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影子帝国

——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阿根廷]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 著

刘波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比较译丛”序

序章 地下的尸骨

第一章 两个西班牙

第二章 昨是而今非

第三章 平步青云的亚尔马·沙赫特

第四章 “给我四年时间”

第五章 干涉开始

第六章 断崖

第七章 影子帝国

第八章 神魔共忌

第九章 正式帝国

结语 一体化的欧洲

附录

注释

致谢

献给我的父母，阿德里安娜和佛朗哥，感谢他们对我的教导和付出。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2015年7月5日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序章

地下的尸骨

酷吏盘踞的西班牙，

默默忍受着，

为虎作伥的命运，

然而他们本可奋起反抗，

成为烈士。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西班牙》，1965年

“西班牙与众不同”，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广告出现在世界各地。[1]这些广告是为了给一个闭关自守的专制国家吸引游客，也引来了一些渴望地中海艳阳的富裕游客。当时，西班牙被欧洲邻国排斥，但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美国国务院更关心阻止一场“红色瘟疫”降临西欧，而不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大元帅复古的专制统治。[2]

如今的西班牙，的确不一样了。以任何可量化的标准来看，西班牙都是20世纪晚期罕见的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从繁荣到萧条的房地产业大波动（因欧元区债务危机而恶化），但这也难掩它的光辉。在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后，西班牙经历了一场相对顺利的民主转型，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降低，民族领土收复主义诉求[1]逐渐减弱，无缝融入欧洲，更不用说恢复了在“伊比利亚美洲世界”的文化领先地位了。[2]今天的西班牙拥有一些全球运营最佳的公司，以及繁荣的西班牙语出版业，而西班牙语是全世界第二大被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3]尽管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经济衰退，承受着令人痛苦的高失业率，但西班牙政坛并未出现成功的反欧洲政党，这与一些邻国形成了强烈反差。即使那些梦想在加泰罗尼亚实现地区自决或独立的人，以及梦想巴斯克独立建国的人，都支持一体化的欧洲。

但是，除了成功转型为一个融入全球的现代国家之外，西班牙还有一些别的故事。久远的战争、针锋相对的不同记忆、讳于讨论的罪行，不断重新浮现，搅扰着西班牙新获得的宁静。不夸张地说，在荒凉的伊比利亚大地之下，埋藏着一些未被彻底遗忘的尸骨。人们在尸骨之上创建的社会虽已成功，但是，尸骨还是会在一些最预想不到的角落，悄悄地爬出地面。尸骨以尼采的方式不断重现，在法庭上，在政治中，在文化里。这些尸骨尽管一直被噤声，但并不沉默。

西班牙内战是75年之前发生的事。然而围绕着对这场战争的记忆，人们依然在激烈交锋。战争记忆在法律上受到质疑，在文化上受人关注，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场战争的回声，至今依然在西班牙国内外隆隆响起。[4]但是，佛朗哥究竟如何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分裂的国家之上，关于这个故事，仍有一些关键部分深埋于地底，就像在他制造的大屠杀中受害者的尸骨一样。外国的干预是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在干预中，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军队、技术和给养来到了西班牙，助佛朗哥一臂之力。本书意在揭示一场在西班牙土地上建立非正式纳粹帝国的工程，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并阐明其经济运作框架。我所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建立的“影子帝国”，与他后来试图建立的正式帝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当时德国与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派的关系，截然不同于国民军派与其另一个主要后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但佛朗哥比这两个支持他的法西斯分子要活得长得多。在他们覆灭后，佛朗哥机敏地“忘记”了所有欠他们的债，并抹去了这些债曾对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即在未来德国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严格而言，这不是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本书讲述的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战争，这必然是超越国家边界的。尽管我着重讲述西班牙、德国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也会作为重要角色被论及，从战场、会议室到银行。只有在“大萧条”时期国际体系失灵的背景下，纳粹德国才能以本书所述的方式，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获益。关于该时期柏林的国内国际政策重点，以及希特勒政权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目前学术界已有的观点都与纳粹在西班牙实施的帝国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本书的研究将揭示在纳粹时代的柏林，纳粹高层关键人物之间的分歧。当前的历史学文献通常描述德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大战，在这类描述中，许多关键人物被忽略了。

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是独特的，不仅在与英法等其他强国的行为相比时是如此，而且在与罗马实行的“法西斯主义”政策相比时，也是独特的。纳粹在西班牙的第一场国际军事冒险包含的策略不同于他们在“二战”期间试图施行于欧洲的策略。尽管希特勒最终并没有选择以西班牙影子帝国为我们了解模式来构建帝国但影子帝国为德国在欧洲扩张势力的可能方式，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反事实”猜想。在德国非正式的权力控制之下推行非正式整合，这样的做法在西班牙得到了更彻底的贯彻，比已得到深入研究的德国在巴尔干诸国的做法更彻底。与正式的、种族灭绝性的、最终昙花一现的纳粹帝国相比，这样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本有可能获得更持久的成果。

历史正在被重写。西班牙内战史正在被重新挖掘出来。一具尸骨带来了对战争期间佛朗哥党人罪行的第一次控诉。这是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的尸骨，他是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此前一直传说，他的遗骨埋在格拉纳达某个方位不明的大坟坑里，在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旁边。在内战初期，一支国民军派的杀人小分队发现了这位正躲藏着的诗人，在几天的粗暴囚禁之后，他们给洛尔卡“喝了咖啡，很多很多咖啡”，这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行刑队表示“枪决”的一种委婉用语。洛尔卡究竟是在哪里被枪杀的，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论。尽管洛尔卡与一些著名反动派[3]人物关系密切，但他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有不少男性情人，这显然对他不利。[5]70年后，要求挖掘洛尔卡遗骨的法律诉求，推进得很不顺利。此案的核心问题是佛朗哥时代结束后西班牙制定的大赦法。但在2008年，一位法官下令挖掘19位“佛朗哥主义受害者”的遗骨，包括洛尔卡的，尽管那些被指控的杀人者自身都已经死了几十年了。[6]

对西班牙自由派来说，挖掘这些遗骨只是一场漫长战争中的诸多战役之一。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在几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恢复西班牙的历史记忆。这是一场痛苦却必要的清算。历史学家搜寻了洛尔卡生命最后时刻的细节。当年，一位中学教师疑似“有幸”与这位作家一起被处决。这位教师的孙女激动不已，称她“为这一刻等了十年”。[7]但她接下来又要失望了，在被指定地点的挖掘基本没发现什么东西。

但是，难以找到的遗骨又导致主张挖掘的人遭到一场更大的挫折：下令挖掘的法官成为此案中唯一被起诉的人。[8]这位法官不同凡响。巴尔塔萨·加尔松长期与反人类罪案件打交道，其言行充满争议。1998年他控诉智利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其独裁统治期间杀害西班牙公民，这使他举世扬名。加尔松利用了伊比利亚法理学中的“普世原则”，从而使这名前独裁者在英国期间无法利用在欧盟境内的管辖权套利（jurisdictional arbitrage）。起诉后，皮诺切特在伦敦被软禁了18个月。许多学者认为，此案代表着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毕竟，皮诺切特在亲身帮助完成了智利的民主转型之后，没有被追诉罪行，最终靠着一位西班牙法官以几位默默无闻的受害者的名义起诉，才让他差一点儿真的受审。加尔松的司法能动主义带来的影响，不止于起诉这个80多岁的老朽。在其鼓舞下，许多国家都开始挑战“后独裁”时期的大赦法，如阿根廷、波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受控”的民主转型。

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班牙，加尔松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在支持者看来，他是一个寻求正义的不懈斗士。在反对者看来，他是一个多管闲事的鲁莽法官，硬是要纠缠于一段早已被选择遗忘的历史。英国法院最终认定皮诺切特的身体状况不适于受审，但这名独裁者回到智利后，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族长的秋天”[4]最终降临了。[9]

在针对拉美独裁者、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发起一系列轰动性控诉后，加尔松又把目光聚焦到了自己的祖国。针对22个公民组织提出的申请，他出具了一份68页的法律意见，认定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杀人者可以成为“反人类罪”的起诉对象，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赦免性的法令还是被控者的死亡，都不能使他们逃脱起诉。[10]他随即要求获得佛朗哥及该政权其他核心人物的死亡证明书，这是起诉的法律前提。他这么做，隐性地挑战了西班牙的大赦法。该法的初衷其实是为了保护佛朗哥政权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1977年通过的大赦法成为西班牙民主制恢复的关键。[11]因为有该法，老派的佛朗哥主义者和西班牙军人才能参与胡安·卡洛斯国王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府。[12]这在当时是一场赌博，而且从（几乎）所有角度来看，赌博都是成功的。一些佛朗哥时代的老部长很快当选任职。接下来是一场稳定的民主转型，只发生了一些颠簸。西班牙也成功融入欧洲。

当加尔松利用追查洛尔卡不幸葬身何处的事件，发动一场追究内战罪行的神圣征讨时，两个有佛朗哥主义渊源的右翼组织发起了反击。“清白之手”工会和西班牙长枪党（一个公民组织，前身为佛朗哥时代政党）提起申诉，认为加尔松此举超越职权，违反了大赦法。保守派法官卢西亚诺·瓦雷拉（Luciano Varela）表示赞同，暂停了加尔松的法官职务。公众舆论极度分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一裁决。加尔松的支持者挥舞着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代的国旗和其他标志，这个共和国就是毁于西班牙内战。

2012年初，西班牙最高法院以6∶1的裁决判定，加尔松不构成滥用职权罪。[13]但最高法院又以加尔松在另一起案件中涉及非法窃听为由，暂停他的职务。该案涉及对西班牙最大保守党人民党的腐败指控，在技术上与前述案件无关。最高法院判定，加尔松在该案的调查中使用了“只有专制社会才会使用的手段”。很少有人相信这两起对加尔松不利的案件彼此无关，但结果是明确的：被暂停法官职务后，加尔松就再也不能扰乱法律现状了。为加尔松辩护的律师抗议称，停职判决相当于“宣判职业生涯死刑”。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媒体称加尔松遭到了迫害。[14]加尔松诉至宪法法院，质疑最高法院的中立性，理由是有新证据显示，最高法院r一位法官可能与加尔松调查的政党有联系。[15]最高法院认定加尔松不构成滥用职权的判决，相当于为他调查佛朗哥时代的罪行开了绿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法官敢踏入这个雷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比喻意义上，西班牙地下的尸骨依然深埋，而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

围绕西班牙地下尸骨的斗争不仅发生在法庭上。例如，2009年3月2日，西班牙纠结的历史成了《华尔街日报》封面报道的主题。该报报道了一项立法动议，像加尔松的司法调查一样，它激发了社会分裂。[16]该法案的名称就带有不详的预示——《历史记忆法》。虽然没有直接提到1977年的大赦法，但它试图改变公众对内战与佛朗哥统治的记忆。[17]该法规定，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政府可以对旧时期无数的非法处决发布道歉书，并授予“国际纵队”队员国籍。“国际纵队”是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为与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作战而涌入西班牙。该法还发起了一场运动来清除佛朗哥时代的标志，包括轭与箭束[5]、鹰图案、街道名称和塑像。

在此几年之前，工人社会党控制的国会已经下令，把最后一尊佛朗哥塑像也移出马德里市中心。[18]该塑像以多纳泰罗16世纪的一幅骑马者画像为模本，描绘了在守城者最终投降后，胜利的佛朗哥朝马德里进军的场景。在君主立宪制建立后的30年里，该塑像仍一直耸立在马德里市中心，代表着一种对佛朗哥旧时代拒不道歉的态度，令西班牙左派恼怒不已。工人社会党政府的这一决定传递出明确信号：把佛朗哥主义彻底逐出现代西班牙的公共空间。但就像加尔松的案件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么做。当日凌晨，老佛朗哥分子举行烛光集会，抗议迁移该塑像。该塑像被放入一个政府仓库，不再公开展示，但它并未消失。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下，西班牙地下的尸骨最初不是由法院或国会挖掘的，而是由伊比利亚文化界挖掘的，对此我们也就毫不奇怪了。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一代代艺术家就已经打破了对内战罪行的沉默。像优安·曼努埃尔·色拉特这样的艺术家，给诗歌添加音乐元素，复兴了对抵抗的艺术表达，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当年为了保卫第二共和国，毕加索创作油画，聂鲁达谱写诗篇。色拉特可以说是西班牙20世纪最好的民谣歌手。为了抗议佛朗哥政府打压加泰罗尼亚语，他退出了1968年的“欧洲歌唱大赛”，这是一项欧洲流行文化的固定赛事。这一退赛事件让色拉特在故乡加泰罗尼亚声名大振。他后来宣称，他发现，被禁的语言是最好的表达工具。[19]

次年，这位音乐创作家又发起一场活动，令他举世闻名。他先是录制了一张包含12首歌曲的LP唱片，名为“献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20]马查多是内战时期的左倾诗人。该唱片用红色封皮，配有马查多的照片，这本该引起佛朗哥主义者的警惕，但不知道为什么，它逃过了审查者的眼皮。色拉特把马查多的诗改编为歌曲，令其再放光芒。这张专辑的政治宣言成分大于在艺术上向前辈致敬的成分。与洛尔卡的遭遇类似，马查多的经历也是内战期间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21]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吟唱》（Cantares）重现了马查多最著名的一首双行体诗，写于1939年他去世前夕。当时共和派已输掉了内战，像许多被打败的共和派一样，马查多徒步流亡法国。他写道：“行路者，你的足迹就是道路/只是道路，并非他物。/行路者，世上并无路/你走出了路。”[22]西班牙人知道马查多在流亡中黯然去世的事。色拉特新加的歌词与原诗交织在一起，传递出清晰的政治信息：

流落他乡的诗人死了

埋于外乡的尘埃之下，

人们听到他离去时的呼喊：

“行路者，世上本无路，

你走出了路。”

很快，色拉特自己也流亡了。1972年他把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作品改编为歌曲。这一次他没有添加任何新语。在这部专辑里，政治表达色彩最强烈的一首也许是埃尔南德斯的《洋葱摇篮曲》，一首悲伤的诗，几乎是诗人和他的家人最后的交流，因为不久后他就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统治下的众多监狱中的某个监狱里。当时，在收到妻子绝望的信后，埃尔南德斯在借来的纸上回信时，只写了一首双行体诗：

笑笑，我的儿子……

你的笑让我自由，

给我插上双翼；

驱散我的孤独，

打碎我的监狱。[23]

这些歌曲轰动一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班牙公共电视台（Televisión Española）播出的节目里，年轻的色拉特遥视远方，吟唱着埃尔南德斯的诗句。即使今天看到这些影像，也足以令人动容。当时佛朗哥已去世多年，西班牙民主生气勃勃。色拉特以歌唱诗的做法启发了后几代的艺术家，新吟游歌谣运动（trova）成为人们追忆被埋葬的过去的一种文化渠道。

近年来，这种独具西班牙特色的把缅怀与吉他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已被年轻人继承，其中的佼佼者是两位年轻的艺术家，贾维·贝尔希亚（Javier Bergia）和伊斯梅尔·赛拉诺（Ismael Serrano）。他们都明确支持加尔松发起的司法调查，以及各种唤醒公众记忆的行动。他们代表了一大群人，这些人不止于谴责佛朗哥主义的独裁，而是在更深层面上发起挑战。赛拉诺1997年创作了轰动一时的单曲《爸爸再告诉我一次》，在隐指切·格瓦拉与迷你裙的歌词之间，有这样的询问：

爸爸，再告诉我一次，为什么在这么多路障，这么多握紧的拳头，这么多流过的鲜血之后，最终，你还是什么都做不到，为什么揭去了铺路石，还是没有沙滩。[24]

这些歌词巧妙地穿插了革命派学生的口号“铺路石之下是沙滩”[6]，质疑在“受控”的民主转型之后建立的整个西班牙社会结构。[25]佛朗哥政权倾覆所留下的，远不只是铺路石之下的沙滩。

本书将以一场更早的政权倾覆为开端——西班牙的倾覆。第一章《两个西班牙》，追溯了内战期间相互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起源。1931年波旁王朝覆灭时，西班牙似乎将建立起稳固的全民民主，但民主制度导致了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在似乎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之间，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构想浮现出来：一个是自由主义、共和制、无宗教特性的西班牙，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君主制、天主教的西班牙。但是当时西班牙太穷了，在财力上承受不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冲突。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国民军派，若没有外来支援，都无法获胜。他们需要武器、给养、硬通货。尽管当时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大萧条”，但他们都找到了支援。西班牙成为“二战”之前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公开开战的唯一国家。1936—1939年，西班牙成为欧洲流血的伤口。

早在枪声响起之前，西班牙内战就已经是国际性事件了。正是纳粹德国“秃鹰军团”最先进的“容克”轰炸机、“海因克尔”轰炸机，加上意大利的空中支援，造成了格尔尼卡的惨景，此事因后来毕加索的油画而永载史册。守卫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使用美制武器反击佛朗哥的“外籍军团”，这些武器购自各国，包括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当时全球化四分五裂，西班牙人却目睹了本国暴力冲突的国际化。外来干预对国民军派有利。他们是战争的发动者，最初处于明显劣势。但各大国首都做出的外交决策逆转了共和派的优势，也削弱了共和派政府。[26]第二章同时分析巴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罗马、柏林的内部政治与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变化，以此解读各大国的外交决策。以分布在三大洲档案馆里的六种语言的史料为基础，我们现在能重现的不只是战略结果，还包括当年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流言蜚语、外交电文、抢夺盟友的争斗，以及不同人物的个人倾向。讲述到该章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决定西班牙内战最终结果的各大国决策，是在一个关键日子的24小时里做出的，即1936年7月25日。

但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到底想从西班牙得到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目的。尽管纳粹的经济与外交政策目前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估，但关于西班牙内战所受外部干预的历史记述，目前基本上仍没有变化，尤其是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27]纳粹德国在西班牙的计划展开后不久，就发生了大幅度变化，变得更加务实，也变得更有野心，远远比同样干预西班牙的德国盟友——意大利法西斯的野心大得多。1936年，时值纳粹在德国夺权三年之后，“二战”爆发三年之前，“第三帝国”的首次对外军事冒险变成了一次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演练。这绝不是我们通常提到纳粹德国时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28]事实上，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是争夺经济霸权这一德国构想的一部分。后来，当希特勒逐渐滑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当这场战争最终在波兰边界触发时，这个构想才在柏林被边缘化。[29]

这个以经济为主轴的对外扩张构想最主要的设计师也许是亚尔马·沙赫特。他个人的沉浮与德国的崛起相映成趣。第三章将回顾他的发展历程，同时大致描述在纳粹崛起之前的十年里，驱动德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争论。自俾斯麦失势以来，两个首要且相互关联的考虑，决定了德国的欧洲大陆政策；一个是对被包围的恐惧，这既关乎地缘战略也关乎经济；另一个考虑主要是，在俾斯麦这个战略大师下台之后，如何维持他构建的微妙的欧洲均势，这个问题后来被年轻的亨利·基辛格总结为“不可追及的伟大”（unassimilated greatness）。[30]到沙赫特成为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政策委员时，德国19世纪获得的伟大胜利——普鲁士的工业化和国家统一，在20世纪初的大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与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面前，已经黯然失色。沙赫特出任德国央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行长后，放弃了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反动的国家主义。他的经济历史学派思想（以这门新兴学科的所谓德国历史传统为基础）促使他做出了这一根本性改变。当全球化四分五裂时，沙赫特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很快，整个德国也投向了希特勒。

沙赫特的个人崛起与职业升迁，反映了“大萧条”期间经济学家之间的政策争论。这位央行行长蔑视大部分经济学家，视他们为“党棍”，并相信自己能“通过纳粹来治理经济”。他的目标是重塑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经济方面支持希特勒的重整军备计划，而该计划是德国随后发生的“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可否称为奇迹至今仍有争议）。这是第四章的主题。沙赫特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掌控货币政策，并因常年代理帝国经济部而有权干预经济组织，从而在纳粹德国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大权。他不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唯一的重商主义者，但他是当时权势最大、最成功的重商主义者。我将说明，这位希特勒的“经济独裁者”如何设计了一套经济计划，该计划后来为德国在西班牙构建非正式帝国提供了条件。同时有意思的是，该计划的执行者是一些他不信任的人。

沙赫特精心打理了德国庞大的外债，重塑了德国的产业组织，并依照新重商主义的传统，使德国的外贸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因英国无力维持、美国不愿维持，自由主义的国际金融体系崩溃了，这给了沙赫特空前的运作空间。他努力将德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较不发达国家，在这些贸易关系中，德国可以凭借自身国力改变贸易条件。借鉴大英帝国的经验，这位纳粹德国的“经济独裁者”试图建立一个“经济帝国”，以弥补德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很多其他国家主义者一样，他也认为这些缺陷是《凡尔赛和约》导致的。借此，沙赫特制定了一套国家主义经济战略，这套战略不仅使纳粹干预西班牙成为可能，而且使这场干预有利可图。

希特勒援助佛朗哥打内战，最初是一个“瓦格纳式”的决策，而纳粹很快就超越了这种战略理性。第五章将梳理其具体过程。[31]纳粹政权很快开始从内战造成的混乱以及佛朗哥对纳粹的绝对依赖中寻求经济收益。罗马和柏林的法西斯提供的支持，使佛朗哥成为国民军派的首要将领。当时在沙赫特的资金支持下，德国军备生产兴盛。为了战胜对手，佛朗哥需要德制军火，但德国只在最初的短时期里免费提供。最终，纳粹对西班牙的干预变得更关乎资源，而非意识形态。从1936年9月开始，德国干预的动机就变成了经济上的，一直到西班牙内战结束。这不是说战略动机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不重要，而是因为西班牙的自然资源和相对发展阶段恰好符合沙赫特经济计划的要求。[32]第七章将深入梳理“沙赫特经济学”如何主宰了德国的西班牙政策，这是其他历史学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33]类似的情况不久后也在东欧和巴尔干诸国发生，历史学家对这些案例的研究要多得多。然而，纳粹的西班牙计划远比它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尝试更野心勃勃。这个非正式帝国用政治力量主导贸易：纳粹德国把“斯巴达化”的本土生产的产品运往西班牙，换取原材料来发展其有短板的国内产业，整个过程不需要浪费宝贵的外汇。这个交易过程是在纳粹国家机器的全面支持下，通过垄断企业完成的。以这样的方式，仅在两年时间里，且在西班牙内战的混乱状态下，德国就取代了英法两国几百年的地位，成为西班牙的第一贸易伙伴。

截至1937年年中，德国经济的主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沙赫特经济学”。在那之后，沙赫特的主要政策模式与经济构架依然大多延续了下来。然而在柏林的权力圈子里，这位央行行长曾无比鄙夷的“党棍”通过政治手腕排挤了他。尽管对西班牙的干预仍以“沙赫特经济学”为指导，但沙赫特的对手赫尔曼·戈林变成了执行人。希特勒也转而采取其他经济决策，这些决策使德国更濒临一场世界大战。第六章将详述这些决策。沙赫特离开决策层，是纳粹政权内部发生重要思想转型的一部分。这一转型放弃了基于“全球政治”[7]传统建设非正式帝国的构想，把“生存空间”理论捧上了神坛。[34]

替代沙赫特的人以种族主义伪科学为基础，动用武力向东方开拓“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35]希特勒花费的军备开支远远超过了沙赫特设定的目标。在此之前，德国经济已经过度依赖军备生产来实现增长和充分就业，在此情况下，大笔军备开支导致了一场危机。与沙赫特在柏林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西班牙推崇的帝国构建战略却很有效。

为了说明德国的西班牙计划的特殊性，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我们分别将它与另一场干预、另一个帝国进行比较。在牺牲的兵力和耗费的金钱方面，墨索里尼对西班牙的投资力度远远大于希特勒。[36]这场干预符合这位元首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37]新发现的史料揭示，意大利法西斯与西班牙叛乱密谋者之间有“共谋”。[38]可以说，这两个独裁者在西班牙战场上合作期间，这场内战以及共产主义的幽灵，使德、意结为轴心国。[39]然而，在西班牙的庞大投资，迅速消耗掉了意大利的大量资资，令其法西斯政权不堪重负。对西班牙的巨大投入，再加上墨索里尼在非洲打造帝国的计划，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使罗马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意大利法西斯的干预成果很少，尤其是在与其“轴心国伙伴”相比较的时候，后者事实上损害了意大利的利益。[40]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干预效果差异明显，印证了纳粹德国的西班牙计划的独特性，也说明这个两国轴心体系——用意大利外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的话来说——只对一方有效。[41]

要理解一个原有可能建成的帝国，就需要与后来那个建成的帝国做对比，尽管后者昙花一现。因此，第九章将对比在西班牙的非正式帝国与希特勒最终选择建立的正式帝国。1937—1945年，德国在各占领地的行为毫无章法，充满偶然性，常常互相矛盾，并一直随希特勒的个人指令而变化。奥地利和前捷克斯洛伐克被迅速纳入“第三帝国”，而更东边的新占领土沦为最激进的“生存空间”计划的试验田。纳粹帝国实施了种族主义驱动的大规模人口驱逐计划、强迫劳动，以及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在波兰和苏联境内强度尤其大。比较而言，在德国对西欧国家的占领过程中，公然的劫掠与暴力相对较少，至少在初期是这样。当“闪电战”未能迅速带来世界大战的决定性胜利时，直接掠夺的程度才提升。然而，纳粹的帝国实验在上述不同地区表现不同，只说明它相对缺乏经验，缺少事先规划，此外，集权化的纳粹统治方式加剧了管理方面的问题，长期攫取式开发所必然遇到的困难也是相关因素。我们将要看到，就潜在可持续性而言，无论是纳粹在西边还是东边建立的帝国，都无法与它在西班牙试图建立的非正式帝国相比。

第九章还将叙述德国在西班牙的霸权如何衰落，以及如何因一个此前认识不足的矛盾而终结。结合战争背景分析当时的双边往来文件表明，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大降低了纳粹要挟佛朗哥的能力。在1939年9月之后，佛朗哥及其政府才得以成功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和偿债要求。世界大战给佛朗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在债权国被消灭的情况下，债务通常就不用偿还了。纳粹德国对国民军派统治的西班牙享有的巨大债权，及其以获取资源为目标的长期投资网络，最终都化为泡影。

对于后来德国在经济上剥削欧洲大陆外围国家、迫使其服务于本土工业中心而言，在西班牙的影子帝国计划是一次预演。尽管该战略最终被放弃，德国采取了另一种远为残酷但又不那么有效的政策，但在西班牙建立的这个非正式帝国的确给德国带来过好处。一些人也许会反驳说，这样的一个帝国从未在欧洲地图上出现过。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正如约翰·加拉赫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一篇研究大英帝国的经典文章中所说的：“为经济分析考虑，把帝国史仅定义为那些在地图上被标红的帝国殖民地的历史，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42]希特勒的确曾拥有一个影子帝国，事后看来，与他最终选择的方案相比，该帝国其实提供过更有效的称霸欧洲大陆的蓝图。

我们生活在新的时代。今天，一个和平、民主、日益联邦化的欧洲面临着其先天不足的货币联盟必然带来的挑战。[43]在所谓的外围国家，民粹主义政客常常抱怨德国的主导地位，甚至明确将此与纳粹历史相提并论。但制度很少甚至可以说从来都不是预先构建的。更多时候，制度是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经济现实、社会理想与人口约束的环境中演化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很早就阐述过这个观点。随着欧洲联邦制度的演进，西班牙内战和德国试图建立经济霸权的历史应当提醒我们，除了当前变得“日益紧密的欧盟”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可能令人难以接受的欧洲一体化。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内战后，一个西班牙为祖国放弃了自由，另一个西班牙为自由放弃了祖国。今天的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对于民主的现代西班牙而言，一体化的欧洲是西班牙取得各方面成功的核心原因。欧洲支撑了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与不断加快的发展，甚至让西班牙人可以围绕本国被埋葬的历史，展开针锋相对（但最终不流血）的辩论。同样，作为理念和现实的统一“欧洲”，对于重新统一的德国和“二战”后的意大利而言，也是其政治与经济成功的关键原因。

对于纳粹德国在西班牙的计划，我的解读与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等学者的著作不同。伯利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基本没有经济方面的逻辑。[44]本书的观点也不同于马克·马卓尔（Mark Mazower）、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等人主张的“被过度决定的种族帝国”理论。[45]艾伦·米尔沃德（Alan Milward）等学者曾说明，德国对西欧国家的征服，初期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德国对西班牙的利用发生在此之前。这可以作为一个试图建立经济霸权的案例来研究，但研究这段历史的那些最好的经济史著作（Adam Tooze的作品是其中的佼佼者），基本未注意到这一点。[46]因此，本书将纳粹德国的西班牙计划置于一个崭新的比较经济学框架之下来研究，其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化的瓦解。

不过，本书首先要挑战的一个观点是，德国在西班牙的非正式帝国是一场纯粹的“失败”。不少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博学学者，如德国人汉斯-亨宁·阿本德罗特（Hans-Henning Abendroth），英国人克里斯蒂安·莱茨（Christian Leitz），西班牙人安吉尔·维纳斯（Angel Viñas）和拉斐尔·加西亚·佩雷斯（Rafael García Pérez），均持此说。[47]然而，“二战”爆发前德国对西班牙的经济渗透非常成功，由此来看，他们的说法显然夸大其词。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反事实”疑问：假如希特勒当时选择了不同的对外政策，在西班牙建立的影子帝国的可持续性将会如何？假设没有德意法西斯的干预，佛朗哥永远不可能写下他在1939年4月1日写下的话：“今天，红军已被囚禁和缴械，国民军已实现最终的军事目标。这场战争结束了。”[48]假设没有西班牙的资源，德国在1939年9月的战争准备就会差很多。意大利法西斯的情况并非如此，而只有比较德意两国对西班牙的干预才能看到这一点。西班牙内战令许多尸骨深埋于荒凉的伊比利亚大地之下，其中之一是另一种版本的德意志帝国（其实是另一种版本的欧洲一体化）。这值得被挖出来研究。

[1] 主要指直布罗陀主权收复问题。——译者注

[2] “伊比利亚”一词有多种含义，可以指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或伊比利亚文化，为简洁起见，本文中凡以“伊比利亚”作为“西班牙”同义词之处，统一译为“西班牙”。——译者注

[3] 在本书中，“反动”与“革命”对应，是一种描述方式，不一定带有贬义。——译者注

[4] 《族长的秋天》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这里比喻皮诺切特去世。——译者注

[5] 轭与箭束是长枪党徽记，佛朗哥时代的国旗上有鹰图案。——译者注

[6]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期间，示威者拆下铺路石向警方投掷，遂有此口号。——译者注

[7] “全球政治”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对外政策思想，主旨是以扩张性政策使德国成为全球殖民大国。——译者注

第一章

两个西班牙

这里躺着半个西班牙，

西班牙的另一半杀死了它。

——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

《万圣节》，《费加罗报》，1836年

普拉多博物馆是最能代表马德里的建筑，其代表性意义要大于大英博物馆之于伦敦，大都会博物馆之于纽约，也许只有卢浮宫和巴黎的关系能与之相比。不理解马德里这座首要博物馆的核心地位，游客就无法领会这座城市的布局。普拉多博物馆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外貌和亮丽、后来扩建的部分，高高耸立，抓人眼球。它所在的街道就叫普拉多街，这条街连接马德里的一条主动脉阿尔卡拉（Alcalá）街。阿尔卡拉街上有壮观的西班牙银行和建筑曲线优美的西贝莱斯广场，以及全西班牙最繁忙的阿托查火车站，铁路从那里通往欧洲各地。[1]普拉多博物馆位于马德里的心脏。它附近有丽池公园，相当于伦敦的海德公园或纽约中央公园。马德里皇家植物园也不远，那里枝繁叶茂的宁静景色，保留着西班牙波旁王朝[1]历代国王别具一格的高卢审美情趣。占地4.5万平方米的普拉多博物馆，难比卢浮宫拿破仑式的雄伟，也不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庞大，但用西班牙现代派艺术家安东尼奥·索拉的话说，它“也许算不上大而全的（博物馆），却称得上小而精”。[2]

如果说普拉多博物馆定义了马德里，戈雅就定义了普拉多博物馆。对于在人流匆匆的早晨参观的人来说，迭戈·委拉斯开兹和埃尔·格雷考的画作也许最受欢迎，但弗朗西斯科·德·戈雅才是普拉多博物馆最受重视的艺术家。戈雅展厅有不少于130幅他的作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该博物馆为这位大师的作品专设一名管理员。普拉多博物馆的主入口上方雕刻着一副面色冷峻的超大戈雅像。毫不奇怪，这个入口的名称就是“戈雅门”。

这位艺术大师最具震撼力的一组画作，也是他最后的作品，统称为“黑色绘画”。[3]这14幅壁画既触动人心又令人困扰，代表着一位浪漫派画家在被迫饱尝入侵、战争、疾病乃至放逐之苦后的转型。被逐出宫廷后，老迈耳聋的戈雅在马德里郊区一个荒凉的住所隐居下来。在这座“盲人屋”里，他创作的绘画很私密，甚至没有名字（目前所知是如此）。现在，这组画的展厅位于博物馆里距离“戈雅门”最远的一个角落，仿佛是要特意逃避戈雅雕像的目光。

进入该展厅时，多数游客的目光会立即被圆睁二目的农神吸引，农神正在吞噬他的一个儿子，以免他的子嗣以后推翻他。其他人也许会紧盯《前往圣伊西德罗的朝圣》（画于1820—1823年）里面目扭曲的教徒。然而戈雅最机敏的政治信息其实隐藏在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木棍决斗》（画于1820—1823年）里。这幅画巧妙地展示了一场注定要充满暴力的决斗，将它定格在时间中。[4]画的背景是西班牙随处可见的荒凉地貌，一名决斗者将要在对手的棍棒殴打下痛苦地死去。这是一种奇特的伊比利亚式决斗，没有盎格鲁与法兰西式决斗的严格程序，也不如其优雅。这种决斗凭借肢体的蛮力，通常打到最后，胜者也一身血腥，与死者纠缠在一起，使人难以确定谁是最终获胜者。

对于西班牙持续几百年、最终在内战中达到高潮的二元对立而言，《木棍决斗》是一个合适的隐喻。安东尼奥·马查多、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等与内战同时期的作家也曾触及这一主题。[5]“两个西班牙”代表着对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的两种对立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谁/什么是西班牙？”是波旁王朝统治的那个专制主义的天主教保守王国，还是属于自由派的那个思想自由的世俗共和国？

菲利普二世国王（也译为腓力二世或费利普二世）定做了一套传统青铜甲胄，要求在上面刻上他统治的所有领土。制成品看起来像阿喀琉斯的盾牌：一面传奇的盾牌，据荷马所述，这是赫菲斯托斯打造的，上面刻有整个世界。在16世纪90年代，菲利普统治的土地有：所有航海强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低地国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从毗邻今天加拿大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直到巴塔哥尼亚的连片美洲土地，遍及印度和南亚的贸易港口，西属东印度群岛，几内亚和北非的战略要地。他甚至因婚姻而可以对英格兰提出领土主张。要说菲利普统治的帝国是“日不落帝国”，严格来讲，千真万确。[6]

这个帝国符合菲利普的父亲查理五世的座右铭——“多多益善”（Plus ultra）。此语至今还写在西班牙的国徽上。他们统治的西班牙无远弗届。然而，两百年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大英帝国所用的通信手段和文官体系，那时还没有，所以西班牙帝国因过于庞大而难以治理。分布在各地的总督辖区接受马德里的专制控制，这套体系无法带来有效的治理。在菲利普的几位才略逊色的继任者治下，总督辖区体系变得混乱不堪、成本高昂。君主基本不受国会（Cortes）制约，并得到致力于帝国扩张的教会的支持。[7]西班牙帝国将来自其南美殖民地的贵金属耗费在失败的远征上，所用的武器是进口的，连士兵都日益依赖从外国输入。这些远征之一是菲利普“无敌舰队”的大败。他妄想征服伊丽莎白统治的英格兰，最终遭遇悲剧。西班牙国库逐渐亏空，削弱了西班牙的对外影响力，这是现代早期帝国过度扩张的一个例子。[8]与其他大帝国的衰亡类似，西班牙帝国的衰亡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军事资源投入过度，经济领先地位不断丧失。

随着西班牙对外影响力衰落，外国对西班牙事务的干涉增多。早在拿破仑颠覆欧洲均势之前，西班牙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内斗了。拿破仑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挑战，是“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后的第一次。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在一顶王冠[2]（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一个宗教（天主教）之下实现统一，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到拿破仑率领的法兰西帝国大军跨越比利牛斯山脉时，两百年的财政管理不善已令西班牙元气大伤：它只是欧洲乱局里的一枚棋子，再也不是无可置疑的世界霸主了。戈雅的画《1808年5月3日》铭刻了拿破仑士兵带来的恐怖，此画是政治艺术的一座里程碑。[9]在画上，一个纯洁的西班牙在入侵者的行刑队面前站立不倒，成为代表天主教烈士主义的经典画面。

同时，欧洲的内部战争鼓舞了西班牙各殖民地的自治运动。从1810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拉美各国的克里奥尔人赶走了波旁王朝任命的总督，转向自治。[10]启蒙思想除了渗入西班牙殖民地之外，也随着外国军队渗入伊比利亚半岛。许多为从拿破仑手中解放波旁王朝统治的西班牙而战死的人，不仅希望摆脱外国统治取得独立，还寻求深层次的国内改革。事实上，这一系列自由主义革命的真正意义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囊括母国与殖民地的历史进程，其核心目标是广义上的独立。[11]

1812年，西班牙临时政府通过自由主义的《加的斯宪法》，规定对王权和教会都要施加限制。这是一部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宪法，对固守传统的波旁王朝国王斐迪南七世构成了挑战。流亡中的斐迪南七世基本没有抵制宪法，因为他担心抵制将刺激他的臣民要求更激进的改革，而不只是建立君主立宪制。但是，在滑铁卢战役消灭了拿破仑的威胁后，斐迪南迅速废除了宪法。他的行为符合对波旁王朝诸王最著名的断言：他们“什么事情都忘不了，什么教训都学不到”。[12]

但斐迪南未能恢复旧制度，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旧制度都破产了。[13]与拉美解放运动英雄何塞·德·圣马丁类似，伊比利亚半岛的军官也投身宪政事业。在加的斯港，拉斐尔·德尔列戈（Rafael del Riego）将军发动了一场自由派兵变。他向马德里进军，一路未遇抵抗，陷入围困的斐迪南被迫在宪法上签字。但变革又是短暂的，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新成立的政府打算长期推迟改革时，斐迪南向“神圣同盟”求援，该同盟致力于捍卫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各专制君主。保守的沙俄和普鲁士都犹豫不决，而“神圣同盟”的设计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怂恿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支援他的表亲。为了阻止自由主义的蔓延，法军再次跨越比利牛斯山脉，这一次，法国用来武装自身的意识形态与拿破仑的截然相反。法国外交大臣、极端保皇派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曾深情追忆这场饱含历史元素的战争：“横跨西班牙大地，在拿破仑曾失败的地方获取胜利，在曾令伟人折戟的土地上高奏凯歌，六个月就完成了他七年未能完成的功绩，真是一场奇迹！”[14]“十万圣路易的子孙”在两笔罗斯柴尔德家族贷款的支持下，恢复了西班牙的专制君主制。[15]

斐迪南的反击成功了。但他那以对丈夫不忠闻名的女儿伊莎贝拉，仍不得不奋力维系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一些人称伊莎贝拉女王不是合法继承人，要另立斐迪南的弟弟卡洛斯。这些保王党人被称为“卡洛斯派”，该派在100年后的西班牙内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在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中，著名浪漫主义媒体人德拉腊写下了这样的话：西班牙“正在被自身的另一半折磨得奄奄一息”。不到一年后，他因被情人抛弃、对祖国失望而自杀。[16]尽管有卡洛斯派的威胁和不稳定的宪制安排，但伊莎贝拉的真正噩梦是渴望限制君权的军队宣布对她的统治（pronunciamiento）[3]，即伊比利亚版本的政变。[17]伊莎贝拉还有其他敌人：教士反对伊莎贝拉的一些措施，尤其是解放永久占有权（desamortización），即出售教会拥有的“荒地”来支撑过度的国家财政开支。[18]卡洛斯派和宗教势力的反动派军队行动不够快。加的斯又发生了一场海军兵变，最终实现1868年“光荣革命”，伊莎贝拉流亡国外。当时，欧洲北部的工业革命正在加速，西班牙却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自由派想扶立一个更可靠的王室。普鲁士“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发现了这个战略良机，他提议由一名德意志王公继承西班牙王位。不久后，这位霍亨索伦世系的王公就退出了王位竞争，但这场争议实现了俾斯麦的目标——恶化普鲁士与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关系。[19]这个“西班牙调虎离山计”为德国在普鲁士（即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助了一臂之力。在此期间，加泰罗尼亚人胡安·普里姆（Juan Prim）将军在欧洲四处寻找愿意手按一本自由主义宪法宣誓即位的君主。在19世纪70年代，这绝非易事。据引述，普里姆曾说：“在欧洲找一个支持民主的君主，就像从天堂里找一个无神论者那么难。”[20]

最终他选定了萨伏伊世系的阿玛迪奥，意大利统一者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次子。新国王抵达马德里时，普里姆恰好遇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西班牙国会门口，面对普里姆的遗体，阿玛迪奥宣誓要维护宪法。西班牙终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反动的教会认为阿玛迪奥太偏自由派，日益激进的自由派则已经开始从巴黎公社中寻找灵感，在西班牙迫切需要改革的情况下，阿玛迪奥却无法仰赖任何一方。卡洛斯派也反对他。没等阿玛迪奥适应马德里的环境，马德里就厌倦了他。1870年选举他当国王的西班牙国会，在187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当晚，下台的国王阿玛迪奥宣布，西班牙人“桀骜难治”。[21]

当时欧洲各地盛行民族领土收复运动，新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国也承诺给予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地更大的自治权。但这些动议加深了共和派与军队之间的裂痕。保守派将领越来越认为，朝联邦制发展将毁灭西班牙主权，使国家变得无法治理，还将削弱前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西班牙人再次从外部找到了解决方案：短短两周里，伊莎贝拉的儿子阿方索十二世就从英国桑赫斯特学院的受训生变成了西班牙国王。[22]他对“所有军事方面的事”都有热情，这让将领们感到高兴。在阿方索统治期间，受复兴帝国荣光的愿景诱惑，军方逐渐加入了保王党阵营。[23]

这场复辟的观念设计师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洛（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为追求稳定牺牲了现代化。尽管他很推崇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能在威斯敏斯特宫背诵他们的演讲，但他对西班牙的议会制很悲观。作为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他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衰落史的著作，并以此闻名。据广泛认为，他说过这样的话：“西班牙人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人。”[24]在此期间，卡诺瓦斯为首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交替执政。[25]但“自由派”这个称呼有误导性：他们与“保守派”的唯一区别不过是，他们相对更反教权并支持公共教育。[26]

卡诺瓦斯实现的复辟很成功：在选举进行前，报纸就能公布选举结果。[27]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造假，公众越来越不满。1891年一本比较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制度的书，总结了这种失望：“在西班牙……人们无法像法国人那样谈论一套……多数人专制的体制，也无法像在意大利和比利时那样，谈论无处不在的议会多数，而只能谈论无处不在的行政决策，以及子虚乌有的选民基础，这里只有最骇人听闻的选举腐败。”[28]最终，各党转而实施稍微含蓄一些的选票造假。例如，卡斯蒂利亚一处墓地里的所有700名死者被统计为投票给保守党。至今在一些前西班牙殖民地国家，人们还在偶尔使用这种造假手法。看起来，这些死去的人不是自由派。[29]

然而，如果没有持续的发展，稳定会化成腐朽。阿方索十三世在古巴和摩洛哥用兵，试图恢复帝国的荣光，统治精英为此欢呼。但下层并不这么看。在对腐败的国会和效忠国王的教会失去信心后，大量无地农民转而寻求又一种外来解决方案——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扎下根须。[30]像几十年前的普里姆一样，卡诺瓦斯在一次离开国会时遇刺。[31]1909年巴塞罗那爆发起义，遭到严厉的军事镇压。事后，加泰罗尼亚总督安赫尔·奥索里奥-卡拉多（Ángel Ossorio y Gallardo）在日记里吐露如下著名隐衷：“在巴塞罗那，人们不用准备革命，因为革命一直在准备之中。”[32]

“一战”期间西班牙的确享受了一场出口繁荣，对非交战国而言，这并不奇怪。但这场经济增长加速几乎没有提高下层人民的实际收入，当时西班牙穷人的贫困程度在欧洲垫底。然而，战后的经济增长却使左右两翼的边缘政治主张得到了更多支持。接着爆发了经济危机，使两极分化加剧。阿方索十三世害怕大限将至——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像他的祖先一样，他选择反动而不是革命。1923年9月13日，国王默许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将军发动政变。“理性在我们这边，因此，武力也在，尽管我们一直在有节制地使用武力……我们不应在流血面前退缩。”[33]不过，在普里莫接下来六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并没有出现政治处决。普里莫跟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但像古时候的专制者一样统治。[34]

在普里莫统治初期，低成本的外来信贷使西班牙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暂时缓解。贷款被用于改善军备，发展教育，基础设施现代化，修建豪华的电影院（普里莫的嗜好之一，也给马德里的城市面貌留下了烙印）。尽管外贸显著增长，但信贷流最终枯竭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资本市场紧跟外资的流动，而外资的退出造成了十分痛苦的影响。[35]1929年华尔街崩盘，当人们开始预感到这将带来一场全球危机时，普里莫就飞快倒台了。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呼吁成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当又一名波旁王朝的君主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时，一代新人宣布：“这个年轻、充满渴望的西班牙终于回到了多数国民手中。”[36]

几乎所有对“长19世纪”期间西班牙经济的分析都认同一点：工业化是失败的。[37]核心原因是西班牙落后的农业，进入20世纪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农业劳动力占比仍在2/3以上。当然，西班牙的自然禀赋不利于农业发展。伊比利亚半岛中央是高海拔、干燥的梅塞塔高原（meseta central），周围的滨海低地面积狭小。90%以上的国土年降雨量不及750毫米。这些都使农业精耕技术难以引进。历史上在工业革命之前，不少技术创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包括新的农田管理方式、作物轮种、重犁等，即所谓的农业革命。[38]但这些创新大多难以适应伊比利亚半岛的环境。因此，从科技方面而言，西班牙仍一直停留在古罗马时代。[39]大多数西班牙人只能勉强维持生存所需，而农业产量不仅远远低于英、法等“先发”工业国，而且低于意大利等同样的地中海国家。[40]

当西班牙试图实行农业改革时，由于政府政治上的虚弱，本来就不令人满意的农业分布结构进一步恶化，造成南部大农场过多、北部小农场过多的问题。[41]农业的落后与教育的失败交织在一起。除了一个试行博雅教育的小项目“自由教育学院”（Instituto de la Libre Enseñanza）外，西班牙的教育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小学入学人数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在其后30年里垂直下降。[42]西班牙的人力资本甚至落后于其拉丁系邻国。[43]

经济学家还普遍同意，伊比利亚式的财政不负责任也是西班牙落后的核心原因之一。[44]西班牙因1557—1696年违约多达14次而闻名，财政危机对它而言并不稀奇，但“长19世纪”期间的西班牙公共财政，用一个术语来说，是混乱不堪的。当时一位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曾说：“西班牙把旧债整合、展期、重组、重计，但很少偿还。”[45]像往常一样，财政混乱造成了恶性循环。西班牙坏账与持续赤字的负面记录，使其长期借债利率走高，对投资造成负面影响，这与20世纪晚期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这一恶性循环既是西班牙内斗的诱因，也是其结果。

一些伊比利亚经济学家论称，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以及19世纪相对开放的贸易，使其现代化努力未能如愿。[46]其他经济学家不赞同。他们在分析（公认为不太精确的）相关统计数据后认为，19世纪晚期西班牙控制的那个管理不善的帝国太小了，不可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47]数据分析也有力地表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开放贸易政策没有多大影响，只是波旁王朝复辟后立即撤销了这些政策，造成了一定影响。[48]归根结底，损害西班牙发展的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激励机制错位：保护主义政策迎合了低效但政治上有权势的农业集团的利益。此外，波旁王朝历任政府对低价食品征收进口税，即所谓的关税，试图在一个无法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实现自给。[49]

总之，西班牙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包括农业落后、人力资本管理不善、糟糕的国家财政以及保护主义。仅有的例外是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和比斯开省的冶金业，后者主要由力拓等外资控股公司掌握。但大体而言，西班牙缺乏“起飞”或“破土而出”的推动力：受保护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过低的农业收入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过少的资本积累不足以支撑工业发展。永远处在赤字状态的政府财政挤出了私人产业，而不是鼓励人们从消费转向购买资本品。[50]德拉腊有另一个超前于时代的精彩句子，他在讽刺马德里股票交易所时说“西班牙的信用”已经被埋葬在那里了，并问：“就像金字塔一样，为什么给这么小一具尸体修建这么大一栋建筑呢？”[51]那还是在1836年。

第二共和国刚成立时，西班牙处于落后状态。教育程度、工业生产、城市化和公共卫生都落后于意大利、德国几十年，更不用说英国和法国了。事实上，一些人曾说，西班牙当时已是“欧洲的一块殖民地”。[52]西班牙内战正在临近，而一个干预内战的强国将试图利用西班牙持续内斗造成的进一步经济混乱，将西班牙变成一个基本上专属于它的“殖民地”。

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930年底在《太阳报》上写的一篇评论反映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论称，波旁王朝缺乏合法性：“西班牙公民共同体的正常性已被破坏，合法历史的延续性已经断裂。”在文章结尾，他发出了加图式的号召[53]：“是我们，来自千家万户的人民，而不是政权……要告诉其他公民：西班牙人们，你们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君主制必须被摧毁。”[54]

第二共和国成立的初衷是重建政府，结束两极分化。它要向西班牙人提供一个发表异议的渠道。它要恢复知识分子渴望的社会和平与政治合法性。它要结束西班牙的“木棍决斗”。短时间里，这曾看起来有成功的可能。第一届“共和内阁”里没有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君主主义者。但尽管没有激进派，它也是多元化的。内阁首脑是前波旁王朝支持者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Niceto Alcalá-Zamora），内阁成员的背景之复杂令人称奇。多数成员是世俗派，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和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Miguel Maura)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圣地亚哥·卡萨洛斯·吉罗卡（Santiago Casares Quiroga）任海军部长，他后来成为总理。外交部长亚历杭德罗·勒鲁斯（Alejandro Lerroux）是一个腐败政客，早已放弃了他所属的激进共和党本应奉行的原则。[55]

时人嘲讽说，“国民经济部长”尼古拉·德奥维尔（Nicolau d’Olwer）作为经济学家，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56]西班牙有不让财政专家任政府高官的传统，这是一种延续。选择德奥维尔是为了取悦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但法兰西银行还是表示了对这个新政权的信任，向西班牙共和银行发放了一笔贷款。[57]

该内阁里的社会主义者的情况，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多种多样的派别。司法部长费尔南德·德洛斯里奥斯（Fernando de los Ríos）是一个布尔乔亚式的人文主义者。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者，也是强大的西班牙总工会的领导人。他曾是建筑工人，在极为血腥的1890年罢工后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58]他常被称为“西班牙的列宁”，他也努力让自己名副其实。财政部长是茵达莱西奥·普列托。与卡瓦列罗相比，他更年轻，更富魅力，但身上的无产者气质较弱，在工人运动中受欢迎的程度较低。在入阁之前，他与卡瓦列罗就有过两次意见相左。“一战”后普列托选择流亡，而不是像卡瓦列罗那样入狱。但在普里莫独裁统治期间，卡瓦列罗选择与政府合作，而普列托洁身自好。虽然在任何伊比利亚国家的政府里，负责财政都不是个好差事，但这桩差事在“大萧条”期间尤其棘手。

不过，最有趣的内阁成员也许是战争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他是塞万提斯的同乡，以辩论术和翻译伏尔泰著作闻名。用“启蒙派”来形容他也许有点过时，但他确实是一个有些过时的人。他自知长得丑，有一种天然的独处倾向。才华无与伦比的德乌纳穆诺曾这样说阿萨尼亚：他可能愿意只为了让人去读他的书就发动一场革命。西班牙内战期间，阿萨尼亚回归文学，在祖国正处于撕裂中时，出版了一本对话体讽刺小说。[59]但在1931年，阿萨尼亚正在交好运，无人能挡。他代表了自由主义模式的“后波旁”西班牙：进步主义，世俗，警惕军队。军方对他很不满意。

如果说有哪个群体对这个政府抱有希望，那就是长期受苦的农民了。[60]据伟大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记述，在共和国举行第一次选举时，有权势的地主及其被蔑称为“小少爷”（señoritos）的后代们，试图强迫他们手下的穷雇工投票给保守派候选人。在贫瘠的安达卢西亚的一座种植园，一名雇工拒绝给他的“小少爷”选定的人投票。他说：“挨饿的人是我，应该由我来做选择。”[61]

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从根本性变革到象征性变革。优先改革之一是结束强制性的宗教教育，这是世俗派长期主张的目标。梵蒂冈愿意妥协，但西班牙教士群体不愿意。佩德罗·赛古拉（Pedro Segura）大主教在一封写给教民的信中激烈抨击这一举措，并表达了对君主制的怀念。[62]他写道：“当基督王国的敌人强硬进逼时，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无动于衷。”他还在一次布道时说：“愿这个共和国受到诅咒。”[63]平时持中间派立场的司法部长费尔南德·德洛斯里奥斯也说这封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教会对共和政体的敌意”。[64]因此，政府对教会毫不让步。当时发生了一些焚烧教堂的行为，政府被认为默许纵容，这激化了双方的敌对行为。在西班牙，焚烧教堂并不只是共和国时期的现象：这象征了无产者、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是与君主、贵族、军队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教会。那些平时主张和平的自由派，也近乎在为这种行为辩解。例如，著名教师何塞·卡斯蒂里奥（José Castillejo）有如下名言：“无政府主义者毁灭了许多教堂，但在此之前，教士已经毁灭了教会。”[65]

共和派很清楚，如果有人要起来反抗他们建立的新秩序，那肯定是来自军营，而不是修道院。军队体系臃肿而落后，并拒绝承认自身的衰落。1898年时，每100名士兵就有一名将军指挥，但西班牙依然在美西战争中惨败，这很可能就是为将军太多所害。后来发生在非洲的一系列军事惨败，如安努阿勒（Annual）战役，加剧了困局。经过摩洛哥沙漠环境磨砺的西班牙人［通常称为“阿非利加人”（Africanistas），以区别于更安逸的“半岛人”（Peninsulares）］，尤其鄙视共和国，担心自己辛苦征战夺得的非洲帝国疆域一朝丧失。但西班牙真的支撑得起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吗？阿萨尼亚主持下的军队现代化意味着裁员和军人服从文官。他几乎没有军官朋友。一些措施被公认为过火：如果说改革基于年资自动升迁的做法尚可理解的话，彻底废除奖励勇敢的晋升制度，对一国军队而言，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共和政府还恢复了自由派国歌《列戈颂》。从这首国歌激昂的歌词中，可以看出共和政府面对艰巨任务的满满信心：“这样的勇气史无前例/……士兵们，祖国在召唤/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但一个可维系政府的海市蜃楼很快就开始消散了。在往常宁静的周日清晨的马德里市中心，不知为何，两群人之间的简单对喊（自由派喊“共和国万岁！”，保守派回以“国王万岁！”）引发了冲突，最终导致西班牙首要的保王派报纸《ABC报》办公室被烧毁。政府很快就陷入尴尬的处境：必须保护其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的财产。街头暴力的阴云开始集聚。当极左派在矿场、贫民窟里梦想一场革命时，右派也在宫殿、教会、兵营里密谋。

像《ABC报》办公室遇焚这样的事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931—1933年以阿尔卡拉-萨莫拉、阿萨尼亚为首的左倾共和派执政联盟和1934—1936年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简称CEDA）支持的保守派政府，都难以长期维持。当时保王党人遇到了三种不利情势：阿萨尼亚主持的军事改革；一部给予加泰罗尼亚更大自治权的法令；平时宁静的卡斯蒂尔布兰科镇发生的一场怪事，四名治安警官被残忍杀死，凶手似乎是全镇的人。[66]于是他们密谋了一场政变。1932年夏，年老而古怪的何塞·桑胡尔霍将军宣布发动政变。政变只在塞维利亚维持了几小时。后来阿萨尼亚夸口说，这场政变他早就知道，放任它发生只是为了目睹它失败。[67]

“桑胡尔霍政变”对反动派构成了灾难性打击。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经济形势也持续恶化，投资锐减。尽管共和国时期工资的增长提高了下层人民的收入，在理论上提升了国内需求，但这也损害了竞争力。出口的不断下降给贸易收支构成了压力。上述两个联合政府都试图推行深层次改革，不过是朝着彼此相反的方向。土地改革是共和派的核心政策，鉴于西班牙严峻的贫富不均，把这定为目标毫不奇怪。“土地改革署”（Instituto de la Reforma Agraria，简称IRA）代表着阿萨尼亚领导的执政联盟的一项核心计划。1932年，尽管西班牙国会批准该署成立，但保守派议员给最终的法案添加了不少修订条款，加大了其执行难度。修改之处很多，乃至于普莱斯顿（Preston）等广受尊敬的历史学家认为，阿萨尼亚政府将法案提交国会审议，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68]共和派的其他目标包括实行每周44小时工作上限和提高无地农民的法律地位。

毫不意外的是，西班牙的贵族地主发起了反抗，他们往往采取和工人运动相同的暴力手段。1934年共和国选举后，保守派试图通过让土地改革署变得复杂化、官僚化来终结土地再分配改革。[69]恰如其名的新法《农业反改革法》使再分配基本停止。[70]与此类似，把耶稣会士排除出教育体系和推广世俗化课程的进程，都因保守派的阻挠而停止。保守派甚至释放政治犯，使像桑胡尔霍这样的人可以到国外继续密谋政变。[71]地主也趁此机会大幅降低雇工工资，解雇积极参加运动的工人，甚至连代表地主的国会议员，都在提醒他们这么做的危险。这种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短视的，既加剧了通缩，又刺激下层人民在投票及其他方面发起报复。

吊诡的是，在1934年选举中，普选的实施帮助了右派。保守派政治家针对初次参选的女性选民做宣传，并取得了成效。右派完全反对激进变革，工人运动则责备共和派政府走得不够远。从1934年的选举结果中，各派各取所需：右派觉得这是一个让时光倒流的机会，工人社会党人则认为这证明了采取激进举措的必要性。令民主派沮丧的是，工人社会党的报纸也发表文章，谴责共和国与被推翻的君主制没有什么两样。[72]在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拉尔戈·卡瓦列罗破釜沉舟：“我们的党在意识形态上和战术上都是一个革命党……坚信这个政权必将消失。”这个“政权”指的就是共和国。

当拉尔戈·卡瓦列罗梦想着能让他的绰号名副其实时，温和左翼正在担心何塞·玛利亚·赫尔·罗夫雷斯（José María Gil Robles）。赫尔·罗夫雷斯是在选举中获胜的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的创始人和主谋，同情纳粹主义，喜欢被称为“老板”，就像墨索里尼被称为“领袖”、称希特勒为“元首”一样。伊比利亚领导人通常喜欢自己的形象带有一些外国寓意。赫尔·罗夫富斯模仿意大利的标语，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老板”的选举口号。[73]

1934年加入内阁的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成员里并没有赫尔·罗夫雷斯，因为总统不愿意像一年前德国总统兴登堡将权力授予希特勒一样授权给他。但他离权力也不远。在这一背景下，极左派开始为革命摩拳擦掌。10月4日，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发起一场罢工，抗议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成员进入政府。该地区一直有反叛传统，罢工很快升级为革命。[74]矿工们拥有步枪、炸药，斗志旺盛。他们成立了一系列委员会，接管了各个产业。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就占领了该地区的首府奥维耶多。他们宣布成立“阿斯图里亚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的计划包含常见的革命元素——根除贫穷、资本主义和地主。他们中最乐观的人梦想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无政府主义的传统温床出发，向马德里进军。[75]

这会成为西班牙的“红色十月”吗？视此为良机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政府的总统路易斯·康帕涅斯（Lluis Companys）在巴塞罗那发表演讲：“加泰罗尼亚人民，曾经试图背叛共和国的保王党人和法西斯势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发动了一场（暴力）夺权行动。”这番描述在事实方面并不准确，但他的方向足够明确：“在这个庄严时刻……我主持的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的一切权力，宣布成立西班牙联邦共和国加泰罗尼亚邦。”在1934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西班牙“联邦共和国”，事实上今天也没有。不过康帕涅斯至少在口头上赞同西班牙统一，表示“希望建立一个自由伟大的”共和国。康帕涅斯的行为鼓舞了分离运动。

无论是阿斯图里亚斯革命还是加泰罗尼亚独立，都是马德里不愿看到的。比阿萨尼亚保守得多的国防部长迭戈·伊达尔戈（Diego Hidalgo）不愿让征召入伍的军队去阿斯图里亚斯镇压。让西班牙年轻人朝西班牙无产者开枪，将令共和国的支持者不悦，更不用说媒体了。于是伊达尔戈召唤一名少年老成的、在北非成名的将领佛朗哥。为了夺回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政府运送久经沙场的“非洲军团”（所谓的“阿非利加人”）回国。而佛朗哥将军想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回避流血。[76]

从摩洛哥运送回国的部队中，有西班牙最精良的战斗部队“外籍军团”的士兵。该军团以法国“外籍军团”为模板，在陆军中校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 Astray）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一种伊比利亚身份。“外籍军团”身上弥漫着历史性的庄严：其编队被视为长枪大方阵（tercios），这是16世纪将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的领土收复运动中的军事单位名称。米连·阿斯特赖曾在战斗中失去一条手臂和几根手指。在他鼓舞下，该兵团发展出一种以战死为荣的文化，在后来的内战中被称为“死亡队”。[77]他手下的士兵自称“拥抱死亡的新郎”，他们的口号同样令人畏惧——“死亡万岁！”[78]他们回到西班牙本土后震动全国。[79]加泰罗尼亚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抵抗，而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遭遇，过去只有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开化使命”中才能见到。飞机轰炸、虐待，最终革命被镇压，留下成千上万的死伤者。就像1932年失败的桑胡尔霍政变一样，革命左派在1934年也失败了。

于是两个西班牙继续彼此争斗。对阿斯图里亚斯的镇压给了左翼共和派一个强有力的动员口号——抵抗“十月杀人犯”。1936年2月，中右翼执政联盟要求举行选举，借口是寻求可以更舒服地执政的多数。这是一个严重的失算。左翼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尽团结，但还是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阿萨尼亚为首的“人民阵线”。人民阵线聚集了中间派、工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选举政治中，这是罕见的现象。甚至通常对其他派别漠不关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了投票，他们渴望看到阿斯图里亚斯的同志们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一些征兆显示，这很可能是第二共和国的最后一次选举。选举四周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再次暗示要革命。他写道：“我想告诉右派，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将与盟友（阿萨尼亚为首的人民阵线）合作，但如果右派赢了，我们的工作就要加倍，不仅要在合法范围内与盟友合作，而且要加入一场已经被挑起的内战。”[80]他的措辞暗示，不用再含蓄了：“不要让他们说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们将说到做到。”[81]这位“西班牙的列宁”能说到做到吗？

2月6日，人民阵线以微弱优势击败了以西班牙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为首的国民阵线。阿萨尼亚趾高气扬地重掌政权。拉尔戈·卡瓦列罗未加入政府，但共产党人加入了阿萨尼亚政府。这是西班牙人民阵线和法国人民阵线的关键区别。拉尔戈·卡瓦列罗因为担心失去在无产者中的影响力，所以在政府之外的言辞更偏于鼓吹革命。新政府很快宣布大赦政治犯，两年前右翼政府也是这么做的。[82]这一次大赦对无政府主义者有利，换得了他们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持续时间并不长。

街头暴力不断升级。在一场“五一节”游行中，有流言说修女正在给工人子女发放有毒的糖果。[83]日头未落，愤怒的大众就烧毁了一座修道院。在西班牙各地，几十座教堂被焚毁，接着又爆发了一场大罢工。赫尔·罗夫雷斯讥嘲阿萨尼亚政府：“各工人组织很清楚他们的方向：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尽可能地暴力夺权，自上而下地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他们要持续、有效地摧毁西班牙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体系……这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崩溃……这不是为了合情合理的劳工诉求，而是要杀死资本主义生产。”[84]然而，右派已经转向另一种杀戮。看到赫尔·罗夫雷斯犹豫不决，不愿坚决抵抗共和国，一个更极端的组织赢得了如潮而至的追随者。

西班牙长枪党，一个快速扩大的初级法西斯组织，是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建立的，也威胁要“进军马德里”。其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是前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长子。如果说赫尔·罗夫雷斯是“老板”的话，何塞·安东尼奥就是伊比利亚半岛反动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他是一个激昂的演说家，醉心于让人们纪念他的父亲。在他看来，西班牙对他父亲忘恩负义。在一次重要演讲中，他用黑格尔哲学的外衣包装自己的专制主义：“祖国（西班牙）是一个‘超验综合’，是不可分割的综合体，有自身要实现的目标。”[85]像任何自以为是的反动派一样，他大肆抨击法国哲学家卢梭。尽管他显然不是柏克，但何塞·安东尼奥表示，卢梭要为法国大革命负责，法国大革命要为“最臭名昭著的浪费活力的制度”（他对民主制的称呼）负责。[86]受法西斯主义许诺的“解放”启示，他措辞讲究地问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党这种居间的有害元素？”也许时间会青睐他主张的这个贵族式、具备法西斯主义雏形的西班牙，而不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工人西班牙。但他不论如何寻章摘句，如何推崇西班牙领土收复运动、伊比利亚文化“无与伦比的荣光”，他的支持者更关心的是如何制造恐惧，而不是参加文学聚会。这是另一个渴望撕裂共和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国民的组织。

在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的革命者被释放了，但一名将领正在密谋起事。埃米利奥·摩拉与各派反自由势力展开协商，从何塞·安东尼奥的长枪党到“卡洛斯派”，后者依然拥戴他们一派的波旁王朝王位争夺者。这无愧于摩拉的绰号“导演”。他凑齐了一个隐藏在阴影里的反民主联盟，随时可以起来反抗人民阵线。在桑胡尔霍政变和阿斯图里亚斯革命相继失败后，摩拉觉得一场军队主导的政变可以成功。现在，在一个撕裂的国家里，阿萨尼亚成为总统，他的时机到来了。

与此同时，马德里局势紧张，普列托吁请政府向工人分发武器。人民阵线政府赢得选举胜利也许靠的是工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选票，但内阁要为自由派、共和派的中产阶级负责。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Casares Quiroga）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武装工人，总统阿萨尼亚表示赞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还未准备好为对付一场反叛而招致一场革命。普列托不断前往总理办公室劝说，导致卡萨雷斯·基罗加讥讽说，这不是他的办公室。但这也不是普列托的最终决定。

在这个紧张时刻，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带着一张伪造的逮捕令，将著名保王党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从家中抓走。绑架者早有预谋。他们是出于仇恨，可能也喝了点酒。他们想报复工人社会党成员何塞·卡斯蒂洛（José Castillo）之死。卡斯蒂洛是一名警察，被残忍杀害。[87]在深夜的马德里，当载着索特洛的警车驶过街头时，后座上的一名年轻工人社会党员用一把枪对准索特洛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据说杀人者很快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夸口说：“（杀害）卡斯蒂洛的犯人之一已经伏法。”[88]

枪杀索特洛不过是似乎永无休止的西班牙内斗的最新事件，但其意义非同一般。西班牙右派最聪慧、最受尊重的领导人之一一命归西，暴力进一步加剧，7月一个月就发生了200多起政治谋杀。在接下来的局势最令人困惑的时候，拉尔戈·卡瓦列罗警告他的追随者，不要与共和政府合作。他认为这个政府大限将至。与此同时，何塞·安东尼奥在马德里的一座监狱里焦急等待，看自己是被一场反动派政变解救，还是被革命派处死。[89]在布尔戈斯，摩拉将军加紧筹划他一直在努力准备的政变，尽管他越来越怀疑其成功的可能性。毕竟，死去的索特洛本是在政变后领导政府的人选之一。同时，许多军方人士犹豫要不要参加这场阴谋，包括因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而声名鹊起的佛朗哥，他这时已被心怀疑忌的政府派到巴利阿里群岛。[90]摩拉的弟弟拉蒙在拜访摩拉时，对政变在巴塞罗那成功的可能性表示疑虑，因为那里是传统的左派温床。“我毫不怀疑，你知道怎么死得像一位绅士。”摩拉冷若冰霜地回答。[91]这位“导演”知道，政变的时候到了，在政府对他们下手之前，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手下起事之前，在何塞·安东尼奥越俎代庖之前。就像《李尔王》里爱德迦说的：“人必须承受痛苦……成熟就是一切。”

总存续时间只有五年的第二共和国，正在面临第三场生存威胁。共和政体未能阻止西班牙的撕裂：1936年，受经济危机刺激，各方分歧之深史无前例。然而，西班牙太穷了，两派又旗鼓相当，因而这场内斗难以迅速分出高下。在形势不稳定的欧洲，当两个西班牙的残酷决斗达到高潮时，一场新的政治危机被触发。但山雨欲来的西班牙内战的最终结果是由欧洲各大国的中央政府决定的。令人称奇的是，各国的决定是在1936年的同一个炎热夏日里做出的。

[1] 西班牙波旁王朝的世系源于法国。——译者注

[2]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是共主，故称一顶王冠。——译者注

[3] pronunciamiento字面上的意思是“声明”，这是西班牙、葡萄牙、拉美等地常见的一种政变方式，政变军官发布声明反对现政府，类似于中华民国时期的通电起义，为简洁起见，以下均译为“政变”。——译者注

第二章

昨是而今非

憧憬中的爱情，

也许会很快到来；

但刚刚逝去的时光，

何时才能再会？

昨是而今非，

昨日不再临。[0]

——安东尼奥·马查多，《提示》（Consejos）

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被称为“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挺稀奇的称呼。[1]她是一个机敏、充满激情的共产党人，交游广泛，往上可以一直通到斯大林。她曾三次入狱，两次访问莫斯科，对于20世纪初期的革命派来说，这些都是最好的资历证明。她的言论虽然感人，但总是像在鼓动暴力。她的国会演讲成为代表西班牙共和国两极分化气氛的标志。[2]她越来越不相信议会，但在她担任议员期间发表的许多演讲中，1936年6月16日的演讲代表着西班牙正在面临的深渊。那一天，“热情之花”没有心情遵守程序。她通常攻击的右派，仍未走出当年2月选举失败的阴影。但如前所述，2月以来暴力只增未减。她说：“为了避免动荡，我们不仅要让像卡尔沃·索特洛先生这样的人为（西班牙）可能发生的事情负责任，还必须动手把所有拒绝遵守（共和）政府命令的地主关押起来。”她是指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领导的新左翼政府的动议。精英和保守派激烈反对这些动议，索特洛是他们的代表。伊巴露丽对政府的不满在于，政府还不敢做得更绝：“而在这项正义事业开始后，政府拥有的支持就会无比强大……因为西班牙人民群众将奋起反抗那些势力，委婉地说，那些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容许坐在这里（国会）的势力”。下面随即乱成一团。

“热情之花”不仅是在向右派发起挑战，她还想把阿萨尼亚朝更左的方向推。她所属的共产党人并未加入政府，他们相信，当这场民主骗局结束后，他们将掌握权力。他们同时施压要求采取激进举措，而这只会让在野的反动派变得更团结。次日，右派指责伊巴露丽的言论是导致暴力和复仇的循环、导致街头流血的原因之一。在一轮这样的暴力循环中，索特洛被杀。

“热情之花”在为人民阵线鼓与呼时，只是在执行苏联的决定，即在选举中和工人社会党人齐心协力。这样做的战略目标是，在选举中避免左翼各自为政。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前，这种状态曾助长希特勒的选情优势。[3]除了莫斯科的战术考虑外，“热情之花”也从未放弃内心深处的信念：未来的西班牙和宪法没有多大关系，却和革命有莫大的关系。几周之后，当革命和内战在全国蔓延、国民军派首次逼近马德里时，是伊巴露丽的广播讲话振奋了抵抗力量。“热情之花”在广播中表示：“绝不能让他们获胜！”这也很快成为左翼的主要战斗口号。[4]

但“他们”是谁？1936年7月17日发动政变的军官，得到了西班牙军队一些重要成员的支持（不过肯定不是全部）。支持他们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组织，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既有天主教保守主义，也有何塞·安东尼奥的长枪党法西斯主义。站在政变军官一方的还有一群具有伊比利亚特色的保王党人，他们都怀念菲利普二世年代的帝国荣光，但对于哪个世系最适于在西班牙恢复君主统治，却有严重的分歧。有的支持被流放的波旁王朝君主阿方索十三世（他知道政变谋划），有的支持卡洛斯派王位竞争者阿方索·卡洛斯。相当一部分西班牙中产阶级最终与这个成分混杂的群体站到了一起，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和“热情之花”憧憬的那种革命，让他们感到恐惧。而且，政变失利之后，在共和派统治地区实现的革命，也的确就是这些革命派曾经憧憬的样子。

一开始，“他们”似乎的确无法通过。战事拖长似乎对共和派有利，对反动派不利。[5]尽管摩拉将军苦心策划，但起事者的协调性很差。由于计划混乱、通信不畅，7月17日在摩洛哥爆发政变，到7月21日，政变才蔓延到西班牙北部一些地区。在一些城市，军官发布声明支持反叛的时间有些太晚，超过50个小时的延迟，使出奇制胜的效果彻底丧失。还有一些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犹豫。一些重要军官坚守自己忠于共和国政府的誓言，因此军队很快陷入分裂。在政变之前的几个月里，阿萨尼亚和他领导的政府一直根据有关政变阴谋的消息，提拔新人，重组军事指挥官队伍，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举动。[6]

西班牙各地的地方当局在革命派城市民兵的支持下，维持了对局势的控制，它们并不全是勉强这么做的。此前，政府官员已经武装了这些民兵。反叛爆发前夕，拉尔戈·卡瓦列罗支持共和政府的交换条件就是由政府武装工人。但事后看来，这样做削弱了共和政府的力量。事实很快将证明，民兵组织常常不稳定，有时完全不可预测。尽管民兵也仇恨国民军派，但他们对马德里的忠诚很不可靠。[7]但这桩“浮士德交易”对政府而言是必需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工会被动员起来，政变才在西班牙人口最多的一些城市迅速失败，包括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工人社会党派的全国总工会（Unión General del Trabajo），无政府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半岛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政变仅在巴塞罗那取得短暂胜利，在马德里则未成气候。大多数大城市都掌握在“反法西斯派”手中（一些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则不然）。这种情况产生的最终影响从数目对比中一望可知：到7月21日，2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依然忠于马德里，而国民军派掌握的分散土地只有11万平方英里[1]。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周边的战略产业，包括钢铁、化工、炸药等，牢牢掌握在共和政府或工人民兵武装手中。[8]阿萨尼亚为首的共和政府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

因担心遭到报复，在一些政变发生的地方，许多人随大流。例如，在巴塞罗那的空军守备队中，有很多保王党人在政变后仍对政府尽忠职守，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个一片混乱的分裂之国，唯一明确的东西是，政变根本没有像摩拉曾希望的那样取得确定性成功。[9]（他犹豫不决的弟弟拉蒙在巴塞罗那的政变未成功后自杀。[10]）

同时，共和派与法国等友好邻国之间连接畅通，可用于支付战争供给的资金也更充裕，在理论上更增加了其战略优势。共和国的资金充裕，这也许看起来有点奇怪，尤其是考虑到不久后反动派的起事威胁到马德里对其自身地盘的控制，就更是如此了。但是西班牙共和银行拥有全球第四大黄金储备，藏在马德里的一处地下室里，安然无恙。这些黄金主要是在“一战”期间积累下来的。[11]同时，政府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在理论上保证了税费的源源流入。1931年以来共和国财政持续紧张，但因为西班牙未实行金本位制，所以黄金储备未受影响。马德里控制区域内的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和公务员队伍都听命于中央。相比而言，除一些显赫贵族资助的财富外，国民军派在国内几乎没有硬通货，更不用说贵金属了。[12]同时，大部分产业和出口产能都掌握在共和派手中。和美国内战中的反对派不同，西班牙国民军派根本没有像样的央行，所以即使在他们控制的区域，依然依赖共和国发行的货币。[13]因此，当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开始时，除了一些重要富豪提供的支持外，反政府派在资金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国民军派在地理分布方面也处于劣势，他们的地盘被共和派牢牢控制的中央地带一分为二。因为政府已掐灭了海军中所有的叛乱苗头，所以政变“导演”摩拉和摩洛哥的叛军指挥官佛朗哥（他较晚加入政变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无法将西班牙最精良的部队从北非运往本土。[14]国民军派无法顺利调运精锐部队回国，因此无法像1934年那样一举镇压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加泰罗尼亚忠于共和政府，所以那里两条连接法国的铁路也在政府控制之下，而莱昂·布鲁姆总理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已在6月6日上台。[15]在意识形态方面，法国显然支持西班牙合法的宪制政府。因此，从战略和财政角度看，共和派的形势都令人乐观。

然而，7月29日，十架“容克Ju52”（德国空军闪亮的新型运输机）降落在摩洛哥，用来运送佛朗哥将军的“外籍军团”，这是西班牙最久经沙场的地面部队。同一天，意大利空军（Regia Aeronautica）的12架“萨伏亚—马歇蒂81”飞机从撒丁岛飞往摩洛哥，执行同样的任务。（虽然墨索里尼经常吹嘘他的飞机世界领先，但首批派往西班牙的战机中有三架因技术故障未能完成任务。）[16]这些德国和意大利战机未能立即对西班牙本土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毕竟，这场刚刚启幕的战争还要经历漫长的三年。但它们逆转了国民军派初期在空军方面的关键劣势：据记载，7月20日，国民军派只有40架飞机，而共和派有173架。[17]更重要的是，尽管共和派对外求援，但在整整两周时间里，并没有类似的飞机从巴黎、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飞过来。[18]

对于战机在20世纪中期的战争里的重要性，当时不仅军队系统确立了认识，而且公众也认识到了。“一战”已经预示，如果再发生大战，空军一定会扮演核心角色。但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西班牙全国仅有约400架飞机，其中包括约50架战斗机，100架侦察机和30架轻型轰炸机，大都是机龄超过十年的法制战机。[19]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善意地把共和派的空军称为“老棺材板”。[20]由此来看，这些新式德国和意大利战机代表了扭转西班牙内战力量平衡的最重要因素——法西斯干预。

1936年年中的西班牙是一个贫穷而撕裂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援不仅有效，而且是决定内战胜败的关键因素。这场将要持续数年的战争开始仅十天，大国外交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这些决策相互影响并基本上在24小时内做出），就已经埋下了共和派失败的种子。在详细阐述了西班牙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重要情况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欧洲决策网络，它构成了希特勒“影子帝国”浮现的外部环境。不幸的是，对阿萨尼亚领导的共和政府而言，马查多的诗句恰如其分：最重要的一天——1936年7月25日，代表着一场决定性的逆转。

1936年年中，各种政治倾向的西班牙人都预感到国家宪政秩序会遭遇挑战。最担忧的人中有两位：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Constancia de la Mora），一位前保守派部长的侄女，她的丈夫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Ignacio Hidalgo de Cisneros），（简陋的）共和国空军的代理首长。身为长官，西斯内罗斯和所有人一样明白空军的状况难以令人满意。德拉莫拉后来在日记中写道：“马德里像是在煎锅上……很多个夜晚，(伊格纳西奥和我)守在电话前，等着可怕的消息：马德里或其他地方的某个军营爆发反共和国兵变……伊格纳西奥去了战争部，乞求他的顶头上司战争部长兼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采取行动。但卡萨雷斯笑着说：‘你是个多虑的人，西斯内罗斯。’”[21]

但西斯内罗斯是个明察现实的人。最新资料显示，自7月10日的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以来，政府一直知道有人在图谋政变。但政府决定效仿1932年的成功策略：让政变自生自灭。然而，事实证明，此一时，彼一时。当政变爆发时，总理卡萨雷斯·基罗加递交辞呈。阿萨尼亚总统请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组阁，希望他能在工人社会党的支持下，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这个希望落空了：西班牙各地的军营一个接一个发生反共和政府的兵变，而工人又带着革命要求发动了罢工。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一直预言要发生这样的事，但整个7月，他仍坚持不加入政府，而这只会给共和国体制造成伤害。在西班牙各地，一场漫长冲突的种子萌芽。讽刺的是，军人反叛本是要阻止革命，其实却触发了革命。

阿萨尼亚接着让何塞·希拉尔组阁。希拉尔是他的朋友，民主派的前部长。希拉尔的任务无比艰巨：一方面要劝说摩拉和其他将领放弃政变，另一方面要准备与他们作战。[22]希拉尔很快与政变方接触，同时他很清楚万一谈判破裂，应该去找谁帮忙。他作为总理发出的第一份外交电文是写给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的一封私人信件。这份电报甚至没有加密，既简短又沉重：“我们惊遇一场危险的军事政变。（我）请求您安排武器和飞机支援。兄弟般的希拉尔。”[23]这位新总理以如此非正式的方式写下这封信有其道理：显然，他觉得布鲁姆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肯定会全力配合。

布鲁姆7月20日早晨接到这份电报。他感到沮丧但不惊奇，因为希拉尔说的已经不是新闻了。两天前的7月18日下午，布鲁姆正与一个教师工会代表团在马提翁宫举行会议。这豪华的环境也许与一位社会党总理的风格不符，但布鲁姆领导的政府在上台后动荡的数周里的关键成绩，都是在这里完成的。[24]正当布鲁姆努力实现又一场与工会分子打交道的胜利时，法国驻西班牙大使让·埃尔贝特（Jean Herbette）的一份急电打断了会议。“（昨天）晚上，马德里方面已知晓，在（摩洛哥的）梅利利亚发生了一场军人反叛。”这位保守派大使写道。“西班牙政府已联系不到指挥官罗密奈勒斯（Romenales），摩洛哥东部的（军队）首长，以及驻摩洛哥的文职长官。”[25]看电报时，布鲁姆已显露出不快。关于西班牙局势不稳的流言无处不在。但是当天早上，他还见过一位拜访他的西班牙法学家，向他保证局势“好得不得了”。但这位法学家并不知道，拂晓之前，西属摩洛哥兵营已爆发反共和政府的兵变。即使放在7月18日下午，布鲁姆也算晚得到消息的人。拜访马提翁宫的工会代表惊奇地发现，这位总理竟然不知道西班牙爆发了危机。报纸《巴黎正午》（Paris-Midi）已在一篇报道中将此事称为一场“军事”暴动。布鲁姆在仔细品味完电报后说的话表示，他明白这件事对欧洲、对他的政府和对他本人，都极为重要。他说：“如果我们成功，将没有人能说时势站在我们这一边！”[26]

布鲁姆说得如此辛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在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斗士，认识了让·饶勒斯。饶勒斯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社会党人和反战领袖，被许多法国人视为米拉波以来最好的演讲家。[27]他们在《人道报》（L’Humanité）成为密友。“一战”爆发前夕，一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枪杀饶勒斯，随后布鲁姆成为他的政治继承人。在审判凶手的法庭上，布鲁姆赞颂他的导师：“对他而言，社会主义超越了人的共和国，是万事万物的共和国。”[28]毫无疑问，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理想主义的。布鲁姆耐心而多产，他的目标是取得饶勒斯没有取得的东西——权力。他担任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Le Populaire）的编辑长达十年，缓慢但稳扎稳打地成了法国左派的代表，并最终成为其领袖。

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布鲁姆是法国右派的眼中钉。在距离关键的1936年选举仅几周的时候，他几乎被一伙暴徒殴打致死。这伙人属于“国王的卡美洛”（Camelots du Roi），一个边缘的保王派组织，与查尔斯·毛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关系密切。[29]他们所属的人群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亨利·德凯瑞里斯（Henri de Kérillis）在《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上写的刻薄社论。就像西班牙的情况一样，这样的暴力升级可以被解读为，这反映了议会选举前夕反动派的绝望。至少在法国，共和国的完整性从未遭到公开挑战。但情况似乎并不总是这样。法国保守派分散，无法组成一个有效的联盟对抗人民阵线。人民阵线囊括了布鲁姆领导的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并首次吸纳了共产党人。在法国选举前一个月，德凯瑞里斯对西班牙的选举感到担忧。“这两个国家的形势和政治架构显然很相似，”当看到阿萨尼亚正在取得胜利时，他这样写道：“今天的西班牙就是我们的小白鼠，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最严重的警报。”[30]这一次，巴黎把马德里视为风向标。

与四分五裂的右派不同，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提出了一套清晰的改革日程。政治方面，它承诺将战争相关产业国有化，解散法西斯主义团体（其成员几乎打死了社会党领导人，足以说明其猖獗程度），扩大义务教育范围。但人民阵线最吸引选民的是它的经济计划。布鲁姆许诺减少每周工作时长，实施具有凯恩斯主义雏形的公共建设工程（和希特勒搞的工程相似，但法国社会党人更喜欢别人将它与罗斯福新政相比），并设立全民失业保险基金。尽管没有明确宣示，但人民阵线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是逆转通缩，那是“大萧条”期间法国的紧缩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导致的。[31]这些改革中的很多项，最终成为法国福利国家的基础。布鲁姆还迎合法国人对金融家长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承诺要改革央行——法兰西银行，以提高央行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并降低“200个家族”（法兰西银行的股东、法国最富的群体）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至少可以说是一套非正统的竞选纲领。

5月3日选举日当晚，《人民报》准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头条新闻：“选举胜利了，掌权了！”[32]社会党人在大街上高唱《国际歌》。在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咖啡馆里，作家兼飞行员安德烈·马尔罗正与妻子及其他著名左倾分子坐在一起。此时的马尔罗越来越被共产主义吸引，他甚至写了一本显露存在主义风格的小说《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1933年出版），主题是失败的上海革命，并以此赢得龚古尔文学奖。在这本书里，他把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描述为“人努力成为超越人的存在”，这与布鲁姆的话相映成趣。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爆发，一名陌生人走近马尔罗那一桌，问道：“马尔罗，你现在高兴吗？”[33]

左派兴高采烈，但布鲁姆谨小慎微。像阿萨尼亚一样，他既担心反动派也担心革命。他坚持要等到宪法规定的时刻才接管政权，这激怒了一部分支持他的选民。他的最狂热支持者之一质问他：“你觉得换作是法西斯分子，他们会迟疑哪怕一分钟吗？”但布鲁姆不为所动，以免仓促导致混乱。作为当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的第一个犹太人、第一个社会党人，他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以下情况：政治不确定性；人们因强烈恐惧革命而导致反动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毁灭经济的资本外逃。“他们不会迟疑，”布鲁姆承认，“但关键是，我们不是法西斯分子。”[34]

从布鲁姆上台到西班牙危机爆发，他执政的头几周是成功的，但只有事后来看才是如此。选举惨败重新激起了右派的斗志，在恐吓精英、反复强化对经济危机的恐惧方面，他们最能干。保守派批评布鲁姆的经济观念和他的出身，这透露出法国社会不稳的一种切实征象。在布鲁姆内阁展示其政纲时，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公开质疑，在没有汇率贬值的情况下，社会开支增加会不会损害法国的出口。极右派议员哈维尔·瓦勒特（Xavier Vallat）的话富于煽动性：“我负有特殊职责高声说出所有人的心里话……最好是由一个出身于我国的人治理法国这个农民组成的国家，出身再低微也行，而不能让一个狡猾的读《塔木德》的人来治理。”[35]交易商开始试探，看法兰西银行还能不能维持金本位制，导致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工人选择不等布鲁姆通过法律就先下手为强，他们占领了工厂。法国陷于瘫痪。

但在6月初，布鲁姆巩固了权力。6月7日，他与工人达成了以总理官邸命名的“马提翁宫协议”，结束了罢工。协议暗含的涨工资措施对缓解通缩起到了促进作用。连未加入政府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在《人道报》上写道：“当主要目标实现时，罢工就应适可而止。”[36]对劳工来说这是一场胜利，但对布鲁姆来说这是一场更大的胜利。在那之后，多项改革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带薪休假的法案、每周工作44小时的法案、允许集体谈判的法案，分别在6月20日、6月21日和6月24日通过。短短几天里，法国左派就实现了他们从“一战”开始前就一直追求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果。受到鼓舞，一些人甚至期待布鲁姆政府的存续时间能超过一个完整的国会任期，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这将是了不起的成绩。[37]

几周之后，又是在马提翁宫，布鲁姆仔细琢磨西班牙政变的影响。埃尔贝特大使的电报已经给了他几天时间来思考他上任以来第一场真正的外交政策考验，而现在他又接到了希拉尔的电报。布鲁姆确信，马德里和巴黎的两个人民阵线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毕竟，它们是在仅仅相隔几个月的时间里，相继以民主方式上台的，支持它们的选民群体也是类似的。现在布鲁姆在巴黎的执政地位似乎最终稳定了下来，他曾最担心的情况却在比利牛斯山脉那边出现了。如果反动派在西班牙获胜，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就将被军国主义的敌对政权包围。西班牙叛军也将鼓舞这样的人彻底摒弃民主。布鲁姆也担心德国刚刚变得强硬的对外政策（这种担心是合理的），所以西班牙危机在国际层面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面对这场抉择，这位法国总理最终决定，虽然帮助也有危险，但不给西班牙共和国提供足够帮助，危险更大。马德里需要飞机和武器，而巴黎有这些东西，可以输送给马德里。布鲁姆愿意把这些出售给西班牙合法政府，由对方用其相当可观的黄金储备来偿还。7月20日，布鲁姆召集会议讨论这项方案，所有与此事相关的内阁成员均参加，包括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Yvon Delbos）、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航空部长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和财政部长樊尚·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布鲁姆的方案在法律方面是可行的：1935年，在布鲁姆之前执政的法国保守派政府曾与西班牙保守派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执政联盟签署过一份协议，规定在一定金额内出售武器是合法的，且该金额相当大。内阁会议上似乎没有人反对布鲁姆的方案。如果运用一些创造性的会计方法，法国援助上限还可以调得更高。科特和他的直接下属让·穆兰（Jean Moulin）几乎立刻着手推进此事。[38]身为航空部副部长的穆兰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未来法国抵抗运动的明星，他不久后就开始给西班牙共和国秘密运送武器了。他还让密友马尔罗参与此事。马尔罗曾表示，他相信“当人面对命运时，命运就结束了，人就进入了他自身”。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错过这场冒险的。[39]

但是，当7月21日凌晨布鲁姆与西班牙大使胡安·德卡德纳斯（Juan de Cárdenas）会面讨论希拉尔的电报时，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障碍。最终，这许多障碍导致他的良好意图未能实现。卡德纳斯是一个贵族外交官，是早在西班牙波旁王朝时代就派驻法国的。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更忠于国民军派而不是阿萨尼亚的共和派。他属于那种从内部破坏西班牙共和国的公务人员。[40]当时马德里很清楚，有战略意义的驻巴黎使馆的大使是一个保王党人，并已决定要用一个可靠的左翼作家来替换他。但对西班牙共和国而言不幸的是，大使交接日期定在了8月15日。会见布鲁姆时，卡德纳斯尽量拖延时间。在那个拖延只会损害共和派合法性的时候，他提议，先不要商讨任何出售事宜，等西班牙政府拿出更详细的所需物资的清单时再说。

当天早上，两名忠于政府的空军军官从马德里送来了这样一份清单。希拉尔要订购的东西不多：20架现代化的“波特兹540”轰炸机，1000支“勒贝尔”步枪，25万发机枪子弹等。[41]这使卡德纳斯处于尴尬境地：假如他继续拖延，他作为国民军派同情者的身份就可能露馅。这个骑墙的大使把清单转交给了布鲁姆，但他明白，这笔交易还定不下来，还有更多的政府程序障碍需要克服。然而布鲁姆表示要履行他的承诺。同日，航空部长科特向布鲁姆和一名新的忠于马德里的西班牙代理大使、曾任部长的费尔南德·德洛斯里奥斯确认，只要内阁签字放行，大部分物资马上就能运送。虽然法国多数私营军火制造商的所有者有保守倾向，但科特以国有化相威胁，使他们改变心意，愿意卖给西班牙共和国。[42]这样一来，只要内阁明确批准，法国援助就能发出。但这还要再等一下。布鲁姆总理觉得，在拍板之前，他还得完成一场出访。

尽管法国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但布鲁姆无法在不考虑别国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武装西班牙共和国。7月23日清晨，他和外长德尔博斯一起穿越英吉利海峡参加一场会议，讨论未来英法两国与“第三帝国”的关系。无疑，这是自所谓的“三月危机”以来，协约国的首要外交考虑。[43]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派兵不受抵抗地进入了莱茵兰，从而破坏了《凡尔赛和约》的又一根支柱。尽管莱茵兰在技术上是德国领土，但根据国际法，这块地区应该维持非军事化。[44]希特勒的挑衅使英法两国担心另一场欧洲大战的爆发，而当时两国军队均未动员。两国政府都未表示出确保莱茵兰非军事化的意愿，就像他们未能阻止德国恢复征兵制（希特勒所为），也未能维护对德国重整军备的严格限制（纳粹政府索性无视这些限制）。他们辩称，民主国家的军队还未准备好。民主国家的选民和政府也不愿开战。希特勒的莱茵兰赌博当时看起来很大胆，但后来被发现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讹诈之一。“进军莱茵兰之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候，”希特勒后来宣称，“如果法国人当时进军莱茵兰，我们将不得不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当时能用的军事资源很少，连稍做抵抗也做不到。”[45]

然而当时的法国情报部门并未把这样的情报呈送给巴黎。也许更重要的是，法国政府并不确信会得到英国的支持。[46]布鲁姆之前的那届法国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发布了一份含糊其词的声明，表示英法两国的安全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很不够，但伦敦就拿出了这点东西。[47]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也受制于他领导的“国民联盟”的内部政治。在社会党人布鲁姆当选法国总理后，他变得更加两头下注，在预定的7月会议之前拒绝与布鲁姆会面。[48]于是，在法国政府将要敲定军援西班牙方案前夕，布鲁姆决定和德尔博斯一起去一趟伦敦。

