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中7·幸会!苏东坡
Author: 罗威尔
Date: 2017-06-30T16:00: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中·幸会！苏东坡/罗威尔主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086-7587-9

Ⅰ．①知…　Ⅱ．①罗…　Ⅲ．①苏东坡（1036-1101）—生平事迹—通俗读物　Ⅳ．①K82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8227号

知中·幸会！苏东坡

主　　编：罗威尔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75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插　　页：4

字　　数：300千字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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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知中《幸会！苏东坡》特集·言论 ZHICHINA Su Shi：Expressions

苏轼关系谱 Character Map

全国苏轼纪念地 The Nationwide Memorial Places in Honor of Su Shi

苏轼年表 The Chronology of Su Shi

01 北宋历史大背景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02 采访祝勇：苏东坡的遗产 Interview with ZhuYong：Su Shi's Heritage

03 少年时代：吾家蜀江上 The Boyhood：Living on the Shujiang River

04 初入仕途：春风得意马蹄疾 Entering the Career with Eager and High Spirits

05 上书皇帝，变法漩涡 In the Vortex of Political Reform on Account of Presentation to the Emperor

06 人生危机，乌台诗案 Life Crisis：Wutai Poem Case

07 黄州岁月，得志于朝 Time in Huangzhou：Enjoy Success in the Court

08 晚年流放：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ile in the Old Age：From Huangzhou to Huizhou to Danzhou

09 词话东坡生平 The Typical Poems and Ci of Su Shi's Life

10 东坡书法：《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 Su Shi's Calligraphy

11 东坡尺牍：怀仰世契，感怅不已 Su Shi's Correspondence

12 东坡绘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Su Shi's Painting：Both Poems and Paintings are Originally the Same

13 苏东坡论古 Su Shi's View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14 苏东坡解读周易 Su Shi's Interpretation on“the Book of Change”

15 浅谈“三苏”蜀学 A Brief Probe into“Sansu”

16 东坡与酒：狂人之药，至道之腴 Su Shi with Alcohol

17 美食家苏东坡：自笑平生为口忙 Su Shi as a Epicure

18 东坡佛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Su Shi's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to Buddhism

19 苏东坡与三位夫人：不思量，自难忘 Su Shi and His Three Wives：Never Engraved，but it Remained

20 苏东坡与苏洵：苏氏文章擅天下 Su Shi and His Father Su Xun

21 苏轼与苏辙：对床夜雨听萧瑟 Su Shi and His Little Brother Su Zhe

22 苏东坡与欧阳修：一朝为知己 Su Shi and His Confidant Ouyang Xiu

23 苏东坡与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 The Feeling of Gratitude or Resentment between Su Shi and Wang Anshi

24 苏门弟子，蜀学一脉 The Disciples of“the Shu School”

25 万象更新：宋代“文史哲”思潮概说 The Summary of Sciences of Spiri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6 北宋风俗人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The Local Custo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7 宋代官制 The Officia l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28 北宋衣冠 The Costum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9 苏东坡与20世纪中国学人 Su Shi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

30 苏东坡作品的跨国之旅 Overseas Translation of Su Shi's Works

31 日本的苏东坡推崇者们 The Research on Su Shi in Japan

32 苏东坡与莱辛：中西方诗画关系之异 Su Shi and Lessing：The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Poetry and Painting Ar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知中07　幸会！苏东坡

出版人 & 总经理　罗威尔

Publisher & General Manager　Johnny Su

艺术指导　马仕睿 ［typo_d］

Art Director　Ma Shirui ［typo_d］

主编助理　刘小荻

Assistant of Chief Editor　Liu Xiaodi

编辑　杜篆之/张景胜/曹岳/刘小荻

Editors　Du Zhuanzhi/Zhang Jingsheng/Cao Yue/Liu Xiaodi

特约撰稿人　罗兆良/九诫/由兴波/常上永

Special Correspondent　Paul/Jiu Jie/You Xingbo/Chang Shangyong

策划编辑　王菲菲

Acquisitions Editor　Wang Feifei

责任编辑　黄盼盼

Responsible Editor　Huang Panpan

营销编辑　李晓彤

PR Manager　Li Xiaotong

平面设计　黄莹 ［typo_d］

Graphic Design　Huang Ying ［typo_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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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支持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100029

受访人/interviewee

祝勇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腾讯大家”苏东坡专栏撰稿人。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等。主创纪录片作品（总撰稿）有：《苏东坡》《岩中花树》《辛亥》《历史的拐点》等。

插画师/illustrator

廖田才（圃生）

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桂林中国画院店。《水墨味》杂志副主编，现生活、工作于北京。2015年8月于荷锄馆举办个人“家山”画展；2016年4月于798第一艺术空间举办“望园”个展；2016年6月于798诚斋举办“圃生·安夏”展览。

解诗梵

西安人。美术师、硕士。生活美学专栏作家。

供职于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创作评论部。研修于中国国家画院王孟奇工作室。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陕西省美协会员、陕西省书协会员、陕西楹联学会会员。

自幼写诗画画，出版有长篇小说、绘本、诗文绘画集、楹联诗词创作手册等。以轻松、趣味的文字与画风，传播幽默、静观的生活态度。

协力机构/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重镇。苏轼《寒食帖》《北游帖》《一夜帖》《归安丘园帖》《渡海帖》《江上帖》现藏于此。

➯ 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和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

➯ +886228812021

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始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苏轼《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现藏于此。

➯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 010-65131892

中国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收藏着10万余件美术作品，苏轼《潇湘竹石图》现藏于此。

➯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1号

➯ 010-84012018

吉林省博物院

吉林省博物院有文物藏品12万余件，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现藏于此。

➯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顺路1666号

➯ 0431-81959581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是日本国家级档案馆，南宋年间杭州刊本《东坡集》现藏于此。

➯ 东京都千代田区北之丸公园3番2号

➯ 03-3214-0621

知中《幸会！苏东坡》特集·言论
ZHICHINA Su Shi：Expressions

文+编　刘小荻　元美

绘　周明楷
text & edit：

Liu Xiaodi　Yuan Mei
illustration：Zhou MingKai

张赞波

独立电影工作者、导演、编剧

作品：《大路朝天》《天降》

在您眼里，苏东坡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一个几近于完美的男人，心胸宽广，才华横溢，有情有义，剑胆琴心，既有社会担当，又有生活情调，还烧得一手好菜。只可惜是古代人，要是当代人，估计我这种从不追星的人都会去追他的讲座听，哪怕是他讲“东坡肉”的做法。

您觉得苏东坡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

有社会担当，有民本思想。敢于针砭时弊，秉公办事。而且行动力和执行力很强，这在文人里面是比较稀缺的品质。

说一句您最喜欢的苏东坡的诗词，以及为什么。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对亡妻情深至此，读来让人泪下。而后人虽冠其“豪放派”词人，分明此刻具有浓郁的婉约气质。

苏东坡是否对您的生活或处事态度产生过影响？

不敢沾他老人家的这个光。但我觉得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态度值得我学习，当然可能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最容易学会的也许是做“东坡肉”。

在这本书中，您最希望可以了解到什么？

希望在刻画这个人物的同时，不要忘记随时将其置放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境况里去考察。比如说，多写写“乌台诗案”，用一种现代风格的调查报告方式，层层推进，深入而立体地呈现这个事件和这个事件里的苏东坡。

李健

歌手、创作人

作品：《似水流年》《传奇》

在您眼里，苏东坡是一个怎样的人？

苏东坡是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诗词书画，还有人生态度，悲天悯人，豁达幽默，通晓儒释道。在多才多艺方面，他让我联想到达·芬奇。

您觉得苏东坡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

在我眼中他最特别的是他的诙谐和百无禁忌，骨子里是天真通透的顽童。正如他说，“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说一句您最喜欢的苏东坡的诗词，以及为什么。

“书到今生读已迟”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当然也有人说是袁枚说的，可我宁愿相信是苏东坡说的。这句话向我们揭示了所谓天赋的一些玄机，也让我悟到人世间仅仅是多重空间的一个而已，也是漫漫长路的区区一段。

苏东坡是否对您的生活或处事态度产生过影响？

我想他隐约对我有些提示或影响。人生苦短，何不一笑了之，并非消极，其实是非常乐观的。热爱生活，追求智慧，重情重义，心胸辽阔。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让我想到木心的“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在这本书中，您最希望可以了解到什么？

希望了解苏东坡鲜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做饭、瑜伽、酿酒等。

巫昂

诗人、小说家、专栏作家

作品：诗歌《犹太人》《正午的巫昂》

在您眼里，苏东坡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眼中的苏东坡，是一个全能的人。他是中国古代才艺和政治才能都比较全备的人。他的文学风格有细腻的部分，也有很豪迈的部分，他的书法也很好，他无所不通，而且做人很风流，很懂得享受生活。

您觉得苏东坡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

苏东坡最特别的一点，可能是他的多才多艺里边，蕴含着很深的感情。我一直对他那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印象很深，所有人都在讲这首词里所体现出来的深情，可见他是一个有情的人，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人无癖不可与交”，苏东坡这个“有情”的形象，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说一句您最喜欢的苏东坡的诗词，以及为什么。

比起“大江东去”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他的诗词里面，我还蛮喜欢比如“拣尽寒枝不肯栖”这样的句子。我觉得很艳绝，又很凄清，又有一种生命的无限况味和体验在里面，很丰富。所以读这个句子，你会回味良久，你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苏东坡是否对您的生活或处事态度产生过影响？

苏东坡算不上是我古代人物里面排名前几的偶像，比较少会想起他。他对我的处事态度的影响暂时想不起来，对他的了解也不是很深很透。

在这本书中，您最希望可以了解到什么？

我希望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苏东坡，图文并茂，有很丰富的关于他的轶事和传闻的细节。

蒋晟

90后雕塑家

作品：《流浪的神明》《瀑布佛》

在您眼里，苏东坡是一个怎样的人？

苏轼的许多作品里蕴含着佛教思想，然而，苏轼用个人的“口音”说出来，是集语言、意识、气魄、品格一体的艺术家，并自始至终发愿解脱，是修行者。

您觉得苏东坡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

最有特点的应该是苏轼对诗词格局上的改变，有点像一位诗意的rapper。

说一句您最喜欢的苏东坡的诗词，以及为什么。

我在2016年的时候创作了一组与精油、火焰、法器有关的作品，叫“只缘身在此山中”（Because I Myself am in the Darkness），当时我特制了一种味道，在整个氛围里想表达的就是苏轼《题西林壁》中忘乎所以的意境。

苏东坡是否对您的生活或处事态度产生过影响？

由于我对苏轼本人并无足够了解，所以暂时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您最希望可以了解到什么？

我希望忘记初高中课本上的苏轼，而了解到作为一位艺术家的苏轼。

赵祯

宋仁宗，北宋第四代皇帝

“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宋史》

苏辙

北宋文学家、诗人

“苏自栾城，西宅于眉。世有潜德，而人莫知。猗欤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师焉，其学以光。出而从君，道直言忠。行险如夷，不谋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试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进以诗书。谁实间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古有微言，众说所蒙。手发其枢，恃此以终。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耳目同是，举世毕知。欲造其渊，或眩以疑。绝学不继，如已断弦。百世之后，岂其无贤？”——《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黄庭坚

北宋文学家、书法家

“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东坡〈醉翁操〉》

刘辰翁

南宋词人、文学批评家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

陆游

南宋诗人、词人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老学庵笔记》

元好问

金末元初文学家、历史学家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新轩乐府引》

王士禛

清代诗人，康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

“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带经堂诗话》

刘熙载

晚清文学家、经学家、批评家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艺概》

曾国藩

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曾国藩文集》

王国维

学者、文学家、史学家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文学小言》

林语堂

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苏东坡传》

钱穆

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国史大纲》

钱锺书

作家、文学研究家

“在苏东坡的艺术哲学精华中，他直探问题的根本，从艺术作品转向艺术家的内心：按照他的看法，一个诗人应该身与物化，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学的表面色泽……至今还是空灵缥渺、精致纤弱的中国诗歌，在宋代变得丰腴结实，而它承负的思想更使它增加了分量，宋诗多刻露的思想和直露的宣说，少言外之意、幽掩之美；而最恼人的事情也许是宋代诗人的博学和惯于隐喻，使他们喜欢大量用典使事，即使在中国诗人中也显得堆垛不堪。苏诗是宋诗中最‘真朴出自然’的……东坡是写赋的大家圣手，使赋变成了至今依然壮观的崭新文体，弃了旧赋家惯于向读者炫耀的靡丽繁艳，把庚信以来骈四俪六的僵硬的律赋改造成富于弹性的散赋。苏赋的节奏特慢，不同于其他诗文的疾速飞驰。比如，在《前赤壁赋》的开头问道：‘何为其然也？’节奏的推进伴着审思细商，仿佛摩娑着每一个字眼。”——《苏东坡的赋·序》（英译本）

王水照

学者、唐宋文学方向研究者

“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人们对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苏海’之称……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等等皆足名家，都是宋代文学艺术中的标志性成果……苏轼又是一位复杂而难以评论的作家，在他身上存在着不少研究难点，同时也往往成为论争的热点和焦点。如政治态度的变法和反变法，思想上的儒释道关系，创作分期的划分，文化性格的特质和核心，这些已经或正在讨论的问题以及还将提出的诸多问题，就其繁多和复杂而言，在我国古代作家个案研究中也是较为少见的。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东坡世界’包孕丰富、深刻的必然反映，也是学术探讨与发展的最佳生长点，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在我国古代作家中，能够持久地跟同时和后世人们建立起亲切动人关系者不多，苏轼却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苏轼研究·序》

孔凡礼

学者、苏轼研究专家

“苏轼的立身操守，受到了当代和后代很多人的赞扬和钦慕。‘东坡胸次广’，江河湖海，山陵田野，花草树木，乃至日月星辰，风云雨露，都在他胸中。他对它们倾注着深厚的感情，歌唱它们，表现它们。他至诚待人，‘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保留到现在的一千三百多通尺牍，就具体记录了这个情况。他正直不阿，在王安石变法初期，由于对新法的不理解，一再说自己‘方拙’，‘方惷迂阔’。他不肯‘少加附会’，以圆‘进用’。”——《苏轼诗集·序》

包弼德　Peter K. Bol

美国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

“在南宋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北宋大思想家，有王安石、二程和苏轼等人。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苏轼，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但是，苏轼在思想上的影响非常大。苏家（苏辙）的后代在南宋初年就迁移到了婺州居住。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婺州有7个为科举教育而设的私人印书处，在婺州，人们对苏轼文章的兴趣很浓，也大量翻刻苏轼的著作。现在传世的《精骑集》虽然只有3卷，但其中引用苏轼阐释《易经》思想的著作《东坡易传》的内容，可以说是最具有哲学性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婺州，苏轼的文章不仅为科举所用，而且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讲座：《士人社会的形成如何改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艾朗诺　Ronald C. Egan

美国汉学家

“苏轼经常努力（在诗中）表现关于世界较为客观的立场和观点，一种超越了主观性的立场，但他同时又保持着一位生动鲜明、富有人情味、令人难忘的抒情诗人形象，苏诗既承认诗人与世界的情感联系，同时又质疑自我的地位。苏轼的哲理诗通常表现个人在世界的位置，个人经验的主观性，世态人生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苏词‘注重自传性细节描写，赋予了离愁别绪题材以新的力量’。”——《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

吉川幸次郎　よしかわ こうじろう

日本汉学家

“宋诗的第一伟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是一个天性自由的人，他能自由地发挥他那博大才能的各个方面。苏轼既是书法名家，又是文人画的创始者之一。他巧于谈论，喜欢谐谑。爱所有的人，又为所有的人所爱。他天性豪放，但感觉细腻，喜欢节制。他的诗，从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广博而丰富的才能，不自我限制，在宋诗中，是规模最大的。”——《宋诗概说》

小川环树　おがわ たまき

日本汉学家

“诗就是苏轼休憩歇息的场所，但这不是说他疲于政务，只能以剩余精力和被动的态度作诗而已。苏轼一有作诗意念时，总有一股全新的力量涌上心头。为了捕捉当下的一刹那，他不惜豁出一切。苏轼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一个唯美主义者。诗人而兼官吏乃至政治家，职务和天职亦能两全其美，这些事情对日本人来说是有点儿不可思议的。不过，在宋以后的中国，政治家必然是由最高的知识分子充任，苏轼当然不能例外。”——《论中国诗》

浅见洋二　あさみ ようじ

日本学者，宋代诗学方向研究者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常与国家统治权力发生冲突，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了冲突发生时的‘避言’策略。苏轼在当时遭遇‘乌台诗案’，他的大半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自我言论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其诗歌更是多在言论统制下创作的。苏轼有意识地在公众场合抑制以诗歌为首的言论创作活动，但私下里却反复地互赠书简及诗歌，形成了私密的文本圈域，带来了文学文本形态的多样化。”——讲座：《言论统制与诗歌创作的“避言”传统》

苏轼关系谱
Character Map

文 曹岳　编 刘小荻
text： Cao Yue
edit： Liu Xiaodi

全国苏轼纪念地
The Nationwide Memorial Places in Honor of Su Shi

文 常上永　编 刘小荻
text： Chang Shangyong
edit： Liu Xiaodi

苏轼年表
The Chronology of Su Shi

编 刘小荻
edit： Liu Xiaodi

宋仁宗

景祐三年（1036）

农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这一年苏轼的父亲苏洵二十八岁，母亲程氏二十七岁。

宝元元年（1038）　三岁

苏轼兄景夭折。李元昊称帝建国，即夏景宗，西夏正式立国。西夏在宋夏战争与辽夏战争中大致获胜，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宝元二年（1039）　四岁

苏轼弟弟苏辙生于二月二十日。

庆历三年（1043）　八岁

苏轼从道士张易简读书。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

庆历五年（1045）　十岁

苏轼从母亲程氏读书，“奋发有当世志”。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庆历新政失败。

庆历七年（1047）　十二岁

苏轼父亲苏洵科考落第，南游庐山等地。五月苏轼祖父苏序卒，苏洵返家居丧，并教养苏轼苏辙二子。

至和元年（1054）　十九岁

苏轼娶四川青神县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张方平镇蜀，和苏洵结交。

嘉祐元年（1056）　二十一岁

苏洵、苏辙、苏轼赴京应试，张方平致书欧阳修推荐三苏。苏轼、苏辙兄弟获开封府解，拟应次年的进士试。欧阳修任翰林学士，荐苏洵于朝。

嘉祐二年（1057）　二十二岁

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受到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赏识。四月，母程氏卒于眉山，父子三人回蜀奔丧，兄弟二人丁忧三年（二十七个月）。

嘉祐四年（1059）　二十四岁

服丧期满，苏轼与弟弟苏辙，父亲苏洵携眷赴京，一路行船，沿岷江、长江东下，三人途中所作诗文集为《南行集》，苏轼作序。同年苏轼长子苏迈降生。

嘉祐六年（1061）　二十六岁

苏轼与苏辙同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苏轼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洵授霸州文安县主簿，在京编撰礼书；苏辙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封还诏命，苏辙辞官不赴，留京侍父。

宋英宗

治平二年（1065）　三十岁

苏轼凤翔签判任满还朝，转殿中丞判闻鼓院，除直史馆，参与撰史。五月，妻王弗卒于汴京。

治平三年（1066）　三十一岁

苏洵卒于汴京，苏轼、苏辙兄弟护丧返蜀。

宋神宗

熙宁元年（1068）　三十三岁

苏轼续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除父丧，离蜀赴京。新即位的宋神宗召见翰林学士王安石，酝酿变法。

熙宁二年（1069）　三十四岁

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苏轼归京，除判官告院；六月，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直指王安石变法之一的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的教育改革弊端，得神宗召对。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出知邓州。同年秋，苏轼为国子监考官，策题讽刺王安石。神宗屡次欲重用苏轼，被王安石阻止。同年冬，苏轼作《上神宗皇帝书》，全面驳斥“新法”。

熙宁三宁1070　三十五岁

元老重臣韩琦进言“青苗法”害民，苏轼作《再上皇帝书》，请求罢免王安石。神宗力排众议，扶持王安石新法，贬黜群官，王安石拜相。因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异见，苏轼遭御史谢景温诬陷，查无实据。

熙宁四年（1071）　三十六岁

苏轼请求外任，六月，得通判杭州差遣，离京赴任。途径陈州，时张方平守陈州，苏辙为州学教授。九月，苏轼离陈州，苏辙一路送至颖州，同去拜谒欧阳修，十一月，苏轼至杭州。同年，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政愈演愈烈，司马光因反对“新法”，罢归洛阳。

熙宁六年（1073）　三十八岁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逢大旱灾年，苏轼赈济灾民。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作《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停止王安石变法，中书省拒绝向上传达，郑侠又设法直接呈给神宗皇帝，神宗看后夜不能寐，下“责躬诏”。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熙宁七年（1074）　三十九岁

苏轼纳妾朝云。九月，离开杭州，知密州。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熙宁八年（1075）　四十岁

苏轼任密州知州。同年，王安石复相归京，继续执行新法，颁行《三经新义》。

熙宁九年（1076）　四十一岁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九月移知河中府。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神宗亲自主持续行“新法”。

熙宁十年（1077）　四十二岁

二月，苏轼改知徐州，至京师，有旨不得入国门，五月至徐州。七月，黄河决堤，苏轼亲率军民筑堤抗灾。

元丰元年（1078）　四十三岁

在徐州任上，筑黄楼。

元丰二年（1079）　四十四岁

二月移知湖州。七月，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弹劾苏轼作诗讥讽朝廷，苏轼被从湖州任上拘捕入京，八月至京，投进御史台大狱，命悬一线，十二月结案出狱，诏贬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史称“乌台诗案”。

元丰三年（1080）　四十五岁

二月，苏轼至黄州，寓居定惠院，撰作《易传》《论语说》。五月，弟弟苏辙送苏轼家眷至黄州，家人团聚，苏辙留伴十日后别去，赴任筠州。

元丰四年（1081）　四十六岁

苏轼谪居黄州。同年，宋神宗决定兵发五路进攻西夏。宋夏自从庆历和议以后，双方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到了宋神宗时期，西夏外戚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姐弟当权，国势衰落，政治腐败，梁太后多次出兵攻宋，想提高国内政治威望，却都惨败而归。宋神宗认为西夏无理，下令攻灭西夏。宋军于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在庆州击溃夏军，占领西夏两千多里土地。神宗大喜，决定趁胜追击。

元丰五年（1082）　四十七岁

苏轼筑东坡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居士”。于秋、冬两次游黄州赤壁，作前、后《赤壁赋》。同年，神宗命给事中徐禧、鄜延道总管种谔带兵攻夏，准备一举灭夏。永乐城之战，宋军大败。《邵氏闻见录》称“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次日神宗对辅臣痛哭失声，永乐城之战后，宋神宗开始悔悟，不再轻言开战。

元丰七年（1084）　四十九岁

正月，神宗出御札，有意复用苏轼，苏轼移汝州团练副使。四月离黄州，自九江至筠州，与苏辙相见。七月，赴汝州途径金陵，见归隐在金陵钟山的王安石，二人相谈甚欢，留一月别去。年末上表请求居常州。

元丰八年（1085）　五十岁

神宗准允苏轼居常州请求，三月，宋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被贬谪的苏轼被重新重用，有旨复朝奉郎知登州，又除尚书礼部郎中、起居舍人。苏辙被召为右司谏。

宋哲宗

元祐元年（1086）　五十一岁

苏轼三月除中书舍人，司马光主持政事，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苏轼以免役法不当废除，和司马光争议不合，然深受太皇太后高氏器重。九月除翰林学士，司马光卒，御史孙升恐苏轼拜相，始上章论之。苏轼戏笑程颐失和，十二月苏轼策试馆职，程颐门人指摘苏轼策题，苏轼抗章自辩。同年，苏辙迁中书舍人，王安石卒。

元祐二年（1087）　五十二岁

苏轼在翰林学士任，八月兼侍读。朝廷内分裂为朔、蜀、洛三党，迭相攻轧，党争沦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苏轼为蜀党之首，此年程颐罢经筵，苏辙迁户部侍郎。

元祐三年（1088）　五十三岁

苏轼以翰林学士差知贡举。因党争不绝，率遭攻击，上章乞郡。

元祐四年（1089）　五十四岁

三月，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十一月，以浙西七州旱灾，祈赈济。此年苏辙迁翰林学士，进吏部尚书，出使契丹。

元祐五年（1090）　五十五岁

苏轼在杭州知州任，疏浚西湖，筑长堤，杭人称为“苏堤”，浙西灾害，连章请求赈济。苏辙使契丹归，为御史中丞。宰相吕大防、中书侍郎刘挚欲引用新党人士，以为调停，因苏辙强烈反对而作罢。

元祐六年（1091）　五十六岁

正月，苏轼自杭州内调为礼部尚书，此时苏辙已为尚书右丞执政，苏轼为避嫌改翰林学士承旨。三月离开杭州，沿途都作辞免状，归京后仍上章祈郡。五月，兼侍读。程颐门人贾易等人弹奏不已，朝廷两次罢之，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颖州。此年刘挚为右相，与左相吕大防不和，朋党之论复起，刘挚罢相。

元祐七年（1092）　五十七岁

苏轼自颍州知郓州，改扬州。七月，内调为兵部尚书，充南郊卤簿使。八月兼侍读。九月至京。十一月除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充礼部尚书。苏辙进门下侍郎。

元祐八年（1093）　五十八岁

苏轼在礼部尚书任。御史黄庆基等人连奏蜀党太盛，苏轼自请外任，六月，除知定州。八月，继室王闰之卒，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宋哲宗亲政。

绍圣元年（1094）　五十九岁

苏轼在定州知州任。宋哲宗恢复“新法”，罢免元祐党人吕大防、苏辙、范纯仁等人，召回章惇、曾布等新党人物。四月，苏轼知和州，又改英州，降任左承议郎。六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被贬谪至惠州。此年三月，苏辙知汝州，六月降官知袁州，七月被贬筠州。

绍圣三年（1096）　六十一岁

贬居惠州，七月，侍妾朝云卒。

绍圣四年（1097）　六十二岁

朝廷重贬“元祐党人”，苏辙被贬雷州。苏轼再次被贬琼州，四月离开惠州，至藤州，与苏辙相见，二人同行至雷州，方别。六月苏轼渡海赴琼州。

元符元年（1098）　六十三岁

苏轼贬居海南。朝廷遣董必查访两广，将苏轼逐出官舍。苏轼于城南置地，筑室五间，当地士人多从旁相助。苏辙自雷州移循州（今龙川）。

元符二年（1099）　六十四年

贬居海南，苏轼与当地士人、黎民交游。琼州人姜唐佐来向苏轼问学。

元符三年（1100）　六十五岁

正月，宋哲宗崩，其弟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同听政。二日，诏苏轼移廉州安置，苏辙移永州。四月，苏轼授舒州团练副史。六月，苏轼离开海南，与秦观别于海康，秦观于此年卒。十一月，朝廷诏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苏轼北归。

宋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六十六岁

朝廷欲调和党争，兼用新旧两党人，故以“建中靖国”为年号。正月，苏轼度南岭，北上，五月至当涂、金陵、真州。六月至常州，上表乞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于常州，次年葬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苏辙作墓志铭。

01　北宋历史大背景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文+编　刘小荻　text & edit：Liu Xiaodi

苏东坡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1]，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林语堂《苏东坡传》

苏东坡一生的外在境遇和宋朝政治局势紧密相关。他在宋朝为官，是极具影响力的文人和官员，即使屡次被贬谪，离东京汴梁千里之遥，他的一句诗词，也会在很短时间内传遍京城。“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常常“祸从口出”，半生贬谪，锒铛入狱，甚至命悬一线。宋神宗死后，太皇太后高氏代政，苏东坡又被重新重用，来到大宋最高权力的中心。在宋朝多变的朝局中，苏东坡的外在境遇，造就甚至成就了他。

从960年，宋朝在黄河边的汴梁（今开封）建都算起，直到1126年金兵攻陷汴梁，北宋于次年灭亡，北宋国祚167年，共历9任皇帝。早在宋朝建国之初，国运的兴衰就已埋下了历史伏笔。

★ 宋太祖　赵匡胤

★ 大宋开国皇帝，在位16年，享年49岁。

★ 赵匡胤，字元朗，后唐明宗天成年间（927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赵匡胤于后汉隐帝时投奔郭威，其后郭威废汉建周，得任东西班行首，始入宦途。959年，后周世宗柴荣于北征回京后不久驾崩，逝世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执掌殿前司诸军。隔年（960年）正月初一，北汉及契丹联兵犯边，赵匡胤受命防御。初三夜晚，大军于京城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发生哗变，将士于隔日清晨拥立赵匡胤为帝，史称“陈桥兵变”。大军随即回师京城，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北宋”。

★ 在世⊘927—976年　★ 在位⊘960—976年

★ 年号⊘建隆：960—963年、乾德：963—968年、开宝：968—976年

★ 宋太宗　赵炅

★ 北宋第二位皇帝，在位21年，享年58岁。赵弘殷第三子，是北宋开国君宋太祖赵匡胤的胞弟。本名赵匡义，字廷宜，其兄长赵匡胤登基后避讳，改名赵光义，即位时又改名赵炅。

★ 在世⊘939年‒997年　★ 在位⊘976—997年

★ 年号⊘太平兴国：976—984年

雍熙：984—987年、端拱：988—989年、淳化：990—994年、至道：995—997年

重文轻武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立宋。在此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军士拥立皇帝的事情早已上演过三次，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潞王李从珂和周太祖郭威。赵匡胤虽然是兵变的受益者，但角色的转变让他开始担心武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即位后，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的隐患。

赵匡胤曾向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坦言：“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2]“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是宋太祖藏在太庙里的誓言，宋朝后来的皇帝都把这条规矩视作祖训。《宋史·文苑传序》有言：“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上文，端本乎此。”以文臣治国的倾向，自宋太祖肇始。

宋朝的中央集权要更甚于前朝，赵匡胤将节度使软禁在汴京，令文臣出守列郡，将吏治、兵权、财政三者从地方统一到了中央。以防止五代时期武将行节度使之职，割据一方，专兵专权，最终危及皇权的历史重演，由此宋代重文轻武的格局既定。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总结了宋王室的三条“家训”。一是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二是不能让军人操握政权；三是宋室既不能荡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因此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

边患威胁

燕云十六州失地难收，始终是北宋执政者的心病。历史的诡谲也在于，北宋最终的覆灭，也与它有关。

“燕云”一名最早见于《宋史·地理志》，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全境，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包括燕蓟节度使所辖的燕、蓟等十一州，与河东节度使所辖的云、蔚等五州。天福三年（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之后的两百年里，中原数个朝代都没能将燕云十六州完全收复。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却始终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和大理段氏等，仍然割据一方。占据燕云十六州的契丹族，早在公元916年，就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了政权，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率兵南下中原，攻占汴梁，灭后晋，耶律德光登基改汗称帝，改国号为“辽”。辽国开创了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对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分开统治，主张因俗而治，在保留自己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原文化。

燕云十六州所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大宋自建国以来，统治者就时刻担忧契丹铁骑由燕云十六州长驱直入，攻入大宋。宋太祖赵匡胤在内府专门设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来赎回失地。宋太宗赵光义试图用武力收复燕云地区，但兵败，之后宋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北宋却一直未能收复失地。直到1005年，宋辽达成停战协议，签订“澶渊之盟”，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鉴，共当殛之”。

★ 宋真宗　赵恒

★ 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在位25年，享年54岁。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的第三子，初名赵德昌，最初并非皇位继承人。宋太宗最初立长子赵元佐为太子，但因赵元佐自秦王廷美亡后精神失常，最后被废。太宗本计划立次子赵元僖为太子，但赵元僖又早逝。赵元僖死后，太宗立三子赵元侃为太子，赐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箭伤复发而驾崩，赵恒继位为帝，是为宋真宗。

★ 在世⊘968—1022年　★在位⊘997—1022年

★ 年号⊘咸平：998—1003年、景德：1004—1007年、大中祥符：1008—1016年、天禧：1017—1021年、乾兴：1022年

★ 宋仁宗　赵祯

★ 北宋第四代皇帝，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母李宸妃。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年号为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中，享年54岁，在位四十一年。

★ 在世⊘1010—1063年　★在位⊘1022—1063年

★ 年号⊘天圣：1023—1032年、明道：1032—1033年、景祐：1034—1038年、宝元：1038—1040年、康定：1040—1041年、庆历：1041—1048年、皇祐：1049—1054年、至和：1054—1056年九月、嘉祐：1056—1063年

◉ 1111年，宋朝疆域图

黄仁宇先生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着力量的平衡。”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两国百余年间没再发生大规模战事，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国饥荒，宋朝会去援助，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后，宋朝使者带去消息，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宋、辽两国百年间和平共处，双方保持了力量的平衡。辽国国祚有两百多年之久，而辽国政权的长期稳定，反过来也为宋朝的安定提供了助力。大部分新兴草原民族政权对宋朝统治可能构成的威胁，都被辽国平定。不过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就很有可能带来剧烈的动荡。首先打破平衡的，是西夏。真宗年间，西夏已经攻陷了灵州，到了仁宗年间，西夏国力更强，对宋朝威胁更甚。而更为致命的，是金人的崛起。在宋、辽和平共处的百年间，两国内政乃至边防都愈加腐化，自金起至辽灭，前后不过十二年。

宋徽宗年间，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签订了海上之盟，约定灭辽后，金归还燕云十六州给宋朝。宣和四年（1122年）十二月，辽南京被攻破，宣和五年（1123年）二月，金人把太行山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给宋朝。1125年，辽天祚帝在应州被金人完颜娄室等俘虏，辽灭亡。唇亡而齿寒，1115年建立金朝的女真族，用了十年时间灭辽，金人的下一个目标，直指岌岌可危的北宋。

积贫积弱

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水平，几乎达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巅峰。宋代人口流动大，城市进一步发展，货币广泛流通，对内对外贸易繁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样，都是在宋代被大规模应用。毕昇改进的印刷术推动了文化发展；黑火药在宋时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宋代造船业相当发达，指南针被用于航海，而这些都为海上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贸易的发展，需要通行的货币。宋朝出现中国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交子[3]，这也是世界上最早被使用的纸币。

★ 宋英宗　赵曙

★ 北宋第五代皇帝，在位4年，享年36岁。原名赵宗实，是濮王赵允让之子，过继给宋仁宗为嗣。宋仁宗所生的三名儿子皆幼年夭折，而仁宗亦没有兄弟，故在嘉祐七年（1062年）立赵曙为皇太子，封巨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 在世⊘1032—1067年　★在位⊘1063—1067年

★ 年号⊘治平：1064—1067年

★ 宋神宗　赵顼

★ 宋朝第六代皇帝，在位18年，享年38岁。本名赵仲鍼，宋英宗长子，神宗即位后，对北宋积贫积弱深感忧心，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振兴北宋王朝，是为“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 在世⊘1048—1085年　★在位⊘1067—1085年

★ 年号⊘熙宁：1068—1077年、元丰：1078—1085年

在宋代，商业税和关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宋朝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和南洋群岛的庞大货币共同体。宋代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要远好于唐朝，宋朝在元符三年（1100年）的财政收入是唐朝时最大财政收入数额的3倍。

如果说“积弱”是指北宋无力应对边患，军事上对外不振，那么既然财政收入增加，为什么还会“积贫”呢？问题由此而来：重文轻武和需要强兵抵御边患的矛盾；举国养兵，增加了国库开销，统治者又对兵士专权时刻忌惮，既难富国也难强兵的矛盾；重文轻武，宋朝冗官，对文官的优待，加重了国库财政支出的压力；收紧中央集权，苛捐杂役增加了百姓负担，民不藏富，国库入不敷出，得不到正向循环。

冗兵

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改朝换代后，解除战时状态，通常军队会施行复员，秦、汉、晋、隋、唐都是如此，但宋朝却是个例外。宋建国后，军队人数逐年增加，真宗景德年间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到了神宗年间，这百年间全国军队兵士名额增至七八倍以上。北宋初年给予军职人员极大的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使得农民转职军旅，兵士人数激增。

宋朝的募兵制导致了冗兵之患，军士人数多，军纪却不严明，宋军缺乏训练，战斗力不强，终日“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4]，“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5]；募兵制的另一个恶果，是留耕劳作的都是老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锐减，生产力低下。

募兵制是终身制，国家养兵不用，兵士失去战斗力，成为国库开销的巨大负担。北宋官吏孙洙曾经进言：“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朝、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宋太祖也考虑到兵士骄惰，但出于对军人掌权的忌惮，所以虽然规定禁兵分番戍守郡县，但每三年必定要迁移，以防止地方上出现拥兵自重的局面。而每三年的军队迁移，又加大了军费的支出。除了终身兵制和日常调度造成的军费开支，宋朝还沿袭了五代的制度，月岁供给，并且每三年还支出一次郊费。郊祀是北宋王朝希望重建“礼治”的重要示范，因此尽管耗费不菲，但宋朝皇帝仍然坚持每三年一次的亲郊制度，宋室的郊费一直在增长，供养军队的成本极高。

★ 宋哲宗　赵煦

★ 宋朝第七位皇帝，在位15年，得年24岁。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钦成皇后朱氏。原名佣，曾封为延安郡王。生于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1077年1月4日），神宗病危时立他为太子。元丰八年，神宗驾崩，赵煦登基为皇帝，是为宋哲宗，改元“元祐”。

★ 在世⊘1077—1100年　★在位⊘1085—1100年

★ 年号⊘元祐：1086—1094年、绍圣：1094年—1098年、元符：1098—1100年

★ 宋徽宗　赵佶

★ 宋朝第八位皇帝，宋神宗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书”；在书画上的花押是一个类似拉长了的“天”字，据说象征“天下一人”。其兄长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都城绍兴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东南35里处）。

★ 在世⊘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

★ 在位⊘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

★ 年号⊘建中靖国：1101年、崇宁：1102—1106年、大观：1107—1110年、政和：1111—1118年、重和：1118—1119年、宣和：1119—1125年

据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统计，岁入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养兵的费用就占了国家的全部岁入的六分之五。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看到这一点弊病，提出了必须理兵复古制，否则无富强之理。对于宋朝用兵的失策，钱穆先生总结说：“宋竭国力养兵，而结果未得一兵之用。”

除了“冗兵”，宋朝的另一个积弊，就是“冗官”。

冗官

宋代任官制度有官、职、差遣三个体系。“官”是虚衔，决定俸禄的多少，“职”是荣誉虚职，而“差遣”一般是临时性的，拥有实权。这种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造成了北宋官僚机构的重复设置，导致了北宋“冗官”局面的产生。

宋代重文治，登科进士的待遇优于唐朝，取士名额也比唐代多。唐“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而宋则一登第之后，即为人仕之期”。[6]唐代科举录取的进士，每科数十人，而在宋太祖即位之初，进士录用一次多达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宋代文官待遇优渥，官俸逐年增加，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7]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制度，他的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之多。冗官直接加重了国库负担。

仁宗和英宗时的岁入与太宗时作比较，增加了六倍，但入不敷出。太宗时还剩余大半，到了仁宗、英宗时，反而不够用，再加上大兴土木、修建寺院的“冗费”，都成为了北宋“积贫”的原因。

宋代中央集权比前代更甚，民间税收负担加重，赋税增加，社会不藏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库支出却越来越大，盈余反而越来越少。到了当权者真的认识到局面有失控的危险，决意施行新政改变僵局时，已经积重难返了。

庆历新政

苏东坡成长的时期，是在北宋仁宗年间。仁宗时期，辽国和西夏的侵略加剧，国内财政到了崩溃边缘，景祐五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叛乱，仁宗皇帝命范仲淹和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协助主帅夏竦平定叛乱。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景宗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南下攻宋。好水川之战，战事惨烈，宋军兵败，将士战死一万余人。面对外患的紧逼，仁宗决意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将好水川之战惨败后被贬谪的韩琦、范仲淹和夏竦调回京师，命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力图改革政治。

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建议，说明如果想要有能力应付外部侵略，必须要先解决内部问题；要想强兵，必须先富民；要富民，则必须得先清整吏治。

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十条谏策，在施行过程中，范仲淹罢黜了很多官吏，触犯了既得利益者，因此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庆历四年（1044年），因遭到嫉恨朋党的夏竦等人的反对，仁宗决定于庆历五年（1045年）下诏废除了新政。

庆历新政被废除，部分原因就是朋党之争。党争是北宋一朝的内忧之一。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为不满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夷简任人唯私，加之论“建都洛阳”一事，范仲淹又与吕夷简发生激烈争执，吕夷简指范仲淹以及他的支持者为“朋党”，北宋时期的朋党之争即由此开始。

党争之祸

士大夫是对社会上地位和声望高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的统称，这个群体形成于宋朝。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也是文化艺术的直接创造者和传承者。

在宋朝，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虽然科举制度最初形成于隋唐，武则天大开科举后，逐渐形成了文化群体，不过唐朝为官的相当多还是出自名门大族，而寒族为官的风气，出现在宋朝。科举制度为士大夫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保障，宋代官员多是通过科举应试而被选用的文人，文人成为政府文官体系的主要构成。

余英时先生说过：“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尽管庆历新政失败了，但宋朝统治者对改革的需求始终存在。不过改革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反弹，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就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前后有五十多年，对北宋的国运发展影响很深。包括司马光、欧阳修、韩琦和苏东坡在内的旧党一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新政。新旧党争最初只是政见不同，但发展到后期，转为意气之争和权位之争，致使朝纲不振，加重了宋室危机。被卷入党争的苏东坡，也由此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党争的遗祸，除了加重普通百姓的负担，国本大伤，还包括在最后不再就事论事，而是直接以对变法的支持与否来划分对错，反对变法者都被强加罪名，朝廷内部官员相争，致使朝纲不稳。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登基。刚即位的神宗雄心勃勃，他试图扭转宋朝的危机。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实行财政改革，即“新法”。新法包括经济方面的“青苗法”“市易法”等，试图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军事方面，针对冗兵的积弊，确立了“保甲法”和“裁兵法”等措施；教育方面采取“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用“太学三舍法”希望以学校平时的考试取代科举应试，选拔真正的人才。

变法施行过程中，王安石需要靠统一意志雷厉风行地完成国家行为，因此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拖缓和损耗改革目标的实现，王安石知道唯有用铁腕和集权的方式，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运行。因此变法之初，但凡是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压制，包括苏东坡、司马光在内的众多旧党人士都遭到了打击，被贬谪出京。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乌台诗案”。御史上表弹劾苏东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苏东坡在神宗年间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诗文，被御史用作弹劾他的依据。

黄仁宇先生评价王安石变法：“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揆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织体系。王安石变法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超过了宋代经济组织所能提供的环境，在一个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中施行的变法，注定会失败。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后，九岁的哲宗即位，尊神宗的母亲，宣仁皇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高氏代政，她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执政后立刻复用了司马光等旧党人士，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在高太皇太后执政的元祐年间，旧党一派的苏东坡等人重新回到了大宋权力中心。司马光掌权后，废除一切新法，“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苏东坡对这一举措抱有异议。在他看来，当初王安石一意孤行推行新法和如今司马光不论是非全盘推翻新法都有问题。所以在朝中，苏东坡虽然深得高太皇太后的器重，不过还是得罪了不少人。元祐二年（1087年），朝臣分成了朔、蜀、洛三党，苏东坡为蜀党之首，三党交恶，党迭相攻，史称“蜀洛朔党争”，在这一年，洛党之首程颐罢经筵，苏东坡迁户部侍郎。

此前当权的变法派，包括任职枢密院事的章惇、宰相蔡确和韩缜被旧党排挤，贬谪出京。不过，不到十年，历史再次轮回。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拜相，章惇毫不留情地对旧党实行了政治上的严惩，元祐党人惨遭放逐，苏东坡再次被贬。

北宋灭亡

积贫积弱，国库空虚，党争不断，积重难返的北宋，逐渐走向穷途末路。宋哲宗死后，宋徽宗即位，与此同时，发迹于同江、长白山之间的女真族崛起。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女真叛辽，政和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国，国号“大金”。建国后的金国，向辽国的五京发动了军事进攻，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结成海上同盟，共同对抗辽国，1125年，辽国覆灭。金国不同于辽国，辽的命运，也预示着北宋的结局。

宣和七年（1125年），金太宗借由燕云十六州的“平州之变”为由宣布毁约，并且发动了攻伐宋朝的战争。仅仅两年后，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破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门，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到五国城，客死他乡。宋徽宗被金人虏后，写下一首《在北题壁》：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无南雁飞。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无南雁飞”，离家千里，南归无望。发生于宋钦宗靖康年间的“靖康之难”，敲响了北宋一朝的暮鼓，昭示了北宋的灭亡。

北宋·辽·金·西夏并存时间轴

北宋·辽·金·西夏大事记

北宋（960—1127年）

960年　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周恭帝被迫逊位。赵匡胤登基成为宋太祖。

961年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

976年　宋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赵光义立刻即位，统一国家的事业暂告停止。

978年　宋太宗稳固统治地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王钱弘俶归降。

979年　宋太宗灭北汉。

宋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进攻燕京。结果在幽州外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遭遇惨败。此役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被动。

986年　宋太宗再次北伐，结果又败，著名的大将杨业也在此役中阵亡。之后四川又爆发王小波、李顺民变。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

997年　宋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1004年　辽国入侵宋，宋朝大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勉强北上，双方在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换取与辽之间的和平，定“澶渊之盟”。

1008年　宋真宗统治后期以王钦若和丁谓为宰相，信奉道教和佛教，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称受天书，封泰山、祀汾阳，诏令丁谓修建了玉清昭应宫，极侈土木，七年始成，有房屋近三千间，“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给民众造成极大的负担。

1022年　宋真宗崩于汴京宫中延庆殿，驾崩后葬于永定陵。太子宋仁宗继位。七年后，昭应宫遭雷击，被大火焚为灰烬。

1033年　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1038年　党项人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

1043年　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一年又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

1044年　仁宗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寨三战宋军皆有失利之处，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寨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抵抗，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1049年　户部副使包拯即已指出冗官问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而州郡县的地方官，则更是“三倍其多。”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

1052年　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佑五年（1053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次年，侬智高死于大理国，乱平。

1062年　宋仁宗所生的三名儿子皆幼年夭折，而仁宗亦没有兄弟，故在嘉祐七年（1062年）立赵曙为皇太子，封巨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1063年　宋仁宗崩逝，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于永昭陵。

1063年　赵曙即帝位，即为宋英宗。

1065年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财政亏空已达一千七百五十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

1066年　宋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经费由政府资助，更准借阅秘阁藏书，并自选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司马康），并提供笔砚文具、拨款、水果、糕点等，让司马光无后顾之忧的从事史书撰述。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神宗亲自为此书作序。

1067年　英宗崩，享年36岁，殡于殿西阶，庙号英宗，群臣上谥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今河南巩义孝义堡）。同年，赵顼即位，即为宋神宗。

1069年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1076年　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未归朝。

1085年　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同年，在福宁殿去世，享年38岁，共在位18年，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宋哲宗即皇帝位，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代政。

1086年　高太皇太后执政后，任用保守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

1093年　高太后去世后，赵煦亲政。赵煦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

1100年　宋哲宗病逝，年仅24岁，在位15年。谥号宪元显德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宗，葬永泰陵。宋哲宗之弟，宋徽宗赵佶即位。

1119年　宋江聚众三十六人起事，活动于山东、河北一带，后受招安。

1120年　北宋与金国结成“海上之盟”，联合灭辽。

摩尼教教主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事（一说在淳安万年乡帮源峒起事），其后攻占杭州，建立了横跨今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六州五十二县在内的农民政权，次年被宋将韩世忠镇压。

1125年　金太宗遣谙班勃极烈完颜斜也、完颜宗望、乙室勃极烈完颜宗翰分两路南下入侵北宋。

1126年　赵佶禅让天子的宝座给他儿子宋钦宗去对付金军，自己则当“太上皇”，但终究无法挽回局势。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攻宋，金军攻占北宋都城汴京。

1127年　徽钦二帝被金兵掳走，金太宗下诏废徽、钦二帝，贬为庶人，北宋灭亡。

辽（916—1125年）

918年　辽太祖建皇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

925年　辽太祖东征渤海国，于旧地建立东丹国以统治渤海遗民，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

927年　耶律德光在述律平支持下即位，即辽太宗。

930年　东丹王耶律倍南逃后唐，辽太宗统一契丹。

936年　辽太宗辅助石敬塘攻灭后唐建立后晋。

944年　后晋出帝即位，他不愿向契丹臣服。辽太宗率军南下，意图一统中国。

947年　正月，契丹军攻克后晋首都开封，后晋亡，契丹国占领大部分的中原地区。

二月，辽太宗改国号为“大辽”，辽朝正式成立。四月，辽太宗因中原人民反抗被迫引军北返，最后在河北栾城病逝。

◎ 金灭辽与北宋形势图

◉ 辽代◉ 八角形三彩砚
◎ 契丹人的文房四宝之一

◉ 辽代◉ 釉面炻器佛教罗汉雕像
◉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947年　位于中原的耶律吼等将领拥立耶律阮为帝，即辽世宗。

951年　辽世宗协助北汉攻打后周，在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被耶律察割杀死于梦乡中。辽太宗之长子耶律璟和耶律屋质等率兵杀死耶律察割后，被立为帝，即辽穆宗。

959年　后周北伐失败。

969年　辽穆宗被侍人所弑，耶律贤被推举为帝，即辽景宗。

979年　宋太宗亲征北汉，辽朝派数万兵支援北汉。三月，辽军在白马岭与宋军交战，被击溃。

982年　辽景宗病逝，辽圣宗继位，尊萧绰为皇太后，并由萧太后摄政。

1004年　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发动战争，辽将败之际提出和约。主和的宋真宗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1009年　辽圣宗亲政，辽朝已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朝风貌。

1031年　辽圣宗去世，长子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其生母萧耨斤（即法天太后）自立为皇太后并摄政。

