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动物园／（英）夏洛特•斯莱著；王岑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9

ISBN 978-7-5596-0840-6

Ⅰ．①纸…　Ⅱ．①夏…②王…　Ⅲ．①插图（绘画）－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①J2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375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7-6203号

The Paper Zoo: 500 Years of Animals in Art by Charlotte Sleigh

Copyright © 2016 by Charlotte Sleigh

Original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纸上动物园

作　　者：（英）夏洛特•斯莱

译　　者：王岑卉

责任编辑：李　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42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17印张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840-6

定价：1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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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红天蛾帕斯卡

电鳗克莱姆

北极熊曼尼

以及罕见的獾

卷首插图：紫腹吸蜜鹦鹉，原版为水彩画，后制为版画，乔治•爱德华兹《珍禽异兽志》中的第170幅插图，伦敦，1743—1751年

扉页：变色龙，荷兰期刊《动物学》，阿姆斯特丹，初版，1848年

本页：站在地面的非洲猎豹，加尔各答画家绘制的水彩画，约1820年，黑斯廷斯图集（黑斯廷斯侯爵及夫人收藏，孟加拉，1813—1823年）

引言

INTRODUCTION

手工上色的字母表书页（P至Z），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世界图解》，纽伦堡，1659年

夸美纽斯的作品最早以德文和拉丁文出版，通常被视为第一部儿童绘本。这本书用模拟动物叫声的方式教字母，比如猫头鹰的叫声是“u”，苍蝇的嗡嗡声是“z”。这种语言与动物界的联系贯穿历史长河。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动物的演进史，以及人类与神灵的演进史。

（字母A）羚羊（Antlope）安格斯（Angus）生活在安哥拉（Angola）。

这种游戏已经有些年头了，虽说游戏规则总在变，但大体上是一致的：按照字母表的顺序，用首字母相同的词组成句子，玩家一个个字母往下说。

（字母B）野牛（Bison）贝蒂（Betty）生活在巴恩斯利（Barnsley）。

尽管可以说食物，也可以说汽车，但不知为什么，大家总是首选动物。根据有限的语言框架，按照一定的字母顺序，构建完整的动物图谱，似乎有某种特别的趣味。

摩拉维亚人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或许是第一个将动物和字母表联系在一起的人。他的《世界图解》（Orbis Sensualium Pictus）将不同音素与动物叫声并列，使记忆字母更简单也更有趣。在其他早期的儿童启蒙书里，动物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学习阅读和学习辨认动物显然息息相关。现代的动物字母表是1800年左右出现的。托马斯•比维克（Thomas Bewick）的《四足动物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Quadrupeds，1790年）从A一直讲到Z，也就是从豺犬阿戴乌一直讲到臭鼬卓瑞拉。

诺亚方舟是另一套自古以来便深受孩子喜爱的动物藏品。就像从A到Z的字母表能涵盖所有动物名称一样，用来建造诺亚方舟的歌斐木也能承载上帝的全部造物。这种儿童玩具再现了“完整性”的含义。虽说做不到“每种一对”，但让所有动物安然登船，也体现出了同样的完整性。每种一对，即为一套。小小一盒玩具，体现了造物的生生不息。

确实，对文艺复兴后期的思想家和作家来说，诺亚方舟对研究大自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收藏动物提供了标准和范式。意大利自然哲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认为，教皇应该虔诚地建造动物博物馆，将上帝所有造物纳入其中，按照神的指示安排各种动物的位置。阿尔德罗万迪收藏了大量动植物标本，陈列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他得到的回报是，教皇使节称其收藏为“另一条诺亚方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建诺亚方舟的目标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从新大陆传来的新发现不断向传统的知识体系发起挑战。在此之前，人们一直相信传统的知识体系是准确而完备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博学的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才会那么执着地在三卷本《诺亚方舟》（Arca Noë）中用现代知识去分析诺亚方舟的伟大成就。根据《圣经》的描述算出诺亚方舟的尺寸后，他长出了一口气：舱内空间足以容下当时已知的所有动物—即使把为肉食动物准备的活食包括在内，地方也够用。

诺亚方舟的三层甲板，阿塔纳斯•珂雪，《诺亚方舟》，阿姆斯特丹，1675年

珂雪学识出众但又怪异。在这幅画里，他试图重现诺亚方舟的内部构造。在另一幅画里，他试图将鸟儿的歌声翻译成音符，创造一种以音乐旋律而不是语言文字为基础的世界语言。音乐与数学紧密相连，或许上帝赐予造物生命用的就是音乐这种语言。

1625年左右，也就是阿尔德罗万迪去世二十年后，卡西亚诺•德尔•波佐（Cassiano dal Pozzo，1588—1657）另辟蹊径，不再收藏大量难以保存的实物标本，转而创建所谓的“纸上博物馆”，陈列展示当代和古代动物的画像。这个做法在当时来说实属另类，但多少是出于无奈。因为尽管他也颇为富有，却没有阿尔德罗万迪那样的资助人，无法承担大规模的实物收藏。但他为视觉样本的巨大潜力兴奋不已，不惜冒险用绘画的形式探索自然界。

收集活生生的动物，要比收集标本更困难、更危险，开销也更大。许多个世纪里，只有皇室才能收藏动物，只有受邀的贵宾才有机会欣赏。动物园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它使中产阶级（后来也包括工人阶级）能跟动物建立起全新的联系。观赏动物成了一种具有教育意义、彰显地位、颇显理性的娱乐方式。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动物园不过是展览风潮的延续。像1851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一样，它让人们得以纵览世界。参观完之后，人们可能会腿酸背痛，但同时因为大饱眼福而心满意足。尽管动物园直到近代才诞生，但从功能和效果来看，动物画作收藏可被视为实体收藏的可靠替代品，无论那些画是出现在活页装订的古书里，还是在现代的印制书籍中。虽然画作最初也价值不菲，但终究比活物便宜多了，可以算作面向普罗大众的动物展览。后来，动物画作越来越多。即使到今天，动物挂图和观测指南等还在做同样的事—展示一个完全处于人类观察和监视下的自然界。

然而，只有对实实在在的证据视而不见的人，才会相信“包罗万象”是有可能实现的。对于按照上帝的安排给物种分类，早期的博物学家还能抱有一丝幻想，但如今人们面对的是连上帝见了也会束手无策的物种多样性。现代科学揭示了物种浩繁的变化和无穷的可能，证明人类的知识是有局限性的。但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有“收集完整”的冲动。纸上动物园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冲动，这是实体动物园永远无法企及的。

翻开这本书，读者就迈进了纸上动物园的大门。

选择绘画：哲学与美学

古罗马人虽然留下了大量财富，却没有教我们如何画画。阿尔德罗万迪就抱怨说：“没有什么比图画更有用了。如果古人能把他们用文字描述的东西画出来，后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疑惑，也不会有那么多误解了。”经典学术著作中关于动物的有两本，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另一本是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但无论是老普林尼，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给博物学著作配插图，而是把一切都交给了文字。

到中世纪，动物开始出现在艺术品中。在彩绘玻璃上，动物是《圣经》里的象征物—上帝的羔羊，或者代表三大福音使徒的狮、牛、鹰。许多手稿里也出现了猛兽形象，但更多的是轻松活泼的动物—在文字旁捣蛋的猴子、在留白处爬过的蜗牛。通过动物形象和动物寓言，书籍将虔诚与趣味巧妙结合。动物行为给读者提供了道德训诫，比如戴胜鸟孝敬父母，为父母舐去眼中的污物，就很符合十诫中的第五诫。这些道德训诫旁边会附上奇闻逸事：戴胜鸟虽然孝顺父母，却是一种污秽的生物，因为它们不仅在人类排泄物上筑巢，还会吃屎。如果熟睡的人不幸沾到戴胜鸟的血，恶魔就会循踪而至，将其扼杀。这些逸事往往是从老普林尼的书里转述的，而他则是从古罗马民间传说中收集的。戴胜鸟那些讨人嫌的特质，似乎并没有妨碍它进行道德训诫的价值，异教故事也没有跟正统神学发生冲突。动物插图主要是一种象征，代表某些神圣或美好的品质。

但在某些人看来，这些插图很有问题。12世纪初，克勒窝修道院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oux）就在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担心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插图会让人们不再专注领会上帝的训示：

狮、豹、兔、象，意大利北部的中世纪动物寓言集兼草药书手稿，伦巴第地区，约1440年

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不像现代意义和科学意义上的博物学著作。然而，你很容易就会被图中的大象所吸引。画家或许是根据转了二手甚至三手的描述作画的，自己也显得将信将疑。

但在修道院里，在众教友的眼皮底下……那些不洁的猿猴、凶猛的狮子、恐怖的半人马、奇怪的半人生物、身披条纹的老虎究竟有何意义？……奇形怪状，难以想象，害得我们更关注插图，而不是文字的意义，整天幻想这些动物的样子，而不是思考上帝的戒律。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就算人们不以为耻，但至少也不该弄得那么奢华吧？

但圣伯纳德属于少数派。直到中世纪晚期，人们仍然在创作并收藏动物寓言集。动物形象也开始出现在石雕、教堂廊柱、凳下装饰、挂毯、地图和盾牌上。与此同时，其他手稿和古版书（16世纪前印制的）开始收录更加广博的自然知识。这些是关于“自然之书”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将自然界视为对“启示之书”（也就是《圣经》）的补充，是用来展示上帝安排的秩序的。一些富裕的资助人和手稿主人会委托画家给这些权威但缺少图解的《博物志》作品添加插图。例如，一本1481年出版的老普林尼的《博物志》，历任主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添加了不少注释，还委托画家增加了许多页边插画。在这些插画里，有一小部分是哺乳动物和鸟类，其余大部分是水生生物。它们跟其他常见的陆生生物有明显区别：阴影部分和破损的鱼鳍足以证明，插画的原型曾躺在画家桌上。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是最早提出绘画理论的欧洲人。他从达•芬奇的著名画作《维特鲁威人》那里得到灵感，试图寻找人体画像最合适的比例，但没有成功，被迫得出结论：美只能用肉眼观看。因此，他建议读者，将眼前所见画下来就好。

生命的本质揭示了万物的真理。因此，要近观生命，作为指引，切勿相信自身本能，脱离善良天性，那只会让你误入歧途。艺术源于自然，此言不虚。将其绘制出来，它便是你的了。

《昆虫变形志》扉页的约翰•戈戴尔肖像，米德尔堡，1662—1669年

戈戴尔按顺序展示了昆虫生命形态的不同阶段，对动物插图发展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将毛毛虫画在最上方，中间是蛹，最下方是成虫，打破了“最重要形态应置于中央”的绘画传统。

文艺复兴带来了许多人体构造和肖像画方面的问题。丢勒为甲虫和野兔绘制的画像，为亟须指引的北欧艺术确定了“写生”（荷兰语naer het leven，英语from the life）的艺术准则。日耳曼人也坚信这一准则。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一直被奉为确保博物学著作可靠性的金科玉律。直到卡列里•范•曼德尔（Karel van Mander）在1604年出版的《画家之书》（The Book of Painters）中称其为所有艺术的通行准则，人们才将其视为一种美学理论。“写生”美学标准带来了一系列哲学问题：头脑究竟是如何观察和记忆实物的？随着“写生”手法的发展，丢勒和达•芬奇等画家还阐释了如何将想象力与写实性相结合。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套标准：逼真、如实、写实。这一标准有时会跟丢勒一派使用的概念混淆，但又存在微妙的差别：它强调如实呈现所见，丢勒则强调展现生命力。这一标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博物学上，有人将压花的画像视为其典范之作。画像可以取代实体样本供人鉴赏。实体样本可能会凋谢或枯萎，在城市或洲际运输途中被碾碎，画像却不会。但由于蝴蝶和其他昆虫的特性，这对动物爱好者来说用处不大。此外，动物的分类标准也没有植物那么清晰。毕竟，在动物界很难找到花瓣数量、叶子形状这样的标准。然而，通过为各种动植物绘制的画像（有着不同的精确度和不同的目的），仍然可以看到“如实呈现”的野心。

几乎可以断定，用绘画的形式“如实呈现”动物原貌的设想更多是修辞意义上的，而不是真的认为画像能分毫不差地展现实物。罗兰德•萨弗利（Roelandt Savery，1576—1639）会在画作落款处郑重写下“如实呈现”的字样。这大约等同于近代画家的原创声明，表明自己没有临摹其他画作，且这幅作品并非平庸习作。在追捧独特样本、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文化中，“写实”或许具有更普遍的价值。从经济角度来看，诞生“写实美学”的荷兰黄金时代是以环球旅行为基础的。这么看来，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或许在更深的层次上有紧密联系。此外，正如众多历史学家展示的那样，“如实呈现”并没有抹掉动物的象征意义。“写实”的画像仍然可以包含道德训诫或奇闻逸事，例如萨弗利笔下著名的渡渡鸟便是如此。在萨弗利的画中，命运悲惨的渡渡鸟是“阴暗角落里的餍食者，只知满足肉体的需求”。

骆驼，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志》，迪古瑞，1551—1558年

前方牵骆驼的留胡子的男人进一步凸显了骆驼的异国情调。在格斯纳这部著作的纯图版中，图上是一头单峰骆驼，摘自15世纪一部记述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的著作。

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的四卷本《动物志》（History of the Animals，1551—1558）和关于蛇类的遗著（1587年）是最早真正将百科全书式宗教知识与动物寓言相结合的作品。跟过去一样，格斯纳关于动物罪行和美德的寓言也转述自老普林尼的著作和民间传说，骏马与独角兽并肩而行，火鸡与狮鹫隔页相望。格斯纳在书中不但展示了各种动物，还附以评论。语源学，也就是考察动物名称的古老来源，似乎是他最看重的部分。而他的作品也被出版商划进了“语法与修辞”一类。

（字母R）犀牛（Rhinoceros）罗德尼（Rodney）生活在雷根斯多夫（Regensdorf）。

修士鱼（左）和主教鱼（右），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志》，迪古瑞，1551—1558年

格斯纳最关注的是这些怪异生物的可靠来源。这些教士鱼带有明显的反天主教特征，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新教徒格斯纳的作品才会被教会列入禁书名录。

豪猪，爱德华•托普塞，《四足兽与蛇类志》（单卷本），伦敦，1658年（格斯纳《动物志》的修订版）

托普塞指出，豪猪的肉“既不好吃又没营养，但有药用价值”，不过他重申了中亚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的说法，“将它们的刺磨成粉，喝下或吃下，有助于受孕”。

格斯纳笔下的传说虽然古老，但配图是全新的。他在前言中大胆宣称，看到书里的插图就像见到动物本身：

罗马帝王曾为收服民心展示珍禽异兽，但人们只能在短暂的展示期间欣赏到。相比之下，（本书）插图中的动物随时可供欣赏，既不费力，也无危险。

格斯纳是有史可查的用铅笔作画的第一人（过去，人们只有在做木工活的时候会用到铅笔）。跟钢笔、墨水和水彩颜料比起来，铅笔用起来更方便，不用反复蘸墨，不会留下墨渍，也不像炭笔那样，移动时容易把之前画好的地方弄脏。《动物志》的插图可能是用铅笔打草稿的，也可能不是，但无论如何，考察“铅笔是如何改变实物与画像之间关系的”还是很有趣的。跟其他绘画工具不同，铅笔能让人全神贯注地描绘物体，而且最初绘画痕迹并不明显，不用担心画错或被旁观者指指点点。

格斯纳宣称，书里的插图，无论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还是出自其朋友之手，都是“逼真”的。但他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历史学家楠川幸子（Sachiko Kusukawa）指出，这个说法似乎在暗示，读者看到插图就等于看见了实物。豪猪那幅画可能确实是参照苏黎世附近的豪猪绘制的，但另一些动物的原型显然是干巴巴的标本。有一些是根据真实动物残存的部分（比如犀鸟喙、仓鼠皮）画出来的，另一些则是临摹前人的画作。格斯纳经常照搬前人的作品，比如雅各布•里格齐（Jacopo Ligozzi）的“海蛇”（见下图）。但他借鉴前人所作的珍禽异兽画像时，总是煞费苦心地考证画作来源。比如，他指出头部长得像修士的修士鱼，是从博物学家纪尧姆•隆德莱（Guillaume Rondelet）的一本书里发现的，然后才收进了自己书里。这种鱼是在挪威某个海滩发现的，一位西班牙贵族受委托绘制画像，而后呈献给女王玛格丽特•德•那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后者又转赠给了隆德莱。他用极为具体的细节和作画者与馈赠者的名声（这点或许更重要）来证明这幅画是真实可信的。格斯纳如此煞费苦心地编造故事，道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画作的可信度取决于作画者与传播者的可信度。画像并不比口头传说更真实，它必须每个环节都可靠才行。首先，画家要有值得信赖的资助人；其次，画家过去的作品都必须有原型可查，并能如实呈现原物；最后，画作要受到适当保护，以免遭到剽窃或盗版。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格斯纳的插图被人反复模仿挪用，最后连仿品都被仿制，以讹传讹。英国人爱德华•托普塞（Edward Topsell）的《四足兽志》（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1658年）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海蛇，爱德华•托普塞，《四足兽与蛇类志》（单卷本），伦敦，1658年

托普塞笔下的海蛇既像现实存在的生物又像寓言中的生物。波罗的海海蛇长40英尺（约12米），“除非受到挑衅，否则从不伤人”。挪威远海的海蛇长120英尺（约35米），情况完全不同，“极其危险，会伤人”。托普塞解释说：“它们会竖起身子，升到比船舷还高，然后突然张嘴咬住一个人，将其拖进海里。”

你或许会认为，“如实呈现”的标准确立后，会对《博物志》画家提出一系列要求。但反过来想想就会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该画动物的哪个部分，是内部还是外表？该画哪个年龄层次，处于生命周期中哪个阶段的动物？是该选择完美的样本，还是有缺陷的样本？还是说，应该画出这种动物最普遍的样子？历史学家一直在痛苦地思考这些跟“客观性”有关的理念。显然，所谓理想、完美、正确、典型、普遍、特殊的模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界定标准。

有些博物学家认为，应该通过观察样本的内部结构寻找值得绘制的内容。1603年成立的意大利猞猁之眼学会（成员包括伽利略）就极为推崇这一观点。学会名称源于猞猁的敏锐视力，其成员将绘画视为展现大自然、审视自然本质和视觉奇观的手段。例如，卡西亚诺•德尔•波佐（Cassiano dal Pozzo）提交学会的专著《鸟舍》（The Aviary）就像格斯纳的作品一样，是事实、传说、观测结果和食谱的大杂烩，不过其中加入了精美的插图。跟阿尔德罗万迪一样，猞猁之眼学会的成员也试图将古典哲学框架套在自己的藏品上。为此，他们搬出了显微镜。通过这种仪器，他们发现植物的内部结构符合基于数目和对称性的柏拉图式分类法。然而，动物就不那么容易套进这个框架了，尽管通过显微镜对蜜蜂的观察结果挺符合这个哲学体系。

在英国王朝复辟时期，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创作了第一张通过显微镜观察绘制的动物画像。他的专著《显微图谱》（Micrographia，1665年）中最著名的插图是一只躬起身子的巨型跳蚤，另一幅紧紧拽着人类毛发的虱子也颇有名气。《显微图谱》因展现了科技手段对人类视野的拓展而著称。胡克认为，镜片能纠正有缺陷的人类视力。但对显微镜的赞美与一个观念紧密相连，那就是画作能展示可靠的知识。正如镜片能纠正视力，画作也能纠正记忆：

戴胜鸟，卡西亚诺•德尔•波佐《鸟舍》的某一版本，罗马，1622年

这种外形漂亮、歌声悦耳的鸟儿在中世纪留下了难以撼动的恶名：“最污秽的（动物），因为它吃屎。”跟卡西亚诺同时代的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就是这么告诉小读者的。

蜂蝇头部与复眼，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修订版》，伦敦，1745年

显微镜带来了观察动物的全新方式。许多早期使用者希望从微观世界里找到上帝安排的秩序和自然体系。后来，许多人都发现微生物和细菌（比如泰晤士河里的那些）令人反胃。

记忆同样存在缺陷。我们常常忘掉值得记住的事，而那些被珍藏的记忆，大多不是虚假就是毫无意义的。即使记忆是真实的，也会因为时光流逝而逐渐消退，或是因为太过沉重而被琐碎的小事掩埋。当我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寻回记忆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

要是手边有本带插图的书，寻回记忆的努力就不会是徒劳的了。

在近代（约16世纪到18世纪），通过显微镜等手段观察生物内部结构的愿望，与异常活跃的实体样本交易可谓分庭抗礼。购买样本是为了在动物生存的环境中观察其整体，这能给人带来愉悦和挑战。前者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科学的前身，后者通常被称为博物学。这种区分尽管有理有据，但跟所有分类法一样，属于人为的区分。到19世纪，比较解剖学成了研究动物的另一种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法国的实践者。但在19世纪的博物学研究中，人们信奉的金科玉律是捕捉鸟类和动物的“典型”形象。“典型”这个形容词的确切含义很难判断，似乎要求画家跟读者达成共识。但这里指的不是随便某个读者，所谓“达成共识”需要读者跟画家经验相当。“典型”的动物示意图应该让读者有这样的反应：“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它就是这个样子。”但对于没见过活物的读者来说，再典型的画像也不过是教育工具。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 Audubon，1785—1851）笔下的鸟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他通常会从两三个不同的角度作画，至少画小型鸟类时往往如此：双翼张开，俯视一张，仰视一张，侧面一张，充分展示羽毛的细节。对不熟悉这些鸟的人来说，能从画中获得不少信息；对老练的猎手来说，这些画像可谓“典型”。

1812年，奥杜邦开始在画作中展现鸟类飞行的姿态（参考鸟尸作为补充）。这展现了极大的野心，因为这不但对绘画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插图的准确性，只有对该领域极其熟悉的人才能判断出来，从没有生命的标本上是看不出来的。托马斯•比维克（1753—1828）写生的决心更加坚定。为了观察鸟类的姿态和动作，他经常利用小型望远镜。即使无法在鸟儿活动时作画，他也能通过与眼前所见做对比，判断某幅画的原型是不是活物。[比维克也会参考鸟尸作为补充，这些鸟大多是被他的邻居、著名贵族马默杜克•唐斯托（Marmaduke Tunstall）击落的。]

冰岛矛隼或白矛隼，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美国鸟类》，伦敦，1827—1838年

矛隼（gyrfalcon）在隼科中体形最大，是一种擅长疾飞和捕猎的猛禽。博物学领域的讨论经常围绕词源展开，似乎它的名字能揭示某些特征。它也许跟“回旋”（gyre）有关，也许会让人联想到没那么诗意的“秃鹫”。

木薯、天蛾、蚕蛹、树蚺，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形图谱》（包含法语译本），海牙，1726年

尽管梅里安跟随戈戴尔的脚步描绘昆虫变形，但她拒绝像戈戴尔那样打乱顺序展示每种形态，而是将它们放在一株植物上，以便同时观察所有形态。

不少动物肖像都会配上典型的植物，但这并非19世纪的专利。例如，不少画作会在昆虫旁边配上花朵和果实，但它们并不是“写生”原则的产物，不是完全按实际情况绘制的。很多情况下，同一幅画上会展示植物从萌芽到结果的各个阶段。其实，这种画早在近代就出现了。在荷兰静物画家眼中，爬在花朵和果实上的昆虫体现了生命的短暂。在其他画作中，展现昆虫和植物在各个生命阶段的样貌，反映了对变形和繁衍的哲学思考。例如，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ybilla Merian，1647—1717）就在同一幅画里展示了昆虫和植物的变化状态，使人对两者在各个生命阶段的样貌一目了然。因此，不能轻易说某位画家是绘制有机生态系统的先驱。通常来说，这种画只会让人联想到菜谱上摆盘精致、美味可口的大餐。

作画：工艺与复制

丢勒主要用水彩颜料绘制动物肖像。对欧洲各地富裕的专家学者来说，类似猞猁之眼学会收藏的画作都属于珍贵的交易品。在王朝复辟时期的伦敦，画在上等小牛皮纸上的蜥蜴肖像，要比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创作的油画价格还高。然而，这种画无法复制。由于科学革命在很多层面上都与复制技术有关，这种具有博物学性质的画并没有对科学发展起到太大的推动作用。这里说的复制技术，指的是印刷机。尽管存在盗版和审核的风险，但印刷机是传播知识和思想的重要手段。

为了印刷方便，原本的画作被转制成木刻版画。制作版画包含两次转印：先将原始画稿转印到木板上，后将刻好的图案转印到纸上。木版印刷用的是阳刻，挖去多余的木料，留下需要的线条，就可以涂墨印制了。画作原有的纹理很难再现，所以说雕刻精细的线条是一门手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丢勒那幅著名的《犀牛》才会如此令人惊叹。而格斯纳的作品一旦转制成版画，就会失去原本令人惊艳的特色。灰度和色彩处理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一种微妙的层次感和透视感，而在线条硬朗、充满复古气息的黑白版画上，这些特色则荡然无存。木版印刷虽然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但在印刷机出现后，它找到了全新的用途。活字涂上油墨后，可直接印在纸上，不限使用次数。16世纪的博物学和自然哲学著作通常使用木版画。到18世纪末，托马斯•比维克复兴了这一工艺，用木版印制书籍插图。他利用雕刻金属版的工具，在坚硬的木板上刻下雄劲持久的线条。与铜版画不同，木版画可以跟文字结合起来，使制作一本书变得更加简单，进而降低书籍价格。木活字并不比铜活字更容易损坏，而木版画也常常被保存下来，以便重复使用。

