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中·以侠之名/罗威尔主编.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086-7842-9

Ⅰ．①知…　Ⅱ．①罗…　Ⅲ．①侠客—文化—研究—中国　Ⅳ．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3049号

知中·以侠之名

主　　编：罗威尔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 印 者：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300千字

插　　页：12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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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侠文化发展史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中国历代著名侠客人物谱One Picture Tells You the Famous Chinese Knights-Errant

知中《以侠之名》特集·言论ZHICHINA In a Knight-Errant's Name Expressions

01 东西方文化中体现尚武精神的理想人格Ideal Characters that Embody Valiant Spirit in the East and West

0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Interview with Chen Pingyuan：Literati's Dream of Being a Knight-Errant

03 人在江湖A Knight-Errant in the Arena

04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关于侠的九个关键字The Spirits and Standards of Knight-Errant：Nine Keywords

05 侠客之祖：墨子与墨侠The Originator of Knight-Errant：Mozi and the Knight-Errant in Mohism

06 制造儒侠：文化记忆之一种Ruxia：One Type of the Knight-Errant Culture

07 《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对侠的定义Shi Ji Knight-Errant Biography：How Does Sima Qian Define Knight-Errant

08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传奇侠客的历史典故Historical Allusions of Legendary Knights-Errant

09 女侠：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Five Female Knights-Errant in Ancient Martial Arts Novels

10 游侠与刺客的区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Knights-Errant and Assassins

11 侠之没落，盗之儒化：侠文化的反面产物A Brief Probe into Chivalous Robber

12 屈服及衰亡史：法律阴影下的侠Under the Laws，They Gradually Fade Away

13 从李白看古代士人的理想人生The Ideal Life of Traditional Scholars：Take Li Bai as an Example

14 李白足迹Supplement：Footprints of Li Bai

15 古诗文中的侠文化：一箫一剑平生意Knights-Errant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16 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17 新派武侠“金古梁”Jin Yong，Gu Long and Liang Yusheng

18 中国武侠电影：不断激活，不断创造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tay Active，Stay Creative

19 陈勋奇：我的尚武精神支持我从谷底起步，继续迈向目标！Interview with Frankie Chan：Valiant Spirit Makes Me Keep Going On！

20 “二次元”世界中的侠与武林Knights-Errant in Animation，Comics，Games and Puppet Show

21 郑健和：我塑造每个角色，都会以“侠义”为本Interview with Zheng Jianhe：The Characters in My Comics，All Based on Chivalrous

22 装束复原：他们是中国古代真正的武士They are the Real Warriors in Ancient China

23 游侠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of Knights-Errant

24 剑：侠所带兵，百器之君Sword is the Most Chivalrous Weapon

25 中国古代侠的武功The Kungfu of Chinese Knights-Errant

26 胡小军：古法铸剑，以侠之名Interview with Hu Xiaojun：Forging the Sword in Ancient Way，in Name of a Knight-Errant

参考文献REFERENCES

知中10
以侠之名

出版人&总经理

苏静

Publisher & General Manager

Johnny Su

主编

罗威尔

Chief Editor

Lowell

艺术指导

汉堡

Art Director

Ariyamadisco

内容监制

陆沉

Content Producer

Yuki

编辑

陆沉/元美/罗兆良/王静/刘小荻

Editor

Yuki/Yuan Mei/Paul/Wang Jing/Liu Xiaodi

特约撰稿人

迟广赟/常上永/成隽希

Special Correspondent

Chi Guangyun/Chang Shangyong/Cheng Junxi

插画师

勃勃/DOUNAI/卢君意/继琼/大雷/Scarrie

Illustrator

Bobo/DOUNAI/Lu Junyi/Ji Qiong/Da Lei/Scarrie

策划编辑

王菲菲

Acquisitions Editor

Wang Feifei

责任编辑

宋江伟

Responsible Editor

Song Jiangwei

营销编辑

李晓彤

PR Manager

Li Xiaotong

平面设计

汉堡

Graphic Design

Ariyamad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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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china@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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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interviewees

陈平原

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多年从事中国小说史及小说类型研究，其代表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是国内研究武侠小说类型与演变的里程碑著作。

郝敬

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语文教学部主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数项科研项目，在《文学评论》等社科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从事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以及女性文学方向的研究，对电影有独到见解。

陈勋奇（Frankie Chan）

香港全才电影人，资深电影及电视剧导演、制片人、演员、编剧、武术指导、作曲家，制作出品影视剧十余部。曾拜师王福龄学习配乐作曲，并为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配乐。

郑健和

香港资深漫画家，人称“和仔”，从事漫画创作20余年。曾在邝氏出版社、海洋创作有限公司从事漫画工作，2006年成立壹本创作有限公司。代表作有《火龙》《杀道行者》《封神纪》《西行纪》等，作品长期位列香港漫画畅销榜。

中国古代装束与乐舞复原团队

团队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独家研究和复原古代服饰、乐舞的自发性学术团体，目前已复原200余套先秦至清代的传统服饰，兼及古代室内陈设和古代音乐舞蹈的复原工作，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机构均有合作。

胡小军

龙泉铸剑师，龙泉剑村刀剑研究院院长。大学毕业后，苦研中国刀剑历史与工艺，复原了失传已久的镟焊百炼钢锻打技艺。曾为著名导演吴宇森作品《赤壁》制作真刀剑道具。

插画师/illustrator

继琼

大连人，现居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毕业设计作品章回体国风画作《继琼国》。每天自由自在，画画写字，散步逗猫，怡然自得。笔墨如刀剑，尤擅水墨，画风无拘无束，放浪形骸，天马行空。

孔三胖

现居上海。枯溯系书法家，影像艺术家，摄影师，割裂派诗人，老庄思想资深教徒。2015年在上海方圆艺术中心举办个展“无孔不入——三胖的结构洞”，2016年在上海南门精舍参与群展“南门奇妙夜”，2017年在上海Underground参与群展“乌合之众”。

协力人/information providers

施任毅

著名游戏制作人，香港游戏产业协会创办人及理事会主席，《明报》专栏作者。曾策划游戏漫画杂志《侠医梦行者》《校园惊世录》等，出版《马圈仔》《拳王95序章》等多部漫画作品。现任香港上市公司智傲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是香港本土首间于联交所挂牌的手机游戏公司。

协力机构/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美国肯贝尔艺术博物馆（Kimbell Art Museum）

肯贝尔艺术博物馆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博物馆存有艺术价值卓越的欧洲藏品约350件，其中包含米开朗琪罗的最早画作《圣安东尼的苦难》（The Torment of Saint Anthony）。肯贝尔艺术博物馆参与了美国多项教育项目，馆内还设有涵盖面广泛的图书馆供周边大学师生查阅，图书馆藏书约6万册。

⇨ 3333 Camp Bowie Blvd，Fort Worth，TX 76107-2792，USA

⇨ 817-3328451

www.kimbellart.org

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The Walters Art Museum）

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开放于1934年，是一座公立艺术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于创始人沃尔特斯父子的私人收藏，约22000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覆盖了公元前3000年至20世纪早期作品的展览机构。2012年，博物馆通过《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在网络上公开了2万余件藏品的图片信息，是全球覆盖最广泛的一次藏品发布。

⇨ 600 N Charles St，Baltimore，MD 21201，USA

⇨ 410-5479000

https://thewalters.org

霹雳国际多媒体

“霹雳”为台湾著名的电视布袋戏企业，成立于1992年。80年代后半期，公司董事长黄强华以及副董事长黄文择开创了“霹雳布袋戏”系列剧集，获得录像带出租市场和年轻族群的广泛好评。除电视布袋戏作品外，“霹雳”的盈利模式还包括木偶、剧集原声带、单机游戏、线上游戏及其他人物商品等。

⇨ 台北市南港区南港路1段209号A栋6楼

⇨ 02-89780555

http://www.pili.com.tw

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成立于1956年11月14日，是当时全国四大样板馆之一。展陈大楼为仿苏式建筑。现藏文物近22万件套，特色藏品包括商周青铜器、汉代画像石、古代陶瓷器、宋元金银器、文房四宝、明清书画、徽州雕刻、近现代文物及古籍善本、契约文书、潘玉良美术作品等。

⇨ 安徽省合肥市怀宁路268号（新馆），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268号（老馆）

⇨ 0551-63736658

http://www.ahm.cn

荆门市博物馆

荆门市博物馆成立于1984年，现有馆藏文物6万余件。馆藏的“郭店楚简”“战国女尸”等多件藏品在全国乃至海内外均有重大影响。“郭店楚简”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世界最早的原装书”；“战国女尸”比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早200年，被称为“中国第一湿尸”，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

⇨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19号

⇨ 0724-2345328

http://jmmuseum.com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博物馆成立于1954年。建馆之初，藏品来源主要包括原山东省图书馆金石保存所藏，原济南广智院历年来搜集的标本、化石类藏品。博物馆在陶瓷器、青铜器、甲骨文、陶文、封泥、玺印、简牍、汉画像石、书画、善本书方面收藏丰富。

⇨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1899号

⇨ 0531-85058202

http://www.sdmuseum.com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始建于1929年。馆藏文物及标本10万余件，品类丰富，年代序列完整。河姆渡文化遗物、良渚文化玉器、越文化遗存、五代两宋佛教文物及历代书画和金石拓本、历代漆器等，都是极具地域特色及学术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物。

⇨ 浙江省杭州市孤山路25号

⇨ 0571-85391628

http://www.zhejiangmuseum.com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藏品以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为基础。故宫博物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与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

⇨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 010-65131892

http://www.dpm.org.cn

Words of Editor
编辑的话

东方的侠义精神，经常被拿来与西方的英雄主义相比较。所以这本《以侠之名》特集，在开篇便介绍了东西方文化中四种典型的尚武人格——侠、武士、骑士以及牛仔。

但“侠”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业或阶层，它更像是对具有某种精神特征的人群的概括。什么是侠？他们可以执剑三尺快意恩仇，斩尽天下不平事；可以策马踏歌，渔樵江渚，惯看秋月春风；也可以为国为民，重诺轻生，此身已许国再难许卿。

在中国，侠被文人赋予了许多浪漫想象。有人说，侠与圣本质相同，他们进可列班朝堂，退可浪迹江湖。这种意象在历史中被不断重塑，逐渐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当代人对侠的印象，则多来自于虚构文学与影视作品。侠精神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盛世潜、乱世出的英雄身上，也同样存在于每个人希望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时刻。人人皆可为侠。

中国侠文化发展史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01　春秋战国

内容　1. 法家。“侠”的名字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2. 儒家：儒家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思想，跟侠所追求的境界一致。

3. 道家。庄子《说剑》篇中把剑分为三种，即“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而侠属于“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的最后一等，也就是庶人之剑。

4. 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等思想，对侠的品格形成影响深远。

特征　不同门派对侠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侠的形象还不成熟。

代表篇目　《庄子·说剑》《列子·汤问》《礼记·儒行》《韩非子·五蠹》《墨子·经说》《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等。

02　秦汉

内容　1. 早期的侠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身份是刺客，比如刺杀秦王嬴政的荆轲。

2. 司马迁第一个肯定了侠。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给侠下定义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3. 司马迁为侠立传，《史记·游侠列传》主要记叙了朱家、田仲、剧孟等游侠的故事。司马迁归纳了侠的特点，也因此拉开了后世侠文化的序幕。

4. 班固等人从维护封建礼法的角度出发批判侠，他在《汉书·叙传下》说明了写《游侠传》的原因：“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矧乃齐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礼法是谓！”

5. 东汉的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了侠，这是侠的形象第一次在诗赋作品中出现。

特征　秦汉时期的侠，仗义疏财，济人困厄，这跟先秦时期以舍生取义为行事准则的侠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秦汉的侠重儒风，轻武术，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

代表篇目　《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燕子丹》等。

03　魏晋南北朝

内容　1. 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述了一些侠的故事，比如不顾个人安危帮助乡亲斩杀吃人大蛇的侠女李寄，就是其中的代表。

2. 《世说新语》中有关侠的代表篇目是《周处》，描写的是为害乡里的周处在斩虎杀蛟之后成为大侠的故事。

3. 诗文中也出现了一些侠的形象，比如曹植《白马篇》中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便是其中代表。

特征　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使得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很多荒诞诡异的志怪小说，其中不乏侠者。

代表篇目　《搜神记·李寄斩蛇》《世说新语·周处》《白马篇》《游侠篇》《咏史》《代结客少年场行》等。

04　隋唐

内容　1. 歌颂游侠的风气大盛，最具代表性的是诗歌。

2. 歌颂游侠的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向往侠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比如王维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另一类是赞扬侠客行侠仗义精神的，比如李白的名篇《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3. 中国文言武侠小说在唐代走向成熟，在唐传奇和笔记小说中都能找到侠的身影。比如裴铏的《聂隐娘》和《昆仑奴》等作品，便都是在描写侠。

特征　除了歌颂游侠的诗歌掀起了高潮之外，文言武侠小说在这时候也开始趋于成熟，作品的结构、语言有了很大进步。

代表篇目　《宝剑篇》《邯郸少年行》《侠客行》《传奇·昆仑奴》《传奇·聂隐娘》《虬髯客传》《酉阳杂俎·僧侠》《北梦琐言·荆十三娘》等。

05　宋

内容　1. 宋代话本推动了侠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说书艺人会专门讲述侠的故事，宋江的故事就是典型的案例。

2. 诗词大家中有不少崇拜侠的人，比如陆游和苏轼。

3. 宋代关于侠的小品文也独具特色，《谐史·我来也》里面，便塑造了我来也这个轻功和计谋都十分过人的盗贼形象。

特征　相比武侠小品，宋代侠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话本中与侠有关的内容兴起，此外戏曲中也有不少对侠客豪杰的描写，为明代侠义小说的繁荣打下基础。

代表篇目　《剑客行》《宝剑吟》《谐史·我来也》《梦溪笔谈·权智·定远弓手》《醉翁谈录·花和尚》等。

06　明

内容　1. 长篇白话小说大兴，很多小说作品至今流传不衰，比如《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其中《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武侠小说（非纯武侠）。

2. 除了长篇白话小说外，白话短篇小说也出现了不少表现侠义精神的作品。比如《警世通言》里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初刻拍案惊奇》里的《十一娘云岗纵谭侠》等。

特征　长篇武侠小说初露端倪，短篇武侠小说虽然没有大的突破，但是在内容上已开始有意识地让侠走向真实的生活。

代表篇目　《水浒传》《喻世明言·杨谦之客舫遇侠僧》《二刻拍案惊奇·神偷寄兴一枝梅》《西湖二集·侠女散财殉节》等。

07　清

内容　清代出现了武侠小说创作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出现了最早的武侠公案小说《施公案》，整书由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而成，处处设置悬念，首开“武侠+公案”的组合模式。

2. 《三侠五义》以侠客为主角，是中国第一部正宗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武侠小说，讲的是包拯与“三侠”“五义”等众位侠客之间的故事。

3. 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标志着武侠言情小说的诞生。

4. 唐传奇所开创的仙侠小说在经历长期的沉寂之后，出现了仙侠小说的又一代表作——《七剑十三侠》，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平民意识。

5. 很多文人参与创作文言武侠短篇小说或是武侠笔记小说。比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侠女》写的就是一个刚毅果决、除暴安良的侠女的故事。

特征　掀起了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在公案、笔记等各种小说类型里面，侠客作为一种文学典型被塑造。

代表篇目　《七剑十三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施公案》《聊斋志异·禽侠》《大铁椎传》等。

08　民国

内容　武侠小说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主要有十种：向恺然——江湖传奇派，朱贞木——奇情推理派，宫白羽——社会反讽派，赵焕亭——风俗人情派，姚民哀——帮会武侠派，文公直——历史演义派，李寿民——奇幻仙侠派，王度庐——悲剧侠情派，顾明道——男女侠义派，郑证因——武功技击派。

特征　鲁迅称民国之前的武侠小说为“侠义小说”，是广义上的。民国时期出现了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潮，它上承晚清武侠小说，下启港台新派武侠小说。

代表篇目　《江湖奇侠传》《大侠粉骷髅》《罗刹夫人》《昆仑侠隐记》《蜀山剑侠传》《少林女侠》《江湖大盗》等。

09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

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武侠小说出版受到限制，武侠小说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

2. 香港地区出现了以梁羽生、金庸、倪匡等武侠小说家为代表的香港新派武侠小说。

3. 台湾地区出现了以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等武侠小说家为代表的台湾新派武侠小说。

4. 随着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各种神奇武功被创造出来，加入了更多的想象色彩。

特征　武侠小说在大陆（內地）被禁止，但是在港台地区却很流行，其影响波及东南亚。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其塑造人物的手法已跟民国时期旧派武侠小说有了很大的不同，被称作新派武侠小说。

代表篇目　《萍踪侠影录》《天龙八部》《剑胆琴魂记》《紫电青霜》《玉面修罗》等。

10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

内容　1. 以古龙、陆鱼、秦红等为代表的小说家掀起了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2. 《少林寺》《霍元甲》等武侠电影的播出引起武侠创作新热潮，大陆（内地）开始涌现出一批武侠小说作品，比如残墨的《风尘洗剑录》、聂云岚的《玉娇龙》等。

3. 出现了对港台地区武侠小说的研究热潮，评论文章活泼，思维严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叶洪生和倪匡的武侠评论。

4. 大陆（内地）也出现了对武侠小说的研究，比如李寿民《还珠楼主论》和章培恒先生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等。

5. 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以武侠小说发展流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

特征　写法新颖、语言新派，文中喜欢插入诗行短句，注重心理描写。各种类型的研究和作品层出不穷，发展趋于多元化。

代表篇目　《塞上曲》《孤鸿剑》《天涯·明月·刀》《七杀手》《释侠》《侠义与侠情》等。

中国历代著名侠客人物谱
One Picture Tells You the Famous Chinese Knights-Errant

知中《以侠之名》特集·言论
ZHICHINA In a Knight-Errant's Name Expressions

文+编：元美　绘：DOUNAI
text & edit：Yuan Mei　illustrate：DOUNAI

郑保纯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你最欣赏的侠人物是谁？他的哪些品格吸引了你？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他能将九阴真经、九阳真经、太极拳、圣火令等功夫融会贯通，很了不起，就像将中西马哲打通的哲学家冯契先生一样。另外，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选择也很好，在很多心仪的女性中间，择一而终，也很好。有人觉得他有一点软弱，我倒是觉得，人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能以柔克刚，才是张三丰真人的嫡传心法。另外古龙小说里的楚留香，还珠楼主小说里的齐漱溟，王度庐小说里的李慕白，也是我喜欢的。

你觉得侠有哪些特质和品格？

侠客重视身体上的修炼，在师父的指点下，通过灵肉方面的共同进取，获得高超的能力。侠客也会参与社会的构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路见不平。侠客知行合一，自强不息，通过修炼与行侠证道，了解到生命与宇宙的终极意义。所以侠客就是通过修炼、行侠、悟道而得到自由的人，是人中的龙。

当今社会是否存在侠？

我们在武侠小说、网游、影视剧里，在作家们虚构的“江湖世界”里，遇到侠客，扮演侠客，这个“虚拟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孩子们学跆拳道，女性练习瑜伽术，老年人打太极拳，这些其实都是在进行灵与肉的修炼。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帮助别人，无私利他，这些也都是侠客精神的闪现。当今社会，侠的精神是无声无息、无处不在的。

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灵肉的修行、社会的构建、道的领悟，侠义精神在身体、伦理与观念上，是作为一种超越性的方式而存在的，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也许就是古龙讲的“侠是伟大的同情”的意思吧。

林必忠
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文博研究馆员

你最欣赏的侠人物是谁？他的哪些品格吸引了你？

墨子是我最为推崇、欣赏的大侠。他创立墨家学说，在战国乱世中，阻止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说服鲁班而止楚攻宋，率众弟子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以他并不宽厚的肩膀承担起了“铁肩担道义”的使命，追求着难能可贵的“非攻”“兼爱”等和平理想，正应了侠的最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你觉得侠有哪些特质和品格？

侠，本为形声字，从人，夹声；左为人，右乃双臂各扶挟一人，意为靠自己的力量帮助被欺侮的人。引申为游离于国家纲纪法度与道德伦常之外、锄恶济困的人，是律法之外正义的化身。侠具备的基本特质和品格有：众信义、轻生死，热血情怀、慈悲心肠，豪爽，喜好结交，勇于排难解纷、济人困厄，铲除强暴，隐忍，执着，坚守等。

当今社会是否存在侠？

今非昔比，当今社会已和古代社会渐行渐远，传统意义上的侠没有了生存土壤，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可以赋予侠以新时代的意义：靠自己的力量济人困厄、轻小利顾全大局、爱岗敬业者都能被视作侠。例如那些慈善人物、公益使者、劳动模范、创业标兵、各类感动人物、文明市民、道德表率等。

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承与发扬其精华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可以从儒家对“忠”字的诠释而窥一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笔者以为，忠字的内涵恰好可以概括为当今社会的侠义精神，它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条件之一。

凤歌
武侠作家，《灵飞经》《昆仑》《沧海》作者

你最欣赏的侠人物是谁？他的哪些品格吸引了你？

杨过。他聪明专一，自由不拘而又有底线。

你觉得侠有哪些特质和品格？

见义勇为和自由奔放。

当今社会是否存在侠？

当今社会还是有侠的，个人相对较少，不过救灾救民的军人也都算是侠之大者吧！

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当今社会物欲太甚，为了私利不择手段、恃强凌弱的大有人在。侠义精神与此恰好相反，它主张扶危济困、惩强扶弱，追求公平和道义。拥有一些侠义精神，可以有效抑制社会上的戾气，也能够给那些为富不仁、当权不义者提个醒。

吴运杰
微博历史博主@遗产君

你最欣赏的侠人物是谁？他的哪些品格吸引了你？

最欣赏的武侠人物是金镶玉，她敢爱敢恨、八面玲珑，既可以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赴汤蹈火，也可以为了成全他人牺牲自己。

你觉得侠有哪些特质和品格？

简单来说，一个人要成为侠，必须具备奉献的精神和能力，以及不与社会主旋律相违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达到这两点，人人皆可成侠。

当今社会是否存在侠？

当今社会仍然有很多侠义之士存在，惩恶扬善者为侠，救死扶伤者为侠，拾金不昧者为侠，行善积德者亦为侠。

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当今社会，侠义精神的作用在于它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它鼓励大家积极承担责任，行善积德、助人为乐，而不是固守一己私利。

夏阿
商业插画师

你最欣赏的侠人物是谁？他的哪些品格吸引了你？

令狐冲。自由自在、放荡不羁，看似什么都不在乎的外表下有着笃信的价值观。

你觉得侠有哪些特质和品格？

善良、智慧、谦卑、正义，但不是自我正义。

当今社会是否存在侠？

存在侠，比如那些长期投身慈善组织的志愿者，以及那些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甚至甘愿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就都是侠。我很佩服他们。

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人性中未被黑暗吞噬的美好一面。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游侠列传》

沈彬
唐五代诗人

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

——《结客少年场行》

苏轼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留侯论》

汤显祖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

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

——《紫钗记》

李贽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

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

——《焚书》

张潮
清代文学家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幽梦影》

龚自珍
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

任也者，侠之先声也，古亦谓之任侠。侠起先秦间，任则三代有之。侠尚意气，恩怨分明，儒者或不肯为；任则周公与曾子之道也。

——《尊任》

谭嗣同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

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

——《望海潮》

梁启超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

——《中国之武士道》

平江不肖生
近代著名武侠小说家

江湖上第一重的是仁义如山，第二还是笔舌两兼，第三才是武勇向前。

——《江湖奇侠传》

金庸
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政治评论家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笑傲江湖〉后记》

古龙
当代武侠小说作家

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

——《〈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

梁羽生
当代武侠小说作家

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谋福祉，才可称之为侠！就像金庸所讲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哥们儿之间的义气，那是少数人的利益，根本不能称之为侠！就像我在《大唐游侠传》中所写的史夫人那样，“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张恨水
现代著名章回小说家

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我越想这事越伟大，只是谢以仆病未能。

——《我的写作生涯》

林语堂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人人在武侠小说中寻求顺民社会中所不易见之仗义豪杰，于想象中觅现实生活所看不见之豪情慷慨。

——《论语》第50期

章太炎
清末民初革命家、学者

法家之所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于纵横之辩言，其上则雄桀难御，不可以文法约束者为特甚。故韩非所诛，莫先于务朋党、取威誉。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

——《检论·思葛》

余英时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

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

——《士与中国文化》

泷川龟太郎
日本汉学家，著有《史记会注考证》

周末游侠极盛，至秦、汉不衰，修史者不可没其事也。史公此传，岂有激而作乎哉！

——《史记会注考证》

01　东西方文化中体现尚武精神的理想人格
Ideal Characters that Embody Valiant Spirit in the East and West

文+编：陆沉　绘：继琼　Scarrie
text & edit：Yuki　illustrate：Ji Qiong　Scarrie

中国的侠、日本的武士、欧洲的骑士、美国的牛仔，
是东西方文化体系中尚武精神的代表，也是这些国家各自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典范。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中这样定义“英雄”：“我们所指的是这样特殊的人物：
他站在一个枢纽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使得历史上的某些成就全归功于他一人。”
或许我们要说的这些人，并不都是时代里的伟人，但他们却曾站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节点上，
寄托了人们渴望公平与正义的愿望。尽管他们最终还是消失在了时代的洪流中，
但他们的存在，却实实在在或短暂或长久地影响了一些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

战国四公子

侠

《说文解字》中有语：“夹，持也，从大，侠二人。”侠之本意，为跟从扶持大人物之人，是大人物差遣役使的人。今“侠”字，左边为“人”，右边为“夹”，乃“夹”的偏旁体。在古文中，侠、夹互为通假字。古人中，最早提到“侠”的是韩非子，他在《韩非子·五蠹》篇中曾批判“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为法家代表，主张用法来治理国家，尚武而又目无法纪的侠无疑会成为威胁者。韩非认为：“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侠拥有武力，喜聚众，在乎名声，为达目的不惜触犯律法，因此不利王道统治。

尽管韩非苦口婆心地对侠的社会属性进行了论述，但他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何以见得？春秋战国时期，侠的数量不仅未减，反而还增加了。以养士闻名的战国四公子，不仅自己是颇有名望的侠，其门客中的名侠亦是大有人在。到了西汉时期，游侠更是盛行，并且还受到具有先见之明的文人的肯定，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司马迁看来，游侠虽然偶有不合道德伦理的行为，但总体来说还是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的：他们说话算数，做事讲求结果，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兑现，并且急人之所急，为了做成一件事不惜以命相搏。东汉的班固虽然对侠之所为持批判态度，但是对于他们人性中的闪光点也给予了客观肯定。在《汉书·游侠传》中，他说侠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但又称赞他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

想要追溯侠的起源，还得先从士阶层的兴起说起。商周时期，从平民中分化出一个文武兼修的阶层——士，士属于低阶贵族，他们既无实权，但又跟普通的平民不同。他们学习“六艺”，文武双全，因个人喜好不同，有擅文者和擅武者之分。后来在社会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擅文者心怀所信，四处游说，凭借其“文才”立世；而擅武者则成为主上所养、为主所用的“私剑”。吕思勉在《秦汉史》中说：“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侠即由士中尚武的那部分人分化出来的。后世常说的“侠客”，也正是因为早期的侠多投身他人门下为客，所以才被叫开的。

但先秦之后，构成侠群体的人已不再局限于士阶层，而是散布于整个社会。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曾根据侠的出身对他们进行过划分。出身于平民的为“布衣之侠”“匹夫之侠”，根据活动区域的不同，这些平民之侠又可分为“闾巷之侠”和“乡曲之侠”。他们不事生产，但又不至于忍饥挨饿。他们行侠仗义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身份尊贵或有官阶的贵族、诸侯为“卿相之侠”，顾名思义，他们有自己的产业或俸禄，养得起门客，有一定声望。“暴豪之侠”则是指那些地方豪强，他们间或行侠仗义，但更多的是欺男霸女，有点儿接近于黑社会，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这些豪暴之徒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欺凌孤弱”。从中可以看出，出身对侠的行为的影响之深——出身阶级不同，其道德标准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种出身外，冯友兰在《原儒墨》中还提到了流民，他说：“其原业农工之下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侠士。”他认为，在侠群体的构成中，流民（或称“游民”）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个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说“民有常产，则有常心”，一旦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就特别容易成为社会中的离轨者，变成游侠。“游侠”的“游”字，正是游侠不安一隅、喜好交游特征的体现。

跟四民不同，游侠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也不是一个稳定的能够赖以谋生的职业。它更多地代表了一种精神和行事方式，以及有这种共性和特质的那类人。侠敢于牺牲自我，勇于坚守心中的公理标尺，果敢坚毅，意志力强，为达目标一往无前。一旦社会上的法不能主持公理，这时候有人挺身而出，对平民大众来说就成了一种刚需。可惜的是，在历史中，侠一直不为封建统治者所容，《史记》《汉书》之后，正史中再无关于侠的明确记载。人们对侠的印象，更多来自武侠文学之中。尽管如此，在历朝历代，都会有大量的侠士涌现，并受到人们的尊崇。这是因为侠不仅仅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精神理想象征，按照汪涌豪的说法，其中亦有现实功利因素的驱使。早期的时候，侠行侠仗义之立意皎然，或为义，或为名，侠之作风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获得社会声望，还可攫取实利，因此世人纷纷效仿，任侠之风难禁。而在乱世之中，英雄豪杰们的侠义之举，可以帮助他们吸引同类，既而招揽到人才，获得权力，最终雄霸天下。隋末唐初，李渊、李世民等人就曾藏亡匿死，收揽了一大批有能力的人。

无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侠是否全是正面积极的形象，但后世加诸侠身上的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格想象。这种想象在古代传奇话本、近现代武侠小说中被不断继承和发扬，并成为侠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武侠小说里，人们对侠的武艺加入了很多超自然的想象，甚至还出现了玄幻与仙侠题材，但总体来看，人们对侠的道德观念的关注还是要大于对其武艺高低的关注。金庸先生曾借郭靖之口定义“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个人英雄式的救世者，就是经典的、中国人所推崇的大侠形象。

梁启超说：“有势位者，益不得不广结材侠之民以自固，故其风扇而弥盛，名誉誉此者也，爵赏赏此者也，权利利此者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1]正是对春秋战国时期任侠之风的赞美。太平时代尚且有许多仰慕侠的人存在，遑论民族存亡之际了。近代每遇外敌入侵，侠之人格就会被文人志士所推重，成为启民智、救国家的精神武器。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曾说：“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表达了侠可振奋国民心性的观点。梁启超写《中国之武士道》，也是旨在以尚武之道救亡图存，希望侠的深明大义、古道热肠能重现于国人精神中。“愿以颈血刷污政”的谭嗣同，他的慷慨赴死，更是侠之精神意志的体现。抗战时期，急赴国难的英雄事迹同样数不胜数，他们同样担得起侠的称谓。

但纵观古今，侠多数时候都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破坏者而存在的。他们独立自由、蔑视规则，是体制的反叛者。他们心怀自我认可的正义，并以此为旗，替天行道，追求天下为公的格局。不过虽然侠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是以自己的内心为标尺的，但相比中性且更为普适的法律规则，侠的裁决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毕竟每一个侠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是非善恶观念，他们对于对错的评判，差别很大。

在西方，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的“程序正义”，又称“看得见的正义”。它的意思是指，并不是说结果足够公平合理了，就实现了正义，而是连裁决的过程，也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它要求人们遵守一个共同的准则，并且严禁以个人的立场做裁决。例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便是贯彻程序正义的范例，这与弗朗西斯·培根的说法相符：“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上的正义与实体正义（结果正义）常常冲突不断，前者注重全过程，后者却只强调结果——“只要真相能够得到，如何获得的并不重要”。舍谁取谁，这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难题，笔者在此不做深入探讨。不过程序正义的概念，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侠（以及武士、骑士、牛仔）的正义之举，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影视作品时，很喜欢将超级英雄们翻译为“侠”，例如将Batman译为“蝙蝠侠”，Spiderman译为“蜘蛛侠”，Iron Man译为“钢铁侠”，从这里也同样能够看出当下的国人心中的侠形象是怎样的。记得电影《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的结尾，戈登（纽约警察）的儿子问，他（韦恩）为什么要跑，戈登说：“因为我们不得不追捕他。”即使韦恩（蝙蝠侠）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因为他是哥谭的英雄，却不是我们此刻需要的那种英雄。我们追捕他，是因为他需要承担这些。”哥谭是一个黑暗的城市，犯罪事件遍及每个角落，仅仅依靠法律已经无法维护正义，所以戈登和蝙蝠侠韦恩，虽然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人，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承担着社会责任。而韦恩，他虽然背负骂名，却是哥谭真正的英雄，这个在黑暗中守护心中正义的人，一直古道热肠，解人困厄，不仅“万死不辞”，甚至还会“不请自来”。这也是侠的人格魅力所在，他或许已经丧失对社会、对制度的信任，但始终会坚持自己的信仰。对自己认定的事与理，自己决心效忠的人，不惜舍弃生命去维护。

鲁昭公六年（前536），郑国的子产将刑法明文刻在大鼎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虽然在春秋尚“礼”的环境下，子产的这一做法受到了时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却成了历史的最终选择。法律与规则，确保了社会的秩序，而这种安定的秩序，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但没有任何一种规则制度能够永远地适用于这个世界。当一种制度变得陈旧，成为人们进步的脚镣时，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去打破它。所以，侠虽然具有破坏性，但也同样存在积极向上的一面。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十分有趣的是，在封建社会里，侠作为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个体，还“反骨”得有几分“前卫”色彩。他们具有独立人格，不受伦理纲常的束缚，对自我的评价，并不来自外界，而是来自自身，这种强大的自信与主观能动性无疑极具感染力。而他们的自由、民主及反抗精神，也使得他们成了封建社会中，那些不满于现实的人们的精神偶像。

如果说，武士与骑士是因为被内化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才被人们渐渐所接受的话，为体制所不容的侠，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而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武侠题材的文学作品、影视创作、游戏动漫数不胜数，这些都是侠文化在21世纪的延伸，但如果想要了解和继承侠精神，单单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距离侠最为灿烂的时代已经太遥远了，那些在历史节点上孤独地与混乱秩序相抗衡的人，不应该只是作为一种传说而被不断地娱乐消费。至少在面对困境和苦难的时候，面对不公与专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Scarrie绘蝙蝠侠

日本武士

梁启超在其列传体史论文《中国之武士道》中称，侠是中国的武士道。梁启超认为，民族精神的孱弱是国运衰微的内因，而尚武之道能够振奋民族精神，让国人奋起御侮。在东方文化体系中，中国的侠与日本的武士，都是古代尚武精神的产物，在人格形象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武士的历史起源

日本武士，源自平安时代的“侍”群体，最初他们只是贴身的随从。9世纪中期，一些拥有庄园耕地的富农领主把自己的同族子弟以及仆从集合在一起，建立起以宗族血缘和主从关系为纽带的私人武装，这种私人武装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以及庄园制的发展而逐渐成为制度化的军事组织，庄园主们利用这些武装力量扩张势力，占领土地。这就是武士的雏形。

江户时期日本武士盔甲，现藏于美国肯贝尔艺术博物馆（Kimbell Art Museum）。

10世纪初，朝廷与地方势力纷争不断。“承平天庆之乱”时，朝廷无力平叛，只能借助平氏家族和源氏家族的势力镇压叛乱，武士阶层自此登上政治舞台。11世纪初，这种地区性的武装组织在战争与兼并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大和更为稳定的武士团，大武士团的首领一般是皇族或贵族。它们中最大的两个便是当初参与平叛的关东源氏武士集团与关西平氏武士集团。

穿着武士服装的演员。

12世纪中叶，皇室与外戚藤原氏的矛盾愈演愈烈，平氏与源氏的矛盾也逐渐加剧。内乱中，平氏首领平清盛进入日本政治权力中心，官至太政大臣。他不断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和领地，甚至在地方建立了“六波罗政权”，平氏权势的扩张昭示着日本武家统治时代即将来临。