1034年　辽兴宗用武力废除法天太后，迫法天太后“躬守庆陵”，大杀太后亲信。

1042年　辽兴宗派人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此即“重熙增币”。

1055年　辽道宗继位。

1063年　耶律宗元听从儿子的劝说，发动叛乱，自立为帝，不久被辽道宗所平，耶律宗元自尽，史称“滦河之乱”。

1101年　辽道宗去世，皇孙耶律延禧继位，即天祚帝。

1114年　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

1115年　天祚帝率辽军亲征，被女真军击败，完颜阿骨打称皇帝，建立金朝，即金太祖。

1117年　女真攻春州，辽军不战自败。

1121年　辽朝已失去一半的领土。

1122年　金军攻克辽中京，天祚帝被金兵所迫，流亡夹山。

1125年　辽天祚帝在应州被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子），被金太宗降为海滨王。

1128年　天祚帝病故，遗臣萧术者对故主行人臣之礼。

金（1115—1234年）

1114年　完颜阿骨打向辽宣战。

1115年　辽军战败，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即金太祖，国号“大金”。

1120年　西路军攻陷上京临潢府，辽失去一半的土地。

1122年　东路军攻下中京大定府，天祚帝逃亡沙漠。

1123年　金太祖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即金太宗。

1124年　西夏改对金朝称藩。

1125年　金发动灭宋之战。

1126年　金太宗再派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兵分二路攻破开封，于隔年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等宋朝皇室北归，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北宋康王赵构在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国南宋，即宋高宗。

◎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像（1068—1123年）
◎ 哈尔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藏
◎ 完颜阿骨打是金朝的开国皇帝。虎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女真族完颜部酋长乌骨迺之孙，劾里钵之次子，完颜部首领，金朝的建立者。善骑射，力大过人。天庆五年农历正月初一（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称帝，建立大金，年号收国，改名完颜旻。在位9年，1123年卒，终年56岁。

1135年　金太宗去世，由金太祖的孙子完颜亶即位，即金熙宗。

1141年　完颜宗弼再度南征，被岳飞与刘锜击败，岳飞于郾城之战后再度北伐逼近汴京。最后完颜宗弼与南宋主和派和谈，并且在岳飞被杀后签订“绍兴和议”，至此金宋边界完全确定。

1150年　金熙宗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完颜亮自行称帝，史书称为海陵王。

1161年　完颜褒自立为帝，并移居燕京（今北京市），即金世宗。完颜亮在兵变中被杀，宋军趁机收复淮南地区，此后金帝国不再有灭宋之举。金世宗举兵后昭告金帝完颜亮罪过，率军统一华北，并且停止南征灭宋之举。

1164年　金军再度南征之际求和，宋金两国于年底签定合约，双方平等对待，金朝获得岁币。

1189年　金世宗死后，由于太子完颜允恭早逝，故立允恭的儿子完颜璟即位，即金章宗。

1208年　宋金战争中两国议和，史称“嘉定和议”。金章宗逝世，由于他的六个儿子都在三岁前夭折，李元妃立叔父卫绍王完颜永济继位，史书称“卫绍王”。

1210年　成吉思汗与金廷断交，隔年发动蒙金战争。

1212年　成吉思汗再次南征金朝。

1213年　将领胡沙虎杀金帝完颜永济，胡沙虎拥立金章宗的庶兄完颜珣继位，是为金宣宗，继位之初，胡沙虎执金朝大权。

◎《文姬归汉图》（局部）
◎ 金代 张瑀 ◎吉林省博物馆藏
◎ 此图描绘了文姬归汉长途跋涉的场景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突出归汉的行旅场面。

1215年　蒙古以金帝南迁为由，再度率军攻陷中都，南迁后蒙古称霸东亚。

1224年　金宣宗逝世，由于其长子早逝，故由次子完颜守绪继位，即金哀宗。

1228年　大昌原之战（今甘肃宁县）击溃蒙古军，而后金军收复了不少土地，让金朝起死回生。

1230年　窝阔台汗发动三路伐金。

1234年　金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将皇位传给统帅完颜承麟，史称金末帝。此时蔡州城陷，金哀宗自杀，金末帝死于乱军中，金朝亡。

西夏（1038—1227年）

1032年　李元昊继李德明位，占领河西走廊，并且积极准备脱离宋朝独立建国。

1038年　李元昊称帝，即夏景宗，定都兴州并改称为兴庆府，国号“大夏”，亦称西夏，至此西夏正式立国。

1040年　夏景宗发动三川口之战，攻打宋朝。

1041年　夏景宗发动大军包围宋朝西线的渭川、怀远一带。

1043年　辽兴宗攻打西夏，西夏求和不成击溃辽军。

1044年　宋夏战争平息。双方签订“庆历和议”，宋朝承认西夏的割据地位，给予若干财物茶叶，封夏景帝为夏国主。西夏对宋称臣，但对内依旧称帝，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

1048年　景宗被杀，谅祚以一岁幼龄继位，即夏毅宗，其母没藏太后及其家族专权。

1049年　辽向西夏发动第二次贺兰山之战，西夏大败，损失惨重，向辽称臣。

1059年　夏毅宗参与政事，没藏讹庞密谋刺杀夏毅宗，后被夏帝诛杀全家。

1063年　夏毅宗改姓为李。

1066年　夏毅宗与北宋作战时受箭伤。

◎ 黑水城西夏武士像
◎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以党项部落兵制为基础，加入宋朝制度而改良。西夏是以战立国的国家，军队是赖以维生的基础。所以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生产，战时作战，军事与社会经济合二为一。除了给予军官和正军很少的军事装备之外，其余作战一律自带粮食。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指挥系统分别是统军、行主、佐将、首领、佐首领、小首领。全国军队分成中央军与地方军等两个系统。

1067年　夏毅宗病逝，由其子7岁的李秉常即位，即夏惠宗，其母梁太后掌握大权，形成了以梁太后与梁乙埋为首的母党专权。

1080年　夏惠宗在皇族嵬名氏的协助下得以亲政。

1081年　宋神宗听从种谔建议，趁西夏内乱之际发动五路伐夏，目标兴庆府。梁太后采取坚壁清野策略，袭击粮道以粉碎五路宋军，宋军最后只夺下兰州。

1086年　夏惠宗在忧愤之下去世，由3岁儿子李乾顺即位，即夏崇宗，西夏政权落入小梁太后及梁乙逋手中。

1098年　小梁太后偕同夏崇宗猛攻平夏城而败，大将嵬名阿埋与妹勒都逋均被擒，史称平夏城之战。

1099年　辽朝辽道宗的周旋下，宋夏再度和谈，西夏向宋朝请罪而终。夏崇宗亲政在即，但“梁氏专恣，不许主国事”。辽朝辽道宗派使至西夏，用毒药毒死小梁太后。至此长期的太后专政终止，夏崇宗得以亲政，亲政后采取依附辽朝，与北宋修和的策略，逐年减少战争。

1114年　宋朝攻打西夏，西夏紧急向辽朝请求周旋。

1115年　金朝兴起，三国鼎立的局面被破坏。

1119年　宋军率军而退，夏崇宗再度向宋朝表示臣服。此时西夏国势不如以往，而北宋也濒临崩溃边缘。

1123年　西夏归顺金朝。

1125年　辽亡后，金朝约西夏夹攻北宋，并且给予宋地为诱饵，西夏占领天德军、云内等地后，1126年又被金朝强占，并且被强索河东八馆之地。

1139年　夏崇宗去世后由其子李仁孝继位，即夏仁宗。

1143年　西夏发生大饥荒和地震，民不聊生，哆讹等人于威州、静州与定州发动民变，夏仁宗派任得敬平定，任得敬平步青云。

1170年　任得敬迫夏仁宗给予灵州、西夏西南等领地。

1193年　夏仁宗去世，子李纯佑立，即夏桓宗。

1205年　铁木真率军攻打西夏。

1206年　李安全与夏桓宗之母罗太后联合废夏桓宗，自立为帝，即夏襄宗。不久，夏桓宗去世。

1209年　蒙古第三次攻打西夏，最后夏襄宗纳女请和，贡献大量物资，并且附蒙伐金。

1121年　齐王李遵顼发动宫庭政变，废夏襄宗自立为帝，即夏神宗，史书称为“状元皇帝”。

1216年　为西夏不肯帮助成吉思汗西征，次年成吉思汗率军第四次进攻西夏。夏神宗以太子李德旺守中兴府，自己逃至西京灵州。最后李德旺派使向蒙古和谈才终战。

1223年　夏神宗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即夏献宗。

1224年　蒙古率军从东面攻打西夏，攻陷银州。

1225年　夏献宗同意蒙军条件投降，蒙古撤军。

1226年　成吉思汗以夏献宗没有履约为由，兵分东西向西夏夹攻，此即蒙古灭西夏之战。

夏献宗忧患而死，由其侄南平王李睍继位，即夏末帝。

1227年　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将西夏末帝杀死，西夏灭亡。

[1]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2]南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宋太祖时，下令回收四川的金银和铜钱，运往中央，转而铸造铁钱代用，并禁止铜钱入四川。于是铁钱成了四川流通的主要货币。但铁钱原材料廉价，并且重量高，所以经常需要用车子拉钱，十分不便。民众便将铁钱寄存在“交子铺”中，换取票据交子，在日常生活中用作交易。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下令交子铺停止发行交子，已发行的交子全部回收，改由朝廷设益州交子务，由国家垄断发行交子。

[4]语出北宋诗人苏舜钦，苏舜钦（1008—1048年），北宋词人，字子美。曾任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等职位。

[5]语出宋祁，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小字选郎。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宋祁初任复州军事推官，经皇帝召试，授直史馆。历官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曾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新唐书》大部分为宋祁所作，前后长达十余年。

[6]《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

[7]《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

02　采访祝勇：苏东坡的遗产
Interview with ZhuYong：Su Shi's Heritage

采访+编　刘小荻　绘　大雷　text & edit：Liu Xiaodi　illustration：Da Lei

PROFILE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腾讯大家”苏东坡专栏撰稿人。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等。主创纪录片作品（总撰稿）有：《苏东坡》《岩中花树》《辛亥》《历史的拐点》等。

知中　该怎么定义苏东坡？他既是诗人、文学家、官员，也是画家、书法家、美食家，社会角色似乎不足以定义苏东坡这个人。

祝勇　过去我们谈到苏东坡，首先想到的苏东坡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很多诗句在中国妇孺皆知。但实际上，苏东坡的影响是非常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政治家，文艺理论家。他的成就非常全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苏东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

那么在宋代出现苏东坡这样一个人物，可能是跟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有很大关系，宋代的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大师不止苏东坡一位，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种大师级别的人物，比如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等等，他们在史学、文学、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就。这是宋代一个特点，就是孕育了很多百科全书式的大师。

苏东坡的这个成就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苏东坡所倡导的文人画，正是有了他对文人画深入地总结和提炼，才会有元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画的高度的发展，从赵孟頫出发，后面又有了“元四家”，再到明清两代文人画的发展，这一切，都是从苏东坡这里分流的。尽管在苏东坡之前，文人画已经有了传统，比如在唐代，但苏东坡是一个枢纽，是一个重要的驿站，他是总结者，经过他的总结之后，文人画上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才会在元明清几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苏东坡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仅是个文学家，文学只是他整个艺术版图上的一个领域，它跟其他的领域是互相映衬，互相影响的，他是一个综合型的艺术大师。

知中　“一肚子不合时宜”，“元气淋漓”，该怎么评价苏东坡的个性？

祝勇　“一肚子不合时宜”这个说法是苏东坡的侍妾朝云说的，苏东坡的个性的确是不合时宜，他这个人比较耿直，不会趋炎附势，不会察言观色。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从骨子里面，还是有文人性格，不完全适合官场的规则，厚黑学跟苏东坡没有太大的关系。他这样一个性格，在官场上，定然不会一帆风顺。所以，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和他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们说性格即命运，对于这点，苏东坡自己也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这张嘴不讨人喜欢，他写诗会得罪很多人。乌台诗案就是当时他写诗，因为朝廷的掌权者，也是对立面，想整苏东坡，找不到借口，就从他的诗里面找罪证，最早从他诗里找到罪证提供给朝廷的就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当然很多人……总之，苏东坡是因为他的诗进了监狱，在黑狱里度过了大概4个月，非常恐怖的一段时光，所以从监狱里出来以后，苏东坡自己也骂自己，怎么就忍不住，写诗得罪人，以后再也不写这样的诗了。不过没过多久，他就还是我行我素，所以他这个“毛病”是改不了。苏东坡就是一个率性的人，这样一个文人性格。所以在南方的时候，有一天吃饱了饭，苏东坡用手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身边人，这肚子里面都是什么，只有朝云说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完以后哈哈大笑，朝云的总结最精准，最传神，也算是种自嘲吧。

知中　您觉得是什么最终塑造，或者说成就了苏东坡？

祝勇　黄州时期对苏东坡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黄州，虽然偏僻，毕竟还有些人气，苏东坡晚年被贬海南是彻底的“六无”[1]，没有书，没有朋友，举目无亲，孤悬海外，对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是非常折磨的。当时他觉得自己是回不到中土了，因为这个路程过于遥远。他觉得自己有可能就死在海南了，所以他开始给自己准备棺材，结果他四处打听，根本就没有棺材，人死了埋，根本是不用棺材的，那时候，海南文化和经济很落后，相比之下，黄州比海南要好得多。

黄州时期是苏东坡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拐点，因为到黄州以前，苏东坡在20岁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得到皇帝的赏识、欧阳修的重用，一直到他乌台诗案以前，都是苏东坡比较年轻气盛、春风得意的一段时期。而且苏东坡的确有才华，他之所以像刚才我讲的比较有个性，比较耿直，不太把别人放在眼里，也是仗着他有才华，所谓恃才傲物。

一直到乌台诗案爆发，被贬黄州，死里逃生。虽然宋太祖赵匡胤有不杀文臣的指令，但是苏东坡的对手用别的方法把他整死在牢里也不是不可能的。苏东坡到了黄州条件艰苦，无食无房，无食无衣，一切自力更生，这对他来说，从来也没经历过这样的磨难，没干过这样的活，这是他人生很大的一个坎儿。

但是这样的困难条件，为了生存，他还得去面对。苏东坡自垦东坡，在这里解决一点生计，然后在黄州落地生根，一点点把自己诗词书画捡起来。除了刚才我说的诗文，像《念奴娇·赤壁怀古》，像前后《赤壁赋》等著名作品是在黄州完成之外，还有今天非常有名的书法作品《寒食帖》，也是在黄州时期完成的。

在黄州，苏东坡迎来他艺术生涯的高峰，这跟他的人生经历了这样的转折和痛苦磨难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只有经历这样大的反复之后，他才能够静下心来，对人生，对这个世界有更深的一番体察。艺术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人精神的深度、思想的力度，而不仅仅依靠才华，才华只是外在的流露，必须依托于一个精神上的脱胎换骨，才能够出现更加优秀的一些作品。

◉《苏东坡先生遗迹图》手卷纸本
◉ 元◉ 赵孟頫

正是黄州让苏东坡的眼界宽了，视野变大了，让他对人生的承受力更加强韧了。所以苏东坡看待一事一物、一草一木的眼光，能够脱开个人的兴衰荣辱，能够站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上，去看待眼前的一切。甚至是，苏东坡开始学佛，开始接受道家思想，他把各种之前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他的个人经历，熔炼在了一起，有了更开阔的心胸和视野，苏东坡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作品是他之前的年代里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苏东坡才有“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气势磅礴的作品，同时他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怀念自己亡妻，非常细腻，非常刻骨铭心的，描述情感的作品。

苏东坡诗词、文章，弹性是特别大的，可以到草木鱼虫，也可以到大千世界。黄州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时空坐标，在这个坐标系里，他个人的一点小的忧伤就不值得一提了。他也能够从个人的荣辱中解脱出来。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对他当时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

知中　苏东坡一生大起大伏，屡次遭贬谪，您能说说对苏东坡来说最重要几个人生转折吗？

祝勇　我觉得苏东坡一生中最大的人生转折，就是黄州，就是乌台诗案。对苏东坡一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让苏东坡经历了一次生命中的大起伏，让他有机会对政治，对生命有更加深刻的省察。以后的那些，可能更加艰苦，但是可能都是量的变化，质的变化发生在乌台诗案和黄州时期。

比如他后来被贬到惠州，没有实权，但是他一方面把自己在杭州当太守的经验告诉给地方官，实际上他丝毫不再考虑个人的利益名声，他考虑的还是百姓的利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就觉得再小的官也会发挥他的作用，所以他是不嫌官小，不管官大官小。他在惠州时期，帮助地方官，把地方治理得更好。

到海南之后，生活条件更加艰苦，但苏东坡乐观达观的性格依旧没有改变，他在海南时写过一首诗，大概意思是说我苏东坡当年也是一个风流俊雅、很多人仰望的一个人物，但我现在人也老了，又在这么一个荒僻之地，连老太太也不多看我一眼，所以我很失落。当然他是带着自嘲的口吻，而不是自怨自艾的口吻来写这一切的，苏东坡达观的性格在他的生命中贯穿始终，所以他一生只有程度的变化，没有本质的变化，本质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在黄州时期，这一个巨大的转折奠定的。

苏东坡一生中还有一段重要的时期，就是他回到朝廷，重新得到重用。司马光重新上台后，苏东坡回到东京汴梁，在乌台诗案中分崩离析的文人团体在开封又重新聚集到苏东坡的身边，这些人包括王诜，包括他的学生“苏门四学士”，包括米芾等等，这些当时的知识精英。形成以苏东坡为首的文人群体，苏东坡也因此成为北宋文坛的第三代领袖。

北宋画家李公麟也是这个文人群体中的一员，后来画了《西园雅集图》，描绘的就是以苏东坡为首的这批知识精英，在西园雅集的场面，西园是王诜的私人花园，他是北宋驸马，也是苏东坡的“铁粉儿”，同时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

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就是王诜派人给苏东坡通风报信，王诜也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连累，也被贬官到很偏远的地方。

《西园雅集图》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靓丽的一页，跟拉斐尔画的《雅典学院》一样，都是些照亮人类文明的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北宋这个时期，是中国艺术和文化的黄金时期。所以《西园雅集图》的主题在以后的艺术史中被不断地陈述，一代一代的画家，除了李公麟，像仇英，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西园雅集”这个主题，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黄金期的一种向往。

知中　苏东坡不仅是有大才的文人，他为官同样政绩斐然，您能说说苏东坡的为官之才吗？

祝勇　苏东坡实际上是有为官之才的，他去当地方官总能找到这个地方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采取一种最合理的方式来治理。当然这个前提首先是苏东坡热爱百姓，爱民如子。比如苏东坡早年时曾经在杭州当官，苏东坡面对杭州西湖和河道淤塞的问题，终年得不到解决，他找到当时的一些水利专家，一起出方案，自己去筹集资金，带领杭州民众共下决心，来疏浚西湖，完成之后，又在西湖种了很多莲藕，防止水生植物生长，重新淤塞湖道，所以他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在整治西湖这个问题上，他也是科学的。

知中　苏东坡对政治有那么热衷吗？出世和入世是同时存在在他身上的矛盾，他身上儒、释、道三者各自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祝勇　儒、释、道互补，在苏东坡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通常说儒、释、道互补，是就儒、释、道对世界的作用来说，就是这三种思想都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侧面，所以在历史上发挥各自的作用，有的时候此消彼长，有的时候共存共荣。

但是儒、释、道互补，互补到一个人身上就比较耐人寻味了，这个在苏东坡身上有非常集中的体现。实际上很多人身上都有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作为一个读书人，肯定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如果不能实现这样一个人生目标，那么读书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有很大的号召力，但是因为政治本身的特殊性，有的时候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所以它会让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受到折磨和煎熬，所以在仕途不顺时，很多人就遁入佛家或遁入道家。

但是从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来讲，儒、释、道三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儒家思想更多是政治哲学，或者说是政治伦理学，它处理的是现实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能够构建一个理想社会的问题，这是儒家的主要目标。

所以儒家思想很少抽象地去面对存在的根本问题，比如宇宙观、世界观的问题。

所以我当年在写《故宫的风花雪月》时，我写了一段话：“儒家学说有一个最薄弱、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它过于关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协调人的关系，而缺少宇宙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它所构建的家国伦理，把一代代中国士人推进官场，却少提供对于存在问题的深刻解答。”

唐代佛学比较兴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是儒学回归的年代，苏东坡是在文人制度下，亦步亦趋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在宋代出现很多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文人知识分子，以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为代表，但是儒家思想不能解决苏东坡的所有问题。因此有的时候就要借助释和道来解决他思想上的困境。

知中　北宋的历史发展，怎么影响了苏东坡一生的际遇？

祝勇　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把宋代当作亚洲近代的开端，提出这样一个唐宋变革的理论，唐宋以后的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了。宋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首先是重文轻武，这可能跟宋代建立的特殊性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这样相对和平的方式取得宋朝政权，而不是通过血肉横飞的征战，武力征服，奠定王朝的基业，赵匡胤对武将天生有一种防范，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有“杯酒释兵权”这样事情的发生。这也导致重文轻武。

宋朝一方面，自身在文化等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期，另一方面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它面临的外族入侵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包括辽、金、西夏和蒙古，都给宋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军事压力，北宋为什么覆亡呢？包括王安石变法、范仲淹变法，包括一代代试图改革的政治家都没有成功，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宋代当作现代开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唐宋变革论”的界定，就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在大宋体系内没有出现和近代化相适应的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

宋代坚持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但是治国的文人并没有形成一个专业化的官僚体系，比如没有专门的财政人员，所有人都是从科举渠道上来，被分配到不同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组织的形式上并没有跟近代化的历史条件相适应，导致宋朝没有形成高速有效的财政体系，进而支撑军事上的运作。所以财政问题、练兵问题，一直是北宋的症结，而且最终被金国所灭，金国打进东京汴梁，活捉徽钦二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的改革一直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财政军事体制。

知中　您怎么评价苏东坡的诗词文成就？东坡词的魅力到底在哪儿？

祝勇　它的魅力在于既有浑阔的历史视野，又有深刻的人生体验，把这两点结合得特别的好。苏东坡作品里的时空感，在之前的中国文学当中并不多见，当然不是说没有，比如说曹操写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李白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但是苏东坡创造了一个历史时间，在他的作品里，时间不仅仅是自然的时间，而是有更深远的历史时间，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站在赤壁上，他看到的不是困居在黄州的自己，而是浩浩荡荡的长江，还有跟江水流逝的千古的风流人物。他把一己悲欢，纳入这样一个宏大的时空坐标中，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感，跟历史上的人物相映照。所以苏东坡的作品有一种非常广阔的空间在里面，尽管文字不多，但是他的文字，能够打开一个非常巨大的精神上的空间。苏东坡所提供的时空坐标，还有他作品中巨大的空间感和历史感，是他的作品能够震撼人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苏东坡的作品并不因此而显得虚无，跟每个人的情感没什么关系，他实际上还是可以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找到非常具体的落脚点，在一些非常细致的细节上，跟人产生共鸣。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东坡在密州任上写的一首词，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岁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有一天晚上苏东坡做梦，突然梦到自己又回到从前的家园，推开门，看到妻子王弗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对镜梳妆。醒来之后，苏东坡泪流满面，就写了这首《江城子》。

这首词，就跟“大江东去，浪淘尽”不一样了，写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腻，写他夜来幽梦忽还乡，他好像又回到十年之前，他的妻子还活着，那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这首词到现在过去了又快一千年了，读起来仍然让人非常感动。

苏东坡的词，有这种震动人心的力量。他既有大的历史视野，又有细腻的生命感受。他把这两方面结合得特别的好，这样使他的作品有非常大的张力，非常大的弹性。

还有就是苏东坡是文人，是著名词人，但是他不装，不说自己是文坛的领袖，伟大的艺术家。他没有豪言壮语，而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甚至不太讲究词的华丽，比如《江城子》，很多话有点像大白话，你觉得辞藻也没有那么优美华丽，但是它痛彻人心，抓人了人心最敏感的地方，所以非常感人。这是苏东坡诗词非常著名的特点，以至于在当时也有人诟病苏东坡，说苏东坡的词是大白话，不那么文雅，但这些都只是形式，你有没有令人感动的情感，深切的情感，我觉得这是文学作品的生命，而不是那些外在辞藻的华丽，所以苏东坡当时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是重本舍末的，这也奠定他诗词和文学很重要的风格，就是质朴无华，但是振聋发聩。

知中　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苏东坡的书法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评赏？为什么说他是四大书家之一呢？

祝勇　宋代书法到苏东坡手里又为之一变，我们经常说唐书重“法”，宋书重“意”，就是唐代的书法比较重视法度，比如说唐楷，一横一竖，间架结构非常平稳，非常有力度，非常规则，唐代就是书法比较讲究法度，当然唐代也有张旭这样的狂草的艺术家，他们用汪洋恣肆、自由无羁的线条，来对抗横平竖直、均衡理性的法度，但实际上他的这种背叛，从另一个角度上，也恰恰强化了法度的价值。就是不论尊崇还是背叛，实际上都是在强化法度。

到宋代，特别是到了苏东坡手里，意象型的写意书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实这跟文人画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在苏东坡看来，书法是心性的表达，是一个书写者通过毛笔的线条，来表达他的思想和情感。遵循法度固然重要，但是法度不应该成为书法的约束和羁绊。

苏东坡在黄州时写的《寒食帖》，现在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寒食节这一天，在凄风苦雨当中，苏东坡也是在个人生命比较困窘的情况下，写下《寒食帖》，我们通过苏东坡的书法，几乎可以感觉到苏东坡当时内心的困窘和战栗。

《寒食帖》书写的节奏感很强，当然我们今天是从美的角度来欣赏他书法的节奏，但是在苏东坡书写的时候，他是不会考虑到后人欣赏的，他完全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情。所以他的内心的节奏，内心的困顿、犹疑，通过书法的节奏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他的书法的松紧、张弛、节奏，跟《寒食帖》的文字又特别吻合：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寒食帖》（局部）
◉ 宋◉ 苏轼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宋代四大书法家，素有“苏、黄、米、蔡”的说法。《寒食帖》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天下三大行书”之一。《寒食帖》里字体的大小组合，如“年、中、苇、纸”诸字，最后一笔直下成一长竖，在布白与行气以至于整篇的章法形成一特殊空间结构。不仅体现了苏轼书法技法上的炉火纯青，更是他内心情感直接率真的外化表达。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特别是其中的“纸”字，那一竖拉得特别长，非常夸张。这一竖，特别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好像苏东坡把乌台诗案一直到黄州以来，这么多年，内心积累的郁闷、困顿、哀愁，全都融入到这长长的一竖当中，通过这长长的一竖得到了表达。

所以这就是写意书法，它要的不是外在的漂亮，而是能够更加精准地表达一个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所以这也就是苏东坡所提倡的写意书法的魅力。

这一点跟我提到的苏东坡诗词文的质朴无华，强调内在机理的诉求是一样的。苏东坡对写意书法的倡导，对宋代书法的影响非常大。包括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书法家，都受苏东坡书法的影响。就拿《寒食帖》来说，苏东坡去世以后，黄庭坚在自己被贬途中，见到了《寒食帖》的真迹，有人请黄庭坚在《寒食帖》后面题跋，这个题跋现在还在，黄庭坚手捧着老师的书法真迹。看到如此如泣如诉的文字，他也是要恸哭的感觉，黄庭坚比苏东坡小不了多少，但是他一直把苏东坡当成老师来看待。

知中　苏东坡对后人的影响，可以从哪几方面看？

祝勇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散文，都入了中学语文课本，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多认识到的是苏东坡的文学作品。但是苏东坡对中国艺术史的影响，包括书法绘画影响非常巨大。书法之前说过了，简单说下绘画。文人画，是跟院体画相对的概念，从汉代六朝隋唐，官方都组织了画院，在画院网罗了一批画家，这里面出现了影响巨大的一些艺术巨匠，比如五代时期的周文矩、顾闳中，都是画院画家。到了宋代，影响很大的宋徽宗的宣和内府画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是美术史上的杰作。

但是在画院之外，还有很多自由的画家，他们不在官方的体制内，也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比如唐代的王维是诗人，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代表作有《辋川图》。苏东坡对王维的绘画成就非常推崇，他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北宋，苏东坡比较提倡文人画，反对院体画，他认为院体画走着走着就走入工巧了，跟唐朝的书法一样，苏东坡认为他们就是一些职业画家，工作就是为了画画，换句话说他们画画就是为了工作。那么艺术的鲜活生命感就在逐步丧失了。相反，苏东坡比较提倡文人画，就是绘画、美术和书法和诗词和文章一样，都是文人内心世界、情感的自然表达。

所以绘画是建立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学识和修养的基础上的，它是跟一个画家整体的艺术修养和对艺术的思考和把握有关，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技术。

苏东坡提倡的文人画理论，对后代的影响特别大，文人画走到元代以后，一个集大成者就是赵孟頫。赵孟頫和苏东坡一样，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大师，他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很多领域，包括当官都很出色。赵孟頫也当过一品官，后面的“元四家”，包括明清的文人画，都是从赵孟頫这儿再分流下去。所以苏东坡整个影响是综合性的。

苏东坡这样的人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秦代，公元前221年，到宋代，公元11世纪前后，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苏东坡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在以前一千年的文化史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苏东坡相媲美，因为苏东坡的综合实力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苏东坡可能当不了单项冠军，但他绝对是全能冠军。在苏东坡以后的一千年，苏东坡式的大师，也没有再出现过。

苏东坡在离开黄州后，顺江而下，到了金陵，见了王安石。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和王安石是政敌，他在王安石变法时，采取反对的态度，但是被贬黄州之后，实际上他对王安石也多了一层理解。那时候王安石也被罢官，住在金陵钟山（今南京紫金山）的半山上，他的小房子叫“半山园”，苏东坡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实际上是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政策，而不是王安石这个人。所以苏东坡路过金陵时，一定要去看王安石，这也反映苏东坡非常正直的一面。这个行为也让王安石特别感动，所以在告别的时候，王安石说了一句话，他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我觉得王安石的预测还是保守了，不仅五百年没有出一个，一千年也没有出现一个。

宋代到现在，差不多一千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苏东坡这样的艺术大师出现。苏东坡的艺术成就，完全是他个人秉性和个人努力和时代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艺术大师。

知中　您觉得苏东坡对现代人的启迪是什么？

祝勇　苏东坡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值得我们去仰望、欣赏和学习。但我觉得苏东坡对我们当代人最大的启迪，就是苏东坡内心境界的宽大，胸襟的博大。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从事艺术这个行业，但是苏东坡对人和对事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狄更斯在写《双城记》时，开篇两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关键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时代，去对待自己。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怨天尤人，比如我们享受着这个时代带来的很多便利，但是我们同时也有很多不满，比如社会腐败、很多职业没有道德底线、雾霾、空气污染、房价贵、生存艰难等等，这些不利因素施加在我们头上，让我们经常抱怨，这是一个不好的时代，我们生不逢时。但是放在宋代，如果让苏东坡来回答，他也可以说他生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比如军事羸弱、屡受打击、国家财政不振、官场党争剧烈、文人没有出头之日、为官的职业风险很大……他甚至因为一首诗进了监狱，差点送了命，他也可以说他的时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但是在他的时代里，在他被限定的时空当中，他还是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成就。所以苏东坡不是向外求的人，他是向内求的人，他不是求世界，而是求自己。就是说每个人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历史时空中，你能做什么。

◉《题苏轼寒食帖跋》◉ 宋◉ 黄庭坚
◎《黄州寒食诗》作于1082年。黄庭坚（1045—1105年）于1100年阴历九月前为此卷作跋，是以本卷实为苏黄双璧。苏东坡自谓字体“短长肥脊各有态”，时人以其字体“左秀右枯”为病，但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在以自由创作的风气下，以无法为法，苏轼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庭坚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黄山谷作跋，字形体之大，超过东坡本文寒食诗，虽自谦无佛处称尊，然实百代争胜，双美并具。
（文字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王耀庭撰写）

苏东坡就像一个过河的卒子一样，已经被四处围困，快被步步逼死了，但他还是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在这样一个格局之内，创造一个更大的艺术的空间，他总是能找到一个超越自我的，甚至于超越那个时代的一个突破口，所以我觉得苏东坡给那个时代留下的东西，比那个时代给他的东西要多得多，我觉得这是苏东坡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对我们现实人生最有启迪的地方。

[1]六无：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

03　少年时代：吾家蜀江上
The Boyhood：Living on the Shujiang River

文+编　曹岳　text & edit：Cao Yue

苏轼的家乡眉山，位于蜀西。岷江的支流玻璃江流经这里，玻璃江因其水色得名，夏季水色深黄，冬季江水绿如蓝。若是乘船自玻璃江顺流而下，只要行二百多里的路程，便可到达省会成都。

眉山县境内，有座山名叫彭老山，山色秀美，草木蓬勃。不过，据宋代笔记集《贵耳集》记载，彭老山原来是个荒芜之地：“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在苏东坡出生的一年前，也就是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彭老山突然间草木皆枯，鸟兽远走，一片凋零，等到六十六年后，才又恢复了生机。但这大概只是民间出于对苏轼的爱戴而编造出来的传说。

眉山离峨眉山不远，多年后苏轼远离家乡，他还曾想起那座巍峨苍翠的高山：“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就在这青山绿水间，苏轼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蜀川图》卷◉ 宋◉ 李公麟（传）◉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 董文敏题李公麟《潇湘图》，谓此卷与《九歌》及顾恺之《女史箴图》，皆顾中舍所藏名卷之最。虽非宋画，却因为曾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而声名显赫。乾隆将宋摹《女史箴图》卷，以及三件传为李公麟作品的《蜀江图》卷、《九歌图》卷和《潇湘卧游图》卷定为“四美”。

家族

据苏轼的父亲苏洵记载，苏氏一脉起源于汉代，苏章的子孙安家于栾城，属赵郡。武则天时期，苏家出了一位宰相，名叫苏味道。苏味道后来被贬官，成为眉州刺史，卒于眉山，他子孙后代也就定居于此，开枝散叶，这也就是眉山苏氏的由来。

眉山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诗书气盛，人人机警善辩。苏家不算大富大贵之家，家中有些薄田，雇有侍女两名、奶妈三位，不过也算是活得优渥富足。

苏轼的祖父苏序，生来高大英俊，酒量不凡，是个性情开朗奔放的人。他经常带着酒，与亲友们到野外郊游，席地而坐，欢饮畅谈。苏轼的性格，颇有几分遗传自他的祖父。

苏轼的父亲苏洵，性格孤僻倔强。苏洵在青年时代，讨厌应试教育，索性放弃了学业。但到了二十七岁那年，忽然发奋读书，应试科举，后来虽未中举，不过终成一代名家。

苏轼的母亲程氏，出自眉山当地一个颇有名望的富庶之家。程氏本人崇尚简朴，对娘家喜好金钱的风气很是不喜。当时眉山本地，有个“江乡习俗”，即将有名的世家分为甲等和乙等。不在此族，哪怕再尊贵富有，也不能通婚。程苏两家联姻，也就从旁说明了程家、苏家皆是望族。

◎ 四川峨眉山。峨眉山在苏轼的家乡四川，苏轼对峨眉山有特殊的感情，写过很多首关于峨眉山的诗词。（卍不二　摄）

程氏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八岁嫁给苏洵。早前已经生过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不幸的是两个女儿早夭。

天圣八年（1030年），苏洵在成都用一个玉镯买来一幅张仙的画像。他每天早晨都向画像中的张仙祷告，祈求生子。说来也巧，不久苏家就迎来了长子苏景先的诞生，不幸的是，苏景先阳寿不长，也早早离开人世；在苏洵二十八岁那年，程氏生下了苏轼；两年后，又生下了苏辙。

苏轼的二伯父苏涣，是一个名动乡里的人物。天圣二年（1024年），苏涣高中进士，衣锦还乡，围观者百里不绝。虽然苏轼和苏辙未能亲眼得见，但听长辈们口口相传当日盛况，印象很深。多年后，苏轼还不断地对后生们讲述这一轶事。

苏轼与苏辙手足情深，二人不仅是兄弟，还是无话不谈的好友。苏轼早慧，在二十多岁的年龄，能与他谈得来的朋友不多，好在苏辙和苏轼在心灵和思想上都很有默契，二人不仅是兄弟玩伴，也是知己益友。

学业

庆历二年（1042年），苏轼入乡校读书。第二年，苏洵把他送到天庆观，跟随道士张易简求学。欧阳修、韩琦、富弼、范仲淹等当世人杰的名字，第一次涌进了这个小男孩的世界。

苏轼机敏，天分也高，是私塾里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苏洵自从而立之年开始求仕后，每年进京应举，却接连不中。在苏轼童年记忆中，父亲几乎都是游历在外。庆历五年（1045年），苏轼在天庆观完成早年的学业，回家由母亲程氏继续教授。这位深明大义的女人，在苏洵专心读书后，就承担了家中所有的劳动，并卖掉自己的妆奁贴补家用。

庆历七年（1047年），苏轼的祖父苏序去世，尚在外出游的苏洵回家奔丧守孝。自此，苏轼与苏辙的教育任务，便由苏洵来承担了。

苏洵返家后，专心于研究孔子、孟子、韩愈等先贤的著作，其独到的思考，无一例外地教授给了两个儿子。

兄弟二人在家中一个叫南轩的书堂里读书。书堂里摆满了由苏洵亲自校读过的藏书。据苏辙回忆，当初在南轩中，二人读得最多的就是史书。这为二人日后高中进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洵的文章重思想，文风朴实无华，对华美靡丽的文章痛恨至极，这与当朝的欧阳修观点一致。他对文章的审美也深深影响了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何其有幸，日后苏轼和苏辙考试那一年，欧阳修正是主考官，从小父亲对他们的教导，让他们大放异彩。

大概在庆历七年（1047年）到庆历八年（1048年）间，苏轼进入中等学校读书，专门应试科举。为了准备考试，学生们不仅要熟读史、诗、文等经典书目，还必须能够熟练地背诵。

要背下一整本书并且不差一字，绝非易事。苏轼的方法是抄写典籍，下苦功对史籍和经书中的内容进行理解和背诵。这样的学习方法，不仅让苏轼可以在老师检测背诵时，将经典倒背如流，还对典故中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聪颖的天资与长年的勤奋，一个都不能少。

爱情

据说苏轼有一个堂妹。祖父去世后，一家男女老少都去奔丧，两个孩子初见时，苏轼刚刚十岁出头，堂妹也就是十岁左右的年纪。苏轼说这个堂妹“慈孝温文”，只可惜因为二人同姓，不能通婚，后来堂妹另嫁他人，使得这段情缘成为遗憾。

苏轼成年后周游在外，途径靖江时曾在这个表妹家住过一段时间。再到后来，晚年流放在外的苏轼，听说堂妹已经去世，得此消息的他心如刀割。流放归来后经过靖江，年老体弱的他特地来到堂妹的坟前，拜祭她和她的丈夫。

◉《蜀山行旅图》卷◉ 明◉ 仇英
◉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 题跋为文征明行书，书李白《蜀道难》。

转眼间苏轼到了成婚的年纪，由父母指定，他将要娶青神一户姓王的小姐。青神与眉山同属眉州管辖，所以苏轼与这位小姐算是同乡。这位小姐叫王弗，父亲是乡贡进士王方。

由地方州县的官吏依据私学培养的士人，要经过乡试和府试两级选拔，合格者将被推荐去礼部贡院，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如果未能通过，则被称为乡贡进士。所以王家也是一个诗书之家，培养出来的女儿，聪慧沉稳，知书明理。

至和元年（1054年）二人成婚，不过王弗在刚刚嫁给苏轼时，她并未告诉过苏轼自己也读过书，性格中的持重可见一二。每当苏轼读书的时候，她就陪伴在旁，苏轼背书时，有时漏了一些内容，这时候在一旁的王弗，就会进行提醒，苏轼才知道夫人还有才学，王弗知书达理，性格不张扬，十分难得，二人婚后倒也和睦。

◉《川峡行舟》◉ 清◉ 董邦达

04　初入仕途：春风得意马蹄疾
Entering the Career with Eager and High Spirits

文　曹岳　编　刘小荻　text：Cao Yue　edit：Liu Xiaodi

至和二年（1055年），苏洵带着苏轼和苏洵来到成都，拜谒前一年刚到这里为官的张方平。

苏洵将自己的作品呈给张方平，希望能获得赏识。张方平读了苏洵的文章，大加赞赏，希望能够任苏洵为成都书院的教师。但苏洵意不在此，最后张方平为苏氏父子三人，写了呈给欧阳修、韩琦等人的推荐信，为他们的前途铺路。

在获得推荐信的次年，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就带着两个饱读诗书的儿子，前往大宋的都城——汴京。

应试：进士及第，名动京城

这是苏轼第一次离开家乡四川。五月，父子三人到达汴京，住在太平兴国寺浴室院。苏氏兄弟没有参加眉州的州试，所以根据北宋的科举制度，他们还需要在开封府通过举人的考试，才能参加礼部省试。

八月，二人双双通过举人考试，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第二年初的礼部考试了。准备时间宽裕，苏轼与苏辙除了备考外，有更多时间随父亲一起游览京城，出入京城的社交场合。苏家三父子在汴京的文名不小，在一次有韩琦的宴饮场合上，韩琦还特意向苏洵问起苏轼。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苏轼和苏辙一起参加了礼部的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六百余字洋洋洒洒，平实流畅地完成了文章。在阅卷时，考官梅尧臣十分喜爱苏轼的文章，想将其录为第一，请示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本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有疑虑怕这篇文章是自己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就列为第二。结果拆卷一看，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而被列为第一的文章，反而是曾巩写的。虽然阴差阳错，不过在后来的礼部复试时，苏轼还是以《春秋对义》取得了进士第一，荣登状元。

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阅卷时，苏轼文章里有一句是：“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问众人其出处，没人能答得出来，便以为是众人恰好都忘了。等到放榜，梅尧臣问苏轼这句话的出处，苏轼答道：“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少年的狂傲，已见端倪。

◉《长江万里图》卷（明人仿，局部一）
◉ 宋◉ 夏圭
◎ 嘉祐元年（1056年），20岁的苏轼和父亲苏洵以及弟弟苏辙，从眉山出发赴京应试。先是乘马车到益州（成都），拜会四川节度使张安道，再前往渝州（重庆），从渝州租船改走水路出三峡，由长江北上东京汴梁，一路领略长江风光，沿途作有诗文传世。

TIPS

中国的科举最初分明经、进士两科，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如秀才科等，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于墨义则是一些关于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甚严，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宋代大部分时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王安石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为以经义（解释经书）、论（对时局的评论）和策（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作为考试内容。然而，苏轼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科举考试图》

二月殿试，苏轼和苏辙顺利通过，并且给当朝皇帝宋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家的科举运恐怕全被苏轼和苏辙占了去。

苏轼进士及第后，亲自拜访了欧阳修、梅尧臣、富弼、韩琦。老前辈们都对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青睐有加，苏轼的二十二篇文章，在公卿大夫们间争相流传。身为学界泰斗的欧阳修为其扬名，苏轼这个名字，也自此名动京师。

归家：守丧三年，再次赴京

可惜还没等父子三人扬名京城的消息传回眉山，苏轼的母亲程氏就病故了。程氏一生的志愿就是等着丈夫成名、儿子成才，可惜未等到能亲耳听到喜讯，就早早撒手人寰。

苏氏父子匆匆赶回眉山，只见家中房屋破败，只有两个年轻的媳妇，还守着这荒凉的家园。不知在苏洵、苏轼、苏洵三人在京城壮游时，家中的三个女人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长江万里图》卷（明人仿，局部二）

◉《殿试图》

TIPS

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四宴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

苏轼进士及第，参加的就是琼林宴。“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始于宋代。宋太祖规定，在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并赐宴庆贺。琼林宴是设在宋朝都城汴京（今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赐宴登科进士的宴会，就是在这里举行。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宋史·乐志四》又载：“政和二年，赐贡士闻喜于辟雍，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所以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

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仍可统称“琼林宴”。据载，辽也曾设宴招待新科进士，地点在内果园或礼部，但也沿袭宋人，称之为“琼林宴”。

经历过丧母的悲痛后，在这丁忧[1]的三年（两年零三个月）中，苏轼过得颇为轻松悠然。已无应试的压力，他与妻子经常一起外出游玩，和岳父家的亲戚们都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苏轼的第一个儿子，也在这一时期出生了。

持丧期满，苏洵、苏轼、苏轼妻子王氏、苏轼长子苏迈、苏辙、苏辙妻子史氏，一行六人，经水路，再次前往汴京。这是一次快乐的旅行。苏家老中青三代乘船东游，沿岸风光迤逦，名胜尽览。

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一家人到达了汴京。他们在一处远离繁华街道的地方，买下了房产，有一个半亩大的花园，适合平日里的休憩娱乐。苏洵未经考试，被任命为校书郎，后来又被派去为皇帝写传记。苏轼和苏辙二人也被安排了官职，都在河南府。但是制科考试在即，兄弟两决定辞官不就，专心准备考试。

第二年秋季考试结束，苏轼列入第三等，苏辙列为第四等。由于第一、二等皆为虚设，因此他们的成绩已经算是佳绩。据苏辙后来谈起，本来司马光想把他的对策也列入第三等，但是有考官认为苏辙针砭时事太过激烈，拒绝录取他，后来皇帝决定将他的文章评为第四等。

考试后，苏轼被任为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属于知州的“秘书”，有签书公事的权力。苏辙也被任命为商州推官，但王安石对这个决定持有异议，迟迟不肯起草状词，直到第二年秋天才下来命令。不过老父苏洵一个独留京中不妥，所以苏辙便辞去官职，留在汴京照顾父亲。年底，苏轼带着妻子和孩子前往凤翔，这个高度理想化的青年，第一次闯入了现实的官宦世界。

◉《东坡集》◉ 南宋杭州刊本
◉ 日本公文书馆藏
◎《东坡集》四十卷，是苏轼生前编定，前人称之“谬误绝少”。此本文字端正，纸刻精善，为日本公文书馆藏《东坡集》残本二十三卷。序首为宋孝宗题《文忠苏轼赞并序》。此本在北宋末和南宋初都有过刻刊，可惜流传至今日者，世上仅存四本——两本存我国国家图书馆，一本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一本存日本公文书馆（公文书馆）。

凤翔：出入仕途，年轻气盛

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工作任务是将官府所需要的物资送达。按照规定，如果服役的人不小心遗失了物资，那么赔偿必须由自己来出。凤翔府负责的衙前，则主要是从终南山砍伐竹木，将其编成木筏，经由黄河运到京城。由于一路上颇多危险的急流和峡谷，物资经常损坏，服役者经常因为赔偿问题而倾家荡产。

面对这一情况，怀有仁爱之心的苏轼很是着急。他发现运送物资的时间往往都是由官员指定，他建议在黄河水暴涨的时节运送，而运货的时间由服役者自己来决定。这样，在洪水期之前运送，便可以大大减少损失。按此法施行，问题果然解决了大半。这算是苏轼初入仕途以来的第一个政绩。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驾崩的消息从汴京传来。终南山上的伐木声日夜响了起来，他们要赶在十月之前把木材送到河南，用来修筑帝王的陵墓。

然而天公不作美，那一年正逢大旱，河水干涸，木料无法运送出去。眼看工期一天天紧迫起来，上面的人不断催促，但是工人们却只能站在岸上，望着黄河干着急。无奈之下，众人走陆路，抬着木材，将木料送达。沉重的木材压在工人们的肩上，也压在苏轼的心头。

第一个上司走之后，苏轼和第二个上司相处得不算愉快。第二任知州甚至把投诉信递到了汴京，陈述苏轼不服从上级的情形。苏轼对那段日子回忆道：“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这个世界，终究不似这个骄傲的青年想象的那般。但什么都扑灭不了他的志气，他不仅与人斗，还要与神鬼相争。

一次，苏轼和随从们路过白华山。走着走着，有一个侍从忽然中了邪，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了下来，直到赤身裸体。苏轼让人勉强把衣服给他穿回去，但侍从仍然神志不清。

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触怒了山神，所以山神才将罪责降到了这个侍从身上。听罢，苏轼来到山神庙，对山神说：“不知道你发怒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出发和归来时，都没有进行祷告。就算侍从可能犯过一些错误，可那么多无恶不作的富贵者你不敢去惩罚，为什么偏偏来责怪这样一个小小的侍从呢？”

祷告完毕后，他离开山神庙，忽然一阵山风向他吹来，并且愈吹愈猛烈，风沙迷得一行人无法睁开眼睛。苏轼见此情形，对随从们说：“难道山神的脾气还没有消？但是我不怕他。”于是下令继续前行，不过风实在又大又急，众人只得找个避风的地方，还请苏轼再次回到庙中向山神求饶。苏轼听了只说：“山神要是非得发怒，那就由着他好了。我的命是由天帝掌握的，我要接着往前赶路，山神又能把我怎么样？”这一番颇为不敬的话敢对天地说，刚直坦然，毫无怯意，风竟然渐渐地平息了，侍从也清醒过来，一切安然无恙。

转眼间，三年任期已满。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还朝，以殿中臣差判登闻院。三年的凤翔时光并不轻松，足以磨平一个志向甚高的青年的心性。但别忘了，苏轼永远年轻气盛。

◎ 喜雨亭是东湖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为苏轼所修，原址凤翔府内，后搬到凤凰东湖。宋嘉祐七年（1062年），苏轼赴凤翔上任的第二年，凤翔大旱，苏轼登太白山祈雨，后来天降甘霖，解了燃眉之急。此时，亭子也刚好建好，就以“喜雨”命名，苏轼为此写下了《喜雨亭记》以记之。

◉《宝月帖》◉ 宋◉ 苏轼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宝月帖》书于治平二年（1065年），帖中“大人”指苏轼父亲苏洵，“宝月”指苏轼族兄僧惟简。信中催了《礼书》之事，《礼书》即苏洵参与编纂的《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苏轼书此帖时，苏洵尚在人世，一年后的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于汴京。

[1]丁忧：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果父母过世，必须去职守丧二十七个月。

05　上书皇帝，变法漩涡
In the Vortex of Political Reform on Account of Presentation to the Emperor

