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传（全2册）
Author: 瑞·蒙克
Date: 2017-08-07T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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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

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英）蒙克著；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7

书名原文：Bertrand Russell：the spirit of solitude

ISBN 978-7-308-14602-9

Ⅰ．①罗…　Ⅱ．①蒙…　②严…　③欧…　Ⅲ．①罗素，B．（1872～1921）—传记　Ⅳ．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7858号

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

［英］瑞·蒙克　著　严忠志　欧阳亚丽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l000mm　1/16

印张　54

字数　897千

版印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4602-9

定价　1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Bertrand Russell：The Spirit of Solitude 1872-1921
by Ray Monk．

Copyright © Ray Monk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4-309号

目录

鸣谢

引言

第一部　1872—1914

第一章　幽灵
第二章　剑桥
第三章　货物中的尸体
第四章　整体与部分
第五章　痛苦的宗教
第六章　长夜
第七章　重新唤醒的理想
第八章　艰难而枯燥的思考
第九章　困惑
第十章　破碎的波浪
第十一章　外部世界与内心之火
第十二章　阿珀林纳克斯先生

第二部　1914—1921

第十三章　与众不同
第十四章　打开硬壳
第十五章　E．太太
第十六章　靡菲斯特
第十七章　厌世者
第十八章　重返哲学研究
第十九章　监狱
第二十章　自由之路
第二十一章　回归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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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瑞·蒙克（Ray Monk），英国哲学家，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数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长期致力于哲学家传记的写作，著有《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罗素传》、《奥本海默传》等。

2—3　约翰·罗素勋爵伉俪

4—5　罗素的父母——约翰·安伯利和凯特·安伯利

6　罗素的出生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

7　安伯利一家——弗兰克和雷切尔——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外面

8　凯特·安伯利和约翰·安伯利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书房中

9—10　弗兰克·罗素和雷切尔·罗素

11　坐落里士满公园中的彭布鲁克别墅（1883创作的一幅油画），伯特兰·罗素1876—1897年在此居住

12　罗素一家在彭布鲁克别墅

13—16　罗素童年时在彭布普克别墅，坐在阿加莎姑姑的膝上

17—19　罗素8岁至10岁时的照片

20　罗素19岁时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 21　G．E.摩尔

22　罗素在三一学院的朋友：包括查尔斯·特里维廉（中排右）、克朗普顿（中排左）、西奥多·卢埃林·戴维斯（后排中）

23　星期五山丘居所，1894年，从左到右分别为汉娜、艾丽丝和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24　威廉·罗森斯坦爵士1893年所画的汉娜（61岁时）肖像

25　汉娜和罗伯特

26　艾丽丝，1894年

27—28　艾丽丝和她的姐姐玛丽，1894年

29　艾丽丝和伯特兰·罗素伉俪，摄于1894年婚礼前后

30　海伦·托马斯

31　露西·唐纳利

32　沃尔特·惠特曼

33　伊夫琳·诺思·怀特海

34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35　磨坊，艾丽丝坐在大门口

36　坐落在格兰切斯特的磨坊居所

37　艾丽丝，1905年（“日常琐事让我活着。但是，它们不能满足我渴求伯迪的爱情的强烈愿望”）

38　艾丽丝1905年站在日晷旁的留影

39　罗素1907年温布尔登补选时的留影

40　《数学原理》第86页，怀特海和罗素在这一页上证明了1+1=2这个“偶尔有用的”命题

41　奥托琳·莫里尔夫人

42　奥古斯都·约翰大约在1913年所画的伯特兰·罗素肖像

43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44　约瑟夫·康拉德 | 45　D．H．劳伦斯

46　加辛顿庄园

47　利顿·斯特雷奇、罗素和菲利普·莫里尔在加辛顿，时间大约是1915年

48—49　维维恩·艾略特，“挑逗的化身”

50　1911—1912年，T．S．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年

51　哈克尼的南门路上的兄弟会教堂，1917年7月28日：“那情景真的很糟糕……暴徒们面目狰狞，我们离开时，外面的人群言行狂热……场面充满暴力，非常可怕，让我记忆犹新，非常反感。”

52　艾琳·库珀-威利斯 | 53　克里福德·艾伦

54　罗素的许可证，1916年

55　罗素在加辛顿，1918年

56　康斯坦斯·马勒森（“科莱特·奥尼尔”）在摄影棚中的摆拍

57　康斯坦斯·马勒森在《特洛伊妇女》中饰演海伦 | 58　康斯坦斯·马勒森出演电影《欣德尔觉醒》

59　18岁时的朵拉·布莱克

60　朵拉，大约于1920年拍摄

61　1920年英国劳工代表团在俄国

62　罗素、斯诺登夫人和L．W．赫登·格斯特，1920年夏季从俄国返回英国之后不久拍摄

63　罗索和朵拉1921年在北京

64　罗素坐在书桌前，1921年于北京

65　罗素和朵拉1921年在中国

66　朵拉怀抱约翰·康拉德·罗素。1921年11月16日，孩子出生在罗素的切尔西寓所——位于西德尼街31号的家中

67　睡在摇篮中的约翰·康拉德

68　罗素抱着期待已久的儿子

谨此纪念我的朋友托尼·兰伯特

那天早上，罗果金说到他“正在失去信仰”时，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他肯定备受折磨……罗果金不仅内心充满激情，而且勇于抗争，他想努力重拾失去的信仰。现在他非常需要信仰……对！必须要有信仰，必须信仰某个神！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

鸣谢

戴维·戈德温在担任乔纳森·开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编辑部主任时，最先给我提出了撰写罗素传记的建议，并且在长达5年的撰写过程中给予了热情鼓励，在此我谨向他表示谢意。他的继任者丹·富兰克林也对我表示鼓励，并且对改进本书提出了许多建议，我也谨向他表示谢意。在我为写作本书进行研究期间，纽约自由出版社已故的埃尔温·格里克斯非常友好，提供了许多帮助，在纽约和伦敦多次与我见面，讨论相关事宜。我还没有来得及请他一览本书稿件，他便不幸去世，我对此深表痛惜。萨拉·韦斯特科特在佳美出版社（Vintage）担任编辑多年，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弗朗西斯·科迪先后在佳美出版社和兰登书屋任职，曾给予我热情的鼓励；我的经纪人吉勒·柯勒律治一直提供可靠的指导和建议。我谨此一一表示谢意。

在撰写本书期间，我得到了肯尼思·布莱克维尔的大力协助。他时任麦克马斯特大学罗素档案馆馆长和《罗素》期刊编辑，并且是非常著名的《伯特兰·罗素文献》的编辑之一。在过去25年出版的有关罗素的著作中，可能每一本包含原创研究的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布莱克维尔博士的启发，本书也受益匪浅。在无数午餐时间和夜晚，我与布莱克维尔博士畅谈自己的研究，他总是提出具体建议，供我进行思考和观察，即便在不赞同我的思路时也是如此。我还希望向他的夫人卡德琳表示谢意——在我上一次加拿大之行时，他们一家多次为我提供住处，并且容忍我喋喋不休地谈论关于罗素的问题。我还受到尼古拉斯·格里芬、他的夫人切里尔和他们的儿子理查德的盛情款待，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回到英国之后，我通过电子邮件继续与布莱克维尔博士讨论。过去几年中，我在他创立的网络论坛“罗素在线”上扩大了交流范围，有机会与一批研究罗素的专家交谈，让我获益匪浅。许多专家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并且与我交换看法，其中包括斯图尔特·坎德利什、艾弗·格拉顿-吉尼斯、安东尼·格雷林、路易斯·格林斯潘、尼古拉斯·格里芬、皮特·海尔顿、格雷戈里·兰迪尼、约翰·伦茨和查尔斯·皮格顿，我谨此一一表示谢意。

我在加拿大见到了以前在罗素档案馆工作的谢拉·图尔肯，她给我提供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建议。我回到英国后，她替我在保留下来的罗素信件中寻找证据说明罗素与维维恩·艾略特保持的神秘有趣的关系，对我大有帮助。她勤奋、耐心，并且对我的工作表示出了兴趣，我对此深怀感激。

多伦多大学的约翰·斯莱特教授在许多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让我使用他个人收藏的与罗素有关的资料，允许我复印其中的几份文件，提供了我本来无法知道的一些资料来源，让我阅读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选集》，在我工作的各个阶段中和我一起讨论相关问题。这一切均让我得益匪浅。

本卷覆盖的时间到1921年——罗素的长子的出生之年——为止，并未涉及罗素家中存在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然而，罗素的女儿凯瑟琳·泰特以及孙女费利思特·罗素就此提供了相关信息，谨此表示谢意。这一部分内容将在本书第二卷中出现。

承蒙许多从事相关项目的人士与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卡罗琳·穆尔黑德非常慷慨，将她在研究罗素生平过程中收集的人物索引卡片借给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弗朗西斯·罗德里格斯-孔苏埃格拉允许我使用他的（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罗素与F．H．布莱德雷关系；詹姆斯·康诺利非常友好，替我复印了他在博特莱因图书馆抄写的罗素与哈洛德·约阿希姆之间的信件；米兰达·西摩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它们涉及她对罗素的情人奥托琳·莫里尔的研究。

我希望特别感谢尼克·格里芬以及他的助手艾里森·米库兰，两位让我使用他们在编撰《伯特兰·罗素信件选编》过程中抄写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缩短了我在罗素档案馆伏案工作的时间，对我的写作十分有用。

在我写作本书的各个阶段中，以下人士和我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谨此一一表示感谢：他们是皮特·斯特劳森爵士、弗朗西斯·帕特里奇、安东尼·戈特里布、理查德·伦佩尔以及我在南安普顿大学的同仁戴维·帕格迈尔、托尼·帕尔默、皮特·米德尔顿。此外，在费城的斯沃斯穆尔学院、阿尔布开克的新墨西哥州大学、肯特大学、改革俱乐部的萨克雷协会、南安普顿大学等场所，我宣读过涉及本书概要的论文，讨论了罗素与约瑟夫·康拉德之间的关系，谨此感谢以上各处的听众。

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和汉米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帮助下，我有幸在加拿大工作较长时间，使用罗素档案馆保存的文献。约克大学聘用我担任了一个学期的客座讲师，麦克马斯特大学给予我胡克杰出研究员的职位。感谢南安普顿大学允许我暂时离开讲师岗位，给我提供了学术休假机会，使我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本书的撰写工作。南安普顿大学图书馆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允许我使用藏书，并且在馆际借阅方面提供了优良服务。

本书的责任编辑曼迪·格林菲尔德就改进书稿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关注。肯尼思·布莱克维尔、理查德·伦佩尔、约翰·斯莱特、尼克·格里芬和德斯蒙德·克里斯蒂阅读了本书校样，指出了若干大大小小的错误。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家人给了我许多时间，其数量超过了我供职的大学给我的休假。我谨此向我的子女扎拉、丹尼卡和芝诺深表谢意，感谢他们对我长期离家之举的理解和支持。

瑞·蒙克

1996年4月于南安普顿

引言

“一个人究竟怎么用严肃的文字，并且在标注日期的情况下，解释疯狂与爱情呢？”

当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撰写罗杰·弗莱传记的过程心力交瘁，恼怒之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一生中享受了小说家特有的待遇，从内心深处描写稍纵即逝的意象、思绪和感觉，但是她发现，纯粹的外部记录构成了传记作者使用的素材，与这样的东西打交道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她不禁问道：怎样才能写出人物传记？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件并没有形诸文字，被记录下来？

当然，一般而言，关于传记的此类疑问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有的人具有天生的本领，可以描写和记录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内外兼顾，至少给他们的传记作者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即便不能解释，但至少描述了其生活中的“疯狂与爱情”。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是其中一位（“只有一种经历我不能描写，”她曾经写道，“这就是我自己的死亡过程”），伯特兰·罗素是另外一位。

罗素一生著述很多，数量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他正式出版的文字卷帙浩繁（最近完成的《伯特兰·罗素文献》列出的参考文献超过了3000项），他留下的文章和信件的数量之巨，甚至更加令人称奇。罗素档案馆估计，该馆收藏的信件多达4万余封。此外，该馆还收藏了大量的笔记、手稿和文件。罗素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他于1970年2月2日逝世，离他98岁生日仅仅几个月时间），几乎每天都动笔写作，使用的体裁各式各样，篇幅平均为两三千个单词。

在数量如此巨大的文献中，也许很多都与他本人有关。暂且撇开罗素为其自传撰写的十余篇文章不谈，他的信件——特别是写给奥托琳·莫里尔的2000余封信件——记录了他的生活、观点和感觉，就详尽和专注程度而言，也许只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与之比肩。由此可见，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撰写罗素传记的机会，揭示他人生中的一切（或者不管怎样说，许多）复杂性，揭示他表达爱情和表现疯狂的独特形式。

在某种意义上，迄今为止出版的罗素传记都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第一本罗素传记是阿兰·伍德撰写的《伯特兰·罗素：充满激情的不可知论者》（该书1957年出版，当时罗素依然在世），当时这样的机会尚不存在。尽管伍德拥有优势，得到了罗素本人的合作和帮助，但是他没有接触罗素尚未出版的手稿和信件。因此，伍德缺乏进行深度探索的手段（就我们可以判断的情况而言，还缺乏进行深度探索的兴趣），写出的东西仅仅涉及罗素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带有很强的安慰剂性质，是罗素本人那时希望见诸文字的内容。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罗素传记还有另外两种，一本是罗纳德·克拉克撰写的《伯特兰·罗素传》（1975年），另一本是卡罗琳·穆尔黑德撰写的《伯特兰·罗素》（1992年）。这两本著作对罗素的个人生活进行了更多研究，两位作者在资料和出版方面受到的限制比伍德少了一些。然而，两位作者都有同样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或多或少对罗素在哲学方面的建树缺乏兴趣。

作者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具有何种关联性？关于这个问题，近来讨论很多，然而依我所见，人们对此的探讨常常出现方向性错误。对传记作者来说，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作者的作品是否可以孤立地加以理解（当然，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显示的，这种情况可能存在），而是能否在不了解其作品的情况下，理解作者的生活。传记不是服务行业，不从给文学批评提供的帮助中，也不从思想史或者任何其他“学科”那里获得自身的目的。传记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体裁。正如理查德·霍尔姆斯最近指出的，传记是“人类的一种理解艺术，是对人性的一种赞美”。传记的目的正是为了理解它所描述的主人公。传记无须自称是理解作品的前提条件；理解一个有趣的人足以给予传记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理由。

但是，当传记的主人公是作家时，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熟知其作品，是否可能理解其人呢？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答案是“不可能”。毋庸置疑，就罗素的情况而言，如果不了解研究哲学的希望在他的人生和想象力中所起的作用，就根本无法理解其人。此外，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罗素哲学本身，就无法理解那些希望所起的作用。

在他的《自传》绪论中，罗素本人提供了理解他的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人生的钥匙，描述了“支配我人生的三种激情，它们虽然简单，但是非常强烈，具有压倒之势”：

它们是渴望爱情、追求知识、对人类的苦难抱有情不自禁的怜悯之心。这些强烈情感如同阵阵狂风，路径全无规则，将我刮到各处，让我掠过极度痛苦的深邃海洋，濒临绝望的边缘。

罗纳德·克拉克和卡罗琳·穆尔黑德创作的传记关注了其中两种激情，他们将一种没有必要的限制强加于自身头上，无法充分理解“全无规则的路径”上出现的迂回曲折，无法把握罗素在此提及的“绝望”的准确性质。

本书试图探索罗素描述的每一种“疯狂”具有的全部力量，从而以更正确的方式勾勒出它们的路径，探讨他对爱情的需要，展示他对某些知识的渴望，揭示有时在他内心深处出现的参与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冲动。这些强烈的激情和紧张状态存在于他的身上，驱使他时而放弃哲学转而追求爱情，时而放弃爱情转而追求政治，时而放弃政治转而追求哲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要了解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些激情和紧张状态所包含的力量。

为什么罗素觉得这些强烈的激情是互相冲突的？为什么它们形成的狂风将他刮到截然相反的方向？为了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这些激情在什么程度上是他就另外一个问题作出的别样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孤立状态和孤独心态的敏锐感知。而且，他在内心深处对精神失常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从而让这个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致伊迪斯》暗示了类似的感觉，罗素将这首诗歌放在《自传》前面，第一段内容如下：

我长期
寻求内心的平静，
我发现狂喜，我发现苦难，
我发现孤独。
我发现噬咬心灵的
孤单痛苦，
然而我没有发现平静。

罗素凭借这三种激情，通过与其他个体，与人类总体，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克服自己的孤独感。[1]与其他个体的接触源于他受到精神失常的恐惧感的威胁，这种恐惧感使他担心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人类总体的交流源于孤独感给他带来的威胁；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源于他日益严重的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让他的信仰不断丧失，成为他的哲学思想变化的特征（正如他所说的，“远离毕达哥拉斯”）。

我将努力去显示——而不是陈述——这些相互冲突的力量以及潜伏其下的恐惧和焦灼。这就是说，我将以尽量明晰的方式，通过罗素自己的文字，展示他的人生和个性。因此，本书每一页几乎都包含两三段罗素本人的话语。我知道，许多读者将会认为，由此揭示的罗素的个性可能是令人反感的，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展现这个人物。罗素具有许多令我钦佩的品质：例如，他智慧超群，哲学思想明晰而严谨，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然而，对许多对罗素抱有钦佩之情的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去理解上述品质是如何与下述特点共生共存的：他对身边的人表现出令人恐惧的冷酷，他内心深处潜伏着令人心神不安的可怕仇恨。

罗素曾经告诉奥托琳，他觉得最“亲密的”小说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罗果金——《白痴》中的那个角色，受到仇恨、失望和嫉妒的煎熬，是饱经苦难、行为邪恶的谋杀者。我认为：这个方面揭示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罗素的性格。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这个方面与罗素对哲学的关注一样，并未得到应有的强调。我的主要希望是，通过引述罗素自己的观点，说明这位《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位《数学原理》的合著者是如何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如果说本书描绘的罗素肖像没有原来的那么迷人，那么我希望它是更复杂、更有趣的，而且我相信它是更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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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有可能是罗素最初的哲学思想所体现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可能是促使他研究数理哲学的柏拉图理念的永恒世界，也有可能是他最后面对的更为单调的日常世界。

第一部　1872—1914

第一章　幽灵

“我永远无法摆脱身为幽灵的感觉”，罗素曾在写给他的情人奥托琳·莫里尔的信中这样说。他告诉她，当他感到“痛苦”时，例如，在第一段婚姻期间首次感到自己不幸福的那个时刻，这一信念尤其强烈。当时，他和妻子以及她的家人一起，坐在室外，一种感觉突然以压倒一切之势，支配了他的身心——他其实不在那里，可以这么说，他已经失去了与周围那些人的接触。他“和他们在一起，但是突然脱离了他们”。他老年时告诉女儿凯特，他过去常常进入的梦境也体现了同样的被孤立和疏离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站在一块玻璃后面，就像水族箱中的一条鱼儿，或者说变成了人们看不见的幽灵；我痛苦挣扎，希望与人接触，但是无济于事，我知道自己注定永远处于孤独的无能状态。在有孩子之前，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成为父亲之后，它们便很少出现了。