尽管西班牙政变并未列入会议的正式讨论议程，而且似乎也没有得到明确磋商，但伦敦会议的最终公报表示，“欧洲各国”的第一要务是“巩固和平”。[49]考虑到西班牙正在爆发大乱，这份声明带有一丝讽刺意味。在充满艺术装饰的克拉里奇酒店里，艾登私下里找布鲁姆交流，询问向西班牙提供军售的事。相关消息早已飞快地传到了英国。有人认为，卡德纳斯或某个身在巴黎的亲政变的西班牙人已向英国驻法大使透露消息，以期“唐宁街10号”能成为一个奉行保守主义的防波堤，遏制布鲁姆的激进主义。

另一个和布鲁姆作对的外交官是法国驻英大使夏尔·科尔班（Charles Corbin）。科尔班不是卡德纳斯那样的叛徒，但他是个坚定的亲英派，以至于法国外交界高层官员戏谑地称他为“英格兰驻圣詹姆斯宫大使”。[50]而且，法国外交部要比布鲁姆保守得多，“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的公务人员也行动起来，限制这位总理的行动空间。次日早晨，他们发布声明：“不经（外交部）正式同意，不得向外国出售武器。”这无异于对急切的科特部长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提醒。[51]

根据布鲁姆后来的记述，在他告诉艾登他准备接受希拉尔的求援后，艾登的回答带着一种英式的无动于衷：“这是你的事。但我请你注意一点——要审慎。”[52]像艾登这样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也许觉得，这种措辞谨慎的警告，将令布鲁姆犹豫不决，而直接威胁反而可能推动这个法国人采取行动。最终艾登可能要为这样的规诫方式后悔。[53]在飞回国之前，布鲁姆遇到了一名法国记者，对方也询问“向西班牙卖飞机”的事。布鲁姆的意向此前已经被媒体获知。这位记者评论说，鲍德温领导的“国民联盟”政府对此不会赞同，这将使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张，而英国是法国对抗希特勒崛起的最紧密盟友。[54]但布鲁姆仍然把他的最初直觉置于协约国外交考虑之上。他说：“也许吧，但我对此并不确定。而且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将这么干。”[55]

但他真会这么干吗？回到法国后，还未下机，布鲁姆就看到了麻烦来临的信号：副总理正在跑道上等候。在布鲁姆离开的几小时里，巴黎的气氛大变。法国内阁的一名成员向德国大使约翰内斯·冯·韦尔切克（Johannes von Welczeck，一个贵族气、老派的德国外交官，在巴黎有令人生羡的人脉关系）透露，布鲁姆有意武装西班牙共和国。[56]虽然至今弄不清泄密者是谁，但布鲁姆的阁僚中不只一个像艾登一样对军援西班牙持保留意见。[57]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把西班牙共和派与社会主义革命派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混淆，而后来鲍德温政府明知故犯地加重这种混淆。[58]

根据左倾的法国报纸对形势的描述，西班牙像是在同时遭遇一场革命与一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考虑到已武装起来的西班牙工人，以及马德里虚弱的制度安排，这种描述不能说完全不准确。准不准确暂且不论，这样的媒体造势，只是使布鲁姆方案在国内遭到的反对变得更加强烈，同时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事实上，7月24日《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的头版头条是：“（本报）派出专机，今晚直击马德里革命的最初画面。”[59]该报更关心“热情之花”这样的革命派的命运，而不是摩拉的叛军。韦尔切克也把布鲁姆的计划描述为既成事实，汇报给了他在柏林的上司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Hans Heinrich Dieckhoff）。他写道：“我已通过绝密途径获悉，法国政府已明言，准备在未来几天里向西班牙政府供应大量战争物资……佛朗哥的处境可能发生决定性的恶化，尤其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政府将得到轰炸机供应。”[60]在汇报前，韦尔切克还动用了非外交渠道：他把相关细节透露给了法国反动派媒体。法军最高指挥部可能也泄露了政府的计划。[61]布鲁姆胜选后，右翼媒体一直渴望得到抨击他的素材，所以他们迅速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德凯瑞里斯在《巴黎回声报》上写得很严厉，但《法兰西行动报》（L’Action Française）更厉害。该报社论严词谴责把希拉尔列的清单递呈布鲁姆的两名西班牙空军军官，并问道：“他们想要什么？钱？枪炮？飞机？不管要什么，法国人民绝不允许犹太人布鲁姆送出去！”[62]

法国国会的议员们大声抗议起来。[63]接着，法国驻“第三帝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不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当天下午向巴黎发出急电，并在预定的内阁会议召开前一小时抵达。他传递的信息再清晰不过：“据此间看来，此前一直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法国)，将(因这笔军售而)创造一个可怕的先例。”[64]于是，法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受不了了，在内阁会议召开前召见布鲁姆。他严斥了布鲁姆，说他的行为正在把法国推向战争。[65]据一些记述，这位总统甚至掉了眼泪。勒布伦提出了又一个理由：希特勒进军莱茵兰时，法国政府并未下令总动员，那为什么西班牙发生了一场反对其本国政府的政变，法国就要冒引发欧洲大战的危险呢？他可能当时还说了，西班牙冲突是“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家里的争吵，我们对争吵双方一无所知”。勒布伦绝不孤独，另两位重要的国内利益相关者也赞同他的看法：以莫里斯·加默兰（Maurice Gamelin）为首的法国军队与德尔博斯领导的保守的外交部站在一起，都担心法国援助一场欧洲发生的“革命”，以及因此得罪伦敦。[66]法军最高指挥部认为，叛军获胜的可能性，比叛军当时的实际处境所预示的要高。[67]至少后来加默兰承认，他作为个人始终同情“勤勉、头脑清醒的职业军人”佛朗哥，当时国民军派里一名崭露头角的“亲法”领导人。[68]

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25日的内阁会议召开了，会议将决定法国对西班牙内战的介入程度。并不意外的是，科特吁请政府接受希拉尔的请求。[69]但德尔博斯、达拉第与勒布伦及反动派媒体立场相同。[70]他们辩称，这样做太危险了，而做相同表态的内阁成员之多，超出了布鲁姆的预料。辩论久拖不决，最终布鲁姆妥协了。他似乎想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表决，但他的顾问一直认为，这样做可能会断送他的政府。甚至共和派派往巴黎的两位使节也不愿让他冒这个险。[71]最终法国政府发布公报，宣布将拒绝希拉尔的请求，同时确保任何法国私人卖给西班牙的物品都不包含武器。对德洛斯里奥斯和其他身在法国的共和派人士人言，这肯定是一场可怕的意外。公报刚一发出，法国保守派外交官就开始游说外国同行，让各国就不干涉西班牙达成一致，最终形成了臭名昭著的“不干涉委员会”。同时，外交部长德尔博斯迅速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尽管希拉尔的请求是来自一个合法政府的合法请求，但德尔博斯表示，法国内阁“不想给那些或许有意向叛军供应战争物资的人提供任何借口”。[72]然而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是，布鲁姆最终选择优先维护他的政府来之不易的稳定，包括国内稳定和国际稳定。但布鲁姆内心里强烈希望支援西班牙，这早已不是秘密。德国外交官要找所谓的行动“借口”还不容易？只消拿起一份《法兰西行动报》或《巴黎回声报》就行了。[73]

在接下来的32个月的西班牙内战中，法国再也没有完全撤销其7月25日的决定——禁止向西班牙运送军用物资。该政策最重要的例外是航空部长科特的秘密出售武器和马尔罗的西班牙之行，以及对后来的共和派政府提供的一些选择性帮助。科特积极参与秘密出售武器的活动，但是，绕过正式供应渠道出售，对马尔罗、穆兰和科特来说，都极不容易。也有一些商人找经验不足的德洛斯里奥斯，表示可以向共和国出售物资，但这些人大多是出于自利动机。这些交易最终耗费了共和派太多的金钱和精力。[74]这些武器通常是有缺陷的老旧产品，假如法国政府能够提供的话，那比这要好得多，尤其是考虑到科特已经把相关产业国有化了。[75]在政府层面，法国再也没有真正介入过西班牙内战。法国的这个决定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法西斯主义干预的战略权重。[76]

一心维护其政府、在西班牙问题上处于守势的布鲁姆，后来一直坚守这一不干涉安排，甚至在意大利和德国肆无忌惮地违反协议后也是如此。[77]由于伦敦也一直未改变态度，所以布鲁姆的继任者也继续维持这项政策。[78]除一些短期和明确的例外之外，法国的边界铁路口岸也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援通过。而在法国做出决定几个月后，别国军援开始大量投入西班牙。[79]

假如布鲁姆一开始的反应略微保守一些，或者坚持早先在伦敦公开表示的态度不动摇，共和派的战争结果可能会稍好一些。然而最终，“兄弟般的”希拉尔和其他温和共和派，是7月25日达到高潮的伦敦和巴黎之间复杂决策过程的最大输家。法国不出手，西班牙共和派不得不向其他地方求援。

英国传统的战略是维持欧洲均势，避免任何大国独霸欧洲。1808年，这样的战略曾促使英军进入西班牙，在那里威灵顿第一次和拿破仑的军队交锋。但1936年的情况不同了。20世纪30年代的形势要求英国采取更圆滑的对策。绥靖主义正在伦敦兴起，从那里观察欧洲，人们会觉得，苏联和纳粹德国两个强国正在将欧洲撕裂，英国需要进行对冲，对此而言，西班牙内战不过是个小小的麻烦。当时，反共忧虑情绪高涨。[80]在这一背景下看，西班牙危机是个烦人的事情，最好是将其忽略或搁置一旁，以免这场危机推动法国人一头栽进一场欧洲大战，那从英国的角度看，既不是好事，也无法获胜。[81]因此，在对布鲁姆而言很关键的伦敦之行中，英国在官方和非官方层面都警告他，不要支援西班牙。[82]

外交文件显示，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获悉西班牙政变的时间，至少和布鲁姆一样早。英国驻西班牙大使亨利·奇尔顿（Henry Chilton）也是一个倾向于叛军的保守派职业外交官，曾就此发了一封言简意赅的电报：“我已收到报告，并经本地军事当局确认，驻摩洛哥的‘外籍军团’已起兵反叛政府。”[83]这封电报发自圣塞巴斯蒂安，巴斯克沿海地区的传统夏季高品质度假城市，于7月18日19时25分到达伦敦。但之后几天里，艾登领导的外交部虽然对此表示关注，却未做出任何决策。显然，英国的关注点在其他地方。7月23日协约国会议在伦敦召开，布鲁姆也出席了此次会议，这是英国首相鲍德温实现其愿望的最好机会，他希望德国和意大利能赞同一项全欧和平安排。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这样的努力。这次会议的潜在目标之一是实现“另一次洛迦诺”：1925年，各国达成一系列统称“洛迦诺公约”的条约，缓解了欧洲的紧张局势。[84]1936年年中，“英国决策者的首要考虑”是与法西斯独裁者保持和平，以便集中精力对付共产主义威胁。[85]西班牙危机爆发后的几天里，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在准备做出重要决策，但从艾登7月24日深夜发给驻柏林和罗马使节的长电文中，可以看出西班牙在英国政府外交政策考虑中的地位：这些电文一次也没提到西班牙政变。艾登只关心一件事：如何寻求各方保证，达成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满意的大国安排。[86]

外交部并不是在自作主张。鲍德温首相也许不怎么关心外交事务，但他也不想得罪法西斯独裁者。自1935年大选以来，重整军备在英国政府主要关注点中的地位下降了，这样的政策转变既是在迎合选民，也是在回应自由党与工党的反对意见。这暗示着，重整军备以相与法西斯独裁者的重整军备相制衡的策略，已让位于遏制策略。[87]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数周后，鲍德温在私下里说：“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疯子在那里，你不能确定任何事。但我决心要避免让这个国家陷入战争。”[88]这是一个经试验证明确属可靠的竞选策略。

欧洲媒体把正在蔓延的西班牙战争描述为一场革命与反动之战，这是导致鲍德温对艾登施压的另一个因素。艾登似乎和鲍德温一样，不愿深度介入西班牙战事，一个影响因素显然是，英国不愿它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基地受到干扰，影响通往地中海的战略要道。[89]这也符合现在已被确证的观点：在1937年年中之前，艾登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远大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90]7月22日，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此人不仅支持西班牙叛军而且狂热地投入反共和派宣传）[91]的政府向艾登的外交部问了一个很有倾向性的问题：英国将怎么“阻止共产主义在西班牙蔓延”？[92]葡萄牙“最年深日久的盟友”给出的回答，肯定让这位独裁者感到满意。[93]英国外交部助理副部长维克托·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回答：“无论在何种形势下”，英国都不会以武力干预，理由很官方：“英国政府这么做的话……将无法获得舆论支持。”[94]几天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询问（但有趣的是，其倾向性不像葡萄牙那么明显），英国保守党总督导回答说，叛军获胜对英国有利，但英国政府只能严守中立：“唯有这样才能遏制劳工骚动。”[95]行动空间变得更大、更咄咄逼人的罗马，注意到了英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都会受到的政治限制。[96]

但反对党工党（在工会运动中的势力要比在国会中大得多）还是找到了一个途径来抨击鲍德温政府，而这正是那位保守党总督导最大的担忧。尽管传统上工党反战，但早在7月20日，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就承诺要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一切可行的支持”。但除了言辞外，他能做到的很少。我们不知道，即使当时由工党执政，工党政府的做法又会有多大的区别，尤其是参考艾德礼本人在1935年竞选中的相关声明。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一个政府外的保守党人，据后来的人说，他呼吁从一开始就保持“绝对严格的中立”。[97]而在与艾登的私人信件交流中，丘吉尔说的比这还清楚得多。1936年8月9日，他显示出对实际形势的敏锐理解。“西班牙事务令我不断思索，”他在与艾登交流读书体会的间隙写道，“在我看来似乎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布鲁姆和我们一样严守中立，即使德国和意大利继续支持叛军，即使俄国给西班牙政府汇款，也要这么做。如果法国政府明确站到反对叛军的立场上，这将成为德国人和亲德派的天赐良机。”[98]这显然是一个敏锐的观点，但它也说明了共和派受到的国际孤立。

唐宁街发给外交部的指令也很严厉。鲍德温后来向他的朋友托马斯·琼斯透露：“我昨天（似乎是7月25日）告诉艾登，不能为了任何原因，无论是法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站在苏联人一边介入这场争斗。”也许这位首相对莫斯科的恐惧比他对罗马或柏林的恐惧更深。艾登继续写道：“我提醒他我两个月前听到的预言：莫斯科认为西班牙三个月内将成立共产党政府。”[99]至少部分外交部官员赞同他的观点。

另一个人也请求艾登注意鲍德温警告的那种后果，他就是西班牙驻英大使胡利奥·洛佩斯·奥利万（Julio López Oliván）。西班牙使馆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24号，一栋“摄政风格”的建筑，是西班牙在普里莫独裁时期资金宽裕的年代买下来的。从那里，洛佩斯·奥利万竭力挖阿萨尼亚政府的墙角。和西班牙驻法大使一样，他同情叛军。[100]7月27日，洛佩斯·奥利万给艾登写了一封私信，提议艾登与他们夫妻俩“在您方便的任何一天，在使馆共进午餐或晚餐，无外人在场”。[101]单从时间角度看，这也是一个迫切的请求。洛佩斯·奥利万含糊其词地表示，想和艾登讨论“与西班牙近期事件有关的紧急事务”。他还试图靠提起两人旧情来获得允准：“我明白这也许不是最合理的形式：一位大使寻求……与一位外长举行私密会谈……但我希望作为朋友，您能原谅这种程序上的不足。”不到一个月后，这位自称是艾登“朋友”的大使就从使馆正式辞职，以表示对国民军派的公开支持。[102]

像布鲁姆一样，鲍德温和艾登在制定对西班牙的政策时，首要考虑的是国内联盟政治的微妙平衡，这种民主制度下的麻烦是独裁者不需要应付的。但是，英国内阁从来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大幅度改变已阐明的观点。英国从一开始就持审慎立场，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实质性改变。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血腥报复关在共和派监狱里的“反动派”囚犯，这至少加剧了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对共和派的不信任。[103]

可以说，鲍德温在1935年大选中获胜，是因为他反对英国重整军备，尽管在一个快速重振军备的“第三帝国”面前，这么做间接削弱了英国在后来的战争中获胜的机会。[104]在绥靖主义者看来，丘吉尔一直是好战分子。丘吉尔认为鲍德温“把政党利益置于国家之上”，从未原谅过他。几年后，当上了首相的丘吉尔以独特的丘吉尔风格评价这位前首相：“我祝愿斯坦利·鲍德温平平安安，但假如他从未来到人世间的话，事情要好得多。”鲍德温的西班牙政策可以理解为符合他的反战立场，以及他更愿意对左倾的法国持骑墙态度。他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也和他差不多。从巴黎的角度看，伦敦是一个日益变得不可靠的盟友。

当意大利和德国公然无视不干涉原则的时候，英国坚守不干涉政策，避免了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边站。至少从鲍德温7月25日的警告开始，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就存在于艾登的头脑中，并被应用于西班牙问题。然而，这位外交大臣后来终于意识到，这样的平衡术并没有安抚希特勒，反而鼓舞了他。1938年2月他因此而辞职，当时已是张伯伦任首相，《慕尼黑协定》临近。“我们必须与欧美各伟大的民主国家保持亲密关系，”他在那封感人但来得太晚的辞职信里写道，“我们必须坚守我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可惜，在1936年7月25日，阿萨尼亚领导的西班牙共和国没有被认为符合这样的标准。[105]

英国的另一个关键角色也值得一提。西班牙兵变后不久，据说，第一海务大臣厄恩利·查特菲尔德（Ernle Chatfield）对一位客人表示：“佛朗哥追求的事业要比‘赤党’的高贵得多。”[106]法国海军将领弗朗索瓦·达朗（François Darlan）拜访查特菲尔德，代表法国总理布鲁姆询问英国是否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时，查特菲尔德做了类似表述。大约就在布鲁姆改变援助共和派的最初立场时，这番表态被转达给了他。查特菲尔德的观点代表英国海军的主流意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接下来英国海军的行为很不符合中立标准。西班牙叛军被允许使用直布罗陀英军基地的电话，联系他们在西班牙北部和摩洛哥的盟友，以及驻罗马和柏林的代理人，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这得到了伦敦的批准。[107]不过，尽管查特菲尔德在海军中颇有影响力，但海军的这种立场并不仅仅是查特菲尔德的保守主义造成的。[108]英国战略家担心直布罗陀英军基地的命运，这是英国在地中海的重要战略资产，这种担心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一直持续。[109]所有人都知道，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迫切希望在地中海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这是英国人反对的。最终英国将皇家海军旗舰“胡德号”战列巡洋舰部署到西班牙北部海域，向别国提醒了英国拥有的海军优势。[110]一件发生在西班牙内部的事情，似乎也影响了英国海军在内战初期的战略考量。早在7月19日，当时组织性很差的政变方已经控制了摩洛哥，希拉尔向共和派水兵发出指令，怂恿他们在海上处决军官，以免军官倒戈向佛朗哥提供其急需的运输。这场清洗进一步得罪了强大的英国海军建制派，并导致了严重后果。[111]不到一周后，英国海军拒绝共和派在直布罗陀补充燃油的请求。[112]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商业关系这个因素也不应被忽视。在内战之前，英国已是西班牙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113]受西班牙两百年的商业霸主地位所赐，英国控制着该国不低于40%的外来投资。[114]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西班牙内战造成的经济混乱，以及英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中立”政策，给另一个大国创造了进入西班牙的机会。后来，当英国在西班牙的可观投资（大部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采矿业）变成希特勒的战利品时，英国几乎立刻与佛朗哥的国民军派开始贸易谈判，以恢复与西班牙的历史性商业联系。[115]

从历史角度看，英国官方层面中立、非官方层面偏袒国民军派的做法，显然损害了共和派的利益。后来英国与佛朗哥恢复邦交，给自己带来了经济利益，这也是佛朗哥热切欢迎的。[116]从战略角度看，显然，英国决策者始终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维护欧洲稳定，而西班牙内战相比而言无足轻重。于是英国在7月24日发出了那份关于即将举行一次大国会议的公报，那是鲍德温主要关心的事。辛辣的讽刺是，正当西班牙滑入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时，公报明确吁求“巩固欧洲和平”。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受英法孤立的共和派之所以能支撑数年时间，主要原因是苏联提供的军援，以及整个内战期间组织起来的“国际纵队”。[117]在各大国中，只有苏联向共和派提供了武器、飞机和士兵，使其能维持一场像样的战争。不过据人们所知，斯大林也不满于共和派过度“防御性”的态度。当时人们觉得，共和派内部太虚弱，因而难以在战场上取胜。不过近年来，对于苏联援助西班牙的要价究竟有多高，一些史料已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深入这场正在持续的争论的细节，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与本书最有关系的只是这一点：斯大林的确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了援助，而援助肯定不是无偿的。

1936年7月25日，“红色工会国际”（Profitern）欧洲局主任加斯东·蒙穆索（Gaston Monmousseau）主持了一场与共产国际的联合会议，以决定如何援助被围困的西班牙共和国。共产国际之于苏联，相当于“外事局”（Auslandorganisation）之于纳粹德国。尽管关于这场会议的现有资料有限，但确有证据表明它发生过。会后，“红色工会国际”决定向马德里提供100万法郎，这是法国大众给西班牙同志的捐款。西班牙组建了一个共产党委员会管理这笔资金，其委员包括“热情之花”和拉尔戈·卡瓦列罗。对阿萨尼亚总统来说，苏联援助从一开始就既是福也是祸。当时众所周知的是，一些负责管理苏联援助的人期待，在国民军派叛乱被挫败后，马上就爆发一场革命。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民主国家最担心的“红色西班牙”已接近成为现实，如果它们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这一进程只会加快。整个内战期间，当西班牙各地的军营陆续宣布加入国民军派的时候，共和派的内斗却有增无减，包括共和主义者、不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受莫斯科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余的机会主义者。普莱斯顿、维纳斯等广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已巨细靡遗地记述了这些革命派暴动，在国际舆论看来，这些暴动很危险。[118]9月，身陷困境的阿萨尼亚不得不让共产党人加入共和政府，而这只是加快了暴动趋势。

比“红色工会国际”会议早几天的时候，苏联官方宣传机器，主要是《真理报》，开始为伊比利亚半岛的反法西斯斗争欢呼，这进一步使欧洲媒体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定性这场战争。由于欧洲各国政界均忧虑“赤党”，所以这一做法只是损害了共和派的国际处境。达拉第、德尔博斯等法国激进党人尤其担心，假如帮助“赤党”打赢这场战争，伊比利亚半岛就将出现一个苏维埃政权。[119]毫不奇怪，这一态势正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下怀，这两个独裁者当时都在不停地公开痛斥布尔什维主义。如前所述，英国首相鲍德温也有类似倾向。然而，正如一些伊比利亚历史学家所论，这构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各民主国家不支援马德里政府，这推动它更接近莫斯科，接着又削弱了其领导层中的温和派。一些挣扎中的马德里温和派也注意到了这一悲剧式的循环。

尽管共和派拥有大量黄金储备，财力充足，但他们很快发现，将这笔财富投入使用，困难重重。毕竟，不能投入使用的资源不能算作资源。[120]很快，共和政府被迫组织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武器偷运。在政府机构不支持又拥有自由媒体的国家，这样的行动很难掩盖。像身在巴黎的德洛斯里奥斯这样的偷运组织者，面临着重重困难：知识有限，狡猾的军火商，封闭的边界，支持叛军的法西斯干预，以及《不干涉协定》。[121]因此，与当时法西斯主义者的战略相比，他们的努力相形见绌，黯淡无光。

10月25日，当佛朗哥的“外籍军团”首次威胁到马德里时，新任共和国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和继希拉尔担任总理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将他们的黄金装船运到斯大林的苏联。[122]苏联政府坚持要求护送黄金的西班牙军官不能离开苏联。但最终清点这笔黄金的使用情况，对克里姆林宫却似乎构成了一桩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直到两年后那些西班牙人才获准回国。[123]据斯大林最亲密的心腹之一亚历山大·奥尔洛夫（Aleksandr Orlov）说，1936年底，斯大林举办了一场宴会庆祝这笔黄金的抵达，并在伏特加的刺激下说出了一番诙谐的祝酒词：“西班牙人再也看不到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耳朵。”[124]但是，正式收据上写明了西班牙人可以随时将其黄金运回国。[125]

斯大林的话也许是杜撰的，但相关问题值得探讨。围绕这笔黄金及其买到的东西，现在仍有激烈的争论。罗纳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等学者认为，斯大林手下的人事后既扭曲了汇率折算表，又最终扭曲了历史书，以夸大苏联给予共和派的支援。根据他的分析，苏联人对所售物资的定价高于其实际价值一倍以上，苏联历史书对所运物资数量的记述至少夸大了25%，从而神奇地使之看起来与佛朗哥得到的法西斯援助不相上下。所以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苏联历史学家才能主张，苏联政府确已竭尽全力避免共和派的失败。豪森（Howson）对飞机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定价过高，至少对空军物资而言是这样，这似乎暗示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126]但近年来维纳斯挑战了拉多什的计算，认为卢布的不可兑换性（及苏联实行的复汇率制）是导致价格不一致的因素之一，而且，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不同，斯大林曾多此一举地寻求西班牙共和派认可所售物资的价格。维纳斯认为，就大多数所售物资而言，没有证据证明苏联像拉多什说的那样，“背叛”了西班牙共和国。[127]

抛开这桩学术争论暂且不论，被欧洲民主国家抛弃意味着当时西班牙共和国基本上别无选择，只能向莫斯科求援。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1936年12月写给一位苏联代表的信件承认了这一点。假如没有运送黄金，苏联会不会提供支援，也是不确定的。[128]这位“西班牙列宁”很快认识到，严格来讲这不一定有利于他的个人计划。但苏联援助导致共产党的影响力在马德里上升，这对阿萨尼亚总统带来的问题是最大的，他别无选择，只能在9月让共产党人入阁。拉尔戈·卡瓦列罗是第一个入阁的，并出任总理。这一变化进一步恶化了一些外国人对共和派政府的印象。这就是“唐宁街10号”一直担心那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英国的国内政策和对法国施加的压力，都只是促使这个预言成为现实。

当伦敦和巴黎关上大门、莫斯科实施斯大林的自利战略时，能援救西班牙共和国的潜在国家还有一个——美国。但马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长期不睦。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两国有可观和不断上升的贸易往来，但双方关系从未摆脱1898年的阴影。短暂却苦涩的美西战争影响了两国的国民意识。[129]对西班牙而言，这场战争是帝国没落最明显的标志。曾经强大的帝国不再强大，连当时最能带来收入的海外领土古巴也守不住。[130]但这场危机也触发了文化复兴，涌现出一代开明的作家，称为“98一代”（Generación del'98），奥尔特加-加塞特、乌纳穆诺和马查多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呼吁文化革新，痛斥陈腐的西班牙君主制。美西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恰好相反。虽然战争期间美国也成立了一个“反帝国主义”联盟，但美国的大胜令该联盟的反帝言论显得黯淡无光，美国开始决定性地追求帝国式的外交政策。80年前提出的、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宣言”，终于在佛罗里达海岸线以南90英里的地方（指古巴）变成了真切的现实。[131]此外，美国还在太平洋舞台上获得成功，将控制力一直扩展到菲律宾和关岛这两个前西班牙领地。美西战争毁灭了一个帝国，催生了另一个帝国。

战后几十年里，美西两国一直疏远，仅有的例外或许是文化交流，以及美国对西班牙不断增长的投资，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投资最为突出。西班牙传统上是英国人主宰的市场，而这些投资代表了美国商业的崛起。[132]但除此之外，西班牙对美国来说无足轻重。1936年两个西班牙正在滑向战争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在竞选连任（他的第一次连任）。大选日是1936年11月3日，对刚刚走出“大萧条”的美国来说，国内经济复兴仍是最重要的主题。竞选过程中，罗斯福的核心承诺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对此，美国国会的共识度也不断提升，表现为《中立法案》。首批《中立法案》通过于1935年7月，禁止向任何交战国出口“武器、弹药和战争装备”。其条件之一是只有在总统宣布某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后，才能适用。同时，私营武器制造商可以在申请特别许可证后出口武器。1936年2月29日，国会决定将1935年《中立法案》延续到1937年，并增加了一个贷款禁止条款，规定政府不能通过贷款向任何交战国提供资金支持。尽管罗斯福从不怎么在意国会的制约，但他大体上赞同这一对选情有利的反战策略。西班牙爆发政变后仅一周，他在纽约的一次“肖托夸”活动[2]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著名演讲。他宣布：“我目睹过战争……我痛恨战争。”[133]像英国首相鲍德温的情况一样，反战策略（加上罗斯福的人气与温和的经济复苏）取得了回报：罗斯福赢得了523张选举人票，共和党候选人艾尔弗·兰登（Alf Landon）只有8张。这是美国历史上相差最悬殊的一次大选。

早在7月14日，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就写了一份长备忘录，阐述了马德里脆弱的政治形势。备忘录发自圣塞巴斯蒂安，当时他正和其他外交官在那里消夏。鲍尔斯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驻西班牙的各强国的使节中，他也许是最强烈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一个。他给华盛顿的备忘录写得直截了当：“除非（共和）政府积极行动，确保对法律与秩序的尊重，否则它可能变得难以立足。”[134]卡尔沃·索特洛被杀后，鲍尔斯向华盛顿主张，阿萨尼亚领导的共和国政府应当对左右两派都采取强硬行动，尤其是要阻止相互报复的升级。他总结道：“除（索特洛）之死外，人们担心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反动分子采取行动推翻政府，导致政治局势变得极其严峻。”但鲍尔斯也准确预知了美国国务院对此事的关心程度，他用邮件而不是电报发了这份备忘录。邮件7月27日才抵达华盛顿，那时战争已变成现实。[135]

不过，7月18日，当西班牙政府联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要求该公司切断所有打出马德里的电话以阻止叛军通信时，鲍尔斯向华盛顿发了一份急电：“驻马德里（使馆官员）文德林（Wendelin）经特许打来电话，告知今天中午有人要发动政变。”[136]

尽管欧内斯特·海明威等美国知识分子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等内阁成员同情西班牙共和国，但罗斯福总统不愿在国际上积极行动。他和更谨慎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立场相同。他们严守中立，专注于维护自由贸易，这不仅是要遵守国会的《中立法案》，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外交官从“布尔什维克的钥匙”的角度看待欧洲形势，这与当时英国的角度类似。[137]鲍尔斯对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批判日增，但国务院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像艾登一样，在此期间，赫尔虽也承认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但仍视之为一道抵御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的坚固堡垒。

从政变爆发前后的美国外交文件可以看出，华盛顿关心的事情除了美国公民的安全外，就是保护美国商业船队和在摩洛哥沿海地区的资产，当时佛朗哥正在那里孤注一掷地动员他的部队。[138]7月21日，美国驻丹吉尔领事请求华盛顿指示，原因是“在丹吉尔湾给西班牙战船加油正在导致一种危险局势。佛朗哥将军威胁说，如果提供补给，就将轰炸港内停泊的船只。”[139]尽管佛朗哥的战机的确轰炸了一些船只，包括美国汽船“埃克斯茅斯号”（Exmouth），但7月22日赫尔仍明确命令美国驻丹吉尔领事布莱克（Blake）不要介入。他写道：“考虑到维护国际合作以避免形势复杂化的需要，如果丹吉尔的美国国民采取任何行动为当前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补给，（华盛顿）将不予支持。”[140]也就是说，必须严守中立。

很快，围绕西班牙内战的争论在美国媒体上遍地开花，左派积极吁请向共和派提供援助。在这一环境下，8月11日，德国驻美大使、前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他因为有趣的原因被逐出柏林）给柏林发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美国大众针对“所谓德国干预（西班牙）的意图”而爆发的愤怒。他还尽职地附上了一份经过筛选的“和平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发给使馆的抗议电报”。[141]尽管美国知识分子主流呼吁支持西班牙共和派，但政界以苏联介入为由，天主教组织以共和派的反教会主义为由，要求采取审慎态度。[142]

介入西班牙内战最深的北美民主国家是墨西哥。墨西哥在20世纪头10年也发生了革命，从那时起一直是个左倾的共和国。尽管财力有限，但墨西哥政府尽其所能地向西班牙共和国运送武器，并最终成为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所在地（也是安息之所）。[14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务院扩展了《中立法案》的禁售范围，使其涵盖正在经历内战的国家，明眼人都能看出是针对西班牙的。当罗斯福提出附加一项“现购自运”条款，以便为交易留出空间时，国会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毫不意外的是，私营部门更同情叛军。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西班牙共和国订有一份供油合同，但战争一爆发，该公司就单方面废止了合同。一个无法确证但很能说明问题的故事是，亨利·福特曾对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董事长托基尔德·里伯（Torkild Rieber）说：“凭借我的卡车和你的石油，我们正在西班牙阻止共产主义。”可以确证的是，很多年后的1954年4月1日，佛朗哥政权向里伯颁发“伊莎贝拉天主教勋章”（Isabel la Católica），奖励他“为西班牙做出的贡献”。据估计在战争期间，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向国民军派提供了188.6万吨燃油，几乎都是赊购，不用提供任何担保。[144]同时，鲍尔斯的抗议无人理会。严守中立一直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但考虑到其他大国的决策，以及美国私人利益集团的行动，这项政策只是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共和派。[145]

1936年7月之后又过了30个鲜血浸透的月份，罗斯福才邀请鲍尔斯去白宫。这是一次奇怪的邀请，尤其是因为鲍尔斯早已卸去公职，在哥伦比亚大学回归教书生涯。这位前大使在椭圆形办公室还未就座，罗斯福就带着异乎寻常的严肃神情，直视他的眼睛，这样评价其政府的西班牙政策：“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你一直是对的。”[146]然而为时已晚。虽然大多数美国投资都得到了保护，但已经没有共和国可以保护了。一周之前，佛朗哥已进军马德里。就像后来那座多纳泰罗风格的雕像展示的那样，他骑着马，威风凛凛。据传闻，他这样讥笑“热情之花”：“我们通过了！”

巴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做出的战略决策，与支持“另一个西班牙”的法西斯强国的决策，恰好相反。如果说任期短暂的共和国总理希拉尔的第一份电报肯定要发向巴黎的话，国民军派先联系罗马也属意料之中。这个决定不仅源于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而且是基于意大利已有的外交政策。[147]伊比利亚学界对该问题的最新研究表明，此前一些西班牙反共分子和阴谋分子已和罗马达成协议，求援罗马也是基于这些协议。[148]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维护君主制，宽容教会，奉行军国主义，已经在一段时期里毅然决然地追求帝国化，可以说，意大利法西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诞生前就反对它。因此，国民军派期待意大利法西斯提供帮助，是很自然的事。吊诡的是，在1936年7月，正是墨索里尼此前的一些外交政策承诺，反而拖延了意大利的干涉。

墨索里尼一直有心扩大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所以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就和西班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两个独裁者一见如故。据传，阿方索十三世国王向墨索里尼介绍普里莫·德里维拉时说，这就是“我的墨索里尼”。但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伊曼纽尔三世拥有的墨索里尼是普里莫·德里维拉所不能比的。墨索里尼是个迷人的演说家，干劲十足的自大狂，自认为他既是人民的拿破仑，又是人民的耶稣基督。他结合了多种元素：反民主；稍稍升华威尔第的歌剧和邓南遮的诗而形成的浪漫民族主义，既反共又支持重工业，对罗马帝国遗产进行未来主义改造。[149]尽管普里莫·德里维拉尊崇这位罗马的独裁者，但他并没有把各种元素熔于一炉的意识形态。他更像是一个老式的“首领”，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梦想的“新人”。[150]

不出所料，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成立使罗马和马德里的关系转冷。[151]但在墨索里尼的地中海计划中，西班牙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大体上从西班牙君主制倒台开始，罗马就密切关注共和国的动态。在1932年大张旗鼓的法西斯上台十周年庆期间，罗马与西班牙保王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到了1934年3月，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策划一场反共和国政变的西班牙保王党人前往罗马，寻求墨索里尼的支持，包括道义支持和其他支持。他们的计划是把桑胡尔霍将军放出来，立他为国家元首。根据墨索里尼的指示，意大利政府提供了援助，包括硬通货、黄金，以及从机关枪到手榴弹等武器。援助条件足够简单：桑胡尔霍政府只需要“支持君主制并具有法人身份和代表性”。[152]但前往罗马的两名保王党领袖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Antonio Goicoechea）和埃米利奥·巴雷拉（Emilio Barrera）将军，都未能在国内召集到足够的支持。在保守派的右翼自治组织联合会于1934年选举中获胜后，许多反共和人士都觉得，不需要另一场政变就能实现策反。[153]毕竟，普里莫·德里维拉已经让西班牙军队声名扫地，同时由于公众对新政体充满热情，恢复君主制显得不大可行。政变计划被推迟了，但没有被取消。钱也没有归还墨索里尼。

两年后，当人民阵线获胜后，局势大变。我们现在知道，7月1日清晨，在罗马就签署了四项合同，详细列出了将运送给西班牙叛军的战争物资。这些最早的合同中有一项规定，出售12架“萨伏亚—马歇蒂81”运输机，在7月之内履行。这些飞机正是政变策划者所需要的，好用来把驻扎在摩洛哥的部队送回本土。据说银行家胡安·马奇（长期有传言说他向叛军提供资金支持）直接联系意大利的国家支持型（State-sponsored）公司，提供了这笔交易的资金。其他几份合同规定出售“菲亚特”战斗机，更多的运输机，以及武器和炸药。[154]这让广受尊敬的西班牙历史学家维纳斯猜测，罗马肯定是事先知道了政变的日期。[155]

政变策划者和罗马签订的这些合同，佛朗哥当时是否知道，至今仍不清楚。如前所述，他较晚才宣布加入政变，而且身在摩洛哥，在地理上和后勤上都远离主要的保王党政变策划者。但我们知道的是，这场未能同时行动的政变刚一发生，佛朗哥就直接派一名特使去了罗马。尽管政变刚发生不到一天，但路易斯·博林（Luis Bolín）就已证明了他的价值。作为一份主要保王党报纸的驻伦敦记者，一份重任落到他的肩上：在英国租一架飞机，把佛朗哥从巴利阿里群岛拉回来。早前阿萨尼亚总统把佛朗哥派到了那里，以确保他“远离诱惑”，即可能发生的政变。[156]博林为了掩盖任务真相，还让两名女子也坐上这架“迅龙”双引擎飞机。他们一起把摩洛哥驻军指挥官佛朗哥从巴利阿里群岛接了出来。佛朗哥到摩洛哥后就控制了“外籍军团”和“非洲军团”。[157]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很多曾跟随佛朗哥镇压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1936年7月底，他们又准备向西班牙本土进军。那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英国人，据他孙子透露的消息，不是别人，正是有“地中海海盗”之称的胡安·马奇资助了这次行动。[158]鉴于马奇在8月签订的合同中的角色，这并不令人意外。和希拉尔总理向法国求援相似，佛朗哥命令博林代表他前往“英国、德国或意大利”，竭力寻求物资供给。[159]

为了博取声名，博林先在葡萄牙停留了一下，以便让老将军桑胡尔霍继佛朗哥之后在请求支援反共和国政变的文件上签名。这个潦草得几乎看不清的签名也许是桑胡尔霍死前最后的笔迹，因为很快他就在一场离奇的飞机事故中丧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为了炫耀自己春风得意的归来，往飞机上装的行李过重。[160]博林后来常说的是，他抵达罗马后，直接前往威尼斯广场，那是墨索里尼发表长篇演讲的地方，也是其私人办公室所在地。据博林自吹自擂（也被人质疑）的自传所述，他直接和墨索里尼宅邸的门房说：“我想见领袖。”[161]

但接待他的不是墨索里尼，而是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齐亚诺不仅是全欧最少年老成的外交部长，而且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小时候住在阿根廷，后回到意大利，加入了他父亲和墨索里尼一起创建的法西斯党。[162]然后他娶了墨索里尼的女儿，从而进入了“领袖”最核心的圈子。在和这位佛朗哥的代表谈话时，齐亚诺用浓重的“港口口音”[3]称颂叛军的事业。据说他说道：“我们必须消灭地中海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这显然是把人民阵线与莫斯科相提并论。[163]当时在各个法西斯国家的首都，语言上和现实中的反布尔什维主义都在兴起。但在墨索里尼强权统治的意大利，干预必须取得这位“领袖”的允准。佛朗哥的特使不得不等待。[164]尽管有7月初签订的几份合同，但意大利几天后才同意支援。

博林意识到时间紧迫。他在佛朗哥控制的摩洛哥目睹到的情况令人不安。有关法国援助共和派计划的媒体报道更是雪上加霜。但墨索里尼没有许诺，至少在7月25日之前是这样。墨索里尼是在疑虑要不要履行7月初的合同吗？7月24日，老练的阴谋家戈伊科切亚抵达罗马，向齐亚诺解释了1934年的政变密谋者与1936年的政变策划者之间的关联。[165]人名也许变了，但目标始终如一：共和国必须被摧毁。但要打动墨索里尼，光提醒反动派密谋的前后一致性，是不够的。7月25日，墨索里尼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这场叛乱得到了资金和西班牙君主的支持，这似乎可以确保它不会像桑胡尔霍政变那样被飞快扑灭。根据一些（有争议的）说法，胡安·马奇当时也到了罗马，他提出可以提供硬通货来为身在摩洛哥的佛朗哥购买急需的运输机。这似乎和他在7月初合同中的角色相符。假如没有运输机，佛朗哥几乎不可能把他的老兵运到西班牙本土。当时共和国政府已成功扑灭了海军中发生兵变的苗头，尽管所用方式受人质疑。一些说法甚至声称，马奇购买了意大利飞机制造商“萨伏亚—马歇蒂”公司的一大笔股份。[166]无论如何，墨索里尼最终准许履行7月1日签订的支援西班牙叛军的重要合同，急需运兵的佛朗哥得到了支持。不久后，意制飞机就成为伊比利亚晴空中的常见景象。[167]。

好像来求情的人还不够多一样，墨索里尼还接到了一个老相识的电话。流亡中的阿方索十三世从奥地利的“梅特涅宫”给他打电话，吁请他支持兵变。也许对于一个像墨索里尼这样醉心于声望的人来说，从维也纳会议的策划者、欧洲五十年一遇的一流战略家的官邸里打来电话，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168]和法国的情况一样，国际层面的考虑不容忽视：在博林飞抵罗马后的几天里，意大利法西斯媒体开始模仿法国右翼报纸，报道布鲁姆的决心和“迫在眉睫”的法国干预。和任何意大利法西斯的政策一样，展示国家形象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连法国都不能抗衡，世界将如何看待意大利？和布鲁姆不同，墨索里尼不受国会质询的约束，也不必顾虑英国的反应。[169]在1936年复杂的欧洲外交博弈中，伦敦担心得罪罗马，罗马却不怎么担心得罪伦敦。[170]

从撒丁岛派12架“萨伏亚—马歇蒂81”飞机去摩洛哥支援佛朗哥的命令下达后，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如火如荼地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周里，尽管存在不干涉政策，但意大利给予国民军派的军援很多，乃至于一些学者称此为“意大利不宣而战入侵西班牙”。[171]考虑到意大利为支援国民军派提供了约7.5万部队，600架飞机和1000门火炮，这个描述不算太离谱。[172]

但我们也必须从意大利一个新发现的盟友的角度，去理解它对西班牙的干预。1935年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一场帝国式冒险，遭到国际联盟制裁，尽管制裁力度很弱，但这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通往柏林的大门。正是合作干预西班牙让这两个老对手走近，最终也对所谓的“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将看到，德意两国站在佛朗哥一方干预西班牙，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更强有力的理由。但这一对法西斯伙伴中，只有一方能从这项安排中真正获利。

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希特勒只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尝到过胜利。[173]到1936年年中，“第三帝国”已大举重整军备，视《凡尔赛和约》如无物，更不用说它还恢复了义务兵役制，退出了国际联盟，而且实际上不再支付曾令魏玛共和国不堪重负的战争赔款。3月7日，希特勒又成功实施讹诈策略，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

在1933年初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实现这些目标对德国而言完全不可想象。但希特勒不仅实现了，而且德国经济还在强劲复苏。当然，纳粹政权也有其弱点，包括与教会的冲突和脆弱的财政状况，但到了1936年，已几乎无人能挑战希特勒对权力的掌控。[174]纳粹宣传家一直宣称德国正在经历“重生”，而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看起来像是这场“重生”的高潮。这明显改变了欧洲均势。但德军出人意料地跨越莱茵河，也是1918年以来最接近触发一场新的全欧大战的事件。[175]事实证明，德国总理希特勒也明白胜利之时不可得意忘形。[176]在这场成功之后，他会放慢脚步吗？在1936年7月至1939年5月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集权化、强硬、咄咄逼人。但在1936年7月24日，这还不是确定要发生的趋势。

国民军派向德国发出的第一次求援请求，并没有发给希特勒。7月22日，博林抵达罗马的次日，佛朗哥驻摩洛哥的代表胡安·贝格韦德尔（Juan Beigbeder）向德国驻法使馆武官发出一份“十万火急的请求”，要求提供“十架可载人数尽量多的运输机”。目标很明确：把驻摩洛哥的久战精兵运回西班牙本土。[177]但贝格韦德尔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在西班牙北部，现已是“国防军政府”成员的“导演”摩拉，也试图通过德国驻里斯本公使馆联系德国私营企业。[178]

同一天，两个德国人会见了佛朗哥。一个是阿道夫·朗根海姆（Adolf Langenheim），设于马德里得土安区（Tetuán）非常小的德国公使馆负责人，一位年迈的纳粹党人。另一个是约翰内斯·伯恩哈特（Johannes Bernhardt），一位肥胖、破产的普鲁士商人，在1929年股市崩盘中失去了自己规模不大的家当。和摩拉不同，佛朗哥没有加入“国防军政府”。[179]当时叛军部队困在摩洛哥，弹药稀缺，几乎没有硬通货，又要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处境差到了极点。两人中更年轻的伯恩哈特也许嗅到了机会，所以力劝朗根海姆踏上此行，毕竟，佛朗哥等将领已经饥不择食了。[180]以后他们的胃口还会大得多，而佛朗哥肯定也明白这一点。接着，伯恩哈特就拿到了一封佛朗哥写的希望呈给“元首”亲阅的私人信件。很多年后伯恩哈特声称，他不仅读了这封信，而且其“文风很孩子气”。[181]就像伯恩哈特后来说的很多事一样，这里有相当大的自我吹嘘的成分。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这两个德国人和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官员征用了一架汉莎公司的邮递飞机，要求其将信件尽快送往柏林，这是他们在附近找到的唯一一架能飞抵柏林的飞机。[182]这架飞机要躲避恶劣的天气和共和派军队，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飞抵德国。[183]

如果由“第三帝国”外交部门负责此事的话，佛朗哥的信使也许会得到与贝格韦德尔和摩拉所得到的相同答复，或许还不如。帝国外交部[184]执行部长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在7月25日写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备忘录：“昨天（7月24日）在滕佩尔霍夫（柏林机场），两名来自西班牙叛军的官员乘坐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柏林。二人身带佛朗哥将军的指示，欲与我国政府讨论购买飞机及战争物资事宜……在此阶段，德国政府和（纳粹）党部门仍有必要继续不和这两名军官发生任何联系。如向叛军供应武器，此消息很快就会泄露。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继续彻底回避此事。”[185]在这份备忘录的原始文件上，迪克霍夫的上司、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亲笔写下了“对”“正确”两个词。他是执掌“威廉大街”的一名贵族外交官，直至当时还一直顶住压力，未加入纳粹党。[186]但这两位职业外交官当时都被蒙在鼓里。他们远离希特勒的核心决策圈，不知道就在7月25日，希特勒本人已经就刚刚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替德国选择了另一种战略。而这种战略绝不是“回避”。

纳粹党“外事局”的首脑恩斯特·威廉·博勒（Ernst Wilhelm Bohle）早已知道佛朗哥的信使在前往德国。在他的请求被外交部拒绝后，博勒通过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联系到了赫斯。[187]赫斯命令自己的私人飞机把来访者从柏林接到图林根，与他会面。当时他正在图林根他父母的度夏屋里休假。[188]博勒一开始似乎很沉默，但在他们与阿尔弗雷德的一个在外交部门工作的老同学讨论了很长时间后，赫斯觉得有必要直接给“元首”打个电话。[189]当时像赫斯这样的“老战士”在希特勒那里一言九鼎。接着“外事局”安排他们7月25日晚与希特勒会面。

希特勒当时正在拜罗伊特艺术节上，他从不错过这个以理查德·瓦格纳作品为主题的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朗根海姆和伯恩哈特抵达巴伐利亚后，心里还没底。当晚上演的激动人心的音乐剧《齐格菲》由威廉·富特文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挥。[190]听完音乐剧后，到了希特勒通常精力最旺盛的时间，他情绪高涨，迫不及待地要讨论国际政治。合理的推测是，他应该已经知道了西班牙叛军的不利处境。当天清晨德国驻马德里使馆发来的一份报告已颇有先见之明地预测，这场失败的政变将触发全面内战。该报告还称，假如共和派获胜，法国与苏联的同盟（自1935年成为现实）将得到强化，因为接下来西班牙必定出现左倾政权，甚至革命政权。根据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的回忆录，在几天前，希特勒曾表现出审慎态度，命令一定不能让德国海军出现在西班牙海域，以免触发一场国际冲突。[191]这显示了希特勒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最初想法接近于英国的想法，以及法国在7月25日之后的官方政策，而这种审慎态度在希特勒的欧洲战略考量中是罕见的。

但在决定性的7月25日夜晚之后，情况就变了。当晚参加会见的还有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时任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什么会都要参加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192]尽管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但他当晚似乎没有参加，也许已经休息了。当时房间里最了解西班牙的人是卡纳里斯，20世纪20年代他曾多次作为魏玛共和国的使节访问西班牙。[193]事实上德国海军一支关键的雏形舰队就是由卡纳里斯的直接监督，在加的斯港打造的（当时根据《凡尔赛和约》，这样做是非法的），此举还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热情欢迎。对于当晚讨论了什么，至今仍有争议，但鉴于我们现在连当晚参会者都有谁也没完全搞清楚，这也就不奇怪了。但讨论的结果是确定的。希特勒下令给佛朗哥运送物资，比佛朗哥最初要求的还多，包括20架“容克Ju52”运输机、6架“海因克尔He51S”战斗机，以及大炮等。除这些之外，德国还派了飞行员、机械师，甚至一支医疗队。[194]

这个决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希特勒做出的这个“瓦格纳式”决定不仅开启了他的第一场海外军事冒险，而且直接挑战了英法构建“一个新的欧洲和平构架”的愿望。艾登在同时间举行的伦敦会议就是以此为目的，德国外交部门也在为此努力。而且希特勒决定只援助佛朗哥，这让“导演”摩拉想步他弟弟的后尘（自杀）。当时西班牙“国防军政府”刚成立数天，希特勒完全置之不理，这就立竿见影且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叛军领导层的格局。几乎无可置辩的是，如果没有希特勒坚定地投下的“信任票”，佛朗哥就不可能在内战爆发后这么早就如此轻松地垄断叛军的内部权力。事实证明朗根海姆和伯恩哈特不辱使命。

7月26日，德国空军就获准设立一个新的特别机构——“W特别行动队”，招募“志愿兵”，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行动代号是“烈火魔法行动”，据说是希特勒起的，这是对该决策的“瓦格纳式”精神源头致敬。据传，齐格菲曾勇敢面对烈火之环，穿越火环解救坠落的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完成自己的使命。关于那一晚发生了什么，历史学界争论不休，但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的个人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第一队“容克Ju52”运输机中有四架迷了路，最终降落在了塞维利亚，但从7月29日开始，其余飞机就从摩洛哥运送国民军派部队。这帮助佛朗哥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克服共和派的海上封锁。很快墨索里尼就开始公开谈论“罗马—柏林轴心”，但希特勒否决德国外交官的意见转而支援佛朗哥的主要考虑并不是拉近德意关系。[195]希特勒的战略要比墨索里尼的更为精妙。他的动机有多重：反共，测试新型德国武器（戈林后来为此而夸口），以及面对西班牙共产主义威胁至少一定程度上的“法西斯团结”情绪。[196]但是，他还有其他动机。

在伯恩哈特主导下，几天后就成立了一家西班牙垄断企业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简称HISMA），从一家德国垄断企业原材料与货币收购公司（简称ROWAK）那里购买装备。原材料与货币收购公司的货物购自德国军火制造商。我们将看到，伯恩哈特搞的这门生意一炮而火，并将成为德国在伊比利亚土地上发挥影响力的工具。尽管拜罗伊特会议没有留下任何保存至今的记录可供我们参考，但军事与商业行动同时展开，似乎显示伯恩哈特成立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并非自作主张。即使只是事后推测，我们也能看到，从一开始，德国干预西班牙行动的商业一面，就是直接源于7月25日希特勒做出的“瓦格纳式”的冒险决策。

希特勒做出干预决策时，欧洲舆论仍确信布鲁姆政府会支援共和派，所以他的决定本来可以更微妙，这样带来的好处也会大得多。和布鲁姆、鲍德温不同，希特勒不用担心国会反对和舆论。他7月25日做出的决定性大转弯，是为了“强制同一化”。[197]他快速、大胆地在佛朗哥身上下注，最好地说明了他对德国对外交政策决策的个人化影响正在上升，并与“第三帝国”职业外交官的思路截然相反。[198]7月26日冯·勃洛姆堡在慕尼黑赛马会上见到冯·诺伊拉特，甚至没跟他提希特勒干预西班牙的事。[199]几天后冯·诺伊拉特和迪克霍夫才得到关于政府新政策的简单通报，这预示着权力在元首个人周围的集中。在其后的两年里，这种状况促成了德国吞并奥地利与苏台德危机。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不仅代表着“第三帝国”首次介入海外战争，也是一个建立非正式帝国的独特计划。

到1936年年中，西班牙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政治形势一点就着。在叛军起事不利，内战已经揭幕时，毫不奇怪的是，西班牙的交战双方需要从各大国那里寻求补给，以弥补他们在武器装备和科技方面的不足。对政变方来说，外国补给是在已经揭幕的内战中获胜的必要条件，甚至可能是充分条件。但在西班牙的交战双方中，只有一方得到了决定性的补给，使之得以克服最初在物资、地盘和资金方面的劣势，而最初拥有经济、地缘、战略优势的一方未能获得补给。最终法西斯干预使佛朗哥实行了另一场“领土收复运动”[4]，这一次不是从西班牙清洗摩尔人，而是清洗“赤党”。在这场32个月的漫长战争期间，面对“西班牙问题”，所有大国都曾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原来的战略立场，但在战争揭幕时各国做出的战略决策一直没有改变。在1936年7月25日这个关键日子各国同时做出的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决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大国外交的走向。

尽管有意支援共和派，但布鲁姆总理最终屈服于国内外政治压力，拒绝了“兄弟般的”希拉尔的求援，选择放弃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保全法国的人民阵线。事实证明，在现实和表面印象两个层面，这样的事态发展都是有危害性的。法国没有支援共和派，但为别国提供了大量借口武装国民军派。英国官方的中立立场符合其政策目标——使西班牙战争的影响限于该国范围之内，同时该立场也包含了政治与海权方面的战略考量。艾登为首的英国外交部追求的“欧洲大陆安排”未能如愿，但为提防莫斯科而绥靖法西斯独裁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延续几百年的在欧洲大陆强权之间搞平衡的战略。英国在官方层面无动于衷，又选择性地偏袒国民军派，这也损害了共和派。可以说，美国的行为也导致了类似的结果：罗斯福政府优先考虑保护美国在西班牙的投资，选择了折中路线，这只是进一步孤立了温和的共和派。苏联的确向马德里出售了战争物资，但苏联的介入很多时候加剧了共和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总体而言，莫斯科为共和派事业做出的净贡献，比起初人们认为的要少。战争打响后不久，外国投资者就明白了上述外交决策的潜在含义。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投资者既担心共和派失败，也担心共产党人最终胜利，所以对共和派发行的比塞塔缺乏信任。

因此，在决定命运的7月25日之后，干涉西班牙内战的两个决定性强国就是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做出了支援佛朗哥国民军派的干预决定，不过相差仅几小时。他们对“西班牙问题”做出的相似回应，将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墨索里尼只是延续了他已有的对外政策目标，即推翻左倾的西班牙共和国，而希特勒则通过支持佛朗哥的赌博，挑战了传统的“帝国”外交界。

事实证明，这将是一场获利丰厚的赌博。以下各章将分别考察这两场干预，重点是希特勒在西班牙建立的影子帝国的兴衰。对两场干预做比较，将有助于凸显纳粹计划的独特性。我们将会看到，两个法西斯国家干预西班牙的动机不是意识形态。意大利领导层主要关心的是国际形象；而德国人用了多种手法（通常是冷酷无情的），以获得与其国内经济需求完全相符的利益割让。几个月后，西班牙就开始难以更改地朝着成为德国非正式殖民地的方向发展。和元首大胆的对外政策不同，德国的经济大战略并不源自希特勒。希特勒对金融事务不感兴趣，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这项战略源于一个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是希特勒手下最独立、最有权势的部长。他就是亚尔马·沙赫特。

[1] 英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

[2] “肖托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流行的成年人教育运动。——译者注

[3] porteño，一种西班牙语口音，常见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港口城市，前文说齐亚诺小时候在阿根廷。——译者注

[4] 8—15世纪西班牙北部基督教诸王国从穆斯林手中收复西班牙的运动。——译者注

第三章

平步青云的亚尔马·沙赫特

如果德国人民行将饿死的话，新的希特勒就将层出不穷。

——亚尔马·沙赫特，1930年10月30日

1936年7月25日希特勒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做出支持佛朗哥的决策，这不是他做出的唯一一个促成了德国干预西班牙内战的决策。[1]两年前的1934年7月26日，他把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召到拜罗伊特，进行私人会谈。当时这位德国总理烦事缠身，无法全身心沉浸于瓦格纳的音乐。一场外汇危机带来的压力几乎要了经济部长库尔特·施米特的命：他在发表一次讲话时突然中风。[2]施米特随后的休了很长时间的假，远远超出了摆脱危机需要的时间。看起来，他急于设法逃离一份似乎无法完成的工作。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也不能怪他。纳粹政权里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位巨无霸保险公司安联保险（Allianz）的前总裁。他们痛斥他是过时的保守主义的代表，妨碍了许多纳粹“老战士”希望的民粹主义革命。例如，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唱着这样的讽刺歌曲：“股票经纪人当了党员/首都的保卫者是施米特先生。”[3]同时，希特勒及其内阁向施米特施压，要求他实现他们确定的经济优先目标。1934年年中的时候，开始摆脱“大萧条”的经济体为数很少。德国的增长率和就业率正在走出经济低谷，但出口萎靡不振。在一场大事张扬的全国巡回讲话中，施米特称这一问题为“出口疲惫”。他主张“将出口作为国民义务”，即使为此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对外“倾销”也在所不惜。[4]

德国陷入的宏观经济困境绝不简单。尽管自1933年初以来，就业有了显著改善，但在国际贸易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德国出口又大降，所以要减少巨额（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似乎是不可能的。[5]两个相互交织的、由政治驱动的执着目标，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那就是维持德国马克的国际价值与抵制通货膨胀，以免局势的发展让德国公众回忆起更黯淡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当时德国最密切的贸易伙伴都在彼此竞争，看谁能尽快摆脱固定汇率的国际金本位制的“镣铐”，通过贬值赢得国际出口市场的份额。如果说历史上出现过货币战争的话，这就是货币战争。[6]

但国际市场并不相信纳粹扭转经济颓势的承诺。它们期待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和英镑贬值，但这一期待落空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7]本来贬值似乎是绕不过去的：1934年夏，纳粹德国面临着金融方面的两难困境。[8]在拜罗伊特召见这位成功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是希特勒解决危机计划的一部分，他想腾出手来集中处理其他紧迫的政治事务。几周之前，他已出动盖世太保对付自己手下的冲锋队员及其他政治对手，包括一位前总理。[9]后被称为“长刀挥舞之夜”的这场大流血，令希特勒得到了更多权力，同时取悦了保守的国防军。[10]但希特勒需要用全部精力来应对此事引发的国内外反弹。[11]施米特已不在位，金融危机尚未解决，时势需要一副新面孔。在拜罗伊特，希特勒请沙赫特主持经济部。

沙赫特在他毫无愧疚之情的自传里声称，他早已预见到了希特勒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隐含的风险，但证据显示，就算他预见到了，他也没有让这一风险影响他揽权造势。[12]他希望借经济部长职位助他再次执掌德意志帝国银行，而且很有可能，他曾通过幕后动作使施米特出局。他从不认为施米特和他一样聪明。[13]不过又有谁能呢？这位帝国银行行长并不以谦逊著称。国际社会公认1924年使魏玛共和国摆脱恶性通胀混乱的是施米特；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国际经济会议上，是沙赫特的参与让许多德国代表团获得国际认可；能跻身跨大西洋金融建制派的人是沙赫特。媒体赞颂他是“国际金融魔术师”，他也毫不谦让地接受这一称呼。[14]

拜罗伊特会见的结果是，在金融领域，沙赫特像教皇一样统一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自此之后，沙赫特对货币和财政事务都拥有了史无前例的权力。几个月后，外国媒体就开始称他为“德国的经济独裁者”，同时对他有才干的管理表达信心。市场也认同这一看法，对这一任命做出了积极反应。[15]德国媒体也同样喜形于色。对“大萧条”期间受到重重限制的德国经济而言，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施米特和他的前任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都没找到答案。[16]但在沙赫特看来，答案似乎很清楚：拯救“第三帝国”需要的是大力（甚至可以说冷酷无情地）应用一套他在自己熠熠生辉的职业生涯中构建起来的民族主义经济准则。沙赫特并不是“大萧条”时期唯一成功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但正是他的经济框架改变了德国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面貌，并最终导致了类似德国对西班牙的那种外部干涉。[17]

亚尔马·贺拉斯·格里莱·沙赫特自打出生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事实上根据一些记述，他甚至连德国人都不是。1877年沙赫特出生于一个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传统家庭。他生长的这块地区，是普鲁士宰相俾斯麦通过1864年丹麦战争，为霍亨索伦王朝夺下来的。在那场战争之前，普鲁士和丹麦进行了几十年冗长的争论，据说导致帕麦斯顿勋爵说出了这样的话：“自古至今只有三个人真正弄明白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王夫殿下[1]，他已经死了；一位德国教授，他已经疯了；还有我，我已经全忘光了。”[18]夺取这两个公国是俾斯麦在实现德国统一的漫长道路上的许多漂亮行动之一。[19]沙赫特的父亲曾去纽约找工作，夫妻俩在那里待了几年，回国后不久生下了沙赫特。[20]尽管他们未能实现“美国梦”（fare l’America，意大利移民对在新大陆交到好运的说法），但美利坚合众国看起来无穷无尽的机会空间也令沙赫特夫妻倾心，乃至于他们给儿子取名贺拉斯·格里莱。[21]贺拉斯·格里莱是《纽约论坛报》主编，他代表了沙赫特夫妇景仰的那种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国理念。[22]但孩子的奶奶反对这种冒犯祖先的做法，坚持认为孙子要有一个体面的丹麦名字，尽管她自己已经是德意志帝国的臣民了。[23]无疑，这个丹麦血统、德国国籍、名字里有美国元素的男孩有着多元化的根，但在著名的汉堡约翰纽姆学校受教育多年后，他成为一个自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身边环绕时髦的豪门子弟，沙赫特深知自己的寒微出身。[24]但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教育系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它比其他国家更强调才华而非出身，重视聪颖、勤勉胜过关系和家世。[25]

他父亲的生意是一连串的失败，沙赫特则一路上德国最好的大学，在基尔大学读医学，在柏林大学读文学，最终在慕尼黑大学读经济学。[26]世纪之交时，沙赫特正在基尔大学读书，在威廉·哈斯巴赫（Wilhelm Hasbach）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给沙赫特写传记的几乎所有作者似乎都未详细考察的是，哈斯巴赫曾积极推动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融合。在那之前的30年里，这样的研究方式影响了不断发展的德国经济学。[27]遵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早期经济学家的传统，哈斯巴赫最感兴趣的领域是道德哲学，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的前身。[28]哈斯巴赫在任教期间就一个问题著述甚多：支撑经济学发展的两位思想巨匠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受到的德国影响。[29]他还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发表论述，以历史和理论为基础提供政策建议。沙赫特的导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30]

所谓“历史学派”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也许是德国。该学派优先研究经验证据（历史），截然不同于英国经济学家更喜欢的多为理论化且日益数学化的研究框架。这一偏好使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与亚当·斯密最著名的继承者相对立，如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31]当时，19世纪英国经济学已转向理论化、数学化，尤其以“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和严格的理性偏好为特征，历史学派对此深表遗憾。他们质疑这样做还能不能有效地应对政策问题。他们论称，最好的经济学研究方式不是数学建模，而是在历史背景中研究政策，对各民族进行社会学研究（民族国家是他们偏好的分析单位），同时考虑风俗与文化。[32]

几乎从概念就可以推知的是，历史学派认为政策建议应该以经验为基础，可以有巨大的差异。他们认为经验是一种文化变量，复杂到难以用数学方式衡量。马歇尔及其追随者常用的抽象概念与模型，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而且有限价值。[33]因此，毫不意外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持的道德哲学主要不是理论建构，而是试图解决德国快速工业化造成的社会紧张关系，从微观经济学演进到从国际视角出发的宏观经济学。[34]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第一个德文版的导言中，强调了德国经济学思想对新古典主义的怀疑倾向。在该文中，凯恩斯甚至提出一个假说：因为这种思想方面的分流，德国人将远远比他当时的英国同胞更能接受他的观点。[35]和他的同侪一样，沙赫特的导师始终专注于比较分析英德经济学体系的性质，这些比较分析坚定地植根于德国理论与德国政策考量k。

老师的兴趣显然影响了学生。190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十年后，在哈斯巴赫的指导下，沙赫特提交了一篇博士论文——《英国重商主义的理论内容》（Der theoretische Gehalt des englischen Mercantilismus）。在人们为沙赫特写的传记中，鲜少提到这篇论文，仅有的几处也只强调其研究透彻，带有“德国式”的冷静。[36]鉴于20世纪30年代“沙赫特经济学”的演进，这篇论文应当得到更深入的考察。它在理论上很精炼，探讨的问题是：重商主义框架是否构成“一个以系统化方式阐述的观点的复合体”，能否称之为一个瞄向某种共同目标的“经济学体系”。[37]随后沙赫特着手分析英国重商主义的各种奠基性文本，以对该学派做出整体判断。这篇论文发现，重商主义学派的主要主张，包括强调积累贵金属储备、有计划地提振出口、对进口实行国家控制，并非源自一套连贯的逻辑体系，而是源自一系列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探讨的是大英帝国贸易政策壁垒。对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追随者来说，如果重商主义缺乏理论框架作支撑，就应该在思想上宣布它破产，但沙赫特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论称，对于英国在18世纪面临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状况而言，重商主义思想代表着一种理性、有效的回应。因此，对沙赫特而言，重商主义回应了对大英帝国贸易政策的需求。

重商主义的源头可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1549年的一本大部头著作写道：“我们必须始终注意，我们从陌生人那里买的东西，不能超过我们卖给他们的东西，否则我们会使自己陷于穷困，使他们变得富裕。”然而该学派在德国拥有狂热的追随者。它很受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欢迎，包括亚当·米勒（Adam Müller）和李斯特，甚至黑格尔。[38]李斯特是一位重要的德国思想家，在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逗留期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国内事务上，李斯特持选择性的保护主义观点；在对外事务上，他持激进的扩张主义观点。[39]在李斯特看来，德国有着固有的“领土缺陷”，而且事实上的缺陷不止于此。他主张，为了同其他帝国（海外领土广阔的大英帝国与庞大的内陆帝国美国）有效竞争，德国需要一个“母国—殖民地保护体系”。[40]这是他的“国民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即成为德国向海外扩张帝国实力的一个工具。更主流的重商主义理论实质上认为，外贸对国家（帝国）实力至关重要，法国、奥地利的“前斯密”经济学家也持这一观点。[41]除追求贵金属外，重商主义追求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正的净国际投资头寸。[42]从哲学视角来看，重商主义眼中的贸易更接近零和博弈，而有数学化倾向的新古典主义者更觉得贸易是一种共赢行为。

沙赫特选择的博士论文主题本身就很有意思。从职业生涯一开始，他就通过分析重商主义的思想背景，专注于研究帝国经济学。因此，他的论文显示他强烈认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而不是英国经济学家，与此同时，在政府圈里，俾斯麦的继承者们也在鼓吹建立一个可与大英帝国抗衡的德意志帝国。从20世纪初的“威廉主义”视角来看，德国的首要目标是在一个排他性的德国势力范围内，确保能获取经常导致帝国贸易出现逆差的自然资源。简而言之，当时的德国出于战略原因，奉行雄心勃勃的殖化主义、并从经济学理论中寻求支持。[43]德国人当时争论的并不是帝国主义值不值得追求，而是德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帝国主义。

沙赫特的观点，即重商主义学派固有的务实主义，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对这一观点更有力的论证，即马歇尔最聪颖的学生凯恩斯所做的论证。凯恩斯论称，重商主义对黄金储备的痴迷，不是因为膜拜作为终极大宗商品的黄金，而是基于对黄金价值的理性评估：它能为国民经济提供流动性，充当通用的交换媒介。[44]从经济学角度看，以下论点是成立的：假如不存在一个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的可靠的国际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就得靠央行储备。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为了保证殖民贸易的运转不受影响，维持黄金储备越来越成为核心条件。黄金扮演着国际贸易最终润滑剂的角色（后来被可兑换为黄金的英镑取代）。也许更有趣的是，就像沙赫特也细心地注意到的那样，英国持重商主义立场的决策者当时之所以努力积累“储备”（今天的外汇储备在当时的对应物），主要不是基于对黄金的信仰，而是对所处状况的回应。英国实行这种政策三十多年后，在一个国际主义瓦解的时代，沙赫特毫不犹豫地针对德国所处的困境，寻求类似的解决方案。

重商主义传统不断演化并适应新情况，沙赫特的论文总结了他自己眼中的重商主义的主要信条。首先，他坦承，对于开展什么样的贸易应该有侧重：“出口加工品带来的收益大于出口原材料带来的收益。”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依附理论”的主张者以参差不齐的有效性复兴了这一观点。[45]不过他更重要的观点是关于政治影响力对增进贸易优势的作用。沙赫特写道：“最大的优势是和这样的国家开展贸易：我们对它们维持着政治影响力，或者它们是处于彻底依附地位的殖民地。”此外他还认为，国家机器可以把政治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只有有计划的国家干预，贸易才能使该国获益。”最后，他根据重商主义理论，强调必然是良性的力量循环：“作为经济影响力提高的结果，政治影响力也会提高。”[46]

正是这种经济与政治选择的结合，影响了沙赫特在国内与国外领域的政策制定。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国家主义”将彻底改造德国经济，但是他的这些选择也可以被总结为对其博士论文里所述的重商主义诸原则的部分回归。归根结底，重商主义体系不符合沙赫特说的“逻辑一致的理论建构”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赞同重商主义的政策含义。事实上他在论文中所用的语言大多数是赞同性的，而且，随机应变就是重商主义学说的一个核心支柱。

沙赫特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就业。一开始他在“贸易协议筹备办公室”工作，接着进入私营部门，成为德累斯顿银行的“经济学家”，其实主要负责公共与媒体关系。完美无缺的英语和体面的法语，使他得以涉入国际事务。德累斯顿银行是德国在（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一家全能银行，在这里他熟悉了国际金融的主要特征。[47]自信和勤奋带来了回报：1908年，他被擢升为副行长。[48]威廉二世时代，当沙赫特在德国银行业的精英世界里平步青云时，欧洲政治陷入了一场突发的动荡。不过，8月的炮火（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阻挡沙赫特星光闪耀的升起，反而为之助了一把力。

尽管免于服兵役，但在德国“强暴比利时”之后，沙赫特暂时离开私营部门。“强暴比利时”是指德国对比利时的血腥入侵，这促使大英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49]沙赫特离开德累斯顿银行，就如何处理占领区的经济问题向德军提供建议。他在一名前德意志帝国银行高官手下工作。他得到的授权，使他能把此前在一系列著述中形成的经济学思想转化为政策。[50]德军占领下的比利时的财政事务很复杂。沙赫特在布鲁塞尔面对的是一个既不配合又没有一点外汇储备的央行，这和他十年后在德意志帝国银行不得不应对的情况相似。比利时政府在逃亡前不久把所有贵金属储备转移到了伦敦。在这样的情况下，沙赫特想出了一种现实的解决方案：比利时人与占领方德国之间的未偿贷款的支付都采取实物形式，将成为货币发行的保证。这一解决方案是一种货币理论上的“回到未来”：沙赫特将以物易物作为一种补偿硬通货不足的可行方式。[51]这种本来完全是离经叛道的政策，至少开始的时候起到了效果。它使支付可以根据有利于德军的新汇率继续进行。沙赫特后来为这些战时措施辩解，声称这是在战争紧张状态下，唯一可行的选择方案。[52]德国的占领形势最终恶化，陷入灾难性的高通胀，但到那时，沙赫特已经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而回到了德国。

回到私营部门后，沙赫特加入了达纳银行（Danatbank）。应该说，该行的声望不如德累斯顿银行，但它邀请沙赫特加入了董事会，因而上班是弹性的。这使沙赫特有时间从事写作和发展人脉。[53]于是，在一个稳定的金融职位上，沙赫特目睹了第二帝国的瓦解。关于战败与革命给德国造成的影响，目前有大量文献。在此我们只需说，德意志帝国倾覆造成的痛苦，一段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革命与反动交替的政治动荡，以及最终的恶性通胀经历，都深刻影响了这位银行家的个人生活和他的经济思想。简而言之，这些事件加剧了他的民族主义倾向。[54]

和对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对沙赫特来说，“一战”后的羞辱有一个妥帖的名字——“凡尔赛”。1919年的巴黎和会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场“迦太基式的和平”[2]，并对年轻的魏玛共和国造成了深刻的内部影响。最能说明这一影响的也许是“背后捅刀传说”。这是一种民粹主义阴谋论，声称签署停火协议及和约的政客就是对德军“背后捅刀”。凡尔赛和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远不止于德国。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曾说，他在和会上身处“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殊为不易，这是指理想主义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倔强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但劳合·乔治本人也曾发动过“绞死德皇”的造势，引导大众情绪。[55]1918年吕佩尔·朱利安（Rupert Julian）拍的宣传电影《德皇：柏林的野兽》轰动一时，劳合·乔治的观点迎合了沉溺于这种宣传之中的大众。对战败国的惩罚加剧了各战胜国之间已有的裂痕，进一步推动美国在战后走向孤立主义。[56]

对像沙赫特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个结果是一场灾难。后来他就战争赔偿问题写了一本给英语世界读者看的书，开篇就简明扼要地指出：“所谓的《凡尔赛和约》根本就不是条约，也没有带来和平。”他继续遵循最为反动的思路分析道：“（它）被送至德国人面前，他们在武力胁迫下不得不签署……那是一方迫使另一方全盘接受的行为……它建立在对国际妥协的公然违背之上。”[57]至少从法国的立场来看，《凡尔赛和约》心照不宣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德国丧失增长能力（19世纪晚期德国增长强劲）。克列孟梭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对德限制措施，后来大部分在1925年终止。[58]这些措施旨在削弱德国成为欧洲霸主、建立欧洲大陆帝国的势头。1914年德军最高指挥部就是为此目标而在德国“仍然大体能通过测试”的情况下，投身一场赌博性的“先发制人战争”。[59]因此，《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得拥有商船队，没收德国3/4的铁矿石和1/3的煤炭供应，剥夺德国相对较小的非洲帝国，并没收了160多亿马克的德国海外资产。这还不包括1921年确定的1320亿马克的赔款，这占德国1914年之前GNP（国民生产总值）的83%左右，而且在战后，德国GNP本已下降了很多。一些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认为，《凡尔赛和约》堪比德意志第二帝国强迫内斗中的沙俄接受“严酷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那个短命的和约一度确保了德国在东线上的胜利。[60]这一比较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凡尔赛和约》预先规定了德国长达70年的战争赔款，平均每年多达GNP的2.5%。重要的是，这些赔款是以与黄金挂钩的硬通货定价的，因此魏玛共和国不可能以通胀的方式减轻负担。[61]

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估算了德国的赔偿潜力，它远远低于上述数字。这本书使凯恩斯从著名评论家变成了国际名人。在其后几年里，凯恩斯估计的德国赔款“最大值”介于220亿与222亿美元之间，都是《凡尔赛和约》规定总额的一个零头。[62]和约还严重限制了德国进口重要工业品的能力，因为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只有维持足够大的贸易顺差才能应付战争赔款。凯恩斯这位剑桥大学的明星经济学家，对这种安排一直保持怀疑态度。他发现德国不可能获得一笔国际贷款，也不可能以实物支付，因此他集中论述“转移问题”：大体而言，《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德国必须在资源获取受限的情况下，长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这样一来，一旦德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它就可能陷入不稳定。凯恩斯富于洞察力的分析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魏玛共和国有可能保持稳定吗？

当然，一个可能性是，它不能。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背负着凯恩斯（以及沙赫特）认为是不可能支付的赔款，没有了殖民地，在地理上被隔离，在国际上受排斥，赔款与战后社会支出带来了双重重负，于是陷入了恶性通胀。人们想出了五花八门的类比来描述这种恶性通胀，也许最早提出的类比之一，至今依然是最好的：如果用10马克等于1英寸的比例描绘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一战”前的曲线大约相当于0.4英寸，代表马克对美元（根据“一战”前金本位制下的币值）的汇率大约是4∶1。到1923年11月，这条曲线的位置已经远离基线1.6亿英里，几乎等于从太阳往返地球的距离。[63]

有人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论称，魏玛共和国的政客和商人试图将通胀作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该策略是为了证明《凡尔赛和约》造成的负担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能支付的，尽管他们本来有可能通过稳定政府财政来结束通胀。但仍然遗留的疑问是，这样的做法在政治上有多大可行性。[64]最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通胀变成了现实：德国精英选择的道路导致了政治与经济毁灭。[65]不管谁最终为此负责，毫无疑问的是，恶性通胀留下了深重的社会裂痕。[66]

沙赫特后来写道：“即使精通金融的人也往往以为，德国的内债（被通胀）消除了，这使德国获得了一定的优势。”至少在银行家沙赫特看来，因凯恩斯的论述而深入人心的“食利者的安乐死”现象，其实并未发生在他生活的德国。他写道：“同样的过程使公民（储蓄）的资本被一扫而光，公民……变得比以前穷多了。”[67]恶性通胀构成了一场激进的财富再分配。而且，沙赫特认识到了凯恩斯只是间接触及的一个更深刻的后果——政治屈辱。[68]他写道：“（通胀）的伤害还要更深，因为它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我们的无助，我们只能看着（鲁尔地区）占领军以及其他外国人在这段通胀时期用他们的钱买光我们的东西。他们以低成本买走我们的货物，剥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他们以一块三明治的价值买走我们的房子与企业股份。”[69]（这看起来与“一战”期间德国占领当局强加于比利时的做法大同小异。）一些押错方向的人惨遭损失：“很多对我们的货币进行投机的人自己也遭受了损失，但这也于事无补。”[70]然而，正是德国货币的崩溃和随后发生的恶性通胀，给了沙赫特最好的职业机会。

当德国通胀剧烈的时候，魏玛共和国粮食与农业部部长汉斯·路德找到沙赫特，请他出任货币委员一职。他并不是路德的第一选择，之前已有两人推辞了这个也许当时最不吸引人的政府职位。[71]像十年后在拜罗伊特一样，沙赫特没有犹豫。他离开了之前那个装点门面的工作，于1923年11月13日履新，并接手颇具挑战性的任务[72]：稳定马克，结束次级货币发行（非政府发行的货币，这加剧了恶性通胀循环），加快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预算平衡。[73]

像战时的布鲁塞尔一样，在深陷危机的柏林，沙赫特依然坚定不妥协。他主持引入了一种新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并承诺，它的表现将与已经贬值的马克不同。毕竟，到1923年底，在德国流通的马克中超过99%都是在30天内发行的。[74]这实质上意味着，沙赫特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将不允许政府通过开动印钞机来应对赤字。[75]此举促成了货币制度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公众意识已经在跟着印钞机走了，而要遏制恶性通胀，就必须改变大众预期。这种新货币的名称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从技术角度而言，货币发行以房地产抵押为担保。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虚拟建构，因为要确保这种担保的履行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纸币在有了资产作为担保之后，其信誉似乎增强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制度变革”尝试。[76]

但是，在恶性通胀循环已恶化到如此程度的情况下，控制货币数量只是抑制恶性通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沙赫特还必须促使人们降低货币的流通速度。毕竟，在恶性通胀期间，人们所持货币的购买力快速流逝，尽快花掉以实现购买力最大化是完全合理的选择，这就使继续贬值的预期渗入了人们的日常行为。简而言之，政府必须结束这种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代之以一种能实现稳定的循环。[77]

新的“地产抵押马克”在“名义上”与黄金挂钩，但实际上不可兑换，也不存在兑换的可能性因为《凡尔赛和约》之下的德国缺乏外汇储备，要采取“一战”前流行的那种自由兑换模式是不可能的。[78]这也不完全是沙赫特的责任。当时几乎所有为德意志帝国银行服务的德国印钞者都已丧失信用，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考虑实行财政紧缩。德国人厌倦了在通胀面前屡屡失策，希望实现稳定。因此，1923年底，德国改变了财政宽松政策，公务员、铁路工人和邮递员下岗，政府削减开支。[79]假如在几年之前实行这项“合理化”措施，崩盘性的恶性通胀或许可以避免，但是当时德国并未采取这样的做法。[80]

沙赫特习惯于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无休止地工作。“他读信吗？不，他不读。他写信吗？不，他不写，”他的秘书后来说。“他打很多电话——他向所有方面打电话，给所有与钱有关的德国或外国的方面打电话……他还抽烟。”[81]“地产抵押马克”的发行，政府财政政策的变化，以及沙赫特坚决不允许在贯彻中有任何例外，都获得了人们的认可。这个过程的核心并不是什么奇迹，只是不再允许利用德国马克贬值来减轻政府债务，即政府不能再将赤字货币化。沙赫特拒绝接受非政府的非正式货币，即所谓的“紧急货币”（Notgeld）机构发行的货币，这使国际投机者和特定的国内企业集团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从货币方面看，这是走向稳定的另一征兆。在其他人曾经失败的地方，沙赫特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与其领导力密切相关的正反馈循环，一位新人恢复了政府的信誉。这是被通胀搞得筋疲力尽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的集体努力，但媒体把功劳都归给了这位新的货币委员。[82]一些人还用歌曲来表达赞美：“‘地产抵押马克’救场，我们的英雄沙赫特指明了方向！”[83]这肯定大大满足了沙赫特的虚荣心。

圣诞节前夕，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来斯曼（Gustav Stresemann）提名沙赫特继任已故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鲁道夫·哈芬施泰因（Rudolf Havenstein）。尽管恶性通胀给哈芬施泰因的名誉留下了永久性的污点，但哈芬施泰因一直尽职地管理着德国央行，从1908年开始，经过“一战”与魏玛共和国的艰难诞生，直到混乱的20世纪20年代。[84]在自己的意见不被听取的时候，哈芬施泰因也表现得像一个忠臣，在战争筹资与占领区管理方面进行创新。[85]晚年他被迫接受通胀，视通胀为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上唯一可行的道路。距他去世还有一周的时候，巴伐利亚发生的一场政变以令人痛苦的方式说明了魏玛共和国陷入社会混乱的危险。[86]政变虽然失败了，但政变密谋者声名大噪，尤其是一名奥地利出生的有公开演讲天赋的前士兵。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威胁说：“要么今晚德国爆发革命，明天我们在德国看到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府，要么明天天亮前我们就身赴黄泉！”这两种情况后来都没有发生，但希特勒领导的政变代表着自1919年失败的共产主义革命以来，魏玛共和国遭遇的最严峻威胁。[87]通胀最终造成了社会恶果。

在政变失败、哈芬施泰因去世的背景下，沙赫特就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在恶性通胀缓解的情况下，也许德国能拥有一个民主的未来，使国家恢复经济增长，重新赢得国际尊重。[88]对于沙赫特的任命，唯一有意义的抵制来自德意志帝国银行内部，习惯了哈芬施泰因的该行高管不信任一个只被媒体的称颂环绕、在其他方面缺乏令人信服之处的人。尽管沙赫特担任货币委员很成功，但他只做了一个月多一点，而他在私人银行里主要处理的是公关事务。[89]

然而，沙赫特以惊人的速度变成了魏玛共和国的一位国际协调人。在围绕修订《凡尔赛和约》的“道威斯计划”与“杨格计划”的艰苦谈判期间，他成为德国代表团不可替代的成员。[90]在这个混乱时期，他与蒙塔古·诺曼这样的人建立了重要的私人关系。诺曼是英格兰银行独断专行的行长。[91]一名英国记者在1924年写道：“今天他（沙赫特）是德国最显赫的人物，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际关系方面，尽管他从未担任过外交职位。他是唯一能在英美金融界说上话的德国人。”[92]随着声望的提升，他对权力的渴望也在滋长。美国副总统、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写道，“只有沙赫特的能力和控制欲可以与他的虚荣心相匹敌”。而且，“（沙赫特）坦率地暗示，在他做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的日子里，他就是帝国银行本身。”[93]道威斯发现的沙赫特的这种专断倾向，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滋长。

在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任上，沙赫特试图恢复魏玛共和国与海外市场的连接。如果德国的出口不振兴，凯恩斯所说的“转移问题”就只会恶化，也让支付赔款变得更难。[94]在“道威斯计划”实行后，德国总债务负担有所缓解，沙赫特的货币稳定行动也得到了国际支持。在那之后，德国成为美国资本青睐的投资地之一。对于凯恩斯提出的如何偿还赔款的问题，得到外来投资是另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德国的债务已经堆积如山，还能承担更多吗？

资本的最终来源地之一已经迫不及待。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任内，美国一直奉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柯立芝是个务实的人，在他看来，拒绝像威尔逊那样参与世界事务是共和党在选举获胜的原因。美国参议院一直没有批准威尔逊构想出来的国际联盟，因此美国虽然在巴黎协助建立了国际体系，但它本身并没有参与。[95]连续几届共和党政府一直保持内向，但美国有可观的资本盈余，美国银行家也在超越大西洋彼岸的竞争对手，享受着显赫地位带来的新好处。沃尔特·白芝浩写的《伦巴第街》的所在地英国，曾经代表着“经济实力与经济技巧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结合”[96]，在20世纪20年代却面临着困境：经济复苏缓慢，与帝国领地关系紧张，更不用说与其怏怏不乐的协约国盟友法国的关系了。事实上，直到1925年，在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的频繁游说之下，英国才回归金本位制。和正统观点不同，凯恩斯主张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他的名言说金本位制是“野蛮的遗迹”。[97]但是诺曼说服了野心勃勃（但在金融方面欠缺经验）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主张，金本位制将使英国回到“一战”前的稳定时期，并恢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承诺要让丘吉尔成为“金灿灿的大臣”。[98]

现实远没有这么璀璨。这一政策最终导致英镑汇率被高估，英国再次陷入衰退，从而加剧了物价和工资方面的通缩压力。英国自己也有欠美国的繁重外债，美国人拒绝将这笔债务作为战争开支一笔勾销。[99]通缩导致GDP（国内生产总值）减少，提高了外债相对于GDP的比例，使得外债偿付更加困难。诺曼想错了：回归金本位制带来的间接影响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作为“世界银行家”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以J.P.摩根和库恩雷波（Kuhn Loeb）为首的美国银行抓住英国、法国这两大竞争对手陷于困境的机会，大量对外放贷。例如，1924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银行家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在讨论德国经济稳定前景的时候担心：“（美国）也许会错过这个十分独特的机会，我们可以使美国的贴现市场（货币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使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银行家。”[100]因沙赫特任职而重新变得可敬起来的魏玛共和国，成为美国盈余资本青睐的投资地之一。“道威斯计划”的贷款给了德国政府喘息空间。德国依然依赖外来资金，但相对更为发达，而且其生产率令人印象深刻。简而言之，德国的投资成本足够低，深具吸引力，同时其重建需要大量资金。[101]

德国获得美国的短期贷款，用于赔偿英法的赔款，这些赔款因英法欠美国的债务，最终又回到了华尔街，所以美国资本的流入不可避免地将德国经济与美国的繁荣捆绑在一起。[102]沙赫特后来写道：“因此，这些短期信贷中包含的危险不是外国（即美国）的危险，而是德国的危险。”后来到纳粹执政时期，他也持这种观点。他继续写道：“设想一个工业国以出售其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立足，突然间，它不得不利用本国的原材料供给偿还短期债务，这将意味着什么……（由此造成可用于贸易的外汇减少）将对德国经济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03]当时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有趣研究详细计算了美国银行通过给德国放贷获得的可观利润。在1932年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后，德国统计学家罗伯特·库琴斯基（Robert Kuczynski）总结道，美国银行在几年里给德国放贷的总金额不低于12.89亿美元，赚得的净利润约为5000万美元。然而，这些贷款的借款人最终遭受的损失，却比库琴斯基预计的要严重得多。[104]

德国成立了黄金贴现银行，为发行新的德国马克替换“地产抵押马克”创造了条件。对于该行的建立，沙赫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的私人关系功不可没。英格兰银行提供了新马克运转必需的流动性准备金。[105]不过，虽然英国央行为沙赫特发行的新货币提供了贵金属支持，为德国经济机器提供润滑剂的却是美国的私人资本。[106]但沙赫特还是认为，庞大的外债加上社会不稳定，使德国不可避免地处于危险境地。这一悲观看法使他与另一个民族主义者、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来斯曼产生距离。施特来斯曼已开始成为德国政治中“大西洋主义战略”的代表人物。[107]1923年，施特来斯曼对沙赫特执掌德意志帝国银行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沙赫特怀疑，施特来斯曼的精心外交运作能否避免一场危机。他在国际会议上看到的情况不令人乐观。尽管盟国已经豁免了一些最初的赔款要求，并通过“道威斯计划”放松了还款规则，但德国没有持续获得外汇的渠道，也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外汇储备。[108]沙赫特担心，没有什么能够确保德国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进口。新马克现在运转正常，但这完全取决于德国的对外支付和预算平衡状况，鉴于魏玛共和国深重的社会矛盾，维持良好状况始终是一件难事。同时，新的短期债务又在旧的债务之上不断积累。

德国产业的运行需要外国原材料，而其他发达国家（德国欠它们的债越来越多）可以在任何时候树起贸易壁垒，阻挡德国的出口。只要贸易自由流动，这将不是问题。在沙赫特看来，问题的核心又与《凡尔赛和约》有关：假如德国仍拥有殖民地，就不需要动用稀缺的外汇，其高度发达的产业就可以获得重要的生产要素，如铁矿石、粮食、橡胶及其他工业原材料，但在殖民地被剥夺后，就不能这样做了。在1919年之后，德国已无法借助这一“封闭系统”，这使德国更加依赖短期外资，却没有为其收支平衡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109]外国评论者正确地指出，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并没有大范围地发展殖民地，而沙赫特反驳说，在“一战”之前国际贸易的黄金时代，德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取很多东西，而在20年代，这个条件已经不具备了。在严重负债的情况下，德国要出口和购买原材料，需要国际市场对其开放。但又是《凡尔赛和约》刻意制造了德国在经济上受限制的结果。那么，一个重要的“显然会发生的变数”出现了：假如国际贸易崩溃，使偿付外债的困难大大加剧，该怎么办？在沙赫特看来，这就出现了一种二元抉择：要么让原材料市场对德国彻底开放，要么以远比“道威斯计划”允许的更全面的方式重新审议德国的赔款。而自由派称这是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

鉴于沙赫特的学术渊源，以及他在执掌德意志帝国银行时的做法，他对帝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所持的这种伪重商主义信念，也许可以最好地概括在1926年他在德国殖民地协会的一次演讲中。尽管是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版社出版的，但这份文件的知名度低得惊人，为绝大多数沙赫特的传记所忽视。[110]德国殖民地协会是威廉二世时代晚期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该协会与私营产业集团及德国东非洲公司关系密切，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核心理论建构——全球政治（Weltpolitik）。[111]很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代晚期，该协会开始接近一个奉行民粹主义的边缘政党——纳粹党。初看起来，这与该协会的精英源头相隔天壤。[112]

德意志帝国主义实质上有两个理论支派。第一支是“全球政治”，主要以经济视角看待帝国，主张利用政治影响力获得进入新市场的机会，并为增进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影响力提供正反馈。这一观点从19世纪晚期英国构建“非正式帝国”的经验中获得了许多启示，受到历史学派主要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追随者的支持。[113]“一战”期间，这样的观点里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诺依曼（Friedrich Neumann），一位牧师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写的《中欧》（Mitteleuropa，1915年出版）一书一面世就成为畅销书。这本书主张在中欧建立一个德国领导之下的独立的经济共同体。[114]

“一战”的结局打破了所有“威廉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梦想。但在“一战”之后，聚焦于经济方面的全球政治理论的主张者，不得不与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另一个不断崛起的新理论——生存空间相竞争。生存空间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方最高统帅部”的工作。该军事管理机构曾管理“一战”中德国在东方的占领区，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后管理俄国割让给威廉二世德国的土地（这一状态持续时间很短）。[115]尽管为时短暂，但德皇在“一战”中征服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的大片地区，实际控制了波兰，并获得了俄国对不干涉芬兰事务的承诺。但是德国战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曾经占领的“土地”（Land）变成了“空间”。这一语义学上的变化代表了含义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用一位研究该问题的学术权威的话说，“空间”是“洋洋自得地与历史无关的、生物性的、‘科学的’”。[116]支持这些观点的人并不认为地理学是中立的。在他们看来，地理学就是为服务于国家的目的而研究空间，是为了在中欧建立正式的德意志帝国而塑创的意识。[117]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许多这样的地理学研究中心创立起来。很快，一股崛起的政治运动支持这些民族主义，在“血脉与土地”的传统中将民族主义和其他主题交织在一起。“血脉与土地”是指公开颂扬把民族和国土联系在一起的伪科学种族理论。[118]

