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中·竹林七贤／苏静主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086-7193-2

Ⅰ. ①知…　Ⅱ. ①苏…　Ⅲ. ①竹林七贤－生平事迹②中国历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 ①K825.6②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3891号

知中·竹林七贤

主　　编：苏静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插　　页：4

印　　张：12.75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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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知中《竹林七贤》特集·言论　ZHICHINA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Expressions

七贤人际关系图谱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the Seven Sages

魏晋历史大事记时间轴　The Timelin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1　动荡百年：魏晋时代大潮　Hundreds of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2　“竹林”在何处？“七贤”为何人？　Where is the Bamboo Grove? Who are the Seven Sages?

03　探索魏晋风度的文学宝库——《世说新语》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The Literary Treasur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4　进与退：竹林七贤的四十岁　Advance or Retreat: When They were 40 Years Old

05　七贤逸事　The Anecdotes of the Seven Sages

06　哲学与音律：魏晋名士的音乐之道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7　从“贵无”到“崇有”——席卷魏晋的玄学思潮　"Not being" or "Being" —— 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8　成于阮籍，兴于王戎——魏晋清谈之　Idle Talks of Metaphys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9　看似佯狂，实则悲戚——魏晋任诞之风　Willfulness and Indulgence: The Choice of the Wei-Jin Celebrities

1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魏晋名士与酒　The Culture of Drinking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1　五石散与魏晋服药之风　Powder Taken Cold and the Fashion of Taking Medicin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2　竹林生莲花：魏晋佛教的兴与衰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Buddhism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3　水墨丹青中的“名士风流”　The Celebrity Grace in Chinese painting

14　从“建安风骨”到“两晋风流”：魏晋文学发展小史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5　风流传承千载：诗词中的竹林七贤　The Poetry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16　衣食住行：魏晋名士生活细节小考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ife Details of Wei-Jin Celebrities

17　形形色色的“孔方兄”：魏晋货币演变历程　The Evolution of Currenc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8　魏晋时代的女人们　Wome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9　门阀和皇权的角逐——东晋历史大背景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20　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　Wang and Xie，The Famous Familie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21　竹林遗珍——“七贤文化”的后世传承与影响　The Inherit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Seven Sages" Culture

22　归去来兮——中国“隐士”文化小探　A Glimpse of China's "Hermit" Cultural Influence

23　嵇康阮籍，异于常交？　Ji Kang and Ruan Ji are Gays?

24　同象殊途：魏晋南北朝与欧洲文艺复兴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Renaissance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知^05

中

竹林七贤

出版人&总经理

苏静

Publisher & General Manager

Johnny Su

艺术指导

马仕睿［typo_d］

Art Director

Ma Shirui [typo_d]

主编助理

朱鸣

Assistant of Chief Editor

Zhu Ming

编辑

朱鸣／刘小荻／丁斯瑜

Editors

Zhu Ming/Liu Xiaodi/Ding Siyu

特约撰稿人

罗兆良／杜篆之／景胜

Special Correspondent

Paul/Du Zhuanzhi/Jing 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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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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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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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interviewee

董上德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着重于古代戏曲史、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关注戏曲与小说的叙事形态及其相互关系。2002年至2005年，曾担任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外籍教师。其主要著作有《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元曲精品》《屈大均》等。

插画师／illustrator

廖田才（圃生）

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桂林中国画学院。《水墨味》杂志副主编，现生活、工作于北京。2015年8月于荷锄馆举办个人“家山”画展；2016年4月于798第一艺术空间举办“望园”个展；2016年6月于798诚斋举办“圃生·安夏”展览。

协力机构／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南京六朝博物馆

南京六朝博物馆是中国展示六朝文物最全面的遗址博物馆，也是反映六朝文化最系统的专题博物馆。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合称“六朝”。六朝时期建都南京，南京因此被称为“六朝古都”。六朝博物馆展出青瓷器、陶俑、墓志、建筑构件、石刻、书画等大量珍贵文物以及六朝建康城城墙和大型排水设施遗迹，并介绍六朝名人故事，分四个篇章阐述公元3~6世纪的东方大都会主题，设有“六朝帝都”“回望六朝”“六朝风采”“六朝人杰”四大展厅。通过历史展、人物展、精品展、故事展，从“城”“人”“事”“美”的角度全面展示六朝历史文化。

➯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302号

➯　025-52326032

南京博物院

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占地13万余平方米，为“一院六馆”格局。六馆分别为：历史馆、特展馆、数字馆、艺术馆、非遗馆、民国馆。另全院设“六所”研究部门，即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所、古代建筑研究所、陈列艺术研究所、非遗保护研究所、古代艺术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出土于南京西善桥的竹林七贤画像砖，现藏于此。

➯　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　025-84807923

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博物馆

新城魏晋砖壁画博物馆成立于1988年，位于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的新城乡戈壁滩上，是对魏晋壁画墓的原址保护。在嘉峪关以东至酒泉市以西20公里的范围内，共有1400多座魏晋时期（220~419年）的地下壁画砖墓群，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从1972~1979年先后发掘了13座，其中8座是彩绘砖壁画墓，共出土壁画砖700余块，现有六号和七号墓室对游人开放。博物馆以魏晋砖壁画墓出土的砖壁画等为馆藏特色。举办有“魏晋墓砖壁画艺术陈列”一个基本陈列。

➯　嘉峪关市区东约18公里的新城镇

➯　0937-6385353

甘肃张掖市高台县博物馆

高台县博物馆现存文物5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132件，二级文物151件，三级文物292件，时代大多为汉、魏晋时期，是省内一级品最多的县级馆之一。魏晋壁画砖、彩绘木器、木版画、十六国时期的纪年简牍和汉晋丝绸构成了该县博物馆的馆藏特色。从20世纪末开始，考古工作者在高台县骆驼城、许三湾遗址抢救性发掘9座魏晋墓葬，出土魏晋时代墓室画像砖400多块。这些画像砖内容丰富，艺术价值高，被誉为“魏晋社会连环画”。高台魏晋画像砖大多为描绘游牧、农耕等生活内容，这是了解魏晋社会珍贵的图像资料。

➯　甘肃省高台县城关解放南路32号

➯　0936-6624050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设有11个专馆，3个展览厅，陈列面积2800平方米。馆藏文物近百万件，其中精品文物12万件，尤其是以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为特色。收藏了来自宝鸡及河南、湖南等地的青铜器，有文物界“半壁江山”之誉，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唐朝孙位所画的《高逸图》，描绘了魏晋时的“竹林七贤”，现为残卷，画面仅剩山涛、王戎、刘伶与阮籍四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

➯　021-63723500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故宫博物院绝无仅有的独特藏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紫禁城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晋王珣《伯远帖》及晋王献之《中秋帖》现藏于此。

➯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　010-65131892

知中《竹林七贤》特集·言论

ZHICHINA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Expressions

文＋编　朱鸣　text & edit: Zhu Ming

圃生

画家

《水墨味》杂志副主编

提到“魏晋风度”，您首先会联想到什么？请列举几个关键词。

书法、名士、二王、竹林七贤、特立独行。

您所理解的“魏晋风度”是？

当时一群放浪不羁的文士，有性格，我行我素，敢于与当时的当权者和世俗礼教对着干。在行为和性格上常常表现得比较极端和怪异，但在艺术或文学上多有着极高的造诣。

哪些魏晋名士的事迹最令您印象深刻？

“坦腹东床”的王羲之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嵇康。

竹林七贤中最欣赏哪一位？原因是？

喜欢刘伶，以豪饮闻名。自己做不到却也心向往之。

魏晋名士的处世哲学，是否曾对您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产生影响？

喜欢陶潜诗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画意诗情。所以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里都会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类的向往。

周云蓬

民谣歌手，诗人

代表作：《不会说话的爱情》《杜甫三章》

提到“魏晋风度”，您首先会联想到什么？请列举几个关键词。

扪虱而谈、嵇康锻铁，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已成绝响。

您所理解的“魏晋风度”是？

非暴力不合作。

哪些魏晋名士的事迹最令您印象深刻？

同第一个问题。

竹林七贤中最欣赏哪一位？原因是？

嵇康。长得帅，如玉山之浆泵，彻底不合作。

魏晋名士的处世哲学，是否曾对您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产生影响？

喝酒上有影响，但是现在戒酒了。

阿丁

作家

小说《无尾狗》作者

提到“魏晋风度”，您首先会联想到什么？请列举几个关键词。

嗑药，大酒，辞赋，美男，门阀。

您所理解的“魏晋风度”是？

及时行乐。

哪些魏晋名士的事迹最令您印象深刻？

嵇康写给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竹林七贤中最欣赏哪一位？原因是？

刘伶。他最卑微，也最沉默，多半也最清醒。刘伶离脏东西最远，离纯净最近。爱他“死便埋我”这种处理生死的态度，不能至，心向往之。大酒喝死几乎是一个男人最理想的死亡方式了。我也喜欢喝酒，“恨不逢刘伶，与闭户轰饮”。

魏晋名士的处世哲学，是否曾对您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产生影响？

多少有点。比如有限度的避世，对朋友的选择，以及自己陪自己玩儿得挺好的生活方式。

韩湛宁

设计师

中国版协装帧艺委会常委

亚洲铜设计顾问公司创始人

提到“魏晋风度”，您首先会联想到什么？请列举几个关键词。

首先想到的是“放浪形骸”以及“放浪形骸”表象之下的自由灵魂，这些自由灵魂能不媚王权、不拘时流、坚持真我的思想独立与艺术风范，是真正的中国士大夫精神。

其他词还有啸聚山林、狷狂风流、洒脱倜傥、不慕荣利、归去来兮、真名士等。

您所理解的“魏晋风度”是？

我理解的“魏晋风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我”的独立人格真实表达与思想学术追求的高度统一。可以狷狂、可以傲时，但必须有真我的独立人格、学术立场与行为准则，思想追求、艺术表象与行为规范合一，也就是必须具备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哪些魏晋名士的事迹最令您印象深刻？

非常多，如嵇康锻铁、《与山巨源绝交书》、《广陵散》的故事；阮籍嗜酒如命、竹林长啸；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为官；王羲之的东床快婿；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等。

竹林七贤中最欣赏哪一位？原因是？

嵇康。嵇康性情旷达狂放，鄙视权贵，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拘，隐逸竹林却又真情真性，重视友情，仗义执言。另外，他才华横溢，文学、音乐等成就斐然。他独特的风骨与品行令我向往。

魏晋名士的处世哲学，是否曾对您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产生影响？

当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魏晋名士坚持真我，精神与学问并重，不媚权贵、不拘时流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令我敬仰并向往之。如多年来我为追求独立的内心，两度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热爱读很多无用的书，甚至经常去教书，等等，都是魏晋名士的处世哲学对我产生的影响。

陈寿

西晋史学家

“（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三国志·魏志·阮籍传》

刘勰

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

“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文心雕龙》

爱新觉罗·弘历

清高宗乾隆皇帝

“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小阮不愧玉树曹，阿戎清爽舞浊醪。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过激由去朝。”——《御制七贤咏》

章太炎

思想家、史学家、民族主义革命者

“魏、晋以降，稍旁理诸子，玄言之士，次六国而起。讫隋、唐又反钝。”——《信史》

鲁迅

文学家、思想家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刘师培

经学家

“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

钱穆

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旧政权必然没落，新政权不能稳定，而作为当时社会中间的智识分子，所谓‘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者，亦只是东汉党锢狱以后的几许观念，反动回惑，消沉无路。”——《国史大纲》

陈寅恪

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嵇康在当时号为主张老庄之自然，即避世，及违反周礼之名教，即不孝不仕之人，故在当时人心中自然与名教二者不可合一，即义而非同无疑也。阮籍虽不及嵇康之始终不屈身司马氏，然所为不过‘禄仕’而已，依旧保持其放荡不羁之行为，所以符合老庄自然之旨。”——《清谈误国》

林语堂

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

“魏晋清谈之风，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有的佯狂，有的饮酒，如阮籍饮酒二斗，吐血三升，天下称贤。所谓贤，就是聪明，因为能在不许谈国事之时谈私事，纵欲以求人生之快。”——《世相物语》

宗白华

美学家、哲学家、诗人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胡适

思想家、哲学家

“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是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白话文学史》

余英时

历史学家、汉学家

“如果我们认为汉代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时代，那么汉王朝的末期则见证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事实上，从2世纪末到4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唯一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个人主义在思想领域和实践范围内都很盛行。”——《魏晋时期的个人主义和新道家运动》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美国汉学家

“公元200至240年，是中国人道主义的觉醒，这时期的哲学研究是对汉帝国传统机制的调整，摒弃了繁复的哲学语言，代表人物是刘劭和王肃；240~250年，这一时期特征是玄学的重生。社会总是动荡不安消解了知识分子维持社会稳定的计划，钟会和何晏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但王弼是更重要的代表人物；250~260年，这一时期是针对所有儒教改良企图的彻底抵抗，标志着道家的胜利，代表人物则是‘竹林七贤’。”——《嵇康的生平与思想》

肯尼斯·斯

科特·拉图雷特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美国历史学家

“公元3世纪的‘竹林七贤’是一群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们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

井波律子

いなみ りつこ

日本中国文化研究学者

“所谓‘乱世’，就是明天都没有保障的时期。在生命处于危机之际要使表现机智化，没有精神上的从容，是绝对不可能的。机智和悲壮感，是和‘死的美学’无缘的。它只会和那些不管是看得见也罢，甚至连希望的边也看不到也罢，都从容冷静地环视着周围无论如何也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人们接近。它是在不安和绝望中，尽管被打得头破血流，但仍然赤手空拳，不问胜负，想要抗争到最后以求生存者的武器。这也就是阮籍和‘竹林七贤’的其他人物，在那个时代得以机智地生存的原因。”——《中国人的机智》

白锦麟

Joachim Boittout

法国青年汉学家

“我一直欣赏能够将人生的复杂性以及抉择所带给我们的焦虑彻底地展现出来的作品。我觉得我和阮籍有许多共鸣之处，最喜欢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里面运用了老庄及楚辞两个互文去追求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界。”

七贤人际关系图谱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the Seven Sages

文　杜篆之　text: Du Zhuanzh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嵇康（224~263年，一作223~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曹魏时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被司马昭处死。嵇康有一子一女，子嵇绍，字延祖；女不知其名。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政治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他精通兵法，诗歌造诣也很高，是“建安风骨”代表人物，史称魏武帝。

嵇昭字子远，生卒年不详。嵇康之父，在曹魏为官，治书侍御史。去世时，嵇康尚年幼。

嵇喜字公穆，生卒年不详，嵇康之兄。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魏时举秀才，后为卫将军司马攸之司马，为齐王一派重要幕僚。历任江夏太守、徐州刺史、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官职。

嵇绍（253~304年），字延祖。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嵇康之子。嵇康死后，被托付给山涛照顾。后被山涛举荐为官，历任汝阴太守、豫章内史、徐州刺史、侍中、御史中丞、平西将军等官职。后在战乱中拼死保卫晋惠帝而遇害。

司马懿（179~251年），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曾任曹魏的大都督、大将军、太尉、太傅等官职。魏国托孤辅政之重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公元249年，他发动“高平陵事变”（又称“典午之变”），除掉了政敌曹爽，独揽大权。后世根据其谥号称其晋宣帝。

张春华（189~247年），河内平皋（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曹魏粟邑令张汪之女，晋宣帝司马懿之妻，晋景帝司马师和晋文帝司马昭的母亲，后被晋武帝司马炎追谥为宣穆皇后。她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表姑。

司马昭（211~265年），字子上，河内温县（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司马昭早年随父抗蜀，多有战功。后期，继兄司马师之后，专揽朝政。景元四年（263年），派遣钟会、邓艾等率军伐蜀，消灭蜀国。他54岁病死，其后不久，其子司马炎称帝，建立晋朝，尊司马昭为文帝，庙号太祖。

司马师（208~255年），字子元，河内温县（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官至大将军，西晋奠基人之一。参与其父谋划“高平陵事变”，有功被封为长平乡侯。父司马懿死后，以抚军大将军辅政，独揽大权。掌权后，粉碎政敌密谋，废掉魏帝曹芳，立曹髦为帝。后率兵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途中病死。

钟会（225~264年），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太傅钟繇之幼子，青州刺史钟毓之弟。钟会自幼便有才名，成年后由于在作战中屡出奇谋，被人比作西汉谋士张良。钟会后来成为司马昭的亲信。嵇康被杀与他关系很大。景元四年（263年），他与邓艾分兵攻打蜀汉，导致蜀汉灭亡。此后，钟会与蜀汉降将姜维共谋，欲据蜀自立，后因部下反叛而失败，死于兵变之中。

吕安（？~262年），字仲悌，山东东平人。生年不详，卒于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好友。镇北将军、冀州牧吕昭次子。吕安妻子徐氏貌美，异母兄吕巽奸之。事发，吕巽告吕安不孝，使吕安流放边郡。吕安引嵇康为证辩诬，被钟会进谗。司马昭将嵇、吕收捕下狱，后杀二人。

吕巽生卒年不详，字长悌，山东东平人。魏镇北将军、冀州牧吕昭长子，为吕安的异母哥哥，曾任司马昭的长史。他起先也与嵇康交好，后诬告吕安不孝，嵇康与之绝交。这起官司最终导致吕安和嵇康被杀。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阮籍有一子一女，子阮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

阮熙生卒年不详，兖州陈留郡（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的兄长，阮咸的父亲。做过三国时期曹魏的武都太守。

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魏武都太守阮熙之子，与叔叔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同为竹林七贤之列。历任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等官职，生平放浪不羁。阮咸精通音律，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作有《三峡流泉》。有二子，名为阮瞻、阮孚。

荀勖（？~289年），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人。东汉司空荀爽的曾孙。西晋开国功臣。少年时聪慧好学，初仕于魏，为大将军曹爽掾属。“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诛，他也遭贬，后转投司马昭，以谋划见长，获其信任。司马炎称帝后，封济北郡公，但辞让不受，降封济北郡侯，故有“荀济北”之称。荀勖身居高位又博学多才，在修订法令、校正音律、整校典籍等方面，都有建树。荀勖研究制笛工艺，提出了“管口校正数”，这是早期声学的重大成就之一，《晋书·律历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阮浑生卒年不详，约公元275年（晋武帝咸宁初年）前后在世，字长成，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阮籍之子，有其父之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太康年间（约284年前后）为太子庶子。

阮瞻字千里。生年不详，约卒于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年）。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阮咸之子。阮瞻生性清心寡欲，言辞不多但旨趣深远。有一次，他拜见司徒王戎，王戎问他：“圣人看重名教，老庄申明自然，他们的主旨有无异同？”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大概没有什么不同）。王戎叹息良久，便令征召他。当时人称他为“三语掾”。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时，任命阮瞻为记室参军。永嘉年间，阮瞻担任太子舍人。后患病去世，时年30岁。

阮孚字遥集，生卒年不详。阮咸之子，有其父之风。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以饮酒出名的“兖州八伯”之一，阮孚为“诞伯”。东晋成帝时，羊曼、阮放、阮孚等八人放纵不羁，好饮酒，时人称为“兖州八伯”。阮孚当过长史、侍中、吏部尚书等官职，被赐爵南安县侯。成语“阮囊羞涩”“金貂换酒”“阮孚蜡屐”等都来自阮孚的典故。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人。三国曹魏及西晋时期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父亲山曜，官至宛句县令。司马师执政后，山涛被举秀才，官至尚书吏部郎。司马炎称帝后，任命山涛为大鸿胪，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官职。嵇康死后，山涛受嵇康委托，照顾嵇康幼子嵇绍及其女儿。

山曜生卒年不详。山涛的父亲，曾官至宛句县令。

韩氏生卒年不详。山涛的妻子。

山简（253~312年），字季伦。河内郡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人。山涛的第五子。山简年轻时与嵇绍、刘漠、杨淮齐名。最初担任太子舍人，历任太子庶子、黄门郎、青州刺史、侍中、吏部尚书、镇西将军、尚书左仆射等职。《晋书》评论他“性温雅，有父风”。

山遐生卒年不详。山简之子，山涛的孙子。《晋书》记载，山遐历任余姚令、东阳太守等地方官职，主政当地使用猛政，有酷吏做派，甚至对名士虞喜也要绳之以法。

*山该、山淳、山允、山谟、山玮、山世回等山涛的晚辈亲属，以及向秀儿子向纯、向悌等，无甚突出事迹者，略去。

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郡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交往，隐居不仕。嵇康、吕安死后，向秀入仕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任散骑侍郎、黄门散骑常侍、散骑常侍等官职。向秀喜老庄之学，曾注《庄子》，《世说新语》评论其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可惜注未完成，向秀便过世；据记载，郭象剽窃其文，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向秀所写《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等文也流传至今。

郭象（252~312年），字子玄，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西晋时玄学家，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好老庄，善清谈。注《庄子》，流传至今。

虞喜（281~356年），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东晋天文学家，最早发现“岁差”现象的中国人。东吴经学大师虞翻的后人，东晋散骑常侍虞预的胞兄。中国古代宇宙学说宣夜说的继承和发展者。《宋史·律历志》记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岁差”一词由此而来。岁差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虞喜发现岁差，虽然比古希腊的依巴谷晚，但却比依巴谷每百年差一度的数值精确。虞喜曾因隐匿人口，违反朝廷法规，被当时主政的山遐所“通缉”。虞氏家族动用各种手段，调走了山遐，虞喜方才获免。

裴秀（224~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魏晋时期大臣，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出身望族“河东裴氏”，少年时便颇有名气，后被大将军曹爽辟为掾属，世袭父亲爵位清阳亭侯。“高平陵事变”后，裴秀被罢免。后改投司马昭，历任安东将军及卫将军司马，参与谋划军国之政。他建议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后，裴秀加任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后升任司空。271年因病去世，终年48岁。裴秀所作《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羊祜（221~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三国曹魏末期至西晋时期的朝廷重臣、将领。博学能文，清廉正直。他曾拒绝曹爽和司马昭的多次征辟，后为朝廷公车征拜。司马昭建五等爵制时，羊祜与荀勖共掌机密。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后，有伐吴的战略决心，命羊祜坐镇荆州，都督荆州诸军事。之后十年，羊祜一方面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另一方面缮甲训卒，广为战备，做好了伐吴的军事和物质准备。晋灭吴开战于279年，之前一年（278年），羊祜病故。

卫瓘（220~291年），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晋时重臣、书法家，曹魏尚书卫觊之子。卫瓘出身官宦世家，年轻时于魏国仕官，历尚书郎、散骑常侍、侍中、廷尉等职。后以镇西军司、监军身份参与伐蜀战争。蜀汉亡后，与钟会一道逮捕邓艾，钟会谋反时，又成功平息叛乱，命田续杀邓艾父子。西晋建立后，历任青州、幽州刺史、征东大将军等职，成功化解北方边境威胁，因功晋爵菑阳公。后入朝为尚书令、侍中，又升任司空，领太子少傅。晋惠帝即位后，他与贾后对立，被后者唆使楚王司马玮矫诏诛杀。卫瓘善隶书及章草，唐朝张怀瓘《书断》中评其章草为“神品”。

贾充（217~282年），字公闾，平阳襄陵（今山西省襄汾县）人，三国曹魏末期至西晋初期重臣，曹魏豫州刺史贾逵之子，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曾参与镇压毌丘俭、文钦叛乱，弑杀魏帝曹髦，因此深得司马氏信任。其女儿贾褒及贾南风分别嫁给司马炎弟弟司马攸及次子司马衷。司马炎称帝建立晋国后，他转任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后升任司空、太尉等要职。晚年还率军参加晋伐吴大战，吴国平定后，增邑八千户。

王戎（234~305年），字濬冲。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出身于魏晋望族琅琊王氏，祖父王雄，在曹魏官至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历任吏部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建威将军等官职。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故人称“王安丰”。公元290年（太熙元年），武帝驾崩，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由太傅杨骏辅政，任命王戎为太子太傅，与张华、裴楷、和峤都因有德望被杨骏猜忌，不得参与朝政。后张方劫持惠帝入长安，王戎逃奔郏县，于永兴二年（305年）去世，终年72岁。

王浑（223~297年），字长源。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王雄之子，王戎之父。担任过曹魏的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

刘伶（约221~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省宿州）人，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曾做过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时为建威将军）幕府下的参军。晋武帝泰始年间，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因无能被罢免。刘伶平生嗜酒，曾作《酒德颂》，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蔑视传统“礼法”。另有一首诗《北芒客舍》存世。

司马衷（259~307年），字正度，晋武帝司马炎次子，母为武元皇后杨艳。西晋第二位皇帝，史称晋惠帝，290~307年在位。司马衷于267年被立为皇太子，290年即位，改元永熙。他为人痴呆不任事，初由太傅杨骏辅政，后皇后贾南风杀害杨骏，掌握大权。在“八王之乱”中，惠帝的叔祖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惠帝的帝位，并以惠帝为太上皇，囚禁于金墉城。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反司马伦，群臣共谋杀司马伦党羽，迎晋惠帝复位，诛司马伦及其子。又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将其迎归洛阳。307年去世，相传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时年48岁。

司马冏（？~302年），字景治，河内温县（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晋文帝司马昭之孙，齐献王司马攸次子，晋武帝司马炎之侄。晋朝宗室，“八王之乱”中的其中一王。其父司马攸死后，袭爵齐王，历任散骑常侍、领左将军、翊军校尉。后与赵王司马伦废杀皇后贾南风，因遭孙秀排挤出朝任职。司马伦篡位后，升任镇军大将军。又联络河间王司马颙等共讨司马伦，迎晋惠帝复位，任大司马。永宁二年（302年），长沙王司马乂围攻洛阳，两军激战，司马冏败，被擒斩首。晋怀帝即位后，下诏为司马冏平反，追谥武闵。

邓艾（约197~264年），字士载，义阳棘阳（今河南省新野县）人。三国时魏国将领。本名邓范，后因与同乡人同名而改名。邓艾多年在曹魏西边战线防备蜀汉姜维。公元263年，他与钟会分别率军攻打蜀汉。他率先进入成都，抢得头功，因此遭到钟会的污蔑和陷害，被司马昭猜忌而被收押，后被杀。

王濬（206~286年），《宋书》作“王璿”，字士治。弘农郡湖县（今河南省灵宝市）人，西晋时期名将。出身于世代两千石的官吏之家，博学多闻，历任河东从事、广汉太守、益州刺史等官职。279年4月，上书请伐东吴，被拜为龙骧将军，出战东吴，势如破竹。王濬立大功，晋武帝升他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286年去世，葬于柏谷山。

王敦（266~324年），字处仲，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为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王敦出身琅琊王氏，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成为当时权臣，但一直有夺权之心，后发动叛乱，史称“王敦之乱”，最终病逝。

孙秀（？~301年），字俊忠，琅琊（今山东临沂）人，西晋大臣。起初给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当小官，善于谄媚，成为其亲信。他为司马伦谋划，用离间计先废掉太子，后杀贾后，夺取朝权。当权后睚眦必报，排除异己，杀害朝廷大臣。没多久就在“八王之乱”中被杀。

裴頠（267~300年），字逸民，西晋大臣、哲学家。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司空裴秀之子。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等官职。妻子为王戎的女儿。他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他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八王之乱”中，为赵王司马伦所害，后晋惠帝为其平反。

1 　关于嵇康与山涛往来的文字，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传世；《晋书》记载，嵇康死前把儿女托付给山涛照顾。

2 　阮籍的“青白眼”。《晋书》记载，嵇康来了，阮籍“青眼”相看；俗人来了，则翻“白眼”。

3 　《世说新语》记载，嵇康和阮籍来拜访山涛，山涛之妻偷看两人风貌，对山涛评论说：“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

4 　《晋书》记载，向秀给嵇康打铁做助手；嵇康劝向秀不要给《庄子》做注。

5 　《晋书》记载，向秀“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

6 　《世说新语》记载，王戎评论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7 　《晋书》记载，王戎有一次经过黄公酒垆，回头和后车客人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

8 　《晋书》记载：“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卿辈意亦复易败耳。”

9 　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论阮咸说：“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晋武帝以其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为由不用。

10 　阮籍是阮咸的叔叔。阮咸的父亲阮熙是阮籍的兄长。

11 　刘伶曾做过建威将军王戎幕府内的参军。

12 　刘伶和嵇康、阮籍二人有交游，但具体细节不详。《晋书》说刘伶“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然而并没有具体细节。

魏晋历史大事记时间轴

The Timelin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编　朱鸣、刘小荻　edit: Zhu Ming & Liu Xiaodi

三国

205年

山涛生于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

210年

阮籍生于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

220年

➡曹操病逝于洛阳，谥号武王。

➡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定都洛阳。曹丕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221年

➡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

➡孙权自公安迁都鄂州，改名武昌，以六县设置武昌郡。曹丕称帝后，孙权请求为魏的藩属，曹丕策封孙权为吴王。

➡刘伶生于沛国（今安徽淮北）。

222年

➡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被东吴打败，蜀国元气大伤，三国出现稳定的对峙局势。

223年

➡刘备病逝，临终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谥号昭烈皇帝。

224年

➡嵇康出生于谯郡铚（今安徽省濉溪县）。

225年

➡诸葛亮亲自南征，降服南蛮王孟获，平定蜀汉南方战事。

226年

➡魏文帝曹丕病逝，曹叡即位；诸葛亮认为此时为北伐良机。

227年

➡诸葛亮驻军汉中，开始筹备北伐曹魏。其上书《出师表》，陈述出师原因，表明统一中原的愿望，由此拉开五次北伐的序幕。

➡向秀生于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

229年

➡孙权正式登基为帝，改年号为黄龙，将都城从武昌迁到建业（今江苏南京）。

228~234年

➡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但未取得重大胜利，最后以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终结。

➡阮咸出生日期不详，大约于三国魏朝前期，其为阮籍侄子，在竹林七贤中仅比王戎年长。

231年

➡在曹魏对蜀汉的战争中，司马懿成功主持战事，在朝野内外威信大涨。

234年

➡王戎生于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239年

➡曹叡病逝，享年35岁，谥号明皇帝，曹芳继位，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

249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解除了曹爽大将军职务，将其斩杀，夷三族。

➡同年，司马懿上书改年号为嘉平，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251年

➡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

252年

➡孙权病死于太初宫中，葬于建业蒋陵，谥号大皇帝，庙号太祖。

254年

➡曹芳联合李丰、张缉、夏侯玄等意图罢黜司马师，被司马师搜出“衣带诏”，三人惨遭腰斩灭族。

➡九月，司马师上奏太后废掉皇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260年

➡曹髦试图从司马氏手中夺回权力，兵败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

262年

➡司马昭下令处死嵇康，嵇康受刑于洛阳东市（一作嵇康卒于263年）。

263年

➡司马昭伐蜀，刘禅接受谯周意见，带领文武百官出降，蜀汉正式灭亡，由此开启三国统一的序幕。

➡阮籍卒，时年五十三。

264年

➡魏元帝曹奂以伐蜀有功再次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并晋升为晋王，加九锡，司马氏代魏之势已成。

西晋

265年

➡司马昭逝世，晋王、相国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改国号晋，史称西晋，定都洛阳。

272年

➡向秀卒，时年四十五。

280年

➡晋武帝司马炎分六路大军出兵伐吴，孙皓投降，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西晋时期。

283年

➡山涛卒，时年七十八。

280~289年

➡西晋灭吴后，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趋于稳定。

290年

➡晋武帝去世，太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

➡阮咸病逝，《晋书》本传则谓其“以寿终”，大约卒于晋武帝末年。

294~299年

➡晋惠帝时，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两年后其弟郝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举兵，晋将周处阵亡，叛乱至299年方平。

299~306年

➡“八王之乱”爆发，其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直接导致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

➡“五胡”在“八王之乱”后纷纷举兵，陆续独立建立国家，进而开始与汉人政权对峙，史称“五胡乱华”。

300年

➡贾后杀非己所生的太子，成为大乱的导火线。

➡赵王司马伦觊觎朝政已久，乘贾后杀太子之机以“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为勉举兵，发起政变。

➡刘伶卒，时年七十九。

301年

➡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及长沙王司马乂，先后以军事力量上台掌权。

➡司马伦矫诏晋惠帝禅位，自称皇帝，专惠帝为太上皇，后兵败被赐死。

304年

➡匈奴贵族刘渊以自己祖先与汉朝宗室刘氏约为兄弟而自称“汉王”，建国号汉，改元元熙。

➡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自此开启“五胡十六国时期”。

305年

➡王戎卒于郏县，时年七十一。

306年

➡“八王之乱”中，前七王皆已败死，东海王司马越最终控制了朝政，毒死晋惠帝，另立晋怀帝，“八王之乱”终结。

307年

➡琅琊王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移镇建邺（后改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310年

➡刘渊去世，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

311年

➡“永嘉之乱”，匈奴军队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

➡“永嘉之乱”后，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313年

➡晋愍帝司马邺于长安即帝位，改元建兴，他是西晋的第四任皇帝，也是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

316年

➡刘曜发兵攻打长安，并且切断长安的粮运；晋愍帝在食粮断绝的情况之下投降前赵，西晋灭亡。

317年

➡司马睿在西晋贵族与江东大族的支持下称晋王。

东晋

318年

➡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即晋元帝，史称东晋。

➡东晋帝室衰微，门阀士族凌驾于其上，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

322年

➡“王敦之乱”，王敦在武昌起兵，图谋篡位，以诛刘隗为名发动叛乱。

323年

➡司马睿因“王敦之乱”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即为晋明帝，遗诏司空王导辅政。

325年

➡晋明帝立司马衍为皇太子，同年十月晋明帝去世，得年二十七岁，晋成帝即位为帝。

327~328年

➡爆发“苏峻之乱”，历阳内史苏峻联结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于次年攻破建康执掌朝政。

329年

➡“苏峻之乱”随苏峻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而结束，此后，朝内由王导专制。

342年

➡晋成帝患病，晋康帝司马岳继承帝位，六月，晋成帝驾崩，得年二十一岁。

344年

➡晋康帝患病驾崩，得年二十二岁，晋穆帝司马聃即位，时年一岁，由于年幼而由褚太后掌政，并由何充辅政。

346年

➡东晋大将桓温趁成汉内部不稳，汉主李势荒淫无道令国家衰弱，决心征伐。

347年

➡桓温攻破成都，消灭了四川的成汉政权。

350年

➡东晋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五州军事，委以北伐重任，并以其抗衡桓温。

➡殷浩率兵进行北伐，屡次战败。

354年

➡桓温上奏列举殷浩罪行，逼使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桓温开始掌权。

➡桓温奏免殷浩后不久便发动第一次北伐，击破氐族苻健军队数万人。

361年

➡晋穆帝逝世，得年十八岁，葬永平陵。

➡琅琊王司马丕继位，改元隆和，谥号晋哀帝。

➡大将桓温当国，晋哀帝形同傀儡。

365年

➡晋哀帝因迷信“长生之法”，药物中毒死于太极殿，得年二十四岁。

➡晋哀帝之弟司马奕即帝位。

369年

➡桓温为了树立更高的威望，发动第三次北伐，但以大败告终。

371年

➡桓温废司马奕为东海王，之后再贬其为海西公，迁居吴县。

➡司马昱被桓温拥立为帝，谥号晋简文帝，改年号为咸安。

372年

➡司马昱病逝，得年五十二岁，其在位时间只有二百五十日，其间朝政完全在桓温控制之下。

➡晋孝武帝司马曜继位。

376年

➡前秦苻坚灭代国，统一北方，与东晋南北对峙。

383年

➡苻坚率兵南侵，东晋宰相谢安力主抗敌，谢石、谢玄率军迎击，“淝水之战”大获全胜，苻坚逃回北方，元气大伤，原本统一的北方再次分裂为多国。

384~396年

➡晋孝武帝趁前秦崩解的契机北伐，陆续收复了黄河以南的所有领土。

396年

➡晋孝武帝被其所宠信的张贵人杀害，得年三十四岁。

397年

➡晋安帝司马德宗正式继位。

404年

➡桓温之子桓玄篡晋，建立桓楚政权，废安帝为平固王，两个月后，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消灭桓玄，掌握了东晋朝政。

417年

➡刘裕趁后秦、南燕内乱之际，乘机出兵，并一举攻灭，这是东晋历次北伐中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418年

➡刘裕，受封为宋公，受九锡。

419年

➡刘裕密谋杀安帝，因其相信预言书说：“昌明（晋孝武帝）之后尚有二帝”，于是声称依照遗诏，立司马德文为皇帝，即晋恭帝。

➡晋安帝死后司马德文被刘裕以遗诏立为皇帝，但当时刘裕已经完全掌握东晋朝政，司马德文仅为傀儡皇帝。

420年

➡刘裕逼晋恭帝禅位，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建立刘宋，东晋正式灭亡，历史步入南北朝时期。

➡东晋与之前的孙吴以及其后的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

嵇康

《晋书·嵇康传》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

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01

动荡百年：魏晋时代大潮

Hundreds of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刘小荻　text: Liu Xiaod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历史人物，无法孤立于其所处的时代而存在。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往往能解释当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背后的原因。从东汉末年到东晋灭亡，中国处于一个社会空前动荡的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有短暂统一，但时时面临分裂，内忧外患不断。

公元220年，曹操于洛阳病逝，同年年底，其嫡长子曹丕废汉献帝，建立曹魏政权。曹丕篡汉建魏，传言汉献帝被害，远在成都的刘备披上孝服发丧。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登基，国号仍沿用“汉”，以示续大汉正统。孙权在曹丕称帝后，派使者去请求成为魏的藩属，他接受了曹丕的册封成了吴王。

226年，曹丕病逝，曹叡即位。孙权趁曹魏国丧期间，出兵攻魏，但被司马懿击退。同时，在228年到234年的六年间，诸葛亮也发动了五次北伐战争，同被司马懿主持的魏国军队成功抵御。在对抗蜀汉以及孙吴战争中战功显赫的司马氏，就是后来改变曹魏国运的关键人物。

司马懿很早就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在东汉末年，他跟随曹操四处征战；魏代汉后，司马懿被任为尚书。《晋书》里记载司马懿“内急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曹操也曾察觉到司马懿的野心，知道他非池中之物。《晋书》里还有个“三马同槽”的故事，说的是曹操梦见三匹马同在一个槽里进食——“槽”通“曹”，“马”即是司马氏。曹操醒来后十分不快，召太子曹丕，警告说：“司马懿不会甘做人臣，将来必干预你的朝政家事。”消息传到司马懿耳朵里，为了打消曹操的疑虑，司马懿更加勤勤恳恳，甚至喂马之类的小事都亲力亲为，最终让曹操解除了戒心。

高平陵事变

曹丕时期，司马懿仍颇受重用。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叡。明帝时，司马懿屡立战功，地位日益提高。239年，明帝曹叡病逝，托孤幼帝曹芳以司马懿和曹爽，，司马懿成为为三朝元老。

曹爽刚开始因为司马懿德高望重，不敢过于放肆，但后来听从了亲信的计谋，重用亲信。不仅任命弟弟曹羲为中领军，共同执掌军权，还于247年软禁了魏明帝遗孀郭皇后于永宁宫。曹爽行事越发大胆，甚至僭用皇帝仪仗，架空司马懿，自此专权。司马懿辨明局势，决定韬光养晦，称病避开曹爽。一边装作衰老病重，削弱曹爽戒心，一边暗中谋划夺权。

曹爽认为自己大权在握，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戒心，只顾享乐。弟弟曹羲和“智囊”桓范都多次劝告曹爽保持警惕，可曹爽听不进任何劝诫。蛰伏数年的司马懿厚积薄发，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

249年，司马懿趁曹芳以及曹爽去拜谒明帝之墓高平陵之际，发动政变，并迅速接管曹爽军权，控制内城。同时，他派人上奏曹芳，借由被曹爽软禁的皇太后郭氏的诏令，宣布罢免曹爽兄弟职务。司马懿又奉太后召命让桓范接管曹羲的军权。桓范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站在曹爽一边，逃出城去见曹爽兄弟，并且献计让他们带着皇帝曹芳到许昌，再以皇帝名义号召全国其他军事力量前来支援，夺回权力。

◎魏文帝曹丕

曹丕，字子桓，三国时期曹魏的开国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其是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的长子，去世后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号文皇帝，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

◎蜀主刘备

刘备，字玄德，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公元221~223年在位。他为人谦和、礼贤下士，素以仁德为世人称赞，死后谥号昭烈皇帝，庙号烈祖。

◎吴主孙权

孙权，字仲谋，三国时期吴国的开国皇帝，公元229~252年在位。其兄孙策英年早逝，孙权继位为江东之主。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称帝，正式建立吴国。

◎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炎，字安世，西晋的开国君主，公元265~290年在位。265年他继承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数月后逼迫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国号大晋，建都洛阳。

◎魏太祖曹操

来源：《三才图会·人物卷》

◎汉昭烈帝刘备

◎吴大帝孙权

◎晋高祖司马懿

◎晋武帝司马炎

曹爽兄弟无法下定决心反抗司马懿，只顾家室而不图远谋，最终决定罢官投降。桓范见此大哭道：“曹子丹（曹真）是何等人物，竟然生出你们兄弟二人，蠢如猪牛，哪里料到今天竟然因为你们被灭族。”[1]桓范随曹爽回到洛阳后，果不其然，被司马懿以谋反罪名灭族，曹爽也被诛了三族。

同年，司马懿上书改年号为嘉平。司马懿杀曹爽后，包括何晏等很多名士也同时被杀。《汉晋春秋》记载当时名士被杀状况，用了“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八字，可见株连人数之众。

“高平陵事变”成为曹魏政权的重大转折点，权力自此落入司马氏手中，这也拉开了司马氏篡权的序幕。司马氏不甘于只做人臣，篡位野心昭然若揭。他们开始铲除异己，清扫曹魏的残存势力。中央的“嘉平之变”和“甘露之变”，地方上的淮南三叛的军事抵抗，结果都以司马氏获胜告终。平乱后随之而来的，又是新一轮的血腥屠杀和对异己的彻底清洗。

司马懿在发动高平陵事变两年后，因病逝世。他的儿子司马师成为抚军大将军，执掌魏国军政大权，把持朝政。曹芳不甘心被司马氏控制，三年后，他联合李丰、张缉、夏侯玄等意图罢除司马师，结果被司马师搜出了“衣带诏”，三人惨遭腰斩灭族。司马师看出曹芳不能再留，于是上奏太后废掉皇帝曹芳，改立时年十三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晋代魏

曹芳执政的十五年，是竹林七贤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曹魏政权的一蹶不振，以及同时代文人被连连诛杀的命运，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震撼。阮籍借曹芳被废作《首阳山赋》，借伯夷叔齐事言己情，尽显激愤之意。司马昭想让嵇康做自己幕府的属官，嵇康则为避征辟，躲到河东郡。而后山涛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务，嵇康一气之下写了绝交书，以示自己不当官的决绝之意。山涛在七贤中年纪最大，为人谨慎。在曹魏和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山涛投靠了司马氏，但他为官清廉，见司马懿和曹爽争权后，隐身不问事务。刘伶在晋朝为官，纵酒不务正业，结果“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

接替曹芳帝位的曹髦，十三岁时被扶植为傀儡皇帝。待他逐渐年长懂事后，对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专政心怀愤怼。那句著名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朕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就是出自这位小皇帝。可惜他信错了人，召来王沈、王经、王业商量讨伐司马昭，没料到被王沈和王经暗中通风报信。司马昭提前有了防范，派兵镇压，中护军贾充在南阙下率军迎战曹髦。曹髦亲自出战，没人敢真对皇帝动手。武将成济不知该如何是好，贾充对他说：“司马公平日养你们，为的就是今天，该怎么办，不要问我！”成济心一横将曹髦一剑刺死。司马昭弑君之事震惊朝野，但他最终将弑君之罪全部推到成济身上，以“大逆不道”罪诛杀成济一族。

其后，司马昭又另立曹奂为帝。又三年，司马昭决定伐蜀，大将邓艾和钟会领兵，很快，蜀汉灭亡。伐蜀有功，司马氏在朝中的势力更加如日中天，代魏之势已成。265年，司马昭逝世，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掌握了军政大权。同年年底，司马炎效仿曹丕篡汉之举，在接任相国后，迫使曹奂让位。曹奂下诏书：“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

司马炎假意推让，又暗许心腹几人带着文武百官劝谏他接受让位。最终司马炎看似是众望所归地接受了魏帝曹奂的禅让，登上了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他便成了晋武帝。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

曹操生前大力抑制豪族，扶植寒族，对于出身寒门的人才，唯才是举。因此在曹魏和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传统儒家贵族都倒戈司马氏，比如贾充、陈骞、石苞等。

八王之乱

290年，晋武帝去世，太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此时期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的隐患其实在魏末晋初就已埋下。在平定吴国之前，晋武帝已经把分封制度付诸实施，新制“以郡为国”，分封同姓王，规定了王、公、侯国的领兵制度。王、公、侯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比如王国就拥有五千人的兵力。平定孙吴后，晋武帝觉得天下太平，所以罢州郡兵，以示天下大安。

虽然罢州郡兵，封国的军队却仍然存在。受封的王国数量虽然不及郡县，但是州郡的兵已经被罢除。实际上州郡虽由皇帝控制，但州郡只有武吏，而地方上封国的诸王却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封国的武装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极具威胁。“八王之乱”中，诸王所凭借的就是他们的“国兵”。陈寅恪先生对西晋灭亡有这样的结论：“八王之乱之所以让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没有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

◎西晋世系图（《三才图会·人物卷》）

山涛曾有先见：“国不可以忘战，州郡不宜去兵。”这一预言，完全被历史应验，一旦拥有军权的封国反叛，控制州郡的皇帝根本无力抵御封国。晋惠帝继位后，实力不济，皇后贾南风趁机执掌朝权。在这场争权风波中，宗室诸王也参与其中，事态最终发展为诸王为了争权而动用自己的封国军队和地方力量，触发了互相攻伐的战乱。这场持续了十六年之久的皇族内乱，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

另外，自汉朝开始的人口迁徙，以及戎狄内徙带来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是造成魏晋南北朝大变动的主要原因。陈寅恪先生言：“南北朝之间发生的大事，无不与人口迁徙有关。”汉末战争频繁，为了弱寇强国，曹操就多次徙民。到了魏初，战乱使人口急剧减少，他也是通过迁徙人口来充实各地，戎狄也就自然而然地大举进入了中原，大规模与汉人杂居。“八王之乱”期间，北方各外族趁此良机，群起入侵，中国由此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这种分裂局势一直到589年隋灭陈才告一段落。

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社会接近崩盘，异族入侵导致北方人口大流动。其后，311年发生“永嘉之乱”，北方汉人开始大举涌向南方——这也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南迁。316年，垂死挣扎几年后的西晋王朝终于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支持下，在南北各阶级协调的基础之上，于318年，在建康建立了东晋王朝，历史进入了东晋时期。

[1]　《资治通鉴·魏纪·司马懿诛曹爽》：“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豚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

02

“竹林”在何处？“七贤”为何人？

Where is the Bamboo Grove? Who are the Seven Sages?