文　九诫、曹岳　编　刘小荻　text：Jiu Jie、Cao Yue　edit：Liu Xiaodi

王安石变法

治平二年（1065年），回到汴京的苏轼，眼看前程一片坦途，妻子王弗却在这时病逝了。丧妻之痛还没消退，第二年，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父亲苏洵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宋英宗赐银给苏轼治丧，苏轼退银，乞赠官，后追溯苏洵为光禄寺丞，苏轼和苏辙服丧返蜀。

又是一段守丧的蛰居生活，这一守就守了两年零三个月。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满的苏氏兄弟再次返回京城，启程前，苏轼续弦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过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和苏辙两家人到达汴京，可这时的京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与北宋国运休戚相关的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

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王安石变法不仅是苏轼政治仕途的转捩点，也是其人生的最大转折点。

王安石变法源于北宋政治上积弊所产生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在范仲淹、欧阳修从政之时就已存在。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庆历新政”已然开启了北宋政治改革的端绪。当时，朝政上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为主导，意在填补朝廷财政上的亏空，以及面对北方诸民族侵扰的压力。

王安石变法，大意举其两端：其一，理财主张，意在从经济上除去积贫之弊；其二，强兵主张，意在从军事上除去积弱之弊。简而言之，王安石想通过改革，使北宋在国力上实现民富国强。

在宋神宗继位之时，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臣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已解职退居地方，而王安石、司马光等一批政坛健将成为神宗当政所倚重的对象。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被神宗召见，王安石畅论国是，主张变法，其言论深得神宗之心。次年（1069年），神宗命王安石为其辅臣，参知政事，并设立变法机构，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了帷幕。

上书皇帝反对变法

树欲静而风不止，被卷入政治旋涡的苏轼，命运也由此改变。在变法之初，苏轼仍然拿出了自己的意见。王安石将科举进行了改革，考试内容由诗赋、明经改为经义、策论。这一科举改革，引来了苏轼的反对。为此，苏轼特意作了一篇《议学校贡举状》。文中苏轼认为，科举考诗赋远优于考策论和经义。虽然，宋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大加赞赏，但科举改革并没有因苏轼的举状而改变。

变法时期，是一个群情激奋的年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学士，不只是苏轼一人。当时朝政里反对王安石变法最强的势力，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而王安石在变法中大肆提拔那些支持变法的人物，则被赋予“新党”之名。在新、旧党争中，苏轼虽与司马光等人共同反对变法，但对变法的意见，则有其独立的见解。为此，苏轼写下了在变法争论中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反对变法，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结人心；其二，厚风俗；其三，存纪纲。在对“结人心”的论述中，苏轼举“商鞅变法”说：“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显然，在苏轼看来，变法满遭非议，不得人心；在朝政上，也不是国是共举之事。在对“厚风俗”的论述中，苏轼说：“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

在苏轼看来，国家贫弱的改善，必须以风俗为基础。若是社会风俗骄奢，则即使去其贫弱也是无益。而在对“存纪纲”的论述中，苏轼则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谓曰：“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在苏轼看来，国家治理不仅是去其贫弱，还在于纲举目张，防患于未然。不能因为一时没有奸鼠，就失去了养猫狗以预防其患的意义。苏轼所言，其实是指出王安石在新政变法中所出现的不良影响，以及对变法未来走向的担忧。

◉《治平帖》◉ 宋◉ 苏轼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治平帖》是苏轼书写的信札，内容主要是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之事。帖中“治平”，为东坡家乡眉山县的僧寺，文中的“程六”是苏东坡的母亲程氏之侄程之元。东坡信中托史院主和徐大师两个乡僧照看坟茔，并且流露了归乡之意：“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
根据帖后赵孟頫、文征明、王穉登三人之跋可知，此帖当是苏轼于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时年30余岁。引首有明人所画苏轼像及释东皋妙声所书《东坡先生像赞》。鉴藏印有“商丘宋荦审定真迹”、“吴江张荃德载图书”二方。

◎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书》，上书宋神宗，理性批判了王安石施行的新法。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包括司马光、范纯仁、苏轼等在内的朝臣都极力反对新法。新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库收入，但是施行过程中对百姓造成了很多额外负担。

在神宗大举新政变法之际，苏轼洋洋洒洒，上书近万言，敢于纳谏变法之流弊，可见其士人风骨，更可见苏轼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太过于激进，所以他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在治理上，太急必然欲速则不达；在进言中，太广则必然失之主次，以至混乱无序；在用人上，太锐则必然会带来矛盾。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可谓诚意直言，但并没有打动神宗，神宗丝毫没有改辙变法的迹象。

再度上书，终遭排挤

苏轼写下《上神宗皇帝书》时，是在熙宁二年的腊月，此时，苏轼进京任职尚未满一年。而在次年年初，亦即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又写下了一篇《再上皇帝书》。这一次，苏轼在言辞上更加激烈，不但再次指出变法之弊，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王安石。苏轼认为此时的变法“小用则小败，大用则打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除此之外，苏轼更大胆放言：“自古惟小人为难去。”此处说小人难除，无疑是影射王安石。苏轼对王安石冠“小人”之名，言下之意是指王安石变法，着实扰乱了朝纲。

苏轼反对变法，并非是一时性起的言论。其实，早在此次入京任职、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就已然有了自己的政论思想。嘉祐六年时，因“贤良科”考试，苏轼写成了政论著作《进策》。此时，是在苏轼上皇帝书的八年之前。可见，苏轼、苏辙兄弟在苏洵的熏陶和培养下，都是聪颖早慧之人，也难怪会得到欧阳修等人的赏识。

《进策》这部政论著作，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共二十五篇，分别为《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策略》是总论的性质，其余篇什则是解决治理国家朝政的办法。

苏轼敢于反对变法，可谓其来有自。正是因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已然有了自己成熟的政治主张，才使得苏轼在面对神宗和王安石变法之际，那么毅然决然地反对变法。但也不得不说，苏轼政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父亲苏洵的影响，并且和前辈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掀起的庆历新政的士风有关。借此，我们也可以说，苏轼是秉承庆历新政的精神余绪，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偏颇。苏轼反对变法，并不局限于党争，而是其独立思想与敢于谏言的体现。

青年时期的苏轼，著书《进策》，从中可窥其抱负远大。而这种鸿鹄之志成就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的苏轼。王安石变法时期，其实仅是苏轼政治仕途的开始。与王安石相比较，王安石早年《上皇帝万言书》，畅言变法，直到神宗继位，得以将自己的政论思想付诸实践，与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坦言治政之道，反对变法之流弊，两者可谓有其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旨在实践自身的政治理想。

诚如诸多史家所言，苏轼的政论思想重在政体，主张渐变；而王安石的政论思想则侧重于经济和军事，改革急切。因急切而使得变法有许多不当之处，使之变法在其国家整体当中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企图完成自己的政治抱负，承袭了前辈士大夫应有的责任。但苏轼的政论思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反而招来了诸多非议。由此，在变法争论正酣之际，苏轼遭到了新党的弹劾，新党诬陷苏轼招揽不义之财。这次弹劾使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有所改变，由鼓励后进变成了不信任。在被构陷弹劾的氛围中，苏轼无奈地请求离京外任。自此，苏轼首次入京任职的生涯匆匆结束。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失意地离开京城。

外任杭州、密州、徐州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与杭州今世的缘分似乎还不够，苏轼以浪漫的笔法道出了他与杭州的前世之缘。在杭州的诸多美景中，苏轼最爱的是西湖，钟爱西湖的苏轼为它留下了许多诗篇。他经常在酒后诗兴大发，记录下动人的西湖景象，《饮湖上初晴后雨》就是其中最为知名的篇目。

杭州三年，苏轼政务繁忙。不仅要处理城内的公事，还经常到杭州外的州县去视察水情和赈灾，来回奔波。名句“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就写于他受命去常州赈灾，不得回杭州与家人团聚而只能野宿在常州城外的除夕之夜。

在杭州的这三年任期内，苏轼遇到了名妓琴操和日后陪伴他余生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留下许多风流故事。苏轼从小受到家里浓厚的佛教氛围的感染，在杭州时经常出入名山古刹，结交了许多僧侣为好友。在后来苏轼离任杭州，贬谪黄州后，僧人道潜等还派人前去看望，可见其情之深。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已近，杭州的三年任期已满，任是有千般不舍，他也不得不离开，那么下一站去哪儿？

苏轼一生漂泊，其中有许多的情非得已，但密州（今山东诸城）却是一个他主动选择的目的地。

苏轼与苏辙兄弟情深，此时的苏辙在济南任职，二人别离已久，苏轼思念弟弟心切，于是上奏朝廷，希望能够调任到济南附近的州县任职。不久朝廷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任命为密州知州。

离别杭州之际，苏轼相当不舍，立秋之日他在灵隐寺与朋友相会时写下：“崎岖世路应尝遍，寂寞山栖老渐便。”其中既有过去二十年官场生涯没有建功立业的不得志，又有着将要奔赴密州，前往未卜之地的苦闷。

刚到密州境内，迎接他的是一场蝗患。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布阵横空如项羽”。蝗虫来势汹汹，因为连年的蝗灾，大多数人的田地没有收成，只能靠草根树皮为生。苏轼和老农们聊天时，得知缓解蝗灾的最佳方法就是降雨，旱灾一解除，蝗虫也就大批死亡了。但老天爷又苦苦不降雨，百姓就只能一年一年地苦挨下去。

天不降雨，身为凡人的苏轼也无能为力。无奈之下，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明的力量，祈求降一场甘霖。祈雨最灵验的地方就是常山。在蝗灾最严重之际，苏轼沐浴焚香，戒游戒乐，前往常山举行祈雨仪式。

在写给山神的祝文中，除了说地方官员有责任外，苏轼连山神也一起“谴责”，认为山神和官员一样难逃其咎。不知道是苏轼感动了山神，还是吓怕了山神，仪式过后，回去的路上密州就下了一场大雨，天地逢春。

但祈雨这个办法并不是百试百灵，之后的日子里蝗灾依旧不断，苏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蝗虫吞噬着庄稼。蝗灾之余还有饥荒。连年的饥荒，大人小孩都无法吃饱，苏轼又面临匪患的挑战。公务繁忙得让他有些应接不暇，来到密州原本是想离弟弟近一些，可是兄弟二人都公务缠身，丝毫没有见面的机会，此时苏轼的心绪十分不佳。

苏轼感到不能任由自己的状态颓废下去，他阅读《庄子》，寻求内心的平衡。十月，为感谢山神赐雨而修筑的庙宇落成，祭祀归来后他与友人们举行会猎，他在密州的朗朗晴空下，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扫胸中郁结：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西湖柳艇图》◉ 宋◉ 夏圭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离开密州，前往山西赴任，途径鄄城的时候，见到了六年未见的弟弟。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兄弟二人久别重逢。苏辙一路陪伴苏轼前往山西，半路上，苏轼却忽然接到诏令，让他改任徐州。

06　人生危机，乌台诗案
Life Crisis：Wutai Poem Case

文　由兴波　编　刘小荻　text：You Xingbo　edit：Liu Xiaodi

苏轼在徐州为官期间勤于理政，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戴。在他刚到徐州上任时，正赶上黄河决堤，水淹徐州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百姓惶恐不已。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抗洪救灾，共同奋战了两个多月，保住了徐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任太守。苏轼调任他地，徐州的百姓万般难舍，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在马前为苏轼摆酒送行。

四月二十九日苏轼到达湖州。湖州是鱼米之乡，但由于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庄稼收成极差。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瘟疫，饿死、病死了很多人。如今湖州城镇萧条，土地荒芜，民不聊生。

苏轼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认为，湖州遭灾死了这么多人，一方面是天灾；一方面也是“人祸”，和朝廷推行的“新法”有关。王安石此时虽已罢相，但他推行的“新法”仍在继续施行。而朝中掌权的大臣不能体察民情，任人唯亲，“新法”推行不力，其中很多内容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苏轼在这一时期写了一些诗文，对百姓的困苦现状予以真实体现，也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之情。在湖州，苏轼仍然像在杭州、密州、徐州任上时一样，勤勉于政事，积极组织救灾。但没想到，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当时北宋朝廷党争愈演愈烈，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由于遭到顽固派的攻击，被迫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任知府。王安石辞职前，向神宗皇帝举荐韩绛为相，吕慧卿做副宰相。不过王安石遇人不淑，他举荐的吕慧卿是个有野心的阴谋家，吕慧卿觊觎相位已久，虽然已经身在副宰相之位，但仍不满足。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吕慧卿处处排挤宰相韩绛，甚至连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也不放过，寻事攻击王安石。宰相韩绛虽位居吕慧卿之上，但在政治斗争方面却只能甘拜下风，他洞悉吕慧卿的野心和阴谋，却无计可施，只能密奏神宗皇帝，请求重新启用王安石为相，来制衡吕慧卿。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被重新招入朝中，再次拜相。吕慧卿则被贬到陈州。但吕慧卿并不死心，他上书神宗皇帝，把自己同王安石私下通信的内容揭露出来，诋毁王安石。党争里没人能全身而退，王安石因此又起变故，在第二年十月被再度罢相，从此退居金陵，直到去世，再未还朝。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很多和他政见不同的大臣纷纷被排挤。王安石用人不察，启用了一批虽支持新法但缺乏实际工作能力的人，这些人被称作“新进”。王安石被罢相后，这些人执掌了朝政，他们排斥异己，打击曾经反对过新法的人。

苏轼到湖州任上后，按照惯例要给皇帝上谢表，表达对圣上的感激之情。他在谢表中有这样的句子：“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违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本来是苏轼表示自谦的话，说自己比较愚钝，不合时宜，难以同那些有能力的大臣共事；又因为年纪大了比较乖顺，不会招惹是非，所以适合在地方上管理百姓。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其中的“新进”“生事”等字眼刺痛了朝廷上掌权的部分官僚，他们认定苏轼是含沙射影地讽刺他们无能，于是群起攻之，弹劾苏轼，他们还从苏轼写过的很多诗词里，寻找苏轼的“罪证”。

七月初，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率先发难，他上书神宗皇帝，指摘苏轼的一些诗文是“讥讽文字”“愚弄朝廷”“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并将别人刻印的《元丰续添苏学士钱塘集》呈给神宗，寻章摘句举证苏轼有罪。

接着，御史舒亶也上书皇帝，指责苏轼《山村五绝》等诗中有讽刺新法的句子，并污蔑苏轼藐视朝廷，所作诗文讽刺朝政，且四处宣扬，影响恶劣。国子博士李宜等人也先后跟着上书，想陷苏轼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这些攻击苏轼的人中，御史中丞李定完全是出自个人恩怨对苏轼进行打击报复。前因是李定的父亲去世时，他隐瞒不报，不去服丧，这在当时是极大的不孝，苏轼看不过去，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蔑之意。由此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决定找机会进行报复，如今良机难得，李定落井下石，痛下杀手，企图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他编织了苏轼的四大“罪状”，上书神宗皇帝，企图彻底除掉苏轼。

当时御史们作为主要“罪证”的材料《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今已不传，但从现存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周紫芝《诗言献》和清人张鉴秋《眉山诗案广证》等所录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的几十首诗文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原作与新法无关，纯属穿凿附会、罗织诬陷的；二是原作确有反对新法内容，但又表现了现实生活、反映出新法流弊的；三是有些反对新法的诗作，反映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某些保守倾向。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宋◉ 苏轼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苏轼书于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时任湖州知州。这一年，“乌台诗案”爆发。

从庙堂重臣到阶下囚

北宋自立国之初就定下规矩：不杀文人及进谏者。神宗皇帝还是有心偏袒苏轼，最初也不愿意细究此事，他认为苏轼只不过是文人写了几句诗文，发发牢骚而已。但是何正臣、李定等人连连上书，坚持要追究苏轼的罪责。无奈之下，神宗下旨传令御史台负责此事，将苏轼拘捕到京城审问。但是朝中很多大臣对苏轼评价很高，他们佩服苏轼的文采和正直敢言的胆识人品，并不想公开陷害苏轼，因此谁都不愿意去逮捕苏轼，这让李定等人异常尴尬。

最后，李定一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自告奋勇去拘捕苏轼。他在离京之时请示神宗，可否将苏轼在路途投宿时关进监狱。神宗皇帝皱着眉摆手说，只不过是想核实一下他的一些诗文而已，不至于此，带回京城即可。

皇甫遵领旨后，立即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两个公差离开京城，日夜兼程，赶往湖州捉拿苏轼。

驸马都尉王诜是苏轼的好友。得知这一消息，王诜很着急，立刻派人去通知苏辙，让他火速告知苏轼，好早作应对。苏辙当时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任幕官，接到王诜的通知后，大吃一惊，急忙派了一名信差，快马加鞭去报告苏轼。

这简直成了一场速度的较量。

本来苏辙所派出的信差比皇甫遵一行人起身晚，加上皇甫遵一行速度非常快，正常情况下信差是赶不过他们的，但也许是天意，皇甫遵赶到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时，儿子生了病，需要找大夫诊治，因此耽误了半天。所以苏辙的信差才抢先一步，提前到了湖州。

苏轼刚到湖州任上不久，也很喜欢这里，准备在这里做出一番事业，却突然天降灾难，让苏轼不知如何应对。他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清楚朝廷到底要怎么处罚自己。从报信人所说情形来看，这次钦差来头不小，而且气势汹汹，估计情况相当严重。因此苏轼便委托自己的助手湖州通判祖无颇代理州事，自己来应对皇甫遵。

皇甫遵一行人到达湖州官衙后，直奔公堂。皇甫遵穿着朝服、朝靴，手拿笏板，旁若无人地站在大堂之上，两个差人侍立在他两旁，都身穿白衣，头戴青巾，面目狰狞，来势汹汹。湖州衙里的人都慌作一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苏轼看到这阵仗，就和祖无颇商量，自己还是不出去迎接为好。祖无颇劝慰他说，既然人都已经来了，不论是什么事情，还是面对为好。如果逃避不见，岂不是罪上加罪？苏轼一听，觉得有道理，下了决心出去迎接。但他担心自己是罪人之身，不宜再穿朝服出去。祖无颇则认为，在朝廷还没有明确定罪之前，苏轼还是一州的太守，自然有资格穿着朝服迎接了。

于是苏轼穿着朝服、朝靴，手持笏板，到大堂上迎接。祖无颇和其他下属也都依次排列在苏轼身后。皇甫遵则脸色阴沉，两个差人手持御史台的公文，紧握着一个包裹，里面似乎藏有刀剑。双方谁也不说话，僵持了好一会儿。

苏轼首先发声，对皇甫遵等人说：“既然我多次得罪朝廷，此次我定然死罪难免了。我苏轼不怕死，但请允许我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

皇甫遵这才面无表情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不至于此。”

祖无颇这才感觉，可能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因此尝试着向皇甫遵要御史台的公文。皇甫遵厉声呵斥：“你是何人？胆敢看公文？”祖无颇平静对答道：“我乃湖州通判，现在代理州事。”皇甫遵这才命人将公文递给祖无颇。

祖无颇展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普通的拘捕文书，并没有具体说什么罪责。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稍微松了口气。

皇甫遵命令苏轼立即启程赴京，苏轼请求同家人告别，被勉强应允。长子苏迈陪同苏轼进京，以便路上有个照应。刚一走出湖州衙门，皇甫遵就下令差人用绳子将苏轼捆了起来，押入囚车。“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1]堂堂的太守，转瞬之间便成了囚车中的罪犯。

艰难的狱中生活

苏轼被拘捕进京后，御史台又派人抄了苏轼的家，搜查苏轼所写的诗文。家中妇孺慌作一团，看到如狼似虎的差人，都吓得战战兢兢，不知如何应对。待差人走后，王夫人气愤地说：“写了一辈子的诗文，却招来这么大的灾祸，留着这些有什么用？”一气之下，将苏轼所残存的诗文稿件付之一炬。

在被押解赴京的途中，苏轼心情也非常抑郁，甚至一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一天晚上，他们乘坐的船只因故障被迫停留在太湖芦香亭。夜色渐浓，苏轼却辗转反侧，无心入睡。他遥望着夜空和夜色里的湖水，悲观于凶多吉少的前方命运，被拘捕进京后，必然遭受审讯，而且难免还会累及他人，与其这样受辱，不如一死了之，反而落得干净。想到伤心处，苏轼起身，欲投湖求死，不过我们都知道苏轼并没有因此真寻了短见，原因为何？是自我挣扎后归于平静的处世之法，还是达观和宽仁的天性让他不忍自己一了百了却置兄弟亲人于危难之境？求死固然容易，但苏轼选择的，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即勇于面对命运的未知。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到京城，立即被投入御史台的大牢中。二十日正式开始接受审讯。

按照李定、何正臣等人的本意，不但要借机将苏轼置于死地，而且要顺藤摸瓜，挖出一个反对新法的集团来，好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苏轼在被审讯时，为了不连累其他人，仅仅承认自己的诗文，与他人并无瓜葛。但是他同很多大臣、朋友往来的信件、诗文都已经被查抄出来，当朝驸马王诜、弟弟苏辙都被停职，张方平、司马光等人各被罚铜二十斤，牵连人数众多。

苏轼被投入大狱，有的大臣怕受牵连，避之不及。但弟弟苏辙冒死上书皇帝，力陈苏轼并无讥刺朝廷之意，希望以对自己的责罚来减免苏轼的罪责。前辈名臣张方平更是直言进谏，派自己的儿子进京递交奏疏，宰相吴充也积极上书营救，劝神宗皇帝宽恕苏轼，甚至连“变法派”中的章惇也力主释放苏轼。

王安石此时已经罢相，退居金陵。虽然苏轼反对过他的变法，但他听说苏轼被拘捕后，也急着上书神宗皇帝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这使得神宗皇帝受到了很大触动。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对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罪人，如果对苏轼施以极刑，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贤才。

当时，仁宗皇帝的皇后曹太后正在病中。神宗皇帝孝顺，在探望祖母时，谈起苏轼之事。曹太后说：“当年仁宗在世时，就对苏轼、苏辙兄弟二人赞赏有加，说为后世子孙谋得了两位宰相，何以现在要受如此责罚？”

在狱中的苏轼，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写了两首绝命诗托狱卒转给弟弟苏辙，[2]二首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 宋仁宗后曹氏（1016—1079年）坐像
苏轼因“乌台诗案”，有性命之危，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石等人出面力挽，才转危为安。
曹太后从王安石变法之初就表示反对，她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在“乌台诗案”中，她也出面营救苏轼，曹太后对神宗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ʼ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ʼ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王安石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终免一死。

◉《历朝贤后故事图》◉ 清◉ 焦秉贞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宋仁宗后曹氏 禁苑种谷
《宋史》曰：慈圣光献曹太后，曹彬之孙女性慈俭，重稼穑，尝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白书。

开篇写圣上英明，只是我个人愚钝自寻死路，接着说自己还未百年，就要辞世，家里老老少少的十多口人恐怕死后都得托付给弟弟苏辙。我在哪处是处青山都可以随便埋了，但是弟弟你独存于世却只能对雨伤神，我跟你做兄弟没做够，今生我先走一步，来世我们还做兄弟。

这两首诗也被送到了神宗皇帝手里，神宗看了开篇两句，感叹道：“苏轼还是挂念朕的。”于是下诏释放了苏轼，将他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

苏轼从八月十八日被捕入狱，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共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

◉《烟江叠嶂图卷》
◉ 宋◉ 王诜
◉ 上海博物馆藏
◎ 王诜创作了《烟江叠嶂图》，苏轼为画作题诗题跋，王诜唱和诗二章并跋。王诜字晋卿，宋初开国功臣王全斌后代，自幼好读书，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有往来。官至宣州观察使，娶宋英宗赵曙的女儿魏国公主，官左卫将军、驸马都尉。
“乌台诗案”中，王诜得知缉拿苏轼消息，立刻派人通风报信，好让苏轼早做准备。王诜后因“乌台诗案”而受牵连，被贬为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

◉《东坡赤壁图》◉ 宋◉ 王诜

TIPS

《后赤壁赋》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于元丰五年（1082年）所写的散文作品。“乌台诗案”和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经历过生死大悟后，黄州时期的苏轼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创作黄金期，许多流传千古的佳作都是出自这一时期。

◉《后赤壁赋图卷》
◉ 宋◉ 乔仲常
◉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 此图据苏轼的名篇《赤壁赋》绘制而成，可视为一幅山水人物作品。画卷依原赋叙述的顺序次第展开，将赋文氛围若干段移录于画面上。每段描绘一个情节，而全图首尾相连，并无间隔，同一人物在图中反复出现，是所谓“异时同图”的方法。图卷是对原赋的艺术再现，亦是传世最早的“赤壁赋图”。

◉《后赤壁赋》绘卷◉ 南宋◉ 马和之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此图无作者款印。画幅后另接绢，以绫隔水隔开，为高宗赵构草书《后赤壁赋》全文。拖尾有张若霭篆书《后赤壁赋》全文。马和之主要刻画了“登船而返”、“遇鹤”的场景，为《后赤壁赋》中承前启后的核心部分，既展现了苏轼的豪爽率性，又传递出道家仙寿出世的内在寓意。

◉ 仿赵伯骕《后赤壁图》◉ 明◉ 文征明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赤壁图》◉ 明◉ 蒋干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赤壁图》◉ 明◉ 文嘉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孔文仲《孔氏谈苑》。

[2]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07　黄州岁月，得志于朝
Time in Huangzhou：Enjoy Success in the Court

文　曹岳　编　刘小荻　text：Cao Yue　edit：Liu Xiaodi

◉《前赤壁赋》◉ 宋◉ 苏轼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因“乌台诗案”，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先后两次游览了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两篇赤壁赋。《前赤壁赋》写于苏轼首次游览黄州赤壁（赤鼻矶）时所作。

◉《归去来兮辞》◉ 宋◉ 苏轼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州贬谪岁月

因为“乌台诗案”，苏轼陷入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朝中对苏轼的判决意见不一，宋神宗最后下诏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年）初到黄州，惊魂未定的苏轼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不过此时苏轼大概没有想到，曾被他评价为“僻陋多雨，气象昏昏”的黄州，将带给他平生从未见过的雨过天晴。

初到黄州时，苏轼因为内心恐惧，不敢再写文章，但这个“天生乐观的诗人”，遇到的所有人生磨砺，反而最终都会成为反哺他精神和心灵的养分。在黄州，苏轼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些作品，《赤壁赋》《定风波》便创作于黄州时期。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苏轼还沉浸在读书和注书中。《阿房宫赋》是他最为喜爱的篇目之一，其中呼之欲出的是意欲扫除天下弊病的思想，《易传》和《论语说》的注书工作，也大体完成于黄州时期。除此外，苏轼的书法、绘画、琴艺，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都有了很大的精进。

黄州期间，受儒家思想甚深的苏轼仍然不忘关爱百姓。“乌台诗案”了结，宋神宗念其治水才华，故授以检校水部员外郎之职，虽然失去签署公文的权力，但苏轼仍竭力为民，解决了当地的弃婴和传染病问题。

在黄州的生活并不容易，甚至是贫困匮乏的。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友人的帮助下，苏轼在黄州东门外辟了块荒地，效仿白居易忠州东坡的名字，借“东坡”两字来命名自耕自足的这片田地。苏轼在《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黄州夏季湿热，冬季阴冷，多变的气候令苏轼一家都备受煎熬。八月间，刚到黄州时，苏轼的乳母就患病身亡。因此苏轼除了用佛教来抚平心绪外，还开始尝试以道教之法养生。但是元丰六年（1083年）二月，苏轼患了疮疖，到了五六月间受风火之毒的侵袭，差些失明，身体抱恙时便一直在一间僧舍打坐静修。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在即将作别黄州之际留下了“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之语，可见他对此间安贫乐道生活的不舍。也就是在黄州，苏轼告别了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苏子瞻，成为了世人口中陶然自得的东坡先生。

◉《归院帖》◉ 宋◉ 苏轼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归院帖》是苏轼做翰林学士时所书，时间为北宋元祐元年至四年之间（1086—1089年），苏轼时年51至54岁。

◉《苏轼回翰林院图》◉ 明◉ 张路
◉ 美国私人藏
◎ 此图表现苏轼被朝廷贬谪后，又被召回翰林院，皇后派人迎护的场景。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后，苏轼被召还京师为礼部郎中、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得志于朝

二月的一天，苏东坡买了一个大缸，看着这个浑圆的家伙，他想着用它来装水或者腌菜是个不错的选择。他还从朋友那里要来一丛橘树，打算把它移植在家附近。如果照此下去，生活将会继续这样安宁，然而两天后一个来自汴京的使者带来的消息，却让苏东坡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

这一年是元丰七年（1084年），一个月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启用苏东坡的宋神宗，终于下定决心，他亲下诏令，将苏东坡移任汝州。虽然这次还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之职，但是汝州离首都汴京只有咫尺之遥。

苏东坡一路向北行经江南时，在泗州上表朝廷，称旅途劳顿全家病重，一子身亡，同时因为缺少资金难以再继续前去汝州，他向朝廷申请在常州定居。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时局却突生变化。三月初五，宋神宗一病身亡，得年三十八岁。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感改革派的所作所为，六月初，朝廷即将重新起用苏东坡的消息，就已经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此时正在常州悠闲度日的苏东坡，接到了让他赴任登州的消息，家人和朋友们都欣喜若狂，已然归隐的苏东坡却不禁有些疲惫，不过他的人生即将踏上新的征程，开启他一生中仕途最辉煌的时期。

到任登州不久，朝廷就以礼部郎中之职将他召还汴京。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一路风尘仆仆的苏东坡，终于看见了汴京恢弘的城门。就任礼部郎中还不到十天，苏东坡又迁为起居舍人，官六品，着绯色官服，配银色鱼袋。这套官服还没穿三个月，朝廷又让苏东坡免试任中书舍人，居四品，着紫色官袍，配金色鱼袋。

第二年，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苏东坡又升职为通常是升任副宰相前站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官三品，这是通常由朝中最有名望的大臣来担任的职位。皇帝特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一副、马一匹，彰显荣华。然而就在他升职后不久，当初力主把他调回京城的宰相司马光就病逝了。第二年八月，苏东坡又兼经筵侍读，[1]成了皇帝的老师，荣耀登极。

◉《历朝贤后故事图》◉ 清◉ 焦秉贞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宣仁太后高氏是北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的母亲。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病逝，立哲宗，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代理朝政，1085—1093年间临朝称制，复用司马光等人，恢复旧法，对苏轼十分器重。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苏东坡从一文不名的贬谪之官，扶摇直上成为朝中红人。除了可以施展才华，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京城，可以一家团聚。

在苏东坡被召还京城的同一年，司马光也将苏辙以校书郎一职召还，苏辙在第二年正月抵达京师后被改任右司谏，后来一路官运亨通，先后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尚书右丞，于元祐七年官拜门下侍郎[2]。

苏东坡和苏辙多年来聚少离多，如今兄弟二人终于有机会能够同时在京城为官，简直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如意日子。二人的府邸同在距离皇宫很近的城西，相距很近，退朝后苏辙常常并不急着先回家，而是去哥哥那里小坐一阵。东坡的夫人王闰之也再也不用过从前殚精竭虑、贫穷受苦的生活。她信佛，即使生活优渥了，在物质上也并不挥霍，但她丝毫不反对苏东坡对朋友出手大方，交际开销大。

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的长子苏迈从江西卸职，带着家人回到京城团聚。苏迈后被任命去离京城仅有九十里路的酸枣县当县尉，仍然可以经常回家。此时，苏东坡的次子苏迨年近弱冠，被赐官承务郎，与欧阳修的孙女缔结了婚约。至于三子苏过，还正是奋进读书的年纪。由于苏东坡公务繁忙，所以由苏辙的女婿王适来指导小苏过的学业，一家三代，生活得其乐融融。

喜好美酒美食，生性开朗热爱交友的苏东坡，在汴京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繁华都市如鱼得水，各类宴会和交际场上经常能看见他与众友人的身影。这一时期与苏东坡经常来往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同朝为官的刘贡父、吕大防、吕公著、范纯仁、孙觉，晚辈陈师道与李廌，书画朋友王诜、李公麟、米芾等人。他们畅谈，豪饮，比诗，评画，才智相拼，诗酒唱和。

虽然苏东坡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但他并没有骄奢纵欲。在韩维的两个女婿前来拜访时，他还让二人劝说韩维，虽然到了晚年不用忧心家事国事，但也不能太过放纵声色。在汴京，苏东坡也一直保持着在黄州时养成的养生习惯。

身处政治中心，岂能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何况是苏东坡这样一个一向刚直敢言的人。早在元祐元年（1086年）年底，他刚刚回朝一年时，政敌们就对他发起了攻击，厌倦官场斗争的苏东坡就已经萌生了辞官的念头。在他复官期间，苏东坡废止了王安石变法的青苗贷款法，改革了吏治，重整了科举制度。这些作为，也大大侵犯了一些当朝大臣的既得利益，矛盾在激化。

攻击态势愈演愈烈，司马光去世后，朝廷里渐渐形成了“朔党”“洛党”“蜀党”等派系，不明就里的苏东坡，则被当作蜀党的“领头人”。朔党和洛党则以理学家为尊，理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程颐。然而在司马光的祭祀典礼上，苏东坡因心直口快，得罪了程颐，自此结仇。

到了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朝中有几十份表章都对苏东坡进行弹劾。一向偏爱苏东坡的太后下令停止弹劾，却不料官员们却违抗懿旨，继续上表弹劾苏东坡。

正月十六，苏东坡上书皇后，表达了对龌龊政治斗争的不满，力争自己的言论自由。在月底，苏东坡被保留原职。

不过风波并未就此停止，就连由苏东坡举荐作官的人，都逃不过东坡政敌的攻击。元祐三年（1088年）十月，苏东坡不得已写下一道表章，陈述了自己为国为民的心迹，以及对回到汴京后屡遭诽谤的愤怒与无奈。此次他心意坚决，再度请求外任。巧合的是与上次因为政治斗争请求外任一样，他这次的外任之地，依旧是杭州。

二年阅三州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杭州知州，七月到达任上。年初，杭州就经历了一场水灾，无法播种早稻。到了春夏，又闹旱灾，晚稻也无收成。稻米歉收，米价疯长，七月时是每斗六十钱，到十一月就卖到了每斗九十钱，百姓苦不堪言。苏东坡几度上奏朝廷，陈述灾情，请求缓交部分供米。上奏有效，朝廷决定宽减供米三分之一，并拨二十万石粮食，还拨下300张度牒[3]赈灾。米价被稳了下来。

水灾过后，疫病又开始肆虐。苏东坡组织了一批懂得医术的僧人，自费购买大批药材，为百姓治病。此次瘟疫过去后，苏东坡觉得平息一次瘟疫只是治标不治本，于是决定在杭州城内开设“医院”，取名安乐坊。在水利方面，除了疏浚盐桥、茅山两河外，苏东坡最大功绩就是治理了西湖。苏东坡对西湖感情很深，阔别十六载后，西湖已是杂草丛生、淤泥堆积，苏东坡决心治理。他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中制定了开湖的具体办法，但是他在工程一开始就遇见了最大难题：缺钱。

于是他将朝廷下拨的100张度牒出售，获得一万七千贯钱，再用救荒的余款一万贯钱，用以工代赈的方法，获得二十万人力，开始了疏浚工程。如今游人去西湖必至的长堤，便是由当初清理出来的淤泥所建。长堤纵贯南北，全长2.8公里，所以可以想象当日西湖淤泥之巨。同时堤上架桥六座，种上桃李芙蓉。

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任期已满，二月朝廷下令，将苏东坡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朝廷。面对朝廷的恩宠，他却不愿意回去，一是恐惧政治斗争，二是弟弟苏辙已经官拜尚书右丞，兄弟同居高位，必然会成为“有心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在二月、四月和五月，苏东坡先后三度辞免，请求外任。但是这一次朝廷却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苏东坡只得五月抵达京城，六月就职。

◉《西湖十景图》◉ 清◉ 董邦达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此画虽名为“十景”，画上却以隶书标注了西湖五十四处景点：苏堤春晓、断桥残雪、平湖秋月、曲院风荷、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双峰插云、花港观鱼、雷峰西照、南屏晓钟等五十四个景点，卷前有清乾隆皇帝题跋。

◉《游虎跑泉诗帖》◉ 宋◉ 苏轼
◎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游虎跑泉诗帖》书于元祐五年（1090年），虎跑寺位于杭州西南大慈山，虎跑泉泉水清冽，是泡茶的好水。帖中“因病得闲殊不恶，心安是药更无方”，苏轼当时病中，有人说虎跑寺的泉水可医病，苏轼自解“心安是药更无方”。元祐初年，苏轼与新旧两党均不合，政治纷扰不绝。

*字帖《游虎跑泉》以苏轼所作七言律《病重游祖塔院》为底本，缺（裳）和（水）二字。

果然不出苏东坡所料，刚回京，他的那些政敌们就开始不断捏造事端，污蔑苏东坡作的诗是对神宗不敬，企图将他再度逐出朝野。苏东坡倍感心寒，于是频繁上书坚决请求外任，最后朝廷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

颍州是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告老还乡的定居之地，苏东坡对这里也很有感情。颍州地方不大，政务清闲，苏东坡在这里就像归隐山林般闲适自在，也得心应手地处理了几桩水灾、旱灾。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他与夫人、赵德麟、陈师道在颍州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十五月圆之夜。几天之后，朝廷就又下令将他调到扬州。短短两年之内任职杭州、颍州、扬州三地，苏东坡颇为疲惫。前往扬州的路上途径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眼见田地丰收，老百姓却因欠下国家赋税无法偿还而不得不逃离家乡，于是在到任扬州后，苏东坡就上表朝廷和高太后，请求宽免官债。

扬州三月，苏东坡抵达扬州，正是百花盛放的好时节。几年前蔡京任职扬州时，曾仿效洛阳办“扬州万花会”，每次需耗费精品芍药十万余枝，官商勾结，为扬州一大祸患。苏东坡得知后亲自探访花农和当地百姓，发现情况属实，就下令取消了万花会。苏东坡本是喜爱热闹之人，花会是他绝不肯错过的盛事，但是当与百姓利益相冲突时他毅然以百姓为先。他在给王巩的信中说：“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久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七月，朝廷下来命令，苏东坡之前向朝廷请示的免除公债被批准，一桩心事了结，他十分欢欣。官场沉浮几十年，苏东坡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经历过官场失意，甚至命悬一线；也经历过恩宠加身，位极人臣，东坡似乎明白了最适合自己本性的是什么。来到扬州以后，他愈发崇敬陶渊明，对未来有了“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的退意，但只能自愧“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

[1]侍读，职在刊缉经籍，为皇帝及太子讲读经史，备顾问学。

[2]宋神宗时，元丰改制，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3]度牒：出家人的身份凭证，可免除赋役徭役，自唐朝开始设立，国家出售度牒当作财政来源，每张价格不菲。

08　晚年流放：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ile in the Old Age：From Huangzhou to Huizhou to Danzhou

文　曹岳　编　刘小荻　text：Cao Yue　edit：Liu Xiaodi

苏东坡在晚年回顾自己的这一生时，曾经打趣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一生大起大伏，如今，眼见命运又起波澜。

◉《尊丈帖》◉ 宋◉ 苏轼
◎ 此帖书于元祐八年（1093年），这一年，苏轼的妻子王闰之病逝，帖中所言“近似中妇丧亡”即说此事。

命运无常：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

元祐七年（1092年），哲宗皇帝即将亲政，八月下诏，召苏东坡回京，任兵部尚书兼掌管帝王驾出时随从仪仗队的职位。在前往京城途中，苏东坡连写了几道辞免状，希望在祭典过后，依然能够在外地担任知州。

九月，苏东坡到达京城，祭祀大典后，又一路升迁，被委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虽是喜事，但苏东坡再三推辞，却未获恩准，只得承命。

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到五月，苏东坡的朝中政敌们再次将矛头指向了他，不仅重提洛党和蜀党相争的老话题，还捏造了苏东坡诽谤先帝的“罪名”。同时，这一年多以来苏东坡对性情草率、不务正业的哲宗皇帝十分失望，请求外任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可惜仍然没有获得恩准。

接下来两个女人的病逝，影响到了苏东坡的命运。八月一日，妻子王闰之因病逝世，年仅四十六岁，作为高官的夫人，她的葬礼等级颇高。一个月后，九月三日，高太后逝世，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可以说苏东坡的官运机遇和高太后相连甚深，如果没有她别说是荣华富贵，就是连性命都难保，可是这一回高太后却再也无法保全苏东坡了。

高太后逝世后，哲宗亲政，年轻的哲宗摩拳擦掌，一场朝中风雨也即将来临。高太后在逝世之前就曾嘱咐过朝中老臣，暴躁反叛的哲宗必然会尽换旧人，劝告他们最好及时求退。

◉《李太白诗仙卷》◉ 宋◉ 苏轼
◉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 此帖书于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6岁。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后有蔡松年、施宜生、刘沂、高衍及张弼、高士奇、沈德潜等明、清人跋。施宜生谓：“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此两诗为逸诗《李太白文集》所不载。

九月下旬，苏东坡就启程去定州（今河北定县），担任当地的军事长官。其实外任定州的命令早在太后去世前就已经下达，只不过是因为接连的变故，才不得不一直推迟行期。十四日苏辙在自己的宅邸东府为哥哥践行，苏东坡萧然地写下“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感叹命运无常。

定州是边防重镇，地处宋辽交界的边缘，正是自晚唐以来的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燕云十六州”附近。九十年前辽兵就是从这里长驱直入，一直攻打到澶州（今河南境内），宋真宗御驾亲征战败，与辽国结下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可就是这样一个军事要地，这些年来却军备废弛、将兵松懈。苏东坡一上任，就立刻整顿军纪，以文官之身，对一群散漫惯了的军人发号施令。他严整贪腐，禁止赌博酗酒风气，修缮营房，严惩告密者，并亲自穿上戎装，检阅军队。一番努力之下，军队总算是焕发了应有的英气面貌。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正式修改年号为“绍圣”，意即要继承宋神宗时期的改革方针，在这一背景下，时局又要发生动荡。

变法派大臣刚一回朝，就开始全面打击元祐大臣。甚至还对皇帝造谣元祐党人曾经与高太后密谋要废黜他。短短一两个月，当朝任职的高级官员就有三十多人全被逐出朝廷，流放到岭南等地。

三月时，苏辙就已经因为反对哲宗的政策理念被贬谪汝州。四月，苏东坡被取消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称号，撤销定州知州一职，降职到正六品上的左朝奉郎，任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诏命刚刚下达，政敌们就认为这个处罚显然还不够严厉，于是又将苏东坡降为正六品下的充左承议郎才罢休。

苏东坡从定州启程后，又接到诏命，取消他的升职资格。等到了安徽后，又接到新诏命，被削去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安置惠州，不得签书公事，重回“乌台诗案”之后的待遇。闻此噩耗，苏东坡决定只带着小儿子苏过、王朝云和两名女佣前往惠州，其他家眷则回常州居住。

八月，朝廷又下诏令，去职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使，仍然安置惠州。自此五改诏令，六十岁的苏东坡余生的命运已定。作为被贬到广东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九月，当他翻越了这座高山时，也就离自己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十月，苏东坡抵达惠州贬所，万里贬谪之路终将走完。

惠州

惠州地处岭南，在北宋时发展落后，瘴气弥漫，实非乐土。惠州虽然遍地瘴气，但气候四季湿热，是水果生长的乐园。苏东坡在前往岭南时，在驿站前看见了一颗荔枝树，酷爱甜食的他就知道自己将“不虚此行”。除了荔枝外，龙眼、柑橘、杨梅都是苏东坡腹中的常客。不过，热爱美食的苏东坡当然不能只满足于吃水果。

在惠州时他不敢与权贵们争买羊肉，于是便叫屠夫给他留一些骨间稍有一些肉的羊脊，煮熟后洒上盐、酒烤之，自云“如食蟹螯”，偶尔吃上一顿，很补身体。苏东坡对自己把骨头都买了去一事还颇有“自知之明”，打趣戏语：“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令子帖》◉ 宋◉ 苏轼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令子帖》书于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谪至惠州。绍圣元年四月，东坡在定州任上，就任落两职，追一官，知英州。在《赴英州乞舟行状》中，苏轼自言：“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三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
大约在五六月间，途经金陵，正遇上道源卒。吴秆跋云：“孟坚丁外艰，子瞻赴英州阻风石头。”东坡“辄送十缗省为一奠之用”，并在此札中申明：“患难流落中，深愧不能展毫末也！”
《令子帖》写于东坡晚年，帖中一句“患难流落中”，正是东坡经历的晚景。

酿酒也是苏东坡在惠州时期的拿手好戏。初到惠州之时，苏东坡曾向一位隐士学习酿制桂花酒。最为他所得意的则是他用米、麦、水酿成的“真一酒”。别看原料简单，当酒酿制成玉色时，“绝似王太驸马家碧玉香也”。

酿酒和品酒，是他谪居惠州的一大乐事。可谪居惠州不仅仅只有乐事而已。

苏东坡邂逅王朝云后娶其为妾，苏东坡仕途一路动荡，王朝云便伴他游走四方。待到已近花甲的苏东坡被贬到惠州，众侍儿姬妾皆离他而去，唯有王朝云随他南下，不离不弃。然而三十出头的王朝云却在到达惠州的第二年，突然患了瘟疫，先苏东坡而去。

惠州城西有一湖，原名丰湖。刚刚流寓惠州三个月的苏东坡到丰湖游玩，趁着醉意顺手写下“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苏东坡和当地百姓也索性将错就错，西湖的名声越叫越响，丰湖二字也就渐渐地很少有人再提了。

天下西湖有三，惠州西湖以曲折幽深著称。苏东坡便常在夜间游览西湖，赏江玩月，坐看栖鸟惊起，更显幽玄情致。他还提议并捐款修筑长桥，完工后长桥如飞虹横跨西村与西山之间，百姓云集，饮酒杀鸡庆祝，堪称城中盛事。

王朝云去世后，按照朝云的遗愿，苏东坡将她安葬在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中。自此苏东坡再游西湖时，望着渺渺明月，听着阵阵松涛，除了赏玩的雅兴之外，更增添了无尽的思念。

儋州

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正在惠州等待荔枝熟透的苏东坡，接到了来自朝廷的消息——他将被贬到儋州。一贬再贬，远无可远。

从汉代到明代，被贬谪到海南去的官员共有十五个。而且几乎都有去无回。年事已高的苏东坡接到这个消息，不异于接到死刑的噩耗。而决定把他贬到大宋朝版图最南端的小岛上的人，正是他昔日的好友——章惇。

苏辙也被章惇下令贬到雷州。据说章惇当时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决定把朝中的政敌贬去哪里：苏东坡字子瞻，瞻字右边是詹，与儋州的儋右半部分相同，所以将他贬到儋州；苏辙字子由，由是雷州的雷字下半部分相似，所以贬到雷州。儋州和雷州被海洋隔开，感情深厚的兄弟二人只能遥遥相望。

当苏东坡得知弟弟也被贬谪的消息时，苏辙人已到达藤州。听到消息，苏东坡立马从二百五十里开外的梧州奔往藤州与弟弟相会。贬谪路上欣喜相逢，到底是诉苦好呢，还是相见欢？其中况味，恐怕只有兄弟二人才能知晓了。

五月十一日藤州相会，恰巧一个月后六月十一日，二人在雷州分别。浅浅的海峡隔断的是兄弟二人今生的兄弟缘分，东坡和子由此后再无相见之日，这次，是诀别。

苏东坡一路向南，天水无际、洞洞相连的热带奇景，乃他平生所未见。但是刚刚作别中原的苏东坡，在四顾周围景色时，只是倍觉茫然。当他想到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谁不是在这岛中时，他释然了。

七月，苏东坡到达儋州，儋州极热，海风极寒，山中多雨多雾又树木连天，故潮湿难散。对于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处境煎熬。儋州本地人几乎无法用流利汉语进行交流，这让喜好交友的苏东坡倍感孤独。

八月的时候，儋州来了一个新军使张中。张中久仰苏东坡大名，一到儋州就到苏东坡暂居的官屋拜见。每当张中和东坡儿子苏过棋战时，苏东坡就在一旁观战，倒也颇得趣味。立冬时节，岛上风雨连绵，官屋破败，雨漏如注，张中连忙派人修理。

虽然不知道是当地土著学了汉语，还是苏张二人学了黎族话，总之渐渐地，他们和当地人成为了好朋友。二人经常去城东南黎氏两兄弟家钓鱼，客人越聚越热闹，相形之下，黎家的屋子就有些寒碜，于是有人提议一起凑钱为黎家修房子，房子落成，苏东坡为其取名为“载酒堂”，一派喜庆热闹的气氛。

作为一名被贬谪的官员，苏东坡并没有直接干预地方事务的权力，不过他还是竭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儋州百姓谋福，传播先进的生活方式，如中土的农耕牧业和医疗药材。

教育方面，儋州的诗书传统并不兴盛。苏东坡曾去探访儋州城东的学校，却发现那里寂寥无声，学生无几。苏东坡觉得此景堪忧，便努力与学生往来，对有心求学的人加以指点，营造起儋州的文化气氛。

名气积累下来，不仅儋州本地人前去求教，就是海南其他三州的百姓和广州的学子，也纷纷来到儋州向苏东坡请教学问。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士姜唐佐，就是苏东坡培养的，他就是当日从琼州前去儋州，慕名求学的学子之一。

在黄州时，苏东坡大体完成了《易传》《论语说》的注书工作。在儋州期间，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苏东坡对学问的热情，还是让他设法借到了笔墨纸砚，还请求广东的友人郑嘉会跨海运来千余卷书籍，并修订了《易传》和《论语说》。

◉《苏东坡小像》
◉ 明◉ 唐寅
◎ 头戴“东坡笠”，脚穿木屐，是东坡在海南时的形象。
苏东坡在儋州时，常去朋友黎子云家玩，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就借了一顶斗笠，一双木屐，穿戴起来回去，一路引得路人大笑、狗犬狂吠。后来有人据此事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苏东坡据此还自言：“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
早在北宋时，这里已有由竹枝制成“罩笠”变宽肩笠即“山坡笠”。传说苏东坡贬琼后，对万泉河的山坡笠爱不释手，笠不离身，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就将海南的这种尖顶竹笠称为“东坡笠”。