相比而言，全球政治的主张者可追溯到那些一心要在国际上扩张“国民经济”的思想家。德国殖民地协会等组织支持崛起中的第二帝国建立势力范围，包括“中部欧洲”和“中部非洲”，这些概念在“一战”前的德国变得流行起来。[119]全球政治的理论家之一是卡尔·戈林（Karl Goering），在1892年德国制定相对自由主义的关税中，他发挥了重大影响力。[120]

沙赫特的思想在两个主要方面与全球政治不谋而合。首先是沙赫特的教育渊源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训练，这集中体现在他研究重商主义的博士论文中。其次，支持德国对外扩张非正式影响力，这是德国摆脱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失衡的出路之一。1926年他在德国殖民地协会的演讲中就主张这样的观点。面对一群友好的听众，沙赫特先以外交辞令开头：“这初看起来也许有些奇怪：（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就殖民地问题发表意见。”但他是有备而来的。他婉转地说：“一些政治原因或许诱使战胜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抢走了德国的殖民地，我对此不置一词，但我想说明，它们夺走这些殖民地的行为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假如不纠正，必将造成政治上的后果。”然后他发表了一些对一位有崇高国际声望的央行行长来说有争议的言论。他声称，“一战”归根到底应归咎于欧洲的人口过剩，因为大战之前存在的“传统政治框架束缚了欧洲各族人民的经济需求。”[121]德国民族主义者运用马尔萨斯的话语论称，德国人口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获得更多空间。但沙赫特的空间概念不同于生存空间理论的支持者。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影响力和进入市场的机会，而不是种族和主权。[122]

对于一个非常依赖外资的经济体而言，贸易壁垒形式的保护主义始终是一个极为麻烦的敌人。“赔款支付的首要困难不在于筹集所需款项，而在于将其转移给作为收款方的盟国……德国正在将本国的盈余产量投入世界市场……但盟国无论是在其国内市场上还是在为其出口寻找的国外市场上，都无法期待赔款能按预定的金额支付。”[123]在这里，沙赫特借鉴了凯恩斯对“转移问题”的论述。这样的措辞明确表达了沙赫特所说的二元抉择：如果没有殖民地，德国要获得支付赔款所需的国际收支盈余，在经济上将是不可能的。[124]

在殖民地的管理方式方面，沙赫特认为应该采用“私营企业运营但享有特权的大型殖民地公司形式”。听众对此表示赞同。德国殖民地协会与在非洲运营的德国国家资助的企业集团有密切联系。然而在这篇演讲中以及其他地方，沙赫特公开表示，他相信，国家资助的私营企业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合理的“第三条道路”。[125]在沙赫特看来，“构成‘道威斯计划’基础的（自由企业）理念的胜利，代表着开明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观念相对于民族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的胜利。民族帝国主义道路导致战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道路导致荒芜。”这位机敏的银行家追溯了北美“五月花号”的经历，并以此说明这一观点。这一巧妙的措辞既迎合了潜在的国际听众（毕竟这篇演讲后来由德意志帝国银行翻译成外文），也迎合了在场听众里倾向于“旧英式”帝国理念的人。[126]沙赫特密切关注全球政治思想的发展动态。

沙赫特似乎对种族主义观念兴趣甚微。即使他举出的关于德国殖民定居者的例子，也没有生存空间世界观和“血脉与土地”理念的典型元素。他对外汇的重视远远超过土地占有和“德意志领土”神话。他说：“在喀麦隆、多哥、德属西南非洲以及‘南洋’[3]上的所有德国定居点，到战前为止，德国马克都是通用货币……这意味着，尽管这些殖民地在贸易政策方面享有完全的经济独立，但德国所有的殖民事业都能以德国本国的货币展开，完全没有汇兑风险问题，也不需要获得外国货币。”这一状况的意义很明显：“给我们强加经济与财政要求的《凡尔赛和约》，最终被德国货币撕得粉碎。”沙赫特总结道：“我们必须尽快回归殖民战场。”“这将便利德国给外国的支付，并有利于德国实现未来的经济愿景，这些愿景将确保德国与邻国持久和睦互谅的可能性。”[127]这并非这位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第一次说要和盟国“和睦互谅”，也不是最后一次，尽管他的目的也许是要警告不实现这一点的危险。[128]

沙赫特不是魏玛共和国政府里唯一就殖民地问题发表观点的人。施特莱斯曼总理虽然主张大西洋主义战略，但也试图回归殖民主义。[129]施特莱斯曼的设想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规定，任何“发达”国家都有在发展中世界获得委任统治地的平等权利。[130]1925年施特莱斯曼在试图安抚德国国会时说：“我们应该在何时重新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殖民地，这个我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是，重新获得这些殖民地是德国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是一个急切目标。”施特莱斯曼借用《国际联盟盟约》的措辞说：“如果世界上有‘发达国家’的话，我们就属于发达国家。”[131]一些人认为当时施特莱斯曼在殖民地问题上中了“沙赫特的魔法”：提出民族主义理据有政治上的理由，但经济理据才“攸关生死”。[132]然而，对于德国在外部经济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从亚洲到前德国非洲殖民地，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置之不理。[133]曾是德属东非核心地域的坦噶尼喀的命运，就是英法这种不合作姿态的象征：令施特莱斯曼政府和德意志帝国银行气馁的是，1927年坦噶尼喀加入了一个包括英属肯尼亚在内的关税同盟。自此，从柏林的立场来看，“国联委任统治”似乎不过是大英帝国获取新领地的代名词，等于“在地图上标成红色”。[134]

尽管20世纪20年代晚期魏玛共和国经济发展迅猛，但国内形势依然脆弱。贸易逆差巨大，这使净国际投资头寸进一步恶化。对于施特莱斯曼总理而言，在政治上依赖美国符合逻辑：既然对所有贷款顺藤摸瓜，最终都能摸到华尔街，那么比起依赖记仇的巴黎或势力衰落的伦敦而言，依赖华盛顿显然是更好的。但美国依然坚持不勾销英国和法国的战争负债，因此债务循环持续，华尔街凭借短期债务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收益。这一状况能维持多久呢？尽管历史书经常说施特莱斯曼的执政时期是一段“蜜月期”，但他的大西洋主义战略并未实现其终极目标——给魏玛共和国带来持久的稳定。繁重的债务依然压在德国身上。[135]担任帝国银行行长的沙赫特私下里更加忧虑，也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他发起了一场反对“非生产性借债”的运动，公开痛斥德国城市花钱修建“运动场、游泳池、广场、餐厅、会议厅、酒店、办公室、天文馆、机场、剧院、博物馆……以及购买土地”。[136]他还公开批评花费1400万马克重新装修柏林国家歌剧院的做法，这让他卷入了一场非常公开化的在报纸上发生的争论。[137]他后来写的自传称，在这段时期，他“从不犹豫地指出，（他）一直公开、坚持不懈地反对德国过度举借外债。”[138]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公开批评《凡尔赛和约》。[139]

以低成本获得的资金还进入了柏林的股市，推高了企业估值，鼓励了冒险行为。1927年，沙赫特开始对繁荣的股市感到担忧，于是他推动对一些领域限制贷款发放，即在他看来与股市繁荣有关的领域，包括杠杆化投资。媒体和大多数魏玛共和国政客对此举感到不悦。[140]5月13日，他的这一政策促成了柏林股市崩盘，媒体称之为“黑色星期五”。可以说，他试图做美联储一年之后未能做的事——刺破泡沫。[141]然而，声誉良好的《法兰克福汇报》称沙赫特的政策是“一次不足为训的试图建立严格管制的行为，是最典型的计划经济行为”。[142]这位自信的央行行长以机智的措辞反驳道，正如学识渊博的记者们惯于指出的那样，“过于轻松地在股市上赚到的利润”并没有进入实业，“而是投在了酒店和时髦车上”。[143]然而，《法兰克福汇报》指出沙赫特控制欲强烈，这一批评并非不符合事实。

作为帝国银行的行长，沙赫特是德国信用创造的最终负责人。1922年帝国银行完成了盟国“强烈建议”的制度结构改革，在那之后，该行就享受着史无前例的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性。在那个时候，沙赫特拥有的这种自主性极为罕见，只有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能与他相比。[144]沙赫特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一职权，引导贷款进入他认为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这一做法的受益者包括大型卡特尔和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这一自上而下配置贷款的做法在思想根源上可以追溯到比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还早的一位浪漫主义早期经济学家的著作，那就是亚当·米勒，他是关注“国民经济”的德国学术传统的一位先驱。[145]更具影响力的是约瑟夫·熊彼特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该书是历史学派经济学传统下的又一作品，认为贷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到沙赫特的时代，这一思想早已遍布德国知识界。“一战”期间，甚至有人受此影响呼吁对贷款实行国家管制。[146]

用严格的货币学术语来说，沙赫特奉行真实票据理论，而不是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主张的货币数量论。[147]因此，沙赫特结合定量与定性措施来实现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尽管帝国银行设定再贴现率，但实际上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发出的“贷款建议”。这意味着沙赫特经常会把银行家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讯问和训诫。我们可以把这叫作“个人化监管”。[148]银行受到监管的程度也异乎寻常地高。因此，评论者很自然地把沙赫特主管的帝国银行比作“第二政府”。[149]不过，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行为以及外资依然在帝国银行的掌控之外。在沙赫特看来，20世纪20年代帝国银行虽然拥有史无前例的权力，但依然不够，他不仅需要掌管经济的权力，还需要消除1919年以来损害德国经济的多种结构性缺陷。

1929年4月沙赫特率领德国代表团赴海牙参加一场预备国际会议。尽管当时是赫伯特·胡佛为首的又一个美国共和党政府执政，但美国在战争债务问题上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会议的目标是一劳永逸地重新商定德国赔款事宜，并在后来形成了“杨格计划”。[150]在会议磋商期间，沙赫特内心涌动的民族主义大爆发，他发出了一份恶名远扬的电报。在电报中，他延续在德国殖民地协会演讲中的说法，声称除非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和将魏玛共和国一分为二的“波兰走廊”，否则德国无法再支付任何赔款。[151]这个主张并不新颖：德国企业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保障，以开展位于德国经济结构核心的工业品制造。但归还“波兰走廊”的要求，暴露了经济之外的动机，那就是赤裸裸的实现德国“领土完整”的诉求。[152]沙赫特是不是聪明过头了，在一个坐满了英美外交官的会议厅里如此肆无忌惮，大张声势？也许是他不想干了。毫不意外的是，他的自传对这份惊人的电报及其后的辞职只是一带而过，他对这段时期的记述集中于他在创立国际清算银行中扮演的角色。

国际清算银行也许是沙赫特在国际舞台上最杰出的创作。该行是在“杨格计划”框架内建立的，它将成为德国获得贷款的最终保证人。[153]在执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现实主义者沙赫特看来，除了通过国际担保加快国际汇款速度之外，国际清算银行还有更大的目标——它还将成为国际合作的推进器。沙赫特后来写道：“我创立的国际清算银行一直是‘杨格计划’的最好宣传品。”[154]该行还实现了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目标——它实际上取代了盟国派驻柏林的赔款事宜负责人，许多德国人视其为监视德国的“总督”。[155]但沙赫特发送的那份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电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份电报激怒伦敦的程度更甚于激怒巴黎。依然坚守大西洋主义的施特莱斯曼总理公开与这位央行行长断绝关系。沙赫特写的也许与施特莱斯曼私下里想的相符，但这位央行行长用如此尖刻的语调，郑重其事地鼓吹如此激进的政策，施特莱斯曼怎么还可能继续支持他呢？这不禁让人怀疑，这其实是沙赫特的一记妙招，扩大了他在其他政治群体里的吸引力。不出意料的是，这份遭到国际拒绝的电报，使沙赫特得到崛起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喜爱。

接下来的一场“杨格计划”会议也遇到了麻烦。不过，这一次是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震撼了世界。这位“约克郡人”（《时代》周刊喜欢这么称呼他）利用决议必须全体一致通过的规定，要求英国从德国赔款中获得更大份额。和往常一样，《凡尔赛和约》不仅使德国分裂，也使战胜国分裂。斯诺登抱怨称，如果德国“以实物”支付赔款（这是沙赫特想出的避免德国外汇储备头寸恶化的方法之一），就会构成倾销，会损害英国的贸易。[156]凯恩斯一直主张让德国以实物方式赔款，他在十年前就论称，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可使英国不至于在太长时间里一直逼迫德国赔款。然而，政策改变不会很快发生。斯诺登急于保护萎靡不振的英国经济，希望能得到现金支付英国自己的债务。当时，尽管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执掌的美联储对诺曼鼎力相助（也许都有些帮过头了），但英国经济复苏依然缓慢。[157]斯诺登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一立场赢得了英国两党的支持。坚定支持保守党的《早报》也赞扬这位工党的财政大臣：“我们高兴地看到，他（斯诺登）采取的立场中没有任何国际主义的胡说八道，他坚定地维护英国利益。”连丘吉尔也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反对党议席上对斯诺登表示支持：“我认为斯诺登反对‘杨格计划’并不是基于个人或党派理由，而纯粹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要求公平竞争！”国际主义正在出现裂痕。

在这场争执中，沙赫特发现，德国政府正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波兰展开谈判。谈判最终达成的条款之是：德国对依据《凡尔赛和约》割让给波兰的所有财产和领土放弃补偿要求。这实际上意味着“波兰走廊”将永远是波兰领土。[158]大约在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消息占据媒体头条的时候，沙赫特心怀恶意地给德国政府写了一份备忘录。他将备忘录送交内阁，同时泄露给了媒体。肯定是带着一些暗喜，他后来承认，备忘录“起到了爆炸性效果”。[159]在马上就要离开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时候，他采取了最后一次阻挡美国贷款的干预行动。因《金融资本论》而名声大噪[160]的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为了拉动德国经济，费了大力气才落实这笔贷款。希法亭很快辞职，并抗议“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干涉……国家政策”。[161]沙赫特也随即辞职。

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机缘凑巧，他辞职的时机真是太好不过了。[162]在即将到来的“大萧条”时期，政策选项极为有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在此时解脱，甚为理想。1929年之后的经济衰退的终极因果关系链条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有激烈争论，本·伯南克称此问题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163]目前人们有共识的是，一波银行倒闭潮，加上为避免黄金外流而采取错误的货币政策，使美国及世界各国的货币供给严重减少。[164]一段去杠杆化时期导致了通缩压力，而这又造成了恶性循环，衰退不断加深，失业率不断上升。虽然如凯恩斯所论，在严重衰退时期，一些劳动者群体依然难以成功地与雇主讨价还价，但尽管如此，粘性工资也使劳动报酬的均衡点难以下降，这又加剧了国内经济的各种失衡。[165]

令全球化终结变得更混乱的一个因素是国际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那正是英国的诺曼一直坚持的。[166]尽管早在恶名远扬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之前，美国就有保护主义，但正是这部法案在美国参议院的辩论（包括对其数百项修正案的辩论）和在1930年的最终生效，导致恐慌情绪在全球蔓延，使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升级。[167]就像70年后的情况一样，1929年的纽约股市崩盘是火星，点燃了一场全球大火。

这场最初的风险规避引发了超出美国市场之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68]随着失业率飞升，政府支持率直线下降，各国选民径直转向边缘政治派别，而反动派与革命派政客都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这些主张对沙赫特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由于和黄金挂钩的各国无法实行以邻为壑的“最优”政策——竞争性贬值（因为金本位制实质上就是固定汇率），所以各国不得不实行“次优”选择，即加强贸易保护。[169]但目标是一样的：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维持竞争力。这一做法只会进一步削弱国际合作。很快人们便痛苦地认识到，就像银行挤兑一样，保护主义也是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不应忽略的是，这些政策不是由强权的独裁者实行的，而是由民主政体实行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并没有设法抵制全球化的终结，而是不惜损害伙伴的利益来增进自身私利。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夺路逃生”，是由政客决定的，但是由民主力量和错误的经济学驱动。经济形势越糟糕，选民就越不愿投票支持良药苦口式的选择，尽管从理论角度看这些选择“在经济上更合理”。[170]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式的民粹主义都是最强的潮流。

正如沙赫特曾经警告的那样，世界经济崩溃对债务缠身、依赖出口的德国冲击尤其强烈。随着国际贸易量直线下跌，德国出现了“结构性”的经常账户逆差（因魏玛共和国偿付短期、长期对外债务而加剧），德国经济面临着一场痛苦煎熬。[171]像在此类危机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金融业首当其冲，大银行和小银行脆弱的资金状况都进一步恶化。柏林的大银行很快处于深渊边缘。[172]对于1931年德国银行业危机而言，巨额债务与货币压力这两个因素分别造成了多大影响，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但这场危机的触发原因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重点。在沙赫特服务的第一家私营企业达纳银行倒闭后，这场危机迫使政府对银行注资。结果，德国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控制达到了异常高的程度。[173]多年以后，这一状况为一场独断专行的德国经济重整创造了条件，而那场重整又是沙赫特主导的。

从1930年3月底开始，德国新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实行了正统经济学建议的政策。从那时起，他的“通缩政策”就成为德国经济史上最具争议的决策之一，该政策与后来希特勒的选举胜利有一定关系，而这只是其争议性的一个源头。[174]布吕宁政府实行了严酷的经济通缩计划，大幅降低物价和工资。德国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这种经济紧缩需要命令型政府。布吕宁的政策得到了年老的魏玛共和国总统冯·兴登堡的支持和社会民主党人有选择的默许，政策目标是减少应对大萧条政策造成的竞争力损失。[175]在国外，很多人尊敬这位对德国经济实施艰难调整的紧缩派技术官僚。[176]但在德国，该政策的社会成本飞速上升。像沙赫特一样，选民也转向了边缘政治派别。

布吕宁为什么没有选择让德国马克贬值并增加支出，即我们今天说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一些学者指责布吕宁政府选择通缩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德国的欠债是不可能清偿的，以此实现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177]但最新证据表明这一“反事实推论”似是而非。当时布吕宁内阁非常明白，马克贬值只会让德国更难以支付庞大的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即使到了1932年，德国的债主也不可能实行大规模债务豁免，不只是美国如此。[178]但这不是布吕宁的唯一考虑。布吕宁在1931年10月2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让德国人民遭受另一场通胀，将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一场凄惨的银行业危机也未能让人放松对通胀的恐惧。布吕宁警告，让德国马克贬值可能导致汇率螺旋式下滑。他说：“把汇率维持在比现在低20%的水平上也将是不可能的。”他不相信德国政府的信誉能使贬值只维持在较低程度上。[179]德国国内及国际知识界也担心，贬值将是止不住的，尤其是十年前发生过恶性通胀的德国的汇率贬值。显然，在布吕宁及其最核心的顾问看来，除了通缩之外，别无选择。

尽管当今各国政府仍会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求助于各种形式的通缩政策，但布吕宁的通缩策略，已被经济史学界视为典型的大错。[180]布吕宁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进一步加剧了需求锐减与出口下跌的恶性循环。就在德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减少消费的时候，德国政府也在减少支出，削减以前几届魏玛共和国政府提供的福利。[181]1930—1932年，连续四轮通缩使德国国内经济陷于萧条，使失业率和闲置生产能力上升到空前水平。德国遵循金本位制的定律，滑向了社会危机。[182]

布吕宁并非对政治动向充耳不闻。在准确体察到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反应后，他大幅抬高了民族主义调门。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布吕宁政府推动与奥地利组建关税同盟。布吕宁政府一直没有沦落到很不受国民欢迎的程度，但它日益与奥地利联合的政策，明显不同于施特莱斯曼更为谨慎的国际平衡。[183]毫不奇怪的是，法国对这一动议极为不满。鉴于法国拥有的黄金储备，法国对布吕宁的反对，使得在资金方面对1931年德国银行业危机造成了严重影响。[184]纯粹出于对经济基本面的担心，投资者飞快撤资，而德国民族主义的抬头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逃离。[185]人们开始把布吕宁执政时期称为“饥饿独裁”时期，这并非没有道理。[186]

离职但没有离开人们视野的“领头羊”沙赫特，则在继续拓展自己的国际声望。1930年年中，像父母曾经做的那样，他离开德国，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当时《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仅数月，他主张，贸易限制而非反动派的崛起才是稳定的真正大敌。他表示：“威胁德国经济体系和德国信誉的不是国家社会党人的成功，而是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百般压迫。”[187]在他看来，纳粹是民主的产物，是民众对未来失去希望的结果。这已近乎危险的相对主义，但对沙赫特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相对主义并不丑恶。他既有名望又不在政府任职，所以布吕宁实行的政策给了他很大的空间做一个民粹主义者。在一次巡回演讲中，沙赫特把他的观点又延伸了一步。在耶鲁大学，当被问及德国是否正在走向一场“希特勒革命”时，沙赫特毫无顾忌地答道：“如果德国人民行将饿死，新的希特勒就将层出不穷。”《时代》周刊报道了此事，冠以一个恰如其分的标题《沙赫特震撼》。德国的反动派已经等待了十年。他说：“如果你以对待德国人的方式对待一个民族十年时间，你不能期望他们还会微笑。”“把你关在监狱里十年，你愿意吗？就这么和你们国家的人说吧。”[188]

在德国国内，卸去央行的职务之后，沙赫特在政治方面也变得更加激进。随着衰退深化为“大萧条”，他开始与赞同他在赔款和帝国主义方面观点的右翼组织眉来眼去。他也重新与媒体打得火热，公开与政府作对。随着整个德国银行体系濒临崩溃，他公开批评德意志帝国银行在资本金要求方面的宽松政策。[189]但是，当1931年7月帝国银行真的着手限制国内贷款时，随之发生的恐慌酿成了一场全面的银行业危机，并产生了全球影响。[190]在德国五家综合性银行中，政府最终收购了两家的多数股权，包括德累斯顿银行，而这已经是在影响巨大的达纳银行破产之后了。[191]

作为这场媒体闪击战的一部分，沙赫特还出版了一本引起争议的书《赔款的终结》。在这本书中，他恶狠狠地谴责了《凡尔赛和约》。[192]这种观点在反动派中很常见，但这一次，它来自一个备受尊重的人物。[193]同时，沙赫特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也保持不变。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地缘政治平衡，而在于它能解决德国在获取资源方面受到的限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帝国主义，都能使德国经济体系获得原材料。[194]

一场“希特勒革命”正在临近。早在赫尔曼·戈林的夫人1931年2月举办的一次宴会上，沙赫特就被介绍给了纳粹政界名人。参加宴会的还有未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同名产业帝国的掌门人。[195]此前，沙赫特已经与几个反动组织眉来眼去，但他与纳粹党接近，不只是基于他对纳粹党力量的战略评估。在沙赫特参与短命的“哈尔茨堡阵线”后，他那“结实、和善”而思想反动的夫人露易丝，就被纳粹党政治强烈吸引。[196]但是，在反动派和民粹主义群体中，希特勒已经为自己打造了一套强大的选民组织体系，拥有了独特的改变现状、兑现承诺的能力。

很快沙赫特就开始向希特勒介绍一些人，他们将成为纳粹的主要决策人物。其中之一是瓦尔特·冯克（Walther Funk），前金融记者，后进入戈培尔的部门。尽管沙赫特最初未能独立于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的“圈子”（德国工商界与纳粹的早期联络点），但他享受着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197]在1932年6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表示，他在经济问题上“绝不教条”。[198]开普勒圈子的一名成员清楚地记得，沙赫特在希特勒演讲后发表了“颂词”，但沙赫特后来表示他从未参与此事。[199]这位银行家似乎已被这样的实用政治吸引，以至于1932年设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特别办公室”，目的是把重工业界的希特勒支持者集中起来，为希特勒进入政府铺平道路。[200]

在那之前不久的1931年春，一位持进步主义立场的美国记者采访了沙赫特。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son）直接问他，会不会加入一个纳粹主导的政府，为之提供希特勒完全欠缺的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合法性。沙赫特果断回答说：“纳粹党人不会治国，但我能通过他们来治国。”[201]因此，纳粹将成为沙赫特个人崛起的最终工具。截至此时，不像他饱经挫折的祖国，沙赫特本人的崛起非常快，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挫折。随着第二次进入政府，他要大展拳脚了。

[1] 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译者注

[2] 指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期间，双方虽名义上达成和议，但仍彼此视为敌人。——译者注

[3] 指大洋洲。——译者注

第四章

“给我四年时间”

“纳粹党人不会治国，但我能通过他们来治国。”

——亚尔马·沙赫特，1931年

在希特勒刚获取政权的时候，他会见沙赫特的次数并不多。但沙赫特距他并不远，有事的时候会出现。“当希特勒发表他的第一次广播讲话，第一句话是‘给我四年时间（德国的样貌就会大变）’时，”沙赫特“恰巧就带着几位属下在现场。”这位刚上任的总理将实现他的许诺：四年后，德国的确大为不同了。纳粹宣传机器将很快宣示这一点，而毫无疑问的是，沙赫特在这场转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政治家之间经常喜欢说看到了对方的内心，沙赫特也这样。他说：“看到（希特勒的）灵魂增强了我的希望：我可以把（他）引入正路。”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沙赫特坚称，他不怎么关心纳粹党，加入该党不是出于效忠，也不是利用它作为自身发展的工具，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服务于祖国。他后来写道：“我更愿意看到布吕宁（总理）在1931年7月邀请我（回到德意志帝国银行）。”但布吕宁并没有邀请他，考虑到他对布吕宁政府的激烈批评，这毫不奇怪。但希特勒上台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既然我现在有机会结束650万人的失业，那么，所有其他考虑都得靠边站。”[1]这反映了沙赫特的信心？错觉？还是傲慢？

从希特勒的视角来看，任命沙赫特是一个合理的决定。外国媒体注意到，在那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希特勒一直向沙赫特征求“财政方面的意见”。[2]尽管纳粹党对银行家沙赫特所属的魏玛共和国精英阶层不满，但在1933年的德国，对抗创纪录的失业水平，是一个合理的竞选策略，至少在他们还需要选举的时候是这样。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承诺“工作和面包”。但他们还有一个口号——“自由”。[3]纳粹党的自由是指从凡尔赛体系下解放出来，潜台词是重整军备。德国最终将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抉择，但在1933年初的时候还不行。希特勒需要一个不仅配合他，而且有创意的货币事务负责人，以兑现他变革德国的承诺。他还需要一个得到国际尊重的沟通协调者。这位总理继承的财政形势是凶险的。在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高企、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他的运作空间很小。[4]但只要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领导层能够认同纳粹党的目标，该行就能发挥作用。

一开始希特勒试图保持连续性，就去找了当时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汉斯·路德。[5]除了就业问题外，他还谈到了军备，但路德没完全领会他的意思。希特勒就德国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战略理由做了一番带有他典型风格的激烈的长篇大论，但听完后，路德只承诺提供1亿马克支持这一计划。这在当时约合700万英镑、2380万美元，不到德国GDP的0.25%。这和希特勒的期望相差太远。希特勒后来记述：“一时间，我觉得我肯定是误会了他，因为我不相信，对于重整军备政策涉及的财政问题，一位金融家的认识竟会如此浅薄。”于是谈话结束了。希特勒写道：“再多说已明显多余，因此我直接请总统（冯·兴登堡）将他撤职。”[6]

撤掉路德并不那么简单。1933年时，希特勒还远远不是后来那个无所不能的独裁者。在魏玛共和国宪法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总理无权直接罢免央行行长。[7]但希特勒找到了一个劝诱路德的办法：他提议让路德出任德国驻美大使，据说还考虑了路德增加5万马克养老金的要求（不过这一说法至今没有得到德意志帝国银行相关文件的支持）。[8]希特勒后来说：“我能看到，他很平静，他的目光略微朝下倾斜，这让我相信，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让他接受了我的建议。”钱起到了作用。希特勒说：“所以我不得不付一大笔钱来开路，以任命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人出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博士。”[9]沙赫特在自己写的回忆录里，自然选择只谈及，希特勒希望“为消灭失业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10]但沙赫特的归来附有一个明显的代价：数年前沙赫特竭力维护的央行独立性要被抛弃了。

1933年3月17日，希特勒执政一个月多的时候，沙赫特回到了曾令他成名的岗位上。但1933年的形势已经与1924年大相径庭。在此期间，先是五年的繁荣和廉价信贷时期，然后是市场崩溃、银行破产、失业、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凡此种种带来了痛苦的后遗症。正是全球化的瓦解使沙赫特享有了1929年之前不可想象的单独行动自由。在全球化崩溃的背景下，沙赫特享有的这种“自由”，将首先被应用于德国的国际义务方面，然后被应用于德国经济结构方面。这将最终导致一项外国干预西班牙的战略。

在“大萧条”的头两年里，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爆发。这一趋势的代表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该法案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包含900项不同的关税，光美国国会的番茄关税辩论记录就有20页。当时的人能看到该法案固有的危险性。J.P.摩根董事总经理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当时说：“我几乎要跪下来乞求赫伯特·胡佛否决这部愚蠢到家的（法案）。”事实上有120位经济学家促请胡佛不要签署该法。[11]但政治算计压倒了经济理性。如前所述，从不当的关税到糟糕的配额，各国都短视地试图保护国内市场，最终破坏了国际贸易体系。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单方行动使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所有人受损，但追求相对优势的个体动机占了上风。就像神话里咬自己尾巴的蛇一样，保护主义自我强化，导致全球贸易陷入一场恶性循环，封闭不断加深，交流日益减少。接下来，又爆发了银行业危机。

以绝大多数标准衡量，“联合信贷”（Creditansalt）都是一个尊贵的奥地利金融机构：它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50年代创立，成为奥匈帝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向梅特涅大公这样的奥地利名流和中欧各国贵族大量发放贷款。[12]但在1931年春，这家银行却跨了，一个触发因素是它购买了一家破产的、规模较小的竞争者，这笔交易甚至是由奥地利央行担保的。[13]5月11日，该行的倒闭使恐慌蔓延至整个奥地利金融体系，银行倒闭潮随之出现。危机传染到国际上，很快就吞没了德国，布吕宁政府被迫向金融体系提供史无前例的救援。[14]魏玛共和国遭遇了“双重危机”，银行业危机导致银行倒闭潮，政治危机则挑战了德国政府对金本位制的承诺。[15]发生资本外逃后，德意志帝国银行实施了控制措施，实际上限制了黄金兑换。[16]1931年银行业危机使奥地利的国内经济衰退发展为“大萧条”。

现在常常被人遗忘的是，正是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共和党政府试图遏制这场恐慌。[17]在J.P.摩根的拉蒙特的“强烈建议”下，胡佛总统在6月20日提议实行债务延期支付，以遏制恐慌。美国提议英法暂停对美国的债务支付，以换取两国允许德国暂停赔款支付。[18]最终，一项债务延期支付安排得到落实，但其中也存在问题。美国国务院忘了通知法国。对胡佛的提议，法国总理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和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Emile Moreau）事先并不知晓。后来达成的暂停支付协议针对的是更短期的债务，虽然在贸易方面给德国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空间，但依然要求德国履行规模不小的短期债务支付。[19]曾令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无比担忧的德国私营部门，尤其是农业银行、钢铁企业和百货公司，现在面临着违约风险。[20]德国国内危机加深了。

伦敦和华盛顿这种只求自保的心态和法国的固执，使一场国际合作演变成了竞争。[21]法国开始囤积黄金储备，调整了黄金覆盖率。这导致了黄金储备的短缺，表面上看有利于巴黎，但其实削弱了整个体系。[22]不到一周之前，法国驻美大使在法使馆举办的一场宴会上面对美国高官发表的祝酒词颇有预见性：“我们身处从危机到灾难的短暂间隙，但我们依然能举起一杯香槟！”[23]

到1931年9月，债务和银行业危机已经演变为一场货币危机。曾经在“杨格计划”谈判中震惊各国代表的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单方面决定英国退出金本位制。《经济学人》的社论写道：“完全可以预言，9月21日星期一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英国暂停金本位制给世界金融与经济发展的一个时代画上了明确的句号。”[24]此举在几个月之前看来还是不可想象的。新的英国政府“修订”了1925年丘吉尔主持通过的《金本位法案》，终结了英镑与黄金的历史性挂钩，以期推动经济复苏。[25]当时英国虽然没有陷入恐慌，但英镑汇率暴跌。很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各自治领也退出了金本位制。[26]

金本位制的历史创造者如此无所顾忌地单方面抛弃这个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二阶和三阶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大西洋两岸再次上演“经济敌对行为”的闹剧。[27]事实上，英国财政部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承认，让英镑贬值将在国际经济领域造成冲击（尽管此举也许有国内政治方面的理由）：“我们既让英镑贬值，又几乎同时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给国际贸易制造过比这更严重的冲击。”[28]几个月后《经济学人》承认：“尽管战后金本位制及其运行存在着明显缺点，但英国放弃它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对世界货币和商业活动产生了致命后果。”[29]从大英帝国之外的贸易伙伴的立场来看，“经济政策的旧权威、旧规则被打破了。”[30]

英镑贬值后，英国赢得了对法国、美国和德国的价格优势。尽管这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国内效果，但这就是最典型的“以邻为壑”政策。斯诺登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采取了以英镑贬值为基础的贸易举措，以进一步使贸易移转到大英帝国内部。在1932年的渥太华帝国大会上，他提议建立“帝国优惠体系”。对于张伯伦来说，这是一场带有个人色彩的斗争，因为正是他的父亲在20年前开始推动帝国内部的关税改革。[31]尽管张伯伦接受了凯恩斯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些洞见（主要是在严重衰退期间有必要降低实际利率），但他兜售的“帝国自由贸易”，其实就是要抛弃英国传统的开放政策。[32]如果自由贸易仅限于大英帝国内部，它就不是那么自由的。这些政策加剧了英国贸易伙伴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发现，它们不仅在价格方面受限（英镑贬值后英国商品变便宜了），而且在准入方面受限（张伯伦承诺要实行“帝国配额”）。英国的政策优先考虑国内需求，置国际金融架构的长远命运于不顾。[33]

1933年初，在国内的一场银行恐慌之后，新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效法英国，结束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34]罗斯福让美元贬值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国内经济。民主党渴望更有利的出口价格，担忧农业稳定，这影响了罗斯福的决策。[35]因此，英国没有能力而美国没有意愿组织国际体系，归根结底都是考虑国内选情做出的选择。[36]在伦敦世界经济大会的预备讨论上，美元贬值压倒其他事项，成为主要议题。各国的央行官员甚至愿意在一些事务上合作，但政客拒绝了，他们一边看着国内的选举日程，一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37]用现代的话说，政客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不知道做了这些之后，他们还怎么能再次当选。用金德尔伯格的著名术语来说，当时大西洋两岸都存在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金融霸权。

希望并没有马上丧失。经过不少谈判后，美国派往伦敦的代表团与英国、法国达成了临时协议，停止竞争性的汇率贬值。该协议意味着，大国可最终找到一种方式以较低兑换率恢复金本位制，维护全球化的金融架构。在美国，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等有影响力的金融家和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等崭露头角的外交政策专家也支持该协议。[38]但罗斯福发出了一份连美国代表团也不知情的电报：“所谓的国际银行家信奉的拜物教正在被如下努力取代：各国规化货币体系以维持货币的购买力。”毫不奇怪的是，这被称为“炸弹电报”。[39]它证实，罗斯福政府不愿稳定美元汇率，对即使装装样子的国际合作也嗤之以鼻。罗斯福的做法也许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但这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受损的国际体系。沙赫特则埋怨罗斯福的做法“只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谋利”。[40]至此，全球化触礁翻船。

这时希特勒和沙赫特已经上台了。希特勒任命的第一位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哈根堡毫无顾忌地宣称，德国要对结束“大萧条”发挥作用，就必须回归殖民主义，但被罗斯福电报的爆炸性影响冲淡，这一表态没有引起太大注意。[41]假如英、法、美三国当时实现了稳定，哈根堡的做法将使柏林处于更不利的境地，但三国没有实现稳定。事实上，《经济学人》发表评论认为，这场大会给人以“不舒服的印象，就像在一场歌剧演出中，揭幕出了故障，作为指挥的哈根堡只得不厌其烦地让乐团重复演奏序曲的终章。”[42]但哈根堡发出的备忘录仍然给了希特勒一个借口用库尔特·施米特替换哈根堡。[43]任命这位安联保险的前总裁，是为了安抚纳粹内阁中以贵族气质的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为首的对立派。[44]非纳粹民族主义者们内部的这场争斗，只是进一步增强了希特勒掌控他们的力量。[45]

同时，沙赫特对决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各大国不团结的情况下，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希特勒的目标提供一个货币框架。尽管数月前他曾质疑过路德“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他承诺为对抗失业和重整军备提供资金支持。[46]在经济萧条的状况下，这两个目标暂时合二为一了。[47]但正如希特勒后来的言论表明的，创造就业并不是他的首要目标：“沙赫特马上就明白了，除非我们决定为实施重振军备计划提供数以十亿计的（马克），否则任何这样的计划都是不可能的。”[48]会议记录表明，1933年6月8日的内阁会议，沙赫特是在场的，尽管这段经历在他的自传中神秘地消失了。这次会议批准了重整军备计划，准备在未来八年里为此花费350亿马克，约为德国GNP的6%。[49]仅凭这份文件就足以断定，纳粹最初几年的重整军备并不是“温和的”。事实上现有的最好数据证实，只有1933年的军事开支可以说是“温和的”。尽管如此，纳粹执政头四个月里就制订了一系列计划，准备在未来五年里大规模扩大军事开支。即使德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能实现大幅度增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不太可能），根据该计划，军工行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将超过10%，从而必然改变德国经济结构。这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情况完全不同，如图兹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魏玛共和国的年度军事开支是以百万马克为单位的，而不是以十亿马克。”[50]与欧洲各国在“冷战”时期的军事开支预算相比，这些数字也显得太高。[51]据说，当欣喜的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告诉财政部长卢茨·格拉夫·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这一庞大计划时，后者直接晕了过去。[52]

虽然沙赫特当时还不是内阁正式成员，但他参加这场内阁会议是有原因的：对于这些计划中的很多内容来说，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支持非常关键。[53]就像刚刚开始的重整军备一样，经济的“机动化”和修建高速公路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希特勒心仪的计划，包括建设一个相互连接的高速公路网，以及把汽车作为一种民用交通方式加以普及。[54]落实这些目标不是靠纳粹党老战士，而是靠传统的受过训练的人。让而不是某个纳粹党的新贵沙赫特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据说，当希特勒询问沙赫特，是让工程师弗里茨·托特还是纳粹党“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主持高速公路计划时，沙赫特支持托特。“你了解托特先生吗？”希特勒问。沙赫特以惯常的讽刺风格回答：“不，总理，但是我了解费德尔先生。”[55]对于反资本主义人士费德尔及其激进的反犹观念，沙赫特毫无敬意。相比而言，托特是一位观念更温和的工程师。沙赫特的选择代表了新政府中在经济方面较为保守（但不是民族主义倾向较弱）的声音。后来托特得到了这份差事。大企业成为刚建立的纳粹政权的合作伙伴——这经常是出于自愿，有些情况下是被迫的。执掌央行的沙赫特推进了一份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尽管该事业也受政府推动和引导。[56]

在戈培尔的轰炸式宣传中，托特开始了他的工作。曾经失业的人们扛着铲子奔赴工地，就像是扛着步枪。希特勒盛赞即将到来的“宏伟任务”：修建不少于6500公里的公路，“在未来几十年里”，人们才会逐渐理解此举的伟大意义。[57]他要求人们“齐心协力”，“把意志转化成现实”。他没有提到私营部门，但很明显地挑出了以沙赫特为首的积极配合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加以赞誉。[58]事实上沙赫特就在希特勒的讲话现场，而且希特勒明确提到了沙赫特。希特勒数次提及“人民社会”，戈培尔的摄像团队希特勒铲土装满一辆独轮手推车，以供摄像。

高速公路项目以较低的成本雇用了很多人，尤其是蓝领建筑工人，他们是“大萧条”的受害者和纳粹党争取的首要选民群体。[59]1934年就希特勒的领导地位举行全民公决时，这发挥了作用。[60]最初，托特为首的管理团队在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尽最大可能地使用人力，而不是使用机器，以便提供就业。[61]但该项目也服务于重整军备的战略目标：“国防军”把高速公路系统视为有效工具，一旦德国再次陷入两线作战，可用其快速运送部队。当然这也有利于旅游业。

这个高速公路项目吸引了学术界的很多关注，被视为在凯恩斯1936年出版《通论》之前，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提振的一个实例。[62]凯恩斯在《通论》德语版序言中称，可能德国会比奉行新古典主义的英国更能接受他的观点。在这篇序言中，凯恩斯还表达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在极权国家，他的总生产理论“可能要易于适用得多”。[63]当代研究认为，这些纳粹项目使德国经济面貌大为改观。但最新的估测显示，纳粹政府的财政赤字很小，不足以产生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的“乘数效应”。[64]其实是1932年触底之后的周期性复苏，开始提供了就业，改善了财政状况。[65]其实不管谁在位，都会因此获益，这让人们产生一个有趣的“反事实”猜想：假如1933年初希特勒没有上台会怎么样。此外，立敕尔的数据显示，1933年初德国内阁和沙赫特通过的重整军备方案，在1934年的时候，就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了关键作用，比之前人们估计的要早。

高速公路的必要配套产业是汽车，而德国在该产业是落后的。[66]在这方面，为了实现大规模生产，希特勒政权致力于推动老牌企业的发展。[67]这是又一个宏大项目，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支持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大众汽车。这种低定价的“国民汽车”，吸引很多人在“二战”后才有希望交货的情况下就开始纷纷预订。各种例子表明，德国政府通过直接注资、补贴和担保等方式引导结构性投资的方向。沙赫特执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为高速公路项目提供了担保。在国际主义崩溃的情况下重新掌权后，沙赫特实行的经济民族主义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主流学说，他背离的程度很快就超过了罗斯福的“新政”。

鉴于希特勒在财政方面受到的限制，只有让沙赫特这样的人执掌德意志帝国银行，就业创造项目和重整军备才能获得所需资金。重整军备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国际视线之外秘密进行。但这两个项目都涉及信贷创造，而且这种积极配合政府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导致通胀。本应独立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提供资金刺激经济，必然会危及物价稳定，即便不是迅速危及，至少在中期也会这样。这里不是要争论刺激好还是顺应经济自己复苏好：1934年沙赫特建立了一套表外系统，以大大高于官方目标的水平向就业创造项目和重整军备计划输送信贷。为了躲避通胀“鹰派”和国际上的目光，偷偷摸摸是必需的。[68]

为此，德国最大的几家产业集团联合成立了一家新的“私营”公司“冶金研究学会”（Metallurgische Forschungsgesellschaft）。其出资者西门子、克虏伯、莱茵钢铁和Gutehoffnungshüte都是与军工合同联系紧密的重工业巨头，这本应引起外界观察者的怀疑。[69]这个“研究学会”其实不是通常的合资企业，也与任何研究无关，而是实施货币刺激的工具。[70]该公司发行远超资本金基础的借据（IOU），称为“梅福票”（Mefo bill）。然后沙赫特执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对这些借据进行贴现，实际上是为重整军备创造了信贷。[71]通过沙赫特发明的“梅福票”，帝国银行可以进行隐蔽的货币扩张，既不让国内的传统派不满，也能躲过国际视线。1933—1936年，“梅福票”为相当大一部分公共赤字开支提供了资金。[72]

理论上，德国政府最终会补偿。帝国银行对“梅福票”的贴现，但“临时性”的央行贴现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变成永久性的贴现，尤其是在财政职权与货币职权界限不明的时候。没有哪里比沙赫特任央行行长的德国更不尊重这种界限了。[73]在“最后贷款人”支持下的信贷创造产生了相当大的乘数效应。沙赫特搞的这种表外操作显然说明，他为了帮助政府实现其目标，不惜逾越严格的货币政策目标。[74]1934年，德国重工业界和“国防军”对订单的涌来感到高兴，而纳粹党会毫不犹豫地逼迫企业接受这些由帝国银行贴现的票据。

尽管对纳粹执政最初几年里德国的经济表现，史学界有大量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手段（“梅福票”）到目标（重整军备和就业创造），沙赫特都是核心决策人物。[75]德国GDP从“大萧条”的低谷中强劲恢复，希特勒执政头一年里失业率下降了三分之一。[76]经济的周期性反弹肯定促成了这一情况，但只有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探究增长的最终源头，纳粹党对此并不关心。在政治方面，希特勒独占了所有功劳。在政府内部，沙赫特日益被视为实现经济复兴的设计师，他后来也得到了丰厚的奖赏。

在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被批准的同一天，德国内阁授予沙赫特宣布进一步暂停支付德国外债的绝对权力。这一时间上的重合透露出，总理希特勒与央行行长沙赫特的优先考虑是什么：纳粹德国有钱重整军备，却没钱偿付外债。如前所述，外债是沙赫特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主要关切之一。[77]他在“二进宫”后实行的债务政策，相当于正式拒绝了他曾参与谈判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也宣判了施特莱斯曼的大西洋主义战略的死刑。于是，在世界经济大会破裂后，沙赫特宣布，只有50%的外债将以外汇形式偿付，其余部分打白条，通过他执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干预，这将使实际债务偿付减少25%。[78]因此，在国内政府计划强化（就业创造项目、重整军备、干预劳资关系）的同时，德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变得咄咄逼人。[79]但对此，世界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1923年，当魏玛共和国在恶性通胀期间停止赔款支付时，法国和比利时曾挥军占领鲁尔区。[80]而与1923年相比，1933年德国政府的负债有增无减，因为私债与地方债务的新增额超过了公共部门赔款支付的净减少额。[81]这一次，法国人难以重复十年前的反应方式了：当年的做法令法国在外交和财政方面同时受损。而且，英国人不支持他们。[82]这一次，不会发生像鲁尔区被占这样的事情。沙赫特的策略分化了德国的贸易伙伴，削弱了他们对抗德国新的强硬经济立场的能力。

尽管英国和美国都让货币贬值了，但希特勒和几位前任德国总理一样，不愿让马克贬值。尽管身处全球贬值大潮中，他也把自己的声誉与马克币值联系在一起。于是，沙赫特找到了一个办法把他1933年单方面宣布的“债务延期支付”变成一个促进德国外贸、让其他人埋单的工具。[83]他首先加快短期债务偿付，让债权人看不到希望，而国外对此并非毫无察觉。[84]接着，在1933年6月与国际债权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向债权人展示了一套“新体系”，虽然没有人敢明说，但其实质就是选择性的债务违约。负债的德国企业将继续在德意志帝国银行存款，以支付它们的外债，但这些马克账户将不能自由兑换。[85]沙赫特执掌的帝国银行称，1933年早些时候由（沙赫特参与设计的）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一笔贷款被取消后，德国外汇储备很少，承受不起这样的资本流动。当然，德国政府承诺，一旦国际收支改善，这些债务将重新被转换为可自由流动的外汇，但从20年代的经常账户状况来看，这样的前景显然很渺茫。沙赫特说这只是一个“转移问题”，仿佛这不会导致债权人的实际损失。[86]陷于困境的债权人不同意这么做。但由于国际社会分裂，而且没有任何可靠的执行机制，沙赫特实际上不会受到报复。

不可否认，当时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在各国兴起。但德国的情况不同：德国的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日益由一个强硬的央行主导，该行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经济决策权。事实上可以说，沙赫特个人设计了许多政策，然后被别国仿效。[87]在违约和资本控制措施实施后，报纸文章开始称沙赫特为“第三帝国的债务独裁者”。[88]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为了保护马克（名义上）的可兑换性，以及德意志帝国银行微不足道的外汇储备，沙赫特实行了严苛的资本控制措施。到1937年1月时，竟然有17种不同的马克账户，各有不同的外汇限额与许可。[89]这套新体系带来了官僚式控制：通过这套新的贸易安排，沙赫特建立起了一套制度框架，使他能精细到具体产品和生产者，以此调节德国的外贸水平。这套进口监管体系使德意志帝国银行对德国的贸易有了史无前例的操控权，与沙赫特20年代已经不小的职权相比，新权力还要大得多。他拥有了操控企业竞争成败的权力。不过，对沙赫特再次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有利的是，德国的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利用他们被滞留在德国的财富来购买德国工业品。这增进了德国的国内投资。显然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毫不犹豫地实行经济专制主义，这种做法在30年代受到的抵制要比在20年代弱得多。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德国的问题是外贸与外汇的综合问题。德国经济复苏只会使其对外国原材料的需求增加，这意味着更多的进口。为了报复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外债政策，英国、法国、荷兰等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威胁要对德国发动贸易战。从“大萧条”降临的时候起，沙赫特就一直指责，世界各地树起的保护主义壁垒要为德国的出口下降负责。[90]但他略过不提的是，德国主要贸易伙伴纷纷退出金本位制，因而重获竞争力，导致德国出口减少，而至少在理论上德国也是可以选择这一政策的。出口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加疲软，闲置产能增多，尤其对德国这样的贸易导向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出口减少也危及德意志帝国银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除非经常账户状况改善，否则德国的外汇储备形势不会改善。[91]

但是，纳粹政权必须应付希特勒对马克币值的信念，以及通胀历史遗留的文化影响——纳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借反通胀赢得权力的。[92]就像几年前布吕宁遇到的情况一样，延续金本位制仍有一点点好处：外国货币贬值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商业贷款事实上缩水。但这并不影响以黄金计价的债务。黄金覆盖率这一重要指标在1930年是45%，到1933年12月已变成8.5%。到1934年6月，形势发展到了生死关头：在1933年底的一次大规模偿债后，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外汇储备已暴跌到仅合1亿马克，只能支撑一周的进口。

沙赫特还扩大了债务回购操作，使之成为截至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债务回购。纳粹政府调整制度，以配合他的目标。[93]在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引导下，德国出口商被鼓励在外国市场上购买德国的不良债务，然后在国内获得接近于面值的债务偿付，从而抵消了高估汇率对出口商竞争力的影响。[94]帝国银行操控的这种出口促进政策允许外国进口商用德国债务支付，这使出口商可以有效地降低其商品在国外的价格，从而帮助缓解了马克的高估，至少在帝国银行支持的领域是这样。这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微观经济管理。在这一交易体系中，外国人可以按低于面值约50%的折扣购买德国债务，然后以此支付（被高估的）德国商品。这样一来，外国进口商就部分抵消了马克高估造成的成本，德国出口商的产品就能卖出去，而德意志帝国银行清偿了债务。

德国债务在纽约以远低于柏林的折扣价格进行交易，这说明，对于这些债务的安全性，人们有明显的意见分歧。[95]一开始，外国观察人士很不信任纳粹的经济管理水平，认为德国经济会崩溃。[96]而沙赫特这位德国决策者知道德国不会全面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回购债务，降低德国的总负债率。德国人从事债务回购非常积极，甚至到了1944年纳粹德国最终覆灭前夕，还有一些回购交易在继续。1933年4月23日，希特勒对经济政策委员会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对德国债务全面违约，然后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利用这种债务形势。这意味着德国不会突然、全面地退出世界经济体系，也意味着对沙赫特操作的支持。[97]这样做的目标是在削减债务的同时提振出口。

从沙赫特回到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时候起，至少一些债务回购已在秘密进行了。到1934年，回购越来越集中于主权债务。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在市场上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得的优势。通过代理人进行交易，最好地实现了这一效果。退休英国官员弗朗西斯·诺里斯中校在1933年秋购买了大量的德国债务，以至于媒体开始称他为“金融界的劳伦斯上校”。德意志帝国银行否认自己和诺里斯有任何联系，但一年后，“苏格兰场”和法国侦查部门查出，诺里斯是个“白手套”，钱最终都流入纳粹党手中。不是别人，正是沙赫特的侄子透露给英格兰银行，德国为这一操作花费了30万马克，回购了55万马克的债务。这些计策增添了现行回购政策的效果。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显示，债务回购代表着从债务人向债权人的财富转移，但对德国历史经历进行的一项计量经济学分析显示，德国获得了净收益，其外国债权人受损。[98]相关预期最终反映在海外交易的德国债务的风险溢价中，但在此之前，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就已被激怒了。麦克唐纳愤愤不平地中向德国大使抱怨，柏林正在通过煽动对德国违约的恐慌来降低德国债务的价格，从而以低成本回购。[99]德意志帝国银行对此拒不承认。但希特勒最终证实了麦克唐纳的说法。多年后，他私下里为这项计划的成功洋洋得意，尽管当时他已与沙赫特失和，但仍将此归功于沙赫特。[100]用凯恩斯的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这次债务回购是一场“沙赫特式的狡计”。[101]

对诸如此类离经叛道的专制主义经济政策，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汉斯·波塞（Hans Posse）、财政部长冯·克罗西克等经济决策高官予以抵制。但在国防部和国防军支持下，沙赫特获胜了。在纳粹的“债务独裁者”运作之下，德国专制主义货币操作的一些成本是由德国的债权人埋单的。[102]这有助于提升出口，而在外国观察人士看来，纳粹加紧实施的一些内向型农业政策，在当时严重损害了德国出口。[103]

在德国国内，另一场战斗正在拉开序幕。尽管沙赫特绝不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但他也绝不愿让德国经济完全脱离当时已受损的国际贸易体系。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外汇管制等做法尽管激进、损人利己，但这样做的目标是为了维持贸易，而不是让德国与世隔绝。不过，沙赫特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与英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传统没有多大关系。他认为，对外经贸应当由政府设定目标加以引导，而不是让市场决定。在他看来，德国最根本的经济实力在于他所说的“再加工”：把主要来自外国的原材料变成德国可以出口给国际贸易伙伴的资本品。[104]正如“大萧条”所显示的，德国在进出口方面对外贸的双重依赖，使它极易遭受贸易战的冲击。因此政府应该进行调节。

在沙赫特看来，德国要变得强大，不需要把自己与世界市场完全切分开来，相反，领土受限的德国假如彻底独立，就无法利用其海外影响力带来的战利品。但在纳粹政权内部，有人主张“完全自给自足”。《经济学人》嘲讽说，这一经济理念是一种“把自己的破烂当宝贝的现代民族主义政策。”[105]“大萧条”也使更多右翼德国政治家认同这一理念。人们不清楚，这种“完全自给自足”到底应该怎么实现，至少一个原因是，这种政策的鼓吹者恐怕并无经济方面的真才实学。这些“理论家”与那些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最强烈的纳粹分子关系密切。这些纳粹分子想当然地主张，“优秀”的德国不能仰赖他国生存。[106]

纳粹党外交政策办公室对外贸易部门主管维尔纳·戴茨（Werner Daitz）在1933年6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外贸政策原则》的文章。该文把“自给自足”定义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拥有的生死攸关的权利：把本国经济建设为民族的堡垒,以使民族不会因贸易政治或货币政治甚至战争而缺衣少食。我们应该根据这一愿景，来确定［我们所说的］自给自足的程度。”[107]农业利益集团显然是推动自给自足的先锋。它们在纳粹党系统里的代表是农业部长、臆想家瓦尔特·达里及其副手赫伯特·巴克。[108]达里是“血脉与土地”种族主义观念的主要阐述者之一，他甚至写了一本书，把伪科学与浪漫民族主义拼凑在一起，鼓吹用优生学优化种族。[109]戴茨所做的形象比喻“堡垒”，不仅违反自由主义贸易理论的整个体系，而且与沙赫特研究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帝国经验相矛盾。达里和巴克则比戴茨还要极端，这表现在他们出版的五花八门的小册子和伪科学书籍上，当然也表现在农业部的政策里。巴克甚至写了一本书，题为《自由主义的终结》。[110]但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与沙赫特的理解大不相同。

沙赫特密切关注着主张“自给自足”理论的人，一个证据是，每当媒体提到该词时，德意志帝国银行都有记录。[111]到1934年，该主张的人气达到了顶峰，至少部分原因是在那之前的几年里德国人经受的痛苦。当国际体系在“大萧条”期间崩溃时，德国受到严重冲击，例如，1929—1933年，铁矿石年进口量从1.7万吨锐减到不及3500吨。[112]同一时期，布吕宁政府连续实行了几轮通缩政策，这使进口铁矿石比低质量的德国铁矿石更有竞争力，这进一步印证了德国产业对世界市场的强烈依赖。

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降低对外国的依赖，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为主张激进“自给自足”的人提供了肥沃土壤。起初，纳粹政权推行严重违反经济原理的政策，在国内生产替代性的原材料，事实上这是勉强使用德国的低品质资源生产昂贵的最终产品。结果并不理想，例如，国产铁矿石的含铁量不及进口铁矿石的一半，加工成本则要高得多。与此类似，德国还大规模研发合成纤维、合成燃料，这也说明一些纳粹领导人对“自给自足”理念深信不疑。[113]国防军中的一些人和戈林（此人无时不想扩张职权）也有选择地支持这些做法，为可能的战争预先做考虑是一个重要原因。“自给自足”也许是一个经济观念，但在一个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架构里，它也居于核心地位。“自给自足”的支持者并不主张立即闭关锁国，因为德国存在明显的资源结构缺陷。这些人依据纳粹党圣典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希望德国在以后关闭国门，以集中力量整合内部，建设一个适宜的“生存空间”。

这种经济内向化主张，令沙赫特甚为厌恶，如前所述，他支持的是建立帝国和发挥海外影响力的理念。在对美国驻柏林商会代表发表讲话时，沙赫特警告称，德国严重的财政困境只会令“自给自足”论者更加嚣张：“所有人都在说德国要转向自给自足。我们今天目睹的情况证实了我的观点：不是德国在转向封闭，而是荒唐的对德债务政策在逼迫我们走向封闭。”[114]这是对事态的一种投机性解释，后来沙赫特还不断在美国大使馆重复这一观点。[115]但逻辑也可以倒过来看：“一个负债累累但又是出口驱动的国家，竟然要实现彻底的农业自给，不进口国际市场上交易的更便宜的农产品，不以此大大提高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这算哪门子道理？”[116]然而，纳粹政府里派别混杂，尽管沙赫特大权在握，但政府内部的激烈竞争也使他无法全盘掌控德国经济。[117]

在纳粹政权内部争斗的背景下，“债务独裁者”沙赫特要求获得更多权力。而在1934年年中，希特勒愿意满足他的愿望。德国总理府的档案显示，1934年6月底，在外汇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沙赫特去找希特勒，希望由他一人执掌帝国商会（RWK）。[118]帝国商会是1934年2月由施米特的经济部设立的，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组织，负责协调劳工事务，为企业纠纷提供解决渠道。[119]思想更偏自由派的施米特不想让卡特尔正式化，也不想使帝国商会彻底从属于政府。[120]尽管纳粹政府机制混乱，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帝国商会交给德意志帝国银行。让帝国银行行长执掌一个从属于经济部的机构，只会进一步模糊货币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界线。但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希特勒决定彻底打破这些界线。[121]他在拜罗伊特授权沙赫特“代理主管”经济部。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尽管名号是“代理”，但沙赫特已成为掌控德国经济的头号人物。[122]这也使他进一步成为让德国“改头换面”的核心人物。

在现代，当我们讨论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界线模糊时，我们通常是指财政权力僭越货币事务，一般指寻求更廉价的信贷。但纳粹德国发生的情况恰好相反：在多年争权并要求作为央行行长独立行事后，沙赫特建立的体系是由央行行长掌握了财政职权，为他赢得了史无前例的掌控权。因此，与沙赫特最初在拜罗伊特所要求的权力相比，他得到了更大的权力，其实，这或许是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毕竟，在1934年夏，追求极端集权的做法在德国政治中很流行。8月2日，年迈的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总理没有浪费一丁点时间：兴登堡刚死不到一小时，总理府就宣布方案，撤销总统职位，将其所有职权转交给“元首”，魏玛共和国宪法下的最后一点法治也销声匿迹了。[123]同时，在掌管经济部后，沙赫特成为正式的内阁成员，可以直接干预企业，随心所欲地管控德国经济。财政部长冯·克罗西克在纳粹系统里没有实权，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沙赫特的地位。[124]

回到柏林后，沙赫特问他更偏自由派的对手国务秘书波塞，喜不喜欢音乐。波塞大惑不解，他回答说，他很有兴趣，但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沙赫特以不是他风格的谦逊答道。但他马上就恢复了原貌：“但我上周末在拜罗伊特。”[125]弦外之音很明白：沙赫特能在希特勒跟前说上话，波塞不能。当德国政府宣布一切权力集中于“元首”时，沙赫特执掌经济部的消息就出现在第二条。即将在次日清晨出版的报纸，将此作为希特勒全面“夺权”的补充消息加以报道。这清晰地表明，沙赫特将独揽德国经济大权。

《金融时报》对这条消息只报道了一小段，强调这位新的“经济独裁者”将用他的权力集中处理“外汇和进口的棘手问题”。鉴于当时危机的严峻性，这样的报道显得轻描淡写。[126]在纳粹德国，除希特勒外还有第二个人能被冠以“独裁者”称号，其中隐意不言自明。在沙赫特全面获取了经济权力后，外国投资者对他持观望性的期待态度：消息宣布后，德国债卷市场上场。[127]在那之后，这位“魔术师”兼“独裁者”继续推进他的国内集中管控、国外积极扩张计划。他宣布，今后德国连“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里的白条都不能偿付了，这些白条此前没有被纳入债务暂停支付范围，因为白条显然应当优先支付。[128]这是对国际债权人的又一次挑衅。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此提供更多细节时，沙赫特描述了纳粹德国的现行经济决策方式：“作为德国经济主管者，我负责处理所有事务，就在我的部门，处理与贸易、产业、商业、银行有关的所有事务。”只有在劳工事务上，沙赫特表示“与［劳工］部长协商处理”。[129]他对财政部长冯·克罗西克只字未提。这位“代理”经济部长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临时部长。

提升效率成了独裁者名义上的理由，这并非最后一次。但沙赫特的表态显示，他对多元化决策极其不屑：“［德国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运转，这比过去有国会的时候要强得多，那时政客们脑中空空，成天空谈国事。”基于这个逻辑，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德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当《纽约时报》问他对经济自由的看法时，这位当时依然被外界视为务实自由派的银行家用哲学口吻说：“经济自由就是放纵。”[130]潜台词是，他的个人控制是更好的做法。

在公开场合，沙赫特宣称集中权力是经济运行的必需，而不是他蓄意追求的最终目标。即使在20年后，他仍然辩解称，他建立的“体系”是德国在全球化崩溃情况下“继续前进”的唯一出路。[131]但空前的成功和权力，进一步强化了他在管理方面的专断倾向。如前所述，他一直有这种倾向。这位执掌了经济部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建立了一套政府控制进口的全方位体系，由他的经济部职员负责。他的理由是，政府需要信息鉴别哪些是“合理的”进口，以免浪费有限的外汇。[132]尽管沙赫特绝不是纳粹系统中唯一一个决定进口优先顺序的人（当时国防军的权势也在稳步提升），但无论在机制上还是在执行方面，他都是进口控制体系的核心。事实上，外国有什么意见只能去找他，找别人都不行。[133]

一套能够广泛获取商业信息的新帝国官僚体系，逐渐拥有了管理外贸的行政权力，在此过程中也改变了政府与业界分享信息的方式。“一战”期间德国就出现了这方面的潜在趋势，并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134]在德国国内，权势遮天的沙赫特强化了政府对产业集团、卡特尔和企业的监控。它们都被迫在这套新的政府控制的统计数字汇报体系中登记。[135]情况已经一目了然：在第三帝国，并不是所有进口都是“生而平等”的。选择性控制导致的进口短缺，对消费品产生了最大的冲击，影响了纺织业、小规模制造业等民用行业的复苏。原料进口在持续，但基本上必须与重整军备和特定的重工业有关才行，如法本公司的合成纤维、合成燃料项目，都是崇尚“自给自足”的高官们的最爱。[136]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一战”时，英美海军对德国实施有效封锁，德国被迫建立战时管控计划来应付战争所需，沙赫特的体系就是以此为原型构建的。[137]这是沙赫特式“创新”的又一个例证：把以前有过的项目拿来改造，使之符合他的专制管控需要。

这些政策最终被命名为“新方案”（Neue Plan）。但和罗斯福“新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德国的政策优先点不是民用产业的发展，而是重整军备，如前所述，重整军备对德国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138]“新方案”是沙赫特智慧的产物。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样做是合理的：只有占据相对强有力的地位，德国才能改变与其他大国抗衡的态势。在贸易余额方面，他的政策颇有成效：1935年、1936年甚至1937年，德国都录得（小规模）顺差，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主要原因是德国选择性地减少进口，但沙赫特的出口促进政策也起到了显著作用。[139]当然，国际收支方面的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外交领域，施特莱斯曼的大西洋主义战略早已不再。与那些德国欠下战争债务的国家做贸易伙伴，寄望它们最终理解凡尔赛体系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想法在纳粹时代并没有存活多久。不过，如前所述，这样的思维转变从魏玛共和国末期就开始发生了，沙赫特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大萧条”剧烈改变了国际经济版图。可以说，沙赫特实施了“反大西洋主义战略”。在停止偿付外债后，德国试图与主要贸易伙伴脱钩。于是，沙赫特建立的专制体系导致德国外贸发生了明显的转向。

但沙赫特传递给大众的信息是不同的。1934年8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沙赫特称，在贸易方面，球在美国人一边：“美国应该决定采取什么措施促使国人购买更多德国产品。”当时美元贬值使德国出口产品价格严重高估，如果德国对美出口没有显著增长，将会怎么样？沙赫特答道：“如果美国人不多买德国货，我们将采取措施使减少美国对我们的出口。”[140]诸如此类的贸易控制措施导致德国与英美的贸易减少。而当时，英国人正在通过帝国优惠体系促进英国与各自治领之间的贸易，同时，美元贬值背后的美国保护主义退守思想仍在华盛顿占据统治地位。

只要遇到政治困难，实行这一“新全球政治”战略能带来的经济好处就肯定会被抵消。所以，要实现这些好处，就必须实行迅速果断的经济外交。首先，沙赫特和荷兰、瑞士签署了双边协议。这两个国家都高度依赖德国工业品，也是德国巨大的出口市场。[141]然后，沙赫特排除万难，成功说服英国放弃了在德国债务违约问题上与美国结成的统一阵线。此前，在与诺曼执掌的英格兰银行合作最密切的时候，英国曾是他的盟友。1934年，沙赫特与英国达成支付协议，该协议提振了德国对大英帝国的出口，此举激怒了华盛顿的政客和纽约的金融家。一时间，德国至少使反对沙赫特对外经济政策的美国陷于孤立。[142]

从伦敦尤其是针线街（英格兰银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坐落地）的角度看，沙赫特似乎比纳粹政权里的种族主义“自给自足派”好得多。[143]同时，沙赫特咄咄逼人的攻势还在继续。他的部下与巴尔干半岛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达成了协议，使这些国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德国购买原材料的来源。[144]随着这些不够发达的国家承诺向德国出口工业原材料，以换取德国工业品，沙赫特觉得，在贸易方面与民主国家“脱钩”是德国最好的前进方向。写得最好的一本沙赫特传记的作者实质上也赞同这一观点。他甚至把在欧洲角落实施的这一战略称为“非正式帝国”战略，这将使德国在爆发世界大战时“不必担心禁运”。[145]

当时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资金紧张，马克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为避免受这些劣势影响，德国与巴尔干国家达成了协议。当时的英美评论家当然注意到了沙赫特的这些政策带有帝国色彩，但各民主国家对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无动于衷。[146]为挤走竞争对手，德国向这些欠发达国家承诺，只要它们愿意直接用原材料支付，它们就能以低于现金价格50%的折扣，购买德国（名义标价过高的）制造品。不久前各国之间的汇率战、关税战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巴尔干国家对此记忆犹新，所以它们乐于接受德国提出的条件。这种“新重商主义”的易货贸易，使德国可以用新的制造品出口市场取代老市场，同时还明显利用了德国不断提升的政治影响力。这就是“全球政治”的精髓。

但迄今为止的史学研究只是肤浅地看到了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实施这一战略。[147]沙赫特的这项战略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只不过在欧洲的欠发达角落实施起来最方便而已。沙赫特试图建立的另类国际贸易势力范围的另一个例子是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威权主义政府利用与德国恢复贸易联系的机会，对其外债违约，并摆脱了罗斯福设想的西半球自由贸易体系。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后来甚至试图从纳粹德国购买武器。[148]这是对美国“门罗主义”的极端不敬，而巴西之所以敢采取这样的政策，唯一的原因是它与重新崛起的柏林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明白这一点，在那段时期，他是罗斯福政府里主张贸易自由主义的孤胆枪手。在赫尔主持下，美国1934年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以扭转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149]

因此，用最简单的话说，沙赫特的首要目标是一方面继续政府主导的国内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将德国的贸易转向相对较弱的国家，这些国家既能成为德国工业品市场，也能成为稳定的原材料来源。用这种方式，他就能一方面绕过作为前贸易伙伴的强国，另一方面在缺乏正式附属国的情况下，拓展德国的经济影响力。当发展中国家进入德国的贸易势力范围时，双方贸易的条件对第三帝国极为有利，而对与德国竞争的其他发达国家相对不利，无论是拥有庞大“内部帝国”的美国，还是拥有正式帝国的英国。而且，德国已经违约的外债也不会偿还了。沙赫特在美国商会以一种“他特有的接近于放荡不羁的坦率”表示：“即使德国不偿付外债，也不会因此丧失信誉……如果允许我比比轻重的话，我想提醒大家，拉丁美洲在连续三四次违约之后，依然被认为值得信任。”[150]

当纳粹德国的第一场海外军事冒险——干预西班牙内战日益变成经济行动的时候（后文将详述此事），沙赫特正在访问巴尔干各国，宣传他的政策将能给这个陷入困境的地区带来奇迹。在贝尔格莱德，他大谈德国产业和欧洲边缘国家可以结成诱人的共生共荣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最终）将如何促进边缘国家的发展。“如果工业国阻挠农业国逐步实现工业化，那将是大错特错的，”他这样说，以讨得听众的欢心。“农产品出口的性质将逐步改变，”他说，这是暗示欧洲边缘国家将逐渐实现工业化。[151]

无论他描述的这种光明前景能否实现，他主张，欧洲边缘国家只要在德国的经济势力范围内贸易，它们的主要产品就将是最安全的。而且，政治趋势似乎有利于沙赫特的战略。《时代》周刊记者在一篇关于德国贸易的文章中写道：“在目前激进党内阁治理法国的情况下，那些保守或反动的巴尔干政权都倾心于柏林。”最终，“过去一直把南斯拉夫当作经济后院的法国重工业，正在逐渐被排挤出去。”[152]在世界上，日本等同样野心勃勃的大国也在效仿沙赫特的战略。因此，即使不把沙赫特视作凭一己之力发明该战略的人，他也是最成功的现身说法者，而且，身兼货币和财政大权的他，是德国经济决策的最核心人物。[153]

在这位“经济独裁者”主导的政府控制强化的同时，重整军备对德国“经济繁荣”的相对重要性也上升了。尽管一些学者认为1935—1936年是纳粹独裁政府的“体面时期”，但在此期间，重整军备对德国经济复兴的相对重要性一直在上升。[154]而且这种影响很显著：1935—1938年，德国经济产出增长的近一半应归功于军备生产，这意味着，军备生产对降低德国失业率起到了关键作用。1934—1936年，1933年通过的最初的重整军备预算又被大大增加，这使戈林的帝国空军与埃里希·雷德尔的帝国海军获益。无论是自愿还是必须，为了换取更大的权力，沙赫特都得助力军备生产。

1935年年中，希特勒不顾有关德国经济承受能力的各种预测，宣布尽管尚处和平时期，但国防军将遵循海因茨·古德里安的“闪电战”信条，实现全面机械化，配备最先进的装甲车。[155]当时，一方面国际主义崩溃，另一方面受“沙赫特经济学”影响，绥靖主义兴起，在这样的环境中，德国继续畅行无阻地从根本上颠覆了凡尔赛体系。[156]德国从一种强势而不一定是孤立主义的立场上，重新与世界打交道。

尽管沙赫特对经济的专制控制能保证稀缺外汇的有效利用，尽管国际游说帮助改变了外贸的方向，但他仍未能确保原材料的持久供应。凡尔赛体系从结构上限制了德国的资源。[157]对于一个缺乏高品质原材料的工业生产大国来说，一个可靠而有效的国际贸易体系不仅对经济增长，甚至对维持国民生活水准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早在和希特勒联手之前，沙赫特就已经声称，凡尔赛体系的这一特征必然导致德国的反弹，这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他成为这场反弹的主导者。正如1935年他在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说的：“经济学并没有严格的方法与不变的法则。经济学家必须把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158]沙赫特利用他的学识和专长帮助希特勒实现目标。

但是，解决德国的原材料短缺问题不一定要靠一场欧洲大战，至少沙赫特是这么认为的。德国急需各种原材料，既需要粮食补充产量不足的国内农业，也需要矿石维持重工业生产。沙赫特一直在引导的德国贸易转向，不仅为了获取原材料，也为了售出德国工业品。在和新贸易伙伴交易时德国拥有的担保能力，是它在和英美交易时不具备的。这一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德国的海外势力，而沙赫特也正在有意地以史无前例的军事支出支持这种势力的建立。

凡尔赛体系是得到英国、法国和美国担保的（美国的担保不是正式的，但也是有效的），如果德国仍然依赖英美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它就无法挑战该体系。在沙赫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设想的帝国，如前所述，是以经济逻辑为驱动力的。如前所述，研究英国重商主义的沙赫特，并不怎么在乎正式的统治权。相反，在他看来，在1929年之后的世界，殖民地的价值在于从殖民地获取原材料时可以不使用外汇，从而不会导致对贸易伙伴的依赖加深。这将解决外汇储备紧缺问题。至少，进口增速是可以控制的。这样做的话，德国将创造对外政策的“良性循环”：投射国家影响力将增强经济优势，开拓更多市场，从而取得“大国地位”，这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不可企及的目标。

在掌握着最大权力的时候，沙赫特以比哈根堡巧妙得多的方式，再次处理殖民地问题。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沙赫特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他始终都是德国回归殖民国家“地位”最高调的鼓吹者之一。可以说，正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高调，曾让他丢掉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的大位。[159]当代史学研究似乎低估了沙赫特在经济外交政策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160]档案记录显示，身处纳粹党系统之内的沙赫特积极发展殖民政策。1935年初，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德国名义上负责殖民政策的官员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将军找到这位“经济独裁者”写一篇经济政策论文，支持德国应获得殖民地的主张。[161]沙赫特欣然应允。他写了一篇四页纸的论文，支持如下观点：只有通过殖民地，德国才能在不牺牲外汇的情况下，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给，而这意味着德国将把这些殖民地纳入本国经济势力范围内，在这一势力范围内，可以进行易货贸易，也可以用马克交易。有意思的是，沙赫特在给希特勒发送一封私人信件时，附上了该论文，估计是为了提醒他重视这个问题。更令人惊奇的是，沙赫特的论文直接抨击了以希特勒《我的奋斗》为基础的“生存空间”政策框架。他认为，德国向东扩张、驱逐当地人口的计划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162]不过，沙赫特主张的非正式帝国主义，或曰经济帝国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沙赫特的质疑有助于展现两种愿景之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沙赫特希望德国成为一个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这是一种“新全球政治”战略，更接近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主张；其他人则持一种更激进的主张，结合了“自给自足”、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伪人类学，支持德国争取“生存空间”，“向东方进军”。

1934年发布的一份纳粹党政策文件中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分歧。文件标题很简单——《殖民地》，由希特勒亲自签署，就纳粹党在殖民扩张问题上的立场，对中下层党员下达指示。该文件对“生存空间”政治的鼓吹至为明显：“相比于（从殖民地）输入海外产品更重要的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大地和土壤（Grund und Boden）养活居住在中部欧洲的德意志人民。”[163]沙赫特抨击这样的纳粹党纲领。以他为首的人认为，当纳粹党激进派的意识形态主张与经济可行性发生冲突时，后者将压倒前者。其他现实主义的纳粹分子和国际观察人士也这么看。难道以前的情况不是这样吗？最终，沙赫特的观点将得到事实的佐证。[164]1935年3月28日，希特勒确认收到沙赫特的论文并表示感谢，同时让他的办公室把这封信转交给宣传部国务秘书冯克。冯克是一个崭露头角的人物，最初正是沙赫特把他介绍给希特勒的。[165]

希特勒内阁的内部政策争斗将会持续，但截至1936年夏末之前，沙赫特似乎一直占据决定性的上风。他的主张——欧洲要实现和平，就应该让德国恢复殖民国家地位——对政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他“一身兼二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和经济部。甚至德国驻英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吸收了他的观点，尽管里宾特洛甫在其他政策领域持极端立场。1936年12月里宾特洛甫在“英德友好协会”就殖民地问题发表演讲。演讲题目直陈其观点：《理性的殖民地方案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德国不想追求完全自给自足》。里宾特洛甫基本上重复了沙赫特的论点。这些论点是由德国国内建立的沙赫特式经济框架加以落实的。[166]因此，追求“生存空间”并不是纳粹预先决定的统治方式。事实上，直到1936年初之前，以“经济独裁者”沙赫特为首鼓吹和推动的“新全球政治”，一直是政策的主导。

在一个保护主义时代，殖民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无需耗费外汇就能获得原材料。德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必须是有来有往的：这些国家必须为复兴的德国经济所生产的产品创造需求。但问题是，纳粹德国的新产出大多是军备，这是一个传统上的非出口领域。如前所述，自1933年以来，重整军备对德国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显著提升，这项政策也得到了沙赫特的支持。也就是说，德国经济日益依赖这样一个产业：它需要用外汇购买原材料，但该产业的最终产品无法出口，无法换取外汇。因此，这是难以自我维持的。结果是德国的整体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这使德国的贸易地位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简而言之，重整军备带来了就业，但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不可能带来长期稳定。那么，这一局面会迫使德国最终调整政策重点吗？

的确，希特勒最早的重整军备计划是沙赫特赞同和提供资金支持的，但这些计划不断被扩大。当时其他欧洲国家也以类似方式追求充分就业，这为扩大军备开支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沙赫特最初同意为此拨出43亿马克，但到仅仅一年后的1935年，军备开支就至少超出了20%。[167]军备开支升级还在继续。也许最明显的例子是飞机制造业。用一位研究帝国空军的历史学家的话说，该行业是“纳粹的宠儿”。[168]德国的飞机制造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933—1936年，该产业占德国GDP的比例提高了7倍，从0.2%增至1.6%。[169]这项工作名义上是赫尔曼·戈林主持的，但实际上的主脑是官僚式的国务秘书艾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

差不多在希特勒决定干涉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在总劳动力投入方面，德国飞机制造业超过了汽车业。当时该行业雇员124878人，每个季度人数都在大幅增加。[170]该行业几乎完全是由政府支持的。事实上有的时候，航空部会直接做主：当米尔希与容克公司主管胡戈·容克斯发生意见分歧时，他毫不犹豫地罢免了容克斯。[171]大约在这个时候，威利·梅塞施密特设计了壮观但成本高昂的“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尽管他与米尔希也不睦，但他的精妙设计赢得了1936年航空部颁发的大奖。希特勒对这款飞机很是着迷，他马上命令大规模生产。[172]到1936年希特勒宣布帝国空军已“焕然一新”时，已有800多架新型战机在执行任务，这个数字是1933年之前连最好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敢想象的。

到1936年年中，尽管沙赫特悉心经营，但情况已很明显：如此激进的重整军备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否则就会彻底破坏苦心实现的经济再平衡。固然，德国产业并没有面临一场迫在眉睫的增长危机：国防军的每个部门都有不断提升的军备需求。但是，这对政府财政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外汇储备的影响很严重。必须做出取舍。在已经受损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武器对增强德国的出口地位几无帮助。德国公开向自己寥寥无几的盟友出口武器，是不现实的。因此沙赫特面临的难题是：一个结构性的净进口行业是德国经济的主要增长行业。很快，在纳粹政权不停的重整军备和经济管理的现实之间，他必须做出权衡。希特勒的“斯巴达式”的军备生产，必须是能实现贸易平衡的。

总而言之，纳粹政权最初几年的经济政策是在一场更早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反弹的基础之上，实现充分就业。但是这场经济复苏一直高度依赖军工生产，并以影响消费品行业为代价，包括德国经济的一些传统支柱产业。在此期间，德国经济染上了越来越强烈的国家资助、政府主导色彩，对内通过专制控制，对外通过“新方案”和进口控制体系。亚尔马·沙赫特是主导该过程的核心人物。事实上，截至1934年，在货币政策、贸易战略和微观经济管理等所有方面，沙赫特都是德国经济改造的主要设计师。沙赫特相信，一旦德国变得强势，他就能凭借强力主导和利用贸易。在沙赫特第二次入主德意志帝国银行后，德国的竞争对手没有提出建立一个对抗他的统一阵线，从而使他的政策获得了空前成功。德国的新经济政策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大西洋主义战略截然不同，是试图回归某种“全球政治”战略。沙赫特当然不是“大萧条”时期唯一一个当权的“新重商主义者”，但他显然是把这一思路最有效地付诸实践的人。在当时国际协调合作欠缺的环境中，他主导的德国侥幸地实施了这样的政策。当然，正如沙赫特后来辩解的，也可以把因果关系倒过来说：是这样的国际环境“迫使”德国实行这些政策。但沙赫特的“再次出山”并未改变其政策的性质。这些政策的专制导向，以及对外投射德国经济势力的做法，都契合这位银行家的学养、工作经历、长期政策主张，以及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调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沙赫特配得上他的“魔法师师”绰号：他巧妙地实现了国内产业复兴和出口振兴，实施了进口控制，并始终没让马克汇率贬值。这都是在为德国独裁者希特勒服务，后者而是一个不懂经济的人，给予沙赫特空前的恩宠。此外，沙赫特与其他国家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使德国可以在不浪费有限外汇的情况下获取原材料。这使德国走出了1934年的危机，而那场危机几乎真的要了前任经济部部长的命。因此，拜沙赫特的务实政策所赐，德意志帝国银行在外汇储备比以前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维持了局面。也许由于史学研究一直聚焦于纳粹统治后期的经济问题，以及由于沙赫特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辩解，人们对沙赫特所发挥的核心重要作用认识不清。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四年里改头换面，至少在经济方面应主要归功于他手下的“经济独裁者”。

在德国将鲁尔区重新军事化几个月后，在伦敦和巴黎绥靖主义情绪正浓的时候，日益自信的希特勒政权发动了第一场国外军事冒险。在几个月时间里，一场小规模军事行动就演变为一场全面的殖民主义尝试。德国国内经济正在接近潜在产能的水平上运行，但始终缺少原材料。在沙赫特构想的经济体系中，德国必须找到这样的贸易伙伴：它拥有丰富的原材料，但经济相对落后，因而能成为德国国内经济的补充。该贸易伙伴最好急需一种德国正在大力生产而纳粹政权又暂时不使用的产品。只要对方存在急切的需求，非正式帝国的根本目标——由德国单方面决定双边经济关系的内容——就能实现。在1936年年中时，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贸易伙伴呢？

“一战”中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的亚尔马·沙赫特（左）。他的上司是卡尔·冯·鲁姆博士（中）。摄于1915年4月。德国联邦档案馆。

1923年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柏林一家

杂货店门外的长队。德国联邦档案馆。

1924年在柏林举行的“杨格计划”谈判，从左至右依次是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德国赔款国际委员会委员欧文·扬格，英国的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摄于1924年2月。德国联邦档案馆。

沙赫特和新帝国银行的奠基石。摄于1934年5月5日。今天这座建筑是德国外交部的一部分。德国联邦档案馆。

希特勒和沙赫特一起参加新帝国银行大厦的奠基典礼。摄于1934年5月5日。德国联邦档案馆。

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在1936年帝国银行举办的一次选举集会上发言。左上方的标语为“帝国银行坚定地站在元首身后！”摄于1936年3月28日。德国联邦档案馆。

瓜达拉哈拉战役期间，严酷冬季天气中疲倦的国民军派士兵。此役是西班牙共和派在内战中的一个闪光点。摄于1937年3月。德国联邦档案馆。

富产资源的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市投降后，占领该城的佛朗哥派士兵和从他们身边走过的儿童。摄于1937年8月。德国联邦档案馆。

赫尔曼·戈林为他的钢铁联合企业在林茨开业举行动工仪式。林茨是希特勒的故乡。摄于1938年5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个多月之后。德国联邦档案馆。

希特勒在慕尼黑火车站携赫尔曼·戈林、海因里希·希姆莱会见轴心国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摄于1938年9月29日。德国联邦档案馆。

部署在西班牙北部的德国“秃鹰军团”的空军士兵，后面是一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机旁站立的是西班牙国民军派士兵。摄于1939年。德国联邦档案馆。

佛朗哥在内战中获胜后，德国士兵走向停泊在西班牙比戈港的船舶，准备返回纳粹德国。摄于1939年5月。德国联邦档案馆。

希特勒主持阅兵仪式欢迎“秃鹰军团”回国。站在他身边的是秃鹰军团指挥官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后面是德国国防军领导层，包括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将军、威廉·凯特尔和航空部国务秘书艾哈德·米尔希。摄于1939年6月。德国联邦档案馆。

1940年10月希特勒与佛朗哥在法国昂代伊会晤，这是两人仅有的一次亲身会晤。德国联邦档案馆。

1945年纽伦堡审判前夕被囚禁的沙赫特。德国联邦档案馆。

第五章

干涉开始

德国必须要有殖民地。如果能通过谈判获得，我们就谈判，如果不能，我们就抢占。

——亚尔马·沙赫特1935年9月23日

在美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讲话

1942年7月7日希特勒的晚餐一点儿也不特别。开饭时间晚，菜品是斯巴达式的简约风格。元首在午后享用了甜品，但晚餐只是军人式的小分量，由此展示的低调，是其他更浮华的纳粹党领导人通常领会不到的。[1]客人们也来了。受邀与这位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共进晚餐，是一种殊荣，尽管也许并不是所有纳粹上层都喜欢这种场合里常见的阿谀奉承。[2]当晚的客人包含了军事要员人：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他贵族出身的副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以及瓦尔特·赫韦尔（Walther Hewel）大使。[3]这些人前来赴宴并不意外：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奋力守护着它经“闪电战”夺取的欧洲大陆霸权。也许在当晚的用餐者看来，胜利并非不可想象，但力量对比已经显而易见：德国要对抗大英帝国和苏联，而且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也参战了。[4]

更重要的是，东线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毫不奇怪的是，这是那段时间人们讨论的主要话题，也是希特勒新的政治构想“大德意志”（Großdeutschland）最脆弱的地方。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以东，纳粹德国在此前几周里战况不利。面对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的红军，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未能取得突破。从那时起，恼怒的希特勒开始行使他的“元首特别指挥权”，实质上是对东线战场上最细微的战术问题也指手画脚。[5]这让凯特尔、约德尔等国防军军官感到惊愕。然而，这不过是希特勒十年集权的最新一步，曾经怂恿他这么做的德军上层，最终作茧自缚。[6]

那天晚上，希特勒的思维从东线战事上漂走了。晚餐前，他就考古和森林采伐问题发表了一通激烈的长篇大论。[7]熟读《我的奋斗》的人，不会对他经常发表的这种啰唆长论感到惊奇。[8]尽管当时希特勒正在进行自成吉思汗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帝国建设实验，包括以工业化规模进行种族灭绝，但是当晚他专注于讨论，“在没有重新造林安排的情况下开始砍伐树木”导致的“文化退化”。[9]他还痛斥了德国各地开展的一场考古发掘活动，这是瓦尔特·达里、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等种族主义臆想狂们搞的，目的是搜寻前基督教时代的雅利安人标志。在希特勒看来，这不免让他“想到，在希腊人已经修筑了雅典卫城的时候，我们（日耳曼人）的祖先还在用石头和陶土制造这些器具，而我们的考古学家竟然对此津津乐道。”[10]

希特勒接着把话题引向了西班牙。曾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担任大使的赫韦尔大谈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三年之后，这个国家仍然多么穷困。他说佛朗哥的士兵缺少枪支和肩章。凯特尔接过了他的话茬儿。[11]他编造说，希特勒在昂代伊会见佛朗哥的时候，陪同希特勒的西班牙荣誉卫士所佩的武器锈得很厉害，只能装装样子。这些侍从知道如何讨主人的欢心。纳粹党上下尽人皆知的是，希特勒从来没有原谅过佛朗哥，因为即使在德国看起来几乎快要获胜的时候，他也没让西班牙军队参战。[12]

当其他人讥笑西班牙时，卡纳里斯一直保持沉默。他能想起更好的时光。[13]在座的客人中，只有他（据说）参加过1936年7月25日拜罗伊特的晚宴，当天讨论的也是西班牙事务。那天，在欣赏完动人心魄的歌剧《齐格菲》后，希特勒决定干预西班牙内战。[14]各国在那个重要日子做出的决策，差不多决定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命运。六年后的今天，在惨烈的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只有失望。希特勒分析说：“在第一次打内战的时候，就能得到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佛朗哥和他的部下真是很幸运。”“因为，就像西班牙‘赤党’（共和派）一直在解释的那样，他们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与苏联人合作的，而是被迫的……只是因为没有其他外援。”[15]这是一个与事实相符的敏锐观察。[16]但他的核心论点不是这个。[17]他继续说：“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们说一场来自上天的干涉使佛朗哥在内战中获胜。也许吧，但那不是慈祥的圣母的干涉……而是（秃鹰军团参谋长）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干涉，他的飞行中队从天上倾泻而下的炸弹，决定了战争的结果。”[18]

除了有些渎神之外，元首的话有什么不对呢？虽然断断续续，但西班牙内战期间，纳粹德国提供的人员和补给抵达的时间都非常关键，先是避免了国民军派早早崩溃，然后为他们赢得了胜利。1936年7月底8月初，德国人帮助佛朗哥把摩洛哥驻军，包括“外籍军团”和“非洲军团”运送回国。德国协助国民军派在1937年对巴斯克人展开一场重要攻势，此战对格尔尼卡造成的破坏，因为毕加索的那副油画而永铭人心。在德国的帮助下，国民军派1939年初对加泰罗尼亚的最终攻势取得胜利。在伊比利亚土地上佩戴着纳粹十字章的人，总计有1万—1.5万。[19]比这更重要的是战争物资的供应：约150架最先进的“梅塞施密特109s”战斗机，63架“容克Ju52s”轰炸机，125架“亨克尔He51s”战机、93架“亨克尔He111s”战机在西班牙上空参战，还有200辆坦克，1000多门火炮，其中最重要的是著名的88毫米高射炮。当然，在“二战”中参战的飞机数以千计，参战和死伤的士兵数以百万计，对于熟悉那些数字的人来说，这些数字也许显得微不足道。[20]但要说明这些东西对西班牙内战的重要性，只提一点就够了：内战爆发时，西班牙全国只有约400架能飞行的飞机，机龄大都在十年以上，仅有少数能执行军事任务。西班牙的条件不足以打任何战争，更不要说一场内战了。[21]

在西班牙如此落后的情况下，纳粹德国提供的武器和人员，以及意大利的支援（人数较多但通常效果较差），对西班牙内战的结果起了决定作用。但也许在这里更需指出的是，给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佛朗哥提供这些武器，对第三帝国而言也不是一件小事，当时德国经济产出仍远远不及“大萧条”之前的通常水平。[22]这些支援发挥了决定作用，这一点得到了60年历史研究的支持。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纳粹德国“从天而降”帮助佛朗哥获胜的动机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把本书迄今为止分开讨论的两件事结合到一起：一是西班牙通往内战之路，二是纳粹德国在“经济独裁者”沙赫特主导下的经济复兴之路。我们在前面已详述了1936年年中德国的经济政治形势，现在再回头看一下纳粹干涉西班牙的源起。佛朗哥派去见希特勒的两名特使阿道夫·朗根海姆和约翰内斯·伯恩哈特很幸运。希特勒一向重视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而1936年的音乐节更特殊：不仅是这场活动的60年庆，而且是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去世50周年。为了纪念，希特勒个人出资支持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重新上演。剧中人物海因里希的一句台词是：“时间已到，捍卫帝国的荣耀吧。”不过，等观赏完《齐格菲》后，希特勒才会见佛朗哥派来的两名特使。

尽管对于这场讨论中不同人都说了什么，至今仍有争议，但不仅希特勒的最终决定是明确的，我们还可以复原大多数讨论的内容。[23]如果卡纳里斯确实在场，他就是会谈室里最了解西班牙的人，比佛朗哥的两名特使还了解。[24]也许当时除卡纳里斯外还有一名海军上将在场，但卡纳里斯的参会就说明了问题。一些资料显示，有人提到了在地中海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这个主意是卡纳里斯在多次出访西班牙期间想出来的。[25]今天已知的是，意大利也以此为重要目标，而且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英国都担心德国这么做，包括英国内阁和皇家海军。[26]戈林后来在纽伦堡作证说：“（我）促请（希特勒），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提供支援。首先，这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蔓延。其次，这是为了测试我指挥的年轻的帝国空军。”[27]几十年来对这场干涉进行的史学研究，一直以这条证词为核心依据。但另一些研究显示，戈林最初持谨慎态度。[28]戈林在纽伦堡主要想的是如何自吹自擂，以名传后世。此外，在1936年7月，“反共”还没有成为纳粹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随着德国与墨索里尼政府轴心同盟的强化，其重要性才提升。也有人称，干涉西班牙是希特勒“争取生存空间”理论的“符合逻辑的”引申，但这个观点很成问题。首先，这套理论并没有涉及西班牙。而且，如前所述，德国当时的外交政策似乎更倾向于“全球政治”，而不是追求“生存空间”的目标。[29]

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似乎赞同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的谨慎思路，该思路记载在德国外交部门的档案里，被希特勒置之不顾。[30]德国驻马德里使馆当天早些时候曾发出一份秘密报告，预计政变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就会失败。[31]该报告还认为，共和派的胜利将大体上确保西班牙与苏联结盟，同时进一步增强法国总理布鲁姆的力量。[32]希特勒很可能看到了这份报告的结论，手下一直在向他通报西班牙局势的进展。冯·诺伊拉特的谨慎思路符合此人的保守倾向，假如按这一思路来，德国的外交政策反应将与英国对西班牙事态的反应类似。最后，鉴于会上对经贸问题的讨论非常快，我们可以推断，有人提出了给佛朗哥提供物资后的未来补偿问题，可能性最大的人是伯恩哈特。[33]我们确实知道，尽管伯恩哈特此前几十年里经商不断失败，但他很熟悉进出口业务。最终，希特勒做出决定：“原则上同意支援佛朗哥大元帅。”[34]第三帝国的第一场国外军事冒险就这样开始了。[35]