文　罗兆良　text: Paul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竹林七贤”这个名号最早出自东晋名士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而后开始广为流传。从字面来看，“竹林七贤”所展现的是三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同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六位名士，在自己所住的山阳居所旁的竹林里纵情游赏的场景。[1]“七贤”在“竹林之游”中各抒己见，展现自我的自由状态，不但成为魏晋文化的象征，而且对中国文士阶层的风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七贤”诸人的事迹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开始对“竹林七贤”的历史存在提出质疑。他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号是受晋朝时期佛教“格义”[2]风气盛行的影响，取天竺“竹林精舍”之名加于《论语》“作者七人”，再加上一批文人著书，“竹林七贤”的名号才流传开来，而“竹林七贤”其实并不存在。[3]陈寅恪先生的质疑，让本就遥远的“竹林七贤”的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自此之后，学界对“竹林七贤”的研究便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随着众多学者从史料、佛经记载以及出土壁画等多方面出发，最终证明了“竹林七贤”是确实存在的。那么，“竹林”究竟在何处，“七贤”到底为何人？本文将试图去探索这段历史。

“竹林”在何处？

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的翻译一共有三种：竹园、竹林和竹林园。在“竹林七贤”典故形成的东晋初期，按照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习惯，贵族园林多以“园”命名，因此释迦牟尼说法处大多被译为“竹园”，而不是“竹林”。此外，两晋之际盛行的佛教“格义”，与“竹林七贤”存在着可类比的共性，但七贤的“竹林之游”和佛教的“竹园讲经”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自由的清谈饮酒，后者是神圣的布道讲经，彼此并不能构成“格义”。因此，“竹林”因佛教“格义”的杜撰之说并不成立。

既然“竹林”并不是杜撰之说，那么“七贤”相聚的“竹林”究竟在哪里呢？经过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实地考察，最终确定“竹林之游”有两处，即嵇康的两个故居：山阳园宅和嵇山别墅。

山阳园宅位于现在河南省辉县市鲁庄与山阳村之间。园宅两旁均有葱茏的竹林生长，南边有一股常年喷涌的泉水，称为“竹林泉”。后人在山阳田宅原址修建“七贤祠”，元末又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如今竹林寺遗址与竹林泉相邻。[4]

☉南朝☉佚名☉纵80厘米，横240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墓室画像砖拓印版，出土于南京市西善桥的南朝墓葬，分布在墓室的南北两壁，各由三百余块青砖拼嵌而成。

魏晋士人除了拥有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会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修建游乐性的别墅，供士人们游赏自然，纵情于山水。史书中把这些别墅称为“山墅”。嵇康在距自己居住的山阳园宅西北二十五里处的嵇山便拥有山墅，此处便是“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嵇山有一个宽三十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带，有清泉、山溪，风景优美，嵇山别墅便建在此处。后来嵇山别墅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竹林之游”的古迹都集中在这一带。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的高平陵

魏明帝时，司马懿屡迁抚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帝曹芳以司马懿和曹爽。曹芳继位后，司马懿先是遭到曹爽排挤，迁官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

嵇康的这两处故居都位于太行山以南的河内郡。由于竹子自古便生长在这里，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被人工种植，所以随着汉晋之际庄园经济的发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风景秀丽、自给自足的庄园时，一般也都要种竹子。[5]嵇康的两个宅院自然满园都有竹子，竹林有竹，“竹林之游”之名可谓名副其实。

至于为何汉晋时期北方士大夫都选择在河内郡修建庄园水碓[6]，除了此地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和河流之外，还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汉末长期战乱造成中国北方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尤为明显。因此当魏国建国迁都洛阳时，由于地广人稀，官员们多在京畿地区占田建宅。再加上当时魏国对南方吴国用兵，从皖北寿春到洛水以南地区都被划为“屯田区”，所以位于洛阳北部、洛水以北的河内郡自然成为战略后方，官员们也都集中在这里建造自己的宅院。

“七贤”为何人？

“七贤”之名人们虽已耳熟能详，但包括陈寅恪先生等一些史学家对此仍存质疑，他们认为“七贤”故里各自不同，根本没机会一同交游。但其实在曹魏前期，由于九品中正制改变了传统的乡里选举，士人大多离开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阳和京畿地区居住，因此籍贯和“七贤”的实际居住地并无太大关系。

嵇康原籍为谯郡人，但他的父亲为曹魏时期的督军粮侍御史，所以在京畿地区的河内郡山阳建有自己的庄园，嵇康自然也生活在这里。王戎原籍琅琊，自幼在山阳生活也是因为其父王浑在此地置下园宅，成为嵇康的邻居。[7]山涛与向秀的原籍分别为河内郡怀县的小虹桥村[8]和尚村[9]，本就是京畿地区生人，二人的家与山阳园宅相距不过七十多里。沛人刘伶同样不在原籍沛国居住。他虽然放浪不羁，行踪不定，但一生基本生活在洛阳与河内一带。而位于山阳、怀县相邻的获嘉县的刘伶墓，则佐证了他在河内郡生活。[10]

◎嵇康山墅所在的嵇山，现在称为云台山，地处河南省修武县和山西省陵川县的交界处。山中的“百家岩”山水秀丽，不仅是“竹林七贤”交游的场所，也是中国山水园林文化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发祥地。

◎云台山百家岩

◎嵇康

嵇康头梳双髻，膝上置一架古琴。他神态孤傲，目光注视远方，图中正是他的诗句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形象。

◎阮籍

阮籍盘膝坐在树下，高卷袖子，神态潇洒，其右手放在唇边，仰头鼓腮，作长啸状。

◎山涛

山涛坐在柳树和槐树之间，头戴布巾，左手端酒，右手拉着左腕的袖子，似在敬酒。

阮籍住在洛阳城外谷水转曲东流处，该地也因此得名为“阮曲”，阮籍的侄子阮咸自然也和阮籍同居此地。[11]洛阳与山阳虽然相距二百五十里左右，但当时长住洛阳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最喜欢的便是北上河内，到太行山南麓纵情于青山绿水之间，在山墅里饮酒清谈。因此，洛阳和山阳的距离并不能成为阮氏叔侄参加山阳“竹林之游”的阻碍。

至于“七贤”是如何相识的，这其中山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正始五年（244年），三十九岁的山涛任河内郡功曹。作为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山涛结交了在河内居住的才子嵇康，而后他又将新识的阮籍介绍给嵇康[12]。三人在山涛家的一次小聚上相谈甚欢，结为知己，这次小聚便成为“竹林之游”的开端。[13]紧接着三人便介绍各自的好友加入：向秀和山涛故里相近，两人年少相识，因而向秀自然由山涛介绍；阮咸作为阮籍的侄子，自然由阮籍介绍；王戎得阮籍赏识，也是由阮籍介绍加入“竹林之游”；刘伶则是因为和嵇康、阮籍二人同气相求，兴趣相投，受二人之邀加入。[14]

“竹林之游”的时间是目前学术界对于“竹林七贤”存在与否争论最多的地方，而争论点在于山涛、阮籍和嵇康都曾在洛阳任职，“七贤”很难有机会同时相聚。但是，从正始八年（247年）起，面对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的矛盾激化，山涛、阮籍和嵇康像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一样，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从山涛辞官回乡的正始八年到嵇康被杀的景元三年（262年），“竹林之游”持续了十五年左右。以嵇康甘露元年至四年（256~259年）离开河内赴河东学道这三年为界，“竹林之游”可划分为前期（247~256年）和后期（259~262年）。前期以嵇康、阮籍和山涛为核心，“竹林之游”的目的是避开洛阳曹爽和司马懿争斗的政治旋涡；后期以嵇康和向秀为核心，目的是消极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15]

但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竹林之游”的人员组成并不严密。除了“七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名士参加，加上“七贤”中个别人还在为官，因此“七贤”确实鲜有机会能同时相伴交游。但是经过史学家对史书古籍的分析，发现在正始九年（248年），“七贤”都没有官职，并且都在山阳，因此“竹林七贤”的故事只有可能发生在这一年。而自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阮籍被司马懿辟为从事中郎之后，“七贤”便再也没有机会全部相聚于山阳竹林，一同交游了。

◎王戎

王戎坐在银杏和柳树中间，跷着脚，斜身靠一钱箱，一手摆弄着如意，正是庾信《对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形象。

◎阮咸

阮咸盘腿坐在树下，专心地弹奏着因他而命名的乐器——“阮”。

◎向秀

向秀倚靠在银杏树边，一肩裸露，闭目沉思。其苦思冥想的神态，似乎正在解读“老庄”。

不过，依旧有史学家对“竹林七贤”的故事发生在248年提出质疑。因为“七贤”年龄差异很大，这一年“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王戎年仅十四岁，不可能参加成人的清谈。但其实，根据史书记载，王戎从六岁开始就以超常的聪明才智名扬天下[16]，并且在十四岁时，也就是248年得到年长二十多岁的阮籍的赏识。[17]加上王戎家住山阳，阮籍自然便带着“神童”王戎一同参加“竹林之游”了。

重见天日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名号产生于东晋，但“竹林七贤”的故事却发生在魏末时期，三国西晋之际的文献均不见记载，这主要是和当时严酷的政治背景有关。魏末高平陵事变之后，中国历史走上了长达十六年的魏晋禅代之路。以反抗司马氏“名教之治”为主题的竹林清谈最终以嵇康被杀而衰落。在政治恐怖的环境中，士大夫都不敢执笔为持不同政见者树碑立传。

西晋王朝建立后，随着当年支持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的老一代礼法之士退出历史舞台，正始时期的竹林名士及追随者们的地位开始逐渐上升，思想环境相对宽松的时代也开始了。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时期便开始善待那些葬身于魏晋禅代之路上的玄学名流及其后代。[18]

以晋武帝的逝世为标志，西晋王朝进入元康时期。此时，除了王戎尚存外，无论是“竹林七贤”的其他六人还是魏末迫害竹林名士的礼法派官员，都已离开人世，魏晋玄学清谈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继正始时期之后的第二个高潮。元康时期竹林名士反礼法的言行和此时玄学放达自由的风格十分契合，再加上王戎的同族王导、王敦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王氏家族在士族阶层一时风光无两，于是王戎和其他名士“竹林之游”的故事便开始在东晋初期广为流传。

陈寅恪先生质疑“竹林七贤”的存在主要是根据《世说新语》中的两句话。根据《世说新语·伤逝》的记载，王戎在做尚书令的时候，有一天办公事从黄公酒垆经过，便感慨曾经在此和嵇康、阮籍共饮的场景。[19]对于这个故事，《世说新语》的评注人南朝刘孝在进行评注的时候引用了东晋美术家、雕塑家戴逵《竹林七贤论》中名士庾亮的观点：王戎、嵇康和阮籍在黄公酒垆共饮之事纯属是好事者杜撰的。[20]由此陈寅恪先生便认为，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都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并无其处。[21]

◎刘伶

刘伶一副酒徒的模样，眼睛直盯手中的酒杯，另一只手蘸酒品尝，神情专注。

对于这点质疑，首先王戎、嵇康和阮籍三人共饮于黄公酒垆存在与否和“七贤”交游于山阳园宅并无关系。此外，评论这个故事的名士庾亮，来自东晋时期的名门望族——颍川庾氏，因当时的“江州之争”和王戎出身的琅琊王氏相互对立，加上他仅对“竹林七贤”有王戎参与的部分怀疑，其意在借此抵制和削弱政敌琅琊王氏的政治影响的可能性更大。[22]因此，庾亮否定“竹林七贤”的言论并无多少说服力。

《世说新语·文学》中另有一篇关于“竹林七贤”的描述。在这篇故事里，东晋文学家袁宏完成他的著作《名士传》之后，有一次见到名臣谢安。谢安看过《名士传》里有关于“竹林七贤”的介绍，便笑着回答他对袁宏讲的江北“竹林七贤”的故事都是玩笑话，却没想到被袁宏写成书。[23]陈寅恪先生又据此得出结论，所谓正始、竹林、中朝名士，即袁宏著之于书的，是从谢安处听来，不足为信。[24]

“竹林七贤”的名号出自东晋名士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西晋永嘉三年（309年），孙盛十岁时渡江南下[25]，到东晋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已经成年，属于东晋第一代名士，比江左出生的第二代名士谢安年长了二十岁，因此，“竹林七贤”起于谢安说无法成立。那么，谢安为什么说“竹林七贤”的故事是自己瞎说的呢？陈郡谢氏是魏晋时期后起的家族，在东晋初期还没有很大名望，直至谢安出山后家族势力才渐渐兴盛起来，到淝水之战声望达到极盛，成为可以与久负盛名的琅琊王氏相媲美的高门大族。王、谢两大家族本来一直通婚，关系甚好。但王氏子弟以门第骄人，轻慢虽是后起但已显赫的谢氏家族。谢氏家族对此难以忍受，最终导致王珣兄弟与谢氏离婚[26]，两大家族关系破裂。因此，谢安对“竹林七贤”的名号和故事发出质疑和贬抑便可以理解了。

而作为第一个提出“竹林七贤”名号的孙盛，虽然一直以来在琅琊王氏的政敌庾亮手下任职，但他经常参加王戎同族——王导等人举办的清谈会。史书中虽然没有记载孙盛和王导的关系，但从孙盛在王氏和庾氏两大家族的斗争中对王氏的友好态度，以及与东晋中兴名士密切交往，打听前朝故事来看，孙盛凭空杜撰“竹林七贤”的故事是不可能的。[27]

虽经历史上众多人物的否定，再到当代受陈寅恪先生等一批史学家的质疑，“竹林七贤”的故事最终还是经得起推敲的，不是凭空的臆想。虽然“七贤”同游竹林的时间很短暂，甚至很有可能只有一次共聚，但这一刹那由于特殊的时代因缘，“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清流名士的象征，不仅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也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出自《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2]　“格义”是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晋朝初期，意思是“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作分别的对比或等同”。

[3]　出自陈寅恪先生的三篇文章《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4]　出自《水经注》卷9《清水》：“又径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

[5]　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6]　出自《太平御览》卷761《器物部七·碓》：“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区。”

[7]　出自《晋书》卷49《嵇康传》：“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

[8]　出自《河南通志》卷49《陵墓·怀庆府》：“晋山涛墓，在武陟县城西虹桥村。”

[9]　出自《武陟县志》：“在尚村，相传尚村原名向村，即向秀故里。”

[10]　出自《河南获嘉县志》卷4《冢墓》：“刘伶墓，在县南三十五里郭堤东北二里许，传为刘伶葬于此村。”

[11]　出自《水经注》卷16《谷水》：“谷水又东南转屈而东注，谓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

[12]　出自《晋书·山涛传》：“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契。”

[13]　出自《世说新语·贤媛》：“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14]　出自《晋书·刘伶传》：“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

[15]　王晓毅．嵇康评传［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3．

[16]　出自《晋书·王戎传》：“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

[17]　出自《晋书·王戎传》：“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岁，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

[18]　王晓毅．司马炎与两晋玄、儒的升降［J］．史学月刊，1997．（3）．

[19]　出自《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20]　出自东晋·戴逵《竹林七贤论》：“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

[21]　陈寅恪，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1987：49．

[2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3]　出自《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

[24]　陈寅恪，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1987：50．

[25]　出自《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祖楚，冯翊太守。父恂，颍川太守。恂在郡遇贼，被害。盛年十岁，避难渡江。”

[26]　出自《世说新语·伤逝》：“王东亭与谢公交恶。（刘注：珣兄弟皆婿谢氏，以猜嫌离婚。太傅既与珣绝婚，又离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

[27]　出自《晋书·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间内外耳。’亮纳之。”

03

探索魏晋风度的文学宝库——《世说新语》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The Literary Treasur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刘小荻　text: Liu Xiaodi

访　丁斯瑜　interview: 3Ding Siyu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想要感受“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便不可不读，其作者刘义庆是南朝人，他是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王朝的宋武帝刘裕的侄子。此书诞生的年代虽在南朝，但离魏晋还不至太远，因此通过它，仍可感受到许多原汁原味的“魏晋遗风”。

PROFILE

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着重于古代戏曲史、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关注戏曲与小说的叙事形态及其相互关系。2002年至2005年，曾担任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外籍教师。其主要著作有《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元曲精品》《屈大均》等。

《世说新语》全书分三十六门，从“德行”至“仇隙”，共一千多则故事，故事长短不一，涵盖内容极为丰富。对于《世说新语》，后人有许多不同的品读方法，有人从中看到魏晋名士风度，有人通过它来研究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门阀生活，也有人从美学角度探究晋人之美。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

鲁迅先生从《世说新语》中，角度精辟地指出中国小说文体的演变：先生评《世说新语》，“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他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读《世说新语》，认为其文体摆脱了志怪小说之藩篱；先生认为，虽然记人间世事的书古来已有，但大多用来喻道、论证，起教化的作用，而唯有始于魏而盛于晋，写人物的文章是为“赏心而作”，因此肯定了《世说新语》在文学上的价值；同时鲁迅先生又看到《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南朝梁的学者刘孝标，注释了《世说新语》，引证丰富，更添《世说新语》史料价值，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再看冯友兰先生的文章《论风流》，其主要分析的是魏晋人物的风骨气质。冯先生作此研究，所举的例子也大多取自《世说新语》。他分析书中魏晋士人的逸事和人格，总结“真名士自风流”的构成条件——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必有洞见，必有妙赏和必有深情。冯友兰先生深觉，“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

如冯友兰先生所言：“超越自我的人，站在一较高的观点，以看‘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不能使他有哀乐。但人生的及事物的无常，使他有更深切的哀。他若从一更高观点，从天或道的观点，以看人生事物，则对于人生事物的无常，也就没有哀了。没有哀乐，谓之忘情。”《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就可证此真风流：

◎南宋绍兴八年刻《世说新语》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伤逝》）

“圣人忘情”是对自我的超越，是把人生放在更广阔的宇宙天地之间，而不仅仅拘泥于小小的“我执”，“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足见魏晋风流。

陈寅恪先生看到了《世说新语》在中国中古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在他对魏晋清谈之风的研究中，就参考了《世说新语》中的记载。

李泽厚先生读《世说新语》，读出了书里人物刻画的精彩之处，他从小说价值这一角度来看《世说新语》。书中人物的塑造方式对后世小说的写作有深远的影响，如他所言：“《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了那么多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麈，口吐玄言，扪蚤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飘逸的风度，关注人的个性。也正是因为《世说新语》在人物塑造上的这些特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小说有了更大的价值，这本书才释放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在历史的长河中独树一帜，为后人所学习。”

《世说新语》无疑是一本有价值的古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读这本书时，就会探寻到不同的秘藏。接下来，《知中》邀请中山大学董上德教授，来谈谈他眼中的《世说新语》。

冯　友　兰

“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

宗　白　华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

鲁　迅

“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李　泽　厚

“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飘逸的风度，关注人的个性。也正是因为《世说新语》在人物塑造上的这些特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小说有了更大的价值。”

陈　寅　恪

“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

◎南宋绍兴八年刻《世说新语》

1929年日本尊经阁影刊，是目前唯一已经影印出版的宋刻本《世说新语》，极具学术文献价值。

知中　《世说新语》很好地刻画了魏晋几代士族的群像，它的成书背景是怎样的呢？

董上德　这部书是南朝宋刘义庆及他的助手们一起编写而成的。编写这部书的动因，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刘义庆身为“临川王”，年轻时善于骑马，本有建功立业之志，可是深感“世路艰难”，对于政治不得不怀抱诚惶诚恐之心，于是转而留心“文学”，“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寄情于历史人物，并以此方式“避祸”。

这个说法大体可以成立。可有一点不可忽视，自东汉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迭经变动，政权更替的情境相当复杂，在此历史语境之下，人们尤其是贵族、士人的心理处于不断“调适”的状态，而且越来越难以“调适”，他们“应激性”地表现出很多不同于以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言论方式，流传下来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才是《世说新语》之所以能够编成的最重要原因。

知中　书中收录了许多汉末、魏晋人物的逸闻与言行，从历史意义上看，它所记载的内容可信度高吗？是否带有虚构和夸大的成分？

董上德　这部书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我曾经将书中的一些人物故事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相对应的人物传记“对读”，它们之间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大体上可以相互“对应”，构成“互文”关系，换言之，《世说新语》不少材料是大致符合历史人物的性格、气质和行事风格的，这是“基本面”，不必多说。

可是，并非没有虚构或夸大的成分。举例说，“假谲”门有一个故事，主人公是曹操与袁绍，他们年少时结伴“观人新婚”，恶作剧地将新娘“劫走”，逃离之际狼狈不堪，曹操机智地脱身，而袁绍陷入灌木丛中，难以动弹。

这可是很有“传奇色彩”且富于“戏剧张力”的故事，但依我看，其虚构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古人极为讲究家族威望，而袁绍本人作为“贵公子”，有“爱士养名”的美誉，不大可能会做出上述“下作”的举动。就算曹操，行为比较放荡，也不一定会如故事所述那样“离谱”。如此看来，这则故事“附会”的可能性很大。诸如此类，书中也还有。或许在这个意义上说，《世说新语》里有一些特别“出彩”的故事，可能是“添油加醋”或者是“移花接木”的产物。这也是它特别有“文学意味”的地方。

知中　应该如何看待《世说新语》与《晋书》之间的关系呢？二者对于同一人物、事件的记载、评价，有相同亦有不同。虽然一本是“小说”，一本是“史书”，但二者成书时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究竟哪个更具参考价值呢？

董上德　这跟上一个问题有关联，但提问的角度不同。可以说，《世说新语》为《晋书》的写作提供了参考资料，不少材料为《晋书》所采纳。《晋书》编成于唐代，吸收《世说新语》的文字是很自然的。

当然，《晋书》的编写者肯定会对材料有所甄别，只选取他们认为“可信”的部分。至于说到“参考价值”，不宜“胶柱鼓瑟”般看待。其实，《世说新语》尚有不少材料没有被《晋书》采信，但不能说它们没有“价值”；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史书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裁断”，行文简洁，不可能在一篇传记里容纳太多“故事”，这可是体例所限。

且以谢安为例，《晋书》本传说他“神识沈敏，风宇条畅……王导亦深器之”。这是“裁断”，而符合这一“裁断”的故事不少，我们可以借助“人名索引”来检索《世说新语》所收的谢安的全部故事，找到符合这一“裁断”的很多例证，而这些例证不一定都写入《晋书》。

故此，适宜的做法是二者“对读”，读者可以参照法官判案时使用“自由心证”的方式，自行对具体的故事加以判断，而不宜说哪一部书更有“参考价值”（《晋书》另有史料来源，也不可忽视）。

知中　《世说新语》全书一千余则故事，被分为三十多个门类，书中的这种分类方式有何讲究与用意？

董上德　全书分为36个门类，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一个是技术层面，那么多人物和故事，五花八门，不分类就像是“一锅粥”，可见分类是必要的；一个是观念层面，这更为重要，每一个门类的名称都具有“价值判断”，隐藏着编写者的价值倾向，如“方正”“雅量”“识鉴”“贤媛”等，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体现“正能量”，而“假谲”“谗险”“惑溺”等是负面的故事，是编写者否定的对象。

可也有某些门类，不一定呈现出这么鲜明的倾向性，如“容止”“简傲”“任诞”等，这要具体分析。不过，有一条应该指出，故事分类并非从《世说新语》开始，汉代刘向编写《新序》《说苑》，就采用分类编排的方式，而且每一个类别都是有寓意的，如《说苑》有“建本”“立节”“贵德”“尊贤”等门类。《世说新语》的分类是对刘向的编书方式的继承和发展。然而，我们更要注意，上述有些不是“非黑即白”的门类，反映出刘义庆和他的助手们有超越旧传统的一面，他们的观念有新的因素，有更大的思维弹性。

知中　“雅量”一章由四十二则组成，您认为《世说新语》中所要定义、展现的“雅量”是怎样的？

董上德　“雅量”是书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而“雅量”一词，意蕴丰富，很难用简单的语词加以阐释。有的学者认为“雅量”的意思是“度量宽宏”，这当然是没有错。可是，除了“度量宽宏”的意思外，还有一些意蕴值得关注，如记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这近乎一种“行为艺术”。嵇康置生死于度外，超越世俗，傲然冷对司马氏政权，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更是流传千古，以此来警醒那些对司马氏尚存有幻想的人，也不无“煽情”的效果。

可见，对于“雅量”里的故事，也不可“一概而论”，其各有各的“雅量”。换言之，在嵇康等一系列人物身上，“雅量”既是因人而异、动态变化的一种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又带有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哲学层面上的“超越”意味。

知中　鲁迅先生形容《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应该如何解读这两句话呢？

董上德　鲁迅先生的话是他对《世说新语》的总体风貌的判断。他指出该书的着眼点是人物的“言”与“行”，可以说这是整部书的两个相互依托的层面。读这部书，一定要明白，编写者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历史人物是“活”在他们流传下来的“言”与“行”之中的，所以，编写者并非无所不包地去编书，而是有所选择的。重视“言”与“行”以及二者的交互关系，表明刘义庆时代的人们对“人”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同时留心“言”与“行”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些言行，有的是他们所推崇的，有的是他们所鄙视或厌恶的；有的人言行一致，有的人言行不一，如果将某个人物在不同门类里的故事综合起来考察，会更有意思。这也是我读《世说新语》的方法。而鲁迅先生的话还揭示出该书在“记言”与“记行”两个方面的特质，这需要读者自己结合具体的文字去领会。鲁迅先生对《世说新语》的文体风格有精准的把握。

知中　书中同样也记载了不少“竹林七贤”的逸事，在您看来，与其他名士相比，这七人有何特别值得称道之处？

董上德　“竹林七贤”的故事流播于人口，成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七位人物组合在一起，已经是疏离“主流”、超越“主流”、活在“边缘”的象征。他们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其行为方式各有具体的原因，不是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学的。

可是，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讲究“行为统一”的社会，有那么七个人，他们不愿意被“模式化”，不愿意“整齐划一”地存活于天地之间，对“行为统一”模式发起了挑战。他们各行其是，各有个性，有相通的人生观，也有相似的处世态度，于是，他们既是一个个不可互相取代的“个体”，又是具有明显“标签”意义的“群体”。他们推崇个性，向往自由，反抗威权，追求“自我”的实现，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知中　您最喜欢《世说新语》里的哪一则故事？原因是？

董上德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陷阱”，掉进去了，很难“脱身”，因为怎么说都不可能把话说“圆”。

《世说新语》里不少人物是具有“超越”意识的，我们也不妨超越一下这个问“问题”的方式，能否这样说，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会有自己不同的“最爱”。有时候，我会多读谢安的故事；有时候，我又会多读王导的故事；或者是，多读王羲之父子的故事，不一而足。进入《世说新语》的世界，随时会有新的“发现”，能够刺激自己有所“发现”的，都是“最喜欢”的故事。

知中　在您的个人理解中，“魏晋风度”是怎样的？

董上德　“魏晋风度”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东西，不要以为“装癫卖傻”就是“魏晋风度”，不要以为“青眼白眼”就是“魏晋风度”，不要以为“喝酒扪虱”就是“魏晋风度”。这些都是“皮毛”，不是实质。我想，今天我们理解“魏晋风度”，应抱“了解之同情”，明白他们有“不得已”“不得不”“很无奈”的种种“情由”，应该“历史主义”地去看待他们。

可是，他们身上的确有一种超越千古的魅力：他们拒绝平庸，不盲从威权，不人云亦云，不做“乡愿”；他们有血性，有主见，有底气；他们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具备很高的领悟能力，练就了很高的判别眼光。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就是上述多种人格元素的各有个性色彩的“外化”。

知中　想要了解“魏晋风度”，除了《世说新语》外，还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董上德　可以接着上一个问题说，要对魏晋人物抱有“了解之同情”，就应该多读史书，了解魏晋时代特定的政治生态、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特定的人物关系。我觉得，不必列出什么“必读书”之类，开卷有益，只要多读，总有好处。不过，像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宗白华先生论述魏晋美学的文章，已成“经典”，不妨留意。

《世说新语》各篇目中英文名称

MORALITY

德行第一

SPEECH

言语第二

POLITICS

政事第三

INTEGRITY

文学第四

GENEROSITY

方正第五

APPRECIATION

雅量第六

IDENTIFICATION

识鉴第七

APPRECIATION

赏誉第八

EVALUATION

品藻第九

ADVICE

规箴第十

COMPREHENSION

捷悟第十一

ALTKLUG

夙惠第十二

FRANKNESS AND STRAIGHTFORWARDNESS

豪爽第十三

APPEARANCE AND MANNER

容止第十四

AMENDER

自新第十五

ADMIRATION

企羡第十六

LAMENTATION

伤逝第十七

HERMIT AND FREEDOM

栖逸第十八

VIRTUOUS BEAUTIES

贤媛第十九

SKILLS

术解第二十

EXQUISITE CRAFT

巧艺第二十一

RANK HONOUR

宠礼第二十二

WILLFULNESS AND INDULGENCE

任诞第二十三

ARROGANCE

简傲第二十四

TEASE AND MOCK

排调第二十五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轻诋第二十六

DECEITFULNESS

假谲第二十七

DISMISSAL

黜免第二十八

STINGINESS

俭啬第二十九

SYBARITISM

汰侈第三十

RESENTMENT AND IRRITABILITY

忿狷第三十一

JESUITRY

谗险第三十二

FAULT AND REGRET

尤悔第三十三

CARELESS MISTAKES

纰漏第三十四

INDULGENCE

惑溺第三十五

FEUD

仇隙第三十六

宗白华先生根据《世说新语》，总结出晋人“美”的具体特征：

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

我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晋人对山水美的衷情和他们的艺术心灵——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司马太傅（道子）斋中夜坐，

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

太傅叹以为佳。

谢景重在坐，答曰：

『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

太傅因戏谢日：

『卿居心不净，

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

《言语第二·九十八》

王子敬云：

『从山阴道上行，

山川自相映发，

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

尤难为坏。』

《世说新语·言语》

晋人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哲理，或是对友谊都“一往情深”——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

王长史登茅山，

大恸哭曰：

『琅琊王伯舆，

终当为情死！』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时率意独驾，

不由路径，

车迹所穷，

辄痛哭而返。

《世说新语·栖逸》

晋人的道德观与礼法观——孔子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愿”，那就是“小人之儒”。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在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

嵇中散临刑东市，

神气不变，索琴弹之，

奏广陵散，曲终曰：

『袁孝尼尝请学此散，

吾靳固不与，

广陵散于今绝矣！』

《世说新语·雅量》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

饮酒二斗，然后临诀。

直言『穷矣！』

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都得一号，因吐血）

废顿良久。

《世说新语·任诞》

◎《世说新语》唐写本残卷，19世纪末发现于日本京都，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04

进与退：竹林七贤的四十岁

Advance or Retreat: When They were 40 Years Old

文　景胜　text: Jing Sheng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四十岁哪有什么“不惑”？不过是吃过苦也吃过肉，知道了味道的好坏还要看心境；不过是强出头也认过怂，知道了进一步生死有别，退一步却也未必海阔天空；不过是悬梁刺股过也把酒临风过，知道了“事与愿违”其实是“势”与愿违……《淮南子》说：“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

但四十岁，终究还是能在心里形成一条底线——进与退、取与舍、挣扎与坚守、改变与解释，外表日复一日，内心风起云涌。一个人执着于什么，他就是什么。

山涛：赌博

关于山涛，历来有是“巧宦”还是“吏隐”之争。南朝颜延之歌咏竹林诸贤，仅作《五君咏》，“山涛、王戎以显贵被黜”。

无论是一介布衣还是官至尚书，山涛山巨源都以“贞慎俭约”得名。但在四十岁之前，“贞慎俭约”或许是他苦恼的代名词。早孤、家贫，以至于自己也曾厚着脸对妻子韩氏说“忍饥寒，我后当三公……”，翻译成现代话就是“等我有了钱……”。

四十岁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山涛“年四十始出仕”，被当地河内郡的主管征召，职位为郡主簿，即领导的秘书。尽管按照风气，被征召者应该推辞不就几次，方能彰显隐士风度，但性好老庄的山涛还是决定珍惜机遇，尽快赴任。此时曹魏第三任皇帝曹芳继位五年，才刚满十三岁，朝政一直为托孤重臣曹爽和司马懿辅佐，而曹爽“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日渐大权独揽。

进入仕途的山涛依旧“贞慎俭约”，两年间“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不料原本顺风顺水的政途面临大考——权力被渐渐架空的司马懿，开始称病，“且止，忍不可忍”。游刃官场两年，敏感的山涛意识到风起青萍，一晚与同僚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司马懿）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

韬晦之后必有重手。山涛决定抛弃素日积累，对自己的前途做一场赌博——连夜叫开驿站的门，弃官而去。其后司马代魏，山涛位至三公。

优游竹林的七人中，只有山涛、王戎位至三公。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而山涛过世，因旧居破败，子孙无法安居，皇帝司马炎不得不下令拨款重修。后东晋史家袁宏作《竹林名士传》，称山涛以老庄的出世之道入世，“游刃一世”。

阮籍：退让

阮籍一生，写了八十二首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不适意处随处可见。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阮籍四十岁。

◎晋步兵校尉阮籍书

◎晋太守山涛书

◎晋建威将军刘伶书

TIPS

竹林七贤，七人都是当时的善书者。字如其人，在笔墨中，似乎也可一窥他们的性情。阮籍、阮咸“工行草书”，王戎“善隶行书”，刘伶“善行草书”，向秀“善行书”，山涛“善正行书”（《书赋》云“巨源正书，朴略有余。染翰忘筌，寄情得鱼”）。

而嵇康的书法，则别具一格。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是这样评价的：“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嵇康的书法为时人所称誉，但可惜如今其真迹已不可见。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阮籍都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建安七子”阮瑀之后，且“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容貌瑰杰，志气宏放”……但四十岁之前的阮籍，在仕途却默默无闻，几次被征召，“籍因以疾辞”。皆因自汉末以来“政失准的”，贵族、豪门、权臣、悍将争斗不休，党锢之后，更是诛戮过盛，士气摧折，而每一次，又都是以儒学名教为旗号。当坚守徒具其表，还是该坚守什么呢？究竟能不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终其一生，阮籍的内心都在挣扎不已。

时势没有给阮籍太多时间，正始十年，辅政太尉司马懿趁魏帝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之际，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驽马恋栈”的辅政大将军曹爽束手就擒，其下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桓范等人都被逮捕入狱、诛灭三族。“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众”，这几乎是曹魏篡汉的又一个翻版。要么投奔司马氏集团，要么被其视为反对派，非此即彼的人生选择一下子摆在天下士人，尤其是素有盛名的四十岁阮籍面前。

政情险恶，名士历来少有全者，退一步吧！尽管心很不甘，阮籍不得不应召到司马懿属下做了从事中郎，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两代三人，虽言行依旧放诞、发言玄远，且应对时务也口不臧否人物，以至于被司马昭称之“阮嗣宗至慎”。但八十二首咏怀诗，说尽一颗渴望被理解的心。只是阮籍自己也没想到，四十岁关键时刻的一退之后，并没有一片海阔天空，而是一退再退，且在病终前一两个月，亲手写下司马氏代魏的《劝进表》。

刘伶：尺度

人在二十岁时以为世界围绕自己转，雄心勃勃；三十岁开始起因造势，筹谋运作；四十岁明白形势比人强。但刘伶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井蛙大海，夏虫寒冰，都有局限。他心里有一把大尺子，“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

事实上，在竹林七贤中，只有刘伶和阮咸生卒年悬疑，但阮咸尚有宗脉可考，刘伶留给后人的只有酒事。有一种估计是刘伶生于221年，年龄在阮籍和嵇康之间。如果估算准确，那么四十岁的刘伶不知道有没有从沉醉中抬起头来，乜斜一眼他的朋友们。

《晋书》记载中的刘伶身高不到一米五，容貌丑陋，不喜俗人交游，但“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从中不难看出，刘伶朋友很少，阮籍和嵇康能排进前两位，而在“酒鬼”四十岁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正碰到一个“大坎儿”——公元261年，平步青云的山涛从主管官吏选授的吏部郎，升任散骑常侍，“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正是这一举动，迫使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标不屈之节”抗书告绝，为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既然与嵇康“欣然神解”，刘伶就必知“贱物贵身”的嵇康不会接受山涛的举荐，但要不要以昭告天下的方式表明立场？刘伶对这种引火烧身的举动是鼓励还是劝阻？后人无从得知。人到四十岁都会明白，你无法用一句话改变一个人，对于朋友，尊重他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尊重。

嵇康：生死

身逢乱世，对于自己的人生，嵇康有过理想的规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可命运弄人。公元263年，四十岁的嵇康正身陷囹圄，絮絮叨叨地开始写《家诫》，告诉儿子在世俗中全身之道：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

“托人之请求，则当谦言辞谢”；

“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

此时据高平陵事变已逾十五年。十五年中，托孤重臣司马氏三父子在剪除曹氏羽翼后，开始扫清一切反对力量：251年杀扬州刺史王凌、楚王曹彪；252年杀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255年杀镇东大将军毌丘俭；258年杀征东大将军诸葛诞；260年杀高贵乡公曹髦……“动辄夷三族，一夜之间，名士减半”。而从镇压异己到弑君弃义，早就违反了名教所谓的君臣道义的他们，依然处处宣扬儒家名教，以粉饰其劣迹。即便这次把嵇康投入牢笼的起因，也是他的朋友吕安“不孝”——嵇康在山阳竹林时引吕安、吕巽两兄弟为好友，后来哥哥吕巽贪图弟媳容貌，醉酒将其奸污，却怕事发受刑，反诬告其弟吕安不孝，将其下狱，吕安援引嵇康为辩，嵇康受牵连入狱。

于这场平地风波，四十岁的嵇康只能报之以苦笑。他不是不通世务，只是世事都是外累，他本无意于此，可“世故纷纭，弃之八成”，还是有两成自己从身上挖不掉。尽管外表修炼得“二十年未有喜愠之色”，但山涛荐官，他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提到“非汤武而薄周孔”。尧禅让舜、舜禅让禹，现在司马家准备接受曹魏“禅让”原本顺理成章，但嵇康一句话代指司马氏仿效汤、武夺取政权，叫司马家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司马昭欺凌弱帝，要杀就杀要废就废，还以周公自命，嵇康一篇《管蔡论》，辩说被周公旦杀掉和放废的管叔和蔡叔，是见周公不利于成王，“欲除国患”……嵇康佩服山涛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但挂在天上的明明是月亮，却非要从众说成是太阳，他却做不到。所以与其说这次是吕安牵连了嵇康，实际却是他嵇康牵连了好友吕安。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或许嵇康至死也不知道，除了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朝野有力之人竟没有一个出面救援。希望他死去的，不独司马氏——许多人宁愿以一个死去的嵇康知己自命，也不愿终日面对一个活着的标杆汗颜。泽雉虽饥，不恋园林，嵇康的理想与其说是事与愿违，莫若说是“势”与愿违。

◎晋平北将军向秀书

◎晋始平太守阮咸书

向秀／阮咸：安顿

公元263年，蜀灭，嵇康殒命，阮籍病逝。走出竹林后，史笔简略，向秀“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阮咸“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寥寥两语，就勾勒完两人的后半生，甚至后世人几乎不知二人卒于何年。

但年龄相若的向秀和阮咸，在四十岁前后经历的大事无疑是魏晋换代——公元266年，司马炎迫曹魏帝曹奂禅位，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在高平陵事变之后的近二十年里，从司马懿“挟天子，仗天威”诛杀曹爽，到司马师废曹芳，再到司马昭弑曹髦，祖孙三代终于完成了这场权力接力赛，司马氏的“名教”也最终战胜了“自然”。

改朝换代，历来是士人心里的一道坎儿。好在人与人不同，嵇阮所困扰的，并不是向秀和阮咸纠结的，他们的内心或许自有其安顿处。

向秀不是刚烈、至性的嵇康。竹林之前，他在乡里讲《庄子》；竹林之时，他在嵇康旁边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竹林之后，他依旧在论证“夫大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名教”与“自然”或许是没有分别的。今生事，今生了。哪管所注有没有被郭象剽窃，又哪管所证是不是解脱了士大夫“身在庙堂心在山林”之尴尬，成为后世士人与时舒卷的理论。

同样，阮咸也不是叔父阮籍，沉重的枷锁下注定不易起舞，还是慢慢打磨手中的琵琶吧。一个人一把琴，琴音瑟瑟，婉婉而出，静得只能听见琴弦的震颤和淡淡的呼吸。哪管《三峡流泉》曲谱后世不传，又哪管独创的乐器失之邈瀚。

把身心托予兴致，在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加入第三个选项，或许是他们对自己最好的安顿。

王戎：家国

竹林七贤之中，王戎年龄最小，留给后世观者的疑问却最多。

他爱财吗？父亲王浑去世，其下属送来的丧仪达数百万金，王戎却“不受赙仪”。他不爱财吗？可《世说新语》“俭啬”篇一共九条，说王戎聚敛无度又极端俭啬的就占了四条。他贪生畏死吗？是的，他曾佯装服药跌入粪坑，保全一命。可史书中又有他七岁观虎，神色自如，老来从军北伐“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的记载。他与嵇阮优游竹林，却被钟会推荐为相国掾，步入仕途；他身居要职，却又“士无特操”不谋其政……每当后世想以某种样子定义他时，估计王戎都会从历史中投来狡黠一笑。

国之不国之时，或许全力维护家族利益，才是拆解王戎的标尺。公元273年，王戎四十岁，时值晋国都城“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资治通鉴》载，“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嫁娶”。在称帝八年，大封宗室，罢州郡兵之后，晋朝的第一任皇帝司马炎认为天下已太平，开始享乐。而此时王戎却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随着武帝年事渐高，所立太子司马衷“痴呆不任事”，太傅杨骏作为司马炎的岳父，势力渐起，但自去年贾南风正式被册立为太子妃，未来其父贾充必将和杨骏有一场血雨腥风。自汉末起的贵族、豪门、权臣、悍将争斗不休，动辄夷三族的场面将再次上演。

这之前，王戎在史笔中几乎全是赞誉。“初世袭父爵位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历仕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旋即任荆州刺史。”比照现在省市县的三级体系，王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县长、市长到省长的跨越。

就在前途无量之际，王戎却因在任职荆州刺史时派遣下属私建院宅被弹劾。尽管武帝亲自下诏，允许他花钱赎罪，不被罢免，可这位政治明星身上开始有了“污点”。并且在此之后，王戎宦海沉浮，随着官越做越大，各种污点相继而出，尤其是对“钱财”的俭啬态度，成为人们聚讼的焦点。

堂堂一个荆州刺史，因为区区小利，政治前途差点儿翻船，而后来同样任荆州刺史的石崇，在任时劫掠往来富商，一举跃居全国首富。就在时人纷纷认为王戎此举不值的时候，最高兴的或许恰恰是王戎本人——名重致患，王戎不仅要在风雨未来之前尽快脱掉名士的外衣，还要未雨绸缪，在极端的社会里学会“极端地做人”。乱世之中，只有一种人不会一败涂地，即任何事情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任何一种指责都会有相反的证据。

