关联内容的作用则相对较弱。这些被触发的表现更容易影响知觉，引导人的行为。

计算机化的内隐联想测试（IAT，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由安东尼·格林沃尔特（Anthony Greenwalt）、马扎林·贝纳基（Mahzarin Banajii）和布里安·诺塞克（Brain Nosek）等人设计开发，是应用最广泛的心理学测试之一。这个测试要求参与者把词汇或图片进行相应的归类。比如，首先，他们必须分别把女性名字与共享性词汇（如互相关联、支持性）、男性名字和制控性词汇（如个人主义、争强好胜）归为一类。参与者通常会觉得这比交叉归类（女性名字与制控性词汇、男性名字与共享性词汇）要容易。研究人员将反应时长这一微小而重要的差异，当作女人和共享性、男人和制控性之间自动、无意识的强关联的指标。

不管赞同与否，你都可能有相似的联想。因为这种联想，并不需要你使用到意识、意向和控制，人们就是从环境中存在的联想里形成了这种记忆。几乎每一台吸尘器背后都是一个女人在推着，联想记忆就会吸纳这个模式。这当然是有一定好处的，你可以轻松高效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但缺点就是，这种记忆似乎不会鉴别获得的内容——在学习显性知识时，你可以进行思考和选择性记忆，但联想记忆就不会。联想记忆还有可能自动获得社会、媒体和广告中的文化模式，或者对这些内容作出响应，这又会加强那些你并不赞同的联想。

这意味着，如果你崇尚自由、不想冒犯别人，你可能不会太喜欢自己的内隐态度。在它和有意识的自我之间，存在着大量分歧。研究表明，虽然我们声称自己对社会群体的态度是新式而进步的，但我们的内隐表现却常常非常保守。在性别方面，“男”和“女”这两个概念触发的自然联想，远不止阴茎和阴道。内隐联想的测试表明，男人与理科、数学、事业、阶级和位高权重的内隐关联更为密切，而女人触发的内隐联想则为文科、家人及家庭生活、平等和低权威。

马萨诸塞大学的尼兰加娜·达斯古普塔（Nilanjana Dasgupta）和沙基·奥斯格里（Shaki Asgri）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揭示媒体及生活本身如何独立于我们的观点来创造这些联想。他们研究了反刻板印象信息的作用。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让一组女性被试阅读著名女性领导人的缩略版传记，如eBay的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与没有阅读传记的对照组相比，她们在之后的内隐联想测试中，能够较容易地把女性名字和领导性词汇归为一类。但是，阅读这些杰出女性的传记，并未影响到被试关于女性领导力的外显观点。

达斯古普塔和奥斯格里又研究了现实世界对内隐思维的作用。实验参与者都是女生，来自美国的两所文理学院，其中一所是女子学院，另一所是男女同校。他们评估了入校仅几个月的大一新生对女性和领导力的内隐态度和显性观点，一年后重复实验。学校类型——男女同校或纯女校——并未影响学生自己描述的对女性领导力的看法，但他们的内隐态度却变了。

大一初期，他们都不能很快把女性和领导力词汇归为一类；但到二年级时，女子学院的学生们就不会再对“把女性和领导力归为一类”产生内隐性排斥。而男女同校的学生在测试中的反应速度却变慢了。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女子学院的学生能见到更多女老师，男女同校的学生——特别是学习数学和理科课程的学生——与女性领导者接触的经历较少。换言之，环境模式改变了他们内隐思维中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在环境中，当性别被置于突出位置，或者我们根据性别对他人进行归类时，就会自动触发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过去几年中，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激活的刻板印象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认知。但最近，社会心理学家对另一现象也产生了兴趣，即我们可能会通过刻板印象的透镜观察自己。因为事实证明，自我概念是可以被改造的。

也许，你把自己的心理状态提供给精神科医生分析时，他并不会眼前一亮，也不会期待接下来一个小时会有比工作更多的乐趣。但你的个性里肯定有无数让社会心理学家着迷之处。因为一个人的自我就像等待琴弓触碰的弦，像一张繁复的网，因环境不同而呈现微妙的差异。对此沃尔特·惠特曼概括道：“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包罗万象的自我无疑值得拥有，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要同时处理这么多的侧面可不美好。更好的情况是，每次只从那么多的行头里挑选出少数几件自我概念的外套。

有些心理学家将正在使用的自我——从整个集合中选出的某个特定的自我概念——称为活跃自我（active self）。如名字所示，它不是消极被动的，不会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相反，活跃的自我像一只变色龙，每时每刻都会根据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当然，思维只能利用现有的一切——对每个人来说，自我概念中都有一部分比其他更容易被激活。但“自我”的大部分，都被各种社会身份的刻板印象占据着，比如纽约人、父亲、西班牙裔美国人、兽医、壁球运动员、男人。事实证明，在特定的时刻，你是谁——你自我概念的哪一部分处于活跃状态——与环境密切相关。虽然有时候，活跃的自我很有个性，但有时，环境会裹挟着你的社会身份，冲击正在使用的活跃的自我。它要对应的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身份，那么会更接近刻板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强调性别也会有这样的作用。

比如，一项研究要求一组法国高中生评估男女在数学和文科方面天资差异的刻板印象，然后再评价自己在这些领域的能力。首先，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现出显著的刻板印象。随后，他们按要求写出自己两年前在一个重要的国家标准化考试中的数学和文科成绩。不同于对照组学生，刻板印象组同学的记忆发生了改变，变得与刻板印象一致。女生报告的文科成绩优于其实际水平，而男生则夸大了自己的数学分数，他们报告的成绩比实际分数平均高出了百分之三，同时女生对数学成绩则低报了同样的比例。这一影响看上去也许不是太大，但可以想象两个年轻人会由此选择不同的职业道路。因为受性别影响，男孩会把自己看作A等生，但一个同样优秀的女孩却会给自己打一个B。

如果说这种激发性别意识的办法似乎不够精细，那是因为它确实不好。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不能代表真实世界。性别的刻板印象无处不在，有时甚至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Scottish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曾发起过一项运动，旨在增加高中物理、木工和计算机等科目少得可怜的女生选修人数，而一些老师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对这一举动价值的怀疑。“我认为我们最好意识到男生和女生不同，他们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爱丁堡一所知名私立学校的校长说：“总的来说，男生选择的科目适合他们偏逻辑的学习方法。”他言辞委婉，没有清楚地阐明观点，而是让听众自行推论，也就是女生更倾向于非逻辑性的学习方法。但重要的是，刻板印象不需要公开表达，就可以激发性别意识。比如，你是否在填表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男性

□ 女性

甚至这么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问题也会激发性别意识。研究者要求一组美国大学生评估个人的数学和语言能力。评估开始前，一些学生要在简短的人口统计调查部分写明性别，另一些人则要标明种族。打勾这么简单的步骤却有惊人的影响。比如，相对于表明自己的欧裔身份，欧裔的美国女生在性别被强调时，会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更自信（这与流行的观点一致，即女性的语言能力更胜一筹），同时会低估自己的数学水平。相反，欧裔美国男生在强化性别（而非欧裔身份）时，会给予自己的数学能力更高的评价；而突出种族时，则会高估语言能力。甚至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刺激也会改变人的自我认识。心理学家詹妮弗·斯蒂尔（Jennifer Steele）和纳利尼·安巴蒂（Nalini Ambady）对一组女生进行了警觉性测试。被试需要根据电脑屏幕上闪光出现的位置，尽快按下相应按键。这些闪光实际是一些阈下刺激（subliminal stimulus），单词迅速被一串“X”替代，使人难以辨认。一组被试接受的是“女性”词汇，如姨妈、洋娃娃、耳环、鲜花、女孩等；另一组看到的则是叔父、铁锤、西装、雪茄、男孩等。随后，被试要评估自己参加适于女性的活动（如写作或文学考试）和适于男性的活动（如解方程、参加微积分考试或计算复利）时的愉悦程度。男性词汇组的女生认为参加两类活动愉悦程度相同。而女性词汇组对文科类活动的偏爱则胜过与数学有关的活动。作者认为，刺激“改变了女生看待自我的镜头”。

我们不仅会受到微小因素的作用，一些不可捉摸的因素也会影响我们。澳大利亚作家海伦·加纳（Helen Garner）提出，一个人可能会“认为人就像分散的气泡，从彼此身边漂过，有时会发生碰撞，或者……也可能会相互重叠，进入彼此的生活甚至内心”。有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其他人对你的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所认为的他们对你的看法，能够穿透你自我概念的界限。威廉·詹姆士说：“一个人跟多少人交往并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象，他就会有多少个社会自我。”为证实詹姆士的观点，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斯泰西·辛克莱（Stacey Sinclair）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表明人们在社交中会“调整”自我评价以迎合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当我们想到某个人或准备与他人交往时，自我概念就会进行调整，从而创建共享性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对你的认知与刻板印象一致，你就会依照刻板印象行事。

比如，辛克莱让一组女性被试认为她们马上会见到一个颇有魅力但存在性别偏见的男人（他并不讨厌女人，而是认为女人应该被男性宠爱和保护，同时不希望女人过于自信或行事果断）。在交往中，这些女性就会调整自我概念，让自己更符合上述传统观点。而另一组女性则被告知，她们要见到的男人对女人持现代观点。与后者相比，第一组女性认为自己更具备传统印象中女性的气质。有趣的是，只有当人们出于某种动机希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时，这种社交性调整才会发生。这表明，生活中与你关系亲密、对你影响较大的人，很可能像镜子一样使你认识到自己的特点。

自我概念的转变，不仅是自我旁观时看到的变化，还会影响人真实的行为。社会学家布朗温·戴维斯（Bronwyn Davies）在对幼儿园孩子的研究报告中，描述了小姑娘凯瑟琳被一个小男孩抢走洋娃娃后的反应。她试着要回洋娃娃但没有成功，于是她大步走到衣橱旁找出一件男式马甲。她穿上马甲，“再次出征。这次她夹着洋娃娃凯旋，然后她立刻脱掉马甲扔到地上”。当成人从自我的行头里取出一个活跃的自我时，换身衣服仅仅是一种隐喻。但它是不是能像帮助凯瑟琳一样，帮助我们更好地担任某种角色或完成目标呢？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在最近的一组实验中，西北大学的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等人给参与者展示一个人的照片：拉拉队员、教授、老人或非裔美国人。试验中，一些参与者要假扮照片中的人，并写下其典型的一天。对照组则以客观的第三人称（他/她），描述照片中人的典型生活。这意味着，研究者不仅能看到刻板印象的作用，还可以看到观察角度的影响。研究者发现，观察角度引起了“自我——他人的混合”。与对照组相比，那些假扮拉拉队员的被试在自我评估时，认为自己更为迷人、漂亮和性感；想象自己是教授的人，感觉自己更聪明；假设自己是老者的人，感觉自己更加虚弱而独立；那些经历了短暂的非裔美国人生活的人，则认为自己更加强健、具有攻击性。他们的自我认知融入了人们对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

随后，研究者证明自我概念的改变会连锁影响到个人行为。加林斯基等人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假扮教授的被试分析能力有所提高，而把自己融入拉拉队员特性中则会有损这种能力。在实验测试中，假想自己是非裔美国人的被试比自认为是老人者更具竞争力。将自己假想为他人这样简单而短暂的经历，会改变人的自我认识，并由此改变人的行为。这为“演久便成真”的谚语提供了事实依据。

斯泰西·辛克莱等人还观测到行为会受显著影响。你应该还记得，那些要跟观念传统的男人打交道的人，比起要跟观点更现代的男人相处的人，觉得自己更有女性气质。在一组实验中，辛克莱安排被试和这个男人接触。当然，这个男人只是个实验助手，他并不知道，关于他对女性的态度，被试得到了什么信息。那些以为他待人和善但有性别偏见的被试，不仅认为自己更具女性气质，行为也更符合刻板印象。作为一个在哲学系工作过几年的心理学家，或许我可以借此机会，告诉那些觉得在茶室里跟我交谈索然无味的同事，这纯属他们对心理学家的轻视。

显而易见，一个不断变化的自我可以有很强的适应性，这有很大的用处。社会自我是社会环境（包括他人观点在内）改变自我认识的关键，不断改变的社会自我能让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有合适的心理着装。我们已经看到，自我概念的改变会连锁影响个体行为，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仔细研究这一现象。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敏感而可塑，能够针对不同环境和伙伴选择正确的社会身份，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融入、扮演当前的社会角色。在相应的环境中，女性自我和男性自我无疑像其他社会身份一样有用，但灵活、有用、对环境敏感，毕竟不同于“线路固定”。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共情的性别差异，就会发现那些归因于固定线路的现象，更像是个体根据不同社会环境的固有期待，自我敏感地作出了调整。

——本文选自果壳阅读即将推出的《是高跟鞋还是高尔夫修改了你的大脑》

（Delusions of Gender: How Our Minds, Society, and Neurosexism Create Difference）。

电影就是和生活做爱。

杜可风

雅典之爱

撰文 张宇凌

一个文明如果在人类精神层面增加一丝新结构，已堪称伟大，古代雅典却毫不迟疑地进入了精神结构的地基，在人类情欲和无意识深处打下了一个古希腊文的有关美和民主的标记。

在雅典考古博物馆有一幅让人不能移步的墓碑浮雕，它有艺术佳作的一大特性：当你凝视它的时候，整个世界像来到了长途飞行的末点，优秀的驾驶员让飞机与陆地的接触化为一种猛烈、低频却深入体内的震颤，内心的一切景致透过这面舷窗，全部渐渐静止和清晰起来。

浮雕发现于古代雅典，一眼可以看出是公元前400年当地人最流行的墓碑样式：因为它不仅使用了雅典北面山区特产的潘泰列克（Pentelic）大理石，而且呈现了一幅“握手告别”（dexiosis）的场面。这是几乎所有同代墓碑都使用的主题。左边的年轻人袒露右肩，身下跟着一条猎犬，与他握手的长者袒露前胸，左衿挂着一个装精油的瓶子。

两个人就这样静止在比拥抱远一点点的位置，他们的表情是如此困窘羞涩，以至于仿佛各自陷入了沉思——死亡让雅典人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悲痛，最极致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用滔滔宏辩伴随着毒液流遍他的全身。光从构图上，我们无法看出是谁离开了人世，唯一一丝不确切的线索，就是年轻人的左手食指伸出，其余四指紧握。这个手势意味着：“请等一会儿。”但我们仍然不清楚，他是请求逝者稍慢一些离去，还是请求世界再给他自己一点时间。

这个经典的告别场面还另有一个经典之处：它表现了严格符合社会规范的“雅典之爱”。这种爱正如图所示，首先必须由一个年长的人追求一个未成年的年轻人，他们的差别在图像上用有无胡须来加以区分。而他们的相识在一开始应该在公共场所进行，最典型的地方就是只有男性公民出现的运动馆和猎场。这在图中分别被呈现为猎犬和随身携带的精油瓶（aryballos）。

墓碑，出土于希腊雅典。人物之上的空白部分有彩饰残余，原墓碑之上罩有单独雕刻的装饰，已残缺。大理石材质，约公元前4世纪作，现藏于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绘图：张宇凌）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浮雕，会觉得把一位毫无血缘关系且并非终身伴侣的人放在墓碑上，就如同我们要求把初恋情人放在墓碑上一样让人难解。

“正当的爱”：paiderastia

希腊文paiderastia，由pais（男孩）和erastes（爱人）组成，表示成年男子对未成年男孩子的爱。在公元前1650年的克里特岛上流行着男孩的成年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贵族男孩子被成年男性“劫走”，去往荒野生存两个月，归来后仍和此男性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整个仪式被视为一种男性和贵族的“荣耀”，承担着教育和肉体两方面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米诺斯国王推行这个制度是为了控制克里特半岛的人口。后来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半岛，这个基本生活在军营之中的民族，迅速承袭了这种有利于战士培训效率的关系，他们还把它传到斯巴达及半岛的其它地方。在雅典，这种关系于公元前6世纪突然变得很流行。

公元前514年，一对同性恋人哈里斯托盖敦（Aristogeton）和哈尔摩迪厄斯（Harmodius）组织了一次针对雅典僭主兄弟的暗杀。原因是僭主的弟弟追求哈尔摩迪厄斯未成，转而在公众场合侮辱他的妹妹不是处女，无权参加泛雅典娜游行。

两人中的哈尔摩迪厄斯被当场杀死，另一人被捕后遇害。这次刺杀行动导致了僭主希皮亚斯的高压统治升温，最终无法忍受的雅典人邀请斯巴达人围城，结束了僭主的统治，克里斯提尼领导雅典人民在公元前508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度。

哈里斯托盖敦和哈尔摩迪厄斯的青铜塑像在公元前509年，即民主制度建立的前一年，被竖立在雅典的中心市集Agora中。塑像的底座上刻着一行话：“当哈里斯托盖敦和哈尔摩迪厄斯刺向希帕科斯的时候，一道强光照亮了雅典。”

尽管pederasty（鸡奸）是一个让今天的我们见之触目惊心的词汇，但是在古希腊，从雅典民主创建这一刻起，paiderastia就和民主体制不可分割。这种关系强大到足以抵抗政治强权。这一对恋人被描述为雅典民主的奠基者，因为民主的自由既包括政治自由，也包括爱欲（性）的自由，一旦从任何方面被独裁者侵犯，都应该不惜用生命来抗争。

从他们被认作民主创建的英雄开始，这种同性关系也被提到跟“憎恨独裁者”“追求民主政治”完全同等的地位，成为雅典城邦对每个公民要求的“公民素质”。如同其民主政治的其他规章制度一样，雅典城邦也对爱欲的最高范式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第一，在角色区分方面，必须是由一位年长的公民作为主动追求的一方，称为“erastes”（爱人），而未成年的一方则作为被追求的对象，称为“eromenos”（被爱人）。这种规定在形象制品上一目可见的区分就是“胡须”，年少的人美就美在没有胡须。而关于角色的主动和被动，是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在雅典的性意识形态中，公民必须是主动的、攻击性的、阳刚的。只有非公民，包括外国人、未成年人、女人或“娘娘腔”才是被动的、柔弱的、阴性的。雅典男性成年正式成为公民之后，万万不可以再扮演被动的性角色，那不仅仅为人所不耻，而且会冒着丧失公民资格的危险。雅典法律规定：两个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或者成年男子当男妓，都至少会被剥夺公民资格。而未成年的少年人尚未成为公民，可以暂时处于接受追求的被动方面，但在具体行为上仍有详尽要求，使其作为雅典接班人，避免陷入完全放任的被动状态。

第二，在行为规范方面，要由这位成年人来追求未成年人，追求的场合最好是公共场合，追求的方式要绝对带着“教育”的性质。这一性质将是“雅典之爱”关系的本质，以向少年灌输“美”的观念、男性的气质以及公民的责任为目标，绝对要求政治、哲学、体育、美学和工作技巧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将其培育为合格的公民，确保城邦的延续。在关系建立的初期，少年要拒绝甚至反抗这种追求，轻易就范会很难留下美名。男孩子的家长会雇佣一名特殊的仆人，在儿子出门的时候拿着棍子走在前面，驱散那些想进行骚扰的成年男子，这位仆人被称为“Pedagogue”，就是今天西方语言中使用的“教师”这个词的来源。

追求美少年的竞争是激烈无情的，因为被要求在公共场合进行，所以经常可以在雅典城中看见雅典成年男子因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这种追求也成为成年公民进步的动力：为了在运动馆吸引人，就要练就好身材和运动能力；为了在打猎场上显英姿，就要练就好箭术；为了在酒席间散发魅力，则要具备酒量、丰富的知识和辩论的才能。

当成年人“资质”得到了认可，并且确实让未成年人得到了启迪教育时，父母会以之为自豪，供养老师的生活，感情也被允许进入肉体阶段。这一阶段的规范从文字上来看是破碎罕见的，但是被一系列的“标准姿势”标注在古希腊形象志——彩陶中。如果没有留下彩陶，估计我们会很难了解古希腊的肉体生活。当时一个普通雅典人每日所需的就有不下三十种陶器，超过十万种被从1919年就开始的国际学术计划“古希腊陶器全集”（Corpus vasorum antiquorum）所记载，这个计划记载的还仅仅是公共收藏。出现在彩陶上的形象跟墓碑上的相比较，似乎是另一群雅典人：好动，好色，总是成群结队，喜怒形于色。

陶器中很大一部分是酒器，肉体关系的描绘也大多出现在酒器外表或酒器的底部，以供宴饮时欣赏，在酒神的护佑下释放情欲。其中关于paiderastia“标准姿势”的第一步，是研究者总结的“上下其手”（up and down），即成年男子与少年正面相对，一只手抬起他的下颌，以观赏他的美貌，另一只手刺激他的性器官。这种姿态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就在黑绘彩陶上频繁出现。这个姿势的要点在于一定要四目相对，虽然画面上不尽如此，但至少少年应该注视着长者的眼睛。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这种关系怀有敌意，他在《政治学》中挑剔地写道：“恋人们不能在眼睛之外观看任何别的身体部位，只有眼睛中才有纯洁。”

下一步则是在古代雅典法律中不被主张的情况：纯粹以肉体为凭借来获取性满足。如果发生，成年人只被允许把性器官放入少年的两股之中。这个动作要求难度较高，两人需始终维持正面相对，面部相对，不得采取任何身后的姿势，也不得进入身体内部。后面这两点如有违背，会遭到严厉的法律制裁，被剥夺公民权利甚至被判死刑。在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公元前6世纪的黑绘三脚酒器上，描绘了三组男人，其中两组演示的就是上面两个步骤。如果严格遵循公民对被动性的禁忌，少年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未来的公民，不能在这种“受”的状况下表现出丝毫的愉悦，他必须保持淡定甚至严肃的神色，表现出他的“自控”能力。所以在彩陶的描绘中，少年人都是非兴奋的状态。这种不可能的状态被一些当代学者称为可笑的幻想。牛津阿什莫尔（Ashmolean）博物馆收藏的一个细脚盏（kylix）的内底，有一幅由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画家布里托斯（Brytos）创作的希腊春宫图。布里托斯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一个多产的画家，他的红绘陶画以两点创新大获成功：第一是善于表现人物的年龄差别，孩子不再被表现为小号的成年人；第二是善于描画人物的嘴唇。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成年人放下象征着权力和工作的柺杖以及头盔，呈性兴奋状态的坐姿，一手插腰，另一手抚弄少年毫无反应的性器官；未成年人站立在他的两股之间，身体有着明显不同的更柔和、中性的曲线，除了没有胡须之外，发型和面部轮廓也更单纯。他一手扶住成年人的后脑勺，另一手却后扬，拿着一个装满礼物的网袋，身体似乎费力地在迎向他的爱人，眼睛似乎在努力从对方的快意中解读出善意。两人的面部都按照规范毫无表情。仔细观察这幅图，我们就可以明白布里托斯成功的秘密：在严苛的规范中，不能直接表现paiderastia的肉体欢愉，但只要稍微描画出更柔美的少年体态，勾勒出巨大压力中最不易被人发现的情绪泄露点——嘴唇，就可以让古雅典人感到安全又性感了。

在这样严苛的规范中，一对男性恋人几乎是在进行高难度的表演。处于尚未在性活动中引入“笑声”的古典时代，他们感受到的应该是规范和压抑带来的巨大刺激。古代希腊黑绘和红绘陶画中的标准paiderastia情色形象，也总是带着一种僵硬、虚假、紧张、压抑，以及同样程度的神秘、戏剧性、优雅和性感。这形象的双面性就是一种有趣的提醒：“性”如同人类生活中的其他许多基本事实一样，本身是一件无比枯燥的事情。它神圣的枯燥激发出的妄想和幻象，才是人类生活得以盎然的营养。

雅典政治家、著名的演讲者阿斯基尼斯将军（Aeschines）把完全符合人物角色的规范以及技术动作规范的恋爱，也就是“弑僭主”者模式的恋爱关系，称为“正当的爱”（dikaios eros，英文翻译为just love）。

好肉体，好公民

在一个以男性特质为“美”与“德”最高标准的社会里，“身体的强健与否”是一个审美议题，一个情欲议题，也是一个政治议题。在古代雅典人的逻辑中，一切审美都跟情欲相关，因为正如柏拉图指出的，情欲（Eros）的对象是“美”。同时，一切情欲都不能脱离政治，因为每个公民的“爱”（Eros）都必须指向城邦和民主体制。反向推知，一切政治取向也是审美和情欲的取向。这一点，其实于今人也不失其真。

从视觉上来说，古代雅典的人体影像数量一点不逊色于我们今天这个广告社会。唯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身体，只有部分男性。而当年看到的几乎全部是男性身体，只有少数女性，裸露的程度还远远比不上男性。雅典城的神庙、市集、议会、柱廊、墓碑……甚至家中的装饰，喝酒的酒杯上，到处都是健美的裸男。情况有三分之一跟最原始的动物界一样——男性承担了作为情欲对象扮靓的责任；有三分之一却来自当时最先进的政治体制——扮靓脱离了生殖的基本冲动，而是要从政治上追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民主社会公民；最后三分之一来自当时最高级的美学理论——美本身是阳性的、强壮的和攻击性的。

运动馆（gymnasion）是古代希腊城市的一个必需建设。它不同于比赛场，而是年轻人接受身体训练的地方，更类似于“健身房”。健身和运动的习惯是一项古代遗产，在古雅典，这几乎占去了男人白天一半的时间，特别是在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人们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请教练，研究健康食谱，选择合适的学校。在运动馆中，产生出两样热气腾腾的东西：阳刚的体魄和同性间的情欲。希腊人运动的时候都寸丝不挂，运动馆的词根gymos就是形容词“裸体的”。男人们只有在跑步时为了便利和安全而把生殖器官拴稳，所以运动馆是欣赏美少年的最佳场所。苏格拉底每天必来这里报到，他自己常去吕凯宫，但如果有美少年邀约，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别的地方。我们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以及其他著作中，最常看到的描述，就是这位老师要和美少年去摔跤馆（palaistra）来场赤身肉搏。不过说到柏拉图，连他的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健身教练起的亲昵绰号，因为他发现这位同学前额相当宽广，柏拉图的原意就是宽阔的高原。运动前他们都会浑身涂上橄榄油或其他香精油，大汗淋漓之后再用刮油板把汗垢和油一起刮掉。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墓碑浮雕上的长者都随身挂着一个精油壶，那就像我们今天背着球拍或运动水壶一样常见。

公元2世纪的希腊散文家卢西安为男人应有的身体状态做了描述：“年轻男子有着晒黑的肤色与阳刚的脸庞，展露精神、活力与男子气概。他们绝佳的体态引人瞩目：既非骨瘦如柴，也非肥胖过重，而是鲜明刻画出匀称的线条。他们挥汗去除多余的赘肉，只留下力量与韧性兼具，而且不带有病弱质量的部分。他们努力维持身材。”卢西安同时描述了糟糕的身体是“像女人的身体”，苍白、瘦削、松垮、虚弱。

古希腊创造了男体最理想的范式，他们的雕塑家世代都专注于寻找肌肉的比例和协调。从埃及学到的比例范式完全无法满足他们，正如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所言，埃及人相信知识，希腊人开始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日常中有很多近身观赏全裸健美躯体的机会，雅典雕塑家在美男子形象中的突破是迅猛完整的：首先做出了第一个圆雕，雕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而无需后背支撑；紧接着完善了肌肉比例,在一系列“少年”（Kouros）的雕塑中，发明出一整套肌肉制服——两块胸肌，六块腹肌，人鱼线，马甲线，臀部坚实，大腿粗壮，小腿强健。而后又表现出运动中的肌肉协调反应：对立平衡（Contrapposto）代表作品为公元前480年的“克里斯提奥的少年”（Kritios Boy）。在一系列研究肌肉的大师雕塑家中，波利克利托斯（Polykleitos）在约公元前450到440年之间，塑造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靠文字，而被独立称做“法则”（Kanon）的男性裸体雕像——执矛者（Doryphoros）。因为它表现出部分与部分、部分和整体以及运动中的肌肉配合的最理想比例。这个雕像使柏拉图最终承认美取决于比例。至今为止的男性健美标准，仍然根源于古希腊雕塑的呈现。

人们对身体的重视，也升级为对公民资质的要求。如果你有一个不良的身体，直接意味着你是一个不良的公民。苏格拉底曾经指责伊皮金尼：“你这种身体就是没有好好参加公众事务……你应该像奥林匹克运动员那样照顾自己的身体。”色诺芬也认为，公民必须锻炼身体，才能在战场和公众活动中表现出众。如同恋爱关系是必须接受公共监督的事件一样，身体的状态也被要求在公共空间接受评判。我们常常认为情欲和身体蕴含人类永恒的本性，政治则充满变幻的云烟，古雅典人对此似乎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更同意“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法律是我们的爹娘”（苏格拉底），毫不纠结地将个人的欲望与身体置于公共政治的关照之下。

当身体向公共敞开的时候，自然包括了身体的任何器官，特别是代表性别的器官。男性器官及其状态，在当今世界是判定一个形象制品是否符合禁忌的核心标准，因为女性体征上的兴奋表现是模糊的。许多国家都禁止出现勃起的生殖器官，而在古代雅典则反其道而行之，最流行的形象制品莫过于“赫尔墨”（Herm）。

赫尔墨的造型确实跟希腊神祗赫尔墨斯（Hermes）有关。它的头部呈现为一个男子的头部，被说成是赫尔墨斯的头部，但实际的模特可能是真实的名人，尤其是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赫尔墨的身体是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石碑，只在相应比例的地方,甚至为了强调而在过于靠上的地方雕刻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比例往往偏大。这种雕塑在雅典城处处可见，被放置在家门口、路边、公共空间或者路途交接的地方。它的名字本意是“边界、界限”，用来区隔不同的地域，也被认为有驱赶邪灵的保护功能。

阿尔卡美涅斯的赫尔墨（Herm，Herma), 出土于土耳其的贝尔加马，公元2世纪罗马人所制的对公元前5世纪原作的复制品，大理石材质，高1.95米，现藏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国家考古博物馆。阿尔卡美涅斯为古雅典著名雕塑家。（绘图：张宇凌）

赫尔墨发源于希腊半岛的深山，人们把一堆堆石头放置在交叉路口，非常像玛尼堆。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给它增加一块石头，或者用油涂抹这些石头，据说这样就可保佑旅途平安。后来逐渐演变出头部，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也就是paiderastia关系突然大流行的时代，演变出最后的形象：只有头和生殖器。这种形象演变的来源固然跟赫尔墨斯的保护功能有关：赫尔墨斯传递信息、保护商旅和在路途上的所有人，而且也是生殖神，护佑人的性行为和生殖行为。在世界各地的古典文化中，指路碑石和男性生殖器官的形象均不少见，但是将清晰的人头面部与之结合，又奇怪地省略其他一切细节，却是古代雅典文化的发明。雅典人中的典范，特别是文人，都有自己的赫尔墨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女诗人萨福也曾被塑造为双性赫尔墨。写实主义的头面部，抽象主义的绝对立方体，再加之古典风格的夸张勃起的生殖器。构造赫尔墨，正如同古雅典人搭建他们的政治、情欲和审美体系，代表精神的头脑眼睛，加上代表生殖力的器官，结合了最原始和最先进的因素，为二者不遗余力地添加细节，同时戏剧化地将其主要形式构造为规范统一的长方形石块。这种人为创造的一厢情愿的结构，和古代雅典的社会规范一样，既强力天才，又隐含着脆弱和危机。

赫尔墨后来作为一种雕刻形式在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流行，被改造为胸像加立柱的建筑雕塑，也用于支撑家具，只是越来越倾向于女性形象。专门用作支撑的“阿特拉斯”造型，据说也是受到赫尔墨形象的启发。至今都不乏有人继续用头像加长方柱的形式为伟人立像，只是似乎伟人的性器官再也不曾出现了。

除了遍布城邦、日日人人可见的赫尔墨之外，还有许多场合可以看见男性生殖器官：祭奠酒神的游行中会举着巨大的生殖器，羊人戏剧中的羊人一定会戴着它出现。德罗岛上有四个尺度巨大的器官雕塑被当作戏剧赞助人的纪念碑，下方的雕塑座上，还以长了小鸡身体和翅膀的男根作为装饰。

在古代希腊，在希腊的中心雅典，处处可见“阴茎的公共艺术”。相对于当代生活中的色情禁忌，它们展示起来却大方、直接，甚至充满公共精神和幽默感。

政治Eros：阉割赫尔墨

Eros是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祗，一派说法认为他是原始天神中的一位，是宇宙中的第一批存在，直接产生于Chaos。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爱塑造了诸神中最早的那一位。”（残篇第132条）但更流行的说法把他当作阿弗洛狄忒的儿子，认为他手中的弓箭可以让中箭人陷入无法自拔的情欲渴望之中。古代希腊图像志中的Eros是一位年轻男子，正符合希腊人对美的拟人想象。到了罗马时代，渐渐变化为一个胖乎乎的叫朱庇特的男童。Eros代表的是更具有肉体情欲含义的人类心理，而并非今天浪漫化的“爱情”。

雅典人有一整套关于Eros 的理论体系，一点都不逊色于他们关于美和政治的哲学。这套理论中的“圣经”就是柏拉图的《会饮篇》。此文中每个人都必须歌颂的“爱”即Eros，这些雅典最高贵聪明的头脑个个都不吝惜他们的溢美之词。斐德罗认为：“一个城邦或一支军队如果不是全部由相爱的人组成，又如何能有一种很好的统治，使人人相互仿效、弃恶从善呢？……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能征服全世界。”这一幻像在后世的军队中不无现实的折射。最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Eros是追寻“美”的，但最终目的并不是具体对象的“美”，而是由此能让人感受从形体之美到体制之美，从体制之美到知识之美，最后直接沉思关于“美”的本质，这就是著名的“柏拉图之恋”。

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冬季发表了缅怀战死战士、鼓励雅典人民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号召雅典人民投入对雅典的“爱”之中，直至这种情感“充满你的心头”。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剧本《阿卡奈人》中描述过一个色雷斯国王如此深陷于对雅典的迷恋，以致于他四处游走，在遇到的所有墙上写下“雅典太美了”。这句话在当时是街头涂鸦或酒器铭文的重要内容，但对象通常都是被爱的美少年。这位戏剧家也曾经讽刺伯里克利的继任者克里昂（Cleon），说他对人民的感情简直不像是爱人，而是娼妓。因为克里昂自己也曾经说过他是雅典人民的“爱人”，用政治礼物来讨好她们。

对祖国的“爱”，对城邦的“爱”，对人民的“爱”，这些我们今日熟悉的表达都源于古代希腊，而这政治情感的“爱”就如同对“美”的爱一样，是情欲之“爱”。

在古代民主的雅典，政治和性是相互定义的，只有男人才是公民，“公民”这个称呼本身就要以性别为基础。如前文所述，“弒僭主者”被作为开创雅典民主的英雄。虽然如他们一般的paiderastia的关系在古代世界早就存在，但这个故事使这种关系上升为“正当的爱”，与民主城邦生死相关，是社会教育和文化延续的最本质的保证。阿斯基尼斯将军将这种关系当作定义雅典“公民”（demos）的标准。他在法庭上声称，即使是每个陪审员，也会希望他们的儿子有这样的关系。为了将demos的身份加以区隔，要禁止奴隶跟自由男孩发生这种关系，并且禁止奴隶起名为哈尔摩迪厄斯或哈里斯托盖敦。从此，这种关系成为“民主的基本知识”。要想被承认为雅典公民，不仅仅需要热爱自由、反抗独裁，还必须追寻“正当之爱”。

在“正当的爱”中，主旨是“教育”和“美学”，最被强调的是人的自制。但对于普通人，只能依赖法律的强力控制。雅典关于情爱关系的法律出名地细致复杂，以至于鲍萨尼亚在《会饮篇》中反复说明雅典涉及爱情的法律虽优秀却难以掌握。比如两个成年男人之间的恋情是被禁止的，因为那意味着一人必须成为被动的角色；而纯粹对少年美色的追寻也是违法的，那代表了难以自控的人被肉欲所主掌。梭伦曾经立法禁止父母在天亮前把儿子送进学校，而且规定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把孩子接走。任何陌生人不得进入学校的领域。如果孩子不幸被委托给一个放荡的长者，那么这位长者不仅会失去学生家庭的供养，还将受到法律追究。根据梭伦的立法，引诱孩子、妇女、自由人或奴隶进入放荡行为中的人，面对的将是刑罚甚至死刑。

社会规范远远不够揭示社会生活的真相，规范的生产力就在于刺激人的僭越。在这种苛刻的规范之下，古代雅典人的某些无意识既无法对他人说出，也不会被自己承认：他们幻想那种被禁止的情欲生活，既包括将所有他人变为被动者的僭主式独裁，又包括听凭和承受他者为所欲为的被动和下贱。这种集合的情欲、美学和政治的多重妄想（Fantasy），很难被文字记述，却能从形象志上折射出来。陶器再次默默地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表达者，无数种严重违背法律规范的方式在陶器装饰画面中出现：成年人之间的同性关系，后入的姿势，妓女或妓男，羊人的群交……大多数呈现为多人乱交的宴席（Orgie）。这种情态被大多数学者认为也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以一种不公开的贵族秘密仪式的方式。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创作了《酒神的女信徒》（Bacchabe），讲述了一个酒神复仇的故事，其中表达了被压抑的人性本能具有的可怕力量，也详细描述了乱交宴席的情态。这部悲剧直到19世纪都被认为过于粗俗而不入评论家的法眼。欧里庇得斯当时居住在马其顿，剧中对宴席的描述过于翔实，以至于马其顿国王认为他违法偷窥了真实的“秘仪”，因为秘仪不被邀请是绝对不能参加的。国王也无法公布这罪名，只得在狩猎中安排人暗杀了这位悲剧作者。

欧里庇得斯创作和逝世的年代，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及雅典作为政治实体和精神意象都开始破碎瓦解的年代。公元前415年，就在雅典战舰即将出发远征西西里的头一天夜里，仅仅一夜之间，雅典几百个“赫尔墨”全部遭到致命的破坏：无一幸免地被敲坏脸部，砸掉生殖器。这个至今没有破解的案件在数名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修昔底德的记录。据他所言，这个现象一方面造成了巨大恐慌，雅典人认为这是远征的一个大恶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是西西里人或者雅典人中同情斯巴达的一派故意破坏，企图颠覆民主制度。因为雅典的每个男人就像赫尔墨一样，用他们的头脑和男性勇气，保护着家庭、道路、城邦的边界。阉割赫尔墨无异于挑战城邦公民的集体男性气质，无异于把他们全体变为了“被动”的角色，也就等同于挑战民主城邦体制本身。而其中遭到最大怀疑的，竟然是著名的风流美男子、远征西西里的率队将军阿尔基比亚德。混乱的社会局面和混乱的性幻想结合在一起，当然影响了战争进程，导致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修昔底德甚至认为这导致了城邦的毁灭。因为这位美男子将军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个事件也被列为苏格拉底的罪行之一，间接导致他的死亡。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这件奇怪而混乱的事情时，加上了一句令人不安的评论：“他们（雅典公民）也知道是斯巴达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或哈尔摩迪厄斯推翻了僭主，从那之后，他们就总是心怀畏惧，对接近一切事物怀着疑虑之心。”

阉割赫尔墨事件直接导致了“弒僭主者”的神话在这里遭到质疑。他们所代表的“正当的爱”，也如结构奇特的赫尔墨一样，于头脑和器官、思想和情欲首尾两端具有被攻击的可能。“雅典之爱”这种首先在精神中被规范至完美的“纯洁关系”，这种体现了优雅、文明、强大自制的男性妄想的情感，随着这场战争一去难返。但是它却在人类文明的古典时期，呈现了“爱欲”与“幻想”并发的事实和伟力。古代雅典人用它追寻美与善，强力创建了一个充满逻辑同时不可思议的文明，跟今人的似乎完全不同。但想想每一个人的第一位肉体开发者会在精神或无意识中留下的烙印，就可以想见，当一个社会把性启蒙和信念启蒙加以体制化结合，是多么疯狂却强大的手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启蒙关系重如生死，会被雕上墓碑。

再回到雅典考古博物馆的那块墓碑上来，两位主角从陶器走上墓碑，保持他们永恒的面面相对的姿态，保持他们刻画精美却毫无表情的面容。两个年龄，两个自我, 雅典之爱中从无合二为一的结合，总是截然对立的二人。他们相互间的探索和问询到了死亡之时更加迷茫：到底是激情还是悲痛？快意还是善意？肉体还是精神？……墓碑上的两个爱人似乎正渐渐回归为两个陌生人，投入到自身体内的无限景致中去，或许那才最终是“美”本身之所在。

一个文明如果在人类精神层面增加一丝新结构，已堪称伟大，古代雅典却毫不迟疑地进入了精神结构的地基，在人类情欲和无意识深处打下了一个古希腊文的有关美和民主的标记。

我希望把便当当生活，每天做好，过好。

吉井忍

书评

沈昌文的小书架

沈昌文，出版人，1931年生于上海，1951年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等职。1986年至1995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读书》也因其学术与大众读者共赏的文化品位，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最为著名的杂志。著有口述自传《知道》和随笔集《阁楼人语》等。（前页及本页摄影：松鼠）

文、学、史的大手笔：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撰文 江弱水

一部伟大的文学史，能够提升对于一国文学整体的思考水平。以文采、学问、史识三个向度来衡量，米尔斯基有多好，别的文学史就有多不好。

怎么说呢，我像一个自信的病人，长久而无望地迷恋着俄国文学。当年纳博科夫就是这样说爱德蒙·威尔逊的。俄文我一个大字都不识，威尔逊至少还学了点俄语。但纳博科夫说，威尔逊想对自己译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吐糟是不严肃的，我现在来给米尔斯基（Dmitry Petrovich Svyatopolk-Mirsky）的《俄国文学史》点赞，当然也是不严肃的。但是对我来说，俄国文学不是知识，甚至也不是信仰，只是一种病。与我同病的人全世界多得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要想到俄罗斯，不管有没有来由，无不无厘头。库切的小说《凶年纪事》整本都在说别的事儿，结尾却要向俄罗斯母亲致以谢意，谢谢她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们的感染。聂绀弩读了沈从文写湘西生活的短篇小说《丈夫》后，击节称赏说：“真是伟大的、俄罗斯式的悲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在英国一个乡村的夜晚写诗，说是起雾了，月亮如凋敝的思念，“带着俄罗斯式的苦难”。凡此种种，都说明俄国文学不是别的，是一种病。

我与米尔斯基相见恨晚。他讲俄国文学讲得这么好，句句都在我意中，句句都出我意外，我就好像走夜路的人找到了灯，看病的人找对了医生。他这两卷本《俄国文学史》的英文原著——《俄国文学史：从早期到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死）（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Dostoyevsky, 1881）和《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1881-1925），于1926和1927年相继问世，早已是英美大学生修读俄国文学专业的首选参考书，而中文版2013年才由刘文飞译出，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可惜，好几代中文读者己经错过。对于这几代人，俄国文学尽管是其情感教育的必修课，却也是自修课，因为没有参考书，因为所有的参考书都无非是从别林斯基到列宁的一揽子关于俄国经典作家评论的评论，而所有的文学史就是这些评论的汇编。“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诸如此类的无头公案和伪命题，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说了等于没说。所以，多年以来，对于俄罗斯的文学大师，我从来只读作品，不看评论，更不用说文学史了。我第一次读的《俄国文学史》就是米尔斯基的，足以庆幸自己的起点之高。噢，三十多年后再出发的起点。

一

读米尔斯基的两卷本，好比与这位公爵同志把臂同游于俄罗斯文学长廊，听他信步走去，一一为你指点评说。跟一般的知音型读者不一样，米尔斯基总是居于超然的地位，驱遣事实，紧贴思辨，面对那些强有力的或者较弱的文本，他剖析、提炼、总结、贯通，谨慎而流畅地对待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部分。他胸有成竹，调动庞大的资源，却举重若轻，不依赖他人的评语做旁证，连引文都几乎用不着——“用自己的语言对其进行归纳或许是一种冒犯，引用若干片段则有损于它。”（II.1.2）。所以他能一无依傍，而直指心源：

塔吉雅娜和奥涅金的关系模式后来常在俄国小说中复现，然而，普希金的经典态度，即针对男性不带怜悯的同情和针对女性不予奖赏的尊重，却从未再现。（I.4.4）

托尔斯泰是弗洛伊德的先驱，但艺术家托尔斯泰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之间的惊人差异却在于，这位艺术家显然比那位科学家更少想象力，而更加实事求是、客观冷静。与托尔斯泰相比，弗洛伊德就是一位诗人，一位民间故事讲述者。（I.8.1）

作为剧作家的高尔基只是契诃夫的一名坏学生。“坏”一词纯属多余，因为剧作家契诃夫不可能拥有好学生。（II.3.2）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一新世界以及其神秘的连线和对映的两级，对于那些一代又一代饮用理想主义色彩的实证主义清淡啤酒的读者而言极具诱惑力。（II.4.3）

米尔斯基这样评价别林斯基：“他总能近乎无误地指出，其同时代中人谁有真才实学而谁徒有虚名，何人重要而何人仅为二流。”他又称许屠格涅夫：“实为彼得堡文学之魁首，其判断和决定均具法律效应。”米尔斯基的判断和决定精切无比，同样具有法律效应。

俄国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正常，形成了思想文学化和文学思想化的奇观，作家与作品普遍具有“思想超载”和“道德超载”的特点，很少有人强调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哪怕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均为世界文学中一等一的技巧大师，也偏偏都不大讨论技巧。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三驾马车的文论，按照米尔斯基的说法，只把文学当作社会生活的地图、照片、布道文，美学维度付之阙如，他们对工作和技巧的蔑视与对思想表达的热望毒害了俄国文学，以至于什克洛夫斯基会恨恨地说：“我仇恨别林斯基和其他所有杀害俄国文学的凶手（所幸他们并未得手）。”纳博科夫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看作青春期读物，说有益于他们思想的成长，其实也是对这一风气大大的不满。

米尔斯基的文学史，在俄国文论的社会批评传统之外，引入了美学的考量。他对作品的结构和节奏经常做出精到的分析，令人信服。比如《战争与和平》中整章整节关于历史哲学的议论，读者既感困惑，批评家也持非议，米尔斯基却一句话打发掉我们的疑虑：“这些理论性章节为这部伟大小说的巨幅画面添加了不可或缺的景深和智性氛围。”契诃夫小说相对朴素的外观，让大家对其形式技巧很容易掉以轻心，但米尔斯基却为我们指出其中音乐调性的秘密：

他的小说既是流动的，又一丝不苟。他用非常复杂的弧线构造故事，可这些弧线却经过最为精确的估算。他的小说由一连串的点构成，依据这些点，他能在意识的乱麻中理出一道道明晰的线条。契诃夫擅长追溯情感过程的始初阶段，他能指出偏离的最初征兆，但在普通人看来，在与之相关的人看来，那条新出现的曲线似乎仍与直线相交。那起初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轻微触及，却能暗示出故事的发展朝向，此后它便作为主旨不断重复，伴随着每一次重复，弧线的偏离越来越明显，最终与那条始初的直线分道扬镳。《文学教师》《约内奇》和《带着小狗的女人》均为这种情感弧线的完美范例。（II.2.9）

看得出，米尔斯基平视他的对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且说一不二。有细致的分析与强有力的理据支撑，他的结论总是显得那么师心自用，却又坚而难移。不妨再引一段有关契诃夫的评语，从中亦可见米尔斯基的比较视野带给他的精审目光，这也构成这部文学史的一大特色：

与司汤达和法国经典作家一样，却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不同，契诃夫研究的是“普遍的人”，作为种类的人。但与那些经典作家不同，却与普鲁斯特一样，他关注的是最微小的细节，是灵魂的“鸡毛蒜皮”和“细枝末节”。司汤达诉诸心理的“整数”，他跟踪心理生活有意识、有创造力的主线。契诃夫则关注意识之“微分”，关注其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消融毁灭的次要力量。（II.2.9）

米尔斯基的文体意识超强，对语言极度敏感，能够触摸到文本的肌理，感觉到语句的涩、滑、松、紧、清、浊。比如说，巴拉丁斯基的诗句具有某种“易碎感”，恰与普希金的弹性张力构成极端对比；果戈理的散文“密实饱满”“充满真实口语的震颤”；别林斯基写得“糟糕”，要对俄国新闻文体可怕的松散和凌乱负责；屠格涅夫对词语没感觉，语言与他只达成一个极其有限的契约，超出19世纪的日常现实就不提供服务；托尔斯泰后期的散文如化学般纯净，是地道的“清教式散文”。鉴于这部文学史面向的是不谙俄语的西方读者，他还特别引入了“可译性”这一标准来测试俄国作家的语言质地。果戈理太复杂，“他的散文无望被译，其难以翻译或许胜过任何一种俄语散文。”（I.5.8）相反的例子是：

契诃夫的俄语亦为其一大软肋。他的俄语没有色彩，缺乏个性，他没有对词的敏锐感觉。没有任何一位如他一般重要的俄国作家，会使用一种如此缺乏色彩和生气的语言。这使得契诃夫极易被翻译。在所有俄国作家中，他最不担心译者的背叛。（II.2.9）

高尔基的语言也是“中性的”，其单词仅为符号，而无其独立内在的生命。除某些口头禅外，它们可被视为来自任何一门外语的译文。（II.3.2）

向一部文学史要文采，等于向一位法官要姿色，但米尔斯基思维缜密似老吏断狱，词锋轻盈又如时女游春，行文中华彩处处，又不时浮现出一种善意的幽默，令人会心不远。拿第二卷第五章第九节写勃洛克为例：

他具有堕落天使的天生的高贵，认识他的所有人均能在他身上感觉到某种崇高品质。他非常帅气，可以当作现今所谓“北欧血统”的出色样板。他是多条传统线的交汇点，他既很俄国也很欧洲，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混血儿。

这是一团词语的星云，在外行读者看来仅为语言音乐。它最好不过地呼应了魏尔伦的规则，即“音乐，首先是音乐”。后来，在《陌生女郎》一剧中，勃洛克让一位诗人（显然是一幅自嘲的自画像）在餐馆里给一个伙计读他自己写的诗，伙计听后评论道：“听不懂，不过相当精致！”不算少数知音，勃洛克那些早期崇拜者的态度与这位伙计大体一致。

使《十二个》成为一部伟大长诗的因素并非其智性象征主义，重要的东西不是它意味着什么，而是它是什么。勃洛克的音乐天赋在这部作品中达到巅峰，自格律结构角度看，这部作品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在中国文学史著作里你看不到这样精绝的评点，自如的挥洒。也许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分论各位诗人的文字能给我们同等程度的阅读愉悦，但那些算是折子戏的串演，米尔斯基却是要演上好几天的连台大戏，其体制决定了他可以在一个广大的幅员里纵横驰骋，音调断而忽续，主题变中有同，有如一部交响曲。比如我读米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个专节，分明就像倾听一个雄辩的乐章。而其中关于其思想小说的分析以及与托尔斯泰的对比，我从中得到的，超出读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乔治·斯坦纳两人专著的总和。《淮南子》说，中衢之尊，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是的，一个米尔斯基，顶得上一百个什么什么斯基。

二

有米尔斯基的这个两卷本作为起点的人有福了。此书精见迭出，而且极具原创性，一般读者固然能通过它窥见俄国文学的室家之好，饱学之士也能从中得到宝贵的启迪。所谓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我觉得，米尔斯基对果戈理的阐释，是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一书的起点。而他对赫尔岑的解读，又是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一书的起点。

果戈理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是对俄国当时官僚体制和社会生活无情暴露与辛辣讽刺的天才，这一点已成共识和常识。但是纳博科夫却说，如果你想找到什么关于俄国的事情，如果你感兴趣的是“观念”“事实”和“信息”，请远离果戈理。“要在《死魂灵》中寻找真正的俄国背景，就像试图根据浓雾中的艾尔西诺那个小事件生成关于丹麦的概念一样徒劳。”连其中描写俄国大地风景的文字也不能据以为实，“这是果戈理个人的俄国，不是乌拉尔、阿尔泰、高加索的俄国。”因为果戈理创造的是一个变焦了的四维世界，是非理性的颠倒梦想，是纯粹想象的结果。总之，果戈理是一个梦幻文学作家，一个非现实主义者。

这真是颠覆性的看法，相当于告诉你面前的那只鹿其实是马。可是且慢，纳博科夫这本1944年出版的《尼古拉·果戈理》的小书（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根本观点在米尔斯基文学史的第一卷第五章第八节早已得其先声：

果戈理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非现实主义者。他眼中的现实并非现实本身。

果戈理的作品并非客观的讽刺，而是主观的讽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是对自我的讽刺，若称其讽刺了俄国和人类，亦为作为自我之反映的反省式自我描摹。

显而易见，纳博科夫将米尔斯基试图平衡的观点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果戈理“非现实主义”一说的专利，还是应归于米尔斯基。米尔斯基赞叹果戈理全凭想象力塑造人物，给予主观漫画化，笔触轻盈而精确，描绘一个意外的真实竟能够使可见的世界相形见绌，这些话都经过纳博科夫的改写和扩写。比如米尔斯基发现：

果戈理之天赋的主要特征，即其十分锐利鲜活的视力。他眼中的外部世界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并不一致。他之所见是经过浪漫主义变形的世界，即便他与我们目睹同样的细节，那些细节在他眼中也会变换比例，显示出全然别样的意义和体量。

纳博科夫也就用了“四维”和“空间曲度”之类的现代物理学概念，来浓墨重彩地复述了一遍米尔斯基。米尔斯基说果戈理喜欢夸大人物特征，再简化为几何图案，纳博科夫便一笔带出非欧几何。所以，当他说读了果戈理之后，我们的眼睛会果戈理化，我相信他一准会想到米尔斯基勾勒出的果戈理那双奇妙的复眼。

就连纳博科夫在《尼古拉·果戈理》兴会淋漓谈了十多页关于果戈理表现“庸俗”的问题，也是来自米尔斯基。当纳博科夫说，“俄语能用一个无情的词语表达某种普遍存在的缺点，而我碰巧掌握的其他三种欧洲语言却没有这个专门词”，而这个词就是“poshlost”（庸俗）。也许他早就忘了米尔斯基已经要言不烦地写到了果戈理：

他在现实中所关注的层面是一个很难被翻译的俄语概念，即“庸俗”（poshlost），这个词的最佳翻译或许可以是道德和精神上“自足的自卑”（self-satisfied inferiority）。

他是一位伟大的禁忌破除者，一位伟大的禁区摧毁者。他使庸俗占据了从前仅为崇高和美所占据的宝座。历史地看，这便是其创作最重要的层面。

而纳博科夫谈起果戈理小说“不相关的细节之流”，我相信也一定受到了米尔斯基经常提到的“多余的细节”（superfluous details）的启发。

至于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一书受米尔斯基的恩惠，刘文飞《俄国文学史》译序中转引的牛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史密斯（G.S.Smith）的一句话，已经泄露了天机：“米尔斯基关于赫尔岑启蒙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对以赛亚·伯林本人关于赫尔岑的阐释产生过影响，伯林关于赫尔岑的阐释则是他对俄国思想所做阐释的基础。”

的确，陆建德曾说：“《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真正的主角是伯林素来佩服的赫尔岑。”此书有彭淮栋译本，由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其中最重头的一篇《辉煌的十年》以及《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尽得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七章第三节关于赫尔岑的短论之精义。米尔斯基认为，赫尔岑在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部俄国思想史都不能不探讨赫尔岑的许多观念：

其思想的核心也始终是自由而非平等。很少有俄国人如赫尔岑这般强烈地意识到个性的自由和人的权利。

他的思想主要为历史思想，他将历史理解为一种自发的、非预设的、不可估量的力……他发现了形成过程中的“创造性”，认为每一个未来之新均相对于每一个过去而言，他那些对一切宿命论思想、对一切引导人类历史的外在理念之作用进行批驳的段落，属于他写下的最精彩文字。

好了，这已经给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定了调了。他好像从导师那里刚刚谈了话出来，豁然开朗，知道自己的论文朝哪个方向做了。他那些神完气足的引述、分析和证明，那些对自由人文传统的梳理，对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赫尔岑智慧的广度、智性的公正及其对历史直觉的精深所做的评价，看得出都是对米尔斯基尽情而出色的发挥。伯林没有在文中致谢米尔斯基，是个不小的疏忽。

伯林写《托尔斯泰与启蒙》，开篇即引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Nikolay K.Mikhaylovsky）的《托尔斯泰的左手和右手》（1875）一文，说它从思想和道德两个方面为托尔斯泰作了精彩辩护，并分析了其观念中的一个内在冲突。伯林谦称自己以下的评论只不过是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加以引申注释而已”。这种谦逊的风度会迷倒所有人，可是他第一句话就不够诚实，说这是“在1870年代中期的一篇业已为世所忘的文章”。谁说忘了？米尔斯基文学史的前后两卷，两个讲托尔斯泰的专节，都提到了这位“精明的批评家”“极其敏锐的批评家”，能够发现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真正的革命性基础，并能够预见其后来的思想发展。而在“激进派的首领们”那一节，米尔斯基也专门提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他论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他以惊人的判断力预见托尔斯泰思想实质上的无政府主义根基，这一根基派生出托尔斯泰后来的社会学说。”（I.7.4）

具体到托尔斯泰的写作手法，我只须将伯林与米尔斯基的一段文字并置，读者自可分辨其间的互文关系：

托尔斯泰之天才，原在于能重现难以重视之物而精确入妙：巧摄个体完整、难以移写之个性，灵现如神，引使读者切悟客体直即目前之本相，而非仅见一平白应付之描述；为造此境，他运用能凝定某一经验特质的象喻，而力避一般语词，俾免其因为偏利于事物通性而漏失个别差异——“感觉的振动”——以至于特殊经验与类似事例浑连不分。（伯林，《刺猬与狐狸》）

这种细致解剖、探究原子的手法后被什克洛夫斯基称之为“陌生化”。此方法之内含为，从不以被普遍接受的名称来称谓复杂的事物，总是将一个复杂的行为或对象分解为众多不可再分的组成部分，它仅客观描述，而不指名道姓。这一手法自周围世界剥离那由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附加上的标签，展示其“非文明”面貌，一如亚当于创世首日之所见，或一位天生的盲人初识天地。（I.8.1）

纳博科夫和伯林均受益于米尔斯基，而后者所得尤多，但两人对米氏文学史的评价高低不一。纳博科夫是推崇备至：“是的，我十分欣赏米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伯林却有赞有弹：“米尔斯基的评判十分个性化，但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他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的著作中有大量随心所欲的遗漏。”史密斯教授反驳说：怎么会？米尔斯基堪称完美。我读到这里，想到的是陆建德在其《思想背后的利益》中有关伯林的诸篇所谈到的此人的心机。

三

一部伟大的文学史能够提升对一国文学整体的思考水平。英美的学子有米尔斯基打底子，对俄国文学的思入不可能陷于庸常。中国文学就缺这样一部文学史。坊间虽有上千部，不沦为点鬼薄、户口册、流水账者几稀。我翻看刚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三巨册，发现王渔洋讲了七页，而老杜居然只得两页，就觉得新鬼大、故鬼小，很不靠谱。学界评价很高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引钱锺书的《围城》一口气能引六页半，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六行半就打发掉了。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评价说，米尔斯基两卷本《俄国文学史》，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结构出色而又比例得当，是文学史写作的样板。如果拿这个标准来看林林总总的各类文学史，那真是六宫粉黛无颜色。总之，以文采、学问、史识三个向度来衡量的话，米尔斯基有多好，别的文学史就有多不好。

《俄国文学史》（上下卷）

（俄）德·斯·米尔斯基著，刘文飞译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作为僵尸的历史：麦考莱《英国史》

撰文 刘铮

“所有的历史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历史比另一些历史更平等。”历史在我们面前，不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历史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纷纷到我们这里来要加权、要区别待遇了。我们……得另搞一套历史感觉的拓扑学。

对麦考莱的《英国史》，一般的介绍会说，它是19世纪最畅销、最受欢迎的史书，但往往不忘补上一句：尽管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读它了。

可是今天，《英国史》在中国同时出现了两部汉译本（虽然都只是五卷中的第一卷），我们要不要读它呢？假如要读它，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有别于几乎一整个世界的读者呢？

一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对《英国史》的近代评价，我们就不难发现，贬低、轻视、讥嘲……已经成为主流；与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狂热反应形成对照，现在我们是要在批评、挖苦的字缝里苦苦寻找那些不太情愿、经过重重保留的称许了。

试着将近代学者指出的麦考莱《英国史》的缺点加以总结，大致就是以下这些：粗疏、狭隘、武断、肤浅。

麦考莱写《英国史》的时候，曾以同代的几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为基础，可是他的作品在史料搜集、辨析上远远够不上专业，后出的反不如前人的精密。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曾评价说：“他对17世纪以前的历史缺少值得重视的知识；他对外国史、宗教、科学和艺术一无所知。”当代历史学家安格斯-巴特沃斯（L. M. Angus-Butterworth）揶揄说：“可能从来没有一位史学家做了这么少的研究，懂得这么少的东西，便来写书。”（见Ten Master Historians，University Press，1961；此书关于麦考莱的一章几乎把他奚落了个够）查尔斯·弗斯（Charles Firth）专门写过一本挺厚的《麦考莱英国史衡估》（A Commentary On 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在评定其优长之余，也历数了《英国史》的缺陷。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说麦考莱“心胸不够开阔，接受不了新观念、新史料”。在麦考莱心目中，奥兰治的威廉是大英雄，作为敌对方的詹姆士二世就不免沦为奸角。弗斯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詹姆斯二世身上就是罪行，发生在威廉三世身上，只算无伤大雅的小过”。弗斯还说，麦考莱为党见所囿，“他看托利党人的缺点总比看辉格党人的毛病敏锐得多”。麦考莱为了铺陈自己的见解，甚至为了行文方便，常常罔顾史实所处的时代。苏联的学者就不无调侃意味地写道：“俄国史学家M.彼得罗夫公正地指出，‘任意’处理事实，是麦考莱一切著作的特点。”（见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三联书店1961年第一版，第35页）生活中，麦考莱的确是个俗人，享用了什么好的吃食，总是津津乐道。这种气质也渗入著作当中，马修·阿诺德就认为，这位史学家似乎集英国中产阶级庸俗之大成。麦考莱对人性的高深与幽微缺乏体察，有时或者干脆就懒得去体察，因此，他的史著的脸谱化倾向相当明显，英雄豪杰也显得俗气。总归一句话，如史家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所说：“麦考莱工作之际，即英国史学处于最低水准之时。”

既然如此，那当年《英国史》问世之初，何以英伦上下举国若狂？总该有不凡的长处才对吧？

麦考莱的文章气势很盛。小塞吉维克（H. D. Sedgwick, Jr.）在1901年替美国刊行的五卷本《英国史》写长篇导言时，就归纳说，麦考莱的文风胜在“雄健、直率、斩截”。在维多利亚时代，普通人对大人物这种雄辩滔滔的劲头儿是没有抵抗力的，几个排比句砸过来，读者就拜伏在地了。

然而，这种雄肆的文风，其实是与对事实的不尊重互为表里的。小塞吉维克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解说。他说，麦考莱绝无色挠游移之态，笔下亦绝无饰词遁词,从来不说“可能”、“也许”，也从未写过“详情未悉”、“史料记载各不相同”之类的话。从来不说“可能”、“也许”，也就把一切现实与思想的暧昧、含混、复杂之处敉平了；将历史打磨得光滑平整，如同滑梯一般，论断、评判自然下得容易、下得斩截。专业史家对麦考莱的鄙视，也往往根源于此：是的，我们的文字是疙疙瘩瘩、累累赘赘，下一个小判断不知要限定和找补多少回，当然不像你的文章顺流而下、风行草偃，但我们写的那才叫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疙疙瘩瘩、影影绰绰、矛盾丛生，有时我们甚至像那摸象的盲人，不知自己所执是象尾，还是象腿。

小塞吉维克的看法是公道的。他说，大街上有消防车呼啸而过，人们就会走近窗口看个究竟，那响动要是柔和一点，兴许就吸引不到人去看了。麦考莱的文笔，有点像铿锵的军乐，正赖此令读者感奋。宣传家、鼓动家就该是这种笔调，不像被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要小心翼翼地维持天平的平衡，挑一些“假若”、“不过”、“然而”之类的字眼来当调节的砝码。