受雄壮的瓦格纳歌剧感染，希特勒大笔一挥，给佛朗哥的支援超出了他所要的规模，包括约20架“容克Ju52”运输机，6架“亨克尔He52S”战斗机，以及大炮。而这只不过是第一批支援。希特勒还决定，德国的援助只提供给佛朗哥，不给任何其他叛军领导人，这几乎把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摩拉将军逼疯。这最好地表达了希特勒对几小时前成立的以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Miguel Cabanellas）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无视，认为它无关紧要。摩拉是这个军政府的成员，而佛朗哥不是。[36]可以合理猜测，伯恩哈特和朗根海姆对这一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希特勒迅速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国民军派领导层的内部格局，这对摩拉、卡瓦内利亚斯、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Gonzalo Queipo de Llano，性格古怪的塞维利亚叛军指挥官）等人不利。[37]从7月29日开始，“容克Ju52”运输机就开始从摩洛哥空运至国民军派部队。这对佛朗哥突破共和派的海上封锁至关重要，此前共和派内部分歧已削弱了封锁的成效。[38]

7月26日，时代航空部国务秘书的艾哈德·米尔希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空军已成立一支代号为W的特别行动队，负责把战争物资和“志愿者”运往西班牙。[39]值得一提的是，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国士兵始终是由德国政府而不是由佛朗哥发军饷的。而大部分意大利干涉兵的军饷是由佛朗哥支付的。不过，支援并不只是政府的行为。伯恩哈特回到摩洛哥后，于7月31日在得土安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简称HISMA）。该公司由当地领事批准设立，公司的所有者是伯恩哈特和前海军指挥官费尔南德·卡兰萨（Fernando Carranza），两人是佛朗哥的代理人。[40]借此，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伯恩哈特都将作为纳粹首席代表主持这一事务。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启动资金很少，颇不起眼，但它很快试图垄断从西班牙到德国的运输。[41]几个月后，一家配合它的公司在柏林注册成立，名为“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简称ROWAK）。该公司的工作是从德国私营企业收购货物，然后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出口给西班牙。纳粹经济管理部门（当时该部门听命于沙赫特）没有人对此正式表示不满，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成立是在拜罗伊特会议上讨论过的，很可能就是当时定下来的。

以这一安排为基础，很快，在德西两国都出现了对贸易关系的有效双边垄断。德国有人主张建立拥有特权的国家级大企业，以扩大德国的海外影响力，这样的组织完全符合这一理念。在沙赫特建立的国家监督性工业架构下，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是作为一个生产商联合体来运营的，这些生产商在官僚控制下，相互配合向西班牙佛朗哥派出口。[42]这正符合由施米特引入、1934年沙赫特接管经济部后大规模重塑的那套体系的风格。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局局长1936年10月写的一份备忘录清晰地说明了这套安排：“两家公司都拥有对买卖的垄断权。假如一家德国出口商想往西班牙运货，他必须先把货卖给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再由其转售给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冯·克罗西克为首的）财政部向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发放了一笔300万马克的启动贷款。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据说是获得了西班牙贷款。”[43]信用创造、贸易特别优惠、丰厚的佣金，都接踵而来。这些初始贷款虽金额不多，但在其触发下，德国与西班牙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44]

希特勒（和全世界）当时都知道墨索里尼在支援佛朗哥，因为媒体详细报道了几架飞往摩洛哥的意军“萨伏亚”战机坠毁后的情况。[45]7月30日，希特勒派遣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前往罗马讨论干涉西班牙事宜。这进一步表明，卡纳里斯深度参与了这场干涉。[46]希特勒希望与罗马合作。德意关系也自此增进，后来卡纳里斯多次出访意大利。不久后墨索里尼也大谈“罗马—柏林轴心”（这是在伊比利亚土地上结成的血盟）。但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决定干涉西班牙时，借此拉近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关系并不是他的首要考虑。[47]事实上，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干涉西班牙让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走到了一起。一年前，因为墨索里尼发动的埃塞俄比亚征服战争，两国已初步重归于好。[1]“元首”的战略一直比“领袖”的精妙：“元首”干预西班牙既是由于不断上升的反共情绪和反动派团结意识，也有纯粹的战略考虑。

7月31日，亚历山大·冯·舍勒（Alexander von Scheele）少校率领的85名国防军士兵在汉堡的一个港口登上“乌萨拉莫”号，驶往西班牙。时间紧迫，分秒必争。[48]同一批运送的还有16架飞机、防空装备和弹药。接下来的三周里，至少又有三次船运，都在葡萄牙港口靠岸，从而可以绕过西班牙政府军的封锁。毕竟，里斯本的奥利维拉·德萨拉查（Oliveira de Salazar）政权积极支持叛军。[49]这些运输的目标是顺利完成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空运，以避免国民军派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50]最开始的时候，德国禁止飞行员执行战斗任务，也禁止西班牙人维修他们的装备。[51]希特勒给这场行动取名为“烈火魔法”，一个源于歌剧《女武神》第三幕的故事。这和他欣赏完瓦格纳歌剧后决定干涉西班牙的做法，真是一脉相承。至少，元首的格调始终如一。

在沙赫特建立的经济模式中，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很快变成了一个由经济因素驱动的计划。内战爆发后不到两周，当各民主国家外交部正在以法国为首争取达成一套不干涉西班牙的基本框架时，德国就成立了一个支持政府资助型企业的机构，以监督西班牙与德国的贸易。这是纳粹党的行动，由外事局执行。[52]此事很快在伯恩哈特所属的纳粹党机构与沙赫特的经济部之间造成了摩擦，但摩擦不久就被消除了。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注册成立表明，希特勒做出干涉决定后仅数天，德国就在某种意义上基于“全球政治”式的海外扩张理念，计划为这一援助法西斯伙伴的行动寻求补偿。

一开始，运送是单向的，只有德国向西班牙运送支援，双方几乎没有讨论支付报酬的问题。[53]国民军派拿什么支付报酬呢？他们没有外汇，没有任何贵金属，而且他们一开始处于战略劣势，只是很大程度上靠着德国的援助，才刚刚开始扭转颓势。[54]佛朗哥派完全明白，德国援助是他们的生命线。8月19日，塞维利亚叛军指挥官凯波·德利亚诺下令，走私、欺诈者立即执行死刑，“当然也包括输出资金”。[55]这些将领希望把资金留在西班牙国内，以避免比塞塔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贬值。[56]不久后，国民军派建立的首个政权布尔戈斯军政府就把凯波·德利亚诺的命令扩展到了他们控制的所有地盘。军政府还开始征收私人拥有的资金和贵金属，充作军用。在内战的头两年里，专制的国民军派的管控惊人地有效。[57]

更重要的是，8月27日，军政府就通过了另一部法令，授予将领们为了国民派的“事业”而征收矿产、工业品和外汇的权力，在一位杰出的西班牙历史学家看来，这是德国施压的结果。[58]显然，此举是要瞄准外国企业生产的原材料，如大型英国矿业集团力拓，当时力拓的经营地域完全位于共和派地盘里。可见，在内战早期，西班牙共和派就对其战时经济建立起了专制控制，以此确保外国提供援助。[59]除了胡安·马奇等富有的资助者外，他们可以利用的财富来源没有多少。[60]不过，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只是一点：早在1936年8月27日，国民军派就在想着利用西班牙的自然财富来维持战争了。[61]

正当政变将领们抓紧时间集合力量、空运部队时，西班牙合法政府却处于混乱之中。虽然叛军的政变没有成功，但阿萨尼亚为首的共和派内部乱成了一团。马德里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加泰罗尼亚等地区重温一直未能如愿的独立梦，而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热望也在添乱。仍未加入政府的拉尔戈·卡瓦列罗跃跃欲试，想支持一场全面的革命。[62]马德里对自己的地盘缺乏控制，这削弱了它最初享有的优势。同时，左倾报纸在追究这场“法西斯主义暴乱”的罪魁祸首。在决定命运的7月25日，巴塞罗那的《社会主义者报》甚至称：“所有墓志铭都应该写上：这里长埋着被马奇的亿万财富害死的人。”[63]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们说的也不是太离谱。[64]

如前所述，短命的希拉尔内阁曾多次想方设法试图从国外购买武器。后来的几个共和派内阁也是如此，包括拉尔戈·卡瓦列罗内阁。拉尔戈·卡瓦列罗在10月同意出任总理，领导一个“纯人民阵线”政府。[65]他们甚至试图从德国购买武器，这说明他们是多么孤立无援。共和派询问德国飞机制造业驻马德里代表，能不能购买“不是太重型的驱逐机和轰炸机”。[66]终于领会了希特勒干涉意图的德国外交部门决定先拖延回复，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67]无奈之下，为了维持战争所需，共和派只能组织大规模偷运，这是由德洛斯里奥斯在巴黎负责的。然而，让一个法学家负责购买武器，有点像第一届共和派政府让一位浪漫主义者做经济部长。最终，马德里不得不靠苏联提供战争补给，从而服从于斯大林的战略利益，而这与共和派的战略利益并不相符，甚至可能相悖。[68]

纳粹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试图说服希特勒西班牙叛军注定失败，但未能成功。[69]雷德尔是自传奇人物冯·提尔皮茨以来获得最高军衔的海军军官，但这也无济于事，抵制希特勒的拜罗伊特决策是徒劳无功的。至少，保守谨慎的冯·诺伊拉特曾设法劝说希特勒，在宣布德国实行两年义务兵役制之前，暂时遵守法国倡导的“不干涉委员会”（NIC）的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是一个明显要走向军国主义的措施，在鲁尔区重新军事化之后，这进一步恶化了德国与英法的关系。[70]据一些人说，8月24日希特勒下令，在空运部队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地”增强对佛朗哥的支持，不再禁止德国人员直接参战。这可能是有关苏联已对西班牙内战加大介入的流言引起的反应。[71]

在那个时候，佛朗哥军已充分利用德国提供的最先进的战争物资，直接威胁马德里。8月27日，德国驻马德里公使汉斯·弗尔克斯（Hans Voelckers）发回一份电报，称前一天早上有飞机“空袭了马德里并轰炸了机场”。弗尔克斯明白飞机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他写了一条请求：“请保证至少在有汉莎航空维持航线的情况下，不要让任何‘容克’战机袭击马德里。”[72]在威廉大街，迪克霍夫收到这份电报时，还收到了一份来自里斯本的电报。该电报提议开辟一条经过荷兰和葡萄牙的运输通道，以使后续运输不必经过任何遵守“不干涉委员会”要求的国家管辖的水域。[73]事后来看，这位发电报者过虑了，因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现实政治、官僚作风和无休止的装模作样，都使“不干涉委员会”形同虚设，而且由于英国对它缺乏兴趣，它本来就无关紧要。[74]当欧洲滑向一场世界大战的时候，各民主国家不愿采取行动，制止这些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且它们以执行不干涉政策作为不行动的借口。[75]无论如何，通过佛朗哥的兄长尼古拉斯等人的工作，里斯本的萨拉萨尔独裁政府为德国的人员与物资海运提供了安全通道。[76]出于现实需要，这些运输被伪装为以葡萄牙为目的地。虽然最终在英国施压下，这样的海运有所减少，但到那时，共和派对西班牙南部海域的封锁已经失效，因为一条直达海运路线已经开辟，并很快得到了意大利舰船的护航。[77]

到9月初，空运佛朗哥部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德国人员和飞机仍未离开西班牙，而是帮助佛朗哥在南部巩固地盘，并筹划一场对马德里的进攻。[78]意大利“志愿者”和物资也继续源源不断地涌入。但是，德国干涉的性质开始变化了。这个变化发生的时间，正值“战争物资出口卡特尔”的代表梅塞施密特（Eberhard Messerschmidt）到国民军派控制的西班牙各地访问的时候。这个出口卡特尔是一个“民间”机构但已附属于沙赫特的经济部，也与当时全面控制德国贸易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密切合作。梅塞施密特还访问了里斯本，在那里，尼古拉斯·佛朗哥化名费尔南德斯·阿吉拉尔（Fernandes Aguilar）正在搞武器采购。[79]梅塞施密特结束访问后写了一份报告。他首先对德国飞机的表现表示欣喜。[80]曾令身在马德里的弗尔克斯担忧的“容克”和“亨克尔”战机，在技术上比共和派截至当时能买到的任何飞机都先进，成为西班牙天空的霸主。这个开场白读起来就像是戈林在纽伦堡做的证词。[81]然而，这份报告的主题是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伯恩哈特。报告首先转达了德国军事指挥官冯·舍勒对德军与佛朗哥之间军事沟通问题的不满。佛朗哥似乎认为舍勒只是“伯恩哈特先生的雇员”。这显示伯恩哈特可能在拜罗伊特会议上得到了“授权”，也可能有他自吹自擂的成分。[82]更重要的是，梅塞施密特注意到，德国的支援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不应忽视的是，对我们的礼物，我们必须要求一定的回报。（一名德国代表）……在伯恩哈特的反对之下劝说佛朗哥，可以先送铜给我们。”在任何法西斯团结的假象之外，德国的长期经济利益考虑都至为显眼：“（德国）必须考虑未来的经济利益，而且我认为，鉴于现在佛朗哥面临一定压力，这正是好时机，可以要求他就我们未来获得经济甚至政治影响力做出承诺。”[83]这是一个直接源自“新全球政治”著作的新颖建议。梅塞施密特的着眼点初看起来像是铜，但更重要的是，这位出口卡特尔的代表遵循了沙赫特的思路：可以利用德国的干涉获取贸易优势，把西班牙纳入德国的贸易势力范围。

梅塞施密特也许比在西班牙的任何德国人都敏锐地注意到，德国干涉的成本正在上升。一旦德国的介入不再只是提供空运的飞机，而是演变为更大规模的持续行动，包括经常性投弹和地面支援，原本可以为国内“防御”做准备的德国物资，就必须被转移到西班牙。如前所述，重整军备对德国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在沙赫特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支持下的德国武器生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严格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新军火构成的“最终产品”难以投入贸易。为展示团结将它们“赠送”给西班牙，是代价高昂的。不过，鉴于德国经济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短缺（这正是沙赫特建立的贸易体系试图缓解的），对这些产品，还有另外一种极为合理的使用方式。梅塞施密特的报告在末尾建议：“我们现在应抓住时机确保订立一份基本的（贸易）条约……以确定在未来很多年里西班牙应该供给我们的原材料，以及西班牙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购买我们的工业品。”意思足够明显：资源不足的德国，可以趁着西班牙内战导致混乱的机会，对其实现大规模经济渗透。利用已有的“新方案”贸易框架，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附加条件：这套体系要成功运作，“前提是伯恩哈特先生愿意放弃他‘圣诞老人’的角色。”[84]

在柏林，这样的措辞没有被忽略。赫尔穆特·冯·维尔贝格（Helmuth von Wilberg）在梅塞施密特报告的一份复印件上写道：“最初是谁让M（梅塞施密特）去西班牙的？这事我不赞成。”[85]但无论如何，截至1936年9月，沙赫特掌管的卡特尔化的经济部门里的这位重要代表，已在主张务实地利用佛朗哥绝对依赖纳粹支持的处境了。在他看来，德国经济利益远远高于意识形态。虽然冯·维尔贝格不赞成，但柏林的决策机构很快就近乎逐字逐句地实施梅塞施密特的建议。梅塞施密特等人主张，需要尽快达成一项安排，以处理德国给西班牙的大量供给，并确保这场正在升级的干预不再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帮忙。事实上，伯恩哈特回柏林开了一次会后，他的行为就不再像“圣诞老人”了。在那之后，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将成为德国对佛朗哥派施压的主要渠道，双方关系将很快变得明显像是帝国与附属国的关系。

佛朗哥的国民军派彻底依赖德国提供的战争物资。在戈林请求下，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承诺将“整个外事局”投入这项事业。与外事局有关系的少校埃伯哈德·冯·雅格维茨（Eberhard von Jagwitz）担任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干得很成功，后来被提拔为经济部副国务秘书。[86]最开始他的行动面临两个关键的后勤保障问题：一是把支援运到西班牙；二是他需要沙赫特的经济部为这一行动拨出外汇。一支主要从汉堡出发的船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与经济部达成的一份正式协议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又获得了一重授权：根据一份内部协议，经济部将不直接向西班牙派遣代表。这实际上等于允许这两家享有特权的企业独立运作，成为国家机构的全权代表。因此我们可以将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视为“政府资助的私营双寡头垄断”，只不过与沙赫特为首的正统的经济部相比，它们和纳粹党的组织关系更密切。[87]我很快将考察与此同时在柏林发生的权力斗争。这里主要说的是，德国通过两家享有特权的国家资助型垄断企业向佛朗哥派施压，这两家企业的行为符合沙赫特设计的纳粹德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自此，这套体系的功能又在其原始基础上扩大了，为的是实现一个直截了当的目标：在有利于德国存在经济短板的那些领域，实现对西班牙的有效经济渗透。卡纳里斯费了很大工夫向意大利保证，德国不在西班牙寻求政治好处。[88]但经济方面，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这个相对较早的时间点上，这场干预的外交和军事情况，并没有阻碍这种经济架构在西班牙和德国两边的建立。“W特别行动队”成员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中校的如下建议获得了希特勒的赞赏：把位于西班牙的所有德军编成一个师，以避免西班牙指挥官干预德军作战。帮助佛朗哥派实现“天降的胜利”是一回事，让西班牙指挥官对德国国防军士兵指手画脚是另一回事，通常德国人是不尊重他们的。当然，瓦尔利蒙特是一名痴迷于集权的国防军军官，并最终接受了希特勒的“元首特别指挥权”。在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考察后，瓦尔利蒙特建议，把负责西班牙人补偿事宜和德国经济渗透的系统，与军事指挥系统分开。[89]根据他的建议，在战场上，德国建立了“秃鹰军团”，将所有驻西班牙德国部队纳入同一个指挥体系。[90]在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男爵（Wolfra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和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两位将领指挥下，该军团很快成为组织精良、战绩显赫的纳粹精兵。在意大利的空中支援下，该军团轰炸了格尔尼卡，从此遗臭万年。[91]

对身处西班牙的纳粹党人，包括伯恩哈特手下不断增多的雇员来说，凭借这套双重垄断体系，德国可以从一个彻底依赖于它的西班牙身上，尽可能多地攫取利益。在德国和西班牙双方的档案中，都有一些资料称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是“临时的”[92]，但现实中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并非如此。德国干预的焦点已经开始从一场严格军事意义上的行动变成了经济运作，德国严肃考虑对方的补偿问题，以及如何把西班牙纳入不断扩大的德国贸易势力范围。[93]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套方法。事实上，对于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在纳粹党主导下获得事实上的组织独立性，一些经济部职员感到不满，而戈林的手下反应更强烈。“经济部只顾实现自己的计划，”一名空军军官在10月写道，“但是，在（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成立）已既成事实后，只能等待进一步的发展。”[94]这套体系也许不是经济部的第一考虑，但建立后就维持了下来。

迄今为止的史学研究主要关注西班牙的事态发展，没有注意更广泛意义上的德国经济政策，从而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无论最终控制者是谁，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这个体系依赖的是扩张到海外德国势力范围的沙赫特式经济架构。首先，通过这两家政府资助的“私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纳粹德国政府对所有两国经济往来进行监控。此外，它实际上为德国工业品创造了一个出口市场，尤其（但不完全）是战争物资，作为交换，西班牙提供德国维持国内产业急需的矿石、原材料和粮食。这套体系出现的时间点也很独特：当时纳粹德国的经济复苏可以说已经完成，而纳粹经济精英的主要担忧是，如何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死灰复燃（当然，不懂金融的戈林肯定不关心这个）。

1936年底，德国面临的挑战是，太多政府投资压抑了个人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使工业生产集中在最终产品（军备）方面，而这无法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和活力。但西班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一个可以进行经济渗透的地方。像巴尔干国家一样，西班牙是一个经济相对不发达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德国不用牺牲外汇，就能在这样的国家扩张影响力。最后但绝对同样重要的是，对于贸易条件和“被高估的”马克，西班牙人不可能进行有效抵制。[95]如阿本德罗特和加西亚·佩雷斯（Garcia Perez）所展示的，对于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要求的昂贵佣金，西班牙人提出过抱怨，但无济于事。[96]国民军派严重缺乏交易手段，而完全清楚这种依赖性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地以此要挟他们。这不是一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

1936年9月初，在国民军派领导层批准下，力拓公司从伦敦发出的2000多吨矿石就被要求改运到了汉堡。唯一的问题是，收到这些矿石的企业既没有事先订货，也没有加工能力。[97]这在汉堡造成了一些程序方面的麻烦。但重点是，德国现在有了一个新渠道来获得急需的外国原材料，而且不需要用外汇。这当然令沙赫特掌管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感到满意。支持完全“自给自足”的人喜欢低品质的德国铁矿石，帝国银行可不喜欢。几周后，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一套大规模的运输体系就建立了起来（在此之前，沙赫特的化工监管办公室曾派了一名化工专家考察西班牙）。不久后，20万吨西班牙硫铁矿石就被征用。[98]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经济而言，这是又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

据英国档案记载，德国人甚至想获得国民军派的外汇，这也许是为了夯实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外汇储备。[99]国民军派的外汇极少。但是佛朗哥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实力：他缺少外汇，在政治上被各民主国家孤立，并迫切需要外国贷款维持国内战事。作为以建立非正式帝国为目标、使让德国在西班牙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工具，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持续地强化自身地位。[100]第三帝国这么做，是为了把本国从技术角度看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尖端工业品——武器，变成构建非正式帝国的主要工具。在1936年10月这么早的时候，西班牙就开始把德国人的大炮转变为黄油，而不是在本国国内就大炮还是黄油做出选择。

到10月中旬，德国飞机已经从摩洛哥运送了1万多人的部队，以及近300吨物资，并在西班牙南部战场上执行任务。到11月初，佛朗哥派战事最不利的时期已经过去，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干预。[101]而摩拉的部队还未走出困境。德意两国都希望等佛朗哥攻陷首都马德里后再正式承认他的政府是西班牙“合法”政府，但佛朗哥对马德里的进攻未能获胜。[102]国民军派没有“通过”，至少暂时没有。

而后佛朗哥改变了战略重点：他不再把占领马德里作为优先重点，而是很有意思地瞄准了富产资源的北部沿海地区。[103]尽管进攻马德里受挫，但国民军派还是得到了罗马和柏林的承认。这为两国与国民军派西班牙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到派遣正式使节的时候，德国使节的任务主要不是维持政治关系，而是经济渗透。1936年11月25日，第三帝国首位派往佛朗哥派的正式使节威廉·福佩尔（Wilhelm Faupel）将军告诉外交部经济办公室的赫尔曼·扎巴特（Hermann Sabath），他“得到了元首的指示，重点拓展德国与新西班牙之间的商业关系。”[104]这至少可以说明，希特勒对德国在佛朗哥派控制的西班牙加强经济渗透有着个人兴趣。

德国人觉得这项工作时间紧迫，因为福佩尔觉得，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以使资金充裕的英国无法在以后把这块市场从（缺乏资金的）我们手中夺走。”[105]这个逻辑很清楚：德国应当利用当前机会窗口扩大自身利益，并使西班牙在内战之后也依赖于德国。福佩尔还对此表示赞赏：德国已专门向布尔戈斯的西班牙代表团派出一名经济专家，以平衡伯恩哈特的影响力。[106]早在9月，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就被正式提升为“德国在国民军派西班牙的经济利益代表”。[107]对于1935—1936年的沙赫特式贸易思路而言，这些资料说明了西班牙的价值：德国找到了新渠道获取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支持重工业发展。对于沙赫特的“德国应该成为帝国”的观点，各大国政府都不屑一顾，但德国在西班牙发现了英法在其他地方禁止它享有的东西。因此，可以说直接源自希特勒的这一战略遵循的是“新全球政治”的主导思想，而不是“生存空间”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与沙赫特的殖民地政策相一致，当时许多德国官员都模仿沙赫特宣扬的那种政策。

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尤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发现在向较不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方面，很难和英国竞争。[108]英国人此前一直是西班牙的首要外国投资者和重要资产（主要在矿业方面）的拥有者。[109]西班牙可以提供可观的财富，包括铁矿石（截至此时掌握在共和派手中）、黄铁矿、汞和钨锰矿（关键的化工原料）。西班牙还生产木材和粮食，都对德国至关重要。当时英国是西班牙的最大投资国，投资总额约为1.94亿美元；其次是法国，为1.35亿美元；美国位居第三，为8000万美元。德国只有3110万美元，远远落在后面。[110]

然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形势飞速变化。西班牙内战后各国的外交反应导致佛朗哥依赖德国战争物资，尤其是依赖伯恩哈特掌管的西班牙和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英国是“不干涉委员会”成员，而且是主席国。[111]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伦敦一方面向里斯本施压，要求限制对佛朗哥的支援；另一方面越来越听从英国资本家的呼吁，针对德国经济影响力的上升采取保护行动。[112]福佩尔的想法是（这或许是他和伯恩哈特唯一有共识的地方），如何在不牺牲外汇的情况下，把西班牙对纳粹德国援助的补偿变成纳粹德国在西班牙的投资，以确保在西班牙生产德国经济需要的东西。此前的做法是从西班牙获取一定原料作为援助的补偿，而这一新战略的目标是将补偿变成长期投资计划，一直着眼到内战结束之后。这已绝不是简单的补偿了，而是隐含着帝国意图的长期经济渗透计划，尽管德国只是要建立非正式帝国，而不是正式帝国。[113]

毫不奇怪的是，德国瞄准的行业是对蓬勃发展的德国经济最有补充作用的行业，包括资本品与军备生产所需的原料，如铁矿石、黄铁矿、铜和钨锰矿[114]，以及粮食。德国粮食生产远远不能自给，并需要大量进口昂贵的化肥。[115]此前，粮食生产行业的低效曾经激化沙赫特和农业部长达里之间的分歧。达里是种族主义者，“生存空间”理论的首要支持者之一。沙赫特通常反对这样的做法：使用外汇进口化肥，以支持一个大体上效率低下的行业。而达里基于意识形态立场一心推进这样的农业改革，这违背了经济学逻辑。[116]简而言之，德国现在可以把西班牙纳入一个非正式的马克势力圈。这样一来，西班牙将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与各民主国家脱钩，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德国实现在欧洲边缘地区的霸权。

西班牙不仅没有实现工业化，而且在经济上总体处于落后状态，这一状况，实际上使得双方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德国。在当时被应用于拉美、巴尔干国家的沙赫特贸易模式中，德国除了向对方出口武器外，也开始出口其他工业品，它在西班牙也是这么做的。[117]1936年3月德国曾与西班牙共和国签署清算协定，而向国民军派出口的大量武器极大地改善了德国的最终贸易余额。在这一情况下，德国外交官和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以及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试图维持现状，阻止西班牙人在以后弥补其贸易逆差的任何企图。[118]外交部官员扎巴特在“威廉大街”的上司里特尔写道，未来签订的任何调整这一体系的协议都应当“保证尽可能优惠的贸易关系……并确保优先供应对他们（西班牙人）有特殊价值的货物。”[119]这是对武器的委婉说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国对国民军派领导层施加了有效的压力，使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体系未能发生任何有意义的变更，虽然前驻柏林大使弗朗西斯科·德阿格拉蒙特（Francisco de Agramonte）等西班牙人曾试图实现这样的变更。[120]

讽刺的是，恰好在里特尔做出上述建议的时候，“不干涉委员会”开始在伦敦采取行动，遏制外国人员和物资流向西班牙，这一做法预示了西班牙的命运。这时，利用战争物资作为有效工具建设非正式帝国的想法，已开始在柏林权力圈巩固下来，虽然这可能会影响与意大利的军事协调。在当时的柏林，经济权力的控制架构正在发生变化，但在西班牙的行动依然严格遵循沙赫特的原则推进。德国输往西班牙的武器已经开始使西班牙原材料更多地流向资源不足的德国。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保证这一状况的延续日益变成了德国的首要考虑。

[1] 墨索里尼此前曾因希特勒主张德国吞并奥地利，担心意大利在奥地利的利益受损，而与希特勒交恶。——译者注

第六章

断崖

四年来我们处处碰壁，这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挥自己的潜力。

——阿道夫·希特勒，1936年9月的秘密备忘录

当亚尔马·沙赫特推崇的“新全球政治”帝国战略在内战中的西班牙成功实施的时候，他的“经济独裁权”却开始在柏林衰减了。可以说，沙赫特是德国经济“重建”的最大功臣，经济复苏巩固了希特勒的独裁地位。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命运转折。与一名内阁成员的争斗，最终导致了沙赫特的跨台。这是一个罕见的比他还更贪婪地追逐权力的人——赫尔曼·戈林。[1]1936年年中的时候，戈林已是纳粹党副领袖，已几乎不存在了的“冲锋队”队长，航空部长，空军最高统帅，以及普鲁士邦的总理（他经常不经意地将这个头衔简化为“总理”）。在这么多的权力之外，他还是狩猎与林业事务的最高负责人，这是他和希特勒都很重视的事务。[2]像沙赫特一样，他也执行海外事务。一些人称他为希特勒的“第一骑士”。在希特勒的“多元化”政府（也可称为“鱼龙混杂”的政府，这取决于叙述者的史学研究视角）里，戈林插手到了纳粹权力的每个角落。[3]

只有一个例外：经济事务是戈林管不到的，那是沙赫特的领地。沙赫特握有德意志帝国银行和经济部的“双重大权”，虽然名义上只是经济部“代理”部长，但看起来是永久的。1931年时，沙赫特是在戈林第一任妻子举办的一场宴会上初识希特勒的。多年来，从可疑的竞选筹款到更严重的违反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沙赫特和戈林一直为了同一个目标沆瀣一气——巩固希特勒的政权。[4]他们都跟着元首鸡犬升天，但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

一向自视甚高的沙赫特看不上戈林，认为他“完全缺乏对经济学的理解”。戈林也未必不赞同这个判断。[5]沙赫特自传里专设一章，以刻薄的笔调写这位死对头，由此可见两人之间的敌意。他也许只说了一点好：“（戈林）选第一任妻子的眼光还不错。”[6]与卡琳结婚给戈林带来了财富，使他可以把时间和金钱投入纳粹党。但后来权力腐蚀了他。沙赫特认为，戈林“爱好炫耀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他不仅大量收集宝石、黄金与白金首饰，而且戴在身上”。英国驻德大使也这么认为。在戈林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他以讽刺的笔调写道：“戈林虚荣的生涯似乎已达到顶点：在我看来世界已经装不下他的狂妄自大了……唯一装得下他的地方是绞刑架。”[7]

如布罗萨特（Brozsat）和莫姆森（Mommsen）详细阐述的，纳粹政权内部存在很多官僚主义的争斗，这也助长了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希特勒的权势。但沙赫特和戈林的争斗意义重大。尽管从技术角度看，这场争斗只是经济理念之争，但实际上，这使纳粹政权的走向决定性地转向了激进化。激进化不仅改变了纳粹政权的经济战略，而且深刻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投射影响力的方式。

大约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沙赫特开始主张减缓军备生产增速。如前所述，1933年6月在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帮助下，德国通过了第一个大规模增加军备生产的计划，此后，生产目标又多次上调。实际上，沙赫特只是让德意志帝国银行进一步服从于政治权力，而这个过程从魏玛共和国后期就开始了。只是在这件事上，沙赫特行长相信，是他控制了政治权力，而不是权力控制了央行。[8]对服务于纳粹的工作，“经济独裁者”沙赫特的功劳得到了充分认可。例如，1935年纽伦堡大游行的一块标语牌颂扬了德意志帝国银行及其行长，这是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她的纪录片《自由日》（Tag der Frei heit）中拍摄到的。[9]正是沙赫特实施的经济计划和卓有成效的对外经济战略，使德国拥有了重振军备的资源（重整军备常常被伪装成就业振兴战略）。沙赫特的“梅福票”“新方案”、债务回购、大幅升级的工业监管、五花八门的控制和出口“机制”，实现了这些成果。

然而，国防军对军事开支计划的调整只增不减，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这与希特勒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但是，就像多年前的经济保护主义一样，这也产生了战略方面的影响：德国军事开支增长刺激其他国家行动起来。到1935年，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都在增加本国军事开支。1935年3月16日，法国和德国都宣布扩大征兵规模，这被丘吉尔视为“关键的一天”。[10]其他国家效仿德国，通过增加军事开支刺激增长，并在对外政策方面摆出强硬姿态，这当然意味着德国的相对先发优势在减弱。不过，纳粹重振军备的规模之大，是无可匹敌的。

在经济复苏的目标完成之后，沙赫特开始担心，经济中未偿贷款的规模过大，可能在未来引发通胀，而不久前德国刚刚经历过恶性通胀，公众记忆犹新。[11]当然，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信贷增长，沙赫特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通过央行公开和隐蔽的表外操作，后来是通过经济部的指令。但是，长期投资越来越集中于经济的一个领域。武器是“不可贸易”的产品，需要消耗进口原料，却无法用于出口，以改善经常账户余额。换言之，武器生产增加将导致可出口产品减少，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将使德国贸易余额减少，尽管西班牙显然是一个变量。[12]最终这将损害第三帝国的国民生活水平。德国武器生产部门的扩张是无法永久持续的。当然，例外情况是，德国已准备好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利用这些武器。而要用于威慑的话，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就够了。

在实现了充分就业、弥补了产出缺口后，德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上升。[13]到纳粹上台三年后的1936年，事实上，德国开始出现技能劳动力短缺现象，导致工资上涨（这一情况经常向当局瞒报）。例如，在这一年，达里为首的农业部非常担心农业与工业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这刺激一些人提出了反资本主义的提议。[14]在这个问题上，沙赫特的看法被一些人视为“保守”，然而这只是因为他比其他纳粹精英对经济运行有更深入的理解。对城市居民的超额需求课税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通过监管和课税实施金融压制，只能暂时阻止通胀危机爆发，而不能保长久。[15]

因此，沙赫特主张调整政策。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调整有希望实现吗？1936年初，在独裁巩固、获得绝对权力后，希特勒展开了对外政策攻势。他无视《洛迦诺公约》规定，派兵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德国政府表示，此举是对法国—苏联条约的直接反应。这只是一个借口，但此举震惊了各国。[16]然而，这并没有引发各民主国家的任何军事回应。事实上，英国似乎只担心希特勒的手段，而不是他的目标。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既成事实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给内阁写了一份秘密报告。他表示：“就该非军事区本身而言，（德国政府）目前并未通过该行为造成一种我们原先没有最终准备好要应对的结果。”“我们要谴责的是……他们行为的方式。”[17]也就是说，不是行为本身。此前英国正准备讨论一项“泛欧洲解决方案”，而艾登担心的只是希特勒的豪赌会压缩英国在这方面的行动空间。他写道：“这样的谈判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会带着某种劣势加入谈判。”[18]巴黎则一点都不放心。[19]甚至几个月后，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还为希特勒的行为辩护：“（在法国和苏联签署协定的情况下）……假如希特勒先生对此无动于衷，不采取措施保护本国，他就是祖国的叛徒。”[20]墨索里尼则忙于非洲战事，顾不上管《洛迦诺公约》被违反的事。[21]

在希特勒干预西班牙之前，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是希特勒最大的对外政策胜利。1936年3月7日，他对欣喜若狂的帝国国会议员发表讲话：“上天让我为祖国赢得了伟大胜利。”“在这三年里，德国恢复了自己的荣誉，重新找到了信仰，克服了最艰巨的经济困难，并最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22]他的潜在意思很明显：凡尔赛体系强加给德国的羞辱已一去不复返。希特勒还宣布德国追求“平等权利”的努力成功了，并放弃任何进一步的领土要求。这些措辞显示，德国出现政策调整至少是有一定希望的。

“平等权利”等概念当然让沙赫特这样的民族主义者高兴。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最难以企及的梦想实现了。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这位“经济独裁者”认为有必要停止扩张军备生产，发展其他落在后面的经济部门。他认为关键是生产能向德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势力范围出口的产品，以解决德国持续的外汇不足问题，这个目标与他执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直接相关。这样的调整将使经济不至于过度依赖军火，并在此过程中使国际紧张局势降温。[23]当时德国还面临着一个更紧迫的经济风险，即国际收支危机，政策调整也可以降低这一风险。此前沙赫特正是因为一场破坏性的国际收支危机才接替前任掌管经济部的。[24]1935年圣诞节前夕，沙赫特拒绝了国防部长提出的提供原材料的请求，同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多年来，无论在元首上台之前还是之后，我都为最大限度地重整军备提供支持，我当然绝不想改变这种支持。但基于职责，我必须指出约束此类政策的经济条件。”[25]向西班牙这样的地方出口武器可以缓解这些约束，但这一做法无法轻易在其他地方复制，除非纳粹政权向潜在的敌人提供武器。已有的军备生产计划也许没有必要取消（虽然这些计划已足以引发一场严重的财政紧缩），但绝对有必要停止增加新的军备驱动的经济刺激。简而言之，这位“经济独裁者”需要为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找到某种“退出策略”。

这正是沙赫特反对进一步扩张军备生产的理由，他担心更多不能促进生产的投资会加剧通胀压力，同时削弱德国在国际贸易领域辛苦获得的一些优势。[26]他后来写道：“德国重整军备必须与‘新方案’的框架相适应，否则就会破坏这一框架。”[27]为了阻挡注定会发生的事，他对经济的专制控制只能实现有限的效果。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利润不断积累。[28]一些利润被用于国际债务回购，以降低负债水平，但通胀威胁依然在存在。[29]在1936年这么早的时候，连一向顺从的普鲁士邦财政部都抱怨说：“通胀已经在伴随我们了。”[30]考虑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痛苦记忆，通胀不仅将威胁马克的稳定，而且可能危及纳粹政权本身。[31]

尽管有希特勒放弃进一步领土要求的声明和沙赫特提出的警告，但在1936年，重整军备的步伐并没有任何慢下来的迹象，而是在延续。希特勒置自己的表态于不顾，下令扩大帝国空军，组建更多的全金属战机部队，并计划增强德法边境上的“西墙”防御体系［由高速公路计划主管弗里茨·托德（Fritz Todt）负责］，并继续扩大国防军编制。[32]毫不奇怪的是，军方上层赞颂这些举动。[33]“生存空间”派的支持者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通过重整军备，德国可以打造一个正式帝国，扩张为一个新的“大德意志”。但沙赫特不这么看。希特勒在重新占领莱茵兰之后表现出持续的激进态势，引起了国际关注，沙赫特发现国际社会对纳粹政权的敌意加深了，愿意对德国开放的新市场变少了。[34]柏林奥运会期间德国曾对反犹情绪加以控制，但奥运会结束后，纳粹党又公开鼓励反犹攻击行为，这进一步打破了德国与英法之间脆弱的平衡。[35]

几乎在同时，英法美三国就世界各国货币的最终稳定问题加快讨论。1931年以来各民主国家未能达成一致的目标，突然显得触手可及了。吊诡的是，三国之所以又愿意合作，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有共同政治意愿遏制沙赫特领导下的德国。[36]如果三国结成统一阵线，在贸易方面将对德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无论沙赫特还是德意志帝国银行职员都意识到了这一点。[37]

但是，因胜而骄的希特勒最不想听的就是保留意见和警告。当时，希特勒大胆的对外政策正在取得丰厚回报。在莱茵兰事件三个月后，在西班牙支持佛朗哥派打内战又取得成功，同时德国可望很快与墨索里尼缔结同盟，这些都让希特勒信心大增。[38]随着德国国内权力日益集中于希特勒，各个官僚部门争先恐后地“为元首服务”，他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对外政策方面。巴黎和伦敦的优柔寡断纵容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尽管他说不再要求新的领土，但这一行动只是他挑战欧洲均势的开始。然而，负责调配经济力量以支持战略性重整军备与复兴的沙赫特，现在却建议转移重点，以保存他的“新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取得的胜利果实。

戈林不这么认为。尽管他绝不是个经济学家，但他顺着希特勒的想法提建议。[39]毕竟，对于沙赫特不屑一顾的纳粹党内政治，戈林是专家。[40]除了反对沙赫特的减缓军备主张外，戈林无法实质性地改变沙赫特主导的经济框架。但是希特勒听他的，而且他在本已广泛的职权基础上，又多掌控了一个领域。和那些在经济学方面远远比沙赫特离经叛道的纳粹党臆想家一样，戈林认为经济问题最终是一个意志问题。在他看来，政府绝对控制物价和工资，施加压力，就能抑制通胀，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扩大沙赫特建立的产业监控体系；通过确保商人获得利润，就能保证重工业持续增长，假如还不行的话，就通过直接强制；出口是能够被最大化的，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几年后，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夕，德意志帝国银行副行长库尔特·郎格（Kurt Lange）将上述看法概括为：“专制国家不会发生通胀。”[41]然而，屈从领导人意志的听起来不错的政策，并不符合现实。事实上，与拥有更独立央行的民主国家相比，专制国家通常会遭受严重得多的通胀。[42]

戈林的方案并不包含任何行为经济学的革命性创见。用“意志”来管理纳粹德国经济，最终目标是让政策符合打造“生存空间”的战略目标。与沙赫特等“全球政治”主张者截然相反的是，“生存空间”论的支持者认为，一场“最终战争”是德国必将迎来的命运。[43]这隐含着关于经济发展路径的一种主张：尽管德国经济有短板（也许正因为德国经济有短板），戈林支持进一步走向“自给自足”，以越来越好地为战争做准备。一旦降低了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在未来的战争中，德国就可以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应对冲击，而战争将使德国夺取欧亚大陆中心的“世界岛”。[44]戈林后来宣称：“我不承认任何经济法则的神圣性。”只有希特勒的意志是神圣的。“元首说的是决定性的：经济必须始终服务于国家，资本必须服务于产业。”[45]

简而言之，戈林希望纳粹德国做好建立一个正式帝国的准备。这是他支持不断增加军备开支和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的“逻辑”理由。这与沙赫特的“新全球政治”计划形成了强烈反差。沙赫特主张，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殖民地创建经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占据强势地位，以此改善德国人的福祉。在戈林看来，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试图建立正式帝国但遭遇惨败，对于实现这一梦想来说，沙赫特建立的经济体系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实行“生存空间”计划，才能实现这个梦想。如要实现这个目标，所有东西就都必须让位，如果迫不得已的话，也包括德国的“经济独裁者”。

戈林是政治运作的老手，经历了多次对“老党员”的大清洗而毫发无损，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清洗的幕后主使。他的动作很快。[46]1936年4月他被任命为“特别委员”，掌管获取原材料和外汇的事务。这意味着对沙赫特领地的侵犯。尽管希特勒经常让手下人的职权重叠，但这一任命进一步加剧了党内竞争。不过，沙赫特默认了这一安排，很可能是由于他觉得，这是一个宣传问题。[47]沙赫特对手下说：“与这个新机构友好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48]德国的外汇储备情况依然不佳，戈林军人式的严格纪律也许能缓解困境。这还可以抑制纳粹党的腐败，这是沙赫特一直担忧的问题。[49]很快，各种为了实现戈林委员的目标而做出牺牲的故事，就在纳粹组织内部传扬开来。据一本阿谀奉承式的戈林传记记载：“一位小女孩寄给戈林一只金手镯。”“这是她最珍爱、最宝贵的财产，是已故母亲留给她的。这个孩子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出来。”[50]

戈林的行动不止于此。背着沙赫特，戈林开始征集评估经济形势的报告，在这么做的时候，暗地里倾向于支持军方及其他离经叛道者的观点，如威廉·开普勒。开普勒不认同沙赫特对通胀的警告。[51]但其中一份报告产生了极大的反效果。“通缩政治”的长期主张者、德国政府里首屈一指的保守派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严厉批评了沙赫特的经济管理方式，只不过，他的批评与戈林的批评截然相反。[52]他在一份大胆敢言的秘密备忘录里主张，德国面前摆着一个稍纵即逝的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机会，德国应该放弃沙赫特的“新方案”，与各民主国家重归于好，让马克贬值，并相信出口一定会复兴。如果让马克贬值，国防军进口的原料将变得更昂贵，这必然会抑制重振军备。[53]当时在沙赫特领导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内部，也有一系列研究报告建议减缓重整军备的速度，但格德勒主张的政策调整远比沙赫特的政策主张更符合正统经济学。[54]德意志帝国银行并未主张直接改变专制的经济管理方式，原因不仅仅是作为行长的沙赫特有强烈的控制欲。[55]在纳粹德国，仅仅提到这样的政策选项就构成大逆不道。收到格德勒备忘录的复印件后，戈林写下了严厉的评语：“蠢话”“一派胡言！”。他将备忘录呈送给了在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的希特勒。[56]对沙赫特的经济专制主义，戈林是赞同的，认为越强越好，他并不主张回归自由主义。其他报告更顺从戈林的心意。

接着，戈林建立了一个平行于经济部的体系。与沙赫特建立的有条不紊的体系相比，戈林的体系在目标上更为激进。戈林要实施“四年计划”。[57]这是基于他对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写的一份绝密备忘录的解读。在这份备忘录中，希特勒就如何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做经济准备下达了指示。[58]这份备忘录只印了四份，没有一份呈阅沙赫特。[59]公允地说，这份新的经济计划并不是要改变纳粹经济政策的性质。毕竟，沙赫特主持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的经济复苏，核心就是军备生产。[60]但是，在数量方面，希特勒的指令与沙赫特的明确建议截然相反，不是减缓军备生产进度，而是让国防军为所欲为。[61]

这份文件本身值得细致考察。[62]希特勒先是从自己一贯的世界观出发，用《我的奋斗》式的语言谈论“生存斗争”：“即使那些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有其终极追求，其最深层的驱动力是以民族主义方式决定的生活目标。”接着，他在西方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的语境中定义德国的“最终命运”：“一如往常，我们必须将德国视为西方世界抵抗布尔什维主义进攻的主力。”除了德国和意大利（把意大利加进来，显示希特勒对轴心国体系的考虑），其他国家都已被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这对孪生的邪恶“感染”了。

这时的希特勒认为，和布尔什维主义对决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决的时间是不可预测的，应当从这个重要的预先假设出发来制定经济政策。因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具有“马基雅维利”性质，所以必须调整纳粹德国的管理方式，以与之适应。他写道：“面对防御这一（布尔什维主义）威胁的必要性，所有其他考虑都必须退居其次，变得完全不重要。”从这一必然成立的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无限制扩张军备的结论：“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德国国防军建设为全球第一大军，无论在训练、兵员还是装备方面……德国将会战败！因此，所有其他目标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这一任务。因为这一任务攸关生死……子孙后代也不会问我们，我们以什么方式，基于什么理念……成功拯救了民族，只会问我们有没有拯救民族。”[63]

以一种不祥的方式预言了将会发生的事情后，希特勒接着谈论经济问题，列举了德国众所周知的短板：人口过度，缺乏资源和外汇，不可能在战争前夕贮存物资，可能遭到海上封锁。他还列举了过去三年里德国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成绩。论述的目的很明确：“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扩大我们民族的生存空间，以及原材料与粮食的来源。在未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政治领导层的任务。”[64]如前所述，沙赫特未必不认同这一目标。但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解决方案”：不用说，是帝国，但是什么类型的帝国？

在私人资本问题上，希特勒展示了一种明确的二元对立：“要么我们拥有私有产业，让私有产业绞尽脑汁想出生产方法；要么我们相信，决定生产方法是国家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将不再需要私有产业。”基于这一思维，在对经济建立专制控制方面，希特勒的主张要比沙赫特更激进，倾向于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转向“自给自足”：提高合成纤维的产量，提高国内铁矿石产量，成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意志。在他看来，产业只能选择服从。

不过通常人们忽视的是，希特勒也明白，“完全自给自足”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我认为现在有必要以钢铁般的决心，在所有可行的领域实现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而且，不仅在这些最重要的原材料方面我国应该独立于其他国家的自主生产安排，我们还应该通过这样的做法节省外汇，以便在和平时期能用外汇进口粮食。我想在此强调的是，完成上述任务，才能视为实现真正的经济动员。”这份备忘录结尾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第一，德军必须在四年内实现‘随时可以作战的状态’。第二，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实现‘能满足战争需求的状态’ 。”[65]

毫无疑问，希特勒写这番话时受到了“生存空间”派尤其是戈林的影响，而这份最终文件当然让他们感到高兴。[66]戈林在公开描述这份备忘录时宣称：“这是为了你们的帝国，你们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和征服的国家。这关乎德国的荣耀，关乎德国生活的保障！”[67]这是宣传，但也是要在经济领域实现“纳粹意志”。这意味着，在生存危机面前，民众的福祉必须退居次位。[68]希特勒在几个月后宣称：“只有在解决民族面临的问题的前提下，经济生活才可以保持自由。”“如果自由经济不能解决问题，自由就必须终止。”[69]尽管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正式授权，但戈林和及其为完成“四年计划”而成立的组织加紧工作，以加快实现“自给自足”目标。在很多领域，他们比希特勒设想的还要激进得多。戈林领导的不断壮大的团队开始把目光集中在钢铁与煤炭上。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维持德国工业“再加工角色”（这是沙赫特的经济术语）的关键原料，而且对发动战争至关重要。[70]这一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在1936年夏讨论的，恰好是希特勒决定干预西班牙的时候。

在沙赫特看来，这一战略至少是不可行的。在1936年的纳粹党大会上，当他听说希特勒有意讨论这一战略后，就去找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上校。托马斯是军事系统里支持他的务实派。沙赫特警告说：“如果我们现在对外高喊，我们决定要实现经济独立，就会切断自己的喉咙。”[71]在他看来，德国没有充足的国内资源实现“生存空间”派设想的自给自足。此外，希特勒在备忘录里赞颂的那些科技，许多无法在必需的时限内实现必需的生产规模。而且，任何进一步走向“自给自足”的举动，都必然会危及他精心设计的已有的欧洲贸易安排。但这一次，沙赫特是孤立的。托马斯准确判断了当时的政治气氛，没有替他说情。[72]八年后，希特勒将他的这份备忘录给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并说：“当时对于所有大规模计划，帝国经济部长都领会不足，德国工商业界都予以抵制，这促使我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间别墅里）写下了这份备忘录。”[73]

新的政策重点要确立了。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后，戈林在9月4日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以自己特有的“谦逊”宣布，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会议都重要”。[74]在会上，他大声宣读了希特勒写的备忘录，“为沙赫特的被羞辱而洋洋自得”。令一名普鲁士邦的高官感到遗憾的是，农业部的赫伯特·巴克错过了这次会议。他说：“今天我们目睹了我国经济史上最美丽的一天。”另一名“生存空间”理论的支持者赫尔曼·赖舍（Hermann Reische）给他的（也是巴克的）上司、沙赫特的死敌达里打了电话，告诉对方，戈林“大声宣读了一份能产生毁灭性打击的信件……沙赫特呆坐在那里，一脸困惑，无能为力”。自此，沙赫特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和经济部就不再是德国经济决策不可挑战的核心了。这一新战略试图解决沙赫特及其支持者担忧的所有交织在一起的问题：通胀，劳动力短缺，工业生产受到的限制，货币稳定，合成纤缩生产低效，等等。它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政府劝诫，在必要情况下国家直接管理。[75]希特勒从根本上相信的是，搞经济和搞外交一样，用强硬手段就能改变现实。

在自传里，为了博取后人的赞赏，沙赫特表示，这份计划的所有积极方面都是他的功劳。他趾高气扬地写道：“‘四年计划’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不过是延续了我当经济部长时采取的措施。”在强调了他的功劳后，他又指出了重要的区别：“但后来，一切事情都做得太仓促，超过了合理规模。”在戈林指导该计划推进的过程中，两个问题浮现了：可持续性和效率。“从煤炭中提取精油（合成燃料）的工作最初是我组织的……因为我曾采取的措施，大规模生产人造短纤维的项目才启动……采矿操作的扩展问题也是我早就解决了的。”但终于，这位“魔法师”在政治上被别人出奇制胜了。[76]

在这些问题上，沙赫特与他的传统盟友德国企业界观点一致。[77]大多数德国产业领袖都不愿看到戈林随处插手私营企业的生产。[78]这不仅仅是进口监控和设定目标的问题。[79]和米尔希在航空业罢免容克斯直接没收企业的方式一样，为了实现“四年计划”的目标，戈林会毫不犹豫地赶走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希特勒的备忘录授权的，但戈林在行使这项权力时独断专行。在大多数案例中，戈林本人都是主要受益者。[80]

这就是赫尔曼·戈林工厂（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简称RWHG）的创始方式。在后来的几年里，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81]仅仅几个月前戈林还曾吹嘘：“经济学不是我的领域。我从来没有做过总裁或董事，这辈子也不会做。除了阳台上的盆花之外我从没培育过任何东西。”然而，意志将创造一切。“但我已准备好用整个心和灵魂，以对德意志民族（Volk）优越性的坚定信念，把我的所有精力投入到这项宏伟工作（‘四年计划’）中。”[82]而沙赫特既鄙视这份计划也鄙视其实现手段。他说：“赫尔曼·戈林工厂一直亏损，不停地向帝国政府要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都绝无偿还的可能……这东西不断膨胀，变得身躯庞大，完全头重脚轻，充满了明显的愚蠢、腐败和欺诈。”[83]

沙赫特势衰了，但并没有出局。柏林发生的争夺经济权力的斗争，并没有改变德国与西班牙双边关系的结构。双方关系依然遵循“新全球政治”的准则，那是沙赫特对外经济战略的基础。毕竟，既然一个东西还管用，为什么要修理呢？

纳粹在西班牙的经营进展良好。在那里，纳粹党资助的企业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通过向国民军派领导层施压而继续壮大。它实施的计划直接源于沙赫特的思路，即贸易转移与建立非正式帝国。极端的“自给自足”鼓吹者并不赞同在西班牙的行动，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德国出口本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再生产出来的资源。但是，这其实意味着德国在欧洲进一步扩张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必然引发一场生存斗争和大规模战争。

基于双方不平等的关系，德国对西班牙国民军派领导层的要求不断增多，在此情况下，挑战也势必出现。1937年1月12日，德国派往佛朗哥政权的第一位官方使节威廉·福佩尔警告说，德国对国民军派领导层的影响力可能很快衰减。因为福佩尔考虑的是相对影响力，所以他担心当时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增兵。事实上，在之前一段时间里，随着墨索里尼决定加紧结束这场战争，西班牙土地上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暴增。[84]德国仍在支援佛朗哥，但福佩尔担心，两国投入力量的不同可能影响未来的政治势力范围。他说：“并非杞人忧天的是，我们的政治影响力……有可能落到第二位（在意大利之后）。”福佩尔也许明白柏林关心的是什么，于是他的分析转向了经济问题：“我的利益在于，在这一（意大利的）影响已经变得明显强烈之前，就经济和补偿问题完成谈判。”德国总理府把这份文件和一份说明都发下去，希特勒本人在说明中下令，福佩尔的建议必须“尽快施行”。[85]但福佩尔在与一位意大利军方使节讨论了财政问题后向柏林汇报，除了一些极为空洞的承诺外，意大利人从西班牙没有得到任何切实的东西。这将成为意大利干预的最显著特征之一。[86]而且，福佩尔估计，意大利政府当时已为干预花费了8亿多里拉，且至少还需2亿里拉。我们在后文将要看到，这是对意大利干预总成本的严重低估。但福佩尔承认，德国已经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获得的好处要多得多。”[87]

这并不奇怪：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通过与佛朗哥及其心腹的直接联系，对国民军派上层领导人施加了有效压力。这些压力的效果是基于双边关系的不平衡，而且国民军派也获得了回报。近期的估计表明，德国和意大利向国民军派提供的资金，接近于共和派因其巨额黄金储备而拥有的资金。[88]而且，通过严苛的管控和金本位制，国民军派成功地在它们的控制区里控制了通胀。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内战期间是极为难得的，也和共和派形成了强烈反差，后者不得不用黄金偿付外来援助。[89]根据一些依据企业资产负债表做的估算，在国民军派为补偿援助而运往德国的原材料中，16%—24%是由力拓公司提供的。[90]而且，1937年1月初，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告知西班牙黄铁矿生产商，德国这一年的需求将达到120万吨，以后每年这个数字还会上升。这肯定会使西班牙运往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大大减少。解读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英国是主要的输家。

毫不意外的是，力拓这家英资大企业坐不住了。当看到国民军派西班牙正在摆脱传统上对英国资本的依赖时，它向伦敦发出了警告。虽然力拓领导层依然在受理佛朗哥派的订单，但他们对德国悄悄取得的经济霸权感到不满，频频敦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91]值得注意的是，力拓管理层很明白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双重垄断是如何运作的。[92]除了这些经济方面的理由外，他们还指出，运送给德国的矿石可能产生战略影响。力拓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Auckland Geddes）爵士给艾登领导的英国外交部写报告说：“西班牙叛军（国民军派）及其主子德国和意大利一向明白，英国在西班牙拥有的这些矿场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当前的形势并巩固自身地位，而这会对大不列颠产生极大危害。”[93]报告结尾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如果艾登不能通过外交方式制止对德国的资源输出，皇家海军就应出动。他的潜在意思很明白：“主子”德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军派领导层，让他们这么做。这是对当时形势的敏锐洞察。

3月8日的内阁会议上，对事态日益感到担忧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格迪斯的评估表示赞同。艾登建议用海军展示英国实力，阻止向德国的黄铁矿出口。但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反对，他警告，像这样动用海军，有可能触发英国与德意之间的战争。[94]查特菲尔德是一个热忱的佛朗哥支持者，他还担心包括直布罗陀在内的英国在西班牙的战略资产是否安全。在这段紧张时期，佛朗哥同意每月给力拓一笔1万英镑的小额外汇补贴。这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但没有改变西班牙主要贸易伙伴变成德国的现实。[95]德国支持佛朗哥派的交换条件是，国民军派要承认德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经济霸主。

梅塞施密特曾把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伯恩哈特比作圣诞老人，但伯恩哈特显然改变了自己的做法。他与西班牙方面原则上就转运原材料达成一致，而且装载矿石的船只已经在开往汉堡了。关于这位德国驻西班牙代理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想让这套体系变得更具剥削性，至今仍有争议，但无论如何，截至1936年底，伯恩哈特的行为符合梅塞施密特“新全球政治”式的建议。[96]为1937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德国—西班牙经贸关系研讨会准备的一份备忘录证实了这一点。这场会议的举办背景是德国正在进行的一场讨论：是延续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双寡头垄断体系，还是向西班牙方面的要求让步，与其谈判达成清算协定，这可能使德国产业对西班牙经济的渗透受到限制。[97]

尽管这份报告承认，对佛朗哥施压“过多”可能造成反效果，但它也确认，“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通过与佛朗哥将军的关系，这套体系成功地将德国置于西班牙外贸关系的首要位置，并确保了西班牙拥有的原材料主要运往德国。”非正式压力取得了成效。德国人爽快地承认，佛朗哥领导的国民军派“更愿意把这些原材料卖给其他国家并获取外汇”。但他们依然要依赖纳粹德国的援助，而德国利用这种依赖，能够在贸易领域创造切实的成果。“要确保西班牙原材料供应德国，就必须持续地给佛朗哥政府施压。”[98]这样的双边关系连平等的影子都没有。

这一帝国式的重商主义战略，只有在德国新贸易体系的环境中才有效果。这一新体系的目的是使德国经济与英美脱钩，用西班牙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取代英美的地位。利用西班牙内战造成的混乱谋利，这构成了非正式帝国主义的“新全球政治”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恩哈特以及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做法，与德国在拉美、巴尔干等其他欠发达市场实施的沙赫特式贸易战略相似。当时的人们也明白其间的关系。[99]尽管沙赫特与戈林爆发了私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在柏林，所有人都赞同德国的西班牙政策。外交部的卡尔·里特尔大使表示：“（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本人一直完全支持（维持这些贸易架构）的提议。”尽管曾有犹豫，但在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任职的雅格维茨（Jagwitz）后来接受经济部向西班牙派遣特使，就西班牙未来的让步与德国的进一步经济渗透进行谈判。这事实上承认了沙赫特领导的经济部对经营西班牙扮演的角色，这些经营的目的是确保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德国依然拥有霸权。[100]最明显不过的是，沙赫特式的外贸架构加上佛朗哥对德国的极度依赖，使德国从西班牙榨取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而且始终没有牺牲宝贵的外汇。

由于极度依赖德国提供的援助和战争物资，佛朗哥被迫做出了从理性角度讲次优的外贸决策。鉴于佛朗哥派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短板，这是他唯一的选择。很大程度上由于苏联向共和派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助，佛朗哥一时难以决定性地打败共和派，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对国民军派获得了独霸性的影响力。

国民军派当然也想留着自己的原材料，以便出口到英美市场，获得美元或英镑。但德国人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的援助是要求补偿的。沙赫特主管的经济部一致认定，不能和西班牙签署清算协定。显然，在这一必然是不平衡的双边关系中，西班牙“做不了主”。[101]我们将会看到，德国的行为与意大利形成了强烈反差。对第三帝国经贸政策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忽视的一个情况是，德国对西班牙建立的霸权，比对拉美和巴尔干国家建立的霸权强大得多。通过向佛朗哥提供他急需的武器，德国拥有了对他的影响力，并将这种影响力应用到极致。这是沙赫特钟情的帝国战略的经典案例。

在佛朗哥的部队继续缓慢地向共和派地区推进时，德国外交官试图把事实上的经济霸权转变成法理上的利益。这将确保德国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依然拥有霸主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937年德国与国民军派在萨拉曼卡就未来两国关系签署了两份重要文件。3月20日，福佩尔和佛朗哥签署了一份协议，规定：“两国政府将持续协商，以讨论采取何种必要措施，防御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威胁。”反共言辞暂且不论，保证德国商业利益成了协议的核心。该协议的第一句是：“两国政府达成共识，皆愿最大程度地强化两国经济关系。”虽然这不过是外交场合的惯用语，但协议展示了德国对西班牙原材料的野心：“以此方式，（德国与西班牙）重申，自此以后两国应当通过一切途径，在经济事务上彼此合作互利。”[102]这一强调互补互利的措辞，对西班牙有着具体的潜在含义：这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必须向德国提供其工业所需，尽管德国并不是对西班牙最有利的贸易伙伴。可以明显看出，这和沙赫特对巴尔干各国实施的“和平渗透”战略相似。[103]

同一时期，在柏林，一套支持“四年计划”的官僚体系也建立了。[104]这套体系的目的是改变德国经济导向，以支持“生存空间”派的主张，建立正式的种族主义控制，而不是遵循“全球政治”式的经济霸权与非正式帝国传统。[105]在戈林对经济事务的影响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有人可能又会主张一种观点：德国在西班牙的利益主要在政治方面，而非经济方面。事实上，直至今天仍有这种观点。[106]如果佛朗哥派获胜，就可以建立希特勒想要的反共统一阵线，早在1936年7月，这就是希特勒的战略算计之一。这将增强法西斯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并有效地包围法兰西共和国，而当时法国已经对其盟友英国感到不信任。

但是，一些文件详细记载了纳粹和佛朗哥派官员在西班牙的谈判，它们证明，经济考虑是德国在西班牙的首要考虑。希特勒支持福佩尔的聚焦于经济的战略就很能说明问题。尤其能证明这一点的是1937年年中德国对西班牙代表提议的贸易协定所做的反应，这一协定实际上有可能打破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形成的准垄断。[107]1937年5月13日，经济政策主管里特尔向德国驻布尔戈斯大使馆发了一份秘密电报。电报表示，西班牙军政府“强烈（坚持）完成有关清算协定的谈判”。在那个时代，清算协定很常见。在国际贸易体系崩溃后，希望从贸易中获利又不愿使本国经常账户余额受损的国家，会选择签署双边协定，规定彼此愿意交易的商品数量。[108]事实上沙赫特就曾利用这样的协定推动德国与东南欧、拉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易货贸易。如前所述，沙赫特希望在确保德国制造品出口能力的同时，不浪费德意志帝国银行宝贵的外汇储备，而这些清算协定对实现这一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这还确保了德国能够在不依赖英美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贸易。如果德国和西班牙达成有效期很长的协议，将双边贸易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就能确保已有的贸易条件延续到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从而不影响刚刚成形的希特勒影子帝国。鉴于佛朗哥对战争物资的急切需求，德国外交部门当然有充分的空间确保按自己的意愿与之达成这样的清算协定。而且，清算协定肯定能确保在很长时间里贸易订单都会保持一定的数量。按照清算协定的规定，购买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建议通过进一步谈判上调交易商品的数量上限，但不能单方面决定降低本方的出口。

西班牙商人和佛朗哥的手下都急于摆脱伯恩哈特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垄断，这可以理解。尽管极度依赖德国支援，但佛朗哥也想摆脱这个设在西班牙的“帝国”代理人。因此，达成清算协定看起来很有道理：西班牙人可以摆脱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形成的制度性控制，德国能确保继续在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中占据优势，而且双方都能摆脱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设定的过高佣金，此前两国政府间确定的交易成本没有这么高。

但德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认定，阻止了清算协定的达成。里特尔要求：“我们必须确保，原材料和主要粮食方面的大规模交易，都像往常一样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进行。”他强烈建议福佩尔对佛朗哥直接施压。他谈论这位未来西班牙独裁者的口气，就像是谈论纳粹的一名傀儡：“请佛朗哥将军一定要认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西班牙方面之所以能从德国购买很大一部分战争物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允许他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优惠地利用西班牙的出口收入。”[109]在给福佩尔的这份直白的指令中，帝国式的口吻溢于言表。这份文件还更清晰地透露出，谁是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双重垄断体系的受益者。“我们很清楚，西班牙进出口商不怎么喜欢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德国进出口商也是这样。他们也抨击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目前拥有的垄断地位。从私人企业考虑自身利益的角度看，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像其他纳粹官员一样，里特尔不主张做出改变：“我们应当反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偏颇观点。”[110]德国政府获取西班牙原材料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这意味着拒绝国民军派的请求。于是，不能如佛朗哥的国民军派所愿，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双重垄断体系继续维持。佛朗哥派对德国援助的依赖导致了德国贸易霸权的形成，而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依然是维持这一霸权的重中之重。

这两家政府资助的垄断企业能确保西班牙市场依赖于德国的资本品，尤其是能用于军事征服的武器，而德国通过发挥政治影响力，使由此获得的收益最大化。[111]沙赫特1926年在德国殖民地协会演讲时构想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后来作为“经济独裁者”实施的政策，也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效果。他在内阁中的对手戈林出于本能而青睐另一种殖民形式，尽管如此，当戈林最终执掌相关纳粹党机构时，该机构依然延续了上述政策。

德国官员更看重对西班牙经济的独霸地位，而不是领土主权。一些西班牙共和派的报道曾绘声绘色地描述德国对摩洛哥的领土野心，这很可能是一种策略，想把英国卷进来，或者想让意大利警觉。但尽管如此，德国对西班牙施行的控制一直是非正式的。[112]纳粹德国假如想在西班牙建立正式帝国，鉴于当时的国际力量平衡，是不大可能的。但与之相比，纳粹对西班牙建立的这种非正式控制，在向佛朗哥施加“帝国式”压力时，成本要低得多，也要好掌控得多。然而，沙赫特的“新全球政治”战略也有一个重要的软肋：虽然通过非正式帝国的方式，德国不用担心触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能更轻松地在别国建立霸权，但这种方式最终是可以被逆转的。同一时期，柏林也在讨论追求“生存空间”，在这一冲动释放出来后，沙赫特的战略就被逆转了。

第七章

影子帝国

戈林说，给我四年，你将看到，我让工业摆脱了资金的镣铐。

——亚马尔·沙赫特1937年末作的诗

1937年初，沙赫特给权威的《外交事务》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大致阐述了德国的殖民地要求。这不是一个新颖的主张，但很适时。在当时欧洲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是针对英美世界为德国写的一篇宣传文。[1]时至今日，此文仍是“新全球政治”帝国构想的最鲜明阐述之一。尽管沙赫特的决策权已经受到“四年计划”组织的公开挑战，但这位“经济独裁者”依然在推动其扩张德国海外经济霸权的计划。根据这一构想，德国应当利用自身经济实力获取利益，而不是寻求正式的领土扩张。当时在纳粹高层领导人中，这一构想正在失去影响力。自1936年9月希特勒的备忘录以来，“生存空间”支持者已经占了上风。当沙赫特主张放缓军备生产速度时，他在商界、军界高层的前盟友抛弃了他。就像在20年代末做的那样，在国内遇到困难后，这位银行家把目光转向了国外。

沙赫特的文章一开始就阐述他的一贯主张：“自给自足”派的企图与全球繁荣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尽管此时全球贸易水平已不如前。“在战争（指“一战”）之前，德国在全球的总投资额约为120亿美元，德国可以用投资收益在世界各地购买原材料。出售原材料的市场是完全自由的……所有重要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这为商业考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2]他过高地描述了德国实际上从本国殖民地获取的收益。[3]但现在，“所有这些国际贸易与交流的基本准则都已经消失了”。在一个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里，德国被斩断了手脚。

上述言辞与惯常的纳粹决策用语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20世纪30年代，“一战”前的威廉二世时代很少被提到，尤其不会用这种赞颂的语调。“各国只达成有效期短暂的商业条约，配额和限制取代了商业协议，更不用说关税不断上调，这些举措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4]在“大萧条”之后，国际贸易大幅下滑，带来了严重后果，不仅影响了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也影响了外国原材料供应。沙赫特建立的体系使德国经济得以复苏，不至于陷入国际贸易失衡。银行家沙赫特论称，受国际贸易减少影响最大的国家，即本国或本国贸易势力范围内原材料产量较低的国家，有理由通过一定方式争取降低自身对外国的依赖。这是对外国搞贸易封闭的合理反应。当时，自由派认为追求自给自足的行为会“自我实现”，而且主要责任在德国这样行事激进的国家。沙赫特的分析还意味着，那些可以从本国“经济势力范围”内广泛获取原材料的国家，将会首先抛弃流行的国际金融架构。毕竟，它们有替代选项，而他的祖国德国没有。

沙赫特把目标对准了他一向指责的对象：没有能力的金融霸主英国和没有意愿的金融霸主美国。沙赫特分析：“假如大不列颠不能使各个自治领实行的货币体系与其自身的货币体系保持一致，英国让英镑贬值的做法就绝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功。”他的论点是，英国不需要面对大宗商品价格变高的情况，因为英国能迫使帝国的各自治领在英镑体系内接受较低的汇率。英国采取英镑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德国等英国的竞争对手。如果一国无法使其外债贬值，它就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而这正是凡尔赛体系下德国的特征。希特勒和沙赫特一直不懈努力，试图推翻该体系。而且，“假如法国不能用和母国相同的一套货币体系管理其殖民地，就绝不可能如此成功地利用其殖民帝国”。[5]就像在20年代末一样，沙赫特试图论证，殖民地对德国而言是紧迫的经济与货币政策需求，而非主权或种族需求，以此将德国获取殖民地的诉求合法化。

我们还可以这样看沙赫特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在戈林的“四年计划”政变之后，沙赫特试图重新将他的立场合法化。无论是沙赫特的内阁成员身份还是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身份，似乎都不足以使他有资格在外交政策事务上发表观点，但是，他的国际声誉使他在这个舞台上深具影响力，这是德国内阁其他成员不具备的。沙赫特的要求和他的一贯论述相符：要有“在德国管理之下、包含在德国货币体系中的领地。所有其他相关问题，如主权、军队、警察、法律、教会、国际合作等，都可以放开讨论。”[6]这显然表明，他跟豪斯霍费尔、达里等“生存空间”派不同，他最关心的并不是德国对殖民地获得正式主权。[7]在他看来，贸易最重要，这是实现国内稳定、增强国际权势的工具。

可见，在1937年初，沙赫特依然设想德国重新变成殖民国家，并将此作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安全阀：德国获得海外市场的同时，在东部边界上的压力就会减弱，这能提供另一种实现国内增长的渠道。这样一来，德国还能发展1935—1936年的“新方案”贸易体系，在欧洲市场上建立霸权，复制并扩大和东南欧国家、拉美国家签署的已有贸易协议。这反过来将对“四年计划”及其支持者构成某种约束。沙赫特主张最好让德国建立非正式帝国，这能增进德国的稳定，他在此文结尾处用严峻的警告强调了这一点：“（德国殖民地问题）仅仅而且完全是一个经济生存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和平的未来仰赖于此。”虽然希特勒也许没看过这段话，但这构成了针对元首备忘录的“新全球政治”式回应。[8]

当时，这位经济部长兼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宣传。在那段柏林权力斗争加剧、贸易谈判紧张的时期，一名身在法国的西班牙共和派特工写的一系列秘密报告，描述了欧洲各国政府与沙赫特的会谈。在巴黎、斯德哥尔摩和布鲁塞尔，双方的会谈直接触及德国对西班牙干预行动的经济性质，而这样的会谈也直接涉及沙赫特的对外经济考虑。这后面有复杂的背景。欧洲各国联盟关系的结构正在快速变化，希特勒、墨索里尼、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英国国民政府，各方的立场都在变化。在伦敦，1937年5月底内维尔·张伯伦接替鲍德温成为首相。[9]在巴黎，本能地（或者说非常理性地）不信任希特勒的布鲁姆，在法英两国应该对德强硬还是纵容之间举棋不定。[10]从前面讲的法国在1936年7月25日决定不军援西班牙共和派可以看出，法国的对外政策是一团乱麻。[11]同时，苏联大大增加了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援助，但作为补偿，斯大林也在索取他的“一磅肉”。[12]

1937年4月17日，西班牙共和派特工“舒尔迈斯特”给马德里发送了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这个代号源于为拿破仑服务的著名间谍舒尔迈斯特。他说，纳粹德国对佛朗哥国民军派的支持似乎“呈现下降趋势”。[13]共和派特工发回这样一厢情愿式的事态解读，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4]“舒尔迈斯特”称，德国支持力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佛朗哥抵制德国的进一步经济渗透。由于佛朗哥的不配合，德国正在收回一些军援承诺。“舒尔迈斯特”称他目睹了沙赫特和一名人脉广泛的美国商人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之间关于撤军的商谈。因为沙赫特地位显赫，而且据我们所知，当时纳粹上层的内部分歧仍不为外人知晓，所以马德里政府肯定认为这一事态发展对其非常有利。[15]尽管前一段时间里佛朗哥派在资源丰富的巴斯克地区取得了战果，但只要纳粹对佛朗哥的支持有任何减弱，都有可能改变西班牙内战的力量平衡。[16]没有了“秃鹰军团”和纳粹的支援，共和派就能阻止佛朗哥派的推进，且鉴于共和派3月在瓜达拉哈拉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他们甚至能发动一场反攻。[17]

沙赫特接下来与“舒尔迈斯特”的会谈透露出来的消息，在西班牙合法政府看来似乎更是吉兆。据“舒尔迈斯特”说，沙赫特似乎“乐于以一种在经济上（对德国）有利的方式解决（西班牙）冲突。”沙赫特甚至表示“愿意和西班牙共和国达成一份商业协议。”[18]对此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佛朗哥过于激烈地抵制德国的进一步经济渗透，导致德国开始考虑战略性的政策转折；另一种可能性是，在西班牙问题上，沙赫特试图打造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本书认为，当时沙赫特明白德国经济的短板，以及他自己在柏林的地位已经受到挑战，所以他从一种经济视角看待德国对西班牙的干预。他把战略问题视为次要考虑，意识形态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据“舒尔迈斯特”说，沙赫特提议：“如果事情解决得好，德国将可以购买几乎全部的（西班牙）农产品。”[19]至少从沙赫特选择向“舒尔迈斯特”透露的条件来看，他的主要兴趣是确保西班牙持续为德国经济做出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军备生产所需原材料（如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工作人员主要索求的矿石）的关注减弱了，对粮食的关注增加了——进口粮食消耗了德意志帝国银行宝贵的外汇储备。可以说，只要德国的经济独霸地位得到尊重，沙赫特并不关心干涉的细节，甚至不关心西班牙内战的最终结果。沙赫特的这一主张可谓相当激进，对外交政策做出如此根本性的改变，肯定首先需要获得希特勒的明确批准。[20]沙赫特是在独断专行吗？我们无法准确判知，但这种试图搞平行外交的行为的确反映了他领导的经济部的外派使节和外交部（在一定程度上）最关心的事情：维持德国刚刚在西班牙建立的经济霸权。

沙赫特与“舒尔迈斯特”商谈的外交政策背景，尤其能给人以启示。从1936年8月（大约是戈林开始介入经济事务的时候）开始，沙赫特就亲身参与了与布鲁姆政府的双边谈判。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希特勒允准的。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在1936年8月28日与沙赫特会面后，法国总理布鲁姆曾表示有意与德国谈判达成商业协议。布鲁姆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犹太人，但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设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就什么都谈不成了。”[21]谈判很棘手，沙赫特坚持要求采取他喜欢的（经济）谈判方式：双边而非多边谈判。必须说，这也是希特勒喜欢的搞对外政策的方式。不过，对于谈判能否达成一份可以缓解德国结构性经济缺陷的协议，布鲁姆持开放态度。

法国的协约国盟友不仅知道这场会谈，而且得到了会谈的详细报告。[22]英国驻法大使乔治·克拉克（George Clerk）在一份从巴黎发给英国外交部的长电报中抱怨，纳粹德国“不使用正常的（外交政策）方法”，同时承认了沙赫特在德国国内的权力：“这不是德国第一次通过沙赫特博士进行这样的试探。”[23]而且，尽管沙赫特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决策权，但他把他在巴黎提出的要价通报给了希特勒，并获得了批准。[24]听命于元首总是对他有好处的。不过关键在于，在沙赫特看来，达成“欧洲解决方案”的前提是对德国做出经济让步，并让德国拥有获取原材料的通道。

当布鲁姆表示“很难想象拥有殖民地竟对德国经济如此重要”时，沙赫特回答说，“让德国重新拥有殖民势力范围”是必要前提。从沙赫特此前20年的言论来看，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殖民势力范围”这个概念不以获得正式主权为前提。作为获得这些渠道的交换条件，德国将同意削减军备，并与英法达成“一般性解决方案”。在沙赫特看来，与苏联直接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但他设想，可以通过“间接保证”，以务实的方式来舒缓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25]不可否认的是，他和布鲁姆谈得很不错。他在会谈最后说：“我可以马上开始谈判。”看起来，这一次法国人要合作了。布鲁姆的密友安德烈·布吕梅尔（André Blumel）后来表示，谈判进展要比之前设想的快得多。[26]

但是，德法两国未能达成协议。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按照沙赫特的要求做出殖民地方面的任何安排，英国都拒绝支持。艾登在写给“我亲爱的部长”德尔博斯（法国外交部长）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在不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德国政府态度的情况下就推进这样的协商”，他的内阁“同僚”会感到不快。[27]艾登要求必须通过正式渠道商谈：“通过外交渠道协商，筹备一场五大国会议。”[28]艾登反对沙赫特以非传统双边渠道寻求和解的做法，坚持以多边峰会形式寻求解决方案，虽然这在之前失败过（伦敦会议），以后还会失败（慕尼黑会议）。但艾登反对的并不仅仅是谈判形式。7月他在英国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反对在殖民势力范围方面对德国做出太多让步，他此番表态与当时一脉相承。似乎嫌这样的表态还不够明确，演讲两周后，艾登又在同一天里发了两则照会，敦促不要“显得我们急着（与德国）达成协议”，而且“这也适用于沙赫特博士提出的动议”。[29]不过，即使在给德尔博斯写信之前，英国坚决拒绝德国愿望的这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已准备好全面放弃对德经济安抚的战略。[30]只是，伦敦对德国“温和派”的支持也并非没有限度。[31]

最终希特勒拒绝了英国召开一次新的大国会议的提议，也拒绝了布鲁姆的多边谈判提议。[32]外交领域的情况越来越变成“元首主动出击，其他人跟在后面反应”。[33]1937年3月，不畏艰难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又来到巴黎。布鲁姆再次欢迎他。[34]也许在此行中，沙赫特亲自会见了“舒尔迈斯特”，并讨论了德国对西班牙的干预。此外，1937年5月14日，沙赫特和一名西班牙共和派特使举行了名义上不做记录的会谈，列举了德国撤出西班牙的条件，将这场日渐集中于经济方面的干预和更广泛的经济安排挂钩。他重提他长期以来主张的帝国理论框架：“最重要的是殖民地，我们能从中获取原材料、我们的货币能流通的殖民地。”[35]几个月后，当外交政策方面的紧张局势再次加剧时，沙赫特要求把西班牙变成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德国在事实上享有的经济权力可以变成法理上的权力，而且最好英法支持这一安排。[36]不能说英法公众不熟悉这样的观点。当时，剑拔弩张的辩论已经取代了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围绕殖民地问题的礼貌商讨。30年代，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战争叫嚣司空见惯。例如，英国海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在1939年初出版了《纳粹对殖民地的索求》一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德国人想要殖民地只有一个原因。德国想用殖民地增强其战略地位，从而帮助它实现独霸世界的野心。”[37]最终，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始终保持不变，这让布鲁姆的谈判失败，也让沙赫特的希望破灭。[38]

在与共和派特使举行的这些会谈中，沙赫特试图为德国支持佛朗哥、干预西班牙做出解释。他假装天真地告诉“舒尔迈斯特”：“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怎么被卷进这场西班牙冒险的。”“我们最初只是做生意，不仅给佛朗哥，也给另一派提供战争物资。”[39]这样的说法显然很可疑。希特勒在瓦格纳歌剧的鼓舞下做出了支援佛朗哥（而且只支援国民军派中的佛朗哥系）的决定，而沙赫特和他手下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德国经济部的官员，不仅对此知情，而且明确赞成这么做。[40]归根结底，这很可能是沙赫特有意在撒谎。沙赫特称，像德国外交部一样，他最初反对干预，然后他做出了承诺：“德国将和英、法就完全撤出西班牙进行谈判，作为交换，对方应做出非常具体的让步，主要是在经济秩序方面的让步。”[41]这些文件保存在阿萨尼亚总统的档案库里，它们表明，自1936年7月25日晚的会议以来，德国干预西班牙的首要目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它们还说明，在西班牙事务上，沙赫特曾提出此前不为人知的另一种对外政策路径，该路径试图把焦点继续集中在经济利益方面。

截至1937年初，德国干预西班牙的主要动力是经济性质的，并与纳粹政权的国内政策重点相关。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双重垄断体系仍然不受沙赫特直接控制，只是这一体系所基于的对外经济战略，首先是由沙赫特设计和主导的。[42]沙赫特想对该组织拥有更大的监控权，这也许是为他在柏林的政治目标考虑，当时他的权力正受到削弱。在西班牙，伯恩哈特实际上享有独立操控权，这意味着他的财务状况混乱不堪。[43]

设在西班牙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与沙赫特的控制欲相冲突，[44]但与戈林没有冲突。戈林几乎从不错过滥用职权自肥的机会。他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最关心的就是这方面的事，不过他脑子里也很少想别的东西。[45]一个经典例子是，戈林手下所有雇员被强制要求缴纳一定的工资，成立戈林“艺术基金”（Kunstfonds）。这个非营利组织名义上支持艺术发展，但也许叫它“为戈林服务基金”更合适。毕竟，该基金四处搜求艺术品，以装饰戈林部长的众多住宅，而戈林买房的钱通常也来自私人企业和政府预算。[46]并不只是高官从腐败中获益。在戈林的众多领地里，行贿舞弊猖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压制了沙赫特执掌的经济部的“四年计划”组织。尽管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全权负责人下令取缔黑市（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的雇员却不愿执行，因为那是他们获利的地方。[47]能说明纳粹腐败程度的一个事例是，德国在占领挪威几个月后，在奥斯陆成立了一个“德国救援组织”，而这不过是给纳粹官员转移劫掠品的一块遮羞布。[48]后文即将叙述，如此明目张胆的洗劫，将成为纳粹正式帝国的核心信条之一，除此之外，在纳粹占领地区的“文职”管理机构里，腐败也是家常便饭。[49]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这个设在西班牙的怪异的公私混合组织，不愿披露其巨大利润的最终流向，就毫不奇怪了。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官方审计员确信，伯恩哈特正在从该公司中聚敛庞大的私人财富，并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不利于伯恩哈特的证据。[50]鉴于戈林只是从外围介入对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管理，以及他管理的组织固有的腐败性质，可以合理推断，双重垄断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之所以一直保持为一个私人经济组织，而非国家经济组织，至少部分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压力。纳粹党体系内的腐败始终是最令沙赫特恼怒的事情之一，尤其是戈林的腐败。

沙赫特与西班牙共和派之间的谈判之所以始终没有成果，一个可能原因是，像1936年底那次一样，国民军派领导人佛朗哥再次屈从于德国的索求。1937年初国民军派经济代表团曾要求与德国达成清算协定，但佛朗哥顺从地放弃了这一请求。他也不再抱怨使德国独霸国民军派经济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双重垄断。原因很明显：他完全离不开纳粹的战争物资。在紧张的战争状态下，德国人无比推崇的共生共荣也是适合国民军派的。佛朗哥甚至低三下四地道歉说，他的代表团当初要求签订可能损害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主导地位的清算协定，是“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指示的范围”。在西班牙，一切都没有变化。[51]

德国对国民军派领导层的索求变本加厉。1937年7月中旬，德国大使福佩尔和佛朗哥派外长弗朗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Francisco Gómez-Jordana）将军签署了一份秘密议定书，把不利于西班牙利益的条款规定了下来。尽管根据德国的意愿，两国签订贸易协定的事推后了，但两国政府承诺“以有约束力的方式共同致力于推动两国之间的商业……（两国有）诚挚的愿望，尽最大力度彼此援助，提供对方感兴趣的原材料、食品、半成品与成品。”[52]这一条款对资源不足的德国经济来说，意义不言自明。这一条是德国以帝国式的压力，直接要求加入议定书的。随着武器和人员不断从德国涌入西班牙，西班牙对第三帝国的负债也大增。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西班牙国民军派政府向德国交出了一大笔外汇，以及更重要的西班牙的自然财富和粮食，包括高品质的铁矿石、黄铁矿及其他矿产，以满足德国的工业需求。[53]

在柏林，戈林的“四年计划”组织无所不用其极地推动经济增长。已有职位不断地重复设置，该组织下属的官僚机构极度膨胀。[54]沙赫特比过去更加确信，戈林追求的目标必然破坏经济稳定。“四年计划”是让重整军备服务于经济发展，但有可能要演变成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是为重整军备提供资金。这样的政策必然造成危险结果：德国将必须为其军备产品找到更大的出口市场，而不仅仅是处于内战之中且市场狭小的西班牙，尽管当时德国在那里的力量投射和经济霸权政策颇为成功。

条条道路通“元首”。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对重整军备的速度和“四年计划”的启动，希特勒和沙赫特有分歧。从1936年末开始，沙赫特就把“四年计划”办公室确认为他在官僚体制内的敌人，要求他的下属不要接受前者下达的指令。[55]从1936年末到1937年，大致在沙赫特与西班牙共和派及法国谈判最终失败的时候，这场官僚内斗不断地惊动希特勒。[56]希特勒最喜爱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在“二战”后出版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一次这样的争论。施佩尔记得有一天，沙赫特和希特勒就重整军备的速度问题私下里争论不休。施佩尔认为“二战”前希特勒失去自控力的情形很少，这就是其中的一次。[57]在希特勒的山间别墅里，他能从另一间屋子听到两人的谈话。[58]施佩尔写道：“两人都说得越来越激烈，又突然停了下来。”“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走上（山间别墅）的阳台大声喊叫，发泄他对这位不听话的保守部长阻挠重整军备的不满。”[59]可见，戈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肯定上升了。当时，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已经把增拨资金重整军备的请求直接发给戈林，而不是沙赫特。[60]最终希特勒设法安抚沙赫特，据说是为了满足沙赫特的自尊心，并在最后动之以情：“但是沙赫特，我很喜欢你。”[61]据说元首并没有做出决定，而是呼吁双方达成谅解。但这有可能吗？[62]

1937年8月5日，沙赫特给戈林写信说，“四年计划”设定的政策重点在经济上不合理。他以纡尊降贵的语气写道：“你无法用防务成果烤面包，也无法用它铸大炮。”沙赫特认为戈林的计划是极为低效的。他还表示，如果戈林继续坚持让政策偏袒自己的组织和亲信，戈林就要为结果负责。他写道：“我几个月前就告诉过你，对经济政策而言，连贯性就是生命……我以前明确说过，我认为你的外汇政策是错误的，我无法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他还试图迎合希特勒的考虑：“为公共建设、军备和‘四年计划’而过度征用原材料与劳动力，可能造成我国出口的减少。”希特勒知道，出口对德国的财政健康至关重要，除非德国能进一步压缩进口，而在沙赫特的大范围内部控制体系之下，进口已经被压得很低了。他还试图唤起元首对1934年危机的记忆，并以魏玛共和国时期恶性通胀带来的混乱作为暗示。他写道：“我想说得再明白不过，假如我国通过出口赚得的外汇减少，结果肯定是，我国的原材料供给速度也将变慢，而这将加剧我国在建筑、军备和‘四年计划’方面的原材料缺口。”[63]这番论述挑战了戈林不断强化军备的战略。和纳粹政治不同，在经济方面，只有意志是不够的。

在沙赫特为他的政治生命而抗争的时候，德国通过干涉西班牙实现的经济渗透及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基本产品，在柏林是受欢迎的。[64]但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如果沙赫特调整经济方向的呼吁得不到响应，德国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国家的经济霸主地位是不够的。这位帝国银行行长已开始相信，德国经济必然发生通胀或崩溃，或二者同时发生。但到了1937年底，看到戈林已掌握经济大权的现实，他再次向元首求助。“经济事务的首脑只能有一个，”他在1937年10月8日写道。“任命谁做这个首脑，您，我的元首，必须做出决定——根据您对其能力和忠心的信任程度。”[65]在这封信中沙赫特把“能力”置于“忠心”之前，想必是有原因的。

当德国企业为了满足戈林提出的生产要求而承受更大的压力时，沙赫特选择了他在20年代晚期的做法，即明确建议：与其坐等崩溃，不如早点退出。他再次明确警告，无节制的军备生产将导致德国经济失衡，有爆发通胀的危险。在那时，德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短缺都已很明显。[66]他再次给希特勒写信，并在末尾写了一首讽刺诗：“戈林说，给我四年，你将看到/我让工业摆脱了资金的镣铐/身不由己的沙赫特，被卷入此潮/您可以绞死我，假如我叛逃。”在信中他言简意赅地说，这首诗代表着一种“私下里说，我看不到光明的前景。”[67]纳粹政权清洗运动牺牲品的下场，是很难被忘记的。[68]

几周之后，沙赫特被正式罢免了管理财政事务的权力。1937年11月28日，戈林正式成为（代理）经济部长和战备经济全权负责人。美国公诉人在纽伦堡审判上准确地将这场争斗概括为“两个追逐权力的人之间的冲突”，而这并不是这场争斗的最终结果。[69]沙赫特没有完全出局。他的权力缩小了，仅仅是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此外还是不管部长。[70]他建立的经济结构、实现的经济复兴，为重整军备和干预西班牙提供了前提，并将这些留给了排挤他的戈林。由于戈林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接手后，沙赫特建立的经济结构被保留，只有量变没有质变。[71]沙赫特相信，戈林的做法不仅危及经济可持续性，而且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生存空间”派和“全球政治”派构想的是两种不同的帝国，讽刺的是，正当后一种模式在西班牙实现了切实的成果时，其最成功的主张者沙赫特却被“生存空间”派的主要支持者戈林排挤了。据说，在踱入沙赫特在经济部的办公室时，戈林问：“一个人怎么能在这么小的屋子里沉思伟大的思想呢？”[72]然后他给那位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打电话：“沙赫特先生，我正坐在你的扶手椅上！”相同处境下，沙赫特也会对他脸面丢光的对手说出这样的傲慢话。

戈林对经济部的纳粹化改造，并没有改变基本的贸易和经济政策结构。国内的专制主义经济管理方式延续着，根据“新方案”思路签订的双边贸易协议也没有变化。鉴于纳粹政权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这些新变化，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1937年11月著名的《霍斯巴赫备忘录》，至少是在涉及西班牙内战的问题上。该备忘录是一份重要的德国对外政策文件，表述了希特勒的扩张主义。[73]与会者除了沙赫特之外，还有主要的军事与经济决策者：希特勒、戈林、冯·勃洛姆堡、雷德尔、冯·诺伊拉特和维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将军。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希特勒建立正式帝国的计划，该计划基本上反映了“生存空间”思想。该文件还明确提出，在西班牙打一场长期战争对德国有战略上的好处。希特勒直截了当地说，“拖长西班牙战争对（德国）更有利。”[74]德国和西班牙档案库里至今保存的大量文件显示，大约在这个时候，国民军派指挥官通过其驻柏林大使频繁向德国抗议说，共和派部队在使用德国装备。[75]是不是有可能，在沙赫特与“舒尔迈斯特”接触几个月之后，纳粹德国真的在给共和派出售武器呢？相关证据是矛盾的。共和派确实买到了德国武器，但纳粹官员坚称，他们只是通过一个荷兰“军火商”买到的。国民军派相信了这个说法，至少相关文件是这么显示的。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选择不信的权利。[76]事实上，这些武器似乎是在希腊制造的，其制造商拥有德国颁发的许可证。[77]

总是取悦大众的戈林在会上建议，“把西班牙的军事行动做个了结”。[78]但希特勒表示反对。他认为，德国继续干预西班牙，并拖长战争，可以吸引英法的注意力，从而服务于德国的战略利益。合理的推论是，战争延续还将有利于加深德国对西班牙的经济渗透。后文将要讲述，意大利当时也在考虑应在西班牙花费多少干预成本，但它的考虑重点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反差。当时德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体系正处于巅峰期，德国借此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换来商品和资产。西班牙对第三帝国的依赖程度还要加深。霍斯巴赫会议还专门探讨了德国缺乏铁矿石与粮食的问题，而这是德国在西班牙主要关心的两个领域。[79]单靠西班牙绝不能补足德国的所有缺口，但非正式帝国正在为弥补缺口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希特勒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急切地要豪赌，不惜全面开战。看到此情此景，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说，希特勒的话“给人以毁灭性的打击”。[80]