随后的历史正如王戎所料，司马衷即位后，貌丑心毒的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引发了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八王之乱”。十六年中，王戎目睹了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生灵涂炭、西晋要大收场的结局。皇族和权臣更换似走马灯，人头滚滚，唯独琅琊王氏，兴盛不倒。不仅王戎成为政坛不倒翁，同族兄弟王衍更是以“狡兔三窟”为人所鄙。待到衣冠南渡建立东晋，琅琊王氏已居“王谢袁萧”四大盛门之首，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回看《世说新语》，对王戎的记载多达二十九条，除去母丧“哀毁骨立”，与妻“卿卿我我”的家人之爱外，谁又能分得出哪些不是表演？《世说新语·容止》称，有人去拜访王衍时，遇到王戎、王敦、王导在座。到另一个房间去，又见到王诩、王澄。他回家后，告诉别人说：“今天走这一趟，满眼都是珠宝美玉。”珠玉满屋，谁又能知道他们谈的究竟是国家大事，还是琅琊王氏呢？

诗人刀尔登在《不读〈庄子〉》中说：“一个人，处在他不满意的社会环境中，何去何从，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洁，远离是非，还是跳到浑水中，想让大舟转向？是单骑独行，不以事功为期，还是招良聚莠，以恶抗恶？个人的力量极为渺小，集体又污浊，何弃何取？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无限度，这限度又在哪里？圆满的无趣，与破损的生动，哪个更值得争取？人生的意义，有无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

环境或许从未让人满意过，千年之前，面对内心：

山涛或许说，我去这样做了。

嵇康或许说，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阮籍或许说，我竟然这样做了？

王戎或许说，我还能做得更多！

……

千年之后，面对环境，我们内心进退有了七种参考方式。

◎晋司徒王戎书

05

七贤逸事

The Anecdotes of the Seven Sages

文　杜篆之　text: Du Zhuanzh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竹林七贤缎面刺绣

嵇康

基因优良的帅酷男子

嵇康成为“竹林七贤”之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长得实在太帅了！

先说身高，魏晋时的“七尺八寸”，据估算，应该是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可见嵇康的身高是没话说。再说气度，“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这风度应该不比贝克汉姆差。“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则说的是嵇康不修边幅。有记载称，嵇康“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再加上他喜好老子、庄子的“逍遥”作风，故而经常放纵自己，所以“纵逸来久，情意傲散”，不修边幅也就很自然。

康早孤，有奇才，

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

美词气，有风仪，

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

人以为龙章凤姿，

天质自然。

《晋书·嵇康传》

虽然嵇康不修边幅，但仍然藏不住超脱的气质。“竹林七贤”的另一位成员山涛，曾这样描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意思是嵇康的气度，好像高山上孤绝的松树一样，当他醉了的时候，仿佛巍峨的玉石之山要倾倒。还有人形容嵇康“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嵇康的高帅基因还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嵇绍。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记载说：“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容止》中写道：“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这两段文字其实说了一件事，那就是嵇康的儿子嵇绍成年后进洛阳城，有人看到了，便对王戎说：“今天在大街上看见嵇康的儿子嵇绍了，高俊挺拔如鹤立鸡群。”“鹤立鸡群”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据说，王戎对此回应说：“你还没见过他的父亲呢！”那意思就是说，他老爸的气场要比儿子更强。可见，昔日嵇康的气度超凡，应该是超过了他“鹤立鸡群”的儿子。

柳下锻铁

嵇康虽然是个文人，却喜欢干铁匠活。根据《晋书》记载，他还靠着做铁匠赚点钱养家糊口。按理说，像他这种弹古琴的高手，手指应该纤细灵巧。而古法锻铁，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个力气活。每一件铁器在制作过程中，都需要铁匠用专业工具反复捶打，成语“千锤百炼”就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嵇康的手臂力量一定不小。

嵇康锻铁时，留下一段颇有禅意的对话。话说贵公子钟会慕名前去拜访嵇康。遇上嵇康正在打铁，嵇康显得非常无礼，他一点也没有停顿一下招呼客人的意思，任由钟会侍立一旁。钟会觉得非常无趣，转身就要走，嵇康这才半带讥诮地问：“听到了什么而来的？见到了什么才走的？”钟会也是个机敏的人，他答复道：“听到了所听到的就来了，看到了所看到的就走了。”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貌似废话，却绝不是废话，尽显钟会的机智。钟会这次拜访嵇康，虽然遭遇主人冷脸，但这一问一答，却成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故事。

初，康居贫，

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

以自赡给。

颍川钟会，贵公子也，

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

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

良久会去，康谓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会曰：『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

《晋书·嵇康传》

与山涛绝交的内幕

山涛原本和嵇康是好友，但后来嵇康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了近两千字，但核心意思很简单，总结起来就是：我不当官！我不当官！我不当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件事的缘起很简单：山涛在当官，官位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他想让嵇康也入仕当官，结果嵇康不干。嵇康的理由有很多，最关键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我这个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不适合当官；二是当官要干的事太烦人，我做不来。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理由已经足够充分。但他拒绝入仕还有更关键的原因并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的政治立场。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事变，废掉了曹氏家族，掌握了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司马氏逼着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站到他们这一边来，否则就会被当作异己而加以迫害。而嵇康娶了曹家的女儿，《三国志·魏志》记载：“沛穆王林薨，子纬嗣。”“嵇康妻，林子之女也。”另有史料载：“（嵇）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嵇康的妻子长乐亭主是魏武帝曹操的曾孙女，嵇康因这层关系曾经官拜“中散大夫”，也就是说，实际上，嵇康以前是当过官的，属于前朝旧臣。所以，嵇康拒绝“当朝”做官，其实是不愿与篡权者为伍，不加入他们的官员队伍。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山涛邀请嵇康入仕当官，其实背后有当权者的意图在内。不管嵇康以何种理由拒绝，都是对当权者说不，而不仅仅是针对山涛。要说这篇文章写得好，那是一点都不假。《晋书·嵇康传》里，就大段引用这篇文章中的段落。此文也成为后世文人的必读篇目，在很多后人编辑的文选中都有此篇。

这篇文章的标题赫然有“绝交”二字，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以为，嵇康这真是要和山涛彻底绝交。其实不然，我们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看看后来嵇康的所作所为就会知道，嵇康所谓的“绝交”，只是在“公事”上绝交，而在“私事”方面，两个人不仅没有绝交，而且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

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也。

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

引尸祝以自助，

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亲居贱职；

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

安乎卑位。

吾岂敢短之哉！

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

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

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

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

穷则自得而无闷。

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

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

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

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

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

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

『处朝廷而不出，

入山林而不反』之论。

且延陵高子臧之风，

长卿慕相如之节，

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晋书·嵇康传》

嵇康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山涛其实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一生挚友。嵇康后来惹上官司，被当权者关在狱中，他自知死期将至，便开始安排后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尚未成年的一双儿女，该托付给谁抚养监护？他没有选择亲哥哥嵇喜，也没有选择好友阮籍，而是选择了山涛。他还对儿子嵇绍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这就是成语“嵇绍不孤”的出处。后来的事实证明，嵇康的选择没错，山涛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嵇绍之后也成为留名青史的人物，他的成长应该也有山涛的一份功劳。

手挥五弦，从容就戮

嵇康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至于要被判死刑？中国有句成语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最大的罪过就是不肯向当权者司马昭投诚。而判刑的直接原因，则是他卷入了吕安、吕巽兄弟的诉讼。吕巽诬告弟弟吕安不孝，吕安被官府收捕。吕安在供词里让嵇康来作证，嵇康就被卷入这起官司。当时，曾被嵇康羞辱的钟会，早已对他怀恨在心，趁机向司马昭说：“嵇康、吕安言辞放荡，诽毁法典道德，君主不宜留他们，应该趁机除去，以保持民风淳朴。”诋毁嵇康和吕安，建议将二人杀掉。司马昭后来果然就这么做了。

康将刑东市，

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

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

『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

吾每靳固之，

《广陵散》于今绝矣！』

时年四十。

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晋书·嵇康传》

《晋书》里这段文字，把嵇康上刑场之前的从容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死罪，还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但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司马昭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宛如平常。他看了看太阳的影子，感受这生命最后的光阴，觉得应该用琴声来表达一下生命最后的感喟。于是，他要来一把古琴，在刑场上弹了一曲《广陵散》。

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说：“从前袁孝尼想跟我学习《广陵散》，我吝惜固守没有传授给他，如今（我死之后），《广陵散》要失传了。”这是嵇康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便从容就戮，时年四十。对于嵇康之死，海内的士人，没有不痛惜的。据说，司马昭后来也颇有悔意。

阮籍

独门绝技——青白眼

在中国历史人物中，只有阮籍，能仅凭眼神，就留下一个能传播千年的段子，并给汉语增加了一个叫“青眼有加”的成语。

籍又能为青白眼，

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

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

喜不怿而退。

喜弟康闻之，

乃赍酒挟琴造焉，

籍大悦，乃见青眼。

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而帝每保护之。

《晋书·阮籍传》

阮籍会一种“青白眼”的绝技，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人，他不仅不和你讲话，而且会把眼睛一翻，露出“白眼”给你看；如果遇到喜欢和欣赏的人，他就不翻白眼，而是表现出温暖如春的“青眼”。阮籍母亲去世后，在守丧期间，嵇康的哥哥嵇喜去吊丧，阮籍看不上他，就翻白眼看他，看得嵇喜浑身不自在，匆匆离开。后来，嵇康来了，还带着美酒和古琴，阮籍大喜，转以“青眼”待客。

估计是阮籍碰到的俗人太多，翻白眼的次数也不少，所以得罪了很多“礼教人士”，这些人非议他，甚至在皇帝面前奏议，要治他的罪，但司马昭袒护他。《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一件阮籍逸事。有一次，阮籍在服丧期间，依然在司马昭的宴会上喝酒吃肉，这也是严重违背“礼法”的行为。司隶何曾当场指责，说现在正倡导以孝治天下，阮籍身有重丧，却在宴会上饮酒吃肉，应当流放海外，以正风教。结果，司马昭不仅没有治阮籍的罪，反而斥责何曾说：“嗣宗（阮籍）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后一句话明显是给阮籍打圆场。最妙的是，阮籍在一旁“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他吃喝一点没停，仿佛身旁的君臣问答，说的都是别人的事。这种高姿态真不是一般人能演出来的。

“猖狂”名士，坦荡君子

唐代大才子王勃在他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有这样一句，“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他用了“猖狂”一词形容阮籍。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随心所欲、任性不羁的意思，是个略带褒义色彩的中性词，完全不同于现代汉语里“狂妄放肆”的意思。

魏晋名士崇尚老庄之学。在《庄子·在宥》中有这样的文字，“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这句话颇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意。阮籍大约是最能会意庄子这句话的人。

时率意独驾，

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

辄恸哭而反。

《晋书·阮籍传》

《晋书》里“车迹所穷”，意思是道路到了尽头，车辙都没了。阮籍信马由缰，来到了这种地方，野路都走不通，想往前走也没法走了，他就大哭一场然后掉头回家。

阮籍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多少是有点“怪”，后世学者都将其解读为心中苦闷的一种释放。从史料记载的各种事迹来看，阮籍为人非但不狂妄，相反，倒是一个坦荡君子。

礼岂为我设邪！

中国古代男女之间大防甚严。“男女授受不亲”，意即男女之间不能直接接触、言谈或授受物件。《礼记·曲礼》有云：“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男女之间，非但不能接触，就连放置衣物的架子、洗脸的毛巾、梳头的梳子都不能混了。面对这种严苛的礼法，阮籍说过一句极为自负的名言：“礼岂为我设邪！”

这话来自《晋书·阮籍传》，说的是，阮籍的大嫂有一次回娘家探亲，阮籍和她见面送别。这就越过了当时社会男女交往的礼法尺度了，所以就有人对阮籍说三道四。阮籍回应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设立的吗？”言外之意是，礼法是你们这些俗人遵循的准则，我这种脱俗的人根本不在乎。

阮籍的这句名言启发了金庸。他在创作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把这句话挂到了“东邪黄药师”的嘴边。黄药师同样是不遵礼教，他的说法也是：“礼法岂为吾辈所设？”与阮籍所言如出一辙。

《晋书·阮籍传》里还写了这么一段：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

或讥之，籍曰：

『礼岂为我设邪！』

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

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

籍既不自嫌，

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

尽哀而还。

其外坦荡而内淳至，

皆此类也。

《晋书·阮籍传》

阮籍的邻家有一个漂亮的老板娘卖酒。阮籍常去喝酒，喝醉了便当场醉卧，老板娘就在旁边继续卖酒。其丈夫回来了，看到这一幕，也不起疑。有户军人的女儿有才华也漂亮，没出嫁就去世了。阮籍不认识她父亲、兄长，两家无亲无故，阮籍却径直前去吊唁。直到哭够了，他才回家。阮籍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坦荡，品性真诚，所作所为都是这样。

酒遁大师

阮籍好喝酒，他有一项关于醉酒的惊人纪录，那就是最长醉酒时间，长达六十天。

阮籍本来胸怀济世安邦的宏伟大志。但身处魏、晋之世，天下发生了很多变乱，名士们常遭遇各种迫害，少有能平安活到暮年的。阮籍因此不参与世事，经常喝醉酒。晋文帝曾经想为晋武帝向阮籍提亲，结果阮籍连续醉了六十日。提亲的事没法和他正经谈起，后来就算了。

籍本有济世志，

属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

遂酣饮为常。

文帝初欲为武帝

求婚于籍，

籍醉六十日，

不得言而止。

《晋书·阮籍传》

阮籍不愿和皇室结亲，又不能直接拒绝，只好施展自己的“酒遁”神功。他这样做，只是想远离政治是非，在乱世之中求个安身立命的活路。他的好友嵇康，因为没能躲开是非，已经被夺去了性命。嵇康的前车之鉴，阮籍不敢重蹈覆辙。

阮籍不与当权者走得太近，确实起到了明哲保身的作用。他在曹爽掌管朝廷大权的时候，被召为参军。但阮籍以有病为由推辞，躲在乡下。一年多后，司马氏发动政变，曹爽被杀。阮籍不当官才没有被牵连，人们佩服阮籍有远见。

及曹爽辅政，

召为参军。

籍因以疾辞，

屏于田里。

岁余而爽诛，

时人服其远识。

《晋书·阮籍传》

司马氏大臣钟会曾多次试探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酒遁大法避而不谈。司马昭本人也数次同他谈话，询问他的政见，他的回答总是避实就虚，应付过去。司马昭说他“阮嗣宗至慎”。

迫于司马氏的压力，阮籍有时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他“阮步兵”。司马昭打算自封晋公，还想接受天子“九锡”的赏赐，需要大臣们写“劝进文”来配合一下，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阮籍头上。这种政治任务限时完成，即使阮籍酒遁也免不掉。他在半醉状态下写了一篇，文辞非常有气势。司马昭看了很满意。因此，尽管阮籍放浪形骸，有各种违背礼法的行为，但司马昭都予以宽容，不加追究。所以，阮籍得以终其天年。

阮咸

琵琶大师

阮咸是阮籍之侄，“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孙。他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阮咸能够“入选”竹林七贤，绝不是靠阮籍的关系，而是靠自己的实力。如果说嵇康是古琴高手，那么，阮咸就是琵琶大师。

琵琶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源自秦朝末年，当时即有“秦琵琶”；另一说是源自游牧的胡人，是一种可以骑在马上演奏的乐器；还有，西晋傅玄在《琵琶赋》中讲了一个琵琶起源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推行“和亲”战略，将公主嫁与西域乌孙王。出嫁前，为解公主长途旅行中的思乡之忧，武帝令工匠参考筝、筑等乐器而创制了一种形似满月的乐器，供公主娱乐。这就是琵琶，后来被称为“汉琵琶”。阮咸善于演奏的，应该就是这种琵琶，相传他还对琵琶做了改良。

琵琶后来传入中国周边各个国家，其造型也略有变化。到了唐代，西域有一种“曲颈琵琶”，沿着丝绸之路“出口转内销”，盛行于宫廷之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大作《琵琶行》中就有这样的名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人们逐渐将曲颈琵琶直称琵琶，而直柄圆形的琵琶，则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的音乐特长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据记载，中书监荀勖常与阮咸讨论音律，他意识到自己的音乐造诣要比阮咸差很远，由此嫉恨在心，于是找了个机会让阮咸去做始平太守。所以，后人称阮咸为阮始平。

如今，阮类乐器经过改良，发展成阮族乐器，包括小阮、中阮、大阮、低音阮和高音阮等，成为各类民族乐团不可或缺的乐器。阮的音色圆润柔和、醇厚丰满、细腻流畅、韵味深长。从舞台造型来看，演奏这种乐器的时候，乐手如“揽月入怀”，有独特的美感。

阮咸争胡婢

西晋的门第观念很强，男女婚嫁必须门当户对。阮咸是士族出身，爷爷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他是名门之后。按当时的风俗，他应该和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成婚配。可是，他却喜欢自己姑母家的婢女，这女子不仅地位低，而且还是个鲜卑人。可是，阮咸完全不顾这些外在条件，喜欢就是喜欢，一来二去，就和这个婢女好上了。

后来，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服丧，姑母也来吊唁。阮咸跟姑母坦白了自己和这个婢女的事情，姑母一开始还挺开通，答应让这个姑娘留下来。但是，姑母临走的时候，又反悔了，大约是觉得这样做有伤风化，就把婢女一起带走了。阮咸当时正在会客，一听说姑母把他的情人带走了，立刻起身，骑着客人的马就去追（一说是骑驴去追）。就这样，情人真被他追了回来。在回来的路上，阮咸还穿着丧服。他与情人共骑一匹马，还念叨着：“人种不可失。”这女子后来生了阮孚。阮孚后来也继承了其父和叔祖的任性旷达，不仅做了高官，还被列为“兖州八伯”之一。

阮咸这种不拘礼法的行为，虽然自己爽了，但为世人所难容。虽然他也曾做过官，但始终得不到重用。山涛曾举荐阮咸到吏部做官，并且给阮咸很高的评价，说他“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尽管如此，晋武帝还是否决了这一提议。皇帝认为阮咸这个人崇尚虚浮之谈，而且嗜酒如命，不堪重用。

历仕散骑侍郎。山涛举咸典选，曰：

『阮咸贞素寡欲，

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

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

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

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知名于时，

少所推先，见咸心醉，不觉叹焉。

而居母丧，纵情越礼。

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

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

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

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

《晋书·阮咸传》

阮咸晒裤子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阮咸晾裤子的故事。阮家是个大家族，其中有的贫穷，有的富有。阮咸属于穷人这一边。在阮氏家族聚居的区域里，有一条大路，路北边是“富人区”，称“北阮”；路南边是“贫民区”，称“南阮”。阮咸属于南阮。

某年七月初七，北阮的富人们纷纷晾晒衣服，其中都是些绫罗绸缎之类的华服，大有炫富的意思。面对北阮的华服炫耀，南阮的穷人们都自惭形秽，不愿把自家的旧衣晾晒出来。阮咸却不管那一套，他找了个竹竿，挑起一个粗布大裤衩晾在院子里。人们看到了都惊怪不已，阮咸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也不能免俗，把这个挂出来，权且应个景罢了。”

阮咸的粗布裤子和北阮的绫罗绸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一种嘲讽，也包含着一种自嘲。这种举动需要豁达的心态。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

诸阮居道北。

北阮皆富，南阮贫。

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

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

大布犊鼻裈于中庭。

人或怪之，答曰：

『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晋书·阮咸传》

与猪共饮？

人喝酒是常事，猪喝酒是怪事，人与猪一起喝酒就是奇事。阮咸就做过这样的奇事。

其实，不仅阮咸好喝酒，据说，阮氏家族的男子都好喝酒。有一次，阮咸到族人那里聚会，他们喝到兴头上，把平时喝酒用的小酒杯扔到一边，觉得用这种器具喝酒不过瘾。他们把大瓮抬出来，盛上酒，大家围坐在一起，相对痛饮。魏晋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高桌子高椅子，一般是在地上铺一张席，人们跪坐在席上喝酒吃饭。可以想象，阮咸一群人就地围坐在酒瓮旁边，众人豪饮，这是一番什么景象。

阮咸正在喝酒的时候，来了一群猪。它们大约是散养的，没被关到猪圈里，估计是闻到了酒香，就凑过来也想喝一口。阮咸不知道已经几分醉了，也不嫌这些猪有异味，就没有驱赶这些家畜，而是把它们当作新来的酒友，一起喝起酒来。名士和猪共饮一缸酒，就这样传为魏晋奇谈。

关于阮咸这个故事，阎步克先生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阮咸何曾与猪同饮？》，对此进行考证。他认为，阮咸根本不曾与猪共饮，世人有此误会，纯属对史料中文字的曲解。《晋书》中有“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这样的文字。其中，“直”是“径直”的意思，“接去”是“酌而去之”的意思，“上”或“其上”是指被猪弄脏的酒的表面部分，“共饮”则是说阮咸与诸阮共饮，而不是与猪共饮。据此分析，阮咸并没有把猪视为酒友，他还嫌猪弄脏了酒，并把表面上一层被弄脏的酒水舀出来泼掉了。

诸阮皆饮酒，咸至，

宗人间共集，

不复用杯觞斟酌，

以大盆盛酒，

圆坐相向，

大酌更饮。

时有群豕

来饮其酒，

咸直接去其上，

便共饮之。

《晋书·阮咸传》

刘伶

《酒德颂》传千古

在在竹林七贤中，山涛、阮籍、阮咸等都是喝酒达人，但论最嗜酒如命的，非刘伶莫属。刘伶出身卑微，在看重门第的魏晋时代，想要出人头地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那也是一个非常看重“颜值”的时代，提拔官员都要看你长得够不够帅，偏偏刘伶长得又矮又丑。《晋书》中记载，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

这样一个“先天条件”并不突出的刘伶，凭什么能“入选”竹林七贤？仅凭能喝酒肯定是不够的，他在喝酒之外的言行，符合名士的做派，才是关键。刘伶喝酒喝出了文化，他曾写过一篇传世之文《酒德颂》。文章字数虽然不多，却流传至今。《晋书》中就引用了这段文字。

惟著《酒德颂》一篇。

其辞曰：有大人先生，

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

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

行无辙迹，居无室庐，

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

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

闻吾风声，议其所以，

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

陈说礼法，是非蜂起。

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

奋髯箕踞，枕麴藉糟，

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

静听不闻雷霆之声，

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俯观万物，扰扰焉，

如江汉之载浮萍。

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晋书·刘伶传》

《酒德颂》里讲，有一个大人先生，把天地作为一天，把万年作为片刻，把日月作为门窗，把八荒作为庭廊。他行走没有车印足迹，居住没有房屋，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放纵自己的心意，任意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他停下来就拿起酒杯，行走时就带上酒壶，只专心于喝酒，哪里还知道其他的事。有贵人公子、缙绅处士听到我的名声，议论不已。这些人挥起衣袖，绾起衣襟，张目怒视，咬牙切齿，陈说礼仪法度，搅起是非。先生在这个时候还捧着酒瓮，抱着酒槽，衔着酒杯，喝着浊酒，抖动胡须，展开两足而坐，枕着垫着酒曲和酒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他昏昏沉沉地喝醉，恍然而醒。安静地听，也听不到雷霆之声；仔细地看，也看不见泰山之形。既感觉不到寒暑近身，也没有利欲动心。先生俯视万物，纷扰的样子就像江海上漂流的浮萍。两个有钱有势的人站在旁边，也只像蜾蠃和螟蛉这样的小昆虫。

古代天体主义者

当代的天体主义者们在一些场合裸体现身，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而魏晋时的刘伶早就明白裸体生活的乐趣。刘伶在屋子起居不穿衣服，被人看到，遭到嘲笑。刘伶回应说：“我把天地当作我的房子，把屋子当作我的衣裤，诸位为什么跑进我裤裆里来啊？”

刘伶恒

纵酒放达，

或脱衣裸形

在屋中，

人见讥之。

伶曰：

我以天地为栋宇，

屋室为裈衣，

诸君何为

入我裈中？

《晋书·刘伶传》

刘伶这种畅快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面对生活琐事和生死大事上都有表现。《晋书》记载了这样两件事。一是刘伶曾经喝醉了与人争执，那人拉住他的衣服挥拳相向。刘伶缓缓地说：“我瘦得像鸡肋一样，你的拳头打上去会硌得疼。”说得那人都笑了，矛盾随之化解。还有，刘伶曾携一壶酒乘鹿车，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并叮嘱仆人说：“我要是死了，便把我就地埋了。”

尝醉与俗人相忤，

其人攘袂奋拳而往。

伶徐曰：

『鸡肋不足以安尊拳。』

其人笑而止。

《晋书·刘伶传》

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

常乘鹿车，

携一壶酒，

使人荷锸而随之，

谓曰：『死便埋我。』

《晋书·刘伶传》

刘伶哄妻

刘伶喝酒不加节制，让妻子非常操心。她曾经倒掉酒水，砸毁酒具，哭着劝他说：“你喝太多酒了，这不是养生的方法，一定要戒掉啊。”刘伶说：“好，但是我不能制止自己，只有向鬼神祷告并自己发誓才有作用。为了搞这仪式，你准备些酒肉来。”妻子听了，信以为真，就听从了他的安排。酒肉备好之后，刘伶跪下来祝祷说：“天生我刘伶，以酒为名。一次要喝一斛，喝五斗才能消除酒瘾。妇人之言，千万不能听。”然后，照旧喝酒吃肉，不一会儿又醉倒了。可以想见，他妻子看到这一幕，听到他说这些话，会是什么感受。

尝渴甚，求酒于其妻。

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

『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

必宜断之。』

伶曰：『善！吾不能自禁，

惟当祝鬼神自誓耳。

便可具酒肉。』

妻从之。伶跪祝曰：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儿之言，慎不可听。』

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

《晋书·刘伶传》

一醉三年

前文讲的刘伶故事，都是有史可查的。还有一个关于刘伶和杜康的民间传说，属于关公战秦琼的类型。杜康，在中国古代有“酒祖”之名，和刘伶根本不是同时代的人，要早于刘伶。这个传说把刘伶和他硬扯在一起。虽然故事本身荒诞不可信，但颇具传奇色彩，而且流传甚广。这个传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以下就是其一。

某天，刘伶来到杜康的酒肆门前，看见门上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一醉三年。

一醉能醉三年？刘伶不信这个邪。他走进酒馆，问杜康要酒喝，杜康给了他一杯、两杯、三杯，不断地劝他别喝多了。刘伶不依不饶，三杯下肚，顿觉天旋地转，连忙道别。

刘伶跌跌撞撞回到了家，对妻子交代：“我若死，就埋在酒池内，用酒盅酒壶陪葬。”说完，就人事不知，连呼吸也没有了。刘伶妻子以为他死了，痛哭不已。后来，照刘伶的“遗愿”，妻子安葬了他。

三年后，杜康来到刘伶家，说是来讨要酒钱的。刘伶的妻子又气又恨，恨杜康给刘伶喝酒喝死了人，要拉杜康去见官。不料，杜康却说：“你的丈夫并没有死，他只是醉了。不信你们把棺材打开。”众人将信将疑，如杜康所言，开棺查看。果真见刘伶面色红润，栩栩如生。只听杜康高声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棺材里的刘伶伸了一下懒腰，打个哈欠，居然真的活过来了，嘴里还说道：“好酒，好酒！”

向秀

怀旧空吟闻笛赋

向秀性情平和，举止合乎礼仪，不像阮咸、刘伶那般放诞。《晋书》中记载，向秀和嵇康交往最多。嵇康喜欢打铁，向秀就给他做打铁的助手，可见二人关系之好。

向秀早年并不看重官场名利，他和嵇康一样，都曾是“社会闲散人员”。嵇康被权臣司马昭杀害后，向秀不得已改变了往日的隐士生活，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在接受当地考核后，向秀进入洛阳官场。司马昭见到他问：“听说你有隐居箕山的志向，现在为何在这里？”

司马昭所说的“箕山之志”是有典故的。传说上古高士许由，隐居箕山，帝尧想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被他拒绝了，仍然做自己的隐士。司马昭这话是问他入仕的理由。向秀回答说：“我认为巢父和许由是偏狭之人，不通晓帝尧的用心，哪值得羡慕呢？”司马昭听了很高兴。

康既被诛，

秀应本郡计入洛。

文帝问曰：

『闻有箕山之志，

何以在此？』

秀曰：

『以为巢许

狷介之士，

未达尧心，

岂足多慕。』

帝甚悦。

《晋书·向秀传》

由于向秀这番回答，后世人对向秀的评论就难免苛刻。陈寅恪先生曾在《清谈误国》一文中评论道：“可知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失图，弃老庄之自然，尊周孔之名教。”而从向秀进入官场之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言行不一”，并没有钻营以求攀升官职。《晋书》中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说白了，就是在官场混日子，仍然是个“逍遥派”。

嵇康死后，向秀有一次路过山阳嵇康故居，闻邻人笛声而悲念好友，写了一篇《思旧赋》，伤感低沉而文辞隐晦，传为名篇。这也被后世文人用为缅怀亡友的典故。如唐代诗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唐代卢照邻《南阳公集序》：“闻笛而悲，岂唯向秀。”唐代诗人李端《长安书事寄卢纶》：“向秀初闻笛，钟期久罢琴。”唐代薛能《京中客舍闻筝》：“当时向秀闻邻笛，不是离家岁月深。”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也提到了向秀：“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

其人并有不羁之才。

然嵇志远而疏，

吕心旷而放，

其后各以事见法。

嵇博综技艺，

于丝竹特妙。

临当就命，顾视日影，

索琴而弹之。

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

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

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

追思曩昔游宴之好，

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向秀《思旧赋》

振起玄风的《庄子注》

向秀少年时就喜欢老庄之学，有雅名在外，为山涛所知。后向秀和嵇康交往，把自己打算注解《庄子》的想法和嵇康交流了一下。结果，嵇康给他泼冷水，说这种经典哪里还需要注释，不如不注。向秀不为所动，写好之后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看了之后，才知道向秀确实有“新意”，因此叹服。《晋书》中对此评论道：“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

向秀这篇大作后来引发了一场“版权纠纷”。《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年幼，没有将父亲的作品光扬天下，文稿被郭象所得。郭象整理之后，就当作自己的作品而传开了。千百年以来，人们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把郭象奉为大家，岂不知他是个欺世盗名之徒。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

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

雅好老庄之学。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

历世才士虽有观者，

莫适论其旨统也，

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

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

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

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始，秀欲注，嵇康曰：

『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

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

《晋书·向秀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

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

大畅玄风；

唯《秋水》《至乐》未竟而秀卒。

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郭象者，为人薄幸有隽才；

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

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

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

或点定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向秀传》

山涛

有担当的朋友

中国历史上，要说最为人熟知的文人绝交事件，至少包括下列两起：一是汉末的管宁割席与华歆绝交，另一个就是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山涛“绝交”。前者两人彻底断绝来往，是真绝交。后者两人只是“官事”绝交，私下里仍然是相互信赖的好友。嵇康死前，把儿女托付给山涛照顾，并留下了“嵇绍不孤”的成语，足见山涛是个值得信赖、有担当的朋友。就像王戎曾经称赞山涛所说的“璞玉浑金，人莫知其器”。

康后坐事，

临诛，

谓子绍日：

『巨源在，

汝不孤矣。』

《晋书·山涛传》

模范丈夫

山涛绝对堪称是模范丈夫。他和妻子韩氏感情一直非常好。山涛做官之前，家徒四壁，但韩氏从来没有怨言。有一天，山涛对她说：“夫人啊，你暂且忍一忍现在的贫寒。我以后定当位列三公。只是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夫人你是否做得来三公夫人呢？”山涛日后果然成为达官显贵，预言成为现实，但他仍然保持正派节俭的作风，没有蓄养婢妾，而是和糟糠之妻共苦同甘。就连俸禄和赏赐，都散给亲戚故人。

初，涛布衣家贫，

谓妻韩氏曰：

『忍饥寒，

我后当作三公，

但不知卿堪

公夫人不耳？』

及居荣贵，

贞慎俭约，

虽爵同千乘，

而无嫔媵。

禄赐俸秩，

散之亲故。

《晋书·山涛传》

官场好手

山涛做到高官，固然有他出身门阀世家的先天优势，但更关键的是，他深谙为官之道。从大局来看，山涛的政治大局观把握得非常好。晋武帝计划伐吴，大臣贾充、荀勖、冯紞等人有异议，皇帝大怒，贾充摘帽子谢罪。山涛退朝回来后和别人说：“只有圣人能做到内外无患，假如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就必然有内部的忧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放着吴国作外部威胁，难道对国内形势不是很好吗？”

贾充、荀勖、

冯紞争之，

帝大怒，

充免冠谢罪。

仆射山涛

退而告人曰：

『自非圣人，

外宁必有内忧，

今释吴为外惧，

岂非算乎？』

《晋书·山涛传》

面对最高当权者，他敢直言国家大事。司马昭有意让幼子司马攸接班，询问山涛对此的看法。古代中国这种最高权力的更迭事务，是极其敏感的，大臣要是说错了话，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山涛将形势看得非常清楚，他直言观点：“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直接否掉了司马昭的念头。司马昭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司马炎顺利继承权力，乃至后来称帝。为此，司马炎亲自拜谢山涛。

帝以齐王攸

继景帝后，

素又重攸……

又以问涛。

涛对曰：

『废长立少，

违礼不祥。

国之安危，

恒必由之。』

太子位于是乃定。

太子亲拜谢涛。

《晋书·山涛传》

在朝廷中，山涛不参与官员之间的矛盾纷争。史书记载：当初，朝廷两大重臣钟会与裴秀争权，山涛与两人同时交往，诚恳相待，心平气和地处在他们当中，既不被拉拢，也不与同僚结怨。这种保持平衡的官场本领，那是相当了得。这种立场并非是他怕得罪人。羊祜执政的时候，有人想排挤裴秀，山涛就断然站出来，严正地维护裴秀。因此，他得罪了权臣，被调出京城任冀州刺史。

山涛的为官之道，还有一条，就是保持相对清廉。面对行贿怎么办？山涛也有妙招。他担任吏部尚书时，曾经有个陈郡人袁毅在鬲地当官，这个人贪污并且贿赂公卿，以求虚名。他也给山涛送来一百斤丝。当年的官场恐怕也是有“潜规则”的，面对这份“大礼”，山涛也不好拒绝，要不然就显得和别人不一样。于是他接受了，但是把送来的丝收藏在阁楼上。后来，袁毅东窗事发被抓了起来，凡是接受贿赂的人，都受到追究。山涛此时把丝取出上交官吏，这些丝历经多年，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印封依旧。时人不禁佩服山涛为官清廉，因而尊称他为“悬丝尚书”。

初，陈郡袁毅

尝为鬲令，

贪浊而赂遗公卿，

以求虚誉，

亦遗涛丝百斤，

涛不欲异于时，

受而藏于阁上。

后毅事露，

槛车送廷尉，

凡所以赂，皆见推检。

涛乃取丝付吏，

积年尘埃，印封如初。

《晋书·山涛传》

“山公启事”得美名

山涛看人的眼光一流，堪称官场伯乐。《晋书》记载，在山涛当冀州刺史的时候，冀州风俗鄙薄，即便是士族之间，也不相互推荐。山涛甄别选拔隐士，以及怀才不遇之人，到处搜求访问贤才，表扬征召了三十多人，他们都做出了一番成绩，在当时都出了名。受此影响，当地的人们开始崇尚贤能，风俗有了改变。

山涛前前后后选拔的官吏，几乎遍及文武百官，他推举的人，未有表现出不合才能的。凡是经过他考察的官吏都和他说的一样，只有陆亮除外。这个人是皇帝下诏任用的，当时山涛的意见和皇帝不同，他力争之后，皇帝没有听从。结果不久后，陆亮因为受贿被撤了职。事实证明，山涛是对的。

山司徒前后选，

殆周遍百官，

举无失才。

凡所题目，

皆如其言。

唯用陆亮，

是诏所用，

与公意异，

争之不从。

亮亦寻为贿败。

《晋书·山涛传》

山涛再次出任铨选官吏的职务十多年，每一官缺员，就拟定几个人，诏书有了意向，然后公开奏报，顺着皇帝的心意决定用人的先后。因此皇帝所任用的人，有的不是首先被举荐的人，但众人心中不清楚，认为山涛选人轻重任意。有人跟皇帝说山涛的坏话，因此皇帝下手诏告诫山涛说：“用人惟才，不遣漏疏远贫贱的人，天下就太平了。”而山涛仍然那样做，一年之后大家的埋怨才平息。山涛奏请甄别选拔的奏章，各自立了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山涛的文化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后世朝代的官场文化。那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常以“山公”尊称提拔自己的高级官员。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

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

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

随帝意所欲为先。

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

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

或谮之于帝，

故帝手诏戒涛曰：

『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

天下便化矣。』

而涛行之自若，

一年之后众情乃寝。

涛所奏甄拔人物，

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晋书·山涛传》

王戎

神童

竹林七贤中，王戎年纪最小。他比嵇康小十岁，比阮籍小二十多岁，比山涛小约三十岁。王戎出身琅琊王氏，属于世家大族。他祖父王雄，是幽州刺史，父亲王浑，是凉州刺史、贞陵亭侯。王戎幼年聪明伶俐，神采秀美。据说他能直视太阳而目不眩，名士裴楷曾经这样评论，“戎眼烂烂，如岩下电”。

王戎小时候就显示出过人的见识和胆识。《晋书》中记载，王戎六七岁时，在宣武场看戏，有猛兽在笼子中怒吼，声震四方，众人都连忙退避，王戎却站着不动，神色如常。魏明帝在阁上看到这情景，称赞王戎是奇童。还一次，王戎曾与一群小伙伴在路边玩耍，看见李树上有很多果实，小伙伴们都争着去摘取，王戎却不去。有人问他为何不去，王戎说：“树在道旁而多果实，果实必定是苦的。”取来一尝，果然是苦的。

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

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

『戎眼灿灿，如岩下电。』

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

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

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

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

又尝与群儿嬉于道侧，

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趣之，

戎独不往。

或问其故，其曰：

『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

取之信然。

《晋书·王戎传》

王戎的父亲王浑和阮籍是朋友，王戎十五岁时，随父在官署结识了阮籍。王戎那时候就已经能与阮籍谈玄论道，还聊得非常投机，以至于阮籍都看不上他父亲。阮籍对王浑说：“浚冲（王戎）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意思是，你不如你儿子，跟你聊，还不如跟你儿子聊呢。《晋书》中记载，王济曾评论：“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

阮籍与浑为友。

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

戎少籍二十岁，

而籍与之交。

籍每适浑，俄顷辄去，

过视戎，良久然后出。

谓浑曰：『濬冲清赏，

非卿伦也。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晋书·王戎传》

王戎成年后，和阮籍、嵇康等人在一起聚会的机会更多了。那时的王戎社会经验丰富了，人也变了，成为阮籍眼中的“俗人”。有一次，王戎聚会来晚了，阮籍毫不客气地说：“俗物又来败人兴致。”王戎也不恼，笑着回应道：“看来你们的兴致很容易就败了呀。”

戎每与籍为

竹林之游，

戎尝后至。籍曰：

『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戎笑曰：『卿辈意

亦复易败耳！』

《晋书·王戎传》

俗世悭吝人

王戎当了高官之后，根据史书记载，超然脱俗的气质越来越少，转变成了一个财迷。他整天琢磨赚钱的事，到处置办田产，囤积货物，攒了不计其数的钱财。王戎经常自己拿着算数的工具，核算自己有多少财产，赚了多少钱，昼夜计算，还嫌钱财不够用。他为人吝啬，自己舍不得吃穿，天下人都说他财迷心窍，属于不治之症。

《晋书》里记载了三件事，描述王戎之吝啬程度。一是他女儿嫁给裴頠时，向他借钱数万，很久没有归还。女儿回娘家时，王戎很不高兴，甩脸色给女儿看。直到女儿把钱还给他，他才高兴起来。第二件事是王戎的一个侄儿要结婚，王戎送给他一件单衣。事后，王戎不舍得这件衣服，又把单衣给要回来了。第三件事是王戎家的院子里种着李树，结出的李子品种很好，他就卖掉赚钱。因为怕别人得到种子，王戎在卖李子的时候，要在果核上钻个孔。因为这些吝啬的表现，王戎常被世人讥笑。

性好兴利，

广收八方园田水碓，

周遍天下。积实聚钱，

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

昼夜算计，恒若不足。

而又俭啬，不自奉养，

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

女适裴頠，贷钱数万，

久而未还。女后归宁，

戎色不悦，

女遽还直，

然后乃欢。

从子将婚，

戎遣其一单衣，

婚讫而更责取。

家有好李，常出货之，

恐人得种，恒钻其核。

以此获讥于世。

《晋书·王戎传》

被后世人记住的，还有王戎的家事。成语“卿卿我我”就出自王戎和妻子的对话。《世说新语》记载，王戎的妻子常常称王戎为“卿”。王戎说：“妻子称丈夫为卿，在礼节上算作不敬重，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了。”王戎妻子不同意，她说：“亲卿爱卿，因此称卿为卿。我不称卿为卿，谁该称卿为卿！”王戎就这样被说服了，索性任凭她这样称呼。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

安丰曰：

『妇人卿婿，

于礼为不敬，

后勿复尔。』

妇曰：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

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遂恒听之。

《晋书·王戎传》

官场“不倒翁”

王戎做官很有一套，他所处的时代战乱纷起，朝廷的权力斗争不断，晚年又历经“八王之乱”，尽管如此，王戎却能躲避多次灾祸，一直做到“三公”高位，可谓官场“不倒翁”。

纵观王戎的做官之道，能准确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本事。史书上称赞他“戎有人伦鉴识”。他曾评论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评论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这些话都成为汉语经典。

戎有人伦鉴识，

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

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王衍神姿高彻，

如瑶林琼树，

自然是风尘表物。

谓裴頠拙于用长，

荀勖工于用短。

《晋书·王戎传》

他能了解一个人的特点，进而知道该如何与他交往。比如他有个族弟叫王敦，时有高名，而王戎却讨厌他，大约觉得他是个虚伪之徒。王敦每次去看望王戎，王戎总是假托有病不见他，尽量不和他交往。王戎去世后若干年，王敦果然暴露出真面目，发动了一场叛乱。王戎鉴识人品的能力可见一斑，屡屡有先见之明。

族弟敦有高名，

戎恶之。

敦每候戎，

辄托疾不见。

敦后果为逆乱。

《晋书·王戎传》

当初，权臣孙秀尚未得势的时候，王戎已经看出来这个人惹不起。孙秀在琅琊当官，要同乡名士对他进行品评称誉。王戎弟弟王衍不愿评，王戎劝王衍还是评了好。后来孙秀得志，那些与他有矛盾的人都被杀害，而王戎、王衍幸免此难。

初，孙秀为琅邪郡吏，

求品于乡议。

戎从弟衍将不许，

戎劝品之。

及秀得志，

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

而戎、衍获济焉。

《晋书·王戎传》

魏国大将钟会将攻打蜀国，向王戎辞行时，问王戎有何计灭蜀。王戎说：“道家有句话叫‘为而不恃’，成功并不难，难的是保持成果。”后来钟会果然在蜀地得胜，但却打算据蜀自立，后被杀。人们都认为王戎此话是知人之言。

钟会伐蜀，

过与戎别，

问计将安出。

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

非成功难，保之难也。』

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晋书·王戎传》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尽管王戎混迹官场，以明哲保身为第一信条，但还是出过一次“差错”，差点要了他的命。齐王司马冏辅佐皇帝主持国政的时候，王戎为尚书令。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起来，要讨伐齐王司马冏。司马冏找王戎筹划对策。王戎却给他出了个“馊主意”，直接劝他放弃大权，认输投降，回家养老。他的投降论调激怒了齐王的另一个谋臣葛旟，此人痛斥王戎说：“自汉魏以来，王公失掉权势回府第，有能保全妻子儿女的吗？发此议论者当斩。”这番杀气腾腾的话让百官震惊，王戎也吓坏了，幸亏他反应快，假装药性发作掉进厕所里，才免于杀身之祸。

戎曰：『公首举义众，匡定大业，

开辟以来，未始有也。

然论功报尝，不及有劳，

朝野失望，人怀贰志。

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

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

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

冏谋臣葛旟怒曰：

『汉魏以来，王公就第，

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

于是百官震悚，

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晋书·王戎传》

王戎并非只有口才，他也不缺实干才能。魏国征讨吴国的时候，王戎带兵出征。在伐吴的战争中表现突出，他遣兵布阵、攻城略地、功勋卓著，被封为安丰侯，所以古书中也有称其为“王安丰”。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最后一回中提到他，“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即使在晚年，王戎在战场上依然胆量过人。他曾跟随惠帝北伐，王师在荡阴溃败，王戎退到邺，又随惠帝回洛阳。惠帝被逼西迁长安，王戎出奔到郏。《晋书》中说他“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在危难中，他曾亲自与乱军交锋，冒白刃之险，仍然神态自若，没有流露一丝胆怯。这才是真名士的状态。

其后从帝北伐，

王师败绩于荡阴，

戎复诣邺，

随帝还洛阳。

车驾之西迁也，

戎出奔于郏。

在危难之间，

亲接锋刃，谈笑自若，

未尝有惧容。

《晋书·王戎传》

阮　籍

《晋书·阮籍传》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

06

哲学与音律：魏晋名士的音乐之道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罗兆良　text: Paul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动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脚；动荡除了给社会带来无休止的痛苦外，也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其中，儒家的衰落和玄学的兴盛，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嬗变。玄学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有着极大影响，同时也引领着文化的发展。而长期以来，传统的儒家学说控制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音乐”的功利主义审美态势，成了人们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也正因为如此，崇尚玄学的魏晋南北朝士人，对前朝的音乐观点发起强烈的抨击，使中国音乐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步入了崭新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音乐发展概述