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一本书受欢迎，并不一定因为书本身写得好，重要的是，要让普通人读得懂，而且要让他们感觉“这本书可能真的很好”。麦考莱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呢？他说过：“除非有朝一日我写的东西能超过少女案头摆放的当下流行的小说，否则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欲与流行小说竞爽，怎么能不用讨好读者的文笔来写呢？

我们不妨再做一点细部的考察，看看麦考莱的文字功夫究竟如何。他这样描写受审时的泰特斯：“他那像獾似的短脖子和畸形腿，如狒狒般的低矮额头，紫色的脸蛋，以及令人吃惊的长下巴，曾令所有频繁出入法庭的人记忆犹新。”（《麦考莱英国史》［卷一］，周旭、刘学谦译，第331页）他引用旁人的话来形容乔治·杰弗里斯的声音：“他狂怒般的叫喊听起来就像末日审判时的雷声。”（同上，第308页）獾和狒狒在文本里蹦跳，这是典型的19世纪末流文风。至于“末日审判时的雷声”，谁又听到过？

文评家圣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有一个观察相当敏锐，具有心理学的精确度。他说，一般大众和麦考莱的想法相同，用买书的方式与他彼此呼应。麦考莱受同代读者的欢迎，原来不是因为他比读者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并不比读者高明多少。

二

我们已从几个侧面指摘了麦考莱的《英国史》，那么到底这部书还有没有优点呢？

总不能说它一无是处。首先，这部书全名为《詹姆斯二世登基以来的英国史》，事实上只写到威廉三世辞世就中断了，从1685年到1702年，仅仅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就居然写了五大卷，无论如何，详细总归是这部史书的长处；其次，书的第三章，通常题为“1685年英国概况”，用的是通盘总括的写法，被认为是有益的“社会史”尝试。当然，这里要加两点限定：一、即便在英国史家里，麦考莱也绝对算不上“社会史”的开山者；二、全书中，“社会史”的写法也只出现了这么一次，总体来看，《英国史》仍是一部专写帝王将相的传统政治史书。

尽管有不少论者指出，第三章所述史实，其实有不少是稍前或稍后时代才存在的，麦考莱未加辨析都给烩在一起了，但我们今天来读第三章，还是不能不佩服麦考莱的机敏。目前通行的企鹅出版社《英国史》精华版，是由著名史家休·特雷沃-罗珀（Hugh Trevor-Roper）编选的，他从第三章里摘出的是对乡绅与牧师两个群体的描述，必须承认，这一描述精彩极了。麦考莱指出，当时的乡绅（squire）跟后来人们想象中的乡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相当粗野，没见过什么世面，趣味和言辞跟普通的农民几乎没什么差别，因为僻处一陬，头脑僵化，他们的保王思想也最强烈。而乡间牧师呢，地位其实相当低下，年俸微薄，要在富人家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娶妻也只能娶富贵人家的婢女，正经书籍没读过几本，学问当然是谈不到的。但你若以为既无地位又无学识的乡村神职人员不会有什么影响力，那就大错特错了。麦考莱指出，17世纪的布道坛对民众的影响力，就如同19世纪的期刊。乡下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复杂的想法，每周听牧师在布道坛上长篇大论，等于一次次被“洗脑”。所以麦考莱说牧师讲道“其左右人心的效果令人战栗”（同上，第225页），并非夸大之词。

第三章里还有许多有意思的记叙。比如，在17世纪的英国，戏剧盛行，为迎合观众的趣味，最粗俗猥亵的台词偏偏安排给最受欢迎的女戏子来念，台下的男观众当然魂不守舍。再如，当日的作家文士不可能靠卖书赚钱，他们都向显贵“纠缠不休地行乞”或“卑贱地献媚”，在把作品题献给赞助人之后，等着人家赏钱。麦考莱评论道：“独立、诚实、自尊，与这类作家毫无关系。事实是，他们在道德座次上大致居于皮条客和乞丐之间。”（同上，第276页）这不免让人联想起元代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当然，近年已有很多研究指出此说有夸大成分），或许麦考莱下笔之际也是想刺一刺他同代的那些文人。

麦考莱最擅长的，莫过于对那些极富戏剧性的历史场面加以细致描写。单从第一卷来说，写查理二世驾崩，写叛军首领蒙茅斯公爵被斩首，都写得极生动，历历如在目前。我们看看蒙茅斯被砍头的场景：“第一斧下去，仅仅砍出了一个微小的伤口。公爵挣扎着从石墩上抬起头，用责备的目光盯着刽子手。那颗头再次沉下去。劈砍一次接着一次，但脖子仍然没有被切断，身体还在抽动。人群中爆发出愤怒和惊恐的叫喊声。（刽子手）凯奇咒骂着扔掉了斧子，‘我没法干了，’他说，‘我的心不受控制。’‘拿起斧子，混蛋，’执行吏喊道……最终，斧子被拿了起来。接着补上的两次劈砍终结了气若游丝的生命。”（同上，第433页）若在古代，我们定要夸麦考莱具“史迁之笔”。现在，我们则不免要在心里嘀咕：“您在现场看到的？”

这种笔致，的确更像出自沃尔特·司各特，而非一个严谨的史家。但我想说的恰恰是，我们今天来读《英国史》，不必再当它是“史”，而是要像读《三国演义》那样来读它了。

《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是说部而非史书。可是，在我看来，《三国演义》与我们的相关性，比那个三国时代真确的历史事实与我们的相关性更大。历史感觉的习得，其实是必得迂回的，是不能按想象中那样走直线来shortcut（抄近路）的。哪怕你按教科书和考卷那样的方式掌握了某种真确，我们也要说你的那个真确是不作数的，是关于历史的零碎数据，而不是一种贯通的历史感觉。历史感觉的辩证法是，我们最先获得的那个感性认识，哪怕是片面、扭曲或不够确切的，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它是我们今后“扬弃”的起点。

就英国史而言，这一辩证法就表现得更明显了。詹姆斯二世也好，奥兰治的威廉也罢，跟我们中国人又有什么相干？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的事迹又对我的历史感觉有多大影响？

我曾试着以相关性为标准对历史做过一个划分，比如，对于我们来说，“文革”可能就是“一阶”的历史，明清之际或法国大革命可能就是“二阶”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或斯图亚特王朝可能就是“三阶”的历史……就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言，这一段的历史与那一段的历史当然是平等的。可是，我们不妨开玩笑似的套用《动物农场》里的说法——“所有的历史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历史比另一些历史更平等”。什么是“更平等”？按我的理解，就是它更与我们相关，这种相关，未必一定以时间或空间上的接近为原则。为什么在我们的感觉里法国大革命比魏晋南北朝离我们更近？因为它关联的那个问题域，与我们的历史感觉有更大的交集。所以，历史在我们面前，不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了，历史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纷纷到我们这里来要加权、要区别待遇了。我们在搞那客观的、可复现的历史研究之余，也得另搞一套历史感觉的拓扑学，至少，我们要在自己的头脑里画画历史的等高线了。

夸张一点说，像麦考莱《英国史》这样的书，我们大可以让它在封闭的图书馆里安静地等候均匀降落的灰尘。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木乃伊了。可是，我们中国人永远没有在恰当的时间点读到恰当的书这样的运气，总要慢个半拍或快个半拍，或者就像《英国史》这样，在它被送去粉碎化浆之前，不知中国哪位出版社编辑突然福至心灵，变身巫师，把僵尸唤来了。

读这作为僵尸的历史，是此时此地本不需要它，可它既然来了，我们就该想方设法从里面读出点什么，或是为它注入某种“生气”，或是从死尸里振出那么点儿“活力”来。

我们说像读《三国演义》那样读《英国史》，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我对英国历史本无兴趣，本无关注的意愿，是要借着这“历史小说”来增加一点相关性了。至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否“光荣”，奥兰治的威廉到底伟大不伟大，那是要交给历史感觉辩证法的第二阶段去处理的。

还有一点，如果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那我们就要明白宣布我们今天的读书也都是耍流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不是只抱着一个单纯的目的读书。我们不是只为了了解1685年到1702年的英国历史才去读麦考莱的。这还用说吗？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本可以去找其他可靠得多的读物。现在我们读一本书，也等于是同时在读几本书：读19世纪历史编撰学的标本，读有点庸俗的维多利亚文风，读一百五十年前人们眼中的优秀读物……当然，同时也读书里讲的那些王室阴谋、政治对立、宗教纷争，作为我下一步批判、反拨的素材。

我的各种“读”，是交织在一起的，相互渗透，相互照明。所以就算它是僵尸，也不要紧，这里割一块组织，那里取一个切片，只当它是一个研究对象而已。我“读”的目的，就算不与原作者的本意完全无关，至少也是有待发明的了。

三

在中国读翻译著作，你读的从来不只是原作者。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都要“买一送一”，把那通常不怎么痛快的译本体验附送给你。

就算我们再怎么轻视麦考莱的文笔，人家说的那个意思，总要弄对才行。而汉译本的最大问题，当然永远是意思弄不对。

我们现在就以麦考莱开篇自述作意的第二段为例，看看两个译本的水平如何。

原文：

Nor will it be less my duty faithfully to record disasters mingled with triumphs, and great national crimes and follies far more humiliating than any disaster. It will be seen that even what we justly account our chief blessings were not without alloy.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system which effectually secured our liberties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s of kingly power gave birth to a new class of abuses from which absolute monarchies are exempt. It will be seen that, in consequence partly of unwise interference, and partly of unwise neglect, the increase of wealth and the extension of trade produced, together with immense good, some evils from which poor and rude societies are free. It will be seen how, in two important dependencies of the crown, wrong was followed by just retribution; how imprudence and obstinacy broke the ties which bound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to the parent state; how Ireland, cursed by the domination of race over race, and of religion over religion, remained indeed a member of the empire, but a withered and distorted member, adding no strength to the body politic, and reproachfully pointed at by all who feared or envied the greatness of England.

拙译：

记载胜利，也记载灾祸，并记载比灾祸更令民族蒙羞的罪愆与愚行，同样为我职责所在。你们将看到，有些事被我们视为大幸固然不错，但其实也并非全无后患。你们将看到，有效保障我们的自由免遭王权侵凌的那一体制，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恶习，而这类恶习恰是绝对王权统治下所没有的。你们将看到，一半出于不智的干预，一半出于不智的漠视，财富的增长与贸易的扩张，在创造巨大福祉之余，也带来不少贫困、粗朴的社会所不曾有的罪恶；你们将看到，在王国的两大属地，大错一旦铸成，惩罚如何随之而至；你们将看到，轻率及顽固如何使维系北美殖民地与母国的纽带崩解；你们将看到，在遭罹厄运的爱尔兰，一个种族压制另一种族，一种宗教压制另一种宗教，虽然仍为帝国的一部分，但这一组成部分已如何萎顿、变形，非但不能为国家出力，还被畏惧、妒忌英国之强大的那些人引为攻击的把柄。

周旭、刘学谦译本：

在陈述功绩的同时，如实地记录那些不幸亦是我的职责所在，而民族的灾祸与愚蠢要比其他任何灾难都令人蒙羞。我们将会看到，即便那些被公正地加以陈述的历史功绩，也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将会认识到，那个有效保护我们的自由免遭国王权力侵犯的体制，一方面避免了绝对君主制的产生，另一方面却衍生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将会意识到，随着财富的增加和贸易的扩大，在创造巨大福祉的同时，部分因为不明智的干涉，部分因为不明智的忽视，也产生了一些导致贫民和激进组织滋长的邪恶因素。我们还会看到，在王国的两个重要附属领地上，因失策所导致的恶果：北美殖民地何以轻率而顽固地冲破与母国紧密相连的纽带。爱尔兰因为被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统治过而饱受非议，实际上，它仍然是英帝国的成员，但已经是日渐衰弱、不被重视的一员，没有增强整个帝国的实力，反而遭到所有那些恐惧和嫉妒英国强大实力之人的横加指责。

刘仲敬译本：

史家秉笔直书，记录灾难、胜利和邦国的大罪、大愚。后两者远比任何灾难更可耻。这些都是我的责任，但我的责任不仅限于此。拙著记述吾人所蒙福佑之要，务求恰如其分。岂容精金美玉，竟因杂质减色。宪制充分地保障了我们的自由免遭王权侵蚀。御座一旦孕育滥权的新阶级，势必撤除防范绝对君主制的藩篱。财富不断增长，贸易不断扩展。善莫大焉。然而，某些邪恶亦将如影随形。部分原因在于不明智的干涉，部分在于不明智的漠视。贫困和野蛮的社会反而不为这些邪恶所累。王室倒行逆施，坐失两大重要属国。种瓜得瓜，果报不爽。他们破坏北美殖民地与母邦的纽带，何其轻率顽固！他们以族治族，以教治教。爱尔兰何辜，竟然遭此诅咒！爱尔兰确实没有脱离帝国，然则元气凋残、苍生倒悬；其于邦本国力，焉有分毫之助？任何人只要羡慕或嫉妒英格兰的伟大，都能以爱尔兰为责难的口实。

先谈谈词汇、句意的理解错误。在even what we justly account our chief blessings were not without alloy这一句里，account其实是“认为、视作”的意思。两个译本，一个译成“陈述”，一个译成“记述”，都错了。而刘仲敬译本将此句译为“记述吾人所蒙福佑之要，务求恰如其分。岂容精金美玉，竟因杂质减色”，则完全误解了句意。所谓not without alloy，类似“福兮祸所伏”，是说我们眼中的好事、幸事未必百分之百地好。

在a new class of abuses from which absolute monarchies are exempt这一说法中，class相当于kind的用法，是“种”的意思，a new class of就是“一种新的……”。两个译本，一个译成“阶层”，一个译成“阶级”，都错了。至于刘仲敬译本将后半句译为“御座一旦孕育滥权的新阶级，势必撤除防范绝对君主制的藩篱”，则连后面的to be exempt from（免于……）也没看懂，意思全不对了。

最后一句中的a member of the empire, but a withered and distorted member，这里的member是“肢体”的意思，尤其指胳膊、腿。一个译本译成“成员”“一员”，失却了原本有的比喻意义；而另一个译本中所谓“元气凋残、苍生倒悬”，则未免空泛夸诞。

从风格的角度来看，麦考莱反复使用It will be seen that……的句式，是明显的排比，而两个译本都未注意及此。本来，麦考莱这种不无虚张声势的文体，用唐宋八大家式的古文腔调来传达，是蛮不错的选择。可惜的是，刘仲敬译本中的文言成分，疵而不醇。往好了说，是优孟衣冠，刻鹄类鹜。而“种瓜得瓜，果报不爽”这类话，就未免成为笑话了。

无论如何，稍微难一点的地方，两个译本都错得太多，让人无法信任。译本的这种状态，也是我用“僵尸”这个比喻的其中一个原因所在：借尸还魂，还回来的不是完璧玉体，而是一边走一边掉渣的僵尸。

《麦考莱英国史》（卷一）

（英）托马斯·麦考莱著，周旭、刘学谦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麦考莱英国史》（I）

（英）托马斯·麦考莱著，刘仲敬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

填字游戏答案：横向：一、威物之神；二、日出；三、埃博拉；四、提香；五、西游记；六、格陵兰；七、碧池；八、特斯拉

纵向：1.鲁西西、2.红日；3.游泳池；4.出埃及记；5.普拉提；6.香格里拉；7.福斯特

撰稿人

刘子超，作家、旅行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为GQ中文版、《南方人物周刊》、《时代周报》等媒体撰稿。著有《穿越印度的火车之旅》等，译有《约翰·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选》。现为《ACROSS穿越》杂志编辑总监。

梅根·戴（Meagan Day），作家，句点网（Full Stop）专题栏目的联合编辑，并为《格兰塔》（Granta）杂志撰写评论。她在旧金山的《麦克斯韦尼斯》（McSweeney’s）杂志有一份全职工作，部分时间生活在伊斯坦布尔。

金宇澄，1952年生于上海，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8年起历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小说《繁花》出版后反响强烈，先后获得多项文学大奖。

冯立，摄影师，1971年生于成都，作品曾在平遥、连州、济南、北京、旧金山等地展出，获第八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新摄影年度评委会大奖”、第四届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最佳摄影师大奖”，代表作有《白夜》系列。

朱墨，自由摄影师，曾在《新京报》、现代传播等媒体任图片编辑，并与《生活》、《三联生活周刊》、GQ、domus等杂志合作。他曾在2012年入围三影堂摄影奖，2013年参加首届北京国际双年展。

李静睿，记者、作家，生于四川自贡，毕业于南京大学，曾供职于《新京报》。著有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等。

庄秋水，作家、媒体人，生于山西忻州，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东方早报》等媒体供职。

邹波，诗人、专栏作家，现居加拿大，曾任《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生活》杂志采访部主任、《锦绣》杂志主笔等。著有《书与画像》、《现实即弯路》、《外省精神》等。

科迪莉亚·法恩（Cordilia Fine），加拿大裔英国籍作家、心理学家，法恩在伦敦大学学院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出版了两部关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著，并为一些学术刊物撰文。她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现代思维”。

张宇凌，自由撰稿人、艺评人、策展人，生于重庆，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获艺术史博士学位。著有《唯美主义》，翻译作品有《中世纪社会》、《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等。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江弱水，安徽青阳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文化学系主任。著有《中西同步与位移》、《古典诗的现代性》、《抽思织锦》、《文本的肉身》等诗学专著，并有诗集《线装的心情》和随笔集《陆客台湾》、《赖床》。

刘铮，笔名乔纳森，通七门外语的资深书评家。著有《始有集》，编有《日本读书论》。评论散见于《读书》、《书城》、《天南》、《印刻》、《万象》、《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南方都市报》等报刊。

耐心与高潮

我一直对茨威格未竟的计划好奇不已。他曾试图缩写整套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地缩写，去掉个别累赘段落”，因为“在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在任何一本传记里，在任何一场意识的辩论中，凡属冗长繁琐、豪华奢侈、晦涩朦胧、不明不白、过分迟缓之处，都使我反感。只有那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气读到底的书，才能使我感到满足”。

我曾着迷于茨威格的“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马来狂人》还有《人类群星闪耀时》，都曾让我心潮澎湃。但令人意外的是，除去当时的阅读情绪，我对这些作品的一切——人物、结构、细节却都记忆不清。接连不断的高潮，似乎带来了另一个后果，没有任何可以铭记的高潮，或者说，它变成了雷同的高潮——经过精心的浓缩，巴尔扎克小说的创作过程、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一个陌生女人的内心纠结，都变成了相似的面貌。

出生于1881年的茨威格属于一个不断加速的年代。他那本迷人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常被想象成一个优雅、缓慢的旧欧洲，但事实上，那是个追逐速度与变化的新时代。电报、铁路、电话、电影这些新发明带来了崭新的生活经验，它们不仅作用于商业与政治世界，也影响到音乐、芭蕾舞与小说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茨威格缩写名著的欲望，正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华尔街的投机者、好莱坞电影工业、查尔斯·林白的飞行一样，都是对刺激与速度的渴求。

重温茨威格的雄心，对于我们了解当下不无助益。比起茨威格所经历的令人目眩的现代经验，我们所遭受的后现代体验更令人难耐。身在维也纳的茨威格感到全球性的经验向他涌来，以至于他只有不断加快速度，才可能消化它。而我们则只需要打开手机，整个人类历史、知识、经验就唾手可得。在这样的语境中，缩写的名著都显得过分冗长，甚至往昔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只要应付眼前的经验，就已疲惫不堪。

你要在Twitter上随时表达观点，在微信上与各色朋友谈天，一边开会一边查看email，在度假时仍要保持在线，所有传统的界限，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甚至工作与生活，娱乐与思考，朋友与同事，都消失了。它们同时挤入你的当下。

这带来了令人惊异的兴奋，你可以扮演多重的身份，同时完成多重任务，身处多重的网络中，只要打开另一个窗口，就能逃离掉眼前的困境或者乏味。你的生活可以由一连串毫无逻辑的刺激构成。看似新的刺激，变成了重复，你总停留在新经验的浅层。一切界限的模糊，看似的逃离，却无处可逃。

这期杂志的理念有两个来源。首先是一则三星智能手机的广告，它代表了我们时代的精神——“不耐心是一种美德（Impatience is a virtue）”。另一个是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他曾在一篇演讲词公开赞颂无聊，“因为它代表了纯粹的、未曾稀释的时间，它闪耀着时间那全部的重复、冗余、单调的光华”。显然，我们的认同离后者更近。只有坦然接受生命中大量的无聊，才有可能体验那真正高潮的一刻。

在这一期《单读》中，我们探讨了耐心。我们与摄影师严明、小说家阿乙、榫卯创始人孙勇交谈，探讨他们如何缓慢地等待情感与思想的形成，最终在某一刻找到了观察、描述日常生活的新角度，我们观看纽约唐人街的中餐发展史，呈现摄影师于默用十年在中国小城记录的影像故事，我们也听文学批评家张新颖回忆他在将近十六年的时间中，如何一点一点进入沈从文的内心。

本刊编辑部

目录

耐心与高潮

话题

阿乙：我的脑子里就像野火在烧

严明：坚持是一种天理

孙勇：榫卯变奏

访谈

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访谈

影像

站在跳不下去的悬崖上

小说

情人

报道

重走梁思成之路：失忆的李庄

国家任务

随笔

纽约唐人街的年夜饭及其他

神坛下的国父——杰弗逊和萨利•海明斯的故事

一个人总得做点什么

书评

钱理群的小书架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记忆

全球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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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阿乙：我的脑子里就像野火在烧

撰文　许知远

我们对别人没有痛苦，别人也不会为我们痛苦。没有谁让我在心灵上感到巨大的沉痛，让我揪心不已，哪怕是一个罪犯，也没有出现。

他主动解释自己胖了，吃激素吃的，然后是病情，一种免疫系统疾病，肺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斑点……他语气淡定，带着一点点戏谑，像是在说另一个人。

我与阿乙不熟悉。在他作为一个写作者声誉初起时，我对于阅读同代作家毫无兴趣。在三里屯的一家楼下是按摩店的媒体公司，我们曾是短暂的同事。我们分属不同的楼层，又都很少上班，或许只在电梯里匆匆打过一次照面。他的消息偶有所闻，因写作长篇小说而住院，不无殉道之感。

直到两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他，不是小说，而是关于北岛的散文。我几乎立刻被他文字的凝练与情感的真挚所打动。然后我找来他的几本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春天在哪里》、《鸟，看见我了》，还有一本日记体的随感《寡人》。连续一周，我沉浸在阿乙的世界中，怀着赞叹，并有一丝嫉妒。

我嫉妒他节制的叙述风格，他的县城经验，他对自身焦虑的巨大坦诚。尽管带有对不同作家的模仿痕迹，但他仍构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对于更崇高情感的孜孜追求，无比期待他的文字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这种虔诚在我们这代人中已相当罕见，我们普遍深陷于被现世承认的诱惑里。

一直到2010年凭《那晚十点》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前，阿乙都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外省文学青年。他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在这座沉闷的县城，他有一个沉闷的名字“艾国柱”，一段沉闷的青春，以及一场绵延的、毫无结果的单恋。他考入了南昌一所警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一个乡村，登记户口、排解邻里纠纷、协助刑警调查命案，更多的时刻，是陷入绝望的等待，他想逃离致命的平庸与匮乏。通过一点点送礼的小手段，还有他自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写作兴趣，他调到了县城（后来还被借调去组织部），撰写领导讲话、刑侦通讯。

在短暂的兴奋后，更深刻的绝望到来了，恰如他在日后的一篇小说中描述的：“二十来岁的科员变成三十来岁的副主任，三十来岁的副主任变成四十来岁的主任，四十来岁的主任变成五十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

感谢正在兴起的互联网，他用哥哥的一台旧电脑，在突然冒出的各种BBS中，成了一名活跃的发帖者，以“阿乙”之名专门写作体育评论。他的命运因此改变，通过投送简历，他获得了去郑州一家报纸担任编辑的机会，一场逃离正式展开。他先是从乡村逃至县城，然后逃到另一个省份，接着上海、广州，直到北京。他也要逃离逼仄的文化氛围，从《读者》、柏杨、李敖的杂文，逃离到加缪、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世界。

也是在这逃离中，那沉闷的县城经验变得鲜活、清晰起来，催生了他第一批作品，那些没有出路的命运的各种挣扎。他获得了喝彩，北岛称之为“近些年最优秀的汉语写作者之一”。

他也要逃离中国作家的普遍困境—仅仅是个说故事的人—他想掌握更普遍的智慧。这次见面时，他刚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他说自己这一次是对昔日经验的最后一次征用，此后他要开始寻找新的写作方式。与人们习惯性的判断不同，他不是个沉迷于荒诞与小人物命运的作家， 而是充满饥渴地在寻找意义与秩序，带有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我们谈了县城的经验，他爱的福克纳与不喜欢的路遥，对自己的不满，新的雄心。与他克制的书写不同，他的谈话密集又杂乱，充满了破碎的句子，仿佛是他的舌头跟不上激动情绪，或许这就如他自己说的，“我的脑子里就像野火在烧”。

最后的县城

《单读》：我们先从你刚写完的小说开始吧。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关于什么内容？

阿乙：从2012年8月份开始，我记得好像我当时写了一笔，然后一直到2014年11月差不多写完，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到一半的时候，整个人崩溃了，没有办法收场，住进了医院，得了一种名叫慢性进行性免疫系统的病（IgG4）。然后就吃激素，吃成了一个胖子，长胖了30斤。

住院的时候，因为老怀疑是肺癌，觉得自己会死，很悲壮地把电脑带到医院去。医生说，这种情况你也写不成啊，就强行把写作和抽烟都戒掉了。戒掉以后，就不焦躁了。这个病说白了也是因为焦躁，想功成名就，写一个长篇，像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一样，最后急火攻心。

半年以后出院，开始知道惜命，打死也不写这个小说了。过了很久，觉得无所事事，才慢慢悠悠写完。过去一写完就马上想拿出去发表，好像时间不等人，现在写完也无所谓，放在那儿，甚至不想出，找朋友编辑帮看一眼，她说有些地方不太好。她得的病比我还重，但我觉得她说得还是诚恳的。我慢慢改，基本写完了，现在要加一个附录，大概五千多字，把有些环节润色一下，一两年以后再拿出来。

《单读》：什么题材？

阿乙：不好总结。它的舞台是村镇，村子里有个霸王，喝酒喝死了，被埋了以后，因为国家的火葬政策，开棺了，结果发现他在棺材里面活过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提升一下寓意，就是农村消失了。我现在回到出生时的乡村，发现它只剩下一些行将就木的人还住在那儿，外面的人回家乡，一是祭祖，二是作为一具尸体（回去），把乡村变成墓场。

我有时候打盹儿或者做梦，会梦见自己出生时的乡村。那里四面环山，也许以后会变成一个水库。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的家乡也逐渐不存在了。在那之前，新农村出现了，那是最后的疯狂，建了很多水泥路，大张旗鼓，其实最后发现是大撤退。我的小说就是写，大家都成为城里人，只有一个人在那儿死了，像农村的最后一抹夕阳，象征着最后的农村。当时野心有点大，想得多，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单读》：写完这些过去的经验之后，它们在你心里更清晰，还是可以搁置了？

阿乙：基本上写完以后，就取代记忆了，避免了继续记忆或是有点记不起来的那种痛苦。现在有些事情，因为离那个年代已久，记不起来，而且我最近两年在服药，对记忆力伤害很大，强行去想过去那些没有写下来的事情，非常伤人。有些记忆就放在文字里了。记忆好像是个负担，我觉得是一个卸载的过程。

《单读》：这些年你也不断地回家，看到县城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感觉？

阿乙：县城现在从物质上来说，比大城市甚至要好。它只有几个指标不太好：一是煤气，可能还在用煤气罐，这是我比较讨厌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是采暖，像在南方，采暖不像北方这么方便。但剩下的生活条件简直太好了：一是巨大的空间，你在北京住50平米，在那儿200平米都能搞得下来；还有一个是美好的天气。但我现在仍然恐惧回到县城。前两年经常做噩梦，梦见我父亲拿着一个蛇皮袋，和家人一起又把我抓回去了，塞在某个单位上班。前些日子，有人建议我回老家，在当地文化部门上个班，帮忙做推介，因为我现在写作有点名声。当时也没拒绝，后来觉得这个事情挺荒谬的，真要去了，心里肯定很凄凉。

而且我离开县城有一个巨大的原因，就是我在那儿买不到什么书。买书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报亭，报亭更新比较快，能买到的好东西就是《杂文选刊》、《读者》、《涉世之初》这样的杂志；二是新华书店，但也买不到文学书。我现在想，为什么县城的人比较喜欢看《环球时报》？为什么他们关心军事，关心刘少奇的冤案或是谢富治、罗瑞卿的红墙秘史？为什么杂文在县城知识分子里比较流行？柏杨、李敖、王小波他们写的东西固然很有先见，但好多年重复讲一个问题，停滞在某一个地方。我如果要获取更多的东西，在县城里肯定不行。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知识分子，写了很好的文章，办了很好的杂志，写了很好的书，但他们的东西进不了县城。这种情况下，其实只有离开。后来到北京，才能接触到这些多元化的东西。要是在县城，你不得不被凤凰传奇、汪峰所决定。我QQ、微信群里的高中同学，包括当时我认为思想上比我先进多了的人，现在跟他们聊天，非常诧异，他们转发的消息，天天咋咋呼呼，吓死人。人的意识其实是被县城的大众文化吞噬掉了。

《单读》：对北京最初是什么印象？

阿乙：对北京最开始的印象是很平常的，因为是小白领的生活，没有大的起伏。我到外面以后，往往是对县城的回忆特别多，直到这两年，县城的回忆才彻底淡去。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县城的人的性格比较单一化、脸谱化。他是一个吝啬的人，就会表现得特别吝啬，大方就特别大方。而在城市里，一个吝啬的人和一个大方的人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大家都装得比较斯文，没有大的冲突。在县城里，可以亲眼看见有人动手打人。这也跟我做警察工作有关系，有时去菜市场或者别的地方，总能看到骗局，看到那种赤裸裸的玩弄，有时候我就跟个上帝一样眼睁睁地看着。我写小说的时候喜欢化身为鸟，也是因为这个上帝视角。看着一个农民从停车场走出来，拿了钱准备去买化肥种子，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小偷，各种各样的骗子等着他，要对他动手。我就像一只鸟一样看着他，自从他走下抵达县城的中巴车，他的命运就要遭受巨大的改变。

《单读》：你看到的中国作者里，谁对县城的经验处理得比较好，不管是写作还是电影，贾樟柯？

阿乙：贾樟柯那个是真好。那时候的汾阳县跟我们瑞昌县一样，都是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在建设的前夜，那时的小偷完全就是那样。在理想主义的末年，有一批人还想往外跑，后面就没了，大家沉寂了下来。最后《站台》里头那个人在打盹儿，回到原来的生活，我觉得还是蛮真实的。我也属于那一批往外跑的人，就是《小武》里面那种生态，它也不讲什么故事，就讲县城里暧昧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特别自私，又常年生活在一起。千万重的交错，大家都有亲戚关系，对彼此下不了狠手，又存在一种冷漠。父子之间的冷漠尤其明显，最后就是一个财产分割人而已。

《单读》：作家里面呢？

阿乙：作家，中国作家虚伪的太多了（笑）。正例子应该有，但我举不出太多来。反例就是路遥，因为他写的东西一点都不真实，都是意淫出来的，没有一笔是真的。他写县长的女儿和矿工谈恋爱，这个怎么可能，连句话可能都说不上。这个你死活想不通。我觉得路遥真的是好作家，但思想上特别落伍。中国好多作家思想落伍，庸俗。

《单读》：你喜欢福克纳吗？他处理的是美国县城，你觉得和今天的中国相比，如何？

阿乙：我喜欢福克纳。福克纳他会考虑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比较粘稠。他自己也活在南方，这种粘稠感比较真实，就像土豆泥。还有土地的气味，整个南方的气候，你能感受得到。在我们那个县城，我记得总下雨，现在回去老是没有雨。第二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市侩。

《单读》：余华和苏童也算是在处理县城的题目吧？

阿乙：余华也没有过多地处理。你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实际上处理的是一个寓言，跟南方的背景没什么关系。苏童写过一条香椿街，但他好像也没有留下一部特别经典的关于城镇的作品，像福克纳那样标记明显的作品。他反倒是写帝王将相、地主崽子写得好，写女性的东西写得好。毕飞宇也是，写女性写得好。

《单读》：你什么时候对小说家的思想性，产生了这种敏感？

阿乙：我是这么想的，写小说是避免去传递思想，但如果要传递思想，最好是传递先进一点的思想。我举个例子，苏童一定是非常有文化有水平的人，但他也会犯错。他写在一个工厂里面，刀是古巴产的，然后就发出感慨，说天下都是一样的。叶弥的《天鹅绒》里也有一段，小队长和女知青偷情，小队长说我愿意做你的卫生棉，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查尔斯王子也跟卡米拉说过，我要做你的卫生棉，然后又说，这个时候就觉得天下都是一样的。叶弥的作品我也挺喜欢，但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叫大众庸俗情感，是《读者》的那种情感在驱使他。有一些好作家的作品的标题，我一看就不想读。这些作家我都很敬重，比如迟子建老师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个小说一定是个好小说，我看完了，但这个标题有点拉拢读者。还有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到最后为了抒情，就说两个人在行欢的途中，那人不仅加快了动作，还一边想到生活会越来越好，本来写的是普通市民的悲惨生活，最后走向光明。我觉得这是情感上的庸俗。这些作者不是没有文化，也不是没考虑，也不是不能超越，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么写？我想，他们一定是在出售什么东西，类似开了一个小卖部，来了一个顾客，他是一个下里巴人，或者一个可怜人，我就把这个东西卖给他，让对方舒服，最后小说变成了这样。你想象不到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卡夫卡、福克纳、但丁会这样写。

《单读》：你担心自己掉到这个诱惑里面吗？

阿乙：我不担心。我对这东西非常警醒，我知道我有哪些东西是故意煽情，我不敢多看那里。在我的书里面受到好评的一些短文章，有些是我不喜欢的，它们牵涉到我的爷爷、父亲，牵涉到家属的情感，一大堆人向我写的这些文章致敬，我说我写的时候鬼迷心窍了，就知道今天会有人来这么表扬一下，很后悔。《寡人》里面，反响最多的就是那篇叫《子宫》的文章，写祖父的，一个下午兴之所至，写完就算了，不想用此来沾沾自喜。结果，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好，但是我知道这篇文章里一定有利用读者的地方，有向读者收税、玩弄读者的地方，煽情的东西都是玩弄读者。中国小说煽情技术还不太高，马脚太多，煽情技术是一门很高的技术，要煽到不露骨特别难。

没有心灵的社会的心灵史

《单读》：过去的经验差不多已经用完，下一个经验是什么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阿乙：现在其实已经在往外远征了。写这个长篇，实际上是最后一次疯狂地征用过去的经验。因为我把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复制下来，甚至具体到公里，我都在计算，在地图里面查。而远征，就是写一些远离自己的、戏剧性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通过固定的性格或者固定的情节来推理。这个过程其实就在不停地实验，就像太空里的宇航员，出去玩一会儿，但还得找到一个新的寄宿的地方，否则就在太空里飘着，没影儿。所以我去年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但丁，还准备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想在心灵上看到一些脉络，去写一个当今时代的人，但我自己作为一个标本，作为艾国柱，不足以成为一个典型，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人，或者对这个时代有重大的思索的人。我不像你，我分析自己是一个自我放逐的70后，就是把自己放逐于政府、社会之外，我对这个社会没有激情，我对改造政府、改造社会没有激情。我只是读书，读书就是吃肉，就是我的享受。

对于80年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包括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经历，我都有热情。但在写这种心灵史的时候，我自己成为不了那个典型，我的典型只是情感史，谈了很多重复的恋爱，也没什么意思，构成不了但丁那种痛苦。但我一直在想，中国以后一定会有人要写这样一个苦闷的东西：我的灵魂被谁抽走了。或是像堂吉诃德，要去跟谁挑战。如果我是一个力气比较大的作者，我一定会完成中国几十年来的心灵样本，而不是像余华那样在书写欲望上的样本。现在我还没活够，还处在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思考过程中，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苍白的、没有勇气的人。我也会在写作中尝试另外一些样本，就像当年司汤达在思考于连·索雷尔的时候，这个青年对于拿破仑的梦最后的覆灭。那时候存在从外表到内心都比较高尚的人。我一直在想，人类伟大的作品其实都是关乎人类最高峰、民族最高峰的作品，就像《罪与罚》，我还没有在中国找到这样的样本。你看我们写这个时代，写《我是歌手》，就很荒谬。大家好像都“被去世”了一样，被割掉一样，心灵上处在一个极其盲目的状态。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写过一个杀人犯，但是它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样本。

《单读》：它是一个没有心灵的社会的心灵史。

阿乙：对，你觉得这个时代有谁是有拿破仑梦的人？好像没有一个典型，没有谁为了献身去自杀、崩溃，没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去写。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写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故事，别人说我的小说结构比较强，其实就是花哨比较多，它也是处在这个无奈的过程中。

也许有一天我会去写这种荒谬感，人的这种无可立足，整个时代一点声音都没有。简单的两个例子：一是雾霾，雾霾来了，这是会带来肺癌的东西，但大家还是继续生活。还有一个是我报考研究生，去研究生网注册，立刻收到不少“包你考中”的垃圾短信，每天平均三条。网上说一百三十万人报考，岂非一百三十万人资料全部被泄露了。这个时代的人有点像当年被赶进集中营的人，沉默地走进去。这可能又重新走到卡夫卡写作的老路上，我始终想看到一个交响乐式的向上的现代社会心灵史。路遥曾经干过这事，但那是虚假的。

《单读》：你看过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吗？他们都说那是一个完全沉闷的时代里的交响乐。

阿乙：我没看，因为我也想去写一个。我的野心是在四十多岁以后做一个集子，把以前的东西捆好，放在一边，然后潜心去做我刚才说的事，给这个时代塑造一个典型，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像空气一样感受到的人物。但到现在，它还像一张白纸，一个字都落不下去，我很羡慕前两个世纪的这些牛逼的作品。

《单读》：你的情感是19世纪的？

阿乙：嗯，人应该是向上的，人在社会里应该是蓬勃向上的，和听交响乐一样，或者是像拿破仑一样。这些年来，让我心灵上比较震撼的中国人是令计划，通过新闻得来的，他其实是一个平民子弟往上走的典型，包括他的陨落。虽然大家像谈论一个第三者一样谈他，但我是把他纳入到自己的肉体里来了，我觉得我就像他。我的名字叫艾国柱，我的爸爸当年也喜欢取这样的名字，中国人对自己的子女期望就是这样。家人也希望我从政，我曾经也在那个路线上走了一段时间，还到市委组织部上过班，当时如果市委副书记抽我去当秘书，我现在就走在政治的路上。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不是一般的鄙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也在那条路上，很可能跟他是一样的，做一样的选择。在中国一说向上，就会扭曲，到最后成了一种权力，在权力的吸附之中。

《单读》：非常巴尔扎克式的，但他把理想主义这一块给抽掉了。

阿乙：就是功利主义，所以我不会把它当成心灵史来写，但我曾经想过，把它当成一个悲剧来写。有段时间我读了很多莎士比亚，就想在中国找到一个翻船的官，令计划特别合适，特别莎士比亚。那个戏剧性的一夜，独子死亡之夜，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他万念俱灰，所维护的一切没有继承人了，但他要处理这么多事情，还要继续。

《单读》：你说心灵史的经验，会想到代际的概念吗？这个对你来说重要吗？

阿乙：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写作是有这个使命感的，作家就是应该给一代人留下一个精神上的印证。有时候我会羡慕经历过“文革”的和80年代巨大变化的人，那一代人两度幻灭，这个过程极大地释放他们那种精神上积极向上的东西。90年代以后，一大批人已经彻底功利化，这种功利化可能是一个外皮，而他的内心在流血。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我是1976年生的。80年代确实充满阳光，现在则处于炎热的状态，一个比较腐烂的时代，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傻子，如果你在精神上比较亢奋，人家就觉得你是个傻子，甚至别人还没有认为你是傻子，你都觉得自己是个傻子。大家迅速找到了各自，互联网也帮助大家在娱乐上找到归属感。

《单读》：其实整个中国在县城化啊。

阿乙：有可能。中国现在所有的激情，我都觉得特别怪异，创业激情，马云式激情，唐岩式激情，作为商业来说是很正常的东西，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这种神话固然常有，但在中国，它已经成为唯一的东西，理想主义没有别的出口，最后都成了创业的激情。

《单读》：对于很多人来说，马云就是拿破仑。

阿乙：是。转眼间，我过去的同事，现在有些成了CEO，不是什么大的CEO，至少也是个淘宝大店主了。

《单读》：你会怎么描述他们的故事呢？

阿乙：没办法描述。我甚至觉得，现在只有新闻记者的非虚构作品是可写的。如果有一批很好的作者，他们能完成得很好，因为这比罗生门精彩多了，事件之中甚至谈论事件的每个人的居心都不同，包括受害人和所谓的弱势群体。

我在一个颁奖晚会上，曾近距离看见一个乡村教师，表演性太强了，他们知道怎样获得更大的捐款数额。主持人为了表演自己的爱，过去拥抱，又要抱，又怕自己衣服弄脏，又想亲吻，又下不了嘴，最后眼泪出来了。那东西就是很怪，从远处一看，两个人又像是真正有感情。捐助人也是一副大爷样。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冒大不韪，有些人确实受了损害，但他在微博上求助的时候，充满表演性。这个社会不纯粹到了极点。

欲望之内的中国

《单读》：如果你来写你们这一代人，会有什么精神遗产？

阿乙：我不知道你对70后的其他人怎么看（笑）。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遗产。

《单读》：或者你觉得这代人的经验是什么？

阿乙：一文不值的感觉特别强，我所说的一文不值就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收尸。我这么说，可能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假如我们当中有谁死了，只是微博上一两天的谈资，点上两个蜡烛，大家就把他送走了。他就像一个东西，漂到下水道，没了，撼动不了任何东西。我们对别人没有痛苦，别人也不会为我们痛苦。没有谁让我在心灵上感到巨大的沉痛，让我揪心不已，哪怕是一个罪犯，也没有出现。这个社会有像于连那样的人吗？当时的俄罗斯，好像所有青年都在探讨祖国的出路。中国的民国、晚清，也是在探讨出路。现在也有很多人探讨出路，但我总觉得好像够不上心灵这个层面，也许你能看见，但是我离这些人太远。这些年我看到在言论上阴阳怪气的人太多了，哗众取宠的人太多了。

《单读》：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能做什么？

阿乙：作家，先写点故事再说，在目前情况下写一些好故事，至少跟西方的作家拼一拼讲故事的能力。心灵上，还得去读一读这个民族的著作，去看过去的人怎样发掘时代。我现在感觉不到那种家国一体、为了理想主义粉身碎骨的典型，或者是我个人缺乏这个总结能力。

《单读》：在西方市场的成功，对你的吸引力大吗？

阿乙：有一点吸引，我总觉得，它会慢慢实现。我的小说在2015年可能会有英语、法语、日语三个版本出来，不过我去国外，看到书店里的中国作品，感觉就像孟加拉作家的作品摆在中国一样，可有可无。但是我想，小说就是写给世界人看的，我心里的读者，不是中国人，即使国外的读者加起来不超过五十个人，目标读者还是世界读者。有这样的决心，可能是因为我读的小说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

《单读》：对他们来说，小说最能提供的是什么东西？

阿乙：你把我难倒了（笑）。大概就是人的情感和命运，但我现在提供的都是故事。上次有个人批评我——我通过搜索看到这个批评，说我写东西手熟，我觉得他是对的，现在写故事，闭着眼睛就能编，讲来讲去还是一个故事。但情感上、心灵上的挣扎，我现在处于一团乱麻的状态，不能永远在暗恋史、痛苦的经历中打转，我得走出来。要去考虑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典型形象在哪儿，有还是没有，是什么样一个人。可能是一个苦闷的人，一个四十多岁自杀身亡的人，或者是一个幻灭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又不像余华的李光头。这是我所说的困境，目前还没找到，也跟我自己没有去认真找有关系。

《单读》：我们谈的多是经典作家，在世作家的作品，你读吗？

阿乙：也看的，只是看的时候我都不太在乎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更倾向于看那些老作家，或者说，生死不明的作家的作品。马尔克斯刚死，昆德拉的新书《庆祝无意义》，一出来我就去买来看。新一点的作家，我不太敢去接触，因为他们接受的读者检验还不太够，你分不清楚它是好是坏，万一上当了，因为我的学历和学养都很差，有人说它是好的东西，你误以为也是好的，模仿下来，隔了几年，发现它是坏东西，那你也跟着坏了。

所以我宁可去看但丁，13世纪的作者，几个世纪的读者来考验他。你如果模仿他，或者思考一下他怎么写，为什么他被放逐以后，会让自己出现在森林里，然后一步步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包括他怎么安排结构，《神曲》是一个“33”结构，天堂、地狱和炼狱，每个有33篇，最后加一篇，凑成一百篇，结构上非常完美。每一个环节，哪个罪行受到什么惩罚，都是对位的。他是非常牛逼的作家，如果参照他，得到他的营养，就不会错。福克纳的东西好就是好，但要说路遥，年代太近了。再加上现代的作者水土流失严重。像我这样的作者，如果在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应该是在一百名开外，可有可无的，但我现在即使不写东西，也还在一个大名单里，在新一代写作者里，好像说着说着就说起我来，其实我没有写很多东西，也没有写出什么成功的东西。只能说现在写作的人少了，还有就是写作者互相封闭，彼此之间交流越来越少，有的人成了这个系统的熟人。

《单读》：所以成为英雄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阿乙：越来越高了。我觉得我现在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我不写，我也不担心别人写出什么东西来，每年有那么多新作家，我从来不担心。这么多年来，还没有第二部《白鹿原》出来。我写的这个长篇，肯定也不行。我没有发现中国作家心态上有准备去写出《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大家都觉得自己责任很大，但普遍天赋不够，或者能力不足，就像那个驾驶太阳神车辇的人，他的儿子法厄同要求父亲给他驾驶一天，他就把天给烧了，他有野心，但他的力气比较弱。现在大家都是法厄同，一年不知道烧了多少纸，每年出了那么多大部头，都是把有限的才气浪费在一次准备不太充分的操作上，包括我住院的那一次写作，所以我不急，我综合考量它在我整个生命中所处的位置，还不足以让我安心去死。我以前跟叶三开玩笑，写出一个好作品，就可以去死了，绝不留恋一天。人活着，就是为了写出一个巨大的作品，让自己满意。福克纳写《押沙龙》，写到一大半的时候，跟编辑写信，说我在写的就是目前美国最伟大的作品。福克纳是一个谦虚的人，他的自信、狂妄，都是实打实的，他就是当时美国最高峰的作家。在我心目中，这一本书是世界上完成度最高的十部作品之一，他写的时候就有这个自信。

《单读》：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这个雄心？

阿乙：最近才产生的，因为最近我老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写这个社会，写着写着就往欲望那边靠。我一直觉得中国小说的写作对象欲望化比较强烈，比如阎连科老师写的《炸裂志》，肯定是因为欲望才炸开的，或是像余华写《兄弟》、《第七天》，都发现中国充满着欲望。我对这个有警惕，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完全的他者，一个完全可以取笑、抨击的社会现象来写，但是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也是这样，里头的人充满欲望，好像只有这个东西才能解释现在大多数心灵的真实，那种贪婪、自私。我文凭低，但我自恃为读书人，这不是读书人心里想要的那种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我甚至觉得那只算一个现代说书人，说说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余华就特别明显，把各种各样奇怪的新闻放进小说里。

《单读》：你怎么做到这么诚实？

阿乙：因为掩饰的代价很高。到最后，诚实的代价成本是最低的，要撒谎的话，来来回回要用很多方式，还要强迫自己记忆，很累。我这个人比较懒，没有那么多心思记那么多东西。而且讲述本身就会和事实脱节，为了达到讲述的效果，它会有变异，有时候这种变异往往还被我们自己当成真实，有时候我也会反省这个。我记得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打过擦边球，整个人就是像昆德拉说的那样，充满了“舞蹈”。你知道采访的背后是潜在的观众，为了完成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自己，会有意识地对自己进行剪裁。人到了那个话筒面前，自动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严明：坚持是一种天理

撰文　吴飒

我知道所有的曲折背后，都安放着一句笔直的誓言。

认识严明八年了。

刚熟识那会儿，我还是个不务正道的新闻学院研究生，严明也还不是著名摄影师。记得当时他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刚从娱乐新闻部转到摄影部跑突发新闻，每天勤拍苦练。这位摄影新兵有多拼命？我们几个共同的好友当时经常盯着南都，就是为了数严明又拍了几个头版。除了工作，他每天背着一台莱卡单反扫街，他推崇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抓拍天赋惊人，出片量很大，每隔一两天就钻进暗房冲洗胶卷，然后扫描新作贴到个人主页上和朋友们切磋分享。乐此不疲。

那个时期严明的摄影，即使是新闻照片，也会散发出某种特别的幽默或荒诞气息。这种气息至今不曾消散，如一根轻盈却韧劲十足的弦，系在他作品的两端。这些年，我们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转头看一眼严明，他还站在那儿，有点木讷，揣一台相机，跑他的码头，行万水千山，似乎要把这烟火人间魔幻现实拍个遍。

前年一个盛夏的傍晚，严明骑着单车满头大汗来找我，小心翼翼交给我一个精心密封好的纸筒，里面是一幅他签了名的照片《云墙》，托我把它“人肉快递”给北京的一个藏家，他不放心快递公司。这份极端的谨慎出我意料，我想，我手里拎着的是严明的信仰。那天我们在路边聊了很久，他说他出门拍照住五十块一晚的旅馆，我不意外，然而他告诉我他出远门前连一支洗脸奶要不要携带都会严肃思考时，这个微小的细节却触动了我。他对欲望的警惕、对精力的吝啬简直令人发指，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这样搞艺术的人？我说你写一本书吧，把你的历程和思考写下来。

“那些心头所好，其实可以慢慢慢慢成为信仰，成为宗教，成了你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就像有情人与你成了眷属——原来这正是你要回到的本意。”2014年，严明在他的新书《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里写下了这句话。这本摄影随笔在去年红得让人有些意外，但也在意料之中，“我真的是在掏心掏肺”。认识严明这些年，朋友们都很清楚，只要他认定了的事，所有的凡尘俗务都必然靠边。当一个人可以对生活的要求降至谷底，他的能量就是一座火山。

“我不会写诗。纯纯地喜欢过一些东西，蠢蠢地努力过，一生矛盾，但始终没有变得复杂。我认定了这样的人生值得一活，可以无限接近诗句，无限接近向美的皈依。”

热爱，并清醒地为之玩命，我想这就是严明所有的秘密。一点都不复杂。

前不久，一位收藏了严明四幅代表作的藏家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收藏严明吗？除了喜欢他的作品，我也是在为他的人生体系买单。我珍视他的一腔赤子之心。”

想起两个月前，我问严明最爱哪一本书，他的答案是《杜尚访谈录》，“杜尚开启了几代艺术人的思维，他把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

拼命划一道深痕

《单读》：你可能是我们身边朋友里职业生涯最陡峭的人，至今换过五六个不相干的工种。

严明：是的，我大学学中文，毕业后最先做中学语文老师，教了两年；上大学时，我学琴、弹吉他，所以教书时也没有多安分，经常往返福建去歌厅演出。1998年，为了音乐梦，我带着自己的民谣作品来到广州，而后加入了王磊的泵乐队做贝斯手，玩命做乐队。三四年之后，流行乐的热潮散去，广州音乐市场走了下坡路，迫于生活，我去了一本音乐杂志工作，不久后去了美卡音像做企划宣传。公司的一位同事先跳槽去《南方都市报》，跟我说“南都”缺音乐记者，我就过去了。

跑音乐线的过程中，我对工作搭档摄影记者的相机起了兴趣，开始摸相机学摄影，就不想做文字记者了。报社也很给机会，允许我转到摄影部，跑社会突发新闻。那是一个循环往复，但给我提供了高强度的训练。我很用心、很勤奋，每天扫街，一边干活一边想着搞艺术，这导致了我后来去买莱卡胶片机，自己学冲洗。几年后我辞了职，决定做个独立摄影师，专心致志搞艺术。这个过程就是我的整个职业脉络。

《单读》：你选择的职业对于很多人来说，任何一个都可以做上一辈子，但你的每次转换都很决绝，为什么？

严明：做选择时，我自己没有考虑这么多，事后想想确实是冒险。比如三十多岁了，我喜欢上拍照，但根本就不会摄影。我记得自己到摄影部上班，领了第一台单反相机后回到家的那个晚上，还上网查相机说明书。闪光灯根本不会用，手动功能也不会调，工作好一阵了，我才被主任抓出来问，是不是一直在用自动档。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的胆子太大了，但我确实是喜欢。我一直认为在对自己进行评估的时候，有两个词至关重要：喜欢和擅长。这两个词是我做决定的标准，如果它们同时满足，一定可以干。我去大学做讲座，学生们也很关心未来职业选择的问题，我会把自己这个标准跟他们分享。

《单读》：你是怎样做到让自己迅速对摄影擅长起来的？

严明：要够勤奋，要快。那时候我扫街练抓拍的时候，心里有一个信条：我努力让一天当三天用，这样的话我一年之后就相当于有三年的功力，三年下来就相当于九年的功力了。当时进步是很快的，两三年后我在南都还开了图片专栏，觉得自己像个天才。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才发现你该花的时间还是要花掉。

《单读》：摄影一做十几年，你觉得你是有意坚持还是自然而然？

严明：没有刻意想到要坚持，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因为我喜欢。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坚持就是天理，是一个必须的选项。我们迫于一些原因改行，但你不能三头两天改行，我的乐趣并不在于改行。

《单读》：常听你提到一个词—“玩命”。做音乐或摄影时，你最“玩命”时是什么样？

严明：当年玩音乐，我经常可以在琴房练琴练到睡着，一睁眼又接着练。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觉得自己应该死在舞台上。那时难以想象这辈子我还会跟它分开。最青春的时候，最火热的激情，全部投到了音乐里面，以至于后来我去报社工作，跟音乐分手的时候，心内沉痛至极，觉得天都是灰的。

《单读》：音乐和摄影先后成为你人生里“玩命”的主题，这里面有没有一种相通之物贯穿其中？

严明：有，我认为是对自我表达的追求。这个应该是从我做摇滚开始的。摇滚在西方是主流的音乐文化，一点都不边缘，摇滚巨星就是流行巨星；摇滚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譬如有的人性格就是摇滚的，他以摇滚的思路考虑问题。就像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美国的嬉皮年代，他们追求自我的解放，这是我后来自己人生路上一直很胆大的根源。父母那一代人的教诲，诸如老老实实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自己活得谨慎安全之类的想法，我不会理会太多。

后来我慢慢发现摄影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用摄影在看世界，在考虑问题，它可以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和摇滚是共通的。摄影给了我一个看世界的天然好借口，我可以到处去走，自由地去看，静静地去想，是摄影让我自由。这与摇滚共通，只是呈现的形态非常不一样，但在我心里，自由高于其他任何态度。摇滚暴躁，摄影安静，因此我的性情变了。

《单读》：变得安静了？

严明：对，也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前一段时间，我在家里翻出一本十几年前我刚到广州做乐队时的日记，我很震惊——整本龙飞凤舞，几乎全在骂人，谁谁谁王八蛋、痛恨谁、绝不原谅、斗争到底、操这个世界……我现在绝对不会这样，现在我在记事本上写的东西全都温文尔雅（笑）。年轻时认为音乐应该是第一职业，我背着琴走在街上，觉得我是最牛的，怎么你们还背着公文包蝇营狗苟呢？后来我做摄影，或许是最后一次天真。别人也老问我这个问题，我打过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比方：之前那些职业就像是年轻时候谈过的各种恋爱，现在是最后落定过日子。以前遇到的人并不是错的，都是“好人”，都真正全心爱过。

《单读》：现在你算是在摄影里安身立命了吗？

严明：中国人讲安身立命，还是很世俗化的。我前些天在暨南大学跟同学们交流也讲到这个词，我主张把这两个词调过来，应该先“立命”才能“安身”。你要发现自己，评估自己喜欢、擅长以及身上最好的东西，你要有主张、有态度，这就是立自己的“命”。保护好自己的天真和敏感，这是财富，将来不管你是否有钱，都可以用得着。人生这么短，我们要划一条痕迹，这个痕迹要够深，才有辨识度。前两天我在转一条微博时说，再怎样的人生都不算用力过猛。我们好像生怕来世认不出今生的自己一样，所以拼命地划一道深痕，好像在用力做下一个记号。

《单读》：你正在做记号吗？

严明：应该是。我后来不做文字记者，做摄影，有过这个考虑。我写的娱乐稿子，想想很好笑，那些都是快餐式的报道，过了就过了。后来我发现电脑文件夹里存着的都是可以删除的东西，没有意义。在我拍照之后，我建了摄影这个文件夹，存下被我自己认可的好照片。我发现一段时间下来，它们是可以留下来的，因为它们是我的作品。最终我选择从事摄影，我觉得它甚至能够为我身后留下一个记号。我看上并爱上了它。

《单读》：你曾在演讲里说，“只有时间是个问题”。夏天时我曾问你，活到现在还有没有恐惧，你的答案也是“时间”。我发现你对时间异常敏感，它是你留下自己记号的手段，又是你留下记号的敌手。

严明：是这样。摄影是一件与时间天然密切相关的事，我们就是在抓时间的切片。很多不起眼的照片，比如你二十年前在老家拍的照片，当时很普通，二十年后你再看看，一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凡事只要赋予它时间，就可能意义非凡。

《单读》：就像何蕃的香港、庄学本的藏地，当年那些照片现在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几十年后假若微信还在，人们要通过摄影作品回望现在这个时代时，你希望他们绕不开严明的照片，这是你的野心吗？

严明：对，我希望是。我喜欢绕不开这个词，绕不开说明我站在这里。两三年前的春节，我跟河南的摄影师朋友陈卓在山东拍照，晚上在日照海边的一个旅馆里聊天，很冷。他年龄很小，二十多岁，他问我拍照是为了什么，我直接跟他讲，我要留下一些东西，就像李白死了之后会留下千古诗句一样。我们平时嘻嘻哈哈一起玩，到处去逛，陈卓说那天晚上他突然觉得我怎么跟这样一个要千古留名的人住在一起，怎么现在还有人这么想问题。可我真是这样想的，照片就像人死后留下的眼角膜一样，我想战胜肉身，想深刻地表达。

我以前看动画片《昆虫总动员》，蝗虫飞过来，旁边有一只虫子一直在念“它们来，它们吃，它们走”，循环往复。今年连州摄影节我也在讲这个话，开幕之前人们到达，我最后走，你会看到从冷清到热闹，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几天之后匆匆四散……很多人的人生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玩，我还想要“留”。

信就深信

《单读》：认识你以来，发现你对“肉体”一直很狠，并不想让自己太舒服。

严明：肉体太舒服是危险的。我们困了就想睡，饿了就想吃，总想着再好一点，再舒服一点，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肉体有要求，而且精神与肉体的这种对峙经常以肉体的阶段性胜利结束。因此，我们有必要不让肉体的要求得到太多的满足，必须对精神层面的大方向予以把握，否则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精神沦陷。你是你的精神，不仅仅是肉身，肉身应该为精神去奔劳，而不是精神费尽心思地为了肉体而活。

《单读》：所以你会提防让你“舒服”的生活。

严明：人要堕落实际上是没有尽头的。我们活了这么大，读了这么多书，这个都不明白，那书岂不是白读了？明白这个事后，就应该小心，因为它一定会影响到我的摄影。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的经济条件也有限，甚至时常捉襟见肘，你把精力花在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就会更难办。

我以前常被别人问到关于钱的问题，我认为要搞清楚两个逻辑：一个是有钱也不一定能把摄影做好，另一个是没有钱不一定就做不好。比如张艺谋导演奥运开幕式，他一定是足够有钱花的，缺什么就能给你调过来什么，但在你有数亿数十亿钱花的时候，你就能把这个艺术做好？艺术终究还是艺术。我做摄影，基本的费用，比如买相机、胶卷这些要有，特别是成为一个脱离了体制的“个体户”后，你要尽量节约，细水长流地做这个事。

《单读》：你跟我聊过一件事，说你出远门拍照前，连是否带一个洗面奶的问题，你都会认真思考。我当时听后很震惊，一直记着。你会把洗面奶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可以跟你的摄影挂钩的事情？

严明：对，洗面奶装在包里，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点重量，因为跟洗面奶一个层面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牵扯到让我们“舒服”的东西就会来拖累你，会让你更麻烦，更花时间。累赘多了，你最后就不会那么果决、那么利索。

《单读》：尽量抛开一切不必要之物？

严明：对，一些朋友做了几年独立摄影师之后又去上班了，比如去大学当老师，我当时很疑惑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将来的照片可能拍得不如现在这么硬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为了家人或孩子，慢慢你的性格也会受影响，感觉你低头了，可能变怂了你都不知道。我辞职了之后，有几个朋友说严明的照片拍得更狠、更硬气了。

《单读》：你坚持的这种“凶狠”的方式，是一种对自己的放逐，还是一种更加严谨的清规戒律？

严明：别人讲到“苦行僧”、“在路上”这样的说法，其实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苦行不是目的，甚至根本就不是我在乎的。比如现在天冷了，温度和天气很适合，我想去一趟银川拍照，我一点都不排斥坐飞机去。可以用更快或更安全的方式及时到达，并不一定非要坐一个慢车去。

《单读》：或者说，苦行根本无需被别人拿来渲染你对摄影的坚持，因为它并不是一种作秀。

严明：对，没有必要放大苦行，因为苦行与摄影的最后结果并无绝对的正向关系。但是在你财力精力有限的条件下，你不苦行就会有麻烦，因为你很快把钱糟完了，第二年就要想着去挣钱，去上班了。坚持做摄影，我是把时间折叠起来用的。

《单读》：所以坚持是需要取舍的。

严明：对，你安贫乐道了，那些细枝末节的事，一些应酬之类的，你就都不会去做，也做不了，你的时间、精力都会比较有效地用在自己的事情上。

《单读》：你这些年，有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吗？

严明：其实一直都没有怎么好过，困难无非是两方面：一个是刚才讲的经济条件，辞职之后坐吃山空；另一个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就是你要自己做作品。你要开始，还要发展，还要崛起，这是一座真山，需要你去攀爬。比如我要去三峡拍，那些攀登在我前面的人，多少人早已因为拍三峡成名，我还要怎么拍？我的风格在哪里？怎么走这个江湖？我的作品要一张一张留下来，我行不行……这些都不知道，这些困难都是黑暗的无底洞，它和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根天生的麻花，交织在一起，我一片茫然。

特别是我又不会主动去做推广，去找画廊，年复一年维持老样子。我只能跟我爱人说，干这个就得信这个。你过河的时候并不能确认每一步都有砖在那里可以踩过去，没有人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到达，那就把信念当作砖，信就深信，爱就深爱。

《单读》：坚持给你带来的最大收获或欣喜是什么？

严明：作品被认同了。我现在在微博上一贴照片，就会有很多人转发。《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被很多本来不了解摄影的人喜欢上，他们关注、购买和阅读，而且几乎没有看到差评，这让我觉得我跟别人在交流，我的理念是站得住的。我希望大家都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身上有价值的、好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重点。

有大学生跟我讲过对未来的困惑，是去读研、读博还是工作？我说：“在手术台上待的时间最长，并不一定是最健康的。”我们看《中国好声音》，很多学院派的人去参加，他们唱得毫无瑕疵，可为什么最后那些原生态歌手吼一嗓子，就可以把他们打败？因为本真的东西最难得。“这颗心就稀巴烂”，一声呐喊就戳中了你的心。