12世纪末，被流放的源赖朝在伊豆起兵，讨伐横征暴敛的平氏集团，并取得胜利。平氏灭亡后，源氏在关东发展起自己的政权，于镰仓相继建立“侍所”“公文所”等军队及行政机构，掌控了国家的主要武力。1192年，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持续600年之久的武家统治时代拉开序幕。武士阶层的统治地位由此合法化，成为能够左右政局的政治势力，此为镰仓幕府时代。江户幕府的建立者德川家康，更是将武士作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武士依附于领主，并且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武士在日本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处于中间地位，他们跟皇室一起统治着平民。跟自由自在的中国的闾巷布衣之侠不同，武士集团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虽然武士是政权的实际操纵者，但需要得到天皇的诏书认可才具备合法统治地位，这种统治模式被称作“公武双重政权体制”。

武士道

武士道起源于镰仓幕府时代，并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思想后最终成型，成为武士群体的道德规范。回溯侠初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使精神与思想空前丰富，因而侠精神，其实是多家学说的杂糅与重塑，日本的武士文化则没有那么复杂，它由中国儒教、汉化佛教以及日本神道教三者融合形成。儒家提倡智、仁、勇，而武士道亦对义与勇、仁与礼、忠与智，还有诚信、名誉、克己等精神备加推崇。在《武训》中，日本哲学家贝原益轩说：“武士当以智驭勇，倘嗜勇无智则易失败，非良将。良将必有勇有谋，智仁乃勇之根本。智仁勇三德为武士兼备，无智仁勇则不能努力从事忠孝义，无力讨敌。”

19世纪武士照片。（摄影日下部金兵卫）

儒家中的伦理纲常观念，则对武士的“忠君”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化中，尚武的侠是制度的破坏者，他们游离在社会法律的边缘；而尚武的日本武士则是制度的拥护者，他们本身是体制的一部分，是私人武装力量制度化的产物。在东西方文化中，骑士、牛仔、侠都强调个人主义，注重个人荣誉。但武士却是个例外，其基本单位并不是个人，而是“家”。一个武士的自主性非常有限，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力工具，武士要对自己的领导者绝对忠诚。忠诚对武士来说，既是一项荣誉，同时也是一项基本责任，并且他们只效忠于某个特定人群。

佛教对武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克己和生死观上。武士尚武，常杀生，时刻都面临着生死抉择。对武士来说，佛教能够帮助他们平静内心，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其中禅宗对武士的影响最为深刻广泛，禅宗大师铃木大拙曾说“禅宗是武士的宗教”。修禅是武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闭目冥想能够使武士坚定本心，无念无想，这与战场上要求摒除杂念、目标专一的精神状态相一致。此外，佛家的无常观也使武士形成了超越生死、只求事成的观念，使得他们能够更坦然地面对生死。

日本神道对武士的影响则体现在服从性上，神道思想坚定了他们效忠天皇的使命感。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宗教，它认为万物有灵，各种动植物都是神祇，神社则是祭祀供奉神灵的地方。而天皇是神道的核心，是昊天在地上的肉食代表。天皇拥有昊天的权力与仁爱，有着“君权神授”的意味，所以应当顺从、忠诚于他。这种精神在明治时期成为天皇的统治工具并发展至巅峰，并被军国主义所利用。

武士道的一个重要思想表征是“切腹”，这是武士阶层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日本的传说中，人的灵魂与爱情会寄宿于腹部，所以切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灵魂纯洁无垢。武士切腹，一般有四个原因。一是战败为免受辱，二是为主君殉死（这也被视为忠义之举），三是为了换取某种大义，四是作为一种较为体面的受刑方式。切腹是有身份的武士的特权，足轻武士及浪人是没有切腹资格的，由此也能够看出武士对名誉的重视程度之高。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在《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中说道：“（武士）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2]

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

武士道精神，即使在武士制度消亡之后，仍然流淌在日本人的血液中。明治维新之后，军国主义利用武士道之忠勇，号召全民学习武士精神，试图通过向外扩张来达到拯救日本的目的。战后重建时，日本武士道中的伦理道德、责任感、使命感、团队协作精神又帮助这个民族创造了新的奇迹。正如明治时代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所说：“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一道伤痕来看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3]

武士文化表现

作为影响日本国民最深远的文化精神，武士道在日本的文学与影视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与武士相关的作品出现。

从源赖朝在镰仓建立第一个合法武士政权开始，日本就出现了记述战乱的战记物语，其中不乏对武士生活的描述。如描写平治之乱的《平家物语》里面讲述了平清盛的崛起及灭亡，以及源氏的最终胜利；《私本太平记》则描写了当时的武士政权足利家族的发展历程；此外还有《义经记》《曾我物语》等。日本近世的武士文学作品繁多，其中的代表作有井原西鹤的《武道传来记》《武家义理物语》等，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武士的情感。近世的日本戏剧中也不乏武士题材作品，代表形式有木偶净琉璃、歌舞伎等。《水浒传》传到日本后，掀起了“水浒”热潮，出现了仿作《南总里见八犬传》。至于近现代的大众文学，更是繁荣，武士成为各种文艺体裁创作的热门题材。

武士题材的影视剧，是日本时代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的武士影视作品有《七武士》《影子武士》《黄昏的清兵卫》等等。黑泽明的《七武士》探讨了武士的生存意义；《影子武士》则通过塑造一名为大义而死的替身武士，诠释了一名真正的武士该有的样子；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黄昏的清兵卫》《隐剑鬼爪》《武士的一分》，则从武士的琐碎日常、武士精神的覆没、武士尊严三个角度阐述了导演自己心中的武士道；爱德华·兹威克的《最后的武士》则在明治维新这个新旧交替的背景下，展现了可贵的武士精神传统。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武士时代剧。

透过不同时期的这些武士题材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他所处时代武士道的思考，以及对此做出的回答。

欧洲骑士

骑士是带有欧洲民族远古尚武精神的一种贵族文化，其起源至今未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现在所说的西方骑士（Chevalier），最早来自战场上的骑兵。《圣经后典》中有一处描述：“第二天，何乐弗尼集合了他的全军，以及他的同盟军。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拥有170000步兵，12000骑兵。”此处所描述的是亚述大军入侵希伯来地区，包围犹太城市波苏利亚（Bethulia）时军队的情况，从中可见类似今天骑士的骑马武人形象。尽管骑马作战者早在古罗马时期便已存在，不过骑士文化中的“骑士”，可不仅仅是指这些骑马作战的士兵。

骑士的历史起源

中古欧洲曾长期处于暴力无政府状态，当时国家纷立，国与国之间侵略不断，人们需要机动性更强、更有冲击力的武装。这种情况下，骑兵的优势就被突显了出来。对此法国国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曾分析：“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4]

8世纪时，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施行军事改革，建立了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此为最早的骑士团，也是骑士和欧洲封建贵族的起源。到11世纪至15世纪期间，这些在中古世纪受到正规军事训练的骑兵成为新的封建贵族阶层，骑士制度此时盛行于欧洲，骑士成为十字军的主力。

在查理·马特推行采邑分封制之初，骑士是地位最低的贵族阶层。后来随着骑士制度的逐渐发展完善，这一称谓也开始泛指那些贵族家庭出身、有着骑士精神、履行骑士行为准则及职责义务的军人。同时，它还代表了一种社会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下的武力集团。刘若愚认为，西方骑士是封建社会的支柱，而中国游侠则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5]中世纪社会的封建贵族体制、封建国王及公族，均以骑士制度为依托。封建君主、领主，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骑士集团，其本身也是骑士，这和日本幕府相似——幕府将军私养武士贵族，将军本身也是武士。

美国科技史学家林恩·怀特认为，骑士阶层的形成跟军事技术的革新有着重要关系。日耳曼初期的骑兵装备非常简单，那时候没有马镫，作战过程中的危险系数很高。7世纪末，马镫由中国传入欧洲，日耳曼人渐渐改良和完善了骑士的装备。不过，这也使得成为骑兵的成本增高，平民无力负担，所以早期的骑兵通常都是较为低级的贵族阶层人员。还有学者认为，骑士的历史起源可追溯至日耳曼人的一项古老传统。在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中，年轻人需要向资历更老的战士宣誓效忠，并共享其社会地位，成为贵族。

男童盔甲（1580—1620）
◎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The Walters Art Museum）藏

意式麦地那公爵盔甲（1590）
◎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藏

德式马上作战盔甲（1530—1560）
◎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藏

古罗马骑兵的青铜头盔（1世纪）。

欧仁·德拉克洛瓦《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The Entry of the Crusaders into Constantinople，1840年绘），现藏法国卢浮宫。

黑泽明《七武士》拍摄场景（1953），原载于日本杂志《映画之友》上。

亚瑟·拉克姆绘，来自《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浪漫史》（The Romance of King Arthur and His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1917）书中插图。

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绘《亚瑟王在阿瓦隆的长眠》（The Last Sleep of Arthur in Avalon，1881）。

成为一名骑士

骑士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是贵族阶级中的最低阶层，同时也是平民所可能成为的唯一一类贵族。骑士效忠于领主，并为之作战。拥有战功的平民可通过领主的首肯成为骑士，并从自己所效忠的领主处得到一小块封地。

成为一名骑士，通常需要经过大概14年的训练时间，包括侍童（Page）阶段、侍从（Squire）阶段以及最后的受封仪式。平民虽然也可凭借军功晋升为骑士，但在注重血统和出身的中古欧洲，这种情况还是很罕见的。通常来说，出生于欧洲贵族家庭的男孩受训成为骑士的情况占了大多数。这些受训男孩在7岁时就会被送到领主家中，成为侍童，跟随领主夫人学习骑士礼仪。7年后，他们成为侍从，学习骑士精神以及“骑士七艺”。骑士七艺包括游泳、投枪、击剑、骑术、狩猎、弈棋以及诗歌。再过7年，即21岁时，受了14年训练的男孩才具备成为骑士的资格。

骑士受封需要经历弥撒、沐浴、剃须、受洗等仪式，着装为白衣红袍，白色喻自身洁净，红色喻勇战。在受封前，受封者要沐浴更衣，禁食一天，而后到教堂忏悔和祷告。第二日黎明，会有弥撒和圣餐礼仪式。在最后的授剑仪式上，主持者会为受封者佩剑，并会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另一把剑拍打受封者的右肩，施以祝福。这些从小受训的侍从成为骑士后，经济来源主要为采邑。采邑是欧洲封建时代由查理·马特创立的土地占有制度，相当于封地。封地体现了领主与骑士间权利义务的关系。骑士为领主出征作战，讨伐掠夺其他国家或个人的财产，并以此得到封赏。

作为贵族的骑士，为了突出自身的高贵与优雅，拥有一套自身的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里面包含着一些戒律和誓约。骑士们认为，克制和自律能够突显他们不同于普通人的高尚道德操行。而骑士精神，则是骑士所要遵守的战斗准则。

骑士的神圣职责包括保护教会政权、效忠国王及领主等。与侠类似，骑士精神也包括忠义勇敢、伸张正义、助人为乐、打抱不平、解人困厄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说，骑士的义务之一是保护穷人免遭迫害。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也认为，骑士之责任在于护卫寡妇、孤儿、病人及无钱无力者。[6]现在的“绅士精神”中，也有着中古欧洲民族骑士精神的影子，他们既有西方人优雅的贵族气质，又有武人的豪迈之慨。有八个关键词能够概括骑士的美德，它们是谦卑（humility），谦虚谨慎，尊敬他人；荣誉（honor），不惜一切，为荣誉而战；牺牲（sacrifice），敢于牺牲利益乃至生命；英勇（valor），面对困难与险境，敢于挺身而出；怜悯（compassion），骑士需同情、帮助弱者；精神灵性（spirituality），能够领会神意，敬爱基督；诚实（honesty），为人诚恳，忠于灵魂；公正（justice），公理缺失时，做社会的裁决者。

埃德蒙·莱顿画作《授封仪式》（The Accolade，1910）。

德式轻盔（1549—1550），现藏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德式“马西米兰”式头盔（1520—1525），现藏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亚瑟王挂毯（1385）

此外，骑士精神还强调为爱人勇于冒险牺牲。尊崇女士（尽管是仪式上的）以及对浪漫爱情的追寻，也是骑士精神的一部分。骑士们虽然会忠于自己的妻子，但这只是婚姻生活。对他们来说，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一个令人感到高不可攀的美丽贵妇，一个缥缈的、精神上的恋人，才是他们的爱情，能够让他们为之赴汤蹈火，成就他们最后的骑士精神——“罗曼蒂克的爱情”。[7]这样的爱无关肉欲，更接近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珍视。

骑士会通过比武决斗来显示他们的勇武。骑士之尚武，与侠不同，侠的武功有着各种各样的技击法乃至门派传承，骑士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战法战技，其骑术、剑术、矛术技法显得较为单一，主要装备为战马、盔甲、长矛与剑。14世纪时，骑士们所使用的长矛甚至长达4米多，除了城堡大厅，当时的厅室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样的兵器。[8]跟侠一样，剑也是骑士们的重要武器，特别是在近身战中，长矛已难以发挥作用，只能用剑。

除了出征作战，骑士也很爱参与一些竞技活动，比如在马上比武。比武时，他们会穿抗冲击的盔甲，武器为枪头无尖、枪身易折断的骑枪，并且所用马鞍通常不加后桥，这样一受撞击就会落地。通常来说，落地即为输，但有时也会出现落地后继续战斗不休的情况，直到一方失去意识、死亡或投降才宣告结束。投降者将被胜者俘虏，得家属交赎金才能赎回。这跟侠之间的比武不大一样。侠比武，通常来说，或是为确认武力高低，或是为解决私人恩怨。与之相比，骑士间的决斗要显得优雅很多，它是公开的仪式，有盔甲、礼服、看台、贵族标识的旗帜，决斗时还会讲究贵族式的优雅排场。通过武斗，骑士还可获得女士的青睐。可以说，骑士是为荣誉而战。

葡萄牙艺术家罗克·加梅罗（Roque Gameiro）所绘十字军。

为了约束尚武好斗的骑士，基督教有意识地将自己的道德与伦理观念灌输进骑士精神中。它成功了。经过几个世纪的潜移默化式的改造，骑士逐渐成为具有骑士精神的武力集团，并承担起维护宗教地位的使命。莱昂·戈捷（Leon Gautier）说：“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而中国之侠，在这方面则要显得更为无拘无束些。

在欧洲封建体系中，骑士的行为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他们当骑士的目的在于建功立业，升官封爵。骑士们虽然也讲求对国王和领主的效忠、对教会政权的维护，但其本质是为追求个人荣誉与地位。与此同时，他们重义守诺、扶贫扶弱、英勇无畏，骑士精神体现着中古西方人的贵族气质，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转变为“绅士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骑士文学

骑士文学（chivalric literature）指的是关于骑士的文学作品，这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中。骑士文学在中古欧洲社会盛行一时。这类文学作品以骑士为主人公，反映骑士精神，抒发骑士情愫，体裁包括骑士抒情诗、骑士叙事诗和骑士小说。[9]也有人认为骑士传奇同样属于骑士文学，其中最为著名的骑士传奇是《亚瑟王与圆桌骑士》，讲述的是亚瑟王在魔法师的帮助下拔出石中剑，并以此剑四处征战，最终成为不列颠国王的故事。亚瑟王利用当时的那块石头制成了一张可围坐150人的圆桌，以功业大小来决定谁能够在圆桌边拥有一席之位。而他们的功业故事，也即效忠国王、讨伐异教等，体现了骑士对个人荣誉的追求以及他们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可以说，骑士精神便是骑士文学的灵魂。

美国牛仔

欧美文化是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典型代表。与欧洲文化中的骑士形象相类似，在美国文化中也有着这样的形象存在，那便是西部牛仔（west cowboy）。身下骑骏马、腰挎六响枪的牛仔寄托了美国人民对于理想人格的想象，它已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分支，不断影响着现代美国人的精神生活。但我们当前所熟知的、流传于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与历史上真正的牛仔并不完全一致。

西部牛仔的历史起源

美国人多为欧洲移民的后裔。从16世纪初，西班牙种的牛被引入北美开始，欧洲种牛就不断在美洲大陆繁殖开来。其中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阔草原成为牧牛的绝佳场所。19世纪60年代，火车冷藏车厢被发明出来后，长途运输新鲜牛肉成为可能。东部市场开始向西部牧场大量购买牛肉。西部牧场主们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牧牛规模。

牧牛规模的扩大，使得牧场中急需处理的事务骤然增加，这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很多人纷纷来到西部寻求机遇。这些人便是牛仔群体最初的组成者。西部牛仔在美国的历史中的存在时间很短，仅有20余年时间。19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牛肉供过于求，许多西部牧场破产，至1886年，一场冬季大风暴更是让很多挣扎在破产边缘的牧场雪上加霜，举步维艰。这些牧场主只得求变，纷纷安装铁丝栅栏，以求在更安全和易控制的条件下饲养牛群。牧场饲养方式的转变也让牛仔这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劳工退出了历史舞台。

牛仔精神与美国精神

虽然牛仔在美国存在的历史仅有20余年，但牛仔精神却被世界所熟知。牛仔们作为西部开发的主力，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表现出勇敢、独立、自由、开拓、意志坚强等品质，这些品质被人们不断强化、美化乃至神化，最终成为人们心目中符合时代要求的理想人格，也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深具美国民族性及国民特质的最初代表形象。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说到，美国民族的精神气质是在边疆开拓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渐摆脱欧洲影响，实现了美国化。

电影《原野奇侠》海报（1953）

电影《关山飞渡》海报（1939）

得克萨斯州的牛仔。

正如前文追本溯源时所述，欧洲人移民到美洲新大陆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欧洲种牛，同时也带来了欧洲人的精神品质。因为很多东西同出一脉，因此牛仔精神跟欧洲骑士精神具有相一致的地方。比如欧洲骑士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具备充足的勇气，他们为名誉而战，作为领袖要身先士卒。曾有研究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军中任职的英国贵族死亡率是普通士兵的两倍。而在艰苦的草原放牧环境中，牛仔们也时常面临着各种危机与意外，他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更要时时防范狼群野兽及印第安人的袭击。这要求牛仔们拥有更高的精神素质和应变能力。牛仔们不仅需要有绝佳的驭马能力，还要有精准的枪法以及套索能力。当牛群受到惊扰，牛仔得能追上领头的牛，甩出套索将牛拉倒在地并制服，从而控制住牛群的混乱场面。美国人认为，不冒险就不会有大作为，胆小鬼难以成功，所以牛仔们过人的胆量、勇气与绝技一直被人们称赞传颂。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说：“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10]个人主义已然成为制约和引导美国其他价值观的中心和前提。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词最早见于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认为，美国特有的历史造就了这种个人主义情结，这种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现了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早在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美洲英属殖民地就因税收增加而与英方发生矛盾，在此背景下，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在《自由宣言》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宣告，此后的美国，一直都对单独个体的权利非常重视。

牛仔精神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个人主义的精髓。最初构成牛仔群体的人之中，很多都是渴望自由，意欲脱离束缚到西部草原追求独立生活的人，个人主义观念十分强烈。这跟后世的美国人所追求的自由精神相符。在20世纪的经济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双重压力下的一代美国人，已无法依靠父母谋生，更多的只能靠自己，这种对个人力量的依赖更加巩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形成。到了20世纪中叶，那些在激进、平等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人，又在“越战”中形成了“反体制”的观念以及强烈的表达个人意愿的冲动。虽然此时早无牛仔，但牛仔的那种无拘无束、成熟独立的精神仍然深具魅力。在荒无人烟的西部草原里，他们以人力战胜自然，一切依靠自己，这也让他们渐渐成为维护美国人精神文明的英雄代表。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言：“我们相信个人的尊严，乃至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我们为自己而思考，为自己判断，为自己决策，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而生活。”足见美国人在生活中对个人意志的重视。

美国西部牛仔。（摄影约翰·格拉比尔）

牛仔文化

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在牛仔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他们的故事已经风靡全美，甚至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只为一睹他们的风采。当时有一个叫威廉·科迪的美国侦察兵，外号“野牛比尔”（Buffalo Bill），是西部的英雄人物。这位“野牛比尔”曾受邀与其他西部牛仔一同完成了一系列名为《野牛比尔的荒蛮西部及世界驯马师大会》（Buffalo Bill's Wild West and Congress of Rough Riders of the World）的表演，牛仔形象因此而广为人知，这也创造了时至今日仍然不断被提起的美国西部神话。“野牛比尔”这个形象影响了很多人，在电影《沉默的羔羊》中，反派詹姆·伽姆就自称为“野牛比尔”。

人们的创作想象，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他们内心的渴求与向往，这一点在牛仔文学中也得到了体现。艺术家赋予那些西部拓荒者们除暴安良、恣意飞扬、惩恶扬善、行侠仗义的性格特征，牛仔在艺术创作中也逐渐拥有了“审判权”，成为正义与勇敢的化身。他们无往不胜，具有独自面对恶势力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是妇女与弱小者的守护神，是男子汉阳刚形象的代言人。这种形象不仅在好莱坞西部片中得到体现，在后来如《星际大战》等科幻片中也同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身影。

经典牛仔形象总是威风而洒脱，他们头戴宽边帽，腰挎左轮手枪，身上背着子弹带，脖子上围着花哨方巾，脚蹬高筒皮套靴，白天挥鞭套牛，驰骋草原，夜晚则出来主持公道。在各种文艺作品中，牛仔无疑已经成为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色彩的自由形象的化身。牛仔文化是西部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牛仔小说之父”欧文·威斯特在他的小说《弗吉尼亚人》中，刻画了一个具有边疆精神的牛仔形象，这本小说也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的西部小说。

在好莱坞特有的类型电影西部片中，既有持枪格斗的场面，也有扬鞭跃马的情节，在暴力中充分体现出牛仔的风度与传奇。在这些西部片中，牛仔通常都是除暴安良的执法者，他们会帮助受暴力威胁的外来移民，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见义勇为而不留名姓。可以说，影片中的骏马和英雄，已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光辉形象。著名的西部片有《关山飞渡》《原野奇侠》《双虎屠龙》《黄牛惨案》等。后来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断背山》，则一改传统的西部片牛仔印象，赋予了牛仔柔情感性的新一面。

美国西部牛仔。（摄影欧文·史密斯）

《野牛比尔的荒蛮西部及世界驯马师大会》（Buffalo Bill's Wild West and Congress of Rough Riders of the World）表演海报。

威廉·科迪，美国侦察兵，因为曾在8个月内杀死近5000头野牛而获外号“野牛比尔”。

印第安酋长“坐牛”（左）与“野牛比尔”（右）。“坐牛”也是“野牛比尔”演出团的成员之一，前者在英国演出时受到女王维多利亚接见，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人物。

[1]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

[2]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王智新、熊达云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3]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第四编（六）。

[5]刘若愚《中国之侠》。

[6]刘若愚《中国之侠》。

[7]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西洋文化史（第五卷）》。

[8]王文奇《一本书读懂世界历史》。

[9]张成军《骑士文学的名与实》。

[10]罗伯特·贝拉等著《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0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Interview with Chen Pingyuan：Literati's Dream of Being a Knight-Errant

采+编：陆沉
interview & edit：Yuki

身处江湖中，心忧天下倾。
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个侠客梦。
这个匡扶正义的理想人格不断在历代文人作品中出现，
寄托了上至达官、下至布衣对盛世的期待。
作为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武侠小说所反映的侠意向究竟象征着什么？
中国文人为什么会对侠与剑情有独钟？

陈平原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该作品主要研究了我国武侠小说的类型及演变，是关于侠客思想发展的著作，于1992年出版，十余年来在境内外被多次再版，有英译本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A History of Wuxia Literature。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知中：在你的研究中，是如何定义侠的？

陈平原：学者谈侠客，一般都会追溯到韩非的《五蠹》以及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立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有游侠。魏晋南北朝诗篇、唐传奇，以至宋元话本，其中的侠客形象，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的生活印记。当表现侠客的任务由史家转移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肩上时，主观色彩无疑会得到大大强化。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成了一种精神气质象征，比如“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烈”“侠行”等等，说的都是这么一回事。

在我看来，武侠小说中的“侠”，并不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际个体，而是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以及当代世界与文类特征的一种融合。关键在于考察这种“融合”的趋势及过程，而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

知中：你在很早的时候就对武侠文学的价值很重视，并对其以严肃的学术路线进行研究，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武侠文学作为你的研究对象呢？即使到现在，将“侠”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去做研究的学者仍然不多，对你来说，武侠文学的意义及研究价值主要是什么？

陈平原：在我的所有的著述中，1992年出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是名声最大的一本。比起我的那些只能被文学研究者阅读与欣赏的著述，《千古文人侠客梦》有着明显不同的读者群：他们或热爱武侠小说，或关注类型文学研究，或对文化史有特殊兴趣。借助读者或切中肯綮，或离题万里的批评，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起码不再以“文学研究”为唯一的批评尺度来看待这本书。

《千古文人侠客梦》出版后，学界多有好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研究通俗文学的时候，与此前常见的居高临下态度不同，本书不以文人叙事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努力理解通俗文学的特性，在准确描述其基本叙事语法的前提下，方才做出评判。其次，本书选择类型学作为切入角度，理论色彩比较强。再次，将小说形态学的研究与文化发生学的探讨结合起来，力图沟通文学的“内”与“外”，使得本书的阅读与阐释，超越了文学研究界。最后，本书研究框架及论述策略的设定，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认为此举具备“发凡起例”的意义。

知中：许多人心里都有一种潜藏的侠情结，在不同年龄段也会有不同表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为什么会对侠这个形象情有独钟？不仅是侠，中国文人也非常喜欢剑，这与书生的气质似乎是相反的，为什么这种代表着暴力与破坏的意象会对士子们具有吸引力？

陈平原：“一箫一剑平生意”，千古文人之侠客梦，并不完全认同于某一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之所以会持续不衰地活跃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笔下，在于它很易作为驰骋想象、寄托忧愤的对象。虽然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对游侠精神，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

侠客形象得以形成及发展，与读者大众的心理需求大有关系。司马迁称“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仁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史记·游侠列传》）。遇害而不能自救，当然只能寄希望于“赴士之厄困”的侠客了。社会总有黑暗，人间总有不平，正如明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能自掌正义，平天下之不平，那当然最好；至于无此本领的凡人，焉能不怀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正因为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才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或社会形态的转变而失去魅力。

知中：当代人对“侠”的印象大部分来自武侠电影、武侠漫画及武侠小说等作品里面，并且这些“侠”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述的形象差别很大。为什么游侠形象会不断出现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人们又为什么会不断在文学作品中重塑侠的形象呢？这种重塑的依据是什么？

陈平原：游侠形象的千变万化，得益于文化产业的进步以及时代风气的变化。在不同的文体里面，侠客的形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史书中的侠虽也体现了史家的主观视角，但毕竟讲求实录；诗歌中的侠主要是一种精神意气，不讲求精刻细画，故其仗剑行侠的举止会显得有些笼统和概念化；戏曲可以叙事写人，但因其表演的虚拟性与程式化倾向，并不适合表现太过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不适合塑造性格过于复杂的侠客形象；这么一比较，在诸多文体中，最可天马行空驰骋想象塑造侠形象的，也就非武侠小说莫属了。

当前，唯一能够对武侠小说构成威胁的也许要算武打电影了。不过，武打电影很容易陷于“打斗”而不能自拔，在表现武侠小说（如《天龙八部》）的丰富思想内涵及文化氛围方面，还不够成熟。因此，不必担心武打电影的崛起会导致武侠小说的消亡—起码在近期内武侠小说仍会有大量读者。姑且不论这些武侠小说文学价值的高低，单凭其对当代文化的深刻影响（正面的、负面的），对大众阅读口味的引导与改造，它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知中：中国的武侠文学，不仅喜欢刻画男侠，也非常喜欢刻画女侠，尤其是在唐传奇里面，女侠特别多。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陈平原：从唐传奇开始，女侠就很活跃，但作家多强调其武功高强与性格怪异方面，而非儿女情长。明清小说中的男女侠客选择联手乃至成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阴阳合雌雄，以提高打斗能力，儿女情也未得到真正的肯定。真正把“侠情小说”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的，大概得从三四十年代王度庐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等小说说起。首先，在这些小说中，大侠们的最高理想不再是建功立业或争夺天下第一，而是偏重于人格的自我完善或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其次，男女侠客不再仅仅把对方看成打斗的帮手，更多的是情感的依托，他们生死与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并且也有了爱情失落后刻骨铭心的痛苦。王度庐说他“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宝剑金钗〉自序》）。不同于《儿女英雄传》《荒江女侠》等作品，王度庐并非只是在英雄争斗中引进哀艳故事，或是仅仅偏重于描写英雄们的儿女私情，而是着力表现男女侠客由于特殊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变化。无论是江小鹤与鲍阿鸾的爱情悲剧（《鹤惊昆仑》），还是李慕白与俞秀莲之间的感情纠葛（《宝剑金钗》），都已不再是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拙劣翻版。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刚猛的打斗场面中插入缠绵的言情片段来“调节文气”，而是正视侠客作为常人所具备的七情六欲，借儿女情来透视其内心世界，这也使得他的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更为丰满。这一点对后世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影响甚大。

知中：为什么在社会较为安定平稳的时期，人们还是喜欢把侠客形象融入文学作品中？例如身处盛唐的李白，他的诗文中就常出现侠客形象，甚至还写了“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等诗句。

陈平原：游侠的“游”，本身就是流动的意思。所谓“不轨于法”，既包含着对各种规矩的反叛，也代表着他们在不同阶层、文化、种族间自由流动的状态。不满现有的固定位置，自觉处于边缘状态，“游民”与“游侠”都不太受法律制度的约束，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比如，相较游民，游侠更具反叛性，也寄托了文人们更多的想象与情怀。千百年来，游侠形象已被高度文学化，变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故其审美价值远高于游民。

知中：经典的武侠小说及电影，很多都来自香港，为什么香港的影视文学作品会那么热衷于武侠题材，且表达得更为外放和多样？

陈平原：武侠小说与电影的结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受到普通市民的欢迎，票房收入很可观。但在新文化人看来，此类作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侠客身上，属于白日做梦，是麻醉心灵的表现，绝对不利于思想启蒙与民族独立。于是展开猛烈抨击，称其为“拜金主义者”或“文丐”制作的“迷魂汤”。因此在20世纪的前半期，武侠小说只在港台地区等小范围繁荣。

从万人空巷争看《少林寺》开始，重新复出的武侠电影，就跟中国人对武术的热爱联系在了一起。许多武侠电影迷，迷恋的是其中的武打场面乃至武术套路。为了满足大众的这一需求，绝大部分武侠电影的主角都由武术名家出演，这样“真刀实枪”的打斗（虽然心里清楚这也只是表演），才会让观众觉得“过瘾”。换句话说，中国观众心目中的武侠电影，其实更接近李小龙、成龙那样的功夫片。至于其后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观众普遍看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并不在于其中若隐若现的“爱国主义”主题，而是打得实在，打得好看。其打斗表演，虽也是花架子，但看得出来龙去脉，故可圈可点。

《卧虎藏龙》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在国际影坛上也不乏好评。但是客观来说，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新颖的地方，但李安用一种外国人能够看懂的电影语言、能够欣赏的表达方式，很好地将其呈现了出来，而这同样需要极大的本事。李安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充分调动武侠小说及电影的各种元素，组合出了一部有情有义、有文有武的“外语片”——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对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卧虎藏龙》都是外语片。这种又“像”又“不像”的感觉，或许正是其畅行天下的最大奥秘。

知中：你曾说过，“武”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侠”是一种精神气质，并认为唐传奇后才开始强调侠的打斗本领。但侠的概念，最早来自韩非“侠以武犯禁”的说法，这里的“武”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陈平原：“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可以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面，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很多人都希望在少年时能够过一种独立不羁、纵横四海的生活。浪迹天涯的侠客，对大家来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是对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反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并非一定得“快意恩仇”不可，它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

人们对游侠的想象跟武侠小说不太一样。虽然都讲侠，但前者不见得都有武功，它强调的是精神气质，而不是打斗本领。我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提到，司马迁心目中的游侠，主要是讲义气，救人于厄难之中；至于强调打斗本领，那是从唐传奇才开始的。唐传奇极力渲染侠客的武功如何高强，杀人于千里之外。日后各种各样的游侠文学及艺术，也都在强调技击本领而不是精神境界。这是当初的游侠诗文与后世的武侠小说不太一样的地方，后者更追求情节曲折，更强调快意恩仇，更突出技击的本领。

知中：如果说“侠”是一种精神气质，那么“侠气”是人人都可以有的，但如果没有“武”这一辅助手段，应当如何实现自己心中的侠义呢？没有“武”的“侠”，还可以维护正义与公平吗？

陈平原：在“武”与“侠”之间，我更看重后者。所谓“以武行侠”，“武”只是辅助手段，“侠”才是根本目的——那是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不过在后来的小说及电影中，“武”越来越被重视。武侠小说或功夫电影特别强调打斗本领，它们更看重行侠的效果而不是行侠的精神。单有除霸安良的意愿还不够，还得能在打斗中取胜。这不仅是道德问题，还牵涉观赏效果。仗剑行侠的“武”和欢娱笙歌的“舞”，本不是一回事，但落实到侠客文学艺术中，却有相通处。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功夫电影，侠客不仅要武功高，能杀死坏人及仇人，还要打得好看。这其实是加入了很多的表演成分。武侠小说家的一大本领，就是驰骋想象，把一场你死我活的正邪对决，写得非常好看。我们都知道，真正的高手对决，往往是一击致命的。而“一击致命”缺乏观赏性，不可能构成精彩的武侠小说或功夫电影。

在这个意义上，“武”和“舞”是有相通性的。在功夫电影里，编排打斗过程和舞蹈场面是一回事。那些打斗已经脱离了实战需要，变成了一种表演。好人坏人都很能打，都有很好的舞蹈修养，动静得宜，挥洒自如，不能轻易倒下。如果大恶人经不起打，一刀就毙命了，那就不是武侠小说了。打斗场面的舞蹈化，是武侠小说及功夫电影的基本假设，读者及观众不能从实战角度来苛求。

知中：一般我们都说“乱世出英雄”，在乱世中，出于对某种公平的追求，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动机，社会上会有更多游侠，或者说会有更多具有侠义精神的人出现，那么太平盛世中，侠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人们是否还会需要侠呢？

陈平原：武侠小说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兴趣、欲望、追求和精神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武侠小说正是民间社会及底层大众生活趣味及精神世界的一种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要想真正理解中国人，单读儒释道还不够，还得弄明白中国人为何会那么痴迷武侠小说。

晚清以降的武侠小说，跟六七十年代诞生于港台地区的武侠小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的作品，我们称之为“旧派武侠小说”；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则属于“新派武侠小说”。其实，单举一两位作家远远不够，同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武侠小说家值得评述，比如三四十年代生活在天津的武侠小说家，就有好几位写得很好的。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中间的一大变化，就是对武功及打斗场面描写的精彩度的强化，而这与旧派武侠小说家的努力有很大关系。那时候的作家之所以刻意渲染打斗场面，可视为是对已经过去的冷兵器时代的一次深情款款的追怀。

知中：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以个人主观意向对他人进行审判和制裁的侠客行为已经不被允许存在，“侠”在网络语境中也慢慢有了其他意味，那么你认为，过去的那种“侠”的精神会消失吗？

陈平原：太平盛世，统治者不会允许游侠横行天下，甚至连文人的“侠客梦”也会受到诸多限制，起码不会鼓励提倡游侠精神。因游侠精神本质上与权威、法律、秩序相抵牾，故其最佳活动时空为“乱世”。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丘。”并非太平世界游侠没有存在价值，只是相较而言，乱世中公众祈求侠客主持公道的愿望更为强烈。而且对侠客来讲，越是纲常废弛秩序混乱，他们的活动场地也便越大。这也是处于乱世的诗人喜欢歌咏侠客，武侠小说家喜欢以乱世为创作背景的原因。乱世之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人们对侠客的“以武犯禁”与“不轨于正义”等行为都会有新的理解。