魏晋玄学从道家吸收的“清静无为”的思想，首先影响着士人们对生命的感悟。他们都认为人生苦短，这种对生命的态度造成他们对“时空变化”极为敏感，他们深切地感到岁月的远逝和生命的短暂。再加上当时朝政腐败，黑白混淆，愚贤不分，士人们都将一腔悲情化为思古幽情和归隐志趣，以此消解心中的抑郁，期盼在神仙似的自由世界里获得解放。

这种心态之变，也使士人们对音乐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士人们面对严酷的乱世，以玄学崇尚的“贵无”思维为准则，采取清谈、归隐、养生、酣酒等手段应对，因此他们的音乐创作也深受此等生活方式影响，烙上了明显的“避世”印记。从主题的提炼到音乐语言的表达，都呈现出清高、超逸的风格，可谓“音若其人”。

此外，在当时社会高压的环境中，清谈、清议、清论构成了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表达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张扬个性，更显示出才思敏捷、言辞晓畅、明白事理、敢于探索的“清”之才干。士人们对音乐的各种问题，从“天籁”到“地籁”乃至“人籁”，都进行着思考，而这种对于天、地、人的思考，直接影响着魏晋南北朝音乐的审美取向。在社会离乱，感叹人生短暂，无力建功立业的基调中，“以悲为美”开始成为普遍的美学思潮，这种悲凉的美不仅仅是慨叹人生，也是一种超现实的、与“道”合一的精神美。它不是感化人情的凄美，而是琴乐自得、何求于人的壮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理论及创作较前朝也有了极大的发展。音乐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能走向繁荣，与玄学崇尚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1]的批判精神息息相关。汉朝以前，中国式“礼乐刑政”并举的儒家音乐思想大一统，这种受统治阶层控制的音乐观点遭到了魏晋南北朝士人们的猛烈批判，他们秉持着强烈的批判斗志，并在亲身经历乱世的苦难之后，形成了关注现实的音乐意识，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音乐作品。

而在魏晋南北朝音乐发展的道路上，“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和阮咸三人的贡献很大。他们从音乐理论、音乐审美和乐器弹奏等各个方面进行思考，不仅扩大了音乐的维度，也使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真正地成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仇英☉停琴听阮图

◎此图描绘的是，在高山流水之间，两位高士，一位抚琴，一位拨阮，互相切磋乐艺的情景。

嵇康：浸透“和”的音乐观

在先秦道家老子“大音希声”和庄子“至乐无乐”的音乐审美观念的影响下，嵇康提出了与玄学一脉相承的“和声无象”“声无哀乐”的反叛传统的音乐美学理论。他在音乐美学理论专著《声无哀乐论》中，不仅吸收了“无声之乐”的音乐思想，强调音乐的“无声之和”，而且要求音乐以“道”为精神主体。嵇康从艺术情感体验的角度认为，音乐本身有其自然属性，与人的哀乐无关。所谓哀乐，是人内心之情先有所感，然后才在听音乐时表露出来。至于情因何而产生哀乐，这与音声本身无关。人们听音乐时出现的种种感情，并非音乐本身具有的，只是听乐者原先积淀的一种心境在起作用。[2]

嵇康强调听者形成情感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正是对儒家音乐理论“教化说”的公开叫板，因为儒家认为听乐者是被动的，没有主观选择的能力。而嵇康则把音乐本质定义为：“音声有自然之和。”他认为一切声音都是自然和谐，音乐和其他声音没有任何区别，都体现了天道自然，而且各种事物都是天道自然。“和”是完全脱离社会人而独立存在的，它是超越真实社会现象和人的具体情感的事物，没有具体形象，却又有无限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嵇康所说的音乐已不限于具体的乐音，而是与老子的“大音”、庄子的“天籁”相通的一种理想化的精神音乐。

☉元☉王振鹏☉伯牙鼓琴白描全卷（局部）

TIPS

古有“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自己的理念能被充分理解与欣赏，这大概也是每个魏晋名士所期望的。可惜，知音难觅，俞伯牙终生也只遇到一个钟子期，阮籍、嵇康等却有七个意气相投之交，虽然后来亦有分歧，但竹林之游的黄金时光，在黑暗的时代中散发出了足够耀眼的光芒。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

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

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

伤心伤心复伤心，

不忍泪珠纷。

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

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

历尽天涯无足语，

此曲终兮不复弹，

三尺瑶琴为君死。

《伯牙绝弦》

而在音乐功能的理解上，推崇玄学的嵇康又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极大的冲突。儒家认为，音乐是人情的表现，从音乐中可以窥视人心所向，治乱得失，但情感不能任意放纵、无所节制。“乐”是德的象征，具有“德”的音才叫“乐”，音乐如果不能表现人的善性就只能称为“音”；音乐要和“礼”一起对人进行教化，要有礼的规范和制约，因为音乐的内容代表着人情感的喜怒、政治的得失和一切伦理纲常。

儒家从“政治教化”角度解释音乐，因而全部都是具体层面上的。嵇康则截然相反，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有两个层次：一是现实的具体音乐，它是宫、商、角、徵、羽等音乐形式的和谐，是音声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而达到的状态。它和自然界的一切响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二是超脱现实、心灵回归自然的音乐，即音乐之“和”。音乐的功能在于社会自然无为无欲，人们的内心与社会气氛都归于自然和谐，人感觉不到音乐的功能。也就是说，音乐最大的作用就是不起作用，我们也不需要它起作用，因为有音乐就代表着自然和谐，社会已归于太平无为，自然纯朴。

除此之外，嵇康在音乐审美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从玄学“贵无”的角度提出了“音乐之无常”，认为不同民族、地域，因风俗地理、文化心理的差异，哀乐情感表现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这一点并不受音乐的影响。[3]也就是说，声音与情感表现之间没有必然的确定关系，甚至有时候内心情感与心理状态的差异，使听乐者在听相同音乐时产生截然相反的感觉。[4]

不论是在音乐理论，还是音乐审美方面，嵇康在音乐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最终都归于一曲《广陵散》。关于《广陵散》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有说《广陵散》是嵇康从鬼怪那里得到的，这种说法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一度流行；也有说《广陵散》是嵇康自己的作品。但大多数人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广陵散》在嵇康之前的东汉时期就已流传于世，只是嵇康把《广陵散》进行了再加工，使这首曲从以前的“清新雅致”提升到“悲壮哀伤”“声调绝伦”的境界。

然而，自嵇康被杀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像嵇康一样，弹出《广陵散》的神采和气韵，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记谱方式只记录音高和指法，并不记录节奏。所以不同演奏者演奏的《广陵散》都不尽相同，即便是相同的人，在不同的心境下，所弹出的《广陵散》也是不同的。嵇康所奏的《广陵散》究竟什么样，确实已千古绝响，所幸《广陵散》的曲谱历经千年辗转，或多或少还是保留了下来，终究算是一件幸事。

☉五代☉周文矩☉听琴图（局部）

◎图绘一座茅房窗前，一人端坐桌前专心抚琴，屋外五位知己，侧耳倾听这悠扬琴声。

阮籍：乐者，乐也

作为“竹林七贤”的另一位核心，阮籍对于音乐的理解，相比嵇康也毫不逊色。他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论》，不仅系统地阐释了自己对音乐的独到看法，也和嵇康的音乐理念有着诸多规则的对应和矛盾。

在对“和”的理解上，阮籍比嵇康要实际一些，他认为“和”是指平平淡淡最美好的状态，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5]这种平和意境，与儒家钟鸣鼎盛的热闹氛围可谓是泾渭分明，并且和嵇康所强调的个人人格的自由无限之“和”与儒家封建伦理中个体与群体之“和”也完全不同。

然而阮籍的音乐理论保留了儒家乐论的特质，比如他将音乐分成了“正乐”和“淫乐”。“正乐”指的便是儒家所提倡的雅乐，而“淫乐”便是指民间的俗乐。他认为“淫乐”的流行会瓦解社会的稳定，而“正乐”才是能让人安宁的平和之声；再加上民间流俗的“淫乐”只能使人的情绪波动较大，不能让内心的压抑释放出来，因此应当竭力摒弃“淫乐”[6]。由此可以看出，阮籍把社会风俗的兴衰看得十分重要，这和儒家把社会政治伦理功能作为音乐评判的尺度是吻合的。

对于音乐本质的理解，阮籍和嵇康冲突较大，阮籍没有质疑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种较为功利的音乐观点，相反还对此进行了肯定。[7]此外，阮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反对“以悲为美”美学思潮的大家，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乐”（快乐之意），有“乐”才能体现平和，才能理解宇宙自然的真谛。

和嵇康相比较，阮籍对音乐的理解和传统儒家思想更为贴近，但是在经历入世出世，起起伏伏的人生之后，一曲恣意的《酒狂》打破了《乐论》中他所秉持的平和观点。然而也正是从阮籍截然不同的音乐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是多么动荡变化的时代。甚至可以说，阮籍《酒狂》和《乐论》的矛盾，折射出弥漫在整个魏晋时代艺术情感中的狂放及狂放背后的无奈与沉重，浓缩了魏晋所有迷茫无依的士族文人的声音。[8]

阮咸：乐器大师

竹林七贤中有关阮咸的历史记载较少，仅有一些描写他狂放不羁，诸如“阮咸曝裈”“与猪共饮”等趣闻逸事流传下来。然而，阮咸的音乐才华亦值得称道。

阮咸放达、不受约束的性情，本身就是玄学所提倡的人的自由的表现。而在音乐成就上，阮咸对于音律的把握十分精准，少年时代，他便可以做到“神解”。所谓“神解”，就是乐声只要钻到了他的耳朵里，是高，是低，是清，是浊，他都能分清楚，而且丝毫不差。

在《世说新语·术解》中，阮咸和西晋大音律家荀勖因调音而产生芥蒂的“评勖论律”[9]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而这也是目前留存古籍中，对阮咸在乐理方面取得成就的唯一描述。虽然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到阮咸对音乐的理解。故事里，阮咸觉得荀勖调音总有些高，声音高就会让人觉得有悲戚之感。因此可以推断，阮咸也延续着嵇康、阮籍对于“和”的推崇，认为音乐应该恬淡平和、舒雅安宁。

☉唐☉桑木阮咸（上绘高士图）

☉唐☉紫檀木画槽琵琶

☉明☉蒋嵩☉竹下抱琴扇面

◎明代张大命《太古正音琴经》中的太古名琴以及指法名词表

☉宋☉佚名☉竹林拨阮图

而阮咸对音乐最大的贡献，便是其精湛的琵琶弹奏技艺。虽然后人无法亲耳听到阮咸弹奏的声音，也不见他的任何作品，但是阮咸的音乐成就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在武则天时期，人们在一座墓穴中发现了一把改良过的铜质琵琶，武则天请乐师对琵琶进行鉴定，最后确定，这把琵琶正是阮咸的遗物。经过400多年的锈蚀，琵琶已经满身铜锈，不堪使用，宫廷乐匠只好照着样子用上等木料仿制了一把。琵琶仿制出来后，人们发现其音调较普通琵琶激越清雅，武则天为了纪念阮咸，就用阮咸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改良版的琵琶。从此，“阮咸”不仅代表阮咸本人，也成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乐器的名称。而以人名命名乐器这一殊荣，在中国音乐史上，也仅有阮咸一人。

除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和阮咸三人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涌现了诸如戴逵、荀勖等一批著名音乐家，再加上此时佛教在中国兴起，少数民族开始融入华夏文明，佛乐、少数民族音乐和西域乐器都开始传入中原，并和传统音乐发生交融和碰撞。这些因动荡而产生的社会巨变和在乱世中生活的文人，共同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辉煌时代。

[1]　出自《庄子·胠箧》。

[2]　出自嵇康《声无哀乐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

[3]　出自嵇康《声无哀乐论》：“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坏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

[4]　出自嵇康《声无哀乐论》：“理弦高深而欢戚并用。”

[5]　出自阮籍《乐论》：“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

[6]　出自阮籍《乐论》：“夫正乐者，所以屏淫声也。”

[7]　出自阮籍《乐论》：“乐者也，圣人之所乐也。”

[8]　高华平．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

[9]　出自《世说新语·术解》：“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07

从“贵无”到“崇有”——席卷魏晋的玄学思潮

"Not being" or "Being" —— 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杜篆之　text: Du Zhuanzh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那么几个时期，“大师”和“思想成果”集中涌现。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个高峰期，此间出现的思想大师如孔子、老子、韩非子、墨子等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基调。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学者刘梦溪在其著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的“精神成果结晶最丰硕的时期，多少影响当时后世的风流卓绝之士和艺文学理的重要发明都雨后春笋般涌现”。

经学衰落、玄学兴起

魏晋之世的玄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魏晋玄学产生于乱世，可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东汉末年，士儒惨遭宦官专权的迫害，致使社会动荡不堪。可以说，东汉朝政先亡于党锢，而后亡于黄巾之乱；而汉代经学之衰落也是始于党锢之祸。

东汉末期的儒家经学大师，如郑玄、何休等士儒都受到过党锢的牵连。其后东汉灭亡，魏蜀吴三足鼎立，进入三国时代。然而，社会依旧动荡，战争频仍，权力斗争也更加惨烈。当时，各士族大家都受困于这种乱世的危难。如蔡邕之死与董卓僭政有关，杨修、祢衡、孔融则死于曹操的专权。在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事变”篡夺曹魏政权之后，何晏、夏侯玄死于司马氏之手；才学横溢、论学罕匹的王弼，也因此受到牵连，疾发而早殁。

何晏、夏侯玄和王弼，共同开创了魏晋的玄学时代。由于魏晋玄学发始于曹魏的正始年间（“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故而学界称之为“正始玄学”。正始玄学也是魏晋玄学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思想主张源于老庄的“贵无论”。之后则是魏晋玄学的第二个阶段“崇有论”。

◎宋刻本《周易注疏》：

《周易》是儒家六经之一，被誉为六经之首。“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种含义，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附卦辞、爻辞为《经》。

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称十翼为《传》。

西汉经、传别行，后来才合而为一。汉代儒家言《易》，多取象占。

三国曹魏王弼作注，始以义理说《易》，后由晋代韩康伯作注，又至唐代孔颖达作疏。

此版本为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明刻本《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老子》，由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所著，被道家学派奉为创始典籍。在秦时《吕氏春秋·注》称为《上至经》，汉初曾直呼《老子》，自汉景帝起此书被尊为《道德经》。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此为明嘉靖时期顾氏世德堂刊本。

☉东晋☉王羲之☉小楷☉道德经

☉东晋☉王羲之☉小楷☉道德经

正始玄学缘起于老子的《道德经》：“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曰：“玄，谓之深者也。”亦即“玄”有深远之义。而所谓玄学，汤用彤先生解释说：“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所谓玄远，就是远别于人事，而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对形而上的哲学进行探讨。

“贵无论”以老庄思想为源头，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据《晋书·王衍传》记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何晏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

◎清刻本《老子八十一化图》：

传说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世化身，因其传下道家经典《道德经》，故称老君为道德天尊；老子也被道教奉为开山祖师。老子，道家创始人，《史记》记载：“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此清刻本现藏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立东亚数字图书馆。

◎《老子八十一化图》中的南华真人庄子、冲虚真人列子。

◎明刻本《冲虚至德真经》：《冲虚至德真经》即《列子》，是道家重要典籍，相传由战国时期郑人列御寇所著，东晋学者张湛注。全书共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唐代时，《列子》与《道德经》《庄子》《文子》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列子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是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传承人物。

此为明嘉靖时期顾氏世德堂刊本。

☉明☉张路☉老子骑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士族对儒家经学有意回避，其实是对政治斗争有意回避。于是，士族论学日渐倾心于道家，崇尚自然。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士人崇尚老庄之学，又不忘《周易》义理。至此，玄学之论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中心，构成所谓的“三玄”。

这种玄学之论，是汉代经学衰落之后的解放，也是对曹魏法家治政的逃避。道家学说因正始玄学的发端，而成为魏晋时代的主流思潮。尤其以王弼为代表，他对“三玄”的注疏和解释富有新意，引领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士人崇尚自然产生了极大影响。

嵇康、阮籍的“政治玄学”

汤用彤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即魏晋玄学为“本体论”，汉代哲学为“宇宙论”。这也被学界奉为圭臬。魏晋知识分子对“有”与“无”的探讨，并不限于哲学层面，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从宇宙本原的问题，通达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统统涉及。

在《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玄学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内在的联系，探讨“有无”问题的玄学可以说是政治的玄学。何晏、王弼等士人重在阐释道家学说，使魏晋开启了玄学思潮。而阮籍、嵇康等士人则更倾向于道家思想的实践，使玄学彰显于生活日常，从而远离政治。阮籍曾经有志于经学，但因为政治斗争，转而崇尚自然。在存世的阮籍《咏怀》中，他不仅表述了“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的抱负，同时也存有“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的无奈。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直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当时，司马氏摄政曹魏，主张儒家经学，以名教治理朝政。而嵇康以老、庄为师，表明拒绝顺从司马氏摄政的政治态度。嵇康大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也是一种消极反抗的隐士态度。

隐士，旨在隐去政治，约束言行；而玄学，则意在释放身心，融入自然。嵇康在《养生论》中明言：“无为自得，体妙心玄。”自得之义，是求身体依归于宇宙八荒之气；心玄之义，是心思感召自然天地之理。面对乱世局面，嵇康等士人将身体与政治截然两分，以养生的态度彰显玄学的思想，也因身体亲近自然而隐去了政治的名分。对嵇康、阮籍而言，玄之又玄的玄学，其微言大义也许就在于远政治而近自然的微妙之间。

◎明刻本《南华真经》：

《南华真经》原名《庄子》，此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艺术、美学思想与人生观。西晋玄学家郭象将其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其中内篇为庄子思想的核心。该书包罗万象，对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的价值等都有详尽的论述。

此为明嘉靖时期顾氏世德堂刊本。

尽管嵇康试图远离政治，但仍不见容于当权的司马氏。《晋书》中记载，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康、（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这段话活脱脱地阐明了处死嵇康其实是出于政治考虑。

嵇康死后，正始玄学的“贵无论”逐渐淡出，裴頠的“崇有论”玄学呈兴起之势。裴頠在《崇有论》中直斥“贵无论”是对老子学说的歪曲，他主张“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意思是：建立最高的治国大略，安抚治理天下的百姓，遵循事物的规则示范和教导人民，这才是圣人统治天下的根本之道。这与主张“无为而治”的“贵无论”大相径庭。裴頠的“崇有论”玄学同样也具有政治色彩，他是皇后贾南风专权时朝廷的高级官员，这种身份就决定了他要维护所在政治集团的地位，维护名教的道德统治地位与此一脉相承。

到了东晋，谈玄论道仍有名士辈出。如僧肇的著作《肇论》，把玄学和佛学结合起来。他所提出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世佛教哲学经常讨论的问题。这也是魏晋玄学的尾音。

08

成于阮籍，兴于王戎——魏晋清谈之

Idle Talks of Metaphys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杜篆之　text: Du Zhuanzh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魏晋玄学虽有文字注疏，却也重在讲议，其形式则在于清谈。汤用彤先生在《读〈人物志〉》中说：“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从中可见，清谈并非玄学特有的论学的形式。但清谈显著于历史文化，则玄学可谓功不可没。

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魏晋的清谈重于玄学之论，而远于人事之议。清谈并不是处士横议，臧否人物，而更多是与“具象”有别的“抽象”论议。其次，清谈的内容虽然是抽象的，但也不止于玄学。譬如钟会与傅嘏辩才性，王弼与何晏论老庄；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都在其清谈的范畴之内。清谈在其内容上，可以涉及道家、刑名和儒家等论题。这些论题以老庄之学为中心，涵盖了名教与自然，崇有与贵无，以及才性与玄理等哲学范畴。

与汤用彤先生不同，陈寅恪先生对其清谈更是确有所指。在《清谈误国》中，他说：“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郭泰是汉末党锢时期的名士，好议论时政。党锢之祸起，虽其幸免于难，但却因哀其同类，抑郁悲愤而死。至阮籍之时，时世之恶更甚。所以阮籍不愿论是非，崇尚玄理，推崇自然玄学的清谈之风，隐却了经世道统的鸿鹄之志。

而在阮籍之前，何晏、夏侯玄与王弼等名士也时常雅集清谈。然而陈寅恪并不认为清谈成于何晏。何以清谈成于阮籍，而不成于何晏呢？陈寅恪对清谈有其政治势力的考量。何晏等依附曹魏政权的势力，在曹爽的庇护下风雅清谈。直至“高平陵事变”之后，曹爽失势，何晏等人不得以苟全性命。而阮籍的清谈，却是在政治视野之外，性命堪忧之际，故而阮籍的清谈更有一种隐士的风雅姿态。

当时，摄政曹魏的司马昭品鉴阮籍时，谓其“天下之至慎”。由此可以知道，阮籍等人的清谈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隐，隐忍自身的政治抱负；其二，是慎，谨慎言行以免于性命之忧；其三，是清，借清谈玄远，而论议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陈寅恪指出，“清谈之风”成于阮籍，正是阮籍这种不谈实事、空发议论的自全之策开启了后世清谈之风。

在阮籍、嵇康之后，清谈渐渐丧失了阮籍等人清谈背后的谨慎和隐逸，多了奢靡之风，庸俗之气。西晋的政治昏聩，清谈则成为政治上的附庸风雅。

☉明☉陈洪绶☉人物图轴

☉宋☉佚名☉山坡论道图

兴于王戎，实为矫饰

陈寅恪还认为，清谈之风虽成于阮籍，其兴盛却应归功于王戎。竹林七贤的王戎和山涛，从政治立场上来看，与阮籍、嵇康不同。王戎、山涛虽然与阮籍、嵇康为挚友，但其政治渊源与司马氏关系更近，而阮籍、嵇康则更倾向于渐而失势的曹魏。

在司马炎称帝建立晋朝之后，王戎官居显要，在朝中可谓呼风唤雨，与之前的隐而不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时的王戎，需要为自己这种转变寻找一个解释的理由，于是推出老庄之学与周孔之学无甚差异、实乃同源的说法。维系这一说法的就是以玄学空谈作为矫饰，以掩藏其中不可调和的逻辑谬误。于是，晋朝名士纷纷效仿，上居朝堂、下存风流在清谈的掩饰下不仅成了正统，更是成为席卷整个晋朝的恶劣风气。

这种清谈之风在东晋时达到了顶峰。清谈既可以苟全性命，也可以昏政亡国。故而，陈寅恪说：“清谈误国是西晋亡国的原因之一。”

那时，西晋官场的风气是这样的，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其实，与阮籍同时期的名士傅玄，早就看到了清谈的弊病，并且上疏朝政。傅玄《举清远疏》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傅玄上疏针砭清谈，成为西晋清谈误国的谶语，然而清谈并没有随西晋亡国而结束。

西晋画上休止符之后，清谈之风仍然延续到东晋，其风格又发生转变。陈寅恪的观点是，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魏末西晋时代，后期为东晋一朝。前期还有士大夫借清谈以表示本人态度，以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而到了后期，清谈仅仅成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只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东晋名士们清谈不绝，只是再也难见阮籍、嵇康等文人所践行的，清谈最初的风度和气质而已。

09

看似佯狂，实则悲戚——魏晋任诞之风

Willfulness and Indulgence: The Choice of the Wei-Jin Celebrities

文　刘小荻　text: Liu Xiaod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任诞，是魏晋名士风度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风骨气质——自在自为，欢喜无拘，真性情。任诞直译是任性、放诞的意思，其最早出自《世说新语·任诞》，该篇处于全书第二十三门，着重描画了魏晋名士的任诞逸闻趣事。

“任诞篇”逸事共五十四则，其中魏晋名士不拘礼制的故事占了多数，比如阮籍在丧母后的“居丧无礼”。为母亲服丧期间，阮籍仍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毫不忌惮。中书令裴楷去吊唁阮籍母亲，见阮籍酒醉散发，坐在床上，表情木然也不流泪悲痛。反倒是前来吊唁的裴楷，痛哭流涕。行完吊唁礼，旁人闲言碎语阮籍的表现，裴楷却很理解地说：“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用尊崇礼制，我们这些俗人，才要遵守世俗礼仪。”[1]

阮籍是真不孝吗？《世说新语》又有记载：丧母的阮籍在蒸了肉、喝了酒后，前去和母亲遗体诀别，大呼一声“完了”，号哭了一声，吐血，身心俱颓。可知阮籍不是没有亡母之痛，他的情感发乎内心，而不是守“礼”的表演。

好恶任由本性使然，不在乎外在藩篱，是魏晋名士珍贵的自性觉醒。还有一个著名的任诞故事，关于王羲之之子王徽之。一夜天降大雪，王徽之从梦中醒来，推开窗门一看，外边漫天白雪，一片皎洁空明，于是命人斟酒，起身徘徊着朗诵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间，他想起好友戴安道，当时戴住在剡县，他也不管远近，登上小船就去见戴。船行了整整一夜才到戴家门口，但是王徽之却没进门，他选择原路返回。别人问起原因，他说：“我本想趁着兴致出行去会会友人，结果这一路上已然尽兴，那又何必一定要再见到戴呢？”

任诞之风，在魏晋时便已成受追捧的社会风气。除了上述这些真名士外，一些附庸风雅、想攀附“名士”之名的人也不断在效仿他们的行为。《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东施效颦的例子，比如豫章郡守受人之托寄送百余份信函，渡江时一时兴起，将信函全扔进水里，美其名曰不愿做邮寄书信的投递员，实则是不负责任地耍了无赖。“任诞篇”的最后，引述了王孝伯的言论，他说“名士不需要有奇才，只要经常无所事事，痛饮喝酒，熟读《离骚》，便可以自称是名士了”，极尽讽刺，可见当时世风。

◎“名教之治”，指司马氏家族利用孔子的“正名”思想，来维持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名教”中，“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司马氏的“名教之治”禁锢民众言行，和竹林七贤所推崇的自由、自然、任诞的思想互相冲突，两者间斗争不断。

01 　司马懿

02 　司马师

03 　司马昭

（来源：清同治《升平署脸谱》）

任诞之风最为盛行的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文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处境岌岌可危。那么为什么表面上看似洒脱不羁，纵情任性的任诞之风，会产生于这个时期呢？我们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着眼辨明。

自汉末以来，战事不断，瘟疫肆虐，人生短暂如蜉蝣。不仅仅是草民，就连高高在上的帝王，也难逃朝生暮死的无奈，曹魏一代的五个皇帝，大多短命。曹操《短歌行》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善哉行》说“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苦短，既然生死难测，那么不如及时行乐，享受当下。这也成了魏晋世风崇尚任诞、酗酒、服药，大行豪奢之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政治上看，延康元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取代汉王朝，建立曹魏。新旧交替，两汉尊儒的思想观念受到撼动。儒家崇尚孝廉，而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是个影响魏晋风气转变的关键人物。鲁迅先生的魏晋研究里就指出，“曹操力倡通脱，在文学上没有顾忌，想些什么就写什么。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

“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妓女怎样处置等问题。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曹魏打破了自两汉以来独尊儒术的观念，但最终却未能建立起新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与思想观念。对儒家思想的打破，也与曹魏政权自身的政治隐痛有关。曹操的出身以及曹丕夺权的方式，在儒家的礼教系统里都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曹魏时期，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淡化儒家思想，也纵容了社会上反对儒家礼法的风气。

无论是为篡权夺位“遮羞”，还是名士旷达放任、与政治无争的态度有利于集权统治，这都成为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复兴的原因之一。如《晋书》所述，晋惠帝时期的元康年间，贱经尚道，以儒术清俭为鄙俗，由此时代风气可见一斑。

魏晋时期，有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为孔子思想正名的“名教”，也有处于全面复兴状态的道家。名教所倚仗的部分孔子学说，引发了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一场思想交锋。王弼认为老庄思想和儒家思想是相联系的，即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他推崇道家的自然思想，认同古代隐士的处世之姿，誓不为官。嵇康曾有言论：“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而西晋时候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

魏晋名士任诞之风，受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直接影响，但往前追溯，根源里也有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讲“狂狷”，《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狂狷，说的是狂放自任却又守礼。孔子又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思是人应该生活得正直率真，那些不正直生活的人不过是侥幸免于灾祸罢了。

所以看得出儒家本身也鼓励个性解放，但也指出有不可逾越的规矩，守礼的前提。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意思就是既能追求自性圆满，又能不逾越规矩，孔子觉得七十岁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可见把握从心所欲和不逾矩之间的分寸，是相当困难和需要智慧的。

这场关于名教和自然的激烈辩论，也可以看作是儒道之争，却不能简单认为是儒道思想的割裂。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里解释：“玄学乃儒道两家的混合。亦可说是儒学中注重原理的一派，与拘泥事迹的一派相对立。”儒、道两家在先秦时早已奠定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民族性里的哲学根基，儒道互补是中国文人骨子里的精神。“任诞”是在中国哲学土壤里成长出的，顺应时代生发，也有迹可循。

竹林七贤所处的年代不仅政治动荡，也让身处暴风眼中心的嵇康、阮籍等人既无法置身事外，又无力改变现状。嵇康、阮籍身上的任诞性情，既是天性所趋，也是面对复杂的外部局势做出无奈抗争的外化表现。他们都出身门阀士族，在政治斗争激烈的魏晋时期，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

司马昭数次想笼络嵇康，嵇康都不为所动，甚至为此躲避到了河东。嵇康好友山涛辅佐司马师，在调任时，举荐嵇康继任原职。嵇康回了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自己决意不与司马家族为伍的决心。后来因为吕巽、吕安兄弟的纷争，嵇康触怒了司马昭，而与嵇康结怨已久的钟会乘机陷害嵇康，以致嵇康丧命。

如果我们细看嵇康的生平，会发现自出生到被杀的四十年间，嵇康经历了曹魏政权的四个帝王，基本横跨了曹魏一朝的全部历史。嵇康出生时，魏文帝曹丕称魏王已有四年；在他十五岁时，曹丕病逝，魏明帝曹叡继位。曹叡在执政十三年后驾崩，嵇康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魏明帝执政期间度过。

在嵇康三十岁时（254年），接替曹叡的曹魏第三位皇帝曹芳，被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上奏弹劾，最后被废为齐王。司马家族勾结贵族门阀，势力如日中天，曹魏政权名存实亡，而曹芳执政的十五年，也正是竹林七贤最活跃的时期。可想竹林七贤在任诞肆意的表面下，所面对的是危机四伏的政治纷争和凶险难测的生存环境。

在嵇康被杀三年后的266年，曹魏灭亡，司马炎于咸熙二年（266年）逼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嵇康生前经历了曹魏政权和司马氏相互争权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他出身门阀，还娶了曹操的曾孙女为妻，做了曹家的女婿，因此曹氏和司马氏的夺权之争，嵇康无法置身事外。面对司马氏拉帮结派、笼络人心的手段，嵇康不屑合作也不想合作，所以最终“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果以杀身。

嵇康的死，只是乱世纷争中的殉葬者之一。司马懿杀曹爽，何晏等诸名士同时被戮，他们都是政治博弈中的牺牲品。面对需要步步为营的生存环境，魏晋名士们在仕途上是苦闷的，他们进而将个人志向由外转内，任诞纵酒，从内心寻求精神自由。

他们以一种看似佯狂、实则心如明镜，看似达观、实则却又悲戚的心境，残存于乱世。《世说新语》载，王孝伯问王大：“阮籍和司马相如比怎么样？”王大答得精妙：“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名士们心中抑郁难平，所以要借酒浇愁，看似放任无碍，荒诞不羁，背后却是无法消解的苦闷和难言之隐。

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说：“以老庄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别具苦心，此下则又自玄虚转为放诞。”别具苦心，转玄虚为放诞，是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名士们，在时代大背景下做出的内心自守，既是真性情，也是不得已。

山　濤

《晋书·山涛传》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父曜，宛句令。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

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

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

[1]　《世说新语·任诞》：“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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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魏晋名士与酒

The Culture of Drinking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丁斯瑜　text: Ding Siyu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魏晋时期，士人间盛行的一种特殊风气尤为值得一提，那便是“饮酒”。这个时期的名士有“托杯玄胜，远咏庄老”的嗜好，魏晋人喜爱谈老庄，而“托杯”便是饮酒。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的文人们明显地比任何一个时期的文人更热爱酒。名士们在此时期表现得卓尔不群、才华高绝的另一面，却是政治场中的失意与不得志，“饮酒”便成为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诗酒酬酢，长歌当哭。

魏晋名士的风流，其中一点便体现在“饮酒”上，据《世说新语》中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从“肆意酣畅”能够看出属于那个时代的酣畅淋漓。魏晋这个时代，兼有“杀气”和“文气”。乱世出英豪，不仅是在战场，在文学和思想界也有许多“平地惊雷”一样的人物出现。

饮酒的行为自古便有，中国是一个爱酒的国家。翻看《诗经》，你就会发现这部古老的诗集中提到“酒”的地方多达四十余篇，如《小雅·南有嘉鱼》一篇里写道，“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描述贵族欢宴、觥筹交错的场面。而酒早期多用来祭祀，据《北山酒经》记载，“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很长一段时期，酒并非被人们用来自我解脱，而是遵循了儒家所提倡的立场，即“酒以成礼”。

关于“酒以成礼”，《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有关钟繇之子钟毓和钟会。两人趁钟繇午睡时偷酒喝，被钟繇发觉了，钟繇看到钟毓行礼后才喝酒，钟会只喝酒而不行礼。问及原因，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钟会，他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抛开故事本身，我们能够看到“酒”在当时大部分人的眼中仍然是礼教和仪式的象征。

真正使得这种思想发生转变的是道家所提出的言论，《庄子》中说：“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饮酒能够激发出人真情而自然的一面，这与儒家所倡导的礼教制度截然相反。西汉末年，扬雄所作的《酒赋》中，便已经呈现出酒所表现出的个人性情与传统思想的差异。他虚设了两个形象，分别为“酒客”与“法度士”，文中二人相互辩论，最终目的是讽谏成帝，劝皇上不要沉溺酒色。而到了汉魏之际，道家饮酒精神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

三国时代，有才之人辈出，要说有才又爱酒的，当以曹操为首。在著名的《短歌行》中，他豪情万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将饮酒视为人生一大快事，而碍于政治需要，他却只得颁布禁酒令，站在爱酒之人的对立面。

《太平御览》中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当时人们喝酒不敢光明正大，需要躲起来偷着喝。这项规定被当时的孔融大为批判，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率性坦荡地宣扬饮酒精神，曾作一首诗，题为《失题》：“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孔融多次撰文，和曹操论证，列出历史上因酒成事的众多人物，以此来歌颂酒的益处。可以说，“建安七子”是最先开创魏晋风度的一批人，随意、自由、有风骨。“风骨”一词，既指做文章，也指人的气质。

◎竹林七贤刘伶醉酒陶瓷俑

☉元☉赵孟☉行书☉刘伶酒德颂

☉明☉祝允明☉草书☉嵇康酒会诗卷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

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

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

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

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奋袂攮襟，怒目切齿。

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

枕麹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

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

如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刘伶《酒德颂》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

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

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

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

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

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

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嵇康《酒会诗》

☉富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特色的酒器：

01 　东晋青瓷鸡首壶

02 　南北朝青瓷莲花尊

03 　魏曹植墓出土陶耳杯

04 　魏白玉酒杯

05 　南北朝黄釉瓷扁壶

这种“风骨”延续到后来，特别体现在饮酒的品味上。在整个魏晋史中，以酒为主题的诗文不在少数，而对于饮酒时具体情态和精神的描述则更加丰富，诸如：乐饮、愁饮、痛饮、酣饮、雅饮、纵饮、荒饮、豪饮……种种饮法令人叹为观止。《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大量魏晋名士生活，其中提到“酒”的有54处，大多集中在《任诞》一篇。而同样是饮酒，文人名士对待酒的立场却不尽相同。

东汉时期蔡邕，做官做到左中郎将，后人也称他“蔡中郎”，后人在《语林》中提到：“蔡邕饮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之曰醉龙。”“石”是古代的容量单位，虽然随着朝代变化而具体数量有所变化，但足以可见蔡邕嗜酒，且酒量不小，在江湖中有一定名号。而蔡邕自己撰写《酒樽铭》一文，仍是小心翼翼，“酒以成礼，弗继以淫”，“淫”当“过度”讲，此话是在向大家宣扬儒家传统，饮酒应当节制、适量。类似的情况在王粲、曹丕身上都得以验证，他们私下里不顾礼制，却都在文章中表达了“酒以成礼”的论调。不难想象，汉末时期，出于社会规范，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饮酒虽被明面禁止，但是私下中饮酒风气已经在名士文人中流传，他们借此来暂时摆脱礼教的约束和限制。

到了魏晋之际，文人名士的涌现更是如同雨后春笋，政权动荡，礼教已经不是束缚。“名士”“高士”在当时成为一种趋势和流行，被人们争相拥护和谈论。名士们倡导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中一项便是饮酒。以“竹林七贤”为首的名士，几乎没有不喝酒的。《世说新语》中《任诞》一篇，对阮籍的记载是七人中最多的，阮籍的荒诞行为最多也最为出名。据史书记载，阮籍本有济世之志，而魏晋之际天下多变故，名士少有顾全大体者，阮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司马昭想拉拢他，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婚，阮籍不睬，“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设陷阱，故意问他当下时事政治，想给他欲加之罪，而阮籍“皆以酣醉获免”。可以说，饮酒是阮籍自保的方式。

如果说阮籍属于豪饮，那么嵇康便是喜爱小酌雅饮了。嵇康曾作一首《酒会诗》，诗中写道：“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几句诗写尽了他们平日放情山水、饮酒弹琴的生活状态。史料记载：“（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无日不兴。”嵇康也爱酒，但他不贪量，一是嵇康注重养生，可小酌而不豪饮；二是因为嵇康服五石散，服药的同时不能过度饮酒，五石散令人发热，因此嵇康喝冷酒而不饮热酒。

竹林七贤，皆能饮酒。山涛酒量最大，书中记载他能饮八斗，却没有人见他喝醉过。王戎为竹林七贤中最年轻的一位，相传他极吝啬，爱饮酒却不爱买酒，曾经常与嵇康、阮籍一同饮酒。而后，王戎随着政局演变，苟且而不能自持，投靠了司马昭集团，政治立场同阮、嵇二人发生冲突，也不再一同饮酒。向秀个性沉静，为人内敛，酒量也小。阮咸最著名的故事便是“与猪共饮”，阮家子弟都放达任诞，阮咸之任诞程度不亚于阮籍。《世说新语》记载阮咸饮酒不用寻常酒杯，而用大盆，“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七人中刘伶几乎可以称作酒痴，自谓饮酒五斗才能解酒瘾。在刘伶的一生中，似乎只有饮酒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痛饮美酒成为他的人生意义。刘伶专作一篇《酒德颂》享名后世，其中有豪情，有深情。

饮酒虽为魏晋名士们的一大乐事，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他们的无奈。饮酒度日多为无奈之举，他们看到了时代飘摇、政局变动、人生无常，饮酒使他们在精神上远离是非、荣辱、苦乐，达到真正的物我两忘。酒能解愁，也能“愁更愁”，正如阮籍在他的一首《咏怀》诗中所言：“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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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与魏晋服药之风

Powder Taken Cold and the Fashion of Taking Medicin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崔瑛　text: Cui Ying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通过阅读史书和各类典籍，可知古代中国“服药炼丹”的历史十分久远。晋代炼丹家葛洪所著的道家经典《抱朴子》，取《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意，该书对魏晋士人崇尚谈玄论道、炼丹服散（尤其是五石散）的风气影响巨大。

《抱朴子》中的内篇，对战国直至汉代的神仙思想和炼丹、养生方术做了系统的总结。卷四“金丹”中认为，“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足见当时人们对炼丹术和矿物质药物的推崇。文中还认为“此道”至重，源于黄帝，“非为贤士不得传授”。这样的说法或许也增加了魏晋名士炼丹服散的勇气。

该书中还有关于“五灵丹经”的说明：用“丹砂、雄黄、雌黄、石硫黄、曾青、矾石、慈石、戎盐、太乙余粮”，在神室祭祀后相合而成。虽不能确认这一记载与五石散直接相关，但1983年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五色药石”，即紫水晶、硫黄、雄黄、赭石和绿松石，其配方与《抱朴子》的记载非常相似。

魏晋名士何晏是五石散的狂热追捧者，并长期服食。《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何晏自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与何晏同时期的学者兼医家皇甫谧在《寒石散论》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可见，何晏对于五石散在魏晋名士中的推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服药的好处，便是有所谓“神明开朗”的功效。《世说新语·容止》中描述的“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可能就是因为长期服食五石散的原因。这在注重仪表、将人物外貌品评作为清谈重要内容的魏晋时期，可谓是广大贤士名流的福音。

从“耽声好色”“体力转强”的说法来看，人们相信服散有助于增阳力、济色欲，还可益寿延年。更重要的是，通过药物的刺激，服食者的生理及心理上将产生一种迷醉的快感。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也认为五石散可治“男子五劳七伤，虚羸着床，医不能治”之症，但他也强调了这是“唯久病者”的权宜之法，“其年少不识事，不可妄服之”，并且列出了“服诸石药及寒食散已，违失节度，发病疗之法”共四十五条，可见其危害甚大，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药。

长期服药的何晏被人形容为“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皇甫谧亲服五石散七年，自述称“当暑烦闷，加之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在寒冬腊月也必须赤身裸体来散热，吃冰冷的食物。服药之毒害，可见一斑。

服散的好处虽有，但相较其害，显然所得远不偿失。转瞬即逝的快感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虽然服散的毒副作用非常大，但除“服散第一人”何晏外，被史料记录在案的魏晋名士不在少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人均好此道。然而竹林七贤是否服食五石散，至今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仅有几则辅证材料。

☉明☉陈洪绶☉高士炼丹图

☉汉“羽人升仙”画像砖

《晋书》中说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又“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可见他对道家养性、炼丹之法颇为擅长，但所服食的究竟是不是五石散就不得而知了。

再者，竹林七贤几乎人人嗜酒，平日雅集就是流水曲觞、畅饮作乐，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而阮籍是“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伶醉酒的故事更是流传甚广。阮籍最不拘小节的举止莫过于“扪虱而谈”，《晋书》中说“独不见虱群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不过七贤们饮酒、扪虱，究竟是服散之故，还是不拘小节、心怀本趣，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学者认为，阮籍喜爱登高长啸，并且时常驾车漫无目的地游荡（即“穷途之哭”），包括刘伶时常在自己家中不着寸缕、以天地为房屋的举止，是因为服散后精神极度振奋，才导致行为异于常人。还有阮籍、王戎向来以贤孝著称，却在母丧期间“不拘礼制，饮酒食肉”，二人的表现如出一辙。据传，由于服散后需要大量进食酒肉以补充体力，时人都能够理解二人的行为。也或许，阮、王二人仅仅是不愿用刻板教条的礼节来束缚自己内心的情感，毕竟在酒肉过后，二人均因难抑内心悲恸，吐血数升。

五石散的制作及发散都极为不易，因此在魏晋时期只有较为富有的上流阶层才有条件服食。再加上魏晋名士之风令人倾慕，上述竹林七贤种种异于凡俗的行为举止，不论是否真正因为服散，都引发了后世名士竞相模仿。不过，身穿宽袍大袖、披头散发、居丧食肉、自称服散的人虽然变多了，但真正做得出好文章的却寥寥无几。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炼丹、服药文化自上古始到现今，基本未曾中断。而魏晋时期政局变幻莫测，每一个个体都禁锢于死亡的焦虑中，个人与家国的命运都错综复杂。文人名士甘愿忍受服散后肉体的痛苦折磨，也许就为了一晌贪欢，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以竹林七贤为首的魏晋名士靠服散（或以此为借口）的狂悖行为来打破传统的“君子守常”，也许是另一种理性与自主力。文人的风骨与精神由此自现。

五石散之释名

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普遍认为是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五种主要石药，加以草药等辅料研煮而成。该药药性燥热，因为人服食后就会立即全身发热，必须吃大量冷食，所以又称作“寒食散”。又因为服药后不能立即躺卧，需要披头散发、行走发散，又称作“五行散”，“散步”一词便由此而来。

除冷食、散步外，还要冷浴，饮热酒，并要保证是香醇好酒，饮冷酒或劣酒则会产生激烈的副作用。同时，服药后人的皮肤会变得轻薄敏感，极易磨破，因此要穿着宽大的薄垢旧衣。魏晋名士轻裘绶带的洒脱之态，也可能是无奈之举。

中国古代，用令人体发热的矿物质入药来治疗外部创伤的方法由来已久。《周礼·天官·疡医》称“凡疗疡，以五毒攻之”，后世郑玄注解，以“石胆、丹砂、雄黄、磁石、礜石”，烧制三日三夜，用鸡羽扫取余烬，涂抹在创口，有奇效。

而用“五石”治寒症的例子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文中有齐王的侍医生病，自己炼制“五石”来服用的记载。还提到扁鹊认为，“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根据这一记录，学术界普遍认为后世医家所用的五石散配方源出《扁鹊医经》，但并无实据。