如果对这份会议记录进行严格审视，我们也可以说，这次会议也许事实上说明沙赫特更理性的主张是对的，即德国需要纠正经济失衡。虽然“四年计划”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希特勒必须面对现实：由于农业经济增长规律和达里的政策，德国不可能在粮食方面实现自给，由于军备生产不断增加，也不可能在铁矿石方面实现自给。考虑到德国经济的这些短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为了掩饰经济失衡，德国在1939年不得不发动战争。[81]希特勒没有选择改变政策，而是强行支撑。为此他越来越依赖戈林这样的人，他们相信坚强的意志将战胜经济现实。1938年1月冯·诺伊拉特找希特勒讨论《霍斯巴赫备忘录》中构想的战略。这位保守的外交官称，希特勒定下的许多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需要时间。希特勒回答说，已经没有时间了，德国必须准备战争。[82]

霍斯巴赫会议参加者的命运，显示出纳粹政权内部正在激进化。[83]仅仅两个月后，疑云笼罩的“弗立契—勃洛姆堡事件”就让这两名国防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官落马，弗立契被控有同性恋行为，勃洛姆堡被控与一名曾经品行不端的女子结婚。[84]在这一事件后，曾因指挥“秃鹰军团”而声名大振的瓦尔特·瓦尔利蒙特成立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改变了军队的结构。最高统帅部事实上架空了国防部，提拔更愿意接受希特勒统治的将领，导致军事决策更加直接服从于希特勒的意志。[85]

纳粹政权核心发生的这场根本变化，也影响了外交决策部门。激进化的风气渗透到各个角落。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用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替换了冯·诺伊拉特。[86]在西班牙内战刚爆发的时候，冯·诺伊拉特和他的副手汉斯·迪克霍夫（Hans Dieckhoff）曾对佛朗哥的求援很担心，他早就想离开内阁了。但是他认为把这个“不正常的、烦累的职位几乎给谁都行，就是不能给里宾特洛甫”。[87]常被人称为“曾经的香槟商贩”的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不过戈培尔曾一针见血地说，里宾特洛甫的“名字是买来的，钱财是通过婚姻得来的，官职是通过诈骗获取的”。[88]这与贵族气质、保守的冯·诺伊拉特形成了强烈反差。后来墨索里尼抱怨说，里宾特洛甫属于“那种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构成灾难的德国人”，因为他“一会儿说要和这个开战，一会儿要和那个开战，却连敌人是谁都说不清，也没有明确目标。”连墨索里尼都看不起里宾特洛甫。[89]离开纳粹内阁的不仅仅是沙赫特，残存的传统保守派人物都走了，留下的只有狂热。

纳粹内部政治对德国干预西班牙的机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场干预聚焦于经济的性质是始终不变的。[90]佛朗哥派每征服一个地方，就有更多的原材料运往德国，从钨矿石到铁矿石，使西班牙与英、法的贸易减少。[91]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扩张同样迅速，在佛朗哥派军队攻陷的所有主要城市，它都开设了分支机构，尤其是在佛朗哥派攻占富产资源的西班牙北部之后。[92]这个远离德国政治、靠近战争前线的经济帝国，在佛朗哥派的西班牙牢牢扎下根来。

1937年11月4日，德国驻布尔戈斯大使馆给“威廉大街”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说明了围绕双边关系的一场重要辩论。[93]这份备忘录由伯恩哈特本人口授，抱怨西班牙新制定了一部采矿法，规定外国对西班牙矿业资产的控股不得高于总资本的25%。[94]自内战爆发以来，伯恩哈特就在西班牙接连不断地拿下采矿权，聪明地把进口德国战争物资获得的收入变换成对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从最早的梅塞施密特开始，这种做法以及伯恩哈特的行事风格，总是让德国政府官员感到不悦，但一切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西班牙人的任何抱怨都被置于不顾。伯恩哈特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预示，德国不必使用外汇或贵金属，就能在西班牙进行外国直接投资，这为利用内战造成的贸易混乱建立一个非正式帝国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伯恩哈特获得的采矿权经常是直接从英国人、法国人的鼻子底下抢过来的，因为两国政府承诺不干预，所以迟迟没有承认佛朗哥派政府。[95]但现在，佛朗哥当局试图对矿业资产恢复国家所有权，以收回权益。

公允地说，这部法律与刚刚建立的佛朗哥独裁体制的民族主义、传统主义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佛朗哥派对德国经济霸权做出的最积极的抵抗。[96]德国使馆发回的这份报告的内容，以及提交给佛朗哥派外长戈麦斯-霍尔达纳和尼古拉斯·佛朗哥的正式与非正式抗议，都说明了德国对佛朗哥派高层有很大影响力。和往常一样，伯恩哈特直言不讳地说了他的目标：“对我们而言很明确的是，‘高山计划’（Montana project）是我们支援西班牙的唯一目标。”到了这一地步，德国的心思已昭然若揭。伯恩哈特继续写道：“我们在西班牙的经济利益目标必须是深入渗透西班牙的主要财富来源，即农业和采矿。因为西班牙必须为其农产品寻找出口市场，所以我们不必费多大功夫，就能确保农产品落入德意志第三帝国手中，但是，矿业的问题在各方面都极为严重。”[97]和沙赫特的多次演讲一样，这份报告清晰地表述了“全球政治”目标。其含义是，确保德国获取矿石的唯一途径是转移贸易，因为鉴于国际形势、价格和外汇因素，假如西班牙人可以自由选择贸易对象，这些原材料就不会卖给德国。其最可能的出口对象国是英国，就像西班牙内战之前的情况一样。

显然，伯恩哈特担心他能否继续做实际上的德国驻西班牙总督。如果两国谈判产生对他不利的后果，或者英国人对佛朗哥有更大的影响力，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98]他在报告末尾提到了“高山计划”，该计划最初是指德国对西班牙及摩洛哥全境的矿山享有不低于73%的所有权。这番描述的语气更加咄咄逼人：“（德国）必须向西班牙国民军派领导人说明白，德国正在打一场经济战，因此德国也处于战争状态。”可见，伯恩哈特借用了纳粹政权的措辞。他以一句很不真诚的比较作为结尾：“正因为德国毫不犹豫地向西班牙合作伙伴提供了支援……所以在德国身处的经济战中，也有权要求西班牙毫不犹豫地运送物资。”[99]他的算盘是，德国获得对西班牙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最好是在不使用外汇的情况下），就能确保内战结束后这些资源仍源源不断地输往德国，而不管哪个出口市场原本对西班牙更为有利。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将一直是西班牙经济的主导者。但和之前几次摩擦不同的是，双方在“高山计划”上的分歧不断升级。在整个1938年，这个矿场所有权问题几乎彻底笼罩了两国关系。[100]

几乎与此同时，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进行了一场内部转型，将其业务多元化，成为“金融产业有限公司”（SOFINDUS）。[101]这家德国人控制的西班牙企业试图为内战期间获得的所有符合德国国内需求的资产提供某种伞状工具。作为一家控股公司，它不仅试图拥有矿场，还试图开展农业、货车运输业务，甚至服装业务。很有意思的是，其农业部门颇为多元化，包括兽皮、羊毛、皮草，甚至葡萄酒。最终有人建议把金融产业有限公司的业务扩展到银行业，以确保在未来佛朗哥派重建国家的时候，它能享有牢不可破的权势。这其实是想让它成为一家纳粹资助的开发银行，在西班牙建立德国的非正式帝国。在这一意义上，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演变成了一家羽翼丰满的帝国式国家资助企业，准备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在那里无拘无束地运作并获取利润。[102]

1938年7月6日，继福佩尔担任大使的埃伯哈德·冯·施托雷尔（Eberhard von Stohrer）与佛朗哥在布尔戈斯会面。他带去了令对方鼓舞的消息。德国刚刚吞并奥地利，尽管伦敦和华盛顿对此事的声明相对平静，但布拉格和巴黎的紧张情绪高涨。希特勒遵循在《霍斯巴赫备忘录》中做出的拖长西班牙内战的战略，批准全面补给“秃鹰军团”的武器与人员。此前，佛朗哥一直在近乎卑贱地乞求德国这么做。[103]但冯·施托雷尔不仅传达了这个消息。他还提出，尽管国民军派通过了确保矿场国有的新法律，但德国有意获取西班牙矿场的所有权。他提出此事时所用的措辞，提醒了佛朗哥所处的依附地位。[104]佛朗哥也恭顺地承诺，他会尽快确保对德国做出例外规定。[105]但佛朗哥还提了别的事。他说，有人在散播“肆无忌惮的敌对宣传”，说他领导的国民军派的战争是由两个法西斯强国主宰的。[106]考虑到他的行为，所谓的“敌对宣传”为什么会散布这样的观点，并不难理解。

在内战已打了整整两年之后，佛朗哥已接近胜利。[107]一些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认为，当时佛朗哥在明显能赢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战争，以清除他的敌人，强化他的个人权力。[108]而在希特勒看来，西班牙内战延长也不违反德国的利益。但是，除矿场所有权问题外，佛朗哥还在另一件事上惹恼了柏林，即政治结盟问题。在1938年9月仓促召集的慕尼黑会议召开前几小时，佛朗哥匆忙宣布西班牙保持中立，这是因为他害怕在内战还未结束的情况下，英、法仍有可能干涉西班牙。[109]这引起了德国的不满，而德国的抗议都被佛朗哥派驻柏林的大使、说话啰里啰唆的马奎斯·德马加斯（Marquis de Magaz）承受了。尽管此前希特勒曾至少两次表示，假如欧洲战争爆发，他在战略上同意西班牙保持“善意中立”，但在慕尼黑会议后，德国外交界严厉指责佛朗哥匆匆宣布中立的做法。[110]为了避免进一步开罪德国，德马加斯建议佛朗哥大元帅直接给希特勒写一封信澄清此事。他说，毕竟，“尽管这些人搞枪炮外交，但他们对奉承话还是很受用的。”德马加斯至少三次向他的上司提出这个建议，但毫无结果。[111]

当双方再次就德国提供更多战争支援进行谈判时，德国官员就不再掩饰他们的主要考虑是经济渗透了。[112]他们并没有要求国民军派在意识形态上向德国靠拢，而是又提出了矿场所有权问题。在一次私人会谈中，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魏茨泽克（Ernst Weizsäcker）伯爵对马加斯委婉地说，德国“希望西班牙用一些我们已等待了一段时间的经济补偿来表达对我们的感谢”。听到这番话后，在给佛朗哥写的汇报中，德马加斯在结尾写了这么一句阴沉沉的话：“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样的经济特权，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会提出野心勃勃的要求。”[113]

伯恩哈特甚至跑回德国催促在采矿问题上采取行动。德马加斯写道：“伯恩哈特先生来柏林商讨战争物资的供给事宜，这可能会使全部议题都围绕着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补偿。”“如果他想让这个机构在战争结束后继续运营，如果他再次提出与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密切相关的采矿问题，我一点儿都不会奇怪。”不久后，在与“秃鹰军团”指挥官冯·里希特霍芬会谈后，德马加斯给西班牙国内汇报：“事情已经过去而德国人再次表达气愤，根源应该在经济方面，德国人之所以现在对提供援助反应冷淡，里希特霍芬说的事情应该是原因所在。”可见，即使“秃鹰军团”的指挥部也知道经济问题最优先。在双方就经济问题商谈后，里希特霍芬才表示：“一个道德方面的原因（里希特霍芬是指慕尼黑会议前夕西班牙的中立声明），或多或少是可以理解的，那件事我们就让它过去吧。”[114]

慕尼黑会议后，沙赫特执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再次试图劝说政府改变经济政策导向。这也许是来自纳粹权力高层的银行家沙赫特的绝唱。[115]在一份重要的国内议题备忘录中，沙赫特为德国经济政策描述了一个可行的新方向：从毫无约束的重整军备转向更平衡的增长，即“从目前的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116]否则情况就会很危险：为了不断强化的重整军备而扩张货币，将导致“可能引发通胀的货币创造”，劳动力短缺会加大工资压力，出口会再次萎缩。与几个月前对希特勒提出的警告相同，沙赫特担心德国可能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而那将同时导致德国的对外政策受限制。他担心纳粹政权的内部稳定可能不保。

沙赫特建议，不要再进一步损害马克币值，必须让马克“不再成为扩张性权力政治的基础，而是成为和平重建政策的基础”。央行可以逐渐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小心翼翼地收回过度的流动性，调整信贷方向，同时，减少“不可贸易商品”（对武器装备的委婉说法）的生产，这将使需求从政府转向私人部门，也将避免经济硬着陆。这些建议也有政治方面的含义：这样做就能摒弃“四年计划”和戈林激进的“自给自足”目标，它们已经使沙赫特建立的经济体系失衡了。这份报告的结尾写道：“任务很艰巨……但也是有可能实现的。”[117]

尽管德意志帝国银行仍不断发行长期政府债券为重整军备筹资，但沙赫特在1938年10月15日公开论述了纠正经济失衡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对外投射经济实力，通过贸易协议和强硬的对外政策建立非正式帝国，仍是比战争好得多的选择。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10月14日，戈林在一次航空部会议上已批准了新的“能让此前成果显得微不足道的庞大计划”。[118]该计划遵循了希特勒的个人指示。希特勒的新命令要求进一步加快重整军备步伐。慕尼黑会议绝对没有安抚希特勒，真正的结果是，纳粹的重整军备目标进一步激进化。[119]虽然慕尼黑会议避免了战争，但并不意味着和平将会到来。相反，德国在经济上已为战争做好了准备，这使德国必然把欧洲大战视为政策结论。尽管这让沙赫特忧心不已，但戈林并不在意。在这位代理经济部长看来，为了争夺欧洲资源，战争是必要的，只是何时爆发的问题。一个月后，11月29日，沙赫特发表了一篇演讲，表示德国取得占领苏台德区、吞并奥地利等外交政策成就，应该归功于经济政策。[120]到了这个时候，沙赫特的自负依然溢于言表。但私下里，1939年初，沙赫特再次发出纠正经济失衡的建议：他在和希特勒的一次会谈中这样表示，德意志帝国银行也发布报告，呼吁调整政策方向。但他私下里表达的这些担忧，对方充耳不闻。[121]

当时德国最终经济产出多达30%在军备领域。对于这样的经济结构，西班牙的原材料应该能产生支撑作用，但是供给能保证吗？当时，来自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供给源源不断，应该是可以确保的。只要西班牙依然处在战争中，欧洲依然处在和平中，德国在西班牙的霸权就是稳固的。佛朗哥很快就屈服于纳粹的索求。在1938年12月1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国民军派外交部正式接受德国对五家公司的控股权，而这极不符合那部采矿法的正式规定。[122]这些投资公司控制了最初的“高山计划”之下的几乎所有采矿业务，而在这些公司中任职的所有西班牙国民都不过是德国资本的代表，因而是希特勒利益的代表。四家公司位于西班牙本土，另一家“毛里塔尼亚公司”位于富产资源的摩洛哥。这意味着，这块西班牙硕果仅存的殖民地的财富，也将服务于德国的利益。国民军派对德国尽心竭力的程度达到了极致。

一些学者强调，这些矿场的绝对规模相对较小，而且没有一个是由德国全资持有。但是，从榨取资源的角度来看，控股百分比不能说明多大问题。西班牙考虑到德国的意愿而对法律做出例外规定，这就形成了一种真正的殖民结构，德国并没有必要获得完全的所有权。[123]事实上早在1938年7月9日，伯恩哈特曾在一封密信中写道，仅以40%的控股率，德国就能控制西班牙所有主要的矿产出口。[124]因此，作为经济霸主的德国人对大多数投资公司的控股率，都高于他们严格而言需要的控股率，绝对能保证这些公司的产品只流向德国。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结构之所以能在西班牙生根发芽，有一个原因。西班牙因德国的支援而欠下债务，这能使德国对西班牙大量投资，改变了内战之前英法对西班牙的投资显著高于德国的状况。这使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发展成为投资和榨取西班牙的最主要工具。[125]除德国政府已向伯恩哈特提供的资金之外，西班牙国民军派政府还同意为各个新开设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启动运营资金，以此作为给德国还债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德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相对不足。沙赫特早就为弥补这些不足建立了复杂的机制，而此时戈林已在名义上接管这些机制。于是，就连在西班牙设立直接控股公司榨取该国的自然财富，也都不需要德国花费外汇了。西班牙对德国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国民军派别无选择，只能服从。[126]

于是，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变成了德国的离岸投资工具。到1938年末，金融产业有限公司已从葡萄牙搬到了西班牙，并计划除了矿业之外，进一步大举扩张。它在马拉加设立了绍尔茨兄弟公司（Hermanos Scholtz）制造葡萄酒，在萨拉曼卡设立了马里恩运输公司（Transportes Marion）经营垂直一体化运输业务，还在萨拉曼卡设立了物流公司新星（Nova）。尽管伯恩哈特和德国外交部官方代表之间有一定摩擦，但冯·施托雷尔大使还是给柏林发送了一份颇为沾沾自喜的年终报告。在许多地方，这份文件读起来不像是一份外交政策报告，更像是公司季报。冯·施托雷尔在报告中说明，1938年发生的几乎所有争议，最终都以符合德国意愿的方式解决了。可以说，这份沾沾自喜的报告描述了德国对西班牙的经济依赖，而之前只有巴尔干、中欧国家与德国的双边关系是以这样的方式描述的。在德国所有驻外使馆中，从布尔戈斯大使馆发回的是事态越来越有利于第三帝国经济利益的消息。[127]有什么东西能改变德国对西班牙经济的深度渗透吗？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的东西是有的。但在阐述“二战”期间的情况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德国对西班牙的经济计划在设计与执行方面的独特性。佛朗哥不仅依赖德国的干预，还依赖意大利的支援。早在触发内战的未成功政变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就一直支持西班牙反动派。在干预西班牙的行动中，墨索里尼花费的资源比希特勒多得多。但是，德国借由沙赫特的对外经济战略实现了对西班牙的经济霸权收益，而意大利没有取得这样的收益。在与德国相比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的是，意大利干预西班牙是在用高成本维护其虚假的国家形象——意大利是一个强国。

第八章

神魔共忌

于是我明白了，

这是一群下贱的人，

上帝不喜，

上帝的仇敌也不容。

——但丁《神曲》，第三篇，第61—83节

1939年时，墨索里尼已掌权近20年了，他的核心圈子已目睹了许多场危机。但从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到1939年3月的第二次捷克危机，几乎是一段最难熬的时光。尽管墨索里尼大肆吹嘘自己是慕尼黑会议上的“和平缔造者”，但欧洲政治并未按照他期望的路径发展。纳粹德国变得更好战，而“欧洲和平”（一个生造的概念，仿佛仍处于内战战火中的西班牙不存在一样）越来越像是一个脆弱的幻景。1939年3月，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少年老成的外交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在积极消息环绕的情况下，内心却极为担忧。[1]在西班牙，佛朗哥准备向马德里进军，他已经为此苦苦等待了两年。在埃塞俄比亚，意大利的“教化使命”正在推进。[2]意大利的许多欧洲对手，包括法国、英国、苏联甚至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共和国，都没有让齐亚诺失眠，相反，他担心的是德国——意大利如假包换的最亲密盟国。[3]

这样的焦虑是有充分理由的。3月14日，希特勒的国防军开进波西米亚的消息抵达了意大利外交部所在地基吉宫，一座俯视着帝国气派的马克·奥勒留圆柱的壮观官邸。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了，张伯伦的“我们时代的和平”幻想也破灭了。齐亚诺私下里抱怨：“轴心国的运行只对一方有利，它试图占尽好处，完全自行其是，几乎不考虑我们的利益。”[4]意大利完全被蒙在鼓里。当希特勒派他与墨索里尼之间的私人中介黑森的菲利普大公抵达意大利做解释时，事态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5]菲利普提出的理由是，捷克拒绝解散军队，而且与斯大林有联系，因而是有罪过的。齐亚诺愤愤不平地写道：“这样的借口也许适合于戈培尔的宣传，但在和我们说的时候，他们不应该用这些借口。”“要说（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对德国人太百依百顺了。”[6]菲利普还警告意大利，不要因德国占领捷克就采取任何“大规模行动”，这是对意大利吞并邻国领土的委婉之词，而这让墨索里尼变得倔强。他说：“假如和法国开战，我们就单枪匹马，不向德国要一兵一卒。”[7]后来齐亚诺反省道：“这些都让意大利人民感到担忧和屈辱，否认这一点是没有用的。”因此他认为，作为回应，意大利也必须吞并邻国领土：“有必要给他们（指意大利人）满足和补偿——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内战刚一结束，意大利法西斯领导层就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8]

菲利普离去后，感到“不悦、沮丧”的墨索里尼承认，他甚至不愿把德国占领捷克的消息传递给一贯谄媚的法西斯报纸。他担心:“意大利人会笑话我。”“每当希特勒夺取一个国家，他就在给我传递一条消息。”[9]但到了晚上，墨索里尼的压抑已经释然了。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得用宽宏大度的心态看待德国人的诡计。”接着，墨索里尼引用但丁的不朽诗句来解释这番180度大转弯：意大利不能成为一个“上帝不喜、上帝的仇敌也不容”的人。[10]

墨索里尼有他的道理。在一系列事件后，墨索里尼已经把意大利的命运押到了希特勒的德国一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导致的国际联盟抗议，德意两国共同干预西班牙内战，轴心国的成立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意大利默认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同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1940年6月，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把赌注翻倍：在似乎势不可挡的德国“闪电战”战果诱惑下，他向英法两国宣战。但长期而言，这个战略性决定敲响了他的法西斯主义丧钟。

如果说齐亚诺在一件事上是对的，那就是，轴心国的运行确实不是让德意两国好处均沾的。两国因决定性地干预西班牙内战而形成的第一次联盟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德国追求自利和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目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意大利在西班牙牺牲了更多士兵和资财，收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和德国干预相同的是，意大利干预对佛朗哥派的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无可辩驳的。[11]意大利提供的物资也许在科技方面没有德国先进，但与质量相比，意大利的军援在数量方面远超德国，包括600多架飞机和1000门火炮。[12]多达7万名名义上是“志愿者”的意大利士兵在西班牙作战，即“志愿军团”（Corpo di Troppe Voluntarie，简称CTV）。[13]鉴于如此大的干预规模，毫不奇怪的是，当时的学者称此为“意大利不宣而战地入侵”西班牙。[14]

意大利法西斯覆灭后不久，墨索里尼曾派驻西班牙的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Roberto Cantalupo）就他的这段经历出版了一本语气消沉的回忆录。他为意大利损失的人员感到难过，并论称，意大利在西班牙陷入了一场恶性循环，损失越多，干预越升级。[15]针对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研究与他的这一观点相符，这些研究认为，墨索里尼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16]为论证这一观点，托马斯引用了墨索里尼私下里告诉妻子蕾切尔的干预理由，以及他通过战火考验“塑造”法西斯人格的观点：“西班牙的战争结束后，我将不得不寻找另一种考验。”[17]普佐（Puzzo）的一项经典研究也默认这一观点，并更突显了意大利法西斯部队对佛朗哥的重要性。[18]1975年约翰·科弗代尔（John Coverdale）出版了一本富有启发性的书，认为墨索里尼试图通过干预赢得国际地位，这也是他长期反共和派政策的延续。虽然意大利人并不认为佛朗哥是实现他们目标的理想工具，但他们还是试图在西班牙保卫法西斯主义。[19]经济考虑至多只能算是次要考虑。

意大利史学界在重新评估法西斯时代时，有两个对立的学派，但在干预西班牙问题上，他们有罕见的共识。[20]尽管在其他方面有深刻分歧，但亚历山大·德克朗（Alexander de Grand）和伦佐·德费利切（Renzo de Felice）都认为，墨索里尼干预西班牙得到的好处很少。[21]关于意大利干预西班牙的经济收益问题，德克朗只写了一小段话，认为“短期收益……微乎其微”，最终甚至未能“对意大利进一步重整军备发挥刺激作用”，而这是意大利与德国的无收益结盟的必然结果。[22]1993年温琴佐·朱拉（Vincenzo Giura）以未公开出版的意大利史料为依据，写了一本更透彻的分析著作，但他未能把这场干预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其他政策及德意同盟联系起来。[23]

比较德国和意大利的干预，是为了说明纳粹干预西班牙行动的独特性。与纳粹德国对西班牙的投入类似的是，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的卷入也不断加深。尽管墨索里尼总是想尽力展示意大利帝国式豪放慷慨的形象，但他领导的政府中也有人试图通过支援西班牙为本国获取经济利益，至少是收回投资成本。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两个人是外交部幕僚长菲利波·安富索（Filippo Anfuso）和外汇部长费利切·瓜尔内里（Felice Guarneri）。但他们的努力大体上是绵软无力、不协调和为时过晚的。最终，对西班牙的干预不仅使意大利与德国走近，而且把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这个更大、经济更发达、越来越激进的“伙伴”捆绑在一起，但是对方在行事时很少表现得像个“伙伴”。

在墨索里尼出生的时候，意大利“入侵西班牙”尚属不可想象之事。[24]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议会民主制已经演变为所谓的“乔利蒂改革主义”寡头体制。这得名于乔瓦尼·乔利蒂首相，他主张在意大利“统一”进程（实际上类似于一场征服）结束后实行渐进改革。[25]乔利蒂执政时期意大利发生了一场人口革命，同时快速城市化，制造业“大萌发”。他以微妙的平衡术维持权力，对南部地区进行专制控制，同时实行保护性关税，以收买工业精英的支持。在对外事务上，意大利实行了一种“典型的两面三刀”政策，以避免与其他国家结成固定的同盟。[26]

布尔乔亚式的激情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找到了表达渠道。[27]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墨索里尼先是追随他的父亲，加入了社会主义者阵营，开始一心要推翻乔利蒂建立的体制。[28]但是他很早就对战争充满激情，这使他与传统的和平主义者产生了距离。“一战”期间，作为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编辑，缺乏意识形态虔诚、充满激情、思想上躁动不安的墨索里尼主张意大利参战。被社会主义者赶走后，他得到了支持战争的实业家的资助，很快卷土重来，创建了《意大利人民报》，并用该报承载他刚刚成形的意识形态。一边是好斗的社会主义者的列宁主义激情，另一边是民族主义者被否决的扩张梦想，在二者夹攻下，乔利蒂体制崩溃了。革命与反动的力量被释放出来。就像在王权复辟后的西班牙一样，反动派在争斗中获胜，而吊诡的是，反动派的领导者是一名前社会主义者。[29]

墨索里尼的“战斗的法西斯”党的主要支持者不是来自城市，而是萧条的乡村里的农民组织。[30]这一群体与希特勒最初得到的选民支持是相似的。[31]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很快容纳了各色人等，包括幻想破灭的老兵，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学生，以及反动的地主。[32]一年后，在忧心社会主义的实业精英提供的资金支持下，墨索里尼策划了一场水平高超的“公关式政变”：他发动向罗马进军，并入主政府。[33]

掌权后的墨索里尼强化了行政部门，并塑造了个人神话。从无足轻重的备忘录到重要的政策计划，一切都需要他签上一个斜体的M，以示批准。后来，他领导的运动经历了一场深刻转型，抛弃了右翼农民组织倾向于革命的激情，转向意大利传统的权力支柱——王权与教会。曾几何时，在米兰街头，像年轻的墨索里尼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承诺反对教权，走向共和，“用最后一个国王的肠子绞死最后一名教皇”，而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4]

法西斯主义没有预先设计好经济纲领。[35]墨索里尼任命阿尔贝托·德斯特凡尼（Alberto De Stefani）为财政大臣，以赢得产业界的支持。[36]德斯特凡尼的经济纲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与我们今天通常印象中的法西斯主义经济管理方式大相径庭，这带来了快速增长，也在国际舞台上为这个专制政权赢得了尊重。在那不勒斯法西斯主义大会上的一篇重要演讲中，德斯特凡尼认为，资本积累和预算平衡可以弥补人口外流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发展意大利工业。他建议以“生产率主义”（productivistic）的态度对待工商业，实际上的意思是让工商业自由发展。[37]一些税收被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被削减，后者主要是裁减将近10万名公共部门雇员。为了实行“经济、工作与纪律”计划，墨索里尼从国会得到了更多授权。[38]在他统治的意大利，政治独裁与经济自由主义似乎并行不悖。但到了20年代中期，这个被隔绝于国际资本市场之外的政权，面临着陷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式恶性通胀的阴影。[39]尽管公共支出有限，但德斯特凡尼快速发展工业的政策既带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通胀。在政治领域，年轻而富有魅力的社会党领袖贾科莫·马太奥蒂（Giacomo Matteoti）被暗杀，使墨索里尼政权的法治程度进一步倒退。该政权还打压反对派。[40]这是极权主义即将到来的预兆。

在经济领域，变化是从政权内部发生的，德斯特凡尼卸任，银行家兼实业家朱塞佩·沃尔皮（Giuseppe Volpi）继任。[41]沃尔皮实行了新的经济计划，包括对政府开支加强控制，采取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华尔街为意大利已经规模不小的外债提供再融资。[42]1925年10月，意大利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里程碑式的协议，为意大利的“一战”债务提供再融资，并通过JP摩根发行一笔债券，使意大利重返国际资本市场。[43]意大利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恢复金本位制，以回到“一战”之前的金融常态。[44]20年代后期的两项政策，《罗科法》和“配额90”（Quota 90），成为意大利法西斯的标志性经济管理措施。《罗科法》得名于谄媚的司法部长罗科，被墨索里尼称为“法西斯革命的立法者”。该法事实上规定发表政治异见为非法。根据规定，企业主停工和工人罢工均属非法，而法西斯主义工会开始“代表劳工”。理论上，这是走向法西斯“社团主义”的一步，该理论认为，与自由的劳资竞争相比，自上而下的控制可以带来更好的组织结果。罗科称，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废除个人……而是使个人从属于社会，只要是按照有利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方式，他就可以自由发展”。[45]墨索里尼政权认为它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承诺创造“新的人类物种”，这个概念带有容易被人忽视的种族主义含义，至少在20年代是这样。在实践上，法西斯主义原则应用于产业组织的结果是劳工受压制，而且是遭到残酷镇压。

所谓的“配额90”是指大幅重估意大利货币里拉汇率，规定90里拉兑换1英镑。其目标是增强货币信用并缓解高通胀。1926年8月18日墨索里尼在佩扎罗发表演讲，宣布开始“保卫里拉的战斗”，自那时起，他就把里拉与他的支持率捆绑在一起。他说：“我从这个广场向全世界宣布，我将保卫里拉直至最后一息，流尽最后一滴血。”[46]暂且不论这番慷慨激昂的说辞，里拉汇率的高估成为政府地位的象征，就像英国在1925年所做的一样。也与英国类似的是，这样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尽管里拉高估对意大利偿还外债有利，但意大利的贸易伙伴、债权人甚至本国央行都反对这么做。由此设定的汇率太高了，使意大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极其缺乏竞争力。[47]这损害了经济增速。但是，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更看重的不是经济现实，而是国家形象。[48]

“配额90”造成的通缩效应使意大利经济低迷，所以在遭受“大萧条”冲击时，也没有从繁荣到衰退的波动可言。不出意外的是，在1929年之前，外部和内部需求的减少都导致失业率大增。[49]尽管欧洲其他国家在“大萧条”期间的衰退同样严重，但1929—1932年，本来就不高的意大利工业产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这一情况下，随着政府全面削减开支，失业率提高了两倍。[50]

在这个时候，法西斯政府抛弃了正统经济学说。一开始，该政府转向保守。半官方的“机构”和“协会”建立起来，以支持社团主义的生产方式。意大利政府模仿德国的卡特尔，动员实业家加入财团，以减少彼此间的竞争。模仿赫伯特·胡佛的重建金融公司，意大利成立了“工业重建协会”，以在出现雪崩式私人违约的情况下维持工业生产。[51]由此造成的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渗透，将一直持续到法西斯政权灭亡之后。自此，工业生产和物价都由辛迪加、产业联合会（此类组织在现代意大利仍大量存在）以及墨索里尼本人来微观管理。墨索里尼政权还大幅扩张公共建设工程和福利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52]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福利国家的种子也在意大利种了下来。

并不意外的是，这些措施完全置预算纪律于不顾：1930—1933年财政赤字扩大了六倍，公共雇员人数几乎翻倍。1931年银行业危机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也介入银行业，救援本国银行体系，这实际上使政府成为国内金融的核心角色。[53]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体制变得更加集中化和专制，离经叛道的金融措施增多。但由于墨索里尼政权的有效宣传，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对意大利的“第三条道路”印象深刻。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流亡美国的意大利人在1936年写道：“意大利已经成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朝圣之地。”[54]

在贸易方面，意大利试图报复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55]墨索里尼政府实行了贸易限制和外汇管制，疏远了意大利与其传统市场的距离。“买意大利货”变成了一句好战的标语。[56]意大利效仿当时德国的政策，试图扩大与较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到1934年底，意大利已经与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德国签订了全面的双边清算协定，并与阿根廷和智利签订了部分清算协定。[57]但意大利的工业基础比德国薄弱得多，在贸易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有限得多。

墨索里尼从来不对经济着迷，而是醉心于其他方面的胜利。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里，只有通过为“法西斯主义集体”（而非“资本主义个人”）理想流血，才能“制造出新人”。随着“大萧条”的加深，帝国意象在意大利大量出现，战神马尔斯大张旗鼓地进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万神殿。[58]官方资料证实，意大利法西斯从1933年末就开始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了，这是非洲当时仅存的几个独立国家之一。[59]意大利希望通过这场进攻将这块地方与索马里兰并到一起。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意大利将与英国利益为敌。[60]如果成功，意大利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控制经济潜力可观的非洲大片连续地域。至少它计划如此。大约在意大利恢复经济增长的时候，它也完成了作战准备，以征服更大的“阳光下的地盘”。[61]毫无疑问的是，当时意大利法西斯的殖民扩张企图被视为有利可图的行动，不仅可以获取自然资源，而且有利于国内军工产业的发展。[62]其他欧洲国家的经历似乎能印证这一点。到1945年之后，这样的观点才发生改变。[63]

埃塞俄比亚战争进一步弱化了虚弱的国际联盟。[64]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愿和墨索里尼决裂，一年前，他们刚刚依靠墨索里尼成功遏制了希特勒，保护了奥地利的独立。[65]基于这一策略，英法出台了“霍尔—赖伐尔方案”（Hoare-Laval plan），在让意大利为所欲为的同时试图保住外交面子，这是绥靖主义的先兆。[66]墨索里尼把这吹嘘为一场大胜利。该方案泄露后，欧洲各国舆论合情合理地认为，这是对埃塞俄比亚的背叛。[67]于是，国际联盟很不情愿地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并限制意大利对巴尔干各国的市场准入。[68]

西班牙内战爆发前两个月，即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对50万意大利人发表讲话。仅一周前，意大利与西班牙政变密谋者在罗马签署协议，承诺对后者提供资金和物资。这位独裁者站在他最喜欢的阳台上，俯视整修一新的帝国广场大道，向听众阐述，意大利不再只是一个王国了，经过“14年喷涌而出的能量与年轻人的自律”，它现在是一个帝国了。[69]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国王在紧盯非洲地图一整夜后依然无法入睡，他现在既是意大利国王又是埃塞俄比亚皇帝了。虽然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是更合适的类比，但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在时间上更近一些。墨索里尼为他自己保留了“帝国创立者”的头衔。未经证实的流言是，国王曾考虑立墨索里尼为太子，但他担心一些老法西斯党人会不赞同，所以拒绝了。但无论如何，这位新的奥古斯都赢得了无数赞颂：墨索里尼被称为天才、国务活动家、恺撒。[70]

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兼政治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k Z′Annunzio）让墨索里尼借用的罗马帝国话语再度显得栩栩如生：“即使的黎波里海岸一片荒漠，连一家意大利企业都无法维持，连一个农人都无法养活，我们也需要夺取它，以免‘我们的海’成为扼死自己的绳索。”[71]在征服埃塞俄比亚后，这位年迈的诗人写信给墨索里尼，一个实现了他渴望的梦想的政治家：“你已经征服所有命运的不确定性，击败所有人类的犹豫……你已经没有恐惧了。”[72]但是，在一场代价高昂的艰苦战争之后，意大利经济状况不佳。由于极为庞大的预算赤字，意大利被迫退出金本位制，让里拉贬值41%，以使本国产品恢复竞争力。但是，1937年出版的一本册子还是详细描述了法西斯统治带给“意属东非”心脏埃塞俄比亚的所谓“经济发展”。[73]它用“教化使命”的术语掩饰征服与殖民化：“在被意大利征服时，埃塞俄比亚四分五裂……持续千百年的死气沉沉依然笼罩着它，这使它的丰富资源未能被开发，服务于人类的利益。”但一个国家及时介入，纠正这个错误：“意大利有义务从头开始一切……在两年时间里，它就为一套新的民事与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74]这本册子的第一页描绘了意大利可以从埃塞俄比亚获取的原材料，这说明了在那个国际贸易破裂的时代，意大利的渴望。接着它详细描述了新帝国的活动：建立国家资助的银行和产业集团，引入移民劳工，发行里拉。[75]最后一项活动使日夜辛劳的意大利外汇部长费利切·瓜尔内里可以节省一部分原本用于购买特定原材料的外汇。但这并不能改变全局：意大利无法依靠这个金光灿灿的帝国获得重要的工业原料。意大利建立非洲帝国的举动可以看作干涉西班牙的预演，这场行动创造的收入远远少于其消耗的资金，仅战争本身就花费了120亿里拉。[76]但墨索里尼视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殖民战争”。[77]法西斯的宣传是不顾事实的。[78]

在意大利受到制裁的情况下，希特勒的德国成为天降神灵，为在欧洲受到外交孤立的墨索里尼提供了生命线。[79]这两个独裁者把在奥地利问题上的分歧抛在脑后，都主张意大利有权成为帝国，从而走到了一起，使法国让罗马远离柏林的愿望落空。像干预西班牙一样，与意大利重归于好是希特勒的决定，从而绕开以冯·诺伊拉特为首的外交部。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精明的赌博，有利于希特勒的反国际联盟政策。到1936年，意大利有经济增长潜力，但像它刚刚结交的盟友德国一样，缺乏战略性原材料、外汇和市场。

征服埃塞俄比亚后，墨索里尼并没有休养生息。相反，他迫不及待地奔向另一个展示法西斯力量的机会，这次是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据佛朗哥的特使路易斯·博林记述，他提出，对意大利为国民军派提供的所有军援，国民军派都提供偿还担保，而齐亚诺答道：“博林先生，对最终偿还的事，我们想都没想过。”在齐亚诺看来，干预西班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假如我们言出必行的话……我们本来是应该成为这场内战的交战方的。”[80]事实证明，博林这番自吹自擂的记录并不正确，涉及金融家胡安·马奇的协议详细规定了叛军将如何偿付意大利承诺提供的支援。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双方竟然没有讨论起事的日期。[81]但是西班牙爆发叛变时，墨索里尼犹豫了。直到7月25日，在接到流亡的西班牙国王的电话，得到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并传来布鲁姆渴望支援共和派的轰动性消息之后，墨索里尼才表示支持叛军。于是，“萨伏亚—马歇蒂”飞机加入“容克”飞机的行列，从摩洛哥空运给佛朗哥派部队。[82]

法国总理布鲁姆曾表示愿意军援西班牙共和派，但后来做出了180度的大转弯，为弥补这一尴尬，法国外交部正式出台了不干涉政策建议，而就在此时，意大利和德国彼此独立地做出了支援佛朗哥的决定。这时，德国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意军高官马里奥·罗阿塔（Mario Roatta）将军，秘密讨论了以“大体”相同的数量提供援助的问题。[83]这种双边会谈模式是两国的创新，是为应对埃塞俄比亚（旧称阿比西尼亚）危机而形成的。[84]而西班牙局势迫使双方更紧密地合作。8月7日，随着欧洲媒体大量报道法国物资正在被偷运进西班牙的消息，意大利向西班牙运送了27架战斗机、12门防空炮和5辆坦克。这些武器被运往南部战线，在那里，国民军派正在从本方控制的塞维利亚出发，发动攻势。1936年8月底，卡纳里斯和罗阿塔在又一次会议上同意分享两国干预西班牙的细节，他们共同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到记录每一挺运往西班牙的机关枪。[85]双方协议规定，在西班牙国民军派的所有将领中，优先支持佛朗哥，这与希特勒7月25日的决定相符。这进一步巩固了佛朗哥的权力，而如前所述，他并不是最初成立的军政府的成员。同时，这也使意大利的政策焦点发生了转移，不同于叛乱发生前在罗马达成的那些协议。为了预防意大利借机建立地中海基地的图谋，卡纳里斯提议加入一项条款——德意两国放弃对西班牙的所有领土要求。[86]由于德国也承诺不索求摩洛哥土地，齐亚诺感到释然，最终同意了这一提议。但是，如前所述，此时德国在西班牙的行动已转向经济目标，而不是获取领土。其后的两个月里，随着罗马与柏林之间的外交联系增强，运往西班牙的援助也不断增多。意大利运送了更多坦克、飞机和物资。[87]但意大利能负担起多大力度的干预？在欧洲没有多少国家像意大利这样，在没有清晰的经济战略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投入外战。[88]

除资金外，墨索里尼还派遣阿尔科诺瓦尔多·博纳克尔西（Arconovaldo Bonaccorsi）前往马略卡岛，以击退共和派对那里的进攻。博纳克尔西人称“红胡子伯爵”，是一个怪异而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89]这一军事任务两周就完成了，但“红胡子”没有走。接下来他干了一系列装模作样的荒唐事。他把马略卡岛的主干道改名为“通往罗马”，每天都和他的忏悔神父坐在一辆意大利式四轮马车里，在岛上四处巡游，美其名曰“追捕赤党”。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个白色大十字架，却对虔信天主教的马卡略岛精英说，他“每天都需要一个女人”。[90]最终他做得太过火了：他试图在马卡略岛建立一个垄断与意大利贸易的机构，从而惹恼了有权势的马奇家族。在罗马，一位原本支持西班牙叛军的金融家发出了强烈不满，于是这位“伯爵”最终被召回。[91]

讽刺的是，正当“红胡子”“征服”马略卡岛的时候，意大利加入了设在伦敦的不干涉委员会（NIC），该委员会当时已开始运行。德意两国代表采取行动，阻止任何实质性决议的通过。而苏联和英国代表出于不同的原因，默许他们这么做。[92]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写道：“不干涉委员会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有利于叛军的。”“该委员会是有史以来最无原则、最虚伪的可悲组织。”[93]这番描述并非夸大其词。

在罗马，现实政策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对佛朗哥的支援、与柏林的军事合作反而增强了。10月，齐亚诺组建了一支由乔瓦尼·费雷蒂（Giovanni Ferretti）海军上校指挥的巡逻舰队，为所有通往西班牙国民军派港口的海上交通提供安全保障，德国的帝国海军因后勤支援范围所限，无法开展类似行动。[94]这为两国支援部队提供了更多运输通道，很快也惠及原材料。在此情况下，除了通过奥利维拉·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外，船运又可以借道更多的途径，穿越共和派不断弱化的海上封锁。这一行动是应德国要求而采取的，事后来看，这符合德国的经济动机，因为这支意大利巡逻舰队保障的不仅仅是军事运输。[95]

在意大利和德国援助下，佛朗哥在11月末攻打马德里。马德里守军守住了城市。尽管如此，11月19日，意大利和德国一道承认佛朗哥政府为西班牙合法政府。《曼彻斯特卫报》后改各为《卫报》猜测两国是事先计划好了同时发布声明的。[96]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还确认，已向设在布尔戈斯的国民军派总部派出外交使节。一周后，以齐亚诺的幕僚长菲利波·安富索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代表团经过与国民军派紧张谈判，匆匆签署了一份条约。与同时期德国与国民军派签订的协议不同，该条约的主要着眼点是政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和西班牙国民军政府将维持紧密联系，并将在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协调彼此的行动，尤其是在与地中海西部相关的事务上……双方将彼此支援，以有效保卫双方共同利益。”[97]令人震惊的是，该条约第四条指责《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充满了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要求废除这一条。[98]条约中还有一些模糊的经济许诺，措辞力度比德国签订的协议弱：“（签字双方）相信，有必要确定……为有效利用各自经济资源而应采取的方法，尤其是在原材料方面……（并）尽最大可能发展所有形式的经济关系，以及海空通信。”[99]三天前，双方还参照意大利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协定，签署了临时性的有限清算协定。安富索签订的条约和这份协定加在一起，将确保原材料从西班牙输往意大利，至少部分补偿其干预成本。当时，意大利从西班牙获取补偿，是有潜在可能性的，然而，意大利的经历与德国大相径庭。[100]

经济补偿、经济渗透根本不是意大利法西斯在西班牙的关注重点。佛朗哥攻打马德里的行动失败后，墨索里尼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101]安富索签订条约不到一周后，齐亚诺在他领导的外交部设立了一个西班牙事务办公室，以集中指挥，并处理“所有与西班牙军事行动有关的请求”。[102]正当德国向佛朗哥施压，以获取持久性的经济利益割让时，意大利却在增强军事投入：它所派的士兵人数是“秃鹰军团”的十倍之多。意大利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决定性地帮助佛朗哥打赢战争，以让更多人相信意大利是欧洲主要强国之一。墨索里尼政权宣称，要塑造“法西斯人格”。[103]于是，意大利面临着一场全面战争的考验。西班牙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刚上任四天，就收到墨索里尼的一份命令，要求派3000名法西斯志愿者前往西班牙，“以构成西班牙国民军派部队的脊梁”。[104]当时，国民军派领导层希望德意两国派出精兵，发动战略进攻，并尽最大可能掌握制空权，而数千名听命于罗马的狂热法西斯民兵，顶多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听说了墨索里尼的计划后，佛朗哥大声质疑道：“谁让他们来的？”

但正像佛朗哥因其处境而无法拒绝德国的经济索求一样，他也无法拒绝别人派来的部队。意大利的派兵规模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安富索的预料。到1937年2月，西班牙土地上共有4.9万名意大利士兵，后来组成了“志愿军团”。[105]由罗阿塔指挥的四个师中，三个由招募来的法西斯分子组成，名字都很有法西斯风格：“神的意志”“黑箭”“黑笔”。还有一个师“刀斧手”来自意大利陆军。[106]这些募兵的人口结构很能说明问题：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且来自穷困、失业率高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吸引这些人的是，在海外打仗卖命可以获得高军饷。一份报告对这些志愿兵进行取样后发现，平均每名士兵有三个以上子女，没有像样的收入。[107]因此，《曼彻斯特卫报》的以下说法并非捏造：“意大利人不愿去（西班牙）作战……但为了军饷……有数千人自愿入伍。”[108]不久后，德国增加了对国民军派的物资援助，差不多达到与意大利相同的规模，但兵员一直比意大利少。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继续试图劝说意大利远离德国，这也是法国的目标。艾登试图以拉近私人感情的方式让英意关系“正常化”，经常直接拜谒意大利大使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109]1937年1月2日，尽管意大利法西斯正在大举干涉西班牙，但英国还是宣布与意大利达成临时谅解协议。[110]这被称为“君子协定”，不过，英国外交官担心，“‘彼此保证’也许是一种更贴切、也不那么可笑的描述”。[111]法国所处的整体外交关系格局，以及英国对待德意两国的方式，都使法国陷于尴尬境地，使它担心被孤立。[112]英意协议承诺维护西班牙领土完整，在内战结束后不得有任何吞并之举，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主要战略关切之一。[113]这也许会让“红胡子”这样的狂热分子失望，但对墨索里尼而言，这是一场外交胜利。在与德国交好的同时，意大利也有望与英国达成长期协议。这给了意大利更多选择空间。[114]

但在西班牙土地上，“意大利的入侵”屡屡受折。国民军派在进攻马德里失败后，又在瓜达拉哈拉遭遇悲剧。佛朗哥派本来以意军为先导在瓜达拉哈拉发动进攻，但战况很快发展为共和派在苏联军援和国际纵队支持下的反攻。1937年3月18日，受恶劣天气和战术失误影响，罗阿塔指挥的意军被迫撤退。这也许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在军事上最美好的时刻。[115]国际媒体高调报道了意军败退的消息。在发回美国的一篇报道中，欧内斯特·海明威热情洋溢地写道：“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过分。主要由去年11月入伍且训练不足的小伙子组成的西班牙本土部队，不仅与其他训练较好的部队一起顽强地打了防御战，而且参与了一场精密计划、完美组织的进攻战……布里韦加战役将像世界上其他决定性战役一样，永载军事史册。”[116]《纽约时报》甚至把墨索里尼在瓜达拉哈拉的失败与1808年拿破仑军在拜伦镇的失败相提并论，那场战役是拿破仑军在西班牙战场上的转折点。

被激怒的墨索里尼对西班牙的干预变本加厉。他下令向西班牙运送大批新兵员和物资。[117]此时距瓜达拉哈拉战役结束不到一周，意大利法西斯领导层这一新的狂妄举动，一直影响到了伦敦。在那里，法国驻不干涉委员会代表团明确抗议意大利的干预。德国驻法大使给柏林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称法国“将不容许它被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就像它是个二等国家一样。”[118]在法国外交部看来，意大利的行为构成了“对（欧洲大陆）和平的严重威胁”。[119]

墨索里尼对法国的抗议无动于衷，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他甚至在自己的喉舌《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称世界误读了瓜达拉哈拉战役。他抑扬顿挫地自问自答：“（意大利）军团向前推进了40公里，在战役结束时守住了20公里……那么，为期十日的瓜达拉哈拉战役是什么呢？”“一场胜利。一场确定无疑的胜利。”[120]作为不干涉委员会成员的意大利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震惊。毫无疑问，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的干预与其国际声誉更密切地交织在了一起。与更谨慎的德国外交部相反，希特勒对此似乎无动于衷。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深度介入，给了希特勒在其他方面更大的运作空间，而且事实证明，意大利干预对德国在西班牙的经济霸权并无明显影响。[121]

当墨索里尼为意大利的“地位”耿耿于怀时，罗马的其他官员担忧干预的成本。由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后就往西班牙派出重兵等原因，干预西班牙的总花费大增。安富索和外汇部长瓜尔内里是忧心最重的两个人。[122]安富索曾通过外交努力试图控制开支，并为国民军派以某种方式补偿奠定了基础。瓜尔内里的观念偏自由派，是法西斯执政之初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时代的遗老。他试图提醒墨索里尼，意大利没有足够的资财维持大国对外政策。在齐亚诺的日记里，几乎在每次提到瓜尔内里时都会记述，他和墨索里尼都对瓜尔内里的判断力表示怀疑，认为他“杞人忧天”。[123]例如，在1937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齐亚诺写道，他在截获的一封英国信件中发现，“有证据显示，瓜尔内里对国家财政状况感到怀疑”。他是一名叛徒吗？齐亚诺写道：“‘领袖’对我说，鉴于他出身于产业联合会，正在密切关注他。”[124]瓜尔内里是大企业的代表。后来瓜尔内里对德意两国经济战略进行了比较，批评意大利的反自由主义经济举措，包括封闭、国家统制和不断增强的自给自足倾向。他说：“沙赫特使德国经济走上了一段全面复苏期，再加上结盟方面的纵横捭阖，在出口方面创造了许多收益。”[125]但由于墨索里尼的决策，意大利未能享受这样的好处。和德国相比，意大利追求更极端的自给自足，而且由于本国经济规模较小，所以在军事方面的投入相对更多。[126]追求自给自足直接导致出口减少，军事投资则耗光了稀缺的外汇。而政府大肆宣扬和许诺的战争收益，从来就没有实现多少。

1937年意大利与西班牙国民军派达成的一系列条约，反映了瓜尔内里的担忧。签署这些新协议的官方理由是，双方都发现，最初安富索与国民军派达成的协议已经不符合意大利援助大增的现实了。到那时已经很明显的是，这场战争还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时间。[127]显然，意大利想通过这些条约抵消支援西班牙造成的外汇储备消耗，因为大部分军援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都在狭小的“里拉势力范围”之外。这其实是沙赫特面临的“进口问题”的另一种形式，只是与德国相比，意大利对西班牙的投入相对更多，其自身经济体量又要小得多。[128]

意大利法西斯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也感到担忧。政府资助的企业联合会意大利化肥协会（SAFNI）主席温琴佐·法焦利（Vincenzo Fagiuoli）代表意大利，与佛朗哥当局谈判达成了特惠条约，于1937年8月中旬签署。[129]该条约规定，对西班牙所欠的当时估计约为20亿里拉的债务，它应每年偿还约1.5亿里拉。这与几个月前安富索签订的协议相比，年还款额提高了6倍。尽管该条约一直被解读为意大利的一场重大胜利，但西班牙还款的增多，与1936年11月以来意大利兵员、物资供应的增多大体是相符的。国民军派许诺还更多钱，但这不过是因为意大利为支持他们的战争而花费大增。[130]这并不代表债务偿还方式的突破，也不意味着意大利法西斯的援助开支将变得稳定。在1937年底之前，除了国民军派承认的债务之外，法焦利还设法在条约中加入了一款，要求国民军派交付价值至少为7500万里拉的货物，主要是矿石、羊毛和硬通货。[131]尽管与意大利投入的总规模相比，这几乎微不足道，但布尔戈斯的档案记录证实，瓜尔内里领导的外汇部不断催促国民军派履行这一条款。[132]

在讨论补偿问题时，国民军派拒绝在所有权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这与德国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取得的进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大使威廉·福佩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1938年1月12日，在收到一份详细记录国民军派对意大利经济让步情况的秘密报告时，他评论道：“我们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在（经济）领域获得的东西，（比意大利人）多得多。”[133]在实物偿付方面，意大利的确零星得到西班牙运送的矿石，包括力拓的矿石。但给意大利的运货规模极小，连其开支的一个零头也无法弥补。[134]

共和派在1937年年中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国民军派请求罗马继续增援。看到国民军派狮子大开口后，安富索前往布尔戈斯与佛朗哥直接商谈此事。[135]在那里，他说服佛朗哥减少了军援请求，同时确保了总军援的至少四分之一，国民军派将以外汇和原材料偿付，以最小化对意大利珍贵的外汇储备造成的冲击。尼古拉斯·佛朗哥对这一安排表示疑虑，理由是国民军派几乎没有外汇。但同一时期，德国人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占据西班牙产品出口的比例不断增大，而西班牙人本来可以将这些货物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换取硬通货。因此，德国获得的好处暗含着对意大利的不利。于是安富索再次提出法焦利曾提出的请求：允许意大利直接拥有西班牙矿场。如能采取这样的补偿方式，意大利人就再乐意不过了。但西班牙人礼貌地把这项建议搁置一旁。[136]

意大利人再次做出尝试。当1937年8月尼古拉斯·佛朗哥访问罗马时，意大利人试图让法焦利为首的意大利化肥协会和一个银行团加入谈判，以期能利用贷款的力量，对两国经济关系进行集中化控制。这表明，在西班牙内战打了一年后，在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大举增强对西班牙的干预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一些成员开始试图效法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模式。从整体来看，墨索里尼政府对偿付更感兴趣了，而不是无视本国承受能力地推进“法西斯团结”。以罗马银行为首的一个银行团同意向佛朗哥贷款2.5亿里拉，他可以用这笔钱从意大利购买战争物资。[137]但像这样的金融工程能带来什么改变吗？同时，意大利化肥协会将对所有未来的交易进行监督，并与国民军派企业达成价格协议，从而可以降低其购买战争物资的成本。[138]意大利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收回它对西班牙的一些投入——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在和墨索里尼会谈时，尼古拉斯·佛朗哥对苏联的“大规模”船运表示忧虑。尽管墨索里尼不愿向国民军派提供水面舰船，但他承诺在土耳其海岸线更好地巡逻。[139]

尽管这些最新协议是由齐亚诺签署的，但他当时的思想不在经济方面。当佛朗哥的部队攻占矿产资源丰富的巴斯克省时，齐亚诺日记中所有提到西班牙的地方都只是涉及政治和军事进展。[140]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纳粹德国代表正忙于在西班牙北部各地开设新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办公室。例如，1937年8月25日，齐亚诺兴奋地写道：“今天，在我们（志愿）军团的炮火下，桑坦德陷落了……我又回想起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大惊失色……但我们保持了信心。”[141]两天后他的日记明确透露，他最想从西班牙得到哪种战利品：“我给（志愿军团指挥官）巴斯蒂科（Bastico）发了一封礼貌的电报，请他把从巴斯克人那里缴获的军旗和大炮运给我。我羡慕法国人，他们有（拿破仑建立的）荣军院画廊，也羡慕德国人，他们有军事博物馆。”毕竟，“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面军旗，胜于任何油画”。齐亚诺将收到他要的军旗，但战争还没有取胜，同时战争开销也不断增长。英国内阁的文件证实，对于意大利不断加剧的财政困难，伦敦了如指掌。在一份讨论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及的威胁的报告中，英国人注意到，意大利似乎“由于财政原因”，无法及时补足进口的燃油储备。[142]在西班牙的消耗加剧了意大利的困境。

1938年初，尼古拉斯·佛朗哥再度抵达罗马求援，而等待他的是拒不让步的外汇部长瓜尔内里。瓜尔内里的立场很明确：继续运送援助的前提是，双方就偿付方式达成协议。谈判陷入了僵局。[143]由于希特勒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国际紧张加剧了。在紧张形势下，连齐亚诺都开始担忧意大利在西班牙的开销规模了。3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和佛朗哥讨论了1938年的（武器）运送量问题。他们要求运送价值10亿（里拉）的货物，他们以实物方式偿付，或者对绝大多数援助这么做，而这是很不可靠的……我们为西班牙流血。这难道还不够吗？”[144]

意大利方面甚至没有允诺西班牙可以以实物偿付。于是佛朗哥亲自介入了。他直接给墨索里尼写信：“我请求您以有力的协调与有效的支持解决这些（资金）问题。”佛朗哥希望墨索里尼能“克服此类请求在行政组织中总是会遇到的障碍和困难”。[145]然后他说了奉承话：“（谈判者们）郑重其事，情有可原地维护公共利益，故而变得顽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像您这样主导一个帝国命运的人，以政治天赋鞭策他们。”拍马屁起作用了。墨索里尼否决了瓜尔内里，尽管西班牙人的偿付能力“不可靠”，但他要求定下协议。这位主导“一个帝国命运”的人，忽视了他的政府里更审慎的声音。[146]

意大利的西班牙补偿体系是失败的，不仅比不上同时期德国的补偿体系，而且所获战利品的绝对价格与品质也不行。例如，1938年7月，国民军派当局表示需要40台菲亚特和卡普罗尼公司生产的飞机发动机，以弥补其空军装备，重新赢得空中优势。[147]但是，意大利化肥协会和佛朗哥的手下就西班牙对意大利的补偿发生了一场争议。瓜尔内里为首的意大利外汇部拒绝按照西班牙人提出的兑换率，让其用铁矿石偿付援助，按照这一算法，这种重要原材料的价格将接近于国际市场价。[148]这样一来，意大利牺牲的意义何在呢？最终，西班牙特使在发给布尔戈斯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承认：“我认为我们难以在这样的价格水平上与对方达成交易。”[149]

质量也成为一个问题。意大利人坚持要求用力拓生产的矿石补偿。但西班牙人已经确定了这些矿石的去向，相当大比例正是要输往德国。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军派许诺，未来生产的10万吨力拓黄铁矿将供给意大利。这又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伯恩哈特的手下已经在计划开发自己的矿场了，即“高山计划”，而且这明显不符合国民军派已经制定的《采矿法》。[150]意大利试图获得矿场所有权的所有企图不是被无视，就是被委婉地拒绝了。而德国就不是这样。只要看看德国通过伯恩哈特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以及强硬外交迫使西班牙放弃了多少利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佛朗哥派要竭力避免他们掌握的自然财富进一步流失了。最终意大利人再次交货了，但是，受制于德国索求的西班牙人，很少对此报以充足的补偿。[151]

当1939年西班牙内战终于接近尾声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双方在罗马开始谈判，探讨如何解决国民军派积累的庞大战争债务问题。尽管与世界大战期间的数字相比，这些债务的绝对规模都不算吓人，但仍然很庞大，并对意大利自身的战争准备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但到了这时候，意大利法西斯领导层还是为政治目标而不顾经济考虑。1938年底，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曾引导佛朗哥通过了类似于《罗科法》的法西斯主义劳工法，这一次，他们试图让西班牙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当时该协定已强化了他们与纳粹德国的同盟。[152]但布尔戈斯、柏林与罗马的三方会谈进展缓慢。最终，为了获得更多援助，攻下仍在顽强抵抗的马德里，佛朗哥同意加入。1939年3月31日，西班牙内战正式结束的前一天，佛朗哥秘密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53]

但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佛朗哥政府没有进行大规模偿付，也避谈达成债务偿还方案。[154]在罗马，是时候好好算一下账了。一份呈送齐亚诺的外交部秘密报告最终确证了瓜尔内里的悲观态度：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共花费了80多亿里拉。[155]根据不同的测算方式，这约占意大利GDP的6%—8%。[156]拿一个现代的例子做对比：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在2013年估算，以201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总成本是2.2万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在战争持续期间，平均每年花费美国GDP的1.3%，这不到上述意大利数字的一半。[157]而在内战期间，西班牙方面转给意大利的原材料和外汇总价值为5亿里拉多一点，算下来，只相当于意大利全部直接花费的5%多一点，这还不包括后续成本，如要给退伍兵发放的养老金。尽管意大利为了对外宣传而伪称他们是“志愿者”，但这笔养老金也是需要付的。[158]这笔投入很大，至少比1936年的最初设想大4倍，但回报乏善可陈。和德国比较一下就很明显：德国在西班牙拥有了矿场、企业，伯恩哈特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双重垄断体系确保了更多原材料运往德国。

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佛朗哥通过奉承墨索里尼，诱使他再度展示帝国式的宽宏大量。1939年，墨索里尼亲自干预，要求允许西班牙延期支付，后又豁免债务。例如，距离希特勒下令德国国防军进攻波兰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齐亚诺给佛朗哥发了一封标注时间为8月21日的短信。信中称：“应于本月21日支付的300万里拉，领袖给予6个月的宽限期。”[159]“二战”后瓜尔内里抱怨：“（干预西班牙的）成果甚微。为了支持佛朗哥派的事业，意大利承受了巨大的人员牺牲，运送了大批物资，而收到的回报微不足道。”佛朗哥派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他们处于相对战略弱势，缺乏资源，因而不得不百般节省。瓜尔内里主要的不满仍是针对他的上司墨索里尼：“我们（指瓜尔内里和他领导的外汇部）不得不集中全力劝说墨索里尼抑制自己的表现欲，别对西班牙所欠债务展示慷慨气度。”[160]但要求审慎的呼吁再次被置之不理。1940年5月8日，罗马和马德里签署了新协议，豁免了逾30亿里拉的债务，因为意大利考虑到了“西班牙重建的伟大奋斗，以及满足西班牙需求的友好义务”。[161]西班牙人的策略，即依靠墨索里尼的慷慨减少债务压力，取得了成功。其余50亿里拉债务将延期支付，还款期不短于25年。考虑到意大利当时的处境和德国已在西班牙建立的经济霸权，把意大利法西斯的这一行为称为“慷慨”，似乎也远不足以形容其豪放程度。[162]按这种方式佛朗哥到1967年才能还清所有欠意大利的债务。对墨索里尼的世界大战来说，这也太晚了。[163]

1938年末，瓜尔内里给《西班牙账本：今天与明天》一书写了一篇简短但意味深长的导言，在其中，他试图强调聚焦于经济分析的重要性：“只有了解具体的市场经济，才能制定明智的……海外商业扩张政策……（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班牙市场。意大利必须紧密关注和研究西班牙市场，以利用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即胜利给西班牙重新带来秩序与工作纪律之时，为了这场胜利，‘刀斧手’（陆军）师的年轻人已经付出了很多血汗。”[164]然而，意大利在西班牙牺牲的大量兵员、投入的大笔资金并未给它带来多少回报。相反，意大利独裁者错误的经济战略害了国家，德国对佛朗哥服务于自身利益且盛气凌人的过度掌控，也间接损害了意大利。因此，留给意大利的“未来可能性”很少。事实上，在大国政治中展示实力只是恶化了意大利的财政问题，使其战争准备更加不足。即使排除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一因素，要说意大利对西班牙的高投入是合理的，也只能从“战略”的角度论证，但鉴于轴心国的运行方式对意大利不利，所以即使“战略”方面的成果也是微不足道的。

这些都是短视政策的结果。在“大萧条”期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采取了一种坚定的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这在很多重要方面影响了它的财政状况，这导致了内向化的追求自给自足的倾向。同时，趾高气扬的扩张主义直接导致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投入战争。至少部分是为了装出意大利很强大的表象，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西班牙问题上做出了不符合意大利最佳经济利益的决策：他们为西班牙行动投入了太多人员、物资和外汇，既也没有要求合理的补偿。简言之，墨索里尼要的是声望，不是利益。

意大利曾有可能采取另一种干预方式。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中几位有权势但最终要听命于墨索里尼的人，安富索、瓜尔内里和法焦利，曾力图使意大利从干预西班牙中获利，至少是回本。但他们失败了。“二战”即将爆发，干预西班牙严重影响了对意大利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战备状况。罗阿塔后来称：“不能把意大利物质上的贫困看作（‘二战’）军事准备不足的唯一原因，因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在太多其他事情上投入了大量资金。”[165]干预西班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

最终，就像齐亚诺1939年3月所写的，作为轴心国一方的德国，做起事来“几乎不考虑我们的利益”。假如他当初更关心财政而非军旗的话，早在第二次捷克危机之前，他就能发现这一点了。相比于德国不和意大利商量就自行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做法，干预西班牙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德国以远比意大利高效的方式利用了本国的体量和强权，从佛朗哥的依附状态中榨取了切实的利益。当墨索里尼关心他的声望时，德国运用作为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体系指导思想的沙赫特式原则，试图确保西班牙经济在战后仍然要依赖德国。意大利的一些技术官僚曾有机会达成对本国更有利的安排，但他们力量太弱，行动太晚。

不过墨索里尼在一件事情上是对的：到1939年中，意大利已经把自己弄成“上帝不喜、上帝的仇敌也不容的人”了。墨索里尼在1939年初做了决定，彻底与纳粹德国结盟。[166]他1940年6月10日向英法宣战时，称那是一个“做出不可撤回决定的时刻”，但真正决定性的时刻要早得多。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博尔迪盖拉镇与佛朗哥会谈时，并没有尽全力说服佛朗哥参战，尽管希特勒曾促请他努力劝说。[167]即使他后来代表“两大胜利的轴心国”写给佛朗哥的信，也表示“一点儿没有催促决定的意思”，而佛朗哥后来也未做出参战决定。[168]事实上，即使在轴心国的军事胜利达到顶峰的时候，意大利政府也担心，德国按自己的心意重塑欧洲经济给它带来的影响。[169]

简而言之，纳粹德国的利益不等于法西斯意大利的利益，随着“二战”的推进，意大利政府逐渐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从两国因干预西班牙而结成同盟的时候起，就是这样的情况，一切都没有改变。1940年12月希特勒宣称，意大利遭遇的失败“有好的一面，能再次把意大利的要求压缩在意大利能力的合理边界之内”。[170]他这么说有充足的理由。在与法国军队小规模交手后，墨索里尼的军队在巴尔干半岛表现得更差，促使希特勒入侵希腊以“拯救”这场战役。而如果说“一战”让法西斯主义诞生的话，“二战”将导致它的灭亡。

第九章

正式帝国

以前的世界简单得多。那时你可以劫掠。谁征服了一个国家，就能把那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现在，人们做起事来更人性化。就我而言，我仍然想要劫掠，全面地劫掠。[0]

——赫尔曼·戈林，1942年8月6日

到1939年初，墨索里尼从未想过的非正式帝国，对纳粹德国而言已经是眼前的现实了。要了解纳粹的野心有多大，也许最好看看初创并日益多元化的企业集团金融产业有限公司计划投资的产业。一位杰出的西班牙历史学家称此为西班牙“服务于帝国的天职”，但事实上，这是德国建立的非正式霸权的现实：从采矿、农场到卡车运输、物流，伯恩哈特和他的手下介入了各行各业。他们的目标与德国的经济需求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到那时，柏林已经独霸西班牙贸易，四分之三以上的西班牙出口运往德国。[1]尽管伯恩哈特和德国官方代表之间有摩擦，但德国驻布尔戈斯大使馆最终还是为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说话，因为冯·施托雷尔大使领导的外交官已经认识到，这个双重垄断体系是多么有效。如前所述，国民军派曾多次试图改变两国经贸结构，但都以失败告终。西班牙依然处在贫穷和战乱中。与意大利大相径庭的德国干预，创造了两国间的“特殊关系”，而其基础是德国的投资与资源榨取计划，目的是“补偿”德国的干预投入，并建立一套能长期控制西班牙经济的框架。事实上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德国的经济动机压倒了其他考虑。[2]此时德国的现实目标是将经济霸权永久化，使西班牙始终处于德国贸易势力范围之内。这与德国在南斯拉夫、阿根廷等相隔遥远的国家实行的“新全球政治”对外经济政策一脉相承。[3]西班牙与德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映了德国政策的“新殖民主义性质”。[4]不过，这个“影子帝国”的命运又和希特勒一般性的对外政策密不可分。但是，拥有非正式帝国就行了吗？

希特勒将对经济和重整军备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将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只拥有非正式帝国是不够的。1936年末至1939年初导致沙赫特被排挤、戈林得势的德国内阁激进化，意味着政策转向了以建立正式帝国为目的。这一计划首先在中欧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让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绥靖政策助长了德国的气焰。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导致法国参战，而令希特勒吃惊的是，英国也参战了。至少在最初看来，德国快速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占领、吞并和种族灭绝。但正是这场追求“生存空间”的行动，瓦解了希特勒在西班牙建立的影子帝国，并在六年后毁灭了纳粹德国本身。

早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前，德国就开始领土扩张了。[5]当伯恩哈特和冯·施托雷尔在西班牙把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扩张成金融产业有限公司以巩固德国霸权时，希特勒再次加大了赌注。如前所述，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成立后，希特勒更直接地插手军事决策，而他对传统军官阶层的不信任并未消散。[6]同时，沙赫特卸任经济部长、冯·诺伊拉特卸任外交部长后，再没有人反对不断增加军事开支了。[7]希特勒不受约束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冯·诺伊拉特被替换仅一个月后，德国就迎来了一个侵略的机会。奥地利危机将彻底改变纳粹政权。信奉法西斯主义但反德国纳粹的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出人意料地宣布，在1938年3月9日就是否与第三帝国合并举行全民公决。《经济学人》称此为“对政府有利的大胆举动”。公决事项如下：是否支持一个“自由和日耳曼民族的、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信奉基督教和统一的奥地利”。[8]戈林多年来一直鼓吹德奥合并，在西班牙内战之前，这是德意关系紧张的源头。[9]希特勒等得不耐烦了。在温和派失势后，他一心一意要打造“大德意志”，这个思想显然可追溯到《我的奋斗》。为此他发动了正式扩张。[10]

尽管希特勒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他所有的正式要求，但还是谴责许士尼格提议的全民公决，认为这违反了之前协议里的条款。希特勒真正想要的东西，并不等于他的要求。[11]于是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上台，这是一名纳粹律师，此前许士尼格已被迫接受他出任内政部长。在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不愿承诺支援奥地利的情况下，许士尼格决定辞职。但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拒绝他辞职，连赛斯-英夸特本人也心怀犹豫。[12]最终，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甚至米克拉斯，所有人都屈服了，但德国国防军还是开进了奥地利。当时德军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他们不必作战：3月12日清晨德军越过边界时，奥地利群众夹道欢迎。一位美国记者讥讽地评论道，进军奥地利甚至违反了希特勒自己下的最后通牒的条款。[13]和1934年不同，墨索里尼给予了默许：“领袖很高兴，并让黑森（大公）转告元首，意大利正以绝对平静的心态关注事件进展。”[14]希特勒对此做出了极富感情的回应：“不管发生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墨索里尼）的这次情谊，永远不会。”[15]

德国其实并没有事先制订好的计划。希特勒在抵达他出生的林茨市时才决定“彻底合并”，意思是完全吞并奥地利，将其纳入第三帝国。一个月后举行了一场走过场的全民公决（直至今天这仍是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将自身行为合法化的途径），99.7%的奥地利人支持合并，而这个数字是可疑的。[16]就像直至今天东欧的情况一样，军事占领状态下举行的全面公决是缺乏合法性的。不过传闻证据确实显示，大多数奥地利人支持合并。在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前夕，奥地利左派曾梦想与德国合并，希特勒成功利用了这种希求。[17]合并实现了奥地利人长期怀有的、超越传统党派界线的泛德意志梦想。[18]

赛斯--英夸特颁布了一部法律，使奥地利归属第三帝国。3月17日，希特勒在维也纳演讲仅两天之后，德国马克就在奥地利流通了。奥地利的外汇储备被运往沙赫特执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已经空空如也的金库。奥地利的外汇储备规模可观，有7.82亿德国马克，其中3.45亿是官方储备，其余来自私人。[19]这笔资金的汇入让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一倍多。事实上，这使德国能承受192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使几乎总在担忧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至少暂时获得了解放。同时，沙赫特将奥地利国家银行并入德意志帝国银行。他就吞并奥地利的成功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演讲”，在演讲结尾时宣誓他忠于希特勒，好像嫌这还不够似的，他又高呼了三声“胜利万岁”。[20]在那之后，对奥地利的经济统合就相对顺利地推进。[21]4月中旬，纳粹取消了奥地利的农业机械进口关税。5月1日，纳粹在奥地利实行第三帝国的营业税，以此作为第一步，把奥地利经济全面改造为一套向德国进贡的体系。[22]《经济学人》在4月26日写道：“两国的经济边界正在逐渐消失。”[23]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篇文章已经登在《经济学人》的“德国”版了。

无处不在的戈林，又获得了授权。他前往奥地利宣布了重建计划，毫不奇怪的是，该计划的焦点是重整军备。在兵不血刃地占领奥地利后，德国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另一种形式的吞并。戈林的演讲充满了典型的“奥威尔式”矛盾语句：“奥地利自由了，但再次归属帝国。”[24]事实上奥地利彻底丧失了独立。一开始它被确定为一个省份，名为“东方边区”（Ostmark），接着又被分割为三个更小的单位，以削弱维也纳的中心地位。事实上，“大德意志”确定了五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城市，而维也纳这个“有两千年历史的超级国际大都市”根本没有入围。[25]希特勒出生的林茨市倒被列入其中。[26]奥地利的法律体系也变成从属于德国。这个过程很快，同时对少数群体（主要是犹太人和奥地利民族主义者）的袭击大增。[27]这一“净化”任务主要由希姆莱指挥的党卫军负责。[28]1938年绘制的仿古地图反映了德国领土的正式扩张。

仅吞并奥地利是不够的。大约在维也纳危机期间，希特勒怂恿一名苏台德区日耳曼领导人提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法接受的要求。另一条边界出现了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慕尼黑会议的召开。11月21日，正当西班牙国民军派驻德大使德马加斯竭力为佛朗哥仓促发布的中立声明辩解时，“第三帝国”吞并了苏台德区。[29]慕尼黑会议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经济上羞辱了捷克斯洛伐克：它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交出了40%的工业产能，包括德国垂涎的兵工厂，以及55%的煤炭产能。[30]被各民主国家抛弃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辞职，为一名更恭顺的人上台让路。1939年3月，德国进一步占领了该国全境。[31]这就是“第二次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结局。这一事件刺激墨索里尼引用但丁的不朽诗句，质疑德意两国因共同干预西班牙而形成的轴心国体系。

理论上捷克斯洛伐克有足够兵力抵抗德国国防军，但德国再次兵不血刃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人迫使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总统“邀请”德国占领。毕竟，他们此时已紧盯着下一个目标。[32]德国内政部派出的团队将左右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命运，而正是该团队处理了吞并奥地利后的法律统一问题。[33]威廉·斯图卡特（Wilhelm Stuckart）是这个团队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多产的纳粹主义理论家，并正飞快地变成一个实施领土吞并的专家。[34]像此前的奥地利一样，不过这一次是通过“元首命令”，捷克斯洛伐克不复存在了，被分成两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傀儡式的斯洛伐克共和国。[35]斯图卡特起草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宪法”令人哑然失笑，它既宣布本国是独立的，又宣布它依附第三帝国。这让人想起了戈林对奥地利命运的描述。事实上根据该法，希特勒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该保护国，他后来也是这么做的。[36]捷克斯洛伐克人保留了一套地方行政体系，但和奥地利一样，他们绝对依附德国。根据一套新的双重国籍体系，德国人自动有权在该保护国定居，但该国人不享有对等权利，这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沦为二等公民。

像奥地利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也被迅速统合进第三帝国。还没等该保护国宪法起草完成，戈林属下的钢铁联合企业就已经在抢夺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37]这样做的目的依然是更好地为战争做准备。大量财产被征用。在大众想象中，德国国防军是已实现全面机械化的作战机器，但其实远非如此，它非常需要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匹。[38]货币问题有点复杂：在被占领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有先见之明地把本国黄金储备运到了国外。但英格兰银行同意通过国际清算银行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黄金归还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黄金并没有回到布拉格，而是在赫尔穆特·沃尔德哈特（Helmuth Wohlthat）的努力下，直接进入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金库。沃尔德哈特是一名尽职的德国经济部官员，沙赫特曾仰赖他与别国谈判贸易协议。[39]通过这场吞并获得的黄金总额为3.6亿德国马克，使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黄金储备净增35%左右。[40]因此，从央行储备的角度看，帝国扩张使其变得更充裕。[41]而且，尽管如前所述，沙赫特对扩张军备私下里有忧虑，但他从不放过在公共场合揽功于己的机会：“从一开始德意志帝国银行就明白，只有通过重建德国军队，才能实现成功的外交政策。”[42]就像在20年代末那样，到了这个阶段，他依然以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化身自居。

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着希特勒又越过了一条底线：纳粹首次正式占领了一个日耳曼人不占多数的国家，说明纳粹此前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43]希特勒很明白，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布拉格，所以他任命相对保守的冯·诺伊拉特为捷克斯洛伐克保护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做给外界看的。但现实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变却是“革命性”的。[44]又是在党卫军的煽动下，种族冲突升级。[45]敏锐的观察者已看透这一切，其中就包括驻布拉格的年轻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认为自己当时的工作“很幼稚”。[46]和平的纳粹帝国能维持多久呢？

当希特勒在中欧扩张时，西班牙内战最终落幕，佛朗哥攻入马德里，获得胜利。在内战结束前的一周，国民军派与轴心国签署了两份重要条约，以显示双方结盟的紧密程度。3月27日，西班牙在“反共产国际协定”上签字。自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建立这个反莫斯科联盟以来，它成为第一个新加入的国家。[47]在3月31日，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天，佛朗哥与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它建立在1937—1938年签订的各正式条约的基础之上，并指出了两国未来的合作重点。[48]它规定，假如发生更大范围内的战争，西班牙有权保持“善意中立”。条约的第八条和第九条涉及经济问题，把德国最关心的经济渗透进一步扩张到西班牙的战后重建活动中。分析这一条约必然得出一个明显结论：第三帝国而不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主要的投资国英国和法国，将成为主导西班牙重建的核心力量。[49]尽管财政已陷入极度困境，但佛朗哥还是选择继续远离英、法，投靠德国。英国外交部阻挠了一笔给马德里的重要贷款，这显然是为了报复马德里与柏林的结盟。[50]佛朗哥的“新西班牙”在政治上忠诚于谁再明显不过了，而这带来的财政影响同样明显。

这不只是出于政治考虑。尽管内战结束了，但佛朗哥政权正在面临另一场斗争。虽然西班牙允许德国逾越其法律规定直接根据“高山计划”获得矿场所有权，虽然西班牙在内战期间向汉堡运输原材料，虽然双方大谈反共产主义的“法西斯团结”，但国民军派及其驻柏林大使馆还是对德国建立的双重垄断体系耿耿于怀，该体系毫不掩饰地使西班牙的生产服从于德国的需求。他们还担心“欠债”问题：德国在西班牙的巨大花费中，除了已经用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运输的原材料偿还的部分外，其余部分也需要偿还，其金额当时还未清算。虽然德国比意大利富裕，但德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豁免西班牙的欠债。相反，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冯·施托雷尔4月14日提议以“心理”策略让西班牙还债，利用对“威名远扬”的纳粹政权艳羡不已的西班牙领导人的虚荣心。[51]他还主张重新考虑金融产业有限公司这个投资工具，以让德国在西班牙的帝国霸权变得“柔和一些”。

德国经济部的代表团准备对西班牙进行一次重要访问。德国特使扎巴特扼要介绍了谈判策略：“应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西班牙人，以免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在为德国人流的血要求报答”。但他也建议，作为谈判策略，可以提一下德国的兵员投入，即“秃鹰军团”，但“不应明说要他们补偿”。最后，“别冒犯意大利人”。[52]6月12日，比最初预定的时间晚了两个月的一个炎炎夏日，个德国代表团抵达圣塞巴斯蒂安。所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营造两国经济关系的经济高官都参加了，包括外交部的扎巴特，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事实上的主管弗里德里希·贝特克（Friedrich Bethke）和驻马德里商务参赞恩格（Enge）。[53]团长不是别人，正是沃尔德哈特，沙赫特手下的主要贸易谈判者之一。[54]从沃尔德哈特那段时间的日程可以看出，尽管经济部长已经易人，但在德国这套新建的帝国体系中，西班牙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到访西班牙之前的3月，沃尔德哈特曾与罗马尼亚谈判达成石油协议。自从沙赫特与巴尔干各国签订贸易协议以来，罗马尼亚已成为纳粹非正式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德国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50%以上，而且在石油协议之前，两国已经达成了相互合作的五年发展计划。[55]用法本公司的马克斯·伊尔格纳（Max Ilgner）的话说，这份罗马尼亚协议的目标是“通过积极推动世界工业化，提升（德国）出口。”[56]有趣的是，在访问西班牙后沃尔德哈特又去了伦敦，磋商归还捷克斯洛伐克黄金储备的问题，并凯旋而归，他后来被派驻布拉格，负责监督把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基础并入第三帝国的工作。[57]

沃尔德哈特率领的德国代表团在饱经战火的西班牙四处考察。尽管这些官员曾考虑对双重垄断体系进行调整的可能性，但他们强调，德国必须拥有经济霸权，西班牙必须为德国工业提供原料，当时西班牙大部分出口流向了德国工业。西班牙内战已经大大改变了西班牙的贸易流向。[58]然而在西班牙一方，一份内部政府报告主张，既然内战已经结束，“我们就没有理由被迫接受经济上的予取予求。”[59]毫不意外的是，佛朗哥派急于改变与他们最紧密的盟国兼资助国的关系。

然而在后勤准备方面，要与德国磋商经济关系的正常化，西班牙缺乏所需的基本统计数据。对于任何可能使双方经贸关系变得更平等的变化，德国都强烈反对。[60]最终沃尔德哈特率领的代表团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佛朗哥政府：金融产业有限公司体系继续维持，直到双方达成一份“更全面的协议”。当然，这遥遥无期。对这样的结果，伯恩哈特的代表团感到高兴，这也间接表明该结果对西班牙并不理想。尽管一些学者主张，这一结果主要是西班牙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导致的，但从西班牙领导人自己的言辞中似乎也可以看出，他们明白双重垄断体系对他们的经济处境构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而德国的霸权意味着，他们对此无能为力。[61]因此，这番“帝国考察”的最终结果是继续偏向德国利益。西班牙的处境还会变得更不利：此行结束后，德国外交官开始利用“欠债”问题，即德国因干预西班牙内战而拥有的终极交涉工具，进一步扩张他们在西班牙新建的非正式帝国。

同时，在东欧，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1918年德国遭受的最大羞辱也许就是波兰获得普鲁士领土。在那些生存空间派“理论家”看来，这些领土是必争之地。[62]在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收入囊中后，希特勒把目光转向了华沙。上任不久的外长冯·里宾特洛甫证明自己在诱导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方面，是一位有才智的谈判者。和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样，莫斯科还是那么务实和自私。最终，纳粹德国和苏联出人意料地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63]效仿拿破仑，希特勒私下里说要建立一个“大陆联盟”，联合意大利法西斯、苏联，甚至日本，对抗英美。[64]

然而这一次，入侵导致了战争。[65]1939年9月1日德军攻入波兰境内后，英法履行了它们在条约中的承诺。德国国防军在六周的闪电战中获胜，但波兰军队也勇猛作战。[66]占领开始后，纳粹一贯的官僚争权又爆发了。国防军试图控制文职行政官员和党卫军的“特遣组”。文职行政官员中有很多纳粹分子，为军队领导层所不喜。[67]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纳粹党和党卫军在占领地管理方面有空前的行动自由。[68]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将军试图惩处一些极度暴虐的党卫军队员，但遭到希特勒的斥责，称他“幼稚”“不守规矩”。[69]10月初希特勒下令，德国人的过度行为不予追究。有了这纸通行令，德国人针对波兰抵抗行为的报复进一步升级。[70]

比最初计划的时间早了四个月，纳粹党人就接过了占领地管理事务，国防军靠边站。这很快将成为德国战时管理的主要模式。在被“生存空间”理论视为必争之地的东部占领区，这一政策执行得尤为彻底。[71]但正式的纳粹帝国缺乏统一规则。[72]被占领地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管理者，有的地方还比较幸运，大部分地方都不行。这是一种新做法，与“一战”期间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沉默独裁”[1]在波兰建立的军政府完全由军官管理。[73]

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原先的波兰不复存在了。“波兰走廊”和波拉美尼亚被并入第三帝国。根据和冯·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密约条款，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大片地区。德战区成立军政府，以克拉科夫为首都。和傀儡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波兰人由一个“种族意识强烈”的政府管理。其领导人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很想为纳粹帝国管理定下标准。在访问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时，弗兰克亲口说明了两国对待被占领者的差异：“布拉格街头贴出了大幅红色公告，宣布今天有七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枪毙。而假如每枪毙七个波兰人我就贴一张海报的话，砍光波兰所有森林，也造不出那么多纸。”[74]弗兰克因他的暴行而被称为“波兰国王”，在他统治下，是严重的腐败和极端的暴力。[75]

在没有签署正式停战条约的情况下，波兰的不复存在造成了一种法律上的悬置状态。这种状态让德国外交部官员感到困惑，但对希特勒没什么影响。尽管学界在分析德国做出的这些决策时，一直集中于它们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意义，但这些决策也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波兰货币兹罗提继续在军政府辖区内流通，一套新兹罗提于1940年发行。对波兰的入侵伴随着大量劫掠，比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严重得多。柏林视若无睹，希特勒和戈林都不断表示，德国普通士兵有权获得战利品。但这并不是无差别的，最好的资产都留给了纳粹党领导层。

最初弗兰克实行了种族主义政策，大多数工作都不对波兰人开放，这对经济不利，也不成功。但随着战争的推进，第三帝国不得不利用波兰劳动力，并有越来越多的波兰人进入德国本土。[76]当德国人正以工业化规模在东欧各地制造种族灭绝时，100多万波兰人在第三帝国境内从事强迫劳动。[77]外国劳工后来占第三帝国劳动力的19%，以波兰人为最多，即使以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个比例也是惊人的。

在西班牙，国民军派领导层预料到了大战的爆发。但他们没有预料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78]西班牙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打了三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打击‘赤党’”为理由的战争，却发现作为经济霸主的德国突然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暂时握手言和了。《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不仅涉及瓜分东欧，而且约定苏联向德国提供粮食和其他原材料，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农业部长达里极为低效的政策导致的农业产出不足。[79]但马德里对该条约惊愕不已。[80]

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刚一开动，英法就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这对德国构成了巨大的难题，使其难以继续进口货物。[81]这不仅让人回想起德国在“一战”中的遭遇。[82]但与“一战”的情况不同的是，在1939年，西班牙与德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远超英国。如前所述，为时三年的内战彻底改变了西班牙在欧洲的经济角色。

当时西班牙的“欠债”问题尚未解决。德国此前两次提出过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花费问题。1939年5月“秃鹰军团”撤离西班牙时，德国人留下了一些佛朗哥政权垂涎欲滴的装备，包括该军团使用过的约75架战机，大部分是“亨克尔101s”和“梅塞施密特Bf109s”。[83]双方达成了协议，德国将这些装备以65%的折扣价卖给西班牙。这件事相对比较简单。而在1939年6—7月沃尔德哈特率团访问西班牙谈判期间，德国代表团表示，对未来两国发展商业关系而言，解决西班牙内战的欠债问题是“头等大事”。两国又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此事。[84]此时，德国人首次向西班牙领导层提出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包括偿还双方已经确认的德国花费，西班牙人未予承认（但没办法质疑）的一系列新统计出来的花费，同时评估西班牙输送给德国的原材料价值和外汇（几乎都是通过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输送的）。德国人还低估了西班牙在内战期间对德国经济的贡献。[85]因此，马德里收到了一份账单，其上列明了各种开支。作为谈判策略，德国多次提出了对“秃鹰军团”所有花费进行补偿的问题，导致西班牙抗议，这么算的话，这些人只是西班牙的雇佣兵。[86]1939年中，德方算出的总价是3.59亿马克，一笔大账。[87]

对西班牙人来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账本一直由德国人和伯恩哈特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记录，国民军派被排斥在外。[88]经过一场为时30个月的内战后，西班牙已无力支付这笔钱。[89]到了1945年之后佛朗哥才抗议说，西班牙已经把所有仅存的外汇都送给德国了，还向德国转让了大量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本可卖给其传统贸易伙伴，这对西班牙更有利。[90]假如他在1939年敢这么说，德国将直接控制立足未稳的佛朗哥政权。而在1939年7月的谈判中，西班牙代表团一开始先抱怨说，他们曾期待“以政治方式”解决此事，意思是德国应像意大利一样减免他们的债务。显然他们不了解谈判对手的情况。未得到允许后，他们又抱怨说，在内战期间他们已经以实物和外汇的形式支付了很多了。

谈判陷入僵局，所以当入侵波兰触发世界大战时，“欠债”问题仍未解决。1939年11月沃尔德哈特再次前往西班牙，就准备在12月签署的新协议展开谈判。那时德国人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考虑：在面对英法海上封锁的情况下，保持商业运输通道的畅通。[91]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德国人向西班牙人递交了第一份由他们统计的完整的“战争欠债”报告，目的应该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而西班牙人的目标保持不变：他们希望将偿还金额最小化，并一劳永逸地改变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双重垄断体系。

在此期间，马德里对自身最佳利益及其追求这些利益的能力的有了不同的评估。首先，以何塞·帕恩·德索拉鲁斯（Jose Pan de Soraluce）为首的西班牙谈判代表团在技术方面的专业能力更强。[92]一些西班牙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人开始抵制，是因为他们开始将商业考虑置于政治考虑之上。[93]但是，这样的观点忽视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形势发展。此前三年里，在双边关系中西班牙人毫无行动自由，而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一形势。首先，沃尔德哈特这次准备谈判的时间缩短了，代表团规模也小了很多。[94]其次，在英法封锁的情况下，德国人难以在运输方面控制西班牙出口。[95]也许最关键的是，随着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德国再坚持要求必须就欠债问题达成协议才能签订全面的商业条约，已经不可行了。德国人现在需要西班牙人给予大力配合，以绕过英法封锁，把原材料运到德国工业中心。想想前面提到的，早在纳粹政权初期，德国就担心一旦爆发战争原材料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不过，沃尔德哈特还是试图在以前框架的基础上谈判。

战争的紧急情况限制了德国谈判者的空间。他们建议向金融产业有限公司颁发银行营业执照，由西班牙政府向该银行出资，作为对其欠债的先期偿付，从而为在西班牙经营的德国企业创造信贷。西班牙人破天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而且，佛朗哥政府还决定重新让“跨部门条约委员会”（interministeral treaty commission）发挥作用，在与德国的多年谈判中，该委员会一直形同虚设。该委员会全体一致投票决定，西班牙应摆脱德国控制获得“自由”，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96]放在几个月之前，像这样的抵抗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最终两国签署了两份秘密协议。[97]沃尔德哈特在12月做出让步，确认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的双重垄断体系将不再是唯一的交易中介，至少在德国结束战争之前是这样。[98]在第三帝国，这两份协议被正确地解读为西班牙的胜利，乃至于戈林1940年3月在他的官邸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上他当着各部门高官的面斥责了沃尔德哈特。[99]这位经验丰富的谈判者回应说，德国如果要在英法封锁的情况下维持与西班牙的商业交易，就没有多少别的选择。参会者似乎同意这一点。处在战争中的德国需要持续得到高品质的铁矿石、钨锰矿、汞和粮食，以及现在已更自由的西班牙能提供的其他资源。[100]至于“欠债”问题，西班牙人只承诺“检查一下”用来计算总债务的统计金额、账单和兑换率。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西班牙人没有再支付任何外汇。[101]突然间，时间变得对佛朗哥有利了。

德国地位削弱的又一个征兆是，西班牙采取行动与其他国家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佛朗哥政权充分利用新获得的自由，在1940年初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商业协议，而就在几个月之前它还拒绝与对方产生任何联系。[102]在德国看来，这违反了西班牙在1937年做出的承诺：第一份全面协议必须和第三帝国签订。但在西班牙看来，与沃尔德哈特为首的代表团签订的那两份协议，已经“履行”了这一义务。法律扯皮暂且不论，可以确定的是，佛朗哥能自由地寻求与德国的敌人签订平衡性的协议。就像此前他们抵制德国进一步经济渗透一样，西班牙的这一大转变，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既然形势变成了西班牙处在和平状态，资源有限的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佛朗哥就会继续抵制德国的要求。

西班牙的这一新立场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更广泛的外交政策领域，德国的力量依然处于上升态势。在被称为“假战”[2]的时期，纳粹帝国的扩张速度也许超出了德国人自己的预料。1940年4月9日，丹麦政府的宣战声明送到德国手上之时，丹麦军队已经被迫投降。这也许是历史上为时最短的战役。[103]控制丹麦机场和航道，对于先发制人地打击挪威至关重要，而打击就在丹麦投降的当天开始了。不过，借助地势便利和一支英法远征军的支援，挪威进行了抵抗。[104]控制这些地区无论从经济还是战略角度而言都至关重要：这样德国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挪威北部城市纳尔维克生产的高品质矿石。[105]

占领后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管理方式都是独特的。对丹麦人的监督力度是最低的：没有专横的总督、常驻的文职官员、国防军的干涉，甚至党卫军的参与都很少。德国驻丹麦大使塞西尔·冯·伦特-芬克（Cecil von Renthe-Fink）成为“第三帝国全权代表”，而丹麦政治体制保留了一定程度高于其他被占领地的独立性。[106]德国占领丹麦时，挪威和低地国家的命运还未确定，所以这一“怀柔”政策虽然是在政治上装饰门面，但除此之外，也是为了确保让丹麦人继续生产纳粹德国最需要的丹麦产品——乳制品和其他初级产品。[107]不过，在四周都是德占地的情况下，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于是丹麦人默认了德国的霸权，以及被并入德国经济体系的现实。