罗素有第一个孩子时将近50岁。在那之前，这种身为幽灵的感觉，这种与周围人隔绝开来的感觉，在他的个性中占据核心位置，是他的生活中具有决定作用的特征。在他与身边的人交往时，这种感觉表现出来，是令人恐惧的冷漠态度的根源，也是形成紧张、粗暴的人际关系倾向的根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罗素希望克服自己的冷漠态度，希望最终与人互动。但是，他担心自己的努力将会再次以失败告终，因此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常常难以如愿。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他前半生的经历可被视为一个接一个的艰难努力，其目的旨在缩短他感觉到的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

正如他给奥托琳·莫里尔讲述的，他在孩提时期经历了大量痛苦，也许超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他后来的幽灵式逃避既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反应。他2岁时，母亲死于白喉；几天之后，姐姐死于同一种疾病；父亲遭到毁灭性打击，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念头。一年半之后，父亲去世，罗素那时年仅3岁。在这种情况下，他被送到祖父家抚养。罗素6岁时，祖父也去世了。那天晚上，罗素彻夜难眠，担心奶奶会接着撒手人寰，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罗素儿时面对的确实是一个幽灵游荡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死者与生者共存；在那样的世界中，人的情感依附对象被反复证明是并不可靠的东西，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那样的世界中，冷漠看来是唯一可能出现的反应。

然而，在罗素出生时，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暗示将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他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在一个令人愉快、生活舒适的家庭之中，名字叫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父亲安伯利子爵是爵位继承人，妻子名叫凯特。那幢房子位于蒙默思郡，当时人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现在叫克勒顿庄园）。

罗素家族当时是最著名的辉格党望族之一，父母给罗素取了“伯特兰”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旨在纪念那个家族特有的传奇之一。与辉格党王朝的大多数家族的情况类似，罗素家族的地位和财富源于亨利八世的眷顾。那位国王向修道院和传统的天主教贵族发起攻击，利用获得的大量战利品，册封了新的贵族。罗素家族分享了那批数额较大的奖励，其中包括沃本修道院、塔维斯托克修道院，以及分散在德文、康沃尔和多塞特三地的大片地产。此外，罗素家族还获得了几个世袭封号，其中最著名的是贝德福德伯爵的头衔（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贝德福德升格为公国）。然而，与许多这类名门望族类似，他们沉迷于古老、辉煌的过去之中，那些岁月把他们与诺曼征服联系起来，与古老的法国贵族家庭联系起来。到了19世纪初期，在贝德福德公爵六世（伯特兰·罗素的曾祖父）的指导之下，历史学家兼家庭图书馆馆长J.H．魏芬为其撰写了一部家史，说明罗素家族是布里克贝克男爵威廉的后裔。1066年，布里克贝克男爵威廉的儿子休·伯特兰和征服者威廉一起，从法国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后来，另外一位公爵雇用了一名治学更为严谨的历史学家。那位历史学家给想入非非的魏芬编撰的家谱浇了一瓢冷水，认为罗素家族当初是住在多塞特的葡萄酒商人。14世纪，波尔多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该家族把红葡萄酒进口到英格兰，同时向法国出口羊毛，赚得了大钱，过着美好的生活。伯特兰·罗素可能从来没有真的相信什么布里克贝克男爵，并不在乎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否真的跟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格兰。所以，家族曾经地位卑微，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重大打击。同理，对某些祖辈拥有的巨额财富和政治影响，他并不感到自豪，甚至完全没有什么兴趣。约翰·罗素从来自多塞特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变为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在亨利八世逝世时已是英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亨利的继任者孩童国王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贝德福德伯爵获得的领地至少有15处，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考文花园，本已非常巨大的领地面积因此大大增加。几代人之后，贝德福德伯爵五世的儿子威廉·罗素勋爵与南安普顿伯爵的女儿结婚，继承了一大片领地，包括布鲁斯伯瑞庄园，从而获得更多的土地。当时，布鲁斯伯瑞庄园还是一片并不起眼的放牧草地；如今，那片土地是伦敦非常有名的去处，仍处在该家族的控制之下，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伴随土地和财富出现的是权力。在18世纪，辉格党寡头们主导英国政治，贝德福德公爵四世当时被视为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担任了主要政治派别的领袖。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此类做法颇有微词，贝德福德公爵四世采用的不讲道德的手段受到了严厉谴责。那时，一位署名为“朱尼厄斯”的政治观察人士以非常尖刻的语言说，那位贝德福德公爵四世“购买和出售大量土地，超过了这个国家最有代表性领土的一半”。即使不带那么多偏见的人士也认为，那位公爵善于操纵政治，一味谋求私利。但是，由于他掌控巨额财富，人们不可能忽视他的影响。在18世纪中叶的数十年中，没有哪一届政府可以完全忽略他的影响，在各个时期中，他先后担任外交大臣、爱尔兰总督、枢密院大臣、驻法国大使。然而，他的最大力量并不在于这些职务，而在于他建立的资助制度。该制度的目的旨在确保这一点：许多下院议员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代表某个党派，而是代表贝德福德公爵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的利益。

伯特兰·罗素对家史很感兴趣，但是对曾经在英格兰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那么重要角色的两位先辈，即贝德福德伯爵一世和贝德福德公爵四世，他却几乎没有谈及。他在成长过程中相信的家史，他所珍视的家族史，是从祖父约翰·罗素勋爵那里听到的版本。约翰·罗素勋爵关心的东西非常高尚，与经营权势的先辈们大相径庭。约翰·罗素勋爵是贝德福德公爵六世的小儿子，目睹兄长跻身英国最富有的人士之列。但是，在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之下，他自己继承的财产数量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约翰·罗素勋爵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并不一味追求财富，他按照自己信奉的政治原则从事社会活动，不像有些长辈们那样，玩弄权术，寻求私利。他提出了许多进步举措，其中最著名的包括1832年的《改革法案》。他的影响逐渐增大，成为他所在政党的公认领袖，两次担任了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首相（他得到的回报是在1861年被封为伯爵），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被威廉·哈科特称为“最后一位辉格党总督”。而且，他还是一名不知疲倦的理论家，下野之后撰写了大量著作，内容包括辉格主义的历史、英格兰的宪治历史、自己家族的历史。这使他形成了一个观点：所有这三个方面往往融为一体，成为一个问题。他遗留给孙子罗素的正是国家历史、政党政治和家庭自豪感这三者的有效融合。

从这一点看，罗素家族具有这样的特征：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他们不是一门心思地不断积累财富，扩大政治影响，而是追求“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已经大体上忘记了自己从皇室手中得到的权力，转而强调自己拥有的反对皇室的权力。因此，他们不是被人视为巨大的皇室恩惠的受益者，而是被人视为反对皇室专制的精神堡垒。在约翰勋爵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看来，那个家族的辉煌历史并非始于亨利八世给予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的巨额馈赠，而是发端于四代人之后。那时，威廉·罗素勋爵公开表明立场，反对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1]人们如今认为，那不是针对天主教的有失宽容之举（当然，更不是希望保护曾属于教会的财产），而是一篇具有原则性的辩词，其目的旨在维护宪法自由。约翰勋爵认为，威廉勋爵是这个家族的英雄，其原因在于，在反对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过程中，威廉勋爵与沙夫茨伯里勋爵、约翰·洛克和其他人一道，开创了辉格党的传统。而且，威廉勋爵还为这项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1683年，他被控参与暗杀詹姆斯及其弟弟查尔斯二世的拉伊宫密谋，最后被处以死刑，成为辉格党的第一位烈士，成为光荣革命的英雄。他英勇就义的行为是议会反对皇室权力的一种象征。

1819年，在其政治生涯之初，约翰勋爵出版了一本威廉·罗素的传记。在罗素家族和辉格党看来，那本传记将威廉·罗素勋爵的形象固定下来，成为辉格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这一准则贯穿了威廉·罗素勋爵的一生：“只要大量民众仅将君主制视为自由的最佳保护，辉格党就会蓬勃发展。”在约翰勋爵的心目中，还有一位更伟大的英雄，那就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福克斯不是罗素家族的成员，然而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构成罗素家族神话和意识形态的特征，其地位甚至超过约翰勋爵。伯特兰·罗素在著作中数次使用“福克斯式辉格党人”这个短语来描写他的祖父，从而含蓄地描述了伴随他成长的政治传统。他觉得，既没有必要解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没有必要解释福克斯代表的政治立场。这一做法本身耐人寻味，让人回想起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时，在著名的辉格党人家庭中，对福克斯的崇拜几乎变为普遍现象：他们的家里要么摆放福克斯的半身雕像，要么悬挂福克斯的肖像绘画；他们还至少将自己的一个儿子叫作查尔斯，而且常常在儿子的名字与家族姓氏之间，加上“福克斯”这个表示显著特征的中间名字。从这个背景情况（而且，当伯特兰·罗素和祖父、祖母住在一起之后，他生活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氛围中，甚至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也是如此）看，我们也许很容易想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名字那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福克斯反对英法战争，反对英国政府在英法战争期间强制实施的镇压公民自由的做法。他1806年去世时，福克斯已在辉格党人家庭中赢得了神话地位。当时，辉格党人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巨大分歧：一些人追随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感到恐惧，对民主制度的扩张表示怀疑；另外一些人追随福克斯，不过开始时人数很少。但是，在随后几代人时间里，随着与福克斯相关的政策——例如，与法国讲和，实施议会改革，扩大个人自由——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他们逐渐变为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少数派。罗素家族引以为傲的说法是，当福克斯在政治上持反对立场、遭到孤立的极端困难时期，自称拥趸的人寥寥无几，然而贝德福德公爵五世和六世便名列其中。[2]在那个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辉格党团体中，福克斯的侄子荷兰勋爵及其夫人居于核心位置，并且挑选约翰·罗素勋爵作为他们在议会中的领军人物。约翰勋爵那时编辑了两卷本的福克斯信函，撰写了三卷本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生平和时代》，并且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对福克斯持毕恭毕敬的态度。他自觉将自己视为福克斯遗产在议会中的继承者，尽可能继续追求福克斯的政策，特别是和平政策和议会改革政策。

这是伯特兰·罗素自豪认同的传统，影响了他的许多思想，其中包括他的社会定位和对政治问题的总体立场。罗素一直活到了1970年，然而一生中总是从他出生之前70年出现的三大争论的角度，对自己进行界定。它们是伯克与福克斯之间的争论、皮特与福克斯之间的争论、保守党与辉格党之间的争论。例如，他在1936年撰写的模拟讣告中说：他的一生“具有某种不合时代的恒定性，让人想起19世纪初期发生的贵族反叛的特征”。这就是说，伯特兰·罗素与他的祖父一样，也是信奉福克斯理念的辉格党人。

罗素的父亲安伯利勋爵也乐意将自己归为这一传统，乐意与约翰勋爵的这一名言保持一致：“在各个时代受人欢迎的运动中，罗素家族一直站在‘向前看’的一方”，支持自由党（到了1870年，辉格党人变为自由党人）中的激进分子。那时，激进理念的代表人士是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都呼吁让工人和妇女拥有选举权。那种激进主义没有任何反传统的因素，没有在父亲与儿子之间造成分裂。安伯利没有表现出什么反传统论者的特征。安伯利与他的父亲不同，缺乏活力和坚定的态度，所以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不长。他一度担任诺丁汉选区的自由党人议员，但是任职时间不到两年。在1868年选举中，他竞选北德文郡选区的议员席位，结果以失败告终。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人披露说，他原则上支持生育控制。这在当时引起了一片愤怒之声，尖刻言辞铺天盖地向他袭来，让他完全失去了对现实政治仅存的一点兴趣。他随即到回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过上了隐居生活，撰写了一部哲学论著，书名为《宗教信仰分析》。

伯特兰的母亲凯特性格坚强一些，即便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半隐退生活期间，依然走出家门，公开发表演讲，对妇女选举权协会表示支持。她的做法让英国最有权势的女性勃然大怒。据说，维多利亚女王曾经愤然表示：“我希望自己能够亲手抽打凯特·安伯利几鞭子。”总的说来，伯特兰·罗素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度过的第一年是宁静的，甚至还带着几分田园生活的色彩。那幢大房子坐落在40英亩的绿地上，俯瞰郁郁葱葱的瓦伊河谷，美丽的乡村景象尽收眼底。安伯利待在书房里忙着著书立说。凯特抚育襁褓之中的伯特兰（一个“又胖又臭”婴儿，她在信中充满感情地说：“我的奶水很多，但是他如果没有立刻吃上，如果被风呛了一下或者怎么的，就会号啕大哭起来，浑身颤抖，双腿猛踢，我得费很大力气，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他们的大儿子弗兰克那时8岁，桀骜不驯，喜欢吵闹，到处赤脚游荡，妹妹雷切尔（那时4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跟在他身后。在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场景中，弗兰克不守规矩的行为是麻烦的主要来源。然而，约翰勋爵开导安伯利夫妇，希望他们不必担心：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儿时也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长大以后却没有任何问题。

安伯利夫妇通过与家庭各个成员的通信联系，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在写给朋友约翰·斯图尔特和海伦·泰勒的信件中，他们常常就政治理论和政治原则进行辩论。1871年5月，安伯利在《双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能否避免战争？》。根据当时法俄战争已经结束的形势，那篇文章发出倡议说，国家之间的争端不应诉诸战争，而应求助于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权威机构。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那篇文章起到焦点的作用，在他的朋友和家人之间引起激烈讨论，预示了伯特兰·罗素本人后来将要从事的政治活动。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安伯利夫妇的日子过得并不精彩。他们避开伦敦的社交季节，与其他人接触的主要途径是探访英国各地亲戚们居住的乡间别墅——纳沃斯城堡、沃本修道院、彭布鲁克别墅。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安伯利夫妇思想激进，不落窠臼（“我记得，没有带我去过教堂，没有给我说过上帝这个名称。”弗兰克在回忆自己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日子时如是说）。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绝对没有放荡不羁的特征，对他们自己在维多利亚社会上层的地位很有信心。那样的生活享有特权带来的益处，享有站在进步一边形成的满足感，不受常规束缚，自由自在，而且还有令人自豪的悠久传统给人的信心和保障。不幸的是，罗素生于那样的环境之中，长大之后却没有机会享受那种生活。

安伯利1873年1月19日的日记显示，罗素两岁时，家庭中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后来便发生了一连串灾难。那天，安伯利和妻子前往海伍德海沃兹希思，探访一位名叫阿克沃思的“奇特巫师”，参加了一次降神会。凯特、安伯利和阿克沃思夫妇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这时，阿克沃思夫人——或者她丈夫——的一只手开始晃动起来，仿佛是在抽搐，显示一个幽灵希望和他们说话。那是珍妮特·钱伯斯的幽灵。安伯利与凯特结婚之前，珍妮特是他的恋人；假如珍妮特没有在1863年夏天突然死亡，安伯利可能已经娶她为妻。不过，珍妮特没有说任何重要的事情，只是反复要安伯利放心，说她过得很快乐。接着，缠着阿克沃思先生不放的邪恶幽灵之一现身了，他是詹姆斯二世，那个让所有真正的辉格党人嗤之以鼻的角色。他说自己真的很没用。凯特和安伯利哈哈大笑，表示同意。安伯利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阿克沃思医生神情严肃地说，他觉得我们不该这样议论那个自称没用的幽灵。那些邪恶的幽灵从中调解．，请他为他们祈祷，已经给他带来了麻烦。”安伯利在当天日记的结尾处写道：“我俩回家之后深感困惑，将信将疑。”毫无疑问，他们俩有权表示质疑。但是，假如詹姆斯二世的幽灵确实希望通过诅咒安伯利一家，对辉格党进行报复，那么，安伯利夫妇后来经历令人匪夷所思的重重灾难，忍受令人震惊的痛苦时，他却几乎没有表示出任何心软的迹象。

接下来的5月，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去世的消息传来，安伯利夫妇的生活中开始出现乌云。1865年，密尔见到了安伯利夫妇，然而在那之前已是安伯利夫妇俩在思想上的良师益友。在密尔一生的最后日子里，安伯利夫妇成了密尔和他的继女海伦·泰勒的密友。伯特兰出生之后不久，凯特曾经写信询问海伦·泰勒，她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成为伯特兰的（世俗）教母。她在信中补充说：“我们心存疑虑，不知是否可以请求密尔先生担任孩子的教父？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是，自己的儿子以谦卑的方式追随密尔先生。”泰勒小姐以她和密尔的名义，接受了凯特的请求，两人于是担任了伯特兰·罗素的可以想象的最佳教父和教母。

1873年5月12日，凯特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谈到了密尔去世给安伯利带来的影响。她告诉母亲，安伯利“对此非常伤心”。密尔对“安伯利非常亲切，充满感情，在各个方面都支持他。安伯利非常希望继续得到密尔的支持，得到密尔的热情关注和关爱”。安伯利生性十分敏感，任何失望或者烦恼都会使他心境不宁。密尔去世1个月之后，他说自己“可能癫痫病发作”，心里万分惶恐。于是，他求医问药，并且遵照医嘱，停止了写作。安伯利的母亲罗素勋爵夫人听到消息后深感担忧，几乎每天都要给安伯利夫妇写信，转告她自己从家庭医生那里获得的建议。在罗素勋爵夫人看来，癫痫症与精神失常类似，因此反复告诉安伯利夫妇，罗素家族的人没有谁罹患遗传性精神疾病。诚然，约翰勋爵的弟弟科斯莫中风之后瘫痪，另外一个弟弟亨利“举止怪异，思维反常”。但是，他们两人是约翰勋爵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乔治亚娜夫人生下的孩子。“他们两人精神怪异，身体不好；我一直认为，那是从戈登家族遗传而来的。”作为安慰之辞，这种说法并不令人信服；显而易见，罗素勋爵夫人确实对儿子的健康状况非常担心。

令她更加担心的是，安伯利夫妇7月时决定，让一个罹患肺结核病、已经奄奄一息的业余科学家住在自己的家里。那位科学家名叫道格拉斯·斯博尔丁，是两人几年之前经过密尔介绍认识的。斯博尔丁学的是法律，但是他的真正兴趣是对动物本能进行实验性研究，并且已经就此发表了一篇具有前沿性质的文章。据说密尔为了让斯博尔丁能够继续研究工作，曾经建议安伯利夫妇聘用斯博尔丁担任他们孩子的家庭教师。罗素勋爵夫人听到安伯利身体欠佳的消息之后，觉得聘用斯博尔丁非常危险，于是在信中告诫凯特，“肺病患者不是与小孩接触的正确人选”。但是，安伯利夫妇不改初衷，斯博尔丁那年夏天搬进了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弗兰克与安伯利家的许多亲友一样，首次见到斯博尔丁就很不喜欢——夫妇俩做出的雇用斯博尔丁的决定尤其显得令人费解。根据弗兰克的说法，斯博尔丁的家庭教师职位仅仅是“名义上的，他成了家庭朋友和密友，给家里的事情造成了不祥影响……他的肺病已到晚期，两个脸颊深深凹陷，面色灰黄，留着很长的黑发。他嘴里总是衔着一根用来吸气的木管，我觉得奇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他那样的人不讨小孩喜欢……他还打我。”罗素勋爵夫人对他持保留态度看来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心理学原理》中，威廉·詹姆斯在讨论本能那一章时引用了斯博尔丁的成果，斯博尔丁由于在动物本性方面的研究立刻名声大振。他的最著名的发现是：刚刚孵出的小鸡将会跟随最先看见的东西，显然把它当作自己的妈妈。斯博尔丁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继续搞他的实验，让安伯利家的一些访客大为不快，抱怨他让鸡群在会客室和书房里乱串，把整幢大楼弄得乱七八糟。斯博尔丁还使用小鸟进行实验，以便确定它们的飞翔能力是后来学会的，还是先天具备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把刚会飞翔的燕子和其他小鸟关在小盒子里，过一段时间之后让它们出来，以便观察它们的飞翔能力是否受到了损害。安伯利家里的大多数人与弗兰克类似，对斯博尔丁的这些实验的目的不甚了了，觉得它们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认为他是一个模样不祥、怪诞可笑的家伙。在小雷切尔眼里，斯博尔丁只是相当奇怪而已。“斯博尔迪的房间里养着知更鸟，还有一窝蜜蜂。”她对祖母说，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就他的教学而言，弗兰克回忆说：“就算他给我们上了课，我能够回想来的也只有他搞的科学实验。”