只是到底何为“乱世”，各家见解并不一致。谭嗣同称西汉“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而生活在西汉的司马迁则称其为“乱世之末流”。可见除了历史学家所公认的“盛世”与“乱世”之外，每个个体因其具体的生活环境及遭际，还有自己独特的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盛世”“乱世”之别。正因为如此，写作或欣赏游侠诗文、小说的人，未必一定是生活于真正的“乱世”中的。学术界喜欢把唐代豪侠小说的繁荣与中晚唐的藩镇割据直接对应起来，又把20世纪早期武侠小说的兴盛归因于当时军阀的跋扈。但这种思路无法解释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晚期兴盛的原因，起码这几十年并非兵荒马乱。

正是在“游侠”与“宝剑”基本成为古董的时候，武侠小说风行全国，而且历久不衰，于此不难发现现代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与困惑。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但还是忍不住迷恋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

03　人在江湖
A Knight-Errant in the Arena

文：罗兆良　编：陆沉　绘：卢君意
text：Paul　edit：Yuki　illustrate：Lu Junyi

“江湖”是“侠”绕不开，并且具有特指意味的代名词，代表了一种生活的状态。
江湖原本泛指五湖四海这一地理空间，但是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江湖一词最早跟侠发生关联，可以追溯至庄子的《大宗师》一文，
他在里面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通过对比鱼在陆地和江湖中的不同表现，谈了人应该超越小环境，
而到大环境中寻求真正的逍遥的道理。
这句千古名言不但从地理学意义上标示出江河湖海的广袤范围，
同时也在文化范畴上，
跟侠所倡导的生活风范发生了一次潜在的交集。

江湖一词的词义最初发生变化，是由原来的自然地理代指名词成为代指社会边缘人聚合的地方。而这，也让它跟侠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无论是哪个民族或国家，实行的是哪种社会制度，都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依存的现象。而侠便是中国非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他们飘忽不定、浪迹四方的生活方式跟江湖一词的概念非常吻合。江河湖海遍布神州大地，而侠闯荡世界，四处漂泊，就是在走江过湖，像水一样时时流动。江湖深浅莫测的特征，也跟侠在外漂泊时吉凶难测、充满艰险的状态相类似。另外，侠大多都尝尽辛酸、饱经风霜，这也正似江河的穿山过滩、百折千回。[2]

从唐代开始，江湖的含义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从指代众人生活集聚的纷乱之地开始隐隐代指一种跟“朝廷”相对立的在野力量。第一次为江湖做出彻底而清楚的解读的人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他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江湖到这时候成为远离庙堂，甚至成为与朝廷相对立的另一个空间场所，这个地方或有所指，或已无处可寻。

而能够在江湖上生活的人，一定是那些远离朝廷，在各处游历，而又无处可去的侠士。不过，这个江湖跟中国贤人隐士在落魄不得意的时候所处的江湖还不太一样。对贤人隐士来说，江湖只是其登入庙堂变得显贵之前的暂栖之所，是在穷苦和通达两种姿态间的屈伸之处。虽然范仲淹在历史上最早对“江湖”的意义做了解读，不过他所指的江湖其实是贤人隐士因失意而暂避的“江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江湖。

要想弄明白真正的江湖究竟是什么样子，还得回归到《庄子》上来，因为只有真正达到对江湖安居、乐处、傲立之念，才能称得上完全属于江湖。综观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各个群体，也只有侠能够做到这点，因为“江湖”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暂时委身之所，而是他们以此入世、赖以存活的场所。所以江湖，也自然成为侠生活方式的最恰当诠释。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江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平民化的乌托邦，它因为加注了人们对侠之洒脱精神的想象，而逐渐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侠所处的江湖是与昏暗的朝廷相对立的，代表着美好和正义，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之地；另一方面这里也充满了杀意和诡计，同样存在各种险恶。它把人性的善和恶，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也最为直截了当，快意酣畅。不被统治阶级所接纳的侠，只有在这里才能自由舒展自己的性情，并展现自己的价值。江湖成为侠赖以活动的场所。

而侠对江湖的意义，则在于为失序的江湖重新构建秩序，竭尽自己所能来拯救江湖世界的危机，这样也就出现了江湖规矩。作为有别于现实统治社会的“第二社会”，江湖规矩或秩序就像是道德化的“法律”，其宗旨只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在这里，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被简化为正义与虚伪、善良与邪恶的斗争，斗争的形式也被还原为最原始的生死搏斗，而决定斗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公道人心，正常社会秩序下的伦常纲纪以及各种清规戒律均不再发挥效力。所以，江湖所代表的，是人们在一个环境里，能够敢怒敢骂，敢想敢做，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以此寻求精神解脱和超越的一种向往。世人把这种对自由的向往，赋予到侠身上，再让他们处在这样的江湖之中，让现实中那些无法实现的快意恩仇，尽在心中恣意驰骋。

对侠和江湖的联结做出巨大推动作用的是武侠小说，正是由于武侠小说的广泛传播，让世人完全认可了江湖之于侠的意义，并让江湖成为侠的一个专有标签。

早在唐代的豪侠小说中，就已经开始用江湖来代指侠客们的往来活动之地。到明清两代的时候，江湖一词在侠客小说中到处可见。民国以后，武侠小说作者更是对“江湖”二字青睐有加，纷纷用“江湖”作为书名公开标榜，而这也让江湖成了侠名副其实的代名词。

然而，追求稳定秩序的现实社会，根本不可能容许出现这样的场所，所以江湖这个理想的乌托邦真的放到现实中时便成了无处可去，而这也正是现实中大多数侠悲剧宿命的根源。理想的灵魂，不甘于活在现实中，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自由的江湖世界，但这个潇洒的天地虽能在武侠小说中出现，却没有办法成为演绎现实人生的舞台。

[1]曲彦斌《试论中国江湖文化》。

[2]叶涛、张廷兴《江湖社会习俗》。

04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关于侠的九个关键字
The Spirits and Standards of Knight-Errant：Nine Keywords

文：罗兆良　编：陆沉　题字：孔三胖
text：Paul　edit：Yuki　calligraphy：Kong Sanpang

在历史上，
侠多数时候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因此侠在行侠的过程中常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压。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想要通过官方的历史文献来了解侠的真实全貌，难度很大。
一般侠会呈现出双重面貌，也就是说，
对朝廷驯顺的便是“义士”，不驯顺的便是“盗匪”。
而平民百姓之所以对侠那么津津乐道，
就是因为他们盼望侠能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1]
侠的行为准则便在这样的禁抑和道德改造中逐渐变化着。
在侠的历史发展中，一般以唐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前一时期里，侠的行为主要为报仇立强；
在后一时期里，侠与绿林以及捕快结合，再加上武侠小说兴起，
其精神性因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侠之精神及其行事准则的形成，
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简单，
而是需要从侠的具体历史存在状况、武侠文学对大众认知心理的熏陶、
侠文化在历史夹层中的形成过程等方面入手，
这样才能看到侠的真实面貌。

信

侠作为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自由分子，实际上是在亲缘关系所构筑的宗法社会统治秩序之外，又别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他们在交游的过程中，已没有什么既有的外在秩序可利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名声，也即接下来所要讲到的“信”。[2]

“信”很早就已被作为一项富有实践意义的道德规范为世人所倡导。孔子将朋友之“信”当作每日自我反省的重要内容；到孟子的时候，“信”更是被确立为五伦关系[3]中专门处理朋友关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侠之“信”在内涵上跟儒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侠推崇“信”，所强调的是信守承诺。也就是说，侠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需要对自己的言行承担起完全的责任。因而侠之“信”的要求十分严苛，甚至到了可为之牺牲性命的地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超越道德的范畴，有了某种信仰的性质。

相比之下，儒家虽然也认为“信”是士人阶层所必备的品质，但是世界上还有比承担个人诺言更为重要的责任，那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侠之“信”要比儒之“信”更加纯粹，他们全部的意志和道德都要求自己能够在人格上保持言行一致。

诚

“诚”是儒家伦理学说中极其重要的观念，孟子把它解释为人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后来的理学把“诚”看作是达到良知的手段。然而侠所讲的“诚”跟儒家所讲的“诚”也很不一样：儒之“诚”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人的自觉意识，因而其逻辑构架里已预设有“善”的前提；侠之“诚”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忠诚，无论是对，是错，平等与否，一旦订交，便以生死相待，绝不悔改。

因为秉承“诚”的准则，侠的人格中往往会散发出一种极其不同凡俗的敦厚与高洁。虽然讲求绝对性的忠诚，但是侠在行事时也会和实际的得失联系在一起，在“诚”的基础上，他们对待纷乱的世间总求恩怨分明，报偿不爽。

武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很多人都具备坚毅勇武的品性，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以摒弃尚武精神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士人从骨子里是排斥匹夫之勇（特别是莽夫之勇）的，他们推崇的是修身养性、知理识趣。而侠诞生于乱世，甫一出现，就是跟这种心理相对立的。侠追求以威严强大立足于世。有的侠虽然自己不会舞刀弄枪，但是却会集结一帮手下，而这些手下基本都是杀人不知主名的豪客。因而，“武”是侠区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群体的核心特质。

“武”从根本上说是对力量等雄性特征的一种崇拜。这种雄性崇拜虽然在不崇尚勇武之风的中国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但在侠产生之前，士人阶层中偏于用武的那一类人其实已具备这种素质。而当侠诞生的时候，社会急剧变化，动荡不安，既有秩序已分崩瓦解，争斗无疑成了解决冲突最好的手段，这种崇尚攻击和力量的雄性特征被侠所承袭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仇

由于侠秉承其纯粹的“信”“诚”准则，再加上他们的勇武的性情，所以侠之精神最外在的体现便是其“复仇”性。复仇是带有某种原始本能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奋不顾身的复仇者，虽然屡遭法禁，但是却备受百姓们的称赞。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这些士人对养主所怀有的知遇心理使其产生了帮养主复仇的动机。它不同于原始形态血缘间的氏族复仇，其出发点不是亲情，而是友爱，是出于对个体人格尊严的维护。这种士林间的复仇，便是侠义复仇的雏形。

到了汉代，游侠大量涌现，他们或是以好恶杀人，或是以恩义杀人，已经成为他人仇杀的工具。当很多的侠客聚集在一起时，还会形成职业的杀手集团。仇杀既能帮助他们获取利益，同时还能树立威严。后来经过历朝历代对侠的道德化改造，虽然侠之复仇行为常常带有血腥暴力性，但是由于它蕴含着对信义公平理念的追求，使得侠的形象反而变得更加高大，成为民间广泛崇拜的偶像。

少

侠并不是一种天生的身份，而是一个人在做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格和道义。秦汉时期人们又把侠称作“少年”，这是因为侠的年龄特征很明显，即多为青少年。直到隋唐五代时期，侠仍旧多为少年。[4]侠自少年起，是因为在青少年中，这是一种时髦。纵情洒脱的生活，激扬飞动的性情，都很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侠是少年豪气的标志。

这些少年侠，等他们变成中老年人时，又会发生变化：一部分人会失去最初的信念，放弃原来所遵循的侠准则，做回一个普通人；一部分人会因为“以武犯禁”，而被朝廷捕杀放逐，最终湮没于历史尘埃中；只有少部分人经过大浪淘沙般的洗礼能够变成真正的大侠，不过，因他们不肯与朝廷合作，大多会选择隐匿起来，成为历史的秘密。

所以综观侠的一生，“成长”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注脚。“侠”对个人来说，不仅是一种少年时的冲动，也是一种会影响其一生的行为方式，是他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真正驱动力。

豪

能被称作“大侠”者，都必须得有大魄力，这也使侠超越了凡庸，而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豪杰”。“豪”的意思是指才能出众的人。秦孝公时推行商鞅变法，明文规定私自打斗者，双方都要承担刑罚。[5]人们担心受到刑罚，因而不敢轻言复仇，侠之风气一时有所消歇。到了汉代，因为大量豪杰偏爱全国性游历，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侠相融，“豪”与“侠”自此产生了联系。

在封建门阀士族阶层没有瓦解之前，侠依靠着家族势力立足于地方，其豪雄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发展。隋末群雄并起，中唐以后藩镇割据，“豪”与“侠”的联系更为紧密。宋代以后，大家族开始衰落，再加上朝廷重文抑武，豪侠渐渐退出政治舞台，演变成绿林好汉。朝廷又以理学道德改造侠，使他们一部分成为忠君的“义侠”，而另一部分则成为社会中各种秘密武装组织头目。但不管怎样，从民间的角度来说，受一些话本小说影响，这一时期侠的风尚反而比隋唐时期更为普及。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很少参与政治活动，转而追求侠义道德和人格方面的完善。

乐

一谈到侠，有些人就会想到那些不怕国家法律，并且勇于为人排忧解难的人。其实这是对侠的误解，事实上，侠还存在着追求物欲的一面。[6]也就是说，侠的享乐精神同样表现得很明显。所谓享乐，是指对超出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物质的追求。而侠的享乐精神，除了声色犬马的普通因素之外，又超越了一般的世俗享乐本身，成了一种文化人格。

侠的享乐特征跟其出身有着很大的关联。侠本来就是游士，他们大多无业，又无做官的渠道，他们不受传统的节俭观念约束，又长期生活在随时会丢性命的潜在危险之中，这也使得侠对物欲怀有一种特殊态度：一方面他们具有商贾性，以谋财为事；另一方面又因其自身所怀有的正义感而乐于趋人之缓急。除此之外，由于侠是从士人阶层之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对权势也有着很强烈的渴求。所以侠求财，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其最终目的是要立强于世，掌握权力。这也使得他们又会表现出疏财、轻财、散财等看似矛盾的一面。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已是大众心中侠的标准形象。而古代的侠，大部分时候也确实都在蹴鞠、田猎、走马、豪赌、斗鸡等娱乐中游荡无度。他们的这种的恣意游乐，不仅填补了现实生活的空白，还让他们从中练就了一身独特的本领和胆识，使得他们更为真实地直面自己的欲望和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享乐。

野

由于侠很少从事传统的农工商之业，也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效忠朝廷，所以他们多为无产者。这也使得侠文化跟野蛮流氓意识有着很深的渊源。侠生存于法律和道义之间，一旦他们无法解决自身的情欲跟道义的矛盾，就很容易形成流氓心理。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侠客会横行霸道，寻衅滋事。

近代以来的黑社会，便与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社会继承并发展了侠文化中的流氓传统，一旦加入帮会，其行为的正义性也就会随之变化。

义

侠以武勇威强立世。他们性情暴烈、意志坚强，甚至散发出某种野蛮流氓气质，其根本原因，正是为了维护心中的“义”。义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每一个人对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7]但它却也正是区别侠之真伪的标尺。

义，不仅是指人的思想行为所应遵守的一种基本社会原则，或者人们判断是非的一个基本标准，更是一种不计功利的纯粹道德，甚至是超越道德的一种要求。而那些纯粹出于私利奋身争斗的凶侠，虽然勇猛异常，但不过是基于动物本能不计后果的一时逞强。不追求自我对义的坚持，是真正的侠之精神所坚决不取的。[8]

侠以义为先，并以义规范着自己的行为，将这种对义执着的精神投注在国家、民族乃至天下百姓之上，并为他们的利益奋起抗争，敢于以一人之力承担所有的苦难，这才是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的真正精髓所在。

[1]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

[2]杨联陞《刘若愚：中国文史中之侠》。

[3]“五伦”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

[4]王子今《说秦汉“少年”与“恶少年”》。

[5]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尚君列传》：“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6]东汉荀悦《前汉纪·前汉孝武皇帝纪》：“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

[7]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

[8]清代张伯行《困学录集粹》：“血气之勇不可有，有则足以偾事；义理之勇不可无，无则难以卫道。”

05　侠客之祖：墨子与墨侠
The Originator of Knight-Errant：Mozi and the Knight-Errant in Mohism

文：罗兆良　编：陆沉　绘：DOUNAI
text：Paul　edit：Yuki　illustrate：DOUNAI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墨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墨家创始人墨子出身贫寒，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
他认为上层阶级并不会永远大富大贵，而平民也不会一直这样贫贱下去。[1]
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有自强精神，用不懈的努力来改变俗常人生。
所以，墨子及其创立的墨家学派是“诸子百家”中极为少数的、代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学派。
但是，在当时，想要让每个人都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结束战乱，
这是贫苦大众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鉴于此，墨家极为崇尚武力，期望以暴制暴，通过武力反对一切侵略和不义之举。
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使得墨家成为当时的诸学派中，跟侠联系最为紧密的一派，
因而后世都将侠跟墨家弟子放在一起谈论，并逐渐衍生出“墨侠”的概念。
墨与侠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墨侠和普通的侠又有什么区别？下面就为大家来一一揭晓。

《墨子》◎毕沅校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灵岩山馆刻本
《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了许多自然科学内容。后世多散佚，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时，仅存53篇。

孔子认为乱自下起，是“小人”犯上作乱导致的。

墨子认为乱自上来，是统治者残暴导致的。

墨与侠的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孔子和墨子都认为当时所处的世道为“乱世”。但是孔子和墨子在看待乱的源头时所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同的：孔子认为乱自下起，由于“小人”犯上作乱，最终造成上下易位，贵贱失序；而墨子则认为乱从上来，由于当时统治者残暴异常，导致平民生活困苦。

墨子此论，正是站在平民阶级立场立论的，这本身符合“侠”的社会属性。此外，侠的形象，实际上是英雄崇拜的一次无意识表现。墨子对大禹很崇拜。大禹不顾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伟大的治水计划。在墨子看来，自己所处的时代纷乱无常，既然大禹都能亲自投身于造福后代的治水事业，那么，救天下于水火，解万民于倒悬，也自然成为墨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因为墨子所怀有的这种英雄主义理想，使得墨家的一系列作风，都跟侠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墨家弟子达数百人之多，最高领袖称为“巨子”，有着绝对的权威，一般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担任。墨家纪律严明，执法如山，其成员被称为“墨者”，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以吃苦为尚，平时只穿短衣草鞋，或研究学问学习墨家思想，或奔走四方宣传墨家主张；而到了打仗的时候，他们又会积极投身到守御弱国的战斗中。

墨子死后，墨家分化为三个不同的派别。这些墨家弟子或谈辩，或说书，或从事，后人将他们分别称作“论辩派”“游仕派”和“游侠派”[2]，或是“南方之墨（谈辩）”“东方之墨（说书）”和“秦之墨（从事）”[3]。他们继承墨子的遗志，继续宣传墨家思想，被后世统称为“后期墨家”。

在“后期墨家”派别中，“游侠派”的弟子又被称作“墨侠”，成为墨家中和侠最相近的一个分支。不过，关于墨、侠的关系渊源，学界分歧很大，但不管怎样，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特别的联系，只是与其说这种联系是一个人而传诸另一个人的派系承传，倒不如说是墨家学说及其派中人的人格风范，对侠及其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4]

墨侠的内涵

墨家思想和侠义精神的结合，让墨侠身上带上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魅力。而墨侠的内涵，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五个字，即“任”“爱”“义”“勇”“信”。

冯友兰

墨出于侠

观点：墨者之行为，与所谓侠者相同。

康有为

墨侠一体

观点：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

王桐龄

侠出于墨

观点：墨学自墨子卒后，历代巨子承其教义，以抑强扶弱为宗旨，专与强者为仇，演成游侠一派。

闻一多

侠出于墨

观点：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

徐复观

墨侠互见

观点：墨家因为没有把握到人民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中心，所以到了以后，简直迷失了政治的目标方向，而把义与兼爱，贬损到后世“江湖侠义”这一类的性质。

任

“任”是墨侠的理论主张。墨家对“任”的定义是舍己为人，做虽不利己但却利人的事。[5]而要做到这一步，每一个墨侠都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侠都出身于士人阶层，因此墨侠也是士人的一部分。每一个墨侠都要成为文武双全的士人，这样才能真正具备损己利人的“任侠”精神。此外，墨家还提出了“任”的手段——“武”。尚武是侠的基本特征。墨家在这种尚武风气的影响下，吸纳了很多侠者武士做弟子。墨家弟子平时要学习各种军事技术，他们会学习制造和使用各种武装器械，掌握各类攻城守城技巧，必要时候还会直接参与非攻止战的战争。有了武力做保障，墨侠才能够更好地去践行他们“任”的主张。

勇

“勇”是墨侠的精神做派。墨侠是极具勇敢精神的，而勇是一个人敢做某些事的同时又不敢做另外一些事的那种气质。有勇之人，敢于为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却不敢为个人利益而损害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敢于为公和不敢为私相异的特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勇”。[6]

义

“义”是墨侠的行动纲领。《墨子·贵义》开宗明义便说：“万事莫贵于义。”也就是说，墨家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行墨者之义。“义”的意思就是利益。[7]但是墨家的利益并不是个人小利，而是群体的公利。墨家所持的“义”，其实跟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和侠客之间所奉行的危急相救、贫困相助的义气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义气”，就是侠客之义，墨侠将侠客所具有的“义气”毫无保留地承袭了下来。

信

“信”是墨侠的行为准则。言信行果，守信重诺，这是墨家一贯的准绳。[8]可以说，“信”是墨侠的人格烙印，他们全部的道德与品质，都要求自己能够担负起上不欺天、下不辱地的使命，保证自己言行完全一致。而墨家“信”的精神也随着墨侠和侠士精神在大众社会的传播而得以发扬，成为日后中国普通民众最为推崇的一种美德。

爱

“爱”是墨侠的理想信念。墨家的爱为“兼爱”，兼爱向来被视为墨家思想的根本。墨家认为，乱世产生的根源，便是人们不相爱。[9]因此，兼爱是一种救世扶危的爱。在没有兼爱的社会，首先要帮扶弱小者和危难者。不过，墨家认为如果不能消解强者的气焰和狂妄，弱小者往往难以摆脱受压制的地位。因此，墨侠在帮扶弱小时，往往会先裁抑强大者的势力，继而将“兼爱”的首要任务转为抑强扶弱，而这也增添了墨侠的侠者风范。

在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只有墨家能够提出兼爱观，并以侠客的方式行事的原因在于：墨家的所有成员都是基于共同的志趣走到一起的，而非因为共同的政治理想或血缘关系。因而在墨家团体里，正义和公道是最重要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没有亲疏差别可言，因而比较容易产生平等之爱思想。[10]

小孔成像示意图
墨子和他的弟子做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像的实验，解释了小孔成像的原因，指出了光的直线进行的性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光的直线传播做出科学解释。

墨侠和广义之侠的区别

墨侠始终以其特立独行的品格彰显着自己傲人的风骨，在获得特殊地位和声名的同时，墨侠所展现的侠义精神其实跟广义上的侠义精神有所不同。墨侠跟普通的侠相比，主要有三点不同：普通的侠只要得到了酬谢，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不管什么仗他们都打，而墨侠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会参加自卫型战争。也就是说，墨侠只会帮弱小国家打守卫战。除此之外，普通的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德条规，无所发挥，但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侠的职业道德，并论证它是合理的，正当的。[11]最后，墨侠和侠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墨侠是墨家分流的派别，拥有自己的思想宗旨和治国之策。他们在志向和德行层面，是普通侠客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墨侠也被称作是侠之典范。

墨侠的没落

时光流逝，到了汉代之后，随着儒家大兴，墨家逐渐走向衰落，以墨家思想为存在前提的墨侠也渐行渐远。而侠文化发展到汉代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汉代的侠，开始注重自身的修行，刻意自勉，狂浪放达的一面有所收敛。虽然依旧存在反叛对抗精神，但是外在却表现出含蓄温良的泛爱之举。这个时候的侠已经比之前多了一层功利色彩，这样一来，原本应该由独特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构成的侠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12]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侠救世的行动由自觉担当变为被利益驱使，当救世的对象由国家天下缩小至具体的个人团体，作为侠出发点的“义”，已经不再是墨侠的“义”，而仅仅是个体人格的尊严之“义”了。墨家救世愿望就这样一层层滑落衰退，墨侠最终也从历史中渐渐隐去。

拉尔夫·佩恩·高尔维著《弩》（The Crossbow）一书中连弩构造示意图
连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在《墨子·备高临》中记载了墨家根据连弩，发明出连弩车的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对连弩进行了改造，所以后世也把连弩称之为“诸葛弩”。连弩一直到明清时，都还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军备上。

[1]《墨子·尚贤》：“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2]邢兆良《墨子述评》。

[3]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

[4]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

[5]《墨子·经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

[6]孙中原《墨学通论》。

[7]《墨子·经上》：“义，利也。”

[8]《墨子·兼爱下》：“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9]《墨子·兼爱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10]韦政通《中国思想史》。

[1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12]汪涌豪《中国游侠史》。

06　制造儒侠：文化记忆之一种
Ruxia：One Type of the Knight-Errant Culture

文：常上永　编：陆沉
text：Chang Shangyong　edit：Yuki

儒、侠并称始于《韩非子》中的著名论断：
“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儒与侠大抵都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庞大的士人阶层，
经过文、武不同分工，最终形成了这两个新的群体。
顾颉刚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
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
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
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1]

文人的别趣：儒侠的生成史

儒、侠二者同出一源，其区别只在于社会分工不同，而无阶层间的差异。正如冯友兰所说：“此种人大别言之，可分为二类：一为知识礼乐之专家，一为打仗之专家；或以后世之名词言之，即一为文专家或文士，一为武专家或武士。用当时之名词言之，则一为儒士，一为侠士。”[2]知识阶层和武士阶层自古都是威胁统治者的最大力量，自韩非始，历代统治集团都对儒、侠二者抱有极高的警惕心，并严格控制其力量。

韩非早已警告过统治者，儒、侠力量的膨胀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汉代统治者采取外儒内法的统治方针，侠的势力不为统治阶级所接纳，遭到残酷镇压。而儒家则成为统治阶级的合作者，与统治阶级一同维护着国家的秩序。

侠群体再度兴起是在唐宋年间，拥有开放姿态的唐人致力于豪侠小说创作，侠士成为文人们标榜和赞赏的对象，比如唐传奇中的著名人物虬髯客便是其中的代表，而这个人物也寄托了唐人关于豪侠的全部想象。豪侠小说的兴起同样跟知识阶层趣味性的改变有所关联，比如名相李德裕就曾说过：“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3]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侠与义的赞赏态度。唐代文人大多都有过漫游边塞的经历，“武力”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贬低与排斥的对象，很多人还以年少时拥有“从武”经历为傲。而且义被视为侠的核心标志，这与儒生所倡导追求的仁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平生意气尽粗豪，
儒侠禅玄尽可逃。

李白为唐代侠义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的名作《侠客行》历来被评论者视作是他个人精神气质的写照。在李白看来，侠客的核心精神应该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信与义，而不在于其拥有的蛮力大小。他最为敬佩的人是战国时“义不帝秦”的鲁仲连。鲁仲连以一己之力退却秦军，既而功成身退，所凭借的正是“侠义”精神。李白将其视为人格典范，甚至不惜以“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等华丽辞藻来赞美这位齐国的“倜傥生”。李白与鲁仲连无疑同属儒侠精神的早期典范。

酩酊如余乃醉仙，雄豪似子真儒侠。

尽管儒侠群体早已出现，但是直到唐代时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儒侠”这一概念，较早使用“儒侠”一词的是北宋的苏轼。在《送曹辅赴闽漕》一文中，他使用“儒侠”来夸赞自己的友人：“曹子本儒侠，笔势翻涛澜。往来戎马间，边风裂儒冠。诗成横槊里，楯墨何曾干。一旦事远游，红尘隔岩滩。”诗中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曹辅儒、侠兼备的精神面貌，儒侠概念自此被大家所认识并接受。这也使得二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分流之后再次合二为一。这固然是出于文人的某种别材别趣，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却也开拓了他们的生活路径，“侠”不再是正统文人所排斥的对象，反而被转化为一种理想的精神品质。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
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
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
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
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

苏轼以后，历代文人在赞美某人的独特精神风貌时，都很喜欢用“儒侠”一词来表达。例如稍后于苏轼的赵鼎臣，便赠友人诗“酩酊如余乃醉仙，雄豪似子真儒侠”（《竹隐畸士集》卷三），南宋人甚至还提出了“儒侠并用”的思想（李石《方舟集》卷十六）。明清人更是喜欢用“儒侠”来标举某位不同凡“儒”的人物，明代后七子的代表人物谢榛青年时漫游各地，后来为了帮助卢楠昭雪冤狱，以布衣之身奔走不停，由此知名全国，当时的人便把他比作鲁仲连。他的去世也带有某种传奇色彩：“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明史·谢榛传》）谢榛不过是一介儒生，却在当时享有盛名，“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原因正在于他体现了唐代以来知识阶层所广泛推重的侠义精神。这与鲁仲连、李白是一脉相承的，只有拥有这一精神气质的文人才能够得上“儒侠”之称。在谢榛去世百年之后，清代诗人施闰章对他依然仰慕不已，称他是“老卧清时半儒侠，狂来白眼向公卿”（《学余堂诗集》卷三十五）。这些人无一不是标准的传统文人，而非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身怀绝技的侠客，但他们仍旧够得上侠的称谓。

剑胆琴心：儒侠的现代想象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儒侠应是那类带有儒者之风的侠客，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面貌。但在实际的历史图景中，这样的群体可能并不存在。在传统的语境中，儒侠二字只是对某些特立独行而又能彰显“侠义”精神的文人的褒奖。

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
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
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我们有关“儒侠”的认知，其实更多源自20世纪以来大众文化中对侠形象的塑造。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家摆脱了旧式武侠小说对技击、剑仙的沉迷与渲染，开始更多地关注传统文人的情调与趣味。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只知一味打斗的武师，而是变成了彰显文人趣味的义士。这些写作者既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又接触过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范式。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趣味不允许他们仅仅满足于对武力与法术的渲染，武侠精神作为某种超越性的因素得到标举。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无一不是顶级的武林高手，但他们得到褒奖却并非因为其高超的武艺，而在于他们身上所具备的那些侠义品质。

曹子本儒侠，笔势翻涛澜。
往来戎马间，边风裂儒冠。
诗成横槊里，楯墨何曾干。
一旦事远游，红尘隔岩滩。

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主体大多仍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古龙可能稍例外），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无一不投射出作者本人的情调与趣味，这在梁羽生的笔下尤为明显，《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就是儒侠精神的最好代表，这当然跟梁羽生自身所具备的传统文人气质分不开。“儒侠”观念在金庸小说中同样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郭靖虽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文人，但却说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话，这无疑又为“儒侠”增添了更为丰富的注脚。

老卧清时半儒侠，狂来白眼向公卿。

毫无疑问，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极大程度地满足了我们关于侠客的想象，而儒侠作为其中最为理想的一种，更是为大家所喜爱。他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但是却能够在文字楼阁中被不断追忆与再现。正如清代诗人张问陶所述：“平生意气尽粗豪，儒侠禅玄尽可逃”。（《船山诗草》卷四）更多时候，也许应该说，侠只是作为文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和向往对象而存在，它跟禅玄一样，不过是在不同的阶段抚慰着文人们的不同心灵创伤与抑闷。

[1]语出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

[2]语出冯友兰《原儒墨》。

[3]语出李德裕《豪侠论》。

07　《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对侠的定义
Shi Ji Knight-Errant Biography：How Does Sima Qian Define Knight-Errant

文：刘小荻　编：陆沉　绘：勃勃
text：Liu Xiaodi　edit：Yuki　illustrate：Bobo

说到侠群体在我国的形成，
历史上有两个人一定是绕不开的——一个是战国时期的韩非，
另一个则是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关于侠的最早记载出自《韩非子·五蠹》，
而最早为侠下定义的人，则是司马迁。

侠的定义

韩非和司马迁，两人对侠的态度刚好相反。在《五蠹》中，韩非从法家的角度，用“以武犯禁”四个字，给侠安上了一个罪名。司马迁则对侠持赞赏态度。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引用了韩非对侠所做的论断，并且认为这也是世人对侠所抱持的态度，他说，世人“皆讥”，“当世亦笑之”。司马迁申述了侠在社会上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深感同情和不平，赞美侠重“义”守“诚”。

司马迁为什么要在《史记》里单写《游侠列传》呢？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了原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司马迁为侠立传，因为他们担得起“仁义”二字——救人于难，济人于贫，是仁；守信重诺，是义。

为侠翻案，在西汉的历史背景下，没有点儿魄力是做不到的。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理念上并未摒弃法家，它强调绝对的中央集权，为正纲纪，采用暴力手段打压游侠。游侠在西汉，是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甚至还会因此而丧命。

司马迁对侠的态度因为没有遵从以儒为尊的思想，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如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就指责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反叛”精神，只是出自个人开阔的历史眼光和超前的价值判断，而非受汉代的主流思想影响。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迁批评了儒、墨、名、法、阴阳五家，而独推道家，但他从小跟着经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儒学，又有儒家思想的积淀。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以史学家的视角，对比了当时社会上的儒士跟游侠的命运差异。

司马迁认为，儒士不管能否得权或是得势，最起码能够或多或少地获得名声。而侠虽然重义，但却常常被认为是“多行不轨”之徒。怀揣着对侠“不苟合当世”的同情以及对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理解，司马迁不仅为侠下了定义，而且首次为侠立传。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为侠所立的传记。《史记》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也同样为游侠立了传，但班固对游侠的态度，已跟司马迁截然不同，他更多的是批判。而在《汉书》之后，正史里就再也没有为侠立过传了。

《游侠列传》记录了从先秦到汉代的几个侠客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司马迁心目中所认为的侠是什么样子的。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叹游侠的命运，更叹世人认知的局限性：“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作为一名史学家，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用手中的这支笔，如实地记录下他们的故事。而这，也因此让游侠的血性和气概免去了“湮灭不见”的厄运。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司马迁慨叹世人不解游侠精神之可贵，慨叹大家只是把游侠看作暴虐之徒并因此而嘲笑他们。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花费大量的篇幅描述了郭解的生平事迹。而从郭解的故事里，我们也能够一睹历史上那些侠士的真正风采。

游侠郭解

郭解，轵县（今河南济源）人，字翁伯，是当时著名相士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是个游侠，在汉文帝时被处死。郭解生得短小精悍，不爱喝酒。他年轻时心狠手辣，为图一时之快曾杀过不少人，不惜豁出命给朋友报仇。他藏匿凶犯，私自铸钱，还盗掘坟墓，但似乎是上天保佑，他虽然干过不少违法勾当，但是每到危难关头，都能安全脱身，免去罪责。

随着年龄增长，郭解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他改掉以前的诸多恶习，变成了一个以德报怨、厚施薄望的人，常常救人性命而不自夸。不过他骨子里的那股阴鸷狠毒的劲儿还在，仍旧是一个睚眦必报之人。当时有不少少年仰慕郭解的行为，跑来追随他，为他报仇而不让他知道。

郭解的外甥倚仗郭解的势力目空一切，一次，他跟人喝酒时，强人所难，硬要人家把酒喝光，人家不干，他仍旧逼迫不休，结果那人就急眼了，拔出刀杀了他。那人逃之夭夭，下落不明，郭解的姐姐满腹怒气，她对众人说：“以我弟弟的名声，有人杀了我儿子，竟然会抓不住凶手？！”她把儿子的尸体扔在大街上，也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暗中派人探寻凶手的下落。凶手很害怕，知道躲不过去，就主动现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郭解。没想到郭解听过之后，对凶手说：“你杀他是应该的，是他先不讲道理。”他放走了凶手，并认定此事错在自己的外甥。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称赞郭解讲“义”，纷纷前来归附他。

郭解每次外出，行人都会给他让路，以示尊敬。但是有一次郭解外出时，却遇到一个人傲慢地叉着腿坐在那里瞪着他。郭解的门客见状大怒，拔刀就想把那个人杀了，但被郭解劝住了。郭解派人去问那人的名字，并对身边的人说：“邻里乡亲有不尊敬我的人，说明我的德行修养还不够，又怎么能怪罪他们呢？”

知道那个人的姓名之后，郭解暗中嘱咐当地县尉：“这是我关心的人，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按照汉代法律，在籍的男丁每年都需服役，如果不想去，也可以出钱雇人代替，郭解出钱为那人免了服役之苦，因此数次轮到他服役时，县尉都没去找他。那人觉得奇怪，就跑去问县尉，这才知道是郭解帮他免除了差役。于是，他袒露着身体，去向郭解谢罪。乡里的少年们听说了这件事，越发仰慕郭解。