◉《维摩演教图》◉ 宋◉ 李公麟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此图取材于佛教《维摩诘经》，描绘的是装病在家的维摩诘，向奉佛祖释迦牟尼之命前来探病的文殊菩萨宣讲大乘教义的场面。全图意在表现维摩诘所具有的高深机智及其对佛教教义的巧思善辩。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笔耕不辍，新撰写了十三卷《书传》和五卷史学批评专著《志林》，可惜《志林》并未全部完成。他著书的目的除了弘扬学术外，还有反抗自绍圣年间兴起的独尊“新学”、学术专断的潮流。

绍圣五年（1098年），湖南提举常平董必奉命视察岭南。雷州的知州张逢仅仅因为招待了苏东坡、帮苏辙租房，就遭到了董必弹劾，苏辙被再贬循州，而在儋州的东坡好友张中就更加“罪名”难逃了，只因为他为苏东坡修了那间破茅屋。正当董必要对苏东坡赶尽杀绝的时候，随同视察的彭子民流泪劝告董必：“人人家各有子孙。”听到这句话，董必心肠软了下来，于是只将苏东坡从官屋里赶了出去。

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处罚张中的判决下来，将他免职另候任用。因为不舍得苏东坡父子，已被免职的张中一拖再拖离开的日子。张中这一拖可不得了，直接从三月拖到了十二月。年终岁尾，张中走后，有一日苏东坡梦见自己回到了惠州，这时前宰相韩琦乘鹤而来，告诉苏东坡：不久后你也要北归中原了。

苏东坡醒后暗惊，立誓如果自己能将平生所作的八篇赋，一字不漏地默写下来，那么梦中所闻便是真的。东坡于是焚香吐息，铺纸研墨，奋笔直书，两三个时辰过去，果然不差一字。

终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九，宋哲宗驾崩。二月，大赦天下。五月，朝廷下令苏东坡琼州别驾，广西安置。斟酌之下，他决定回到高中进士时，在琼林宴上与几位常州籍友人约定好卜居的常州定居。六月苏东坡启程，作别黎民，北归中原。六月十五日他抵达常州，近万常州百姓夹岸欢迎，此前船泊真州时苏东坡中了暑热，身体一直抱恙。

七月十二日病情有所减轻，但是不见好转。七月二十五日，眼见康复无望，此时东坡在杭州期间的老友维琳方丈赶来探望东坡，维琳想宽慰老友，劝他念几句佛偈，东坡笑了笑，答：“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乃能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东坡在《二十四史》的《后秦书》中，读过鸠摩罗什的传记。汉末时，前来中国传法的印度高僧鸠摩罗什，在去世前，几个天竺同来的僧友为他念梵文神咒求他能够转危为安，可是纵然念了佛经，鸠摩罗什病情还是恶化，不久就死去了。维琳又问神咒事，东坡叹了口气，向维琳要来纸笔，写下：“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并出一贴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尤，非命也耶！”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据《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记载，东坡气若游丝，眼见大限将至，维琳在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宜勿忘。”（端明学士（东坡）不要忘记西方的佛国净土。）东坡答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西方净土不是没有，但用力求不得。）病榻前老友钱世雄惨然道：“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先生平日时时躬行践履，到了这个时候更该去集中用力。）东坡答：“着力即差。”（用力求就错了。）再往后，已不应声，语绝。《佛祖统记》卷四十六云：“七月，东坡苏轼卒于毗陵。”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宋◉ 苏轼书

09　词话东坡生平
The Typical Poems and Ci of Su Shi's Life

文　成西奴　编　刘小荻　text：Cheng Xinu　edit：Liu Xiaodi

苏东坡的诗词成就名贯古今，现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等词集传世。东坡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地位独特，他将北宋诗文革新的精神扩展到了词的领域，一改晚唐五代的词风，将婉约和豪放两种风格兼收并用。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评东坡词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东坡的诗歌在北宋末年就有人作注，南宋王十朋编注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给东坡诗作注者已多达九十多家。东坡流传到现在的诗有三千多首，词有三百多首。我们可以通过苏东坡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写的二十一首诗词，纵览他的一生。

嘉祐四年（1059年）　苏东坡和父亲以及弟弟苏辙再次出川，一路上父子作诗唱和，三人沿途所作诗结为《南行集》。嘉州即今乐山，是从眉山出蜀的必经之路。

嘉祐六年（1061年）　苏东坡赴凤翔判官任，苏辙因时诰书未下，暂时留于汴京，送苏东坡赴任，二人在郑州西门外分别，这是两兄弟人生中的第一次别离。

嘉祐六年（1061年）　苏东坡和苏辙进京赶考时曾在渑池僧舍借宿，嘉祐六年（1061年），苏辙再次路过渑池，回想当年，便作诗寄给东坡，苏东坡以此为和。诗中既有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又有因偶然见到旧题而起的追忆，还有对弟弟的勉励。

嘉祐七年（1062年）　秋天，苏辙的诰书方下，原本应赴商州任推官。因父亲苏洵被命编修礼书，苏东坡又在凤翔任官，考虑到父亲身边无子奉养，苏辙乃奏乞养亲，皇帝同意了，所以苏辙可以不赴商州。苏东坡在凤翔听闻消息，既高兴弟弟可以留在京城，又失望他不能来到与自己临近的商州，便作此诗。

◉《苏轼古诗卷》◉ 元◉ 赵孟頫

◎ 《次韵僧潜见赠》

苏轼

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
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
人间底处有南北，纷纷鸿雁何曾冥。
闭门坐穴一禅榻，头上岁月空峥嵘。
今年偶出为求法，欲与慧剑加砻硎。
云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剪儿童惊。
公侯欲识不可得，故知倚市无倾城。
秋风吹梦过淮水，想见橘柚垂空庭。
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
彭城老守何足顾，枣林桑野相邀迎。
千山不惮荒店远，两脚欲趁飞猱轻。
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
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空阶夜雨自清绝，谁使掩抑啼孤惸。
我欲仙山掇瑶草，倾筐坐叹何时盈。
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
乞取摩尼照浊水，共看落月金盆倾。

嘉祐七年（1062年）　岁末年节将至，在凤翔任上的苏东坡不禁想起蜀地过年的风俗，在这首《守岁》中可以看出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熙宁四年（1071年）　因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东坡离开汴京出任杭州通判，途经颍州与欧阳修相见，随后出颍口到寿州。此诗是苏诗中有名的拗体之作，连用平声和仄声，正好配合迷离波荡的船势，可谓“词与调和”。

熙宁六年（1073年）　苏东坡与友人游西湖，本来是朝曦迎客，转眼却下起了雨，一起饮酒的友人都认为扫了兴致，唯有东坡觉得无论是晴是雨，西湖都别有一番风味。于是便有了这首吟咏西湖的绝世名篇。

熙宁六年（1073年）　苏东坡曾前往富阳、新城视察民情。他在新城见到新法的推行不仅没有给百姓带来生活的便利，反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首诗便是讽刺盐法太苛，使得山中农民数月无盐可食，从中可见东坡作为地方官员的拳拳爱民之心。

熙宁六年（1073年）　三十八岁的东坡独自夜宿常州城外。行人的悲歌和远远近近的灯火包围着独卧孤舟的诗人。病痛、思乡、衰老的感触纷纷袭来。

熙宁八年（1075年）　正月二十日，东坡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亡妻王弗，梦醒后他遥想往事，作了《江城子》这首千古悼亡词。王弗十六岁嫁给苏东坡，生子苏迈，治平二年（1065年）病逝于京师，距密州一梦正好相隔十年。

熙宁九年（1076年）　苏东坡与苏辙已经整整七年未见。这年的中秋之夜，苏东坡在密州超然台上赏月饮酒时，作《水调歌头》以思念弟弟。此词又非简单的怀人之作，政治的失意让东坡想要乘风归去，但他终究割舍不下他所眷恋的人间，他想同弟弟一共赏中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月夜看潮图》◉ 宋◉ 李嵩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月夜看潮图》是宋代画家李嵩的画作，描绘了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中秋夜观海潮的情形。画上有宋宁宗杨皇后题写东坡《八月十五看潮》诗句，并钤“坤卦”方印。画意取苏东坡诗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

李嵩，南宋宫廷画家。钱塘（今杭州）人。出身贫寒，少时曾以木工为业，后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在光宗、宁宗、理宗三朝任画院待诏。他以人物画著称，也精花鸟山水，尤为擅长界画。

图绘中秋夜钱塘江潮的情景，华美单檐歇山两层阁楼矗立右方，上层四周通透无壁，适合远眺赏景。保护山墙的木构件——博风板、悬鱼、惹草，皆以描金钩点绘制精细。临江楼阁有宽大月台及曲折回廊，庭院里点缀着叠石假山。人物皆以粉点成形，再用墨笔勾勒，充分展示出当时人们夜观海潮的壮观情形。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首）

苏轼

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
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是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元丰元年（1078年）　东坡时在徐州为官，好友王定国等人乘舟去百步洪游览，他因故未能同去。几个月后，东坡又与道潜等人重游百步洪，忆及上次的游览，不过几月，百步洪在他眼里已是陈迹，他连用数个精妙的比喻形容百步洪水势之快，然而与时光的流逝相比，水流的速度也就不值一提。

元丰二年（1079年）　东坡赴湖州时经过欧阳修在扬州修建的平山堂。此时离欧阳修过世已有八年，面对恩师修建的山堂和题写的墙壁，东坡心中感慨万分。古人叹世事沧桑变幻，万事转头皆空，苏东坡却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元丰二年（1079年）　这年年末，苏东坡在湖州被捕入狱，经历“乌台诗案”。认为自己大限将至的苏东坡，在无法遏制的悲痛中，给弟弟苏辙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绝命诗。

元丰三年（1080年）　苏东坡被贬黄州。黄州的定惠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定惠院杂花满山，山中有株海棠很出挑，常常被东坡写入诗词。

◉《秉烛夜游图》
◉ 宋◉ 马麟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秉烛夜游图》是宋代画家马麟的画作，描绘了夜色掩映的深堂廊庑，庭院中烛光明灭，映照着园中盛开的海棠。一士人踞太师椅当门而坐，品味月下美景。此图取材自苏东坡《海棠》诗。马麟，南宋画家。祖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县），后迁居浙江钱塘。宫廷画家马远之子，曾任职南宋宁、理宗两朝画院待诏，位至祗候。作画题材广泛，工山水、花鸟，也擅长人物。其作品多进呈君王供赏玩或颁赐用，画上常见有宋宁宗和皇后及宋理宗的题诗。

《海棠》

苏轼

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

元丰五年（1082年）　这是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一日他与众人同游，路遇大雨，同行皆觉狼狈，东坡却独独不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元丰七年（1084年）　苏东坡终于离开了黄州。他的好友王定国在“乌台诗案”中也被贬到了岭南，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在汴京与他相会。王定国有一歌姬名叫柔奴，本是京城人士，却跟随王定国远赴岭南。席间苏东坡问她岭南如何，柔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大为赞赏，故作此词。

元祐五年（1090年）　苏东坡因与朝廷中人政见不合，自请赴杭州。此诗吟咏初冬时节景色，正好和两人步入暮年的人生境况相吻合，诗中不见一丝冬天的萧瑟，反而洋溢着东坡特有的乐观与豁达。

绍圣元年（1094年）　苏东坡在定州知州的任上被一再南贬，即使被贬惠州，他仍然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丝毫没有因被贬南荒而影响自己的心情。这首诗作于绍圣三年（1096年），据说此诗传到汴京，政敌们不满苏东坡在惠州如此悠游自在地生活，便又将他贬往更荒凉的海南去了。

元符三年（1100年）　苏东坡得以从海南北归。在渡海的这一夜，他看到夜晚天空放晴，云散月明，天海澄清，不禁感慨在海南的境遇，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　五月，苏东坡在北归途中抵达真州，其间他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作的画像。他曾在金山寺写下名作，抚今追昔，只余感慨。

东坡晚年回首一生，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两句自嘲，两个月后的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于常州病逝。

◉《橙黄橘绿图》◉ 宋◉ 赵令穰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橙黄橘绿图》是宋代画家赵令穰创作的扇面画，作品描绘的是江南橘树成熟的景象。取东坡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诗意作画。

赵令穰，字大年，宋宗室，雅有美才高行，读书能文。画汀诸水鸟，有出尘越俗之韵致，雪景类世所收王维笔。又学东坡作小山丛竹，思致殊佳，但觉笔意柔嫩。少时好声色裘马，虽有美才，然不专习，黄山谷尝跋其画，谓其更屏声色裘马，使胸中有数百卷书，便当可不愧文与可。后既得名，则无少暇，乃掷笔叹曰：“艺之役人如此。”

这幅画除橙橘主干略用墨勾勒，树叶、圆石、丛苇野菊等皆用色直接点画，其中橙黄、橘绿之色仅半存。

《赠刘景文》

苏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橙黄橘绿时。

10　东坡书法：《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
Su Shi's Calligraphy

文　由兴波　编　刘小荻　text：You Xing Bo　edit：Liu Xiaodi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东坡

苏东坡传世书法并不多见。徽宗崇宁年间，蔡京拜相，他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一派，因此对于反对新党的“元祐党人”深恶痛绝，为了打击政敌，蔡京将司马光以下共309人的“罪行”刻碑立于端礼门，昭告天下。苏东坡的名字也在其中，蔡京曾下令焚毁苏东坡的墨迹，不过到了政和年间，禁令突然又有变，内府索求苏东坡墨迹甚急，因此又挽救了一批。流传至今的苏东坡墨宝包括《黄州寒食帖》《天际乌云帖》，以及我们将要讲述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寒食帖》◉ 宋◉ 苏轼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TIPS

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被认为以诗讽刺时政（即乌台诗案），八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抵任所，筑室于“东坡”，东坡之号即始于此。是以《黄州寒食诗》作于1082年。董其昌尝谓：“东坡作书，于卷后馀数尺，曰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其高自标许如此。”黄庭坚（1045—1105年）于1100年阴历九月前为此卷作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是以本卷实为苏黄双璧。诗是东坡明显带有悲愤感情的文词，字里行间也就随着文词不同的情绪波动，节奏有所变化。从点划成字，字连成行，行连成篇，展示着不同的情绪。第一行起笔，犹是字字大小均等，间隔有秩序，情绪平稳。至第三行开始字形转大。第二首起，显然情趣激发，心情一放，字体转大，且字之结体，或欹或侧。但下方二字困于纸尾，“不已、水云”乃又收敛。“破灶”起又大奔放，“涂穷”为尾声，后再收敛。此卷有颜的沉雄、杨的颠逸、李的丰润。点划结体，肥而不剩肉，丰肌而神气清秀，一派潇洒烂漫，后世推为真百代名品。（文字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王耀庭）

苏东坡提出“尚意”的书法审美观，并将之应用于诗歌、书法创作中，这是对唐诗、唐书的反叛与创新，为宋代诗歌与书法开辟了新路。他注重创作过程中心灵的感悟，着重突出主体意识，追求文艺创作的“自然”表现，使线条与语言具有流动性，形成内外合一的创作情态。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二赋”）是苏东坡晚年所作，并亲手书之，文学和艺术价值极高。“二赋”所体现的书法美学符合苏东坡的书法艺术观。苏东坡在“二赋”《后记》中云：“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以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

“二赋”内容为游戏之作，书写则为信手而为，闲情逸致，跃然纸上。王世贞在“二赋”后题跋云：“此不惟以古雅胜，虽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

当世以《黄州寒食帖》为东坡书法之最佳，“二赋”与之比较，在篇章布局上，不似《黄州寒食帖》那样自由随意，相对来说显得整饬许多，字距、行距工整，字体大小相对统一；但在运笔、用墨、结体等方面，则带着显著的“苏东坡”特色。“二赋”在结体上仍然是“左秀右枯”，体现了苏东坡单钩、不悬腕的执笔特点，同《黄州寒食帖》是相同的。“二赋”用墨特丰，甚至不怕被讥为“墨猪”，因此王世贞才有如上评论。

因为苏东坡创作“二赋”时心境较为平和，不似创作《黄州寒食帖》时身处贬所、困顿苦厄，所以情绪起伏不大，字体大小无明显的跳跃，内容亦为记述佳酿，轻松自然之情跃然纸上，读之毫无滞涩感。

“二赋”不论在文学创作目的，还是在书法书写技巧等方面，均达到有机统一，可以与《黄州寒食帖》相媲美，充分体现了苏东坡文艺思想的主要特征。

苏东坡的文艺思想

提及苏东坡的书法，赞颂者众多，将其奉为“宋代书法四大家”之首，认为其开拓了中国书法新的审美阶段；批评者亦大有人在，朱熹就曾气愤地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在书法技法方面，东坡似乎不足以楷模后世，难及大小王、欧、柳诸人，但是在书法审美方面，苏东坡在晋“韵”、唐“法”之后找到了一条新的审美道路：尚“意”。这是使书法审美从注重外在技巧向注重内在精神的转移。

书法作品有了内在的生命支撑，则显得更加立体、丰富，更具有了灵气。苏东坡曾经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这里提出“神”“气”的概念，就是指书法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而书法的精神则是书家精神的外化体现。“骨、肉、血”则指书法的点画、线条，是外在的结构支撑。五者比较而言，“神”和“气”是主导，是引领，居于重要地位。

苏东坡的这种书学观点，突破了汉晋唐以来对书法审美的固有范畴，使中国书法的审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东坡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曾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东坡此处自谦不懂书，其实真正理解了书法的内涵，即需借线条点画表达书家的内在精神意蕴，也就是此处提出的“意”，融注到书法作品中，即上文所提的“神”“气”。

东坡认为，在唐代书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后，能够寻求突破的所在。在唐书法度森严之外，求得“意”的展现，这是书法创新的路径。对于点画不好，苏东坡认为只是外在的小问题，不影响整体的书法审美。他甚至举了生动的例子说，就像一位美女皱起了眉头、一块美玉形状略显椭长，不会影响实质的内在美。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
◉ 宋◉ 苏轼◉ 吉林省博物馆藏

TIPS

《洞庭春色赋》约作于公元1091年冬，苏东坡写自己得到赵令畤所赠的安定郡王酿造的黄柑酒，并因酒的名字“洞庭春色”而作赋；《中山松醪赋》约作于公元1093年，写以松节酿酒之事。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被贬岭南，在途中遇到大雨，滞留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在等待启程之际，苏东坡想起以前所写的两篇赋，俱为写酒之作，因此将两篇赋合为一贴。

“二赋”均为苏东坡亲撰并书之，与《后记》合为一卷，行书，用白麻纸并七接，《洞庭春色赋》32行，287字；《中山松醪赋》35行，312字；又有自题10行，85字，前后总计684字，为东坡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

“二赋”前隔水、引首有残损。拖尾有元人张孔孙。明人黄蒙、李东阳、王辞登、王世懋、王世贞、张孝思题跋，以及乾隆皇帝的题跋和题诗，钤诸家鉴藏印记数十方。《平生壮观》《书画记》《墨缘舡观》《石渠宝笈续编》《壮陶阁书而录》等书著录，并刊刻于《秋碧堂帖》《敬一堂帖》《三希堂帖》《壮陶阁帖》等丛帖中，有影印本传世。

苏东坡除了在书法审美上另辟蹊径外，在用墨、执笔姿势、行笔速度等方面亦与众不同。自汉代以来，书法审美多喜瘦字不喜肥字，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亦曾云“书贵瘦硬方通神”，被后世奉为至理。

但是东坡喜欢用吸墨较多的鸡毛笔，用浓墨，握笔近下，用单钩、以腕着纸，诸多另类的习惯造成了其书法的别样风情，喜欢者认为线条摇曳，笔法多变，充满动感；厌恶者则认为缺乏基本技法，将其讥为“墨猪”。

而苏东坡并不在意时评，甚至是有意为之。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辩解道：“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以历史上一瘦一肥两位美人作喻，认为喜欢赵飞燕的“瘦”，但也不能否认杨玉环的“肥”；反之亦然。书法亦是如此，不可以外在的点画简单下结论，比喻可谓非常恰当，又诙谐幽默。

在充分理解东坡的文艺思想基础上，再审视其《黄州寒食帖》《二赋》等代表性书法作品，就可不拘泥于一点一画之失，不纠结于篇章布局等外在形貌，而真正理解东坡书法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理解其书法审美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开创之功。

11　东坡尺牍：怀仰世契，感怅不已
Su Shi's Correspondence

文+编　刘小荻　text & edit：Liu Xiaodi

“尺牍”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典籍，指的是书信。《汉书》载：“汉遣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尺一牍”是汉代的诏书，因书写在一尺一寸的书版上而得名，后来被简称为“尺牍”。它的内容既可以是亲友间互相问候报讯，也可以是简单的公文书。

在唐代，尺牍的形式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结构也有严格的规定。形式最完备的繁式尺牍结构包括九个部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和署押。具礼是对收信人的尊敬用语，如“顿首”“惶恐”“再拜”“端肃”“稽首”“和南”等；称谓由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亲疏长幼关系而定；题称是对收信人的尊称，如“阁下”“台座”“足下”等；本事，即书信的正文内容；祝颂是对收信人的祝福语，如“善保珍重”“千万珍重”“切冀保重”“千万以时自厚”等；日期通常只纪月日；署押是在信末的画押，后面多加附行礼，如“顿首再拜”“惶恐再拜”“手启”等。

宋代尺牍的内容更加生活化和口语化。苏轼的尺牍中有很多亲友往来的日常私家书信，因此形式多是简式，起首语“轼启”为具礼，接下来通常会直叙“本事”，也就是正文部分，署押会写上“轼顿首再拜”“轼再拜”等附行礼，顿首也就是点头致意的意思，文末署名，表收信人称谓，再签上日期，具礼结束。

◉《北游帖》◉ 书于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时年41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游帖》是苏轼写给在杭州结交的僧人可久的回信。信中所说的“北游五年”，指的是从熙宁七年苏轼离开杭州算起，北上密州上任，熙宁十年又赴徐州上任，再到元丰二年上任湖州，正好五年。密州、徐州、湖州，都在杭州以北，所以叫“北游”。《北游帖》书于元丰元年（1078年），而在一年后的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上表弹劾苏轼以诗“讥切时事”，神宗下令拘捕，苏轼被捕于湖州，投入御史台大狱，遭遇“乌台诗案”之难。

◉《一夜帖》◉ 书于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时年45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致季常尺牍》又名《一夜帖》，是苏轼谪居黄州时写给朋友陈季常的信札。在这封信札中，苏轼托陈季常向王君转达：王君索取的黄居寀的画已暂借给曹光州，一旦曹光州还了画，他便马上把画还给王君。
在苏轼传世的很多尺牍中，都出现过“季常”这个名字。“季常”是陈慥的字，他是苏轼老上级陈希亮的儿子。陈季常好谈佛法，喜欢参读禅学。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与他结为好友，二人关系亲厚，在黄州时书信往来频繁，在与他人的信中苏轼也常常提到陈慥。季常惧内，妻子柳氏十分凶悍，东坡赋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戏称：“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就是“河东狮吼”和“季常之癖”的典故。陈季常晚年隐居在黄州和光州之间，徒步往来山中，不与世相闻。

◉《人来得书帖》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人来得书帖》是季常的哥哥伯诚死后，苏轼写给季常的一封慰问信。信中言辞动人：“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东坡气象，至情至性。帖后有董其昌跋：“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新岁展庆帖》◉ 书于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时年46岁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新岁展庆帖》是苏轼写给陈慥的书信，苏轼约陈慥和李常（字公择）在上元节相会。“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这一年是他在黄州的第二年，写这封信时，苏轼在黄州东门外买了块地，在这里自耕自种，又造了新屋，因此约朋友前来相聚。这块地被他命名为“东坡”，苏轼从此也就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也就自号“东坡居士”。

◉《春中帖》◉ 书于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年间），苏轼时年49岁至50岁
◎ 此帖是苏轼写给范纯粹（德孺）的信札。范纯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第四个儿子，帖中的“二哥”指的是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宋神宗想重新起用苏轼，任命他为汝州团练副使，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重新重用司马光和苏轼等人。

◉《归安丘园帖》◉ 书于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时年51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归安丘园帖》是苏轼写给章惇（子厚）的书信。苏东坡重回大宋政治权力中心，而王安石一派的新党却时运刚好相反。此信札是为安慰章惇被贬汝州所作，信中说自己早有“归安丘园”的归隐之意，宽慰章惇不要太介怀被贬一事。但苏轼很了解章惇的性格，知道他不甘心脱身于党争，所以帖中也说：“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乎尔？”果不其然，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后，重新任用新党人物，章惇复起，官至宰辅，那时得权的章惇将苏轼贬黜到了惠州。

◉《归院帖》◉ 书于元祐元年（1086年）至四年（1089年）间，苏轼时年51岁至54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归院帖》是苏轼做翰林学士时所书。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极为器重苏轼，这也是苏轼在政治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在这些近千年前苏轼写给友人的信札中，有怀念故人的恳切，有悼唁亡人的苦痛，也有不为外在境遇所缚的达观。

在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中，提到了欣赏书法的方法：

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法家走，从第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

◉《东武帖》◉ 书于1089年（元祐四年），苏轼时年54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东武帖》是苏轼写给东武（密州）知府王巩的信。这一年的三月，东坡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四月出京，五月至南都，六月渡江入浙西境，七月到杭州任。信中曰：“虽隔数政，犹望掩恶耳。”是提起熙宁末年东坡曾知密州事的谦词。王巩是在二十多位因为苏轼“乌台诗案”而被牵连的案犯中，被责罚得最重的一人，当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被贬到宾州监督盐酒税，苏轼对此很内疚，曾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真州”即仪真，元丰八年（1093年），东坡曾在此谋划买田卜居，信中称“真州房缗”，似指此事。

◉《渡海帖》◉ 书于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时年65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渡海帖》又名《致梦得秘校尺牍》，写《渡海帖》的这一年是苏轼去世前的一年，六月，苏轼被诏徙廉州（今广西合浦），路过澄迈（今海南澄迈）时没有遇到赵梦得，赵梦得在苏轼贬谪海南的几年中对苏轼非常关照，还曾为苏轼奔走中州帮他探望家属。苏轼这次离开海南，和他道别，却没能见上一面，于是只能留了这封信给他。

◉《次辩才韵诗帖》◉ 书于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时年55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次辩才韵诗帖》是苏轼次辩才的诗韵而作，苏轼时任杭州知州。辩才是杭州龙井寿圣原位高僧，苏轼的诗友之一。苏轼二度来到杭州，在公务余暇，常常去拜访他。苏轼一生极其崇拜陶渊明，他多次书写《归去来辞》，还写有和陶诗四十七首。自晋代以后，以苏轼、郝经为代表的诗人十分推崇陶渊明，用步韵、次韵、从韵等形式创作了大量作品，和陶渊明诗歌之韵，而真正意义上的“和陶诗”，就是自苏轼始。帖中“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工优”说的就是陶渊明和庐山僧人慧远的交情，苏轼自言无法和陶渊明相提并论，但是夸赞辩才却堪比慧远大师。

◉《江上帖》◉ 书于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廿八（1101年），苏轼时年66岁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二十八日，在苏轼离世前三个月，他写下了这封《江上帖》，又名《邂逅帖》，是苏轼书法作品的绝笔。苏轼由儋州北归，将至金陵（今南京），写给世交杜孟坚的信，信中所述的是时隔八年后老友重逢的感慨。

林语堂先生提供的书法品赏方法，很适用于对苏轼尺牍的欣赏。读苏轼的尺牍，可以先读内容，而不是光看书法的技法。信札无意于书，所以往往更自然，也更能体察人的性情。

了解每封书信的创作背景，回到苏轼亲笔写下这封信时的情境，再在头脑里随着每个字的笔画走，从字与字、行与行的行笔走势间，品察他的性情和情感。随着苏轼年纪的增长和人生际遇的变化，从他不同时期字帖的笔法、结构和章法的变化中，可以揣度到他的内心波澜，由此领悟他的一生。与其让后人来描摹评定苏轼，还是由他亲自来勾勒他的所思所感和经历过的人生吧。

12　东坡绘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Su Shi's Painting：Both Poems and Paintings are Originally the Same

文　常上永　编　刘小荻　text：Chang Shangyong　edit：Liu Xiaodi

在传统的美术史叙述中，宋代历来被视为文人画兴起的时代，文人画重意境，提倡画家的才情、学问和思想缺一不可，强调诗、书、画相得益彰的妙趣，和当时的院体画风格截然不同。苏东坡是文人画的大力倡导者，他提倡的“墨戏”和“士人画”，被认为是文人画的滥觞。

苏东坡有很多对书画的论述，被誉为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他的绘画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宋以后的绘画创作，还牵涉到文学思想等多个方面的重要话题，可以视为宋代文艺理论一次集大成的表述。

诗画一律说

诗与画共同构成了宋代文人的生活情趣与审美取向，诗画关系已是中西文艺理论中极为传统的话题，而苏东坡等人的贡献则是对于诗与画在精神上融合与共通的解读。

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对这一话题有极为详尽的梳理：“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它们的性能和领域的异同，是美学上重要理论问题。”

苏东坡并不把诗与画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艺术形式，而是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在艺术创作上的共通之处。在他的文艺批评论述中，诗、书、画的审美境界往往相通，同属主体心灵与审美创造，而艺术家的理想高度则是融会这几种创作形式。

在苏东坡眼中，杰出的艺术家并不会被艺术形式所局限，诗与画都是创作者心灵的自然流露，诗的高妙和画的旷远同样出于创作者的人格和胸襟。他曾这样评价杜甫和韩干：“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1]他品王维的诗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2]杜甫、韩干做到了在各自的诗和画中展现形式之外的美学境界，诗与画的界限也由此被打破。

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

在绘画创作上，苏东坡提出了主神重形说。形神之辨同样是古人争论颇多的话题，而苏东坡则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鲜明而充分的论述。

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他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由于苏东坡的重要地位，后代的批评家就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这一判断也因此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审美思潮。

近人伍蠡甫在《中国绘画的意境》中说：“自宋以还，中国绘画便一贯地尚意，剥削了不少形式，亦即处处以形就意，不再像唐代那样从形求意了。宋和宋以来的画论大都可以说是东坡那一首诗的复制。”以一首诗而影响宋以后的艺术批评观念，不难窥见其高妙。

单从字面来看，苏东坡的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视为对“形似”的忽视，而单纯重视“神似”。苏门后学晁补之首先试图对这一观点提出修正，指出绘画中的“形似”不可否定，他说：“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3]

明代文人杨慎甚至直接批评苏东坡“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李贽也附和说：“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4]

◉《牧马图》◉ 唐◉ 韩干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绢本。浅设色画，黑白双马，胡人骑一而控二。幅上宋徽宗题“韩干真迹　丁亥御笔”八字。人物与马俱极生动，徽宗瘦金体书题字亦挺劲，并盖有南唐御府藏印。

◉《照夜白》◉ 唐◉ 韩干◉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 画中的照夜白是韩干于唐天宝年间所画的唐玄宗最喜欢的一匹名马。被栓在马柱上的照夜白仰首嘶鸣，奋蹄欲奔，神情昂然，充满生命的动感。马的体态肥壮矫健，唐韵十足。图后上有南唐后主李煜所题“韩干照夜白”五字，又有唐代著名美术史家张彦远所题“彦远”二字。卷前有何子洇、吴说题首。卷后有元代危素及沈德潜等十一人题跋。

TIPS

宋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苏东坡经济南到了汴京开封。三月初三日，他的朋友王诜送唐韩干画马十二匹，共六轴，求苏东坡为跋，他于是作了《书韩干牧马图》这首七言古诗。苏东坡描绘了牧马图所绘，并且赞美了韩干的高超画技，并借马陈述胸中抱负。

《书韩干牧马图》

南山之下，汧渭之间，
想见开元天宝年。
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万匹如云烟。
骓駓骃骆骊骝騵，白鱼赤兔骍騜鶾。
龙颅凤颈狞且妍，奇姿逸态隐驽顽。
碧眼胡儿手足鲜，岁时翦刷供帝闲。
柘袍临池侍三千，红妆照日光流渊。
楼下玉螭吐清寒，往来蹙踏生飞湍。
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
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
金羁玉勒绣罗鞍，鞭箠刻烙伤天全，
不如此图近自然。
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
王良挟策飞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辕？

历代批评家大多把苏东坡视为否定形似论的代表，并试图加以纠正；而重神论却深刻地影响了宋以后的文人画创作。艺术史家余绍宋先生评论道：“苏东坡诗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句，倪云林有‘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之论。而不求形似一语，遂为画家唯一之原则，亦即为国画精神之所寄。”[5]

但事实上，苏东坡在有关论述中并未忽视绘画中“形似”的重要性，而提出绘画形象要以合乎自然造化为标准，即“随物赋形”，才能准确把握绘画的形象。

在苏东坡的绘画观念中，绘画的理想境界在于“传神”，而“传神”则需要通过“以形写神”来完成。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他说：“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指明用“一点红”的形态，展现出“无边春”之神韵的妙处。为此他撰写了《传神论》一文，说明传神的关键在于寻到最能表现绘画对象特点的“形”。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在绘画的理想境界上，苏东坡提出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创作标准，崇尚“得之于象外”的审美意境。

“法度”指具体的文艺创作规则，苏东坡认为艺术创作并不能脱离规则而存在，不过需要以“法度”为基础而不为其所限制，立意求新，展现合乎法度的“无法之法”。苏东坡有言：“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

◉《长江积雪图》◉ 唐◉ 王维

◉《八十七神仙卷》◉ 唐◉ 吴道子◉ 徐悲鸿纪念馆藏

TIPS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作凤翔府签判时，凤翔的普门与开元二寺的壁间，有王维和吴道子两人的佛教画，诗人于游观二寺时见到王、吴二人的画，便作诗品评了二人的绘画。

《王维吴道子画》

苏轼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在绘画领域，苏东坡把唐代画家吴道子视为这一境界的代表，苏东坡品吴道子画人物，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6]

和吴道子相较，苏东坡更推崇王维。他对二人的绘画有这样的比较：“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7]唐代诗人王维通常被视为文人画的渊源，苏东坡认为王维画的成就要超过吴道子，因为王维的画有最多的“象外之趣”。吴道子的绘画虽然雄放逼真，但还在所谓的人工境界；而王维却能捕捉并再现具体形象外的无穷生趣，造成含蓄深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味，这才是苏东坡毕生所推崇的“天工”的自然境界。

竹石风流各一时：苏东坡的绘画实践

苏东坡在生前不只有文名，他的绘画也颇具影响。苏辙在《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中说：“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苏东坡精于绘画，尤其喜画墨竹、枯木、怪石，曾为张方平画肖像，还画过螃蟹和草虫，被称为“琐屑毛介，曲畏芒缕，无不备具”。他尤以画竹与文与可齐名，时人归为“湖州画派”。

◉《枯木怪石图》◉ 宋◉ 苏轼
◉ 日本私人藏

◉《潇湘竹石图》◉ 宋◉ 苏轼
◉ 中国美术馆藏

苏东坡所流传的众多作画的记载，大多与酒醉相关。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苏东坡也自我打趣：“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墨竹图》◉ 宋◉ 文同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是苏东坡的从表兄，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苏东坡向文同学习画墨竹，自称是“湖州派”，湖州画派也名湖州竹派。米芾论文同和苏东坡画竹：“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

◉《墨竹谱》◉ 元◉ 吴镇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墨竹谱》是元代画家吴镇赠予其子佛奴的画作，全册二十二帧，前两帧书有苏东坡《题文同画竹记》，后二十幅画各种姿态的墨竹，每幅皆以草书题写画墨竹的要诀与心得，是一件书画合壁的佳作。
苏东坡爱画竹，他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苏东坡现有两幅较确凿地被证实是他真迹的画作传世，一幅是《枯木怪石图》，另一幅是《潇湘竹石图》。

从当时文人的题诗和有关记载中苏东坡的画风来看，这两幅画作风格基本与文献记载吻合。苏东坡曾自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8]，可见其生平最得意之作即为竹石，到了南宋，时人还说：“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售。”[9]

《枯木怪石图》往往被认为是苏东坡内在胸襟人格的外化，米芾在《画史》中评东坡的画：“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画中的枯木弯曲盘扭而上，宛如挣扎的躯体；而怪石则以旋转的笔锋皴成，给观者以运动的郁结之感。苏东坡自言“木瘠而寿，石丑而文”[10]。

画中之木虽枯而雄健，被评论者认为反映了画家胸中的磊落不平之气。

《潇湘竹石图》以长卷形式展现江水之滨的竹石之景，图中所画其实未必是潇湘间景色，当称《竹石图》为宜，但《潇湘竹石图》之名流传更广。图中有元人杨元祥题跋，记录他最早在“湘中故家”见到此画，由他引荐售予杜德甫的过程。

此卷竹叶画法与《枯木怪石图》近似，但卷上署名“轼为莘老作”，据徐邦达先生鉴定依然可疑，“其中最为下劣绝非苏笔的，则为款书一行，无论结字用笔，全异东坡面目。又所见坡书真迹，其名款行楷书‘軾’字，凡偏旁‘車’字第一横划，必短于‘曰’字及下一横划，屡试不爽。此款此字则大反其习性，是亦为可疑之点。但墨色却与画一致，决非后添。”

徐先生从画法、款书各方面定其非苏东坡真迹，而是南宋间仿东坡画作的“伪好物”。邓拓在为此图作的题跋中说：“展开全图，隽逸之气扑人。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

苏东坡的画竹之法据说得之于表兄文与可。他曾以文与可的绘画创作为例，提出了“心手相应说”、“常形常理说”等著名论断。成竹在胸是他对文与可的高度评价，即创作主体对绘画对象的高度认知与掌握。

苏东坡评文与可的画：“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11]在“常形”之外而能够准确把握事物的“常理”，这也是苏东坡本人的绘画理想，因而也成为文人画的重要表征。

苏东坡的竹石图同样是常形与常理的融汇与传神写照，他以木石之构另辟新境，如朱熹所言，“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12]。竹石图也因此成为后世文人所钟情的题材和经典范式。

◉《仿东坡风竹图》
◉ 元◉ 吴镇
◉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 吴镇（1280—1354年）元代杰出画家。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梅道人、梅沙弥、梅花和尚等。嘉兴魏塘桥（今属浙江）人。与黄公望、王蒙、倪瓒齐名，并称“元四家”。工词翰，山水宗巨然。精写竹，师李衎，晚年则专写墨竹。墨竹效文同，为文同后又一大家，俱臻妙品。

[1]苏轼《韩干马》。

[2]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3]晁补之《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

[4]李贽《焚书》。

[5]余绍宋《中国画之气韵问题》。

[6]苏轼《书吴道子画后》。

[7]苏轼《王维吴道子画》。

[8]苏轼《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

[9]梁谿漫《梁谿漫志》。

[10]苏轼《文与可画赞》。

[11]苏轼《净因院画记》。

[12]朱熹《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

13　苏东坡论古
Su Shi's View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文　李金　绘　大雷　编　刘小荻　text：Li Jin　illustration：Da Lei　edit：Liu Xiaodi

苏轼不仅是一位诗词大家，在历史方面他也颇有建树。虽然没有像同时代的司马光那样编写出《资治通鉴》这样的旷世巨作，但苏轼撰写了很多策论[1]，从先秦一直评论到唐代。苏轼的史观主要体现在他写的很多策论中，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就是以一篇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折服了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后来他在北宋为官，留有不少针砭时弊、进言献策的策论。在苏轼传世的近百篇策论中，有他对朝代兴衰和历史人物的评点，其中不少是高妙的真知灼见。

“仁政”的倡导者

在苏轼编写的《东坡志林》中，收录了很多自己写的文章。书中第五卷中有十三篇《论古》，每篇都见解独到。尽管苏轼对不同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其中贯穿始终的思想核心，就是“仁”。

《东坡志林》第五卷开篇，苏轼就抛出一个大胆的论点：“武王非圣人。”周武王伐纣，一般认为是替天行道，乃是义举，这也是周朝开端。但苏轼并不赞同武王伐纣，他认为，尽管纣王暴虐无道，但周武王动用武力讨伐皇帝，就会背上背叛谋逆的罪名，而发动战争又不可避免地使得百姓遭受战乱之苦，所以从维护王朝统治秩序的角度来看，武王伐纣并不可取，因此他不是圣人。

《武王非圣人》（节选）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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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

◎ 周武王（？—前1043年），姬姓，名发，谥武，西周第一代天子，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称其为珷。是西伯昌与太姒的嫡次子，其正妻为邑姜，西周的创建者。传统上，周武王，周文王，尧舜禹和商汤一向为后世儒家人物所尊崇的古代先秦明君。

那么，在苏轼的政治理念中，圣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三首》一文中，苏轼写道：“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至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可见，苏轼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同时“至诚”和“至仁”。他曾描述过这样的理想政治图景：“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可以说，以“仁”来评判历史，是苏轼一贯遵循的理念。

以“仁”为核心，苏轼在史学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严刑重典。他在《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一文中，对主张严峻刑法的梁统表现出明确的反对。只反对还不够，他还说梁统后来因此遭到了报应，两个儿子死于非命，其孙梁冀遭遇灭族之祸。与此相对，苏轼却很赞许汉相王嘉：“嘉，贤相也，轻刑，又其盛德之事。”王嘉治理国家轻用刑罚，因此得到了苏轼的高度肯定。

苏轼反对严刑重典，也体现在他对商鞅变法的评论中。在《赵高李斯》一篇中，他写道：“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2]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在《七德八戒》一文中，苏轼以齐桓公、管仲、楚成王、汉高祖、晋武帝、苻坚、唐明皇等人为例，说这些人虽然手握权力，却并不滥杀那些可能谋逆或者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苏轼评论说：“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反之，苏轼批评汉景帝、曹操、晋文帝、晋景帝、宋明帝、北齐后主、唐太宗、武则天等帝王滥杀无辜。他称这种举措属于“皆未病而服药者也”，“可以为万世戒”。

◉《东坡志林》◉ 宋◉ 苏轼
◉ 民国涵芬楼铅印本
◎《东坡志林》所载为苏轼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皆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其中卷五有“论古”13篇，囊括有苏轼的史学观和对历史人物的评点。

痛恨“小人”的君子

苏轼主张实施“仁政”，是对民众和百姓的宽仁，而不是对奸邪小人的姑息。比如，他坚定地支持孔子诛杀少正卯。在《孔子诛少正卯》一文中，苏轼说，对少正卯这种小人，就是要毫不留情快速解决，以免夜长梦多。

苏轼评论春秋时的鲁隐公，写有《隐公不幸》一文。鲁惠公死后，鲁隐公掌权，他遵从鲁惠公遗志，后来还政于鲁桓公，可谓仁；但鲁隐公对乱政的公子翚没有及时诛杀，而是姑息隐忍，最终导致杀身之祸，是非常不明智的。苏轼总结说：“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非是。”苏轼认为，君子在行“仁义”的时候，要区别对待各种情况，要运用智慧趋利避害。这与孔子所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意思一致。

苏轼意识到君子和小人对国家兴衰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所以，统治者一定要善于区分君子与小人，不能被小人所蛊惑，而使君子遭祸，最终连累国家受到损害。在《张仪欺楚商于地》一文中，苏轼有“则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张仪之事楚”之叹。他指出，小人欺骗国君，不仅有像张仪这种以土地做虚假承诺，还有他们所提出的政策举措利害难辨，如果国君没有辨别力，错误地实施了这些举措，很可能会祸国殃民。

“仁”与“智”并重的主张

苏轼指出历史上国家的兴亡，很多都是智力博弈的结果。因此他特别看重掌权者的“智术”，认为治理国家需要“仁”与“智”并用。在《裴頠对武帝》一文中，苏轼称晋惠帝、晋怀帝、晋愍帝三人“牛系马后，岂及亡乎”，意思是这三人不够聪明，不懂智术，他们当了皇帝，招致灭国之灾一点都不奇怪。苏轼认为真正的大智慧，是与道德结合在一起，即所谓的智圣合一，他评价孔子就是一个道德与智慧并存的人。

在《秦拙取楚》一文中，苏轼以短短700多字概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形势，他分析了秦国在统一六国过程中，采用了“远交近攻”等策略，见解颇为犀利，显示了苏轼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深刻见识。

《秦拙取楚》（节选）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韩；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赵、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齐，初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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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为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其不败于楚者，幸也。乌乎，秦之巧，亦创智伯而已。魏、韩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韩、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

《秦废封建》（节选）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羣臣皆以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疎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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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千余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而学士大夫多非之。

◎ 秦始皇帝（前259年—前210年），嬴姓，名政，时称秦王政，生于赵国邯郸，秦庄襄王之子。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引述《世本》称其为赵政。后世俗称嬴政，亦被某些文学作品称为“祖龙”。自称“始皇帝”，是中国战国末期秦国君主。他十三岁即位，先后铲除嫪毐与吕不韦，并重用李斯、尉缭，三十九岁时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五十岁出巡时驾崩，在位三十七年。

苏轼对历史的评论，与宋朝后来的历史发展大势，有很大程度的暗合。苏轼去世后，大宋王朝迫于战争压力，很快南迁，北宋历史就此终结；而南宋王朝一直采取守势，偏安江南，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而在苏轼所著《周东迁失计》一篇中，对迁都这种“逃跑主义”路线早有结论。他认为，周之所以亡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无法抵抗侵略而迁都，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能往，寇亦能往”，他举了历史上很多朝代因迁都而亡的例子，证明迁都实为一种示弱，“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周东迁失计》（节选）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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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頿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 周平王（前780年—前720年），姓姬，名宜臼。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苏轼还提出一个假设：“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果能如此，“而秦何自霸哉？”在苏轼看来，周如果不迁都，而是励精图治，就没有秦国后来称霸的事了。可惜宋朝后来的统治者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也许正如苏轼所说：“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

宽以待民，反对变法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然而苏轼对其中的一些内容颇有异议。他写有《司马迁二大罪》，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犯了两个错，堪称罪过，第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第二是“论商鞅、桑弘羊之功”。

《司马迁二大罪》（节选）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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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阇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 商鞅（前390年—前338年），中国战国时代政治家、统帅，法家法派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3］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论范增》（节选）

汉用陈平计，间疎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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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蚤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也。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

◎ 范增（前278年—前204年），战国后期至秦末居巢人，西楚霸王项羽首席谋臣幕僚。项梁反秦起义时，范增曾劝项梁立楚怀王后裔为王，一直在项羽身边任参谋，被其尊称“亚父”，极受尊祟。但最终因陈平之离间计而失去项羽的信任，离开楚军。

《论子胥种蠡》（节选）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句践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于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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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乌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故曰“蠡亦乌喙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其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

◎ 范蠡（前536年—前448年），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或陶朱公，早年居楚时，尚未出仕，人称范伯。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学富五车。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范蠡以经商致富，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为财神。

苏轼认为司马迁轻视儒家学说，这让身为儒士的他很不满。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列为世家，是非常重视的。尽管如此，苏轼在其策论中，多次批评司马迁，说他“退处士，进奸雄”，重黄老之说而轻儒家之学。司马迁如果能与其辩论，想来会相当有趣。

司马迁赞赏商鞅、桑弘羊的变法，而在苏轼看来，这也是司马迁之“罪”。他批评司马迁不辨是非，商鞅、桑弘羊这样的人物只是“奸雄”，不是英雄。苏轼把秦国强大归功于秦孝公，而把商鞅变法的功劳一笔抹杀。“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他引用同时代人司马光的言论，认为变法只不过是“设法侵夺民力，其害甚于加赋也”。而对于商鞅、桑弘羊二人，苏轼痛斥道：“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忘躯者，相踵也……”

《论鲁三桓》（节选）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公。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以成叛，公围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为政也，亦危而难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封建诸侯。”曹操疑其论建渐广，遂杀融。融特言之耳，安能为哉？操以为天子有千里之畿，将不利己，故杀之不旋踵。季氏亲逐昭公，公死于外，从公者皆不敢入，虽子家羁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虽地势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盖不减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时堕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三桓畏之欤？则季桓子之受女乐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盖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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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无急于此者矣。彼晏婴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婴能知之而不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祸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

◎ 孔丘（约前551年—约前479年），子姓后裔，孔氏，名丘，字仲尼，后代敬称孔子或孔夫子。生于鲁国陬邑，祖先为宋国人，东周春秋末期鲁国的教育家与哲学家，曾在鲁国担任官府要职。为易学、儒学和儒家的创始人。

苏轼对司马迁的批评，后世的学者一般认为，其实另有所指，他实际上意在批评当朝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让宋朝国库充盈，却也带来了“国进民退”的后果。苏轼对民间财富持积极保护的态度，即便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认识也有可取之处。

叶嘉莹先生曾评苏轼身上有两点可贵，一是旷观，一是史观。

你们要知道像古人苏轼之类的，他的胸襟之所以这样开阔博大，这样旷达；你们要学习的话，我以为可从两处入手，一个是旷观，一个是史观。旷观就是你一切要看开，不要常常在人我利害之间打转。史观就是不要把一切的忧愁苦难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你要从古往今来历史上的整体来看，所有的兴亡成败、悲欢离合不是你一个人才有的。你一点小事也斤斤计较，那么就算肝胆之间这么密切的关系也会有风波和斗争发生。

读史有益，对世事更迭可以看得更明白，对个人得失可以看得更通达。怎么读史？苏轼给他的侄女婿王庠写了封《又答王痒书》，谈论了自己读史书的心得，信中说：“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扎实的史学基础，算是家学，欧阳修为苏轼父亲苏洵作的墓志，称他“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苏辙晚年回忆：“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只要。”[3]可见兄弟二人都是得老父苏辙史学的衣钵，随着苏轼的阅历增长，他的史学观，对历史人物格局的审视也有变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苏轼自言：“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4]不过在苏轼的晚年，他撰写了《志林》，还是论史，苏轼说：“儒者多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以史学传家，是他立下的一个决心。

《游士失职之祸》（节选）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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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贵富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