切维厄特绵羊，托马斯•比维克，《四足动物通史》，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1800年

这幅版画是一位育种者定制的，他想记录几代绵羊的变化，看通过畜牧业的最新实践，绵羊是如何变得毛更厚、肉更多的。《四足动物通史》第四版对18世纪晚期兴起的农业革命大为赞颂。

17世纪到19世纪，铜版印刷成了博物学著作的主流印刷方式。铜版印刷术诞生于15世纪中期，正是“如实呈现”准则蔚然兴起之时，稍早于配图博物学著作的萌芽期。这门技术源于北欧，在文艺复兴早期传到意大利，最后又传回北欧，由丢勒发扬光大。伊波利托•萨尔维亚尼（Ippolito Salviani）于1554年出版的《水生动物志》（History of Aquatic Animals）是较早将这门技术用于博物学著作上的例子。铜版印刷经常被用于复制和传播画作。人们愿意用这种缓慢而昂贵的方式复制，体现了那些画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它们与其呈现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但“如实呈现”原则跟是否采用铜版印刷并没有必然联系。特奥多雷•德•布里（Theodor de Bry，1528—1598）的异域《博物志》中就加入了铜版插图，但他从未亲自造访过自己描写的地方，也从未亲眼见过自己描绘的动物。

双髻鲨，伊波利托•萨尔维亚尼，《水生动物志》，罗马，1554年

这幅插图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图中既有“躺在桌上”的形象，也有鲨鱼将脑袋探出水面的样子，就像是当场速写下来的。

铜版画和木版画的雕刻方式截然相反：木版画是阳刻，剔除背景，突出线条；铜版画是阴刻，挖出条条凹槽，使油墨渗入其中，图案不是由色块构成的，而是由线条或阴影组成的。木版画的线条宽度取决于木板上凸出部分的宽度，而铜版画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所有刻痕都是同样粗细，较浅的刻痕对应较细的线条，较深的刻痕对应较粗的线条。由于雕刻时无法判断印出的实际效果，雕刻师纯凭感觉拿捏分寸。在坚硬的金属上雕刻很费体力，做出准确判断都极其困难，更别说是控制线条了。刻好线条，刷上油墨，把表面部分清理干净，确保只有凹槽里留下油墨，然后将纸张微微浸湿，覆于铜版上，使凹槽里的油墨接触纸张，将墨迹留在纸上。与木版不同，铜版的寿命很短。凹槽越浅，能用的次数就越少。一幅针刻铜版（凹槽极浅）只能印20次左右。铜版比木版更适合印制纹理细密的图案，但插图和文字得分开印，然后合在一起。出于以上种种原因（不光是材料成本高），铜版印刷要比木版印刷昂贵得多。

还有一门工艺叫蚀刻，它与铜版雕刻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用于印刷。蚀刻也是在铜板上完成的，但相对来说更迅速，也更简单。艺术家先在铜板上涂一层薄薄的蜡，风干后用针在上面画出线条，就像作画一样。比起在木板或金属板上雕刻，在蜡上雕刻对力气没有太大的要求。绘制完毕，将铜板放进酸性溶液中，酸会腐蚀没有蜡层保护的金属部分，也就是被刻掉的部分。剔出的凹槽中会形成泡沫，这些泡沫也会保护金属，所以人们会用羽毛将其轻轻拂去。线条被彻底腐蚀干净后，从酸性溶液中取出铜板，将蜡清除。接下来，像铜版雕刻一样，只要刷上油墨就能印在纸上了。虽然这门技术看上去方便快捷，但并非人见人爱。例如，丢勒一生中只创作过屈指可数的几幅蚀刻版画。也许他认为蚀刻无法控制线条宽度，所以不喜欢吧。但实际上，通过重复上蜡雕刻，蚀刻也能控制线条宽度。也许丢勒是受不了蚀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也就是酸液渗到蜡层下面，在成品上留下出乎意料的痕迹。也许他只是更习惯其他技术，更喜欢反转图案带来的智力挑战，或是雕刻铜板付出的体力劳动。

无论是木版画还是铜版画，画家和雕刻师并非总是同一个人。雕刻师会受人委托，将水彩画或素描转制成可供印刷的版画，画家则常常抱怨效果不尽如人意：

要是亲手转制，我可以保留画中的一些点睛之笔，而交给雕刻师处理，这些妙笔生花之处可能就不见踪影了。因为他们往往不了解作者的意图，在取舍上有所偏差，舍弃本该保留的细节，留下不必要的笔触，有时甚至会改动作者突出表现的东西……

此外，还存在一些问题。过度使用的金属版凹槽会加深，导致印出的线条变粗。有时候，雕刻师还会自作主张地给画增加新元素，或是“修正”原有的画面。

铜版可以重复使用（隐约预示今天的电脑复制粘贴），这对作品的估价和传播起到了重要影响。用图画描绘动物界或自然界，跟自然哲学重视的其他技巧（包括文字描述、著述、实验、辩论等）形成了竞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中，图画和文本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不同。较早使用插图的阿尔德罗万迪会请别人给自己的作品配图，尤其是雅各布•里格齐（里格齐先前曾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资助。他绘制过一系列动植物画像，或许暗示着一个跟实体样本收藏迥异的动物画像市场）。阿尔德罗万迪称赞插图“对学生很有用”，却未将其视为极具潜力的艺术形式。

知更鸟，约翰•古尔德，《大不列颠鸟类》，伦敦，1873年

古尔德笔下的鸟儿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跟达尔文强调的“物竞天择”形成鲜明对比。英国人现在跟过去一样喜欢知更鸟，绝不会展示它在现实生活中好斗的特点。

简而言之，由于铜版可以重复使用，使画家和文字作者不必是同一人。画家并非总能得到认可，而绘图师、雕刻师、上色师扮演的角色则更不被重视。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1804—1881）的众多精美画作（主要是鸟类）其实有很多出自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古尔德（Elizabeth Gould，1804—1841）之手。伊丽莎白去世后，绘画工作交给了其他人，包括爱德华•里尔（Edward Lear）和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

以上这些技术（木版雕刻、铜版雕刻和蚀刻）印出的都是黑白图案，富有的顾客购买的则是经过手工水彩上色的画作或书籍。上色技术可以追溯到格斯纳，而他的一些作品（比如鼬鼠肖像）并没有经过这道后期工序。机器彩印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直到20世纪才不再那么昂贵。因此，快捷可靠的人工上色一直十分重要。然而，上色师对画作的贡献却始终不为人知。上色师通常是女性或年轻人。尽管经他们上色的画作价值通常能翻倍，但他们的劳动却从未得到认可。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插图都是动物书籍热销的主要原因，但功劳却总是归于文字作者。

18世纪的动物书籍通常配有彩图，或者只有彩图版本，上色已经不再是附加选项。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的《苏里南昆虫变形图谱》（Transformations of the Insects of Surinam，1705年）可能是最早的彩图《博物志》杰作。书中以逼真的色彩展现了昆虫及其周遭环境。在一些作品中，梅里安尝试了错视画，将动物画得非常有立体感，像是要从背景或画布中跳出来一样。她非常重视画作的清晰度，认为它看上去越真实，就越有艺术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梅里安暗中表达了对某种现象的不满：画作被视为大自然的替代品，在欧洲学者和收藏家之间买卖。她的错视画或许可以视为对这些抹杀画家功劳的买卖的委婉谴责。梅里安的苏里南之旅没有男性同行，只有女儿相伴，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马克•凯茨比（Mark Catesby，1683—1749）追随梅里安的脚步前往新大陆，不过他去的是北美地区。凯茨比出身良好，家境优渥，很鄙视那些到新大陆淘金的暴发户。然而，为了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必须仰仗这些人的资助。这些富有的资助人共有一百五十五名，既有哲学家，也有生意人，后者正在搜寻殖民地的珍稀自然商品。这些人最感兴趣的是植物学，因为能发现药材、香料和染料，资助动物研究只是顺带罢了。引进异域植物的有钱绅士并不排斥顺手创办一座动物园。资助印刷成本高昂的博物学著作，只是为了摆出一副好学、开明、优雅的姿态，最终目的仍是充满铜臭味的利润。凯茨比每四个月创作20幅画，未上色的每幅1畿尼，彩色的每幅2畿尼。对资助人来说，这相当于现在每季度花5000英镑购买彩色画作，是相当合算的文化投资。

贝珠蛇，马克•凯茨比，《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伦敦，1731—1743年

为了能放进同一页，画里的百合花被切成两段，蛇则扭曲着身体。历史学家一直在讨论，凯茨比将植物和动物搭配在一起，是纯粹为了好看，还是暗示两者有科学的联系？

谷蛾，亨利•迪巴特•斯坦顿，《迪内那博物志》，伦敦，1855—1873年

由于关于英国衣蛾的十三卷本著作出版后石沉大海，亨利•迪巴特•斯坦顿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衣蛾的书。或许是为了给这些显然不受欢迎的出版物做补救，他还推出了一本介绍英国蝴蝶和飞蛾的作品，同时每周在家中举办昆虫业余爱好者聚会。

凯茨比的博物学著作显然极具野心，出版时只有图画，没有文字。他甚至自学雕版技术，直接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雇用专业雕刻师会使成本大幅提高，这是难以承受的（高昂的价格体现的不光是作品价值，还有制作成本）。凯茨比的版画多数根据他的水彩画转制。这些水彩画大多是他在一名携带绘画工具的“印第安人”陪同下在野外完成的。凯茨比对如何将版画最高效地“应用于博物志”有明确的认识。他笔下的植物很像夹在书页间的干花。而为了展现鸟类羽毛的细节，他甚至抛弃了阴影，只采用线条。据推测，凯茨比对图画的痴迷和对文字的排斥，是导致他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主要原因。乔伊斯•E.查普林（Joyce E. Chaplin）从凯茨比的笔记中发现，这位探索者其实非常关注当时的众多理论问题，会把自己看见的动植物跟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凯茨比必须满足资助人在审美方面的要求，解读他画作的思想内涵对后人来说是个艰巨的挑战。和梅里安一样，凯茨比也经常将动物、鸟类和植物置于同一画面中。有时候，他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比如把火烈鸟和珊瑚放在一起。但有些时候，他的画作却呈现出解剖学或显微镜观察的美感。

由资助人投资出版，是18世纪到19世纪初动物画作的常见出版形式。印数往往取决于预订人数。由于印刷工艺极其昂贵，从经济角度考虑，绝不可能为了将来大卖而加大印数。

动物画作一旦成为私人交易的物品，很快就纳入了高度货币化的贸易体系。水彩画曾是一种独特的商品，仅供富人赏玩或馈赠。到了18世纪，水彩画基本让位给了可以印制多幅的彩色版画—尽管在被收入书中之前，版画一直是私人收藏和交易的物品。画作的介质决定了它的用途、在收藏家之间转手的方式，以及它的最终命运。凯茨比式的画作价格在新大陆缓慢上涨，开始在宗主国之外的收藏家和贸易商之间流通。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原是一位自然哲学家，也是美国科学的奠基人。他拿凯茨比的作品来展示北美大陆丰富多彩的独特物种，用于反驳法国博物学家布封伯爵等人的观点。

拿破仑战争造成国际贸易中断后，欧洲周边乃至更偏远地区的样本和画作交易立刻变成了实物贸易。然而，随着实物贸易的复苏，动物画作的市场发生了变化。18世纪的买家通常是学识渊博的上层人士，而此时的买家则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收藏家，另一类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读者。而且，新兴的专业人士不一定有钱。19世纪出现了许多动物学著作，有些相当默默无闻，比如亨利•迪巴特•斯坦顿（H. T. Stainton）的十三卷本《迪内那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of the Tineina，1855—1873）。它永远也不可能像狄更斯的小说那么畅销。

19世纪由追求科学的绅士们组成的新兴团体，热衷于出版极具科学价值却鲜有商业价值的著作。作为新成立的学术团体，英国科学促进学会（1831年成立，现为英国科学学会）婉言谢绝了这一提议。剑桥学者跟北方实业家这一奇怪的组合，在衣蛾这类东西上找不到合作的基础，至少找不到花费较低的合作基础。反倒是一小群专业的博物学家共同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个团体以英国著名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的名字命名（事实上确立了约翰•雷在博物学界的地位），出版了四卷本《英国蚜虫图鉴》（Monograph of the British Aphides，1876—1883）等卖不出去的著作，投入成本约合现在的10万英镑。对于一个没有财大气粗的资助者的小型学术团体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他们原本预计卖出500本就能收回成本，但实际销售情况要糟糕得多。后来，约翰•雷学会填上了这个缺口。直到21世纪的前10年，这个学会仍然存在。它在19世纪出版过达尔文晦涩难懂的关于藤壶的两卷本著作。

约翰•雷手稿中的插图，“德国汉堡写成的一部鱼类著作，附有约翰•雷的注释”，疑为17世纪下半叶

实至名归的约翰•雷完成了朋友弗朗西斯•威路比未竟的遗作《鱼类志》，并于1686年出版。出版这本书差点导致它的资助方—伦敦皇家学会破产。

红胸蜂虎，威廉•斯旺森，《动物插图》，伦敦，1820—1823年

斯旺森在伦敦苏荷区的一个熟人家里看见了这只新西兰鸟儿的标本。他是用石板印刷术印制插图的领军人物，但不幸的是，这跟他在分类学上的怪异（或者说是倒退的）理念很不相称。他坚持“五元体系”，也就是将自然界的万物分为五类，这种分类法可以上溯到天使分类。他在科学领域的理念很少有人接受。

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动物画作正是在这个时期绘制和出版的。奥杜邦的《美国鸟类》（Birds of America）是近代拍卖会上成交价格最高的出版物，现存数量不超过150本，每本估价都在1200万美元左右。奥杜邦生于法国，后移居美国，但订购者和资助人大多来自英国。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和宣传家。他在美国被视为哗众取宠的那一套，在英国却很吃得开，还被视为天然的魅力。他油腻的长发和宽松的外套会让人联想到德比郡画家约瑟夫•怀特1768年的画作《气泵中的鸟类实验》里那位神秘的科学家。在许多方面，奥杜邦都打破了18、19世纪通行的版画准则。他挑选了利扎斯和哈维尔这两位雕刻师。他与雕刻师的合作，尤其是与哈维尔的合作，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使他相信雕刻师能忠实再现自己的原作。此外，奥杜邦的目标不是创作博物学著作，而是创造艺术，只是恰巧将鸟类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罢了。不过，他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奥杜邦去世后，遗孀将他的画作贱卖，把铜版当垃圾丢掉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奥杜邦的画作只被视为科学作品，而非艺术品，以至于无人问津。19世纪末有价值的画作通常会采用石板套色印刷，而奥杜邦的画从未享受过如此待遇。

黑白石板印刷术风靡19世纪，但主要用于批量印制廉价的书中插图，而不是昂贵的收藏性画作。它既不像木版印刷那样将油墨涂在凸起的部分，也不像铜版印刷那样让油墨渗入凹槽，而是靠在平坦表面（最初用的是石灰岩）上发生的化学反应。用油性材料（粉笔、铅笔、蜡笔）在石板上画出线条和色块，它们会吸收油墨，而其他部分则不会沾上油墨。石板印刷取代铜版印刷成了人们偏爱的印刷方式，因为在石板上绘画要比在铜板上雕刻容易得多，而且更快捷、更省钱、更能还原细节。许多画家讨厌它，因为这门技术太麻烦，太花工夫，要用到酸性溶液、画笔、油墨，最后还得用放大镜检查。爱德华•里尔选择了放弃，但后来的出版商却痴迷于这种技术。威廉•斯旺森（William Swainson）的《动物插图》（Zoological Illustrations，1820—1823）是第一本运用这种技术印制的博物学著作。19世纪中期，石板印刷术的热潮达到顶峰。运用这门工艺实现的彩色印刷术，或称为石板套色印刷术，在19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但是造价昂贵，只有特别珍贵的书籍才会使用。

标本罐、标本抽屉和博物学书籍，列维纳斯•文森特，《自然奇观》，阿姆斯特丹，1706—1715年

这幅荷兰室内装潢图展示了书架和实体标本编目的关系。画中还出现了装订成册的版画和装在镜框里的画作。这套显然相当珍贵的藏品在现实、文字和图画之间搭起了桥梁。

要到许多年以后，相机拍出的照片才能呈现同样的丰富细节。照片虽然可以捕捉亲眼所见的事物，但缺乏美感。由于动物移动太快，又不能让人靠得太近，拍摄者很难实现良好的构图。小型动物很难拍到，而且无法呈现色彩，只能展现效果极差的黑、白两色。希尔瓦那斯•汉利（Sylvanus Hanley）手工上色的《贝壳影集》于1863年出版，这是第一本用摄影作品做插图的动物学著作，在当时可谓标新立异之作。贝类大多数时候都静止不动，所以拍照比较方便。拍摄会动的动物才是真正的挑战。第一本用摄影技术展现鸟类的作品于1888年出版。作者非常明智地选择天鹅作为拍摄对象，因为这种温顺的大鸟在乡间早就习惯了人类的存在。

应用：鉴定与解剖

扉页，爱德华•托普塞，《蛇类志》（单卷本《四足兽与蛇类志》第二部分），伦敦，1658年

这本书里的“蛇类”包括昆虫、蠕虫、蛙类和多种爬行动物。托普塞带有神学目的：表明所有生物，即使是最丑陋、最令人作呕的，也都是上帝的造物，都拥有健全的肢体。

动物画像对做研究极其重要，尤其是涉及命名权的时候。第一位描摹某种生物的人会以发现者的身份载入史册，他通常会获得为该物种命名的权利。直到今天，博物学家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考证，究竟谁是某个物种最早的目击者，到底该采用哪种命名方式，哪些动物其实是同一种。从本质上看，鸟类学家非常鄙视的猎鸟者跟早期的鸟类专家毫无区别，只不过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尽管他们没有给鸟儿取名，却希望作为某种鸟最早的目击者而出名。

过去，动物标本运输不便，因为它们太脆弱、太稀有、太珍贵了。因此，动物画像取代了实体标本。博物学家发现疑似新物种后，会跟已有的画像进行比较。只有跟已有画像的物种进行全面对比后，才能确定这个物种是不是全新的。

动物标本收藏同样促进了解剖学的发展。17、18世纪的收藏家总是面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何安排各个标本的位置？哪些标本应该放进哪个抽屉？这个标本旁边应该放哪个标本？历史学家发现，最早的收藏家安排位置时会以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解剖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这是个偷懒的做法，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解剖学上无甚建树）。随着近代新发现的物种越来越多，物种分类的问题越发迫在眉睫。这也是图书编辑需要面对的问题。书籍排列介于实体标本排列与理论构架（或者说是解剖学层面的排列）之间。物种的安放和排列必须尽快确定，但在三维空间内解决这个问题看似是不可能的。

格斯纳想为整个动物界编著一部百科全书，看上去似乎野心太大了，至少从动物画像的角度来说是如此。由于不可能在一本书里容纳整个动物界，人们转而关注特定类别的动物。16世纪中期，萨尔维亚尼专心考察水生生物。或许没有必要指出，水生生物和“鱼类”并不完全相同。爱德华•托普塞的遗著《蛇类志》（History of Serpents，1658年）看名字应该是专门讨论蛇的著作，但事实上除了蛇之外，书里还包括鳄鱼、龙、黄蜂、蜜蜂、蛙类等。这种分类实际上遵从的是神学标准。1544年，威廉•特纳出版了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鸟类图鉴。作为格斯纳的好友，特纳曾计划为书加入插图，最后却不了了之。但不久之后，鸟类就占据了插图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早期博物学研究中，鱼类获得了特别关注，这可能跟人们对水下王国的好奇有关。通过艺术形式保存某只即将死亡或腐烂的陆生动物，也能让人感到心满意足。大象或长颈鹿可以养在笼子里，水生生物却很少能用同样的方式养在水箱里。只有通过画像才能对它们进行细致观察。孀居的萨拉•鲍迪奇（SarahBowdich，1791—1856）便是该领域的大师。在沉浸于艺术世界里的一生中，她在河滨捕捉并绘制了3000多条鱼。在近代，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有直接的经济价值。在远洋贸易、地理大发现和奴役的时代，捕捞水生生物能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捕上一条奇怪的鱼就意味着名利双收。

鲈鱼，萨拉•鲍迪奇，《大不列颠淡水鱼类》，伦敦，1828年

根据《牛津英国名人录》，鲍迪奇曾带出生不久的女儿乘船前往非洲，“在途中捕获了一条鲨鱼，协助制止了一场叛乱”。她是第一位在西非热带地区系统收集植物的女性，还发现了许多全新的植物种类。丈夫去世后，她以绘制鱼类插图为生。这份工作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做。

蜘蛛，马丁•利斯特，《蜘蛛图谱》（本图摘自德文版，布兰肯堡，1778年）

利斯特第一部关于蜘蛛的著作是相当传统的《博物志》，涵盖形态、行为、生理、传说等。第二部则是分类学著作，包含分类学意义上的特征（眼睛数量）和行为（捕食方式）。

除了鱼类，人们绘制插图时大多选择能够收藏的动物。贝类（在1776年有了第一本相关专著）就是极易存放和展示的物种，因为它们几乎不会腐烂。人们为它们绘制了大量插图，而且图画越来越精细。其实最开始插图的质量并不算高，这跟印刷介质有关。贝类天生就拥有不对称的左右螺纹，但在雕版过程中，螺纹方向会反过来。18世纪中期，随着更直接的鉴定方式的出现，人们对画作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此，人们制作铜版画时会更注重还原实物。

在近代，“昆虫”的广义概念包含蜘蛛和其他物种。它们在收藏和鉴定领域有着重要意义。昆虫相对容易保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蝴蝶）具有美学价值。格斯纳曾打算出版一本关于昆虫的著作，但未能如愿，直到托马斯•莫菲特（Thomas Moffet）于1634年出版《昆虫：小型生物剧场》（Insects, or the Theatre of Lesser Creatures），第一本昆虫图鉴才算诞生。苏珊娜和安妮•利斯特为初入皇家学会的父亲关于蜘蛛和贝类的著作制作了不少版画，使他成为“首位蜘蛛学家”。在18世纪的前10年里，艾里扎•阿尔宾（Eleazar Albin）得到资助，为100种英国昆虫制作了铜版画，每幅版画都刻上了资助者的名字。然而，当之无愧的“昆虫画之王”还要数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

约翰•雷（1627—1705）或许是第一个在博物学著作中强调解剖学问题（而不是顺带一提）的人。跟其他许多博物学家一样，雷也有很多关于植物的著作。但在1672年，雷接手了好友弗朗西斯•威路比（Francis Willughby）未完成的遗作，一本关于鸟类，一本关于鱼类。尽管雷很注意参考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但他也打算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他不准备撰写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也不想只对相关物种做粗略的介绍，而想要呈现上帝创造这些神奇生物时的完美图景。但他必须面对巴别塔的问题—人类在堕落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语言。在人类堕落之前亚当为各种动物起的完美名称，已经在复杂的语言演变过程中变成了令人困惑的呓语，称谓不一，指代模糊。于是，我们耳畔再次传来字母表游戏的呼唤。

渡渡鸟、孔雀、火鸡和珍珠鸡，弗朗西斯•威路比和约翰•雷，《弗朗西斯•威路比鸟类学》，伦敦，1678年

跟《鱼类志》一样，本书也是由威路比的朋友约翰•雷补完的。就像利斯特关于蜘蛛的著作一样，本书也首先提出分类问题，将鸟类分为陆禽和水禽。陆禽分为弯喙和直喙，水禽分为涉禽、游禽和介于两者之间的。

（字母F）鱼儿（Fish）弗洛伦斯（Florence）生活在佛罗里达（Florida）。

林奈版画，威廉•麦吉利夫雷，《英国四足动物志》，贾丁的《博物学家丛书》第十三卷，伦敦，1843年

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不但收藏动物和鸟类画像，还收藏博物学家的肖像。1839年出版的《便士百科全书》向立志提升自我的读者强烈推荐卡罗勒斯•林奈，被称为对博物学感兴趣的辛勤工作者—“贫贱不能移，悲惨不能屈”，其中的道德训诫不言自明。

上帝的完美语言，也就是所谓的“自然之书”，是在万兽身上写就的。博物学家的任务就是正确解读其中的标志，再用科学的语言转述出来。雷判断，鳍就是鱼类的重要标志。过去被视为水生生物的河马，现在当然被排除在外了（水獭和青蛙原先就是勉强被划为水生生物的，现在干脆被剥夺了地位）。鲸则被纳入鱼类，这让雷觉得有些不安。鱼类之下有子类，子类下面还有子类，这进一步细化了自然秩序，反映了上帝对万物的安排。鲸属于一大类，另外两大类是有骨鱼和无骨鱼。