洛阳有人结仇，城里数十个贤豪从中调解都未能解决。门客向郭解说明了情况，并请他从中调停。郭解就去拜访两人，并最终解决了问题。郭解对他们说：“我听说洛阳的很多贤豪都为你们调解过，但你们不肯听，如今我有幸能调解了你们的矛盾，但我怎么能夺取你们当地贤豪的调停权呢？”他嘱咐两人：“你们暂时先不要听我的话，等我走了之后，再让洛阳的贤豪们从中调解，到时你们就听他们的吧。”叮嘱完，郭解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洛阳。

郭解谨守恭敬待人的态度，去县衙时从不敢乘车。到其他郡国为人办事时，能解决的，就尽量解决好；解决不了的，也会尽量让各方都满意。因此敬仰他的人日众，纷纷想要为他效力。城中的少年和邻近县里的豪杰，常会在夜里前来拜访郭解，请求把他家里的门客请到自己府上供养。郭家门口停的车子常常有数十辆之多。

汉武帝为了扩充茂陵的人口，下令让各地资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户搬到茂陵居住。郭解家的资产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搬迁的名单里却有他。当地官吏不敢不从，只好下令让郭解搬迁。卫青当时亲自出面替郭解辩护，称郭解家贫，不符合搬迁的标准。汉武帝听了说：“一个布衣百姓竟然能请动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家并不穷。”郭解无奈，只能搬家，走时送行者为其出资千余万。

郭解全家迁到关中，关中豪杰无论之前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都争着跑来跟他结交。当初提出让郭解搬迁的人，是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他在县里做官。郭解哥哥的儿子知道后愤愤不平，冲动之下把他杀了，杨郭两家自此结仇。不久有人把杨季主也杀了，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结果有人又把告状的人也给杀了。

汉武帝听说了这件事，下令逮捕郭解。郭解把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则逃到了临晋。把守临晋的籍少公以前没有听说过郭解，但还是仗义地把他放走了。郭解转而去了太原，所到之处，对大家皆以实情相告。汉武帝派的官吏追捕郭解，一路追踪到籍少公那里，籍少公不愿出卖朋友，就自杀了，线索自此断绝。

过了很久后，官府才捉到郭解。他们彻查后发现，郭解杀人的事，都发生在大赦以前。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的特使，郭解门客尽力为郭解说好话，那个儒生听了反唇相讥：“郭解尽做这些犯法的事情，怎么能算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后大怒，就把这个儒生给杀了，并且还割了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让他交出凶手。但郭解根本不知道杀人者是谁，而那个人也自此销声匿迹。这件事比郭解自己杀人还严重，最终郭解被判处大逆无道之罪，并因此而被灭族。

《游侠列传》花了最长的篇幅来讲郭解的故事。郭解跟司马迁是同时代人，虽然他的生卒年月不详，但根据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要求各郡国富户迁往茂陵之事可以推测，郭解年长于司马迁（司马迁大概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少年时代的司马迁，估计就听闻过很多郭解的传言，对郭解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有一段小论：

我看郭解，样貌都比不上普通人，言辞方面也不出彩，但是天下无论是贤人还是不孝之人，无论有没有和他结识的，都仰慕他的名声，但凡谈论游侠的人，都会提到郭解。谚语说：“人可以用名声来代替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真是可惜呀！

无论是郭解杀人如麻的一面，还是他重义和公正的一面，司马迁以客观的视角，都悉数记录了下来。何为侠者？不是样貌出众，也不是言辞出彩的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是司马迁对侠的定义。

08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传奇侠客的历史典故
Historical Allusions of Legendary Knights-Errant

文：元美　编：陆沉　绘：勃勃
text：Yuan Mei　edit：Yuki　illustration：Bobo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
从春秋到战国的500多年间，学派间互相辩论，君王诸侯间霸权纷争，
战争四起，民不聊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社会变革期。
侠，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横空出世。
诸侯王爵为巩固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纷纷礼贤下士，广招门客。
侠或成为某诸侯的门客，为他们出谋划策；或在帮助诸侯权贵实现政治目的的斗争中慷慨赴死，
以实现自我追寻的侠义精神和人生价值。在这样动荡的时代里，
侠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为国为民、舍生取义，
演绎了血性男儿的壮烈与决绝，由此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传奇历史典故。

信陵君、侯嬴和朱亥

魏公子无忌，是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安釐王即位后，将其封于信陵，因而被称作信陵君。信陵君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方圆几千里的士人皆以投奔其门下为荣。当时，诸侯各国因公子贤德，宾客众多，十余年不敢动兵侵犯魏国。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记，起初，侯嬴只是大梁城（今开封）的一个守门小吏，家贫，且年事已高，但却有一身的谋略。信陵君听说后亲自驾车前去拜访，侯嬴多次故作傲慢，暗中观察公子的态度。结果公子不但不生气，还表现得更为谦让恭敬。侯嬴感激公子的知遇之恩，最终成为其上客，并向公子引荐了大隐隐于市的侠士朱亥。

晋鄙

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秦昭王出兵围赵，赵国向魏国求助。魏王派将军晋鄙带领10万大军去救赵国。秦王得知后大怒，表示谁敢救赵国，日后必先移兵打谁。安釐王心内惧怕，不敢轻举妄动，责令军士们留守邺城观望。平原君派使者来到魏国，责备信陵君平日道义高尚，但当赵国危在旦夕之际却因胆怯而不肯出手相救，甚至连姐姐的安危也不顾（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很委屈，事实上他已多次请求魏王出兵，但都无果。他忧虑万分，最终决定亲自带领门下宾客奔赴战场，同赵国将士们一起与秦军决一死战。

信陵君带领众人路过城门时，碰到了侯嬴。侯嬴只说了一句“公子保重，老夫我不能随行”后就不再言语了。信陵君离开后，心里越想越生气，他说：“我对侯先生算是够周到的了，这一点天下人尽知，如今我将赴死，侯先生却没有一言半语送我，难道我待他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吗？”随即返回去找侯嬴。侯嬴向公子献策：“公子平日待我侯生不薄，如今公子以近乎自杀的方式去同秦军相搏，要我们门客何用？！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就放在魏王的卧室里，如姬最得魏王宠幸，可以随意出入卧室，她若帮忙就能够偷出兵符。当初如姬的父亲被杀，正是您派人替她报的仇，她一直想要找机会报答您。如果您开口请她帮忙，她一定会答应。有了兵符，便可救赵却秦。”信陵君按照侯嬴的办法，果真得到了兵符。

信陵君去邺城前，侯嬴说：“公子虽有兵符在手，但如果晋鄙不愿把兵权交给公子，转而请奏魏王的话，事情就会暴露。为保险起见，我让我的朋友朱亥跟您一同前往。朱亥是个大力士，若晋鄙不听从您的命令，可以让朱亥击杀他。”信陵君深知晋鄙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于心不忍，听后大哭。侯嬴说：“我年事已高，不能与公子同行，待公子到达邺城时，我即面北自刎，为公子壮行。”

信陵君一行赶到邺城，将兵符拿给晋鄙看。晋鄙果然不相信信陵君：“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2]就在晋鄙犹豫之时，朱亥取出藏在衣袖里重达40斤的铁椎，一椎将晋鄙砸死了。

信陵君拿到兵权后，整治军队，攻打秦军。秦军被击退，邯郸得救，保住了赵国。赵王和平原君迎接公子，赵王拜谢说：“自古贤人，没有一个能像公子这般的！”平原君也再也不敢拿自己跟人相比了。侯嬴与公子话别之后，就在公子到达邺城军营的那一天，果然面北自杀，以表忠心。

朱亥

田光、荆轲和高渐离

荆轲是卫国人，喜爱读书和击剑，游历到燕国时，跟一个以宰狗为业的屠夫和擅长击筑的高渐离交上了朋友。三人常畅饮于闹市之中，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时而欢笑时而哭泣，沉浸其中旁若无人。荆轲虽整日混在酒徒之中，但为人深沉，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与当地的贤能长者结交，燕国的处士田光深知荆轲不是一般人，待他很友善。

不久之后，在秦国做人质的燕太子丹逃回了燕国。秦王独断专行，待太子丹很不友好，太子丹为此心生怨恨，归来后便寻求报复秦王的办法。与此同时，秦国天天出兵攻打齐、楚、三晋，眼看战火就要波及燕国。燕国国力衰微，又无御敌良策，太子丹深感忧虑。

过了些时候，秦将樊於期因得罪秦王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他，并让他住在燕国。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后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不顾国家利害的浅薄做法。但太子丹不肯听他的，只是向他请教破解之法，鞠武就向太子丹推荐了田光。

田光拜访太子丹，得知太子丹意欲跟他谋划国事后说：“太子听说的田光是盛壮之年的田光，如今我已经老了，不配与太子商量国事，但我的朋友荆轲可以胜任。”随后将荆轲推荐给了太子丹。离开前，太子丹向他叮嘱：“我和您说的事情关乎国家存亡，请不要泄露。”田光听后笑着点了点头，说：“好。”

田光去见荆轲，对他说：“燕国上下都知道咱们两个关系好，今日国家有难，我已经私自做决定把你推荐给了太子，希望你可以去宫里见他。”荆轲答应后，田光又说：“我听说，贤能的人，做事是不会让人心生怀疑的。今日太子特意叮嘱我不要泄密，是对我的不信任。一个人做事却被人怀疑，说明他不是一个真正有气节的人。”说完便自刎而死。

荆轲去见太子丹，并转告了田光临死前的话。太子丹痛哭说：“我之所以告诉他不要泄露，是想保证计划成功。今日他以死明志，这难道是我的本意吗？”太子丹封荆轲为上卿，给他钱财和住处，希望荆轲能够早日下定决心刺杀秦王。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荆轲却丝毫没有要行动的意思。这时候，秦国已经攻下赵国，威胁到燕国边境，太子丹就来询问荆轲。荆轲说，如果要行动，需要有能够让秦王信任并接见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便是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太子丹不忍杀樊於期，荆轲就自己跑去跟樊於期说了，樊於期听后自杀并献出了自己的人头。太子丹听闻伏尸大哭。随后，太子丹寻得天下最锋利的匕首，并叫工匠在刀锋上涂满毒药，又找来燕国勇士秦舞阳做副手，跟荆轲一同前往秦国刺杀秦王。

离别之日，太子丹和荆轲的朋友穿戴白衣白冠，来到易水岸边为荆轲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慷慨激昂，众人皆垂泪涕泣。荆轲头也不回地渐行渐远。

到达秦国后，荆轲通过贿赂秦王宠幸的中庶子蒙嘉，得到了被秦王召见的机会。在咸阳宫，荆轲等人见到了穿着朝服、设九宾大礼召见他们的秦王。荆轲手持盛有樊於期首级的盒子，秦舞阳手持地图面见秦王。但秦舞阳因为太紧张，身体一直在发抖。秦王对荆轲说：“把秦舞阳手里的地图拿过来。”荆轲听后接过地图，向前奉上。秦王缓缓打开地图，藏在地图最后的匕首随即暴露。荆轲左手扯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抢过匕首向他刺去。秦王大惊，身子后退，挣断了袖子，他意图拔剑，但是剑太长了，无法拔出，仓皇之中只能绕着柱子奔逃。群臣因秦律规定不得持兵器上殿，因此都无兵器阻挡。慌乱之中，侍从医官夏无且将手中的药囊投出并击中了荆轲。荆轲随之倒地，秦王当即拔出剑来，砍掉了荆轲的左腿。左右的人一拥上前杀死了他。荆轲刺秦行动失败。

侯嬴

经此一事，秦王大怒，立即加派军队从赵国出发攻打燕国。10个月后，燕王派人杀死太子丹，意欲将首级献给秦王，从而让秦军停止进攻。但秦军仍旧进攻不止，5年后，秦灭燕国。次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继续派人搜捕太子丹余党，此时的高渐离已改名换姓，藏匿于宋子一带帮人做工。时间久了，高渐离时常怀念跟朋友击筑的场面。一日，听到主人家堂中有击筑声，就开口点评了几句。主人诧异，叫高渐离到堂前击筑，高渐离应诺。他穿上了过去漂亮的衣服，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众人一看大惊，以上客之礼待他，并听他击筑。一曲而罢，宾客无不称赞。高渐离自此决定不再隐姓埋名。

秦始皇听说后，召见高渐离，怜惜他过人的才能，赦免了他的死罪，但却弄瞎了他的双眼，留他在宫中为自己击筑，并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戒备。一日，高渐离将一块铅藏入筑中，当他靠近秦始皇时，就举起筑向秦始皇砸去，但没有砸中。秦始皇下令处死了高渐离。从此之后，再也不让以前诸侯手下的人接近他。

在这两则典故里面，战国时代的平原君和信陵君，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置生死于度外，被后世称作贵族之侠。而侯嬴、朱亥及荆轲则被称作平民之侠，他们虽然依附于诸侯，成为他们相争的工具，但依然有自己所信奉和坚持的侠义精神和准则，最终为国为民慷慨赴死，成为留名千古的典范人物，贵族之侠和平民之侠，都应受到赞誉。

汉代之后，随着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方式的不断发展，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开始看到一些勇武仗义、超然世外的“侠客”。春秋战国时期这些真实存在的人物，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留下了生动的原型，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侠义精神与武侠想象的载体。

荆轲刺秦王

[1]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2]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

09　女侠：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Five Female Knights-Errant in Ancient Martial Arts Novels

文：刘小荻　编：陆沉　绘：勃勃
text：Liu Xiaodi　edit：Yuki　illustrate：Bobo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侠的出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可以视为父权社会里女性势力的一次抗争。
苏东坡在《渔樵闲话录》里曾评论过唐传奇里的女剑侠：
“噫！吾闻剑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质，而能持刃以决凶人之首，非以有神术所资，恶能是哉？”
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让她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身处“弱势”，
因此女侠故事从甫一诞生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戏剧冲突性。
可以说，人们对女侠故事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来自女性行侠行为本身所带有的奇异色彩。
而这，事实上也反映了一种因性别先判而带有的无意识偏见。

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对女侠形象的成功塑造，也让女侠同男侠一样，
成了人们心中所钦慕的对象。
本文选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五位女侠，
就让我们一同从她们的故事里，感受一下古人笔下的女侠意气。

赵处女[1]

春秋末期，越王想复国，问相国范蠡战争之术。范蠡告诉越王，行军打仗最关键是战场上的士兵。越国有一个人，名叫赵处女，出生在南林，相传武艺非常了得，可向她请教剑戟之术。越王听后，立刻着人去请。

赵处女来见越王时，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老翁，老翁自称袁公，要跟她比剑。赵处女允诺后，老翁当即挑起一根竹子，一使力，竹枝向上劲挑，腾到半空，竹梢折而堕落。但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赵处女就已经眼疾手快地接过竹梢，并顺势刺出。老翁见大事不妙，转身一跃上树，变成了一只白猿，顷刻间不见了踪影。

赵处女一路跋涉，到了越王宫殿。越王问她：“你的剑术是怎么学会的？”赵处女答道：“我生在深山之中，长在无人之地，无道不习，不为求名，只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击剑，所以常常钻研它，我的剑法不是向谁学的，而是自己琢磨、自然而然有的。”

越王又问：“是何剑道？”

赵处女说：“剑法的道理看起来简单，但是其中的意蕴却很深远。剑道有派别，也分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徒手的战术之道，在于内在精神，外表看起来安稳，仪态自若，像是温柔的女子，一旦受到攻击，就会立刻像猛虎般快速反击。它变化多端，追形逐影，呼吸往来，纵横逆顺，直复不闻。这就是以一当百的剑道秘诀。”越王听罢，赐赵处女“越女”封号，并让军队里的军士都学习她的剑法。越女剑在当时无人能敌。

红拂女[2]

隋代的司空杨素为人骄纵，他认为当世握有大权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的。每次有公卿进言，他都两脚岔开，在床榻上倨傲接见。他生活奢侈，侍婢成群，出行的排场近乎皇帝。到了晚年更是变本加厉，奢靡至极，只知在声色犬马之中一味享乐，毫无扶危济世之心。

一天，卫公李靖以布衣身份前来拜谒。他向杨素献上奇策，与其畅谈天下局势，并向杨素进言，劝他当广纳天下豪雄，不可以倨傲之态对人。在李靖和杨素交谈时，有个手执红拂的歌伎，站在距离李靖不远的地方，一直在默默注视着他。等李靖离开后，这个女子指着李靖的背影问旁边的官员：“那个告别而去的人是谁？家住哪儿？”官员一一告诉了她，女子听后点点头，在心里默默地记了下来。

是夜五更，回到客栈的李靖听到有人敲门，起身开门一看，只见门外立着个穿紫衣戴帽子的人。李靖又惊又异，问来者是谁。红拂女答：“我是杨素府上的红拂歌伎。”李靖把红拂女请进门，并取下她的衣帽，发现原来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妙龄美人儿。红拂女这时突然下跪，李靖大惊，连忙扶起她，红拂女说：“我侍奉杨素已久，可以说阅人无数，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先生的。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我是来投奔先生的。”

李靖问：“杨素权重京师，你觉得他是怎样的人？”红拂女答：“杨素只不过是比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不足为惧。很多人知他无成，都离开了他，他也不太在意，我很了解他，没什么好说的了。”

李靖又问红拂女姓氏，红拂女答：“小女子姓张。”问她在家中长幼，红拂女答：“我是家里最年长的。”李靖看她仪态言语，恰似天人下凡一般，能得如此佳人，当然是桩喜事，但是愈喜也就愈惧。李靖瞬息间恍恍惚惚，万虑不安。

红拂女住下后，总有人在房间四周徘徊，几日后，还常常听到客栈外传来追喊的声音。李靖觉得不妙，于是让红拂女换上男装，两人骑快马离开了这个是非地。

李靖和红拂女在路上结识了虬髯客，李靖与之结为兄弟。分别时，约定在太原相见。在太原，李靖向李世民引荐了虬髯客，虬髯客有鸿鹄之志，想建功立业，但请道人一算，知道李世民是真英主，于是放弃了逐鹿中原的想法，将自己的珍宝货帛全给了李靖和红拂女。又说，以李靖的才华，定能辅佐好清平之世的明主，以红拂女的风姿及气度，必然能与李靖同立功业。非红拂女无人配得上李靖，非李靖也无人能配得上红拂女。当下风云际会，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此后十年，如果听闻东南方千里外有异事，那就是他建功立业了。

唐贞观十年（636）的一天，朝中传来了东南边扶苏国被灭的消息，李靖和红拂女听说后，知道是虬髯客所为。二人心喜，遂洒酒东南，遥贺虬髯客大愿已成。红拂女因于乱世慧眼识英雄，及与心仪之人私奔的勇气，成为一段佳话。

李寄斩蛇[3]

在东越的闽中有一座庸岭，高几十里，山里有条大蛇，长七八丈，粗十几围，郡县里常常有人命丧蛇口。它有时托梦给人，说必须定时向它献祭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否则就要报复郡县里的人。都尉和县里的长官大伤脑筋，但是又想不出什么有效法子制服它，只好找来村里婢女们的女儿，或是有罪人家的女儿作为祭品。为此丧命的女孩儿已达九人。

这一年，眼看八月初祭就要到了，但是用来献祭的女童却还没有找到。将乐县有一个人，名叫李诞，他家里有六个女儿，但是却没有儿子。李诞最小的女儿名叫李寄，她听说这一情况后，自愿要去应募。李寄说自己现在没有能力供养双亲，每天只是白白浪费家里的衣食，还不如早点死了，这样还能换来一些钱财供养父母。李诞夫妇听后，哪里肯从，千般万般不答应。但李寄去意已决，最后还是偷偷溜走了。

李寄向官府求来一把好剑和一条猎犬。到了八月初祭，她带着剑，牵着狗，先去一座庙里做了些糖糍粑，然后就孤身去找大蛇了。到地方后，李寄把香味扑鼻的糖糍粑放在蛇洞口，以引诱大蛇。大蛇一闻到香味，果然很快就爬了出来。只见它的头足足有圆形的谷仓那么大，双眼像两面两尺宽的大镜子。它一看到洞口冒着香气的糖糍粑，立刻就大快朵颐起来。躲在一旁的李寄看准时机，放出大狗。说时迟，那时快，在大狗飞身咬住大蛇的同时，李寄抽出宝剑，猛力向大蛇劈去。大蛇的身子上立马出现了几道血口，鲜血喷涌。大蛇受到重创，疼痛难耐，猛然跃起，四窜不停，但因为受伤太重，没过多久就死了。李寄见大蛇死了，就绕进蛇洞察看，只见里面四散着九个女孩儿的尸骨。她将女孩儿们的尸骸搬出蛇洞，然后就回家了。

越王听说了这事，叹李寄有大勇，最后娶李寄为妻，还任命她的父亲为将乐县令，她的母亲和姐姐也都得到了赏赐。从此这里再也没有过妖物，关于李寄英勇斩蛇的事迹也一直被当地人所传颂。

聂隐娘[4]

唐代魏博大将聂锋有个10岁的女儿，名隐娘。有一天，忽然被前来乞讨的尼姑偷了去，不知所踪。聂锋夫妇整日整夜地悲泣。五年后，这个尼姑突然又把隐娘送了回来，并告诉聂锋说：“教已成矣，你可以把她领回去了。”面对五年未见的女儿，夫妇二人又惊又喜，询问她这五年是如何过的，方才得知尼姑这些年一直在教隐娘习剑。

习剑期间，第一年，隐娘已能追得上树上跳跃翻飞的猿猴，并能轻松斩杀虎豹；习剑三年，隐娘可剑击天上飞鹰；到了第四年，隐娘时常手执快剑去取恶人性命，不等将死的人多说半句话，手起刀落，人头已落地。第五年的一天，尼姑突然对隐娘说，有一大僚，恶贯满盈，欺君罔民，残害忠良，是国之大害，让隐娘去取他的首级。隐娘承命前往，伏在大僚居室的房梁上以待时机。后来直到天色亮起来时，隐娘才带着大僚的首级回来。尼姑大怒，责问为何晚归。隐娘说，因为看到大僚在逗一个小孩子玩，很可爱，不忍心立刻下手杀他。尼姑恨恨道：“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先断其所爱，然后再杀了他！”隐娘拜谢，尼姑说：“你的剑术已经练成，可以回家了。”

聂锋听后惊惧不已，隐娘回家后，常会在后半夜的时候失踪，然后天亮时才回，聂锋也不敢盘问她的去处，因此对隐娘一日日冷淡下来。一天，一位磨镜的少年经过聂家门口，隐娘见了，对父亲说：“这个人可以做我的夫君。”父亲不敢不同意，当下就应允了这桩婚事。

数年后，聂锋过世了。节度使田季安听说了聂隐娘的事，把她纳入麾下。元和年间，田季安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便派聂隐娘去杀他。刘昌裔精通占卜，他知道隐娘要来，就预先派了衙将去城外守候。隐娘和丈夫到了城门前，看到鸟雀聒噪不停，就掏出弹弓去打。她丈夫打了一下却没打中，隐娘夺过弹弓，一下子就把鸟雀打死了。衙将这时过来对他们行礼说：“我们大人想见两位，所以让我们远远地出来迎接。”聂隐娘叹服刘昌裔的预事能力，居然知道他们要来，所以表示愿意见见他。见面后，刘昌裔大度地表示愿意招贤纳士，希望隐娘能来他这边，隐娘知道田的能力不及刘，就答应了。刘昌裔问她有何所需，隐娘说：“每天只用给我二百文钱就够了。”安置妥当后，刘昌裔突然发现隐娘二人来时骑的两头驴不见了，派人寻找，结果发现竟在一个布囊中，原来是一黑一白两张纸驴片儿。

田季安不甘心隐娘的背叛，派了杀手精精儿来刺杀隐娘和刘昌裔，却反被隐娘所杀。后又派会神术的空空儿前来刺杀。隐娘知道技不如人，想了一条妙计。她让刘昌裔用玉石护住脖颈，自己则化作小虫，躲在刘昌裔的肠胃里。刘昌裔照做后，到了三更，果然听到脖颈上铿然一声响。等声音消失后，隐娘从刘昌裔口中跳了出来，祝贺道：“空空儿已经走了，他太过自信，如果一击不中，必然会感到羞耻，就不会再来了。”刘昌裔察看颈上的玉，发现果然有道深深的刀痕。

元和八年（813），刘昌裔去朝廷任职，隐娘不愿前往，只请求给她丈夫一个职位，自己则寻山涉水去了。刘昌裔死后，隐娘骑驴进京师，在他的灵柩前恸哭了一场。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裔的儿子刘纵被任命为陵州刺史，赴任时，在四川的栈道上遇到了隐娘。隐娘容貌如昔，且仍旧骑着她的那头白毛驴。她告诉刘纵不应该来此做官，否则将有大难临头。她拿出一粒药丸给刘纵，说吃了可保命一年。刘纵不信，送了隐娘一些绸缎作答谢，隐娘没有接受就走了。一年后，刘纵没有辞官，果然死在了陵州。自此以后，再也没听说有什么人见过聂隐娘。

谢小娥[5]

谢小娥，江西人，父亲是商人，母亲在她8岁时去世，她后来嫁给了历阳的段居贞为妻。段居贞是个重义气、爱结交豪俊的侠士。在小娥14岁的时候，父亲和丈夫出外做生意时遇到了强盗，双双被杀，金银财宝被抢劫一空。小娥落水负伤，好在被别的船只所救，捡回一条性命。

小娥一路乞讨到了上元县，随后在庙果寺出家为尼。小娥父亲在死后不久，曾托梦给她，说杀害自己的凶手是“车中猴，门东草”。几天后，她的亡夫也给她托梦，说杀害自己的凶手是“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常常琢磨其中的意思，也四处问人，但一直猜不透。后来遇到洪州判官李公佐，这才帮她解开了谜题。所谓“车中猴”，“车”字去掉上下各一横，是“申”字。生肖“猴”正好也跟十二地支中的“申”相对应，所以这句话所说就是“申”字；至于“门东草”，“草”下有“门”，“门”中有“东”，指的是“兰”字，所以小娥父亲托梦说的凶手，是申兰。而“禾中走”，也就是穿田过，指的也是“申”字；而“一日夫”，“夫”上添一画，再加一个“日”，指的是“春”字，所以杀小娥丈夫的凶手是“申春”。[6]

小娥得知仇人的姓名后，立誓要手刃仇人。她女扮男装，混入申家当用人。小娥表面和顺，在申家潜伏两年，非但没有暴露自己的女子身份，还深得申兰喜爱，经常得到一些赏赐。但申家的大量金银珠宝、衣物器具都是从小娥家抢来的，小娥面对旧物，常常暗自神伤。申春和申兰的行踪很神秘，经常同去数月，回来时带着大量金银财帛。有一天，申春带着酒肉食饮来找申兰，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很多贼匪，跟他们一同酣饮，兴尽方才散去。此时申春喝醉了酒，躺在内室休息，申兰也同样半醉，在庭院里躺着。小娥知道报仇的机会来了。她偷偷将申春的房门锁上，抽出刀，到了院内，一刀砍下了申兰的脑袋，又大呼邻人，将申春生擒。众人盘点申家的贼赃，发现居然有数千万之多。至于申春、申兰的众多党羽，小娥也早已暗自记下他们的名字，这些贼人最终都被擒拿杀了头。浔阳太守张公知道小娥的遭遇后非常感动，向皇帝上奏请求，最终皇帝下诏免了小娥杀人的死罪。

[1]东汉赵晔所写的《吴越春秋》里的赵处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侠形象。

[2]红拂女的故事出自唐末杜光庭所写的唐传奇《虬髯客传》。

[3]李寄斩蛇的故事出自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4]聂隐娘的故事出自唐代裴铏所著《传奇》。

[5]谢小娥的故事可见明末凌濛初所写的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

[6]解谜过程所涉字，均指繁体字。

10　游侠与刺客的区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nights-Errant and Assassins

文：迟广赟　编：陆沉　图：故宫博物院
text：Chi Guangyun　edit：Yuki　photo：The Palace Museum

在《韩非子》等先秦诸子文集中，对“侠”的定义较为宽泛，它包括勇士、私剑[1]、游侠等多重角色。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游侠与刺客立传，最早对二者做出区分。不过自《后汉书》起，
史书作者不再为侠客立传，关于“游侠”与“刺客”的界定也渐渐变得模糊。

黄小松访得初拓武梁祠画像《荆轲刺秦王》，清乾隆拓本。（摄影　王琎）

《史记·刺客列传》所述五人[2]，他们生活的时代为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值王道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崩坏，社会缺乏最基本的公义，因而灭人之国、绝人之世、杀人之父、残人之子者比比皆是。善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研究学问、四处讲学者成为学士；剩下的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财产，空有一身勇武之力和一腔报国热血无处发泄，成了有志不得伸的闲人。

面对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公羊家提出“大复仇”说，主张通过复仇的方式来恢复社会秩序，使人们不致因为政治失序而陷入完全的不义与邪恶之中。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贵族广招能人为自己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大兴。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刺客”应运而生。这些刺客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

起初，“刺客”和“侠”并没有明显区别，均是“以武犯禁”之人。

因韩非子重法，主张用严苛的法律治理国家，所以，他对这种“以武犯禁”的精神，持的是反对态度。他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和侠是危及国家政权的两大蠹虫。

但在司马迁的理解中，“侠”应该指的是“游侠”，他们跟“刺客”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同时，他还进一步将“游侠”分为有身份地位的“卿相之侠”和没有身份地位的“布衣之侠”两种。

黄小松访得初拓武梁祠画像《豫让文身以报智伯》，清乾隆拓本。（摄影　王琎）

《史记·游侠列传》中认为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本身就处于社会上流，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权势，他们周急救穷、施恩于人的行为，并不需要太多自身利益的付出，因此，他们不过徒有“侠义精神”罢了，而出身闾巷的“布衣之侠”，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载三位侠士[3]，也都出身乡曲。

通过对比《史记》，乃至《汉书》中的“游侠”与“刺客”形象，可以发现二者身上还是存在诸多不同的。比如有人认为“游侠”和“刺客”之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差异。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的《释侠》篇中就曾说过，“凡侠者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他认为“游侠”与“刺客”是雇佣关系。

前者的身份是“主”，是豢养私剑的人。如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郭解“藏命[4]作奸剽攻”，城中的贤人豪杰“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汉书》中也有“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的陈遵。而后者是“客”，即是被“游侠”所豢养之人，如豫让豢养于晋智伯、专诸豢养于吴公子光、荆轲豢养于燕太子丹等，皆是如此。

身份的差异，也进一步造就了二者行为方式的不同。游侠偏重气节，而刺客偏擅勇力。《史记》中载，郭解的侄子借郭解的势力在外惹是生非，被人杀害。郭解的姐姐要他为侄报仇，但郭解知晓原因后，反倒说“公杀之当，吾儿不直”。这就是“游侠”不徇私情的气节。而刺客之所以为人所取用，是因为他们能借三寸匕首，使“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并且能够视死如归。这是武力，而不是气节。

“游侠”与“刺客”的差异，还体现在品格上。“刺客”讲求“知恩必报”，而“游侠”更重“施恩于人”。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是刺客们所恪守的信条。无论是专诸、豫让，还是聂政、荆轲，他们行刺的目的，都是为了报答“所养者”的“知遇之恩”。荆轲为报答燕太子丹的礼遇，于是“图穷匕见”，帮其刺杀秦王，结果虽失败被杀，但最终兑现了“为知己者死”的诺言。豫让漆身吞炭，为智伯寻杀襄子时，襄子质询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5]，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回答：“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智伯将他作为国士[6]看待，他也便以国士的礼节来回报他。

刺客与恩主之间，往往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种讲求江湖道义的交换关系。这也会引发一些不好的后果：刺客为报恩，通常对事情的是非曲直置之不问，不经意间，成为支配者的杀人工具，是他人私欲、仇恨的执行者，并最终沦为社会矛盾斗争的牺牲品。

黄小松访得初拓武梁祠画像《聂政刺韩王》，清乾隆拓本。（摄影　王琎）

“游侠”的“施恩于人”通常表现在“周急救穷”上。荀悦在《前汉纪•前汉孝武皇帝纪》中评价“游侠”：“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朱家，明明自己穷困潦倒，“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但仍“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坚持救济比自己更贫贱的人。又如《汉书》中记载的楼护，收养孤老的故人吕公在家，当妻子觉得吕公厌烦时，他“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除此之外，还有“费用皆仰富人长者，然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的原涉等，从中都能看到他们周急救穷的性格特征。

“游侠”所施的恩是不求回报的，例如朱家收留被刘邦追捕的季布之后，暗中托夏侯婴帮他求情，最后不但让刘邦赦免了季布，还委他以重职，但朱家却和季布“终身不见”。郭解调节了洛阳“仇家”之间的纠纷后，同样“乃夜去，不使人知”，并且说：“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不但把事情办妥了，还为当地的贤豪们留了面子。

因此，司马迁盛赞“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即使是反对司马迁、主张剿灭游侠的班固，也承认游侠“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

“游侠”之势的崛起，引来时人纷纷效仿。人们崇拜“游侠”所拥有的独立人格，以及他们那行事洒脱、救人于危难的做派，纷纷背离主流权威，私结党派。“任侠”之风由此盛行。

但这样特立独行的行径，是最为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王朝所不容的。汉武帝时，朝廷就曾对“游侠”进行大力打压。《汉书·游侠传》载：“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到王莽当政之后，亦“诛锄豪侠”，禁止权臣与“游侠”交往。

至此，“游侠”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到统治阶级中寻找靠山。最终“游侠”跟“刺客”一样，成为权贵在政治斗争中的附属品。“游侠”与“刺客”间的界线，再难清晰划分。

[1]私剑，指为私人效劳的刺客，也指代暗杀的行为。

[2]五人指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

[3]三位侠士指朱家、剧孟、郭解。

[4]藏命，指藏匿亡命之人。

[5]雠，同“仇”。

[6]国士，指国中才能最优秀的人。

11　侠之没落，盗之儒化：侠文化的反面产物
A Brief Probe into Chivalous Robber

文：罗兆良　编：陆沉
text：Paul　edit：Yuki

侠在产生之初，不管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游侠，
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轻侠，抑或唐宋时期的豪侠，
均崇尚义勇，“侠”的含义在那时候还相对简单。
然而自唐宋以后，纯粹的游侠便不复存在了，
游侠集团逐渐式微，侠群体开始出现分化，
产生了“儒侠”和“侠盗”。
“儒侠”和“侠盗”的产生也直接促使儒、侠、盗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并最终出现合流。

“侠盗”为何？

“侠盗”的概念产生于明代。明代书院文化兴盛，无论是乡村长者、普通百姓还是绿林好汉，都可以到书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因而明代儒家讲学出现了平民化倾向，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侠”和“盗”自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这其中尤以“致良知”、讲求生命本身过程、富有豪侠之气的“心学”影响最大。

“侠”和“盗”的儒化，首先导致“盗”群体出现分流。其中一部分盗因受“心学”影响，秉持侠义之风，由此受到文人赞誉。另外一部分盗则逐渐融入社会各阶层中，成为各行各业的一分子。这些通过劫盗生涯发家的人，转而纷纷想要脱离黑道，成为清白之人。他们要么挟重赀经商，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商；要么投身于文人士大夫群体的讲学运动之中，力图成为人们心目中忠厚仁爱的儒者。这些受到儒学影响的盗，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为了获得百姓们的尊重，他们大多轻财好施，乐于周人之难，这本身已有侠的风范了。

在明代，社会阶层间的地位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也是“侠盗”形成于明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统治严酷，很多平民因为饥荒或是有冤无处申，而不得不做盗，以求生存。[1]除此之外，一些家境较好的少年因为不愁前途，整日吃喝嫖赌，不务正业，久而久之，他们开始对这些纵欲之事感到趣味索然，继而开始寻求更为刺激的东西，当盗，便是他们所认为的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于是最终投身其中。[2]还有一些士大夫因为受到盗匪头子的诱惑，一起搭伙占据一地作威作福，成为盗人。[3]还有一部分人，因为为人豪爽，在一地呼风唤雨，他们为了不受朝廷严酷统治的束缚，也选择了投身绿林。[4]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官至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隆庆时追赠侯爵。王守仁是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途径外，包括富商在内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很多也都是盗贼出身。这些不肯忍受饥饿、不想坐以待毙，而又不愿受嗟来之食，最终成为盗的人，本质上就属于“侠”的末流。他们虽然会扰乱社会秩序，但也同时存在崇尚侠义的一面。因此在明代，人们对侠和盗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侠因为社会大背景的变迁渐渐趋于功利化，而盗则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开始追求道义性。在民间，他们被视为“好汉”，“侠盗”之名至此也便渐渐形成了。

