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成名作！） (傅高义作品系列)
Author: 傅高义(Ezra F. Vogel)
Date: 2017-04-30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 标题：日本新中产阶级
- 作者：〔美〕傅高义
- 译者：周晓虹　周海燕　吕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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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这本著作是根据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我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之前，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她现在已经离世）在波士顿地区研究美国家庭。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我们开始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此后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个当地街区生活，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儿多年前也在这里住过，他们的房子离我们的咫尺之遥。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访谈妻子，我则访谈男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周都去这六个日本家庭访谈，我们的儿子则在当地一家日本人的幼儿园里开始接受启蒙。就这样，我们和访谈对象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家的妻子现在仍然在世，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一直与这六户家庭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现在也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祖辈。

我们发现这些人家的丈夫都为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日本人称之为“工薪族”，社会学家们则称之为“新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中产阶级”（小型独立家族企业或小公司雇员）迥然不同。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描述了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抚育孩子，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又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

和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大相径庭的是，日本的妇女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照看家庭和孩子。我的妻子称其为“职业主妇”，因为她们以非常专业的方式扮演着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似乎那就是她们的工作。这使得她们的丈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并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

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日本社会流行“教育妈妈”一词，因为她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竭尽全力帮助孩子成就学业。

在我们与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全然拒绝了二战时期及之前盛行的军国主义精神，他们致力于世界和平。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时期与日本人有过亲身接触，十分自然的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会将日本人视为军国主义者。不过，如果中国人能够对日本家庭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将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放弃军国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话，日本人是愿意与中国人做朋友的。[1]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傅高义

二〇一七年春

[1]我要感谢译者周晓虹教授和他的两位学生。在本书中文版的导读中，他出色地追溯了我的学术生涯，交代了我对日本新中产阶级兴趣的由来。他也讲述了我们之间相互交往的一段佳话。——傅高义

导读

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第一次见到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当时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一年，因为去的时候不是学年之间的交替时节，一时找不到住处，就暂居在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的家里。那时候裴老师家里养了一条名叫Randall的牧羊犬，每天清晨，只要天气晴朗，裴老师都会去坎布里奇西北面的鲜湖（Fresh Pond）遛狗，我有时也会陪着一起去。那天，我们去鲜湖的路上碰上了正在跑步的傅高义和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夫妇，就停下来聊了一会，从那以后我就与这可爱的老人有了一系列交往。

我与傅高义教授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七十，考虑到我们遇见他们夫妇的地方离其居住的萨姆纳街估计有五英里左右，这意味着他们那天上午晨跑的距离当在十英里以上，凭此你就知道这位老人的精力是多么的充沛。一九九九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访问的舍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李大华教授一起选修了傅高义教授在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的研讨课程。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1而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

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就像我常常会去弗朗西斯街六十五号看望丹尼尔·贝尔教授一样，我也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萨姆纳街十四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Parsons）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一九三〇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九三〇）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九三七），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一九四四年，他接替俄国人索罗金（Sorokin）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即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囊括殆尽。一九七三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强调整合与均衡的结构功能理论在米尔斯、达伦多夫、古尔德纳等人的持续批判下，尤其是面临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美国社会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式微。用那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的研究生赵文词的话说，当时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们都以讽刺帕森斯为能事。2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七〇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霍曼斯（Homans）将社会关系系改回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则各自回了同在詹姆士楼（James Hall）的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时间帕森斯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土崩瓦解，到我一九九九年去哈佛访问时，只有詹姆士楼西侧的图书馆还保持着“社会关系图书馆”的名称（二〇一二年我再去哈佛访问时，连图书馆都改了名）。难怪傅高义会告诉我，那时刚刚退休还常常去系里拿信的帕森斯会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骂霍曼斯，把系里的行政人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十年。往前回溯，这位一九三〇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犹太后裔，二十岁时毕业于卫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军队服了两年兵役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一九五七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3因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曾参与美国战时情报处的工作，克拉克洪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就建议傅高义不妨去日本从事研究。恰巧另一位哈佛的人类学家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博士刚刚从日本结束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回国，4克拉克洪的建议获得了考迪尔的积极赞同。第二年，二十八岁的傅高义偕当时的妻子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傅高义参加了人类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心理学家约翰·施皮格尔（John Spiegel）联袂指导的一项有关家庭和心理健康的大型调查，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婚姻关系与受情绪困扰的孩子》。因此，一开始傅高义日本之行的目的不过是想将这项研究扩大到不同的人种学背景中去。不过，在快要完成在日本的田野工作之时，傅高义开始对自己似无新意的研究产生了倦怠之感。相反，在东京市郊真间町（文中称为M町）的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salary man）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5而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来，原先有关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被后来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即工薪族的议题所取代。

收集完田野资料返回美国的傅高义最初是到耶鲁大学任教的，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机会。进入一九六〇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而美国人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对手长期存在，曾作为“危险领域”的中国研究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哈佛、哥伦比亚、华盛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以及康奈尔等大学的中国研究如火如荼；而“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6的费正清也再一次慧眼识珠，使得傅高义一九六一年有机会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会学背景也开始成为费正清等人实现将传统汉学改造成当代中国研究的契机。

进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傅高义一面跟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学习汉语，跟着费正清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资料撰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二〇一三年出版的第三版去掉了副书名，改为《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九六三年，几乎在这本著作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尽管当时的美国弥漫着冷战的氛围，主流意识形态视中国为对手，但傅高义及一批年轻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却对中国抱以同情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7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如果说上述立场决定了傅高义对中国研究的态度，那么社会学的训练则使他脱离了关注中国之命运一类的宏大叙事，转而研究离香港较近因而能够获得相对丰富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广东。在香港除了约谈访谈对象（多数是来自广东的移民或偷渡客）外，他开始系统阅读《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一年后回到美国后还继续阅读哈佛大学购买的一九四九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土改”、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乎所有一九四九年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变化都引发了傅高义的高度关注。一九六九年，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之际，《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出版。至此，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他将费正清和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一译赖世和）开创的哈佛东亚研究传统近乎完美地继承下来。

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傅高义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他参加了冷战期间建立的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工作，并和费正清一道为先前的哈佛同仁基辛格出谋划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关系获得实质性改善，傅高义也有了机会进入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大陆。一九七三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从此之后，访问中国成为他的日常生活和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傅高义接替退休的费正清出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不久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成了傅高义学术人生的“双推磨”。一九七五年，刚刚陷入中美关系变革大潮之中的傅高义，又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尽管自一九五八年之后，傅高义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访问，在一九六五年开设中国社会课程的同时，甚至更早，他也开设了日本社会的课程，对这个岛国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才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而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8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一九七九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并很快成为日美两国企业界，以及不久后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商两界的“葵花宝典”。9

在《日本第一》出版之时，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进入后来令全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这一背景，也使熟知中日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傅高义成为这两个历史积怨深厚但现在开始热络起来的国家相互争抢的“香饽饽”。不仅因为撰写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并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到过广东（傅高义的妻子艾秀慈还会粤语），一九八〇年刚刚开放之时又在中山大学做过三个月的访问，熟悉那里的一切，制度、组织、环境、政策和人头……，而且因为《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一九八七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艾秀慈研究中国的老人和社会福利，傅高义则开始系统研究广东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一百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广东为他们自己请来的客人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方便”，为了傅高义能够进行自由而有效的调查，主人给了他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待遇（主任就是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张高丽），10配给他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懂粤语的助手。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如果说这本著作和二十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继，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那么这本涉及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的著作，开始将研究的视野从全能型的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尽管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发生了“风波”，对中国改革开放富有信心的傅高义还是坚信：“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11

其实，在研究广东的同时，傅高义的眼光已经从日本和中国投向整个东亚。一九八〇年代初，哈佛大学要求资深教授们为学生开设公开课，傅高义开设的课程为“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他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着重讨论后发型产业社会的特点。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两年后，《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一九九一）一书出版。尽管“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成于一九七〇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的著作出版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现在看来，此番对韩国的涉猎，为他最近几年与高丽大学金炳周教授合作主编的《朴正熙时代》（二〇一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一九九〇年代，傅高义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出色洞悉，已经使其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九三年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时，自然就会邀请自己的老朋友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材料与分析背景。不过，这样的“从政”机会对一个六十三岁的人来说似乎有些晚了，所以仅仅两年后，傅高义再度返回哈佛，接替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Watson），再度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这一任期内，傅高义的努力使“费正清中心事实上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波士顿分部，……这段时间也成为中心四十年来最为活跃的时期”。12对中国人来说，傅高义这一阶段最出色的贡献是促成了江泽民一九九七年访问哈佛。我一九九九年春到达费正清中心访问时，傅高义已经进入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秋天，邀请我去访问的裴宜理教授出任中心主任。

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提升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十年时间撰写长达七百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而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后来被誉为“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13的著作，获得了包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等一系列奖项。二〇一三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五十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六十万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卫斯理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从一九五八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傅高义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在我们前面述及的其主要的研究经历和出版物中，两部涉及日本，三部涉及中国，一部涉及韩国，一部涉及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而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即使有关邓小平和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因此除两位颇具克里斯马权威的传主的姓名不同外，两书的副题惊人的相似，都是transformation：或中国的转型，或韩国的转型。

在傅高义最初赴日时，因为受业于克拉克洪、施皮格尔和考迪尔的缘故，他的兴趣更多地偏向受精神分析影响的人类学，希望能够在不同的人种学背景下关注童年早期的经验对人们精神世界建构的影响。但毕竟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整个笼罩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现代化理论之下，而年轻的傅高义又一直以帕森斯开设的美国社会课程为学术标杆，因此帕森斯的理论对他颇具影响：不但直接左右了傅高义一九五八年的学术转向，从夫妻关系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转向日本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且决定了他一生的研究议题，即说明东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导源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的渊薮，一直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一九一五年，在韦伯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时，他将十年前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讨论的主题推演到中国，即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儒教与道教》写于一九一五年，但该书的英文版经由汉斯·H.格斯翻译出版，却是在“韦伯热”初起的一九五一年，这和战后作为美国“地域研究”主体之一的中国研究的兴起正好同步。这一巧合，加之战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科学进而对费正清及其中国研究的影响，14上述韦伯式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自然很快成了刚刚成型的中国研究的基本主题。虽然帕森斯和韦伯的理论传承不尽相同，但韦伯对上述命题的思考，为源自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内核，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

受到韦伯和帕森斯理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流行的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近代东亚观，就是东方对来自西方的影响或冲击做出回应的历史。比如，保罗·克莱德和伯顿·比尔斯在《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中，就将近代以来的东亚革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向东亚传统社会的扩展，后一个运动则是亚洲对西方的回应。15费正清和赖肖尔是这种“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倡导者，他们认为东亚近代的历史进程都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引发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和日本相比，由于自身社会的“惰性”，或者说“因为中国社会幅员如此辽阔，组织如此牢固，一直无法迅速地转变成西方的组织模式”，16导致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迟缓。

单从理论上说，原本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不过是为了深化经典社会学中盛行的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以此解释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但一九五〇年代“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显学”，却多多少少是为了与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竞争，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之外为欠发达国家找到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如此，冷战时代造就了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氛围，也同样使现代化理论成为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乃至整个地域研究的基本国策之一，17成为一种为美国战后国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18或者说成为雷迅马（Michael E.Latham）所说的“非共产党宣言”。19

尽管傅高义对冷战始终抱以冷静的旁观心态，但作为帕森斯治下的一九五〇年代的哈佛社会学人，东亚的现代化或者说东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后来确实成了他毕生的研究主题。一九五八年，当年轻的傅高义挈妇将雏奔赴战后的日本时，他就敏锐地关注起战败后的日本如何面对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20显然，傅高义关于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受到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九五一）一书的影响，他将小业主和小地主划为老中产阶级，而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称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在这本被威廉·赖·克里称之为“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中，傅高义从这样几个方面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一）工薪族的崛起，意义并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以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二）对工薪族的理解必须置于日本社会的脉络之中，换言之，不能脱离他们的家庭关系、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背景，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仅是一种收入稳定的职业，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引发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反，它以文化扩布的方式成为人们争相获得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21

在傅高义对日本中产阶级的描述中，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始终隐含其间：像所有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一样出现了迈向现代的转变，包括大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强、女性独立与解放、家族企业让位于大型组织和政府机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但是和工业化时期的欧美甚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相比，日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高度的社会秩序却依旧贯穿始终”。在傅高义看来，本该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之所以会呈现出“一幅较为有序和受控的社会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惠于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为社会上的非工薪族树立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范本，以此介导（mediate）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22

尽管日本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成功受到了傅高义的推崇，但一直到十余年后完成《日本第一》时，他才开始意识到日本成功的真正意义：对一直以“老大”自居的美国来说这是一面可以借鉴的“明镜”。一个以西方为师的东方国家所以最终能够反客为主，其基本的理由在：（一）日本的制度是在不断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作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异国的优秀传统；（三）作为人口大国和资源小国，日本较早地面临并成功处理了现代社会常见的资源匮乏与人口膨胀的难题；（四）日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十分完善，以致“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进一步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23

或许是因为幅员辽阔、沿海与内地差异巨大，或许是因为无法获得真实有效的全面数据和经验资料，与对日本的整体研究不同，傅高义对中国的涉足“不满足于笼统地概览七亿多的中国人”，24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聚焦于毗邻香港并因此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八年，傅高义有关广东的研究时间跨度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九六九）以在香港收集的文献与口述资料，讲述并分析了一九四九年后一种新型的秩序——社会主义秩序在广州这个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都市的建立情形，以及人民对这一制度的适应过程；《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九八九）则描述了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朝向现代的迅猛变革。明眼人能够看出，因为从事研究的时间限制，在傅高义描述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八年广东的近四十年当代史中，“文革”十年大半是个“缺环”，为此，作者在《先行一步》的第一章中即以“广东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为题补齐了这段历史，并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部的灾难和来自香港等地的外部刺激并列，视为激发广东人改革渴望的重要契机。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的主题，如其序论所示聚焦于“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建立”，放在共产主义文明的维度之下，这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现代转型的另一种表述。在傅高义的研究所涉及的二十年中，一方面共产党通过接管城市、“土改”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带来了新的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建成了“一个能够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并十分有效地通过这个“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进步”，但同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也受到无所不在的政治体制的蚕食和抑制。25

因为坚持在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下阐释广东的变革，所以在傅高义看来，甚至一九四九年政权的更替都没有割断自西风东渐之后传统中国朝向现代的转型——“共产党在广东所做的一切从逻辑上说延续了解放前的趋势”。26但是，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历史中，十年“文革”是个例外。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结束，中国领导人便专心致力于先辈们一百多年来为之奋斗而未达到的目标——使国家富强”，27而广东则因地处沿海、得天独厚，通过傅高义所言“影响超越国界”的尝试，成为这场变革“先行一步”的排头兵。单从GDP的增长来看，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GDP在全国排名第六，仅仅十年的时间，在《先行一步》英文版出版的一九八九年即上升到全国第一，并一口气将这项“桂冠”保持了整整二十八年！尽管在傅高义一九八八年从事研究之时，这场变革不过刚刚“开局”十年，但广东的成功已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8

对广东的改革开放的深入研究，促使傅高义将对中国的关注逐渐集中到这一伟大实践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这为他十年之后用十年时间研究这位二十世纪的伟人做了充分的铺垫。《邓小平时代》皇皇六十余万字，对邓小平的一生和业绩做了详尽的描述与刻画，但我以为最能体现这本巨著之灵魂的，是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以及作为结语的第二十三章“转型的中国”。邓小平的使命，延续了一八四〇年以来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伟大梦想，即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他九十三年的生涯中，邓小平先后扮演了革命者、建设者和改革者的不同角色。“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和傅高义同样倾心的另一位东亚现代化的强人朴正熙的祖国韩国相比，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因此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虽然朴正熙一样引领自己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甚至早了二十年（他被刺身亡的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刚刚开始自己的改革开放大业），其所创造的“汉江奇迹”最终使韩国跻身现代发达国家行列，29但邓小平的中国所具有的世界性地位，却使其影响不但超过了朴正熙，甚至“比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可以说，这位最终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伟人凭借着“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使其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30

我上一次去哈佛时，在傅高义教授家中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谈到了我将要在布朗大学做的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讲演（看得出，他对中产阶级的议题依旧有着浓厚的兴趣），也谈到了他对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中日两国及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期许，当然还谈到了刚刚出版中文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老先生向我介绍了著作撰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以及他是如何获得相关资料的。有意思的是，这位八十三岁、已经退休十余年的老人好像丝毫没有“收手”的迹象，他一再问我：“下一个我该写谁？”接着，傅高义说出了一连串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当代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建议说：“那就写胡耀邦吧，他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一样贡献卓著。不过，您可不要再写这么长，上了年纪要多休息一下。”傅高义笑着对我说：“你的想法和我妻子的想法一样，她希望我多休息，不要再如此拼命。如果按你说的，写短一些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

从二十八岁开始，傅高义从社会学领域转身，涉足日本和中国研究，后来他将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人们公认，“傅高义不但一再显示出把握席卷亚洲的主流趋势的能力，而且能够以激发大多数读者想象力的方式刻画并反映这些趋势”。31因为先前翻译过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此番受傅高义教授委托翻译他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我就一直注意这两本著作的异同。从表面来看，这两本著作的共同点在于都出自社会学家之手，但其内在的相似之处则是两位学者都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狂飙突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特别是阶级结构的深刻而趋向一致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除了米尔斯的作品是一项本土研究，而傅高义的著作则是一项外域研究之外，最大的区别恐怕在：作为左翼“斗士”，米尔斯更多地关注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快速增长如何销蚀了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他对美国中产阶级或所谓“白领”阶级的“政治后卫”姿态颇为不屑；而作为东亚社会转型的研究者，傅高义则满怀欣慰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如何缓解了传统日本对来自现代的剧烈冲击。

在这篇译序的最后，我首先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先生，他一直对傅高义教授著作的翻译出版抱以积极的态度，并最终促成了包括本书在内的多本著作的中文版的出版；我也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飞雪、陈姝和邹欢几位编辑，她们的认真态度和语言基础保证了本书的精准与可读；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周海燕教授和吕斌博士，虽然她们都是我曾经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但此番合作却使我受益匪浅。二〇一三年我去哈佛顺访时，海燕教授正在哈佛——燕京学社跟随裴宜理教授做研究，她陪同我去拜访了傅高义教授，对老先生的想法和人生颇有见地；吕斌博士在南京大学日语系执教十余年，她对本书的准确理解和遣词造句体现了其在汉、日、英三种语言上的出色造诣，而她的博士论文《全球化时代的中日韩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在地化应对》（二〇一三）则为理解傅高义教授一生面对的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之主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周晓虹

二〇一七年元宵节于溧水卧龙湖国际社区

前言

回眸一本前瞻之书

埃兹拉，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你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在你决定教书之前，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弗洛伦斯·克拉克洪

一九五七年，杰出的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这样告诫自己的研究助理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1]。傅高义已经为克拉克洪工作了三年，并且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领域的博士学位。克拉克洪的告诫使傅高义深感震动，他转而求教于自己的朋友和指导教师威廉·考迪尔博士。考迪尔是一个对心理学怀有兴趣的人类学家，当时正在社会关系系任教。他刚刚结束在日本的为期一年（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的研究返回美国，对在那个国家的研究倾注了全部心血；一点也不奇怪，他敦促傅高义去日本。傅高义选了哈佛大学从事当代日本研究的人类学家约翰·佩尔泽尔开设的一门快速阅读课程，同时向来自日本的研究生学了一些语言。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傅高义偕同妻子苏珊娜——一位受过社会学训练的精神科社工——和他们两岁的儿子前往东京。正是这场不期而遇的经历促成了这部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的诞生。

傅高义在日本度过了两年时光。第一年，他们住在东京的市中心，第二年傅高义夫妇搬到了东郊，他们称之为“M町”（Mamachi）的地方。苏珊娜去的时候身份是妻子和母亲，但是第二年她成了埃兹拉的全时研究伙伴。这部著作就是他们的田野研究的主要成果。尽管书的署名是埃兹拉，但是他注明苏珊娜是这一计划不可或缺的贡献者。

事实上，这部产自于长达两年的博士后共同研究的著作和傅高义最初的想法完全不同，考虑到最初的情形，堪称出人意料。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说，我想要在这里介绍这部著作对日本社会科学的意义。我想说明为何说这部著作是出人意料的，它特别机敏的地方在哪里，以及半个世纪后它为何在当代日本研究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这部著作是他们在日本完成的意料之外的研究成果。此前傅高义刚刚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是《婚姻关系与受情绪困扰的孩子》，论文的基础来自他参与的由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心理学家约翰·施皮格尔联袂指导的一项有关家庭和心理健康的大型调查。这一项目通过比较“正常”家庭和有心理疾患病人的家庭，研究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健康间的关系，样本来自波士顿地区的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和英裔美国人社群。一开始，日本研究项目只是想简单地扩展克拉克洪——施皮格尔的人种学和心理健康变量研究。

傅高义的个人关系和知识背景也强化了这一研究目的。正是弗洛伦斯·克拉克洪为他提供了研究基金，威廉·考迪尔将他们安排进日本儿童的社会化研究项目中。考迪尔夫妇去东京羽田机场接他们，并将他们夫妇介绍给了土居健郎（Takeo Doi）博士，后者为他们租了紧邻自己的房子。土居健郎博士当时已是日本杰出的内科医生，受过精神医学方面的训练；他在美国做过两段研究，当时正和考迪尔开始一项长期的、成果丰硕的合作。傅高义接受了一年紧张的语言训练后，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帮助他们找到了六个有“正常”孩子的家庭，并安排他们周末见面。研究所间或也为他们安排会晤一些有情绪障碍孩子的家庭，并通过这些孩子的医学档案做更深的了解。

按照计划，傅高义访谈丈夫/父亲，苏珊娜访谈妻子/母亲。虽然他们按部就班地工作，但一年后傅高义夫妇搬到了M町附近（他们访谈的一些家庭住在这里），他们的第二年花在任何一位人类学家都会视为更为情境化的参与观察上。

此时研究已经完成，傅高义夫妇摒弃了正常——障碍的理论轴心，避免进行简单的日本——美国比较，他们开始意识到在更大的地方力量方面存在其他社会经济差异：这就是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间的差异。埃兹拉草拟这本书后返回了美国，因此该书与其说来自先前的假设，不如说来自民族志的发现。新的主题，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涉及在日本被称作“工薪族”的人及其家庭，他们是靠薪水过日子的大企业和公共机构中的白领雇员。傅高义提出，在整个一九五〇年代，城市的特质、真实的大众期望和社会的制度化塑造，越来越受到大公司及其白领雇员的影响。这些工薪族的居住地M町，是一个在东京都市边缘由普通的独立居家屋、小商店、本地服务机构和一些小工厂组成的平平常常的住宅区。和都市中的许多老旧地区一样，它还没有抽水马桶和下水道。当时，从M町乘火车去东京市中心大概需要三十分钟，因此日渐成为由白领工薪族及其家庭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之家。受雇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出现在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老中产阶级”之中，后者包括经营家族企业的成功的独立企业主（这是M町社区中的主流人群）、医生和牙医等为数不多的自雇专业人士、夫妻店那样的小商业主，以及小公司雇员。通过访谈他们的研究对象和体验M町的生活，傅高义夫妇开始领会到在人际关系方面和不同职业的生活模式上，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鲜明差异。

虽然傅高义使用了越来越普及的俗语“工薪族”一词，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有关工作中的工薪族的民族志。为此，我们还得花上十年工夫等待托马斯·罗兰的《寻求和谐与力量》（一九七三），这是一部有关上田银行工薪族的民族志。每天一大早，当M町的工薪族们动身前往市中心的公司的时候，埃兹拉和苏珊娜留在那里，随着这居住地的生活和组织化的节奏，访问那些留在家中的男男女女。因此，这本书确实谈及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工薪族。通过对M町的情境化调查收集的资料，它仔细论述了对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社区以及正式机构来说，挣薪水的工作的阶级蕴含和社会后果。

我应该在这一点上阐明我已经一再使用的“民族志”一词。长期以来，大多数人类学家选择的策略都是扩展个案研究。我们通过在一个社会的一小部分里待尽可能长的时间，来理解这一社会的生活方式，详细陈述生活的组织化以及对其参与者的意义模式。我们通常产生的著作——一部“民族志”——既是这种生活世界的一种呈现，也是一种分析。虽然现在作为研究和书写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关联最为紧密，但是在其他学科里日本研究学者已经对民族志宝库的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诸如宗教研究学者海伦·哈迪卡和伊恩·里德，政治学研究者戴维·阿普特和罗宾·勒布朗，以及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和罗伯特·科尔。在这里，傅高义完成了一项有关工薪族这一社会范畴的研究，他仅仅通过透彻的、小范围的田野研究以及对M町工薪族家庭的生动描述就做到了这点。这是一部民族志，同时也是日本研究的奠基之作。

这本著作的价值基于傅高义对工薪族的意义提出了四个根本性的见解。首先，虽然傅高义的关注点是当时正在浮现的这一社会经济阶级，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使得工薪族卓尔不群的是受雇于大的组织而不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本身。并不是钱的多寡决定了工薪族是什么，以及社会上认为他们是什么。相反，这里的关键是在相当稳定的条件下获得常规性薪水的预期和地位，以及在生活方式的标准和期望方面如何表达出这一点。做（doing）一个工薪族是成为（being）一个工薪族的基本条件。

第二个见解是，对工薪族的分析不能脱离他的家庭关系、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文凭。凭此，而不是先前的那些分析者，傅高义梳理出了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决定并促成了工薪族的生活。作为一种职业类型，工薪族在日本出现于二十世纪早期。但是，正因为市场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类型的工薪族出现之时，并未成为一种职业原型，也未开始重塑社会的制度轮廓。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叶，工薪族不仅正在成为一种职业类型，也正在成为一种不断汲取广泛文化力量的典型生活方式，而这正是傅高义在M町的日常生活的持续重组中意识到的一点。

除了发现家庭——学校——工作场所间的关联，傅高义还根据制度和个体动力学两个方面找到了社会、文化和心理学间的一整套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傅高义卓有成效地将罗纳德·多尔和土居健郎的观点相融合，这两位学者对他的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一九五〇年代初，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就在东京一个小的住宅区里研究过，战后人们是如何努力从个人损失、家庭错位和物质匮乏中复苏的。一九五八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民族志《日本的城市生活》。当傅高义动身要去日本时，碰巧多尔在波士顿一带，因此他请傅高义夫妇看过自己著作的清样。土居则提出了自己的家庭动力学模式，以及围绕“娇宠”这一概念建立的母子关系的心理学，而这后来成了傅高义分析家庭动力学的透镜。《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将多尔关于地方生活如何为都市和国家机构再造的观点与土居对社会关系的心理纹路的分析熔于一炉。这部著作向我们展示，作为文化定价和有效激励的薪酬，因为人们对支持和安全、流动和价值的特定需要，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入学考试塑造了学生的性情和学校结构。在工作场所和学校教育需求的交集之处形成的家庭，塑造了家庭的不同领域各自分离、劳动的性别分工和母子间动力学的特定模式。而这一切都影响到了地方社区的生活和地方经济。

最后，一如本书最后部分表述的那样，傅高义注意到这一新中产阶级并没有触发阶级间的对抗，也没有取代老中产阶级或劳工阶级，就像许多传统的阶级分析所假设的那样。相反，工薪的地位和工薪职业的不同需求通过期望的扩散和异议的兼容，更多地起的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作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论述的是“新秩序的扩布”，它推测“工薪族的生活模式声名斐然，业已成为理想生活的象征，所以甚至对大型组织外部的人们都影响重大”（第222页）。

尽管作为其后几十年内的主流，工薪族及其家庭的支配地位从今天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和一九六〇年代初却完全不甚明了。占统治地位的保守党面临强有力的工会抗议和生气勃勃的在野政党。政府的不确定性以及面对这一局面通常笨拙的努力，实际上酿造了愤怒的选民和四分五裂的经济。但到一九六〇年代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转折。占统治地位的自民党成功地使对立的在野党和缓下来，并将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举办为一场民族盛典，同时推动了“让你的收入翻番”政策的实施，后者确实做到了，至少对经济总量来说。在傅高义的田野研究十年之后，工薪族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规范，虽然它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活；而在一九七〇年代后期即二十年后，我甚至在自己研究的北部乡下稻农的生活趋向中都能够找到傅高义的理论模式。

当然，半个世纪后《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有些内容看上去难免过时了，M町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描述也过于笼统。比如，第七章泛泛而谈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和M町工薪族家庭更为特定的行为趋向（受到土居的影响）之间存在着落差。我们并没有确切地感到邻里组织凌驾于学校之上。本书也没有表达出强烈的阶级和性别动力意识。而且，除了对日常生活的鲜活触及之外，一九五〇年代末东京高度的政治氛围（诸如工会行动，反政府的公众示威，等等）也鲜有涉及。尽管如此，傅高义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还是丰富而微妙的，分析力透纸背，同时具有先见之明，这部著作处处引人入胜——也让人不可置信——它赋予这项研究以出人预料的开端和意想不到的进程。

我们可以说，《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在章节组织上堪称“自然”机敏，从工作到学校，再到家庭，最后到社区，它将这一新的中产阶级既描述成一种文化典范同时又是一种经济范畴，并展示了引导人们的欲望和组织化差异的制度性背景。此后三十年里大多数日本民族志文献证实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就奠基于这一理论框架之上。如果说在家庭研究、学校研究、工作场所研究、性别研究和居民社区研究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流经《日本新中产阶级》。

在对工薪族的生活方式的情境性理解这一核心贡献之外，傅高义的著作还有几处值得予以关注。其一，该书的前瞻性胜于回溯性。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大多数民族志都欲图去抓住那些似乎将消失的社会生活的样式——社区和传统家庭形式的消亡、受到威胁的习俗实践，等等。我们试图在田野研究中发现它，并将其保存在我们的著述之中。但是，傅高义夫妇的研究无意回溯、着眼前瞻，他们关注的是那些正在出现而不是消失的事物。他们使日本民族志转向了新的方向，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流定向——甚至后来成了这门更广泛的学科的取向。

读者也会受到附录中有关研究方法的卓越讨论的吸引。民族志的田野研究在方法上个性鲜明，难以捉摸——就像人类学家戴维·普拉斯曾经喻之为“深描”一样。在谈及他们的语言技能、访谈技巧、在这个居民区的位置，以及这些家庭和M町本身的代表性时，傅高义非常直白详细。虽然晚近的民族志者大谈需要方法方面的详尽说明，但是这个典范性的附录在坦率和详尽方面却很少有人加以仿效。

最后，非常有意义的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傅高义夫妇一直保持着与这一社区和其中那些家庭的联系，持续着他们最初的田野研究，追踪和分析这些家庭、邻里以及工薪族本身的生活模式。这也是卓越无比的一点。民族志者常常推崇随访研究的价值，却极少付诸实践。这个第三版包括更新了的“薪资之外”，这是埃兹拉为一九七一年的第二版所作并经苏珊娜再度修改，而“超越成功”则发表于一九九一年的第二版再版之时。就像标题所说，傅高义证实了人们对“光明新生活”的最初热情逐渐变得黯淡，以及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奖酬和个人价值方面的不满和挫折。同时，正如他们所预见的那样，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向往确实波及所有国民，工薪族的模式仍然牢牢地镶嵌在一种制度化背景之中。

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着这种研究关系的是苏珊娜而不是埃兹拉。她提到了自己一九九三年的修订，其基础是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在东京从事的为期一年的研究和教学。此后，她每年都会回去，在东京的一家私立医院从事临床研究和教学，这使她有机会与M町原来的那些家庭的不同代际成员建立友谊。这些经历孕育了她的著作——《转型中的日本家庭：从全职家庭主妇的理想到选择的困境》，这部著作使用了三位M町妇女的长时段生活史资料，借以追溯在半个世纪的变迁过程中日本妇女的人生轨迹。连同此次再版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这两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当代生活的独特的立体视角和纵深感。或许民族志文献中最近的能够与此竞相媲美的是另外两本著作，它们源于第一代外国人类学家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所做的田野研究——即一九三九年约翰·恩布里出版的《须惠村：一个日本村庄》，以及同一时期杰出的人类学家罗伯特·J.史密斯和恩布里的妻子艾拉·维斯维尔根据后者丰富的田野日记撰写的《须惠村的妇女》。这两套书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日本民族志中都代表了里程碑式的卓尔不群的成就。

但是，往昔这些先见之明都已如过眼烟云了吗？工薪族——以及关于工薪族的著作，甚至像这样一本杰出的好书——仍然是问题吗？这一问题直指我最后的要点。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似乎不再重要了。看看以下一些近期日本各地田野研究的论文：大阪日工；伊朗移民；说唱音乐俱乐部和录音工作室；日本人——菲律宾人婚姻；日本的巴西工厂工人；卡拉OK包厢和酒吧；殡仪公司；相扑运动员；公司运动队；家庭暴力庇护所；便利店；冲绳妇女和战时记忆；离婚夫妇；农村养老院；东北的捕鲸村庄；酗酒夫妇社会支持群体；聋人政治组织；以及其他等等选题。它们添加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群像——但其中唯独没有工薪族！日本似乎与工薪族无关。这一中心一直没有被关注过，以致这一主流在二十一世纪被遮蔽在狭窄的甬道之中。

反思《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也许我觉得不能过于草率地忽视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的世界里，它可能经历了从显性结构到残余结构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新的秩序都会带有其所取代的原有秩序的某些印记，而将工薪族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是不明智的。在分析工薪族怎样和为何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成了一种有力的生活样式上，《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迄今仍然处在无与伦比的地位。在过去三十年里，我教授有关日本的课程时，一直和学生们使用这本书，在更长的时间里它也一直是我自己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这是一本时间无法颠覆的经典，一本恰逢其时的读本，它强有力地影响到日本民族志，就像工薪族的身影为当代日本投下了浓郁的影子一样。

我从埃兹拉刊于《日本的儿童抚养》（戴维·斯瓦伯和芭芭拉·斯瓦伯主编，吉尔福德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一书的简短回忆中汲取了开篇词“日本旧时代的新中产阶级”。为准备这篇前言的撰写，我也大大地受惠于马克·塞尔顿、苏珊·麦凯克伦和埃兹拉本人的建议。

威廉·赖·克里

[1]本书作者原名埃兹拉·沃格尔（Ezra F.Vogel），傅高义是其中文名。在这篇前言及本书正文中，为方便中文读者，在提及全名或姓氏时，我们译成“傅高义”；但在称呼其名时，我们依旧用其英文音译“埃兹拉”。

致谢

本研究基于我们夫妇于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间在日本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它力图去描绘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在我们的田野研究中，为了穿透肤浅的表象，同时与一些家庭形成亲密的熟知关系，我们尤为关注在研究的最后一年居住于其中的那个社区。我们将这个社区称为M町。这样一种精细的研究需要和许多M町家庭建立密切的合作。M町的居民本无任何义务，而对我们来说也不能轻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的善意以及因我们而带来的种种麻烦。我们尽可能准确地描绘他们的生活，以此证明他们的时间耗费是有价值的，不致白白牺牲他们不具名的付出，因此，我们要向这些默默无闻的家庭奉上深深的谢意。

在田野研究期间，日本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为我们准备了办公场所，为我们的田野工作做出了周密安排，提供了他们的个案资料，并允许我的妻子定期作为一位病人的精神病科社会工作者，给予了我们正规员工所有的一切特权。不同部门的员工们向我们说明了各自案例的错综复杂性，为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进行了投射测验并解释了其结果，极有耐心地回答了我们无穷无尽的问题。

我从东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日本精神分析协会的同仁们、小山隆（Takashi Koyama）教授指导的家庭问题研究会，以及冈田谦（Yuzuru Okada）教授主持的非正式的研讨会中获益良多。在日本和美国多有实践的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博士与我们慷慨地分享了他对日本人行为的多方面洞见。山形大学阿部德三郎（Tokusaburo Abe）教授、东北大学佐佐木彻郎（Tetsuro Sasaki）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肯尼斯·森冈（Kenneth Morioka）教授以及几所大学的职员和学生们在问卷的拟定、发放和编码方面给予了协助。另外，东京大学的福武直（Tadashi Fukutake）和川岛武宜（Takeyoshi Kawashima）教授还善意地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日本田野旅行。

在本项研究的不同阶段，我得到了佐竹洋（Hiroshi Satake）、箕轮美津子（Mitsuko Minowa）、木内美知子（Michiko Kiuchi）、佐佐木文子（出阁前姓“神山”）（Fumiko Kamiyama Sasaki）、佐佐木美代子（Miyoko Sasaki）、平田久（Hisa Hirada）、佐藤八重子（Yaeko Sato）、圆佛澄子（Sumiko Embutsu）、岩男寿美子（Sumiko Iwao）、谷贝智子（Tomoko Yagai）、埃米莉·科恩（Emily Cohen）和玛丽·威尔逊（Marie Wilson）等人的鼎力相助。

威廉·考迪尔博士最先激发了我访问日本的兴趣，在研究的不同时期我获得了他持续不断的支持和建议。多年以来，我在约翰·施皮格尔博士和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博士指导下，接受了田野和价值取向与隐形作用分析方面的训练，他们的研究为我建立自己的研究设计提供了基本模式。在田野研究前后，与约翰·佩尔泽尔教授的讨论始终让我获益良多，通过将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有关日本社会和历史的私人知识熔于一炉，他形成了有关日本的独特而广博的见解。在我们开始田野工作时，恰逢罗纳德·多尔教授的杰作《日本的城市生活》一书出版，这本著作向我们的现时研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广阔背景。

我也受惠于其他教师们的启发和无私帮助，尤其是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的休伯特·邦纳教授、费城的亚伦·贝克博士，以及哈佛大学的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罗伯特·贝尔斯教授和乔治·霍曼斯教授。目前这一研究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诺曼·贝尔博士，它与贝尔博士和我共同创设的大纲密切相关。1耶鲁精神病学系西奥多·利兹博士指导的非正式的研讨会，以及约翰·施皮格尔博士、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博士和我共同指导的哈佛医学院的研讨会，对我从日本收集来的个案资料的临床分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见解。

当我从日本返回以后，与东京大学的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教授和石田雄（Takeshi Ishida）教授就政治思想方面、立教大学的野田一夫（Kazuo Noda）教授就商号的结构所做的讨论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诺曼·贝尔、罗伯特·贝拉、温·勃兰特、威廉·考迪尔、阿尔·克雷格、乔治·德沃斯、彼得·多德、土居健郎、罗纳德·多尔、萨缪尔·艾森斯塔德、圆佛夫妇（Sumiko and Coe Embutsu）、石田雄、杰克·诺尔斯、维克多·利兹、肯尼斯·森冈、永井良之助（Yonosuke Nagai）、野田一夫、约翰·佩尔泽尔、戴维·普拉斯、戴维·里斯曼、罗伯特·史密斯、约尼那·塔尔蒙和富永健一（Kenichi Tominaga）认真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批评，从手稿最后的版本中能够看出作者由此获益无穷。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马克斯·奈特编辑时的小心谨慎、批评时的委婉，以及将手稿化为最后样式时的快捷麻利，使得整个出版不但未见痛苦反而充满了愉悦。

经由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实验室的统筹安排，本项田野研究获得了精神医学研究基金会的支持。日本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的小额赠款、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以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为数据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的妻子苏珊娜都应该算作本书的合作者。她全身心地投入了田野研究的规划和推进工作，而对一个在他文化中访问妻子/母亲的访谈人的要求比我们想象的都要高得多。虽然苏珊娜没有参加本书的实际撰写，但她是一个极有耐心的沟通者，她对每一个个案的关注为我不可遏制的描绘广阔图景的欲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衡。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三个孩子：戴维、斯蒂文和伊娃。感谢他们努力维系了我们一家和M町的关系纽带，感谢他们一直保留了有关他们母亲的记忆——在日本时她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傅高义

马萨诸塞州剑桥

二〇一三年

- 第一部 工资的重要性

- 第一章 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 第二章 透视科层制背景

- 第三章 通往工薪族之路

- 第二部 家庭与其他社会系统

- 第四章 消费者的“光明新生活”

- 第五章 家庭视野中的政府

- 第六章 社区关系

- 第七章 基本价值观

- 第三部 家族的内部

- 第八章 “家”之理想的式微

- 第九章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 第十章 家庭内部的权威

- 第十一章 家庭团结

- 第十二章 育儿

- 第四部 M町大观

- 第十三章 快速社会变迁中的秩序

- 第五部 重返M町

- 第十四章 薪资之外

- 第十五章 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

第一章 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在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能够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肩而立。从一个仅仅在一百年前还闭关锁国的国家起步，日本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短短一个世纪内，日本不仅引进了现代技术，并与西方的持续发展步调一致，与此同时，教育、政府、商业、交通、传播的现代体系也被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社会之中。

在这个世纪里，日本人不仅因应这些根本性的变革，同样也因应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与国家危机做出了调整。当代的日本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重重艰难处境。一九二〇年代生活水准的提高首先因可怕的大地震戛然而止，而后则因全球大萧条的毁灭性影响终结。同一时期，日本人民日益增加的政治自由最终被扼杀于充满压制性的军人政治，军人统治者对人民的索求无度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场战争中，许多孩子被迫与父母骨肉分离，被送往乡下以躲避空袭，承担养家糊口重任的父亲则死于战火。战后，许多家庭本身虽已自顾不暇，却还要接济从军队退役或者是从海外殖民地返回的亲戚朋友甚至是陌生人。他们不仅生活在食物、衣物和住处的严重短缺之中，还被迫摒弃先前的领袖及民族传统，接受由胜利者强加的新生活模式。

面对这些危机以及迅疾的社会变化，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日本人仍能够成功地维持有条不紊的生活，免于绝望与混乱。尽管的确存在这些问题，媒体上也多有讨论，但日本人民已经成功地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做出了调整。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为巩固战后的诸多社会变迁创造了可能性，新生社会秩序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稳定。

新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老中产阶级”（独立小业主和地主群体）在权力和影响上已经有所下降，并终于被“新中产阶级”——即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所取代。1通常而言，组成老中产阶级的独立小业主仍然拥有影响力与权力，这让他们在小的地方社区里扮演着中心角色，但他们的视野始终只停留在这方寸之地。尽管其中一些人间接地受益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经济繁荣，但老中产阶级中很少有人有动力、能力和资源去扩张他们的企业，从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2他们更多地被大公司所取代，要么成为其附庸，要么被收归旗下，后者拥有资源，拥有创业技能，在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无论在任何意义上说，老中产阶级都还没有完全消亡，但迫于显而易见的时代趋势，许多人开始敦促孩子成为城市中较大科层组织里的白领员工。与小企业的雇员相比，白领员工的收入更少受到经济波动或有着专横家长作风的雇主的影响。由于新中产阶级市民的收入以固定工资的形式得到保障，他们逐渐被称为“工薪族”（sarariiman，即salary man）。在日本，这个词汇的含义并不指所有拿工资的人，而只包括了公司或政府机关这样的较大科层机构里的白领工作人员。尽管通常而言“工资”（salary）和“族”(man)这两个词汇在英语里并不并用，但我在本书中却将该术语“工薪族”（salary man）一词用于表达日语中sarariiman的意义。

“工薪族”的词源可以至少追溯到德川幕府时期，当日本国内局势在一六〇〇年后渐趋稳定，武士的军事功能消退后，一些武士在实际上变成了家族政府的管理者。随着明治早期武士等级制的废除，许多之前的武士变成了政府机关以及政府主办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武士管理者和工薪族之间的相似性使得日本人把工薪族视为现代武士。他的公文包可以与旧时武士的剑相媲美，他的公司就是武士的封地，而工薪族对公司的支持则可以与武士随时准备为他的领主战斗相提并论。但工薪族毕竟是不同社会环境的产物。武士的概念保留了战争旨趣，其理想是富有勇敢无畏及独立行动的精神。工薪族，作为一个大型科层组织的一部分，更多地与复杂的管理、技术问题相关联，缺少独立行动的空间，也更倾向于小心谨慎，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尽管日本的白领阶层还相对弱小，但“工薪族”这一词汇自一九三〇年代以来已经变得流行。直到二战之前与二战时期，政府科层机构以及与战争相关的工业迅速扩张，在这个时期，白领工作者的数字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在战后随着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由于战争导致的社会巨变已经过去，工薪族的模式变得稳定和清晰，看来，一个考察其生活特征的合适时机来临了。3

双重结构

工薪族所工作的大型现代机构与更为传统的中小型企业迥然有别，因此，工薪族的生活模式在日本语境中显得特别突出。4一些日本学者惊讶于大型机构中现代科层模式和更为传统的中小企业模式的并存，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日本社会的“双重结构”。

尽管一些小企业已经在技术上有所进步，并由于劳动力日益短缺而提供高工资，但在典型的小企业中，工人仍然和雇主保持着一种全方位渗透在其生活中的、模糊不清的关系：雇主在照料雇员的个人需要上要承担更多责任，比如提供住所、帮助介绍婚事，或者在雇员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特殊帮助。作为回报，雇员必须在任何时候说到就到，他的个人生活也总是处于雇主的监督之下，需要得到后者的认可。雇员的安全感建筑在雇主的善意和良好信誉上，但由于小企业更依附于市场起落，无法提供更加稳定的未来保障，雇员们缺少安全感。尽管企业越小越可能沦为家长式管理，但工人们不仅满足感较小，工作的流动也较大。5小企业的家长作派往好处说是约束，往坏处说其实是个借口——这样，投机的雇主只需稍微提供一些个人服务，就可以依靠低工资来剥削雇员。

与此相反的是，工薪族不仅能够得到更高也更稳定的薪酬，固定工作时间，还有假期。尽管需要按照美国式的行为规范对上级的要求作出回应，但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以资历和技能为基础的评价方式，工薪族可以自动升迁，同时，他们也无需像在小企业的工人那样唯唯诺诺。由于他们受雇于相对稳定的大机构，公司要对这些人的一辈子负责，6工薪族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保障多多，能够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当这些人把自己与小企业中的工人进行比较时，会为自己是一个工薪族而颇感自豪和满足。

直至晚近，在小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员工流动还很稀见。7工作方式及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使得传统企业的员工很难离职去到大公司，同样地，一个工薪族也不太可能到小企业工作。即使在大公司中，在构成其核心的终身制白领雇员和在经济困难时可能被辞退的临时性体力工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区隔。一旦成为大公司的体力工人，就不可能再升迁为白领雇员了。日本公司重视忠诚，乐于招聘和训练白领雇员，使之受到本公司特有的技术培训，而不愿意接纳那些已经在其他公司养成不同工作习惯的雇员。除了少量专业外，大学教育并非旨在为某一特定职业做准备。总体而言，为某一工作接受的训练来自特定的某家公司，因此，适应另一家公司的需要并非易事。由于年轻工人的劳动力供应始终非常充足，公司能够直接从学校招聘雇员，因此，传统的小企业能够维持其运作，不必担忧工人因高工资而流动到现代化的大公司，而对于在小企业工作感到不满的工人们则集中精力培养其后代，务求能够跻身为工薪一族。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匮乏，使得这两类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日本经济的这种双重结构能够存在多久，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由于劳动力短缺，一些大企业开始到小企业挖走员工，有迹象显示，上述双重结构可能瓦解。为了留住员工，小企业可能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应对大公司。一些日本社会科学家开始讨论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可能摧毁这一双重结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由于大公司和小公司共同成长，相对而言进行得比较顺利，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可能更加具颠覆性，因为它意味着小企业解体。实际上，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悲观主义，在日本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与工业发展中始终存在。小企业畏惧毁灭的情绪，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如果被迫提供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它们就难以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中幸存下来。

在传统小企业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对大部分日本人而言，工薪族代表了“光明新生活”。工薪族的职业生涯并不是飞黄腾达式地蹿升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而是稳扎稳打地通往成功之路。富有事业心的能干年轻人乐于冒险，四处寻找更快成功的可能，为了金钱和豪宅而开办企业，或加入其他小公司。但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即使短期内有一些机会，但并不那么看好自己的能力以及长期的经济前景。成为拿着稳定工资的工薪族一员，则代表了人们可以企及的较高标准。8即使对方工资比较低，年轻的日本女孩也希望嫁给一个工薪族，因为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拥有闲暇时间，她可以不用为丈夫在独立小企业里的未来前景而焦虑。独立小业主、手工艺人以及农民因此而抱怨他们无法像工薪族那样找到有吸引力的姑娘。研究工薪族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在理解这个群体本身，也在试图理解其他日本人对未来的期许。

我们用于研究工薪族的社区M町，位于东京郊区，日本社会科学家们将其选为中产阶级社区的典型。通过对其他日本城市的观察、与日本社会科学家的交谈及阅读其著作，以及通过那些在日本四岛都居住过的人对本书初稿的阅读和反馈，我确信，M町的模式与日本其他地区工薪族的模式基本一致。尽管人们对方言和风俗的多样性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其岛国的地理位置，日本是个相对封闭的小国家，因此，它的文化比起大部分国家更具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工薪族之间的地域差异，比起农民之间、渔民之间、店主之间的差异似乎要小些——后者由于气候、土地、水源，以及相对孤立于市中心，使得多样性能够得以保存。大型科层机构中的规范流程，以及这些组织本身就存在于大城市中心的事实，给可能存在的多元化带来了限制。相比起其他城市，人们认为东京更具现代化，大约十分之一的日本人居住在东京。并且，由于日本约一半的人属于农村人口，因此，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日本工薪族住在环东京区域，而在这里接受教育的人的比例就更高了。由于东京之于日本的重要性（它相当于纽约、华盛顿和好莱坞的综合体），它主宰着大众媒体，为整个国家定下步调。正如东京口音是标准口音，东京文化也是全国性文化。一些住在东京中心区的年轻工薪族人士可能会认为M町过时了，一些住在日本其他传统地域的老式工薪族人士则认为它过于摩登。但与其他国家处于不同模式下的雇员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相比，这些差异仍然微不足道。与其他地区相比，我对这里的生活细节非常熟悉，因此，尽管我将描述对象限制在M町，但对读者而言，他可以假定自己正在阅读一种遍及日本的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案例中，所获得的精确调查数据显示了M町和其他社区的相似性，所有这些案例，我会在注释中展示这些数据。

M町：背景

M町的人们认为自己的社区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远离喧嚣的东京——那里是大多数丈夫工作的地方。9直到三十或四十年前，M町还人烟稀少。许多新的房屋在过去一代人手中被修建起来，但社区里仍然保留着狭窄的道路、巨大的树木、精巧的小花园，保持了乡村生活的宁静风味。

事实上M町的所有房屋都是私有的、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环绕着精心设计的小花园，以高高的围墙与外界相隔。通常而言，房子总有一面或两面是朝阳的，安装了玻璃移门，在白天可以打开，让阳光和空气穿透室内。到了晚上，人们把玻璃门外的移动木门关上，阻挡雨水、寒气、昆虫以及盗贼。总体来说建筑简洁朴实，薄墙、尖顶、小窗户，没有地下室。每一户通常会有三到四个房间。各个房间之间由移动的纸门分开。许多家庭有一个西式房间，用作与客人会面的起居间或客厅，其中有沙发、椅子和五斗橱，通常与比较早前的美式流行装饰风格相去不远。两到三个日式房间里有着舒适的榻榻米，白天用于起居，夜晚用于休息：在白天，垫子被搬出来，安上小桌子，用于吃饭或者接待客人。到了晚上，桌子和垫子都被拿走，人们把卧具从大大的衣橱里拿出来放在榻榻米上就寝。大致来说，装修很简朴：几只箱子、一张写字台、一台电视、一架收音机、几幅画、少许饰品，或许还有孩子的一个书桌及一架钢琴。在美国人看来，厨房是老式过时的，一部分人现在能够买得起美式的机械化厨房，或至少有个冰箱，但M町的大部分家庭仍然只有一两个煤气炉以及一个小的木质冰盒，每几天装满一次冰块。厨房多数较为简陋，人们也不会邀请客人们进去。一个小房间里放置了日式木质浴桶，小而高，全家人晚上花很长时间轮流泡在非常烫的热水里享受闲暇时光。冷的自来水很卫生，可以饮用，一些家庭在上面装了小的热水器，水从龙头里出来的时候，可以加热成为热水。

东京的气候略微比华盛顿热一些，一年差不多只下一次雪，也只有很少的冬日低于零度以下。由于房屋的规制加之燃料昂贵，这里没有集中供暖。在榻榻米房间的中央是一个固定的加热装置，叫做被炉。地板的一部分被按照正方形切掉了，有个敞开的口，其四边约低于地板十八英寸，坐在地板上、靠近开口的人可以把他的脚放在边上取暖。底边之下几英寸是一个炭炉，也有些家庭装了电热取暖器。一个小桌子紧沿着开口上方安置，上面有时还盖着个被子，搭在人们的膝盖上以使得热量不至散失。冬天，日本的家庭为了过得暖和点，其就餐时间和夜晚都大多在被炉旁度过。房屋的其他地方没有供暖，尽管很多家庭已经有了煤气炉或电炉，但只是在客人来的时候才使用。

M町简单而实用的设计很温馨也很有吸引力。白天，当移门打开时，人们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景致，有着精心打理过的整洁的灌木丛和花草，仔细打扫的地面，或许还有一些岩石或很小的池塘。尽管花园很小，但人们身处其中，却感到完全摆脱了外界的压力与紧迫感。

从M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到朝向交通要道的一排排特色小店铺。这里有干货店、香料店、糕饼铺、糖果店、罐头铺子，以及果蔬店、乳品店、肉铺、鱼市场、家禽市场和米铺，此外，还有茶叶店、文具店、鞋店、电器商店、陶器店、西式服装店、床上用品店、家具店、药店……各色店铺应有尽有。在不长的距离里混杂着很多手艺人的店铺，例如做榻榻米地垫的、做门的、做浴桶的、修自行车和摩托车的，还有园艺店、和服铺以及裁缝铺。

这些小店铺通常由小家庭经营，父母带着孩子，有时还有一两个雇来的住家助手，彼此相处得就好像家人。全家人住在木屋后面的一两间榻榻米小屋里。M町绝大部分的家庭只是偶尔去东京的大百货公司购物，其大部分日常消费来自这些小店，是这些小店铺的稳定客源。一些商店，如罐头店或果蔬店，派跑腿的伙计去取顾客的日常订单，在几个小时之后送货。更常见的是家庭主妇们每天挎着篮子外出，有时还带着孩子，选购她们所需要的物品。家庭主妇们和这些店主的关系通常是颇为热络的，不过，这并非私交，因为在新中产阶级和隶属于老中产阶级的店老板们之间存在着一道宽阔的社会鸿沟——后者没有吸引人的住所和生活设备，没有新中产阶级那么富裕，也缺少保障和良好的教育。

因为M町并非郊区中心地带，公共设施在这里相对匮乏。这里有一栋两层楼高的木质小学校舍，有超过两千名学生，还有一个更小一些的初中，都有铺以碎石的大操场。几间警所每间有几个警员，守望着自己的辖区，保证社区平安，给来访者指路——这是个重要的任务，因为房子的编号毫无规律。此地也有邮政局以及消防部门的派驻分支机构，为居民提供服务。小小的几座神龛和一座佛寺隐身在居民区里。地方公交车在主要的几条街道上巡行（均通往M町的火车站），为居民提供去东京市中心快速廉价的交通方式。大部分男性早晨会很早离开，手里拿着公文包、杂志或是报纸，搭上一列火车去东京上班。家庭主妇们偶尔去东京购物，也有许多初中生和高中生去东京上学。

住在M町时，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像住在这里的其他居民那样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并理解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在这里，我们根据观察和与居民的交谈做了丰富的笔记。回到美国后，在分析这些笔记时，我首要的目标是以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视角来理解居民的世界。

第二章 透视科层制背景

与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家庭及与日本乡村家庭相比，M町的家庭异常依赖于丈夫的薪水以及个人储蓄。在M町，每当遇到财务问题时，绝大部分家庭都不会向亲朋好友求助。1或许因为太爱面子而不愿让亲友们知道自己的经济困难，或许怀疑亲戚们有无出手相援的能力，再或担忧未来可能发生的家庭争吵，又或感到亲戚关系过于疏远，向别人提这样的要求很不自在。无论出于什么原由，大部分家庭宁可忍受巨大的牺牲，也不愿意向亲友们开口恳求经济上的帮助。

就像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乡村那样，在日本乡村，家庭保障源于土地，当有需要时人们会向亲戚或是社区里的其他成员求助。在绝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一家人如果确实有需要，他们会期望政府提供福利，但日本不同，它虽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其福利事业却未能得到良好发展。不但能够提供的福利数额很少，项目也不多，而且在人们符合贫困所认定的条件时也不会自动到位。其结果是，那些需要福利帮助的家庭不得不对福利事务官员低声下气，以得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帮助。举个例子，美国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在为未成年的孩子接受如社会保险金、工业事故的赔偿金等帮助时，并不觉得很尴尬，而在类似的情形里，日本的申请过程时常堪称是羞辱性的，得到这些帮助的机会如此不确定，金额大小如此悬殊，以至于典型的M町家庭即使确有需要，也不会指望寻求公共福利的帮助。2从银行获取贷款也同样困难，不仅贷款利率比美国高得多，而且银行也几乎不愿借钱给个人，贷款者需要承受令人厌烦的个人和金融债务。3一些家庭会向高利贷者求助，但因为利率惊人，他们只借得起极短期的贷款周转一下。M町有好些高利贷者，但不少家庭都只告诉我们其他家庭在借高利贷，没人告诉我们自己也这么做。实际上，在这些故事里，当人们偷偷溜去当铺时，听上去几乎就像是犯罪分子在逃脱侦探的追捕。

在M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事实上没有机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贫寒人家的主妇们以前能够去做些如缝缝补补这样的活儿，但因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这些手工活正逐渐被大工厂取代。即使中产阶级的主妇能够找到类似的工作，那也很尴尬，因为很少有工作适合她的社会地位，除非是讲授些她特别擅长的家政课，或是某些如发型设计这样的特殊服务。即使能得到其他工作，她也只能得到比同一职位的男性更低的工资，甚至还低于同一职位的年轻女孩。通常而言，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在守寡后才会外出求职，而得到的收入很可能还不足以养活她和孩子。

因为上述原因，通常而言，男性的工资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而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则没有变通之计。男性收入的重要性在他早逝或丧失工作能力导致家庭财富变化时最为显著。遭遇不幸而家道中落，这一常见问题的典型个案是一个父亲去世时仍然还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他是家中的次子。在此之前这个家庭还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雇有一名女佣。在孩子的父亲因为一起事故而死亡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家庭不得不遣散了女佣，放弃了其他奢侈的生活方式，忍受各种经济上的困窘和先前朋友的冷落。这个年轻人如今回忆起他突然失去了朋友的感受，仍旧痛苦。他和他的家庭并没有遭遇迫害，但之前的朋友们躲着这一家人，生怕自己如果仍然表现出友善的态度，会被要求给予帮助。幸好，这个男孩的大哥当时已经完成了初中学业，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尽管他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家庭原有生活水准，但家里再也不用担心食不果腹。但后果是，他的大哥再也不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无论怎么省吃俭用，家里剩下的钱也只够让弟弟上学了。

此外，离婚的女性或是寡妇很难再婚，更难以得到亲戚的帮助。4带着孩子的女性再婚难上加难，因为男性总想要自己的孩子，而很少有人能够赚到足够的钱供养一个大家庭。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忠诚于家族的传统。人们期望孩子们继承死去父亲的姓与血脉，寡妇们只有对死去的丈夫保持忠诚才会得到尊重。男人们认为，一个妻子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她的丈夫，可能会导致她无法转换角色，献身给另一个男人，而一个无法全心全意忠于第一个丈夫的妻子，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一个好妻子。5

除了要面临经济上的困境外，寡妇或是离婚的女性还必须面对孩子在求职时受到的歧视。M町的居民说，如果去寻找工作的两个年轻人条件相当，其中一人父亲健在，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公司会首选那个父亲健在的男孩。直至今日，这种偏见依然存在，即使是一家通过考试筛选雇员的大公司也是如此。首先，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被认为无法得到全面的教育以及道德培养。即使有，公司也会认为，这类人很可能不够诚实——因为特别需要钱，他可能被引诱去贪污或是以某种方式欺骗公司，以满足自己和家里的需要。此外，因为他部分地承担了保护和照顾母亲及兄弟姐妹的责任，而公司通常而言需要承担对其雇员及其家庭的福利，那么，这个公司就要慎重地考虑是否接受这类额外负担。尽管实际上公司未必真要尽心尽力地去照顾雇员的家庭，但无论如何，被期望提供的这类帮助会是额外的负担。

妻子儿女几乎完全依赖丈夫收入的现象，还进一步体现在婚龄越来越晚（一九五五年，在城市中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龄段里，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男性及百分之二十三点六的女性仍然单身），以及丈夫的健康状况成为决定婚否的重要因素上。只有当男人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健康状况以及生活前景都公开并仔细地被未婚妻及其全家考量后，一个女孩才会乐意嫁给他。年轻的男性如果得了肺结核或是其他严重的疾病，会更难择偶，这不只是因为人们需要生育健康的后代，而且因为妻子的家庭需要得到一项保障：这个年轻人能够长寿并得以供养他的妻子。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寿命使得健康状况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个严重问题，但仍然是理想丈夫人选的主要标准。

丈夫的死亡毫无疑问是对家庭生活最沉重的打击，但失去工作也差不多同样严重。这不只是因为理想工作很难找到，而且因为日本的公司政策，一个失去工作的男性可能得从底层重新开始，工资很低，几乎没什么迅速升职的希望。因此，许多人认为，工作稳定的重要性胜过收入多少。

因此，日本工薪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他并非体力劳动者而是机构的正式一员，还体现在他享有大部分日本人没有的经济保障。在一个还不富裕的社会里，困难时人们无处求助，无论是政府、家族或是个人关系都无法提供保障，这时入职大公司会被看得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收入，还提供了保障。公司提供保障对工薪族的生活而言有着多重含义，但在一个科层化机构中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工薪族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在于工作为其提供的社会地位。要透彻地理解这一科层化背景，就有必要将这些工薪族与在同一个社区里的老中产阶级及他们的家庭进行比较——包括成功的生意人、独立从业者，以及店主们。

成功的商人

M町只有极少数地位高于工薪族的家庭属于“资产阶级”，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成功商人的名词。这些家庭拥有雇员往往多达五百人以上的家族企业，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并因此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6通常而言，他们的办公室位于东京，但在M町非常有影响力，受到当地居民的尊重。这些家庭不需要依赖大公司，因为他们显赫的地位和生意上的成功，丈夫们的经营能力，以及与其他在必要时能够施以援手的人建立起的友好关系，为其带来了足够的保障，即使在生意暂时出现问题时也不必太担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经营有年的商业世家，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但即使是那些继承了老牌家族公司的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也通过努力发展和锐意革新，带领自己的公司取得了成功。长期的训练，近期的成功，有影响力的朋友，以及生活的高水准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自信与自豪感，但是即使如此，商业竞争、瞬息万变的市场和小企业面临的普遍压力，都使这些人忧心忡忡，投入巨大的心力以取得更大的成功。

成功的商人们在M町社会中的位置不仅是基于经济地位，还因为在经历暂时的生意挫折时拥有足够保障。人们总是请求他们在M町的组织和选举中，以及各种庆祝活动中担任领袖角色。人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与支持，如果缺少他们的热心指导，M町的组织就不能成功运行，而重要事务也无法得到顺利解决。成功的商人在地方组织中很有影响，不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可观的经济支持，而且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找出问题的症结，干净利落地解决。同时，由于他在商业上与社区中的广泛关系网，能够有效地动员人们，获得必要的支持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很多人都会先保留自己的想法，等到他开口，然后接受他的建议。尽管这些人有能力关照其他人，但其行为方式通常都透着优越感，而其他人也视之为理所当然。与典型的工薪族构成尖锐反差的是，成功的商人无需处处小心谨慎，表现谦和，他甚至会不加掩饰地炫耀自己的收入、公司的规模，以及自己承担了怎样广泛和重要的责任。

由于地位优越，成功的商人及其家人都有一种相对于其他人地位高、责任重的感觉。实际上，让这类人最感烦扰的是为处理朋友和熟人那里来的许多介绍和求助而花费时间与精力，包括给孩子找学校、找工作，诸如此类。回应可能取决于要求合理与否，他欠这个人的人情多寡，要办的事是不是很困难，但即使是拒绝，这类人都觉得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努力过了。为了维持在社区中的声望，成功的商人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尽管在意赞誉和褒奖，但成功的商人们在衡量是否需要参与社区事务时，还是首先基于这些事物是否和自己的首要利益即商业利益一致来进行考量。有时他们觉得，由于在社区中享有较高声望，有责任参加社区中那些对他的生意没什么帮助的活动；但更多的时候，他本人并不到场，只提供经济扶持，无须多花时间。但如果有利于生意，即便没有直接关系，他也会积极参加。

就像社区活动和做生意有关系一样，娱乐及个人活动也和做生意密不可分。商人很难区分其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也经常以一场高尔夫球之旅或是有艺伎参加的娱乐派对来招待客户。有时这么做没有任何特定的商业意图，但有时商人们则很明显是在利用这类轻松的氛围达到商业目的。一个商人解释说，当有重要生意要谈的时候，他会首先在私人派对上营造好的气氛，为谈生意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当友好气氛达到高潮时，他会巧妙地提及他的商业计划，人人心情愉悦之时，生意就已经大功告成了。这样的聚会时常在晚间进行，周末甚至一般的工作日也会有高尔夫活动，把谈生意和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即使没有什么特定的商业目的，这类活动也总是包含在经营费用的列支中。

经营费用的列支同样也涵盖多种家庭支出。尽管商人未必比一个拿着高薪的经理的收入更高，但由经营列支支付的杂费，使得他的生活与工薪族有着巨大区别。例如，商人通常会拥有至少一两辆配备司机的专车，由他自由支配。他工作往返或去任何要去的地方都有司机接送，当他不用车时，妻子能够自由使用这些车辆。在家政女佣之外，如果妻子还需要额外的帮手，她可以叫来丈夫的雇员，而其工资仍然由公司支付。公司里的年轻女孩甚至可能被当成兼职女佣使用。在美国，公司公务费用的支出数额可以用来有效逃避收入所得税，但在日本，公司的支出很宽泛，甚至含有许多私人用度。生意与家庭事务和娱乐是如此密不可分，因此，有时也很难在经营列支与私人支出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

就像公司的列支会用于美国人认为是私人领域的范畴，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远远超出工作合同关系。成功的商人确实关心雇员的福利，但其实他很清楚，提供福利可以替代高工资所产生的激励。他私下给员工好处，不仅因为他喜欢他们，视如己出，也因为他意识到，这能够保证员工的高昂士气与生产力。例如，商人们知道，在没有合理的理由的情形下辞退一个员工，会对其他员工的士气造成一系列严重影响。问题在于，依靠个人判断来决定这些福利的施与受，既令人烦恼，又耗费时间。一些员工可能会得知给其他人的特殊待遇，而由于这些福利没有统一的标准，员工与接受关照者之间特殊的安排可能导致一团乱麻式的局面，其中充满了勾心斗角。雇员由于得到的关照程度不同，几乎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相互竞争。

有时，成功商人的妻子会帮助雇员们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雇员们可以去雇主那儿讨论自己面临的经济困难，但如果他和雇主的关系更近一些，就可能去拜访老板的妻子，请教婚姻大事或家庭问题。因此，丈夫们与他们的妻子会讨论他和雇员的人事关系，而通常她也会对丈夫生意的内部运作了如指掌。即使她给雇员们的帮助只是客气和敷衍，无助于事，但也有助于维持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保证雇员们的忠诚。

老板娘也会为女性雇员提供免费的缝纫课、烹饪课、插花和茶道课程，帮她们为未来的婚姻做些准备。她还会与丈夫一起，主持雇员的婚礼、公司的节庆活动、体育比赛，以及为新雇员和退休人员举办的庆祝活动。实际上，这些活动是商人妻子的分内事，构成了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也是她对丈夫商业活动的重要贡献之一。

不只是妻子，事实上许多商人的亲戚也会在同一家族的生意中工作。这些家族成员不一定占据高位，一些远亲甚至可能只是被雇来干低级的体力劳动。商业家族因其在经营中紧密的亲戚关系而著称，但就职位和收入问题，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屡见不鲜。工作关系时常要求权威与服从，这与亲密的亲戚关系似乎南辕北辙，因此，工人是应该首先被视为家族成员呢，还是被视为雇员来对待？这一直是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麻烦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决定哪个家族成员应该被委派工作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顶层职位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系。例如，很难想象一个年幼的兄弟会成为总裁，而父亲或是长兄则只是他的副手。如果长兄在同一家公司，那么，年幼的兄弟可能不会被给予太大的独立决策空间，其妻在商业活动中的角色也不会像嫂子那么活跃。在大机构里，一个雇员会稳步晋升，但在一家家族公司里，商人们可能会在同一个位置上呆很多年，这取决于家族成员们在生意布局中的相互关系。但是，如果一个资历较深的总经理去世，或是公司发展很迅速，那么某一个家族成员也可能会突然被赋予重任。

尽管家庭与生意之间联系紧密，妻子可能时常与丈夫一起出席商业场合或是典礼，通过私人友谊助力他的生意，但这些商人与自己的家庭事务几乎完全疏离。商人们经常在晚上十一二点才到家，有时甚至就在东京过夜。结果，日程满满的他很少见到家人。尽管他很爱自己的家人，也为他们感到骄傲，但对其日常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通常而言，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但到了孩子们进入小学和中学，他对孩子们的日常活动就不太关心了。当父亲晚上到家时，大点儿的孩子可能还醒着，而小点儿的孩子们可能已经好些天没有见到父亲了。妻子或许会在丈夫回来之前就睡着了，在他到家的时候醒过来简短地问候一下。丈夫可能在孩子们上学之后才起床，在早餐时和妻子简短地聊几句，然后就由司机载去上班了。尽管他也可能和孩子们说说笑笑，例如，与自己喜欢的女儿无拘无束地聊天，但总体而言商人们的妻子和孩子会认为，在父亲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他们可能会和父亲开玩笑或是拿他的工作、助手或是其社会活动说笑，但孩子们通常都觉得，除非涉及那些教育、职业选择或是参军等重大决定，父亲一般要么不理解，要么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

有时，商人的妻子会觉得很孤独，抱怨丈夫不够关心家庭。有些男人总是流连于喜欢的酒吧或艺伎屋——在那里他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出手慷慨，能够得到特别的关注——为此，妻子们感到特别沮丧和烦恼。有时，妻子会因为丈夫对某个酒吧里的姑娘的青睐而感到妒忌，尽管她不愿承认。尽管妻子尽力想了解丈夫闲暇活动的细节，但通常她还是难以知晓详情。在某些个案中，妻子知道丈夫有个女朋友，但不会介入，除非丈夫不再提供给自己金钱和家庭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她觉得，丈夫提供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所需，她也受到社区的尊重，为此应该感激多多。她尤为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奢华生活方式，比如家用电器、汽车，以及其他对一般工薪族来说即便是简单款也可望不可即的物质享受。

由于做丈夫的很少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以及日常生活，而女佣只做些简单的家务活儿，妻子就必须竭尽全力承担起照顾和管理孩子的责任，并在他们身上寻求寄托。她和孩子们之间更像伙伴关系，非常在意孩子们是否维持了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由于“成功”的社会压力，母亲要辅导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为大一点的孩子们请家教。如果孩子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足以应对入学考试，她就会送他们去私立学校，这样孩子们就能够避开与工薪族孩子的公开竞争。商人们的妻子知道，即使在困难重重的考试中败北，孩子也依然会在父亲的公司中得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有能力的孩子们通过高难度的考试进入大学后，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成为拿薪水的工薪族，还是加入父亲的公司？虽然大量家族财富都属于公司，但为孩子们包括那些想要成为工薪族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扶持并不是问题。实际上，为所有的孩子提供等量的遗产也不是一个问题。7只要家族生意有人继承，父母通常不会强烈反对孩子选择去一家好的公司或一间政府机构工作。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或是长子已经在其他地方工作，那么，父母就会希望让孩子接手家族生意。这不仅解决了父母晚年如何拥有一个活动场所并继续以往生活方式的问题，也让他们为自己的成就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