《单读》：真诚高于技巧。

严明：是，学院派的东西老师没有教你去“稀巴烂”，就像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他的普通话那么烂，听着却这么真诚，你能听出这个少年那么想要那双鞋，那么真挚，这是最好的东西，然而好的东西是有可能被训练掉的。你拿着相机拍照时，你去想着老师和教科书，这是危险的。你为什么不让你内心最真诚、最天真的部分在旷野上驰骋呢？

有人问我将来的愿望，我说我想永远像一个真诚的歌手那样一直“歌唱”，而不只是“唱歌”。我想一直敏感，一直对未知好奇。我不能变成一个有很多钱而时间却变少的人，我不能见到穷人都觉得他们不是自己人了，心被蒙蔽了我还能歌唱吗？我还会颤抖着去拍照吗？不会了，那样一切都结束了。

《单读》：保持天真。

严明：我干的这个事是靠天真和敏感吃饭的，有它们才能有作品。一个铁石心肠的老板，他的快乐是什么？我难以想象。

《单读》：生活太具体、太细碎，保持敏感和“不被世界改变”不是易事。

严明：倒也不会觉得太难。我现在喜欢跑步，之前我在网上跟别人说我也想跑，但我总觉得需要一个“开始”。一个跑步的女孩跟我讲，你穿上跑鞋，打开门出去就可以了。于是我开始了，最后发现跑步真的可以上瘾，不跑浑身难受。跑步的人认为跑步是有哲学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摄影也是，不难实现，也不难坚持。因为我们拥抱了一件很好的可以让你身心愉悦的事情，不坚持反而是一个笑谈。

自己是最大的环境

《单读》：有没有想过，那么多人急匆匆地在这个时代奔跑赶路，为什么会突然有人喜欢上你这个背道而驰的人的照片和书？

严明：我也不确定，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站在那里没动过。可能大家都跑累了，一转脸，突然很好奇：“咦，这个人怎么可以不动呢？”我觉得可能是我讲了真话，我给别人贡献了我自己用时间和亲身经历去走通的一条路，一个我想明白了的道理，这是一个掏心掏肺、没有矫饰的东西。

《单读》：有朋友前段时间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身在鄙视链，难有生活家。”换句话说，这个时代让绝大多数人被不安全感所绑架，我想这和你之前说过的“这个时代所有的失态”是共通的。

严明：是的，但我还是相信越往后，大家越会回过头来反观内心，明白的人、追求内心的人会越来越多。特别是经济不再是多大问题的时候，或许大家就会大规模地回归心灵，这是有可能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经济上已经很好了，年龄也到了，不再那么疲于奔命，就放慢脚步，开始修禅、练古琴、搞国学了……我不能说这些一定就没有问题，但至少他们也开始试图寻找自己的内心了。

《单读》：你怎么定义这个时代？

严明：小时代。我在网上看过一句评价电影《小时代》的话，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怂恿别人崇尚虚荣。我很认同。

《单读》：欲望被祭上了神坛。这两年有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几乎所有我们曾经喜欢过的中国导演都开始变得暧昧或与资本、票房握手言欢了，好作品越来越稀缺，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严明：对于艺术来说，这是很悲情的故事，但总有这样的故事发生。我们之前喜欢的摇滚歌手后来都销声匿迹了。这么多年过去，他们应该更多地看到了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却没有新的作品？这是一个怎样的潮汐？是荷尔蒙没有了，还是被蒙蔽了？这是一件奇特的事情，一定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他不纯真、不敏感了。到底怎样才能让自己尽量免除这个灾祸？这种灾祸真的很容易出在中国艺术家身上，我们的自控能力可能天生比较差？

《单读》：这个问题我和小说家曹寇讨论过，我们都认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他真正的强壮不在于年轻时荷尔蒙喷发下的漂亮作品，更在于荷尔蒙散去、渐入中年后还可以保持天才且充满力量的创造力，这离不开清醒、坚持和自律。

严明：非常认同，这个总结到位。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现在的世界在快速变化，传播形式、载体都在变，以前的腔调现在听起来有可能不太合时宜，然后有人就慌了，就只想着迎合了。

《单读》：受到了变化的教训或尝到了变化的甜头，这个时候你怎么看待环境和坚守的关系？环境对一个艺术家的影响真可以这么大吗？

严明：我一直坚信，自己是最大的环境。某种意义上，外界环境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毁掉你。然而，我们的身上应该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能够时刻保有对世界的态度，有了这个态度，你就会有一个属于你的反应或呈现，它可以是你的作品。被动、迎合最后会没有了自己。好比世界需要的好歌并不只是悦耳，好照片并不只是悦目，那样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做歌手和摄影师，有几个代表就可以了。艺术归根结底是一个“与我有关”的事，一定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反映和判断，这个需要及早认清，时刻保持警惕。

《单读》：对你来说，譬如？

严明：譬如最初你可以在乡村跟一位抱着猪的人坐在一起聊天，可后来如果你变得会嫌他脏了，你说这是多大的改变？你就是变了，与他们不是同类了，同理心、平民意识都消失了，更没了悲悯。对于这个问题，我认识得很清楚。我保护了四十多年的心，不能让它再轻易落了尘。“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单读》：终极地讲，你最终想把你的命运许给什么？

严明：我想看到我自己的极限，这个极限对于我很有诱惑力，达到中上等都不行。跑得快的人很多，但是刘翔可能只有一个。

《单读》：你想做刘翔？

严明：我希望成为跑得最快的人。我曾说摄影是一个人的极限运动，你要开发自己，看自己的身体和思维能够达到什么高度。作品只在一个人身上产生，如果你的海拔、你的情怀、你的身手都差一点的话，这个极限最后就要差一些；如果都把它顶到最好，这个极限的可能性就会迸发出来。这不是一个要与人协作来完成的事，它完全是一场你自己身体与内心世界的交响。

《单读》：你一直在拍国人，并且绝大部分来自县城与乡村，草根居多。我知道你是一个反题材者，但你把你的镜头自然地聚焦到了他们身上。你觉得贯穿你所有照片的灵魂是什么？

严明：我们的命运。我对人很感兴趣，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历史时期，他们好与不好的状态、细微的喜怒哀愁，包括他们的无计可施。

《单读》：有没有思考过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拍摄取向？

严明：我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人，拍这个东西天生有共鸣，有关切，也敏感，这是我发现的自己的一个兴趣所在，也是我能做到和擅长的。事实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对被拍摄者起不了太实质的作用，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或者感受了这种情绪。它对观众应该有一些作用，让更多人看到、思考以及领会，我们会共同思考、惋惜并相互慰藉。

《单读》：前些天看你发了几张图，都是你的胶卷和胶卷袋，当时我很震惊，因为一直觉得你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特别拘小节的人，但是我在你那些保存得细心入微的胶卷里看到了一种仪式感与庄严。

严明：它来自一个手艺人对一个行业的敬畏与尊重，很神秘，也让人感慨。我在我的书里说：“我知道所有的曲折背后，都安放着一句笔直的誓言。”你看一个摊煎饼的人，他很娴熟地把饼从空中翻转，精准地落到铁板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孙勇：榫卯变奏

撰文　张卓

物极必反，这个时代在回潮，现在把《道德经》、《论语》这些经典摆在这儿，没有一部是过时的。

榫卯（sǔn　mǎo），一种中国古代连接家具的方法，“凸”出部分叫榫，“凹”进部分叫卯。顶尖木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两块木结构在他们手中可以达至“天衣无缝”。

孙勇不会做家具，但对榫卯感兴趣，这来源于儿时父亲在家里刨木花、打家具的记忆。现在回忆，家具的样式并不时髦，中国70年代的风格，实用厚重，但父亲做手工的样子是迷人的，他由此理解了“创造”的意思。什么是创造？无中生有。

一款名为榫卯的 App经历了六个月的开发，在孙勇的主导下完成，上线不久，共累积下载二百万次，被苹果 App Store 评为 2014 年度优秀 App。这是一款小而美的产品，界面简洁优美，二十七 款3D的榫卯，用户通过手指的缩放、旋转、双击，360 度观察榫卯的结构，在设计上这叫“交互浏览”。

谈到苹果为什么选榫卯作为2014年优秀App时，孙勇记得当时苹果公司全球开发者关系中国区的负责人Jonathan告诉他，榫卯符合苹果的价值观，简洁优美，具有情怀。在中国App市场里，充斥着太多社交和游戏的产品，大多数人想赚快钱。

榫卯是一款有耐心的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孙勇带领小伙伴走访老手艺人和家居工厂，查阅诸多建筑类书籍资料，为完美呈现光线照射下一块木头的纹理，设计团队实验数十次。“我希望榫卯可以打败时间。”孙勇说，“现在，它虽然有诸多不完美，需要不断优化，但至少若干年后看，榫卯还是对的。”

四十岁的孙勇性格安静、高且瘦，根根挺立的寸头已花白了一半。大部分时间，他喜欢独处，画画，练毛笔字，看书，听音乐。他说，这是生活的基本面，二十多年，始终如此。他当年是通辽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来到北京，从小设计师做起，搬了很多次家，也换了很多份工作，现在已经在这里安家生子。2011年，孙勇决定创业，他觉得大公司不适合他，逼仄压抑，循既有规则按部就班，他讨厌生活的预见性，一种“死去”的感觉。他是一个格格不入者，就像当年他拼命逃离通辽那座小城，他说，家乡让他绝望。

榫卯并不是计划中的产品，创业不顺，团队士气低下，做什么呢？孙勇想起儿时令他感兴趣的事情，先从木头做起吧。某种层面解读，榫卯是孙勇个人多年对生活兴趣的积累。他还爱书法、折扇……也不着急，时间还长，他说，得想明白了再做。而他身处的互联网世界迭代迅速，更快更快更快，似乎再无其他的标准。

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几年前，他辞职，每天无所事事，也不急着找工作。早晨开一辆二手富康车送老婆上班，自己再开到白石桥路的国家图书馆，坐在偌大的阅览室里，漫无目的地看书， 中午有时乏了，躺在车里打盹儿。那是一个春天，午睡后，他看到车窗外，阳光明晃晃地穿过新生的嫩芽，“我就感觉怎么能这么美呢”。那一刻，他觉得拥有了全世界，他听到自己的心跳，知道这是“活着”的感觉，“活着”意味着他还能创造，时间没有走掉，它一直在那里，为“活着”的人而存在。一些匆匆赶路的家伙，似乎很早就已经“死”去了。

《单读》：榫卯这个想法是如何发酵生成的？

孙勇：榫卯这个东西来自我的学习。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做一些家具类产品，比如抱枕。我会用缝纫机，从头开始学，跑市场，找工厂代工，很享受。我也喜欢木头，做一些木头茶盘，木头小玩意儿、小摆件儿。看那些木工书籍，觉得好累，看不懂，如果网络世界有这个东西多好，像玩游戏一样。

第一次创业没头没脑，但是没亏，过程中认识了我现在的投资人。我是学艺术的，又做了多年设计，热爱科技产品，了解网络，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做过真正的网络产品，那时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崛起，苹果的App Store也已经高度完善，一个系统化的平台和生态环境初见端倪，投资人和我一拍即合准备创业做了一个设计公司，面向移动互联网。

做榫卯前，我有点绝望，很纠结。创业两年，看不到公司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不出色，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创业。到2013年底的时候，榫卯这个念头特别强烈，如果一个念头在脑袋里迟迟不散的话，也许它就是一个好主意。另外，外界环境也在改变，新技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既然团队里的小伙伴都有点不在状态，闲着也是闲着，开始做榫卯吧。

《单读》：一部分人认为，榫卯的源头是你作为一个互联网设计师，长期热爱书法，这背后有一个跨界的意思，现在每天还坚持练习书法吗？

孙勇：有时练，有时候不练，写是因为习惯。另外我一直画画，不是刻意保持，它是释放的一个出口，上班也画，只要有纸和笔，逮着什么画什么。画画也不是对生活的逃避，没什么可逃避的，画画是一种享受，一种放松方式，因为我太喜欢了，它让你很沉静。

《单读》：一从小在父亲的要求下练写毛笔字，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大吗？

孙勇：最开始我不喜欢，记得在我们家用那种大报纸，一横一横很挫败，写毛笔字很难的。然后上艺术学校，一直写，当时觉得没什么太多感觉，但是后来真的很喜欢，已经养成习惯。

我是临习柳体，一开始写不了颜体。颜体肉很多，而柳体相当于骨头，硬硬的。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跟我的性格有关。人与字是相互选择的，变老点后现在可以写颜体了。骨头还在但是肉可多可少。

《单读》：什么性格？

孙勇：比较硬，说好听一点讲爱憎分明，说不好听一点讲就是偏激偏执。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讲话也直接，不太喜欢绕弯子，所以得罪很多人。

《单读》：书法是非常需要耐心的。

孙勇：对的，其实我的性格是遇到事儿才急躁，平时非常有耐心，能安静下来。如果没人找我，我就一个人在这儿待着，看书，翻书，画画，写字，琢磨琢磨产品。

《单读》：后来你进入艺术中专学画画，画画给你什么样的体会？

孙勇：非常放松，非常享受，有源源不断的想法，那会儿谈不上想当艺术家，但我就是喜欢。然后喜欢音乐，一直听音乐。中专最后一年我来北京学油画，感觉一下把一条小金鱼从一个小湖泊扔到大海。

后来毕业就回家了，待了两三年，在学校里教美术。在通辽那个小地方，我是个不安分分子，无视考勤。我教美术课，一周只有六堂，平时要在那儿坐班，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是很恐怖的事情。我挺不甘心，在外面办画班，挣钱，大家用呼机的时候，我就能买得起手机了。当时我深深感悟到，钱是个好东西，它能让你有极大的自由度。比如我喜欢看书，通辽有五六间书店，我是常客，当时看博尔赫斯、鲁迅、里尔克、瓦雷里，还有中国作家王小波、王朔这些。

《单读》：小城市可以提供给你分享讨论的空间吗？

孙勇：我非常孤独，能去的地方就是书店、公园。特别无聊，八点钟以后街道上没人了。我在通辽待了四年，觉得不能在再待下去了，格格不入，没法生存。生活层面是富裕，但是很扯淡，没有意义，精神层面得不到滋养。

《单读》：当年来北京决定做什么呢？

孙勇：没想做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两个同学在这儿做设计。来北京之后发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有展览，有书，有音乐，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太美好了。你还想要什么呢，租一个房子就在这儿混呗，生活，然后学习。

《单读》：小城的生活有没有部分塑造了今天的你？

孙勇：我记得初中有一天下大雨，下得特别大，我逃学了，但还得按点从家出门，穿着厚重的雨衣，骑着自行车，骑到人民公园门口，就在那儿躲雨发呆。忽然，我看着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就觉得有没有意义。每个人都有目的地，但我没有目的地。那天我哭了，感觉很委屈，不知所措。我想，为什么我在这儿，我在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是一个让我完全改变的转折点。好像一瞬间就长大了。

我曾经跟一个导师聊过这些细节，他说，其实现在能记得所有的闪光点，都是真我，所谓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我明白我需要接受自己，建立好自己的体系，去感受生活。

《单读》：创业之前，你做设计工作。如何看待这个时期的工作经历？

孙勇：你让我做一切跟艺术相关都是很high的，我是为我自己做。我这人有一个优势，内心足够强大，不会被事情裹过去。从第一份工作开始，我就逾越了打工者心态，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单读》：现在再回头看，榫卯是否是你个人持续累积的结果？

孙勇：也许吧，但我不认为它有多么重要，不是大家想不到，而是不愿意去做，因为它费力不讨好，有悖于现在社会的主旋律。你得去做游戏、社交才挣钱。榫卯没有商业模式，你得花多少钱啊？带着七八个人“吭哧吭哧”干半年。

然而对我来说，是谨言慎行这么多年消化和学习的结果，很怕做错了，带着小伙伴重新学习。榫卯做出来不能让别人笑话，这东西得持久。即使过几年，它在技术和交互设计上落伍了，但它仍旧是对的，仍旧是合适的。漏洞百出的东西经不住推敲，我不想做那种事情，就跟做人一样，去做事，不争辩，不辩解，别人误解，我也接受，只做事情，一定有一天，大家自然而然会明白。

《单读》：讲讲开发榫卯的过程吧？

孙勇：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不断有小绝望，然后解决问题，不断循环。难的是没有先例，榫卯是面向未知，就像在大雾里行走，只能看清楚眼前那么几十步，你得把古人千年积攒下来的东西有选择性地提炼出来。技术、设备、内容、形式、造型、韵律……都要均衡，要遵从自然，符合道理。举个例子，模型炸开的那一刹那，双击之后“啪”一声炸开，实际上是有韵律的，先慢后快，还是先快后慢，这种东西无法准确地描述，只有当它出现，你才知道这是你想要的，很奇怪。我的标准实际上是高出小我的标准，要看时代的标准，这个时代谁最牛逼，比如Google、苹果。最后榫卯模型出来的那一刻，我真的眼前一亮，直觉告诉我，这个东西有意思，绝对是个好东西。

《单读》：苹果公司后来有没有和你们解释，为什么选择榫卯作为iPhone 6发布网站的展示App？

孙勇：他们跟我们说了，觉得跟苹果公司的价值观吻合。创新，具有美感，高标准，有科技感。他们的原话是觉得中国市场App Store并不是特别健康，全是同质化的游戏、社交产品，没有人关注创意文化，把你们从一百三十多万个App里选出来，代表一种诉求。

《单读》：实际上这款产品并不能给公司带来直接的商业利润？

孙勇：是，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们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破公司，实际上我们的雄心壮志是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这个时代那么浮躁，你用什么方式切入？榫卯出来了，让别人记住我们是有文化有内涵的科技公司。现在短短半年多，安卓和iPhone两个平台累积下载接近二百万次。之后就有很多公司找过来要我们做设计，但是出于调性和方向的差异，我们理智地婉拒了一些合作。我们想吸引一些真正调性相投的客户或合作伙伴一起做不一样的事情。

《单读》：认不认可一种说法，榫卯强烈地传达了孙勇的个人审美和趣味？

孙勇：我不太说这个事儿，但实际上是挺个人的，包括后面做的产品，我完全把个人的东西释放出来。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至少我累积到这个份儿上，我恰好跟网络一起成长，一个文艺中年男喜欢这些传统和文化的东西，刚好又热爱这个时代的科技，没有理由不去做。即使没有这间公司，我自己也会去做这件事。这是一件好事情，把文化与科技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来，这跟时代的节奏相符。物极必反，这个时代在回潮，现在把《道德经》、《论语》这些经典摆在这儿，没有一部是过时的。另外，榫卯被下载那么多次，并不是它有多好，而是其他东西太烂了。大家伙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使劲刨，能刨出来什么？我这么说可能有点自大。

《单读》：坚持做一个小而美的公司？

孙勇：我们会持续很小，但要做大的事情。我们今年会再出一到两款跟榫卯差不多的产品，关注文化，都跟我的过去有关系，但也跟所有人有关。现在，别说看书了，让年轻人正儿八经和别人讲话都没耐心，但我们做的是变奏，把文化通过移动手段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符合时代的节奏。产品核心还是慢的，强调耐心。我们马上推出一款关于毛笔的产品，我告诉用户毛笔的基本分类和基本用法，但我们无法教大家怎么写毛笔字，它只是给你一块砖，一把钥匙，你有基本的了解和兴趣了，就自己去尝试。

《单读》：有没有拒绝过诱惑？

孙勇：当然有了，比如有人说，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年薪五六十万没问题。我不去，因为我是从大公司环境下出来的。在那里，你必须循规蹈矩，按照既定的轨道去做事情。对某些人来说已经足够自由了，但对于我来说不够。如果我回到那种环境，就失掉了最宝贵的东西，一个设计师的新鲜。俗一点讲，就是长大之后，你活着活着变成了过去最讨厌的那类人，在有生之年，我要坚持不变成我讨厌的那类人。我喜欢未定型、不稳定、不可预期的未来，实际上，人无法预见未来，但可以控制自己不变成什么样子。

我的好几个中专同学在北京工作，也小有成就，有的甚至买好几套房子，是世俗层面上的成功人士。我想追求的不是有房有车，我不能接受没有能力再继续创造什么。创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意味着无中生有，把灵感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被人明确感知的东西。

《单读》：抵抗时代的欲望是需要耐心和定力的，你有没有一些感受？

孙勇：现在害人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太快了，什么都快。过去不方便，进京赶考，提前半年出发，书生遇见老虎，你就白玩了。过去的人为什么珍惜物件，珍惜情谊，因为一切都特别不容易，很多想法和物件追求都都是要持久、要传世。

国图典籍博物馆有一个“样式雷”的专门展厅，讲的是雷氏家族的事儿，从明代开始，就是雷氏家族负责皇家园林建设，北海、故宫、颐和园都是他们干的，包括婚丧嫁娶的礼仪操办等等。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家族一直在干这一件事儿。做一件事情要传，有时一代两代都学不透。现在的人特别自大，觉得花点钱就办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真不是花钱就能办的，比如说写毛笔字，花五万块钱，能买来十年用功吗？所以看见别人能熟练轻松写出一手毛笔字的时候，要想十年以前他在做什么。这个道理很多事情都适用，现在流行一万小时的说法，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所有东西都是一点一滴汇聚而成，着急是没有意义的。最老实的方式其实才是最快的。

《单读》：前提是你要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才可以为耐心提供核心的支持。

孙勇：对，要真正喜欢。老师逼着你画，那不叫你真正喜欢，什么时候没人在，自己猫起来还在做这件事情，那才是喜欢。我听音乐，看书，画画，写字，一连几天不出门，我这一辈子时间都不够，你还有什么可得瑟的，还不赶紧闷头偷着乐，悄悄学习。不应该老讲学习这个词，应该是去感受，享受这个过程。过去的工作对我都是一种享受，再难的工作，再繁琐，要熬夜，反复地改，一样很享受。

其实这么多年，我是持续做一件事情，不断创造一些自己理解的产物，有时候特别随机，但你知道大方向是在哪里。想去海边，就朝着海的方向走，最终有一天你能看见大海。

《单读》：说说你现在的状态？

孙勇：沉浸在所热爱之事，有时仿佛已经进入禅定状态，特别美好。如果一个人看透了本质，实际上是可以安然自处的。不能说我看透了，但是起码我多少了解了一些可能性。

现在我仍在拍照片，还在拍胶卷，还自己冲照片。春天，我攒十几二十个胶卷，到秋天冬天自己冲。看着表，晃一晃，等着有时间跨度的影像出来。两个小时的时间，提供给我很大的能量，这都是我的累积，也是我的工作。我一直说，写字、画画让我变得正常，所谓正常，就是抵抗外界的裹挟。和阅读一样，有一个东西牵着你，你才不可能一个猛子扎进去就沉了，那些东西就是我的救生圈，套在身上不沉下去，可以活。

我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事迹，我就是一个人，一个很真实的个体，按照既定的轨道进化、学习、生活。你说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我活一天它就在那儿，就是生命，往前走呗，时间是给活着的人。

纵然千万，我只为你。

「单选」的每一份礼物，是一次立体阅读，一次心灵相遇。

访谈

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访谈

撰文　燕舞

倘若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孤立自限、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陪伴度过平常的日子和长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个专门家更好的事情。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1948年7月——离北平“和平解放”还有半年，46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偕次子虎雏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7月30日夜，虎雏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读着《湘行散记》，童言无忌地“激励”自己的作家爸爸——1934年就出版了自传和《边城》的大作家。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从文喏喏。儿子又激励道：“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从文允诺。

然而，时代和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太多机会。

尽管1948年年底主动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抢运学人赴台的邀请，但沈从文这一年并没有逃掉左翼文化界的激烈批判，1949年他甚至选择自杀，所幸获救。迫于时势，1948年开始，沈从文逐渐转向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其所涉门类宏阔，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具代表性。

后半生中，七易其稿的短篇小说《老同志》（又名《炊事员》）以失败告终，以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也流产了。沈从文尝试着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继续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让1967年生人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感慨的是，“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1960年代以降，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一系列相关博士论文，汇聚起了海外的“沈从文研究热”；1988年，由凌宇撰著的大陆“影响最早、最大的”《沈从文传》出版。

1985年，张新颖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始懵懵懂懂地阅读沈从文，也读了凌宇另一部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复旦中文系素来重视文学史教学和作家作品研究，系里吴立昌教授讲授“沈从文专题研究”，“80年代就以一个学期给本科生讲沈从文，这恐怕是极少见的”；研究生阶段，张新颖深受导师贾植芳先生与陈思和教授主持的《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恩泽。

1992年，张新颖在《收获》上读到沈从文家属整理的《湘行书简》——沈从文1934年自北平返乡，在湘西一条河流上给“三姐”张兆和写了一系列长信——当读到沈从文1934年1月18日下午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那一瞬间，张新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从这里我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四年后，张新颖从《文汇报》重返母校攻读博士，次年即写下长篇论文《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

新世纪之初，张新颖的博士论文单行本《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入选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他辟出最后一章“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论述“沈从文的40年代”。

2002年年底，三十二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四百万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发的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九卷书信中有八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三百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

作为系里“原典精读”课程之一的《沈从文精读》的讲义2005年冬结集出版后，张新颖一度累出眼疾，以致《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以下简称《沈从文的后半生》）只写了一万多字，2012年秋再度续写，不到一年就一气呵成。作家余华2013年秋收到这部书稿电子版后，“一口气，从晚上八点左右读到凌晨四点多，感慨万分”（余华最新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015年年初出版后，在接受“澎湃”专访时，表示“张新颖是我一生的好朋友”），他坦承“有时候朋友要求我给他们的孩子推荐小说，我只好遵命，我推荐的小说里必有沈从文的”。有文学批评家2014年上半年更是翘首以待：“近年来张新颖因为对沈从文传记资料的深刻研究和不凡见识，把国内外沈从文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即将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可能是今年学术界一个重大的收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3年年底就拿到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书稿，原计划2014年5月10日献给逝世二十六周年的沈从文先生，但在《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隆重刊发书稿精华版前后，张新颖和该书责编、“理想国”人文馆主编曹凌志又各自重校了两遍。

曹凌志感佩于张新颖的不事张扬，认为张著是他近年所见关注沈从文后半生的著述中“篇幅最长”、“态度最克制”的，他参与编辑的《温故》2009年第十四辑刊发过沈从文1957年至1960年间写给山东美术考古学者刘敦愿的十封信——这些信并未收入《沈从文全集》。

因此，曹凌志预计《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后，可能会有一些未曾刊布的沈从文书信涌现出来，《沈从文全集》甚至可能会有所增订。

沈虎雏给《沈从文的后半生》提过不少细致而又中肯的意见。他的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表哥拿到《收获》的精编版后，从头天晚上十一点一直通读到次日凌晨三点，“他对我父亲的了解远远超过其他读者，但很多时候是噙着眼泪读，停不下来。”

把现成的观念和看法放在一边，深入到沈从文本人的作品里面去

《单读》：据说您当年也迷过崔健且“架子鼓打得不错”，后来也确实写过《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这样的论文。您对1980年代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和这些年坊间流行的“80年代热”的描述有哪些主要的异同？

张新颖：我这个年龄的人，迷过崔健是比较普遍的，我大学前后级的同学大都迷过崔健。但我可够不上摇滚青年的资格，崔健之后，我也就只关注过张楚，其他的不甚了了。至于架子鼓，那是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诗歌，其中讲到鼓敲击的声音和鼓点之间没有声音的间隙，这之间——“有声”和“无声”——会形成紧张的关系，随口漏了一句，我年轻时打过架子鼓。打得不错那是夸张了，千万不能当真。

沈从文于云南保靖军中，1922年2月

我1985年上大学，所以精神上是80年代后半截儿成长起来的，经历的80年代不像我们的老师辈那么完整。我个人印象最深的，一是文学上强烈的探索和实验，我读本科的时候发表了三篇评论，谈的分别是马原、余华、残雪的小说，你从所评作家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我那个时候的关注点；二是我周围贪婪的阅读气氛。那个时候逃了很多课，逃课干什么去了？什么也没干，就是读书。我记得两个情景：一个我们复旦中文系的资料室，那时候在校园里的一个二层小楼上，晚上也开，冬天里面挺冷的，踩着吱嘎作响的木地板上去，待到关门；另一个在校门斜对面新建的文科图书馆阅览室，我有几个同学成年在那里，他们读书是按照书架排着读的，这一排想读的读完了，再读下一排——胃口大到这么可怕的程度。我基本不在图书馆阅览室读书，原因是我发现我也很贪婪，既想读这本又想读那本，结果时间就浪费在穿梭于书架之间了，所以我是借出来读。

《单读》：1990年代中期，《栖居与游牧之地》和《歧路荒草》这样的文集已经奠定您在文学批评界的初步声名，您当年是师从贾植芳先生攻读完研究生后，先去了《文汇报》做记者，1996年秋又重回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博士这一阶段的训练对您的主要提升是什么？

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是陈思和老师编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第一辑中出版的，当时这套书很短时间内印了三次，我是沾了这套书的光。《歧路荒草》不过是本随笔集。我1992年到《文汇报》，四年以后再回学校读书。

说到学术训练，倒应该说是硕士阶段开始的，博士阶段是接续这个来的。读研究生期间，我不断写些文学评论发表，但用功更多的是在现代文学的学习上。不用说会读《新青年》、《小说月报》这些旧杂志，还有一般文学专业学生不会去读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当作资料或者背景去了解和掌握，难免枯燥，其实读进去之后，会不断有很惊讶的发现和体会。

对我后来的研究直接起到很大作用的，是贾植芳先生与陈思和教授主持的《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这套大型原始文献汇编1985年就完成了，但因为规模太大，一直没有出版，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正好碰到出版社退回稿子，厚厚的三十多包，我骑着自行车来回好几趟才从贾先生家里运回我南区的宿舍。到2004年，这套资料经过大幅压缩之后，才以《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出版。

我写《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其实是接着做我读硕士期间就开始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学习和研究，不过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思路有了很大的变化，讨论的重点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思和老师、王晓明老师，还有其他老师，一直给我帮助和鼓励，这对我起作用，我会想，不要让他们太失望才可以。你问到的博士阶段的提升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因为我是个不会一下子提升的人，有变化也是很缓慢，很自然的。

《单读》：您的简要版著述表中一般不太提及1998年编的两卷本《储安平文集》，您对储安平研究的核心关切是什么？它和您的沈从文研究又有怎样的关系？

张新颖：我不提及，是因为我并没有做储安平研究，我编了两卷本文集，是基础性的工作，把储安平的东西集中起来给大家看，给研究者用。这些东西当时搜集起来也不太容易。我编这个大概和我做过新闻工作有关，我后来还编过徐铸成、林放等老报人的东西。《储安平文集》能出版，是我挺高兴的事；但也有些微遗憾，有的文章只能存目，也有少数文章里面的字句略有删节——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有人指责是我做了删节，真是糊涂啊。我东求西搜来，是为了做删节？我能理解出版社不得不在个别地方这么处理的理由。

编《储安平文集》和我的沈从文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做不同的事。如果要往宽泛里说，那就是我关心个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关心不同的个人和变动着的时代间的不同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思想上关切的联系，也可以。

《单读》：沈从文早在三十岁时就写过《从文自传》；在2005年出版的《沈从文精读》中，您说过“在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模式’里，其实已经显露出某种凝固化的倾向”，这种“凝固化的倾向”具体怎么讲？您也重点参考过凌宇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以及刘红庆的《沈从文家事》等代表性著述，如果向读者推荐其中一本，您会选哪一本？

张新颖：我是个教书匠，不但要看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要看很多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的数量不少，老实说，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也不少。因为你每年都看，所以这个感觉就特别强烈。我说的叙述沈从文“模式”的逐渐“凝固化倾向”，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从前有的解释方法、见解、观念、理论，未必不对，未必没有道理，但不断重复下去，一味因袭，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耐烦。具体我就不一一说了，说了又是重复一遍。沈从文是个丰富的作家，可以研究的东西多着呢。把一些现成的观念和看法放在一边，深入到沈从文本人的作品里面去，会有非常丰富的感受，这就是我在课堂上努力要引导年轻读者做的事。

你说的几本著作，都使我受益很多。只推荐一本的话，我还真没有办法选择；我列参考书目，不求全，不采用把有关著作全部列上去的方法，只列我自己这本书参考的著作，所以等于我已经选择过了。我读本科的时候就读过凌宇先生1985年出版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那是我最早读过的几种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之一；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是影响最早、最大的传记。吴立昌先生是复旦的教授，他开“沈从文专题研究”课，在全国的高校里面，80年代就以一个学期给本科生讲沈从文，这恐怕是极少见的吧。2008年我编过一本《一江柔情流不尽——复旦师生论沈从文》，可以看到在复旦从80年代以来的一个教学和研究的小脉络。

《单读》：《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后半生”的时间限定，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陆键东1995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后渐渐洛阳纸贵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对传主晚年岁月的研究，确实是海内外的沈从文研究中相对荒芜的领地。早在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就出版过长您两岁的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扬（李锡龙）的专著《沈从文的最后40年》，李著次年再版时的书名也更新为“沈从文的后半生”。您的研究较之于李著主要有哪些不同？

张新颖：2006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到《沈从文的最后40年》，非常兴奋，借出来很快读完了。我当即给李扬兄写了一封电邮求书，记得我还把在芝大图书馆看到的沈从文签名本的情况——大多是签在香港翻印的书上——告诉了他。他在我还没有回上海的时候就把书寄到了复旦。我兴奋是因为有同道,因为李扬兄这么迅速，就根据大量材料写出了沈从文真实的后半生，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沈从文全集》等提供的大量新材料。

因为我手头有这本《沈从文的最后40年》，所以没有再去注意后来的再版，要不是你说，我还真不知这本书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了。如果早一点注意到，或许我应该再考虑一下我的书名，现在来不及了。

李扬兄的这本书，比我写的这本要清晰、明确，他用了大量的材料，对材料有很好的消化，做了相当准确的分类、归纳、条理化，读者阅读起来流畅，能抓住重点。我的书读起来有时候会感觉疙疙瘩瘩，一些一般读者未必会感兴趣的具体信息也不愿意舍弃，个人表达上也有意克制。

沈从文对他所写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

《单读》：还记得您1985年最初阅读沈从文作品时的版本和其他情形吗？1992年又具体是怎么经由《湘行书简》“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张新颖：从1981年开始，国内出版沈从文的文学旧作，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了很多种选本。规模最大的，是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十二卷《沈从文文集》，1982年出了前五卷，1984年出齐。这套文集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沈从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2002年全集出版之后，这套文集对研究者来说就不大好用了。80年代出的沈从文作品，字句上有不少改动。我在书里也提到过沈从文对“文集”改动而发的牢骚。我那时候是碰到什么版本就读什么版本，没有讲究，也不明白。我整个大学时期断断续续读，没有特别的体会，换句话说，虽然读了很多，但没有读进去。现在想，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心智上的兴奋点在先锋文学；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根本的，就是还没有成熟到能读进去的程度。

《湘行书简》是后来才整理发表的，我1992年在《收获》上读到，真是震惊，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下子见到了沈从文的天地。我后来反反复复讲他1934年1月18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文字，是因为从这里我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真是奇妙，这么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总是会给我一点启发。不是一下子全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层。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单读》：从1997年的长篇论文《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开始，您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一些基础性的发现和结论，贯穿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等著述之中，包括《春酒园蔬集》中的“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在对沈从文的阅读上，“常读常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张新颖：《春酒园蔬集》其实没有新内容，那本书就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从以前的著作里选辑片段构成。我自己相对喜欢《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就是三篇论文，可能因为是近年写的。

“常读常新”有个基础，就是这个作家得足够丰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让人读出新东西来的；再一个，就是你不能受观念、理论、见解的束缚，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这样才能读出东西来。还有就是，不能封闭起来读、孤立起来读，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这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一门心思只做沈从文研究，却始终是一个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一个每年有一个学期在课堂上讲沈从文的教师，一个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的人。倘若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孤立自限、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陪伴度过平常的日子和长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个专门家更好的事情。”

《单读》：尊著几乎是按照年份逐年写来，其实如果有一个对应本传记的传主年表就更有助于阅读？

张新颖：这本传记如果附一个年表，或许对读者来说更方便，编辑也向我说起过这个意思。但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做，因为已经有很好的年表了：简明的，沈虎雏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详细的，吴世勇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谱》，都很好。我特别要说到这两个年表，是想借此机会表达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这两个年表给我帮助很大，省了我不少力。

《单读》：余华在2013年9月通宵读完这部书稿后，在回复您的邮件中专门提到林斤澜对沈从文的崇敬—在“人物怎么写”的秘诀上，沈先生当年告诫他“要‘贴’着人物写”。具体到《沈从文的后半生》，您又是怎么“贴”着沈先生来写的？

张新颖：“贴着人物写”这话传得很广了，很多人是从汪曾祺那里读到、听到的。“贴”看起来是个写作方法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其实不是。为什么有些作家也想“贴”，但“贴”不住呢？沈从文对他所写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他爱他们，所以才和他们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是“贴”。如果对自己所写的人物自以为是，就有距离了，就没法“贴”了。

1946年，三姊妹和三连襟合影于上海。前排左起张元和、顾传玠，后排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自始至终不让自己自以为是，能不能完全做到还不敢说。就是我不能代替传主去想，去说，去做；我也不把传主所想、所说、所做，转换成我自以为是的表达方式。你注意到了我几乎是很笨拙地顺着年月来写的方式，那就是跟着一个生命实际发生的事情走；你也一定注意到了那么多的引文，其实去掉文中的那么多引号，把引文转换成第三者的语言，不是很难，读上去也会顺很多。我觉得不必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显示传记作者的存在，显示“高明”，因为你一觉得自己“高明”，就“贴”不住了。

《单读》：夏志清先生虽然较早且较高地评价了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但在一些细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沈从文）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说全无认识。由1924年到1928年间，他为生活所迫，大量地生产小说，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都滥用了”；在援引苏雪林当年对沈从文的中肯批评如“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心灵”后，夏先生在评述沈先生偏爱的苗族故事（《月下小景》、《小白羊》、《龙朱》）时还说，“照理说，他（沈从文）既常往来于湖南、贵州和四川之间，他对苗人生活习俗的认识，应该是没问题的了。但这种认识是缺乏人类学研究根据的，不够深入，因此沈从文往往把这些土著美化了。举例来说，在描写苗族青年恋人的欢乐与死亡时，沈从文就让自己完全沉溺于一个理想的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看出他这种过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事实不负责任的态度。”

张新颖：苏雪林的批评是否中肯，恐怕还是个问题；对沈从文早期创作的“滥”、“高产”、脱离现实等等的指责，早在夏志清之前，1920年代末1930年代以来，一直就有。沈从文的早期创作确实不成熟，单独地一篇一篇去看，也常常觉得不够好；但是，如果从一个作家创作的历程来看，这个早期的阶段却是不可缺少的。沈从文开始写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说是“摸索”是很对的，他大量地、多个方向去“摸索”，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全力去试，慢慢得到一点经验。后来常常有人向沈从文请教写作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难做到，他总是说，先试个十年。他把自己早期的作品叫作“习作”，与我们通常对这个词的理解有点差异，他的“习作”特别强调向各个方向、用各种方法去实验、去摸索。甚至到1936年，他出选集，还起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你去看看这个习作选的篇目，里面其实都是很棒的作品了，包括一些流传到今天的经典。

《单读》：近三十年来，您在沈从文研究上用情甚深，又如何防止自己在沈从文的文学和人生选择上过度投射研究者本人的理想？您觉得他整体的写作上还有哪些局限？

张新颖：我倒从没有想过防止过度投射的问题，我喜欢选择我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很多教益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我喜欢从研究中有所得，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是我投射过去。我不怎么做只是“客观”的、从中学不到东西的研究。研究对我来说，从来都是学习的过程。至于研究对象的局限，哪一个人没有局限呢？因为专注于别人的局限并不能使我自己有所扩大和提高，所以我不怎么注意研究局限。我不喜欢的不太可能成为我研究的对象。

《单读》：不少本土文学批评家近些年来逐渐“改行”去关注“文化研究”，对文学文本本身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您却一直非常重视文本细读（典型如《沈从文精读》），而且新书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种研究和写作方法上的“保守”是基于哪些原因？

张新颖：做“文化研究”的学人里面有我非常尊重的学者，我也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也不断有启发；只是我自己的兴趣的中心还是文学。

文本细读既“保守”，又不“保守”，还是要看具体怎么个细读法。好的文本里面蕴藏了丰富的信息、巨大的能量，把这些信息和能量释放出来，会和成见、观念、方法、理论，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有时候文本细读就是解放的力量。

《单读》：您在2011年悼念章培恒先生及评价其《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点滴》一文中，也说“有个性、有自己想法的文学史教学是复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您重视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新诗的偏爱和您本人的诗人气质，也有助于这种文本细读以及对传主“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的精准理解？

张新颖：复旦中文系这些年一直在本科生中开设“原典精读”课程，比如读《庄子》、《史记》、《说文解字》等，一部经典就是一门课。我上的“沈从文精读”也是这个系列课程中的一门。我还开一门中国新诗的课，也是讲一个一个的具体作品，不是指点江山，是沉潜文字。我喜欢诗，但本人可没有诗人气质。

外在的压力当然是沈从文“改行”的最大原因

《单读》：国内沈从文研究是不是还没有完全“脱敏”，否则您援引过的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等单位2002年编的《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为什么没有正式出版？

张新颖：沈从文研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那本文集没有正式出版，或许是经费原因——这个是我瞎猜的，或者是其他原因，具体情况不了解。

《单读》：当解放军正包围北平城时，沈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抢运学者赴台湾”的名单里本来有沈先生的名字，他是怎么做出放弃全家南飞的决定的？

张新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普遍的，沈从文放弃南飞，这个选择不算特殊，南京政府从北平抢运学人的计划基本上是失败的。1948年12月，南京政府派了两架飞机去北平，但抢运名单上的大多数学者没有接受逃亡的邀请。据说，傅斯年在南京机场迎接飞机，当看到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位乘客走出机舱时，哭了。

《单读》：2002年出齐的三十二卷本《沈从文全集》中书信就有九卷——“每卷大概四十万字，总共有一千五百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三百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在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中“轻视”卷帙浩繁的书信，主要是因为“文学（体）观念”上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过度崇拜吗？

张新颖：我们的文学观念早就有些板结了，一说文学就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有就是文学是“创作”，而且是有意识地“创作”，沈从文自己当初没有当作文学来写的那些书信要让现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学，确实有点困难，不知道放到哪里，怎么放，怎么解释。

《单读》：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从文也是写信较多的吧？他为什么如此倚重这种文体？它们对这部传记的写作有怎样的帮助？

张新颖：沈从文不仅是同代作家中书信写得多的，而且是写得好的——如果我个人化一点，会说是写得最好的。他本来就喜欢写信，1949年以后的长期孤独之中，写信成了最重要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独，写得越多。我读这些书信的成果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假如没有这些书信，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些书信或许也可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写出来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单读》：在《三个阶段，三种形象》的旧文中，您将沈从文的一生分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阶段和形象。如果这个“三段论”成立，那么沈从文在1949年后假设能继续自由写作，他还能写出《边城》、《长河》这样的高峰作品吗？

张新颖：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方便、清晰，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仔细说起来会复杂一些。假设沈从文能继续自由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这个问题是回答不出的。历史没法假设，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实现更难假设。

《单读》：在因不堪政治压力而自杀又未遂之后，沈先生其实也曾尝试着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只不过《老同志》和另外的小说创作计划失败了？

张新颖：不是尝试跟上政治形势，而是尝试在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他选择写“老同志”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着眼点还是他以前文学的着眼点，但要跟新的形势结合，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1969年12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先期下放的张兆和，赶到沈从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摄影：沈龙朱）

《单读》：较之于聚焦沈从文前半生的那几部传记，尊著一大新颖之处，就在于突破了既往关于沈从文1949年之后“改行”原因的“政治压力说”这一单向度论述模式，阐明了湘西少年岁月及短暂从军时期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的深远影响。可是，他在文物研究专业领域内的贡献似乎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那又怎么解释他1970年曾试图通过写旧体诗完成“第三次新的试验”呢？

张新颖：外在的压力当然是“改行”的最大原因，这一点必须明确。在这个最大的原因之下，他“改行”，为什么不是去干别的行当，而是文物研究？我要讲清楚这个选择的来由。后来他又写旧体诗，那是连他“改行”之后从事的事业也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其实是绝境了，在绝境中还想干点事，别的都干不了，所以才写旧体诗。这一改再改，其实是见出这个生命的强韧，这个生命的挣扎的。

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之外，也很希望看到他们专业领域之内的更多更充分的讨论。我是门外汉，只能做门外谈，我写过一篇《“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

《单读》：沈先生早年相熟的是胡适、徐志摩这些海归学者，但他为什么一直不补习英语？这个缺陷似乎又并不太妨碍他晚年三个半月美国之行中的各地观摩？

张新颖：沈从文1920年代末确实曾经有过学习英文的打算，他甚至还向在美国的王际真探问是否可能到美国去用英文创作，但这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想法，实在太不现实，那时候他连给王际真寄信都得王际真写好信封从美国寄来。他晚年的美国之行，有亲人、学生陪伴，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

《单读》：与昆明时期结识的那些西南联大老学生的重逢，对沈先生的美国之行也是极大安慰？

张新颖：他的美国之行，特别动人的就是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过去的学生，会有学生大老远来看老师，这真是做一个好老师的安慰。

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

《单读》：在1996年版《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的编选后记中，张兆和说过：“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您如何看待张兆和之于晚年沈从文的作用？张兆和“文革”前担任过《人民文学》编辑，她可以也为沈先生提供某种保护吗？

张新颖：张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为沈从文提供保护，但这个家庭没有张兆和确实不行。张兆和性格坚强也好强，朴素、单纯，习惯于吃苦耐劳，这对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作用，简单地说，没有张兆和的话沈从文早就垮了。张兆和晚年能写出那样的话，真是了不起，她勇于承认对沈从文不完全理解，这可不是谁都说得出的；而且正是因为后来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说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单读》：大哥沈云麓（1897—1970）“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他是沈从文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精神纽带？

张新颖：沈云麓这个人很奇特，黄永玉的散文里描述过。沈从文的父亲1930年就病逝了，沈云麓这个大哥就不仅仅是大哥，还是老家的象征，沈从文对老家、对故乡的感情就还有个去处。这个大哥太重要了，没有他的话沈从文后半生漫长的孤独中会少掉重要的说话对象。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沈云麓保存了沈从文的大量资料，现存最早的沈从文书信，就是1927年写给大哥的。如果没有沈云麓保存下来的东西，沈从文研究的完整性是会受损的。

《单读》：1922年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担任书记的半年时光，除了为沈从文提供“学历史的地方”，为其晚年“改行”埋下决定性的伏笔之外，其实也让此后的沈从文对军事保持着终生的敏感？

张新颖：倒不一定是对军事敏感，比这个重要的，是对军人的感情。沈从文不仅出身军人世家，他自己也是少年当兵。你看《边城》题记，一开始就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单读》：新书中，您也提到美籍华裔数学家钟开莱、陈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与沈先生或深或浅的交情。大数学家们何以与沈先生有这么多交集？

张新颖：沈从文对“抽象”之美有强烈的向往和热爱，用他的话说是“向虚空凝眸”，这个“抽象”、“虚空”，是排除了乱七八糟的现实干扰的。表达这样的东西，他多次说过，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不懂音乐，可他是真正的爱乐者；我们也可以说他大概不懂数学，但这不妨碍他对数学的向往式感情。

另外一方面，你说的这几个大数学家，他们的人文修养也不是表面功夫。丘成桐是钟开莱介绍给沈从文的，他在这几个人里面年纪最轻，和沈从文的交往大概也最浅，他2005年在浙江省图书馆做了一个《数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的演讲，说数学家以其对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肤浅来决定研究的方向；人文知识也致力于描述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除了通“古今之变”，也“究天人之际”。你看看他谈自然与数学、与文学的关系，就大略能明白他为什么要拜见沈从文了。

《单读》：“老来走红”（林斤澜语）的汪曾祺生前经常酒后以“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自居；我也注意到青年学者杨早在《读丰三题》中有一个说法，即“至今，我仍略带偏执地认为，丰子恺这篇《怀李叔同先生》，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回忆恩师的双璧，笔端那别样的温情与崇仰，那真挚到近乎软弱的爱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出现，才有了第三篇。”您同意杨早这个说法吗？汪曾祺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沈先生的文学衣钵？林斤澜呢？

张新颖：杨早说的三篇文章确实好，我也都非常喜欢。沈从文、汪曾祺这对师生之间的传承赓续，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但是，你说的这三个人还是不一样，简单说，沈从文野，汪曾祺文，林斤澜涩。

说到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回响，可说的其实挺多的。比如，最近黄永玉出了三大本《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我看来，这个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再往下几代作家的作品看，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传统中不同部分的对话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略偏开一点，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我要说的意思是，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一味地跟着时代跑，总不是那么回事

《单读》：在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会明》时，夏志清提到了他“对道家淳朴生活的向往”，这种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特别是他在爱徒汪曾祺和长子沈龙朱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后居然还能逃过这一劫。

张新颖：我不太会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的选择。“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沈从文不说话，不写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他还根深蒂固地认为这种发言、表态，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创作不会因此而好。其实这是他一贯的认识，比如更早些时候大规模批《武训传》，他就说，把武训批得再臭再厉害，还是不能对当前的创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鸣放”的几次，都让他不怎么愉快。一次是北大学生拿来的介绍信，让他恼火；还有一次是萧乾请他给《文艺报》写文章，他和萧乾的隔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自然也不会写。到“文革”那个时期，不管是想说话还是不想说话的，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他当然更不能说话，要说，也是受逼迫检讨、交待。

其实从1950年以后，他满脑子就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杂文物的“杂货铺”，老是着急做这些事，发牢骚也是为做这些事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困难。他就是一个要做事的人。

《单读》：沈先生“文革”初期曾告诉其同事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我怎么活呢？”这种“左右为难”，也反过来证明了沈从文在同代知识分子中的独特性？

张新颖：这个其实不算独特。国民党到台湾后，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书都是禁书；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文革”中也大都遭受磨难。沈从文的独特性，是在不太可能创造安身立命事业的时代和境遇中，挣扎着要创造安身立命的事业。

《单读》：您写道，1975年，沈先生在王亚蓉协助下推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研究工作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1976年为避“唐山大地震”而南下的上海之行中，“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您怎样体会沈先生“赤子”的一面以及其晚年的“返老还童”？

张新颖：197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沈从文在体力和精神上，有特别充沛的体验，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轻快。他找了些书来看，分析自己这种“奇迹”是怎么回事。他的分析让我们看上去也许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认真的。他说人这种东西，千万年发展下来，把聪明才智多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纷争不已，顾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都压抑下去了。可以设法恢复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这个很有意思，从人类的发展来反思，已经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指向某个个人的“赤子之心”。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单读》：您的核心关怀在1997年那篇《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就已经有初具雏形的表述，“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却是安身立命。这个角落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就像黄浦江上小船里捞虾子的人和外白渡桥上喧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之间的关系。处于时代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之外做实事的人。” 那么，与您所置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界，甚至与更广阔的当下社会，您倾向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恰当关系？

张新颖：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一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知识者来说，多少应该具有自觉的意识、反省的意识，得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做了有什么意义。丧失了自己，一味地跟着时代跑，总不是那么回事。我自己能做的事有限，就用心、尽力把有限的事做好，做个好的老师、好的研究者。

（本访谈经张新颖教授本人审订，谨致谢忱）

在「单厨」遇见最有趣的美食家。

“我们应当先寻找适宜一起进餐的人，然后再找吃的和喝的。”

——享乐派始祖、希腊人伊壁鸠鲁

影像

站在跳不下去的悬崖上

影像：于默

撰文：楼森华

从边境延展到内地，由地缘深入至人心。《小城故事》想说的究竟是人的问题。图像聚拢为城，城中人事代谢。每个人又是一座座的城。我游走在城市中，遭遇日常，采集现象。用图像的砖瓦，砌起重重叠叠的墙。

再坚固的墙也会坍塌，故事却永远讲不完。

—于默

记忆需要一个影子吗？如果影子会记忆，它能记忆的是什么？如果能记忆的只是历史的瞬间呢？历史刺得最亮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了，一个个闪着光的疮疤。这个时代的我们是什么样子，这种记忆显现出了什么真相？

这是于默的摄影——疤痕覆盖的伤口。在十年里，他在每一次出逃途中，在黑暗中捡起这些记忆，并违心地用显影法胁持它们。它们显得充满超出时代的滞留感，像一个个无为而好看的伤疤，不必被触摸，就让我们疼痛、奇痒至麻木。

他拍了什么，拍得怎么样，暗房做了怎样的处理，显影得如何？这些问题之外，我更看重他在这长达十余年的岁月里，在这组《小城故事》浩如烟海的照片半成品中择取了什么。这才让我敢于言说于默为什么拍照。这实际上是在问：它们是怎样拒绝我们的。

这十多年，学雕塑出身的于默不是什么也没做，他不满足于现在这个时代和过去不远的时代里的那些雕塑。他只能喜欢已经远去的世界，知道他不能那样简单地继承。于是他在人们的关心中沉默了。这十多年，他不断地逃离彼地此方，探究生活的四荒，也不事雕塑艺术的本分。他在光和影的世界里，和我们一样，不好不坏地生活，但在有形和无形的世界里，他又比我们中的大多数要幸福一些，只是他内心拒绝这种我们以为富有的生活。每次外出，他都带回大量菲林与像素，以这种不太公然的方式拒绝了外人对他的期望以及对他生活的了解。这些照片拒绝我们进入它们的主人所涉足的地方。于默全面进入了我们从熟悉到未知的经验领域。这是一个在本质上让我们与习见更陌生的世界。它们在真正反对它们的主人，就像遥远的石头要来唤醒我们。

想到于默就想到一个中世纪的骑士，只是把马换成了拍照路上的吉普车。自少年时期对英雄的崇敬到对之效仿的自信开始，就注定了他难以满意的不安。诸多原委让于默（包括内心）无处可安，他要有某种持续的行动，所以决意躲避，以一种弥散的方式。虽然车轮注定了线性的行程，但他想逃避得更立体，逃逸之所不外乎他乡、客乡、书乡、迷梦之香、乌有之乡。但于默懂得无处可逃。

想到于默拍照，我有些担心。他的样子看上去有些可怖—一个肉体上的瞎子。一个盲目的人如何看见他所要拍的？这无所不在的孤寂与短暂的盲目，让他像影像世界的埃尔·格列柯—触及科罗拉多山上那道照亮夜云的闪电的人。镁光灯时代过去很久了，他好像一直在寻找这支队伍。说到底，于默对那种不看就拍、拍了就印的方式是不屑的。

这组照片像一个个烙着黑暗的扁平得不能再扁平的陷阱，这和他最擅长的立体雕塑不一样。他放逐并小看了自己，整整十个年头。于默的每一次抵达和被他搜寻过的地方已经留下了蛛丝马迹，烙着些不深不浅的印痕，也许可以说，这些阴影照亮了你看不见的世界。

你看到的这些，都是真实事物的影子。阳光下可以同时照亮和晒黑的是我们的少年和老年，注视这些影子，它们会利用我们的缺席，谈论历史与现实的变迁，那原本应该被我们照看的，如今开始照看我们了。就像你给一棵树打电话吧，听到风声了。站在跳不下去的悬崖上面，或许可以装装飞翔。或许成长本身需要风吹日晒的命运捉弄和提升。秋草悲悯的人生，被于默摄入镜头，它们的血腥和静谧都让我们看清自己。

于默的摄影有这样的追求。如奥托·施泰纳特主张摄影要广泛、能动、反对机械写实，或者像安德烈·克泰斯，于默无意中也会讲究影调与线条的完美，并且同意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无视美术与摄影传统的区别。对唐·麦卡林这样内心对上帝充满愤怒的摄影家，于默自然也怀有一种敬意，他善于控制空间距离，以获得瞬间的震撼与宁静。于默与主张摄影的决定性瞬间且不相信三脚架的布列松，在某种程度上也站在了一起，尽可能做到在若干分之一秒内，识别事物的重要意义，同时给予事件本身适当的形式。在他心中充满敬意的还有拍摄塞班岛之战的尤金·史密斯，更有吸引力的是乔治·罗杰所拍摄的那些美丽的地方，看上去不像真实的景色。于默这十几年走过的道路，也是约翰·汤姆森、路易斯·海因的道路，还有罗伯特·杜瓦诺，他们无一例外地关心生命。

于默的小城故事里发生的一切，不像是真的，我们的目光打量它们，它们却拒绝、漠视我们。爱默生说，大地原初到处布满鲜花，是个不散的筵席。如果我们能择地而居，只需享受这一成果，只要去回报。然而于默知道世界不是这样，于是他单刀赴会。当有人向他踢去一个球的时候，必要时，他才会显示真正的姿态。他到处奔赴，只为守住这个门。他知道，如果守不住，他将使这支队伍丧尽良机。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守不住的时候，就如命运之门。也许《小城故事》之后，未来十年，他将让更多的球进入并再抛出去，踢得更远些。

2006年 拉萨

2005年 西湖

2013年 厦门

2014年 色拉寺

2007年 若羌

2006年 拉萨

2013年 福州

2009年 三明

2006年 哲蚌寺

2007年 老挝 川圹

2006年 哲蚌寺

2014年 丽江

小说

情人

撰文　于威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德性，一个舞台加一间豪华大床房。我们连向窗外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睡觉，结账，走人。

音乐家开着车，载着我穿越一场滂沱。

音乐家并不以音乐谋生，他只是按照乐章的方式活着。他和我正处在奏鸣曲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一部交响随时可能谢幕。暴雨泯灭了近景和远景，黑色的小车只是体量巨大的白雾上的一个污点。音乐家边听边品评着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痉挛般地抖动。

音乐家叫罗毕，是个骗子。他每个月去一个城市，出售成功学，他能让卖袜子的相信自己出了门就是商业巨子。他骗人的时候，我是他的同谋，其他的时候，是他的情人。我被他身上的邪气深深吸引，那是由阅人无数、纵欲无度、细节癖和控制狂共同烧制出来的气场。这股邪气牢牢地镇住了一直都在内心折磨我的妖孽，我又可以睡觉了。

我在三十岁那一年，失去了大部分的睡眠，在貌似永无了断的极昼中，活得越来越像一根无目的位移的荧光棒，泛着阴险的绿意。罗毕是在一个饭局上把我捡回去的，我们挨着，我的杯子空了，他就帮着倒满，空了，又满上。他扶着我的腰上车时，我可没醉，我是装的，有个地方去总要好过又一个枯坐的夜晚。路上，他一直在说，他总是在说，说，说。

过了很久我问罗毕，为什么要把一次酒后乱性拉长为一段情感关系，他说，你睡着的样子太让人感动了，豪情万丈的。我辞掉了工作，开始跟话痨罗毕，比我大二十岁的罗毕，酒鬼罗毕，有一个固若金汤的家室的罗毕混到了一起。罗毕的真爱不是我，是被音乐包裹着的自己，但只有我有足够的耐心和容量听他连篇累牍地说他的真爱。我们彼此都是刚需。

业余音乐家罗毕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幼年的时候是个结巴。他家挨着一个文工团的院子，院墙外是一排高大的树。某一个炎热的午后，百无聊赖的罗毕爬到树上掏鸟窝，从高处他看到了一双弹琴的手。他第一次看到了音乐，看到痴呆，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胳膊。至于摔这一下为什么治愈了结巴，按罗毕的说法，音乐是有神性的。

二十几岁的罗毕穷得像根火柴，除了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火之外，一无所有。他奋力抛弃远在戈壁之城的老家，把一嘴京片子玩得烂熟。他广交朋友，然后蹭他们的地方和酒。不是曾有过那样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吗？最卑微的乌鸦都怀揣着变凤凰的理想，重要的是，这种理想还被很严肃地看待。罗毕听了太多的理想，看了太多的理想，编了太多的理想，他忍不住不让自己化为理想的真身，他发掘出了一种门类为蛊惑人心的变现方式。

我认识罗毕的时候，他已经迭代到成功之神。讲大法挣来的钱置换出多处房产，倒了几次手，就现出身家赫赫的样式。罗毕对贫穷的恐惧一直难以释怀，虽然他已经阔到雇佣买手去巴黎横扫当季大牌，但还是奔波劳碌得像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只有在台上站着，他才感觉到踏实。罗毕坚持发我一份优厚的薪水，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总是AA制。罗毕说，仪式感是必须的，这样才觉得自己没有吃亏。

“我觉得你一直都在占别人的便宜，吃亏怎么讲？”

“我这么聪明高贵的人却只能挣傻子的钱，我有多委屈。”

“我有多委屈”是罗毕讲话的一个常见后缀。罗毕说他小时候老是饿，饿到把自己养的鸽子用泥巴裹住烧了吃掉了。“挨饿已经很委屈了，还得更委屈地吃掉心爱的鸽子，你说我有多委屈。”罗毕说第一次有钱听音乐会时他特别难受，“我愿意把命给她，可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多委屈。”我们都不完美，我没有理由介意罗毕的委屈是不是有理由。

罗毕和我像游吟诗人一样从一个城市唱到另一个城市，带着全部的装备——罗毕的嘴和他昂贵的西装。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德性，一个舞台加一间豪华大床房。我们连向窗外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睡觉，结账，走人。

家才是让我们觉得自在的地方。我说的是我自己的家。它曾经是一个失败婚姻的废墟，罗毕的意志给它带来了新的表象。他帮我清出了全部的家当，换上他喜欢的东西，亲手组装出让他满意的音响，他只允许我给他买一双拖鞋，“全皮的，要软，黑色” 。我心甘情愿让他把我抹去，还原为一团软泥，随他捏出任意的形状，我需要他国王般的不容置疑。他在家里最喜欢做的事是坐在地毯上，在一大堆CD中思索，“你负责躺在沙发上，找最舒服的感觉”。他不会让我听一部完整的曲子，总是从一个段落跳到另一个段落，或者反复把一个乐章听上无数遍，再配上他大段的旁白。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莫斯科首演，斯大林第一幕还没看完，拂袖而去，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天就从宠儿变成人民的敌人，他才二十九岁，二十九岁时他就是个红透了半边天的明星了，但是他得罪了斯大林。”

“如果是你，你能不给斯大林下跪吗？我肯定会，肖斯塔科维奇跪下了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指责他的人有胆量把自己的头颅放到斯大林的镰刀和斧头下面吗？”

“他跪着写了《第五交响乐》，把他献给了斯大林，证明他是个有智慧的人。现在你来听肖五，你会觉得它很烂吗？一点都不，你听到的只有才华，肖斯塔科维奇的才华。”

“他写完《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不久就死了，他写的是一个被人像狗一样宰了的可怜虫。”

“听这段，你听出来了吗？这里，他的柔情，他像溺爱的母亲一样爱着这个可怜的家伙。他就是这个可怜的家伙，我也是。”

“这家伙说，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的时候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不听了，走，我们做爱去。”

罗毕好吃嗜酒，每每醉酒时，都要给一个在深圳的叫老牧的哥们儿打电话，罗毕潦倒的时候，身边总有老牧，一分钱俩人掰着花的那种交情。这种交情体现在，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罗毕打给老牧的电话一定会有应答，虽然有时候就是为了告诉对方他发现了一个餐馆，那里做的羊排怎么怎么好吃。中途，他会把电话塞给我，让我跟老牧说几句。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老牧知道，他说，罗毕又喝多了吧？他老是和我说起你，我都觉得跟你好熟了。我和老牧通话的时候，罗毕总是会显露出局促不安的快乐，他会突然把电话抢走，对着话筒大声说，老牧，下次你来，一定要见见我的女人！

我和老牧从未谋面，严格意义上，我是罗毕的情人，不是他的女人。他有家，还有个儿子。我对他家里的女人一无所知，问过一次，罗毕生硬地说：“多嘴，你也要变成个俗气的娘们儿吗？问这些有什么意思。” 好吧，那我就不问。我们有约定，只能他给我打电话。他有我家的钥匙，我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