“侠盗”之影响

正是因为这些“侠盗”不乏侠义之举，他们的行为也受到了一些文人士大夫的赞誉。盗从原本对整个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性上，转而成为一股更偏重跟官府相对抗的势力。在赞扬“侠盗”的文人士大夫中，尤以李贽最为典型。他认为盗猖獗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中没有好官，甚至官的行为本来就跟盗相似。所以李贽更多地将批判矛头指向那些披着楚楚衣冠的“官”，而对“侠盗”则多赞美之词，甚至将他们的聚义之举提升到可与儒家忠义并称的地位。也正是因为李贽对“侠盗”的大加赞赏，使得“侠盗”一词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并逐渐有了影响力。

米格尔·科瓦吕比亚（Miguel Covarrubias）绘、赛珍珠译、林语堂作序1948年英语版《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里的大侠，虽有“义侠”之举，但也无所不为，在百姓心中，“侠”与“盗”再难区分。

李贽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认同，这种风气也对明末清初的小说编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凌濛初的见解最为透彻。他认为，侠盗都有自己的智慧，如果能走上正道，一定可以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这些本身具有肝胆忠义心肠的人们却因科举制度而无法谋到前途出路。再有品格和才华的人，如果没有了出路，也便只能做不好的勾当了。[5]

而且，侠发展到明代，已与它的原初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水浒传》之后，侠已经不再是完美的正面形象。尽管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也会讲一些“义侠”之事，但已经不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侠，反而都带着一股盗匪气。这些人特别爱打架寻仇，惹是生非，最后不免会让平民百姓将“侠”与“盗”并在一起，很难再将他们区别开来。[6]

“侠盗”之定位

文人士大夫对“侠盗”推崇，也必然会让他们思考朝廷跟“侠盗”的关系。在关于如何管理“侠盗”的问题上，有人主张“用盗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高攀龙[7]和吴甡[8]。高攀龙主张不必肃清“侠盗”群体，而是用其首领，由他们来管理和控制手下。[9]吴甡则对“侠盗”更为信任，主张任用“侠盗”。他认为，“侠盗”大多颇读史传，对历史和安邦之道都有涉猎，只是因为仕途无门而走向歧途。如果不善加利用，“侠盗”就会铤而走险，流于盗贼之首。因此对那些真正有才华和勇武之能的“侠盗”，一定要向朝廷推荐，破格录用。[10]

这些具有创见性的见解，也从侧面印证了明代“侠盗”势力的强大。到了清代，朝廷需要重建统治秩序，舆论对“侠盗”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侠盗”威名渐渐不再。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宣扬现代文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同样不赞同盗的行为和做法，并将他们视作大恶，“侠盗”之名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个群体的身影和威名便也只能到武侠小说中去寻找了。

《二刻拍案惊奇》书前版画◎明崇祯五年（1632）◎尚友堂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风尘三侠》◎清代◎任颐绘◎纸本设色◎立轴◎148.5cm×66cm

[1]明代许国《条上弭盗方略》：“有冤而莫伸，有资而见夺，皆驱之为盗者也。”

[2]明代佘自强《治谱·贼盗门》：“少年不事家人生业，恣意赌博，又三五成群，好争使气。”

[3]明代佘自强《治谱·贼盗门》：“士夫子弟，亦有为盗者。或窥人子女，或杀人执仇，或嫖赌无赖，皆自士夫身后为之，亦有当其身为之者。且所劫者多亲属。其原皆自棍徒引诱始。盖棍徒欲引之入伙，以自为地。”

[4]明代佘自强《治谱·贼盗门》：“乡里豪杰，党与众多，不复为三尺所束缚，若置之不问，养成大乱。”

[5]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纵有奢遮的，一概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谋之人，没处设施，多赶去做了为非作歹的勾当。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将来，随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气力，且省得他流在盗贼里头去了。”

[6]海上剑痴《仙侠五花剑》。

[7]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代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

[8]吴甡（1589—1670），字鹿友，晚号柴庵。江苏兴化人，明代官吏、名医。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先后任福建邵武、晋江及山东潍县知县。天启二年（1622），升为御史。后因反对阉党魏忠贤被削籍革职，罢官归里。崇祯皇帝即位后，吴甡官复原职。后出任河南、陕西巡按。崇祯七年（1634）任山西巡抚。崇祯十五年（1642）任东阁大学士，为内阁次辅。著有《安危注》《柴庵疏集》等。

[9]高攀龙《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

[10]明代吴甡《柴庵疏集·御患莫如修备弭盗莫如安民书》：“豪猾枭杰之流，分别验试，果有智谋超众，勇略过人者，荐之于朝，破格擢用。”

12　屈服及衰亡史：法律阴影下的侠
Under the Laws，They Gradually Fade Away

文：常上永　编：陆沉　图：勃勃
text：Chang Shangyong　edit：Yuki　illustrate：Bobo

侠的出现最早源自士人的文武分工，知识阶层对统治者来讲，具有潜在的威胁性，
因此自产生以来，文儒就被统治者所拉拢，成为统治者合作的对象。
建立军功的士人同样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
但“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的侠士，尽管具备相似的才能，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
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意志。
战国以来，侠的漫长发展史也是一部屈服与衰亡史，
法律与政治在他们面前无疑是一体两面的统治手段，
他们的经历，也并非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快意潇洒，而是充满了阴影与暴力。

犯禁之士：战国秦汉间的游侠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一再警告统治者“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的危害，在他的言论中，游侠成为“法”的对立面，“敬上畏法”是法家所推重的民众理念，而游侠却与此格格不入，即他说的“离法”“犯禁”。他主张统治者应该严格限制这一势力的发展，尤其要将他们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这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的定律。所以自战国秦汉以降，“侠”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只能在政治与法律的夹缝中勉强生存。早在云梦秦简中，就出现了限制游侠活动的相关律令。

《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西汉时的游侠依然承继了士人的精神气质，信与义是他们共同认同的理念。郭解在当时享有盛名，却有儒生指责他“专以奸犯公法”，这一儒生随后被郭解的门客所杀，郭解因此受到牵连，主持审理的御史大夫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因一桩与自己本未参与的凶杀案而受灭门，这一事件无疑表明，统治者是将游侠视作法律的对立面的，其势力永远不可能见容于帝国的统治秩序，说他们破坏法律只是扑灭他们的一个借口。他们的罪源就在于他们在统治阶级外形成了一股难以被控制的力量。

郭解的死成为游侠衰落的一个标志，司马迁如此感叹：“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只有他意识到，在统治者的压制下，真正的游侠精神已经逝去，此后的大多数所谓“侠客”，不过是居住在民间的豪强。他当然了解法律与侠客永远处于对立面，但他超越性的关怀使其眼光远远在同代人之上：“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不过他所提及的游侠的本质性精神，在后代却难以再见。

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的侠，不再是韩非口中法律边缘的离轨者形象，而是帮助包拯，以法伸张正义的侠士。其中南侠展昭更是深入“体制”，供职于开封府，被皇上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特意提到了以下的反面事例：“《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广陵王荆迷于㜸巫，楚王英惑于狭客，事情列见，孝明三宥，二王吞药。”汉明帝的兄弟楚王刘英自年轻时就爱结交游侠之士，因此被汉明帝加上了谋反的罪名，被迫自杀。这一残酷的事件同样表明，统治者对侠客的警惕心之强，即使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人员与侠客相牵涉，也会因此受到法律惩罚，并会被夺去权力甚至生命。

法外的隐逸者：唐代的豪侠

经历汉代的高压政策之后，游侠在六朝间迅速销声匿迹。虽然仍旧存在豪强势力，但是已无人再尊崇信与义，他们只是意图在军事斗争中获取自己的利益。隋末大乱中，各股豪强势力纷纷涌动，但政权终为李氏家族所得。唐代对于民间势力同样采取了高压手段，严格意义上的“游侠”已不得见。在唐人的想象与企慕中，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带有神秘色彩的“豪侠”。

唐代的豪侠小说主要见于宋人所编的《太平广记》，其中单列“豪侠”一类，收录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唐传奇篇章。不过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内涵与前代相比，已经大有差异，所谓“豪侠”实质上是能力超常的异人，他们或法术高超，或智勇过人，虽然也常常为人解忧，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已与司马迁笔下“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大不相同。唐代的豪侠逐渐与统治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甚至介入唐代的政治纷争中，而不再是为他人主持正义，或救人于困厄之中的纯粹游侠。

著名的聂隐娘是为了保护节度使而退却刺客，红线也是为了某一方政治势力而盗取金盒，在这些豪侠身上，普世性的信义观念已被私人恩义所取代。唐代豪侠与其服务对象之间或多或少带有一种依附性的关系。即使侠客本身并不被法律所容，但文人们依旧在小说中为他们的存在建立了某种合理性－作者以虚幻游离的描写提醒读者，这些人物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因此无须为他们的逍遥法外而担心。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虚幻世界里，他们也被赋予了世外高人的身份，一旦完成被授予的任务后，便迅速离开小说中的现实世界，不知所终。

唐传奇中最具游侠精神的人物当属《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一个在隋末的战乱中抱有争夺天下大志的人。作者杜光庭描写他有“龙虎之状”，为人豪爽慷慨，使人联想起汉代的大侠朱家、剧孟。但正是这样一位气质过人的侠客，却在李世民的面前自甘屈服，感叹“太原李氏，乃英主也”，并因此远走海外，放弃自己的大业。作者在结尾处甚至严厉批判了英雄与侠客的妄图，他如此写道：“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如此一位豪侠，其存在意义不过是为说明李唐统治的正当性，这大概多少会令读者感到失望。

在《唐律疏议·贼盗律》中，统治阶级还对妄图威胁政权的“盗贼”制定了相当严厉的刑罚，《斗讼律》中对民间斗殴行为也列出了严格的惩戒条例。唐代文人当然清楚，他们笔下的所谓豪侠并不可能见容于现实生活，豪侠触犯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有意将他们所企慕的豪侠塑造为现实之外的隐逸者。即使如此，想象中的豪侠也并未在思想观念上与主流意识完全相违背，他们或曾服务于官府，或早早意识到庙堂的高不可及，从而选择隐迹江湖。

终于是奴才：明清之间的侠客

唐代的豪侠虽已无秦汉时期的游侠精神，但是还未真正在政治势力或是法律阴影面前屈服，他们大多还保留着部分独立的人格，“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的不羁气质还依然为文人所赞赏。

但到了明清时候，随着社会的秩序化和封建帝国统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统治者对传统游侠的容忍度与之前相比，变得更低，正如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所指出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明清两代建立了自上而下相对严格的管理秩序，在夹缝中生存的侠客不得不隐迹于秘密社会中，他们只能借助这样的形式延续生命，并且已无法在长期承平的时代发挥他们曾经的作用。

有研究者指出，在发育完全的封建国家里，“各种社会弊端被规定只能在制度机构内部消解，个人倘要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一定会受到来自法律和礼俗两方面的责难甚至追究，游侠的存在几乎没有可能，即使偶有存在也会因多余而迅速消亡。”[1]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对民间势力同样给予了严厉镇压。不过尽管如此，社会阶层间只要有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就必然会滋生出民众对于“侠”的想象与企慕，清代兴起的大量公案侠义小说便是明证。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批作品无疑只是市民趣味的体现，文人已经从侠客文化的构建中暂时退场。以《七侠五义》《施公案》为代表的侠义小说，里面的侠客固然代表了除暴安良的正义形象，但同时也已成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和屈服者。鲁迅先生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侠字渐消，强盗起了”，“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2]

《七侠五义》中的南侠展昭，《施公案》中的黄天霸正是如此。即使是《七侠五义》里最具侠客精神的锦毛鼠白玉堂，在明君和贤臣面前也不得不俯首致敬，他的特立独行只能迎来最后的惨死命运。白玉堂的死似乎提醒着读者，在帝国的统治秩序下，只有屈服者和维护者才能保全其身，清代近于泛滥的侠客形象大概可以用鲁迅先生的判断一言以蔽之：“终于是奴才”。

在市民的想象中，侠客必须屈服于官府与法律之下，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维持正义。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真正的游侠精神早已失去了其生长的社会土壤。秩序化的封建帝国中，侠客由屈服而走向衰亡，市民对他们的想象只能是一曲跑调的挽歌。在现代社会中，侠客与法律的对立更是绕不开的症结，好在侠客的暴力因素和市民趣味在当代新派武侠小说中已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消解，由此先前的游侠精神也得以有了某种回归。但真正的“侠”，却只能永久地存在并消逝于文化想象之中了。

[1]汪涌豪《中国游侠史》。

[2]鲁迅《流氓的变迁》。

13　从李白看古代士人的理想人生
The Ideal Life of Traditional Scholars：Take Li Bai as an Example

文：王静　编：陆沉　图：刘佩佩
text：Wang Jing　edit：Yuki　illustrate：Liu Peipei

对多数人来说，
游侠或许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用自己的武功解决矛盾、惩恶扬善的习武者。
但不少古代文人也怀有成为游侠的理想，
这些文人的人生可以分成游侠、游宦、游仙三个阶段。
李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郝敬，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现为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语文教学部主任。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数项科研工作，在《文学评论》等社科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知中：为什么说“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是古代文人的理想人生轨迹？

郝敬：这种说法由来已久，秦汉之际的张良就是一个早期代表。张良是韩国贵族出身，亡国后散尽家财结交刺客，招募勇士刺杀秦始皇，后来又率领侠客投奔刘邦，辅佐其创立汉王朝，被封为留侯，并在功成名就后就“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1]。“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文人设计的一种完美人生路线。

中国古代文人会形成这种人生追求，主要是因为这三个阶段的不同指向较为贴近与符合文人的自我价值判定。少年游侠意味着个性的自由张扬，中年游宦意味着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追求，老年游仙意味着对世俗生活（也包括少年游侠、中年游宦）的超脱，转而追求生命的永恒。

知中：游侠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思想具体是指什么内容？有哪些形式？

郝敬：从文献资料看，游侠思想的形成与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有很大的联系，主要受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派别的影响，在西汉时期达到鼎盛。儒家的阳刚好勇与游侠的气质较为接近。[2]如孔子的弟子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后来做了卫国大夫孔悝的家宰，为救主人慷慨赴死。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认知应该是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直观感觉上，墨家与游侠经常被混为一谈，墨家不仅从组织性、行为性（武力为主），更从思想性上丰富并完善了游侠的体系。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就是我们认可的侠义品质的一部分。

道家在先秦时期与游侠的联系并不紧密，我们熟悉的有《庄子·说剑》中对剑士的论述。西汉，黄老之学与任侠之风结合较多，黄巾太平道就是其中代表，司马迁在著《史记》时也特地列出《游侠列传》。魏晋以降，道家思想与侠逐渐结合，葛洪在《抱朴子》中也点明了道家与游侠的相似性。但不同于儒家和墨家，道家思想对游侠的影响重在对生活与情感的认知态度。

对文人来说，游侠思想一般会在两个层面上对他们产生影响。一个是行为层面，即具体的表现；一个是思想层面，即影响行为的内在价值判定与取向。一般文人的侠义之举多从这两个层面得以实现。

知中：青年时期的李白算游侠吗？他的游侠经历在文学作品上有哪些体现？

郝敬：算游侠。负气任侠、快意恩仇是他这个时期的主要性格特征。李白自陈“十五好剑术”，传说他曾经手刃数人，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青年时期在扬州“轻财好施”，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此外李白还创作了大量诗作讴歌游侠行为，如《侠客行》《结客少年场行》《君马黄》《少年行》等。其实不仅是青年时期，李白的整个人生都体现出对游侠行为特殊的偏爱。

知中：除了李白，哪一位文人的游侠行为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郝敬：汉魏时期的曹植。由于身世、经历的不同，他与李白稍有差异。曹植身处一个动荡的乱世，他有建功立业、统一中原的实际需要，所以会从实际行为出发，创作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3]的名句；而李白所处的已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帝国，游侠理想更多地体现在精神的层面。

知中：文人游侠往往会伴随着文学作品的创作，这种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郝敬：主要特征是渲染游侠的侠义精神，强调自由、放达、道义、平等、义气等自我价值。

李白有一首代表性的歌颂游侠的诗作《侠客行》，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李白对“十步杀一人”“救赵挥金锤”等行为的歌颂和推崇态度，而且很赞赏“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慷慨无私。再比如王维的《少年行》、高适的《邯郸少年行》、贾岛的《剑客》、孟郊的《游侠行》等诗作，在歌颂游侠精神的同时，又都表现出诗人对侠士的羡慕之情。

知中：中国古代文人对入仕的追求是否就是游宦思想的体现？

郝敬：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中提出的“八条目”[4]，是古代文人普遍的政治理想。对古代文人来说，学以致用的终极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而这样的目标，就需要通过入仕来完成。因此，游宦是古代文人追求群体认知、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环节。

知中：李白是怎样走上仕途的？

郝敬：自唐代起，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变成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中国文官制度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但除却科举，文人还可以通过察举[5]、推荐、恩荫、入幕[6]等途径入仕。宋代科举制度完善成熟后，文人入仕的途径就越来越窄，最后集中到科举一条路上。

李白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他出身不同，所以和唐代其他文人不一样，并没有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李白的思想中杂糅了多家学派的精髓，儒家、道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在李白身上都有体现：在他求取功名、干谒权贵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源自纵横家的思想；当他无法直接获得统治阶级认可时，又转而选择道家的隐居路线。李白一生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知中：李白在《庐山谣》一诗中写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种“寻仙”可以看作是“游仙”吗？

郝敬：可以看作是“游仙”，但这种“游仙”并非一般意义上寻求生命永恒的“游仙”。而是李白无法达成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继续积累实力、等待时机的一种调适。李白的游宦经历是不成功的，所以无法越过这个过程去游仙，即使是形式上的游仙，他的内心也无法宁静。所以最终他还是会回到游宦中来。

知中：游仙的思想是如何发展而来的？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

郝敬：游仙思想很早就存在，《楚辞》中就有。一般认为，《楚辞》中的游仙思想发端于《天问》，成型于《远游》。在《远游》篇中有很多关于畅游仙境、慕求神仙、追求长生不死的描述。[7]魏晋时期，以郭璞为代表的游仙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文人们创作出大量相关的游仙诗作。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有缺憾的现实生活中，生命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希望能够通过某种形式延续生命，直至永恒。游仙思想经过发展，更多侧重于对世俗生活的规避，以及摆脱俗世生活的桎梏，达到肉体乃至心灵的无限自由。隋唐以后的文人游仙，尤其是缺乏圆满游宦过程的文人的游仙，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游仙，实质上还是在为游宦服务。大部分文人的游仙行为都有一些固定的形式，如修道、炼药、服药、隐居等。理想状态下的游仙，应该是在圆满的游宦阶段后，但这是大部分士子毕生无法企及的。

知中：综观唐宋文人的心态史，“仕与隐”的矛盾一直贯穿始终。“仕”很容易理解，那“隐”指的是什么呢？和“游仙”有什么关系？

郝敬：唐宋以来的文人，“仕”是他们人生中最主要的部分，只有“出仕”才能符合既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群体认同。而“隐”有两种指向，一种是“功成名就”后的载誉而归，这也符合儒家的价值体系，代表着独立人格的最后坚守；另一种则是无法实现庙堂理想的无奈之“隐”，又分为半途而废、百试不举、自我解脱等不同形式。这些“隐士”希望通过归隐达到内心的宁静，与外界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游仙就是“隐”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游仙者很少，大多数人只是通过游仙纾解内心的不平。

知中：中国古代文人对游侠、游宦、游仙的态度是怎样发展的？前期和后期有什么区别？

郝敬：应该说这是文人理想中的人生轨迹。游侠经历和游仙经历分别处在人生的前期和后期，都在强调个体的发展；游宦过程处于人生的中段，强调服务群体的从属性，以及获得群体的价值认同。

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三游”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并且人们对它们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拿游侠经历来说，它虽然强调对个体自由的彰显，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和理学思想的统一，主流思想逐渐弱化了游侠的反叛特性。再拿游仙经历来说，事实上更强调物我两忘的人生理念和思想层面上的独立性。

[1]语出《史记·留侯世家》。

[2]韩非子就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3]原文出自曹植《白马篇》。

[4]《大学》中的“八条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5]察举制由汉武帝确立，由地方长官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者中央，等试用及考核通过后，再任命官职。

[6]入幕是指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营辕，以其知识与经验佐助主官。

[7]《远游》篇中对神仙赤松子的描写（节选）：“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14　李白足迹
Supplement：Footprints of Li Bai

文：王静　编：陆沉　绘：大雷
text：Wang Jing　edit：Yuki　illustrate：Da Lei

701年—762年

01—剑阁

02—散花楼

03—青城山

04—巫山

05—荆门山

06—岳州

07—金陵凤凰台

08—安州

09—悬空寺

10—雁门关

11—商山四皓碑林

12—徂徕山

13—兴庆宫

14—天台山

15—庐山

16—华阳宫

17—谢朓楼

18—秋浦河

19—九嶷山

20—李白墓园

中国古代文人中，
少年游侠并不少，
在自己游历途中
留下文学作品的也不少。
但是如果将二者结合，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无疑是李白。
我们挑选了
李白一生中到过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
20个地点，
跟着李白的足迹
来寻访中国的
名山大川和古迹风物。

1　剑阁

701年，李白出生，后随父亲入蜀，途经剑阁。

剑阁守剑门天险，因诸葛亮在剑门关凌空凿石修建飞梁阁道而得名，素有“蜀北屏障、两川咽喉”之称。

李白《蜀道难》中有名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　散花楼

720年，李白游历益州、峨眉，后隐居读书。724年，辞亲远游，再次经过成都。

成都散花楼最早建于隋代，毁于宋末战火。1990年，成都市规划局重建散花楼，这座散花楼塔身四层，高16.3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

《登锦城散花楼》中有：“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

3　青城山

从720年李白游历益州、峨眉起，到722年隐居大匡山读书期间，李白曾游历青城山等地。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西南，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古称“洞天福地”“神仙都会”。

4　巫山

725年春，李白由三峡出游到江陵，路过巫山，曾经爬到远近闻名的神女峰顶，写下了一首优美的五言古诗《宿巫山下》。

巫山山脉是中国地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的一部分，呈东北——西南走向，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

《宿巫山下》：“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

5　荆门山

725年，李白出蜀去江陵途中路过荆门，并在此过程中遇到道士司马承祯。

荆门山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位于今湖北宜都市西北，形势险要。

《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6　岳州（岳阳）

725年夏，李白游历岳阳，并在洞庭湖畔安葬友人吴指南。759年，李白流放途中遇赦，回舟江陵，再次南游岳阳。

岳阳楼与黄鹤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坐落在今湖南岳阳市西北高丘上。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7　金陵（南京）凤凰台

726年，李白游历南京、扬州一带。后经“赐金放还”，于747年冬再次来到南京。之后李白南下，于749年再次返回南京。754年春，李白与王屋山人魏万相遇，同游南京。

凤凰台位于南京市秦淮区长干里西北侧凤台山上，除李白曾经到过之外，阮籍的衣冠冢也位于此，而且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就在附近。

《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8　安州（安陆）

727年李白与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成婚，定居湖北安陆。

李白定居安陆期间写下了《山中问答》《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等篇章。

距安陆李白家5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白兆山，现有李白读书台、太白堂等与李白相关的遗迹。

9　悬空寺

735年，李白游历并州（山西太原）。

悬空寺，又名玄空寺，始建于北魏后期，位于山西省浑源县，距大同市65公里，是国内现存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李白在悬空寺并没有留下诗篇，但是却亲笔手书“壮观”二字，现刻在悬空寺北的岩壁上。

10　雁门关

736年，李白北游雁门关，后去往嵩山。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雁门山中，以险著称，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还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为“外三关”。

《古风》（其六）：“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

11　商山　四皓碑林

736年至740年，李白在山西、陕西游历时曾到过商山。

商山四皓碑林园位于陕西省丹凤县城西7.5公里的商镇新街西段，埋葬的是为避秦焚书坑儒而隐居商山的先秦的四位博士：周术、吴实、崔广、唐秉。

《商山四皓》：“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

12　徂徕山

740年，李白移家东鲁，741年在泰安的徂徕山隐居。

李白与一同隐居于徂徕山的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并称“竹溪六逸”。

13　兴庆宫

742年秋，李白受诏入长安，743年为待诏翰林。

兴庆宫位于长安（今西安），原是唐玄宗李隆基做藩王时的藩邸。与太极宫、大明宫一起称为“三大内”。

李白在兴庆宫沉香亭为杨贵妃作《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杆。”

14　天台山

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747年秋登天台山。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中东部，地处宁波、绍兴、金华、温州四市的交接地带，素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享誉海内外。

《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15　庐山

750年，李白前往庐山。

庐山地处江西省庐山市境内，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

《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6　华阳宫

750年，李白自庐山返回后，北至任城，751年，又到了兖州，其间李白游览了位于济南的华不注山。

华不注山又名华山，位于济南市区东北部，曾为春秋古战场，山脚有道教古宫华阳宫。

《古风》（其二十）：“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

17　谢朓楼

753年秋天，李白到达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

谢朓楼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最初是南北朝门阀名士谢朓修建的“高斋”，唐代时为了纪念谢朓而重建此楼。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18　秋浦河

755年，李白游览当涂，并在当年秋天到达秋浦。

秋浦河原名秋浦江，为长江一级支流，全长180公里，有古石城遗址、昭明钓台等古迹。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19　九嶷山

759年，李白遇赦返回江陵，当年秋天到了零陵，后到九嶷山。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境内。《水经注》记载：“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嶷山。”

《悲清秋赋》：“登九嶷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

20　李白墓园

762年，最后一次出游的李白于秋天回到当涂，同年十一月去世。

李白墓园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区东南2公里处的青山脚下，李白原葬于龙山之麓，817年，时为宣歙观察使的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李白墓迁至青山西南。

15　古诗文中的侠文化：一箫一剑平生意
Knights-Errant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文：常上永　编：刘小荻
text：Chang Shangyong　edit：Liu Xiaodi

古代文人的侠客梦往往寄托于笔下，他们或以侠客自许，或以侠客许人。
侠义精神被视为某种精神寄托，受到许多古代文人的推崇，
时世艰难或个人怀抱都凝结于他们对侠客的书写中。
在诗文中，行侠未必要与武力相关——建功立业的期待、豪壮性情的抒发，
以及箫瑟高远的美学追求，都可以被汇集其中。侠骨、侠客、剑客都是他们所青睐的对象，
即使是某些看似文弱的诗人，也总是更向往那些气韵高古的篇章。
侠在他们笔下不再是某种身份的代指，而成了某种精神面貌的象征。

战国秦汉：崛起的群体

战国时，士人的文武分工促成了“侠”的出现。但在统治者与正统文人看来，侠的存在是对统治者权威的挑衅，因此他们在议论中大多对此表示出忧虑与警惕，即使是在大赋中铺写游侠的张衡，任官时最重要的举措仍然是打击游侠。战国至西汉时，游侠势力盛极一时，但在文学作品中却较少反映。

魏晋南北朝：精神失落的挽歌

动荡的社会环境无疑是游侠滋生的土壤，但魏晋时期的“侠”与战国秦汉的传统之侠已大不相同。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魏晋时期的侠转而以豪强的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往往以财力招徕流民，收揽人心，试图借此主导政治斗争的走向并参与权力分配。为信与义而行侠的游侠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以功利为目的的豪强把持了历史的走向。

这也是为何六朝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歌咏游侠的诗作的原因—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司马迁笔下传统“游侠”的追思。正如曹植歌咏“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健儿，张华同样赞美“宁为觞鬼雄”的侠客。

他们都深知在命如草芥的乱世中，传统的伦理法则已难以存续，他们所追慕的侠客们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也正是陶渊明的痛苦所在，他自幼向往“猛志固常在”的精神风骨，却不得不感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上古的精神已经一去难返，而他注定要浮沉于“八表同昏”的乱世。在这时，他终于展现出自己的金刚怒目，不复一贯的平淡面貌，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在为游侠精神消歇而唱出挽歌的人中，只有陶渊明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悲剧色彩，表现出真正的“任侠”精神。

唐代：摇首于红尘

唐代游侠之风盛行，帝国的开放姿态大大扩充了士人的活动空间，他们的行踪远至大漠边塞。边疆的战争也能激发他们对游侠生活的向往，这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表现。

即使是以田园山水诗著称的王维，在早期诗歌中也不吝对游侠的赞美：“纵死犹闻侠骨香”。“侠骨香”的表述在唐人的诗歌中屡屡出现，表明行侠与建功立业已成为他们共同企求的理想。

唐代游侠的杰出代表无疑是诗人李白，他曾说自己“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又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等经历。他屡屡在诗中倡导侠客式的生活，甚至高呼“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这当然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但也必须承认，对游侠的褒扬已经成为当时的普遍风气。终唐一朝，歌咏侠客的诗便多达四百多首。

宋元明清：帝国秩序下的衰歇

经历了残唐五代的政治纷争，北宋初期依然保留了较浓的行侠之风。著名文人柳开在少年时便有击杀盗贼的经历，并以豪侠闻名；即使是入仕为官后，也仍然有他行侠任性，甚至对同僚拔刀相向的故事流传。他是北宋古文运动最初的倡导者之一，看似一介书生，却为人健硕，他的精神面貌在《塞上》这首飒爽的小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代坚持以文治国，武人受到轻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游侠之风很快消歇。士人不再以行侠或从军为荣，纯粹的游侠已极少存在，只剩下起义的流民，但仰慕侠士的风气却在文人之中兴起，被视为他们的别致之趣。苏轼创造性地将“儒、侠”合二为一，将特立独行的文人称为“儒侠”。

两宋的文人中，不乏身兼儒、侠两种身份的著名人物，如词人贺铸、辛弃疾，以及以豪迈著称的思想家陈亮。但必须指出的是，宋代文人的儒侠书写，终究只是文人趣味的一种。除陆游、辛弃疾外，他们大概很少能真正“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对“侠”的仰慕也只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对时事艰难的忧虑也往往表现在对侠客的赞美中。

元代在统治阶级的高压统治下，更是缺乏游侠生存的空间。尽管《元史》中也有零星的相关记载，但在更广阔社会环境中，流民已取代游侠，并迅速膨胀成为一股庞大的社会势力，最终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元末明初，行侠之风又稍稍抬头。书法家宋克年少时行侠江湖，常自比李太白、苏东坡；他的友人高启则是明初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诗风以豪迈著称，这大概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高启的这首《结客少年场行》中恐怕就有宋克等侠士的影子。

但明代稳定的秩序很快铲除了侠客生存的土壤，李梦阳、何景明等前后七子所书写的侠客形象只不过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气下的产物，有其貌而无其神。反倒是从特立独行的徐渭笔下，还能窥见古代游侠的风骨所在。

侠客势力的滋长无疑会威胁到帝国的稳定，因此明清两代的侠客们只能隐退于地下民间，只在那些带有戏剧性的笔记、散文里面出现。清初散文家魏禧的名作《大铁椎传》中的主人公，便是当时侠客的一个缩影。

晚清：最后的激荡

清代的高压政治使得侠客们不得不屈服于统治者，以至于鲁迅发出“终于是奴才”的讽刺。晚清的大动乱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救亡图存的呼号使得知识阶层奋起，他们以历史上的游侠义士为模范，试图以此激发国人的勇气和斗志，游侠精神得以在近代被转化为新的精神力量。谭嗣同在《仁学》中高呼：“非此益无以自振拔。”被压抑的民间力量也随之而起，成为革命的助力。

被称为“鉴湖女侠”的秋瑾写下了大量深具侠义精神的诗篇。“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在他们看来，只有具备侠义精神的国人，才是挽回乾坤的中坚力量。

民国：共同缅怀的文化记忆

民国时期，源自晚清的行侠与暴力之风依然盛行，为父报仇的施剑翘便轰动一时，被称为女侠。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与战争的爆发，侠客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再次走向式微。侠客毕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再把侠客视为社会的良性势力，而侠客也只有在那些带有传统情结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成为市民与文人共同缅怀的文化记忆。

16　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文：罗兆良　编：陆沉
text：Paul　edit：Yuki

作为侠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以及中国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
武侠小说经历了“古代武侠小说”“旧派武侠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三个发展阶段。
在古代，“小说”是指民间流传的叙事作品。[1]
所以，武侠小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最先流行于民间、描写凭武艺行侠仗义的人物的叙事作品。

清代武科考图
武举制由武则天于702年开始推行，目的在于选拔武将人才。考试内容包括射箭、拉硬弓、舞刀、举石等。

萌芽

中国武侠小说产生的时间可谓众说纷纭，有“两汉说”“六朝说”“唐朝说”等等。但无论如何，据《史记》中载，先秦时期的游侠事迹已无处可寻[2]，因此可确知武侠小说的萌芽不会早于西汉。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为游侠立传，著述《游侠列传》，才使得武侠小说得以萌芽。

但是《游侠列传》并不是武侠小说，虽然它对各个游侠的言行、事迹乃至人生命运都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但它内容讲求实，还没有跳出历史学著作的范畴。因此，《游侠列传》只能算是武侠小说创作的蓝本，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真正的萌芽出现于东汉末年，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武侠小说——《燕丹子》。

先秦时期，小说还只是市井里巷间的碎片化“小语”。到了汉代，小说开始迅速发展。在《史记》等文学性较强的历史著作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摹写历史人物事迹的小说。

这类小说所述的虽然都是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但其内容除了史实材料外，还杂糅了许多民间传说。而且作者在描写时，有意地运用华丽的辞藻以及排比、对偶等艺术手法，呈现出比史书更引人瞩目的艺术价值。而这，也为武侠小说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武侠小说的形成，离不开任侠之风在汉代的盛行。当时，有名有姓的游侠就有一百四十余人。[3]他们当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百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燕丹子》诞生了。

《燕丹子》所述的“荆轲刺秦王”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对广大民众自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封建专制政权刚刚建立的秦汉流传很广。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加入了大量道听途说者的编造、附会，这也让这个故事的内容不断充实丰富，情节变得更加曲折生动。所以《燕丹子》实际上是一部长期流传于民间，并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燕丹子》对武侠小说的影响非常深远，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结束的几百年间，描写侠的小说一直延续着《燕丹子》的题材和风格，几乎全部都在写侠客义士扶弱反暴、以武犯禁、行侠仗义之事。只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志怪小说的影响，里面又逐渐加入了带有夸张浪漫主义色彩的神幻内容。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构思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还非常欠缺，因而这一阶段的武侠小说只能算是后世武侠小说的雏形。

清宫藏版《聊斋图说》

初始

古代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但是这种差异绝非仅仅是在语言上，实则涉及许多艺术上的差异。文言武侠小说和白话武侠小说彼此消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武侠小说成熟的过程，即文言短篇武侠传奇是古代武侠小说的早期形态，白话长篇章回武侠小说则是其成熟形态。

发展到唐代，武侠小说虽然还用文言文书写，但内容已经从单纯地记录道听途说转向有意的虚构。[4]而这也是武侠小说由纪实迈向虚构的关键一步。

唐代的武侠小说和先前的武侠小说相比，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武术在其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原因主要是唐代实行“汉番一家”“夏夷一家”的民族政策，使得北方民族尚武的风气传入中原，再加上府兵制[5]和武举制的设立，也让武术在民众中风靡。民众的喜好，当然也会影响到大众文化的发展，唐代武侠小说开始把武术作为重点描写对象，并加以渲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使武术成为读者的重要审美对象，从而使武侠小说具备了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特质。