《摄主》（节选）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而果摄也，则《春秋》不书为公，《春秋》书为公，则隐非摄，无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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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隐摄而桓弑，着于史也详矣。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然则隐公之摄也，礼欤？曰：礼也。何自闻之？曰：闻之孔子。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何谓摄主？曰：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次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

《七德八戒》（节选）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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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

《赵高李斯》（节选）

秦始皇帝时，赵高有罪，蒙毅案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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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帐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胆者也。

◎ 赵高（前258年—前207年），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及秦朝政治人物，历仕秦始皇、秦二世和秦王子婴三代君主，沙丘之变和望夷宫之变的主谋、策划者。最后被子婴派宦官韩谈刺杀而死。
一般认为赵高引发的多次秦朝内部宫廷混乱是造成秦朝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历史上对赵高是否为宦官以及制造秦朝宫廷混乱的动机都尚存争议。

《隐公不幸》（节选）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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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施优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所行相同，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戮，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 鲁隐公（？—前712年），姬姓，名息姑，鲁国第十四代国君。鲁隐公在位十一年，始终牢记自己是摄政行君事，一心等待公子轨长大，把国君的位置禅让给他。因此，当公子翚提出请求杀死公子轨时，隐公断然拒绝；结果公子翚怕消息走漏，反而先跟公子轨合作，把隐公刺杀而死，公子轨即位，是为鲁桓公。

[1]策论：古时候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的文章。

[2]参夷，指古代诛灭三族的酷刑。

[3]苏辙《历代论》

[4]苏轼《与王痒书》

14　苏东坡解读周易
Su Shi's Interpretation on“the Book of Change”

文　九诫　编　刘小荻　text：Jiu Jie　edit：Liu Xiaodi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极为重视儒家经学。尤其是以《周易》为中心的易学，几乎是所有文人士大夫的必备功课。关于北宋易学的著述，就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皇极经世》、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颐的《伊川易传》等。这些著述不仅代表了宋代易学的发展，同时也是宋代理学产生的基础。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苏轼也不例外，在其晚年也撰有易学著作——《东坡易传》。

◉《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 绘制于清康熙以后，内含古代人物遗像35幅（绘有：韩愈、白居易、李后主、包拯、司马光、苏轼、黄庭坚、岳飞、朱熹、朱元璋等），并有人物说明介绍（左文右图）。

苏轼在易学方面的成就，与其父苏洵的易学著述有些渊源。苏洵与苏轼都有《易论》的同名文章存世，此外，苏轼还撰有一篇《易解》。

据苏轼《陈太初尸解》自述：“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也就是说，苏轼的易学启蒙从学于道家，并且熟知易学占卜，曾以“铁观道人”自居。不过等苏轼再次深究易学，则是他四十五岁以后的事情了。

苏轼在《上丞相书》中有言：“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从其言辞中可知，苏轼对于易学的理解扎根于他的人生体验。不过苏轼萌发撰述《易传》之心，则是从命于父亲苏洵的遗志。

苏洵晚年，欲著《易传》不成而亡。在死前，苏洵希望苏轼、苏辙二子完成他的未成之愿。及此，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在被贬谪于黄州之际，尊先父遗命，开始着手《易传》的著述。直至苏轼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他仍倾心于《易传》的修撰。

在苏轼死后，其撰写的《易传》在刊刻出版时出现了波折。据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所述：“其书初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原称‘毘陵先生’，以轼终于常州故也。”说的就是，由于党禁之势大，《易传》在最初刊刻时，不敢题苏轼之名。所以《东坡易传》在成书之初，是以《毘陵易传》之名流传的。

到了南宋，《东坡易传》仍然隐而不显，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理学大家朱熹。朱熹深研易学，著有《周易本义》。朱熹不喜苏轼所著的《东坡易传》，他认为《东坡易传》有三个缺陷：其一，议论粗疏，不够学术上的严谨；其二，苏轼不谙数学，没有阐释易学的术数之理；其三，苏轼在阐释易理的文字中，时而夹杂着禅宗之说。朱熹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东坡易传》在后世的传播。

直至明代，宋代理学的风气渐歇，《东坡易传》才再次受到后人的重视，学人纷纷为这本书作序，重新刊刻。清代学士纪晓岚，收集了明代各种版本，经一番整理后，将《东坡易传》收入到《四库全书》当中。纪晓岚作文赞《东坡易传》云：“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弃耶？”算是为《东坡易传》正名了。

◉ 清末填墨本《太极图说》（选）
◉ 明◉ 王阳明
◎ 中国宋代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一篇说明。全文249字。王阳明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此本为王阳明行书《太极图说》清末的一个填墨本。

15　浅谈“三苏”蜀学
A Brief Probe into“Sansu”

文　罗兆良　编　刘小荻　text：Paul　edit：Liu Xiaodi

“蜀学”一词出自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书中转述汉景帝时文翁治蜀，派遣蜀中学子到都城长安学习经学，并在成都立石室，由此蜀风大变，不再是蛮荒之地，巴蜀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蜀地文人墨客的数量比京城和自古以来就有深厚文化积淀的齐鲁之地还要多，形成“蜀学”之风。[1]

在蜀学发展的过程中，“蜀学”的含义一直是指蜀地的学术，这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到了北宋时期，“蜀学”一词才真正开始具有了学术派别的含义。而将“蜀学”从广义的蜀地学术凝聚成系统理论性的学派，正是苏洵、苏轼和苏辙。那么，“三苏”蜀学究竟是怎样的学派，它和“三苏”以及当时北宋的社会环境又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对有关蜀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一一解读。

◉ 三苏图（摄于：杭州苏东坡纪念馆）

儒学复兴

北宋真宗、仁宗之际，社会上出现了儒学复兴的潮流。这一潮流延续上百年，一直到北宋灭亡时也未结束。在这场复兴儒学的运动中，出现了如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诸多学派，其中，“三苏”蜀学也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学派之一。因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三苏”蜀学的实质是儒学。而北宋时期儒学复兴浪潮出现的原因，则和北宋的整个社会形态密不可分。

在北宋建立政权以前，中国经历了唐末到五代十国的百年动荡。北宋需要在历史废墟上重新振作，寻求发展之道。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

北宋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士族阶层的彻底瓦解。经过唐末至五代十国这一大动乱时期，原本被士族把持的政权被武人攫取，唐朝大的士族门第都已分崩离析，失去了社会影响力。而到了北宋时期，虽然依然存在贫富的差别，但富者已然失去了门第社会的保护屏障，便不容易长期保持家门兴盛。北宋时，不论贫者还是富者，要想让家族兴盛，都得走科举取仕之途。这不仅与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奠定的北宋一朝重文轻武的倾向有关，也由于北宋所面对的外部忧患。北宋一朝，同时要对付契丹、西夏两个劲敌。北方的契丹，建国比北宋早几十年，后来又从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那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国力十分强盛。而北宋初期，上乘五代十国的乱世，民力凋敝，又没有了燕云之地天然的屏障，所遭受的军事威胁十分严重。

正是因为北宋面临如此恶劣的外部政治和军事环境，促使文人激起了振兴王道的志向，关心国家命运的使命感以及积极参政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都希望通过变法改革、崇儒立学、创新学术的方式达到尊王攘夷的目的。

太宗后期，由于对外作战不利，屡战屡败，内政上的作为也由于旧时代的种种弊端而难以有很大的成效。渐渐地，太宗的政治风格开始趋于消极和保守，其后真宗更是如此。到仁宗时，这种因循守旧的执政之风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与这种政治上的保守相契合，佛老便开始成为上层统治最为推崇的思想。

◉《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
◉ 宋◉ 苏洵、苏轼、苏辙撰
◉ 南宋时期刊本
◎《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全书共一百卷，分类编纂集录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文粹，含：经论、书解、洪范论、圣贤论、春秋论、南省讲三传、列国君论、历代臣论、史论、进策、墓志铭等等。此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时期刊本。北宋末到南宋时期，从朝廷到乡野，从达官贵人到普通士子，竞相研读三苏父子的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由此民间出现大量三苏文章的合刻本。

这使得中下层的文人开始产生强烈的变革要求，此时儒学复兴的主要目的已经从找到治国之道变为不断攻击上层阶级佛老式的消极思想。文人们十分清楚，要改变现状，必须要发起一场激烈的运动，而对于他们来说，自身最强有力的武器便是笔杆子，因此一场名为“古文运动”的文学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古文运动也成为儒学复兴，包括“三苏”蜀学在内的各个儒学学派在之后得以兴盛的基本条件。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其实在唐朝就已经有了，最早有唐初的陈子昂，盛唐到中唐的萧颖士、李华等，其后又出现了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以及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等，但由于随后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差，社会动荡不安，韩、柳以后的古文运动就没有持续下去，直到北宋初期才因逐渐盛行的儒学复兴思潮，而又出现了新的古文运动。

北宋古文运动在太宗、真宗之际开始，到仁宗达到极盛，这场运动在学术和政治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科举考试中，文辞华丽浮艳，内容空洞的“时文”和诗赋开始让位于古文。[2]

在政治上，古文运动终于激发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把思想、文学上的革新转变成政治上的变革，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也成为政坛上的革新派。庆历新政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北宋文人的影响很大。整个北宋社会思潮涌动，每位文人都敢于怀疑，具有非常自信的开创精神。

◎苏轼像（摄于四川眉山三苏祠，摄影：苏静）

这种风尚发展到仁宗在位时，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以及孙复、石介等重要人物，但由于各个思想家均对儒学有着自己的见解，古文运动逐渐开始出现分化：范、欧一派大体仍可归为古文学的本色，而孙复、石介则更偏重于经学，同时又出现了重视心性的胡瑗、周敦颐，稍晚一些的李觏比较注意制度、民生的问题。此后这几派的学术互相交融混合，便发展成为更多的学派，“三苏”蜀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人情为本论

历史学家一般将北宋古文运动后，北宋文人们以探求古人之道为目的，理解研究经学、儒学的学术系统称之为“宋学”。宋学发展到仁宗、神宗之际，出现了蜀学、洛学、关学、朔学、新学等学派。各家学派虽然在学术、政治见解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本质都是从以求古人之道为目的的古文运动而形成的，因此，各家学派思想的异同其实都是紧紧围绕儒家“古人之道”和“古人之礼”而展开的。

“三苏”蜀学对于“礼”的理解很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于古礼中尤其看重“人情”二字。古人本来就有礼重人情之说，认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过度和不及都会导致邪恶。而“礼”的功能在于调适人的情感，而人的情感的调适正是王道理想实现的表现之一，也是人生实践修养的目标。[3]“三苏”因而便把“人情”作为“礼”的本质。

“老苏”苏洵首先认为，“礼”是尊重人情的。圣人制礼，就是顺应人之常情，不违背人情，然后以此来调节、引导人的行为，而不是强人所难，压抑人情的自然状态。[4]除此之外，苏洵还认为，儒家经典“六经”之一的《诗经》的意义就在于能起到调适、宣泄人情的作用。圣人是认可人性享受情爱，也不责怪人因为利益和其他事情怨恨自己的亲人，但这样的人情需要“礼”的引导、加以节制。只有人情得到很好的调适，社会才能安定、和谐。[5]

而苏洵在这个问题上和孟子想法完全不同的原因在于，苏洵认为人天生是有不同的。苏洵把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圣人”，圣人是制礼作乐的，肩负着巨大使命；第二种人是“贤人”，贤人是遵守圣人之教，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第三种人是“中人”，也就是普通人。

他认为人群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圣贤之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并且对于圣贤和普通人要采取分别对待的方式。普通人不能过于求全责备，那样只会起到反作用，对社会和自己的生命产生失望和怨怼之情，因而普通人只能顺应天性，因势利导，要对人情进行适当的调节。并且苏洵本人也把自己算在“中人”之列，这一点与当时文人常常以圣贤自居的时代精神差别较大，显示出苏洵思想中的平民性和世俗化的特征。

苏洵完全以人情来解释儒家“六经”，人情成了苏洵诠释“六经”的主线和基本观念。苏洵所指的人情，是普通的人情，虽然他认为人有“圣人”“贤人”和“中人”的差别，但圣人之情和普通人之情却没有根本的差别，只要用心去体会揣摩，普通人也能获知圣人的情感。同时，正因为圣人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感触和想法，所以才可以教化普通人，和世人产生共鸣。[6]

苏洵从上述对人情的诠释出发，进而把是否符合人情作为判断人事对错的标准，包括他对“六经”之一的《易经》中吉凶利害的解读，也是如此。人情之向背决定着吉凶利害，但这人情中充满了变数和“权术”，因而六爻才会相杀相仇相攻。

在以人情为本的问题上，“二苏”苏轼和苏辙，和“老苏”苏洵一样。苏辙认为“六经”中像《礼记》《春秋》这样看起来法度森严的经典，其实并不是不近人情的，至于《诗经》就更是如此了。苏辙说《诗经》是匹夫村妇悲伤、欢喜时所创作的作品，这个观点非常大胆。他把《诗经》的作者归为普通人，这样就否定了自古以来世人认为的《诗经》由王公大臣、后妃等有意为之，具有政治目的的传统说法。[7]

◉ 行云流水◉ 苏轼书

TIPS

苏轼“行云流水”说，是他的创作理论之一。

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讲述了他的诗赋杂文的创作理念——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不可不止。

◎ 飨殿，也称正殿。是供奉、祭祀三苏父子的地方。殿前三楹有清代题匾三架。中为“是父是子”，东为“文章气节”，西为“文峰鼎峙”。
“是父是子”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眉州知州蔡宗建书。
“文章气节”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川督学使刘锡嘏书。
“文峰鼎峙”乃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眉州知州金一凤题，乾隆十六年（1752年）眉州知州宋载书。

苏辙把其父苏洵的思想继续深化，由“顺人情”发展到了“顺人欲”。从根本上说，从谈论“情”到谈论“欲”，也是自然而然的必然之势。苏辙不忌讳谈论人的欲望，他认为人欲有其合理性，并且天下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于欲望不应该过于压制，要顺应欲望发展的轨迹，用礼义平衡调节好。

而且苏辙还认为帝王、圣贤和平民在情欲问题上没有任何差异，并且这种天生的情欲是无法强制改变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违背。圣人必须与人民同心同德，顺应天下人的欲念，通过设立相对应的法令，让所有人的欲念能够合理、有效、互不干扰地实现；如果只凭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别人，那么社会必然大乱。在公私问题上，苏辙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事和私欲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处理公事的时候也可以顾及个人的私利，并主张完全的大公无私也是人情所不安的。[8]

苏轼也继承了苏洵“以情为本”的思想。苏轼认为所谓圣人之道就在于人情，舍弃人情而达到真诚正直，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的。[9]此外，他还认为人们要以人情为古礼之本，强调“礼”尊重人的自然的性情，并且圣人不能禁绝人情，而应当引导、调适人情，使之不至于过分、为害就可以了。[10]

而对于理解儒家经典出现的问题上，苏轼认为，古今解经容易望文生义，走入荒谬之处的原因就在于解经者不了解人情，不从人情出发。据此苏轼便提出著名的“圣人之道出于人情”之说，这与早期儒家经典的“道始于情”的说法不谋而合。因此，在“三苏”蜀学“人情为本”思想体系中，苏轼的思想是最接近早期儒家思想的本质精神的。

杂糅百家的“大全之道”

会通佛老、杂糅纵横之学，对各家学术采取了比较宽容、开放的态度，这也是“三苏”蜀学的一大特点。而“三苏”蜀学首先结合的便是纵横学，纵横学实际上是以建立功业为目的的政治、外交权术。北宋初期政治形势险恶、外患不止，文人大都喜欢谈兵，留心纵横学。苏洵最初来京师就是觉得北宋与西夏作战不利，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以其纵横家、兵家的学说用于国之大事。[11]

然而纵横学，因为是以功利为目的的，所以历来被文人所耻而不讲，但苏洵喜欢谈论纵横，便自然要为纵横学正名，以此质疑古人对兵家、纵横家的轻视。[12]苏洵认为，他是以儒术统御兵家纵横，所以自己依然还是儒者。并且他还主张，国家主政者一定要“审势”，也就是明了己方和彼方的强弱形势，并据此采取或威或惠的政策，这便是苏洵认为的“权”的含义。[13]

此外，苏洵又提出“机”的概念，并且他把圣人之道分成了三个部分：“经”“权”“机”。“经”是指所有人可知的道理，“权”只有大臣可知，而“机”则只有心腹之臣才可以知晓。这样看来，“机”仅仅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知道，要显得比“权”更加高深和玄妙了。而这一点便是苏洵纵横学的独特之处，即用“权术”把握和控制“人情”，让“三苏”蜀学在“人情为本”的基本观念中，又加以“权”来变通，将儒家“六经”理解成圣人对于人情的把握和控制之术。[14]

对于“六经”的意义，“三苏”蜀学的解读依旧紧紧围绕其“人情”和“权术”之说：苏洵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于是圣人用权术，依照人民的性情，让他们知道礼教的好处，人民才开始知道尊敬君王和亲人，这便是《礼记》的意义。然而，人民虽然已经知道礼教的好处，但人之常情是对于明白的道理，时间长了就不会再践行了。圣人担心到了这一点，所以就作《易经》，故意使这些道理显得深奥难懂。[15]

其后苏洵又说要使人们尊礼，只有用生死之说来克服人的好逸恶劳的惰性，说“礼”能够生天下之人，这样才能使人向往礼教。虽然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使人相信，于是圣人便从雷电，这样的自然之声中得到启发，制成《乐经》，用以弥补“礼”的不足。[16]

但有了《礼记》《易经》《乐经》还是不够的，因为人情有“嗜欲”和“怨怒”的特点，圣人如果想强行禁止人的欲望和怨怒的话，必然会适得其反，不如不去禁止它，这样反而不至于打乱，于是圣人想出用《诗经》来通人情。[17]因此，在苏洵看来，重视“人情”和崇尚“权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二苏”在学术上受“老苏”的影响很大。苏轼年少时喜欢阅读西汉时期贾谊、陆贽的著作，而贾、陆二人都擅长于策论，再加上在西汉时期的学术中，战国纵横学的痕迹依旧比较重。因此，苏轼的学术体系中，纵横学也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而苏辙在苏洵“人情”和“权术”的理论下继续进行深化。首先，苏辙正式解释了“权术”中“术”的含义。他认为“术”是在明白道理的状态下，用智慧调衡的一种手段。此外，苏辙又抬高了“术”的意义，说“术”就是“道”，并且“术”并不是只在深远的事情上，在大众、亲人、朋友、主仆之间，也应当在其中观察人的喜怒哀乐，通晓人情，用“术”加以控制。[18]对于皇帝，就更应该明白“术”的作用，并以此来统御臣民。[19]

儒释道合一

“三苏”蜀学中会通佛老的特点，则是以苏轼的功劳最大了。苏轼很早就博览佛书，这主要是因为唐末的大动乱时期，蜀地由于偏安一隅，免于战火，资源不断积累，物质基础十分雄厚，人才也因逃难从各个地方内迁，这自然使佛教、道教能够在平静富足的蜀地快速发展起来。而到了北宋时期，蜀地佛学崇禅的风尚已经十分流行，作为蜀人的苏轼自然饱读佛书。虽然苏轼通晓佛书，他也曾因北宋举国辟佛老的时代风气而攻击和排斥佛教、道教，认为佛教、道教对儒学复兴和治国兴邦有阻碍作用。但苏轼步入中年之后，他对佛教、道教开始逐渐宽容接纳，不再采取辟佛老的态度，尤其在其政治上受到严重挫折以后，便更是如此，并开始寻求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可能性。

◉《东坡赏砚图》◉ 明◉ 陈洪绶

而苏辙对佛老的态度则是承认其有长处，有存在的合理性，并力图吸取佛老思想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但苏辙也强调，佛老本身不可以用于治国之道，他认为真正的“道”还是儒家思想，这一点与苏轼主张三教合一有所不同。[20]

正因为“三苏”在学术上集纵横、佛老为一体，博杂包容，苏轼便把“三苏”蜀学所尊崇的“道”称为“大全之道”，认为真正的“道”是用语言说不明白，并且无法说完全的。而所谓“大全”的意思是一种不偏不缺的整体性。[21]此外，苏轼还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理念，正确与错误也没有一个不变的标准，所以应当容许各个学派的观点，任其自由发展。

在“二苏”看来，文人们想建立一种抽象、唯一、至高无上的“道”的本体是不自然的，也是难以接受的。“三苏”的学术，比如顺“人情”、讲“权术”都是放置在具体人生的层面上，关注实际，讲究经世致用，因而他们不喜欢把儒学形而上学化的尝试。

性命之学和修养之学

“性命之学”和“修养之学”是苏轼和苏辙对“三苏”蜀学学术体系的独到补充。传统儒学以论证和实现社会政治制度为主，对于道德性命与修身养性讲的不多。因而北宋初期基于古文运动的儒学复兴，主要还是企盼恢复古代传统儒学的社会政治理想，并没有将道德性命之学当做最重要的问题加以研讨。但是到了“二苏”生活的时代，文人中谈性说命的风气开始盛行，这与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有很大关系。

王安石早年写了一本著作，名叫《淮南杂说》。这本书在当时一经推出便风行一时，虽然原书已经失传了，但通过后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可以看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便是道德和性命。[22]王安石最早提出古礼中的精华所在便是道德、性命之学，这本是儒家思想中固有的。而到北宋时期，文人们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反而到其他异教中去寻找，这是舍近求远。同时，文人不谈性命，就是把古礼庸俗化，使之成为流俗之礼。王安石此说一出，天下文人才开始关注性命、修养之道。

而在性命之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二苏”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不喜欢文人以性命之学讲孔孟之道。这种反对的态度部分是从他们的老师欧阳修那里继承而来的，可以说是欧阳修文史一派的传统。文学关注的是人情，史学关注的是制度、人事，因而欧苏一派不重视形而上学之类的内容。[23]

但是，“二苏”所建立的“大全之道”学说，从内心是肯定佛老中形而上的部分的，但同时他们却很反感文人谈论属于形而上层面的性命，这一点非常矛盾。其实“二苏”不喜欢谈性命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性命之学非常深邃博大，不是一般人能够探究明白的。因此多说容易欺世盗名。[24]

苏轼反对文人奢谈性命，就更加不会说性善性恶，谁是谁非了。他认为善只是继承了“道”而体现的状态，并不是“道”的本质。至于“道”与“性”之辨，他也认为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只能用别的物体来比喻，根本谈不上能够触及“道”和“性”的本质。

总而言之，苏轼认为善恶并不是本性所拥有的属性，而且这个概念又很难描述，所以任何人说善恶人性，都是各不相同的。而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的见地去定义天下的本性，所以这个问题在苏轼看来，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与汉唐儒学相比，北宋儒学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便是，文人们开始关注修养功夫，注重内圣，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笔墨进行研究。汉唐时期的文人往往用心在训诂，倾心于制度名扬，还没有留意修养的问题。而北宋修养之风是从景佑年间的思想家胡瑗开始的，他先注意到涵养身心，深自磨砺，其后他的弟子程颐、徐积从《孟子》“养气持志”之说出发，将修养之风推向盛行，最后成为北宋文人群体的共性。

“二苏”在修养问题上，强调的是“气”的概念。苏轼认为天下最缺少的，不在于才华，而在于“气”。文人应当养“大之气”，这样才能包容天地万物。[25]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能成器，根本就在于是否有“气”。苏轼的“养气”之说是从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而来的，他认为“气”是存在于平常生活中的，不随着任何其他事物影响，保持自我人格独立存在的状态。[26]

同样，苏辙在修养上和苏轼观点相近，二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了他们的养气治心功夫。“二苏”的养气之道首先就在于多听多看，多旅行。苏辙认为，文人养气不在于读书多少，而在于见闻。看尽天下的风景，游历关山之雄壮，人物之俊美，增长见闻，扩大自己的心胸才是养气之道。苏轼同样也爱游山玩水，广结天下英雄豪杰，不断让正气充盈于心。

而在养气治心的修养学说中，人和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修养的根本问题。苏轼认为最高的境界是“游于物外，物我两忘”的快乐。而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能做到忘记自己，但最困难的地方也便在这里。若不能忘我，就还会被物所拖累，而觉得不快活。

“二苏”的修养之学和庄禅之处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苏轼比较注重实用，不喜欢空谈，主张文人想要修养“气”，一定要多思考和学习。并且他还认为政治的失败，其实是学术的弊端导致的，而学术弊端的根源就在于归于心术的不修。而苏辙在这点上则有将道、儒修养之道合二为一之意。苏辙认为，修养应该既要取孟子“浩然之气”，还要用庄周逍遥于物外的心境加以配合。[27]

二人以养气治心，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一言一行的生活中，同时也体现在文章艺术方面。苏轼的文章有刚强宏大的气质[28]，苏辙的文章则给人以沉静简洁的感觉[29]。除此之外，二人对文章艺术的作用也非常重视。苏轼认为只有文章和艺术才可以使人达到最高境界，仅仅心里知道世间的道理，但不能达于心手，展现成文章，终究是不彻底、不完全的认识。[30]

“三苏”蜀学注重实际，不求形而上的探索，在诸多儒家学派可谓独树一帜。但随着北宋后期儒学研究开始倾向于理学化，并到南宋朱熹将理学发扬光大之后，“三苏”蜀学便逐渐没落了。如今再提到“三苏”，便只记得三人的文学成就。然而，通过对“三苏”蜀学的了解，不仅可以了解北宋时期社会的真实面貌和巴蜀文化的精髓，也才能明白“三苏”真实的所思所想，呈现出他们更加饱满的形象。

[1]出自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文翁乃立学，选吏人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

[2]出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近岁进士试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可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取之。”

[3]出自《礼记·礼运》：“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也。”

[4]出自北宋·苏洵《六经论·礼论》：“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为，无故而变其俗，则其势必不从。圣人之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

[5]出自北宋·苏洵《六经论·诗论》：“夫背圣人之法而自弃与淫叛之地者，非断不能也。断之始生于不胜，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自身。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

[6]出自北宋·苏洵《太玄论》：“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触焉而得，故其言易。”

[7]出自北宋·苏辙《嘉祐集·诗论》：“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

[8]出自北宋·苏辙《进策五道》：“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饥寒牝牡之患，饮食男女之际，天下之所同欲也。而圣人不求绝其情，又从而为之节文，教之炮燔烹饪、嫁娶生养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后世有小丈夫，不达其意之本末，而以为礼义之教，皆人之所作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见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礼义之法，乃欲务矫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恶，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虽圣人，不能有所特设以驱天下。盖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圣人而不与天下同心，违众矫世，以自立其说，则天下几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说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国之公事，而国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分而异之，使天下公私之际，譬如吴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独求见其所为至公而无私者。盖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

[9]出自北宋·苏轼《中庸论》：“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

[10]出自北宋·苏轼《东坡易传》：“饮酒，人情所不免。禁而绝之，虽圣人有所不能，故独戒其沉湎之祸，而开其德饮之乐，则其法不废。圣人之禁人也盖如此。”

[11]出自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12]出自北宋·苏洵《权书》：“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

[13]出自北宋·苏洵《权书》：“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

[14]出自北宋·苏洵《权术》：“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

[15]出自北宋·苏洵《六经论》：“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不穷也。”

[16]出自北宋·苏洵《六经论》：“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

[17]出自北宋·苏洵《六经论》：“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

[18]出自北宋·苏辙《应诏集·进策五首·君术》：“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间，仆妾之际，莫不有术以制其变。盖非有深远难见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见其所害；欲其乐从，而见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悦；欲其惧，而致其所忌；欲其开心见诚，而示之以无所恐；欲其死守不去，而示之以无所往。”

[19]出自北宋·苏辙《应诏集》：“天下以为天子之尊，无所事术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后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横太过而难制。由此观之，治天下愈不可以无术也！”

[20]出自北宋·苏辙《栾城集·后集·孟子解》：“老子体道而不婴于物，孔子至以龙比之，然卒不与共斯世也。舍礼乐刑政而欲行道于世，孔子故知其难哉！”“虽然，佛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

[21]出自北宋·苏轼《东坡易传·系辞上》：“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知之未极，道之不全，是以有过。故箕子以极为中，明夫极则不过也。知周万物，可谓极矣。道济天下，可谓全矣。”

[22]出自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23]出自北宋·欧阳修《答李诩第二书》：“圣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际罕言焉。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见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24]出自北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集·议学校贡举状》：“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

[25]出自北宋·苏轼《上刘侍读书一首》：“轼闻天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而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

[26]出自北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后集·韩文公庙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27]出自北宋·苏辙《栾城后集》：“养志以致气，盛气以充体，体充而物莫敢逆，然后其气塞于天地。虽然，心之所以不动者何也？博学而识之，强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后能不动。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学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应也。是以落其枝叶，损之又损，以至于不可损也，而后能应。”

[28]出自北宋·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

[29]出自明·崔廷槐《栾城集·后序》：“乃文定公以沉静简洁之资，席家庭师友之训，平生著作与东坡相上下，而气充才赡，自成己格。议者谓为汪洋澹泊，有秀杰之气。”

[30]出自北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后集·答虔倅俞括奉议书》：“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

16　东坡与酒：狂人之药，至道之腴
Su Shi with Alcohol

文　曹岳　绘　解诗梵　编　刘小荻　text：Cao Yue　illustration：Xie Shifan　edit：Liu Xiaodi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苏东坡《书〈东皋子传〉后》

东坡好饮酒，虽然酒量不佳，却尽得酒趣；他也学酿酒，认真钻研酿酒的门道；他还以酒入诗，或是趁着酒意，写得妙文。酒既是他的诗友，也是他消遣生活的良伴。

酒与创作

翻开苏东坡的文学作品，会发现“酒”是他作品中出现的最为频繁的关键字之一。有人统计，《东坡全集》中“酒”字一共出现了924次，《东坡词》三百余首，其中出现了“酒”字80次。何况在一些作品中，并不以“酒”字直接入文。

酒对苏东坡来说，是助兴，是消遣，也是抒郁。在苏东坡有关酒的作品中，有些是在记录经历或情境时，以酒作为重要“道具”，有些则是直接以酒或饮酒为创作对象。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苏东坡在杭州任期已满，弟弟子由当时在山东为官，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调去山东，好离弟弟近些，朝廷批准了他去山东密州为官。

北宋时密州赤贫，“罢杭州，徒密州”，从温山软水的杭州到一片萧条的密州赴任，苏东坡难免有心理落差。在密州为官并非易事，当时王安石已被去职，然而新上任的宰相吕惠卿施行的新税法并没有减轻民众的负担，苏东坡目睹路有饿殍的景象，但自己所能做的又极为有限。面对人间疾苦，心系百姓的苏东坡很沮丧，他在密州度过了一段消沉的时光。这一年中秋节，兄弟二人已经七年未能相聚。亲人的远隔，政务的烦扰，在本该举家团圆的良夜，苏东坡独自登楼赏月，饮酒以纾解心中郁结之气，趁着酒兴，他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千古名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酒精总是能够激发苏东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杭州做太守时，他喜欢边游西湖边喝上几杯小酒。一日在望湖楼喝醉后，东坡写下了声色俱开的五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中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东坡仰慕陶渊明，对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回响充满共鸣，虽然和陶潜相隔千年，却引以为知己，甚至认为自己前世就是陶渊明。苏东坡和陶渊明一样，都爱酒，不过东坡虽然喜欢喝酒，酒量却不算高，在他所写的《书渊明诗》中，东坡笑谈自己虽然酒量差，却并不妨碍尽得酒趣，“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

◉《醉僧图卷》
◉ 宋◉ 李公麟
◉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
◎ 苏轼作有题跋：“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作醉僧图。”米元章谓李公麟画：“人物秀发，各肖其形，无一点尘埃气。”

◉《京酒帖》◉ 宋◉ 苏轼

善饮者，澹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羡尔。

酒量不佳的苏东坡，很容易就会喝得酩酊大醉。元丰年元年（1078年）九月九日，时任徐州太守的苏东坡，在彭城举办了黄楼诗会，他请来众多诗友齐聚一堂。诗会结束后，东坡已是半醉，但兴致不减，又随众人去黄茅岗游玩。黄茅岗多乱石，半醉半醒的东坡几次差点腿一软就摔倒下来。然而率性如他，最后索性就醉卧在黄茅岗的大石头上，还作了首七言律诗《登龙云山》：

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
岗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清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
拍手大笑使君狂。

◎ 醉卧黄茅岗

◉《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
◉ 宋◉ 苏轼
◎《东坡纪年录》：“元丰三年庚申。二月一日到黄州，寓居定惠院之东，作《初到黄州》、《月夜偶出》……”此《月夜偶出》即本集上之《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及《次韵前篇》二诗。《名胜志》记载：“定惠院，在黄岗县东南。”东坡在此地开始了黄州五年的流放生涯。

后来在被贬到黄州时，苏东坡也常在黄州东坡上饮酒，经常是喝着喝着就睡着了，直到清晨才醒来。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也即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一次他夜饮东坡，醒了又醉，醉了又醒后，夜归临皋亭，敲门无人应答。苏东坡拄着拐杖立在紧闭的自家大门前，听着屋后江水奔流的声音，想着自己至今多舛的命运，有感而发“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作了名篇《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晚年，在被从惠州发配到海南的途中，写了一篇《浊醪有妙理赋》。赋的标题借用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里的句子“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意为酒的妙处就是可以让人忘却世间的名利得失。苏东坡在这首律赋中称：“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酒味和人心相对，既醉方识心正，“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酒是他内在性情的外在寄托，通过酒精的作用，达到本我的疏狂。“座中客满，惟忧百咳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东坡感慨功名利禄还不如这一杯之重。

酿酒家

苏东坡不仅好饮酒，会品酒，也擅酿酒。

黄州“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这让闹酒虫的苏东坡有些惆怅。幸好有位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来到黄州时，他传给苏东坡酿酒的方子，东坡照着方子，在黄州兴致勃勃地开始酿起酒来。

夏季炎热，酒瓮里才发酵一天的酒，就像鱼一样开始“吐沫”；第二天，便有清光浮面；到了第三天，一开酒瓮，就酒香四溢，苏东坡为此作了首《蜜酒歌》：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
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不过这酒有多香，都是苏东坡自己说的。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在《饮酒说》中，苏东坡自言：“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也就是说，这酒是给自己酿的，能符合我的审酒取向就好，至于客人喜欢不喜欢，又关我什么事呢？

◉ 莲花式温碗◉ 北宋◉ 汝窑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为一温酒用器。温碗，或称注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温酒器，也传至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与注子配套使用，可在碗中盛以热水，再将装有酒的注子置入以温酒。注碗流行唐宋时，多为瓷质，碗壁直而深，有的通体呈莲花形。注子与注碗多在同一窑内烧成，故注碗的造型，如大小及装饰花纹均依注子的尺寸和形式而定。

《避暑录话》中还记载了在惠州时，东坡酿酒的一段趣事。苏东坡酿成了桂酒，请长子苏迈和三子苏过品尝新酒，两人把酒送到嘴边，只喝了一口就停了下来，这桂酒尝进嘴里，味道却像极了屠苏酒。每当苏迈和苏过提到这次酿酒的事，就连苏东坡自己都不禁抚掌大笑。据说但凡尝过他在黄州酿的酒的人，没有不腹泻的。

在岭南时，苏东坡还发明了真一酒。原料十分简单，用米、麦、水即可，喝起来“三杯俨如侍君王”，令苏东坡想起自己在黄州所酿的美酒。

被贬到海南后，两位潮州友人请苏东坡喝他们酿的米酒，东坡为了表达谢意，写下了《稚酒赋》，记录了潮州的酿酒古法：“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酒质甘滑，喝起来的味道和效果是层层递进的美妙。

◉ 玉壶春瓶◉ 北宋◉ 定窑
◉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 玉壶春瓶的造型定型于北宋时期，在当时是一种装酒的实用器具，后来逐渐演变为观赏性的陈设瓷，是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典型器型。

◉《月下把杯图》◉ 宋◉ 马远
◉ 天津博物馆藏
◎ 此图所绘的是中秋之夜，画面上的主人，体态轻盈，举止文雅，面如春风，手中把杯迎友，显得是那么的亲密愉快。旁有四童仆，一侍立待呼，一侍果备用，另一侍酒小童，正在回望另一侍琴上台阶的半隐文童。
画上有楷书诗句题跋“相逢幸遇佳节时，月下花前且把杯”，诗句是宁宗皇后杨氏亲书，画上钤有印两枚，一枚漫漶不清，古画鉴定为“杨姓之章”，另枚为“坤卦小印”，应都为内府所藏之印。

◎东坡酿酒

苏东坡在酿酒一事中找到了十足的乐趣，他还写过《东坡酒经》，洋洋洒洒一篇大作，详述酒的酿造之法，讲用糯米和粳米掺上花药做的饼子制成酒曲酿酒，也讲米与曲、米与水，按比例酿造的技法。

逢花对酒

苏东坡曾说：“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花下醉饮，是他的一大嗜好。元丰二年（1079年），四川同乡张师厚进京赶考的途中路过徐州，东坡设宴款待，又叫上了王子立、王子敏两位友人，月夜饮酒杏花下。

如此美好的夜晚，苏东坡却不禁担忧，若是明朝春风恶，这满眼的美景可怎么办？将诗人的担忧附会为对政治的隐虑，总是难免有些牵强。但他的这种担忧就像是种预言，果然在这一年中，因为政治斗争，苏东坡被投下大狱，继而被贬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东坡初到黄州，又是一个春季里的月夜，在定惠院中的苏东坡，忽然想起去年花落时，在徐州对月酣歌的良夜。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一树海棠开得正好，苏东坡约上朋友携酒赏花，他作了首《海棠》诗，讲晚上赏花，唯恐花睡去，于是秉烛夜游，以红烛来照红妆：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 月夜饮海棠

酒是苏东坡的人生挚友，即便是后来被贬谪到了海南，在上巳日，苏东坡也会记得带上一瓢酒，去找“老符秀才”符林，二人一起在城南，边饮酒边看花。海角天涯，汉地风俗不通，东坡嗜酒的个性也不改，他懂酒趣，也得酒趣，就像东坡自己所说的：“在醉长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17　美食家苏东坡：自笑平生为口忙
Su Shi as a Epicure

文　许若瑾　绘　解诗梵　编　刘小荻　text：Xu Ruojin　illustration：Xie Shifan　edit：Liu Xiaodi

中国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礼记》《左传》，便已将饮食与诗歌、政治思想、养生之道联系在一起。例如《吕氏春秋·本味篇》，便以“说汤至味”的故事来说明任用贤才的治世之道。到了北魏末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烹饪技术。不过如果要论历史上饮食文学的大家，就不能不提苏东坡，他的厨艺和文采同样青史留名，而东坡的饮食文学创作又与北宋时的民间生活紧密相连。

北宋年间，随着农业的进步和经济的日趋繁荣，烹调技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不仅煎烤炸爆等烹饪手法基本完善，厨具和餐具也丰富完备。虽然苏东坡因“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在政坛上颇为坎坷不顺，但北宋高度成熟的市井饮食文化，总算是给了他的心灵些许安慰。

宋代奠定了现代中国人饮食文化的基石，自宋朝伊始，“一日三餐”才在民间普及，在此之前多实行二餐制，即晌午一餐，傍晚一餐；至北宋时期，几个重要因素促使人们可以享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一是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二是商业经济繁荣，百姓更加富足；三是宵禁解除，人们的夜生活更为丰富。

《东京梦华录》一书详尽记载了汴梁饮食店铺的繁荣：“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无非天下之奇。”随着里坊制的打破和宵禁令的解除，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夜生活，进而催生出各类熟食小吃和酒水茶点，城市里的饭馆和酒楼终日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苏东坡写有《老饕赋》，是一首极富人间烟火味的饮食赋：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火恶陈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鏖。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云璈，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黎，酌凉州之葡萄，愿先生之耆寿，分余沥与两髦。候红潮于玉颊，惊暖响于檀槽，忽累珠之妙唱，抽独茧之长缲；闵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当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琼艘。各眼滟于秋水，咸骨醉于春醪。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禅逃。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东坡好肉，被贬至偏远的海南时，对于海南取之不尽的生蚝，他特地研制了烹饪方法，一是把生蚝肉与浆加上水和酒一起蒸煮；二是取蚝肉烧烤，肉熟后随口咽下：

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

苏东坡还挑战过一般人少敢尝试的田鼠、蝙蝠和蛤蟆肉：

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初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蛤蟆缘习俗。

说起苏东坡最负盛名的一道菜，也许就是秘制“东坡肉”了。宋代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有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

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慢著火，少著水，用文火炖肉，火候得当，肉就自然味美了。除了好食肉，苏东坡还亲自掌勺，改良素食的烹饪方法，“东坡羹”“东坡豆苗”“东坡豆腐”便是他的一系列素食名菜。

◎ 东坡酒煮蚝

◎ 东坡肉

◎ 东坡豆腐

◉ 东坡肉
◉ 拍摄于杭州苏东坡纪念馆
◎ 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
富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
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东坡爱豆腐，在黄州时，经常亲自下厨做豆腐，招待亲友。豆腐配蜜酒，也是苏东坡这个会吃的老饕想出的绝妙搭配，他留有《密酒歌》：

脯青苔，炙青莆，烂蒸鹅鸭乃匏壶，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

豆苗的烹饪方法，苏东坡也有独到的心得：

豆荚圆而少，槐芽细而丰，点酒下盐酸，缕橙莛姜葱。

摘下豆苗嫩叶，洗净后以香油炒熟，加入盐、酱、橙皮、生姜和葱花调味，做成上好的下酒小菜。

苏东坡在为僧人惠崇画的《春江晓景图》中，题了首画诗，春江景致虽好，也好不过春天应季的美味：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 杭州刊本《东坡集》◉ 南宋年间
◉ 日本公文书馆

暖春三月，桃花初开，春江水暖，水边的芦蒿长势正好，是品尝河鲜的好时候。带着一颗诗心的苏东坡，从食物中品出诗意，自足自得。

仕途坎坷的苏东坡，经历过入不敷出、穷困潦倒的困难日子，需要亲自开荒种地才能果腹。幸而他生性乐观，就算只能煮蔓菁、食苦荠，也能找到乐趣。他作《菜羹赋》自言：“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可常享，乃为之赋。”

被放逐到儋州的苏东坡，跟一位姓王的参军借了不到半亩的土地，每日务农耕耘以获取养活全家人的口粮。此时的东坡，身在远离京城的天涯海角，官位被降，处境拮据，在《与程秀才书》中，他和朋友说起近况：“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在惠州，苏东坡开地种田，《撷菜》一诗写得妙：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东坡半生羁旅，别人眼里的贬谪之路，他却走得坦然旷达。苏东坡有诗《初到黄州》，笑说自己“平生为口忙”，自嘲祸从口出，因言事和写诗获罪，同时合指自己本性是个老饕无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岭南在宋时是蛮荒之地，被贬谪到那里的苏东坡不以为苦，反倒在吃上找到了乐趣，自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世事的变迁，命运的刁难，也阻止不了这位天性乐观的美食家寻得生活的况味。

18　东坡佛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Su Shi's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to Buddhism

文　翟婷　编　刘小荻　text：Zhai Ting　edit：Liu Xiaodi

苏东坡一生与佛有缘，他有慧根，悟性高，能在佛法里琢磨出顿悟的乐趣；他虔诚，能从佛教中找到人生的支撑和寄托。无论外在境遇如何，他都保持着内心的平衡和自守。说起苏东坡的佛缘，在他幼时，就已悄悄种下因果。

与佛教的接触

苏东坡从小在四川长大，当地佛教氛围浓厚，家里的两代长辈都供奉罗汉像。相传他的外祖父年轻时游历京师，回来时遇上蜀乱，钱粮耗尽，被困在旅舍。这时恰巧有十六个和尚路过，出手相助，每人给他二百钱，才让他得以回家。苏东坡的外祖父心怀感激，感叹道：“这是阿罗汉现身了！”于是每到年末都设下郑重的供奉。苏东坡写有《十八大阿罗汉颂》，记述家中供奉罗汉像的感应事迹：“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

苏东坡的母亲程氏也信佛，苏东坡在《阿弥陀佛颂》中写道：“眉山苏东坡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父亲苏洵师事蜀地出身的云门宗高僧圆通居讷和宝月大师惟简，而弟弟苏辙也常常与苏东坡探讨佛法。苏东坡在尺牍《与辩才禅师》中云：“某与舍弟某舍绢一百疋，奉为先君霸州文安县主簿累赠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萨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苏东坡的妻子王闰之是个佛教徒，苏东坡《阿弥陀佛赞》云，王闰之“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其子迈、迨、过为画阿弥陀像”。苏东坡晚年对佛学研究日益精进，在黄州时，他同朝云一起学佛，在朝云去世后，他在《朝云墓志铭》中赞美朝云：“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

在早年的游宦生涯中，苏东坡也常常与僧人交游。他结交的僧人朋友不分宗派、地位，都以朋友身份相交，往来的僧友大多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们的友谊往往是从赠画、诗文酬答应和开始，相聚时很少争论佛理，更多的则是泛舟、登山、游乐、互访、馈赠。

苏东坡落魄时，僧人道潜（号参寥子）几次要去看他，还陪他在谪居的地方住了一年。苏东坡非常感念这种无关境遇起落、始终如一的纯粹情谊，他感慨道：“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诸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

道潜和苏东坡交往近三十年，是东坡一生中最好的僧人朋友，对他学佛参禅、归诚佛僧的影响也最大。而许多轶事中常出现的佛印禅师，则是他晚年被贬黄州时结识的。苏东坡不仅仅把僧友当作宗教人士，僧友也不将苏东坡看成官吏，彼此更类似于普通人，可以坦诚相待。

佛学经典

苏东坡受大乘佛学影响颇深，对《维摩诘经》《楞严经》《楞伽经》《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圆觉经》《坛经》都很熟悉。这些经书深深启发了他，在苏东坡的诗文中常能看到佛经的痕迹。

苏东坡很早就开始阅读《维摩诘经》，经里的主人公维摩诘居士，苏东坡在任风翔签判时就已经开始流露出对他的崇敬向往。他自号“东坡居士”，与《维摩诘经》也有很大的关系。“居士”梵语作kulapati，音译为迦罗越，指在家而有志于佛道者。其实不只是苏东坡，中国居士佛教的盛行，或多或少都是受到了《维摩诘经》的影响。

TIPS

《苏轼留带图》是明代画家崔子忠根据苏东坡的一段轶事绘成的作品。宋神宗年间（1078年前后），一次苏东坡去见好友佛印，他直入方丈室，可佛印正欲为僧众说法，故意开玩笑不让苏东坡落座，佛印说：“此间无坐处。”苏东坡随即用禅宗之语答道：“暂借佛印四大为座。”

◉《苏轼留带图》◉ 明◉ 崔子忠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佛印见如此，便想难难东坡，他提出如果东坡能答出他的一问，就让他入座，答不出就把玉带输掉，苏东坡欣然答应。

佛印问：“既然四大皆空，五蕴非有，居士向哪里坐?”（“四大”即地、水、火、风，佛教认为是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五蕴”即色、受、想、行、识，是构成人身的五种因素）。四大皆空，五蕴皆非，一无所有，那么有哪儿又会有座位呢？苏东坡果然被难住了，只得解下玉带相赠。佛印也当即取出一领自己的衲裙回赠。

苏东坡后来写了《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记此事：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
锦袍错落差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梵文里“维摩诘”意为无垢。这位菩萨乘愿化生于人间，以在家居士相，在声色中传播法脉、救治人心。他往来于各个阶层，随缘度众，强调“烦恼即菩提，不离生死、不证涅盘”。这位不黏不滞、辨博无碍的菩萨，认为“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然“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污泥”。他以各种方式巧妙化度，或言辞精妙，或沉默以对，“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都在揭示佛教的不二法门。

苏东坡向往、赞叹维摩诘菩萨，为此还留下了许多诗句。他早年有诗句云：

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

“维摩示病”“毗耶居士”“隐几维摩”“天女散花”“降伏魔波旬”等有关维摩诘的事典也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诗词中。直到临死前，苏东坡还表露出：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诘原无病，须洹不入流。

《楞严经》也是苏东坡颇为推重的一部佛经。苏东坡对它考究的文风、华美的翻译、精妙的义理非常欣赏，多次说这是最适合读书人接触妙法的经书。作为早期禅学的主要经典，在北宋时，天台宗和华严宗形成研究《楞严经》的风气，这部经典也开始受到重视。另外，苏东坡对《楞伽经》《华严经》等佛经也都有研究。

◉《罗汉图》◉ 宋◉ 刘松年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TIPS

隋唐以来，不少画家画过《罗汉图》，宋代更为盛行。画《罗汉图》不是用以供奉礼拜，而是为了赏玩，把宗教题材世俗化，可以说，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禅宗对苏东坡影响很深。唐代禅宗兴起，主张顿悟和见性成佛，认为世间万物本身自有佛性。自然界的山川河流、草木花鸟、风雨雷电和人世间百般实相都可以参禅，成为顿悟佛性的机缘。刘松年的这幅《罗汉图》（见图）又名《猿猴献果图》，绢本设色，纵117.2厘米，横56厘米，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他创作此幅《罗汉图》正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把佛教壁画中守护在菩萨身边的罗汉，变成游山玩水的世俗僧人。

诗文禅趣

苏东坡的诗文追求“禅悦之味”，他能发现日常之美，在饮食起居的平常事物中，找到乐趣和禅味。苏东坡晚年在惠州时夜游山寺，写下了《江月五首》，其一云：

四更山吐月，皎皎为谁明。幽人赴我约，坐待玉绳横。野桥多断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梦中游化城。

诗中的“化城”，指的是《法华经》里疲惫众生得以休息的地方，由此寄情。

嘉祐六年（1061年），24岁的苏东坡赴任凤翔，路过渑池县寺舍，昔日他和弟弟苏辙一同应举，经过这里时曾在僧房墙壁上题诗。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当年的僧人已经圆寂，题字亦已烂坏时，突发感慨，作了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寄给苏辙，诗中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定慧禅院图》◉ 明◉ 钱谷
◎ 此图描绘了定慧禅院，从山门到前殿、正殿和禅房，是一幅写实风格较强的作品。本幅自题：“辛酉立春日，为玄照上人作定慧禅院图。钱谷。”下钤“钱叔宝氏”印。引首王穉登题：“钱山人定慧寺图，黄征君书啸轩记。”尾纸黄姬水书其父黄省曾撰《吴郡定慧禅寺苏文忠公啸轩碑记》。另钤收藏印“家在天津沽上”、“彝斋珍藏”两方。
定慧寺在苏州著名的双塔附近，苏轼曾与定慧寺僧颇有交谊。明正统五年（1440年）所刻《东坡先生遗墨》碑跋文记载：“苏文忠公两官杭州，复守湖州，往来湖州，未尝不至定慧寺，故寺中题咏独多。”