正如50多年前猞猁之眼学会探索植物的内部构造一样，如今动物分类也开始以解剖学为基础。雷的作品中有众多精心绘制的插图，以非语言的形式传递了自然界的信息。雷不确定图画是否具有包罗万象的价值，但至少在这次创作过程中，他注意到图画“能展示一种或一条鱼的真实样貌”，因此，欣然认可了它们的价值。至少有18名雕刻师参与其中，重制原有的画作（主要是萨尔维亚尼的作品）。这一奢侈做法害得提供出版资金的皇家学会差点破产。由于书籍成本大大增加，大约有500本成品最终没能卖出。

在18到19世纪还存在另一种自然分类体系。如今，卡罗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当然已是路人皆知。但在当时，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例如，18世纪晚期著名的博物学作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1726—1798）就不认可林奈。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五元论（quinarian system）在英国相当盛行。这一理论按照解剖结果，将动物分为数目相同的五类。这种分类法之所以盛行，是源于人们对发现全新物种、填补尚存空缺充满了期待。动物书籍介绍了各种分类理论，副标题往往强调“系统划分”。你也许注意到了，即便是多多少少为解剖学问题给出正确答案的达尔文，也没有为如何在一本书中排列各种生物提供明确方案。

随着运动员跑得越来越快，判断是谁先冲过终点的技术亟须提升。同样，随着19世纪科学著作的大幅增加，判断是谁最先发现某个物种成了当务之急。不幸的是，对博物学家来说，确定动物画作的原作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博物学活动极为兴盛的19世纪，同一批动物画作通常是一部分一部分出版的（按照月份或季度），要判定某个物种的发现时间，只能根据包装纸上写的数字，或是事后整理成书的出版日期。因此，很难判断它究竟是谁最先发现的。

某些地域的某些物种要比其他的容易集齐。例如，英国的哺乳动物种类不多，但新大陆却有种类不计其数的甲虫（事实上，就连统计英国的甲虫都极具挑战性）。随着科学界定的新奇物种逐渐减少，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问题要么是跟新产地有关，要么是跟模糊的分类法有关，要么就是跟生理学、进化论、生态学、行为学有关。收集已经确定的物种和罕见的异域生物，成了人们的兴趣爱好，而这也促进了书籍出版。

在某些情况下，博物学的专业性会让插图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在19世纪，许多领域都不重视图画的作用。例如，专利标准必须以文字形式呈现，而不能以图表形式展现。因此，在有些人看来，博物学对图画的需要，哪怕是为了鉴定物种，也体现了其业余性。在20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仍有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表示，他很庆幸接受了斯坦顿朴素指南的教导，而没有受那些彩色插图“精神垃圾”的影响。有些人则欣然接受挑战，为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提供动物图鉴。第一部重量级图鉴是关于甲虫的。这本书于1874年出版，通过详细的图解，带领读者循序渐进地学会鉴定甲虫种类。到20世纪，《观察者》系列（始于1937年）和其他袖珍指南应运而生。它们根据栖息地、体形、形态为动物或鸟类分类，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便利。

封面，卡尔•冯格特与F.西查特，哺乳动物，《图文动物志》第十八部分，伦敦，1887—1888年

从外观上看，这部作品封面上的哺乳动物肖像集合，加上装饰性的细节，让人联想到传统的家庭相簿。这暗示了驯养哺乳动物的方式。选择画成整页插图的动物都是久经考验的异域生物。

虽然图画对物种鉴定和解剖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是它们唯一起到的作用。如果动物图鉴只被视为物种分类的辅助工具，那么画家扮演的角色便得不到重视，似乎他们的作用只是给作家和思想家设想出来的理论画画插图罢了。作家被人牢记，画家却遭到遗忘，甚至连图书馆目录分类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作家和出版商有权安排插图的位置，也有权编造自然知识的来历，但本该以作者身份出版作品的画家，却只能得到“插画师”的称呼。他们为科学做出的贡献就这么被一笔带过了。尽管动物图鉴对物种分类很重要，但那不过是一种图画形式的动物志罢了。至少，从收藏、审美和经济价值来看，图画乃至承载图画的书籍也同样重要。

为逝去的生命作画

海伦•麦克唐纳（Helen Macdonald）在2014年出版了名为《献给鹰的作品》（H Is for Hawk）的畅销回忆录。朴实无华的书名毫不引人注目，掩盖了书中催人泪下的故事。实际上，这本书讲述了作者在父亲去世后陷入抑郁，后来通过驯鹰渐渐康复的故事。H也是“海伦”的首字母。尽管表面上看来毫无关联，但这本书的标题其实极具心理学内涵，收藏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死亡的回应。不期而至的死亡会带来无尽的悲痛，你能通过杀戮来为此提前做好准备—无论这件恐怖的事是发生在动物身上，还是降临在我们挚爱的人身上。否则，还有什么能解释维多利亚时代的猎人如此热衷于屠戮生灵呢？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备受争议的年轻鸟类学家理查德•梅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1878—1967）应征入伍，加入驻扎在东非的皇家非洲第三步枪团，被派往肯尼亚。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大量动物和人类的死亡。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幅令人触景生情的画面。他记载了发生在殖民地的许多悲惨故事，比如他自己“被迫”参与复仇行动，将整个村庄的妇女老少屠杀殆尽。此外，他还满怀深情地描述了自己带上战场的宠物玳瑁猫和爱犬鲍勃，以及自己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解救饱受水手折磨的猴子。但有些时候，他的记录客观得可怕。例如，在1902年5月20日，他就写道：

今天又出去了，很快发现一群汤氏瞪羚……追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后，我设法接近了一头瞪羚……将其射杀。下午，我发现了大量人类骸骨……带回两三个不错的样本。

在这里，梅纳茨哈根将自己对捕猎竞赛的态度转嫁到了同类身上，将人类遗骨视为科学的战利品，就像狮皮和象牙一样。

查岛鸲鹟、斯蒂芬岛异鹩，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灭绝鸟类》，伦敦，1907年

通过《灭绝鸟类》书中的这幅插图，罗斯柴尔德无意间给自己竖起了靶子。尽管他指出是猫、鼠和黄鼠狼导致查岛鸲鹟灭绝，但其他权威人士都认为，世界上最后一只鸲鹟其实是收藏罗斯柴尔德画作的人射杀的。

看上去，梅纳茨哈根似乎通过猎杀动物消除了死亡带来的情感困扰。19世纪的科学史学家提出了“客观性”的概念，梅纳茨哈根的做法就是在回应科学对客观性的要求。这种“客观视角”或“上帝视角”对有感情的主观个体做出了严格限制。为了“还原自然的真实面貌”，科学家和作家必须说服同行、读者，自己的感受和倾向性已被彻底排除在外。没有任何领域比博物学领域更强调这一点。在博物学领域，客观性扼杀了个体的自我，尤其是对被屠杀的动物（从情感或生理角度）产生怜悯的那个自我。因此，屠杀动物就是杀死自我的一部分，用以强调客观性。

屠杀动物并不会减少观察者对动物的喜爱。有些人甚至表示，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他（而不是‘它’）是只美妙的生物，”在提及一只红色猞猁时，梅纳茨哈根写道，“耳朵上有漂亮的绒毛。”射杀那只猞猁后，他认真观察它的尸体。这种“表达爱”的方式至今还能见到。2015年，生态学家克雷格•帕克（Craig Packer）在《观察家》上发表文章，报道了酷爱猎狮的亿万富翁史蒂文•钱塞勒（Steven Chancellor）在豪宅中的“死亡馆藏”。帕克在参观包含50多头狮子的藏品时，钱塞勒说：“你瞧，我特别爱狮子。”

叫他们猎人也好，收藏家也好，博物学家也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屠戮稀有物种的行径都是一种病态的炫耀。例如，在1895年，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就以收藏为名在查塔姆群岛猎杀鸲鹟。如果这没有被视为一种值得炫耀的事，为什么猎手的名字会被载入史册？1900年，这种鸟刚被发现不到30年，便再无踪影，宣告灭绝。当然，一只小小的鸟儿可能不足以让罗斯柴尔德意识到自己的枪弹在推动整个种族的灭绝。但在猎杀体形更大的动物时，人更有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扣下扳机的后果。家财万贯的查尔斯•威廉•乔治•圣约翰（Charles William George St John，1809—1856）经常在苏格兰周边打猎，他猎杀的对象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只能够繁殖的雌性野生鱼鹰。“我有机会亲手终结那只老鱼鹰的性命，”他在事后简短回忆道，“其实我很希望它能摆脱这种命运，但谁叫它的皮毛那么好呢？我承认，我试图杀死它。”

大海雀，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灭绝鸟类》，伦敦，1907年

大海雀和旅鸽都属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残杀的物种。它们都被这本书名简洁明了的著作铭记了下来。

1844年6月3日，人们在完全知晓后果的情况下，屠杀了最后的大海雀。在此之前，人们为了获取食物和羽毛，杀害了北半球成百万的大海雀。随着数量急剧下降，大海雀变得越发稀有，收藏家开始变本加厉地搜集它们的尸体和鸟蛋。1835年，人们在冰岛附近某个小岛上发现了世界上最后50只大海雀的栖息地。极度稀缺使它们立刻变成了靶子：各家博物馆争先恐后地在栖息地开展收集工作—杀戮。最后一对大海雀被商人派来的三个渔夫猎杀，鸟蛋也被踩得粉碎。

尽管这些故事相当沉重，但我们在博物馆欣赏标本时却很难想起。旅鸽玛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900年，最后的野生旅鸽被确认惨遭屠戮。1902年，家养旅鸽玛塔被送进辛辛那提动物园。它一直活到1914年，死后尸体在史密森尼学会存放和展出。如今，它的尸体已经成为保护物种的象征—就算没有活物，至少也要保留标本—让观众和标本制作者得以摆脱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应该属于那些导致物种灭绝的恶魔。玛塔的尸体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传递着与其命运相反的信息—应该好好保护物种，而不是导致它们灭绝。

画作往往也有同样的意义。画里的动物通常是尸体，是被杀害并收藏的。即便有少数画作是根据活物绘制的，但从整体来看，18、19世纪的画作仍与死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凯茨比的鸟类画像虽然大多以活鸟为原型，但仍然促进了动物贸易和动物收藏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助长了标本交易的风气。此外，18世纪的收藏家还会从国外引进动物，用来丰富自己的私人收藏。有些动物活了下来，有些则在途中死亡。而且这些动物几乎无法繁衍。因此，从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上说，它们也形同灭绝。屠杀之路甚至延伸到了人类自己面前。人们在收集和描绘国外新发现的物种时，当地奴隶也惨遭杀害并运往同样的目的地，而从中获利的往往正是那些资助动物学研究的人。凯茨比很清楚，新引进的农作物正在逐渐改变北美的生态环境。他对物种的适应性和可移植性充满兴趣。这与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的大融合息息相关，而大融合正是非洲与新大陆殖民地之间贸易往来的后果。这种以死亡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正是他做研究的契机。

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与动物的接触变得越来越血腥。特别是在殖民史上，“收藏”有着阴暗的一面。一直以来，狩猎都是许多人的谋生方式和少数人的消遣。在19世纪，它不可避免地与科学研究和帝国拓展联系在了一起。军人是最早的实践者。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堪称完美的收藏家—拥有适合野外作业的强健体魄和追踪技巧，还有权指挥欧洲人和非洲人提供支援。军队的纪律性使他们能精确记录捕猎的信息，精确到今天的生态学家仍在利用这些资料推测当年的物种数量变化。最后，他们还拥有便捷的运输网络，可以将猎物标本运回故乡。

对亚洲和非洲的征服，为人们通过射杀动物彰显男子气概提供了绝佳场景。除了一展雄风，狩猎还让中产阶级享受到了过去只有贵族才拥有的权利。过去只有贵族有资格猎鹿，而广阔的新大陆让中产阶级也能享有这种权利。在国内不允许做的事，完全可以去国外做。除了上述两点，通过猎物贸易，狩猎还能为殖民地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在这个大背景下，动物图书再次发生变化，除了保留原有功能，还扮演起了野外指南的角色。19世纪中期，书籍印刷已开始采用蒸汽驱动的印刷机，价格比过去便宜了许多。由于书籍尺寸变小，而且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精心呵护，博物学家前往草原、高原或其他地方都可以随身携带。1902年，梅纳茨哈根抱怨说，他在肯尼亚“手边一本关于东非鸟类的书都没有，特别不方便”，根本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是哪种鸟，“哪些珍稀，哪些普通”。这就意味着，随身携带这么一本书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有人怀疑，梅纳茨哈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先射杀、后研究。

夜莺的蛋和巢，莫里斯，《英国鸟巢与鸟蛋图鉴》，伦敦，1853—1856年

这幅画乍看起来纯洁无辜，鸟蛋奇妙地飘浮在鸟巢上方，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中的圣人。实际上，它暗指19世纪收藏鸟蛋的毁灭性风潮。

1851至1853年出版的一部关于英国鸟巢和鸟蛋的三卷本博物学著作就属于这类指南。作者莫里斯身兼牧师和博物学家，强烈反对一切破坏自然的行为。正如其传记作者所言：“他给《泰晤士报》写了许多关于保护鸟类的信，多到日后集结出版了一本小书。”然而，莫里斯的书很可能被用于鉴定从野外鸟巢偷来的鸟蛋。这本书太厚重也太珍贵，不适合带到野外，鸟蛋却可以轻松带回家里，对照插图进行比较。这本书甚至激起了读者偷窃稀有鸟蛋的欲望。不难想象出“父子齐上阵”偷鸟蛋的情景：儿子跑腿偷蛋，老子对照精装指南谆谆教导。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莫里斯为《英国鸟类图鉴》绘制的插图，被标本制作者当作了制作仿真标本的范例。这就是19世纪博物学风潮带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博物学家走到哪里，猎人就跟到哪里—而且两者往往是同一人。生活在19世纪末的戴维•艾伦写道：“鸟类学其实是典型乡间豪宅中枪械库的副产品。”

猎鸟，亚历山大•蒲柏，《美国高地猎禽与水禽》，纽约，1878年

除了这本重版多次的图集，蒲柏还出版过一部包含十个部分的画集《美国名犬》，并成功转型为人像画家。

19世纪末的美国，关于娱乐（也就是狩猎）的画作非常流行。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878年出版的《美国高地猎禽与水禽》和弗罗斯特1895年出版的《狩猎图集》就是绝佳例证。人们通过一种全新的媒介—彩色石板印刷术，再现了19世纪以捕猎为基础的博物学活动。这门工艺可以高质量地再现经典作品。油墨印制的画作被中产阶级骄傲地挂在家中墙上。描绘大自然（而非艺术品）的昂贵画作通常采用半透明的水性墨水印制，模仿博物学家原画的水彩效果。画作往往以图集的形式分开出售。例如，包含多位画家杰作的《娱乐：钓鱼与射击》图集，里面的画作就很适合装入画框，挂在墙上。出于同样的目的，出售的画作往往经过裁剪，截去了画家和画作的名称。

北美大陆的自然景观被重新规划，建起了国家公园，好让游客模仿这些画作大肆宣扬的狩猎活动。最初来到这些保护区的游客，喜欢轮流举起相机和枪支来“捕捉”动物。其中，西奥多•罗斯福可能是20世纪初最著名也最荒唐的一位。然而，潮流在慢慢变化。在美国和欧洲，动物园的数量逐渐增加，青少年游客成了目标受众，拍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的合家欢电影和电视节目也越来越多，这些都让普通人越来越无法接受狩猎。在非洲，保护区取消了针对殖民者精英人士的狩猎项目。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野生动物保护区就只允许游客用相机拍摄和收藏照片了。《国家地理》杂志刊出的照片深受无法亲身前往的普通读者喜爱。

即便是跟杀戮没有直接关系的收藏形式，也存在梅纳茨哈根式的情感逻辑。无论是字母排序、科研解剖，还是提笔作画，都有意识地抹杀了动物的实体性。这些做法扼杀了动物的躯体、叫声和气味，也就是动物的本性。动物被制成标本，绘成画像，拍成照片，打上标签，作为一段记忆或一份数据永存。似乎动物园里新出生一只熊猫宝宝，要比安全生活在野外的一群熊猫更值得庆祝。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推敲。似乎在我们看来，某个物种只要还剩下一只（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严格来说是一公一母一对），它在人类的保护下就是安全的。为了制作一件标本，必须有某只动物死亡。人们之所以会对这种事持乐观态度，源头就在于诺亚方舟的传说。

在摄影师乔尔•萨托（Joel Sartore）的作品中，遵循这种逻辑的道路走到了尽头。2005年，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大力支持下，萨托开展了需要25年才能完成的长期项目，为12000种人类饲养的动物拍照。据估计，在目前人类造成的大灭绝中，其中有一半动物将永远消失。在这个名为“照片方舟”（没错，又是诺亚方舟）的项目中，萨托已经拍摄出了相当惊人的作品，超越有史以来为这一目标付出的努力—无论是高质高价的艺术印刷品，还是风行一时的插图日历或批量印刷的招贴画。虽然这个项目具有高尚的动机和高超的艺术水准，但摄影师仍然因为用影像替代切实的保护而深感不安：

我想知道，野生动物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什么样子，它们又是如何消失——不仅仅是从野外消失，而且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被它们的影像取代的。野生动物越是稀有，存在的意义就越少。最终，稀有成了它们唯一的价值。白头海雕就是灭绝物种的标志……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鸟，而是一团阴影，象征着失落与希望。

纸上动物园通常是美好的，但同时也是一本死亡纪念簿。

布洛克博物馆的动物标本，R.阿克尔曼，《百科资料集》，伦敦，1823—1828年

在18、19世纪，参观动物（无论死活）是大受欢迎的娱乐项目。布洛克颇有商业头脑，为了争取更大的商机，他将自己的藏品从利物浦搬到伦敦，用“人工丛林”吸引游客。从这幅图可以看出，“人工丛林”里有许多“大型四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为所有生命作画

19世纪是书籍出版的题材、质量、数量大爆炸的时代。促成这一文化变革的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蒸汽驱动的印刷机。它使得印刷效率大幅提高，成本大幅下降。降低的纸张税额、低廉的造纸工艺、简化的印刷流程，都推动书籍市场走向繁荣。作者开始适应这些变化，慈善机构也针对新兴的工人阶级读者印制并出借书籍。动物画作在这些书里找到了新家，许多人都利用博物志书籍提高阅读能力。

出版商威廉•利扎（William Lizars，1788—1859）敏锐地意识到，博物志书籍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完全可以效仿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系列小说《威弗莱》（Waverley）或多卷本百科全书，以装帧统一、售价低廉的形式出版。《博物学家丛书》（The Naturalist' s Library）尽管书名如此，但主要是讲动物的。利扎认为，要想让书大卖，大量彩色插图必不可少。在出版前的内容简介中，利扎承诺，所有插图均为特别定做的全新作品。从1833年起，这个系列在10年内出版了14本。每本6先令（约合现在的15英镑）的售价让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负担得起。利扎在每本书里插入了30到40张铜版画，这还不算木版画。他的成功部分源于故乡爱丁堡低廉的印刷成本，但主要取决于作品的知识性和专业性。每个分册的标准印数是1000册，有几本的销量还远不止如此。

独角鲸，扉页，罗伯特•汉密尔顿，《哺乳动物》第六卷，《鲸类志》，《博物学家丛书》，伦敦，1843年

汉密尔顿研究鲸类是从分类学开始的。跟法国学者居维叶一样，他也认为鲸的鳍“是从前肢演变而来的”，但不包含任何进化论的意味。他认为，上帝在这种巨型动物的每个演化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时代的发展催生了生活闲适、手有闲钱的中产阶级。大卫•艾伦曾极富洞见地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博物志的迷恋，多少跟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有关，因为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前往乡间和海边。业余爱好者描绘大自然的画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相关的书籍应运而生。蕨类（植物学中的一大门类）对植物学有多重要，家用水族箱对海滨生活就有多重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卷起裤脚，挽起袖管，捕捞软体动物和海葵，带回家里，试图养在盛满海水的水族箱里。菲利普•高斯（Philip Gosse）的《英国海葵珊瑚志》（History of the British Sea-Anemones and Corals）等著作就介绍并宣扬了这种行为。不幸的是，这对某些地区的物种多样性造成了糟糕的影响。显微镜的普及也促进了探索大自然的活动。在显微镜的帮助下，普通读者也开始绘制微观示意图或显微画作。

利扎用全新插图吸引读者的冒险策略并没有被所有人效仿，许多出版商仍然沿用过去的模板。在批量印刷过程中，手工上色已经不可行了，被黑白插图取而代之，除非有人出资进行套色印刷，但往往也只能印几幅彩图。插图作者仍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尽管真正吸引读者的是精美的插图，但封面上出现的只有文字作者的名字。书的口碑与销量都成了文字作者炫耀的资本。公共演说家J.G.伍德虽然现在已经湮没无闻，但当时却是人尽皆知。这跟他的艺术天赋颇有关系。他可以一边对听众发表演说，一边绘制精妙的画作，因此一举成名。《劳特里奇铁路丛书》（Routledge's Railway Library）的出版商力邀伍德加入。该丛书是一系列在火车站出售的廉价书籍，供坐火车的乘客打发时间。伍德天真地把版权低价转让给了出版商，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书竟然会（或者说已经）卖得那么火。《乡村什物杂记》（Common Objects of the Country，1858年）出版后第一周就卖出了1万多本。伍德的作品便宜小巧，便于携带，既不笨重又不怕受潮弄脏，可以带到野外用于鉴别。

新兴的对博物志图书的收藏欲，取代了原有的实体收藏欲。出版商开始印制动物学和植物学“丛书”，以满足人们热切的需求。这开辟了自然研究的新视野，开创了博物学的历史。丛书每一册的卷首都附有相关领域专家的介绍或肖像，更拓展了人们收藏的维度。

到19世纪末，读者的口味变了。根据亲身经历描写大自然的作品，要比单纯的博物学著作更受欢迎。在美国，约翰•博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和厄内斯特•汤普森•塞顿（Ernest Thompson Seton，1860—1946）刻画浪漫的北美土著生活，描写令人憧憬的童年经历，满足了这种“回归大自然”的口味。在英国，时兴的则是“本土”游记和怀念田园牧歌般乡村生活的传奇故事。奇怪的是，尽管相机为插图增加了新的可能性，插图的重要性却有所下降。或许照片的作用被人们高估了。这门新兴技术虽然宣称会带来现代体验，但老实说，跟原有的绘画技术比起来，还是挺让人失望的。作为公众消费大自然的媒介，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很快就使照片黯然失色。

动物摄影就像奥杜邦的画作一样，从较为精巧的科学研究产物，缓慢演变成了极具价值的艺术品。直到后来，摄影被视为独立的视觉艺术门类，动物摄影作品才有了自己的价值。1965年，BBC的《动物》杂志举办了针对自然爱好者的摄影大赛。198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参与进来，重新强调摄影的科学性。即使是现在，获奖的摄影作品激起的仍是人们的好奇心，而不是对艺术的鉴赏力。我们也许会感叹“动物竟然在做这个，真有意思！”或者评价“能拍出这样的照片，真了不起！”方便好用的数码技术使摄影师大量涌现，而互联网相对不受法律限制的图片分享，使动物图片的经济收益像18世纪一样惨淡。艺术家的应对策略也跟18世纪一样—众筹，相当于21世纪的募捐。例如，在2015年，年轻的英国摄影师杰克•珀克斯（Jack Perks）就为拍摄英国所有淡水鱼的项目筹集了3500英镑。这个金额跟18、19世纪当然是无法相比的。互联网使图片的经济价值直线下降，凭借拍摄动物肖像一举成名更是不可能的。珍稀物种的图像不再是商界交易中名利的象征。

阿尔德罗万迪用实体动物打造诺亚方舟的梦想早已破灭，但人们的收藏欲越发高涨。如果无法实现完整的实体收藏，那就发挥创造力，在艺术限制（按字母表顺序、利用图像等）之下打造有同等意义的替代品。卡西亚诺•德尔•波佐的“纸上博物馆”几经易主，面目全非，直到乔治三世从一位为女儿筹备嫁妆的红衣主教手中购得，才重获收藏价值。但在此之后，它仍然没有被好好保管，其中的画作经常被切割。如今被国内权威机构妥善保存的版本，最初要归功于苏联艺术史学家兼情报人员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我们都知道奥杜邦的故事结局是什么样的。经过岁月的侵蚀和洗刷，奥杜邦的作品现已高居珍稀古董之列，拍卖价格堪比最稀有的中世纪手抄本。就连小小的《观察者》系列指南如今也成了藏品—如果能集齐全套，将是非常值钱的商品。雷克逊图书公司（Reaktion Books）从2003年开始出版的《动物》系列，每册介绍一种动物，如今也吸引了不少收藏家。这些其实是对收藏的收藏，是对收藏史的记录。如今你捧在手里的这本书，也是这段历史的延续。它也是一座“纸上动物园”。