《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日本◎歌川国芳绘

在唐代小说中，武侠小说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却独具一格，并拓展出多种武侠小说类别。以《僧侠》为代表的武术技击类、以《聂隐娘》为代表的剑仙异事类以及以《崔慎思》为代表的儿女侠情类，奠定了后世武侠小说的三大基本类型。

宋代后，文言武侠小说开始衰落，小说质量也已达不到唐代同类作品的水平[6]，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因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妖术》《侠女》《武技》等篇而再度复兴。然而文言武侠小说在彼时已是江河日下，仅凭蒲松龄几篇佳作已无法扭转其颓势。清代末年林纾所著的《技击余闻》被认为是中国文言武侠小说的尾声。20世纪之后，文言武侠小说便后继无人，彻底退出文坛了。

在文言武侠小说日趋衰落的同时，白话武侠小说却逐渐发展起来，武侠小说也终因白话武侠小说的兴起而进入了成熟阶段。

成熟

白话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宋代兴起，是因为宋代戏曲说唱艺术十分发达，而这些节目内容大都跟武侠故事有关。自宋到明嘉靖这几百年间，白话武侠故事经过流传和发展，最终促成古代武侠小说史上最伟大的杰作横空出世。这部作品将古代武侠小说推向了高峰，并标志着古代武侠小说真正成熟起来，它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水浒传》贯穿全书的主题是“侠以武犯禁”，这是典型的古代武侠小说的特征。而说它是古代武侠小说成熟标志的原因，首先体现在“武”与“侠”的真正结合上。文言武侠小说一般篇幅较短，仅仅着眼于一个人一件事的奇异，“武”与“侠”常常不能都兼顾到。《水浒传》则不同，它不仅写出了习武与行侠的关系——用武才能行侠——还揭示了“武”与“侠”并不是简单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里面的人物所体现出的侠气跟一般的正义感不同，它是练武熏陶的结果；武艺的使用受侠气支配，小说中的侠士从心理到行为都是“武”与“侠”的融合。《水浒传》就这样完善了武侠小说的本质特征。

《水浒传》对武侠小说正题的把握，以及其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广阔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古代武侠小说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了顶点，要想发展，就必须另辟蹊径，于是武侠小说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变化

由于《水浒传》这座高峰的出现，自明嘉靖以后的200年间，武侠小说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清乾隆年间，才从唐代武侠小说中探索出一些的新的内容和形式，并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首先仿效《聂隐娘》等唐代武侠小说，把侠义与神异相结合，这一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绿野仙踪》和《济公传》；同时又出现了把武侠与清官结合在一起的“公案武侠小说”，这其中以形成于嘉庆年间，在光绪年间整理刊行的《三侠五义》最具代表性；在儿女侠情类方面，则有顺治、康熙年间的《侠义风月传》。清代武侠小说分化为三大类型。

清代武侠小说在更深的层次上开拓了武侠小说的创作领域，这种发展不是对《水浒传》所体现的武侠小说本质的否定，而是对武侠小说潜能的开发，并且在开发中促使人们深化对武侠小说的认识，让武侠小说和其他小说类型更明显地区别开来。但是，清代武侠小说的种种变化，依旧没有达到至善至美。

不过“公案武侠小说”的情况稍有不同，它有自己的明显特色。《水浒传》强调的是“侠以武犯禁”，公案武侠小说则强调的是“侠以武执法”。公案武侠小说是清中叶前后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是一种“短命”的小说类型。随着皇朝统治被彻底推翻，具有民主思想的现代武侠小说作家对清官的兴趣已经大幅减弱。所以民国以后，公案武侠小说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加强了大众对武术技击的理解，它是古代武侠小说向现代技击武侠小说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短暂过渡阶段。

旧派武侠小说

清代光绪末年，随着政治局势急速变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利用小说揭露清王朝的腐败，掀起了一股谴责小说创作热潮。当时，大多数作者都在写谴责小说，不过评论中却出现了赞扬武侠小说具有独特价值的观点，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舆论的酝酿，“南向北赵”正式揭开了武侠小说新的繁荣序幕。这次武侠小说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覆灭相关，历史大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为了和古代武侠小说做区分，民国初年产生的武侠小说也被称作“旧派武侠小说”。

“南向北赵”指的是旧派武侠小说的两位代表人物，向恺然和赵焕亭。向恺然于1923年开始在上海《红杂志》上以“平江不肖生”为笔名发表情节荒诞离奇的《江湖奇侠传》，这部小说后由世界书局出版单行本，并被明星影片公司改编为影片《火烧红莲寺》。影片由当红女星胡蝶主演，在上海滩轰动一时，向恺然由此一举成名。而与向恺然齐名的赵焕亭，代表作是篇幅达到280回的《奇侠精忠传》。除此之外，他还为报刊写过很多连载小说。

《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日本◎歌川国芳绘

《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日本◎歌川国芳绘

《百幅京剧人物图》◎清代
长篇侠义小说《三侠五义》中的人物：南侠展昭（左），北侠欧阳春（右）。

虽然赵焕亭和向恺然齐名，但是两人对武侠小说的理解却完全不同。赵焕亭偏重于教育作用，向恺然偏重于娱乐目的。向恺然精通武术，却不满足于描写武术，反而喜欢追求带有奇幻色彩的传说；赵焕亭不会武术，却偏爱详细描写武术，并试图把传说写得朴实可信。在艺术表现上，向恺然的作品结构较为松散，这是承袭自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南方小说的风格；赵焕亭的作品结构严整，这与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北方小说的特色相吻合。

与“南向北赵”同时期的还有一位重要武侠作家，他便是顾明道。顾明道本为言情小说作家，因为跟随武侠热的风潮而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他的代表作《荒江女侠》，在快意恩仇中又带有一些言情小说的味道，这种文风使得顾明道在“南向北赵”之外独树一帜。

旧派武侠小说和古代武侠小说相比，内容上打破了古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义士忠君报国、斩奸除恶的范式，转而描写侠客义士的个人恩怨及其奇特经历；情与侠的结合超越了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的范畴；在武功技击上也有很多创新，武打场面不仅描写得细致生动，而且开始使用点穴、暗器等奇巧武术。

向恺然作品的奇幻、赵焕亭作品的豪壮、顾明道作品的纤巧，构成了旧派武侠小说三大类型的雏形，基本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揭开了旧派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而在这三位重要武侠作家之后，被誉为“北派五大家”的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和朱贞木则将旧派武侠小说的影响力继续扩大，使武侠小说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小说类型。

新派武侠小说

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让文学发展的方向迈向了拐点。为了安定社会，更易于人民的团结，大陆（内地）与台湾地区同时严禁宣扬“以武犯禁”思想的武侠小说，大陆（内地）及台湾地区武侠小说的阵线迅速萎缩，只能靠香港地区的武侠作家继续向前。而这一时期之后的武侠小说，为了和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相区分，便被称作“新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是梁羽生。梁羽生于1954年所写的《龙虎斗京华》是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一年后，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也紧接着问世。这两位武侠作家在短短数年间，将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使得从事新派武侠小说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台湾地区由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文化政策开始有所放宽，武侠小说也渐渐复苏。这个时候，台湾也诞生了一位极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便是古龙。

各种旧派武侠小说民国时期旧本。

到现在为止，真正能代表新派武侠小说的作家，公认只有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三人。他们合力打造的新派武侠小说体系和旧派武侠小说相比，除了形成时代不同之外，因时代不同而导致的思想观念以及艺术鉴赏力方面的差异，才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在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义士为捍卫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意识大大增强，忠于单个君王的痕迹逐渐淡薄。此外，在人物塑造上，新派武侠小说更注重对侠士们独立人格的刻画。侠客义士为了追求个人的目标而奋斗，无论是爱情复仇还是名誉地位，都不受任何约束，突出了个人和传统道德、社会舆论对立的矛盾，显示出极强的个性。

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不仅反映了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体现出中国各个时期社会思想的不同。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武侠小说也让人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武侠的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的。武侠小说因中国独特的侠文化而诞生，这种极具魅力的文学类型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值得珍视的瑰宝。

[1]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2]西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

[3]彭卫《古道侠风》。

[4]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5]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开始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唐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崩坏，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后历时约200年。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17　新派武侠“金古梁”
Jin Yong，Gu Long and Liang Yusheng

文+编：陆沉　图：DOUNAI
text & edit：Yuki　illustrate：DOUNAI

“新派武侠”，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
以港台小说家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
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说，
在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小说”兴起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武侠小说不再受到广泛关注。
虽然仍有侠义小说问世，但当时所提倡的，
是其中的“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
直到1923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问世，
由这本小说始，武侠文学的风格才与旧时侠义小说显示出显著不同。
不过，因某些政治原因，
50年代后，武侠小说在大陆（内地）销声匿迹，
反而在港台地区大为发展。
1954年，香港太极门与白鹤门发生争执，
两派相约比武，轰动一时，
香港多家报刊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其时，香港《新晚报》向读者宣布，
第二天将连载武侠小说以飨读者。
编者安排了梁羽生在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
自此拉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大幕。
一般认为，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鼻祖，但金庸为新派武侠小说之最高成就、最大影响者。
金庸、古龙、梁羽生三人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宗师。

金庸

金庸原名查良镛，笔名“金庸”，就是将“镛”字一分为二。他1924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市，后移居香港。海宁查家是当地望族，源自姬姓，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后人。查氏历代大家辈出，在清代时有“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的说法，清代诗人查慎行，以及雍正时期“维民所止”文字狱中的查嗣庭，都是金庸先祖。金庸祖父查文清是查家的最后一位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的知县，后因为“丹阳教案”而辞官回乡。

金庸曾经说过，祖父查文清对他影响最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他知道了外国人会欺负中国人；二是教会他要多读书。金庸从小热爱读书，八九岁时就因读到旧派武侠小说家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而与武侠结缘。他一生著作颇丰，有上万篇的社政评论以及一部分剧本，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包括一部短篇、两部中篇、六部长篇以及六部超级长篇在内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其中，《天龙八部》被大部分人认为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

金庸刻画的人物立体而多面，梁羽生曾说过，金庸写“恶”胜于自己许多：“我认为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么写都不够金庸那么精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评说，金庸小说可视为“普及中国文化读本”。在金庸的作品中，既有儒、释、道三家的精神，也有传统文化的学问，还有历史知识的储备。他所构造的江湖武林，连武功对决也别出心裁。过去文人的琴、棋、书、画也被化用成了侠者之招式，有独特审美和艺术价值。

金庸与其他小说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仅是大众文学读物的撰写者，同时还是政治评论家。不少人认为，金庸对社会、对政治的理解与分析，在其小说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是对现实的影射。关于这点，金庸却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金庸人生大事纪

1924年

3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

1939年　age15

初中三年级时与同学合编考试指导用书《给投考初中者》，非常畅销。

1941年　age17

高中时，在壁报撰文《阿丽丝漫游记》，讽刺训导主任的投降主义，被校方开除，后被迫转学至衢州。

1944年　age20

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再次被开除。后在中央图书馆谋得一职，得以饱览群书。

1945年　age21

抗战胜利后返乡，在杭州《东南日报》担任记者，开始了报人生涯。

1946年　age22

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于同年秋季应聘上海《大公报》国际新闻记者，并在1000:1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遂担任《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

1948年　age24

与杜治芬结为连理。被派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1950年　age26

因撰写《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论证中国政府应该拥有在香港的资产，受到外交界重视，故赴北京求职。求职受挫后重返香港。这次北上求职中，与杜治芬离婚。

1952年　age28

由《大公报》转到《新晚报》。在《新晚报》就职期间，曾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撰写影评，并创作《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剧本，其中《绝代佳人》获文化部金章奖。

1955年　age31

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新晚报》开始连载，引起轰动。

1957年　age33

离开《大公报》，担任长城电影公司编剧，以“林欢”为笔名创作多部剧本，并参与导演《有女怀春》。

《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上开始连载。

1959年　age35

于香港创办《明报》，并成立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参与导演《王老虎抢亲》。同年，在《明报》上开始连载《神雕侠侣》。

《雪山飞狐》开始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

1960年　age36

《飞狐外传》在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上连载。

1961年　age37

在《明报》上开始连载《倚天屠龙记》。

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先后在《明报》连载。

1963年　age39

在《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同时连载《天龙八部》。

《连城诀》成书。

1965年　age41

创办《明报月刊》，以“独立、自由、宽容”为旨。

于《明报月刊》初次发表《侠客行》。

1967年　age43

开始创作《笑傲江湖》。

1969年　age45

开始创作《鹿鼎记》。

1970年　age46

短篇武侠《越女剑》在《明报晚报》创刊时连载。

1972年　age48

宣布《鹿鼎记》或成其最后一部武侠作品。其后，他用10年时间精心修改并再版了过去的作品。

1981年　age57

赴北京，与邓小平会谈。

1982年　age58

将15种、36册武侠小说全部出版。

1984年　age60

赴北京，与胡耀邦等会谈。

1985年　age61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9年　age65

《明报》创刊30周年。

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仅保留集团董事长职务。

1991年　age67

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卖出《明报》，退出报业管理层。

1992年　age68

赴英国牛津大学，并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评价金庸为“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小说家”，授予其文学博士称号。

1993年　age69

两会期间赴北京访问，与江泽民会谈。

宣布辞去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职务，仅任名誉主席。同年，于品海收购明报企业。

1994年　age70

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

1995年　age71

获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1999年　age75

受聘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02年　age78

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2004年　age80

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

2005年　age81

获得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申请攻读剑桥大学圣约翰博士学位。

2009年　age85

受聘成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2010年　age86

获剑桥大学荣誉院士称号和哲学博士学位。

2011年　age87

获台湾“清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2015年　age91

授权将《鹿鼎记》改编为评书。

2017年　age93

金庸庆祝93岁生日。

梁羽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生于广西蒙山县。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后来跟着老师到广州，考入岭南大学学习国际经济，毕业后进军报业，于1949年定居香港，先后就职于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并曾在《新晚报》撰写专栏。除了武侠作品，梁羽生还写过许多散文、文学评论、文史小品和棋话。

梁羽生一直喜欢读武侠小说，其中最推崇的是民国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的作品，而他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契机则是1954年，香港太极门与白鹤门发生争执，相约比武。当时《新晚报》借此事宣布开始连载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从此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时代。

相比民国时期的旧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小说更着重突出侠义精神对社会的影响。他惯于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塑造角色，比起扶贫扶弱的江湖义士，梁羽生笔下更多的是忧国忧民的民族英雄，例如张丹枫、南霁云等。

虽说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创者，但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旧派武侠小说的一些影子，例如字句对仗的章节名、说书式的语调、题诗题词等，这也体现了梁羽生的传统文学素养。书卷气与历史感是梁羽生的小说的两个重要特点。1966年，在香港《海光文艺》上，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发表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关于自己与金庸的文学特色，他说：“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梁羽生认为，在武侠中，首先应该有侠义，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关于侠客，他的定义是：“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金庸赠挽联，上写：

“悼梁羽生兄逝世，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古龙

古龙，原名熊耀华，1938年6月7日生于香港，籍贯江西南昌，1950年移居台湾。古龙是台湾武侠小说家的代表，也是新派武侠小说泰斗人物，多部作品均被改编为影视剧。他与金庸、梁羽生一起，被誉为“中国当代武侠三大家”，评论家胡正群认为“古龙之前无新派”。

还在台湾成功中学读书时，古龙就展现了他的写作热情和才情。少年时代他已写就很多诗，并曾向《蓝星诗刊》《成功青年》投稿。1955年，古龙高二时，在《晨光杂志》发表了小说《从北国到南国》。

1957年，古龙进入淡江英专就读夜间部，但因与舞女郑月霞（郑莉莉）相恋，第二年便辍学了，二人在台北瑞芳镇同居，写作自此成为古龙的谋生手段。当时在台湾，“武坛”已有诸葛青云、卧龙生、司马翎几位知名小说家，古龙与他们结交后，曾多次为他们代笔续写。慢慢摸索出武侠小说的写作窍门后，古龙开始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第一部作品《苍穹神剑》发表于1960年。

古龙喜欢读欧美小说，受西方文学影响颇深，创作时多使用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散文笔调。他的作品没有那么严谨的结构，常是通过设置扑朔迷离的悬念来衔接故事；文字也富于哲理思考，耐人寻味。

古龙武侠的艺术风格新颖多变。梁羽生的作品是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塑造为国为民的英雄，笔下的侠士（张丹枫、南霁云等），多有名士派风度；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既有真实历史的痕迹，同时又有自己的新设定，他笔下的侠士（郭靖、乔峰等），多是深沉而厚道的大侠；与金庸、梁羽生不同，古龙的江湖世界几乎无法推断出年代以及历史背景，也没有真实可查的历史人物，完全依靠自己的想象来构建，他所塑造的侠士（楚留香、陆小凤等），更为风流洒脱，不拘小节。

古龙多情，年轻时与舞女郑月霞同居并育有一子郑小龙，后来又与舞女叶雪同居，生下儿子叶怡宽。1976年，古龙与高中生梅宝珠相恋，不久即结婚。但几年后，这段感情也以失败告终。后来，古龙与于秀玲坠入爱河，于秀玲陪伴古龙至生命最后。至于晚期女友，那便不计其数了。古龙弟子丁情曾说：“古大侠生性是个浪子。”

古龙性格非常豪放，嗜酒如命，少年时代就常用稿酬买酒。因常年酗酒，外加肝病困扰，身体状况逐渐恶化。1985年，因肝硬化而致食道瘤大出血，溘然早逝，享年47岁。出殡时，友人们在他的棺木中放了48瓶XO酒，乔奇为他写下挽联：“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

18　中国武侠电影：不断激活，不断创造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tay Active，Stay Creative

采+文：王静　编：陆沉　图：卢君意
text & interview：Wang Jing　edit：Yuki　illustrate：Lu Junyi

提到中国侠文化，
武侠电影是一个不能不谈的话题。
从20世纪20年代，
中国第一批电影人尝试拍摄武侠电影始，
到香港的新派武侠电影自成体系，
再到《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认可，
中国武侠电影发展经历过坎坷曲折，
也经历过辉煌时刻。

《英雄》把第五代导演的仪式美学放大了10倍。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1982年至1993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993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以及女性文学。著作有《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涉渡之舟》《电影批评》等。

《龙门飞甲》海报

知中：中国武侠电影是如何产生的？

戴锦华：武侠是电影里面唯一一个跨越前现代和现代中国的类型。在我的理解里，武侠最开始是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文本。最早的时候，武侠和武林创造的是一种关于江湖的想象；中国进入现代化后，武侠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得以出现。电影十分特殊，它既是本土的，但起初又是一种世界艺术，所以它始终包含了两重意义——本土的娱乐工业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指认，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看电影来了解或想象这个民族。

中国早期的电影人很多都是海外留学生，他们在海外第一次接触电影，也在海外第一次获得文化创伤经历。因为那时荧幕上的中国人极端负面，所以最早的时候，很多电影人都是弃工弃农从影，意图塑造正面的民族形象，这很像鲁迅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发现，当时的观众面临的是清朝没了，皇帝没了，他们旧有的臣民身份没了，但他们又没有关于现代中国的意识，所以新导演只能选择跟旧文人结合。那时候的电影编剧很多都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也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古装稗史片”和“神怪武侠片”。古装稗史片一般来自野史，大部分是民间所流传的历史传奇故事，这种历史传奇后来很快发展成为武侠片。中国电影史上由此形成了一种模式——以稗史片为先导，随后是武侠片相跟进，既而变成了覆盖整个影坛的单一题材。总结来说，武侠电影的产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本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

知中：中国武侠电影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戴锦华：中国武侠电影整体就是一个类型，它的概念是神怪武侠片，很难再细分为亚类型或者子类型。武侠电影不是功夫片，而是包含了大量想象的、带有奇幻色彩的东西。现在说的仙侠之类，都是大概近十年才出现的，它们跟网络小说中的修仙、剑侠故事有关，是原有武侠脉络的溢出。原来的神仙只是在非优秀武侠片中偶尔出现，我们称之为“机械降神”，就是“戏不够，神仙凑”。不过从2003年的电影《英雄》开始，已经需要重新讨论和定义武侠了。在此之前中国武侠电影基本上属于西方B级片的范畴，即小成本制作，模式特别单一。当时最大的笑话就是上海“孤岛时期”新一轮武侠热的时候，一大群演员穿着同样的服装，在不同的摄制组里面串戏。尽管后来由张彻、胡金铨再经徐克等人的努力，武侠电影的制作水准已经有了大大提高，但从广义上来说，仍然还在B级片的范畴内。2003年，张艺谋把《英雄》抬到了A级片的制片规模和演员规模上，同时又尝试打入国际市场，对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而言，这是一个奇迹。大家现在常把武侠电影和电视剧混同，虽然二者在叙述语言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整个产业系统、社会接受度、发行业和文化机制上是非常不同的，要注意区别影视和电影的概念。

知中：武侠电影如果是个整体概念的话，还存在地域划分吗？

戴锦华：我认为存在某种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总体说来没有形成不同的脉络。比如粤语长片和闽南语长片，这些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互动和回流的状态，即它们没有返回来影响整个武侠叙述的脉络，是不能和武侠电影平行讨论的。你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是考虑到了香港和粤语的影响，但其实这一点，很多人包括专家都忽略掉了，整个中国武侠电影的脉络就只有一个——最早拍古装稗史片和神怪武侠片的就是天一影片公司，后来天一影片公司转去南洋开拓电影市场，最后又转去香港变成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这其实是一个公司的发展演变过程。因为公司一开始就把市场定位在南洋，很大一部分观众是基本没有受过教育的华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使用的都是方言，所以最早的时候武侠电影就有了使用粤语的考量。至于香港电影后来变成粤语，主要原因在于冷战爆发。香港当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区域，同时又是一个飞地（编者按：“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地理方言意义上的香港，有两种力量在那里博弈。以上原因都对香港武侠片有影响。

《新龙门客栈》海报

《龙门客栈》海报

知中：你认为近几年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戴锦华：我觉得现在来看它的发展趋势还太早。《英雄》最初的定位是国际市场，但在本土市场却不期然地火热起来，开启了后来古装大剧片史的一个序列，就是从《英雄》到《十面埋伏》《无极》，再到《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序列，它们都追求场景的恢宏华丽，追求中国文化的极度外化和符号化。《英雄》有一个突出特征，它把第五代导演的仪式美学放大了10倍，同时运用了香港电影造就的武侠明星，比如甄子丹和李连杰。胡金铨、张彻确定下来的舞蹈化、高度审美化的武侠动作设计，与暴力场景极端风格化后的暴力美学，在这其中被融为一体。它的致命问题在于，一方面它脱离了原来武侠题材关于朝廷和江湖、善与恶、正与邪的叙事脉络，同时又没能赋予它一种新的饱满的价值情感脉络。所以这一系列电影其实是处于一种中空的状态。不过如果是完全空洞也就罢了，在这一系列电影中还有一种非常怪诞的权力崇拜。比如《英雄》，一个刺杀故事最后变成了不刺的故事，不光不刺还认同了原本的暴君，把自己关于和平的理想都托付给他；再比如《无极》，我戏称它是“模范奴隶手册”。这一系列之后，武侠电影在努力寻找出路，无论大制作或小制作，各种影片都在寻找新的叙事可能和范式。不过我认为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它们的困境和我们目前伴随中国崛起、文化自觉而出现的困境是一致的，但我仍然充满希望。

《东邪西毒：终极版》海报（1994）

《绣春刀》海报（2014）

《七剑》海报（2005）

《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海报（1992）

《新独臂刀》海报（1971）

《大醉侠》海报（1966）

《独臂刀》海报（1967）

知中：你认为武侠电影发展了这么久，还有潜力可以挖掘吗？

戴锦华：举个例子，从《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再到《龙门飞甲》，你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也可以发现它越来越空洞；形式上越来越华丽，感情上却越来越苍白。这种序列已经把“龙门客栈”的能量耗光了，此时我们就需要重新激活和重新创造。现在大家显然在努力创造，既包括像“龙门”这种题材的再创造，也包括跳出“龙门”题材之外的新创造。因此不是说东西在那里要我们去挖掘，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西已经用尽了；武侠电影的发展，从来不是说它有一个继承的能量，而是一次次撞击、产生、创造的过程。

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海报。

知中：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武侠电影有什么特点吗？

戴锦华：在黄金时代，香港武侠电影的成就之一是它们创造了几个中国式的超级英雄，例如黄飞鸿、陈真、霍元甲等。香港电影人借助电影工业成功塑造出围绕几个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这在今天看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意味。这个时期的武侠电影中，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李连杰的《黄飞鸿》系列。李连杰是蝉联三届的武术冠军，之后出演了《少林寺》，这是最早的一部由香港导演执导、使用大陆（内地）资本和演员班底的电影。当然这一系列电影最直观的结果是李连杰被香港影坛看到，而且因为李连杰是武术冠军，动作本身带有一定的观赏性，显得优雅而赏心悦目，所以他整体地改变了香港武侠电影的镜头语言。李连杰出现以后，动作可以连贯拍摄，电影中有了相对多的固定镜头和长镜头，这也促使这一时期香港武侠电影的叙事风格和视觉风格发生变化。

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宣传广告。

知中：以1917年商务印书馆拍摄的《车中盗》为代表，你对初期武侠电影有什么看法？

戴锦华：这个时期的电影都没有资料留存下来，能看到的是非常简短的内容提要，等于是文字版的电影宣传书，我们很难根据这些做出判断，不过《火烧红莲寺》是有残片保存下来的。初期武侠电影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武侠电影人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创造。同时期在国际上可能有更成熟的特技，但是他们无从得知。早期的中国电影人是买摄影机回来，拆开重装一遍，才知道它是怎么用的；采用威亚吊人来创造飞檐走壁的神奇轻功，也是大家自己弄明白了如何抠像和叠影后才想到的法子。所以初期的武侠电影，一方面把武侠小说的想象空间成功转化成了一种视觉的想象空间，这是原创性；另外一方面，初期的武侠小说追求“被看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方法到今天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初期武侠片中最有趣的是，你可以从中看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经历蜕变时的“精神分裂”。有一部当时的残片叫《女侠白玫瑰》，故事一开始是在一个现代女校操场，大家穿着现代体操服跳棍操，其中一个女学生非常出色，被授予“巾帼英雄奖”。下一场就是女学生回到家里，场景变成了后花园，她穿着巾帼英雄的服装开始射箭，然后就出现了美国西部片一样的情境，有人报信说他们家的牧场被人占了，这个女侠就像花木兰一样去出征，和一些印第安人模样打扮的人发生了西部片式的打斗。同时又有一个公子和她结伴而行，二人产生了感情，又由于女主角是女扮男装，所以还发生性别错认。整个电影是非常混乱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文化杂糅非常有趣，这里有各种可能性和撞击，同时这种杂糅也孕育了各种现代叙事的母体。

《卧虎藏龙》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

知中：有人说中国武打片是在李小龙的带动下走向国际市场的，你怎么看这一观点？

戴锦华：我不认同这种描述，因为李小龙根本就是好莱坞明星，和中国武侠电影其实没有关系。他只是好莱坞电影到那个时期为止的第一个正面华人形象，在此之前东方男性的形象都是阴柔的、邪恶的。李小龙的电影，是华人首次成功闯入好莱坞后制作的，它们仍然在好莱坞的类型和叙事模式当中。1999年《时代周刊》票选20世纪的英雄与偶像，李小龙入选，成为征服全世界的华人形象，这个形象同时也把武术、武打的因素带到了世界视野当中，这是一种关于中国功夫的想象，但它并不是武侠片。不过李小龙的形象从客观上催生出一代香港影星和电影，比如成龙，他就是因为梦想成为李小龙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戴锦华认为，电影《一代宗师》代表了今天世界电影的一种可能性：艺术片导演来拍类型片，用艺术电影的语言方式来处理类型片。

知中：真正让成龙为大家所熟知的应该是电影《醉拳》，这部电影算武侠片吗？

戴锦华：《醉拳》可以看作是武侠电影，这就是新派武侠之后更丰富的电影表现。虽然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无法形成更细的分类，但是它有一种朴素有趣的文化表述，因此我个人还比较欣赏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也就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这些武侠电影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国际市场，而且整个市场一直在不断扩张。到了80年代，香港电影多少有点儿要和好莱坞电影分天下的味道。那个时期，中国以外的观众关于中国的想象都是这些武侠电影带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时的香港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国际化。

知中：你怎么看待在像《少林寺》这样的武打武侠片中融入的爱情元素？

戴锦华：一方面，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爱情是大写的，人们相信爱情，当时的很多文学电影作品都把爱情作为一种具有神话性质的拯救力量；另一方面，我们那时是用比较初级的思维去想象商业电影可能有的元素。《少林寺》的定位是娱乐性的，因为早期我们对电影娱乐性的理解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参照样本，大家自然就会想到武侠本身具有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想到和今天不大一样的俊男美女，进而联想到他们的爱情和不能完成的爱情悲剧。《少林寺》这部电影里面的爱情既是对主人公的考验，又是使主人公形象变得非常美好和丰富的元素。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联系1980年的一部电影《庐山恋》来看，它是“风光旅游+俊男美女+爱情”的组合模式。

知中：你如何概括以徐克导演为代表的武侠电影风格？

戴锦华：如果把武侠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来探讨，张彻、胡金铨时代是香港的新派武侠电影时代，到了徐克这里我会把它称为香港新新派武侠电影。在徐克时代，香港武侠完成了几个转变：一个是徐克及其同时代的导演们，开始通过剪辑来完成动作速度和影像叙事节奏的改变，他们的很多影像是调出来的，不是拍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把电影的后期制作变得非常重要，新技术的运用使得武侠电影的奇观性大大提高。另外一方面，徐克以及他的同代人开始创造并且发展成熟了一种正邪两立的叙事脉络和价值表述，他们的电影中不再负载清晰的善恶表述，我们也没有再看到传统的主体位置和价值认同。你可以说他们极大地提高了影片的娱乐性，也可以说他们承担了从中英签订不公平割地条约到香港回归过程中，香港文化的再现任务。90年代，香港电影是中国市场上唯一能够赢得观众的电影，真正实现了“观者如潮”，这也刚好就是徐克对香港电影改良的时期。

知中：你怎么评价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卧虎藏龙》？

戴锦华：从90年代开始到今天，好莱坞的整个电影工业开始持续经历着资本和人才的净流出。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电影是“夕阳工业”，另一种干脆说“电影已亡”。那个时候的好莱坞电影人已经意识到数码转型对整个电影工业的冲击和摧毁力量。同时从90年代开始，好莱坞的电影人认为美国式的故事已经讲完，他们开始面向全世界寻找新的资源和可能。我们知道《少年派》《狮子王》《花木兰》，包括《冰雪奇缘》，所有这些影片的原始故事都来自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下就能够解释李安作为华人导演执导《卧虎藏龙》成功的缘由。与此同时，互联网在美国培养了新一代的电影观众，他们不再是原来清教徒封闭式的美国文化内部观众，审美趣味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卧虎藏龙》是一部罕有的字幕电影，观众群体的改变为它打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可能。不过我个人对《卧虎藏龙》有一个不满，也即它是一部为了适应好莱坞文化而被稀薄化了的武侠片，它把香港电影中非常成熟饱满的东西稀释了。

知中：你怎么看电影《一代宗师》？

戴锦华：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不过我认为它没那么成功。原因在于《一代宗师》本身具有非常清晰的国际诉求，而且王家卫原本就是一个国际导演。但是这部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成功－尽管它专门为美国市场剪辑了美国版。我个人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有三：第一，我认为《一代宗师》代表了今天世界电影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艺术片导演拍类型片，用艺术电影的语言方式来处理类型片，这可能构成双向激活——既可以给快要用干的类型片注入新的活力，也可以给越来越苍白寡淡的艺术电影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第二，这部电影号称是最后的胶片电影之一，王家卫在这部电影里，正面处理了数码将取代胶片这一问题；第三，在这部电影当中，王家卫处理武侠这种类型片跟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具有很强的自觉性，比如他一直用照片作为故事的节拍器，又使用纵深调度的炮火，这就是很明显在用扁平对纵深来表现正在被改变的电影媒介。我曾经希望《一代宗师》《刺客聂隐娘》和《长城》能再次激活我们最有成就的武侠类型片，这之中显然王家卫做得最好。

《一代宗师》海报

《十面埋伏》海报

19　陈勋奇：我的尚武精神支持我从谷底起步，继续迈向目标！
Interview with Frankie Chan：Valiant Spirit Makes Me Keep Going On！

采+文：刘小荻　编：陆沉　图：春光映画有限公司
interview & text：Liu Xiaodi　edit：Yuki　photo：Block 2 Pictures Inc.