如果家里的两三个孩子都对生意感兴趣，他们可以在公司里共同承担责任。长子可能拥有比其他小一些的孩子更大的权力，但这与传统乡村家族里一家之长所拥有的专断权力有所不同。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女儿也许会嫁给另一个做生意的、有天赋的年轻人，足够胜任接过家族生意的重担，延续家族的血脉。虽然不像农村那么强烈，但家族血缘观念仍然很强大，它更多地与延续家族生意的利益紧密相连。一个经商的家族虽然不会在继承家系的长子与其他在外生活的孩子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但确实会区别对待参与或不参与家族经营的孩子。

实际上，即使是在赡养长辈、维护家业、看护祖坟或是维持家族财富这些事务上，人们也都倾向于由那些打理家族生意的孩子来承担责任。那些打理家族生意的孩子更看重家族传统，远远超过一般工薪族家庭。实际上，商业家族通常有令他们自豪的、更加悠久的家族历史。有时这些家族往往有显赫的家世或传承有序的族谱。有时他们还拥有宝剑、节日人偶、饰品、印刷品、卷轴或是书法典籍这样一些已相传几代的家传珍宝。这些家传珍宝以及为逝者举办的家族仪式意义非凡，因为它们是家族显赫的象征，能够使他们与社区中的“普通”家族相比卓尔不群。

独立从业者

因为绝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法学院的毕业生，都被大机构雇用，M町仅有的独立从业者只有医生和牙医。虽然牙医并非专科医师，但绝大部分医生都是内科、外科、儿科或是妇产科方面的专科医师。在东京，很多医生在大医院工作，但M町的医生则开设私人诊所，住家紧连着诊所和若干病床。由于私人诊所的医生通常与外界医院没有附属关系，这些医用病床对于需要进行手术或是需要持续观察照料的病人十分必要；通常而言，日本语中“诊所”的意思实际上既指办公室，又指这些让病人过夜的设施。

虽然医疗辅助职业并不完善，但医生通常会有一两个助理，同时承担护士、医疗技师和清洁妇的工作，如果在牙医诊所那里，则承担牙医技师和女佣的工作。在某些情形中，妻子可能更多地承担了专业技能工作，而医护人员可能既是家务女佣，同时又是护士。另一些情况下，助理也可能承担了所有这些工作。医生与助理的关系非常亲密，是家长式的，甚至助理可能就住在他们家里。

独立执业医师既不拥有像成功的商人那样的强大经济实力，又没有工薪族那样的大机构做后盾。他的安全感完全来自行医时练就的技术。通常而言，独立执业医师在社区中行医，与他的老客户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病人根据地点便利与否、医生的态度与声望，以及朋友的介绍来选择医生。在M町，同他们的美国同行相比，执业医师的所得没什么秘密可言，医师可以给病人开药获取收益，安排病人住院也能够挣一点。医生可以做广告，最起码可以在住所附近竖个牌子提醒大家关注。由于家庭的经济保障来自自己的工作，执业医师们会尽可能多储蓄一些。虽然专业人员会组成互惠组织去帮助那些需要的成员，但一般而言，在经济不景气、发生意外或面临重病和退休时，这类保障依然是无法与大机构提供的保障相提并论的。

私人开业带来了无法忽视的经济风险，因为这要求准备一大笔开办资金去购买医疗设备，其数额大大超过前些年。随着医学院推行标准化教育，教育的费用也相应提高，学医的人能够赚钱养家的年龄则推后了。年轻医生要能够熬到开业的资历，还债给资助他读书的人，然后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可能需要花上许多年。而就在一二十年前，在一个医生或牙医手下做很长时间的实习生，其间积累一些积蓄，然后在资深医生的帮助下开业还很常见。M町绝大部分中年的执业医师都是用这种方式开始的，谋得一份体面的生活没有什么困难。总体而言，他们的实际收入要比工薪族高得多。

资深执业医师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吸收战后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技术。一些人还没能紧跟上变化的步伐，但意识到这一点的医生们已经开始参加一些特别开设的课程，阅读专业文献，并参加一些由母校或医学协会举办的特别讲座和演示活动。这些技术工作需要大量技能，医生们责任重大，既要行医，又要跟踪医学前沿进行自我培训，这在执业医师中已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

与成功的商人在社区事务中广泛地承担职责不同，医生的活动限制在他和病人、亲戚以及职业伙伴的关系网络中，少有例外。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诊所，或是上门给病人看病，很少有时间进行其他活动。其职业关系网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他读书的学校，而不是他居住的社区。这并不是那种校友之间的职业关系网，医生们还会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闲暇活动，包括喝酒、集体活动、聚会和旅行。一些医生觉得，在M町，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校友之间则不会有这种感觉。不管怎么说，由于职业规范和稳定的客源和收入，医生和牙医们之间的竞争并不像店主那样激烈。

就像成功的商人们那样，医生们的工作和闲暇时间很难做出明确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说，医生的工作时间取决于病人们的来访时间。大部分诊室一直开到晚上八点或九点。甚至在并非紧急的情况下，病人们有时也会在很晚的时间来看病。预约看病还不常见，但也有一些医生开始像西方那样尝试建立类似约诊制度的商业合同式医患关系。但即使是现在，还是有一些病人带着礼物，或以略高的价格支付诊金。一个牙医开玩笑说，他要像百货公司那样，让他的顾客以统一价格支付诊金了。对于医生来说，价格得以很快统一是因为国家健康保险已经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费用体系。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医生们对没有预约的病人还是来者不拒。

由于诊所和住家很近，身为医生，丈夫们在家的时间就很多了，他们在家吃饭，在病人的问诊间隙回家看看。因此，医生们对家庭的活动十分了解，比起工薪族和商人，在家更有权威。例如，他可以让护士或诊室助理帮妻子做家务。如果妻子也同时是护士、会计和药剂师，她就始终处于丈夫的监管之下。即使妻子不在诊室帮忙，有一个女佣帮忙做家务，也不会享有工薪族或成功商人的妻子所享有的、脱离丈夫监管的自由。同时，妻子也相应地对丈夫的活动有更多的了解。他几乎没有什么金钱上的事能够瞒得住妻子，而她也不像商人的妻子那样要担忧丈夫的娱乐活动或是花费，但假如丈夫对日常生计事事过问，医生的妻子可能反倒会厌烦，甚至希望他别总是待在家里。

由于执业医师通常比工薪族有更高的收入，他们在物质享受上略胜后者一筹。然而相比起工薪族，真要购买物品时，他们会有更多的焦虑和担忧。因为这些医师觉得，自己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只能依靠积蓄，因此会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纳入储蓄以防万一，并购买各种减损保险。尽管更看重储蓄，但成功的独立执业医师还是比普通工薪族拥有更好的房屋和家具。

为了保证自己年老时仍然能够有持续的收入，很多执业医师家庭会积极鼓励家里的一个孩子继承这份工作。父业子承的特征使得独立的执业医师家庭模式非常类似于传统的农业家庭体制。就像自耕农家庭的土地经常不足以分给几个儿子那样，独立执业医师也存在诊所家业太小而不敷分配的问题。某一个孩子可能会不仅继承父亲的诊所，还继承这个家，即使父亲退休了，这个孩子和他的妻儿时常也需要和父母共同居住。继承了父亲诊所的儿子即使在执业之前也和父母的关系更为密切，被允许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的决策与大事安排中。其他的孩子因此不得不离开家各谋生路，得到父母的经济扶持也相对少一些。对父亲而言，把诊所传承给一个孩子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其优点，而对那个获得传承权的儿子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很大一部分牙科或医科学生就出生于职业医师家庭，并打算接过父亲的家业。同样，父亲并非职业医师的医学生，希望能够娶到一个打算把诊所传下去的职业医师的女儿，也就不足为奇了。基于上述原因，主干家庭模式在独立执业医师中始终盛行。

对于那个子承父业的儿子来说，通过入学考试考进某所学校不再是当务之急，只要能够进入任何一所牙科或医科学校，他就可以继续经营父亲的诊所。对于想要成为工薪族的其他儿子来说，考试更为重要，不过父亲让他们上私立学校会更容易一些，因此，考试的压力对医生的孩子来说也没那么大。

由于独立执业医师很少希望像成功的商人那样，成为一个社区中强有力的领导者，因此他们更可能把自己和工薪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医生不像工薪族那样享有保障，也没有相对较短的固定工作时间，不过，他的生活方式比工薪族更舒适，也可以避免每日长时间的通勤，如果通勤时间算到工作时间上，那么工薪族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可能就和执业医师相差无几了。总的来说，独立执业医师的真正优势在于其自由度：无需强迫自己取悦上司，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店主

与一些郊区相比，M町几乎没有什么工厂和手工艺店铺，社会阶层中较低的群体绝大部分是小店的店主。由于商店卖的货物品种不多，从业不太需要资本与训练，这个行业也不能提供什么保障。由于积累资本、获得贷款或是招揽步行距离之外的顾客都甚为不易，因此，扩张生意的机会也相对有限。

店主的家庭依靠菲薄的收入维持日常生计，他们必须非常努力工作才能收支相抵。目前，百货公司在零售中所占份额日渐扩大，很多小店则相应日渐萧条甚至被迫关门。因此，即使是经营比较成功的店主也省吃俭用，只维持自己最基本的需要。

尽管销售额不高，店主还是要为微薄收益工作很长时间。某些种类的店铺店主之间会达成一个月关门休息一到两天的协议，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会想要控制竞争都不太可能，因此，出于被抢走客源的担忧，店主们根本不敢早早关门，或是每周休息一天。绝大部分店主每周工作七天，一年只在两到三个节日里才打烊，早上八点就早早开门，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还在营业。这份工作本身要求不高，店主可以在做生意的空隙中在家休息一会，但经济上的压力却十分严酷。

由于工作时间漫长，店主们根本没有什么工作之外的活动。如果妻子和孩子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小店铺，丈夫偶尔可以外出娱乐，但妻子和孩子会尽可能阻止他外出活动，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更何况丈夫还可能因一时兴起而花掉本来就很微薄的家庭收入。

店主们与顾客的关系通常很热络，但与其他商家，即使是不同行业的商家之间的关系则都不太友好。8总体而言，店主们似乎觉得，其他的邻居和自己一样生计艰难，不大愿意和这样的生活扯上关系。

由于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做生意，店主的妻子和孩子们不是那么依赖丈夫的收入。与需要体力劳动、通常由男性经营的小手艺铺子相反，许多小店是由寡妇和孩子们经营的。

通常而言，由于店主夫妻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任何职业群体的夫妻关系近得多，但并不一定就比其他夫妻幸福。家庭的幸福会让位于生意的考量，尤其是妻子一想到自己和孩子总是没有什么私人时间，就会感到厌烦。她嫉妒工薪族的妻子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家庭，而她只能在工作之余照顾孩子们。店主的妻子往往在工作的时候背着幼儿，甚至得在做生意的时候见缝插针给孩子喂奶。在母亲被叫出去接待顾客的时候，大些的孩子还会被独自留在屋里。由于几乎总是待在一起，丈夫比独立执业医师有更多的机会对妻子指手画脚，但店主的妻子们却不以为然。她们认为，自己为家庭收入做出了主要贡献，完全可以自由地向丈夫表达自己的看法。

总体而言，尽管店主的经济水平明显低于执业医师或是工薪族，但一些成功的店主雇有若干店员或是从乡下来的学徒，能够以一种与独立执业医师相去不远的方式生活——只是他们缺少保障，妻子也没什么时间照顾孩子和参加社会活动。

黯淡的经济远景，使得店主们几乎没有人想把店铺传递给下一代。很多店铺是由乡下上来的人开的，因为没有关系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开店谋生。也有一些店是由找不到其他机会谋生的老人经营的。即使生意经营得比较久了，而且也可以转接，但却没有大到足以让一个以上的人继承，人们鲜有热情让孩子延续这种令人不快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孩子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在工厂里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或是能够克服缺乏家庭扶持的困难通过学校考试，父母总会非常高兴，感到脸上有光。但是，由于父母缺少教育，也缺少指导孩子功课的兴趣，再加上孩子们常常忙着店里的事，在同等智力下，这样的孩子很少能够在考试中比工薪族的子弟表现得更好。很多店主认为他们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的，总是梦想着在一家小公司或是办公室里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而，这份梦想很少有实现的可能，在打拼的过程中他们最终能够依仗的只是微薄的所有。

工薪族

从高级经理到低级职员，从权力精英到办公室事必躬亲的跑腿小弟，在M町，工薪族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数量上都占有决定性的位置。9但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作为庞大稳定的科层机构的一分子，他们都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工薪族拿稳定的工资，能够大致准确地预期他在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里的位置与薪水。他可能没办法准确地说出他在公司里未来在哪个部门工作，但却能够准确地预见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部门的领导，哪怕一个小小的升迁只是比自己原来所预期的迟了一年，他也会觉得大失所望。生意起伏会影响到奖金，但不会对工薪族的工资有什么影响，因为即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公司也要履行协议。典型的工薪族是不会接受外面公司提供的工作邀请的，但即使他原本打算接受一份极具诱惑的工作邀请，他也知道，留在自己的公司才能得到长期的利益保障，因为工资和福利随着他服务的年限而迅速提升。他知道，除非能力明显不符要求，或是行为失当，自己才会被公司辞退。

另外，工薪族也知道，在生病、出了意外或是退休的时候，自己毫无疑问会获得福利津贴。成功的独立商人有高额收入和储蓄，可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对抗疾病和受伤等意外；独立的执业医师要小心储蓄以防止意外，小店主在遇到这类情况时则常常束手无策。工薪族则并不通过自己的储蓄或是能力，而是通过公司承诺的收入与保险而享有保障，以应对他及其家庭可能会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困难。10

虽然拥有一定保障，但就薪水而言，工薪族毕竟还是不如成功的商人乃至独立执业医师。因此，人们必须谨慎地控制花销。或许工薪族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难题是，退休时公司会提供一些福利，例如一次性付清的退休金或是定期的养老金，但是通常这个数目很小，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工薪族一般被要求于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在那之后，除了公司的退休金，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储蓄、额外收入或是求助于孩子来补贴自己的生活——尽管有时公司会帮他找到一份退休后的兼职。例如，一个退休教师可能会成为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兼职顾问。如果有富有的亲戚或者朋友，他们也许会帮他找到一份兼职。有些人没这么幸运，只能开间小店，还有些人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和孩子住在一起。

工薪族日常生活的核心是规律性。去往东京的通勤火车通常五分钟或七分钟一班，工薪族都很清楚早晨应该坐哪一班车。理论上说，只要公司需要，他就得在加班费很少或根本没有的情况下超时工作，而且也没人愿意休完所有的法定假期。例如，他应该拥有十天或是两周的年假，但通常工薪族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如果他要求全时休假，他可能被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人，对同事和上司不够全心全意。11与此同时，公司也发现，要求雇员超时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工薪族越来越习惯于有规律的工作时间，把没有加班费的超时工作视为对自由的侵害。他们对于周一到周五工作八小时或九小时，乃至一直工作到周六下午三点都没有什么意见，但要求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就会受到反对。

工薪族把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区分得最为泾渭分明。商人将生意与闲暇混同，店主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独立执业医师的闲暇时间取决于什么时候没有病人，与所有这些形成对比的是，就像读书的孩子那样，整体而言工薪族把时间规划得很好，他知道一天中什么时候工作，一周中什么时候应该留给家人和自己。

在有规律的生活、拥有保障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之外，公司还提供多种附加福利，增添生活乐趣。工薪族可以参加聚会、运动会，甚至还有公司赞助的旅行。一年至少一次或两次，公司会为员工提供去乡下住一晚的短途旅行，有的时候，员工也会集资参加公司的旅行。

工薪族通常无法承受轿车或高档娱乐这样的奢侈消费，但偶尔也能够由公司报账享用类似特殊待遇。对一位美国人来说，公款支付可能会带来额外的舒适，但对一位日本工薪族来说却意味着享受了本不该指望的愉悦。即使是在个人化的旅行中，他也常常能够以通过公司获得的折扣价住在旅馆里。一些政府机构和大企业或其联盟拥有自己的旅馆，有时可以提供给雇员们使用。如果一个雇员希望和全家一起在节日里娱乐一下，他可以公司价在会馆——一种专门为娱乐而设的建筑——租借较为便宜的房间（会馆用于会议和娱乐活动，很多地方与美国的酒店类似，但由于日本人的家无法容纳一群人聚会娱乐，因此，会馆的适用场合比美国的酒店更宽泛一些）。根据公司的性质，工薪族可以折扣价买到商品或是获得特殊服务。例如，一个大型电器企业的工作人员可以为自己家或是朋友在购买电器设备时得到很大的折扣，一个全日空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每年可以获得多达五次的免费飞行。尽管类似的福利并不总提供给普通工薪族，但事实上，大公司与小公司相比可以为雇员提供更多的福利。这可以解释，工薪族为何对自家公司怀着高昂热情，以及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戴着公司的徽章，拿着公司的公文包，还用公司的徽章做领带夹。

来自国外的观察者形容日本公司是家长式的，因为他们照顾雇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大公司至少在下述这点上与传统的小企业不一样，即它们没有明显的家长作风——在大公司，谁享有特殊待遇的决定权来自既定程序与规则，而较少取决于雇员的私人关系、上级的一时兴起或是公司财务状况的起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一视同仁，根据资历和能力奖励机构中的所有员工。

工薪族的社会关系严格地局限在他的工作圈和他自己的小家庭范围之内。他没有什么社会声望，因此在社区中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也没什么钱，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娱乐。大多数时间，他和家人在家度过夜晚的闲暇时间，或许星期天和家人一起进城去公园或百货公司看看。就平时的娱乐而言，工薪族会在工作之余和同事一起去喜欢的酒吧、茶馆、咖啡屋，或是小吃店。因为期望终身服务于同一家公司，工薪族最亲密的关系来自同事，他觉得，维持彼此之间的友谊至关重要。

工薪族回到家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家是一个让他放松的地方。某些时候，与其他男性不同，工薪族甚至可能给妻子帮帮忙——即使不像美国人那样平常。他知道怎么自己沏茶，有些人甚至知道怎么做饭。偶尔地，他会帮孩子洗澡，收拾床，出去买点东西，和孩子们一起散步。

与此相应，总体而言工薪族的妻子们不太了解、更不关心丈夫在办公室的日常活动。她没什么机会和丈夫一起外出，与公司里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妻子聚会。丈夫在公司的工作范围既定，他们在工作中对什么样的难题感兴趣，对妻子而言也没什么意义。即使是一个好奇的年轻妻子，对丈夫的工作很有兴趣，他也很难以一种她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他的工作，因此，即使告诉她自己工作的种种细节也很难令人满意。由于妻子与丈夫的日常世界完全隔离，丈夫们也很少了解社区的日常活动，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交集就只剩下孩子和亲戚了。

尽管工薪族的妻子并不真正了解丈夫平时做些什么，但除非妻子有着很强烈的野心，一般她会满足于丈夫在公司中的地位。从她的角度来看，丈夫工作的最大优势是工作时间有规律和工资稳定。她能够确定他什么时候在家，也能够确切地知道他的收入，不需要担心下个月的家庭收入是多少，或是从哪能够挣到这笔家用。与店主的妻子乃至独立执业医师的妻子相比，她无需忍耐长时间的劳作，觉得很幸福。她能够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全身心地照顾孩子们。与店主或是农夫的妻子相比，她的生活比较自由和富足，不需要像美国的同类人那样出去自己找份工作，也没有“只是个家庭主妇”的那种感受。她几乎不需要承担什么外部事务，很乐于全心为家庭奉献。

在规划孩子们的未来时，工薪族家庭把希望都寄托在升学考试上。工薪族不像独立执业医师或者商人，后者能够让孩子承继父业，无需考虑孩子们在哪个学校读书，得到什么样的教育；工薪族也不像店主，后者对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工薪族的孩子得靠入学考试进入大学，进入公司，因此，他们通常会给孩子施加更多的压力，也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督促孩子准备这些考试。

工薪族的家庭通常是只包括父母和孩子的核心家庭。12亲戚之间没有生意往来，只看是否投缘，而不是彼此承担的义务。在商人家庭里，常常是生意上的关联维系着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医师家庭里，承继了父亲诊所的孩子也和父母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商业关系。店主的孩子自小就给父母打下手，有些时候，其中一个孩子就此继承了父母的店铺。但是，在工薪族的家中，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纽带。由于孩子的未来更多地决定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所属的机构，而非所继承财产的多寡，而女儿的婚姻更多地决定于她得到的教养和性格而非嫁妆多寡，因此父母会更多地考虑如何给孩子以恰当的工作上的培训，或是如何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婚约，而不是积累庞大的财产。

在工薪族的家庭里，长子和次子之间的区别变得不甚重要。没有哪个孩子能通过经济上的优势获得家庭的主导权，因此，战后要求遗产应该被平等地分给所有孩子的相关法规对工薪族而言不是一个问题。虽然家庭礼器通常会传给长子，但是对核心家庭的局部存继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年老的父母退休之后应该住在哪个孩子家里。因为退休金菲薄，父母经常发现，退休后必须和孩子住在一起，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准。另外，通常而言，老年夫妇除非和孩子同住，否则很少有机会加入到社区生活之中。所有的子女要平摊经济上的赡养费用，但退休的父母，特别是守寡的母亲，通常会和其中一个孩子长期住在一起。

成功的独立商人的生活方式是工薪族无法企及的。但由于归属于一个大机构，工薪族由此获得一股支撑力。事实上，在日本“人以群分”的观念使得工薪族获得了靠山，让他们觉得，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自己能够傲视实际上在地方社区里拥有更多实际权力的商人和独立执业医师。

经由对在大型科层机构中工作意义的简要讨论入手，下面我们将更多地从细节上讨论工薪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将首先考察成为工薪族一员的过程：如何准备和参加考试，以及这个过程对于家庭的影响。我们也会描述家庭与日本社会主要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内部过程。最后，我们将讨论目前这一研究对维持日本社会秩序所具有的某些意义。

第三章 通往工薪族之路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1竞争非常激烈。对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2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最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似乎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一家公司有如此之多的雇员，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迫使公司选择他喜欢的候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最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由于排他性，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3用人机构会根据大学的声望来选择申请者，使得这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年轻的申请者知道公司青睐哪所大学，会根据这一点选择就读的学校。企业根据高校来选择人才，这一传统因此也得以维系。

一家大公司通常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即使这样，他们也总是为年轻雇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更快的加薪机会。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公司预期的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 accuracy to the company’s predictions）。换工作的人往往是投机主义者，较少为公司的利益全心奉献，公司则感到直接接受那些来自大学的雇员是很合理的，这使得工作经验不再与录用标准相关联。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成年人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即使一个人愿意进入小公司工作，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还是会使他更容易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日后也更容易获得跳槽的机会。4一旦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恶劣，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最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与一个人能否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或是被一所有着良好声望的大型机构所接受相比，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公司里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雇员们虽然各司其职，但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旁观者而言，雇员的地位取决于他何时入职，很少受到公司里岗位差异的影响。

有些毕业生来自一般大学，在他们入职大公司或是政府机构之后，与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有些人觉得校友圈不像战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但老校友青睐自己学弟的情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彼此意见不同，性格有异，但就读于某一所特定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大学里特定的一个系），会对彼此更加忠诚，他们有着类似的工作态度，合作时也更为亲密无间。尤其在大的政府机构里，同事的接纳，乃至升迁的速度，都与毕业学校大有关系。

本项研究聚焦于年轻男性以及他进入大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但对年轻女性来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考量，只不过她们的职业目标是婚姻而已。总体而言，年轻女性较少像男孩们那样担忧自己的成绩。一些人甚至会质疑，姑娘们就读于最具竞争力的男女合校的大学是否会让她成为一个好妻子。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谈到娶了一个来自知名女校的女孩，男方家人都会引以为傲，女方也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男孩为荣。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必须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5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最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准备和参加考试

面对诸多不同范围和种类的入学选择，M町的居民在择校时都非常谨慎。在教育的金字塔顶端是名牌国立大学，如东京大学，以及一些广为人知的国立高中，如日比谷高中和新宿高中，只要能够通过这些学校的考试，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孩子都能够承担其学费。其下一层是优质的私立大学，以及它附属的私立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些学校的入学考试和最好的国立机构难度所差无几，但学费更高，因此只有家境较好的学生能够就读。在第三层是质量稍差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从很少有工薪族能够负担得起的昂贵私立学校到公立学校，到工薪族孩子普遍能够上得起的、价格适中的私立学校都有。在最底端是地方设立的公立小学和初中，也是唯一无需参加入学考试的学校。

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初中学业，但想要继续学业的学生都需要参加入学考试（义务制教育的时间长度不是由年龄来决定，而是由学生在学校就读的年限［九年］决定）。义务制教育不允许学生弃学或被开除（有一种说法是，开除学生会像公司开除一个雇员一样威胁到集体的团结）。通常而言，一旦一个学生考入一所初中、高中或大学，他就会在那里一直待到毕业，但在每一教育阶段结束后则可以更换学校。尽管通常学生在毕业后会为继续学业而参加考试，但某些被称作“自动扶梯”的教育机构，他们的学生则可以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当一个孩子考入一所特别出色的幼儿园，如那些附属于私立庆应大学和公立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幼儿园，就被看成是登上了“自动扶梯”，未来前程无忧。因此，人们将很大一笔教育费用投入到这类“自动扶梯”型的幼儿园，这类教育机构的费用甚至比中小学还高。申请进入顶级幼儿园的孩子太多了，就算不断提高入学考试的难度，也难以进行准确的筛选。结果，还得用抽签的方式来选出少数幸运的孩子。最近，东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学校，辅导那些三四岁的幼儿参加幼儿园的入园考试。

M町的孩子偶尔也会有人参加这类困难重重的入园考试，但考中的机会却很渺茫，私立学校的费用这么高昂，每天依靠公共交通往返东京对母亲和孩子而言又太辛苦，因此，几乎所有M町的孩子都在本地开设的幼儿园和小学就读。M町的居民家庭因此着力让孩子准备优质的初高中以及大学的入学考试。当然，它们也大都位于东京。

在人们的心目中，初高中的入学考试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由于它们能让孩子进到好学校、获得更好的训练，在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时要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也颇为关键。大学考试竞争激烈，很多学生在第一次考试失利后会再复习一年，重新备考。这些学生不属于任何学校，故被称为“浪人”——这个称谓过去用于称呼那些没有主人的武士。一些把目标锁定某所学校，而家庭又能够负担得起其学习费用的孩子，可能会在补习学校一直读下去，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上他心仪的大学为止。

大体上来说，考试衡量的是学习成绩。由于考生众多，试卷里大部分是多项选择的客观题。在幼儿园阶段，要考察孩子们有关日语假名的相关知识，也许还会有识字以及基本的算术考试。初高中考试通常会考科学、日本语言与文学、数学、历史和英语等科目。大学的考试很类似，但需要更多的技能与专业知识，特别是外语。

新学年从四月开始，考试则通常在一月或二月进行，在此之前，学生要全力以赴准备一到两年。他每天放学之后还需要学习好几个小时，在二月份的考试到来之前的那个暑假，学生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部分夜晚时间都用来学习。在这一年的冲刺时间里，他们往往得放弃看电影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其他的娱乐。运动员被建议暂停他们的体育活动，音乐和舞蹈课程通常也会暂停。

在考试之前的这一年，孩子们的母亲要花大量的时间研究就读费用、录取要求以及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记录。她要参观学校，阅读报纸上的升学指导专栏与书籍，还要从朋友那里收集相关信息。另外，母亲们还花费大量的时间向老师和其他家长咨询，以估测她孩子的能力——母亲们当然希望能够帮助孩子进入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学校，但这需要决策，也意味着冒险。如果时间不冲突，孩子可以参加多至三或四个学校的考试，但再多也不太可能了。假如考这么多所学校都没考上，那他未免也太倒霉了。另外，参加考试的过程也让孩子和母亲心力交瘁，何况这还常常意味着金钱上的付出。如果一个学生想要在同一个考试季里参加三四次考试，他可能筋疲力尽，因为第一个考试考得不怎么样而泄了气，结果后面的考试也没考好。因此，母亲准确地评估自己孩子的能力，并让孩子参加最适合他能力的考试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准备工作，但她必须确保父亲和孩子会支持她的选择。孩子常常拥有选择学校的最终否决权，因为，母亲虽然能劝说孩子接受她的选择，但如果没有孩子的合作和努力，她不可能有胜算。母亲不愿意为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而独自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万一孩子没有考上呢？因此，她会和丈夫商量。实际上，整个家庭都会在做决定的那段时间里，频繁地、有时热烈地进行讨论。

到一月底之前，这些重要的决策过程都已经完成，接下来是申请流程。报名时间只有两三天，母亲会亲自去完成这些程序：出具健康证明、学校记录、缴纳录取费用。在申请的头一天里，几乎每一所学校门前都会有一些母亲带着点心和坐垫，彻夜排队等候，以便在排队时能够占到靠前的位置。这些母亲明知学校早已说过申请时间的早晚无关紧要，但显然她们希望能够给管理人员留下态度认真的深刻印象，而排名较前的申请号可能也更幸运一些，或者，孩子们会被早一点叫进去考试，因此在考试时能更清醒一些。母亲们这么早来排队，或许仅仅反映出家长的焦虑，或许也反映出了赶紧了结此事的愿望。虽然绝大部分M町的妈妈们觉得整夜排队多少有点愚蠢，但仍然有很多人在申请日到期的那一天，于大约凌晨四点登上离开M町的第一班火车。即使这样，当她们抵达报名点之时，还是会发现已经有一条长长的队伍，而那些敢于较晚抵达的妈妈们，不得不在轮到自己填表前等上好几个小时。第一次经历这个漫长过程的母亲，或是那些只有一个宝贝儿子的妈妈更看重此事，往往抢着往前站。假如她已经老于此道，则会笃定一些，晚点也无妨。6有的时候，孩子们需要和母亲一起去报名，而大学则要求孩子自己前往。根据申请的次数，这个程序有时要重复三四次。

假如小学和初中需要对申请者进行单独面试，母亲和孩子会很在意给校方留下的印象。如果申请者带着一封介绍信，而这封信来自那些身居高位者，或是与教师及校方管理层有私人关系，再或来自家长教师协会的人，这个考生就会给校方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会面前母亲和孩子会反复斟酌该说些什么，但在面试中孩子们紧张得词不达意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即使母亲和孩子认为考试比面试更关键，他们也会以最为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这次面试。

从考前一个月开始直至考试结束，是通常所谓的“考试季”。孩子们需要长时间学习，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会请一个补习教师定期来家里给孩子补习功课，这个孩子日常分担的家务，兄弟姐妹们得接手，父母还会告诫他们不要打扰考生的学习。在某些极端的个案中，孩子吃饭由妈妈用托盘送进房间，连削铅笔这样的简单小事也由妈妈来完成。她得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如果没有补习教师，父亲会早点儿下班，辅导孩子的功课。家里人全都蹑手蹑脚，以免打扰这个年轻的学者。为这个考试他们几近抑郁——即使是得了个很轻微的感冒也被看成是大事，因为它对考试取得良好成绩是个潜在的威胁。社区活动和社交性的见面一律暂停，全家人都倾尽全力准备孩子的考试。在街角，在社区的小商店里，在办公室，在餐桌上，所有的谈话都围绕考试这一当下所有人最关心的议题进行。

考前几个星期，考生的母亲会尽可能避免和其他人见面。通常她们只在需要购物或是报名考试时才离开家。如果她们偶然碰到熟人，会尽可能回避孩子考试这一微妙的话题。让别人知道孩子被某个学校拒绝将是一件让全家感到尴尬的事，因此，母亲们通常不会明确地提及他们在考哪些学校。如果对方很清楚他们的情况，他们则会解释说，因为还没做好充分准备，他们没想过能够成功，实际上他们努力要进的是另一所学校（即那所他们认为最有把握考上的）。有时家里会否认他们的孩子在参加某一个考试，除非那个问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发现，孩子就在考试现场。孩子们也会非常密切地关注谁在考试的那天没有在学校出现，以确定谁去参加了哪个学校的考试。总体而言，孩子们在谈论考试计划时要比他们的父母更开放和直率一些，同时，也经常向他们的母亲报告他们的发现。

除了大学入学考试，母亲们会在所有的考试中陪着孩子，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如果父亲能够请个假，或者那天考试结束得早，他会代替母亲去陪孩子。考场附近有个等候室，当孩子参加考试的时候，父母们能够坐在那里等候。很多母亲说，在考试的前一晚他们紧张得无法入睡。到了这一系列长达八至十天的考试结束的时候，母亲和孩子们都筋疲力尽，不得不接连睡上好几天。

在考试的结果公布之前有几天喘息的时间。如果孩子参加了两到三个不同学校的考试，那么他可能会在参加最后一场考试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第一场考试的成绩。对全家人来说，由于第一场考试的成绩是孩子前途的第一个真实指标，其结果的重要性往往被过度放大了。假如孩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场考试，母亲通常会欢呼雀跃。反之，考试失利的家庭则愁云密布、悲观失望。随着放榜日期的临近，全家越来越紧张。绝大部分人在考试结果公布之前不会贸然给有孩子参加升学考试的家庭打电话或是谈论此事，但一些母亲和孩子还是忍不住要讨论考试情况，在家里和部分亲友进行讨论，这样起码有人可以分担焦虑。一些母亲说，那段时间的情绪压力实在太大，她们宁可听到确切的坏消息，也不愿一直处在等待石头落地的不安之中。

张榜公布是整个事件的戏剧化的高潮。通常，考试的成绩不会被寄到家里，考上的学生姓名或是准考证号码会张贴在学校里。有时候，电台也会公布考上知名大学的学生名字，即使考生家听到了结果，也还是会再去学校查看一次张贴的榜单确认。

通常而言，父母很早就知道放榜的日期，但放榜时间是不确定的。放榜日前一天家长就会聚在学校门前。通常是由父母而非孩子去看发榜情况，因为孩子们可能很难在公开场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即使是忙于工作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可能请一到两天的假，查看考试结果或是给孩子和母亲打打气。很在意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会在晚上去看发榜结果。有一些人则试图表现得轻松一些，刻意在发榜之后几个小时才去看考试结果。

如果孩子成功考上了心仪的学校，他和父母都会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好消息，尽管会尽可能表现得矜持一些，如悄悄地叮嘱“请勿外传”之类，但脸上的笑容却透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态。如果做妈妈的神色懊丧，那么朋友们就会回避询问考试结果。事实上，失利考生的妈妈可能会在家哭哭啼啼卧床好几天，才能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朋友。尽管就我所知，在M町近几年尚无因考试失败而自杀的案例，但青少年因为名落孙山而自杀的故事已经在大众媒介上广泛传播，考生和家长对此类事件都耳熟能详。

东京地区学校众多，由于郊区的孩子就读于不同的学校，两三个孩子从同一小学毕业，然后一起通过考试进入同一所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两个孩子想要参加同一所学校的考试，并在初中和高中继续同窗生涯，如果其中一个孩子考上了，而另一个孩子没有考上，那个成功者也不会因为友谊而放弃进入名牌大学深造的机会。最初考上不同学校的时候还可能保持着友情，但逐渐地位的差异会导致尴尬局面，相互的联系也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日本大学多位于东京，在考试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上进心强的孩子们都会选择住在东京，或是M町及其他郊区的亲戚家。尽管从M町到东京去参加考试要花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可是小旅馆太昂贵，而M町的亲戚却可以在考试期间安排好考生的食宿和生活。无论是侄儿侄女还是表亲，在考前都会早些天来到M町以适应新环境，并在考试前一两天好好休息。考完之后，有的孩子仍然会待在这里直到放榜，但家人会催他考完就回到父母那里，这样，如果万一考试失利，父母可以及时安慰自己的孩子。如果学生愿意付费，大学可以给他发一封电报告知成绩。这份电报通常不会直接说出结果，而是用隐晦的表达方式。例如，一封告知考生名落孙山的电报是这样写的：“樱花已落”。尽管已经极尽委婉，但落榜的痛楚还是令人难以承受。另外，也有M町的好几个家庭提及，在得知考试结果后不得不通过电话把坏消息告知乡下的亲戚。许多家庭说起，在打这个带去坏消息的电话时，却发现那头接电话的人是已经苦等了许久的考生，一时间既为他难过，又感到深深的歉疚。

即使是那些没有孩子参加考试的家庭也无法避开考试季的喧嚣。考试通知在报纸和周刊上到处出现。新闻里反复滚动播放着考生排队去参加考试的画面，专家们在电视上频频露脸，或给家长们支招，或讨论考试体系对日本社会的意义。书桌等学习用品和考试指南到处做广告，报刊上的数据报告精确地显示哪一所高中有多少毕业生进入哪所大学。任何一个中产阶级的家长都可以通过东京大学的录取率去衡量谁属于那极少数的一流高中，初中的评价标准也一样通过考入高中的升学率来衡量。为家有读书郎的母亲开设的考试指南专栏给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从房间布局的建议到如何动员和鼓励孩子，以及如何处理陪考时的紧张情绪无所不包。有不少人会剪下这些文章保存起来。

这些没有孩子要参加考试的家长也会被亲友甚至熟人叫来帮忙，协助考生进入好的学校。假如有人有朋友是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或领导、名教师，或任职于家长教师协会的工作人员，或他们本身就是某个学校的校友或是学校职员乃至上级，就特别容易接到这类托请。通常来说人们会尽力帮助自己的好友，或是那些自己有责任去帮助的人，但即使婉言谢绝对方的托请，也至少会象征性地帮个忙。人们很理解进入这些学校的难度，因此，尽管有时也对那些从来不思回报的人的请求感到烦恼，但通常还是会尽其所能。

条件优越的家庭可以雇用名牌大学的学生给自己的孩子做家教，辅导他们考试。辅导这些孩子为大学生提供了最好的也最为常见的兼职（日语发音为arubaito，即非全时，来自德文Arbeit一词）机会。而来自稍差一些大学的学生则没有那么抢手，费用也会低一些。富裕的家庭可能雇用好几个学生做家教，每位家教专攻某一学科，而普通家庭则最多只能负担一个家庭教师，每周来一至两次。无论如何，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也要尽力找到一个专精于他们的孩子需要攻读的专业的家庭教师。通常，家里找来的家教老师和要教的学生是同性，这样他们可以给孩子们树立学习的榜样，但讨论的重点依旧是复习备考。有些家庭无法负担长达一两年的家教费用，则会尽量在考前请家教，或是至少和其他家庭合伙聘请一个补习教师，以学习小组的形式来准备同一场考试。急需用钱的大学生会很乐意从事家教工作，因为这和他们学习的领域有关，而且在进入大学之后，通常他们也会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

为何日本的考试压力如此巨大？许多日本的调查对象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国家，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指出了一个关键因素，但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在日本也有许多考试难度不高的大学，考试之外，还有许多成功的机会。同样地，也有很多国家一样人口密集、机会有限，但考试的压力却远没这么大。这个回答的潜台词是，一个人获得保障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强力挤压到整个人生中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许多人清晰地认识到，普通人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最方便的捷径就是考进名牌大学。要理解这股压力之巨，至少有两个系统至关重要：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系统的重要性，有如人们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家公司，这也进一步清晰表明了日本社会结构中的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定群体中高度的整合与团结。

家庭的付出：母亲的投入

考试的成败不只关乎考生本人，更与一个家庭成败休戚相关。父母和子女共享着参加考试的自我牺牲、焦虑、激动和悲喜。人们假定孩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父母的帮助；而社会的观念则是，孩子的成败，同样也是父母的成败。但在考生之外，卷入最深的是他的母亲，当听一个母亲说起孩子考试的情况时，人们甚至觉得，她正在经受甚至比考生本人更大的折磨。

从一年级开始，一个孩子就要每天带着书包回家，这样，他就可以在母亲的帮助下完成每天的功课。即使家里暂时雇用了一个家庭教师，最终，辅导孩子完成功课（或者，从孩子的观点看是盯着他们完成功课）的责任还是落在母亲头上。功课通常非常困难，孩子们因此无法在没有母亲辅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而一般来说母亲也无法在不做准备的情况下完成这项工作。由于绝大部分M町的母亲只读过小学，或最多是战前的“女子学校”（相当于新教育体系的十一年级），也由于战后的教育改革极大地改进了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对母亲们而言，即使是小学的功课，辅导孩子也并非易事。许多母亲在孩子上课的时候阅读他们的教材和其他课本，还有人会向家庭教师或学校的老师咨询，以跟上孩子们的功课进度。对于母亲们来说，超前于孩子们的功课进度并不容易，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母亲渴望孩子们取得成功，并不仅仅是为孩子考虑，也是在为自己着想。在家长会上，面对一大群母亲，老师往往会根据孩子们的表现表扬或批评孩子的母亲。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当自己的孩子演出之时，母亲要站在孩子的身后，而台下则是观看表演的其他妈妈和孩子。因此，对于演出的评价既是针对孩子的，也同样与母亲相关，因为人们认为母亲应该督促孩子，按照老师的指示在家里进行练习。

无论是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母亲聚会场合，孩子们的表现都常常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多孩子穿着学校的校服，它就像军队制服一样显示着地位的高下。一些学校会在公告牌上张贴班级成绩排名，或者根据学习成绩来安排座位。但即使学校不作这样的公示，很多父母也有办法了解孩子的名次。当同班同学的妈妈们聚到一起，通常情况下，彼此都对其他孩子的学习状况心知肚明，孩子成绩一般的母亲通常会仔细地倾听孩子成绩较好的那位妈妈说些什么。而后者即使努力地表现出谨慎、委婉或谦虚的样子，也很难克制住不去炫耀孩子的成绩。例如，她可能很不经意地提到孩子在得到老师的表扬后计划专攻某个领域，或是描述如何对付孩子的一些有效技巧，说起因为这些技巧，孩子们现在表现不错。又或者，她会鼓励另一位母亲，描述自己的孩子也曾一度无论怎么敦促都不求上进，但现在却突然有了良好的表现。

孩子的表现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母亲的地位。例如，当学校试图为那些有发展障碍的孩子推荐一些特教班时，父母会非常抵触把孩子送进去，因为这就等于给孩子贴上了污名的标签。他们会四处奔走，恳请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常规班级，因为对父母而言，让孩子上特教班是件非常丢人的事。

即使是那些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也无法避免母亲之间这种建立在孩子成绩之上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流阶层的母亲面对的竞争甚至可能更为激烈，因为她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胜过其他的孩子。有一些母亲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比不上出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脸面上过不去，宁可让孩子停掉音乐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课程。

母亲们的地位会随着孩子考试成绩的好坏起落不定，但这类起落一般并不明显，因为家庭和社区通过班内的排名和预考的表现，对一个孩子在考试中表现如何已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不过有时还是会有意外的惊喜，而母亲们也总是满怀期望，希望孩子会被一所以难进著称的学校录取，然后，自己家在社区的名望就会随之上升。7

对母亲和孩子的评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成功属于孩子还是母亲，或功课是孩子还是母亲做的，都眉毛胡子混在一起。暑假里，孩子们每天都要做作业并完成一些选修项目，并在开学时交上去。那些做得好被老师表扬的作业，众所周知部分或几乎全部是由母亲做的。尽管绝大部分母亲对“妈妈做的作业”持批评态度，但她们仍然觉得必须帮助自己的孩子不落人后。许多母亲很清楚地认识到，母亲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过度介入颇具危险，这会导致结果成为针对母亲的教育而不是孩子的学习。也会有很多有见地的母亲担忧这样会让孩子变得做作业时过于依赖母亲，失去自己的创造力。但是，大多数母亲认为辅导孩子做功课并不会干扰孩子的学习，她们觉得，孩子需要指导，她们的帮助使得孩子们能够更充分迅速地吸收知识。

认真负责的母亲对孩子寄予无限希望，但也会意识到，欲速则不达。然而，一些母亲过于希望获得他人的赞美，以至于为了让孩子的成绩更快地上升而不得不督促孩子努力学习。即使母亲会使用各种小手段，努力在孩子的实际能力和自己的期望之间达至均衡，但她为孩子考试成功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毫无疑问孩子也会感同身受。

学校的付出：教师的投入

日本文部省对人们日益增加的考试焦虑负有间接责任，因为正是他们迫使学校提高自己的标准，学校也就将这种压力转嫁到每个家庭身上。至少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就十分重视教育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部省一直将日本的教育成就水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为了让日本的学生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生比肩而立，为学生的表现设立了一个很严格的评价标准。因此，在初中阶段，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数学学科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要求学完微积分。

近年来最活跃的一个公共议题是，是否需要教师评价制度。尽管这一议题的缘起及其利益所在，部分地涉及政治领域，但它的支持者一直辩解说，为了提高教育的质量，评价教师的能力是必要的。许多老师抱怨说，这使得学校当局可以假效率评价之名，而根据政治立场去评断学校的教师。不过，如果不考量这个问题中的政治因素，这一制度同样反映了政府对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视态度。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许多教育工作者鼓励公开与每所学校的考评有关的资料，报纸和杂志对报道这类信息兴趣盎然。虽然哀叹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巨大，但教育工作者也认识到，把结果公布出来，对于促使学校更好地改进工作益处多多。

私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尤其认同他们自己的学校。因为城区的孩子可以在许多中学和大学中进行自由选择，因此，私立学校对优秀学生的争夺尤为激烈。学校很享受这种门庭若市的感觉，如果门前没有排成长龙等候的申请者，一所学校就会被看作没那么热门。学校之间的这种竞争比美国的情况更为公开化，同毕业生出路的竞争相比，体育场上的竞争都相形见绌。实际上，就像美国以胜绩来衡量一个橄榄球教练一样，日本人也用学校毕业生进入好大学的比例来判断某个中学校长的优劣。相应地，校长也以同样的标准判断其属下的教师们。

在特定的授课职责和照顾学生的一般责任之间，日本的教师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老师们下班回家后也要继续工作，在假期里要随叫随到，校长有权要求他们在任何时间汇报工作。即使是在暑假期间，老师也应该至少到校两至三次，评价孩子们作业的进程，并承担监督孩子们的暑期活动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教师甚至还承担着监督学生校外安全和行为得当的责任。例如，一个学校的校长说，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解决孩子们在社区中惹出的麻烦。在M町居民的心目中，不良少年的出现，父母当然难辞其咎，但学校也应该为未能提供良好的道德教化负责任。尽管绝大部分父母并不赞成再次引入正式的道德培育课程，但学校还是有责任大力灌输基本的道德规范。举例而言，老师必须监督女孩子不化妆，只剪简单的发型，不烫发，监督他们穿着合适的学校制服，并且，在某些私立学校里，女生不能和男生同行。特别是在假期，老师们要寄送备忘录给家长，简明扼要地指导父母们应该怎样监督和确保他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健康的假期，并列出那些不适合孩子们参观的地方。教师的职责延伸至考试顺利结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大部分时候，在拜访学校时，母亲们面对老师会表现得十分恭敬，对老师的建议言听计从，许多母亲在参加家长会前还能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但回来后则对自己督导是否严格、是否遵循了老师的建议惴惴不安。当然，母亲们对于男老师更是毕恭毕敬，后者约占小学教师数量的一半，而在初高中合校的学校则占有更大的比例。此外，因为母亲自身所受的教育不够，她必须依赖老师们的指点，才能更好地辅导孩子。有时母亲们会一起抱怨某位老师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教育，但整体而言，她们还是感激老师们对孩子的帮助的，尤其是对一些在考前给予孩子额外辅导的老师，母亲们会送上礼物以示感激之情。如果了解了母亲们是多么依赖他们的指导，了解了考试取得成功对于一个孩子的未来生涯有多么重要，老师们怎会感受不到他们在指导母亲和孩子时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呢？

当我们向被访的这些家庭询问教师的推荐信对于大学录取的重要性时，我们被告知，这几乎无足轻重，因为人们认为每一个老师都会全力以赴地推荐自己的学生。推荐信与其说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不如说是溢美之词，这就几乎像是让父母给孩子写一封推荐信一样。

既想要获得上司的肯定，又很看重自己对学生的未来所负有的责任，老师们自然会为保证孩子们的成功尽其所能。这必然意味着教师会建议母亲敦促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同时牺牲一切干扰学习的活动。

缓解严酷

考试焦虑的缘由不只是因为一考定终身，而且也在于考试是客观化的，因此，其结果难以预测。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人把人际关系作为找到自身在社会中一席之地的基础。因此，M町的父母们仍然认为，人际关系是找到好工作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有一些有地位的朋友，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个人未来的成功早早就可以由此注定。但当人们把能力作为判断标准，通过客观化的权威来衡量它时，就没法这么确定了。考试的题目可能与考生的预期相去甚远，考生可能觉得自己没考好，也可能因为紧张而影响表现。

一些家庭不愿意冒险，因此尽可能寻找其他走向成功的道路。但能够真正取代考试的道路少之又少。一个取代的方案是把孩子送进私立“自动扶梯”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就遥遥领先，只需要通过形式化的考试就直接升入著名大学。但这类私立的“自动扶梯”学校太昂贵了，同时还需要与权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M町的家庭通常不作此想。

另一个选择是直接把孩子送进一个不考虑教育背景的大机构。绝大部分学校为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留了少数名额，而选择的标准则通常由学校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这使得少数学生或因父母的校友身份，或因曾给学校以资金赞助，再或因拥有在学校事务中有特殊影响力的朋友，从而得以以特殊方式入学。但是，这类通道的竞争格外激烈。家庭的策略是得到在遴选委员会中强势人物的帮助，请他在录取时施以强有力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家人要尽一切可能增强这个大人物帮助孩子入学的积极度，例如让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或是让他觉得欠了人情而必须帮忙，这样他就会在委员会上全力呼吁录取这个学生。建立这类关系的一个通行做法，是托请非常熟悉这个大人物的朋友去说服他帮帮这家人。父母时常带着礼物去拜访有影响的学校官员。部分初高中的校长会在每个名额的录取中接受两至三份礼物，即使他们声称不接受礼物，但其实也很难拒绝。父母会精心选择礼物，恭恭敬敬地送给校长。学校的官员们会尽可能避免欠下这些家庭的人情，但他们又的确对尽这份责任感到自豪，尤其是当考生本身还不错时。校长和重量级教师或是学校官员有时会从这些礼物中获得经济上的实质性好处，但看不出他们有利用自己的职位去谋取私利的迹象。因收受礼物而欠下的人情会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当他们声称自己并不希望收礼时，当基本属实。

富有远见的母亲有时会提前好些年去和那些有影响的人建立联系，提供丰厚的礼物和各类个人服务。如果这样的朋友确实能够在以后帮助孩子获得录取，母亲也会觉得自己欠了朋友的人情，很多年后她都不会忘记这份情谊。

这类建立在特殊关系之上的要求，如果真要有用，就不能限于单纯的介绍，因为任何一个工薪族人士都可能搭得上人出面介绍。但即使拥有最有影响力的朋友，他又愿意全力玉成此事，对学生而言考试依然十分重要。考试分数越低，大人物就越难让遴选委员会的其他人接受自己心仪的这个孩子，如果考试的分数太低了，那么任何介绍都不管用。另外，以低分进入学校的孩子与同学相比，经常处于落后位置，一些动用了关系的孩子也愿意努力学习并参加考试，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指责全靠家庭的财富和影响获得了成功。

就像托人介绍一样，金钱同样可以在考试之外对录取有所帮助，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可以用来替代考试分数。一个在考试中表现尚可的学生，依靠金钱能够进入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其教育质量可与考试难度稍高的公立学校相提并论。

一些富裕的家长希望避免因与普通家庭公开竞争而导致的尴尬局面，他们会计划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并在一开头就建立联系。但工薪族的家庭只将此作为备用手段，以防孩子未能通过难度更大的公立学校的考试。

如果一个家庭无法承担优秀私立学校的费用，他们仍然还有机会把孩子送进地方性的公立学校，后者碰巧可能也有不错的声誉。由于地方性的公立学校只向住在本学区的孩子开放，严格来说，把孩子送进另一个学区是不合法的。但是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同学区的校长们甚至常常开会讨论为来自其他学区的孩子提供教育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据估计，在某些学区，十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学生实际上住在其他学区里。

M町的小学正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学校，所以附近学区的家长会让孩子到M町小学就读，但M町的一些母亲则选择让孩子上东京地区和M町差不多的公立初中。即使这些地方学校之间的差异很小，但也会被视为天地之别，因为正是这些些微差异决定了一个学生在未来考试中的功败垂成。家庭因此迁居到其他学区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母亲和孩子在学区内的亲友或熟人的家里挂名，以便能在某个学校上学的情况却司空见惯。

许多学校的职员和老师对这些一心向学的孩子心怀同情，他们不忍心反对这类违规到其他学区就读的做法。与市政官员相反，他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学校受人欢迎，只要市政官员不反对，自然愿意接受这些努力向上的孩子。但是，有时市政官员也会考虑到学校支出的重负并对此进行调查，最后粗暴地把孩子遣送回他们原来的学区。

尽管绝大部分人意识到跨学区的问题，尽管在知名学区的入学登记率居高不下足以证明问题之严重，但对此所做的调查却十分罕见。如果正巧被查到，母亲可能会借口家庭纷争或因疾病与丈夫分居，来解释她和孩子为什么会住到这个学区。他们也会在挂名居住的亲友家里留下衣服、校服和文具用品，以备执法官员前来调查。这类做法使得证明某些家庭的违规行为越来越难，不过在登记学区时，许多潜在的违规者还是会落网。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甘愿冒孩子被逐出校门并很难再进入其他学校的风险来做这件事。

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失败的孩子唯一的选择是成为“浪人”，也就是复读生，再复读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成为复读生并不是特别丢人的一件事，许多著名的大学里都有那种考了五六年甚至十年才考上的故事。但是，正常的工薪家庭很难支撑孩子额外考这么多次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因此，一些复读生必须在准备考试的同时找一份兼职。处于复读生的境地，孩子们充满了焦虑感，那些已经在考试中失利过的学生往往觉得更加绝望，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考上的不自信，在整个复读期间都会如影随形。很多家庭认为，如果第二次考试仍然名落孙山，那么情况就再明白不过：这孩子考进一流大学是没希望了。因此，很少有家庭会容忍并在经济上支持孩子复读两次，而考生也只能不情不愿地进入并非自己首选的学校，放弃再次复读的选择。

显然，工薪家庭的孩子很难彻底摆脱一考定终身的强大影响。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哪怕考试成绩不理想，也往往可以设法通过财富与特权帮助孩子走上成功之路，但典型的工薪家庭却没有这么多资源为孩子提供第二选择，顶多就是用家里的积蓄与人际关系让孩子进入一所比其考试成绩略优的学校。因此，工薪家庭更愿意将最宝贵的家庭资源——母亲的时间与家庭积蓄投资在帮助孩子更充分地准备考试上。

考试的膨化

只有分析了与入学考试相关的各种制度及实践，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入学考试会受到如此重视。然而，M町的居民觉得这个制度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自己成了考试制度的奴隶。他们为那些被迫过着严酷生活的孩子感到悲哀：孩子们被剥夺了快乐，被剥夺了音乐、运动、爱好、电影、电视，无法享受阅读的愉悦。例如，一个女孩说，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之前，她闲暇时间的活动只是偶尔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在百货公司逗留一小会儿。由于有考上学校之后生活会稍微轻松些的希望，这种苦行主义还不算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听上去倒和传统农民的看法差不多。准备考试之所以痛苦，不仅因为一个人必须为此做出牺牲，还因为除非他通过了升学考试，否则，那种担心自己无法成功的焦虑和恐惧，自始至终都高悬在年轻人的头顶上。

毫无疑问，在这个苦行的阶段，这些学生会吸收大量的知识，他们不仅要掌握自己的本国语言、文学和历史，还需要学习英语，并熟知欧美历史和文化。数学和科学课程的要求较之美国的学校也要高一些。

但与此同时，学生们必须牺牲那些无法以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学识。例如，因为考试是以笔试而非口试的方式进行，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就不会练习日常对话，而是将精力集中于阅读，在语法中获得高分，以及在某些个案中，他们会更关注那些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学术表达方式。中学老师抱怨说，学生们对与科学紧密相关的实验室课程不感兴趣，因为考试的方式是阅读考题然后纸面答题。由于考试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一个在某领域显现出强烈兴趣的孩子可能受到老师的鼓励，但他的家长则试图让他的学习兴趣更广泛一些，这样他才能够在其他的科目中进行充分的考试准备。由于多项选择的考试无法衡量原创性的、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考试的重点只是记忆而已。

即使不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和参加考试的学生一样学习，他们也会觉得有失落感——被班上的尖子生在竞争中抛在身后，又受到学校老师的忽视。由于在这个阶段不允许学生退学，学校理应为家境较差的孩子进行补习。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穷孩子们常常抱怨说，学校的补习课程给了那些要准备高难度考试的尖子生。一方面人们希望学校去帮助那些想做兼职的孩子，帮助他们在读完九年级之后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这类学生却觉得他们被忽视了，因为学校对安排那些会继续学业的学生更感兴趣。即使是那些没有抱怨的家庭也会烦恼，他们的孩子失去了成为工薪族的机会。

在绝大多数现代社会里，教育青年的工作不是在家庭而是在教育系统中进行。但是，对于这些工薪家庭来说，教育既在学校、也在家庭中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家长成了教师的助理，为老师们检查作业，帮助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说，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师生关系。母亲必须监督孩子，给他布置功课，检查作业，给予必要的惩戒以促使他做好功课。在许多工业化的社会里，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更严格地限制在基本的社会化过程之上，主要是提供情感上的帮助，而在M町的工薪族家庭里，他们必须接受另一项额外的工作，母子协力为考试作准备。

不蹴而就

M町的工薪族家庭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原则：人生成功取决于能力，而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因此，考试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关重要。成功之途并不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出身或社会关系，而是他展现出的卓越才能。虽然日本有时被形容为特殊主义的社会，但在考试时这种特殊主义的关系还是明显要让位于这一普适性的标准。不过，公开竞争也颇具危险性，那就是可能会破坏群体团结。

不过，在M町的居民群体中，由于群体中的竞争获得了精心的控制，这种破坏的范围十分有限。一旦一个孩子被某校录取，成绩高低就没那么重要了，强烈的群体凝聚力会抑制学生之间的竞争。8一旦进入一家公司，一个人的成功就得到了保证，由于资历优先，而资历本身无法以竞争的方式获得，因此竞争的激烈程度大为降低，公司的成功才是共同利益所在。学校和公司不会因为某人成效低而开除他，因此人们也就不会有那种靠其他人的离开而保住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的感受。

即使是参加入学考试，人们也会尽量避免和朋友竞争。孩子们希望自己所有的朋友都通过考试。即使由于考试结局不同，朋友不得不分开，走上不同的道路，通常也不会为此发生口舌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试失利的孩子会认为，抢走这个位置的不是自己的朋友，而是陌生人。

这种成就模式同样也不会有损于家庭的团结。举例来说，在美国，成就被视为是个人的事情，孩子在成就水准上超越父母时，时常会感到父母很难理解他所生活的世界。但在M町的家庭中，孩子的成功直接意味着整个家庭的成功。母亲会密切关注孩子和他的工作，即使孩子无需家人指导，也会在全家的帮助下准备考试。尽管兄弟姐妹成就各不相同，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矛盾，但他们仍然会为另一位手足的成就而倍感自豪，并分享家庭在社区中的荣耀感。大部分情况下，正是考试让兄弟姐妹们和核心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

既然竞争的对手是陌生人，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有效地控制了人们的成就压力。就像陌生人不会因为考虑礼貌问题而停止前推后挤拥上地铁一样，在考试的时候，竞争也就天经地义。这样，入学考试机制的运作就将朋友与陌生人区隔开来。由于赤裸裸的激烈竞争集中于录取之时，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而一旦被录取，竞争就必须服从于群体忠诚和友情，退居其后。因此，以这种方式，考试制度运作严格地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又减少了对群体团结的威胁。不过，对于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必须经历考试和录取的煎熬时光。

第四章 消费者的“光明新生活”

对于日本社会的其他人而言，有能力成为工薪族的人是“光明新生活”的象征，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闲暇时间、旅行与娱乐，很少受到义务与繁文缛节的羁绊。由于有公司的保障，他们可以稳定地购买新款消费品，无需担忧因没有收入欠下债务。对渴望成为工薪族的人来说，“光明新生活”就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画卷。可对工薪族的家庭而言，每次购买令人艳羡的物品，其实都是精挑细选和省吃俭用的结果。对于富裕的美国人来说，“光明新生活”看似有条不紊，实际上却刻苦节约，任何一个富裕的美国人都无法理解日本工薪家庭对每种新奇物质享受的渴望。

在战前，电力供应、缝纫机、熨斗和收音机已经普及，但其他如冰箱、供暖、吐司机、洗衣机、电风扇诸如此类战前已经在欧美广泛普及的家用电器，只是在近十年才开始在日本普及开来。在战后的短暂时期，就如大多数日本人一样，M町的居民考虑的是如何找到哪怕是最基本的食物和住所。他们已经习惯于面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经济压力、排成长龙的食品领取队伍，以及一次次踏上去田野里寻觅食物的路途，甚至眼看着心爱的花坛和岩石花园变成一片片的菜地。这种景象在过去的十年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在外国电影中看到过的先进机器如今正大批引进；而当商业界认识到消费者市场的重要性后，日本国内也开始制造这些机器。这一切都使得消费者感到异常兴奋。新奇的商品最初只为富裕阶层所专属，而现在，普通的工薪族也买得起了。M町的居民不无喜悦地提及第一次看到这些机器时的情景，如何得知关于这些产品的信息，第一次使用这些家电时胡乱尝试的趣事，同时，也很开心地提及他们最近刚刚买了什么样的新产品。

M町的家庭半开玩笑地谈到想要“三件宝”，但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天皇家族里的三件传世国宝（八尺琼勾玉、草薙剑、八咫镜），而是三种新式的家用电器。实际上，那些第一次买了家用电器的家庭表现得好像真的得到了国宝一样，哪怕之前少见的家用电器变得更加普及，而购置清单上已经更换了新的内容，这种热情却一直未有消减。数年之前的清单上可能包括了电视机、电饭锅，稍新一点的清单上则可能是冰箱、洗衣机。1照相机、晶体管收音机、高保真音响设备、电暖器以及来自海外的最新时装表现出了人们最新的消费需求。垃圾处理装置、集中供暖设备和洗碗机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小汽车对于典型的工薪族也仍属奢侈品。尽管M町所有的家庭都早已使用上了自来水，但其他在东京部分地区已经很常见的现代管道设备，如抽水马桶、下水道，还没有在M町得到应用。

但是，这些家庭很少严格地评估他们购买的新产品。举例来说，第一次买冰箱的家庭可能想不到考究冰箱的容量、冷冻室的尺寸或是门把手的位置，只要它来自大的厂商就行了。日本的广告几乎没有细节，这反映出，公众缺乏严格评估的意识。许多日本人认为，向销售员咨询细节问题却不购买是不礼貌的。现在，总体而言消费者们还只是对外观、价格和厂商感兴趣，但随着人们在使用各类产品时逐渐积累了经验，严格的评定标准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

井然有序的生活

由于收入有限，工薪族相对而言在购买新产品时是精打细算、有计划的。由于可以精确预期未来收入，人们可以计划何时购买何种家电。同时他们也知道，以有限的收入无法购买到所有渴望的物质，但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进行调整，因此工薪族很少有那种大失所望的情况出现。就对工资的预期而言，日本的工薪族甚至会比美国的同类人更加精确，后者可能会因新的安排或是公司里的变化而加薪。对已经经历了如萧条、战争、匮乏、周而复始的通货膨胀等如此严重的破坏的家庭而言，按部就班的生活显然非常有吸引力。因此，工薪族培养出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并且，只要环境不发生变化，这些切合实际的梦想大抵是可以实现的。

长期计划

与农民或是商人不同，由于这些工薪族不依赖遗产继承来维持生计，他们通常不考虑存钱留给孩子的事情。不过，如果人们不仔细规划，倒是可能在退休后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在少数极端个案中，如果你仔细做了规划，就能够衣食无忧，而如果情况相反，则可能落入悲惨境地。这种差异比在更加富裕的美国人们是否精心计划而造成的差异更加明显，后果也更加严重。就工薪族的微薄收入而言，每一点储蓄都来自省吃俭用。

在日本农村，人们通常会指定家里的一个孩子为继承人，很自然地，他也因此负有照顾父母晚年生活的责任。但在M町，子女所承担的赡养责任并不这么清晰，许多父母希望自己在晚年能够经济独立，以免成为孩子的负担，避免与儿媳或是女婿产生争端。

由于绝大多数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退休年龄是五十五岁或六十岁，而退休金很有限，更由于一个五十五岁的男性完全可能再活十八年，工薪家庭需要为晚年而努力储蓄。考虑到要培养孩子读书，这就并非易事。举个例子来说，某个挣钱养家的男人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要负担这个孩子读到二十三岁完成大学学业，在孩子毕业那一年他刚好退休。这就意味着，虽然一些人试图积蓄一笔钱安度晚年，但却常常面临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养老金间捉襟见肘的窘境。

对绝大部分家庭而言，孩子的教育是首要的目标，也是支出的大头。即使大学生住在家里，但录取费用和学费都非常昂贵。读大学期间，每天上学还需要付出一笔为数不菲的交通、吃饭以及其他额外费用。家里有个聪明孩子的优势是，他有资格读公立中学和大学，花费没那么高，但质量却不错。实际上，虽然工薪族并非没有条件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需要巨大的牺牲。在一所质量尚可的私立大学里，入学费用和一年的学费可能会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工薪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由于很多这类家庭也尽可能地要把孩子送进私立中学，教育就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如果有好几个孩子的话。即使父亲的工资在中年阶段较高，也仍然需要精打细算。

在孩子们的教育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婚嫁事宜也同样是一笔很大开销。在农村，女儿出嫁时要带走一大笔相当于一个家庭多年收入的嫁妆。由于女儿通常不会继承遗产，她的嫁妆实际上就是她应该获得的遗产份额。尽管工薪族的家庭不需要准备这么大的一笔嫁妆，他们仍然需要负担婚礼的很大一部分费用。他们也需要为女儿准备以后很多年里穿的、充裕的新衣服，以及能够安置一个家的足够家具。尽管这类费用的一部分来自男方订婚时给的彩礼，但绝大部分还是要由新娘的家庭支付。由于日本家庭中不需要什么家具，家具通常只包括五斗橱、床具、日用织物、一张桌子、炊具、餐具、银器，或许还有一台缝纫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有时新娘的家庭在婚礼时不会陪嫁家具，但会承诺在年轻夫妇以后能够买得起一栋自己的房屋时再赠送给他们。丈夫需要承担除此以外的所有其他费用，还需要支付日常生活费用。妻子在婚后通常不再工作——最晚也就是在第一个小孩出生之后停止工作。的确有一部分“现代派”夫妇最早是通过工作中或是来自学校的朋友的介绍，相互认识，不需要那么多花费也没有借助家里的资助就成立了一个家庭，但M町绝大多数的父母都还是要准备尽可能充裕的资金，为女儿提供开始家庭生活的家具和服饰。

通常而言，M町的房子都不供出租，因此付不起首付的年轻夫妇会倾向于在东京租房，在若干年后再搬到M町。在大型公寓项目还没所有开发之前，一对新婚夫妻在负担得起自己房屋的首付之前，在其中一方父母家抑或是在公司提供的宿舍住上几年是很常见的事情。

M町的木质房子通常并不贵，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花上四五千美元就能够打造一个舒适的居所。如果一对夫妻能够负担约占房价三分之一左右的首付，那么，一个公共性质的贷款担保公司可以为他们提供为期十七年的标准利率贷款。这项支出大约相当于家中丈夫整整两年的工资收入，需要数年的累积。战后，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交战期间房屋建设的缺乏，以及士兵和海外公民的回归，迅速导致了房屋供应的短缺和住所迁移。尽管战后短期内的严重房屋短缺目前已经得到缓解，但优质房屋的供应不足时常使得年轻夫妇不得不搬很多次家，才能找到合适的住所。一旦一个家庭开始支付按揭，就倾向于永久性地在这里住下去。通常来说，他们会在开始供孩子上学和准备婚嫁费用之前，付清房屋的贷款。

因此，日本家庭的典型生活模式基本如下：在婚姻生活开始时，女方父母提供家具，而房租或是房屋购买的支出由男方或是男方的家庭提供。婚姻早期，年轻夫妇会蜗居在一间小公寓里，或是与一方父母同住，努力为房子的首付存钱。在付清分期贷款之后，他们就要开始为孩子们的教育、女儿的嫁妆和自己退休之后的消费储蓄了。

这种储蓄的总体模式与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储蓄模式可能很相似，但获得贷款和为日后的各项支出储蓄足够金钱的难度很高，早早退休后的津贴又十分菲薄，所有这些都使得M町的家庭必须在支出上精打细算，把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存起来。

战后日本物价飞涨，这意味着许多家庭多年的省吃俭用一下化为灰烬。在那个时候，人们试图以购买股票、不动产或是耐用消费品的方式来保值。不过，近来，随着日元的稳定，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直接进行储蓄，许多家庭去邮局或银行存下小额存款，积累成一个可观的数目后再购买不动产股票。

短期计划

总体而言，由于丈夫按月领薪，日本工薪族的预算按照丈夫的月薪来制定。他们的月薪通常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丈夫自己的花费，一部分是妻子用于家庭、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费用，还有一部分用于储蓄。通常情况下丈夫会分配给自己约十美元（相当于美国二十至三十美元的购买力）作为每个月的花费，另外，因为他在公司里的职位，他还可以得到一笔为数不多的津贴。

但是，目前看来，月收入的大头是由妻子来掌握的。即使妻子不管预算，但她也比较清楚在每个月的不同阶段里钱还剩多少，以做到心里有数。如果感到入不敷出，她就可能会缩减此后的开支。家庭主妇会定点购买绝大部分的食物，而且很少有变化。日本的绝大部分主妇都很少会为满足一己之欲而破费。在家庭支出之外，他们必须支付孩子的学习用品、在校午餐、服装费以及其他费用。绝大部分工薪族家庭雇不起女佣，但如果雇用了，家庭支出里还得加上女佣工资的这一笔开支。

除了“现代派”年轻人，绝大部分夫妇会将给妻子的那笔钱和丈夫自己留用的那笔钱划分得清清楚楚。虽然丈夫有时候会开口向妻子要一点额外的零用钱，但即使没有足够的钱撑到月底，妻子也总是很不情愿向丈夫开口。他们很少相互询问某些小额项目的支出是怎么使用的。某些情况下，双方在钱的数目问题上都有些小秘密，也有些欺瞒对方的手段。并非每个妻子都清楚地知道丈夫收入的实际数目。妻子大约知道丈夫挣多少钱，但丈夫不会告诉妻子奖金的确切数目。与此类似，妻子对丈夫总体上襟怀坦白，但也可能不会精确地告诉他自己怎么用钱，甚至可能虚报一些家庭支出的费用以攒下一笔额外储蓄。特别是如果丈夫频繁地向她要钱花，妻子就可能把一小笔钱存在一边，并告诉他钱已经花完了，而实际上手里还有一点儿。许多妻子觉得自己在家庭经济上太过依赖丈夫，对他必须事事顺从，因此，手里必须要藏一点儿钱以防万一，万一遇到夫妻不和，她可以靠这笔钱支撑一段时间，或者更常见的是买点儿什么丈夫不希望她买的东西。

玩这一类小把戏是为了增加经济上的自由度，但总体而言，夫妇还是齐心协力共同计划购买大件物品，甚至会和孩子以及邻居讨论这类事情。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会在周日一同去百货公司，买回一些全家都心仪的物品。

几乎所有工薪族都可以得到为数可观的奖金，一般一年两次，其总额可能相当于两到六个月的工资。常规的薪水较低，被用作有限的日常开销，较大数额的奖金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储蓄，家庭用它来购买大件物品或是存起来。量入为出、精心储蓄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观念里，以至于绝大部分的工薪家庭都认为，即使没有奖金制度，他们也应该储蓄。