在一项实验中，他把刚刚杀死的一条鲑鱼的心脏取出来，然后单独放在一个盘子里。那颗心脏继续跳动，时间长得难以置信——在我的印象中超过了24个小时……在另外一项实验中，他一刀砍下黄蜂的脑袋。黄蜂身体上的腿继续做清洁动作，在原来长着脑袋的位置上晃来晃去。

在整个夏季中，安伯利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秋天来临，夫妇两人决定到欧洲大陆度几个月假，希望这样做可以帮助他康复。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孩子谁来照管，或者不如说，弗兰克谁来照管？他们可以放心地把“可爱的小雷切尔”和“亲爱的伯迪[3]”交给罗素勋爵夫妇照管，不过弗兰克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省事的孩子。关于这一点，罗素勋爵夫人特地提了一条要求：“绝对不能让弗兰克和斯博尔丁留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她主动提出照管所有三个“宝贝”，不过对弗兰克的热情显然不高。最后，安伯利夫妇决定把弗兰克带走，与斯博尔丁一起旅行。罗素勋爵夫人竭尽全力，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斯博尔丁的健康状态“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他不适合做旅伴，可怜的家伙”；把他留在罗素家族在里士满的彭布鲁克别墅，她可以照顾他，让他获得可行的医疗建议。此外，弗兰克其实也并不那么难管的；如果说斯博尔丁可以陪伴安伯利夫妇，可以作为令人愉快的聊天对象，为什么不挑选“某个性格欢快、脑袋聪明、身体健康的医生”同行呢？

安伯利夫妇没有理睬这一建议，于12月9日带着弗兰克和斯博尔丁一起出发，前往欧洲大陆，一周之后抵达罗马。在罗马期间，安伯利的病情更加严重，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让凯特和斯博尔丁一起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一起去深入了解那个城市。也许，罗素勋爵夫人在斯博尔丁与安伯利夫妇的关系中，看到了某些蛛丝马迹，知道了它的真实性质。正如斯博尔丁后来承认的，实际出现的情况是，他们一行抵达罗马之后不久，他就爱上凯特。安伯利夫妇听了他的坦白，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回应。罗素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一情况，在日记中进行如下记载：

看来，我的父母以根据纯粹理论为根据，做出了一个决定：尽管他［斯博尔丁］罹患肺结核，不应该有孩子，但是期望他一直过独身生活的想法有失公允。我母亲允许他和她在一起，不过我没有看到证据，说明她在和他交往的过程得到了任何快乐。

由此可见，基于慈善方面的考虑，凯特在安伯利知道并且同意的情况下，成了斯博尔丁的情人。

从那时开始，安伯利夫妇留下的记录变得非常简略。其原因在于，他们去世之后，罗素勋爵夫人发现了凯特与斯博尔丁之间的暧昧关系，深感震惊，下令销毁他们的日记和大量信件。留存下来是来自彭布鲁克别墅的温馨信件，其内容有的是让他们两人放心，孩子们过得不错，有的对公共事件进行评论，例如，迪斯雷利在1874年举行的大选中战胜了格莱斯顿[4]。罗素勋爵夫人生病之后，照顾伯迪的事务落在了安伯利的妹妹阿加莎的肩上。阿加莎在信中说：“他很喜欢我，离开的时候号啕大哭。”而且，她还预测了他未来的生活：

昨天，他坚持独自把一本厚厚的大书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在一个小凳子上。后来，他坐下来，把书翻开。他觉得自己的做法很聪明，咯咯笑了起来！他将来肯定喜欢读书！

雷切尔请照看她的女佣代笔，在信中谈到院子里的花儿，她自己受到的教育，还有小弟弟掌握的词汇。到4月为止，伯迪学会许多生词，其中包括“蛋糕”、“饼干”、“勺子”、“请”以及“安伯利·巴姆伯利”。4月，女王访问了彭布鲁克别墅。阿加莎在信中谈到那件事情，但是雷切尔感到大失所望：她本来期望看到女王头戴皇冠，身穿各种各样的华丽服装。“伯迪给女王鞠了一躬，模样非常可爱——但是显得拘谨，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在女皇陛下面前态度不恭。”

5月初，安伯利夫妇在罗马的假期接近尾声，家里发生了第一个重大悲剧：安伯利的弟弟威廉神经崩溃，此后一直没有康复。威廉早在那年3月就离开当时驻扎在约克的第九枪骑兵团，回到家里休假，而且还给安伯利夫妇写了一封信件，令人感到相当愉快。他谈到了逗人喜欢的雷切尔和伯迪：“我觉得伯特兰是他奶奶最喜欢的孙子，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此外，他还谈到他在约克度过的快乐时光，然而“在约克郡的政治活动中，保守党占据上风”。但是，他返回约克不久，整个生活完全变了模样。伯特兰·罗素后来听到的说法是，威廉叔叔的军官同僚戏弄他，“因为他是处男”：

官兵们养了一头熊，作为该团的宠物。一天，军官们为了找乐子，把熊放开，让它追赶他。他慌忙逃避，从此失去了记忆，在乡村中游荡。没人知道他的身份，于是他被送进了救济所中的医疗室。半夜，他从床上蹦起来，大声叫喊：“熊！熊！”，然后掐死了睡在旁边床上的一个流浪汉。

在罗素一生的许多时间里，威廉叔叔的命运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他似乎感到担心，觉得某一天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失去理性，变为疯子，言行粗暴，带有杀人倾向。要么被疯子掐死，要么自己变成疯子掐死别人，这两个形象在他的想象中时常晃动，让他感到恐惧。它们反复出现在他的噩梦中，出现在醒来之后的思考中，几乎成了摆脱不了的困扰。

不过，伯特兰·罗素21岁之前并不了解威廉叔叔的事情，只知道他是残疾人。威廉神经崩溃之后，在远离家乡的一家秘密的精神病院中度过了余生（他于1933年去世，享年84岁）。他的真实病情是一个家庭秘密，人人避而不谈。伯特兰·罗素回忆说，他小时候就注意到，只要有人提到精神病，祖母就会勃然大怒。“我猜测了其中的原因。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她有一个儿子住在精神病院。”

这里所说的那家精神病院——奇斯克精神病院——的记录留存下来，上面显示威廉·罗素于1874年5月12日入院，临床诊断为“严重痴呆”。病历记载还说，该病人几天之前突然离开约克，后来在柴郡的街道上被人发现，“衣着邋遢，看来不省人事”。警察把他送到当地的救济所，随后把没收他的一把刀子还给了他。后来，他用那把刀子割伤了一名男子的喉咙，并且刺伤了另外一名男子。他随即受到人身限制，被送往奇斯克精神病院。院方后来以某种方式，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一直没有恢复理智。入院后第二天，他试图强行冲出医院，院方给他服用了溴化物，让他安定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狂躁状态有所缓解，但是继续处于疑心重重的状态，想法令人不可思议：有人给他的食品中放了毒药；他见到的人都是骗子。例如，院方领他去见了约翰勋爵，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罗素伯爵已经死了，和他谈话的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在住院的头5年中，他依旧常常莫名其妙地出现狂躁状态，有时还常常“大喊大叫，大声唱歌，神情怪异”。后来，他终于安静下来。在生命的最后30余年中，他“非常友善，待人随和，几乎完全生活在梦幻世界之中”。院方的最后诊断：精神分裂症。

安伯利没有多少时间对弟弟的遭遇表示悲痛。从意大利回国的途中，弗兰克喉咙疼痛，病情非常厉害，无法吞下食物。到达伦敦之后，他被诊断患了白喉，进行隔离，接受加内特·安德森太太的治疗。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她是当时唯一的女医生。他先待在伦敦治病，后来在凯特和莫德姨妈的照料下恢复了健康。弗兰克几周之后回忆，在那“幸运的一天”，他发现自己可以吞下醋栗奶油果蓉，院方很快宣布他已经痊愈。康复之际，他曾经用过的东西要么被毁，要么经过消毒。他和凯特一起，回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安伯利、雷切尔和伯迪迎接两人归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白喉感染的存活时间超过他们的预期。弗兰克不再是病人，然而仍旧携带着那种疾病的病毒。6月21日，凯特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我们刚刚重新安顿下来，刚刚开始享受我们的乡间别墅，享受与孩子们重聚的时光。今天，我们再次深感痛苦——我们的可爱的雷切尔染上了白喉。”雷切尔刚刚出现症状，伯迪和照料他的女佣一起，立刻被送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边缘，住进她母亲的农庄。

根据凯特的记录，雷切尔是一名耐心的病人，规规矩矩地服药，但是睡眠不好，病情看来比当初的弗兰克更严重。6月24日，雷切尔亲自给罗素勋爵夫人写信，感谢她寄来的玩偶和摇篮：“我得了白喉，躺在床上，喉咙非常疼痛。斯博尔丁养了两只兔子。”次日，凯特写信说，她自己也染上白喉，卧床不起。6月28日，仅仅3天以后，凯特去世了。安伯利非常痛苦，挣扎着给凯特的母亲写了一张便条：“你将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全都完了。我无法说得更多。今天早上突然就完了。我很悲伤，写不下去了。”7月3日，雷切尔也去世了。安伯利悲痛欲绝，在绝望中写信告诉他母亲：

我亲爱的妈妈：

……孩子也走了，我永远失去了甜蜜的爱抚和充满感情的爱心，我完全不可能得到任何安慰了。现在，家里确实是一片孤寂……我知道今后想她时会是什么感受。在所有的孩子中，她和我最亲近。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宝贝几乎一下全失去了。太残酷了，无法言表的残酷！

后来，安伯利陷入深深的抑郁情绪之中——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安伯利“生活和努力的所有动机全被夺走”。他致力于《宗教信仰分析》的撰写工作，决心完成那项任务，以便将它作为向凯特致敬的一种方式。安伯利把弗兰克和伯迪交给仆人和道格拉斯·斯博尔丁照料。根据弗兰克的说法，斯博尔丁“邪恶的影响超过了从前”。1875年11月，安伯利终于完成了那本著作，并且确实用它来纪念凯特。该书显示了作者备受抑郁折磨的每一迹象：语言平铺直叙，毫无生气，几乎难以卒读。它的主要观点是，尽管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中，没有哪一种真的是真理，尽管没有理由相信人格化的神，然而，在所有宗教中都有某种正确的东西，一种“普遍存在的宗教”。在它的核心位置上，存在一种无法认知的“某物”——应被尊重和崇拜的某物。安伯利在该书的最后一页上写道，“当生活的欢乐全都失去之后，当最纯粹的快乐变为最难忍的痛苦之后，继续活下去”是人面对的可怕命运。1876年9月1日，就在完成书稿1个月之后，他停止痛苦挣扎，撒手离开人世。根据官方文件的说法，他的死因是支气管炎，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失去了意志，失去了继续痛苦地活下去的愿望。

按照安伯利的遗嘱——他大概在凯特去世之前和她讨论过那份文件——规定，弗兰克和伯迪的法定监护人，尤其是监督他们学业的人，是道格拉斯·斯博尔丁和T．J．科布登-桑德森。后者来自剑桥，是安伯利的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他赞同安伯利的激进观点，特别是那些排斥传统基督教的观点。罗素勋爵夫妇也许可能接受桑德森作为孙子的监护人，但是觉得斯博尔丁绝对不适合担当这一重任。斯博尔丁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弗兰克憎恨他；而且他不管怎么说将很快死去。夫妇两人决定反对那份遗嘱，于是动手寻找安伯利夫妇留下的文件，包括信件、笔记和日记——后来，伯特兰·罗素将它们一一整理编辑，收入《安伯利家族文献》一书出版。有人肯定会设想，安伯利夫妇本来并不打算让罗素勋爵夫妇看到那些文件；要不然，安伯利夫妇肯定会自己动手编辑它们，以免罗素家的人发现，凯特和斯博尔丁曾是情人。实际上，罗素家的人确实发现了这一点，正如伯特兰·罗素后来所说的，发现这一实情让两人感受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最厉害的恐惧”。当时，罗素勋爵夫妇的态度毫不宽容：不能让斯博尔丁担任孩子们的监护人。桑德森开始时倾向于对簿公堂，后来接受了律师提出的建议，决定做出让步。孩子们交给法庭管理；修正了安伯利夫妇的遗嘱，弗兰克和伯迪由罗素勋爵夫人和安伯利的弟弟罗洛监护。于是，桑德森于1876年2月将弗兰克和伯迪送到了彭布鲁克别墅，那个地方成了伯迪在以后14年的家园。

那时，伯迪不到4岁，发生的一切无疑让他觉得困惑不解。但是，弗兰克已经10岁，理解并且赞同当时的安排。从一开始，弗兰克就讨厌彭布鲁克别墅（他们家的人无一例外地把它称为“P．L.”）。这并不是因为那一幢别墅本身比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差了多少。它相当宽敞，是一幢18世纪修建的两层楼房，坐落在里士满公园边缘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周围的花园有14英亩，俯瞰爱普森丘陵的旖旎风光。它本来是女王的财产，19世纪40年代约翰勋爵担任首相期间，女王把它赐给了勋爵，最初只供他在世时使用，他去世后也让他的妻子使用。伯迪和弗兰克非常喜欢那幢房子，尤其喜欢那座花园。让弗兰克深表厌恶的是那座房子之中的氛围。他这样写道，“我可以概括地说，它并不大气，畏畏缩缩的，就像躲起来的蜗牛”：

……到处可见高高在上的原则和宗教气氛，与维多利亚女王周围的一模一样……它的每个局部缺乏真实生活的感觉，每件物品乏善可陈，毫无艺术性可言。偶尔可以谈到宗教，但是必须屏住呼吸，像助理牧师那样细声细气地说话。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关于两性、生育、诅咒、贸易、金钱、激情这样的话题……尽管我当时岁数不大，但是离开充满自由空气的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进入这个弥漫着不真诚言辞、让人规规矩矩、令人感到恐惧的地方，说话还得屏住呼吸，就像一场噩梦。在那些日子里，我不得不忍受这一点，P.L．的气氛让人产生身处噩梦的感觉。

弗兰克后来回忆说：“给我的第一直接印象是对我的生活带来了限制。”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赤脚漫游，或者骑在小马背上，在蒙默思郡的乡间慢跑，没人监督，无拘无束；现在，不让他走出别墅，甚至不能进入公园。他根本不可能独自到皮特夏姆村或者到里士满镇去。“总是存在染上猩红热的可能性，总是存在遇到不良家伙的可能性。”在弗兰克的记忆中，“我没有哪一天不受监视”。当初在父母的照料下，他从来没有听到上帝这个字眼，更不用说要求他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在彭布鲁克别墅，强行要求他接受训练，接受严格、虔诚的宗教信仰教育：

我不得不参加早上祈祷：一生中第一次被带进教堂。在那里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不得不去听我并不赞同的关于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的讲演。我平生第一次在提出问题时遭到拒绝。

弗兰克和伯迪来到彭布鲁克别墅时，约翰勋爵已经83岁了。两个孩子记得，他是一位和善的老人，总是面带笑容，被人用轮椅推着，大多数时间在看书。罗素勋爵夫人比他年轻二十多岁，无疑在整个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颇为奇怪的是，弗兰克对安伯利的弟弟罗洛表现出尖刻的鄙视态度。罗洛视力欠佳，放弃了在外交部的职业生涯，一直待在彭布鲁克别墅。罗洛不爱交际，沉默寡言，几乎到了极端地步。大多数认识他的人认为他完全无害，甚至可有可无。他对科学进步——尤其对水文气象——很感兴趣，这一点后来对伯迪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弗兰克认为，罗洛代表了彭布鲁克别墅之中的全部令人讨厌的因素。

……我的叔叔罗洛看上去仪表堂堂，骨子里其实十分内向，是一辈子被爱慕女子包围的男子的极端例子。她们以简·奥斯丁小说中描写的最佳方式捧着他，将他视为堪称自己的自然保护者的男子，视为可以依赖的顾问。我觉得，他很可能认为自己是擎天神灵，担负着做出艰难决定的重任。实际上，他一辈子是在他人或者幻象的支配之下度过的，从来不知道自由的意义……他说话时吞吞吐吐，精神紧张，犹豫不决，神情青涩，满脸幼稚。你会觉得，我并不佩服他。当家里的其他人对他表示尊敬，引用他的话语并且遵命行事时，我的这种态度变得更加明显。

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弗兰克试图说明彭布鲁克别墅令人作呕的主要原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弗兰克对罗洛的鄙视显然到了无法言说的程度：

在P.L．生活中，有许多我觉得烦人的东西，不过最讨厌的是没完没了的问题：“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千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更令人厌烦的是通常聊天所用的口气，它带着一种压低的痛苦声调，仿佛在教堂里面对一具尸体——在那样的场合里，使用自然嗓音说话的人会被视为言语庸俗，举止轻率。我认为，罗洛叔叔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假如他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无法理解——我的想法：当他用那种口气说话时，我真想照着他的胫骨猛踢一脚。

伯迪和弗兰克两人都感受到了“压低的痛苦声调”，都觉得这在某种方面与他们的父母有关——对他们父母的情况，彭布鲁克别墅的新监护人保持不自然的沉默态度。伯特兰·罗素后来写道：“关于我的父母，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情况——那种沉默寡言让我隐约感觉，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种沉默是残酷的，然而不能阻止伯迪对父母的思念。当他在花园里玩耍时，他“脑袋里满是关于我父母和姐姐的幻想……我常常感到疑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最残酷的是，他有一次告诉祖母，他希望自己的父母还活着，“她抢过话头说，他们死了，你应该感到幸运。”罗素说，他当时觉得奶奶的这种态度是忌妒所致：“当然，我并不知道，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角度看，她那样说是有充足道理的。”

祖父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让两个男孩理解，他们的父母非常邪恶。不过，关于这一点，祖父母既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也没有进行解释。然而，祖父母谈到孩子的父母时常常脸色阴沉，唉声叹气，说话压低声音。这样做传递的寓意是，祖父母具有许多美德，把两个孩子从罪孽深重的父母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弗兰克回忆说，“在P．L．，最令人气恼的常用说法是，这‘非常不幸’”：

我父亲后来的生活“非常不幸”；试图要不成熟的伯迪搞最天真的恶作剧的尝试“非常不幸”；我缺乏情感，不厚道，很邪恶，“非常不幸”；我没能对周围的人的友爱表示谢意，那“非常不幸”……我的想法或者目的不明智，不合理，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来说甚至没有价值，很不自然。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酷进入了我的灵魂，让我无法完全恢复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坦诚。