（字母Z）动物管理员（Zookeeper）塞尔达（Zelda）生活在津巴布韦（Zimbabwe）。

多种海葵

多种海葵

均摘自菲利普•亨利•高斯，《英国海葵珊瑚志》，伦敦，1858—1860年

高斯鼓励读者追溯科学史，自行探索惊人的真相：生长在海边的许多长得像植物的有机生物其实是动物。他描述了读者期待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每个摇篮（细胞）里都躺着一个婴儿，小小的膝盖蜷缩着，顶到下巴……我们看见它慢慢伸出脑袋……砰的一声，脑袋裂开，变成一簇触手。”

目 录

引言　INTRODUCTION

异域生物　EXOTIC

本土生物　NATIVE

家养生物　DOMESTIC

怪异生物　PARADOXICAL

注释　NOTES

作者附言　AUTHOR’S NOTE

拓展阅读　FURTHER READING

索引　INDEX

异域生物

EXOTIC

红腿陆龟，J.C.D.索尔比原作，爱德华•里尔制作版画，摘自托马斯•贝尔的《龟类图鉴》，伦敦，1832—1836年

这部龟类图鉴的作者承认，爬行动物不像哺乳动物那么“引人入胜，令人着迷”。但爱德华•里尔的精美插图呈现了不规则的纹理和复杂的色彩变化，为龟类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不难想见，从这些背负重甲的动物身上，年轻的里尔不仅看见了美，还发现了乐趣。

异域生物是近代典型的动物类型。从欧洲人刚开始远洋探索的时代起，旅行家就在搜寻传统知识体系里不存在的动物。有许多种全新的蝴蝶、鱼类、贝类和哺乳动物，都是老普林尼和亚里士多德并不知晓的。这些珍禽异兽—有的色彩斑斓，有的易受惊吓，有的毫不怕人并总能轻易成为枪下鬼—马上被运回欧洲，构成了生态多样化的基础。活着的可以养起来，死了的可以用于收藏，这些生物不管怎样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皇室成员收藏动物干尸和标本，放在大厅里展示给富裕的收藏家看。其他的则被油画、水彩画和素描记录下来。

最庞大、最凶猛、最奇特的异域生物最有可能以油画、水彩画、版画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丢勒著名的犀牛版画或许是近代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动物画作，但它仍然跟中世纪动物寓言中荒谬的野兽和怪物密切相关。它的造型极为奇特，跟欧洲大陆常见的家畜和野兽截然不同。类似生物的画像被视为珍贵标本，在市场上以高价流通。鱼类很适合用绘画的方式记录，因为它们大多是在远洋航行中捕捞的，活物难以保存太久。

随着新大陆带来的经济收益流入社会各个阶层，商人、医生、律师组成的富裕中产阶级出现了，动物收藏家也越来越多。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医生可能无力收藏鲨鱼或长颈鹿标本，但收集昆虫标本还是没问题的。小规模展示（保存在华丽精致的展示柜里）成了收藏珍禽异兽的新标准。过去王公贵族收藏和交易的珍禽异兽的珍贵画像，如今已是可以复制的物品（包括版画和书籍），支撑并填补了中产阶级的藏品。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为苏里南昆虫绘制的精致插图，就非常适合放在荷兰医生的展示柜里。

随着帝国的扩张，动物界也在不断扩大，对动物界的视觉呈现也不断增多。随着人造生态系统的改变，人类纪元也在持续发展。世界上各个地区都在被人类探索发现，各个地区都有当时人们前所未见的物种。18和19世纪，东印度群岛、南亚、加勒比海和北美地区都在为大英帝国供应新物种，这也是彩色版画盛行的年代。那些受人资助创作出的版画，表明其委托人从国际动物贸易中名利双收。

与此同时，动物展览（在私人庄园举办，向普通游客开放）的出现，让更多元的观众接触到了珍禽异兽。斑马在贵族家的草坪上悠然吃草，孔雀在花园中闲庭信步。街头传单吸引人们前往参观犀牛和大象，画家则为这些动物明星作画。蒸汽驱动的印刷技术诞生后，观赏动物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印有袋鼠和企鹅的出版物能让工人阶级从每日劳作（或政治抗议）中暂时解脱出来。

当然，一些人认为珍稀罕见的动物，在另一些人看来则稀松平常。只有局外人才会觉得某样东西极具异域风情，进而从文化和经济角度赋予它双重价值。因此，奥杜邦的鸟类画作在美国无人问津，在英国却大受追捧。那些鸟儿与众不同的特质（和细腻奇特的画风）不受美国收藏家待见，却备受英国收藏家青睐。欧洲人有时会将异域生物与大洋彼岸的居民混为一谈。记录非洲之旅的著作有时会把蚁群和土著归为同类，19、20世纪的博物馆和杂志甚至会毫不置疑地将人类学和博物学的文物视为一类。

如今，世界变小了，但欧洲和北美的读者仍将“异域生物”视为一类，无视那些动物的产地、颜色、叫声和凶猛程度。儿童绘本创造了一个从生态角度来看极不合理的动物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来自非洲草原的狮子和印度丛林里的老虎，会跟亚马孙地区的鸟类和蛙类同台亮相。

渡渡鸟，理查德•欧文，《渡渡鸟回忆录》，伦敦，1866年

作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始人，欧文通过秘密手段取得了17世纪渡渡鸟灭绝后发现的第一只完整遗体。他次年出版的《渡渡鸟回忆录》突出展示了这幅插图。图中弯腰驼背、滑稽可笑的鸟儿跟坦尼尔1865年为《爱丽丝漫游奇境》绘制的插图颇为类似。

孟加拉虎，加尔各答画家绘于1820年左右，铅笔标注为“大型食肉类哺乳动物，或孟加拉虎”。黑斯廷斯图集（黑斯廷斯侯爵及夫人收藏，孟加拉，1813—1823年）

高贵的孟加拉虎一直是印度次大陆的象征，与不列颠狮形成竞争（虽然从生态学意义上看似乎不太合理）。这就导致了一种紧张关系—人为安排的种族斗争和帝国的不安。坦尼尔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期间为英国杂志《笨拙》（Punch）绘制的漫画就展示了“不列颠狮对孟加拉虎的报复”。

豹，19世纪晚期的教育挂图，卡塞尔印刷并出售，弗雷德里奇•施佩希特绘制

卡塞尔的批注是：“伦敦动物园里的成年豹或许是整个狮虎区最笨拙的野兽—体态臃肿，脖子粗壮，傻头傻脑。”这幅图对令人失望的现实做了弥补。

虎，丹尼尔•吉劳德•艾略特，《猫科动物图鉴》，纽约，1878—1883年

老虎和家猫的相似之处让人一想到就忍俊不禁。家猫可以被视为狡猾的猎手，老虎也可以被视为蜷成一团的猫咪。这样的视觉展示凸显了两者之间令人愉悦的联系。

象，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地球与动物界的历史》，伦敦，1822年

这幅静态肖像充分展示了大象的睿智，也就是这种动物最吸引人的特征。围绕大象的睿智有许多故事和传说，从寻找食物到保护家庭成员，再到下跪欢迎米兰大主教（这个故事最为著名）。

象，塞缪尔•丹尼尔，《锡兰岛图志》，伦敦，1808年

作为英国的专业风景画家，塞缪尔•丹尼尔没法填饱肚子，不得不先后接受在非洲和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职位。他在锡兰做过护林员，也就难怪能遇到这么多大象了。

马戏团戏单，希尔顿先生的巡回动物园，洛克菲尔兹，伦敦，1842年

英国民众能亲眼看见活生生的大象，最初要归功于东印度公司。这些庞然大物从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走进了巡回动物园和其他展览会。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普拉姆记录的，盖拉威咖啡馆在1675年展出了一头年轻的雄象，入场费为3先令。据说，这头大象会用鼻子“对惹恼它的人或动物发起猛烈攻击”。

苏门答腊貘幼崽，疑为J.布力奥利斯所绘，1824年3月，水粉画，摘自为斯坦福•莱弗士爵士所作的包含51幅苏门答腊鸟类和动物的图集

除了收藏这种“纸上动物园”，莱弗士爵士还协助创立了伦敦动物学会及其附属的动物园（现在的伦敦动物园）。

斑马，埃比尼泽•西布利，《博物志分类体系大全》，伦敦，1794—1807年

斑马体形像马，但色彩独特、与众不同，一经发现就因其异国情调成为公众宠儿。在这幅图中，斑马身上的条纹并不准确，四肢和脖子也被拉长了，使它跟欧洲人熟悉的马更加相似。

野牛，埃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哺乳动物志》，巴黎，1824—1842年

这头年轻的野牛在1819年被带到法国巡回动物园，附带黑人饲养员。饲养员通过野牛鼻子上的环牵着它走。根据圣伊莱尔的说法，野牛只允许这个人给自己洗澡、梳理和刷毛。

爪哇犀牛或独角犀牛，佚名印度画家绘制的水彩画，詹姆斯•齐彻里•海德，1820年在印度收藏

自从1515年杜勒著名的印度犀牛版画被带到葡萄牙，犀牛（或犀牛画像）就成了这种极具异国情调的野兽的“样本”。观众看到这种步态蹒跚的动物并不满意，反而更认可杜勒画中的模样。

长颈鹿，皇家学院挂图，19世纪晚期

一直到19世纪中期，长颈鹿都被称为“长豹纹的骆驼”（cameleopard）。这个混合词很好地抓住了长颈鹿的特点。正如13世纪百科全书式学者巴塞洛缪•德•格兰维尔所说，它“拥有骆驼的皮毛和花豹的斑点”。

条纹羚羊，爱德华•里尔绘制，摘自约翰•爱德华•格雷的《诺斯利庄园动物园与鸟舍拾遗》，私人印刷，1846年

第十三世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从政坛退隐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位于英国默西赛德郡的诺斯利庄园，在此打造自己的动物收藏。1851年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地产内共有345只活着的哺乳动物和1272只鸟，包括得名于他的德拜鹦鹉。里尔受伯爵委托，将其中许多动物以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角马，塞缪尔•丹尼尔，《非洲景观与动物图集》，伦敦，1804—1805年

我们通常将狮子视为“万兽之王”，而约翰•巴罗笔下极具君王气派的角马令人惊叹。在前往好望角处理外交事务的旅途中，巴罗总结说：“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最敏捷的动物……角马可以被视为有能力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的象征。”

负鼠及其幼崽，以及螳螂的生命周期，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形图谱》（包含法语译本），海牙，1726年

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凭借18世纪初绘制的昆虫变形过程闻名于世。她这样描述书中负鼠的习性：“幼崽钻出洞穴后，无论是玩耍还是觅食，都会围在妈妈身旁。一旦玩够了，吃饱了，或是感觉有危险，它们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用自己的尾巴缠住妈妈的尾巴。”跟女儿相伴在南非旅行期间，她也许通过这幅画找到了安慰，甚至为自己的自力更生感到骄傲。

耳廓狐，埃比尼泽•西布利，《博物志分类体系大全》，伦敦，1794—1807年

耳廓狐（zerda）作为动物字母表里的最后一个，应该被推荐给所有聪明的孩子。这些孩子会希望了解以下极具异国情调的事实：耳廓狐生活在非洲和中东的山地荒漠地带，个头比普通的家猫还要小。

埃塞俄比亚狼，路易斯•阿加西•富尔特斯根据活物绘制，阿尔巴索山，1926年11月11日，路易斯•阿加西•富尔特斯与威尔弗雷德•哈德森•奥斯古德，《埃塞俄比亚画家与博物学家》，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与《芝加哥日报》联合赞助的“埃塞俄比亚考察之旅”期间的日记，纽约，1936年

路易斯•阿加西•富尔特斯因鸟类画像闻名于世，但这幅私密的画像暗示他的绘画天赋不限于鸟类。富尔特斯是第一代在美国担任学术职位的博物学家。这幅画是他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芝加哥日报》联合赞助的一次旅行中绘制的。

狮尾狒狒，路易斯•阿加西•富尔特斯与威尔弗雷德•哈德森•奥斯古德，《埃塞俄比亚画家与博物学家》，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与《芝加哥日报》联合赞助的“埃塞俄比亚考察之旅”期间的日志，纽约，1936年

这幅作品跟前一页的埃塞俄比亚狼一样，是同一次考察之旅的产物。这幅狮尾狒狒风景画极具戏剧色彩，跟后来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模型的实景陈列方式有一定的联系。

红毛猩猩，E.多诺万，《博物学家档案：异域博物志月刊》，伦敦，1823—1828年

查尔斯•达尔文在伦敦动物学会遇到红毛猩猩的著名故事就发生在这幅画出版后不久。达尔文遇到的红毛猩猩名叫简妮，会从碟子里喝水。他暗自思忖：“让人看看被驯化的红毛猩猩，听听它充满感情的哀鸣，瞧瞧它听人说话时的聪明样子，就像能听懂每句话一样，看他再怎么自吹自擂人类至上。”维多利亚女王的反应没有这么夸张，只是说她觉得这种动物“简直太像人了，让人浑身不舒服”。

日本猕猴，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日本动物志》，莱顿，1833—1850年

《日本动物志》是第一部用欧洲语言（法语）写成的关于日本动物的著作。这本书根据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和海因里希•伯格在日本收集的藏品写成。西博尔德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日本出岛的医生兼科学家，伯格是他的后继者。

叶猴（黑猴与白猴），印度佚名画家于1802年左右绘制，这本书由坦加弗王公指导创作，1807年由本杰明•托林献给宫廷

在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著名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之父）是这样描述这幅黑白猴画作的：“印度人对这些动物的尊重部分源于哈努曼。哈努曼是印度史诗中的猴王。许多印度人都认为，英国人是哈努曼和魔女的后代。另一些人则表示英国人源于‘猴子军团’，这个令人不快的词通常用来描述英国国民。”

环尾狐猴，乔治•爱德华兹，《珍禽异兽志》，伦敦，1743—1751年

这幅画总结了“失乐园”的传说：备受瞩目的水果，潜在的伴侣，弯曲、带环、看上去像蛇的尾巴，页边甚至还有一只被赶走的动物。爱德华兹在家里养过一只狐猴，发现它是“天真无邪、人畜无害的动物，完全没有猴子常见的奸诈邪恶”。

挂在树枝上的雌性飞狐猴及幼崽，疑为某位中国画家绘制的水彩画，1800年左右

这是威廉•马斯登在1784—1808年为《苏门答腊史》第三版收集的画作之一。跟许多博物学家一样，马斯登也收藏带有文化性质的人造物品，比如钱币。

大犰狳，《南美中部稀有动物图谱》第七卷，卡尔斯泰诺伯爵，《南美中部考察之旅》，1843年

现在，犰狳跟食蚁兽和树懒同属于异关节目（Xenarthra）。它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原始哺乳动物，仅见于南美洲。

树懒，阿尔伯特•塞巴，《自然图鉴》，阿姆斯特丹，1734—1765年

塞巴的图鉴是林奈设计分类体系的一大根据。

小食蚁兽，画家姓名和出版日期不详，摘自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收藏的博物学图集

约瑟夫•班克斯早年是冒险者、花花公子和收藏家，参加了1768—1771年库克船长“奋进号”的第一次远航。晚年的班克斯是资助人、收藏家和科学界的幕后操纵者。

穿山甲，文字内容为：“林氏分类法，穿山甲属。汉语名为穿山甲。孟加拉称其为野盔鼠。1796年6月1日根据活物写生，样本由吉大港的克罗姆林赠送。画像尺寸为活体的三分之一。”韦尔斯利侯爵的《博物志》画作藏品

这幅画像绘制完成后不久，驻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就向英王乔治三世呈献了一套盔甲，上面用穿山甲的鳞片和金叶做装饰。穿山甲天生的护甲（但无力对抗东印度公司）被异想天开地做成了人类的盔甲。

短吻鳄，画家姓名和出版日期不详，摘自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收藏的博物学图集

短吻鳄原产于美国和中国。它们跟长吻鳄的不同之处在于牙齿—只有胆敢凑得足够近的画家才能辨别出来。

大食蚁兽，乔治•肖，《拉维瑞博物馆说明》（包含从已故的艾什顿•拉文爵士博物馆中精心挑选的动物，配有英语和拉丁语描述），伦敦，1792年

博物学家约翰•雷将极具异国情调的食蚁兽视为上帝造物的证据：“经过驯化，它们可以用鲜肉喂养，但肉必须切成小块，因为它们不但头部和吻部细长，嘴巴也极其狭窄且没有牙齿。它们的舌头就像卷起的鲁特琴弦（跟羽毛笔一样大）……在下腭里折叠起来。它们饿的时候会吐出湿润的舌头，等沾满蚂蚁再突然收回嘴里。如果蚂蚁躲在很深的地下，它们会用长而有力的爪子刨坑。为此，它们的前爪覆盖着鳞片。我们能看出它们身体各个部位是怎样适应这种饮食习惯的。”

恒河鳄，水彩画，西塔•拉姆，约1820年

西方人在1759年首次描述这一物种时，将其下腹部偶然出现的小洞误认为是腹囊，也就是负鼠（见P.58）装幼崽的囊袋。在这幅图里，恒河鳄跟一只蚱蜢面对面。

袋鼠和鸭嘴兽，从爱尔兰开往新南威尔士的密涅瓦货轮上的日志，1798—1800年，页面上方的标题是“密涅瓦号，新南威尔士杰克逊港的悉尼湾”

人们尝试建立分类学刚过几十年，就“发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奇特生物差点摧毁整个分类学。袋鼠真的能划入林奈分类体系中的“哺乳纲”吗？鸭嘴兽是不是一场骗局，只是把鸭子的脑袋缝在了某种毛茸茸的动物身上？

袋鼠和其他四足动物，弗雷德里奇•约翰•贾斯丁•贝尔图赫，《儿童自然大全》，魏玛，1792—1830年

1770年，库克船长的“奋进号”撞上了澳大利亚昆士兰附近的珊瑚礁，船员不得不上岸寻找食物。他们带回一头跟格雷伊猎犬一样大的动物，毛皮是鼠灰色的，行动非常迅速。经过船上厨师的烹饪，大家一致同意袋鼠肉极其美味。

考拉，佚名画家绘制的水彩画，背后文字：“考拉，来自新南威尔士的负鼠目动物。”韦尔斯利侯爵的《博物志》画作藏品

1808年《哲学学报》上的一篇报道宣布发现了一种新动物，它是在几年前被看见的，在当地被称为考拉熊。“耳朵较短，竖起，较尖。眼睛通常若有所思，有时目光锐利，具有威胁性。它的上半身看起来像熊，但行为方式一点也不像熊。”

澳大利亚袋熊，佚名画家绘制的水彩画，背后文字介绍：“来自新荷兰……根据韦尔斯利侯爵豢养的一只活物绘制。”韦尔斯利侯爵的《博物志》画作藏品

东印度公司为博物学考察和图片记录（大部分是植物）提供资助，希望这些资料能用于商业贸易。公司的主管和雇员通常也是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比如韦尔斯利侯爵。他收集了2500多幅微型油画，还不算他从更远的地方收集的，比如这一幅。

鸭嘴兽，《动物学会学报》，第一卷，第34图，1835年

这篇科学论文描述了鸭嘴兽的几种滚动方式，赋予了它一种出人意料的魅力。文章是这么写的：“当我将这只不幸的鸭嘴兽捧在手里时，它明亮的小眼睛闪闪发光，两只耳孔一张一合，像是想要捕捉最细微的声响。由于惊恐和焦虑，它的心怦怦直跳。在手里待了一会儿后，它就没有刚开始那么害怕了。”

帝企鹅，乔治•肖，《拉维瑞博物馆说明》（包含从已故的艾什顿•拉文爵士博物馆中精心挑选的动物，配有英语和拉丁语描述），伦敦，1792年

著名探险家和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在遇见企鹅后，好奇地描述它们的翅膀“几乎可以被称为鱼鳍”。跟班克斯通信的托马斯•彭南特请他寄一幅企鹅的画像给他妹妹，这或许开启了人们对企鹅的好奇。按照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说法，企鹅是最像人的鸟类“典范”。

雌性象海豹，沃特豪斯•霍金斯在野外岩石上绘制。约翰•理查森与约翰•爱德华•格雷，《1839至1843年间詹姆斯•克拉克•罗斯船长主持的幽冥号与惊恐号之旅动物学考察报告》，伦敦，1844—1875年

理查森和格雷很高兴能提供这种鲜为人知的动物的信息。海豹一直被视为难以研究—不同种类的海豹在形态和外表上十分相近，而且它们喜欢待在礁石遍布的荒滩上，不容易靠近。

儒艮，荷兰期刊《动物学》，阿姆斯特丹，1848年

儒艮广泛分布在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近海区域，通常被认为是美人鱼传说的来源。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纠正这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如果有水手把儒艮看成美女，那他肯定是在海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北极熊，皇家学院系列挂图第11号，19世纪晚期

被凶残白熊袭击的恐怖故事，将19世纪早期极地考察的价值变成了冒险和征服。

鲨鱼和䲟鱼，约翰•加布里尔•斯戴德曼，《反叛的苏里南黑人五年考察记录（1772—1777）》，伦敦，1796年

针对新世界万恶的奴隶制度，斯戴德曼通过对本土野生动物的描绘，发表了一番生动形象、令人感同身受的长篇演讲。他指出，鱼用吸盘紧紧吸附在船上，“无论多么猛烈的大浪都无法将其打垮”。

恒河豚，手工上色的铜版画，理查德•波利多尔•诺德尔绘制并雕版，乔治•肖，《博物集》，伦敦，1789—1813年

波利多尔•诺德尔就是一个绝佳例证，证明画家的名字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文字作者（乔治•肖）仍然声名卓著。理查德•波利多尔•诺德尔为《博物集》的前十二卷绘制了插图。他在1800年去世后，儿子理查德和妻子伊丽莎白继续为该丛书绘制插图。无须赘言，伊丽莎白是三个人里最鲜为人知的那个。

海豚，皮埃尔•贝隆，《水生生物》，1553年

贝隆关于水生生物的著作中收录了康拉德•格斯纳笔下怪模怪样的修士鱼（见P.10），但这位法国人的博物学著作也有诸多创新，比如人类与鸟类骨骼的详细比较。

塞鲸，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日本动物志》，莱顿，1833—1850年

这条鲸鱼拥有双倍的异国情调，虽然来自日本，但是在日本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欧洲博物学家里很不寻常的是，西博尔德对当地专家极为重视，不但跟日本博物学家携手合作，还雇用他们收集标本和绘制图像。在描述这条鲸鱼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位日本博物学家的话，即他认为这条鲸鱼是为了逃避虎鲸追捕而搁浅的。

刺鲀、海马、鲟、和海龙鱼，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地球与动物界的历史》，伦敦，1824年

对于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来说，写这本书或许是令人吃惊的不务正业。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女主人公麦琪•塔利弗是这样描述这本书极具异国情调的内容的：“大象、袋鼠、麝猫、翻车鱼，还有坐在自己尾巴上的鸟……有些国家没有牛和马，却有许许多多像这样的动物……你就不想知道关于它们的事吗？”

条纹河鲀，马库斯•埃利瑟•布洛赫，《鱼类志》，柏林，1786—1787年

布洛赫直到开始学医之前都目不识丁。他毕生最大的成就，即关于鱼类的十二卷本著作，被分为本土鱼类和异域鱼类。前三卷主要讨论德国鱼类，后九卷探讨了世界其他地区丰富多彩的水生生物。

河鲀，阿尔伯特•塞巴，《自然图鉴》，阿姆斯特丹，1734—1765年

塞巴在阿姆斯特丹港附近开了一家药店，这使他置身于珍禽异兽贸易的中心。他能看到一些奇特而脆弱的标本（比如下图），有时还会买下一些。

多棘马夫鱼及其他，路易斯•雷纳德，“摩鹿加群岛周围和澳大利亚南部发现的鱼类、龙虾和螃蟹”（雷纳德献给汉斯•斯隆的彩图手稿），阿姆斯特丹，18世纪早期

雷纳德强烈推荐多棘马夫鱼（标为“很好的食用鱼”），说这种鱼极其美味，味道类似多宝鱼。左下角的鱼（标为“尖鼻子”）也适合食用。但右下角的鱼则被注明，除了色彩丰富，它的美丽和变化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斑点棱箱鲀，E.多诺万，《博物学家档案：异域博物志月刊》，1823—1828年

这种鱼最初被肖命名为“有耳鱼”。他之所以取这个异想天开的名字，是因为鱼眼上方有类似耳朵的棘刺。肖还将库克船长收藏的标本描述为“深棕色”，但出现这种颜色通常是因为捕捞后没能好好保存。

月尾刺尾鱼、额斑刺蝶鱼、大神仙鱼，《南美中部稀有动物图谱》第七卷，卡尔斯泰诺伯爵，《南美中部考察之旅》，1843年

卡尔斯泰诺伯爵弗朗索瓦•路易斯•诺帕•德科蒙拉福斯被路易斯•菲利普一世派往南美考察，陪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两位植物学家和一位动物标本制作师。他们一起花了五年时间漫游南美大陆。

