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知识的危机

这本书将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用大到不可知来形容是贴切的，因为知识的新的提升和变化的核心，就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真理。

在我执笔写下这篇序言的那天（2010年6月21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头版的6条新闻中，有3条恰巧都如我的小标题所言：“知识面临危机！”

在我随意选择的这一天，这份被称为“记录纸”（The Paper of Record）[1] 的报纸的头条，用了长长的篇幅，探讨了英国石油公司（BP）钻油平台的故障保护机制何以会失效，从而污染了墨西哥湾的原因。 1  5位作者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什么叫做“全封闭闸板防喷器”（“两块坚固的切削装置……能够割穿钻管，封住油井挽救局面”），它怎么就差一点发挥了作用，以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文章扎扎实实无懈可击，对设备失效的那些时刻的描写细致入微，对石油行业抛出的那些借口予以了广泛的审视，并且也对因管理机构松弛而产生的内部流程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颇具争议：故障保护机制，虽然听起来万无一失令人放心，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2] 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的主题可能是BP的石油泄漏问题，但它真正的主题，其实是专家知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文章试图告诉我们，我们本可以为阻止灾难做些什么，但是要想知道哪些事情有用实在是太难。人类的完美理论和理论的实际缺陷之间，存有多么大的不可避免的差距？我们的知识中，有多少是依赖于我们愿意去相信的东西？有哪些制度性的偏见，阻止着我们按照自己的所知去行事？对那些腐蚀知识的力量，能否予以阻遏？还是我们早该意识到，知识向来都被政治和贪婪所贬损？

这篇头版文章下面，是一项对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3] 的档案的调查报道。调查表明，厄普代克对自己小说中的场景做了详细研究，从丰田特许经营店的销售数字，到佛州汽车牌照的样子，每一项细节他都力求准确。厄普代克一向非常注意自己在公众之中的形象，用文章中的话来形容他就是“一个人把关的封闭社区”（a one-man gated community）。但是档案中透露出了厄普代克私人生活的大量细节，他保存下了自己所有的信件，甚至连他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期间小测试的分数单都留着。这一切好像表明他准备好了在自己死后向世人端出一切。档案所展现的厄普代克，和我们自以为认识的那个厄普代克，两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例如，厄普代克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他几乎不怎么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档案中看到的他，却是一个会一丝不苟地修改自己手稿的作家。 ²

故事虽然是讲约翰·厄普代克的，但却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一旦艺术家们不再留下书面记录，我们将如何去理解他们？正是厄普代克收集和保存的这些书面记录让我们看到，他虚构的小说其实是深植于他对事实的研究基础上的。而且，正是他笔记下的这些勾勾画画，让我们看到了他在那些貌似毫不费力的著作后面，其实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而，当作家们的草稿、标注都消失在虚无缥缈的比特洪流中时，我们将依赖什么去理解作家们？没有这样的记录，我们怎么能够观察到— —正如《纽约时报》所做的那样— —厄普代克在早期的信件中，对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其实甚少关注？而假如个人的档案以后变得如同老化的硬盘上的那些磁性一样脆弱，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通过观察里面没有提到什么，就可以了解一个人更多？

这期《纽约时报》头版的最下面，是一篇特稿，讲了世界杯时一个足球运动员通过假摔来获取任意球机会的故事。 ³ 文章指出，其实只要裁判去看一下视频回放，就能很容易地逮住这些“演员们”，不过那就会牺牲掉这项运动的流畅性和自发性——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国际足联都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篇特稿视为一个体育故事，但它同时也讲了知识在我们如今这个世界扮演了何等复杂的角色。准不准确，到底有多大关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专家们介入，以便得到一个更好的裁决？人类知识的不可靠，有什么好处？我们愿意让专家们涌入每一个字面或者比喻的领域（literal and figurative field）吗？专家的意见难道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就让事情存有一丝模糊、一丝未知，会不会也带来什么益处呢？