“雪泥鸿爪”在诸多佛书中都有近似意象，如《华严经》：“譬如鸟飞虚空，经百千年，所游行处不可度量，未游行处亦不可量。”《五灯会元》：“雪霁长空，迥野飞鸿。段云片片，向西向东。”各自意味不同，苏东坡在这里借用典故，是他少年时代旁涉佛书融会贯通而成的模糊积淀。

苏东坡六十多岁时被贬海南，作有《独觉》诗：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独觉”是佛教语，又称“缘觉”。谓无佛之世，修行功成，自己觉悟缘起之理者。《俱舍论·分别世品》云：“言独觉者，谓现身中离禀至教，唯自悟道，以能自调，不调他故。”晚年的苏东坡回看自己一生，“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既然浮生如梦，眼下还不如“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来得自在，欢喜无拘。

◉《两江名胜图·杭州下天竺寺图》◉ 明◉ 沈周
◉ 上海博物馆藏
◎《杭州下天竺寺图》是沈周的《两江名胜图》册中的一幅作品。《两江名胜图》绘长江与淮河两岸的名胜风景，画面撷取富有特征的景物，剪裁简明，却构成诗意盎然的境界。画中寺院掩映在万木丛中，雾霭缭绕，流泉跳珠，一派梵宫胜地幽雅宁静的气氛。
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在杭州期间，他常与僧人交游，游遍杭州的大小庙宇。苏轼留有《天竺寺》诗一首：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19　苏东坡与三位夫人：不思量，自难忘
Su Shi and His Three Wives：Never Engraved，but it Remained

文+编　刘小荻　绘　解诗梵　text & edit：Liu Xiaodi　illustration：Xie Shifan

苏东坡的一生中，有几位女性的身影挥之不去：“不思量，自难忘”的王弗，“惟有同穴”的王闰之，“伤心一念偿前债”的王朝云。这三位女性，出现在苏东坡不同的人生阶段，陪伴他迎接动荡多舛的命运，但她们都早于东坡而亡逝。苏东坡和她们的故事，为她们留下的诗词，可以让我们看到东坡的感情世界。

不思量，自难忘

《江城子》是苏东坡在第一任妻子王弗过世十年后，写下的悼亡词，其中真挚的哀痛让人恻然：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在苏东坡赴京赶考的两年前，他娶了家住眉山青神县的王家小姐王弗为妻。那一年苏东坡十八岁，王弗小他三岁，是乡贡进士王方之女。成长在书香门第的王弗，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机敏善识人，有一轶事，说的是苏东坡与友人在家中对谈时，王弗常在屏风后屏息凝听，客人走后，王弗和东坡直言，刚才交谈的客人，句句附和东坡的话意，是个溜须拍马的泛泛之辈，不可深交。王弗知道东坡天性通达，在他眼里这世间就没有坏人，因此对丈夫身边的朋友，她就多留个心，好帮丈夫辨明善恶。

宋朝有磨勘考绩升迁的制度，规定文武官员在一个地方任期满三年后，考察得当，才能例行升迁。治平二年（1065年），苏东坡在凤翔三年任满，举家折返回京。尽管他才初入仕途，却早已声名远播，求贤若渴的宋英宗想重用他，眼见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此时王弗却突然病逝了。王弗去世时年仅二十六岁，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东坡的父亲苏洵在王弗去世后，对苏东坡感慨道：“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

一晃十年，在密州当官的苏东坡，夜来幽梦忽还乡，恍惚间看到王弗正坐在窗前对镜梳妆，梦中人还是十年前的模样，自己却早已尘满面，鬓如霜，惊醒后是夜里，四下无人，只有一轮孤月影影绰绰地空挂在老树后，东坡不禁悲从中来，对世事的感慨，对王弗的思念，成就了《江城子》这一阙千古悼亡词。

我少实恩，惟有同穴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去世三年后的熙宁元年（1068年），苏东坡娶她过门。王闰之小东坡十一岁，她对东坡的才气十分敬仰，嫁给东坡后勤勤恳恳相夫教子，为他担起一家的重担。秉性善良的王闰之，先后为苏东坡育有二子，对堂姐王弗的遗子也始终视如己出。王闰之去世后，苏东坡为她写的悼词中，一句“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感念的就是王闰之对三个孩子的一视同仁。

◉《十二罗汉图》卷◉ 宋◉ 李公麟
◉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 王闰之去世后，苏东坡请名家李公麟画了一张十罗汉像，设水陆道场供养，完成王闰之遗愿。

苏东坡一生大起大伏，在他波澜曲折的宦游生涯中，王闰之始终与他同甘共苦。苏东坡遭受“乌台诗案”牢狱之灾时，上奏弹劾苏东坡的御史以大不敬之罪想致他于死地，神宗犹疑再三，最终准许了按照法办流程先革了苏东坡的官职，押他回京受审。苏东坡自知凶多吉少，请求押他回京的官吏准许自己能回家和亲人告别。回到家中，事先得知消息的家人早就哭作一团，苏东坡用宋真宗时代的大儒杨朴不得不赴京面圣，临行前给夫人念的诗来宽慰家人：

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王闰之听了诗不由破涕为笑，苏东坡这一走前途未卜，不知此时为他照料家中老小的王闰之在惶惶不安中，是下了怎样的决心。

苏东坡和王闰之有二十五年的夫妻缘分，元祐八年（1093年），王闰之去世，而这一年，也正逢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神宗皇帝去世后，九岁的幼帝英宗皇帝即位，代理摄政的神宗之母，也就是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尤为器重苏东坡，从元祐元年（1086年）到高太后去世的元祐九年（1094年），在这八年间，苏东坡一路升迁，步入了大宋王朝的权力中心。随着高太后的去世，苏东坡又要面临政治加诸其身的命运逆转。和苏东坡一路甘苦与共的王闰之，这一死，也免去了眼睁睁看着苏东坡再次落魄。

王闰之死时，被予以高规格的葬礼流程，灵柩安置在京西的一座寺庙里。苏东坡为王闰之写了一篇祭文：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顷，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东坡感叹“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叹王闰之为自己付出很多，却惭愧“我实少恩”，唯独在自己死后，与王闰之同穴合葬，才能弥补一些愧疚。八年后，苏东坡在常州去世，弟弟子由按照东坡在这篇祭文中所示，将王闰之与苏东坡合葬，也算了却了东坡的一桩心愿。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朝云进苏府的时候年方十二，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时，常常游湖宴饮，请来擅长丝竹歌舞的名妓助兴。据《燕石斋补》记载，朝云原是名妓，苏东坡后将她引进府里纳为妾室。朝云原本不识字，但悟性颇高，在苏东坡身边耳濡目染，读书识字，成了他心灵上的知己。毛晋的《东坡笔记》中，载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一天东坡退朝回家，饭后走路消食，他指着自己的肚子问周围人：“你们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一肚子诗词歌赋，有人说是一肚子墨水才华，东坡都不置可否，一旁的朝云却笑解其意，答道：“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东坡听罢，捧腹大笑，称赞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苏东坡晚年在惠州的生活，和朝云紧密相关，苏东坡被贬惠州时，朝云常常吟唱他填词的《蝶恋花》，为东坡消愁解闷：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朝云善感，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一句，不禁掩面痛哭，东坡问原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苏东坡听了大笑道：“我正悲秋，你又开始伤春了。”在朝云过世后，苏东坡“终生不复听此词”。《蝶恋花》上下两阙，词里明写的是柳絮被风吹得四散，芳草随风而生，漂泊孤无所依，朝云感念的却是东坡颠沛无常的人生境遇，她不忍唱为的是东坡，掩面哭为的也是东坡。

在惠州，苏东坡开始钻研佛理和修道家之术，朝云同好学佛问道，苏东坡称朝云为“天女维摩”，意思是朝云纯洁不染。

绍圣三年（1096年），朝云在惠州病逝。弥留之际，俨然已是虔诚佛教徒的朝云念诵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的偈语，慢慢闭上了眼：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朝云去世后，被葬在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惠州城西的丰湖，又被称作小西湖，是苏东坡平日最喜欢携朝云来游赏的地方，但自朝云去世后，东坡便不再踏足这里半步。

朝云病逝的那一年，苏东坡作过几首悼词怀念朝云，其中有《西江月梅花》一词：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前句中“晓”与“朝”叠韵同义，“晓云”暗指“朝云”。后半句苏东坡自注说用的是诗人王昌龄曾梦中作梅花诗的典故。高情已逐朝云空，来去俱空，朝云既逝，东坡此生便不会再与梨花同梦了。

◉《东坡寒夜赋诗图》卷
◉ 明◉ 仇英
◉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 此画作于1505年，画中描绘的是苏东坡和朝云寒夜赋诗的场景。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载有：“《燕石斋补》谓朝云乃名妓，苏轼爱幸之，纳为常侍。”文征明跋：仇实甫人物效赵承旨，笔意遒劲高古，有天际真人之想。此图丰格尤称绝伦，其侍坐婀娜含羞露娇，宛然若生，可谓深入周昉之堂奥，岂特承旨已耶，宜珎藏之。征明。

20　苏东坡与苏洵：苏氏文章擅天下
Su Shi and His Father Su Xun

文　景胜　编　刘小荻　text：Jing Sheng　edit：Liu Xiaodi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三字经》

◎ 苏洵（1009—1066年）
苏洵，字明允。北宋文学家，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被称为“三苏”，均名列“唐宋八大家”，有《嘉祐集》传世。曾任校书郎、主簿等微官，追赠为光禄寺丞。

公元1056年的春天，这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正带着两个儿子穿剑阁、越秦岭，迢迢千里，从蜀地眉州的眉山镇出发，赶往北宋的都城汴梁。那时他已经47岁，出川之路的险峻雄奇，早已不再令他感到兴奋。这条路，他29岁时走过，去京师礼部考取进士，铩羽而归；回来苦读八年之后，37岁再次进京参加制科考试，依旧无功而返。此时已年近知命，苏洵苏老泉知道，通过考试而达功名这条路，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条死路，一切还需另想办法。好在这次，他的怀里揣着“办法”。

发奋

苏洵的身边，有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一路相伴，蜀道虽艰，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但对于第一次走出蜀地的两兄弟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看着儿子们年轻又兴奋的脸，苏洵神思千里——就在他们兄弟俩这个年纪时，自己却以虚掷光阴、浪荡山水闻名乡里。

在眉山镇，苏家本是大姓旺族，尤其是在苏洵的哥哥苏涣高中进士后，苏家带动当地兴起科考之风，可苏洵反倒是个例外。他也曾在幼年开始读书，学习断句、作诗文，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苏洵天性好任侠与壮游，终日嬉游，不知有生死之悲。奇怪的是父亲苏序也不急，对儿子纵而不问，“非忧其不学也”，并不为此担心，知子莫若父，在苏序看来，儿子天性难束，吟诗作赋、写骈体文、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这些都是苏洵不擅长的，就随他去吧。这种情况直到苏洵19岁与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氏结婚之后，依旧没有改观。

据苏洵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大约在得了长子之后，对于读书，苏洵的态度才严肃起来，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考取功名，行将为官做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追悔韶光虚掷。原本苏洵看与他同辈的人，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但在苦读两年之后，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这次失败，使他痛自检讨，再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细读，不禁喟然叹道：“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愤然将这批旧稿，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就在他立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的第二年，苏轼出生了。

◉《陈元实夜来帖》
◉ 宋◉ 苏洵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元实夜来帖》约书于庆历七年（1047年），苏洵庆历七年举制策不第，对他打击沉重，返回家乡眉山后，十年未再出蜀地，潜心苦读，直到嘉祐元年（1956年）携苏轼、苏辙二子赴京应试。《忆山送人》诗云：“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故帖云“恐亦运数使然耳”，表达了苏洵的郁郁不得志。

榜样

北宋景祐三年（1037年），苏轼出生，三年之后，苏辙出生。所以对于大苏小苏两兄弟来说，从睁眼记事开始，身边就一直有一个读书人的榜样，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苏洵。

相传苏洵发愤读书后，态度和以前迥然不同。有一年的端午节，程夫人看他一直待在书房里，连早餐也忘了，特地剥了几只粽子，连一碟白糖，送去书房，没有打扰他便悄悄地走开了。近午时分，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糖碟原封未动，然而砚台的四周却残留了不少的糯米粒；苏洵的嘴边也是黑白斑斑，黑的是墨，白的是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把砚台当成糖碟，蘸在粽子上的，是墨不是糖。

除了以身作则外，苏洵还吸取了自己青年荒废的教训，决心不让这一幕在儿子身上重演。苏轼7岁入天庆观北极院小学读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虽然他头脑异常聪明，但孩子天性里的调皮也尽显无疑。据传为了培养他读书的兴趣，苏洵常常特意在两个儿子玩耍时，出现在一个他们看得到的角落看书。两兄弟好奇，跑过来看父亲在做什么。苏洵每每故意慌慌张张地把书藏起来，于是两兄弟更好奇了，想方设法去偷书看。由于本身天资聪慧，二人就此渐渐都迷上了读书。苏辙曾回忆说：“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

赶考

就这样父子相伴六七年，每日父亲苏洵端坐书斋，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儿子承膝绕前，渐入门径。苏轼十来岁时，已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句。

十年寒窗，37岁的苏洵再度从眉州出发，下夔州过巫峡，前往京师参加制科考试，意欲求取一份应属自己的荣耀，但却依然未中。尽管及至后来苏轼苏辙同登科第之后，苏洵自嘲又骄傲地留诗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但在当时，这次考试的失利，对苏洵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决心自此再不入考场。

归来之后的苏洵依旧用功不辍，只不过不再心存科考之念，读书为的是自己喜欢，也为两个儿子铺路，他引导苏轼两兄弟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着之翰墨，使人有闻焉。”他常与儿子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一次，读到当朝宰相富弼的文章，文中提醒辽国说，鼓励你打仗的人是想立志，对国家却有害。苏洵问苏轼，古人有没有类似的说法。苏轼说，严安，汉武帝时，告诉过汉武帝，打击匈奴，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但没有富弼说得透。

◉《道中帖》◉ 宋◉ 苏洵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曾做梦又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 苏洵墓碑◉ 清嘉庆五年重立
◎ 苏洵墓，别名苏坟山，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为苏洵及夫人程氏、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进行过大修。三苏墓旧志载：“苏洵疾卒于治平三年（1066年）戊申四月，享年五十有八，天子闻而哀之，特赐光禄寺丞，有司具载其丧归于蜀。”

可见当时苏洵对两个儿子要求之严格。在文风上，苏洵对苏轼的影响更是巨大。彼时，为反对“浮华淫巧”的“西昆体”，“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成为主流，王安石就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批评这种“课试文章”是耗尽考生精力，不是在造就人才，而是在毁灭人才。

满腹经纶却屡试不中的苏洵，自始至终都不适应这种考试体，他的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尤其是政论文，古朴简劲、博辩宏伟、纵厉雄奇、言辞锋利，对于散文，他提出“风水相遭”说，审美标准是：风行水上涣，天下之至文也。他主张文贵自然，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这一文学创作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轼从苏洵“风水相遭”的学说中悟出了“行云流水”的文学美学思想，其基本特点就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代表了他一生在文章风格上的审美理想。

在父子相伴、互学相长十年之后，北宋景祐元年，当得知倡导写文章要向两汉学习，主张言以载物、文以饰言的欧阳修，即将出任来年科考的主考官之后，苏氏父子三人启程，历时两月余来到京城汴梁。“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从而搅动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场新文风，将北宋文化的繁华推向了巅峰。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文章为欧阳修所激赏，雀屏高中，从此开始了他们沉浮跌宕的宦海生涯；而苏洵怀揣益州知州张方平的推荐信面见欧阳修，虽被欧阳修推荐给当时宰相韩琦，但未获起用，后以九品校书郎终老，成为唐宋八大家中，唯一没有进士身份、自学成才的大家。

21　苏轼与苏辙：对床夜雨听萧瑟
Su Shi and His Little Brother Su Zhe

文　九诫　编　刘小荻　text：Jiu Jie　edit：Liu Xiaodi

“三苏”之名，深深烙印在文学史上，家喻户晓。苏洵与其二子苏轼、苏辙的文学成就，千年来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能与“三苏”相较的世家文人，恐怕只有三国时期的“三曹”父子：曹操、曹丕和曹植。

在苏轼所在的北宋时期，以兄弟盛名的士儒也有很多。如“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如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兄弟。其中“二程”兄弟以道学盛名，开创了宋代理学之先河，为后来的大儒朱熹所继承；王氏兄弟中，唯独王安石以变法和文学闻名后世。而兄弟得以文学盛名于后世者，唯有苏轼与苏辙。

古代社会，以儒家“孝悌”为人伦大节。孝者，父母也；悌者，兄弟也。远不同于曹丕、曹植之间皇权争斗的惊心动魄，与其《七步诗》的生死相逼，苏轼与苏辙二人，不仅不仅文学上志趣相投，官场宦游也是相濡以沫。或者说，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谨守“孝悌”之大节，而在其“悌”义中，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仕途中，广有几分“知己胜兄弟”的味道。

苏洵娶程氏夫人，共生了六个子女，但只有苏轼、苏辙存活了下来。这种丧子的不幸，对后来兄弟二人的感情或许有些影响。在苏洵与程氏夫人相继过世后，初入仕途的兄弟二人，更加相依为命。

苏辙，字子由，比苏轼小三岁。二人年龄差距并不大，在苏洵家学的教育下，兄弟俩共同读书成长，感情也就更为深厚。虽说感情深厚，但二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苏洵《名二子说》云：“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又云：“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 苏辙（1039—1112年）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自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苏洵之子、苏轼之弟，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作品有《栾城集》传世，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

车者，行乎大道，可通天衢。苏洵为二子取名，借与车马相关字，可谓喻意深远。所谓轮、辐、盖、轸，皆是古代车马重要的组成部分。唯独轼，看似可有可无，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取其辙字，是指行车有迹，然其行车之祸福不与焉。易而言之，轼者过于外露，辙者可以无痕。苏轼性情豪放，而苏辙则性格沉稳，将此兄弟二人的性格放置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也就看得愈加明显。

纵观苏氏兄弟的仕途命运与人生轨迹，可谓是同道而行。嘉祐二年（1057年），兄弟二人参加礼部会试，成同科进士，初步仕途；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离世于汴京，苏氏兄弟顺长江归蜀葬父；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满后，苏氏兄弟司职汴京，朝廷变法，兄弟二人各司其职，撰文上书反对变法；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苏轼困于狱中，其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为兄赎罪，遂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元祐元年（1086年），新党失势，司马光任相，兄弟二人又次入京司职；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因其党争乞求外任，苏辙连上四札，也乞外任；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贬为琼州别驾，苏辙则贬为化州别驾，二人相聚于藤州，自此后，兄弟诀别。

苏氏兄弟自踏上仕途以后，聚少离多，兄弟之情累积为文学上的表达，诗词唱和，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苏轼《初别子由》云：

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好学老益坚，表里渐融明。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

◉《见访帖》◉ 宋◉ 苏辙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昔年，初步仕途之际，苏轼与其弟辙初次离别，就表达了兄弟胜似贤友之义。苏轼死后，苏辙作《历代论引》云：“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对于苏辙来说，其兄更是胜似师友。从中可见，苏氏兄弟一生交往，生发于兄弟之情，练达于士贤之义。

嘉祐元年（1056年），“三苏”入京，兄弟二人参加会试，途经渑池寺庙，于僧舍壁上题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赴任凤翔府判官，途中作诗寄示苏辙。苏辙见其诗，念其兄必途经旧地渑池，故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诗云：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苏辙念及送别之时，回味僧舍题壁，联想其兄此时正独行寂寂，路长无语。苏轼得其诗，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云：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翻新次韵，感怀其来去六年的人生历变。飞鸿与雪泥的借喻，提升了苏辙原诗写实的意境。在其两首诗中，“旧宿僧房壁共题”是兄弟两人共同的记忆，而“老僧已死成新塔”则只能是苏轼独自感受的人生蜕变。

熙宁九年（1076年），时值仲秋，苏轼填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及兄弟离别之情。其词境旷达动人，为后世广为传诵。熙宁十年（1077年），兄弟二人在离别七年后，再次相聚于徐州。苏辙填《水调歌头·徐州中秋》以和苏轼之作，云：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被，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晴暖帖》◉ 宋◉ 苏辙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春寒帖》◉ 宋◉ 苏辙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辙这首词，虽作于兄弟相聚之时，但仍不失浓厚的离别之忧，与身在乡外的情愁之意。为此，苏轼再和一首《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云：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苏轼词中的“缓离愁”与“可忘忧”，正对苏辙的“不胜愁”与“照离忧”。二人内敛与放达的性情，跃然于纸上。此时，兄弟二人相聚的唱和之作，虽劝慰温情有之，声声皆可入耳，然已不胜似苏轼独念亲人的高远旷达之慨。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于狱中寄诗与苏辙，诗中有云：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

诗中“未了因”显然是指苏轼遭此横祸，只有来世相见的缘分。而“他年夜雨独伤神”则是源于与苏辙对床夜雨听萧瑟的约定。在此之前，苏轼也曾寄诗苏辙，云：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其中“夜雨何时听萧瑟”就是提醒苏辙对其约定的寄望。苏轼一直不忘的对床夜雨，本源于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然而，就在苏轼惨遭横祸之际，仍感叹“他年夜雨”时，此时的苏辙已经上书皇帝，写下了《为兄轼下狱上书》。其文曰：“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怙恃者，父母也。父母死得早，兄弟二人在世上只能相依为命。又曰：“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面对“乌台诗案”，苏辙不畏强难，敢于冒死进言，其兄弟感情弥笃，可窥其一斑。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离世于北归途中，兄弟二人自此永别。苏辙葬其兄苏轼于汝州，并作《墓志铭》：

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苏辙将其兄苏轼葬于嵩山小峨眉山下，又作铭文以完成苏轼生前嘱托。在古代，作墓志铭文，不可随意为之，必请其有威望之辈，或亲近之人为其作铭文。苏轼在弥留之际，嘱托苏辙为其作墓志铭文，其深意可谓不言自明。

人在生死之间，终将留下遗憾。就苏轼而言，对床夜雨听萧瑟，终老于山水之间的寄望，却也只能是寄望。在感慨苏轼寄望其兄弟二人对床夜雨时，不免让人联想到他曾经感怀的诗句：此事古难全。

◉《怀素自叙帖题跋》◉ 宋◉ 苏辙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宴居帖》◉ 宋◉ 苏辙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东坡去世后，弟弟子由为他写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子由讲述了苏东坡的一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苏辙

22　苏东坡与欧阳修：一朝为知己
Su Shi and His Confidant Ouyang Xiu

文　九诫　编　刘小荻　text：Jiu Jie　edit：Liu Xiaodi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倘若没有宋代，那么文化的光芒将会黯然许多；而在宋代文坛中，倘若没有欧阳修与苏轼，那么宋代文坛将会空出半壁江山。欧阳修接续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唐代古文运动，而苏轼则接替欧阳修将宋代文化推向新高峰。

◉《醉翁亭》◉ 明◉ 仇英

科举结定师生缘

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因维护范仲淹被贬至夷陵，而此时在蜀地眉山，苏轼刚刚出生。两人相距千里，年龄相差一代，没人会想到二十年后，这两人会在京城相聚，结为“一朝知己”。在苏轼出生之前，即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二岁的欧阳修考中进士。凑巧的是，也在这一年，苏洵在《题张仙画像》中坦言，当时他正在成都玉局观里祈求子嗣，六年后，便迎来了苏轼的降生。

欧阳修祖籍在江西庐陵，但他在蜀地绵州长大。欧阳修与苏轼同在蜀地的文化氛围中成长，或许由此也拉近了二人的关系。欧阳修二十二岁考中进士，而比欧阳修小两岁的苏洵却屡试不第。于是苏洵放弃了求考功名的愿望，将心思放在了培养苏轼、苏辙两兄弟身上。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不负父亲苏洵的期望，同时考中了进士。而苏轼考中进士的经历，又与欧阳修传有一段佳话。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和梅尧臣，出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为此洋洋洒洒构得佳篇。在批卷子时，梅尧臣对苏轼的古文大为赞赏，与欧阳修商定，将此考卷录为第一。但欧阳修看了卷子之后，很怕这是自己的门人曾巩之作，假使录为第一，定然招来非议。于是，欧阳修无奈地将苏轼的考卷录为第二。

◉《集古录跋》◉ 宋◉ 欧阳修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山始祖，是中国广泛收集拓片的第一人。庆历五年（1145年），欧阳修调到北方真定府，开始有系统地收集碑铭拓片。欧阳修之前，没有人留意散落各地的碑铭，欧阳修首次有系统地加以搜集，共得拓片一千多件，其中六成出于唐代。欧阳修欣赏碑铭的书法，于嘉祐七年（1062年）编纂《集古录》，成为考古学上的巨著，他为400多件拓片撰写跋尾，编成《集古录跋尾》10卷。他指出拓片的史学价值，举例说明碑文可以考证史事，校正史籍阙漏。受欧阳修影响，中国士大夫自此开始留意碑铭及青铜器等古器物。

古代的科举考试，讲求师生之谊，即考中进士的人，必拜主考官为师，自认为受业门生。因此，苏轼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欧阳修的门生。从文化史上看，这一年考中进士的可谓名人辈出。不仅苏轼、苏辙考中进士，同时考中的还有曾巩，以及日后成为理学大家的程颢与张载。而在众门人中，最得欧阳修赏识的则是苏轼。

欧阳修书信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其实，苏轼能够有此成就，也是受到了欧阳修古文中兴运动的影响。苏轼书信梅尧臣说：“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游之，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又说：“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苏轼所说的知己，不仅仅指涉科举考试，也道出了二人所信奉的文学理想的相通。

一朝为知己，亦师亦友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送葬归乡，直至服丧满后才再次回到京城。此时京城已然不同往日，神宗继位不久，欧阳修、富弼等朝廷重臣已解职去了地方。苏轼入职京城，面对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变法党争的局势，尽管没有了欧阳修等人的庇护，但苏轼仍敢于直谏，直斥变法。不久苏轼遭人构陷，于是他请求和欧阳修一样，离开京城，外放地方任职，苏轼得了个杭州通判之职。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赴杭州上任，在入职前，他特意去看望了远在颍州的欧阳修。此时的欧阳修已垂垂老矣，两人许久未见，相谈甚欢。或许他们在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为诀别。第二年（1072年），欧阳修就在颍州溘然长逝了。

◉《醉翁亭记》◉ 宋◉ 苏轼
◎《醉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宋元祐六年（1091年）刻石，在安徽省全椒县。原石宋时已毁，明嘉靖年间重刻石。宋刻本字有漫漶，但书体远在明刻本之上。今拓明刻本分四张拓，前三张七行，末张五行，行二十字。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无一笔松懈，无一字不缜密。赵孟頫《松雪斋》云：“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里裹铁也。”王世贞评：“苏书《醉翁亭记》，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意。”李长善认为：“文忠早师颜鲁公，大书《醉翁亭》《袁州学记》，不改鲁公家法。”可谓知言。

二十年后的元祐六年（1091年），虽然苏轼仕途并不顺利，但他俨然已如昔日的欧阳修，成了文坛领袖。这一年，苏轼任职颍州半年，这里正是欧阳修与世长辞的地方，苏轼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时常向人缅怀起这位“一朝为知己”的老师。

苏轼曾作文《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文中回忆说：“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为此，苏轼感叹曰：“公虽云亡，言如皎日。”从中可见，欧阳修对苏轼的种种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

◉ 欧阳修与同僚书信◉ 宋◉ 欧阳修

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厚望，其为人做官，行之有道，而不敢见利忘义。苏轼与欧阳修不仅是科举上的师徒关系，在思想上，苏轼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

儒家道统的传承

王安石曾斥责苏轼：“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欧阳修有《正统论》的思想学说，而苏轼也作过《后正统论》的古文。何谓正统论呢？欧阳修明言道：“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者；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论作。”欧阳修的表述非常明确，显然是高举儒家的道统，以此来治理天下。而其中的思想源流，则来自儒家《春秋公羊》学说中的“大一统”思想。

苏轼的《后正统论》，分为三篇：《总论一》《辩论二》《辩论三》。但苏轼的正统论并非简单地附会欧阳修的思想，而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苏轼直言道：“正统论者何耶？名耶，实耶？”这一句质问，直指正统论的问题，从中可以明白，苏轼想要追问的是，假使正统论徒有其名，而没有落到实处，那又该如何呢？

苏轼曾经说过，自己在思想上受过欧阳修的影响，显然不是一时的客气之语，从《后正统论》中就可窥一斑。在欧阳修死后，苏轼对欧阳修有过定论式的评价，《六一居士集序》中，苏轼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诚哉斯言，不诬也！这句话若用在苏轼身上，又何尝会有半点虚言呢？

23　苏东坡与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
The Feeling of Gratitude or Resentment between Su Shi and Wang Anshi

文　九诫　编　刘小荻　text：Jiu Jie　edit：Liu Xiaodi

古代仕宦文人，极为重视交游。自唐宋以后，围绕以科举为中心的同科进士，座师门生，彼此交游则意味着仕途命运，也意味着士族兴衰。文人学士之间的诗词唱和，煮酒论史，游历名胜，臧否人物，无不以交游相知，广引为同道。

苏轼交游起于“三苏”入京与科场会试。进士及第以后，苏轼时以欧阳修门生自居，并有意与司马光进行家族联姻；任知州时期，苏轼提携奖掖后学，故有“苏门四学士”之说，蜀学之实，也渐渐得以确立。但在苏轼的交游中，唯有与王安石之间的交游，最值后人玩味。

◎ 王安石（1021—1086年）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盐阜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人，北宋庆历二年壬午科进士第四名。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革新派领袖。

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四年后，苏轼奉诏赴汝州上任，途经金陵（今江苏南京），此时王安石早已退出政坛，定居金陵多年。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这次相会后，苏轼作《与滕达道书》云：“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所谓“某到此”，指的是苏轼过金陵谒见王安石。王安石曾因拜相变法，受尽责难，而苏轼也因“乌台诗案”，历经生死大劫。此时，或许二人内心已生蜕变，诵诗说佛而不论时政，相谈甚欢。

在金陵，苏轼和刚上任的江宁知府王胜之同游紫金山，写了首《同王胜之游蒋山》相赠：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无十里，遗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夹路苍髯古，迎人翠麓偏。龙腰蟠故国，鸟爪寄层巅。竹杪飞华屋，松根泫细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彴横秋水，浮图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

王安石对诗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一句赞不绝口，他感慨说“老夫平生所作诗，无此二句”，为此，王安石特意作了和诗《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

金陵限南北，形势岂其然。楚役六千里，陈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风月自觥船。主送悲凉岸，妃埋想故莲。台倾凤久去，城踞虎争偏。司马壖庙域，独龙层塔颠。森疏五愿木，蹇浅一人泉。梲杖穷诸岭，篮舆罢半天。朱门园渌水，碧瓦第青烟。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

王安石序之曰：“余爱其‘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服天’之句，因次其韵。”他盛赞苏轼：“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苏轼八月离开金陵城后，写过两封信给王安石，后来苏轼又写过一首《次荆公韵四绝之三》给他，诗里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过从帖》◉ 宋◉ 王安石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诗中“想见先生未病时”，是说王安石年初害了一场大病；所谓“劝我试求三亩宅”，其有所指，苏轼在《与荆公书二》云：“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中山之下。”又云：“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苏轼有意买田于金陵，终老在此，盖是王安石与苏轼闲谈的议题。而末句“从公已觉十年迟”，或是苏轼感慨其二人交游甚晚。此时，距王安石罢相去职已然八年有余。所谓十年之迟，也或是苏轼疲于仕途艰辛，而想到王安石去职赋闲的自在生活。

倘若不了解王安石变法这段史实，只读苏王二人的唱和之诗，很可能误以为这不过是情投意合的老友重聚而已。王安石与苏轼这次短暂的交游，与其熙宁变法时期的政治交锋相比，仿佛是十年不开的昙花，突然一现。因而，回顾苏王二人在熙宁时期变法的交锋，再体会王安石与苏轼这次短暂的交游，或许别有一番滋味。

王安石倡议变法改革，志在“变风俗、立法度”。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得神宗召见，任参知政事，并另设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苏轼入京初踏仕途不久，授官告院之职。七月，颁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法，是关于调节运输的法令。九月，颁行青苗法。所谓青苗法，是指政府向农户借贷粮食，解决农田青黄不接之急，待农田收成以后加息偿还。

期间，有人上疏数王安石十大罪状，王安石闻之请辞，神宗不准。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表明反对学校科举的改革。其后，司马光屡次举荐苏轼为谏官，不成，遂授苏轼权开封府推官之职。因“贡举状”，苏轼得神宗召见，不久，苏轼作《上神宗皇帝书》。

熙宁三年（1070年），黜废为变法而设立的三司条例司。欧阳修等昔日重臣上疏，指出地方官吏出于功利，青苗法出现弊端。王安石为之请辞，神宗不准。年末，颁行农田水利法，以改革农田水利的沉积之弊。又颁行保甲法，设立乡兵组织，以检察乡民奸盗，更为募兵所用。王安石拜相，欧阳修作《贺王相公安石拜相启》；而新党弹劾苏轼，司马光执笔为其辩护。

熙宁四年（1071年），因新法执行不当，有县民举告，王安石请辞，神宗不准。颁行贡举新法，为招揽实干人才而改制科举。苏轼《复改科赋》云：“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同时，全面行免役法。原本，州县须乡民出丁服役，而免役法则可出钱替代服役。其时，反对此法的呼声喧嚣尘上，新党曾布作《十难》反驳。新党谢景温再弹劾苏轼，苏轼乞外任，授杭州通判。

熙宁五年（1072年），因变法议事与神宗意见不一，王安石请辞，神宗不准。颁行市易法，意在改善税政，抑制富商操纵市场，防止小商户破产。颁行保马法。北宋用马不足，故马政亟需改革。颁行方田均税法，以清查荒废或滥用的土地，并依此核定赋税。王安石与神宗讨论兵制，议兵将法。此法为选拔良将，改制强兵。

◉《行书楞严经旨要》◉ 宋◉ 王安石
◉ 上海博物馆藏
◎ 此卷书“楞严经”全篇，为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自署：“余归锺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作者时年六十五岁。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曹溶鉴藏。
王安石本不善书，北宋黄庭坚评：“率意而作，本不求工”，他的书法具有一种萧散之韵。卷后有宋元明诸家跋，其中元人王蒙跋称：“荆公（王安石）暮年，深悟禅理，故特于是经提出而亲书之。”

熙宁六年（1073年），因守门兵卫与王安石仆役冲突，王安石乞罢相，神宗仍是不准。熙宁七年（1074年），有人上“流民图”，谓变法祸害民间。王安石为此六次上疏请辞，神宗无奈罢王安石相位，贬知江宁府，而苏轼则转知密州，并有意改革“艳词”之风，填词豪放。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复相，因新党内部党争，遂又屡乞罢相，神宗不应。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最终得偿所愿，得以罢相，赋闲于金陵。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密州任满，回汴京述职。随后，又改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兵将法改革施行。苏轼则因新党构陷，事发“乌台诗案”。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遂拜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

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再入汴京，授中书舍人，知制诰。五月，王安石病故；九月，司马光病故。神宗崩，哲宗继位；苏轼入京授职，王安石与司马光亡故，似乎朝政风雨就此消歇。而苏轼与王安石“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的设想，随着王安石的病故，也就烟消云散了。就其“诵诗说佛”的交游而言，昔日的政见交锋，在苏王二人内心仍各自有一份坚持。

苏轼作《司马温公行状》，谓“变法”使之天下病矣，而“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显然，苏轼对熙宁变法的态度，仍不改其初衷。而制《王安石赠太傅》，苏轼谓王安石：“进退之美，雍容可观。”又云：“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行状与制词两种文体，前者固守于士儒道统之卮言，后者束缚于朝廷治统之诰语。两者皆是苏轼执笔作文，其文义虽矛盾对立，然也合于“道治”之一统。

其实在苏轼看来，王安石全面变法与司马光全面废法，两者皆不足取。而关于变法与废法的利害，苏轼则认为变法是朝政致害的根源。所以在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云：“宋用臣之流，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以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不仅在乱政方面，苏轼指斥王安石，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苏轼也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所谓“文字之衰”，是指王安石新学对科举乃至经学所带来的弊端。从中可见，苏轼对熙宁变法以及王安石所创立的新学，给予了政治和文学上的双重否定。

又或，苏轼的思想发展与仕途经历，除却早期受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学政之风气影响外，对苏轼思想产生纠缠且难以融合者，就是王安石所推动的学政风潮。苏轼早年参加科举时，王安石知制诰，任其考官，王安石为苏轼文章制词，言道：“夫士之强学瞻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

在王安石看来，“不违于道”而“守之以要”为策论据经之本，否则就是“类战国文章”，纵横家者流。而在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为进士制论策试题，题曰：“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霜，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因当时变法新政，此题被新党认为暗藏攻击变法，王安石为此极为不快。在其不快的意气背后，或许也是出于两人学政思想相左，而难以融洽合作。

元祐元年（1086年）五月，王安石亡故，同年七月，苏轼奉敕祭西太一宫，见王安石题壁诗，感慨万千，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其二诗云：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只要杯中有美酒，又何必追求墓上征西将军的名号，听说昔日乌衣巷口显赫的王谢两族，如今也只留下烟草凄迷了。斯人已逝，从公已觉十年迟。

24　苏门弟子，蜀学一脉
The Disciples of“the Shu School”

文　九诫　编　刘小荻　text：Jiu Jie　edit：Liu Xiaodi

◉《西园雅集图》◉ 宋◉ 李公麟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苏辙、王诜、黄庭坚、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以及僧圆通、道士陈碧虚等十六位名士，在驸马王诜宅邸西园集会。画中之人或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或扶琴唱和、或打坐问禅，每个人的表情动态在李公麟笔下皆栩栩如生、动静自然，人物衣纹草石花木，每一笔线条都处理得十分精致。

苏轼的文学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前期，除去父亲苏洵的家学教导之外，苏轼还受到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影响。简而言之，前期的苏轼可谓是追随文学宗师的时期；而后期则是苏轼自己发现和提携有才学的后进文人，成为蜀学宗师的时期。

蜀学由来

北宋文官制度的缺陷，虽然促使党争屡屡发生，却也成就了文学艺术的自由发展，形成了各种具有独立思想的学派。譬如：王安石的新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司马光的涑水学，以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

苏轼的才学有目共睹，尤为欧阳修所赞赏。但苏轼在变法斗争中被贬以后，除去地方上勤勉施政以外，其文学成就也开始突显。在诗词上，苏轼一改“艳词”之风，用词风发豪迈，得到了许多文人学士的推崇。文学创作的成绩，吸引了大批后来的文人们争相追捧。

在这些交往过程中，苏轼也发现了不少人才，所谓的“苏门四学士”，就是其中代表。苏轼在知杭州时，晁补之前来拜见；苏轼知徐州时，黄庭坚从大名府直奔徐州而来，秦观也是从京城试举辗转来到徐州执弟子之礼。在《答李昭玘书》中，苏轼欣然讲道：“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从中可知，苏轼不仅专注于创作，也注重对一些才学后进的提拔，并与其成为一生的知交。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苏轼曾有此感言：“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

《西园雅集》（局部）
◉ 宋◉ 马远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马远以《西园雅集》的文人集会题材作画，长卷共分四段。此为其中一段，写米芾挥毫作书，诸文友或立或坐，凝神围观。《西园雅集》图后来成为后世画家常用的主题，包括明代仇英的画，都是对宋朝文化盛世的追缅。

《西园雅集图》◉ 明◉ 唐寅

《西园雅集图》◉ 明◉ 仇英

对于后世而言，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一派，或其门下弟子，存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大家熟知的“苏门四学士”之说：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其二，是“苏门六君子”之说：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和李廌；其三，是“苏门后四学士”之说：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但不管怎样立说，都足见苏轼在其后来的文坛领袖地位。

黄庭坚：平等观和真实相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他比苏轼小九岁，是治平四年（1047年）的进士。黄庭坚多才多艺，诗词、书法皆精通，且自成一派风格。在当世，诗歌上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后世称黄庭坚为“江西诗派”之祖。书法上，也是为人称道，并列为“苏黄米蔡”四大家。

据《宋史》上说，黄庭坚“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常惊，以为一日千里”。黄庭坚中了进士之后，曾当过县令，后来又入国子监教书。哲宗继位之后，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检讨《神宗实录》。《神宗实录》成书之后，没想到却成了日后党争的把柄。当时以蔡京、蔡卞为首的“新党”，诬陷黄庭坚检讨《神宗实录》时，其中不实之处多达千余条。黄庭坚不畏权势，直言以对，很有大丈夫的风采。然而黄庭坚仍然没有逃脱被贬谪的命运。

黄庭坚因《神宗实录》案而被贬谪，总会让人想起苏轼的“乌台诗案”。为此，关于文字狱讼，诗词党争，黄庭坚别有一番看法。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黄庭坚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还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在黄庭坚看来，不要因惧之“诗祸”，而丧失了诗中应有的“人之性情”。

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升任户部侍郎时，曾举荐黄庭坚代任其职。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中，苏轼对黄庭坚不吝赞美之辞：“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黄庭坚崇尚孝道，很闻名于当世。据《宋史》所载：“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可见，苏轼说黄庭坚笃孝行，不是没有来由的。

黄庭坚曾给人书写过《尔雅》的篇章。苏轼为其作跋，对黄庭坚有过这样的评价，其文曰：“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平等、真实、磊落分别递进对应着欹侧、游戏和细碎。这三种对应即是苏轼对黄庭坚艺术的评价，也是对黄庭坚磊落一生的评价。

◉《松风阁诗帖》◉ 宋◉ 黄庭坚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秦观：婉约派一代词宗

秦观，字少游，扬州高邮人。他比苏轼小十二岁。曾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秦观以诗词为胜，但与苏轼不同，苏轼的诗词往往透着豪放不羁之气，但秦观的诗词却有婉约的一面，故而被尊为婉约派的一代词宗。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密州以后，又转而知徐州。秦观听到这个消息，前往徐州拜谒苏轼。这次两人相见，诗词唱和甚欢。苏轼知徐州，曾建造一座黄楼。为此，秦观作了一篇《黄楼赋》。苏轼读过这篇赋，夸赞秦观有“屈宋之才”。秦观对于与苏轼的初次相见，也是倍感意气相投，曾作诗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显然，这是仿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名句。从中可知，为人知交本不在于长久，义气相投足矣。

苏轼很是爱惜秦观之才，在其离任黄州之时，曾向王安石推荐秦观，谓其人曰：“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不单是论赞其人，苏轼还认为秦观论学广博，赞为：“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王安石看过秦观的诗词之作，也是大加赞赏，认为秦观“其诗清新妩媚，鲍、谢似之”。

秦观曾填词《鹊桥仙》一首，留下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文辞凄婉动人，曾打动过无数痴情眷侣。但就是这个文辞婉约的秦观，曾一度产生过学道修真的想法。为此，秦观想休掉妻妾，逃离俗世。但秦观始终没有逃脱过俗世的羁绊，学道修真的想法就此泯灭。

◎ 黄庭坚书法

◎ 秦观书法

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命苏轼内迁廉州。此时，苏轼贬谪琼州已是整整三年。苏轼跨海北上，并与秦观相见于雷州。但没成想，这是两人的最后相见。不久，秦观卒于滕州。苏轼为此万分悲痛，慨言道：“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次年，苏轼也病逝于常州。

晁补之：博辩俊伟

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人。他比苏轼小十六岁。晁补之出身于官宦之家。据《宋史》所载，晁补之是太子少傅晁迥的五世孙，是尚书刑部郎中晁宗简的曾孙。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也善于诗。即使他的同族叔父兄弟，不但善工诗文，也都曾做过高官。

元丰二年（1079年），晁补之中得进士。但在中进士之前，晁补之少年时就见过苏轼，并且受到苏轼的赏识。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十七岁的晁补之随父亲游历杭州。此时的晁补之通文辞，有文采，游览杭州，见过钱塘风物之后，他写下了《七述》一文。

苏轼见过了晁氏父子，又读了《七述》，为之大赞曰：“吾可以搁笔矣！”随后，苏轼还赞晁补之说：“于文无所不通，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将必显于世。”果然，在此之后，晁补之考中进士，其考试文章皆列为第一。当时，宋神宗在位，他见过晁补之的文章，也不得不赞之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

晁补之在京城任职，与苏轼有过交往之外，两人还有过同时任职扬州的经历。元祐六年（1091年），晁补之外任扬州通判。时隔一年后，苏轼也赴知任扬州。两个人前后外放扬州任职，这使得他们多了文学艺术交流的机会，免不了游历山水，陶冶性情。加之两人又都崇尚陶渊明，使得彼此更多了唱和陶渊明诗作的才情。

晁补之不仅有才情，还很有智慧。哲宗亲政以后，新党得势，晁补之被外放，知任齐州。在齐州境内，盗贼甚是猖獗，时常劫掠行人的财物。晁补之差人暗自查询盗贼的行踪，待时机成熟之后抓捕归案。一日，晁补之设宴款待客人，设宴之前便授意衙役搜捕强盗。宴席还未散去，差役就已押解盗贼回来了。为此，晁补之因办事神乎其神，而名声大噪。

曾经，司马光自许为人道：“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耳。”晁补之很是欣赏这句话，以此自勉。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足见其心胸坦荡，情意笃实。故而张耒作《祭曹无咎文》时，直言：“惟我与公，交游之义，外虽朋俦，情实兄弟。”交游如兄弟，也正是晁补之情意笃实的明证。

张耒：汪洋淡泊，一唱三叹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人。他比苏轼小十七岁。张耒出生时，因手心里有“耒”字形的纹路，故取单名一个“耒”字。张耒少年时即已善文辞，在《投知己书》中，他坦言“十有三岁而好为文”。十七岁时，作过一篇《函关赋》。当时，广为文人传诵。

在“苏门四学士”中，张耒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先是拜师于苏轼之弟苏辙，随后又成为苏轼的门人。可以说，苏轼、苏辙兄弟都是他的授业恩师。苏辙曾任陈州的学官，张耒知道以后，特意游学陈州，在苏辙门下学习。

随后不久，苏轼任杭州通判，转道陈州与苏辙相见，张耒又有幸见到苏轼，并从其所学。苏轼很爱惜张耒的才华，又举荐他去应举考试。熙宁六年（1073年），二十岁的张耒顺利地考中了进士。随后，王安石又提举张耒出任临淮主簿。

两年后，苏轼转任密州，当时密州正在修“超然台”。苏轼便约张耒作一篇赋。很快，张耒便写了《超然台赋》给苏轼。苏轼看了以后，在《答张文潜书》中，称赞道：“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其实，张耒在文章上情理并重，就是从苏轼那里学来的。

元符二年（1099年），宋徽宗即位，年迈的苏轼从贬谪琼州之地被召回。此时，张耒正知颍州，苏轼闻讯离开琼州，期盼能够再次相聚，为此还赋诗一首。但不曾想，苏轼竟然在北归途中卒于常州。张耒闻讯大为哀痛，于是就在颍州为死去的苏轼服丧。为恩师服丧的举动，遂而震动了京城。为此朝廷大怒，张耒再次被贬任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而黄州之地，也曾是苏轼昔年被贬谪的地方。或许，对于张耒来说，这是对恩师苏轼的另一种悼念。

◉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

◉ 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

◉ 晁补之（1053—1110年），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

◉ 张耒（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生于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市），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哲宗登位，重新起用旧党，故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人相继入京任职。元祐元年（1088年），太学院应试，由作为翰林学士的苏轼命题。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三人都参加了这次考试。所幸三人同被拔擢，分别在京城任职。元祐三年，秦观又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自此，苏轼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师徒之间，共同开创了北宋兴盛一时的元祐文学。

元祐文学的兴起，是文学史上的幸事。但对于苏轼及其众多门人来说，元祐时期的文学盛会又是短暂的，随后迎来的仕途命运却是艰难多舛的。在苏轼逝世后，他们的著作大多又遭到了焚毁，并且被禁止刊刻。但这并没有影响元祐文学在文学史上所烙下的深刻印记。

25　万象更新：宋代“文史哲”思潮概说
The Summary of Sciences of Spiri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文　九诫　编　刘小荻　text：Jiu Jie　edit：Liu Xiaodi

就古代中国而言，朝代的更替意味着制度的沿革，而制度的沿革则意味着风俗走向的改变，由此也就推动了文化思潮的转变和发展。宋代的文化思潮，从唐代的文化积累而来，但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可谓精彩纷呈。

宋代文官治国，意在扭转前朝武人治政和藩镇割据的局面。而文官制度则带来了文化整体的兴盛面貌。可以说，宋代的文学、历史、哲学等诸多文化领域，都对前朝有着继承和超越。

宋代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古文运动，钱穆在其《中国史学名著》有云：“如讲古文，虽然由唐代韩柳开始，可是宋代的古文盛过了唐代。经学、史学各方面，唐朝都远不能与宋相比。”

北宋时期兴立了各种学派，学派旨在立说，传授后人。譬如司马光的涑水学，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和三苏的蜀学等。他们在治学理政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观点和学说，大有“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气象。

文人纷纷立说，致使宋代文化万象更新。正如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所云：“宋兴百年之间，仁宗之际，旧派之学始废，新派之学遂盛。于是新派中又各分道扬旌，而王荆公、三苏、二程为之魁，各以学召后进。”新派之学一片盛景，但学说侧重又各有不同，并且不局限单个领域。所以说，宋代的文化发展是全面的。如著名的“北宋五子”在哲学领域开辟了道学的新视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人推进古文运动，在文学领域进行文体改革，使宋代文学生机勃勃；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郑樵等人，在史学的著述方面又超越前朝。