节俭的限度

尽管M町的居民把自己的习惯视为约定俗成，但与美国相比，很多人都可以被看成是节约的模范。举例来说，同一个房间他们既用于白天活动，又用于晚上休息，这样就无需把起居室和卧室分开安置。通常来说，睡觉用的床垫放在一个衣橱里，晚上拿出来。白天用的餐桌可以折叠，这样晚上就能够铺床睡觉了。很显然，在地板上使用床垫和卧具，比使用在西方家庭中必须购置的床、椅子和沙发要节约得多。因为通常只在一间房间会见客人，最常用的“自己人的房间”里就可以使用一些相对便宜和耐用的简单材料。为了节约燃料，人们只在最冷的天气里，在日常起居的一小块范围使用取暖设备。洗澡水烧热以后，同一缸水要供全家使用（有时甚至还包括住在附近的亲戚），在进浴缸之前，每一个人都用一小桶水清洁好自己的身体。他们很少油漆木屋的外墙，一些厨房还保留着泥土地面，也没有地下室，所有的房子都用很简单的方式打地基。在更加现代一些的住所里，一个有现代电器的厨房可能成为向客人炫耀的场所，但绝大部分的住所里，厨房设备仍然是羞于示人的简陋所在。

按照西方的标准，食物的质量和数量都达不到标准。米饭是主菜——不过按西方标准根本就不能看成是主菜。稍微夸大一点儿说，人们主要吃米饭，其他食物都是用来当点缀的。鱼类的数量和品种都比较充足，用于佐餐，为了补钙，一些小的鱼骨也会吃掉。由于几乎不使用香料，每餐都要上酱油和各种不同的小菜给米饭调味。蔬菜和肉类伴着米饭一起吃，数量比之西方少之又少。日本的肉片切得很薄，他们用“烤肉”来代表高质量的纯肉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做大块的肉。他们经常吃各类便宜的海藻，用豆酱和豆腐配上其他便宜的东西做汤。尽管每天吃水果，但这还是被看成是一件奢侈的事。虽然已经能够买到越来越多的奶制品，但牛奶还是优先供应给儿童和病人。进口的饮品，如咖啡等，按照日本人的标准还是很昂贵的，绝大多数工薪族只是在特殊场合喝一点儿。人们要每天去购买新鲜的鱼蔬。绝大部分家庭有一个很小的木质冰盒，可以用于短期食物储存，但人们还不大习惯一周买一次菜存在冰箱里的生活方式。

很多在西方需要付费的服务在日本是靠朋友免费帮忙来完成的。当一个人去另一个城市过夜时，他会留宿在朋友家甚至是朋友的朋友家，除非旅行费用可以报销。在找工作、向个人顾问咨询或是寻求特殊技术支持时，他们更可能会请求朋友的帮助，而不去找官方机构。尽管私人侦探（提供私人信息，特别是与工作和婚姻相关的信息）和不动产经纪人已经很普遍，人们仍然觉得，如果是朋友来提供服务会安全得多，也相对节省。当一个人要使用公共设施，例如要找一个会议厅招待客人时，他经常能够从朋友那里得到很低的折扣。一些人会请求富有的朋友帮他们招待客人，后者可能因此觉得很有面子，或者至少碍于面子也得帮忙，而提出要求的人则会在其他方面帮忙来表达感激之情，例如送一份礼物还人情。它不需要很昂贵——一份昂贵但没有品位的礼物倒可能是种羞辱，因为它只是意味着你拿钱还了人情。人们更倾向于通过选择一份优雅有风度的礼物或纪念品，显示出自己的善意和体贴。人们会在聚会后寄来照片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从外地甚至外国带回来的特产也会招人喜欢。欠了邻居人情的家庭会要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旅行中从外地带来著名特产以偿还人情。M町的居民认为，某个人不怕麻烦从很远的地方带回当地的特产，能够显示出报答他人帮助的真情。实际上，日本每个地方都有著名的特产，由于许多孩子都会进行这类学校旅行，他们常常用地方特产来招待客人，房子里也塞满了各地名产。无论以什么方式去还礼，钱不是重点，当事人的感激之情才是重点所在，如果欠下了一份很大的人情，一个人在很长时间里都会惴惴不安。

除了家庭设施崇尚节俭两用，人们乐于从中间人和朋友那里得到免费的服务以外，还有其他用度有节的习惯。人们在家里不穿鞋子，因为它们会带进泥土，损坏地板。只有穿着袜子或者光脚才可以上每天都打扫的榻榻米。这种榻榻米每一两年就要重新包一次面，但即使是更换它，也不那么昂贵。所有的家具上都有盖布，包括坐垫在内。最昂贵的人偶被放在玻璃盒子里，可能要传给好几代人。电视机、电烤箱以及其他用具在不用的时候都会精心地罩上盖布。只要还能用，家用电器就不会被扔掉。即使是书籍也用另外的书套包好，精装书被摆在一个起保护作用的硬纸板盒子里销售，还附赠一个薄薄的纸封皮。在家甚至外出在附近买东西的时候，家庭主妇总是穿着一件白色的围裙，它不仅像西方那样遮住短裙，还遮住了她的上衣以及两只袖子。幼儿园的孩子穿着一件围兜，这是制服的一部分，这样衣服就不会被弄脏。即使在零度上下的时候，小学的孩子们仍然穿着短袜或者长袜。家长觉得这是约定俗成，但穿这种短装的确避免了暴露膝盖上补丁的尴尬。尽管女性会通过自己做缝纫活儿来省吃俭用，但在公共场合穿着带补丁的服装仍然会让人尴尬。不过，尼龙长筒袜还是可以缝缝补补的，因为缝补的痕迹看不出来。人们在家里穿旧衣服，没法再补的旧衣服就剪开来，做成洗碗布、隔热垫以及抹布。作为购买新杂志的替代方式，M町的家庭会加入邻里俱乐部，人们在这里可以交换杂志，分担费用，或是在二手书店购买书籍和杂志。茶叶盒和饼干盒留下来储存厨房杂物。虽然不情愿，但年幼的孩子们要穿哥哥姐姐的旧衣物，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在那些负担不起新衣费用的家庭。一个人的同一件衣服可以接连穿很多天，而对孩子们而言，学校的制服只有一两套，所以也只能一直穿，才能衣着得体。只有这样才能够节约资源，依赖微薄收入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一二十年前的美国以及今天的欧洲，相去其实并不太远。

无论富裕还是贫穷，M町的家庭都对自己的财物倍加小心。高高的围墙外经常环绕着一圈带刺铁丝网，很多人家养了大狗防小偷，有一个特殊的词汇——“留守番”，就是指当其他人外出的时候留在家里看家的人。一些房子只能从里面锁上，而绝大部分的家庭，除非家里有人在，再或有好友或亲戚留在家里帮他看家，否则通常都不愿意长时间离开家。无论“留守番”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确显示出，M町的住家对于保护自己的财产是很在意的。

总体而言，新中产阶级即使是想要模仿大资产阶级的炫富生活，也几乎不可能：无论是购买私家汽车，或是拥有高尔夫俱乐部的昂贵会员资格，再或雇用若干用人，以及在娱乐活动中肆意挥霍，都是如此。即使以西方的标准来看，日本一些优雅的餐馆和艺伎屋的价格也堪称昂贵。三至四人观看两到三小时的艺伎表演或是外出用餐可能要花上大约一百美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月的平均工资了。像美国一两代人之前的新富阶层那样，日本的富人在财富累积之初，也常常会夸张地炫耀自己的富有。

对比威廉·霍·怀特（William H.Whyte）所说的美国大机构中的从业者的“低调消费”，日本的工薪族人士，特别是他的妻子会倾向于模仿富有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但和菲薄的收入相比，他们很难负担得起这类消费行为。最盛大的夸耀莫过于孩子的婚礼。尽管婚礼从简的运动正在兴起，但新人的父母还是常常要花超过新郎年薪总额两至三倍的价钱，去租借昂贵的服装、置办送给来宾的合宜礼物以及举行盛大的宴会。

女方为社交或其他正式场合穿着的和服也常常相当于男方好几个月的工资，而且，即使是工薪家庭的主妇，也常常拥有好几套和服（包括相配的腰带和羽织[1]）。尽管西装质量不一，但区别没那么明显。在炫示性的场合，西装的重要性相对不那么突出。一些现代派的女性会至少拥有一两套考究的西式服装，较之传统的和服它们远远没那么昂贵。买好的，但花不起钱；买便宜的，又看上去廉价——现代派的西化做派，使这些女性摆脱了上述两难处境。

尽管只有一部分家庭能够区别所购物品的质量优劣，但他们都熟悉高级商店的身份标签，购买带着三越百货或是高岛屋标签的商品，或是这两家公司上门送货——可以想见，邻居们一定会注意到的——必然带有身份的内涵。就像一个人不无嘲讽地评论时说的，他的一些朋友走过M町大街上的小店铺，去到东京花两倍的价格买一个具有身份标志的值钱的物品。这样，他们就能够炫耀上面三越百货的标签了。

由于床上用品每几天就要拿出去晾晒，邻居一览无余，所以M町的主妇们总是尽可能地把最好的被子晒在外面。洗过的衣服同样也晾晒在邻居可以看到的室外，但通常而言这不像和服之类那样代表着身份和地位，也没那么引人注意。

款待客人是展示地位的重要机会。通常而言，在外面招待客人会比在家更正式些。人们认为，如果在家招待客人，就意味着付不起外出接待的费用。但如果的确是在家里款待客人的，可以通过从餐馆预订送来的各种美味佳肴，显示对客人的尊重。3呈上的点心、菜肴都隐含着某种身份的意味。有闲暇和金钱去学习花道、茶艺，送去上音乐课程，现在都不是工薪族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但它们仍然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

工薪族的男性经常很难平衡节俭持家的需要和对邻居、朋友与同事们炫耀自己地位的渴望。他必须节俭，但在朋友面前又必须掩饰自己的吝啬，尤其要表现出既乐意又有能力为客人花钱的样子。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暴露出他的弱点或不足的“襤褸を出す”，其字面意思是“显露褴褛”。许多观察家指出，日本家庭在“表”（即开放给外来者参观的部分）与“里”（即不开放的部分）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分。尽管上述表述内涵多多，但其中的一项重要功能或许是默许外炫和内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假如他为公司留得了熊掌。

购物的自由

在买点小东西时，日本家庭通常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在一家本地小店里成为固定客户；另一个则是到如百货公司等大的购物场所，以陌生人的身份购物。同样地，在购买大件物品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选择，要么通过私人关系打折购买，要么去大的百货公司，在那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本地商店购物或想要折扣时，顾客相信自己能够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是因为商店和顾客之间，或是商店与中介之间存在着牢固的关系。商店会有一些很小的价格调整，老顾客就会拿到低价。当在大型百货公司购物时，凭着它的良好声誉，顾客相信商家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就像大的机构会首先确定定额工资，大的商场也有固定的定价系统。但现在，更多的小店铺也逐渐开始启用固定价格，即使顾客素不相识，也能够拿到和老顾客一样的价格。

顾客去熟悉的商店有许多个性化的服务。人们会像招呼朋友那样招呼他，商品会调整得恰好符合他的需要，买的东西可以就他方便的时候做出来或者是送过来。尽管百货公司无法如此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要，但绝大部分百货公司会想方设法培训年轻的女售货员，她们很有魅力，能让顾客感到愉快，并提供类似美国百货公司里的许多服务，甚至还要更加周到。

通过那些与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有特殊关系的朋友购买产品，可以省下不少钱。许多家庭不是根据品牌喜好而是根据个人关系来选择家用电器：谁能够给他们折扣，就选择谁家的产品。几乎每个在工厂和商场工作的人都多少拥有一点为自己和朋友获得折扣的权利，很可观的一部分销售额是由这个内部折扣渠道完成的。

但与此同时，从朋友那里买东西也有不便之处，它意味着欠了人情，尽管很多家庭依然会请朋友帮忙，但有些人则宁可以高一点儿的价格购物，避免欠朋友人情。除非能省下很多钱，朋友又是很亲近的关系，而且很容易拿到折扣，很多人会踌躇这类事要不要麻烦朋友。另外，通过朋友购物也限制了选择的范围。当然，一个人在接受销售员的介绍之前能够自由选择他手上所有的产品，但一旦介绍完成后，日本人常常觉得自己就非买不可了。如果这个产品不是那么合乎心意，或者彼此理解有分歧，由于彼此是朋友关系，因为别人已经帮忙打折，自己已经欠下人情，消费者如再改变主意，就很可能会影响彼此的友谊。这种情形通常被叫做“好心帮倒忙”。由于折扣购物在选择物品时受制于人，人们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这种限制自由选择的方式。

去一家没有个人关系的大型百货公司，意味着在购物时享有更大的自由。举例而言，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几乎所有的服装都仍然是由裁缝制作的，包括西式服装都由一个裁缝缝制。因为彼此很熟悉，裁缝了解顾客要什么，怎么才能让顾客满意。但也有这样一些情况：人们喜欢上那些裁缝做不了的时装，于是对裁缝铺的忠诚度就下降了，他们开始到其他地方去购物。人们和其他小店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大百货公司，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尽情选择，不会感到自己有必须购买的义务。当顾客的要求越来越高时，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利用私人关系购买物品省点钱的购物模式仍然很普遍，但同时它也正在慢慢消失。即使是收入有限的工薪家庭，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稍微多付一点儿钱换得购物的自由是值得的，它可以避免通过朋友购物导致的人情债，以及因此可能产生的紧张不适感。就像开始学会享受契约性工作关系带来的、从家长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一样，工薪族也同样喜欢上了摆脱私人关系的羁绊后获得的购物自由——一种基于非人情关系的固定价格的自由。

[1]羽织系和服中的一种外褂，长至膝部，与大衣类似。

第五章 家庭视野中的政府

国家认同

毫无疑问地，M町的居民对国家充满依恋，虽然感情复杂，但总体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同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这是日本长期孤立于其他国家之外的结果）。人们不乏对国家的积极情绪，但如何在国家传统中发现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则并非易事。老中产阶级在与西方接触时更多地以沙文主义和传统复兴的观念予以回应，与此相反，绝大部分工薪族相信，日本必须使自己的传统适应于当代。但国家认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自己的传统中发现既为日本所独有，又适用于当代的元素？

一些日本人讨论说，应该将日本强大的精神力量与西方优越的物质财富发展相结合，解决上述难题。但对于M町那些认为日本的传统既淳朴、迷信、非理性同时又带着很强的封建色彩的居民而言，这个方案却远远不足以解决难题。二战之前，日本官方大肆宣扬其国家神话，称其为千真万确的事实，1很明显，这对于受过科学训练的工薪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狂热的国家主义教育所展现的图景从未被绝大多数工薪族完全内化，更与他们对今天日本的印象格格不入。今天，人们在小圈子里戏谑自己幼时被迫背诵一百二十四个天皇名字的情形，即使被当做国家认同重要标志的建国故事，原本被作为千真万确的事实而弘扬，但现在也降低到了日本国教神道教神话的地位。2

工薪族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后，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存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遗存中有所谓独特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有关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的界定一直会在与不同国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断地修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同，M町的居民对确实的日本究竟为何缺乏准确无误的界定，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入侵也缺乏应有的准备。3

M町的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又很难再欣赏它。就像M町的居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一样，他们也很在意西方怎么看待日本。由于自身也不能确定究竟日本的何种特质具有价值或值得喜爱，他们热切希望得到来自外国人的评价，尽一切可能赢得后者的尊重。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间，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M町的居民已经在谈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日本的进步，这样就能够在一九六四年下一届东京奥运会上给外国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二战失败对于日本人的骄傲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人们失去了国家前进的目标。M町的居民承认尽管他们反对战时的军人统治，也意识到日本曾经叫嚣的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计划，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仍然毫不讳言地承认曾经共有过日本成为亚洲领导者、跻身世界强国的梦想。现在，就像欧洲国家的公民们近来已停止梦想帝国荣光，M町的居民也必须调整自己对国家的看法，眼看它变为世界各国的角力场上的一个弱势国家。除了希望国家变得更现代、更理性，M町的居民已失去了国家前进的方向，而这一目标与帝国的荣光和战前战中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相比，看上去已远没那么激动人心。

与极权国家不同，日本官方并不致力于推动重新书写历史。但在M町，类似的过程却在进行。M町的居民抛弃了二战前一直未曾中断的大量历史说教，而仅仅重点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有意忽略了一九三〇年代以及二战的全面军事化时期，更多地讨论奈良和平安时代的伟大文化成就，讨论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自由派领袖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多元日本社会的非凡勇气；一些人也开始认识到，明治帝国时代对现代化的影响胜于它在专制上造成的影响——正是后者成了一九三〇年代后期军国主义的样本。

历史如此，其他代表国家荣光的象征亦是如此。尽管日本人仍然享受着茶道、花道、古代寺院以及传统艺术，但现在没有什么能够比东京塔、现代的银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日本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地位更能够代表国家荣光了。

国家荣誉感的新来源正逐渐显现——它并非来自日本传统的独特性，而是基于最为吸引人的一点：将东西方的优势相结合。不像西方国家的公民只欣赏西方文化，M町的居民认为，他们能够同时得益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举例而言，他们能够拥有西方的家用电器，同时又能保有日式花园和榻榻米、西式与日式饮食、西式与日式服装、西方与日式音乐、西方与日式绘画。尽管特定的传统习惯与现代生活仍然存在调和的困难，但通过取东西方之长，确立一个具备优越性的文化总体目标，的确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角。

皇室仍然是维系日本人爱国情感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支点所在。与政客不同，人们认为天皇无需为战争负责，同时，由于他已不再高高在上，战争结束之后，许多人对天皇的感情反而更深了。4M町的居民回想起，战前天皇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即使出面，因为普通百姓鞠躬时腰弯得太低，所以根本看不到他的脸。战争期间，当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宣布抵达皇宫时，所有人都要深鞠躬。不过，自从战争以来，天皇本人会在新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以及他自己的生日在皇宫里朝人群致意。每个人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的画面，在报刊里读到有关皇家的报道。尽管M町最激进的一些年轻人会质疑皇室制度的价值所在，但占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效忠于皇室，满怀情感与热忱。

在我们的研究期间，没有任何事件，其轰动程度与民众自发展现出的激情能够与皇太子与太子妃的婚礼相比。婚礼前后，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报刊上的消息，处处都在庆祝。在我们的整个研究期间，唯一一次有人提出请求打断我们的访谈，就是一个家庭要看电视上播出的皇太子夫妇去往伊势神宫的蜜月旅行。M町的小姑娘崇拜太子妃美智子，模仿她的发型和服装。因为太子和太子妃是在网球场上认识的，尽管M町还很少有人打网球，但很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因为这个偶遇，网球会变得越来越流行。人们为太子妃出身平民而高兴和自豪。人们热心地仿效太子妃的家庭活动。美智子孩子出生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被紧密关注、详尽报道，成为M町居民热衷的闲谈话题。同样地，尽管没那么狂热，但M町的居民也关注着公主贵子的婚礼，阅读报刊上关于她住所装修和家庭计划的新闻。当天皇的一个女儿同意参加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人们的响应也体现了他们对皇室成员公开露面的热烈期望。

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天皇与政府官员密不可分，M町的居民很难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去批评政府官员。尽管政客们从来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那些以天皇名义行事的官员通常能够免于公众的批评。5就M町居民的政治态度来说，战后天皇地位的重要变化并非他正式放弃其神的身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前就不相信他的神性，但在他放弃神的身份之后却仍然效忠于他——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帝制与政府权力的分离。天皇再也不能作为政府领袖的保护伞，也不能使其行动合法化了。

结果，政府官员们失去了获得公众支持的最重要来源，而素来得不到天皇庇佑的政治领导人也依然缺乏赢得人民尊重的合法性基础。6尽管选举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基础，但即使竞选成功，他们也不再享有政府阁僚的崇高地位，甚至政府阁僚，也不再享有“天皇仆人”的豁免权。从M町居民的观点来看，为了赢得尊重，人们必须献身于他所属的群体，不能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打算。但政治领导人总是表达着个人利益，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小派系的利益，而不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人们尚没有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一个人当选之后，即使是那些落选者的拥趸，也应该支持他的工作。落选者远没有结成“忠诚的反对派”；反过来，他估计自己的诉求也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即使是那些给获胜者投票的人，通常也不会认为他们所支持的人会为其利益鼓与呼，只是为自己的小派系服务而已。对他们而言，明治时代的领导人会为国家而献身，这与现在掌控着国家机构的投机政客迥然不同。这种对过往的微妙情感会在类似皇太子婚礼的场合流露出来，但在有关政治领袖行动的讨论中却不会得到表达。

政治领导人的合法化问题部分源于国家遗存的多个方面的价值分歧。对政客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基础并获得大部分国民的追随——即使单在M町都十分困难。

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合法化难题，涉及与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紧密相关的多个群体及个人的责任认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即使是M町的居民中曾经做过士兵的那些人，对军部领导人也十分反感。二战之前和期间，军队对平民颐指气使，M町的居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对自己的军队视如灾星，一旦违背了后者的要求，就会面临极大危险。人们觉得，自己受尽磨难，却徒劳无功地看着军部带着国家步步走向深渊。由于军部领导人铸下的大错，许多朋友和亲人死于战火。因此，人们从头到脚都反感军部的所作所为。7

日本的新国会已经宣布国家拥有军队为非法，但绝大多数M町的居民并不认为军队和新的“自卫队”有什么区别。即使面对警察，人们也一样战战兢兢，一如战前他们与军队打交道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声名狼藉的军队的轻蔑态度，现在转嫁到了警察身上。在本项研究开展期间，当国会讨论扩大警察力量时，媒体强烈警告大众该项措施可能招致种种危险，这类观点获得了许多M町居民的热切支持。

同样的厌恶甚至扩及与战时政府有关的文职官员，其中包括日本许多最具才干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僚。我们进行访谈期间，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是其中一例。M町的居民觉得，他们很难完全信任这样一个从军国主义者轻松转身，成为代表和平年代日本的人。实际上，许多M町的居民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能允许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个二战中的将军，成为和平年代的总统？他们质疑说，美国如此尊重军人是否因为美国取得了胜利？即使是日本的国旗和国歌，都无法摆脱与那场充满羞辱的战争的紧密联系，它们很难再作为国家象征而复活。在战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居民不使用日本国旗，只有很少的人让它飘扬在天空之上。

即使日本人大都强烈反对军国主义，但这并不足以让M町的居民相信战前的极权主义不会卷土重来。许多人的确十分担忧，在国内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貌似大公无私的国家领袖可能会在强烈的呼声中胜过自私的政客，以无私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赢得必要的支持，却引导着这个国家退回到极权主义。到那时，他们即使想要阻止这种趋势，也无力回天。人们坚决反对强化警权，也同样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为极权主义政权复活奠定基石的其他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出于这种担忧。

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对投下原子弹负有责任，与此不同，M町的普通人并不觉得自己应承担部分战争罪责。一方面，M町的居民觉得，日本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另一方面，这是军方而非他们自己的决策。但是，他们确实觉得，日本发动一场无法胜利的战争是铸下了大错，而在广岛的问题上，他们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反感，则更多来自广岛的毁灭而非道德批判。

在讨论外交事务时，M町的居民似乎对以下三点特别在意：首先，他们渴望那些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结盟。他们认为，与西方的亲近关系已经使日本获益良多，而这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无法获得的。人们也十分感激自美国占领以来所获得的经济援助和技术上的建议，觉得这是假如日本被俄罗斯或中国占领时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居民们认为美国很富裕，美国人比俄罗斯人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他们也同样认为，在保持与西方的紧密关系的前提下，与中国和俄罗斯增加一些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符合自身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人们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他们希望日本能够受到尊重。人们很反感美国重视欧洲盟友的意见，却不能对日本的看法同等对待。美国可以制定政治经济上的相关条款，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依附于美国，这些都时刻让人们想起那段心酸的日子：美国人强加给他们不平等的条约，驱逐前往美国的移民，派遣军队占领自己的国土。就像M町的一个居民所说的那样，“因为日本错误地发动战争又输掉了战争，我们现在被迫成为美国的侍从”。就私人关系而言，一些工薪族很高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从“封建”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能够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而不为家长式的监督所控制。同样地，在国家认同上，人们也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能够从限制他们独立行动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在我们的田野调查期间签署的《新日美安保条约》（Security Pact）之所以不受欢迎，似乎有这种感情暗含于内。8对于《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广泛反对完全没有影响到人们与美国人的私人关系，也没有严重损害与美国人之间整体上的友好情感。就他们来说，岸信介首相强迫国会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是想要取悦美国。艾森豪威尔如此急切地想要访问日本，后来被视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岸信介施政策略的一个证据，而岸信介迫于美国压力颁布的这一条约，则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在M町，许多居民的确认为，对日本而言，无论以什么形式，接受《新日美安保条约》都是必要甚至明智的，但所有人都觉得，岸信介的政策和美国人的施压实在令人羞辱难当。他们并不因美国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而谴责美国，但却对日本必须保持从属角色感到抵触。与其说这是对于美国政策的批判，毋宁说，它是国家荣誉感上的一道深深的伤口。

尽管在安保条约的问题上存在情感偏向，但基于驻日美军的传闻、看到的美国电影以及二手新闻报道，人们认为美国人虽然难免有些傲慢，但总体而言是慷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绝大部分人几乎不了解苏联，少数源自被苏联遣返侨民的传闻，或因苏联限制日本渔民捕鱼所造成的争议，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苏联人非常可怕，缺乏人道主义观念。许多人在日本对外扩张期间住在中国，这使得他们比较尊敬中国人，并对中国的农民怀有负罪感，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在语言、宗教和更为广泛的习俗上有如此深远的传统关联。尽管许多人赞同中国共产党政权致力于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但他们又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如此严格的政府组织化管理之下。但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美国人那么可怕和危险，人们很乐于与中国建立比现在更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人们对于外国事务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对战争的极度仇恨和畏惧。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被尽数摧毁，两个城市毁于原子弹，在M町，人们不仅鄙视自己国家的军队，而且把这种鄙视推及到所有国家的军人。美国的士兵站在属于日本的领土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它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愿望必须服从于美国人的愿望，也意味着更可能在将来卷入战争。让人烦恼的是，美国在先前强迫日本放弃所有军事力量之后，又强迫日本建立了自己的“自卫队”。9

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倾向于与西方而非东方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但在与西方具有更强联系的前提下，中立主义^10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人们认为这样日本可能在与西方的结盟中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同时，人们还认为，即使东西方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不太可能卷入其中。

公民的角色

今天，M町的居民对一九四五年前自己看到官僚时的卑躬屈膝充满自嘲，这表明，现在面对政府官员，他们已经少了拘束，获得了少许自信。但是，与美国的标准相比，他们在官员面前仍然是非常谦卑的，人们把与官员打交道视为一种憋屈的经历。在他们看来，政府机构的运作部分取决于官员们即刻的心情和想法，申请者的策略是投其所好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即使心里觉得憋屈，申请者也会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回应官员们的粗鲁言辞。M町的人觉得，除非有大人物居间搭桥，否则，为了让官员能够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办理事务，低声下气地恳求在所难免。他们很熟悉官僚机构的拖拉技巧，含混的回答，以及“相互推诿”的潜规则。他们觉得，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恼怒信号也意味着更长的等待以及更差的服务。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并不真正了解公民在面对政府时拥有怎样的权利，觉得即使是按照规定办事，惹恼了官员也是粗鲁和愚蠢的表现。他们认为，不是权力和法律，而是地位赋予了人权利。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永远是对的，他的地位能够保证其期望得以实现。人们对这类状况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即使政府的福利援助也并不被视为一种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是一种因某个官员的喜好而被赋予的特权。

由于M町的居民，特别是女性，面对政府时总是觉得孤立无援，因此只要可能，他们就尽量避免与政府官员接触。如果非得接触，他们会尽量找人写一封给这位官员的引荐信。一个人如果带着引荐信，或者建立了彼此联系，就有希望得到优待。如果有一封管用的引荐信，人们就可能得到盛情款待，办事效率更高，并意识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作为个人，普通的工薪族人士并不需要仰视政府官员。但即使自己在政府工作，如果没有朋友或同事的引荐，人们也不太情愿去另一个政府机构递交申请。

日本人总体而言十分守法，但并不把法规等同于道德。他们目睹法律随着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剧烈变化——有些法规是由军队强行推进的，而另一些则是美国占领者制定的。因此，服从法律似乎更多地反映了他们的谨小慎微而并非道德意识的高低。

在某些情况中，人们并不认为欺瞒政府特别是逃税应该受到谴责。虽然工薪族的收入多寡很难隐瞒，因为公司对此一清二楚，但独立的小商人、小业主或是专业从业人员，往往都会瞒报收入。大的商人，也时常假造账目，但通过私人关系及其顾问的帮助，就不必担心受到政府的惩罚。不过，小生意人则难免担心税务官员上门催缴，或蛮横地索取更多税金。

在M町，个人几乎从来不会当面向政府官员提出抗议，但很多居民还是偶尔会集体前往政府部门表达不满。举例来说，一些M町的居民曾经集体抗议过这个地区的下水道系统，另一些群体则抗议过道路修建计划、工厂的噪音或是拥堵的交通。但除非经由身居高位者或是部门内部的人介绍而来，即使抗议者人多势众，其意见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重视。

致力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团体在这里并不多见。总体而言，人们认为这事情应该由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但如果他们袖手旁观，居民们就会觉得，自己所能做的也就只剩大声疾呼而已。在M町，很难想象能够出现诸如美国的公民自由联盟（Civil Liberties Union）这样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组织，而由于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冀望出现一个富有影响的日本女性选民联盟就更加遥不可及。尽管公众对于表达意见的兴趣正在增长，但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并不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公众意见和公民运动能够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强烈的影响。

作为大公司中的工薪一族，M町男性也认同这一普遍的观点。他们发现，在公司中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来逐渐散布自己的意见。如果能与位高权重者拉上关系，那么，自己的呼声就能够得以表达，掌权者也倾向于帮这些人实现愿望。但是，如果没有类似的私人关系，就难以影响公司决策。在这一点上，商业和政治类似：一个人在决策时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与顶层官员的关系。有影响力的高层工薪族既有关系又有权力，在政治上更加保守，11他们希望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产生影响力，但通常而言，普通的工薪族则不作此非分之想。

即使在地方社区里，工薪族人士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由于日常活动的中心局限在与社区无关的公司或机构之内，他们很少像以小生意人和执业医师为主的、控制了地方权力的老中产阶级那样积极参加到郊区政治活动中。此外，总体而言工薪族及其家庭是M町的新住户，即使他们很感兴趣，也难以插手地方政治——尤其是学校、道路和下水管道建设等预算项目，主要是由地方官僚而非人人均能参与的地方选举决定。即使他们有参与的欲望，也不过限于向地方政府陈情而已。

虽然公民对民主进程满怀信心，但他们面对政府时的无力感从未稍减。居民们很看重投票权，希望联合起来投票会产生些微影响，但事实上，人们并不期望投票真的能够在政府决策中起多大作用。他们觉得，政府决策经常是高层人物在如艺伎屋里的私人聚会中做出的，完全不在普通公民的控制范围之内。人们对此很反感，但却无能为力。12尽管普通美国公民在政府决策中未必比日本的同类人有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人受到的教育却使人们坚信，自己的投票和决定非常重要，而其不满是有渠道获得补偿的。M町的居民则没有这么乐观，同美国人相比，他们对政府为自己人谋利、忽视如自己这样的“局外人”的倾向有更多的批评。

工薪族对政府权力适度的疏离感

对政府权力的疏离感部分来自因政府领导人的轻视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就像其他日本人那样，工薪族对自己的所属团体高度忠诚，而对将其排除在外的其他团体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由于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官僚们倾向于罗织亲近的精英小团体，而不是对普通大众的愿望负责，工薪族很难对政府领导人产生认同感。对于政府最为强烈的抱怨之一，是说它是“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这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对排他性的政府团体不加考虑地把自身愿望强加于他人的担忧。工薪族不认为政府领导人是“人民的”，而只属于工薪族自身被排除在外的一系列小团体。

对政府权力的疏离感的另一原因，似乎来自对现代化的政府制度的向往。因为政府领导人过多地代表了农民和保守派特殊利益集团，它似乎比工薪族所希望的更加传统。联系到大学所学的知识，许多工薪族的人对现在的政府产生了幻灭感。与许多支持保守派甚至极右翼的老中产阶级相比，他们更希望政府以理性的方式发展，就像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理性地向前发展一样。但即使他们很尊重政府部门运作的方式，工薪族还是无法对他们所见所闻产生认同——政府官僚机构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并延续权力。

对很多M町的居民来说，对政府的批判，给了自己以一种始终保持抗争立场和维护民主理想的感觉——在大学里，他们曾为这一理想热切地鼓与呼。人们确信，军国主义者之所以攫取了日本的权力，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呼吁深化民主实践。一般而言，就像工薪族的人在公司里年资渐长，地位也逐渐上升一样，他们相应地也会变得越来越保守。一些工薪族人士会对自己如此适应公司的运作感到些许羞愧，因为他们离抗争情绪越来越远，很少对民主化进程和国家福祉有所作为。但是，许多人虽然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保守，却仍对政府保持着一种偏理想化的强烈的对立情绪。

尽管感觉自己被政府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工薪族们还是对政治事务颇有兴趣，他们始终关注新闻，尤其关注有关国内事务的新闻。14日本人是热心的读者，但工薪族因为比普通民众受过更好的教育，尤其注意对影响国家事务之广泛议题的阅读。日本有三份大报，M町的居民通常在早晨和晚上都要读其中一份报纸的晨间版和晚间版，此外还要读周刊和月刊，人们还经常在工作时和朋友讨论政治话题。尽管妻子们往往不像丈夫们那么了解国内的政治活动，她们也至少会关注最近谈论较多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

绝大部分工薪族人士在表达对政府的反对之情时态度是温和的，人们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报章上对政府的严厉批判，在朋友之间传递这些批评观点，但却不太愿意参加到暴乱和示威中。即使给社会主义者投票——就像许多工薪族所做的那样——人们也解释说，他们并不真正尊敬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行为看上去不是那么负责任。他们并不太倾向于社会主义，就像他们不太反对政府一样。人们怀疑，社会主义者可能也一样腐败，或是缺少管理能力。

工薪族表达反对情绪的温和方式不仅仅因为公司倾向于雇用那些具有温和派政治观点的大学生——许多工薪族都承认，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偏左派。另外一点是，人们的温和态度来自其现在所处的非常安逸的地位，他们也对于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能够带来什么结果持有悲观情绪，因此不愿意危及自己的现有位置。M町的人们知道，就算公司愿意保护自己的雇员，在遇到让公司处于过分尴尬境地的员工时，公司还是可能丢卒保帅。同时，他们也知道，尽管很少辞退员工，但公司仍然能够用非正式的方式给不守规矩的人施加强大的压力。

第六章 社区关系

丈夫、妻子和孩子：彼此分割的社群

就非正式的社会生活而言，丈夫一般不会和妻子的朋友见面，而妻子也不与丈夫的朋友交往，他们很少以配偶的身份一同外出。

到达M町之后不久，我们邀请了六个家庭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参加野外午餐。这个邀请一提出，妻子们就聚到一起，并表态说她们的丈夫不应该参加这个聚会，实际上，丈夫们也确实没来。尽管这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但也清晰地反映出，他们很难接受夫妻共享社会生活的模式。女性和男性一样不愿意推动变革。男性将其社会生活的重心集中在工作场所，妻子则聚焦于她目前的邻里和亲戚。即使丈夫偶尔把自己的客人带回家里，行为得体的妻子也只限于招待客人，保持令人愉悦的微笑，而不会插入相互间的谈话。除非需要款待宾客，妻子一般会待在另一个房间。和朋友在一起，丈夫经常会觉得，妻子在场让他紧张，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妻子身上，甚至更甚。绝大部分妻子宁可待在家里——这样她们会觉得更自在，而不是面对正式场合，听那些拘谨的谈话，担心自己行为失当。即使是那些告诉我们很乐意一起出门的夫妻，也出于种种原因，从未一起外出过。1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现代化的工薪家庭里，这种夫妻社会生活的区隔现象反而比许多传统家庭更加明显。在农民和小店主的家庭里，尽管男性与女性的活动有细致的区隔，但女性最好的朋友往往也是她丈夫朋友的妻子。因此，尽管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直接互动很少，但丈夫和妻子会感到他们属于同一个社区。独立执业医师和商人有更多机会与妻子一同外出，女性与其丈夫的朋友之间彼此也相处融洽。但工薪族却不是这样，夫妻双方彼此的朋友之间全不相干。

不过，新年庆典、婚葬仪式等正式场合，M町的夫妇有时会一同现身。一些现代派的夫妻在婚后就立刻旁若无人地一同去看电影、观剧和听音乐会，有时也和朋友一起参加派对。但是，在绝大部分M町的家庭里，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这类聚会就会戛然而止。即使这以后一些年轻夫妇偶尔讨论一同外出，他们也很少真的这么做，除非一起去走亲戚。偶尔地，丈夫会与妻子的邻里友人的丈夫一起参加活动。但是，绝大部分的男性几乎不与他们的邻居互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社交生活太忙碌，而且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闯入了基本上属于妻子的领地而有些不自在。尽管以出双入对的方式行动通常被视为“现代派”夫妻，但即使是在传统的家庭里，老年夫妇也会很亲密地同进同出。人们的预期寿命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工薪族于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之后，老年夫妇通常会比年轻时更多地聚在一起。他们一起去东京购物，或是参加娱乐活动。只要经济上宽裕，他们也一起去温泉酒店，参观著名的神社或是景点。

父亲及其公司帮

同小店主和独立执业医师相比，工薪族有更多的时间休闲娱乐，而绝大部分的娱乐活动都是和工作时的伙伴一起进行的。由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距离很远，他们很难在工作之后回家，然后再回到城里去参加晚间的娱乐活动。各类抽样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丈夫一般要花平均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到家。虽然通勤本身时间挺长，但只就交通而言不可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因此，这段时间其实更多地被用于娱乐。工作之后，人们会在某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喝杯酒，吃点东西。2绝大部分公司的小团体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去处：酒吧、咖啡屋、小的特色食肆，以及其他类似的地点。在这些地方，只需要花很少的钱，人们就能够轻松地聊聊天。他们可以就体育、国内事务和世界问题，以及公司里每天的趣事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也可以发发关于老板和妻子的牢骚，得到其他朋友和站在柜台里的女孩们的善意宽慰。

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更加保守或严肃的人，不喜欢公司帮那种欢快轻浮的生活,更喜欢早一些回到家，与家人共度时光。这些不常和其他男性一起驻留的人可能在外面溜达个把小时，或是看看风景，在百货公司走走逛逛，玩玩流行的弹球游戏，下下围棋或日本象棋，再或打打麻将。所有这些娱乐项目，在回家的路上都很容易在公共地点和私人场合找到。

即使那些不常参加小团体日常活动的人，也会参加公司赞助的特别活动，例如郊游、棒球赛、乒乓球赛、网球赛、钓鱼，或是去某家小客栈过上一晚。甚至政府机构也有专门的经费用于这类短途旅行。这类旅行中少不了泡温泉，但也有其他活动安排，如钓鱼、滑雪、棒球赛、观光和登山等，朋友之间的友情在夜晚的饮酒放歌之间达到顶峰。有时候，团体人数众多，因此需要包个大巴士乃至几乎包下一列火车车厢，在团体成员们上车的时候，欢乐时光就开始了。公司除了完全支付旅行费用之外，小团体还可以在特色客栈和餐馆以公司价得到折扣，即使是那些并非由公司官方出面主办的旅行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交活动或鸡尾酒会上，人们一般每次与两三个人聊天，而日本的聚会和旅行则需要所有人集体加盟，除非是爬山、观光或者泡温泉这样一些更适合小群体的活动，才会有更加私密的交谈。尽管在这类场合中时常会有二十乃至三十个人站在一起听故事或是讲笑话，但发言的人经常比私下谈话更显得亲密无间。在这样的场合中，人们相互间倾诉烦恼，袒露心扉，做自我剖析或是讲个事先准备好的笑话，自嘲在小群体中出过的洋相。在其他时候，群体中有才艺的人会讲点趣事，或是表演文艺节目。这类团体娱乐活动不只限于工薪族，但只有工薪族能够借助公司的资助时常享受这类带有娱乐性质的旅行，这类团体更多基于工作关系，而非邻里、村民、职业、宗教、年龄和亲属关系。

总体而言，那些下班后待在一起的人在工作中也更看重彼此的关系。尽管通常由处于同等地位的人组成，但有时地位高低不同的人也会一同下班外出娱乐，这样，就组成了一种公司里的“帮”。或许同一个“帮”里的成员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或是有着多年的亲密从属关系，领导者会为下属提供指导和帮助，作为在公司里忠实于他和支持他的回报。实际上，“帮”可能会由一个更大一些的群体组成，比之下班外出娱乐的非正式小群体要大，但即使如此，是否能够进入非正式小群体，可能仍然取决于他是否已经成为“帮”的一员。

这类群体都是高度整合的，同事可能一做就是一辈子，因此，与美国相比，维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尽管每个人都忠于群体，但微小的意见分歧（弗洛伊德称之为“对微小差异的自恋”）还是可能产生让成员心烦意乱的紧张情绪。这样一来下班后一起消遣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就可以巩固他们的人际关系，使之经得起工作中产生的摩擦。

就绝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只归属于工作群体，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远逊于此。因此，对于同侪群体中人际关系方面哪怕十分微小的问题，人们都很敏感。例如，一些人会因为上司对待他们的方式而心烦意乱。3另一些人则因为上司对群体中某个成员青睐有加而感到嫉妒，尤其在这个被青睐的人开始炫耀其得宠地位的时候。但是，依靠在工作结束之后一起放松，或共同外出参加公司组织的旅行，人们就能够维系友好融洽的同事关系。这样，工作中的委屈、不满和相互竞争产生的问题看起来就微不足道了。4

控制竞争的问题同样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要把妻子们排除在社交活动之外。妻子对丈夫工作的集体知之甚少，很容易捕风捉影传播小道消息，由此也会被看成是影响群体团结的因素。妻子们似乎更容易嫉妒那些穿着华丽、住着豪宅，或是受过更好教育的妻子，而后把这种不满情绪传染给丈夫。而且，妻子们的地位差异可能与丈夫们在工作中的地位差异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一个人家庭较为富裕，这倒不会影响他在工作中的位置，但却会影响其妻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询问为何妻子们不会被邀请参加聚会时，男人们并不能确定真实的原因，但他们都有一种感受，即妻子在旁会成为一种妨碍和干扰。一些人说，这会花更多钱，其中一部分钱可能会花在让自己跟上富裕一些的同事们的生活水平上。如果妻子真的和丈夫一起外出，多半是和学校的老朋友们一起参加的活动，而非同事聚会——到最后，这个集体就会变成女人和女人谈话，男人和男人谈话。妻子们有时会接到出席正式场合的邀请，但在那里，则几乎没有机会闲话家常了。5

即使妻子们不愿意承认，但众所周知的是，她们经常对办公室女职员怀有嫉羡之心，因为后者不只完成秘书的工作，同样也做一些分外事，如听候差遣，奉茶，而且会刻意摆出一种曲意逢迎的样子。尽管同侪的活动限于男性，但办公室女职员或是酒吧女郎却能经常加入其中。尽管不那么常见，但有时候男人们与办公室女职员的友谊会发展成性关系，6即使不是这样，男人们也很自然地会在工作时特别青睐某个女孩子。当公司安排去郊外过夜的短途旅行时，办公室女职员们时常伴随在侧，有时会和某个男性特别亲昵。办公室里与年轻女孩的这种浪漫情愫现在变得十分浓厚，以至于单身汉娶了同一个办公室的女孩的情况十分常见，还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名称“职场婚姻”。因为绝大部分女孩都会在婚后辞职，因此，办公室女职员总是非常年轻，所以不奇怪的是，妻子们经常担心丈夫与她们之间的关系。日本公司有严格规定，禁止女性与丈夫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要求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立刻辞职。这种要求加强了公司与家庭之间的区隔，说明公司认识到了类似情况对于工作群体的团结有着多么大的威胁。7

如果一位男性与办公室女职员有婚外情，倒也无需惊扰他的妻子。长期的婚外情往往花费巨大，最后导致离婚，但只要丈夫履行了对家庭经济的义务，并表现出很在意妻儿的样子，那些知道或怀疑丈夫有问题的妻子也就索性听之任之。有些妻子甚至说，丈夫在有了婚外情之后反而更温和，更容易相处了。还有些妻子会嫉妒丈夫与办公室女职员或酒吧女郎的婚外关系。妻子们知道私情的存在，但由于被排除在工作生活之外，又很难确认属实与否。无视它只会助长怀疑，而无法使她觉得幸福，但由于妻子们没有机会见到其他雇员及其家属，无法得到确切信息，通常而言，她处理此事的方法是否定自己的怀疑。或者，即使知道婚外情确实存在，也干脆告诉自己，这其实无关紧要。

下面这个个案清楚地描绘出，妻子对于办公室女职员的嫉妒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妻子与某个在其丈夫办公室工作的女孩很熟悉，这个女孩告诉她说，她的丈夫和另一个女孩有特殊友谊，丈夫否认了整个事件，妻子无法判断这是真是假。她觉得或许那个认识的女孩传播流言不是没有原因的，也觉察到丈夫不再爱她了。这种对丈夫是否忠诚的担忧，最终导致双方在漫长的婚姻中争吵不休。

M町的居民经常解释说，妻子不和丈夫一同外出是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传统，说这花费太大，或者说妻子应该避免受到不良影响。但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丈夫不愿意承认，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因妻子随同外出对同侪间的团结造成任何可能的影响，他也不情愿让妻子进入他的同侪群体，因为妻子可能对丈夫的职业角色评头论足，并改变她对他的工作地位的看法。8与此类似，妻子也试图避免对自己所处邻里之团结的任何干扰，而由于她并不了解丈夫在工作中与其他女性关系的相关信息，她会把这些担忧阻隔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而避免让其影响自己的婚姻。

母亲及其邻居

由于公司招聘一年一度，因此，丈夫往往是和其他一大群人一起加入公司的。在欢迎活动、新人介绍活动以及日常工作里，他都会与同事们保持联系，也就不存在如何与他们发展私人关系的困难。但是，妻子在婚后会移居到一个陌生的、但可能要长期住下去的社区，在那里她可能一个人都不认识。在东京一些新建的居民区里，妻子可能会很快地找到朋友，但在M町和其他郊区要建立私人友谊却仍然需要待以时日。我们曾经询问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刚刚迁居到M町时是否觉得孤独？对此，丈夫立刻回答说：“不，完全不是这样。”但妻子却深有感触地回答：“是的，非常孤单。”然后，这位主妇解释说，即使在很多年之后，在这个社区她仍然没能感受到家的感觉，因此也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

当一位家庭主妇刚刚迁居到新的社区，她会带上一份精心包装好的小礼物拜访周围的邻居，里面包括毛巾、明信片或是香皂，同时还有丈夫的名片。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也很少会有邻居请她进门坐坐。在日本，邻里守望相助的观念已经非常淡漠。早年，日本乡间还保存着非常强大的睦邻关系，但现在，每年为街灯和本地的神龛集体募集一点资金，以及住得最近的邻居在遭遇火灾、盗抢等突发事件时相互帮帮忙，就是睦邻传统的仅存痕迹了——M町的妻子们不会仅仅因为彼此是邻居就期望和对方成为亲密的好友。

一位年轻主妇仅有的密友通常是亲戚和原来学校里的老同学。除非她特别幸运住在与这些亲友很近的社区，否则她也不会经常去拜访他们。实际上，人们期望年轻的妻子为家庭、丈夫和孩子奉献出全部精力。花太多时间离家去拜访亲友是不合适的——即使孩子还没出生也是如此。为了避免在婚姻最初的几个年头里感到孤单，许多主妇会想办法住在离亲友较近的地方。许多人甚至乐于与公婆同住或是起码靠在一起，这样，她们至少还感到自己有个亲人。

通常而言，婚后人们很快会要孩子，从这一刻开始，孩子就成为家庭主妇世界的全部。在日本，家庭主妇们认为照料婴儿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全职工作。比之没有孩子的妈妈们，她们觉得婚后的社会疏离感没那么难熬。不过无论如何，即使照料幼儿所花费的时间使得她们几乎没有机会交友，但绝大多数家庭主妇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友情。

绝大部分邻居的深厚友情经由多年缓慢积淀而成。战争期间住在M町的女性所形成的群体感觉到彼此之间特别亲密。在躲避空袭之际、在食物的短缺中、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无论是主动约好的，还是在防空洞里偶然碰到，女人们总是经常见面。她们轮流分配食物供给或是去田间找点可吃的。假如其中一个人的孩子病了，朋友们会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配给。或因服役，或因工作，战争期间许多男性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因此，家庭主妇之间的关系都特别融洽，战后的朋友则不可能再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了。加之老住户常常觉得新来的居民地位比他们低，特别是因为近来的移民大多来自乡村，被认为缺少教养，使得老住户之间的关系相应地更加亲密。

新迁到M町的家庭主妇们绝大多数是通过家长教师协会或是其他群体发展友谊的。学校经常开会，在这些会议上，母亲们讨论育儿中的常见问题，因此而变得熟悉起来。在学校的会议和朋友的介绍之外，年轻的女性们几乎没有机会彼此认识。

绝大部分主妇很喜欢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活动，但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则觉得这殊非易事。协会的新成员不愿多说话，因为害怕年长女性对她评头论足。由于这几乎是她唯一能够加入的集体，一个第一次加入协会的年轻主妇相当于是首次在社交舞台上亮相，因此，她常会担心，怎么才能给老师和其他主妇留下一个得体的印象。

在家长教师协会里，人们认为拥有一定地位的年长女性理应荣选为家长会干事，并担起相应的责任。一位被选为家长会干事的家长说，这带来了荣誉感，但同时，一个同样也在角逐这一位置的原先的朋友却变得满怀敌意。家长会的干事们认为她们的工作是一份很大的责任，即使那些具有很高地位的主妇也担心做错什么事而招致批评。人们要求她们经常参加会议，安排计划、募集资金、安抚那些觉得自己孩子被轻视了的母亲的纠结情绪，在学校旅行的时候承担照顾好所有孩子的责任。这份艰难的工作意义重大，许多家长教师协会干事在卸任时都如释重负。

虽然在表达争强好胜的情绪时主妇们都十分含蓄，但她们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每一家庭相对社会地位的高低。学校会要求父母为学校的旅行、午餐、书本和其他文具用品付费，家长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捐赠，这类事实时时提醒着人们不同家庭的经济地位。一些比较困窘的家庭不得不接受捐助才能让孩子参加学校的旅行或是付校内午餐费。由于这类事情时常公之于众，对一个难以付费的家庭而言的确令人困窘。举例来说，当人们知道一个孩子在学校旅行那天说他生病了，一些家长就会猜测是否这个孩子的家长付不起旅行费用，并派个代表去到孩子的家中，试图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孩子当然会很开心，但家里的人却羞于承认他们确实没钱。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感谢那些提供资助的家长。尽管就最低限度的花费而言，工薪家庭通常能够应付裕如，但学校的常规预算往往对家长索求甚多，以致很多工薪家庭难以招架。

在把所有孩子都送进学校之前，绝大部分家庭主妇的生活都被照料孩子所占据，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哪怕是家长教师协会的活动。而在此之后，工薪家庭主妇们的处境则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曾期望哪怕有一点点闲暇时间的主妇们，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如此无趣——因为工薪家庭的主妇们几乎从来没有独立工作过，或是分担丈夫工作中的职责。于是，主妇们会更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和家长会的活动。如果她已经在M町住了很久，有很多在学校活动及日常购物中相处融洽的熟人，她和朋友们往往会组建学习烹饪、缝纫（无论是西式还是日式的）、茶道或是插花艺术的小组。有时，主妇们会被邀请去参加老年女性的聚会。这些群体，就像美国的女子桥牌俱乐部，提供了日常见面和拉家常的机会。

在这类活动之外，不仅主妇们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孩子展开，而且她与社区中的其他人交友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孩子的活动实现的，孩子是主妇们讨论的首要话题。地位较低的年轻主妇会凑近聆听那些孩子已经长大的主妇们的经验，后者则会告诫她怎么劝说孩子学习，怎么诱导孩子主动汇报他的日常活动，怎么教会孩子合作，怎么进入好的学校以及如何获得一个理想的婚姻。在她们彼此熟悉之后，她们会相互倾诉对丈夫的不满，年长女性则给年轻的主妇出主意，教会她们怎么让丈夫满意和相互融洽相处。地位较低的年轻主妇则表现出恰到好处的含蓄，很少插话，只偶尔点头称是，或对年长者提供的建议表示感谢。尽管这些主妇们会在富裕一些的家庭中聚会，但家境较差的女性则会觉得，家里又小又脏，不好意思邀请大家去聚聚。

在与我们交谈时，许多人羡慕美国主妇可以和丈夫一同外出，并且很好奇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我们待在那里的时候，一些人甚至也想尝试一下，但她们告诉我们，因为太紧张，她们一点儿也不开心。当与丈夫和他们的朋友一同外出时，她们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到除了礼貌的寒暄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这种社交肯定让她们疲惫不堪，以至于主妇们宁可与自己的女性朋友待在一起，倒是更加放松一些。一位主妇在听说一对夫妻一起去参加为时多日的旅行时回应说：“真好啊。”但稍后又加了一句：“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该谈些什么呢？”

丈夫在身边的时候，绝大部分女性没有任何机会和男性深交。事实上，人们认为，女性显示出与任何其他男性之间存在友好关系的迹象，这只能表明她品位太低。偶尔，丈夫的朋友会到家里拜访，妻子可以加入谈话，但更常见的是扮演一个类似礼貌的女招待的角色。有一些传闻提及某位女性和孩子的男性家教、茶艺或花艺男教师过从甚密，或是与男教师一起参加茶艺或花艺活动，但在M町则没有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偶有笑话说到男教师的魅力，但也仅限于此。在M町，任何与男性的特殊友谊都会严重地影响女性的声誉。一位主妇说到，她婚前和一群年轻人关系非常好，彼此可以直呼其名。但是，现在当她看到其中的任何一位男士时，都特别尴尬，因为她直觉上觉得应该叫他的名字，而对于一个家庭主妇而言这又很不恰当。所有这些都显示，伦理道德是如何严格地约束着主妇们，防止她们与其他男性有朋友关系。总体而言，女性婚后的生活被限制在孩子、少数亲密女友、家长会的世界里，这些关系亲密且意义重大，而对社交面更广泛的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况则十分鲜见。

孩子及其朋友

就和他们的妈妈一样，在完成学业之前，孩子们的交友范围限于学校之内。在青春期后期之前，孩子都是母亲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他的社交网络被限制在母亲的社交圈里，和父亲的世界则毫无关联。相比起由母亲开车送去上学的美国儿童，日本的孩子们很少去到自己步行距离之外的地方。除了亲戚家的孩子，他们很少有机会认识住在附近地区之外的其他小孩。孩子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里、邻居朋友家、附近的街区以及校园里。

对于那些去东京上初中的孩子，第一次通勤上学意味着日常生活路线巨大的变化。由于他们必须一大早就离开家，晚饭之前才能赶回家中，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和邻居小朋友一起玩耍。在初中阶段，他们有可以在课间、午餐以及娱乐时间里见面的亲密朋友，但孩子们几乎没什么课外活动，也没有机会在放学后和周末与这些朋友见面。通常，晚间与周末他们都与家人待在一起——就像母亲的生活围着孩子转一样，孩子们的生活也以母亲为中心。

上流阶层的家庭里，由于母亲们经常外出活动，而孩子们又往往会在同一个学校系统里待很多年，因此他们会在学校里发展出持续终生的亲密友谊。而在比较贫困的家庭里，因为需要去工作，或是帮助丈夫照料生意，母亲们无法全心照顾孩子，孩子的同侪群体因此时常显得格外重要。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出身于工薪家庭的孩子们因入学考试的结果不同而分道扬镳时，其同侪群体的成员也时常会发生变化。

尽管同学变动不居，但就像父母同样也归属于亲密的小团体一样，总的说来，孩子们也归属于一个关系亲密的小集体。在初中阶段，这个集体可能是因为孩子们参加同一个课程，或是坐同一列列车一起上学相互投缘而产生了友谊。这个年龄段的学生通常没有机会在放学后参加各类课外活动，上学和放学路上相遇就往往会成为发展友谊的最重要机缘。一旦成了朋友，就会偶尔在晚上或是周末去彼此家里玩。而在高中和大学，一些趣缘群体则取代了这类非正式的、靠一起上学放学联系在一起的小群体，但归属于并仅仅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模式则不会改变，人们的活动都围绕着这个小群体展开。这类活动可以是滑雪、登山、爬山、听音乐、玩无线电、文学欣赏、政治讨论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爱好，但更加常见的是一个群体举办多种活动（即使它原本是为某项活动而设的），而不是一个孩子加入多个活动群体。一个在滑雪俱乐部的孩子如果要去爬山，他更可能是撺掇一同滑雪的同伴们一起去，而不是另外再加入一个爬山俱乐部。通常人们认为读中学和大学的女孩们应该直接从学校回家，但男孩们则会拥有更多的自由，例如与朋友一起在茶室或者咖啡屋稍作停留，一如他们的父亲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样。

就像父辈最喜欢的交往方式是与公司同事一起郊游一样，很多孩子最亲密的联系也形成于由学校全程赞助的郊游中。尽管男孩女孩都一样进行这类郊游，但它们是严格按性别分开进行的。外出过夜的郊游之外，在小学结束以及初高中的最后阶段，都安排了两三天到一周的、由家长会和学校董事会组织的毕业旅行。就像孩子们父亲的公司郊游一样，活动也面向全体参加者。成双结对或者分成小团体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谁和谁一块住宿这样的安排也可能每晚重新打乱。旅行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一起行走、吃东西、唱歌以及观光。一百个学生里可能有九十九个都要去参加这种旅行，而没去的那个则是因为病得很重，结果一辈子都伤心地记得自己错过了它。这类旅行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是件大事，需要计划数月，他们会不停地讨论，在数月甚至数年之后还在反复地看留念的照片。

一些中学和大学年龄的男孩会形成远足时的小群体，特别是在滑雪和爬山时。一些女孩也有自己的小群体，有时候，如果男孩们愿意，女孩们的父母也觉得孩子们的行动有人监督，女生们可以和男生们同行。但通常而言，女孩们是不能参加这类活动的。由于在之前要频频见面，商讨旅行细节，加上旅途带来的兴奋感，孩子们最深厚的友情往往是以这类群体为中心形成的。

一个孩子在邻里之外的世界主要通过亲戚关系而扩展开来。同性堂表亲以及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会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如果一个堂表亲比其他孩子稍大一些，他在小些的孩子们心目中就更像长辈，特别是在后者没有同性兄姐的情况下。小一些的孩子通常很尊重年长的堂表亲，有什么问题都跑去向他们讨教。不过，除非家人陪同，在亲戚家过夜比较少见。但在假期，孩子们经常会在堂表亲家里待上几天。

有时，假期里孩子们会和祖父母待上一段时间，如果是这样，他会和祖父母家邻居的孩子们成为朋友。偶尔，亲戚间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但无论如何孩子们还是相处愉快，总是盼望着见面。尽管父母并不那么愿意去看望乡下的亲戚，怕承担相应的责任或是欠下人情，但孩子们却很期望去田庄或者渔村走走亲戚，享受无忧无虑的快乐。

当男孩们结束学业开始工作，他们很快就会与工作中的同事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但对于女孩来说，毕业则意味着许多段友情的结束，很多女孩都在此刻潸然泪下。她们知道，以后将很少有机会与学校的闺蜜见面，也很难再形成如此深厚的友情。因为婚姻的关系，她们终将分离，而一旦住到不同的地区，担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她们就很难再有见面的机会了。毕业之后，女孩们大都只能待在家里，或者去上婚前预备课程。那些在毕业之后再工作几年的女孩也许会在工作中建立新的友谊，但当她们放弃工作时也会感受到类似的孤独。

许多父母不是那么希望女儿外出工作，因为他们担心她会失去纯真，甚至陷入不恰当的关系中。就像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女孩可以通过独立与相对开阔的社会联系获得个人社交技巧，保持自己的童贞，而日本的父母则担忧，由于缺少经验，女儿无法抵抗试图接近她的第一个男人的诱惑。因此，尽管很多女孩在毕业之后会先工作一段时间再结婚，但通常人们还是认为待在家里，学习烹饪、缝纫、花道、茶道以及其他家政课程，好过于外出工作以致家人没办法掌控她的社交关系。在离校之后，女孩们会在家待上两到四年左右，直到家人为她定下婚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年纪的女孩待在家里是为一个婚后她终将认识到的、处处受限的世界做好准备，这就像她的兄弟在大学生涯中了解忠诚之于集体的重要性，正是为之后在公司中认识忠诚的价值做好准备一样。

直到此时甚至婚后，孩子们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形成于同性之间。时至今日舞会在大学里已属常见，但约会仍然不那么普及，在中学里则基本不为人所知。在被问及男女同校的中学里同学们是否约会时，一个女孩回答说，有男孩女孩在列车上一同回家，但因为此事太不寻常，总会成为其他学生的话柄。即使是读大学的男生女生，在周末滑雪和爬山时举办的舞会上相遇，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也会因某些人把自己和异性扯到一起而感到尴尬。年轻的女孩们急于约会，却发现很难找到机会。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最后只能听任家人包办婚姻，尽管她们宣称的理想完全与此相反。

狭小的世界

或许日本社会最令人震惊的特点是存在着一系列联系紧密的群体，它们彼此间由一系列严格控制和高度限制的活动相互连接。尽管工薪族人士比传统中产阶级的视野稍显开阔，但如果与美国这样更加开放和流动的社会相比，区别微不足道。M町的家庭主妇和美国妇女的差异就更为明显。一些比较具备人文精神或是视野更为开阔者（例如那些二战之前从海外殖民地归来的日本人或是战后曾到海外旅行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大声疾呼，公民们应该跳出他们的狭小天地，为大众的福祉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无论是他们的呼吁,还是现代科层制的成长，都无法成功地推平M町的居民在朋友与陌生人间竖起的坚韧壁垒。9

与农村的中产阶级相比，M町的居民确实有很多机会遇到陌生人，因此，也发展出了一套对待他们的礼数。但与在陌生人面前更自信、更镇定自若并有着丰富经验的上流阶层相比，M町的工薪族人士比较含蓄，因此也更加依赖这类礼数来应对外人，人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可能很热情，甚至可能还会提供奢侈的娱乐活动，又或许仅是敷衍了事，但无论如何，不同待人方式的效果是一样的：对陌生人设定一个合适的距离，不允许他们进入自己人的小圈子。

M町的居民通常只归属于一两个全心投入的亲密群体，这些群体完全淹没了其个性。对于集体之外的自我，人们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很少带着特定的目的去参加特殊兴趣的群体。亲密关系群体涵盖的功能则极为广泛：娱乐、闲聊、旅行、征求建议、购物或是在合理安排孩子活动时相互帮助。个体通常几乎没有与其他群体交往的经验，也几乎无法对自己所在的群体进行批判性的评价，人们大多觉得，除了接受自己所在群体的规范之外别无他途。由于缺乏同时归属几个群体而带来的安全感，人们很少尝试对抗来自群体的压力。尽管在群体内部也容许比较宽泛的个人差异，容许一个人在忠于群体并为群体所接纳的情况下自由地提出意见，但在会影响到集体利益的基本议题上，人们仍然会追随大流。

由于群体联系紧密，很少有人会离开原有的群体也不愿去面对加入新群体的困难。如果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例如，当一个孩子开始工作或是面临婚嫁，或者当一个家庭迁居到新的社区，人们会特别注意如何与新的群体建立起关系。成员加入或者离开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个群体要举办特殊的迎送活动，这一点反映出改变自己的群体归属关系是多么困难。10加入和离开一个群体的时候无一例外需要精心准备庆祝，即使是一个很短暂的旅行也很重要，需要举办告别和欢迎派对，整个群体的成员都会集中到火车站或是机场去欢送离开的成员。欢迎新娘迁居到一个新的社区，或欢迎一个新人进入某家公司都会举办正式仪式，由于加入新的群体总是一件大事，新来的成员往往需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够完全为这个群体所接受。

由于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鸿沟，在考虑M町社区时，有必要区别：（一）泛泛之交，即处于有着亲密联系的小群体之外的人；（二）施惠者，即处于群体外围，或是构成与另一群体沟通桥梁的人；（三）真正的朋友，这里指的是处于群体之内的自己人。

泛泛之交

当在没有恰当引介的情况下遇到陌生人时，人们很容易遇到一堵由礼貌外表包裹起来的冷淡的高墙。对方倒未必是怀有敌意，但他虽然彬彬有礼，却通过其含蓄、冷淡和含糊的行为，显示出对与陌生人接触倍加小心。在M町，人们不认为自己对陌生人负有什么责任，或是应该具有同情心。11例如，在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上，尽管不是有意针对个人，但人们以一种即使按西方标准也属粗鲁的方式相互推挤——就像老话说的，“出门在外顾不上面子”。

为了打破这堵冷漠的高墙，摆脱陌生人的角色，几乎M町的每个居民都要随身带着自己的名片。这张卡片上包含了他的姓名、职位、工作地点，如果无所谓保密，还应该包括家庭住址，往往电话号码也在上面。在交换名片时，人们会刻意提及一个彼此的熟人或是一个有名气的朋友，这样就能够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摆脱陌生人的角色。在某些情境中，他会请一个彼此都熟悉的朋友在自己的名片上写几句话，这样，他就能够向还不熟的那个人展示这张名片，显示彼此间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了解彼此之间有着社会关系有助于得到优待。女性很少外出接触外人，一个普通家庭主妇如果拥有自己的名片，会被看成是过分独立甚至有些做作的事情。

如果由一位重要的友人得体地介绍而来，他会得到优待，背后隐含的一层意思是，这位重要的朋友也会相应找个机会还这份人情。具有较高地位的人被另眼相看，而许多西方人在这里被善待，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并非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友情，因为M町的许多居民曾抱怨说，那些曾经非常热情地欢迎过我们夫妻的人对待他们却十分粗鲁。

即使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如果一个人被得体地介绍给对方，那么，他也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假如运用得当的技巧，这种接触可以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但气氛则略显造作，尽管欢声笑语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实仍属泛泛之交。M町的居民比之西方人在辨析社会地位上要更加直白，而在表达个人意见时则更为谨慎。尽管战争以来已经有所修正，但礼节的准则还是普遍存在，它们描述出了人们因熟悉程度和社会地位高低而形成的相互关系。认识的人们之间越不熟悉，对方的社会地位比自己越高，一个人就越倾向于使用敬语、越频繁地深鞠躬、越注意控制情感表达，使用谦恭的身体语言，特别注意自我谦抑。尽管近些年来这类礼貌语言已经被简化了，绝大部分敬语都变得更平易，但其区别还是显示出，就语言和社会互动的分寸感而言，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距离仍是非常基本的考量。

一个来自国外的观察者会对日本的礼仪繁冗惊讶不已，但不要忘记，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整个环境才会更加彬彬有礼。在流利应对每个经合适介绍而来的人及其新的情境时，M町居民的丰富技巧、极度敏感和体贴入微，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难怪日本人会认为，外国人总是轻率大意。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同类相比，M町的居民与熟人相处的技巧被培养成了一种翩翩风度。富有技巧的人能够恰到好处地掌控礼数，过分礼貌的语言或是没完没了的鞠躬与过分亲昵熟悉的接待一样，都会导致大家很不自在。这种场合中，人们希望对另一个人显示出的尊重与其年龄和地位相当，非常自然。就像有着对待上级的合适礼数一样，也有着对待下属的合适礼数。

如果一个人在正式的场合像在家里一样自在，善用待人接物的技巧，能够与刚刚相遇的人轻松交谈，这种人会特别受尊重，成为陌生人交往时的润滑剂。12一个普通人即使能很恰当地掌控熟人间交往的技巧，实际上也还是时常会觉得紧张。那种咄咄逼人、喋喋不休的人经常有着类似于前述交际高手一样的社会功能。有了他，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人可以接过话茬，保证谈话顺利进行，即使他实际上并不受欢迎。一方面，这个集体会由他发挥,但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这种人，因为他实在太张狂了。

这类人在那些人们不太了解彼此的环境里非常关键，否则在场的人就会很拘谨。说到不得不忍受这么多的繁文缛节的确令人不快，M町的居民无疑是真诚的，这不仅因为这些规矩太死板，而且也因为它使群体偏离了最初形成的宗旨。

当人们对彼此相对地位的高低不够了解时，这种礼数讲究可以导致非常复杂的局面。举个例子来说，当大家在客厅里就座时，最尊贵的人被安置在壁龛，即房内的一面墙上设有特别装饰过的凹龛附近。如果进来的一群人地位相同，每个人都会再三礼让，等到最终排定座次，一一坐下来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有时候，如果每个人都婉言谢绝就座在这个尊贵的上位，最后它就空在那里。参与者关于礼数的这场争执，与其说是有趣，毋宁说是耗神费力，但不管怎样他们总会担心，自己如果坐到那个位置上会显得不够谦逊——但这个问题在某个明显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场的时候从来不会发生：身份尊崇者会亲切而略显谦逊地接受这份荣誉。

如果说礼节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在这些现代化的郊区家庭里，日本人仍然坚持行礼如仪？这个答案的一小部分来自人们从仪式中得到了审美的愉悦，许多人崇尚优雅的言谈和文字，也有许多人推崇那些正式的礼仪，例如茶道。

同时，使用礼貌语言意味着拥有高尚阶层的行为和教养。许多处于较低阶层的人解释说，他们一直没机会去学习如何行为得体，而许多上流阶层的孩子则得到了特殊的训练，这些训练承担了和女子精修学校一样的功能。由于M町许多家庭来自农村地区，家中还有亲人住在农村，因此，相比起其他群体，他们会更多地关注语言、行为、背景以及社会交往与礼仪之道。就像谈吐文雅一样，显示出得体的矜持，会被视为优雅的标志。虽然有时候他们也希望自己表现得更坦率些，但M町居民仍然还是更尊重那些矜持而非坦率的人。

许多人，特别是女性，很少有与陌生人相处的经验，通常不知如何应对。对与不同群体打交道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则往往显得很自信，这使他避免了繁文缛节而能打破僵局。绝大部分的M町居民则没有这样的自信或是丰富的经验，允许他们自由发挥。

地位较高的人士在与陌生人见面时也时常像较低阶层的人那样矜持，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自信，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表现得过于友好，会导致对方提出让他们犯难的请求。

繁文缛节存在的部分原因源于陌生人的存在：正式的礼仪使得人们可以表现得很礼貌，但实际上却十分谨慎。身处一群陌生人中，很难确切地了解某人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处于何种地位，因此，聪明的办法是避免在言行中对他人有任何冒犯，同时还要避免自己与他人观点不一，因为那会显得粗鲁无礼。如果被直接问到有何种看法，更稳妥的方法是给出一个礼貌但却含混的答案。不熟悉的长辈问话时，孩子们可能会尽可能以笑容来取悦他们，但如果不是很确定答案，他们就不会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不确定自己的志向能否实现时，假如被问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孩子们会简单地说，他们不知道或者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即使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父母或是亲近的朋友讨论过。外国人到日本往往会为日本人民的亲切好客所吸引，但却经常发现很难让认识的人表达出真正的感受。只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主人才可能透露出一点想法。但在M町，人们通行的应对之道是尽可能地先让外国人表达出他们的观点，同意这个观点，而后进一步论述，并给出例子来支持外国人的观点。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者，即使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也会很高兴地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印象得到了彬彬有礼的主人的支持。对M町的居民而言，同意客人的观点，把自己的不同看法咽回肚子里，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对对方的殷勤和体贴。他们会找出对方观点的合理部分，而后单单只强调这一面，而不是给出相反的证据。这样，既做到了诚实，同时又举止得体和尊重对方。就算对客人所说的情况有所怀疑，人们认为，表现出适度尊重可能更为重要。