真正成形的五石散药方源于东汉“医圣”张仲景。他著述的《金匮要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中医专著，其中关于“侯氏黑散方”“紫石寒食散方”的记载被认为是五石散配方的雏形。配方如下：

侯氏黑散方

菊花四十分，白术十分，细辛三分，茯苓三分，牡蛎三分，桔梗八分，防风十分，人参三分，矾石三分，黄芩三分，当归三分，干姜三分，芎䓖三分，桂枝三分。

紫石寒食散方

紫石英十分，白石英十分，赤石脂十分，钟乳十分，栝蒌根十分，防风十分，桔梗十分，文蛤十分，鬼臼十分，太乙余粮十分，干姜四分，附子四分，桂枝四分。

据唐代药王孙思邈于《千金翼方》中记载，魏晋名士何晏就是将上述两张药方进行改造，以“钟乳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为主要成分，制成了风靡魏晋上流社会的“五石更生散”。

☉宋☉苏轼☉小楷☉嵇康《养生论》拓片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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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生莲花：魏晋佛教的兴与衰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Buddhism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罗兆良　text: Paul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封建割据，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尤以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最为强烈。在这个时期，大小思潮不断涌现，士人们形成纵情山水、不拘礼节的“魏晋风度”，文人名士对“玄学”“清谈”文化的推崇，以及道教的兴起，都猛烈冲击着儒家自汉武帝时期以来的正统地位。

在所有新兴文化中，作为异域宗教的佛教，经过两汉的蛰伏，终于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大放异彩，不仅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而且将自身的外来文化血液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之中。自此之后，佛教及佛教文化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缘何兴盛

由于两汉，尤其是西汉时期，社会较为安定，儒家地位十分稳固，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并没有太大发展。但从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开始，州牧割据，战争频仍，国内开始大乱，这导致平民百姓的生活极为艰辛，渐渐地他们开始对现实感到失望。而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对当时处在水深火热的民众便有了极大的吸引力。而且由于当时君主大多崇佛，佛寺都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不少为逃避战乱、兵役和赋税的人都入寺为僧。而本着慈悲之心的僧侣也对贫民多作布施，佛寺于是成为生活的避难所，而佛教自然成为民众内心的归宿。

此外，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间，军阀互相吞并。为了夺取政权，他们不惜用尽一切残忍的手段。屠杀前朝子孙之事层出不穷，杀戮过重，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令许多君主因此而心生恐惧和悔恨。他们纷纷向佛祖请求怜悯：从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设建初寺，到东晋晋元帝诏僧侣入内殿讲经，再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大石窟”的开凿和大量佛寺的建造，可以看出君主们开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因此而迅速传播开来。

与此同时，充满乱祸苦难的社会现实让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也开始自两汉的极盛走向没落。整个学术界支离破碎，毫无生气。佛教于此时输入，正好给苦无归宿的思想文化找到了一个方向，再加上长于分析说理的“玄学”开始兴盛，更有助于具有哲学性的佛教的传播。此外，由于一些西僧来华讲经和华僧西行取经及译经，大规模的译场开始出现。译经事业经过不断发展，从早期一人之力到翻译人才和工具的完备，佛经源源不断地翻译和发行，这使佛教的内容也开始广泛地流传，并逐渐深入人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前的中国没有一个统一全国的大宗教。天子所祭的“天地”、民众相信的“鬼怪”都不构成真正宗教的体系。而当时道教仍处在创始期，理论基础还在不断完善中。此时体系完整、思想富于哲理的佛教出现，第一次让整个中国感受到了宗教强大的影响力，而佛教自身不分任何界限的包容性，自然能够在中国广泛流传。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及众菩萨、天王、力士（朱鸣摄）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佛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像

☉甘肃麦积山石窟佛像

☉甘肃敦煌莫高窟佛像

☉唐☉韩干☉神骏图（五代临摹本）

☉绢本设色☉纵27.5厘米☉横12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神骏图》描绘的是东晋尚清谈的代表人物——高僧支道林爱马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论老庄本身也有佛性，所以当时文人名士都愿意和僧侣交游，东晋时期谢安、王羲之都与支道林来往，支道林除了精通佛理外，又善老庄之玄学，使佛道二家之学说调和发挥，清谈之风也正好借作发挥佛理。

☉慧远像

宗派林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经论大量译出，中西僧侣为之做了大批的注释，当时那些拥有深厚中国文化背景，且精通哲理、长于玄谈的文人便纷纷开始参与佛理的研究和讨论。由于他们的理解常常超出世俗关于救赎、供养、施舍、报应的基本含义，而往往涉及精神的思考，因此很快就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些疑问有时就来自于用汉语翻译的佛经，有时来自于中西僧侣为佛教经典所做的注释。僧侣文人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出现许多相同或相异的观点。具有相同观点的僧侣文人就会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佛经，由此逐渐形成“南北诸家学派”，而“南北诸家学派”也成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前身。

当时各学派的人员允许灵活流动，一个僧侣可以参加不同学派的讨论。学派的理论十分开放，因此南北诸家学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彼此竞争、互相交流中成长发展起来。这其中贡献最大的两个人便是东晋的慧远和鸠摩罗什：慧远以南方的庐山为中心，在朝廷与士人阶层广泛地结交朋友，用“神不灭”“三世说”以及“念佛三昧”等理论，努力把佛教推向中国的主流思想界；而来自异域的鸠摩罗什则以他众多的佛经翻译著作，准确流畅地把佛教介绍给中国的士人阶层。

为了能让佛教更为广泛地传播，南北诸家学派的僧侣文人逐渐将深奥的佛经通俗化，并且塑造出通俗形象的宗教信仰，使当时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信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寄托，佛教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化佛教信仰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和民间灵魂不灭等观念与祭祀祈福等社会习俗结合在一起。这其中，除了如来佛祖之外，影响较大的是观世音信仰、弥勒信仰和阿弥陀佛信仰。

☉敦煌图卷《观音经变图卷》

其故事内容是《妙法莲华经》（七卷本）中的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述观世音菩萨以神通力救济诸般苦难，游诸国土以三十三现身度化众生。此卷为伯希和当年从敦煌带走的经卷之一，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出现观世音菩萨显灵的神话，使观世音信仰极速传播，并且开始出现妇女形象的观世音菩萨佛像。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特性，经过隋唐以后的发展，被中国佛教信众定格为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弥勒信仰自东晋以来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在这个时期开凿的石窟中，除了释迦佛像之外，比重占第二的就是弥勒佛像。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布袋和尚为弥勒佛的化身盛传，大腹便便的笑口弥勒佛像便铭记于中国佛教信徒的心里。阿弥陀佛信仰被信众广为推崇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关于阿弥陀佛的大量经典被译出，再加上阿弥陀佛在佛教经典中能接引念佛大往生，因此也被称为“接引佛”而受信众的推崇。

限佛灭佛

佛教的盛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负面影响。当时，佛教由于发展过快，不仅侵犯了世俗地主的整体利益，而且还干扰到国家的正常运转，并且猛烈冲击着儒家的正统地位，因而渐渐受到各级官僚的抨击。在这样的冲突矛盾背景之下以及一些特定因素的发酵，佛教兴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次限佛灭佛运动，并且限佛灭佛的思潮一直影响到后续的朝代，于唐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又各自发生一次。这四次限佛灭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灭佛”。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一次，也是最严厉残酷的一次。太武帝灭佛前，有一个疏远排斥的限佛过程。由于当时佛教兴盛，地主阶级私养沙门[1]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沙门人数不断增多，导致劳动人口不足，税收锐减。太武帝为了扩大税源、兵源和役源，下令无论官僚还是平民把私养的沙门交给官府，听候调遣安置。[2]

此外，佛道二教之争和佛儒之争也是太武帝限佛的重要原因。佛教自东晋开始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独立力量，佛教教义中某些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矛盾的方面也逐渐显露。而道教力量虽有发展，但较之佛教却渐有相形见绌之势，佛道双方争夺宗教传播阵地和思想文化领导权的欲望逐渐强烈[3]。另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被视为正统，因此佛教的强盛必然会挑战儒家的地位，二者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和矛盾。而北魏作为秦朝以来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强调自身的正统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太武帝自然会亲近本土宗教道教和支持儒家的正统地位，对外来的佛教抱有怀疑和限制的态度。

然而太武帝真正开始灭佛是由于盖吴起义的爆发。盖吴起义是太武帝一朝的大事，声势浩大，持续时间较长，对北魏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太武帝因此十分仇视痛恨盖吴起义。在这种形势下，太武帝在亲征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途经长安时，在长安的一个大佛寺里发现了大量兵器，以及地方官和富人藏匿的大量财物和酿酒具，还有僧侣与贵族妇女淫乐的密室。太武帝见到此状大怒，不仅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而且怀疑僧侣与盖吴同谋造反，于是颁布了严厉残酷的“灭佛诏”。

北魏太武帝去世之后，佛教由于在民间受到广大民众的推崇，又逐步恢复，并再次兴盛。到了北周武帝时期，一批儒家知识分子对佛教进行猛烈批驳并形成了系统的反佛理论。他们认为佛教的“来世”“报应”以及“出世”观点完全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人伦道德观念，背离了名分教化“礼”的规范。此外，北周武帝时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朝廷和寺院之间的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十分尖锐，佛教势力极度膨胀，到了空前的程度。供佛的财政开支已占全部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佛教界上层生活极其豪华奢侈，寺院僧房十分壮丽精致，体恤民众的北周武帝难以容忍佛教的奢华，于是决定灭佛。

北周武帝灭佛并没有杀人流血，而是提倡会通三教，儒释道融合，尤其保留儒道，以改造佛教。这么做的原因是，北周时期鲜卑族汉化程度已经很深，因此即便是融合三教，也还是要尽力避开胡族胡教，维护自身的华夏正统性。北周武帝“会通三教”“保留儒道”的举措实际使道教在另一种形式下被保存下来，并促成道教开始走向鼎盛。

☉弥勒佛·四川乐山大佛

又名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约九十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次灭佛运动都发生在北方，这是因为反佛言论在南朝虽然也有，但是南朝“孔释兼弘”、主张三教一致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南朝反佛言论影响不大。此外，南朝僧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北朝来说少了许多，佛教和朝廷的经济矛盾并不尖锐；再加上南朝都是汉族政权，本来就是华夏正统、儒学正宗，因此没有因佛教的异域性而加以限制。

而从大的背景来看，“三武一宗灭佛”四次运动全部都发生在北方，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基本一直在北方。中国的分裂格局局面全部都由北方政权来结束，并且大一统王朝（除明朝早期）均建都于北方，少数民族建号、建国、称帝，政权也基本都在北方，导致中国北方政治条件极为复杂，任何领域包括宗教都容易和政权王朝产生冲突矛盾，形成大的政治事件。

中西交流

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因此佛经翻译的过程便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受、消化和吸收域外文化的时期，而在大量的汉译佛经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科学知识，内容涵盖天文、医药学等领域。例如在佛教典籍的总汇《大藏经》中，专论医理和养生的经书便多达数百部。而在敦煌莫高窟的藏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外俗书记”，包括六经、玮侯、诸子、史传、杂说、赞颂以及诗歌等。

与此同时，为了传播佛教知识，传授佛徒生活经验，吸引人们信奉佛教，佛教教育也应运而生了。其教育内容不但包括佛教教义的宣讲，还包括向僧侣民众传授人生观、道德观和自然科学知识。并且佛教教育往往不局限于一地一寺，而是文化高僧往来南北。中国和西域的学术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也在僧侣们来往的过程中开始了直接交流，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东晋高僧法显。法显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天取经回国的高僧，倾尽一生撰写了《佛国记》一书。在《佛国记》里，法显最早记录了游历各国所见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物产气候、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科技工艺等知识，为人们了解当时的西域和印度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西僧来华及译经

01 　摄摩腾画像

02 　鸠摩罗什画像

东汉末年摄摩腾开启了西僧来华译经的事业，但当时仅限于一人之力，因而规模不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事业开始迅速发展。北朝后秦时期天竺人鸠摩罗什主持了国立译场，此外南朝宋、梁也均设立译场，佛经开始被大量翻译。

☉清朝早期全套《大藏经》☉杉木皮纸☉纵14厘米☉横52厘米

☉《佛国记》是东晋高僧法显所著的游记，是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此《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对《佛国记》的英译本，此本出版于1886年。

中国教育体系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长时间的分裂和动荡使国家教育，即官学逐渐走向衰落，与此相应，民间私学教育异军突起。再加上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再是通经。私学顺应时势的需要，影响中国教育向务实方向发展，培养人们谋生就业的技能和根据爱好专长确定发展方向便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对于儒家经典，经学不再拘泥于两汉时期章句训诂之学，改为重视义理，破除师法、家法的门户之见，博采众说。同时佛教、道教的传播充实了私学教育，打破了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格局，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得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氛围极为自由的时期，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开始迅速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大动荡的时期，但也是最有活力的时期。佛教的发展则像是唤醒这个活力时期的催化剂，带动着整个社会的变革。“儒”“释”“道”也在经历不断的冲突之后，终于逐渐归于稳定，自隋唐时期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基石。

[1]　沙门是梵语音译，指的是出家的佛教徒的总称。

[2]　出自《魏书·世祖纪》：“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

[3]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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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丹青中的“名士风流”

The Celebrity Grace in Chinese painting

文　刘小荻　text: Liu Xiaod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在传统中国画中，有风骨，有气质，受人敬仰追慕的高人逸士，常被用作人物画描绘的主题。比起宗教人物的神佛菩萨，历史人物和生活更为贴近，因而更常被用在艺术创作上，文人画家们也多借描摹“高士图”，来表达自己的志向。

中国绘画史上，人物画这一类别出现得较早，据《孔子家语》记载，早在周代就有起“劝解”和“教化”作用的历史人物壁画；而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驭龙图》，是最早的独幅人物画。

秦汉时期，人物画被当权者作为宣传工具使用，用来表彰“忠诚烈士”或是批判“乱臣贼子”。南朝人谢赫在他的画论《古画品录》中提出：“图绘者，莫不明劝解，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汉代画像石和墓室壁画的演变，人物画发展到了初步成熟阶段。人物画除了沿袭两汉时“明劝解，著升沉”的作用外，取材于文学作品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题材画作也开始增多。在这一时期，文人思想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解放，除了民间画工外，文人士大夫也开始参与到绘画艺术的创作中。此时出现了关于绘画的专门理论著作“画论”，比如顾恺之的《论画》提出了人物画“神似”和“传神”的理论，王微则著有山水画论《叙画》等。

隋唐五代时期，人物画发展至全面繁荣阶段，绘画题材日趋多样。在宗教壁画的基础上，新增了不少体现生活题材的创作。盛唐，人物画尤为盛行。随着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与上层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偏好，肖像画和仕女画风靡一时。

五代、两宋，是中国人物画深入发展的时期。随着宫廷画苑的兴办，文人画更加兴盛，工笔重彩人物画在此时期相当出彩夺目。北宋末、南宋初，人物画在继承前代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趋势，风俗画和历史画成为主流，在题材和创作思想上也完全摆脱束缚；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写意人物画在宋代兴起，中国人物画开始从重视教化，转向重视审美，仕女画、高士画大量涌现。

明清时期，留存至今的高士画、七贤画较多，其中也不乏佳作。对于“高逸名士”的追捧，以及其所承载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中国历史上久盛不衰。

☉五代☉卫贤☉高士图卷

◎图中所绘的是东汉名士梁鸿与妻子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故事。层峦叠嶂的山涧平坦处，一座亭台依山而建，亭内主人正在看书，其妻高举起几案，请夫用餐。此处环境静雅，令人向往。

☉宋☉王诜☉柳荫高士图

☉宋☉佚名（传李唐）☉高士观瀑图团扇页

01

☉元☉孙君泽☉高士观眺图

◎落日余晖中，一高士携一童子，眺望远处的高山、云海，远处云雾缥缈，意境高远。

02

☉明☉文徵明☉松石高士图

◎苍劲古树，枝繁叶茂，二高士坐石长谈，二童子煮茶侍候。此画运用了“小青绿”的画法，将明代的青绿山水画推向一个新的格局。

03

☉明☉文伯仁☉松风高士图

◎群山环抱中，泉水汇于山脚，一高士执杖过桥，一童子紧跟其后。本图以淡设色勾画，近处松叶针针清晰，墨色浓郁苍润。

04

☉明☉李士达☉三驼图

◎图绘三位驼背老人相聚的情景：一位提篮侧顾；一位向提篮者作揖；一位拍手大笑，憨态可掬。画作上方有钱允治题的诗句“世上原来无直人”，暗讽那时的社会现象。

05

☉明☉仇英☉桃源仙境图轴

◎崇山峻岭中，三友就石而坐，一人抚琴，一人聆听，一人兴起舞袖；身旁流水潺潺，远处绿山青树，掩映在缥缈云雾中。

06

☉明☉仇英☉高山流水图

◎图中描绘的是春秋时期的俞伯牙在松下欲抚琴，樵夫钟子期欣然而至，知音和睦。

01 　☉明☉李士达☉竹林七贤图卷

02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

03 　☉清☉彭旸☉竹林七贤图

04 　☉清☉任伯年☉竹林七贤图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名词，他们的形象与精神成为后世艺术家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历史上有不少关于竹林七贤人物事迹的绘画作品，世人称这一题材的绘画为“七贤图”或“七贤画”。

05 　☉清☉沈宗骞☉竹林七贤图

06 　☉民国☉吴昌硕☉竹林七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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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安风骨”到“两晋风流”：魏晋文学发展小史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郅一　text: Zhi Y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木心说，谈西方文学艺术，可从文艺复兴着手，往前推，往后看；而要入手中国文学，可以从魏晋文学着手，往前推，往后看。在他看来，老子、庄子通往前面，其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而“盛唐的文学，是从建安来的”，“此前曹家、建安七子，功不可没”。

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是传统上魏晋南北朝的起止点。总的来说，这既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近400年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的时代，也是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口的大流动和民族关系的大变动带来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玄学、佛学、道教、儒学以及法家、名家相互争胜又相互吸收，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异彩纷呈。[1]

建安风骨

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政治、军事的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烦琐求证的作风，自然文人创作的中心从两汉辞赋转移到诗歌，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为曹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和“建安七子”。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占邺城，使这里成为继许昌之后的又一个政治中心。曹操在邺城的时期，正是建安文士相继归附曹操麾下的时期。这些文人与曹氏父子一道，掀起了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文学史称的“邺下风流”即形成于斯。

近人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说明了曹操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关于曹操的诗歌创作，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曹操今存诗歌，计得二十二首，包括作者有疑问的三首。其中四言、五言、杂言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曹操的这二十二首诗歌，均为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

但从内容和形式上，曹操却对汉乐府诗进行了很大的创造和突破。汉乐府诗歌，原本曲题与歌辞具有统一性，而曹操却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这种旧瓶装新酒、古调写时事的写作方法，为后来文人的拟乐府诗创作提供了范本。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写为求仙；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卷中》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而曹操却增加了及时行乐和求贤的内容；又如《薤露》和《蒿里》，崔豹《古今注·卷中》中说：“《薤露》《蒿里》，泣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而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故而朱乾在《乐府正义·卷五》中说：“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

形式上，汉代乐府诗的曲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曹操的乐府诗则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新辞则为四言；《薤露》古辞为三、七言，曹操新辞为五言；而《度关山》《对酒》曲辞全系曹操新创。[2]

对于曹操的作品，木心评价甚高。他在《文学回忆录》中以《短歌行》为例：

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苦，是怨恨。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慨当志的感慨。杜康，是传说中造酒的始祖。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二句是《诗经·郑风·子衿》的现成句子。衿，衣领，周代的学生装。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沉吟，低声吟咏。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全用《诗经·小雅·鹿鸣》。苹，艾蒿，借用在此，有招贤纳士的新意。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枉，劳驾。存，问候，拜望。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契阔，约定。契阔谈宴，宴饮时山盟海誓，以死相约，借《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典故。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匝，一圈。何枝可依，暗示天下贤士应当择木而栖，择主而仕。但诗本身彷徨可怜，亦赤壁大败之征兆。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指周武王的弟弟姬旦，曾辅周成王主政，礼贤下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木心在评价这首诗时说，这首诗好在即兴流露，似乎不认真作文学对待。严格讲，引《诗经》时不允许一连四句拉过来，那是不合规矩的。但全诗造诣高，觉得作者才思足够挡得住，所以不当剽窃论。

全诗有景、有情、有姿态、有表情、有动作。一个艺术家三者都具备，头脑、心肠、才能，这首诗就是一个好例子。

托尔斯泰，才能、心肠好，头脑不行。

瓦格纳，才能、头脑好，心肠不行。

柴可夫斯基，头脑、心肠好，才能不行。

“不过这是比较他们自身，或者说，是和三者全能的最高超的人比较。要是和二三流人物对照，托尔斯泰的头脑、瓦格纳的心肠、柴可夫斯基的才能，那是高出百倍千倍。回到曹操，他是头脑好，才能高，心肠有问题。但在诗中（文学的有限的小规模中），可说是三者具备，至少，不失为一个例。”[3]

继曹操之后，曹丕、曹植、曹叡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续将乐府民歌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作品中越来越多渗透了作者特殊的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同时辞赋的语言华丽、运用骈偶等特点也被带到诗歌中。如：

曹丕【杂诗二其】

西北有浮云，

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

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

行行至吴会。

吴会非我乡，

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

客子常畏人。

曹植【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

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

水寒伤马骨。

阮瑀【驾出北郭门行】

驾出北郭门，

马樊不肯驰。

下车步踟蹰，

仰折枯杨枝。

徐干【室思】

思君如流水，

何有穷已时。

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慷慨悲凉、简练刚健，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表现自我，且气盛词壮，故被称为“建安风骨”。

正始之音

从《诗经》而下的古体诗，原本多四言为主，不事对仗，较口语化。但自三曹及建安文士开始，五言大兴，渐由散漫趋向工整，由质朴进入雕琢，诗开始成为文学主体。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叡死，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240年）。从正始十年（249年）到甘露五年（260年）二十年间，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六次政治、军事方面的较量，每次斗争都以曹魏集团的惨败而告终。这场斗争的特点是：它主要发生在上层集团内部，但依附于各个集团的文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介入；斗争的双方都在维护名教的名义下，行剪除异己之实，手段异常残酷。名教的虚伪性因此暴露得淋漓尽致。

由于司马氏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又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汉末以来的清议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清谈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魏晋之际，玄学既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又是文人明哲保身的手段，更为文人纵欲任情提供了口实。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于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

面对严酷的现实，士人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建安文学中占主导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开始消失。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前有正始名士王弼、夏侯玄、何晏，后有“竹林七贤”。

在“七贤”之中，阮籍的诗“颇多感慨之词”，从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观察事物、讨论问题。或者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

而关于“七贤”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嵇康，《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称：“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嵇康的作品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说理缜密透彻。其文代表作《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与山巨源绝交书》，诗代表作《忧愤诗》《赠秀才入军》《游仙诗》《答二郭》《五言赠秀才诗》《述志诗》等，颇得木心推崇，他称“嵇康的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后世评嵇康，各家各言，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

这两首诗“天生丽质”，在木心看来，最有嵇康风范，在整部中国诗史上也显得非常卓越。李白、杜甫，总给人“诗仙”“诗圣”之感，屈原、嵇康给人的感觉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木心的定义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第一流的艺术家，非常自爱（不是自恋），会自我观照，自我脱离，以供自我观照，用神驰的眼光对待自己。”

【赠秀才入军九其】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

左揽繁弱，右接忘归。揽，张弓。繁弱，古良弓。接，搭箭。忘归，古良箭。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景，影也。飞，鸟也。

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凌厉，奋战。

【赠秀才入军其十四】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磻，以绳拴石击鸟。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筌，捕鱼的竹笼。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郢，楚国都。

另外，“竹林七贤”中，刘伶作《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向秀作《思旧赋》抒发思念故友之情，全篇不足二百字，情感悲凄、沉重，欲言难言。

两晋风流

如果说相对于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尽管隐晦曲折、词旨渊永，但仍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的话，那么西晋初年，晋武帝在统一全国后，为了稳定统治，又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因此出现了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这更使得士族阶级得意忘形，看不见任何社会矛盾。因此，这一时期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士族文人，大大地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风。

比如陆机的《长歌行》：“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不过是时光易逝、人生难久的意思，却敷衍成对偶的八句。

这一时期，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得到进一步肯定。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文学最盛，除张华外，又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所以西晋的主流诗风被称为太康诗风或元康诗风。但其文学“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风骨明显地减弱。只是建安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被发展到极致，表现出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语言华丽藻饰，描写繁复，句式骈偶。

只有左思、刘琨、郭璞的作品延续了建安、正始追求“风骨”的特征。左思现存诗十四首。《文心雕龙》说他“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咏史》八首是他的代表作，其第一首中的“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表现了他要为国立功的雄伟抱负。

到西晋末年，盛行一时的玄学清谈风气，又一次盛行开来。且随着东晋后江南佛教理论的传播，玄学中增加了佛理的内容，文士们在生活中以谈论佛理玄理来表现他们的高雅情趣。玄言诗开始兴起，在东晋一代蔚为大宗，“建安风骨”尽矣。

所谓的玄言诗是指东晋时期以诗歌的形式阐述玄佛哲理的诗歌。这种诗歌大都抽象枯燥、缺乏形象性，因此，可以说它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流行近百年的创作倾向。幸尚有陶潜诗，蕴幽深意境于冲淡平和之中，朴素自然，淳厚有味，开“田园诗”之先声。

东晋末期陶渊明的出现，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焕发出新的生机。陶诗代表了魏晋古朴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开创了新的田园题材，并创造出“自然”的美的诗歌至境。

在木心看来，读陶诗，是享受。陶诗写得真朴素，真精致。不懂其精致，就难感知其朴素；不懂其朴素，就难感知其精致。他写得那么淡，淡得那么奢侈。

【和郭主簿一其】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故作轻放，意则决然。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似问如答，荡涤不尽。

纵观魏晋两百多年，虽外患内乱不断，但在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不仅五言古诗得到长足发展，并趋于成熟，七言歌行体也得以确立，并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变成了个人的行为，可以自由地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使文学固有的抒情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中国的文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即鲁迅所说的“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除诗歌和赋之外，东晋的史学家干宝还开启了志怪集《搜神记》，对唐代传奇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许多后世的小说、戏曲产生深远影响。

木心评价这一时期的发展时称，这段时期文化之高，西方还没有注意到。其文学与生活的浑然一元、浑然一致，西方还没有出现过。盛唐的李白、杜甫，也未如此。不是以殉道精神入文学，而是文学即生活，生活即文学，这样的浑然一元，是最高的殉道。“魏晋风度，就在那些高士艺术与人生的一元论。这一点，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家似乎都没有做得那么彻底。”

魏晋文学代表作品索引

时代

建安风骨

建安（196~220年）为汉献帝年号，人们习惯上将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时代的文学创作称为“建安文学”。

人物及作品

三曹

曹操《蒿里行》

《苦寒行》

《步出夏门行》

《对酒》

《短歌行》

曹丕《夏日诗》

《黎阳作》

《燕歌行》

曹植《野田黄雀行》

《赠白马王彪》

《七哀诗》

建安七子

孔融《荐祢衡表》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王粲《七哀诗》

徐干《室思》

阮瑀《驾出北郭门行》

应玚《灵河赋》

刘桢《赠徐干》

蔡琰

《胡笳十八拍》

《悲愤诗》

特点

承汉乐府而至五言诗，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品评

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文章清峻通脱，有“风骨”之誉。《文心雕龙》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时代

正始之音

正始（240~249年）是曹魏时期曹芳的第一个年号，习惯上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年）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

人物及作品

竹林七贤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

《大人先生传》

嵇康《赠秀才入军》

《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涛《表乞骸骨》《上疏告退》

《侍中帖》

向秀《思旧赋》《难养生论》

刘伶《酒德颂》《北芒客舍诗》

阮咸《律议》《与姑书》

王戎《华陵帖》

特点

正始文学深受玄学思潮的影响，具有浓重的哲学色彩和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承袭“建安风骨”之风，有“魏之遗直”之气。

品评

曹魏朝局不稳，司马氏为了和魏宗室争权，排除异己，弑杀文人。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诞生的正始文学，充满了压抑和矛盾。士人避谈现实，鼓吹老庄哲学，形成了佯狂和清谈之风。个人力量在强大外部压迫下的悲哀尤其尖锐，“建安文学”中的积极进取精神开始消失。

时代

西晋“太康体”

西晋从开国到覆灭大约只有五十年，以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文学最盛，后人称之为“太康体”。

人物及作品

傅玄《秦女休行》

《秋胡行》

《九曲歌》

张华《鹪鹩赋》

《博物志》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张载《剑阁铭》《濛汜赋》

张协《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存诗十三首

张亢《历赞》

陆机《文赋》《辩亡论》

《晋纪》《洛阳记》

《平复帖》

陆云《岁暮赋》

《答兄平原诗》

《赠诗顾彦先》

潘岳《闲居赋》

左思《三都赋》

《招隐诗》

《齐都赋》

陈寿《三国志》

刘琨《扶风歌》

《胡笳五弄》

特点

太康体诗歌，行文辞藻华丽、对偶工整，对形式的追求达到极致，反来过也挫伤了文学的风骨。

品评

西晋文人的生活由于缺乏冲突和对抗，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西晋文学的风骨明显减弱。只有左思、刘琨、郭璞的作品延续了建安、正始追求“风骨”的特征。

时代

东晋“玄言论诗”

衣冠南渡，盘踞江左。西晋玄学之风在东晋一朝仍然盛行，随着江南佛教理论的传播，玄学和佛教哲理融合，佛教徒们用诗歌形式表达对玄理的领悟，而士人们也尚清谈、论佛理，借以表达高雅志趣。

人物及作品

孙绰　《兰亭诗二首》

许询　《竹扇诗》

干宝　《搜神记》

郭璞　《游仙诗》

王羲之《兰亭集序》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桃花源诗并序》

《饮酒》

《归园田居》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特点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缺乏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幸有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蕴幽深意境于冲淡平和之中，朴素自然，淳厚有味，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极大成者，开“田园诗”之先声。

品评

玄言诗盛行，“建安风骨”尽矣。玄言诗是融合老庄之学以及佛教哲理的诗歌，为东晋诗歌流派之一。诗歌大多枯燥无味，言之无物，可以说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后代的东晋文学家比如《文选》所收作品的作者等均避而不谈玄言诗。

[1]　出自朱自清《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

[2]　出自简慧君《论曹操的文学贡献》。

[3]　出自木心《文学回忆录》。

15

风流传承千载：诗词中的竹林七贤

The Poetry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文　刘小荻　text: Liu Xiaod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竹林七贤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魏晋名士风度，对于中国文化底蕴的形成与塑造，意义深远。其影响力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后的历朝历代，虽然政治、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但竹林七贤的形象仍持续散发着广泛的文化感召力，深深影响着历代文人们的精神和思想。

东晋晚期的文学家颜延之，与其同时期开创中国山水画派的谢灵运，被合称“颜谢”。颜延之有诗《五君咏》传世，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颜延之喜欢饮酒，性格偏激任诞，肆意直言，诗歌多用典故。因性格使然，其仕途不顺。颜延之作《五君咏》，咏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阮籍“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刘伶“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以此发散自己胸中愤懑之气：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

本自餐霞人。

形解验默仙，

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

寻山洽隐沦。

鸾翮有时铩，

龙性谁能驯。

【阮步兵】

阮公虽沦迹，

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

寓词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

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

途穷能无恸。

【刘参军】

刘伶善闭关，

怀情灭闻见。

鼓钟不足欢，

荣色岂能眩。

韬精日沉饮，

谁知非荒宴。

颂酒虽短章，

深衷自此见。

【阮始平】

仲容青云器，

实禀生民秀。

达音何用深，

识微在金奏。

郭奕已心醉，

山公非虚觏。

屡荐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蒲，

深心托毫素。

探道好渊玄，

观书鄙章句。

交吕既鸿轩，

攀嵇亦凤举。

流连河里游，

恻怆山阳赋。

魏晋时期盛行的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是道家思想的产物，文人士大夫好玄学和清谈，纵情山水，也为山水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沃土壤。在阮籍、嵇康自己创作的诗篇中便常见描写“人和自然间的沟通”以及“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如阮籍的《咏怀》诗第三十二首，其借景寓情，叹人生苦短，曹魏之盛转瞬即逝：

【咏怀第三十二首】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嵇康得山水自然之乐，挫万物于笔端，从他的《酒会诗》中可以体会：

【酒会诗】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

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

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

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

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

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

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到了东晋末南北朝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都受到早期魏晋士人“玄远旷达”的思想影响，陶渊明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文学思路，开中国田园诗派之先河。

【归园田居其三】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同时代的谢灵运隐逸山林，得林泉之乐，由此开创了山水诗派，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钟嵘在《诗品》里评价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曲丽新声，络绎奔发。”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在唐朝，受魏晋风度影响的诗人有很多，初唐诗人王绩就是其中之一。唐代学者吕才在《东皋子集序》中说他：“性简放，饮酒至数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刘伶，与闭门轰饮。’因著《醉乡记》及《五斗先生传》以类《酒德颂》云。”王绩有不少作品提到嵇康、阮籍和陶渊明，借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醉后】

阮籍醒时少，

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

乘兴且长歌。

【戏题卜铺壁】

旦逐刘伶去，

宵随毕卓眠。

不应长卖卜，

须得杖头钱。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是一个颇具魏晋风度的名士。《旧唐书·王勃传》里形容“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王勃早年在政治上受挫，就曾引用过竹林七贤谈玄学、淡泊逍遥的事迹以抒怀。王勃的骈文作品《上绛州上官司马书》就表达了其向往嵇叔夜的逍遥，名篇《游山庙序》中也描写了他对于名士风流的理解。

【上绛州上官司马书】

『借如仆者，言不满于乡党，

声不出于堂阈。

东海取乐于箪瓢，

南山异志于文史。

餐花佩叶，入兰室而谈元；

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啸逸。

扬子云之澹泊，心窃慕之；

嵇叔夜之逍遥，真其好也。

未尝露才扬已，

饰小智以惊愚；

假势凭时，托中人而树迹。

遍游天下，寒心于将相之门；

独守太元，侧身于名利之境。』

【游山庙序】

『吾之有生，

二十载矣。

雅厌城阙，

酷嗜江海，

常学仙经，

博涉道记。

知轩冕可以理隔，

鸾凰可以术待。

而事亲多衣食之虞，

登朝有声利之迫。

清识滞于烦城，

仙骨摧於俗境。

呜呼！阮籍意疏，

稽康体放，

有自来矣。』

“诗仙”李白，倨傲狂放，性情放达任诞，和魏晋名士们的风骨如出一辙。李白对嵇康十分敬仰，在他的诗作《赠饶阳张司户燧》里，有句“慕蔺岂曩古，攀嵇是当年”，透露了自己早年曾学习过嵇康：

【赠饶阳张司户燧】

朝饮苍梧泉，夕栖碧海烟。

宁知鸾凤意，远托椅桐前。

慕蔺岂曩古，攀嵇是当年。

愧非黄石老，安识子房贤？

功业嗟落日，容华弃徂川。

一语已道意，三山期著鞭。

蹉跎人间世，寥落壶中天。

独见游物祖，探元穷化先。

何当共携手，相与排冥筌。

阮籍和嵇康都是居于七贤前列的人物，李白对阮籍也推崇备至。在《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中，有诗句“何时竹林下，更与步兵邻”，表达了他想与阮籍同游的愿望：

【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

燕歌落胡雁，郢曲回阳春。

征马百度嘶，游车动行尘。

踌躇未忍去，恋此四座人。

饯离驻高驾，惜别空殷勤。

何时竹林下，更与步兵邻。

阮籍曾任步兵校尉，而兵营厨人擅长酿造好酒，有人甚至相传他担任官职的原因是因为嗜酒，而不是贪恋官位。李白很欣赏阮籍纯粹的性情，作诗：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二】

东平与南平，今古两步兵。

素心爱美酒，不是顾专城。

谪官桃源去，寻花几处行。

秦人如旧识，出户笑相迎。

阮籍骑驴上任东平太守一职，用了十天就把衙门风气整肃一清。李白把这件事写进了《赠闾丘宿松》里：

【赠闾丘宿松】

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

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

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

夫子理宿松，浮云知古城。

扫地物莽然，秋来百草生。

飞鸟还旧巢，迁人返躬耕。

何惭宓子贱，不减陶渊明。

吾知千载后，却掩二贤名。

竹林七贤精神、魏晋风骨，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骨血中，成为千百年来汉人士大夫所共同追求与向往的优秀品质与人格标签。即便到了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满族人乾隆皇帝，也仍然深深被竹林七贤的精神所打动：

【御制七贤咏】

嵇生放达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

启事吏隐何妨涛，沛国豫流形陶陶，

小阮不愧玉树曹，阿戎清爽舞浊醪。

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过激由去朝。

五君成咏寓贬褒，我过山阳望古遥。

土阜惟见横岹峣，犹使逸兴轩轩飘。

王　戎

《晋书·王戎传》

王戎，字浚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灿灿，如岩下电。』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浚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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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魏晋名士生活细节小考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ife Details of Wei-Jin Celebrities

文　杜篆之　text: Du Zhuanzh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魏晋风度，不仅体现在名士清谈和不羁的举止上，同时也呈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下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四个角度，去探索有关竹林七贤、魏晋名士的更多细节。

衣

魏晋时期，“褒衣博带”是社会的主流服饰风格，上至门阀望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子穿衣袒胸露臂，呈现出自然洒脱、轻松旷达的感觉。当时的名士，穿一种类似今天背心的内衣，然后就是一件宽松的外衣，这种穿衣方式仅见于这一时代，在古画中多有呈现。

褒衣博带、羽扇纶巾

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画家孙位所作《高逸图》残卷，描绘了“竹林七贤”中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四位人物的形象。这四位的服饰特点尽显褒衣博带的风格。这种服饰的总体风格是宽大肥硕，特点是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画作中的山涛袒胸露腹，披襟抱膝，左手臂上垂悬白色“吊带”，是内衣“裆”的挂带，其实这就是古代的背心，看起来像现在的“吊带衫”。其余三位衣衫稍整，衣服的线条自然垂下，呈现超凡脱俗的气质。

在残存的《高逸图》中，尽管缺少嵇康、向秀、阮咸三位，但也可以想见他们服饰的大略风格不外如此。与《高逸图》中竹林七贤造型特别相像的，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考古发现，那就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画像砖。此画像砖出土于南京市西善桥的南朝墓葬，分布在墓室的南北两壁，各由三百余块青砖拼嵌而成。墓室南壁的砖画人物是嵇康、阮籍、山涛和王戎四人，北壁人物是向秀、刘伶、阮咸和荣启期四人。他们的服装都是潇洒飘逸的褒衣博带风格。

褒衣博带并非魏晋独创，而是古已有之。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隽不疑传》中有这样的文字：“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唐代学者颜师古注释说：“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这些记载说明，自汉代以来，褒衣博带就成为中原儒士流行的服装。魏晋时期，基本上沿袭了东汉服制，朝服、公服变化不大。

◎左上：山涛；右上：阮籍；左下：刘伶；右下：王戎　来源：☉唐☉孙位☉高逸图

他们绾束头发的方式，同样体现着优雅的风度。宋代诗人苏轼在名作《念奴娇》中有“羽扇纶巾”一词。“纶巾”是头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传说是诸葛亮所用，后世名之“诸葛巾”。幅巾束发，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绾束头发。这种方式始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晋。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

魏晋时期的服饰色彩较秦汉时期日趋淡雅、清新。秦时服饰颜色尚黑，汉时服饰颜色尚黄，而魏晋时期，由于受到特定审美观念的影响，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影响，服装的颜色多喜白。白色纯净、质感轻盈，加上宽松的服装，与超凡脱俗的玄学非常协调。那时，即使是喜庆婚礼上穿的礼服，也是白色为主。晋人《东宫旧事》记：“太子纳妃，有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可见，在太子纳妃的重大典礼上，白色礼服也出现过。

魏晋士族的服饰风格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波士顿美术馆藏的《北齐校书图》就延续了竹林七贤的这种飘逸的着装，画中主角不仅穿着“吊带衫”，而且还穿着“透视装”。这大约是因为外衣所用丝绸材料和织艺太好，可以直接看到皮肤，所以从背后看，有点像现代女性的露背晚礼服。当然了，这也表现了画家高超的技法。

◎《北齐校书图》构图中心的榻上，四位身着丝衣的士大夫

◎《女史箴图卷》中的仕女服饰（宋白描摹本）

在魏晋士大夫阶层之下，由于受到少数民族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劳动阶层的服饰变化非常大。魏晋时期，战争频发，许多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这些少数民族久居北方寒冷干燥的环境中，常穿紧裹身体的衣服，以有效抵御风沙和寒冷；加之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紧身衣服更便于骑马和劳作，因此，窄衣窄袖、上衣下裳的服饰也出现在魏晋社会的底层人群中，此人群以迁移而来的少数民族为主。

杂裾垂髾、单衫裆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女子的服饰也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叠。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在其《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传世名作中，将这种服饰的风格呈现出来。其中的女性角色体态轻盈、婀娜多姿，而她们飘逸的服饰更加衬托出这种娇柔感。

当时的门阀望族女性，着装奢靡异常。服装不仅继承了秦汉之风，又在传统服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吸收借鉴了少数民族服饰特色。从服饰整体风格上来看，有上俭下丰的窄瘦式，也有褒衣博带的宽博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杂裾垂髾”式服饰。

杂裾垂髾是传统深衣的变制。深衣是衣、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故得名。在上古的虞氏时代，人们在祭祀时戴冠，养老时穿深衣。到了魏晋，深衣已不被男装采用，但在女装中仍有人穿着并有所变化。魏晋时上衣变短，衣身细瘦紧贴身体；领形分为斜襟和对襟两种，袒露出小部分的颈部和胸部，这在深衣里是没有的。衣袖受到少数民族服饰影响，变得细窄，但在小臂部突然变宽。在袖口、衣襟、下摆等处，会装饰不同色彩的缘边。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也称为“腰彩”，外束丝带。

和秦汉服制相比，魏晋南北朝时女式襦裙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摆。魏晋时人们将下摆裁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旌旗而得名“垂髾”。垂髾周围点缀飘带，作为装饰。因为飘带拖得比较长，所以走起路来带动下摆的尖角随风舞动，给人以轻盈之感。东汉文人傅毅所作的《舞赋》中，即有“华袿飞髾而杂纤罗”的文句。

魏晋女裙装的下摆样式也比较多，有的下摆加长，拖曳在地；有的裙腰升高，不仅增加了裙幅，还增加了许多褶裥。裙子造型呈上细下宽的喇叭形，这种上俭下丰的样式增加了视觉高度，给人以瘦长的美感。史书中关于这方面有许多记载。《晋书·五行志》记：“五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南梁文士庾肩吾《南苑还看人》诗云：“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这种服装样式从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佐证，在这个时期的陶俑、壁画上均有体现。

魏晋时还有一种男女通用的内衣样式，即“裆”。东汉文人刘熙在《释名·释衣服》中解释“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这种内衣既有前片，又有后片；既可挡胸，又可挡背，因此也称“两裆”。裆作为内衣，一般以布帛为材料，可夹棉增强保暖效果，女款常以彩绣装饰。这也是后世背心的最早形式。

裆在古诗词中也有体现。《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五·琅琊王歌辞》有“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裆”的诗句。制作裆的材质如果换成金属，那就是士兵护身的铠甲。《乐府诗集》中也有“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裆”的诗句。

魏晋贵族女性的主要发型为头梳高髻，上插步摇首饰。发髻形状高大，发饰除常见的簪和钗之外，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支撑假发的装置。至于劳动阶层的女性，就没有那么多讲究，她们一般都是梳丫髻，穿宽袖短衣加长裙。侍女们则是梳环髻，穿对襟衣。

鞋履的制作工艺在这一时期也颇为精良，样式也更加丰富。这主要表现在鞋翘上，女鞋有凤头履、立凤履、飞头履等，男鞋有聚云履、分梢履、翁头履等。当时的木屐应用也很普及，不仅用作便鞋，也用作外出的“运动鞋”。唐代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诗句。“谢公屐”就是东晋文士谢灵运登山时穿的一种木鞋，据说鞋底安有两个木齿，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便于走山路。

食

魏晋时代，中原地区饮食文化已经很发达。麦和稻已成为人们主食的两大基本构成。北方以麦为主，南方以稻为主。由于竹林七贤在北方活动，所以他们应该是以面食为主。中国丰富多彩的面食文化，食材即取之于麦，麦加工为面粉后，具有独特的韧性和口感。

粮食市场交易

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其《魏都赋》中，列举了当时都城邺城市场上交易的各地特产，如“故安之粟”“雍丘之粱”“清流之稻”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邺城曾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长期居于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这里市场交易非常发达也在情理之中。

《晋书》中也提到，西晋时洛阳有“五谷市”，专门从事粮食交易。《晋书·食货志》记载：“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米，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当时粮食比较丰富，而且在粮食交易中，还存在大户垄断经营的现象。