挪威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在所有被德国入侵的国家中，除苏联外，挪威的抵抗时间最长。为了惩罚挪威，希特勒再次亲自用纳粹党人取代了国防军。他选派莱茵兰地区纳粹党主席约瑟夫·特博文（Josef Terboven）出任驻挪威“帝国专员”，这对挪威人是一个不祥之兆。令情况更糟糕的是，挪威国内还有一个冒牌纳粹党，与德国纳粹党有紧密（且复杂）的联系。[108]从战前的选举表现来看，维德孔·吉斯林为首的国家统一党（NS）根本不受欢迎。但在哈康七世国王流亡伦敦后，特博文单方面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一个几乎全部由国家统一党成员组成的政府。此举让挪威人对他感到厌恶。1942年成立的以吉斯林为首的傀儡政府也不得人心。[109]《泰晤士报》首先用“吉斯林”指称与纳粹合作的人。吉斯林臭名昭著，但这个叫法深入人心。[110]德国占领期间实行军法统治，推行大规模处决，建立集中营。纳粹党头目因虐待占领区百姓甚至令戈培尔都感到嫌恶，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但特博文做到了。[111]

对比利时和荷兰的占领也说明了纳粹正式帝国主义的偶然性。占领比利时初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劫掠，得到了纳粹领导层的默许。[112]根据5月18日希特勒的命令，第三帝国迅速吞并了被《凡尔赛和约》割走的原德国领土奥伊彭、马尔梅迪和莫尔斯尼特镇。[113]1940年末会见比利时国王时，希特勒对该国的未来含混其词：比利时将“在与第三帝国的经济政治合作中拥有某种地位”。[114]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占领。但从管理角度看，占领策略与德国“一战”期间对比利时的占领异曲同工，当时沙赫特曾初尝担任公职、为帝国服务的滋味。除了上述被吞并的三地外，整个“二战”期间，比利时都是由国防军控制的，其首长是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男爵，这是一个第二帝国风格的老派军人，是“一战”期间德国驻比利时长官的表亲。[115]这也许是德国对比利时的经济统合推进得相对顺利的原因：劫掠停止了，来自德国的商业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入，比利时商业领袖迅速将自己的生产并入第三帝国的工业体系。[116]尽管经济产出降到了1939年的水平以下，但德国人并不嫌弃：经济蛋糕也许变小了，但第三帝国切走的部分大得多。德国成为优先出口国，且从1941年12月开始，技术上禁止对其他被占国的出口，以把更多贸易转移到第三帝国本土。[117]然而，尽管实施了货币控制，通胀压力却不断上升，原因是比利时法郎对德国马克的汇率被人为压低，增强了德国的购买力。这又令人回想起“一战”时的情景。[118]

在荷兰，“鹿特丹闪电战”起到了和轰炸格尔尼卡相同的效果：对国防军的抵抗在1940年5月14日迅速结束。管理荷兰占领地的任务交给了纳粹党，这违反了军官群体的意愿。[119]但曾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中立功的赛斯-英夸特，实施了一种与在挪威的特博文极为不同的占领政策。上任前，希特勒曾动员赛斯-英夸特争取当地人的配合，主要原因是德国需要从未被占领的荷兰海外殖民地获得原材料。《时代》杂志称这名奥地利人是“替德国规训被占领国的能干仆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细心、高效的开发者。[120]受沙赫特在国防部的老盟友托马斯将军的建议启发，他要求不得洗劫和大规模征用财产。相反，他采取了一种不那么集权的管理方式。[121]他实行了所谓的“订货延长”（Auftragsverlagerung）政策，让荷兰生产者履行德国企业的订单，而且德企在所有企业中享有实际上的优先权。到1940年这些德国企业已占到荷兰GDP的14%。可以说“订货延长”是纳粹正式帝国实践中最接近非正式帝国的案例：控制的暴力与专横程度较低，更强调发挥占领地民众的经济动能。荷兰的失业率迅速降低。赛斯-英夸特对一家纳粹党报纸吹嘘说，他用半年时间就解决了荷兰政府自“大萧条”以来十多年未解决的问题。[122]当然，与戈林的劫掠相比，与1942年后对荷兰更系统化的剥削相比，这一政策的确经济效率更高。

1940年中，希特勒的目光集中在一直未主动进攻德国的法国身上。[123]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冬天，他让工人回工厂干活，以免让热火朝天的德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当时德国劳动力短缺依然严重。[124]在此期间，进入第三帝国的强迫劳工开始增多，既来自被吞并地区，也越来越多地来自被占领地区。[125]代号“黄色方案”的对法入侵势如破竹，甚至超出了国防军自身的预料。组织不善、指挥有误的法国军队，未能抵抗多久。[126]到5月23日，英国远征军和一些最精良的法国部队已陷入包围。在英国，敦刻尔克救援今天被纪念为一场胜利，但实际上不过是为丘吉尔正确描述的“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最终挽回一丝颜面而已。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

鉴于法国的体量和重要性，它将构成对德国帝国主义的一次关键考验。7月15日，法国投降三周后，德法边界被恢复到了1871年的样子。阿尔萨斯、洛林和法国的另外三个省（摩泽尔省、下莱茵省、上莱茵省）自此被完全并入第三帝国。[127]德国计划在十年内将这些地方德意志化，负责人正是一些曾负责整合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纳粹非常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些目标。[128]8月初，这些地区的数据统计方式就和德国其他地方没有区别了。8月16日，德意志帝国银行就阿尔萨斯—洛林经济问题发布了一份报告。显而易见的是，早在入侵法国之前它就开始准备这份报告了。[129]法国被分成了几块。首先是两块占领区，一块在德国军事控制之下，一小块在意大利控制之下，显示出在希特勒的计划里，墨索里尼的地位何等微小。其余部分最终由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管理。[130]贝当建立的具有法西斯色彩的“新秩序”，完全受制于德国强加的各种限制。《经济学人》编辑正确地指出，由此出现了三个法国：“一个被占领的，一个被桎梏的，一个被流放的。”[131]

但在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和平条约的情况下，法国的最终命运并不确定。[132]从经济角度看，法国是一份大战利品，比所有其他被占领地加起来都大。“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戈林（这是托马斯将军效仿沙赫特的鄙视口吻对戈林的称呼）本性难移：在他主导下，德国人大肆劫掠奢侈品和工业品。[133]在他看来法国是一个“被打败的国家”，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134]劫掠之后，他集中力量改造法国飞机制造厂，使之适应帝国空军的生产需要，法国巨大的铝产业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德国用一种占领区货币“帝国信用货币”（Reichskreditkassenschein）向驻法士兵发军饷。[135]法国央行法兰西银行被迫发行相应的法郎，并由维希政府承担发行成本。这意味着法国给予德国的巨大补贴。在继续增长的法国经济中，这样的货币扩张刺激了通胀。法国遭受了损失：德国马克对法郎的汇率极度高估，超过它的只有马克对希腊德拉马克的汇率。[136]

法国成了德意志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德国向法国索取极高的占领费用，与德国国防军的真实花费完全脱节。这是以汉斯·赫门（Hans Hemmen）为首的一个经济代表团与法国“通过谈判商定”的。赫门反对戈林更野蛮的做法，主张“更柔和”的占领地管理方式。德国国防军和冯·里宾特洛甫为首的外交部愿意同贝当政权维持友好关系，所以支持他这么做。戈林抱怨说，不应以这种“人道”方式对待法国人。他还表示怀念古代直接“洗劫”的做法。[137]但即使“温和的”德国国防军，也在攻占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后，很快就攫取了多达8.1万吨的铜。德国最终从法国攫取的原材料共值130亿法郎。[138]

不过，正如一位研究这段时期的杰出经济史学家所说的，由于这些被占国欠缺一些关键资源，德国又难以利用法国和比利时的海外殖民地，所以德国虽然建立了一个辉煌的欧洲大陆帝国，但它有望实际获取的资源也很有限。这意味着，德国可以从其非正式帝国（主要是西班牙但也包括巴尔干各国）获取的资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战争越到后期，德国的资源短缺就越严重。[139]

看到德国在法国的闪电战后，墨索里尼加入了战争。但比他谨慎得多的佛朗哥尚未决定，更愿“保持镇静”。[140]不过德国人也在怂恿这位大元帅。9月16日，冯·里宾特洛甫和拉蒙·塞拉诺·苏涅尔（Ramón Serrano Suñer，佛朗哥的连襟，不久后的西班牙外交部长）会谈时，德方建议西班牙参战，作为交换条件，将把法属摩洛哥转交给西班牙，但应允许德国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以及（也许更重要的）享有正式的采矿权。[141]为了满足西班牙军队几百年来的征服北非之梦，佛朗哥还想控制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如前所述，英国皇家海军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就在担心这些事。佛朗哥邀请希特勒与他会面。[142]

1940年年中，柏林批准伯恩哈特直接给佛朗哥写了一封信，表示在西班牙政府仍在“审议”战争欠债问题的时候，迫切希望继续经济交流。这表面上是要打破两国谈判僵局，但伯恩哈特最关心的是商业债务问题。当时除了对西班牙之外，德国已对西欧大陆建立了绝对的正式控制。[143]在此过程中，德方再次强调，想主要以金融产业有限公司为工具在西班牙进行生产性投资，作为西班牙对欠债的补偿。法国投降一周后，7月5日，伯恩哈特给佛朗哥写信，抱怨西班牙运往德国的原材料不够，同时承诺如果出口恢复到原有水平，德国将给予进一步的“军事合作”，意思是提供新的战争物资。[144]他说，“西班牙欠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的“商业”债务最终算下来的金额并不多，只有约1500万马克。伯恩哈特的介入一开始成功说服了西班牙领导层。但这一次，负责外汇事务的西班牙官僚机构给金融产业有限公司的投资设置了障碍。[145]当时德国人希望进口西班牙水果，抵偿西班牙尚欠的战争债务。这一提议说明，除了能满足德国“战时经济”的工业需求外，在其他方面，西班牙对德国的贸易体系也很重要。[146]在这一意义上，德国的这个关注点令人想起了沙赫特与西班牙共和派秘密接触时的关注点。

德国人再次就西班牙的战争欠债问题表示不满。这一次西班牙政府明白，“债务”事宜不能再拖了，表示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柏林审计账本。但代表团一直到9月才审完。10月20日，希特勒乘火车前往西班牙边界，途经法国南部。他在那里会见了法国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后者希望增进两国关系。[147]会见中，希特勒暗示，等战争结束后，至少部分法国海外殖民地将归德国所有，但这并未打消拉瓦尔的热情。[148]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受到了鼓舞：他们更倾向于以法国维希政府为潜在盟友，而不是西班牙佛朗哥政府。

三天后，希特勒抵达昂代伊，等待会见佛朗哥，后者坐的火车晚点了。[149]昂代伊在边界的法国一侧，是希特勒一生中到过的最接近西班牙的地方。会谈开始时，佛朗哥表达了对纳粹德国介入西班牙内战的感谢，但随后，他为发兵支持德国的战争索要很高的价码。但希特勒必须避免法国海外殖民地与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站到一起，所以他无法满足佛朗哥的要求。[150]希特勒表示，如果西班牙加入一个反对英国的“广泛阵线”，可以把直布罗陀给它，但显然，他不愿意开罪法国人。佛朗哥列举了他的大量要求。希特勒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威胁要离开会场。[151]

但会谈还是持续了下去。最终希特勒离开时，有人听到他说“和这个人什么都谈不成”。[152]10月底，他在佛罗伦萨对墨索里尼发了一通著名的牢骚：他宁愿把满口牙都拔出来，也不愿再跟佛朗哥交谈。而佛朗哥则对塞拉诺·苏涅尔说：“这些人令人无法忍受。他们想让我们在什么交换条件都没有的情况下参战。”[153]希特勒后来与贝当的会谈进展得比和佛朗哥的顺利得多。在乘火车返回德国的漫长旅途中，希特勒催促两位国防军高官约德尔（Alfreol Jodl）和凯特尔(William Keitel)，次年夏天将是收拾斯大林的理想时刻。[154]德国未能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其达成新的安排，也未能征服英国，这两件事也互有联系。面对这一困局，希特勒做出了入侵苏联的战略决定，代号为“巴巴罗萨”。[155]假设佛朗哥在谈判中比贝当更配合，希特勒的态度是否就会不同，这无法确定。[156]但我们知道的是，希特勒几乎在同时派德国代表去罗马尼亚油田，这早已是德国在南欧的经济帝国的一座堡垒了，这促使嫉妒他的墨索里尼单方面入侵希腊。这将成为一场灾难性的行动。[157]

昂代伊会议后，西班牙更大力度地利用自己新获得的自由。在与塞拉诺·苏涅尔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佛朗哥大元帅指示手下，拖延与德国就战争欠债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他说，等世界大战结束后，可能会出现“有利得多”的方式来解决“在反共产主义战斗中欠下的”债务。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冯·施托雷尔在发给柏林的一封电报中猜测，佛朗哥想在未来的一场“全球和平大会”上讨论欠债问题。佛朗哥希望，到那时，获胜的希特勒将把西班牙内战债务一笔勾销。[158]

在这样的指示下，两国债务谈判速度大大放缓。为了满足战争需要，也由于受封锁影响，金融产业有限公司缺少足够资金在西班牙开展投资，扩大在其经济重建中的影响。假如希特勒没有穷兵黩武（他很快将进攻苏联），德国在战后西班牙的力量投射就将是另一番情景。但现实中，因缺少新资金，伯恩哈特难以开发他已在西班牙拿下来的投资项目。到1941年2月28日，双方才在柏林就未结债务达成临时协议，德国代表沃尔德哈特和西班牙代表西内斯·比达尔（Ginés Vidal）在议定书上签了字。在这份协议中，西班牙人并未确认债务总额，但他们坚持要求“考虑到全球因素的减免”。[159]佛朗哥希望，希特勒能像墨索里尼那样给予债务豁免。但这是他一厢情愿。和“二战”爆发前的两国关系截然不同的是，纳粹德国开始明白，它已不能对西班牙予取予求了，但在债务问题上毫不让步。德国官员就债务总额达成了至少名义上的共识（包括小幅度的上调，应该是由于新花费或利息）。[160]他们决定等“巴巴罗萨行动”成功后再就债务问题向西班牙施压。在此过程中，他们集中力量确保西班牙提供关键原材料。[161]非正式帝国的黄金时代，西班牙对德国有求必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受来得不是时候的干预南斯拉夫与希腊行动的拖延，德国国防军在1941年6月22日才入侵苏联。戈培尔注意到，129年前拿破仑入侵俄国就选的是这个日期，那场入侵最终失败。希特勒很明白这种对比的含义，他召集“专家”研究后宣布，拿破仑入侵开始的真实日期是6月23日。[162]希特勒之所以恢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唯一原因是英国的顽强抵抗。毕竟，意识形态分歧并未影响德苏两国1939年达成《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巴巴罗萨行动”是一场300万军队参加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像拿破仑入侵一样，开始阶段也是形势大好。[163]争取“生存空间”的帝国思维主导了这场行动。1941年7月希特勒在德国军事指挥部宣称：“印度对英国意味着什么，东部领土就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164]

但是，当“巴巴罗萨行动”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时，德国对正式帝国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直到1943年之后，戈培尔才使用“全面战争”这种说法，尽管如此，经济数据表明，早在1941年末，德国就开始更系统地剥削西部被占领地。在这个转折点之前，赛斯-英夸特最先在荷兰实施的“订货延长”体系已被引入了比利时和丹麦。[165]如前所述，这一体系令人想起非正式帝国的做法，在占领地管理方面，为德国与当地精英、商界的合作创造了空间。[166]但这一体系可征集的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东部战线的需求。

1941年末，德国再次强化经济与金融管制，为更漫长的战争做准备。[167]一些论述认为“转折点”是1941年12月，即“巴巴罗萨行动”明显未能延续其最初声势、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168]但早在1941年8月，托马斯将军已考虑关闭40%的荷兰工厂（尽管当时生产繁荣还在持续），以解决德国的煤炭短缺问题，这是德国的战略短板，并因法国的煤炭进口需求而恶化。[169]自那时起，德国人加大力度引入外国劳动力，以利用德国国内更高的生产率。这些奴隶劳动力至少短时期内提升了产量。这种“剥削强化”政策直到1942年后才被实施于法国，一旦实施后，手段非常凶恶。[170]

纳粹意识形态以及更重要的希特勒的领导风格，加剧了帝国的管理瓶颈，这也伴随着对下层的压迫。[171]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向来被描述为一个“没有行政管理的政府”。[172]学者称这种方式为“混杂政体”（polycratic），意思是其内部存在很多职能经常重叠的权力部门。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官僚内斗，导致所有决策最终都得提交独裁者希特勒。第三帝国历史上关键时刻的决策，最终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做出的，包括“长刀挥舞之夜”，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确立沙赫特领导的“经济独裁体制”，干预西班牙内战，“四年计划”，沙赫特被排挤，吞并奥地利，入侵波兰，以及最终的“巴巴罗萨行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用布拉赫尔（Bracher）的经典语句来说，纳粹领导层开始从“混杂政体”转变为“混乱政体”。[173]弗里克（Wilhelm Frick）为首的内政部在1942年的一份报告中似乎基本承认了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最具特征的组织原则之一是，政治上最优先的目标……不是由职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机构负责，而是由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受到信任的个人负责。”[174]决策方面的这一根本问题不仅殃及经瓦尔利蒙特的最高统帅部改组后的军事指挥部门，而且给经济领域带来了麻烦。[175]

与1934年至1937年中沙赫特主导的“经济独裁体制”大相径庭的是，五花八门的经济决策者为有限的资源和权力展开争夺。争夺者有“不是经济学家”的戈林及其宏大的“四年计划”；有最高统帅部的托马斯将军；有经济部官员，新的经济部长是更恭顺的瓦尔特·冯克，他最终也接管了德意志帝国银行。好像还嫌不够一样，希特勒又私自扩大了“全权代表”们的经济管理权。他让弗里茨·托德负责军火生产，在托德于1942年2月初去世后，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继任军备与战争生产部长。这些职位独立于军事统帅部、经济部，甚至“四年计划”主管部门，导致政出多门和官僚内斗。每个部门都直接听命于希特勒。回头来看，沙赫特在1938年写给希特勒的信中提出的经济决策必须有最终负责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德国在欧洲占领地努力争取当地人的合作，但是，在纳粹统治上层内部，从未有过顺畅的合作。

从来不甘落于人后的戈林也设立了自己的全权代表体系。负责第三帝国煤炭供应的保罗·普莱格尔（Paul Pleiger）尽管比他的上司戈林的管理能力强得多，但煤炭生产也出现了瓶颈。[176]戈林管理的企业始终是最腐败的。[177]劫掠和剥削的增多导致生产率下降。讽刺的是，正当希特勒最需要产品的时候，德意志正式帝国的产量减少了。生产瓶颈和资源短缺至少是部分原因，但随着战争的延续，在法国及其他占领地，劳动生产率都下滑了。人们日益对战争感到厌倦，士气消沉，公开的抵抗增多，公众也越来越觉得，纳粹的战争将以失败告终。[178]但在这种情况下，柏林对资源的索求变本加厉。1940年第三帝国征用了法国国民收入的19%，1941年将近21%，1943年36.6%，1943年是他们控制法国领土的最后一个整年。[179]“巴巴罗萨行动”后，纳粹在西欧的正式帝国的自然资源紧张、组织混乱和生产率下降，都说明德国以其他方式建立欧洲大陆霸权才是正确的。

再来看看波兰的军政府，东部地区的管理始终与西部不同。在那里，经济决策总是从属于种族计划，因为靠近战争前线，所以该计划变得更加极端。[180]在希特勒所说的“印度”，德国不止实施政治与经济控制。在那里，“纳粹殖民化”还要求直接消灭非德意志民族。[181]这些领土被占领初期发生的暴行，以及弗兰克为首的军政府，最后演变成“最终解决方案”，该计划从1942年开始穷凶极恶地全面实施。[182]1941年曾有人欢迎入侵的德国国防军，视他们为苏联压迫的解放者，但随着德意志帝国真实的嗜血面目显现，他们很快就改变了想法。

“巴巴罗萨行动”展开后的一段时期里，佛朗哥试图与希特勒靠近，不过仍保留了比1939年9月之前更高的独立性。在德国入侵苏联大获成功的头几个月里，西班牙用现金向伯恩哈特偿还了所有商业债务。[183]只有这一次，西班牙在还债时没有拖延。来自佛朗哥政府部长们的内部文件透露了迅速偿还的动机：佛朗哥及其心腹相信，希特勒将战胜斯大林。[184]与《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相比，“巴巴罗萨”也与佛朗哥派的意识形态更加相符。为了履行反共义务，西班牙政府向东方战线派遣了“蓝色师团”。从1941年中到1943年末，约4万西班牙人在沃尔霍夫河战线作战，并参与围攻列宁格勒，为了一场纳粹争取“生存空间”的征服战无端卖命。[185]当时马德里坚持要求纳粹德国提供新的军援。佛朗哥又想要飞机、枪支和火炮。佛朗哥多次而且直到1943年之后还承诺，西班牙将利用这些军援抵御盟国可能发动的入侵。[186]希特勒没有忘记昂代伊。而且，在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下，德国已不能像上次那样把大量资源投在西班牙了。于是佛朗哥继续拖延偿还内战的陈年旧债。

随着战争的持续，西班牙成为纳粹德国缺乏的另一种关键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之一，那就是劳动力。佛朗哥派遣工人进入纳粹德国，双方约定这些工人的工资“部分扣留”，于是佛朗哥政府又可以少还一些未偿债务。[187]因此，佛朗哥派领导层从这些相当于奴隶的劳工中直接获益。德国人坚持自己培训这些劳工。[188]

此时，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高度依赖盟国提供一些战略原料。首要的是石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工业界允许佛朗哥赊购一些资源，石油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原料方面，纳粹德国高度紧张，尤其是在入侵苏联之后，所以不能成为替代供应方。但西班牙的外贸仍高度倾向德国及其正式帝国。根据1944年的数据，西班牙总出口的39.2%流向德国本土，另有30%流向德国占领的国家。尽管德国在西班牙已经没有实质性的非正式帝国了，但两国的贸易一体化程度仍很高：西班牙是德国原材料与军用品的主要来源之一，前者包括矿石、氨气、氮气、粮食等，后者包括制服、降落伞等。

如前所述，早在“二战”形势逆转之前，德国就失去了在西班牙的霸权。佛朗哥政府依然在商业上与德国紧密挂钩，但已基本上摆脱德国的经济霸权，随着战争的进展，它试图在轴心国和盟国之间寻求平衡。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曾有几次试图恢复与英国的联系，以抗衡德国强加给他的要求。这样的努力很少成功，也并未真正改变德国控制西班牙贸易和政策的局面，这一局面正是西班牙内战的重要后果之一。[189]然而在“二战”后期，除了英国能起的对冲作用外，美国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这最终导致盟国和佛朗哥摊牌，并为盟国获胜后在国际上孤立西班牙奠定基础。

1942年11月15日，罗斯福总统给佛朗哥发了一封诚恳的公开信，说明美国在北非军队和战争物资投入北非与埃尔文·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作战的必要性。隆美尔入侵埃及威胁到了英国在中东的主宰地位和英国的补给渠道。[190]罗斯福在信中的第一句话里三次提到了美国与西班牙的“友谊”，然后强调了合作的好处：“西班牙一点也不用害怕美国。”[191]尽管佛朗哥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赞赏罗斯福的信，但他并未改变与第三帝国的关系。就在11月13日，通过西班牙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Franciso Gómez-Jordana）写给驻柏林大使的一封信，佛朗哥命令该大使“为西班牙（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开诚挚地表示与第三帝国友好的国家）寻求免费的战争物资，以抵御盟国”。[192]佛朗哥的军国主义政权依然渴望获得最先进的武器作为保障，而且与过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它希望免费得到这些武器。

不过，最终是西班牙向轴心国的钨矿石出口触发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代表着德国影响的衰落和美国影响的兴起。从1943年年中开始，美国国务院就要求西班牙对轴心国实行钨矿石禁运，这样一来，德国就得不到西班牙矿场生产的这种关键原材料。[193]钨是熔点第二高的元素，是火箭发动机的生产原料，而在施佩尔为首的德国军备部当时热情宣传的各种科技突破中，火箭是核心科技。[194]没有什么“神奇武器”能挽救纳粹必将失败的战争，但美国仍竭力限制德国获取这种关键原料的能力。毫不意外的是，西班牙外交部长戈麦斯-霍尔达纳抵制美国的要求：“实行钨矿石禁运将意味着和德国决裂，因为德国不会容忍这么做。”[195]

尽管英国犹豫不决，但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卡尔顿·海耶斯（Carlton J. H. Hayes）主张用对佛朗哥与轴心国的经济联系实行经济制裁：“我担心，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近乎自动地向西班牙提供经济物资，尤其是石油，他（指佛朗哥）就将继续相信，他能维持当前这种（骑墙）态度而不会受到我们的惩罚。”海耶斯总结道：“目前为止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是经济武器。”这让人回想起几年前德国人说过的话。[196]最终，美国削减了对佛朗哥的石油供应，直到迫使这名独裁者同意设置钨矿石出口上限。在英国的斡旋下，美西两国就此达成了协议。[197]

随着德军开始败退，德国的资源孤立状态加剧了。当盟军推进时，佛朗哥也变得更加孤立了。1945年，罗斯福给驻马德里的继任大使发了一封电报，他估计欧洲战事即将结束。曾因未能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而懊悔的罗斯福，这时对西班牙的态度不像1942年那么亲切了。他说：“西班牙现政权是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扶持上台的，是以极权主义模式组建的，自然无法令人信任……毫无疑问，我们不会忘记，当战争形势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利的时候，西班牙官方与我们的轴心国敌人保持一致，并向它们提供支援。”罗斯福这么说绝对是说轻了。他又说：“在经济和其他领域，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证明我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友谊，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会乐于这么做。但现在，在美国人的群情激昂地反对西班牙现政权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开始这样的行动。”[198]

旧金山会议反映了这一情绪。会上，墨西哥发起了要求把西班牙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决议，代表们在欢呼声中获得通过了这一决议。[199]波茨坦会议也是如此：对罗斯福孤立佛朗哥的愿望，丘吉尔和斯大林表示支持。[200]流亡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继承人唐胡安·德博尔冯（Don Juan de Borbón）则于1945年3月19日发布了《洛桑宣言》，谴责法西斯主义，并批评佛朗哥与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紧密联系。[201]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独裁者佛朗哥的统治出现了明显的反君主制倾向，这是因为他与支持波旁王朝再次复辟的势力之间出现了裂痕。[202]

当佛朗哥的镇压机器压制国内异议时，他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却采取辩解行动。胡安·卡德纳斯（Juan Cardenas），即内战开始时西班牙派驻布鲁姆领导的法国的那位两面派大使，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西班牙与纳粹德国的关系百般遮掩，并引用了罗斯福1942年写给佛朗哥的那封信。但信的末尾暴露了他的反动倾向：“总之，西班牙将毫不犹豫地维护自身权利，那些对不同民族之间的国际关系抱有严重错误理解的人，西班牙随时愿意与其互不往来。”[203]接下来，佛朗哥政权又扭曲数据，把它对德国战争的贡献轻描淡写，尤其是在钨矿石出口方面。佛朗哥政权还尽量不提事实上被窃取了的派到纳粹德国的西班牙劳工汇回国的资金。[204]

但西班牙还是遭到了国际孤立。1946年2月，法国内阁单方面宣布关闭法西边界，切断所有贸易，作为对佛朗哥政权草草处决异议人士的报复。[205]佛朗哥政权曾试图呈现出更好的形象，但本性难移。同时，法国政府向其盟国英、美施压，促请它们采取类似的封锁措施。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在发送他的“长电报”之前，分析了苏联在西班牙的谋划：“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俄国（苏联）人都把西班牙视为一块关键区域，对他们赢得影响力非常重要。”[206]假如盟国对西班牙的孤立导致一场新的内战，就像希特勒曾经预言的那样，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可能获胜并掌权。毕竟，从1945年底开始，共产主义者主导的马基组织（maquis）已经恢复了反佛朗哥政权的武装斗争。[207]

在1946年3月4日的《三方宣言》中，美英法三国宣布：“只要佛朗哥将军继续统治西班牙，西班牙人民就无法期待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全面而又诚挚的联系。这些国家齐心协力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而西班牙现政权正是在它们的帮助下上台的，也是仿照它们的模式建成的。”[208]反对佛朗哥成为美国政策的核心原则，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才改变。到那时，反共考虑压倒了已经过时的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忧，并导致美国1953年在西班牙设立军事基地。[209]到那时，佛朗哥政权才开始改变以纳粹德国“自给自足”为模板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

德国在西班牙建立的非正式帝国的衰落与倾覆，始于希特勒发起追求“生存空间”的行动，这一行动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的干预扭转了那里的战局，塑造了一个影子帝国，德国对初生的佛朗哥政权建立了经济霸权，而纳粹正式帝国的出现，结束了这种不平等关系。佛朗哥政府曾为了满足德国的要求在法律上大开方便之门，但在破裂的昂代伊峰会之后，它开始为德国榨取资源设置障碍。这不是说德国自此就不再受益于和西班牙的关系，因为它仍从西班牙进口需要的原材料，以维持战争。但是，双方的博弈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的优势大大削弱，不再拥有霸权了。尽管佛朗哥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与法西斯主义一致，但最终，英美的干预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与德国的经济联系。这直接导致佛朗哥陷于国际孤立，这一状态至少一直持续到1953年。

1939年9月1日是局势发生永久性变化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对纳粹德国的记忆，主要是那个掠夺成性、奉行种族灭绝并最终昙花一现的帝国。打造这个帝国，必然意味着埋葬德国在西班牙建立的非正式帝国。

[1] “一战”期间兴登堡、鲁登道夫等德国高级将领拥有了事实上任免文官的权力，称为“沉默独裁”。——译者注

[2] 指德国进攻波兰等国时英法虽宣战但静坐不动。——译者注

结语

一体化的欧洲

他也得知了（罗马的）战役……以及（罗马人）为了夺取西班牙的金银矿，在那里都做了什么。通过谋划和坚持，他们征服了整个西班牙地区，尽管那里距离罗马本土极为遥远。

——《马加比一书》第八章第1—3节

“只有欧洲的政治统一能够让欧洲整个经济生活活跃起来，并消除各种动荡和紧张，正是它们至今还阻碍欧洲达成富有成效的合作，”欧洲最有权势的经济官员写道。他写了这本小册子，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欧洲的经济未来》，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描绘了光明的未来：“通过以逻辑为基础的合作，欧洲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可以变得高得多，经济收益将大幅增加。”目标很明确：“有必要强化欧洲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经济纽带。在所有经济政策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将为此带来可能。”他接着解释了为什么要推动更紧密的融合：“欧洲各国的经济团结，将使我们面对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对应集团时，更有效地维护欧洲的经济利益。”[1]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已是主流。今天，一个日益“后国家化”的欧盟为从拉脱维亚到葡萄牙的28个国家确保了一个共同市场和一个包括18个国家的不断演进的货币联盟，由欧洲最具联邦性质的机构欧洲央行管理。但1940年夏天在瓦尔特·冯克写下《欧洲的经济未来》时，情况却并非如此。冯克是继亚尔马·沙赫特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和经济部部长的人。他曾是一个了无生气的媒体人，任德国最主要的财经报纸之一《柏林证券交易报》的编辑。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沙赫特就把他介绍给了希特勒。[2]冯克的话让人想起其前任的民族主义经济理论。他继续写道：“欧洲各国今天承认其自然的贸易伙伴……德国的经济潜能很大，除了能生产自身战争所需之外，还有足够的产能创造出口盈余。”[3]1940年6月20日，在德国与被羞辱的法国停火不到一个月后，这位经济部长宣布建立一套经济“新秩序”，重建饱经战火的欧洲。

纳粹梦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欧洲一体化呢？和法国停火后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冯克预测，沙赫特与各国签订的双边贸易条约最终将被一套多边协议体系取代，并在柏林进行集中化的清算。“大萧条”时期沙赫特定下的德国与英美脱钩的目标，将借此实现。在此过程中，德国将成为无可争议的欧洲中心，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领导地位。冯克解释道：“通过与欧洲各国达成长期贸易协议，目标在于，欧洲各国的经济体系应当通过一套长远的生产规划，与德国市场相适应。”[4]这一中央计划式的合理化和专业化应接受柏林的指导和控制主导。

这样的“新秩序”将确保：“（各国）能在未来很多年里获得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市场。”[5]全球化崩溃后，古典自由主义看起来失败了，由此留下的真空将由德国的经济理论填补。[6]一些基础已经存在：丹麦、荷兰在政治上与德国结盟，在经济上依赖德国，在外交政策上服从德国，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其精英可以获得德国的产业订单并从中获利，而且受到的监督相当少。[7]根据德国人的逻辑，英国和美国都无法构成令人信服的替代选项，因为前者有帝国偏好，后者乐于囤积黄金。冯克分析说，当英国步履维艰时，纳粹德国“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地盘，而且不要忘了，这个地盘比原来大得多。”一套“德国统治下的和平秩序”将“确保大德意志获得最大程度的经济安全，德国人最大程度地消费商品。”[8]作为一个曾在戈培尔的宣传部如鱼得水的人，冯克提出的经济“新秩序”成为精心准备的公关攻势：它声称，在德国统治下重构欧洲经济，将带来欧洲的一体化。

希特勒则要更谨慎。从来都对经济不太感兴趣的希特勒，更喜欢保持长期计划的模糊性。[9]他几乎不关心金融架构，而是更喜欢谈论真实的建筑，巨大的广场、庞大的火车站、宏伟的纪念碑占据着他的头脑。[10]也许只有在这方面，希特勒与冯克一样，也设想一个由德国人领导、与地大物博的美国分庭抗礼的欧洲，从他写作第二本书的时候起，这就是他最关心的目标。[11]几个月之前的1940年4月5日，戈培尔曾以罕见的坦率态度告诉媒体：“假如任何人问你对新欧洲的构想是什么，我们必须回答不知道。当然我们对此有一些想法。但假如我们把这些想法说出来，这将马上给我们制造更多敌人。”[12]

1940年11月19人，在英国财政部工作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办公桌上收到了一叠（不完整的）剪报，详细描述了冯克对沙赫特经济学的演绎。[13]随之而来的还有在情报部工作的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的一封信，请凯恩斯反驳冯克。凯恩斯一天后的回答是这样开头的：“你随信寄来的材料似乎建议，我们应该好好把自己展示为战前经济现状的捍卫者，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压过冯克：把1920—1921年描绘为一个已逝去的美好时代，并把1930—1933年描绘成高关税、失业等因素破坏了金本位制或自由放任的国际兑换体制。”这样做是难以奏效的。“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宣传方式吗？”凯恩斯诘问道。“就算你认为是，我也绝不是如此宣传的合适人选……显然我不是宣扬战前金本位制美德的那种人。”[14]毕竟，在凯恩斯看来金本位制是“野蛮的遗迹”。[15]

沙赫特和凯恩斯至少从1922年开始就认识了。那一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策划了《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后重建增刊”系列。[16]该系列的撰稿人包括欧美一些最杰出的经济思想家：费雪、庇古、莱芬韦尔（Leffingwell）、拉蒙特、伊诺蒂（Einaudi）、希法亭、拉特瑙（Rathenau）和沙赫特。[17]沙赫特执掌德意志帝国银行期间，凯恩斯支持他的经济稳定努力，其中最关键的是“道威斯计划”。[18]20年代末，两人似乎已彼此倾慕，不要忘了，当时凯恩斯也在转向经济民族主义。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会失败后，凯恩斯在都柏林大学学院发表了题为《民族自给》的“芬利演讲”。[19]据最好的凯恩斯传记作者说，这篇演讲“似乎一下子从亚当·斯密跳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或者对关注时局的人来说，跳到了纳粹德国的经济主宰者沙赫特博士。”[20]

在这一背景下看，凯恩斯对冯克的沙赫特式经济框架不持太强的批判态度，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凯恩斯说：“依我看，从(关于冯克计划)的德国广播中引用的大约四分之三的段落，假如把其中的‘德国’改成‘英国’的话，也是极好的……就字面意思而言，冯克的计划很好，也正是我们自己应该考虑做的。”但凯恩斯接着也给出了相应建议：“如果要抨击（冯克计划），应该采取的方式是质疑其诚意。关键是……应该反对的不是冯克的主张，而是他真正要做的事。”[21]这是一个带有凯恩斯特征的敏锐观察。在当时德国空军已使伦敦陷入战火的情况下，凯恩斯肯定没有花太多时间考虑战后经济秩序。他向尼克尔森承认：“我还没看到有谁对(战后经济)形成哪怕是很模糊的构思。”[22]但冯克计划迫使凯恩斯开始严肃思考这个问题。四年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为20世纪下半叶重塑了全球金融架构。[23]

最终，凯恩斯还是给了尼克尔森一本批评纳粹经济管理方式的经济宣传小册子,是他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写的。这本小册子的西班牙语标题《区域意味着什么？》（Qué quiere decir el area?）透露了它的源起：这是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时期的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请凯恩斯撰写、并在随后将之出版发行的。[24]这本小册子也许是凯恩斯对战后秩序描绘的首份蓝图，其目标是论证，相比于与留在德国的经济体系内，在英国领导的“英镑区域”内开展贸易，对西班牙要有利得多。凯恩斯的核心论点是，即使在1940年这么早的时候，与纳粹德国相比，英国及其海外领地也能使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获益更多。这是一个沙赫特也不得不赞同的主张。因为，不断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仍然在困扰着德国，而且，虽然之前一年德国征服了大片土地，但战略原材料的严重短缺问题并未解决，包括石油、煤炭、建筑石材、从铁到钨矿石，当然还有粮食。

在“二战”爆发之前，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没有多少选择空间，因为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决定性干预造成了经济混乱，而德国蓄意并无情地利用了这一形势，对刚建立的佛朗哥政权形成了非正式控制。但1939年之后，佛朗哥变得更自由了，可以考虑凯恩斯的建议，因为“二战”的爆发剧烈改变了力量平衡，埋葬了希特勒在西班牙的影子帝国。

纳粹德国建立的帝国有很多张面孔。在东欧，由纳粹党驱动和主宰的种族主义计划导致了种族灭绝的野蛮实施和最粗野的经济剥削。在西欧，纳粹统治方式的随意性意味着，不同国家得到了不同待遇，很多取决于当地的统治者个人。但在1942年的“巴巴罗萨行动”失败后，在希特勒建立的正式帝国全境，不加掩饰的剥削与劳动力强征现象都增多了。[25]恐怖镇压和种族灭绝也增多了。纳粹帝国已无法诱使人们为它工作，强迫的能力也到了极限，最后陷入了灾难性的败局。[26]但不能因此就说，从1933年纳粹上台时起，这样的失败就是注定的。在纳粹的首次对外政策冒险中，野蛮剥削显然不是其首选的投射海外力量的模式。

加拉赫尔和罗宾逊曾观察到：“假如把（英）帝国史只定义为在地图上标红的那些殖民地的历史，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27]从来没有哪张地图把西班牙画成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末，任何大英帝国地图也不包含巴西或阿根廷。本书迄今为止的目的是论证，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构成了非正式帝国主义计划，其主脑是亚尔马·沙赫特，纳粹经济复苏的首席经济设计师。沙赫特的构想是德国建立欧洲霸权的另类模式，偏向“全球政治”理论，而非“生存空间”理论。

德国的机会是由西班牙的衰败创造的。西班牙几十年的内斗导致了一场野蛮、残忍、旷日持久的内战。内战由国民军派的反叛引爆，这场反叛行动不仅缺乏协调性，而且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将军们引发了一场他们曾试图阻止的社会革命。他们发动的反叛四分五裂，似乎注定要失败。为了击败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他们需要各种西班牙过去几十年里都无法生产的现代武器。1936年7月25日各国做出的外交决定，使法西斯干预成为决定这场战争结局的首要因素。在这场一直被正确地称为“小型世界大战”的战争中，是法西斯干预让国民军派获得了胜利。[28]

但是，两名法西斯独裁者在西班牙的冒险，不只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考虑。墨索里尼是在奉行其传统的地中海政策。希特勒的决策是出于反布尔什维主义、均势考虑，以及瓦格纳式的激情。他否决了更谨慎、保守的德国外交部的意见。在几周时间里，第三帝国的外交官、经济决策者和纳粹党就一道开始了长期行动，从西班牙内战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混乱中攫取利益。西班牙尽管极其贫困，但仍有丰富的资源，而资源匮乏的第三帝国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西班牙的土地上，非正式帝国是由纳粹党官员负责打造的。他们大多数事实上听命于戈林，而不是沙赫特。1937年末，戈林通过政治手腕挤倒了沙赫特。[29]但西班牙计划之所以可行并能带来收益，不应归功于戈林，而应归功于德国的“经济独裁者”沙赫特及其构建的经济体系。沙赫特是纳粹经济体系的主要设计师。他的政策框架包括以下几点：货币刺激，隐蔽但大规模推进的重整军备，与英美经济脱钩，向较不发达但德国可利用其影响力的国家转移贸易，隐蔽的出口促进政策，有争议的债务管理，外汇和贸易管制，以及对产业史无前例的国家监督。这些政策为西班牙带去了武器，也决定了德国官员在西班牙采取行动的优先目标。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英法在西班牙两百年的主宰地位就落入德国之手。这显示，西班牙是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更成功的试验场。德国试图扩张影响力的其他目标都更有名，包括巴尔干、中欧甚至拉美国家，但均不如在西班牙成功。由伯恩哈特代表纳粹控制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成为第三帝国资助的争霸工具。事实证明，这是沙赫特曾经鼓吹的那种工具。德国的目标是形成经济上的共生关系：德国以其经济复兴的核心产品（军备）换取对西班牙原材料的控制权和最终所有权。

纳粹德国的“经济独裁者”的确权势遮天，但他的设想也一直受到挑战。他主张和别国订立清算协议，以此作为德国长期经济霸权的基础，事实上确定别国在德国贸易势力范围中的角色，但戈林等纳粹党人倾向于继续推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截至1938年，这场经济繁荣已经变得过度依赖军备生产。这不仅是两个傲慢之人争夺地盘，而且是一场关于德国应如何行使强权的理念之争。第一种理念是“全球政治”，聚焦于国际市场和非正式控制。在“后威廉二世”时代，沙赫特一直是该理念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第二种理念是“生存空间”，主张在东欧建立正式帝国，这涉及殖民性的人口置换，至少需要将当地居民大规模迁移，甚至实施空前的种族灭绝。“生存空间”理论承诺要建立“基本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种族主义伪科学交织在一起。一场种族灭绝之战又势必要以达到史无前例的经济自给为前提，至少对“翻天覆地的大战”来说是这样。“翻天覆地的大战”是又一个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被美化的概念，基本不包含传统的经济考虑。

在所受教育方面，沙赫特是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派的信徒。他曾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占领的比利时任职。从第一次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到参与20年代历次国际会议的经历，沙赫特一直代表着“全球政治”传统。像凯恩斯一样，沙赫特确信，全球化的倾覆并不是暂时的。因此，德国要实现救赎，就必须追求自身的战略利益。主张单边主义、咄咄逼人的沙赫特经济学，并不是当时欧洲唯一的民族主义经济学派，但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支。在沙赫特看来，与英美脱钩后，强硬的德国可以对欧洲建立起另一种德式的经济与政治霸权。沙赫特的权势理念并不是正式控制别国。正如他在长期存在的殖民地问题上一直主张的，主权问题不如市场准入和自然资源问题重要。

从1933年到1937年，沙赫特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拥有史无前例的双重管理权，由此成为德国的核心经济决策者。他对德国经济实施全面控制，并打造了一个双边贸易协议网络，将其影响投射到德国之外。这一“现代形式的易货贸易”对德国极为有利，因为德国缺乏外汇储备和军队，但拥有生产效率很高的工业部门。在缺乏殖民地的情况下，德国可以用工业品从别国换得原材料。通过补贴，沙赫特推动被过高估值的德国产品的出口，通过清算协定，他无需使用德意志帝国银行缺乏的全球贸易润滑剂——黄金与硬通货。

在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史讨论中一直被忽视的一点是，西班牙不同于沙赫特式贸易政策的其他目标。和拉美、巴尔干国家不同的是，希特勒的“斯巴达”竭力生产的产品，正好是佛朗哥领导的国民军派需要的。德国出口的是理论上不能促进生产的军备产品，以此换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包括铁矿石、黄铁矿、钨锰矿和粮食，这又能用于军工产业。德国绝不是在对西班牙施予法西斯主义的恩惠，而是借此首先索取经济好处，最终要求直接拥有所有权。在英、法、美一直袖手不顾的情况下，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和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成为政府资助（但也很腐败）的工具，推动德国在西班牙投资并建立霸权。德国的这一做法与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的干预大相径庭，而且可以说破坏了意大利的行动。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和德国实现了经济共生，这不仅损害了西班牙更传统的贸易伙伴国，而且损害了佛朗哥的另一个恩主——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西班牙对德国的原材料与外汇转让，带来了德国对西班牙的长期投资，因为德国当局希望通过在西班牙收购资产加强贸易转移。沙赫特时不时的外交政策干预表明了第三帝国究竟想从依附于它的西班牙得到什么。这绝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正如力拓公司的英国代表一直提醒英国外交部的，从西班牙榨取资源改善了纳粹德国的战备。也许更关键的是，德国试图确保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仍能长期在国民军派经济中牢固地占据核心地位。

但“二战”的爆发给予佛朗哥之前缺乏的行动自由，从而破坏了德国在西班牙建立的影子帝国。尽管莱茨、加西亚·佩雷斯（Leitz anol Garcia pérez）等学者在考察了1936—1945年的整个情况后，迅速断定德国在西班牙的行动是一场“失败”，但如果聚焦在更短的时间段，我们也许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到1945年，所有的纳粹行动都是失败的。但1936—1939年，德国在西班牙逆转了两百多年的英法经济霸权。西班牙内战结束时，佛朗哥政权对德友好、恭顺，听命于纳粹的所有要求。与它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关系比较一下，情况就更明显不过了。缺乏资源的德国已经变成了西班牙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这一情况在“二战”爆发后持续了很久。假如没有发生这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一依附关系很可能延续下去。

这让我们思考一个关键问题：沙赫特的框架为何被抛弃了？为何德国认为在西班牙打造一个仿照巴尔干半岛的非正式帝国是不够的？原因部分是政治的，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吊诡的是，当沙赫特的对外贸易模式差不多在西班牙取得成功的时候，他却在柏林失势了。因此，我们可以从纳粹德国内部激进化的角度理解德国在西班牙的行动：其他传统意义上更保守的德国领导人，如冯·诺伊拉特、格德勒甚至冯·勃洛姆堡，都被驱逐出了第三帝国的领导层。更忠诚于纳粹意识形态的人走到了前台。[30]与沙赫特不同，希姆莱、达里等意识形态臆想家认为，把非正式控制权扩张到更多地方，将无法永久性地解决德国面临的问题。[31]然而，用贝恩德·文格尔（Bernd Wenger）的理论来说，他们的战争豪赌“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即使从追求务实的私利角度来理解，也是完全说不通的。”[32]这种“世界性战争”的观念与沙赫特的任何设想都大相径庭。这就是希特勒领导力的精髓。1937年之前，在沙赫特的经济管理下，德国遵循“全球政治”传统，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但在1937年之后，种族主义化的“生存空间”理论的目标成为政策主导。

1939年之后，沙赫特在政治上丧失了权势。尽管他在“二战”爆发后一段时间里仍有部长的虚名，但没人征询他的意见，也没人告知他希特勒的决定。[33]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认为，他在1939年曾试图叛逃美国。[34]1944年7月克劳斯·冯·史陶芬柏格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他被送往达豪集中营，1945年盟国部队在那里发现了他。沙赫特再次见到自己的死敌将在纽伦堡。纽伦堡审判期间，盟国士兵把这位银行家带到一间有两个浴缸的囚室。一个浴缸是给他的，而在另一个浴缸里，正躺着肥胖、赤裸的戈林，忙着擦洗身子。“尘世荣华，转瞬即逝！”沙赫特回忆道。[35]

1942年4月22日，在那场希特勒夸耀他扭转了西班牙内战的晚宴的几周前，他发表了一番猛烈抨击金融家的言论。与沙赫特的分歧依然让希特勒耿耿于怀，他问道：“金融家全是江湖骗子，对这帮人有什么必要保持严谨的诚实呢？”沙赫特曾渴望借助希特勒的力量重塑德国，但他不幸地低估了希特勒。希特勒继续说：“这一（隐瞒真实意图的）方法也有利于那些金融专家自己，因为万一事情出错了，他们就可以在公众面前辩解说，自己没有被告知真相。”[36]而这正是沙赫特在纽伦堡的辩护理由。正如他在那本可疑的自传中描述的，他声称，即使没有他，希特勒“也能找到其他方法、其他帮助，（因为）他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的人。”[37]美国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称沙赫特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杰克逊坚持认为，这位银行家“明知这场运动是错误的还参与，原因不过是，他觉得这场运动会赢。”[38]这是对沙赫特的公正描述，他就是一个狂妄的、受无法餍足的权力欲驱动的人。但无论是赤裸裸的投机主义，还是帮助希特勒重整军备的劣迹，都不被法庭视为足以构成死刑。也许原因并非沙赫特是无辜的，而只是像他据说曾告诉一位访客的话：要让纽伦堡审判显得合理正当，就必须有人被活着放出去。[39]于是沙赫特活了下来。他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提供咨询，经营自己的银行生意，甚至还能在60年代腾出时间批评德意志联邦银行（其前身就是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快钱”政策，煽起对通胀的恐惧。[40]

沙赫特与希特勒订立的“浮士德契约”不仅带来了大规模的军备重整，而且使德国非正式地投射其经济力量，这场投射本可产生更持久的结果，而不是在追求“生存空间”的自我毁灭过程中化为灰烬。证据显示德国在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建立的非正式帝国，在许多方面原本是可以维系的，鉴于此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另一种版本的欧洲“一体化”，尽管它已经被埋葬了70年。

附录

图A1 1922-1926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胀和沙赫特的稳定化政策：德国马克对美元

图A2 全球化触石焦：1921—1928年全球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图A3 就业危机和纳粹夺权：1921—1939年德国失业情况（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 Jahrbuch.

图A4 持续的压力：1924—1940年德国意志帝国银行的外记储备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s Jahrbuch.

图A5 德国的帝国表征：1935—1938西班牙出口的目的地

资料来源：Banco Exterior España.

图A6 德国的帝国表征：1935—1938西班牙进口来源地

资料来源：Banco Exterior España.

图A7 以较小成本来建立的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干预西班牙的成本（单位：百万比塞塔）

资料来源：Banco Exterior España.

注释

导语

1 “España es diferente.”这一广告词的设计者据说是Manuel Fraga Iribarne，人民党创始人之一，曾长期担任佛朗哥政府的旅游部长和情报部长。

2 Pierpaolo Barbieri, “From UN Outcast to U. S. Partner: Steering Fran- coist Spain toward the Economic Miracle," Hemispheres：The Tuf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30 (2009) ： 89 -128.

3 全世界有约4亿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仅次于汉语，多于英语。Winston Manrique Sabogal，“Lo que hay que saber del español,” El País2010年11月27日。

4 Arturo Pérez Reverte曾说西班牙内战是一场“在话语上已被穷尽的冲突”。“Clarín,” Revista Ñ，2012年11月23日。

5 例如，洛尔卡与法西斯主义“长枪党”的创始人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关系密切。参见Ian Gibson，The Death of Lorca（Chicago，1973）.

6 "Garzón investigará la represión franquista y abrirá la fosa de Lorca," El País, October 16, 2008.

7 Nieves Galindo, in Silvia Pisani, "Investiga el juez Garzón la muerte de García Lorca," La Nación ( Buenos Aires, Argentina) , October 17, 2008.

8 Reed Brody, "The Dismal Assault on Baltasar Garzón," Guardian, April 13, 2010.

9 欧洲发生的引渡战让智利法官也活跃了起来。最终智利最高法院剥夺了皮诺切特的豁免权，国际调查又发现他在美国和香港有隐蔽的银行账户，进一步破坏了他的名誉。这些账户令人怀疑，在大肆宣扬“公共道德”的皮诺切特政权里，曾广泛存在寻求私利的腐败，这是困扰很多拉美国家政府的问题。

10 他要求35名佛朗哥政府高官的死亡证明。“El juez Garzón abrirá 19 fozas,” ABC，2008年10月16日。

11 Jaime Sartorius, "La Ley de Amnistía no ampara el Franquismo, " El País, March 15, 2001.

12 Preston对胡安·卡洛斯执政初期的历史研究是无人能比的。Paul Preston，Juan Carlos：A People's King（London，2004）.

13 Anna Cuenca, "Justicia española sentencia el fin de la carrera del juez Baltasar, Garzón," AFP, February 9, 2012.

14 Human Rights Watch, "E1 proceso contra Garzón supone una amenaza a los derechos humanos,” January 13，2012.

15 人民党的创始人是著名的“西班牙与众不同”广告词的设计者，曾在佛朗哥政府中任部长。“Garzón pide al Constitucional que anule la decisión sobre su condena,” El País，2013年7月19日。

16 Thomas Catan, "Generalísimo Francisco Franco Is Still Dead — And His Statues Are Next,"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 2009.

17 Ley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Ley 52/2007, de 26 de diciembre, por la que se reconocen y amplían derechos y se establecen medidas en favor de quienes padecieron persecucióno violencia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y la dictadura,” Boletín Oficial Español, no. 310, I.22296, 2007.

18 Diana Rodríguez, “El Gobiemo retira la estatua de Franco en Nuevos Ministerios," EL País, March 17, 2005.

19 Sabrina Vidal, " 'Me expreso mejor en la lengua que me prohíben'—Musica," Diario de Mallorca, June 6，2006.

20 “Dedicado a Antonio Machado, Poeta. ’’

21 在与兄弟失散的情况下，这位诗人在战火蹂躏的西班牙依然积极写作。在躲避佛朗哥国民军派进攻的过程中，先是在巴伦西亚，然后在巴塞罗那，他写下了毕生中一些最好的诗作。

22 Antonio Machado, Soledades (Exeter, U. K. , 2006).

23 For a translation, see Miguel Hemández, The Selected Poems of Miguel Hemández, translated by Ted Genoways (Chicago, 2001), 350,

24 “Papá Cuéntame Otra Vez.” Serrano是演唱者，但歌曲本身是由他的兄弟作词的。

25 "Sous les pavés, la plage. "

26 过去20年出版了很多关于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悲剧的伟大历史著作，如Angel Viñas、Ronald Radosh、Stanley Payne和Paul Preston的书。我从Viñas已成经典的著作中尤其获益良多，包括Franco，Hitler y el Estallido de la Guerra Civil：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Madrid，2001）.同时可参考他描写共和派的杰出三部曲：La Soledad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2006），El Escudo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2007），El Honor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2009）。

27 过去十年里，在Overy、Milward、Barkai等学者的传统研究的基础上，Adam Tooze等学者已经显著提升了我们对纳粹经济政策的理解。Adam Tooze，The Wages of Destruction：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London，2006）.也可参见Avraham.Barkai,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Ideologie，Theorie，Politik，1933-1945（Frankfurt，1988）and Alan Milward，War，Economy，and Society，1939-1945（Berkeley，1977）.

28 Mark Mazower, Hitler's Empire ： 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 New York, 2008) ；Alan Milward, 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 Oxford, 1970) and The Fascist Economy in Norway (Oxford, 1972).

29 不同视角参见Christian Leitz，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1936-1945（New York，1996）.一篇以Viñas的独创研究为基础的、附有给人启发的文献证据的西班牙语博士论文，参见Rafael 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Madrid，1994）。

30 Henry A. Kissinger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Reflections on Bismarck, " Daedalus 91, no. 3 (1968)： 888 -924.

31 这一视角大体上与（德国人）对纳粹干预的主流解读相反。直到几年前，他们的解读仍一直主要沉浸在“冷战”言辞中。来自西方的解读，Manfred Merkes，Die Deut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1936-1939（Bonn，1961）；来自东方的解读，Marion Einhorn，Die Ökonomischen Hintergründe Der Faschistischen Deutschen Intervention in Spanien 1936-1939（Berlin，1962）.同时见两本重要著作，它们更新了之前的研究，聚焦于德国剥削西班牙的主要机制：Hans-Henning Abendroth，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Die Deutsch-Spanischen Beziehungen Im Spannungsfeld Der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politik Vom Ausbruch Des Bürgerkrieges Bis Zu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1936-1939（Nuremberg，1970）以及Mittelsmann Zwischen Franco und Hitler：Johannes Bernhardt Erinnert 1936（Marktheidenfeld，1978）。

32 这一观点的核心主张者，参见Robert H.Whealey，Hitler and Spain：The Nazi Rol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Lexington，Ky.，1989）。

33 最新一本关于沙赫特的学术传记，以及Tooze写的纳粹主义经济史，都大体上忽略了这一视角。从传记的视角，见Christopher Kopper，Hjalmar Schacht：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ächtigstem Bankier（Munich，2006）。沙赫特写的著名自传在这方面也有很多不足：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Munich，1953）。也可参见Heinz Pentzlin，Hjalmar Schacht：Leben U.Wirken E.Umstrittenen Persönlichkeit（Berlin，1980）；John Weitz，Hitler's Banker（Boston，1997）。

34 这符合Ian Kershaw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Hitler：1936-1945：Nemesis（London，2000）。

35 关于作为一种宗教的纳粹主义，参见Michael Burleigh，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New York，2000）。

36 Ismael Saz, Mussolini Contra La II República： Hostilidad, Conspiraciones, Intervención (1931-1936) (Valencia, 1986).

37 Mario Luciolli, Mussolini e l'Europa： La Politica Estera Fascista ( Florence , 2009) ; Fulvio D'moja, La Politica Estera Dell'impero ： Sto ia Della Politi ca Estera FascistaDalla Conquista dell'Etiopia all'Anschluss (Padova, 1967).

38 Angel Viñas, “La connivencia Fascista con la sublevación militar otros éxitos de la trama civil，’’ in Los Mitos Del 18 De Julio, edited by Francisco Sánchez Perez (Barcelona, 2013), especially 79 - 182.

39 在Hitler and Spain一书的结语中，Whealey综述了这一论点。

40 Coverdale撰写的关于意大利干预西班牙的经典历史著作对这些战略影响关注不足：John 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Princeton，1975）.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著作是一本简明扼要的意大利语著作，几乎没有被历史研究界注意到：Vincenzo Giura，Tra politica ed economia（Napoli，1993），尤其是第90—94页。

41 Galeazzo Ciano, Diary 1937 - 1943 (New York, 2002), entry of March 14, 1939, 200.关于来源，参见第3章注释1。

42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6, no. 1 (1953).

43 See for instance Harold James, Making the Europe an Monetary Union (Cambridge, Mass. 2012).

44 See Michael Burleigh, The Third Reich；Gö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New York, 2007) . See also 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London, 1993) , especially 40 - 47；Adam Tooze, Economics, Ideology and Cohesion in the Third Reich ： A Critique of Goetz Aly's "Hitlers Volksstaat," translation of a Dapim Lecheker HaShoah essay, September 2005, courtesy of the author.

45 Mazower, Hitler's Empire, especially 2-15.

46 Alan Milward，War，Economy，and Society，1939-1945（Berkeley，1977），14；Tooze，Wages，尤其是第532—533页。这一观点的符合逻辑的结论大体上是，1939年德国经济需要战争，可见于Timothy Mason，“Innere Krise und Angriff skrieg 1938/1939,”收录在Hans Volkmann Wirtschaft und Rüstung am Vorab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Düsseldorf，1975）。

47 For that view, see Rafael Garcia Pé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71 -74；Christian Leitz, Economic Relations, especially chapter 5.

48 Ramón Pérez-Maura, introduction to La Guerra Civil en sus documentos (Madrid, 2004), 394.

第一章

1 阿托查火车站也是2004年马德里恐怖爆炸的发生地，该事件因其发生日期而被称为“11-M”（译者注：指3月11日）。

2 “Este museo no es el más extenso，pero sí el más intenso.”这句话用西班牙语说要押韵得多。

3 Agustín Benito Oterino, "La Luz En La Quinta Del Sordo： Estudio De Las Formas y Cotidianida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2004.

4 这幅画的名称有很大争议。像戈雅该时期的其他画作一样，画家并未为其正式起名（或者人们没有发现他起的名字）。一些人把这幅画题为《决斗》，但也有一些19世纪的西班牙人称其为《加利西亚人》。

5 Miguel de Unamuno，“Hispanidad,” in Síntesis，6：第305—310页（Buenos Aires，1927）。在马查多兼收并蓄的作品《箴言与歌曲集》中，有几首双行体诗契合“两个西班牙”这一主题。例如：“有一个想活下去的西班牙人/他开始身处二人之间/一个死去的西班牙/和一个打哈欠的西班牙。”Antonio Machado，Proverbios y Cantares，in Poesias completas de Antonio Machado（Madrid，2006），nos.52，8。

6 关于这一著名说法是如何产生的，存在争论，但当时绝对存在这一描绘西班牙的说法。为了纪念菲利普的女儿嫁给萨伏伊公爵，意大利诗人巴蒂斯塔·乔万尼·瓜里尼写道：“Altera fi glia / Di qel Monarca，a cui / Nö anco，quando annotta，il Sol tramonta.”（骄傲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位君主/他统治之地，太阳永不落。）后来弗朗西斯·培根也提到这一说法：“当东印度和西印度在西班牙君主的统治下相遇时……在西班牙的版图上，太阳永不落。”Francis Bacon and Basil Montagu，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lord chancellor of England（Carey，1841），第438页。

7 在教会支持下签署的著名的《托德西里亚斯条约》，划分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新世界”的归属权，授予这两个帝国“在征服过程中传播基督教”的权力。

8 这一概念的普及化参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London，1988）.

9 Los fusilamientos de la montaña del Príncipe Pío (1814).

10 Lynch给圣马丁写的新传记综述了启蒙思想的传播状况。John Lynch，San Martín（London，2009）.

11 关于提出这一主张的核心人物，参见François- Xavier Guerra，Modernidade independencias：Ensayos sobre las revoluciones hispánicas（Madrid，1992）.

12 法语是“Ils n'ont rien appris，ni rien oublié.”这通常被认为是塔列朗（Talleyrand）大公的话。

13 数据见Javier Cuenca，“Ingresos netos del estado Español，1788-1820,” Hacienda pública española 69（March- April 1981），第183—208页。有用的绘图展示参见Miguel Ángel López Morell，La casa Rothschild en España（Madrid,2005），第42页。

14 见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Mémoires D'Outre- Tombe（Paris，1999）；这是Jean d'Ormesson做的翻译。

15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New York, 1998) , 141.

16 Alejandro Pérez, Artículos de Mariano José de Larra (Barcelona, 1983).

17 第一次“卡洛斯战争”发生在伊莎贝拉的母亲“两西西里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时期。1934年和1937年都出现了“短宪法”（statue），1937年出现了一部新宪法。（译者注：原文如此，应该是1834年和1837年。）参见Jordi Canal，El carlismo：Dos siglos de contrarrevolución en España（Madrid，2000）.

18 这一短语无法翻译，但类似于意大利复兴运动主张的自由主义土地改革。参见Gabriel Tortella，El Desarrollo de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Madrid,1995），第43页。伊比利亚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加斯帕尔·霍维利亚诺斯在1795年写了一本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宗教裁判所曾试图将其列为禁书：Gaspar de Jovellanos，Informe de D.Gaspar de Jovellanos en el expediente de Ley Agraria（Bordeaux，1820）.关于此事的现代记述参见Francisco Martí Gilabert，La desamortización española（Madrid，2003）.

19 Josef Becker and Michael Schmid, Bismarcks Spanische "Diversion" 1870 und der Preussisch-Deutsche Reichsgriindun gskrieg (Paderbom, 2003).

20 Edgar Holt, The Carlist Wars in Spain (Boston, 1967) , 243.

21 大仲马等人反对这一说法。虽然大仲马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但他这样憧憬一个共和制的西班牙：“Hier，ivre de bonheur，il me fut impossible de retenir les larmes qui par instants coulaient sur mes joues；il me semblait que je voyais les yeux ouverts le plus beau rêve de ma vie —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见Gerald Brenan，The Spanish Labyrinth（Cambridge，U.K.，1960），第15页注2。

22 桑赫斯特学院是英国顶尖的皇家军事学院，至今仍是首屈一指的军事教育机构。

23 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75 (Oxford, 1982)

24 Néstor Luján, Cuento de cuentos： Origen y aventura de ciertas palabras y frases proverbiales (Madrid, 1993), 222-23.

25 “Son españoles los que no pueden ser otra cosa.”他还就他实现的复辟写了一本回忆录。参见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Historia de la de cadencia de España（Madrid，1910）以及La Restauración Monárquica（San Lorenzo Escorial，1978）。

26 一个重要的自由派项目是“自由学习学院”（Institute of Free Learning）。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为数很少的西班牙自己的对本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机构。一本关于该机构历史的书是Carlos Algora Alba，El Instituto- Escuela de Sevilla（1932-1936）（Seville，1996）。

27 “帕多协定”（Pacto del Pardo）将双方的权力分享协议正式化。参见Robert Kern，Liberals，Reformers，and Caciques in Restoration Spain，1875-1909（Albuquerque，N.M.，1974），尤其是第67—69页。

28 Adolfo Posada, Estudios sobre el régimen parlamentario en España (Madrid, 1891) , 28 -30, cited in Brenan, Spanish Labyrinthy 4.

29 Ibid. 5 -1.

30 See Paul Preston, 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94), 74-120.

31 《纽约时报》罕见地赞颂了刺杀他的人。“Angiolillo Died Bravely,” New York Times，1897年8月22日，第5版。

32 Angel Ossorio y Gallardo, Julio de 1909, declaración de un testigo (Madrid, 1910), 13.

33 对这段时期的一番概览，参见Stanley Payne，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Modern Spain（Stanford，1967），第10章

34 集中于外交政策方面的一本很好的比较研究著作，可参见Gustavo Palomares Lerma，Mussolini y Primo De Rivera：Política exterior de dos dictadores（Madrid，1989）。

35 See Leandro Alvarez Rey，Bajo el fuero militar：La dictadura de Primo de Rivera en sus documentos（Seville，2006），第200—202页。Primo与西班牙社会最反动的势力结盟的历史，可参见Carmelo Adagio，Chiesa e nazione in Spagna：La dittatura di Primo de Rivera（Milan，2004）。

36 Hugh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2001), 49.

37 据Prados de la Escosura的一份有趣的语言学分析，经济学家在描述西班牙的这段历史时最喜欢用的词语有“停滞”、“失败”和“落后”。参见Jaime Vicens Vives，Manual de historia económica de España（Barcelona，1965）；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De imperio a nación（Madrid，1988），第15页、第239—241页。Jordi Nadal，El fracaso de la revolución industrial en España（Esplugues de Llobregat，1975），第293—296页；Nicolás Sánchez-Albornoz，España hace un siglo：Una economía dual（Madrid，1977），第36页。比较研究参见Gabriel Tortella，“Atraso y convergencia：El desarrollo de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en el contexto de la Europa Mediterránea,”见Martín Aceña的编的El sistema fi nanciero en España（Granada，1999）；Ramón Tamames，Estructura Económica De España（Madrid，1986），第4—10页。一个重要但无人呼应的例外是David Ringrose，Spain，Europe，and the “Spanish Miracle”（New York，1998），尤其是第387—397页。

38 Tortella, Desarrollo, 10-12, 70-75.

39 Sánchez-Albomoz, España hace un siglo，26.

40 详细的统计分析参见Gabriel Tortella et al.，“Producción y Productividad Agraria,”的表了收录在主编的La modernización económica de España，Nicolás Sánchez-Albornoz（Madrid，1985），第76页。麦迪森的数据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Paris，2006）。

41 到共和国成立时，不到20英亩的农场占所有农场的99%以上。参见Michael Seidman，The Victorious Counterrevolution（Madison，Wisc.，2011），loc.214.

42 19世纪80年代平均1000名儿童的入学率是104.1，到20世纪10年降为85.9，下降了约17%。见Tortella，Desarrollo，第85页。

43 Lars Sandberg, "IgnorancePoverty and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Variations on Alexander Gerschenkron’s Grand Theme,” Journal Economic History 11 (1982) : 675 -98.

44 Prados de la Escosura, De imperio a nación, 28; Nadal, El fracaso, 226.

45 The See Rondo Cameron, 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f, 1800-1914 (Princeton N. J. , 1961) . Also cited in Tortella, Desarrollo, 163.

46 参见Tamames，Estructura Económica,尤其是“结论”。关于在开放造成的“有害”影响，大多数作者指的是矿产丰富的西班牙贱卖采矿权。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力拓等公司的投资，可参见Guy de Rothschild，The Whims of Fortune（New York,1985），第220—221页。

47 See Tortella, "Prefacio" to Prados de la Escosura，De imperio a nación, 11-12.

48 这一时期商业政策的详细情况参见José María Serrano Sanz，El Viraje proteccionista en la Restauración（México，D.F.，1987）；Prados de la Escosura，De imperio a nación，第22页。

49 瑞士和西班牙的自然禀赋大体相似，有关与瑞士对比的原创性比较研究可参见Jean Bergier，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Suisse（Lausanne，1984）.进口税（arancel）在西班牙帝国各地有长久历史。例如，可参见José Manuel de Paz，Sumario del arancel，aprobado por su Magestad（México，D.F.，1723）。

50 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持这一观点，但各自聚焦于不同的因素。参见Nadal，“结论”部分内容见Fracaso de la Revolución Industrial；Tortella，Desarrollo，第379-380页。Tortella，“Atraso y convergencia,”第12—14页；Vicens Vives，Manual de historia económica，第32—45页；Sánchez- Albornoz，España hace un siglo，第6—13页。尽管结论相似，但Prados de la Escosura在De imperio a nación的第24页中主要将此归因于工业自身。关于经典的发展理论，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ss.，1966）；Walt 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UK，1990）。

51 De Lanra, "All Saints' Day 1836. "

52 In Prados de la Escosura, De imperio a nación, 25. Also Joseph Harris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m Spain (Manchester, U. K , 1978)，54；Sidney Pollard, Typology of IndusPial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ur, Switzerland, 1990) , 244；Clive Trebilcock,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 -1914 (London, 1981), 363；T. Iván Berend and György Ránki, The European Periphe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1780 -1914 ( Cambridge, U. K. , 1982), 140.

53 “迦太基必须被摧毁”（Carthago delenda est）是布匿战争时期常见的一则拉丁语政治宣言。普鲁塔克称，罗马政治家老加图每次演讲结束时都要用不同形式使用这一短语。参见Charles E.Little，“The Authenticity and Form of Cato's Saying ‘Carthago Delenda Est,’ ” Classical Journal第29卷第6期（1934）：第429—435页。

54 José Ortega y Gasset, “El error Berenguer,’’ El Sol, November 15, 1930.

55 For details on Lerroux, see Ramón Serrano, Alejandro Lerroux ( Madrid, 2003).

56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 41.

57 See reference in Time, June 29, 1931.

58 On the strike, see Álvaro Soto Carmona, El Trabajo industrial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1874 -1936 (Madrid, 1989) , 423.

59 Manuel Azaña, La velada en Benicarló (Barcelona, 1939).

60 关于共和国的行为模式，参见Seidman，The Victorious Counterrevolution，尤其是第1章。Seidman更早的关于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社会史的另一本书也很有价值：Michael Seidman，Republic of Egos（Madison，Wisc.，2002）。

61 “En mi hambre，mando yo.” Salvador de Madariaga，España（Madrid，1931）.这段记述部分来自之前提到的Madariaga写的那本引人入胜的英文著作。

62 对Segura的信的全文引，述参见Gonzalo Redondo，Historia de la Iglesia en España，1931-1939（Madrid，1993），第1卷，第142—146页。

63 Cited in Time, May 18, 1931.

64 Ibid.

65 Cited in Brenan, Spanish Labyrinth, 36.

66 For reference, see G. M Godden, Conflict in Spain, 1920-1937: A Documented Record (London, 1937) , 35.

67 有关“桑胡尔霍政变”的详细资料综述，参见Stanley G.Payne，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Modern Spain（Stanford，1967），第15章。有传言说，一名思想左倾的妓女向她的共和派顾主透露了她保守派顾主之间的谈话。

68 See Preston,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140. For another view, see Edward Malefakis,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 New Haven, Conn. , 1970).

69 对这一过程的详尽但有明显倾向性的概述，参见La Reforma Agraria en España（Valencia，1937）。

70 Manuel Tuñón de Lara, La España del siglo XX (Madrid, 2000), 1： 469 -71.

71 对桑胡尔霍在葡萄牙经历的详细叙述参见César de Oliveira，Salazar e a Guerra Civil De Espanha（Lisbon，1987），第114—116页。

72 1934年1月拉戈·卡瓦列罗组建了一个“革命预备委员会”，仿佛革命可以由委员会从党总部发动一样。参见经典著作Stanley Payne，Spain's First Democracy（Madison，Wisc.，1993），第198—199页。

73 See Miguel A. Ardid Pellón, José María Gil Robles ( Barcelona, 2004).

74 近年出版的一本关于1934年革命的书是Emilio García Gómez，Asturias 1934：Historia De Una Tragedia（Zaragoza，2010）.

75 有著作很有启发性地收集了描述这场革命及其影响的原始资料，可参见Harvard Western European Local History Preservation Microfilm Project，01061：La Revolución de Asturias：Documentos（México，D.F.，1935）。关于“中立观察者”的困惑，很有用的记述是Revolución en Asturias：Relato De La Última Guerra Civil Por Un Testigo Imparcial（Madrid，1934）.

76 José Gonzalo Flórez,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 Madrid, 1997), 118，120.

77 Luis E. Togores, Millán Astray, Legionario (Madrid, 2003).

78 对他们崇拜死亡的分析，可参见John H.Galey，“Bridegrooms of Death：A Profile Study of the Spanish Foreign Le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第2期（1969）：第47—64页。

79 对佛朗哥指挥的这场镇压的最好评论是经典著作Gabriel Jackson，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1931-1939（Princeton，N.J.，1965）。

80 El Liberal de Bilbao, January 20, 1936.

81 Ibid.

82 Gabriel Jackson,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y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2008), 537-38.

83 当时报纸的报道摘录，包括保王党报纸ABC对“群氓”的流言表示不满，参见Gonzalo Redondo，Historia de la Iglesia en España，1931-1939（Madrid，1993），第491页。

84 Gil Robles at the Cortes, June 15, 1936.

85 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Obras completas de 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Madrid，1954）。参见他1933年10月29日在马德里喜剧院的演讲。

86 Ibid.

87 共和派警察José Castillo在一天前被枪杀，据说凶手是José Antonio手下的一伙长枪党人。

88 尽管大多数记述都认为，西班牙政府对这起报复Sotelo的事件并不知情，但此事仍有很多疑问。事实上，根据很多信息源，那些把他从家里劫走的人最初并不打算杀害他。关于汽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是1939年6月15日Aniceto Castro的证词，这是由佛朗哥派通过可能有瑕疵的审讯程序取得的。

89 José Antonio早在选举期间就以走私军火的罪名被囚禁，这是避免一场可能的长枪党人政变的稳妥方式。

90 Preston已令人信服地证实，Sotelo被杀事件最终推动佛朗哥参加叛乱，但关于政变前夕佛朗哥的行动，仍有很多不明之处。

91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 203.

第二章

0 文首诗：安东尼奥·马查多是20世纪最杰出的西班牙诗人之一。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留在共和派控制区，先是在瓦伦西亚，后转到巴塞罗那，最后流亡法国，于佛朗哥最终获胜前夕在法国去世。参见Antonio Machado，Soledades（Exeter，2006）。

1 See for instance, Paul Preston, Las Tres Españas del 36 ( Barcelona, 1998), 338 -83.

2 Paul Preston, Doves of War ： Four Women of Spain (London, 2002 ).

3 John O'Loughlin，Colin Flint, and Luc Anselin, "The Geography of the Nazi Vote： Context, Confession, and Class in the Reichstag Election of 1930,”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4, no. 3 (1994)： 351 -80；Richard Bessel, "The Nazi Capture of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no. 2 (2004)： 169-88；Courtney Brown, "The Nazi Vote： A National Ecological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no. 2 (1982) ；285 - 302.

4 “¡No pasarán!”她是在7月18日发表这番广播演讲的。尽管当时她指的是不让身在马德里的叛军同情者通过，但这句话在1936年11月佛朗哥围困马德里期间流行开来。在伦敦反对“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的示威中，也能听到这句口号。这句话也进入了文学作品，从J.R.R.托尔金的《魔戒》到安伯托·艾柯的《傅科摆》。最初出处参见La Guerra Civil en Sus Documentos（Madrid，2004），第32—36页（以下称Documentos Españoles）。

5 源于Aceña、Martinez Ruiz和Pons Bria所做的开创性研究的最新记述确证了共和派拥有的这一“最初优势”。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战争初期共和派遭遇的一系列军事失利，但这些失利只是由于德意法西斯的干预。参见Pablo Martin- Acena，Elena Martinez Ruiz，and Maria A.Pons Brias，“War and Economics：Spanish Civil War Finances Revisited,”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Germany，MPRA Paper，no.22833（2010），尤其是第25—26页。

6 人民阵线政府把摩拉和佛朗哥都调到了别的地方。

7 Viñas对这一点有了很好的描述。不过对于“反共和派”的历史记述，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Angel Viñas，El Escudo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2007），尤其是“结论”部分。

8 对双方力量对比所做的最好的估算，至今仍然是托马斯勋爵的估算。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London，2006），第19章。

9 1937年国民军派出版社出版了摩拉的回忆录。回忆录主要记述了内战爆发之前很久的时候他在政府里的经历。Emilio Mola，Memorias（Barcelona，1977）。

10 Esteban Gómez, El Eco de Las Descargas： Adiós a la Esperanza Republicana (Barcelona, 2002) , 85.

11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dements, Sixième rapport annuel, November 5, 1936. See also Angel Viñas, El Oro de Moscú (Barcelona, 1989) , 12 — 13.

12 Pablo Martín Aceña, El Oro de Moscú y el Oro de Berlín (Madrid, 2001).

13 Richard Burdekin and Farrokh K. Langdana, "War Finance in the Southern Confederacy, 1861 - 186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0, no. 3 (1993)： 352 -76.

14 共和派所采取的这种控制海军的方式，不久后就产生了对其不利的后果。Burnett Bolloten，The Spanish Civil War：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Chapel Hill，N.C.，1991），第49页。

15 Fernando Schwartz, La intemacionalización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1972)，38.

16 一架飞机坠毁，两架迫降法属摩洛哥，这使法国掌握了意大利干预西班牙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在运输任务结束后，这些“容克Ju52”运输机被改造为轰炸机。Edward Homze，Arming the Luftwaffe（Lincoln，Neb.，1976），第182—190页。

17 José Gomá Orduña, La Guerra en el aire (Barcelona, 1958) , 45.

18 See Gerald Howson, Arms for Spain (London, 1998) , 36.

19 Ibid. , 43.

20 Louis Fischer, Men and Politics：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41), 354.

21 最初是在这本书里记述的：Allison Peers，编，“Documents of the Civil War,” Bulletin of Spanish Studies（Institute of Hispanic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第13卷第52期（1936）：第192页。

22 See Diego Martínez Barrio, Memorias (Barcelona, 1983), 242-63.

23 当时西班牙总理府收到了许多从外国截获的电报，这些宣称支持叛军的电报来自各种不同的政府部门。这些电报后来被收集起来，加入了所谓的“阿萨尼亚档案集”中，这些档案存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外交部的“巴塞罗那档案馆”里。参见Archivos de Azaña，档案盒88（以下称为Archivos Españoles）。

24 Jean Lacouture, Leon Blum (New York, 1977), 305.

25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 - 1939 (11 Avril - 18 Juillet 1936) (Paris, 1963), Document 283, 786.

26 André Delmas, A gauche de la barricade (Paris, 1950), 110.

27 著名的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事件暴露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深刻的社会裂痕（以及反犹主义）。犹太人弗雷德斯是法国陆军军官，被错误地判罪。从政治家到小说家，从电影制片人到哲学家，弗雷德斯事件导致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分裂：人们被分成“挺弗雷德斯派”和“反弗雷德斯派”。布鲁姆坦率的政治回忆，参见Léon Blum，Souvenirs sur l'aff aire（Paris，1935）。

28 Lacouture, Blum, 54.

29 Charles Maurras是早期的法西斯主义者，一名保王党人，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作家，“法兰西行动”运动的创始人。更多背景参见Jean- Pierre Azéma and Michel Winock，Histoire de l'extrême droite en France（Paris，1993）。

30 L'Echo de Paris, March 23 , 1936.

31 See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New York, 1992), 138.

32 Le Popidaire, May 4, 1936.

33 Clara Malraux, Le Fin et Le Commencement (Paris, 1972) , 16.

34 1936年5月5日莱昂·布鲁姆和Marceau Pivert之间的辩论。对此事的记述参见Lacouture，Leon Blum，第246—247页。

35 在维希法国时期，Vallat出任“犹太问题委员会”主管。这是Martin的翻译。Benjamin Martin，France in 1938（Baton Rouge，La.，2006），第52页。

36 L'Humanité, June 13, 1936.

37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府不稳定。当布鲁姆出任第114任总理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只有60多年，几乎相当于平均每年两任总理。

38 Cot在1933年到苏联旅行后逐渐倾向左翼。关于他是不是成了克里姆林宫安插在法国政府内部的一名秘密代理人，至今仍有一些争议，不过相关史料似乎不支持这一观点。

39 Sabine Jansen, Pierre Cot： Un Itinéraire politique du Radicalisme au Progressisme (Paris, 2000).

40 不过，1970年代Cárdenas提供给托马斯勋爵的证据显示，他在政变爆发后的几天里依然忠于共和派。但客气地说，这一说法令人怀疑。

41 共和派所要求的供货情况见Homze，Arming the Luftwaffe，尤其是第3章。

42 几个月后，当纳粹的重整军备行为让法国蒙受风险时，Cot实施了国有化。

43 关于伦敦在最后时刻筹备这场会议的情况，参见CAB/23/85，U.K.Cabinet Memoranda，1935-1937（or 1937-1939）Cabinet Papers，National Archives，Kew，尤其是第133页。

44 Treaty of Versailles, Articles 42 , 43 , 44.

45 Cited in Alan Bullock,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 1962), 137.

46 法国的观点是英国根本“靠不住”。参见Nicholas Rostow，Anglo- French Relations，1934-36（London，1984）.

47 Robert Young, In Command of France： French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ning, 1933-1940 (Cambridge, Mass. 1978), especially 121-25.

48 Keith Middlemas and Anthony John Lane Bames, Baldwin: A Biography (London, 1969), especially 1023.

49 Reproduced in French in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Tom IIIDoc. 20 , 46.

50 从技术上而言，所有派驻英国的大使和高级专员都是由圣詹姆斯宫负责的。圣詹姆斯宫至今仍是英国“君主的至高宫殿”。

51 Cited in Lacouture, Leon Blum, 307.

52 L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en France de 1933 à 1945：Témoignages et documents recueillis par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Paris，1952），257.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艾登神秘地略去了这句话。

53 Stone详细记述了艾登如何直到1937年年中才改变主意。这一改变对西班牙共和国来说已经太晚了。Glyn Stone，Spain，Portugal and the Great Powers，1931-1941（London，2005），第53—第54页。

54 Little阐述了有意思的观点：当时英国内阁担心共产主义甚于纳粹主义，而这对1935年大选造成了影响。Douglas Little，“Red Scare，1936：Anti-Bolshevism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Non-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第23卷第2期（1988），第291—311页。同时参见Middlemas and Barnes，Baldwin，尤其是第823—824页。

55 L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en France, 257.

56 James Marshall- Cornwall et al.，无编，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D序列，1937-1945，第3卷：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Washington，D.C.，1950）（以下简称German Documents），Doc.3，4，n1.这些文件的两个关键来源见Hans- Jürgen Döscher，Das Auswä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e：Diplomatie Im Schatten Der “Endlösung”（Berlin，1987）；Norbert Frei，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and the Nazi Past：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Historians' Commission（Berlin，2011）.德国外交部（Ministerialdirektor）执行部长Dieckhoff也很快把这个情报发给了身在伦敦的俾斯麦大公，以便他与艾登讨论此事。但到了7月23日，德国外交部的Dumont仍只能联系到德国驻伦敦使馆的书记官（Kanzler）Achilles。

57 Little，“Red Scare 1936，” 293 -94.

58 Viñas, El Escudo de la República, chapter 8, especially 321-29.

59 对《巴黎晚报》和《不妥协派报》头版的描述见François Fontaine，La Guerre d'Espagne：Un deluge de feu et D'images（Paris，2003），第26—28页。（译者注：正文并未提到《巴黎晚报》。）

60 German Documents, Doc. 23.

61 Young, In Command of France, 128 -30.

62 L'Action Française, July 22, 1936.

63 M. D. Gallagher, "Leon Blu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6, no. 3 (1971) ： 56 - 64.

64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Doc. 28, 56. Time of arrival： 15： 00 Paris time.

65 Lebrun后来对这段动荡岁月的描述见Albert Lebrun，Témoignage（Paris，1945）。

66 Delbos所持的这一立场主要是基于他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艾登的忠诚。Stone所做的新研究详细记述了这一点：Glyn Stone，“Yvon Delbos and Anthony Eden：Anglo-French Cooperation，1936-38,”见Anglo-French Relations Since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Abington，U.K.，2009），第165—186页。

67 Darlan海军上将被派到伦敦与英国第一海务大臣Chatfield勋爵商讨，得到的回答并不令人振奋。他回报枯坐的布鲁姆，英国人说，假如法国对西班牙的干预导致战争，“法国将不能指望英国的支援”。参见Gallagher,“Leon Blu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60页。

68 Stone, Spain, Portugal and the Great Powers, 50. See also Young, In Command of France, 128.

69 这与他正在不断形成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参见Jansen，Pierre Cot。

70 Stone, "Yvon Delbos and Anthony Eden, " 167.

71 De los Ríos似乎当时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参见Gallagher，“Léon Blu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63页。

72 De los Ríos似乎当时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参见Gallagher，“Léon Blu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63页。

73 German Documents，卷宗15和17是证明这一点的有用的例子。

74 这显示出伦敦鼓吹的不干涉政策是多么“成功”，我将在下文阐述这一点。参见Stone，Spain，Portugal and the Great Powers，尤其是第57—62页。

75 Pierre Cot, “Nationalisation d’industrie aeronautique,” in Cot Papers, July 1936 (but mistakenly cited as 1937) , cited correctly in Herrick Chapman, State Capitalism and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in the French Aircraft Industry ( San Francisco, 1991) , notes. See also Pierre Got, Triumph of Treason. .. (London, 1944).

76 Dante Puzzo,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1962) , 241.

77 当时还年轻的汤因比（Toynbee）曾主持编撰一份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国际事务调查，其第二章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违反不干涉政策的情况。Arnold J.Toynbee，主编，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1925-1937），第2页，第10—23页。

78 这是Gallagher得出的结论，见“Blu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64页。Stone和Lacouture赞同这一结论，不过是基于稍微不同的理由。

79 de los Ríos送交马德里的报告参见Archivos Españoles，b.36，Docs.2-17。Malraux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角色，参见Paul Nothomb，Malraux en Espagne（Paris，1999）.

80 Enrique Moradiellos，"British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Face of the Military Rising of 1936 in Spa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no. 2 (1992)： 123 -37.

81 Rostow, Anglo-French Relations, especially 162.

82 Stone的结论是，英国国民政府决定“作壁上观”。Stone，Spain，Portugal and the Great Powers，第26页。关于英国外交部的观点，最好的记述是Stone，“Yvon Delbos and Anthony Eden,”第165—186页。同时参见Gallagher，“Léon Blu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64页。

83 W. N. Medlicott et al. eds. ,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econd series, vol. 17 ( London, 1979) ( henceforth, British Documents) . See chapter 7, Doc.4, 7.

84 Middlemas and Barnes, Baldwin, 954.

85 British Documents，第5页。参见提出本章前文对艾登对布鲁姆的警告的分析。这一警告是在一个应当是有所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的。

86 British Documents，Docs.15，16。这份文件主要是关于西班牙驻伦敦大使Oliván的个人处境。Oliván是艾登的私人朋友。参见Doc.17。

87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争议源于1955年鲍德温之子对当时形势的评估，他几乎完全是为了抨击丘吉尔而写这份评估的。但不管鲍德温私下里是怎么做的，他在大选期间肯定没有主张重整军备。鉴于工党和自由党对此的反对态度，这是明智的政治策略。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London，2005），第377页。

88 Thomas Jones, Diary with Letters ( London, 1956); Ian Kershaw, Hitler 1936 -19451 Nemesis (London, 2000), 4.

89 Stone, “Yvon Delbos and Anthony Eden,” especially 185 -86.

90 这一点似乎为一本更新的艾登传记确证。D.R.Thorpe，Eden：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1897-1977（London，2011）。

91 一份有意思的新研究详细展示了Salazar在宣传中扮演的角色：Alberto Pena Rodríguez，O Que Parece É：Salazar，Franco e a Propaganda Contra a Espanha Democrática(Lisbon，2009）。

92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xangeiros Portugal, Dez Anos De Política Externa (1936-1947) ： A Nação Portuguesa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Lisbon, 1961 ) , vol. 3, Doc. 20 ( henceforth Portuguese Documents ) . See also Moradiellos, "British Political Strategy," especially 129，nl7.

93 这一表述是指所谓的“英葡同盟”，始于1386年签订的《温莎条约》。

94 Portuguese Documents, vol. 3, Doc. 23.

95 这份文件应归功于Saz。参见Ismael Saz，Mussolini Contra la II República（Valencia，1986），第204—205页。

96 意大利后来梦想在西地中海建立自己的基地。Simon Ball，The Bitter Sea：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editerranean，1935-1949（London，2009），尤其是第1章。

97 Winston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London, 1948), 168.

98 Foreign Office，Private Foreign Offic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FO/954/27A，1，National Archives，Kew，U.K。丘吉尔从查特韦尔庄园写信给艾登，感谢他寄来一本《十二日》，同时表示他的书商将寄给他一本《叔叔，请给我们面包》。

99 Jones, Diary with Letters, 231. See also Rostow, Anglo-French Relations, 245-47.

100 Hugo García, The Truth about Spain! Mobilizing British Public Opinion, 1936-1939 (Brighton, U. K. , 2010), especially 80-81.

101 FO/954/27A, 1.

102 García, The Truth about Spain! , 81.

103 Philip Williamson，Stanley Baldwin（Cambridge，U.K.，1999），尤其是第1章。关于这些屠杀造成的影响，以及至少是英国和阿根廷驻西班牙使节对此的批判态度，参见Viñas，El Escudo de la República，第2章。

104 1935年德国和英国达成一份海军协定，纳粹德国同意，其海军扩张的上限是英国海军规模的35%左右。该协定相当于承认德国有权拥有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大得多的海军规模。Mark Alch，Germany's Naval Resurgence，British Appeasement，and the Anglo- German Naval Agreement of 1935（London，1977）。

105 尽管艾登的自传总体上是为自己辩护的，但他在这本书里引用了这封提交给内阁的辞职信：Anthony Eden，Facing the Dictators（Cambridge，Mass.，1962），第689页。

106 Douglas Little，Malevolent Neutrality（Ithaca，N.Y.，1985）；Tom Buchanan，England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Cambridge，U.K.），第39页。目前为止我没有从其他档案来源找到印证这段话的资料。

107 See Puzzo,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chapter 4.

108 Chatfield是一名在“一战”中战功卓著的军官，1933—1938年任第一海务大臣。参见T.A.Heathcote，British Admirals of the Fleet 1734-1995：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Barnsley，U.K.，2002），第42页。

109 直布罗陀后来成为佛朗哥派与英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佛朗哥派与希特勒周旋的筹码。Paul Preston，“Franco and Hitler：The Myth of Hendaye 1940,”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第1卷第1期（1992），第1—16页。同时参见Angel Viñas and Carlos Collado Seidel，“Franco's Request to the Third Reich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第11卷第2期（2002）：第191—210页。

110 Ralph Harrington, " ' The Mighty Hood '： Navy, Empire, War at Sea and the British National Imagination, 1920 - 196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S, no. 2 (2003)： 171-85.

111 托马斯详述了曾任海军部长的希拉尔为何获得了“海军军官刺客”的名声。参见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216页。

112 在德克萨斯石油公司单方面停止供油后，燃油缺乏成为共和派的一大问题。详见下文。

113 Robert Whealey, "Economic Influ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5 , no. 2 ( 1983 ) ： 229 - 54.

114 这一数据的最好来源至今仍是Angel Viñas，Política Comercial Exterior En España（1931-1975）（Madrid，1979）。同时参见Stone，Spain，Portugal and the Great Powers，第26页。

115 See Christian Leitz,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 (New York, 1996) , especially chapter 3.

116 详细记述参见Leitz，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第129-134页。

117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937), vol. 2, chapter 4. Also see Marcel Acier，From Spanish Trenches; Recent Letters from Spain (New York, 1937).

118 关于这些“内部革命”，参见Bolloten，The Spanish Civil War。也可参见Preston，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尤其是第276—283页。同时参见Angel Viñas，La Soledad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2006），尤其是第14页。Viñas对民主国家的这一态度持批判立场，认为这助长了它们的无动于衷。像在他之前的Preston一样，Viñas论称，由于右派不愿与温和左派及其改良主义达成妥协，所以他们迟早会发动反共和派的政变。

119 Delbos得出这一结论是由于他坚定地支持英法联盟。参见John E.Dreifort，Yvon Delbos and the Quai d'Orsay：French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op u lar Front，1936-1938（Lawrence，Kan.，1973），第84页。同时参见Stone，“Yvon Delbos and Anthony Eden,”第166—167页。

120 详细记述载于Los movimientos de oro en España dur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R.D.1131/1997，de 11 de Julio）（Madrid，2001）。同时参见Pablo Martín Aceña，El oro de Moscú y el oro de Berlín（Madrid，2001）；Ángel Viñas，El oro de Moscú（Barcelona，1979）。

121 “不干涉委员会”颁布的原初文件，参见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pplication of Agreement Regarding Non-Intervention in Spain，The Legislative and Other Measures Taken by the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s（London，1936）.对更广泛的背景的易于理解的记述，参见Antony Beevor，The Battle for Spain（London，2006），第348—352页。

122 这在西班牙内战后成了佛朗哥派大肆宣扬的神话。对此的批判性评价参见Viñas，El oro de Moscú，第5—12页。

123 在有特别权利参阅相关俄国档案的基础上，对于此事的原初记载，参见Ronald Radosh，Mary Habeck，and Grigori Nikolaevich Sevostianon，Spain Betrayed（New Haven，Conn.，2001）。

124 Orlov in the 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y part 513, 434. Cite from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9 loc. 8908.