有触手的锯鳐，E.多诺万，《博物学家档案：异域博物志月刊》，1823—1828年

作者声称，“这幅图是根据一条非常精致完美的样本绘制的，它最近刚刚从范迪门之地（现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捕到”。这幅图充分展示了这一“鱼中奇特样本”的内部结构。

小龙虾，为泊松绘制的水彩画，《小龙虾与螃蟹：印度群岛珍稀动物志》，路易斯•雷纳德出版，1718—1719年，曾由汉斯•斯隆收藏

小龙虾通常因味道鲜美著称。手写的注释似乎暗示画家违背若干名人的建议吃掉了它。不过，这一做法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除了对小龙虾本身）。

锯齿龙虾，乔治•肖，《新荷兰动物学》，伦敦，1794年

锯齿龙虾是唯一能在肖的著作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无脊椎动物。它的一大“古怪”特征是颜色类似于煮熟的普通龙虾。

螃蟹，托马斯•贝尔，《里奇教授巨蟹观察报告及对三种新物种的描述》《动物学会学报》，伦敦，1835年

贝尔投入毕生精力研究自然界中某些不那么有魅力的生物，其中包括甲壳动物。他在《不列颠突眼甲壳动物志》一书中指出，大部分博物学著作对这种动物只做了蜻蜓点水般的浅显介绍。这幅插图对这种异域生物进行了极为精细的描绘，弥补了这一缺陷。

红腹斯氏蛇，乔治•肖，《新荷兰动物学》，伦敦，1794年

摘自第一本关于澳大利亚动物的著作（这本书第一次将该国称为“澳大利亚”），这幅蛇类画像夹杂在众多精美彩色插图中。注释内容为：“这条漂亮的蛇……没有毒牙，因此并非毒蛇。”这确实是条漂亮的蛇，但如果有人把后半句当真，那可就要倒大霉了。它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性、肌肉性、凝血性、溶血性毒素，被咬的人应当马上求医。

苏里南响尾蛇，阿诺特•沃斯玛尔，《珍禽异兽图鉴》，阿姆斯特丹，1804年

查尔斯•达尔文评论说：“有些作家认为，这种蛇发出咝咝声是为了在自己受伤的时候警告捕食者离开。”但达尔文并不买账，他认为“显然，猫在准备一跃而起时尾巴末端卷起，是为了警告那只必死无疑的老鼠”。

眼镜蛇，詹姆斯•福布斯，《东方回忆录》，伦敦，1813年

福布斯在《回忆录》里指出，孔雀有时候会吃眼镜蛇，即使是那些“体形极其庞大”的眼镜蛇。

变色角蜥，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当地的一种爬行动物，赫尔曼•施莱格尔，《论角蜥的几个新品种》图1，刊于荷兰期刊《动物学》，阿姆斯特丹，1848—1854年

巨蜥，埃比尼泽•西布利，《博物志分类体系大全》，伦敦，1794—1807年

约瑟夫•班克斯非常重视蜥蜴，将这种形态各异的美丽生物放进了自己的文章里。他解释说：“我选择蜥蜴，这种据说天生喜爱人类的动物……作为永久的提醒—人在为公共利益服务时应该尽职尽责。”

蜥蜴，画家姓名不详，页面标注日期为“1854年10月28日”

页面顶部文字为“意外收获”，底部文字为“1848年10月，在索尔特上校营帐附近的山丘上挖出这只奇特的蜥蜴。索尔特画作的复制品”。将动物尸体装在朗姆酒罐里运输，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对航海途中的水手来说，朗姆酒太有诱惑力，经常导致标本被毁。

火蜥蜴，乔治•肖，《博物集》，伦敦，1789—1813年

传统认为，火蜥蜴能穿过火堆而安然无恙。然而，爱德华•托普塞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他指出，哲学家“会根据道听途说写东西……并用同样的方式推断现在和未来”，又反问读者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角蛙，乔治•肖，《博物集》，伦敦，1789—1813年

这幅图的原版注释不客气地问道：“要是有人问，已知存在的动物里哪种最丑？这里展示的动物或许就是答案。它的畸形和丑陋比苏里南蟾蜍有过之而无不及。”

犀金龟（兜虫，独角仙），“一部包含欧亚美非等地多种昆虫的作品：根据阿姆斯特丹的艾尔伯特•塞巴先生的藏品写生，展现其原有色彩”（手稿集），1728年

最大的独角仙可以长到超过6英寸（约16厘米）长。巨型甲虫最终成了科幻小说里噩梦般的人类大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的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情况恰恰相反。如今，由于人类收集或失去栖息地，很多种独角仙都濒临灭绝。

南洋大兜虫，爱德华•多诺万，《印度昆虫志》，伦敦，1842年

人们看到像这样一幅甲虫图，很难不联想到德国画家丢勒笔下栩栩如生的昆虫，在书页的阴影下谨慎前行。

红翅背蝗，“一部包含欧亚美非等地多种昆虫的作品：根据阿姆斯特丹的艾尔伯特•塞巴先生的藏品写生，展现其原有色彩”（手稿集），1728年

跟同一页的甲虫和蝗虫不一样，这些背蝗看起来更像标本，而不是活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美感的图形。

雌性Shock Shock蝗虫，E.多诺万，《博物学家档案：异域博物志月刊》，伦敦，1823—1828年

这种蝗虫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叫声类似大声缓慢重复“Shock Shock”。多诺万说，这种昆虫从日落开始鸣叫，“声音极其响亮，甚至在距离它隐匿之处一英里外的地方都能听见。”

天堂凤蝶，E.多诺万，《博物学家档案：异域博物志月刊》，伦敦，1823—1828年

蝴蝶极其脆弱，但制作标本不需要填充物或药水。它们有时候会像压制的干花一样从书页间滑落。已知最古老的蝴蝶标本，即从世界各地收集的极具异国风情的战利品，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跟它们短暂的一生相比可谓永恒。

蝴蝶，约翰•奥巴迪亚•韦斯特伍德，《东方昆虫学集锦：印度本土与相邻岛屿稀有美丽昆虫精选》，伦敦，1848年

韦斯特伍德取的书名暗示他的作品是纸版的收藏家标本柜，但这本书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额外目的：“展示在大家眼前的著作旨在以图画形式展现更丰富多彩的类型，希望通过走进印度人家的客厅，引起人们寻找蝴蝶的兴趣，进而为我们的印度朋友提供一份激动人心的工作。”

印度吉拉特地区的蓝蚱蜢、毛虫与金合欢树上的巢，詹姆斯•福布斯，《东方回忆录》，伦敦，1813年

詹姆斯•福布斯在18世纪70年代晚期被任命为巴鲁奇的收藏家。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一群蝗虫“覆盖了长一英里、宽半英里的天空……就像一朵乌云，在花园里投下仿佛日食的阴影，发出像激流奔腾般的声响，它们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经过我们小小的领地”。他是这么描述毛虫的：“金合欢树是毛虫筑巢的精明之选，树枝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巢。这种小生灵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变形期，出于本能建造了在此期间使用的坚固大宅。”

蛾，水彩画，“一部包含欧亚美非等地多种昆虫的作品：根据阿姆斯特丹的艾尔伯特•塞巴先生的藏品写生，展现其原有色彩”（手稿集），1728年

1715年，塞巴机缘巧合地将第一套藏品卖给了彼得大帝，接着开始重新收藏。这一回，他雇了13位画家将藏品永久记录下来，出版了四卷本的《自然图鉴》，前后花了30年时间才完成。遇到不认识的动物时，他就随便编个名字。

蜘蛛，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形图谱》，阿姆斯特丹，1705年

左上角是猎人蛛（白额高脚蛛），前景中两只大的是油彩粉红趾蜘蛛，在德语中意为“食鸟蛛”—这幅铜版画可能就是这个词的来源。该图根据在苏里南绘制的素描创作，展示一只大蜘蛛抓住一只鸟（左侧）。这幅极具异国情调的无脊椎动物大集锦中还有行军蚁（正在袭击一只蜘蛛）和切叶蚁。

鸵鸟，西塔•拉姆绘制的水彩画，摘自一本包含27幅动物与鸟类画像的图集（黑斯廷斯侯爵及夫人收藏，孟加拉），约1820年

黑斯廷斯侯爵是19世纪早期的孟加拉总督，也是这位印度画家的资助人。大英图书馆收藏的另一幅画展示了黑斯廷斯侯爵领头的一列队伍骑在象背上进入勒克瑙城的情景。我们不知道拉姆是怎么画出这只大型非洲鸟类的（鸵鸟并非印度本土动物）。这个样本拥有双重的异国情调，或许还体现了全球化特色。

黑胸蜂鸟，亨利希•鲁道夫•辛兹，《鸟类图志》，莱比锡，1836年

杧果蜂鸟，威廉•斯旺森，《巴西鸟类》，伦敦，1834年

从世界上最大的鸟到世界上最小的两种鸟。鸵鸟的体重相当于48000只蜂鸟。

红极乐鸟

星云极乐鸟，由勒•瓦扬命名，因为这种鸟“白羽如云”。

均摘自弗朗索瓦•勒•瓦扬，《极乐鸟志》，巴黎，1806年

大极乐鸟

丽色极乐鸟

均摘自约翰•古尔德，《新几内亚及巴布亚鸟类》，伦敦，1875年

1862年5月，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向伦敦动物学会描述了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寻访极乐鸟大冒险。他遇到了海盗，许多探险队成员死于痢疾，被丢在无人居住的荒岛上。他（和同行者）的不幸遭遇使他的发现更具价值：“大自然似乎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确保它最珍贵的宝物不因得来容易而失去价值。”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指出，极乐鸟展示了鸟纲中最极端的雌雄个体差异。“雌极乐鸟羽毛暗淡，缺乏装饰，而雄鸟也许是所有鸟类中外表最华丽的，两者从许多角度来看都迥然不同。”它们是自然选择演化机制（性别选择）的关键例证。雌性在潜在的雄性伴侣中选择最“美”的，确保这一特征能代代延续、越来越突出，完全不考虑其生存价值。达尔文的注释带着一抹无意识的辛酸：

“十几甚至几十只羽毛华丽的雄极乐鸟会聚在一棵树上举行比舞大会……正如华莱士先生展示的，整棵树看上去像是堆满了挥舞的羽毛。它们跳舞时极其投入，一名技巧娴熟的弓箭手就能把它们全射下来。”

巨嘴鸟，弗朗索瓦•勒•瓦扬，《极乐鸟志》，巴黎，1806年

勒•瓦扬在描述中指出，在巨嘴鸟死后保存鸟嘴的鲜艳色彩是多么困难。事实上，勒•瓦扬是在科学图解中运用色彩的先驱。

地栖鹦鹉，乔治•肖，《新荷兰动物学》，伦敦，1794年

索尔比为肖制作的这幅生动活泼的铜版画极其出色，因为他是根据从澳大利亚用船运来的羽毛、骨骼和浸在盐水里的标本绘制的。

深蓝吸蜜鹦鹉，理查德•布林斯利•海因兹，《贝尔彻船长硫黄号之旅动物学考察报告》，伦敦，1843—1845年

19世纪晚期，在大西洋两岸的贵妇中间，女帽上极具异国风情的鸟类羽毛掀起了时尚热潮。科学领域的新奇事物再次与自然界和人类世界里的贸易、剥削纠缠在一起。

长尾小鹦鹉，画上标注：来自香料群岛，有母鸡那么大

爱德华兹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因此能自由追求艺术创作。他的资助人是有权有势的收藏家汉斯•斯隆，为他在皇家内科医师学会谋得了一份闲职。爱德华兹跟世界各地的许多博物学家都有来往，还拜在马克•凯茨比门下学习制作版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了一位成功的书籍制作者。

鹦鹉，画上标注：略小于原物；又用铅笔补标：爱德华兹鹦鹉

水彩画原作由乔治•爱德华兹绘制，19世纪上半叶

本土生物

NATIVE

纽因顿桃子上的孔雀蛱蝶，本杰明•威尔克斯，《英国蛾类与蝴蝶及其生活环境》，伦敦，1747—1760年

显然，本杰明•威尔克斯最初画蝴蝶是为了提高绘制画像的技巧，但渐渐被鳞翅目昆虫吸引，进而了解了很多相关知识。他的第一本插图著作只展示了简单的蝴蝶形态，但在这部作品中，他试图展示“它们以之为食并经常栖息的植物、花朵与果实”，以及“成长过程”。这本插图丰富的作品属于奢侈品，价格折合现在的1500英镑。

正如远洋之旅会让一个人对故乡有新的认识，对陌生土地和异域生物的探索也让欧洲人对本地物种有了全新的看法。在此之前，动物只是一个整体概念，没有细分的类别。

过去热衷于记录和鉴别异域生物的博物学家，如今转而关注本土物种。特别是在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开始用图画的方式记录本土生物。或许，拉开一段距离观察原本熟悉的生态环境，会带来科学研究的快感。而且，至少对某些生物来说，完整记录是有可能做到的。画下英格兰所有的哺乳动物，甚至所有的蝴蝶，似乎都是能够达成的任务。增添分类或修正类别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专业行为。

为本土生物绘制画像，还可以让没有经济实力前往海外或找不到资助者的人一饱眼福。记录本土生物是自然哲学和博物学的发展趋势。到19世纪，博物学探索活动开始从社会顶层向下蔓延，乃至中产阶级专家都有可能胜过学术权威。

在19世纪，随着铁路的拓展、识字率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想要亲眼看到动物的画像有极大的需求。特别是在美国，通过鉴别只存在于新大陆的动物和鸟类，人们逐渐形成了国家认同感。随后，英、美两国都出现了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担忧，导致人们无比怀念过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环境，渴望看到尚未遭人破坏的自然环境中的典型物种。

从历史角度来看，对本土生物的关注还促进了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如果没有国家的概念，就不存在所谓的“本土”，而民族国家是近代才出现的。严格的科学分类系统（以林奈分类法为典型）的形成，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后人权和公民意识的提升相呼应。税收、征兵、选举、警察、人口普查等制度都在模仿自然界中的秩序。记录一个国家的所有物种，无疑是另一种划定边界、确定合法性的方式。

如果说最初满足人们对异域生物画像渴望的是鱼类，那么最初满足对本土生物渴望的则是鸟类，而且一直都是鸟类。《英国鸟类志》和类似的书名可能是博物学著作用得最多的。很难解释为什么鸟类在“本土生物”这个类别中如此受欢迎。或许是因为它们能展翅翱翔，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吧。但鱼同样生活在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不过，鱼只能在水中生存，鸟却可以像人一样活在大地上。它们不是被逼飞到空中，而是选择将大地作为暂时的歇脚处，以便再度翱翔于九天之上。或许是因为根据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中世纪基督教理念，鸟类仍然充当着沟通神界和人界的使者。

鸟类还是最常被选为国家标志的生物，它们将本地《博物志》与国家诞生联系在一起。国家标志通常是老鹰，是国家实力和自豪感的象征。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金雕马上被选为全新的国家标志。不过几年后，被更具地域特色也更令人难忘的白头海雕取而代之。英国从未有过国鸟，这或许是因为英国的猛禽大多栖息在较晚加入联合王国且争议不断的苏格兰地区。在2015年的一次非官方投票中，公众选择的是知更鸟。比起19世纪人们倾向于选择的猛禽，知更鸟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味，更适合后殖民时代略带感伤的世界。尽管阿奇博尔德•索伯恩在伦敦求学和居住，但他最出色的画作却是描绘老家苏格兰的鸟类。索伯恩去世后不久，他的画作就被用作世界上最早的观鸟指南之一《英国鸟类观测指南》的插图。

白头海雕，乔治•爱德华兹仿马克•凯茨比画作，19世纪上半叶

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反对将白头海雕定为国家的象征，根据是“这种鸟存在道德缺陷……通常品格低劣，极其懒散……胆小懦弱”。

远古濑鱼，菲利普•亨利•高斯，《水生生物：揭秘深海奇观》，伦敦，1854年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来说，菲利普•高斯的远古濑鱼（现在称为贝氏隆头鱼）是个幸运的发现，因为它们通常生活在较深的水域中。这幅图出现在一部博物学著作中，意味着收藏动物画作已成为一种爱好。

比目鱼

斜齿鳊，均摘自萨拉•鲍迪奇，《大不列颠淡水鱼类》，伦敦，1828年

鲍迪奇的目的是“正确展示单独的鱼……既让博物学家满意，也不冒犯业余爱好者”。在同一时代的评论家看来，鲍迪奇的性别比她的科学成就更值得一提。某位评论家对她的描述是“T.爱德华夫人，已故著名非洲旅行家的遗孀，一位和蔼可亲、举止优雅的女士”。

鲤鱼，手工上色铜版画，F.阿森纳创作，摘自卡尔•冯•梅丁格尔男爵的《鱼类图谱》，维也纳，1785—1794年

在许多东欧国家，鲤鱼是传统圣诞夜晚宴的美食。它们在被宰杀吃掉之前能在家中浴缸里活上一两天。

寄居蟹，乔治•肖，《博物集》，伦敦，1789—1813年

乔治•艾略特的情人、评论家G.H.刘易斯从海边捡了两只寄居蟹带回家，并按照19世纪的风俗将它们养在水族箱里。他给它们取了当时两位著名演员的名字，将其中一只从壳里取出，跟另一只配成一对。

螃蟹，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志》，迪古瑞，1551—1558年

原版水彩画由科尼利厄斯•斯特达斯绘制，这幅版画与同一时期的博物学家纪尧姆•隆德莱创作的另一幅《螃蟹》完全不同。后者现在被认为是疣酋妇蟹。斯特达斯的水彩画展示的可能是现在所说的绵蟹。这种蟹因为身上覆盖着大量短绒毛而显得软绵绵的。然而，绵蟹拥有巨螯，但主图没有展示出这一点。

大西洋露脊鲸、座头鲸，阿奇博尔德•索伯恩，《英国哺乳动物》，伦敦，1920年

在一部国别图册中纳入远洋哺乳动物，无疑是发出了有力的宣言。当时，一个国家的领海只从大陆架向外延伸3海里，而鲸鱼活动的地方要比这远得多。如今，捕鲸仍然与领海控制权的政治争端紧密相连。

海豹，托马斯•彭南特，《英伦动物志》，伦敦，1766年

彭南特是威尔士原住民，也给这只海豹起了个凯尔特语名字：“摩尔洪（Moelrhon），源自‘秃顶或无耳（Moel）’和‘长矛或长枪（Rhon）’。”

河狸，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志》，迪古瑞，1551—1558年

在英国，河狸因其浓密防水的皮毛和分泌的麝香（用于药物）在16世纪被捕至灭绝，后在2009年从国外重新引入，但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土地拥有者担心河狸筑坝的行为会损伤树木，引发洪灾。

左下：水獭，阿奇博尔德•索伯恩，《英国哺乳动物》，伦敦，1920年

20世纪50年代后几十年间，英国的水獭数量急剧下降，主要是因为农药的毒害。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法律的颁布使其数量有所回升。2011年，环境部门宣布水獭已全面回归，几乎每个乡村里都能见到它们的踪迹。

臭鼬，马克•凯茨比，《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与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伦敦，1731—1743年

凯茨比指出，“它会从某个秘密部位放出臭气，周围一大片区域都会沾染恶臭，使人类和其他动物避之不及……尽管如此，印第安人还是将它的肉视为珍馐美味。我吃过，发现味道确实不错”。

黑松鼠，马克•凯茨比，《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与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伦敦，1731—1743年

凯茨比起初不确定它们跟灰松鼠是不是同一类。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他根据它们“进食、沟通和其他”习惯得出结论，黑松鼠确实是独立的物种。

野猪，弗雷德里奇•施佩希特绘制，卡塞尔《博物志》挂图第4幅，19世纪晚期

博物学家托马斯•贝尔在1837年指出野猪“骚扰了欧洲很多地方”。据此可以推测出，他对英国野猪在中世纪灭绝一点也不觉得难过。这幅19世纪晚期的画作（由弗雷德里奇•施佩希特绘制）并没有消除野猪背负的恶名。

成年雄性黇鹿，爱德华•托普塞，《四足兽与蛇类志》（单卷本），伦敦，1658年

托普塞提醒读者，黇鹿就是通常所说的“大角鹿”，因为鹿角上有指状突起。

狼，乔治•肖，《拉维瑞博物馆说明》（包含从已故的艾什顿•拉文爵士博物馆中精心挑选的动物，配有英语和拉丁语描述），伦敦，1792年

根据某些资料，这只斜视、像狗的狼其实是英国最后一匹被人射杀的野狼。不幸的是，就像渔夫的传说一样，关于射杀最后一匹狼的故事版本众多，至今还没有权威说法。有些故事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狼的狂热，可以追溯到詹姆斯•埃德蒙•哈廷的《英国重要历史时期灭绝的动物》。

松貂，托马斯•彭南特，《英伦动物志》，伦敦，1766年

松貂原产于不列颠群岛的偏远地区，彭南特认为它们跟北美松貂是同一种，但现在我们知道它们属于不同种类。彭南特特别强调了北美松貂皮毛的经济价值：每年仅从加拿大销往法国的皮毛就有3万条之多。

獾，威廉•麦吉利夫雷，《英国四足动物志》，贾丁的《博物学家丛书》第十三卷，伦敦，1843年

麦吉利夫雷表示，獾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极为罕见”，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工人阶层流行以猎獾或放狗捉獾为乐。放狗捉獾在1835年被法律禁止，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獾的数量也许已经开始上涨。

野兔，艾莉诺•伊迪丝•赫尔墨，《芭芭拉•布里格斯鸟兽图集》，伦敦，1929年

多愁善感的书名跟书里的水彩插图非常搭调。这只野兔看起来很像家兔，而且不像其他画里的那么活蹦乱跳。

巢鼠，爱德华•多诺万，《英国四足动物志》，伦敦，1820年

巢鼠或许是鼠科里最受人喜爱的成员了，这种漂亮的金棕色小老鼠从不侵入人类家中，只生活在田野里—悲惨的是，它们在收获的季节很容易遭殃。

刺猬，托马斯•彭南特，《英伦动物志》，伦敦，1766年

彭南特告诉我们：“它虽然背负吸食牛奶、弄破乳头的恶名，但它的嘴很小，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几维鸟（鹬鸵），沃尔特•罗瑞•布尔，《新西兰鸟类志》，伦敦，1872—1783年

西部灰大袋鼠，约翰•古尔德，《澳洲哺乳动物》，1845—1863年

随着殖民主义者的信心逐渐增强，展现新大陆物种的书籍纷纷出现。

笑翠鸟，约翰•古尔德，《澳洲鸟类》，1848—1869年

1776年，法国博物学家皮埃尔•索纳拉出版了第一部描述笑翠鸟的著作，暗示他在新几内亚见过这种鸟—但这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可能是，约瑟夫•班克斯和同僚收藏了一只标本，1770年在好望角偶遇时将它交给了索纳拉。这种鸟如今被称为“柯卡布拉”，是威拉德瑞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中对它的称呼。

培根的英国鸟类图表，还原天然色彩，包含在英联邦发现的主要品种，19世纪晚期

这幅精美的图表会让人联想到玻璃彩绘。它以世俗化的形式展现了英国各种鸟类。画面最上方（标题条幅之间）是飞行速度极快的游隼，它的正下方是北方大潜鸟。后者当时俗称为普通潜鸟，在英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容易见到。

黑天鹅，约翰•古尔德，《澳洲鸟类》，1848—1869年

白天鹅，F.O.莫里斯，《英国鸟志》，伦敦，1870年

在近代英国，尤维纳对“一种类似黑色天鹅的稀有鸟类”的描述经常被人引用。1697年在澳大利亚发现确实有这么一种鸟，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哲学反思，证明南半球确实“万物颠倒”。1870年，黑天鹅被西澳大利亚州骄傲地定为澳大利亚个性的象征。

猫头鹰（大雕鸮、角鸮、小角鸮），弗朗西斯•威路比，《弗朗西斯•威路比鸟类图谱》，伦敦，1678年

这本书被认为是最好的将鸟类系统分类的著作之一。威路比笔下的角鸮似乎是现在所说的欧亚雕鸮。他声称在约克郡看见过一只，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他的通信伙伴弗兰西斯•索普应该是从欧亚大陆上抓到这只鸟的。

雪鸮，J.G.柯尔曼斯创作的套色石板画，摘自约翰•瑙曼的《中欧鸟类志》，格拉-翁特姆豪斯，1905年

雪鸮偶尔会在苏格兰极南部出没（虽然这种情况越来越少），成为苏格兰的标志性鸟类，并与英格兰的标志性鸟类形成了鲜明对比。

鸬鹚，科尼利厄斯•诺兹曼，《荷兰鸟类》，阿姆斯特丹，1770—1829年

这部巨著由两代画家花了近60年时间才完成。他们承诺书中的插图都是“写生”，并通过“画中画”（正如这幅图中所展示）的形式将版画提升到展现生命形态的高度。

鹈鹕，约翰•J.奥杜邦，《美国鸟类》，伦敦，1827—1838年

出于某种原因，动物界中的鸟类经常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奥杜邦笔下的每只精美标本都可以视为其祖国—美国的标志。这只鹈鹕昂然伫立，从黑暗的背景中跃然而出。