以保持泛泛之交的方式，M町的居民同样避免了因透露朋友的信息而影响到群体团结。一个人即使对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有着负面看法，他也会小心地避免在陌生人面前表达出来。就像传统的日本谚语所说的那样：“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即使非常迫切地想和外人建立亲密友情，人们也不会通过透露自己所在群体的秘密或短处来拉近彼此距离。对那些经常见面的外国人，M町的居民可能会空泛地说起日本人的不足之处，但不会抱怨自己所属的群体有什么问题。

对礼仪和庆典的不厌其烦，代表了一种与外人维持联系并保证礼貌，同时又能够保护自己所属群体边界的方式。M町居民所面临的问题是，传统的礼仪形式正在发生变化，不同的人遵守不同的礼仪，在全新的环境中，应当遵循何种礼仪并无一定之规。如果有所怀疑，绝大部分的人会待在安全线内，所谓“礼多人不怪”，与其让人觉得粗鲁无礼，人们宁可冒着过于正式拘礼的风险。

施惠者

在“传统日本”13，人们对其施惠者的感恩之情（obligation）是终生的，在某些相互关系中，例如佃农和地主之间，这种感恩之心甚至会代代相传。在M町，绝大部分感念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也没那么复杂。由于工薪族享有保障，也自动享有公司提供的福利，较之绝大部分人，他们较少怀有这类个人的感恩之心。尽管他在工作中确实对上司心怀感念，但最具代表性的这类情况是在入学、找工作、缔结婚姻或寻找住所这类家庭成员从一个小群体迁移到另一个小群体的时候。由于城市社会比乡村社会更为多元化，因此，人们可以较为灵活地判断什么样的关系可以给自己帮助。人们的亲戚、同学、以前的老师以及工作中的伙伴都可能被利用来提供群体之间的联系。施惠者不仅需要不厌其烦，对请托的事务进行周到的安排，还必须保证一切顺利进行。受惠者未必此前已经和施惠者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但一旦施惠者帮了他大忙，他就应当心怀感激，并认为自己应该怀有某种感恩之心，而这种感恩绝非是一纸合同所能涵盖的。

任何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都会导致责任，但只是在亏欠之感强于彼此情感深度之时，人们才会特别在意感恩之心。14在夫妻、孩子与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中，通常人们不会如此在意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亏欠之感，因为情感的深度胜过了人情债。15人们帮好朋友的忙，不会认为这是施恩之事，但如果彼此关系并不亲近，施恩的感觉就会很强烈，彼此关系也会变得很微妙。

当然，常见的情况是，善意和感恩之间不过咫尺之遥。16举例来说，M町的一位男性提及，在去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钓鱼时，他觉得很渴，就停下来向一位农夫要了一杯水。农夫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为此，他很高兴地给了农夫的孩子一个硬币。也许他不必这么做，但他很感激农夫的好意，觉得这虽不是什么大钱，但对孩子来说，这个硬币的意义却大得多。稍后，当他在附近一个汽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孩子和他的母亲给他带来了很多米糕。在这个例子里，给孩子硬币和接受米糕都不是必须的要求，也无须被视为欠了人情。它们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善意情感的表达而非责任。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被邀请去参加酒会或是被赠予了一个礼物，而这馈赠来自一个和他关系一般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欠了一个需要偿还的人情——特别是如果很明显对方这么做是希望他帮个忙的话。还这个人情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义务而非示好之意。

以前（即使今天在很多小企业也是如此），丈夫在谁手下讨活，谁就是最重要的感恩对象，而且这种感念无所不包。即使在很大的科层机构里，在上司和下属之间也仍然有着超越契约关系的一种更宽泛的私人关系。与上司的情感纽带并不像地位等同的人之间那么自然，但它仍然有很强的情感联结，与西方的同类关系一样非常亲密甚至更加亲密。但是，在上司本人的职责范围内，下属仍需表现出含蓄和恭敬。一名雇员如何表达他的期望或是不满，严格来说取决于他与上司的关系。如果上司犯了错误，和他关系较好的下属会直接指出来，但也会注意不要让上司尴尬。但如果他和上司关系没那么近，他就会婉转措辞，避免说这是个错误。他希望上司本人来发现这个错误，但上司如果没有发现，无论这件事看上去多不合理，他都会一丝不苟地执行。如果非常在意上司的认可，下属会询问应该往哪个方向推进，毫不含糊地照着去做，这样做让他减轻了责任，避免了被批评的风险。如果上司并未明确给出行动指令，而追问又会招致尴尬，这时下属往往会为自己的愚莽致歉，或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他还没有理解上司的意图。用这种方式，他就可以得到更加明确的指示，并避免此后出现更加尴尬的局面。

一个忠心耿耿的雇员常会恭维上司，告诉上司他看上去神采奕奕，卓尔不群，或是博学多才，如此等等。这一类的恭维使得雇员看上去很机灵讨喜，而上司则因为他的恭维而精神头儿十足。有的时候，看上去似乎下属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助上司维持自信。上司相当依赖下属的这类恭维，就像下属依赖他的认可一样。尽管是恭维，但如果态度不真诚，那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反倒会有负面影响。我们的印象是，在M町，总体而言，人们会娴熟而不失真诚地恭维对方，且往往能够带来积极的回应。因为对自己的行为缺少不受外界干扰的确定评价，上司也和下属一样，很在意群体对自己的看法。

相反地，批评时常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如果一名雇员被批评了，即使他竭力推卸责任，说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做或者其他人才应该对错误负责，但还是会非常沮丧。如果确实觉得对自己的批评不公正，或者对上司非常愤怒，他的做法也不过是沉默以对。但雇员通常会担心自己在上司面前的地位，因此，即使并不完全认为这是自己的错，也会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保证以后会做得更好。如果批评接踵而至，他可能会责备自己怎么那么蠢，那么自私、粗心大意、没有学好，甚至追究自己贫寒的家庭背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想方设法赔罪，赢得上司的开恩。

由于想要得到上司的认可，下属往往会试探性地说：“因为有贵客到来，我想试试做个我拿手的小点心，准备不周，请多多关照。”如果最终下属很好地完成了此事，那么他就会得到期待的褒奖，但如果觉得自己被上司忽视了，他可能会贬低自己，责备自己的愚钝，不堪大任。以这种方式，下属希望上司注意到他的工作并有所反馈。在某种语境下，这种谦卑的声明清晰地显示出，他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十分在意。

上述模式描绘出各种上下级关系的特点，即使大型科层制机构也是如此。人们经常说，聪明的雇员不需要亦步亦趋。实际上，能干和自信的年轻人在面对上司时经常十分直率，而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挖空心思想要取悦上级的人才特别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在意满足那些纸面规定上的文字要求。

上司倒是不太在意下属的举止是否得体，通常，他更加关心的是他的要求有没有做到。不像美国人，因为民主的观念，时常觉得有义务劝说下属，在M町，上司从不劝说，他只下命令。同时，他的权威也不影响他宽和待人，实际上，他希望自己被看成是一个宽厚的人。的确，一些上司会占下属的便宜，要求下属为了一点点好处就拜倒在自己脚下，却表现出这是无意所为，好像仅仅是没有意识到下属有求于他一样。但是，绝大部分的上司，尽管有些专断，还是很关心员工待遇的。

较之工薪族和上司之间的关系，在家里，女佣与女主人的关系更是无所不包。由于劳动力供应日渐短缺，以及费用的上涨，女佣的数量明显下降，只有最富裕的工薪族以及成功的执业医师和商人，才仍能负担帮佣的费用。无论如何，直到最近之前，许多M町的家庭都还是雇用着家务女佣，目前也还是有一些人仍然这么做。帮佣最常见的来源是农村姑娘，她们大约在十六七岁左右来到主人家里，工作数年直到结婚时才返回乡村。在一个好人家帮佣被看成是为结婚进行的良好培训。在以前，就如人们半开玩笑地说的：“女佣想要找到一个好主家，就像一个好学生想要进东京大学那么难。”当女佣回到农村，通常会有一个亲友接替她的位置，再工作数年。某个姑娘把自己在某一家的女佣岗位传给出自同一村落的姑娘，这种情况相当常见。通常而言，女佣们从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到深夜，但实际的体力劳动要求并不高，虽然女佣们一直要守在那里，但并不总是在忙碌着。刚刚来到M町的时候，女佣们总是小心谨慎，事事顺从，把自己的感受埋在心里，避免露出任何不满情绪。一旦她对周围环境熟悉了，就可以更放松地与女主人相处——特别是在她感到自己胜任这份工作，女主人也觉得很满意的情况下。基于各种原因，虽然地位较低，但女佣仍然被视为家中的一员。就像家庭主妇不能休息一样，女佣也没有星期天。家人们会因为自己的各种理由要求她服务或帮忙。通常，女主人会在以后帮她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给她一点钱、一些家庭用品或是服装作嫁妆，也许还会帮助她解决婚姻里出现的问题。结婚之后，女佣或许会有机会回到城里看看，这样的话她一定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拜访这家人，给女主人看看孩子。绝大部分职责在女佣实际工作任期结束的时候就不存在了，但这种亲密关系会一直保持下去，在女主人需要的时候，女佣们会回到主人家。雇用的过程，工作的特点，以及这种关系的特征，即使服务终止了，但一切继续，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契约关系。

在住家女佣实际上已经从工薪族的家庭中消失的同时，这类关系的许多特征仍然可以从借住在家里的亲戚身上看到。例如，如果一个已婚男人的姐妹在父母去世之后仍然单身，人们会认为单身女性独住在经济上不合算，又过于孤单，她就可能和兄弟一家住在一起。兄弟一家会提供膳食和住处，帮助她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或者同时帮助她找份工作。作为回报，人们认为她应该听从嫂子或弟媳的吩咐，在家务杂事上搭把手。但在这种关系里，未婚姐妹的从属关系不像女佣那么清晰，有时会产生相当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她比嫂子或弟媳年长，与兄弟的关系又很亲近，或者对家务事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情况下。例如，在一个家庭里，丈夫的小妹妹在家住了很长时间，她与哥哥特别亲近，但却很少帮嫂子做家务。妻子和小姑子之间被一层拘谨礼数包裹着的敌意愈演愈甚，最终激化。尽管因为妻子的要求，这一状况在丈夫介入调解并要求妹妹多帮忙家务后有所缓解，但紧张局面一直持续到了小姑子结婚，而妻子在这之后还抱怨个没完。

家里的小妹妹是核心家庭最常见的额外成员，和一个甚至更多个祖父母，或者和从农村来到东京上学的侄儿侄女同住也很常见。这些亲戚无论是来自父母中的哪一方，经常都会抱怨他们受到了继子般的不公平待遇。与此同时，这家人也会抱怨，因为这个孩子或是他的父母，他们凭空增添了许多负担。绝大部分家庭从未有这样的经历，但他们也需要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候给亲戚提供资助。亲戚们的待遇部分取决于相对年龄、亲近程度等因素，但即使是关系很近的亲戚，也会对其住的家庭承担有各种人情义务，例如事事顺从，在家里什么事都要帮忙，等等。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慈祥的祖父对自己成为家庭经济负担这件事忧心忡忡，因此拒绝吃昂贵的食物，即使在孙儿们过于吵闹的时候，也默不吭声。

尽管一些家庭之间存在着这类长期的、全方位的社会关系，但每个家庭都可能曾经是小恩小惠的施者或受者。由于几乎每个人都有很多学校的、工作地点的、家族里的和邻里的朋友，就存在着掌控这类社会关系的可观空间。例如，如果A先生帮了你一个忙，你又帮了B先生一个忙，你就可以安排B先生去帮A先生一个忙。或者，如果你还没来得及帮B先生一个忙，你仍然可以请他去帮A先生忙，他会期待，你在以后的某个时候会慨然回报。

有些时候，如果某人将来在某个时候能够帮上忙，M町的居民会希望和这人建立一种感恩关系。因为不能贸然去找他请求帮助，人们必须首先通过礼物或人情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彼此本来不认识，通过彼此都认识的人介绍就可以建立关系。一旦有人引介，人们就可以建立一种带有人情意味的责任关系了。

当然，在接近他人的时候，个体之间还是在技巧、诚意和主动性上存在着诸多差异。除非和对方已经很熟，某些人在找人帮忙时总是有些羞怯，另一些人则认为，除非关系诚挚，否则求人帮忙就显得不够真诚，在为了达到自己的明确目的而请上司帮忙时，过于主动地接触是不对的。其他人在策略性地结识人时则十分主动，不惜通过送礼或提供各种服务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许多人想方设法投上司所好，打探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还有许多人愿意帮上司一个大忙而自己所求并不多。总体来说，每个人都很在意如何取悦上司，如果上司显示出对他的不满，他就会感到非常惶恐。

美国人可能认为，送礼然后期望在以后获得帮助属于贿赂行为，而M町的居民则认为如果不这么做的人难免显得傲慢和失当。但是，M町的居民也同样会对接受主动送上门——接受就意味着以后必然要帮忙办事、偿还人情——的礼物感到不自在，他们的不适感取决于送礼者的态度。比如，送礼者特别主动、执拗或者在提出过分要求时十分直白，那就更为让人苦恼。

人们去给某人送礼时，那人往往会婉言谢绝，特别是他知道送礼的人期望他帮忙，但自己却无法偿其所愿的时候。某些时候人们很难恰当地拒绝他人的礼物，但接受者会很快还礼，以做到心理平衡或者至少减轻这份人情负担。有时，某些人只能无视这种欠下的人情。举例而言，对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而言，人们会请求他照顾自己的孩子进学校，因此，他会收到大量礼物却实在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因此只能忽略这些礼物背后的请求，表达感谢却不作表态。

有的时候，人们尽管很乐意帮忙，但能力有限。如果没有把握，被请托者仍然会尽力，但也会提前解释办事的难度，免得对方感到失望。他会说明自己已经尽力：既没拖沓，态度又很友善，事事考虑周详。这样，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被看成是有意推脱。如果没有显示出这种真诚的态度，事情没办好就会被视为不愿意出力，因为唯一谢绝要求的方法是声称办这件事非常困难，没法满足请托者的要求。

即使请托者的事情不大，许多人对于答应请托也非常小心，因为这可能使他们担上很大的责任。举例来说，一位女性被要求为朋友的女儿介绍一位合适的男孩相亲，这虽非难事，但她还是婉拒了这个要求。之后，她对我的妻子解释说，她不会这么轻易地介绍人们相识。例如，如果之后那个男孩拒绝了女孩，不但女孩和中间人都会很尴尬，而且也会伤害女孩未来在相亲时的自信心。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要求，却会造成一系列后续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相亲不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例是因为一方在不合适的时间抵达了对方家，而导致了尴尬局面。在这一个案里，中间人与双方的关系都过于生疏，以至于他不方便询问在什么时间点安排这个相亲才合适。如果没有考虑周详或是细致地询问双方情况，相亲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成功的介绍人必须与双方都有联系，这样他的坦诚言辞才不会冒犯对方。但无论中间人怎么富有经验，这份工作都需要他考虑周详和精心安排，因此，中间人把责任看得很重。

即使是熟人之间也可能依靠中间人来居间斡旋，不过，通常他们会直接接触，给对方暗示，试探对方是否愿意提供自己希望的服务。举例来说，那些帮我们做研究的人觉得我们欠了他们人情时，就会微妙地试探我们是否愿意帮个忙——例如教英语。他们不会直接询问，而是通过言谈进行暗示，例如，孩子在学校学习英语，在发音上存在问题，我们是否有什么方法帮助他们改善发音？我们如果推荐孩子去听录音磁带或是收听英语节目，就会觉得存在某种压力，迫使我们开口主动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已经帮过我们忙（我们的确这么做了，而且明显感受到他们在我们的研究中更加积极合作，和以前大不相同）。

虽然亲戚之间无需通过中间人来斡旋，但关系较远的亲戚如果想请人帮忙，往往会先请关系较近的亲戚带话。即使看似不合理，这样的要求也很难拒绝。例如，如果父母要求妹妹为哥哥提供经济援助，一般很难拒绝，即使这意味着她必须动用丈夫的储蓄。尽管她未必愿意为哥哥做出牺牲，但往往不得不接受这份责任，为自己年老的父母亲分担忧虑。但为哥哥提供经济援助，或者在某些个案中帮助父亲，她就不得不向丈夫开口，而这会被视为一种不情之请，会把家庭关系搞僵。这样的问题在大众文学、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已经引起了充分关注。

如果日本的所有人都像工薪族一样有经济保障，那么，就不需要依靠别人经济上的施惠。实际上，工薪族很少需要这样的经济援助。但在日本还存在着这么多没有经济保障的其他群体，而由于他们都和某个工薪族人士有亲戚关系或朋友关系，于是觉得自己有合理的理由向对方开口求助。工薪族总体而言倾向于避免和亲戚产生类似瓜葛，但又从心里觉得为父母提供帮助合乎情理，在某些特殊个案中，为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或者近亲提供援助同样也在情理之中。18除了给年老的父母经济上的支持，最常见的是给从乡下来东京上学或者工作的家庭成员提供援助。与父亲或祖父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完全不同，乡村里的家庭现在非常崇拜城里的移民。他们认为工薪族拥有一定权力，生活闲适。与乡村相比，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的迅速上升放大了这种差异，接受教育和为孩子博一个未来的渴望，经常使得乡下的农民向城里的亲戚开口求助。有人说，当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子，不仅是他与自己以前的老熟人已经有很大差距，而且受到过分的尊重，让自己觉得很不自在。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都对农村人怀着同情之心。他们仍然记得，或至少是曾经听说自己的先人在乡村所经历的艰难岁月，而且，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多年，城市居民没有意识到乡村也在进步，想象今天的乡村生活可能比以前更加艰难。相对于农民所遭受的艰难，一些人想到自己过得这么舒适，就难免会有负罪感。

另外，许多M町的家庭在战争的后半程以及战后早期曾经把妻儿送去乡下躲避空袭，也更容易找到食物来源，这使他们觉得，自己欠下了乡下亲戚一大笔人情。尽管农村人自顾不暇，也说不上对城里的亲戚关怀备至，但还是帮了不少忙。M町的居民对此心怀感念。但是，参战的士兵以及战后从海外殖民地归来的人却经常吐苦水说，乡下的亲戚没有尽力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当他们战后甫抵故里，希望重建自己的新生活时，发现之前的亲友却置若罔闻。在那个时候，农民通常对于帮助他人非常谨慎，因为他们自身也处于物资短缺的困境中，甚至比战时更甚。但较之穷困的海外归来者，他们对M町这些富裕的逃难者会更热心一些，因为前者没有办法回报自己的帮助。

乡下亲戚经常会向独立商人提出安排工作的请求，工薪族则较少受到诸如此类要求的烦扰。不过，一些工薪族会接到类似的请求，特别是他们在那些可以为缺乏技术经验的人提供工作岗位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对许多M町的家庭而言，为乡下亲戚找到一个好的空缺会带来很大问题。由于M町的家庭可能是这些乡下亲戚在城里的唯一联系，因此，M町的居民觉得有责任为他们在城里找到一个职位，但是这类空缺岗位其实难觅，因此，这份责任就会成为不堪承受之重。

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说，他们很少回乡下，但应该多回去看看。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至少一年回去一次，参加祭祖典礼，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数年没有回到故乡了。不回去，他们就可以避免送礼和欠下人情，而后者则是以希望他们帮助孩子在东京安家为代价的。如果确实回去了，他们会尽可能只待几天，仅看看最亲近的朋友。但是，村子很小，消息会不胫而走，总有那么一些希望去东京的人会带着礼物过来拜访。乡下的人把一切都拜托给了城市里的施惠者，让他们有一种感觉，即这个人未来的一生都取决于施惠者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因为觉得无法帮助他会有负罪感，M町的居民纠结于被依赖和无能为力两种情绪之间。其结果是，无论自己多想回老家和拜望亲戚，人们都会尽可能避免遭遇这类情形。如果有人写信来请托，他们就避而不答，或者写一封婉拒信，以避免承担责任。

为乡村的亲友成功安置工作导致了长期的重负。例如，一个工薪族人士曾经成功地为若干乡下亲戚在自己的机构中找到了类似烧锅炉这类的体力活儿。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刚刚进城，除了他之外几乎谁都不认识，其父母就希望这位亲戚能够成为孩子在城里的监护人。他必须小心看管着这些孩子，保证他们不惹麻烦或者不合适的婚姻——这个责任可不能掉以轻心。当这位主人和他的妻子回到乡村，孩子们的父母会带来各种礼物，表达感激之情，但同时，其他人也带着礼物找上门来，希望他也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带进城里。在这个公司里，这些孩子干得都不错，因此公司希望把这个村子当成它吸收非技术工种劳动力的一个来源。按照公司的看法，因为这个高级雇员很了解他们，比那些没有这类关系的人，这些孩子会更可靠，力求干好，更加努力。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男孩时常去他的家，帮他干些诸如新年前的家庭清扫之类的活儿。这位担保人的家也变成了他们的另一个家，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一个有事可以找人商量的所在。19

真正的朋友

在M町，亲密的朋友关系通常局限于同性小圈子。在这个小集体里，人们很放松，不必拘礼。他们可以随意交谈，就彼此内心最隐秘的事情开玩笑。这是与好朋友或熟人见面的一个显著区别——尽管与外人相比，后者已经显得不那么拘谨了。这和美国全然相反，在美国，普通的熟人之间也可以非常友好。来到日本的人可能并不喜欢这种把朋友和熟人明确区分开来的方式，他们认为日本人过于拘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和亲密的朋友在一起，人们可以争论、批评或者坚持己见，却不会危及彼此的关系。人们在这里肆无忌惮地大笑，相互支持，也相互尊重。在恩惠关系中，无论多困难，总有人出面缓和气氛，无论人们多么幽默或充满善意，某种紧张感也仍然存在。但和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即使需要帮点小忙，也不会导致任何严重问题，因为人们都很清楚，这只是友谊的小插曲。

在M町，有些居民拥有学生时代就交往的老友，尽管会面并不频繁，也许一年就一两次，但却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非常享受老友见面的时刻，追忆旧时光，交流小道消息，也彼此倾诉苦恼。与老同学在一起，人们可以谈谈工作中的烦恼，而这些问题却很难向同事启齿。

但是，绝大部分的友谊还是要靠日常见面来维系。丈夫的朋友是他的同事，妻子的朋友则是她的邻居，这种联系非常紧密。例如，如果妻子和丈夫之间遇到了问题，她往往像绝大部分妻子经常做的那样，去找邻居好友，咨询应对之道，获得支持和建议。她可能会絮絮叨叨描述与丈夫之间的争吵，询问究竟是应该道歉呢，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要求。绝大部分的妻子说，相比起与丈夫的交谈，在与其他妻子聊天之后觉得放松了很多。对男性也同样是如此：他们通常在与工作中的亲密伙伴而非妻子交谈之后觉得更放松一些。

即使是最拘礼的女性，在与密友相处时也是很轻松的。举例来说，一个约莫中年的女性告诉我妻子，她曾与三四位女性朋友去一处温泉旅行，这是日本仅有的几处男女尚可共浴的温泉。她说道，尽管她们在与其他人共浴时都很矜持，但在夜晚到来、四周静寂无人之时，她们会秘密享受温泉浴，像女学生那样肆无忌惮地大声嬉笑，自嘲“这时如果有男人来了可怎么办”，等等。另一位女士告诉我的妻子，她和朋友们偶然见到一个求子神龛，其形状就像是男性器官。尽管绝大部分女性都觉得很尴尬，什么也不好意思说，但她们中最富好奇心的一个则跑去问神龛的管理人员许多问题，对神龛里展示的那些供求子女性使用的器具刨根问底。另一个表现最羞怯，却一直听着这些讨论，笑得乐不可支，表达出对提问者的勇气以及她对这些器物功能刨根问底的欣赏之情。同样是这群女性，对外的行为举止却非常正式和拘谨。她们甚至会在群体里取笑对方在鞠躬时的拘礼，以及其他场合的局促表现。

总的来说，最亲密的小群体中的成员几乎都处于同一地位，但如有地位差异，他们也会对这种差异予以认可。同时，这也不会对集体友谊造成严重影响。例如，在一个同事群体中，如果上司对一个人青睐有加，后者可能会受到同侪更多的尊敬。与此类似，在处于同样位置的妻子中，如果一个人略略年长或比其他人有更丰富的经验，她则可能被视为某类问题的专家。这类真正的友谊需要多年才能形成，但因为男性很少跳槽，妻子因换了住处而重择邻居也不多见，因此，友谊一旦形成，一般都会天长地久。

社会控制的技巧

许多群体非常稳定，而同一群体中的成员长期以来对彼此非常了解，因此，通常而言社会控制无需通过明显的奖惩得以实现，甚至也无需用消极情绪来直白地表达。M町的居民认为，这样做既粗鲁生硬，又完全多余。由于人们的隶属群体极为有限，即使是态度方面的微妙的变化，彼此也都会很敏感。21这种敏感使得忽视和托词成为非常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尽管好朋友之间能够宽容对方的行为而不会产生敌意，人们还是非常小心让自己不要越过底线。一个群体的良善成员从不对外人说朋友的闲话，因为这些话会传回朋友那里，但他却会经常与朋友交流有关外人的小道消息。

与总是引起麻烦的人相处，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集体的共谋排斥他。M町的居民仍然在使用“井户端会议”（即井边谈话）这一词汇来描述一群女人聚在一起，就本地的事情交换小道消息的情形。一些住在郊区的女性开玩笑地说，新的“井户端会议”不再发生在井边，而在操场边上，母亲们一边看着孩子玩耍，一边交流观点。如果一群女人共同决定孤立某个女性，她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就我所知，M町没有人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被从社区中驱逐，即所谓“村八分”。这个成语及其相应的手法至今仍然用于在社会生活中孤立某个不受欢迎的人。实际上，人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排斥：咄咄逼人、自我中心，或是无法履行自己在集体中的责任。在M町，这种制裁非常有效，因为母亲们不被家长会正式接纳就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丈夫们如果被工作的伙伴群体排斥就没有机会发展亲密的友情。这种静默无声的群体压力往往非常有效。

按照通常的礼节，在表达不认同或反对之意时，要使用非常间接的手段。因此，即使是M町的本地居民有的时候也很难分辨出，某种情况究竟是拖延还是拒绝，是欲擒故纵还是真诚的夸赞，含混的同意到底是指勉强答应了呢，还是其实在说“不”？当然，有的时候，即使说话的人自己也许都不清楚他的回应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

不过通常而言，即使只有一点点微妙的提示，大体上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含混不清的是潜藏在回应背后的理由。当某人抱怨他不知道对方怎么想时，这几乎总是意味着对方没有给出足够积极的回应，但他却不知原因所在。相比直截了当的回答，这类含混的回答经常会导致更严重的焦虑。许多被拒绝的人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人们觉得，用推迟、回避或者含混不清空泛地将对方拒之门外，对于一个人的完整人格是一种打击。恐惧、愤怒或是自我贬抑这类混杂的情感反应都十分常见。

这类拒绝方式对西方人来说十分陌生，但在日本却司空见惯，而且与西方相比，其隐含的深意比表面呈现的可能更为负面。如果某人需要寻求帮助，他会这么开场：“我是谁谁谁，你还记得我吗？”一个有效的拒绝方式则是：“我不记得了”，或者，“我不太清楚”，再或有意地误读其中的内涵，然后重新以一种友好的语气继续交谈。一开头的停顿、犹豫和拒不承认这段记忆，通常已经能够充分表明谈话人的冷漠态度。进一步，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拒绝此一要求——无论谈话是多么彬彬有礼，或者在正式场合他如何赞同此事。躲闪也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且被接受的拒绝技巧。如果一个人与一位不太情愿的熟人约好见面，那位熟人只需要不来就行了。当他们再次相遇，通常会回避此前错过的会面，否则就会被视为唐突无礼。如果对方鼓足勇气提醒他，即使是用很隐晦的方式，那位熟人也往往会表现得很无辜和惊讶，似乎根本没想到有这回事，或是推脱自己完全忘记了。人们觉得不应该为自己的健忘负责，即使潜意识里的动机很清楚。

即使表达方式如此曲折委婉，M町的居民还是觉得，同“传统”日本人相比，他已经有了更多机会去直抒胸臆，又没有像外国人那样唐突鲁莽。例如，如果某人马上要吃饭，他可能会对朋友说：“这么晚，你一定饿了”，或者是“你肯定很累”。重复几次之后，朋友通常就能领会他的暗示。有些人不太善于委婉地给出暗示或表达不同意见，但M町许多老于此道的居民，利用自己平静和间接的方式，就能够很有效地让别人领会他们的想法，而不会显得唐突无礼。

人们或许会觉得，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的、日益直白的表达方式和迁徙的新机遇会削弱小群体控制其成员行为的力量。但这种情况尚未出现，如果说表现出了什么新的迹象的话，那就是大的科层制结构的增长增加了稳定性，加强了小群体控制其成员的能力。

群体之所以能有效控制其成员，部分来自它能够成功地使成员忠贞不贰。在M町，个人很难同时忠诚于不同的群体，否则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家庭之外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群体，那是他必须一心一意归属的首要对象：对男性而言，这是他所工作的群体；对女性而言，这是她所在的社区；对孩子而言，这是他所在的学校。即使对具有很高地位的工薪族而言，哪怕他在社区组织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没有什么其他群体能够涉足他首要承诺的群体。每个人都对家庭承担着义务，但家庭的要求会精心地与其他群体的要求相区隔，家庭与丈夫单位之间的有效区隔保证了工作与家庭的考量相互分离。与此类似，丈夫与妻子的社区活动的区隔也保证了他不会干扰她所属的群体。大体来说，每一个群体都真正具有完全的自治权，如此，对家庭的忠诚和对其他群体的忠诚之间产生冲突的机会被最小化了。

群体在控制成员行为时的有效性来自成员与群体之间长期的承诺，但不止于此，因为，即使是到一个新群体中，他人的引介也是必要的。在某些西方社会，如果一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其他成员存在问题，他只需要离开加入其他群体就是了。但在M町，即使是加入其他群体，都需要原来群体的支持。22人们从一个联系紧密的小群体转移到其他群体，需要通过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人来完成。23人们对来自群体的要求事事小心谨慎，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第七章 基本价值观

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未必真心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观点，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还是提供了一个业经整合的价值观系统，表达了他们的基本目标，并赋予他们存在的意义。与此相似，西方国家的公民也会指出，民主和个人主义是体现于其生活方式中的基本准则。与此恰成对照的是，M町的居民却没有一个能够体现其基本信仰的清晰的思想体系。晚近以来社会的迅速变迁削弱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信仰，却没有出现具备一致性而又被广泛接受的新型价值体系。就像许多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德国人对战败的反应是，并未对其进行严肃的重新审视就再次高举起了战前的价值观大旗，而绝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应则是质疑自己的人生观，忍痛予以反省，却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儒教和神道尽管在战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现在却被视为“封建主义”的过去，并因与二战期间军国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的联系而遭受污名。今天，M町已经很少有人不加修正地完全接受这些观念——例如，很少有人相信丈夫应该为了上司而牺牲家庭。另一方面，许多M町的居民相信，尽管民主和个人主义能够指出通向新的价值体系的道路，但它们经常也只被用作自私自利的借口，因此无法成为道德观的坚实基础。例如，人们无法接受那种以个人为中心却忽略年长父母的个人主义哲学。一些年轻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M町居民被改良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但马克思主义的诉求看上去过于严苛和绝对，对绝大部分M町的居民而言并无吸引力——比如，他们不可能赞同镇压匈牙利暴动的方式。

缺少清晰的、被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导致人们愿意甚至非常急切地质疑传统信仰中最基本的方面，并思考西方价值观中什么元素最值得日本学习。许多人急于质疑以往他们可能会不假思索接受的权威观点——比如，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必要性，而这在以前接受起来十分自然、在所难免，甚至构成了日本人的基本特质。人们也质疑象征着传统价值和地位高低的传统礼仪有无必要保持。不只是男性，女性和儿童以及雇员都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对传统实践提出了疑问。

尽管人们现在仍在讨论这些问题，但已经不像战争刚结束时那样普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尽管缺少清晰系统的价值观，但实际上M町的居民对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已形成高度共识。许多与精神探求有关的讨论建立在何者值得追求的共同假设上，而这些精神探求通常也只是试图寻找一套价值体系，以使这些已被广泛接受的假设能够获得清晰和合理的阐述。一旦形成了关于价值目标的有效共识，价值观的模糊与缺乏系统性就不再会像其他情形下那样，会继续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每天忙忙碌碌，没工夫担忧怎么发展出一套整合的生活哲学。也许由于战前灌输的价值观业已幻灭，一些人甚至对任何意识形态的正式言说都感到怀疑，似乎意识形态天生就是过时、迷信、专制或是误导民众的。许多人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没有特定的价值观，并解释说其行为不是源自信念和价值观，而是来自局势或者习俗，似乎他们没有把习俗内化一样。也有许多人热切地讨论生活中的各种哲学，好像哲学与个人信念没有什么关系。例如，人们会说，在过去的日本，信仰是这样或那样的，但是在当代的日本则不再如此。他们比较美国的民主和欧洲的存在主义以及日本传统，但当他们说到这些时，就好像他们和自己所谈及的关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相干的。他们可能会说“日本人的观点是……”，或者“传统上，日本人认为……”，再或“现代的日本人认为……”，而很少有人会说“我们（或者我）认为……”，或者“我们确信……”。1

对“什么是值得拥有的”这一问题存在内在共识，使得人们能够容忍正式而完整的共识表述的缺失，但这种缺失也的确给M町的群体造成了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群体中新成员的社会化问题，因为在某个思想体系中缺乏明确奉行的信条，也就没有清晰的基本理论去回答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缺乏基本准则，对群体的忠诚只能通过信条和个案来传授。概念不是通过统一的信条代代相传的，而是通过描述、故事、民间传说以及谚语来传承的。例如，在四十七个浪人为他们的领主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中，就蕴含着在道德上忠于主人或群体的教化之意。每年一度的男孩节，纪念的是一个名叫弁庆的英雄，一个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主人的武士。类似的民间传说褒扬那些地位尊崇却为集体牺牲自我的人。例如，有个故事讲述说，富裕的领主放弃了他的土地，以使一条河流可以改道而拯救他所在的村庄；又或者，故事讲述一个人在自己山顶的房子上放了把火，吸引海边那些没有注意到威胁生命的巨大海浪正在袭来的人注意，这样就能够给予他们警示。尽管年轻人最终能够从这些缺少明确信条的故事中获知价值观，但如果一个年轻人对这些价值观提出疑问，人们却很难给他毋庸置疑的答案。

许多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没有得到道德守则的教化，一些人公开支持把传统道德教育重新纳入学校教学体系的运动。即使是不太保守的父母也担心，今天没有像自己那样得到道德引导和规训指导的孩子们，会无法承受未来的艰难。许多父母相信，正是严格的道德训练，以及苦难经历给了他们强壮的道德神经，自己才能够在重重威胁中幸存。但他们担心，由于缺乏坚实的道德基石，自己的孩子会被时尚和虚妄浮华所吸引。一些观察者注意到，父母的观点中存在合理化自己所遭遇的苦难的倾向，但有很多论据来支持另一论点，即年轻人更喜欢追逐时尚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一些寻求解释的年轻人曾有过尝试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另一些人则坚定地信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有一些人信奉虚无主义，反对任何教条。更多的人也会倾听和讨论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却无法对其中任何一种坚信不疑，因为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主义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给出让人满意的标准答案。

清晰表述的价值体系的缺失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群体在控制越轨者时遇到了困难。一些有能力的人会公开批评其他成员的无能，一些人在得到群体成员的帮助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感激，一些人说其他成员的闲话，一些人表现自私自利，一些人的行为僭越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些越轨行为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让其所在的群体疲于应对。从长远来看，绝大部分群体具备有效的手段，能够对这类越轨者施加社会压力，但在越轨者头一次对群体的某些假设表示怀疑时，群体并无确凿无疑的答案。而且，群体不仅仅只是无法回答越轨者的疑问，除此之外，越轨者的挑战行动同样也会经常给其他成员带来疑虑：反对他的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合理？群体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有效抑制越轨者所造成的威胁。2

最后，缜密价值体系的缺失会带来一些与此相关的不满情绪。对那些与群体联系紧密的人而言，群体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意义和目标，但那些处于群体边缘或是被排除在外的人却没有这一目标感。在当代M町，当越来越多的人与各类群体、各种思想接触之后，对缺乏这样一个能够引领他们应对各色状况的更高、更具整合性的目标都深感不满，但同时，这种不满还没有严重到让他们去奋力寻求一个更严密完整的价值体系的地步。

在M町，非正式的价值观共识提供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取向，因此在细节中详察这一共识就非常重要。必须承认，试图清晰地描述一个尚未获得明确阐释的共识，可能会冒较大的出错风险，也无法像正式信条那样提供让人信服的阐释。但是，通过对不同人及其行动中流露出的、具体表达其价值判断的信仰模式抽象化，确实能够基本了解此价值体系的大致轮廓。对于他们的价值观，尽管M町的居民众说纷纭，但对一位西方观察家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特征至关重要：那就是忠诚和能力。3

忠诚

尽管在表达的特征与方向上有所变化，但个人对于所属群体的忠诚仍然是他受到尊重的最重要原因。说到底，忠诚就是人们将集体利益置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群体忠诚不仅仅意味着对群体目标的认同，还意味着乐于与其他成员合作，热切地与群体保持一致。如果群体赋予了他一项任务，就必须承担这份责任。人们必须在任何状况下都避免让其他成员感到尴尬，要在意其他成员的利益，让他们在群体中如鱼得水，感受到集体带来的荣誉感。举例来说，如果女儿在婚姻问题中遵从父母意愿，或是雇员不因为其他地方提供的更高工资而跳槽，都会受到人们的敬重。即使在群体中有不同意见，成员们也被要求一致对外。现在，社会不再要求个人以正式方式通过庆典和赠礼来表达忠诚了。今天，判断一个人忠诚与否的方式，在他是否显示出了全心全意为集体利益着想的总体态度。

关于西方个人主义的观念有许多争论，但是，如果以占有优势地位的、康德式的观点来看，M町的居民认为个人主义是与忠诚相悖的。如果一个人接受康德的观点，即道德之中隐含着责任来看，M町的居民认为个人主义就是不道德——他们不把个人主义视为一个人应该切实对自己的思想负责。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理所应当或是责任，而更像是一种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的权利或曰特权。如果说个人主义也会带来责任的话，那也仅仅是秉权者有义务给予低等级的人一定程度的自由。而通常的观点认为，传统日本人的道德观仅仅意味着义务而无权利。即使付出意味着几乎没有回报，人们也应该忠于他们的主人。对M町的居民而言，民主与个人主义意味着下级现在有权利期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些许回报。现在，M町的一些人就是依据这一点来坚守其权利诉求的。但也有人觉得，虽然上级应该赋予下属某些权利，但如果在自己的权利问题上较真，仍然是唐突和自私的表现。很少有人认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集体的福祉之上是一种更高尚的道德。

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忠诚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什么原则比为自己所属的亲密群体成员着想更为重要。因此，与集体对着干缺乏充分的合法性基础。一旦群体达成一致，人们就应该服从决定。尽管一些越轨者企图以民主或者自由的名义，为自己不遵守群体共识找到理由，但越轨者自己都还没有在内心认同这些价值，并将其合理化，更不要说群体内的其他成员了。现在，人们的确已经充分接受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压制过分自负或者赤裸裸的越轨者之前，多少会有犹豫和矛盾心理，但这种犹豫还不足以有效地抗衡群体共识，也不足以把一个偶尔越轨者的形象转化成为了其他准则而勇敢地反抗其所在群体的英雄。

绝对准则的缺失同样也促使集体一旦达成一致，则能够很快因应新的思想进行迅速调整。这导致了某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使得某种新的行为模式只要是群体引入的，人们就有可能接受之。尽管许多日本人谴责说，对于新权力格局的轻易适应是一种对基本准则的遗弃，4但毫无疑问，这种能力使得在社会快速变迁时吸纳新思想变得更加容易。但是，这意味着翻来覆去的讨论，即M町的居民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面对面讨论，方能达成一致。这一程序既可以用于全体居民的层面以决定群体价值观，也可以用于最具体的层级，如家庭内部或是社区中的某些群体，以决定群体对于某个特定议题的态度。在科层体制中，“禀议制”（即处于同一层级的人共同进行裁决）5反映的也是同样的模式。在“禀议制”中，人们并没有被委派特定责任，但会与自己所在的群体不断进行核对以获得最终认可。尽管人们可能会质疑该过程的效率，但它的确维系了密切的群体合作。如果一个群体达成了一致，相对而言，这就使得它更容易接纳变化，因为不存在旧的规约或准则干扰群体共识。6

绝对标准的缺乏导致共识大于一切，也使得群体很难确定究竟应依据何种准则达成共识。在力图达成共识时，通常的想法是从群体内各类人的角度去综合考量群体利益，但问题是，不同的情感力量、群体内的相对地位以及对群体利益的客观考量能够使得这一过程复杂无比。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感受都要被仔细地考虑，成员们无法对彼此之间以及与集体的关系之间的种种微妙之处视而不见，要以简单方式来解决争议确实难上加难。

绝对标准的缺乏导致共识大于一切，人们从一个群体流动到另一个群体时也面临种种问题。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中，新来者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被接纳。更进一步，他对群体的准则并不确定，他也不能确信自己所熟知的什么准则可以适用于新群体。在新的群体里，即使这些实践及判断的标准和旧群体类似，在发生争端或在群体中遇到不快时，人们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由于对群体的规范不够熟悉，在充分理解它的特点之前，人们都会尽可能地小心翼翼。

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忠诚一直是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但在近几十年中，忠诚模式还是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之一是平级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与此相反，上下级关系的重要性则在减弱。7传统上说，层级地位往往取决于年龄^8或者在社区中的地位。但逐渐地，层级地位的区分开始服从于成就模式，如果某个领导无法或者不愿意与群体保持一致，那么，他可能会被礼貌地架空到一个徒具虚名而无实权的位置上，实际上则被某个更加积极与群体保持一致的人所代替。但是，即使在今天的M町，要让人们驱逐一个有权威的人，而不致产生组织成员的尴尬和分裂，仍常属不易之事。不过，即使这个人在正式层面上仍然被留任，如果他不愿意和群体保持一致的话，人们还是可以在私下里达成共识，有效地拖延其项目进展。在试图限制上级领导的权力时，“反封建”成为一个颇为有效的讨伐旗号。

以其他维度代替层级区分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在传统模式里，男孩早早进入店铺工作或是女孩早婚都很常见，一旦成为店铺或某个家庭的一员，年轻人就需要服从上级意愿。现在，随着学制的延长、工作年龄及婚龄的推迟，同侪群体变得很重要，而在以前则并非如此。此外，大公司里的工薪族人士有着许多同龄人。当年轻人加入公司时，他会参加一个大的培训班接受训练。这个培训班组成了入职新人们的小群体，人们相互团结，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上级的权威。

忠诚模式的第二个变化是忠诚的范围缩小了。批评传统模式最流行的词语是“封建的”。在M町，许多传统束缚已经大为放宽或消失无踪。举例来说，那些把自己的意愿武断强加给社区组织的老年人被看成是“封建的”；那些乡下的本家如果想要对M町的旁支家庭提出什么要求，会被看成是“封建的”；地位较高的人在社区中想要控制底层民众行动，也会被看成是“封建的”；工作单位的上级过度干扰雇员的个人生活同样会得到类似评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当下的M町，核心家庭和目前工作的群体是群体忠诚的聚焦所在。9工作群体和公司之间的联系意味着，在某些场合，相对于其他公司，人们忠于自己的公司，相对于其他国家，人们忠于自己的国家,但这种宽泛忠诚的重要性从未超越他对于目前所在群体的忠诚。

对首属群体的忠诚被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使得不同类型的忠诚之间的潜在冲突被最小化了。例如，相比之下，传统中国家庭或是意大利南部的家庭对家庭夫妻双方的忠诚缺乏明确限制，因此，在应该效忠于哪一方亲戚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冲突。在那些社会里，给某些亲戚送礼，或是帮某些亲戚忙，对没有收到礼物或得到帮助的其他人则意味着受到羞辱，亲戚之间的分裂经常伴随着家庭争吵与不和。即使是在传统的日本，忠诚与义务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发展出了一种决定孰先孰后的层级模式。例如，在家庭和领主这两个需要效忠的对象产生冲突时，武士需要忽略家庭以取悦他的领主。但是，在某些例子中，就如在朋友与亲人的忠诚不可兼得时，这些问题如何得以解决仍是相当模糊的。

不过，在当下的M町，由于基本的忠诚指向一个人的首属群体，忠诚观形成的冲突总体来说尚未造成很大问题。今天最大的问题，似乎是由忠诚范围缩小尚未完成而导致的。现在，绝大部分家庭认为，效忠的对象首先应限定于核心家庭和目前的工作群体内，但还是有一些人隐约期望效忠的圈子能更大一些，以尽可能从中获益。除了这样的问题之外，纯粹由忠诚造成的冲突是很罕见的。最常见的情况，发生在男人们从东京迁往另一个城市工作时，此时忠诚观会造成家庭和工作群体之间的冲突。尽管迁往一个新社区不像在美国那么常见，有时候工作人员还是会被派往另一个国内乃至海外的分公司，驻守一两年。对于这类委派，人们倒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但由于重新安家会有种种问题，以及孩子教育会受到干扰，妻子和孩子们常常会继续待在M町。这倒并不必然导致“效忠于谁”的严重冲突，因为虽然远离家庭，但丈夫会继续满足家庭的基本需要：支付家用，规划孩子们的未来。如果说家庭和工作地点之间确实存在冲突的话，常常不是家庭和公司之间的冲突，而是家庭和丈夫的公司帮之间的冲突，因为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公司帮中的这些同伴对丈夫的时间和金钱索求更多。

对于妻子而言，对丈夫和孩子的忠诚毫无疑问地先于对其他亲友的忠诚。一个难以避免的冲突是，从忠实于她出生的家庭转换为忠实于夫家。这种冲突通常会在她的情感转向夫家后得到解决，但是在婚后的头几年里，她在感情上可能还偏向于娘家。但是，“效忠于谁”的忠诚观的限制，意味着对她、她的父母、她的丈夫，以及丈夫的父母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在现在的私人关系中，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忠诚甚至会优先于他对父母的忠诚，但通常而言他会尽可能兼顾这两方面。

今天，对效忠对象的严格限定使得因忠诚问题而导致的冲突减少了，但小群体向外流动趋势的增加，使找到可以取代忠诚成为信任基础的价值观变得十分必要。大部分时候，人们完全认可诚实的价值，但在某些个案中，欺瞒外人被视为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在日本，并不存在圈内圈外人平等因而理应信任和善待外人这样一种普世价值。因此，绝大部分人觉得帮助陌生人，或是友好地对待他们，不算是一种应尽的责任。随着对外联系的增加，这种道德观念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从私人侦探所的遍地而生就可以看出来。因此，通过相互之间的朋友介绍来与外人建立联系非常关键，它为陌生人之间提供了相互信任的基础，而这在一个发育更完善的普世价值观里是无法提供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当人们还未归属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时，他会在维持对谁的认同和忠诚的问题上遇到困难。例如，在青春期的晚期经常有这么一道坎：年轻人和父母的关系没以前那么密切了，但还没有在新的家庭或是工作岗位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忠诚以替代前者。在这个转型期间，虽然同学之间的纽带可能会帮他越过这道坎，但那些为升学而奋斗的“浪人”，甚至包括一些大学生，他们尚未能建立对朋友忠贞不贰的深厚友情基础。中学和大学提供的住宿生活单调，能够提供归属感的兄弟会或者俱乐部甚为少见。正是在这个年龄，一些更宏大的意识形态看上去特别具有吸引力。不过，一旦一个年轻人进入一家公司，成了工薪族的一员，他就会找到归属感，并逐渐会减少对某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的兴趣。10

在忠诚模式中，最根本的一项变化，是对忠诚的要求不再带有强制性了。例如，新年去上司家拜访以表达敬意，这一习俗正逐渐在工薪族中失去其约束力，时不时地给上司送礼的风气也日渐式微，有能力的年轻人不再为这些习俗所累。然而，简化繁文缛节并不意味着冲淡了对忠诚本质的尊重。M町居民的首要取向仍然是过去的价值观，而不是新的价值观。即使是在批评旧价值观时，他们所用的也仍然还是老一套话语。绝大部分对旧有价值观的攻击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新价值观，而是基于“反封建主义”。例如，在亲密朋友的小群体中会听到对上司的抱怨，但抱怨的内容不会是上司没有提供足够的自由，而往往是上司没有给追随者以充分的关心。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说民主的价值已经产生了影响，它也仅仅体现在软化了对效忠的严苛要求，给了那些并不总是自觉追随群体共识之规定的成员更多的宽容。

尽管忠诚的价值观依然故我，但忠诚的模式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而人们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也趋向两个极端。现代忠诚价值观促进了平等的理念，而非强调等级森严，允许把效忠对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增加对越轨行为的容忍度。如果将这种有关忠诚的现代观念置于一端，而将传统的观念置于另一端，那么这之间就可以区分四种不同的反应类型：服从新模式的人、带着抗拒心理服从新模式的人、抗拒新模式而支持传统观念的人，以及服从传统观念的人。11

四种类型中，第一种，或许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类，包括了那些很容易就适应或服从新模式的人。他们对自己所属群体及其成员忠心耿耿，与群体共识保持一致；行胜于言，对展现忠诚的仪式兴趣缺缺；他们相信坦率的价值，有自己的想法，但乐于给群体的其他成员自由和多元选择。这类人对集体事务也非常投入。他们尽可能回避远亲们的求助，但如果势不可免，也会态度和蔼地提供最低限度的帮助。

第二种类型是怀着抗拒心理服从新模式的人。他们痛恨传统，痛恨所能找到的所有封建残余的当下遗迹，反感任何来自外国人的讽刺，如说他们遵从传统，或说日本人整体而言都是死脑筋之类。在自己的家庭或现在工作的群体中，他们都与群体保持一致，对其保持忠诚，但许多人也会表达他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不得不从众的烦恼，例如喋喋不休地抱怨传统、从众以及上一代手握大权，如此种种。相当一部分年轻女性虽然对自己的母亲有着种种不满，但尚能包容和隐忍，但面对婆婆却会宣泄在家中积累的负面情绪。在联系紧密的群体中，人们常常需要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但他们会将体验到的任何疏离之感都投向外群，将其归咎于传统的从众压力。12

这一类别中的一些成员，既不为支持现代模式的群体所认可，又不被那些秉承传统模式的群体所接纳，但他们的烦恼似乎更多地针对后者而非前者。部分人对自己不是群体中的一员而感到嫉妒，如果被群体接纳了，他们的态度可能就会温和许多。有时，他们对自己关心的“多数人暴政”的问题非常关注。这些人极为厌恶大众的专制，以至于完全无法接受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三类群体是那些被迫疏离新价值观的人。如果其他人没有表现出对传统以及与等级、权威、自律和绝对服从等相关的传统价值观的应有尊重，他们会义愤填膺。尽管这些人明显少于反对传统的人，也不像后者那么积极发声，但他们往往非常顽固。这个群体经常敦促在学校重新引进道德观教育，并鼓励孩子们接受更多与尊重和服从相关的教育。

最后一种类型，是那些完全疏离新价值观，但从他们表达的观点中却几乎觉察不出有何异样的人。他们与自己的隶属群体高度一致，尽管并不喜欢新的价值观，但并不一定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表达反对意见。例如，当其他人争论说传统必须被改变时，他们可能不会表达任何异议，但从其言行中却能够看出，这些人保持着对传统的高度尊重。由于年高德勋，这些人常常能够维持社区中其他成员报以的尊重，因而多少远离了变革的压力。

能力

要想充分赢得他人尊重，仅有忠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能干或有才）。所谓能力，不仅指“才能”或“天才（tensai）”，还具有“勤勉”和“毅力”的意涵。尽管M町的居民不再笃信人的才能应归因于其前世积德而获得的善果，但天才仍然隐含着这是来自上天赐予的意味。由于相对于其词源，该词的现代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太多地依靠语法来进行分析可能导致误解，但我们还是需要指出，“tensai”中的词根“ten”来自“天”一词，这其间确有联系。但是即使拥有天赋，这也并不意味着道德品质，而工作勤奋则必然表示了其道德品质。并且，人们认为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经年练习和努力工作的结果。尽管能力没有忠诚那么重要，但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如果没有能力，就会被视为名不副实，并且，假如不会引起什么消极后果的话，他就可能被一个既忠诚又胜任的人取而代之。

人们的表现，或弗洛伦斯·克拉克洪的价值取向理论（valueorientation theory）所说的“作为”（doing），之所以会受到重视，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所属的群体。在群体意义的语境中，能力似乎被看得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的表现不仅影响到他自己，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同事。由于群体内部联系紧密，一个人的成功与满足都取决于整个群体的成功，而如果一个人偷懒，也同样会削弱其他所有人的地位。在做一项工作时，人们不仅因为踏实努力而受到表扬，同时还必须对集体产生作用或是替集体承担后果。如果一个读书的孩子表现得不好，或者违反了法律，人们会觉得老师应该部分地承担责任，而并不在意他曾经怎样努力去矫正这个误入迷途的孩子的行为。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组织的旅行中受伤，人们会认为和班级一起出行的母亲应该承担部分责任，而无视造成这一伤害的实际缘由。由于人们的责任如此宽泛，绝大部分活动都不是由一个独立个体来决定和运作的，而是由集体来完成。

因为绝大部分群体都相对稳定，人们常常并不是基于某个单项的表现来对某人下判断的。群体成员之间经年累月的亲密联系，使得他们非常了解彼此的能力和弱点。因此，一个人在总体上胜任与否，实际上成了其他成员是否尊重他的参照根据。即使在集体中这个人并不正式担任重要职务，如果在形成群体共识时其他同事热切地期待他的建议，就意味着他们始终认可他的整体能力。但是，对一个真正胜任的人而言，他必须同时具有技术技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由于群体是通过共识来运作的，一个与他人为敌的人无论在技术上多么胜任，群体都不会给他向人们展示其潜力的机会。

群体成员不可能都兼具忠诚和能力，如果其中一个成员很忠诚但不胜任，或情形恰恰相反，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所谓“敬意失调”（incongruency of respect）,这要求群体想出一些办法来协调这种不一致。通常而言，除非群体之间有活动时(例如考试期间),能力的价值一般要低于忠诚的价值。例如，在公司里，通常一个人只会在人们公认其德行配得上的时候，才会因能力受到奖励。人们的提升部分基于资历，在商业公司较低的层级，基于能力高低对人们作出正式的地位区分的情况不多，但在若干年后，地位的区分最终是以能力高低作为判断基础的。人们感到被提拔的人完全配得上这次提升，而且提拔还应该来得更早一些。13因此，通常而言，一个人能力超群会获得奖赏，但同时，不会破坏群体内部的共识。

然而，对于那些有能力却不尊重群体共识的人，群体却觉得很棘手。如果一个人既不胜任又不尊重群体共识，那么群体可以有效地孤立他。即使一个人很有才能，是群体非常需要的人，如果不善合作，也会发现自己被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如果他身居高位，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以限制他独立行事的权利和权力。与此类似，一个母亲，如果她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出色，但她本人却不配合社区的想法，就可能不会被赋予要职。类似这样的个案往往未必能以得体的方式解决，不过一旦一个群体达成了有效共识，一些潜在的技巧就会有效地被用来孤立和贬斥越轨者，让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与此相反，对于一个不胜任工作但却忠心耿耿的人，人们往往会给他一个名誉性的岗位，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也无需承担什么责任。由于不存在定义清晰的组织章程或办公室守则，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的志愿者组织都可以灵活变通，如果大家意见一致，就可以为这些人特意安排出某个岗位。在那里，这类人会受到尊重，但其能力不足却不会影响到群体效能。当然，这个人可能会意识到他被看成是不称职的，但还是往往会因为大家保留了他的面子而心怀感激。

在社区中的女性群体里，对群体的生产力要求没有那么严格，胜任与否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社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在忠诚和能力之间产生的冲突，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一个对群体忠心耿耿的女性会在群体活动中被接纳，即使她并不特别胜任，人们也会授予她一个名誉性的位置，但更重要的责任和位置，则会交给那些既忠诚，能够积极回应群体的意见，同时又能使群体活动顺利运作的人。

一个重要变量：审美价值观

在精神层面，许多M町的居民认为他们更接近于法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国民。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与法国人一样拥有共同的艺术价值观。M町的居民对美尤为敏感，特别是在空间布置上。对于尺寸、形状和颜色的兴趣，贯穿了他们的整个人生，并表现在对房间的布置、插花艺术、装饰艺术和园艺上。即使是准备食物，也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刀工、摆盘务求形色兼具。他们很享受以保持食物本色的方式精心烹饪。他们对人造物之美的敏锐与对自然的热爱相得益彰。这种热爱渗入家中，也把人们引向户外，他们乐于在旅行中享受美丽的自然景观。

日本人的许多技艺，目的在获得奇迹般的或与自然精神无间契合的自我修炼。这类活动如茶道、花道、书法、园艺或是冥想等，要求男性与女性都要参与实践，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被视为高级生活方式的地位象征而进行培育，但这些活动受到尊重，则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自我修炼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

日本人欣赏优雅和控制，因此许多事物都带有仪式般的优雅意味。尽管一些人把这种仪式般的特征，如深鞠躬、昂贵的婚礼，看成是封建主义的可耻残余，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很享受这种礼仪化的风格。互相问候、赠送和接受礼物、为客人提供娱乐、欢迎和欢送会、节日和特殊场合的庆祝仪式，这些活动都以一种带有强烈风格的优雅方式进行而超脱于日常生活的凡俗之上。

尽管这些审美的愉悦在M町居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总体而言，审美的价值还是居于次要地位，培育这些艺术修养的机会也被限定于闲暇的时间和地点。人们钦佩那些审美水平很高的人，瞧不上那些不修边幅的人,但这些素质对群体生活并不像忠诚和能力那么重要。一些职业，例如娱乐业、艺术业、教育业或是神职，对审美价值尤为精通。人们同样假设，审美对拥有闲暇的女性或是退休的老人而言更加重要。但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审美愉悦的重要性在于使他们能够从日常的家务或是群体加给他们的、对忠诚的强烈索求中抽身出来，从中寻找到心灵的宁静。但是，这些愉悦并不只是面对其他问题时的一种放松，同样也表达了一种积极的、对于美的追求，以及一种天人合一的情感。不像某些实际上与群体忠诚相对立的西方价值观，审美价值观的广泛接受给个人提供了满足而无需受到群体要求的困扰，这是一种通过帮助个体解决自身的内心矛盾并达到统一的方式。如此，人们就能够更好地遵从来自群体的要求。

工薪族的道德基础

由于在道德上如此重视忠诚的价值，人们从未完全认可在经济上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在许多M町的居民眼中，像五岛这样的通过东横敛财的人，或者松下幸之助这样的通过全国电器业敛财的人，都非常自私自利，他们并没有赢得福特汽车公司或卡内基钢铁公司在美国享有的尊重。在日本现代化的早期，大商人们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但标榜的不是经营企业的技巧或保护企业自由，而是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今天，M町的居民似乎仍然蔑视那些赤裸裸地追逐私利的人。如果与顾客保持稳定的友好关系，小店主或许会免于受到这类批评，但如果他表现得只考虑自己的利润，就会受到怀疑。当然，从更广泛的考量来说，企业家有着更高的地位，但如果他们打算在道德层面维持人们对自己的尊重，在追求利润的方式上就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即使许多社区领袖和政客因为权力和能力身居高位，却也因为他们看上去更看重自己的利益，道德水平不高而无法得到居民的敬重。

但是，工薪族并不把自己视为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的人。当工薪族进入公司，拿到的是按照直接经济方式计算低于其应得的较低工资。因为其工资收入很有规律，更多地决定于资历而非出色的工作表现，他们认为，之所以把工作干好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公司做奉献。他们拿到的奖金额并不是以其个人对公司的贡献，而是以公司整体的经营成功为衡量基础的。通过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家公司，也从为其长期的服务中获得了许多保障。事实上，他们通常能够体认到这份忠诚，并真正地感受到自己与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工薪族对在其基本价值体系里的自我尊严确信无疑。他们认为，自己的长远利益与公司利益完全一致，但鉴于自己的全心奉献，就不会因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受到责备。14

公司不仅会让工薪族有机会体会自己的忠诚，也给了他机会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在某些群体如家庭中，工薪族可能会感受到忠诚的重要性，但他知道，即使自己缺少能力也仍然会被接纳。但在大型科层机构里，人们在获得接纳之前必须证明自己。每个人既然能够进入公司，就被视为具备起码的能力，这样就不会面临辞退的危险。在公司中，进一步的培训以及因忠诚服务而获得的持续的地位提升加强了这样一种感受：所有的人都具备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能力。

独立的生意人可能非常能干，但他可能难以让自己和其他人相信，他能够对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保持恰如其分的忠诚。在某些传统的子承父业的职业里，儿子会对家庭保持忠诚，但他常常不是那么胜任。大公司的实践使得工薪族觉得，自己能够兼具忠诚和能力。

与此同时，工薪族能够感觉到，他的组织在祛除封建专断行为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小商店或者很多小企业里，店主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使得学徒感觉到完全被束缚在这层私人关系里，但是，在一个大的机构中，忠诚主要是针对公司的，而个人有回旋余地，他不必完全臣服于某人的权威。人们经常有机会与公司里的其他人建立联系，一个人的未来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些往往专断横行的上司。对于这类现代忠诚观念，大公司普遍能够接受。

工薪族的位置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让他们按照M町居民极为重视的价值观生活。它不只是提供了在忠诚和能力的基础上合法化其价值观的机会，还允许他们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追求美感。简言之，M町的工薪族人士为自己是工薪族而自豪，并不只是因为觉得能够得到安全感并满足实际的生存需要，还因为能够基于基本价值观而拥有自我尊严。

第八章 “家”之理想的式微

“家”的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政府确保，通过学校教育和媒体教化，全体国民都详细地学习了“家族制度”。总体而言，政府的举措取得了惊人成功。不仅每位国民了解理想家族的知识，而且许多国民试图依照理想家族的模式改造自己的家族。时至今日，与其他日本国民一样，M町的居民仍然清晰记得当时学习的理想家族的主旨，“家”1的模式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仍有重要影响。作为家族制度的核心，“家”是单系绵延繁衍的家族系统，不仅包括生者和逝者，而且蕴含孝道。家族成员的主要任务是告慰先祖、护佑家族绵延昌隆。譬如，卖掉土地被视为弥天大罪，因为这种行为不仅辱没先祖，还可能严重祸及后世子孙。家族成员为“家”而牺牲一己的享乐和欲求，不仅为了在现世赢得尊敬或回报，还为了获得永生，因为来世有赖于“家”的延续。2

子女年幼时属于其父母的“家”。成年以后，一个儿子，通常是长子，便被赋予守护家族的名誉和责任。其余子女得去寻找其他家族栖身或者获许分家另过，建立了新的分支家庭，其生身之家就成为本家。女儿出阁以后，她的名字便不再被娘家的族籍收录，而被列入夫家族籍。娘家会给女儿一笔可观的嫁妆，也会支援长子以外的儿子开始新生活，但是，家里大部分的田地和财物则由肩负守护家族重任的长子继承。3理论上而言，户主不是财产的所有者，只是受到当前一代人的委托^4打理过去累积至今乃至以后的家族财产。户主去世以后，其地位通常由其子承袭。若户主无子，而其弟尚未入赘其他家族，则弟弟也可继任户主，合适的继承人选出之前，户主之妻也可代行户主的权力和义务。

新媳妇嫁入夫家伊始就要学习夫家习俗，以辛勤的劳作、发自内心的顺从和满怀热情的服从证明自己非常忠诚，堪称夫家一员。否则，她就会被休回娘家。5上门女婿也须经历同样的过程。

新媳妇不仅委身丈夫还要委身夫家，夫家把她称作“我们家的媳妇”。在许多方面，媳妇被视为养女，对公婆以“父母”相称。6挑选媳妇的决定权在夫家而非丈夫，挑选的基本依据是：有勤勉劳作、献身夫家的意愿和能力，并且身心健康、能够孕育和抚养理想的继承人。同样，挑选上门女婿时考虑的也是其延续家族的能力。较之好丈夫必备的资质，挑选者往往更看重打理家族农田或家族生意的能力。

儿子或上门女婿做了户主，便拥有合理合法管理其他家族成员的绝对权力。子女需遵父母之命，幼弟不忤长兄之意，夫在妻从夫，夫死妻从子。日本政府赋予户主管束家族成员的权力，希望户主运用手中权力不令其家族成员行差踏错。

户主拥有最高权力，也因此责任最重。他总揽家业，决定子女、幼弟小妹的婚配和工作。他要筹谋家族成员的健康幸福并告慰先祖英灵。他须侍奉父母终老。姊妹或女儿难以融入夫家被休回娘家、儿子或弟弟丢了工作之时，户主须暂且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作为家族的守护者，户主要照料家族的神龛和墓地，夏季盂兰盆节之时，他须持明灯照亮道路、准确无误地将先祖英灵从墓地接回家中。

尽管一些成员坦承有些古老记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家族人丁兴旺能够为延续数百年的家谱和祖坟添彩。然而，所谓在世的家族成员一般仅指主干家庭的成员，包括父亲、母亲、未婚子女、一个已婚的儿子及其妻儿。在生活周期的某个阶段，若长子尚未成婚而祖父母已过世，那么家族成员就只剩下父母及其子女。如果家族昌隆并期望开枝散叶，就会让次子建立分支家庭，新建立的分支家庭是本家家族的一部分，依然从属本家。成立分支家庭时，农民的次子会分得小块农田，而商人的次子将被允准管理一小部分业务或一家分店以养家糊口。次子的一个儿子会被遴选为继承人，成为分支家庭的继任家长。理论上本家可以拥有很多分家，分家也有可能继续发展下一级分家。原则上权力有明确的等级之分，分家服从本家。但实际上除了本家与分家联系紧密的一些地区，这种关系在两三代人以后意义甚微。大多迁去城市的分家，在自己的领域里获得了实质的自治权。有时，次子不经正式程序就可建立分支家庭。于是，这个儿子在法律上虽然归属其生身家庭，但娶妻生子后便拥有了事实上的自治权。

分支家庭

“家”的理念仍是家族行动的重要规范，但个体为家族牺牲自我不再是必须严守的铁律，一些没有子女的家庭甚至甘愿后继无人。延续家族的愿望在分支家庭里尤其微弱，与其他城市地区的情况相同，M町里大多是分支家庭。7因为本家（原本由次子建立、因发展了下一级分支而新晋为本家的家庭除外）的传统远比分支家庭久远，所以，较之分支家庭，人们自然更在意本家的存续。迁往都市居住的次子对生身之家不再负有责任。事实上，次子搬离时没有家产傍身，既带不走历代祖先的坟墓和牌位，也不用打理家族产业。不仅如此，次子去世后，其继承人仅能承袭始于父辈、历史短暂的家庭谱系。

万一移居城市的次子没有子嗣或者虽有子嗣但其子嗣没有继承人，这也不被视为什么悲剧。诞育分家的本家不仅对祖先尽孝、为家族繁荣尽力，还要在分支家庭绝后时照料他们的牌位和坟墓。分支家庭大多希望后继有人，但没有子嗣时很难收养到合意的继承人。一些仅有女儿的家庭会考虑招上门女婿，不要求女婿入赘的家庭更易为女儿觅得理想对象。与维系家族绵延相比，M町的大多分支家庭更看重寻觅佳婿。同样，M町的工薪家庭没有什么家业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小伙子做养子，与其混淆家族的优良血统收养养子，许多分支家庭宁愿以绝后为代价使自己这一代人葬入祖先世代栖居的墓地，因为他们知道，这片墓地会受到本家的照看。

许多工商业者的本家和分支家庭以经济为纽带联结在一起。例如，有的药店为了拓展生意，可能会给予次子资金、助其开设分店，分店隶属总店，次子的继承人继续打理分店的生意。如此，经济联结使本家和分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他们的关系远超单纯的商业伙伴。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家庭以及城市里的工薪家庭不存在这样的经济利害关系，大公司职员的儿子往往就职于其他公司或政府机关，父子间也没有这样的经济联结。本家和分支家庭必要时会互相帮衬，关系融洽时偶尔也会串串门子，但乡村的本家和城市的分支家庭之间最典型的关系不过仅是一种情感依恋而已。

对于应当在何种程度上相互扶持这一问题，本家和分支家庭的观点也许有所分歧，但是，由于各自独立的意识过于强烈，所以即使身陷危难，他们也很少开口向对方求援。本家户主去世而无后嗣继承之时，分支家庭还得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8此时，家族的财产可能会被迅即挥霍殆尽，人们期望分支家庭担负起守护家产、维系家族的责任。有时，长兄去世以后，已经前往都市但尚未完全安下家来的次子会被唤回家乡承袭家业。可是，近年来我们不曾耳闻在城市业已落户的人们为了继承家业而返回乡村的事例。城市的生活更富有吸引力，任何情形下居于城市的妻儿都不愿到乡村定居。下面提到的两个事例中，长兄去世后弟弟都继续留在M町照顾长兄遗孤，直至其中一子成长为合格继承人。其中的一个事例是，弟弟向所在公司请了所有的假，在最农忙的稻米收割季回乡，从劳力和资金上支持长兄处在冲龄之际的幼子。实际上，在长兄的幼子长大成人、能够从事农活以前，弟弟一直与寡嫂分担户主的责任。弟弟对本家尽责，却给自己的妻儿造成重负，妻儿抱怨他靡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照看他们并没有认同感的乡村家庭。弟弟夹在本家和妻儿之间左右为难，终难解决二者的矛盾。

在另一个事例中，乡村里一位既无土地也无继承人的本家户主去世后，M町的分支家庭就成为新的本家承担起原来本家的全部责任。于是，本家居所就从乡村转移到M町。尽管一部分亲戚反对，新本家还是把传家宝、祖先牌位和其他财产迁往城市，在城市延续一些家族传统。安排好以后，新本家保持了乡村墓地的原貌，请亲戚代为照料。在这种情况下，分支家庭不得已承担了本家的责任，“家”的理念无法被轻易舍弃。

M町的许多人无法找到“家”的积极价值，对先祖和家系也漠不关心。他们将家族制度，尤其是家长的恣意统治、本家对分支家庭的操控和对家族传统的过分强调视为封建残余，认为应当将其尽早摒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主张忘却传统的呼声来自那些原本出身低微、现在却跃居高位的家族。家史悠久的富裕人家依然受人尊重，但直至父辈才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家庭往往急于忘却原先卑微的出身。他们似乎意识到家系的重要性，将其视为赢得尊重的基础，对家族定居城市的时间或祖先的地位多有夸大，并急于告诉别人他们的亲戚是富翁或名人。地位不高的家庭不仅家族历史较短、传家宝物较少，而且也没有让人荣耀的家族谱系。难怪他们大多对先祖鲜少关心。

“家”的权威及福祉功能的式微

“家”在很多方面如同公司。传统上，它包括户主领导下的一套处理事务的场所、彼此相互关联的明确的成员关系以及程序规则。实际上，一部分名门望族立有全体成员都须严守的成文家规。本家户主的责任之一是为家族全体成员谋求福祉。只要家中主要财产由本家掌握、受户主支配或至少为其掌控，系统就会如常运作。纷争、资金短缺等问题可能时有出现，户主显然有权力也有责任安排家族成员互助扶持。但是，随着家族力量的日趋衰弱，本家户主发现很难调配资金帮助陷入困境的家族成员了。城市分支家庭比本家富有时，本家的力量尤其薄弱。乡村的本家户主难以向城市富裕的分支家庭开口求援，而分支家庭的成员则更难指望从本家获得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施以援手或请求支援等亲戚间的行为会令他们彼此憎恶，这充分反映了家族福利制度的崩坏。9当然，不排除有人帮助落难亲戚，但此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帮助的对象也往往只限近亲。此外，考虑是否施以援手的问题时，人们不再仅依据求援者是否拥有本家族成员身份，而看重求援者是否受人喜爱、贫困与否，以及是否值得帮助。10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情感而非家族义务。