按他自己的定义，他有时可真是个俗气的男人。他会用各种诡计让我谈论我的前夫。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以至于和他结了婚，他甚至会逼问我的前夫床上表现是不是不好，如果好我为什么要和他离婚。这种时候的罗毕特别猥琐，他的想象把他变成了一条嫉妒的毒蛇，他会突然起身夺门而出，坐在车里愤怒地给我打电话，叱责我的种种不忠并绝尘而去。

但最多不过三天，他自己就会回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热爱音乐的罗毕没有带我听过一场音乐会，倒请我看过许多场电影，每次都去市中心的那家老电影院，只有那里，还有一些老片子继续上映着。罗毕说，你要穿雪白的裙子和高跟鞋，自己过来，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我们是在约会，这是件是很严肃的事情。

他就站在那座50年代的红楼门口，傲慢、游离，右手握着一束玫瑰。他用拍长镜头的方式打量着慢步走过来的我，无限接近时才揽我入怀：“你真美，亲爱的，你知道阳光是怎么把窗子打碎的。”

罗毕愿意的时候可以把情人这个角色扮演到制高点上，认真、浪漫、心机满满。他一点也不吝啬地动用各种长句子来赞美我，用他的话，是歌颂。哪个女人会拒绝被人宠爱？我有什么必要去追究在他的剧情中我是谁。

每个月总有一两天，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家里厮守。每顿饭都是罗毕亲自下厨，他鄙视老是嫌麻烦的我对食物的态度：“吃下去的东西会成为人的一部分，你的一部分，你的肌肉、骨骼、血液和脑子，这事儿还不足够大吗？”我因为对食材没悟性，对烹饪没才华最终被轰到厨房之外，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平庸的懒散。

罗毕带来了一只砂锅，他说他要炖一锅让我终生难忘的鸡汤，天堂的鸡汤也不过如此。他往唱机里塞了一张巴赫的赋格，我说，还不如放一段《红色娘子军》，“打不死的吴琼花我还在人间！”罗毕哈哈大笑，两只手乱搓了几下我的头发：“臭得瑟，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收拾你！”

这锅鸡汤我没有吃成，煮到香气四溢的时候，砂锅炸成了两半，汤汁湮灭了炉火，从灶台上倾泻下来，罗毕尴尬地站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毫不夸张的委屈。我踮着脚走过去，关上了煤气。

一周后，在长沙的讲台上，罗毕突发心梗。在阴阳两界的交叉口，我拼尽所有的力气握住他的手。我只抢回了半个罗毕，他已经不能清楚地说完一个句子，他再也不需要听众了。我按照他嗫嚅出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她来了，她把罗毕带走了，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悲悯。

报道

重走梁思成之路：失忆的李庄

撰文　张泉

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饪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的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

神庙空寂

江声浩荡。

运沙船的轰鸣声深夜方息，清晨复起，穿过满溢的江雾，排空而来。

东岳庙屋脊塌了一半，精美的石雕七零八落，仿佛众神刚刚进行过一场恶战。三十七岁的守庙人趴在自制的水烟筒边，重重吸了两口，蓦地在假寐中望见少年时的光景。那时江底遍布溶洞，夏天到来，男孩们一丝不挂跳进长江游泳，他水性好，胆子也大，敢一头扎进溶洞里，屏一口气，像条泥鳅那样浮潜半晌，再从溶洞另一头蹿出来。

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仿佛一切知觉都不再真实，然而，拂过身躯的暗流，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曼妙真切，他禁不住叹了一声：“爽得很！”四川话念起来，却是“爽得恨！”。不知是恨那快感稍纵即逝，还是恨那时光流去不待人。他很多年没再下水游过泳，而运沙船这样勤奋地运转，江底怕也早没了溶洞。

东岳庙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现存的建筑在清道光七年（1827年）重建。屋脊坍塌后，暂时停止开放。每天都有乡邻来坐坐聊天，紫砂壶中，藏茶更换得勤，味道永远粗粝悠长。

从成都请的修复专家们还有一周就要入驻东岳庙。每次修复都大费周章。许多传统技艺已经失传，就连砌砖这种最基本的步骤都不同了，从前要用糯米浆加石灰，如今人们却习惯用水泥。砖石的质地和规格更是难以复原，要保证修旧如旧，并不容易。

神像其实早已不知去向，窗棂将阳光借进空寂的建筑，镂下斑驳的花纹。出神仪式也停了接近一个世纪。旧时每逢东岳大帝生日，李庄人就会给众神做身新装，高高抬起，环游全镇，沿街人家都备下香案贡品，跪拜祈福。待到神像回庙，山门前的戏台就会摆开阵势，喧天的锣鼓惹得周边乡民纷至沓来，那时的竹枝词写道：“同伴相呼到会场，二夫许我看高妆。隔河渡水真难拢，催促船家打桨忙。”1940年冬天，东岳庙的神像被抬出，再也没有抬回来。

那一年，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最终落地李庄。乡民们请走神像，放进桌椅黑板，东岳庙做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校舍。作为回报，工学院架起电线，李庄人用上电灯，比南溪县城还要早十多年。

同济大学迁校，最初看中的是南溪县，却遭到婉拒。县城里的乡绅们担心，人口激增会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危及民风。举棋不定之际，一纸十六字电文却从偏僻的李庄发出，“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电文起草者，是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他和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惠、李清泉、江绪恢等乡绅、袍哥的抉择，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延续一线生机。

与同济大学一起来到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他们如同蒲公英一般四散进李庄的土地，同济大学占据了镇中心的各种古建筑，史语所去了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则搬到上坝。几个月间，李庄人口就从三千六百人激增到一万五千人。从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李庄的名字，后来，从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就可以顺利抵达。

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随着人潮离开昆明，来到李庄。他们不肯做“中国的白俄”，便只能在奔波动荡中迎向未知的命运。

最奢侈的味道

总有一只狗要抢先叫起来，像个蓄谋已久的指挥家。吠声乍起，四邻的狗就会纷纷应合，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曲折绵长。穿过农田可以看到梁思成、林徽因当年寓居的房子，他们在哪里，中国营造学社就在哪里。

李庄上坝的这处梁、林故居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的竹林深处，能找到刚刚成熟的柚子，只是味道有些蹊跷，不甜不酸也不苦，与寡淡的时代不谋而合。

院子里那棵大桂圆树已经不知所踪。据说当年梁思成一住下来，就往桂圆树上拴一根竹竿，每天不辞辛苦地带着年轻人反复爬竹竿。到野外测绘古建筑时，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容荒废。

梁思成与刘敦桢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两大支柱，分别担任法式组主任和文献组主任。小小的院落里，梁家与刘家的住所占据两侧，中间是长长的办公室，几张旧桌椅摆放得挺整齐，每走一步，木地板也会随着吱呀作响，仿佛时光沉闷的回声。

进院的三个小房间里，当年住着中国营造学社的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卢绳、王世襄和罗哲文。空间都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床、一个小桌。罗哲文的屋子正中还竖着一根立柱，每次上下床估计都得把身躯蜷缩起来。

院落的布局是根据罗哲文的记忆复原的。当年罗哲文是中国营造学社招聘的练习生，梁思成曾手把手地教他使用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多年后，罗哲文成为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如今，当初这些年轻人都已不在人世。

川南多雨，房间里永远潮湿、阴暗，老鼠和蛇时常造访，臭虫更是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病中的林徽因受到特殊优待，有一个帆布床，其他人都只能睡光板和竹席。

物资紧缺，物价仍在飞涨。每个月梁思成收到薪金，就得立刻买米买油，稍有延迟，它们就可能变成一堆废纸。梁思成开始学习蒸馒头、做饭、做菜、腌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着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倘若生计还是难以维持，梁思成就得去宜宾，把衣服当掉，换些食物回来。被当掉的还有他钟爱的派克笔和手表，那时他就会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把那件衣服清炖了吧。

考古学家董作宾，当年也随史语所寓居李庄。他的儿子董敏保存着一本简陋的小本子。那时，父辈们偶尔会信手画上几笔，给小孩子们玩。梁思成画的一幅小画，是一个精致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汤。梁思成在旁边写道：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

这就是梁思成最想念的味道。

在林徽因眼中，儿子梁从诫曾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几年之间，他却长成了“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不知林徽因有没有想起《呼啸山庄》里的哈里顿，命运如此阴差阳错。

旧报纸上登的都是旧闻，所幸，想读书可以去史语所借。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从昆明迁往李庄的原因之一。简陋的家里竟还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慰藉着困窘的时光。从史语所借来几张莎剧唱片，就能让林徽因兴奋得像个孩子，她会模仿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的语调，喃喃地讲着哈姆雷特那经典的念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梁思成与林徽因心中，其实早有答案。生存还是死亡，根本不是问题。

何处是李庄？

流亡之中，故人并没有失去联系。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夫妇时常收到李庄的来信，信封上贴满邮票，里面的信有厚厚的好几封，署着不同的日期。邮资昂贵，书信都是一种奢侈。信纸大多极薄极脆，且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有的可能包过菜或肉，留着细微的印痕。纸张的每个角落都满满地填着字。在李庄，纸同样来之不易。

怎样向别处的朋友们解释李庄这座偏僻的小镇，梁思成颇费思量。

李庄地处长江上游，上承宜宾，下接泸州，流向重庆。清人翁霪霖在《夜宿李庄》中写道：“入境依然泊夜航，人烟最数李家庄。地沿僰道寻孤驿，江合戎州记一塘。别渚蒿芦秋淡荡，隔堤牛马水苍茫。双渔藉手劳相问，深愧扶筇父老行。”当年行客们沿江直下，夜泊李庄时，每每也会在百感交集中望向江岸边连绵起伏的炊烟。倘若登岸造访，则会与无数神灵狭路相逢，东岳大帝、龙王、玄武祖师、关公、佛祖、观音以及耶稣，在各自的门扉里等候前来许愿的人们。梁思成他们并不是李庄的第一批流亡者，明清两代，“湖广填四川”，李庄就迎来过各地移民，四方杂处，形成“九宫十八庙”的古镇格局。王爷庙的后山门，石坊上有一副对联，“江客来从幽径入，羽流归向小门敲”，描述的正是典型的李庄风土，大江奔涌，山径深幽，风波迭现，万物静默。

尽管费正清是中国通，费氏夫妇又曾与梁思成、林徽因结伴走过山西的穷乡僻壤，然而，梁思成还是无法向他准确地描述李庄，最终，他只能模糊地写道，李庄在“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

1942年，听说费正清再度来中国，准备到李庄一聚，梁思成兴奋地把李庄的位置标注得更详细了些，“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在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六十里（约二十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梁思成之所以对重庆往返李庄的水路了解得如此清楚，是因为他也时常这样往返。中国营造学社早年依靠“庚款”维系，“二战”开始，“庚款”难以为继，梁思成只能设法四处寻求支持，去陪都重庆，就是为了向行政院和教育部申请经费，最终，学社主要成员的薪资分别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发放，讨来的研究经费却只是杯水车薪。

这一年的11月，费正清来到李庄，他生了重病，一直卧床，傍晚五点半就要点起菜油灯和蜡烛，天黑得早。李庄的艰苦远远超出费正清的想象，他感叹：“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或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更被频仍的国难烘托得愈发悲怆。

几年后，费慰梅也从空中俯瞰过李庄。她和梁思成搭乘一架美军的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四十分钟后，在长江的转弯处，她看到一片城墙。梁思成告诉她，那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就是在这片深山中的小镇，梁思成与林徽因伴着昏暗的菜油灯，度过了各自的四十岁——对学术研究与艺术创造而言，那本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沙漠中的金鱼

梁思成的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他的背比从前更驼了。回望北平的时光，时常有恍若隔世之感，他在信中写道：“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

所幸，流亡的日子里，他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千百年光阴的侵袭，大美无言，遗世独立。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总会有丝缕微茫，能够照亮一隅，慰藉人心。

研究经费极其微薄，中国营造学社却还是考察了李庄周边的古迹。莫宗江、卢绳测绘了李庄旋螺殿和宜宾旧州坝白塔，莫宗江、罗哲文和王世襄测绘了李庄宋墓，刘致平则调查了李庄的民居和成都的清真寺。此外，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代表，陈明达参与了中央博物院在彭山的崖墓发掘，莫宗江则参与了对成都王健墓的发掘。抗战胜利看起来遥遥无期，工作可以消解每一天的焦虑与期望。

1943年初夏，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到李庄，在梁家受到“煎鸭子的款待”。当时童第周在同济大学任教，李约瑟对这位蜚声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同样心生好奇，执意要看看他的实验室。不料，他只看见一台旧显微镜，以及几尾金鱼。那台德国造的显微镜是从旧货店买来的，花了童第周夫妇两年的工资。童第周没有额外的实验设施，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天晴时到阳光下做实验，下雪时则借助雪地的反光。李约瑟不禁感叹，童第周解剖金鱼做研究，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条困在沙漠中的金鱼。

中国营造学社同样被“困在沙漠中”。李约瑟离开几个月后，刘敦桢也向学社的同仁们辞行。迫于生计，他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职，前往重庆。陈明达则前往西南公路局工作。中国营造学社只剩下四人。林徽因写信向费慰梅哀叹：“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中国营造学社却没有作鸟兽散。1944年，梁思成甚至恢复了停办八年的汇刊。同样在这间昏暗的房子里，他们将论文编排好，在药纸上誊抄，绘图，再用石印印在土纸上，自己折页、装订。梁思成在复刊词中描述了同仁们所做的努力，“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作了一点实地调查”，两期汇刊中有多篇文章正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的考察成果，有莫宗江的《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刘致平的《成都清真寺》、卢绳的《旋螺殿》，以及王世襄的《四川南溪李庄宋墓》，而战前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以及费慰梅对山东武梁祠的考察，也都在这两期汇刊中有所交代。

在最后一期汇刊上，梁思成写道：“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汇’……此种‘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种语言里，都是传统的演变的，有它的历史的。”梁思成一生孜孜于破译这些“文法”。《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正是他的尝试。

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一直是梁思成的夙愿。他曾为此奔波多年，进行过大量详尽的寻访、考察和测绘，也曾一次次与不同时代的古建筑狭路相逢。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没有料到，起笔时已然国难当头。

当刘敦桢专注于书写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考察古建筑的系列调查报告时，梁思成则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卢绳负责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辽、宋的文献资料并执笔，还校阅补充了《中国建筑史》的全部文稿。为了减轻脊椎的压力，梁思成用一个花瓶抵住下颌。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在昏暗的菜油灯下，与命运较量。写作让他们短暂地忘记了现实的苦厄，一次次重返那些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许多年后，人们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时代，同样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时钟重启

1999年，作家岱峻几经辗转，终于在李庄上坝找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满地觅食的鸡群镇定自若地从脚边溜过，两间房子做了鸡舍，还有一间堆满杂物，墙上有一块标牌，字迹模糊——“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率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前往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从此终结，一段新的旅程却由此开启。

寓居李庄的文化人也在那时陆续离开。每一艘消失在江流尽头的轮船，都会载走一段记忆。李庄重新沉寂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空城。

对于故乡显赫的往事，年轻人并不知晓，老人们选择了沉默。1949年后，前往台湾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被看作战犯，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罗南陔、张访琴、杨君慧等乡绅领袖则在李庄操场被当众铲除。从前的荣耀都已沦为伤疤，面对暧昧不清的时局，遗忘是最有效的方法。

李庄遗忘了历史，也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在永胜村，当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村干部听说岱峻的来意，惊讶地回应：“中央研究院？中央的人哪会到我们这里来？”李庄人以为岱峻是收旧门窗的。小镇的自豪感，只在那些古老而精致的木雕里还有些许残留。

当年离开李庄以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仁们凑钱刻了一块石碑，他们在“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中写道：“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岱峻没能找到那块碑铭。据说，1966年，一个姓田的社员将石碑背走，抹平旧日的字句，去凿刻毛泽东语录。石碑从此下落不明。

遗忘犹如刻刀，残酷而彻底。仅仅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竟像碑刻那样模糊不清。在田垄上，一间间老房子里，岱峻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寻访，许多沉默的老人终于打破了内心的禁忌，开始回忆。

不久，岱峻的文章《李庄记事》、《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接连在《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刊登，2004年，他的《发现李庄》出版，尘封的往事重见天日，仿佛错位的齿轮重新啮合，记忆的时钟重新运转起来。

像费正清一样，我们抵达李庄也是11月。时隔七十二年。

天依然黑得早，黄昏迷人而短暂。长江上碎影浮动，宛如萤火。江边有一片巨大的操场，分割出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跳高和跳远的场地。泥泞的土地上坑坑洼洼全是脚印，几十个孩子在反复练习一百米，十人一组，五个女生在前，五个男生在后，每隔十秒钟，体育老师的四川话就会响起“预备——”，不必再说那个“跑”字，孩子们都心领神会。那声绵长的“预备”听起来竟是“雨悲”，像长江边的黄昏一样满含诗意。

四川是中国人口第四大省，有八千多万人。高考压力大，体育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另一条出路。长江边的这片操场，从前是国民革命军练兵的校场，后来又变作刑场。挥汗如雨的孩子们并不知道，60多年前，李庄乡绅领袖罗南陔就是在这里，被处以了极刑。

罗南陔的罪名是土豪劣绅，他还有一个政治污点是曾经担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当年李庄有半条街的房子都属于罗家，可他其实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时常接济乡民。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接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李庄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据说，抗战胜利后，当他送别这些科研、教育机构离开李庄时，已经耗尽家财。

江岸送别

站在奎星阁上，还能依稀想象当年江岸送别的情景。

奎星阁，曾是那一代文化人对李庄最后的记忆。船上东归的人们若是回首凝望，直到看不到江边的飞檐，才意味着真正离开李庄。

奎星阁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梁思成曾将它誉为从上海到宜宾沿长江两千多公里江岸上建造得最好的亭阁。1968年，奎星阁作为濒危建筑被拆除，三十年后重建的时候，木构改成了砖混结构。当年拆除老建筑，砖石会另作他用。于是，在李庄一些民居的墙上，会看到砖头上印着手印，或者标注着“天主堂”的字样。

张家祠还保存着旧时的格局，它营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抗战时中央博物院的国宝文物曾在这里存放过五年多，如今改作抗日纪念馆。张家曾是李庄的大家族，所谓“张家的顶子，李家的银子，黄家的碇子”，张家做官，李家经商，黄家习武。当年五十扇窗上刻着一百只仙鹤，每扇窗雕工的造价就高达纹银十四两，据说，“百鹤窗”曾与旋螺殿、奎星阁、禹王庙的九龙碑一起，被梁思成誉为“李庄四绝”。

旋螺殿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禹王庙的九龙碑则在“文革”时被砸碎了一角，如今虽然修复，却还能看出痕迹。

李庄人对幸福的注解，都刻在张家祠墙角的石雕上——一壶酒，一块肉，包裹着“福”字。

白肉和白酒，是李庄人所能想象的幸福生活。它们和白糕一起，构成李庄旅游业的“三白”。沿街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同小异，除了“三白”，还有各种口味的花生。11月已是旅游淡季，又不是周末，只有零星的游客。沿街的店铺却还是清晨就打开门。在这里很少能看到产自义乌的各种花哨的小商品，不像丽江、凤凰或者江南的水乡古镇那样狂躁喧嚣。

李庄的旅游业呈现着一种难得的拙朴，仿佛与本地人的生活并未割裂。历史嵌入现实，想象又与记忆共相滋生。

茶馆里人满为患，老人们停了助动车，解开背上的大箩筐，围坐在一起。他们在玩“川牌”，长条形的纸牌，红黑相间的点数，中央是三国人物绣像，据说是一千八百年前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发明。玻璃杯里的茶泡得久了，叶片全都舒展开来，茶水绿中泛黄。

隔壁一间老房子里，电视机里播放着兰蔻的广告，电视机上面则悬挂着一面有些褪色的书法匾额，正是罗南陔当日手书的十六字电文——“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窗前，一只蝴蝶贴着玻璃徒劳地起舞，却又仿佛被丝丝缕缕的时间缚住，无从逃脱，终究还是疲倦地静默下来，向着窗外游移的天光，收起了翅膀。

天黑下来，愈发地冷了。老人们早已散去，助动车和成排的箩筐像被山风刮走了，拥挤的街道顿时空空荡荡。茶馆率先关了门，一旁的餐厅也准备打烊，服务员裹紧衣裳，靠在椅背上端着手机看《来自星星的你》。小镇中心的广场响起凤凰传奇的歌声，犹如奔雷闪电，闪烁的绿光将起舞的身影印在地上，纵横交错。

广场舞散场以后，长街另一侧，两家KTV又开始传出歌声。年轻人借着酒意，模仿Beyond的粤语，歌声里尽是对理想的追问。

沿街店铺开始陆续关门，只有一家彩票投注站还开着。在这鲜活的日常生活里，历史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我站在石板路上，望着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雾色苍莽，唯余江声。

国家任务

撰文　王天挺

三十六年前，国家让他组织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

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

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在一份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时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三十六年。

被人遗忘的词典

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儿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

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三十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没事的时候他打太极拳，陪老伴去海边，或者干脆在家里看诗歌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宝贝，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五万个词条、合计二百五十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中一次是视网膜脱落，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

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词典的存在。

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八十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部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当时“文革”刚结束，局势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一百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三十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不着急，这都等了三十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这些年，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上来先用英语说，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好像在考验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这让他有些宽慰。

天降大任

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大大小小的合影。书柜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

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

他异常兴奋，“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

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最后决定的人随手一指，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

他琢磨着国家派他来是为了取经，那就要尽快把经带回来。于是没休过寒暑假，花三年时间学了九个学期的课程，他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使命”。

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培养了两批学生，然后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调来调去。”他说道。

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十年时间出版一百六十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文革”后期，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张敏说。

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普汉词典，“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

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小时候抄过戏文，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车洪才感叹。

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文革”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刻好的现成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命运不受支配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两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太专注了”。

到1981年，三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十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十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二十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函授班——这一干就是五年，“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五十二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

他不乐意去，在家躲了三个月没有回复，外交部干部司沉不住气了。车洪才印象很深刻：“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喊我：‘电话。’我想谁打电话找我，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司。‘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

去了那儿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可以去。结果就去了。而他的十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为何停止时，他写道：“被强行调动，这项工作由此搁浅。”

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经常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的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他想想就心痛，“这么多人的努力就摆在那里了”。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的两个抽屉卸了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八十张，他很伤心，把卡片装在箱子里，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

1992年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三十多年没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

撤离之前，大使馆中了十三颗火箭弹，宴会楼直接塌了，房顶也全是洞，还有一枚火箭弹卡在上面没有炸。车洪才当时正在一边躲避，突然就觉得：“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记得还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遗忘了。“档案里都没这段了。”夫人学平说，“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没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续

车洪才记得，第一次听说本·拉登的名字还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关心阿富汗局势，他分析塔利班里面应该有正规军混了进去，“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

结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序幕。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反恐战争”时代。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

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学生们都很惊讶，觉得“不编完可惜了”。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鹰隼，被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当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

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的闲暇之后，已经七十二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有前列腺炎，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我说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这个干出来。”

“反正也没事。”张敏乐呵呵的，“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

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语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是他在瑞典一个阿富汗人创建的网站中找到的。“他一皱着眉头从屋里出来，我就想，坏事了，又要重装系统了。”学平说。

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四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车然说。

又花了四年多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三十多年的心终于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词典比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词典的累不一样。搞词典需要一种韧劲，要不断地、不能有任何动摇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松——我干吗要这么费劲？不干了——也就放下了。”他说：“从个人来讲，我更愿意搞词典，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编词典的另一个同伴宋强民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词典的事后，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如果出版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三十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这样显得精神，搭着公交就来了。儿子的担忧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随笔

纽约唐人街的年夜饭及其他

撰文　于晓丹

华人好像一向没有落地为家的文化，赚的钱是要寄回家的，自己早晚也是要回家的。这种挣扎在最近五六年的新移民那里渐渐消失了，这里当然不是他们的家，不过是一个“备份”而已。

一 出去吃年夜饭去

公历元旦一过，马年春节便不远了。今年除夕赶上工作日周四，美国大多数上班的华裔家庭自己做年夜饭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很多，出去吃将是较为普遍的选择。对于居住在纽约的华人来说，其实倒也不是个太坏的选择。

我初到纽约的第一顿年夜饭是在MOMA附近的老牌沪菜馆“山王”吃的。据说“山王”的厨师以前是蒋中正“御用”，老板是老苏州人，后来辗转台湾、日本，最后落脚纽约。所以“山王”一般被认为是台湾人在纽约开的上海菜馆，历史久，有品位，也有不少传奇。1991年，张学良和吕正操在纽约秘密会晤，给张安排的祝寿宴就摆在“山王”。席间张还向吕问及裘盛戎、杜近芳等京剧名角，并特别问道：“我回家能否听杜近芳唱戏？”

我们吃“山王”时，其实时刻跺脚感叹不地道，可它已经是纽约上海菜馆里的人中龙凤了。沪菜不放重料，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高，在纽约实现起来大不易。这些年，老板、厨师到侍应生也换了一拨又一拨，除了地点和环境，其他都没能逃脱越换越差的窠臼。

于是，2000年前后，我们更经常选择的是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五粮液”。

“五粮液”1996年开张，老板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年轻人，最初的确与五粮液集团合股，六年后改为独立私营。它最爱拿出来宣传的是，厨师全部来自四川，材料也全部由四川运来。

应该说纽约的川菜热始自“五粮液”，馋这口的华人，特别是刚在大陆经历过川菜热的新移民，大呼过瘾，老外也趋之若鹜。川菜的先天优势是“一辣遮百丑”，只要红油地道，整个菜品就差不到哪儿去。加上彼时海外与大陆贸易来往已非常便利，花椒、辣椒等进料容易，这都给川菜在纽约风靡创造了条件。

那么今年我们还是会在这两家中选一家吗？可能不会，也有很大的可能会。说可能不会，是因为今年可以选择的餐馆多了很多。

比如开在纽约大学附近的“麻辣东村”。这家2011年底开张的新式川菜馆，被我们一位从国内来的作家朋友赞为“比北京所有川菜都好吃”——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美东周游了一月有余，已经到了中餐吃嘛嘛香的地步。客观讲，“麻辣东村”的菜式的确比前辈“五粮液”要现代和新派，在国内川菜馆能吃到的菜品，比如麻辣牛蛙、麻辣香锅、沸腾鱼、老妈蹄花等，都在它的菜谱上。“东村”的老板是21世纪更新一代的移民，每年回国两三次。据他讲，每次回去，到处试吃是主要任务。以往的中餐，尤其是开在唐人街以外的中餐，总难免顾虑洋人口味，“东村”的理念却是：“只有获得中国客人认可的中餐馆，才是一个成功的中餐馆。”

可以列入“比如”的，还有很多……

纽约的华人餐饮，从“山王”到“五粮液”再到“麻辣东村”，表面看是不同时期移民的“胃”史，实际上却是“心”史，是移民成分和心态变化的一个具像折射，是移民与故国及移民国家关系的交错变化史。“山王”像一个流亡贵族，一直努力凭记忆复制过去的美味，却难免总因不如人意而伤感。“五粮液”像一个暂别故土的游子，故土不遥远也不陌生。“麻辣东村”则像个刚刚离开父母的孩子，总得意洋洋地叫着板，摆出一副“我也不比你差”的熊样子。

既然“东村”这么地道，为什么又说今年的年夜饭仍有可能还选“山王”或“五粮液”呢？

因为毕竟是过农历新年，在纽约的中餐馆中，有传统过年气氛的，还得属老派餐馆。

老派餐馆的首要特征是大，最早一代的广东移民开的粤菜馆都规模浩大，适合大家庭聚会。“山王”和“五粮液”虽然面积比不上传统粤菜馆，但总还摆得下几张十六到二十人的圆桌。到“麻辣东村”这一代新餐馆，气势则小了很多。这固然有曼哈顿房租越来越贵的原因。据老板讲，要想有个能摆下圆桌的面积，月租怎么也要四五万美元。不过，原因可能还在于，现在的移民家庭很少像老移民那样拖家带口，一来一大家人，聚会早已不再以家庭或同乡为主；即使多人聚会，开放式的长桌拼接也更符合年轻一代的时尚。因此，新派餐馆可以不必计较面积，却一定更讲究情调，这个情调一定不是非红即金，也不是已被模式化的中国式富丽堂皇。

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老移民”来说，虽然明知“山王”和“五粮液”的菜并不可口，还是会对气氛老派的大圆桌情有独钟。

说了半天，我的几个年夜饭地点选择，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城”里。难道华人的新年不应该在华埠里过吗？

的确，上面提到的三家餐馆都离华埠有不小的距离，且分散在曼哈顿岛上的不同社区。华埠在华人移民的心里似乎早已不是吃中餐的首选了，平时不是，过年也不是。从前新年唐人街粤菜馆里人山人海排队喝茶的火爆场面已不多见，最有名的几家粤菜馆在“9·11”以后也都相继倒闭了。

不同时期的移民会对曼哈顿的中国城怀有不同的感情。对最早的一代移民来说，它是很多人的落脚点，如果后来没能学会融入美国社会的技能，它也是很多人终身的栖身之地。纽约有各种族裔的“城”，比如小意大利、韩国城、小德国、小希腊、小爱尔兰、小苏联等，都是第一代移民抱团生存的历史遗迹。这个“城”保持得越久，跟这个族裔不断有移民涌入就越有直接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个族裔融入主流能力越低的表现。现在，小意大利已经缩小到只有两三条街的规模，小德国、小希腊、小爱尔兰等已基本消失，中国城是目前曼哈顿岛上最大的一个少数族裔社区，而且旧形态保持得最好。因此，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纽约的我们这一代移民来说，它是一个有点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离不开它，那时候它是解思乡之馋唯一的选择。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离它太近，因为它脏乱旧，卖的CD都是几十年前的，海报上的歌星都老掉牙，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跟时尚的纽约、现代的纽约好像毫无关系。

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里的思想陈旧，跟主流价值观常常脱节。

我曾问过一位把餐馆开在纽约东村的老板为什么没有选择唐人街。他说东村的老外客户多，老外成了熟客以后会让生意更好做，而华人顾客成了熟客以后，只会让生意更难做。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老外熟客听到服务生能叫出他的名字，就会多给小费，而且一次比一次多；而华人顾客在熟了以后，通常就要向老板提出打折的要求，而且理直气壮。所以，在华人聚居社区的中餐馆里很少见到老板或伙计与客人“一家亲”甚至“称兄道弟”的场面，反倒时时感觉他们在对“自己人”刻意保持距离，对老外却热情得多。

对于新一代的移民来说，中国城离他们就更远了。这一代移民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密切，来往更频繁，对中国城的依赖就更弱。

曼哈顿的唐人街在20世纪初已经在向旅游景点转变，由于恶劣的居住条件，华人租户纷纷外迁，导致最后外国游客比华人居民还要多。都说中国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9·11”。不可否认，“9·11”是压垮它的一根稻草，可事实是，如果一个社区始终有稳定的居民生活，内在的生存机制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垮，比如纽约的苏荷社区。说到底，中国城的重创还是因为支撑华埠经济的不再是华人居民，而是外国旅游者，天一黑，它就成了一座死城。“9·11”不过证明了固守在中国城里其实非常脆弱，冲出来的这些餐馆倒都在继续生存，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

每一次移民潮其实都是一次华人向唐人街以外世界的冲击波。地理位置的变化反应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新移民这种“离开中国城”的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现在在纽约做得很有名声的“西安名吃”便是一个好例子。

杰森当上“西安名吃”的店主时只有二十五岁，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新移民，却颇有新移民情怀。父亲在他上学时就在纽约另一个中国城法拉盛开了第一家“西安名吃”。多数这类创业故事的开头，铺面都是在一个商场的地下。杰森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带着商科学位毕业以后，就萌发了要让这块家族企业牌子走出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视野的宏愿。“西安名吃”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可杰森不想让它隅于“唐人街就是整个世界”的局限，不愿把注意力放在怎样跟唐人街那些“南方人或北方人”竞争，而更愿意去和美国其他类型的餐厅竞争。目前，“西安名吃”在纽约已有五家分店，其中三家在中国城以外。

虽然曼哈顿的唐人街成了旅游区，那里的餐馆越来越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我们却还有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吃年夜饭的华人社区，就是纽约的第二个中国城，位于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而且更让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兴奋的是，它现在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北方菜系，这在全纽约甚至全美国都无与伦比。

法拉盛位于纽约市皇后区北部，离曼哈顿唐人街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从前是个人口稀疏、位于都市边缘的非裔、西班牙裔白人住宅区，其中点缀着一个很小的日裔社区。20世纪70年代，大批亚裔移民涌入，其中以台湾人和韩国人最多。法拉盛虽然形成了“另一个中国城”，有“小台北”、“小台湾”之称，可这一时期仍是多族裔混合，除了很多台菜馆，商业中心的街道上还有不少由韩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国人经营的餐馆和商店，有各种亚裔所属的银行、多种语言的路牌和广告牌。

1989年前后，大批大陆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多族裔并存的局面。到20世纪末，大陆移民已超过台湾移民，法拉盛中心街区一点一点被大陆新移民占领，台湾人和韩国人相继被边缘化，迁移到离公共交通（比如地铁和公共汽车站）较远的位置，其他少数族裔商业更是基本被“赶尽”了。从前台菜、粤菜和韩餐三足鼎立的餐饮格局也被改写，台湾菜馆纷纷倒闭，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大陆人口味的餐馆，出现了更多上海、湖南、四川、广东、福建和浙江新风味。本世纪初以后，又一波特点鲜明的大陆移民到来，即来自北方的下岗工人。法拉盛进入一个新阶段。

说起来，纽约的华人餐饮历史，总离不开中国本土社会的阶段性变化。移民社区某一方面每一次历史现象的出现，都与本土国家的历史节点高度契合。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为激活国企施行下岗分流的政策以后，国企集中的北方地区出现了大批下岗工人，其中一部分很快涌至纽约法拉盛。法拉盛街头在韩语和台湾普通话中间开始夹杂出现东北话、天津话，出现天津馅饼、兰州拉面、烤羊肉串车摊，北方餐馆随后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华人社区完全没有北方菜馆的历史。

现在，仅在法拉盛中心几条街的中心商业区内，东北菜馆粗算起来已有十家，山东菜馆五家，河南菜馆三家，天津面食店五家。从前的华人餐饮多少总要“入乡随俗”，照顾其他族裔的饮食口味，中餐难免有“淮橘成枳”之憾。可现在，即使是曼哈顿开在非华人社区的餐馆都在追求纯正的中国口味，让美国人适应中国胃。华人聚居区法拉盛的中餐馆，比如“老东北风味”、“青岛人家”、“老周全羊馆”、“大河人家”（河南）等，越被其移民老乡盛赞“地道”、“正宗”越好，越保留原乡特色生意才越红火。

法拉盛缅街（Main Street，意为“主街”）上有家很不起眼的“盛津美食”。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餐馆，更像一家小吃摊，在一个几近寒酸的铺面里，没有环境可言，餐具都是一次性泡沫或塑料制品，卫生条件甚差，可生意却好得出奇。它的葱花发面大饼四美元一张，远近闻名。我这几年回国也没吃到过那么好的大饼，常有纽约州附近的外州华人专程前来购买。它还经营其他纯正的天津小吃，比如炸糕、豆浆、油条、豆腐脑等，甚至还有锅巴菜。我曾听母亲多次念叨最后这道家乡菜，没想到第一次品尝竟是在法拉盛。虽然不觉得好吃，可能也不会再吃，可终究解了一个多年之谜，不能不感叹法拉盛如今的“中国化”。

新移民甚至还为法拉盛带来了一座“新世界美食城”，开在“新世界超市”楼下，规模和经营内容及经营方式，都与国内的“美食城”一般无二，一到周末，人潮如海，热闹非凡的景象也与国内一样。

二 买菜去

除夕没有赶上休息日，可我们家的年夜饭估计不会彻底取消，多半会向后推迟两天，改在周六年初二邀请朋友们过来吃。这几年，我家大厨列年夜饭菜谱越来越轻车熟路，六冷六热两道汤不在话下。虽然不能跟在国内比，可比我们二十年前初到美国时，不知丰富了多少。不要说盐水鸭，就是椒麻鸡、油爆虾、水煮鱼、韭黄炒黄喉、蒜薹炒腊肉，甚至高难度的“霸王别姬”汤，都能轻松搞定。

原因当然是，现在买菜容易了。

离我们住处不算太远，有两个华人超市比较集中的地区，一是西边的艾姆赫斯特，一是北面的法拉盛。

“二战”之前，艾姆赫斯特是一个只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社区，战后迅速发展成为纽约最多族裔混杂的社区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小镇共有来自一百一十二个国家的居民，华人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只有几条街口之间的百老汇大街上零星有些华人店铺。

从90年代末开始，因为便利的交通和一家香港超市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华人租住进来，呈不可挡之势，艾姆赫斯特现在已经是纽约皇后区第二个中国城，华人大型超市也从原来的一家一下子变成如今的六家。六家超市的老板，除了香港超市仍是老香港移民、香港曾经的艳星叶玉卿的老公，其余都是温州和福州新移民。

在法拉盛，与大陆新移民餐馆纷纷踢走老移民的老馆子同时，华人超市也顶走了其他族裔的食品店，甚至是美国主流百货店，在不长的一条缅街上，现在至少已开有六家大型超市，整个法拉盛地区至少有二十家。

二十家是什么概念？法拉盛人口总数三十万，华裔占一半，就是说，每七千五百个华裔居民就拥有一家大型超市，这个数字比北京的望京还高。如此供求比例，其背后的竞争有多惨烈可想而知。常常是夏天回趟北京，再回来，某家超市就改了名字换了老板。开张于1994年的香港超市曾经在华人超市圈一枝独秀，现在无论是购物环境还是货架内容都显陈旧，价格也不断遭到温州超市的挑战，已经是最冷清的华人超市了。即使是新开张的温州超市，一个月前我们还在感叹它的环境明亮、布局合理、货物充足、客流红火，一个月后突然发现人少了，蔬菜也自然大不如从前新鲜了。店员不无委屈地跟我们抱怨说，附近又有一家更大的超市开张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东西价格更低！

有人说，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华人有两样东西不会丢，一是说中国话，二是吃中国菜，与饮食有关的商业因此永远是华人在移民国家从业的首选目标。这当然不能说是坏事，可是恶性竞争便在所难免，这一直是令华人商家淌血的痼疾。法拉盛市以缅街为轴心的中心市区，已经发展成为纽约市第四大中心商业区，可是这个社区内除了餐饮业和超市业，其他商业总得不到良性发展。二十年前，法拉盛主街上还有几家美国主流零售店铺，比如Old Navy、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甚至还有一家梅西百货，现在统统都已关张，被中餐馆或华人超市取代了。十几年前，法拉盛建过一座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中心），与周边任何地方的shopping mall不同，竟然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店铺进驻。

华人社区看似红红火火，不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任何时候街上都永远人潮翻涌，可事实上，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区。

三 回国的机票越来越贵

今年春节因为在公历1月底，坠在大多数学校寒假的尾巴上，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早早就飞回了家。而且，估计不少人将以各种名义拖延返校，要在中国过完新年才会回来了。这样一来，机票肯定又涨价了。

不过，即使不是因为春节，如今的新一代留学生也很少像我们当年那样，会在最初几年视回家为遥不可及的梦。

中国国航开通纽约直飞北京的航班以后，最早是一周三班，后来改为每天一班，从去年夏天起已增至一日两班，可显然依旧无法满足需要，机票价格还在一路攀升。这固然跟油价上涨有关，跟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来往中国的人数大幅增加有关，可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纽约新一代留学生也应对此负有责任。

与我们那一代新移民留学生比，最新的一代留学生“富贵”了许多，很多带着钱来，再也不用有寒暑假“刷盘子洗碗”拼命打工赚学费的经历。很多新留学生一来，家长已经给他们买好房子，不用住学校宿舍；有时在餐馆或茶室碰到他们，大多穿戴各种名牌，谈论各种卖场的消息。往返中国对他们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不要说寒暑假，有的连短暂的一周春假也要飞回国。他们的父母也更经常地往返看望和陪伴他们。国航的机票价格就是随着这样的节奏而越飙越高。四五年前，暑假期间纽约到北京的往返机票大约在八百到九百美元左右，现在，二千美元起价已是常态，去年甚至涨到过三千。许多老移民突然发现，如果是一家四口，他们已经回不起国了。

孩子跟故乡、父母亲近，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也常常觉得，这些学生在得到很多的同时，好像也失去了一些。

有个朋友的儿子在波士顿读书，去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在国内的母亲立刻召唤儿子回家。我虽然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也不免为孩子失去一个成长的“时刻”而感到可惜。回想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9·11”的前前后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会少多少。无法逃离，有时便只能做历史见证者。所有的历史事件在发生之时，特别是发生之后，都会裹挟起一股强大的积极能量，把一个单薄的人变得厚实，把一个胆小的人变得勇敢，把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变得懂得流泪，懂得什么是社会责任感。“I am part of the city”，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当你最后发现你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血肉时，所体会到的幸福比你是父母的一个孩子要浓烈很多。

可现在大多数最新一代移民的现实是，他们除了把孩子放在这个国家上学，或者在这个国家购买房产，就几乎不再跟这片土地发生任何关系，也不准备发生任何其他关系。这是这部分新移民跟上一代新移民最为不同之处。

我周围这样的新移民着实不少，有国内知名音乐人一家，国内建筑师一家，或是国内生意人一家，等等。这些新移民办理移民身份大多是为了孩子在美国求学，他们自己每年只进出一两次，以保证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其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无论是本人生活在这里，还是只有太太与孩子生活在这里，他们全家的经济收入完全来自中国，夫妻都不在这里工作，靠国内以前或仍然持续的收入完全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及子女的上学费用。因此，这是一代不跟美国社会发生任何有血肉关系的移民，他们大部分人利用在中国的获益换取美国虽然经济放缓但仍然拥有的阳光、空气和优质生活、优质教育。

我不能“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地评价这样生活的好坏，可是却不能无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虽然华人新移民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新移民拥有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可纽约的华人社区却很少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更感觉不到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只是像一群隐形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对华人特别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几乎不发表意见。

四 春节何时可以成为法定假日？

每年农历新年初一，华人社区都会举行热闹的大游行。游行已存在几十年了，可成为社会事件是最近几年的事。最早游行队伍举“青天白日旗”，现在早已换成了五星红旗；地点也从曼哈顿的唐人街蔓延到法拉盛的中国城。2013年差不多有四千人参加了法拉盛的游行，围观人数达十数万或数十万。

然而，春节常常不能凑巧赶在周末，学生上课，大人上班，因此将中国春节设立为联邦法定假日（federal holiday）已被在美华人呼吁多年。纽约的亚裔政治领袖在近几年竞选议员期间和当选后都在积极推动这一法案，2013年1月15日白宫的“我们人民”网站还登出一份就此向美国政府发出的民间请愿书，很快得到近四万份签名。按照白宫的承诺，任何一份请愿书只要签名超过两万五千份，白宫就将作出回应。白宫果然守诺，回应的言辞间却也充满曲折的外交口气：“尽管需要国会的一项法令才能使中国新年成为联邦假日，我们却愿意毫无保留地说出，以确保这个重要的节日被广泛认可，并得到尊重：就像犹太新年、复活节和古尔邦节一样，它（指中国新年）是一个作为文化让我们富有、作为人让我们强壮的节日——尽管它不是一个联邦假日。”

帝国大厦倒是自2000年起每年都为中国新年亮起红色和黄色喜灯，可是比起法定假日，此举实在像顺水人情。

能否将某一族裔的传统节日设定为法定假日，也就是能成为学校假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马丁·路德·金日”也是争取了十几年才成功。一个假日背后总是暗藏某种色彩，要么是政治的，要么是经济的，但归根结底，总要靠这个族裔自己争取。这与这个族裔在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与政治地位更有关。比如，许多犹太人的节日在美国早已是法定假日，除去全国公假（public holiday），犹太人还可以在他们众多的节日合法休假，犹太人公司里的其他族裔也跟着沾光。即使学校考试，假如赶上犹太人的“斋戒日”，犹太学生也可合法缺考。

一般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家庭观念强，重视教育，两个民族都不容易融于外族。不过也有明显的不同，犹太人坚持文化独立却积极争取社会地位；中国人虽更倾向于西化，比如喜欢西式婚礼、穿西装，却怯于参与社会事务。

少数族裔参政通常需要三个条件：英语过关，足以顺畅地表达政见；融入美国社会，有能力和意愿改变本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团结其他族群的选民争取足够的票数；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以此三个条件衡量，中国现在国力强盛，最新一代移民也的确有着敦实的经济背景，在美国居住的“富豪”、“大款”不少。可华人的参政议政能力似乎并未因此而加强多少，这些“富豪”新移民除了购买地皮等不动产，似乎并没有像其他有着强大经济背景的移民族裔那样，对社会基础生活产生显著影响，甚至比上几代华人移民的影响还要微弱。究其原因，一方面，华人富豪仍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问题出在其他两个条件上。

一百五十多年前，曼哈顿下城东曾经有个“小德国”，大约有六万德裔移民聚居在那里。当时有人这样描述它：“在小德国区的生活几乎就和在老家差不多……基本上每个店铺都是德国人开的。住在小德国区的居民，连英语都不用学。”Ottendorfer是当年其中的一个难民，他很快创办了《纽约客周报》并以此发家，发家后立即回馈社区，捐建图书馆，希望用书籍的力量帮助他那些从德国来的同胞更快地融入美国文化，脱离“小德国”孤立的区域。来自德国的另一位千万富翁奥斯塔死后留下四十万美元，要为纽约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这就是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部分前身，馆前那座名为“忍耐”的大理石狮从前其实叫“奥斯塔”。

在纽约，华人有八十万之众，约占全市人口的10%，比例远高于全美国的平均数1%，但有几十万扎堆于华埠，固守在几个中国城内。也正因为有中国城这种地方存在，现在城里的生活跟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小德国”仍然很像，每个店铺都是中国人开的，住在里面的居民仍然用不着学习英语或跟华人以外的世界打交道、融入美国社会的能力。能活着、能赚钱好像就是全部生活目标，即使成功取得合法移民身份，很多人也不投票，即使投，也只能做个投票机器。

而最新一代有经济实力甚至很有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知名移民，似乎更加没兴趣参与社会生活，他们在富人区买了房子以后就隐居在家，连义工都不做，也没有学习英语的动力。

对于生根还是归根，华人也有着特别的文化。

如果经常在纽约的韩国餐馆和华人餐馆吃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曼哈顿中城有个面积不大的韩国城，那里也聚集了几百家韩国餐馆，家家装饰讲究、用心，跟华埠唐人街的中餐馆形成鲜明对照。而中餐馆似乎只有开在非华人聚居区，比如前面说过的“山王”“五粮液”等，好像才有动力把自己的门面做得漂亮一些；而只要开在华人街里面，很多就“凑合”了事，卫生状况则更令人忧虑。散布美国各地的中餐外卖店，无论开在多么好的街区里，也总是透着一副“快赚钱赚快钱”的潦草。

我曾经与多位韩裔共事，发现他们大多在成功取得移民身份后便安居乐业，以此地为家。似乎正是这种心态的释然，使他们的餐馆无论大小，都舍得在装修上大笔投入，木头是实打实的木头，陶罐是实打实的陶罐。而华人好像一向没有落地为家的文化，赚的钱是要寄回家的，自己早晚也是要回家的。即使是几十年的老华侨，内心也仍然在为是生根还是归根而挣扎。这种挣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中间还存在，到了最近五六年的新移民那里，连挣扎都不用，毋庸置疑，这里当然不是他们的家，不过是一个“备份”而已。对于是否应为移民国家贡献一己之力，或者是否应该遵守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他们似乎都觉得无所谓。有些华人在购买了漂亮的联体别墅后，把原先房前存在了几十上百年的草坪统统铺上砖头，为的是节省打理草坪所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完全不顾及是否会影响邻里已有的景观。说好听点，这是故土难离；说难听点，这样的人即使回归故土又能有什么胸怀也很让人怀疑。

这些年，眼看华人餐馆和超市多了很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可整体形象还是一如既往的陈旧和混乱，甚至更乱。法拉盛主街和罗斯福大道的交汇口，已经是纽约市第三繁忙的街口，仅次于四十二街时代广场和三十四街赫勒尔德广场。可是走在法拉盛人头攒动的街头，总让人恍惚：这是在纽约吗？难道不是在中国一个杂乱无章的县城，而且还是几十年前的县城？我一位刚从北京移民而来的朋友，不明就里地租住在法拉盛附近，每次说起这个地方都痛恨不已。

在这个人口密布、空气混浊的社区中，传统的华人同乡会和商会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其带头人一般是当地有实力的商人，他们的支持对政治代表能否登上舞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这些人大多是年纪偏大的老移民，思想陈旧封闭，虽然爱国，但对于太平洋那边的祖国发生了什么却常常脱轨，做出的判断常让人啼笑皆非。

去年10月，华人社团就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错误应对儿童“杀光中国人”言论的行为做出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恰巧在理发店碰到某华侨社团领袖，她鼓动我们上街所使用的语言让我惊愕，中心思想不外乎“这是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我们总是受欺负”，让人怀疑她是否还活在旧社会。由这样的人作领袖，我们的反应怎么可能合时宜呢？

无论吃住行，今天的华人移民都跟祖国大陆有着更为密不可分的联系。全球化让所有的距离都缩短了，应该也包括心的距离。因此我更加希望在新的一年，春节能成为美国的法定假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时刻，同时鉴于十二小时的时差，要么吃着早点油条豆浆，要么吃着犹太人的百吉饼，夹着阿拉斯加烟熏三文鱼、西班牙的火腿、长岛的绿色沙拉、丹麦的果酱，最后端着一杯希腊的酸奶，看冯小刚调制出来的春晚了。

马年春节，就在拐角了。

神坛下的国父——杰弗逊和萨利•海明斯的故事

撰文　龙荻

即便说种族歧视在民权运动以后就“政治正确”地不存在了，也并不妨碍这种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潜在观念仍在人们逃避事实的论调中幽灵般徘徊。

1998年11月，正值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弹劾风波高潮，另一位历史上的总统私通传言亦得到证实。《自然》杂志刊载了尤金·福斯特（Eugene A. Foster）教授领导的课题组的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杰斐逊确和他的黑人女奴萨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育有一子，这个儿子叫易斯顿·海明斯（Eston Hemings），是海明斯最小的一个儿子，不仅证实了杰斐逊和海明斯拥有长期的性关系，而且很可能不止育有一子。这一研究结果结束了美国民间和历史学界关于杰斐逊和海明斯关系长达近两百年的争论。遗传学研究证据确凿，让长期以来拒绝甚至否认这一事实的人们不得不承认杰弗逊的这段关系。而黑人社群的反应则是：“瞧，我们早说了有这么一回事，你们不信。”

《自然》刊登遗传学课题小组的研究结果之后，还刊载了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埃里斯（Joseph Ellis）的一篇短文，在短文最后他写道：“这个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相信，我们的国父也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神，哪怕是起草了独立宣言的国父，不仅有七情六欲，言行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国父真实血肉的一面，美国历史学界和民众用了近两百年才接受。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总统是一国领导人，人们对他的道德要求十分严苛，有时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如果一个志在仕途的政治家仍是单身，想要获得更多选票就需要组建家庭。如果他的婚姻出现问题，他与配偶任何一方出轨，也会影响他的仕途。1998年克林顿东窗事发，不仅婚外情触及了社会对总统道德标杆的底线，同时他的撒谎否认更是不能原谅的错误，闹得沸沸扬扬，变成世纪丑闻。相比之下，杰斐逊在他的时代和萨利·海明斯有染甚至产子，一直守口如瓶，至死都没有毁掉名声葬送仕途，运气太好。

国父的好运气一方面得益于那时候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建国之父中拥有奴隶的国父多过没有奴隶的国父（仅有七位国父没有奴隶）。在蓄奴州，白人主子和女性黑奴发生性关系是人们心照不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实甚至传统。杰斐逊和海明斯的关系未被曝光，一方面是集体沉默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是奴隶主，即使是庄园中人尽皆知的秘密，也无人敢告发；还有就是科技欠发达，即使混血后代看上去像杰斐逊的浅颜色皮肤，也是口说无凭。当然，杰斐逊也深谙事态敏感，懂得保持沉默，他明白作为国父和黑人女奴发生关系，势必抹黑自己的政治生涯，连带影响自己所属政党的发展。政敌们就算有所发现予以指责，杰斐逊也从不回应，不予回应就是他对所谓诬陷最妥当的回应。

这些海明斯所生的奴隶却得到了和杰斐逊其他奴隶有别的待遇。萨利·海明斯的两个子女在杰斐逊去世的时候获得自由搬到了北方，她所有的子女后来都是自由人。萨利·海明斯虽是女奴，但并非一般的黑人女奴。她首先是杰斐逊老丈人和黑奴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说，他的早亡太太的父亲曾经也和自己的奴隶发生过关系，生了杰斐逊太太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为了陪伴出使欧洲的杰斐逊，萨利·海明斯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曾陪同杰斐逊的女儿出访法国。相比大部分通过奴隶买卖而来的家奴，海明斯不仅是混血，还去欧洲见过世面。

其实奴隶主和女奴发生关系在殖民地到内战之前的南方蓄奴州可说是司空见惯，所以也不必为杰斐逊的老丈人和女奴发生关系而生下他后来混血儿子的母亲感到惊奇。依照美国奴隶制传统，奴隶的身份是随母亲传下去的，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母亲是奴隶，那么孩子从出生起就是奴隶。18世纪末19世纪初，奴隶买卖遇到不少社会上的反对和阻力，杰斐逊自己领导的1779年的弗吉尼亚州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禁止进口奴隶的州（讽刺的是，他和海明斯的关系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禁止进口奴隶二十年以后，也就是杰斐逊六十五岁的时候）。自美国宪法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之后，奴隶主们和奴隶发生关系以获得更多奴隶，成为了一种蓄奴州奴隶主们心照不宣的增加奴隶数量的方式。

虽然现存文献中杰斐逊从未提及萨利·海明斯，也未曾描述过他们的关系，但海明斯的孩子们在口述历史资料里一直把杰斐逊当作他们的父亲，也许这是海明斯告诉他们的。同时，杰斐逊善待海明斯及其子女也确实非同寻常。海明斯一直是杰斐逊家的女仆，工作的范围在室内而非在庄园。当时的奴隶分两种，家奴在房内劳动，在农田里劳动的奴隶的生活和劳动环境自然不如在屋子里服侍主人的奴隶好。此外杰斐逊死前就给海明斯的孩子们以自由。由于海明斯本就是黑白混血，孩子再次和白人混血以后肤色和体征就更像白人了。其中有三个孩子后来离开杰斐逊的庄园后，在威斯康星州被当作了白人，进入了白人社会。

仅仅从这样的间接细节还很难看出杰斐逊和海明斯的真实关系。这是一种单纯的肉体关系，是主仆间权力和性别角力的结果？还是有感情因素的存在？杰斐逊的反对者当年针对他和海明斯的传言的指责，倾向于把他描述成一个道德低下、和黑人有奸情的白人。尽管杰斐逊当时已是鳏夫，但对于一个备受尊敬的国父来说，这种跨种族和奴隶的交媾仍是十分越轨的行为。在DNA研究结果公布前，少数相信这段关系存在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根据杰斐逊对海明斯及其后人的不一般的待遇，这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肉体上占有和享乐的关系。但对杰斐逊的白人后人来说，自己的祖父或者父亲有黑人情人是无法接受的。他的儿女编造出了海明斯酷似杰斐逊的子女因为是杰斐逊的其他男性亲戚所生这样的传言，以期为杰弗逊洗脱罪名。这两个表兄确实也被杰斐逊的后人描述成混蛋和道德低下，这也是很多白人历史学家们多年相信的事实。

历史学家们深信杰弗逊儿女的看法出于两种原因，一方面是种族歧视观念造成了长久的误解，一方面则是美国历史研究和大众的历史的传播过程中对于国父的造神式宣传的影响。即便说种族歧视在民权运动以后就“政治正确”地不存在了，也并不妨碍这种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潜在观念仍在人们逃避事实的论调中幽灵般徘徊。比如人们坚信杰斐逊是不会和被普遍看成低下人种的黑人奴隶发生关系的，潜台词就是杰斐逊作为神一样的国父，绝不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人们认为国父是完美的，不可能在这种事上出纰漏。但当历史研究进入21世纪，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终于转变了，如何将国父们还原为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成了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新方向。

杰斐逊无疑是讨论奴隶制、种族歧视和国父建国理想的矛盾关系的中心人物。虽然在《独立宣言》的正式文本中并无直接提及奴隶制的残酷和非人道，但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草稿中，却有一整段文字谴责英国君主开启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可惜在定稿最后文本的时候，被南北方的国父们否定删除了。尽管杰斐逊曾经把这样的文字写进了独立宣言，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是弗吉尼亚州最富有的奴隶主，拥有两百个左右的奴隶。在他活着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走了海明斯的两个孩子，让他们逃跑。在他去世之前，他让海明斯和她的兄弟、另外两个孩子以及一个多年为家族服务的家仆获得了自由。不过在杰斐逊的遗嘱中并没有给其余奴隶自由。后来他的女儿为了还债，卖掉了一百三十个奴隶。

奴隶制的存在着实让写下追求人类生而平等的总统大为矛盾和头疼。他曾在写给《美国评论》（America Review）主编杰拉德·斯帕克斯（Jared Sparks）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移民奴隶建立奴隶殖民地的计划。杰斐逊提出在塞拉利昂或者梅苏多拉建立殖民地，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将美国过百万的黑人奴隶逐步移民过去。杰斐逊强调，新的奴隶移民的殖民地要比非洲殖民地的统治更人道，对待殖民地居民要比对待奴隶更温和。他还暗示，经过文明社会生活的奴隶移民到非洲，会提高非洲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此外，针对需要移民的非洲人人数过多的问题，杰斐逊还提出让那些在移民计划开始后出生的奴隶先留在母亲身边，并为主人服务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再移民到非洲。不难看出，杰斐逊对困扰自己多年的黑奴问题其实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那就是眼不见为净，把他们都运回非洲去。一直主张和推动终止弗吉尼亚奴隶贸易、并写下人生而平等的国父其实并不认为人生而平等。他不仅认为非洲人野蛮低劣，需要前奴隶殖民地的存在来提升当地的文明程度，他还希望把这些奴隶都运到一个地方建立国家，由白人管理，而不是让他们自治以获得真正的自由。虽然尚不清楚杰斐逊是如何对待他的奴隶的，但是他熟知奴隶在南方种植园的遭遇，否则也不会提出在殖民地要温和地对待奴隶。这些不无讽刺意味的矛盾思想贯穿了杰斐逊的信件，当然，这个理想主义的计划也仅仅存在于他的空想里。虽然庞大的移民奴隶去非洲的计划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思考，但这想法之不切实际，确实难以获得任何响应和支持。

这封信写于1824年，写于“密苏里妥协”之后。所谓密苏里妥协，是说1820年国会通过议案，除了处于该纬度以南的密苏里州，在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存在蓄奴州。该妥协的通过是为了在缅因州加入联邦之后维持蓄奴州和非蓄奴州的平衡。在该妥协通过之后，杰斐逊就断言，这一法案的通过将进一步加深南北的矛盾，最后破坏联邦完整性。毫无疑问，他的预言在四十三年后应验了，美国内战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烈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联邦几近分裂。自然，杰斐逊1824年提出的移民奴隶计划也不过是一个空想而已。

虽然林肯的废奴宣言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却并没有结束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的传统，最主要原因在于种族优越论的存在。这顽固的种族优越论也就是历史学家和民间长期不能接受杰斐逊曾经和萨利·海明斯育有子女的原因。由于美国历史研究和民间的历史记忆里将国父当成神，是人类中优秀闪烁的星星，所以没有人会相信，国父也会和许多奴隶主一样，和自己的奴隶发生关系。而关于杰斐逊和萨利·海明斯的绯闻，虽然从1802年就有人提出，但一直到民权运动以后三十年才得到证实，除了种族隔离和种族优越论的长久影响和限制，也许还因为异族婚姻在美国的缓慢进展并获得的肯定。

在杰斐逊怀着矛盾的心情阐述自己的移民奴隶计划时，在拒不回应针对他和海明斯感情的种种非议时，一定想不到在他绯闻缠身两百多年之后，奥巴马这个美国女人和非洲男人的儿子当选了美国总统。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内战和一波又一波的民权运动，终于获得了既定事实上的种族平等。但在“政治正确”种族平权的美国社会，面对种族冲突的时候却显得尤其敏感脆弱。2014年末和2015年初发生在密苏里和纽约的种族冲突和游行就暴露了这样的问题。人们在面对尚未结束的紧张局面时，也必须开始反思，如何真正解决种族问题和矛盾，使社会更加和谐，而不是在“政治正确”的标准下战战兢兢地被动应对。

参考文献：

Eugene A. Foster et al., “Jefferson Fathered Slave’s Last Child”, November 5, 1998.

Eric S. Lander and Joseph J. Ellis, “Founding Father”, November 5, 1998.

Eugene A. Foster et al., “Reply: The Thomas Jefferson paternity case, letter to editor”, January 7, 1999.

Thomas Jefferson, “To Jared Sparks”, February 4, 1824.

Lucia Stanton, “The Other End of the Telescope: Jefferson through the Eyes of His Slave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57, No. 1 (Jan., 2000), pp. 139-152.

Ari Helo and Peter Onuf, “Jefferson, Mor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Slaver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60, No. 3(Jul., 2003), pp. 583-614.