魏晋之前，东汉末年崔寔写过一部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名著《四民月令》。内容为当时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田产的世族地主庄园，一年十二个月的家庭事务的计划安排，实际上就是一本田庄经营手册。这本书影响很大，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著成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全面引述了《四民月令》中所载各个月份中农产品的粜籴经验。如二三月播种时，“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

蔬果和肉食

《齐民要术》中还专门记述了各个地方所产蔬菜，以及某些边远地区或外国所产蔬菜品种传入内地的情况。冬葵、韭菜、芜菁（圆菜头）等都是当时人们常吃的蔬菜，还有芹菜、莼菜、芥菜、萝卜、芋头、冬瓜、胡瓜（即今天的黄瓜）、蘑菇等，当时都有种植和食用。

《晋书·江统传》中记载，西晋官员江统曾批评宫内“西园”的蔬菜市场：“今西园卖葵菜、篮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闻。”从侧面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菜市场买的是什么。

《齐民要术》对水果也有详细记述，当时中原地区种植的有枣、桃、樱桃、葡萄、李子、梅子、杏、梨等，其他地区还有枇杷、甘蔗、杨梅、椰子、槟榔、橄榄、荔枝等。

魏晋时，已经有商品果园出现。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也曾经营果品。《晋书·王戎传》记载，王戎卖自己家的李子赚钱，怕别人得到种子，还要钻核毁种，保护李子的优良品种不外流，可见当时果品市场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

◎上左：《宰猪图》；上右：《切肉图》；下左：《厨房图》；下中：《宴请图》；下右：《进食图》

来源：甘肃高台魏晋墓葬壁画砖

肉食品交易也很发达。北魏人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东石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到西晋，又增设“羊市”。《三国志》记载，魏明帝时曾征收“牛肉小赋”，说明屠宰业已有相当规模，都可以征税了。《世说新语》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在喝酒的时候有猪来到跟前，说明当时已有人养猪。

鱼类在当时也是重要的美食。《晋书·张翰传》记载了张翰的故事，他从南方来到北方，供职于齐王司马冏，“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可见，鲈鱼早就是名扬天下的美食。后世大词人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词中引用了这个典故：“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季鹰就是张翰的字。

多样烹饪技法

魏晋时，烹饪方式已经非常完善，现代的煎、炒、烹、炸、蒸、煮、烧、烤等手段都有应用。当时石磨已经广泛使用，加工面粉比较容易，面食种类也随之增多。彼时人们把所有的面食都称作饼。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记载了魏晋玄学大家何晏的一个故事。“何晏以伏日食汤饼，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意思是说，大家本来都怀疑何晏白得像化过妆，直到他在大热天吃热汤饼，用手巾擦汗，面色不变，大家这才认定他没有在脸上傅粉。

汤饼类似今天的陕西扯面，一手托住和好的面，一手撕片放入锅里，煮开后即可食用。《齐民要术》中介绍了各种饼的做法，有蒸饼、白饼、烧饼、髓饼、膏环、鸡鸭子饼等十六个品种，书中详述了其原料、制作过程与成品的形态和口感。《晋书·何曾传》记载，西晋太傅何曾，“性奢豪……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意思是何曾这个人奢侈讲究，蒸饼上若没有蒸出裂纹十字花，他就不吃。

何曾身居高位，同时也是美食家，他写过一本《食疏》，就是讲美食之道的。同时期还有一本有关美食的著作，就是《华佗食论》。曹操还写过一本《四时食制》，内容关于食制食法、饮食宜忌和卫生营养等方面，也是一部重要的饮食学著作，在饮食学发展中有重要地位。

先秦时，菜肴用油主要是动物油、脂和膏。汉代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榨取各种植物油的技术，如豆油、菜籽油。东汉文人刘熙在《释名》中解释过柰油和杏油，这引发过后世的考证。（《释名·释饮食》：“柰油，捣柰实，和以涂缯上，燥而发之，形似油也。杏油亦如之。”柰，意为沙果，苹果的一种。有人认为，这种果实不可为油，乃枣字之误。）

◎《高逸图》中的魏晋食器与饮器

《齐民要术》记载了一种烤猪肉的做法就可以用植物油。“取新猪膏极白净者，涂拭勿住。若无新猪膏，净麻油亦行。”《世说新语·汰侈》讲了一个故事，说王济在家设宴款待晋武帝。“蒸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意思是，食材所用的乳猪是以人的乳汁养大的，这让皇帝都感到愤愤不平。可见当时的奢侈之风盛行。

魏晋时期，由于胡汉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不少北方少数民族菜肴的做法也传入内地。羌人将精选的鹿肉煮熟后切成块，蘸上由多种调料制成的浓汁食用，这种吃法名为“羌煮”。《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很多美食的做法，如炒鸡子、油豉、膏煎紫菜、酥托饭、蜜姜等，不一而足。

厨具和餐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通百姓所用的餐具多为木制、陶制，而贵族使用的餐具则有贵重的金银器、琉璃器。《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宗室河间王元琛收藏的餐具：他经常和同宗室的人聚会，将他收藏的各种珍宝器皿展示给他们看；有金瓶、银瓮一百多口，以及瓯、檠、盘、盒、灯等器皿；还有各种酒具，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和赤玉酒杯等几十个。这些东西工艺奇妙无比，是中原所没有的，都是从西域传进来的。

前文中提到的王济，不仅为晋武帝奉上了美味的猪肉，在餐具上也是很讲究，用的都是琉璃器皿。这在当时可是贵重器皿，招待皇帝才用。

当时做饭用的厨具有鼎、釜、镬等。由于秦汉以来，砖逐渐普及，砖灶以其易于制作和节约燃料之优势，逐渐代替鼎类高足金属炊具。釜和镬安放在灶上，可用于蒸煮。曹植的《七步诗》中有一句“豆在釜中泣”，说的就是这种器具。有一种陶制的甑，是一种专门的蒸器，可以放在釜上，甑底部有小孔，可以让蒸汽进来把食物蒸熟。

当时的汤勺称为“匕”，喝流食使用。吃肉主要用刀和俎，就是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所指的用具。筷子称为“箸”，当时也已经普及开来，西晋流传下来一句关于吃的感叹，就与筷子有关。还是那位奢侈讲究的美食家何曾，《晋书》记载他“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意思是每天吃价值万钱的食物，他还抱怨没有下筷子的地方！

◎铜鼎

鼎的上沿有两耳，可穿进棍棒抬举。可在鼎腹下面烧烤。古代常将整个动物放在鼎中烹煮，可见其容积较大。

◎铜甗

鬲与鼎相近，但足空，且与腹相通，这是为了更大范围地接受传热，使食物尽快烂熟。鬲与甑合成一套使用称为“甗”。汉代开始以釜、甑蒸饭，而不再用鬲、甑合体之甗，这是由于炉、灶的普及，使三足器在蒸煮用具中退居次要地位。

◎铜甑

甑是蒸饭的用具，与今之蒸笼、笼屉相似，其形直口立耳，底部有许多孔眼，置于鬲或釜上，甑里装上要蒸的食物，水煮开后，蒸汽透过孔眼将食物蒸熟。

◎铜釜

釜圆底而无足，必须安置在炉灶之上煮物，可以直接用来煮、炖、煎、炒等。

◎附甑铜灶

◎三眼长方形铜灶

◎西汉·宰兽俑

◎西汉·鱼鸭池俑

住

美学大师宗华白曾说过：“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一个时代的建筑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形容为“初发芙蓉”。

礼制之下的“初发芙蓉”

中国古代社会有严格礼制，建筑也不例外。以祭祀祖先的宗庙为例，《礼记·王制》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住宅类建筑也一样，皇宫的建筑规格为最高，然后按照主人的地位尊卑，其居所建筑按照统一范式，在规模和尺度上遵从礼制而相应缩小。

在秦代，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技法已经相当成熟。秦始皇曾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这样形容：“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到了汉代，从考古发现的汉代壁画、石阙、画像砖等物件中可以看到，汉代建筑的阑额、梁枋、屋檐都是直线，外观为直柱、水平阑额和屋檐，屋顶也是平坡，没有用曲线或曲面，风格端庄严肃。这种土木结构的秦汉建筑延至魏晋。

从公元220年魏王曹丕废汉称帝，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天下，魏晋南北朝延续300多年，这是中国建筑技术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阶段。前为汉朝，建筑外观线条以直线为主，风格端庄严肃、质朴古拙，建筑结构为土木混合结构，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位；之后为隋唐，建筑外观呈现出富于变化的曲线，全木结构建筑兴盛并且得到极大的发展，呈现出灵动华丽、豪放遒劲的唐代建筑美学。

在竹林七贤生活的魏晋时期，各种房舍建筑仍然沿袭汉代之风，在建筑技术上并没有大的进步，无论是皇宫这样的大型建筑，还是普通民居，都是按照汉代的传统技法建造，即土木混合结构建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晋。据史料记载，建于公元387年的东晋建康太庙，墙壁用壁柱、壁带加固，表明它仍是土木混合结构建筑。

直到南北朝后期，由于兴建宫室、寺庙等建筑工程的规模较大，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佐证当时寺庙修建之风盛行，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变化。有建筑术语所谓的“侧脚”“生起”等技法开始出现，这些技法可加强柱网在承重后的稳定性，同时也强化了檐口至屋角处翘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翘”。这些在南北朝中后期出现的建筑技法，进入隋唐之后逐渐成为主流，完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在风格和式样上的一次重要的更迭。

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说：“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遗憾的是，很多中国古建筑由木质材料建构，都毁于战火。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修建了大量佛教建筑，包括寺庙、石窟等。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在北魏洛阳城内，有永宁寺塔，现存塔址上有包砌青石的台基，根据塔基尺寸和文献记载，有考古学家推断，塔原高147米，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建筑高度。

雅致园林与陋室茅屋

《晋书》记载，山涛去世后，“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帝为之立室。”翻译过来就是，山涛的同僚范晷等人向皇帝上奏说：“山涛旧宅第仅有屋十间，子孙多，容纳不下。”武帝下令为山涛家增建了住宅。这种官员宅邸，应该就是平坡屋顶、直线条屋檐的土木结构房屋。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

◎《洛神赋》中的楼船。

山涛有“悬丝尚书”的清廉美名，他家里只有十多间屋子，子孙都不够住的。相反，另一位以奢侈出名的西晋高官石崇就完全不同。《晋书》记载，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不仅有上百间屋子，而且都是高档装修的。

这种高档私人住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园林修建得特别讲究。《洛阳伽蓝记·城东》记载了住在洛阳城东昭德里的司农张伦的住宅，里面的园林修建得非常美，“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相属；深溪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可见当时贵族对园林设计，极尽精巧之能事。

这种精致的私家园林，一改汉代园林的粗放风格，由于受到老庄哲理、佛道精义的文化影响，造园的创作方法既写意又写实。南北朝诗人庾信写过一篇《小园赋》表达这种格调，“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

当时的大臣都为自己的宅邸修建这么漂亮的花园，皇帝就更别提了。魏晋南北朝时，政权更替频繁，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在掌权的时候都修过皇家园林，以彰显其承袭帝统之规制。比较有名的有曹魏邺城、铜爵园、元武苑、芳林苑等，后赵石虎又在此营建了华林苑、桑梓苑；后燕慕容熙构龙腾苑；北齐修华林园、游豫园等。在洛阳，前有曹魏的芳林苑、华林园、西游园，后有西晋的琼圃、石祠、灵芝苑。在南方的建康（今江苏南京），东吴孙皓开始营建宫苑，东晋又有增设；刘宋在覆舟山修乐游苑，造元武湖（今玄武湖），立上林苑；萧齐在前代旧苑的基础上又起芳乐苑；在江陵城（今湖北荆州），梁代梁元帝萧绎修建了景致独特的湘东苑。

在帝王将相大兴土木兴建宫殿、豪宅和园林之外，还有社会底层的陋室。竹林七贤中社会地位较低的刘伶，虽说后期做过建威将军王戎幕府内的参军，但所住的房舍应该是比较简陋的。当时，魏晋社会中的普通民居，多为木构架的土墙茅屋。《晋书》中记载了桓冲的儿子桓嗣“莅事简约，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说桓嗣修房子的时候，用茅草代替木板，把节省下来的木料充公造船。

除了茅屋，还有住洞窟的。《晋书·孙登传》记载，隐士孙登“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北方游牧民族则有他们独特的“穹庐毡帐”。著名的《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敕勒歌》中有名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种类似帐篷的住所在《汉书·匈奴传下》中也有记载，“匈奴父子同穹庐卧”。

坦腹东床的器物雅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家用器具设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新种类的家具开始使用，特别是一些高足坐具的产生，使得中原地区逐渐改变了席地起居的传统模式，演变为垂足而坐的新起居方式。在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等。我们先从床和榻说起。

☉北魏☉鹿王本生图☉敦煌莫高窟第257窟

◎“鹿王本生”说的是释迦牟尼前生是只九色鹿王，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却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莫高窟北魏、西魏时期的壁画，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现存较早的绘画作品。

从壁画所绘内容，可见北魏时期的建筑特色。

东汉文人刘熙在《释名》中解释：“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当时，床和榻的结构相似，只是大小高低有差别，床大而高，榻矮且窄小。魏晋时，人们仍然沿用汉代的床，此时的床兼有坐卧两种功能，不同款式的床还把两种功能分开，也有大小之别。如《晋书》中记载了一个叫陶淡的人，“好道养……设小床，常独坐，不与人共”。这种小床是自己一个人坐着用的。还有大床可以躺卧。《三国志·陈登传》记载，三国时，许汜说陈登有骄狂之气，因为陈登作为主人不招呼客人，“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那时代的床，由各种材料制成，有木床、石床、玉床、玳瑁床等，最常见的还是木床。

西晋和东晋，各留下了一个关于床的成语典故。西晋有“卫瓘抚床”，东晋有王羲之“坦腹东床”。

《晋书·卫瓘传》记载，晋惠帝为太子时，包括卫瓘在内的朝臣们都认为他为人天真，不能亲理政事，应该另立。卫瓘多次想上奏晋武帝废太子，但由于事关重大一直没能说出来。后来，皇帝和大臣们聚会宴饮，卫瓘假装醉了，跪在皇帝床前说：“我想上奏。”皇帝说：“你要说什么？”卫瓘三次欲言又止，后来只是用手抚摸着皇帝的床说：“这个座位可惜了！”皇帝知道是什么意思，故意装着不懂说：“你真是喝醉了吗？”从此，卫瓘不再说这事。虽然卫瓘并没有提废太子的事，但他流露出来的情绪还是得罪了时为太子妃、后来成为皇后的贾南风。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皇帝和群臣举行宴会喝酒，都是坐在床上，可见当时的床不是当代社会这种睡觉的床，更像是座椅，所以卫瓘感叹说“此座可惜”。

王羲之“坦腹东床”的故事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均有记载。据说，东晋太傅郗鉴在京口的时候，派门生送信给丞相王导，想在他家挑个女婿。王导对郗鉴派来的人说：“您到东厢房去，随意挑选吧。”门生去看了一圈，回去禀告郗鉴说：“王家的那些公子都值得夸奖，听说来挑女婿，就都拘谨起来，只有一位公子在东边床上袒胸露腹地躺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郗鉴回应：“就是他好！”一查访，原来那人就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后世人们把女婿称为东床，就来源于此。王羲之躺卧的床应该不是卧室的床，而是客厅的床，此床可坐可卧。

东汉末，由西域传来一种“胡床”，结构类似于今天的马扎，造型要更大一些，可张可合，张开就可以当坐具，合起来携带方便。《晋书·五行志》记载：“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可见当时的胡床已经很流行了，在各种场合都有使用。

高足椅子也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大统年间所绘壁画中，在窟顶北坡下有很多禅修人像，其中一位就坐在一张椅子上，椅子有四足，后有高靠背，两侧有扶手。这在魏晋之前的朝代是没有的。

还有一种束腰圆凳，称为筌蹄，因其形状类似捕鱼所用之筌。在敦煌莫高窟第275窟、云冈石窟第6窟中也有这种圆凳的造型。《南史》记载侯景篡位自立为皇帝，“头插象牙梳，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

魏晋时期的案，相当于现在的桌子。案的高度比汉代有所增加，种类也多样，有吃饭专用的食案、写字专用的书案、焚香专用的香案等。曹操在《上杂物疏》中有这样的记载，“御物三十种，有纯银参镂带漆画书案一枚”。还有“书台”一说。《东宫旧事》记载：“皇太子初拜，有柏书台。”这应该就是写字专用的桌子。

魏晋时，人们会在房间里放置帷幕，这不仅有装饰和避风的作用，还有分割空间、增加隐私性的功能。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刘邦赞扬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提到了帷。这也是成语“运筹帷幄”一词的出处。

☉宋☉佚名☉槐荫消夏图

◎谷仓罐，是一种陪葬用的明器。其罐上半部堆塑有阙楼屋盖及护食的飞鸟等；罐的肩部塑有不同形状的奔兽、龙虎、佛像等。罐腹内部可盛放粮食谷物等。谷仓罐的母形是汉代的五联罐。这种五联罐在东吴、西晋时发展成为谷仓。

左：三国·青瓷谷仓罐江苏省镇江博物馆藏

右：晋西晋·青釉人物楼阁谷仓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行

南朝梁代诗人沈约在《悲哉行》中有这样的诗句：“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也是“旅”“游”两个字最早组合在一起。出门在外，要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怎么吃饭，在什么地方住宿等。这些生活细节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

“马衰牛盛”

魏晋时代的一大特色，就是牛车“上位”，成为主流交通工具。而在此前的秦汉，乃至春秋时期，有身份的人出行基本上都是马车。所谓“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就是说有钱有地位的贵族乘马车出行，而没钱没地位的人走路出行。从周代起，经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中国古代的马车文化异常发达，马车种类复杂、名目繁多，使用马车的礼法也有严格的限制，不同地位的人使用相应规格的马车。不同规格的马车有着不同的标准，礼制对拉车的马匹的数量、构件的质地、车饰的图案、车盖的大小和用料都有严格规定。

马车不仅是日常生活出行的交通工具，还是一种作战装备。秦兵马俑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马拉的战车。到了汉代，士兵直接骑在马上，形成骑兵部队，战车就此从历史舞台上淡出。

古代社会，人们把马车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汉代车舆制度有这样的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所谓“贾人”，其实就是商人。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虽然有钱，但在汉代连乘坐“马车”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能乘坐牛车。那时候的下层社会，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晋书·舆服志》记载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

西汉初年，由于多年战乱，马的数量锐减，《史记》记载，当时就连皇帝汉高祖刘邦的马车都配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所以，有的文臣武将只能乘牛车。后来西汉国力提升，帝王将相才重新坐上马车。到了东汉末年，又是战乱纷起，牛车再次得到“重用”。史料记载，汉献帝在逃亡中，在没马车可坐的情况下，不得已也曾乘坐过牛车。可见当时牛车比较容易找。《晋书·舆服志》说牛车“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

牛车速度虽不及马车，但行驶颠簸小，乘坐相对舒适。然而牛车这一优点并不是其替代马车的主要原因，正如前文所讲，长期战乱导致马匹数量锐减，这是马车被牛车取代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社会风气变了。

学者刘增贵在《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一文中有这样的分析：东汉自光武倡名节之后，逐渐形成优美的士风。选举必采名誉，而名誉以“清”为最高标准，“羸车败马”是其特征。这些士人在入仕之后，仍保留了清俭之风，他们以乘坐简朴的牛车为荣，逐渐改变了社会风气，让牛车在魏晋时成为主流。

◎《归去来辞书画卷》中描绘陶渊明乘坐牛车出行的场景。

魏晋南北朝时的牛车，有车轮、车厢、车辕等，与马车基本一样。考古学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里，发现了不少作为明器的陶牛车。从这些陶制品推断，牛车的一些设计有利于其长途跋涉。比如，牛车四面设蔽，上覆车篷，有的两面开窗，有的前开窗、后开户。车篷可以防雨、防晒，一般都是细竹编织的席蓬，其骨架被称为隆缰。

魏晋时，乘坐牛车也有上下等级之分。从西晋开始，牛车已经制度化地出现在皇帝车驾中了。据《晋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皇帝车驾中的画轮车、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等都是牛车。有一种牛车用闪亮的云母装饰，又称“云母车”。这种车用八头牛拉动，带着精巧装饰的屏障，是当时的“豪车”。如果位及三公，可以乘坐四头牛拉的“皂轮车”。到南北朝时，牛车更是达到鼎盛。北魏皇帝出行乘坐的大楼车，要十二头牛来拉。

当时的高等牛车，主要有“偏幰牛车”和“通幰牛车”两种。“偏幰”，即牛车的帷帐只遮住车的前半部；“通幰”，即用帷帐把牛车全部遮住。这种通幰牛车见于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该车双辕双轮，车厢形似太师椅，有卷席篷顶，上面覆盖一张大帷帐。牛车的帷帐上还可以绣上各种图案，饰以垂缀丝穗，极尽奢华之能事。除这两种高等牛车外，考古资料中还常见一种立棚但不施幰的牛车，为一般官吏或地主所乘坐。民间所用牛车，多是无篷的“柴车”。

◎西晋灰陶牛拉车俑

◎木制牛拉车

◎西汉绿釉骑马俑

☉东汉·墓室壁画《出行图》

西晋大臣王济，出身望族，据说他不仅善解马性，也是爱牛一族。他有一头宠牛取名“八百里驳”。为了让牛显得漂亮，他还将马的装饰扮在牛的身上，“常莹其蹄角”。当时的官员潘岳（著名的美男子），曾写过一首打油诗《阁道谣》，把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比作一头“大牛”，诗云：“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意思是，山涛好比阁道东的大牛，王济像鞅一样在牛身前，裴楷像鞧一样在牛身后，和峤则在一旁局促不安。鞅和鞧都是牛身上的驾具，在此设喻朝中大官，可见当时的贵族大臣对牛车很熟悉。

魏晋时当然也有马车，其中一种名为轺车，是一种四周敞露透风的轻便马车。秦汉时，轺车是为地位高的人出行开道用的引路车，是给中下级官员用的。到了魏晋，社会风气变了，轺车也成了高级官员的出行工具。西晋傅玄在《傅子》里记载，“汉世贱轺车，而今贵之”。《世说新语》里说，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做尚书令时，有一天坐着轺车出行，路过黄公酒垆，想起当年和嵇康、阮籍喝酒的日子，感叹道，“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还坐“鹿车”。《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这种鹿车，用的是鹿拉车，汉代应劭所著《风俗通义》记载：“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

西晋皇帝晋武帝司马炎还乘坐过“羊车”。这种羊车纯属皇宫内的娱乐。据《晋书》记载，晋武帝发动渡江作战，灭掉东吴统一天下，也把东吴宫里的妃子统一收编到自己的后宫，以至于宫中有近万人之多。司马炎同时宠爱的妃子又有很多，因此，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就成为一个选择的难题。后来他索性把选择权交给拉车的羊，自己坐着羊车，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有的宫中妃子就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用这样的办法吸引羊车来到自己的宫门口。这也是成语“羊车望幸”的出处。

◎ 01 　《出行图》

02 　《驭驰图》

03 　《并驰图》

04 　《射猎图》

来源：甘肃高台魏晋墓葬壁画砖

关于晋武帝坐羊车的记述，也有人提出质疑。明末清初学者褚人获在其著作《坚瓠集》中考证了这一说法，他认为，所谓羊车其实还是马车，拉车的是一种特殊的矮马，名为“果下马”。相比之下，“羊性狠劣，实不能驾车”。根据《隋书·舆服志》记载，所谓羊车，又名“辇车”，是皇帝专用的一种车驾，其结构形状如同马拉的轺车，并加以金宝装饰，围上高级帷幔，这种车的动力来自果下马。果下马是一种矮马，其大如羊，有记载称骑上它能在果树下行走，因此得名。这是中国最早被驯化的马种之一，西汉时即有文字记载。因此，它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西晋的皇宫之中。当时，和这种矮马拉的“羊车”相配的驾车者也都选十四五岁的少年，名为“羊车小史”。因此，褚人获得出结论，晋武帝所乘“羊车”，并不是真的以羊驾车，而所谓的“插竹洒盐”，其实是后人附会的故事罢了。

旅途中的食与宿

魏晋时，那些长途旅行的人要解决住宿问题，有三个选择：一是官办的驿亭传舍，二是民间私人经营的逆旅，三是寺庙僧院。

秦统一天下之时，便创立了全国统一的邮驿制度。汉高祖刘邦就曾在秦时担任亭长。到了汉代，政府设置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交通大道上三十里一驿，驿设置传舍。魏晋延续了这种驿亭传舍的制度。这种机构专门服务于朝廷公务出行的人士，如来往于各地之间的信使，朝廷派出或者召回的官员，各国的使节等。驿站不仅为住宿的人提供食宿，还为马匹提供饲料。驿站还养着马匹，供信使使用。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在洛阳城中设立了“四夷馆”，相当于国家宾馆，招待外国使节。

千年前驿站已在历史中消散，如今只能在考古遗迹中发现一些过往的记忆。在嘉峪关以东酒泉以西的新城地区，茫茫的戈壁滩上，约13万平方米的地下，有1400余座魏晋时期的墓葬群。1972年起，考古学家们陆续发掘清理出8座大型古墓，从中发现700余幅彩绘壁砖画，描绘了距今1600多年前魏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地的陈列馆中，有许多魏晋时期的文物，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驿使图》壁画砖，中国邮政的标志即来源于此。

这种官办驿站由于费用由政府负担，一些官员就会想办法从中捞好处，从而影响了驿站的正常运转。为了能在驿站享受更多的“招待费用”，这些官员往往“恐吓传邮”以达到目的，致使驿站不堪重负。《南齐书》（卷四十）描述这些官员“暮宿村县，威福便行”，说他们一到驿站投宿，就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为了改变驿站这种混乱的状况，有些地方官员也曾下大力气整顿，在短时期内也有好的效果。《南史》记载，南齐官员范云在管辖境内“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他干脆把驿站取消了，并因此被老百姓称为“神明”。

驿站管理的难题也折射出官办产业的困难不仅仅是当今世界的难题，在古代也是难题。与此相对的就是民间私营的“逆旅”，相当于现在大街小巷的旅馆酒店。《晋书·潘岳传》中记载了一篇潘岳的文章，即《上客舍议》，这是一篇了解魏晋时民间旅店业状况的重要文献。潘岳在文中介绍了当时民间私营旅店的各个方面，包括住宿、餐饮、安全等内容。

当时，有官员认为，私营旅店的兴起不仅会破坏以农为本的社会根基，而且还藏纳犯罪分子，败坏社会风气，所以，应该全面禁止，并将其收归官营，政府可以派人管理所有旅店，按照住宿房间收费。关于这种对旅店实行“国有化”建议，潘岳予以彻底否定，写下了这篇《上客舍议》，其中谈到了民间私营旅店的种种好处。“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不论是出行的人，还是开旅馆的人，都能从这一行业中得到好处，乃是“双赢”。

当时的民间旅馆，“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所谓温庐，就是带取暖设施的房间，可见当时的旅馆主人很注重客户体验。这些旅馆不仅在冬天提供取暖服务，在夏天还会营造阴凉的环境。他们在为旅客提供食宿服务的同时，还为旅客带来的牲畜（牛马等）提供饲料，并为旅客提供各种生活用具。

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看，“劫盗皆起于迥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轨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就是说，这些私营旅馆实际上对社会治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而是那些没有人烟的地方更容易有盗匪之患。

从潘岳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这些旅馆的营业时间比较灵活。旅客不论是投宿，还是离开，早晚都有接待。而且，当时旅店业已经兴旺起来，“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交通发达的路边，靠近都城的地方，逆旅的分布已经比较稠密了。

潘岳还在文中批评了权力对市场的干涉。“今贱吏疲人，独专樆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这种朴素的市场经济思想值得充分肯定。即便在当时，潘岳的观点也很有说服力，所以后来“朝廷从之”。可以说，潘岳对当时民间旅馆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到了南北朝，由于佛教盛行，寺院也多了起来。这些寺院是出家人修行之所，对外出的人来说，也是可以借宿的地方，绝大多数寺院对此并不排斥。

人们出门在外，路上怎么吃饭？可以吃自带的干粮，也可以在路上找卖食品的地方吃饭。上文中说到当时有旅馆，即逆旅，可以为旅客提供食品。事实上，许多人都自带干粮。《晋书》中记载了魏郡黎阳（今属河南浚县）人桑虞的故事。桑虞曾经外出寄宿于旅馆，一起投宿的人丢了自己携带的肉干，就怀疑是桑虞偷了。桑虞也不解释，以自己的外套做抵偿。旅馆的主人说：“这个客房以前数次丢失鸡鸭鱼肉，多是狐狸偷走了，你怎么能怀疑是人偷的呢？”于是，他带着失主去后山寻找，果然找到了丢失的肉干。失主要还给桑虞衣服，桑虞不接受。可见，当时许多人出门会自带肉干作为干粮。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人们外出，携带的干粮有肉脯、鱼干、锅巴、面饼、糗等。这些干粮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易腐坏，适合长途旅行。糗为炒熟的米、麦等谷物，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旅途食品。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中就有“峙乃糗粮”的记载。这种食品便于携带，无火也可就食，适合旅途充饥。

除了自己携带的粮食，人们外出也可以在途中客舍解决吃饭问题。《晋书》中记载，在八王之乱中，晋惠帝于逃亡途中在“道中客舍”吃饭，吃的伙食为“粇米饭”“燥蒜盐豉”“粗米饭”“蒸鸡”等。

普通平民出行住逆旅，可以花钱吃饭，甚至可以自己做饭。前文提到的《上客舍议》中有“告籴炊爨”的记载，即旅店向住店客人提供粮食和炊灶用具，客人可以自己烧火做饭。《晋书》（卷九十）中记载了一个叫胡威的人在回家探亲的路上到客舍吃饭的情景，“每至客舍，躬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侣进道。”胡威赶驴出行，到了旅店自己烧柴做饭吃。

客舍之外，还有旅途中的各类饮食店。《三国志》（卷二十九）记载，华佗四处行医，有时就只能在路上吃饭，“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当时的“饼”是面食品的统称，其中的“蒜齑大酢”应该是调味品。

纵情山水，游历四方

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阶层漫游山川蔚然成风。参与人数之多，探寻范围之大，超越之前的历朝历代。他们在游历山川之余，还留下了许多文字作品。比较著名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吴均的《与宋元思书》、谢灵运的《游名山记》、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等。

这一时期兴起的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画也涌现出很多名作。如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庐山图》，东晋画家戴逵《吴溪山邑居图》，南朝宋画家宗炳《秋山图》等。可惜的是，这些画作均已失传，只有史料记载其曾存于世。《庐山图》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幅山水画，对后世山水画的创作影响极大。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顾恺之还创作了《雪霁望五老峰》《山水图》等，因此被称为中国山水画鼻祖。另一位宗炳，其《画山水序》虽篇幅不长，却是中国山水画论的开端，在绘画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画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以为游山玩水只是文人的乐趣，那就失之偏颇了。西晋大将羊祜，也喜欢山水之游。《晋书》中记载：“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他登临山顶，感慨古来贤人志士都随风散去，而青山依旧在，不禁伤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异域僧侣来华传播宗教的高峰期，所以也有很多僧侣行走于中国大地上。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就是其中的知名人士。同时，也有中国人前往西方求取佛经，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法号“八戒”）、东晋名僧法显等人，远赴佛教发源之地，精修佛学，成为一代宗师。

佛教之外，那个时期中国本土的宗教人士，也在云游中寻找成仙得道的路径。著名的有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南朝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天师道道士陆修静等。他们都曾云游八方，见闻广博，阅历丰富。特别是葛洪，他为了搜集秘籍方术而广游大江南北，遍访名士。他也是一名炼丹家、医药学家，所著的《抱朴子》是中国道教的奠基作之一。

如果说山水之游是在陆地上探索大自然，那么出海巡游就扩大了这种探索的维度。《三国志》（卷四十七）记载，三国时东吴孙权还曾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军队出海，一直到夷洲（即今台湾）。当时，北到辽东半岛，南至南洋诸国，都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约在东吴黄武五年（226年，一说是230年），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他们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诸国，是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当时的造船技术也很发达，为航海创造了物质条件，可造五层舰船，名为“楼船”，其形状“望之如山”。

回国后，朱应写下了《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一作《吴时外国志》或《扶南记》《扶南传》），这两册书虽然已失传，但部分文字章节被后世史书所记载，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水经注》《艺文类聚》《梁书》《通典》《太平御览》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这次航行比后来的郑和下西洋（首航于1405年）早了近1200年。

◎《归去来辞书画卷》中处于山水之间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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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孔方兄”：魏晋货币演变历程

The Evolution of Currenc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杜篆之　text: Du Zhuanzh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被人看作“财迷”。《晋书》中说他“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像王戎这样“爱钱”的做派，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其实并不鲜见。西晋时，文人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讥讽拜金的社会风气，颇为愤世嫉俗。文中有“亲爱如兄，字曰‘孔方’”的句子，后人遂用“孔方兄”指代钱财。那么，在竹林七贤活动的魏晋时期，人们手里的“孔方兄”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汉代五铢钱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终结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历史长达七百余年。五铢钱流通地域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货币史乃至世界货币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五铢钱是一种以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

“铢”是中国古代一种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另有其他说法，标准不一）。虽然五铢钱品种多，有些品种的重量参差不齐，但其形状都是统一的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圆地方。这也奠定了中国硬通货铸币圆形方孔的传统。

这种铜钱的币面上铸有“五铢”字样。与五铢钱同属货币的黄金，在汉代是作为大宗交易的货币，也被皇帝作赏赐之用。

在魏晋时期，贵族富豪多将黄金打造为器物首饰，作为“固定资产”。所以，这一时期的黄金基本退出流通领域。有学者指出，在史籍记载中，魏晋时所谓的“金”，大多是指铜。

◎汉代五铢钱

◎西汉五铢钱正面

◎西汉五铢钱背面

◎西汉柿子金

曹魏五铢钱

东汉末年，权臣董卓大量铸造重量在1克左右的小钱，导致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严重。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担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执掌朝廷大权。为了平抑物价，曹操重新启用足值五铢钱，市场迅速稳定下来。

曹操去世后，其子曹丕废汉帝登基建立魏国，于黄初二年（221年），又废除五铢钱，以谷、帛为货币。这是因为当时物资匮乏，农业产量不足，导致农作物和丝织品成了硬通货。曹丕在位七年去世，魏明帝曹叡登基，取消了以谷、帛为货币的政策，重新启用五铢钱。

曹魏五铢钱重3.4克，属于标准五铢钱，其边轮压住“五”“铢”两个字的四个边角，铜钱的整体风格与东汉五铢一脉相承。这种足值足量的货币对曹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且一直延用到晋代。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的钱应该也是以曹魏五铢钱为主。曹魏时期发行过一种带记号的“两柱五铢钱”，币面上下有两个星点，故称“两柱”。之前人们以为这种钱币为南梁元帝所铸，近年考古发掘的研究显示，这种铜钱应该是曹魏时期所铸。

◎曹魏两枚五铢钱

◎曹魏五铢钱正面

◎曹魏五铢钱背面

◎曹魏五铢大样一组四枚

刘蜀五铢钱

三国鼎立时期，刘备掌控蜀地。建安十九年（214年），为了管理混乱的区域财政，刘备废除五铢，发行了新货币——直百五铢钱。“直”为“值”的通假字，意即一枚这种钱币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

这是一种变相的货币增发，在短期内缓解了刘蜀政权的财政困局。直百五铢币面有铸字“直百五铢”，大多数为光背，有的品种背面有“为”字，这是“犍为郡”所铸钱币的标记。初期所铸的直百五铢虽不是足值货币，但是大且厚重，后来越铸越轻薄。

蜀国后期，出了一种缺斤短两的品种，名为“直百钱”。币面上“直百”二字横读，是一种小钱，可能是因为铸造量大，所以存世较多。

◎刘蜀直百五铢

◎背面有“为”字的刘蜀直百五铢

◎刘蜀直百五铢中缺斤短两的品种

◎刘蜀直百五铢正面

◎刘蜀直百五铢背面

孙吴大泉钱币

三国鼎立时期，孙吴政权也奉行货币超发政策。孙权在当政早期的嘉禾五年（236年），即铸造“大泉五百”钱币。一枚大泉五百相当于五百枚五铢钱，是一种严重不足值的货币，所以民间对此并不买账，流通不广。

两年后，赤乌元年（238年），孙权政府又铸造了面值更大的“大泉当千”钱币，一枚当一千枚五铢钱。这种钱币因严重不足值而遭到民众抵制，也引起了大规模的私铸盗铸行为，故今天出土了很多小如西汉五铢的大泉当千。

尽管不断遭到抵制，但孙吴政权迫于财政压力，此后又铸造了币值不断升高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在货币贬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东吴发行的货币面值大，重量比较重，尺寸也比较宽，东晋人形象地称其为“比轮”，喻指其简直就是车轮啊。大泉五千由于存世罕见，在后世的钱币收藏家看来都是珍品。

◎孙吴大泉五百

◎孙吴大泉当千

◎孙吴大泉二千

西晋益州五铢钱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和东晋有个特殊的货币现象，那就是官方没有铸造钱币。《晋书·食货志》云：“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这说明，晋代在流通领域内沿用前朝货币，也侧面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非常萧条。

由于货币供应量不足，民间就大量使用替代货币，谷物、布帛就是重要的替代货币。当时大臣发薪，经常是发布帛。东晋权臣桓温，一次就得到皇帝赏赐布帛三十万匹。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有“悬丝尚书”的美誉，就是因为封存了别人送来的丝织品。这种丝绸在当时可是不折不扣的“硬通货”，送它就跟送钱一样，没什么区别。

在北方地区，民间大量使用布匹作为货币。买卖东西或者其他交易，用多少就裁多少。而在东晋统治的南方，时称“用谷之地”，即用粮食当货币。

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在西晋早期墓葬窖藏中发现了一种小型内外郭五铢钱。有学者认为，这种钱币可能是在晋武帝平蜀后，益州刺史王濬在任时铸造，铸造年代大约在273年到280年之间。其铸币的背景是，晋武帝计划攻打东吴统一全国，因此在蜀地进行军事准备，大量建造战船，此时铸币可以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按照这种说法，这也许是西晋官方铸造的唯一一种货币。这种五铢钱铸造于四川益州，铜质赭黑，背面常带阴刻。

◎西晋益州五铢钱

东晋沈郎钱

东晋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有名的私人货币“沈郎钱”。铸钱者是江南士族出身的沈充，他在东晋孝元帝时期（约318~322年）铸造了“沈充五铢”钱，其又称“沈郎五铢”，民间称“小五铢”或“沈郎钱”。这种铜钱铜质青白，铸有文字“五朱”二字，横读。其铸造质量比较差，掺杂的锡过多，导致铜色发白，铜钱直径1.9厘米，重约1克多。

这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独家货币。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沈充跟着大将军王敦造反，东晋朝廷以三千户侯悬赏沈充首级。王敦病死，造反失败后，沈充也被杀。“沈郎钱”后来出名，与后世诗人们屡屡在诗作中引用它有很大关系。

在这些诗词作品中，“沈郎钱”既可以直接用典，又可用来代指榆树的榆荚。榆荚形状颇似铜钱，民间称之为“榆钱”，其到了诗人笔下，就成了“沈郎钱”。如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江东》诗中写道：“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李贺在《残丝曲》中云：“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

◎东晋沈郎钱

◎西汉“五铢”阴文铜范：西汉时铸造五铢钱币所用的铸具。该阴文铜范长285毫米，宽80毫米，现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18

魏晋时代的女人们

Wome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文　杜篆之、景胜　text: Du Zhuanzhi & Jing Sheng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女性，魏晋时期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大抵都是男人的风度，但其中也有女性角色登场。在竹林七贤的很多逸事中，都有女性参与。如山涛之妻偷窥丈夫和嵇康、阮籍的交往，王戎之妻留下“卿卿我我”的典故，刘伶妻子劝刘伶戒酒等。这些故事不仅表现了名士的生活状态，也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处境。除竹林七贤的家室之外，魏晋时期的女性还有很多故事可讲。

“神情散朗”的才女

谢道韫是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东晋著名才女。她出身名门望族，是安西将军谢奕的女儿，名士谢安的侄女，后嫁给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子王凝之。

《晋书》中记载，一冬日下雪天，谢安跟子侄辈讲解诗文。谢安问：“这纷纷扬扬的大雪像什么呢？”谢安侄子谢朗说：“好像把盐撒在空中。”谢道韫则说：“还不如比作柳絮随风飞舞。”谢安听了很高兴。这也是成语“咏絮之才”的出处，用以称赞那些在诗文创作方面有才华的女子。

（谢道韫）聪识有才辩。

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

佳？』道韫称：

『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安谓有雅人深致。又尝内集，

俄而雪骤下，安曰：

『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

『散盐空中差可拟。』

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安大悦。

《晋书》卷九十六

有一次，王凝之的弟弟王献之在厅堂上与客人谈玄论道，辩论不过对方。他们说话的内容被谢道韫听到了，她很为小叔子着急，想帮他一下，于是派婢女告诉王献之要为他解围。由于当时“男女授受不亲”，贵族主妇不能和访客面谈，谢道韫就让婢女在门前挂上幔帐，遮掩自己，然后就王献之刚才的议题与对方展开辩论。她辩才通达，针锋相对，不落下风。

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

词理将屈，

道韫遣婢白献之曰：

『欲为小郎解围。』

乃施青绫步鄣自蔽，

申献之前议，

客不能屈。

《晋书》卷九十六

谢玄非常推崇自己的姐姐谢道韫，张玄常常称赞自己的妹妹张彤云，两女的才华被认为旗鼓相当。有个尼姑叫济尼，和张谢两家都有交往，别人问她这两个人的高下。她回答说：“王夫人（谢道韫）神态爽朗、风度潇洒，确实有隐士的风采和气度；顾家媳妇（张彤云）心地清纯、洁白光润，也是妇女中的佼佼者。”这番评论非常高明，表面上把两人都称道一番，实则暗示谢道韫的气度更胜一筹。

谢遏绝重其姊，

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

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

人间其优劣。答曰：

『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风气；

顾家妇清心玉映，

自是闺房之秀。』

《世说新语·贤媛》

谢道韫有文学作品传世。《艺文类聚》保存其《登山》（又名《泰山吟》）和《拟嵇中散咏松》两首诗。《全晋文》收其《论语赞》。谢道韫不仅有才学，还有胆识。孙恩之乱时，其丈夫王凝之为会稽内史，由于守备不力，出逃被抓，后被杀害，其子女也都遇害。谢道韫得到消息后，强忍悲痛，听闻敌至，镇定应对，和婢女一起拿刀出门，杀敌数人才被抓。孙恩也感其节义与胆识，没有加害她和她的外孙。

（谢道韫）及遭孙恩之难，

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

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

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

其外孙刘涛时年数岁，

贼又欲害之，道韫曰：

『事在王门，何关他族？

必其如此，宁先见杀。』

恩虽毒虐，为之改容，

乃不害涛。

《晋书》卷九十六

明达通理的妻子

《世说新语》中专设章节《贤媛》，记录那些有德行、有才智的女子言行，其中很多是魏晋女子。以下摘录几个为人妻子的故事。

许允的妻子是卫尉卿阮共的女儿，阮德如的妹妹，长相很丑。新婚行完交拜礼，许允不想进新房，家里人十分担忧。正好有位客人来看望许允，新娘便叫婢女去打听是谁，婢女回报说：“是桓郎。”就是桓范。新娘说：“不用担心，桓氏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既然嫁个丑女给你，必有一定原因，你应该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许允便转身进入新房。他见了新娘，即刻就想退出。新娘料定他这一走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就拉住他的衣襟让他留下。许允问她说：“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的哪几种？”新娘说：“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罢了。可是读书人应该有各种好的品行，您有几种？”许允说：“我样样都有。”新娘反问：“各种好品行里头首要的是德，可是您爱色不爱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许允听了，脸有愧色，从此夫妇互相敬重。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

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

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

『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

妇云：『无忧，桓必劝入。』

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

故当有意，卿宜察之。』

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

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

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

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

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

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

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世说新语·贤媛》

许允担任吏部郎的时候，大多任用他的同乡。魏明帝知道后，就派虎贲卫队去逮捕他。许允的妻子跟出来，跟他说：“对英明的君主只可以用道理去取胜，很难用感情去求告。”押到后，明帝审查追究他。许允回答说：“孔子说‘提拔你所了解的人’，臣的同乡，就是臣所了解的人。陛下可以审查、核实他们是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受应得的罪。”皇帝核验后，发现各个职位都用人得当，于是就释放了他。许允穿的衣服破旧，明帝还赏赐新衣服给他。起初，许允被逮捕时，全家都哭了起来，他妻子阮氏却神态自若，说：“不要担心，不久就会回来。”还煮了一锅小米粥等着他。果然，许允很快就平安回来了。

许允后被晋景王司马师杀害了，他的门生跑进来告诉许妻阮氏。阮氏当时正在织机上织布，听到消息，神色不变，说：“早就知道会这样。”门生想把许允的儿子藏起来，许允妻子说：“不关孩子们的事。”后来全家搬到许允的墓地附近住，司马师派钟会去看他们，并对钟会说，如果这些儿子的才能品藻比得上他父亲，就逮捕他们。许允的儿子们和母亲商量，母亲说：“你们虽然都不错，可是才能有限，和他说话的时候想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按当时的礼节，慰问死者家属时当哭泣，阮氏还指导儿子：“不必过度哀伤，钟会不哭了，你们就不哭，还可以多少问点朝廷的事。”儿子们照母亲的吩咐去做。钟会回去后，把情况向司马师汇报，许允的儿子们果然免于被加祸。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