旧制度之下，家族可能会受控于独裁家长，但家族制度自成一套清晰而完整的系统。本家继承大部分家产，同时也承担接济贫困家族成员的责任。长子是家庭财产的受托人，自然要负起赡养年迈双亲的责任。战后，新修订的民法规定赡养父母是所有子女的责任。如何分担责任存在诸多争议，导致兄弟姊妹极其不睦。许多人仍然认为长子应承担大部分责任。11子女即使均分遗产，也不能均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例如，在一个有三个子女的家庭，退休的父母要想轮流在每个子女家待四个月极为不易。出资援助父母时，子女希望基于各自的负担能力分别决定出资额度，却缺少衡量其负担能力的统一标准。不仅如此，已婚女儿想要帮助父母，可能会遭到丈夫反对。即便子女在赡养年迈父母的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些提供帮助的子女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份其他子女卸下的责任。12此外，即便子女恪尽孝道、奉养双亲，父母也常常会觉得给小两口添了负担，而子女的配偶毕竟并非子女父母亲所生，极可能给父母添堵。关于美国的家庭生活，我们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照料老年人，这昭示出赡养老人问题的普遍存在。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并赡养老人是一个稳定的制度，老年人采取手段充分保障自己的生活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做法，但在上述两个办法间折衷，即采取由诸多子女共同赡养父母的方法时，则必然出现许多难题。

父母四十多岁时就要直面如何安度晚年的艰难抉择。尽管他们意识到与子女同住会产生的问题，也希望规避这些难题，但许多人畏惧独自终老的孤寂，也担心经济上难以支撑。一些勇敢的老年人坚称他们将独立生活，并努力使自己相信这种生活也许并不孤独。其余的老年人坦陈，如果子女邀其同住他们会很开心。尽管平等分割继承遗产的新制度以及日渐式微的家族系统存在诸多问题，但没有人希望重振户主的权力。而且，如果父亲供职于大公司，其年老后子女的赡养负担会有所减轻。因为父亲退休时公司会给他养老金，或者至少给他一笔一次结清的、数目可观的退休金，所以年迈的父母不会给子女增加经济负担。在美国，父母与儿子或女儿夫妇同住被认为不自然、有强加负担于人之嫌，而在日本人们的想法与之不同。如今，家族系统已然式微，为了规避婆媳间常见的矛盾，越来越多的父母可能会背离传统的“家”模式，搬去与女儿同住，在这种情况下，家里的女性会相处融洽。

随着家长掌控家族福祉活动能力的衰退，以及分支家庭财力、安保和威信的不断增强，本家失去了控制分支家庭的能力。被逐出本家家族不再那么令人畏惧。由于分支家庭成员“家”意识的丧失和独立意识的确立（这种独立意识源于丈夫公司提供的经济保障），家长的权威在M町的工薪家庭尤显薄弱。

如今，位于丈夫和父亲权力之上的户主权力已经失去意义，以至户主地位的让渡实际上毫无意义。13在地方社区，与儿子同住的老父亲仅仅是名义上的户主。与此类似，无论在继承还是家族地位方面，继承人与其他儿子待遇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在以前，长子作为继承人，即便尚未承袭户主之位，也会受到家族成员的特殊礼遇。不仅父母格外优待长子，而且祖父母也公然疼惜嫡长孙远甚其他孙辈。而现在，尽管老大在弟妹中仍可能拥有相当权威，尤其是在大家族，但这种权威主要源自其年长而非继承人的身份。一般而言，姐姐的权威就高于年纪较小的长子。

从前，家族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和工作。由于结婚意味着女儿或赘婿离开一个家族而进入另一个家族，所以一般认为，由娶进的家与嫁出的家共同议定婚姻大事天经地义。这种看法尚未完全消失，相亲、订约、交换礼物，甚至婚典之时，“嫁方”（“放出”一位成员的家族）与“娶方”（“接纳”一位成员的家族）仍然有所区分。

婚前咨询和协商通常经由一位媒人（有时双方各有一位媒人）进行，媒人按照家族的要求提供服务。两家会考虑青年男女的想法和脾性，但青年男女的愿望必须服从家族的决定。这并非事出无因，就长子的情况而言，他的新娘毕竟要在夫家生活，与婆婆相处的时间可能比与丈夫在一起的时间还长。甚至次子的婚姻，家里虽然干预较少，但其婚姻一旦出了问题家里也难脱干系。因此，父母认为子女（实际上子女婚前没有机会接触异性）择偶时需要他们的帮助。

现在，M町的年轻一代认为，家族将意愿强加给年轻人、令其为家族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婚配方式是封建社会的糟粕。虽然已不指望年轻人顺从家里意愿，但对于子女的择偶问题父母仍有影响力。M町的居民把缔结姻缘的方式分为相亲结婚和恋爱结婚。相亲结婚通常由父母、有时还包括亲戚和家人的朋友促成，而在恋爱结婚的过程中青年男女拥有更多话语权。14最近结婚的新人之中，大约仅有半数是正式相亲结婚的，绝大多数父母会调查对方家庭的详细情况，起到积极作用。一些家庭会托朋友或请私家侦探调查对方家庭。家里人对年轻人应当拥有多大程度的择偶自由的问题频频争论，但考虑到早年日本家族拥有的绝对权力以及美国大多年轻人被给予的极为广泛的自由，可知他们所争议的自由范围相对狭小。

然而，较之以往，兄弟姊妹和好友替代父母给年轻人介绍交往对象的情况日益增多，男女共校的学校和职场为体面的中产阶级子女提供了有限的单独见面的机会，这些机会在数十年前并不存在。尽管如此，年轻人不经介绍就与异性交往几乎不会受到认可。过度自由仍然令人疑虑。婚前与两三位以上的男性交往过的姑娘被认为太过放纵，还会被一些人疑心能否成为一个好妻子。大多父母认为，相亲与恋爱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是结缘的理想方式。采取这种方式，家人经过充分调查后将中意之人介绍给子女。年轻男女被允许见几次面（次数最好不要太多），培养感情并做出决定。父母们认为这种做法一举两得：既可为子女婚事尽责又不致耽误他们感受恋爱的浪漫。如果子女能够自主择偶，就不必非得征询父母意见，但在M町，婚事通常由子女及其父母共同决定，择偶也许是家中多年的中心议题。父母和年长的子女无疑会参与讨论，而通晓世事、思虑周全的朋友有时也会加入。他们谈论（或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样的人是理想对象？谁能帮他们觅得有前途的人选？各式候选人的优缺点是什么？如何让合意的人选答应婚事？结婚典礼办成什么样？婚后如何生活？特别是有女待嫁的家庭更是对这些问题反复讨论、思虑再三。最终决议形成以前，家里人力图在每一个小的分步讨论上都达成合意。实际上，分步讨论若进展顺利，最终他们肯定意见相合。这些讨论赋予父母尤其是母亲一种目标和责任，许多西方国家的父母对此并不喜欢。

一些青年男女热情洋溢地要求自主择偶，但出人意料的是，后来却出现相当数量的年轻人默认父母的安排或意见。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受到家里过度保护的人、腼腆羞怯的人、谨慎小心的人、要求高的人、有引以为傲的家族史的人以及不受人待见的“剩男剩女”们，尽管思想上反对相亲，却都将其视为觅得良缘的绝佳机会。子女乐意让父母积极参与决定他们的婚事，这显然与母子关系亲密、母亲为子女做出的巨大牺牲也有关联。15而且，子女因为几乎没有机会结识同龄异性，所以对自己能否做出合理决定缺乏自信。M町的现代父母原则上不反对子女自主择偶，也不主张子女出于对父母和家庭的义务屈从父母意愿，但他们怀疑子女的选择是否明智或者在意外发生时怀疑子女的应对能力，以此逐步让子女心生疑念，令其甘愿接受自己的意见。

女儿对父母的意向尤其在意，因为婚姻生活出现难题时她需向父母求援。大约三十年前，离婚不仅意味着夫妻解除婚姻关系，还意味着夫“家”将女子退回娘“家”。被休回娘“家”的失婚女性若想生存下去并另行婚配，就离不开娘“家”支持。即使现在，由于未亡人和离婚女性维持生计或者再婚的机会渺茫，妻子通常不愿离婚。M町居民的离婚率依然很低。16直至今日，妻子若在婚姻生活中遇到问题，不管情况有多严重，决心离婚以前，她都会向娘家禀明实情并取得娘家许可。

与择偶相比，M町的家庭较少干预子女的职业选择。事实上，只要职业不会有辱家门，家里没有理由干涉儿子的职业选择。农民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即使是帮儿子在一家小公司找份工作，都还需要花大力气打点关系。而工薪之家的儿子主要通过考试和介绍寻找工作，仅需父母把自己送入优质的学校读书。一旦获准入学，即使仍然需要父母资金上的支持，儿子的职业规划也会从根本上超出父母的预期。文凭和读书期间结识的社会关系会成为儿子此后生活的保证，即使在职场受挫，他也无须为了找到一份新工作向父母求助。因此，即便身为工薪家庭的长子，他也不必反抗即可脱离父母的控制，这与农民、小企业主以及独立专业人士长子的际遇形成鲜明对照。

象征性遗存

在工薪家庭，尽管“家”的权威及其经济意义受到极大损害，但人们仍然对“家”的理念十分眷恋。甚至分支家庭也有传宗接代的强烈愿望，非常希望至少能有一子延续家姓。事实上，大多家庭都说希望有二子一女，若一子遭遇不测，尚余一子能够延续家族血脉。人们至今仍然认为：每“家”各有传统，其成员应当研习家门习俗，从感情上认同自己是历代相传的家族的一员。

许多人愿意收养子或者招上门女婿，但很少有人甘愿直面由此产生的问题。17后继无人时，M町有一个通行的协调办法，即找个人来继承家姓并照看祖传的土地和牌位，但不需其承担家里其他责任。家中若只有一女，女儿出嫁时家里人会与女婿约定：女儿嫁入夫家、改姓夫姓、列入夫家系谱，女儿若有生养，则其一子须承嗣母姓、延续母家香火。此外，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即没有子嗣的男性可以让弟弟或其他近亲的次子承袭家姓。一些没有孩子的本家家庭可能将亲戚的孩儿收为养子，而工薪家庭之间则通常约定，只需有人承嗣家姓而不要求他改变住所，这种情况日益增多。

虽然接连几代人都不在一起生活，但分支家庭仍然眷恋家乡。被问及故乡何方之时，许多现代的工薪族往往回答的是其祖父和曾祖出生的乡村，而非自己或父亲出生的地方。他们也许并没有探访家乡的想法，但必要时通常愿意帮忙照看家族墓地和祖先牌位，他们保留着对家乡的一份眷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种眷恋都会助其在人世间确认自己的位置。

家族主义的衰退

“家”不只是西方社会里那种作为共同生活体的家族。它是关于成员如何行动、组织如何运作、与成员的情感和便利感无涉的一套规则。一人成为家长，其余成员全部依其在家中的地位相互关联。这是支配家庭成员关系的一套准则。

如今，家族关系较少受准则规范，而更多为感情、权力和便利程度所左右。分支家庭若比本家掌握更多财富和权力，则不再会仅因其分支地位就屈从本家。年轻小伙寻找工作或配偶时，可能会因为父母的权威、喜爱父母或者出于对父母判断的尊重而遵从父母的愿望。他不再仅仅因为服从家长的义务就听从父兄的意愿。需要经济支援的人可以向亲戚求助，不必非得找家长帮助，家长也不需对全体家族成员的福祉负责任。年轻小伙之所以求助于一些亲戚，其原因不是他们的家中地位，而是与他们感情上亲近或者他们能够提供援助。18分支家庭的成员前往本家拜访，并非出于一种必需的礼节。长子负起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可能是因为长子的职业类型和居住环境令他最适合担此责任。

“家”的准则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日渐衰落：形成中的分支家庭传统意识日渐淡漠，与此同时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提供了安全和福利服务。“家”之准则的式微并未招致混乱，因为一种基于情感以及明确分担劳动和权威的新型家族秩序已然出现。在以下章节，我们将探讨这种新型秩序的禀性。

第九章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在日本渔村，一些渔船仅限男性登船，女性连登船的想法都被视为禁忌，许多神话和迷信展现了违反禁忌而受到惩罚的故事。对很多传统的日本人而言，男性做家务，如同女性登渔船一般，是一种连想都不能想的禁忌，虽然我不曾听过男性进了厨房就会发生灾难的传说，但许多日本青年的确不曾记得在厨房见过父亲的身影。

甚至迄今仍被人们使用的话语都清楚地表明了“女主内”的观点：丈夫将自己的妻子称为“家内”（如字面所示，为家庭内部之意），朋友和熟人用“奥さん”（如字面之意，指待在后面即家里的人）称呼别人的妻子。如同船员下船时船长仍然留在船上一样，其他家庭成员外出期间，妻子负责留守家中。以前，家庭劳动分工明确，丈夫帮做家务被视为离奇甚至不妥的行为。

这种劳动分工的基本模式受到人们甚至都市分支家庭成员的广泛认可。传统上，丈夫不需动用权力维持劳动分工，因为夫妻二人均认为劳动分工正确而自然。这种意识已经高度内化，妻子不在家时，许多丈夫连给自己泡杯茶都不会，如果丈夫泡了杯茶，听闻此事的女人便会纷纷同情这位身处窘境的可怜男人。

在现代的M町，这种分工依然盛行。工薪家庭成员的分工颇具特色：部分丈夫开始帮忙做家务，而更为重要的是，妻子不再襄助丈夫工作。在农民和小商店主的家庭，甚至有时在独立的专业人士和商界成功人士的家庭，妻子往往被期望与丈夫一起工作，协助丈夫维持家庭生计。即使他不涉足她的分工领域，她也要参与他的分工领域。她分担他的工作，并以此种方式服从他的权威。在工薪家庭，丈夫与妻子在各自的分工领域里各司其职。在某些方面，“现代”家庭的劳动分工比大多数其他家庭更显对称和完整。

家庭内部协作的缓慢进展

较之从事其他职业的家庭，工薪家庭虽然率先打破了丈夫不做家务的分工模式，但引起的变化却极小。一些“现代”的M町丈夫偶尔照料一下孩子或者收拾自己的被褥，少数丈夫会清扫院子、使用吸尘器或者跑跑腿，但极少有丈夫帮助妻子打扫家里、洗濯衣服、买菜做饭、摆设、清理餐桌并刷锅洗碗，丈夫帮助妻子招待客人更是不可想象。妻子不在家时，许多丈夫依旧不会做饭给自己吃，少数丈夫连茶都不喝。

妻子甚至要修缮房屋。必要时她得照看煤炭或木炭，还得干院子里的活。通常由妻子给丈夫购买和打理衣服，妻子要是没有为丈夫把衣服拿出来摆好，一些丈夫就找不到自己要穿的衣服。

大多数夫妇坚信两性平等，一些年轻的丈夫结婚时下定决心要帮妻子做家务，连皇太子都做出榜样帮妻子洗碗，丈夫们很多晚上都待在家里。但令人惊奇的是，不仅家庭劳动分工仍然十分严格，而且主妇们也并不希望丈夫过多地帮助自己处理家务。1

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传统力量的存在。2M町的夫妻原则上希望自己“现代”而非“传统”，但尚未完全摒除劳动分工的观念。为了免受朋友嘲笑，丈夫说起帮妻子做的家务时往往比实际做的保守许多，做了家务而遭人非议时，一些丈夫会感到愤怒或者尴尬。丈夫被别人看到帮妻子做家务时仍会觉得有点不妥，许多妻子也担心被误认为不能胜任而需要他人帮助。

一些妻子感到负担沉重，因为她们必须在家里辛勤劳作，但大多妻子想当然地认为丈夫就像小孩子一样管不好自己的物品，也不会为自己准备饭食。几乎所有的丈夫都有过至少一次类似的经历：当想为自己做点儿什么的时候，比如做饭、找衣服等，总会笨手拙脚地弄得一片狼藉，之后还得让妻子来收拾残局。妻子走亲戚时而不得不独自在家一两天的丈夫受到大多数家庭主妇的同情。

尽管如此，夫妻间严明的劳动分工之所以能够存续，并非“传统”观念一个要因即可诠释，因为与年轻夫妻相比，老年夫妇虽受传统影响较深，却往往更倾向于共同分担家务。一代人以前，一些年纪较大的丈夫就协助妻子搞家务，到了现在，家庭的劳动分工不再是神圣不可违的规条，老年夫妇可以方便行事、对分工做出调整。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决定美国夫妻家庭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是便利性，基于夫妻居家时间的相对长短。3这些相同的时空生态学力量，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M町家庭里劳动分工状况的一些异同，整体而言,妻子的居家时间远多于丈夫，故而承担了大部分家务。

夫妻保持劳动分工，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维持均衡关系的一种手段。妻子告诉丈夫希望他帮忙处理家事，丈夫遂其心愿并施以援手时，妻子会心生不安。丈夫常常一边做事一边就如何做发表意见，即便丈夫不提意见，妻子仍然忐忑不安，因为觉得丈夫会更加深入地观察自己处理家事的方式、可能提出更多批评意见。由于丈夫能够帮助妻子处理的家事极其有限，所以妻子通常认为自己多做一些、不让丈夫插手反而更简单。

丈夫和妻子一般很难自觉地将不安的原因宣之于口，这一方面反映了妻子对自律的看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即使不与丈夫直接讨论，不安的感受也足以使妻子严于律己，从而更加恪守夫妻的劳动分工。

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的劳动分工正全然发生着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也许就发生在妻子患病或出门期间。直系家族制度之下，如果妻子患病，往往会让家中其他女性代其掌家，万一没有合适人选，就会请女性亲戚或朋友来暂代家务。然而，城市的核心家庭与亲戚家相隔较远，这种方式通常并不可行。同时，现代工薪家庭的主妇现在偶尔会出门参加一些家长教师协会之类的活动，极少情况下还会外出访亲探友。如果家里有年龄较大的女儿，她可以在不忙于学习备考的时候帮忙。此外，随着速食食品热潮在日本的兴起，许多男孩子也开始试着走进厨房练手。如果母亲生病或者长期离家，仍然可以拜托女性亲戚来帮忙。但是，丈夫往往会顶替妻子处理家务。妻子离家期间暂代家务的丈夫，待妻子回家后与妻子共同分担家务时会更加称职。

只要母亲健在，就没有人能够真正取代她，也没有人被授权承担家庭事务的任何重要责任。母亲不在家的时候，连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祖母都不能帮忙照料婴儿，母亲出门时得把婴儿带上。男孩往往照管自己的东西，有时帮家里修修房子、理理院子，但极少沾手洒扫之类的家务活，几乎从不做厨房的活计。读高中的女孩通常能做几道菜，但很难指望她们在母亲离家期间能备好一桌饭、会使用所有的电器或承担起看顾弟妹的全部责任。人们觉得女孩比较晚熟，还要忙于学校学习，所以母亲并不急着让女儿承担这些责任。

家庭主妇并不热衷找钟点工或保姆帮做家务。一般认为，家庭具有强烈的独立特质和私密性，不宜雇外人分担主妇的工作。有些家庭愿意雇用全职住家仆人，事实上，仆人受雇全职住家后就成了雇主家的一员，但即便如此，全职住家仆人也不能替代家庭主妇，仅起到辅助作用。大多数家庭对找人每周来家里干几小时活儿的雇佣方式不感兴趣。家庭成员与外人之间的鸿沟，远非单纯的契约商谈所能弥合。母亲与子女关系特殊，很少假手其他家庭成员照顾自己的孩子。母亲不可替代，她们不能与人分担肩负的重责，日常生活也较为刻板。

家务：日课

妻子一手操持家务，所以不用与人协调计划。她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日程。即使没有制定日程，她也需做好日常事务，如安排家人饮食、打扫房屋、外出购物、迎接回家的儿女以及侍候傍晚归家的丈夫等。M町的大部分主妇拥有充足的时间处理家务而不需忙乱，就算提早处理好事务她们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所以，在妻子看来，家务是一种不间断的活动，而非理性组织并讲求效率的工作。

与以前相似，家务周而复始，没有太多变化。唯一的例外是周日或假期，孩子和丈夫可以无拘无束地与主妇一起娱乐、购物或休憩。4M町的大部分主妇都包揽了全部日常家务，包括洗衣、购买食品日杂及扫地拖地。冷藏箱太小、坐席上满是灰尘、洗衣服乏味之极，然而M町的主妇还是每天都得做这些家务。只有打算做针线活儿、出门或进行一些特殊的活动时，M町的主妇才会缩减其他家务。为了展现主妇的日常活动，我们对T女士非常典型的一日生活描述如下。5

T女士清晨六点起床，比家里其他人整整早起了半个小时，之后她打开木板套窗，让阳光和清新的空气进入室内。她点燃炉火准备烧饭，由于时值冬季，她还要点燃被炉里的炭火。备好早餐后，她叫醒家人。丈夫用餐的时间比孩子们早，她在为家人准备午餐便当的时候与家里其他人一起吃几口早餐。丈夫和年龄较大的孩子们换衣服时，她忙得不可开交，帮丈夫找不见了的袜子，到前门口准备丈夫、孩子们的鞋子和外套。她帮他们穿好外套，目送他们离开。年龄较大的孩子们自己把被褥放进壁橱，而丈夫和年幼的孩子们的被褥则由她来收拾。

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出门上学以后，她背上一岁的宝宝开始刷碗。接着，她做一些日常的洗衣活儿，尽快把洗好的衣服晾到竹竿上，以防天气转阴下雨。她还从壁橱里拿出一些东西挂到外面晾晒，防止发霉，不过留下厚重的被褥，等天晴时晾晒。尽管天气寒冷，她仍打开玻璃拉门换气，开始打扫房间。此时，宝宝睡着了，她高兴地从背上放下宝宝，让他在上午小睡一会儿。她用掸子拂去窗户和拉门上的灰尘，清扫榻榻米和木质地板，并屈膝用双手确认地板是否一尘不染，她还去打扫房间外面的小路，在尘土地上留下清扫的印迹。

打扫完毕后，干货店和鱼铺的送货小弟以及果蔬店的女售货员陆续上门送货来了，送奶工送来早上的半品脱牛奶，送冰工人也送来了小冷藏箱需要用的冰，她告诉肉铺伙计自己不需要什么，打发他离开。她瞥了几眼丈夫早餐时曾悠闲读过的报纸，宝宝醒来时，她只能陪宝宝玩一会儿就得出门，她背上宝宝到没派送货小弟上门的店里买两三样货品。外出购物期间，她停下脚步，与一些邻居主妇唠唠家常，听听街谈巷议。

回到家里，她为自己和宝宝准备简单的午餐，清洗完餐具，她一边等年龄较大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一边稍事休息、逗逗宝宝。其中，较年幼的孩子到家时她去门口迎接，较年长的孩子到家时，她忙着照顾宝宝，只能从厨房回应年长孩子的招呼。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与妈妈围坐被炉，谈论当天在学校遇到的事情，屡屡被午后小睡醒来的宝宝的哭声打断。年龄较大的孩子们吃了点心，学习了半个小时就去外面玩儿了，出门以前，妈妈与他们约定，晚饭后一定得把作业做完。她到院子里除去几丛杂草，摘回一些花草插进花瓶，用破布缝制擦碗布，留下诸如缝补女儿的裙子、腌制酱菜、贴补纸拉门拉窗上的破口以及几件跑腿的差事等日后处理。

下午的半品脱牛奶已经送来，但她仍要亲自出门购买一些其他的必需品。五点前后，她背着宝宝、挎着篮子出了门，开始晚间购物，去买面包、饼干、海藻、豆腐和调料，为了能在孩子们抱怨前回家备好晚饭，她压抑自己与朋友畅聊的愿望。她给孩子们一些额外的零食，使他们能撑到爸爸日常回家的时间再吃晚饭，但如果爸爸不能准时回家，妈妈就会允许孩子们早吃晚饭。等待孩子爸爸回家期间，她在浴缸里放好泡澡水，点燃煤气为水加热。由于饭菜不需加热，所以丈夫到家坐下来与孩子们聊天的时候，她可以直接把饭菜端上饭桌。她与丈夫一起用餐，待孩子们吃完饭又开始了学习，她与丈夫聊天，偶尔在丈夫浏览晚报时回答孩子们的一些问题。

清洗餐具时，她暂时停下手里的活儿，腾出手关掉浴缸下面烧洗澡水的煤气，快速搅了搅洗澡水。她告诉家人浴缸的水准备好了，接着，做完家庭作业、正与爸爸坐着聊天的孩子们依次去泡澡。洗好餐具、收拾完饭桌、打扫了地板以后，她铺好床铺，在孩子身边躺几分钟哄他们睡个好觉。当丈夫读晚报、逗宝宝、泡澡和看电视的时候，她备好孩子们次日要穿的衣服，替他们擦好鞋，关上木板套窗，把小宝宝哄睡以后再去泡澡。乡村的家庭主妇为了完成家务，大约得比家人晚睡半小时，与他们不同，工薪家庭现代主妇的就寝时间与丈夫相同。

生火的难题使家庭主妇冬季的日程更加紧张。此外，除了为孩子备考而加班加点、年度新年大扫除、各种节日前用各式玩偶装饰家里、过完节收存玩偶、梅雨时节更频繁地晾晒衣服和被褥以及女儿放假时帮忙以外，家庭主妇的每日事务大致相同，不随季节改变。

家里有小孩子的主妇，通常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或者阅读无关孩子学校学习的杂志和书籍。一旦孩子都上学去了，主妇的活计就会减少许多，尽管她花了更多时间访邻、读书、参加家长教师协会和学习家政艺术，却往往发现自己难以适应闲暇时间的陡然增加。

家务：体面的与不体面的

听说日本妇女的日常生活完全以家庭为中心，美国人倾向认为日本的家庭主妇不会满意这种拘束的生活。这也许如实反映了那些“为家庭所禁锢”的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观点，却不是M町妇女的心声。M町的妇女很少有人纠结家庭与工作抑或家庭与个人享乐之间的矛盾。M町的主妇为自己比相对贫寒家庭的成员更能专注家庭和家人而高兴。她并不渴望逃离家庭，反而希望在家里更充实地生活，她们争相效仿的是能够享受家庭生活乐趣，并熟练经营家庭生活的女性。6

现在，在受过专业教育的日本女性当中，只有少部分人希望婚后继续工作，M町的大多家庭主妇并不认为女性在婚后能在外面找到工作，更不以为女性婚后外出找工作是可取的。上大学的女性人数较少，7而高中和大学的女性教育主要并不着眼于对就业有益。女性即使上大学，多半会进为女子专设的私立短期大学，即便进入更加有名的综合性大学，往往也会就读家政专业。与沮丧于未能将大学所学技能学以致用的美国女性相比，年轻的日本主妇无需体验婚前广阔的社会活动范围与结婚生育后狭小的社会活动圈之间的断裂。大多美国父母甚少因担心女儿婚后不满而在其婚前努力限制她的社会活动范围，而M町的母亲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不致女儿婚后失望，她们努力地约束女儿活动。正是这种缘故，年轻小伙及其父母都喜欢经历单纯的姑娘。即便是就读于最好的男女合校的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往往也不愿迎娶同一所大学里的或者有国外旅行经历的女性为妻，因为这些女性可能会不满足于为人母或者家庭主妇的生活。

虽然年轻女性独立自由行动的机会有所增多，但日本的社会生活圈非常封闭，所以M町的大多父母只要努力，就能约束女儿的自由。日本年轻主妇婚后要面对的，不是社会活动的减少，而是从一个狭小群体至另一狭小群体的移动。这种变化会使当事人感到孤寂，但不致令她对自己的新角色不满，反而会激励她为了家庭、为养育家族成员而献身。

从某种程度而言，M町的妇女之所以满足于自身境遇，部分原因就在于她们过分夸大了从前日本妇女生活的恐怖体验。当被问及其为人妻的经历或者为人母的生活时，上了年纪的妇女会讲述一些痛苦的故事，其间往往穿插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丈夫心善从而自己没受什么大苦，或者自己有个好心的婆婆，或者自己的意志够坚强。然而，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上一代或者上两代年轻媳妇的生活”等寻常问题时，她们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讲述充满苦难的故事。例如，一家人围坐地炉时，年轻媳妇得迎烟而坐，而且因为侍奉家人，几乎没时间坐下。她趁空断断续续地用餐，或者等家人饱食后再用餐，餐后又得开始干活，收拾刷洗和准备下一餐。媳妇清晨最早起床、夜晚最迟就寝，总为家人操劳。她不仅服侍家里的男人，还侍候婆婆、大姑和小姑。8年轻媳妇证明自己能干或失败受责的种种故事令人心生同情。新媳妇在陌生的家庭里终日疲于劳作，清晨躺在床上的时候尽力保持警醒以确保能够按时起床准备早餐，这种印象迄今仍深刻地影响着M町的居民。

依据现在的传说难以推想从前的实际情形有多糟糕，只是，实际的情况与普遍被传奇化的刻板印象存在差异，这表明至少刻板印象受到了夸大。但是，不论言及从前的话语是否真实，对以往时代苦难境遇的印象成为M町主妇比较自身命运、认同自身幸运的基准。

然而，大部分主妇并不觉得生活完全称心如意。有些人甚至埋怨丈夫只顾自己享乐、靡费家里钱财而不尽心供养家庭和孩子。但是，她们心目中改善境遇的途径不是自己出外打拼，而是让丈夫给家里更多家用。大多M町的主妇不满意的并非是待在家里，而是家务里辛苦而肮脏的活计，她们期望有更充裕的自由时间陪子女玩耍和满足自己的爱好。尽管传统上妻子应将奉献牺牲、辛苦劳作视为荣耀，但M町的主妇不再觉得运煤炭拿木柴生火、用传统锅具煮饭以及大冷天在室外亲手洗衣服值得褒扬，甚至认为没必要这样做。她们更愿意使用新电器，挤出时间读书、照顾子女、缝补衣物或培养主妇的技能。

电器的功效让主妇想要拥有它，电器的新奇又为主妇的生活平添雅致。然而，身为主妇，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优雅，它基于技艺而非机械。主妇的技艺，如插花、茶道等，原本需要靡费大量时间、历经训练才能正确掌握，从前只有最阔绰的太太才能指望达到高水准。如今一般工薪家庭的主妇也能修习这些技艺了，这种优雅才是M町主妇所追求的。

几乎M町所有的妻子都在进修关于主妇技艺的课程。即使尚未学会茶道和插花，她们也已经学会了平针编织、西式和日式缝纫、钩针编织、做菜和摆盘，最近还学会了做西餐。有时，她们还学书法、绘画或写生。这些才艺与主妇的作用紧密关联，如同美国极少数姑娘去上女子精修学校，许多姑娘高中毕业后宁愿花两三年时间去学习才艺而不上大学。有小孩子的年轻妻子难以坚持课程学习，可一旦孩子上了学，许多主妇便组团去上才艺特训课。茶道、插花等技艺的流派众多。学艺经年的许多主妇谦虚而发自内心地说自己仅仅是个初学者。习得并提高这些技艺往往是主妇毕生的追求，成为鼓励她们不懈努力的源泉。

主妇的技艺不仅对特定的才艺展示，而且对许多其他的家庭活动影响甚巨。习得茶道的人常常以茶道蕴含的优雅和体贴招待客人，学过插花的人不仅用花朵和枝叶制作插花，而且以同样的审美眼光装饰菜肴和食具。未曾正规学过的人受到修习之人品位的影响。正是这种品位为主妇的角色平添一份尊严，这在美国等地十分鲜见。主妇们渴望胜任其职而非逃避职责。

正如丈夫的期冀为其大公司职员的身份所限，主妇的愿望亦受到夫妻间明确劳动分工的限制。如果丈夫在公司得偿心愿的机会虽不甚乐观但却并不考虑离开公司一样，妻子也怀抱有限的乐观，期待在家庭主妇的角色范围内更好地完成自我实现。

第十章 家庭内部的权威

“男性支配”的传统

在“传统日本”的正统观念里，妻子不仅服从夫君，而且乐此不疲。根据传统女训记载，女人快乐和自由的源头不在于维护其自身独立，而在于学习自愿地按照要求行事。她不知权利，只尽义务，改变生活的唯一方法是调整自我以符合他人期望。

然而，当我们向M町的居民询问有关其父母和祖父母的具体问题时，经常会听到如下内容的回答：就他们的经验而言，那些老规矩也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女性在料理家事方面拥有相当的话语权。无论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女性在公开场合的确尊重丈夫，但在家里却未必如此。即使在传统的日本，丈夫也极少插手家事。如果有人监督妻子，那么这个人通常更可能是她的婆婆而非丈夫。即便一代人以前，绝对服从的“美德”与实际的行为也往往大相径庭。

尽管男性支配从来就不完美，但毫无疑问现在男性的主导地位已然下降。一如流行俗语所说，“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现在，甚至成语“夫唱妇随”（意为“丈夫有所命，妻子即遵从”，“夫”与“妇”的发音同为fu，fu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有时也被喜爱语带双关的一些人诠释为“妇唱夫随”。还有一些人戏谑道：现如今，就算有些丈夫在人前命令妻子，回了家也会给妻子赔不是。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和妇女政治权利的提高，日本女性在家里的权力确实增大了，但是，如同战时美国漫画所描述的阔太太们竞相唯女佣马首是瞻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格局已然被全盘改变。

现在，M町的家庭主妇的确比上一代主妇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她不必每日央求便可收到丈夫绝大部分薪水，从而掌握家中财权。得益于新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由时间。购物、社会活动以及交友方面更多的可能性拓展了个人选择的范围。除了家事，M町的主妇没有其他义务，又常常可以免受婆婆和其他亲戚的指使，因此，主妇能够有效掌控其自身的活动领域。

分权的维系

农民、小商店主甚至独立专业人士的家庭活动与工作活动区分并不明显。丈夫在家工作，妻子从旁协助，所以妻子一直服从丈夫。在这些家庭，尽管妻子的不满与日俱增，但权力仍然集于丈夫一身。

然而，M町工薪家庭的成员却各司其权，妻子分管家庭的内部事务，丈夫则负责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成员的娱乐生活。总体而言，这种夫妻分掌权力的原则极为成功地维持了夫妻间的和谐关系，也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丈夫的领域没出现什么问题。妻子不懂丈夫的工作内容，因而实际上既没有机会影响丈夫的行动，也不需要襄助丈夫工作。

但妻子若想在自己的领域里维系权力却会遇到难题。随着丈夫居家自由时间的日益增多，以及核心家庭对亲戚的逐渐疏离，夫妻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妻子越发难以独揽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妻子在丈夫面前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但吊诡的是，妻子鼓励丈夫参与家庭事务却反而限制了自己自由活动的范围。丈夫仍比妻子更有权威，但也须敏锐地感知妻子的愿望并尽量避免在家里对妻子发号施令，尽管丈夫发现这很难完全避免。同样，妻子以温婉柔顺取悦丈夫，但不愿丈夫干涉自己。M町的主妇真正在意的，既不是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权利，也不是家庭内部的平等，而是不受丈夫干扰、操持家庭事务的权利。

主要的家庭问题，诸如子女的学校教育、择偶等，通常不会引发管辖权的纠葛。在人们看来，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关注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夫妻俩在意见尚未形成时就开始讨论，直至达成合意。他们对问题的观点可能存在严重分歧，但对决策的过程并无异议。

一些琐碎的议题常导致夫妻严重失和，因为这些问题极为明显地会引发家庭事务决定权的问题。丈夫对诸如食物烹调方法、花费多少资金为孩子购置服装等事项稍加质询，便会激惹妻子挺身维护其自主权益。

今后，如果夫妻间进一步增进亲密和相互理解，那么就有可能实现一种新的家庭内部分权原则，即从当前的由丈夫或妻子一方决定事务的原则转变为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的原则，这种新原则要求丈夫和妻子较之现在M町大部分家庭中的夫妻更加亲密和共同讨论，还需要一部分妻子确信：通过坦诚表达个人观点的方式，同样能够解决以往那些需要凭借技巧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在近期内似乎难以实现，因为M町每个家庭的成员都不愿袒露其个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爱、憎等较本原的情感，他们认为各自最好控制个人情感、不表达个人欲求。也许权力共享的原则在将来某个时期能够实现，但目前，家庭成员仍在努力维系分权原则。尤其是妻子，为了保住自主权不惜使出各种妙招。譬如，如果丈夫对妻子处理家庭事务的方法有所质疑，妻子就会显得对丈夫的介入非常吃惊，表示需要休息并想一想。接着，她或者含糊其辞表明自己对问题的内容不明就里，或者仅以简单事实搪塞。无论哪一种情况，她对答的措辞都恭顺而内含坚持，以致丈夫不便深究。妻子对问题能躲就躲，为此始终一问三不知或遁辞开脱。正如丈夫不对妻子谈论自己的工作一样，妻子与丈夫交谈时会略过许多家事的详细情形。妻子认为，保住与丈夫关系的理想状态，远比向丈夫一一汇报家务琐事重要。大多妻子宁愿丈夫不帮自己操持家务，也不愿听到威胁自己自主权的质疑。

关于妻子攒“臍繰リ金”（字面含义是体己钱，即别人不知道的积蓄）维持独立管理家庭财务的技巧，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有位聪慧的妻子认定有必要及时大规模修缮住宅并随即告诉了丈夫。得知所需资金的预算，丈夫以价格太贵、无法承担为由予以拒绝。妻子向丈夫询问其心理价位，丈夫说出自己的估价。过了几天，妻子开心地告诉丈夫她找到一家店，开出的价格略低于丈夫的估价，丈夫就同意了妻子修缮房屋的要求。事实上，妻子并没有找到价格更便宜的店铺，只是此前一直有规律地把钱存入私人账户，拿出体己钱补足了丈夫估价与实际修理费用的差额。

丈夫对家庭生活参与程度的日益深入，确实对夫妻分权构成了威胁，迫使妻子运用许多巧妙的技巧以防丈夫干涉。为了防止丈夫介入，妻子须时刻保持警惕，而丈夫也刻意避免就家务管理问题表达己见，这些都是妻子在家里获得自主权的代价。

夫权的性质及其行使

事实上，丈夫地位高于妻子的情况在各方面均有反映。丈夫可以对妻子直呼其名，而妻子却不宜直呼丈夫的名字，只能代之以“你”（夫妻之间的面称）或“孩子他爸”等体现亲子关系的术语。1在M町一些母亲的聚会上，谈及美国的妻子从房间的一边喊丈夫的名字、丈夫平静地回应妻子之时，母亲们哄堂大笑。她们解释说：日本的妻子不能直呼丈夫的名字，也不能从房间的一边叫他，尽管日本的男性可以这么对待女性。回到家里，丈夫希望并且也受到了家人的照顾。妻儿忙着为他备好烟斗、取来报纸，如果他有别的需求，妻儿也任其差遣。如果丈夫想整晚待在町里的电影院或酒吧里，那也是他的特权。但妻子却没有这样的特权。现在，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会嘲笑女人与男人走在一起时要落后三步且亦步亦趋的传统习俗，但在公开场合女人仍对男人敬意十足。在男女共同参加的聚会上，女性仅在有人跟自己讲话时才会开口，而且往往简单地仅表赞同，并不附加自己的想法。家里来了客人，妻子倒更像是女佣而不是女主人。当然，妻子的这些敬意和行为方式并不意味着她会盲从丈夫的一切念头，但在最后一刻丈夫若仍固执己见，妻子还是会听从丈夫的意见。

普通的丈夫，最可能在其个人享乐抑或妻子照料孩子的事情上显现其独断的权威。在家里如果被疏于照顾，他会当即发怒，由于不了解家务事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觉得妻子似乎花了较多的时间洗衣服或照料小孩子而对他的事不管不顾，他会大发雷霆，同时，他希望孩子被母亲充分呵护，如果听到宠爱的孩子抱怨母亲太过严苛或放学回家见不到母亲，他可能会愤怒并要求妻子妥善照顾孩儿。他常常在教养、交友和社会责任方面给子女立规矩，让妻子敦促他们遵循。在这些事情上，甚至有时在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上，即使被全家人批为专横，他仍可以表现自己的权威。虽然家人并不了解他工作时如何不得不屈就上司，但一些妻子怀疑，丈夫的无名怒火大概不是家庭内部的原因，而是来自职场的烦心事。

许多秉承民主主义理念的丈夫和妻子不再支持夫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妻子却依然赋予丈夫极高威信和偌大特权。关于丈夫，大部分妻子最恐惧的不是家暴、离婚之类的极端制裁，而是他的怫然之怒。很少有妻子经历过肉体暴力，但由于男性生来就被认为比女性更加反复无常、易怒暴躁、缺乏耐受艰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所以妻子感到必须注意不要招惹这种怒火。妻子持之以恒地迎合丈夫，除了畏惧丈夫发怒以外，无疑与一旦离异或分居后她们将走投无路有关。然而，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造成了男性的优势权威，而且妻子没有社会认可的选择余地，这使妻子对丈夫的依附程度超过丈夫对妻子的依赖。即使妻子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些极大的制限，它们也的确支撑着赋予丈夫优势权威的惯习。

尽管时有暴怒并常常独断专行，典型的丈夫认为大多时间里自己对家人还算体贴。丈夫想拥有足够的实力获得家人尊敬，通常他发自内心地爱着妻子和儿女，希望获得妻儿的爱和赞美。他会因儿女惧怕自己而心生不悦，虽然未必都能成功，但会努力为他们驱除恐惧。他不仅想做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好丈夫，而且富有同情心，有时甚至会对妻儿为其快乐做出的牺牲而心怀内疚。正是他对妻儿的这份同情以及对受家人喜爱的渴望，最有效地制约了他的独断专行。许多工薪族人士体贴家人，并不极端地要求作为丈夫的诸多权利。

管理丈夫的艺术

丈夫地位较高，所以能够直陈愿望。妻子能够直接表达子女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需要，却大多不愿吐露自己的需求。其中，一些现代的年轻妻子喜欢与丈夫直率商量，而一些老派人家的主妇则因其地位显赫或性格强势而掌管家事。

M町大多妻子仍然通过巧妙的策略达成心愿而非直陈请求。妻子并不总是有意识地对丈夫施展策略，因为在许多方面她们对待丈夫与对待他人并无分别：与之保持关系融洽，避免表露任何不悦。然而，这往往需要颇为艺术的筹谋——管理丈夫的艺术。

M町的妻子管理丈夫的方法与老练的美国秘书对待老板的方式颇为相似。她研究他的性格，熟知他的脾性。她知道何时须让他独处、何时他能迁就、何时可以利用他的“开心时光”。她明白哪些问题自己能够决定、哪些事情可以直率探讨、哪些事情可以讨论但须隐瞒某些事实并夸大其他。他愤怒时，她懂得如何辩白自身、消除误解，懂得通过批评自己的愚蠢、无知甚或疏忽大意去缓解他的怒火，或者等待直至他怒气消散。

但是，M町的妻子为了取悦丈夫付出的努力远比美国的秘书为了让上级满意所做的要多，在某些方面她对待丈夫如同长子。与照料孩子相同，她尽力让他时刻感到快乐和满意，接着他便会主动地满足她的愿望了。

年轻的新嫁娘寻找每一处微小的迹象，仔细地倾听每一段说辞，希望从中发现何物能够取悦丈夫。她设法避免任何对丈夫行为的直接批评，以及任何对丈夫男性尊严的侵犯。最多在丈夫能够听到的情况下，通过称赞别人妻子、用别人丈夫做过的事情间接暗示自己的丈夫。如果丈夫提出一个事实，即便她认为丈夫所说有误，也不会举出相反证据。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她会通过模糊建议而非讲述道理或表露心愿的方式来勾起丈夫的欲望。如果想为家里添置某一物品，她不太会去谈论该物品的用途或价格，而会说这个物品看起来多么漂亮或者某位重要的朋友认为它如何华贵。这些提示和含糊的建议不会令持反对意见的丈夫明确表示拒绝，拒绝也许会让丈夫在以后改变决定时感到尴尬。

然而，许多矜持和内敛的妻子令人惊讶地固执己见，她们继续寻找新事例、新权威或者新方法对其计划的优点加以强调。一些丈夫之所以不再反对，不是因为他们业已认同那些优点或者妻子的策略奏了效，而是因为他们对产品缺点的不满顶不住妻子不懈的努力。

以下是某位女士认定是时候为家里添置一台电视机的事例，它反映了妻子的坚持。一天，妻子向丈夫提起，邻居刚刚通过经销商朋友只用了四万八千日元就买了一台外观漂亮的日立电视。几天后，她不经意地告诉丈夫，听说另外一个家庭在别的地方买了台电视，价格更低但外观不如前一台漂亮。看到丈夫仍无兴趣，妻子停止了话题。隔了几天，妻子吸引丈夫注意到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一档特殊的教育电视节目的，她直率地说想知道这些节目是否对子女的学习有帮助。与此同时，她跟孩子们说如果父亲买了电视机会有多棒，孩子们就开始找父亲要电视机。不久，父亲便宣布是时候该买台电视机了。

父亲通常很难直接拒绝孩子，母亲会提醒孩子如何以及何时向父亲提要求，或者激起孩子的强烈欲望，让他们用不着母亲敦促就径直向父亲索求，此类情况屡见不鲜。

管理丈夫并非都是积极的，因为有些时候妻子必须得应付丈夫的暴脾气和怒火。丈夫对妻子有所不满时，妻子嘴上不说，却会通过加倍努力干活，比平常更在意丈夫的愿望，多叹息一两声或面露憔悴、疲惫和厌倦的方式，让丈夫想起她的自我牺牲。还有一些妻子对丈夫的怒气和指责报以忧郁的沉默，或者对丈夫的指责极为震惊和无辜，又或者对不当之处颇为自责。M町的妻子极少为了维护自己而正面对抗丈夫。

一些主妇精于管理丈夫之道，令家庭事务运转顺利。丈夫满意于妻子的辛勤劳作和奉献精神，稳居高位，而妻子亦能恰当地运用技巧打理家事。此外，当无法吸引丈夫、缓和丈夫怒气或获得丈夫许可购买心仪之物时，妻子会向朋友求助，帮她理解丈夫的行为或找出更合适的妙计。

某种程度而言，妻子了解丈夫才能习得管理丈夫的技能。尽管一些现代的夫妻试图在婚前见面时就坦率地交流，但他们的谈论往往脱离实际，也未能全面涵盖双方的真实观点。直至如今，新婚夫妇婚前通常只能见三四次面。一些新娘尝试因循其现代理念、坦诚表达己见，但许多新娘在婚后数月甚至婚后数年仍对自己的想法三缄其口，直至其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开始表达意见或提出个人请求为止。一些妻子通过暗示，或以谈论邻居家的妻子拥有某些特权和财产的方式，谨慎地试探丈夫的态度。许多妻子在婚后数年回忆，成婚之初的自己是多么的恐惧和可怜，不敢提出任何请求，担心无法让丈夫满意。进一步了解了丈夫，证明了自己的忠贞，又有所生养（尤其是儿子）之时，她们增强了为人妻的信心。

管理丈夫的艺术实质上是妻子对高高在上的丈夫的适应。因为家庭事务对妻子更为重要，而妻子的权威又不如丈夫，所以与丈夫相比，妻子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试图了解对方。妻子获取更多有关打理家务的信息，花费更长时间制订计划达成目标。管理丈夫的艺术就是这些努力的成果，使妻子一偿心愿的可能性大为提高。这门艺术有助于平衡夫妻的权力，同时不会动摇丈夫的优势地位。在某些方面，尽管妻子的地位较低，但较之与丈夫更加亲密商议事务的美国中产阶级妻子，日本的妻子在家庭活动领域反而拥有更多权力。

婆媳之间

M町的大多家庭并非婆媳同住，但婆媳若同住，则定然终日争吵。在私人会谈和报纸专栏里，婆媳关系通常被视为现代家庭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2一些姑娘应允婚事的条件是男方肯让母亲另居他所。一些妻子恳求丈夫不要让婆婆搬来同住。一些妻子与婆婆试图相互适应，但婆媳之间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至她们不得不分开居住。一些生活不幸的妻子以“至少不与婆婆同住”自我安慰。尽管婆媳双方都尽量避免同住，但分户别居需要成本而家庭财力有限，子女想对父母尽孝又找不到其他方式妥善安置老人，凡此种种令婆媳唯有同住，别无他选，年轻夫妇开始生活之初或婆婆守寡以后尤为如此。3

在传统的日本，儿媳成功的唯一希望是通过学习如何逐一满足婆婆的愿望来证明对婆婆的忠心。年轻媳妇服从婆婆不仅是美德，而且长远看会得到回报。只有证明了自己的奉献精神，她才能期望获得独立处理事务的自由。如果不幸失败，她将背负耻辱、被遣返娘家。提出离婚的人通常不是丈夫而是婆婆。有些日本人已经发现：婆媳关系在美国是一出喜剧，而在日本则是一场悲剧。

较之婆婆的问题，公公的问题似乎不值一提。工薪族与岳父无甚业务往来，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严重的权威纷争。公公对家务事兴味索然，故而儿媳与公公通常鲜有摩擦。儿媳与公公之间往往存在某种积极的吸引力，即使人们通常避免让翁媳二人独处，这种吸引力也不曾消弭殆尽。甚至当公公厉声吩咐儿媳依其诉求行事的时候，儿媳通常都会发现公公的吩咐比婆婆的滋扰更容易应付。

尽管妻子更愿意与母亲而非婆婆同住，可一旦如此，丈夫与岳母之间可能会发生权力之争，尤其在妻子与岳母联合一致、共同拒绝丈夫意愿或者对丈夫有所要求之时。4然而，事实上丈夫的居家时间极短，从而限制了冲突的范围。尽管妻子的母亲一般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妻子有时又不愿受其左右，但母女之间的积极情感足以压倒负面情绪。尤其是如果妻子从未离开母亲生活过，她会依赖母亲的建议，也乐意听从母亲的意见。

但是，妻子与婆婆的情感对立却没有母女间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羁绊来弥合。如果儿媳恭谨侍奉婆婆、有能力且忠心，婆婆有时可能待媳妇如若亲生。但如果媳妇不是很能干或是出身低于夫家，则可能被视若婢仆。然而，即使最融洽的关系也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在婆婆寡居并与独子相依为命的情况下可能更大。

与传统日本的情形不同，现如今M町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媳妇被加诸的劳作重负，而在于缺乏明晰的权威序列。婆婆有理由要求媳妇恭顺，媳妇也有理据期许某些特权。理想的媳妇应当顺从婆婆，理想的婆婆则不该苛待儿媳。相比于美国由妻子掌控主要权力或者传统日本由婆婆把持大权的情况，目前的M町尚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同样，丈夫首要的尽忠对象也未能明晰。从前，“妻子和母亲溺水了，男人应该救谁”这一传统问题的答案是“母亲”，因为男人总能另娶妻室。而现在，妻子与母亲可以更加平等地争取男人的忠诚了，由于缺少明确的解决方案，竞争仍将持续。

虽然婆婆偶有外出，但一天的大多时间里婆婆与媳妇都待在家里。媳妇一般干重活，婆婆则常做些烹饪、缝纫等较为复杂的家务。然而，在权力分配方面，却没有如此明确的准则。例如，如果婆婆没有收入，就不清楚该由何人来决定婆婆的花销配给。由于婆媳通常都不太关心家庭外部的事，所以婆婆难免要去教导媳妇。为了免受婆婆责备，媳妇对外出、为家里购置物品、做饭和打扫房屋都很谨慎。哪怕婆婆的小小问询有时也会让妻子陷入焦虑。其原因不仅在于婆婆对媳妇的实际指示会带来难题，而且在于媳妇感到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操持家务。正如一些妻子所说，她们似有被迫与敌人同住之感。

婆婆有时会通过更加挑剔媳妇，更不情愿让媳妇外出访友、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或者购买新衣等显露不满。儿媳则对婆婆订立的规矩阳奉阴违，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

婆媳间的争斗时常围绕孩子展开。祖母设法将自己的意愿灌输给孙儿，教唆他们反对母亲。母亲则尽力争取子女，暗自鼓动他们违抗祖母。

妻子通过及时跟进报纸、杂志和书籍上的最新信息提升自己。她尽力紧跟现代思想，与孩子的祖母讨论时，以大量的“现代科学信息”支持己见、说明孩子祖母的老派和迷信。孩子的祖母通常会尊重科学信息，但有时也会对媳妇所谓“在近期杂志上读到的”内容心存疑虑。婆婆所凭借的，是其丰富的经验以及“媳妇来归必得研习家规”的道德信念。毕竟，婆婆了解儿子喜好，也通晓如何养儿育女。许多媳妇对自己取悦丈夫和养育子女的能力并不自信，只得听从婆婆的经验之谈。

如果丈夫支持母亲或妻子去反对另一方，那么他的意见就具有决定性作用，于是妻子和母亲屡屡以各种方式争取他的支持。但一般而言，丈夫都会尽量置身事外。他设法淡化争执的严重性，敦促婆媳双方相互体谅。只有当情况发展到其无法忍受或者断定一方极不占理之时，丈夫才会主动出手，劝说母亲接受现代的方式或者教育妻子要善待老人，以此调解婆媳争执。

平息婆媳纷争最常见的建议方案是：双方展现涵养，并且在愤怒时克制情绪。许多咨询专栏都有提示婆媳双方如何相互适应的内容，但其建议内容的核心通常是另外一种迁就对方的方式或是一种压抑自身怒气的方法。

这一问题涉及基本的态度和社会地位关系。如同美国南部的非裔美国人，媳妇已不再屈居卑微。然而，这种新兴自由的代价却是旧的社会秩序解体以及婆媳间失控的竞争。即便身处最为现代的家庭，M町的媳妇也未能被准许享有完全的自由，在稳定的新型关系秩序建立之前，她唯有以回避解决争端，而这未必总能奏效。

第十一章 家庭团结

家户单位

在M町，尽管核心家庭已经取代家族系统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忠于家庭的意识却依旧强烈。为祖先或后代而牺牲自我的事迹已经少有耳闻，但为父母或子女而奉献自身却被视为无上的美德。1的确，虽然人们不以“我们的家好幸福”或“在家真好”等深情的感叹表达对家庭的忠诚，但这反映的是感性的淡去而非情感的离场。家庭祭坛和传家宝的重要性减弱了，而现代家庭成员的相册、旅行带回的伴手礼、传统节庆所用的玩偶以及家里的被炉也许就成为与祭坛和传家宝意义相当的、家族团结的象征。

M町的居民明确区分朋友和陌生人，故而家族成员与外人泾渭分明。出门在外时，人们穿着较为正式，更加文雅、谨慎和警惕。正如“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等为人熟知的谚语所表达的，人们对外保持戒备。在每年一度的撒豆仪式中，家家户户一边在房屋和院子里抛撒豆子，一边反复念叨着传统的俗语：“福进来，鬼出去。”2

家是与外部世界隔离的避风港。亲戚和主妇的密友以外，其他人甚少来访，即便应邀而来，客人一般也只在客厅活动。家里其他的房间为家人而设，客人不能随意参观。M町的居民不希望外人了解自己的家庭，离开家人或派出所的准确指引，一些门牌号码很难找到，对此居民们感到安心。（房屋门牌号并不依序排列，编号依据区域而非街道。这种情况的成因是：多年前号码被用来标识一块土地，之后该土地进一步受到分割。因此，有可能出现几户人家共用一个门牌号码的情况！）几乎所有人家都高筑围墙，一些人家还养着看家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围墙大门紧锁，只能从院内打开。可以给外卖小弟留门，但不能让他进院，客人也须穿鞋在房屋的入户门前等待，直至受邀进屋。

在家里，家庭成员脱掉鞋子，在榻榻米上放松，换上更舒适的居家服。到了冬天，每人都坐到被炉里，享受阖家围坐、其乐融融的温暖。家里人用同一被炉的被子盖着腿用餐、阅读、聊天和看电视。同一被炉里的其他人聊天或看电视时，年龄大些的孩子可能在学习，年龄小点儿的孩子则可能在仰面熟睡、把两只脚伸在被炉里。一般而言，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家里人会集中睡在一两个房间里。许多人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日本的贫瘠和拥挤，但是，甚至在居室较多的家庭，一家人往往也还是聚集到同一个、两个或者最多三个房间里睡觉，他们被褥紧靠，每个人都享受着相互偎依的舒适感。3

相对外界，家庭成员认为他们自成一体，家庭也被视为一个一体的单位。除了可以信赖、不会泄露秘密的最亲近的朋友，家庭成员通常不会将他们之间的争执透露给外人。4他们对邀请访客持谨慎态度，实际上是担心暴露自家弱点。5对外人言及家庭时，家庭成员往往很谦逊，6谨慎地避免透露自家真实的弱处。与我们亲密接触数月以后，两三个人说出一些贬损自家亲戚的话，而在此之前，所有人对有可能暴露家族弱点的话题都含糊其辞。当家里人担心一个孩子可能进不了某所特定的学校就读时，连孩子的兄弟姊妹都会尽力不让外人得知他的目标学校。

给家里某位成员的礼品被认为是送给全体家庭成员的。例如，我太太送给一位孩子礼物，孩子的母亲没让孩子道谢，而是亲自向我们致谢，不久，孩子的父亲和同住的祖父也向我们表达了谢意。他们言谢的话语形式是“我们感谢您全家的好意”，而非“我们的孩子喜欢您的礼物”。与此类似，孩子外出修学旅行时可能会给曾经帮过他父母的亲戚带礼物。

除了偶尔在周日拜访亲戚、逛逛公园或商场，家庭成员很少集体外出，但实际上现在几乎所有的旅馆都设有家庭浴池，这表明家庭成员一起投宿旅馆的现象日益增多。也许人们较少阖家旅行的一个原因是资金以及方便举家外出的交通手段——汽车的欠缺，因为拥有私家车的富裕家庭较多阖家旅行。然而，制约家庭旅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需要留人看家，以及家族成员觉得待在家里比身处公共场合更易放松。

在家里，一家人和乐自在，但在公开场合表露情意，特别是夫妻间的，则有失礼数。夫妻携手或挽臂同行被认为有失体面。在公众场合，丈夫应小心避免夸赞妻子的厨艺、外貌或者聪慧，同样，妻子在人前赞许丈夫也有失妥当。此外，夫妻在客人面前私下交谈是不礼貌的，除非明显他们在讨论如何款待客人、如何让客人舒适等。如此，家族的团结不允许外人介入。一些年轻的丈夫用大量闲暇时间陪伴妻子，其朋友由此便可推知他深爱妻子，但即便最亲密的朋友，往往也仅仅掌握他挚爱妻子的非常间接的线索。其原因并非家庭不够和睦，而是接触外部团体时，家族希望显示对更大集团的忠诚。诚如低声耳语因表现出排他性而在西方社会被认为失礼，家庭成员当众显露彼此情感在日本被视为没礼貌。公开表现家族内部的团结既不可取也非必要。7如同老鹰隐藏利爪一般，家族将其团结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

基本的联结：母子对父亲

在家族内部，各种同盟或联合或分裂着家庭成员。然而，在讨论夫妻、祖孙或者亲子（详见下章）等直系亲属关系以前，有必要考察情感联结的基本模式。家庭内部分歧并非日本家庭所独有。将日本传统谚语倒过来说就是：兄弟们即使对外团结一致，在家庭内部也难免争吵。难以为群体所接纳的，并非总是地位较低的人。例如在办公职场，觉察到下属毕恭毕敬并在自己出现时停止谈笑，一些上司也会有受排斥之感。这正是典型的M町父亲在与家人关系方面的问题。在家里，他在很多方面被奉若上宾，犹如一位受欢迎的、友好的、甚至快活的客人，却身处母亲与孩儿亲密圈的外围。

母子同盟排斥父亲的模式既非一成不变也不稳固。家庭联结的模式日日年年均有变化。时而父亲与某个孩子关系特别好，时而母亲和父亲又联合起来应对子女。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可能在与父亲一起抱怨母亲严厉的同时，又与母亲一起谋划让父亲为家里购置更多物品。然而，在我们所见所闻的几乎所有的家庭具体情形里，最常见的情感分裂模式是：父亲对母子。

例如，一位女士解释，之所以不喜欢星期天，是因为丈夫整日在家令她和孩子无法放松。另一位女士坦陈，孩子父亲最好晚点儿回家且分开用晚餐，因为父亲在家时孩子更拘束。父亲在家时，家里人不能聊天，不能四下喧闹，也不能享受晚餐时光。还有一位苦于身心障碍的女士，她丈夫经常出差，当丈夫在总公司工作、每晚早回家时她的症状就加重，而丈夫出差期间她的症状就会减轻。

母子同盟未必与父亲敌对。联盟也许仅仅意味着母亲和孩子瞒着父亲分享一些事物，以及母亲和孩子为了实现与父亲不同的诉求而视彼此为盟友。这种基本联结表现在诸多方面：母亲和孩子在父亲面前有所保留，对他保守秘密，一起商量如何对待他。父亲面前，某种程度上孩子和母亲总是放不开，那情形如同美国的学生面对自己的教授。母亲和孩子虽然可以与父亲开玩笑或自由谈论许多话题，但父亲不在时，母亲和孩子可能更悠闲自在，可以说各种玩笑。

关于家庭资源分配的讨论进一步反映了母子与父亲的分裂。由于预算有丈夫花销和家用开支之分，且定期收到的工资数额有限，所以每位家庭成员都清楚丈夫花费和家用开支的数目。丈夫的娱乐活动完全独立，妻儿不能与其同乐，这或许增强了家人划分“孩子父亲”花费和“其他家庭成员”花费的意识。朋友间交往，男人得仿佛不在意钱般地出手大方，作为公司团体的一员难免破费多多。在母亲和孩子看来，重要的不在于父亲花钱是为了一己开心还是迫于社会压力，而在于他的开销越多，母子可用的就越少。母亲几乎不为自身花钱，但尽量想多留些钱供子女和家庭使用。若孩子的父亲鲜少外出、花销不多，母子与父亲的隔膜会有所弥合，若孩子的父亲大量喝酒、频繁参加公司聚会，还包养女友，分裂就会扩大。但无论何种情况，母亲和孩子感兴趣的是尽量缩减父亲在外的开销，孩子会觉得，只要父亲把大部分薪水交给家里，母亲就会站在他们一边、给他们买更多玩具、衣服或者糖果。

母亲与孩子大量时间独处，父亲却未参与其中，进一步加深了母子与父亲的隔膜。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母亲相比，日本的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较长，父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短。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根据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的研究，仅这种接触时间的差距就会让孩子在父母之间更亲近母亲。8事实上，许多父亲与职场关联紧密，很难有充足的精力以同样的热情参与家庭内部事务。而母亲和孩子的整个生活世界几乎都集中在家里，从而母子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为父亲所分享的亲密关系。

父亲的权力也会拉远他与家人的情感距离。母亲和孩子知道父亲可能会固执己见或强求他们，所以他们在父亲面前小心翼翼、谦和客气，极少全然放松。的确，工薪族父亲在家里的权威不如小店主父亲或者其他一些妻儿在身旁一起劳作的父亲。但较之美国的情况，他的权力对家庭生活却颇具影响力。

有时，一些父亲试图打入母亲与女儿的联盟。父亲可能在孩子上床睡觉以后与母亲聊聊她的问题，体贴地倾听她照料孩子时遇到的难题。父亲也可能告诉母亲别再过分溺爱孩子、让孩子独立处理事情，借此瓦解联盟。父亲还可能同情地回应孩子的愿望或者响应他们对母亲的抱怨，从而争取一个或更多孩子与其联手对抗母亲。这样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暂时的。更为常见的是，父亲接受母亲与孩子联盟的生活现实，亲切待人并保持自己的距离，心满意足地接受他们的体贴和照拂。尽管父亲有时会为被冷落而遗憾，想与家里人再亲近些，但平时更喜欢与家人保持一定距离并乐见家人没有介入其生活的意图。

父亲和家人的对立虽然会造成紧张，但从未导致破裂，因为家庭系统尚有许多令人满意之处，社会约束也起到抑制作用。如果没有家庭，父亲就会孤独无助。至少，家庭给予父亲一个可资归属的并在生病、遇到麻烦时以及退休以后能够依靠的群体。家人妥帖照料他的衣食，妥善照看他的财产，让他感到幸福。子女的关心让他舒心，妻子给予他外面短期交往的情人无法比拟的、稳定的情感支持。他为拥有孩子而喜悦，也为子女的成就而自豪。

尽管母亲和孩子依赖父亲的经济支持，但不太可能向他寻求情感支持。当然，母亲遇到关于孩子的艰难抉择时会向父亲求助，子女在儿时也确实喜爱与父亲玩乐。但孩子稍稍长大以后，儿子通常向父亲寻求指导，而女儿则常与父亲玩笑嬉闹，喜欢听他的事迹以从中了解外部世界。

父亲与其他家庭成员虽然保持距离但却关系稳定持久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克服困难无需打破基本的关系模式。丈夫和妻子若想像许多现代的年轻夫妻那样更加亲近，是可能实现的。但若遇到困难丈夫对妻儿感到失望，则尽可缩短居家时间，更多地享受流连酒吧以及与同事交往的乐趣。同样，妻子往往从孩子和密友处寻求情感安慰和支持，所以即便与丈夫不甚亲近，也不会太过失意。

母亲和孩子在情感上对父亲不甚依赖，只要父亲给家里资金并帮助安置孩子，母亲和孩子可以更易容忍与父亲的分离。在许多家庭，丈夫因为工作关系需与家人分开数月甚至一两年。尽管丈夫不在家会让家人感到不适，但事实上家人与丈夫对彼此的情感依赖并不像美国那样大，这使他们更易接受分居生活。母亲与孩子一起度日，父亲则更加倚重工作伙伴，并去当地的娱乐场所消遣。

母亲和孩子即便为父亲逃避家庭责任而苦恼不已，仍会压抑烦恼对父亲抱以充分的同情。父亲纵然固执牛气，往往也会显露出十足的情感支持需求，孩子和母亲真心同情父亲，意识到他需要被迁就、支持和关心。

母子联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它极大限度地弥合了代际差异。在迅疾变迁的社会里，代际差异是如此显著以致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明显代沟。然而，父亲与其余家庭成员之间常见的分裂对代际断裂起到黏合作用，其原因是它使孩子与属于亲代的母亲紧密联结、更乐意接受母亲的教诲。9M町的年轻人即使对上一代人有所抱怨，对母亲却几乎总是抱以同情。这种子代与母亲的紧密联结，对于可能进一步加深的代际断裂，例如美国城市众多移民群体中的亲代与子代的分裂，是一种有效的缓冲。

夫与妻：逐渐增多的私密与亲密

在家族观念依然强劲、新娘从属家族系统而非丈夫的时代，人们认为夫妻生活的隐私无甚重要。晚上，媳妇结束日常劳作倘有余暇，其他家人又尚未就寝，即便夫妻有自己的房间，一般认为，他们也不应离开家人回房。这并不意味着夫妻感情不好，相反，如同许多地下情侣，夫妻俩有时也会利用好私密时间。总体而言，尽管日本夫妻间的情感距离远于美国夫妻，但夫妻亲近的机会却有所增加。与上一代人相比，日本的夫妻现在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居家独处，甚至有亲属住在家里时，夫妻找机会独处也被视为理所当然。保有隐私机会的增多在恋爱时期及其以后的婚姻生活里都有反映。

以往，求婚的常见模式是：双方家人互相调查对方情况以后，通过正式会面（相亲）介绍男女双方认识。若相亲顺利，家人会接着安排订婚和结婚，所有事务均由家人和媒人张罗。小两口婚前再无机会见面。然而，人们详述家史时仍会发现不少情况与该常见模式不符，如缺少正式的相亲会面，小两口或者双方家庭在正式谈婚论嫁之前就已相识，小两口婚前有机会单独见面等。但是，就连不曾经历正式相亲的夫妻在婚前通常都少有机会见面。

近年来，年轻人有了更多婚前见面的自由。现在，一般认为，姑娘在相亲后、结婚前的时间里与对方小伙约几次会不失恰当，10但未经亲友介绍即由他们担保对方出身品行端正之家而径直约会的情况依旧极为罕见。

尽管M町的居民相信，恋爱结婚在日本终会如同在美国一样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但M町给予年轻人的约会自由依然十分有限。人们认为，高中生年龄太小，不宜约会，也不适合与异性恋爱。许多私立高中禁止女学生化妆、烫发或与男生外出。借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M町的少男少女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尚未彻底消除对亲代的俄狄浦斯情结，也未能蓄积足够的情感能量与初见对象陷入爱河。正如一个女孩所说，她渴望约会恋爱，但难以想象被男孩子突然揽入怀中的欣悦。

父母暗自支持这种谨慎，因为他们觉得给年轻人机会去建立一种在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教育和对未来生活预期方面没什么坚实客观基础的恋爱关系十分危险。然而，这些坚实的基础条件一旦具备，迅速恋爱并数月内完婚被认为是十分理想的，因为爱情长跑可能导致怀疑和挑剔，从而影响最终幸福。而且，万一当前恋情告吹，对上一段恋情的长期投入也会影响新恋情的开始。

约会交往时，现在的年轻人注重考察对方是否与己志趣相投可堪一同生活，也希望对方具备一些客观条件，如家庭地位、挣钱能力、品行端正、为人可靠、身体健康等。事业心强的姑娘会让大多数小伙心有疑虑。如同一位年轻的男大学生所说：“我们希望妻子聪明，那样她就能理解我们，但不能太聪明。”从前，一般认为男性最理想的婚配对象是天真单纯、涉世未深、十八九岁的姑娘。人们觉得这样的姑娘没什么过分希求，故而出嫁后不会失落，所以比较容易适应婚姻生活。11如今，一些小伙抱怨这样的新娘太过局限，她对世界所知甚少以致与她聊不起来。新时代的理想新娘应有足够的知识可以聪慧地与丈夫攀谈，但不需心怀个人抱负以防影响婚姻幸福。

结婚以前，青年男女双方尽力想要探知对方的想法。由于约会的机会有限，所以每次约会都有重要意义。不考虑婚姻的随意约会对良家女子而言几乎不可想象。约会时，大多数年轻人尽量坦诚地展现其全部的人生观、对现代家庭关系的看法、理想目标，以及阅读和音乐方面的兴趣。他们一般避开家人而在餐厅、电影院、演出或音乐会中相互交流。

婚后第一年、孩子出生以前，新婚夫妇一般也会继续偶尔外出。然而，许多姑娘在约会或结婚初期仍然感到对一己之见有所保留是明智之举，因为她们想了解并掌握丈夫的想法。传统上，新媳妇因担心与夫家意见相左而从不吐露个人看法。她悉心倾听家人谈话，如果有所表达，也只会是对家人意见的赞同之辞。甚至现在，M町的主妇都并不觉得自己与丈夫一样消息灵通，不愿说出自己的观点。妻子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丈夫对妻子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形又漠不关心，故而日本人家庭不像美国人家庭那样夫妻间有许多话题需要谈论。

颇为矛盾的是，尽管子女是夫妻最为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但子女的出生反而在某些方面拉远了夫妻的距离。12宝宝出生后，母亲全身心地照顾孩子，有时都忽略了丈夫。而丈夫往往就开始更加投入地处理公司事务和与同事交际。M町的主妇比传统的主妇更加独立，如果丈夫迟归，她们照顾宝宝已经很疲累了，并不觉得自己非得等待丈夫回来、与他聊天。小孩子通常下午小睡过后便会一直醒着，直至父母即将就寝，因此，即使丈夫早早回家，夫妻俩晚上也仅有些许时间可以私下交谈。

最能反映小孩子干扰父母私密生活的，也许就是睡铺的安排及其给夫妻性生活带来的困扰。小婴儿一般睡在父母中间，与母亲同一睡铺，父亲在相邻的睡铺。过不了两三年如果又有其他孩儿陆续降生，那么自老大出生至老幺长至可以单独睡觉，很可能至少会有一个小孩子睡在父母身边。M町夫妻的性生活较之美国夫妻频次低，前戏和后戏也少。性生活在M町居民的婚姻生活中作用有限，事实上许多夫妻小睡以后才会过短暂的性生活，这与夫妻缺乏私密和亲密有关。13