事实上，这三篇文章尽管来自生活的不同领域，却都是我们关于知识的漫长争论的一部分。自从人类相信将可信的观点与单纯的意见区分开来是有益的之后，这25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当然，尽管争论从未停止过，我们知识系统的基础却定义得非常好。尤其是对那些伴随着数字化成长起来的一代而言，以下是对我们知识体系如何运转的一个小贴士：

人们努力学习，然后成为专门领域的专家。他们会赢得一些资质——学位、出版物甚或是诺贝尔奖— —这些都让我们更加信任他们。他们写书、授课、上电视，让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辛勤工作中受益。他们的一切成果，都要经历和自身领域相匹配的审核程序，从而让我们更加放心地相信这些成果的准确性。随着新的发现产生并被认可，我们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扩大。这是一项需要很多代人从事的任务，我们一步步建造着它，尽管有时候会犯错误，但终究让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知识就是财富，知识是如此特别的一种人类能力。而我们的知识体系，正是我们对世界还抱有希望的基础，期待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消弭分歧达成一致，平和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认为知识就是这样运行的。但是数字时代却揭示出，那只是纸质时代知识的运行方式。而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通过《纽约时报》的那3篇头版报道，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我们此前关于知识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看法，已经面临了挑战：

在最终被控制住的前3个月中，BP石油泄漏的消息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贴心的页面设计者们还嵌入了视频，周围密布着文本和任何一个其所觉得重要的链接。《纽约时报》的在线报道，则直接链接了原始数据，甚至包括“之前从未公布的行业危机管理者们潦草涂写的笔记”。 ⁴ 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万一他们真想在吃早饭的时候顺便成为一个专家呢？每位博主都是广播员，每个读者都成了编辑。

厄普代克的档案，正如报道所说，“可能是最后一部伟大的书面记录了”。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每位读者都使用文字处理器来写东西，那些我们写作的痕迹，有可能被我们遗忘在数字垃圾中，不过也有可能，因为硬盘出错，或者在我们不断更新换代，从磁盘换到CD换到DVD换到蓝光光碟再换到以后不知会出现的什么东西的过程中，被丢掉了。

像厄普代克这样的一份书面档案，规模上便于管理，内容上容易被主人控制——这在今天看起来反而显得异样。而当他人在我们留在硬盘上、脸书主页上的不计其数的照片和文字之中搜寻时，他们又能了解我们什么？

世界杯的每一个观众，都可以看裁判不能去看的视频回放，都可以在线与其他足球迷进行讨论，他们的讨论，比球场上专业裁判做出的裁定，事实更清楚而充分。

知识面临的危机，远远超出这3篇《纽约时报》头版文章中抛出的问题的范畴，也绝非只是读者和编辑、作家和他的传记作者、观众和裁判之间的边界模糊那样简单。有些知识，我们曾经坚信不移，视它们为权威研究机构最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些知识也遇到了质疑，从而使得下述这些机构都受到了冲击：

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她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

图书管理员也陷入了一场关于其未来工作的讨论，不仅仅是讨论采用新技术来收集信息的好处，他们同时也在疑惑，与那些拥有资质的专家们相比，该如何去衡量“大众”的专业知识？

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也经历着变化。它们曾经只需要给客户拿出一份闪闪发亮的总结报告就可以了，而现在，它们试着给它们的客户提供拥有多元观点的专家网的入口。

商业领袖们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需要懂得的知识太多了。他们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决策制定过程，这个过程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遍及他们身边的网络的专业知识；他们追随分布式领导力的模式，这类模式在大型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协作项目中已经变得很常见，典型的如维基百科。

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务院也面临着一场内部“战争”，挣扎在旧式的“需要知道”（need to know）文化和新式的“需要分享”（need to share）思维之间。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正在费尽脑筋做出决定，他们到底应该向公众公开何种信息，公开多少信息。