一个人总得做点什么

撰文　云也退

以色列人评价别人是非常小心的，读书和写作涉及道德，你用怎样的语词评人论事，首先暴露了你是怎样的人。

十分钟的车程后，我们来到一处车辆辐集的路口，久违了的大城市嗡嗡噪音在我耳边奏响。拉菲猛地向右一扭方向盘，我们从一块写有“Melhavia”字样的绿牌子下一闪而过，几株粗如牛骨一般粗壮的桉树在岔路上逢迎，顿时，周围重归安寂。

静不下来的是拉菲，他把车开得飞快。

“我一定要给你看看，哈，我一定要给你看看。你等着。”

拉菲是Melhavia的老居民了。从黑发小伙到现在的白头大叔，他的相貌，在我想来没怎么变化过，依然是目光炯炯，满口白牙。60年代，他跟着村里的一位著名剧作家学着写剧本和排戏，剧团排的戏里最有名的一出，全国二百多个基布兹，都派人来观摩和研讨。拉菲一直到六十多岁，还在张罗剧团的事。现在，他要转型当一个小说家。

在泽埃夫家里，拉菲越聊越激动，因为他完全没有料到，我几乎把以色列当今最好的作家全都读过了一遍。奥兹、格罗斯曼、梅厄·沙莱夫、泽鲁亚·沙莱夫、阿哈隆·阿佩尔菲尔德、约书亚·凯纳兹、A. B.约书亚、耶胡达·阿米亥、埃弗莱姆·基雄、埃特加·凯雷特，至于获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以色列文豪级人物约瑟夫·阿格农，我坦陈自己了解不多，但我谈的阿格农作品的特点，以及他的作品为何不适合翻译，还是让拉菲无法淡定了。

“好吧，”他嚯地站了起来，脑门中央一绺鹰嘴般的白发晃了晃，“到我家去！你知道得太多了，我只有给你看看我的小说了！”

以色列是个好读书的民族——是的，谁都这么说，每一份关于大众阅读数据的红黑榜里，以色列铁定占据红榜的一席，一般来说还是榜首；每有人愤怒地谴责我国国民阅读习惯之差，以色列就成了那个可恶的“邻居家的孩子”：“我们人均一年读不到两本书，看看人家以色列，人均一年六十四本！”

“你们读书真多，”路上，我重复了从媒体上看来的老生常谈，“听说以色列的人均阅读量世界第一。”

拉菲紧绷着嘴唇，翻了一下白眼。

“第一？哈，我们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书。”

对赞美和客套，以色列人的免疫力很强。他们认为，外人的赞美说明他不了解他们，只能弹弹路人皆知的老调，聪明，勤奋，善于赚钱，有信仰，等等，这份榜单还在一步步拉长。随着科技进步、创业热升温和儒商精神的传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以色列奉为神话。

“消化不了？”

他这个说法吸引住了我。拉菲咳嗽了一声。

“咳，我们每年新出图书一千六百种，我们国家的希伯来语人口五百万。哪里读得过来那么多新书。”

“那……那怎么办呢？”

话题不知不觉地转了向。我从没有想到过，新书太多，大众读不过来，居然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出面呗，”拉菲说，“政府还能做什么。现在在搞促读活动。以色列的书本来已经很便宜啦，现在你花一百谢克可以买到大约四本书，真是便宜呀。”

我想起曾在离这儿不远的阿弗拉公交枢纽总站，看到一个流动书摊。摆了一百来本旧旧的希伯来语书籍，你可以买走一本书，看完了还给书摊，再换一本拿回去。这个制度是促读活动的一部分。一个据说人均年读书量六十四本的国家，还要这么卖力地推动大众阅读。

“可是作家就不高兴了，”拉菲接着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书变成活动的一部分，卖得太便宜。好几个名作家联名抵制呢。”

“拉菲，”我说，“你明明知道新书都过剩了，干吗还要写新书呢？”

“唔。”

他吭了一声，车子刹住了。我们早已进了村，溜过一个旧水塔，在夹道的松树和野蓟之间开了一百来米远。Melhavia一词出自旧约圣经，意思是“上帝的广阔原野”，已有近百年历史，这里住过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以色列的第四任总理、著名的“中东铁娘子”果尔达·梅厄。在村里的一个纪念廊上，贴着一些早已发白的梅厄夫人的旧照片。我早就发现，以色列人不怎么看重照片，他们宁可弄一只谁都看不懂的雕塑来纪念某个历史性的时刻。

拉菲的家就像一个森林里的小木屋，墙板和地板都是黄澄澄的耀眼木色。茶几上放着一些书。普通以色列人家里，囤书数量似乎都差不多，能看得见几排书架，放书的规模限制在不妨碍日常生活起居的范围内。我刚坐下，拉菲就把壮实的身躯伏在了书架上。

“好极了，还有一本。”

他几乎是撞着走过来的，两只脚仿佛要从拖鞋里跳出来。

这是拉菲的第一本小说，在他六十六岁的时候出版。封面上是一片像素很低的灰色，中间有一只黑色的鸟在飞，鸟的上方有两个希伯来文单词。他拈出一支钢笔，翻开封面，一支破碎的小调从他鼻腔里钻出来。

“里奥，”他咬着笔杆子，眼睛半闭，“要我给你写句什么话吗？”

“啊，您随意。”

厚待突如其来，我毫无心理准备。

“OK，那我就写……”

“拉菲，”我善意地提醒，“你忽略了一个细节：我是看不懂希伯来语的。”

他好像没听见似的：“我写‘致Leo，为了我们共同的希伯来文学’，好不好？”

“太……太沉重了点吧。”

“我也这么认为，”他说，“那我写‘为了一段美好的谈话’，嗯？”

“好吧，但是……”

“Good，”拉菲直起腰来，“现在，让我跟你说说我写了点啥吧。”

我的兴趣也上来了，正襟危坐。

“你熟悉《圣经》吗？我们犹太人的《圣经》？”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新约》是基督徒的《圣经》，《旧约》成书更早，是犹太人的《圣经》。《旧约》里讲述了上帝创世的故事，讲述了人类先祖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这就是关于犹太人祖先一脉的传说。还有摩西率犹太人出埃及、诺亚方舟、大卫射杀哥利亚、所罗门等等著名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出自《旧约》。

我说不太熟悉，只是知道一些有名的故事，比如以撒献祭……

“Great！”拉菲叫道。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某日，上帝传话给亚伯拉罕，要他把以撒绑起来送给他做燔祭。亚伯拉罕服从了，把儿子带去了指定的地点，捆起来，挥刀正要砍，天使及时驾到：好了好了，现在上帝他老人家相信你是听他话的了。亚伯拉罕再一看，儿子安然无恙，捆起来的是一只羊。

这个故事被后人一遍遍地研究、阐释、解读：亚伯拉罕为什么一声不吭就从了？上帝为什么要考验他？亚伯拉罕是否事先就知道上帝不会让他绝后？《圣经》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引出了无穷无尽的讨论，犹太人辈辈读《圣经》，琢磨文本里大量含糊隐晦的地方，养成了喜欢究问、辩论的习惯。

“我的这本小说，”拉菲举起他的书，“你听好，就是对以撒献祭故事做的一个改造，原先的故事里没有女人，我的小说里面设计了一个女人……”

我知道置身异域，言行必须小心谨慎。我栖住别人的家，总是尽量早起，不想看到主人在替我张罗食物，打扫屋子。我让自己始终看上去意气风发，好奇心满满，吸收所有来自他人的信息，响应别人的召唤。犹太人尤其在乎语言和交流，你可以文不对题，自说自的，但你必须看着和你讲话的人的眼睛和脸。

可惜，在盯住拉菲的脸二十分钟之后，我终于绷不住了，而这时，他才刚刚讲完他对故事中的以撒心理的分析（他虽保住了性命，却毕生难忘父亲挥刀砍向自己时的眼神）。我的注意力开始无法对焦，又过了一会儿，神智都恍惚了起来，我的身子打晃，几乎要在他的沙发上斜着倒下去。

他及时用一声“Sorry”让我清醒过来。

“对不起，拉着你听了这么久，”拉菲说，他玩着手里的笔。我揉揉眼睛，他仍然坐在那里，还沉浸在对自己创作过程的回味之中。

“So……”

“So……呀，我都说了一个小时了！”他叫道，“我的第二本小说是新出的，还没给你看过呢！”

拉菲说他有四个孩子，至于太太和他在农庄除了搞戏剧还做点什么，他都讳莫如深。“很可惜啊，”他说，手上已经拿了一本新书，同前一本差不多厚度，“你看不懂，这本里面有很多关于性的内容。”

他的新书都堆在屋子的一角，约有百十来本，一个伏地灯打在上面煞是好看。拿走顶上的一本后，拉菲仔细敲敲书堆的边缘，让它们保持整齐。这本新书的封皮仍然是浅灰色，不过设计显然用了一些心思：设计者提取了一个海报栏的意象，封面上印了许多被撕掉的海报留下的残片，仍是一股苍凉深邃的味道，让人想起流逝的时间、记忆和遗忘，完全想不到内容如此香艳。

拉菲对这个封面很满意，设计灵感得自他在Melhavia的一位朋友。“他也在写书，写一本传记。”

“谁的传记？”

“我们村里有位诗人，八十多岁了，很有名，你知道吗？叫图维亚，他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移民，跟我们非常熟，他写了很多诗都是关于基布兹生活的。我的朋友在给他写传记。”

这个文人圈子在我脑海里清晰了起来，真不能小看藏龙卧虎的Melhavia，事实上，不能小看任何一个普通的以色列村子。

我假装认真地翻着他的新书。希伯来文书写是从右往左的，印刷体的顶部连在一起，犹如一排家用简易挂钩，也许，要知道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为什么和我们相反，可以从他们的书写方式中找出些许答案。单从外围了解，就像看一卷充满异域风情的画轴一样，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

我试着问个敏感的问题：“书好卖吗？”

“不容易。”

拉菲撅着嘴，自己又拿了一本翻着，然后丢回到书堆上。

“在这边登个广告，你得付钱，还得找名作家替你写书评，”拉菲说，“我哪里请得动阿摩司·奥兹呢？虽然我认识他，可是认识他的人多啦。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没有好的作家给你作证，你的书很难会有人重视。”

“嗯，”我说，“还是我的老问题，明知道读者读不过来那么多书，你为什么还要写呢？何况……”

“烙！”拉菲打断我，他说的是“lo”，即希伯来语里的“no”，这意味着我惊动了他潜意识里的东西。

“一个人总得做点什么吧。”他说。

就是这么奇特，拉菲的话让我想起了以色列的国宝级作家——埃弗莱姆·基雄写过的一个故事。

一名小贩，拎着箱子，挨家挨户地推销货品，楼里屋主们早就认得他，也总是把他拒之门外。叙事人“我”有一天见小贩又来了，动了恻隐之心，打算买他几件东西。他说：“给我一片剃须刀片。”

小贩像是没听见：“尼龙牙刷要吗？”

“我”重复了一遍：“我说了，给我一片剃须刀片。”

小贩继续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说塑料梳子，一会儿说卫生纸。“我”火大了起来，一把夺过他的箱子，打开一看，空空如也。

“怎么回事？”

小贩生气地说：“从来没人买过我的东西，所以我干吗得把所有的东西全带上？”

“那你干吗还一家家地跑呢？”

小贩露出一副“你问这种问题不觉得羞愧吗”的表情，厉声说：

“一个人总得谋生呀！”

犹太人的道德观是，你可以挣不到钱，但你不能不去挣钱。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有挣钱的基因吧，“穷忙族”这一说，在他们这里并不成立。什么叫“穷忙”呢？忙而穷又不是可耻的事，可耻的是不去忙，是懒惰。至于你说，没钱也没市场，你忙个什么劲呢？对不起，他们不考虑这一点。

Melhavia的面积，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里属于较大的，有近千人口。悠久的历史为村里留下了不少旧建筑、旧水塔，常常迎来慕名的参观者，还有一所足可称作文物的集体食堂。按照拉菲的说法，Melhavia的成年人里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在写书。

“好吧，他们都写点什么呢？”

“很多人写童书，”他说，“还有很多人写回忆录。六十岁以上的人，一半写回忆录，还有一半在等着给那些写不了回忆录的人编回忆录。你把他们的书拿到一起看，就会发现这里那里出现的人，名字都差不多。一个人回忆他的祖母，另一个人回忆他的老师，再来一个人回忆他认识的老邻居，其实，哈，写的都是同一个人。”

回忆录写得再乏味，也总有人感兴趣，因为以色列人还喜欢搜集关于这个国家的各种口述史。也许，国小民寡历史短的好处就是让人愿意做这些工作，你只需付出有限的精力，就能为自己的国家写成一部微观的大事记。历代政界名人的名字出现在几乎每一本回忆录里，未见得是作者很关心政治，只因他们无论多么小心，都绕不开这些姓名罢了。

我有点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总是雄踞读书榜的榜首了。这些人不单爱写，还能感受到来自那些辛苦的写书人的压力：如果不使劲读一些，多么愧对那些作者！我也有点明白，“人均六十四本”这一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假如一个受访者回答“我今年读了六十四本书”，也许他真正读过只有十本，其他五十四本是他认为自己即将读、或者“有可能”读的书。

他们宁愿多说一点。他们宁愿告诉别人，自己忙于一件没有经济回报的事，而不是在做一桩仅仅冲着丰厚报酬而去的事。

“我不写回忆录，我写小说，”拉菲合起书页，走到他的书堆那里，“这些书我都要寄到美国去，我儿子在那里，他说：爸，你多给我一些小说，我给你在美国推广，我会用上所有我能想到的办法。”

大概这是一个难成气候的作家的最后一搏了。我提议说，他应该找人把小说翻译成英文：“或者去找一位有名的作家替你写个评论？”

“做不到，”拉菲抿着嘴说，“名作家都没空来搭理我。老实告诉你，七八年前我还跟阿摩司·奥兹有联系呢，我给他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写去了读后感，过了一个月，他居然回复我了。可是现在你还想找他，就不可能啦。”

这么说我还是幸运的。8月下旬，奥兹回复了我发去的求见邮件，委婉地告诉我说他近两个月都没有时间接待外人。我体会着拉菲的遗憾，掂量着“snobbish”（势利）一词的分量。我早就知道，以色列人评价别人是非常小心的，读书和写作涉及道德，你用怎样的语词评人论事，首先暴露了你是怎样的人。

我们走进了暮色里。那架古老的水塔背对着霞光，只留了一个高大的黑影。拉菲没请我吃饭，而是开车送我回去。我们坐进车里时，他碰了下车顶盖上挂着的一串菱形的陶偶，他说他每次没了灵感，就碰碰这东西。我们重又回到来时拐弯的那个交通要岔。

“图维亚，你可以去查查他，他现在可有名了，国家级大诗人，也许是国际级——奥兹那个级别的。”他说。

我觉得可以说出一直忍着没说的话了。

“人一旦成了名，都会变得很……snobbish吧。”

“烙——”

他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音。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在表达对他们整个作家群的偏见。

“不——怎么能这么讲呢？你看，”他拍拍仪表板，“奥兹已经七十三岁了，他必须要计算他精力的分配。我还能开车送你回家呢！我才七十岁。”

书评

钱理群的小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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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十八年。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8月退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摄影：杨智涵）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记忆

撰文　邹波

当建筑师为世界造房子时，恶魔正在建造自己的宫殿；作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客人变成了主人，主人变成了屠杀者，这才是后来人们对芝加哥的那段记忆的重心。

亨利·詹姆斯说：“有趣的情境有了，但趣在哪儿呢？”《白城恶魔》好像完全是照这话来写的。

我是说，无论作家还是记者，有些作品免不了像作文一样写成——先将欲写之事结构化，比如心里先有一个时代主题、一个场景、一个宏观数据基础，仿佛扑过去，撺掇些人在其中闹些事，希望这些事能反映大时代，并希望以技巧让人与环境水乳交融。

再刻意一步，就成了《纽约时报》特稿“八股”，趣味也结构化。结构化的代价是故事和人物从前景退到背景里，却又不是什么精彩的讲述——不是让人预感故事的发生，而是让人预感到故事必然发生的乏味。

有这种感受，兴许是因为最近很读到些平庸的非虚构作品——从新版《对手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才》（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到《捕鱼舰队：在英属印度猎夫》（The Fishing Fleet: Husband-Hunting in the Raj）之类休闲式作家翻资料写的野史书，环境和人面面俱到，但只是资料并行而已，真正能交织为故事的却太少了。

前一本书塞下了好几个人的传记，读起来却只有平行和重复；后者讲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国淑女们集体去印度，在东印度公司的海外白领中“猎夫”的故事，可每当该描绘个案人物的情感纠葛和社会心理时，作者却只能堆砌一些当时南亚次大陆的气候资料——炎热和爱情的关系就更难扯了，纵然我曾分析过密室与艳遇的关系。

或许这真不是能产生《光荣与梦想》这类有思维密度的编年史的时代，有的只是读者的干着急，看着作者罗列资料，恨不得替他们行使洞察力，客观却继续成为他们的托词——尤其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非虚构作家，反而和法国“新小说”家说着同样的辩护词（没想到两种平庸会如此相逢）。关系，关系，究竟在哪里人与人真正发生关系，其实比想象的要难。

当他们以现成材料就事论事，却仍然想写而不能写出生活的意义，他们就诋毁生活的意义，或者诋毁生活的无意义，仿佛一个畅销的成功学作家也总能在书尾或前言怒斥光明的消失以及伟大时代的不再，是为犬儒之滥用。

说到这儿，我还是坚持对安·兰德们肤浅哲学的批判——自然主义风格的客观、滥竽充数的记者口吻的历史研究（甚至已开始占领历史学领域）恰好让“现实主义”在文学中蒙羞，他们令现实更模糊，更无意义，更琐碎，更屈从于庸俗哲学。

但至少，这本并不算新的非虚构作品——《白城恶魔》，终于让这种“juxtaposition”（并列存在）手法稍显特别。我一向认为，跨文体的错位努力正可见一个作家的真诚，无论他是纯文学作家还是记者，都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

单说非虚构作品，如果将现实里明显充满关联的环境与人写成一个故事，并不算什么难事。但如果将没有明显关联的东西强力地放在一起讲述，那就是一个记者在他有限的文体里，开始勇敢地充当作家甚至诗人，这至少是一种有难度的努力。

这也让我想起哈罗德·布鲁姆形容诺曼·梅勒永远被他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埋没——他选择要在枯燥并充满自我正义的语言的政治题材中使劲成为一流作家，于是这个天才被体裁所限，埋没在二流作家的阵营里，但他其实是一流作家，试图把一种臭名昭著的学问变成文学。

有一类大师貌似靠的是有点不可知论的“原创”，另一类大师靠的是“综合”。但也许最终所有大师都是在强力地综合这个世界不相干的任何东西，最终发现一切事物的相关性。这不正是罗素所说的——“当真理被完整地说出，它会是同一团复句”？

与之类似，非虚构作家埃里克·拉尔森想要在社会史领域有更大的文学梦想。《白城恶魔》的英文原版里，你会读出作者的语言，移情至优雅的19世纪末美国清教徒的语法。这类语言不似同时代的维多利亚英国小说，它貌似朴素，却又有点怪诞，继承了爱伦·坡或纳撒尼尔·霍桑的哥特语言。相比之下，在最该直白的时候，维多利亚英语文学从来都很朴素，死就是死，冷漠就是冷漠，而不会把冷漠说成“蓝色的平静”。但这个比喻又只是说凶手的“蓝眼睛”，并非很妙的修辞，这种绰号般的修辞的确很“美国”。

但埃里克·拉尔森的文学企图更在于，他想要创造这样的命题：强行建立1893年世博会创造的奢华古典的芝加哥白城展区与1893年真实的河上漂着死猪的芝加哥城之间的关系；强行建立一个世博会建筑师和一个连环杀手在同一个城市——芝加哥——里的抽象对峙。

这是明显诗化的主题。所谓诗化主题，就是诗人凭借其跋扈才能确立的主题。当然，好的诗人一下就能建立让人信服的跋扈，如果不是让人信服的逻辑的话。

关于一个诗人如何描绘一个城市像一个生命在制造罪恶，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巴黎——《恶之花》还有《悲惨世界》，仍然是巴黎下水道所创造的邪恶路径所生的故事。巴黎与罪恶纵然已构成了坚固的象征体系，但那是过去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一边玩着城市探险游戏、下水道生存游戏，一边享受着地面上的咖啡馆生活；人们把一个城市黑与白的关系解构了，分离了，这种与苦难记忆的分离，也是当下之人审美感觉的失落。我们只是一些痛苦之地的玩家。

1893年的芝加哥又如何呢？对当时的城市玩家如何呢？非虚构作家埃里克·拉尔森想重建芝加哥的生活给当时人产生的印象——一个光鲜的世博会遮掩着一个真正肮脏罪恶的城市。

他说，在19世纪后半叶的芝加哥，“为什么有人选择用创造不可能的事物来打发时间，有人则选择制造痛苦。最后这个故事还是关于善与恶的冲突，白天与黑夜，白城与黑城”。于是世博会建筑师与连环杀手两条线索并行。

作者说，他要讲的是建造和毁灭这两股平衡的力，但在书中，这两股力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相逢，并未如我庸俗的猜测一样，建筑师伯曼和连环杀手福尔摩斯最后会来一场捍卫城市的决斗——如果由我来想象，福尔摩斯的罪恶该有真正形而上的意图，就如约瑟夫·康拉德在《密使》里描绘的那个试图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恐怖分子，他的目的是让大英帝国“在时间上错乱”，就如在抽象概念里扔下一个炸弹。

但在人类犯罪史上，形而上的犯罪毕竟少之又少，谋杀多半只会升级为恐怖主义屠杀，却很少升华为更抽象无害的哲学行为和艺术。精神之路仿佛从来就被堵住了，许多狂野的能量徘徊于原始的行为里，更多的死亡、更大的屠杀、更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或者如在芝加哥世博会边上住的家庭旅馆的主人福尔摩斯，只是让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少女——一个个从人们眼皮底下消失，并无深意，也并无自己的宽恕哲学，就和野兽无二。

从1880年代到1893年的世博会期间，人们相信福尔摩斯一共杀害和肢解了二百多人，包括他历任的情人、骗婚的未婚妻和妻子们、某个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女秘书。当然，如果二百多人的数字可信，其余被害者大部分应该是来看世博会的各地女孩——在世博会期间，她们住在他的家庭旅馆，然后从此消失。

那时的美国，女孩们开始走出家门，到大城市去工作，或独自旅行，或不告而别去私奔，多年以后写信给家里，说已经和相爱的绅士在英国生儿育女。这样的事司空见惯，这是女人们自由迁徙的大时代、女权的时代、工作机会大流动的时代、女人玩世界的时代，没有人想到她们早已被谋杀。

照我的想象，来自小镇的“万人迷”连环杀手会用一种高效的谋杀方式实现屠杀，让芝加哥感觉到他的存在，让“正能量”的“世博会”感觉到参观人口的大量“失踪”。但这种感受在当时的芝加哥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在世博会闭幕多年之后，各地的人们才渐渐发现有些人口失踪。闭幕时，官方认为这是一次组织成功的盛会，只有一个儿童走失，其他失踪的都是成年人。同时，市长被一个怀有怨气的承包商枪杀，但这一事件也太自然不过了。

我不禁想到北京奥运会对此类信息的屏蔽——对一个肮脏、罪恶的城市的屏蔽，对一个吞噬人的城市的屏蔽，对一个与它直接有关的死亡的屏蔽——无疑做得更好，行政性的“好”。

直到2012年我在北京乘一辆出租车时，听司机师傅讲起2008年夏天的往事：在奥运期间，所有出租车都要拆除驾驶与副驾之间的栏杆，以示对世界人民的友好。结果栏杆被拆除后的第二个星期，就有一名年轻男司机被副驾上的劫匪杀害。

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期间，没有恐怖事件发生，这是19世纪最后一个周期的和平特征（至少对资本主义，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如此）：以工业革命的自满出现，还没有变成周期性的自满，仍沉浸在人类学共存的宽容里，沉浸在殖民主义明显的福音里，而非沉浸在后来周期性出现的经济萧条、种族灭绝的民族主义、反抗阶级压迫的时代呼声里。这个时代的世博会少不了“野蛮人”的生活秀，芝加哥世博会本想直播展出一个俾格米人小部落的生活，只因开幕当儿去搜寻那个部落的上校在路上暴病而亡才未果。

芝加哥是靠港口贸易后起的美国大都市，从1880年代开始，城市地产剧烈增值，在金钱的刺激下，建筑师伯曼和鲁特合伙的公司以更深的地基技术和更严重、更普遍的建筑工人沉箱病为代价，克服了城市土壤松软的问题（沙和陶土的混合，很像中国三峡城市秭归的土壤），也清除了内城圈充满阻碍的欧洲小城风格台阶，蒙塔克大楼（Montauk）——美国第一个被叫作摩天楼的建筑——就是他们的作品。

但1893年的芝加哥也已经是能让任何人成功“消失”的大城市，失踪人口一度是让芝加哥解闷的事儿。《白城恶魔》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谋杀、屠杀的书，还是一本展现“吞噬”的书——一个环境如何吞噬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消失在人海里的经验，你失踪的消息首先会被拖延让人知道，人们会首先猜测你出城了、远走了、私奔了，或者在另一个城市你有不该被打扰的隐私，比如另一个家庭、另一个丈夫、另一个妻子。1880年代的芝加哥警力捉襟见肘，虽然警方加强了巡逻，但难以追踪每个个体的去向。是啊，说到这里，你也许感叹这是没有户籍制度的代价、自由的代价……凶手福尔摩斯甚至可以近似重婚地生活，他在第一个妻子的老家建了她的冷宫，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第一个妻子稍显幸运，至少她后来没有被杀害。

对一个城市而言，死亡总不是最早的猜测。透过那些新鲜的高楼，你听到人们在歌唱吗？你听到死亡在歌唱吗？但城市什么也感觉不到，城市就像一个冰冷的媒介，吞没了善恶这两股力，也许还有第三股莫名的力，第四股……

这是一本把谋杀、连环谋杀、屠杀——尤其是屠杀各种女人——行为，写成让她们一个一个“消失”的小说。突然，一个太太“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关于死亡，作者让人印象最深的修辞就是如此，却也和事实相符合。邻居开始问福尔摩斯：“你房东的遗孀去哪儿了，房子怎么成了你的？你的未婚妻去哪儿了……”但问得很浅，就如最近美国刚刚破获的三名女孩被长年囚禁在邻居地下室的案子，这是个与恶魔为邻却懵懂不觉的故事。当囚禁她们的邻居大叔卡斯特罗拿着一张儿童的照片对他女儿说“这是我和我女友生的孩子”时，他女儿才对多年以来地下室里的动静产生怀疑。罪恶已经像藤蔓弯过了篱笆又探回来，才渐渐被人发觉。

对于人们对失踪者的询问，芝加哥的“白城恶魔”福尔摩斯回答得彬彬有礼——“她将房子卖给了我”，“她和谁谁谁去了英国”。他杀了身边几乎所有的人，杀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可以说一名死者将另一名死者掳去，用死者来搪塞死者的失踪。

正是在描绘“消失”的过程中，作者努力将杀手的行为与城市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一半靠英俊凶手爱的诱惑、个人魅力吊的胃口，一半靠芝加哥大城市的诱惑，这些女孩自己送进城市的口来——先进入城市的大口，再进入福尔摩斯的小口。当然，这本书的故事仍然不像德莱塞或者哈代写的那样，通过写命运对人的步步紧逼，来说明生活环境的“吃人”。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个人选择之下的命运紧迫感，只有杀手制造的命运的无常。这些女孩子仅仅因为生活在这里，就无辜地死去。

这本书的叙事也勾起了我对北京的回忆。凶手和我一样，也是从别的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来到芝加哥的乡下、郊区……这也符合我们这些“北漂”的轨迹。我曾记录过刚到北京时的感受：“年轻时去首都/也是明净的秋天，走在空空的火焰里/阳光照亮一路，蛛网联结所有的平屋，我相信/是故乡，抽离夏日的炎热，只许光明跟着我……”

芝加哥的“白城恶魔”福尔摩斯却在日记里回忆，当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到达这里的臭河码头，从那臭味就能闻到，比起他出生的新罕布什尔的那座小城，芝加哥“是座更能容忍的城市”。而北京的雾霾也已相当于恶臭，甚至掩盖着恶臭，面对这两座恶臭的城市时，也许他比我更坦率。

作者承认，在凶手的日记、其他审判文献以及周围人的回忆里，都没能揭示凶手的杀人动机，作者不得不动用想象来解释。他描述凶手在毒气室里肢解被害者的快感，推测凶手对这些女人怀着怎样的变态性欲——不但要占有一个女人，还要肢解她。凶手只在日记中承认了罪行的结果给他带来的梦魇——有时会看见某些女孩的鬼魂——但始终没有透露动机。我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可以这样不了了之。

作者仅仅能从资料里给作案模式找出另一些根源：凶手福尔摩斯刚到芝加哥就跟人学会了如何伪造尸体来骗取巨额人身意外保险。确实，刚来一个城市时，我们很想投机，从那些小广告开始贴起，但继而，投机让我们中的少数人开始想要欺骗，而我们中的更少数人最终会通过谋杀来欺骗。福尔摩斯大概觉得伪造尸体却要和被伪造尸体的人分钱是很烦琐的事情，因此将之简化成了谋杀。

在这本非虚构作品里，作者还是不得不“借助文学”，描绘了凶手的英俊招引女人们倒追、簇拥，诊所里找他看病的人排起长龙，妻子因嫉妒而渴望与丈夫保持非医患关系的肉体接触。如果男人总是文雅、温和、完美，和猫狗也能玩很久，老这么神秘；如果热度总来自女人，直至对男人产生强烈的占有欲……这也足以证明男人的冷酷。

邻近世博会的这片街区——恩格伍德社区——人口在增加，杀手福尔摩斯也顺应行情，找了块空地建造自己的物业，盖起了自己的商住两用楼。佃户和雇员都是他下手的对象，在建楼的过程中，他从建筑工人里物色了肢解被害人时的助手。

在毗邻的世博会园区——白城社区，美国摩天楼的创始人、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总监伯曼在忙碌，在焦虑：19世纪末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了罢工，罢工导致窝工，最终导致了许多项目不能真正完工——没有一个世博会是真正完工的，却都能掩盖城市的真实面目。

芝加哥仍是个暴发户型的城市，它没有纽约那么有文化，更不用说和巴黎比了。它不能解释富裕和贫穷、古典和现代为什么会共存，甚至不能解释古典建筑为什么应该出现在这里。但伯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建筑师最终否决了许多现代风格的提案，包括埃菲尔铁塔的建筑师埃菲尔企图自我超越的建筑提案。伯曼最终没有让更有现代感、更预言新世纪的建筑成为世博会的象征，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最后选择了一种复古的罗马风格，这甚至在世博会期间就遭到了当时仍极年轻、后来成为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劳埃德·赖特的猛烈抨击：“本届世博会没有给美国带来现代生活的启迪，只是腐朽，只有旧时代的奢华挽歌，比之巴黎世博会是倒退，甚至比起伯曼自己开创的美国高楼也是倒退。”

但伯曼要辩护的是，这至少是一次教会暴发户型的美国人“欣赏建筑之美”的机会，让美国人开始对建筑审美。然而，建筑之美，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只要脱离了现实，往往就成了遮蔽现实的东西，倒退的、毫无根据的建筑风格更显示了它与真实生活的反差，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尤其如此。

至少在这本书里，纵然建筑师和恶魔的故事内容五五开，但世博会的故事——正因为它如此可想而知，工程如何有难度，最后如何好歹建得体面——还是不得不成为了恶魔故事的背景。当建筑师为世界造房子时，恶魔正在建造自己的宫殿；作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客人变成了主人，主人变成了屠杀者，这才是后来人们对芝加哥的那段记忆的重心。

在北京这如同嚼蜡的异乡、第二故乡，我没有成为一个恶魔，但我至少异化成了一个“房奴”，甚至还有可能异化成一个房东。居住在此的十二年，我能感觉到它渐渐具有一种倾向……兴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戾气、一种污染。亨利·詹姆斯也许应该进一步说明，当环境具有足够的倾向性，环境就能召唤出“有趣的故事”。

“白城恶魔”在人们的记忆里会是象征性的，尽管他杀人的目的“朴素”——只想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但人们的记忆选择了它来描绘一个事件，一个带血的节日。一个世博会，发生时鼎盛，过去则是过眼云烟，迅速被遗忘，“不留存于活人的记忆里”，而恶魔则将被记忆神化。

至少在记忆而非现实里，人们会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通常在现实里，我们周围的困境暂时不会那么戏剧化，可是在记忆里，不相关的善与恶是交锋的，构成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我们的价值观。最终，记忆成为头脑中的独裁者，产生了一种象征的、诗意的、浪漫的故事，将在现实里并没有构成直接冲突的两种东西紧紧联系在一起，让复杂的现实回到人类最古老永恒的道德主题——善与恶——的天平上被人评价，这又正是诗人的天职、文学的天职。

《白城恶魔》在结构上还是非虚构的，在现实里没有发生的冲突因素也并没有在书里发生。它似乎把这个任务——怎样牢牢记住和自己不相干却实在相干的事实——扔给了读者。当你在漂亮的城市、空洞的新区、虚假的景点里参观时，你不至于忘记它背后的故事、它遮蔽的故事、它隐喻的故事、与它同时代人的故事，在被抹除记忆之后，这些都在顽强地继续增添我们可怜的新记忆。

读完本书还真有一丝怅然，把一宗连环谋杀——尽管已算屠杀了——放在一个城市史背景下、放在一场辉煌盛会的背景下去叙述，繁华落尽，生命凋零。建筑师们的命运，也无非是将灵魂寄托在建筑上，暂依附于建筑的辉煌，之后终究要脱离它潦倒而死。人类的行为纵然野蛮，其疾病也大有哲学化的趋势——谋杀更像屠杀，强奸更像轮奸、乱伦、奸尸，正是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征兆，正是19世纪末的世纪病。

而我们的记忆，会把一切盛会变成一个个个体的葬礼。这却正是记忆该有的现实感。

《白城恶魔》

（美）艾瑞克·拉森 著

刘永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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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书情

撰文 吴瑶

非虚构

《关塔那摩日记》（Guantánamo Diary）

Slahi著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

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近年来常跟“非人道”的标签挂钩，尤其是在美国参议院公布CIA酷刑调查报告之后，这座位于古巴东部的监狱引起了更多关注。亲历者的记录一度缺席，不过，最近出版的《关塔那摩日记》让民众听到了来自关塔那摩监狱被关押犯人的声音，这也是唯一一本由在押犯人写下的回忆录。

毛里塔尼亚人Mohamedou Ould Slahi于1990年代加入阿富汗叛乱组织，效忠基地组织。从2002年起，被美国政府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但并未被指控任何罪行。联邦法院早在2010年下令将其释放，美国政府上诉后，案件被发回联邦地方法院重审，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手稿从写作完成到出版跨越近十年。2005年秋，Slahi在单人牢房里完成了四百六十六页、十二万字的手稿，不过每一页都被认定为“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外国公民或情报机构。为让日记重见天日，Slahi的律师花了六年时间提起诉讼、与政府机构谈判。最终，经政府修改二千五百多处的手稿解密，这本书得以出版。

书中，他记录了自己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以及用意识和想象来对抗的办法。他还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报机构和监狱工作人员的世界。临近回忆录的结尾，他写道：“我只写我经历过、看到的和了解到的一手信息，我试着不去夸大或轻描淡写，我试着公平看待美国政府、我的兄弟和我自己。”

非虚构

《自由主义的铁笼：全球政治和中东北非的非暴力革命》（The Iron Cage of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Unarmed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丹尼尔·瑞特尔（Danil Ritter）著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革命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与当年列宁、毛泽东等人领导革命引发政治和社会变动不同，当代革命不再一味诉诸暴力抗争。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丹尼尔·瑞特尔就试图通过两个内在相关的问题剖析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非暴力革命：为什么一些国家的非暴力革命运动可以推翻独裁者，而其他地方类似的运动却被残酷镇压？过去四十年来世界上的非暴力革命是如何繁衍扩散的？

在比较过1979年的伊朗，2011年的突尼斯、埃及革命之后，作者指出，威权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密切友好的外交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非暴力革命成功的一个合理解释。他认为，亲西方的独裁者最终将发现自己被西方世界牵制，他们实际上身处“自由主义的铁笼”——承诺民主化、尊重人权、根治腐败的铁笼，尽管独裁者们可能是逢场作戏，转过头去便对此表达鄙视，但一旦政权动荡，他们很可能自身难保。当非暴力抗争民众提出挑战的策略、吁求—比如民主选举，与领导人表面上声称的政治理想完全兼容时，领导人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毫无还手之力。

非虚构

《柏拉图在谷歌：为什么哲学不会消失》（Plato at the Googleplex: Why Philosophy Won’t Go Away）

瑞贝卡·高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著

Pantheon出版

哲学在今天还有多少生命力？那些古老的追问与宇宙、神经科学乃至众筹、有线新闻有什么关系呢？瑞贝卡·高德斯坦将“哲学”的范围缩小，以柏拉图在21世纪的情境，来想象哲学的处境。面对一个否认道德可以脱离宗教存在的新闻节目支持人，他会怎么说？面对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学家与虎妈关于培养一个完美小孩的辩论，他会怎么说？面对一个认为科学已经对自由意志和道德行为能力给出明确答案的神经科学家，他会怎么说？

作者既是小说家也是哲学家，她将两个身份结合，完成了这本书，其中包括许多虚构的、开放式结尾的对话。柏拉图的21世纪之旅从谷歌开始，他在谷歌总部与媒体官员及计算机科学家讨论知识与信息的关系，然后转向其他热点问题的讨论。

经过种种假设和讨论，作者认为哲学确实存在于当下，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与社会的关联都多，只不过它隐藏在宗教、伦理、政治和科学的讨论当中。有人质疑，与科学的不断发展相比，哲学似乎始终固定在一个圈里，但作者指出，哲学的进步是存在的，但它不可见，因为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用它来看世界”。

虚构

《绿色大帐篷》（The Big Green Tent）

柳德蜜拉·乌利茨卡娅（Ludmila Ulitskaya）著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

这本小说算是典型的俄罗斯文学，柳德蜜拉写作的故事关于三个相识于1950年代莫斯科校园的男孩——一个孤儿诗人、一个天赋异禀而脆弱的钢琴家、一个冉冉升起的摄影家。他们身处的社会是心目中的英雄已被审查被流放的社会。作者描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清晰地描写了角色的人生，再将细节娓娓道来，但她并不常使用对话。

小说中宏大的故事跨越数十年。年轻时，三个主人公都是“俄语爱好者（Lovers of Russian Letters）”组织的成员，这是他们的老师——一名二战老兵成立的组织。主人公们长大后，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也淡出了彼此的生活。摄影家变成了地下书商，将禁书运回前苏联。诗人帮助了流亡作家，却发现自己惹上了麻烦。钢琴家伤了手之后，不再弹钢琴。

小说也意在呈现苏联异见人士的英雄主义、愚蠢行为、妥协和希望，里面不缺乏爱情故事和阴谋，并指向后斯大林时代的平民生活，探究克格勃所定义的诚实正直。一本书可以是激励，也可以是武器，作家着迷于这种转换。她深谙知识分子被压迫的滋味，曾经在公开演讲中分享过异见诗人娜塔莉亚·戈尔波涅夫斯（Natalya Gorbanevskaya）的经历，也参与过反对普京的抗议。俄罗斯政府的喉舌会攻击她，但也没法阻止她创作出像《绿色大帐篷》这种题材的作品。

虚构

《火车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

宝拉·霍金斯（Paula Hawkins）著Riverhead Hardcover出版

这是一本悬疑小说：女孩瑞秋（Rachel）每天早上都搭乘同一趟火车通勤，尽管她没有工作。火车掠过一排排住宅，在中途红灯停下时，她可以看到房子里有一对夫妇在吃早餐。她管他们叫杰斯（Jess）和杰森（Jason）。在她看来，他们的生活很完美，不像自己——迟迟怀不上孩子，丈夫离开了自己，染上酒瘾，躁郁。

有一天，她从这户人家看到了让自己震惊的一幕，就在火车重新启动的一分钟前。女主人正和一个陌生男子吵架，她后来失踪了。所有事情都变了，瑞秋告诉警察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并不由自主地关心后来发生了什么，但她又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更不用说让警察或失踪女子的丈夫相信。作家还插入了其他角色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增添了悬疑气氛。

有评论给这本小说贴上了“下一部《消失的爱人》”的标签，它们都有关婚姻的幻象，既有令人失望的一面，也有可贵和持久诱惑的一面，尤其对于女性来说，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的伴侣？“我知道人们喜欢读连环杀手或间谍的故事，但我们大多数人不会遇到这些。伤感的是，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威胁来自自己的家。”本书作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单读」推崇沉静、深入的阅读。

为你呈现这个时代清醒、独特、富有活力的书写与思考。

撰稿人

吴飒，媒体人，暨南大学新闻学硕士，中山大学EMBA。现居广州，任职华尔传媒副总裁，招商银行《财智生活》杂志副主编。

张卓，记者，曾就职于《中国周刊》、《全球商业经典》、《北京青年报》，现任《人物》杂志编辑总监。代表作为多篇深度人物特稿。

张泉，作家，媒体人。1982年生于青岛，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为《生活》杂志副主编，四次荣获由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颁发的“亚洲卓越新闻奖”。著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微博1912》，纪录片《辛亥》、《五大道》。

王天挺，曾为《人物》杂志记者，现任《智族GQ》报道编辑。代表作品《北京零点后》等。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著作有《栖居与游牧之地》、《张爱玲作品欣赏》、《歧路荒草》、《迷失者的行踪》、《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等，编著《储安平文集》（上、下）。

燕舞，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张彦武”，2004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现为《中国青年报》记者、评论部编辑，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2013）。著有访谈、述评合集《见解》，文字散见于《经济观察报》、《中华读书报》、《东方》、《文化纵横》、《跨文化对话》等报刊。

于默，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师，预计用十年时间拍摄影像作品《小城故事》。楼森华，书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师。

于威，单向空间创始人。曾任职于现代传播有限公司，担任集团新媒体业务副总裁，《商业周刊/中文版》 出版人。曾任搜狐网总编辑、媒体副总裁、《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等。

于晓丹，译者，作家，内衣设计师。曾供职于纽约顶尖内衣公司，现创办独立内衣品牌emily yu。已出版译著《洛丽塔》、《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需要时，就给我电话》，小说《1980的情人》，随笔《内秀》、《我的纽约香色行》。

龙荻，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现在美国佐治亚大学学习美国史，研究方向为美国性别史、离婚史。

云也退，作家，书评人，腾讯大家2013年度致敬作家。译有爱德华·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邹波，专栏作家。现居加拿大，曾任《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生活》杂志采访部主任等职，出版有《书与画像》、《现实即弯路》等。

吴瑶，翻书党，冷知识爱好者，曾任《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长期关注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关系等领域，在《东方历史评论》、“政见”网等开设有书情专栏，现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

目录

焦虑是焦虑者的通行证

话题

衰落的先知 —— 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性焦虑

失衡

速度与激情

小镇青年威廉·夏伊勒

访谈

“我的怀疑从来不构成恐惧”——范立欣访谈

影像

他们直视我们，不在乎未来的惊讶目光

报道

生死场

诗歌

在萨拉乌苏

随笔

不存在的白夜

图书馆之死

书评

一部英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史诗

全球书情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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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焦虑者的通行证

标题病了，它看起来就很焦虑。以前这样的句子常见于网络世界，现在它们也登堂入室，逐渐成为印刷品。类似的句式还有：当我们谈论焦虑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不焦虑的厨子不是好作家，你所不知道的关于焦虑的100件事……它们共享一种庸俗的格律，尽管各自携带的内容倒不一定庸俗。

和整个时代的步伐一样，人们说话与书写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二者的边界开始模糊。吊诡的是，一方面我们看到戏谑、放纵、娱乐性前所未有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道德、审美判断上的无所适从，又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和虚无感。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到快乐，投入并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与此同时他们时不时抬头望见疾行的阴影，体会到技术带来的恐惧、未知和某种来自本体论的不安全。在焦虑中生活，而不愿臣服于静止、停滞，这是通行证的含义。它可能也代表了我们的态度—— 或者说我们的焦虑来源，因为并不确定，到底是时代的质地真的变了，抑或只是变更了自己的频率。

可以肯定，焦虑不是一项新的发明。奥登就扎根在焦虑的经验中写作，他用《焦虑的年代》来为他的感觉命名。另一位诗人菲利普·拉金虽然从未读完这首长诗，但他为同行加冕：“自蒲柏以来，极少数诗人如此忠于时代。”奥登的诗作中充满了具体的时代意象，战争、灾难、工人阶级、法西斯主义、西班牙与中国，还有自身的欲望。“他很反感自己的早年成名，因为他看到了藏在自己公共道德形象背后的复杂动机，以及被崇拜和偶像化之后油然而生的满足感。”（胡桑译）

奥登的形象，如同19世纪末的君士坦丁堡，1913年的维也纳，二战前的巴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构成了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参照物。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像地雷一样铺陈在那里，随时有可能在今天炸裂，并获得震动与喝彩。阅读哈罗德·布鲁姆，他对浪漫主义的“过时的”理解，就陷落在时代的泥沼里；回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近代史中的作为几乎等同于最时髦的创业；惶惶不可终日的小镇青年们，至今试图通过地理空间的位移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速度与激情》这一类的电影，在科技和资本的爆炸中成为宠儿，叫嚣着在续集中永生。这些内容构成了这一期的《单读》。

《单读》也在创业的潮流中，除了维持纸质阅读的品质以外，我们还在新媒体、现场沙龙、读书会中让我们的作者与读者见面。从这一期开始，还将推出《单读》的配套课程。但我们不提供疗愈—— 所有像样的文化产品都不能也不应该提供这些像答案一样确凿的东西。“欲罢不能”，这是那些屡遭嘲笑却畅销无阻的心灵鸡汤和励志成功学的逻辑思维，我们痛恨这个词，但又想不出更好地与这个时代相互袒露的方式。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时代的切片，进入焦虑的内部。其中一个发现是，我们大可不必过度沉溺于对自我病症的叙事，此时此刻的作家、诗人、建筑师、纪录片导演与他们的前辈分享着相似的情绪。

全都在别处，大群

大群的驯鹿穿越

绵延数里的金色苔藓，

无声而又快速。

奥登对于《罗马时代》的描述，依然吸引着我们。 诗人的语言最难被时代捕获。但《无名公民》中的句子可能更接近我们今天的状态（两首诗作均由黄灿然译）——

他自由吗？他快乐吗？这个问题很怪诞：

如果有什么不对，我们早就应该听说。

本刊编辑部

话题

衰落的先知 —— 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性焦虑

撰文　拉丽莎·麦克法夸尔

翻译　张心童

“我以为可以重造世界。我以为教给别人布莱克和雪莱，可以点亮他们内心的花火。现在听来这太可笑，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确实这么笃信着。”

［一］

我们很容易妄下结论：哈罗德·布鲁姆被放错了生年来处，让他在21世纪的美国度过晚年，着实够悲惨的。毕竟，我们很容易想象他如莎士比亚作品里的英雄福斯塔夫（Falstaff）那样，徘徊在小酒馆间，洋洋得意地把酒言欢，撇出一个愚蠢的双关语，或者在罗马的什么酒会上诟病亚里士多德美学（尽管很难想象布鲁姆穿着紧身衣或宽外袍的样子）。他也可能是19世纪俄国的激昂诗人，如年迈的托尔斯泰，成为越来越疯癫的千禧文豪。“他是来自1世纪的游走的犹太学者。”英国文学评论家弗兰克·克默德爵士这样形容他。“布鲁姆总是被人团团围住，仿佛人们在隐隐地观望，看他是不是像救世主那样，冷不丁地变出一块面包或者几条鱼。我认为当真正的救世主来临时，定会是布鲁姆这个样子。”

但是这样想就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想当然地以为历史的更迭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灵魂，这是一个非常不符合布鲁姆思想的想法；其二，相信悲惨是桩坏事。布鲁姆有颗伟大的灵魂，他拥有抒情式的感伤、自命不凡的形象、救世主般的寂寥。“他看起来并不快乐，”他以前的学生这样形容他，“但是与布鲁姆所拥有的相比，快乐似乎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他也并不是低沉到底的。在他的悲惨里，他威风八面。

布鲁姆是衰落的先知。在他看来，西方文学到莎士比亚已登峰造极，从此以后日渐衰落。布鲁姆喜欢爱默生和惠特曼，但并不相信他们：对于他来说，人类注定晚于时代而生，无可救药，一往无回，哪怕在美国，也无法恢复完整且鲜活的灵魂纯洁性。说布鲁姆有怀旧情结也不妥当。跟与和他（往往错误地）交朋结友的文化保守者相比，他并不思慕一个更高雅、更单纯的时代。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生在16世纪的英格兰，他的绝代才华是自成一派，并不归功于他的生年来处。实际上，布鲁姆对历史并不感兴趣，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时代更迭。因为对他来说，所有宝贵的诗歌都是超越时代的，一时新鲜的事物只是明日黄花、偶然的小玩意儿而已。

实际上，布鲁姆拒绝的不单单是历史化，而是过去的不复存在。他读诗，仿佛在重新体验它们被创作的过程。他喜欢让他诗歌的脉搏和肌肉都鲜血淋漓，在挣扎中丝蔓牵连。他崇尚抒情的冲动和诗歌分娩时的绞痛甚于诗歌本身。布鲁姆在他的书《莎士比亚》的题词中，引用了尼采《偶像的黄昏》里的一段话，放在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的开头恰如其分。说白了，放在任何一本文学类图书的开头都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文字在我们心中已经消亡了。凡事一经开口，就免不了鄙夷。”

布鲁姆是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文学评论家,是浪漫主义诗人叶芝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研究领域的权威。他著有《影响的焦虑》一书，最近的热销书包括《西方正典》、《J之书》和《如何读，为什么读》。2002年，他将出版他的第28本书，八百页的大部头《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尽管他文坛经验深厚，却不是个咬文嚼字的人。他不解剖诗节，也不考究措辞，因为他的读法和普通读者不太一样。布鲁姆记忆力了得，一目十行，能背诵大段大段的英文经典诗歌。当他还是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时，一次酒醉后，他将哈特·克莱恩的《桥》一个一个词倒背了一通。他说他在年幼的时候，一个小时能读上千页书。他的脑袋里装了太多诗歌，以至于他已经不再去“读”它们了。这些诗歌对于布鲁姆来说，已经不再是以一定顺序排列的一行行文字，它们在布鲁姆的脑海里一并涌现。他将这些诗句一口吃了进去。

［二］

布鲁姆有点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儿，一个有些陌生的地方。他抱着双臂，头低低的，哀悽地眨着眼睛，看起来像是迫不得已淋雨等待的人，没有雨伞，无处可归。他时不时扭一扭肩膀，一副痛苦的表情，好像在抖动肩上的什么重物似的。

他的脸仿佛是这些庞大臃肿感官工具的汇聚之所：英气的鼻子，撑开的鼻孔，厚大的嘴唇，巨人般的大眼睛，时或眼珠子直转，时或泪水汪汪，浓密的眉毛上下耸动，额头上纹路很深。他脸上的皮肤都像是薄膜。布鲁姆是只极其敏感的动物，最纤细的感情微波都能冲击他。他的胃仿佛是巨大的教堂，那些他吞下的诗歌和剧作与他自己的热情在里面翻涌、糅合。他受心脏病发作和胃溃疡的折磨，间歇性地节食。他那福斯塔夫式的肥胖形象是他威严气派的一部分。

布鲁姆教书的时候宽开衣裳，看起来更大了一号。在他的学生看来，他放浪形骸，天马行空，他比比划划，将手塞到衬衫里，也抓着自己的胸膛。他随感而动。他是出好戏。他崇拜，他倾慕，他不加区分地紧紧拜倒在诗人的脚下。他是犹太教式的，充满先知的气质。他庞大的身躯和他的感情更让他像一个巨型母亲。他不经意地有那么些女性化。他的声音从庞大的身躯里飘出来，像是柔和的男高音。他的很多女性学生都觉得，这些特质的结合让布鲁姆如此迷人，不可阻挡，又充满毁灭性。

他的一些学生围绕他形成了一个俄耳甫斯式的崇拜组织，对他进行或敬畏或荒淫的过度解读。荒诞的谣言四起，人们窃窃私语地互相传说：布鲁姆因记忆力惊人，曾在1950年代为以色列政府担任文件信使；他额头上的伤疤传说来自他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挨的子弹；他还被认为是畅销爱情小说作家哈罗德·罗宾斯的本尊，用假名来写作。

女学生都早早到课堂，想要占到紧挨着他的座位。“我想他已经快到达华兹华斯式的极端自负了。”布鲁姆的一位学生曾这样评论道，“他有一种令人激动的气场，仿佛他的体内蓄积着什么巨大的东西，巨大的灵魂或者其他什么存在，这个世界或者他的身体已经容不下了。但是他的教学有点压抑，他并不鼓励你进行自我思考。他是一头向他的小崽儿们滚过来并将他们压死的母猪。“跟着布鲁姆学习后，我感觉自己都变了，”另一个学生说，“他改变了我志向的高度，他让我明白，阅读中存在着道德的正义感。他让我领悟到了这点。”“一次上过他的课后，我做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关于阉割的梦。”他的另一个女学生说道，“我梦到我的脖子上有一圈为斩首而画上去的虚线。”

布鲁姆被很多学生拥戴。也有一些学生成为了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拒绝布鲁姆所教的一切。布鲁姆是福斯塔夫，但背叛福斯塔夫的只有哈尔王子一个，背叛布鲁姆的却有上千个。

每年布鲁姆都受邀到欧洲，领个奖，开个讲座，或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每年他都答应，可每年他也在行程结束之后发誓再不旅行了。今年晚春，一个明媚的下午，布鲁姆在巴塞罗那坐上渡船去了马略卡岛 。

之前的几个月，一个叫米开朗基罗的男士找上了布鲁姆，此人是西班牙的心理分析学家，也是博尔赫斯的崇拜者。米开朗基罗在一位当地贵妇的帮助下建立了马略卡的博尔赫斯协会，并邀请布鲁姆参加协会的一个晚宴。布鲁姆接受了邀请，因为他正好打算去西班牙。布鲁姆被请到巴塞罗那接受加泰罗尼亚国际奖,他获悉，这个奖项的重量相当于加泰罗尼亚的诺贝尔奖。

布鲁姆一到巴塞罗那，就比往常更早地想起了他去年发的誓。他意识到，接受这个奖项意味着也要接受两天半的采访。等他搭上回程的渡船时，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在去往码头的车上，布鲁姆的太太珍妮与出租车司机聊着巴塞罗那动物园里一只有名的得了白化病的大猩猩“雪花”。珍妮在报纸上读到，动物园的专家们千方百计为“雪花”配种，（徒劳地）希望能配出一只也有白化病的幼崽。尽管“雪花”现在已经年迈了，不断的性交让他看起来明显很憔悴。“我们换个话题吧，”布鲁姆坐在前座，轻声恳求，“我都可以感同身受了。”

这次渡船之行多少还让人期待。布鲁姆的一位美国朋友告诉他，坐船从巴塞罗那到马略卡着实是个惬意的过程，水流缓缓如一片玻璃的汪洋。布鲁姆被“玻璃的汪洋”这个形容攫住了，他在暗无天日的采访过程中，想象着自己坐在阳光明媚的码头上，沉稳而安然，仿佛正坐在舞台上，身后则是画着大海和蓝天的背景布。

布鲁姆缓慢地下车走到渡船处，每走一步就轻哼上一声。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因为健康原因，请了一个学期的假。但是自从三十多岁以来，他就像是个弥留之际的人。“哦，布鲁姆，布鲁姆，布鲁姆。”他轻声叹息着。珍妮穿着她为旅途准备的厚重的蓝裙子和白色POLO衫，大步流星地走到码头上，提起手提箱，透过大大的眼镜片眯眼望着太阳。

可惜，事实证明，布鲁姆朋友的话并不属实。尽管天气还算温和，可神不知鬼不觉地，船开始颠簸起来，水花溅到了玻璃上。布鲁姆忧愁地看着站在码头上的乘客，他们抽着烟，不时蹒跚地走来走去。他听到从二等舱的远处传来轰隆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掉到了地板上。天色渐暗，船摇晃得更凶了。

布鲁姆是时候回应自然的呼唤了。他站起身来，紧紧抓住椅子。谢天谢地，椅子固定在了地板上。他又靠向另一把椅子，双手紧紧抓牢，停下来倒吸了一口气。他算了一下还要走多远——距离男卫生间至少还有二十个椅子的距离。他惊恐地发现，如果不小心失去平衡，很可能让他摔断一条腿或者更糟。布鲁姆鼓足了气，奋力朝第二把椅子倾斜过去。他找到了把手，喘着粗气稳住了。去往马略卡的这四个小时可不好过，布鲁姆面色如土，心惊胆战、颤颤巍巍地到了跳板上。几天之后，他回想起这次行程的时候，悲恐交集。他对这次旅程的描述不止一次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

早在1950年代初期，布鲁姆还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当时英语系笼罩着一种高教会派的古板氛围。布鲁姆呢，大个头，乱糟糟的，相当情绪化。当时英语系里的亲英情结也隐隐散发出反犹太主义的情绪。学生们穿着夹克、戴着领带去上课。布鲁姆邋遢地穿着一件家里传下来的旧旧的俄国皮外套、一条渔夫裤，还有一次穿着睡衣。

英语系当时仍深受艾略特的影响，抛除其他的不说，这意味着对浪漫主义的鄙夷。在艾略特学派看来，雪莱尤其被视为放荡不羁和年少轻狂。布莱克对神话的痴迷也被艾略特学派视为半个疯子。然而，对于布鲁姆而言，艾略特的经典主义莫过于一种干巴巴的精神上的循规蹈矩，与他自己对于诗歌价值的理解大相径庭。布鲁姆是读着雪莱和布莱克长大的。他决心为这两位诗人重新正名。

艾略特划分出他眼中的西方正典，让一批17世纪的形而上学诗人重现光彩，并指出其20世纪真正的继承者们，比如庞德、晚年的叶芝，以及艾略特本人。对艾略特来说，浪漫主义是个令人遗憾但幸好可以从文学历史中彻底独立出来的完整阶段。布鲁姆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认为浪漫主义源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个人物，由弥尔顿通过撒旦这个人物进一步精炼。布鲁姆强调，自此以来，诗歌就一直以浪漫主义的形式呈现，无论是正统的还是反正统的。

对浪漫主义进行修正的不止布鲁姆一人。布鲁姆本科时候的导师M. H. 亚伯兰著有《镜与灯》一书，其中赞扬了浪漫主义将想象力视为“发光的投影物”（灯）一说，认为自然自有其灵。与之相反的经典主义将想象文学视作对自然的模仿（镜）。 诺思洛普·弗莱在其《可怕的对称》一书里说，布莱克并不是个东拉西扯的疯子，而是连贯的神话系统的开创者。布鲁姆则将他的浪漫主义又推进了一步。

对此运动的传统看法是，浪漫主义诗人渴望通过与自然合一而获得救赎，正如华兹华斯在其《不朽颂》中所述的一样。一般的浪漫主义体系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叶芝作为这个运动的巅峰。但是布鲁姆认为，这些人所代表的诉求仅仅拘泥于偏向俗世的浪漫主义形式。真正的浪漫主义，也就是由雪莱和当之无愧的布莱克代表的浪漫主义，并不仅仅观望自我以外的自然以求救赎，而是转向足以改变世界的自我想象力的力量。自然是物理性的，因而固定且局限。只有将想象力从整个世界里解放出来，使其充满神话的形式而非自然的形式，才能真正让想象力自由。

［三］

最初的记忆。布鲁姆还是三四岁的孩子，坐在布朗克斯家里厨房的地板上。他看着文学读物，他的母亲正赤脚来回走动，准备晚餐。布鲁姆时不时头也不抬地伸脚踩他母亲，母亲也时不时低头摸摸他的脑袋。

布鲁姆的父亲在一家服装厂工作，下班回到了家。他默不作声，不是因为情绪化或冷漠，只是因为不爱说话的个性。晚餐后，父亲一个人坐在关灯的客厅里，抽着烟。

布鲁姆的母亲宝拉出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郊外的一个犹太小村庄，是木匠之女。布鲁姆的父亲威廉出生在敖德萨，是码头工人之子。宝拉和威廉都在一战后移民美国，但他们的亲人大多死于犹太人大屠杀。布鲁姆的父母初到纽约之际，都住在下东区，于果园街相遇。他们结了婚，过着正统的生活，只说意第绪语。他们攒了一点钱，就搬去了布朗克斯。他们有三个女儿，从事秘书性质的工作。十年之后，又育有两子，大儿子成为了一名邮政工人，哈罗德则出生于1930年7月11日。

布鲁姆是家中唯一喜欢读书的，他这个爱好没被压抑，也没被鼓励。他的姐姐们带他去当地的公立图书馆。图书馆的藏书精良，布鲁姆在十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哈特·克莱恩和布莱克的诗。三岁时他自学意第绪语，四岁自学希伯来语，五岁自学英语（他通过读克莱恩和布莱克学习英语，但直到六岁的时候才听到人讲英语）。他对于是否接受成人礼犹豫不决，因为他感觉他们家的犹太教师已经无法解答他对于《圣经》的一些问题，比如耶和华让摩西在内盖夫沙漠死掉，这个问题没有被充分地解释。

布鲁姆就读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他憎恶学校，成绩很差，但因在统考中表现出色而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奖学金。他在伊萨卡的第一个夜晚，因看到一头牛而吓坏了（他不知道牛为何物）。

布鲁姆有几个朋友，但为数不多—— 他是孤独的。他爱他的姐姐们和父母，但是不太在乎他的哥哥。换句话说，他的童年还算快乐。

［四］

这个崇尚博尔赫斯的精神分析学家米开朗基罗在电话的另一头极其友好。然而，在布鲁姆到达西班牙的几天内，他开始越来越狂躁。他在颁奖晚宴上露面，神秘兮兮，眼珠子直转，鼻子下方和下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发际线后退到活像上了年纪的小丑。他确信，布鲁姆到了之后，身边的加泰罗尼亚人听说了米开朗基罗邀请布鲁姆参加关于博尔赫斯活动的事情，一定十分愤怒，因为博尔赫斯并非加泰罗尼亚人。布鲁姆继而听说，米开朗基罗与加泰罗尼亚人有些摩擦，因为他是佛朗哥的忠实支持者。“他不怎么样。”布鲁姆失望地评论道。因为一切迹象表明，米开朗基罗确实是莫名其妙。

实际上，布鲁姆在马略卡待得越久，越觉得受疯癫情绪的浸染。在酒店的第一晚，他坐在床上看书，直到自动照明系统将灯关掉了。布鲁姆被吓了一跳，眼睛一时不适应突然的黑暗。他赤身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走廊上，敲响珍妮的门寻求帮助。第二天，他得知马略卡的一个戏剧团正在排练《麦克白》，台上会出现裸男和交配的场景（“我相信台上的男女对彼此惺惺相惜。”布鲁姆这样评价说）。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个年轻人问了布鲁姆这样一个令人惊愕的问题：“美国现在扮演的是如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般的角色，还是集圣母特雷莎和为信仰而战的哈姆雷特为一身？”

在博尔赫斯晚宴举行的前一天，布鲁姆参加了一个三小时的午宴。午宴在一个金白相间的房间里举行，房间坐拥海景，水晶吊灯是棕榈树形状的。布鲁姆认识了当地一所大学的校长—— 佩费克托·夸德拉多（Perfecto Cuadrado，“完美的平方”，他解释说）。这位先生确认了布鲁姆对于米开朗基罗的恐惧是有据可依的。更甚的是，这个活动听起来越来越蹊跷。米开朗基罗安排了餐后音乐和娱乐活动，并提议嘉宾们跳探戈舞，不尽兴不归。布鲁姆开始设想这将是个暗无止境的夜晚，噩梦般的狂欢仿佛是布努埃尔电影《泯灭天使》的现实版。大家会接二连三地跳探戈，环境嘈杂不堪，一个又一个的娱乐节目让人无法忍受，之后是更多的探戈舞。布鲁姆注定陷在其中无路可逃。

午餐过程中，大家喝完香槟，接着喝白葡萄酒，又接着喝红葡萄酒、法国白兰地、马略卡白兰地……然后来了致命的一击—— 一种当地的亮绿色烈酒，闻起来像茴香酒，品尝起来似枫树糖浆。布鲁姆暗下决心了。

“就这么定了！”他在午餐即将结束的时候说，“我可不能去。我真的没法参加这次晚宴。”

“布鲁姆，你逃不掉这个。”珍妮对他说。

“你不如告诉他我死了好了。”

傍晚刚至的时候，布鲁姆的情绪稍稍好转，但是前提是，珍妮和他必须要有滴水不漏的脱身之计。布鲁姆告诉珍妮，当他想要走的时候，他会用大拇指和食指抓住两只耳朵使劲晃动。看到这个暗号，珍妮就要起身说去卫生间，布鲁姆也会随她一起去，然后他们一起逃之夭夭。被指派给布鲁姆的马略卡导游兴致勃勃地说，这场晚宴或许会很好玩。“哦，亲爱的，”布鲁姆回答说，“就算要我和六个不同的年轻版本的索菲亚·罗兰跳舞，每一个都跳脱衣舞，我也没兴趣参加。”

邪恶的这一天降临了。

“哈罗德！”米开朗基罗在门口铿锵有力地向布鲁姆打招呼。米开朗基罗穿着一件袖口皱褶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装，西装裤一直提到胳肢窝下几英寸，感觉像是1930年代的装扮，让人联想到萨尔瓦多·达利 。他的样子很慎重。他不耐烦地向服务生示意给布鲁姆和珍妮各拿一杯香槟。

布鲁姆接过香槟，表示要坐下来。他坐得离米开朗基罗很远，面向讲堂。这个讲堂的地面铺有大理石，窗帘紧掩，对于这个场合来说似乎过大了,十六把装有精美坐垫的扶手椅摆放在地上，两两相距三四英尺远。然而房间空旷得很。布鲁姆低低地坐在其中的一把扶手椅上，四处张望。就在大门外，一声香槟塞爆开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理石房间里回响，布鲁姆和珍妮双双跳了起来。

佩费克托·夸德拉多神情严肃地出现了。稍后，米开朗基罗将一小群协会成员送到室内。夸德拉多、米开朗基罗和布鲁姆三人围坐在前排的桌子旁。布鲁姆进行了关于博尔赫斯和批判主义衰落的讲座，坐在观众席中身着珠宝华服的男男女女安静地坐在那里悉心倾听，尽管其中有几个讲英文的人，但大多数人都听不懂布鲁姆在讲什么。接着，米开朗基罗眉飞色舞地给出了一段他的精神分析，他提到博尔赫斯曾经口吃，因为博尔赫斯四岁的时候，被妈妈拽过头发。