密集的鼓点一声声落下，
一曲《天地孤影任我行》拉开了电影《东邪西毒》的序幕。
知中专访《东邪西毒》总配乐人陈勋奇，
由他带领大家重回武侠电影造就的迷人诡谲的光影世界。

慕容嫣&独孤求败
《东邪西毒》中，林青霞饰演的慕容嫣，是江湖中有名的剑客独孤求败，她因为被黄药师负情而分裂出慕容燕人格。在表现林青霞的心魔时，陈勋奇在电影配乐中加入了人声，以让观众们得到画中有乐、乐中有画的感受。（Film Still from Ashes of Time by the courtesy of Block 2 Pictures Inc. © 1994 Block 2 Pictur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陈勋奇，香港电影人。电影及电视剧导演、制片人、演员、编剧、武术指导、作曲家。15岁开始学习电影配乐，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及90年代包揽了香港影坛大部分作品的配乐工作。曾为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配乐。

知中：你认为侠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有哪些？近现代兴起的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到今天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陈勋奇：侠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传承中的一种精神和美德，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一些超脱功名利禄，行侠仗义的游侠和刺客。战国时代的墨家宁愿牺牲个人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这就是侠义精神；“荆轲刺秦”也是侠义精神；到了唐代，文学传奇里出现了很多与侠相关的故事，并且开始把“武术”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

近代武侠小说为了吸引读者，不但强调“武”元素，还囊括了各大武术门派、武术神功、武林秘藉，甚至把中国医学的元气和内功也吸收进来，尽情发挥，在塑造人物时也增加了众多铲恶锄奸的戏剧性情节，其核心元素就是“武”和“侠”。金庸小说中更是把武侠中的人物分类为儒侠、道侠、佛侠、浪子及小人等等。所以近现代的武侠小说及武侠电影让观众认定真正的侠客必定身手不凡、心中豪情万丈，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但侠义精神其实并非一定得是武者才可具备，只要能舍身取义，救民于水火，就都堪称为“侠”，例如清代的革命先驱谭嗣同就是一个超然的侠客。

知中：你作为在音乐和影视上真正参与塑造侠文化的人，是如何理解“侠”的？是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陈勋奇：我觉得所谓侠，必须要有一种豁达看世界的心境，对人生的取舍了然自得，能超脱功名利禄，仗义行道——当然身手不凡就更好了，不然不能自保如何救人？

我5岁的时候，就常常跟着爷爷去看黑白版的《黄飞鸿》电影，看黄师傅如何教导徒弟，如何警恶惩奸，这使我深受感动，每当主题曲《将军令》的旋律响起，我就热血沸腾！这种“尚武精神”令我从小就养成了不怕吃苦、对金钱不太计较、正直仗义、不畏惧恶势力的性格。后来有机会接触各类中国传统功夫，更是领悟到个中真谛。

可是近年看到新一代的很多年轻人变得很实际，很功利，处事很少带侠义精神，不知道这是否跟社会上的习武风气渐渐丧失有关。

知中：你是电影全才，担任过导演、编剧、电影配乐、武术指导、演员。当你处于不同的角色时，“侠”对你有什么影响？

陈勋奇：我在电影行业，从一开始的幕后配乐，到转做演员、制片人、编剧、剪辑、武术动作和飞车指导时，都是从商业和娱乐的角度出发，凭着自己的经验与触觉做大胆创新，力求每部片子都能让观众喜爱。在成功后，也曾自发性地想着拍摄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东西，试图宣扬一下正能量。但是那时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的方式太直接，风格转变得太突然，让粉丝一下子没法接受，结果票房每况愈下，让我大受打击。虽然此后一再坚持，再接再厉，屡败屡战，但还是事与愿违，换来的只是更为狼狈的失败。失败也让我体会到娱乐与教育结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身体里流着的是“侠”和“义”的血液，我的尚武精神支持我从谷底起步，继续迈向目标！

知中：你有段关于电影配乐和人物性格刻画的经典解读：“洞箫的声音可以刻画出剑客孤独的心境，而高音调尖锐的高胡所拉出的声音可以表达不可预估的命运以及人性的本色。”在你参与配乐的电影《东邪西毒》里，你是怎么把无形的“侠”的精神化作音乐语言和电影语言的？

陈勋奇：当年我入行时，跟随得奖无数的音乐大师王福龄先生学习电影配乐。我的音乐造诣不怎么样，但得到了王老师的真传，即对每部电影都要注入感情，要跟随戏中人物的感情去设计音乐风格和选用乐器。大家对《东邪西毒》配乐的欣赏和喜爱，功劳在于导演王家卫，他创新了武侠电影叙事方法——关于人物造型的独特设计、苍茫辽阔的活动场景、强烈烂漫的画面色彩，以及演员细微入心的演绎，使每个画面、每句对白都能打动我的心灵，闭上眼都能感受到“武侠世界”里的那种超脱意境。

王家卫执导电影《东邪西毒》剧照。（Film Still from Ashes of Time by the courtesy of Block 2 Pictures Inc. © 1994 Block 2 Pictur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全片100分钟的长度，让我能够充分发挥澎湃的创意，以电子合成乐器做基础，加上每个具有活泼生命力的一流乐手演奏。虽然经费不多，但已足够让我把戏中人物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了。回想起来，因为当时时间紧迫，创作必须要日以继夜地进行，为了按时完成工作，我熬得面无血色差点虚脱。但还是值得的，这在我的艺术人生里实在是一桩幸事，后来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荣誉。但无论是之后做《重庆森林》，还是再之后做《堕落天使》和《天下无双》，都没有再出现这种痛快的感觉。

知中：你是怎么构架你的音乐的？很多人说音乐就像是建筑，但是你的配乐，似乎是和电影画面并行的一部由音符组成的“电影”，就像两个平行宇宙，你怎么看待电影配乐和电影之间的微妙关系？

陈勋奇：首先你要消化好整部电影，弄明白它究竟需要你表现情感还是节奏感，搞清楚了这些才能把握住重点。不知你有没有留意到，我很喜欢在配乐里加插人声。例如《东邪西毒》里表现林青霞饰演的角色心魔的时候，以及《堕落天使》里补救黎明饰演的杀手力量不足时都有用到。当配乐能真正倾吐电影的心声时，观众就会得到画中有乐、乐中有画的感受了。

再举个例子：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经典作品《大白鲨》的配乐。只要你看过一两场水底鲨鱼伏击的场面，当那段低频的节奏“GongGung GongGung”再次响起时，就会变得心情紧张，担心泳客会不会遭到鲨鱼的攻击，这就是非常成功的配乐创作。

《东邪西毒》里苍茫辽阔的场景，强烈浪漫的画面色彩，让陈勋奇感受到了武侠世界的超脱意境。（Film Still from Ashes of Time by the courtesy of Block 2 Pictures Inc. © 1994 Block 2 Pictur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知中：综观20世纪90年代最卖座的香港电影，会发现武侠电影占了很大比重。你作为亲历者，觉得“侠”题材的电影，在香港电影中比重这么大的原因是什么？

陈勋奇：我从小就生活在武侠作品充斥的世界——广播电台和电影院、地方戏曲、连环图书刊物等，很多都是武侠题材作品。当时的华语电影有95％都是刀光剑影的天下，因为制作成本关系，很少有关于历史战争题材的，大家只是围着受读者青睐的武侠小说转。后来虽然有了电视频道，但还是在不停地拍摄武侠剧。大家都说拍滥了不能再拍了，但到新一代观众成长起来后，再看新一代偶像演绎的那些过去的老人物，（武侠作品）还是受欢迎、有市场。到了今天，网络平台充斥的都是玄幻剑侠题材，那些常年被大家所认可的作品也都自动变成了“经典”。

知中：你觉得人们谈论“侠”的意义是什么呢？

陈勋奇：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需要有侠骨柔肠的那一小撮人，甘愿牺牲小我来救助需要帮助的众生，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充当“救世主”的角色。比如西方的“神”耶稣，他的事迹也可以说是侠义的典范楷模。

知中：“侠”很多时候跟传统意义里的“英雄”还不大相同，“侠”有时候的行事方式并不被人们所理解，“侠”所遵守的道义甚至无法用简单的道德标准和对错是非来评判，你怎么看待“侠”悲情和不被世人所理解的那一面？

陈勋奇：“英雄”在未成为英雄之前也不一定会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般人对侠的印象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甚至思想偏激。不过侠客的付出也不需什么回报或名义，所以在他们的行动未成功或在未成为英雄时，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某某而已，不过他们的豁达心胸亦不会在乎什么悲情和会不会被世人所理解。

知中：最后，想请你说说你最喜欢的武侠电影。

陈勋奇：张彻导演、姜大卫和狄龙主演的《新独臂刀》，是我很喜欢的一部武侠电影。故事简单，人物立体，侠义情怀洒脱感人，武打设计精密有理。

20　“二次元”世界中的侠与武林
Knights-Errant in Animation，Comics，Games and Puppet Show

文：元美陆沉　编：陆沉
text：Yuanmei Yuki　edit：Yuki

新一代年轻人的侠客江湖梦，有着更为多元和立体的体验方式。
武侠乃至仙侠题材，不仅仅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热门IP，
也在“二次元”世界中大放异彩，二次元是近年来新生的一种亚文化，
它涵盖了动画、漫画、布袋戏、游戏等各种娱乐形式。

动画

《秦时明月5：君临天下》动画海报

秦时明月

系列动画《秦时明月》改编自台湾作家温世仁的同名小说，由沈乐平指导、玄机公司制作。自2007年开播以来，已推出5部共计100余集。《秦时明月》融合了武侠、历史、奇幻等元素，演绎了以秦代为背景，主人公天明与名士豪侠行走江湖，在经历了时代的沧桑变化后，最终成为盖世英雄的励志故事。动画一经推出即成为焦点，已发行至世界37个国家及地区，被媒体评为近年来国产动画里程碑式作品。2009年，漫画版《秦时明月》推出，由漫画家孙家裕据动画编创、上海京鼎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出品。2015年，同名电视剧开播，再次引爆“秦”风经典。

《画江湖之不良人》动画海报

画江湖之不良人

《画江湖之不良人》是北京若森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三维历史武侠动画连续剧，截止到2017年3月，第一季动画的全网播放次数已超过40亿次，是近年来国产动画的又一代表作。动画以唐末五代十国为时代背景，讲述主人公李星云无意中得到诸多门派所觊觎的龙泉宝剑后，经历重重的追杀拦截以及乱世江湖的背叛与忠诚后，最终开创新纪元的武侠故事。动画推出后，又相继发布了同名真人网剧、舞台剧和手游等。

漫画

《神兵玄奇》（特别版）封面

神兵玄奇

《神兵玄奇》是素有“香港武侠漫画之父”之称的黄玉郎的畅销代表作，于1999年首次出版，共5部，除此之外还有《神兵前传》《神兵外传》《神兵玄奇F》《神兵科幻纪》《创世神兵》等衍生作品，期间参与创作的主笔画家还包括邝彬强、邱福龙和曹志豪等。《神兵玄奇》以兵器为主题，时间跨度从上古至清代末年，讲述了十大天神兵与十大天魔兵降临人间所引发的一系列灭魔救世的超武侠奇幻故事。

漫画《风云》封面

风云

《风云》是香港著名漫画家马荣成的经典武侠类漫画作品。由丹青撰写剧本，天下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首刊于1989年，至2014年12月完结时共连载25年，发行600余部，曾为香港漫画界的销售冠军，最高峰时一期在香港销售量高达20万余本。漫画故事背景设置大致在明代，围绕两位武功身手不凡的主角聂风和步惊云展开。1998年，据漫画改编电影的《风云雄霸天下》上映，随后又被改编为多部电视剧、游戏、动画及周边产品。

《东周英雄传》封面

东周英雄传

漫画家郑问的代表作《东周英雄传》，被认为是台湾漫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作品。此作品于1990年3月起在日本讲谈社旗下漫画杂志《早晨》周刊上连载，大受欢迎，由此也获得了1991年日本漫画家协会所特别颁发的“优秀赏”，郑问成为此奖项设立20年来第一位非日籍获奖者。该故事内容设置在东周，以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为主要角色，水墨画风与西方绘画技巧融合，塑造了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壮士豪侠形象，将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

游戏

《侠客英雄传3》海报及游戏界面

侠客英雄传

1991年7月，精讯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侠客英雄传》的角色扮演类游戏（RPG）。游戏背景设定在明代，当时武林呈五派鼎立局面，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及丐帮意见不合，而来自西域的魔教——拜火教则在中原横行霸道。主角因不满当时的武林局面，从广州出发，决心扫除中原的魔教势力。剧情及画面虽然简单，但作为最早的完整中文武侠RPG，它在中国武侠游戏史上意义非凡。

《金庸群侠传之书剑江山》海报

金庸群侠传

1996年，由河洛工作室发行的《金庸群侠传》，也是一款经典RPG游戏。游戏将金庸的14部小说合编在一起，将其中的经典片段穿插交融，里面设立了14个支线任务可供玩家选择，每个玩家至多可在自己的队伍中选择5位非主角的人物（NPC）。在游戏中行善，能够提高品德属性，并可吸引其他人加入，但部分人物的加入会降低品德属性。品德低于50，则为恶人属性，在结局中需要挑战十大善人；品德高于50，则为善人属性，在结局中需挑战十大恶人，这些人物也都是金庸作品中的角色。

国产三剑

现在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武侠题材游戏当属“国产三剑”（又称“三把名剑”），即《轩辕剑》系列、《仙剑奇侠传》系列和《剑侠情缘》系列。比起传统武侠题材，“国产三剑”包含了许多奇幻、仙侠元素。

《轩辕剑外传：苍之涛》海报

《轩辕剑外传：云之遥》海报

《轩辕剑》初始场景

轩辕剑

《轩辕剑》是大宇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系列游戏，首部发行于1990年。游戏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不同的朝代，并加入了玄幻、仙侠元素。迄今该系列已有12款中文RPG游戏（最新的《轩辕剑外传：穹之扉》于2015年3月上市），1款回合制策略游戏，4款网络游戏。《轩辕剑3：云和山的彼端》及其外传《天之痕》是系列中最富人气的经典之作。

《仙剑奇侠传3》海报

仙剑奇侠传

首部《仙剑奇侠传》发行于1995年，与《轩辕剑》系列一样，由大宇资讯出品发行。仙剑的系列故事以古代仙妖神鬼传说为背景，加入武侠、仙侠元素，世界观包含“六界”“五灵”。该系列共有8部RPG单机作品，衍生模拟经营类游戏《剑侠客栈》，2款网络版游戏，以及1款网络社交游戏。“仙剑”这一IP已成为许多漫画、影视剧、舞台剧所青睐的经典主题。

《剑侠情缘网络版3》角色

剑侠情缘

1997年，裘新带着自己参与设计的游戏《独孤九剑》来到金山公司，该游戏受到时任总经理的求伯君重视。金山公司将《独孤九剑》重新制作，并命名为《剑侠情缘》，这款游戏也是金山公司最为成功的作品。首部游戏背景设定在南宋与金对峙期间，以救出岳飞为隐藏结局，讲述了年轻侠客独孤剑的江湖故事。《剑侠情缘》系列分为单机版本与网络版本，《剑侠情缘网络版3》拥有相当高的人气。

《古剑奇谭》《古剑奇谭2》海报

古剑奇谭

2010年，上海烛龙研发的“古剑”系列初代《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发行，这部国产RPG游戏是国内首部全程配音的单机游戏，拥有星蕴、烹饪、灵兽等特色系统。初代游戏的背景设置取材于《山海经》，讲述了有关剑与重生的故事。这款游戏放弃了回合制，而采用即时制的战斗模式，剧情的表现更加电影化。现在古剑奇谭系列已发行2部单机游戏和1部网络版游戏，2015年，《古剑奇谭3》进入开发阶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典游戏被改编为影视剧作品，2014年，《古剑奇谭》的电视剧化也使它被更多的人熟知，成为国民IP。

2013年，由《霹雳侠影之轰动武林》开始，“霹雳”系列有了普通语配音版本。图为角色“北狗最光阴”。（大霹雳国际整合行销授权）

霹雳布袋戏

布袋戏，又称布袋木偶戏、手操傀儡戏等，起源于中国福建一带。传统布袋戏已经没落，但台湾地区的电视布袋戏仍在持续发展和革新，其中尤以台湾霹雳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霹雳布袋戏》最为有名。

《霹雳布袋戏》每出剧名中皆有“霹雳”二字，戏中角色，无论男女，均由“八音才子”黄文择一人担当口白。剧本言辞优美，富有文采；配乐或温婉或激昂，融合了传统及西洋乐器，为“霹雳”系列奇幻的武林故事增色不少。更有特色的是，“霹雳”中的人物大都有诗号，即以诗词展现人物特色及经历，例如“霹雳”第一男主角、正道领袖素还真的诗号是：“半神半圣亦半仙，全儒全道是全贤，脑中真书藏万卷，掌握文武半边天。”

迄今，霹雳布袋戏已播出超过2200集、68部作品，并且剧集仍在持续更新中。霹雳布袋戏最早的一部是1984年播出的《霹雳城》，不过对现在的观众来讲，最为熟知的还是1988年起播出的《霹雳金光》，此剧中的三大主角——清香白莲素还真、百世经纶一页书、刀狂剑痴叶小钗，贯穿了至今的数十部剧集。“霹雳”的江湖设定天马行空，世界观庞大且丰富，人物刻画多面立体，超越了传统剧集刻画人物时惯常套用的善恶美丑的刻板印象。

布袋戏的木偶及操偶方式随着时代与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进步。现在戏偶的身体关节已有了很大改良，眼睛、嘴巴亦可活动，操偶师们成熟的操偶技术以及可自如活动的精致戏偶，都让布袋戏的武戏更加精彩流畅。戏中角色的侠骨柔情，以及文采斐然的对白和诗句，则为文戏增加了看点。

《霹雳布袋戏》系列剧集的第一男主素还真。（大霹雳国际整合行销授权）

21　郑健和：我塑造每个角色，都会以“侠义”为本
Interview with Zheng Jianhe：The Characters in My Comics，All Based on Chivalrous

采+文：元美施任毅　编：陆沉　图：郑健和
interview & text：Yuan Mei Sze Yan Ngai　edit：Yuki　photo：Zheng Jianhe

从20世纪50年代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
到60年代金庸创作《鹿鼎记》，再到70年代古龙创作《楚留香》系列作品，
三位作家开创了中国新派武侠文学创作的先河，
引领了港台武侠文化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
让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武侠创作中心”。
武侠文学不仅推动了同题材的传统小说、电影与电视连续剧的发展，
也深刻影响着香港漫画的创作。

郑健和，人称“和仔”，香港资深漫画家，从事漫画创作20余年，期间在邝氏出版社、海洋创作有限公司从事漫画工作。2006年自立门户，经营壹本创作有限公司并担任漫画主编，代表作《火龙》《杀道行者》《封神纪》《西行纪》等，作品长期位列香港漫画畅销榜。

几十年来，香港漫画不厌其烦地创作和讲述着侠的故事，《龙虎门》《风云》《神兵玄奇》……漫画家笔下所刻画的豪侠之士，或是保护忠烈之后，或是为社会群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港漫中的主人公，大多来自社会的中下阶层。他们身处绝境，只能奋起抗争，凭借自身的武力，采取血腥暴力手段来制服暴力。在其中，作者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暴力美学形式下善必胜恶、正必压邪的二次元武侠世界，唤起了现实世界中的我们对自由境界的崇拜与向往。

作为目前活跃在港漫界的主流漫画家之一，郑健和在从事漫画工作的25年里，创作了多本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作品。他的漫画中，有富有原始神话风采却颠覆传统既定思维和叙事方式的《封神纪》，有对官方规则和法律提出讽喻和反抗的《脱北者》，还有黑色幽默的短篇漫画《野狼与玛莉》……无论何种类型的作品，郑健和所构建的世界观、战斗体系以及人物设定都十分新颖，再加上独特的故事构思、扎实的绘画功底，让他在近年的香港漫画中脱颖而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进行采访时，郑健和正在专心创作《西行纪》。这是一部以《西游记》为蓝本，自2015年开始与邓志辉共同创作的漫画，截至目前已连载超过100话，自从2017年在腾讯动漫平台独家连载以来，点击量已高达20亿次。本期特集，就让我们听郑健和来聊一聊他画笔下的武侠世界。

“壹本”工作室

知中：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被认为是香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武侠文化创作的繁荣时期。亲历那个时期，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记忆？你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从事漫画创作的？

郑健和：我和当年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中学时代（80年代末）喜欢看武侠小说，先是从金庸小说、卫斯理系列、《原振侠》这些作品看起，古龙的作品那时候略少，金庸和倪匡可以说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那时的我对漫画并没有太沉迷，只是喜欢，漫画书都是借我哥哥的看的，他买什么我就看什么，看得最多的还是武侠题材的小说。

1992年入行的时候，我因为年纪很小，只有17岁，只想先找一份工作做着看看合不合适，并没有立志要在漫画行业发展。于是就拿着自己画的稿子跑到出版社（北角工业大厦）投稿应聘，当时在邝氏出版社出任总监的魏国良和我聊了很多，看了我画的稿子后，就聘用了我。

知中：你的很多漫画，都是以经典名著为背景创作的，但是却勇于颠覆传统、大胆创新，例如改编自《封神演义》的《封神纪》就是这样。这部作品当初是如何构思的？能否谈一下《封神纪》的故事构架和人物设定？

郑健和：我最开始是看了《封神榜》这部电视剧，它的故事背景和剧情都很吸引我，是我喜欢的故事风格。那时刚好完成了一个以都市超能力为主题的漫画作品，叫《杀道行者》，就想尝试换一种风格，画一个和古装、历史有关的故事，希望能以神话为背景，因此就联想到了《封神榜》这个故事。

在构思的过程中，我发现纣王是很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一些人认为纣王并非大奸大恶之人，这个观点很新颖很有趣，于是我就塑造了这样一个角色来为整个故事做铺垫。不过，这部作品的真正主角是他的儿子武庚。我主要是想通过一个新的角度来描绘纣王这个角色。

在历史资料中，关于武庚的记载并不多，人物经历比较空白，有更多发挥的余地，因此，他很适合作为故事的主角。姬发这个角色的设定，跟历史记载中的形象差别也很大——姬发原本应该是封神故事的主角，但最后却是病死的，并没有主角的正气。

哪吒这个角色我也很喜欢，不过在《封神纪》中我选取的原著角色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后期新加入的原创角色。

郑健和作品《杀道行者》人物

郑健和作品《封神纪》人物

知中：漫画创作的流程是怎样的？在创作一部漫画时，你最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郑健和：现在的流程，依然延续着港漫创作的老传统。因为没有特定的剧本，我们一般会先从故事的架构来做，情节的推进需要依靠灵感和想象，每期讲什么，故事对话如何设置，这些都需要我来构思。进度方面，通常每天可以完成7～8张，状态好的时候可以画10张左右，基本用4天的时间即可起完草稿并写好对话文字，然后再交由助理处理。

现在的团队中，我主要负责解决故事的草图分镜以及对白问题；完成后就交给邓志辉，他主要负责勾画人物；后面再由另外四个人负责背景和场景的处理——一个人负责气氛，一个人负责人物衣服和兵器处理，另外两个人负责上色。

郑健和目前正在创作的连载漫画《西行纪》手稿。

知中：在《封神纪》连载完成之后，你创作了故事内容与一般武侠漫画剧情截然不同的《脱北者》，被评论为一部具有“政治社会讽喻意味”的漫画。你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作品表达什么？

郑健和：《脱北者》是2012年10月份创作的，共3期。创作短篇故事纯属即兴而为，发生在身边的事，或是当时社会上的焦点故事，都可以作为漫画创作题材。有灵感就可以写下来。短篇并不会对自己有太大限制，因此想多试试不同的题材创作，放松一下自己，吸纳更多的新读者。

知中：能否谈一谈你漫画中的“侠义”观念？

郑健和：我塑造的每个主角，都会以“侠义”为标尺。他的行为可以很无赖，但在他的性格里一定得有“侠义”这个东西，只有这样我在创作时心里才会舒服些。但如何表现他的侠义，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不一定都要像一位大侠那样站出来，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郑健和目前正在创作的连载漫画《西行纪》手稿。

知中：在你所塑造的诸多漫画人物中，哪个人物最能满足你心中的“侠”的形象？能否具体讲一下这个人物特点？

郑健和：金庸的作品中，乔峰、郭靖都有很纯正的侠义精神，但我创作角色，例如《封神纪》中的“阿狗”，他所具备的就不是纯正的侠义精神。虽然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有人被欺负）时还是会很自然地挺身而出，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像个大侠。阿狗这个角色，有点儿像金庸笔下的杨过，身世经历很悲惨，出生后父亲已去世，并且父亲都是在当时很有名的人物。

知中：正在连载的漫画《西行纪》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郑健和：这部作品是以《西游记》为创作原型。悟空的角色形象比较接近原著，例如路见不平会挺身而出，是遇到事情就会第一个冲出去的性格；白狼并不算是一个有侠义精神的人，因为他本身是一张白纸，有一个目标，就会很执着地完成，性格类似忠犬类，一旦方向错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很极端、很坏的人，是一个单向的人；唐三藏是一个具有实践性很强的侠义精神的人；也是我认同的“侠义”——他不会为了一个精神或口号而牺牲自己，例如遇到搏斗时，当逃走或搏斗可以二选一时，他通常会优先选择逃走。侠义分大小，他属于大侠义，是为了侠义的目的，而不是侠义的精神而做事。如果是为了侠义的精神，在那个层次里就会牺牲自己，但他所追求的是侠义目的，行侠仗义才是他的目标。

知中：能否和知中的读者分享下未来的创作计划？

郑健和：中国传统的名著题材已完成了《封神纪》和《西行纪》，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但《红楼梦》的故事改编难度比较大。不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这方面的题材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短篇方面也已经写了些不同的题材，就我个人来讲，较为喜欢搞笑类——那些比较古灵精怪、趣味性较多的故事，科幻方面的故事也会尝试。短篇题材上没有那么大的局限，我想做得自由一些，爱情题材也可能会尝试。

郑健和作品《西行纪》人物

郑健和作品《西行纪》人物

22　装束复原：他们是中国古代真正的武士
They are the Real Warriors in Ancient China

文：王静　编：陆沉　图：中国古代装束与乐舞复原团队
text：Wang Jing　edit：Yuki　photo：Zhongguozhuangshu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经典的侠客形象，
他或是白衣飘飘出尘绝世，或是劲装夜行来去无踪。
服装的不同，也代表了他们人格气质及办事目的的不同。
不过在当前的武侠影视作品里，侠客们的服饰加入了很多的现代审美元素，
已与历史上的真实武士侠客服装样式大相径庭，
想要通过它们来了解古代武士侠客们的服装样式，只会步入歧途。
那么，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尚武之人的穿着打扮究竟如何？
知中特意邀请了中国古代装束与乐舞复原团队（后文简称“团队”）的创始人之一绛绛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中国古代装束与乐舞复原团队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唯一一家研究和复原古代服饰、乐舞的自发性学术团体。目前团队已复原200余套先秦至清代的传统服饰，兼及古代室内陈设和古代音乐舞蹈的复原工作。出版有《中国妆束》《汉晋衣裳》两部作品集，并曾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机构合作。

复原服饰从布料绮绢纐缬开始。纐缬就是民间常说的“撮花”，是一种把布料的局部进行扎结、防止局部染色而形成预期花纹的印染方法。操作前需要先把布料上的某些部分用针线穿缝或结扎起来，防止它染色，然后再进行印染。

紫色纐缬布料成品。

最开始，复原团队是由五六个喜欢历史人文的成员组建的，目的只是做一些专业度比较高的、国内还没有人做的复原工作。如今，团队已有十几个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有正式的工作，复原工作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在做。团队分工很明确，每个人只负责自己较为擅长的领域，比如，考证古籍、缝制布料、拍摄活动妆等等都有专人负责。

做服饰复原工作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复原对象的形制。

一件服装究竟要不要、能不能复原，得从它的资料记载多不多、有无出土实物参考、服装面料是否容易还原及穿着效果是否容易体现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通常资料比较完善的服装会被优先选为复原对象。

我国史书中有很多关于服饰的直接描述，这是因为古时候服饰跟礼制有着密切关联。另外，在一些人物传记里面，虽然并没有直接描述某套衣服的形制，但是根据文章中的场景和动作描述，同样能够推测出它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史记》里讲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说司马相如穿着犊鼻裈[1]在市场里面洗酒器，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知道之后深以为耻[2]，从中可以得知司马相如当时穿的衣服是上不了台面的，是当时劳动人民穿的衣服。

出土实物如墓葬中的衣物和织物，也是复原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黑龙江省博物馆曾展出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棕罗云罗贴补绣抱肚、紫地云鹤金锦棉袍等8件服饰文物，从中可以辨认金银线暗花罗、绢和纱等不同的丝织品种类和织金、暗花等手工工艺，纹饰有团龙、夔龙、飞鸟、朵梅等。这些服饰图案华美，制作工艺精湛，它们的出土既填补了我国服饰史中金代服饰研究的空白，也为复原工作提供了实物参考。除此之外，墓葬壁画或者是陪葬品上的画饰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比如马王堆的木俑和帛画、阳陵出土的陶俑等都曾在复原工作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如果可参考的史书资料翔实，并且还有出土的实物可参考的话，一般复原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即可完成。但是，如果服饰结构并不清晰，那么所需的时间也就自然而然会变长了。

手工缝制。

手工挑线。

墓葬里面出土的服饰，完整的往往比较少，通常都是已经碎片化的织物。不过借助现代技术，对这些碎片化织物进行分析之后，同样能够分析出当时的服装织造技法和材料。因为布料主要是经线纬线织成，并在此基础上变换花纹，所以虽然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布料跟古代的已经不同，但是很多古代服装的质感却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来复原。因此团队通常会自己先分析并尝试复原，那些无法自己完成的或是判断复原效果不好的才会去找一些老手艺人或先进的织布工厂定制。遇到复原服饰的原本颜色资料不详时，团队还会自己进行颜色搭配。不过，即使是自己进行搭配设计，所用的纹样也会尽量做到符合当时风貌，颜色的搭配也会参考矿物染料的颜色来定，至于现代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颜色，则是不会使用的。

北朝武士站立复原图

西汉黄棕绢地乘云绣◎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乘云绣是刺绣的一种，选择朱红、棕红等色丝线，采用锁绣法，在黄棕绢地上绣出飞卷的流云。

西汉绢地茱萸纹绣◎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古人认为佩戴茱萸可以辟邪去灾，因此茱萸纹也就成了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图案。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反映的就是这个风俗。

团队曾经复原过一套北朝武士的服装。北朝武士的服装形制主要是袴褶，也就是上衣下袴的衣物组合。这种衣服在汉代时主要用作戎装、野服，晋时成为随驾戒严之服，到了南北朝时则成了贵族们的常服，其形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衣袖及裤管增大，宽大的裤管有时会用丝带于膝处系紧。跟普通服装相比，武士服装在结构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团队之前还曾复原过一套南朝士族的服装，这套服装上着大袖衫，下着施褶裙，内着白练裲裆，头戴用细麻布缝制的小冠。比起它来，北朝武士的服装上衣明显更短，方便了膝盖的活动以及下半身做大幅度的动作；裤脚用丝带系紧，免去了不必要的累赘。此外，这套武士服装只是在腰间简单地系了一下，穿脱特别方便。总而言之，便于活动是武士服装的一大特点。

棕罗云罗贴补绣抱肚◎1988年哈尔滨市金代齐国王墓出土
抱肚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当时的人们称之为“袜腹”，五代称之为“袜肚”，宋金时期称之为“抱肚”，又名“里肚”，清代还一直沿用“里肚”称呼。抱肚很长，在穿着时可以围绕人体一周以上，而且四对系带可以调节抱肚的长度，这样就能塑造人体胸部的曲线形态，作用和现代女子的塑身衣差不多。

紫地云鹤金锦棉袍◎1988年哈尔滨市金代齐国王墓出土
这件衣服面料为紫绢地云鹤金锦面，里衬绛紫色绢，交领左衽、窄袖。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棉袍袖长达到手掌指尖的位置，这样既能保暖防污，又能防止冬天冷风侵入。

除了衣服，饰物、头冠的样式同样可以在史料中找到记录。例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这样形容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从中除了能够看出子路尚武、性子直爽勇敢之外，还可以看出他平常喜欢戴着一顶雄鸡鸡冠一样的帽子，“佩豭豚”则是说他佩戴着野猪的獠牙作为装饰。团队在复原这套北朝武士头冠时同样参考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出土实物，比如对东魏的茹茹公主墓[3]和敦煌壁画做过研究。《韩非子•五蠹》里面称勇士、侠客为“带剑者”“带剑之属”，这也是武者区别于普通儒生的特征。因此团队还复原了北朝武士的武器，这方面主要参考的是河南邓州市出土的画像砖。

不过武士的武器不只是剑，还有弓箭。李白在《白马篇》中写：“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可见武士侠客中，也有人是用弓箭做武器的。有了服装和武器，还有一种武士侠客们必不可少的东西——马。《白马篇》的第一句“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写的便是马本身的健壮剽悍和马鞍一类的华美装饰。

南朝士族男装复原图

木芯长直柄包铜皮马镫◎北燕冯素弗墓出土
马镫是帮助人上马和骑乘时支撑双脚的马具，需要一对挂在马鞍两边。秦始皇兵马俑上并没有马镫，西晋骑俑上发现了单边的镫具，一直到北魏，陶俑上才出现了双边的镫具。这对从北燕贵族冯素弗墓葬中出土的马镫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实物。

不过跟大家想象的有所不同，团队并没有做过“大侠”类服装的复原工作。因为“侠”这个概念发展到今天，已经加入了很多后世文学的想象成分，加上近些年影视剧的发挥和创造，“侠”的服饰已经不再单纯地是一种在历史中实际存在过的服装样式，更多的是一种需要发挥想象力的创造。这与团队的复原理念是相违背的，因为如果加入了再设计和再创造，事实上那就不叫复原了。不过有关古代游侠的服饰特征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参考资料的。举个例子，汉末的吴甘宁被称为“游侠”，他出行的时候总会“负毦[4]带铃”，到了后来，人们一听到铃铛响就知道是他了；还有一些游侠会随身携带弹丸，这种弹丸有点儿像暗器，可用来杀人；李白《少年行》里说“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这也带出了游侠的第三个特征——衣着鲜亮。唐代游侠爱着华服配饰刻意炫耀，此风气一直到了宋元才有所消减，这是因为随着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侠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影响自然也就小了。

北朝武士与武器复原图

之前团队在唐代服饰款式这方面做得比较多，也比较成熟，后来大家想尝试不同的工艺，比如说刺绣、缬染[5]等。并且想复原一下当时的不同面料，比如说质感不一样的绫、罗。至于武士服饰方面，团队不会刻意地去选择，不过，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也会考虑加入。

经过一年多的忙碌，由考证、确定面料、打版做成成品到模特穿上身，那种感觉就像是古代的衣服复活了，大家在跟古人进行对话。

[1]犊鼻裈，亦作“犊鼻裩”，短裤，一说围裙。形如犊鼻，故名。

[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3]茹茹公主墓位于河北磁县大冢营村，1976年发掘。墓主人是中国东魏高欢第九子高湛妻子、柔然可汗阿那瓌孙女邻和公主闾氏。茹茹公主墓出土了大量壁画，此外还有完整的及可修复的器物一千多件。

[4]毦：一种羽毛做的装饰物。

[5]“缬”专指在丝织品上印染出图案花样。唐代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说：“缬，谓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也。”

23　游侠的日常生活
Daily Life of Knights-Errant

文+编：陆沉　图：DOUNAI
text & edit：Yuki　illustrate：DOUNAI

游侠最初是从战国时的“士”阶层分化而来，
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侠的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它不再单一地指向某个固定的社会阶层，
我们甚至难以用语言来确切定义游侠的身份和地位。
不过，跟一般人群相比，游侠的确有其独特的地方。
现在我们说侠，通常是指那些具备侠义精神的人，
侠精神包括仁义忠勇、行侠仗义等等。
不过这些观念大多来自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侠客形象，
跟历史上真实的游侠，还是有所差异的。

经济来源

在武侠小说中，侠客们四处闯荡江湖行侠仗义，路有不平就拔刀相助，还会仗义疏财济人困厄，他们通常不需要担心经济问题。但在历史上，游侠跟士、农、工、商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可以让人赖以谋生的职业。所谓“游侠”，从一个“游”字即可窥见其不固定性。游侠通常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不同的出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经济来源。卿相、豪强之侠一般都有自己的俸禄和产业，不仅不用担心经济问题，还可以“养士”；有的大侠声名在外，富豪权贵纷纷与之交游，生活也较为稳定；布衣闾巷之侠，本为平民，如果与之相交无富者，那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自己去寻找了。

食客

“侠客”这一称呼，最早是因为游侠多投身于他人门下为客，受人供养，所以才渐渐被叫起来的。这也反映出，对古代的游侠来说，做食客是他们的首选。食主给他们提供衣食住行，游侠们则凭各自的能力为食主效力，根据能力不同，待遇也是不同的。战国四公子均以结客养士闻名。这些“客”或“士”，多为尚武之人，韩非也因此认为侠会对法治构成威胁。

射猎

剽劫掠卖

以武力强夺他人钱财，为盗为寇，也是古代一些游侠的收入来源之一。东晋祖逖门下的宾客就常剽掠富人，而他本人也很支持这样的行为。从《汉书》中关于长安“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的描写，可见时风之乱。还有一些游侠以掠卖人口或绑架富者来获取财物，《旧唐书·郭元振传》中记载游侠郭元振“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此外，明代《耳新》中也有关于侠士绑架富者的描写：“潮惠有大侠，每瞷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赎取。必厌其所欲，始听归，谓之勒赎。”

盗墓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厚葬的习俗，有权有势的人，随葬品中往往会有大量珍宝。《吕氏春秋》中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后来此风不仅盛行于帝王权臣等上层社会，连民间也流行了起来。因此，古时候通过掘墓来获取钱财的游侠并不在少数。《史记》中记载的郭解就做过盗墓之事：“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

除此之外，游侠的收入来源，还有私自煮盐、走镖、为人解愁报怨等等，不再一一列举。现在，在我们的心中，游侠是正义的维护者，所有的品格都是好的。但这种印象源自后世的文学想象，跟现实是存在差异的。当然，正义与否，本也是相对而言的。司马迁曾说过：“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只是我们都记住了后面的部分，而往往会忽略掉开头的那一句。

娱乐活动

历史上的游侠，爱享乐的特征也很明显。他们喜欢的娱乐活动可从史家记录或是诗词文学中窥知一二。

蹴鞠图

豪饮之侠

游侠好饮酒，这个特点在武侠文学中体现得比较明显，酒烘托了他们豪迈洒脱的气质，豪饮是其血性与男子气概的体现。历史上，有关游侠与酒的记载不少。《汉书·游侠传》中说陈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也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可知侠与酒的联系由来已久。

击剑骑射

游侠尚武，剑是游侠最偏嗜的兵器，专门用剑的游侠又叫“剑客”。击剑是古技，指的是“以剑遥击而中之，非斩刺也”。李白少时任侠，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自己：“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有侠气的士人很喜欢“剑”这个意象，甚至不乏学剑者，如陆游便称自己“学剑四十年”。张潮也在《幽梦影》中写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可见侠与酒与剑的紧密关联。除了击剑舞剑，侠者还喜欢骑射，即骑马和射箭。《元史》中评价张柔“善骑射，以豪侠称”，关于刘柏林也有“好任侠，善骑射”的记载。