在弗兰克的脑海里，往日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快乐生活、父母和妹妹的音容笑貌。所以，对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对他父母和生活的看法，他总体上持坚决抵抗的态度。结果，他被视为非常邪恶的人。“罗素夫妇完全不理解他，”伯特兰·罗素谈到哥哥时这样说，“从一开始便把他视为撒旦的爪牙。”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弗兰克影响单纯的伯迪，所以尽量不让两兄弟接触。罗素夫妇原本打算让两兄弟在家里念书，后来发现弗兰克难以对付，于是把他送进了学校：

他们的意图是让我不受公立学校不良风气的影响，设法把我变为罗洛叔叔的完美复制品。伯迪年纪小一些，容易进行调教，在充满爱意的环境中实施的家庭教育确实让他大受裨益。在上剑桥大学之前，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家伙，那样子让我觉得不能容忍。

1877年，弗兰克的生活出现了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为约翰勋爵的身体健康着想，罗素夫妇前往肯特郡海岸，租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海边的一幢房子。在那里，弗兰克认为自己已经无法与罗素夫妇继续生活下去，必须离开他们。于是，他从祖母的钱包里偷了3个英镑，半夜悄悄逃了出去。他在一个牧草堆里睡了一夜，然后步行到了玛格特，希望在那里搭乘火车去伦敦。在玛格特，第一个看见他的警察立刻抓住了他，把他送回罗素夫妇的住处。他拒绝答应不再逃跑，罗素夫妇无计可施，最后完全死心，把他送进了齐姆的一家私立学校。在伯迪的记忆中，在布罗德斯泰斯度过的那个夏天比较愉快。那是他第一次体验身在海边的快乐：拾帽贝，抓海葵，在岩石和沙滩上玩耍，观看渔船和灯塔。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哲学问题。“姑姑，帽贝会思考吗？”他问阿加莎姑姑。“我不知道。”她回答说。他说：“那么，你必须学习。”

弗兰克到了学校之后，变得快乐许多。唯一让他觉得扫兴的是，根据规定，他每个星期日应该给祖母写一封信件。他很少这样做，觉得“我无法报告她希望我说的那些事情。”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前，他们要求年仅12岁的弗兰克继承罗素伯爵二世的封号。1878年5月28日，约翰勋爵去世，享年86岁。“惊闻老罗素勋爵去世的消息”，女王次日在报上看见了讣告，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将会名垂青史。他待人友善，拥有渊博的宪法知识，妥善处理了许多难题。但是，他性情冲动，非常自私……好大喜功，常常显得鲁莽，欠缺谨慎。

女王次日致函罗素勋爵夫人，几乎不吝赞美之辞，将约翰勋爵说成“我最著名、最著名的大臣之一，希望阿加莎（“你亲爱的忠诚女儿”）安慰罗素勋爵夫人，减轻她丧失亲人的痛苦，希望你从这一想法中得到慰藉：“你的孙子们将不辜负你的希望，成为杰出人才。”

就弗兰克的情况而言，她一直没有从他那里看到任何希望，但是罗素勋爵夫人依然对伯迪寄予很大希望，觉得他长大后会成为不负罗素家族盛名的人才。伯迪年仅6岁，没有显示哥哥那种叛逆性格的迹象，非常聪明，而且至少具有潜在的美德。约翰勋爵去世之后，罗素勋爵夫人和阿加莎对伯迪的照顾更加直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财务方面的考量：荷兰夫人鉴于约翰勋爵对福克斯的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曾经决定每年给约翰勋爵提供2000英镑，这一待遇终生不变。现在，已经没有这笔年金，必须采取紧缩措施，必须减少仆人数量。在他祖父去世之前，伯迪与仆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很长，超过了与监护人共处的时间；现在，他与三位监护人——罗素勋爵夫人、阿加莎和罗洛——的关系比以前更为密切。一位名叫阿玛贝尔·胡思·杰克逊的姑娘小时候常常到彭布鲁克别墅去玩，他们三人创造的那种环境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回忆说，“即便我还是一个孩子，我那时也意识到，那地方很不适合孩子成长”：

罗素勋爵夫人说话时总是压低声音，阿加莎夫人总是披着一条白色围巾，一副备受蹂躏的样子。罗洛根本不开口说话……他们全都像幽灵，在各个房间里飘来飘去。

在伯迪和弗兰克眼里，阿加莎和罗洛——就此而言，还有威廉叔叔和安伯利自己——起着不祥的告诫作用，督促自己规规矩矩，按照罗素勋爵夫人的道德期望行事。他们要么精神失常，要么变得孱弱无力，要么远离世人，最终变成幽灵。伯特兰·罗素逐渐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祖母厌恶自然本性的心态，对性本能的厌恶首当其冲。“我认为，她根本不理解动物本能的厌恶和旺盛生命力的要求。”他在《自传》中写道：“她要求从维多利亚时代情趣的角度，判定一切言行。”他在《安伯利家族文献》中写道，尽管她热爱并且尊重她的丈夫，她却“从来没有在生理上爱过他。实际上，清教主义的禁忌可能使她无法在肌肤之亲的过程中充满激情……在她无意识的人格中，她饱受某些压力和扭曲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使她日益敌视充满活力的生活。那种状态给深受她影响的人带来不幸的结果”。

显而易见，尽管弗兰克说，伯迪受到了罗素夫妇的影响，变成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家伙，那样子让我觉得不能容忍”，但伯迪对自己的看法与他的并不一样。如果说弗兰克公开抵制彭布鲁克别墅的统治，并且将自己的感受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那么，伯迪则完全沉默，采取了隐蔽的态度。弗兰克并不知道，彭布鲁克别墅的其他人也并不知道，伯迪所过的生活没有受到祖母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但是，那种生活仅仅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从外表上看，他是“天使孩子”（弗兰克如是说）；在内心里，他的独立意识与弗兰克的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后来回忆说：“在我童年时代的大多数时光里，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间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我最有活力的存在是孤独。我很少向他人谈及自己的严肃想法；即便有所谈论，也会感到后悔……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我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绝望感越来越强，非常害怕见到自己可能搭话的人。”

弗兰克实现的是身体逃亡，伯迪实现的是心理逃亡。他的真实生活，他最“有活力的”存在，是远离罗素一家人，与家里的其他人一起生活是一种伪装，一种幽灵式的生活：

禁止我做的事情数不胜数，我后来养成了欺骗的习惯，一直装成一副已满21岁的模样。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样的反应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从来没能完全克服由此形成的掩饰实情的冲动。直到现在，如果有人走进我的房间，我依然有隐藏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的冲动。我对自己的行踪，对自己已做的事情，喜欢保持沉默。这种习惯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形成的——面对一整套愚蠢的清规戒律，我当时不得不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与弗兰克的做法完全类似，伯迪也认为迫使他们遵守的那些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非常愚蠢，也对没完没了地盘问自己行踪和活动的做法深恶痛绝。但是，与弗兰克公开表示愤怒的做法不同，伯迪采取的策略是说谎，是将真实情况隐藏于心。这样做带来的好处多多：他可以拥有自由的、充满活力的内心生活，完全不受祖母的严厉管束。不过，这样做的害处可能更多一些：恰如弗兰克使用的蜗牛这个比喻暗示，在彭布鲁克别墅里，伯迪是在一个厚厚的硬壳中生活的。或者说，正如他有时所梦想的，他生活在一块玻璃背后，其他人无法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他也无法与其他人接触。

此外，虽然思想可被隐藏起来，不向他人表露，可是被压抑的情感常常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需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哪怕是美梦或者噩梦也行。老年时，罗素开始创作小说。当时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写小说“是一种很好的释放方式，我原来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全都涌了出来”。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真实性，可以在他写的短篇小说《郊区的撒旦》中看到。这篇作品作为小说带有讽刺意味，作为自传可能是他的著述中最具启迪意义的文字。我们可以从中一瞥他不让祖母看到的情感生活，几乎让人不寒而栗。它展现了他隐藏了大半辈子的“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展现了年仅6岁的他在接连丧失亲人的过程中经历的极大痛苦。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马拉科医生，是一个恶魔似的角色，住在莫特雷克。他怂恿正派的郊区居民们表现本性中不那么体面的东西，比如，具有破坏性的嫉妒心理、仇恨和野心。那些本性以前被他们隐藏起来，从来不向他人表达，甚至自己也不承认。故事的叙事者无名无姓，是一名科学家。他发现了邻居们在马拉科医生的影响下的所作所为，试图抵抗他自己内心之中希望成为那位医生的病人的怪异冲动。他努力挣脱自己感觉到的疯狂、危险的心理困扰，试图不去迷恋马拉科医生，最后干脆狂热地投入“一项非常深奥难解的科学研究活动”。但是，这样做无济于事。那种怪异的冲动虽被打入冷宫，但是依然存在，那位医生常常出现在他的噩梦中：“每天晚上，我听见那个幽灵般声音发出的呼唤，‘来吧，来吧’，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一身冷汗。”

叙事者和邻居们交谈，发现医生的魔法存在于这种能力之中：他可以解读“秘密念头”，把它们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像一个个巨大的海怪，从黑暗的洞穴中冒出来，让捕鲸船的船员们陷入恐怖之中”。叙事者对人性一直持乐观看法，这一发现向人性提出了挑战。他感到绝望，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所有人心里都有阴暗的一面，甚至最传统、最体面的人也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的某种令人作呕的秘密。反思之余，他觉得“人类具有的令人厌恶的普遍本性”在自己身上不断增加。他发现，马拉科医生并不是什么独特的邪恶之人，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邪恶本性的催化剂而已：

……在他恶毒的内心中，在他冷漠的具有破坏性的智性中，以非常典型的方式集中了希望成为巨人的软弱之辈的所有卑劣行径，所有残酷做法，所有全然无助的狂暴感觉……在许多唯唯诺诺的体面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实现罪孽行径的愿望，潜藏着支配的希望，潜藏着破坏的冲动。

最后，叙事者走火入魔，完全被惩罚罪恶之徒——这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念头控制。他发明并且建造了一种装置，可以烧开足够多的热水，浇在地球上面。在这个过程中，他心满意足地想象，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干，人类口渴难耐，最后“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尖叫，一个个全都灭亡”。他接着推断说，“再也不存在什么罪孽了”，整个地球将变得死气沉沉，就像月球一样，“当然，它也像月球那样美丽，那样纯洁”。

机器造好之后，他在中午把它开动起来，然后去拜访马拉科医生，希望在地球上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洋洋得意地观看自己战胜马拉科代表的罪孽。他承认，“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使用了比医生的行为更为邪恶的方式，所以才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但是他坚持认为，“高尚激情具有的纯洁性实现了这样的胜利”。然而，叙事者取得的胜利结果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就在他向马拉科医生解释机器的工作原理时，马拉科发现了一个设计缺陷，并且告诉他，机器不会正常运行。叙事者深感羞辱，沮丧万分，转身就走。马拉科伸手拦住叙事者，建议他们联手制造一台将会正常运转的机器。他解释说，他自己也憎恨人类——不是从自以为是的心态出发，而是本着有仇报仇的精神。这将给人带来更大的恐惧感。马拉科告诉叙事者：“你可以在痛苦的方式中想象，你憎恨人类；在我一根小指头上存在的仇恨比你整个身体上的还多一千倍。我的内心深处燃烧着仇恨之火，可以让你转瞬之间化为灰烬。”

马拉科解释为什么自己充满仇恨，他的童年经历与罗素的小时候非常相似。他告诉叙事者，他6岁时失去了父母双亲，[5]由一位自称慈善的老太太抚养，他对此抱有深刻的愤恨和鄙视。但是，他压制了自己的怒火，以便赢得她的赞许，从而继续得到她的关照：

她深信不疑，我是一个乖小孩。她收养了我，让我接受教育。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我忍受她强加于我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种种无聊事情：祈祷，去教堂，以及道德说教。她还没完没了地低声唠叨，装模作样地多愁善感。我真想毫不客气地反驳，消除她那种愚蠢的乐观心态。我克制了所有这些冲动。为了讨好她，我常常跪在地上，恭维上帝，但是我内心迷惘，不知道上帝在造我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为了讨好她，我常常口里念着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感激之辞。为了讨好她，我总是假装她希望的那种“规矩”模样。后来，我终于满了21岁，她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留给了我。正如你可以想象的，在那之后，她并未活多长时间。[6]

马拉科接着说：“她死了之后，我的经济状态一直非常宽裕。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早年所过的那些日子……没有朋友，非常沮丧，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后来，尽管我得到一大笔财富，童年的所有那些经历留在心底，构成了我生命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憎恨所有的人，希望看到所有的人遭受极端的折磨”：

你让我看到，地球上人统统备受干渴之苦，几乎疯狂，在极度痛苦中无望挣扎，奄奄一息。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假如我还能表达感激，我现在应该对你有所表示，应该受到诱惑，把你当作朋友。但是，在我6岁之前，这样的能力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叙事者听到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仇恨（甚至没有被“高尚的”激情所掩饰）表述，大为震惊，一枪击毙马拉科，然后伪造了自杀现场。后来，他结了婚，努力忘记与马拉科相关的事情。但是，他做不到。马拉科死后，其幽灵时隐时现，胜过以前。叙事者备受精神困扰，马拉科低声说出的这些嘲笑之语常常在他耳边萦绕：“你以为我失败了，对吧？……你以为自己已经恢复了理智，对吧？……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力量是精神方面的，存在于你的内心弱点之上？倘若你有半点自己假装的那种人性……你就会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坦白？不，是吹嘘吧。”开始时，叙事者觉得马拉科的声音是自己想象出来，但是后来发现，“我越来越觉得，他的可怕幽灵真的存在”。最后，他心烦意乱，不能自已，愤而回应幽灵对自己的嘲笑，向世人大声承认是他杀死了马拉科，并且对此感到自豪。他妻子关注他的精神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听到他的叫喊之后十分担心。在故事结尾，他看到窗外，两名警察和一名精神病医师已经赶到家门口，准备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如果将这些素材交给一名真正具有小说写作才能的作家手里，《郊区的撒旦》讲述的故事可能变得非常具有感染力，非常震撼人心。但是，实际情况是，作品中的许多形式相当轻松，掩盖了它所表达的深刻感受，读者难以轻易体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作者个人特征最强的感受，是自我分析之作。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类似于略显生硬的讽刺作品——绝大多数读者阅读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罗素好不容易克服了长达80年之久的情感压抑，试图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以前从未承认的对祖母的感觉，正视他自己一直隐藏于心的恐惧，但没有谁意识到他做出的艰难尝试，这让罗素大失所望。有人拟定了许多计划，打算将它拍成电影，但是最后都无果而终。其原因在于，罗素总是觉得，电影编剧对他的故事的处理过于轻率，显得无足轻重。后来，他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并且在增加的序言中强调说，“这本书中的故事并非全都为了提供娱乐”。他希望强调作品的自传特征，但是为时已晚。

使用虚构的方式，将其作为“释放迄今为止没有表达出来的感觉的渠道”，这样做有一个优势，让作者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相比之下，其不利之处在于，人们将会把它当作虚构作品来解读，而不是当作自我揭示的文字。或者说，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虚构的东西欠缺精彩，作品可能根本无人问津。多年之前，罗素20来岁时曾经采用过另外一种策略，试图表达自己的某些并不那么引以为豪的感受，用“奥兰多”这个假名发表了《自赏》。与《郊区的撒旦》类似，那篇作品的笔调起到了掩饰作用，降低了所表达的感情的强度，与这篇小说中叙事者和马拉科医生表达的意思惊人相似。奥兰多宣称：“我对人类大众的态度相当冷淡。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接连遭遇不幸，三月就出现一次，让我产生很不舒服的感觉，产生去为他们找出路的欲望，但是，我不会为了他们牺牲自己。”后来，这种愤世嫉俗的成分变得更加露骨了，“我相信，社会通过若干途径（比如，杀婴）可以获得改善”：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为自己活着……我关心的人很少，也有几个敌人——对我来说，至少其中两人遭受痛苦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常常希望给予人们痛苦；那种情形出现时，我获得了短暂的快乐……

关于罪孽这个问题，他重复了《郊区的撒旦》中叙事者的观点。他曾经写道，尽管从逻辑上说，他无法找到“罪孽”的意义，然而“从心理方面看，罪孽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我希望看到有罪孽的人受到惩罚”。他不信来世，也不希望相信，“因为它不会证明这个世界是充满正义的”。

罗素在《自传》中写道，他儿时“很容易产生罪孽感”。有人问他最喜欢的颂歌是哪一首，他选择了《厌倦尘世，背负我的罪孽》。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秘密，这形成的一个自然结果是良心上的顾忌，总是觉得自己的秘密将会永远处于容易被人发现的状态。在一天早上举行的祈祷会上，罗素勋爵夫人朗读了圣经上关于浪子的寓言，伯迪对她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读这个——因为我打碎了水壶”。后来，罗素勋爵夫人以调侃的语气重复了那个故事，他觉得更加无地自容（“在我对早年的回忆中，大多数是丢脸的事情”）。他写道，她当时没有意识到，“正是她应该对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悲剧性结果的病态负责”。

伯迪7岁那年，彭布鲁克别墅的那种令人压抑的氛围有所缓解。当时，罗素夫妇在伦敦租了一幢房子，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时间。伯迪和弗兰克第一次见到了外祖母斯坦利夫人，见到她名声显赫的家人。斯坦利夫人虽然身为贵族，但是与罗素勋爵夫人大不一样。她比罗素勋爵夫人年长几岁，是在强烈的理性主义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前，理性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根据罗素的回忆，理性主义“瞧不起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伪善的自命不凡的做法”。

结果不出所料，斯坦利夫人十分喜欢弗兰克，很不喜欢伯迪，对他持拒绝态度，认为他“很像他的父亲”。她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家庭，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多数才华横溢，一个个能言善辩，没有谁性格腼腆。他们让伯迪深感恐惧，让弗兰克深受鼓舞。在几个儿子中，亨利是穆斯林，莱尔夫是无神论者，阿尔杰农信仰罗马天主教。星期日，他们会一起享用午餐，进行辩论，互相质问，大声叫喊，充满活力，无拘无束。伯迪回忆说：“我那时常常出席他们的午餐聚会。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几个会向我提出什么问题，常常胆战心惊，浑身颤抖。”相比之下，弗兰克觉得非常自在：“那样的聚会充满启迪，提供娱乐，令人愉快……我听见他们自由地讨论问题；我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喜欢那样的场合。”

弗兰克逐渐爱上了斯坦利一家人，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与他憎恨罗素一家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对他来说，斯坦利夫人位于多弗尔大街40号的寓所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一个令人愉快的去处，在那里可以逃避彭布鲁克别墅的人。伯迪——至少在所有外表上看——依然是罗素家庭忠实而虔诚的成员。然而，当他老年回顾两个家庭的情况时，他发现自己的同情对象已经发现了改变：“我性格腼腆，敏感，关注形而上学，这些应该归功于罗素家族；我充满活力，身体健康，精神良好，这应该归功于斯坦利家族。总的来说，与前者相比，后者似乎是更好的遗传因素。”