晚餐提供了条纹鲈鱼，布鲁姆边吃边和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聊天。这个姑娘摔断了一条腿，以为丝巾绘图为生。米开朗基罗突然出现在餐桌旁。

“布鲁姆，你觉不觉得莎士比亚是由爱化身的作家？”他问道。

“一般来讲，所有的文学都是由欲望激发的。”布鲁姆疑惑地回答。

“但我总觉得莎士比亚是爱的诗人！”

“但归根到底，”布鲁姆接着说，“对欲望的厌恶大过欲望本身。”

米开朗基罗悻悻地走开了。不一会儿，布鲁姆转向坐在他旁边的珍妮，严肃地拉了拉他的耳垂。他们俩相继起身，返回了酒店。

［五］

三十五岁是布鲁姆的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最坏的时候病情延续长达八九个月，占了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开始废寝忘食地读弗洛伊德和爱默生，天天如此。弗洛伊德潜移默化地侵入布鲁姆的大脑并且溃烂在里头。布鲁姆开始教授一节关于精神分析的研究生讲座，颇受欢迎，按照布鲁姆的话来说，原因是“西格蒙德叔叔的报复”。每一年，随着讲座的进行，布鲁姆就愈发不可控制，极尽洛可可式的癫狂。“我对弗洛伊德的移情越来越糟糕。”这种错位越来越凶猛，到最后一两节课时，一切都成了意料之外的俏皮话或双关语，或可怕的自我启示。“我说的不是我想说的。一切都成了谜语！”

1967年的一个夏夜，仍旧受抑郁症折磨的布鲁姆做了一个可怖的噩梦。他梦到一个长着翅膀的巨人朝着自己的胸膛压过来。这可能是《圣经·以西结书》中可怕的天使，或者布莱克对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的幻象。布鲁姆气喘吁吁地醒来。第二天，他开始写一篇名为《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的散文赋，一写就是六年。

对布鲁姆来说，这么慢的节奏着实让他难以忍受。他为此兢兢业业，备受折磨，也叫苦不迭。他打电话给朋友及同事杰弗里·哈特曼，连续讲了几个小时。哈特曼感觉就是布鲁姆的接生婆，不管他生下的是什么，都照接无误。“这近乎一种心灵的冲突（psychomachia）、心理的困战。”这个理论分为六个修正比，”哈特曼说，“修正比和它们的命名是一种分娩，这里有体力上的痛苦，是你能看到的痛苦。布鲁姆深受折磨，一阵收缩过后，出现了一个修正比，接着又一个。”

在这段心无归所的时间里，布鲁姆失去了信仰。他觉得布莱克欺骗了自己，不再觉得想象力的自由是可以达到的，但诗人仍有继续为其抗争的责任，要逆着诗歌前辈的沉沉死气而上。倘若他躲避，就注定只是个无才无名的诗人。这场抗争是值得的，是灵魂的圣战，然而它注定失败。“我真的曾经认为，我可以拭亮我的眼睛和我内心的明镜。”布鲁姆说，“我以为可以重造世界。我以为教给别人布莱克和雪莱，可以点亮他们内心的花火。现在听来这太可笑，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确实这么笃信着。”

布鲁姆失去了对布莱克的信仰，他开始经历转变,开始转向古老的异端诺斯替（gnostics）主义。诺斯替主义认为，无论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苏菲派的不同流派，这种分支的出现是一种原始的、灾难性的分裂，这个世界与上帝完全割裂开来了。自然界的一切，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出自一个邪恶的造物主，也是人类的囚笼。人本身，他的身体、心灵和所谓的灵魂，也是全然堕落的。上帝留在地球上的，仅仅是一星火花或灵（pneuma），存留在人心的一星神谕。但是唯有通过诺斯替的启示才能晓得，只有通过获得这星神谕的“知识”方能获得拯救，重新回到与我们割裂的上帝的怀抱（布鲁姆甚至写了一本诺斯替的小说，名为《飞往金星》,是一本摘要性的半小说作品，布鲁姆希望它没被发表过就好了）。

如果说布鲁姆真的曾因接受布莱克的神话学而远离华兹华斯的自然论，那么他向诺斯替的转变则让他离华兹华斯更远了。他现在认为，自然不仅是无法救赎的，更是堕落的；倘若人要获得拯救，就必须完全拒绝自然。从很多角度来说，诺斯替主义非常符合布鲁姆的气质，因为他拒绝所有自我以外的俗世权威。因为这样他既可以把持非常严峻的宇宙观，也可以保持一点超越性的、富有愿景的希望。

1973年，布鲁姆终于痛苦地完成了他以噩梦开头的这本书。这本名为《影响的焦虑》的书密集而又复杂，有很多隐晦的术语，读起来像是出自卡巴拉教的刘易斯·卡罗尔之手。“我们都记得以斯拉·斯泰尔斯学院那个美好的夜晚，哈罗德向我们展示了新的诗歌理论。” 佩里·迈泽尔这样说。佩里曾是布鲁姆的学生，现在是纽约大学的教授。“那个活动办得不错，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书出版一年后，布鲁姆重读自己的作品，连他自己也笑称看不懂自己写了什么。“但我们都记得一句话：‘没有诗歌，只有诗歌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布鲁姆所做的，就是用肢解的弗洛伊德去提炼失意的浪漫主义。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想法，即人们对想象力独立的追求，就像是一个儿子挣扎着要拒绝他的身世—— 他想成为自己的父亲。因而，诗人对原创性的追求就是试图摆脱他受到的诗歌影响。挣扎，即转移和篡夺，或者“误读”，以使得后来的读者认为诗人的先驱们是失败的。看起来，诗人的先驱们需要后来者的修正，或者说诗人先驱们反而是后来者软弱的继承者，并不是相反。这种挣扎源于对诗歌影响的一种深层的矛盾心理。用布鲁姆的话来说，“这种继承让接受者更饥饿”，简直是种野蛮。野蛮具有欺骗性，并且卑劣。杰弗里·哈特曼在一篇关于布鲁姆的文章中说，伟大诗人的力量主要是“狡黠的，像雅各甚过以扫，像奥德赛甚过阿基里斯。修正比是一种‘逃避的类型学’”。

他的理论是弗洛伊德式的，然而是改变过的弗洛伊德。布鲁姆与弗洛伊德不同，他不容一丝的乐观主义。在布鲁姆的理论里没有与升华相当的词，对于“自我诞生”这个不可及的目标，没有可以接受的替代品。布鲁姆写道，诗歌并非“战胜焦虑”，而是“战胜的焦虑”，对于意义的挣扎才是唯一需要的意义。并且，布鲁姆的理论里没有任何关于性或者心理学的内容。布鲁姆十分强调作为诗人的诗人（他称作“原始的诗意自我”）和写诗的人之间的区别。“焦虑”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名词，而纯粹是文学的，只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有关。

布鲁姆强调这点是因为他始终坚信，天才具有普遍的特质，可以从心理学和历史时期的特别分类中独立出来。因为布鲁姆摒弃了这些杂质，他对诗人的概念过滤掉了人性的特质，让他看起来像是他自己所鄙夷的解构主义中的“无作者”。

［六］

二重奏。布鲁姆在纽黑文家中的客厅里，盛夏。这座房子宽敞，深色的木饰，在街道安静的一侧带有门廊和花园，附近交通繁忙的一侧街道也没有噪音传来。白色的窗帘垂下来，因而客厅里幽暗而凉爽。音响里低声放着巴赫。在远处的角落，通往饭厅的门的一侧，布鲁姆一动不动地躺在一把棕色的皮革躺椅上，脚搭在一个搭脚凳上。在门的另一侧，珍妮面朝她丈夫站着，靠在一个蓝色的棉绒乐至宝家具上，好像是搭配的壁炉柴架。布鲁姆说到他太太让他退休的提议，因为教书让布鲁姆疲惫不堪。珍妮是一名退休的儿童心理学家，她和布鲁姆已经结婚四十四年了。他们育有二子——丹尼尔和大卫。布鲁姆的声音空旷而柔和，慢慢地讲着。珍妮的声音更硬朗，语速更快，鼻音也更重。他们之前就谈过此事。

“如果我不教书，岂不成了你的负担。”布鲁姆伤心地说，“我的孤立感会一发不可收拾。你现在已经在抱怨我总跟着你了，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诸如此类。教书至少让我在学校里可以见到人。我已经很少见人了，现在很难再结交新朋友。”

“我们只邀请友人来家里吃晚饭，应该不算难。我们需要培养他们。如果你能把餐桌收拾一下，我们就能邀请人来吃晚饭了。”

“我没有多少朋友。肯定是我的问题。”布鲁姆落寞地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布鲁姆思索着，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我时不时在我的学生中能碰到类似我孙辈的人，如果我不教书了，也就不会再有了。”

“没错，布鲁姆，过去的几年我们认识了很多不错的人，但是我们没有培养他们。”

“因为我总要写作。”

“这是个循环的逻辑。你必须继续写，因为你没有朋友。”

“如果我不继续写，我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教书也是。”

“但是你每次讲座回来都筋疲力尽。”

“我筋疲力尽是因为我的失败。我原来教得更好。我总是跑题。我总离题，需要尴尬地问学生们我刚才讲到哪里了。这是衰老的迹象，我也没辙。我也不想听起来这么焦躁。”

房间的装潢有种教授式的现代感：一张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木制咖啡桌，一个方角沙发，很多照片和书，一架直立的钢琴，一架大键琴。一个书架上立着一个黏土塑成的又大又沉的头部雕塑，粗线条，大块头—— 这是三十七岁的布鲁姆，由他去世的岳母塑成。沙发和钢琴上摆放着一系列小绒毛玩具，都是布鲁姆的—— 企鹅是珀西瓦尔，猫头鹰是华兹华斯，驴是咿唷，大猩猩被叫作大猩猩·大猩猩，一个鸭嘴兽是奥斯卡，还有一个袋熊是麦格雷戈。这个袋熊是用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的一个真袋熊的名字命名的，罗塞蒂曾把它带到威廉·莫里斯的家里来。莫里斯很喜欢动物，常和麦格雷戈玩在一起。罗塞蒂则悄悄跑到楼上去找莫里斯太太。

“你年轻的时候可从不觉得累。”珍妮说。

“哦，你说到问题的核心了。我现在总觉得累，让我像个孩子一样烦躁易怒。”

布鲁姆在这个房间里渐渐变老了，他很多时候都躺在躺椅上，两侧的桌子上放着一小摞待他翻看的书。对于布鲁姆这个敏感的感受动物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房间，它保护布鲁姆不受光线、噪音、热气的打扰，也避免他受到身体、心理能量不可预测的消耗。当他独自一人在客厅里的时候，他的伤感情绪和疲惫感可以不受影响地呼吸吞吐，饱满起来。

“我彻底与我的行业疏离开了。”布鲁姆说。

“你和你认识的人相处得不赖，和你不合的是那些书报中的人。”

“这倒是没错。”

［七］

布鲁姆确实与他的行业疏离开了。他已经不再教研究生，因为他怕他的批语把学生们给害了（他正面的评语也被他随意说好话的习惯多少有点降格，在推荐信上，他常写“我最棒的学生”)。至于他对文学的理解，他宏大的形象总是为人所调笑。“他有着帖木儿的雄心。” 克默德说道，“他想在波斯波利斯驰骋。在我们这个年代，这听起来有点荒唐。”

布鲁姆的同事读到他最近写的东西，总觉得太主观印象，太无节制的个人化。他的畅销书（《如何读，为什么读》）和他四平八稳布道般的口吻，让大家以为他成了只比畅销作家格调高一点点的作家，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些心灵鸡汤。就算不被围攻，他也会被贬为幼稚：从历史的角度讲，他幼稚地想象诗意的灵魂为童女所生，不为诗人所在的俗世所浸染；从政治的角度讲，他幼稚地忽略了诗歌从各种政治压迫中得益的事实；从美学上来讲，他的幼稚体现在他研究剧本人物的时候把他们当成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诗歌结构中的一个元素。在一些圈子里头，他是大家的笑料。

布鲁姆晓得别人对他的鄙夷，他加倍奉还。他把他的敌人叫作“一群喧扰的旅鼠”，一群因害怕政治上的谴责而成为“可怖地顺从”的囚徒。他认为，揭露文学中险恶的政治信息就可以为自由的抗争尽一份力的想法滑稽可笑。他认为多文化的理论是社会工作的一种居高临下、毫无结果的形式，其支持者是无知的欢呼者。他知道人们对他固执地往回看的做法十分不解。他远离批判主义的当代复杂性，而趋向对于过去世俗化的迷恋情结——人物批判主义！天才！普世的审美价值！—— 但他宣称自己已不在乎。布鲁姆在耶鲁的一个朋友兼同事约翰·霍兰德说到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的书，说它让莎士比亚研究倒退了一百年。他知道布鲁姆听了这话会开心。布鲁姆这样描述他在牛津的讲座：“我一边讲话，一边望着观众的脸庞。我看到他们一脸茫然。我感觉看到了一架飞机掠过草地上的牛群。”

对于布鲁姆来说，把诗歌当作众多文体中的一个来讨论，而不从美学的角度评价它，不仅用错了方法，更糟的是，它加快了美学评价作为独特艺术的时期（当然，他认为正是现在）的到来，而文学批评也与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混为一谈了。将诗人当成土壤样本一样来研究它一层层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沉积物，无异于抹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个人天才。在布鲁姆看来，对天才的抹杀不仅是武断的趋势，更甚的是，这个趋势源自那些庸才的酸葡萄心态，他们无法获得伟大或欣赏伟大，因而只能通过泄愤来否定天才的存在。他指名道姓地说出了这些人群——所有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性恋理论学家、新历史主义者、文化多元论者，以及“怨恨派”。这些群体困扰了布鲁姆多年。“他们太容易被激怒了，”布鲁姆冷冷地说，“他们太激进了，他们不懂得宽恕。”

在布鲁姆看来，这个怨恨派的带头人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他是哈佛大学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文学的学者，也是新历史主义的创始人。很久之前，格林布拉特曾是布鲁姆浪漫主义讲座上的一个本科学生，因而布鲁姆觉得格林布拉特的历史主义理论有种俄狄浦斯式的叛变。这也是布鲁姆觉得有趣的地方。几年前，他受邀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坦纳讲座，格林布拉特当时是评论人之一。当格林布拉特提前收到讲座讲义的时候，他发现上头满是对新历史主义的攻讦，里面的暗示间接地攻击了格林布拉特本人，包括布鲁姆起的最让人难堪的绰号。

“我一般不太擅长直吐怒意，”格林布拉特回想自己在收到讲义时候的情形，“但我心想，为什么不发泄这么一次，因此我撰文指出了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中奇怪或错误的地方。坦纳讲座的一个传统是，讲座前都会提供一顿精致的午饭。我已经多年不见布鲁姆了。他可是全方位地礼遇我——湿漉漉地亲我，满嘴的‘宝贝儿’、‘我最亲爱的’，不知为什么，他不停地管我叫‘尊贵的格林布拉特’。他有他写到‘喧扰的旅鼠’的文章，我也有以牙还牙反指其‘有毒废料’的文章。他坚持坐在我旁边，不停地挤着我的大腿，反复管我叫‘尊贵的格林布拉特’，并跟我说他已经多老了，已经是头和蔼可亲的雷龙了。一整套的戏码。我们吃过午饭，走进大讲堂，里面人头攒动，他还坚持要坐在我旁边。接着，在介绍部分完毕之时，他凑过来对我耳语说：‘亲爱的，我想顺便告诉你，我换了我讲座的内容。’布鲁姆在普林斯顿四处张望这个头号非犹太的地方，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同胞。’犹太人的共济会式握手！接着他进行了关于福斯塔夫的讲座，没有发起对喧扰的旅鼠或怨恨派的攻击！

“我删减了一些内容，但是没法把那些厉害的攻击都删掉，因为那样就不剩什么了。我做讲座的时候，观众爆笑如雷。布鲁姆坐在讲台上，板着脸坐在那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好像弥留之际一般。他这一系列反应的表情都精准得很。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他早给我准备好了这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上了他的套。这一切太天衣无缝了。”

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莎士比亚批评研究都是围绕剧中人物展开的。塑造出让人记忆深刻、栩栩如生的人物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最大的成就（很多人认为他的语言风格复杂晦涩）。莎士比亚的批评研究工作也侧重于展现和剖析其人物，正如解释一个真实人物的性格一样。用休·沃波尔的话来说，伟大的人物是“终生的朋友”。然而，1930年代到50年代窜起的新批评派认为这种批评研究方法非常可笑。对于新批评派来说，剧本如同诗歌，是由一系列特别的语言组成的诗意结构，人物、情节、主题和画面都是这个结构中不可分割的元素，将这些元素视作独立存在般地研究，是误解了文学的原旨；将人物独立于剧本去讨论，无异于是问“麦克白夫人有多少个孩子”。这个问题是评论家奈茨（L. C. Knights）1933年一篇讽刺文章的标题。当新批评派的主张已经成为正统观念的时候，布鲁姆还是个学生。尽管新批评的其他理念已经过时了，但人物批评依旧被视为可笑的做法，正如今天一样。

正因如此，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的批判看起来极为古怪。他的关注点非常狭窄，只关心人物，不关心结构——剧本显露的和未道明的事件的展开。（实际上，正如天才的存在独立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对于布鲁姆来说，人物的伟大只是刚好是剧本的一部分，他喜欢想象这些人物独立于剧本之外的历程。)布鲁姆对其他的毫不关心：情境、运气、灾难、选择、其他人物，或者其他构成情节的力量。他尤其拒绝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情节造就人物，而不是反之。他几乎很少提到剧本的语言。

布鲁姆关于哈姆雷特的49页的长章节，对哈姆雷特的抉择或者他找到自己的情境只字不提。对于布鲁姆来说，哈姆雷特似乎没准在威登堡度过了他二三十岁的那些年，忧郁地望向窗外，我思故我在。一句关于错过主要事件的老话如是说：“这是没有丹麦王子在身的哈姆雷特。”布鲁姆展示的是一个没有哈姆雷特在身的丹麦王子。

在此书和其他书中，布鲁姆确也讨论了关键性的抉择——人物做出的坏的抉择，为人物定性的抉择。尽管如此，布鲁姆从来都不相信它。他不相信夏洛克“真正地”变成了基督徒。他不相信亨利·詹姆斯《贵妇的肖像》中的依莎贝尔·阿彻真的会嫁给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他将麦克白看成是受命运和异象摆布的无可救药的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物对于布鲁姆来说是活生生的人。人物与真人的明显不同，比如真人有肉体的存在，而人物从生到死的基本资料是不完整的，只有几个关键的事件来支撑。布鲁姆对这些都不以为意。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性格的本质，其余的不过是些浮渣。

在书的前言里，布鲁姆宣称自己“对人物的推崇远胜于行动”。他又就此推进了一步。在布鲁姆的眼中，行动或者任何形式的活动都是粗鄙的，因为它是受时空局限的。从另一方面讲，诗歌的精神是超越时空、全然自由的。进而，行动抑制了意识活动，意味着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在决定的瞬间拒绝了所有与行动相抗的精神活动,比如徒劳的或模棱两可的东西。因此，行动的决心并不说明这个人充满了行动力，而恰恰说明他缺乏丰富性。布鲁姆写道：“伊阿古对于决心的推崇，源于一种本体性的极大匮乏，没有什么人类情感能够填补它。”行动、决定、决心都是有局限性的。布鲁姆的英雄是哈姆雷特，他将其与尼采的狄俄尼索斯相提并论。“二者都曾窥见事物的本质。”他写道，“他们都获得了真知，厌恶抑制了行动，因为他们的行动并不能改变事物永恒的本质。真知泯灭行动，行动需要幻觉的面纱，这就是哈姆雷特主义。”

对布鲁姆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将浪漫主义意识以舞台的形式呈现。大卫·维奇曾是布鲁姆的学生，现在是他耶鲁的同事。他说，当布鲁姆谈论诗歌的时候，他仿佛活在诗歌里，正如演员活在角色中一般。诗的声音对布鲁姆来说是一个文学人物，与此相似，一个文学人物也是诗的声音。

布鲁姆过去十年的写作生涯已经完全脱离了学术界。当然，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怨恨派的暴力演替。但他最近的书中有一种奇怪的、崭新的温柔，仿佛他正在远离这场永恒的竞争——对布鲁姆来说，即诗歌精神的光荣竞争。在《天才》一书里，影响性焦虑之于布鲁姆不再是消灭一个心爱的敌人。布鲁姆说，真正的焦虑是“与自我的竞争”——害怕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布鲁姆曾把批评当作文学史的一部分，舞着激烈的论断，投身到这个战斗中去。他现在认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赞赏。“赞赏可能会带来论断，但总是怀着感激，并常带敬畏和惊奇。”他在《天才》中这样写道。他在书的引言中引用了爱默生的话：“我们不必畏惧过多的影响，要更慷慨地信任之，成就伟大的事物。”布鲁姆将《天才》看成是一本与爱默生的《代表人物》和托马斯·卡莱尔的《论英雄》一脉相承的书。但是无论是《天才》、《西方正典》、《莎士比亚》还是《如何读，为什么读》，同样都归属于另一个传统——美国企业家的洞察力。尤其是在上世纪的前几十年，一些作家通过文化上的丰富来迎合美国自我完善的口味。比如在1909年，当时的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开始出版他西方经典的多卷文集——“五英尺书架”的书。1920年代，约翰·厄斯金设立了哥伦比亚名著课程。耶鲁的一位英语教授威廉·里昂·菲尔普斯意在将自己塑造成美国最受欢迎的文学评论家。他在女性俱乐部开设讲座，在《扶轮月刊》和《女士家庭杂志》上写些平易近人的文章，并在电台里定期探讨文学的主题。二战期间，约翰·厄斯金的学生莫蒂默·阿德勒，也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作者，在芝加哥发起了一系列极其受欢迎的名著讨论。

艾略特、厄斯金、菲尔普斯、阿德勒都继承了阿诺德的传统，更确切地说，是一神论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美学上的自我培养可以带来道德上的完善。他们同布鲁姆一样拒绝历史主义，将其看成是狭隘的学者的研究对象。名著中最有价值的见解是普世的，一本书的伟大之处是它能跨越时间和文化的差异，直达读者的内心。他们相信，任何人只要花一个小时静静地读书，就会逐渐触碰到它的本质。他们和布鲁姆一样相信艾略特所说的，“文化暗指一切让人的心灵充满自我力量的事物”。

布鲁姆也一如既往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这不光体现在他的畅销书里，也体现在他于1983年成立的切尔西书屋中。每一本切尔西书屋出版的书——《布鲁姆的自传性批判》、《布鲁姆的主要诗人》、《布鲁姆笔记》——都是关于一位作者的批判性文章的合集，由布鲁姆撰写引言。布鲁姆正如他的偶像约翰逊教授在其《诗人的生活》中所写的那样，向他出版商的商业嗅觉表示了敬佩——他给那些他几乎都不尊敬的作家的书作序。（在《布鲁姆的自传性批判：艾丽斯·沃克》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描述：“她的追求中有一种韧性，弥补了其叙事和人物表现中的一些不足。”）

布鲁姆同他的先辈们一样名利双收。他当然享受这一切。但是在早期创新者中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家长心理般的自信，是布鲁姆所缺失的。一边想着厄斯金和阿德勒一边去读布鲁姆，让人感到40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厄斯金派和阿德勒派认为，他们是在将道德和文化的品质布施给大众。布鲁姆称自己是在普通读者中寻求庇护。那些还在为乐趣而读的最后的读者，他们保留着阿诺德式的信仰，即阅读好书可以培养稳健的道德准则。布鲁姆说：“倘若我们通过阅读西方正典来形成我们的社会、政治和个人的价值观，我坚信这会让我们成为自私和剥削的怪物。”阿德勒的产物被宣传为让人能在鸡尾酒会上向朋友炫耀的工具。布鲁姆毅然反其道而行，“想象文学是异类，因为它能缓解孤独。”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如是说：“我们阅读不光是因为我们认识的人有限，而且是因为友情是多么脆弱啊。”

［八］

纽黑文，盛夏，晚饭前。

“珍妮·贝尔，你不想来一杯吗？就宽下心来喝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这儿可真冷啊。”

珍妮关掉了空调，但厨房里还是很冷。她最近因为健康的缘故在戒酒，不吃碳水化合物。对于布鲁姆来说，科涅克白兰地可是玉液琼浆。

“不用了，谢谢。”珍妮说。

“我觉得你不该戒掉苏格兰威士忌。”布鲁姆说，“这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个巨变。我认识你快半个世纪了，你总是喝苏格兰威士忌。”

“我才不是这样的，布鲁姆。”

“我记得的你可是这样的。”

布鲁姆把科涅克白兰地放在柜台上，心不在焉、闷闷不乐地走去取洗碗机里的碗筷。他弯下腰，身子微微撑紧了他的红蓝条背带。他伸直了腰去够白兰地，茫然地盯着一架子的玻璃杯。他站直的时候，宽宽的苦瓜脸出现在镜子上，红色塑料框的镜子就在杯架的旁边。

之后，布鲁姆在睡前挪到椅子上坐下，打开了厨房里的电视，看扬基队的球赛。他从小就是扬基队的粉丝。他把椅子一点点地挪向电视，近到只剩几英寸远。

“哦，小贝尔，我们要赢了！”他朝他太太大呼小叫起来，“太棒了！”

8点45分，布鲁姆比往常更早地关掉了电视，他已经精疲力尽了。珍妮打算再看一会儿老电影。布鲁姆对珍妮道了晚安，朝楼上的卧室走去。他会看上一会儿书，然后试着睡着。但他可睡不好，他患有伟人特有的失眠症。

失衡

撰文　张泉

父亲指着云雾中的一个地方说，咱家就在那里。

可她看不见，她看不见回家的路。

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六祖坛经·般若》

季节

那场瓢泼大雨在落地之前变成雪。赵凤英最后一次上山，和满山的神佛、庙里的师傅们逐一道别。南山寺的七层院落沿着山崖向上铺卷，赵凤英便踩着那些走了几十万遍的石阶，一层院落一层院落地逡巡，时而擦擦功德箱，时而掸掸幢幡上的香灰。该给文殊菩萨换身新斗篷了，她怪自己太粗心，这个心愿也只能等待来年。

上三层住着些新来的年轻僧人，大多是生面孔，赵凤英与他们只是微笑着彼此欠欠身。下三层的几个老和尚却是相识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地知道彼此在天冷的时候容易犯哪些老毛病。赵凤英和同村的居士们，早已经提前把过冬的面粉、咸菜和香都送进寺里，她这次来，是为了上次落在棉袄口袋里的几包膏药。

每年冬天来的时候，赵凤英都不确定，来年春天，她是否还有力气再爬上这座1700米高的山。她只是固执而坚定地怀揣着关于春天的记忆——春风起的时候，她站在河边，就能听见冰块消融的声音，从河底隆隆传来，在湖面上撕开锯齿般的裂纹。佛祖告诉她，冬天已经走到尽头，她就又可以上山了。

赵凤英有些留恋地退到高大的石雕山门之外，把南山寺留在身后的寂寥里。在她脚下，山麓的积雪将迅速冻结成冰，锁住崎岖的碎石路，南山寺将从此遥不可及。在这些难耐的冬天里，庙宇和俗世，终于彼此分割，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无论赵凤英怎样不情愿，五台山的又一个冬天来了，来得决绝，却不早不晚。只是，生活在山中的人们，总嫌冬天来得太早，又去得太慢。赵凤英有时也觉得奇怪，在她小时候，从没觉得冬天竟有这样长。到底是气候越来越恶化，还是人们越来越难耐严寒？又或者都不是。在这些过于漫长的冬天里，赵凤英和村里的人们将不得不收起整筐整筐没卖完的台蘑，连同隔年的陈香，背回家，满街的家庭旅社也将关门大吉，未来的几个月，他们无事可做，失去一切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厌烦冬天胜过厌烦寒冷，抵触冬天胜过抵触寂寥。

世界在赵凤英面前走得太快了，把她的记忆远远地甩在身后。几十年前，父辈还在用二十四节令来区分五台山的一年；二三十年前，赵凤英和她的男人还习惯用四季来划分五台山的三百六十五天；而现在，在儿子和女婿口中，五台山已经只剩下两个季节——旺季和淡季。

过时

季节的紊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赵凤英对此依然心有余悸。

赵凤英二十年前才开始信佛。信佛与丈夫的死有关，那时儿子还没结婚。

赵凤英难过的时候，就会跑到庙里，跪在佛像脚下念叨几句。她消耗了整个青春抚养年幼的弟弟，用了上半辈子服侍男人，教养儿子和女儿，再用下半辈子教养外孙和孙女。后来，侄子考去北京上大学，再后来，弟弟一家都跟着搬去了北京。赵凤英并不羡慕弟弟，她去北京看过弟弟，住得不宽敞，天灰蒙蒙的。她还是喜欢山里，她也只能属于山里。再后来，男人去了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女儿也嫁了人，她只剩下儿子了。

几年后，儿子娶了个赵凤英很不喜欢的媳妇。赵凤英更加不愿意待在家里。庙里的师傅跟她说，回到儿子家，并不是真的回家；回到庙里，才是回家。她就每天都往寺里去。前些年，她遇见远道而来的香客，人多庙里住不下，有时也会把他们招呼回家，免费管吃管住。几次三番，把儿子和媳妇惹毛了。可是赵凤英觉得，庙里的师傅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时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哪还有那么多的心思去照顾香客。替师傅们分担一些，也叫做行善积德。

赵凤英知道儿子不乐意，她就又给儿子复述那些讲了几十年的故事，某个客人可能就是菩萨，可能就是佛祖的化身，来考验咱们的。

然而，这些故事已经失去说服力。儿子闷闷地回了一句，那也得咱们自己先有口吃的啊。

儿子说得并非没有道理。除了土豆，赵凤英一家没有别的收成。这片贫瘠的荒山上，只有采不完的蘑菇和烧不完的柴，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山外运来。

赵凤英说，做人不能太小气，你生在五台山，这就是你的命。

媳妇出来劝赵凤英，招待那些香客也没关系，你可以管他们要点钱。

赵凤英生气了，你拿你妈当什么人了？

赵凤英一生气，儿子就不敢接着吵了，可媳妇还是不依不饶。赵凤英还和媳妇赌着气，女婿来了。

女婿来借钱。女婿要加盖几间房子，开家庭旅馆。女婿低声说，来五台山的人越来越多，他计算过，只要这房子盖起来，他以后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女婿还让赵凤英在庙里看见进香的人时帮他招揽招揽生意。

赵凤英生气了，瞪着媳妇和女婿：到底是外姓人，原来你们都是一样的。

赵凤英生气，女婿可不当回事，他径直进里间跟赵凤英的儿子合计开来。赵凤英气呼呼地独自出门，上山去了。只有小黑狗追着她跑了一阵。

女婿的家庭旅馆很快就开起来了，为了这名字，赵凤英又和他吵了一架。你开就开吧，你凭什么叫佛缘旅馆，你既然收钱，就别跟佛扯上关系。女婿哼了一声，庙里不收钱？赵凤英不得不提高了音量，那是功德，是捐的，师傅们用来供佛的。女婿说，我也供佛，可我得赚够了钱才供得起佛。

文殊菩萨的生日过后，赵凤英又到女婿家，看到上一批客人用过的被褥根本没换掉。赵凤英才指指戳戳说了两句，女婿又哼了一声，庙里一年换几次？我看庙里那被褥晒都不晒，都是湿的。

女儿忙在一边打圆场，妈，你就别管这么多了，你那些想法早过时了。

赵凤英盯着女儿，连你也这么说！行！我不管你们了！反正你们家姓李。

佛告诉她，要戒嗔，不能随便发火，更不能骂人。她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稳妥的方式，来回敬自己的女儿。她甚至以为，这样严厉的警告，肯定会让从小就胆小的女儿吓一大跳，从此回心转意。然而，嫁出去的女儿正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

赵凤英怏怏地又独自上山了，她背着儿子和媳妇，买了上好的香，烧给佛祖，想要弥补女儿女婿不小心犯下的罪孽。到底该怎样劝说他们？她跪在蒲团上，想求佛给自己一个解答，然而佛如往常一样，依然微笑不语。她就又点上三炷香，在袅袅腾起的烟雾中，闭上眼睛。她闭着眼睛，依稀看见三岁的自己从父亲身旁跑过去，在山崖边上静静地站住，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这座山究竟有多高，而在云雾之中，山下的世界，又究竟是怎样的不可辨认。父亲指着云雾中的一个地方说，咱家就在那里。可她看不见，她看不见回家的路。或许，她也并不需要那样一条路，因为父亲就像一匹驮马，驮着家，父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后来有一天，父亲去世了，可是，家，并没有丢，赵凤英把它背了起来。然而，现在的赵凤英却并不确信，对儿子和女儿来说，是否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黑痣

几个月后，赵凤英嘴角长出一颗黑痣，不疼，但让她很别扭。她隐隐地意识到，她烧的香大概是管用了，那些罪孽真的从女儿和女婿身上逃掉了，却一股脑地转移在她身上。女儿和女婿的日子确实越过越红火，她嘴角的黑痣却失控了。它卡在嘴唇两侧，让赵凤英几乎不能开口说话。赵凤英去问庙里的师傅，是不是该再烧烧香，师傅反倒劝她，不过是些小病小灾，别太放在心上，快去医院看看吧。赵凤英不得不去县里看医生，医生只说，人上了年纪，但凡有点小毛病都会扩散，急火攻心，急火攻心而已。这理由说服不了赵凤英，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着急的事情。丈夫已经入土为安，儿子和女儿的婚事早就操办好了，连外孙和孙女也已经成人，不过离结婚还早，在这个难得喘口气的当口，自己还有什么事情好着急的呢？

医生不回答她的质疑，自顾从容不迫地往病历单上涂抹，给你开几盒药，有吃的，有涂的，回家给你儿子看说明书，他会教你怎么用。真的，别求我，你求我也没有用，求我和求佛，都是一个样。

出了医院，赵凤英碰到一个算命的后生。那人盘腿坐在地上，原本无精打采，一见她就两眼放光，拉住她说，大姐，你脸上长了颗灾痣。赵凤英瞪着那个三十岁出头的后生，别叫我大姐，我儿子年纪都比你大。那后生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却一点也不慌乱，直接问，你看，你不信我，这几年你家肯定有大灾，不是你男人，就是你爹娘。赵凤英愣了半晌，忿忿地呸了一句，我爹娘建国前就死了。

那后生还在罗嗦，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你得上山……赵凤英哼了一声，我家就住在山上，她一转身，正看到回五台山的汽车。她想也没想，招招手就跳上去了。发动机一声轰鸣，后生的后半截话就被淹没了。

赵凤英坐在座位上，随即又后悔了，他到底叫我上山干什么呢？

迷惑

邻居们开家庭旅社的越来越多。去南山寺的路上，总能看见卡车和拖拉机，卸下的砖块堆满山路。赵凤英不得不掂着脚从旁边跳过去。有时她会想，难道出问题的是自己吗？为什么自己认为是错的事情，所有人都认为是对的，是理所当然的呢？赵凤英的迷惑一天比一天巨大。赵凤英回家照镜子，她嘴角的黑痣，也一天比一天巨大。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搅乱了自己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

媳妇也撺掇着儿子开家旅馆。赵凤英不答应，媳妇就给她使脸色。后来媳妇摔门而去，丢下一句话，有钱有什么不好？有钱你才能过上好日子，庙里的师父们也才能过上好日子。最后一句话还是击中了赵凤英，她突然无力地觉得，有时她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了。

赵凤英已经有几个月没见过外孙了。她和村里所有的老人一样重男轻女，可是媳妇没能给她生个孙子。以前她一想起这件事就不给媳妇好脸色看，媳妇也会自知理亏似的不跟她对上眼睛。现在换作媳妇对她使脸色了，换作她理亏地挪去厨房。赵凤英想，这就是因果报应啊。而这其实也只是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罢了，她真正得认真去考虑的，是今天晚饭该做什么菜，南瓜、土豆还有菠菜，几个鸡蛋，半斤肉，它们在一起能拼出什么来。

云雾

那些药也不管用。那颗痣不再继续变大，然而，过了些日子，它周围却长出一圈，母子痣，野草一样。

赵凤英只好求助于佛经。她把师傅们送的经书拿回家去，叫孙女给她念。念了两页，孙女就找个借口跑出去玩了，赵凤英没办法，她怀疑自己永远都背诵不出那些经文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甚至连每位佛祖与菩萨完整的名字都不能准确地念出来，她的记忆好像短路了，有些什么像卸在山路中央的砖头水泥一样，堵塞了她的记忆。这让她始终自责，并且惴惴不安。她不敢对师傅说这些事情，师傅一定会怪她不够虔诚，不够用心。

那些经文并不能很快地拯救她，赵凤英觉得，自己直到男人去世之后才选择信佛，已是一生中极大的罪孽。她不可能像孙女那样很快地背诵出一篇课文，她老了，她不该等到这么老了才信佛。她沮丧地向山下眺望，望见远天无边的浓雾，风越来越大，又把云都吹得无影无踪。她突然觉得自己领悟到了什么，她裹紧棉袄，好像身上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儿。她知道，这场雾一定长不了，它们很快也会被狂风吹散，等到太阳出来以后，她就又能看到北台皑皑的积雪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告诉她，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哪怕生离死别，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是记忆里淡淡的一抹。后来，她会告诉每一个来朝拜进香的人——你们只需要看看山顶的云雾，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上山

有一天傍晚，赵凤英从南山寺下山，往山下打量，突然吓了一跳。好像只在瞬息之间，山下贫瘠的土地之上就冒出大片的灯火，像海市蜃楼一样铺展开山庄、旅馆和商店，沿着新铺的公里两旁，像蜈蚣一样不断地拉长，长出新脚。她分明记得，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怎么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可是，难道这不好吗？

而女婿已经开得起飞碟了。

飞碟是女婿新买的车的名字，那车也像女婿一样人高马大，发动起来像一头犟脾气的耕牛。

孙女调侃说，她姑父一家坐进飞碟里，就都变成外星人了。赵凤英瞪了孙女一眼，胡说什么，你姑父和你不是一家人吗？

连儿子也开始责怪赵凤英当初的不开通，满街都已是山庄和家庭旅馆，现在想赚钱也没那么容易了。

后来，赵凤英每天再上南山寺，也会背两个箩筐。一筐台蘑，一筐香。台蘑常常是卖不掉的，香有时能卖掉。赵凤英很骄傲，她觉得自己待在五台山最大最好的寺庙里，她反复地强调南山寺的好，这座寺庙位于常规的旅游线路之外，能来的要么是真有闲的人，要么就是真虔诚的人，这两种人都像她一样。

赵凤英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的。她有时也会自告奋勇地给游客们当导游，她和庙里的师父们都熟了，没有谁阻拦。很多游客躲着她，她也不在意。她直接告诉人家，我可以带你看看，给你讲讲，免费，我这里有香，你要不要烧香？话说开了比较好，她这样觉得。如果游客反对，她就不再提这个话茬。然后她会问，你想不想见见这里的大师，方丈？如果游客还是反对，她也就不再提这个话茬，耐心地带着他们上山。

赵凤英能熟捻地说出每块石雕上的故事，这边是四郎探母，那边是八仙过海，另一边是五只老鼠偷葡萄。赵凤英说，你看看这些石雕修得，多美，这不就是神仙住的地方吗？咱们南山寺是普济师傅修建的，这些石雕都是普济师傅请石匠雕刻的，民国时候的，你瞧，保留到现在，多精美，多大气。南山寺，龙泉寺，还有金阁寺，石雕都很著名，都是普济师傅的功德。当然啦，咱们南山寺的石雕是最好的。

咱们南山寺还有一个特点，真正的儒佛道三教合一。你看见那边屋顶上三种颜色的瓦当没有？别的庙里有吗？没有！这就是儒佛道三教合一。慈禧太后都来过，还写了字呢。

你问五台山怎么能变成现在的样子？能有这么多寺庙？那靠的就是澄观师傅了，他是唐朝的高僧，国师，辅佐过九代帝王。我们现在念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他跟皇上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才变成“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

赵凤英跟一些旅行团的导游们学会了不少说辞。有时她整理香的时候，甚至向游客推销蘑菇的时候，听别人说着就记住了。

连赵凤英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就能记得住这么多佛祖和法师的名称，能随口说出这么多公案和典故。她的记忆力甚至比孙女还要厉害了。难道是自己的虔诚最终打动了佛祖？

在南山寺，有个三十多岁的小媳妇总是和赵凤英抢生意。小媳妇腿脚灵便，带着游客们上台阶，三步两步就能上去，赵凤英却得按着膝盖挪动半天。赵凤英很不喜欢她，不仅因为她无端地冒出来和自己竞争，关键是她不信佛——她并不是真的信佛，她进了大殿也不拜佛，她只想着赶紧卖掉她的香。

赵凤英不这样，每进一重殿，她都会把游客们丢在一旁，旁若无人地依次到每尊佛像面前合掌鞠躬，拜三拜，口里念念有辞。把所有的佛像都拜完了，她才回过头来，对惊愕的游客们说，这是文殊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你们不来拜拜吗？

天气好、游客多的时候，赵凤英每天会沿着南山寺的山麓上下八九趟。带游客们下山的时候，赵凤英会不失时机地把自己之前的问话再试探性地重复一遍：到庙里来，你真的不烧香吗？你真的不想见见方丈吗？如果游客再次拒绝，赵凤英就绝口不再提这两件事了。她也决不主动要求收导游费，她只是告诉游客们，离开五台山以后，也要行善，知足常乐。当游客真的要走的时候，她也会主动加一句，你们找到住的地方了没？没的话去我女婿家住吧。

团圆

雪好像下了足足一个冬天。五台山的天空把积攒了一年的乌云都在这几个月里倾倒下来，借着凛冽的北风，乱箭般扎进山谷中央的台怀镇。

赵凤英的生活在两年前恢复了彻底的平静。那年的正月里，女儿和女婿终于回来过年了。一家人又坐在一起。日子像个重新上了发条的老座钟，又滴答滴答走起来。赵凤英不再理会那些没能被佛祖宽恕的罪孽。她心里多出来一杆秤。要经过漫长的六十八年，她才终于意识到，是自己生活里的东西太多了，不舍得丢弃，才让她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地方。她不可能把它们都留在家里，都留在心里，就像她不可能把弟弟、儿子、女儿、外孙、孙女都留在家里，留在五台山一样。她的日子被挤得太满了，她必须得把它们都掂来称，拿来比较，决定留下什么，舍弃什么。而无论如何，唯一不能舍弃的，还是自己的儿女，他们是她过去几十年里唯一的盼头，也是未来几十年里唯一的依靠。佛祖一定会允许她这样想，即使换作佛祖也一定会这样想。

赵凤英独自走进厨房，把盖垫上的饺子逐一拨进锅里，它们随着沸腾的水浪起起浮浮，在蒸气里时隐时现。赵凤英没像往年那样包白菜饺子，她悄悄地换成了韭菜馅儿，她不再需要“百财”，她想要的仅仅是一家人和和睦睦，“长久”地在一起。往炉子里再填一把柴，腾起的烟灰逼着她捂住眼睛，猛咳了几下。女儿闻声从里间赶来帮她，赵凤英摆摆手，她支走了女儿，舀出第一碗饺子汤泼在地上，转过身，给佛祖点上香，给祖先们的灵牌前斟上酒。然后赵凤英往炉子里填了几块煤，屋里很快暖和起来。她对着炉子发了一会儿呆，她嘴角的痣没有变好，那一圈小痣消散了，那颗大的痣依然固执地留在她的脸上，但它没再扩散。

赵凤英把饺子舀出来，不知不觉哼起自己哼了六十多年的歌。五台山的冬天悉悉簌簌地从天而降，铺满窗外冰封的山路。有一天，她也会像这些静静坠落的冬天一样，无声地被风吹散，被大地吸干。

首发于《生活》月刊

2009年12月号

速度与激情

撰文　《N+1》杂志编辑部

翻译　索马里

人们缺乏时间，而一种永恒不变的单调折磨着那个时代，一个人唯一能指望的拯救就是一场自然灾难。

电影《生死时速》（Speed）为当下的感受提供了一则无与伦比的寓言：如果我们将脚从油门上移开，死亡旋即将临。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人们感觉时间正流逝得越来越快。学者们告诉我们，自从18世纪两场孪生的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爆发以来，各种文献都有规律地记录了人们对时间加速的感觉。技术和政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永远在后退、跟不上脚步，喘不上气。卢梭在《爱弥儿》里提到那吞噬着我们的漩涡（tourbillon）社会正势不可挡地压倒一切，而《瓦尔登湖》的持续风靡，无疑也与它对我们荒废而非享受时间的谴责密不可分。当然，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不持续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就无法生存”，到了世纪末，尼采诊断出现代的弊病在于“对一切基础的疯狂轻率的拆毁和肢解，这些基础进一步消解进一种永远流动和流散的生成中，现代人这宇宙大网之结上的十字蜘蛛对一切生成了的东西不知疲倦的拆解和历史化” —— 这是那本标题恰到好处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句子。

所以，自然而然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们力图向我们展示一个更好的未来如何会将我们从无止境的加速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者手中，乌托邦不再被描述为一种超越时间的事物—— 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意欲成为一种非时间性的理念，而非一种预言—— 而是确定根植于未来的某物。社会主义者和各行各业的改革者们都研究了市民的时间以及时间由谁控制的问题，并且坚信存在一个人类将无所事事的天堂—— 部分是因为机器将完成所有的工作。比如，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对工作日的抗争；回头看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小说，尽管小说写于1887年，却将故事时间设置在2000年，届时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在四十五岁退休；凯恩斯的理论成型于1928年，却设想了2028年的场景，技术的进步将允许我们每周只需工作三天、每天三小时（即便这样，在凯恩斯的设想里，这也可能会超出我们所需）；在上世纪的下半叶，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 é Gorz）规划了一个“后工作”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自动化机器平稳地哼唱着，将缓减过度劳动的压力，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收入。

关于哪一方更能节省时间的斗争成为冷战的焦点，美国就大力宣扬自己如何通过技术将妇女们从时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争论，发生在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之间，即所谓的“厨房辩论”（Kitchen Debate），苏联总理嘲笑了展出的现代美国家庭里那些花哨的器具——洗碗机、电动搅拌器——他还注意到他们在数年内就会过时。尼克松则绅士般地答道，美国经济是动态的，“旨在利用所有的新发明和技术”，每种技术的发展都能减轻工作的负担——尤其是美国女性的家庭劳动 （赫鲁晓夫对此嗤之以鼻，他将此称之为“资本主义对待女性的态度”）。

尼克松并非有意地揭露了现代性与它节省劳力的、动态的经济之间的核心悖论。因为这些电器确实节省了用于做家务的时间，但同时它们在一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的社会里也发挥着同样的功效，不仅导致了产品的淘汰，同样被废弃的还有那些工作机会，以及从事这些工作的男男女女。今天来看，“厨房辩论”似乎是对慢生活的一种梦想—— 一些电视频道，一家一部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人发狂的有限的选择。在那时候，这种生活已经让人感觉匆忙、超速。

但是（我们要强调）那个时代的超速程度还是不及我们自身的时代。有哪个时代会比我们身处的时代更觉得时间越来越少呢？有哪个时代必须要忍受更多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和建议呢？一方面，我们有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所著的那本《不堪重负》（Overwhelmed），读来像是由《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扩充而成，主题则是作者如何几乎没有时间来探讨“时间”；另一方面，阿图尔·葛文德（Atul Gawande）的那本 《备忘录宣言》（The Checklist Manifesto）则逐条告诉你如何通过备忘录来节约时间。互联网充斥着各种虚张声势的技术文章——很讽刺的，这些文章经常来自《快公司》这样的杂志——告诉我们需要断开和互联网的连接（这样你才能更努力工作）。同时，时兴的“媒介节食”（media diet）文章会告诉你按照特定的顺序阅读一些特定的文章，而不是一知半解地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这样你可以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那样轻松管理自己的一天。与那些不断冒出来的冗长文章以及治疗工具一起出现的，还有各种生命休整（life-hacking）APP，自我定制（self-taylorizing）的程序会让你因为惭愧出门去跑上一会儿（但不需要很久），同时还能测量你之后的心率——从而将生命转化为又一个需要管理的任务。

如果个人的业余时间让人感觉也像是无暇去做的工作，工作本身越来越像是人们没空完成的工作。从追踪雇员工作速度的亚马逊的仓库，到监控频次和按键次数的呼叫中心，到那些你必须带回家处理的工作，一种超速的感觉如同闪电战一般抹去了过去的技术对节省时间的允诺。整个产业都随着可怕的速度消失了：从1950年代开始，在四十年的时间里，纺织业逐渐搬离纽约；然而在1980年代，曾是世界第一规模的美国钢铁业在五年时间里就全部瓦解。股票交易平台也已被反应速度达到纳秒级的计算机交易系统替代，交易员们永远在试图比竞争者们获得更多的时间优势，反过来这也反映了商业世界更加关注快速向股东分红。这些股东们喜欢看到好战的CEO们通过大规模的裁员对员工们大开杀戒。根据一项研究，这些白领工人曾经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平均要换四份工作；现在他们预期自己要换十二次以上的工作。这些工作越来越需要自我管理（self-managed），用一位管理学家的话说，工人们要用一种“自我经营的心态”来面对处理他们的工作。朝九晚五工作制的松动，以及对更多“灵活度”的保证，导致工人们觉得有必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公司。

这种加速是真实的，但我们为何会面临这样的结果？“资本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刺耳的回答。毫无疑问，不仅是提高生产力的需要，还有提高商品流通和分配效率（马克思总结为减少周转时间）的必要，都驱动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快的循环。但是核心生产过程的加速并不能直接解释社会生活的加速，抑或生命本身加速的感觉。消费更多、更好、更快的需求——第一个排队买可弯曲的iPhone 6—— 并不能让一个人获得诸如全自动化制造一部手机和将iPhone销往全球的方法所带有的竞争优势。当然，大多数嘲讽加速(比如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和导致人们看重“此世”成就的世俗化（而非等待死后的“圣礼时刻”）的文化预设都要早于生产力实际的提高。

生产的加速也并不必然导致我们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实际上，问题也许在于我们最后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却没有感觉自己拥有了更多。这种感觉对我们和此前的时代来说是如此核心，德国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最近的著作以及他的“社会加速”的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最透彻的分析。对于罗萨而言，节省劳力（的工具）却让人产生加速的感觉，这是现代性最主要的悖论之一。这一悖论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我们时代的“压力的戏剧性增长，时间的缺乏”伴随着“空闲时间同样显著的增加”。几乎对于每种人口群体而言，即便对职业女性也是如此，1960年代到1990年代间从有偿劳动、义务性的家务劳动和身体的自我保健中解放出来的时间得到增长，职业女性（尽管她们仍然担当着备受鄙视的“第二班”的角色）每周至少拥有3.7小时的空闲时间。虽然这些增长被不平均地分配——穷人们享有的福利的下降和工薪阶层停滞的薪资水平导致人们同时要打好几份工—— 绝大多数节省劳力的技术都替我们节省了时间，但在那期间每个接受研究的群体都感觉我们失掉了这些时间。

关键在于，一个正在经历加速的社会陷入了一个无从逃避的反馈环路（feedback loop），生产、流通、分配（用罗萨的术语来说，是“技术加速”）的加速驱动着社会的变革。社会体系不再能够保证生活道路的稳定。如果说，在传统的现代社会，人们能预期两代之内的生活——比如，一家公司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得到传承——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周转如此之快，一个人很难想象即使是若干年之内的生命历程，更不用说之后的几代人。反过来这也导致了“生活节奏”的加速感，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心理感觉——反过来这也驱动人们渴望更多的节省劳力的技术和技术变革。在这个环路里发生过世界-历史性的短路——在1930年代，成千上万人被迫赋闲；还有1970年代，当时技术的革新发展和他们允诺的盈利率似乎遇到了历史的限制—— 但是整体上，这种压力并未得到缓解。对于罗萨而言，现代性是由一种持续的对“当下的收缩”（present contracting）的意识所界定的——即感觉在给定时间范畴内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在收缩。这种感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各种各样可以得到的社会经验正在无止境的扩增：你也许能做到的事情变得多到几乎不可能，并且每天以难以餍足的速度在扩张。

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也是人们诸多悔恨的对象，完美地例证了这一点。它的文章、微博和其他的消遣甜言蜜语地索要你的时间——其中那些关于如何节约时间的文章浪费了你宣称自己并不拥有的时间。我们的电视观看习惯也一样，这种媒介的黄金时代尤其体现了我们在拥有太多时间、与此同时时间远不够用之间的悖论。狂看（binge-watch）一个电视节目需要一个人连续看上六到十二个小时，没人会承认自己拥有这些空闲时间。对电视观众的研究报告显示，他们感觉自己的一生都被败给这个他们甚至不算喜欢的行为了。罗萨写道：

在一项面向全美国的研究中，满足感的指数被设定为从1到10，电视的平均值是4.8，与之相对的，工作的平均满足指数是7.0（在1975年甚至达到8.0），购物的满足指数也是7.0（在1984年的研究里是6.4）；1995年，至少女性的受访者从室内清洁中获得的满足感（5.6！）要高于看电视，而男性受访者们则表示他们从烹饪（5.5）中获得的满足感要高于电视。然而西部一些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州的居民会把他们40%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这项活动上：每天超过两小时，耗时比其他空闲时间进行的活动都要多。

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今天无休止的电视视频——只是增加了持续观看电视的可能性——和它的永不餍足出现之前。一个正在经历加速的社会的问题在于，人们会出于纯粹的要“跟上潮流”的意识而追求前所未有的多样的社会经验。当代生活的语义暗示了一种责任：“我必须要读报纸”，“我应该更多地弹钢琴”，“我真的需要跟上潮流”。无论是电视还是互联网都能让人感觉迅速地、狂热地获得很多体验，这种方式在被厌恶的同时又被渴求。用于看电视的时间能充分体验刺激——观看《权力的游戏》的乐趣不仅在于它的角色都按规则分配，还在于剧情会偶尔穿插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但这种刺激很难持久。“电视，”罗萨写道，“显然倾向于在最后让坏情绪的观众精疲力尽、难以平复。”互联网也是如此。这两者留下的还有那些生活里充斥着狂热行为、却很少有连续体验的感觉的观众——扁平的个体、一个在不断收缩的当下和不停扩展的系统里的节点抑或神经末梢。

一个劳力被节省、同时时间被转移扩充的时代的文化后果，早在所谓的现代性发端时就被登记在案了。其中一个文化后果就是小说，它诞生于一个加速的社会，现在则似乎受累于它的成功。在18世纪，促成“小说的兴起”的是消费：和其他需要缓慢阅读的文学门类不同，小说可以被购买、并被快速阅读。需求创造供给。18世纪早前的小说的壮观标题——《名声显赫的摩尔·弗兰德斯的幸与不幸，生于新门监狱，六十多载的人生久经风霜，除去她的童年，为妓十二载，五度为妻（其中一次嫁给自己的亲弟兄），行窃十二载，作为重罪犯被移交到弗吉尼亚八载，最终变得富有，生活虔诚，悔罪而终》，渐减少到一个单词——《爱玛》，小说的人物角色也变得很少。

文化批评家贬斥这些新小说大多数快速传达廉价的感动、勉强的震撼，还有脆弱的多愁善感。萨缪尔·约翰逊写道：“它们是为那些脑袋空空、没有确定原则、因而轻易跟随潮流的人们提供的消遣；他们无法从经验中获得借鉴，继而各种虚假的建议和偏颇的解释就得以乘虚而入”（作为一个有悠久小说传统的国家，中国持续按着一种闲逸的节奏生产冗长的、需要慢速阅读的小说，其迂回的叙述、数百个角色都意在让读者花费数年读完）。

尽管如此，在19世纪末期，伴随着铁路和现代公司体制带来的全球经济的巨变，小说也逐渐滞后了。在乔治· 吉辛（George Gissing）关于“世纪末”（fin-de-siè cle）伦敦文学生活的小说《新穷人街》（New Grub Street，1891）中，“穷人街”的新变化在于它激烈的速度。“这个时代的邪恶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事物如蜉蝣般朝生暮死，”书中一个脾气更坏的老者评价道，“因此人们产生了对散文、综述性文章和碎片化的批评的需求，这种需求和那些质量勉强过得的产品供给相比，都是不成比例的。”主角埃德温· 里尔登（Edwin Reardon）慢慢耕耘着一部三卷本的小说，这注定将他引向失败；他的同代人雅思佩尔· 米尔文（Jasper Milvain） ——“一个现代得惊人的年轻人”则不紧不慢地持续写出一组文章和评论，并获得成功。

从这种混乱的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小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沉思、冥想和让人保持专注的工具。现在，小说的主要价值似乎不再是让人感动抑或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方式进行沉思的能力；它变成了减速的对象，让时间停止而非消磨时间，具有治疗的功效而非制造麻烦。人们更多地谈论陷入或者沉浸于一本好书（抑或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正如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在《卫报》上为之哀悼的“那种深刻、默想地专注于别人的灵魂的能力”。某个生命休整网站建议人们通过阅读小说来减缓压力。小说复归的流行自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挽救、节约时间的手段——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经典作品《X一代：速成社会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Society）中那个“购物不是创造”的故事已经讽刺了这一点，书中一个城镇幸福地困在1974年；正如已故作家泽巴尔德（W. G. Sebald）的小说充斥着生不逢时的感觉和过去的创伤，却成为21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们最喜爱的作品，同样卡尔·奥韦·诺斯加德（Knausgaard）也成了描写当下时刻的理想作家：他在几部不间断的小说里处理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和他个人的邪念，他救赎了我们荒废掉的时光，变成了小说领域的玛莎·斯图亚特（Martha Stewart）—— 有足够时间应付任何事，保证所有的事情都被写下、完成。

一个社会加速的时代也有政治后果，在这样的社会里，作为一种独特思想（Pensées unique）的新自由主义垄断了关于必然性、义务和最佳方法的忠诚的表述。像战争、无人机袭击这样的政治行动可以迅速发生，无需经过缓慢的辩论，仅仅基于“政治需要跟上潮流”这样模糊的概念。太多的民主被认为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公共部门是食古不化、对变化漠不关心；工会则是恐龙。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官僚机构一度正是现代生活速度的表征，现在它却是人们嘲笑难以忍受的缓慢的笑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突破，就在于推翻了旧有的边界，而这些边界是先前的世代能够加速的保证——因此它的加速度更快了。前几代的人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灵活性，视之为一种自主权，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种灵活性几乎是免费奉送的——旧有的坚固界限已被抛弃，现在似乎是一种自由。虽然工作场所曾经因他们的官僚化的指挥结构而压抑，它们现在却通过让我们“管理自己”进行同样的压抑；自主权同样也是加速的一个原因。从经济上来说，生产过程的加速已经达到这样的状态，它们不再将自己视为通向一个公平社会的手段；我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越来越让人觉得它是自生的、无可挽回的。会有哪个乌托邦乐意采用“即时生产”制度，抑或采用新泰勒制（neo-Taylorist）来监控雇员的动作？在社会主义下，是否还会有生命休整的存在？

与此同时，一个人能微弱地察觉到在现在的狂热表层下存在一种更深层、更冰冷的政治停滞。罗萨称之为“狂热的静止”，波埃修斯（Boethian）所谓的“停顿的现在”（nunc–stans）。在那样的状态里，人们缺乏时间，而一种永恒不变的单调折磨着那个时代，一个人唯一能指望的拯救就是一场自然灾难。电影《生死时速》（Speed）为当下的感受提供了一则无与伦比的寓言：如果我们将脚从油门上移开，死亡旋即将临。

然后，是否有可能设想一种关于时间的政治？我们应对时间匮乏的方法无外是改进我们的技术、或将它和我们的生活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或者对之报以敌对的态度。一款名叫“自由”（Freedom）的APP确实能在一段时间内给予你自由，但还存在其他的路径。劳工运动一直试图控制工作时间；同样的，女权主义者也（在某些国家成功地）试图让护理工作社会化；深刻的生态学家们关切的是让地球在数代之后还能存活下来。一些劳工运动（Luddism）将大有帮助；但同样的，一个不那么执迷于创新、更多关注一个停滞、紧缩和减速的社会也会有所助益。这个社会将由那些不变的、基本的东西所支配：收入、健康护理和房屋。一个极度渴望时间的社会是否能够在一切变得太迟之前，学会关注那些能保证时间的东西？

小镇青年威廉·夏伊勒

撰文　萧轶

“我的国家没有让我成为公众人物，好在那不是我追求的，也不是我想要的。正如我的生活，我的命运，伴随我的神祇，一切都恰到好处，这些已经足够了。”

［一］

小镇青年威廉·夏伊勒如此看待他的年轻时代：“美国在哈定和柯立芝时代成为了一个愚蠢的国度。这两任总统平庸得可怕，却又备受欢迎和爱戴。”20世纪初的美国，商业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宗教，摩西和耶稣成为美国励志成功学畅销书中的教父，传播进步思想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群体事件不断出现，人人都希望能在股票里赚取大把的资财，房地产飙升得令人瞠目结舌……夏伊勒认为，那个时代的美国被资产阶级的废话所主导，整个社会充斥着夸夸其谈的盛世美学和陈词滥调的市侩作风，刘易斯、门肯、德莱赛、舍伍德·安德森、卡尔·桑德堡纷纷对那个愚蠢庸俗的年代口诛笔伐。在菲茨杰拉德看来，那是个“荒唐的年代”。

夏伊勒父亲是德国移民，“为了在这个国家寻求自由”，父亲对他谈起往事。为了获取更好的文化和教育资源，祖父卖掉农场搬到大学城来住。19世纪末的芝加哥，一方面是世界博览会所带来的精神振奋，一方面是充斥报端的凶杀与骚乱，以至于林肯·斯蒂芬斯在《城市的耻辱》里将芝加哥称之为“过度发展的愚昧乡村”。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芝加哥是城市的败类。世界博览会在报纸上成为美国文化的全新表达，与此同时，这种强调对称和秩序的宏伟建筑，被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抨击为世界博览会的流毒——带着一股势利之气。

随之而来的是畸形的社会发展：“在烟尘下高举着头歌唱，为活着、为粗鄙、为强健和狡诈而自豪，向没完没了的劳苦工作轻蔑地发出不可抗拒的诅咒……铲走、拆掉、规划、建设、拆掉、在建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盲目崇拜和自信，让新生代作家纷纷转向，他们反对旧文学，反对镀金时代的庸俗，反对墨守成规的大西洋海岸文学，反对美国梦的背叛……以哈罗德·斯特恩斯为首的三十位知识分子合撰、编辑、出版的《美国的文明》尖锐地抨击当时的社会：在美国，杰出人才得不到重视，艺术事业无人理解；大企业腐蚀败坏了整个社会；新闻事业沦为赚钱的工具；政治腐败，官场上充斥着庸才和骗子；人们一心想着挣钱，和邻里斗富，家庭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刻板单调而又虚情假意；夫妻生活也缺乏鱼水之乐……夏伊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像斯特恩斯那样，一步步滋生了逃离小镇的念头。

父亲的早逝，让夏伊勒一家不得不搬离昂贵的芝加哥，回到外祖父所在的爱荷华州小镇居住。母亲订阅的报纸，让他从小就拥有观察的习惯，有时甚至在看新闻时，情绪化地大肆发表看法。他逐渐感受到，这座基督教色彩浓郁的小镇生活极端保守，顽固不化，强迫他人遵守狭隘而枯燥的道德观念，上层社会与美国其他地方无甚区别，依靠金钱来获取社会优越感。拥护这种封闭的社会文化，并不足以令生活变得体面，也寻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最可怕的是，身处乏味生活的人们不曾意识到自身所缺乏的东西。夏伊勒对这个社会充满困惑，而且厌倦。