125 New York Times，1957年1月10日。我将这一发现归功于Thomas，Spanish Civil War，loc.8908.

126 经与军方档案对比，苏联科学院1974年出版的《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团结》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the Spanish Repubic(1974）一书中，对苏联支援的飞机和坦克分别高估了30%和105%。在计算西班牙共和派所购物资的真实成本时，研究者发现，在交易过程中，卢布兑美元的5.3∶1的官方固定汇率被篡改了。因此，一挺苏制“马克沁”机枪的价格本应是293美元，但西班牙被要价600美元，一门127毫米炮的价格本应是9433.96美元，却被要价2.5万美元。参见Howson，Arms for Spain，第19—20页。

127 Viñas, El Escudo de la República, chapter 4.

128 这是Viñas在El Oro de Moscú一书中引用的，来自一本拉戈·卡瓦列罗的作品全集，该全集当时尚未编完，但Viñas将它作为已出版作品引用。这封信标的日期是1936年12月22日，是这位西班牙总理写给苏联代表Rosenberg的。

129 María Elizalde Pérez-Grueso "Las Relaciones entre España y Estados Unidos en el umbral de un nuevo siglo," in España y Estados Unidos en el siglo XX, edited by Lorenzo Delgado Gómez-Escalonilla and María Elizalde Pérez-Grue-so (Madrid, 2005), especially 19.

130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De Imperio a Nación： Crecimiento Y Atraso Económico En España (1780 -1930) (Madrid, 1988) , 220 -21.

131 Albert Bushnell Hart, The Monroe Doctrine： An Interpretation (Boston, 1920), 78.

132 Pierpaolo Barbieri, "From UN Outcast to U. S. Partner；Steering Francoist Spain toward the Economic Miracle,” Hffemisp/ieres，no. 30 (March 2009) ： 89 - 128. For original documents, se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3 - 1945，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Washington, D. C. , 1954) (henceforth, FRUS) . See vol. 7： Europe.

133 这篇著名演讲全文载于Franklin Roosevelt，Franklin D.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Cambridge，Mass.，1969），第3卷，第377页；以及Dominic Tierney，FDR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Durham，N.C.，2007），第26页。

134 FRUS, Doc.1193, 437-39.

135 Ibid. , 437.

136 这份电报解释说，当时电话线和电报线正在被切断。参见FRUS，Doc.2174，440.

137 据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埃莉诺·罗斯福也一直促请罗斯福总统支援共和派。参见Gabriel Jackson，“II República，New Deal，y Guerra Civil,”载于Delgado and Elizalde，España y Estados Unidos，第115—116页。

138 马德里的Jchnson向华盛顿通报了关于大使馆附近的难民问题，参见FRUS，Doc.2207，第443—444页。Bowers不断就此事向赫尔提交最新情况汇报。

139 FRUS, Doc.2190, 445 -46.

140 FRUSf Doc.2203, 445 -46.

141 See German Documents；Jackson, "II República. "

142 很多美国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Edwin Rolfe，The Lincoln Battalion（New York，1974）。

143 关于墨西哥的介入情况，参见Mario Ojeda Revah，México y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Madrid，2004）。

144 Julio Tascón, "International 'Capital before 4 Capit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Spain, 1936-1959,"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Minda de Gunzburg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especially 4, nl.

145 See Little, Malevolent Neutrality, 5-12.

146 对Claude Bowers的采访，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ject，1954，第125—126页。同时参见Claude Bowers，My Mission to Spain（New York，1954）。

147 这一点的一个证据来源，参见John Pollard，The Fascist Experience in Italy（New York，1998），第96页。

148 See Angel Viñas, "La connivencia Fascista con la sublevación militar otros éxitos de la trama civil，" Los Mitos del 18 de Julio, edited by Francisco Sánchez Perez (Barcelona, 2013) , 79-182.

149 Hughes-Hallett's写了一本优秀的邓南遮（D'Annunzio）传记，详细回溯了许多此类审美与政治趋势的出现情况：Lucy Hughes-Hallett，Gabriele d'Annunzio：Poet，Seducer and Preacher of War（New York，2013）.关于意大利政府的官方观点，参见Benito Mussolini，La Dottrina del Fascismo：Con una Storia del Movimento Fascista（Rome，1934）.

150 1933年，墨索里尼表示他支持与“自由派”主张的“经济人”相对立的“新人”：“‘经济人’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完整的人，他是政治人、经济人、宗教人，是一个圣徒，是一名战士。”Benito Mussolini，Quattro Discorsi Sullo Stato Corporativo（Rome，1935）。对这篇演讲的更长的讨论，参见Alessandro Somma，I giuristie l'Asse culturale Roma- Berlino：Economia e politica nel diritto fascista e nazionalsocialista（Milan，2005），尤其是第221页，注释150.

151 当时的人对此事的观点，可参见Wolfgang Scholz，Die lage des spanischen itals vor der Revolution（Dresden，1932）。也引用自Stanley G.Payne，A History of Fascism，1914-1945（Madison，Wisc.，1995），第132页。同时参见Saz，Mussolini Contra la II República,尤其是第182—186页。

152 参见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129页。关于这一社团主义转变的更多情况，参见第三章。

153 事实上该政府后来释放了桑胡尔霍。桑胡尔霍流亡到了当时在Salazar专制统治下的葡萄牙。

154 Viñas，“La connivencia Fascista,”第185—188页。自此Viñas一直写道，意大利法西斯“纵容”政变阴谋。

155 同上。Viñas表示，要说负责商谈这些合约的主要西班牙代表Pedro Sainz Rodrigues没有告诉意大利人可能的政变日期，“几乎是不可能的”。

156 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他（佛朗哥）派到巴利阿里群岛，以使他远离诱惑。”Manuel Azaña，Memorias íntimas de Azaña（Madrid，1939），第310页。

157 佛朗哥携带了一封信，解释他要前往西班牙本土“镇压叛乱”。但这时他的真实意图是支援叛乱。这场惊心动魄的“迅龙”飞行是英国机长Cecil Bepp领导的。对此事的最详细介绍可参见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13章图6。figure 6.Bepp后来得到佛朗哥数次授勋。

158 基于作者2008年6月24日与Bepp后代Nicolas du Châtel的交流。Gil Robles在战后写的回忆录里也这么说。同时参见José María Gil Robles，No Fué Posible La Paz（Barcelona，1978），第780页。

159 这份命令的照片载于有偏见的著作Luis Bolín，España：Los años vitales（Madrid，1967）.佛朗哥显然只是在口头上“前往”罗马。

160 Ricardo de la Cierva, Historia esencial de la Guerra Civil Espñnola (Madrid, 1996), 155.

161 “Quiero ver al Duce.” Bolín，España，第177页。佛朗哥的指令载于第193页，上面也有桑胡尔霍的签名。

162 齐亚诺的父亲是“一战”期间意大利一名杰出的海军军官，这赋予了崛起的法西斯运动更多的合法性。

163 Introduction in Galeazzo Ciano, Diary (New York, 2002), 3 -7.

164 Bolín, España, 181.

165 Ibid. , 183.

166 关于March的介入情况，目前没有比较完整的记述。毫不奇怪的是，March本人的基金会的档案对这一阶段讳莫如深。不过，关于March，西班牙出版界提供了很多新闻材料。例如Sánchez Soler曾称叛乱是“Juan March最好的、风险最大的投资”。Mariano Sánchez Soler，Los Banqueros de Franco（Madrid，2005），尤其是第7—25页。

167 Viñas, "La connivencia fascista," especially 85 - 90.

168 Javier Tusell, Franco y Mussolini (Barcelona, 2006), 9 - 15；Romano Canosa, Mussolini e Franco ： Amici, Alleati, Rivali ( Milan, 2008 ).

169 英国最高统帅部当时坚持不把意大利视为潜在敌手。Little也详细记述了在7月25日之后的那段日子里，英国是如何竭力劝说意大利人支持不干涉政策的。Little，“Red Scare,”第300页。

170 这是Moradiellos详细论证的一个观点，“British Political Strategy,”第132—137页。

171 See Puzzo,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231 -45.

172 数字来自Thomas，Spanish Civil War，附录7，第985页。这些数字大体上与其他估算一致，尤其是Viñas's在Política Comercial中的估算。

173 可能有一个例外是1934年吞并奥地利的企图，最终失败了。当时这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反对。

174 Kershaw, Nemesis, 6 - 8.

175 Gerhard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 -1936 (Atlantic Highlands, N. J. , 1994).

176 Max Domarus主编，Reden und Proklamationen，1932-1945（Würzburg，1962），第596页。Kershaw称这段时期为“持续激进化时期”。参见Kershaw，Nemesis，第1页。

177 载于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343页。同时参见Stanley G Payne，Franco and Hitler：Spain，Germany，and World War II（New Haven，Conn.，2008），第47页。

178 这一请求涉及到昆塔纳侯爵和一名德国官员（基林格）。German Documents，卷宗2、5。

179 摩拉是该军政府成员，但其首脑是Miguel Cabanellas将军。

180 除了真实性可疑的Bernhardt的记述外，佛朗哥的记述也似乎表明，这大体上是当时的实际情况。Luis Suárez Fernández，El General De La Monarquía，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Civil：Desde 1892 Hasta 1939（Madrid，1999），第332页。

181 Angel Viñas，En Las Garras Del Águila：Los Pactos Con Estados Unidos，De Francisco Franco a Felipe González（1945-1995）（Barcelona，2003），第394页。但Viñas不断表示，二战后Bernhardt说的话几乎全不可信。基于本书作者2008年8月23日与Ángel Viñas的交流。

182 一名资历较浅的军官Francisco Arranz与这两个德国人同行。Viñas曾猜测，佛朗哥没有派Beigdeber去，是因为他认为这一行动将不会成功。我不能确定这一点。

183 在飞抵柏林前经停加那利群岛、摩洛哥、塞维利亚和马赛。

184 尽管至今“威廉大街”仍是人们对德国外交部门常用的称呼，但其实第三帝国的大多数主要政府部门都位于这条大街。外交部位于威廉大街73号、以前的德国总统官邸（后来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对其进行了豪华的装修）。财政部、宣传部和希特勒的总理府都在这条街上。在现代柏林，这条街是农业部、财政部和英国使馆所在地。

185 German Documents，卷宗58。三天前Dieckhoff曾收到von Welczeck伯爵发来的关于法国有意支援西班牙共和派的备忘录。

186 同上，注释C1。人们通常认为这位部长在纳粹政权内部已开始失势。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希特勒当时已经想让他下台。参见John Louis Heineman，Hitler's First Foreign Minister（Berkeley，1979），尤其是第8章。

187 Alfred Heß file, Bundesarchiv Lichterfelde, Berlin. Original citation in Angel Viñas and Carlos Collado Seidel, "Franco's Request to the Third Reich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Contemporcay European History ll, no. 2 (2002)： 191-210.

188 Viñas and Carlos Collado Seidel，“Franco's Request,”尤其是第202—203页。基于自己的经验，Viñas对Bernhardt在20世纪70年代自我吹嘘式的描述感到怀疑。有人称Bernhardt自己承认，他其实没有讲述拜罗伊特会议的实情，然而这些说法没有得到现有记录的确证。

189 曾任德国驻毕尔巴鄂总领事的Friedhelm Burbach是一个重要人物，后被佛朗哥政权授予荣誉。我们可以推测，很可能是他促使Bohle下决心和德国外交部门对着干的。赫斯兄弟和Burbach是在巴德戈德斯贝格的福音派教会学校认识的。这一校友关系是Viñas发现的。参见Viñas and Collado Seidel，“Franco's Request,”第203页。与赫斯的这一联系只存在于Abendroth的记述中。大多数关于这场会议的英文和西班牙文记述都没有记载这一点，尽管很少有人质疑，最后是希特勒的决定一锤定音。Kershaw新出版的希特勒传记引述了正确的信息。参见Hans- Henning Abendroth，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Die Deutsch-Spanischen Beziehungen Im Spannungsfeld Der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politik Vom Ausbruch Des Bürgerkrieges Bis Zu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1936-1939（Nuremberg，1970），第474—475页。

190 戈林和希特勒都在音乐节上。大多数证据显示，与戈林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所说的情况相比，他当时的态度要谨慎得多。

191 Erich Raeder, Mein Leben (Tubingen, 1956), 2： 80-81.

192 关于这一决定做出时会场上究竟都有哪些人，至今仍有一些争议。一些人怀疑Canaris并不在场，因为关于他的记录没有提到军衔，也没有提到姓。

193 Angel Viñas, Franco Hitler Y El Estallido De La Guerra Civil： 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 (Madrid, 2001) , 34-39.

194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国士兵都从纳粹政府领军饷，而不是直接从佛朗哥那里。和意大利部队一样，他们都获得了少量的收入补贴。

195 尽管我不赞同Whealey对德国干预的经济分析，但他的政治分析很精彩。Robert Whealey，Hitler and Spain：The Nazi Rol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Lexington，Ky.，1989），尤其是第132页。

196 Ibid.

197 一个纳粹用语，Richard Evans译为“强制合作”。同时参见Karl Dietrich Bracher，“Stages of Totalitarian Integration,”载于Hajo Hdlborn主编的Republic to Reich：The Making of the Nazi Revolution；Ten Essays。（New York，1972），第109—128页。

198 Kershaw，Nemesis, especially xxxvii—xxxix.

199 这件事说明，尽管外交官和正式外交政策机构拥有“精英”的阶层身份，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怎么受尊重。Völkischer Beobachter，1936年7月27日转引自Angel Viñas and Carlos Collado Seidel，“Franco's Request to the Third Reich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第11卷第2期（May 2002）：第191—210页，尤是第205页。

第三章

1 Brigitte Hamann, Winifred Wagner： A Life at the Heart of Hitler's Bayreuth (London, 2005) , especially chapter 3.

2 讲话的日期是1934年6月28日。

3 Norbert Muhlen, Der Zauberer： Leben und Anleihen des Dr.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 Zurich, 1938) , 162. Translation here is Adam Tooze's, Wages of Destruction (London, 2006) , 71.

4 1934年8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Times）报道了这次巡回讲话，封面就是施米特，尽管他已经开始在柏林失势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倾销”是指为实现其他目的，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5 对于一个像德国这样的依赖外贸的经济体而言，进口的反弹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增多。

6 See the classic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1996).

7 我们可以根据对远期汇率的分析来推导出这一结论。Economist，1934年8月11日，第8页。

8 施米特是希特勒手下的第二任经济部长。参见Willi Boelcke，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930-1945：Interna des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s（Düsseldorf，1983）,第64—67页。他的前任Alfred Hugenberg也曾负责粮食与农业事务，后来对这块事务单设了一个部，由种族主义臆想家瓦尔特·达里负责。

9 前总理von Schleicher（以及他的妻子）被枪决，尽管他们和冲锋队毫无关系。模仿墨索里尼的“黑衫军”成立于1921年的冲锋队，在某种意义上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冲锋队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到1934年，罗姆率领下的冲锋队的民粹主义革命措辞，使其被国防军以及希姆莱的党卫军视为敌人。在这场清洗后，冲锋队依然存在，但重要性逐渐降低。关于这场清洗及其背景，参见经典著作Joachim Fest，Hitler：Eine Biographie（Frankfurt，1989），第460—465页。

10 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参见Hans Hellmut Kirst，Die Nächte der langen Messer（Hamburg，1975）.

11 副总理冯·巴本的一些密友也遭到杀害。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讲并对外广播，他指责冲锋队领导人罗姆企图发起一场政变。据说当罗姆接到一把手枪，要求他自尽时，他说：“要杀我的话，让希特勒来动手。”William 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Greenwich，Conn.，1960），第221页。

12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Confessions of "the Old Wizard"： Autobiography (Boston, 1956) , 132.

13 关于他一度的犹豫，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265页。同时参见Ulrich Völklein，Geschäfte mit dem feind（Hamburg，2002）；Norbert Mühlen，Der Zauberer（Zürich,1938），第14页。

14 对他的这一称呼在美国媒体中持续了很长时间：“Germany：Schacht Trapped,” 《时代周刊》，1926年3月15日；“Power Politics：Smoke and Fire,” 《时代周刊》，1939年7月31日.欧洲资料参见Schacht in der Karikatur（Berlin，1937），尤其是第50—53页；Mühlen，Der Zauberer。同时注意，沙赫特自传《我的76年》在1956年首次译为英文时，书名被译为《“老魔法师”的自白》。

15 关于人们对沙赫特执掌经济部的期待之情，参见Economist，1934年8月11日，第8页。

16 Hugenberg是纳粹政权执政第一年里的重要人物，对德国民族主义而言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关于他的更多英文信息，参见John A.Leopold，Alfred Hugenberg：The Radical Nationalist Campaign against the Weimar Republic（New Haven，Conn.，1977）。

17 与此不同的观点当然是恰逢其时的作品Tooze，Wages of Destruction，以及Albrecht Ritschl的研究。

18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源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与丹麦王室及德意志邦联相关的宪法问题。俾斯麦首先迫使丹麦国王放弃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所有权利要求，接着于1866年把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施泰因变成了德国的一个省。

19 关于丹麦危机的细节，参见Erich Eyck，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London，1950），第82—83页，Jonathan Steinberg以及的精彩研究Bismarck：A Life（Oxford，2011），第210—214页。

20 在纽伦堡审判前夕，《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曾猜测沙赫特“有特殊之处”，因为他母亲是在布鲁克林怀上他的。参见New Yorker，1945年12月8日，第24页。

21 一本较新的沙赫特传记详细讲述了此事。参见Christopher Kopper，Hjalmar Schacht：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ächtigstem Bankier（Munich，2006），第1章。

22 格莱利（Greeley）参加了1872年美国大选，但输给了尤里西斯·格兰特。他做报纸编辑很成功，但竞选能力不强，托马斯·纳斯特在《哈珀周报》上的一系列恶毒漫画对格莱利的竞选影响很大。

23 Frédéric Clavert, "Hjalmar Schacht, financier et diplomate 1930 - 195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2006.

24 Mühlen, Der Zauberer, 23.

25 有意思的是，沙赫特在汉堡时对俾斯麦着迷，他在自传里也谈到了这一点。这位老宰相的画像触动了年轻的沙赫特。他后来评论道：“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起俾斯麦宰相的锐利目光，深入人心，庄重严肃。他想以这样的神情告诉我们什么？难道是一种使命、一种警示、一种恳求，要求我们不要漫不经心地毁灭他的功业？”Schacht，Autobiography，第60页。

26 Clavert, "Hjalmar Schacht, financier et diplomate."

27 唯一的例外是Kopper，Hjalmar Schacht。不过我认为Kopper对这一点的关注也不够。Siegfried Wendt，“Hasbach，Wilhelm,”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8（1969）：S.17 f.。

28 关于黑格尔的经济学研究，参见Gareth Stedman Jones，“Hegel and the Economics of Civil Society,”收录在by S.Kaviraj and S.Khilnani主编的Civil Society，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Cambridge，U.K.，2001）；Pierpaolo Barbieri，“Minding the Liberal Gap,” unpublished paper，Cambridge University，2010。

29 批评斯密的早期著作经常提到Hasbach。例如，一位英国学者引用了Hasbach的观点，即休谟和斯密的“同情”概念有相似之处。参见James Bonar，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Relations（Sonnenschein，1893），第180页，注释1。

30 See, for instance, Richard Kleer, Role of Teleology in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2000), 14-29.

31 David Reisman, The Economics of Alfred Marshall ( Basingstoke, U. K. , 1986).

32 后来这一倾向推动历史学派信徒投身制度分析，并最终在美国设立商学院。

33 对“经济人”概念诞生过程的一项卓越研究，参见Lev Menand，“Changing the World from a Point within It,” unpublished thesis，Harvard University，2009，承蒙作者为我提供其文章。

34 凯恩斯给他的《通论》德语版写的著名序言一开篇，就阐述了德国人通常对古典经济思想家的拒斥：“（德国经济学）一直奉行怀疑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和程式化分析不符的历史性、经验性方法与结论也感到满意。”凯恩斯推测，有鉴于此，德国人更有可能赞同他的主张。他接着写道：“因此，当我提出一套从整体上考察就业与生产的理论，在一些重要细节上与正统理论不同的时候，我或许可以期待，德国读者对我的反对，会少于英国读者对我的反对……这么多年来德国经济学家一直没有（一套理论），他们该是多么饥渴啊！”参见John Maynard Keynes，Allgemeine Theorie der Beschäftigung，des Zinses und des Geldes（Munich，1936）。

35 是否存在一个系统的“历史学派”，一直存在争议。但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将“历史学派”视为某种实体是有益的。关于这一批评，参见Erik Grimmer- Solem and Roberto Romani，“The Historical School：A Reassessmen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第24卷，第45期（1998）第267—299页。“历史学派”的原始著作参见Wilhelm Hasbach，Die allgemeinen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r von F.Quesnay und Adam Smith begründeten politischen Ökonomie（Kiel，1890）以及Adam Smith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Kiel，1891）。

36 Mühlen, Der Zauberer, 6 - 7.

37 Hjalmar Schacht, "Der Theoretische Gehalt des englischen Merkantilismus," inaugural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Kiel (Berlin, 1900), 9.

38 See Allen Wood,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G. W.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s (Cambridge, U. K. , 1991), xxvii；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s, especially 182 - 92. For List’s classic, see Friedrich List, Friedrich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dited by Eugen Wendler ( Baden-Baden, 2008 ).

39 尽管李斯特从未说过他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经济学思想源自汉密尔顿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827年拜访美国之前，他从未形成过这些思想，而在访美期间，他似乎熟悉了汉密尔顿的文章。参见Guy Callender，Selection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765-1860（Boston，1909），第552页。William Smith Culbertson，Alexander Hamilton：An Essay（New Haven，Conn.，1911）.我要感谢Charles Maier向我指出这一点。

40 Friedrich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42；Berlin, 1982). See also Avraham Barkai Nazi Economics (Oxford, 1990), 78 - 79.

41 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The Wheels of Commerce（San Francisco，1992），第210页。在这本已成为经典的学术著作中，布罗代尔认为这本伊丽莎白时代的重商主义著作的作者是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并简洁地评论道，这句话“总结了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贸易余额的一切，甚至可以说是目前人们已知的一切。”在德国外，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的Philipp von Hörnigk，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

42 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是一国对外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是一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差额。正的净国际投资头寸意味着外国欠本国的钱，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则相反。

43 See Clavert, "Hjalmar Schachtfi, nancier et diplomate."

44 强调这些观点的著作是John Maynard Keynes，A Treatise on Money（London，1930）。

45 依附理论最初是对社会科学中的现代化理论的。它主张在富裕国家构成的中心与贫穷国家构成的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后者通常是原材料的生产国，它们无法摆脱贫困循环，因为前者通过出售制成品而获得了天然的优势。参见Enzo Faletto and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1979）。

46 Emanuel Leser, ed. , William Staffords drei Gespräche iiber die in der Bevölkenmg verbreiteten Klagen ( Leipzig, 1895)，as quoted in Schacht, "Der Theoretische Gehalt des Englischen Merkantilismus."

47 凯恩斯在一本怀旧著作里对“一战”前的金融体系做了如下著名描述：“伦敦居民可以一边坐在床上啜饮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的各种产品，订购数量随心所欲，并可以合理地期待它们很快就送到大门口。”参见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New York，1919），第2章。

48 一位被沙赫特神话征服的历史学家写道，沙赫特的这种个人信念基于如下事实：“沙赫特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但他“不会不计成本地维护任何原则”。沙赫特在成名之后开始收集媒体给他画的漫画。他会挑出他最喜欢的一部分，让官方媒体发表。参见Hjalmar Schacht，Schacht in Der Karikatur（Berlin，1937）。

49 德军在“一战”最初几周里的暴行严重损害了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声誉。参见“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a violation des règles du droit des gens，des lois et des costumes de la guerre,”载于Rapports et documents d'enquête（Brussels，1921），尤其是第1卷，尽管本书聚焦于更严重的罪行，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罪行。

50 沙赫特的上司是von Lumm。Kopper，Hjalmar Schacht，尤其是第44—46页。

51 Karl Richard Bopp, Hjalmar Schacht： Central Banker (Columbia, Mo.，1939)，11.

52 Schacht, Autobiography, especially chapter 16.

53 关于德累斯顿银行的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该行与纳粹主义的联系。但对于该行在此之前的情况，相关著作很少。参见25 Jahre Genossenschafts- Abteilungen der Dresdner Bank：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nossenschaftswesens（Berlin，1929），收录在Harvard social history/business preservation microfilm project，Project 2a，20630。

54 沙赫特的个人思想（明显受到时代和他为纳粹服务经历的影响），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18章。

55 对此事的一个有意思的回顾，参见“Foreign News：Bigger? Better? Brighter?,” 《时代》周刊（Time），1935年1月28日。

56 Heinz Schröder，Das Ende der Dolchstosslegende：Geschichtliche Erkenntnis und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Hamburg，1946），关于威尔逊有问题的理想主义，参见Thomas Knock，To End All Wars（New York，1992）。

57 Hjalmar Schacht, The End of Reparations (New York, 1931), 17.

58 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 6.

59 可参考关于ion Mdtke思想的著名报告,引参见Niall Ferguson，The Pity of War（London，1999），第100页。同时参见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 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London，2012），尤其是第526—527页。

60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London, 2005), 68.

61 当时在各国都已暂时退出金本位制的情况下，仍对德国设定了这一与黄金挂钩的要求，目的就是不让德国以贬值的方式摆脱债务负担。关于最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估算，参见Albrecht Ritschl，“Les reparations allemandes，1920-1933：Une controverse revue par la theorie des jeux,” REPEC，1999；Albrecht Ritschl and Samad Sarferaz，Currency vs.Banking in the German Debt Crisis of 1931，CEPR，2006；Filippo Occhino，Kim Oosterlinck，and Eugene N.White，“How Occupied France Financed Its Own Exploitation in World War I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97卷第2期（2007），第295—299页。

62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63 Walter Landis，An Engineer Looks at Inflation，Its Effects in Germany and France（Charlotte，Va.，1933）。同时参见Bopp，Schacht，第12页。

64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428-35.

65 关于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参见Milton Friedman，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First Wincott Memorial Lecture（London，1970）.

66 相关事例参见Niall Ferguson，Paper and Iron（Cambridge，U.K.，1995），第356—359页。

67 Schacht, End of Reparations, 33, 35 -37.

68 关于凯恩斯对有限理性颇有预见的论述，以及他对凡尔赛会议本身的思考，给人启迪的研究可参见William P.Bottom，“Keynes' Attack on the Versailles Treaty：An Early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Framing，and Cognitive Illusions,” SSRN eLibrary（n.d.）。

69 Schacht, End of Reparations, 34.

70 Ibid.

71 Schacht, Autobiography, 229.

72 Tom Fergusson, When Money Dies (New York, 2010), especially 205 -18.

73 二级发行是指私人货币发行，通常由德国企业和银行发行，由于这些私人货币被当作正式货币使用（不过通常有一定的折扣），所以会加剧债务的货币化。Schacht，Autobiography，第178—181页。

74 John Parke Young, European Currency and Finance： Commission of Gold and Silver Inquiry，United States Senate... Foreign Currency and Exchange Investigation (Washington, D. C. , 1925), 36.

75 像上本书一样，对这段时期记述最翔实的一本书，也认为赔款是导致通胀问题的核心原因。参见Gerald Feldman，The Great Disorder：Politics，Economics，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1914-1924（New York，1993）。

76 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论文，参见Thomas J.Sargent，“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ations,” NBER，January 1，1982年1月1日，第41—98页。

77 J. R. Wright, Gustav Stresemann： Weimarf's Greatest Statesman ( Oxford, 2002), 215 , 444.

78 更早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是“黑麦马克”（Roggenmark），这是强有力的德国农业游说团体主张的，目的是最终让马克与黑麦价格挂钩。这个主张被放弃了，但它影响了“地产抵押马克”的架构。关于德国曾考虑的其他选择，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179—180页。

79 Sargent主张这一观点，同时也赞同，最初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赤字的核心原因是赔款。Sargent，“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ations,”尤其是第74—75页。

80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363.

81 Fergusson, When Money Dies, 123.

82 当时一位经过政治学训练的记者的观点（以及一本对沙赫特非常友好的传记），参见Franz Reuter，Schacht（Leipzig，1934）。

83 Cited in John Weitz, Hitler's Banker: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Boston, 1997)，76.

84 关于创新的例子，参见Rudolf Havenstein的演讲，Rede des Reichsbankpräsidenten Excellenz Dr.Havenstein in der Versammlung der Handelkammer in Frankfurt a.M.am 20.September 1917（Berlin，1917）收录在Harvard Library Digitalization Project.关于他对一战的观点，参见Ferguson，Pity of War，第136页。

85 就“一战”期间德国的美国债权人的行为，当时的相关报告可参见Moritz Bonn，German War Finance（New York，1916）。

86 Putsch一词实质上是德语的“政变”。一战中的军事领袖、名望与兴登堡接近、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埃里希·鲁登道夫，与大多数纳粹“老战士”一起参加了这场政变。参见Jordan Rudolf，Der Hitler- Putsch Vom 8.November 1923：Der Hitler- Prozess-1924（Bremen，1986）。

87 Mommsen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是必读之作，参见Hans Mommsen，Die Verspielte Freiheit：Der Weg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in Den Untergang 1918］ Bis 1933（Berlin，1989）。

88 对德国企业界来说，1924年也许不是多好的年份，但绝对比1923年好得多。参见Sargent，“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 ations,”第77页。关于当时的观点，参见Young，European Currency and Finance，第39页。

89 Schacht, Autobiography, 53 -54.

90 Stephen A. Schu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 ( Chapel Hill, N. C. , 1976), especially 292.

91 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Berkeley，1986），尤其是第48页。一个学术性不那么强的观点，参见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London，2009）。

92 Robert Long, Fortnightly Review, August 1, 1924. Cited from Weitz, Schacht, 79.

93 道威斯的这些话写于1939年。参见Charles Dawes，A Journal of Reparations（London，1939），第55页。

94 关于当时贸易量减少的数据，参见Schacht，End of Reparations，第173—177页。

95 Donald McCoy, Calvin Coolidge： The Quiet President ( Lawrence, Kan. , 1988), 330-42.

96 Walter Bagehot, 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London, 1910), 4.

97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A Biography ( London, 1983 ) , especially vol. 2 ： The Economist as Saviour 1920 -1937.

98 Cited in Andrew Boyle, Montagu Norman： A Biography ( London, 1967) 188 -89.

99 这些债务大多数是在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之前欠下的。关于J.P.摩根的观点，参见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New York，1991），尤其是第1—3页。

100 Paul Warburg, cable to Owen D. Young, March 14, 1924, quoted in Stephen Clarke, 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1924 - 1931 ( New York, 1967)，61.

101 See the original, Rufus C. Dawes, The Dawes Plan in the Making (Indianapolis, 1925).

102 要说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潜在影响，将是不公平的。例如，参见Joseph Stancliffe Davis，The War Debt Settlements（Charlottesville，Va.，1928）。

103 Schacht, End of Reparations, 161, 162.

104 Robert Kuczynski, Bankers' Profits from German Loans (Washington, D. C. , 1932), especially 139-41.

105 在承诺帮助沙赫特（并反对法国与比利时提出的一项建议）的时候，诺曼绕过了一个已经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在1924年1月7日写给美联储主席Benjamin Strong的一封信里，诺曼称沙赫特的方案是德国经济恢复稳定的“最后机会”。对此事的最好描述是经典著作Clarke，Central Bank Cooperation，第58—59页。

106 他的估算参见Kuczynski，Bankers' Profits，第140页。

107 沙赫特对关于赔款的承诺的反对，参见Weitz，Schacht，第82页。这两种立场的历史，参见Wright，Stresemann；Tooze，Wages of Destruction，第18—19页。施特莱斯曼和工业家之间的冲突的背景，参见对施特莱斯曼和Briand的比较，Charles S.Maier，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Prince ton，N.J.，1975），尤其是第387页。

108 “道威斯计划”没有确定最终的完整赔款金额，但把赔款支付下调到10亿马克，并规定当德国经济恢复后再上调。

109 参见《凡尔赛和约》第118—156款。Keynes，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第67—69页。但可以说，在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大多数殖民地发展地都不好。关于贸易数据，参见W.O.Henderson，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1884-1919（London，1993），第132—133页。原始数据同时参见André Touzet，Le problème colonial et la paix du monde（Paris，1937），第228页。

110 这篇演讲以及沙赫特和德国殖民地协会的联系，在沙赫特的自传中都没有提到，其他沙赫特传记中也没有提到。

111 更多信息参见Woodruff Smith，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New York，1986），尤其是第3章。此语最初来自俾斯麦的继任者冯·毕洛夫。他说：“Mit einem Worte：wir wollen niemand in den Schatten stellen，aber wir verlangen auch unseren Platz an der Sonne.”参见Fürst Bülows Reden nebst urkundlichen Beiträgen zu seiner Politik，Mit Erlaubnis des Reichskanzlers gesamme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Penzler（Berlin，1897-1903），第6—8页。

112 Hildebrand详细解释了这如何能满足两个组织内部的“共同需求”。Klaus Hildebrand，Vom Reich zum Weltreich：Hitler，NSDAP und koloniale Frage，1919-1945（Munich，1969），尤其是第149—152页。

113 Smith,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especially 52 - 78 (pre-World War I) and 196 -201 (Weimar).

114 很有启发性的是W.J.Ashley给次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写的序言。这篇序言不仅反映了对Neumann的学术背景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在“一战”战火背景中，英国人对Neumann观点的观感。Friedrich Naumann，Central Europe（London，1916），尤其是第v—xvii页。

115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有时也被称为“被遗忘的和约”，是“一战”中结束东线战事的和约。这是德国人和新成立的苏联苏维埃政府签署的。它事实上扩张了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使其囊括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放弃了对芬兰和波兰的控制。因此，“东方最高统帅部”管理的这些地区，一部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正式领土，另一部分成为依附于威廉二世的附庸国。更多信息参见Golo Mann，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Harmondsworth，U.K.，1974），第560页。

116 Vejas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 Cambridge, U. K., 2000), 252.

117 Hans Grimm还写了一本畅销书，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概念——“一个没有空间的民族”。这也是这本书的书名。Hans Grimm，Volk ohne Raum（Lippoldsberg，1975）。

118 字面意思是“血脉与土地”。对纳粹政权的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参见Matthias Eidenbenz，Blut und Boden：Zu Funktion und Genese der Metaphern des Agrarismus und Biologismus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auernpropaganda R.W.Darrés（Bern，1993）.

119 Volker Berghahn, introduction to Quest for Economic Empire, edited by Volker Berghahn (Providence, R. I., 1996), 12；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 German Antagonism, 1860 -1914 (Londonl980) , 411 - 15.

120 此举遭到了容克阶层的反对，但通过降低针对外国谷物的贸易壁垒，德皇的政府事实上鼓励了俄国和奥匈帝国向德国出口粮食，同时，普鲁士工业品在对方那里也得到了更好的待遇。这样的政策促进了欧洲大陆的市场融合，有利于工业利益群体。参见Smith，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第78页。

121 Hjalmar Schacht, New Colonial Policy-paper read by Dr. Hjalmar Schacht in the Berlin-Charlottenburg branch of the "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 on March 24, 1926 (Berlin, 1929), 2, 3-4.

122 很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的著作是Kopper，Hjalmar Schacht，尤其是第295页。

123 Schacht, New Colonial Policy, 7.

124 See also Kopper, Hjalmar Schacht, 296.

125 沙赫特在上引句中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指“正式”的帝国主义，即建立直接的政治和领土控制。参见Schacht，New Colonial Policy，第15页。霍布森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参见J.A.Hobson，Imperialism：A Study（London，1988）；Vladimir Lenin，Imperialism：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Zurich，1916），第2—10页。

126 Schacht, New Colonial Policy, x, 1, 16.

127 Ibad. , 7, 15,

128 See, for instance, Schacht, End of Reparations, 10.

129 Smith,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245 -55.

130 1926年德国才获准加入国际联盟。

131 Gustav Stresemann, Vermdchtinis (Berlin, 1933), 2： 334 - 35, cited in 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 - 1945 (New Haven, Conn. , 1964) , 81.

132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82.

133 Arthur Dix, Weltkrise und Kolonialpolitik： Die Zukunjt zweier erdteile (Berlin, 1932).

134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 6, no. 1 (1953)： 1-15.

135 两个例子可参见Panikos Panayi，Weimar and Nazi Germany：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2001），第297页。

136 Hjalmar Schacht，End of Reparations（London，1933），第33页。Kindleberger把这件事和沙赫特一年前向美联储主席Strong的请求联系起来，他请求Strong提供支持长期商业投资的资金。参见Kindleberger，World in Depression，第27页。最初出处可以追溯到Lester Vernon Chandler，Benjamin Strong（Washington，D.C.，1958），第335页。

137 Amos Simpson, Hjalmar Schacht in Perspective (The Hague, 1969), 31.

138 Schacht, Autobiography, 289-92.

139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s (henceforth IMT) , via Avalon Project, Yale University, Volume Y, 131-32.

140 简短地说，他的做法是，当投资者借款购买一项资产，同时该资产的价格变化情况对这次购买不利时，交易所可能要求投资者提供保证金为可能的损失提供担保。在理论上没有损失上限的情况下，情况可能会恶化：如果投资者购买一只股票，其最低价是零，但如果投资者出售一只他借来的股票，潜在的损失将没有上限。

14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1961).

142 Cited from the original in Bopp, Schacht, 24.

143 Ibid.

144 See Feldmein, Great Disorder, 425.

145 Adam Heinrich Müller，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Berlin，1809）.可参考Richard Werner，“Aspects of German Monetary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ir Reception in Japan,”收录在George Stathakis and Gianni Vaggi主编的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Historical Roots and Modern Perspectives，（London，2006），第127—129页。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对Müller的许多观点都不尊重，简明扼要地概述了这一点的著作是Barkai，Nazi Economics，第56页。

146 William Johnson Frazer, The Central Banks: The International and Eu ropean Directions (Westport, Conn., 1994), 3. 14, 215 -16.

147 沙赫特遵循的是一种修正版的“真实票据”理论。参见Harold James,“Die Reichsbank 1876 bis 1945,”收录在Deutsche Bundesbank主编的Fünfzig Jahre Deutsche Mark：Notenbank und Währung in Deutschland seit 1948（Munich，1998）,第29—89页。事实上到了1964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沙赫特依然支持这套理论。至少在一位学者看来，这套理论是“二战”后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行为的一个理论支柱，这也解释了为何该行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建议持有系统性的怀疑态度。参见Frazer，The Central Banks，第216页。

148 Wemer, "Aspects of German Monetary Management," 128 - 29.

149 In Helmut Müller, Die Zentralbank, eine Nebenregierung： Reichsbank- präsident Hjalmar Schacht als Politiker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73).

150 Harold James, The Interwar Depress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Frankfurt, 2002), especially 80.

151 一个非德国的视角，参见Robert Donald，The Polish Corridor and the Consequences（London，1929），第9—15页。

152 Weilz, Schacht, 99; Schachl, Autobiography, especially chapter 32.

153 有意思的是，该行官方版本的历史没有提到沙赫特扮演的角色：http://www.bis.org/about/history.htm?l=2。

154 Schacht, Autobiography, chapter 32.

155 关于赔款事宜负责人的行为，参见Feldman，Great Disorder，第851—852页。

156 "International： Snowden v. Europe," Time, August 19, 1929, 1.

157 Chemow, House of Morgan, 420 -32.

158 Time, August 19, 1929, 3.

159 Schacht, Autobiography, 257.

160 这位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理论杰作，参见Rudolf Hilferding，Das Finanzkapital：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Frankfurt，1968）。

161 沙赫特针对“政客们”及其借债恶习的激烈谴责，参见Schacht，End of Reparations，尤其是第8章。

162 Bemt Engelmann, Germany without Jews (Toronto, 1984) , 258.

163 Ben S. Bem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7, no. 1 (1995)；1.

164 对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参见Galbraith，Great Crash；Milton Friedman，The Great Contraction，1929-1933（Princeton，N.J.，2008）；Christina Romer，“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52卷第4期（1992），第757—784页。

165 Ben Bemanke and Kevin Carey, "Nominal Wage Stickiness and Aggregate Suppl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 no. 3 (1996)： 853 -83.

166 Barry Eichengreen and Jeffrey Sachs，Exchange Rates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1930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ay 1986；更一般性的视角参见Barry 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New York，1996），第22—23页。

167 Harold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Caxnbndge, Mass. 2001), 11.

168 Galbraith, Great Crash, 179.

169 Barry Eichengreen and Douglas A. Irwin, "The Slide to Proleclionism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Who Succumbed and Why?," SSRN eLibrary, July 2009.

170 这一过程完全符合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提出的指导性理论框架。他强调，经济困境会人们不愿意接受通常是痛苦的调整，这种调整是更自由的贸易（或者开放政策的延续）带来的结果。参见Benjamin Friedman，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2005）。

171 关于新“杨格计划”机制中固有的复杂性，参见Albrecht Ritschl，Deutschlands Krise und Konjunktur 1924-1934：Binnenkonjunktur，Auslandsverschuldung und Reparationsproblem zwischen Dawes-Plan und Transfersperre（Berlin，2002）；Albrecht Ritschl，“Dancing on a Volcano：The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Collapse of Weimar Germany,”见Theo Balderston主编的The World Economy and National Economies in the Interwar Slump，（New York，2003），第105—142页。

172 关于这些银行的资本状况，参见Isabel Schnabel，“The German Twin Crisis of 193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64卷第3期（2004），第822—871页。

173 See Ritschl and Sarferaz, Currency vs. Banking in the German Debt Crisis of 1931, 1-3.

174 这场“博尔夏特争议”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争议主题是布吕宁当时是否还有别的选择。主张他没有的是克努特·博尔夏特本人，以及更聚焦于数据研究的Ritschl在Deutschlands Krise und Konjunktur中的观点。参见Knut Borchardt，Wachstum，Krisen，Handlungsspielräume der Wirtschaftspolitik：Studien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Göttingen，1982）.我倾向于赞同他的观点。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是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第3卷（Munich，2003）。

175 德国大企业也支持布吕宁。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一本著作中有很好的论述：Henry Asby Turner，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Oxford，1985），第4章。

176 当时一个国外的观点，参见“Germany：Cabinet of Monocles,” 《时代周刊》（Time），1932年6月13日。

177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qftsgeschichte, 3；517-25.

178 Harold James阐述了这一观点：The Interwar Depress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Oldenbourg，2002），第78页。

179 Akten der Reichskanzlei，no，502，1931年10月2日，1782-83.Straumann称同样的观点至少还在10月27日被重复了一次。参见Tobias Straumann,“Rule Rather than Exception：Brüning's Fear of Devalu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第44卷第4期（2009）第603—617页，尤其是第607页注释12。Straumann还令人信服地论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瑞士，对通胀的担忧当时是首屈一指的考虑，在英镑贬值之后的英国（根据博尔夏特的研究），以及在法国和美国（根据Temin和Eichengreen的研究），也是相同的情况。参见Barry Eichengreen and Peter Temin，“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SSRN eLibrary，1997年6月.http://ssrn.com/abstract=226470.

180 试图维持高估的固定汇率而失败的例子有1992年的英国，1997年的泰国和2002年的阿根廷。一个罕见的成功例子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香港，而泰国在这场危机中倒下了。

181 学者已令人信服地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工资上涨导致企业利润紧张。

182 对此问题最好的综述参见Richard Overy，The Nazi Economic Recovery（New York，1996），第12页；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第168—197页。Straumann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在其他欧洲国家，当时存在着一种反通胀的共识，包括英镑贬值之后的英国（这和博尔夏特的观点一致）。在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后，英格兰银行曾在六个月里让英镑汇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

183 关于国际上对布吕宁的正面态度，尤其是在伦敦的政府圈子里（包括英格兰银行），参见William L.Patch，Heinrich Bruning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Republic（Cambridge，U.K.，2006），尤其是第161页。

184 Charles P. Kindleberger, Keynesianism vs. Monetarism： And Other Essays in Financial History (Boston, 2006) , 121.

185 See Luther Reichsbank reports in ibid. 122.

186 对此语的一次使用，参见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第3卷，第527页。

187 Cited in Miihlen, Der Zauberer, 83.

188 “Schacht Shocks,”《时代周刊》（Time），1930年10月13日。他还谈到了修改宪法的问题。

189 这明显是有政治意图的批评，因为一些慷慨的抵押贷款折扣政策，正是在他执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时候最先实行的。对此问题的最好论述参见Bopp，Schacht，第26页.190 Ritschl and Sarferaz，Currency vs.Banking in the German Debt Crisis of 1931，第3—5页。

190 Ritschl and Sarferaz, Currency vs. Banking in the German Debt Crisis of 1931, 3-5.

191 第四章将探讨这场危机导致的赔款延期偿付。

192 Hjalmar Schacht, Das Ende Der Reparationen (Oldenburg, 1931).

193 事实上在Havenstein去世和Luther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之后，沙赫特成为该行唯一在世的前行长，这让他受到公众尊重。关于他的公共活动的更多细节，参见Harold James，The German Slump（Oxford，1986），尤其是第187页。

194 Kopper并没有展开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在新的殖民地管理对经常账目产生的影响方面，沙赫特的观点肯定是“谬误”的。我们将要看到，就在同一年，英国放弃了英联邦内部实行的金本位制，并因此而获得了明显的贸易利益，而且这不是孤例。参见Kopper，Hjalmar Schacht,第303页。

195 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38章。戈林当时是纳粹党的副元首。Thyssen后来成为纳粹在工业界的一个重要支持者。参见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第147页。纳粹与Thyssen的初期联系，以及Thyssen对施特拉瑟和戈林的私人资助，准确记载于Richard Evans，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London，2003），第245页。

196 对此事的描述参见“Schacht Shocks”。关于短命的“哈尔茨堡阵线”的更多信息，参见Friedhart Knolle et al.，Harzburger Front von 1931（Clausthal- Zellerfeld，2007）。

197 Turner,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especially 240 - 44.

198 同上。希特勒似乎没有提到限制自由和摧毁工会的事。这是流行的希特勒话语，他上台后，在德国国会使用。

199 来源是Emil Hellferich的回忆录手稿中未发表的一段。参见Emil Hellferich，1932-1946，第14页。关于沙赫特后来的多次否认，参见testimony of July 21，1947，in IMT，Vol.XII，3943.均转引自Turner，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Nazism，尤其是第432页注释64。

200 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Chapel Hill, N. C. , 1998), 512.

201 Originally cited in Miihlen, Der Zauberer, viii.

第四章

1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Confessions of "the Old Wizard":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by Diana Fyke (Boston, 1956), 300, 303.

2 "Germany： Cabinet of Monocles," Time, June 13, 1932.

3 Freiheit是一个沉重的单词。字面上可以译为“自由”，但在德语中充满了历史性的言外之意。纳粹政权从一开始就聚焦于重振军备，这是已经确立的共识。例如，从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里收集的1936年德国选举期间的“自由与面包”徽章，就能看出这一点。

4 当时对州政府财政状况的一个看法，参见Emmanuel Hattemer，Die rechtliche Beschränkung der Finanz- und Organisationsgewalt der deutschen Länder，insbesondere durch Sparmassnahmen des Reichs（Bensheim，1929）。

5 Luther对沙赫特首次出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起过帮助作用。到1933年时，他们彼此诚恳相待，但不能说是私人朋友。

6 Adolf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1941 -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edited by Hugh Trevor-Roper, translated by Gerhard L. Weinberg and Norman Cameron (New York, 1951；2008), 432.

7 德意志帝国银行章程，参见Reichsbank Files，BAL R2501，Bundesarchiv Licherfelde，Berlin（以下简称German Archives）.

8 我从档案中没有找到支持希特勒这一说法的证据，其他人也没找到。

9 Hitler's Table Talk, 432.

10 Schacht, Autobiography, 303. See also 302 for negotiationas, as told by Schacht.

11 Marc Hayford and Carl A. Pasurk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ordney McCumber and Smoot-Hawley Tariff Ac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9, no. 1 (1992)： 30-50.

12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 - 1999 (London, 1999), 183.

13 Iago Gil Aguado, "The Creditanstalt Crisis of 1931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ustro-German Customs Union Project," Historical Journal 44, no. 1 (2001)： 199-221.

14 詹姆斯对当时金融系统相互联系程度的记述是无与伦比的：Harold James，The German Slump：Politics and Economics，1924-1936（Oxford，1986），尤其是“The Banking Crisis.”

15 Isabel Schnabel, "The Gennan Twin Crisis of 193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 , no. 3 (2004)： 822-71.

16 Barry 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New York，1996），第19页，第27页以以后各页。Eichengreen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当时德意志帝国银行几乎别无选择，但在实行控制措施后，它拥有了“更大的实行货币扩张的空间”。

17 Richhild Moessner and William Allen, "The Wave of Bank Failures Was Precipitated by a Run on the Viennese Bank Creditansalt," Working Paper No 333,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December 2010.

18 德国当时承诺对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券继续进行利息支付和分期偿还支付。参见“Finance Minister Dietrich Assures World Germany Will Meet Private Debts,” New York Times，1932年1月1日。同时参见Adam Klug，The German Buybacks，1932-1939：A Cure for Overhang?（Princeton，N.J.，1993），第9页注释6。

19 Frank Chil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change Control in Germany (London, 1978) ；James, German Slump, especially 281 -86.

20 一些有意思的原始资料参见Klug，German Buybacks，第9页，注释8—10。

21 法国的固执态度至少部分是由于法郎对黄金升值对法国有利。参见Kenneth Mouré，The Gold Standard Illusion：France，the Bank of France，and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1914-1939（Oxford，2002）。

22 研究者已经很好地说明，这种“囤积”黄金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Douglas Irwin，Did France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Working Paper，NBER，2010年9月。

23 William Janeway, "The Economic Policy of the Second Labour Govemment 1929 - 1931,"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71.感谢Janenay博士提供的手稿。

24 Economist, September 26, 1931, 5.

25 Parliamentary Papers, The House of Commons, 1930—1931, Series 227, VoLl： 763.

26 伦敦银行业及其他行业都没有对此感到恐慌，这令评论者感到有些意外，参见Economist，1931年9月26日，第4页。

27 关于金本位制的构架，参见Martin Daunton，“Britain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50：Creating a Global Order，1850-1914,” paper presented to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2006年11月26日，第10—12日。

28 Neil Forbes,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Nazis (London, 2000) , 99.

29 Economist , May 20, 1933, 1061.

30 Carlos Diaz Alejandro, "Latin America in the 1930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30s, edited by R. Thorp (New York, 1984) , 17 -49.

31 Wallace Notestein, "Joseph Chamberlain and Tariff Reform," Sewanee Review 25, no. 1 (1917)： 40-56.

32 J. M. Macaonnell, "After the Ottawa Conference," Foreign Affairs 11, no. 2 (1933)： 331.

33 当时美国反对英国这么做。Ian Drummond，The Floating Pound and the Sterling Area，1931-1939（Cambridge，U.K.，1981），第241—264页。

34 关于当时美国国内的争论，参见Jean Edward Smith，FDR（New York，2007），第328—330页。

35 在竞选期间罗斯福一直没有承诺要恢复金本位制。竞选后他虽然表示“怀念”，但一直反对这方面正统的经济学说。Smith，FDR，尤其是第327页。

36 霸权稳定理论最好的主张者，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Berkeley，1986）；以及Barry Eichengreen，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CEPR Discussion Papers，1987年9月。

37 See Patricia Clavin,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1 - 1936 ( Basingstoke, U. K., 1996), especially chapter 4.

38 完整的名录参见Murray Newton Rothbard，A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olonial Era to World War II（New York，2002），第464页。关于颇有启发性的关联的诸纪要，参见http://fraser.stlouisfed.org/docs/meltzer/hardia 0633.pdf.

39 Patricia Clavin, " 'The Fetishes of So-Called International Bankers'： 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for the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1932 - 1923,"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 no. 3 (1992) ： 281-311.

40 Clavin,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136.

41 像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Hugenberg赞同沙赫特关于殖民地的经济好处的观点。John Heineman，“Constantin Von Neurath and German Policy at the London Economic Conference of 1933：Backgrounds to the Resignation of Alfred Hugenberg,”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41卷，第2期（1969）：第160—188页。同时参见Klaus Hildebrand，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Berkeley，1973），第34页。

42 Economist, June 24, 1933, 1341.

43 Gerald Feldman, Allianz and the German Insurance Business, 1933 - 1945 ( Cambridge, U. K. , 2001 ) , especially chapter 2；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 - 1945 ( New Haven, Conn., 1964), 90.

44 Heineman, Constantin Von Neurath and German Policy, 183.

45 6月底，Hugenberg的政党被取缔。

46 毫不奇怪的是，沙赫特在自传中只提到了失业问题。Schacht，Autobiography，第198页。

47 关于这个问题至今最好的著作仍是Harold James，The Reichsbank and Public Finance in Germany，1924-1933（Frankfurt，1985）。

48 Hitler's Table Talk, 433.

49 Cited in Adam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London, 2006), 159.

50 Ibid. , 54.

51 “冷战”期间的数据参见Hamid Davoodi et al.，“Military Spending，the Peace Dividend，and Fiscal Adjustment,” IMF Staff Papers 48，no.2（2001）：第290—316页。

52 希特勒因冯·勃洛姆堡把这件事告诉了von Krosigk而责备他，说von Krosigk“不需要知道这件事”。在纳粹政权中，这位财政部长从来都不是重要角色。参见Hitler，Table Talk，第433页。

53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4 November 1945 -1 October 1946 (Nuremberg, 1947) , via Avalon Project, Yale University ( henceforth IMT) , Schacht File, especially January 11, 1946, Morning Session, 131 —35.

54 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chapter 2；David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 K., 1969), 440-46.

55 Schacht, Autobiography, 303.

56 这一复杂关系的详情参见Henry Turner，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New York，1985）；Peter Hayes，Industry and Ideology：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New York，2001）。综述参见Volker Berghahn,“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Quest for a European Economic Empire in the 20th Century,”收录在Volker Berghahn主编的Quest for Economic Empire（Providence，R.I.，1996）。

57 Speech in Max Domarus, Hitler: Speeches and Proclamations, 1932 - 1945: The Chronicle of a Dictatorship (London, 1990), vol.2, speech dated September 13, 1933.

58 Ibid. , 1.

59 沙赫特说建筑业的失业率是90%，考虑到其他信息源，这似乎是夸大的。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302页。

60 一个新的角度，参见Nico Voigtlaender and Hans- Joachim Voth，Highway to Hitler.Working Pap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4年5月.http://www.nber.org/papers/w20150。

61 Fritz Todt, Drei Jahre Arbeit, 48, cited in Overy, War and Economy, 85.

62 《通论》1936年初在英国出版，同一年稍晚的时候出了德语版。事实上政府开支具有乘数效应的观点是凯恩斯在国王学院的同事Richard Kahn提出来的。参见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Basingstoke，U.K.，1936），尤其是第3篇第10章。

63 这句复杂的话需要全文引用，以避免太容易出现的误读“Trotzdem kann die Theorie der Produktion als Ganzes，die den Zweck des folgenden Buches bildet，viel leichter den Verhältnissen eines totalen Staates angepaßt werden als die Theorie der Erzeugung und Verteilung einer gegebenen，unter Bedingungen des freien Wettbewerbes und eines großen Maßes von laissez- faire erstellten Produktion.” John Maynard Keynes，preface to Allgemeine Theorie der Beschäftigung，Vorwort Zur Deutschen Ausgabe（Berlin，1936）。

64 Albrecht Rilschl, Deficit Spending in the Nazi Recovery, 1933 —1938：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Zurich, http： //ideas, repec. org/p/zur/iewwpx/068. html.

65 对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主张（不过也是基于Ritschl的数据）是Tooze，见Wages of Destruction，第2章。

66 See tables 2. 1 and 2. 2 in Overy, War and Economy , 70 - 71；Fritz Blaich, "Why Did the Pioneer Fall Behind?,"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Spread of Motor Vehicles, edited by T. C. Barker ( Basingstoke, U. K., 1987).

67 对此事更详细的描述参见Dan Silverman，Hitler's Economy：Nazi Work Creation Programs，1933-1936（Cambridge，Mass.，1998）。

68 沙赫特后来多次吹嘘，他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操作，保守了重整军备的秘密。例如他在苏台德危机期间的一次演讲，参见IMT,Vol.II，第16章第2部分，EC-369.

69 纽伦堡审判期间这个问题得到了详细讨论。参见IMT，EC-436；特别是3728- PS。

70 Barkai和James都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Frankfurt，1988），第156—157页；James，German Slump，第377页。

71 对这一系统的描述，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317—318页。以及Edward Homze，Arming the Luftwaffe（London，1976），第183页。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305页。

72 IMT，EC-436.

73 Luis Jdcome et al. , "Central Bank Credit to the Government ：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MF Working Paper, 2012.

74 关于“梅福票”如何赎回的理论，参见Barkai，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第157页；Kindleberger，World in Depression，第178页。

75 Günther Frede and Wilhelm Treue，Wirtschaft und Politik，1933-1945（Braunschweig，1953），尤其是第13页。尽管希特勒领导的政权鱼龙混杂，但沙赫特还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

76 沙赫特自己的计算（基本上和Barkai一致）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305页。同时参见Richard Overy，The Nazi Economic Recovery，1932-1938（New York，1996），第7—9页。Charles Maier，In Search of Stability（Cambridge，U.K.，1987），尤其是第70—90页。

77 See BAL R2501 6440, and 6501, respectively, German Archives. The former is also cited in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43.

78 James, German Slump, 406.

79 对劳资关系问题的一个有意思的论述，参见Ronald Smelser，Robert Ley，Hitler's Labor Front Leader（Oxford，1988）。

80 Gerald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 -1924 (Oxford, 1997) , especially chapter 13.

81 纳粹政权曾拒绝救援地方市政府，导致很多市政府违约。

82 两本著作论述了这一观点：Stephen Schuker，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Chapel Hill，N.C.，1976）；Nicholas Rostow，Anglo- French Relations（London，1984）。

83 詹姆斯曾质疑沙赫特采取的策略的有效性，参见James，German Slump，第427页。但更新的一些经济学分析支持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即德国利用有选择的债务回购促进了出口。Klug，German Buybacks，尤其是第4—5页。

84 Economist, May 20, 1933, 1061 -62.

85 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314页。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一种批判性的观点，参见Norbert Muhlen，Der Zauberer：Leben und Anleihen des Dr.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Zurich，1938），第98—102页。

86 在这个问题上，沙赫特借用了凯恩斯提出的当时已经很著名的说法。

87 一个例子是德国违约和几年后巴西违约之间的关系。

88 Muhlen, Der Zauberer, 34-37.

89 BAL R2501 6602, German Archives. Also in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52.

90 他的这一说法只是部分正确。相关数据参见Economist，1933年6月10日，第1230—1232页。

91 Kindleberger, World in Depression, 260 - 63；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especially chapter 10.

92 Niall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 -1927 ( Cambridge, U. K. , 1995 ) , especially 463 -65.

93 Klug, German Buybacks, 2 - 3.

94 更详细的描述参见Karl Bopp，Hjalmar Schacht：Central Banker（Columbia，Mo.，1939），第25—27页。

95 对历史利差的完整记录参见Klug，German Buybacks，表2。

96 James, German Slump, 433.

97 James Marshall-Comwall et al. , eds. ,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 -1945,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Washington, D. C. , 1950) (henceforth, German Documents) ，Series C, 1937 - 1945，vol. 2，Doc. 182，“Meeting of the 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 See also Gerhard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 Atlantic Highlands, N. J, 1994), 44.

98 Klug，German Buybacks，尤其是第54—55页。当时债务回购被认为是成功的，沙赫特被视为功臣。这些统计结论与这篇论文相抵触，该文提出的模型对债务回购的效果持高度怀疑态度：Jeremy Bulow and Kenneth Rogoff，“Sovereign Debt Repurchases：No Cure for Overha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06卷第4期（1991）第1219—1235页。Klug认为回购对债务的减少起了作用，但没有产生促进出口的效果。

99 BAK R4311/ 787，来自一份6月23日的电报，转引自Klug，German Buybacks，第44页。

100 Adolf Hitler and Henry Picker,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 -1942 (Munich, 1968), 332

101 Klug，German Buybacks，第23页。有一处误解：最终为这项政策负责的机构是德国央行，而不是经济部。

102 另一个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参见Michael Ebi，Export um Jeden Preis：Die Deutsche Exportförderung von 1932-1938（Stuttgart，2004），第34—61页。

103 Economist, June 10, 1933, 1230-32.

104 一个概述，参见Christopher Kopper，Hjalmar Schacht：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ächtistem Bankier（Munich，2006），第192页。

105 Economist, June 10, 1933, 1230-32.

106 一个简明扼要的综述，参见Berghahn，“German Big Business,”第4—37页。

107 也许是这种“卢德式”的措辞吸引了德意志帝国银行职员的注意，不过在该行记录媒体报道的档案里，这整段话下面都被划了红线。Werner Daitz，“Grundsätze der deutschen Außenhandelspolitik,” Berliner Börsen-Courier，1933年6月4日，Reichsbank Pressestelle Archives，R 2501/2596，Bundesarchiv Lichterfelde，Berlin。

108 对达里和巴克的农业政策有一项很好的研究，参见Tooze，Wages of Destruction，第166—202页。

109 事实上“血脉与土地”这一说法就是靠这本书流行开来的：Richard Walther Darré，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Berlin，1930［1941］）.

110 Herbert Backe, Das Ende des Liberalismus in der Wirtschqft (Berlin, 1938) ；Richard Walther Darré, Urn Blut und Boden： Reden und Aufsätze (Munich, 1930).

111 所有记录都存在German Archives，R 2501/2596.

112 "Germany: Towards Autarky," Economist, September 26, 1936

113 当时一篇对德国经济状况的综述提到了这些合成产品项目，参见“Germany：Wehrwirtschaft,” 《时代周刊》（Time），1939年5月22日。

114 German Archives，R 2501/2596，第187页。这篇讲话发表于Germania，1934年3月17日。

115 IMT的档案里充满了这样的说法。例如，参见IMT，Vol.II，第XVI章。

116 Camille Loutre，Gazette de Lausanne，1934年4月27日原话是：“Un pays，grand transformateur de matières permières en produits fabriqués et suroutillé comme tel，doit-il，comme il le fait，pratiquer un protectionnisme agraire intégral?”

117 “派别混杂”这一定性与Bracher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参见Karl Dietrich Bracher，Adolf Hitler（Bern，1964）。

118 German Archives, R43-II/324b, 15.

119 介绍这样这一情况的是German Archives，Wirtschaftsführer Keßler.R43- II/324b，1。

120 See Feldman, Allianz and the German Insurance Business, 2.

121 Ian Kershaw, Hitler: Hubris (New York, 1999), especially 580.

122 Tooze赞同这一说法，参见Wages of Destruction，第78页。Kershaw、Overy、James也都不反对。

123 从技术角度而言，兴登堡去世后，总统职位应该由德国最高法院院长接替，等待新的选举。两周之后的一次全民公决给希特勒的决定盖了“橡皮图章”。详情参见Richard 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London，2006），第213页。

124 Von Krosigk于1932年由后来被羞辱的Vor Papen任命为财政大臣，在接下来的施莱彻尔(Schleicher)和希特勒两任总理手下连任。他和希特勒、弗里克(Frick)是在纳粹德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三个内阁成员。在后来纽伦堡审判的“各部官员审判”中，他被起诉并判罪。几十年后他写了一本有意思的回忆录：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Memoiren（Stuttgart，1977）.

125 Citation from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85.

126 "Hindenburg’s Career，"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1934，9.

127 "German Loans Better，" Financial Times , August 3, 1934, 1.

128 这一声明遭到了极为强烈的抵制，迫使他最终yhg步。

129 "Schacht Disavows Pledges on Loan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1934, 1 and inserts.

130 Ibid.

131 Hjalmar Horace Greely Schacht, The Magic of Money ( London, 1967), 208 -11.

132 这一策略进一步削弱了财政部长von Krosigk的作用，他通常是沙赫特扩张权力的牺牲品。Kopper在Schacht一书里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尤其是在第7章。

133 一个涉及苏联并显示沙赫特在谈判中的专制作风的例子，参见Edward E.Ericson，Feeding the German Eagle：Soviet Economic Aid to Nazi Germany，1933-1941（Westport，Conn.，1999），尤其是第18—19页。

134 “Ueberwachungsstellen.” Tooze卓越的初期研究中论述了这一点：Adam Tooze，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1900-1945（Cambridge，U.K.，2001）。

135 Philip Newman, "Key German Cartels under the Nazi Regi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2 , no. 4 (1948)： 576-95.

136 Hayes，Industry and Ideology，尤其是第4—5章。Hayes通过深入研究认为，在卡特尔的运行方面，沙赫特给了企业非常大的发言权，尤其是像法本公司这样的企业集团。

137 Tooze,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f 170 -75.

138 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328页。但沙赫特依然为自己辩解：“不幸的是，这一方案涉及设置一个职权广泛的控制机构，以及大量官员，我对此表达了我深深的遗憾。”

139 数据参见Overy，The Nazi Economic Recovery，第27页表6。

140 Ibid.

141 German Archives, BAL 2501 2210.

142 英国人对这场相对胜利的看法，参见Neil Forbes，Doing Business with the Nazis（London，2000），尤其是第11页。

143 Bemd Jürgen Wendt, Economic Appeasement： Handel und fi nanz in der Britischen Deutschland-Politik 1933 -1939 ( Dusseldorf, 1971).

144 Kopper, Schacht, especially 294-305.

145 Ibid. , 303.

146 "The Balkans；Schacht for Peace,M Time, June 291, 936.

147 连Kopper都犯了这个错误。参见Kopper，Schacht，尤其是第294—305页。

148 对这一购买尝试的一项很好的研究，参见Christian Leitz，“Nazi Germany and the Luso-Hispanic Worl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第12卷第2期（2003），第183—196页。

149 Stanley Hilton，Brazil and the Great Powers，1930-1939（Austin，Texas，1975），第71—85页。赫尔在1934年的贸易协定中起了作用： Kenneth Dam，Cordell Hull，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and the WTO，Brookings Institution，2004年10月，第1—2页。

150 P.Lucius，巴黎Je Suis Partout，1937年12月5日，第4版.美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句话。参见Milwaukee Journal，1937年12月8日，第1版。

151 Schacht, Autobiography, 330 -31.

152 "The Balkans： Schacht for Peace,M Time, June 29, 1936.

153 Stephen Large, Shõwa Jap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926-1989 (London, 1998), especially 359-60.

154 关于“体面时期”的说法，参见W.E.Hart（pseudonym），Hitler's Generals（London，1944），尤其是第201—210页；Weinberg，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关于赤字，参见Ritschl，Deficit Spending in the Nazi Recovery。

155 Heinz Guderian, Die panzerwaffe (Stuttgart, 1937).

156 W. E. Hart, Hitler's Generals (London, 1944), 208.

157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Germany：Wehrwirtschaft,” Time，1939年5月22日，第3页。

158 Cited in James, The Reichsbank and Public Finance in Germany, 26.

159 对自己在1929年辞职的探讨，参见Schacht，Autobiography，第257页。

160 Tooze承认沙赫特权力很大，但他的评估低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历史学家。参见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第5章。

161 Von Epp是一个热忱的巴伐利亚人。他信奉纳粹主义，接着领导了一个熟悉沙赫特思想的机构——德国殖民地协会。

162 German Archives, R 43 -1/627, 16 - 23.

163 Ibid.

164 有观点认为：“像沙赫特这样的重要的帝国主义者相信，（希特勒）郑重其事地准备对外扩张，方式是（在殖民地势力范围内）推动非常明显的规划行动。”但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当时沙赫特有这样的想法。只有对1937年之后的文件进行与历史学规范不符的事后解读，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参见Woodruff Smith，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New York，1986），第248页。

165 German Archives, NS 26/1294.

166 "Vemtinftige Koloniallösung liegt in aller Interesse： Deutschland wünscht keine vollständige Autarkie," Deutsche AUgemeine Zeitung, December 16, 1936.

167 Tooze, Wages of Destruction, 207.

168 Homze, Luftwaffe, 74.

169 一张有Milch及其手下的照片，也许是反映“二战”期间航空产业的最著名的照片，参见German Archives，BA 101I-760-0165N-26。

170 Data in Homze, Luftwaffe, 74-75.

171 在Milch成为汉莎航空公司的第一董事之前，他曾被容克公司聘用。Detlef Siegfried，Der Fliegerblick：Intellektuelle，Radikalismus und Flugzeugproduktion bei Junkers 1914 bis 1934（Dietz，2001），第287—288页；［Samuel W.Mitcham Jr.，Eagles of the Third Reich：Men of the Luftwaffe in World War II（Boston，2007）。德国空军最著名的运输机、西班牙内战初期佛朗哥的大救星“容克Ju52”飞机的历史，参见Morten Jessen，The Junkers Ju 52：The Luftwaffe's Work horse（London，2002）。

172 Michael Payne, Messerschmitt Bf 109 in the West (London, 1998).

第五章

1 参见Leonard Mosley，The Reich Marshal：A Biography of Hermann Göring（New York，1974），第212页。更具一般性的观点，参见John Keegan，The Mask of Command（New York，1988），第182页。

2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1) , 153；Hjalmar Schacht, Account Settled (London, 1949), 82.

3 关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的更多信息，参见Die berich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1939-1945（Munich，1983）。

4 希特勒当时已经对美国宣战，而最初美国只是对日本宣战。Ian Kershaw，Hitler：1936-1945 Nemesis（London，2006），第444页。

5 “元首特别指挥权”背后的“原初理论”，参见Hans Frank，Das Führerprinzip in der Verwaltung（Krakau，1944）。

6 Walter Görlitz，"Keitel，Jodi and Warlimont，" in Hitler's Generals，edited by Correlli Barnett (London, 1989).

7 Adolf Hitler,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Stuttgart, 1976) ；Adolf Hitler, Hitler's Table Talk, 1941 - 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edited by Hugh Trevor-Roper, translated by Gerhard Weinberg and Norman Cameron (NewYork, 1973), 567,

8 See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Munich, 1924) , especially chapter 10.

9 Hitler, Table Talk, 561 n.

10 Ibid.

11 同上，第568—569页。这一系列发言的最初出版者Picker当晚亲笔记下了这些话，其中凯特尔（Keitel）的话是直接引语，Hewel的话是间接引语。

12 Norman Hera, Operation Alacrity ( Annapolis, Md. , 2004 ) , 36 - 37；Stanley Payne, Franco and Hitler： Spain，Germany, and World War II (New Haven, Conn., 2008), especially 271 -73.

13 Angel Viõas, Franco, Hitler y el estallido de la Guerra Civil (Madrid, 2001), 153 -57.

14 尽管对于卡纳里斯那晚是否在场存在分歧，但可靠的记述认为他在。

15 Hitler，Table Talk，第568页。希特勒还声称西班牙会再次陷入内战。所以他才会说“第一次打内战”。

16 研究西班牙内战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他关于西班牙共和派的三部曲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Angel Viñas，La soledad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2006），尤其是“引言”。

17 Hitler，Table Talk，第568页。关于长枪党最好的研究，参见Stanley Payne，Falange：A History of Spanish Fascism（Stanford，1961）。

18 Hitler, Table Talk, 569.

19 加上医疗人员和机械维修人员，这一数字可达仅1.6万。参见Manfred Merkes，Die deut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1936-1939（Bonn，1961）；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New York，2001），第937页附录3，本书大部分信息摘自Merkes关于西德的资料来源。

20 佛朗哥派的数字，参见Jesús Salas Larrazábal，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Madrid，1974）。这是Hugh Thomas在西班牙内战方面的主要数据来源，第973页附录3。这些数字与以下著作相符：Edward Homze，Arming the Luftwaffe（Lincoln，Neb.，1976），尤其是第vi页。

21 Gerald Howson, Arms for Spain (London, 1998), 7 -8.

22 生产数据参见Adam Tooze，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2006），附录A4。

23 James Marshall- Cornwall et al.，主编.，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D系列，1937-1945，第3卷：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Washington，D.C.，1950）（以下简称German Documents）卷宗2注释2.一份来自纳粹党外事局的纳粹党内部的“装饰建议”概述了这件事。它写道：“与元首的第一次会面，地点是拜罗伊特，时间是同一天[7月25日]的后半夜，元首从[齐格菲]剧院返回之后，[佛朗哥的]信就是在这次会面中呈递的。会面结束后元首很快召见了戈林元帅，当时的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上将，以及当时在拜罗伊特的一名海军将领[估计是卡纳里斯]。”

24 Viñas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有价值。参见Angel Viñas and Carlos Collado Seidel,“Franco's Request to the Third Reich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第11卷第2期（2002）,第191—210页。

25 See Viõas, Franco, Hitler, 231.

26 Glyn Stone, "Yvon Delbos and Anthony Eden： Anglo-French Cooperation, 1936 - 1938," in Anglo-French Relations Since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bington, U. K. , 2009).

27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valon Project, Yale University Vol. IX, 281.

28 Whealey称希特勒给戈林下了明确的经济命令，这将符合希特勒的考虑的时间框架。但Whealey并没有指出信息来源。参见Robert Whealey，Hitler and Spain：The Nazi Rol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Lexington，Ky.，1989），第72—74页。类似地，关于戈林在纳粹政权里拥有“最高经济”地位的说法也不准确（第72页）。关于戈林最初的犹豫，参见Stefan Martens，Hermann Göring（Paderborn，1985），第65—66页。

29 这一观点，参见Hans-Henning Abendroth，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Nuremberg，1970），尤其是第35—36页。Abendroth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包含对伯恩哈特的采访，但我们知道伯恩哈特喜欢自我粉饰。来源参见Hans-Henning Abendroth，Mittelsmann Zwischen Franco Und Hitler：Johannes Bernhardt Erinnert 1936（Marktheidenfeld，1978）.

30 German Documents，卷宗9—11。关于冯·勃洛姆堡的详细讨论参见Harold Deutsch，C.Hitler and His Generalsthe Hidden Crisis，January-June 1938（Minneapolis，1974），第132—133页。

31 German Documents, Doc. 11，p. 11.

32 Ibid.

33 尽管和戈林的方式不同，但Bernhardt在“二战”后也试图篡改历史。笔者2010年与Angel Viñas的谈话确证了这一点，这是基于他与Bernhardt的谈话。

34 German Documents, editor’s note, 2, n2, for Auslandorganisation document.

35 像希特勒的其他决定一样，对于他干涉西班牙的动机，史学界也有很多争论。一场主要争论是，一派强调希特勒决策的“程序化”战略，另一派强调纳粹权力的“混杂”性质。前一种观点主要是基于Hugh Trevor-Roper和Andreas Hillbruger的著作，后一种观点是由Hans Mommsen、Martin Broszat和Zygmut Baumann推广的。相关争论参见Eberhard Jaeckel，Hitler in History（London，2000）。西班牙方面的观点参见Rafael 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Madrid，1994），第56页。

36 Paul Preston, 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94), 134.

37 不过他并没有探究假如希特勒没有这么做会发生什么情况，参见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923—928页。

38 Michael Alpert,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en el mar ( Barcelona, 2008 ) , especially 348 - 51.

39 据Abendroth说，事实上Milch曾被召到拜罗伊特参与谋划，随他去的还有一名海事专家，负责协调运输事宜。同时参见David Irving，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ftwaffe：The Life of Luftwaffe Marshall Erhard Milch（London，1973），第48页。

40 设立HISMA的最初文件的复印件，参见Viñas，La Alemania Nazi，第442页。

41 See Archivos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ooperación, Archivo de Guerra de Burgos ( henceforth Archivos Espñnoles) Box ( b. ) 2187, File 2 - 3, Reporte de la Hisma para liquidación Madrid, May 28, 1939, signed by Bernhardt. Angel Viñas, Política Comercicd Exterior En España (1931 — 1975) (Madrid, 1979), 146.

42 ROWAK一直延续到纳粹政权覆灭的时候。S Christian Leitz，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1936-1945（New York，1998），第18-19页。

43 German Documents, Doc.101, 113-14, by Hermann Sabath at the Foreign Ministry Economic Office.

44 这与Viñas、Whšealey甚至García Perez的结论相符。

45 John Coverdale, Italian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 Princeton, N. J. , 1975), 75.

46 German Documents，卷宗33。当时巴黎使馆发出的报告称每天平均有100人被运送到西班牙，同时还有军事物资。这可能影响了最初的法西斯军事升级。自埃塞俄比亚战争以来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磋商一直在增加。

47 Galeazzo Ciano，Ciano's Diplomatic Papers（London，1948），第60页。墨索里尼在米兰大教堂旁边发表演讲。他说：“围绕这个轴心，所有渴望合作与和平的欧洲国家都能运转。”

48 Abendroth,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41.

49 他们与英国人的投机性接触，主要证据参见Dez Anos De Política Externa（1936-1947）：A Nação Portuguesa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Lisbon，1961），第3卷，卷宗20（以下简称Portuguese Documents）.

50 Payne把日期弄错了，但他说明了空运是7月20日开始的，使用的是小型西班牙飞机，当时共和派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Stanley Payne，The Franco Regime：1936-1975（Madison，Wisc.，1987），尤其是第123—124页和注释9。

51 Abendroth,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53；Whealey, Hitler and Spain, 1.

52 这一控制问题将创造很多争斗。Burgos Files，档案盒812，and underneath，Archivos Españoles.

53 国民军派收到供应的收据的证据，参见Burgos Files，档案盒2141，Archivos Españoles。

54 国民军派内部财政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Pablo Martín Aceña and Elena Martínez Ruiz，主编.，La Economía de la Guerra Civil（Madrid，2006）.

55 Law 15 of August 19, 1936, in Bandos y órdenes dictadas por el Excmo. Sr. D. Gonzalo Queipo del Llano y Sierra (18. 7. 36 - 19. 2. 37) ( Sevilla, 1937) , reproduced in Viñas, Política comercial exterior, 144.

56 他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货币。Aceña and Martínez Ruiz，La Economía de la Guerra Civil.

57 最新的数据和估计，参见Pablo Martin-Acena，Elena Martinez Ruiz，and Maria A.Pons Brias，“War and Economics：Spanish Civil War Finances Revisited,”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Germany，MPRA Paper，no.22833（2010）。

58 相关军政府法令的复印件参见Viñas，Política comercial exterior，第145页。

59 西班牙内战最初几个月里共和派控制区发生的社会暴动，及其对共和派经济的有害影响，参见Elena Martínez Ruiz,“Las relaciones económicas internacionales：Guerra，política，negocios,”收录在Aceña and Martínez Ruiz，La Economía de la Guerra Civil。

60 March扮演的角色，参见Mercedes Cabrera，Juan March（1880-1962）（Madrid，2011），尤其是第273—275页；Ángel Viñas，“La connivencia fascista,”见Los Mitos del 18 De Julio（Barcelona，2013）。

61 这符合Viñas的结论，参见Viñas，Política comercial exterior，第145页。

62 一份尤其注意到战略性时刻的重要描述，参见Preston，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尤其是第12章。

63 El Socialista, July 25, 1936. See also Cabrera, Juan March, 273.

64 最新文件揭示出意大利和政变方“沆瀣一气”，这是最主要的结论。

65 西班牙的“纯人民阵线”政府包含了共产党人，而法国共产党人一直没有加入巴黎的人民阵线政府。

66 这一请求来自西班牙共和政府总理。发自西班牙的与柏林确认此事的电报是8月1日抵达的。参见German Documents，卷宗21。

67 德国的回复记录于German Documents，卷宗22。

68 史学研究对这一关系的探讨很深入，尤其是Thomas、Preston和Radosh的著作。但最全面、质量最高的是Viñas的论著La Soledad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2006）。

69 German Documents, Doc.50, 50-52.

70 Von Neurath在8月24日写了一份“绝密备忘录”。他写道：“在我看来，在这次宣布[义务兵役制]之前，至少让外界知道我们愿意在保持中立一事上合作，对我们将是有好处的。”German Documents，卷宗55，第56—57页。另外，遵守“不干涉委员会”的要求也是由于一个令人难堪的外交事件：西班牙共和派俘获了一架佛朗哥派士兵驾驶的德制飞机。这令Dieckhoff感到担忧，参见German Documents，卷宗48。

71 Abendroth,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52-53.

72 参见German Documents，卷宗57—59。8月29日一项类似的抱怨被报告，参见German Documents，卷宗62，61。

73 See German Documentsf Doc.58, 59.

74 Glyn Stone, Spain, Portugal and the Great Powers, 1931 - 1941 (London, 2005), 132.

75 西班牙内战期间英国对佛朗哥的“官方”态度是正面的，这促使各国都对其采取亲善态度。参见Enrique Moradiellos，“The Gentle General：The Official British Perception of General Franco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收录在Paul Preston and Ann L.Mackenzie主编的The Republic Besieged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Edinburgh，1996）。

76 参考的葡萄牙方面的资料确证了这一点。参见Portuguese Documents，第3卷。

77 英国方面的观点和通信往来详细记录在Foreign Office，National Archives，Kew（以下简称FO），371/20584 W15431/9549/41 and FO 371/20588W18100/9549/41。Stone注意到，英国外交部认为这些报告是准确的。参见Glyn Stone，The Oldest Ally：Britain and the Portuguese Connection，1936-1941（London，1994），第10页。

78 Aceña等学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共和派遭遇的这些最初的失败导致他们在后来的战争中元气大伤。而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介入下，佛朗哥的部队进行了有效的战斗。参见Aceña et al.，War and Economics，第1页、第25页。

79 Leitz依据1936年8月3日Du Moulin的一封信引用的化名是Aurelio Fernández Aguilar，但梅塞施密特的报告里写的是上述名字。尼古拉斯·佛朗哥可能这两个化名都用。

80 分析这段历史的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注意到这则档案资料，包括García Perez包罗万象的著作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81 几周后苏制“塌鼻”（Chato）和“苍蝇”（Mosca）飞机（译者注：分别是西班牙人给这两种飞机起的绰号）将开始改变双方的空中力量平衡。

82 See German Documents, Doc.80, enclosure, 85 -89, 85, n2.

83 German Documents, Doc. 80, 3.

84 参见German Documents，卷宗83，91。1936年9月21日德国国防部就这份报告召集现场连线会议，并将其列为“高度机密”。但迄今为止的史学研究从未提到过这份报告。

85 German Documents, Doc. 83 , 91, n2,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86 German Documents, Docs. 98, 99, 100, 101, 106-11.

87 See German Documents, Doc.101, 112.

88 Michael Mueller, Canaris： The Life and Death of Hitler's Spymaster (London, 2007), 105, 106

89 关于此事的最佳讨论参见Garci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61—62页；Leitz，Economic Relations，第25—26页。

90 在冯·勃洛姆堡耻辱地退出内阁后，由瓦尔利蒙特签署设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的备忘录，实质上是把所有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希特勒。“秃鹰军团”与最高统帅部尽管在组织机制方面的称呼不同，但二者的创立方式是类似的，都属于同一个过程——把传统的军事战略决策纳入希特勒的个人控制范围。

91 See Raúl Arias Ramos, La Legión Cdndor en la Guerra Civil (Madrid, 2003) ；original documents in Karl Ries, Legion Condor, 1936 -1939： Eine ilIxistrierte Dokumentation (Mainz, 1980).

92 German Documents，卷宗392和卷宗394。提到了1937年签订的议定书。

93 German Documents y Doc.101, 114.

94 Ibid.

95 这将由1937年签订的商业协议确定下来，总共是四份文件。Colección De Tratados Internacionales Suscritos Por España（Madrid，1977），卷宗6第1部分，第251—254页。

96 Abendroth,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61.

97 这些发现应归功于Charles E.Harvey，“Politics and Pyrites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s.，第31卷第1期（1978），第89—104页，见其中的第92—93页。

98 CAB 24268 C. P. 80 (37) , cited in Harvey, "Politics and Pyrites," 93.

99 FO 371 22634, cited in Harvey, "Politics and Pyrites," 93.

100 García Perez提到了“无法超越霸权野心”的问题，但我们几乎看不到德国施压却未能如愿的情况。在国民军派进攻马德里失败后，这些压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参见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71页。对非正式帝国的最佳定义（当然是基于英国的经历）参见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s.，第6卷第1期（1953），第1—15页。

101 相关事件的时间顺序，参见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412页。

102 当前西班牙共和国代表Francisco Agramonte请求德国向西班牙派出一个经济使团时，德国外交部拒绝了。在Whealey看来，这是因为von Neurath领导的外交部考虑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García Perez也这么看，但这一结果确实支持了HISMA-ROWAK.German Foreign Ministry，629251985-86，U.S.National Archives，转引自Whealey，Hitler and Spain，第70页、第192页，注释30。

103 关于战争策略问题的最佳论述，参见Gabriel Cardona，Historia Militar de una Guerra Civil（Barcelona，2006）。关于外国扮演的角色，参见经典著作Jesús Salas Larrazábal，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Madrid，1974）。

104 Faupel曾任驻阿根廷军事顾问，也是“自由军团”（Freikorps）的团长。他是德国派驻国民军派政府的代表，技术上应该是驻马德里，但由于佛朗哥未能攻占马德里，所以他实际上是驻萨拉曼卡。他在1937年2月被任命为大使。

105 German Documents, Doc. 132, 142 - 43.

106 根据这份文件的记录，此人的名字是Enge（同上）。

107 Abendroth，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第124页。Leitz认为是戈林推动了这一决定。

108 Whealey在此书中表达了这一观点：Hitler and Spain，第75页。

109 这些投资首要的当然是力拓、Orconera和Tharsis。西班牙方面对这一经济结构的一个观点，参见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61—62页。

110 这些数字记载于Robert H.Whealey，“Economic Influ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第5卷第2期（1983），第229—254页，尤其是第231页。

111 对这些矛盾的一个很好的综述，参见Douglas Little，Malevolent Neutrality：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Origin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Ithaca，N.Y.，1985）。

112 Harvey, "Politics and Pyrites. "

113 对所有这些项目的一个很好的综述，尽管没有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排列，参见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71—74页。

114 钨也称为tungsten，化学符号是W，原子序数是74。我将一直称其为wolfram。

115 沙赫特和达里部长之间有很多分歧，经常是激烈的分歧。关于达里及其副手赫伯特·巴克的更多信息，参见Adam Tooze，Wages of Destruction：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London，2006），尤其是第166—172页。

116 达里的父亲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进出口商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全球政治”理念的积极实践者。达里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关于达里的种族主义观念的更多信息，参见Richard Walther Darré，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Munich，1938）。

117 除西班牙之外的地区的贸易情况，参见Christian Leitz，“Nazi Germany and the Luso-Hispanic Worl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第2卷第2期（2003），第183—196页。

118 German Documentst Doc.163, 179.

119 Ibid.

120 Whealey, Hitler and Spain, 76.

第六章

1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Confessions of "the Old Wizard" ：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by Diana Pyke (Bostonl956) , 367.

2 Leonard Mosley, The Reich Marshal： A Biography of Hermann Göring (New York, 1974), 212-16.

3 认为希特勒是一个“虚弱的独裁者”的功能主义观点可以回溯到Broszat和Mommsen。但Bracher认为纳粹政府是一个“混乱政府”。参见Martin Broszat，The Hitler State（London，1981）。同时，Tim Mason认为希特勒的理想主义和该政府的管理现实之间存在“斗争”。基于我一直引用的证据，我的观点更接近于Kershaw的观点，即纳粹政府的领导人“争相取悦希特勒”，而这显然与“虚弱”独裁的观点相对立。但必须承认，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析性平衡”。参见Richard Overy，“Germany，‘Domestic Crisis' and War in 1939,” Past & Present，第116卷（1987年8月1日），第138—168页；Timothy Mason，“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收录在Michael Marrus主编的The Nazi Holocaust Part 3，The “Final Solu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Mass Murder（Westport，Conn.，1989），第1卷，第3—20页。

4 关于臭名昭著的1932年的筹款活动，参见詹姆斯对克虏伯公司的杰出研究。参见Harold James，Krupp（Prince ton，N.J.，2012），尤其是第189页。

5 Cited in R. J. Overy, Göring, the "Iron Man" (London, 1984) , 15.

6 Schacht, Autobiography, 365.

7 Cited in Overy, Göring, 34.

8 此文的观点大体令人信服，但我不同意作者暗示的因果关系：Athanasios Orphanides，“Is Monetary Policy Overburdened?,”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Working Paper 435，December 20，2013。对央行机制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份重要文件，参见Michael D.Bordo and Anna J.Schwartz，Monetary Policy Regim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Historical Record，Working Pap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7年9月。

9 Adam Tooze，Wages of Destruction：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London，2006），第209页、第715页，注释16。当时的记录应归功于Norbert Muhlen，Der Zauberer:Leben Und Anleihen Des Dr.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Zürich，1938），第166页。

10 英国在1935年大选之后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法国实行了两年制兵役，促使希特勒恢复征兵制，并如上所述，在1936年扩征。Winston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London，1948），第117页。

11 根据受人尊敬的阿伦斯巴赫民调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的调查，到了2014年，德国人对通胀的恐惧仍大于对癌症的恐惧。Alexander Jung，“World War I Sowed Seeds of German Hyperinflation in 1923,” Spiegel，2014年7月2日。

12 Albrecht Ritschl，Deutschlands Krise und Konjunktur 1924-1934：Binnenkonjunktur，Auslandsverschuldung und Reparationsproblem Zwischen Dawes-Plan und Transfersperre（Berlin，2002）.一份英文综述，参见Albrecht Ritschl，Deficit Spending in the Nazi Recovery，1933-1938：A Critical Reassessment（Zurich，n.d.）.

13 沙赫特就通胀问题发表的一篇演讲，参见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Avalon Project，Yale University（以下简称IMT），第37卷，第365页及以后。同时参见Timothy W.Mason，Nazism，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Cambridge，U.K.，1995），第108页。对“西墙”构成的压力以及农业与工业工资之间的“失衡”，参见Tooze，Wages，第265—266页。后来的通胀，参见Willi Boelcke，Die Kosten Von Hitlers Krieg（Paderborn，1985）。

14 See Tooze, Wages, 266.

15 有金融压制”的完整概念的一个现代观点，参见Carmen Reinhart，“The Return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第16期（March 2012）。

16 参见The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第167卷。该条约技术上称为《法苏互助条约》，于1935年5月达成。

17 U.K.Cabinet Memoranda，1935-1937（or 1937-1939）Cabinet Papers，National Archives，Kew，CAB/24/261.在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的第二天，艾登向英国内阁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担心希特勒的“方式”，以及“戈林将军及纳粹极端分子”对希特勒的影响（189）。

18 CAB/24/261, 190.

19 参见经典著作Nicholas Rostow，Anglo-French Relations，1934-36（London，1984），尤其是第236—238页。

20 参加1936年7月27日下议院辩论的不仅有劳合·乔治，还有艾登和张伯伦。

21 Peter Neville, Mussolini (London, 2004), 133 -34.

22 这是Kershaw翻译的。参见Ian Kershaw，Hitler，1889-1936：Hubris（New York，1999），第1页。

23 Overy, "Germany, 'Domestic Crisis' and War in 1939," 167.

24 Richard Overy, The Nazi Economic Recovery, 1932 - 1938 (New York, 1996), 26.

25 IMT, voL36 , 292, Schacht to Blomberg, cited in Tooze, Wages, 209.

26 Rolf Caesar and Karl-Heinrich Hansmeyer, "Kriegswirtschaft und Inflation," in Wähmng und Wirtschqft in Deutschland 1876-1975 (Frankfurt, 1976), especially 408 - 9；Harold James, The German Slump: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Oxford, 1986), 387.

27 引述自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Account Settled（London，1949），第90页。这本书的附录里还有1935—1936年沙赫特向军方听众发表的演讲，后来冯·勃洛姆堡终止了这一系列演讲。关于“他主持的”经济复苏与货币扩张发挥的作用，同时参见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London，1967）。

28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对这一点的探讨，参见James，Krupp。

29 Adam Klug, "The German Buybacks, 1932-1939： A Cure for Overhang? ," in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inceton, N. J. , 1993)，

30 Caesar and Hansmeyer, "Kriegswirtschaft und Infl ation," 382n.

31 参见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Abrechnung mit Hitler（Hamburg，1948），第16—18页。Kershaw，Hubris，第9页触及这个问题。Kershaw在附录里提到了这本德文著作的另一个版本（对应的第61—62页）。

32 “西墙”工程提供了很有吸引力的工资，参与该工程的劳动力来自其他经济领域，这有时甚至导致政府内部对劳动力的争夺。

33 在纽伦堡审判中，国防军经济办公室的托马斯将军作证支持，沙赫特“从1936年起一直”呼吁冯·勃洛姆堡采取谨慎态度。Schacht，Account Settled，第90页。

34 See Schacht, Autobiography, 335; Leon Goldensohn, 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New York, 2004) , 218 -20.