罗素家族确实给伯迪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教育。1879年，弗兰克被送到温彻斯特；在那里，他度过4年快乐时光，交上了他一生之中关系最密切的大多数朋友。但是，伯迪在家里接受了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最完美的王子教育”。按照桑塔亚那的说法，那种做法“颇像在点着电灯的温室里培养热带植物……过于良好的环境让他不适应室外气候”。但是，温室方式有它自身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是给未来首相提供的教育。到了7岁时，伯迪已经掌握了辉格党版本的英格兰宪治历史，时间从诺曼征服一直到1815年。伯特兰·罗素确定，1815年之后没有历史，只有谣传。不过，他也从祖母那里欣然接受了谣传带来的好处——她1841年结婚，之后一直身处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心。在彭布鲁克别墅，大人们的谈话往往涉及很久之前发生的各种事件，例如，伯迪的祖父如何会见拿破仑，祖母的叔祖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如何保卫直布罗陀，如此等等。此外，约翰勋爵的书房藏有大量历史和政治书籍，伯迪可以自由阅读，从中获益匪浅。

罗素勋爵夫人——无论她有多大过错——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精通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熟读伟大的英国作家的作品，对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拜伦的著作尤其精通。她自己还是一位很有天赋的诗人，不过稍欠灵感，原创不足。遇到生日或者其他场合，她常常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朗诵专门创作的诗歌。此外，对不加思考的从众做法，她持根深蒂固的反感态度。有一年圣诞节，她送给伯迪一本圣经，在扉页上写下了她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不能从众作恶”（《出埃及记》，23：2）。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中，这一段经文被证明是一个源泉，让他不断获得灵感。

伯迪11岁时，出现了他早期教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他一生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那一年，弗兰克完成了在温彻斯特的中学学业，即将到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继续深造。弗兰克决定教弟弟学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伯特兰·罗素后来写道：“我没有想到，在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美妙的学问……［它像］初恋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在弗兰克的日记中，保留着那一件事情的某些细节。根据记录，他使用的教材选自S．霍特里编写的《欧氏几何入门》，授课于1883年8月9日开始。弗兰克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报告说，伯迪“确实学得很好……我们完成了定义那一章的一半——他肯定不会辜负他的老师”。他在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伯迪顺利地掌握了等边三角形两底角相等的命题［欧几里得的第五命题］，真的学得很不错。”一个星期之后的日记上说：“今天晚上，我给伯迪讲了第12命题，完成了霍特里的教材。他掌握了全书的内容，效果很好。我觉得他已完全理解了那些内容。我对自己的学生感到非常骄傲。”

一般人学习几何时，通常不会使用“眼花缭乱”和“美妙”这样的词汇形容这门学科。然而，伯特兰·罗素对它着迷，他的反应在历史上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先例。根据约翰·奥布里的《人物简史》，托马斯·霍布斯40岁时，在一家图书馆的桌子上，偶然看到一本翻开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一页上是对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上帝作证，这不可能！”霍布斯感叹说。

于是，他阅读了那个定理的证明，这让他回到另外一个定理。他读了新的定理。该定理让他回到第三个定理，他接着阅读了它。该定理让他回到第四个定理，他又阅读了那个定理，如此等等。最后，他通过证明，确信它真实存在。这让他爱上了几何学。

对伯特兰·罗素和霍布斯而言，几何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证明一个命题的真实性。以前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待在彭布鲁克别墅的花园里，对他不知道的事物，对他理解的事物进行过大量的推测：他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母亲是否真的邪恶？为什么提到精神失常，祖母就会浑身战栗？祖母的宗教信仰是否正确？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他可以找到答案，对另外一些问题，他只能编织幻想，但是没有哪一个是他能够肯定的正确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别人告诉的答案。如果不同的人提供的答案各不相同，他只能根据这两点来判定真伪：自己支持谁？自己忠于谁？几何的美妙之处在于，命题的真实性不是可以随便断言的，而是证明出来的，不需要任何种类的否定或者反断言，既不考虑谁提供的答案，也不考虑人们对答案的感受。某个事物——或者说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得以确知，这个理念给人愉悦，让人心旷神怡。尤其重要的是，伯特兰·罗素很快意识到，它开启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事物也可能经得起严格数学证明的检验。也许，就连人们之间的争端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加以解决。伯特兰·罗素在《回忆中的画像》中写道：“我希望，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将会出现与机器数学一样精确的人类行为数学。我喜欢证明，所以希望出现这样的东西。在大多数的时间，这一动机更为重要，超过——我也感觉到的——相信自由意志的愿望。”

他在发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愉悦，不过，这门学科还有一个瑕疵：命题的真实性可以从公理得到证明，这一点既给人愉悦，又非常美妙，但是这个问题随即出现——有什么理由相信公理本身呢？弗兰克提供的唯一理由纯粹属于实用性质：如果罗素不认为公理是正确的，他们兄弟俩就无法继续学习其他课程。经过一定时间以后，罗素希望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愿望引导他在哲学领域之中的研究，直至他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于1910年完成了《数学原理》。该过程促使他反思获得某些知识的可能性，让他形成了一个理念：真理与人的希望和兴趣分离开来，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他获得的初步几何学知识是“引导我探索哲学的第一步”。

在11岁至16岁之间，罗素受到的教育主要是罗素夫妇聘请的一大批私人教师提供的。有的教师起到了重要作用，鼓励他的思维朝着哲学研究的方向发展。教师替换很快，但是总体上看来都是颇有能力的人，都愿意督促罗素好好学习，使他大大超过少年时期通常的发展水平，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语言、历史和数学三个方面。例如，其中一位给罗素讲了非欧氏几何学——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深奥难懂的科目，甚至许多著名的数学家也了解甚微。另外一位家庭教师让罗素看了一本WK．克里福德编著的《精确科学的常识》。该书对罗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说，那本书他“立刻……阅读了，它提供了思想方面的明晰性，让人深感兴趣，如痴如醉，心旷神怡”。

就罗素而言，克里福德的著作具有的重要性在于，罗素多年来一直思考，为什么理性作为获得真理的方式，优于直觉、传统、权威和情感？该书帮助他将这些思考具体表达出来。由此形成的观点认为，相信任何事物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信它的某种理由。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数学或者科学领域中，而且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20世纪40年代，克里福德的那本著作再版，罗素为新版撰写了序言，解释它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如此重要的原因。他写道，克里福德“不仅是数学家，而且也是哲学家……他认为所有知识，其中包括最抽象的知识，都是人类总体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努力让人类的存在变得不那么琐碎，不那么迷信，不那么痛苦”。克里福德的这本著作在罗素头脑中促成了一个信念：它将理性作为所有合理观念的基础，将数学作为所有其他知识追求的理想模式。根据这一信念：

我们有可能……相信，人类将会变得更加仁慈，更加宽容，更加文明……在这一良好的过程中，理性知识起到主要动因的作用，数学作为最完美的理性知识，应该位于前列。这就是克里福德的信念，当我首次阅读这本著作时，它成了我的信念；今天重新翻阅这本著作，古老希望的幽灵出来嘲笑我。

“根据不充分的证据相信任何事情，”克里福德写道，“这一做法总是错误的，在任何问题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这是罗素很快采纳的观点，它给予罗素一种道德规则的力量，让他获得情感方面的愉悦，看到了发现论证性真理的可能性。有能力证实事物，这不仅是“美妙的”，而其在道德上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然，这样的观点必然与伯迪原来所受的宗教信念——即罗素3岁以来接触的罗素勋爵夫人的虔诚的非理性信念——发生正面冲突。她的信念不是基于宗教信条，不是基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主要基于神示，基于个人良知，尤其是基于爱（这个词语她频频使用，甚至超过了“非常不幸”）。在她写给伯迪的女教师朵拉·比勒的一封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可以了解她的宗教思维方式。朵拉·比勒曾经致信罗素勋爵夫人，谈到她自己的在宗教方面的疑问。罗素勋爵夫人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有时看来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注定无法通过思考得到答案——应该去寻找，而不是发现……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不禁感叹‘这难道不是美丽的梦想，仅仅是梦想而已’”。

“我们是充满爱心的慈父的孩子，慈父伸出手来，引导我们走到他的跟前，以成千上万种方式给我们启迪……主要是让我们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不朽品质，这就是爱。此外，还有上帝自己的神性的开始和终结，还有上帝注入我们的灵魂的至高能力，这些东西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不，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东西会消亡，即便价值最小的物质微粒也不会消亡。应该拥有不朽品质的事物是否可被剥夺这样的东西呢？

是否存在科学证据，支撑宗教信仰的真实性呢？如果她愿意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她是不会采用这样的风格的。在这种情况下，伯迪采用了他的一贯做法，对任何可能刺激她的问题保持缄默，完全没有告诉祖母他自己的思维发展方向。“我当时把全部想法深埋心底，在与其他人的交流中，没有显露任何相关迹象……实际上，14岁之后，我发现家里的日子可以忍受了，需要付出的唯一代价是，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事情全都保持沉默。”

伯迪深信，避免冲突，不要暴露自己的想法是明智之举。哥哥弗兰克的命运更加强化了这一点：弗兰克口无遮拦，遇到事情缺乏克制，结果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危机。实际上，弗兰克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性急的人。在贝列尔学院念书的第二个学期期末，因为他对院长，那位以倔强著名的弗兰克·乔伊特出言不逊，遭到学院开除，被迫中断古典文学课程的学习。乔伊特谴责说，弗兰克写了一封很不恰当的信件；这一说法让弗兰克十分愤慨。看来可能的情况是，乔伊特从某个没有透露姓名的第三者那里获得了间接证据。弗兰克矢口否认，强调自己既没有写过任何不恰当的信件，也没有干过任何不恰当的事情，要求亲眼看一看那封信件。乔伊特一口拒绝，弗兰克失去了控制，当面顶撞乔伊特：他根本不是什么绅士；自己不愿与他打交道；自己会当即“抖掉自己脚上的牛津尘土”。

于是，一场小危机迅即恶化，变为对弗兰克的名誉的一个重大威胁。他在公开表示愤怒之后拂袖离去，牛津大学的人自然希望知道，那份信件的内容是什么，收信人是谁？乔伊特显然希望压制这场风波，但是那件事情当时已经成为话题，谣传四起，猜测不断，只有10年之后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关于那个事件，只有乔治·桑塔亚那留下了一个可信版本。弗兰克离开牛津之后，桑塔亚那认识了他。根据桑塔亚那的说法，弗兰克的守卫（牛津人当时是这样称呼仆人的）报告说，来自温彻斯特的弗兰克的朋友莱昂内尔·约翰逊在弗兰克的房间过夜。乔伊特因此怀疑，弗兰克与那年轻男孩之间存在着“不恰当的”关系。桑塔亚那认为，乔伊特受到（桑塔亚那认为是错误的）引导，将弗兰克与乔伊特在那之前看到的一封信件联系起来。那封信件要么提到了约翰逊，要么提到了同性恋，也可能两者都提到了。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弗兰克的火爆脾气，使得事情急转直下，让自己面对非常棘手的局面。弗兰克离开贝列尔学院之前几天，罗洛到那里去看了他，弗兰克出言不逊，致使彭布鲁克别墅的人最终完全断绝了与他的关系。那年，他19岁，开始独立谋生，没有学位，没有工作，没有家园，伦敦和牛津的人谣言四起，纷纷猜测他的性取向。

在他的余生中，弗兰克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几乎使用了他出版的回忆录的全部篇幅），努力为自己正名，部分文字涉及那件事情，部分文字涉及他后来在生活中牵涉的其他问题。他越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人们反而越加觉得，那些说法肯定事出有因。“就人的名誉而言，”正如桑塔亚那评述的，“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既表示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又显得温和厚道，心理上相信，可能存在最糟糕的情况，行为上显示，似乎没有什么不恰当的事情。”但是，这正是弗兰克奋起反抗的东西。他希望，世人像他那样，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开诚布公，毫不掩饰。实际上，那样做需要显得不那么彬彬有礼。这并不是说，他希望得到世人的赞同——几乎他做的任何事情看来都难以实现这一点。实际的情况是，他对世人抱有怨恨，觉得他们盲目听信那些不实之词。

伯迪采取的态度恰恰相反：只要可以得到世人（对他来说，彭布鲁克别墅的人）的认可，他并不在乎他们相信关于他的不实之词。如果他觉得，这样的认可对他说来已经没有必要，或者说获得认可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情况就另当别论了。他认为，人在形成立场之前，必须仔细考虑相关的利弊。他的权宜之计是，像年轻的马拉科那样，为了得到他当时正在接受的教育（以及其他好处），最好忍受“祈祷，去教堂，以及道德说教”，忍受“没完没了的低声唠叨”，最好暂时压制内心的强烈欲望，不要“使用辛辣、尖刻的语言进行反驳”。

尽管如此，伯迪也需要与某个人讨论自己的想法和疑问。伯迪最信任家庭教师约翰·F.尤恩，常常和他讨论自己的宗教疑问。15岁那年，尤恩被开除了，其原因（反正在伯迪看来）是，罗素勋爵夫人发现，他是不可知论者，并且怀疑他破坏了伯迪的信仰。1888年3月，为了弥补失去尤恩造成的损失，伯迪决定开始写日记，把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一一记录下来。为了让日记不被他人看到，他找到了一个聪明的伪装方式。他把日记称为“希腊语练习”，完全用希腊字母写作，并且使用了他自己发明的一套音译系统。

第一则是3月3日记下的，吐露了他的心声：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逐步开始思考要求我在成长过程中信奉的宗教的基础。在某些问题上，我……我受到难以抗拒的因素的引导，得出的结论不仅会让这里的人深感震撼，而且还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我几乎不相信什么永生。我原来常常和尤恩先生自由地讨论这类问题，但是现在不能给任何人说出我的想法。写日记是我可以排解压力的唯一方式。

在那个阶段中，伯特兰·罗素尚未完全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但是需要相信上帝的理由，于是他给自己立下一个庄严誓言：“在寻找对上帝的信仰的过程中，我将仅仅考虑科学的论证……我将排斥所有情绪方面的考虑。”他写道，信守那一誓言“让我付出了许多”，但是他决心坚持下去。

在伯特兰·罗素早期想象出来的画面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台庞大机器，它根据带有决定论性质的完美的自然法则运行。从本质上讲，那些法则是数学公式，人类将来可能有幸发现那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拥有“作为控制力量”的地位。罗素在那个阶段中认为，很可能的情况是，从根本上讲，仅仅只有一个自然法则，“该自然法则其实与上帝大致相同”。不过，他那时就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上帝概念与他祖母信奉的“无限大爱的宗教”相去甚远，几乎无法得到。

在罗素勋爵夫人的信仰中，核心的内容包括：对爱人和关心人的仁慈上帝的崇拜；对作为上帝之声的良知的体验；祈祷是灵验的；灵魂是永生的；自由意志是上帝的礼物，让人可以弃恶从善。但是，这些东西统统遭到抛弃，大多数内容与15岁的伯迪已经形成的严格的决定论世界观格格不入。在“希腊语练习”中，许多论点反对永生、自由意志和灵魂存在，说明这些东西全都被自然的统一性排除在外。伯迪认为，人们通过反思，发现不同人的良知促使人做不同的事情，所以良知也不能作为道德观的基础。必须寻找更为客观的道德观基础。伯迪在这个功利主义的原则中找到了它：人的行为方式应该“带来最大幸福，既考虑幸福的强度，又考虑获得幸福的人的数量”。最后，必须抛弃祈祷是灵验的这一信念，其原因在于，这可能要求自然法则的统一性偶尔出现例外的情况，“人们没有确定的证据显示，上帝打破了这个法则”。

因此，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自己满意地看到，要求信仰得到科学证据支撑这一做法摧毁了他祖母信奉的宗教的每个方面，剩下的只有作为自然法则的源泉的上帝概念。就指导他应该如何生活这一点而言，留下了相当巨大的空白。“就其本身而论，现有宗教信条对我的日常生活的帮助与数学公式相比，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也有一个巨大补偿：“它确实给人们提供了极好的理念，理解上帝在考虑这一点时表现出来的伟大：他当初可能创造法则，那些法则将对处于混沌之中的大量物质产生作用……造出我们这样的生灵，不仅意识到我们的存在，而且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上帝具有的神秘性！”

他还写道：“我本应该相信家里人所信奉的宗教，但是真遗憾，这是不可能的……对真理的追求已经打碎了我原来的大多数信念……最糟糕的是，这使我无法与家里人进行自由交流，把他们变成完全不理解我内心深处思想的人。”在女教师朵拉·比勒面前，他可以更加容易地敞开心扉。但是，她1888年5月3日离开了，“我再次陷入孤独和无言之中”。他开始觉得，在独处的状态下，在聚精会神的状态下，在心情抑郁的状态下，他可能面临精神失常的危险。他看到了《十九世纪》刊登的一篇关于天才和精神失常的共同特征的文章，于是对号入座，觉得文章描述的是他本人。那些特征包括：抑郁（“我最近常常出现这种状态”）、自杀的欲望（“我最近或多或少常常出现这种念头，爬到树上时尤其强烈”）、性冲动（“我最近觉得难以控制它”）。于是，他本来就有的恐惧感变得更加强烈。

其实，与数学和宗教一起，性欲正在成为他关注的主要事情之一，但是这件事情他不得不特别注意保密。在一个难得的场合，他的一个朋友在家里做客。那个男童名叫杰米·贝利，两人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讨论性欲问题。在场的不只他们两人，还有一个侍童。那个侍童年龄与他们两人相仿，但是社会经验比他们两人丰富。不知何故，有人发现，他们花了整个下午“鬼鬼祟祟地聊天”。接着，他们按要求上床睡觉，晚餐只得到面包和饮水。“说来蹊跷的是，”伯特兰·罗素写道，“那样的待遇并未破坏我对性欲的兴趣。”在15岁那年，“我开始出现性冲动，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强烈程度”。他像那个岁数的大多数男童一样，通过手淫来进行排解：“我对那样的行为深感羞耻，曾经尝试中止它。然而，那种做法继续下去，一直到我满20岁。当时，我恋爱了，突然放弃了它。”他的性注意力集中在别墅里的女仆身上，他试图在她们更衣时偷窥她们赤裸的身体。后来，他如愿以偿，劝说其中一个女仆让他亲吻和拥抱。但是，当他提出和她一起过夜时，她满脸惊恐地说，她宁愿去死——她本来以为他“待人不错”，结果让她大失所望。面对她的拒绝，伯特兰·罗素说，“我变得很病态，觉得自己非常邪恶”。

在他16岁生日前后，某种希望出现了，可以缓解他的孤独感。罗素勋爵夫人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应考”学校去，帮助他准备考试，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三一学院是他父亲曾经就读的母校，他已经决定申请去那里学习数学。选中的学校是B．A．格林大学的军人辅导班，坐落在北伦敦的索思盖特。其他大多数学生是18岁的孩子，在那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军。他们对宗教或者数学没有兴趣，但是对性问题的兴趣甚至大大超过伯特兰·罗素，根本不受邪恶感或压抑的制约。伯特兰·罗素性格脆弱，刚从“热气腾腾的温室”出来，觉得那一帮人的言行使人恐慌，令人觉得非常恶心：“他们没有头脑，没有独立的思想，不喜欢阅读优秀的书籍，也没有高尚的道德观。一个文明并且（应该）具有道德的国家竟然不能培养出更好的人来，这真的令人感到悲哀。”

他在学习数学和诗歌的过程中获得了慰藉，试图防止自己的性格在那里逐渐变坏。他在1888年5月27日写道：“在没有宗教帮助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凭着自己内心的指导，任何人都难以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已经尝试了，我可以说自己失败了。但是，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宗教提供帮助。”