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

『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

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

『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

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

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

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

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

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

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

『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

『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

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

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

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

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世说新语·贤媛》

谢安的妻子刘氏也是一个有雅量的女人。有一次，刘氏挂起帷幕围着众婢女，叫她们在自己面前表演歌舞，也让谢安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了帷幕。谢安要求再打开帷幕，继续看歌舞表演，却被夫人拒绝了。刘氏解释说：“这样恐怕会损害你的美德。”

谢公夫人帏诸婢，

使在前作伎，

使太傅暂见，

便下帏。

太傅索更开，

夫人云：

『恐伤盛德。』

《世说新语·贤媛》

《世说新语》中还有一个章节《惑溺》，所讲的逸事与《贤媛》大相径庭。比如，东晋丞相王导，宠幸一个姓雷的妾。这个雷氏就不是有贤德的女子，她不仅干预朝政，还收受贿赂，朝廷官员蔡谟戏称她为“雷尚书”。“尚书”在朝廷里也是高职，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

颇预政事，纳货。

蔡公谓之雷尚书。

《世说新语·惑溺》

德识兼备的母亲

春秋时期即有“孟母择邻而居”的故事，在魏晋时期，像这样有见识、善于教育子女的母亲也有记载。

曹魏时期，杜有道的妻子严宪十八岁守寡，独自抚养一儿一女。后来，她把女儿嫁给了傅玄。这事让族人议论纷纷。因为当时司马懿装病在家，曹爽气焰正旺，而曹爽的党羽何晏又是傅玄的死对头。傅玄受何晏压迫，没人敢跟他通婚。族人都认为，傅玄处境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杀掉，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呢。严宪却表示，何晏等人骄傲大意，必将失败，司马太傅（司马懿）不过是一时示弱，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很难预料，但傅玄一定会没事的。结果，后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夺取政权，曹爽、何晏等都被杀。一切都在严宪预料之中。严宪挑选的女婿傅玄为人刚劲亮直，也是西晋有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严宪的儿子杜植成年后入仕，做过南安太守。

杜有道妻严氏，字宪，京兆人也。贞淑有识量。

年十三，适于杜氏，十八而嫠居。

子植、女韡并孤藐，宪虽少，誓不改节，

抚育二子，教以礼度，植遂显名于时，韡亦有淑德，

传玄求为继室，宪便许之。

时玄与何晏、邓扬不穆，晏等每欲害之，

时人莫肯共婚。及宪许玄，内外以为忧惧。

或曰：『何、邓执权，必为玄害，

亦由排山压卵，以汤沃雪耳，奈何与之为亲？』

宪曰：『尔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骄移，必当自败，

司马太傅兽睡耳，吾恐卵破雪销，行自有在。』

遂与玄为婚。晏等寻亦为宣帝所诛。植后为南安太守。

《晋书》卷九十六

严宪不仅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教育亲族的后辈。她儿子杜植的堂兄杜预做秦州刺史，被诬陷后征召回京，严宪写信给杜预，告诫他：“有谚语说，忍辱能做到三公。你现在可以说已经经历受辱了，要能忍耐，以后一定能位至三公。”杜预后来果然做到了“仪同三司”的高位。其女婿傅玄前妻生的儿子傅咸年仅六岁，曾经跟他继母看望严宪，严宪对傅咸说：“你是一匹千里马，一定会成大器。”于是就把她妹妹的女儿嫁给他。傅咸后来也成为闻名海内的人物。严宪看人的鉴识和眼光就是这么犀利！她在六十六岁时去世。

植从兄预为秦州刺史，被诬，征还，

宪与预书戒之曰：『谚云忍辱至三公。

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预后果为仪同三司。

玄前妻子咸年六岁，尝随其继母省宪，

谓咸曰：『汝千里驹也，必当远至。』

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后亦有名于海内。

其知人之鉴如此。年六十六卒。

《晋书》卷九十六

再说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她虽然生活困难，但在教育孩子方面一点儿都不含糊。陶侃年轻的时候，做监管河道及渔业的官吏。他曾经派官府里的人把一陶罐鱼制品（腌鱼、鱼干之类）送给母亲。陶侃的母亲将送来的东西封好，交还给来人，还写了一封信责备陶侃。她在信中写道：“你身为官吏，以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只会增加我的忧虑。”陶侃后来取得不凡的功绩，恐怕与母亲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陶公少时

作鱼梁吏，

尝以坩鲊饷母，

母封鲊付使，

反书责侃曰：

『汝为吏，

以官物见饷，

非唯不益，

乃增吾忧也。』

《世说新语·贤媛》

《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陶侃母亲湛氏的另外一件事，讲她如何帮助陶侃赢得声誉。话说陶侃有个同郡人叫范逵，此人颇有名望，被举荐为孝廉。有一次他到陶侃家住宿。当时，满地冰雪已经很多天了，陶侃家一无所有。偏偏范逵还带来了很多车马仆从，怎么招待范逵是个难题。但湛氏对陶侃说：“你只管到外面留下客人，我自己来想办法。”湛氏头发很长，她剪下来做了假发，换到几担米。又把每根柱子都削了一半当柴烧，把草垫子都剁了做草料喂客人的马。傍晚时分，陶侃家摆上了精美的饮食招待范逵，也不忘招呼他的随从。范逵既赞赏陶侃的睿智和口才，又感谢他的盛情款待。次日早晨，范逵告辞，陶侃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了百里之地。范逵说：“路已经很远了，你该回去了。”陶侃还是不肯回去。范逵又说：“你回家吧。我到了京都洛阳，见到别的朋友，一定给你美言一番。”陶侃这才回去。范逵到了洛阳，就在羊晫、顾荣等人跟前称赞陶侃，使陶侃在士林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名声。这对陶侃后来入仕很有帮助。

☉东晋☉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宋摹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列女仁智图》为顾恺之据汉代的名儒家学者刘向所写《列女传·仁智卷》中的列女故事，绘制的15个烈女传人物故事。列女仁智，即指富有贤德智慧的妇女。现存残本只有“楚武邓曼”“许穆夫人”“曹僖氏妻”“孙叔敖母”“晋伯宗妻”“灵公夫人”“晋羊叔姬”七个故事保存完好。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

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

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

而逵马仆甚多。侃母语侃曰：

『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

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

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茬以为马草。

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

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

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

『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

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世说新语·贤媛》

生杀予夺的女人

魏晋时期的社会男尊女卑，即使同为女性，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一方也可能对另一方有生杀大权。《晋书》中记载，司马懿和曹爽辅佐朝政时，自己装病用“假痴不癫”之计迷惑曹爽。有一天下雨，司马懿顾念晾晒在外的书籍，忘了装病，自己跑出来收书，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知道后，为防止消息走漏，竟然亲自将婢女杀死。

宣帝初辞魏武之命，

托以风痹，

尝暴书，遇暴雨，

不觉自起收之。

家惟有一婢见之，

后乃恐事泄致祸，

遂手杀之以灭口，

而亲自执爨。

帝由是重之。

《晋书》卷三十一

东晋时，大将桓温平定了蜀地，娶了李势的妹妹做妾，很宠爱她，瞒着老婆把她安置在自己书斋后边。桓温老婆是晋明帝的女儿，尊贵的公主。当她知道这事之后，就带着几十个婢女提着刀来杀李氏。当时，李氏正在梳头，头发垂下来铺到地上，肤如白玉。面对气势汹汹的公主，她神色镇定，从容不迫地说：“我国破家亡，并不是情愿到这里。今天如果能被杀而死，这倒是我的心愿。”桓温夫人闻言而惭，就退出去了。当时要不是李氏应对得当，很可能遭遇杀身之祸。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

甚有宠，常著斋后。

主始不知，既闻，

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

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

肤色玉曜，不为动容。

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

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主惭而退。

《晋书》卷三十一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来自古籍《妒记》。其中记载，桓温夫人后来把刀扔到地上，上前抱住李氏，并说，“你这样子，我看见都觉得令人怜惜，何况桓温这个老家伙。”从此善待李氏。这也是成语“我见犹怜”的出处。

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

郡主凶妒，不即知之，

后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

见李在窗梳头，

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

神色闲正，辞甚凄婉。

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

『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

遂善之。

南朝刘宋时人虞通之《妒记》

东晋大臣王导的夫人曹氏也有过追查丈夫藏妾的故事。她无意中得知王导在外藏妾，而且育有子女，不禁大怒，当即率领二十个人，拿着菜刀就找过去。王导得知消息，惊慌失措，立即驾车前往阻拦，路上嫌牛跑得慢，左手扶着车上的围栏，右手倒拿着拂尘，用手柄帮着赶车人打牛，一路飞奔，这才及时赶到。王导赶牛，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魏晋风度”的一个特例？

曹氏闻惊愕，大恚，

不能自忍，

乃命车驾将黄门

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刀，自出寻讨。

王公亦遽命驾，

飞辔出门。

犹患牛迟，

乃左手攀车阑，

右手捉麈尾，

以柄助御者打牛，

狼狈奔驰，

方得先至。

《妒记》

西晋的女性之中，也有以妒忌和暴戾而“闻名”的。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贾南风为西晋大臣贾充的女儿，貌丑而性妒，在她还是太子妃的时候，就曾用兵器戟击打其他怀孕妃嫔，致使她们流产。当上皇后之后，由于晋惠帝懦弱，贾南风专权多年，其间杀害大臣，逼害储君，是西晋时期“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之一。

妃（贾南风）性酷虐，尝手杀数人。

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

帝闻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将废之。

充华赵粲从容言曰：

『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

长自当差。愿陛下察之。』

其后杨珧亦为之言曰：

『陛下忘贾公闾耶？』

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废。

《晋书》卷三十一

根据史书记载，贾南风专权后，不仅与太医令程据私通，还经常派人在路上猎寻男子。曾有一小吏，突然有了很多华贵衣服，人们怀疑他偷窃，就审问他。据他供述，他是被一个老妇人骗上车，然后来到一个华贵之所，洗澡、换衣、吃饭之后，见到一个三十五六的贵妇，个子不高，皮肤发黑，眉后有痣，两人同睡数日，贵妇送给他这些物品。知情者明白，这个贵妇就是贾南风。这个小吏是幸运的，这样被诱来的人多数都被害死，他因为得到贾南风喜欢，才得以安全出来。

后（贾南风）遂荒淫放恣，

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

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

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

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

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

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

说家有疾病，

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

欲暂相烦，必有重报。

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

行可十馀里，过六七门限，

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

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

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

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

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

见留数夕，共寝欢宴。

临出赠此众物。』

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

惭笑而去，尉亦解意。

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

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晋书》卷三十一

《晋书》中这些文字，对贾南风本人多有贬谪。但是，对贾南风在其掌权八年期间的朝政，史书上却描述为“海内晏然”。在西晋历史上，除开国皇帝晋武帝临朝之外，这是一段难得的稳定时期。贾南风的凶残手段针对的，基本都是对其地位有威胁的政治对手，尤其是西晋皇族。随后的“八王之乱”，才将西晋百姓拖入灾难的深渊。

魏晋时期的爱情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韩寿偷香”的故事，故事的男主角是韩寿，女主角则是大臣贾充的女儿。韩寿相貌堂堂，贾充把他招致麾下做属官。贾充宴请宾客的时候，他女儿从窗外向里偷偷张望，看到韩寿这个大帅哥，就悄悄喜欢上了他。少女怀春藏不住，就在咏唱中表露出来，她的婢女都知道了。后来，婢女到韩寿家里去，把这些情况都说了出来，并称赞贾女非常美貌。韩寿知道后，意动神摇，就托这个婢女暗中传递音信，约定日期到贾女闺房见面。

到了约好的日子，韩寿如约行动。他身手矫健，翻墙进贾家，没有人觉察。只有贾充发觉女儿此后有些变化，她变得特别用心打扮，而且很欢畅的样子，和平常不一样。

后来，贾充会见下属，韩寿也在场，他闻到韩寿身上散发着奇异的香味，并闻出这是外国向皇帝进贡的一种香的味道，这种香一旦沾到身上，香味数月不散。贾充想起皇帝只把这种香赏赐给自己和陈骞，其余人家并没有这种东西，当时就怀疑韩寿和女儿有私情。但考虑到家里围墙严实，门户严紧，他们怎么能私通呢？于是，贾充以有小偷为借口，派人修理围墙。派去的人回来禀告说：“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东北角好像有人跨过的痕迹，可是围墙很高，并不是人能跨过的。”贾充就把女儿身边的婢女叫来讯问，婢女随即把情况交代出来。贾充知情后秘而不宣，顺势做出决定，把女儿嫁给了韩寿。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

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

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

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

并言女光丽。

寿闻之心动，

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

寿蹻捷绝人，

逾墙而入，家中莫知。

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

说畅有异于常。

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

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

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

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

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

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

使反，曰：其余无异，

唯东北角如有人迹，

而墙高，非人所逾。

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

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世说新语·惑溺》

贾充之女与韩寿一见钟情，继而相约，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件事情的疑点在于女主人公的身份。近代学者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引述东晋郭澄之的笔记体小说集《郭子》认为，韩寿偷香的女主角另有其人，其实是西晋另一官员陈骞的女儿，而不是贾充的女儿，只是后来韩寿与陈骞之女还未结婚女方就病亡，韩寿这才迎娶贾充之女。这个版本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韩寿偷香时代过去一千年后，元代著名戏曲家王实甫写了元杂剧《西厢记》，文学故事里的张生、莺莺和红娘，与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何其相似。

向　秀

《晋书·向秀传》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

19

门阀和皇权的角逐——东晋历史大背景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文　刘小荻　text: Liu Xiaod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西晋末年，由于八王之乱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西晋王朝的实际执政者司马越[1]开始考虑退路。出于政治考量，司马越命琅琊王司马睿南渡，以安东将军的身份，都督扬州江南军事，着手经营江南。司马睿，正是日后在江东建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

永嘉元年（307年），史传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晋惠帝，晋怀帝司马炽即位，西晋大权由司马越把持。在这一年，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移镇建邺（今南京）。王导是琅琊临沂人，琅琊王氏与司马睿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司马睿之祖父司马伷在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琊王。当时在琅琊国内最显赫的门第就是临沂王氏，司马睿三代都是琅琊王，与琅琊王氏交好前后有数十年之久。在西晋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形下，琅琊王氏作为北方的南渡士族，在动乱的格局中，做出了扶植司马睿的决定，这不仅是出于维护家族基业的考虑，也是从国家政局角度审时度势的选择。

王导辅佐司马睿，有复兴晋朝之志，但事与愿违，初到江东地界的司马睿，并没有引起江南士族的重视。原因可以归结为二：一是司马睿是司马家族的旁支疏属，并非皇室正统；二是在280年西晋灭孙吴前，占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与西晋是敌对关系，吴后主孙皓在位时，曾多次出兵西晋。279年，西晋出动六路大军决心灭孙吴，其中的一路大军就是由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所率领，因此对于南方士族来说，司马睿是他们灭国仇人的后代。王导认清局势，判定当务之急就是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联合南北士族这两股力量。

每年的上巳节民间都有出游的习俗，308年这年的上巳节，王导安排了一出大戏。他让司马睿乘坐肩舆出游，而自己和王敦等有名望的北方士族，则骑马跟随在司马睿身后，众人声势浩大。江南士族纪瞻等人看到如此大的排场，既惊又惧，纷纷对司马睿另眼相看。王导趁势和江南士族达成合作，授予他们官权。司马睿以此为契机逐渐得到大部分南方士族的支持，总算在江东稳住了阵脚。

311年，西晋发生了永嘉之乱，少数民族军队攻破洛阳，掳走晋怀帝。大批北方晋人因战乱南逃，这也是历史上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而这次在历史上被称为“衣冠南渡”的人口大迁徙，也成为司马睿加强和巩固政权的契机。

南北门阀矛盾

衣冠南渡中，很多北方传统名门望族逃难到了江东，他们通过互相之间的联姻，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加上世居江东的南方各大族，他们即所谓的“门阀士族”。北方门阀因为拥戴司马睿，而成为司马睿政权的中坚力量；但江南自东吴以来，就由南方士族经营，面对新的政治局势，南方士族不甘被排挤在统治权力中心以外，南北士族间的矛盾因而加剧。

313年，冲突终于爆发了。江南豪族周玘起兵发动叛乱，后因司马睿招安的缓兵之计，未能成功，在忧愤中死去。虽然叛乱被平定，但是南北士族间的矛盾无疑已经成为司马睿政权面对的最大难题，此时辅佐司马睿的王导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和南北士族间的利益冲突。

王导多方奔走，一手促成南北士族间取得利益平衡，达成合作意向。他所推行的侨州郡县制度，妥善安置了北方流民，避免南方士族的利益被触犯。同时王导放下身段，主动向南方士族示好，以笼络南方士族。陈寅恪先生曾评价王导之功：“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只论也。”

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安定的局面；而此时的西晋王朝，却动荡不安。晋怀帝被俘后，晋愍帝于长安继位，但仅仅三年后，316年，外族刘曜发兵攻打长安，长安沦陷，晋愍帝出降，西晋至此灭亡。司马睿于西晋灭亡后的次年，在建康承制改元，建立东晋，318年即帝位，东晋政权就此建立。

要谈论东晋历史，就绕不开门阀政治。研究魏晋史的田余庆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门阀政治是士族和皇权的共治，这是种特定条件下的皇权政治。”

◎晋元帝司马睿

来源：《三才图会·人物卷》

◎王导

王与马，共天下

江东政权在建立之初就是主要倚靠琅琊王氏的协助，因此即使在司马睿登基称帝后，实际朝政大权仍由王导把持，故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治格局。东晋100多年国祚，世家大族和皇权之间的角逐一直没有间断，两股力量之间的角逐持续到东晋灭亡，这是由门阀制度发展而产生的结果；但反过来，门阀政治的存在也维系了东晋的稳定。田余庆先生评价：“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琊王氏。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治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东晋皇家实力不足以控制士族，体现在军事上，就是“士族专兵”。东晋士族专兵，始于琅琊王敦。东晋时，长江沿岸的荆州和扬州是两个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从军事意义上来说，谁取得了荆扬二州刺史的职位，就能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即掌握了东晋的兵权，因此有“荆扬相衡，则天下平”一说。在东晋的百年历史中，掌握荆扬二州兵权的权臣，危及晋室安危的事件屡屡上演，一场场门阀与门阀之间，门阀和晋室之间，关乎王朝命运的权力斗争都围绕这里展开。

王敦之乱

王敦是王导的堂兄，二人为司马睿稳固江东格局，立下汗马功劳，因而皆成为权臣。在东晋建立后，晋元帝为了制衡琅琊王氏过于膨胀的势力，陆续扶植其他士族上位。王敦不满司马睿的削权，他觊觎着更多的权力，甚至渐渐有了篡位的野心。

321年，豫州刺史祖逖病逝，王敦认为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可以威胁他的存在。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攻打建康，攻入石头城后，四处劫掠，司马睿求和，王导出面说服王敦未果。王敦后因名不正言不顺，无法进一步夺权，遂回到武昌遥控朝廷，四方的朝贡大多进了他的府里。晋元帝司马睿在王敦之乱中，因忧虑过度而去世。司马睿长子，司马绍晋明帝继位，王敦有意取而代之，但由于此时他身体抱恙，最终病逝，未能如愿，王敦之乱也由此告一段落。

门阀之间的斗争

王敦之乱拉开了晋室和门阀间权力角逐升级的序幕，在东晋一朝，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再重回稳定，每次的变动，握有实权的门阀就不断交替。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的情况下，得势的门阀和晋室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一出出夺权篡位的戏码不断上演。而晋室和门阀之间权力平衡的维持，往往依赖于有实力却没有反叛之心的强臣，郗鉴就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人。

在王敦之乱中，门阀士族忌讳因此打破皇权和士族之间的利益平衡，没有明确支持王敦，但也未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不具备明显优势，所以明帝只能依靠地位较低的士族比如郗鉴和桓彝，二人的兵力也大多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民。

◎东晋世系图

◎南北朝瓜分总图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桓彝这个人，他的孙子桓玄最终掌握了东晋政权，建立桓楚。在王敦之乱中立功的功臣，日后也都接二连三与晋室抗衡，试图夺权篡位。

苏峻之乱

王敦之乱后，凭借平定叛乱有功的苏峻，势力逐渐变大，随着实力的增强，他也起了篡位之心。327年，苏峻攻破建康，随后陶侃负责讨伐叛军。329年，苏峻之乱随苏峻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而彻底结束。

苏峻之乱的起因，部分在于庾亮对他的执意征召，因此叛乱平定后，庾亮引咎出镇。王导仍然留在朝中，朝权也就由王导专制，王、庾两个世家大族的矛盾由此更加激化。咸康四年（338年），庾亮打算起兵罢黜王导，寻求太尉郗鉴的支持。郗鉴对此明确反对，最终他以大局为重的做法，避免了一场轩然大波的发生。

342年，晋成帝患病，权臣庾冰与庾翼力主立成帝之弟琅琊王司马岳为储君，晋康帝司马岳继承帝位。6月，晋成帝驾崩，得年二十二岁。两年后，晋康帝患病驾崩，得年二十三岁，晋穆帝司马聃即位，由于年幼而由褚太后掌政，并由何充辅政。

343年，在东晋朝廷的北伐计划中，担任前锋小督的是桓温。桓温是在苏峻之乱中，被杀将领桓彝的儿子，他承袭父爵，335年任琅琊太守，一年后庾翼去世，桓温升任了荆州刺史。经过三次北伐后，桓温消灭了北方的成汉政权，进而北伐前秦，收复洛阳，在东晋朝廷中树立了威望。桓温势力的迅速攀升，同样埋下了危及晋室安危的隐患。第二次北伐成功后，桓温日益位高权重，也更多地开始干预朝政。

桓温夺权

369年，桓温继续为夺取帝位增加砝码，他想通过第三次北伐振威名，但这次北伐并不顺利，桓温军队在途中遭前燕骑兵追击，损失三万余人，更被前秦军在谯郡击败，北伐以大败告终。北伐失败后的桓温声望大损，他把罪责全部推给了袁真，而自己却没停下夺权的脚步。371年，桓温弹劾在位的皇帝司马弈，拥立司马昱为帝，司马昱在位仅仅二百五十天，其间朝政完全由桓温把持。司马昱死后，桓温的势力达到顶峰，甚至连谢安见到他也要遥拜。司马昱372年去世，那年桓温六十岁，他自知时日无多，加快了篡位的步伐，篡位的最后一步是加九锡，谢安看准局势，借修改锡文为名故意拖延。373年，称帝无望的桓温抱憾过世。

谢安正朝纲

晋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年仅十一岁的司马曜继位，即孝武帝，由太后摄政。晋孝武帝376年开始亲政，在位期间，他改革了税法，加强了皇权，从而扭转了门阀强势、皇权依附门阀，如此岌岌可危的局面。而在这一年，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苻坚统一了北方。前秦在北方的军事行动一直在进行，江东的东晋政权知道和前秦的正面交锋在所难免，而在桓温死后，晋室的内部危机还未解决，面对内忧外患，朝纲动荡之际谢安站了出来。

为了调和晋室和桓氏的矛盾，谢安煞费苦心。374年，谢安从桓氏手中取回徐州和兖州，设法令王坦之出任徐兖刺史；又说服桓温弟弟桓冲让出扬州刺史的职位，由谢安自己担任；而桓冲转驻荆州，从而达到了“荆扬相衡，则天下平”的政治平衡。

随着前秦的军事威胁不断增大，东晋顶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广陵缺乏良将，谢安推荐其侄子谢玄出任兖州刺史，镇守广陵，负责长江下游江北一线的军事防守。谢玄从广陵和京口聚集的北方流民中选出骁勇善战的士卒，建立了北府军。北府军被训练成精锐之师，成为东晋中后期以及刘宋前期的军队主力。

378年，秦晋淮南之战爆发，苻坚投入十七万兵力，进攻襄阳，谢玄率五万北府兵迎战，谢玄四战四胜。382年，前秦出征西域龟兹等国获得全胜，至此中国境内除了东晋皆归附于前秦。苻坚有统一中国的志向，虽然前秦朝中有不少声音反对出兵东晋，但在383年，急于统一中国的苻坚仍然下令伐晋。这次势在必得的征伐，最终却以秦晋双方决战淝水，谢玄、谢琰和桓伊以八万北府兵，以少胜多苻融率领的前秦大军，以晋军全面胜利而告终。

淝水之战后，中国大版图上继续呈现南北对立的态势，但优势更多地向东晋倾斜。东晋乘胜追击，谢安在384年起兵北伐，谢玄率领北府兵顺利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另一边，前秦在淝水一役后元气大伤，公元385年，苻坚被后秦政权的开国君主姚苌所杀。中国北方各族纷纷独立，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先后成立了十国；而在同一年，谢安因功高盖主，引起司马氏对谢氏一族的戒心，谢安“素退以业”，主动交出权力，不久后病重，在建康逝世。而此时，距离东晋政权最终覆灭，还有三十五年。

◎谢安

桓玄之乱

谢安死后，晋孝武帝的亲弟弟司马道子掌权，他和孝武帝都嗜酒，在朝中也任用了一些小人。孝武帝部分亲信不服司马道子的党众，东晋朝局再次动荡。396年，晋孝武帝被其宠妃张贵人所杀，晋安帝继位，司马道子当国。司马道子宠信王国宝，引起王恭不满，王国宝畏惧王恭，进劝司马道子削王恭兵力，王恭在此情形下，下决心讨伐王国宝。

这场动乱最后以赐死王国宝，向王恭谢罪而得以平息。司马道子因而更加忌惮此次举兵的王恭和殷仲堪，在听了心腹司马尚之树立外藩的谏言后，调王愉为江州刺史，将本属于庾楷的豫州四郡交给王愉都督。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东晋都城建康

◎宋武帝刘裕

这一做法又引起庾楷的不满，庾楷鼓动王恭再次起兵，王恭联结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一同起兵讨伐司马尚之兄弟。在这次举兵讨伐朝臣的行动中，司马元显迎战王恭，后者战败被杀。另一边的桓玄、殷仲堪和杨佺期结成同盟，桓玄被推为盟主，不受朝命。三人间的合作关系后来又生间隙，399年，桓玄灭杨佺期和殷仲堪，次年向朝廷求任荆、江二州刺史，篡权夺位之心渐显。朝廷忌惮于桓玄野心，让他加都督江州及扬州、豫州共八郡诸军事，领江州刺史。桓玄没有善罢甘休，他以桓伟为雍州刺史，在荆州则任用心腹，伺机而动。

402年，司马元显下诏出兵桓玄，桓玄出兵攻打至建康城下，司马元显守城失败，桓玄攻入建康，夺取了政权。403年底，晋安帝禅位于桓玄，次年年初，桓玄正式称帝，国号楚。仅三个月后，北府军将领刘裕起兵反抗桓玄，桓玄兵败被诛杀。刘裕在桓玄死后，让晋安帝复位，刘裕因功受封，掌握朝政大权。

刘裕篡位

刘裕主政后，屡立军功，417年，东晋军队围攻长安，后秦君主姚泓投降，被刘裕灭族。刘裕灭后秦，收复了河南洛阳的失地，重夺关中。他在东晋朝中地位也已稳固，受封十郡宋公，受九锡殊礼，元熙元年（419年），刘裕晋爵为宋王。九锡之说从周代始，“锡”同“赐”，九锡的物件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自王莽始，受九锡者之后大多篡位，刘裕被朝授九锡，离篡晋夺位仅有一步之遥。

419年，刘裕授意中书侍郎王韶之杀害晋安帝，立晋安帝胞弟晋恭帝司马德文为傀儡皇帝。420年，刘裕暗示群臣其篡位之意，傅亮知晓刘裕意图，代为向晋恭帝提出禅让帝位于刘裕，并上呈禅让诏书，让晋恭帝抄写。恭帝没有反抗，让位于刘裕。

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东晋就此灭亡，历史步入南北朝时期。而东晋与之前的孙吴以及其后的宋、齐、梁、陈，历史上合称为六朝。

[1]　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掌政，主导晋朝的朝政，直至永嘉五年（311年）去世为止。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的最后一王，而他的死，也意味着八王之乱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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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

Wang and Xie，The Famous Familie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文　刘小荻　text: Liu Xiaod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西晋灭亡后，“魏晋风度”并未随之消亡，但剧烈的社会震荡使士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发生了变化。新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局势，致使魏晋风度在江左东吴故地，演变出新的形态。

安石之风，冠绝江左

江左，首先是个地理概念，指的是长江以东的地区，即江东。东晋一朝立足江左，因此江左也成为东晋的代称。东晋以后，历代歌咏的东晋名士“江左风流”，以谢安为代表。辛弃疾《太常引》里就有“似江左、风流谢安”。

谢安，字安石，少负才名，无心入世；四十岁出仕，广行德政，稳定朝纲。以宽仁安定内外，挫败桓温篡位阴谋，在军事上屡次立功，淝水之战大败前秦苻坚，保晋室安危。功高不自居，急流勇退，不恋权位，留得一身清名，作为士人追求“高洁”的楷模，为后世所追崇。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谢安父亲谢裒携家小南渡，在司马睿的东晋朝廷中掾吏，后拜参军，又转郡尉，官至太常卿、吏部尚书。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氏家族在西晋南迁后并没有得到朝廷重用。年轻时谢安隐居在浙江会稽东山，朝廷知道谢安有大才，曾数次征召。谢安在不得已进入朝堂后，均短暂为官又辞官。直到谢安四十一岁那年，他的弟弟谢万在北伐前燕的战争中，决策失误造成兵败，被贬为庶人。陈郡谢氏面临危机，谢安为保族人和重振家业，出东山至东晋朝廷做官。

当时位高权重的桓温对谢安很欣赏。简文帝病重时，他甚至上疏举荐谢安接受遗诏。桓温虽对谢安有知遇之恩，但随着桓温夺权篡位的野心日益明显，决心维护晋室安危的谢安，自然就与桓温站在了对立面。在桓温篡夺晋室皇权的道路上，谢安成为一大障碍。正是因为谢安，桓温最终未被加九锡，没能如愿完成篡位的最后一步，在遗憾中死去。

◎《无双谱》中的晋太傅谢安

◎王羲之，字逸少，原籍琅琊临沂，后迁居山阴，官拜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因其书法精妙，后世誉其为“书圣”。王羲之无真迹传世。著名的《兰亭集序》等帖，皆为后人临摹。

桓温死后，谢安在东晋朝内协调百官，维持了政权的稳定。朝廷多次加封谢安，谢安却不恋功名，辞让不受；但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又当仁不让地站出来稳固朝纲。前秦苻坚发难，对东晋虎视眈眈。淮南之战中，谢安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出兵对抗苻坚军队，晋军四战四捷。

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秦苻坚抱着统一中国的决心出兵东晋。此一役关乎东晋生死存亡，朝内莫不人心惶惶。朝廷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谢玄问计于谢安，谢安神色泰然，只回答：“朝廷已另有主意。”谢玄不敢多问，便让张玄再去请示谢安。谢安驾车至谢玄山中别墅一聚，二人对弈。平日谢玄棋艺长于谢安，但此时心事重重，与谢安对弈后输了棋局。谢安不以为意，转头对外甥羊昙说：“赢的别墅给你了。”说罢扬长而去，登山游玩，至傍晚才归，归来后镇定地排兵布阵，指授将帅。

☉宋☉李公麟☉兰亭修契图

◎描绘了江左群贤，雅集会稽山阴，曲水流觞的场景。

淝水之战的结果，是谢玄率领的晋军大败苻坚。接到前方传来的捷报时，谢安正稳坐后方，与来客对弈。获悉捷报，他面不改色，随意地将信丢在一边；客人问起，才缓缓答道：“小儿辈大破贼。”说罢从容地下完整局棋。回到内室，他才难掩激动，过门槛时甚至折断了履齿。

谢安生前便已极负盛名，举国仰慕，以下事迹可见一斑。他的一位同乡在中宿县做官，被罢官后回乡，去看望谢安。谢安问他带回来多少积蓄，答：“只有五万把蒲葵扇。”谢安拿出其中一把握在手中。京城里的士大夫和百姓知道后，争相购买这扇子，以至于扇子价格翻了几倍。

谢安的行为举止也被衣冠之士争相效仿。他原本擅长朗读诗文，但因为有鼻疾，声音听起来有些低沉粗重。但这反而成了特色，名士们引以为风尚，以致有人想出方法捏着鼻子吟诗来模仿谢安的腔调。

东晋延续了西晋的清谈之风，谢安也同样热衷于清谈。隐而不仕，谨言慎行，都是清谈的特点，这两点在谢安身上都有体现。北方门阀南迁，南北门阀间矛盾激化。为了避免和南方士族直接发生经济利益冲突，最初北方士族大多在浙江求田问舍。谢安在未出仕以前就隐居在浙江会稽东山。出仕后，王羲之和谢安一起登冶城，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大好河山，谢安感慨道：“人世茫茫，林泉高致，醉卧清谈，这样度过也当不负此生。”

☉明☉文徵明☉兰亭修褉图全卷

☉明☉仇英☉右军书画图轴

王谢世家，书写风流

王羲之是山东琅琊临沂人，属于琅琊王氏族人，但和王导那一支没有直接渊源。西晋末年，王羲之父亲王旷为避战乱，携家人南下定居。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王羲之被朝廷任为会稽内史。王、谢二人交情很好，谢安也很欣赏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他曾跟谢玄说，我看见子敬（王献之）的字，觉得情不自已。

谢安曾和王羲之学行书，颇有建树。米芾曾称赞他的书法“山林妙寄，岩廊英举，不繇不羲，自发淡古。”谢安隐居东山，寄情山水，逍遥度日。著名的《兰亭集序》就是谢安、王羲之和一众名士在上巳节这天，在山阴兰亭“修禊”，集会中名士们纷纷作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结集写的流传千古的序文。参与这次兰亭集会的，包括王谢两家的谢安、谢安的弟弟谢万和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徽之和王献之等人。

从东晋到南朝，王谢两家人才辈出。较之谢氏，琅琊王氏在朝中任官职者更多，践行儒家入世之道；而谢氏从谢尚、谢奕、谢万、谢安到谢灵运，还是以“老庄”的放达思想为本。王谢子弟间私交甚笃，苏轼《和陶饮酒》有诗句“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江左风流，不仅限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的气韵风度，也包括了东晋望族子弟的世家气象。

东晋时，王谢两家聚居在如今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乌衣巷原是三国时孙权旧部禁军所在地，禁军身着黑衣，因而得名“乌衣巷”，王谢子弟也因此被称作“乌衣子弟”。乌衣子弟多才俊，精通诗文书画者不在少数。书圣王羲之与其子献之、凝之在书法上的造诣自不必提。王导的儿子王洽，好佛，工书法，王羲之评价“弟书遂不减吾”，《书断》称其“落简挥毫，有郢匠成风之势”。王洽长子王珣也精于书法。《宣和书谱》记载有：“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亦有传焉。”

◎《淳化阁帖》中收录的庾亮、王导、谢安的书法作品。

东晋时，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作为势力最大的三大门阀，彼此关系非常微妙，亦敌亦友，时而亲近，时而疏离。而三大门阀中的代表人物庾亮、王导和谢安，彼此之间的斗争不仅仅在政治方面，三人在艺术文学上也都各有建树，分庭抗礼。

☉东晋☉谢安☉六月帖

◎六月廿日具记，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终，惟祥变在近，号慕崩痛烦冤深酷，不可居处。比奉十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驰灼。大热，尊体复何如？谨白记不具。谢安惶恐再拜。

☉东晋☉王导☉省示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忧劳，卿此事亦不暂忘。然书足下所欲致身处尚在彀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许卿，当如何？导亦天明往。导白，改朔情增伤感湿恶，自何如。颇小觉损不帖有应下悬耿连哀劳满闷，不具。

☉东晋☉庾亮☉书箱帖

◎亮白奉告，书箱先为媞子作，辄先以奉之，研今作之，支发枕今作，无作模。可权付之。亮再拜。

☉唐☉冯承素摹本☉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兰亭序）

☉唐☉内府双钩填墨摹本☉王羲之☉丧乱、二谢、得示贴

王珣有行书《伯远帖》传世，此帖和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至今仅存的晋人真迹。《伯远帖》是问候亲友的信札。家书尺牍通常比普通书法作品更为动人，少了些刻意而为之，多了些人情味和真性情。在《画禅宝随笔》中，董其昌用“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十二字评价此帖。

王羲之是王导的后辈，和他交好的谢氏族人包括谢安的从兄谢尚，谢尚为王导所重。据晋书记载，谢尚“善音乐，博综众艺”，时人拿谢尚比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谓谢尚为“小安丰”（王戎爵封安丰侯）。谢玄的孙子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奠基人。谢安的侄女谢道韫，是着“咏絮之才”才名的东晋才女。谢安的孙子谢混工诗书，时人赞其“风华江左第一”。

☉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绛帖》中收录的王洽、王凝之书法作品

☉东晋☉王献之☉鸭头丸帖

◎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东晋☉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东晋☉王珣☉伯远帖

◎珣顿首顿首，

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

自以羸患，志在优游。

始获此出，意不克申。

分别如昨，永为畴古。

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东晋一朝，虽然在政治上偏安，但无法掩盖此时期文化艺术所达到的高度。后人多追慕东晋人物的风流恣意，才华气度。这其中，王谢子弟最为耀眼。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造诣精深，苏东坡有词《徐熙杏花》称赞道：“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一语道尽江左风流。

刘　伶

《晋书·刘伶传》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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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遗珍——“七贤文化”的后世传承与影响

The Inherit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Seven Sages" Culture

文　杜篆之　text: Du Zhuanzhi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竹林七贤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哲学思辨、处世态度、文学作品还是趣闻逸事，竹林七贤都给中国文化史书写了独特的内容。下文将集中展现其影响力的方方面面。

竹林七贤的影响力直观体现在了后世的文人身上。他们在作品中，借用竹林七贤的典故，或写景状物，或思古怀旧，或评论先贤、称论贤德，或表述亲情友情，或感叹世事沧桑、物是人非。

竹林七贤与陶渊明

南北朝时，陶渊明、谢灵运作为山水田园诗的开创性诗人，明显地受到了竹林七贤时代崇尚自然的哲学和玄学思潮的影响。他们的诗作表现了人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将人们引向审美的层次，为诗词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成为后世山水诗的标杆。

陶渊明的著名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意境，与阮籍《咏怀》诗第三十二首中所写“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的意境高度契合。阮籍在这首诗中还写下了“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的诗句，而后世的陶渊明则在《杂诗》中写道：“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陶渊明在《晋书》《宋书》中都有传，这些传都被列入《隐逸传》当中，他在“不为五斗米折腰”去官之后，一直处于隐逸山林的状态，并以诗词名世。他这种处世态度与嵇康不愿出仕为官的态度是一致的。陶渊明在其名作《桃花源记》中，描写了一群在桃花源中生活的人，他们从秦朝末年就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但生活却“怡然自乐”。这也使得桃花源成为理想国的代名词。

☉清☉石涛☉渊明诗意册页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悠然见南山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带月荷锄归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明☉仇英☉松林六逸图

◎图绘的是唐代李白、孔巢父、韩淮、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位号称“竹溪六逸”的文士，结社徂徕山的故事。图绘河面水平如镜，松树高大挺直，河边树下“六逸”谈诗论画，观山赏景，不亦乐乎！

竹林七贤与唐代诗人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诗人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父、韩淮、裴政、张叔明、陶沔在泰安府徂徕山下的竹溪隐居，世称“竹溪六逸”。他们在此雅聚，寄情于山水林泉，放荡不羁，妙辩玄理，尤精庄老，纵酒酣歌，颇有竹林七贤的遗风。李白后来写过一首《送韩淮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之句，表明他对这段隐居生活有着理想而浪漫的回忆。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受到竹林七贤的影响。白居易在其诗作《北窗三友》中，把诗、琴、酒当成自己的三个朋友，并直言自己拜刘伶为“师”：“嗜诗有渊明，嗜琴有启期。嗜酒有伯伦，三人皆吾师。”诗句中的“伯伦”，就是刘伶。受刘伶《酒德颂》的影响，白居易还写过一篇《酒功赞》。竹林七贤中，好喝酒的不仅有刘伶，还有阮籍、阮咸、山涛等，他们都留下了与喝酒有关的典故。

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还都是乐中高手，嵇康善弹古琴，阮咸善弹琵琶。竹林七贤的这种“酒与音乐”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了白居易。有诗为证，白居易在《马上作》云：“弹琴复有酒，且慕嵇阮徒。”他不仅羡慕嵇康会弹琴，还称道嵇康的“懒”，在诗作《和皇甫郎中秋晓同登天宫阁言怀六韵》中，白居易写道：“张翰一杯酣，嵇康终日懒。尘中足忧累，云外多疏散。”

白居易也曾自嘲“懒”：“怕寒放懒不肯动，日高眠足方频伸。”（《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对于竹林七贤，白居易也并非一味称颂，如他在《秋斋》中言：“阮籍谋身拙，嵇康向事慵。”在《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中写道：“尝闻嵇吕辈，尤悔生疏顽。”

唐诗是中华诗词文化的一个高峰。唐诗中有很多作品都与竹林七贤有关，以下略举几例：

李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高阳小饮真琐琐，山公酩酊何如我。”

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

许浑《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闻笛赋”说的就是向秀思旧的典故。

卢照邻《哭明堂裴主簿》：“黄公酒垆处，青眼竹林前。”引用了王戎和阮籍的典故。

李商隐《垂柳》：“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

卢纶《九日同司直九叔崔侍御登宝鸡南楼》：“竹林唯七友，何幸亦登攀。”

包融《阮公啸台》：“传是古人迹，阮公长啸处。”

竹林七贤与曹雪芹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他颇为倾慕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曹雪芹的字“梦阮”，另有一说这是他的“别号”，不论是字，还是别号，其中的“阮”字应指阮籍。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

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写过一首诗《赠曹雪芹》，其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的诗句，其中的“步兵”即阮籍，他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敦诚引用阮籍青白眼的逸事来形容曹雪芹，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两人跨越时空的联系。

在曹雪芹作品《红楼梦》中，也能找到阮籍的影子。书中第一回提到此书的缘起，曹雪芹自题一绝，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中的“痴”字，是曹雪芹的自嘲之词，很有阮籍之“痴”的神韵。《晋书》中记载“（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阮籍的“痴”，同样体现在《红楼梦》中的男主角贾宝玉身上。书中第三回有一首描绘贾宝玉的《西江月》，词中有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也是一种痴态。无论是曹雪芹自己，还是他笔下的贾宝玉，都与“时人多谓之痴”的阮籍神似，都不被“时人”所理解。

《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发表了一通议论，更是直接说到了阮籍，“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书中第四十八回，林黛玉教香菱学诗，也提到了阮籍，“（黛玉对香菱说）……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黛玉这段话中提到的“阮”，就是阮籍。当然，这段话还有玄机，黛玉在诗人名单中，故意避开了曹操、曹植和曹丕这“三曹”，应该是别有意味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其中有的作品能看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子。黛玉的《葬花吟》中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句子，阮籍《咏怀》诗第三十三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两首诗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红楼梦》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中的判词，写得非常隐晦，这与《咏怀》诗中很多诗句的朦胧风格相似，如《咏怀》诗第一首中“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两句有多种解释，至今尚无定论。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之争，即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情感关系。曹雪芹把书中的两大主角都以“玉”为名，可见其对玉的钟爱。阮籍在《咏怀》诗第五十四首中写道：“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这种以玉比喻高洁人物的做法，是一种文学的传承。

《红楼梦》第五十回中还巧妙地提到了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李纨笑道：‘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着问道：‘可是山涛？’李纨道：‘是。’”山涛，字巨源，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曹雪芹在小说中将他编入谜语之中出现，意味深长。

☉清☉孙温☉红楼梦图

曹雪芹去世后，其好友敦诚写诗《挽曹雪芹》以纪念，其中引用了竹林七贤的典故，“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山阳残笛”是向秀怀念嵇康的典故，敦诚借此表达自己对曹雪芹的怀念。

竹林七贤对汉语的影响

竹林七贤的事迹给汉语留下了大量的成语和典故，丰富了汉语的容量。这些词汇有的来自他们自己的文字作品，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咏怀》；有的来自对他们言行的记述文字，如《世说新语》《晋书》等史书。这些词汇在后世不断被人们引用和使用，千年以来，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以下略举几个例子：

赴汤蹈火

比喻不避艰险，奋勇向前。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

兴高采烈

南朝梁著名文学批判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嵇康“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兴，原指志趣，后指兴致；采，原指神采，后指精神。原指文章志趣高尚，言辞犀利，后形容人兴致高，精神饱满。

半信半疑

意思是对事情的是非真假不能肯定。出自嵇康《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择，何为半信而半不信耶？”后演变为“半信半疑”。

竖子成名

讽刺无能者侥幸得以成名。《晋书》记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感叹说：“时代没有真英雄，使无名之辈成了豪杰”。