35 奥运会之后反犹行为的升级，参见Richard 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London，2006），第581—

36 至关重要的法国方面的态度（在多年拒绝让汇率贬值之后），参见Kenneth Mouré，“ ‘Une Eventualité Absolument Exclue'：French Reluctance to Devalue，1933-1936,”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5，第3卷（1988），第479—505页。

37 沙赫特后来试图召集另一次国际会议。Patricia Clavin，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Britain，Germany，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1931-36（Basingstoke，U.K.，1996），尤其是第187页。

38 Kershaw描述道，这一年10月末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接见齐亚诺时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参见Ian Kershaw，Hitler：1936-1945：Nemesis（London，2000），第25页。希特勒形容墨索里尼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政治家”。Galeazzo Ciano，Ciano's Diplomatic Papers；Being a Record of Nearly 200 Conversations Held During the Years 1936-42 with Hitler，Mussolini，Franco and Many Other World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Figures（London，1948）。对这一资料来源的一个注，参见第8章。

39 Overy说戈林的经济观点“缺乏深度”，这么说也许太客气了。参见Overy，Göring，第52页。

40 戈林亲笔记述的他的完整的世界观，参见Hermann Göring，Aufbaueiner Nation（Berlin，1934）。

41 David Marsh，The Bundesbank：The Bank That Rules Europe（London，1993），第138页。在“二战”初期（1940年），提高物价被宣布为“严重叛国行为”。

42 See Fernando M. Meulin, "Debl, Inflation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13 -2017 (May 2013) ；Haan de Bevger and S. C. W. Eijffinger,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 Update of Theory and Evidence ( Tilburg, 2000) ；and Cristina Bodea and Raymond Hicks,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 New Data and a Global Samp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ented at the 2013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and 2013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43 Woodruff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especially 253.

44 当时政治驱动的“地理学”理论认为，控制欧洲中部就可以控制欧亚大陆，进而可控制全世界：“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世界。”这个观点最早是哈尔福德·麦金德博士提出的，但可能是通过（Haushofer）传到了纳粹那里:参见Sir John Halford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New York，1919），尤其是第186页；Karl Haushofer，Karl Haushofer：Leben und Werk，豪斯霍弗的全部“地理学”作品、可参见Hans Adolf Jacobsen主编的书（Boldt，1979），第1卷。

45 一本“经过批准的”、阿谀奉承的戈林传记，参见Gerald Griffin and Erich Gritzbach，Hermann Göring（London，1939），第109页。

46 弗利契将军对戈林干预国防军和参与“长刀挥舞之夜”不满的两个例子，参见Ulrich von Hassell，The Von Hassell Diaries（London，1948），第29页；Overy，Göring，尤其是第150—151页。

47 Tooze, Wages, 210.

48 Overy, Göring, 58.

49 沙赫特说，他曾多次直接向希特勒抱怨，在德国国内及国外，一些纳粹党人员对货币控制缺乏尊重。但戈林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参见Frank Bajohr，Parvenüs und Profiteure：Korruption in Der NS- Zeit（Frankfurt，2001）。

50 Griffin and Gritzbach, Hermann Göring, 107.

51 双方争执的源起似乎是沙赫特否决了Keppler提出的设置钢铁配额的建议。Matthias Riedel，Eisen und Kohle für das Dritte Reich（Göttingen，1973），第68—70页。Tooze也提到了这件事，参见Wages，第220页。

52 一本翔实深入的Goerdeler传记关注他越来越反对希特勒，参见Ines Reich，Carl Friedrich Goerdeler：Ein Oberbürgermeister Gegen Den NS-Staat（Köln，1997）.Goerdeler是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密谋的领头人物之一。

53 Overy, Genrawi/JecoveTj,尤其是第3章中的表格。

54 Goerdeler的建议意味着将恶性通胀之后的经济稳定化再实施一遍。对此的记述，参见Niall Ferguson，Paper and Iron：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1897-1927（Cambridge，1995），第408—414页。

55 完整的单子参见Tooze，Wages，第717页，注释60。尤其具有启发性的是R2501 6517，on 315-16。

56 Ibid. , 219.

57 Kershaw，Nemesis，第20—11页。Kershaw认为这份备忘录并没有说计划是“四年”。

58 "Unsigned Memorandum," August 1936, German Documents, series C, vol. 5, 853 - 62；"Aufzeichnung ohne Unterschrift" (1936) , in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 -1945 (Göttingen, 1977), German Documerits, series C, vol. 5, 2, 490, 793 - 801.

59 沙赫特承认没有送给他，不过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这么承认显然是对他有利的。参见Autobiography，第351页。

60 Ibid.

61 尽管Hans Mommsen提出了著名的纳粹德国是“混杂政体”的理论，但他也承认，希特勒在纳粹的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尤其是在1936年之后。参见Hans Mommsen，From Weimar to Auschwitz（Princeton，N.J.，1992），尤其是第163—164页。这一史学研究趋势的另一个例子，参见Lothar Kettenacker and Gerhard Hirschfeld，Der “Führerstaat,” Mythos und Realität（Stuttgart，1981）。

62 Overy指出了有意思的一点：鉴于希特勒不喜欢写东西，他肯亲笔写下这份备忘录，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63 "Aufzeichnung ohne Unterschrift," 793 , 796.

64 Ibid. , 796.

65 Ibid. , 801.

66 据说较早在夏天的时候，戈林把他对Goerdeler报告的评论发给了希特勒，然后希特勒就起草和口授了这份备忘录。之后戈林前往山间别墅，希特勒将备忘录完成。

67 Griffin and Grilzbach, Hermann Göring, 106.

68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支持了Jäckal的观点，即希特勒政权最重视的是对外政策，不过希特勒自己的话显示，把这作为重点是由于“外部威胁”对德国内外政策的影响。Eberhard Jäckel，Hitler's World View：A Blueprint for Power（Cambridge，Mass.，1981）。

69 Overy, Gödring, 51.

70 不过这一说法的出处有很多争议，参见David Irving，Göring（London，1989），第166页。

71 IMT, vol.5, 141.

72 托马斯被称为“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这是一个公正的描述，参见Tooze，Wages，第478页。

73 Cited in Kershaw, Hubris, 19，originally from German Documents, vol. 100, V，853，N.l，Doc.490.

74 Irving, Göring, 107.

75 沙赫特批评这一计划的经济合理性，尤其是低质量的国产矿石及合成产品方面，参见Schacht，Account Settled，第97—105页。

76 从这些叙述中可明显看出沙赫特的自傲。Schacht，Autobiography，第369—371页。

77 Caesar and Hansmeyer, "Kriegswirtschaft und Inflation"；Klaus Hildebrand, Vom Reich zum Weltreich： Hitler, NSDAP und koloniale Frage, 1919- 1945 (Munich, 1969).

78 Overy，Göring，尤其是第3章。

79 更多背景，参见如下讨论：Diarmuid Jeffreys，Hell's Cartel（London，2008），第4章。

80 也可参见Overy，Göring，第3章。

81 关于经营与腐败问题的非常重要的讨论详细记载于August Meyer，Das Syndikat：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Braunschweig，1986）。

82 Gritzbach and Griffin, Hermann Göring, 109.

83 Schacht, Account Settled, 100.

84 第九章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85 German Documents，卷宗196，卷宗219—220。柏林对这份文件的传达见其中的注释1。据德国总理府官员Lammers在1937年1月15日所说，这是直接呈送外交部长及其他官员的。

86 German Documents, Doc.207 , 229.

87 Ibid.

88 Pablo Martin-Acena，Elena Martinez Ruizand Maria A. Pons Brias "War and Economics: Spanish Civil War Finances Revisited，"’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 MPRA Paper, no. 22833 (2010), Fig. 8.

89 对此的讨论见Michael Seidman，The Victorious Counterrevolution：The Nationalist Effort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Madison，Wisc.，2011），第110—111页。

90 Talbot对战争期间的商业利益的研究尽管局限于英文来源，但在西班牙向德国的运货问题上，他的研究给人启示。我要感谢他的帮助。数字方面的差异源于对有效汇率的分歧（我使用的是在西班牙以外记录的汇率）。Ben Talbot，unpublished disser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2010，尤其是第35—39页。我要感谢作者和他的顾问。

91 先是在南方，1937年又在矿产丰富的北方，国民军派接管了采矿设施（当然包括力拓），这对大型采矿联合企业是有利的。

92 Foreign Office, FO 371/21303, National Archives, Kew, U. K. , Rio Tinto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1, 1937.

93 U. K. Cabinet Memoranda, 1935 - 1937 (or 1937 - 1939) Cabinet Papers, National Archives, Kew, U. K. (henceforth CAB), 24/268 CP 80 (37) , cited in Harvey, "Politics and Pyrites," 99.

94 CAB 23/87，1937年3月3日。第一海务大臣的观点，参见Harvey，“Politics and Pyrites,”第99页。

95 Harvey，“Politics and Pyrites,” 99.

96 德国提供的支援给了佛朗哥，此时他已是国民军派无可争议的领导人。Stanley Payne，Franco and Hitler：Spain，Hitler and World War II（New Haven，Conn.，2008），尤其是第294—297页。

97 这份报告是由外交部的Benzler签署的。German Documents，卷宗223、卷宗245—246。

98 Ibid.

99 See Harvey，“Politics and Pyrites,” 93 -94.

100 同上。不过，与Leitz的主张不同的是，这是在经济部“纳粹化”之前发生的。该部的纳粹化发生于1937年末，即戈林正式接管之后。

101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赞同Leitz的分析。参见Christian Leitz，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1936-1945（New York，1996）。

102 这份协议的最终文本复印件参见German Documents，卷宗234，卷宗256—257。

103 “和平渗透”是沙赫特在索非亚说的原话。参见Glasgow Herald，1936年6月16日，第11版。

104 该体系对企业的影响，参见Overy，Göring，尤其是第57页。

105 “生存空间”观念出现的基本背景，参见Vejas G.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Cambridge，U.K.，2000）。

106 关于德国政治动机的两份很不相同的研究，参见Merkes，Die Deutsche Politik，and Abendroth，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东德的Einhorn一派强调除沙赫特之外的德国利益，尽管经济政策是沙赫特负责的领域。而Leitz的观点显然主要聚焦于戈林的手下及他们发挥的作用。参见Manfred Merkes，Die Deut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1936-1939（Bonn，1961）；Marion Einhorn，Die Ökonomischen Hintergründe Der Faschistischen Deutschen Intervention in Spanien 1936-1939（East Berlin，1962）；Hans-Henning Abendroth，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Die Deutsch-Spanischen Beziehungen Im Spannungsfeld Der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politik Vom Ausbruch Des Bürgerkrieges Bis Zu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1936-1939（Nuremberg，1970）；以及除了在Bernhardt发挥的作用方面不准确之外，参见Mittelsmann Zwischen Franco Und Hitler：Johannes Bernhardt Erinnert 1936（Marktheidenfeld，1978）。

107 German Documents, Doc. 256, 287 - 88.

108 1934年张伯伦曾用这一方法来对付沙赫特在还债问题上耍的手段。

109 German Documents, Doc. 257, 288. See reproduction in Wayne Bowen, Spaniards and Nazi Germany (Columbia, Mo. , 2000) , 33.

110 German Documents, Doc.257, 289.

111 German Documents, Doc. 231, 253.

112 参见Archivos Españoles，Archivo de Barcelona，Archivo de Azaña，b.136，报章剪辑。事实上德国和意大利都曾同意约束在摩洛哥的领土野心。但意大利的确一度通过一个流氓代理人夺占了马略卡岛。

第七章

1 Hjalmar Schacht, "Germany's Colonial Demand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37.

2 Ibid. , 226.

3 W. 0. Henderson, 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 1884 -1919 (London, 1993) ；Wolfe W,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 - 1945 (New Haven, Conn. , 1964) , especially 190 for demands.

4 Schacht, "Germany's Colonial Demands," 226.

5 同上，第227页。这一分析似乎被后来的研究印证。Kenneth Mouré，“ ‘Une Eventualité Absolument Exclue'：French Reluctance to Devalue，1933-1936,”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第15卷第3期（1988）第479—505页。

6 这几乎是逐字重复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演讲的原话。Schacht，“Germany's Colonial Demands,”第224页。

7 Holger Herwig, "Geopolitik: Haushofer, Hitler and Lebensraum,"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2, no. 2 (1999) ： 218-41；Brian Blouet,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2004) , especially 61-62.

8 Schacht, "Germany's Colonial Demands," 226.

9 张伯伦于1937年5月28日成为首相，接替鲍德温。他是鲍德温政府的财政大臣。在爱德华八世国王的“退位危机”之后，鲍德温提前决定了自己的退休时间。Robert C.Self，Neville Chamberlain：A Political Life（London，2006），第256—257页。

10 Nicholas Rostow, "Conclusions," in Anglo-French Relations, 1934- 1936 (London, 1984).

11 Jean Lacouture, Léon Blum (New York, 1982) , especially 169.

12 关于“莫斯科的黄金”一事的最佳记述，参见Angel Viñas，El Oro de Moscú：Alfa y Omega de un mito franquista（Barcelona，1979）；Pablo Martín Aceña，El Oro de Moscú y El Oro de Berlín（Madrid，2001）。

13 Archivos Espñnoles, Archivo de Barcelona, Archivo de Azaña, b. 136, folder 6, Doc.5, dated April 17, 1937.

14 类似的说法曾在1936年7月和1936年10月被提出。考虑到德、意两个法西斯政府内部都存在的分歧，这一联想是真实的，但这一直都没有变成德、意两国的现实政策。

15 英美媒体继续称沙赫特是纳粹德国的“经济独裁者”。到了1937年底这一状况才改变。参见Milwaukee Journal，December1937年12月17日，第4版。

16 当时一个与这一结论呼应的观点，参见Arnold Toynbee，International Survey 1937（London，1937）。

17 对于在西班牙作战的意大利军队来说，瓜达拉哈拉战役是一场惨痛失败。第八章详细阐述这一点。

18 Archivos Españoles, Archivo de Barcelona, Archivo de Azaña, b. 136, folder 6, Doc.5, dated April 17, 1937, 2 -3.

19 Ibid. , 3.

20 Kershaw叙述了在这段关键时期，希特勒的决策在对外政策领域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样一来，在最高对外政策层面，纳粹政权具有的“混杂”性被削弱了。参见Ian Kershaw，Hitler 1936-1945：Nemesis（London，2000），第122—128页。这一“兼职外交官倾向”，参见Christopher Kopper，Hjalmar Schacht：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ächtigstem Bankier（Munich，2006），第307-310页。

21 Lacouture, Blum, 297.

22 Foreign Office，FO 954/8/45，National Archives，Kew，U.K.(以下简称FO），1-8.法国总理布鲁姆通知了英国驻法大使克拉克本人。接着艾登感谢布鲁姆坦诚相告。

23 Ibid. , 1.

24 Ibid. , 4.

25 Ibid. , 2.

26 Lacouture, Blum, 297.

27 FO 954/8/36，1-2.艾登给Delbos的私人信件，1936年9月23日。

28 Ibid.

29 FO 954/8/2571. Anthony Eden, October 10, 1936.

30 C. A. MacDonald, ''Economic Appeasement and the German 'Moderates' 1937 - 1939： An Introductory Essay" Past & Present, no. 56 (1972) ： 105.

31 史学研究中这一观点的一个例子，参见MacDonald，“Economic Appeasement”；Paul N.Hehn，A Low，Dishonest Decade：The Great Powers，Eastern Europe an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World War II（London，2005），尤其是第148—149页。

32 Lacouture, Blum, 298.

33 Zara Steiner，The Triumph of the Dark：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33-1939 (New York, 2011), i.

34 Lacouture, Blum, 298.

35 Archivos Españoles, Archivo de Barcelona, Archivo de Azaña, b. 135, Doc.9, dated May 14, 1937.

36 Ibid. , 2.

37 Granville Roberts, The Nazi Claims to Colonies ： "When a Strong Man Armed... " (London, 1939).

38 Cooper在“慕尼黑协议”签订后辞职。他后来成为英国下议院“挪威辩论”中的关键角色，这场辩论宣告了张伯伦首相任期的终结。John Charmley，Duff Cooper（London，1987）。

39 Archivos Españoles，Archivo de Barcelona，Archivo de Azaña，档案盒135，卷宗9，1937年3月13日。1938年发生了一场长时间的外交争议，关于德国通过一个希腊军火商向西班牙共和派提供战争物资。这与沙赫特传达给“舒尔迈斯特”的观点相符。参见档案盒833，文件夹4，卷宗3—22。

40 有可能沙赫特指的是Veltjens的军火交易。Veltjens是一个独立的走私者，在西班牙内战初期向国民军派尤其是摩拉将军提供战争物资。我们将要看到，这些费用后来都被归入了西班牙当局欠下的“德国账单”。

41 Archivos Espñnoles, Archivo de Azaõa, b. 833，folder 4，Docs. 3-22.

42 最好地论证了这一点的是Christian Leitz，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1936-1945（New York，1998），尤其是第3章。

43 Rafael García Pé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Las Relaciones Económicas Hispano-Alemanas Durant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 Madrid, 1994) , especially 89 -92.

44 Viñas表示，HISMA的审计员后来被Bernhardt追杀。他几乎被杀，在1943年被投入监狱，这让人进一步的质疑HISMA的管理。Angel Viñas在2011年9月与本书作者的交流。

45 Overy在更新版的戈林传记中，准确地从原始文件中分析出了戈林缺乏道德敏感性的事实。Richard Overy，Göring：Hitler's Iron Knight（New York，2012），第229页。

46 Jonathan Petxopoulos, Art as Politics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N. C. , 1996) , 196；Frank Bajohr, Parvenu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 Zeit (Frankfurt, 2001), 46.

47 Bajohr, Parvenus und Profi teure, x.

48 Gerald Feldman and Wolfgang Seibel, eds. , Networks of Nazi Persecution ：Bureaucracy, Busines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 Oxford, 2006)，129.

49 Mark Mazower, Hitler's Empire (London, 2012), especially 91-92.

50 Ángel Viñas在2011年9月与本书作者的交流。

51 James Marshall-Comwall et al. , eds. ,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 -1945,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Series D, 1937 - 1945 vol. 3 ： 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 - 1939 (Washington, D. C. , 1950) (henceiorih German Documents) , Doc.263, 293.

52 German Documents，卷宗394，第417—418页。该议定书签署于1937年7月15日。

53 更多交付参见Ben Talbot，“British Capital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2010，第38页；Angel Viñas，Franco，Hitler y El Estallido De La Guerra Civil：Antecedentes y Consecuencias（Madrid，2001），第223页。

54 John Weitz, Hitler's Banker：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Boston, 1997), 173.

55 Cited in Overy, Goring, 59, chart on 58.

56 Kershaw在分析中讲述了这件事。这显然是他说明如下观点的论据之一：希特勒一点也不“虚弱”，而是处于核心地位，所有政府机构都要围着他转。

57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71), 152.

58 同上。在英文译文中，施佩尔多次错误地把沙赫特称为“财政部长”。施佩尔后来说，希特勒“一生不信任职业人士，比如沙赫特”。第280页。

59 Ibid.

60 Ibid.

61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Confessions of "the Old Wizard" : Autobiography (Boston, 1956), 375.

62 Overy, Göring, especially 72 - 73.

63 Schacht, Autobiography f 312, 373, 377.

64 沙赫特对军队首脑冯·勃洛姆堡的失望，参见同上，第372页。

65 Ibid. , 376.

66 Tooze提供了很有说明力的细节：Adam Tooze，Wages of Destruction：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London，2006），第201—212页。

67 Norbert Muhlen, Der Zauberer；Leben Und Anleihen Des Dr.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Zurich, 1938), 182.

68 Kurt Von Schleicher在1934年的“长刀挥舞之夜”中遇刺。希特勒提拔沙赫特出任经济部长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John Wheeler- Bennett，The Nemesis of Power：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1918-1945（Basingstoke，U.K.1967），尤其是第323—325页。

69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ia Avalon Project, Yale University, IMT, EC-408.

70 Ibid.

71 Overy, Göring, 15.

72 Schacht, Autobiography, 377.

73 这份文件本身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Wilburger和Overy等历史学家称这证明了德国的扩张主义计划，而Kershaw和Mason对此不赞同。Gerhard L.Weinberg，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Starting World War II，1937-1939（Atlantic Highlands，N.J，1994），尤其是第39—40页。

74 Friedrich Hossbach, "Minutes of a Conference in the Reich Chancellery, Berlin, November5, 1937, from4: 15 to 8: 30 p.m.，" Berlin, November 10, 1937. Available, at IMT, vol. 25, 403 -13.

75 Magaz大使负责发出这些抗议。参见Archivos Españoles，Archivo de Azaña，文件盒20，卷宗12。

76 Ibid. , Doc.12, 2-3.

77 Mogens Pelt，“Germany and the Greek Armaments Industry：Policy Goal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Working for the New Order：European Business under German Domination，1939-1945，edited by Joachim Lund（Copenhagen，2006），especially 152.参见对“弹药与弹药盒公司”的注。这一交易进一步证明了共和派获取武器的困难。

78 Hossbach，“Minutes.”这是Hossbach记录的戈林在会上的唯一发言。但据Müller说，他参与了有关进一步重整军备的技术细节的询问。参见Klaus Jürgen Müller，Das Heer und Hitler：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Stuttgart，1969），第240页。资料来源的比照，同时参见Kershaw，Nemesis，第861页，注释273。

79 Hossbach，"Minutes，" 2.

80 据说这是他在看到Hossbach的一份记录稿时的反应。Klaus Jürgen Müller，General Ludwig Beck：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Politischmilitärischen Vorstellungswelt Und Tätigkeit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38（Boppard am Rhein，1980），第501页。同时参见Kershaw，第50页。

81 对于这场史学争论易于理解的综述，参见Adam Tooze，“Hitler's Gamble,” History Today第56卷第11期（2006）。

82 对这件事的复述，参见Kershaw，Nemesis，第50页。原注参见Müller，Heer，第246页。

83 尽管沙赫特担任不管部长，但有关财政政策与重整军备的文件已不再呈送他了，纽伦堡审判记录印证了这一点。Schacht，Autobiography，第451页。

84 讽刺的是，希特勒本人是冯·勃洛姆堡婚礼的证婚人。参见Wheeler-Bennett，The Nemesis of Power。

85 Omer Bartov，Hitler's Army：Soldiers，Nazis，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New York，1991），尤其是第3—12页。瓦尔利蒙特的回忆录，参见Walter Warlimont，Im Hauptquarti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39-1945：Grundlagen，Formen，Gestalten（Frankfurt，1962）。

86 这两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参见Overy，Göring，第79页。

87 Bloch写的里宾特洛甫传记是一项很好的研究，可以为这场人事变动提供更多信息，参见Michael Bloch，Ribbentrop（London，1983），尤其是第154页。

88 Louis Synder, Encychpedia of the Third Eeich (New York, 1976), 295.

89 Cited in Richard Overy, "Germany and the Munich Crisis： A Mutilated Victory?," in The Munich Crisis, 1938 Prelude to World War II, edited by Igor Lukes and Erik Goldstein (London, 1999) , 200 -201.

90 相关细节参见Leitz，Economic Relations，第17页。

91 García Pe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64.

92 Angel Viñas, Política Comercial Exterior En España (1931 -1975) (Madrid, 1979), 132.

93 German Documents, Doc. 464 , 500 - 502.

94 Ibid. , 501.

95 Leitz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Economic Relations，第2章。

96 German Documents, Doc. 464 , 500 - 502.

97 Ibid. , 501.

98 佛朗哥斥责英国商业代理人，Bernhardt却得到了驻西班牙“德国特别经济代表”的官方职位。参见Charles E.Harvey，“Politics and Pyrites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s.，第31卷第1期（February 1，1978），第89—104页，尤其是第103页。

99 German Documents，卷宗464、卷宗501。这种“经济战”的语言显然意味着对西班牙的渗透。

100 一组1938年的文件，关于“高山计划”的持续争论，参见German Documents，卷宗526、529、559、567、577、591、595。西班牙方面的资料参见Velarda Fuertes，“Un Aspecto del asunto Montana,” De Economía，第21期（March 1968）,第131—156页。

101 SOFINDUS曾在里斯本注册，1938年11月转到了萨拉曼卡（有趣的是恰好在慕尼黑会议后不久）。最初的成立是在Bundesarchiv Koblenz，R 121/838.参见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75页。这里还提到了Viñas的研究，最初的发现应该归功于他。

102 Archivos Españoles, Archivo de Burgos, b. 833, folder 11, letters dated October 7, October 20, November 10, and verbal note from December 19, 1938.

103 Magaz大使提到此事的信件，参见Archivos Españoles，Archivo de Burgos，档案盒827.柏林的军事领导层曾明确表示，必须做出决定，是撤出“秃鹰军团”还是对其进行武器与人员补充。希特勒选择了后者。

104 German Documents, Doc. 631, 715-17.

105 Ibid.

106 Ibid. , 717.

107 军事方面的详细观点，参见Jesús Salas Larrazábal，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Madrid，1974）.

108 最初阐述这一论点的是Paul Preston，“General Franco as Military Leader,”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sixth series（1994）：第21—41页。

109 Christian Leitz, Nazi Germany and Neutral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ympathy for the Devil？ (Manchester, U. K. , 2001), 116.

110 García Pérez的分析忽略了布尔戈斯档案馆里保存的Magaz的报告，这些报告详细描述了德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Pérez的分析只是依赖于希特勒的正式声明。事实上，在佛朗哥发表中立声明后，德国在经济领域施加的压力似乎升级了。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106页。尽管如此，Beigdeber的确曾试图安抚Stoher大使。参见German Documents，序列D，第7卷，卷宗524。

111 Archivos Españoles, Archivo de Burgos, b. 833, folder 4, letter dated October 18, 1938, 1.

112 Ibid. , letters dated November 4 and 8, 1938, 1.

113 Ibid. , letter dated November 4, 1938, 1 -2.

114 Ibid.

115 Bundesarchiv Lichterfelde（以下简称BAL），R2501 6521，291-305.这是一份日期为1938年10月3日的备忘录草案。转引自Tooze，Wages，第285—287页。

116 Ibid.

117 同上，第286页。这里是Tooze的翻译。

118 参见Tooze，Wages，第288页。戈林在纽伦堡接受审判时，相关证词也提到了这一决定。

119 具体例子，参见Kershaw，Nemesis，第121—125页，以及希特勒后来的后悔，第163页。

120 IMT, Judgment： Schacht, 3.

121 Ibid. , 4.

122 German Documents, Doc.703, 808 -9.

123 Leitz, Economic Relations, especially 120.

124 German Documents，卷宗634，719.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主管在一篇文章中报告了这一情况。该主管与Bernhardt有私人联系。

125 Robert H. Whealey, "Economic Influ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5, no. 2 (1983) ： 229 - 54.

126 同上。例如，一封1939年1月11日的信件证明：“[西班牙]外交部向[西班牙]经济部表示，同意向Bernhardt设立的采矿协会投入1500万德国马克。”

127 German Documents, Doc. 702, 804-5.

第八章

1 参见Galeazzo Ciano，Diario（Milan，1946）and Diary，1937-1943（New York，2002）。本书将一直引用2002年出版的经过订正和有注释的版本，包括埃达·墨索里尼写的内容，以及Carlo Ciucci增加的内容。参见Renzo De Felice，为Ciano，Diary，写的序。第v—xvi页。

2 3月11日齐亚诺收到了驻西班牙意军总司令Gambara将军发来的一份报告，预计攻打马德里的“最后行动”将很快开始。3月14日，意属东部非洲总督奥斯塔公爵（Duke of Aosta）对埃塞俄比亚形势表示乐观。齐亚诺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不过他对奥斯塔公爵持矛盾态度：“我不是很清楚，他是在作为埃塞俄比亚总督讲话，还是作为一位法国公主的儿子讲话。”Ciano，Diary，第199—200页。同时参见Amedeo，duca D'Aosta，Studi Africani（Bologna，1942）。

3 严格而言，匈牙利总理、法西斯主义者（Gyula Gömbös）最早发明了“轴心”一词，用以指代与希特勒德国的结盟关系。但墨索里尼使该词广为人知。Denis Sinor，History of Hungary（New York，1959），第291页。

4 Ciano, Diary, March 14, 1939 , 200.

5 Jonathan Petropoulos, Royals and the Reich (New York, 2006), especially 159.

6 Ciano, Diary, March 15, 1939, 201.

7 意大利将“乐于接受[德国]武器及其他装备”。Ciano，Diary，1939年3月15日，第201页。

8 西班牙内战结束一周后，意大利就入侵了阿尔巴尼亚，一部分入侵部队曾在西班牙作战。一本当时（有偏见的）著作，参见Gaspare Ambrosini，L'Albania nella comunità imperiale di Roma（Rome，1940）。

9 Ciano, Diary, March 15, 1939, 202.

10 Inferno 63；Ciano, Diary, 602.

11 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普遍的共识。参见Dante Puzzo，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1962），第64—66页；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New York，2001），第340—353页。Javier Tusell，Franco y Mussolini（Barcelona，2006）。

12 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944页。更详细的记述，参见John 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Prince ton，N.J.，1975），第393页表7。数据是根据齐亚诺领导的外交部的最终报告统计出来的，参见Ufficio Spagna，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Archivo Storico，Direzione Generale degli Affari Politici，Rome，档案盒1、第20—22页。

13 这一估计不包含为西班牙共和派作战的意大利海外流亡人士。就我们所知的而言，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国人从未超过1.5万。

14 Puzzo,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231 -45.

15 Roberto Cantalupo, Fu La Spagna： Ambasciata Presso Franco, Feb-braio-Aprile 1937 (Milan, 1948), 10-14.

16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339 -45；Paul Preston, 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 London 1994) , 121 -25；Antony Beevor,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82) , especially 199.

17 Rachele Mussolini，La mia vita con Benito（Milan，1948）；Thomas，Spanish Civil War，第340页。托马斯还引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墨索里尼坚持认为，战斗对于塑造“新人”很重要。Paolo Monelli，Mussolini，piccolo borghese（Milan，1968），第141页。

18 Puzzo,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65.

19 Coverdale, Italian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9-12, 401.

20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性质的两种不同的评估，参见Renzo De Felice，Le interpretazioni del fascismo（Milan，1969）以及A.James Gregor，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New Brunswick，1997）。

21 Alexander De Grand，Italian Fascism（Lincoln，Neb.，2000）；Renzo De Felice，Mussolini（Turin，1965）.Angelo Tasca在1938年下了著名论断：定义法西斯主义的最好方式是撰写它的历史。遵循这一教导，De Grand一开篇就写道：“无论是这个人[墨索里尼]还是他领导的政权，都充满了矛盾。”第xiii—xvi页。.

22 De Grand, Italian Fascism, 120.

23 Giura用了两页篇幅来作对比。Vincenzo Giura，Tra Politica ed economia：L'Italia e la Guerra Civile Spagnola（Naples，1993），尤其是第93—94页。

24 See De Felice, Mussolini,1： 34—51.

25 Gilles Pécout，II lungo Risorgimento. La nascita dell'Italia contemporanea ( Milan, 2011).

26 See R. J. B. Bosworth, Italy and the Wider World (New York, 1996), especially 28 -29.

27 人口数据参见De Grand，Italian Fascism，第10页。对比参见Gabriel Tortella，El desarrollo de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Madrid，1995），第4—22页。

28 Aldo Mola, Giolitti ： Lo statista della nuova Italia (Milan, 2003) and Giolitti： Fare gliitaliani (Turin, 2005).

29 Giovanna Procacci, "Italy: From Interventionism to Fascism, 1917 - 191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 no. 4 (1968) ；153 - 76.

30 De Grand, Italian Fascism, 30.

31 Paul Thumer et al. ,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Reconsidere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unich, n. d.

32 De Grand称此为“通过棍棒和蓖麻油来进行救赎”，参见Fascism，根据1921年的一项调查，24%的法西斯运动成员是农民，12%是地主，接近25%的人低于投票年龄。参见Juan Linz，“Some Notes toward the Study of Fascism in a Comparative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收录在Walter Lacqueur主编的Fascism：A Reader's Guide，（Aldershot，U.K.，1991）。

33 Adrian Lyttelton，the Secure of Power (London, 2004)，72 -74.

34 一组证据，参见Carlo Carotti，Saggi，sguardi e testimonianze sui socialisti a Milano dal 1891 al 2000（Milan，2014），第59—60页。

35 Lyttel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76 - 82.

36 19世纪20年代末的一份最初记述（包括墨索里尼本人做的一番介绍），参见Kurt S.Gutkind，Mussolini e il suo Fascismo（Heidelberg，1927），第23—30页。

37 De Stefani后来出版了一本对他的计划的综述：Alberto De Stefani，La restaurazione finanziaria 1922-1925（Bologna，1926），尤其是第16页。就了解背景而言，Toniolo的著作仍是描述这一时期经济史的无与伦比的杰作：Gianni Toniolo，L'economia dell'Italia Fascista（Rome，1980），尤其是第46—49页。

38 Benito Mussolini，Opera Omnia（Firenze，1951），第19卷，第21页。对此举对民主构成威胁的一番解读，参见Barry 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1919-1939（New York，1996），第95页。

39 Peter Neville, Mussolini (London, 2004), 77.

40 Matteotti曾出版一本批评早期墨索里尼独裁体制的大部头著作：Giacomo Matteotti，Il Fascismo della prima ora（Rome，1924）。最近的著作都认为墨索里尼对Matteotti被杀一事负有个人责任，参见Marcello Benegiamo，A scelta del Duce（L'Aquila，2006）。

41 Volpi沿袭了De Stefani的写作冲动，写了一本标题相同的著作，目标受众是国际读者：Giuseppe Volpi，The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of Italy（New York，1927）。

42 Toniolo, L'economia, 82 -88.

43 De Grand, Italian Fascism, 93.

44 Salvatore La Francesca, La politica economica del fascismo ( Bari, 1972), 19-22.

45 Neville, Mussolini, 74.

46 Jonathan Kirshner，Currency and Coercion（Prince ton，N.J.，1995），第230页。原始记录和翻译来自Joel Cohen，“The 1927 Revaluation of the Lir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2卷，第25期（1975），第642—654页、第649页。

47 尽管“配额90”的想法最初源于1926年意大利方面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美联储主席Benjamin Strong的讨论，但两人都表示，里拉汇率的重估过于激进了。Charles Maier，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Princeton，N.J.，1975），第541页。

48 Ibid. , 542.

49 Toniolo, L'economia, 121 -25；De Grand, Italian Fascism, 87.

50 与法国的情况的一番有价值的比较，参见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第371页。

51 William G.Welk，Fascist Economic Policy（Cambridge，Mass.，1938），第170—172页。“工业重建协会”后来在意大利二战后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佛朗哥后来对该机构进行了模仿。该协会的背景，参见Ajmone Marsan，“In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心录在V.Ramanadham主编的Public Enterprise：Studies in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London，1986）。

52 Welk, Fascist Economic Policy, 171.

53 Stanley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Madison, Wise., 1995) , 225.

54 Gaetano Salvemini, Under the Axe of Fascism (New York, 1936), 10, cited in Christopher Duggan, The Force of Destiny： A History of Italy since 1796 (London, 2007), 491.

55 这些保护主义行为对意大利等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Berkeley，1986），尤其是第6章；Barry Eichengre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moot-Hawley Tariff ,”见Jeffry Frieden and David Lake主编的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oston，2000）。

56 "Preferite il Prodotto Italiano." See Welk, Fascist Economic Policy，175；De Grand, Italian Fascism, 85.

57 Toniolo, Ueconomia, 279, n29.

58 Duggan, Force of Destiny, 500.

59 意大利官方的说法，参见Emilio De Bono，La preparazione e le prime operazioni（Rome，1937）。

60 “官方”观点，参见Alessandro Lessona，Verso L'impero：Memorie Per La Storia Politica Del Conflitto Italo-etiopico（Florence，1939）。

61 De Felice认为墨索里尼优先关注国际力量平衡，几乎没有帝国式的经济计划。但Franco Catalano在分析大量书面证据后不赞同这一观点。De Felice，Mussolini，第1卷第6章；Franco Catalano，L'economia italiana di guerra（Milan，1969），第6—9页。

62 Carlo Manetti，Etiopia economica，panorama economico agrario dell'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e dell'Abissinia（Florence，1936）；Lessona，Verso L'impero.后者是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一名狂热的帝国主义作家。

63 Felice Guarneri, Battaglie economiche tra le due grandi Guerre (Milan, 1953), especially 473 -78.

64 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都是国际联盟的正式成员国。

65 Robert W. Whealey, "Mussolini's Ideological Diplomacy： An Unpublished Docu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9, no. 4. (December 1967) , 432 -37.

66 Taylor认为霍尔—赖伐尔计划“杀死了国际联盟”。A.J.P.Taylo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1996），第126页。同时参见Michael Hughes，British Foreign Secretaries in an Uncertain World（London，2006），第136—137页。有趣的反事实推论，参见Kenneth Brody，The Avoidable War（New Brunswick，N.J.，1999），第300—301页。

67 来自法国的书面证据显示，墨索里尼在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确实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的默许，参见Bruce G.Strang，“Imperial Dreams：The Mussolini-Laval Accords of January 1935,” Historical Journal第44卷，第2期（2001），第799—809页。

68 Original documents in League of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UNOG) Archives, League of Nations, Dispute between Ethiopia and Italy (Geneva, 1936) . See also Guameri, Battaglie economiche, 370 -76; Franco Catalano, L'economia Italiana Di Guerra. La Politica Economico-Finanziaria Del Fascismo Dalla Guerra d'Etiopia Alla Caduta Del Regime, 1935 - 1943 ( Milan, 1969), 8.

69 “Il Duce annunzia all'Italia ed al mondo la constituzione dell'Impero fascista,” Il Popolo d'Italia，1936年3月10日第1版。墨索里尼控制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表示和平已经恢复，刊登了一张墨索里尼穿军装的大幅照片，照片下方印着拉丁语单词Dux（领袖）。Mabel Berezin，Making the Fascist Self：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Interwar Italy（Ithaca，N.Y.，1997），第124页。

70 R. J. B. Bosworth, Mussolini (London, 2002), 310.

71 C. Lowe and F. Marzari, Italian Foreign Policy, 1870 - 1940 (London, 1975), 209.

72 Duggan, Force of Destiny, 507.

73 C. M. Cresswell,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of Italian East Africa (Rome, 1937).

74 Ibid. , 8.

75 Ibid. , 31, 42, 45, 49.

76 Alberto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London, 1985)；Neville, Mussolini , 134.

77 Den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New York, 1982), 232.

78 对意大利过度挥霍的一个很好的综述，参见MacGregor Knox，Mussolini Unleashed，1939-1941：Politics and Strategy in Fascist Italy's Last War（Cambridge，U.K.，1982），第3—4页。

79 Robert Whealey, "Mussolini's Ideological Diplomacy： An Unpublished Document," Journal of Modem History 39, no. 4 (1967 ) ；432 - 37.

80 参见Luis Bolín，España：Los Años Vitales（Madrid，1967），第178页。尽管这一来源的叙述者诚实性可疑。齐亚诺曾在阿根廷定居，Bolín注意到了他因此而形成的口音。Ray Moseley，Mussolini's Shadow：The Double Life of Count Galeazzo Ciano（New Haven，Conn.，1999），第24页。

81 See Angel Viñas, "La connivencia Fascista con la sublevación militar otros éxitos de la trama civil,” Los Mitos Del De Julio, edited by Francisco Sánchez Perez (Barcelona, 2013), 79-182.

82 Coverdale说意大利“要求立即支付报酬”，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关于意大利飞机从摩洛哥运送了多少部队，也存在争议。Coverdale说是1万人，Jackson说是1.5万。参见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第74—86页。Gabriel Jackson，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Princeton，N.J.，1965），第248页。空运给战局带来的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

83 Ismael Saz, Mussolini Contra la Segunda República： Hostilidad，Conspiraciones, Intervención (1931-1936) (Valencia, 1986), 219-22.

84 Basset说，尽管德意两国关系密切，但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向阿比西尼亚的反抗军提供了武器。参见Richard Bassett，Hitler's Spy Chief：The Wilhelm Canaris Mystery（London，2005），第8页。

85 “Proposals and Requests Brought by Admiral Canaris on August 28（1936）,” Ministerio degli Affari Esteri，Uffi cio Spagna，档案盒2（以下简称Italian Documents）。这一发现应归功于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第103页。

86 9月底Hans Frank部长飞往罗马，邀请墨索里尼去德国，并让他在西班牙问题上放心。Galeazzo Ciano，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phe（Milan，1948），第42—45页。

87 Italian Documents，b. 1，cited in Robert Colodny, The Struggle for Madrid (New York, 1958), 164-69.

88 当时一些人主张战争能刺激国内经济，而实情与此不符。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经典著作Alan S.Milward，War，Economy，and Society，1939-1945（Berkeley，1977）。

89 据说墨索里尼告诉“红胡子”：“你的工作对于拉丁与基督教文明的胜利至关重要，听命于莫斯科的国际暴民正在威胁它。”Aldo Santamaria，Operazione Spagna，1936-1939（Rome，1965），第23页。

90 Michael Alpert, A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2004), 68 -69.

91 一个有意思的反事实推论认为，意大利当时本可以不归还马卡略岛，参见Bruce Strang，On the Fiery March（Westport，Conn.，2003），第52页。

92 会议记录参见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pplication of Agreement regarding Non-Intervention in Spain，The Legislative and Other Measures Taken by the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s to Give Effects to the Agreement regarding Non-Intervention in Spain（London，1936）。代表意大利参会的是齐亚诺的前任Dino Grandi。

93 Antony Beevor, The Battle for Spain (London, 1982), 149.

94 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曾讨论过占领西班牙接管直布罗陀的可能性。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Avalon Project，Yale University（以下简称IMT），第13卷第348页。

95 Ferretti曾允许Coverdale阅读他的报告草稿。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第115页，注释73。我未能找到旁证来证实这件事。

96 "Germany and Italy Recognise Rebel Government," Guardian, November 19, 1936, 1.

97 Reproduction in Cantalupo, Fu la Spagnaf 66-68.

98 《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规定，攻击任何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针对所有其他国际联盟成员国的战争行为”。这对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来说是个问题。

99 对于该条约学者有不同观点。但我赞同Toscano的说法：这个条约“没有任何超验的成分”。Mario Toscano，“L'Asse Roma-Berlino,”见Augusto Torre主编的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l 1914 al 1943（Torino，1963），第204页。一个反对观点，参见Enzo Santarelli，Storia del movimento e del regime Fascista（Rome，1967），第264页。同时参见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第153页。Giura基本没有提到相关争论。

100 关于意大利与巴尔干国家签订的清算协定，参见Toniolo，L'Economia，第279页，注释29。

101 See Gantalupo, Fu la Spagna, 63.

102 Ufficio Spagna.由于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德国的档案库都没有完整记录这些谈判的详情，所以我在这里依靠的是Coverdale在1970年7月7日对Ufficio首脑Luca Petromanchi伯爵的采访，记录于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第165页。

103 在投入二战前夕，墨索里尼向齐亚诺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必须让（意大利人）严守纪律，从早到晚保持戎装。他们只理解棍子、棍子、棍子。” Moseley等学者把“棍子”翻译为“打他们”，但该词最初的意思可能最接近Miller和Pugliese的翻译。Ciano，Diary，1940年2月7日，第318页。

104 负责人是Luca Petromanchi伯爵。参见Ciano，Diary，第166页。

105 意大利国防部的原始记录，参见Volontari Dell'esercito nella Guerra di Spagna（Rome，1939）。同时参见Ernestino Chiappa，C.T.V.，Il Corpo Trppe Volontarie italiane durante la Guerra Civile Spagnola（Milan，2003）。

106 三个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师团的意大利语名字分别是Dio lo Vuole，Fiamme Nere和Penne Nere.当时的人在1941年对此事的一本怀念性记述，参见Sandro Piazzoni，Las tropas Flechas Negras en la guerra de España（1937-39）（Barcelona，1941）。

107 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8岁和32岁之间。据报道，一个2300人的群体共有约7300名未成年子女，算下来平均每人三个以上。数据参见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第186页。

108 Manchester Guardian y February 17, 1936, cited in Coverdale, Italian Intervention, 186.

109 参见Foreign Office，Private Foreign Offic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FO/954/13，1936，National Archives，Kew，U.K.。在日期是1936年9月18日的长篇报告中，艾登说Grandi告诉他，英国对意大利做出的任何表示都会受到罗马的欢迎，尽管意大利政府内的许多人试图和柏林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但很重要的一点是，Grandi没有提到墨索里尼。

110 "The Anglo-Italian Agreement,"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15, no. 8 (1938): 11 -13.

111 FO/954/13A, 125, 1936.

112 See Robert Whealey, Hitler and Spain (Lexington, Ky. , 1989), 52.

113 最好地阐述这一点的著作是Glyn Stone，Spain，Portugal and the Great Powers，1931-1941（London，2005）。

114 Zara Sleiner, 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 -1914 (London, 1986).

115 Robert Alexander, 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99) , 158 -59.

116 Cited in John F. Coverdale，"The Battle of Guadalajara，8 - 22 March 1937,"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 no. 1 (1974) ： 53 -75.

117 See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f 501 -3.

118 Marshall- Cornwall，主编.，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D系列，1937-1945，第3卷：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Washington，D.C.，1950）（以下简称German Documents），卷宗235，第1页，日期为1937年3月25日，基于与法国外交部长Delbos的会谈。1937年6月Chautemps当接替布鲁姆成为法国总理后，Delbos留任外长。

119 Ibid.

120 Il Popolo d'Italia，1937年6月17日。由Coverdale翻译做，参见Italian Intervention，第194页。

121 Whealey虽然没有进行任何经济分析，但他正确地指出，希特勒是“主要赢家”。Whealey，Hitler and Spain，第135页。他的另外两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在深化；德国成功利用西班牙转移了意大利的视线，阻止了一个“大联盟”的出现（第137页）。

122 Guameri, Battaglie economiche, 490-93.

123 Ciano, Diary, 7, 12, 28, 30, 40, 54, 93, 112, 238, 253, 320. See also relevant footnote on 615.

124 Ciano, Diary, 30, November 27, 1937.

125 Guameri, Battaglie economiche, 593.

126 目前并没有对这两个封闭经济体进行直接的计量经济学比较研究。不过我们知道，意大利糟糕的经济表现导致了它在“二战”中的军事失利。

127 齐亚诺的日记显示，意大利人在1937年年中认为西班牙内战还会持续很长时间。Ciano，Diary，1937年8月25和26日，第2页。Guarneri后来抱怨佛朗哥的空洞许诺：“在（1937年的）马拉加战役之后，人们觉得佛朗哥能在15天里拿下马德里！但事实上他花了两年。”Guarneri，Battaglie economiche，第682页。

128 Catalano, L'economia italiana di guerra, especially 3-11.

129 Societá Anonima Fertilizanti Italiani.Italian Documents，Politica，档案盒32.条约文本参见Cantalupo，Fu la Spagna，第90—97页。

130 Coverdale, Italian Intervention, 298.

131 Guarneri，Battaglie economiche，第682页。硬通货一直是英镑。

132 Archivos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ooperación，Archivo de Guerra de Burgos（henceforth Archivos Españoles）.参见档案盒13，“意大利基于1937年4月29日的协议主张停止交易”1937年6月29日。Fagiuoli后来在巴尔干地区工作。

133 German Documents, Doc. 207 , 229.

134 Archivos Españoles，档案盒7628，卷宗12。这里引用的这个文件专门包含了一个比较对双方运货的图表，它用这张图表来解释国民军派征敛导致的经常项目赤字。参见“Rio Tinto LTDA Nota Comparativa”（Comparative Note on Rio Tinto LTDA），1937年6月29日。

135 Coverdale, Italian Intervention, 307.

136 Italian Documents，Ufficio Spagna，档案盒3。Anfuso在1937年6月4日、7日和8日都给齐亚诺了发电报。根据布尔戈斯方面的文件，意大利战争物资供应的剩余75%的，被加入佛朗哥和Fagiuoli签订的还债条约中。

137 See Giura, Tra politica ed economia, 57 -66.

138 两艘战舰和60架新飞机不被列入该协议范围，将由西班牙当局用现金支付。这些战争物资供应的最终成本，加上意大利向西班牙方面提供的用于支付这些战争物资的贷款，一共有多少，存在分歧。8月11日齐亚诺写的一份记录显示的官方数字是1.25亿里拉，但Guarneri又说是接近2.5亿里拉。Italian Documents，Ufficio Spagna，档案盒3，1937年8月11日的电报；Guarneri，Battaglie economiche，第534页。

139 1937年夏末时，英意两国关系出现了恶化。Anthony Eden，Facing the Dictators：The Eden Memoirs（London，1962），第506页。Coverdale也探讨了这一三边关系。他觉得，墨索里尼可能相信英国人非常“被动低效”，所以伦敦不会做出反应。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第310—311页。

140 Ruggero Zangrandi，Il Lungo Viaggio：Contributo alla Storia di una Generazione（Torino，1948），第147页。（Coverdale把初版的书名引用错了，引用成了第二版的书名。）

141 Ciano, Diary, August 25, 1937.

142 U.K.Cabinet Memoranda，1935-1937，Cabinet Papers，National Archives，Kew，U.K.，CAB/24/273，2（1937）：“关于这场重要战争的物资储备的一切已有证据都倾向于反驳这种可能性：意大利能够立刻投入一场需要消耗大量液体燃料的战争。”

143 Coverdale, Italian Intervention , 346.

144 Ciano, Diary, March 26, 1938, 74.

145 Guarneri，Battaglie economiche，第681—682页。这段引语用的是Coverdale的译文，参见Italian Intervention，第346—347页，注释89。

146 Archivos Españoles Box 833, Folder 2528, Doc.4.

147 当时共和派得到了最先进的苏制飞机。Walter Boyne主编.，Air Warfare（New York，2002），尤其是第326—327页。

148 Archivos Españoles, b. 833, Folder 2528, telegrams dated July 14 and 17, 1938, from Mosquera, a Spanish envoy, under the title "Informe acerca de las nego-ciaciones en curso para ultimar los suministros de suplementarios de aviación. "

149 Archivos Españoles, b. 833 , Folder 2528 , telegram by Mosquera dated July 17, 1938.

150 Archivos Españoles, b. 833, Folder 2528, telegrams by Mosquera dated July 28 and 31, 1938.

151 Giura, Tra politica ed economia, 48-51.

152 Javier Tusell, "La intervención italiana en la Guerra civil espñnola a través de los tele gramas de la 'Missione Militare Italiana in Spagna,' " in Italia y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Simposio celebrado en la Escuela Española de Historia y Arqueología de Roma (Madrid, 1986), 238 -39.

153 因担心法国干涉，佛朗哥坚持要求秘密加入。Stanley Payne，Franco and Hitler（New Haven，Conn.，2008），第31页。

154 Coverdale的分析非常全面，但是遗漏了对政策影响的探讨。他列出的成本数字也是低估的。Coverdale，Italian Intervention，尤其是第408—409页。

155 Italian Documents，Ufficio Spagna，档案盒17和87，“Appunto S.E.il ministro,” Rome，日期为1939年11月24日。参见Giura，Tra politica ed economia，第68页。根据Guarneri的数据，截止1939年12月31日，意大利的总干预成本是86.25亿里拉。真实成本可能还要高得多。

156 这是基于Vitali对ISTAT数据的修订。Via Global Financial Data.同时参见Mark Harrison，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U.K.，2000），第179页表5.1。当然这不包括意大利的其他花费，如物资补充花费，以及其他方面的军事投资。

157 Brown University's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sts of War" project, March 14, 2013.

158 Coverdale等学者都忽视了这个因素。

159 Archivos Españoles, b. 833, Folder 2528, telegram from Ciano to Beigdeber, dated August 19, 1939.

160 Guameri, Battaglie economiche, 895.

161 See ibid. , 908 , n44.

162 “Generosísimo.”这些支付的详情以及对此事的观点，参见Angel Viñas，Política Comercial Exterior En España（1931-1975）（Madrid，1979），第1卷，第232页。

163 Institute de Estudios Fiscales, Datos básicos para la historia financiera de España (Madrid, 1976), 257-82；Giura, Tra politica ed economia, 87.

164 Ettore Latronico, Spagna economica, oggi e domani ( Milan, 1938).

165 Mario Roatta, Otto milioni di baionette： L'Esercito italiano in guerra dal 1940 al 1944 (Milan, 1946), 13.

166 根据Lowe的研究，使用古罗马话语习惯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以及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参见C.J.Lowe，Italian Foreign Policy，1870-1940（London，1975），第34页。同时参见Neville，Mussolini，第209页。

167 Gaspare Giudice, Benito Mussolini (Turin, 1969), especially 606 — 8.

168 German Documents, vol. 10, Doc.392, Mussolini to Franco, letter dated August 25, 1940 (XVIII), Rome.

169 这些担忧的一个例子，参见1940年8月8日这么早的时候，意大利大使Henke的记录，载于German Documents，第10卷，卷宗312、第441—442页。

170 Franz Haider, Kriegstagebuch (Stuttgart, 1962 - 1964), 2： 212, cited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1.

第九章

0 文首诗："Göring et la Collaboration： Un beau document," Cahiers d'hiistoire de la guerre, 1950年5月，由Alan S. Milward引用和翻译，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Oxford，1970)，第182页。

1 SOFINDUS的各项业务及活动的细节，参见Rafael 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Madrid，1993），第121—124页。

2 García Pérez赞同这一结论，尽管他质疑这整个过程在1936—1945年这个时间段里的有效性。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573页。同时参见Christian Leitz，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1936-1945（New York，1996），尤其是第99—100页。

3 Ritschl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至少在他看来，截至1938年的时候，一些影响是德国的备战造成的。参见A.O.Ritschl，“Nazi Economic Imperialism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Small：Evidence from Germany's Secret Foreign Exchange Balances，1938-19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s.，第54卷第2期（2001），第324—345页。

4 "El carácter neocolonial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alemana con respecto a España. " García Pé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575.

5 萨尔州在被国际联盟托管15年后，于1935年回归德国。纳粹分子Josef Bürckel是负责萨尔回归事务的委员（职位名称为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Rückgliederung des Saarlandes）。他后来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占领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德国收回萨尔州并不是帝国式的行动，因为除了德国之外，萨尔州居民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该州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煤炭，的确非常重要。早在就是否回归德国进行全民公决的时候，人们就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6 Klaus Jürgen Müller，Das Heer Und Hitler：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Stuttgart，1969），尤其是第46—47页。对此事更一般性的探讨，参见Weinberg，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Starting World War II，1937-1939（Atlantic Heights，N.J.，1994），第303页，注释11—12。

7 Ian Kershaw, Fateful Choices ： Ten Decis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2007) , 63.

8 "A Referendum for Austria," EcoreomisJ，March 12，1938，6-7.

9 如前所述，在1934年，墨索里尼是抵制德国接管奥地利的关键角色之一。在1937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译者注：原文如此），戈林推动德奥合并，并于1938年再次施压。一个后勤问题（新任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当时正处在从伦敦返回柏林的途中）大大增强了戈林在奥地利危机期间拥有的权力。参见Richard Overy，Göring，The Iron Man（London，1984），第80页。

10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Munich, 1923), especially 19.

11 希特勒曾任命纳粹党人进入奥地利内阁，并为在奥地利被定罪的纳粹党人争取到赦免。Kershaw为此事的详细过程提供了最好的英文记述，参见Ian Kershaw，Hitler：1936-1945：Nemesis（London，2000），第68—69页。

12 米克拉斯曾拒绝任命Seyß-Inquart当总理。Seyß-Inquart本人也对奥地利完全并入德国持有一些保留意见。根据Kershaw等学者的研究，他们曾讨论过彻底合并之外的选择，例如包含一定强制成分的“合作”。

13 Müller, Das Heert 56.

14 See Galeazzo Ciano, Ciano's Diary, 1939-1943 (London, 1947), March 12, 1938, 69.

15 和往常一样，这一信息是由黑森大公转达的。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第31卷，第369页，卷宗2949- PS，Avalon Project，Yale University。也可参见Max Domarus，主编.，Reden Und Proklamationen，1932-1945（Wurttemberg，1962），第813页。这里用的是Kershaw的翻译，参见Nemesis，第78页。

16 Evan Burr Bukey, Hitler's Austria： Popular Sentiment in the Nazi Era, 1938-1945 (Chapel Hill, N. C. , 2000), especidly 43-71.

17 Alfred D. Low, The Anschluß Movement, 1918 -1919： And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 Philadelphia, 1974 ) ；S. W. Gould, "Austrian Attitudes toward Anschluß: October 1918 - September 1919,"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2, no.3 (1950): 220-31.

18 在哈布斯堡帝国的最后岁月里，奥地利左派曾是合并主义梦想的最初温床。一些左派分子支持两国合并的结果，尽管不一定支持这种实现合并的方式。社会民主党人、“二战”后的首任奥地利总统Karl Renner就支持这场合并。Rolf Steininger，“The Road to Anschluß,”见Rolf Steininger，Günter Bischof，and Michael Gehler主编的Austr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Brunswick，N.J.，2008），第85—115页。

19 Ralf Banken, "Die Deutsche Goldreserven-Und Devisenpolilik 1933 - 1939," i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rlin, 2003), 1, 49-78.

20 “我发誓：我将忠诚于、服务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并将尽职尽责、无私忘我地履行我的职责。（听到这一承诺后听众举手表示支持。）你已经发了这个誓。违背誓言的是混蛋。为了我们的元首，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德意志帝国银行颁布的法令，参见Reichsgesetzblatt，1938，I，254和IMT，EC-297-A，via Avalon Project.

21 如Kirk所述奥地利国内有抵制，但被纳粹政权镇压。参见Timothy Kirk，“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Anschluß and the War,”收录在Naz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Austria（Cambridge，U.K.，1996）。

22 合并前奥地利的税率低于“第三帝国”。合并后统一实行较高的税率。政府还实行了“资金外逃税”，当时缴纳该税的主要是犹太人。Ernst Hanisch，“Österreichs Wirtschaft und der Anschluß,”见Brigitte Bailer-Galanda et al主编的 Österreich 1938-1945：Dokumente(Vienna，2005）。

23 "Germany," Ecomomist, April 23，1938，12-13.

24 这是Overy翻译的，参见Göring，第81页。

25 Stefan Zweig, introduction to Die Welt von Gestem (Stockholm, 1942).

26 Mazower讲述纳粹占领情况的杰作对此事有精彩的详述：Mark Mazower，Hitler's Empire：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London，2009），第49页。

27 不过只集中在城市，参见Gerhard Botz，Nationalsozialismus in Wien（Vienna，2008）。

28 至少从1934年开始，奥地利就活跃着一支本国的“党卫军”。Seyß-Inquart是其地方领袖之一。Wolfgang Rosar，Deutsche Gemeinschaft.Seyss-Inquart u.d.Anschluß（Vienna，1971）.

29 对苏台德区的管理是直接依据希特勒的命令，这些命令的英文翻译版参见Raphael Lemkin，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London，1944），第341页。

30 "The Second Republic," in A History of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1918 - 1948, edited by Victor Mamatey and Radomir Luža (Princeton, N. J. , 1973), especially 153 -57.

31 在此之前德国人已经在怂恿斯洛伐克人寻求独立了。

32 对这些军事准备行动易于理解的综述，参见Jochen Böhler，Auftakt Zum Vernichtungskrieg：Die Wehrmacht in Polen 1939（Frankfurt，2006）。

33 德国内政部长一直是Wilhelm Frick，一直到1943年夏才被替换。但在内政部的内部管理中，党卫军的势力不断增强。

34 Stuckart也参与了几个月前对苏台德区的整合。当时他在奥地利写的著述的一个例子，参见Gottfried Neesse and Wilhelm Stuckart，Partei und Staat（Vienna，1938）。

35 参见Lemkin，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第342页。Mazower详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命令造成的法律影响，参见Hitler's Empire，第60页。

36 一个1942年发生的事例，参见Lemkin，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第343页。

37 August Meyer, Das Syndikat： Reichswerke "Hermann Göring" (Braunschweig, 1986 ).

38 Adam Tooze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The Wages of Destruction：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London，2006），第xxii页。

39 在被运送前，这些黄金在技术上被记录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央行的财产，存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分账户里。对来自该行的原始文件的分析，参见Arthur Smith，Hitler's Gold：The Story of the Nazi War Loot（Berg，1996），第8页。

40 以2.49美元的官方汇率计算，这些捷克黄金相当于1.46亿美元。数据来自R.L.Bidwell，Currency Conversion Tables：A Hundred Years of Change（London，1970），第22—24页。

41 Ritschl认为这代表着“德国通过军事侵略来在广阔的范围内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的开始。参见“Nazi Economic Imperialism,”第330页。

42 IMT, EC—369, via Avalon Project.

43 Mazower说这是“欧洲现代史上第一次”，“一个欧洲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正式的帝国主义”。但这一说法忽视了19世纪拿破仑帝国统治的各国。Mazower，Hitler's Empire，第138页。

44 Moses Moskowitz, "Three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11 no. 3 (1942)： 353 -75.

45 Drahomír Jančík, Eduard Kubů, ří Novotný, and ři rí Šouša, "Der Mechanismus Der Enteignung Jüdischen Goldes Im ' Protektorat Bõhmen Und Mähren' Und Seine Funktionsweise (1939 - 1945)," Zeitschrift Für Untemehmemgeschichte/Journal of Business History 46, no. 1 (2001)： 58 -76.

46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2011），第121页。这些文章，参见George Kennan，From Prague after Munich：Diplomatic Papers，1938-1940（Princeton，N.J.，1968）。

47 但西班牙的签字直到4月才公开。5月初西班牙遵照对罗马和柏林的承诺，退出了国际联盟。

48 James Marshall-Comwall et al. , eds. ,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 -1945,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Series D, 1937 - 1945 vol. 3 ： 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 - 1939 (Washington, D. C. , 1950) (henceforth, German Documents), Doc.773.

49 Ibid.

50 Viñas以博学的方式论述了这一问题。Angel Viñas，Política Comercial Exterior En España（1931-1975）（Madrid，1979），尤其是第281—285页。

51 German Documents, Doc. 786.

52 German Documents , Doc.784, dated Berlin, April 6, 1939, see pL 3 in priorities.

53 Archivo de Burgos, at the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in Madrid. Archivo de Burgos, Folder 1895/6,2-3

54 从波罗的海国家到荷兰，Wohlthat拥有丰富的外贸谈判经验，他甚至代表德国参加了伦敦捕鲸业国际大会。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55 Hans-Joachim Braun，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90：London，2012），尤其是第101—102页。罗马尼亚后来扮演的军事角色，参见Cornel I.Scafeş et al.，Third Axis，Fourth Ally：Romanian Armed Forces in the European War，1941-1945（London，1995）。

56 这是Braun的翻译，参见German Economy，第102页。

57 García Pe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100.

58 German Documents y series D, vol. 3, Doc.809.

59 "Un dictado económico," Informe al ministro Suanzes, June 16, 1939.

60 这需要以两国间存在清算协定为前提。西班牙曾在1937—1938年寻求与德国达成清算协定，但未能成功。

61 García Pé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121.

62 Woodruff Smil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 New York, 1986), especially 184 -87.

63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于德国入侵波兰之前一周。它包含著名的瓜分波兰的秘密条款。Kershaw，Nemesis，第162—168页。

64 冯·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的手下里最反英的一个。在战争爆发之前希特勒有多关心这件事，至今存在着争议。到了这一“联盟”已注定无法建成的时候，希特勒才下令为入侵苏联做准备。Geoffrey 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New Haven，Conn.，2006），第56页。

65 希特勒是否预见到了英、法会宣战，至今仍有争议。对这场史学争议的介绍，参见Adam Tooze，“Hitler's Gamble,” History Today第56卷，第11卷（2006）。

66 美国陆军的一项详细报告，参见Robert M.Kennedy，The German Campaign in Poland（Washington，D.C.，1980）.

67 Einsatzgruppen是一个公认的难以翻译的短语，字面意思是“特别组织”，但实际意思更接近“特遣工作组”。党卫军在占领波兰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这是“最终解决”的前奏，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资料，包括德文、波兰文和英文资料。Christopher Browning，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September 1939- March 1942（Lincoln，2007）。

68 为了管理波兰，德国宽恕了很多被开除的纳粹分子，让他们重新投入工作。Müller，Das Heer，第47页。

69 Blaskowitz的报告，参见Robert Kane，Disobedience and Conspiracy in the German Army，1918-1945（Jefferson，N.C.，2002），尤其是第167—178页。

70 凯特尔将军和Blaskowitz的上司Brauchitisch对此没有干预。他们表示，党卫军归希特勒直接管理。Browning，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第17页。

71 一个很好的易于理解的综述，参见Timothy Snyder，Bloodlands：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New York，2010）。

72 Snyder、Mazower等学者的最新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73 Vejas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U. K. 2000), 1 -12.

74 Cited in John Connelly, "Nazis and Slavs: From Racial Theory to Racist Practice,"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2, no. 1 (1999 ) ： 1-33. Also in Mazower, Hitler's Empire, 75.

75 他实施残酷统治的细节，参见Martyn Housden，Hans Frank：Lebensraum and the Holocaust（London，2003）。

76 Ulrich Herbert, 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 "Ausldnder-Ein- satzes"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 ( Berlin, 1999) ；Edward Homze, Foreign Labor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N. J. , 1967).

77 Ulrich Herbert, "Zwangsarbeiter in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39 -1945，ein Überblick," in De Verplichte tewerkstellling in Duisland 7942 - 1945 ： Acta van het Symposium gehouden te Brussel op 6 en 7 oktober 1992 ( Brussels, 1992), 165 -80.

78 佛朗哥派史学观点曾在几十年里断言，佛朗哥是从这时开始疏远希特勒的。事实证明这只是宣传。

79 Edward Ericson, Feeding the German Eagle： Soviet Economic Aid to Nazi Germany, 1933-1941 (Westport, Conn., 1999), especially 44-56.

80 Paul Preston, Franco： A Biography (London, 1994), 340-41.

81 英国海军部曾长期研究如何在1939年对德国建立起新的海上封锁，在对德宣战的第二天，通过与法国海军部的合作，这一封锁至少部分建立起来了。原始文件参见W.N.Medlicott，The Economic Blockade（London，1952）。

82 Eric W. Osborne, Britain's Economic Blockade of Germany, 1914 - 1919 (London, 2004).

83 See Instituto de Historia y Cultura Aerondutica, Historia de la aviación española (Madrid, 1988 ), especially 246; José Luis Alcofsir Nassaes, La Aviación Legionaria En La Guerra Española ( Barcelona, 1975).

84 双方一系列会议的细节记录于Documentos Españoles，Archivo de Burgos，档案盒是R.1895/6。同时参见Viñas，Relaciones Comerciales，第228页；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127页。

85 德国方面的文件和西班牙方面的反应表明，德国这时候想尽可能多地往最终账单上加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西班牙方面未予承认的花费。Viñas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估算出，西班牙应当做出的偿付额与德国方面承认的西班牙应偿付额之间，相差约5000万马克。参见Viñas，Política Comercial，第260页。

86 Robert H. Whealey, Hitler and Spain ： The Nazi Rol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Lexington, Ky. , 1989), 90-94.

87 García Perez做出了最好的统计。他的资料来源是Documentos Españoles，Archivo de Burgos，R.1895.相关图表参见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130页.对“特别支援偿付”（“suministros especiales”）和“其他债务”的详细分析（“otras deudas”），参见第135—139页。

88 García Pé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60.

89 Viñas, Política Comercial, 231.

90 Ricardo de la Cierva, Historia Esencial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Todos Los Problemas Resueltos, Sesenta Años Después (Madrid, 1996) , 139.

91 丘吉尔首相在9月3日下令封锁。参见Daily Telegraph，1939年9月4日，第1页。

92 阐明这一点的是Viñas，他还发现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的文件（甚至包括一份来自Wohlthat的文件，承认了西班牙方面新谈判代表的能力。）参见Viñas，Política Comercial，第324—325页。

93 García Pérez认为这是这个新政府第一次这么做。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108页。

94 意思是在上一个代表团的参加者中，只有商务参赞Enge再次参加。

95 Wohlthat率领的代表团试图通过意大利进行三角贸易，名义上在这两个非交战国之间制造出双边贸易关系，但罗马对接受这一安排缄默不语。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经济部曾设计出通过意大利与西班牙贸易的体系，这个想法与当时的情况相似，只不过双方的关系倒过来了。

96 Comisión Interministerial de Tratados.

97 German Documents，第8卷，卷宗482。第一项附录列出了德国人关心的物资，清楚地分为工业品与非工业品。德国人最关心的依然是铁矿石、黄铁矿和钨矿。西班牙语版本（经编辑的版本）参见Tratados Españoles，第6卷，第1册，第495—506页。没有附录的西班牙语版本经过编辑这件事是García Perez发现的。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109页，注释36。

98 这是协议第二条的内容。协议第三条规定两国“鼓励”私人贸易。第三条默认，在HISMA-ROWAK体系下存在的贸易不是“私人”的，而是国家资助的。

99 German Documents, series D, vol. 8 , Doc.678.

100 García Perez对这些具体表态有引用，但这些引用没有得到清楚的原始资料的支持。

101 German Documents，第8卷，卷宗482。García Perez称这是德国人的一次“惨败”，不出报料，这让戈林很不满。参见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222页。

102 Reproduced in Tratados Españoles, vol. 6, book 1.

103 Doug Dildy, Denmark and Norway 1940： Hitler's Boldest Operation (Oxford, 2007).

104 到1940年6月纳粹德国发动对法国的入侵时，这支部队撤退。

105 从后勤角度看，打通与瑞典的通道很重要。参见Christian Leitz，Nazi Germany and Neutral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Manchester，2000），第54—55页。

106 事实上在1943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的选票。这一年柏林撤换了Renthe-Fink。随着剥削的升级，德国寻求更严厉的控制。

107 绝对的经济服从直到1941年末才改变。Philip Giltner，In the Friendliest Manner：German-Danish Economic Cooperation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of 1940-1949（New York，1998），第13—52页。

108 Milward详细记述了这一可回溯至1936年的关系。参见Alan Milward，The Fascist Economy in Norway（Oxford，1972），第1章。

109 从1942年2月1日直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吉斯林在这一傀儡政权中一直担任“总理兼总统”。吉斯林及其为首的政权的详情，参见Hans Fredrik Dahl，Quisling：A Study in Treachery（Cambridge，U.K.，1999）。

110 Hans Fredrik Dahl et al. , eds. , Norsk Krigsleksikon 1940 - 45 (Oslo, 1995) , "Quisling" and "quisling," 334.

111 挪威的集中营并不是灭绝式的集中营，但里边关押着5万多人。最大的两个集中营是Grini和Falstadt。一个典型事例反映了Terboven的残暴：在两名盖世太保军官于滨海小村庄Tælavåg被杀后，Terboven下令报复。他摧毁了村镇，凿沉了所有船只，囚禁了所有女人，把所有男人送进集中营。Terboven娶了戈培尔的前秘书Ilse Stahl（据说也是戈培尔的情妇）。

112 Hein Klemann and Sergei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An Economic History of Nazi-Occupied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2), 82.

113 Wemer Warmbrunn,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elgium 1940 -1944 (New York, 1993), 68.

114 German Documents, series D, vol. 11, 612-19. See also Mazower, Hitler’s Empire, 106.

115 他战后写的回忆录，参见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Mémoires D'outreguerre.Extraits：Comment J'ai Gouverné la Belgique de 1940 à 1944（Brussels，1974）。

116 Klemann and Kudryashov，Occupied Economies，第85页。但犹太人的财产是例外，继续遭到劫掠。参见Avi Beker，The Plunder of Jewish Property during the Holocaust：Confronting European History（Basingstoke，U.K.，2001）。

117 See John Gillingham, Belgian Business in the Nazi New Order (Ghent, 1977), 83 -84.

118 不过这一次最主要的着眼点是政治性的。参见Dietrich Orlow，The Nazis in the Balkans：A Case Study of Totalitarian Politics（Pittsburgh，1968）。

119 Mazower在其著作《希特勒帝国》（Hitler's Empine）里存在的很好地阐述了这种紧张，第102—103页。

120 "Netherlands： Occupation," Time, June 4, 1940.

121 这就是那位托马斯将军,曾在1933-1937年同沙赫特密切合作，后来当沙赫特在纳粹政权里失势时抛弃了他。

122 这一说法登载于《人民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转引自Klemann and Kudryashov，Occupied Economies，第85页。

123 在波兰战役期间，法军统帅甘末林（Gamelin）曾建议进攻德国。参见Martin S.Alexander，The Republic in Danger：General Maurice Gamelin and the Politics of French Defence，1933-1940（Cambridge，U.K.，2003），第207—208页。

124 Karl-Heinz Frieser, Blitzkrieg-Legende： Der Westfeldzug 1940 (Munich, 1995), 24.

125 学者至今仍在争论，德国人是否真的曾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持“闪电战经济”说的主要学者是Milward，Tooze和Overy对此表示反对。在西欧被占领国的管理问题上，闪电战计划的失败显然改变了占领地管理的性质。

126 Bloch当时的记述至今仍是最佳的：Marc Bloch，L'étrange Défaite：Témoignage Écrit en 1940（Paris，1940）。同时参见Ernest May，Strange Victory：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New York，2000）。

127 Eberhard Jäckel, Frankreich in Hitlers Europa： Die Deutsche Frank- reichpolitik Im 2. Weltkrieg (Stuttgart, 1966), 75.

128 同上，第77页。Bürckel是这些官员之一。强迫流放从1940年11月开始。

129 关于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经济状况的最佳研究，至今仍是Milward的著作。参见Alan S Milward，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Oxford，1970），第39页。

130 Robert Paxton,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 - 1944 (New York, 1972).

131 Economist, June 29, 1940, 1.

132 希特勒曾考虑签订一项条约，但英军对北非的米尔斯克比尔港的打击改变了他的想法。在那之后，他决定等与英国的战争结束后再说。

133 Klemann and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87.

134 Hermann Böhme,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Waff enstillstand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66), 267.

135 这一货币体系在东欧的应用，参见Raphael Lemkin，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第280页。

136 "The Value of the Reichsmark," Statist f May 10, 1941, cited in Milward, New Order, 55.

137 7月9日冯·里宾特洛甫本人在写给戈林的一封信中确认，这些占领地尽管将被纳入第三帝国的“经济区”，但依然保留其“主权”。Milward，New Order，第57—63页。

138 Tooze, Wages, 385.

139 Milward, New Order, especially 181 -92.

140 根据1939年Stohrer大使发回的报告，佛朗哥希望有“一段镇静期”（un período de tranquilidad）。German Documents，D系列，第3卷，卷宗721。

141 Kershaw, Nezreesis, 327.

142 里宾特洛甫和Serrano Suñer相处得不愉快。Michael Bloch，Ribbentrop（New York，1992），第302—310页。

143 Economist这一周的社论是《法国的陷落》“The Collapse French”（1940年6月29日）。

144 Archivos Españoles，Archivo de Burgos，R. 2187，1 -2，letter dated July 5，1940，cited in 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224.

145 这是Blas de Huete为首的西班牙外汇管理局（Instituto Español de Moneda Extrajera）扮演的角色。在1939年末Wohlthat与西班牙签订的协议之前，该局没有介入与德国的双边关系，现在则介入了。

146 历史著述在这一点上经常犯错误，García Perez和Leitz都犯了这个错误。

147 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 - 1944 (Oxford, 2001) ，especially chapter 4, "The German Problem."

148 See Bloch, Ribbentrop, 302 - 10.

149 Preston澄清，佛朗哥乘坐的火车只是晚了八分钟，而不是一个小时。Paul Preston，Franco，第394—395页。

150 Whealey, Hitler and Franco, 220 — 22.

151 这是希特勒的谈判策略之一，通常发生在他被激怒的情况下。Kershaw，Nemesis，第330页。

152 "Mit diesem Kerle ist nichts zu machen." Paul Preston, "Franco and Hitler： The Myth of Hendaye 1940,"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 no. 1 (1992)： 1-16.

153 佛朗哥政府的宣传机构后来把不参战包装为一种审慎明断的行为。Preston，“Franco and Hitler,”第1页。

154 Nicolaus von Below，Als Hitlers Adjutant，1937-45（Mainz，1980），第250页。同时参见Kershaw，Nemesis，第331页。这是Kershaw的翻译。

155 “欧洲大陆选择”的失败，具体参见Andreas Hillgruber，Hitlers Strategie：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1940-1941（Bonn，1993）。

156 希特勒此前提到过“巴巴罗萨”，但对于他下决心采用这一战略而言，这看起来仍是决定性的时刻，尤其是在意大利进攻希腊的情况下。

157 Ciano, Diary , October 10, 1940 , 297. See source note in Chapter 8.

158 García Perez在档案库里发现了这份文件，它属于德国外交部的Handaken Clodius。参见García Pe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232页，注释164。

159 Ibid. , 236.

160 总债务被确认为约3.718亿马克。

161 谈判在1944年恢复，这是德国做出的最后努力，以在盟国封锁的情况下维持从西班牙的钨矿进口。

162 Domains, 1 732.

163 Adsim Zamoyski, Napoleon's Fatal March on Moscow (New York, 2001) .

164 Kershaw, Nemesis, 392.

165 Klemann and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82.

166 See Giltner, In the Friendliest Manner, especially chapter 3. See also Milward, New Order, especially chapter 5.

167 尽管在相关争论中Tooze通常反对“闪电战经济”的说法，但他也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参见Wages，尤其是第13—15章。

168 Tooze论述了1941年12月是“转折点”。参见Wages，第487—488页。

169 Klemann and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99.

170 See Milward, New Order, especially chapter 5.

171 Timothy Mason,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 Cambridge, U. K. , 1995), especially 231 -273.

172 沿袭Mommsen和Broszat的观点，参见Jane Caplan，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State and Civil Ser 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Oxford，1988）。同时参见Jane Caplan给Mason，Nazism写的导言，第1—32页。

173 认为希特勒政权是“混杂政体”，这是以Mommsen和Broszat为代表的所谓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Kershaw对这一观点选择性地赞同。Ian Kershaw，The Nazi Dictatorship：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London，2000），尤其是第131—139页；以及“Working toward the Führer,”见Christian Leitz主编的The Third Reich（Oxford，1999）。

174 Cited in Caplan,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309.

175 对军队的影响，参见Müller，Das Heer，尤其是第50—53页；John Keegan，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1989）和The Mask of Command（New York，2004）。

176 Pleiger曾是戈林工厂的一名高级经理，该工厂也许是二战期间最低效的企业。1942年Pleiger被任命为负责东部地区经济的帝国专员。Matthias Riedel，Eisen und Kohle für das Dritte Reich：Paul Pleigers Stellung in der NS- Wirtschaft（Göttingen，1973）。

177 Frank Bajohr, Parvenli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Frankfurt, 2001).

178 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的著作是Tooze，Wages，第xi—xxvii页.同时参见Mazower，Hitler's Empire，第261—265页。［Milward，New Order，第271页。

179 数据来自Milward，New Order，第273页表60。

180 这是这本著作的核心观点之一：Snyder，Bloodlands，尤其是第155—187页。

181 Mazower和Kershaw清晰阐述了这一观点。

182 众多资料来源之一，参见Browning，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183 伯恩哈特作为ROWAK的一名当地代表接受了这笔钱。这些文件记录是García Pérez发现的。经伯恩哈特和佛朗哥于1942年2月23日确认的详细偿还日程，参见García Pérez，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第271页，注释89。

184 Preston从另一个角度确证了这一点，参见Franco，第540—560页。

185 一段有意思的记述，参见Wayne H.Bowen，Spaniards and Nazi Germany：Collaboration in the New Order（Missouri，2000），第103—156页。

186 García Pérez, Franquismo y Tercer Reich, 275.

187 Hartmut Heine, "El envío de trabajadores españoles a la Alemania nazi, 1941 - 1945 ," Migraciones y Exilios, July 2006, 9-26.

188 Acuerdo Hispano-Aleman para el Empleo de Trabajadores Españoles en Alemania，1941年8月21日签署于马德里。非西班牙记录似乎低估了工人人数。最新的西班牙原始资料显示工人人数约为1.5万—2万。

189 Whealey, Franco and Spain, 217-19.

190 这很可能是指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以及随后在突尼斯发生的历次战役。参见Erwin Rommel，The Rommel Papers，edited by Basil Liddel- Hart（New York，1953），especially第318—321页。

191 这封信也发表在美国国务院公告里。William Franklin et al.，主编，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Washington，D.C.，1966）（以下简称FRUS），序列1942，第3卷，欧洲、西班牙第306页。

192 Preston逐年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参见Franco：A Biography（London，1994），尤其是第480—482页。

193 这一政策不只是针对西班牙。当时各国还商讨对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实行类似的禁运。Douglas Wheeler，“The Price of Neutrality：Portugal，the Wolfram Question，and World War II,” Luso-Brazilian Review第23卷第1期（1986），第107—127页。

194 关于在臭名昭著的米特尔鲍工厂的武器研发，主要是V2火箭和Me210战斗机的情况，参见Tooze，Wages，第18章。

195 FRUS, series 1944, vol.4, 297.

196 Ibid. , 298 -306.

197 同上，第320—330页。Hayes在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卸任返回美国后，他就自己的任职经历写了一本书，参见Carlton J.H.Hayes，War time Mission in Spain：1942-1945（New York，1946）。

198 FRUS, series 1945, vol. 5 , 668 - 69, letter dated March 24, 1945.

199 该决议的一部分是由流亡的西班牙共和派人士起草的。决议规定，任何国家若接受过曾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国家的支援规定，就不能加入联合国。

200 FRUS, series 1945, Potsdam Conference, vol. 2, 1071 -75.

201 Preston, Franco, 528.

202 尽管Share主要集中在1975年的转型上（译者注：1975年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但对继承问题“两难困境”的讨论，对于理解漫长的佛朗哥独裁时期的西班牙内部变化很重要。Donald Share，“The Franquist Regime and the Dilemma of Succession,” Review of Politics第48卷第4期（1986），第549—475页。

203 FRUS, series 1946, vol. 6, 1071.

204 Rafael García Perez, ,"El envío de trabajadores españoles a Alemania en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Hispania 170 (1988) 1031 -65. See also Leitz, Nazi Germany and Neutral Europe , 136.

205 Preston, Franco, 553.

206 FRUS, series 1946, vol.5, 1033 -34.

207 Julio Aróstegui and Jorge Marco, El último frente ： la resistencia armada antifranquista en España, 1939 -1952 ( Madrid, 2008) and Secundino Serrano, Maquis ： historia de la guerrilla antifranquista ( Madrid, 2001).

208 FRUS 1045，注释1.这一宣言在杜鲁门总统会见丘吉尔时被公布。一天后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

209 在“二战”最后的日子里，佛朗哥依然相信希特勒将使用“神奇的”火箭赢得胜利。关于佛朗哥政权被孤立及其终结，笔者另有其他论述。参见Pierpaolo Barbieri，“From UN Outcast to U.S.Partner：Steering Francoist Spain toward the Economic Miracle,” Hemispheres：The Tuf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第30期（March 2009），第89—128页。

结语

1 Walther Funk, The Economic Future of Europe (Berlin, 1940) . See also Walther Funk, Wirtschajt im Neuen Europa (Lübeck, 1941) ；Maurice Pernot, German Trade Policy, Dr. Funk's System (Paris, 1938).

2 在沙赫特下台和冯克上任之间，戈林像曾经的沙赫特一样，是“代理”经济部长。冯克上任后，戈林继续保持对经济部的非正式影响力。冯克的经理观念和沙赫特基本一致，只不过他与纳粹党和戈林的关系可能更亲密。Henry Ashby Turner，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New York，1985），第149页、第185页。

3 Funk, Economic Future of Europe, 12.

4 Ibid. , 12.

5 Ibid. , 8.

6 Paolo Fonzi, "Nazionalsocialismo e Nuovo Ordine Europeo： La Discussione Sulla 'Großraumwirtschaft,' " Studi Storici 45, no. 2 ( 2004) ： 313-65.

7 Hein Klemann and Sergei Kudryashov, Occupied Economi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azi-Occupied Europe, 1939 -1945 (New York, 2012) , 85 -90.

8 Funk，Economic Future of Europe，第7页、第9—10页。冯克还写道：“欧洲经济体系将必须被导向这个目标。这一发展过程将是循序渐进的。今天，各种不确定性拖累了它，因为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依然处于战争状态！这个统一的欧洲将不容许外部势力的任何影响。”（第10—11页）即使在英文版中，Grossraum这个德语词依然保持原貌。该词可以译为“大片地域”，通常带有帝国式含义。参见纳粹理论家兼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该词的经典使用：Völkerrechtliche Grossraumordnung，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Raumfremde Mächte（Berlin，1939）。同时参见Vejas Gebriel Liulevicius,“The Languages of Occupation：Vocabularies of German Rule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Wars,”收录在Robert L.Nelson主编的Germans，Poland，and Colonial Expansion to the East：1850 through the Present（New York，2009）。

9 Mazower补充说，希特勒斥责了冯克，参见Mark Mazower，Hitler's Empire（London，2009），第122—124页。

10 施佩尔讲了一个故事：德国计划修建一座纪念碑，比151英尺高的自由女神像高46英尺。参见Albert Speer，Inside the Third Reich（New York，1971），第108页。

11 Klaus Fischer, Hitler and America (Philadelphia, 2011)，especially 9-45.

12 Geoffrey Pridham and Jeremy Noakes, Documents on Nazism，1919 - 1945 (New York, 1975) , 900. See also Mazower, Hitlers Empire, 120.

13 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A Biography（London，2000），第3部分，第196页。Skidelsky指出，这份剪报是不完整的，而凯恩斯通过他曾为（Economic Journal）编辑过Guillebaud写的一篇论文，对冯克的计划有了更好的了解（第195页）。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要感谢Skidelsky勋爵的帮助。

14 Elizabeth Johnson and D. E. Moggridge, ed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1971), 25： 1.

15 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New York, 1924).

16 Skidelsky, Keynesf 2： 103.

17 Melchior是Max Warburg的主要助手，曾安排了他和很多德国人的接触，很可能包括沙赫特。Niall Ferguson，The Pity of War（London，1999），第400页。

18 Skidelsky, Keynes, 2： 129.

19 凯恩斯以《时代》周刊（Time）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为由头，自己选择这个演讲主题。演讲内容写于世界经济大会传出令人沮丧的消息之前，但是在“再通胀一揽子方案”失败后才公之于众。

20 Skidelsky, Keynes , 2： 476.

21 Johnson and Moggridg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 25： 3-4.

22 Ibid.

23 我们现在所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结果。这一体系包括以美元为后盾的一套有组织的汇率体系，以及世界银行集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凯恩斯是这套体系的两个核心设计师。参见Filippo Cesarano，Monetary Theory and Bretton Woods：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conomics（New York，2006）；Michael Bordo and Barry Eichengreen主编，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Chicago，1993）。

24 Johnson and Moggridg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25： 7.

25 See Alan S. Milward, The New Order and the French Economy ( Oxford, 1970), 210-12; Avraham Barkai, 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deologic Theorief Politik, 1933-1945 (Frankfurt, 1988), 226.

26 See Niall Ferguson, The War of the World (London, 2007), especially 466 - 504.

27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 s. , 6, no. 1 (1953) ： 1-15.

28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Edition] (New York, 2001), 902.

29 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的著作是Christian Leitz，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Franco's Spain：1936-1945（Oxford，1996）。

30 Vejas G.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 Cambridge, U. K.，2000), 258.

31 Ian Kershaw, Nemesis, especially xxxvii—xxxix；Woodruff D.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6) , 251 -55.

32 Bemd Wenger, "Hitler, der Zweite Weltkrieg und die Choreographie des Untergang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6 ( 2000) ： 493 -518.

33 Schacht, Autobiography, 345.

34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似乎曾一口否定这种可能性。Harold James，“Schacht's Attempted Defection from Hitler's Germany,” Historical Journal，第30卷第3期（1987），第729—733页。

35 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Confessions of "the Old Wizard" : Autobiography (Boston, 1956), 345.

36 Hugh Trevor-Roper, ed. , Hitler's Table Talk, 1941 -1944: His Private Conversations (New York, 2008), 342.

37 Schacht, Autobiographyt 278.

38 Robert Gellately and Leon Goldensohn, 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New York, 2004) ；Florence Miale, The Nuremberg Mi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Nazi Leaders (New York, 1975).

39 1946年10月1日Francis Biddle法官在纽伦堡宣读的判决：“重整军备本身并不是一项罪行……对沙赫特的起诉取决于，沙赫特必须事实上知晓纳粹的侵略计划……法庭……的结论是，这一必要前提不能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得到确证。法庭认定，就这项指控而言，沙赫特是无罪的。”参见IMT，Judgment：Schacht.http://avalon.law.yale.edu/imt/judschac.asp.

40 他的银行是沙赫特德国外贸银行（Deutsche Außenhandelsbank Schacht & Co）。这一批评以及他的自我辩护，参见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London，1967），第209页。1-23,25-47,49-93,95,97-131,133-173,175,177-197-199,201-223,225,227-251,253-279,281,283-315,317-410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需要感激的人难以尽述。

在哈佛大学度过五年是一项殊荣。要从哈佛的老师中单独挑出任何人表示感谢，都是很不易的。不过，假如没有Charles Maier、Emma Rothschild、Patrice Higonnet三位教授的奉献与指导，本书的写作将是不可能的。当博尔赫斯想象“天堂可能就像一座图书馆”时，他脑海中出现的肯定是查理图书馆，它既是一座文学的无尽泉源，又能给人以无尽的动能。

我最感谢的是Niall Ferguson教授。他的教学与工作伦理设下了一个标杆，自从我们共同经历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就一直在激励着我。十多年来，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导师。他总是慷慨地分享最宝贵的财富——时间。从很早的时候起，Niall就信任我这个作者与这本书。本书的最终呈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假如没有明达·德·甘斯堡欧洲研究中心（我在哈佛大学的第二个家）、克虏伯基金会、皇家康普顿斯学院、魏斯赫德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本书的研究将是不可能的。

我要感谢三一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和同学，尤其是Natalia Mora-Sitja博士、Martin Daunton教授、John Adamson教授和Paul Kennedy教授。我至今怀念在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陈述观点的场景，这个中心是坎布里奇和剑桥之间的一座桥梁。我要感谢哈佛—剑桥学术委员会给予我的信任，颁发给我的查尔斯·亨利·菲斯克三世上尉将奖学金和盖茨—剑桥奖学金。和整个哈佛—剑桥共同体一样，我要感谢Rob Shapiro，同时要感谢Marty Peretz，他给了我第一个把我的观点写下来与公众分享的机会。他们于我亦师亦友，这令人愉快。

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及其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对于成为该中心的厄内斯特·梅研究员，我深感荣幸，因为我曾在梅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我要感谢Graham Allison教授、Paul Tucker教授，以及Susan Lynch女士。

一天下午在坎布里奇的时候我遇到了Rob Johnson，他邀请我加入新成立的新经济思想智库。从那时起，他一直欢迎我、激励我。我希望本书符合这个学会的目标——让重要的经济学辩论为公众理解。

我要感谢博古睿欧洲未来研究委员会，尤其是Nicolas、Dawn Nakagawa、Juan Luis Cebrián和Nathan Gardels，不仅因为他们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进行的充满启迪的研究，而且因为他们邀请我参与这项研究。

能和乔治·索罗斯和马里奥·蒙蒂这样的重要人物探讨欧洲的历史与未来，是一项殊荣。与他们的讨论更让我深信，一个一体化的欧洲能实现很多东西。我希望，本书讲述的这个乌托邦幻灭的故事，有助于把关于欧洲联邦化的争论置于更完整的历史视野之中，说明在打造更紧密的共同体这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给整个架构配置强有力的民主支柱。

对于我在Greenmantle的同事，我要感谢他们提供的完美的工作环境。我每天都能从他们身上获益，也感谢他们大度的谅解，我为了本书的写作而多次失陪。我尤其要感谢Dimitris Valatsas，他的博学广识具有无限的价值。同样无价的是Dan Loeb最早提供的持久支持。

我欠别人的恩情并不因距离而减少。我必须感谢Cristina Rins教授培养我对历史的热爱，并要感谢Francis Cahn在阿根廷为我打开通往哈佛大学的大门。

我幸运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代理商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他愿意考虑一名年轻的、写第一本书的作者，书的主题是一场早已逝去的战争。我还要感谢Kristina Moore，以及怀利代理公司（The Wylie Agency）在纽约和伦敦的所有成员。

这是一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大西洋两岸出版的书。与我的不知疲倦的编辑Kathleen McDermott，与Andrew Kinney，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杰出员工共事，既是荣幸也是快乐。对于他们的不懈支持，我铭记不忘。

历史学家依靠档案来工作，而档案库的维护依靠的是那些经常被遗忘的员工。我要感谢以下机构的所有人员：科布伦茨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联邦档案馆，马德里的外交与对外合作部，罗马的意大利外交部与历史研究服务中心，位于伦敦克佑区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无与伦比的威德纳图书馆。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其他朋友和同事也完整或部分地读过本书草稿。我尤其要感谢Lev Menand、Jason Rockett和Sarah Wallington给予的研究支持，以及Ángel Viñas给予的反馈——尽管我和他在一些史学观点上有分歧。我还要感谢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这一领域最杰出的学者给予的点评和批评，包括John Coverdale、Barry Eichengreen、Stanley Fisher、Peter Hayes、Harold James、Richard Overy、Paul Preston、Gianni Toniolo和Adam Tooze。已故的Alan Milward的研究也对我有所启发。我还要感谢Frances Lynch。

此外还要感谢Ayaan Hirsi Ali、Marshall Auerback、Tony Barber、Nicolás Belgorosky、Ramsen Betfarhad、Lewis Bollard、Piotr Brzezinski、Lucy Caldwell、Jason Cummins、Patrick Daniel、Santiago Dañino-Beck、Rowan Dorin、Agustino Fontevecchia、Chloe Frank、Federico Fubini、Janan Ganesh、Cecilia Garibotti、Adam Goldenberg、Charlotte Grogan、David Haber、Omar Halabi、Roxanne Krystalli、Audrey Kim、Ian Klaus、Jacob Kline、Joshua Lachter、Charlie Laderman、Sahil Mahtani、Lawrence Minicone、Ryan Orley、Nan Ransohoff、Felipe Razquin Goñi、Andreas Schaab、Christopher Sealey、Jason Shure、Jamie Sterne、Federico Taiano、Juliet Wagner、Jonathan Weigel、Eric Weiner、Christopher Wiegand和Philp Wilde。

本书的任何错谬都由我负全部责任。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双亲阿德里安娜和弗朗哥，我对他们感恩不尽。以及达维娜，要是没有她的激励，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著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阿根廷）皮耶尔保罗·巴维里著；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

书名原文：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ISBN 978-7-5086-8842-8

Ⅰ.①希…Ⅱ.①皮…②刘…Ⅲ.①经济史-研究 -德国—现代Ⅳ.①F151.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069963号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著者：[阿根廷]皮耶尔保罗·巴维里

译者：刘波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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