……我的美好生活的动机是祖母的爱，我犯下错误时，我知道她会感到非常痛苦。但是我觉得，她某天肯定会死去。那时，我该怎么办呢？我很担心，失去宗教支撑之后，我的生活将会被完全毁掉。

那时，他觉得他需要的是一种新宗教：“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一种新形式，它符合科学，同时能帮助人获得美好生活。”

他比学校里的其他孩子小两岁，是被人逗弄的主要对象，几乎每天都会遭遇他们做出的小小的羞辱之举，例如，被迫唱歌给别人听，半夜三更被人吵醒，“打扫卫生”。那里的人吵吵嚷嚷，说话不用压低声音，与彭布鲁克别墅的人迥然不同。在一段时间里，他感到痛苦不堪。“希腊语练习”成为表达个人感觉的日记，哲学思考几乎难见踪影。他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讨厌别人打扰。我对嘲笑非常敏感……别人觉得无所谓的小玩笑也会让我浑身发抖。”他强打精神说，“我对恶意利用并且捉弄我的人……保持鄙视的态度”：

我觉得，如果一个家伙习惯使用这样的语言说话，我表示鄙视没有任何不妥：“哪个家伙给我捣乱，让我对着冷夜壶，我怎么弄呢？那是我妈用的呀。还是跟着‘你将完蛋’的调子唱吧”。

宗教疑问是一码事，但是伯特兰·罗素那时依然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自命不凡的小家伙”，听到这样的不敬言辞难免深感震惊。

也许，作为对同学的粗俗举止的一种反应，或者也许像他本人后来逐渐认识到的，作为对他的强烈性冲动的一种升华，伯特兰·罗素那时形成了自己性格中以前没有意识到的“诗意的”一面。如果说他以前接受了严肃的毫不妥协的唯物主义，那么此时他开始强调，人确实拥有灵魂。如果说他以前接受的只有严谨的科学论点，那么此时他开始对“诗意的”论点持赞许态度，并且从不同角度看待永生问题：

灵魂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灵魂是将人与没有生命的物质区分开来的东西……如果接受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人有灵魂。可以否认其他东西的存在，但是意识是无可否认的。关于永生的许多具有诗意的论证中，其中一个说，力量和物质永存，灵魂肯定比力量和物质更重要……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否认永生，数不胜数的“诗意的”论据支持它的存在……诗意的论据常常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认为，给人深刻印象的——绝非偶然的——一点是，他在此提到的支持永生的“诗意的”证据正是她祖母在写给朵拉·比勒的信中提到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会消亡，即便价值最小的物质微粒也不会消亡”）。在动身前往索思盖特的前一天晚上，祖母为他祈祷，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让伯特兰·罗素十分感动。“她接着说，她特别希望让他知道如何领悟上帝对他的无边无际的慈爱”：

怎么说呢，听了那段祈祷之后，我由衷表示赞同。此外，那也是我非常需要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根据我对上帝的理解，人们没有理由设想上帝是爱自己的。上帝当初仅仅让机器运转起来而已……由此可见，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对我表示的仁慈。那段祈祷词言辞很美，她祈祷时态度严肃，但是对我来说，整个祈祷过程或多或少是一出严肃的闹剧。竟然有这样的人！假如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我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可以这么说，他祖母信奉的宗教具有美丽的诗意，他的同学所开的淫猥玩笑显示出他们精神空虚。伯特兰·罗素将两者进行对比之后相信，在诗意的——甚至说宗教的——观点中，肯定包含某种正确的因素。否则，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正如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的，通过诗歌，他的思想“从卑劣的唯物主义中升华出来，转向深入内心的神学”。与此同时，他确信“在英国，所有人都沉迷于野蛮、愚蠢的唯物主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像过去一样，依旧孤单。

他对诗歌和诗歌品质的欣赏态度日益增加，这唤起了他对自然的热爱之情。那年春天，美丽的景色让他着迷，他问祖母那个春天是否异乎寻常的美丽（她回答说不是）。那个春季的一天，他到了多弗尔大街上外祖母斯坦利的寓所。他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从书架上取出一本雪莱诗集，翻开看到了《阿拉斯托》，随即完全入迷。他说，那是“我读过的最美诗句”。他立刻觉得自己与诗人颇有相似之处：“在那首诗歌中，我感受到一种类似的精神。”

《阿拉斯托》的副标题为《孤独的精神》，可以说是专门为15岁的伯特兰·罗素创作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孤单的年轻诗人的故事（“他活着，他死去，他歌唱，他一直孤独”）。用雪莱在该诗序言中的话来说，诗人“在思考宇宙万物的过程中，熟知所有超乎寻常而且庄严的事物，这激起并净化了他的想象力，促使他勇敢向前”。诗人努力寻找和理解“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只要他的心智指向无限之物，他就觉得幸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心智上开始渴望与“类似于自己的心智”交流，并且设想出一个画面：那个人睿智、奇妙、美丽，完全符合他对完美的追求。在寻找符合那个理想的人物的过程中，他“备受失望的折磨”，“过早葬身于坟墓之中”。雪莱从这个令人抑郁的故事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一个人“冷漠地对待自己的同类……他就会失去活力，因为没有谁与他分享共同的自然。这样的人在道德上已经死亡”。

这个故事吸引了伯特兰·罗素的想象力，它的道德主旨与他的这种担心一拍即合：他的哲学反思带有的“卑劣的唯物主义”让他对“人”持过于冷漠的态度。但是，除了非常强烈的相似性之外，《阿拉斯托》开头还有一首自然颂歌，表达了伯特兰新近发现的对自然之美的崇拜，表达了他在自然之美中感受的愉悦，其方式充分显示了他内心深处潜在的性爱（“如果我一直渴望春季的风／送来的初吻，和她那动人情欲的喘息”）。而且，正如伯特兰·罗素后来所说，他对雪莱作品的欣赏并未受到他“接受的看来没有明确证据的传统信念”的损害。但是，伯特兰·罗素喜欢并且佩服的并不是雪莱的作品，而是雪莱其人。在雪莱身上，他看到他所渴望的那种熟悉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他觉得，雪莱与其他人不同，可以理解自己——他后来阅读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的作品时，也有这样的感觉。伯特兰·罗素开始想入非非，觉得“要是能认识雪莱，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且，他感到疑惑：“是否可以遇到一个如此同情我的生者呢？”

在那之后，伯特兰·罗素阅读了他可以找到的所有雪莱作品。次年生日，斯坦利祖母给了他一个惊喜，送了一套由W．M.罗西特编辑的三卷本《玻西·比希·雪莱诗歌作品全集》。除了《阿拉斯托》之外，那时对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是十四行诗《别揭开这华丽的面纱》。那首作品与《阿拉斯托》类似，说的是寻找真理带来的荣誉和危险，描述主人公如何试图超越“华丽的面纱”的外表。正如雪莱所说，在面纱后面潜藏着恐惧和希望：“交织着不同的命运，谁人曾将他们的影子编织在那幽远深谷中？”接着，诗歌谈到确实揭开过面纱的人，他寻找爱，寻找信念，“但却没有找到”。于是：

他漂泊在冷漠的人群中，
成为暗影中的光，一点明斑
落在阴郁的景色上，也是一个精灵
追求真理，却像“传道者”一样兴叹。

那段时间，伯特兰·罗素模仿雪莱的这首诗歌和其他作品，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表达自己用科学毁坏宗教之后，如何使用诗歌来重构信仰。与《阿拉斯托》和《别揭开这华丽的面纱》类似，该诗的主题也是追求真理，表达寻求“超过这个世界可以给予的某种事物”——某种无法达到的完美之物——的愿望。“相信上帝吧”，诗歌提出了告诫：

他给寻找思想的人启迪，
在短暂生命了结之后，
将会实现你最高尚的愿望，
满足你追求完美生活的不懈努力，
鼓励你在世时不停地探求。

在索思盖特学习期间交给家庭教师的一篇关于语言的文章中，伯特兰·罗素试图表达他在雪莱诗歌中发现的东西。他说，雪莱具有超凡能力，“用语言表达富于感性的灵魂具有的深切情感”。不过，他补充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肯定正确的一点是，‘语言只是断断续续的亮光，照在尚未言喻的世界深处。’”[7]

毕竟尚存一线希望，他可能找到与自己心心相印的“生者”。1888年10月，他回到索思盖特的时候，这样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新来的这位同学和他的情况一样，补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参军，而是为了获得剑桥大学的数学奖学金。在那一帮未来的军官中，新同学言行“文明”，显得特别突出。这位同学性格腼腆，与其他人保持距离，既不咒骂，也不说脏话。“总之，他显得文静，值得尊重”。他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伯特兰·罗素试图与新同学搭话，开始尾随他。在他返回位于拉特兰门（离索思盖特很远）的父母住处的路上，伯特兰·罗素试图“漫不经心地”与他偶然相遇。然而，罗素和菲茨杰拉德十分腼腆，两人的关系在很长时间中没有什么进展。后来，他们都去同一位私人教师——一个住在诺丁山、名叫罗布森的男子——那里去补习数学，每周往返三次。两人之间的友谊开始迅速发展。

与伯特兰·罗素类似，菲茨杰拉德对数学抱有强烈兴趣，也非常喜欢诗歌，特别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伯特兰·罗素开始觉得，他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理想朋友。他后来说：“孤独多年，我的大量情感倾注到菲茨杰拉德身上，显得颇为荒诞。”每个周末，他先在菲茨杰拉德的家里待上一段时间，然后才返回彭布鲁克别墅。他的祖母私下打听那家人的情况，结果发现，他们是罗伯特·勃朗宁的朋友，（因此）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放下心来。其实，勃朗宁是菲茨杰拉德的姐姐卡罗琳亲密的朋友。卡罗琳创作诗歌，后来被伯特兰·罗素视为“年轻女性的理想类型”。他写道，在她身上“我发现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自由主义，她完全摆脱了庸俗偏见，博览群书，熟知伟大文化……而且，我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发现）了高尚的道德目标。我愿意相信，在他身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伯特兰·罗素爱上了她，他与她弟弟之间的友谊也获得深度进展。1889年夏天，菲茨杰拉德一家邀请他，一起去巴黎和瑞士旅行，这让他非常开心。那是伯特兰·罗素首次出国旅行，他觉得十分愉快。那年在巴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他永久不忘的活动之一是爬上了新近落成的埃菲尔铁塔顶端。后来，他们一行人到达瑞士，他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一起去登山。那次度假之旅本应巩固两人之间的友情，但是实际上却似乎毁灭了它。其中一个原因是，伯特兰·罗素失望地发现，卡罗琳计划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和埃德蒙·菲茨莫里斯勋爵结婚。那个消息给罗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引起了极端的失望，其影响甚至在50年之后仍然显而易见。在《自传》的描述中，她已经变为“十足的无聊之人”。

伯特兰·罗素对菲茨杰拉德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日记强调了这一点，是他认为菲茨杰拉德误导了他：“他并不是我一直寻觅并且希望找到的那种理想朋友。”伯特兰·罗素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他相信，菲茨杰拉德“（与我不同）并不崇拜自然，却假装自己很有诗人气质，假装崇尚自然，从而利用了我容易受骗的特点，以逗乐行为博得我的好感”。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伯特兰·罗素认为，他从菲茨杰拉德那里获得的同情是假装出来？这一点他没有解释，但是当两人返回索思盖特时，原来的温情已被幻灭引起的强烈仇恨代替。那时两人同住一个房间，开始激烈争吵。有一次，伯特兰·罗素斥责菲茨杰拉德对自己母亲使用粗鲁的语言，菲茨杰拉德“非常气愤，在接下来数月中表情冷淡，怒色不减……他想方设法说些难听的话，在这方面显得驾轻就熟”。在一个段落中，伯特兰·罗素描写了马拉科医生心中的“仇恨之火”，然后继续写道，“我逐渐开始恨他［菲茨杰拉德］，那种强烈情绪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也难以理解”：

有一次，我盛怒之下，伸出双手，卡住他的脖子。我打算掐死他，但是他的脸色开始发青时，我的情绪缓和下来。我觉得，他那时不知道我想谋杀他。

罗素童年以来积累的所有愤怒似乎突然全都发泄到不幸的菲茨杰拉德头上。罗素指责菲茨杰拉德，其原因不仅在于他辜负了罗素心目中的雪莱式理想，也不仅在于他没有消除罗素自己的孤独感，而是因为罗素内心的孤独感本身在作祟。那一事件显然让罗素觉得大为震惊，超过给菲茨杰拉德造成的印象。我认为，这就是他添上那个相当奇怪的句子的原因——“我觉得，他那时不知道我想谋杀他。”显然，菲茨杰拉德被罗素的双手掐住脖子，面部已经变色，知道罗素不是在开玩笑。但是，给罗素留下深刻印象——或许没有给菲茨杰拉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第一，他自己的脑袋里真的出现了打算杀死对方的强烈念头；第二，（与他的叔叔威廉一样）他与谋杀犯之间只差一丁点距离。罗素忧心忡忡，那件事情之后尽量不与菲茨杰拉德发生任何纠葛。从表面上看，两人依然是朋友，但是深厚友情逐渐消失；我们还可以认为，罗素对已从内心释放出来的暴力的恐惧也随之逐渐消失。那件事情发生几个月之后，罗素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可怜的菲茨杰拉德！我现在再也不想和他讨论任何严肃问题了；传统的非理性氛围在索思盖特弥漫，已经将他完全毁了。我也被我自己头脑中不健康的氛围毁了，我已经把他封闭起来，就像他把我封闭起来一样。

在他头脑的“不健康的氛围”中，存在着他再也不希望分享或者保留的念头。从那时开始，他的日记出现了显著变化，或多或少成为对他日常生活的“外在”记录。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内省和自我揭示的习惯。这甚至让他感到担心，他的“真正的”自我正在渐渐淡出视线，甚至连他自己也看不见了。“痂皮变得越来越厚”，他写道，“我几乎开始怀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

痂皮变得很厚，他成功地掩藏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某种迹象：他对卡罗琳·菲茨杰拉德产生失望之感后不久，1889年秋季他再次坠入爱河。但是，他秘而不宣，甚至涉及的那位女性也毫不知情，直到4年之后才公之于众。那位女性名叫艾丽丝·皮尔索尔·史密斯，是来自费城的一个富裕的教友派信徒家庭的女儿。1889年，那一家人搬到一座名叫“星期五山丘”的农舍中居住，那幢房子在费恩赫斯特附近，位于萨里与萨赛克斯之间。几年前，罗素的叔叔罗洛购买了欣德黑德丘陵地区的一幢房子，位于海皮特福尔德，就在费恩赫斯特北面。于是，史密斯一家成了罗洛叔叔的邻居。每年夏天，住在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全都搬到罗洛家里，在乡村中度过几个月时间。9月的一天，就在罗素从巴黎回来不久，他和罗洛一起出去散步。罗洛建议，他俩去拜访皮尔索尔·史密斯一家；其实，罗素勋爵夫人已经以邻居身份去过那里，进行了自我介绍。

艾丽丝时年22岁，比伯特兰·罗素大5岁，思维敏捷，博览群书，是众人眼中的绝色美女。她在布林穆尔学院读书，专修英语和德语，已经在《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布林穆尔学院的）文章。此外，她还显然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目标”的女性，对社会改革很有兴趣，并且热心致力于禁酒事业。作为“年轻女性的理想”，她甚至超过了卡罗琳·菲茨杰拉德。就在第一次见到艾丽丝的那天上午，伯特兰·罗素刚刚读完一本名叫《埃克哈德》的德语书。艾丽丝碰巧在聊天中提到该书，问他是否读过，他将这一举动视为一个良好兆头。尽管她既不知情，也没有想到任何与谈恋爱相关的事情，他却直言不讳地说：“我和她一见钟情。”次月，她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他也返回索思盖特，两人1年之后才再次见面。

罗素当初看到，婚姻将卡罗琳·菲茨杰拉德从自己身边夺走，于是这次采取的策略显然是，掩藏他对艾丽丝的兴趣，直到他自己可以提出结婚时才表露出来。在接下来的三个夏季中，只要他在罗洛家小住，他就抓住一切机会，陪同叔叔到皮尔索尔·史密斯家去拜访。尽管如此，他从未以任何方式暗示自己对艾丽丝的好感。1893年夏，他满21岁，在法律和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之后，才能向对方表白。他认为，祖母在那之前知道他对艾丽丝的兴趣之后，肯定会表示反对。罗素明白，他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扛住她的压力，所以他只得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1889年12月，伯特兰·罗素前往剑桥，参加奖学金考试。他住在三一学院的新院客房，受到该院院长H．孟塔古·布特勒的热情欢迎。布特勒是一个势利小人，约翰·罗素勋爵的孙子、安伯利勋爵的儿子（他担任哈罗公学校长时，听说过伯特兰·罗素）来到学院，让他感到自豪。伯特兰·罗素觉得紧张，一是因为不得不和院长一起用餐，二是因为即将参加重要考试。但是，他考试成绩尚可，获得了辅修科目的奖学金。他回到彭布鲁克别墅之后，高兴之余也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在去三一学院正式上课之前的9个月中，伯特兰·罗素住在彭布鲁克别墅，继续读书的准备工作，每天学习一个小时，内容是他将要攻读的数学。有时候，他利用过去的试卷进行练习；有时候，专程到诺丁山去，接受私人教师罗布森的辅导。他按部就班，勤奋学习，但是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使用的是当时的标准教材J．E.罗思编著的《刚体动力学》。伯特兰·罗素后来撰文宣称，他学习的证明错误百出，让他深感困惑。他在《我的哲学发展》中写道：“那个人讲授微积分，但是不知道基本定理的有效证明，试图劝我接受官方提出的诡辩，将其作为一种信任之举。我当时意识到，微积分在实践中可以运用，但是深感困惑，不理解其中的道理。不过，在学习解题技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乐趣，大多数时间里忘记了自己的疑问。”后来，他说他“当时希望迟早形成没有任何疑问的完美数学体系，然后一点一点地扩大确定性的范围，从数学扩展到其他科学”。

然而，在他那段时间的日记中，没有看到表现这些疑问和希望的任何迹象。他只是如实记录：他每天学习了什么教材内容，做了多少试卷，发现哪些问题困难，哪些问题容易。他在数学中得到的观点不是什么重要钥匙，无助于理解上帝关于“希腊语练习”的伟大计划。他每天面对的事情比较单调，解难题，做练习，学技巧，既没有抱怨，也没有声称感到愉快。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后来的回忆必然是不可靠的，其原因在于，他的日记总体上记录的是相当日常的事务，刻意使用了非反思的风格，总的说来避免流露出任何真实情感。我们在1890年6月20日的日记中，看到了最令人惊讶的例子。伯特兰·罗素记录了他第一次观看歌剧的情形：

……到了考文花园剧院，在楼上贝德福德的包厢里见到了罗洛叔叔。他请了皮尔索尔·史密斯先生、皮尔索尔·史密斯小姐，还有他们的两位女性朋友。上演的歌剧是古诺主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说来也奇怪，这是我第一次观看歌剧，当然我很喜欢。

姑且不说他对首次观看的歌剧并不那么入迷，他对艾丽丝的反应——或者不如说，非反应——也显得十分特殊。他爱上了那个姑娘，而且几乎已经整整1年没有见面，这段文字（与整篇日记一样）暗示了他当时努力做到的事情：控制情感，尽量不要表露出来。