婚前深度的性压抑使大多年轻妻子婚后很难在短时间内享受性生活。14许多中年妇女坦陈，婚前她们对性一无所知，直至出嫁当日母亲或媒人才向她们简要解释，可能还给她们看一两张描绘性行为的图片。许多人清晰记得初次性经历时感到的粗鲁冲击，把性生活当作一种满足丈夫却让自己不快的责任。一九五八年日本禁止卖淫以前，相当多的妻子支持卖淫合法存续，理由是她们的丈夫需要排解，在外如果能够有所满足，回家就会少些索求。现在，一些在早期婚姻生活中惧怕性关系的中年妇女已经承认乐享其中了。年轻的妻子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受益于此，无论婚前还是婚后不久，她们都有更多可能深深爱上丈夫，在婚姻生活初期即开始享受性生活。然而，新婚的女性依旧难以摆脱性压抑，而且，年轻妻子对于向朋友承认自己享受性生活仍有些尴尬。

受缚于家庭和孩子，M町工薪族的妻子既无兴趣也无机会搞婚外情。15传统上，青年男性婚前也许会去风月场所，以了解如何主导与妻子的性生活。结婚时男方一般比女方年龄大，更世故些，经验也较丰富，不曾对妻子性压抑的痛苦感同身受。尽管年轻的男性工薪族初次性体验的对象是其妻子的情况日益增多，但与妻子相比，丈夫在获取性满足方面仍较少压抑自己。

尽管如何解决妻子的不情愿以及如何在孩子出生后保证夫妻私密生活的问题阻碍着夫妻缱绻相亲，但担心怀孕却不再起到阻碍作用。使用避孕药具的情侣越来越多，16怀孕的妻子对人工流产也不再觉得良心不安。避孕和堕胎受到广泛接受，没有必要再将禁欲作为节育的手段。

虽然妻子有所压抑，孩子的出生也令夫妻有所疏隔，但夫妻关系的私密性和亲昵度并非丈夫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可以比肩。即便丈夫与酒吧女郎或办公室女职员有了交往，那也只是夫妻关系的一种补充，不会取而代之。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被视为是恒久的，而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则是暂时的。男性通常以为，女职员在职场工作几年后便会离开结婚，酒吧女郎也并不只与自己一人往来。可以想见，酒吧女郎为许多人服务并周旋其间。当然，她会尽力地维系熟客，但也须避免专注招呼任一宾客以致忽视其他客人。同样，男性常常定期找几个酒吧女郎相陪，即使不同时找几人，也会接连更换交往对象。在某些方面，酒吧女郎与客人几乎不可能有私人关系。她本身对客人无甚关心，而且工作的压力也严格限制了她与任何特定个人的亲密关系。

丈夫也许有时更中意酒吧女郎的世故、媚惑、奉承，不喜欢妻子的施压和要求，但酒吧女郎一般出身社会下层，不能像妻子那样理解他、与他在基本观点上有所共识。下班后丈夫可能会去找酒吧女郎消遣或寻求慰藉，但真正遇到困难时，由于妻子远比任何酒吧女郎都忠于丈夫，所以丈夫还是会向妻子求助。

从酒吧女郎或女职员那儿丈夫寻求的是殷勤、魅惑以及不担责任的快感和玩乐。尽管妻子有些魅力也关心丈夫，但其心思主要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无法与丈夫轻松玩笑、为其解忧。相反，典型的妻子总是想方设法让丈夫为她和孩子挣更多钱回家。除了哄劝丈夫，妻子无法为家里增添进项，故而将压力转嫁给丈夫。而丈夫拥有较高权威，且不能完全体察妻子错综的处境，最终致使妻子与丈夫共处时很难全然放松。上述原因，加之妻子时常巧妙地施压让丈夫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丈夫也意识到自己让妻子诸多为难，都使丈夫在家里不能悠然自在。男人与酒吧女郎玩乐并不用为此承担责任，但通常并不指望从妻子那儿获得此类愉悦。

有时，这种不担责任的寻欢作乐也会引发短暂却炽烈的眷恋。它影响夫妻关系，可能还会影响丈夫对妻子尽责的程度，所以妻子经常会被丈夫的外遇弄得心烦意乱。夫妻的关系如此亲近，以至妻子对丈夫情绪的细微变化都分外敏感，丈夫若与其他女人过于亲密，妻子就会有挫败之感。然而，丈夫与妻子的活动范围相互区隔，丈夫可与其他女人交往快活而不用担心她们会搅扰他的家庭生活。丈夫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不会对妻子有限的社会交往产生任何影响。由于夫妻鲜少一同外出，拥有各自的朋友圈，所以丈夫与酒吧女郎或女职员偷情不会直接影响妻子的社交活动。只要丈夫善尽家庭责任，妻子一般并不计较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

与祖父母的联结

尽管大多数工薪家庭仅由父母及其子女构成，但许多家庭或前或后的一段时间都会有亲属居于其间，许多家庭还有亲属住在隔壁或附近。17

在家里，与祖父母最常见的联结模式也许就是祖代与孙代之间密切而正面的情感联系了。他们通常用大量时间陪孙儿玩耍、对孙儿极尽怜爱并抗衡子女对孙儿的管束。这种联系往往仅限于感情领域。孙儿常常跟着祖父母洗澡擦背，坐在他们膝上，收些小礼物，继而与他们愈加亲近。对孙儿的工作和学习，祖父母通常参与较少。一般由父母照看孩子做家务或家庭作业。如果需要安慰，孩子们可能去找祖父母，但如果为了解决难题，他们则更可能向父母求助。祖孙之间的情感联结不是单纯的玩耍，还包含责任。许多祖父母虽然与孙儿玩得精疲力竭，但依然觉得自己有责任照看孙儿、继续陪他们玩耍，而许多精力充沛、玩心大发的孩子为了不搅扰祖父母休息也会保持安静。

家里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祖母和母亲都会争着照料他，孩子可能会为了是让祖母高兴还是让母亲满意的问题颇费踌躇。宝宝降生之初的大约一年时间里，由于母亲要哺育宝宝，并与宝宝睡在一起，宝宝哭了母亲哄他，所以在围绕照顾孩子的婆媳竞争中，母亲往往占得先机。其间，祖母偶尔也会带带孙儿，但她主要通过引导、指挥母亲如何照顾宝宝的方式参与育儿。一年以后，母亲要忙家务，而祖母则闲暇时间充足，在照料孩子方面更有优势。

家里如果不止一个孩子，则一般将他们分别交由祖母和母亲照料。分配的过程未必是有意识的，但大家都接受。如果有三个孩子，祖父也住在家里，则可能会分一个孩子给祖父照顾。交由祖母抚养的孩子实际上被称为“奶奶的孩子”。他（或她）与祖母一起睡觉和洗澡，也许还为祖母擦背和跑跑腿。如果祖母患病或卧床不起，这个孩子要照看和侍奉祖母。遇到任何家庭纠纷，祖母都是她的“孩子”的倚靠。

分配孩子的惯例是：最年长的孩子由祖母抚养，较年幼的交母亲养育。这种方式不能完全消除祖母与母亲为了让孩子更加亲近自己而进行的争夺，因为祖母外出拜访或购物时，两个孩子均由母亲照顾。母亲忙于工作时，两个孩子也会交给祖母照看。此外，由于母亲为大孩子哺乳时与其亲密接触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所以即便此后再诞育其他孩儿，她也难以割舍将老大给祖母抚养。母亲与幼子、祖母与长子的抚养关系即便明确，孩子间常有的争吵也难免影响母亲和祖母的关系，而母亲与祖母的争执随后对孩子的关系可能亦有影响。

这种联结模式的另一个问题是祖父母有可能在孩子成年前去世。祖父母逝世后，他们抚养的孩子常会感到孤寂，孩子思念祖父母，在家里无依无靠，很难进入以往将自己隔绝在外的其他亲密联结。就我们所知的一些事例而言，孩子在祖父母过世多年以后依旧十分哀伤和孤僻。许多由祖母（或祖父）抚养成长的孩子再难找到其他联结能够替代祖父母生前对自己的那种亲密而无私的关爱。

第十二章 育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贝原益轩（Kaibara Ekken）的经典著述关于女性得体行为的规范指南严格规定了妻子对丈夫、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但是，赞助规范指南出版的政府领导人和儒学道德家并未指点父母如何对待子女。其结果是，虽然存在成套的孝道规范，却缺乏正式的传统阐述何谓理想的父母行为。育儿建议^1由年长的妇女非正式地口授给年轻女性，甚至许多社区关于育儿的共识也从未标准化或合理化。被问及家庭关系的“传统”模式时，M町的母亲举出一种以往学过的、有序而刻板的理想模式，而被问及“传统”的育儿模式时，她却不再理性概述，更倾向讲述自己的经验。

M町的母亲更不清楚育儿的新模式是什么，因为尽管现在已有大量育儿建议的出版物可资借鉴，许多母亲也试图发展出一套完整合理的育儿法，但较之美国以斯波克（Benjamin Spock）育儿经广受接纳为代表的育儿共识，M町对理想的育儿法尚无明确共识。在M町，甚至没有独立完整的实践体系堪称“新方法”。

M町的母亲缺乏统一的育儿标准指南，在远离其孩童时代、变迁频频的社会，面对如何正确培养孩子予以应对的难题，她须多方听取建议，继而凭着对适当意见的直觉来调和互有冲突的建议。M町的大多数母亲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育儿模式，但对该模式是否最佳充满疑虑。

M町的母亲选择育儿法如同丈夫选择工作一般审慎。一位母亲的说明表达了她们的态度：她的工作远比丈夫的重要，因为丈夫只是处理事务，而她则负责养育生命。由于育儿是工薪家庭主妇的主要工作，加之建议的方法多不胜数，所以没有什么话题比育儿更能引发M町主妇的热烈讨论，她们也不曾问过我们比育儿更切身的、有关美国做法的问题。育儿是M町主妇最渴望了解的论题。她们浏览日报或周刊的建议专栏以及政府各机构发布的营养或心理问题信息，记录国外旅行归来的母亲们的讲述和专家的“科学研究”，一些人甚至阅读斯波克育儿经的日文译本。然而，阅读材料如此之多，相关建议数之不尽，可能的解决方案各不相同，以至母亲要去找密友或者与其他母亲和老师在学校会面以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她们与朋友、其他母亲的讨论诚挚而认真，充满着生动活泼的经验和观点交流。

许多惯常做法受到较为现代的母亲的质疑。有些母亲怀疑，与母亲同床睡觉对小孩子是否有益。有些母亲坚称背孩子的做法已然过时，拒绝遵从该习俗。几乎没有母亲愿意完全以人工喂养替代母乳哺育婴儿，但少数母亲奶水不足而不得不进行人工喂养，有这种情况的母亲日益增多，大多数人对她们不再持批判态度。还有一些母亲认为用鬼故事吓唬孩子不好，许多现代的母亲坚决反对教给孩子任何迷信思想。一些母亲甚至尝试在外出购物时将学龄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另一些母亲主张有时最好允许婴儿啼哭，对此坚信不疑，甘愿忍受邻居们的指责，后者坚信“婴儿啼哭说明母亲疏于照料”。然而，许多母亲依然坚定地、尽管也许更为平静地维系着较传统的模式，许多提倡新思想的母亲发觉要将理念付诸实践并非易事。一些母亲不觉得让孩子哭有何不妥，但一见到自己的孩子啼哭就会异常不安，做不到放任孩子继续哭泣。还有一些母亲下定决心不背婴儿，但不久便会因为这么做更方便而反悔。

基本关系：母亲与孩子的相互依存

尽管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关于育儿的观点与做法有很大差异，但M町主妇一贯采用的育儿方式仍与美国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常见的育儿模式形成鲜明对照。以下事例反映了二者的差别。M町的一位母亲即便遭到一些亲戚反对，也以自己现代和培养孩子独立为荣，然而，看到三岁的美国孩子在陌生人的家里玩兴大发，甚至都没注意到自己的母亲去了另一个房间，M町的母亲震惊了。听到美国儿童享有的一些自由的详情，她得出结论：相比而言，自己给予孩子的自由很少。其实，无论身体上^2还是心理上^3，M町典型的母子关系都极其亲密。这似乎是个悖论，尽管工薪家庭在许多方面都最为激进地背离了传统，工薪家庭的主妇却仍有机会待在家里全身心地照顾孩子，从而使工薪家庭的母子相互依存度比其他职业群体都高。母亲和孩子都与母亲的亲戚相对隔离，所以较之农村家庭，M町工薪家庭的母子关系更加紧密，也更少受外界干扰。丈夫每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妻子通常鲜有机会外出会友，一旦身为人母，就把情感倾注到孩子身上。母亲持续照顾孩子，由于其自身社交范围十分有限，所以如同孩子离不开母亲的照应一般，母亲也少不了孩子的陪伴。

老二出生以后，母亲要带婴儿睡觉，老大通常就不再跟母亲睡，而开始与父亲或祖父母一起睡了。学龄儿童常常独睡一屋，当然拥有自己的床铺和被褥，但成年孩子挨着父母铺床而睡的情况也不罕见。M町的母亲可能会为自己的做法与现代母亲应有的行为不符而尴尬。她们认为带小孩子睡觉既方便又舒适：喂完奶母亲与婴儿可以马上睡觉；母亲不用出被窝就能哄宝宝；冬天他们依偎取暖，母亲用不着担心宝宝踢被子。看了美国电影，一位母亲对被迫独睡的“可怜外国婴儿”心生怜悯。哄婴儿睡觉时，M町的母亲甚至不摇摇篮也不哼唱摇篮曲，而通过喂婴儿吃奶或者随后背着婴儿等亲密的身体接触哄他入睡。如果宝宝太重背不动，母亲就会躺在他身旁，给他唱歌或讲故事，直到他酣然入梦。

母乳喂养的时间一般略长于一年。许多育儿专栏乃至一些政府出版物都建议：适时地早些断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少数母亲甚至正在使用奶瓶。但也有一些反例：一位母亲在老二出生以后才给两岁的老大断奶；一位母亲有个情绪不稳定的儿子，她每天胸部胀满地等六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对此痛苦抱怨不已。然而，大多母亲在孩子一周岁后不久便开始给他断奶并喂以辅食。实际的断奶可能是突然的，但母亲往往不一定阻止得了孩子偶尔玩笑般地抚摸自己的乳房，甚至到孩子上小学之时亦是如此。大多母亲认为，阻止孩子与她身体亲密接触实非必要，甚至残忍。

洗浴是母亲与孩子身体亲密接触的另一机会。较为贫穷的人们去公共浴池，而工薪族的家里，实际上现在都有木质浴桶，较之美国的普通浴缸，工薪族家里的木质浴桶更小但更深。工薪家庭的人们泡浴前先清洗身体，继而坐进浴桶放松和暖身。年龄较大的孩子和成年人单独洗浴，母亲则常常与学龄前的孩子一起入浴。甚至孩子上小学以后，母亲在想与孩子进行特别亲密的谈话等特殊情况下，可能还会与孩子一起泡浴，同时与他交谈。一位M町的家长提出，“裸で話す”（字面之意是赤身裸体地交谈，比喻说话直率）的说法也许就源自泡浴时聊天的习惯。

孩子一两岁以前，母亲做家务活或外出购物时用特制的背带背着孩子。冬天出门时，她背上孩子，用宽松的外套罩住自己和小宝宝，让他的头从外套里露出来。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对孩子而言，背孩子的想法都令人愉悦，都意味着愉快的亲密感受。广告中，快乐的孩子们从母亲的肩膀后面望过来；儿童读物里，许多小猴儿或小白兔快活地攀爬在长颈鹿的脖子上；在孩子们的游戏里，许多小女孩儿背着她们的娃娃。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性冲动受到深度压抑，人们不认为母亲与孩子日夜身体亲密接触牵涉性方面的关系，反而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认为这种情感流露对正确抚养孩子既可取又必要。4

甚至在M町的母亲与孩子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之时，孩子也很少脱离母亲的视野或听力范围。母亲是不可替代的，很少有母亲考虑让保姆照料孩子。即使祖母在家照顾孩子，许多母亲仍然尽量避免把不到两三岁的宝宝托给祖母看顾。

母亲一般在家，外出时会带上孩子。母亲不在时家里若有麻烦事发生，她就会因离家而受责，也许很久都不能再出门。听说美国的孩子常被交给保姆照看，许多M町的母亲询问“宝宝孤不孤单”。这显然表明，如果她们的孩子感到孤独或者哭了起来，她们将不会离开孩子。

即使在家里，孩子也多半被安置在母亲的视线以内。大多母亲不使用四周围有栏杆的婴儿床，上流社会或独立专业人士家里时有所见的宝宝游戏围栏或护栏仍不为M町的工薪族所知。由于存在碰撞木炭火盆或者从玻璃拉门旁边的走廊跌落的危险，母亲如果不把小孩子背在背上，则通常在近旁做家务。

假定孩子生来就想亲近母亲并害怕独处，那么对于这种惧怕，母亲的应对方式不是让孩子相信没什么可怕的，而是陪伴在他身边。其中隐含的态度似乎是：她赞同外面的世界令人恐惧，但只要她在就会保护孩子远离所有外部危险。母亲关于“陌生人前要当心”的观点，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前就已传递给孩子。所有的三岁孩子都知道妖精鬼怪，常常互相扮妖装鬼吓人玩儿。大人有时也会伸出手指玩笑式地吓唬孩子：“妖怪！”如果孩子害怕、哭了起来，大人就会抱着孩子，保证保护他不受妖怪伤害。许多孩子听了厕所蹲位或座位下面的洞里有鬼出没的故事，即使他们的年龄较大、基本的生活足以自理，也会要求母亲陪自己去厕所。

尽管母亲并非有意识地使用这样的技巧，她的态度和做法却往往让孩子畏惧独立决策，并对离开家人或朋友感到焦虑。例如，一位母亲向女儿说明，如果做好承担后果的充分准备，她就可以自行选择小学就读。结果，当女儿念完初中想要更换学校继续高中学业时，母亲提醒女儿，这所学校是她自己选的，所以必须留在那儿。教训很明显：独立决策是危险的。5一位校长的叙述说明了孤立孩子的恫吓方法。据称在一次由他督导的学校旅行中，孩子们的表现非常好，因为他提前已经警告过孩子们：谁表现不好就会被留在目的地等父母来接。让孩子对外界产生不安，同时亲密地对待他们，双管齐下有益于保持孩子对母亲的依赖。

培育这种依赖性的过程始于婴幼儿早期。啼哭的美国宝宝学到有时得自己应对内心不安，而日本婴儿则习得无论多么不安都会得到身旁母亲的安慰，母亲会轻抚他们的身体，等他们长大一些，还会给他们糖果或其他甜点。6难怪很多孩子对母亲的离开惴惴不安，许多母亲因外出而托人照顾孩子时对孩子的反应战战兢兢。

对于陌生的外部世界，M町的孩子尽管好奇但仍然心存畏惧。我们不曾听过孩子谈论离家出走，M町的母亲也极少担心孩子在公共场所不紧随自己。在美国，人们看到母亲沿街追在孩子后面，而在M町，却更可能看到孩子拼命地追赶母亲，母亲稍微领先孩子跑着，鼓励孩子快点跟上。我们从未听说母亲用禁止外出来惩罚孩子，7反而屡屡听到孩子大声呼唤母亲，因为他们被赶到了屋外，除非反省错误否则不能进屋。

即使玩笑也有效果。一位母亲暗示女儿，访谈她们的人回国时，她也许可以跟着去趟美国。尽管遭到女儿反对，母亲仍进而戏谑道：美国多棒，此行多好，她多自豪，这些都让孩子对母亲更加依恋。

M町的孩子身处公共场合或新环境时往往有礼貌，对学校的朋友、老师等外部世界的人适应缓慢。面对老师时孩子会拘谨，在家吵闹的孩子到了学校却安静而内敛。事实上，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被称为“内弁慶”（窝里横，孩子在家里像弁庆勇士一样脾气暴躁，在外面却如同羔羊一般性情温顺）。然而，一旦完全被新的群体所接纳，孩子便会一如居家般地喧嚷嬉闹了。

孩子对直系亲属的依赖，与其后来对学校、职场团体的依存具有延续性和共通性。美国的公司员工被期望在其职责范围内有所决断，而M町的工薪族则被期待自动地跟随所属团体推进工作，他们甚至对决策的过程浑然不觉。8较之开辟出自己的天地，M町的大多居民更愿意从事为他们安排好的“お膳立て”（套餐，字面意思是托盘上已摆好食物）。例如，在日本语境中，所谓“款待”是指提前安排好包括住宿、食物、交通和详细行程在内的所有事项，而非留待与来客商量。

在M町，一如在其他地域社会，孩子们逐渐变得更加独立。然而，其变化的推动力在美国源自孩子本人，在M町却常常来自母亲。M町的许多母亲一边暗自培育着孩子的依赖性，一边抱怨着培养孩子独立的困难，感到有必要偶尔促使孩子独立做些事。相反，许多抱怨孩子过于独立的美国母亲颂扬独立的魅力，认为独立理所当然，令孩子心生叛逆反而愈加独立，从而不自觉地助长了孩子的独立。

在美国，承认自己有依赖性会被视为幼稚，所以许多与父母关系紧密的孩子乃至成年人都努力表现得勇敢、坚强和独立。在M町则恰恰相反，人们认为有依赖感很平常，一些孩子对父母的束缚心生厌恶之时，即使并不独立，他们一般也不竭力证明自己是独立的。

这种母亲与孩子相互依存的模式在M町依然强势，甚至在孩子青春期时仍然存在，但是虽然不甚明确，我们感到一种依存性逐渐减弱的新动向。M町的一些母亲在我们研究期间有机会听闻美国的育儿实践并见过美国的孩子，她们同意其子女依赖性更强的观点，然而，当我们起初跟她们说起美国的孩子通常更加独立的时候，许多母亲并不高兴。此类不悦似乎某种程度地反映出她们的信念：把孩子留在身边让母亲欣慰，但让孩子更独立对他们更好。最近的许多育儿专栏文章鼓励母亲不要自私地欲图让孩子依赖她们。许多母亲在讲述她们持续多久哺育宝宝、与宝宝一起洗澡或睡觉的时候会加以补充解释，她们或者补充说持续这么久是她们不好，或者解释说之所以这么长时间地继续上述行为只是因为她们的孩子异常孤独、脆弱又或容易感冒。

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母亲的问题尤其复杂。M町的大多母亲感到子女尤其是女儿既缺乏阅历又无可靠的判断力对婚姻和就业做出明智决定。然而，母亲在决断中责任几何，以及孩子在多大程度上要求自主尚不甚明了。一般而言，孩子儿时想要自己做决定，继而虽然对母亲的意见诸多抵触却转而依赖母亲帮助。母亲难以充分理解孩子的外部世界，对给予孩子适当帮助缺乏信心，由此，母亲的工作愈加复杂。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社会交往范围有限，母亲更容易帮助孩子。其实，母亲可能已经找不到一个好到“开放而范围有限”的可能性供其探索，降低工作难度。现在，郊区的主妇面对众多的可能性，却又无法一一探究，从而不会有完成工作之感。情况如此复杂，潜在的相关信息无穷无尽，母亲的责任感如此之强，孩子对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忠告矛盾逡巡、沉重不已，以致许多人公开地眼红西方国家，在那儿，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对自主决定事务经验十足。唯有通过与朋友交流、与孩子协作缩小可能性的范围，母亲才能有望完成工作。

母亲考虑子女尤其是老幺的婚姻时也许会有些困难，这是她做决定时左右两难的结果，因为孩子缔结良缘意味着母亲将被剥夺职责。在任何社会，空巢问题对于母亲都极其重要，而在M町，由于年迈的双亲与其所有已婚子女分门别居的模式是晚近出现的，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又非常亲密，所以子女离家以后，大多母亲不得不面临和承受其人生中最为痛苦的调适。许多母亲整天围着孩子转，除了孩子没有其他关心对象。几乎无人知晓养老院，进养老院（老人之家）对老年人而言似乎与孩子被送入孤儿院一样不幸。

许多人不必与子女完全分开，可以与子女住在同一街区，甚至常常住在子女家隔壁，这似乎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母亲为了家庭和子女奉献一生，与子女分开居住令人悲哀。M町的居民对美国家庭最强烈的批判就是年轻夫妇无情地让老人独自生活。日本的年轻夫妻虽然更倾向在离父母较近的地方生活，但是，让父母觉得自己成了经济负担或者感到自己相对而言受到孩子的忽视，往往都会令他们受到沉重打击。大量上了年纪的妇女年轻时曾与婆婆同住、服侍婆婆，现在却得不到子女的照料、迫不得已地独自生活，她们感到自己的命运很是凄苦。

这就是工薪族的妻子为其年轻时享有全身心地照顾孩子的喜悦，以及享受仅在核心家庭过小日子的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身处日本的社会结构之下，母子关系较之其他大多社会更加亲密和排他。孩子年幼时，这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到了孩子离家之时，一些人不无怀念地谈起他们之于早年情形的浪漫化印象，那时，子女高高兴兴地接老人回家，不把老人当作负担，毫不犹豫地遵从老人的意愿。然而，他们明白，时代不同了，其自身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主题的变奏：出生次序、性别和出身

母亲与子女的关系随子女的出生次序，即随孩子年龄的不同而相异。年龄最大的孩子被所有人称作“大哥”或“大姐”，而年龄较小的孩子，不论男女，一般被人直呼名字或昵称。母亲认为孩子行为幼稚时，不会跟他说“做事要合乎年龄”，而说“要有哥哥样儿”。年长的孩子常常要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此外，年长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由于他们更了解外面的世界，母亲也许会与他们商量年幼孩子的将来规划。如果父亲很少在家，即使年龄较大的孩子才十岁出头，母亲也可能待他们如成年人一般，与他们一起解决问题。母亲尤其依赖长子，对长子的感情可能更深，但与对待幼子相比，她通常更尊重长子，对长子也更严肃。母亲希望长子给她建议并协助处理幼子的事情，期望长子在她晚年给予经济支持。

实际上，年龄较小的孩子往往责任感不强、更淘气，却更天真烂漫、惹人怜爱。许多母亲总爱温情脉脉地说起老幺的一些趣事，如到处跑来跑去、恶作剧、不厌其烦地想要引人关注等。母亲可能会因为他年龄最小、不懂事而原谅他的“错误行为”。老幺常常是家里的宠儿，不仅从母亲那儿，而且从哥哥姐姐、父亲处获得一定特权。小孩子叫母亲“お母ちゃん”、喊父亲“お父ちゃん”（与西方语境中的“妈咪”、“爹地”大致相当的对父母亲昵的称呼）。长大以后，他们转而使用更正式的尊称“お母さん”、“お父さん”。但是，老幺持续使用幼时爱称称呼父母的时间远远长于其兄姐。

老幺不仅受到母亲还受到兄姐的纵容和溺爱。母亲给老幺断奶较晚，陪他睡觉和洗澡的时期更长。老幺三四岁以前，家里人对他有求必应。兄姐与不满三四岁的弟弟或妹妹吵了架，母亲不询问是谁挑的事，只会让年龄较大的孩子礼让弟妹。老幺上了小学，虽被加诸更多要求，但给予他“行事要如同兄姐”压力的人往往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的哥哥或姐姐。即便如此，在相同的年龄段，年幼的孩子仍比年长的孩子享有更多自由。

孩子与母亲关系的最大变化，发生在孩子的弟弟或妹妹出生之时。孩子什么年龄断奶、什么年龄单独睡觉和洗澡或者什么年龄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取决于下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而非其他任何单一要因。老幺无此压力，可以多当几年幼稚的小孩。

大多夫妇都渴望第一胎生儿子，然而，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为了避免失望，一些妻子却认为，男孩比较任性（一意孤行），所以先生一个女儿较好。母亲们往往觉得男孩更难管教。她们担心，如果不能立即满足儿子要求，儿子就会不听话，此外，当儿子的行为与自己的期望不符时，一些母亲就会焦虑不安。另一方面，女孩则被认为有耐心，就算不能立即得偿所愿，也能忍耐。对于兄弟较少被要求做事、也较少挨批评的情况，很多女孩也有抱怨，但是，与冲动的兄弟相比，她们更能忍耐，因而赢得母亲的尊重。母亲一直把儿子当作性格冲动的人对待，把女儿当作忍耐能力强的人对待，难怪男孩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弱。9

在出生次序和性别角色的双重影响下，母亲与小儿子的关系往往尤其亲密。然而，母亲总围着小儿子转，有时也会担心小儿子老黏着她玩儿，以致她没有机会去完成家务、拜会朋友或者参加家长教师协会。而且，小儿子已经习惯了母亲的持续关注，母亲忙于其他事情时他会心烦不安。

小儿子最受母亲娇宠，继子或养子却最遭母亲忽视和歧视。日本存在大量这种情况，其原因在于日本有许多战争遗孤，这些孤儿更可能被交给亲戚照顾，而不能被完全接纳他们的新家庭收养。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住房短缺以及照顾异地就学儿童的难题，也要求亲戚长期看顾离开父母求学的孩子，承担起类似继父母的角色。M町的许多家庭照顾了从农村到东京地区读高中或大学的甥侄。在日本，父母离婚时，孩子往往由其父亲家监护，接手照顾孩子的会是他的后母、祖母或姑母，对于孩子，她们可能有着相同的继母心理。10由于母子关系如此亲密，继子可能会有受到冷落之感。无论继母多么努力地想一视同仁，但收养的孩子不是亲生，继母一般而言很难爱他如同亲生。继母实际人数较少，但公众对继母的愤怒在报纸、电视上的家庭剧和电影中时有表现，这表明了人们对不称职母亲所犯罪恶的强烈憎恶。

父亲

M町的父亲在育儿日常工作中所起作用甚少。他偶尔陪小孩子玩耍或带大孩子散步，但不分担照顾和培养孩子的责任。他既不替代母亲也不在母亲忙碌时帮忙照料孩子的日常事务。虽然少数现代的父亲正有些笨拙地、小心翼翼地尝试帮助妻子，但这种模式不足以成为趋势。父亲并不经常向母亲咨询有关如何处理孩子日常事务的问题。

在与孩子的日常接触中，父亲通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和蔼。他几乎从不命令孩子，把管教孩子的任务全部交给妻子。父亲在地板上与小孩子一起玩儿，仿佛回到孩童时代一般，或许更确切地说，正如母亲所描述的，父亲活脱脱地成了抱着玩具的孩子，而与他一起玩儿的小孩子则是他的玩具。父亲可能深爱着孩子，老二出生以后，他会陪老大睡觉和洗澡。父亲认为自己与孩子们关系好，尽量不对他们说应该要怎样做之类的话。母亲过于严厉之时，父亲常常站在孩子一边，有时还会瞒着母亲送孩子一些小礼物。孩子对父亲的关心有所回应，常常很高兴有机会随父亲外出散步或购物。

然而，孩子知道这种快乐是有限的，如果不谨慎地对待父亲就可能会惹他发怒，时而对此感到害怕。11孩子可以与父亲嬉戏玩闹，但必须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可即便如此，孩子仍会觉得无法与父亲自由谈论自己的事情。由于父亲可能动用他的权威，所以M町的孩子虽对父亲心怀亲近，但不足以缓释他们面对父亲的拘束感受。孩子对父亲权威的敬意，部分源于父亲表达意见的方式，父亲对其中所蕴含的压力浑然不觉。例如，有时父亲想让孩子为他取东西或者保持安静，他简单而直接，并不认为自己动用了权威，而孩子却不得不服从。此外，孩子对父亲权威的敬意，还来自他们对父亲怒气冲冲地以不容违拗的语调突然提出要求、令大家急忙服从等为数不多却令人难忘的体验。然而，孩子对父亲权威的敬意，很大程度上源自母亲的灌输。有时，母亲会警告孩子，如果他们在学校表现不好或者做了让家里丢脸的事，就会受到父亲责罚。有时，母亲还会以更巧妙的方式把权威的父亲形象嵌入孩子心中。例如，母亲可能背着父亲与孩子谈论如何不惹父亲生气地向他索要东西。这些讨论使孩子在接近父亲时小心谨慎。看到孩子在自己面前拘束的样子，一些父亲并不自在，但即使他和蔼地对待孩子，跟他们玩儿，还经常送他们礼物，也很难打破与孩子之间的沉默局面。父亲友好和善地对待孩子，也向孩子示范社会标准并敦促孩子遵守。他钟爱和关心入学考试成绩优异的孩子、考上好学校或找到好工作且婚姻美满的孩子。对孩子而言，父亲不啻为外部世界的一位代表者，因而难以完全摆脱孩子之于外部世界“疏离而可怕”的印象。孩子觉得要像对待外部世界一样对父亲保持谨慎。父亲也许会尽量避免被视为权威，并通过体贴、和蔼、幽默与孩子交朋友，但他作为权威者以及外部世界代表者的地位一直暗自存在。

辅以母亲对儿子“行事要像男子汉”的鼓励，父亲哪怕一周在家只待几个小时也足以尽到为儿子做榜样的责任。母亲的期望通常与规避儿子学习男性角色过程中的任何问题毫不矛盾。孩子关于性别角色的知识，以及关于父女或母子间俄狄浦斯情结的态度，也主要来自母亲的教育。

俄狄浦斯式的关系在青春期后期尤其明显。如同一个人会喜欢上鲜少见到的人那样，青春期后期的女儿对父亲抱有深厚感情，尽管在许多方面她与母亲更加亲密。同样，即便父亲居家时间相对较短，家庭内部角色的格局，特别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也足以导致父亲与儿子尤其是长子的对立。

让孩子明辨事理

M町的大多家长，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对孩子都很宽容，尤其在孩子年幼之时。以西方的标准看，祖父祖母太惯着孙子了，如同日本谚语所说，“（喜爱得）放到眼里都不觉得痛”，换言之，无论孩子做什么，都不可能是坏事或者让他们感到痛苦。小孩子得到默许，可以尽情地跑、爬、大叫、熬夜、吃大量甜食、缠着母亲不让她招呼客人、攻击年龄较大的孩子、爬到父母的腿上或背上。然而，不知为何，M町的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举止得体的成年人。

父母极少惩罚孩子，母亲几乎不使用西方国家常见的惩罚措施。孩子做错了事，父母很少叱责、批评、殴打或掌掴他们，也很少专门处罚他们。几位母亲去过美国，她们对美国母亲在超市等公共场所打骂孩子的残忍、粗暴行为表示震惊。然而，M町的孩子确实学会了留心注意，在大多公共场合表现良好，礼待老师，12体贴他人。日本人对孩子宽容放任，而孩子在公共场合却谨慎自制，一些曾经试图解释这个悖论的西方观察者指出，孩子五六岁时，母亲会突然变严格。13的确，随着孩子的成长，特别在孩子的弟妹出生或者孩子上学之时，母亲会更加严格地对待孩子，但这种变化不是骤然发生的，母亲此前对待孩子也并非毫不严格。就连一个普通的三岁儿童都已学会远离危险、向客人鞠躬、进屋时脱鞋、礼貌地对待大人，以及在公共场合保持安静。

M町的母亲之所以不加惩戒即可成功教导孩子，是因为她仅在孩子合作时对其进行管教。她通常不考虑施展技巧令孩子服从，也不惩罚不听话的孩子。她追求的是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让孩子自动听话。她认为与孩子交往的方法是：让孩子快乐并与他们处好关系，从而使他们愿意听话。由于母亲的关注点在于其自身与孩子的关系，所以她对纠正孩子行为兴味索然，而更关心获得孩子的理解。有了良好的关系，母亲只需说出自己期望的孩子行为，并饱含鼓励地询问孩子：“你明白的，对吧？”孩子如果合作，就会回答“明白”。14

决不违背孩子的意愿，是尝试获取孩子理解的准则之一。“让孩子做某事”与“强迫孩子做某事”的日语表达没有区别（均为“子供に何かをさせる”），M町的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强迫孩子做”违心事。实际上，母亲限制了孩子形成自己意愿的机会。对孩子的需求，她很快回应，配合孩子的说法，她使孩子无须培养自己强烈的意愿。通过预见难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几乎不留选择余地，她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孩子自动听从其意见的几率。母亲很少立即拒绝小孩子的请求，较之说“不”，她更可能答复孩子“迟些时候再说”。某些情况下，母亲会让步，因为她觉得，与其仅仅为了迫使孩子暂时屈从就冒让孩子变固执的风险，不如从长远看拥有一个配合自己的孩子更好。

M町的普通母亲在管教孩子方面取得高度成功，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母亲对孩子的真心喜爱，以及为了理解孩子、满足孩子愿望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她虽然不像美国的母亲那样擅用心理学术语，但对孩子的感受和愿望却很敏感。15她仔细地照看每个孩子以获悉孩子的愿望，花相当多的时间思考孩子的天然个性。孩子出生以后，M町的母亲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何种情况下婴儿会哭，学会迅速满足婴儿需求并让婴儿在数秒内停止啼哭。母亲持续地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努力防患于未然。她用大量各色物品逗孩子开心、哄孩子听话。实际上，几乎所有带孩子外出购物的母亲，特别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都可能随身携带充足的糖果供孩子食用，以防孩子出现任何不适。她知晓无数用手玩的小游戏，如躲猫猫、模仿动物、边打手势边唱歌等，还会拉拉孩子的小胳膊小腿、捏捏孩子小脸地分散孩子注意力或逗孩子玩儿。在家里，母亲通过身体接触抚慰孩子。她毫不犹豫地在地板上爬，抱住孩子、轻摇孩子、把孩子举向空中再放下来或者让孩子爬上她的背。对年龄大些的孩子，她可能会给他讲有趣的故事或者跟他玩小游戏。她还可能用这些适合在家里玩儿的游戏提高孩子完成拾掇玩具等必要任务的积极性。为了孩子快乐，母亲如此奉献，以致在西方人看来M町的孩子似乎受到了宠溺。但对M町的母亲而言，她与孩子关系亲密并凭此关系让孩子听话，因此，她的这种奉献显得正常而必要。

在积极的情感氛围中，母亲的教育和指导发生得如此自然，以致母亲本人都鲜有察觉。她有意识地思考和筹谋如何让孩子有好心情，却很少筹划如何教小孩子保持整洁、采取合宜的态度抑或远离险地，尽管M町的孩子学习这些事情的时间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早或者比他们更早。母亲不对小孩子做解释或讲道理。她只是把孩子安置到合适的、可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如果孩子靠近火或者开始爬高，她不跟孩子解释火或高处有何危险，只是警告甚至命令地说“危险”，在孩子身陷危险前把他拉开。孩子很快会对靠近这种地方产生恐惧，从而对其避而远之。育儿实践的精神反对向孩子进一步做解释，因为人们认为：孩子应该立即且毫无疑问地听从母亲的意见，合理的解释不如保持基本关系重要。M町的母亲常常对延宕满足孩子要求的原因含糊其辞，这种模糊进一步凸显了母子基本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面向较年长的孩子，出现了一些有意识的筹谋，为了赢得学龄儿童的“理解”，有必要向他们解释。

长到三四岁时，孩子被教导控制自己的攻击性行为。不满三四岁时，孩子如果打了哥哥姐姐，母亲可能仅仅视之为一种游戏，但会跟年龄较大的孩子说不许还手。如果听到自己的孩子和邻居起了冲突，不管是不是他起的头，母亲都会告诉他不可动手。自卫还击与起头攻击被认为同等恶劣。孩子受人冤枉时，母亲会同情他，但几乎不会纵容他去报复。母亲希望孩子对此好好领会，因为人们认为，正如孩子当众哭要糖果标示着母亲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糖果，孩子在许多方面的任何攻击迹象都标志着母亲获取孩子理解的失败。

孩子的早期排便训练很大程度上由母亲推进。孩子六个月或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开始观察他大小便的频次和时间，然后争取在临近常规时间时让他排便。许多母亲不分昼夜地照看孩子。在夏天，由于孩子可以不垫尿布，而且母亲允许孩子在院子小解，所以排便训练没什么大的困难。但到了冬天，孩子待在家里都穿得很厚，而且浴室极冷，不能让孩子长时间脱去衣物。所以，母亲在较暖和的日子里集中精力训练孩子。在适当的时间，母亲把孩子放在一个形似成人马桶的便壶上，或者把孩子抱到门廊边。孩子发出的信号与母亲的训练相辅相成，使孩子常常在一岁、最迟两岁时肯定不会再尿湿弄脏衣裤了。经由最低限度的努力，母亲完成了对孩子的排便训练。孩子不会抗拒训练，M町的母亲也不对两三岁的孩子说“不”，但美国的许多母亲却理所当然地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说“不”。人们认为，排便训练不是母亲强迫孩子顺从自己意志的斗争。更确切地说，母亲只是在帮助孩子摆脱被弄湿、弄脏的不适而已。

儿童训练的许多方面自然而然地进行着，但其中也有一些事情是母亲有意识地教给孩子的。这种有意识的教育不被视为训练或者某种勉强孩子的尝试，而被看作母亲为孩子示范如何做事，继而希望孩子实操。基于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母亲可以期许孩子将会长时间配合训练。连小孩子都有久坐以完成记忆任务的耐性。16上小学以前，孩子被教授背诗或唱歌、绘画、调色、识记日本的假名字母等。上小学以后，孩子在家里被期望继续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复习功课。但即使在这些学习阶段，大多数母亲仍然感到孩子无心配合时无法对其施教。甚至早年学生受到鞭打体罚（“愛の鞭”，字面意为出于爱护的惩罚）之时，人们认为，孩子倘若不能领会鞭打是一种关爱的表达，不能领会其中蕴含着老师的期望，那么鞭打体罚他们也没用。M町的母亲如果不能培育出适当的合作精神，就会设法把训练孩子的责任让渡给他人，如父亲、兄姐、亲戚甚或家族外部的家庭教师。

如果关系和睦，除了不置可否，此外几乎不需惩罚就可规范孩子行为。母亲若要实施惩罚，会尽量选用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惩罚措施，她们与孩子结为盟友，不在自己与孩子之间制造隔阂。

父母尽量避免在陌生人面前过度表扬子女，但在家人面前却对子女不吝夸赞。与孩子讲话时，或者在孩子能听到的地方与别人讲话时，母亲频频使用“乖孩子”、“擅长”等言辞。这些言辞不仅表述行为，更意味着“妈妈的好女儿会这么做的，对吗”或者“某某某极其擅长做某事，你要是这么擅长该多好”。

如同几乎所有的研究日本的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恐惧和嘲笑广受运用，这种运用也有助于母子结盟而不会招致孩子的任何执拗或对立情绪。M町的孩子对于别人的看法敏感得令人惊诧，对外界评价和想法的忧惧，使他们在宾客面前举止得体。母亲让孩子规矩行事以免受邻居嘲笑，在孩子眼中，母亲不是权威而强迫人的训练者，而是帮助他们避免外部权威否定评判的盟友。向孩子灌输对父亲、鬼怪或超自然力（遭报应）的恐惧亦有类似功效。这是母亲不必身居权威位置就可让子女听话的一种方法。

对于孩子不曾牵涉其中的简单事情，母亲可能只告诉孩子这么做不应该，孩子做错了事，母亲会责备他的错误。然而，当孩子执拗于某项要求之时，母亲则可能不与孩子争执，而对他说“稍后再做”或“无法办到”，不做更多解释。即使孩子做错事、母亲为此要回绝孩子要求之时，一般也不明言拒绝。事实上，含糊的拒绝加之解释的缺位使孩子难以径直反抗，却让孩子明白，明智的做法是下次努力争取母亲支持。

如果孩子不愿配合，母亲会隐含威胁地说不要他了、要把他关在家里或者扔到外面去，直到他表明正确的态度为止。17母亲通过显出不感兴趣、不甚理解或者无动于衷的样子，让孩子明白他们的态度不正确，对此，孩子最常见的反应是力图重获母亲的好感。甚至母亲表达拒绝的技巧，都具有避免母子争执、给予孩子恢复母子相互理解动力之功效。

一些母亲未能与孩子建立起令其自然顺从自己的关系，她们一方面意识到无法管控孩子，另一方面也感到不应该惩罚孩子，夹在两种想法之中左右为难，常常抓狂。亲密关系的魔力一旦受损，除了重新开始建立积极的关系，没有其他合理的方法让孩子听话。事实上，M町有少数孩子，往往是一些生活在婆媳有矛盾的家庭里的孩子，尽管一直受到细心照顾，却几乎全然不听管教，因为这些孩子并不觉得与母亲已经亲密得可以很自然地对她言听计从。18母亲有时会生孩子的气，有时会责打孩子，但从不认为愤怒是正当的。较之给予孩子教训，母亲更可能觉得发怒意味着其自身的失败。

在某些方面，母亲的地位并不稳固。她对孩子的行为负有责任，却缺乏明确的权威来定下规矩。如果不能获得孩子父亲或婆婆的赞同，母亲就必须服从他们的权威。母亲唯一的指望是与孩子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使孩子服从她的意愿。母亲的权威很弱，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让孩子顺服，而孩子总有可能向父亲抱怨母亲过于严格。即使在日间赋予母亲相当自由的现代工薪家庭，丈夫也可能推翻妻子的一些决定。可以认为，在没有明确获得授权可以更直接地施行处罚的情况下，母亲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是应对管教孩子难题的绝佳妙招。

在学习方面赢得孩子配合

为了升学考试，母亲必须让孩子做大量准备工作。所以，孩子读小学时，她在许多方面仿若助理教师，到了暑假，她又如同专职教师。甚至孩子上了高中以后，她无力在学习内容方面帮助孩子了，但仍须继续负责保证孩子每天的学习时间充足。即使不懂内容，她也可以对照答案书让孩子做练习、测试孩子的功课。除了打分，她几乎做了老师做的每件事。以下情形集中反映了M町母亲在教养孩子方面的基本问题：她必须要让孩子配合、好好学习，却缺乏强制孩子的明确权威。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一些母子关系在其压力下出现破裂。

也有许多母亲取得成功，其赢得孩子配合的一个基本方法是：让孩子确信考试的重要性。“升学考试鬼门关”的严酷人尽皆知，母亲很少需要使用特殊方法激励孩子上进。她不停地谈论成绩报告单、预习和考试，特别关注孩子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孩子印象深刻。但是，她还经常有意识地进一步尝试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为了表明努力学习的好处，她毫不犹豫地强调其家庭与地位更高的家庭之间的差距。19由于M町的生活水准很低，所以收入的细微差别就能决定一个家庭拥有哪些电器、孩子可以拥有多棒的玩具，M町的孩子被教导，他将来从事工作的不同将会对其生活方式以及晚年的生活保障造成重大的差别。考试取得好成绩重要，应试学习因而也重要，M町的母亲果断地把二者的重要性与后半生的安乐联系在一起。她不仅一般很少去缓解孩子想要考出好成绩的焦虑，甚至反而去助长孩子的不安。通过培育这种对成功的忧虑，母亲敦促孩子听从自己指导。由于孩子本人对成功既渴望又焦虑，从而能够“理解”并愿意配合母亲，所以母亲不需要强迫孩子学习。向孩子传达外部世界的要求时，母亲不是专横的外部权威的代言人，而是帮助孩子达到要求的盟友。

让孩子为选错配偶可能带来的问题而担忧亦有类似作用。它提高了孩子主动配合母亲的可能性。20大多母亲并非有意识地打算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但是，在渴望孩子成功、希望激发孩子配合自己的积极性的过程中，母亲几近本能地制造出这些焦虑感。

第十三章 快速社会变迁中的秩序

对M町家庭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以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在M町发现的某些特征如何促成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惊人成功。

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虽与欧美不同，却并非仅是传统模式的延续。德川时代封闭的、制度化的等级体系已经变为开放的阶层体系。近几十年来，农业国家变为城市化国家，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男性人口以农业、渔业和林业为生计。地主和佃农的关系被农地改革削弱或摧毁。1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在城市里，小企业已让位于大型组织和政府机构，旧式家族经营迅速式微。

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但如同其他有关日本社会的研究所展现的那样，本项关于M町的研究也展现出一幅较为有序而受控的生活图景。相对于欧美诸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大量社会解组，以及中国家族的革命性断裂（revolutionary disruption），这种图景尤显瞩目。2日本人虽然已经意识到适应快速社会变迁的压力，却不曾经历许多西方城市乃至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快速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出现的、特色鲜明的社会解组。现在，美国的离婚率是一八八五年的五倍，而日本的离婚率则是一八八五年的三分之一。3犯罪率虽然略有上升，但其上升的急剧程度不足以说明存在任何普遍解组的进程。4迁移至城市的过程惊人地稳定，5改行跳槽发生的次数相对适中。毫无疑问，如此快速的社会变迁给予日本每个人、每个群体相当的压力，然而失范却局限在一定范围以内，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高度的社会秩序依旧贯穿始终。无论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型期，还是业已完成高度现代化的现在，日本社会结构的特征对维系社会秩序都起到助益作用，对这些特征进行思考非常重要。

社会转型期的秩序

其他相关研究指出了日本社会的许多特征对于降低日本现代化难度的重要性，这些特征包括：现代化以前即具备高度共有的民族文化、政治局面安定统一、工作勤勉生产率高，以及明治政府领导人的规划组织。我们当下的研究还明确了一些其他的特征，它们因有助于秩序化的进程而显得十分重要。

亲属组织

日本的直系家族制度——即一子承袭家产并与父母共同生活、其余诸子离家别居的制度，促进了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顺利转型。日本的家系代代绵延，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比肩。即便在欧洲封建制度之下，家族后继无人时其耕作的土地都可能被收归领主重新分配，但在日本，家族可自行过继继承人。家系在同一家庭延续，故而成为村落社会组织的一个稳定单位。这种亲属系统（the kinship system）不仅强化了村落的社会组织，也使迁往城市的家庭有了独立的可能。

次子、三子迁往城市，可以避免中国等国家的多重继承造成的家财散尽状况，也可规避许多中国家庭经历过的、儿子争抢家产导致的混乱情形。爱尔兰的家庭迟迟才选择继承人，会遇到候选人青春期后延和家庭气氛紧张的问题，而日本的家族制度要求父母在子女年龄尚幼时择定一位继承人，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父母和村中长老帮助年轻后辈前往城市，这巩固了老一辈人的权威，也防止了年轻人在不满长辈决定时随意迁往城市。

迁往城市的儿子知道，自己不会继承父母的任何遗产，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暂回乡村家里。因此，搬去城市的年幼的儿子们拼尽全力寻找长期工作。他们甘愿久为学徒，学习受用后半生的技能。这与许多国家的移居者的情况形成对比，其中，迁居他所的儿子希望快速挣到钱然后回归本家。即便他们长留城市，其学习技能的毅力也很少能与日本的年轻城市移民相比。

年纪较小的、迁居城市的儿子基本上从家族成规中解放出来。照顾年迈双亲，以及保护家族财产和传统的责任被留给农村的长子承担。年纪较小的儿子在其还能掌握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之时来到城市，城市里不存在强大的亲属关系或同乡团体妨碍他们快速适应。即便城市里家长式雇主的严密监督，通常也不干预由父母及其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的实质性自主。

社会流动的群体控制

虽然日本在上世纪出现过大量的社会流动，但都是从某一紧密联结的群体经由既定路径流向另一群体的社会流动。控制这种社会流动的，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6然而，除了一九三〇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就业的机会稳步增多。因此，人们对在城市就业十分乐观，愿意尽力去获取有限的工作机会。这种情况为安置迁往城市的次子、三子奠定了细致的基础。劳动力持续过剩，雇主在雇人时可以仔细挑选。群体内部的联结相当紧密，各公司都不愿雇用没有适当介绍人的求职者。处处都需要介绍人介绍使得家乡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保持对城市移民的控制。出身农村、想在城市谋职的人须经由家乡组织的渠道才能在城市得到妥善安置。

甚至在当今城市，尽管获许进入好学校或大企业的决定性因素是入学考试的成绩，但介绍也有必要。它确保了孩子得到其家族、出生地和出身学校的正式担保，也成为对个体的强力管控，避免其招致所属群体的反对。介绍人相当于被介绍人行为的担保人，所以只有在其原先的居住地、其家庭表现出真正忠诚的年轻人，才能得到他的介绍。何种情况下雇用何人，尽管受到求职者原先所属群体和新近所属群体的严密把控，但仍取决于与求职者个人能力、劳动力供给相关的市场情况。

虽然人们一经迁移即会牢牢依附新近加入的群体，但原初所属群体依然是他们落难时的避难所。例如，一个小伙如果遭遇被雇主解雇或雇主歇业无法雇他的情况，就得回去求助家族和当初帮他找到工作的人，以赢得新的局面。一个姑娘如果遭遇婚姻危机，也须求助娘家帮她找到新生活。直至近日，对于婚姻出现问题的年长女性以及工作遇到麻烦的年长男性，相同的模式甚至也同样适用。最初负责介绍工作的家主去世了，其责任将由继任者接着承担。但如今，群体承担的责任有所减少，岁月消逝，介绍人辞世，这些也许共同终结了人们对原初所属群体的依恋。不过，战争一结束，许多人即从海外归家，向隔了一代甚至两代人的家族求助，时过境迁，其求助的力度随之消减，家族施以援手时往往不甚情愿。

因此，即使已被安排进入其他群体，一个人也必须与其原初所属群体处好关系。与原初所属群体断绝关系，无异于在新群体里遭遇困难时失去保障。被遣返原初所属群体的人多少会被视为累赘（靠人养活、惹人厌烦之人），但只要他与原初所属群体关系良好，也在被安排进入的群体里勤勉工作，原初所属群体会竭力为他提供新机会，并给予他适当照顾。

为了与原初所属的群体保持好关系，人们必须在当前所属群体中表现出色。如果女性因为婚姻出了问题回到娘家，娘家人希望了解，她是否已为婚姻和美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某种程度上，人们把夫妻不睦的责任归咎于女方，但若有证据表明女方确实已经竭尽全力，娘家和媒人会尽力为其寻找新机会。因此，姑娘初次结婚时想要获取家人允准，如此，在她遭遇婚姻危机之时，娘家人就会与她共担责任。此外，她随时让娘家知晓一些问题，以确保娘家在紧急时刻愿意出手相助。一般而言，除非受到娘家支持或者得到娘家至少会施以援手的许诺，她不会考虑与丈夫离婚或分居。因此，甚至连脱离当前所属群体，都需要有证据证明她曾经竭力争取过成功。年轻小伙与职场的关系同样如此。

与担保人关系好也有助于改善现状。即使在宣称家长式作风的小商号和小工厂，许多雇主都在剥削员工。但员工若有颇具权威的介绍人或出身权势之家，就可仰仗他们斡旋改善境遇。与此类似，姑娘婚后若受虐待，娘家和媒人可以向夫家施压以确保她受到较好对待。大公司或政府部门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保障很好，职员鲜少可能向家族求助，但原生家庭仍是他们的后路。对于受雇于小公司的男性来说，能否返回原初所属群体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事项，对婚后的女性而言亦是如此。

对流动的群体控制，以及困难时返回原初所属群体的机制，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其原因不仅在于流动本身整然有序，而且在于群体对成员的控制力受到强化。这确保了群体不会因成员的意外流失而毁灭或遭逢大变，而且，通过渠道返回原初所属群体的体系确保了工作或婚姻失败的人员仍有可能被整合进某个紧密联结的群体。

对疏离和变革的群体控制

至少直到最近，日本社会的基本分裂并未发生在既定群体内部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而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成员的相互关系通常十分亲密且富有人情味，地位较低的群体成员转而效忠另一群体的可能性非常有限，超越群体的阶级团结较为脆弱。乡村里的分裂，通常发生在某一亲族群体与另一亲族群体之间，或者出现于两门望族及其拥趸之间，又或者存在于几个地主及其佃农之间。在村际关系方面，一个村落的全体村民通常联合起来对抗其他村落，而各村落的穷人却并未联合一致。员工忠于其所在的公司，甚至现在，跨公司联结员工的工会组织依然薄弱。7正是这种模式，让众多日本社会学家斥其社会封建。然而这种封建式的忠诚，也起到了防止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年龄群体之间出现分歧的作用。即便那些抱怨长者或上层社会的人，也通常忠于自己的上级。

对于彻底改变现状，日本人一般并不积极，他们只想在所属群体内部晋升，抑或通过群体内部其他成员的安排获得擢升。8人们通常并未认真考虑过改变生活方式。例如，商人不愿放弃经商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工匠也不想丢掉自己的手艺。9在过去十年中，尽管大量农民把农活托付给妻儿，自己到附近的工厂或商铺干活，但即便仅拥有小块土地的家族，也极少想要离开土地。

日本人对改变个人现状虽不积极，但对促成群体内部变革却十分主动。他们愿意并渴望采纳新技术、发展组织化的新实践，这些新技术和新实践会提升他们所在群体较之其他群体的相对地位。现代化和合理化的初期压力，许多都来自试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家族成员或公司职员。10

出于同样的原因，群体也希望录用能者。商人之家收养子或招女婿时，把年轻小伙做生意的能力作为最重要的挑选标准之一。小企业主期望生意长久，关心企业的将来，所以一般愿意选择有能力的年轻人，对他们加以培训，让他们有机会发挥才能。在任何领域，有能力的员工的价值都受到公认，他们因此受到优渥的待遇。

佃农与地主，抑或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家长式关系中，通常蕴含着佃农或雇员心生疏离的可能。11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佃农或雇员对地主或雇主已有疏离之意的时候，12其表现形式大多也不过是为了争取在组织内部的更好待遇而出面抗议。正当这种疏离发展到无比严重之时，险恶的国家主义精神用共同的目标把员工和资本家弥合在一起，将争端的严重程度降至最低。其后的激进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激进社会变革，都在占领日本的盟军的统辖下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

群体为了自身利益愿意变革，家长式的模式以及后来的国家主义情绪对疏离起到抑制作用，严密的组织管控之下重大社会变革被引入，这些事项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即不必摧毁地方群体的力量即有可能完成社会的主要变革。农村社会和城市企业的强大足以吸纳变革并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当然，在群体内部的变革过程中，痛楚如影随形，但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社会失范却并未出现。群体就变革达成共识，因而，内部组织发生根本性变革之时，基本的社会单位仍然能保持相对稳定。

育儿、人格和价值

育儿和人格结构特征为有序的变革过程提供了支持。培养孩子的技巧使得个人依赖群体。即使在现代的城市社会，对于把成员逐出家门（断绝亲子关系）或赶出村庄（全村与之绝交），人们仍感伤不已，成员在其所属群体积极保持清誉。个体通常依赖群体，小心翼翼地不背离群体意愿；甚至连迁往新群体，人们都更喜欢类似“お膳立て”（字面意思是饭桌上餐食已备妥）的形式，待一切事前准备就绪以后才受邀进入。强调个人忠于群体的价值体系全面维系着个体对群体的基本忠诚，往往还会加强群体对变革过程的控制能力。

新秩序的本质

直至最近，群体内部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雇主与雇员、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以及施援者与受援者之间的家长式关系维持。随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和大型组织的内部集权，小型社会单位不能一如既往地掌控奖酬和提供保障了。尽管这种家长式的关系模式在当地社会仍继续维系着一些社会秩序，但在城市地区，其重要性已然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以大型组织为中心的新模式。

大型科层组织使新秩序成为可能，这种新秩序在新中产阶级之中尤显瞩目。鉴于规模，大型组织须得形成关于招聘、工资、晋升和员工福利分配的标准化方法。经历了合理化的过程，这种新秩序与家长式的旧秩序截然不同。旧中产阶级在其小圈子里对下属独断专行，而大型组织的部门主管则无此权力。

然而，日本大企业的合理化进程未必导致与美国等国相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将一个人纳入经济秩序的基本方式，不是通过他的职业专长，而是通过他的公司。较之献身于专业，委身于公司是更为基本的做法，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个人的安全和认同感源于其在特定公司或政府机构的成员身份。若被问及做何工作，人们的回答可能不是职业，而是所在公司的名称。在公司内部，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公司会给予员工必要的培训或再培训。员工履行职责不可干扰公司运作，公司可以调派员工至新岗位，培训他们掌握新的技术和组织程序要求。正如在美国有人时常留在同一组织，在日本也有人经常从事相同的专业工作，但不同的是，日本人比美国人更献身于所在的公司或政府机构。

日本公司的合理性，并非源于特定程序和社会角色，而来自全体成员对群体目标的服从。为了实现群体目标，公司成员非常积极地采取一切措施。13公司通常不能因成员无能就将其开除，决策有时须基于人情甚于技术考量，公司还须花费大量精力让员工感到幸福并舒缓他们的紧张情绪。然而，招聘考试确保了员工至少具备最低限度的能力，不管有能力的员工身处什么职位，公司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给予他们一种影响政策及其执行的伸缩性，从而公司不会为大量的人事异动而困扰。人员在公司间的低流动性，使得从外部引入变革的过程更加困难一些，却给予公司内部出现更高层级复合性变革的可能。此外，降低退休年龄意味着使新鲜血液迅速进入公司，控制权更迅疾地传递给较少受传统影响的年轻人。公司间的低流动状况以及委身公司甚于献身职业专长的倾向将会持续多久，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劳动力短缺或者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领域，这些做法虽然受到质疑，但于大多工薪族而言，它们仍是稳固的制度化存在。

同早期的日本家庭相比，那些丈夫在新科层机构任职的现代日本家庭，生活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即使如此，还是与美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常见模式大相径庭。本书正文中讨论的日本工薪家庭的独有特征（如家庭与公司的隔绝、丈夫对家务缺乏参与、妻子社会参与的范围狭窄，以及妻子与孩子的关系非常亲密），并无根本性改变的迹象。

工薪族尚未克服所有困难。他们脱离群体意愿、独立自由活动的余地远远低于大多西方国家的工薪族，他们为了群体团结牺牲得更多，维系此种牺牲所需的、强大的群体凝聚力远非大多西方组织可比。许多不能在公司一展抱负的或者不为公司掌权派所接受的工薪族也许会心灰意冷，也许会向朋友苦苦抱怨或者同情电影、小说和短篇故事里那些自我牺牲的不幸英雄。14但是，尽管有所失意，工薪族仍然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本满意。工薪族的妻子可能觉得她们奉献了一切，比丈夫生活得更艰难，但是，考虑到她们狭小天地以外的世界如此严峻，以内的世界却如此放松并受其掌控，以至于她们更愿意留在家里做好妻子并照顾好子女。

新秩序的普及

为了凸显日本工薪族的情形，本研究将工薪族与其他群体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差异可能有所夸大，不仅因为“工薪族”成员情况多样，甚至更因为所描述的情形已经超出了工薪族群体的范围。

伴随着经营管理的变革，大部分日本精英被纳入大型组织，他们的生活样式基本上与高级别工薪族的生活样式并无二致。15大型组织的各序列之中，工、商、政界的杰出领袖辈出。他们并非仅凭家族或朋友的权势即可身居高位。即便“好人家出身”的、升至高位的人，也经历过与地位较低的小伙子的竞争，特别在入学考试、公司招聘考试时期。16他们遵循相同的模式，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薪水和假期。较之普通的工薪族，他们虽然消费水平更高，也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却不能像独立企业家那样独立自由地行动。与低级别的工薪族相同，他们的活动也要服从有关公司利益的群体决议。

随着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化向大企业的渗入，大企业产业工人的生活与工薪族的生活日益相似。他们的工资远远高于中小企业的产业工人，与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测相反，他们不仅丝毫没有革命倾向，而且十分满意于能在当前企业工作。17他们的消费方式、政治态度、休闲与工作的时间安排均与低级别的工薪族相似，甚至薪水也与低级别的工薪族相差无几。18公司里工资的定期发放以及各种手续的合理化，对工厂工人和工薪族具有相同影响。

最后，工薪族的生活模式声名斐然，业已成为理想生活的象征，所以甚至对大型组织外部的人们都影响重大。在大众媒体、流行小说和“如何做”（how to）系列丛书中，工薪族的生活方式占有重要位置。广告和面向消费者的标准包装，可能更契合工薪族而非其他任何群体的层次。教育系统以工薪族的精神为主导，任何人想要就读初中以上的学校，都要参加入学考试，而这些入学考试对渴望成为工薪族的人们有所迎合。工薪族的妻子没有挣钱养家的牵累，有条件不受婆婆干扰地悉心照顾孩子，成为农民和小店主之妻的有力榜样。小企业协会热切地寻求政府帮助，从而可以提供与大企业相同的福利待遇。许多农业协同组合和同业互助团体试图为成员提供一种类似工薪族享有的保障。现在，在农村地区，农民把收入交给农业协同组织，然后以“薪水”的形式支取，还自豪地声称自己就像工薪族一样。19与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同，中产阶级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并不意味着社会受其影响将会完全变得均质，也不意味着个体间的或群体间的差异将会消失。不过，它的确表明，工薪族的新秩序不仅是人们在大型组织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影响他人生活的一种模式。工薪族给予社会上的非工薪族一种生活方式范本，以此介导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这种范本足够适中，不会超出现实的希望，也足够现代堪为非工薪族的最高理想。

第十四章 薪资之外

旧M町的新气象

一九六九年，初次研究M町后时隔十年，我与妻子重返M町。与新商店、娱乐中心散布其间的许多郊区不同，M町的样貌一如往昔。在这十年里，新区已经延伸到离东京市中心更远的地方，东京的许多城区也已彻底重建；相比而言，M町的面貌与其他老郊区一样基本没什么变化。当然，M町的街道铺装得更棒，商店建得更好、货品也更丰富，住宅翻新，那幢旧校舍已被新校舍取代。然而，M町的住宅、花园、篱墙和小商铺，一切都那么眼熟。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住在十年前的老地方，而挣钱养家的依然是工薪族。

十年之前，我们观察的家庭渴望了解美国。他们试图理解美国的私人生活、商业和社会的所有要点，已经开始效仿美国的许多方面却仍然勤学不辍。如今，他们业已掌握了西方生活的基本特征，对美国和欧洲虽感兴趣却不再憧憬。十年以前，M町的居民进行日美比较时没有把握，往往以关于美国的疑问收尾。现在，他们在比较时更加自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十年前还是西方的兼职初级学徒，现在则不仅出色地通过了培训而且结束了学徒期。他们之所以仍保持着日本习俗，并非缘于尚未习得西方模式，而是因为更加中意日本模式。

显著的经济增速、新出现的物质繁荣、加之对西方更深入的了解，让M町的居民与其他日本人一样充满新的自豪感。十年前，M町的居民忧心经济稳定，感到日常生计岌岌可危，探讨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危险。现在，有了更多的银行存款、物质财富以及关于日本经济前景会更加光明的全国性共识，他们对物质福利的忧虑几近消失。

没有前景的薪水

新信心让工薪族对生活有了新的评价。十年以前，与大多数日本人相同，我们观察的家庭大多认为受雇于大公司非常理想。大公司和政府机构能够提供保障、规律和按年资晋升的保证。在许多家庭尚对拥有新式厨房和家用电器以及确保孩子教育感到为难甚至望尘莫及之时，这种保障显然令人满意。工薪家庭可以按照计划、无忧无虑地购买新产品。他们的“光明新生活”确立了一个受到其他行业日本人艳羡和效仿的标准。

如今，不仅工薪族，而且大多数日本人对保障、物质财富和规律生活的渴望均已成真。十年前工薪族给予人们的模式和愿景业已基本实现。

这一巨大成功让M町的居民提出生活上的新问题，并质疑十年前理所当然的想法。因何要为公司利益而牺牲自我？为何要坚守一地勤勉劳作多年？没有其他更有趣的事可做吗？缘何年轻人要为了进好大学、好公司而努力学习？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事吗？

尽管心存疑虑，M町的男性依然在大公司或政府机关工作。事实上，大公司比小公司成长得更快，日本国民中工薪族的比例确有增加。他们仍然继续做着工薪族，却怀疑这种生活方式是否依旧理想。

少年和青年的质疑最强烈。初中生仍为高中入学考试而努力，高中生也仍为大学入学考试而奋进，但许多考上大学的学生现在却对为何努力以及如此努力是否值得的问题心生迷惘。备考的学生仍对进入更好的机构和公司十分在意，如果不能得偿所愿就会失望。追求目标和想要做好的心情依然强烈，对失败可能导致经济窘迫的焦虑却不复存在。学生日益不愿接受极长时间的备考训练，家长现在也愈发疑惑努力督促孩子备考是否必要甚或可取。

实际参与设置路障、占领大学建筑物、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的日本学生人数仅占大学生总人数的极少部分，激进分子中几乎未见M町青年的身影。然而，M町的青年对大学的许多激进批评与激进分子相同，认为大学体制需要彻底改组。他们不满意教师常常对所讲主题不甚了解，只教脱离当前现实的抽象理论；他们不能接受课程缺乏智力挑战性、既无益于将来工作也不能助其立足社会；他们发现许多电视节目和流行杂志的信息比课堂内容更加丰富有趣，对就读的大学没有参与感或认同感。

许多大学陷入动荡，使年轻人面临又一重障碍。学生及其家人须得决定如何应对大学关闭数月乃至一年的情况，选择就读大学的年轻人必须估测相应大学能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开办。由此，大学的问题加重了年轻人在何处就业、过何种生活等基本问题上的困惑。

大部分少年和青年在大学求学期间继续住在家里。家庭生活安稳，为困惑的少年提供了避风港。然而父母并不总能理解这些焦虑的少男少女。甚至与子女关系亲密的家长，也回答不了子女诸如该做什么工作、应过什么生活之类的基本疑问，因为他们也拿不准将来的理想情形。

现在，M町的许多年轻人明确宣称不想成为工薪族。他们期冀更有趣而充满挑战的生活，也许这种生活与文学或艺术世界有关联，给予人们更多挑战和激情。尽管进入这些新领域成为可能，但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大多数年轻小伙终将成为工薪族，而大多数年轻姑娘则终会嫁给工薪族。他们追寻更有乐趣的生活，大凡不会导致其改换工作类型，至多只会发展出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

从鼓吹冒险且极少约束个人自由的大学生活转而适应纪律严明的公司生活是困难的。然而，即便经受了暴风雨般急遽转变的年轻人也几乎立即接受了公司的纪律。较之美国年轻人，日本年轻人更不愿意在公司询问基础问题或者批评上级。这种新生活在年轻人看来枯燥乏味，但他们只在私底下和家人挚友抱怨。

刚入职数年的年轻人私下抱怨职责少、工作枯燥，还得屈从严守纪律的生活，与之相比，年近三十或三十出头的年轻工薪族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已然开始得享公司生活的激情。公司内部的团结意识和大多数日本公司的活力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强，年轻人分担着新家庭中颇有意义的责任，这些都缓解了年轻人对新冒险的渴求。虽未打消关于工作是否理想的质疑，大多数年轻夫妇在三十岁前后就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为了找出或创造出更有趣的活动，他们做出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会破坏他们生活中公司、社区和家庭的格局。

工薪族个体看待工作及生活的态度与其职位密切相关。如果供职于小公司或者平庸的公司，他可能会寻求机会改善境遇。如果供职于大公司却有位冷漠无情的上级、在晋级方面受到忽略或被指派做相对乏味的工作、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又不很明朗，他都可能异常沮丧。然而，前途光明的年轻人成为负责人以后，其内心的激动和对工作的投入与美国的高层主管不相上下。

十年前工薪族的前景之明晰为现在所不能比。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新前景是多方面的，主要指向愈加富裕而充实的生活。有些人正在发展新爱好、花更多时间休闲；有些人更多地看电视、读书或旅行；有些男性用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有些人忙于计划改造房屋或者购买新车。但是，这些目标无一给予人们目的意识，也不须人们严于律己，而仅在十年前要成为或保住工薪族的身份自律是必不可少的。

迈向富裕

日本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为M町带来新的繁荣。男性身穿质地与美国中产阶级服饰相媲美的、熨烫平整的深色西服，女性的穿着契合世界潮流。许多家庭拥有新汽车。大多数家庭修缮了主要房屋，许多家庭拆除了老房并在原址修建新屋。现在，房屋配备了类似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设施的、现代化的电气设备和厨房。许多家庭设有新的西式客厅，地毯取代传统榻榻米的情况并不罕见。

随着这一进展，获得新物质财富的兴奋感开始消退但尚未消失。数年前拥有第一台冰箱或洗衣机的家庭，如今正在筹划购买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加建新屋或将屋里铺满地毯。没有汽车的家庭也许正打算买车，拥有汽车的家庭可能在考虑换新车。获取这些新物件的机会依然十分鲜有，以致这些家庭并非像美国同类家庭那样对新采购漠不关心。