科学界则发现，他们既从非专业人员身上受益，但同时也面临着保卫学界可信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比较偏执、但能够和教授们获取同样数据的非专业人员的挑战。即使是在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看来，传统的期刊也开始变得像是知识体系的阻碍，因为他们能够刊登的文章如此之少。处于期刊金字塔最顶级的《自然》（Nature ）杂志，已经创办了自己的网络版，可以不必受页面所限刊登有价值的文章，来匹敌那些新一代的开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4] ，而后者的地位和重要性在近年来已经大大提升。

至于媒体，更是很难阻止它们去讨论未来的前景。到底能对互联网做些什么？网上没有编辑，并且，“旧媒体”被视为充满偏见、自我陶醉。

最糟糕的是，这种知识的危机由于下述对互联网显而易见的重重忧惧而变得难以忽视：互联网就是一堆未经把门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集合。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切割成碎片，终结了那些长线的深入的思考。我们的孩子，再也不读书了。他们当然更不读报纸了。人人都能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大扩声器，发出和受过良好教育及训练的人一样高扬的声音，哪怕他的观点再愚不可及。我们在网络上建了一个“回声室”，而且实际上，挑战我们想法的人，竟然比之前的广播时代还要少。谷歌正在腐蚀我们的记忆力，它让我们变蠢。网络钟爱狂热的、偶像导向的业余者，让专业人士丢掉了饭碗。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满目呆滞的习惯性的自慰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然而同时，也有一些诸如Politifact.com这样的网站，在认真核查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甚至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仔细、更公开。《纽约时报》的记者乔迪·坎托（Jody Kantor）[5] 说，知道博主们会仔细阅读她写的每一个字后，她对工作更加精益求精了。 ⁵ 图书馆也在进行新的尝试，利用所有可得的数据——包括读者们提供的数据——从而使得读者们在查找所需资源时比以前省事多了。得益于那些新的协作式技术，以及海量数据发布的新方式，科学也在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发展着。至于商界，更是进入了一个管理的新时代，通过从自己的组织的各个角落、从与组织相关的各色人等当中去发现专业人才而颠覆预期。

所以，我们既面临知识的危机，然而同时，也面临着一场划时代的知识的提升。一方面我们为曾经深深依赖、给我们提供可信知识的机构而担忧；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到一种文化脉动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来自于知识的网络化（the networking of the knowledge）。知识现在不仅仅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期刊里。它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机构，都根本不足以装下足够多的知识。知识现在具有了网络的属性，这网络，存在于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人们沟通时的想法中。

知识的网络属性，不仅仅意味着大众在某些条件下也能拥有某种智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事实上，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这也并非是说，网络正在变成一个具有意识的超级大脑；而是说，知识正在变得与网络不可分离。这就等于宣告，完全不可以想象在没有网络的支持下，知识能成为知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学习怎样打造这些聪明的房间，即如何建立能让我们更聪明的网络。这需要特别上心，因为一旦做砸了，网络可以令人沮丧地把我们变得更笨。

获取知识的新方式正日益显性化。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它的成熟态，但它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成形。相较以前，网络化的知识虽然不是那么确定，但却更加人性；不是那么固定，但却更加透明；不是那么令人信赖，但却更加全面包容；不是那么一以贯之但却更加丰富多元。新知识让我们感到更加自然，因为我们对知识的那些老旧理想从来都不现实，虽然我们是经历了文化的网络化之后才能承认这一点。

这本书将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用大到不可知来形容是贴切的，因为知识的新的提升和变化的核心，就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真理。这个真理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是我们的基于书本的知识体系从来却容纳不下，那就是：世界太大太大了，大到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全部。

第一章  知识超载

现如今，我们将信息超载视为一种文化环境。而令我们深夜难眠的，并非是担忧如此众多的信息会令我们精神崩溃，而是担心我们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