另外一个迹象是，他在那段时间阅读了大量诗歌，尤其是雪莱的作品，甚至还创作一些，但是（在他去剑桥大学之前）在日记中却没有提及他对诗歌的喜爱。那时他已逐步认为，内省——他的内省不仅是自我分析，而且是对自己的感觉的关注或者表达——不知何故在道德层面是错误的。

7月14日，出现了某种放松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一直在阅读《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个奇妙的篇章——玛吉·塔利弗发现了托马斯·厄·肯培的作品。他阅读了关于玛吉·塔利弗的克己故事，希望自己可以牢记《效法基督》中的教训，并且像玛吉那样，“获得一种神圣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玛吉·塔利弗。他没有信仰，“我确信克己的种种好处，但是我既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也没有坚定的目标，所以无法在较长时间里付诸行动。我总是渴望更丰富的生活，渴望满足我的最高欲望，而且我知道，那些欲望是与高尚生活格格不入的。”他逐步意识到，他一直在尝试抑止自我，抑止自己在宗教方面的怀疑，抑止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抑止自己无法实现的东西：

我确信，试图压制自己本性中（除了邪恶和不敬之外的）更高层面的需要的做法是完全无用的，我圣诞节以来一直试着这么做。我无法长时间完全用学习来占据自己的头脑，无法完全忘记自己还有其他需要。其他的念头被抑止的时间越长，一旦它们冒出头来，就会变得越疯狂，越令人感到痛苦。

因此，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从自我强加的禁锢中释放出来，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关于上帝存在这个问题之上了。这是他一直可以压抑的问题之一。在下一则日记——他离家前往剑桥的最后一则——中，他以略带悲剧色彩——但是也让我们觉得如释重负——的口吻宣布，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宗教信仰：

真遗憾！留在我头脑中的唯一的信仰碎片已经没有了，至少现在说来如此。我过去确实信仰上帝……并且从信仰中获得极大安慰……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开始觉得，以前总是让我深信不疑的推理方式……已经失去了说服力。

他原来相信，自然法则需要上帝作为法则的给予者。他说，通过阅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传》，那个理念已被彻底摧毁了。密尔在《自传》中回忆说，他父亲曾经让他确信，证明上帝存在的所谓“第一推动力”的论点（该论点说，因果关系之链无法永远继续下去，因此必然在“第一推动力”——这就是说，上帝——那里结束）是无效的。“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其原因在于，如果答案是上帝，那么，立刻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严格说来，这与伯特兰·罗素原来依赖的论据大不相同（根据罗素崇拜自然的精神，你可以论证说，上帝就是自然法则，无须将上帝视为因果链条上的第一环）。罗素准备乐意并且坚定地接受密尔提出的论据。这一事实说明，甚至在读到密尔的《自传》之前，对他来说，作为世界的“控制力量”的上帝概念已经在头脑中失去了作用。

这并不是说，罗素觉得失去信仰不是损失。他显然相当明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就某些方面而言，与信仰一起失去的还有对世界本身的信念。他在同一则日记中写道，“我怀疑，如果不重获自己原来的信仰，是否可以长期面对涌入我头脑的令人害怕的念头”：

我记得，在索思盖特的那段日子里，我曾经想到自然之美暗示的那种悲伤性质，感觉到了同样的痛苦。这个念头从我脑际掠过：当我与自然非常和谐时，我觉得非常悲伤。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长时间忍受那种感觉，其原因在于，尽管那个念头像闪光一样掠过，我却感觉自己仿佛被刀子刺了一样。

这个段落令人深感兴趣，然而又颇为费解。它表示的意思似乎是，他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之后，他就再也无法抗拒这个想法：自然——世界本身——是悲伤的，可以这么说，不愉快不仅是临时的心理状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真理。但是，他竭力从脑海中驱逐出去的念头——他不信上帝之后觉得容易出现的念头——也许是，尽管包着厚实的痂皮，他自己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愉快的。

动身前往剑桥之前，罗素又写了一首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诗，试图表达他最终放弃上帝信仰之后的某种失落感：

失去了曾经引导我穿过厚重痛苦
之云并且给我希望的信仰
我觉得阳光和每天生活中
令人厌烦的事务多么可恨！

不知何故，自然——还有世界——不同了，显得更加凄凉，在他的眼中已经不再神圣。后来，他在《自传》中试图解释失去信仰对他说来多么重要：

对我来说，斯宾诺莎所说的“对上帝的智性之爱”是生活中遵循的最佳理念。但是，我甚至没有斯宾诺莎相信的某种抽象的上帝来表达我的智性之爱。我爱上了幽灵；在爱上幽灵的过程中，我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已经变成了幽灵……我内心深处的感情总是孤独。我在世人中没有找到伴侣之情。海洋，星星，还有荒凉之地上的夜风，给我更多的慰藉，超过了我最钟爱的人。我知道，对我来说，人的情感在本质上是一种尝试，旨在逃离对上帝的徒劳寻求。

人们的爱情和陪伴，甚至（也许特别是）他最爱的那些人，都是不适合的，而且太不可靠。他们要么离你而去，不再爱你，要么撒手人寰。爱——如果有意义的话——必须是永恒的、无限的，总是可以依赖的。这就是说，它必须是上帝之爱。但是，这种爱现在也已抛弃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爱上了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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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关于罗素的某些次要文献满足于以不加批判的方式，重复他的家族史的这个版本。例如，《伯特兰·罗素信件选编》的引言是这样开头的：“在罗素家族中，第一位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留下痕迹的是威廉·罗素勋爵。”

[2] 贝德福德公爵五世对福克斯始终忠诚，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成为英语中最著名的那篇檄文——埃德蒙·伯克撰写的文采斐然的《写给一位高贵勋爵的信件》——的攻击目标。这位公爵——也许以稍显鲁莽的方式——反对伯克从皇室领取年金，认为它数量太大了。伯克反唇相讥，趁机提醒贝德福德公爵，别忘了他自己的数量更大的财富是从何而来的。伯克写道，这位公爵“是国王豢养的所有动物中个头最大的家伙”，他“摆动自己的笨拙身躯，在皇室战利品组成的海洋中玩耍嬉戏。他体积庞大，‘躺在许多十字架上飘浮’，然而他仍旧是一个动物而已。他敞开呼吸孔，向自己的发迹之地喷出大量海水，并且让我浑身湿透。他的肋骨、鱼鳍、鲸须、鲸脂和呼吸孔，他拥有的这一切，他牵涉的这一切，全都来自国王的赏赐。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还有资格，对皇室分配恩典的做法提出疑问呢？”

[3] “伯迪”（Bertie）是“伯特兰”（Bertrand）的昵称。——译注

[4]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8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年），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度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年）。——译注

[5] 在这个故事中，一个有趣的——而且在我看来重要的——细节是，马拉科医生的父母并不是受到疾病折磨无辜死去的受害者。与之相反，他的父亲本来是王子，抛弃了出身工人阶级的妻子，自甘堕落，先在纽约的一家餐厅里当招待员，后来沦为惯犯。后来，他母亲成了酒鬼，喝醉时常常暴打马拉科。马拉科6岁时，母女俩有一天走在街上，她突然挥拳向他打去。他闪身躲避，她被旁边驶过的货车撞倒。在许多方面，医生的童年故事似乎以小说虚构的方式，暗指罗素勋爵夫人对安伯利一家的态度。例如，孩子父亲的家庭地位比母亲的更高；母亲生性邪恶．父母死后，孩子过得更好一些。也许，故事根据的是罗素儿时独自待在彭布鲁克别墅的花园中产生的“关于父母的幻想”。其原因在于，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小男孩试图补充细节，说明罗素勋爵夫人为什么明显贬低安伯利夫妇，那么，这正是他可能杜撰的故事情节。

[6] 罗素21岁时从家族遗产中继承了一大笔款项，这足以让他摆脱祖母，过上独立的生活。祖母以前对他的影响非常巨大，但实际上从那以后就可忽略不计了。5年之后，祖母撒手人寰。罗素在《自传》中说，她去世时，“我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7] 这里引用的乔治·艾略特的诗歌《西班牙吉卜赛人》是错误的。正确的版本是：“口语只是斑驳的亮光，照在尚未言喻的世界深处。”我认为，这个错误给人启迪：伯特兰·罗素的观点与德里达的类似（不过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文字是语言的原始形式，在人试图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时尤其如此。在他后来的生涯中，伯特兰·罗素曾经多次强调文字优于口语的地方（例如，可参见《中国问题》，第34—38页。他在那些段落中谈到了非拼音文字的优点）。当然，他早年甚至没有试图使用口语向“尚未言喻的世界深处”投去断断续续的亮光。

第二章　剑桥

华兹华斯在著名的《不朽的征兆》中，对这个事实悲叹不已：随着岁月的流逝，“美妙无比的灵视”——让每个平常的场景获得“天堂之光”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直到：

人最后感到它慢慢减弱，
消失在日常光线之中。

到达剑桥几个月之后，罗素在日记中引用了这些诗句，以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墨守成规，”他写道，“我不阅读诗歌，不阅读其他任何种类的文学作品，我也不思考，［而且］我对自然之美持相对说来漠不关心的态度。”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露出堕落的迹象，“甚至不可知论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不快的想法”。

导致那种堕落的原因是，他以前很少出现那种闷闷不乐的心理状态，所以他发现自己很难适应。他身边全是聪明过人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迫切希望成为他的朋友，他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可以充分享受以前在生活中曾被剥夺的最大乐趣：谈话。他发现，“我可以说自己所想的事情，得到的回答既不带恐吓的语气，也没有嘲笑的意味，好像我说得很有道理”。这种情况让他“如痴如醉”，但是同时也相当困惑不解。生活太愉快了。他担心，他自己是“通过粗暴手段获得快乐的”。诚然，他觉得，在普通的意义上，他比以前“快乐了一千倍”，但是一种不断引起苦恼的感觉挥之不去：那种心理状态显示，就在那平平常常的生活中，某种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生活变得如此正常，他终于可以非常容易地融入周围的人群之中，这让他脑海里出现某种心理状态，令他感到担心。他不禁觉得，快乐“对道德状态，或许对思想状态不利。我尚未找到解药来改变这些不健康的情况”。

不过，罗素后来放弃了寻找针对快乐生活的“解药”的努力，开始毫无顾忌地投入其中。他并不怀疑，他这样做是在——用她祖母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来说——从众作恶。于是，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出现在身边的机会，扩展友谊、广交朋友，没有在日记中写下任何文字。

罗素结交的第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是查尔斯·桑格。他和罗素的情况类似，也获得了辅修奖学金，在三一学院学习数学。桑格的房间也在休厄尔大院，离罗素的房间很近。根据罗素的说法，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两人成为“终生朋友”。他们的话题包括数学、形而上学、神学、政治和历史。在大多数问题上，两人见解一致，但是对罗素来说，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他们促膝交谈，都在对方的话语中发现了愉悦。

罗素是送讲座笔记到桑格的房间时见到桑格的。除了桑格之外，他1890—1891年间在剑桥结交的大多数朋友是主动找上门来的。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的数学指导教师，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是罗素的考官，罗素的才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经常建议学生和他攀谈。因此，从到达剑桥之日开始，罗素就是学生们希望结识的重要人物。

除了桑格之外，罗素在头几个月中结交的另外两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分别是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和西奥多·卢埃林·戴维斯，两个出身同一名门的青年。卢埃林·戴维斯一家有六弟兄，他们的父亲是激进的教会人士约翰·卢埃林·戴维斯牧师。戴维斯牧师因为公开批评帝国主义广为人知。几个儿子除了一人之外，全都获得了奖学金，分别考上了牛津或者剑桥。弗兰克在贝列尔学院时认识了其中一个——莫里斯·卢埃林·戴维斯。弗兰克和其他人一样，也对莫里斯的聪明和睿智印象深刻，当然更深刻的还是莫里斯拒绝赌咒骂人的坚决态度。“我记得，有一次有人把一杯滚烫的茶水溅在他的腿上，他猛地站立起来，只不过说了一句：‘哎呀，太难受了。’”另外一个弟弟名叫阿瑟，和家里的其他几个人一样，成了著名律师，但是更多人记得的是，他是J.M．巴里的《彼得·潘》中的“达令先生”。他们的姐姐玛格特是知名政治活动人物，通过共同参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工作，后来成为伯特兰·罗素的关系密切的朋友。

克朗普顿和西奥多形影不离，在学院中住在一起。罗素后来回忆说，两兄弟“智力超群，充满激情”，但是和他成为好友的是克朗普顿。罗素（使用许多描述自己的语言）说，克朗普顿“是我认识的最睿智的人之一，对人类怀有巨大爱意，对大多数男人持不屑一顾的讨厌态度”。那时，克朗普顿狂热地支持亨利·乔治的经济理论，支持推行所有地租应该直接交给政府这一制度。在《自传》中，罗素嘲笑克朗普顿追随亨利·乔治的做法——克朗普顿竟然相信，该制度可以获得社会主义的好处，同时可以避免其弊端。罗素认为，这是克朗普顿惹人喜欢的怪异之举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正如他在《自传》前面章节中所说，[1]他本人受到阿加莎姑姑的影响，那时正是由于相同原因相信了同一理论。

在怀特海的推荐之下，还有另外一个人到罗素的房间来探访，他就是约翰·麦克塔格特。麦克塔格特已在剑桥大学待了5年，当时是研究生，很快将会成为该学院的院士。罗素认识他时，他是学联主席。那时，他尚未出版《黑格尔辩证法研究》一书，但是已被视为年轻一代哲学家中的翘楚，尤其以其精妙的形而上学思考而广为人知。他抛弃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转而支持黑格尔和伟大的牛津哲学家F．H．布莱德雷提出的绝对观念论。开始时，罗素知道麦克塔格特的名声，因而心存“敬畏”，但是对方的谈话让他深感兴趣，知道自己原来熟知的经验主义传统已被打入老派之列，几乎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而且，他还发现，麦克塔格特不信上帝，然而却相信永生，相信人和宇宙之间的某种和谐状态，这让他感到大为惊讶。麦克塔格特还相信空间和时间的非真实性，并且进而宣称，所有这些信念均可被严格的学术证明演示出来。当然，“麦克塔格特承认，这样的证明过程是漫长而困难的”。对罗素来说，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奇特，相当有趣。尽管他并未立刻成为麦克塔格特的信徒，但在他作为数学本科生的岁月中，那些观念一直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预期，给他展示了哲学可能提供的前景。

在那一年中，开始了另外一段持久的友谊，它就是与罗伯特·特里维廉——特里维廉三兄弟中的老二——的关系。兄弟三人都在三一学院读书，老大查尔斯已在剑桥大学攻读3年，与罗素只是一面之交。后来，查尔斯当了议员之后，成为对罗素很有用处的一个联系人。三兄弟之中年龄最小的乔治可能名气最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了三一学院院长。当然，那是1894年的事情了。罗伯特——罗素叫他“鲍勃”——公众几乎全然不知，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罗素非常喜欢他，常常前往萨里拜访，成为他家里的常客。在罗素一生之中的几个时期里，“西福尔芝庄园”提供了他需要的宁静的休养场所。

罗素发现，自己希望与良友为伴，喜欢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变化，这一点让他稍感惊讶。“现在，我不像原来那样显得腼腆了，比较喜欢与赏心悦目的朋友交往”，他如是写道，字里行间流露出难以置信的意味。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那种状态实际上近乎完美。“我的友人正是我希望结交的，圈子不太大，然而一个个几乎全都能力不凡。”

他的学业并不十分符合他的情趣。在上剑桥大学之前的补习期间，他曾经愿意接触数学，解难题，找答案，学技巧。但是，他进了大学之后，希望学习某种更为深奥的东西。他对数学的兴趣一直受到这一希望的鼓励：数学看来可以提供确定的知识，首先是在数学领域之内，然后扩展到自然界。因此，他的兴趣在于以更严谨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旦掌握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可能希望使用这个基础，在它上面构筑自然科学，然后构筑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这是罗素的梦想，也是他对数学感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它首先要求人愿意把传统数学本身置于怀疑论者的追问之下。

就对数学的逻辑严密性的关注而言，罗素的思维是与时代同步的。在当时欧洲的学术圈子中，出现了迅速发展的研究兴趣，学者们纷纷尝试用更严格的逻辑证明来取代“直觉式”证明，从而在更可靠的基础上构筑数学这个学科。然而，不幸的是，那个潮流尚未波及剑桥大学。假如罗素当时在德国的哈雷大学、耶拿大学或者哥廷根大学求学，他可能有机会研究他感兴趣的这些问题，可能受到鼓励，研读康托、魏尔施特拉斯和戴德金的著作。[2]他们的研究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对这方面的进展，剑桥大学的数学家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即便他们有所了解，也不会开设相关课程。正如许多人那时所指出的，在19世纪90年代，数学在剑桥大学类似处于回水状态。一方面，该学科整体上（这就是说，在德国）变得更具分析性；另一方面，剑桥大学的数学优等考试仍旧与牛顿时代留下的传统观念绑在一起。该观念强调数学在物理方面的应用，认为数学不是一个由不可否认的真理组成的独立体系，而是一种训练模式，旨在掌握一系列有用技巧。这样一来，尽管罗素上剑桥大学之前曾经梦想就数学知识的有效性，提出并且回答根本问题，他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自己学习的内容包括几何光学和球面天文学方面的解题技巧。“这两个学科非常枯燥，我当时不得不面对”，他后来如是说。

剑桥大学实行的考试和评价方式加剧了教学大纲造成的问题。剑桥大学的习惯做法是，给予数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排名中一个准确位置。被授予一等学位的学生的称号是“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所有的优胜者依次排列，比如，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第四名，等等。任何希望获得在剑桥大学从事数学教学或者研究职位的人都知道，自己必须进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的前十名。所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该制度必须拥有某种方式，对获胜者进行准确排序。校方采用的方式包括：在试卷上列出大量试题，任何学生在考试时都无法全部完成；列出的试题具有不同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并且设计一些陷阱，让不小心的学生出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罗素后来说，那样做的结果是，“整个数学科目被弄成一套需要小聪明的花招，学生借此累积优等考试的分数。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数学令人恶心。”

他经常见到的数学学生们也几乎不会让他改变这个观点。在最优秀的数学学生中，有一个人名叫玻西·科里·戈尔，他后来成为三一学院的数学指导教师。罗素在提到他时说：“他是一位非常不错的数学学生，但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俗不可耐，幼稚可笑，追求物质，自私自利。应考制度使那样的学生处于显要地位，看到这一点真令人感到遗憾。”罗素倾向于认为，应该让数学学生参加基础考试。如果他们没有达到某个分数标准，就不能让他们继续学业。“这就可以防止没有文化修养基础的无知的专业学生像现在这样，取得优秀学位，而且还可以……学生提高总体的智性。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有用，超过了完全局限于一门课程的大量知识。”

在那些年代中，给本科生开设的数学讲座很少，大多数教学工作采取的形式是，私人聘请“教练”，帮助准备优等考试。罗素的教练是圣约翰学院的罗伯特·鲁姆齐·韦布，罗素对他没有什么深刻印象。数学优等考试备考学习为期3年，罗素肯定和韦布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但是在他的自传材料中，仅在《回忆中的画像》中提到过韦布一次。在该书中，罗素描绘了一位明显精神失常的指导教师，但是“没有谁想到应该对他……进行约束”。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数学教练没有那么幸运。他疯了，但是没有哪个学生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不得不把他关起来。”