十年之前，家庭对显露于外的事物（表）与存留于内的事物（里）加以明确区分。让客人看到的部分房屋、外出的穿着以及供给外人的食物，均与家里人单独为自己准备的迥然不同。他们在外人面前非常慷慨，但在自己的日常用品和家庭开销方面却很简朴。“表”与“里”的差距并未消失，但“表”的范围随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大幅扩展，家庭不愿示人的生活和财物所占比例大为下降。家庭成员在家的日常饭食仍比在外餐食普通，他们仍然持有羞于示人的破旧物件。“里”的范围缩减了，而且与以前真正拮据的日子相比，“表里”之分已经不再重要了。

家庭极其在意物价上涨，表明了其期望值的提升。尽管薪水增速超过物价涨速，但期望值提高得更快，超出了实际购买力，人们因此常常感到沮丧。欲望迅速膨胀，钱财远远不够，一些丈夫苦苦抱怨妻子不给他们足够的零用钱用来日常花销，而妻子也在埋怨丈夫花销太大、不给她们留足钱财用于家庭和孩子。

汽车的出现使得家族旅行显著增多，甚至比员工旅行更为常见。近年来海滨度假地的增加催生了海滨夏日活动，除了拥挤更甚，这些活动不逊于美国。然而，即使拥有更高收入和更多保障，人们仍然觉得不应全体外出一天以上。家里人每次出门不愿超过两三天，尤其在无人留下看家之时。家庭成员个人可以较长时间外出探亲、访友或观览新景，但家族旅行通常非常短暂。然而，M町越来越多的家庭现在有能力将一位或更多成员送往国外，让他们到夏威夷、香港、台湾或别处度假。其他许多M町居民开始考虑第一次出国旅行。在迈向富裕却又尚未达到富裕之时，M町的居民仍然期待第一次去拥有或体验许多事物。

民族自豪感的增长

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经济复苏使人们就日本与世界形成新观点。二十五年以前，由于战败和食物短缺，日本人面对现代西方世界感到自卑。甚至在十年以前他们都觉得，日本的生活水平总体低于西欧国家。自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越美苏以外的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率明显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后，日本的国际地位正经历着再评估。美国政府特别吁请日本政府帮助美国改善对日的贸易逆差，这一现实缓释了日本人心中残存的、面对美国的劣等感。尽管自然资源贫乏、国土极其狭小而且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日本人已经有能力实现这一切，这个事实为日本人注入强劲的活力和成就感。而美国相形之下略显颓软，其城市尽显凋敝，其内部源于种族和越南问题的纠纷，让日本人感到他们幸运地躲过了美国的一些羸弱态势。

M町的居民虽然不比十年前更有民族主义倾向，却也颇为自豪。他们极其认同国际舞台上的日本，反复讲述从电视或流行读物中看到的、日本在国际经济或体育竞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他们的体育国际竞争意识在日本举办奥运会时达到顶峰，于一九七〇年世博会时再次冲顶。他们对日本国际地位的认同主要集中在和平竞争的领域，如认同日本在国际体育赛事、诺贝尔奖、国际音乐家、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地位。与美国人相比，他们较不关注国家安全，认为任何国家攻击日本的可能性都极小。

对日本国际地位的新信心和新看法有时会激发过度的雄心。人们谈到十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苏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平均生活水平赶超美国。其实，这些都是假设当前各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一直延续至将来而做出的推论。

关于日本国际地位的新观点，使日本渴望去修正被视为次级合作伙伴的局面。驻日美军基地仍然象征着美国的占领和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地位，M町的居民大多期望基地撤除。美国归还冲绳、苏联归还北方诸岛似乎自然地反映了日本新近增强的国力。日本国民依然坚持和平承诺，其反对重整军备的情绪仍然强烈，但希望苏联、美国及其他核大国做出让步，或者允许日本拥有核武器，或者在日本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情况下亦销毁大量核武器。

他们为国内劳动生产率而自豪，却感到日本对外投资和境外所有权的水平与其经济新实力不相称，大部分国民认为日本对外大量追加投资理所当然。但是，M町的绝大多数居民反对日本牵涉进境外的政治和军事纠纷，一如美国最近卷入东南亚纠纷一般。他们不觉得有责任维持别国的秩序和发展，也确实不认为自己有此能力。

尽管近年来日本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M町的居民对日本政治领导人却评价极低。他们依旧对领导人感到悲观和怀疑，缺乏政治偶像。自民党民选首相辞职获准以后，M町的居民并不更多指望社民党或公明党的党魁能够有效处理国家问题。官员被视为政客而非政治家，均未成为新日本的鲜活象征。

M町的居民在其社区更加自由地表达政治态度。当地的家庭主妇更倾向抱怨妨害公共利益的事项或者呼吁当地官员关注社区公共设施的不足之处。一些人自愿加入当地政要的后援会，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观点还是更多地源自务实的国民对某些目标的兴趣，而非对当地领导人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才华的沉迷。

“我家主义”：新瓶旧酒

“我家主义”（my home-ism）[1]这个新的观念在当前蔚为风尚，用以描述人们对家庭生活的广泛投入。某些情况下，丈夫不再为职场生活的刺激而激动，反而更多地投身于家庭。然而，“我家主义”这一新观念实质上早已存在。家庭生活与十年前几近相同，甚至祖孙辈亲密关系的强度以及年轻夫妇探望父母的频度均未见大幅降低。年轻妻子产后回娘家休养并不罕见。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或毗邻亦非稀奇。纵然以前的被炉，即家庭以往放在地板中间的炉子已被新燃气炉取代，但家人围在一起讨论的温馨感觉一如往昔。

物质享受的增加使家庭生活更容易，使妻子从一些极其辛苦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从而给予她们更多自由去追求个人爱好、进行社交拜访或者做些其他感兴趣的事情。孩子在较早时期即获得更多自由，父母坚信自己需要适应子女关于更多自由和更高生活标准的要求，不愿阻止子女对更多独立活动及旅行的渴望。不过，较之美国同龄人，中学年龄段的M町青少年受到更多保护，其约会和结婚的年龄相应更晚。

正如传统武士在忠心报主和为家尽心之间权衡，现在的工薪族时而开些忠于公司抑或忠于家庭的玩笑。例如，若被调往偏僻城市而家人不愿随行，他会放弃公司还是家庭？若公司旅行与家族旅行的时间冲突，他将如何选择？丈夫通常会二者兼顾。他下班后仍与公司同事聚会，间或参加公司旅行，但也花适量时间，特别在周末陪伴家人。尽管妻子或许随同丈夫偶尔与公司的其他年轻夫妇一起外出郊游，但整体而言，家庭生活仍与公司生活泾渭分明。一些家庭的丈夫已经全面融入其家人的温馨生活，但大多家庭的丈夫尚未完全得享其妻儿间的亲密关系。

对工薪族生活方式日益强烈的质疑，以及对带来更多个人满足感的新模式的追寻会导致什么结果，现在预测还为时尚早。活力、生机，加之对国内、国际趋势的敏感，令人无法预知挫败感会否加重。然而，M町的大多数人尽管在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早期其目标感和公共规则意识受到严重干扰，尽管面临公共利益受到妨害的问题，也在更新相关认识，却依然保有强烈的目标感和公共规则意识。疑问和疑虑背后的目的，并非源于思想意识甚或物质繁荣，而来自家庭、职场等大多数基本群体内部的紧密关联。虽然此前十年社会飞速变迁，虽然人们对超出薪水的、更加富裕的生活有所追求，这些社会联结仍为M町的居民提供了一种意义框架。

[1]其日语表达是“マイホーム主義”，也称“家庭第一主義”，是日本一九四五年战败后社会上出现的生活意识和生活模式，其核心是家庭至上、以家庭生活为重。

第十五章 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1]

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傅高义和我带着我们两岁的儿子首次前往M町、近距离观察日本人家庭生活之后三十年，我受富布莱特基金（Fulbright Grant）资助，在东京对当代日本女性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作为从事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临床医生，我每周在心理健康机构工作数日，为来访者提供咨询并向日本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请教。我聚焦女性，旨在研究日本城市家庭生活的动态和压力。借此机会，我再访M町，与那儿的旧识重叙友情，这次也包括他们的儿孙、婿媳和其他亲友。我出于自身的社会学研究背景，也想观察他们的生活如何随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而改变。尽管埃兹拉与我早几年已经分道扬镳，但我们每个人，他、我以及我们的三个成年子女仍与最初研究的六个M町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曾多次探访东京，其间总去拜访他们，也邀请他们来我们剑桥的家里做客。我们与他们的深情厚谊已经延伸至子辈和现在的孙辈。

一九五八至一九八九年我们与M町家庭的持续接触，尤其是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我对他们更广泛的拜访成为本章描述三十年后M町家庭生活的依据。我将聚焦当前的家庭动态、M町的父母及其子女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我还将检视影响家庭生活的一些社会趋势，包括经济发展、工薪族生活方式的蔓延、核心家庭化和考试制度繁冗。我的社会学分析深受自身的心理健康观影响，因为我相信：理解个体所经受的压力有助于洞察社会系统的运行。

经济发展、国家与家庭的自信

一九六〇年以后，我们每次探访M町都会发现显著的变化。惊人的经济发展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机动车的增多，泥土路变成了铺面化道路，随着年轻女性去工厂或办公室上班，住家女佣消失了，余留的旧式便桶被冲水马桶取代，时髦的家用电器迅速增多。如同第十四章所述，一九六九年的M町正迈向富裕。到了一九八九年，M町丰衍膏腴！

包含M町在内的大东京都市地区，如今成为与纽约、巴黎齐名的全球性国际中心。以各国美食著称的绝佳餐厅比比皆是。东京的百货公司世界闻名，东京的时尚设计师领衔业界。豪华音乐厅最有特色的演出是西方古典音乐，同时传统的歌舞伎或能剧亦继续吸引着本地和外地的观众。M町的居民不仅熟谙东京的这些文化产品，而且也熟悉巴黎的餐厅、伦敦的剧院和罗马的古迹。M町的商店和住家出售或供应各式和、洋食品。然而在一九五九年，由于无人生食蔬菜，幼儿园的孩子和老师看到我们儿子午餐里的生胡萝卜都很吃惊，而今，沙拉已是寻常食物。同样，M町的居民现在吃的肉几乎和鱼一样多。一九五九年，M町的商店里只能见到极普通的白面包，出售的冰淇淋里冰多奶少。到一九八九年，M町的面包、冰淇淋的质量和品种可与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媲美，甚至更好。一位最近参加过哈佛大学暑期学校的年轻M町居民抱怨，在剑桥竟很难找到与M町一样好的面包！

M町的商店和住宅里现金充足、消费品丰富。自从大部分家庭拥有了汽车，附近的窄巷拥堵起来，汽车只能挤进房屋之间极其狭小的空地上停放。崭新的衣柜、做工精良的时髦服装、音响器材和大量家用电器是M町人家的典型配备。留存每片碎布用作抹布等省吃俭用的日子一去不返；现在，旧衣物没有销路，不需要的物品被轻易丢弃。许多滑雪和高尔夫球爱好者装备着最新、最好的运动服和器材，频繁前往迅速涌现的豪华度假胜地。许多家庭在依山傍水之地拥有了第二套住房。海外旅行稀松平常，M町外出旅游的人们喜欢国外销售的、便宜的欧美商品。父母有很多钱供孩子受教育，还能迁就孩子对电子游戏和摩托车的心血来潮，而其自身的愿望在那时却未曾被如此满足过。

以美国的标准看，住宅仍然偏小，生活空间也狭窄，但现在M町的家庭为其现代化的新住宅而自豪，房屋设施齐全，布置日西合璧。设有走廊、白天向室外开敞的老式木屋已经被封闭、隔热的房屋替代，而且冬有煤气取暖、夏用空调降温。地毯取代榻榻米、人们垂足而坐取代席地而坐的比例均有提高。

轨道线路的快速发展使通勤时间大为缩短。现在，M町的许多通勤者离家不出三十分钟便可对接东京主要的铁路或地铁车站。其附带的后果不仅仅是城市的扩张。东京首都圈的人口扩散已经远远超出M町，改变了小镇的风貌。在居民眼中，他们生活的地方不再是偏远郊区，而是紧邻都市的城市化地区。随着房地产逐步涨价，M町拥有房产的人感到幸运，并非因为他们打算将房产出售，而是由于要是现在才买，可就买不起了。

一九八九年初，我们最先调查的六个家庭依旧全部生活在原先的地方，一如三十年前。五个家庭的房子已拆掉重建，取而代之的是原址上更加现代的住房，第六个家庭的房子还在，但加建了第二层。两个家庭的父亲已经离世，房子由下一代人继承。一九八九年中期，一个家庭的父母虽有未婚儿子承袭，却决定待父亲退休就卖掉房子迁住海边，在那儿，他们购置了令人向往的公寓住房。

一九五九年以来，M町的建筑几乎全都经过改建或重建，故而往往难以辨识街巷旧貌。人们须细看才能找到熟悉的地标，识别出房屋和商店常常仍在原址。现在，为通勤家庭建设的新高层公寓环绕着火车站，遍布一九五九年还是农田的郊区。车站附近的简易小商铺已被大型百货商店或时尚精品店取代，它们可与美国最时尚城市的商店相媲美。

日本的经济成功为M町的家庭注入了新的信心。曾经流行的为自家“狭小丑陋”（无论何等雅致）而致歉，以及动辄贬低日本的习惯，近来已十分鲜见。人人知晓日本产品的极高声誉、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和日本社会的健康稳定。不得已面对太平洋战争时期苦难的老一辈人，为日本经济及社会制度的成功重建而自豪。M町各年龄段的居民都熟谙美国的经济问题以及犯罪、毒品、离婚、艾滋病等社会问题，认为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不如日本做得好。一位母亲在儿子获得赴美攻读研究生奖学金后非常担心儿子赴美是否安全。

三十年来，在日工作的美国学者的财务状况发生逆转，这清晰地反映出经济和心态的变化情形。一九五九年，美元的价值高，M町的物价对我们而言比较低，富布莱特等美国基金都会资助留美的“贫困的”日本学者，日本人则渴望了解有关美国生活的一切。单靠研究基金就可以供我们在日本养家糊口、住M町的新房舍、雇个帮佣、聘位语言家教、请许多研究助手和翻译，还可以让我们环游日本。一九七五年，依靠一位美国教授的薪水，我们住小公寓，已请不起帮佣，旅行或请研究助手的资金极少。一九八九年，美元贬值至一九五九年的三分之一，日本物价高，日本旅行者发现美国的物价对他们而言较低，美国学者则发觉他们在东京的生活经济拮据。到了一九八九年，日本的基金已经开始在资助“贫困的”美国学者。资助我的富布莱特基金，其资金来源并非美国而是日产汽车公司，慷慨的日本女房东与我们磋商财务时尤为和善，因为她对美国人及其美元的不幸贬值心怀同情。

日本经济腾飞后在世界上的崛起对M町产生了广泛影响。外国人的面孔在M町街上屡见不鲜，新的社会问题受到讨论，有关日本人身份认同的新疑问被摆到M町居民面前。例如，应该限制外国非技术工人入境吗？这样的外国人应被给予与日本公民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吗？为了理顺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应当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向国外的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富裕的日本在援助贫穷国家方面责任几何？需要对数量日益增长的、旅居海外的日本人家庭提供哪些支持以帮助他们应对文化冲击的压力？如何让日本驻外人士家庭的孩子能够重新融入日本相对严格的教育体系？教育系统应该开放，并被赋予灵活性和选择自由以适应更高程度的多元化吗？更多的灵活性能够减少拒绝上学情况（这是一个日益严重并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的发生吗？换言之，深思熟虑的M町居民仔细思考的是，日本社会如何能在既不损害给予人们凝聚力的认同感，又不破坏人们业已学会依赖的稳定性的情况下持续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M町的居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M町将来的生活结构。

工薪族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

一九五九年我们在M町观察到的“新秩序”，即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迄今已然成为日本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模式，历经发展、壮大、扩散并且有些过度膨胀。这种生活模式为大多数日本人所向往。如第十三章所述，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包括独立专业人士、商人、小商店主甚至农民在内的其他群体都深受工薪族精神的影响，想当然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多方效仿。M町男性的典型职业生涯遵循以下模式：刻苦学习考入尽可能好的大学，毕业后尽可能进入最著名的大公司或政府部门，继而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每周上五六天班。然而，人们不再为了寻求保障而倾向进入大公司或政府机关，因为经济保障对于日本中产阶级而言已经不成问题。现在，年轻人的动力更来自进入著名公司赋予其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M町的女性也被卷入这种模式。许多女性与男性一样去上大学（尽管满足于两年制短期大学学习的女性多于男性），为了通过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她们和男性一样努力。M町大多数心怀抱负的年轻女性追求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通过就读优秀大学继而供职于大公司成就自身地位，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这被认为是她们缔结良缘的最佳途径。此外，许多年轻女性渴望在专业领域抑或依循顶尖公司的精英管理者职业路径发展。M町有位女儿禁不住父母坚持，短期大学毕业后留在家里学习烹饪和其他家务技艺，她的情况在一九八九年只是特例。

许多M町家庭的第二代，长子乃至次子都忠实地承袭父业。他们继续从事同一职业或者成为同一家大公司的工薪族。女儿也是如此，她们进入同一行业工作（医药或牙科领域最为常见），要么就嫁给同公司或同行业的男性。也有一些人拒斥家族惯例的现成保障。在一个案例中，一位长子接受了大学专业教育为接管父亲的农业生意做好了准备，然而几年以后，这位长子放弃接管，转而从事度假村管理。长子觉得，这次改行使他更加独立，工作也更有乐趣。

工薪族生活的压力

M町的工薪族大多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他们对公司尽心尽力，参与同事间的社交和娱乐活动。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一度被认为必要且难免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今却被批过度——过于繁重、过于局限、过于严格。M町的家庭尤为担忧工作压力的威胁，如报纸文章里报道的“过劳死”。虽然繁重工作致人死亡事件的新闻价值在于其十分罕见，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到，M町的工薪族每日例行工作、通勤十二至十五小时，他们的身心承受着何等压力。一位M町的居民指出，富国生命保险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五百名受访员工之中，百分之七十的员工称有压力，百分之四十四的员工称长期感到疲劳，而被问及是否惧怕过劳死之时，百分之四十三的员工明确做肯定回答。

在某些方面，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变得稍许轻松。一九五九年以来，M町工薪族的通勤时间已经减半。尽管每日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但周工作日和年工作日都减少了。大部分工薪族现在每周工作五天半，一些机构响应政府号召将每周的工作日缩短为五天。休假时间由每年数日增至两三周，还有总计近三周的国家法定假日（春季的黄金周、夏季的盂兰盆节和冬季的新年）。M町的店主和商人也比照工薪族的放假模式并日益尊重个体的私人生活；现在，人们确信自己不会在假期被叫回去工作。许多大公司为员工提供网球场等娱乐设施，安排员工及其家人度假。法定退休年龄从五十五岁延迟至六十岁，退休压力从而得以缓解，一些男性退休后还从事第二份工作。

然而，过劳的忧虑仍然存在。M町的一些男性热衷谈论办公室附近球场的周三网球赛或在回家途中与同事酌酒放松，另一些男性则抱怨没有时间享乐轻松。后者指出，他们加班频繁，深夜、周末甚至假期都在工作。许多员工不能休满假期。周末或假期往往要加班参加公司活动或在高尔夫球场商谈业务。有些男性觉得公司的娱乐活动与工作一样有压力，因为他们迫于强制（基于群体成员间的不成文规则）而不得不与整日都能见到的人交往。

随着生活的富裕，人们敢于质疑如此辛苦工作是否必要。他们日益意识到所付出的心理代价。M町有少数居民公开埋怨，为了满足工作和群体生活需要，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选择和爱好。一位供职名企的男性抱怨自己在大公司里经受的乏味、沉闷和无力。多年来他逐步调整工作，尽量少加班并将聪明才智用于喜好的国际象棋比赛。年轻时他常常因为不能做想做的工作而苦恼，某天剃了个极短的发型回家，令妻子大吃一惊。他恼火地说，老板可以裁人（“首を切る”，字面有“斩首”之意，但通常指“解雇”），而自己却只能剪头。

另一位男性工薪族精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单身赴任，顶着压力从事一项尤其困难的工作，结果患上神经官能症，两年不能工作，即使回到家里也未能康复。几年以后，他仍为同一家企业工作，如常履行职责，却称工作及其相关事物毫无乐趣，盼望早日退休返乡。虽然终身雇佣制度在他生病时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令他身陷并非心仪的工作，无法改变，亦无力逃离。

尽管抱负受挫或同事关系紧张是任何职场里不满的根源，但关于这些问题引人注目的是，M町工薪族更换工作或出于个人需要调整工作时面临的困难。个人必须不惜心理代价进行调适。

人们也许日益意识到这种伴随富裕而来的压力，故而逐渐放松了中途更换工作的限制。M町的居民不再动辄将调换工作判为不忠。无力或无心工薪族生活方式的人们对于冒险另寻他途的顾虑有所减轻。一位M町工薪族的儿子按照父母期望，一直读到以把许多毕业生送入东京大学而闻名的一所重点高中，却突然拒绝参加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儿子决意不过精英工薪族的制式化生活。父母那代人无比渴望保障，见到儿子屡屡更换工作，他们不禁忧心儿子的将来；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战后的一代，儿子明白，自己可以依凭父母的积蓄以及在不断扩大的就业市场中发掘自身的创新才能。最终，他在传媒行业稳定下来。

M町的一些主妇谈及工薪族生活狭隘，少有机会追求兴趣爱好。有些丈夫被妻子戏称为“工作狂”，因为他们除了工作一无所想。退休后无所事事待在家里看电视的工薪族，被妻子语带幽默却愈加嘲讽地唤做“大号废物”！

M町的家庭日益意识到工薪族父亲长期不在对家庭的负面影响。许多孩子只能在周日见到父亲，其时父亲可能会下决心带全家去趟购物中心，但往往都疲惫得什么都不做，只是睡觉或看电视。此外，父亲被公司派往其他城市或国外时，为了让孩子继续学业，家人也许不能随其赴任。M町有些家庭经历过这种家人分离的单身赴任，人们在报纸上都读过相关报道。父亲的缺席加深了母子间的亲密度，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父亲常受排斥，被妻儿待为宾客或者外人。报纸讲述了“惧怕回家”的故事：在妻儿主宰的小公寓里，父亲有不受待见、不得其所之感，故而对回家心存畏惧。M町的母亲担心父子间缺乏交流乃至亲情，往往希望父亲更多参与孩子的成长和培养。

繁冗的考试制度

对于考试制度，投诉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赞誉之辞几近全无。尽管存在改革或废止现行考试制度的建议，但其仍然根深蒂固，成为教育体系的基石，影响着日本所有年轻人的生活和未来。

升学考试在我们从事研究的一九五九年就已经至关重要，被称为“考试地狱”。此后，其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考试不仅是工薪族工作的门槛（详见第三章），而且是每个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农民、店主和蓝领工人希望子女考好成绩、上好高中、读好大学、谋得名企的工作职位，从而能够跻身中产阶级。竞争无所不在，甚至富有的父母也不能保其子女免受煎熬（尽管他们可以给子女雇家教或者找辅导班）。所有读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都面临高中升学考试，许多学生为了进入心仪的中学而应考。连申请职业高中的学生也须参加考试，求职者大多亦然。一些孩子在三岁时就已开始受到考试制度的影响，其时，他们被教授阅读、写作以应对名牌幼儿园的入园考试，在名牌幼儿园的学习又使他们为通过名牌小学的升学考试做好准备，以此类推、拾级而上。

考好成绩对M町的女孩和男孩同等重要。姑娘“嫁得好”的机会取决于她们所就读的中学和大学的地位，以及毕业后能否进入名企工作，因为在那儿她们能够找到声名显赫的丈夫。上一所好大学并为一家好公司工作几年，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新娘教育。

由于考试压力增大，中小学升学考试补习班（课外辅导学校）和高考补习学校（预科学校）数量激增。不同的学校面向不同的需求：有的中小学升学考试补习班面向能力强的学生，他们希望额外学习以通过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有的中小学升学考试补习班面向普通学生，他们想要提高成绩；有的中小学升学考试补习班面向需要补课的学生；有的中小学升学考试补习班辅导专业课；高考补习学校则面向高考落榜的复读生（即补习一年或几年后重新备考的学生，有些学生甚至会重考二至四次）。中小学升学考试补习班的规模较小，依靠家长支付的学费运转，旨在让学生通过升学考试，因此，M町的家长说，家长及其子女通常与补习班老师的关系尤为亲密，也信任他们，他们辅导孩子克服弱项、在关键时刻表现最佳。与此相比，孩子依赖正规学校的老师为其出具推荐信，反而对他们不够坦率。

到了五六年级，M町的男孩和女孩大都利用课余时间上补习班备战中学升学考试。初二、初三的学生大多也上补习班，高中生几乎全上补习班，因为高考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它使人们成为某一特殊群体的成员（某所大学的校友），这种成员身份决定了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

在学习的关键时期，M町的学生通常放下爱好、运动、休假，甚至抛下朋友，全力学习备考。M町的学生，无论男女都可免做家务。为了能时时给予孩子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父母至少母亲常常放弃外界的利益和责任。就连为了供孩子上补习班和（或）私立学校而不得已打些零工的母亲，都会确保孩子放学回来时自己在家，以便为孩子提供点心和帮助。这种危机心理几乎是全方位的，将会持续两年、四年，甚至在一些家庭中会影响到孩子五至十二年级的大部分时间，父母及其子女身陷其中，时刻为即将来临的考试而思考、规划、研习和担忧。

一些学生，多数是女生成功地逃避了最大的压力。M町有些父母认为学业成就对女孩不如男孩重要，为了疼惜女儿，将她们送往优质却没有压力的女子学校，不需参加入学考试便可进大学的直读学校、专科学校；然而，他们却寄望儿子拼搏考入竞争无比激烈的四年制综合大学。有些年轻女性做出自我选择。尽管高中明令禁止学生工作，尽管相当开明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警告过将来可能进不了好大学，一位年轻的姑娘还是选择从事社会活动和兼职工作，摈弃高中苦读。高考前数月，她极其努力地学习，然而不出父母所料，这些努力不足以让她考上四年制大学。不能接受完整的四年制大学教育，她很失望，但很快自我调整、做出第二选择，转而进行两年制的英语语言学习。看到非常聪明的儿子花费大部分高中课余时间与朋友骑摩托，身为大学教授的父母颇为担心，可以想见，这位聪明的儿子考不上、至少不能一举考取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抱负不那么远大的学生有时会决定上夜校高中或职业学校，并不勉强自己去追求似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由于上学期间的考试成绩时常排序，所以到了高中，学生们对于自己可能取得的成绩往往心中有数。

在日本，考试制度作为成功的入口，如同俗语所说的“针眼”一般狭窄。事实上，它已延展为社会各阶层的标准，增加了许多人的压力。它推崇学业成就和公司白领工作，几乎不鼓励其他类型的才能。有艺术天分的儿童或许不得不有所取舍，要么牺牲艺术追求回归主流学业，要么放弃学业追求为了艺术事业甘冒一切风险。更为痛苦的是，不擅长学业而另有其他才能的孩子若未能在学业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会在自己以及他人眼中沦为失败者。日本的教育制度几乎未为大器晚成者留有空间。无论落下的原因是缺乏动力、罹患疾病抑或海外生活，落后的孩子都很难至少不能迅即赶上。除了高中毕业后的“浪人”期间，日本的教育制度不容许中断学业。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紧接着可以去高考补习学校补习一年或几年再参加高考，如果直接就业日后将失去接受普通大学教育的机会。成功的学生年轻时一心学习、径直发展，不绕弯路却也少有其他选择。

M町的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相关问题思虑再三，许多父母关注沉重的考试制度对于孩子健康和发育的危害。他们担心，单一专注学业会培养出兴趣狭隘、社会交往能力不足的局限个体。他们觉得，与上一代人的合群相比，现在的孩子较为孤僻。一般而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孩子在附近户外玩耍抑或与兄弟姐妹、小朋友、大人一起在屋里围坐被炉的时间更长，持续的年头也更久。如今的孩子往往拥有自己的房间，很早就不去户外玩耍，独自待在房里玩游戏。他们每天要上学、上补习班或者学习其他既定课程，还要做家庭作业，仅能在上学或上补习班期间交朋友或进行社会交往。有些父母，如前述事例中所提到的，不惜备考不周的风险，反对多才多艺的孩子专攻学业，而其余父母则认为应试学习至关重要，只能寄望子女考上大学后参加俱乐部活动。

较之学术探索或深入思考，考试制度更鼓励识记，对于此种考试制度下的教育质量，少数父母甚至提出质疑。譬如，他们指出，在海外生活的孩子，用英语能读、能写、能说，但如果不曾在日本的学校学习过应试英语，也无法在升学考试的英语测试中取得好成绩。

近年来，媒体频频报道与考试压力有关的社会和心理问题，M町的父母强烈意识到考试制度的危害。其中最严重的是霸凌、孩子拒绝上学和家庭内部暴力，典型的青少年暴力行为是攻击父母，往往是母亲。M町的父母大多对此类问题有过亲身体验。大部分儿童和青少年即便自己不曾受人欺凌，也在某些时候见过别人遭受欺辱。我不曾听闻我们所研究的家庭发生过内部暴力，但其中两个家庭积极关注拒绝上学孩子的一些问题。M町有位高中学生突发心理问题不去上学，他的老师请我给他父母做咨询。大多数学校似乎都遇到过一些学生拒绝上学的情形，为了这些孩子及其家庭，社区的心理学者和咨询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M町的心理学研究者将霸凌视为竞争压力的一种宣泄，身体弱或学习差的学生最常受到伤害。孩子拒绝上学虽与家庭关系有关，但正如下一节即将讨论的，它最常出现于学习压力最大的年份，大多发生在学习成绩未能达到自我预期和（或）父母期望的学生身上。尽管名为拒绝上学，但有此症状的学生并非总是出于故意叛逆，而是因为焦虑、抑郁或身心疾病无法上学。拒绝上学有时成为严重而相当棘手的问题，实际上使孩子脱离教育体系，除了经由另类途径，孩子在年龄稍长时将无法复学。在日本，退出教育体系几乎无异于脱离社会，极大地降低了将来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

教育渠道狭窄，选择余地缺乏，致使孩子拒绝上学的情况愈演愈烈。在学校遇到学习或社会交往的问题，孩子除了再三忍耐别无他法。既不存在转学的机制让孩子转往也许更契合其需要的其他学校（上中学前、中学毕业后等正常的学校更替除外），也没有更换老师、班级、课程等的途径。个人被要求适应学校制度。教育领导者意识到这些个人困难牵涉的社会成本，从而为拒绝上学的学生寻找替代教育路径并筹设学校。

M町的大部分孩子继续上学，考试成绩令人满意，但即便优秀的学生及其家庭在备考期间也深感焦虑。通常，在学业繁重的那些年，快乐的孩子往往转而易怒孤僻，胃痛头痛也很常见。

尽管考试制度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但时至一九八九年日本教育制度的诸多优点有目共睹：几近百分之百的识字率、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技术精良的劳动力、协同合作并遵规守矩的国民。考试制度业已成为普适教育制度、精英教育制度以及随工薪族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分层的支柱。在孩子的青春期，考试制度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是激励年轻人努力工作、培养自律、令其忙碌而无暇闯祸的主要因素。它成为一种“生活现实”，无人喜爱却又人人接受，而且，它居于孩子及其家庭外部，故而并不影响家庭内部的和谐。

日趋式微的“家”：核心家庭与持续增强的个人主义

与一九五九年相比，一九八九年的典型M町家庭是规模较小的城镇核心家庭。儿童人口锐减，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家庭减少。一九五九年，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第一代人一般有三至五个孩子，而第二代人却仅有一至三个孩子。两个孩子似乎最为理想，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全日本每对夫妇的子女平均不足两人。决意丁克的夫妇不再罕见，孩子超过三人的夫妇寥寥无几。

如今的M町里仅由父母及其子女构成的家庭居多，这明显反映了家族系统的日益式微。尽管有些父母的确与成年子女同住，但那是因为父母需要照顾和陪伴，而非出于继承家族的缘故。

现在，老龄人口数量激增，老人看护问题成为M町日益争议的焦点。子女照顾父母到什么程度、由哪位子女负责照顾，这些问题时而引发激烈的个人冲突和家庭矛盾。M町的大多数家庭都希望，他们的家能为年轻夫妻保留一些私密空间，也确保祖父母受到照顾。理想的情形是：祖父母住在独立的住房单位里，与一个子女的住处相隔不远，也许就在同一栋楼、隔壁或同一街区。照顾父母的未必是老大，而是与父母最融洽、居所位置最方便的子女。我们调查的一个M町家庭现在有四代人，分别居住在相邻的三处房舍里。一个儿子偕妻子和两个孩子住一处，母亲独住第二处，祖母单住第三处。女儿已经出嫁，住在遥远的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家庭，在重建住房时留出一层配有厨房的独立住房给祖母居住。还有一个家庭，父亲退休以前，父母一直与一个未婚女儿同住，但现在，父母打算让未婚女儿住到她的公寓，自己则搬去别的城市，靠近一个已婚女儿及其家人居住。

如果几代同堂，则很可能是年轻夫妇搬去与父母同住。住房成本很高，以致大部分年轻人的家庭仅负担得起一至两居室的住房，房内十分拥挤，甚至没有空间安置祖父母。

年轻人越来越自主，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决定何时、与何人结婚甚或不结婚，M町的父母对成年子女择偶的影响力随之持续减弱。一九五九年，家族的影响力与其早先拥有的绝对权力相去甚远，父母与子女一起商定婚事，子女有权否决父母的提议。到一九八九年，变化就更大了，年轻人主要自己寻找和选择伴侣，之后再征求父母同意。现在的婚姻大多是恋爱结婚。夫妻双方初识于大学或职场的情况最为常见。

许多年轻姑娘依据公司里是否有最为理想的婚配对象锁定求职目标。相亲结婚依然常见，但过程不那么正式，相亲或者说见面主要是一种大家认可的、介绍年轻人相互认识的方式。青年男女可以自由地多次相亲或拒绝继续交往，不会有损名声。母亲虽仍将看到子女成家且婚姻美满视为责任，而今也往往希望儿女自己觅得合适人选，然后再由全家人考量该人选是否理想。我们调查的M町家庭里，大多数年轻女性肯定地对我说，她们可能不会有意于父母不认可的男性。

当前的若干调查结果凸显了家族制度的式微乃至消亡，决意终止家系延续的家庭数量之多令我震惊。我们一九五九年认识的所有M町家庭都费尽心力地确保有人承袭家姓、负责守护先人并在家里佛龛前祝祷。[2]无子的家庭通常招婿入赘，令其改姓妻姓、承嗣岳父。一九八九年，我听说几户人家把女儿嫁了出去。家系绵延数百年的一门望族容许女儿户籍迁入夫家、决意不再延续本门家系，不仅如此，父亲辞世以后，佛龛无人照看，母亲也开始信奉天主教。

再则，佛龛的意涵和功能似乎已然改变。一九八九年，M町的家庭里虽大多仍设有佛龛，但都是用来纪念父母或祖父母等最近几代的先人，佛龛的意涵愈加私人化。一位成员代表家族履行祭拜佛龛例行义务的观念明显弱化。

最后，一九八九年我所听闻的有关M町家庭纠纷的报道远远多于一九五九或一九七五年。有个家庭的兄弟姐妹曾年年在假期欢聚，现在却公然争斗，他们拒绝一同参加家庭活动、互不理睬，甚至闹上法庭。争执的焦点是遗产。房产快速升值，父母的住房和土地到了一九八九年市值很高，他们均要求继承遗产不愿放弃。他们曾在父母辞世后安于让一位未婚妹妹接管房屋，现在却想方设法地要将财产收归囊中。传统的决定性家族权威不复存在，无人享有法定权力可为整个家族制定或执行决策。显然，甚至家族忠诚有时也不足以阻止兄弟姊妹为了价值不菲的地产而大肆阋墙。

妇女解放，M町的模式

一九五九年经常听人这样说：“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时至一九八九年，M町的妇女是否获得解放？鉴于这一问题经常受到美国人的关注，因而考察当今M町女性的社会角色及其生活中有关女权价值观的方面很重要。我们将着眼于她们的行为变化、选择范围的延拓、劳动参与和当前的家庭角色。

与当今M町主妇的情形迥异，一九五九年的M町主妇深居简出、穷其一生服务夫家。三十年前，M町的主妇总在家里，出门不过是到附近买东西或每年一度的回娘家省亲。她若做了家务以外的活计，可能是在帮忙打理家族生意，若有爱好，无非就是缝纫、插花或茶道等曾在新娘培训班学过的技艺。甚至未婚女性于待嫁期间也只能往返于学校与家庭抑或临时工作场所与家庭之间。

如今的M町女性已经从家宅和诸多苦差中解放出来。所有的公寓和大多数住宅现在都可以安全上锁，所以主妇再无必要整日看家。家用电器的应用加之木炭的淘汰缩短了家务劳动的时间。不仅未婚姑娘，已婚妇女也可以更多外出活动。许多主妇参与网球、高尔夫球等娱乐活动；有些主妇参加很多文化中心里蓬勃涌现的课程和活动团体；有些主妇修读大学或技工学校课程；每位主妇都有更多机会与亲友喝茶、购物。出国旅行在一九五九年几乎闻所未闻，现在却已司空见惯。M町的女儿们可能趁大学放假或蜜月期间出国旅行，许多妻子在丈夫被派往国外学习或工作时随同前往。老年妇女跟随退休的丈夫或者参加旅行团出国观光。

到一九八八年，女性从事的各类活动如此之多，以至著名作家、评论家木村晴美（Kimura Harumi）禁不住做出比较：如今的女性焕发活力、熠熠生辉，而男性却没什么选择，只能埋头读书、勤勉工作。我也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经常发现M町的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容光焕发，不再忙于照顾小孩。她们置身文化组织、社会事业、学校教育或职场等新天地，着实欣喜。

更多的外出活动机会反映了女性的选择范围普遍更广。一九五九年，M町的女性很少自己决定人生大事。从上学到结婚乃至婚后，她因循常规，凡事听从家里长辈安排。到了一九八九年，不仅结婚对象，而且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均由M町的女性自主决定。尽管“适婚年龄”（目前为二十至二十七岁）的观念依然存在，年过三十的未婚姑娘也让人担忧，但人们对晚婚的接受度似乎更高了，晚婚的女性也更多。一些女性选择不婚，这表明一种新心态的萌生，这种新心态即结婚并非女性自然可行的唯一生活方式。

美惠子（Mieko），一九八九年二十岁出头，其情形在同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美惠子的母亲智子（Tomoko），一九五九年十八岁，坚持要在两年制专科学校毕业后去美国学习英语，并执意自主择偶。当时，智子的母亲奚落女儿不知如何寻觅良配，还说出国学习可能对其将来的婚姻不利。因此，智子冷静下来，两年以后，她从专科学校毕业，与父母安排的男人结了婚，从未踏出国门。许多年过去了，智子的女儿美惠子专科学校毕业之前就已经在美国待了两个暑假学习英语。而且，美惠子赴美学习期间，在东京打网球时结识的男朋友还去探望她。两年后，他们在双方家庭的祝福下喜结连理。美惠子实现了母亲未能达成的愿望。

当然，在就业这一关键领域里，女性的选择余地显著增大。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女性外出务工人数飙升。一九八五年以来，日本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迫使企业雇用员工时一视同仁。现在，企业接受女性担任主管，取消了女性婚后必须辞职的规定。半数以上的已婚女性如今都在工作，女员工人数约占员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几乎所有的年轻女性而今都身处职场或者将会在其人生的某个时期受雇工作。

尽管这些情况都体现了选择余地的大幅增加，但雇佣制度的本质仍让女性面临诸多障碍和限制，迫使她们过早做出艰难的决定。只要检视典型的雇佣模式，即可探知日本女性较之美国女性更不向往职场的原因。

M町年轻女性最常见的模式是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她们通常做办公室工作或在大公司里端茶倒水。结婚时虽然不再被要求辞职，但大多女性仍随即或在怀第一胎时离职。少数继续工作的单身女性，除非身怀特殊技能否则晋升无望。时光荏苒，许多女性开始感到自己在办公室不受欢迎，因为公司喜欢更年轻、靓丽和低薪的办公室女职员。结了婚的女性成为全职主妇，直至孩子上了小学或中学。大多女性认为，全天候的照顾对于婴幼儿的发展不可或缺。等孩子长大一些，她们返回职场，从事与其家庭责任不相冲突的工作。大部分母亲认为孩子放学回家时自己在家之类的事情很重要。女性重返职场时能找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地位低且没有保障或福利的兼职临时工作。M町的主妇常常抱怨这类工作乏味，但许多人却将其视为赚取孩子教育经费或购买些许奢侈品的一种方式。

得益于《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M町事业心较强的女性如今有机会参加考试，并在大学毕业后受聘以前仅为男性独享的管理岗位。然而，M町的所有女性均视之为畏途。《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开放了机会，却也撤去了保障。现在，女性“自由”地努力工作，一如男性，这意味着她们必须与工薪男一样加班至深夜，周末或假期常常也要加班。她们可以休短暂的产假，但如果一旦因为照顾孩子或其他原因离职则无法复职。去另一家公司从事类似的工作也不可能，因为跻身精英序列的时机唯有一次，即刚从大学毕业之时。此外，如果被派往其他城市或国外工作数年，家人也许不能随行，“工薪女性”得做好与家人分离的准备。她须将工作置于首位，牺牲很多个人和家庭生活。即使如此做了，她也会明白，于她而言，仍由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明里暗里充满危险，就算获得晋升，也要历经千辛万苦。

意识到这些，无论结婚与否，M町的年轻女性而今都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思考才能决定相应的职业追求。在其看来，精英的职业生涯与养儿育女实际上无法两全。只有不想要孩子的女性才有可能追求这种职业生涯，她们或者单身或者足够幸运地嫁给了接受丁克并能调整作息予以配合的丈夫。M町的大多女性想要兼顾工作与婚姻，许多女性如愿以偿，在具有更多灵活性的领域里工作。例如教书，通常晚上不用加班，产假保障也好。医药、牙科等独立职业的工作时间灵活，自由作家也是理想选择。M町的大学生说，读高中或上大学时他们得早做决定，以便选择相应专业并在职场之门开启时进入。

M町的大学生及其教授称，与十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先婚姻后事业，希望等孩子长大后再去追求自己的兴趣或快乐。只有早早选择事业或者先事业后婚姻的女性，只有丈夫愿意并能调整生活适应她们职业规划的女性，才有可能完美地兼顾事业与婚姻。M町的大部分年轻女性把嫁给白领精英视为“美好生活”。她们并不艳羡工作狂商人的生活方式，认为女性的职业道路充满艰难险阻。她们说，婚姻生活给予她们更多独立和更多享乐机会。

现在，婚姻作为一种职业，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快乐，这是上代人不曾有过的体验。然而，这并非婚姻吸引当今M町年轻姑娘的唯一原因。一九五九年以来，女性作为主妇和母亲，在家庭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为增强。考察该角色的变迁和延续，以及个中满足和压力，是理解现今M町家庭关系的关键。

M町的主妇而今得以自主，这是她们从婆婆乃至丈夫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结果。家族制度之下，M町的主妇与婆婆同住，须得服侍并服从婆婆。时至今日，即使和婆婆住得很近或者同住，还可能偶尔与婆婆争丈夫和孩子的爱，年轻一代的主妇也握有管理家庭内务的明确权限。丈夫虽然名义上仍为一家之主，却甚少动用很多权威。丈夫的确期望妻子营造出愉快的家庭氛围，让他能够休息并舒缓工作压力，却把家庭管理权都交予妻子。对于典型的工薪族而言，家只是夜晚睡觉和周日休息的地方。他对家中发生之事所知甚少，不希望妻子用问题或家务烦他，故而也不挑战妻子对家里的掌控。除了大额支出以及影响到孩子教育的决定，他可能都不表达意见。因此，打算结婚的年轻女性很少担心婆婆专制或丈夫专横。她们不必像一九五九年的许多母亲那样，为了以心目中最合适的方式照顾子女和家庭而筹谋运作。她们的自主权仅限于岗位职责本身，即照顾子女、丈夫，有时还包括家里的长辈。

父母离婚时子女监护模式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母亲权力的增强。从前，父母离婚后，子女跟随父亲留在家族里，母亲只能独自返回娘家。如今，离了婚的母亲通常拥有子女的监护权，时常阻止子女与父亲及父方家人见面。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自主对M町的主妇也有负面影响，使她们变得相对孤立。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家中事务不管不问，城市里的主妇往往成为孤家寡人，她们对待周围公寓的主妇虽然热情友好，与周围公寓主妇的关系却不似一九五九年的邻里街坊主妇间那般亲近或信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调查的M町家庭的年轻主妇大多通过电话或拜访与女性亲戚保持密切联系、与孩子同上一个幼儿园或小学的几位母亲交知心朋友的方式予以应对，尽管如此，一些年轻的母亲仍过于腼腆交不到亲密朋友，又远离母亲或姐妹，无法向她们寻求支持。这些女性常有孤寂不安之感。在育儿的过程中，特别是孩子刚出生的那几年，她们几乎没有帮手也无人指导。她们整日独自照顾孩子，没有保姆制度保障，丈夫也帮不上忙。少数幸运的主妇在邻居中交到可以信赖的亲密朋友，然而，主妇们通常不愿意向邻居求助。她们担心私人信息曝露过多，以致其他主妇在丈夫地位、孩子学习成绩等方面与其竞相比较。

M町的母亲独立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因而无论在她自己还是别人看来，她都要对孩子的成败负全责。一九五九年，母亲在每个孩子身上倾注大量情感，其自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的成功。到一九八九年，由于孩子人数较少，丈夫又总不在家，所以一般而言，在可能的情况下，母亲在每个孩子身上倾注更多情感。母亲的成功集中体现在孩子的考试成绩上。孩子的成就是母亲主要的自豪之源，孩子的失败则是对母亲自尊的最大威胁。对孩子考试成绩的焦虑，成为现在M町大多数母亲的主要压力。

有此心态的母亲时而被称为“教育妈妈”。这一标签意带嘲讽，反映了对过于纵容、过度保护孩子且学习导向型母亲的批评，然而，M町的大多数母亲深信，有必要确保孩子努力学习并考出好成绩。为此，母亲与襁褓中的孩儿建立起几近共生的亲密关系，尽力满足他们童年时的所有身心需求，孩子上小学时，母亲引导他们学习，孩子进了中学，母亲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备考。母亲用大量时间与老师和家人讨论教育策略、看着孩子学习。母亲陪着孩子，为他们准备点心，哄着他们、督促他们，带他们去补习班，做任何所需之事。现在，孩子的书桌上竟然装有蜂鸣器，母亲随叫随到！打理孩子的学业，几乎成为一项全职工作。

一九八九年，在M町连孩子成绩好的母亲都会谈起孩子备考期间她们承受的巨大压力。一些母亲甚至说她们因担忧、疲累而病倒。她们都谈到的压力有鼓励孩子学习、让孩子满意并保障孩子健康、避免过高要求孩子、决定目标学校等。孩子成绩不好的母亲往往会自责，所谈及的经受过的病患也更加严重和频繁。孩子为自己的失败也责怪母亲时，亦有可能让母亲的身心遭受伤害。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M町的母亲已经从繁重单调的家务、住所、婆婆甚至很大程度上从丈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她们的职业生涯仍然受限，独力养育孩子的责任感一如既往地规范着她们的生活。尽管她们的社会参与愈加广阔多元，但她们的主要责任以及成就感的来源仍是孩子。

婚姻期待的转变：新观念与旧习惯

随着核心家庭成为常态以及西方模式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浸入，年轻人越来越期望夫妻相爱、相伴、互相协作。他们日益重视夫妻婚姻满意度。然而，期待的提升尚未消除旧有的模式，一部分女性的情况尤其如是。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的M町，婚姻首先仍被视为一种绵延家族和奉祀祖先的社会责任，也被看作女性毕生的工作。在早期的家族系统里，婚姻的诉求显然并不包括夫妻相爱或情感满足，婚姻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家族的经济功能和传宗接代功能。而在一九八九年的M町，年轻人无论相亲结婚还是恋爱结婚，大多都憧憬浪漫，希望获得情感满足，期待与对方相互陪伴、共同活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M町的夫妻如今在婚前花费更多时间相处，他们彼此了解，一起观影、用餐、谈恋爱。婚后，至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夫妻俩通常继续此类活动，少数夫妻设法在周日出游和家庭度假的过程中维持这种陪伴关系。退休后，年老的夫妻有更多的时间共处聊天，许多人还喜欢与老伴一起享受旅游休闲。

然而，孩子出生后，许多夫妻，尤其是工薪族与妻子会各有生活，与其父母的经历并无二致。身为工薪族的父亲每天有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每周有五到六天不在家，母亲每天二十四小时地照顾婴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丈夫与妻子往往连交谈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一起活动。工薪族的经济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仍未促使夫妻相互多陪伴。

女性婚姻期待的提升尤为显著。较之仅仅期冀嫁入厚道望族并为之奉献终生的早年M町女性，现今的准新娘似乎要求颇高。她们希望未来的丈夫好相处、受雇名企，有能力供家人过好日子并愿意帮带孩子、帮做家务。但聪慧的女性明白，难求尽合己意之人。

家庭条件好且受过教育的M町女性，也许找得到工作佳、薪水丰的丈夫，但要找到还能在家陪伴并帮助她的人却非易事。希望与现实的落差，体现了从层级分明的大家族向基于平等同伴关系的核心家庭变迁过程中的张力。

面对维持亲密互动婚姻关系的困难，M町的男性也不免失望，从而更容易放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通常，他们回家时疲惫至极，想做的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洗澡、吃饭和睡觉。大部分妻子做出调整，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转而与女性亲戚、亲密的朋友交往，发展业余爱好。然而，较之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九年有更多妻子抱怨社会交往少、难得与对方共享休闲时光、夫妻间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而且有此怨言的妻子比丈夫多），换言之，她们在抱怨夫妻关系的疏离。

女性的要求给M町的男性带来新的压力。一九五九年，所有女性都盼望嫁人，男性只要有份好工作就能成为优质的候选对象，但在一九八九年，光有好工作还不一定行。富裕却缺乏个人魅力的男性不再受人青睐。一九八九年，《日本时报》报道了培训男性如何与女性聊天、约会时如何表现的新机构的兴起。一些在考出好成绩的教育氛围中长大的M町男性发现，要想娶到妻子还需要掌握社交技能。

五六十岁的夫妻之间也存在类似压力，该年龄段夫妻的离婚率增速最快。东京家庭法院的心理学家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丈夫退休前后主动提出离婚。她们有孩子的帮助，也可以分享丈夫的退休金，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与一九五九年的妻子不同，她们现在可以随意拒绝照顾整日在家的丈夫，她们对丈夫积怨已深，与丈夫无法沟通。对于毕生献身工作、缺乏爱好的许多男性而言，退休已是相当难熬，原本觉得能够照顾其老年生活的妻子又突然离去，不啻为雪上加霜。也许因为妻子在婚姻生活中从未充分表达不满，所以丈夫对于突遭妻子遗弃更加难以理解。就连不考虑离婚的M町女性都在抱怨照顾退休丈夫的负担日益沉重。丈夫停止工作在家休息时，妻子的工作量翻倍了。她们不得不减少外出活动，留在家里全天服务。M町有位妻子在丈夫退休后就生了病，以死相逼要离开丈夫。这位妻子宣称，没有人会像她那样，这么长时间地忍受丈夫的幼稚和自我。

M町比较年轻的妻子日益想让丈夫帮助她们照顾孩子、分担家务。许多妻子暗自期冀，少数妻子则公开向丈夫施压。妻子尤其希望丈夫多陪孩子一些时间，帮她们管教十来岁的孩子。少数忙于自己事业的妻子，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与其分担这些家庭责任的丈夫。然而，一九五九年家庭里出现的“进展缓慢的协作”到了一九八九年仍未见明显发展势头。如同报纸的民意调查所示，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依然存在。甚至在双职工家庭，许多妻子依旧包揽全部家务，有的妻子甚至凌晨五点就起床做早餐，帮助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男性和女性仍然普遍认为，照看住宅和照顾家人是妻子的工作。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但不能忽视家庭责任。同样，女性外出工作补贴家用，须得注意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不可妨碍照顾家庭。男性回家后不做家务，不仅缘于他们工作了很久非常疲累，而且因为妻子本人可能不愿意与丈夫共掌自己辖下的住宅和家庭事务。

尽管夫妻间的亲密程度和协作程度日益提高，但夫妻关系在与亲子关系冲突时需要让步。亲子关系仍是家庭里最重要、最强大的关系。一九八九年的M町父母认为，把孩子交给保姆自己出去娱乐，或者让孩子睡到其他房间方便自己更自由地享受性关系都是不负责任和自我放纵。尽管这些相互对立的需求之间时有矛盾，但照顾孩子仍是首要大事。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为离婚率整体并未大幅上升的一个原因。父母不希望离婚伤害到孩子，尤其是日本人的忠诚观念通常要求孩子在父母离异后跟随其中一方生活，与另一方断绝所有关系。

权威式微时代的孩子培养

我曾指出，家族和父亲的权威已然衰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消失殆尽。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服从家族领导、勤勉工作、自我奉献、为了集体的利益甘愿吃苦等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权威逐渐削弱。随后，这些价值观不断受到经济富裕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冲击，使父母很难再以坚决甚至不容转圜的态度对待子女。现在，M町的年轻人大多以“随和”形容父亲，很少有人抱怨父亲严厉。“爹地”取代了“严父”，成为孩子的玩伴，长期不在家时会送孩子礼物补偿。然而，截至一九八九年，M町的母亲虽然实际承担着责任，却并未获得类似从前男性家主拥有的公认权威。她们身担责任却无权威，极力避免冲突或要求对方服从。考试制度会否成为仅存的无可妥协的纪律机制？

一般而言，M町的母亲很擅长与孩子打交道，无需诉诸命令或惩罚，故而不会引发孩子反抗。与襁褓中的婴儿和成长中的孩子缔结的亲密关系，是母亲管教孩子的基础。日日夜夜的“亲密接触”，加之心意相通带来的直觉理解，使母亲在孩子要求或哭泣之前就能满足孩子的需要。这种亲密的关系仍是育儿的核心所在，不因婴儿车、婴幼儿推车和婴儿床的引入而改变。通过这种亲密关系，母亲使孩子总是本能地顺应她的期望。孩子顺应母亲的感受和愿望而非她立下的规矩。

M町的父母相信，儿时受到疼爱和迁就的孩子长大后会开朗且适应能力强。一般而言的确如此，因为即使孩子变得更加独立，美好的感觉和彼此的感同身受也会延续。不过，设定限制和严格纪律也有必要，尤其是对青春期的孩子。如果父母的权威均不奏效，孩子出现的问题可能会超出可控范围。“权威真空”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何现今的M町家长教师协会为了拒绝上学、青春期暴力及如何管教青少年而担忧。

M町的一位老奶奶，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对年轻一代的父母予以批评。谈到父母太过宽容的问题，她说，母亲管不住孩子时要么变得唠叨，要么试图与孩子改善关系、促使他们“理解”自己的想法。母亲如能正确感知孩子感受并报以理解，就会赢得他们的更多配合，如果只是一味放任或息事宁人，结果或许适得其反。接着，母亲可能去找父亲管教孩子，但若碰上父亲无法或不愿行使权威，也许就会无计可施、就此作罢。孩子在母亲面前愈发专横却又怯于面对外部世界之时，就会逃学。母亲如果抓狂或过于坚持，孩子就可能对母亲暴力相向。心理学家老奶奶解释说，这些孩子渴望有人阻止他们的暴虐行为，但陷入困境的母亲往往只会迁就。随后，孩子也许总以一种模式应对，即躲进房里、整日昏睡、整晚看电视或录像。父母忧心如焚却也无可奈何，从而不会对孩子再有要求，可能还不得不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这位老奶奶所描述的问题家庭显然是极端情况，但让我们知晓更为广泛的社会中的变迁。两三代人以前人人迎合父亲，一九五九年时妻子努力修习“管理丈夫的艺术”（参见第十章）。然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孩子反而最受迎合，比起管理丈夫，母亲更关心管教孩子。M町的这位老奶奶戏称，传统上天地万物之中日本人最惧怕的四样事物，即地震、雷电、火灾和老爸，应该改成地震、雷电、火灾和小孩了。

更现实的是，在我看来，当今日本第四样可怖的事物应是“考试地狱”。它至少部分填补了以前令人敬畏的父亲或家主留下的权威真空。它把纪律和勤奋灌输给年轻人，令他们忙于备考而无暇犯错，以此消耗他们青春期的精力，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和顺服。而且，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它不会干扰母子之间至关重要的亲密关系。母亲与孩子结为盟友，共同应对考试，联手达成共同的成功目标。

超越成功

一九五九年，M町的居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该目标与日本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宗旨并行不悖。他们努力地工作，为自己争取经济保障，帮助子女为将来做好准备。他们渴望向西方国家学习，相信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知识可以改善生活。

到了一九八九年，曾在一九五九年引领M町乃至整个日本的目标业已实现，并且成就超过预期。M町的居民工作安定，薪金优厚，物资充足，孩子受到良好教育，M町的交通与通讯更加方便，居民们得以享受休闲和旅游。

三十年以来，一九五九年M町“新中产阶级”的相关趋势大多仍在延续，有些趋势较之其他趋势发展得更快。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隔，在一九五九年的M町工薪家庭中已很常见，随着农村家族和个体企业数量的减少，已经蔓延日本。工薪家庭的规模日益缩小，与子女和孙儿一起生活的祖父母少之又少。夫妻间日渐亲密协作的趋势仍然存在，但受制于男性常年长时间工作、女性独自承担家庭责任的状况，发展缓慢。备考的压力在一九五九年已经很大，而今尤甚。尽管母亲参与更多外界活动，但母子关系却愈加亲密。

总体而言，M町的居民满意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成就，不再渴望模仿西方。他们知道，相对于其他工业化社会，日本的社会关系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预见，服务优质可靠，人人谦恭有礼，努力和忠诚均有回报。

然而，任何社会都有其特有的压力与紧张。一九八九年，最严重的压力来自考试制度，它将人生大部分竞争集中到初高中阶段。孩子的心理压力最大，其次是母亲。工薪族父亲的生活竞争较少，他们的压力源于长期加班和大型科层组织的严格管制。

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导致了变迁中社会紧张的产生。女性关于夫妻相互陪伴的婚姻生活以及平等就业机会的期待提高了，职场和男性的态度却变化迟缓、跟不上女性的期望，从而导致婚姻关系紧张，使女性对一直面临的就业障碍抱怨不已。父亲常不在家或不愿管教孩子，母亲只是养育者而非管教人，由此出现了相对的家庭权威真空。一些M町的观察者担心，传统价值观的弱化将使考试制度承受更多压力，以制衡父母对子女的放任。

这些紧张尚未严重到动摇M町家庭生活基本稳定的程度。男性长期受雇于一家公司，为家庭提供一种可期保障，不仅是经济上的保障，也是社会认同的基础。离婚率虽有所增加却仍然较低，家庭忠诚依旧势强。母亲的角色依然关键。社会仍然支持为人母是女性最重要的作用，对其颇为看重。母亲因少子化、家务自动化而消退的作用，由监督孩子学习的重大任务所替补。尽管外出工作、婚姻关系以及个人的兴趣追求已变得相对更重要，但女性仍将为人母置于首要位置。放弃做母亲的女性很少，不仅由于女性在职场不断面临障碍，而且因为主妇生活富裕、在家自主，还有众多机会参加各式有趣的外界活动，从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满足感。

现在，M町的家庭乃至日本总体上已经达成目标，人们想知道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富裕和商业化一旦实现，就失去了其作为目标的吸引力，而令人瞩目的新目标又尚未出现。如同年轻人通过极为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后不免迷茫，M町的父母并不清楚成功之后将会怎样。他们继续努力地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然而，成功的兴奋已然消退，某些情况下空虚似乎开始袭来。他们期盼找到新活动、新关系、新乐趣和新意义。他们步履辉煌地走过顺畅的成功之路，正在寻找更加宏大的目标。

一九九一年二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1]本章由作者傅高义的前妻苏珊娜·霍尔·沃格尔所撰。

[2]在日本，普通人家常常设有佛龛，供奉佛教本尊和经文以及已故家人的牌位。拜佛人每日在佛龛前祝祷家人平安，汇报当天家里发生的事情。设神龛的人家也有不少。

后记

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我非常感谢马克·塞尔顿的建议及出版安排，以及威廉·赖·克里撰写的序言。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我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博士学位，这个系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因此我愿意相信，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代日本家庭生活的描述迄今依旧益处多多。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基本复原，而其人民正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并努力将自己的生活标准提升至西方国家水准的历史节点之上。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当时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但还买不起一辆汽车。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霍尔·沃格尔不但获得了她的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学位，而且已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我因为博士论文的缘故，加入了一项有关美国少数族裔家庭的研究计划，计划的指导者是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精神分析学家约翰·施皮格尔。我和苏珊娜在访谈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都受过诸多训练。在我尚未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弗洛伦斯就推荐我去了解其他文化，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苏珊娜此前都没有跨出过国门。我们急切地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立即就着手准备起来。另一位同事威廉·考迪尔，曾在日本研究过精神病学，建议我去那里。虽然我那时在日本研究上一点背景也没有，但逻辑上似乎说得通。虽然和美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我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奖学金，我们就这样启程了。在没有喷气式飞机的时代，飞机每个地方都要降落——经过欧洲、印度和东南亚——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地方和那里的人民。

我们在日本的第一年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语言学习。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威廉·考迪尔联络了他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他立即为我们在自己家的隔壁租了一处房子。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曾在堪萨斯的门宁格精神病院接受过训练，后来以《依赖的剖析》（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一书闻名于世。土居健郎和妻子八千代将我们视为学生，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性格中的微妙与精深之意。我们则成了他们怀满渴望的学生，因此很快成了朋友。

对于苏珊娜和我来说，经过一年的全时语言学习，我们的日语仍然待以时日，所以找了一位语言家教继续深造。无论怎样，一九五九年春，我们开始四处寻找田野调查地，并发现了一处被我们称之为“Mamachi”的地方。撰写本书时，我们还担心会对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自己故事的被访者带来麻烦。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这不再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可以说它坐落于真间町（Mama-cho），这是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丈夫们大都是工薪雇员，每日通勤去东京上班。在我参考使用的著作中，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salary man”（工薪族）——日文单词sarariiman的英语拼写。当时，因为我和苏珊娜都对心理健康感兴趣，我们已经与设在市川市的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建立了工作联系。研究所的一些职员常为市川市的一些学校免费进行精神健康问题的咨询，因此劝说真间小学的校长挑选了六个家庭，让我们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只是在几年以后我们才得知，校长是从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比较活跃的父母中挑选家庭的，并且告诉这些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外国人每周访问带来的不便，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一年中家长会的其他责任。

虽然在田野工作的一开始，我是希望能够写一本著作对那些孩子情绪失调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进行比较，就像我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样，只是样本取自日本。但是，在我的田野工作的后期，我感到，我的博士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之本质，即情绪失调的儿童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日本的样本也别无二致。我觉得这样写成一本书似无大趣。相反，在我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我们继续进行访谈，我开始考虑这种家庭模式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间的关联。因为其他人没有写过这一主题的著作，我感到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模式，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我的著作的关注点。

我原本希望，回到美国以后我写出书的初稿，苏珊娜修改，我们联合署名出版。她虽然是田野工作的全程合作者，但是最后却决定不参加写作，于是我成了唯一作者。

自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以来，我起码每年回去一次。许多次旅行都有苏珊娜和三个孩子同行。我去日本的大多数时候，以及苏珊娜每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都会拜访M町的朋友们。我们的孩子也和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的孩子变得熟知起来。其中一些家庭的成员也访问过美国，并住在我家里。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后来他们成年以后又如何抚育自己的孩子。自一九六〇年代我们返回美国，完成了有关这些家庭研究的著述后，我就不再为研究的目的而访问这些家庭，虽然在这本书初版十年以后我又加了一章来叙述这十年中的变化。一九六〇年以后，这些家庭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变迁的一面重要透镜，但他们首先是朋友而不再是研究对象。一九九〇年，苏珊娜又添加了一章，用来叙述我们最初的研究三十年后M町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变迁。

一九六一年，我们刚刚返回美国不久，受哈佛大学邀请，我去那里做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中国。我明白如果一切顺利，我就可以留在那里教授有关中国和日本的课程。至于教授有关日本或中国社会的课程，我的范例是我做研究生时曾经选修过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开设的美国社会课程。而要教授有关日本的这样一门课程，我感到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和企业组织，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我利用学术长假的机会和苏珊娜去了日本，我开始关注研究商业团体、国家政治和行政结构。在日本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有机会去观察一九六〇年以来日本的广泛变迁，这远不是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五年间的短期访问所能比的。一九七六年回到美国，一开始我决定写一篇文章报道日本的进步，但是文章不断扩充，直到变成了我的著作《日本第一》。虽然这本书的重心不是家庭，但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间我在M町的研究工作依然是我观察日本社会的最重要透镜。虽然我后来讨论的是政治和外交关系，我却要感谢M町的经历让我对普通日本人的想法洞若观火。因为日本社会的同质性非常强，对于理解日本社会来说，这面透镜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都管用。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我，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

自一九八九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外国人和日本人都注意到日本的增长已经放缓。苏珊娜同意我的观点，日本的家庭和社会具有持续不辍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位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她看到了许多日本社会的问题，开始感兴趣去研究独特的社会变迁之途导致的诸多问题，比如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抱负，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宅在家中，却极少探究外面的世界。

自一九九〇年以来，西方报纸的财经版（文章主要为投资者所撰）一直都对日本的经济表示失望。它们看到的都是停滞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谈论的是失落的这几十年。事实上，就像我的儿子斯蒂文在他的著作《日本的再造》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公司在努力地适应新的环境，力求节省开支、降低风险。但是许多日本商号，考虑到各种利害当事人——他们的雇员、退休员工、他们所在的社区，并不仅仅是股票持有者——不愿意裁减雇员，也不愿意斩断与供应商的关系。同西方的同行相比，他们赚的利润要少，但是社会要健全得多。像日本其他地方的家庭一样，M町的家庭担心与过去相比公司里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因此不得不比过去动用更多的储蓄以维持生活水准。他们花钱更为谨慎，冬天舍不得用暖气，夏天舍不得用空调。他们焦虑国家未来的持续竞争能力，以及来自中国的压力。他们关注社会的老龄化，担忧由于国家降低对核能的依赖所带来的能源成本。

但是，一位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返回北美的美国友人，却惊讶在美国这么多事情都做不好：公共交通缓慢且不准时，交货迟缓、货物破损、服务恶劣，一些社区连孩子上学都不安全。他承认，所有这些，日本做得都更好。M町的家庭就没有一家选择滞留海外，即使有机会也是一样。日本的犯罪率和失业率一直比美国要低。

一九七〇年代后期，苏珊娜和我分手了，但我们都依旧留在坎布里奇，并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离婚以后，我们大多只谈孩子，孩子以外，没有什么话题比我们在M町认识的六户人家所发生的事情更为我们所关注。每当我访问日本，当我回到家里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和苏珊娜谈论我去看过的家庭，以及那些家庭的成员所发生的事情。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我们访问过的父母们都比我和苏珊娜大几岁。令人悲伤的是，一九五〇年代访问的这些家庭的父亲都已经辞世，只有两位母亲——一位八十多岁，一位九十出头——依然健在。多数家庭都儿孙满堂，人数远多于全国的平均家庭人口数，即使当时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比现在的高。土居健郎三年多前去世了，苏珊娜也于二〇一二年驾鹤西去。苏珊娜走后几个月，土居八千代和我相逢，回忆起过去五十四年中我们两家的交往，悼念土居和苏珊娜的离世。苏珊娜去世后，她的日本诊所的同事们举办了一场追悼会，我们的三个儿子和五个孙辈中的两位都去日本参加了追悼会。我们在M町的许多朋友们也都参加了追思。

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苏珊娜受富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前往日本，此后二十年她每年夏天都会去教授社会工作。此间，她会固定与我们在M町的朋友见面。几年前，苏珊娜决定以她认识了五十年的三位M町家庭的母亲为题撰写一本书，书名为《转型中的日本家庭：从全职家庭主妇的理想到选择的困境》。书完成不久，她便溘然长逝。

傅高义

附录

田野研究报告

在本项田野研究开始之时，我的妻子和我感兴趣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但并非特指工薪族。在田野研究和资料分析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为工薪族在现代日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所震撼，故逐渐形成了研究兴趣。最初，我们去日本收集有关中产阶级家庭的资料，是为了与我参与的一项有关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老美国人家庭研究的结果相比较。1我们的研究问题包括两个部分：（一）与其他族群相比，日本家庭模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二）将那些有情绪障碍孩子的家庭与“正常孩子”的家庭做对比。现在这部作品所谈的正是第一个问题。为了使我们的研究设计能够与早期的研究相一致，我们决定找六个有情绪障碍孩子的家庭和六个“正常”孩子的家庭，2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对这些家庭进行密集的观察，起码一周一次。进一步，我们希望对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同时让从事相关研究的日本学者熟悉我们。

我们的田野研究方法是下述各方实践的结果：读研究生时所受的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方面的训练、在精神病学指导下从事临床和家庭访谈时的经验，以及我们所参与的科际研究项目。我的妻子作为一名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从业数年，也在一项科际研究中担任过家庭访谈的工作。我也有与精神病人及其父母打交道的临床经验。结果，我们从事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怀有的浓厚兴趣的影响，而后者来自研究中密集的个人接触。

在日本，我们尽一切可能与同一社区中的人们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我们居住在日本人社区中的日式房屋里，周遭只有我们是外国人。通过与日本人的密切接触，我们感到这对研究日本人至关重要。去日本前我们受过一些语言训练，在那里的第一年大多数时间也用于密集的语言学习。第一年里，我们与M町建立了联系，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真正搬过去之前就数度访问过那里，此后作为参与观察者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尽管存在着沟通方面的问题，但从一开始，我们就用日语开展田野研究。不过，许多访谈我们都录了音，以便事后能够和日本助手一起去确认访谈资料的准确含义。即使当时我们的日语沟通水平十分有限，当我们不理解时大多数被访人都努力使用最简单的日语，并且一遍遍解释时也是这样。虽然这一过程有时非常耗时，但是我们感觉沟通还是多多益善，即使语言能力有限。语言的困难使得我们很难把握意思的微妙之处，但也使我们更多地关注面部表情、姿势和语调的细微差异。虽然和助手一起研究访谈录音时，我们了解到自己常常误解了一些字词和短语，有时甚至是整个语句，但是却基本没有误解一个人的感觉或谈话的基本意思。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以社会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M町的居民面前的，但在我们自己的意识里，却没有以将自己的感情与工作撇清的科学家自居。我们感到，投入当地社区的生活要比极力置身事外收获的更多。我们将自己界定为，对缔结友谊和学习日本人的生活兴趣满满的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保持了科学家的超然，除了日后分析这种参与的性质以及对理解那些被研究的家庭所具有的意义外，这种超然并没有限制我们的参与。

有些美国社会科学家同仁问我们，我们如何才能肯定我们的信息告诉了我们“实情”。我倾向于这样表达这个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告诉了我们实情”而是“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实情”。比如说，当我问一个男子，为什么他要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来。他解释说，这样去办公室比较方便，离亲戚也更近。他的妻子很肯定地告诉我的妻子，他们之所以搬家，是因为算命先生告诉他们，他们的老宅方位不对，这将带给他们厄运。有人可能会将丈夫的回答视为一种掩饰，我却宁可将其解释为部分为真，其实这是一种真实窘境的反映：既相信迷信，同时又渴望成为现代和科学的公民，尤其当谈话对象代表着现代西方世界时。