街头卖艺

嫖妓宿娼

游侠也爱出入烟花柳巷，《开元天宝遗事》中说长安平康坊是妓女居所，这里“京师侠少萃集”，时人称之为“风流薮泽”。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写道：“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亦可见夜晚娼家热闹非常、侠好于此享乐之况。

24　剑：侠所带兵，百器之君
Sword is the Most Chivalrous Weapon

文：刘小荻　编：陆沉
text：Liu Xiaodi　edit：Yuki

说到侠的配饰，首先会让人联想到剑。
战国时期的韩非最早将侠与剑并论，他在《五蠹》中提到侠时，
称他们是“带剑者”“带剑之属”“游侠私剑之属”，可以说从最一开始游侠跟剑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庄子·说剑》所描写的“庶人剑士”也很有趣——“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
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一个与众不同的异人形象跃然纸上。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载的战国游侠，也多佩剑。

汉代出现了“剑客”一词。《汉书·李陵传》说李陵所带之兵“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唐代道教经典里也有“剑侠”一说，比如在唐代道士罗公远、叶静能注的《真龙虎九仙经》中便有“遇剑侠”的记载：“第九遇剑侠者，或因遇于宝剑，亦得随意东西变现也。”宋代以后，文人对剑侠的接受度更高，苏东坡就曾在《渔樵闲话录》里评论过唐传奇中的女剑侠：“噫！吾闻剑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质，而能持刃以决凶人之首，非以有神术所资，恶能是哉？”宋代洪迈《夷坚志·郭伦观灯》中更是直接称剑侠为“非世人”的高人。另外，在唐人小说中，还有对游侠神乎其技的剑术的描写。

黄金剑柄◎春秋时期◎大英博物馆藏
黄金剑柄易碎，制作此剑柄的目的或是用于展示或置于墓穴殉葬，而不是真正用作剑柄。

侠与剑

有“百器之君”美誉的剑，与侠的关系如此紧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气质相契合。关于这一点，干将镆铘的传说中就有体现。干将、镆铘既是春秋时代两个铸剑师的名字，同时也是两把剑的名字。一说镆铘的师父是春秋时的铸剑宗师欧冶子，曾经为越王勾践铸造过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五把宝剑。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载，镆铘是春秋时期的吴国人，干将之妻。干将奉吴王阖闾命铸造宝剑，结果三个月过去了，还未铸成，炉子里的金铁一直无法熔化。剑铸不成，是要掉性命的。镆铘问干将该怎么办，干将说：“师父铸剑的时候，遇到金铁不化，跟师娘一同投身冶炉，这才铸成了宝剑。”镆铘说：“既然师父都能够为了铸成宝剑投身冶炉，我又有什么不敢的呢？”说完竟真的投身于炉，这才最终帮助干将铸成了两把旷世宝剑。干将将其中的雄剑命名为“干将”，雌剑命名为“镆铘”。

镆铘以身殉剑，可谓一身侠胆，以此法铸造出来的剑，又怎会不受侠士们的喜爱呢？

除此之外，在《列异传》中，还记述了干将镆铘传说的另一个版本，其中所述人物，更是侠气淋漓。

故事说的是，干将用了三年时间才把宝剑铸成，他自知误期必死，于是只将雌雄双剑中的雌剑献给了楚王，而把雄剑留给了当时有孕在身的妻子镆铘，并嘱咐说：“如果你生下的是男孩，要告诉他：‘出门望南山，松树长在石头上，剑藏在它的后面。’”交代完这番话，干将就去面见楚王了，果不其然，献上雌剑的干将被楚王所杀。

镆铘生下一子，名赤，赤长大后问镆铘父亲的去向，镆铘告之真相，赤决心为父报仇。与此同时，楚王也梦见有一个青年要来杀他，于是下重金捉拿这个青年。赤听到这个消息后，逃进了山里，走着走着不禁悲从中来，大哭不停。这时，刚好有一个刺客路过，就问他为什么哭，赤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刺客说：“听说楚王正重金悬赏你的人头，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们做个交易，你把你的人头和手中的这把宝剑给我，我去替你杀楚王报仇。”赤听后，当下拔剑自刎。刺客信守诺言，拿起宝剑，捧着赤的人头，前去见楚王。楚王看到赤的人头后大喜。刺客对楚王说：“这是勇者的人头，应该把它给煮了，免得他再复活。”楚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让人把赤的人头煮了。但是没想到的是，煮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烂。刺客这时候就对楚王说：“大王请到锅边来看一看，这样就能把它煮烂了。”楚王于是来到锅边去看里面的人头。刺客看准了时机，一剑把楚王的人头砍了下来，人头刚好掉入锅中。随后，刺客挥剑自刎，同样把自己的人头也丢进锅中。三人的脑袋，就在滚烫的沸水中，上下漂浮，最终烂成一团。三颗人头后被共同葬于汝南北宜春市界，名为三王墓。

赤的“诚”，刺客的“信”，都深具侠风。干将镆铘不只是宝剑的代称，他们的故事也是侠之精神的外化。

剑文化

《说文解字》载：“剑，人所带兵也。从刀佥声。”剑文化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史记·黄帝本纪》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兵器是铜戈，铸造时间为夏代后期。青铜剑出现在商代晚期，那时候只集中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区域。剑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大概是西周早期，那时候的主要兵器是戈，剑的使用还不普及。剑开始被广泛使用，是在春秋时期。《左传》中有剑用于战争的最早记载：“昭公二十一年……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

佩剑曾是贵族的特权，“国君重剑，士之佩剑”。《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的《秦纪》中说简公七年（前408）“百姓初带剑”，说明在此之前百姓是没有佩剑的权利的，剑在那时候是权力的象征。春秋时，由于贵族等级制度瓦解崩溃，普通士人获得了佩剑的权利，而士阶级中也出现了一批爱好习武击剑之人。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佩剑被作为一种礼仪而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史记正义》中载：“春秋官吏各得带剑。”

到了汉代，剑作为权力象征的意味更明显了，《史记》中记载，汉高祖定功臣位次时说：“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晋书·舆服志》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

汉代尚侠好击剑的风气，正史里也有不少记载。《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汉书·朱博传》里也有侠的形象－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然“伉侠好交”“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也是剑不离身。

剑

越王者旨於睗剑◎春秋时期◎浙江省博物馆藏
越王者旨於睗剑为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该剑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此剑的所有者为“越王者旨於睗”。“者旨”读为“诸稽”，是越王的氏，“於睗”为名。越王於睗即越王鼫与（前464—前459在位），越王勾践之子。

越王州句复合剑◎战国时期◎台北龚氏藏
此剑出土前，越王州句剑传世与出土的已知有8件，加此剑为9件。本剑系迄今发现之越王州句剑中唯一用复合金属技术铸造的一件，剑之中脊及两从系由不同成分之青铜嵌铸而成。其制造过程，需分4次才能完成。

越王勾践剑◎春秋时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越王勾践剑反映了中国古代铸剑技术的高超，为古代兵器中的奇宝。春秋晚期，吴越交战，越王曾寻铸剑大师欧冶子为其铸剑，越王勾践剑为其中之一。剑身上有8个篆文，而且这种篆文是经过特别美化的，被称作“鸟篆”。经学者唐兰考证意即“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吴王夫差剑◎春秋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古越阁、湖北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均有藏
吴王夫差剑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剑身铸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字样。其采用的几何暗花纹、剑首同心圆纹饰、复合剑三种制作技术，堪称青铜兵器制作技术的“三绝”。现在流传的夫差剑有20多把，其中专家认定有9把为真正的夫差剑。

淮阳错金越王剑◎战国时期
1978年出土了一把错银越王剑，剑格正面铸有四字：“王戉戉王”。另有出土的两把错银越王剑，一把错金越王剑，其铭文、造型略同于以上介绍的错银越王剑。出土的越子剑造型与以上介绍相同，唯铭文字样有异。

越王州勾剑◎战国时期◎荆门市博物馆藏
剑身满饰暗细线纹。两面格分别铸有鸟形文“戊（越）王州句（勾）”“自乍（作）用佥（剑）”。“戊王州句”即越王朱勾（前448—前411在位），越王勾践的曾孙。
越王朱勾在位期间，楚越曾多次发生战争，越王州勾剑出土于士级贵族墓中，相当于下级将官之墓。这把剑很可能是墓主人在楚越交战中缴获的战利品。为了铭示他生前的战功，在他死后将该剑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

吴王光剑◎春秋时期◎安徽博物院藏
吴王光剑剑柄为椭圆柱形，上有两道箍棱，剑首出土时被毁损，剑格较宽厚，上有镶嵌绿松石花纹，绿松石已脱落，近格处错金。铭文为“攻吾王光自作用剑，恒余以至克战多功”。

25　中国古代侠的武功
The Kungfu of Chinese Knights-Errant

文：成隽希　编：陆沉
text：Cheng Junxi　edit：Yuki

司马迁拉开了中国游侠叙事的序幕。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世道不古，无论王民，皆罔顾礼法，以私利为使。
此风气之下，大片田产荒废，大量市民流离失所，
成为流民，游说、游侠之风渐起。
因为属于民间，“布衣之侠”们的故事游离于正史之外，
在口耳相传间带上了民间特有的神秘色彩。
作为区别于集权政治圈的下层力量，
比起维护统治，侠士们更珍重的是自己的名节及内心对“义”的定义。
也因此，侠对立于官家统治，
在民间话语里成了亦正亦邪、重义轻利的代名词。
儒以文立命，侠以武安身，武术属于武侠。
然而，自秦始皇收兵铸铜人后，
侠与武术都成了为政府所不容的地下存在。
秦后的历代统治者，为稳固统治，
也都禁止民间习武，但武功也因此而在平民中展现出超凡的吸引力。
武侠小说受推崇便是最佳例证。
你或许不禁要问，小说中神乎其技的武功到底是不是真的？
或者说，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们可否在现实中找到能与其相对应的东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武术的面纱，
一窥真实世界中侠客的武功真貌。

拳法

民间修习拳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技击防御。秦统一六国后，大规模收缴兵器，禁止民间拥兵习武。也因此，民间习武之风一转，由操练兵器变为习练拳术。到了明代，拳术操练渐成体系，在民间大为盛行。

由于不需兵械，故拳术修习者众多。中国传统拳术偏重“术”而非“力”，以达到以弱胜强的效用。它要求修习者以静制动，以练保战，注重内外力协调。

从传统拳术渊源来看，世称的两大家为少林拳与内家拳，两派皆有修习者流入民间，传授武艺。由于两派武术技艺实战效能高，故民间拳术多以此两家为源头。

少林拳

少林拳与禅宗结合，源于南北朝达摩禅师，民间有其潜行渡江，面壁九年的传说。少林拳讲究“以佛法练拳法”，将习武者内在修为与武术修习结合，形成了拳法与禅法结合的特点。

传说达摩讲经时发觉弟子精神萎靡，认为“是欲见性，必先强身”，故首先编排达摩十八手供弟子练习，其法又称为罗汉十八法，被视作少林拳法之基础。十八手招式分为：朝天举直、排山运掌、黑虎伸腰、雁翼舒展、揖肘钩胸、挽弓开膈、金豹露爪、腿力跌荡等。

明代，又有武术家白玉峰入少林为僧，与党远上人等融合旧时宗法，把少林拳法增益至一百七十余手。后又将它们统之以五拳，分名为龙、虎、豹、蛇、鹤。白玉峰认为：“人之一身，精、力、气、骨、神五者，必须交修互练，始可臻上乘神化之境……以是创此五式，内外并修，而技乃神。”

五拳修习要诀分别为：

龙拳练神：练时周身无须用力，暗听气注丹田，遍体活泼，两臂沉静，五心（即手心、足心与中心是也）相印，如神龙游空，夭矫不测。

虎拳练骨：练时须鼓实全身之气，肾坚腰实，腋力充沛，一气整贯，始终不懈。起落有势，怒目强项，有怒虎出林、两爪排山之势。

豹拳练力：豹之威不及虎，而力较虎为巨。盖豹喜跳跃，腰肾不若虎之弱也。练时必须短马起落，全身鼓力，两拳紧握，五指如钩铜屈铁。故豹式多握拳，又名金豹拳。

蛇拳练气：气之吞吐抑扬，以沉静柔实为主。如蛇之气，节节灵通，来未着物也，若甚无力者；一与物遇，则气之收敛，胜于勇夫。有经验者自能知也。练时柔身而出，臂活腰灵，骈两指而推按起落，若蛇之有两舌，且游荡曲折，有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意。所谓百炼成钢而化绕指之柔，即为此写照也。

鹤拳练精　此拳以缓急适中为得宜。盖以鹤之精在足，鹤之神在静，学者法此，故练习时，须凝精铸神，舒臂运气，所谓神闲志暇，心手相志，独立华表，壁悬千仞。学者瞑心孤往，久练精熟时，自能于言外得之，非仓促所能领悟也。

此外，少林还有《易筋经》，其中收录“易筋经十二势”与“文八段锦”，供修习者作为与基本拳术配套进行的内功修习方法。

内家拳

少林拳术发展至明代已经较为成熟，但仍以力量为基础，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以弱胜强。相传武当张三丰精通少林拳法，他在少林拳法的基础上开创了“内家拳”，后来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都归于内家拳（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黄百家《王征南先生传》）。

内家拳“主于御敌”，更重巧思。基本手法包括斫、削、科、磕、芟、抹、镰等三十五种，基本步法包括碾步、冲步、曲步、敛步、绞花步等十八种，基本击法有点打对方穴位和要害处的“穴法”和包括分心十字、摆肘逼门等若干种技法内在的应敌打法，基本套路包括六路和十段锦。除此二家之外，还有内家拳峨眉派拳法、心意拳等依托此二派形成的拳种。

兵械

武术兵械种类多样，每种兵械都有其对应的拳种基础动作，故学习使用兵械前，需以拳术的纯熟作为前提。

剑术

剑术是民间武术修习历史最长的一类，唐宋前占据着民间武术技击的主要地位。完整剑器包括剑身、剑尖、剑锋、剑末、剑脊、剑刃、剑格、剑柄、剑首、剑鞘以及剑穗。

剑术的技法配合主要是指用于攻防的剑尖、剑锋、尖刃支配剑的动作的把法，协调动作的配手和灵活击法这六者的综合。修习者需要将把法、配手、击法与剑尖、剑锋、剑刃的作用特点结合起来。

由于剑器本身质地较为轻薄，故实战中应尽量避免直接格架对方兵械，而应巧闪躲避，趁势以剑锋崩点对方手腕，阻止其进攻。

剑术若欲胜长兵器，需要用快速身法加长剑的攻击距离。同时剑术练习时，要顺应剑器轻利小巧、易于变化的特点，在轻快敏捷的轻虚变化中体现轻盈灵巧的技击招法。

刀术

民间使用的刀分为两种。一种为直接起源于本土的刀器。商代有直脊、弯脊及直脊而首部上弯三种刀，长度20至40厘米，用于自卫。西汉，长至1米的短柄长刀随骑兵出现，称为“环柄刀“或“环首刀”，较之前代的刀型杀伤力更大，因此很快就取代了剑成为军队里的主要短柄兵械。随后又出现了为劈斩动作而加长刀柄的长柄刀，见载的有晋代大刀、屈刀、偃月刀、眉间刀等等。同时民间也开始使用介于长柄刀和短柄刀之间的兵械，并称它们为“短柄长刀”，有腰刀、环刀、佩刀等。

另一种则为倭刀，明代由日本浪人传入，形制与今日日本长刀接近。倭寇入侵使得这一杀伤力巨大的刀器为明代将士所知，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对此多有研究记载。而戚继光后，民间武家程宗猷从浙江刘云峰处习得倭刀术，记入《单刀法选》，并在民间流传。

刀术技法要求凭腰发力，手腕放松，以刀刃进行猛沉劈砍动作，刀背贴身，同时不伤及自身。讲究动作迅疾猛狠，干净利落。

关于刀器的实战技法，吴殳在其《手臂录·单刀图说》中认为，当刀与剑枪等质地轻薄，富于变化的轻兵械格斗时，应避其虚，击其实，一举斩破其形。当刀与斧、棒等来势凶猛，不易变化回守的重兵械格斗时，正面相抵容易损毁自身而对方毫发无损，故应寻虚制之。

用刀进行远距进攻时，需以快步远跳、疾步移动等快招，发挥刀术“舒之可刃人于数步之外”的效力。

棍术

棍的形制简单，常被作为学习长柄兵械的入门器械。明代武术家俞大猷就在《剑经》中说：“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棍术的修习在明代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练习体系。

棍各部位包括：棍梢、棍把、梢段、梢端、中段、把段、把端。

运用棍术，要求修习者灵活采取适宜的握持手法和把持部位，同时结合内功，运用巧力与外力，充分发挥棍术的效用。用于远击时，两手握持把段可完成扎戳，换握棍梢则可完成劈抡；用于近战时，握持中段，灵活轮转腕部，两端便可形成动达尺余的密集棍点，攻防严谨。

暗器

古代所用暗器种类繁多，除非敌我双方皆以暗器为攻，否则常被视作险恶招数。暗器可依投掷法分为如下四类。

手掷暗器：以手臂之力抛掷击敌的器物，如飞蝗石、飞镖、飞刀等。

索击暗器：以绳索一端系住主体，另一端握于手中进行抛掷的暗器，如飞爪、绳镖等。这类暗器发射后可收回，可连续击敌。

机射暗器：如袖箭、弹弓等以机括或弹性发射的暗器，射程较远，命中率高。

药喷暗器：借外力喷射毒器的暗器，如毒液喷筒、毒焰喷筒等。为暗器诸类中最恶一种。

轻功

现实中的轻功指以纵跳自如、攀高走脊为特点的一种技能。轻功训练主要通过逐步增加跳跃高度、身负重物等手段，增进修习者自身力量和平衡能力。传统轻功有多种练习方法，下举三例，可窥修习之苦。

飞行功：练习时，修习者脚穿铁底鞋，小腿绑沙袋或锡瓦，腰系铁砂腰带，进行各种形式的走、跑、跳及拳术、兵械练习，以求脱下铁砂衣时身轻如燕，疾行如风。

跳坑功：修习者并足立于土坑中，蹬地跳出坑外，每日练习数十次，而后逐渐加深土坑。若土坑深至半米修习者仍可一跃而出时，便可开始穿铁砂衣练习，增强原地拔跳能力。

跑板功：将木板斜靠于高墙上，修习者从距板三米开外沿木板跑上墙头。之后逐渐加大坡度，当练至木板在竖直的情况下修习者仍可跑上四五步则功成。运用时，脚蹬墙上跑几步，即可以手攀墙头，翻越而上。

除此外，轻功修习法还有跑桩、跑缸边、走笸箩等，皆为苦功，对习武者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有极高要求，要通过所有的训练才算功成。

硬功

硬功泛指增强自身抗击打能力和攻击力度的功法，铁头功、金钟罩皆属此类。

金钟罩：武家称为内壮外强功，功成后可抵抗外力击打，犹如金钟罩体。练功前，需内服“大力丸”，功毕，需外用“汤洗药”防止肌肉僵硬。练习方法包括“守中揉摩”“循序排击”“摔跌滚扑”三个步骤。

铁头功：铁头功重内力运气，修习者需提高内力，方可稳住气息，以抵抗外力。练习前后皆需静坐参练，排除杂念，以气运身。修习需要循序渐进，以头部抵墙，抵地，再到拍打头部，以避免因方法不当出现意外伤害。

26　胡小军：古法铸剑，以侠之名Interview with Hu Xiaojun：Forging the Sword in Ancient Way，in Name of a Knight-Errant

采+文：元美　编：陆沉　图：胡小军
text & interview：Yuan Mei　edit：Yuki　photo：Hu Xiaojun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黄帝战蚩尤时，剑就已经存在。
相传黄帝战败炎帝后，生性残暴的蚩尤在葛卢山发现了金属矿，因不甘臣服，
将其铸造成剑向黄帝宣战。[1]因此剑有“中国短兵器始祖”之称。

古法折叠锻打百炼钢。

剑胚校形。

剑在发明初期，其形因受匕首影响，短小且锋利，材质为赤铜，主要用于抵御野兽和匪寇。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剑才逐渐演变成修长平直、前端带尖，后端有柄，两边有刃的形态。

剑独有的形态以及刚柔并济的特质，使其携带轻便，佩戴有型，加之用时迅捷轻灵，因此深受历代帝侯、文人墨客以及侠客的青睐。久而久之，剑被中国人视为“百兵之君”，侠客持剑云游四方，行侠仗义，已经成为侠客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闽赣边境的龙泉市，是远近闻名的宝剑之都，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据《越绝书》记载，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越国有一位铸剑名匠欧冶子，他为了帮楚王铸剑，跋山涉水寻求铸剑宝地。到龙泉时，见此处盛产铁英和亮石，并有冷彻入骨的寒泉，便在秦溪山边凿剑池，作为自己的铸剑之地。最终花费两年之久，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宝剑。楚王见剑大喜，赐名剑池“剑池湖”，欧冶子也因此而被后人尊奉为“铸剑鼻祖”。唐代时，“龙渊”因避唐高祖之讳改为“龙泉”，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的龙泉，大大小小的剑铺有上百家。锻压、打磨、雕刻、淬火，铸剑师日复一日地打造着当代龙泉宝剑，延续着欧冶子几千年前的铸剑技艺。2006年，龙泉剑锻制技艺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众多世代相传的剑铺掌门人中，胡小军显得有些特别——他是龙泉唯一一个在外拜师学艺归来的铸剑师。胡小军的家在龙泉附近的河村，他自幼热衷古典刀剑文化。1998年，大学毕业的胡小军被委派到大连工作，工作之余，常会帮家里铸剑的亲戚销售刀剑。一次偶然的机会，胡小军走进了一家专门修理、制作旧式刀剑的店铺，随后慢慢跟店铺里的铸剑师傅熟悉起来。凭着对刀剑的热爱，胡小军辞去工作，开始跟着铸剑师傅专心学艺。回忆起这段往事，胡小军说：“我的铸剑技艺源于大连，我在这里学习了8年的古法铸剑技艺。大连的铸剑术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它吸取了一些日本的传统铸剑工艺。恰好，这些日本的传统铸剑工艺又源于古代的中国。中国剑是百兵之首，代表了正义、侠气，是权力的化身；但日本刀里面没有这些精神内涵，它拥有的只是武士刀精神。因此，从精神高度来说，中国剑要远远高于日本刀。中国铸剑术自从汉唐时期起就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都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内。日本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的铸剑技艺。所以，我很荣幸在20世纪90年代认识了这些大连的铸剑师傅，并跟随他们完整地学习了中国的古法铸剑术。这些技艺代表了我国古代的科技水平、综合国力以及兵器的精良度。”

2006年，29岁的胡小军回到龙泉，找到了当地几位技艺娴熟的老师傅，开办了一家名叫“剑村”的剑铺，并继续苦研铸剑工艺。除了制作中国传统刀剑，胡小军也会采用古法技艺复原孤品刀剑以及为客人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刀剑。“一把剑由剑刃、柄鞘、装具三部分组成。剑的制作，通常要经过图纸设计、锻打剑刃、粗磨剑胚、淬火回火、剑胚校形、细磨剑胚、鞘柄制作、装具打造雕刻、剑之初装配、剑刃精磨、剑之精装配等十几道工序，耗时8个月以上才能完成。那些特别的刀剑，则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图纸设计、锻打剑刃、淬火回火是铸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三道工序。图纸关系着一把剑的高度，剑刃关系着一把剑的基础，而淬火回火则关系着一把剑的灵魂——性能。”胡小军解释道。

铸剑使用的生铁和天铁。

在剑村开张快半年的时候，胡小军遇到了第一个机遇。2006年11月的某一天，吴宇森电影《赤壁》的道具组来到龙泉，要为剧中周瑜、孙权、刘备、曹操、赵云等主要角色订购刀剑道具。几经挑选后，他们选中了在龙泉没有家族传承背景却对铸剑工艺和文化有独到研究和想法的胡小军。胡小军立刻答应了下来，但之后就犯了难——一把汉剑工艺刀剑的制作时间至少要8个月，但此次订单交付时间只有3个月，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只能拼命干。在这短短的3个月里，胡小军一边跟剧组人员协商，一边跟师傅一起没日没夜地干，终于如期完成了订单。两年后，电影《赤壁（上）》上映，里面出现了长达2分钟的刀剑特写镜头。通过特写镜头，观众看到了刀剑上精致的工艺细节，以及以碧玉、红宝石为主的配饰和手工雕刻的剑鞘，一时间胡小军名声大噪。在此之后，胡小军又先后与电影《画皮》《全城戒备》《道士下山》，电视剧《大刀记》《大唐荣耀》《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等二十多部影视剧合作，并且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金奖”“中国电影道具金奖”等多项大奖。

剑村轻吕短剑
轻吕剑，早期剑的雏形，《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将“轻吕”写作“轻剑”，为周武王用剑。

由胡小军复原的传世名剑再现人间，使得上门求剑的人络绎不绝。当被问到剑与侠客的关系时，胡小军说道：“侠、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侠客仗剑天涯，行侠仗义，代表的就是正义、侠气；而剑在国人的心目中也正是正义、侠气、权力甚至辟邪的象征。”

古法铸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艺，同时也是一项远离现代的工作。“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已不愿意学习古法铸剑技艺。它的要求非常高，是一项十分辛苦、枯燥、耗费时间的工作，通常需要一个团队的通力合作，才能打造出一把稀世名剑。铸剑师每天需要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道工序。比如，锻打师傅就做锻打工序，研磨师傅就做研磨工艺，雕刻师傅就做精雕细刻的工艺，最后再把这些所有的工艺组合在一起，这才能够打造出一把神兵利器。”胡小军说道。

如今，胡小军每天除了在工坊铸造刀剑外，还创立了“龙泉剑村刀剑研究院”，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古典的刀剑文化。在将近20年的铸剑生涯中，胡小军完成了失传已久的镟焊百炼钢锻打技艺的复原，其后，他又复原了古代镔铁、草钢、天铁等稀有钢材的冶制技术，从而拓宽了刀剑在制作材质方面的选择面。

剑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作为防卫性的武器以及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存在，而是成了一种陶冶情操、以剑养身的文化，其中融入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代表了人们对侠义精神的推崇。作为中国第一位复原海外藏明代永乐宝剑的铸剑师，胡小军还与中华国术总会、北京科技大学等机构一同深入探讨了古代经典刀剑的复原与再创作，旨在开启中国刀剑传承和发展的新时代。

剑村天铁永乐剑
永乐剑，长90.3厘米，刃长76.2厘米，铸造于1420年，是永乐大帝赠给西藏活佛的礼物。永乐剑曾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掠走，1991年英国利兹皇家军械局博物馆（Royal Armouries Museum，Leeds）出资10万英镑购入，成为该博物馆藏品之首。
胡小军采用年龄超过46亿年的纯天铁锻打铸造，木胎鲛鱼皮剑鞘，水银鎏金装具，手工錾刻，复原帝王之剑。

剑村泰阿剑
泰阿剑，历史上的十大名剑之一，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铸剑师联手打造，曾是楚国镇国之宝。此还原剑剑刃长60厘米，采用剑村镟焊百炼钢锻打工艺，木胎漆鞘，饕餮铜装嵌黑玛瑙（红玛瑙）装具，手工精研4个月完成。

[1]《管子·地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中文

(01) 刘若愚. 中国之侠［M］. 上海：三联书店，1991.

(02) 陈平原. 千古文人侠客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03) 汪涌豪，陈广宏. 侠的人格与世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04) 梁启超. 中国之武士道［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05) 陈山. 中国武侠史［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06) 任继愈. 墨子与墨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07) 吴志达. 唐人传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08) 金庸，池田大作. 探寻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09) 曹正文. 中国侠文化史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10) 刘绍铭. 武侠小说论［M］. 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5.

(11) 韩云波. 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2) 李冗. 独异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 董跃忠. 武侠文化［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14) 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15) 王立. 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6) 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7)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 吕万和，王智新，熊达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8)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日本丛书）［M］. 张俊彦，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19) 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等. 西洋文化史　第五卷［M］. 刘景辉，译. 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3.

(20) 王贵水. 一本书读懂世界历史［M］.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21) 罗伯特·贝拉. 心灵的习性［M］.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22) 叶涛，张廷兴. 江湖社会习俗［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23) 孙昌熙. 鲁迅“小说史学”初探［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39.

(24) 杨联陞. 刘若愚：中国文史中之侠［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5) 邢兆良. 墨子述评［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6) 蒙文通. 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7) 韦政通. 中国思想史·上册［M］. 上海：上海书店，2003.

(28) 孙中原. 墨学通论［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29)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0) 汪涌豪. 中国游侠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1) 顾颉刚. 史林杂识初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3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补［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33) 傅璇琮，周建国. 李德裕文集校笺·外集卷二·豪侠论［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4) 海上剑痴. 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五册［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35) 彭卫. 古道侠风［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36)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7) 卢惠龙，何积全，谢德风. 中国传奇谱：豪侠传奇［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38) 陈颖. 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39) 汪聚应. 唐代侠风与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0) 徐斯年. 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1) 王立. 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M］.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2) 罗立群. 中国武侠小说史［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

(43) 王立. 中国文学主题学：江湖侠踪与侠文学［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44) 张志和，郑春元. 中国文史中的侠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5) 蔡翔. 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46) 王立. 武侠文化通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7) 韩云波. 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48) 梁守中. 武侠小说话古今［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9) 汪涌豪. 皇权外的拯救——中国侠文化综论［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

(50) 张凤云. 中国古代武侠文化［M］. 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

(51) 孙金燕. 武侠文化符号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52) 宋祖建. 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探析［J］. 名作欣赏，2011（15）.

(53) 韩云波. 从侠义精神到江湖义气［J］. 新东方，1998（5）.

(54) 韩云波. 侠与侠文化的自由思想［J］. 天府新论，1996（1）.

(55) 杨经建. 侠文化微探［J］. 中华文化论坛，2003（2）.

(56) 章培恒. 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J］. 复旦学报，1994（3）.

(57) 陈双阳. 中国侠文化流变试探［J］. 中山大学学报，1996（4）.

(58) 凌云岚. 现代文学中的侠文化——现代文人的文化改造思路［J］. 中国文学研究，2002（4）.

(59) 王继训. 漫谈汉代的侠文化［J］. 华夏文化，2002（1）.

(60) 辛田. 侠文化初论［J］. 榆林学院学报，1997（1）.

(61) 李定国. “侠文化”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4）.

(62) 刘训华. 李白诗中的侠文化及其溯源浅析［J］.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4）.

(63) 高慧芳. 文学想象中的侠与侠文化［J］. 卷宗，2014（10）.

(64) 曾美桂.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侠文化［J］. 中文信息，2017（6）.

(65) 陈夫龙. 侠文化：新文化研究视角的拓展［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1（2）.

(66) 徐斯年. 中国侠文化［J］. 西南大学学报，2014（6）.

(67) 流烟. 中国文人对侠文化解读［J］. 南北桥，2013（6）.

(68) 袁良骏. 论武侠文化［J］. 汕头大学学报，2007（1）.

(69) 周南. 浅析侠文化的核心意象［J］. 飞天，2012（24）.

(70) 张兴龙. 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对当代武侠文化的影响［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4）.

(71) 郭玉成. 武侠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J］. 武术研究，2012（11）.

(72) 矫枫. 武侠文化里的精彩世界［J］. 今日中国，2017（1）.

(73) 李峰. 论战国晚期侠士兴盛的原因［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9（29）.

(74) 张成军. 骑士文学的“名”与“实”［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75) 鲁迅. 流氓的变迁［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9）.

(76) 曲彦斌. 试论中国江湖文化［J］. 中国民间文化，1993（4）.

(77) 白天寅. 中国武侠精神浅论［J］. 新西部旬刊，2011（6）.

(78) 张蜀津. 历史情怀与武侠精神的缺失［J］. 当代电影，2013（10）.

(79) 田治国，刘桥. 武侠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存在［J］. 武术研究，2009（6）.

(80) 刘岩. 千古文人侠客梦［J］. 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1（1）.

(81) 蔡宝忠. 小议侠客的基本特征［J］. 体育文化导刊，1998（5）.

(82) 张如安. 侠与武关系辨——与陈蓓同志商榷［J］. 体育文化导刊，1991（4）.

(83) 司红玉. 论传统武德的侠义精神［J］. 武术研究，2007（4）.

(84) 汪聚应. 唐人咏侠诗刍论［J］. 文学遗产，2001（6）.

外文

(01) Thomas Louis. Tommy Ito. Samurai：The Code of the Warrior［M］. NY：Sterling Publishing Company，2008.

(02) Turnbell，Stephen. Samurai The Story of Japan's Great Warriors［M］. London：Prc Publishing Ltd，2004.

(03) Watkins，Glenn.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Music and the Great War［M］. U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04) Högselius P.，Kaijser A.，van der Vleuten E. Introduction：Chevalier's Dream. In：Europe's Infrastructure Transition［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5.

(05) Simmons D. The Anti-Hero in the American Novel［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08.

(06) Wright W. The Wild West：the Mythical Cowboy and Social Theory［M］. Sage，2001.

(07) Teo，Stephen. Chinese Martial Arts Cinema：The Wuxia Tradition［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08) Henning，Stanley E.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Military Affai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includ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1981）：173-179.

(09) Kennedy，Brian，and Elizabeth Guo. Chinese Martial Arts Training Manuals：A Historical Survey［M］. North Atlantic Books，2005.

(10) Lai，Sufen Sophia. From Cross-Dressing Daughter to Lady Knight-Errant：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Women Warriors［J］. Presence and Presentation：Women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1999）：77-107.

(11) Yun-bo，H. A. N. “On”the New Chivalry Novels in Mainland China in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4（2004）：031.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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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侠文化发展史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中国历代著名侠客人物谱One Picture Tells You the Famous Chinese Knights-Errant

知中《以侠之名》特集·言论ZHICHINA In a Knight-Errant's Name Expressions

01 东西方文化中体现尚武精神的理想人格Ideal Characters that Embody Valiant Spirit in the East and West

0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Interview with Chen Pingyuan：Literati's Dream of Being a Knight-Errant

03 人在江湖A Knight-Errant in the Arena

04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关于侠的九个关键字The Spirits and Standards of Knight-Errant：Nine Keywords

05 侠客之祖：墨子与墨侠The Originator of Knight-Errant：Mozi and the Knight-Errant in Mohism

06 制造儒侠：文化记忆之一种Ruxia：One Type of the Knight-Errant Culture

07 《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对侠的定义Shi Ji Knight-Errant Biography：How Does Sima Qian Define Knight-Errant

08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传奇侠客的历史典故Historical Allusions of Legendary Knights-Errant

09 女侠：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Five Female Knights-Errant in Ancient Martial Arts Novels

10 游侠与刺客的区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Knights-Errant and Assassins

11 侠之没落，盗之儒化：侠文化的反面产物A Brief Probe into Chivalous Robber

12 屈服及衰亡史：法律阴影下的侠Under the Laws，They Gradually Fade Away

13 从李白看古代士人的理想人生The Ideal Life of Traditional Scholars：Take Li Bai as an Example

14 李白足迹Supplement：Footprints of Li Bai

15 古诗文中的侠文化：一箫一剑平生意Knights-Errant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16 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17 新派武侠“金古梁”Jin Yong，Gu Long and Liang Yusheng

18 中国武侠电影：不断激活，不断创造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tay Active，Stay Creative

19 陈勋奇：我的尚武精神支持我从谷底起步，继续迈向目标！Interview with Frankie Chan：Valiant Spirit Makes Me Keep Going On！

20 “二次元”世界中的侠与武林Knights-Errant in Animation，Comics，Games and Puppet Show

21 郑健和：我塑造每个角色，都会以“侠义”为本Interview with Zheng Jianhe：The Characters in My Comics，All Based on Chivalrous

22 装束复原：他们是中国古代真正的武士They are the Real Warriors in Ancient China

23 游侠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of Knights-Errant

24 剑：侠所带兵，百器之君Sword is the Most Chivalrous Weapon

25 中国古代侠的武功The Kungfu of Chinese Knights-Errant

26 胡小军：古法铸剑，以侠之名Interview with Hu Xiaojun：Forging the Sword in Ancient Way，in Name of a Knight-Errant

参考文献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