至此，我们将从文学、史学、哲学三方面来观察宋代文化，以求认清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了解宋代文化的整体面貌。

宋代文学

宋代文学扎根于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宋代文人提倡古文，承袭韩愈《原道》主旨的道统论，继承古学而不忘开创新学。北宋早期，柳开等士儒提倡古文，反对讲究辞藻华丽，注重韵部的骈文文体。

◉《文人自画像》◉ 宋◉ 佚名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这幅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的作者已经无从知晓，这幅画是反映宋代文人生活中美学品味的最好范例。一位文人坐在家中榻上，手中拿着书卷，书童在为他倒茶，身后的屏风描绘的是江边景色，沙洲上长着芦苇，芙蓉花下有一对鸳鸯，远处大雁振翅飞过。宋代文人向往山水，向往自然。山水、自然代表了他们心中的品性。
画中屏风挂着的是主人自己的自画像。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才有自画像。也就是在重视人的存在和意义的时候，才会有自画像。宋朝就已经有自画像。在家里不挂领袖像、不挂皇帝的像，挂自己的自画像。就是说，自己存在的意义很重要。（文字：蒋勋）

TIPS

宋代文人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成就斐然，世所公认。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要看那个社会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以精细现深广。宋朝的文人非常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可以念出一大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人？他们为什么在面对权力和财富时，可以不贪婪？因为他们心里有山水，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水，他们很自信，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有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所在。

宋朝的文人可以有两种走向。往上走，入朝当官，过很豪华的生活。往下走，可以过很简单、很朴素的生活。宋朝的文人相信自己在世界上、在历史上有一个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在政治上，大家争来争去，他不介入，他不争一时。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蒋勋

◉《孝经图卷》◉ 宋◉ 李公麟
◉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 此图据《孝经》的内容而画。
宋代理学受佛学影响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传统。宋代许多名臣与士大夫，如胡瑗、孙复、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邵雍，都有功于复兴儒家。当中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整合个人修身、道德伦理、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使儒学恢复生机，传承了儒家道统，称为理学。

◉《文会图》◉ 宋◉ 赵佶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TIPS

《文会图》，为文人们在一起咏吟诗赋，或者进行琴棋书画等雅集的绘画作品。此图画池岸边，竹树掩映，中设大案，围坐饮酒者九人，站立树下谈话者二人，另有侍者九人。主题突出，用笔轻净利落，线条简练刚劲，人物神情雅俊，面部勾勒细致有韵，相貌姿态各异，个性鲜明逼真，衣褶挺劲生动。竹树之叶用双勾，线条沉着简劲，设色古雅明丽而协调，树石草木背景，用笔工整精细，可谓极精妙之能事。图中右上有徽宗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图左中为“天下一人”签押。左上方另有蔡京题诗：“臣京谨依韵和进。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此题位在徽宗签押之上，与徽宗诗左右并列相对。

此图旧传为徽宗（1082—1135年）之作，亦有认为其为画院中人之代笔，非徽宗真迹者。由图中桌上描绘并排成套之碗托和茶碗数组，以及茶瓶置在方形炭炉上烧煮的方式，又从备茶童仆有一人手持长柄匙自茶罐向盏内酌茶末等，依此情况看来，可知描述的饮茶习惯是盛行于唐末五代以来至元明之际的“点茶法”。此图如有祖本应在上述期间。然有学者认为除对图中赵佶、蔡京之书迹可提出质疑外，细观画面下方有一侍者（右二），手持圆形器物，疑是始现于十四世纪前期之青花大盘。是幅构图和院藏传为《宋徽宗十八学士图卷》、《宋徽宗画唐十八学士图卷》二图之中段部分，无论人物形态、器物、树石背景等尽皆相同，所异者唯笔墨有精粗之分，绢本有新旧之别，三图可能出自同一祖本，而以此本为最胜。同时，三幅均有徽宗之题诗、签押及蔡京笔迹。由构图及文字内容可推知此图之原画题应为《唐十八学士图》。（文字：陈阶晋）

柳开《应责》有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讲求实际，故而自柳开之后，宋代诸多士儒如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纷纷响应。不过柳开等人提倡的古文，更多的是理论先导，在创作实践中却没有太大成就。而真正掀起古文创作风潮，引领风尚的则是欧阳修。

欧阳修提倡古文，并且亲身实践，开启一时风气，致使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勠力同心，将宋代古文创作推向了高峰。

宋代古文发展的多元性远胜前朝，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诗词方面，宋代早期的诗词创作仍然以模仿唐诗为主，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如“白体”的诗歌创作，即是仿效白居易体；“昆体”的《西昆酬唱集》，即是仿效李商隐体。直至欧阳修和他的好友梅尧臣和苏舜钦等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抛开旧俗束缚，才扭转了不重实际的文风。

大体而言，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力学韩愈，主张“以文为诗”，诗歌文体舒畅；而梅尧臣在诗歌创作上则是用思深远，并存古意；苏舜钦作诗则以古体为主，诗意贴近现实，其笔力超迈，自成一家诗风。

其后，王安石、苏轼等文人的诗歌创作，则真正凸显了宋诗风采，赵翼《瓯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宋诗自此发展出与唐诗截然不同的诗歌意蕴。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近世学者钱钟书《谈艺录》也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但宋诗的思理创作，并非是枯燥的哲思义理，而在于性情。诚如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所云：“诗者，人之情性也。”宋诗的创作，在唐诗的基础上丰富了诗意表达的可能。

除却宋诗自成特色外，宋词则可以说是宋代文学的瑰宝。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宋代词人不仅名家辈出，而且流派纷呈。在宋代早期，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的填词创作，开启了新风潮。

晏殊、欧阳修填词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很大，以小令为主，内容体现出闲情逸致、淡雅温婉之美。与晏殊、欧阳修不同，柳永则擅长创作慢词，手法上讲究白描铺叙，由于他仕途坎坷，因此在内容上大多以都邑繁华、市井悲欢为主。

宋词至苏轼则又为之大变。胡寅作《酒边词序》，赞苏轼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苏轼不仅打破词作的局限，以豪放之风席卷文坛，还提高了词作的意境，使宋词豁然独立于诗歌史。

在古文方面，除却欧阳修的成就，其后来者如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则又促进了古文创作的发展。曾巩《寄欧阳舍人书》云：“畜道德而能文章”，又云：“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在曾巩看来，古文创作不仅在于辞工，更在其道德。而达辞工、畜道德，则又离不开“博学于文”。故而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云：“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苏辙作《东坡先生墓志铭》，也谓其兄苏轼“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古文创作，旨在“文以载道”。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云：“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苏轼则是欧阳修“道胜文至”的实践者。苏轼《答谢民师书》有云：“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在苏轼看来，了然于心，才能求物之妙，得以辞达。故而苏轼《日喻》又有云：“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苏轼以为，只有潜心体验，文章才有道义。

有“苏门学士”之誉的黄庭坚，对“文以载道”有另一番表述。黄庭坚作《答洪驹父书》云：“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点铁成金”的文艺理论，对后来的宋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人学士纷纷效仿，从而展现出宋代诗文的独特气象。

宋代史学

就发展规模而言，宋代史学也大大超越了唐代史学。宋代极其重视史书编撰与文献汇编，因而有“宋四大书”之称的《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得以问世于北宋。其中作为史学类书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分别编修于宋太宗和宋真宗两个时期。

此外，宋代史家郑樵所著的《通志》，与宋末元初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和唐代杜佑的《通典》，在史学上合称“三通”。以上介绍的诸多史家著作，已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石。

宋代史学之所以发达，还在于官方修史机构的完备。宋代除了设置有史馆、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编修院、会要所等常设机构；当需要编修重要史书，还会组织人才，专门另设修史机构。在这其中，涌现出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郑樵等诸多史学家。

欧阳修不仅是古文大家，同时也是史学大家。他与宋祁等人奉敕官修《新唐书》，还有志于私修《新五代史》。欧阳修私人编修《新五代史》，是补宋初薛居正等人官修《旧五代史》之不足。而重修《旧唐书》，则是以“唐史为鉴”，致用于治理朝政。

欧阳修之所以执笔著史，与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道统论”有关。尤其是私修《新五代史》，欧阳修自谓：“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此乱世之书也。”孔子编撰《春秋》，就是为了在乱世立法，而欧阳修从其道统，接续儒家为乱世立法的修史精神。

司马光所编撰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同样也是为乱世立法，为治世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编修《通鉴》不仅格局宏大，善于突破旧有修史之藩篱，将编年体与纪传体合而为一，极大丰富了编修史书的表现方式，开创了编年通史体的先河。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与欧阳修一样，在司马光看来，史书应该以善恶是非为鹄的，观史以经世而已。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评价云：“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从中可见，古代中国能够重视史学，并将史学发扬光大，其意义还是在于治政安民。

在宋代，除却欧阳修、司马光以修史著名以外，还有著名的“三范修史”。“三范修史”是指范氏家族范镇、范祖禹、范冲三代皆是史学大家。尤其是范祖禹，不仅追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十五年，还著有《唐鉴》《帝学》《仁宗政典》等史书。

宋代哲学

古代中国的思想发展以经学为主流，并没有所谓哲学的门类。宋代的经学发展，因其反对汉代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发展出游移于经学的道学。道学主要是阐释义理与性命，故而后世学人称其为理学。理学所讨论的范畴，在理气性命，因而颇有现代哲学的意味。理学因其批判佛老之学而接续儒家道统，又因借鉴佛老之学而独立于传统经学。

在宋代早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而理学真正的奠基者，则是有“北宋五子”之称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尤其是周敦颐，被誉为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后人尊其为濂溪先生。

周敦颐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周敦颐吸收了道家“无为”的理念，将“无极”的道家学说融入儒家的周易思想，从而构建出不同于汉代象数宇宙体系的新观念。周孰颐作《太极图说》，开篇即云：“无极而太极。”周敦颐借无极与太极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出新的宇宙体系，为后来的理学家阐释本体论提供了借鉴。

张载主要著有《正蒙》《经学理窟》《横渠易说》等理学著作。张载在著述中提出“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思想，并认为“气”是宇宙的本源，故而谓之“气焕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张载认为“气”是无形的，其最基本的状态就是“太虚”；而当“气”有形之时，就是“气”化为万物之后。

程颢著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文字，后人尊为明道先生。程颐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文字，后人尊为伊川先生。“二程”兄弟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奠定了理学的基础。程颢、程颐兄弟共相论学，他们的思想虽然也存有一些分歧，但都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源，来建构理学体系的基础。

《二程遗书》有云：“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在“二程”看来，“理”是宇宙的本源，这是道学的基本范畴。而人与天理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因为万物置于这个“天理”当中，而人也置于这个“天理”当中，无从逃脱。而南宋大儒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后人称其为“程朱理学”。

时至南宋，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诸儒共同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其中，朱熹以“二程”思想为主体，兼而吸收了其他的思想资源，建构出一个庞大且完备的哲学体系。而张栻、吕祖谦二人的思想发展，则不如朱熹那样深远。只有陆九渊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了后来的“心学”，颇有与朱熹的理学相抗衡之势。

《朱子语类》有云：“理在先，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显然，朱熹的哲学建构是以“理”为宇宙本源，而“气”则是“理”的物质化。亦即所谓“未有物”是理，“已有物”是气。在朱熹看来，宇宙要先有“理”，因为有“理”，才能形成“气”，因为有“气”，万物才得以生发。这是朱熹思想的根本，远不同于孔子所建构的经学思想。

但朱熹并没有废弃儒家经学，反而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合为“四书”，以此作为理学的重要基础。此后，朱熹的理学和“四书”取代了汉代以来的经学与“五经”，致使后世学者治学，皆以朱熹理学思想作为门径。

在理学时代，唯一能与朱熹理学抗衡的是陆九渊所建构的心学体系。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他也认同“理”是宇宙的本源。但他同时还认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从中可见，陆九渊与朱熹不同之处在于“理”与“心”同一，但“理”并不在“心”之外，万物的认知必从“心”去求索。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被后来明代大儒王阳明所继承，使之后世成为一时显学，后人称其为“陆王心学”。

26　北宋风俗人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The Local Custo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文+编　刘小荻　text & edit：Liu Xiaodi

◉《清明上河图》◉ 宋◉ 张择端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都城纪胜·市井》载：
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霄犹盛，排门和买，民居作观玩，幕次不可胜纪。隆兴间，高庙与六宫等在中瓦，相对今修内司染坊看位观。孝宗皇帝孟享回，就观灯买市，帘前排列内侍官帙行，堆垛见钱，宣押市食，歌叫支赐钱物，或有得金银钱者。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圆子。若遇车驾行幸，春秋社会等，连檐并壁，幕次排列。此外如执政府墙下空地（旧名南仓前）诸色路岐人，在此作场，犹为骈阗。又皇城司马道亦然。候潮门外殿司教场，夏月亦有绝伎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桥药市、橘园亭书房、城东菜市、城北米市。其余如五间楼福客、糖果所聚之类，未易缕举。

苏东坡生活的北宋，商业繁荣，市井文化丰富。他19岁初到都城东京汴梁，进士及第，名动京城，风光无限，经历过汴京的富庶繁华，在酒楼酒肆会友，在街巷里弄畅游；元祐年间，在历经颠沛流离的游宦生涯后，又被太皇太后高氏重用，重新回到大宋的政治中心——东京汴梁。

汴梁是北宋的都城，最鼎盛的时期拥有100多万人口，而直到工业革命之后，伦敦才成为欧洲第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城市，所以说宋朝的汴京无疑是个世界级的超级城市。

要探寻千年前的北宋图景，市井街道的布局，店铺商户的纷繁，往来宋人的状貌，民风民俗的考究，可供今人参考的图文资料，当然要提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它们一个是再现了千年前汴京风貌的传世名画，一个是包罗万象的风俗录。

《东京梦华录》记载有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北宋都城汴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囊括了城郭河流、街巷店肆、岁时民俗、市井游观等东京汴梁的方方面面。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皷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戸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皷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孟元老在写《东京梦华录》时，已是南宋，金兵铁蹄下的汴京，失去了昔日繁华。偏安一隅的南宋，苟延残喘在紧张不安的外部局势里。孟元老是北宋遗民，他带着复杂的心情追忆汴京旧事，在《东京梦华录》的序言中，有一段让人慨然的回叹，孟元老说了他之所以写这本书的前因：

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金明池争标图》 ◉ 宋◉ 张择端
◉ 天津市博物馆藏
◎ 此图描绘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水戏争标的场面。全图约有千余人，虽然人物微小如蚁，但仔细观察，比例恰当，姿态各异，神情生动，颇具艺术魅力。在图左下角的粉墙上有楷书小字“张择端呈进”五字款。
画中描绘的景物、活动与宋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中《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驾幸临水殿观争标赐宴》记载基本吻合，因此又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避地江左，暗想当年，追念往昔，回首怅然”，孟元老言及从自己在崇宁癸未（1103年）入京师，到靖康丙午年（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其间只有短短23年。古人梦游华胥之国，而如今追忆陈年往事，回首怅然，如大梦一场。

华胥一梦，就让我们跟着《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回到千年前的北宋都城汴梁，一起来看看这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

TIPS

《职贡图》在古代中国，职贡图用来记载周边国家进贡时各进贡使者的特点。宋朝与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贸易繁荣，宋朝海外贸易同样发达，在广州、临安、明州、泉州等地设市舶司，还在密州板桥镇、上海镇、华亭县、青龙镇、江阴、温州等处设舶务和舶场。《东京梦华录》中载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

◉《职贡图》（宋摹本，残卷）
◉ 南北朝◉ 萧绎
◉ 国家博物馆藏
◎ 萧绎的《职贡图》为传世最早的职贡图，原作创于526—539年间，现存为宋人摹本的残卷。右到左：滑嚈哒人，波斯，百济，龟兹，倭（日本），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巴伊提，且末国。

◉《职贡图》◉ 唐◉ 阎立本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北宋都城开封，也就是“东京汴梁”。战国时，魏惠帝迁都到这里，建“大梁”城，汉代避讳汉景帝刘启，改名为“开封”，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在这里建都，赵匡胤定都汴梁，汴梁又叫东京，金国侵占北宋后，称为“汴京”。

唐、五代时，汴梁的经济很发达，杜佑《通典》里记载有：

（两京）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

北宋国都之所以选择汴梁，除了因为前朝富庶，还因为它的地理条件优渥。周邦彦《汴都赋》记载有：

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铃。

◉《职贡图》◉ 元◉ 任伯温
◉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汴梁河网密布，为水上贸易提供了天然优势，往来官艘贾舶，千里不绝，贸易繁盛。汴河是汴京最重要的商业通道之一，《清明上河图》中极具戏剧张力的舞台就是汴京城里的汴河，画中汴河上往来船只络绎不绝，工人们忙碌着卸货，《清明上河图》画面的中心，即是汴河上的“虹桥”，一艘行船的桅杆即将撞上虹桥桥拱，桥上、船上众人忙着眠桅，场面紧张；而在《东京梦华录》中，也载有“虹桥”，“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宛如飞虹”，这与画正好互为印证。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元祐四年（1089年），御史中丞梁焘说：“汴口复成……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汴河上的往来船只，有供应官粮的漕运船只，也有商贾的商运船只。用于漕运的船只被称作“纲船”，纲船原本除了官粮和军粮外，也可以装载商货来汴京，不过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漕运船载商货的这一做法被叫停，政府另设了专门的官船从泗州运商货进京。到了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上书，请求恢复纲船载商货进京，这一方法也由此一直实行到了北宋末年。

北宋都城汴梁有四河通漕运：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据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976年），经汴河运入汴京的漕粮就有550万石，到了仁宗天圣初年（1023年），运入汴京的漕运粮增长到了800万石。

《东京梦华录》中载有：

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辽绕自东南陈州门出。……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东北曰五丈河，来自济郓，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西北曰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

“蔡河”又称“惠民河”，是汴京的第二大河；“五丈河”又名“广济河”。除了水陆上的商贾往来频繁，贸易亨通，北宋的陆路贸易也同样繁荣。

在《清明上河图》中的东角子门的城门外，有一队载满货物的骆驼商队刚要进城，他们是从北方远道而来的贸易商，虽然北宋时外患不绝，边境关系紧张，但是宋人和周边游牧民族国家的民间贸易往来却很频繁。《东京梦华录》卷六，对来自辽、夏国的贸易商人有详细介绍：

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

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

回纥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阗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毡兜铜铎入贡。

四海珍奇，皆归市易

北宋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官方的法定货币交子，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货币。

《清明上河图》中，街道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街上随处可见贩卖各式货物的商贩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而在《东京梦华录》中，也有相应的记载：

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自大内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西宫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大辽驿也），相对梁家珠子铺。馀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至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热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

《东京梦华录》提到：“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过了桥便是居民区，出门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是各式酒店食铺，这样的场景在唐朝中后期以前很难见到。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个存在长达千年之久的坊市制度，也就是说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开，坊里不能经商，商业区（市）被官方严格控制，经商只能在一个封闭范围内，由此形成坊、市分区的城市格局。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对所统辖区域内居民的管控，除了坊、市分区，当权者通常还会施行按时启闭坊门制以及宵禁制。

宵禁，也就是禁止夜间私自活动。唐朝的长安城里，每天日落时分，都会有“执金吾”敲响暮鼓，提醒人们“禁夜”即将开始；而在每天的日出时分，长安城的上空又会响起朗朗的晨钟声，预示着禁夜的结束。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称：

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

不过，北宋的汴京却是个不夜城。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记载，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汴京从此解除了夜间宵禁，有了夜市。

《清明上河图》中，城门外的孙羊家正店，是接待商人、官吏和达官贵人的酒楼，店门口有三个分别写着“香醪”、“正店”，另一个可以看见一个“孙”字的地灯。地灯就是在夜幕降临后，夜市里的酒楼照常营业，会点亮的店招，在《清明上河图》中门口放地灯的酒楼不在少数。

夜市有什么？《东京梦华录》里详细介绍了“州桥夜市”美食：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免、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旋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茶坊酒肆，花光满路

在宋代，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而在税收中，酒税占了很大比重。《清明上河图》绘有普通的小酒肆；更高级些的可以提供酒水菜肴的“脚店”；还有街上卖“新酒”的货郎。宋代饮酒之风盛行，造酒业也很发达，酿酒工艺被普遍推广，普通人家通常会自己酿造酒，酒类名目繁多。

宋代是中国酿酒史上的成熟期，有很多酿酒理论问世，酿酒技术的成熟，又让酒的品种增加了很多，酒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北宋初年不准私人酿酒，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禁令被逐渐放宽。宋太祖赵匡胤在建隆二年（1961年）“班货造酒曲令”，是北宋统一管理酒、曲的尝试，到了淳化五年（1944年），太宗“诏征天下酒榷”，而在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令计司将榷酤之法立未永式”。

宋朝官方设有“曲院”，垄断造曲，酒户需要从曲院买曲去酿酒，酿的酒不准出售，也就是榷曲。除了榷曲，也施行榷酒政策，官方设置“酒务”酿酒，酒户想要卖酒只能从酒务批发酒去贩售，也就是榷酒。

在榷曲区，酒户可以用官方售卖的曲去酿酒沽卖；在官酒销售范围外的很多地区，当地酒户可以向官府缴纳税课而获得酿酒和卖酒的权利，但他们的售酒范围也被严格限定，《庆元条法事类》中的《榷货总类》中记载有：“诸酒户知情放酒入禁地贩卖者，罪止杖一百。”

在《清明上河图》中，汴京有规模气派的孙羊正店，门面装饰华美，高大的彩楼欢门上挂满了绣球和花枝，正店通常是规模大的高档酒楼，而脚店则是中小型酒楼，汴京脚店的数量相当多。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有七十二家“正店”，其余的酒楼都被叫作“脚店”。

◎《清明上河图》中的孙羊正店，门面装饰华美，高大的彩楼欢门上挂满了绣球和花枝，店门口有三个分别写着“香醪”、“正店”，另一个可以看见一个“孙”字的地灯。

《东京梦华录》有酒楼一章：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大货行通牒纸店。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则第一白厨，州西安州巷张秀，以次保康门李庆家，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后宋厨，曹门砖筒李家，寺东骰子李家，黄胖家。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

正店一般规模较大，是可以自己酿酒售卖的店，不过正店酿酒用的曲一般都是通过官方售卖的渠道购买来的，交了买曲的钱，也就可以自己酿酒沽售。而脚店则没有资格自己酿酒，只能从正店买酒。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记载，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八月诏三司：“白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令于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这里提到的“买扑”，是种包税制度，是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收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让买扑人（承包人）自行申报税额竞价，价高者得包税权。汴梁七十二家正店里，樊楼是最大的民营酒楼，后来朝廷把这家酒楼收归国有了，再让民间竞价，用的就是“买扑”的方式，为朝廷提供最高利税的商家，就能获得经营权。官方为了激励买扑人给出高税额，承诺最后拿得承包权的人，可以得到京城内三千户脚店来买白矾酒楼的酒的权利。

江海船舰，科技发明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是在宋朝得到广泛运用。隋唐时，雕版印刷术被发明，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印制于唐朝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宋代是雕版印刷业的全盛期，北宋中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是唐朝炼丹家发明的，在宋元时期，火药武器被广泛用于战争；战国时，人们用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也就是指南针的最早形式，到了北宋，指南针被发明，并且用于航海中，南宋初期，发展为罗盘针，而宋朝海上贸易的发达，也使得指南针被广泛用于航海中。

北宋的海上贸易总额超过当时欧洲的总和，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宋朝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包括占城（今越南中部）、大秦（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波斯（今伊朗法尔斯一带）、故临（今印度一代）、中理（今索马里）、遏根陀国（今埃及亚历山大港）、斯伽里野（今意大利西西里）等总计五十八国。

宋代造船技术领先世界，《清明上河图》中汴河上的船只构造精巧。1978年，在天津静海县宋朝古船上发现了平衡舵，是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平衡舵。平衡舵能缩小舵扇平面的摆动力矩，使转舵更省力，方便更好地控制船只航向，《清明上河图》中汴河航船装的就是平衡舵。

◎《清明上河图》虹桥上的行船

《东京梦华录》载：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此网鱼买卖，亦有名“三板船”。不论此等船，且论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怪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屡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

北宋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泉州、平江府（江苏）等地都设立有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的最大，到了南宋中期，泉州超越广州成为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泉州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载重量估计为二百吨，约合宋时的三千六百料。宋代，造船业制定了以料[1]作为造船和运营基本单位的制度，《东京梦梁录》所说的：“大者五千料”，是载重约三百吨的船，宋代建造的大海船的载重量相当可观。

从泉州海船上固定桅杆用的夹柱和在舱壁上放倒桅杆预留的方孔，可知这艘船已经采用了眠桅和卸桅的技术。《清明上河图》的中心画面上，河船将要过虹桥，船工们手忙脚乱眠桅的场景，就是对宋代船只已有眠桅和卸桅技术的印证。

另外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的“南海一号”，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宋代沉船，这是艘南宋初期（1160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的贸易商船，通过水下考古发掘，船上已发现有14000余件文物，可见这艘航运于国际间的宋代商船的体量之大，也从侧面印证了宋代海上贸易的盛况。

《东京梦华录》中“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的北宋，在战争的号角声中，只能成为宋人的一段旧梦。尽管是华胥一梦，不过即便相隔千年，后人还是频频回望。

[1]一料指载粳米一石，约55公斤

27　宋代官制
The Officia l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文　常上永　编　曹岳　text：Chang Shangyong　edit：Cao Yue

宋代的官制以宋神宗时期的元丰改制为界限，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到宋徽宗时期，南宋时期官制又有局部的调整，但总体上未出元丰新官制的体系。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元丰改制主要解决的是前代官制名实不符的问题，结束了官与差遣分离的局面，并颁布《元丰寄禄格》作为标准。关于元丰改制的主要内容，在下文中只择要进行叙述，而官阶等较为繁琐的设计，则一般不予涉及。

宋代中枢官制

北宋官制的一大特点即所谓“官职差遣”，一如史学家马端临所言：“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关、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文献通考·职官考》）

这描述的主要是北宋前中期，元丰改制之前的情形，即一名官员的职位可以分为“官”、“职”和“差遣”。“官”指他的寄禄官，以作为他发放俸禄和品秩的标准，并非实任官；“职”则指他的职名，即以他官兼领诸阁学士等职名及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职名，称为“贴职”，简单来说只是一种清要的荣誉性称号；而“差遣”则为职事官，一般代“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等字，名义上只是临时差遣，却是实际上所任的职位。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北宋前期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一大手段，将官职差遣分离，以临时差遣的名头来任命官员，就不必受到官品的限制，而能由中央直接任命，同时也借此剥夺了前朝老臣的实权。以三馆秘阁官为“职”，同样是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以消除五代武人政治之风。这一制度在北宋初期巩固统治、集权于中央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也势必会产生一个极为繁冗芜杂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地带来所谓的冗官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制度的具体操作内容，这里不妨举苏东坡在熙宁七年（1074年）所带职衔为例：“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东坡《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太常博士”即他所任的“官”，只作为发放俸禄的依据，并非实任官职；史馆属于三馆之一，直史馆为三馆秘阁官之一，属荣誉称号，并非要在史馆中编修史籍；而密州知州则为苏东坡当时的实任官职，加一“权”字以示为临时差遣官。元丰改制后，文臣专定寄禄官以代替北宋前期的“官”，职事官和差遣官统一，官与差遣分离的局面结束，因此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北宋前期冗官的弊病。

◉《大驾卤簿图》
◉ 北宋◉ 佚名
◉ 国家博物馆藏
◎“卤簿”是皇帝皇后以及王宫大臣出行的仪仗队伍。大驾卤簿起源于上古神话传说的五帝时代，最早由仪卫护从演变而来，在秦汉时获得发展，并形成完善的礼仪制度。皇帝祭天时所使用的依仗队伍，就称之为大驾卤簿。用于祭天、祈谷、大雩、常雩等重要祭祀活动。
宋代卤簿分为四等，大驾卤簿列对第一等、专用于南郊大礼。为便于官吏将士演练，宋太宗曾命人绘制了3幅《卤簿图》，藏于秘阁。宋仁宗时，宋绶重新制定大驾卤簿，编写《图记》10卷。本图即是在宋绶《图记》基础上完成的，又称“延祜卤簿”。
此图描绘了宋朝皇帝南郊祭祀天地时规格最高的仪仗队。图中共绘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表现了皇帝前往城南青城祭祀天地时的宏大场面。绘制时间应在皇祐五年（1053年）至治平二年（1065年）间，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等制度的形象资料。

宋代中央集权的核心策略就是“制约”，当时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也完美地贯彻了这一原则。北宋前期实行的行政制度被称为“二府三司制”，二府即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掌行政权和军权，因而又被称为“政府”和“军府”，合称“两府”。中书门下的长官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所谓的宰相；佐官称为参知政事，与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合称“执政”，与宰相共掌大权。

不仅文武分权，宋代在二府外还设立了所谓“三司”，因掌管财权，被称为“计省”；三司由盐铁、度支、户部构成，长官为三司使，即最高财政长官。这便是北宋前中期中央行政制度的构成，削宰相兵权、财权，三者互相牵制，互不统属，以此避免相权坐大，而集权于皇帝本人。从客观效果上来说，这样的制度构建确实避免了宰相专权现象的出现，北宋前期并未出现所谓权臣干政的局面，与二府三司制的成效是具有密切联系的。

与官职差遣制度同样，这一设计不可避免的造成行政机构的臃肿和效率的低下，元丰改制同样对这一行政体系进行了彻底调整，宋神宗时期恢复了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废除作为行政机关的中书门下，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府，三省的长官名义上为宰相，但实际上并不任命人员，只由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代行侍中之职，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之职，作为名义上的宰相；而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及尚书左右丞则为副相。

枢密府得到保留，但同样不再设枢密使、枢密副使，只以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和佐官。三司使由于长期侵夺各部门的职权，几乎凌驾于行政机关之上，在此次改革中被废除，以财权归各部。宰相和枢密使在名义上被降格，制衡与分权的思路依旧得到了贯彻，且废除了有坐大之势的三司，并借此提高了行政效率。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宋人引以为豪的台谏制度，《宋史》上甚至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从中不难窥见台谏制度之重要。台谏包括御史台和谏院。北宋立国之初尚未形成具体的台谏制度，直到宋真宗时才置言事御史，仁宗时该制度逐渐完备，又明令宰执不得举谏官，只能由天子亲擢。

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主管纠察百官。谏院则由言官组成，入院为言官则称“知谏院”。二者共同组成宋代台谏制度，从表面上看，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监察权，从制度操作上有利于权力的相互制约，同样有助于中央集权。

但事实情况是，谏官并未如宋仁宗所设想那样成为皇帝私人的喉舌，而是各自被当权大臣所掌握。由于台谏被赋予“风闻言事”、无须查实的奏事特权，即可以根据传闻弹劾官员，因此而成为两宋党争的利器。谏官逐渐演变为两党各自培植的私人力量，在党争中互相攻讦倾轧，如沈松勤先生所指出的：“党争激发了台谏固有的性能与作用，反过来又激化和毒化了党争，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治的衰败，消耗了赵宋元气，也损害了文学和学术等文化发展。”[1]

◎《宋史》：“六引，开封令乘轺车居前，开封牧、大司乐、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乘革车次之。开封牧建绣隼旗，太常卿建绣凤旗，司徒绣瑞马旗，御史大夫绣以獬豸，兵部尚书绣以虎，皆副之以闟戟。”
01 兵部尚书车
02 御史大夫车

苏东坡的两次被贬都与台谏制度的恶果直接相关，由于谏官成为党争的附属，他们很容易便可借此弹劾政敌。几乎置苏东坡于死地的“乌台诗案”，便是由御史台的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发起，指责苏东坡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讽刺时政的内容；紧接着权御史中丞李定又揭发苏东坡又四大可废之罪，于是朝廷从湖州知州任上将苏东坡逮捕，系于御史台监狱。御史台收集了大量苏东坡与朝政有关的诗作，指其讽刺朝政。

客观上说，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大量讽刺新法之作，但据此治罪，不过是为倾轧政敌，打击旧党。

台谏以文字罗织罪名的事例还有很多，到元祐时期的洛蜀党争，身为洛党的右司谏朱光庭便以苏东坡所出试题毁谤仁宗为由，请求对苏东坡予以严惩。由于太皇太后高氏的辩护，苏东坡并未因此治罪。

到元祐六年，台院的侍御史贾易上书弹劾苏东坡，称他作于神宗去世那年，即元丰八年的“山寺归来闻好语”一诗意在庆幸神宗去世，大逆不道。苏东坡上《辩题诗札子》自我争辩，同样未因此治罪。但到了宋哲宗绍圣元年，高后去世，旧党靠山已倒，台谏官再次集体弹劾苏东坡在制词中讽刺先帝，苏东坡这次再未逃过党争的倾轧，在定州知州的任上被一再南贬，直至海南。

分权和牵制的机构事实上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因此在皇帝周围还设立了一系列官职和制度，以巩固其个人权力。

宋代的学士院为皇帝的秘书处，其中翰林学士被称为“天子私人”，南宋人如此评论：“学士职清地近，极天下文章之选，非深厚尔雅不足以代王言，非直谅多闻不足以备顾问。”（綦崇礼《给事中可除翰林学士制》）许多宋代文人在入相之前都曾担任翰林学士，从中亦不难想见翰林学士地位之清要。

翰林学士可为皇帝草诏，有“内制”之称，不必经由三省。专掌内制的翰林学士会带“知制诰”，表明并非职事馆之兼职。苏东坡在元祐元年和元祐六年两度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一度位居要职，但很快又因党争而自求外任。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形成了所谓的经筵制度，置讲官为皇帝讲论经书，由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苏东坡便在元祐六年担任侍读官，曾为宋哲宗讲经。

宋代地方官制

宋代的文人进入仕途，有科举、荫补、军功、纳粟、吏职补官等途径，又以荫补和科举为多。宋代的荫补制度极其繁多，顾名思义，即以父辈的官职而授予一定的职位，但总体上位置不高，许多因荫补入仕的人员会选择再次应科举。科举入仕的官员虽不如荫补为多，却被目为入仕正途，宋代的高层文官亦无疑多属进士出身。

科举又有贡举、制科、词科、童子科、武举等多种形式，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贡举，又称常科，由礼部主持，故称礼部试。贡举分为进士和明经、明法、明字等诸科，殿试定五甲名次，入五甲者方有资格释褐为官。

宋代实行“路州（府）县”制，其中“路”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州”一级的包括府、州、军、监，其下为“县”。宋初设立“道”为行政单位，为避免唐末藩镇割据的情形出现，宋太祖在乾德年间初立转运使以总领一道财赋，后改“道”为“路”，以转运使所属的转运司管理辖区。

尽管如此，为贯彻宋代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制度，转运司并非统领一方大权的行政管理机构，此外，宋代还设立了提点刑狱公事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公事司（仓司）代朝廷监督州县，分别掌管司法和平抑物价。转运司因掌管漕运之事，又称为“漕司”，三者统称为“监司”，为并列的路一级地方管理机构，但只笼盖经济管理、司法管理与监察管理，并不具备强大的行政权，因此有力地规避了藩镇割据一局面再次出现。

在路之下为府州军监一级行政单位，四者平级但以府为尊。除开封府、临安府外，府分为三等，即京府、次府和府。京府包括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次府则包括河中府、凤翔府、江宁府、江陵府、京兆府等。府的长官称为“知某府军政事”，简称“知府”，总领兵民之政。为监督知府，又设通判监督知府，二者同签本府公事。苏东坡曾任职的凤翔府即为一个次府。

州的地位略低于府，但与府同级，按格分为都督州、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刺史州）等，在宋初节度使、观察史、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均为州的实任官职，但集权中央后变为武官不赴任的迁转贵阶，不必赴州任事，只作阶位之用。

而州的实际行政长官则为知州，同样设通判以制约、监督。而军的实际地位又低于州，通常在地势险要而户口不足的地区设立，长官称为某军使或知某军事。监通常因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而在当地设立行政单位，长官称为知某监事或某监使。

在这四种行政单位下，分布着大量幕职和诸曹官，宋代文人最为常见的释褐官是地方上的基层文官，他们需要首先经过“选人”阶段，只有升改为京官，即“改官”，才能跻身高层文官。宋代的“选人”即大量州府县的属官，包括幕职官（判官、推官、掌书记）和诸曹官（诸曹参军）等。如果由京官充任判官，则称为“签判”，苏东坡的初任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中，凤翔府判官一职即为在凤翔府“签判”，以监督凤翔府的长官。

在州一级下则是县，县因户口数量而分为十等，三年一次升降县等。县的长官称为“县令”，如京官充任则称为“知某县事”。县令下有县丞佐助长官处理政事，有主簿长官簿书，有县尉掌管一县治安，但此三者视县的大小而设置，大县可三者皆设。县之下在居民繁密或地行险要处设镇、寨或城、堡，有监官进行管理；农村则设乡，乡下有里，长官分别为乡长和里正。

苏东坡一生中所担任的大多数是地方上的知州、通判一级的职位，尽管他也数次回到中央，并两次承担极有可能入相的知制诰一职。但由于新旧党争的倾轧，他被迫远离中央，奔波于各地。他从海南被召回时，被任命为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这是苏东坡生前的最后一任官职。

如前所述，这里的官制已经是元丰改制后的系统，“朝奉郎”为寄禄官，用以确定品级和俸禄。而“提举成都玉局观”则是职事官，成都玉局观是当时成都的一座道观，宋代为安抚老病的官僚和冗员，常设“提举某某宫观”的闲职，坐食俸禄而不必到当地治事，即所谓“祠禄之官”。这或许可以视为朝廷对苏东坡最后的优待。苏东坡在接受任命后便继续北归，最终病逝在常州。

尽管拥有这样严密和繁复的制度架构，宋朝终究竟未能朝着祖宗之法的理想图景驶去，在喧喧扰扰的斗争与迫害中，北宋政府终于耗尽了自己的元气，而北宋社会最优秀的一群文人，也在这样的斗争和攻讦中消磨了一生。他们的黄金时代被金人南下的铁骑所踏碎，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终究只能在追忆中变成所谓的“东京梦华”。

[1]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8　北宋衣冠
The Costum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文　张海燕　编　刘小荻　text：Zhang Haiyan　edit：Liu Xiaodi

苏轼在北宋为官，出任过宋朝的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也曾官拜龙图阁学士，人称“苏学士”。宋代皇室崇尚简朴，这与当时贵族阶级尚奢华的风气相矛盾，因此宋室虽然大动干戈地进行过几次服制改革，但都收效甚微。官服是对礼制的体现，注重等级有序，表现君臣威仪，宋代的服饰等级制度与之前几个朝代相较，更趋严格。

宋代官服品色服

据史料记载，宋朝曾经由政府直接实施过三次大的服装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是在北宋初期，由于新政权的建立，新的王朝必定要将改正朔，易服色；第二次是建隆三年（962年），聂崇义以《三礼图》颁行于天下，主张衣冠制度的复古；第三次是在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主张改革冕服奢华繁复的服制，以求质朴简约。

自唐代以来，官服就有明确的等级规定和分类。唐朝法服和常服并行，法服也就是礼服，冠、冕、衣、裳之类，常服是一般正式场合所穿的。《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有：“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宋袭唐制，公服和常服在宋代，区分已经不大，《宋史·舆服志》中有“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宋朝百官在祭祀时穿祭服，朝会时穿朝服，平日在官衙处理公务时穿公服，闲居在家时穿便服。宋代官服等级的划分，仍然沿袭唐代“品色服”的旧制。在北宋，三品以上服紫袍，五品以上服朱袍，七品以上服绿袍，九品以上服青袍，官至正三品的苏轼，就曾经身着紫色朝服。

宋初，各大臣的祭服主要为冕服，与之相应的首服称为冕旒。一般来说，冕旒越多，图案越繁，则代表官位越高。在宋代官员所穿的袍服，大多沿用了唐朝和五代的服饰制度，主要形制为圆领，身长过膝，并且下设一道横襕，腰间束以革带，头戴幞头，脚穿靴或者是革履。

◉《蚕织图》长卷
◉ 宋◉ 佚名
◉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 这是我国最早记录蚕织生产技术和以劳动妇女为主的画卷，据卷尾跋语和文献考证，此卷为南宋高宗初年翰林图画院的摹本。
画作场景宏大，以中国农历的24节气为单元，共绘有24幅小图。描绘的是南宋初年浙东一带蚕织户由“腊月浴蚕”开始到“织锦下机”的全过程。长卷所绘的74个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翁媪长幼，皆服宋服。
在23名男子的图像中，只一人头戴东坡巾，其余绝大部分头上裹着低矮的黑色头巾（幞头），身着白色交领或圆领短上衣，下穿白裤，束腰带。这些是《宋史·舆服志》记载宋代服制庶民的幞头（规定尺寸）和衣着的颜色。中青年和老年妇女，除“谢神供经”中有一披粉帛者外，其余服饰花色多种多样。有的内着长衫，外罩交领长袄，有的着交领短上衣，有的着素长裙，有的束腰。五名少女的衣着也不一样，但多是窄长袖，劳动时将袖挽至手腕。少年儿童一律穿裤，束腰带，短上衣。除妇女外，大都光脚。妇女头顶挽发髻，少女梳双丫髻，少年童儿梳双丫角者二个，披发者一个，除“谢神”的一翁一妇外，均是庶民百姓。

宋代男装

直裰和幞头

宋朝的男装服饰，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普通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塞进腰带，衣服主要有黑、白两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常穿一种名为“直裰”的对襟长衫，其下长过膝，两边袖子宽大，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一般都以素布为之。这种服饰本来专用于僧侣和道士，但因为宋代文士喜好谈道论佛，直裰就慢慢成为了常服。据说，苏轼早年在京师为官时，经常就内穿和尚的衲衣，外套普通长袍，与朋友谈诗论文。苏轼一生三次被贬，也曾在被贬的路上，身着这种简单的服饰，与很多人结成了真正的布衣之交。

◉《五马图》（局部）
◉ 宋◉ 李公麟
◉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画左侧牵马人身着宋朝官吏公服。宋朝百官常朝视事，皆穿公服，唯在祭祀典礼及隆重朝会时穿着祭服或朝服。公服基本承袭唐代的款式曲领大袖，下裾加一道横襕，腰间束以革带，头戴幞头，脚穿靴或革履。公服幞头，一般都用硬翅，展其两角，只有便服才戴软脚幞头。公服所佩的革带，是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比服装颜色分得更细。

方顶重檐东坡巾

宋代的首服基于幞头，逐渐由巾子转化为帽子。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在参加朝会、处理公务时，都要身穿礼服，头戴幞头。皇帝、达官显贵等戴展脚幞头；公差、仆役等戴无脚幞头；文人、儒生等带头巾。公服的展脚幞头，一般都用硬翅，展其两角。至于软脚幞头，只有在身着便服时才会佩戴。幞头也被称为“乌纱”，又名“软裹”，亦名“折上巾”。一般来讲，幞头所用的纱罗，通常是青黑色，故称之为“乌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乌纱帽”，后来被用于指代官员的职位。

◎ 直裰
直裰是一种宽而大的长衣，背的中缝直通到下摆，所以也称为“直身”，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平时所穿的服式，同时宋代僧人也穿直裰。

宋代的软脚幞头，以巾子为主，依照款式可以分为圆顶巾、方顶巾、琴顶巾等；依照材质可以分为纱巾或绸巾。东坡巾，曾是宋代非常流行的巾式，据说最初是苏轼常戴此巾，才有了这个独特的名字。东坡巾主要为方形，棱角突出；有四墙（巾子四边），墙外有重墙，比内墙稍窄些，而内墙又较外墙高出许多；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戴时则有脚，处在两眉之间。东坡巾在民间很盛行，尤其是一些文人雅士，都把头戴东坡巾引以为风尚。

◎ 东坡巾
东坡巾，古头巾名，又名乌角巾，相传为宋苏东坡（苏轼）所戴，故名东坡巾。其巾制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稍窄小。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戴之则有角，介在两眉间。

其实，早在苏轼贬谪儋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时。他就曾创制了海南竹笠，用来遮阳防雨，后来这种竹子笠也被冠以他的名字，被称作“东坡笠”。东坡笠流行了近千年，制作技艺现在仍然流传于海南琼海一带。

有人曾以诗句“麻衣纸扇趿两屐，头戴一副东坡巾”来形容宋代文人的典型形象。由此可见，宋代的文人形象，就是身穿圆领长袍，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名为“东坡巾”的帽子。

宋代鞋履的品种有很多。按其制作材料，可分为草鞋、布鞋和麻鞋。其实除了麻布鞋外，还有丝布鞋，但由于这种鞋子做工精巧，用料奢侈，所以价格昂贵，一般多见于官僚绅士脚上。

配饰：革带和鱼符袋

再说到配饰，宋代官服上有两种重要的饰物，一种是革带，其划分标志根据不同的带銙来划分，如三品以上官员系玉带，四品以上官员系金带，五品、六品官员系银带等；另一种就是鱼符袋，它也是划分不同官员等级的重要标志。

鱼符袋，最早出现在隋代的官服之中，并且规定：只能用于京师五品以上官员佩戴；唐代官服中，也继续沿用鱼符袋。上朝时，官员需将写有本人姓名的鱼符，装入鱼符袋中，并且在出入宫门时出示，其作用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出入证；而到了宋代，鱼符则省去不用，官员们直接把鱼符袋挂在腰带之下。

宋代的鱼符袋有紫、绯两种不同颜色，紫色为贵，绯色次之。在宋代，若是朝官被皇帝赐用金紫或银绯鱼符袋，是一种相当大的荣耀。据说，苏东坡在北宋为官时，因政绩卓越，就曾被皇帝赐予过银绯鱼符袋。

矩纹纱交领禅衫
禅衫即单衣，衬衣类。此禅衫为对襟、右衽、直袖式。表、缘以驼色绞纱为地，绞纱经纬密度配置18×22根/厘米；平纹起花，花纹图案仿自铜器“矩纹”；缘里为同色平纹绢，绢经纬密度37×28根/厘米。此件禅衫出土自周瑀墓中重仅为126克，轻柔飘逸，薄如蝉翼，图案与品种搭配合理，是南宋时期男性便服中的精品。

缠枝牡丹花罗合领夹衫
缠枝牡丹花罗合领夹衫是南宋时期流行的士人便服款式。缠枝牡丹花罗无论品种设计还是纹样绘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组织结构之巧妙，更属宋代织工们别出新裁的创造。

褐黄色罗镶印金花边广袖女袍
福州市新店黄升墓出土，南宋时期女性服饰。合领对襟，开叉，加缝衣领，身长过膝，襟上无钮襟或系带，罗制，领、襟、袖缘及下摆缘都缝花边一道，纹饰有彩绘鸾凤及印金蔷薇花等。

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
背心，原本属于内衣性质，但是在宋代亦内亦外，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作用而定，穿于内则为内衣，穿于外则是外衣。无袖、合领对襟开叉，襟上无钮带或系带。此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地三经绞平纹起花平纹纱。表、襟边、领饰提花牡丹纹饰。衣式前后裾齐平。重16.7克。

紫灰色绉纱滚边窄袖女夹衫此件对襟女衫，下摆左右开裾至腋下，襟缘、下摆缘、袖口缘均镶滚4厘米宽的彩绘菊花及几何纹花边，和1.3厘米宽的金粉印芙蓉花、菊花纹小花边。面料为经纬均强捻的平纹绉纱。里料为经纬无捻的平纹假纱。花边底料是二经绞织罗。手感富有弹性，凉爽舒适。式样美观大方，是宋代流行的女装式样。

对襟小立领广袖衫
宽衫开胯，身长过膝，两腋下各有一垂带，垂而不用，为仿古之制。前襟中间有一结带，可将对襟系结，亦可称为“褙子”，是宋朝女性流行的上装。这一款对襟小立领广袖衫为南宋式样。

褐色罗地绣人物花鸟抹胸宋代开始，女性内衣被称为“抹胸”。当时的抹胸做得比较宽大，通过两根系带，把上身大部分包裹起来。

宋代女装

宋代女装的特点是上淡下艳，温婉端庄。上衣颜色一般以清雅为主，常用淡绿、粉紫、银灰和葱白色；下裙裙色一般比上衣鲜艳，常见的有青、碧、绿、蓝、杏黄等颜色。

上衣

在宋代，女性的服装比男性服装的款式、颜色、种类都更为丰富。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还是以上衣下裳为主，窄身合体为原则，主要追求秀雅颀长。这里的上衣，主要指的是襦、衫、袄。其中，襦沿袭了唐代女性的服装，并没有太大的改动；衫，主要为直领对襟式，这种衫子大多宽薄，一般在夏天穿；袄，是一种长短尺寸介于襦和衫之间的上衣。袄的袖口和腰身，一般制作得比较宽松，有的还在中间加棉絮。所以就有了宋代女子“夏穿衫，冬穿袄”的说法。

宋代女服还有一种特别的长衫，称为“大袖”，是宋代民妇最常见的一种服饰，它有直领和圆领两种款式，以素罗制成，颜色鲜艳，袖口华美，并饰有花边。

褙子

除了长衫、大袖以外，宋代颇为出名的服饰还有“褙子”。宋代的褙子有多种形制：一种指贵族男子穿在祭服和朝服内的衬衣；另一种是武士、侍卫的制服，并与铠甲配合，亦称“戎服”。

宋代女子所穿的褙子，初期短小，后来慢慢加长，发展成袖大于衫、长与裙齐的款式。在宋代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褙子本来是婢妾之服。因为婢妾一般侍立于主妇的背后，故称为“背子”。这种服饰的主要特点是对襟直领、两腋开衩、下长过膝，褙子的衣袖有宽窄两式，穿时需要罩在襦或袄的外面，但也可以在里面搭配抹胸。