知识的三角形

1988年，知名组织理论家罗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6] 在其就任国际一般系统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eral Systems Research）主席的发言中，勾勒了一个金字塔。此后可以说，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人在世界某处的某个白板上画下这个金字塔。 ¹ 这个三角形的最下层是数据，往上逐渐收窄的每一层，依次是信息、知识、理解和智慧。这幅图在视觉上很容易理解：世界上显然有太多的数据，却没有多少智慧。从简单的数字1和0开始，上升至它们代表了什么，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有什么意义，它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洞见，金字塔中的每一层，都从它下面的那一层汲取了价值。

艾可夫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数据—信息—知识—智慧（DKIW，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层级的人。米兰·泽兰尼（Milan Zeleny）[7] 已经在之前一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类似观点，而迈克尔·库利（Michael Cooley）[8] 则在比泽兰尼稍早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差不多的概念。事实上，1982年，哈兰·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9] 仅在他刊发于《未来学家》（The Futurist ）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层级，他还指出了这种结构已知的最早的版本： ²

我们在生存中失掉的生活在哪里？

我们在知识中失掉的智慧在哪里？

我们在信息中失掉的知识在哪里？

这是1934年T.S.艾略特（T.S.Eliot）[10] 在一首叫做《岩石》的诗中写下的段落。而在艾略特之后，以及有关这个主题的商业文章和书籍大量涌现之前，我们还可以在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11] 1979年的一首名为《帕卡德的鹅》（Packard Goose ）的歌中发现类似观点。 ³

现在，没人会认为艾可夫、泽兰尼或库利是抄袭了艾略特或是抄袭了扎帕。这种思想，看来具有某种必然性。想象一下，现在是1955年— —艾略特写出《岩石》之后而扎帕写出《帕卡德的鹅》之前— —你管理着你们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看着IBM的专家们为公司安装50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电脑：IBM650。 ⁴ 当时全世界也只有75台这样的电脑，装上它就意味着你站在了世界前沿。IBM650拥有先进的穿孔卡片读取技术，每分钟能够进行78000次加减运算。2011年时一台家庭电脑大概运算速度大概是每分钟3000亿次，不过回到50年代，拥有这样计算能力的一台IBM650来得可不便宜：价格50万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400万美元。 ⁵ 这样一台电脑拥有专门的一间屋子、专门的一支维护团队以及专门的着装规定：请穿上白色实验服。但IBM650是台能干重活的机器，买它也可以说是物有所值— —它能处理工资单、计算项目销售业绩、管理人力资源数据库等等。

你已经习惯了一种特殊的“阅兵式”— —公司高管来参观数据中心的时候对着那装有成千上万张穿孔卡片的盒子惊叹不已。而且，你会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那只是数据。数据本身没有价值。但通过处理数据，你得到了信息。信息之于数据，就如同葡萄酒之于葡萄园：那是美味醇厚的经过提取和蒸馏之后的产物。1955年的时候，信息就是那些迅速堆积如山的看来毫无意义的数据的价值。

3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你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从数据中提取出了能填满无数货车的信息。现在，面对着这如山的信息，就和当初面对数据超载一样，你有了同样的疑问：你花了那么多钱来收集信息，意义在哪里？信息本身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不是一项解决方案。所以，你投入了那么多，从那么多数据中提取出了那么多信息，为的是什么呢？你用自己对数据的投入来类比，以证明自己是对的。你在数据上投入了很多，然后从数据中提炼出了信息；现在你期望，能够从信息中提炼出更有价值的什么东西。你得为这个“什么东西”命名。叫它“知识”怎么样？这样，在90年代早期和中期，知识管理开始流行起来了。它许诺企业，将会帮助它们从那些如山的信息中识别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并予以分享。