凤头䴙䴘（成年䴙䴘和经过二次换羽的幼年䴙䴘），普里多•约翰•塞尔比，《英国鸟类图谱》，爱丁堡，1825—1833年

新西兰殖民地总检察长威廉•斯文森认为这部收集了222幅彩图的著作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关于大不列颠鸟类最精美也最昂贵的作品”。塞尔比绘制的许多画作背景和装饰物都寥寥无几，跟维多利亚时代充实、丰富、美观的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苍鹭，乔治•格雷夫斯，《英国鸟类》，伦敦，1821—1822年

格雷夫斯承诺在他的三卷本著作中集齐了英国所有已知鸟类。

扉页，欧金尼奥•贝托尼，《伦巴第鸟类志》，米兰，1865—1871年

伦巴第在1859年被澳大利亚割让给拿破仑三世，被纳入刚刚形成的意大利，这个过程在1866年完成。这本书证明了伦巴第王国在这一民族国家变动时期的历史疆域。

麻鳽，托马斯•彭南特，《英伦动物志》，伦敦，1766年

托马斯•比维克在彭南特之后30年出版了自己关于英国四足动物和鸟类的著作。他为这种栖息于沼泽、叫声嘹亮的鸟儿取了许多传统的英国名字，比如狗叫鸟、痛苦流浪汉和沼泽鼓。

深红玫瑰鹦鹉，约翰•古尔德，《澳洲鸟类》，1848—1869年

跟许多澳大利亚物种（比如笑翠鸟）一样，深红玫瑰鹦鹉也被引进了附近的国家，包括新西兰和诺福克岛。这种做法展示了对土地和鸟类的所有权，界定了什么才是本土生物。

红腹蓝矶鸫，约翰•古尔德，《大不列颠鸟类》，伦敦，1873年

将这种鸟纳入本土生物是一种极其乐观的行为，因为它在欧洲北部极为罕见。这种鸟主要生活在欧洲南部和中亚地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过冬。

鸟蛋，约翰•弗雷德里奇•瑙曼，《中欧鸟类志》，德累斯顿，1880—1881年

收集鸟巢和鸟蛋是19、20世纪的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热潮。这种爱好的好处是可以将样本带回家中，对照图片进行辨认，这样就不用把观鸟指南带到野外了。至少在19世纪，观鸟指南还是高端出版物。

苇莺的巢与蛋

鹪鹩的巢与蛋均摘自F.O.莫里斯，《英国鸟巢与鸟蛋图鉴》，伦敦，1853—1856年

莫里斯从小就热衷于收集鸟类和昆虫，成年后担任乡村牧师，为孩子和成人写了许多博物学著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关于鸟类和昆虫的作品（含蓄地鼓励人们收集这些东西）或许跟他晚年投身的鸟类保护事业背道而驰。

松鸡，阿奇博尔德•索伯恩，《英国鸟类》，伦敦，1915—1918年

尽管阿奇博尔德•索伯恩在伦敦求学和居住，但他最出色的画作却是描绘老家苏格兰的鸟类。索伯恩去世后不久，他的画作就被用作世界上最早的观鸟指南之一《英国鸟类观测指南》的插图。

紫翅椋鸟，约翰•杰拉尔德•克鲁曼斯绘制，摘自托马斯•利特顿•波厄斯•里尔福德男爵的《不列颠群岛鸟类图鉴》，伦敦，1885—1897年

椋鸟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原产于欧洲和亚洲，后成功定居异乡，遍及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福克兰群岛、南非和斐济。

红翼鸫和布谷鸟，托马斯•比维克，《鸟类与四足动物通史》，费城，1824年

《夏天来了》（13世纪晚期）是已知最古老的英语歌谣。欢快的拟声词不断重复，将气氛推向高潮。拟声部分模仿的是英国夏日最受人喜爱的鸟叫声：

布谷鸟唱得多欢喜

布谷、布谷

你唱得可真好

千万别停下来

唱呀布谷，唱呀布谷

唱呀布谷，唱呀布谷

黄嘴凤头燕鸥（与螃蟹），约翰•奥杜邦，《美国鸟类》，伦敦，1827—1838年

当时，黄嘴凤头燕鸥的物种现状刚刚遭到质疑。它非常类似小白嘴端凤头燕鸥，而且两者还在逐渐融合。在这本书涉及的时期，物种经常这样被创造或取消。

跳岩企鹅（凤头黄眉企鹅）与小蓝企鹅，瓦尔特•劳瑞•布勒，《新西兰鸟类志》，伦敦，1872—1873年

布勒在新西兰土生土长，生于北岛北端的康沃尔传教士家庭。为了给研究筹集资金，他将皮毛收藏品卖给了殖民地博物馆，却被“令人不舒服且难以接受”的恶评缠身，被敌人蔑称为“不过是个皮毛商人”。

角嘴海雀，阿奇博尔德•索伯恩绘制，摘自托马斯•利特顿•波厄斯•里尔福德男爵的《不列颠群岛鸟类图鉴》，伦敦，1885—1897年

阿奇博尔德•索伯恩是著名鸟类画家，与鸟羽联盟（Plumage League）和后来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密切合作。为了抵制杀鸟装饰衣帽的行为，索伯恩及其画作买家提出了一个理念：画像可以作为活体样本的仁慈替代品，而不是某次狩猎成功的纪念品。

斑纹埋葬虫

红尾蜂

玳瑁斑蜻蜓

均摘自爱德华•多诺万，《英国昆虫图志》，伦敦，1793—1813年

多诺万完成十六卷本关于英国昆虫的巨著后不久，昆虫学家威廉•柯比抱怨自己的祖国对昆虫的关注极其有限：昆虫学总是受到嘲弄，被视为“微不足道、毫无用处的孩子把戏”。不难想象多诺万对这种评论会有什么看法。

红天蛾，艾里扎•阿尔宾，《英国昆虫志》，伦敦，1720年

这种体形巨大、色彩鲜艳的飞蛾或许是外形最具异国情调的英国本土蛾类。阿尔宾令人震惊地将幼虫画得比成虫体形更大，并在画面里占据主导地位。

侍从，卷首插图，摩西•哈里斯，《英国飞蛾与蝴蝶志》，伦敦，1766年

哈里斯12岁时申请加入英国昆虫学会，但由于缺乏“精准判断力”遭到拒绝。这幅画古怪的标题或许暗示了哈里斯对鳞翅类的臣服。这也许是个双关语，既指侍从也指侍从蛾（枯叶蛾）。这种蛾得名于幼虫有条状斑纹，看上去很像男仆的制服。如果是指侍从蛾，那么这种联系绝不是偶然的。这种蛾是“最有害的昆虫之一”，在幼虫阶段对果树危害极大。

小红蛱蝶，摩西•哈里斯，《英国飞蛾与蝴蝶志》，伦敦，1766年

哈里斯指出，这种蝶是19世纪10年代末潮湿阴冷的夏天最大的胜利者，因为其他大多数蝶类都遭遇了悲惨命运。

幼虫与蛹，詹姆斯•邓肯，《英国蝴蝶》，《博物学家丛书》昆虫学第3卷，爱丁堡，1835年

这本关于蝴蝶的作品是威廉•贾丁和威廉•利扎野心勃勃的《博物学家丛书》中的一卷，也是第一部为插图配上英文名，而不是将名字藏在附文里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这幅幼虫图，标题仅仅是“幼虫及其他”。图中展示了：

（1）燕尾蝶的幼虫；

（2）黄纹豆粉蝶的幼虫；

（3）山楂绢粉蝶的幼虫；

（4）山粉蝶的幼虫；

（5）绿豹蛱蝶的幼虫；

（6）紫闪蛱蝶的幼虫；

（7）白蛱蝶的幼虫；

（8）苹灰蝶的幼虫；。

约翰内斯•约翰斯顿斯《昆虫志》扉页，缅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图斯•梅里安绘制，1650—1653年

雕刻家兼出版家大马图斯•梅里安是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的父亲，他在玛丽亚很小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他显然不像女儿那样重视写生，在同一幅画中描绘了不少于8种不同的物种。

蝴蝶，詹姆斯•巴布特，《林奈分类法英国昆虫图谱》，内文为英法双语，伦敦，1781年

蝴蝶的排列方式模仿收藏家的标本柜。翅膀没有展开、看上去不太协调的9号是鬼脸天蛾，也就是英国本土最大的蛾类。

蝗虫、飞蝗，爱德华•多诺万，《英国昆虫图志》，伦敦，1793—1813年

1748年，在伦敦附近出现了几小群飞蝗（因《圣经》中的蝗灾而闻名），根据当时作家的描述，它们“引起了不少恐慌”。没有样本保留下来。1799年9月，多诺万受艾尔斯福德夫人委托，在沃里克郡的一片麦田里找到了这一只。他认为，要不是在途中受伤，并由于长期关禁闭而渐渐虚弱，它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昆虫，雅克布•霍夫纳格尔，《飞虫图谱》，阿姆斯特丹，1630年

这幅合成图像展示了栩栩如生、带有阴影的昆虫样本，将霍夫纳格尔与德国艺术大师丢勒和“如实呈现”的绘画标准联系在一起，彻底击败了古板的中世纪插图。霍夫纳格尔是第一位关注昆虫并将其作为作品主体的画家。他将这本书描述为“画家的图案集或样板，展示了16幅图，包含340只昆虫，大多比实物要大”。这是关于这一伟大物种最早的印刷品。

甲虫，爱德华•多诺万，《英国昆虫图志》，伦敦，1793—1813年

锹形虫，詹姆斯•巴布特，《林奈分类法英国昆虫图谱》，伦敦，1781年

英国有4000多种不同的甲虫，其中锹形虫是最壮观的。

蜘蛛，艾里扎•阿尔宾，《蜘蛛志》，1793年

阿尔宾“历经艰辛和磨难”，为这部作品收集了近200种蜘蛛。读者只需多付一点钱，就能获得一部展现每种蜘蛛“本色之美”的彩图版。

小菊头蝠，爱德华•多诺万，《英国四足动物志》，伦敦，1820年

长耳蝙蝠，威廉•麦吉利夫雷，《英国四足动物志》，贾丁的《博物学家丛书》第13卷，伦敦，1843年

自从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之后，吸血蝙蝠的传说就在欧洲各地流传。到18世纪晚期，蝙蝠已经跟其他哥特元素混在一起。蝙蝠天生就喜欢栖息在古老建筑里，比如破旧不堪的城堡和教堂（因此人们经常看见它们飞过坟墓上空），这为其增添了一分令人毛骨悚然的吸引力。这两页上的蝙蝠尽管出现在博物学著作中，但画面背景都没有脱离传统。

卷首插图，奥古斯特•约翰•勒泽尔•冯•罗森霍夫，《蛙类志》，纽伦堡，1758年

图中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拉丁文箴言意为“最伟大的奇迹可能来自观察微小事物”，博物学家们一直虔诚地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蛙，奥古斯特•约翰•勒泽尔•冯•罗森霍夫，《蛙类志》，纽伦堡，1758年

蛙类是最常见的生物，在磨坊的贮水池里繁衍生息。书中收集的各种蛙被博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认真研究。作为像昆虫一样有变形阶段的脊椎动物，蛙类构成了自然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将低等动物（无脊椎动物）与高等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和鸟类）连接起来。

蛙，乔治•爱德华兹、E.科克斯等，《两栖动物与爬行动物》（素描与水彩画集），18世纪上半叶

这些插图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因为它们似乎展示了活生生的青蛙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而是准备好要进行解剖甚至是活体解剖的。青蛙很早就成为研究呼吸传导和神经传导的试验品。

家养生物

DOMESTIC

格陵兰猎鹰，赫尔曼•施莱格尔与亚伯拉罕•亨里克•沃斯特•德•伍夫豪斯特，《猎鹰训练术》，莱顿，1844—1853年

《猎鹰训练术》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美的关于猎鹰的作品，现在已经极为稀罕。这本书凸显了为动物画像的高难度和艺术性，勾线、雕版、套色印刷或手工上色，每个步骤都是分开进行的，每一步都需要精湛的技艺。然而，名利双收的却是文字作者，有时插图画家连名字都不会被提及。这本书告诉我们，17幅插图均由桑德兰、伍尔夫、阿莱斯和“其他画家”绘制并雕版。其中伍尔夫的首字母都被写错了，这或许暗示着画家缺乏应得的公众认可。

人类的生物和文化史与其他物种紧密相连。狗、羊、鱼、蜜蜂都属于被人类驯服、喂养、食用、养殖的家养生物。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对家畜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用21世纪的眼光来看，他举的一些例子令人难以想象。比如，他提到了骨螺蜗牛，它们身上能提取出仅供皇族衣袍的紫色染料，因而身价不菲。老普林尼详细描述了鱼类和牡蛎的养殖方法，指出最普遍的问题在于主人会对鱼产生感情。

尽管家畜跟人类有更深的羁绊，但为这些跟我们比邻而居的生物画像的工作，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动物。家畜甚至比本土生物还不受科学家和画家关注，直到它们的特性被拿来跟异域生物作比较，或者从全新角度进行观察。

在17世纪的意大利，猞猁之眼学会运用刚出现的显微镜观察蜜蜂，在这种如今已被人熟知的“长毛、多舌、复眼”生物身上找到了新的乐趣。老普林尼也提到过养殖蜜蜂。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为人类的生活提供范本，影响着人类城市和政体的构建。过去人们认为，蜜蜂由蜂王统治，辛勤工作，有序生活，共享甜蜜的劳动果实。近代人和现代人同样敬重并模仿这些古老而神奇的家养生物。然而，蜜蜂不太容易套用“写生”的艺术准则，因为要在画纸上呈现蜜蜂，必须人为地将其放大。从本质上说，它们跟鸟类、爬虫和哺乳动物大相径庭。

历来与贵族紧密相关的物种，在鲜有图像记录的家养生物中算是特例。驯鹰和游猎作为贵族的消遣，一直在艺术界占据一席之地。珍贵的鸟类和猎犬时常跟人类一同出现在画作里。关于猎鹰的图书和画像极为精美昂贵，展示了精心驯养的猎鹰的价值。《猎鹰训练术》（Traité de Fauconnerie，1844年）就是有史以来最精美的动物图书之一。

在农业革命时期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对农业有贡献的动物理应得到国家和科学界的重视。社会上的肖像画家开始为牛马画像，解剖学家则开始以平等态度对待家畜的遗体。托马斯•比维克的《四足动物通史》原本是写给孩子们看的，里面既有家畜，也有野生动物。书里的插图先是介绍人们比较熟悉的动物，比如牛、马、猪、驴等，然后渐渐扩展到类似的异域生物，最后是珍禽异兽（长颈鹿、貘、河马等），但仍然沿用家养生物的框架，比如将狮子称为“类似猫的动物”。

到19世纪，就像对本土生物燃起兴趣一样，博物学也开始关注家养生物。养鸽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19世纪的伦敦出现了许多养鸽俱乐部，达尔文是其中两家的会员。他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观点，在饲养鸽子的过程中就已初现端倪。尽管现存的20余种鸽子看上去截然不同，但饲养者却清楚它们同出一源。这种人工养殖的过程，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地球上众多物种的“自然选择”。多亏达尔文的著作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科学界限，家畜如今也被纳入了博物学的研究范畴。首诗是这样的：朴素老妇，妙龄女仆，青翠树荫下，养蚕弄茧忙。小虫已逝，妙作留存，英国织布机，不愁原料了。

美利奴绵羊，F.施佩希特雕版，卡塞尔《博物志》挂图第9幅，19世纪晚期

约瑟夫•班克斯在1802年给英国皇家植物园（当时是英王乔治三世的私家花园）引进了美利奴绵羊，试图提升英国的羊毛产量。在澳大利亚驯化美利奴绵羊要成功得多，不过这对当地人和当地动植物造成了巨大影响。

蜜蜂与蜂巢，原版水彩画（献给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手稿），16世纪

托马斯•莫菲特1634年出版的《昆虫：小型生物剧场》扉页的版画就是根据这幅水彩画创作的。在18世纪，蜜蜂作为人类社会的标杆而享有盛名。这幅画展示了它们辛勤劳动，为蜂群存储口粮，简直让人无法挪开视线。伯纳德•曼德维尔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副标题是“舍私人小利，谋公共利益”，亚当•斯密斥其为“完全有害”。蜜蜂的道德动机引出了许多问题：它们劳动是为了追求公共利益，还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蜜蜂与蜂窝（工作与玩乐，“如果一年到头都是假日，岂不像连日工作般无聊”），路易莎•M.巴更，《昆虫生活片段》，伦敦，1867年

到19世纪，蜜蜂引出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渐渐退化成了对个人道德的吹捧。

蜜蜂（蜂后、工蜂、雄蜂），塞缪尔•拜斯特，《养蜂》，伦敦，1834年

到19世纪末，人们的质疑主要针对雄蜂（画面最下方）。它们消耗了蜂巢中的大量食物，但除了在繁殖过程中暂时发挥作用，其他时候基本毫无价值。19世纪末的评论家拿它们跟人类社会的寄生虫作比较—至于如何判断谁是“寄生虫”，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个人偏见（比如反犹主义者、禁酒主义者等）。

桑叶、蚕、茧与两只蛾，水彩画，疑为西塔•罗姆绘制，黑斯廷斯图集，约1820年

历史学家本•马什在描述新美国殖民地的生活时，描述了田园牧歌般的养蚕图景。有一首诗是这样的：

朴素老妇，

妙龄女仆，

青翠树荫下，

养蚕弄茧忙。

小虫已逝，

妙作留存，

英国织布机，

不愁原料了。

伦敦花式金丝雀，W.A.布拉克斯顿，《英国与国外金丝雀与笼养鸟图谱》，伦敦，1877—1880年

学者在一幅15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油画中发现了一只可能是金丝雀的小黄鸟，暗示在此之前意大利就出现了对这种大受欢迎的鸟儿的选育。康拉德•格斯纳在1555年描述了一种来自意大利的特殊的黄色金丝雀，说这种特别选育的鸟儿被运往德国。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选育是最先出现在德国的。

红斑球胸鸽，罗伯特•富尔顿，《鸽类图谱》，伦敦，1874—1876年

环鸽，扉页，普里多•约翰•塞尔比，《鸟类图谱》，贾丁的《博物学家丛书》第5卷，爱丁堡，1835年

这种家鸽的惊人变种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的重要类比（人为/自然选择）提供了证据。达尔文加入了伦敦的两家养鸽俱乐部，养过所有能弄到手的鸽子品种。他指出，球胸鸽“身、翼、腿颇为修长，嗉囊异常发达，充气后极其漂亮，会令人惊叹或惹人发笑”。

扉页，乔治•特伯维尔，《猎鹰之书：贵族与绅士的游猎》，伦敦，1575年

在这本书的某些插图里能看见一位高贵的女士，她显然是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放鹰行猎都是绅士的运动。在19世纪，这项运动仅限男士参加。

卷首插图，亚伯拉罕•亨里克•沃斯特•德•伍夫豪斯特，《猎鹰训练术》，莱顿，1844—1853年

《猎鹰训练术》的卷首插图展示了猎鹰不仅出现在狩猎场上，还会出现在牌桌旁甚至是教堂里。

雉鸡，贝弗利•罗宾逊•莫里斯，《英国猎禽与野禽》，伦敦，1895年

打雉鸡，亨利•托马斯•阿尔肯，《大不列颠国民运动》，伦敦，1903年

在英国的古罗马遗迹中能发现雉鸡，虽说人们都怀疑这些禽类是乡间饲养的。撒克逊人关于这种鸟的记录颇具争议，许多人认为他们指的是松鸡。在诺曼征服（1066年）的前后一个世纪里，原产于亚洲的雉鸡在英国开始被广为人知。从那时起，它们就成了英国乡间的主要经济支柱，也是人们最爱狩猎的禽类。由于经过烹饪前的准备工作，雉鸡和其他禽类的骨骼难以区分，它们还在考古学记录中引发了不少问题。

犬

指示犬均摘自希德纳姆•蒂克•爱德华兹，《英国犬种图谱》，伦敦，1800—1805年

希德纳姆•蒂克•爱德华兹是著名的动物插画师，我们可以从他关于犬类的作品中感到浓浓的爱意。他将犬类与英国的历史紧密结合，写道：“英格兰一直以出类拔萃的犬类闻名于世。”不过，历史学家哈列特•利特沃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犬种在爱德华兹作品出版一个世纪后才出现。

纽芬兰犬，F.施佩希特制版，卡塞尔《博物志》挂图第6幅，19世纪晚期

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马戏演员“千犬拿破仑”据说是一只纽芬兰犬。它因为能驮人，就此踏上了马戏生涯，被训练出能够拼写“天佑女王”。

猫，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志》，迪古瑞，1551—1558年

苏格兰女王玛丽根据这幅画绣过一只猫。

家猫，丹尼尔•吉拉德•艾略特，《猫科动物或家猫图鉴》，纽约，1878年

猫渐渐从巫婆的仆人变成了极有魅力的家庭伴侣，这幅画表现的显然是后者。

荷兰兔，伦纳德•U.吉尔，《兔之书》，伦敦，1881年

最新的基因科学研究成果显示，过去1500年里的所有家兔都源于同一祖先，即法国的一种野兔。这一研究成果加上历史记录，证明驯养家兔源于法国修道院。兔子是非常热门的宠物，正如这本书暗示的，人们培养了许多兔种以供展示。但大多数人养兔子是为了吃，而不是作为伴侣。

火鸡，艾里扎•阿尔宾，《鸟类志》，伦敦，1738年

火鸡是至少2000年前在中美洲（很可能是玛雅人）被驯化的。它的英文名Turkey为什么会跟首都是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国家（土耳其）相同，至今仍是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语的起源。土耳其人将火鸡称为“印地”（Hindi），或许是犯了跟英国人将美洲土著称为“印第安人”同样的错误。

家养番鸭与青蛙，印度画家绘制的《博物志图集》，穆尔希达巴德与加尔各答，约1806—1810年

番鸭和青蛙虽然从动物学角度来看大相径庭，但它们在英国本土的池塘里都很常见。

杜金鸡，马丁•道伊尔，《家禽图谱》，伦敦，1854年

鸡，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鸟类志》，博洛尼亚，1646年

家鸡跟人类的关系错综复杂，可以写出一部漫长的文化史。意大利自然哲学家阿尔德罗万迪的《鸟类志》里有十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关于鸡的。他还提到，鸡除了能提供肉和蛋，还具有药用价值：“人身上的哪种疾病不能从鸡身上找到良药？”鸡汤确实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好处。

老林肯羊，戴维•洛，《不列颠群岛家畜育种》，伦敦，1842年

“老林肯”是羊的一个品种，适合低地而非高山。因此，它浑身长满浓密厚重的长毛，适合纺成结实柔软的毛线，进而织成羊毛衫。正是这个原因，戴维•洛认为像老林肯羊这样的英国绵羊占有绝对优势。

1.雅各羊2．冰岛羊角3．克里特羊角埃比尼泽•西布利，《博物志分类体系大全》，伦敦，1794—1807年

作为占星家、共济会会员和催眠术士，西布利不是当时寻常的博物学家。他相信，最新的科学发现可以振兴魔法和炼金术。这些偶蹄类动物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但图上的附文却相当普通，完全是陈述事实。

羊驼，《埃德温•兰西尔雕版，J．H．巴罗注释的动物特征素描》，伦敦，1832年

托马斯•兰西尔因其铜版画和蚀刻版画享有盛誉。显然，他是在伦敦动物学会附属的动物园里绘制这个标本的。该动物园创办于3年前，但当时尚未对公众开放。若干年前，兰西尔的哥哥，画家埃德温•兰西尔，就住在动物园附近的摄政公园。

羊驼，亨里克•布劳威尔，《美洲智利王国之旅》，伦敦，1732年

羊驼，菲利普•鲁特利•斯克莱特，《约瑟夫•沃尔夫为伦敦动物学会绘制的动物素描》，伦敦，1861年

最新科学研究显示，距今6000—7000年前，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一带，人类就开始驯养羊驼了。DNA证据显示，尽管羊驼是杂交品种，但它是骆马的后代，而不是像人们之前认为的是原骆的后代。基于这个原因，人们修改了它的现代种名。

古英国猪，尼克森先生根据希尔斯先生的一幅油画绘制，戴维•洛，《不列颠群岛家畜育种》，伦敦，1842年

跟其他品种比起来，这种驯化后的猪体形庞大而动作敏捷。洛看着它，被深深打动了。他写道：“关于这头狂野而孤独的动物的习性、胆量、力气的逸事，就跟博物学著作上的事实一样有趣。从生理学意义上看，驯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它的个性。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它竟然愿意抛弃自然本能，接受人类的束缚。”

“一头漂亮的约克郡奶牛，诺丁汉郡奥斯伯顿的A.F.福尔贾姆先生饲养，科特先生的公牛所生，售价500畿尼。”乔治•加拉德，《不列颠群岛常见公牛图谱》，伦敦，1800年