宋代的褙子，一般多为长袖、长衣身，大多为直领，对襟，窄袖，腋下开胯，也就是衣服的前后两襟不缝合，在腋下或背后，垂挂两条系带作为装饰，但在穿着褙子的时候，腰间可以用勒帛系束。宋代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很深，所以这一时期的服饰崇尚严谨、含蓄，人们的审美也不同于唐代，逐渐开始追求质朴。褙子算是一种很平民化的服饰，所以在宋代，上自后妃，下至妓妾都可穿戴，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褙子在质地上会有所区别，贵族妇女的褙子多选用罗、锦一类的高级面料制作而成。

宋代女裙

宋代女子的下裳，大多还是以女裙为主，裤装为辅。女裙则尚长裙，以罗纱为主。相较于前代，宋代的纺织业较为发达，可以大规模生产罗这种丝织品，因此，人们习惯将这种女裙称为“罗裙”，并且裙上多刺绣。其中贵妇的女裙，最出名的有“双蝶绣罗裙”，以及一种用郁金香草染的衣裙，裙色为郁金香色，以香草染布后，衣料上还留有草木香。

宋代的长裙，裙带都会垂得很长，所以曾有“坐时裙带牵纤草，行即罗裙扫落花”这样的诗句。宋代的长裙，以歌伎乐舞者的“石榴裙”最为时髦。石榴裙是从唐代遗留下来的，因其色红似石榴花得名；长裙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之别，同样出名的还有颇具五代遗风的“百褶裙”。

有腰四幅两片直裙
裙类名称，又称“折裥裙”。是利用衣料的直丝绺裁制，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折裥（有规则或无规则的）、开衩、做缝等缝成的裙子。一般讲，直裙的裙围较小，从臀围至裙围之间上一条直线，或稍略斜出，其长度在膝下20厘米左右。该裙为福州南宋黄升（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赵与骏之妻）墓出土。

黄褐色印花绢四幅直裙

褐色罗印花褶裥裙
褐色罗印花褶裥裙是黄升墓中丝织品保存较好的一件。质地透明轻薄，形如折扇，上窄下宽，由四片透明的细罗制成，每片均纵直褶裥，褶子疏密有致，并印有金色圆点小团花，其透明质感充分展现了罗裙“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的飘逸灵动、如若烟尘。

宋代下裙：旋裙和上马裙

此外，宋代还有两种特殊形制的裙子。一种是便于妇女骑行的“旋裙”，其前后开胯，以便双腿活动。这种旋裙最先始于京城女妓，后来被上层妇女看中，纷纷效仿。另一种为“赶上裙”，又称“上马裙”，这种长裙前后各一片，两片相掩，活动幅度较大，便于骑马，因而得名。但这种长裙流行时间不长，只在宫中较为常见，后来因被视为“妖服”，就逐渐被取缔了。

总的来说，宋代的服饰大多承袭唐代。由于理学思想的影响，与传统融合得更贴切、更自然、更加返璞归真，也慢慢趋于复古和保守。

◉《宫女图》◉ 宋◉ 刘松年
◉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 刘松年是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两幅《宫女图》记录了宫中贵族女性和侍女的精美服饰和妆容。

29　苏东坡与20世纪中国学人
Su Shi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

文　常上永　编　刘小荻　text：Chang Shangyong　edit：Liu Xiaodi

有关苏东坡的研究自他去世后便已经陆续展开。南宋以来的学者对苏东坡本人及其传世作品都保有极大热情，其间最为重要的当属清代学者查慎行、冯应榴、王文诰先后推出的三部苏诗注本。

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堪称苏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冯氏为乾嘉时学人，家学深厚，父亲冯浩和弟弟冯集梧均为当时集部研究的佼佼者。其注释能博采诸家之说，截断众流，考证精详，并由钱大昕作序推奖，为后代研究做出了极为扎实的贡献。此外，翁方纲、沈钦韩等学者均在这一领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清代因而也成为苏东坡研究最为繁荣的时代。

1900—1949：艰难的转型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对于苏东坡的专门研究并不算突出。伴随着白话文运动，新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也出现了，以进化观来阐释文学史的方法风行一时。

在胡适等人的文学史叙述中，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被视为两条斗争的线索，其中平民文学是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始终的鲜活脉络。胡适20世纪20年代初的讲义《国语文学史》在这一视野下对苏东坡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苏黄诗的好处并不在那不调的音节，也不在那偏僻的用典。他们的好处正在于‘做诗如说话’，因为要做到‘做诗如说话’，故不拘守向来的音调格律。”

胡适认为，欧阳修、苏东坡等人所参与的北宋古文运动正是对贵族文学的反拨，尽管他们未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却使“白话的文学仍旧继续地发展”。这俨然把苏东坡作为胡适诗论在古代的代言者了。此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涉及苏东坡和宋诗的文学史著作，都从这一角度立论，肯定苏东坡的文学贡献。如20世纪30年代胡云翼的《宋诗研究》，即以“现实主义”赞扬苏东坡对此前形式主义文学的反拨，正因如此，苏东坡才在其所处的时代开辟出宋诗的新道路。

苏东坡在文学进化观的视野下受到推重，但同样的文学材料在不同的阐释者看来，依然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宋诗的学理性和议论性向来为一般阅读者所诟病，尤其在当时“平民文学”几乎成为首要评判标准的时期，苏东坡、黄庭坚的大多数诗歌创作难以与此时的文学思潮互恰。在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名作《中国诗史》中，非平民化的宋诗索性被直接抹去不谈。宋诗研究和苏东坡研究在这一时期陷入低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胡适（1891—1962）

读苏诗的人，须知道他的好处不在能用“玉楼”、“银海”一类的典故，而在能用“牛矢”、“牛栏”一类极平常的物事做出好诗来。他的律诗之中那些好的也只是用说话体来做诗。

吕思勉《宋代文学》（1929年）、胡云翼《宋诗研究》（1930年）、梁昆《宋诗派别论》（1938年）都从文学演进的视野着眼，指出苏东坡在文学创作上对前一时期的超越与开拓。吕思勉先生指出：“宋人于诗之体制，亦能出于唐人之外。而其意境、字面则专与唐人判然不同，后人之诗，非宗唐，即宗宋，至今未能出此两派之外焉。”

吕思勉（1884—1957）

三苏之文，大致相同，而亦各有特色：笔力坚劲，自以老泉为最。然老泉好纵横家言，恒以权谲自喜，而其言实不可用……而东坡实能见事理之真。故其冰雪聪明处，实非老泉所及。尤妙在能以明显之笔达之。

这些事实上依然是传统诗论中“诗分唐宋”的观点，对于苏东坡“以文为诗”的风格分析同样是续前人之论。较有新意的观点是对宋代文学流派的分析，从文学史发展的线索中指出苏东坡的独特位置，尽管不无文学进化论的痕迹，但确实多平实中肯之论。

这一时期涉及苏东坡的文学史著作，引人瞩目的创见寥寥可数，其中大多只是停留于单纯的事迹、风格概述或作品注释，远未能真正实现苏东坡研究的现代转型。与此迥然不同的是，那些坚持以传统方式考释、阐述苏东坡作品的学者，却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果。

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朱孝臧、龙榆生师生接力完成的名作《东坡乐府笺》（1936年）。朱孝臧是清末四大词人之一，早年在政坛以刚直著称，五十岁后辞官，除文学创作外，还致力于词籍的校勘刻印。晚年共编订词人别集一百六十八种，无不遍求善本加以校勘，后汇刻为《彊村丛书》出版。由他精心校勘编年的《东坡乐府》即在其中，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成为东坡词作的标准文本。

朱孝臧晚年以遗老自居，寓居苏沪一带。1928年，时任暨南大学教员的青年龙榆生与朱孝臧结识，以扎实学养与谦逊品质得到朱氏的“一见叹赏”，并亲授词学。在朱孝臧的悉心指导下，尽管不过短短四年，龙榆生的词学功力大进。1931年12月，朱孝臧因病辞世，临终前将自己的遗稿与朱墨、砚台亲手交付龙榆生，并叮嘱他：“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

此外，同光派诗论家陈衍在《宋诗精华录》《石遗室诗话》中对苏东坡的不少判断时有新见。陈氏标举宋诗，尤其推重苏东坡、黄庭坚，并将苏东坡所在的元祐时代列入中国诗史的三大转关之一（另外两大转关为开元、元和），在今日看来依然值得参考。

朱孝臧（1857—1931）

从960年至1126年，就是所谓的北宋时代。五代以来长期割据的分裂局面，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定都汴京以后，中国复归于统一。人民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渐渐繁荣了起来。可是当时社会的太平情形，掩盖不了当时的各种矛盾。宰相吕蒙正就曾说起：“都城，天资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极寒而死者其众。”百姓遭受到这样凄惨的境遇，有良心的诗人是不能熟视无睹的。加上仁宗朝（1034—1044年）对西夏用兵的累遭惨败，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如苏轼、黄庭坚等，就把西夏这个敌国刻刻放在心上，而又“甘心赴国忧”的雄途……这些情况反映到使人们的思想情感上，是不容许再像柳永那样，把生活圈子局限在“浅斟低唱”的“偎红倚翠”中了。“关西大漠，铁绰板，铜琵琶，唱大江东去”恰好是适应时代要求，发挥了苏轼的创造性，用来打开南渡诸爱国词人的新局面，这不是什么偶然的。

龙榆生（1902—1966）

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坛别开宗派；此词学史上之剧变，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轼以才情学问为词，晁补之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由是而伤今怀古，说理谈禅，并得以词表之，体用遂益宏大。《东坡词》全部风格，王鹏运以“清雄”二字当之（说详《词林考鉴》）；然亦随年龄环境为转移，大约以中年官徐州，及谪贬黄州数年中所作为最胜。

自轼解放词体，而作者个性，始充分表现于词中；其特征则调外有题，不必全谐音律。闻轼风而起者，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向子諲、陈与义、辛弃疾诸人。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出版，却在40多年后的80年代一度成为畅销之作。其写作目的本是向西洋人介绍中国文化，研究价值自然有限，部分表述亦可商榷。林语堂指出苏东坡的人生观在融会儒释道三者后达到新的高度，这一观点也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1949—1978：暴风雨中的灵晕

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极大影响到文学研究，苏东坡研究在这一时期走向低谷。一方面，苏东坡本人的政治立场被认为趋于保守，未能对王安石变法产生清醒认知；另一方面，苏东坡那些高扬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作品无疑缺乏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品质，因而被搁置或批评。

50年代末，一批优秀的文学研究者参与了与苏东坡有关的争论。其发端是王起在《文学研究》所发表的《苏东坡试论》（1957年），其中热情赞扬了苏东坡的政治态度和文学成就；程千帆的《苏诗札记》（1957年）亦表达出类似的观点，但很快遭到批判。

程千帆随后因种种原因被打成右派，遭受不公待遇达二十年之久，直至晚年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这或许也可以视为苏东坡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缩影。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印迹，对苏东坡却大体能够秉持较为平允的论述。

随着政治运动的推进，文革时期，苏东坡已被塑造为保守派、两面派的地主阶级反动政客。署名罗思鼎，实由上海写作小组完成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当时影响极大，尽管那不过是以所谓儒法路线斗争对北宋中期的政治事件进行图解。

程千帆（1913—2000）

苏词的基本特征，如前人已指出的，是以诗为词。它意味着词境的空前扩大，作家个性的更其鲜明呈露与语言、音律和风格的解放。

钱钟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大概是沉寂中的一抹亮色，其中有关宋代诗歌的某些论述几乎已成屡经引用的经典。钱钟书对苏东坡的比喻有过精妙的论述，曾说“他（苏东坡）在风格上的大体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

钱钟书对苏东坡同样也有幽默的批评：“苏东坡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这不只是玩笑话，而确实一针见血地道出苏东坡“材料太多”的弊病。

总体而言，此时期的苏东坡研究依然乏善可陈，同样也是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共同现象，文学研究亦成为文学一体化进程的附属物。即使如此，那些优秀的研究者依然试图在艰难的环境中寻找平衡的位置，一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他们所遗留下的成果，无疑是那场暴风雨中的灵晕。

钱锺书（1910—1998）

他（苏轼）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地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1978年至今：新晴锦绣文

在当代研究苏东坡的学人中，不可不提的重要学者是孔凡礼。孔凡礼于20世纪50年代后长期在高中担任语文教师，对宋代文学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最早以陆游研究涉足学界，对陆游的生平考订与资料整理均有贡献。

尽管缺乏大多数学人的优越条件，孔凡礼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书籍，去程便要花费六个小时。就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室中，孔凡礼积累了数千万字的笔记和卡片，力图做到对宋代文献的全面把握。

清末以来，除了《东坡乐府笺》外，苏东坡的作品一直未出现新的整理本，对于研究者和阅读者均带来极大的不便。“文革”结束后，在中华书局的约请下，孔凡礼先后完成了《苏东坡诗集》（1982年）和《苏东坡文集》（1987年）的点校工作。二书的整理参考了大量宋元善本，并注意使用金石碑帖进行精心校勘，在底本之外辑录了大量佚文，成为苏东坡作品的当代标准整理本。

尽管往来路途漫长，孔凡礼坚持每日从家中到北京图书馆。他没有所谓的书房，有的不过是一间没有卫生间的破屋子。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继续编撰了《苏东坡年谱》和《三苏年谱》。这两部著作考证精详，析理分明，为苏东坡生平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孔先生在《苏东坡年谱》的自序中说，他的工作不过是将“纷纭交错之事实，第其先后，辨其论误，旨在调理整齐之，期于读苏集者有所便，如是而已矣”。然而正是这样踏实而基础的工作，才为我们清晰地呈现出苏东坡的一生。

改革开放以来的苏东坡研究进展迅速，1980年，中国苏东坡研究学会成立，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史学、思想史、艺术史等多个方面。纵观20世纪以来的苏东坡研究，经历数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在80年代前后真正实现专门化和学术化，人们对苏东坡的研究还在继续，而距离苏东坡离世的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千年。

孔凡礼（1923—2010）

苏轼忠于赵氏王朝，反对辽、夏，有着正统的儒家忠君爱国思想，但又主张适当限制皇权，用户郡县制。他劝皇帝要“以至仁为德”，有着儒家的仁民思想，但是贬谪黄州，“闭门却扫”、“归诚佛僧”以后，仁民中又夹杂着佛家怜悯的成分。他有儒家的“乐天知命”思想，但这又往往和老庄的旷达结合起来。苏轼思想中的佛、道因素，是在政治上遭受打击时发展起来的。他认为道家“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和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虽然儒、佛、道三种思想在他身上，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适应，但“以释氏书”“参之孔、老”，把儒、佛、道几种思想调和起来，则更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晚年，他“认为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在调和、适应中，保持了儒家入世思想相对的独立性。透过错综复杂的局面，可以这样说，在政治思想上，他的儒家思想起着主导作用。

王水照（1934—　）

宋人之所以能适时地提出“集大成”的文学思想，从深层意义上讲，也是时代风会所酝酿而成的，它一方面折射出宋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定型化，才促使像苏轼这样本人就是“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人物，得以概括出这一文艺概念；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宋代文化已处于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型时期：传统的诗和文（包括宋代开始兴盛的词）已经高度成熟、定型、完形，达到了再造辉煌和艺术危机并存的境地，文学的重心已在准备转向另一个方向—小说、戏曲就是今后作家们展示才华的新领域。

30　苏东坡作品的跨国之旅
Overseas Translation of Su Shi's Works

文+编　曹岳　text & edit：Cao Yue

苏东坡的影响不限于一时，也不限于一国。他的文学作品在北宋时就已经流传到辽国等地。本文将对苏东坡作品在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的传播，以及日本现代重要的苏东坡作品的外文译本进行系统介绍。

英国

通常认为，阿瑟·韦利是将苏东坡的诗歌介绍到英语世界的第一人。1941年，他出版了《译自中国人》（又名《中国诗歌集》）。由于阿瑟本人偏爱唐诗，苏东坡的诗歌翻译只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

但早在1872年7月，出于传教、贸易、外交等目的，英国人丹尼斯（N. B. Dennys）在香港创办了《中国评论》杂志，被历史定位为最早的汉学期刊之一。中国海关英籍雇员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精通中文，写作《苏东坡》一文发表在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文章中，他翻译了苏东坡的《纵笔》和《广州蒲涧寺》，这应是苏诗最早的英文翻译。翻译及原诗如下：

Gray - haired，deserted，wandering wretch./Whom every frosty wind has blown./Ask but a couch of cane to stretch./Thy pain-racked limbs on；sick，alone./Within a tiny hut，what time./The passer-by will bid thee sleep！/And the good fathers，as they keep./The morning watch will lightly strike the chime．

《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I will not have a monk to be my guide./But，lonely，in yon drooping cloud，explore./Each mountain fastness whence the rivulets slide./The precipice and its thousand trees of yore./Or where the cataract leaps a hundred feet./To seething pools，with spray in heaventinged showers；/Here in the old days grew the rushes sweet./About the hermit’s cell，and here the champak flowers./Heard the first doctrine of the founder -saint./But now the flowers wear a smile as faint./As who should say，“We mock the king，chin-shih./Who hither sent to learn of immortality！”

《广州蒲涧寺》

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
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

◎ 阿瑟·韦利

◎ 包腊与儿子，宁波，1869年

同时，包腊还在叙述苏东坡的被贬谪经历时，翻译了《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移廉州谢上表》三篇谢表。

关于苏东坡的其他作品，早在1931年，希里尔·克拉克（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中文名李高杰）就翻译了苏东坡的十六篇文章和前后《赤壁赋》，并在1932年于伦敦出版成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由他的妻子用木雕装饰而成。1945年，他将苏东坡的赋翻译为《东坡赋》一书，由钱钟书作序。但是此书的注解多有瑕疵，颇为人诟病。

希里尔曾任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书记官长。可见英国对苏东坡作品的传播，与19、20世纪大英帝国向海外扩展版图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国

1956年，肯纳斯·雷克斯洛斯（Kenneth Rexroth）出版《中国诗百首》，是继阿瑟·韦利之后第二个较为广泛地翻译苏东坡作品的著作。不同于阿瑟·韦利偏爱唐诗，肯纳斯认为苏东坡和苏东坡的诗歌都具有极大价值，因而翻译了苏东坡的二十五首诗词收录其中，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并对译本中所选择的部分作品进行了简要评论。

196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著成的《东坡居士轼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苏诗选本，也是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汉诗英译选本之一。此书主要参考自日本学者小川环树所著的《苏东坡诗选》，其从中选择了一部分诗歌，再加上自己的，一共结成八十三首诗词，其中有诗七十六首，有词七首。另外还有两篇赋。作品包括了苏东坡的早年、中年、黄州、复官、岭海时期，是苏东坡作品的首选译本。

目前，英语世界中尚未有系统的苏词译本。

◎ 伯顿·沃森

◎ 肯纳斯·雷克斯洛斯（Kenneth Rexroth）《中国诗百首》，1971年

◎《中国诗百首》内页

日本

相较于英语世界，日本对于苏东坡作品的翻译更为全面。

小川环树是日本汉学界研究苏东坡的大家，著有《苏东坡》上下两册。《苏东坡》两册于1962年出版，收录在《中国诗人选集》当中。书中选择了苏东坡被贬谪黄州前的七十八首诗，以及被贬谪后的三十首诗、三十首词。编排方式采用中文和日文对照，除了注释和解说外，还加上日文读音，方便读者更好地深入了解苏东坡的作品。在书后，还附有苏东坡简明年谱和一生宦游路线图。

吉川幸次郎也是日本研究苏东坡的权威专家。其1962年出版的《宋诗概说》是日本汉学界的经典之作，书中侧重苏东坡，翻译了他的许多诗作。吉川幸次郎认为苏诗是宋代诗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表达了生命的旷达，充满朴素淡雅的气质。

山本和义是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的学生。山本和义1936年生于岐阜县大垣市，后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师从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专攻苏东坡和宋代文学。1975年，与小川环树合译了共二百三十多首诗和前后《赤壁赋》，集成《苏东坡诗选》。1983—1990年，与小川环树同为《苏东坡诗集》编委会成员，共完成四册。

◎ 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繁体版，1977年

◎ 小川环树、山本和义《苏东坡诗选》

◎ 近藤光男《苏东坡》新装版

除此之外，近藤光男在1964年出版苏诗译本《苏东坡》，被收在《汉诗大系》当中。《苏东坡》共收录苏东坡的诗词二百首，通过编年的顺序对其进行排列，共分为石鼓篇、西湖篇、秋月篇、海棠篇、翰林篇、南海篇，共六个篇章。这是除了小川环树外，苏诗的日文最佳译本。

1966年，清水茂出版《唐宋八家文》，其中翻译了十五篇苏东坡的散文名篇，并附有详尽而深刻的注释和分析，是苏文在日本的重要译本。

31　日本的苏东坡推崇者们
The Research on Su Shi in Japan

文　常上永　编　曹岳　text：Chang Shangyong　edit：Cao Yue

提及海外的中国研究，难以绕过的就是日本汉学。自19世纪末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史各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交相辉映，培养出一大批杰出学者。然而日本对于苏东坡的认识与接受，早在苏东坡去世后的几十年间就已开始。

◎ 虎关师炼（1278—1346年）日本佛教禅宗临济宗僧人。作为“五山文学”重要作家，他著有日本首部佛教史书《元亨释书》（共三十卷），此书为后人广泛阅读并研究。
十三世纪时，苏东坡的作品已传到日本，据日本东福寺大道以一所编的《普门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1353年）里，就有《注东坡词》二册及《东坡长短句》的纪录。苏东坡的作品有禅味，很受僧人欢迎，后来，日本的禅僧学习苏东坡的诗文，比如高僧虎关师炼（1278—1346年）及义堂周信（1325—1388年）都曾在札记里说自己学习苏东坡的作品。

1945年以前的苏东坡研究

苏东坡的作品在12世纪前后已经传入日本，苏东坡亦为日本读者所知。到五山文学时期，在五山诗僧的推崇下，东坡诗文的流传进入极盛期。喜爱苏东坡的诗僧们，不仅自己刻印五山版的苏东坡文集，还出现了专门的“坡诗讲谈师”。

据王水照先生考证：“五山僧的注释本在方式上自成一统，即把王十朋集注分类本拆开，切除边框，逐页粘贴在较大的和纸上，再装订成册。然后即在和纸上写入自己的见解，或抄录他人的讲述。”五山诗僧通过这一方式，形成了独特的苏东坡研究传统。

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瑞溪周凤《脞说》、大岳周崇《翰苑遗芳》、一韩智翃《蕉雨余滴》、笑云清三《四河入海》等。这批文本不仅是日本研究者的注释心得，其中所保留的大量在中国已经亡佚的文献，具有极为独特的研究价值。

室町时代（1336—1573年）后期至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中国、朝鲜汉籍刊本的流入和传播，苏东坡作品的阅读变得更为便利。18世纪前期，由于荻生徂徕、服部南郭等学者对明代李攀龙、王世贞诗学趣味的推重，日本学者对苏东坡和宋诗有所贬低，这一时段也因此成为苏东坡作品在日本传播的低潮期。

随着诗学观念的变迁，19世纪初，苏东坡诗歌再次兴盛。著名朱子学学者、“宽政三博士”之一的柴野栗山常常于七月既望出游泛舟，以致敬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的相关描写。这一活动在江户时代末极为流行，即使到明治年间依然保有余绪。

受到明清诗学的影响，江户时期是诗话创作的繁荣期。这一时期苏东坡研究的成果散见于各类诗话中，通常以对苏东坡诗学观的探讨为主，或摘抄苏东坡原诗、或摘抄明清人士对苏东坡的评论，但总体而言，具有独创意义的观点并不多。

京都学派的学人最初主要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关于苏东坡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亦尚未真正展开。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虽与苏东坡无关，却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宋诗研究乃至苏东坡研究的思路。

◎《乙卯寿苏录卷二》、《丁巳寿苏录》、《丙辰寿苏录》
寿苏会的首四次的聚会都由长尾甲编成《寿苏录》，分别是《乙卯寿苏录》（1916年）、《丙辰寿苏录》（1917年）、《丁巳寿苏录》（1918年）、《己未寿苏录》（1920年），不公开发售，只派给与会者。寿苏会即特别为苏轼贺寿的聚会。二十世纪初，中日东坡迷举行了五次“寿苏会”，全定于农历十二月十九东坡诞生日当天举行。参与者多是有名的学者，如第一次寿苏会，就有罗振玉、罗福苌、王国维、狩野直喜及内藤湖南等。聚会其间，出席者会发表各自带来的诗文，也会即兴和诗欢愉一番，更有学者携来自己所藏苏东坡相关藏品，展示于同好。

◉《赤壁月》◉ 月冈芳年《月百姿》◉ 东坡游赤壁
◎ 赤壁会，在江户时期以后的日本各地文人因为敬慕苏轼，在壬戌年的七月既望或十月之望，模仿他游赤壁，举行雅会，赋诗作画。日本人很欣赏苏轼的《赤壁赋》，历代文人的诗文酬唱不胜枚举，特别是十八世纪，辛岛盐井（1754—1839年）、赖杏坪（1756—1834年）、万波俊忠（1762—1843年）等人，皆作诗颂扬《赤壁赋》。

此外，这期间可圈可点的成果，则是一批苏东坡诗歌日译本的先后问世，其中重要的文本有土屋弘《苏诗选详解》、岩垂宪德等著的《国译苏东坡诗集》、大槻彻心《详解苏东坡诗集》等。尽管这批译本未必具有学理性的研究价值，却为苏东坡的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

日本的文人和学者中，曾流行过名为“寿苏会”的活动，即在苏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那天集会，展出与苏东坡有关的书画、典籍、文物等，并共同为苏东坡庆祝生日。

由长尾雨山、富冈铁斋首倡，日本曾于1916—1937年间先后举办五次“寿苏会”，尤以第一次最为盛大，参加的既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日本汉学的顶尖人物，又有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人。

这一活动中创作的诗文被编为《寿苏集》。除此之外，所谓“赤壁会”等类似的纪念活动不一而足。这更反映出苏东坡在日本读者心中的特殊地位。

1945—1989年的苏东坡研究

与中国的情况相似，有关宋诗的研究在日本长期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即使许多诗人与学者给予苏东坡充分的肯定与尊敬。战后的日本汉学经历了短暂的转折消歇，但很快便恢复了战前的活力。新一代的学人逐渐登上学术舞台，在广度和深度上均焕发出超越前辈的魄力。

◎ 狩野直喜（1868—1947年），号君山，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为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小说戏曲研究，其研究所表现的理念、方法论及其所取得的业绩被称为“狩野体系”。代表作有《水浒传与中国的戏剧》《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资料》《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等。

◎ 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号湖南，生于秋田县鹿角市的儒学世家，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曾提出“唐宋变革论”，著作汇编为《内藤湖南全集》14卷。

与宋诗研究的兴起同步，有关苏东坡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展开。在这一时期，两位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学者——小川环树与吉川幸次郎起到了转移风气的重要作用。作为京都学派的嫡传弟子，他们二人交游密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齐名，被视为日本汉学的旗帜。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大概可以视为激发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该书于1958年出版，很快在日本学界引起重视，尤其受到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二人的推崇。这本书在出版后曾一度被列入资产阶级“白旗”予以批判，据说是因为小川环树的书评才得以幸免。

◎ 吉川幸次郎（图右一）（1904—1980年），神户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被誉为汉学泰斗，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代表作有《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杜甫笔记》《元明诗概论》等，遗著汇编为《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六卷。

◎ 山本和义（1936—），毕业于京都大学，现任南山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唐宋诗歌尤其是苏轼诗的研究，著有《诗人与造物》《理与诗情：中国文学的内外》等，退休后依然主持南山大学“读苏会”，从事日译《苏东坡诗集》的工作。（图为他在京都大学的演讲）

◎ 内山精也（1961—），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宋代诗文研究会会刊《橄榄》主编，主要从事宋代诗文及苏轼诗研究。著有《传媒与真相》、《北宋诗研究》等，主持钱钟书《宋诗选注》的日译工作。

据小川环树自述，他的兴趣点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转向宋诗，并一度认为中国有较唐诗更为高级的诗歌，其中自然有《宋诗选注》的影响在。

与“诗分唐宋”以及“唐宋变革”的经典论断不同，小川环树既承认宋诗较唐诗而言的新鲜感与变异，同时还敏锐地观察到宋诗与唐诗共同具备的“盛大气象”，这被他视为“中国诗歌历史的暗流”。他也并不把宋诗的“新”简单归结为语辞与内容的标新立异，而能从创作主体、文人心态等各个角度予以辨析。

苏东坡、陆游是其宋诗研究的重要案例，而苏东坡又尤其为其所钟爱。在他的鼓吹和带领下，这一领域迅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者，并为苏东坡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小川环树将苏东坡视为宋诗乐观主义的代表，并对他的人格与艺术给予了极大的赞美。他所译著的《苏轼》共选译138首诗词，附有注释与解说、简明年谱和苏东坡游宦路线图，是日本学界有关苏东坡研究极为重要的一部传记著作。

《诗中比喻的巧拙和雅俗》一文分析苏东坡诗歌中的比喻，针对诗论家方回、纪晓岚的批判，指出苏东坡采用“俗”的比喻，其目的在于脱离唐诗窠臼，正因如此才能确立宋诗的独特风格。

此后，吉川幸次郎在翻译杜甫诗歌时，曾建议小川环树翻译苏东坡诗歌。在小川环树退休后的十余年间，他与弟子山本和义尽心完成对《苏东坡诗集》的翻译，至他去世为止尚只出至第四卷，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尽管如此，这一全译本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

在生平传记和诗歌翻译之外，小川教授与他的同事还为宋代文献的建设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最不能忽视的成果即为所谓“苏诗佚注”的搜集整理。

小川环树与仓田淳之助共同完成的《苏诗佚注》利用了日本所藏宋本《注东坡先生诗》，以及日本文献《翰苑遗芳》《四河入海》中保存的大量赵次公注和施顾注，辑为一编，对苏东坡诗作和宋代诗学的研究，均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此外，《苏诗佚注》还收入了仓田淳之助教授于1963年在京都一家旧书店所发现的南宋施宿所编《东坡先生年谱》，该谱向来不见传本，此次一经发现，迅速引起学界重视。1981年，复旦大学顾易生教授到访日本后将其携回中国，收入王水照先生的《苏轼选集》，使国内学者也得以利用这一珍贵材料。

与小川环树交相辉映，苏东坡研究的另一旗帜代表则是吉川幸次郎教授。吉川早年留学中国，与中国学人交往密切，喜穿长衫，以中国人自居，称中国为“我国”，称日本为“贵国”。在《我的留学记》中，吉川对中国的这段经历有着极为深情的回忆。

他本人并不以研究苏东坡知名，却与小川环树一道，共同推动了日本宋诗研究和苏东坡研究的进程。他的名作《宋元明诗概说》中对苏东坡有极为精妙而中肯的讨论，他认为宋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可超越生之悲哀，肯定生之意义，风格平淡朴质，而苏东坡恰好在这个意义上将宋诗新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吉川幸次郎晚年转向杜甫诗歌的研究与翻译，而小川环树则与弟子山本和义进行苏东坡诗歌的翻译，目的是为日本读者全方面展现这两座中国文学的高峰。

山本和义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是两位教授共同的学术传人，后在名古屋南山大学任教。山本教授毕生从事苏东坡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发表苏东坡研究的系列论文，《苏轼诗论稿》（1960年）、《诗人与造物：苏诗札记》（1979年）、《造物的各异形态》（1981年）等对苏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观、生命观具有较为深入的讨论。

他所编选的《中国诗文选：苏轼》以苏东坡的诗歌为中心梳理其生平，将苏东坡的一生分为十个阶段：南行、子由、与可、西湖、乌台、黄州、东坡、赤壁、翰林、海外，提纲挈领，颇具新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受吉川幸次郎举办的系列读书会影响，山本和义在南山大学也组织了“读苏会”，由参加者对苏东坡诗作逐首研读，并翻译成现代日语以串讲。这并非简单的语辞对译，而会涉及学理性的文本辨析和阐读，这样独特的组织形式同样值得中国学人借鉴。

此外，和刻本苏诗的影印出版也大大推动了苏东坡研究的进程。汲古书院所出版的《和刻本汉诗集成》丛书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1975年），具有极为重要的版本学意义。

在日译方面，著名的译本还有近藤光男的《苏东坡》，收入《汉诗大系》丛书，编选诗词二百首。在序文中对苏东坡的文学贡献及文学史地位有较为平允的讨论。

较为重要的日文传记还有竺沙雅章的《苏东坡》、横田辉俊的《天才诗人：苏东坡》。九州大学合山究教授的《苏东坡》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译本，其独特价值在于将原书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和事实，以译注的方式予以详细说明，大大增加了原书的研究价值。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指出苏东坡词的特色是以丰富的生命体验为表现对象，同时书写对悲哀的超越和平淡的心境。

总体而言，60年代无疑是日本苏东坡研究的黄金时代，在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带领下，苏东坡研究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中国学界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培养下，新的学术传人亦逐渐登上学术舞台，在下一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1989年以来的苏东坡研究

1989年，昭和时代结束，在此前后，随着京都学派的第二代传人逐渐凋零，战后中国研究的黄金时代亦随之落幕。小川环树在1993年因病去世，他的苏东坡诗歌全译因此而中辍。必须承认的是，此后的日本学人在中文的阅读和研究视野上，均尚难达到京都学派及其继承者的高度，新的研究高峰依然在期待之中。

新一代学人走向宋诗研究的契机，似乎仍与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不无关系。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在《拜见钱钟书先生》中回忆：“我接触到《宋诗选注》，是80年代初在日本时的事。那时，我将苏轼文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为搜集资料，我十分偶然地从中文书店的书架上取下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通过阅读，我了解到这本书非同寻常的价值。”

有关前沿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成果，无疑是内山精也关于苏东坡诗歌的系列论文。内山精也以苏诗的传播与接受作为研究切入点，重点关注印刷术背景下文学的生成与传播，以此揭示宋代中期的文学生态。

内山精也20世纪80年代末留学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苏轼研究名家王水照先生，后回到早稻田大学继续修习博士学位。他的苏东坡研究以《宋诗选注》为起点，并与种村和史、保苅佳昭、三野丰浩等同仁成立了“《宋诗选注》读书班”，他们的《宋诗选注》译注即在此基础上完成。

在读书班的基础上，他们于1990年正式成立“宋代诗文研究会”，并创办了会刊《橄榄》，主要刊载宋诗译作与研究论文。他们的成果也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译介的“日本宋学六人集”丛书，即收入该学会会员的研究论述。其中有两部著作与苏东坡研究直接相关，分别是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保苅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

正如王水照先生在该丛书的序言中所说：“如今，他们年富春秋，属于日语所谓的‘四十代’，学术事业正如日中天，未可限量。”我们共同期待着这一学人群体精进不止，为苏东坡研究贡献出新的学术成果。

在对日本苏轼研究史的梳理过程中，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日本学者群居切磋、交相砥砺的良好学风。正是在这样独特的组织形式下，日本学者一再开启了新的学术潮流，与时俱进，携手推出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纵然当代中国的学术成果足以超越海外汉学，但那些他乡的学者，凭借他们实事求是的姿态，依旧焕发出不可磨灭的独特意义。

32　苏东坡与莱辛：中西方诗画关系之异
Su Shi and Lessing：The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Poetry and Painting Ar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文　罗兆良　编　刘小荻　text：Paul　edit：Liu Xiaodi

诗画关系一直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对诗与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的探讨过程中，苏轼与18世纪德国美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苏轼从总结前人关于诗画的言论与自身的创作经验出发，提出了“诗画同律说”；而莱辛则从大量的西方美学思潮中抽丝剥茧，最终提出了“诗画异质说”的观点，并且苏轼和莱辛的诗画观点也成为日后中西方美学关于诗画关系的基本观点。而通过对中西方诗画关系的解读和比较，也能从中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苏轼：诗画同律说

苏轼把诗和画的本质描述成“天工”和“清新”二词[1]。“天工”意为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并且所有从自然产生的艺术，一定包含创作者自身的个性，给人以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感。因而“天工”与“清新”的美学概念就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自然界的万物，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神态，这都是“天工”造物使然。[2]可见，苏轼主张诗与画都应该有共同的审美标准，也就是诗与画是“一律”的，都是对自然的追求。

在诗的评价问题上，苏轼认为优秀的诗作不是刻意写出来的，而是胸中有所感触，有一种不得不写下的倾诉欲望，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苏轼把这种状态比作流水，能随着描写对象的不同而“随物赋形”，这便是苏轼认为的自然状态。

苏轼论画亦是如此。从功能上看，诗的一大功能是“言志”，是与外界交流的方式与手段，它能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思想；画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它也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元朝著名书画家、诗人、文学家杨维桢就把苏轼的诗称作“有声的画”，把苏轼的画叫作“无声的诗”，两者都是用心去描述自然之美，因而诗与画没有什么不同。[3]

苏轼为了进一步解释“诗画一律”，又指出了“传神”的意义。虽然传神主要是针对画而言，但对诗也同样适用。他抨击“论画以形似”和“赋诗必此诗”，目的就是反对诗画局限于表现具体物象而纯粹客观地摹写。中国诗画的创作理念，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就不是为了讲求形象而创作，而是以形写神，以形写心，并且都要以“意境”作为作品的灵魂所在。而关于“意境”的作用，早先前朝的艺术家也只是以实际的作品说明，通过创造情景的统一，继而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但这种意境相通的规律和特点直到苏轼才阐明出来，然后才引起了画家和诗人的广泛注意，中国诗画的意境创造自此便开始进入自觉时期，艺术家作画时开始汲取诗作的意境，写诗时也努力吸收画的气韵。

◉ 莱辛画像◉ Anna Rosina de Gasc
◉ Gleimhaus博物馆藏
◎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年1月22日—1781年2月15日）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剧作和理论著作对后世德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 莱辛的笔迹，此封信是1758年莱辛给友人的书信。

◎ 位于莱辛故乡——德国卡门茨（Kamenz）的莱辛博物馆（Lessinghaus）

莱辛：诗画异质论

莱辛首先继承了决定西方艺术本质的观点，即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切艺术都是模仿”，但他认为诗与画在模仿的对象和方式上有各自的范围和特殊的规律，彼此间存在明显差异，应是独立的艺术门类，这便是“诗画异质论”的基本观点。

莱辛认为，画用颜色和线条之类的“自然符号”作为媒介，作用在一个平面之上，适合描绘空间中并列的物体；而诗用语言的“人为符号”作为媒介，言发为声，语言的各个部分在时间序列中先后承接，是沿着直线流动发展的，适合叙述在时间中先后连续的动作情节。[4]

◎ 位于莱辛出生地卡门茨的莱辛纪念像（Kamenz Lessingdenkmal）

◎ 位于莱辛逝世地布伦瑞克的莱辛纪念像（Braunschweig Lessingdenkmal）

◎ 位于德国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的莱辛墓（Lessing-Grab）

这个分析其实在本质上就和中国诗画关系的观点有很大区别，苏轼是从感受效果这样的感性层面理解诗画的一致性，但莱辛则由表现特征、形式组成的理性层面发现了两者的不同。他还指出一切事物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实践中存在。因此，绘画也能模仿动作，但是只能通过物体，用暗示的方式去模仿；另一方面，动作也并非是独立的存在，必须依存于事物，所以诗可以描绘物体，但也只能通过动作，用暗示的方式描绘。[5]莱辛此言意在说明，诗与画虽然都能够描述彼此最适合的主题领域，但是依然不能跨越由形式的不同而导致无法直接去描述自然的某一状态。

莱辛因此提出，既然在永恒变化的自然中，诗与画都只能选用某一个时刻和角度来创作，那么这些作品并不能让人一看了之，往往都要经过玩索的过程，而且是长期的反复玩索，而这一个时刻或角度是否能够产生最大的艺术效果，并且具有时空的延展性，则取決于是否符合想象。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段话是莱辛“诗画异质论”，甚至是他所有美学观点的终极意义，即艺术创造要求人的主观能动性。画本身是静态的，若要发挥其动态的延伸，必须借助人的想象和生活经验将画赋予时间延伸的可能性；而诗由具有时间性的语言组成，具有动态的性质，但要让这些包含意识和形象的抽象符号转化为自然中一个个静物，让它们流畅连续地构成完整的意义，也要通过想象完成。所以艺术必须要有想象的元素，但是想象本身不能被认为是艺术，它一定要和艺术作品相结合才有其意义。所以从形式本质来看，诗与画是基于物体和动作的两种不同的艺术体系，由很多因素影响的想象过程，才能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天人合一 vs 物我二分

苏轼的“诗画同律论”和莱辛的“诗画异质论”对于诗画关系的看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造成中西方对于诗画关系看法不同的原因，主要与中西方不同的物我观照方式有关。在对人与自然，以及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上，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是相通的，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要服从和顺应自然。因而在艺术领域里，人作为审美主体和作品客体之间是相互融合、彼此契合的关系。而西方传统的审美意识则是强调“主客二分”，也就是说，人作为主体，是世界的主宰，而自然作为客体，是外在于人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一点不仅是造成中西方诗画关系等美学观点不同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中国文化注重和谐和统一，西方文化讲求分别和对抗。[6]

造成这种观照方式差异的原因是，中华民族以农业为主，在这样的地理、经济背景下所产生的是一种独特的农业文明。农业本身是和自然休戚相关的，因此中国人对于和自己生存、命运息息相关的自然，便生发出一种赞美和热爱之情。而这种赞美和热爱的情感又被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发挥到极致：道家讲求崇尚自然，主张虚无，并且富于玄想，认为圣人精神修养的最高成就就在于将整个自然宇宙与自身统一起来。

◉《维特鲁威人》◉ 意大利
◉ 达·芬奇
◉ 意大利学院美术馆藏
◎《维特鲁威人》（Uomo vitruviano）是达·芬奇在1487年前后创作的世界著名素描。这幅由钢笔和墨水绘制的手稿，描绘了一个男人在同一位置上的“十”字型和“火”字型的姿态，并同时被分别嵌入到一个矩形和一个圆形当中。这幅画中男子的身体比例，从数学角度来看是最完美的比例。因此这幅画也被称作“卡侬比例”或“男子比例”。

◉《雅典学院》◉ 意大利
◉ 拉斐尔
◉ 梵蒂博物馆藏
◎“雅典学院”这幅画中，拉斐尔把不同时期的人全都集中在一个空间，古希腊罗马和当代意大利五十多位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荟萃一堂，表现自己笃信人类智慧的和谐、并对人类智慧的赞美。
《雅典学院》采透视法以二度空间呈现三度空间的纵深。在透视点的二人分别为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人群后、左、右两边墙壁上的是阿波罗及雅典娜二神的雕像。众人包括哲学、诗歌、音乐、神学等学者，都是教王喜欢的范筹，以哲学的殿堂来代表教宗家。

因此，中国的艺术观便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创作者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投射世界的万象，用真心去契合宇宙间的生命韵律，人与自然共同显现着宇宙间的大道与真美，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是在表现生命个体和本真的体验。所以，中国艺术其实讲究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上的感悟，艺术创作的状态是一种精神高度集中，而又无限放任的感性活动。苏轼深刻领会了这种精神，主张在人与自然统一的氛围中去体味世界，心灵是自由的，无须理性的束缚，继而才提出了“诗画同律说”。

西方文化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和中国文化一样，也有人与自然混沌一体的通融认识。但是随着对自然的认识与驾驭能力不断提高，西方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没有按照中国人的方向行进，他们没有选择顺从自然，而是变为积极利用的进攻型态度，并在古希腊时期较为彻底地脱离最原始淳朴的思维，创立了“物我二分”的哲学认识。[7]

造成西方这种观照方式的原因也和自然环境有关。古希腊是一个渔业、航海业及对外贸易都很发达的社会。气候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生活于此地的古希腊人自由开放、乐观，并且富有冒险和探索精神，尤其面对一望无垠的海洋，更加激发起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好奇心，由此产生的古希腊哲学是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性探究。再加上商业的繁荣，以分析市场行情、标注价格为最初目的的数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到毕达哥拉斯时期，整个主流学派都认为世间万物最基本的元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的一切现象，事物的存在就是数理的存在，美就是数的和谐。

数学理性的概念自然也随之深入到艺术领域，西方艺术便开始着力探求形式美的比例和谐，自此开始与自然科学紧密携手，一并用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西方人认为人体美也同样取决于不同的数之间的比例是否和谐，而且他们在建筑、雕塑等艺术领域中也去研究什么样的数字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这种偏重形式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西方艺术的美学思想和对美的定义，西方艺术重科学理性、注重形式、追求真实也在此追溯到了源头。

古希腊人从人体中体悟到了美的存在，并于人体美中发现了一套秩序和谐、比例平衡的结构，他们认为这种结构就是美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因而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了“一切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说”。“模仿说”是西方最古老、最经典的学说，它深深影响了西方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是和西方诗画关系最为紧密的学说。“模仿说”不断强调理性在艺术中的作用，因而理性促使西方艺术对于诗画关系的探讨更为关注于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莱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住西方艺术的基本精神，从而确立了“诗画异质论”的观点。

抒情言志 vs 叙事再现

苏轼与莱辛诗画关系论存在巨大差别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自古以来不同的诗画传统。在诗歌方面，中西方的发展有很多不同之处，从题材分类上看，西方诗歌同时向史诗、叙事诗和抒情诗三个方面发展；而中国诗歌则只偏向抒情诗一个方面发展[8]。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一直承袭了希腊神话体系，希腊神话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并且一直对西方诗歌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史诗和叙事诗题材大都来自希腊神话故事。中国原来也有神话，但历经思潮纷涌的春秋战国时期，再到之后秦朝、汉朝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社会，王权的地位变得不可撼动，神话崇高至上的作用被严重削弱，史诗和叙事诗因此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抒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

由于中国诗歌侧重于抒情描写，而在创作时面对的又是客观自然，因而大多时候中国诗歌都以某种实在的物体为媒介，借物抒情。这种情感要融进诗作中，必须要求创作者所表达的情感要和描写的景象相契合，从而促成了诗与画这两种艺术的融合。而西方诗歌由于长期处于史诗和叙事诗的时代，诗歌的篇幅和结构都已经形成某些传统，因而即便之后开始出现抒情诗，也都是以再现、表现为目的，再加上它常常会用大量结构繁复的篇幅来描摹真实场景，这也使其很难将想象和感性元素完全囊括其中，这也从客观上造成了诗与画的分离。

而在绘画方面，在西方重视科学和理性的传统背景下，其绘画非常强调运用明暗、光影、焦点透视、解剖等科学因素，注重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因此放大了和诗歌在形式上的差异。而中国则恰恰相反，诗与画因为情感的互融，在形式和美学基础上都回归到抒情。中国绘画无论怎样描绘自然，都不是为了形象而形象，写形只是手段，力求从自然物象中解放出来，让形式、物象和内心归于统一。因此可以说，中国诗与画因其抒情和主观性使其结合在一起，而西方的诗与画则因其叙事和客观性及形式本身的不同而让彼此愈益分离。

“美学”实则是西方的概念，它本身是科学性的学术门类。不仅是莱辛，任何西方美学家都试图倾其一生去解释美是什么，但苏轼代表中国艺术家，将自身的真情放置在艺术性的讨论里，虽从不提“美”的概念，却为众人呈现出无数让其内心翻涌的作品，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状态，或许就是中国艺术用自然和人的全部去诠释的“美”吧。

[1]出自北宋·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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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自元代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一·无声词意序》：“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

[4]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24．

[5]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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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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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知中《幸会！苏东坡》特集·言论 ZHICHINA Su Shi：Expressions

苏轼关系谱 Character Map

全国苏轼纪念地 The Nationwide Memorial Places in Honor of Su Shi

苏轼年表 The Chronology of Su Shi

01 北宋历史大背景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02 采访祝勇：苏东坡的遗产 Interview with ZhuYong：Su Shi's Heritage

03 少年时代：吾家蜀江上 The Boyhood：Living on the Shujiang River

04 初入仕途：春风得意马蹄疾 Entering the Career with Eager and High Spirits

05 上书皇帝，变法漩涡 In the Vortex of Political Reform on Account of Presentation to the Emperor

06 人生危机，乌台诗案 Life Crisis：Wutai Poem Case

07 黄州岁月，得志于朝 Time in Huangzhou：Enjoy Success in the Court

08 晚年流放：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ile in the Old Age：From Huangzhou to Huizhou to Danzhou

09 词话东坡生平 The Typical Poems and Ci of Su Shi's Life

10 东坡书法：《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 Su Shi's Calligraphy

11 东坡尺牍：怀仰世契，感怅不已 Su Shi's Correspondence

12 东坡绘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Su Shi's Painting：Both Poems and Paintings are Originally the Same

13 苏东坡论古 Su Shi's View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14 苏东坡解读周易 Su Shi's Interpretation on“the Book of Change”

15 浅谈“三苏”蜀学 A Brief Probe into“Sansu”

16 东坡与酒：狂人之药，至道之腴 Su Shi with Alcohol

17 美食家苏东坡：自笑平生为口忙 Su Shi as a Epicure

18 东坡佛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Su Shi's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to Buddhism

19 苏东坡与三位夫人：不思量，自难忘 Su Shi and His Three Wives：Never Engraved，but it Remained

20 苏东坡与苏洵：苏氏文章擅天下 Su Shi and His Father Su Xun

21 苏轼与苏辙：对床夜雨听萧瑟 Su Shi and His Little Brother Su Zhe

22 苏东坡与欧阳修：一朝为知己 Su Shi and His Confidant Ouyang Xiu

23 苏东坡与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 The Feeling of Gratitude or Resentment between Su Shi and Wang Anshi

24 苏门弟子，蜀学一脉 The Disciples of“the Shu School”

25 万象更新：宋代“文史哲”思潮概说 The Summary of Sciences of Spiri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6 北宋风俗人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The Local Custo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7 宋代官制 The Officia l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28 北宋衣冠 The Costum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9 苏东坡与20世纪中国学人 Su Shi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ets in the 20th Century

30 苏东坡作品的跨国之旅 Overseas Translation of Su Shi's Works

31 日本的苏东坡推崇者们 The Research on Su Shi in Japan

32 苏东坡与莱辛：中西方诗画关系之异 Su Shi and Lessing：The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Poetry and Painting Ar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