爵士时代的美国校园，不断出现从法国战场回来的士兵学生，他们不曾经历基督校园的道德训诫，他们所经历的并非只有生死存亡的残酷战争，还有性自由的放纵和酗酒的狂欢。夏伊勒在士兵学生的日常影响下，也堕入了美妙荒诞的体验。社会流动下的杂居人群，给小镇注入了进步思想，他们给夏伊勒们讲述爱荷华之外的新鲜空气，他们质疑清教戒律和社会法律，对美国社会现状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深深地刺激了夏伊勒。

直到大学时代，夏伊勒才遇到少数几位思想开阔的教授，新任寇伊大学校长将这所死气沉沉的学校逐步改造成真理和自由的殿堂，社会系主任激情洋溢地从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探索和追问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戒律和美式生活深信不疑的道德禁忌，新闻系教授的写作课激发了他对学习的渴望。在夏伊勒看来，在那所大学里遇到一两位能够激发自身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教授已是足够幸运，正是他们让他学会了批判精神：“不拘一格的真理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可以挽救那些被真理固化的一切。”在大学最后两三年，夏伊勒对国家尤其是小镇的生活越来越灰心丧气：“这个社会被庸众、原教旨主义、清教主义和柯立芝总统的幼稚所控制，这不是年轻人希望回到并开始生活的地方，过那种没得选择的生活。”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和商业的飞速发展与精神文明的保守混乱所构成的互相撕扯让夏伊勒忍无可忍，他必须逃离那个极度分裂所造就的虚无社会。在结束大学生活时，夏伊勒在校报上写道：“这是一个浅薄无知的时代。”

［二］

他想去巴黎，但他又想留在美国，希望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改变这个无聊透顶的社会。在逃离与驻留的纠结下，他像其他学生一样，先到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进行一场毕业旅行。

力劝女友一起前往而不得后，他选择了分手，独自踏上了走出小镇的旅行。在芝加哥，他发现身为出版公司副经理的叔叔，对出版现代小说毫无兴趣，教辅出版占据了市场码洋的核心。他的父母曾在这座城市生活，他也在这座城市度过了童年时期。父母那些令人兴奋的冒险故事已然不再，文明的创造被商业的热潮所取代，如同我们这一代人无缘得见80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当年泥沙俱下的芝加哥城市建设如今终于彻底被疯狂的工业建设和商业冒险所取代，商人依靠财富夺取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成为公众意见和社会品味的判决者，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牧师在芝加哥已经沦为多余的人。人们沉浸于虚幻的“柯立芝繁荣”。

对于第一次走出小镇的外省青年，华盛顿的见闻让他既兴奋又困惑：冲破以前那种浅薄生活让他心潮澎湃，拜金社会的贪婪腐败又让他厌倦不堪。他又来到在文学著作中被不断提及的纽约都会。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让他脖子生疼，声光电的活力四射让他惊叹不已，还有他第一次坐上了地铁。最重要的是，终于有人跟他彻夜长谈那些震撼过整个国家的作家们，他见到了大学时的文化偶像。他再也不想留下了，而是选择到人类文明的中心。他登上了前往曼彻斯特的“圣劳伦斯”号。

在英国，他走访莎士比亚故居，漫步牛津校园，在西敏寺观光。然而当他打开《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每日邮报》和《晨报》，他却发现这座壮观的帝国之都，无论是贵族还是富翁，无论是政客还是大众，人们都心安理得地接受森严的社会等级，这严重地伤了他的心。英国报社拒绝了他的简历，伦敦不要他，曼彻斯特也不留他。更要命的是，当他在布鲁姆斯伯里这个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聚集地住下后，分明地感到这里的名人对圈子外的人类毫无兴趣，甚至对乔治·奥威尔、萧伯纳这样的名家都置之不理，极其势利的文化氛围让他提前结束了在那里的游荡。

在美国人看来，巴黎是天堂，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大学时期，夏伊勒就从书本中反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曾经极力抨击美国社会的粗鄙与庸俗的哈罗德·斯特恩斯，在把《美国的文明》的序言交给出版商后，以豪迈而又悲壮的身体力行，号召年轻人通过流放获得拯救。大批的美国青年响应了他的号召，踏上船板，离开了美洲大陆，来到英伦和巴黎，创造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巴黎似乎在这里等待已久，夏伊勒终于穿梭在塞纳河畔，这城市令他陶醉：“这是黄金一般的年华，在这个美丽、文明的城市，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全然不顾清教徒、资产阶级的顾忌，这些顾忌在美国使青年窒息。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有合意的工作、友好的朋友、真正的乐趣和新鲜好玩的地方。我有了时间和心情做一些思考，大量阅读、尽情交谈、大啖美食……这里空气清新，可以看街景，读报纸或读书，和新交的朋友天南海北地闲聊，和姑娘调笑，畅饮或浅酌，随心所欲。”

露天酒馆、地下餐厅、左岸咖啡馆、警察局对面的妓院，还有博物馆和大剧院，在这座城市里，他结识了邓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施泰因、庞德、乔伊斯等偶像级的作家，还有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书店女老板西尔维娅·碧奇小姐。他在巴黎的第一年就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与外国姑娘相恋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方式。他在巴黎得到《芝加哥论坛报》的晚班编辑职务，开始了对20世纪的见证。

当然，在巴黎的纷繁生活里，他也见证了大量击毁当初想象的现实。当年号召年轻人“到欧洲去”的哈罗德·斯特恩斯江郎才尽，这位曾经的美国文化偶像，如今已经成为美国同胞的笑料了，他只能在巴黎的酒馆里麻痹失落的情绪，人们尖锐地嘲讽醉得像一尊菩萨的他：“那里有美国的文明。”他也对左岸作家口若悬河的写作计划司空见惯，似乎只要空谈瞎扯就能够得到大众的尊重。菲茨杰拉德在夏伊勒到来时，过度的酒精和愚蠢的放纵已经过分浪费了他的精力，他的才华和前程正被醉酒后的好斗所毁。

但夏伊勒依旧不曾改变对这座城市的敬意。在《芝加哥论坛报》的日子里，他由晚班编辑到本地记者，再到外派记者，见证了乌克兰的饥荒、西班牙的内战、法兰西的堕落、英帝国的颟顸、美利坚的萧条、苏联帝国的野心、纳粹帝国的残暴统治和野蛮扩张。他还将见证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文学的崛起、1960年代的文化浪潮、交通与传播方式的革命式变化、越南战争、冷战的开始与结束、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苏联的解体……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曾预料到，欧洲大陆的深层危机会让他成为现代世界的新时代秩序亲历者和见证者。试想，当希特勒在纽伦堡大游行上嘶喊口号时，你在现场；当张伯伦在慕尼黑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时，你在现场；当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实现德奥合并时，你在现场；当纳粹闪电袭击波兰、发动世界战争时，你在现场；当甘地在印度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你在现场……他不仅利用记者身份记录了这些影响20世纪的世界大事，还将20世纪的文学、艺术、政治、社会乃至因战争而革新的技术等一一记述。夏伊勒的传奇经历，已让他成为一部“21世纪的百科全书”。

［三］

二战进入尾声。随着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欧洲战场已经胜利，亚洲战场几成定局，新闻报道的头等大事不再是战争，而是获得胜利的同盟国如何缔造即将到来的新秩序。战争尚未结束的那年春天，曾经亲历国际联盟成立的夏伊勒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遣，从欧洲回到美国，前往纽约采集联合国成立的新闻信息。纽伦堡大审判过后，欧洲无战事，夏伊勒也开始考虑告别欧洲生活。在欧洲的二十余年，夏伊勒过惯了这里的生活，但他自感永远像个外来的旁观者，忙碌繁琐的记者生活让他无法真正深入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在乡愁的袭击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在欧洲深入扎下根基。夏伊勒不想自己成为祖国的陌生人，他拒绝了欧洲职务的诱惑前景，告别了毫无定数的欧洲生活。像其他朋友一样，落叶归根般回到了美国。

他租下了大名鼎鼎的圣埃克苏佩里曾经住过的房屋，开始了战后的新生活。战后的美国，不像战前那般粗鄙庸俗，欧洲知识分子和精神文化因战乱而流亡到了美国，躁动的城市生活让他热血沸腾。在他看来，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但凡人们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纽约都能让他梦想成真。由于亲历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历史事件，回国后的夏伊勒开始像明星一样忙碌起来，纷至沓来的邀请让他在广播领域之外也揽下了额外的工作：发表演讲、开设讲座、参与辩论……曾经一起在欧洲的同事朋友，以及那些归来的作家们，用当年在欧洲的经历写下回忆录，都成了美国的文化明星。夏伊勒在战争期间出版的《柏林日记》，也获得巨大的成功，甚至还得到罗斯福总统的称赞，他要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完成当年在巴黎见到作家们时的自我期待。

战后的美国社会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耳目一新，但公共知识分子界从来就不缺攻讦，夏伊勒在专栏撰稿、讲座演讲等公开活动中逐渐惹来了是非，他自己也因为大众的追捧和海明威、托马斯·曼对他的眷顾而开始自我膨胀，而且没能自外于冷战的歇斯底里。战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对峙，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涌动，海伦·凯勒正被极权苏联诱惑，红极中国的记者斯诺已经在美国混不到饭吃了，只得背井离乡飞往日内瓦；苏珊·桑塔格期待着古巴、越南、中国的左派革命，给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带来撞击；白修德回到美国也吃不上饭，只好跑到欧洲。作为新闻评论员的夏伊勒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扫地出门，当时他已经被冠以“共产主义同情分子”的称号。夏伊勒对此耿耿于怀、恼羞成怒：“具备我这样经历和背景的播音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找不到第二人，其他播音员没有一个人直接感受过纳粹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他依旧只能依靠写作来挽救经济萧条下的生活来源。

他搬离了曼哈顿，在康涅狄格州西北丘陵地带购买了一个农场。为了逃离解聘的愤懑，夏伊勒开始种粮食，同时观察着春夏秋冬的景色变化。他还在期待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对他的垂青，迟迟不来的聘请使他更加失落。终于，由衬衣制造商赞助的共同广播公司聘请他主持一档一刻钟的新闻评论节目。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不断上涨，声波节目的收听率与日俱减，一年半后节目被停。《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的专栏也被停掉了。他只得在农场里继续自己的写书计划，一方面是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需要以继续写作来证明自己并非如评论界所宣告的那样悲惨。

在《柏林日记》之后，他又出版了《柏林日记终曲》，并且开始挑战自己的弱项，构思一部小说《叛国者》，在动笔之前，他不断以自己读过的19世纪俄国、法国、英国的经典著作来激励自己，而他的现实素材来自战争期间因叛国而众所周知的两位广播人的故事。出版后，市场反应并不理想，报纸编辑认为主题实在太老朽陈腐，这让他再一次愤懑起来。他无法理解叛国这个古老的主题怎么会老朽陈腐，他甚至辩解说自己是以最新的形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叙事先例。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列举了两位书评人对这本书的赞誉，而他也在回忆录里献上了自己对他们的崇拜与赞誉。第一次写作小说的失败，让他自负的心灵走向了脆弱，在回忆录里，他引用完两位书评人的赞誉之声后，写道：“每个人的幸福竟然是一件如此相对和如此朦胧的事，而且肯定是一种内在的体验——他来自深思熟虑，来自爱，来自对自己的真诚，来自对追求举世功名的鄙视，来自对命运的顺从，来自对生命无知无觉的顺从，对生命之蛮荒无常的顺从。”

他不得不再次尝试其他的业务。两位好莱坞制片人登门造访，要他在一部关于希特勒的电影《千变脸》里扮演一个小角色—— 一位纳粹德国的驻外记者。与此同时，他依旧雄心勃勃地想借助拍摄空隙搜集20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好在回国后写一本《世纪中叶之旅》或《欧洲故地重游》。出乎夏伊勒预料的是，他已经被列入了赤色分子名单，这份名单带来了各种麻烦，有工作的将面临失业，没有工作的将从公众视野消失，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让所有媒体都不敢聘用一位“赤色分子”。“广播公司和电视公司的管理者、广告公司的管理者、赞助广播节目的公司的管理者、好莱坞的权势人物，以及某些杂志的编辑……那些人都是卑鄙的胆小鬼。”面对不断遭遇的挫折，夏伊勒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

他的讲座也逐渐被取消，书出版之后也不能刊发任何报道，收入来源越发成为严峻的考验。他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农庄的供暖锅炉爆炸了也没有足够的钱财换购。为了储备冬天的烧柴，他锯木劈柴，同时不断记下挣钱的想法，然而所有的想法都被出版商拒绝。最终，他的生活沦落到不得不自己种菜自己吃的地步，妻子也开始因为窘困的家境与他发生了争执。无奈之下，他写作了《领事的妻子》，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小说，肯定能在好莱坞卖个好价钱，事实似乎在故意嘲讽，他实在被现实逼得想钱想疯了。

两次虚构写作的失败，让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作为20世纪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写作之路应该回归历史。他再一次雄心焕发，虽然自己并非历史学家，但他经历过历史学家无福进入的历史现场。他自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夏伊勒和他一样都是战争亲历者；同时，他也自比爱德华·吉本，因为夏伊勒认为他写出了和《罗马帝国衰亡史》篇幅相当且别于正统叙事的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的确改善了夏伊勒的生活，同时也让夏伊勒的写作载入历史。在美国，这本书的出版毁誉参半，有书评人将之称为“大师手笔”，在德国却被骂成粗制滥造的捏造事实之作，甚至给美德外交关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麻烦。更让他感到气愤的是，美国学院派历史学家对他这本历史著作进行了猛烈的炮轰，甚至将之唤作“1940年的地摊文学”，以致于夏伊勒像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在回忆录里愤怒地讨伐那些给予差评的教授们。尽管在学术界评价极不理想，这本书依旧理所当然地成为畅销书。另外，这本书在法国极度受捧，他在法国连续做了两个月的演讲。

1965年，董乐山等九人合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因为书中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讳莫如深，未作揭露”，并对斯大林“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诬蔑”，出版社将之长期列入“内部发行”，多次再版，流传极广，印数极大。在那个精神饥馑的年代里，这本书在中国产生了极巨的影响，相较于美国本土围绕这本书所产生的毁誉参半，在中国大陆读书人的心目中却获誉极高。想必，夏伊勒若对中国的阅读状况有所了解的话，他必定在自己厚重的回忆录中，像写法国对此书的欢迎程度那般大书一笔。

在此后的岁月里，写书几乎成了夏伊勒的唯一事业。夏伊勒后来回顾自己的战后岁月时，如此感慨：“我的国家没有让我成为公众人物，好在那不是我追求的，也不是我想要的。正如我的生活，我的命运，伴随我的神祇，一切都恰到好处，这些已经足够了。”这句欲盖弥彰的话语，较之于自负的夏伊勒来说，更多的是自我期许与现实境遇之间的无奈之辞罢了。

访谈

“我的怀疑从来不构成恐惧”——范立欣访谈

撰文　单读

如果你把人性的困境变得更显性，我相信观众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奇观来看，但这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苦难太大了，它很容易变成奇观。

《水稻棉铃虫防治》，范立欣清晰地记得这部农业科教片的名字。还有那些名字不那么清晰的片子，比如如何防洪救灾、认清与防范台湾特务、新疆建设兵团为祖国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是1980年代的武汉。作为一名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员工之子，范立欣享受到一种难得的特权。他可以每晚搬着小板凳在电影放映学校的二楼食堂看电影，一些时候，父亲还会把放映机拿回家，他一边吃着腊肉炒蒜薹，一边盯着墙上的影像。

“就像是武汉版的《天堂电影院》”，日后，他不止一次这样形容他的童年生活，这是他与影像的最初联系。不过，意大利小城里的托托看到的是一个奇幻、复杂、充满爱情与背叛的文学式的世界，武汉的范立欣面对的则是内容干枯得多的另一个场景。80年代的中国令人兴奋，在漫长的冰封之后，各种尝试正在展开，弥漫着蓬勃与希望，但所有尝试都带着明显的匮乏、初级、简单化的色彩。不过，这些农业科教片很可能为范立欣埋下了对纪录片最初的兴趣。

一直到2010年拍摄完《归途列车》之前，他的经历再平常不过。一个成绩不佳的学生，对电影有兴趣，又无法进入电影学院，成了武汉一所二流大学的英语系学生，度过了轻松的四年时光，谈恋爱，成了一名打口带专家，收集了两千张CD。毕业后，他原本要成为外贸公司的职员，却意外进入武汉电视台，然后又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前往中国各地采访、编辑新闻故事。

在此期间，中国的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农业改革为发端的变革到了1990年代变成了世界工厂的故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城乡的差距、环境污染、伦理的崩溃……但描述这一切的影像语言的进展仍然缓慢。某种意义上，不管是武汉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他们的镜头与口吻似乎离《水稻棉铃虫防治》的时代并不遥远。散布在不同城市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做着松散、片断、孤立的努力。他们甚至不奢望自己的影像能被人们看到，最好的情况是在鹿特丹或是纽约的展映会上放映，被某个国外的公共电视台购买。

范立欣的探索则更加迟缓、三心二意。因为与导演陈为军的同事关系，他成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剪辑，“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第一次进入了国际电影节，他对这声誉卓著的圣丹斯电影节的主要记忆是，还是那家Panda Express的连锁中餐厅最好吃。

2006年，他移民蒙特利尔。这是他性格的一贯延续，想去不同的地方，看不一样的世界。他不认识什么朋友，也没什么钱，住在地下室中，准备接受最不济的结果——成为当地华人电视台的编导。不过，他意外碰到华裔导演张侨勇，于是回到中国参与《沿江而上》的拍摄。三峡大坝的修筑是否会带来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改变，激起了世界性的好奇。也是在这次合作中，他获得了新的技能，如何用系统化、组织化的方式制作一部纪录片，如何在他这样的局内人和张侨勇这样的外来者的视角中获得平衡。也是在拍摄过程中，他开始构思《归途列车》。

这是一部以一个从四川到广东打工家庭为主题的纪录片，这个普通家庭也正是中国这个戏剧性的经济故事的缩影，他们代表着希望、创造和财富，更代表着付出的巨大代价。

片子赶上了一个最佳时机。2008年末，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席卷世界。Chinamerica的这个词正风行一时。倘若银行家们是风暴的一头，中国沿海的工人们则是另一头，他们的命运被生动地连接在一起。巨大的荣誉随之而来，在全球四十多个电影节获奖，其中包括美国电影工会的艾美奖。

我们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见面。一开始，他的谈话礼貌、诚恳，却有着技术性的熟练，在几杯酒之后，他明显放松、热情起来。

《归途列车》将他推向一个新角色，从一个导演变成了成了一个沟通者。他想让纪录片进入更大的视野，于是拍摄以歌手选秀为主题的《我就是我》。他也开始致力于加深中国纪录片与全球交流，正在将著名的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引入中国。

他很是担心，自己正在远离现场。说起同行赵亮，后者的纪录片作品《上访》，倾十二年之力，其中巨大的耐心，让他钦佩不已。

他坦诚，自己不是个深刻的人，受惠于潮流多于自身能力。他也承认，让他的片子获得认可仍不是视觉语言与思想上的独特性，而是题材的重要性。我理解他的弱点，我也有同样的弱点。都不是意志决绝之人，希望同时获得的东西太多。这一代人的思维局限，拥有一个巨大的故事背景，但一切太快了，经验碎片化，思想则无法凝固、深入。

偷走别人的记忆

《单读》：先谈谈你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少年记忆？

范立欣：我在武昌长大，那里有好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等。但我觉得好吃的、好玩的都在汉口，每次从武昌去汉口，都觉得是一件大事，虽然那时已经十几岁了。记忆最深的是，每次在外头吃喝玩乐，大概已经到晚上，赶最后一班轮渡从汉口回武昌。直到很多年后，我离开武汉去北京，再去国外，轮渡应该算是我对家乡记忆里的一个亮点。只要回武汉，我一定是下了飞机或火车，再专门买去汉口的船票，记得最开始票是五毛钱，后来涨到一块、两块。那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记忆时光，你可以看到江南、江北两岸的变化，不同的季节，不一样的江上雾景，还有不同的年代。

参与拍摄纪录片《沿江而上》时，我和导演张侨勇花了很长的时间待在船上，来回差不多坐了大半年船。自这以后，每次再回武汉，坐轮渡，过去的时空和今天的时空混在一起，加上很多童年破碎的记忆，揉在一起，全在那艘船上。对我来说，武汉的轮渡就好像初恋的地方，跟恋人见面，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故事，只有你自己知道。

《单读》：听说大学时代读《平凡的世界》对你的影响很深？

范立欣：这本书是我的初恋女友推荐给我看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把那个书拿到寝室，很快就看入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一个农村故事，而我是一个城里孩子，农村好像特别遥远。我一个星期没去上课，就在寝室里面坐着、站着、躺着看书，或者到操场里去边走边看。我完全被它包围，真是一边哭一边笑。看完以后，特别激动，记得正好是下午，大家都去上课了，我从床上爬下来，站在寝室的窗前，沉思了很久。我在想我有没有机会去跟那样一群人真实地生活在一起，去感受他们的经历，也许可以让我自己的生命变得丰富一点。因为我觉得在这儿学的东西太没意思了，而且我已经过了二十年的城市生活，是不是需要跳出现在的生活，去另外一个世界。我当时想要不要退学去农村当一个支教老师，几乎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但大概一两个星期以后，又觉得还不如先拿个毕业证，也许还能做点别的事。

《单读》：书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范立欣：总结下来，是中国农民的命运太多舛了，他们的生命好像尘土、蝼蚁一样，必须要这么坚韧才能够过普通的生活。这本书让我第一次跟中国农村发生了联系，因为之前我在城市里生活，从来不知道中国还会有那样的一半，其实是一大半。

《单读》：那时最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范立欣：我记得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大家开始找工作，也经常在一块喝酒、吃烧烤、谈理想、谈未来。同学们很现实，一次酒醉后，大家都说要选择稳定和温饱，我想这太没劲了，要不然我就拿自己的生活打个赌吧，先实现梦想，再看看能不能实现温饱。我也感谢跟我一起吃烧烤的那帮人，让我在那瞬间变成一个赌徒式的理想追寻者，这个过程肯定很难，可能大部分人没成，最后还是要回归普通生活，我还算比较幸运。

《单读》：你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武汉电视台？地方电视台那种视觉语言，当时给你什么感觉？

范立欣：地方电视台的视觉话语体系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具有权威性的。我觉得这还是教育的问题，我们都是在一个大的框架内成长，所接受的文化、语态都是服从式的。至少那时候我还没有形成反思、批判或质疑。最初抱着一个虔诚的学习心态，那个过程可能有两三年，慢慢觉得不对劲，整天就是几个人坐在那里说话，摄像机从左摇到右，从右摇到左……我就开始想有没有其他的影像表达方式，我那时候在对外部工作，办公室正好跟武汉电视台的纪录片部门在一起，我就经常跑去跟那些老师学习，后来就碰到导演陈为军。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我刚拍了一个东西，你愿不愿意来给我做剪辑，也就是找一个小童工，我特别兴奋，那可能是我最早接触的所谓独立纪录片。然后我花了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奔腾三电脑，开始剪片子，一个关于艾滋病家庭的故事。陈为军导演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断断续续拍了这部片子，我们两个花了十个月时间反复磨，剪辑的过程也让我第一次直接上手探寻另外一种影像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跟生命发生关系的，是不同的语态、语境的可能性。

《单读》：从武汉电视台又进入中央电视台，这段经验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范立欣：我是2003年从武汉去了央视，一个小镇青年从一个地方电视台混到央视去，哪怕做一个小小的摄影记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满足。我当时是在央视的英语频道新闻采访组，有好多机会去农村，所以那几年我跑了很多的地方。有时上午在偏远山沟，面对一个农民青年，聊梦想、生活，我都觉得我像是一个贼，把别人的记忆偷走了，拍完新闻，收拾机器，很快坐飞机回北京。下了飞机一般是晚上，从机场高速开进四环、三环，然后整个城市渐渐浮现，华灯初上，车水马龙，好像和上午的穷乡僻壤完全是两个时空，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时空的穿梭。有时走长安街，路过天安门，你就会想，刚刚这个年轻人说，有一天他要去北京看看，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路过天安门是多么平常、普通和不值一提的事，他可能要花五年十年的时间奋斗，还不见得可以实现。这中间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落差，导致我最终不太满足于做新闻。新闻讲述的故事是点状的，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作品，我开始想有没有办法真正动手创作，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那时还不敢说，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但在央视的工作让我下定决心，用更长的时间探索中国农村，虽然没有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干。

《单读》：对采访对象会有很大的情感的负担？

范立欣：对，我非常怀疑自己。你坐在那儿，好像很认真地听，保持目光交流，频频点头，最后走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酸酸的，你对对面的农村青年有一点同情，觉得生活不公，但又怎样呢？什么都做不了，你只是做了一个三分钟的新闻。这是一个巨大的背叛和不负责任。

用纪录片的镜头捕捉隐喻

《单读》：为什么决定离开央视后，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范立欣：我以前是学语言的，我刚才也说了，我的生活经历其实还是很局限的，从武汉去央视，有点一发不可收拾，还想看到更大的世界。去蒙特利尔是因为2000年我递交了一份技术移民申请，交了大概一千块人民币。大概六年以后，突然收了一封信，说申请通过了，可以去加拿大了。说实话，我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加拿大养老很好，很适合人类居住啊。

《单读》：庸俗的一面全显出来了？

范立欣： 庸俗、舒适的一面都显露出来了，不过还有一点，我觉得加拿大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

《单读》：简单的逃离。

范立欣：是，我骨子里是一个很漂泊的人。为什么选加拿大，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逃离，我不能说它是一块跳板，但它是一个通道，世界这么大，你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实在太亏了。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儿的故事。我没有钱，拎个皮箱就去了，住在多伦多郊外的一个地下室，三百加币一个月。在网上查“纪录片”、“摄影”这些关键词找工作，大概找了几个星期，找到一个可能和纪录片有关的工作机会，嗅到了面包的味道。那天我坐地铁跑去会场，结果人家要证才能入场，一个证六百加币，相当于我两个月的房租。我跟看门的志愿者说，我有好多中国朋友在这儿，我去找他们。这个人打量了我半天，最后让我进去了。我一进去就开始散我的名片，背后写着说会中文、会摄像、会剪辑……后来碰到了当时《沿江而上》的制片人，还有张侨勇导演，他们把我带回中国，开始拍《沿江而上》，接着我又开始拍《归途列车》。四年以后，《归途列车》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当晚，我上台讲完话，开始放电影，我的制片人跑过来说，刚才有一位观众说，台上那哥们儿我认识，四年前是我放他进去的，结果就是那个守门的志愿者。但很遗憾，我没有见到他。人生太奇妙，有时候就是一扇门、一个人或一个决定让你的道路完全不同，一位看门的志愿者改写了我的一生，不然我现在可能在多伦多某个华人电视台做摄影师。

《单读》：回到最初的问题，你去蒙特利尔，放弃了央视还算不错的工作，你对这个未知担心吗？

范立欣：我其实是一个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特别少的人，我不能说我特别有自信，但是我的怀疑从来不构成恐惧。有一部电影叫《女人香》，有一段话大意是说，人生经常遇到十字路口，大部分人会选择容易的路，但总有人选择最难的路，只有最难的路才是正确的。所以我拎着箱子去加拿大生活，其实没有太多的恐惧，反而觉得特别兴奋。我后来最大的恐惧是碰到一个跟我特别合适的女人，她希望和我一起生活，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革命之路》，一个标准的北美中产阶级生活，可能有两三个孩子，一切顺理成章，那是我的恐惧，所以我马上就从那段关系当中逃走了。

《单读》：谈谈《沿江而上》。

范立欣：我是《沿江而上》的录音师和联合制作人，导演是张侨勇。我们两人花费很长的时间在长江的邮轮以及整个三峡库区两岸的小山村里穿梭，那是我第一次和专业的国际纪录片团队合作。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我和张侨勇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互补、挑战，还有相互检查，好像一个文化共同体。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他是加籍华人，视角是非常西式的。我有时做一个比喻，我们两个人像是一副眼镜，但是镜片颜色一个深一个浅。他第一次来长江的时候，是跟着外公来旅游，所以他从外公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模样，但实际上当你把镜头对向具体的生活在土地上的那些人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没有那么大的改变，即便中国在一个加速前进的过程中，大家的精神状态并没有那么快的变化。

《单读》：你现在想想这个片子最大的缺憾是什么？

范立欣：如果非常直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有更长的时间去记录变化，片子的力量肯定不一样，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拍的时间更长，它就会更有力量。

《沿江而上》有一个结构上的隐喻，我们跟踪了两个三峡库区的孩子，他们在甲板之上是最底层的生活状态，另外一个视角是游轮上的外国游客，他们带着蜻蜓点水式的视角看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两个孩子折射出的普通移民生活是有深度的，因为我们跟拍了六个月，但游客层面所展示出来的变化还可以更深刻，这里面有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游客来一趟就走了，你没有办法通过他们对环境产生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这可能也是一个遗憾。

《单读》：从《沿江而上》到《归途列车》是怎样的脉络？

范立欣：从《沿江而上》到《归途列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个无缝的过渡，因为《归途列车》是我在央视做记者的时候就已经萌生的想法，要拍一个跟中国农村相关的题材。我也一直在看很多东西，思考用什么方式切入，事实上，在拍《沿江而上》的空档期，我已经拿着摄像机进行一些前期的调研。所以《沿江而上》拍摄一结束，我就直接到广州开始拍《归途列车》了。

其实拍一部纪录片很重要的功课是要找到正确的拍摄对象，你要拍农民工，可是有几亿农民工，你到底拍谁？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希望这个角色有生活经历，尽可能多地帮我把故事引到所有的重要话题，比如留守儿童、血汗工厂、全球化。我就拿着摄像机去工厂里问，工人们觉得我是骗子，老板觉得我是《焦点访谈》的人，所有人都会怀疑，那是非常伤害内心的过程，但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还是硬着头皮上，差不多花了一两个月时间，一个一个问，你是哪儿来的，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孩子，最终筛选出来三四对采访对象，然后开始对一个家庭进行马拉松式的跟踪拍摄。即便在前期调查当中，我试图预见和推测故事，但也有很多意外给影片带来更大的价值和力量，比如金融危机，我是完全没有预料的，这给了《归途列车》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我用“完美”这个词听上去太残酷了，但确实给了这部纪录片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

《单读》：有没有最痛苦的时候，要放弃？

范立欣：有，有好几次。第一次特别痛苦是找不到人，那时候其实还挺心高气傲，说实话也刚从央视出来，自我感觉良好，被人家直接一脚踹出来，张嘴就骂。有一天挺崩溃的，一上午一个人也没有谈，还被所有人骂了。我记得我跑到工厂后面的垃圾堆，那里还有一条河，非常臭，我就站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旁边，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想到这里，就开始骂自己没用，才那么一点点小困难就受不了。

还有一次挺害怕，大概在2008年，雪灾特别严重，火车站管得特别严，武警、民警、解放军都来了，处于半军事的戒备状态。碰到一个部队上的人特别凶，直接把我们叫住，说，你们是谁？我当时还有一招，有一堆没有用完的中央台的名片，我就把名片扔给他了。我当时特别害怕，如果他要按这个名片去查，发现我不是中央台的员工，会波及那些曾经帮助我的人。我连夜把当周素材拷贝一份，让我哥哥坐车把硬盘送到别处，再从深圳寄回加拿大。

也是在2008年雪灾的那一天，我们跟着那一家人在火车站待了三天三夜，当时应该有六十万人困在车站，每天都有事情发生，这个人的钱包被偷了，那个人的姐姐妹妹挤得不见了，孩子丢了，老人病了、晕了……所有这些小的细节特别可怕。第三天的早晨，我记得下着蒙蒙小雨，我跟我的摄影师孙少光拍一个全景，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站满了人，好多伞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我们走上广场对面的立交桥，把三脚架支起来，摄像机放好，我检查一下画面看完以后，心里特别难受，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寸画面里正在发生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每一个人、每一把伞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的艰辛在镜头里都要被放大成一万倍——电影里也用了这个画面。那一瞬间，我感受到这个影片比我要大多了，不是我在控制它，不是我在讲述这个故事，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头一天晚上出了一次事故，我们在人潮里面差点摔倒，差点把我踩死，那时我想就算我被踩死，孙少光一定会把这个片子拍完，我心里很坦然。但当我在桥上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即便我的一切都消失了，这个故事本身的力量还在，不是我在讲故事，它在讲述自己。那是我这一生很珍惜的一个瞬间。

《单读》：《归途列车》获得巨大的成功超出你的意料吗？你觉得它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大的认可？

范立欣：任何一个创作者在创作初期一定要聚焦到故事本身，而不是去想得到什么样的成功。真正成功到来的那一天，其实我是有一点发懵的。怎么说呢，有点找不到自己，特别迷茫，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个东西。拍摄了整整三年，你熟悉的存在感、自我认知的方式突然一下没了，你要换一个新思路，学会非常圆滑地在几分钟内完成各种不同版本的观众见面或是新闻采访，那也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至于为什么获得这么多人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关于中国普通农民工的家庭故事，但它有很强的戏剧性，可能我在美学上做了一些尝试，它更像电影或剧情片的表达，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创新，很多国外纪录片都是这么做的。过去中国的很多纪录片有一种粗略的质感，是一种更生猛的直接插入的方式。《沿江而上》就非常加拿大，它诞生于一个工业体系，背后的制片发行也是非常工业化的，所以《归途列车》跟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稍微有一个区隔，影像上不是简单的唯美，技巧上不是特别生猛，可能会更规矩、更结构化一点。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一个中国故事有一个巨大的全球背景，这个是在我拍摄之初考虑过的，我一直在想一个中国农民工的故事怎样和全世界关联。

《单读》：西方有一套语言体系，中国纪录片有中国的体系。你之前说年轻的时候资源有限，很少看西方纪录片，那么你是如何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

范立欣：大规模接触不同的纪录片语言可能发生在蒙特利尔生活的那一段时间，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但当时没有想去模仿大师。不过看了以后肯定会受到影响，就像我特别喜欢伊文思的《雨》，喝高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放，放不同的音乐去配，把投影仪打在天花板和墙的斜角，看到三个不同的空间，都会变形。

如果说真正探寻属于我的影像语言体系，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动力，我希望我拍摄的纪录片跟我看到过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单读》：你怎么看贾樟柯的纪录片？包括他的电影，其实也有很强的纪实性、社会性。

范立欣：对，贾樟柯的剧情片有很强的纪录片质感。我当时也是在想，有没有可能反过来，我们的纪录片有没有可能拍出剧情片那样规整的、很美的方式，同时也有很强的揭示现实的意义，用纪录片的镜头去捕捉具有很强的隐喻性的生活瞬间，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在你的控制之下，它是随机和自然发生的，你的镜头除了要肩负记录表象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争取在瞬间感受到这个表象背后的隐喻是什么，这不一定每次都能发生。整个拍摄的过程是不停地思考，不停赋予影像以意义。一开始我也有非常不切合实际的企图，想要控制现实的发生，会特别着急，目的性很强，但当你想控制现实时，会发现这是徒劳，你只能非常耐心虔诚地等待现实发生。所以我说，拍摄纪录片的第一阶段是妄想，第二个阶段是等待，等待你所期待的某一个戏剧性场面的发生，到了第三个阶段就变得自如，你能够感受到某种共振，或者是意义、隐喻，即使没有特别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内心还是有宁静的满足。通过镜头，你认识到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没什么事发生。到现在为止，拿起机器来，都会很平静，但这个平静不是没有思考，其实所有的毛孔、雷达一直在打开，一旦有事发生，你自然会捕捉到，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导演要修炼的一个功课。

建构的焦虑

《单读》：跳到你前不久拍的选秀纪录片《我就是我》，这个里面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范立欣：我开始准备这事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挺没底的。《沿江而上》、《归途列车》是讲中国农村，《我就是我》是普通孩子如何通过音乐实现梦想。我想看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判断得与失。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梦想在两个月之内实现，它的自我伤害一定很大，你要做明星，其实做了另外一个人，必须戴面具。

这个项目是天娱投资的，它是一个大众电影，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有很多受到限制的地方，限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能拍到多少，我们能讲多少，还有一个是市场接受多少。我必须非常坦诚地面对这部作品在深度上是不够的。

《单读》：你最想批判和反思的是什么？

范立欣：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上来说，我想谈的是说造星体系对于中国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有什么影响。选秀确实伴随着一代年轻人的成长，那么一夜成名对于年轻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成功有捷径吗？会不会给年轻人一种不合实际的幻想？拍的时候，一个在美国念书的博士朋友跟我说，你作为一个努力的导演，从社会题材到快乐男声，你本身就是个范本，是个娱乐劳工，你镜头前的这些孩子，他们也是娱乐劳工。

另一个层面我想讨论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他选择放弃和坚守哪些价值观。比如有一个叫小白的选手，节目组设计了一个环节，要每个选手在一张卡片上写他们今天晚上PK的所有歌手当中谁最弱，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太难做了，等于在兄弟背后说坏话，但所有的孩子也都写了，小白打死也不写，跟节目组干了四个小时，到凌晨三点，最后实在拿他没办法，就不写了。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镜头也都在，那个场景让我很意外，这个孩子显示出一种非常成熟的价值判断，他至少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坚持来换取简单的成功。

《单读》：比较起来，这些90后的年轻人跟你们在武汉吃大排档的时候比起来呢？

范立欣：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大胆，见识更广，这是肯定的，由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资讯的发达。他们比我们要反叛，我们70年代在武汉吃着辣干子、大排档，喝着劣质啤酒长大的那群孩子更艰苦。70年代的青春还是非常手工的一种理想主义。到了今天，一切都数字化、社交化、信息化、物质化了，我不能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只能说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理想主义的时代。我相信生活在今天的20岁的孩子，依然有他们的理想主义，我也没有权利去评判或者贬损这种社交时代数字化和物质化的理想，但是回看我自己20岁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真是要卷起袖子去雕刻去搬运，你没有办法拷贝、粘贴、在瞬间发生和分享。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变老了，我对我的20岁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个时代还是有它非常强的特征、气味，我觉得一种密度，和今天不太一样。

《单读》：现在你参与很多国际项目，比较全球的其他地方，你觉得你身上存在某种抽象的中国特性吗？

范立欣：我觉得有，可能中国人都有非常大的抱负，背负一个很大的东西在身上，其实谁也没有强加给你，尤其对于70后的人来说，你又没经过什么苦大仇深的事，上山下乡也跟我们没太大关系，但总感觉要去背负一个使命才能证明存在的意义。虽然我们总批判宏大叙事，但是冥冥之中自己也深受其害。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我们搞纪录片有一个微信群，有一天一个人在群里弱弱地问一句，“大型系列纪录片”的英文翻译怎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翻译成英文真的有必要吗？这反映出来至少官方媒体对纪录片是一种工具性的认识，大型才是牛逼的美学取向。

《单读》：但这也可能是中国经济有魅力的地方。

范立欣：对，就是看两面。因为中国确实有这么大，不论是从经济体量，还是短短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变化，变化中间的碰撞、那种摧枯拉朽的东西其实给纪录片导演了一个金矿，太多的题材，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碰撞，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单读》：说说你自己眼中中国的变化，在你从蒙特利尔回来之后。

范立欣：最明显的变化是牢骚特别多。你觉得大家也不排队，到处都闹哄哄，社会上有很多争执、压力、戾气。回到中国我也变得很焦虑，总是想要构建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在蒙特利尔的第三年，生活就已经很舒适很北美了，就像一个典型的蒙特利尔人，吃过早饭以后，各种朋友约在一起，在咖啡厅里聊音乐、电影、动画，午饭以后，下午就开始喝酒，然后开始开Party……那是特别自由的生活，那种漫无目的给你很多滋养，人是一种敞开的状态，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好奇，不会考虑这种好奇心是不是具有效率。当你价值判断的标准变得狭窄的时候，生活就完全没有乐趣了。现在自我检查一下，我在生活和工作上判断一件事情的价值体系特别单一，就是考虑效率、性价比，用特别功利的模式来判断你做不做这件事，要不要坐下来跟这个人去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不美的状态。而在蒙特利尔，我经常去很多电影节，看到那些年轻人，真是很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体系是打开的，大家都特别天真，天真是真正的创造力，那种没有目的的激情。而我现在的状态，这种目的性很强的计算，反而是最没有创造力的。但恰是中国给了我继续做事的动力，也让我找到新的存在感，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探寻社会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背后的原因，如果这个东西毁灭了，我又不想在这儿住了。

《单读》：你想去把握这么大规模、这么复杂的一个变化，自己身上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范立欣：对自己文化历史认知的断层。首先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长度上来讲，有一些地方是完全不知道的，所有的真相都不存在了，还有的真相是被扭曲的，没有办法形成完整和相对客观的认知系统。另外，认知的深度，其实也是个人的造诣，我读书还不够多。

《单读》：同代的纪录片导演你最欣赏谁？

范立欣：净是得罪人的问题，不过我每次都非常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最欣赏的是赵亮，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是在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当时我们一群住在蒙特利尔的华人导演，相约去看了《上访》。我记得赵亮没来，看完以后，所有的观众都走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在一个外国地方，看了一个中国的故事，坐在那里不能动，大家全傻了，那个故事太强大了，太复杂了，它很难用一组词形容。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里面那个女儿，她说妈妈为了帮她哥去上访，把她一生都毁了，这个女孩后来跟来截访她们的民警私奔了，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回来，母女两人抱头痛哭，这个时候女儿才认识到作为一个母亲她为什么要花十四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孩子讨一个公道。我不能说那是中国的缩影，但那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的一种隐喻。在中国社会里生活，普通人往往要为基本的尊严付出太高的代价。

《单读》：你会担心呈现中国的这些苦难仅仅会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奇观吗？

范立欣：我其实没有这种担心，我更关注人性的层面，当你在关注人的时候，它其实更具有共通性的，某种社会现状或者社会问题是当下特有的，但人性的境遇、反抗其实是共通的。如果你能够有效在故事当中把这些东西提出来，拉到一个更明显的位置，而不是让苦难或一个简单的社会事件浮到上面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把这种人性的困境变得更显性的时候，我相信观众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奇观来看，但这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苦难太大了，它很容易变成奇观。说回赵亮的《上访》，我开始看到这个小女孩埋怨她妈说人家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我还要去卖早点卖报纸，心里很难受，但到最后，她自己做了母亲，跟她的母亲抱头痛哭的那一刹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超越了上访这样一个社会事件，提升到一种母性的本能和韧性。

《单读》：最后一个问题，你接下来想实现的作品是什么？

范立欣：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我现在是一个最迷惘的时期。本来从小小的独立纪录片这条道路出发，结果不慎完成了几个“大型纪录片”，忽然有很多机会摆在面前。我现在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跟拍纪录片没关系的事情，就像我现在把法国的阳光纪录片交易大会引到中国来，好处是让更多的纪录片导演有机会获得国际投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鬼使神差地走上了这个搭架子和修路的方向，其实是不对的。我也在自我检讨，现在整个处于自我否定的状态，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了。我现在觉得我特别不会说话，觉得自己说的观点要么是一种普遍性的总结，缺乏足够的逻辑证据，要么觉得是一种感性总结，类似心灵鸡汤，抽象起来又太抽象了，在社交媒体的时代，谁听你讲那些抽象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可以跳出去。我肯定还要做我的创作，我当然希望修路和搭架子的时间不要太长，能够在半年的时间内把这个事情做完。我周围的朋友也在不断地提醒我，最终你还是个作者，你还是得要回到乡下去。

影像

他们直视我们，不在乎未来的惊讶目光

居住在北京的艺术家法国艺术家托马斯·苏文（Th o m as S a u v in），从一位废品收购商那里购买了一批旧底片。这些本来要被毁掉的底片，附着了普通中国人从1985年到2 00 5年整整二十年的生活史，成为一座影像与记忆的“银矿”。苏文和照片的原作者，都不是这些照片的拥有者。时间拥有它们，并且带来了更大的开放性。艺术家马良，也是一位摄影师，他在其中看到了一则关于自我的寓言，一种不易察觉的狡黠，而韩松是一位科幻作家，他把这些影像视作标本，写了一首长诗，他说那时的中国人还不像“中国人”，他们像是突然被现代性所制造出来的生物，快速地穿过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纪。

关于自我的狡黠

撰文　马良

认识苏文是在微博上，喜欢他收藏的老照片，很有些奇妙的意味，于是通过微博私信笔谈几次。两年后才第一次去北京拜访，大吃一惊，他居然是个外国人。回想起他文字里毫无破绽的中文表达，再看看他所收藏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旧照片，顿时觉得这家伙实在神秘狡黠——要知道在北京鱼龙混杂机关重重的旧货市场碰到并且拿下几张精彩的老照片，是多么艰难的任务。

“北京银矿”是过去三十年北京人的私人生活留影，来自一个专门集中销毁老照相底片的废旧资源处理厂，仅是苏文收藏中的一个命题，据说他还收藏了大量的印度老照片。

如果说展示这些照片，只为点燃昨日重现的温情，那实在又误会了苏文的“狡黠”。这个怪趣老外的视角里并不存在我们习惯的由本土生活经验所产生的好恶，他选择的很多照片明显是被拍摄者主动遗弃的废片，加之时间的侵蚀摧残，已经成为一幅笨拙又伤感的模样。这些颠沛流离的画面，早就从私人回忆里被剥离出来，流浪成为更辽阔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带着滑稽的悲凉，无家可归与时间之外，像一个个过了保质期的冷笑话，如今尽管还留着一点煞有介事的神秘莫测，却让人再也无从笑起。

世间有很多迷人的事物，其迷人皆因这样一种黑色幽默，和人类对自我的愚蠢迷信有关。摄影师们总是自负于自己可以将片刻存为永恒的错觉，我自己也这样，刻舟求剑般一次次按下快门，却不料“我”正与万物一起随波逐流。一切皆是惘然。照片什么都不是，其中的你我也都无足轻重，不过是永恒沉默里的一个模糊喉音，逝水上写下的一撇或一捺。教人开心或者让人难过都是小儿科的事情，但故意共陈一处，任其纠缠互虐，就是“作者”的手段了。这些照片里的意味深长，像你我的生活，有口难言。

看，这些标本

撰文　韩松

一、绽放

很多闪灵在注视你。那些从冰河中醒来的幽魂对世界再没有了畏惧。

清澈的目光，质朴的外衣，蓬勃的黑金城府盛开，迎来了绽放时机。

他们正在绽放。像刚刚从监狱中假释，便把裸体迫不及待对准镜头。

数不清的标本，在枣墨色或肝黄色的多汁背景上盛开，糜烂的青色沃土在人体的膨胀下加倍膨胀。

纯真的伪装之上，翱翔着异形、机器人、激流中的吃人鱼。

但他们不在乎，两眼朝天，置若罔闻。

在深夜一样的清晨，灌木般笔立，忐忑而大胆，局促而放肆。

他们还像半死人，却在七彩的熵之河中挥洒自如。

他们在机器的眼中显形为另类，却因而彼此熟悉。

他们聚在一个餐桌，撕吃生肉，却喝得酩酊大醉。

他们被一帧帧图像分开，却早已千锤百炼为合体。

那时的中国人像越南人、缅甸人，但不像中国人。

那时再没有中国人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

他们形象清晰，但依然面目模糊。

他们规规矩矩站着，却蠢蠢欲动。

男人羞涩，女人表情浮夸，小孩欲望丛丛。

男人脑后没有辫子，也没有魂魄。

男人虽然装傻，却总是有小动作。

男人是一群群爬行动物，蟑螂、仙人掌和老虎的交嵌。女人总是浑身挂满泡沫。

也总是有孩子，被红脸的大人私下里装配起来，强拉至广场。而他们并不怯场。

他们知道却不去思想，装作看不见脚下有亿万具尸骨埋葬，那曾是杀头的地方。

他们兴冲冲出发，去占领海洋、宇宙和城乡结合部，这支饥饿窟中拱出的行伍。

他们游过散发阴沟和精液味道的繁华大街，在紫玻璃的恒星光照下。

他们横渡苔藓，原生动物浆，浮垢的颜面，天空中肉感云霞的诱惑。

他们闯入幻象繁复的花园，欢呼获得自由，踩踏瓷砖和腐败的骷髅。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盛开，他们做完噩梦后在一夜间绽放。

二、学习

他们虽重视影像，却蔑视天道。

他们一出来就学会了面对镜头，向自己学习，别出心裁的生存之术。

他们搔首弄姿，肆无忌惮，又扮演腼腆的义和团。但这是时代假象。

他们惊恐时，学习把自己浸泡在淋漓的黏液里，并戴上大怪兽面具。

他们在二维世界保持沉默，却于无言中创造世界奇迹，并创造可以毁灭的世界奇迹。

他们已经学会了购物，满载轻薄而丰厚的赝品而归，却仍然望洋兴叹，或极不满足。

他们学习把自己投射在钢筋水泥的头颅上，把命运和梦想刻入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晶体管收音机的骨牌。

他们学习把不便告人的衷情书写在陋室的排风扇、台灯、车牌、微波炉、电脑键盘和电冰箱的褪色白纱布上。

那时还痴迷电视机，但电视机并不是电视台的制成品，而只是他们脑浆的酿造。

他们开始崭露头角，学会了二人转和集体舞，而更大的喜剧还在后头，卖弄地打着悲剧的旗号。

他们自带傻瓜相机，模仿香港惊悚片主角，在模拟实战中忘我学习，成为表演高手。

男人学习单独站着，男人和男人赤身牵着手，男人和男人身穿劣质西服，勾肩搭背。

女人学习平铺直叙凝视男人，女人和女人投出各自防备的眼神利刃。

女人学习伸手从后面环绕男人的乳根，像一株修炼成精的千年古藤。

被缠住的男人安静地端举并抚摸自己脚背，那上面晾着便宜的黑丝袜和黑皮鞋，仿佛破解宇宙之谜的算子。

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学习用皮带上的瘤样黑腰包，顶紧蕾丝泳装的女郎肚皮。

就好像他们已互为人质人弹，这可不是前生修来的，而是拜时代之赐。

情侣们都草草披上了泳装，姹紫嫣红，学会了用坦荡来掩藏。

学会了利用一切比自己身体更大的物质来衬托，这无师自通。

他们不敢单独呈现，他们和饰物间的关系紧张，却刻意放松。

他们还很像蝇蛆，却学会了筋斗云，做齐天大圣，平地而起。

那时已从一贫如洗中学会了饕餮，以及不老术。

学会了山寨灵魂，将之揣在衣兜里呓语或喘息。

他们把上身打扮得洁白，却裹着肉红色的短裤。

他们的每一团肌肉都用力勃起，却萎靡得无力。

他们鼓鼓囊囊的衣服后面，藏着吓瘫巨龙的秘密。

那时完全不像今天的衣服，只是衣服和它的牌子。

那时衣服是全世界。那时不在乎世界怎么看他们。

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笑，才做得出无害的对外形象。

他们发皱而脱落的额头上，爬满井底天，独占并强迫与人分享。

满街的红唇如蝶，眼角翻翻，在啤酒和骨渣中学会了快速忘却。

就像满桌的饭菜，学会了把刚吃进的吐出来，好像更淋漓痛快。

那时万物缤纷，心醉神迷，烟火扑腾却空空荡荡。

那时他们已从挖银矿中学会了采铀矿。

轰隆隆！每一页画面都在自杀式爆炸。

他们一夜间从幻想中学会了再造火药。

三、名满寰宇

但我没有看到钞票，也没有看到十字架的铁镐。

或许原就没有，或许已被洋大人从时间中移走。

本来，插在餐桌上的尸堆中或许更好，像菜谱一样。

但连海洛因也不曾现身，好像这些必需品并非必要。

也没有病榻、坟墓，虽则它们无处不在，气韵充盈。

其实也没有摄影师。对中国只能稍加整理，而无力创造。

也不能记录，相机一上手，就立时化作石头。

他们瞬息万变。但就算这样，也将名满天下。

他们踌躇满志，自此之后，不再走那回头路。

他们心知如此，总是随口而笑，仿佛从不知晓严肃。

他们也偶尔像人一样严肃，把笑当作劫后的易耗品。

他们是用西式外科手术切割了泪腺的第一代中国人。

大人，小孩，老叟，熟女，青年，玩具及工具，永远笑着。

他们笑喷了苦胆，背对玛丽莲·梦露、蒙娜丽莎和“兰博”。

但那时只有麦当劳大叔。不过骑上华尔街铜牛，也就是伸个懒腰。

他们已拥有漫长旅途及不归之路，站着不动，就开始了长征梦游。

他们在咔嚓一声中走到了乌有乡的尽头。

他们直视我们，不在乎未来的惊讶目光。

他们眼中的风景比我们的更简单也更华丽，喧闹的丛林温室。

光影与脸庞交织，鼻息粗暴，花海中沉船呼啸。

他们滑腻腻的，娴静而土气，却必定号令天下。

他们不指鹿为马，只视鲨鱼如小狗，世界为猫。

他们赤着泥脚，却已走过了几千个宇宙。

他们身上最闪亮的，只剩下墨镜。

他们熟视无睹，一切已胸有成竹。

那时的世界还仅刚刚具有呈现的价值。

那时的人像国家一样没有长开，也还没有长牙。

那时权力只是人类身后的几座灰色雕塑。

但那时嘴已像鸟，鸟像翅，而翅像万物。

一夜之间所有的天堂和地狱都已备齐了。

多少年过后他们又穿越时光回来找我们。

我们只看到他们有脸，但没有脑，没有腰，没有外表。

我们只看到他们是锈迹斑斑的没有嘴的文物。

我们只看到他们被岁月抹除，陷入泥淖，连洋人也无法修复。

我们只看到他们从异世中异化掉，化作自己也不认识的他物。

但他们没有变成垃圾，却成为了无价之宝，宇宙中最康庄的黑洞。

他们没有变成垃圾，只变成了我们。

报道

生死场

撰文　袁凌

山高，他也不回去住，房子慢慢塌掉了。

老院的右派

［一］

在北皋公交站下车，穿过机场高速的桥洞，洞顶很低，穿行着拖拉机和人力三轮，和桥面上是两个世界。

穿过一片有零星垃圾的空地，沿着边缘被烧焦的枯草地往里走，能看到把守养老院门口的两座石狮子。紧靠大门里边是一个小卖部，提醒来人要买点东西。

售货员的表情和半空的货架近似，蒙着一层莫名的灰。商品只有罐头、香蕉等三四类，我买了这两样，手上似乎有了信物，可以去打听房间号了。

走廊里有一种气味，和小卖部的类似，只是似乎更厚些。房间都披着厚门帘。掀开其中一间的门帘，几个老人躺在各自的床上。旁边各有一个床头柜，靠墙的台子上有台没有打开的电视，墙壁上有台夏天用的风扇。人和东西一动不动，被我掀动了一下的空气，也很快回到停滞的状态。

原来走廊和商店里的气息是房间里多余的散发出去的，这些睡着的老人确实不需要很多空气。

周培桐是其中醒着的一个，原来他就睡在脚头迎门的那张床。他只是眼睛睁开，身子其他部分还在被子下。一动不动的空气里，下半截被子在微微抖动。后来知道，这是腿部神经损伤造成的。

我说明是受人之托来看他，他微微回应，表示记得这位女同学。我发现让他说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仅有的几句回答是擦着口齿挤出来的。

委托我的是倪竞雄，她是林昭在苏南新专的同学，也是周培桐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上次来北京参加90周年校庆，她去看了林昭的塑像，另一件事是想见周培桐，但得知他已住进郊外的养老院。

“他很有才华。”在三里屯附近一家宾馆的电梯里，八十岁的倪阿姨说起周培桐来，眼睛里有金属壁的反光。

她记得当年课堂上的那篇文章，周培桐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来比喻海上日出，和巴金的描绘不一样，却又正是她心里想不出来的。

我对周培桐提到这个，他严肃得有些僵硬地回答：“才疏学浅。”只有这么四个字，似乎显示了某种旧日气度，但刻板的口吻却又完全否定了一切过往。

离开课堂不久，周培桐被打成了右派，起因是一篇投给《人民文学》的讽刺小说。文学之梦就此中断，那堂课或许是生涯中仅有的光亮时刻，保存在一个女同学心中，他自己却淡忘了，想不起来那个出众的比喻。

成为右派之后，他从文化部被发配到青海，跟在中南海的学生舞会上认识的妻子离了婚，然后被下放到祁连山腰下的八宝劳教农场。周培桐和另一个右派负责赶大车，从冰川往农场运水。一次下坡途中，翻倒的大水桶压住了周培桐的左腿，他失去了知觉，醒来之后继续干活，腿却使不上劲了。

这条伤腿眼下在被子底下微微颤抖，神经损坏造成的瘙痒没有一刻的间歇。他的双手一直留在被子下，身体固定在床上，一根黄色的管子露出被角，连着床下的尿袋。

我带来的罐头和香蕉放在床头柜上，他似乎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进来查看的护理员说，他喜欢喝酸奶，继女给他拿的，现在床头柜里还有。但周培桐说，也就半个月拿一次。

感觉他和继女有些隔阂，就像对于我或者病床之外的世界保留着戒心，只留一条艰涩的缝隙。

对面单人床上的老人睡得很死，脸搁在床沿，发出呼呼的喉音，过一会儿中断了，翻一个身继续。我进来之后一点没有扰动他。走到里间，一个老人蒙着头，一个人的被子褪到了胸口，眼睛紧闭。房间里有一股隐约的大便失禁的气味。

［二］

“他的念想是一本书。”倪阿姨说。

这本书名叫《来自卡斯提尔的队长》，是周培桐在下放到天津烧锅炉期间翻译完的。我在网上查到了这本西班牙小说，写的是自由城邦时代反抗王权的故事，穿插着一对恋人的悲剧，1940年代曾经改编成好莱坞电影，走红一时。

第二次去，遇到继女一家来探望，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女孩。继女说正好，我们要走了，你和他聊聊。女孩叫了一声：“爷爷，我们走了。”周培桐躺在床上，望着他们离开。在他瘦削的脸上，看不到神情线条的变化。

我送他们到走廊里，和他女儿聊了一会儿，她告诉我那本译稿眼下在托日本一个朋友找地方出版。上次倪阿姨曾经表示，是不是找几个同学凑万把块钱，给老爷子印出来算了，让他生前能够看到。“老爷子基本是‘干了水汽’了，就靠这个念想在坚持。”这个钱她们自己也出得起，不过觉得自己印意思不大，还是想找路子出。

我回到房间，看不出这儿和第一次来时的变化，除了床头柜上的一盒酸奶。护理员说是一会儿让他吃，别的装在柜子里了。周培桐看见我进来，张开了眼睛。

我问：“你感觉怎么样？”

“不好。”

“怎么个不好？”

“江河日下。进来头半年还能活动，干点轻体力劳动。现在是一步步往下掉，只能躺在床上了。”

我揭开一点被角，看到他的腿确实像继女说的“干了水汽”，似乎已经不是皮肉的质地了。这条看似没有知觉的腿仍旧在微微颤抖，就像一种完全无关的东西在操纵它。

我提到那本书，说到倪阿姨的主意。他的眼睛忽然张开了，放出耿耿的光线，同时“嗯”了一声，像是整个人一下子打开，注意捕捉着我说的字。在这一瞬间，他和这张病床脱离了关系。我注意到他花白的眉毛有几根非常长，为眼神的精光平添了一份凌厉。早年的那个周培桐一瞬间复活了过来，让人依稀想到倪阿姨说的课堂上的才气，以及写小说批评领导的锐利。语言也变得流利了——即使经过了这样长年的消磨，有些东西也并未全然死掉。

这份光亮慢慢地平息下去，他说到了在锅炉房翻译这本书的往事。年轻的时候，他看到了这本书的西班牙文原版，很喜欢。大饥荒年代，从青海农场自行回到天津后，他和一个姓窦的伙伴搭手烧锅炉，也搭伴生活，一边开始翻译。姓窦的伙伴从小是个孤儿，在基督教会长大，就因为这个成了右派。烧锅炉的时候，他还时常祈祷。以后平反回到北京，他和一位原来的女同学结了婚，年纪也已经大了，没有亲生子女。女同学过世以后，他重新回到天津，和老伙伴一同生活，直到腿病加重，进入这所养老院。到这时，因为缺乏资料，这本书还有一截尾巴没有翻译完。

他并不愿意进养老院，始终怀疑继女是为了落得他的一部分养老金。他觉得住在郊外的这座养老院花不了几个钱。但护工的说法却与此两样：这里虽然夏天没有空调，房间也朝北，冬天的暖气并不充足，但床位费和护理费并不低。

如果让他选，他宁愿回到天津，和姓窦的同伴一起生活。“他愿意自我牺牲。我们在一起，互相牺牲。”

但眼下在这张病床之外，他已经没有机会。

［三］

开春的阳光，把敬老院大门铁栅栏的影子疏淡地铺在地上。一溜老年人在朝南的屋檐下晒太阳，一律穿着青灰和黑色，戴着帽子，人缩在领口里，不怎么看得见，像是一堆拿出来翻晒的陈年被服。我想，前几年这些人里大约有周培桐。

走廊里气味依旧，春天隔着墙壁，穿透不到这里。走进印象中的房间，迎门的床上躺着另一个老人，我怀疑自己走错了。其他几张床上，仍是以前来时昏睡的脸。问他们，一句话也不回答，似乎自己已经和这个世界无关。

在走廊里找到护工，她想了一会儿说：“周老头死了，弄走了，年初的事情。”

我心里空落了一下，带来的几瓶爽歪歪酸奶又拎了回去。走出敬老院大门，给他继女打电话，确认了这件事情，又电话告知倪阿姨，她吃了一惊，过一下说，周培桐比自己小一岁。

春天的草地有些发绿了，但仍然显出枯黄的底色，边缘缀着焚烧的痕迹。这片草地从来没有摆脱过荒凉。

我要了天津窦姓老人的电话，过了一段时间打过去。电话里一个苍老到了尽头的声音说自己耳朵聋，不太听得懂话，让我回头打给他定期来料理的侄子。我说了周培桐的名字，他说：“知道，他死了。我们以前好。”

《来自卡斯提尔的队长》没有出版。

忠家公的八字

［一］

冬天落叶的傍晚，我走在陶然亭北墙外的街上，接到忠家公打来的电话。

“我打不过明年了。”他说。

忠家公入冬以来感冒了，很久没有好，但他确定的语气仍旧叫我觉得突然。我说感冒拖一下会好的。忠家公说：“我查了八字，自己明年又冲又克，肯定上半年都过不去。”

微微的寒风中，贴着耳朵的手机和拇指一起变冷了，我不知如何劝解他。忠家公是算命先生，平时给说不清的人算过命，更不用说给自己推八字。

我想到他在那高大又空落的粮管所旧屋里，在独独一盏灯光下查看命理书，推算自己的命运。自从我离开那里，这座带走廊的大房子里就剩了他一个人。晚上去上厕所，脚步声会嗡嗡地在走廊里回响，身影被走廊里头的电灯打在身前的地上，像是一直踩着自己的影子在走。

这似乎不是好兆头。从过六十岁开始，忠家公开始推算自己的晚年。他总是说，自己人生的大运都走完了，日期不多了。我总是劝他将来还长。但我知道，他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外面触不到。

我是偶然到粮管所去住的。去之前我知道忠家公是“半仙”，但不了解他有全套的道士行头，除了算八字，还能看阴阳、推日期，屋里有不少翻得破旧了的命理书，连同两部同治年间的线装楷字本。前几年的忠家公还只是初入行，岳母经常有些轻蔑地提到“他也在算命了”，现在却已经常有人晚上到粮管所来找，求问逮猪的肥日瘦日、起房子的方位风水，忠家公就拿出命理书来推。“要有本章”——不像那些瞎子掐指乱算，这是他时常讲的路数。

忠家公有文化，早年上过学，招过工，这大概是他入行快的原因。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西安，忠家公带着一帮工人包建房工程，到在省建筑公司工作的弟弟宽家公家里借碗。

宽家公很不高兴，说你包一趟工程连碗都买不起，要到我屋里借，工地上端的碗，你能完整还回来？

忠家公就使气走了。这项工程想必也是弟弟介绍的，以后却黄掉了。

当年高中毕业，亲戚有点关系，两弟兄被招工到省建筑公司。弟弟学会了开车，在省里一直稳定下来，成家立业。忠家公早一年去，却卷进了武斗，因为命案坐了牢。“文革”后复查，他和命案无关，落实政策被分到粮管所，却又犯诈骗罪，坐了第二次牢，丢了工作。