将一个时代的价钱换算成另一个时代的价钱，是相当困难的事。不过，这头动物的售价500畿尼约等于现在一辆高端豪车的价格。图上的说明文字还颇有帮助地给出了如下重要数据：“肩高4英尺10英寸（约合1.5米），身长7英尺2英寸（约合2.2米），胸围8英尺（约合2.4米），小腿长8英寸（约合0.2米）。活畜重168英石9磅（约合2.1吨），四肢重98英石11磅（约合1.3吨），脂肪重11英石11磅（约合150斤）。12岁。”

瘤牛，水彩画，韦尔斯利侯爵的《博物志》画作藏品

如今被划分为Bos taurus indicus的瘤牛原产于东南亚，但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传入埃及。跟欧洲牛比起来，这种牛非常耐热，但产奶量较少，肉质较差。

奇林汉姆牛，托马斯•比维克为威克里夫的马默杜克•唐斯特所做的木版画

农业革命使许多动物名噪一时。当时，博物学画像通常融合了若干样本的特征，而本书纪念的是个体—有名的动物。图中是来自达勒姆附近的“霍顿利斯普林公牛”，草饲，重200石（1270千克）。

“古英国黑马，种马，父辈为老黑腿马，祖辈为丹斯利母马，英国德比郡奥米斯顿的布鲁姆斯先生繁育”。戴维•洛，《不列颠群岛家畜繁育》，伦敦，1842年

洛推断这种马原产于欧洲和近东地区。罗马人用这种马，入侵罗马的蛮族也用这种马，当时“北方的大黑马成了毁灭的工具和恐怖的象征”。

“克莱兹代尔马，7岁种马，洛先生的财产，泽特兰湾爱丁堡附近的莫顿，霍普敦伯爵阁下财产”。戴维•洛，《不列颠群岛家畜繁育》，伦敦，1842年

克莱兹代尔马是一种挽车马。力气大使这种马非常实用，而纯种马往往欠缺这一点。这似乎正是洛在这幅画中展现的。关于家畜血统和遗传的问题，为关于人类演化的争论做了铺垫。

展示已故名马“日蚀”精确身体比例的几何图形，查尔斯•维亚尔•德•圣贝尔，《兽医艺术要素》，伦敦，1797年

这幅画展示了一匹保持不败纪录的18世纪英国纯种赛马。它每个部位的比例都极其完美，让人不禁联想到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著名男性裸体画《维特鲁威人》。这匹马在赢得大约350场比赛后退役，它的解剖学结构是极有价值的资料，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日蚀”是坎伯兰公爵繁育的。所有的英国纯种马，包括“日蚀”在内，都可以追溯到17至18世纪英国引进的三匹阿拉伯种马。

观赏金鱼(1)，艾德姆•比拉德森-索维尼，《中国金鱼志》，巴黎，1780年

数千年来，不同种类的鲤鱼（属于鲤科）被人们养殖和食用。基因变异导致属于鲤科的鲫鱼体表呈金色（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金鱼），早在中国晋代（265—420）就有相关记载。历史记录特别提到，这一变异品种后来顺利繁衍下去。

鲤鱼，彩色铜版画，艾里扎•阿尔宾根据罗杰•诺斯的画作制版，《鱼与鱼塘》，伦敦，1825年

(1)　原文如此，但图中似乎是锦鲤。—译者注

怪异生物

PARADOXICAL

章鱼，乔治•肖，《博物集》，伦敦，1789—1813年

海洋无疑是个令人恐惧的地方，巨型鱿鱼和巨型章鱼的传说就是这类恐惧的体现。1802年，法国博物学家皮埃尔•丹尼斯•德•蒙特福特推测这两种生物是存在的。这幅摘自同一时期英国作品的图无疑是真正的噩梦之源。章鱼的触手挤满页面，害羞似的缠在一起，但预示着马上就要逃脱。

从中世纪开始，作家和插画师就对半人半兽的怪异生物颇感兴趣。这些怪兽源于古典神话（出现在老普林尼的作品中），被基督徒用于展示上帝造物的多样性。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于1573年出版的名作《怪兽与奇迹》（On Monsters and Marvels）就展现了这种强烈的好奇心—人类生来就有一部分动物特性。在近代书籍中，有一大堆半人马和羊人，还有各式各样的教士鱼。

早期动物书籍里出现这些生物并不奇怪。爱德华•托普塞在1607年出版的《四足兽志》中绘制的拉弥亚（希腊神话中人首蛇身的女妖）就有着锋利的脚爪、人类的胸乳和女性的面庞，身上披满鳞片。而几百年前格斯纳笔下的拉弥亚，明显是一只鲨鱼—或许还是大白鲨—至今仍是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

或许有一段时期，新大陆发回的报告能证明这些生物的存在。在近代，为了从博物学收藏的热潮中捞点油水，精明的水手和当地居民联手，将不同动物的身体部位缝合起来，制造出能换钱的“真实”怪兽。例如，把猴头和鱼尾缝在一起，就造出了传说中的美人鱼。

林奈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统》（The System of Nature）最初的几个版本包含“怪异生物”这个类别，就是为这些难以界定的生物准备的。他这么做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将真实存在的生物和传说中的怪兽并列似乎挺奇怪。但在林奈看来，一本关于野兽的书里没有这些传统生物是无法想象的。另外，林奈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神学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传说中的生物无论是否真实存在，都必须纳入考量。此外，还要考虑到当时的流言、报告和画像。汉堡地区似乎存在九头蛇，跟《启示录》里描述的非常相似。南美有一种蛙被证实可以变身为鱼。林奈充满质疑精神地指出，某种两栖动物头上的角其实是鼬鼠的牙齿。这意味着，他的作品有助于读者分辨哪些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哪些是诺亚方舟传说中出现的怪异生物。他写道：“只要一种生物的活体或尸体尚未被发现，也不曾被人翔实完整地描述，就无法断言其是否真实。”

另外一些令人作呕、奇形怪状的生物也属于难以界定的动物。无论是研究考察，还是用画像呈现，都是艰巨的挑战。邪恶生物都不受待见，比如令人厌恶的老鼠、蛆虫和虱子。在中世纪和近代，这些病态堕落的生物被视为恶魔的化身。撒旦虽然无法造出上帝的杰出造物，却能像《出埃及记》里法老手下的魔法师一样，用魔法变出虚假的怪兽。老鼠、青蛙和昆虫是他的主要作品，那些与正常生物迥然不同、难以归类的物种也是他的造物。罗伯特•胡克笔下的巨型跳蚤虽然并不邪恶、完全是自然的产物，却让我们的内心备受震撼，也让人类的优越感备受考验。

即使是在现代解剖学的框架确立后，从自然界获取的新奇样本仍然让我们备受考验。卵生的鸭嘴兽让人困惑不已，有些异域生物同样令人头疼。达尔文对藤壶长达7年的研究就体现了解剖学的困境：藤壶不久前刚从“软体动物”被重新划为“节肢动物”，亟须开展全新的研究。它们奇特的生理构造，特别是不合常理的性别模式，让达尔文不知所措。他发现，有些雄性藤壶竟然寄生在雌雄同体的藤壶身上。在1851年出版的《蔓足纲》（A Monograph on the Cirripedia）一书中，他凭借本能的怀疑宣称“这些多变的生物根本不可能属于同一物种”。

藤壶怪异的寄生方式和性别模式让达尔文震惊不已，这展示了大自然不可捉摸的特性。时至今日，动物界仍然在印证（有时是质疑）人类的进化过程。在后达尔文时代，科学家和户外工作者都在搜寻进化链中“断裂的一环”。那是终极的怪异生物，也是从动物过渡到人类的关键节点。

竹节虫，约翰•奥巴迪亚•韦斯特伍德，《东方昆虫学集锦：印度本土与相邻岛屿稀有美丽昆虫精选》，伦敦，1848年

竹节虫（Phasmatodea）这个名字就暗示着怪异的状态。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幽灵（apparition）或鬼魂（Phantom），指这种昆虫通常会模拟竹子或树叶。1859年，韦斯特伍德制作了一份目录，名为《大英博物馆藏品中的直翅类昆虫》，包含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竹节虫名录，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被人描述。

独角兽，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志》，1551—1558年

《博物志》画作的一大挑战就是展现实体大小。这幅独角兽的画像非常小，只有28英寸（约71厘米）长，这是因为公元前15世纪作家克特西亚斯在关于印度的书里就是这么描述的。它们在整个中世纪都必须保持这个体形，不然处女要怎么把它们抱在膝盖上呢？毕竟所有资料都显示她们会这么做。

蝎尾狮，爱德华•托普塞，《四足兽与蛇类志》（单卷本），伦敦，1658年

作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怪兽，蝎尾狮被托普塞描述为“体形庞大，强壮有力，狮爪、人面、人耳”，还拖着一条蝎子似的尾巴，尾端通常长有毒刺。这幅图上看不太清楚的是它的牙—上、下颚各有三排利齿。

拉弥亚，爱德华•托普塞，《四足兽与蛇类志》，伦敦，1658年

托普塞的书里没有比拉弥亚更奇怪的生物了。他这么写道：“她们看到男人时，会袒胸露乳，用自己的美貌引诱其靠近，然后将其杀死吃掉。”可惜这幅画并没有展现出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五足鸡与双头鸟，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鸟类志》，博洛尼亚，1646年

阿尔德罗万迪声称画中的五足公鸡生于公元前125年。这本书里还有许多怪物样本，其中有一些他曾亲眼所见……

鸡身蛇尾怪，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鸟类志》，博洛尼亚，1646年

……包括这一只。它住在托斯卡尼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宫殿里。阿尔德罗万迪回忆说：“它恐怖的模样会让勇士都胆战心惊。”

飞鱼4号，理查德•布里根斯，《西印度景致》，伦敦，1836年

老普林尼在公元77—79年出版的《博物志》中提到了一种叫作“海鸥”的鱼。这种鱼能飞，与同名的鸟类极其相似。至于他究竟指的是哪种生物，近代博物学家一直争论不休。

飞鱼，伊波利托•萨尔维亚尼，《水生动物志》，罗马，1554年

博物学家纪尧姆•隆德莱指出，这些鱼跃出水面是为了避免成为大鱼的口中餐。他认为，这些鱼的肉“又硬又干”，“干”或许暗示了这种显然能呼吸空气的怪异生物缺乏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的“水元素”。

怪兽之页，安布鲁瓦兹•帕雷，《怪兽图谱》，巴黎，1575年

16世纪的法国皇家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著有一部关于怪兽的权威之作，他认为这些怪异生物也能为上帝带去荣耀。本页上有关于一匹海马的美妙文学想象，还有一头看上去相当普通的海豹（1538年发现的“斑海豹”），但你读完下面的文字就会惊叹不已：它身长72英尺（约合22米），高14英尺（约合4.3米），双眼间距7英尺（约合2米），肝脏容量相当于5只葡萄酒桶。

美人鱼

疑为想象出的生物均摘自路易斯•雷纳德，“摩鹿加群岛周围和澳大利亚南部发现的鱼类、龙虾和螃蟹”（雷纳德献给汉斯•斯隆的彩图手稿），阿姆斯特丹，18世纪早期

这部手稿里包含各种各样的动物，既有看似真实存在的，也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幸好雷纳德一贯口味挑剔，给手稿里的最后一种动物“美人鱼”加上了“不可食用”的标签。雷纳德告诉我们，它被关在水箱里活了好几天，但最后不吃不喝饿死了。按照雷纳德有点窥阴癖的说法，据说画家在它死后掀起了前后的鳍，发现它“跟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下面的这种鱼看上去属于雷纳德“半信半疑”的范畴。

《自然哲学图谱》，彩色印刷，W.约翰斯顿与A.K.约翰斯顿出版，爱丁堡与伦敦。出版日期不详，可能是19世纪下半叶

这幅画展示了在19世纪之交刚刚显现的博物学和动物学的区别。从历史角度来看，跟在动物原本的栖息地做观察比起来，动物学与解剖标本的联系更加紧密。动物学与比较解剖学息息相关。比较解剖学主要在不同物种间追寻同源的器官或骨骼，博物学家则更关注这些器官或骨骼的功能。

水母，恩斯特•海克尔，《自然界的艺术形态》，维也纳，1914年

G.H.刘易斯捕捉到了水母奇特的生命周期，展示了它不同的生命阶段：“想象一下百合花生出蝴蝶，蝴蝶又生出百合花，你就差不多能想象出第一个发现水母的人有多惊讶了。”

海星，恩斯特•海克尔，《自然界的艺术形态》，维也纳，1914年

除了创作这些展现“自然界的艺术形态”的绚丽彩图，海克尔还因为制作了一系列从鱼到人的胚胎图画和模型而闻名于世。这些视觉奇观利用一套宏大（虽说不怎么符合神学标准）的模型，从宏大、浪漫、进化论的角度展示了动物界。

水蛭

软体动物均摘自乔治•居维叶，《按结构分类的动物界》，巴黎，1836—1849年

居维叶将整个动物界分为四大基本分支。在这些图中，我们可以看见其中两大分支：属于节肢动物的水蛭和自归一类的软体动物。另外两大分支是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海星和水母）。居维叶坚持认为这四大分支是上帝造物的蓝图，认为不属于这四大分支的动物是不存在的，这就将新近发现的引发争议的怪异生物抛在了一边。

黑蝎，乔治•居维叶，《按结构分类的动物界》，巴黎，1836—1849年

这只蝎子违背了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理念：如此神圣而复杂的生物不应该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

蝾螈，乔治•肖，《博物集》，伦敦，1789—1813年

19世纪初，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给乔治•居维叶寄来两只泡在酒里的蝾螈标本。居维叶推断它们是某种尚不为人知的爬行动物的幼体。但在1865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诞生了6只小蝾螈，揭示了它们能在蝌蚪形态下繁殖后代。

疑为想象出的生物，凯茨比、G.爱德华兹、G.杰戈等人的画集，18世纪

这幅图摘自一部画集，里面汇集了许多现实主义的准确画像，以及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画像（某幅画旁边还附了一条风干的鱼类标本）。这只显然是想象出的生物似乎是其中的特例。

带有警戒色的动物，弗兰克•埃弗斯•贝达尔斯，《动物体色》，伦敦，1892年

贝达尔斯的这本书是对另一本书的回应，那本书刚刚出版不久，也是探讨同一主题的。但贝达尔斯的作品没有完全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论点。他认为，动物体色的演变除了受“自然选择”的影响，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他考察了某些起保护作用的化学物质能否导致鲜艳体色，跟达尔文解释的“鲜艳体色纯粹源于遗传，以及对预警信号的自然选择”形成了对比。

电鳗，马库斯•埃利瑟•布洛赫，《鱼类志》，柏林，1786—1787年

在18世纪晚期关于电流与人体关系的哲学争论中，电鳗是争论的焦点。发电究竟是鳗鱼的反常特性，还是说电流在各种动物身上都存在（正如意大利解剖医学家加尔瓦尼的青蛙实验暗示的那样）？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人类的生命之源不是灵魂，而是电流。

蛀虫或衣蛾幼虫，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修订版》，伦敦，1745年

1661年夏天，胡克发现许多这样的小虫（图中左边）在窗玻璃上爬来爬去。经过调查，他发现自己或许为一个存在已久的科学悖论找到了答案：芝士、面粉、羽毛等东西似乎会自动长出小虫来。尽管那些小虫看上去跟这只不一样，但胡克怀疑自己显微镜下的几种昆虫可能是那些小虫的祖先。

大肚蚊或雌蚊，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修订版》，伦敦，1745年

胡克观察了蚊子的变形过程：“它（从原先的躯壳中）伸出腿，先是两条前腿，然后是剩下几条腿，最后全身彻底脱离外壳……它渐渐开始活动，然后在玻璃上飞来飞去的就是一只完美的蚊子了。”胡克对自己的发现十分满意：“我从没见过其他作家观察过这样的东西。由于这个过程本身是如此奇特，跟其他动物的生命周期如此不同，我认为它不但看着有意思，也对完善《博物志》非常有意义。”

虱子，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伦敦，1665年

与胡克同时代的荷兰显微镜学家、博物学家让•史瓦姆丹为自己对虱子的解剖学著作作序，发表了著名宣言：“在此，我将通过解剖一只虱子，为您展现上帝的全能之手。”胡克对虱子的看法比较切实，对造物主也只称为“自然”，仿佛造物主不过是跟他一样的器械发明家。

姬蜂

杂色叶蜂均摘自约翰•希尔，《显微下的昆虫图谱》，伦敦，1772年

叶蜂常常被姬蜂寄生。特纳指出，黄蜂是“所有飞虫中最凶猛的，会攻击比自己大得多的昆虫”。姬蜂或许是黄蜂里最可怕的：“它对小型昆虫来说极为可怕……它的一生中充满恐怖……这种生物将卵产在活生生的毛毛虫体内，虫卵孵化后将毛毛虫吃光，即使是在那个生物进食的时候也不例外。它们会在指定的时间孵化。这一直以来都是未解之谜：毛毛虫怎么会变成这种蜂，而不是蝴蝶或飞蛾？一只毛毛虫怎么会变成许多只蜂？”

姬蜂，詹姆斯•巴布特，《林奈分类法英国昆虫图谱》，内文为英法双语，伦敦，1781年

博物学家德鲁•德鲁利在1770年出版的《博物图谱》中强调了姬蜂的益处。通过在其他昆虫体内产卵并彻底摧毁它们，姬蜂维持了“适当的平衡”，使人类的农作物能够丰收。德鲁利感动得大喊：“当我们看见这个，会因为信神而忍不住欢欣高喊：‘万物皆美好！’”

南美叶螳，乔治•肖，《博物集》，伦敦，1789—1813年

在自然神学家看来，昆虫为躲避捕猎者而隐蔽起来（此处是模拟树叶形态）的神奇方式，是上帝精心造物的完美例证。19世纪晚期，主要是因为博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拟态对自然界固有的“真实”发起了挑战，它是潜伏在“自然之书”中不可靠的讲述者。

叶蚱蜢，西塔•拉姆绘制的水彩画，苏门答腊，约1800年，威廉•马斯登藏品

爱德华•多诺万在1800年出版的《印度与印度洋岛屿昆虫志摘要》中将这种昆虫描述为“蝴蝶兰飞蝗”，尽管这幅图里昆虫的头部看上去要比多诺万图里的小。多诺万标注：“它的翅鞘跟同族昆虫一样，非常类似某种植物的叶子，从颜色到形态都是如此，就连叶子上的纹路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跟真正的树叶叶脉一模一样，还像大多数植物的叶脉那样从中间开始分岔。”

科罗拉多马铃薯叶甲虫（科罗拉多金花虫），一次性招贴画，伦敦，出版日期不详

这只骇人的大甲虫是用作宣传（合法性尚且存疑），号召人们消灭科罗拉多甲虫的。马铃薯在19世纪引入美国后，这种甲虫就开始大肆掠食这种农作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

双头蛇，乔治•爱德华兹，《珍禽异兽志》，伦敦，1743—1751年

爱德华兹解释说：“起初，我并不打算在这部《博物志》里展示怪兽。”这么做是很不同寻常的，因为同一时期出版的林奈的《自然系统》里仍然包含怪兽。但不知为何，爱德华兹觉得怪兽除了“实在有趣”，并不适合《博物志》。

鼯鼠，原图由雅库布斯•西奥多勒丝•克莱因绘制，摘自“寄给汉斯•斯隆的笔记和信件等，附有《博物志》彩图”（手稿），1726—1740年

克莱因是一位欧洲的博学之士兼世界主义者。他的插图（假如它们是他绘制的）包罗万象，从逼真的活物展现，到极具代表性的飞行姿势，再到骨骼解剖图。

鼯鼠，阿诺特•沃斯玛尔，《珍禽异兽图鉴》，阿姆斯特丹，1804年

鼯鼠有许多种，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不过从进化意义上看，它们都源自同一祖先。欧洲人首次描述鼯鼠是威廉•布劳在1534年出版的美洲大陆极北部注释图上。

飞蜥，摘自乔治•爱德华兹、E.科克斯等，《两栖动物与爬行动物》（素描与水彩画集），18世纪上半叶

路易吉•博西在1792年出版的《蛇怪、恶龙与其他传说中的动物》中提到了飞蜥。林奈也列出了这种生物，但没有将其归为怪异生物。

飞蜥，“一部包含欧亚美非等地多种昆虫的作品：根据阿姆斯特丹的艾尔伯特•塞巴先生的藏品写生，展现其原有色彩”（手稿集），1728年

这种飞蜥肯定不是像手稿宣称的那样完全靠写生的。它分叉的脚趾显然超越了真实的解剖学结构。

鸮鹦鹉，瓦尔特•劳瑞•布勒，《新西兰鸟类志》，伦敦，1872—1873年

鹤鸵（食火鸡），坦加弗王公收藏的画作，印度佚名画家绘制，约1802年

各种不会飞的鸟类的反常天性早就有记录。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关于鸟类的章节里将鸵鸟作为首个样本，指出“尽管翅膀有助于奔跑，但从其他方面来看，鸵鸟都不能被视为鸟类，也无法离开地面”。他认为，鸵鸟更接近“四足动物的天性”。

驴和斑马的杂交后代，埃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哺乳动物志》，巴黎，1824—1842年

这显然是一头斑驴，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混血斑马。这证明了一段复杂的杂交史。斑驴是畜牧业的产物，旨在提升畜群质量，却卷入了关于遗传的争论，甚至上升到了对人种和贵族的讨论。夏洛特皇后的斑马就被蔑称为“皇后之驴”，讽刺不受欢迎的君主靠继承得来的王位。

狐獴，乔治•肖，《拉维瑞博物馆说明》（包含从已故的艾什顿•拉文爵士博物馆中精心挑选的动物，配有英语和拉丁语描述），伦敦，1792年

令人惊讶的是，狐獴竟然跟P.236和P.237上的姬蜂有同样的拉丁文名“ichneumon”。在古代，这个词指对人类有用的生物。姬蜂的寄生行为能防治虫害，虫害是18世纪损害农作物的罪魁祸首。传说中，狐獴因偷鳄鱼蛋和杀死角蝰而著称，因此对古埃及人颇有帮助。读过老普林尼著作的人都知道，狐獴杀死了潜伏在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人家中的眼镜蛇。

黑鼠，威廉•麦吉利夫雷，《英国四足动物志》第13卷，《博物学家丛书》，伦敦，1843年

在这幅画绘制的时期，英国的黑鼠数量大幅下降，被体形较大的褐鼠所取代。这幅画的意义有些模糊：黑鼠的眼睛在询问看画人，对即将合拢的捕鼠夹怎么看。还有背景草垛中的黑鼠，究竟是在玩耍还是逃窜，抑或是在冲进死神的怀抱？

水晶宫（万国博览会场馆）里的恐龙展示，马修•迪格比•怀亚特，《位于西德纳姆的水晶宫及公园一览》，伦敦，1854年

18、19世纪发现的巨型化石几乎都非常怪异，尤其是跟诺亚方舟有关的。现在的最新发现证明，诺亚方舟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但有些地质学家推测，大洪水也许能用来解释这些令人困惑的动物的死亡和消失。

“进化：生命之旅”，学校招贴画，20世纪初

这幅招贴画令人耳目一新地展示了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对“进化”概念做出的贡献，正如查尔斯•达尔文本人所说：“我始终觉得我的书有一半是莱尔想出来的。”莱尔确实扩展了19世纪人们想象中地质史的跨度，使渐进的演变过程有了足够的时间。然而，他也是第一个对“自然选择”提出了友善的批评，担心这个概念会将大自然神化。

经过驯化的雌红毛猩猩红毛猩猩或丛林野人

人兽对比均摘自埃比尼泽•西布利，《博物志分类体系大全》，伦敦，1794—1807年

在所有大猩猩中，红毛猩猩最显然站在“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这一历史性争论的分界线上。爱德华•泰森在1699年出版的《猩猩或丛林人：俾格米人、猴、猿与人解剖对比》中指出，人与猿（其实是黑猩猩）的不同之处很多，但相似之处更多。18世纪哲学家、蒙博杜勋爵詹姆斯•伯内特声称：“我相信，习惯根据特定标志而不是个人偏见区分事物的人，会很难甚至无法在猩猩和蠢人之间划清界限。”这远远早于达尔文进化论引发的争议，试图拿动物和身份卑微的人类（特别是奴隶和女性，尤其是女奴）作对比。

注释

NOTES

1　Paula Findlen，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Collecting，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91.

2　Francis Haskell and Henrietta McBurney，‘The paper museum of Cassiano dal Pozzo’，Visual Resources 14.1（1998），1-17.

3　Aldrovandi quoted in Findlen，Possessing Nature，69.

4　Quoted in Umberto Eco，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9.

5　Hermann Walter，‘An illustrated incunable of Pliny’s Natural History in the Biblioteca Palatina，Parma’，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1990），208-16.

6　Jeffrey Ashcroft，‘Art in German：Artistic statements by Albrecht Dürer’，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48.4（2012），376-88； at 386.

7　Claudia Swan，Art，Science，and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Holland： Jacques de Gheyn II（1565-162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0-11.

8　Sachiko Kusukawa，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 Image，Text，and Argu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Human Anatomy and Medical Botan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37-40.

9　Natalie Lawrence，‘Assembling the dodo in early modern natural history’，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48.3（2015），387-408； at 405.