蹉跎岁月

形容一个人把时光白白地耽误过去，虚度光阴。出自阮籍《咏怀》诗第五首：“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

璞玉浑金

璞玉指没有人工雕琢的玉石，浑金指没有冶炼过的金子，用以形容人的品质淳朴善良。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卿卿我我

形容男女之间关系亲密。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妇（王戎妻子）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琳琅满目

意为满眼都是珍贵的东西，形容美好的事物很多。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本义是比喻见到了很多青年才俊，后演化为“琳琅满目”。

契若金兰

（金兰之交）

此成语形容朋友之间交情深厚。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事与愿违

意思是事情的发展与愿望相反。出自嵇康《幽愤》诗：“事与愿违，遘兹淹留。”

青眼有加

形容对人的赏识或者喜爱。出自《晋书》记载：“籍大悦，乃见青眼。”阮籍对自己欣赏的人用青眼，对自己不喜之人则翻白眼，这就是“青白眼”的典故。

得意忘形

此成语出自《晋书》：“（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本意是因高兴而物我两忘，后形容高兴得失去常态，忘乎所以。

山阳闻笛

借向秀的典故，形容对故友的怀念之情。出自向秀《思旧赋》序云：“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

怒目切齿

形容极其愤恨。出自刘伶《酒德颂》：“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

未能免俗

指一个人没能摆脱社会习俗，仍按老规矩行事。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阮咸）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常用成语，另外还有很多，如小阮贤于大阮、太上忘情、黄公酒垆、山公启事、风尘表物、道旁苦李、五斗解酲、臧否人物、酒浇垒块、广陵散绝、鹤立鸡群等，不一而足。如果没有这些成语典故，汉语将缺失多少精彩！

“七贤文化”的海外传播

近代以来，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竹林七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扩散到全世界。从19世纪末开始，海外学者特别是海外汉学家们纷纷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其中就有对竹林七贤的介绍。这种文化交流使得竹林七贤逐渐为世界所知，世界各国的人们也因此逐渐对这些中国先贤有或多或少的了解。

最早关注竹林七贤的西方汉学家有英国学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年）。1883年，在翟理斯编译的《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他把竹林七贤写成是七名嗜酒如命的诗人，书中还提到了刘伶“死便埋我”的典故，而且还将《酒德颂》全文翻译成英语。

翟理斯在1898年出版的另一部巨著《中国人名大字典》（又名《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还分别撰写了嵇康、向秀、刘伶、山涛、阮籍等词条，并对他们做了简要的介绍。其中还讲了几个阮籍的小故事。这本书1000多页，收录中国人名2579条，由翟理斯一人完成，他凭借此书获得过当时海外汉学界最高奖——儒莲奖。

1901年，翟理斯出版《中国文学史》，其中对竹林七贤有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是首部较为详细地向西方介绍竹林七贤文学成就的著作。

1917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收录了“竹林”（Bamboo Grove）词条，解释为“中国历史上众多著名的‘社团’之一，活动于公元三世纪，由七名贪酒之徒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刘伶”。这本书是早期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著作之一，曾数次再版，被世界各国汉学家广泛使用。

1918年，英国学者韦利（Arthur Waley）出版了英语译作《一百七十首中国诗歌》（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书中收录了阮籍《咏怀》诗第六十一首和嵇康的《代秋胡歌诗·其五》。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影响颇大。

1934年，美国纽约出版了学者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书中讲到了竹林七贤，并进行了简单述评。

1940年，荷兰学者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的英文专著《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Ideology of Ch'in）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书中有很多谈及嵇康的内容。该书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1941年，高罗佩出版专著《嵇康及其〈琴赋〉》，详细介绍了嵇康的生平，还介绍了他在诗歌、哲学和音乐方面的贡献，是研究嵇康的重要著作。

早期的西方学者对竹林七贤的介绍都比较肤浅和片面，甚至还有一些谬误。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对竹林七贤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创作进行探讨，有关竹林七贤的研究这才逐渐系统和全面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竹林七贤的重要诗文作品都被翻译为英文。

1953年，德裔美籍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完成了其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阮籍及其诗歌》。1957年，他又用法语完成了其在巴黎大学的第二部博士论文《嵇康的生平与思想》，论文中翻译了嵇康的《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和《释私论》，以及向秀的《难养生论》。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等人编译的《中国传统资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此书是西方首部选录中国重要文本资源的资料合集，在国外影响很大，其中编选了竹林七贤的一些作品。

1961年，荷兰学者高罗佩的另一名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出版。书中提到了古代的同性恋问题，并以阮籍和嵇康为例，高罗佩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男性亲密友情的典范”。

1963年，澳大利亚学者傅乐山（J. D. Frodsham）撰写了文章《诗人阮籍》（The Poet Juan Chi），文中翻译了阮籍的部分诗作。此后，他在其翻译的《中国汉魏南北朝散文选》中，收录了阮籍21首《咏怀》诗的英文译作。

1976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翻译的《世说新语》（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英文版。此版本广泛借鉴了中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受到一般读者和专家的广泛赞誉，这是海外人士了解中国魏晋时期社会和竹林七贤的重要参考资料。同年，美国学者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撰写了题为“嵇康的生活、文学与思想”的论文，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此后，韩禄伯发表了不少研究嵇康思想的作品。这一年，美国学者侯思孟出版了《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活与作品》。该书为迄今为止海外最全的阮籍传记，将阮籍的82首《咏怀》诗全部英译。

1996年，美国学者蔡宗齐（Zong qi Cai）发表了一篇专门探讨阮籍五言诗创作的长篇论文《阮籍：象征表现手法的形成》，他用当代文学批评观点解读阮籍作品，认为阮籍的《咏怀》诗采用了非线性结构。

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闵福德和刘绍铭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英译选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又名《含英咀华集》），这是迄今为止介绍竹林七贤生平和收录其英译作品较为完备的重要文献资料。书中选录了许多之前已经出版的英译作品。书中还配有南朝墓砖所刻竹林七贤图，可谓图文并茂。

2003年，在纽约出版的由著名汉学家柯雄文（Antonio S. Cua）主编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是海外汉学界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该书对阮籍和嵇康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词条的撰写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陈金粱先生（Alan K. L. Chan）。

迄今为止，已经有数十种海外出版的工具书收录了竹林七贤及其各成员的条目。如《Routledge中国哲学史》《亚洲哲学百科全书》《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道家哲学百科全书》等工具书，都或多或少地介绍了竹林七贤的思想和传记，很多内容集中在阮籍和嵇康两人身上。

世界知名的工具书《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收录了“竹林七贤”条目。其中写道：“竹林七贤（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也称Seven Worthies of the Bamboo Grove）是指公元三世纪中期的一群中国学者和诗人，他们聚在一起，隐居乡间，饮酒作文，逃避政府政治世界中的伪善与危险。他们的隐居行为是道家清谈运动的典型例子——倡导个体自由，远离短命的魏朝的腐败政治。”该条目特别称赞阮籍为七贤中最著名的一个，说他“思想自由、特性独立和才华出众”，并指出“竹林七贤的隐逸是后世社会动荡时期中国作家们效仿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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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中国“隐士”文化小探

A Glimpse of China's "Hermit" Cultural Influence

文　景胜　text: Jing Sheng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中国士人自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特征和理想追求，即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魏晋交替之际，社会动荡黑暗，统治集团血腥、残暴，士人境况早已非可择木而栖的春秋。至南北朝时期，回旋余地逼仄促狭，命运乖蹇无常。竹林七贤既不愿投向腐朽荒淫、奢侈没落的曹魏集团，又不愿追随凶残暴戾、阴险狡诈的司马氏集团。为了全身远祸，他们选择了遁世，隐居于山阳的竹林之中。这种纵酒长歌、遁迹林泉之举，不独对后世中国的方方面面，还对东亚的其他很多地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表多佯狂，内心多悲凉

美国著名汉学家侯思孟认为，在东方——中国、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鲜有比竹林七贤更知名者。竹林七贤在日本可谓妇孺皆知，浮世绘三大画师之一的喜多川歌麿用竹林七贤的肖像，创作过一幅非常精美的木版画；中世纪时，更有一些知名画家还把七位传奇人物画到桂离宫和建仁寺的屏风上，使其家喻户晓。

中国宋朝时期，朝鲜半岛也曾出现过效仿竹林七贤的隐者团体，其被称为“海左七贤”。彼时，高丽王朝重文轻武，文武大臣之间矛盾很深，武人备受压抑。至高丽毅宗时斗争激化，1170年终于发生了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放逐毅宗，杀戮文臣。这使得许多文人视做官为畏途。既不满朝政，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一些文人小团体选择归隐，诗酒酬唱，发泄不满，作消极反抗，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由李仁老、吴世才、林椿、赵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七人，模仿竹林七贤而成的“海左七贤”。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武臣之乱时死里逃生的人物，由于他们憎恶武人专政，又接触了下层生活，因此遗世作品大都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反映民间疾苦，对此后的朝鲜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明朝中期，朝鲜半岛又有以南孝温、洪裕孙、李贞恩、李总、虞善言、赵自知、韩景琦七人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因不满世祖（李氏朝鲜第七代王）篡位，辞官引退，头戴逍遥巾，穿宽松休闲服，时常聚会、饮酒、歌舞、谈笑、吟诵诗赋，仿效“竹林七贤”作傲世之游，世称“竹林羽士”，又称为“蚕岭七贤”。

饮酒赋诗、弹琴啸歌、谈玄论道、肆意酣畅……在这些看似无拘无束、惊世骇俗的言行表象之下，是“七贤”们挣扎而又悲凉的内心世界。侯思孟认为，竹林七贤的反抗，是为了与汉代那种荒谬的、失去人性的礼法决裂，为中国社会开辟较为自由的、更为自然的制度，“如果说当在世之时他们被迫扮演小丑，那么他们的宗教性个人主义表明，他们将成为中世纪佛教的先行者，而且他们对经典和流言的蔑视，一直在激发中国艺术家和思想家，使他们能从儒家国家制度的思想束缚中将自身解放出来”。

☉日本江户时代☉狩野雪信

◎狩野派竹林七贤作品

◎日本室町时代竹林七贤形象

☉日本室町时代☉狩野元信☉竹林七贤／商山四皓屏风画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日本江户时代竹林七贤鹿角雕印笼☉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咏怀·一日复一夕》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的这首咏怀诗，可以说是这一类隐逸群体的内心独白。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群体，他们并非没有士子普遍怀抱的仕途梦，他们期待着帝王的召唤，“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以求大展宏图，青史留名，但世情浇漓，国事蜩螗，自身难保，遑论仕途？

他们身处的时代，正是曹魏上层的曹爽集团腐败奢侈、日趋衰微，司马氏集团日益强盛、野心勃勃之际，双方长期互相倾轧，当时的一些士人感到无所适从，若稍一不慎，涉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从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清剿曹爽政治集团的“典午之变”（高平陵事变）到甘露五年（260年）高贵乡公曹髦被杀的十余年中，司马氏集团通过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戮和残酷镇压，逐渐把持了朝政。在此腥风血雨的政治氛围中，司马氏集团屠刀上淋漓的鲜血，成为当时士人心上沉重的阴影。他们失去了前辈建安士人奋发扬厉、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政治屈从和人格保全的钢丝上，归隐山林或许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对于中国的隐者，美国学者比尔·波特（Bill Porter）在历尽辛苦、遍访终南山后表示：“当美国人要我类比中国的隐士传统与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时，我告诉他们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然而，中国社会从那些获得觉醒的‘博士’身上受益甚巨。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为了完成《空谷幽兰》一书，比尔·波特曾遍寻终南隐士，称现在隐居终南者竟有5000人之多。的确，在中国悠久的隐逸文化史中，确实生活着这样一批人，他们不事张扬，自甘寂寞，悄然出没于神秘的星际下，所履之处，萍水不动，鸟兽不惊，但这些修行之人并非中国隐逸文化的主流。竹林七贤在文学、诗歌、音乐、哲学等方方面面，确实令后世“受益甚巨”，但隐逸出处却另有渊源。

☉明☉陈洪绶☉隐居十六观

◎此图描绘的是隐居生活的十六件事，当中援引了庄子、刘辰翁、苏轼、陶渊明、班孟、宗炳、孙楚、魏野、李白、鱼玄机等人的诗文事迹。标题依次为：访庄、酿桃、浇书、醒石、喷墨、味象、漱句、杖菊、浣砚、寒沽、问月、谱泉、囊幽、孤往、缥香、品梵。

◎访庄

指探究庄子的学问，也有问道之意。庄子是古代隐士的早期代表，他逍遥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向往。

◎酿桃

指的以桃酿酒。宋人刘辰翁曾作一首《金缕曲》，其中名句“闻道酿桃堪为酒，待酿桃、千石成千醉。春有尽，瓮无底”，流传甚广。酿桃为酒，有隐居不仕的寓意。

◎浇书

指饮酒“浇灌”胸中之诗书，典故出自苏东坡。苏东坡喜欢晨饮，有人笑他贪杯，东坡回应，因为腹中的诗书太多而肚胀，自己这是在“浇书”。

◎醒石

陶渊明爱石：“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赏石，每每在醒醉之间，倚石为榻。时醉卧，时醒观。明代林有麟撰《素园石谱》：“陶渊明所居东里有大石。陶渊明常醉眠其上，名之曰醒石。”

◎喷墨

指以口喷墨来进行艺术创作。典故出自东晋葛洪的志怪小说《神仙传》：“班孟不知何许人，能一喷皆成字，竟纸各有意义。”“班孟嚼墨，一喷皆成其字，竟纸各有意义。”

◎味象

指品味哲学艺术之道。南朝画论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澄怀”意为抛开杂念，使内心清澈；“味象”指去用心感受自己所获得的“象”。

◎浣砚

指在池塘中洗砚。典故出自宋人魏野《书友人屋壁》：“达人轻禄位，居处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寒沽

指在寒冷季节沽酒。陶渊明自称“性嗜酒”，所谓“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唐人杜荀鹤曾作诗“踏雪归来酒倍香”。古时隐士雪夜沽酒，此为一大雅事。

◎漱句

指以石漱口，使才思敏捷。典故出自《晋书·孙楚传》，晋人孙楚，少时向往隐居生活，一次与友人王济的交谈中，他本欲说“当枕石漱流”，却口误成“漱石枕流”。济问：“流水可枕，石如何漱口呢？”楚答：“枕流是为了洗清耳朵，漱石是为了磨砺牙齿。”

◎杖菊

苏东坡有诗“杖藜晓入千花坞”，隐士持杖，纵游山水。陶渊明爱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是陶渊明隐逸生活的象征，也是隐士的象征。

◎问月

指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层思索。典故出自李白诗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月既不解酒，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等等。

◎谱泉

指按泉水适合煮茶的程度，给泉水排位。陆羽《茶经》言：“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指的就是泉水。苏东坡曾说，汲泉煮茗，乃人生之一大雅事。

◎囊幽

指的是藏琴。琴是隐士随身之物，琴有琴囊，琴藏在囊袋中，不轻易取出。陶渊明有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白居易：“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名士们追求“韵外之致、弦外之音”，若无知音，则隐。

◎孤往

意为独自前往，喻指归隐。典故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曰：“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另有《文选》载：“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言古之独往，必轻天下，不顾于世。”

◎缥香

同“缥缃”，指代书卷。“缥缃”是浅黄或淡青色的织物，古时常用淡青、浅黄色的丝帛作书囊书衣。因此后世逐渐用“缥缃”作为书卷的代称，也可指代读书的人。

◎品梵

指参悟佛家的思想。佛经原用梵语写成，因此，凡与佛教有关的事物，皆可称梵。

缘起于政治，未脱离权力

在西方世界中，隐士文化同样历史悠久，伴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出现了专门指隐居修行者的专有名词“monk”（修道士），指那些为了提高自己的灵性，选择远离尘嚣的地方，用种种残酷的手段折磨肉身以砥砺信仰，最终战胜“罪恶的”人欲之人，这近似于中国道家的修道成仙。

但澳大利亚汉学家文青云（Aat Vervoom）却认为，中国式隐逸的源头是儒家而非道家，隐逸的哲学基础是由孔子奠定的。在孔子之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隐逸；而且后来的隐逸，也大多跟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与常见的认为“儒家思想导致积极入世，道家思想导致消极避世”的成见，可谓大相径庭。

的确，关于隐逸，孔子有诸多论述。《论语·泰伯》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公冶长》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说的是卫大夫宁武子，政治清明就聪明，政治昏暗就装傻，我辈聪明也许跟宁某人有一拼，装傻就难与之比肩了。

这何尝不是竹林七贤彼时的写照，他们遁迹林泉、纵酒狂歌，蔑视世俗礼法，行事乖张荒诞，这种名士风流之下，内心始终战战兢兢，所求不过是在朝纲失纪、伦常瓦解的乱世，为自己披上保护色，求全身全德而已。

如果说西方隐士刻意寻求的是在灵性上的超越提升，或读经，或祈祷，或斋戒，或忏悔，或自苦，或冥想；中国隐士则时刻萦怀的是在仕途上的得失利害，或等待，或企慕，或愤懑，或鄙弃，或失望，或幻灭。在传统的官本位社会之下，士人的生命活动始终被这个主轴带动而运转，隐逸常缘起于政治，也从未脱离开权力。

☉明☉陈洪绶☉出处图

◎此图是被誉为“明三百年无此笔墨”的陈洪绶，在去世前一年为周亮工所作。图中诸葛亮头戴“诸葛巾”，陶渊明则手抚无弦琴，二人隔空对话。诸葛亮是儒家出仕的典范，而陶渊明则为隐逸之士的代表。陈洪绶创作这幅画作的时间是公元1651年，此时的周亮工已经从明朝御史变成清朝降臣，而陈洪绶宁死不降清。他通过笔下陶渊明呼唤诸葛亮的手势，向周亮工表达了规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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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阮籍，异于常交？

Ji Kang and Ruan Ji are Gays?

文　景胜　text: Jing Sheng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嵇康既逝，《广陵散》绝。而在近代西方世界，嵇康却有一个“知音”——他痴迷中国文化，1940年即出版了《琴道》一书，赞美嵇康的《琴赋》为“堪称描写古琴最好的著作”。转年又出版了《嵇康及其〈琴赋〉》，专门介绍嵇康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上的贡献，并以黄庭坚之语“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总括嵇康生平。这在西方满是浮光掠影的“竹林七贤”研究中，不可谓不深矣。

把嵇康推入了“是不是同性恋”的争论旋涡的这个人就是荷兰学者罗伯特·汉斯·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中文名叫高罗佩。作为一名从业30年的职业外交家，他精通英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古希腊文等15种外国语言文字；作为一位痴迷中国文化的著名汉学家，他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从20岁开始练习书法终生不辍，古琴、书画、瓷器、画谱、琴谱、佛像都是他收藏和研究的对象。他的著作包括《琴道》《东皋禅师集刊》《中国绘画鉴赏》以及小说《大唐狄公案》系列和米芾的《砚史》译本等，而其中尤以“性学两考”（《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闻名于世，也使他成为全世界系统整理中国房中术书籍的第一人。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高罗佩提出“有过硬的反证”证明嵇康可能是同性恋，而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

高罗佩所谓的证据，来自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一则故事：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

异于常交，问公，公曰：

『我当年可以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

『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

意欲窥之，可乎？』

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

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

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

妻曰：『君才致殊不如，

正当以识度相友耳。』

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这原本记载的是山涛家里的一段私房事，说的是山涛的妻子韩氏，为了见见嵇康和阮籍，在墙上掏了个洞，看了一整夜。因为在古代有“男不入女不出”的男女大防，如果不是通过偷看，韩氏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时称“有风仪，龙章凤姿”的嵇康。况且魏晋人本就崇尚容止、风神之美，“傅粉何郎”“掷果潘安”以及被“看杀”的卫玠都是此时代的经典掌故。

◎高罗佩与他的书房吟月庵。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三十日，中央社记者罗寄梅摄。

◎高罗佩与中国妻子水世芳在1943年于重庆一所教堂结婚时的影像。

◎高罗佩（左一）是当时唯一有资格参与“天风琴社”的外国人。当年与高罗佩交往过的名人有著名书画家沈尹默、傅抱石、于右任，著名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

◎高罗佩擅用毛笔。

◎高罗佩用毛笔书写的中文名。

但就是这则私事，被高罗佩读出了题外之意。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有一节专门提到古代同性恋问题，小标题即是“嵇、阮之交”。

高罗佩在书中表示“异于常交”几字已经意味着同性恋关系，但这点是由山涛夫人援引负羁之妻的例子来证实的。她讲的是一个关于晋公子重耳的古老故事。重耳及其随从孤偃和赵衰避难曹国。曹公闻其骈胁，想偷看重耳裸体来证实这一点。于是曹公和一个叫僖负羁的官员以及后者的妻子，在重耳及其随从洗澡房间的墙上开了一个洞。观后，那位官员的妻子说，这两位随从皆可以相国。显然她是根据她所窥见的裸体男人的肉体动作而不是他们的谈话才这样讲的。因此很明显，山涛夫人选用这个典故是表明她想验证嵇康和阮籍是否确有暧昧关系。

高罗佩的证据有两个，一个是“异于常交”的说辞，一个是“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的典故。有趣的是，如果他的推论正确，则顺带证明了山涛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因为在《世说新语》的故事中，山涛的妻子觉得山涛也“与二人异于常交”。

◎高罗佩作品《大唐狄公案》（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

◎高罗佩作品《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

大胆推论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四起，人生如露。从高门到寒士都好尚清玄，讲求风度，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放达放浪的风气。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男风的流行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上层。《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如果高罗佩想找样板，大可以同时代的文学家沈约为证，他曾作有一篇《忏悔文》，“爰始成童，有心嗜欲。分桃断袖，亦足称多。此实生死牢阱，未易洗拨”。

尽管时风如此，但如果以一则《世说新语》的故事，将嵇康和阮籍定性为同性恋，在中国大陆学者江晓原看来，“未免附会过甚”。记录魏晋名士逸闻逸事和玄言清谈的笔记《世说新语》，本是一部“以类相从”的志人小说集，每一门类都有一个叙事主题，“偷窥”故事之所以归入《贤媛》篇，其主要目的也是赞赏韩氏之贤能。再者，“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一句，翻译成“山涛的老婆韩氏，觉得自己的老公和嵇康、阮籍的交情很不一般，比别的朋友更为深厚”，应属合情合理。

即便是高罗佩的“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典故，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亦作如下记载，说晋公子重耳遭骊姬之谗，流亡在外：

（重耳）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寘（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这个故事里偷看重耳的是曹共公，僖负羁及其妻子是否参与偷看很难判断。高罗佩说僖负羁之妻窥见的是裸体男人的肉体动作而不是谈话，这一推论，很是大胆。

有意思的是，出自《世说新语》这则故事的成语“契若金兰”，后来在民间俚语中，逐渐发展出了女同性恋的意思。金兰契或金兰会，亦含有女同性恋组织的意味，而“契兄”“契弟”则在福建等沿海地域暗指男同性恋关系。

情诗之辩

高罗佩之后，嵇康和阮籍是否为同性恋的论证，在西方学界并未休止。汉学家中，哈佛博士韩献博（Bret Hinsch）的态度最为笃定，在他的专著《断袖之癖：中国的男同性恋传统》中，他认为有几个因素可以推断出嵇、阮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嵇康有着出众的外表之美，“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其次，从一些传世画作来看，两人并肩而坐，关系亲密；最为重要的是，阮籍写过一首以同性恋为主题的诗句。

阮籍在其《咏怀》诗系列第十二首写道：

昔日繁华子，

安陵与龙阳。

夭夭桃李花，

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

磬折似秋霜。

流盻发姿媚，

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

宿昔同衣裳。

愿为双飞鸟，

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

永世不相忘。

客观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男风盛行，不少诗人不讳在诗歌创作中涉及男风，许多有关男风的典故和代称都渐被确定并得到使用，使同性相恋题材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峰。这方面诗歌的作者包括许多宫体诗人，如沈约、萧纲、刘孝绰、吴均等，《玉台新咏》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作品。

“断袖余桃”“龙阳之好”，皆为男同性恋的代称，阮籍诗中提到的“安陵”和“龙阳”，分别指的是战国时候楚国君主与魏国君主的两位男宠，一位是安陵君，另一位则是龙阳君。春秋战国时代，“君”爵的受封者不是和封国国家有近亲关系，就是为国家立下不可磨灭的大功。两位男宠受封为“君”，可见其被重视程度。据说一次楚宣王出游，兴致甚高而发出感慨：“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下而言曰：“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意思就是愿意从死，不再乐生。

至于龙阳，《战国策·魏策》记载说，一天魏王和龙阳君同船钓鱼，龙阳君钓到了十几条鱼，突然哭了起来。魏王问他为什么，他说开始钓到一条鱼很高兴，后来钓到更大的鱼，就想把开始钓到的小鱼丢掉。因而想到四海之内，美貌的人很多，生怕魏王得到了别的美人，便会把他抛弃，所以哭了。魏王便保证绝不会如此，并且下令禁止谈美人，犯禁的便要全家抄斩。

韩献博认为，阮籍此诗一开始就提及安陵与龙阳这两个历史上有名的同性恋故事主角，目的就是想强调这种传统在中国其来有自，而末句则表达了阮籍对这些男性同志的尊敬与赞美。韩献博因此推断嵇康和阮籍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交往。

但美国汉学家、以研究阮籍五言诗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侯思孟认为此说“与阮籍此诗的用意相去千里”。安陵与龙阳，与其说是楚魏两国国君的同性恋人，不如说是两位男宠。“阮籍批评的是当时那些没有节气的朝臣，因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背叛自己的国君，还不如昔日那些守贞如一的宫中娈童。这些人很聪明，或许太聪明了。在我看来，最好把此诗看成是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那些急于向任何当权者效忠的反复无常的政客。”

至今，关于这两个魏晋时期明星人物的争论还在持续，嵇康和阮籍究竟是何关系，或许永远也不会有定论。

◎高罗佩作品《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高罗佩作品《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f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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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象殊途：魏晋南北朝与欧洲文艺复兴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Renaissance

文　罗兆良　text: Paul

编　朱鸣　edit: Zhu Ming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分裂的乱世，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魏晋南北朝。虽然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但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文化盛世。人类社会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200年这八百年，是一个巨大变化的时期。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几大文明都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中西方同时产生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有孔孟、老庄、墨子等。有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人类社会正式步入文明时代，各个文明中的价值观、伦理观等基本体系逐步形成。

文明的进步促使中西方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开启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统治，欧洲也步入了强大的罗马帝国时代。然而随着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落灭亡，中西方社会的发展步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不过在两者不同的历史中，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和西欧文艺复兴虽属不同的时代，且相隔千年，却都因崇尚自由和个性解放而具有相似的特性，并对各自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以著名的魏晋文化史学家唐翼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都将魏晋南北朝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但是，以木心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都是追求自由、人性解放的时代，本质却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魏晋南北朝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为何这两个时代都追求自由，文化繁荣发展？两个时代彼此的本质到底有怎样的不同？这样不同的本质又对中西方艺术审美造成怎样的影响？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大分裂的时代，也是破旧立新的时代。长年的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处处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士族阶层迅速壮大，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世家豪门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下层劳动者则遭受了残酷的剥削。如此动荡苦痛的局势，使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了严重挑战，也使玄学和佛教勃然兴起，人们在苦难的深渊中将希望寄托于美好的未来世界。此外，世家豪族世代沿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此这一阶层的人有时间去思考精神层面的事物，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开始迸发式发展。而知识分子们为了远离黑暗的政治，在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转而追求放荡不羁、超脱世外的生活。在这样的清谈之风中，中国人开始向往真正的自由，艺术文化也开始繁荣发展。

文艺复兴之前是欧洲的中世纪，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起，在将近一千年的阶段中，基督教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无论是社会生活、意识形态，还是文学艺术，都充斥着浓重的宗教色彩。神权的禁锢，再加上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再无大一统的王朝政权，以及封建割据带来的频繁战争，都导致欧洲在经历辉煌的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时代后，陷入严重的衰退，整个中世纪也被认为是欧洲历史最黑暗的阶段。

然而，时间走到13世纪，缓慢行走的欧洲终于在意大利迎来了曙光。由于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处于大分裂状态，有许多独立的城邦，并且它们之间长期进行着残酷争斗，势力变化朝夕之间，这使得意大利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并导致各个独立的城邦之间社会氛围都不相同。这种长期的社会分裂和动荡反而成了文艺复兴的政治基础。此外，随着经济的变革，贸易增长，工业规模扩张及银行业兴起，商品经济开始在意大利迅速发展，并促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出现。比如大规模生产和生产专门化已经出现，封建制度下各个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因为金钱取代了中世纪以等级和服役为基础的社会制度。[1]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代表思想家

01 　苏格拉底

02 　柏拉图

03 　亚里士多德

04 　孔子

05 　老子

资本主义萌芽下的商品经济是通过市场运转的，市场上所有的行为都属于个人自愿行为，这需要人的意识自由。这种呼唤自由的渴望，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的绝对权威，人本主义开始萌芽。除此之外，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不断入侵东罗马帝国，一部分东罗马人带着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珍贵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对曾经辉煌时代的向往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使得人们追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并借此打破中世纪以来，在教会控制下欧洲死板的文化艺术气氛，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由此可以发现，在共同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和文艺复兴的社会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后者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纵观欧洲历史并将其和中国历史相比较，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国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后开始步入数个大一统王朝统治时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成就。欧洲则陷入中世纪大分裂时期，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具有社会颠覆性的文艺复兴却先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仿佛是魔术般地突然产生在一片衰败的土地之上。但其实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萌芽先产生于欧洲是有原因的，而通过对这些原因的了解，魏晋南北朝和文艺复兴之间的真正差异也就变得清晰起来。

并不“黑暗”的欧洲中世纪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艺复兴产生于欧洲的最大困惑便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是欧洲最衰落的时段。但实际上中世纪是欧洲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日耳曼人侵占西欧的确使大批华丽的建筑毁于战火，大量的文献埋没丧失，许多精良的工艺永久失传。但是，那些和日耳曼人一样的蛮族却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大地产制，改善了奴隶的生存状态，促进了奴隶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此外，中世纪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许多文明，比如古罗马的拉丁语。时至今日，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等语言均属拉丁语系，与古老的拉丁语之间有传承关系，拉丁语直到今天仍被用作科学术语。中世纪还从古罗马继承了许多古老的城镇，这些城镇保留了许多罗马时代的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钱币制造业。其他商业管理、手工业团体以及一系列公共和私人的建筑，都为欧洲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古罗马的“罗马法”体系也被中世纪继承了下来。城市兴起后，伴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大，11世纪到15世纪西欧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较为全面理性的罗马法重新受到重视，各地开始出现一股研究罗马法的风潮。并且这种法学的研究是非宗教性的，对市民思想的客观化和世俗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世纪的欧洲虽然陷入衰退，但绝不是一片废墟。罗马帝国留下的文明依旧保留了下来，这奠定了文艺复兴产生的基础。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1581年版本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是罗马在法学方面的最高成果，它对人的行为做出详细的法律规范，为调解复杂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法律手段。《民法大全》为罗马法体系的总结，是世界史上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古代法律。

☉明☉历代古人像赞／周公画像及赞辞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周公也被世人尊为“元圣”。

采邑制和中央集权制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先产生的主要原因便是，中世纪的欧洲一直没有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由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的特性得到了极大的保留，各地纷纷采取采邑制。采邑制度使得王权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和领主的关系是条约关系，条约的双方都不能破坏规则。这极大地限制了王权，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即便是在中世纪，一些用武力建立起的规模较大的帝国，也因为王权受到限制而无法延续下去。这种政权割据的情况，使得权力集中的教会势力开始迅速发展，并足以与王权和领主相抗衡。贸然用武力消灭一个王国会受到教会的谴责，因此欧洲出现了王权、领主和教会三者相互制衡的局面，这使得各王国迟迟不能完成中央集权化。

而中国从魏晋南北朝起，自隋唐统一之后便再也没有过大的分裂，取而代之的是几大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的更迭。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分裂的原因在于，在大航海时代前的数千年里，中国的东南两面是大海，西面是青藏高原，地理环境十分稳定，只有北面有少数民族入侵的危机，但数次入侵的少数民族，诸如鲜卑族等最后都融入华夏文明中，蛮族的特性被强烈弱化。因此，在中国核心农耕区上建立的历代政权大多都是以汉族为主体，继而各地语言文化开始统一，民族认同感极其强烈，易于形成中央集权化的政权。即便一些政权采取分封制，最终还是会因王权的膨胀走向战乱再归于一统。这是中世纪地理环境腹背受敌、民族成分复杂、语言差异加剧的欧洲所无法具备的条件。

王权和神权

和欧洲备受制约的王权相比，中国的王权基本没有受到过宗教的挑战。中国的宗教观念自西周之后便开始淡薄，即使东汉时期本土道教产生，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佛教兴盛，都没有影响王权的专制。同世界其他早期国家一样，中国的夏、商时期也是神控制和主宰一切的时期。当时人们将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都归结于“天之明命”[2]，认为人间的吉祥和灾祸以及政治权力在于天。[3]

但是从西周开始，鉴于商朝虔诚祭祀鬼神却仍难逃覆灭命运的事实，民众开始对神的权威性展开了质疑，无神论和理性化思潮开始萌芽。其中在中国宗教观念理性化方面，周公和孔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公总结了夏、商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制礼作乐”的思想，将人与神的关系转换为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而孔子将人自身从“天”的概念中独立出来，并从对人性的关注这一角度出发，将人定义为具有道德理性——“仁”的主体。“仁”的提出，使中国在道德判断上开始具有理性，这种理性成分从根本上削弱了宗教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力。再加上儒家学说发展到西汉时期，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政治和伦理倾向更为突出，使得人伦关系的宗法式道德观及君臣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与此同时，当时世界的大宗教均未在中国开始流行，即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衰落，玄学兴盛，佛教、道教广泛传播，社会动荡不安，宗教也无法撼动君王在民众心中的至高地位。正是因为中国很早对人主体性的觉醒，导致即使在不完全否定神的情况下，中国也不会像欧洲一样将神和宗教当作自己的终极关怀和唯一的最高哲学。

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

中国古代的经济水平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尤其到了唐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已经完全具备。但是由于稳定封闭的独特地理环境，中国的经济基础长期保持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便是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由于农业的发展可使国库充足、人丁昌盛，而商业利益回报交换必然会使一部分农业人口流失，造成地租收入不稳定，粮食供给不足，从而大大削弱王朝统治。因此，中国的封建政权大多时候都是重农抑商，即便是商品经济发达、政策开放、社会发展最鼎盛的唐宋时期，也依旧有禁榷制度。

此外，由于农业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命脉，皇帝直接掌控人口和土地，大一统王朝的更迭统治让中国一直受租佃关系、徭役赋税的束缚，广大人民自产谋生，缺乏消费欲，没有购买力，导致消费市场无法形成。即便出现商品经济，也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真正大量交易的消费品基本都是茶、瓷器、丝绸等上流社会奢侈品。其市场规模和中国地理范围相比要小得多，因此资本主义萌芽迟迟不能出现。

欧洲的情况则和中国完全不同，长时间割据和领主自治使城市开始出现。城市的生活与农村不同，市民没有土地，便只能以经商和手工业为主。再加上西欧南边紧靠地中海，和北非、中东等国家均可通过地中海来往联络，因此欧洲逐渐继承了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以海洋贸易为基础的海洋文明。发达的贸易要求民众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但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开始遇到来自封建主的阻力，封建主常常利用对依附农民的政治权利和对粮食的垄断来控制城市。然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市民的增加，对劳动力和原料的进一步需求，导致城市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2世纪开始，因商业发展而开始有资本积累的城市利用其财富，开始对封建主实施进攻。意大利北部诸城先后成立了公社。公社为了削弱封建主的势力，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并开始迫使封建主释放农奴。农奴制逐渐开始瓦解，城市封建主势力基本不复存在。

战胜了城市封建主后，城市开始把自己的势力伸向农村。在城市争取独立的时候，农村也形成了自己的公社。农村公社为了摆脱封建主在公社中的行政权，掌握公社收入的权力以及公用地的使用问题，常与封建主发生纠纷。在纠纷中，城市总是支持农村公社，并开始在农村公社土地上实施农业操作，进行土壤改良，培植葡萄和果园，改善放牧地，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各地农村均纷纷走入生产化模式，封建主阶级逐渐瓦解，资本主义萌芽越发地壮大。

◎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

01 　魏晋墓砖画《牛耕图》

1974年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中发现200幅墓砖画，内容表现了农牧生产活动，如屯田、畜牧、放牧、耕作、播种、采桑等，使今人对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农耕文明有了直观的认识。

02 　大航海时代重要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欧印航线的发现者，葡萄牙航海家，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线的开拓者。

03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意大利的著名航海家，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

04 　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葡萄牙人，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险。1519~1521年率领船队完成环航地球，麦哲伦在环球途中在菲律宾的部族冲突中被当地居民砍死。船上的水手在他死后继续向西航行，回到欧洲，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TIPS

大航海时代，是指在15世纪～17世纪欧洲发起的广泛跨洋活动与地理学上的重大突破时代。这些远洋活动促进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沟通，并随之形成了众多新的贸易路线。人们不仅在这个时代发现了新的大陆，增长了大量的地理知识，也极大促进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并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环节之一。

“黑死病”带来的骤变

14世纪中叶，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黑死病广泛流行，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这场瘟疫成为文艺复兴全面兴盛的导火索，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也标志了欧洲中世纪的结束。[4]

在这次大瘟疫中，欧洲人口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失，2500万人的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量人口死亡导致大片耕地荒废，劳动力严重缺乏，这强烈地改变了对领主有利的形势，此时劳动力问题取代了土地问题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不再是争出高价来承租土地，而是摆出自己的条件来向领主要求降低地租和给予高额的劳动报酬。而领主们企图回到义务劳动的农奴制时期，甚至用法规来控制劳动工资，结果自然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西欧各国纷纷开展农民运动，庄园领主不得不向农民让步，降低佃租，这进一步促进了西欧农奴制的解体。

受黑死病影响较小的东欧则成为欧洲主要的粮食供应区域，但其庄园农奴制经济不仅未因此而瓦解，反而加强。这是因为东欧封建领主为了取得更多的粮食和畜产品，通过强制性的购买，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兼并，扩大其自营地，加重农奴的义务劳役。农民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领主采取严密措施来阻止农奴逃往城市或西欧，并强迫君主明确宣布农民奴役的合法性，强迫城市放弃庇护农民的权利。而东欧庄园生产的目的已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将粮食当作商品出售给西欧。这种生产目的的转变促使西欧农村减少粮食的生产，转而生产如葡萄一样的经济作物，进一步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相反，东欧则因农奴制加强而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道路自然和西欧出现分化。

◎有关中世纪“黑死病”的艺术作品

01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十日谈》（Decameron）于1492年在威尼斯发行的版本。

02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于1957年拍摄的电影《第七封印》（det sjunde inseglet）海报。

03 　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 the Elder）的木版油画作品《死神之凯旋》（The Triumph of Death）。

04 　奥地利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Plague Column Vienna）。

客观理性和主观感性

魏晋南北朝和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性质的差别，也直接影响了艺术文化领域，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两个时代不同的审美观。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文艺复兴较封建主义来说是人类一次真正的解放，因此文艺复兴对人的个性、才能、创造性的认识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动力性的进取实践精神，它本身是通过艺术文化，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发起的斗争。再加上古希腊文化本就有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在打破神学禁锢的同时，人本主义思想逐渐兴盛，使文艺复兴的审美观是个体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理解，而这也是文艺复兴通过文化艺术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

◎魏晋南北朝和文艺复兴时期代表艺术作品

01 　建筑：河南嵩岳寺塔，北魏建

02 　建筑：维琴察圆厅别墅（Villa-Rotonda-Palladio）帕拉弟奥建（Andrea Palladio）

03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04 　☉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圣玛利亚修道院藏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春（Primavera）

☉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藏Galleria degli Uffizi

魏晋南北朝却是在汉王朝分崩离析下出现的。社会动荡，没有新的制度形式出现，使得人们有强烈的危机感，对现实有一种极其消极的逃避态度。这种忧患意识只能通过一种虚幻的、自我安慰式的精神因素来达到平衡。此外，儒家“经世致用”的原则使中国人特别看重现实功利，并形成了极为对立矛盾的双重人格：现实安泰时，极大强化儒家，处处歌舞升平；到了动荡的魏晋南北朝，由于在现实中苦于无门，便又将儒家贬损到底，内心的压抑和空洞暴露无遗。现实世界的崩塌促使人们开始在精神上超越现实，在审美上就自然强调回归内心和灵魂，这样便形成了魏晋南北朝强调想象、情感，探索感性和心境修养的无利害审美观。

注重超脱精神境界的审美观使魏晋南北朝的艺术表达更加主观感性，其探讨的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注重对自然理解的审美观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艺术家追求客观再现。为了突破宗教，与神对抗，西方艺术家着重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因此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备受推崇。并且西方艺术家也开始把科学性应用到艺术创作中去。这种本质性的差异尤以绘画领域的对比最为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善于用高度概括和简练的线条描绘宇宙苍生。秀骨清像的风格体现了笔和骨骼结构的关系，并且讲究对“气韵”的追求，线条成为绘画中独立的审美元素。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线条没有跳出造型，成为独立的审美元素。由于追求画面的真实感，线条随着光线变化，明暗对比无法孤立存在。

☉顾恺之☉洛神赋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色彩运用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颜色的使用主观且单纯，质感上追求平面化、装饰化，融入了超越自然本身的色彩；而由于讲求理性客观、真实描绘，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色彩力求用自然本身的颜色，光线明暗清晰写实。

在空间感上，两者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以线造型的技法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具有二维平面质感。纯粹的线条，不夹杂光线的变化，体块感很弱，空间和体积的关系也是通过藏露与隐现的留白处理表现出来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追求的空间是立体的，有一种可测量、可进入的透视感，再待到透视学理论的完善，绘画作品的立体感便更加突出了。

魏晋南北朝和文艺复兴时期都是中西各自历史中极富独特魅力的时代。更有趣的是，在进入近现代后，两个时代的思潮发生了交叉逆转的现象：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大力提倡文艺复兴中的客观科学性，借以打破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具有朦胧意识的审美观对社会和科学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而文艺复兴美学传统发展到18、19世纪的欧洲也同样陷入了困境，强调对自然的把握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功利，结果导致欧洲人精神空虚，心灵严重失衡。欧洲人开始重视精神和内心的感受，“印象派”“浪漫主义”等流派相继诞生。

或许这两个时期的思潮穿越时空互相交错，正是在说人生来就与自然有着永恒的联系，而人本身也是生命最崇高的意义。

阮　咸

《晋书·阮咸传》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历仕散骑侍郎。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

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与从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

[1]　（美）罗宾·W·温克，（美）约翰·E·泰尔伯特，任洪生译．牛津欧洲史（第一卷）［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43

[2]　出自《尚书·太甲》。

[3]　出自《尚书·汤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4]　N.J.G.Pounds. An Economic is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M]: New York, 197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中文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②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③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④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0．

⑤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⑥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⑦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⑧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⑨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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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目录

知中·竹林七贤

知中《竹林七贤》特集·言论　ZHICHINA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Expressions

七贤人际关系图谱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the Seven Sages

魏晋历史大事记时间轴　The Timelin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1　动荡百年：魏晋时代大潮　Hundreds of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2　“竹林”在何处？“七贤”为何人？　Where is the Bamboo Grove? Who are the Seven Sages?

03　探索魏晋风度的文学宝库——《世说新语》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The Literary Treasur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4　进与退：竹林七贤的四十岁　Advance or Retreat: When They were 40 Years Old

05　七贤逸事　The Anecdotes of the Seven Sages

06　哲学与音律：魏晋名士的音乐之道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7　从“贵无”到“崇有”——席卷魏晋的玄学思潮　"Not being" or "Being" —— 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8　成于阮籍，兴于王戎——魏晋清谈之　Idle Talks of Metaphys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09　看似佯狂，实则悲戚——魏晋任诞之风　Willfulness and Indulgence: The Choice of the Wei-Jin Celebrities

1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魏晋名士与酒　The Culture of Drinking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1　五石散与魏晋服药之风　Powder Taken Cold and the Fashion of Taking Medicin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2　竹林生莲花：魏晋佛教的兴与衰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Buddhism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3　水墨丹青中的“名士风流”　The Celebrity Grace in Chinese painting

14　从“建安风骨”到“两晋风流”：魏晋文学发展小史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5　风流传承千载：诗词中的竹林七贤　The Poetry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16　衣食住行：魏晋名士生活细节小考　Basic Necessities of Lif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ife Details of Wei-Jin Celebrities

17　形形色色的“孔方兄”：魏晋货币演变历程　The Evolution of Currenc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8　魏晋时代的女人们　Wome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19　门阀和皇权的角逐——东晋历史大背景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20　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　Wang and Xie，The Famous Familie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21　竹林遗珍——“七贤文化”的后世传承与影响　The Inherit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Seven Sages" Culture

22　归去来兮——中国“隐士”文化小探　A Glimpse of China's "Hermit" Cultural Influence

23　嵇康阮籍，异于常交？　Ji Kang and Ruan Ji are Gays?

24　同象殊途：魏晋南北朝与欧洲文艺复兴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Renaissance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