岳母经常提起，忠家公以前在鸭河口有一套大房子，老婆娃子都有，“几受人尊敬”，以后却被他自己败光了，落到老粮管所栖身，“吃半吊子神仙饭”。

［二］

忠家公说自己八字带冲，却走沐浴运，“一生波折，缺财缺禄，只是不缺女人”。

我在粮管所的时候，常有一个白沙河的老婆婆来看他，住上两天。有时忠家公也过去。两人没有扯证，老太婆的儿女也不干涉，乡下管着叫“搅棒棒伙”。

忠家公命里“四甲四妻”：甲申年、甲戌月、甲寅日、甲子时出生，“一甲一妻”。

第一任妻子是知青，在红卫兵“串联”中认识的，后来忠家公坐牢刚出来，她就在西安得病死了。忠家公找了一车旧板子钉成棺材，把她葬在终南山脚下。妻子留下一个儿子，由宽家公抚养成人。

第二任妻子是在粮管所时结的婚，生了两个女儿。那几年粮管所改制，忠家公出去“创收”，贩的干辣椒霉了，欠了单位的钱，房子都抵了货款。他鬼迷心窍带家婆出去行骗“放鸽子”，说家婆是他妹妹，介绍给哪一家，收了人家的彩礼钱，再把家婆约出来跑掉。谁知走到河南的一家，家婆觉得人家境况富裕，人又温和，不像忠家公喝酒打人，就落了屋不肯走了。忠家公气不过，放火去烧人家的房子，被狗扯住脚跟，房子没烧成，反倒被抓起来，纵火诈骗罪一加，判了八年徒刑。

等他出狱，两个女儿也被妻子带走，长大嫁人了。粮管所开除了他的公职，忠家公剩了一个净人，在外荡了两年，包括到西安去包工程。失败以后，他又找到一个女人，过了几年。女人也嫌他脾气不好，后来跟人跑了，留给忠家公两间山上的房子。山高，他也不回去住，房子慢慢塌掉了。

忠家公就找到粮管所，要求恢复公职。跑了多少趟，公职办不下来，恰好粮管所倒闭，半坡上一院房子没人住，瓦楞上草长了老高，他就搬了进来，占了两间。人家撵他，怕他拼命，人又老了，只好默许，也叫他看个院子。

粮管所剩了个空壳子，只是每年春秋两季发放退耕还林粮食补贴，院坝里会摊上粮食。有段时间，一个外地老板租了院坝收松子，青褐色的松果堆成了山，老板雇人昼夜砸出来，松油的芬芳弥漫院子，比粮食浓郁很多倍。直到松子全部运走，院子还香了几天。

忠家公算是有房子住了，自己种点菜，粮管所春秋给拉两车炭。满了六十岁，有一份几十块钱的低保。花销的缺口，要靠做“半仙”的手艺来补贴。

比起算八字，阴阳更来钱些。我跟忠家公上南家山去给人看过阴地。

忠家公坐在一家人的祖坟背上，坟头搁着一升米，米摊得平平的，上面放着罗盘，忠家公眯眼看坟头对准的方位。罗盘放在米上面，大约是保证不受磁性干扰，这升用过的米也就归了忠家公。米底下还放了一张50元的票子，也是看风水的酬劳。

忠家公的罗盘看起来很考究，是他的大舅舅传下来的。忠家公认为自己是有传承的——大舅舅是八仙河有名的道士，能做道场、上刀山。忠家公有一个“道经师宝”的大印，说是用雷打过的坟头上的桑树雕的，也是大舅舅传给他的。另外还有那两本同治年间的小楷《开方科》、《开路科》线装本。大舅舅在“文革”中过世了。在粮管所待着的时候，忠家公经常在抱着书看，后来他置了一套道士服，按照线装书上的说法给丧家开五方。开完了五方，他脱下道士服，变成了歌郎，绕着棺材唱丧鼓。

这样忙上一夜，可以得到一百块钱，还能把开路时杀过的鸡提走。

我跟着忠家公去唱过一次丧家。开五方要两人合作，他带着一个徒弟，穿着道士服，有些像是老戏里的人物。唱起丧鼓时，忠家公的嗓子不是很好，却自有一股苍凉味道。

和人对歌的时候，他现编的词除了押韵，往往带有典故，不像有些人是“棒槌歌儿”，只会在男女之事上打转。和着锣鼓独唱的时候，他的唱段大约来自家里的《隋唐演义》和《开方》。我记得最清的是这段：

人生在世苦奔波

好比南山草一窝

草死原是霜来打

人亡又是病来磨

后来听人说，忠家公那晚上的丧鼓唱的是由来最好的，大约因为有我在场。

为了恢复自己的公职、办理退休，忠家公让我给他写过几封申诉信，带到县上去找人，有两次还睡在领导办公室，却终究未能奏效。

他始终觉得，自己当初犯罪已经被判刑劳改，不能又开除公职。这么多年来，他想尽办法糊口，不给国家添负担。现在人老了，熬不了夜，唱不动丧鼓，单位不能眼睁睁看着不搭救。毕竟当初他“一时鬼迷心窍”，是由于单位逼他去跑“创收”赔了钱。

他一直在写申诉信，写好了又修改。

［三］

那天在陶然亭北街上的电话里，我听到了忠家公的咳嗽。我想到那幢大屋子，走廊里有微微的穿堂风。

忠家公还说，山上一直有雀儿咕咕叫，以前一直是在河对岸，那边倒了好几个老婆婆。现在叫到这岸的山上来了。

电话的末尾，我说等过年回去看他。手指僵冷，我放下电话，呼了口气。

过年回家，我没有上八仙。端阳节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她说，你忠家公过世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反应，就接着介绍自己，说她是忠家公的女儿，回八仙料理丧事。我“哦”了一声，她犹豫了一下，又接着问，你和你忠家公好，知道他生前收的有存折，或者在哪里藏的有钱没有？

我说没有，只知道他有几本书、一个印。她没有再说什么。

过后知道，忠家公前两天骑他那辆破“嘉陵”上镇子。这是嘉陵厂很早以前产的一种轻便车，因为中间折下，被人称为“犁弓子”。八仙大概只有忠家公还在骑这车。回来拐上粮管所的便道时，车子倒了，忠家公摔在地上，别人把他搀起来。忠家公头部有些擦伤，别人让他去医院检查，他说不用，自己回了粮管所。

晚上没有人去粮管所，第二天粮管所要发放退耕还林粮，办事的人去找他拿仓库钥匙，一看人躺在床脚旁的地上，已经凉了。应该是颅内伤。

我一想，忠家公真的没有打过上半年。况且他还不是生病，是这么一场意外。

听说忠家公的儿子没有过来，是两个女儿出钱办的事，落葬在乌鸦山。忠家公的书和印章、罗盘被他的道士徒弟拿走了，还起了点争执。女儿怀疑徒弟拿走了别的东西，也疑心那个白沙河老婆婆藏了什么，才打电话来问我。

我在粮管所的时候，忠家公在关中的儿子来看过他一次。儿子在长安县打工，没娶媳妇，新起了一个砖坯房子，想让忠家公过去住，给他管家。有段时间忠家公动了心，说那地方他熟悉，有鱼塘，闲了能去钓钓鱼。忠家公早年爱的是在大河里撒网，近年来修电站打不成鱼了。房子离娃子他妈埋的地方也不远。可是他过去玩了一次，回来却不肯再去了。

忠家公说，秦岭修盘山公路，娃子他妈的坟早就被夷平，影子都找不到了，那边现在都是火葬。他没有养过儿子，以后有了儿媳妇，一句话不对，人家抵到脸上来问，受不住。他回来待着，只要没人用这个房子，粮管所就不会撵他走。等到人死了，撂着看不过身，不管远近的亲戚或者儿女，总会置一副棺材把人葬了，能落个归土。

乌鸦山是忠家公出生的地方，他的心愿实现了。

只是没有唱丧鼓。

诗歌

在萨拉乌苏

撰文　张定浩

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

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

细雨中的日光，春天的冷，

秋千摇碎大风，

堤岸上河水游荡。

总是第二乐章

在半开的房间里盘桓；

有些水果不会腐烂，它们干枯成

轻盈的纪念品。

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

琥珀里的时间，微暗的火，

一生都在半途而废，

一生都怀抱热望。

夹竹桃掉落在青草上，

是刚刚醒来的风车；

静止多年的水

轻轻晃动成冰。

我喜爱你忽然捂住我喋喋不休的口，

教我沉默。

新天使

他垂手肃立

从天堂吹来的风暴

遂只能掀动

他黑色长袍的一角

但里面的白鸽就此飞走了

他企图转身

猛然又似乎想起

那位拜访过地狱的

名歌手

脖颈遂僵硬成某种不彻底的决断

难以回头，也无法再凝视面前的世界

他就这么歪着脑袋站在

离地一英尺的空中

像一个厕身于自己命运的人

随时会飘走，随时还在原地。

在萨拉乌苏

［一］

此刻我们坐在斜坡上观看

低处泉眼中泥沙的变幻。

那儿是喷薄不息的宁静，

地下迷宫里热烈探索的心灵。

有人赤足测量星云的温度，

留下几声尖叫，牛羊就抬起头颅。

而河流依旧温暖，依旧深藏

动人的漩涡，映照出天空

蓝青色笑容。但柳树一再地

戕伐自身，好从伤口萌生温柔与细密，

好吸纳一切穿越它们躯体的尘灰，

且让自己还能免于大风的摧毁。

你知道的，欠缺是一个名词，就像亿万年前

湖泊慢慢干涸，再长出铺满青草的群山。

［二］

他们白天漫游，再如暮色从四面

聚合，用一些古老问题打发夜晚。

比如这一次，他们竟然谈到了

动力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让一个人可以生活下去，

有勇气醒来，起身，走长的路。

很多人诉诸于好奇，讲述种种

朝向未知世界的热情。

但他对此知之甚少。他不是因为

日光底下的新事，才生出感谢和赞美。

他欲求的只是挽留。那些像干树枝一样

不断在身后折落之物，它们闪着微光，

是衰变期的星辰，正因他的执拗，

才没有毁灭，才随他充满动荡不息的宇宙。

［三］

那个老人带领我们攀上清晨的沙丘，

它悬在峡谷顶端就像烈日轻轻奔走。

很多年前他尽力插下的细小柳枝，

很多都已经死去，不能向他致意。

但他熟悉这里每一处尚且活着的事物，

以及每一片流沙深处跃跃欲出的颧骨。

静静的，我们潜行于白垩纪的风声里，

而黑蚂蚁悄悄书写，今天的日记。

它也许见过那些端坐在尘灰中的人，

见过那些像猫一样，吞食污浊以洁净自身的人，

见过因为寻求幸福而被损坏的人，

也见过怀揣秘密、因而幸福的人。

瞧，那个老人随手掘出一块骨头，

说，十万年前有过一只奔跑的犀牛。

［四］

在艾草和沙芥编织的宇宙网眼中，

在向着无限空间蔓延的沙粒之上，

他们尚有时间朗读那位法国神父的作品，

关于整个世界如何最终呈现为天使的面容。

“我们耳熟能详的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而今安在？

最早的纺车、最早的马车和最早的炉灶安在？”

去年的白雪安在？

那将炬火交付之后隐没在黑暗中的跑步者安在？

难道，正是借助这些不断失去之物，

“宇宙中有些东西在摆脱熵”，犹如

呼啸向上的火箭在摆脱地心的牵引，

那狭小的顶部舱室中，收藏有人类最后的心灵。

他被这个决断深深打动，

就像他曾被另一位发明幸福者所打动。

［五］

或许是我们的生命黑暗，

所以能突如其来地见到银河。

沿着它，可以找到十字形的天鹅，

它正又一次掠过沉默明亮的织女，

让我想起无边的细雨，

以及细雨之上汹涌燃烧的冰雪。

一个人该怎样才能够不再胆怯，

该怎样理解有关幸福的发生，

我们亲手点燃不可命名的篝火，

并肩看它升腾，又碎裂成

黑色的光。

一个人该怎样在盛宴前

放慢脚步，在结束时保持清醒。

怀抱无限的怜悯，虚构出地狱的完整。

随笔

不存在的白夜

撰文　包慧怡

我在其中独自逡巡了将近两个时辰，无法比里尔克说得更好—— 美不过是我们恰好能承受的恐怖的开端。

［一］

许多年后，面对汹涌的云层，我会想起那天早晨看见涅瓦河冰封的时刻。

那是抵达俄罗斯的次日，我们赶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系开会，需要从涅瓦大街靠近海军部的住处穿过冬宫广场和瓦西里岛，去到河对岸的门捷列夫街。前一天晚上已经在马琳剧院见到一条小运河冻成不自然的粉绿色——其实只是尚未完全冰冻的水面映出剧院外墙的色彩，像个宏伟而住满肺科病人的翡翠宫。剧院内部则是一座金黄的琥珀殿，一个四处渗动着半透明蜂蜜的巨大蜂房。

我们在那里看了现代芭蕾Camera Obscura，据说是根据纳博科夫《黑暗中的笑声》改编。圣彼得堡的芭蕾果然是这世上的珍宝，只感到舞者的肌肉纷纷羽化成诗，看不见的水禽向人类学习着飞翔，而紫裙舞姬的足尖每次点地都犹如踩在我心上，牵起生理性的疼痛。这熟悉的疼痛是什么，为什么泪水在黑暗中爬上了眼眶，也许《两生花》中从傀儡盒里缓缓升起、在普莱斯纳的钢琴曲Les Marionettes中舞蹈至死的芭蕾娃娃熟悉这疼痛，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想必也曾沉醉于俄罗斯芭蕾之美。至于那红裙舞者，我们都太熟悉她致命的魅力，可是，得到所有人的爱，这种命运总不如紫裙所指向的奥菲丽娅式命运更加迷人。

而这些都不重要，那令人心悸的实际上是人类肢体与音乐语言之间某种近乎梵我合一的内在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写在我们的基因里，却在日常的疲惫、散乱、松懈中被我们损毁。芭蕾舞者正是以一种惊人的反刍能力让我们看到我们曾所应是，那个人人都行走于大地如同阿佛洛狄特初次升起于群贝与泡沫的黄金时代。人类曾同时是鹰，是鹤，是孔雀、海豚和豹子，现在却只是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即使羽片般的轻盈脱胎自厚重的血痂，马琳的芭蕾舞台是映照我们的失落的一面圆镜。

但现在是融雪日的清晨，人间的悲剧与喜剧齐齐退场，寂静的时刻即将到来，巨大的浮冰彼此撞击着，缝隙间露出墨色河水，昭告一种简洁而叵测的命运。一排鸭子如雕像般蹲伏在冰面上，似在哀悼着水中生活的终结。黑与白，除此之外就是不远处冬宫影影绰绰的淡绿色，到了第二天，连这淡绿也在忽然笼罩全城的浓雾中消隐，水天相接于一片凛然的白。站在桥畔眺望涅瓦河，我想象在这些几何形状的碎冰上跳房子，或是谨慎地一步一步走入看起来并不遥远的太虚幻境。消失的诱惑如此真实，人若低头，就不肯呼救。

［二］

然而圣彼得堡到底是热闹的，哪怕是魑魅魍魉的热闹。二十多条蜿蜒的运河以及中央分岔的涅瓦河本应提供这座城市巴洛克建筑风景的缤纷镜像，使得“城市每一秒都被数千平方英尺奔波的银色汞合金反映着，仿佛它正被其河流拍摄……使自恋变得不可避免 ”（布罗茨基）。但在这二月末的严冬，河流提供的不过是一条又一条光洁宽阔的柏油路，由于没有泥泞和积雪，这些冰河比岸上的道路更适合行走。再也不见旖旎的水彩色泽，太阳一秒都不曾露面，城市凝视自己的眼睑蒙上了霜之死荫，一场盛大的夏日记忆被封存于水下，仿佛是一个冰雪王国中的老人用来慰藉孩子们的童话。淡绿、灰粉、浅黄的宫殿群管风琴般沿着冰河矗立，一场映射老欧洲的建筑西洋景突然失去了观众，落入了民间故事的抽象领域。当彼得大帝把几乎一半男丁调来帝国边缘的沼泽，在时刻有洪灾之虞的波罗的海边建城，要在幽闭恐惧的俄罗斯大地上开一扇“通往西方的窗口”，他可曾设想它严冬的样貌？一场灰天与冰河间的巴洛克蜃景？后来我们走入夏园，片叶无存的树木错落成一座骨花园，紫藤架空荡荡的，或者在盛夏它们也曾垂挂肥硕的葡萄？我揣测着是什么样的蔷薇科装点夏日在此漫步的恋人们的梦境，甚至愚蠢地问起圣彼得堡是否能够栽种玫瑰……

到处是淤泥和暗冰，行走成了历险，可涅瓦大街依然拥挤，不仅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从一扇扇橱窗背后向我们露出诡谲微笑的套娃的海洋。最小的可以托在掌心，最大的如真实的婴儿，银紫、深蓝、玫瑰粉、橄榄绿，花团锦簇的衣裳涂着闪亮的清漆，金银碎屑为她们的头巾镶边，看起来谁也无法拒绝这个火树银花的世界，即使那是个同义反复的鬼魅世界。此外还有出自巴列霍、费多斯基诺等地细密画师傅之手的漆画盒，价格不菲却美得令人心碎，无论是火焰鸟、三套车这类传统俄罗斯童话题材，还是花卉、风景和圣像，抚摸着那些papier maché盒子上描金的细腻笔触，似乎可以感觉到画师小心翼翼的鼻息。如果再加上掐丝珐琅的彩蛋，还有各大教堂里精工细作的圣像，俄罗斯充满这种物质容器，其工艺精湛度和性价比堪称欧洲少有，是密集控和童话恋尸癖的天堂。

再没有什么比救世主滴血大教堂内部更是这种密集美学的完整化身。仿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星空下所有的天使齐齐鼓动羽翼，发出幽邃的叹息，深蓝的穹窿和墙壁无一处不被这种叹息凝固而成的镶嵌画填满。东正教圣像传统与俄罗斯现代装饰美学糅合的结果是这座教堂生理性的美会令一些人心生厌恶（就如他们厌恶新艺术运动以及穆哈的画）：就一座宗教建筑而言它太过耽美了。而我在其中独自逡巡了将近两个时辰，无法比里尔克说得更好——美不过是我们恰好能承受的恐怖的开端。

［三］

我当然知道白夜要到五月才会逐渐出现，但我却意外邂逅了它，在二月末尾的圣彼得堡：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夜，却是维斯康蒂镜头下的白夜。那天早晨我去寻普希金的房子，毫无悬念地在滴血堂附近的运河岔道中迷了路，运河被新近落下的白雪覆盖，尚未来得及封冻成冰，于是半固态半液态的水面上断断续续流淌着桥梁不完整的倒影——那是些铸铁小桥，体态纤丽而油漆剥落，雪水的镜面恰恰滤去了那些破败的颜色，静静托举着无数桥的幽灵，苍白而轻盈。这是一座倒影的迷宫，是散逸的北极光中的威尼斯，就像维斯康蒂把初夏的圣彼得堡搬去了初雪的威尼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缤纷的万镜楼台旋转入静默的黑白。我想起那个最初对我谈起这部电影的人，“一个关于诺言和等待的故事”，他忽然笑起来，“和你说这些，还真是戳人。”

我没有看见娜丝金卡守候在桥边，但我毕竟找到了普希金的公寓，并在玻璃柜里看到了娜塔莉亚的缎子舞鞋，浅金色的，放在一块酒红天鹅绒上。在那所公寓博物馆里我还看见了其他东西：那个法国纨绔发来的挑衅书，那场决斗中普希金所使用的枪支，他最后一次离开寓所时穿过的木门，那天摊开在会客室书桌上的诗稿，决斗负伤后他被抬回家中所躺卧的沙发，墙上的煤油灯……但这栋房子里最动人的全是些属于女性的角落，她们大多属于娜塔莉亚：放着湛蓝雕花玻璃烛台和香水瓶的梳妆台；敞开的抽屉里丝线捆好的信件、书稿、火漆、她为他手绣的钱包或鼻烟壶袋；贵妃椅旁的一幅小圣像；镜框中一幅看不清面容的水彩肖像勾勒出这个全圣彼得堡最美丽女人曼妙的腰肢和高耸的深色发髻；育儿室地毯上永久停止了摆动的小木马、陀螺、不倒翁人偶和它们的迷你家具、一旁脚凳上三四岁孩子穿的小皮靴；用来隔断壁炉高温的描画屏风和高大、空无一物的金属鸟笼。我只感到在这所美丽的房子里，娜塔莉亚生活得多么寂寞，几乎和住在客厅隔壁的、她的两位同样来圣彼得堡寻觅夫婿却未能分享妹妹的美貌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幸与不幸的姐姐一样寂寞——那间闺房的土耳其地毯中央还摆放着绣架，上面依然绷着一条花卉手绢，姐姐们曾在那里度过许多个白天。寂寞啊，被安排好或是自己做主安排的家庭生活，与男人们醉酒斗殴的生活相比，一座雅致的停尸所。“男人是快消品”，想起鲸鱼的话我没能忍住笑。

整栋公寓里我最爱他的书房。被三面墙的桃花心木书架环绕却还不至于密恐，书架塞得满满且顶天立地却还不至使人压抑得无法动笔，座钟、手杖、墙上的剑，书桌上友人赠送的小黑人墨水瓶。书桌是真正可以写作的书桌，足够大并且杂乱无章，是我能感觉舒服的工作环境，而我自己的书房多少也有点奔这个方向而去。我知道书桌边的普希金雌雄同体，无需枪支就能决绝有力，无需死亡与悲剧就已获得绝对的寂静。

［四］

几乎忘了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名字。在我心中它从来就是С а н к т-П е т е р б у р г，而非列宁格勒，数次路过芬兰车站近旁，也没想到去看一看那座装甲车上的列宁雕像。至于彼得大帝，我们自然路过了法尔康奈受叶卡捷琳娜二世委任（由狄德罗和伏尔泰举荐）为他塑的青铜骑士像。普希金《青铜骑士》的开篇：“那里在寥廓的海波之旁/他站着充满了伟大的思想……北国的明珠和奇迹/从幽暗的树林从沼泽中/它把灿烂的傲岸的头高昂……多少雪橇奔驰在涅瓦河边/少女的脸比玫瑰更为艳丽。”这番礼赞以涅瓦河波涛的韵律冲击人们的耳膜尚不足五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在《地下室手记》中写：“住在彼得堡是一种不幸，它是世上最抽象和预先计划的地方。”两种描述、两座城几乎一样真实，今天它们也并存而对照着，盘旋交集着，彼此互为时光洪灾里的船骸。

引路人公爵先生不辞风雪，带我们走了《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凶路线：“七月初的一个酷热异常的傍晚，有个青年从自己的斗室里走了出来，这间斗室是他在S胡同里向二房东租来的。他走到街上，便慢悠悠地、仿佛踌躇不决地向K桥走去。”于是我们路过了S胡同里那座毫无个性的黄色公寓楼，转角处如今有作者的塑像，基座上写着：“这一街区人们悲惨的生活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布道的源泉”，怎样一个无个性的街区！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包括它灰蒙蒙的天空中纵横凌乱的天线。接着又走过K桥，实际上K桥也在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莱蒙托夫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中出现。途中我们还看见了果戈理那只道成肉身的《鼻子》，它被安在二层楼高，大小不同的两只鼻孔凉爽而不羁地俯瞰着所有从下方经过的路人。此外还有索尼娅的房子，高利贷老太婆阿廖娜的房子，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长椅上的醉酒少女的K林荫道，尤苏波夫花园（当然，并没有像罗佳那样，见到高大的喷泉喷洒出令人神清气爽的水珠），他杀人后丢弃钱袋的大院（被一道铁门锁上）……沿途楼房的墙上垂下铅灰色水管，像一根根关节遒劲而又长到荒唐的手指，公爵说，在最冷的季节，水管里的冰块即将撑裂时，管口常会冷不防把一大口碎冰喷到路人的脚面。想象了一下城市的墙上爬满喷冰怪兽的场景，我想卡尔维诺对此一定有话讲。

并非不明白考据的荒谬，但追踪一座失落在文字中的虚拟迷宫是少有人能抵御的诱惑，而对我这样热爱地图却几乎完全不认路的废柴而言，《罪与罚》中的这个街区实在太过令人忧伤……但我们终于来到了干草广场，那儿如今是一个有多条换乘线的地铁枢纽，还有生机勃勃且五光十色得有些故意的室内菜场，我在那儿买了金合欢蜜（现在仍躺在我的橱柜里），菁和公爵买了造型奇特的塔吉克斯坦糖葫芦（并没有边吃边走），没有人买又红又大又扁的克里米亚洋葱。这段旅程的终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公寓，但那是另一个故事。而前一天下午，我们已经去布满暗冰的季赫温公墓看过他，入口处有一只黄猫固执地趴在冰面上，仿佛在孵雪。

［五］

布罗茨基说，俄罗斯文学不是在莫斯科，却是在涅瓦河畔诞生的。“如果就像俗语所说，所有俄罗斯作家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出来’的，那么值得记住的是，这件外套从那个可怜公务员身上被抢走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19世纪初的圣彼得堡。”在也许是铸造厂大街和涅瓦大街的交汇处，我早早买到了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俄文诗集，半个多世纪前的善本，被书摊主人小心翼翼地用食品袋塑封起来。后来我们去了阿赫玛托娃故居，见到音节在墙上汇成海浪，也见到挂在入口处那件特大号的，不知是属于安娜还是古米廖夫的雪青色呢大衣（两人的灵魂体积都足以撑起这件大衣），厨房里尺寸吓人的炊具，和那只据说年年在原地打盹的雍容的花猫。但圣彼得堡没有曼德尔施塔姆的故居也没有墓地，他消失在冰雪边缘，在海参崴那片几乎可以听见中国脉搏的冻土上，他“实际上被一脚踩死在了帝国的地面上”。

我们的聪明并不适合思忖幽界

蜡之于女人就像那钢的闪亮之于男人：

我们的运气全在战争中，对女人

运气是在算命时遭遇死亡。

——《哀歌》 （黄灿然译）

那是怎样的运气，譬如少女在一副塔罗中抽出死神（无论正位还是倒位），又譬如在占卜时遭遇横死已是这个时代能奢望的最好的命运？在这首诗的第二段曼德尔施塔姆写道：“当烛光扭曲了庙堂的柱廊”——可是柱廊的命运就是被火焰扭曲，一如菁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为我们点上的蜡烛，或者后来我在喀山大教堂见到廊间排着长队等待亲吻喀山圣母像的人们，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全都在朦胧金黄的烛光中摇曳而战栗，或者我从伊萨卡大教堂里抱回的大量圣像，现在被我安置在都柏林家中全天候点着蜡烛的窗角，天使翅翼和衣袍褶皱中一道道纤细的“阿西丝特”在跳动的火焰背后泛着金光。“阿西丝特”构成圣灵之光的柱廊，即使如此，我却像叶芝一样无法忘记，“一切可爱的事物/不过是一种如梦似幻、易逝的欢愉”（我们岛上客死他乡的先知，曼德尔施塔姆的岛屿镜相？）贪婪地凝视着那些曼妙的金色，害怕着随时可能降临的黑暗。在这座黑白分明的城市，失明的恐惧再次无比真实地笼罩我，每当走入建筑物中某个光影反差剧烈的墙角，或是走夜路时看见大片皑皑白雪，瞳孔剧烈的刺痛和不停流下的眼泪会提醒我那场快要被遗忘的手术。当我为了止疼用力擦拭或拉扯着眼角，我知道这是我的命运之城，我知道我一定会重返圣彼得堡。

我会回来，回来在它桥梁的迷宫和无尽的白夜中梦游，我们将重逢于五月而诀别于六月，如同上一次以及上一世。

图书馆之死

撰文　唐克扬

有一位美国学者告诉我，美国只有两类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永恒主义（perennialism）的教育并不相信自己要成为生活的模仿，至多只是生活的准备。

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是值得一提的。后来成为建筑师的迈克尔·索金津津乐道地说，在图书馆的日子是他本科阶段最幸福的时光—— 他说的是大学始建时留下的哈伯（Harper）图书馆。他应该还记得宽大阅览室橡木桌面上讲究的阅读灯，在高高飞扶壁支持的灰色穹顶笼罩的广大空间里，它们是一小片一小片异常温暖的光的小岛。那情形好像人们不是来这里查找资料，而是来参加哈利·波特的集会。

现在这座图书馆主要给本科生使用，来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和它打照面的不多。但当年使用过这座图书馆的不乏中国名人，穆旦（查良铮）、杨振宁（他的父亲当年也是这里的常客）、李政道、余英时……更不要说中国早期的几位图书馆学博士都是芝大的毕业生。作为一所研究性大学，芝加哥大学对图书馆确实情有独钟，它的地盘本有限，但建校近百年，它决定要盖一座全校最大的建筑物时，几乎毫无悬念地是一座新图书馆—— 盖成的时候，约瑟夫·雷根斯坦（Joseph Regenstein）图书馆也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当地报纸介绍说，“这是一座把大学（最大）的足球场拆掉盖图书馆的大学。”要知道对于美国很多大学生来说，体育明星的魅力可是远远超过诺贝尔奖得主。

我对芝大包括哈伯、 雷根斯坦在内的图书馆倒是都很熟悉，原因是我借的书遍布学校的主要图书馆。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这里的借阅制度和国内的差距很大，差不多所有图书都是开架阅览自由借阅的，愿拿哪本全凭你乐意，看不完还可以借回家去接着看，只要没有人“recall”就可以一直保存，上限一年才需要拿回图书馆续借——突然发现背后没有任何一个管理员大妈身影的时候，我就像一个闯入宝山的贪心汉，每次总是跌跌撞撞地抱着一大摞各式各样的书从书库回来，实际上又看不了那么多。那时还没有汽车，每逢续借的时候，就只能用小推车吃力地推着比我还高的书雨雪泥泞地过去，看上去甚是狼狈。有一次正好碰到我的系主任，目睹此情此景，他笑眯眯地向我打招呼，从此还时不时借他的私人藏书给我，也许是奖励我表面上喷薄的求知欲吧。

现在，坐拥一个私人图书馆的梦想现在也算实现了，可坐在好几排实木大书架面前的时候，不知为何，我的目光反而常常扫过这些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书，往窗子外面看了。人到中年，突然，发现“读书”其实只能解决读书的问题，它并不能帮我们应对真实人生的烦忧，至多只是帮我们建立起一套自欺欺人的“信念”，而一旦迫切的烦扰来袭，这些“信念”就像钻进意识中的小虫，不能帮你舒纡，反而让人头疼了——每到这时我就会时不时地想起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诗人穆旦晚年的诗篇《智慧之歌》：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过早地走到了“幻想底尽头”，但金黄的智慧之叶确实是秋天的颜色，它留有上个季节火热的烙印，虽然美丽依然，却已失却了生命最初的鹅黄嫩绿，是走向衰亡的症候。不知为什么，我常把这些落叶和我在大学图书馆中看到的那些古老的书页联系在一起，几乎只要用手捻一捻，就知道它们各自的出品日期，转而有不同时代的怀想。那时的人对于“书”的执念就好像现在琢磨iPad这些东西一样，除了几乎是艺术品一样精工细作的用纸、装订，还有如今看来依然新潮的图形设计。和国内把大多老书放入藏本书库的做法不同，这里很多书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出于充分使用的考虑，并没有采取什么限制性的措施。有时仅仅是偶然看到这些不同寻常的书，摩挲下考究的装帧，就有一种将它们借回去赏玩的冲动。

但是研读这些枯萎的书页却并不像翻看它们那样乐趣盎然。幽深晦暗的思想闻起来就像积满陈年腐叶的森林（它们曾经也是生命啊），每日读了大半天古书和理论后，我最终感到的只有——头疼，我觉得那和书页里散发出的气味有关。这大概是我最终离开艺术史专业博士学习的原因之一。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也就是穆旦在他的诗歌中预言的，如果将来“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它一定是“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心理潜层的迷信？有一年夏天，我坐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同样暗无天日的阁楼里，一边整理Sonnenschein夫妇的中国收藏，一边怀疑玉器缝隙里的汞化物没有清理干净，因此对我的头脑造成了伤害。图书馆总是给人这种暗示，尤其是那座只能埋在书库深处阅读的雷根斯坦图书馆更是如此，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步出大门，见到光的一刹那通常是头晕目眩，同时瞬间怀疑已经度过的一天的意义。传说，图书馆的紧西边就是物理学家费米1942年建起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的地方，当时这里是运动场看台下的一座壁球馆。自从校园里有了这威力无比的玩意儿之后，怪人频出，成就非凡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正常心智造成了不易估计的损伤。

把运动场和反应堆都踩在脚下的雷根斯坦图书馆是一座威严的“新哥特式”堡垒。建筑师声称它冷酷粗野的混凝土外挂板是回应校园的经院风格，狭窄的长条窗则是为了保护里面的图书。谣言则说，图书馆遮掩得这么密实，是因为里面有个惊天的大秘密，地下深处埋藏着“曼哈顿工程”以来的核废料，四十年来每个在这里苦熬论文的学生都成了残余放射线的牺牲品。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头痛是否和这件事有直接关系，但是我的学友中先后有好几位莫名其妙地英年早逝，却是个蹊跷的事实。也许谣言终究是个谣言，但图书馆的威力确实是存在的，在图书馆中成为“学者”的道路是一条使人望而生畏的漫漫之路，它绝不是冬日午后沏一杯清茶，在膝头轻拂书页那般轻松；它是一座幽暗而泥泞的森林，在林中漫步并没有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浪漫。

和雷根斯坦比起来，老式的哈伯图书馆阅览大厅的大部分体积都不可使用，视线以上的高空间不是留给肉体，而是留给心灵——它因此看起来更像一座教堂。而雷根斯坦图书馆的设计师瓦尔特·尼采（Walter Netsch）说，当代图书馆应当是一座实事求是的知识宝库，这样结结实实的宝库不应该有个刻意的门脸儿或是别的什么先入的秩序，像古典建筑常有的大门厅、轴线、各部分之间的反差和对比；相反，它可以由一系列的“基本型条”（basic slip form）交错着展开，这样，按照他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宝库就可以自由地向四方延展了，它的各部分和各部分之间并没什么轻重区别，以便适应将来扩展的需要。尼采设计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书库成了图书馆的主角，而其他传统图书馆中人性化的部分：阅览室，借书处，接待室……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配角。现在这些空间也都或多或少地列着大排书架，旁边放几张桌子就可以就近坐下来学习，人们坐在这些书架旁阅读并不比坐在书库里更舒适，反正两者都没什么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

无论是教堂或是宝库，都离不开芝加哥大学的教育思想。工商巨子洛克菲勒1891年创立这所大学的时候，它还是一所填补空白的大学，它为芝加哥市带来了起码的“文化”。四十年之后，它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慢慢变得疏远，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意的选择：到底是要一所能深入这座蓬勃崛起的大都会生活的本地大学，还是一所能和业已有数百年历史学府比肩的尖端机构？很显然，大学的奠基者们选择了后者。更有甚者，它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主动将自己封闭起来，成为剑桥大学那样不折不扣的“学术修道院”—— 连它们的建筑风格也都神奇地趋于一致了。

芝加哥大学新老图书馆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维系了中世纪寺庙的标准形象，滴水不漏的厚实立面围合成莫测高深的天地，和外界仅有最基本的联络，同时严实地把守住了自己的边界。其实“哥特式建筑”的外表徒然是种假象，它是石油大王的金钱动力，遵照“学术修道院”的标准像，用钢筋混凝土搭起来的舞台布景，但是现在常青藤已经密密地爬满图书馆的水泥墙，诺贝尔奖的得主也像蘑菇一样一茬茬从庭院里长出，没有人再计较这修道院的真实来历了。

有一位美国学者告诉我，美国只有两类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这不仅是一所研究性的大学，在大学“共同核心课程”方面，它比一般所谓通识教育走得远得多。永恒主义（perennialism）的教育并不相信自己要成为生活的模仿，至多只是生活的准备，因此在这里教授的东西是和专门化培训一点关系都没有，推广“核心课程”的著名芝大校长哈钦斯恰恰是在大萧条前夜做出他这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的，当领救济的队伍排得很长的时候，学生们依然在讨论色诺芬的《希腊史》——当然，那个时代上得起大学的学生大多数人并不为面包发愁。学术上的精英主义，就像芝加哥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实践一样，也许给人阳春白雪的印象，但他们并不就此觉得自己脱离实际。

至今想起来，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气氛还是很珍贵的。诸如雷根斯坦那样地方的有趣之处，在于你完全可以在里面待上整整一天。冬日的图书馆偶然也有阳光杀进来，换一本书，再换另一本书，生活在这里绝对静止。图书馆的管理者恐怕也意识到这一点，企图在阴暗的室内创造出一种欢快的气氛，冰冷的甚至是有点简陋的水泥地板上，铺着六十年代常见的橘黄墨绿色的地毯。

这种生活的合理性同时也在于室外的严酷。芝加哥“风城”的外号使人差点忘却了它最显著的特征：严寒，大雪埋没到膝盖以上，外面伸手不见五指的冬日，你只有去读书。图书馆的条件至少比大多数人的住处要好，饮水机，上网，懒汉沙发，艺术图书室的画册，到了每天结束的时候，地下室的小餐吧甚至有免费的硬面包圈可以领——如果你不管何时总能找到办法离开和到达图书馆的话。事实上，大学确实也有全美最发达的校车系统，可以在深夜把你脚不沾地送回治安不好的住区。

在设计新图书馆的时候，大学明确地提出，一切不是为了取悦学生团体而是鼓励学术研究。校方一直不鼓励招收那些总是傻乐的本科生，似乎是因为这些小年轻对于研究既不能领悟，也缺乏足够的兴趣，他们的存在反而把研究型大学的水“搅浑”了。因此大学里常是一些成熟而严肃的面孔，不用鞭策，他们也会在图书馆里工作到深夜，校方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开通宵图书馆。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在图书馆中发生了真正的死亡。我的同学造访雷根斯坦五层书库最深处厕所间的时候，透过隔板的下方，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后来有人在书库里听见一声沉闷的响声，依然在冥思苦想的几位研究生谁也没有在意。过了很久他再次经过这里，发现这个人还在这里，下面已经有凝固的血迹。

学校报纸讨论这件事的时候，着重讨论了它发生的地点。虽然这位吞枪自杀的研究生不大可能是看了一本书之后产生厌世的念头（他可能是有些个人财务问题），但是他选择此处作为人生的终点，却符合图书馆给人们的一般印象。在我去芝大读书的时候，大学研究生的结构已经早不是哈钦斯的黄金时代，因为那些“无用”的学科普遍就业前景不好，拖家带口在图书馆中苦熬的老研究生毕竟还是要为前途着想。就算没有这件事，芝加哥大学也到了改革的时候—— 如果没有良好的监控措施，大家恐怕不知道黑黝黝的“永恒世界”里最终会发生什么。

仿佛是预见到这样的局面，在这之前学校就开始大规模地整治校园，改革计划的名字叫作“更有趣”（More Fun），和学校教育改革的方向一致。新建的建筑中包括另外一座图书馆，新的科学图书馆比起雷根斯坦人性化得多了—— 但这举措中有些错位，科学家其实是不常去图书馆的，他们更熟悉的物理空间是实验室，参考书报都从实验室墙边的一溜书架上就便取阅。新图书馆人少得多，反倒是那些要面对和感悟真实人生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没有更多的自习室可去，终日里还是只能面对雷根斯坦光线晦暗的墙壁。

后来的结局大家想必都很清楚，很多资料都上网了，大家手里的便携式设备都很普及，图书馆再一次变成了书库，去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如果有一天深夜图书馆的人突然增多，他们一定是在看那些“傻乎乎”的本科生裸奔—— 对于图书馆曾经有过的辉煌而言，这是另一种消亡。

我还依稀记得，图书馆里的自杀者是一位国际政治系的学生。

书评

一部英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史诗

撰文　凌越

经历是存在与觉悟间的纽带，没有经历—— 具体地说，没有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历史，阶级意识就不会出现，觉悟也不会生成，阶级也就不可能形成。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中的这句话是理解此书的关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早期历史学基本围绕帝王将相的生平和伟绩展开，人数众多的人民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其面目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就是一种被简化的形象，他们是历史里的乌合之众，嘈杂、混乱、盲目，跟在精英人物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到19世纪，主要受法国启蒙思想运动影响，自由、民主、平等的概念开始侵入人们的思维脉络，普通民众的形象—— 尤其是他们作为个体的形象开始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和兴趣，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们善于利用此前的历史学家通常会忽视的那些历史文献——包括从久远年代流传下来的公文、信件、档案等等，试图勾勒出一幅更全面的历史图景，普通人对于历史走向的动能开始被重视，这个学派的潜台词是：“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的真实的历史。”

作为鸿篇巨制，汤普森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阅读了海量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内政部档案》（尤其是其中第40和42卷），《枢密院档案》和《财政部司法处档案》则提供了伦敦通讯会、抢粮风潮的许多细节，另外，汤普森使用较多的材料还有设菲尔德档案馆保管的《菲茨威廉文件》、《拉德克利夫文件》、《针织工文件》。汤普森还翻阅了大量英国19世纪上叶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泰晤士报》、《利兹信使报》、《诺丁汉评论》等数十种报刊小册子中寻找资料。这些资料的使用，赋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鲜活热辣的气质，工人们仿佛从历史凝滞的尘垢中苏醒过来，通过汤普森的笔书写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这种研究路径清晰地显示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和那些历史学家一样，汤普森希望自己能够潜入历史的毛细血管，溯流而上，进入工人运动历史的心脏。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另一个更重要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汤普森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此书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路径，可是我们在书中并没有看到对马克思主义刻板教条的理解，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许多杰出学者一样，汤普森只是在宏观层面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框架。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资源，一种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绝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归纳出来的僵死教条。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构成一个理论统一体，固然其中有闪光的思维的火花，有内在连贯的马克思，但也有彼此矛盾的马克思。西马学者更看重的是马克思对于历史的理解能力，而不是马克思自己更加自矜的指向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

基于对流动的社会状态的强调，汤普森对于“阶级”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前言中写得明白：“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个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静态的“阶级分析”，汤普森强调历史关系时刻处在流动中，“是一股流”，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根本是不可能的，“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和‘爱慕’这些概念一样。”

在这里，汤普森又和大多数所谓西马学者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某种言之凿凿的东西深怀疑虑，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分为泾渭分明的作为剥削者的资本家阶层和作为被剥削者的劳工阶层不以为然。在汤普森看来，阶级觉悟是连接人们客观阶级地位和主观认知之间的重要纽带。“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也就是说，阶级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它首先是一种关系，它的形成除了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必须有观念和思想意识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凝合剂。无产者的“存在”并不当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存在，也不意味着无产者只能“组织成为阶级”。

以这个基本认识为出发点，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经历”看作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他写道：“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也就是说，经历是存在与觉悟间的纽带，没有经历——具体地说，没有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历史，阶级意识就不会出现，觉悟也不会生成，阶级也就不可能形成，因此某种程度上，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经历的历史。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汤普森巨细靡遗地描写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描写不仅包括工人的劳动条件、生活水平、政治活动，也包括工人的宗教情绪和文化娱乐方式等等。

书的第二部分具体描写了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这一部分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体现了汤普森扎实的治学功底。以第十章《生活水平和经历》为例，汤普森在此章中详细分析了当时工人的饮食、住宅、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他论证说：“啤酒的人均消费量在1800到1830年之间下降了……收税的结果无疑大大减少了家庭酿酒和家庭饮酒的量。到1830年，茶叶也被当作生活必需品，穷得买不起茶叶的家庭往往向邻居购买煮过一次的茶叶，甚至把沸水倒入烧焦的干面包来冒充红茶颜色。”关于住家：“18世纪末有一些农场工人全家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房子内，潮湿，地面低于地平面。”关于童工的描述尤其让人唏嘘不已：“即使我们把有关虐待狂工头的故事暂且放在一边不说，一群儿童也必须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在每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孩子们哭着，或站在地上就睡着了，手掌被纱的‘接头’摸出了血，就是他们的父母也会打他们一巴掌，让他们醒来，况且还有手持皮鞭的工头在来回巡视着。”尽管汤普森力求客观，但读者不难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悲悯和激愤之心。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剥削者激烈的指责和批判不同，汤普森在书中主动抑制自己的情感，力求用事实本身说话，他也惯用当时工人第一手资料，通过他们之口表达自己的愤怒。所有这些，反而赋予此书浓重的道德感—— 不是蛊惑式的，而是弥漫式的，让你在阅读过程中逐渐沉迷以至于欲罢不能。

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谈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实质上是写19世纪最初三十年工人阶级的政治史。“激进主义”对于汤普森来说意味着一种宽泛的概念，意味着一种豪放磊落而又目标不确定的运动。“在1807年，激进主义意味着运动的勇气和论调，同激进主义致力的任何原则相一致。它意味着不妥协地反对政府，蔑视软弱的辉格党，反对限制政治自由，公开揭露腐败和‘皮特体制’，以及一般地支持议会改革。”汤普森继续怀着同情去描述工人阶级有组织反抗的经历，从一直掌握在激进派手里的威斯敏斯特选区到被送上断头台的德斯帕德，从以暴烈的产业冲突为特征的卢德运动到反结社立法，从剪绒工和织袜工的反起毛机斗争到伦敦的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终于连接为起伏的波浪，不断冲击社会腐败的肌体，带着悲壮的希望，“那时，自由的光荣业绩将凯旋而归。”在对德斯帕德执行死刑的描述中，汤普森将这种抗争运动的承继做了富有隐喻性质的描写：“在那些目睹行刑的人中，有个叫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的青年工匠。十四年后，他的自己的头也要在德比城堡前的一群人面前高高举起：‘来看这逆贼的头。’”从德斯帕德到布兰德雷思，工人抗争活动的传统延绵不绝，但由于正统史观将其视为异端，这些活动在汤普森之前很少有史家会去认真对待，遑论怀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待。

书的第三部《工人阶级的存在》的高潮部分出现在第十五章《蛊惑家和殉难者》的最后三节——《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彼得卢》、《卡图街密谋》。从书的结构上看，对布兰德雷思及其参与的彭特里奇暴动浓墨重彩的描写，是第三部开始部分有关德斯帕德死刑描写的呼应，但从书的气势上，由于之前详尽的铺垫，到第十五章最后三节，汤普森手中之笔已经如同离弦之箭，加速度地营造出整本书史诗般恢弘悲壮的气度。难怪有学者感慨：“读汤普森书的这一部分，就如同读一部英国工人的荷马史诗，其可歌可泣，英勇悲壮，令人泪下。”在汤普森笔下，工人领袖悲壮的面容和政府奸细丑恶嘴脸有如浮雕般凸显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上，其中有献身的勇气和真实的鲜血，有卑鄙的告密，有无助的理想，有屠杀和救赎的努力，谁敢说这样的事实会亚于最惊心动魄的史诗和悲剧呢？自然，读者获得的所有这些强烈的感受都是建立在汤普森笔力沉雄的词句基础之上的。不少论者不约而同提及汤普森出众的文笔并非偶然，汤普森的朋友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一篇纪念老友的文章中，就曾赞许“爱德华（汤普森名）是当时最伟大的修辞家”，惯于在充满模仿、浪漫的表达方式和雅致闲逸的笔法间自由变换和出入。的确，汤普森年轻时的梦想是和父亲一样当一个诗人，成为著名学者后，他的文学梦并未泯灭，在从事学术著述之外，还写了两首颇具水准的长诗《名为选择的地方》和《权力与名义》，他卖得最好的作品竟然是一部小说《塞高文集》。深湛的文学修养显然对汤普森的学术著作助益多多，不仅是增添了其历史著述的文采，更重要的是赋予他学术观念上的柔韧性和创造性。

《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这一节以对比的手法（正是经典悲剧所擅长的手法）勾勒出工运领袖的勇敢坚定，以及打入工运领导层内部的政府奸细奥利弗的狡诈残忍。发生在1817年春夏之交的彭特里奇暴动有一个奇怪的特征：暴动的准备在诺丁汉、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好几个地区进行，但唯一能被人确认的伦敦联络员奥利弗后来被证实是个政府特务。这个奥利弗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目的则是设置圈套，将工运积极分子一网打尽。汤普森对于奥利弗可谓深恶痛绝，他用臭名昭著来形容奥利弗，并且一再借用他人之口批驳这个小人：“约翰·韦德曾在《女怪》中把奥利弗事件说成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最可鄙的做法’，十年之后，弗朗西斯·普雷斯写道：‘我简直无法用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对这种卑鄙至极的无耻小人的行为的感想，这无异于卑鄙的谋杀行为。’”相反，对于工人领袖布兰德雷思，汤普森则饱含同情，在书中他和自由派学者哈蒙德夫妇（在20世纪初著有产业工人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的观点辩驳，哈蒙德夫妇虽然较早开始关注下层劳工的生活，但在他们笔下，布兰德雷思是“一个半饥半饱、未受教育而且没有工作的针织工，随时可能提出不知多么狂妄的建议”。汤普森毫不含糊的批评此种看法是轻蔑的描写，他进而引用布兰德雷思写给妻子的信来为他正名：“我将在死亡的阴影中毫无惧色地通往永生；为此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对着自己的灵魂向上帝发誓：我们将会在天堂相聚。”随后，汤普森从为暴动领袖正名逐渐过渡到为暴动本身正名：“我们可以把彭特里奇起义看作是历史上最早的、没有中等阶级支持的、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起义之一。”

然而，对于两年之后（1819年8月）的彼得卢大屠杀，彭特里奇暴动不过是序曲而已，或者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直接原因。要求自由和权利的呼声在彭特里奇暴动之后愈演愈烈，尤其在人们目睹了政府特务的种种卑劣手段之后，到1819年，“国内几乎每一条街或每一根柱子上都张贴有煽动性的标语口号。”在彼得卢事件前数周，各个地区中心曾出现了几十次小型集会活动以及较引人注意的示威游行。社会气氛朝着危险的方向持续发展，对此腐败的旧制度要么对呼吁改革的工人作出让步，要么实行镇压，因为当时的中等阶级改革者还不够强大，还不能提出一个较温和的方案，惨剧的发生最终无法避免。受到政府暗中支持的曼彻斯特所谓义勇骑兵（指骑在马上的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商人、酒馆老板和店主）和正规军（骠骑兵）联手在街头砍杀游行示威的工人，造成11名工人伤重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包括一百多名妇女和小孩。彼得卢大屠杀的意图显然是遏制公共集会的权利，但是结果却完全超出腐败政府的预想，它进一步激发了工人的抗争，“人们愤愤不平，使得那些以前从未出现过激进组织的地区产生了激进组织，甚至在深受‘保王党人’影响的地区也出现了公开的示威活动。”

19世纪初的英国工人以暴动、以抗争悲剧性地宣示了自身的“存在”，但是从存在到阶级意识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观察和自省的过程，因而汤普森将这部巨制的最后一章命名为《阶级意识》也就顺理成章了。汤普森细致论述了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每三个工人中就有大约两个人多多少少有点阅读能力，当然能写的人还很少。”在他看来，发表抽象连贯的议论的能力绝非与生俱来，而这又是接受和消化激进意识形态的前提。因此汤普森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宣扬激进思想的读书会，与此相应，各种激进出版物（最著名的有科贝特的《两便士论文》和卡莱尔的《挑战者》）也大批量发行。逐渐地，大体上局限于激进知识分子中的理性启蒙热潮被那些具有福音传道士般的热情的工匠和某些技术工人所继承，他们又把这种文化带给更多的成员。最初的精英思想慢慢下沉到普通劳工的意识中，阶级意识因而在广大的人群中得以形成。当然所有的抗争都不是轻而易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本章中，汤普森仍旧列举了大量例证来说明个人的声音是如何汇合为时代的洪流的。其中赖特夫人的例子尤为感人，她是诺丁汉的一名花边修剪工，卡莱尔自愿队员之一，后来因销售卡莱尔的一篇《宣言》而受到起诉，赖特夫人为自己做了长篇辩护，中间几乎没有人插话，辩论结束时，“赖特夫人请求允许她退下去给正在哭的婴儿喂奶。请求被允许，她离开法庭二十分钟。当她来回走过城堡咖啡屋时，聚集在那里的数千人向她鼓掌喝彩，所有的人都叫她别灰心，坚持住”。激进思潮在当时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工人的抗争行动显然受到激进思潮的影响，反过来，这些汇聚众人行动而成的“时代的经历”又在继续锻造着激进思想。在书的末尾，汤普森通过分析那个时代几位重要激进思想家—— 科贝特、卡莱尔、韦德和加斯特—— 的思想，总结了劳工阶层新的阶级意识不同的面向：“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这些簇新的阶级意识在貌似平静的年代（本书所论述的五十年）开始发芽成长，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在底层劳工那里借助客观形势在推行他们的主张，平等与民主的原则贯穿工人抗争运动的始终。

今天当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英国上下院里被电视直播的争论，联想到本书里许多因为争取这一份平等的权利被绞杀被惩处的工人领袖，读者会唏嘘不已——没有这些先行者，就不会有英国今天让许多国家人民所羡慕的政治文明。通过此书我们清楚地看到，英国的政治文明是劳工阶层和知识阶层通过血和泪，通过点点滴滴的据理抗争一点点争取来的，它永远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确如汤普森在书的末尾所说，英国早期工人们“五十年的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的读者，中国的读者在这本书里可以读到更多——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可以作为中国当代劳工运动的镜鉴吗？汤普森在书的前言里坦承为还处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工人运动提供理解的资源，的确是他写作此书的最重要缘由之一。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英）E·P·汤普森著

钱乘旦译

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版

全球书情

撰文　吴瑶

《卖火柴的小姑娘和女继承人》

The Match Girl and the Hei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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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斯·科文（Seth Kove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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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一个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火柴厂女工妮莉·多维尔（Nellie Dowell），一个是船舶制造商的女儿穆瑞尔·莱斯特（Muriel Lester），她们相遇后会发生什么？这本书以19世纪末伦敦的贫富分化为讲述起点——多维尔希望自己的双手像富家小姐那样白净，莱斯特却渴望甩掉财富的包袱，直到战火和工业革命并存的20世纪，两人命运出现交集，她们都希望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因阶级、性别、种族或国籍产生隔阂，借助宗教的力量修复破裂的世界。

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赛斯·科文最初从多维尔写给莱斯特的信件和后者的传记片段等材料中发掘出两位女性跨越阶级的交往史，触及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性的基督教理论、战争与和平、女性主义、阶级和性别关系等方方面面。

19岁时，莱斯特与东伦敦的工厂女工们见面，她写道：“与她们相比，我就是个娇生惯养、备受保护的无知的懒人，为什么她们要工作，为我这样的人创造愉悦和舒适？”她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后来结交到许多挚友，多维尔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1915年，她们在东伦敦创立第一座“人民之家”，内设护士学校、男校、女性俱乐部、为工厂女工提供午餐，以此为起点争取社会福利、妇女选举权，倡导和平与反殖民。1923年多维尔去世后，莱斯特没有停下她的脚步，“人民之家”的影响力扩散到国外，甘地1931年在英国期间就居住在这里。

虽然多维尔和莱斯特极力主张平等，但多维尔没有像她的挚友莱斯特所期望的那样平等看待两人的关系，给“亲爱的莱斯特小姐”的一封信中，她说：“你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总感觉属于你。”同样的，尽管作者努力让两人在书中的分量同等重要，却因为史料缺乏的原因，无法对多维尔多加笔墨。

《中国在1945：毛泽东的革命和美国的关键选择》

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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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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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pf出版

1945年内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面临重大抉择，它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妥协，避免流血战争，但即使像乔治·马歇尔这样影响力与行动力兼备的协调者，也没能让两党达成谅解。《时代》杂志第一任驻北京分社记者白礼博写的这本书，从美方视角记录了那段历史。

本书从抗日战争中的美军讲起，那时他们跟国共两党关系友好，中方期望借助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脱贫，毛泽东也会见美方密使，谈论中国民主的未来。1945年过后，这些局面完全改变。作者讲述了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斡旋，他的任务是让美国帮助国民党的蒋介石继续掌握政权，这与美国的另外一个目标—— 避免内战有所冲突，因此作者也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困境，以及最终未能阻止中国走向内战的局面。作者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观看这段历史，关注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谈判代表、知识分子等为决定中国命运而抗争的人，美方外交官、军官、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重要角色也囊括在内。

作者认为，美国1945年的外交政策是笨拙、不持续和欠缺准备的。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美国在1945年“失去”中国，是谁的原因？美国、苏联还是毛？

《驯鹰者日记》

H is for H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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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麦克唐纳德

（Helen Macdonal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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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Cape出版

当你失去所爱，就让自己投入工作，从悲伤中挣脱出来——这是平常人都知道的道理，当海伦·麦克唐纳德遭遇同样的事情，她做得比平常人更进一步——她驯养了一只苍鹰。她是一名历史学家，在剑桥大学担任讲师，她的另一个身份更为特别：经验丰富的养鹰人，这本书就记录了她驯养苍鹰的故事，赢得了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萨缪尔·约翰逊奖。

孩提时她就已经对鸟儿深深着迷，她学习艰深的术语，阅读各种关于鸟类驯养的经典书籍，但从来没有尝试驯养最凶猛的苍鹰。当父亲在伦敦街头猝逝后，她崩溃了。悲伤之际，她在品性暴烈野蛮的苍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了转移痛苦，她花八百英镑买了一只苍鹰，取名玛贝尔（Mabel），带回剑桥，拔掉电话，购置鹰食，慢慢训练，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海伦试图让自己进入苍鹰的思想从而驯服它：“训练一只鹰，你必须像一只鹰一样看着它，然后才知道它下一步想干吗，到最后你看到的不是它的肢体语言，而似乎能够体会到它的感受。”这考验着人性，她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像人类”。这也改变了她的生活，她花费许多时间跟苍鹰在一起，甚至在苍鹰捕猎的时候，她也独自在荒野等着。回忆录以死亡开头，现实当中她遭遇了另外一次死亡：玛贝尔在2013年11月去世了，到现在，它的脚环还被保存在海伦的珠宝盒里。

《中国与巴基斯坦轴心：亚洲新地缘政治》

The China-Pakistan Axis: Asia′s New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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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莫尔

（Andrew Small）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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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urst Co. Publishers Ltd.

出版

与中日、中菲等频繁见诸报端的外交关系相比，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要低调得多，也密切得多——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最高层级，而且中国目前只与巴基斯坦一个国家分享这个称谓。考虑到整个亚洲，尤其是南亚，中巴关系也不应被忽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学者安德鲁·斯莫尔撰写的这本书，详尽分析了两国地缘政治关系。

在作者看来，两国结盟最直接的诱因是面对印度的竞争，这使得两国关系在某些领域比一般的盟友发展得更深入，尤其是在核项目合作等方面，即使中国与巴基斯坦在文化上的共通之处比它的东亚邻居要少得多。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大的支撑和最可信赖的军事伙伴，而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中，巴基斯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最近的力证是“一路一带”战略。而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议题上，中巴两国也结成合作。

在这些显而易见的交往之外，中巴关系作用的触角已经伸向四面八方，比如印度希望向东看，但又不可避免地因巴基斯坦发展海军以及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受到遏制，这最终“归功”于中国的支持；又比如在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中国如何处理对塔利班的政策，巴基斯坦在其中扮演了中间者的角色；此外，从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到矿产开采、港口和输油管道的规划，都有中巴合力的影响。

他还揭示了中国在这段关系中面临的两难困境——既要应对与印度乃至美国的战略竞争，又要全力遏制恐怖主义的苗头，确保内部稳定。而且，即使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各方面已经了解透彻，但是对伊斯兰，似乎还差那么一点。

《通往北方的窄路》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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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弗拉纳根

（Richard Flanaga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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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pf出版

澳大利亚小说家理查德·弗拉纳根凭借这部作品获得2014年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一部关于爱与战争的宏大作品”。

小说得名于17世纪的日本作家松尾芭蕉的旅行日记。它讲述了一个澳大利亚外科医生被关押在日本的战俘集中营，在泰国和缅甸之间的死亡铁路上工作，每天的生活就是救人。参战之前，他与自己年轻的婶婶有一段情，爱得比自己的未婚妻都深，这段悲剧的感情帮助他熬过了当囚犯的那几年。与战争的死亡和残酷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他们彼此对爱的渴望。

死亡铁路上的日本战俘集中营的设定，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受父亲经历的启发，当时他正是在死亡铁路上劳作的六万名囚犯中的一员，庆幸的是，他从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弗拉纳根自己作为死亡铁路工人的后代，也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我不想写这本书，但最终我无法逃离。”他花了十二年时间完成这部小说，期间创作了五个不同版本。

小说有着野蛮之美，从一个77岁老人的视角，在四十年代的日本集中营和现代的澳大利亚之间切换，从自我怀疑和不确定的青年时代到悔恨的老年，刻画了善与恶、真相与超然、战争与英雄主义的各种面貌。小说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集中营的军官等角色也不只是黑白分明的恶人，而是适时地显露出人性和慈悲的一面，这与写作期间他在日本的采访不无关系。

撰稿人

拉丽莎·麦克法夸尔（Larissa MacFarquhar），自从1998年以来为《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写作主题包括约翰·阿什伯里和爱德华·阿尔比等。曾任《混合语》（Lingua Franca）的资深编辑以及《巴黎评论》的顾问编辑。

张心童，译者，词典爱好者，也写诗。现居美国旧金山。翻译的三本书即将在中国出版，包括文学人物传记、回忆录和艺术哲学评论。诗歌散见于《世界日报》、《侨报》、《美华文学》等。

N+1，美国独立杂志，发表文学、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文章。杂志每年出版三期，并提供每周更新的线上版本，以及衍生图书的出版。官网www.nplusonemag.com接受读者订阅或赞助。

索马里，出版编辑，前媒体人，译有《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萧轶，困居洪城，不自由撰稿人，不靠谱书评人，做过两回杂志主笔，杂志与文字一样，早夭，速朽。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长期在《财经》、《凤凰周刊》、《新京报》、《博客天下》等媒体任职。出版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思想随笔散见于《小说界》、《作家》、《天涯》、《中国作家》、《书屋》、《新世纪》等刊物。

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摄影师，2003年定居中国，2006年起作为顾问为英国现代冲突档案馆（Archive of Modern Conflict）汇编影像资料，并持续收藏中国影像，类别跨越当代摄影、早期出版品及民间影像。概貌可见于AMC于2010年出版的画册《欢乐今宵》（Happy Tonite）。

马良，摄影师，观念艺术家。1972年生于上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现致力于视觉艺术及木偶戏创作。

韩松，科幻作家，代表作《宇宙墓碑》、《高铁》、《地铁》、《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等，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等，现在新华社工作。

张定浩，1976年生，安徽人。曾用笔名撄宁、waits，写诗和文章，现居上海。著有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等。

包慧怡，1985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都柏林大学英语系中世纪文学博士生，研习中古英语头韵诗及8-15世纪手抄本。著有诗集《异教时辰书》，出版译作《唯有孤独恒常如新》《爱丽尔》《好骨头》等十种，近作散文集《翡翠岛编年》，2014年爱尔兰都柏林市驻市译者。

唐克扬，建筑师，写作者。希望在建筑中引入文学，在故事里建构一个空间的世界。

凌越，原名凌胜强，诗人，书评人。1972年生于安徽铜陵，现在广东警官学院任教。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访谈集《与词的搏斗》等。吴瑶，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长期关注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关系等领域。曾任《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翻书党，冷知识爱好者，在《东方历史评论》、“政见”网等开设有书情专栏。

凌越，原名凌胜强，诗人，书评人。1972年生于安徽铜陵，现在广东警官学院任教。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访谈集《与词的搏斗》等。

张泉，作家，媒体人。1982年生于青岛，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为《生活》杂志副主编，四次荣获由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颁发的“亚洲卓越新闻奖”。著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微博1912》，纪录片《辛亥》、《五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