当然，为了让知识看起来像是信息的产出，你就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知识。对于艾可夫来说，知识是将“信息变为指令” （information into instructions） ⁶ 的本事，比如“知道一个系统是如何运行的，或者如何让它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运行”。 ⁷ 艾可夫的学生斯基普·沃特（Skip Walter）认为信息是结构化的数据，而知识则是“可以付诸行动的信息”（actionable information）。比如，当你决定是不是要穿毛衣时，信息就转化成了知识。 ⁸ 米兰·泽兰尼再一次抢了先，他比艾可夫提前数年提出，数据就像是构成面粉和酵母的原子，而知识就像是能够把信息转化为面包的食谱。 ⁹

好吧。但是当艾略特写下“我们在信息中失掉的知识在哪里” 时，他并不认为知识就是“可以付诸行动的信息”。科学家和研究者们所发现的知识，也不是一张食谱。实际上，一大堆毫无关联的事实，根本不能称之为信息。在艾可夫提出知识金字塔之前，当“知识”这一概念最早在人类世界出现的时候，理解世界的能力，是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成就，也是我们的命运。知识本身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美有序的整体。因此，在西方，数千年来，都认为知识是极致的美的对象。的确，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尽力去体会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的想法，尽管我们带有凡人的局限；去认识这个世界，就像是去阅读一本上帝写下的书，他在书中解释了他是如何将万事万物凝聚在一起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12] 驾着一艘小船航行了5年，伽利略（Galileo）[13] 违抗了教皇的命令，居里夫人（Madame Curie）[14] 研究放射性物质，所有人都将追求知识作为人类最深刻的目标。这才是知识在我们文化之中的意义，这和人为的知识金字塔中间那层的知识关联不大，后者认为知识除了令事情办成的有用性（utility）之外再无其他。

尽管如此，DIKW金字塔还是有一点说得非常对，那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理解知识的过程。我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远远超出我们大脑处理能力的世界的呢？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过滤、筛选，要不就是将复杂的事情降低到较为可以掌控的层面。把水流关小，我们就控制住了消防水管；同理，我们有一个复杂的编辑过滤系统，大多数人们写出来的东西被它过滤掉不能发表；我们有一个复杂的管理者过滤系统，大多数发表的东西经它过滤后，没能出现在我们当地图书馆或者书店的书架上；我们还有一个复杂的专业过滤系统，大多数人都被过滤得不知道别的过滤系统中是什么样的情况。知识一直是这样，它简化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信息时代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并且运行良好。我们制造出了计算机，所运行的数据是提前分类好的最基本的信息：姓名、社保号码、出生日期……不管数据库包括十项还是一千项，只有把不在数据库之内的东西一概排除掉，我们的信息系统才能运行。

就连知识本身，也是从一种筛选主张开始的。在古希腊，任何一名公民都可以公开讨论城邦事务，只要他是接受了军队训练的4万名自由男性之一。 ¹⁰ 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要不要开战，某人在一项政治罪名中是否清白无辜等——但是这些观点中只有部分是值得相信的。哲学家们注意到了这其中的差别，并且把值得相信的信念发展为单独的类目。柏拉图如此限定：在所有产生的意见当中，知识是这样一种子集：属于这个子集的观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因为正当的理由为人们所信服。第二个条件非常必要，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偶然”的理由而支持某种观点。比如你认为苏格拉底（Socrates）没有教唆年轻人变坏，因为你很喜欢他长袍披身的穿衣方式，那么即使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也不属于知识。猜测、预感有时候也是正确的，但同样也不属于知识。知识对于决定城邦的事务— —以及对于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知识的门槛定得高一些。构筑它的，是那些我们可以依赖、可以作为基础、值得去保存和珍惜的信念。这才是柏拉图、艾略特，以及时至今日的我们在说到“知识”时，它的含义。