我们曾预测，有关性和个人财务问题会遇到最大的阻力，但后来发现谈论这类问题要比谈论他们的迷信或有关他们在社区中地位的负面信息要容易得多。当我们询问有关民间信仰或迷信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说不感兴趣，不再迷信或不再搞迷信活动。只有通过观察神社、庆典和偶然的谈话，我们才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们问男孩子脖子上围的是什么，母亲看上去会有些尴尬，回复道那是祈求好运的护身符。她接着又下意识地解释说，那只是个玩具，他们并不真的相信能够带来好运。她的尴尬和抱歉的口气，和男人们不肯承认去找算命先生一样，使我们深信，迷信的存在要比他们口头上承认的广泛得多。不过，话说回来，民间信仰因国而异，一些西方的习俗在日本人看来恰属迷信，因此他们并不避讳谈论一些在我们看来属于民间信仰的行为。比如，他们相信温泉能够医治许多疾病，而专业医生也会建议人们夜晚睡觉穿上围腰（腰卷，一种盖住腹部的特殊衣物），以避免睡觉着凉（寝冷え），即使三伏天也是一样。3不过，我们从未想过对迷信的程度进行量化测量，只是想说这要比人们承认的普遍得多。

与此相似，那些有关家庭名誉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猜想，许多这类事情都没有充分报告。没有任何家庭会告诉我们有亲戚涉足犯罪，但许多家庭都谈到了他们的富裕或有名望的亲戚。甚至我们从几户正常的家庭中听到的几件与婚姻问题和离婚有关的事情，也是在我们与这些人家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之后才知道的。有些家庭不太情愿谈论自己的先人，这似乎反映出他们并不重视过去的想法，但从一些道听途说中我们感到，恐怕还是他们并不以家族的背景为荣。由于无法对他们的亲戚进行单独的访问（这么做恐怕会费时颇多），因此我们也不能确信他们家族背景的某些方面，或许放过了某些亲戚可能有问题，或不像我们听说的那般有名气。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感到M町的居民像先前我们做访谈的美国人一样，乐意谈论他们的生活。美国人也不情愿谈论他们自己的违法行为，或家中的精神疾病。但是，敏感的领域略有不同。虽然美国人能够以一种完全事不关己的心态谈论他们的行为异端的亲戚，M町居民却更认同自己的亲戚，因此也对他们的为非作歹羞于启齿，但是美国人所忌讳的对隐私的侵犯（比如性和家庭财务），在M町只要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就不再是什么问题。

要回答“什么是实情”的问题并不简单，因为一切依背景和环境而定。确实，我们会关注标准的临床线索、口误、感情的自然流露，一个想法和另一个想法之间联系的潜在意义。此外，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要在不同情境中观察一个人。

大多数人在一个男人面前的表现和在一个女人面前的表现会有差异；有第三者在场时，和单独一个访问者在场时，人们的行为也会迥然不同；他们在不同的群体中的表现千差万别；而第一次介绍给你时，与后来熟悉以后，他们的行为同样可能大相径庭。但同样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人，在我们开始在M町住下时，与住久以后知道如何和他们打交道、如何和他们自由放松地交谈时，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他们的举止可能会有不同。男人喝酒时、在家里时，以及在办公室时，行为也可能有差别。孩子在家中和在学校当然也会判若两人。

我们有时私下，有时在群体之中，有时在人家家里，有时在自己家里，约见被访者。我的妻子拜访茶道和花艺群体，参加幼儿园孩子母亲们的聚会。我既在男人们的办公室，也在他们家中面谈。我们访问学校，在街头和人们打招呼。参加特定场合的正式派对。我们在每天不同的时间访问各个家庭，有时孩子在场，有时孩子不在。

在M町，有六户人家与我们有密切的互动，他们特别允许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周起码可以访问他们一次，并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会见不同环境中的各色人等的诸多机会。我们先是通过一个熟悉的朋友结识了当地小学的一位校长，校长再将我们介绍给这六户人家，这种结识方式可能是日本社会的特点。这六户人家的妻子出于不同的目的结成了一个小团体，讨论如何应对我们的问题、为我们组织聚会、向我的妻子学做西式菜肴以及反过来教她如何做日本料理。这个由六位主妇组成的小群体，自称为“傅高义会”（the Vogel club），自我们返回美国后还有数次聚会。但是，除了这六户我们定期会面的家庭外，通过邻居、当地学校、商店、工作场所以及在这些地方结识的朋友和朋友的亲友，我们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家庭。

我们感到，要精准地描绘日本社会，决不是靠突然窥探一眼或像变魔术一样看透日本人内在的秘密，而是依赖在各种不同场合下的观察积累。当然，在访谈中，被访者能够坦率地叙述自己的体验是最基本的，而按我们的印象，这又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与被访者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关系。面对资料收集和良好关系发展间的冲突时，我们总是更看重后者。如果一个人回避讨论某个主题，我们从不会给他压力。如果某个人不想在某个时间见我们，或不想让我们看到他们家里的某个地方，我们不会坚持，我们也不会玩手段或坚持要去看本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提问题，表示有兴趣去看或去听真实的事情，力图依靠赢得他们的信任来克服他们对谈论或展示某些事情的抵触情绪。我们确信，时间一长，这种基本的信任终会得到回报，获得彼此自由地交换情感和忠诚的意愿。我们努力通过自己的言行表示，我们珍惜他们的信任。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所谈的信息都会被保密，但实际行动比这种允诺有效。凡有人问及其他人家的事情时，我们绝不说三道四。

一般说来，我们感到，比起总体层面的回答，当人们谈论具体的事例时，我们获得的资料更为真实。因此，在我们的问题中，以及在我们对他们的评论做出反应时，我们都会表示对具体的经验有兴趣。大多数人会对我们对他们的兴趣做出反应，许多人甚至似乎非常享受和期待有人聆听他们的问题。这种关系的建立也需要我们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对我们的自我表露，许多人常常会同样报以不自主的自我表露。

最初，我们低估了他们对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我们是社会科学家，而在于我们是美国人。我们第一次款待M町的朋友时，非常在意如何才能充分表明我们通晓日本人的方式生活；只是到这次来访快要结束时，我们才明了，他们的失望在于没有机会看到一个美国人家庭的实际样态。日本朋友有关我们美国习俗的频频提问或惊讶表现，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的这种态度。

总体上说，我们感到与M町的这些家庭成功地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友谊，获得了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机会。作为外国人，我们想去理解日本文化这一事实，使得他们能够自然地向我们解释他们如何行事、信仰什么，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是什么样的。有些人甚至说，他们感到和我们交谈比和自己的朋友与邻居交谈更为自由，因为我们不会卷入社区的品头论足和流言蜚语之中。有些人不愿意解释日常生活的世俗经验，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值得一个与哈佛大学有关的美国人去“研究”，这所大学在M町有文化的人中享有盛誉。但是，我们感到，我们能够通过对日常细节的浓厚兴趣克服这些障碍。不过，无论对M町的居民，还是对我们来说，发展亲密关系的困难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首先，相互理解的过程绝非表面的客套，用词涉及态度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这些都需要相当程度的调适。进一步，M町的这几户家庭在接待我们时都尽心尽意，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也颇有耐心。他们接待我们时相当客气，出手也非常大方、不厌其烦，这让我们惴惴不安。为了回报他们的好意，我们又是回礼，又是请客，几乎给每家的孩子都上了英文会话课。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美国人直接接触。有些人急切地想要与我们混熟，还有一些想要练习英语口语，以便了解美国人的育儿方式或经商之道，了解他们的孩子或亲戚如何去美国访问，或者仅仅为了获取认识或了解几个美国人的令人激动的经验。在几乎所有群体讨论中，任何问题一抛出，人们就会转而向我们打听，这事在美国是如何处理的。有少数人一开始对我们有些警觉，到后来就释然地发现，我们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人形象，这些形象大多来自有关占领日本的美国士兵的报道。有些人和我们交谈时一直怀有戒心，但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却始终彬彬有礼。许多人发现与我们三岁大的儿子打交道很容易，他日语学得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儿子的在场常常能够使得原本与其他成年人僵硬的谈话变得柔和起来。我们学习日语态度认真、意愿强烈，这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也有些人不完全适应我们正在研究他们的想法，因此十分在意表现出他们认为的日本人生活的优良一面。但是，大多数人在与我们熟悉以后，都能够自然地谈论自己的生活，并探询我们的生活。

我们很快发现，如果我们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总会以某种方式附和我们。如果我们提问时说“我们的印象是……”，他们的回答通常也会以某种方式支持我们的观察。只有直爽而又熟悉的朋友，才会直接纠正我们的误解。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提问的方式应该给他们留出机会，以便他们以各种方式回答而不至陷入尴尬。但是，我们很快也发现，他们很能因应我们对环境的界定。如果我们的提问方式很僵硬，他们通常也会报以僵硬的回答；但如果我们非常的流畅而轻快，即使过于直白，他们也会同样应对。

虽然当我们去M町时，带着一些希望得到答案的有关家庭生活的一般问题，但我们并没有正式的问卷。除了我们希望寻求答案的那些问题外，我们决定对那些未曾预料的问题也予以关注，对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强烈的感情线索保持敏感之心。先是观察，接着是对意义、背景和实践范围的仔细询问，再接下来就进入了抽象概括的过程了。专门为了研究的目的，我们对这些家庭大概做了六百多个小时的程序化访问。基于这些访问，我们积累的打印笔记多达数千页。虽然在这些访问中我们都在讨论问题，但身处私宅之中，却使我们有机会身临其境，目睹了一系列在访问期间发生的事情。

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的职员们，每周都会去那些有情绪障碍孩子的家庭给予治疗，只有一户家庭是由我妻子接待的，治疗的是这家的母亲。此外，我也在每个家庭做过一两次长时间的访谈。正常的家庭访谈主要是由我和我的妻子做的，只有少数简单的访谈是由我们的日本助手完成的；此外，投射测验的材料是由日本心理学家提供的。一旦我们观察或了解到了某些感兴趣的事情，紧接着，就会在其他我们接触的家庭中问相关的问题。尽管我们使用的深度访谈技巧很难计算出有多少人有某种行为习惯，但当一种行为或态度出现时，却有可能去大致了解其背景和意义。为了大致估计各种行为的普及程度，就必须依赖形形色色的被访者。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用。比如，许多家庭主妇的社交范围有限，无法提供确凿的信息，但有些家庭主妇却有着广泛的社交人脉，对其他人的态度十分敏感，后者对我们了解一些特定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普及就极有帮助。幸运的是，在日本现在基于大样本的研究唾手可得，完全可以将我们的研究与较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在特定项目上作比较。虽然我们最好的被访者也无法提供我们观察的某些行为普及程度如何的准确统计，但在那些调查所囊括的一些项目上，我们欣喜地发现那些调查的结果和我们的被访者的观点却有高度的吻合。4

除了其他研究者的问卷以外，我们也编制了自己的问卷，借以补充与家庭关系和儿童养育实践等基本信息有关的深度访谈。我们也采用了语句完成测试，基本上用的是罗伯特·海斯（Robert Hess）和格拉尔德·汉德尔（Gerald Handel）版本的译本。5我们感到，如果将这些问题用于M町，将会使我们与M町朋友们的关系变得异常僵硬，但我们将测试用到了其他七个社区，每个社区六十户家庭。这七个社区包括一个工薪阶层社区，一个小店主社区，三个农业村庄，一个深海渔村（父亲们一年有十一个月出海），以及一个近海渔村（父亲们可以每天回家）。

我也在日本的许多城市访问了许许多多的专业人员。其中的大多数人或是婚姻介绍人（他们调查不同家庭的背景，然后将合适的人撮合在一起，取得父母同意后成婚），或是社会科学家。在日本，以及后来返回美国，我们也都有机会向那些对日本家庭感兴趣的日本和美国学者请教。虽然在有关M町的资料写作过程中，我们没有直接引用这些信息，但它使我们有可能去修正某些错误的印象，发现我们观察的一些事情的新维度，促使我们关注从事访谈的特定背景。总的来说，这些专家对我们的感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那就是我们描述的M町的生活模式普遍见诸日本各地。

如果要细说我们是如何获得了本书中的各个结论，那可能要耗费数千页纸张。这里呈现的结论，不仅是我们所见所闻的简单记录，偶尔也有主观的解释。为了概括与信息收集和结论抽取等问题有关的一般路径，我不妨举例叙述如下：

工薪族模式的独特性 在我们深度研究的十二个家庭里，碰巧六个是工薪族，一个是独立专业人士，两个是商人家庭，三个是小企业的白领工人。我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些类别的家庭间的差异，但是我们对工薪族问题的关注，首先来自那户专业人士家庭和一户商人家庭的生活方式与工薪家庭生活方式的对比。他们所做的描述，在细节上甚至比我们在这点上的观察更为丰富。从这时起，我开始探索可能与这些差异有关的社会学因素。对每一位工薪族，我开始关注他们和自己家庭的关系，以及就外部而言与商号的关系。而对所有非工薪族人士，我则开始比较他们的生活与工薪族的生活。通过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以及其他地方的医学同仁们，我获得了有关他们的朋友是如何开始私人开业的大量信息。但是，在整理这些材料时，我还没有决定要以工薪族为焦点，一直到回到美国之后分析工薪族和小店主的问卷答案时才有所改变。在小店主和工薪族之间存在许多与问卷结果一致的差异，它们明显锐化了工薪族和其他职业群体间的区别。对小店主我们没有任何正式的访谈经验，但我们与他们的日常接触以及有关他们的见闻，都与问卷中了解到的情况相当一致。一旦我决定围绕工薪族的主题去组织材料，通过我们所收集的访谈资料去追寻这一生活模式在不同社会圈层中的意义就成了当务之急。

社区关系的模塑 我们对这一社区的许多早期观察，出自于我们关心自己与M町居民间的关系。比如，我们发现，在这一社区高阶层的人与低阶层的人对我们的态度迥然不同。我们留心如何发展出一种舒适和简单的关系，但却发现，高阶层的人一般似乎更为轻松，不拘于礼节；而低阶层的人则极端客气，似乎极力想证实他们出身名门。这一情形启发了我们，给了我们某种线索去寻找高阶层或低阶层群体。比如，我们发现，在与六户正常儿童家庭的聚会中，高阶层的家庭对待低阶层家庭的举止，与他们对待我们的举止差不多。低阶层家庭与我们交往时的局促、小心和热望，也表现在他们与高阶层家庭的互动中，但在他们与其他低阶层家庭的交往中却看不到。我们注意到，高阶层的人彬彬有礼，但似乎避免深度卷入。如果从有求于你的人那里收到一堆含糊的请求和礼物，我们十分体谅地问高阶层的家庭该如何应对这类请求时，他们立即会自发而不停地大吐苦水，反映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度关切。一旦我们进行具体的观察，就可以不具名地使用这些资料，作为寻求解释和引发其他家庭相关经验的基础。

刚要搬到M町之前，我问不同的人该如何找到一处住所，搬家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许多人说可能会有一点孤单，并进一步说他们一开始来这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深信，这种感情的自然表白，比起更为正式刻板的访谈，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情感的微妙和强弱。

有关社区实践的常识 在有些主题上，人们会谈论自己的经验，但对朋友的活动却所知甚少。比如，男人会毫无禁忌地谈论朋友以及自己的性经验，但是妇女尽管也愿意与我的妻子谈论自己的性经验，却对其他妇女的活动几乎不了解，她们无法提供与更广泛的社区模式相关的有用信息。因此，我们关于妇女性行为的资料仅仅依赖不多的几个个案，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资料与在性行为领域做了更加深入研究的日本学者的发现基本吻合，我们几乎缺乏信心报告我们的发现。

资料的解释 某些问题确实需要在解释方面作出主观判断。比如，我总结说，M町的居民不愿回老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亲戚们提出一些无法应对的要求，然而并没有一个M町人特别指明是这个原因。他们都说，他们感到应该多回回老家，但大多数人要么没有说不回去的原因，要么说不回去是因为不上班的假期太少，或抱怨有时间的特别假期又交通拥堵。虽然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要的要考虑的因素，但有两次机会我们随M町的居民去访问他们乡下的亲戚，两次都有许多村民带着礼物来看M町人，同时请求在城市帮忙找地方住或提供其他帮助。除了这些看到的以外，我们还常常听M町居民说起，农村的亲友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难度很大的请求。因为许多人不常回去，会对村民们怀有内疚，也因为许多人担心来自农村熟人的请求带来麻烦，因此我们认为即使他们没说，将这两次观察联系起来考虑是顺理成章的。

育儿实践 与我们密切交往的大多数父母都三十多岁或刚刚四十出头，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学。因为妈妈们对如何抚育幼儿说不出更多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快要走时，我的妻子干脆协力组织这些幼儿的妈妈们一起讨论具体的育儿方法。这项研究获得了我们儿子所在的幼儿园园长的协助，她介绍了十位母亲加入，她们每人都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我妻子在这些母亲的家里做了二至三小时的访谈，这使她有可能去观察母婴在家中的互动。幼儿园的园长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家庭以及孩子在幼儿园里表现的更多信息。我们也有机会去观察年幼的孩子三五成群在学校操场上或我们房前的小巷里玩耍的情形。日本儿童精神病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提供给我们的具体个案，也深深影响到我们对育儿实践的解释，即使我们不同的文化视野有时会对孩子的行为和母子关系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任何想去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或某个朋友的行为，再或某个陌生人的行为的企图，因为不够客观和缺乏足够的观察，都注定是一场特殊的冒险。我们努力尽自己所知做好预防，以确保能够多方体恤和理解M町的居民，而在分析资料时，我们也会努力思考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是否有可能干扰我们的解释。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结论尽管不足以描绘M町生活的整个风貌，但却能够为西方世界对日本社会的进一步理解架起桥梁。

注释

导读

1.2000年7月，哈佛大学为傅高义教授举行了退休仪式。他也提前邀请了我参加，只是因为我已经预定在那一年的5月回国，就错过了这次机会。后来知道，傅高义的学生赵文词（Richard Madsen）、戴慧思（Deborah Davis），还有从马里兰大学返回哈佛接替自己老师教席的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都参加了那天的盛会。

2.赵文词：《五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评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Vogel,Ezra F.(2013).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ird Editi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xiii.

4.那时候，受弗洛伊德的童年期决定论的影响，迷恋心理人类学的克拉克洪夫妇及考迪尔、高乐（G.Gorer）等诸多美国人类学家都对研究日本人的生活史和日常习俗怀有浓厚的兴趣，以致战后美国人类学家蜂拥而至日本，考察诸如高乐提出的“排泄假说”等战时有关日本人国民性的理论之真伪。

5.Vogel,Ezra F.(2013).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ird Editi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285.

6.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7.傅高义：《当代中国研究在北美：超级强权下的边缘人语》，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8.傅高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谷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VI—VII页。

9.傅高义曾兴致勃勃地回忆过，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带队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听众里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答道：“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去问傅高义啊！”言毕，众生喧哗。朱镕基十分迷惑，忙问大家为什么笑，他人回答：“这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啊！”

10.记得2002年5月，我代表学校邀请傅高义教授来南京大学参加100周年校庆，我那时刚刚担任系主任不过一年，他和我开玩笑说：“晓虹，你的职位是正处吧？我可担任过中国的副厅级干部哦！”指的就是这段经历。

11.Ezra F.Vogel.(1989).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VIII.

12.Suleski, Ronald.(2005).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Fifty Year History, 1955—2005.Cambridge, Mass.: The John K.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pp.98—99.

13.见三联书店《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封面勒口处评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14.费正清说，他曾请哈佛大学卡尔·费里德里奇、爱德华·梅森和塔尔科特·帕森斯三位教授，用最简要的词汇概括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并用这些原理简要解释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他也坦承由此获益匪浅（参见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15.Clyde, Paul H.& Beers, Burton F.(1966).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 Response (1830 —1965). (Forth Edition).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6.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17.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0页。

18.Peck, James.(1969).“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n’s China Watchers” ,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1).

19.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IV页。

20.Vogel, Ezra F.(2013).Japan’s New Middle Class.(Third Editi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4.

21.Vogel, Ezra F.(2013).Japan’s New Middle Class.(Third Editi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xvi-xviii.

22.Vogel, Ezra F.(2013).Japan’s New Middle Class.(Third Editi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227—228, pp.238.

23.傅高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谷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VI页，第208页。

24.Vogel, F.Ezra.(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i.

25.Vogel, F.Ezra.(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351—353.

26.Vogel, F.Ezra.(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350.

27.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凌可丰、丁安华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28.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凌可丰、丁安华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29.朴正熙1961年凭政变上台，后五任韩国总统（1963—1979）。和邓小平一样，朴正熙上台之前的韩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除了粮食以外，年煤产量、发电能力、化肥产量、水泥产量都远远落后于北部的朝鲜，但是经过朴正熙强有力的现代化措施，直到他被刺杀的1979年，18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0倍。尽管人们对朴正熙的强权及对民主化的压制多有微词（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金载圭之所以会对朴正熙痛下杀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对后者高压手段的不满），但大多数韩国人民对其为国家的贡献却感念至今。现时深陷危机的朴槿惠2012年能够当选韩国总统，不能说与韩国人民对其父朴正熙的怀念无关。据2004年韩国盖洛普公司实施的“韩国人最喜欢的历届总统调查” ,朴正熙以48%的支持率雄踞榜首,而名列第二的“民主斗士”金大中仅为14%（另参见Kim, Byung-Kook & Vogel, Ezra F.［eds.］ ［2013］.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0.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46页，第643页。

31.Suleski, Ronald.(2005).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Fifty Year History, 1955—2005.Cambridge, Mass.: The John K.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pp.97.

致谢

1.Norman W.Bell and Ezra F.Vogel, eds.,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60.

第一章 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1.有关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之区别的简要描述可见福武直（Tadashi Fukutake）：Man and Society i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2。

2.参见John C.Pelzel, “The Small Industrialist in Japan” , Exploration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4, 7: 79—93。但是，特别是从1955年以来，大公司的经济勃兴扶助了某些小工业的发展。尽管小企业的数量与二战之前相比减少了，但自战争爆发以来这个数字一直保持不变。尽管处于从属地位，但这一类的许多小企业已经能够通过依附于大公司而存活下来。

3.尽管没有工薪族人数增长的确切数据，还是可以从被雇用的白领工人数中得出粗略的估计，因为绝大部分白领工人（除了那些在非常小的企业中工作的）都可以被划归为工薪族。

以上数据引自Solomon B.Levine, “Unionization of White-Collar Employees in Japan” , 未刊稿。

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在15岁以上年龄的31 549 800名男性中，只有6 885 500人以农耕、捕鱼和伐木为生。如果把职业与技术工人、经理和官员、文书职员、保护性服务业工人（protective-service workers）都视为工薪族，那么工薪族的总人数就会达到5 711 200人（Population Census of Japan, 1960，II, Part iv, Tables1 and 2）。

4.尽管大的机构与经济的现代化部门相关，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中小型企业就只与传统行业相关。日本现代与传统经济部门的区别，参见Henry Rosovsky, Capital Formation in Japan, 1868—1940,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61。更现代的一些小企业已经有了相对高的工资水平，并在与大机构的劳动力竞争中颇具竞争力。

考虑到战前政府机构中的工薪族的较高声望、权力和收入，与商业公司中的工薪族相比，他们的地位自战争以来有所下降。政府机构中的工薪族的起始工资总体而言大约是私人企业的2/3，但他们相对而言拥有更大的权力（富永健一［Kenichi Tominaga］为我提供了这一信息，在此致谢）。

5.富永健一，“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Japanese Society: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in Japan”（油印件）。就像富永健一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个原因，把在小企业里非常常见的父权主义与在大公司里更加常见的终身承诺模式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多少导致了某种误解。

6.在20世纪早期，由于技术工人的短缺，公司对工人的终身承诺模式在大机构里变得非常突出。但这种承诺并不运用于非技术工人这一更大的群体。这一对技术工人的承诺，使得工薪族很幸运地拥有了长期保障（立教大学的野田一夫［Kazuo Noda］教授向我提供了这一信息，在此致谢）。

7.Tominaga，前揭书。

8.Mary Ellen Goodman的一篇论文研究了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1 250名日本儿童与3 750名美国儿童所写的文章，对他们长大之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进行了比较。她指出，比起美国，有更多的日本孩子想要进入政府和商业机构。进一步地，她报告说，他们所指的“商业”有着不同内涵。美国孩子更倾向于成为某种产品的销售员或是销售商。日本的孩子更倾向于谈论变成一个“公司人员”或是“办公室人员”，即工薪族（Mary Ellen Goodman,“Values, Attitudes, and Social Concept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7, 59: 983）。

日本的社会分层研究总体上聚焦于职业层级而非公司的规模，但与大机构有着清晰内在联系的职业，如新闻记者、百货公司职员、教授以及基层研究人员，就像美国的独立从业者如医生和牙医一样，有着较高的地位。很明显，在日本，大机构中的工薪族职位会具有较高的声望。参见Wendell Dean Baker, “A Study of Selected Aspects of Japa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Charles E.Ramsey and Robert J.Smith,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ception of Occu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 85: 475—482。

9.我们的田野工作过程请见附录。

第二章 透视科层制背景

1.但是，即使是在乡村，相互的帮助也不像之前那么多了。参见Tadashi Fukutake, Studies in the Rural Community i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59；以及 Edward Norbeck, “Postwar Cultur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ortheastern Jap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1, 63: 297—321。

2.日本的一些有关福利的规章听上去服务面很广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关实际福利状况的调查，参见Eiichi Isomura, Takeyoshi Kawashima, and Takashi Koyama, Kazoku no Fuyoo（《贫困家庭的保护》）, Tokyo: Kawade Shoboo, 1956。

3.来自借贷问题的一项分析，参见John C.Pelzel, “The Small Industrial in Japan” ,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4, 7: 79—93。

4.1958年，日本只有6.1%曾有过婚史的女性再次缔结婚姻，但男性同比为10%。见Fujin no Genjoo（《女性的地位》）,Tokyo: Roodooshoo Fujinshoonen Kyoku, 1959, p.55。在美国，从1947年1月到1954年6月，有19.9%曾有过婚史的女性再次缔结婚姻（Paul C.Click, American Famili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7, p.141）。这一巨大差异无法只用离婚率的差异来解释。

5.但是，对于一个寡妇来说，为了找到一个人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再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由于孩子们会仍然继承其亲生父亲的血脉，因此，这看上去似乎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问题。

6.大的企业家通常住在东京，就我所知，没有人住在M町。

7.在乡下，如果家庭农场被分成小块，时常会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靠它维生，战后的法律要求平等的遗产继承权，这导致了很多严重的问题。人们发明出很多非正式的技巧，尽可能避免财产分割。由于这些家族生意都很大，能够满足所有儿子的需求，因此，没有出现农村出现的同类问题。

8.在将小店主归到其他社区的语句完成测试（sentence completion tests）中，有关邻居的各项题目的反馈几乎都是挑剔而尖刻的。

9.本章并不试图追踪居住在M町的所有各类职业群体的细节，而仅仅试图凸显某些主要模式。但是，有一种模式因为与工薪族总体相似不会单独讨论却又由于其数量频率需要特别提及，这就是小公司中的白领。

与工薪族形成对比的是，小公司里的白领缺少大公司里的从业者所具有的安全感。他们的工资总体上低于工薪族，公司也不能提供这么多的额外福利。他与雇主可能有私人关系，但也更可能更换工作的公司——无论是因为之前的生意失败了，还是因为他对于获得的福利感到不满。一些有前景的小公司会吸引有能力的人，促使他们比在大公司里更快速地成长。总体而言，这些工人在没那么著名的学校读书，比之工薪族人士受的教育相对较少。他们所服务的机构各有不同——较之标准化的、一成不变的大公司区别要大得多。因此，较之工薪族，概括小公司里的白领的情况要困难一些。但是，小公司里白领的地位比工薪族时常更低，也更缺少保障。最近出版的一些辑刊的评论不仅可以适用于工薪族，也可以适用于这些人群。

大工厂里的工人有着较低的社会地位，但同时也具有很多工薪族的特征：有福利保障和固定薪水，除非他住在工厂提供的公寓里，否则，其家庭事务相对孤立于工厂事务。

为了加强对比，我把小店主和成功商人纳入了研究范围。在M町，同样有着经营中等规模生意的商人，他们处于这两者之间，比起这里描述的其他人，或许其生活模式更接近于独立执业医师。

10.我们在东京其他郊区进行的语句完成测试中，有一个问题涉及疾病问题。答案显示，工薪族较之缺少保障的小店主要更少为疾病焦虑。在有关疾病的个案中，33位工薪族的受访者简明地回答说，他们会去看医生，4个人说他们会更加小心，7个人说这会给他们一个机会好好休息，5个人说这会让家人非常担忧。而在69个小商人中，没有受访者简明地回答说他会去看医生；23个人说他们会很担心，甚至会非常焦虑；9个人说他们的家人会陷入沮丧，其他的12个人说，他们会担心钱的问题。剩下来的回答范围宽泛，但总体反映出，比之享有更多保障的工薪族群体，小商人对于疾病和意外更为忧虑。

11.这样的实践使得日本推行法定最大工作时限存在很大困难。即使一个公司正式设置了工作时间的上限，工人也会担心是否公司实际上希望他工作更长的时间。

12.对于这里提及的职业尚缺乏精确的分析，但由健康与社会保障部提供的下列1960年的数据，因为“雇员”和“工薪族”间存在高度重叠，至少能够有所参照（Takashi Koyama in Robert J.Smith and Richard K.Beardsley, eds., Japanese Cul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Fund, 1962）。

在工薪族家庭里，儿童的数量同样趋少。1952年，社会保障部人口问题研究所指出，国内平均水平为每个家庭有3.5个孩子。体力劳动者平均水平为4.7个，农民有4.1个，工商业从业者的平均水平是3.2个，白领工人则为2.9个（引自Yoshiharu Scott Matsumoto, Contemporary Japa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0）。

第三章 通往工薪族之路

1.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因族群、语言、种族歧视或是资金限制等原因，人口中的某些群体机会受到了限制。

2.Abegglan 提出，日本和美国工厂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日本的工厂给予员工终身的承诺（James C.Abeggla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8）。

最近的证据显示，即使对于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们，实际上这种流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自开战以来它极大地下降了（Kenchi Tominaga,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Japanese Society: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in Japan” ［油印件，1962］。亦可见Koji Taira, “Characteristic of Japanese Labor Marke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2, X: 150—168）。

但是，即使存在流动，它也可能是流向一个从属于原公司的公司，或是由公司内部的人来做出安排。

甚至新公司或是分公司也更喜欢年轻人。M町的一个企业家开了一个新的工厂，在工厂达到其最大规模之前，持续扩员达三年之久。工厂每年招收刚刚从高中和初中毕业的新雇员。就像绝大部分日本雇主一样，此人觉得，比之从其他公司物色老一些的员工，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容易获得合格的雇员。

历史上日本农夫开始为主人服务的年龄，对于决定其是否能够被赋予他们高度期望的半独立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在年龄较小时就开始服务的人更可能被给予这样的地位（Thomas C.Smith,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但是，他们可能从这种重点研究所去到小一些的研究所，然后再从那里去较好的大学，或是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重点高校。但是，比起回到最早自己读书的大学，他们不太可能去一所其他重点大学。

4.与独立执业医师或是独立商人相比较，对于工薪族来说，就读于哪所大学更加重要。接过父亲的家业或生意的年轻人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他所就读的学校，也取决于他父亲的企业的规模以及他个人的能力。但是，如果家族声望或是家族传统与某所大学相连，那么，为了维护声望，不考虑经济因素而就读于这所学校就变得很重要。

5.这并非是说寻找合适工作或是婚姻开放的压力是高自杀率的唯一原因，但M町居民的看法与大众媒体一样，他们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在投射实验的基础上，乔治·德沃斯（George De Vos）教授认为，在同一年龄段，日本的自杀率同样与因紧密亲子纽带的打破而带来的孤独感高度相连。

6.有人曾经惊讶于母亲对生育与对孩子考试的态度的相似性。在这两者中，存在着大量的民间风俗与指导，它们组成了一种从过来人渐次传递到新人的特殊亚文化。但是，在考试中，追求成功的疯癫之举并不多见，而人们对努力程度的要求则是非常巨大的。

7.可以看到，由于母亲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孩子的成功，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地位差距从未拉开。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也会在美国出现，地位较低的母亲和地位较高的孩子之间的地位鸿沟会在母子关系中产生很严重的紧张感，但在日本不太会导致破裂——母亲通常会持续调适自己，以适应孩子的新地位，与他的助手保持紧密联系。

8.这一模式会在早年开始。曾经在日本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幼儿园都执教过的Kazuko Yoshinaga小姐说，在幼儿园里，美国的孩子们较之日本儿童，其竞争更加公开。即使是有关年龄和个头的问题，日本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很少有对谁的个头和年龄更大一些进行比较的兴趣。

第四章 消费者的“光明新生活”

1.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城市家庭主妇中72%的人拥有缝纫机，97%的人拥有收音机，44%的人拥有洗衣机，40%的人拥有电视机，28%的人拥有冰箱，6%的人拥有真空吸尘器。在生活水准相对较高的M町，这一比例会高很多。

2.和在美国一样，日本的中产阶级的特征之一是拥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参见Nihon Shakai Koozoo Choosa Kai, Howaito Karaa no Ishiki Koozoo [《白领阶层的意识构造》], Tokyo, March 1962 [油印件], p.232）。

3.这是特定风俗会随着地域变化而变化的一个例子。在京都地区， 人们并不从外面叫食物来款待客人。Robert J.Smith为我提供了这一信息，在此致谢。

第五章 家庭视野中的政府

1.来自一个有关大量日本神话的记述，参见 Mock Joya, Things Japanese, Tokyo: Tokyo News Service, 1958。这些故事与国家的创立以及天皇神性的传承被官方接受相关。

2.根据这个神话，日照大神的孙子带着三件宝物降临九州，保佑日本国运繁荣、天长地久。

3.参见Masao Maruyama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开国的问题及另一有关日本政治秩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英文版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

4.参见石田雄（Takeshi Ishida）, “Popular Attitude toward the Japanese Emperor”， Asian Survey, 1962, 2: 29—39。

5.参见Robert A.Scalapino, 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3。

6.例如，在《每日新闻》于1956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对于“你认为参议院完成了它的分内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中，78%的工薪族的回答是“否”，而工商业者的同比是64%，体力劳动者为68%，农民和渔民为60%（引自Allan B.Cole, Japanese Opinion Polls with Socio-political Significance, 1947—1957，Medford, Mass.: Tufts University, 1958, p.370）。

在《朝日新闻》于195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对于“你认为政府是否尽可能在消除腐败、暴力和贫穷”这个问题，46%的工薪族人士的回答是“否”，而与之相比，工商业者的比例是41%，体力劳动者为43%，农民和渔民为25%（前揭书，第372页）。

在《读卖新闻》于1957年在东京、大阪和横滨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对于“你是否对现任国会议员有信心”这个问题，68%的人的回答是“否”，而在工薪族人群中，有77%的人持否定立场，有9%说“是”，21%的人说他们不知道（前揭书，第409页）。

7.美国的一位人类学家Mary Ellen Goodman分析了1—8年级的1 250名日本儿童和3 750名美国儿童的作文，题目是“我长大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的报告如下：“在日本与美国之间，最令人惊讶的对比来自那些有关军队和宗教的角色形象……日本儿童……总体上会忽略所有与军队或是与国家防御相关的角色形象，他们仅仅以健康、和平与繁荣来讨论国家福祉。而对美国儿童而言显然并非如此”（第998页）。她更进一步指出：“美国人非常注重表达爱国情怀，非常注重国家安全；实际上，他们会大量地在语言中表达爱国情操。而我们完全无法从日本男孩的调查中看到这一点”（第983页）（Mary Ellen Goodman, “Values, Attitudes, and Social Concept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7, 59: 979—999）。

8.《日美安保条约》最初签署于1951年9月9日。我们在M町从事研究期间，岸信介政府正在讨论这一条约的修改。一次，在讨论有关是否要延长有关议会的条款时，社会党人在议会的前廊上进行了一次示威。政府派警察赶走了示威者，在他们不在的时候，于1960年通过了修改过的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保条约》）。

9.参见论文集“Japan since Recovery of Independence” ,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ember 1956, No.308。

10.在回答他们是更愿意支持美国还是支持苏联，或是采取中立政策的问题时，工薪族人士比绝大部分日本人轻微地倾向于中立主义。在《新闻世论调查联盟》（Shimbun Yoron Choosa Renmei）于1954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2%的工薪族人士倾向于支持美国，2%则倾向于支持苏联，46%的人采取了中立主义的态度，其余人没有表达立场（引自Cole前揭书，第694页）。

11.1982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一个大企业办公室职员群体中39%的人和另外一个群体中51%的人支持社会党人（Socialists）。但是，在这些企业中，只有14%的管理人员支持社会党人（Nihon Shahai Koozoo Choosakkai, Howaito Korea no Ishiki Koozoo [《白领阶层的意识构造》], Tokyo, March 1982 , p.285）。这里提供的证据和另一个选举研究显示，普通的工薪族人士比体力劳动者更愿意投票给社会党人。

13.许多西方人希望，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民主化的进程会加快。尽管中产阶级在投票、言论自由以及批评的参与上毫无疑问给威权统治施加了限制，但群体相对封闭的特征还是给广泛扩大政治参与及政治影响造成了重重障碍。

14.在《朝日新闻》于1952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受访的工薪族人士中有87%的人知道议会正在开会，而相比之下，工商业者的同比为70%、工业劳动者的同比为85%，而农民和渔民的同比为57%（引自Allan B.Cole前揭书，第392页）。

第六章 社区关系

1.许多在日本的美国人都说，他们可以和日本的男性交流，但却发现，要和女性发展有意义的关系很困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通常只是在公共场合或是有其丈夫在场的场合才看到女性。

2.作为一个由克拉克洪（F.Kluckhohn）博士和施皮格尔（J.Spiegel）博士指导的项目的一部分，作者在1954年到1958年对某些波士顿爱尔兰人家庭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停下来到处看看也很常见。在这些家庭中，就像日本工薪族的家庭一样，妻子和孩子与父亲之间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后者较少参与到家务劳动中。

3.在语句完成测试中，工薪族经常主动提及他们与上司之间出现的问题。在问及所遭遇麻烦的选项中，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类似地，当上司不关心他们，或是自己未能取悦上司时，他们就会感到很懊恼。但是，除了保持这种关系并尽力改善之外，这些人通常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在绝大部分地方，唯一的一种其他可能性，是换到公司里的其他部门，而这并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

4.按照涂尔干的观点，人们也可以说这种团结使得群体可以将规范强加给其成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整合进组织的是所有雇员，其基础并非是职业的专门化（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7）。

5.按照这种思维，人们会觉得，提供公司宿舍的家长制公司由于妻子们传播关于其他女性的流言蜚语，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与M町一家小公司公寓的短暂接触表明，情况的确如此。Jack Knowles先生调查了王子纸业（这是一家位于日本北部并提供宿舍的公司）的内部争端并报告说，工人们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原因，他们可以彼此很好地相处。

6.金赛（Alfred C.Kinsey）教授的日方合作者朝山新一（Shinichi Asayama）教授发现，近年来，有组织的卖淫活动的数量在急剧下降，但日本男性与其工作地点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数量则在显著上升。

7.这可能暗示，美国人允许夫妻一同外出，是因为公司不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群体。在日本，有意义接触的范围是如此有限，工作中的伙伴关系涉及极强的情感强度，以至于在彼此产生竞争或出现问题时，无法以客观的方式处理，或被大事化小。但是，许多彼此联系紧密的美国大公司行政人员群体也同样关心雇员妻子对工作群体团结产生的威胁，但解决的办法，就像威廉·怀特（Willian H.Whyte）对于管理层的妻子们的描述那样，是让妻子们更加接近于公司事务。

在回答一个语句填空题“女性是……”时，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频频形容说，女性是家庭动物，不喜欢外出。

8.我要感谢最早把我的注意力引到这个问题上的Ronald Dore。绝大部分M町的主妇都非常尊重她们的丈夫以及他的地位。但是，事实是在公司里他们时常必须高度服从各个上司，这与他们在家里享有的威权与权力并不完全相称。

9.尽管有很多因宽厚对待有需要的陌生人而获得回报的民间故事，儒教的传统哲学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应该对在自己的社会圈子内的人而非外人感受到更多的情感与义务。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对比很像Kurt Lewin对美国和德国所作出的区分（Kurt Lewin，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48, back003.人们至今仍然带着非常强烈的情绪讨论“村八分”（mura hachibu），这种惩罚是严重冒犯社区规范时，村民施以的社会性排斥，甚至驱逐实践。这是一种全方位和终极的惩罚。人们可能会将这种完全孤立的恐惧与美国的拓荒者由自我激励而浪迹天涯的行为相对比（Robert J.Smith, “The Japanese Rural Community: Norms, Sanctions, and Ostracism”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1, LXIII: 522—533）。

11.在为“邻居们是……”这样的句子填空时，相比起新来者，那些已经长时间住在某个社区里的人对社区会表达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年长的家庭主妇常常对邻居满意多多，而刚刚搬到这里的年轻主妇们则会挑三拣四，诸如“邻居太多嘴多舌了”、“长舌妇”、“很挑剔”、“不公正”，如此等等。上述差异反映出一个人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为新社区所接纳。尽管这种倾向更多会在乡村地区出现，但大致相同的总体模式在城市群体里也有体现。

12.这也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商人雇用艺伎所承担的一项重要功能。工薪家庭一般而言会让孩子们或是有技能的朋友来扮演这一角色。

13.这个表述被放在引语里，既是因为最近的历史研究反映出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变化，也是因为即使不考虑这些变化，模式也并不总是严格地与传统保持一致。但是，证据表明，过去人们承担的义务较之现在要沉重得多。有关这种传统义务，参见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46。

14.参见A.R.Radcliffe-Brown, “Introduction” , African System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阶段，义理（giri） 和义务（gimu）是大众关注和讨论的中心。这可能暗示着，这种关注反映了战后的巨变和亲属之间纽带的削弱。而在那个阶段，许多之前被充分内化、被视为友善的行为，开始被看作是一种义务。

15.对于与义务相连的传统价值观，更详尽的描述请见Ruth Benedict之前揭书。

16.参见小山隆：《现代家族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年（小山隆：『現代家族の研究』，東京：弘文堂，1960年）。

18.参见Yoshiharu Scott Matsumoto, “The Individual and His Group” ,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0。

19.亲属或乡下来人进城拜访，再或给城市家庭强加负担的问题在现代日本社会的故事中是一个很常见的主题。在我们待在日本期间，一个电视系列剧“家庭剧场”描写到了进城拜访城市家庭的远亲，摆出好像是非常亲近的老友的姿态——即使那个城市家庭甚至都认不出他是谁。这个故事充满了幽默的巧合，聚焦于他对于主人的种种过分要求。例如，这位来访的远亲吃饭时狼吞虎咽，在午夜去冰盒里找食物时被男主人撞个正着。

21.在语句完成测试中，对于“最害怕”这一选项，最常见的回答是“流言蜚语”。类似地，在“你最不喜欢什么”的选项中，许多人的回答也是“流言蜚语”。根据流言蜚语被无意识提及的频率来判断，它们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在乡村当然更是如此，但它们在东京的郊区仍然非常强大。

22.日本儿童在解释为什么自己期望从事某一职业胜于其他时，更倾向于提及亲戚对他们的影响或是它与亲戚之间的关系。与此对应，即使美国儿童从某个人那里了解到某项职业，他们也不会把亲戚作为一个选择职业的理由（Mary Ellen Goodman, “Values, Attitudes, and Social Concept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7, 59: 989 f.）。

23.“hashi watashi o suru”这一表达用于表示“像一个中间人那样行动”，其字面的意思是在双方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第七章 基本价值观

1.这与Dore 和Matsumoto在关于信仰的论述中指出的现象很一致。在回答“你的信仰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人们通常回答说他们没有信仰。在回答“你的家族信仰是什么”时，他们通常回答“佛教”（Ronald Dore, City Life in Japan,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Yoshiharu Scott Matsumoto, Contemporary Japan,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0）。

2.即使在法律系统内，对法律的解释也时常具有经由双方同意或调停产生的弹性（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ed.，Law in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传统上，对冒犯亲近关系，特别是忤逆父亲，进一步的惩罚要严重得多（Kurt Steiner, “A Japanese Cause Celebre: The Fukuoka Patricide Case”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56, V: 106—111）。

3.尽管我试图从其他研究中独立地提炼出抽象的概念来，但必须承认，贝拉（Bellah）在他有关德川时期文献的分析、有关松本市的分析，和考迪尔（Caudill）与斯卡（Scarr）有关态度和价值取向大规模的抽样分析中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类似发现，使得我对这些价值观格外关注。但是，最起码，我进行了许多独立的观察来证实这些发现。贝拉总结说，德川时期的基本社会价值观是“特殊主义”和“成就表现”。这些社会价值观与 “忠诚”和“称职”这些在个人行为中被看重的素质相一致的事实，能够支持价值体系中存在强连续性的观点。考迪尔与斯卡把克拉克洪的价值取向理论应用于对日本样本的研究，发现在活动领域，日本人喜欢的行为模式是“行动”，这符合我称之为“称职”的个人素质。考迪尔与斯卡指出，在核心家庭和工作组织内部，旁系亲属是比较看重的关系。Matsumoto和Ishida 也指出了群体内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重要性，他们发现，这些关系现在更多地倾向于建立在同侪而非上下级为基础的集体之上。但是，考迪尔与斯卡发现，在核心家庭以及目前的工作群体之外，个人主义的取向似乎更强（Robert N.Bellah, Takugawa Religi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7; William Caudill and Harry Scarr, “Japanes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Culture Change” , Ethnology, 1961, 1: 53—91; Matsumoto,前揭书；Takeshi Ishida, Gendai Soshiki Ron [《现代组织的一种理论》], Tokyo: Iwanami Shoten, 1960）。

4.例如，可参考 Tadashi Fukutake, Man and Society i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2。那些指出在日本存在非西方模式的西方观察家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传统的。实际上，许多并非传统，而是大幅度变迁的结果，M町的居民极度贬斥对传统的保护。他们表达出一种这样的意愿甚至可以说是热望：如果传统实践不能适应今日世界、进行面对现实的调整，那么就宁可牺牲它。这也与考迪尔与斯卡的发现相一致——对“当代”价值取向的极度推崇，反过来对“过去”和“未来”的态度则正好相反（参见考迪尔与斯卡前揭书）。

5.来自Kazuo Noda, 未刊稿。

6.在做出决定时，群体共识或许是最广泛的模式。例如，超过90%的离婚是家人的共谋行动（Takeyoshi Kawashima and Kurt Steiner, “Modernization and Divorce Rate Trends in Japan”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1960）。 这种调解和集体决策的模式也同样是日本法律中的整体模式（Takeyoshi Kawashima in 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前揭书）。

7.但是，即使是在传统时代，也存在着强调旁系而不是直系的变式（John Pelzel and Florence Kluckhohn, “A Theory of Variation in Values Applied to Aspects of Japanese Social Structure” , Bulleti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Culture, Kyushu University, 1957）。

8.参见Edward Norbeck, “Age Grading in Japan”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3, 55: 373—384。

9.考迪尔与斯卡发现，对那些处理社区关系及与亲属之间关系的问题的回应是非常个人化的（考迪尔与斯卡，前揭书）。

10.原教旨主义者的“新教派”在民众中有着广泛的追随者，这些人大多数缺乏联系紧密的群体，诸如城市移民、婚姻遇到问题的女性，以及工作缺少保障的男性。M町的工薪族人士则对这些“新教派”几乎没什么兴趣。

11.这些基本符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越轨行为范式（deviance paradigm）所概括的特征：从众、被迫从众（compulsive conformity）、被迫疏离（compulsive alienation）以及疏离（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1, chapter 7）。

12.就像土居健郎（Takeo Doi）博士指出的那样，部分是由于他们在自己所在群体内不断调适以与共识保持一致而产生的心理紧张感，使得接受来自另一群体已经达成的共识变得如此困难。

13.立教大学的Kazuo Noda教授为我提供了这一信息，在此致谢。

14.例如，日本人并不对企业伦理的存在表示惊讶，实际上，在日本也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用于批评企业伦理的竞争性价值系统。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William H.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就我所知，这些公司没有一家会因个人服务而奖励员工，无论是代销或是促销、计件或是其他对公司的特别贡献形式。

第八章 “家”之理想的式微

1.“家”也有“家庭”或“家人”之意，但本章中的“家”仅指“家族系统”。关于“家”的简洁而权威的说明参见Kizaemon Ariga,“The Family in Japan” ,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1954, 16: 362—368。“同族”指从事相同工作的地缘性血缘集团，由本家（主干家庭）和分支家庭构成。有时本家和分支家庭不以血缘而通过虚拟的亲族关系联结。参见Michio Nagai, “Nōzoku: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Japanese Extended Family Group an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Functions” , Report No.7., Project 483, Ohio State University（油印本）。

2.参见Nobushige, Hozumi, Ancestor Worship and Japanese Law, Tokyo: The Hokuseido Press, 1912。

3.这也许不经意地表明了该做法对近代化不可或缺的资本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近代性发展的诸种特征（节俭、勤勉乃至经济理性）往往与人们试图维持并发展“家”的意图密切关联。

在注2的著作中，穗积陈重（Hozumi Nobushige）指出，以前的规则禁止“家”分给即将建立分支家庭的儿子过多财物，因为这种行为会妨碍家族存续。

4.参见Carl C.Zimmerman 的相关研究。

5.将媳妇休回娘家乃极为平常之事，尤其在本州北部地区这种情况多有发生，该习俗导致了明治时期的高离婚率。由于许多新嫁娘在婚后的头几个月便被休回娘家，而那时她尚未正式并入夫家户籍，所以实际的离婚率比统计数据还高。

6.德川时代的人口登记簿未将年轻媳妇与家中女儿区分开来，常常把年轻媳妇登记为其夫家的女儿。感谢Robert J.Smith给我提供了这条信息。

7.我的调查数据显示：63个工薪之家的88%是分支家庭；81个小商店经营者之家的75%是分支家庭，172个农民之家的54%是分支家庭。遗憾的是，这些名为“分支”的家庭并不了解其家庭是在多少代人以前从本家分离出来的。想必许多农民之家的分支家庭兴起于数代人之前。

8.该问题尽管如今已不多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儿子战死的家庭中却十分严重，在以前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时期也更为常见。

9.详见民意调查Yoshiharu Scott Matsumoto, Contemporary Japan: The Individual and His Group, Philadelpl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0。

10.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旧式家族制度还受到主张家族平等民主的人士激烈攻击。战后法律中处理家族问题的相关条款昭示了平等继承权信奉者的胜利。新法律加速了家产的分散，而工薪劳动者并不试图规避平均分割并继承父母遗产，这标志着“家”管控家族资金、援助贫穷家族成员功能的终结。参见Kurt Steiner, “The Revis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Japan: Provisions Affecting Family” ,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0, 9: 169—184。

11.一项关于现代东京公寓住宅区的研究显示，有多达20%的人认为主要应由长子援助贫穷的家族成员，40%的人仍然认为应由长子继承家中大部分财产。在近郊的农村，“家”的观念更强，74%的人认为长子应对家族负有主要责任，84%的人认为应由长子承袭大部分家产（Takashi Koyama, Gendai Kazoku no Kenkyuu [《现代家族研究》], Tokyo: Koobundoo, 1960）。

12.我们曾看过一部日本电影，主要讲述了一家兄弟姊妹商议如何奉养寡母的故事。母亲无意间听到子女强调应尽赡养义务的是别人而非自己的场景最令人唏嘘。

13.以前，在农村，户主于特定时期让位给儿子。父亲正式引退后，管理家族的责任便正式交托给儿子。有时，年迈的夫妇在引退当日即把居所让给儿子，迁往大宅内的独立小院或单独房间居住。参见John Embree, Suye Mu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9。

14.婚姻的两类形态参见Ezra F.Vogel, “The Go-Between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 Human Organization, 1961, 20: 112—120。罗伯特·布拉德（Robert Blood）教授近期出版的著作将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两类婚姻形态的差异。

15.如该文所示（George De Vos, “The Relation of Guilt to Achievement and Arranged Marriage among the Japanese ” , Psychiatry.1960, 23: 287—301），乔治·德沃斯以日本人为对象的投射测试资料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乔治·德沃斯的研究，即使在日本农村，子女遵从母亲与其向“家”尽义务的观念关联较少，而与母子感情关联较多。

16.我没有发现确切的调查数据，但在我的印象里，大约比全国的平均离婚率低10%。

17.这与小山教授的研究发现相符，小山教授发现，只有21.8%的都市公寓居住者（大部分是工薪劳动者）愿意在仅有女儿的情况下招上门女婿，而在东京通勤圈内某村镇，多达90.1%的农民有招上门女婿的意愿。如果没有子女，35.6%的都市公寓居住者认为有必要事先考虑好继承人，89.4%的农民也有类似考虑。Koyama，前揭书。

18.众多史料表明，日本关于血缘关系的专有名词没有父系亲族和母系亲族之分，参见Robert Smith在Japanese Culture一书里的叙述（Robert J.Smith and Richard K.Beardsley, eds., Japanese Cul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Fund, 1962.）。随着家族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弱化，一个人与父系亲族较亲还是与母系亲族较亲，似乎并不明显。

第九章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1.在1935年《每日新闻》关于“年度妻子愿望”的全国舆论调查里，妻子们对问题“最希望丈夫做什么”的回答如下：20%的妻子希望丈夫收入增加，15%的妻子希望丈夫不要过度饮酒抽烟，13%的妻子希望丈夫修理家里的房屋，12%的妻子希望丈夫保持正常的生活规律，7%的妻子希望丈夫与自己共同为安定生活而努力，5%的妻子希望丈夫不要挥霍家财，3%的妻子希望丈夫存钱，抱有其他希望的占7%（Takashi Koyama, The Changing Social Position of Women in Japan, UNESCO, 1961, p.63）。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希望丈夫帮助自己做家务。

2.根据195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日本31%的男性以及34%的女性认为男性可以帮忙做厨房里的家务，而42%的男性和46%的女性持反对意见。其余人或不做答复或答以“视情况而定”（Koyama, 前揭书, p.63）。

3.Robert O.Blood and Donald M.Wolfe, Husbands and Wive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60.

4.参见David W.Plath, “Land of the Rising, Sunday” , Japan Quarterly, 1960, 7: 357—361。

5.1959年上半年一项关于主妇日程的大规模全国调查表明了工薪劳动者的妻子在拥有自由时间处理自身及家庭事务方面的优越性。

主妇的时间分配（单位：小时：分钟），依据其丈夫的职业分类

源自劳动省妇女少年局：《对妇女自由时间的调查》，第28号，1959年，第43页。

6.1959年以1 863位日本妇女为对象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除了去社区购物，每月外出超过两次的妇女仅有38%，购物是妇女们离开住所附近时最常做的事情。但是，她们对问题“如果有更多自由时间，你想做什么”的回答情况是：32%是“没什么特别想做的”，26%是“缝纫”，8%是“劳作”，7%是“阅读”，4%是“子女教育”，4%是“插花或茶道”，3%是“料理”，2%是“休息”，2%是“看电影”，1%是“读报”，1%是“妇女会活动”，16%是“其他”，几乎无人回答“外出工作”。上述比例虽然并不仅指工薪家庭的主妇，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较之外出活动，妇女们更希望找到在家里进行的活动（引文同上，第27页）。

7.尽管上高中的女孩几乎和男孩同样多（1957年，在校的女高中生有1 275 931人，而男高中生有1 621 718人），但读大学的女生相对偏少。1957年在校大学生的男女比例是4.5 ： 1（521 991 ： 115 600）。但是，如果不算短期大学，在校大学生的男女比例就变成7 ： 1（493 302 ： 71 152）（劳动省妇女少年局：《妇女的现状》[『婦人の現状』]第44期，1959年）。

8.西欧人通常认为传统日本女性受到奴役。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印象完全正确，更确切地说是年轻媳妇受到奴役。但年老的家庭主妇，尤其是传统的婆婆，很难被描述为受到奴役。

第十章 家庭内部的权威

1.参见小山隆：《现代家族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年（小山隆：『現代家族の研究』，東京：弘文堂，1960年）。与传统夫妻相比，更多现代夫妻称呼对方时会选择名字，以及“爸爸”、“妈妈”等西方称呼，这一事实表明：亲属称谓的差异反映了亲属关系的不同。

2.普通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是日本妻子正在反抗丈夫，如果确有其事，那么更确切地说，她们目前主要反抗的不是丈夫而是婆婆。

3.平均而言，丈夫年长妻子三四岁，女性的寿命约比男性长五年。因此，一般家庭的女性会寡居八九年。这段岁月，她可能生活在一位子女的家里。

4.在婆媳关系融洽的两三个家庭里，婆媳双方相互支持和体谅，共同为让丈夫更勤勉地履行家庭责任而努力。

第十一章 家庭团结

1.可以说，丈夫对公司与对家庭的忠诚至少同等重要。这两种忠诚通常并不矛盾，而且对外的忠诚的确不一定优先，不存在像武士道伦理所提倡的“忠君为先、尽孝为后”那样的明确并且居于至高位置的效忠对象。

2.在对长野县节日活动的研究中，戴维·普拉斯（David Plath）指出，许多年度庆祝活动有所式微，但立春前日的撒豆驱鬼活动仍然盛行。虽然我们不曾调查M町举办该仪式的频度，但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依然普遍存在。可以推测，在拥有众多紧密结合团体的日本，人们更倾向以好、坏区分对象。这将有助于解释人们强烈的内集团意识和对外部社会的疑虑，也有助于解释妻子对母亲、婆婆态度的巨大差异。Melanie Klein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客体分裂”（object-splitting）进行过分析。

3.对于填空题“家里人在一起时……”，最常见的答案是“愉快”和“热闹”。二者均有积极内涵，表明人们认为家庭令人愉快而舒适。

4.一个例外的情况是，家庭成员将家庭内部问题告知第三方，希望第三方能从外部向其他家庭成员施压，令其不行差踏错。最常见的例子是，妻子将丈夫未能对家庭尽责之事告诉密友或者亲属，希望他们能规劝丈夫回归正轨。但这是情况极糟时的应急之举。

5.一位女士解释说，给女仆放一整天假有失明智，不是因为怕她们习惯过度闲暇，而是担心她们可能与街坊聊天时会泄露家里的秘密或者散布谣言。

6.例如，一个家庭惯常以“又小又脏”形容其住房，丈夫对朋友提及妻子时可能称其为“愚妻”。人们甚至允许丈夫描述妻子有多愚笨，但此类言辞不会真的影响听者对于丈夫家庭地位的判断。

7.可以推测，由于强烈的内集团意识，人们对被排除在外尤其敏感。基于这种对排他的敏感，真正关心人的基本原理就在于避免让他人有“外人”之感。

8.这与霍曼斯（Homans）的研究成果相符，即互动越多好感越深，而权威则会抑制好感（Henry W.Riecken and George C.Homans,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 in Gardner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54, pp.786—832; George C.Homans and David M.Schneider, Marriage, Authority, and Final Cause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5）。

9.有理由证明，许多职场团体也是如此。近年来同辈集团的势力虽然有所增强，但集结了年长者和年轻人的派系仍然重要。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派系存续期间，完全因年龄差距而出现的分歧很少起到破坏作用。可以说，在迅疾变迁的时代，这种耦合了年长者和年轻人的派系对于维持社会整合十分重要。

10.关于相亲结婚和恋爱结婚频次的统计信息参见Ezra F.Vogel, “The Go-Between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The Case of the Japanese Marriage Arranger” , Human Organization, 1961, 20: 112—120。

11.与男孩相比，女孩更被期望听从家里意愿，在日本乡村进行的投射测试也证实了这一点（Hiroshi Wagatsuma and George De Vos, “Attitudes toward Arranged Marriage in Rural Japan” , Human Organization, 1962, 21: 187—200）。

12.尽管美国家庭里也有这种倾向，但在母亲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M町，这种倾向尤其明显（Robert O.Blood and Donald Wolfe, Husbands and Wive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60）。

13.对照篠崎（Nobuo Shinozaki）1950年东京近郊的835位日本人样本数据，以及金赛完成于1949年的研究数据，可以发现这些性行为的差异（Nobuo Shinozaki, “Report on Sexual Life of Japanese” , No.11,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Problems, Welfare Minis-try, Tokyo, Japan, July 1957; Alfred C.Kinsey, Wardell B.Pomeroy, Clyde E.Martin, and Paul H.Cebhard,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 W.B.Saunders Company, 1953）。日本人的样本之中，小睡后再过性生活的人占29%。虽然不同年龄组已婚夫妇的性生活频次不尽相同，但下表反映了差异的趋势（Shinozaki, p.18; Kinsey, p.77）：

基于妻子年龄排列的夫妻周平均性生活次数

日本人样本里，39.9%的夫妻性生活时没有前后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所有美国夫妻均称他们有前戏。美国人样本里，99.4%的夫妻有亲吻，90%以上的夫妻会刺激男女生殖器官和女性乳房。有前戏的日本人样本中，80%的人的前戏平均时间短于美国人样本（Kinsey, p.364; Shinozaki, pp.20f.）。

前戏的时长（%）

14.下表显示了妻子首次对性生活感到满意的时期（Shinozaki, 前揭书, p.23; 百分比）

15.这与篠崎的研究结果相符。“除了再婚女性，几乎没有一位妻子有过与丈夫以外的男性交合的体验” （Shinozaki, 前揭书, p.28）。

16.《每日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各群体中使用避孕药者所占比例如下：男性工薪劳动者48.8%，农民和渔民31%，体力劳动者34.7%，工厂和商号的劳动者37.1%，独立企业主48.9%。

17.有亲属同住的核心家庭的比例仍远高于美国。根据日本人口普查的数据，各地的家庭之中，单人家庭或核心家庭所占比率如下：大城市73.3%，町与村56.7%，中小城市64.3%。此外，大城市里20.0%的家庭包括直系亲属（祖孙三代或已婚子女及其配偶），6.7%的家庭还包括非直系亲属（Takashi Koyama in Robert J.Smith and Richard K.Beardsley, eds., Japanese Cul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Fund, 1962）。

在一项针对主要住户为工薪劳动者的东京某公寓地区的调查里，小山隆（Takashi Koyama）发现：79.3%的家庭里没有其他亲属居住，是核心家庭（小山隆：《现代家族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年，第59页）。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数据去精确估测将在某个时期与亲属同住的家庭的数量。以过去的资料推算现今的状况并不可靠，因为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住房短缺令与亲属同住的家庭大量涌现，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但在今后未必会重现。

第十二章 育儿

1.在此，“育儿”不指培养孩子的具体技能，而指作用于孩子并影响其成长的各种家庭关系的总和。

2.作为育儿实践调查的一环，我对约60户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家庭分布在7个不同地区，包括5个农村地区、1个东京郊外的工薪族居住区，以及1个东京郊外的商店街。依据育儿各步骤的平均年龄（月），调查的结果排列如下：

3.该观察及其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受到以下两位学者的讨论：一位是土居健郎博士，他是日本唯一受过西方精神分析训练的执业精神病医生；另一位是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博士，他正在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母婴关系研究（William Caudill and Takeo Doi, “Interrelations of Psychiatry, Culture, and Emotion in Japan” , in Medicine and Anthropology, New York: Werner Gren Foundation, 1962）。另可参见土居健郎对典型的日本国民性格之被动依赖性的分析（Takeo Doi, “Amae—A Key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Japa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 , Psychologia, 1962, 5: 1—7）。土居健郎博士指出：母亲培养这种被动依赖性，可以认为，此前详述的育儿技术是对造成该心理结构的进一步技术性说明。

4.参见土居健郎、威廉·考迪尔两位博士的合著著作，前揭书。他们的文章另见Robert J.Smith and Richard K.Beardsley, eds., Japanese Cul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Fund, 1962。这种更加全面的性感觉压抑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日本夫妇婚后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开始享受性关系。

5.Mary Ellen Goodman指出，在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日本的孩子更加顺从大人意愿而较少自己决定（Mary Ellen Goodman, “Values, Attitudes and Social Concept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7, 59: 979—999）。

6.在以92位东京的母亲为对象的调查问卷中，85%的母亲称会在正餐之间给孩子零食作为表现好的奖励（Damaris Pease, “Some Child Rearing Practices in Japanese Families” , Journal Paper No.J-3872, Iowa Agricultural and Home Economics Station, Ames, Iowa）。

7.甚至偶有使用的、将孩子锁入壁橱的惩罚方式也蕴含着把孩子与其家人分开之意。

8.较之美国公司，需要更多的集体讨论和共识（参见野田一夫[Kazuo Noda]在“Traditionalism in Japanese Management” ［油印本］中对禀议制的讨论）。

9.这清楚地表明了有关战时日本人的一种错误解释。一般认为，日本人由于压抑并封存所有内心情感，所以在战争中颇具进攻性。倘若此言非虚，则可以想见，女性一般更压抑自身情感，压力之下她们应该更具有攻击性，但情况并非如此。

10.在一项关于日本1953年3 754项离婚监护权案件的研究中，42.1%的孩子的法定监护权归父亲，44.5%的孩子的法定监护权归母亲（磯村英一、川島武宜、小山隆編：『現代家族講座』，東京：河出書房，1956年第五巻·離婚，208ページ［矶村英一、川岛武宜、小山隆编：《现代家族讲座》，东京：河出书房，1956年第五卷·离婚，第208页］）。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美国底特律的425例样本中，94.8%的孩子的法定监护权归母亲，2.4%的孩子的法定监护权归父亲（William J.Goode, After Divorce,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6, p.311）。

11.在语句完成测试中，最常见的孩子批评父母的话语是：母亲烦人（麻烦的、唠叨的或严格的），父亲吓人（令人恐惧或使人惊慌）。这支持了如下观点：母亲负责日常纪律问题并不断敦促孩子举止得体，父亲不常吩咐孩子，一旦有所命，孩子会立即遵从。较之父亲的批评和意见，孩子对母亲的批评和意见更不在意。

12.吉永合子小姐曾在美国和日本的幼儿园教过中产阶级的孩子，她对美国孩子的无礼行为，如有时直呼老师的名字、有时不小心撞到老师、反驳老师等，表示惊讶。

13.详见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8。

14.Betty Baily Lanham也指出，母亲的兴趣在于让孩子明白（Betty Baily Lanham, “Aspects of Child-rearing in Japan” , doctoral dissert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1962）。

15.参见Betty Baily Lanham，同上。

16.Mary Ellen Goodman对日本的小孩子进行了广泛的访谈以后指出：孩子们表现出惊人的能力，他们坚持做各种项目，并且在工作中不易受外界干扰而分神。

17.在关于日本本州中部某一小城镇的研究中，贝蒂·贝里·拉纳姆发现有255位母亲运用了威胁的方法，其中最常见的威胁是：有人会笑话他们（162例），或者有人会笑话他们家（47例）。也有许多人威胁孩子：孩子会生病（116例）、妈妈会离开家（53例）、把孩子送去其他房子（49例），或把孩子锁在房子外面（42例）（Betty Baily Lanham，前揭书）。

18.日本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的临床医生指出，一种常见的综合病症集中发生在具有以下情形的孩子身上：他们受娇纵而不服管教，夹在母亲和祖母之间，母亲削弱了他们与祖母的亲密关系，反之亦然。无论母亲还是祖母，都不能与孩子发展出一种关系可令其自动顺服。

19.我要感谢福武直首次提醒我注意这个问题。

20.来自心理测试的证据揭示了孩子内心深处的感受，即学习或寻找配偶时应当遵从母亲意愿（参见George De Vos, “The Relation of Guilt Toward Parents to Achievement and Arranged Marriage among the Japanese” , Psychiatry, 1960, 23: 287—301）。

第十三章 快速社会变迁中的秩序

1.对日本农村变化的更完整描述，参见Tadashi Fukutake, Man and Society in Japan,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62。

2.参见Marion J.Levy,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3.参见Takeyoshi Kawashima and Kurt Steiner, “Modernization and Divorce Rate Trends in Japan”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0, 9: 213—239。

4.德沃斯和水岛（Mizushima）在即将发表的著述中对相关理据进行了详细分析。

5.参见Irene Taeuber, “Family, Migr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Japa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1, 16: 149—157。

6.事实上，日本社会结构的许多特征似乎都源于劳动力过剩，这些特征包括：大企业雇用的员工人数超出高效生产所需，女性没有工作，经济宽裕的男孩为了避免挤占贫穷男孩的工作机会而不在假期兼职，强烈渴望工作稳定。

7.Solomon B.Levin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Postwar Japan,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8.将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在美国做的研究与日本的数据进行对比，贝克（Wendell Dean Baker）发现，即便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日本人在其社会中不太可能志向高远，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在其社会中亦是如此（Wendell Dean Baker, A Study of Selected Aspects of Japa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56）。

9.马里恩·莱维将这些因素在日本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对比（Marion Levy, “Contrasting Facto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4, 2: 181—197）。

10.关于这一点的某些细节，详见野田一夫尚未发表的手稿。

11.参见John C.Pelzel,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Japanese Urban Economic Lif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49。

12.参见George O.Totten, “Labor and Agrarian Disputes in Japan Following World War I”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0, 9: 187—212。

13.石田雄令人信服地表明，日本的合理性是工具理性而非目的理性，群体目标通常不会引发严重问题（Takeshi Ishida, “The Pattern of Japanes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rch 1963）。

14.Howard Hibbett教授告诉我一些现代小说、故事和电影的主旨，其间充满类似不幸境遇。而且，在虚构的小说中，工薪族的生活充满挫败。

15.野田一夫在身为日企高管期间，把这些男性称为“超级工薪族”（super salary men）（Kazuo Noda, Nihon no Juuyaku ［Big Business Executives］, Tokyo: Diamond Sha, 1960; 野田一夫：『日本の重役』，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60年）。

16.与基于统计概率的预测数据相比，出身于社会地位较高家庭的日本精英比例更高。尽管如此，在日本，大学教育（取决于是否通过入学考试）对于跻身精英阶层甚至比在美国更为关键（Hiroshi Mannari, “Nihon no Keieisha no Shakai-teki Seikaku”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Business Leaders］ , Shakaigaku Hyooron, 1961, 12: 7—19; 万成博：「日本の経営者の社会的性格」，『社会学評論』1961年12巻，7—9ページ）。

17.关于该问题的调查数据来自Kenichi Tominaga, “Nihon no Keiei to Nihon no Shakai”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Japan), Shakaigaku Hyooron, 1961, 12: 30—45（富永健一：「日本の経営と日本の社会」，『社会学評論』1961年12巻，30—45ページ）。

18.关于该问题的调查数据来自Japanese Social Structure, Howeito Ka-raa no Ishiki Koozoo (The Structure of White-Collar Ideology), Tokyo, March 1962（日本社会構造調査会：『ホワイトカラーの意識構造』，東京，1962年3月）。上述调查报告的作者们在分析调查问卷的数据时还指出，在大工厂里，低级别的工薪族与工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19.我要感谢David Platte博士告诉我这些信息，他是一位人类学家，曾在日本长野县从事田野工作。

附录

1.本项研究是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约翰·施皮格尔博士和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博士的指导下完成的。所涉及的研究报告包括：John P.Spiegel,“The Resolution of Role Conflict Within the Family” , Psychiatry, 1957, 20: 1—16; Florence Kluckhohn, “Family Diagnosis: Variations in the Basic Values of Family Systems” , Social Casework, 1958, 39: 1—11; Ezra F.Vogel,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of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ren: Polarization and Isolation” , Psychiatry, 1960, 23: 1—12; Ezra F.Vogel and Norman W.Bell, “The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 as a Family Scapegoat” ,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 1960, 47: 21—42。

2.有情绪障碍的孩子都被认为患有疾病，需要到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接受临床治疗。“正常”则被界定为没有任何明显的病理症状，不需要家庭、学校和实施投射测验的儿童心理学家进行心理治疗。

3.与此类似，许多美国人也认为脚一般对寒冷最为敏感，但是这对M町居民来说不过是一种民间信仰，他们即使冬天在非常寒冷的家里也光着脚，却不会着凉。

4.这些较大的样本调查的结果，已经包括在文本所附的注释之中。

5.参见Robert Hess and Gerald Handel, Family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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