10　Laurent Pinon，‘Conrad Gessner and the historical depth of Renaissance natural history’. In G. Pomata and N. G. Siraisi（eds），Historia： Empiricism and Erudi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2005），241-67.

11　Sachiko Kusukawa，‘The sources of Gessner’s pictures for the Historia animalium’，Annals of Science 67.3（2010），303-28；Kusukawa’s free translation at 307.

12　Kusukawa，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175.

13　Cynthia M. Pyle，‘Art as science：Scientific illustration，1490-1670 in drawing，woodcut and copper plate’，Endeavour 24.2（2000），69-75； at 74.

14　Kusukawa，‘The sources of Gessner’s pictures’； see also Laurent Pinon in Pomata and Siraisi（eds），Historia： Empiricism and Erudition at 254.

15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Objectivity （New York：Zone Books，2008），42 and 66.

16　David Freedberg，The Eye of the Lynx： Galileo，his Friends，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Natural Hist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57.

17　Robert Hooke，Micrographia，or，Some Physi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Minute Bodies Made By Magnifying Glasses：With Observations and Inquiries Thereupon（London ： Jo. Martyn and Ja. Allestry，printers to the Royal Society，1665），unpaginated [page 2 of ‘Preface’].

18　Matthew C. Hunter，Wicked Intelligence： Visual Art and the Science of Experiment in Restoration Lond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133.

19　Pyle，‘Art as science’，69-75.

20　Clark Art Institute，Inside Albrecht’s Studio - Engraving.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Qf4sH8iCOPw [accessed 1 March 2016].

21　George Edwards，quoted in Victoria Dickenson，Drawn from Life： Science and Art in the Portrayal of the New World（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8），160-1.

22　Claudia Swan，Art，Science，and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Holland： Jacques de Gheyn II（1565-162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41.

23　David R. Brigham，‘Mark Catesby and the patronage of natural hist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A. Meyers and　M. Pritchard（eds），Empire’s Nature： Mark Catesby’s New World Vision（Chapel Hill： UNC Press，1998），91-146.

24　Dickenson，Drawn from Life，150.

25　Joyce E. Chaplin，‘Mark Catesby，a skeptical Newtonian in America’. In Meyers and Pritchard（eds），Empire’s Nature，34-90.

26　Theodore E. Stebbins，Jr，‘Audubon’s drawings of American birds，1805-38’. In A. Blaugrund and T. Stebbins，Jr（eds），John James Audubon：The Watercolours for The Birds of America（New York：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1993），3-26.

27　David Elliston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London： Collins，2010），165.

28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248 and 325.

29　Charlotte Sleigh，‘Jan Swammerdam’s frogs’，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66.4（2012），373-92.

30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27-8.

31　Warren D. Allmon，‘The evolution of accuracy in natural history illustration： Reversal of printed illustrations of snails and crabs in pre-Linnaean works suggests indifference to morphological detail’，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34.1（2007），174-91.

32　Anna Marie Roos，Web of Nature：Martin Lister（1639-1712），the First Arachnologist（Leiden：Brill，2011）.

33　Sachiko Kusukawa，‘The Historia Piscium（1686）’，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54.2（2000），179-97.

34　Kusukawa，‘The Historia Piscium’，186.

35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171.

36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267.

37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227.

38　Colonel R[ichard] Meinertzhagen，Kenya Diary：1902-1907（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1957），2.

39　Meinertzhagen，Diary，7.

40　Daston and Galison，Objectivity；George Levine，Dying to Know：Scientific Epistemology and Narrative in Victorian Engla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41　Meinertzhagen，Diary，17.

42　Observer，4 October 2015. The New Review pp. 22-23；p. 22. See Craig Packer： Lions in the Balance： Man-Eaters，Manes and Men with Gu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

43　Charles St John，Natural History & Sport in Moray（Edinburgh：Edmonston and Douglas，1863），137.

44　Emily Crofford，Gone Forever：The Great Auk（New York：Crestwood House，1989），43.

45　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46　Meinertzhagen，Diary，14.

47　J. F. M. Clark，‘Morris，Francis Orpen（1810-1893）’，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http：//www.oxforddnb. com/view/article/19304 [accessed 3 Nov 2015].

48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327. 49 Helen Macdonald，H is For Hawk（London： Jonathan Cape，2014），181.

50　Allen，Books and Naturalists，195-7.

51　David Allen，‘Tastes and crazes’. In N. Jardine，J. Secord，and E. Spary（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394-407.

52　Francis Haskell and Henrietta McBurney，‘The paper museum of Cassiano dal Pozzo’，Visual Resources 14.1（1998），1-17.

作者附言

AUTHOR’S NOTE

I am indebted to the scholarship of the following authors for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e captions：T. R. Birkhead et al.，Miguel Carneiro et al.，Elio Corti & Fernando Civardi，Sarah Franklin，Miranda Kadwell et al.，Sachiko Kusukawa，Ben Marsh，G. F. Mees，Janice Neri，Mary Orr，Janis L. Pallister，Christopher Plumb，Kristopher Poole，Christian Reiß et al.，Janine Rogers，Sheila Wille.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was also an invaluable source.

拓展阅读

FURTHER READING

Allen，David Elliston，Books and Naturalists（London： Collins，2010）

Allen，David Elliston，The Naturalist in Britain： A Social Histo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Daston，Lorraine and Peter Galison，Objectivity（New York： Zone Books，2008）

Dickenson，Victoria，Drawn from Life：Science and Art in the Portrayal of the New Worl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8）

Findlen，Paula，Possessing Nature：Museums，Collecting，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Oakland，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Freedberg，David，The Eye of the Lynx： Galileo，his Friends，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Natural Hist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Hunter，Matthew C.，Wicked Intelligence： Visual Art and the Science of Experiment in Restoration Lond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Kusukawa，Sachiko，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 Image，Text，and Argu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Human Anatomy and Medical Botan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MacKenzie，John M.，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Meyers，Amy R. W. and Margaret Beck Pritchard，eds，Empire’s Nature： Mark Catesby’s New World Vis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

Neri，Janice，The Insect and the Image： Visualizing Na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500-1700（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1）

Plumb，Christopher，The Georgian Menagerie： Exotic Animals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London： IB Tauris，2015）

Pyle，Cynthia M.，‘Art as science：Scientific illustration，1490-1670 in drawing，woodcut and copper plate’，Endeavour 24.2（2000），69-75

Ritvo，Harriet，The Animal Estate：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Ritvo，Harriet，Noble Cows and Hybrid Zebras： Essays on Animals and History（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0）

Ritvo，Harriet，The Platypus and the Mermaid，and Other Figments of the Classifying Imagination（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Rogers，Janine，Eagle（London：Reaktion，2015）

Roos，Anna Marie，Web of Nature：Martin Lister（1639-1712），the First Arachnologist（Leiden： Brill，2011）

Sleigh，Charlotte，Frog （London：Reaktion，2012）

Swan，Claudia，Art，Science，and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Holland： Jacques de Gheyn II（1565-162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Wille，Sheila，‘The ichneumon fly and the equilibration of British natural econom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8.4（2015），639-60

索引

INDEX

Numbers in italics refer to illustrations and captions within the introductory essays.

Latinate names are not usually indexed unless no common name is given in the source material. Names given in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s, and quoted in this volume, may have been superseded by modern nomenclature.

‘Acanthurus bahianus’

‘Acheta Domestica’ see Budgen, Louisa M.

Ackermann, R., The Repository of Arts, Literature, Commerce, Manufactures, Fashions and Politics（1823-8）

Africa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lbin, Eleazar

Aranei or a Natural History of Spiders（1793）

A Natural History of Birds（1738）

A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Insects（1720）

The Carp

Aldrovandi, Ulisse

Ornithologiae（1646）

Alken, Henry Thomas, The National Sports of Great Britain（1903）

alligators

alpaca

Americas see New World；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nimal alphabets

animal skins/pelts, trade in

animal specimens

trade/market in

animals, study of

ant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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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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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Audubon, John J.

Birds of America（1827-38）

Australia

birds native to

see also Van Diemen’s Land axolotl

baboon, Gelada

‘Bacon’s Chart of British Birds…’（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adgers

Bagster, Samuel, The Management of Bees （1834）

Banks, Sir Joseph

bannerfish

Barbut, James, Les genres des insectes de Linné …（1781）

barnacles

Barrow, John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of Animals…（1832）

gnu（‘gnoo’）

bats

beaver

Beddard, Frank Evers, Animal Coloration（1892）

beehives

bees/bee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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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

Colorado

common sexton

rhinoc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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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 Thomas

History of the British Stalk-Eyed Crustacea

A Monograph of the Testudinata（1832-6）

‘Observations on the Genus Cancer of Dr. Leach…’（1835）

Bengal tiger

Bertuch, Friedrich Johann Justin, Bilderbuch für Kinder… （1792-1830）

bestiaries

Bettoni, Eugenio, Storia naturale degli uccelli chi nidificano（1865-71）

Bewick, Thomas

‘The Chillingham Bull’

A General History of Birds and Quadrupeds（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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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the

Bijdragen tot de dierkunde（‘Contributions to Zoology’）（1848-54）

Billardon-Sauvigny, Edme, Histoire naturelle des dorados de la Chine（1780）

birds

flightless

as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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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entries

birds of paradise

‘Diphyllodes speciosa’

greater

‘Nebuleux’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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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op fish（Gessner, 1551-8）

b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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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eu, Willem

Blakston, W. A.,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Canaries and Cage-Birds…（1877-80）

Bloch, Marcus Elieser, Naturgeschichte des auslandische Fische（1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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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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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collections/coll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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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dich, Sarah, The Fresh-water Fishes of Great Britain（1828）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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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ns, Richard, West India Scenery（1836）

Briois, J.

Britain

animals na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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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ated animals of

and endangered animals/animal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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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wer, Henrick, A Voyage to the Kingdom of Chili in America（1732）

Bry, Theodor de

Budgen, Louisa M., Episodes of Insect Life（1867）

Buffon, Comte de

Buller, Walter Lawry, A History of the Birds of New Zealand （1872-3[?]）

Bullock’s Museum, London

Burger, Heinrich

Burnett, James

Burroughs, John

butterflies

painted lady

‘Papilio ulysses’

‘Peacock’

cameleopard see also giraffe

camels

camouflage

canaries

capercaillie

carp

Cassell’s Natural History Wall Sheets

cassowary, double-wattled

Castelnau, François Louis Nompar de Caumont la Force, comte

de, Expedition dans les parties centrales de l’Amerique du Sud（1843）

caterpillars

Catesby, Mark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1731-43）

cats, domesticated

cattle

Ceylon

chameleon forest dragon

Chancellor,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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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books/literature

‘Chillingham Bull’, Th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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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gravings 24 of insects

of live animals see also menageries

of natural history books

of specimens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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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ado Potato-Beetle’

colour

an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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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nius, Johann Amos, Orbis sensualium pictus（1659）

conservation

Cook, Captain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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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beater, cinnamon

crabs

crayfish

cricket, bush

crocodiles

crowdfunding

cuckoo

Cuvier, Georges

La règne animal distribué d’après son organisation…（1836-49）

dal Pozzo, Cassiano

‘paper museum’

L’Uccelliera （1622）

Daniell, Samuel

A Collection of Plates Illustrative of African Scenery and Animals（1804-5）

A Picturesque Illustration of the Scenery ... of Ceylon… （1808）

Darwin, Charles

The Descent of Man （1871）

A Monograph on the Cirripedia（1851）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

Darwinism

de Montfort, Pierre Denys

deer, fallow

dinosaurs

dissection

diver, great northern

dodo

dogs

dolphins

domestication, animal and bird

see also breeding

Donovan, E.（Edward）

Epitom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Insects of India（1800）

The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Insects…（1793-1813）

The 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Quadrupeds （1820）

Natural History of the Insects of India（1842）

The Naturalist’s Repository…（1823-8）

‘Dorking hen’

Doyle, Martin,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Domestic Poultry（1854）

dragonfly

drawing

with contextual flora/fruits

illustrating life cycles

from life

from pre-existing drawings

from specimens/dead animals

see also truth-to-life（drawing）

drawings, market for see also collections/collectors

dromedary

Drury, Dru

ducks

dugong

Duncan, James, British Butterflies,（The Naturalist’s Library, Vol. 3, 1835）

Dürer, Albrecht

‘Dutch ra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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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ipse（English Thoroughbred horse）

education/learning

and images of animals

see also animal alphabets；

collections/collectors

Edwards, George

‘Amphibians and reptiles’（with E. Kirkius et al., 18th century）

A Natural History of Uncommon Birds…（1743-51）

Edwards, Sydenham Teak, Cynographia Britannica…（1800-5）

electric 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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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 Daniel Geraud, A Monograph of the Felidae（18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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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es, James, Oriental Memoirs（1813）

Foulton, Robert,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Pigeons（1874-6）

Franklin,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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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A. B., Shooting Pictures （1895）

Fuertes, Louis Agassiz, Artist and Naturalist in Ethiopia（with W. H. Osgood）（1936）

‘Gallina Af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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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ard, George, A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Oxen…（1800）

Gessner, Conrad

Historiae animalium（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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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 Leonard U., The Book of the Rabbit…（1881）

giraffes

Glanville, Bartholomew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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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edaert, Johannes, Metamorphosis et historia naturalis insectorum（1662-9）

goldfish

Goldsmith, Oliver,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Animated Nature（1822）

Gosse, Philip Henry

Actinologia Britannica（1858-60）

The Aquarium（1854）

History of the British Sea-Anemones and Corals

Gould, Elizabeth

Gould, John

The Birds of Australia（18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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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Richardson,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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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be, great crested

Greenland falcon

guidebooks see handbooks/ guidebooks

gyrfalcon

Haeckel, Ernst, Kunstformen der Natur（1914）

Hamilton, Rober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Ordinary Cetacea or Whales（Mammalia Vol. 6, The Naturalist’s Library, 1843）

handbooks/guidebooks

Hanley, Sylvanus, The Photographic Conchology（1863）

hares

Harris, Moses, The Aurelian（1766）

Harting, James Edmund, British Animals Extinct within Historic Times

Hastings Albums（1813-23）

hawking see falco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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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e, Eleanor Edith, The Book of Birds and Beasties…（1929）

heron, common

Hill, John, Insects in their Natural Size…（1772）

Hinds, Richard Brinsley, The 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H.M.S. Sulphur…（1843-5）

Hindu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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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efnagel, Jakob, Diversae insectarum volatilium icons…（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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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e, Robert

Micrographia（1665）

Micrographia restaurata（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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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e, James Chich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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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land falcon see gyrfalcon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India

drawings by artists from see also Ram, Sita

Indonesia

insects

and camouflage

pestiferous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entries

Italy, birds native to

Jardine, William and Lizars, William, The Naturalist’s Library series

Jefferson, Thomas

jellyfish

Jessop, Francis

Johnston, W. & A. K.（publ.）,

Illustrations of Natural Philosophy

Jonstonus, Johannes, Historiae naturalis de insectis（1650-3）

Juvenal

kakapo

kangaroos

Keulemans, John Garard

Kingsley, Charles

Kipling, John Lockwood

Kirby, William

Kircher, Athanasius, Arca Noë（1675）

Kirkius, E. see Edwards, George

kiwi

Klein, Jacobus Theodorus, ‘Descriptive notes, letters etc. to Sir Hans Sloane…’（1726-40）

koalas

kookaburra

Lamb of God

lamia

Landseer, Thomas

langurs

larvae

Le Vaillant, François, Histoire naturelle des oiseaux de paradis et des rollers… （1806）

Lear, Edward

leeches

lemurs

leopards

‘Lesser Ant-bear or -Eater’

Lewes, G. H.

libraries

lice

life cycles

Ligozzi, Jacopo

‘Serpens maris’（drawing）

Lilford, Thomas Littleton Powys, Baron, Coloured Figures of the Birds of the British Islands（1885-97）

Lincei, Accademia dei, Italy

Linnaeus, Carolus

Systema naturae （1735）

lions

Lister, Martin, Naturgeschichte der Spinnen（1778）

Lister, Suzanne and Anne

lithography

lizards

Lizars and Havell（engravers）

Lizars, William

The Naturalist’s Library see Jardine, William

lobster, serrated

locusts

Lombardy, birds native to

London Zoo（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lorikeet, ultramarine

Lory, purple-bellied

Low, David, The Breeds of the Domestic Animals of the British Islands（1842）

Lyell, Charles

macaque, Japanese

Macdonald, Helen, H is for Hawk（2014）

MacGillivray, William, A History of British Quadrupeds（Vol. 13, The Naturalist’s Library, 1843）

Malaysia

mammals

deep-sea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entries

Mander, Karel van, Schilder-Boeck（1604）

Mandeville, Bernard, Fable of the Bees（1714）

‘Mango Humming Bird’

manticore

mantis

Marsden, William, collection of

Martha see passenger pigeons

medieval period see also bestiaries

Meidinger, Baron Carl von, Icones piscium Austriae indigenorum（1785-94）

Meinertzhagen, Richard

menageries

Merian opossum

Merian, Maria Sybilla

Merian dissertatio de generatione et metamorphosibu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1726）

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1705）

Merian, Matthäus

mermaids

metamorphoses/changes see also life cycles

microscopes

Moffett, Thomas, Insectorum sive minimorum animalium theatrum（1634）

molluscs

mongoose

monk fish（Gessner, 1551-8）

monkeys

monsters/invented creatures

Morris, Beverley Robinson, British Game Birds and Wildfowl（1895）

Morris, F. O.

A History of British Birds（1870）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sts and Eggs of British Birds（1853-6）

moths

death’s-head hawk

elephant hawk

lackey

rustic sphinx

Tineid

mouse, harvest

Murex snail

myth/legend

narwhals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Native Americans, romanticiz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natural philosophy

natural selection

Naumann, Johann

Die Vögel von Mittel-Europa（1880-1）

Naturgeschichte der Vögel Mittel-Europas（1905）

New Holland see Australia

New World

New Zealand

Newfoundland dog

Noah’s Ark

Nodder, Elizabeth

Nodder, Richard Polydore

Norfolk Island

North America

birds of

see also Audubon, John J. fauna of

national parks 36

North, Roger, A Treatise on Fish and Fish-ponds（1825）

Nozeman, Cornelius, Nederlandsche Vogelen（1770-1829）

Observer series（pocket guides）

Observer’s Book of British Birds

octopus

opossum

orang-utans

Osgood, Wilfred Hudson see Fuertes, Louis Agassiz

ospreys

ostriches

otters

Owen, Richard, Memoir of the Dodo（1866）

owls

‘Ox of Houghton le Spring’

oxen

oyster farming

Packer, Craig

pangolin

parakeet

Paré, Ambroise

Des monstres et prodiges（1573）

Les oeuvres de M. Ambroise Paré…（1575）

parrots

passenger pigeons

peacocks

pelican

penguins

Pennant, Thomas

The British Zoology（1766）

perch

peregrine falcon

Perks, Jack

Peru

pets

pheasants

philology

photography

pigeon-fancying

pigeons

pigs

pine martens

pipe fish

plants（included as part of animal illustrations）

platypus

Pliny the Elder

Naturalis historia（77-79 ce）

plovercrest, black-breasted

pointers

polar bear

Pope, Alexander, Upland Game Birds and Water Fowl of the United States（1878）

porcupine

praying mantis

preservation

printing/printing technologies

puffer fish

puffin

quinarian system

rabbits

racehorses

Raffles, Sir Stamford

Ram, Sita

rams

rats

Ray Society, the

Monograph of the British Aphides（1876-83）

Ray, John

‘A book of fishes done at

Hamburgh with Mr Ray’s notes’

The Ornithology of F. W.（with F. Willughby, 1678）

redwing

reed warbler

Regent’s Park, London

see London Zoo

religion/religious belief see also

Bible, the remora

Renard, Louis

Poissons, écrevisses et crabes…de la Mer des Indes（1718-19）

‘Poissons, écrevisses et crabes…des Isles Moluques, et sur les côtes

des Terres Australes’（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f

reptiles

see also under individual entries

rhinoceros

Richardson, John（with J. E. Gray） The 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H.M.S. Erebus and Terror…（1844-75）

roach

robins

Chatham Island black

‘Erythacus rubecula’

European

Rondelet, Guillaume

Roosevelt, Theodore

Rosenhof, August Johann Roesel von, Historia naturalis ranarum nostratium（1758）

Rothschild, Lionel Walter

Extinct Birds（1907）

Routledge’s Railway Library

Royal School Series of Wall Pictures

Saint-Hilaire, Étienne Geoffroy, 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1824-42）

salamander

Salviani, Ippolito, Aquatilium animalium historiae（1554）

Sartore, Joel, The Photo Ark

Savery, Roelandt

sawfish, tentaculated

sawfly

Schinz, Heinrich Rudolf,

Naturgeschichte und Abildungen der Vogel （1836）

Schlegel, Hermann,

‘Descriptions de plusieurs espèces nouvelles du genre Lophyrus…’（1848-54）

Traité de fauconnerie（with Abraham Henrik Verster de Wulverhorst, 1844-53）

Sclater, Philip Lutley, Zoological Sketches by Joseph Wolf…（1861）

scorpions

Scotland

sea anemones

sea creatures/aquatic species

fantastical/mythical 218, 227

see also fish； and under individual entries

sea elephant see seals

sea porcupine

sea-serpents see also monsters/invented creatures

seahorse（monster）

seals

seashore, the

Seba, Albert（Albertus）, collection of

‘A Book containing Severall sorts of insects…’（1728）

Locupletissimi rerum naturalium thesauri accurata descriptio（1734-65）

Selby, Prideaux John

Atlas [Illustrations of British Ornithology]（1825-33）

Ornithology（The Naturalist’s Library, Vol. 5, 1835）

Seton, Ernest Thompson

sharks

Shaw, George

Musei Leveriani explicatio, Anglica et Latina（1792）

The Naturalist’s Miscellany（1789-1813）

Zoology of New Holland（1794）

Shecht, F. see Vogt, Carl and Shecht, F.

sheep

shells

shooting

see also hunting

Sibly, Ebenezer, An Universal System of Natural History …（1794-1807）

Siebold, Philipp Franz von, Fauna Japonica sive descriptio animalium…（1833-50）

silkworms

Sittardus, Cornelius

skunk

slavery

Sloane, Hans

sloths

Smith-Stanley, Edward, 13th Earl of Derby

Smith, Adam

snakes

red-bellied

Surinamese rattlesnake

two-headed

wampum

snowy owl

societies

Sonnerat, Pierre

South America

Sowerby, J. C. D.

Specht, Friedrich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ee also taxonomy

spiders

sporting images

spotters guides see handbooks/ guidebooks

squirrels

Sri Lanka see Ceylon

St Bernard of Clairvoux

St John, Charles William George

Stainton, Henry Tibbat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Tineina（1855-73）

starfish

starling

Stedman, John Gabriel, Narrative of a Five Year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ted Negroes of Surinam…（1796）

stick insects

striped globe fish

sturgeon

Sumatra

Surinam

Swainson, William

The Birds of Brazil（1834）

Zoological Illustrations （1820-3）

Swammerdam, Jan

swans

symbols/symbolism

biblical

national

tapir

taxidermy

taxonomy

television

tern, cayenne

terriers

Thorburn, Archibald

British Birds（1915-18）

British Mammals（1920）

‘Thousand Guinea Dog Napoleon’

rock thrush

tigers

Topsell, Edward

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and Serpents（two volumes 1607, 1608； single-volume edn 1658）

tortoises

toucan

tourism

trompe l’oeil

truth-to-life（drawing）

Tunstall, Marmaduke

Turberville, George, The Booke of Faulconrie or Hauking…（1575）

turkeys

Turner, William

Tyson, Edward, Orang-Outang, sive Homo Sylvestris…（1699）

unicorns

United Kingdom see Britain

United States

see also North America

Van Diemen’s Land

Vincent, Levinus, Wondertoonel der nature（1706-15）

vivisection

Vogt, Carl and Shecht, 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s in Word & Picture（1887-8）

Vosmaer, Arnout, Description d’un recueil exquis d’animaux rares…（1804）

Wallace, Alfred Russel

wasps

watercolours

Wellesley, Marquess of, Collection of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Westwood, John Obadiah, The Cabinet of Oriental Entomology…（1848）

whales

whaling

wild boar（‘Sus scrofa’）

Wilkes, Benjamin, The English Moths and Butterflies…（1747-60）

Willughby, Francis and Ray, John, The Ornithology of F. W.（1678）

Wolf, Joseph

wolves

wombat, Australian

Wood, J. G., Common Objects of the Country（1858）

woodcuts

worm, cloth

wrasse

wrens

Wulverhorst, Abraham Henrik Verster de see Hermann Schlegel

Wyatt, Matthew Digby, Views of the Crystal Palace and Park, Sydenham（1854）

zebras

zebroid

zebu

zerdas

zoology

zoos/zoological gardens see also menageries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引言　INTRODUCTION

目录

异域生物　EXOTIC

本土生物　NATIVE

家养生物　DOMESTIC

怪异生物　PARADOXICAL

注释　NOTES

作者附言　AUTHOR’S NOTE

拓展阅读　FURTHER READING

索引　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