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导生物，全赖于我们创造出的这些复杂的过滤系统运转良好。但是我们也付出了隐形的代价：我们把知识的门槛定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将一些本来值得思考的观点排除在外，而某些错误的信念— —一旦被接受之后— —就再也难以驱逐出去，即使我们发现它们是错误的。而且，还有那么多本来可以认识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我们的科学期刊只能刊登这么多文章，我们的图书馆，只能放下这么多书籍。真正的限制并非我们个人大脑的容量，而来自我们一直用来超越我们大脑局限的媒介。纸质工具允许我们将想法写下，但纸既昂贵又占地方。但即使在处理能力强大百万倍的电脑出现之后——你的家庭电脑估计已经比IBM650的内存高30万倍了 ¹¹ — —知识仍然很难从纸上转移出来，也很难依靠一台桌面机器去获取。

而现在，要是你想了解什么东西，你会去上网。如果你想更广泛地了解你学到的东西，你也会去网上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纸质媒介仍然会存在，但是新的、具有连接性的数字媒介显然更有活力。这可不是说，之前我们在书上画矩形，现在我们换到了屏幕上来展示它们。不是这么简单的转变。将我们获取知识的最古老、最基本的策略予以改变的— —是对于知识的链接，是网络化。不再如以往那样，通过做减法，将知识简化到图书馆或者科学期刊上来获取它；我们现在是通过做加法——将任何一种想法，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都放置在巨大的、松散链接的网络之中，来获取知识。这就意味着，知识已经不再同于以往了。科学界不同了，商界不同了，教育界不同了，政界不同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同了。

信息超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的信息超载也和以往不同了。

1970年，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他的《未来的冲击》（ Future Shock ）一书中，向大众介绍了信息超载的概念。 ¹² 他认为信息超载其实是感官超载的后续 ¹³ ：当我们面临了太多来自环境的感官刺激时 — —比方说，当我们听着“感恩而死” 乐队（Grateful Dead）[15] 的演唱会，同时伴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秀，空气中还混杂着数千根焚香的香味— —我们的大脑可能就会困惑，“幻想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¹⁴ 那假如我们从单纯的感觉刺激升一级，当我们那小得可怜的大脑被信息猛烈冲击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托夫勒指出，研究表明太多的信息能够损害我们思考的能力。当太多信息进入我们的“湿件”（wetware）[16] ，就会超过我们的“信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 —这也是信息科学中的一个术语。托夫勒写道，“当个体面临一种快速变化且异于常规的情境，或面对太多新事物时……他的预测准确度就会大幅下降。他将不再能够作出合理正确的评估，而离开这样的评估，理性行为就不存在。” ¹⁵ “头脑清楚”取决于是否能够避开信息超载。 ¹⁶ 由此，刻画了一种担忧的术语诞生了，也促成了一本畅销书的诞生。

市场很快就捡拾起了这个概念，担心给予消费者太多信息反而会让他们困惑。但是多少信息才是“太多”呢？在1974年的一项研究中，选取192位家庭主妇，每人被告知了16个不同品牌商品的16种不同特性。不过这些信息是简单的二元信息，比如，研究人员没有告诉他们每种食品的热量值，而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这些食品是高热量的还是低热量的。 ¹⁷ 然而即使这样，她们的购买选择仍然非常糟糕，也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她们遭遇了信息超载。市场营销人员因此觉得，严格控制销售商们提供的信息，就是在保护具有理性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这项研究作为一项“纯真年代”的产物，令我们震惊。比较16种营养标签上的热量高低就能造成信息超载？那我们一定是生活在一个信息异常金贵的国度。

信息超载造成的各种心理症状也随后被重新命名，其动力纯粹来自那些打造畅销书的市场欲望。因此，我们听到了信息焦虑、信息疲劳症候群、分析瘫痪（analysis paralysis）等等。这些令人衰弱的疾病，都是数据烟雾（data smog）、信息过量（infoglut）以及信息海啸（information tsunami）带来的。我们几乎就快淹死了。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17] 1989年出版了《信息焦虑》（Information Anxiety ）一书，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举出了这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比如“全世界每天出版1 000多本书”， ¹⁸ 以及“美国每年涌现9 600多种不同的期刊”。 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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