尽管罗素对数学抱有强烈兴趣，但是在与专业数学研究者打交道时从来没有自在的感觉，觉得他们的知识面过于狭窄，行为举止缺乏文化修养。在剑桥大学的数学指导教师中，他唯一表示尊敬的是怀特海。罗素选了怀特海讲授的静力学，认为怀特海“作为老师堪称完美”，但是对他的佩服之情主要——如果说不是完全——是由于他的通识，而不是由于他的数学知识。他回忆说，怀特海“兴趣非常广泛，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常常让我深感惊讶”。怀特海比罗素年长11岁，在许多方面堪称维多利亚时代学者和绅士的完美范例：对国家有献身精神，对权威有忠实情感，对传统持遵从态度。怀特海的父亲曾是中学校长，后来在肯特郡担任神职人员。怀特海先在家里接受教育，后来进入名校舍伯恩读书。舍伯恩位于多塞特，具有悠久的传统，他在那里养成了对古典文学和竞技体育的爱好（他曾任板球队和足球队队长，而且还是学生领袖）。从事竞技体育是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男童的特点。在剑桥大学，当时的师生都知道，怀特海是一个“独行者”，完全专注于数学学习，在社交方面不太自信。这样说可能完全没错：尽管他终生喜爱三一学院，他更加喜爱肯特郡海滩，喜爱他曾经就读的中学，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也是罗素觉得他身上最引人注目、最值得佩服的地方是：“他任何时候都深知宗教具有的重要性。”

正是在怀特海的鼓吹下，罗素和桑格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使徒协会——“剑桥大学谈话协会”。该协会的成员全是学生精英，对罗素和大多数成员来说，协会活动是本科生时期最重要的生活经历。在任何时候，“协会”（成员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成员的数量上限为六至七人。它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丁尼生和哈勒姆在剑桥读书的年代，入选该协会被视为一种殊荣。罗素对协会赞不绝口：“它早在1820年成立，从那时起，大多数成员均是剑桥大学的思想精英。”实际上，协会成员的档次并不像罗素所说那么高，我们肯定不难发现，许多思想精英并非一一名列其中（查尔斯·达尔文和托马斯·麦考利就是两个现成例子）。但是，我觉得罗素的这一番话说明了协会成员的自我评价。

在罗素第一年结交的朋友中，大多数来自该协会（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西奥多和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都是成员，麦克塔格特也不例外，鲍勃·特里维在罗素之后一年加入。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正是为了评估他是否具有使徒潜质，他们几个才与他交了朋友。评估需要一些时间，经过严格的详尽研讨，其原因在于，对协会来说重要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每个成员都有能力对重要问题互相阐述个人观点；其二，换言之，他们都应该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讨论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不能使用视为禁忌的语言，没有限制，没有骇人听闻的东西，没有妨碍绝对自由推测的障碍。”协会成员每周星期六晚上见面，根据罗素的回忆，“讨论一般在凌晨1点时结束”。不过，即使散会之后，“我还要和一两名成员一起，在内维尔大院的回廊里一边踱步，一边讨论，长达几个小时”。

通常，协会每年挑选两名二年级学生；那年由于怀特海的干预，出现了例外情况：两位入选者均是学数学的。从总体情况看，协会成员往往是学古典文学的（卢埃林兄弟就是这样的学生）、学历史或者哲学的。在罗素参加活动的年代，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可能是麦克塔格特和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人称“戈迪”）。狄金森是来自国王学院的古典文学学生，罗素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不过，罗素发现，在谈话中“我使用直截了当的方式，陈述不太中听的真理，常常让他受到伤害”。

协会的“使徒”们究竟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她撰写的罗杰·弗莱的传记中，弗吉尼亚·伍尔夫也许恰如其分地进行了总结：“政治和哲学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对他们来说，艺术只限于文学；文学带有半预言性质。阅读雪莱和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是为了获得寓意，而不是欣赏富于音乐性的语言。罗素提交给协会的首篇文章肯定符合这一模式。”文章题为《我们可以成为政治家吗？》，试图寻找一个完全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以便为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文章以遗憾的口吻得出结论说，尚无实现这种基础的可能性。

在牛津大学，一个类似的精英团体与此同时在讨论尼采、奥斯卡·王尔德、唯美主义和“高级鸡奸”问题；如果从使徒们讨论的话题看，剑桥大学的人在19世纪90年代似乎明显摆脱了对那类世纪末问题的关注。10年之后，利顿·斯特雷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占据主导地位，该协会似乎有所改进。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素失去了对它的尊敬。罗素在谈到协会在斯特雷奇主导时期的表现时说：“那时，成员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司空见惯；我当会员时，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他的观点有点言过其实：例如，洛斯·狄金森是拒不忏悔、毫不掩饰的同性恋者，对罗杰·弗莱抱有发自内心的、即便只是单相思的爱慕之情。在罗素入选之前几年，麦克塔格特曾经宣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紫罗兰还是橙花？》，为同性恋进行了辩护。实际上，一位撰写协会历史的作者认为，“使徒同性恋的浪漫理念”出自麦克塔格特和洛斯·狄金森，而不是出自斯特雷奇和凯恩斯。不过，实际情况是，在罗素参与活动期间，协会进行的讨论对政治改良表现出严肃态度和持续关注，而后来的使徒们放弃了那一做法。罗素后来表示：“那时，我们依然受到维多利亚时代观念的影响；他们受到爱德华时代观点的影响。”

大学二年级末，罗素在罗洛叔叔家里过暑假。那时，罗洛已和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哈洛德·约阿希姆的妹妹格特鲁德·约阿希姆结婚。在那段时间里，罗素进一步了解了皮尔索尔·史密斯一家——每个星期天，他都要步行4英里，到那里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不过，看来没有人发觉罗素爱上了艾丽丝。他们一家人对他表示热情欢迎；他毕竟是约翰勋爵的孙子。[3]在艾丽丝的父亲给其他客人透露的相关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罗素非常喜欢那里无拘无束的自由氛围。他写道，“我的看法与歌德类似，美国看来是一个浪漫、自由的国度，在他们一家人身上，我没有看到弥漫在我家里的那种偏见”：

晚餐之后，他们在树林里燃起篝火，围坐起来，吟唱黑人圣歌。在那些年代，英国人还不知道那样的音乐。

正是在探访星期五山丘的过程中，罗素对以前弗兰克在伦敦介绍的美籍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有了深入了解。罗素回忆说：“随着对他的深入了解，我发现，他对我，对其他来自北方的哲学学者……持赞同态度，当然也表现出许多异议。他觉得，他提出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过于高深，所以表现出文雅的遗憾之情。”桑塔亚那的风格平和、细腻，不仅见于他的著作中，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衣着和谈吐中。罗素对此表示欣赏，但是觉得“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与他的漂亮皮靴类似，他的风格露出过分修饰的痕迹”。有一次，桑塔亚那动身前往西班牙，临行前对罗素说：“我希望生活在人们并不抑止自己激情的地方。”罗素后来评论说：“我觉得，在一个没有多少激情可以抑止的人身上，我看到这一态度并不令大凉讶。”

到那时为止，罗素已经作出决定，一旦完成数学专业优等考试的第一部分，他将放弃数学，转而攻读哲学，为伦理专业优等考试的第二部分进行准备。离他鄙视的数学优等考试只剩下一年时间，但是他迫切希望开始攻读哲学。那年夏季末，他听从了罗洛的姻弟哈洛德·约阿希姆提出的建议。哈洛德住在附近，偶然和罗素一起打网球。（很难想象伯特兰·罗素打网球的样子，但是他那段时间的信函中常常提到他打网球的事情。）显然，罗素在那之前曾就如何学习哲学的问题，请求约阿希姆提供意见。约阿希姆在回信中开了一张长长的书单，上面包括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休谟、洛克、贝克莱和康德。约阿希姆补充说：“到了读完这些著作之后，你对哲学的了解就会超过我。”与麦克塔格特一样，约阿希姆也是新黑格尔学派的追随者，他的派别之见在逻辑学读书目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以忌妒的口吻承认，J．S．密尔的《逻辑体系》尽管“错误百出”，不过依然是必须阅读的著作。另一方面，布莱德雷的《逻辑原则》“名列一流，不过难以理解”，鲍桑葵的《逻辑学》“写得不错，不过更显艰涩”。

返回剑桥之后，罗素决定从柏拉图开始，逐一阅读约阿希姆书单上的著作。他买了一本乔伊特翻译的柏拉图著作的二手书，首先阅读了《飨宴篇》和《泰阿泰德篇》。“柏拉图以如此轻松、调侃的谈话形式，展现哲学理念，读后的感觉不像阅读大多数法国著作那样，有论证肤浅之感。而且，柏拉图开门见山，与德国人节奏缓慢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在给罗洛的信中写道，“这真的非常愉快。”次月，他开始接着阅读休谟的《人性论》；给人的感觉是，他打算读完书单上的全部著作。然而，众所周知，优等考试要求学生做大量练习，在最后一年中，罗素觉得功课压力明显陡增。那不是阅读全部哲学经典的最佳时机。有人说，罗素在数学方面的功课开始受到影响；尽管他当初信誓旦旦，最后可能无法如愿以偿，获得优等学位。哲学指导教师詹姆斯·沃尔德告诉他，“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称号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从那个同一律的例子推知，我最好暂停哲学著作的阅读，等到数学优等考试之后再想办法。

于是，他接受了沃尔德的建议，暂时放弃课外时间进行的哲学著作研读，克服自己日益增强的自然本性，将注意力重新转向数学。

1892年12月5日，那个学期已经接近尾声，罗素突然重新开始写日记。在整本日记中，有一则单独的文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是他向已经不再信奉的上帝发出的绝望祈祷，希望获得宽恕：

凌晨1点。我犯下令人悲痛的罪孽；噢，上帝，请您宽恕我吧。别人做的事情，我也做了，我唯恐自己的名次在他们前面，唯恐我给人自命不凡的印象……现在我觉得，那些可鄙的动机多么懦弱，多么愚蠢。我曾经徒劳无益地尝试，误将那些卑鄙的担心视为摆脱偏见的心胸开阔之举……啊，我的上帝，怜悯我吧……给予我力量吧，让我从今以后拥有力量，抗拒那些诱人上当的愚蠢之举，分清无害搞笑与邪恶嘲笑的界线。让我不再为了赢得那些人的可鄙的短暂好感，做自己内心厌恶的事情。我骗取了他们的尊敬，我采取的方式结果让我顺从了他们……噢，上帝，请您给我力量，让我远离朋友们的愚蠢行为，就像远离我的对手的罪恶一样，让我抵御欢笑的陶醉状态，在悲伤中，在愉悦之中保持心智健全的头脑。

那天是星期日，罗素按照那时对学生的要求，大概刚从学院的礼拜堂返回房间。也许，他在礼拜堂里受到了布道的提示，对自己的情况产生了某种看法，再次从虔诚而严厉的道德观的角度审视自己。但是，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一段祈祷虽然语焉不详，但是提供了些许蛛丝马迹：它与“欢笑的陶醉状态”有关，与将嘲笑视为“无害搞笑”最终变为邪恶的行为有关，与他朋友所做的并且从中获得快乐的某件事情有关。这段祈祷表明，那是一件并不严重的违规行为。罗素内心感觉到的前所未有的极大自责暗示了另外的情况，但是，罗素敏锐的罪孽感偶然发现了它，让它被视为“令人悲痛的罪孽”。

一个更愉快的事件——尽管在历史记载中没有留下细节——是他与G．E．摩尔的首次见面。那年，摩尔是新生，刚从达利奇学院[4]毕业，进入三一学院，参加古典文学优等考试第一部分课程的学习。摩尔出生一个大家庭中，最初住在黑斯廷斯，后来迁居伦敦郊区的上诺伍德，离达利奇学院很近，步行就可到达。他的父亲继承了祖业，是一名医生，事业非常成功，迁居伦敦之后便告退休，但是依然可以给自己的八个孩子提供优裕的生活。长兄托马斯·斯特奇·摩尔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和木雕艺术家；在八个孩子中，摩尔与汤姆的关系最为密切。摩尔年轻时是著名的美男子，很有人格魅力。与怀特海挑选罗素的情况类似，他的学术考官指定他为具有潜质的使徒候选人。那位考官名叫A．W．维罗尔，专攻古典文学，告诉年轻的使徒们密切关注摩尔。摩尔结交的第一个精英朋友是鲍勃·特里维廉，并且最终——尽管摩尔花费的时间比罗素长一些——得到协会大多数本科生成员的认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罗素通过特里维廉认识了摩尔，从一开始便被摩尔所吸引，觉得摩尔“思维清晰，充满激情，真诚待人，非常热情，让我深感羡慕”。摩尔那时对哲学没有什么兴趣；罗素几乎与大多数见到摩尔的人一样，羡慕的主要是摩尔的个性，甚至从某种程度说，是他的堂堂仪表。在罗素的描述中，摩尔“模样英俊，身材修长，五官几乎可以给人灵感”，而且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纯洁”。

1893年5月，罗素参加了数学专业优等考试的第一部分考试，位列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第七（桑格高居第二，排在他的前面）。这个结果比罗素担心的好了许多，让他颇有如释重负之感，结束这门课程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后来写道：“我结束优等考试之后，卖掉了数学书本，并且发誓再也不看数学书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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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第46页：“我的姑姑阿加莎给我介绍了亨利·乔治的著作，并且对该书赞不绝口。我相信，土地国有化将会获得社会主义者希望从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的所有益处，这个观点在1914至1918年战争期间才出现改变。”在他谈到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的情况时，罗素显然忘记了他自己在这段文字中表达的意思。

[2] 康托、魏尔施特拉斯和戴德金三人均为著名的德国数学家。——译注

[3] 无论罗素出现在什么地方，他都被人视为“约翰勋爵的孙子”；罗素至少可能在某些场合，对此表现出某种不满。但是，如果真的如此，在幸存下来的信件中，在他一生中撰写的大量自传性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4] 英国著名的私立寄宿男校，创立于1619年。——译注

第三章　货物中的尸体

1893年夏季，罗素与过去告别——不过，没有出现卖掉数学书籍这一象征性举动。5月18日，就在数学备考的过程中，他过了自己的21岁生日。对他来说，这一天超过了一般生日的意义，让他的整个生活有了完全不同的基础。首先，它意味着祖母和罗洛叔叔不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其次，他从父亲的地产中继承了20000英镑遗产，让他每年有了600英镑的收入。这个数字不算是什么巨额财富，但是足以让他在经济上独立生活下去。因此，从法律和经济两个角度看，他那时已经独立了。当然，在感情方面，事情更复杂一些，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决心打破彭布鲁克别墅对他的控制。

他迈出的第一步是在剑桥度过暑假，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回到彭布鲁克别墅去。从表面上说，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进行哲学方面的研读。其实，在10月开学以前，他认真学习的时间很少，在暑假中阅读一般书籍，观看戏剧，专心致志地劝说艾丽丝·皮尔索尔·史密斯嫁给自己。

他后来说，一是成年，二是完成优等考试，这两件事情结合以来，给予他“一种令人高度兴奋的解放感，一种开始冒险的意愿”。当时的情况仿佛是这样的：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埋头读书，现在终于可以抬起头来，注意周围的世界了。以前，他满足于在祖母那一代人创作的诗歌中发现文学和宗教方面的灵感；现在，他开始接触19世纪90年代的文化。他那个夏天阅读的书籍与反抗有关——他完全可以想象，那样的书籍老一代人肯定不会表示赞同。在那些图书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伊凡·屠格涅夫、沃尔特·惠特曼和亨里克·易卜生的作品。

“我那时觉得，”他在谈到那个暑假时说，“墨守成规的中年人仇视的东西肯定都是好的。”例如，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他佩服巴扎洛夫这个人物。巴扎洛夫体现了虚无主义的反抗，强烈排斥传统道德的基础。“没有什么普遍原则”，巴扎洛夫感叹道：

只有感觉，这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例如，我通过自己的感性，形成一种否定态度。我喜欢通过自己的感性进行否定——我的想法根据的是那个计划，如此而已！全都来自感性，超过了人们可能探究的深度。

这并不是说，罗素相信这种说法具有真实性，将其视为一种伦理理论，而是表明他佩服说出这种让人恐惧的问题所需要的“给人愉悦、令人震惊的”个性。其次，尽管他可能进行尝试，但是他却无法将自己视为巴扎洛夫，而是对贵族出生的友善的阿尔卡迪表现出更多的认同。巴扎洛夫告诉阿尔卡迪：“你是一个有资本的男人，然而，你是一个甜言蜜语的家伙，一个嘴上挂着自由主义的势利小人。”罗素说，他读到这个段落时，“我浑身战栗，觉得巴扎洛夫可能把我视为‘甜言蜜语的家伙，嘴上挂着自由主义的势利小人’。我那时觉得，我很可能就是那样的人。”

在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中，罗素看到性欲以如此直率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的做法他原来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部著作中，一个男人并不转弯抹角地传达性爱，而是直接描写了春天给人以快感的喘息。但是，他说这番话时痛痛快快，看到面纱被撩起之前并不感到恐惧，而是——可以这么说——一把扯下面纱，几乎在问，“有什么东西让你感到害怕？”

被禁止的声音穿过我的肢体，
性交和欲望的声音一一展示，我撩开面纱
我梳理并美化不雅之声

我没有把指头放在嘴上，
我把它们精心保留在身体深处，保留在大脑和内心里，
我觉得交媾像死亡一样正常，不再令人讨厌。

这些诗行让罗素——他曾经听见老师使用“乳房”一词，几乎大惊失色——深感震撼，证实了他当初的看法：美国“是一个浪漫、自由的国度”。惠特曼——或者“沃尔特”，罗素总是使用这个昵称，把诗人视为亲密朋友——成为他的偶像之一。3年之后，当罗素首次访问美国时，他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惠特曼的寓所，那是一种尊敬和感激之举：1893年，罗素内心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一度觉得它们将会危及自己的理智；正是惠特曼将这样的欲望置于阳光之下，宣称它们是健康而正常的。罗素在《自传》中说，他在剑桥读书期间，月夜里在“乡间飞奔，处于暂时发疯的状态”。他宣称：“其原因当然是性欲所致，不过那时并不知道实情。”也许，他说不知道的意思是，他那时并不公开承认这一点，甚至自己私下也是如此。阅读惠特曼的作品让他有了新的理解，不再将性欲视为邪恶之物，视为疯狂之物，性欲只是性欲而已。或者，正如惠特曼所说的，是“心智健全、身体健康的”表现。在那段时间，罗素喜欢使用以下诗句来说明这一点：

我喜欢的男人了解并坦率承认性欲带来的微妙感觉，没有羞耻可言，我喜欢的女人了解并坦率承认她的相同感觉，没有羞耻可言。

罗素在彭布鲁克别墅中备受沉闷和病态的困扰，诗句中如此直率的表达恰似一阵新鲜的空气，从打开的窗户吹了进来。

当然，罗素勋爵夫人想到自己的孙子阅读这样的东西，肯定会有遭受恶意中伤之感。她甚至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时，也会觉得作者的“粗俗”损伤她的愉悦。（“我根本无法理解对鲍德勒风格所持的异议，”她曾经写道，“删去不能给人带来任何道德寓意的文字，删去那些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完全自然的。”）现在，她所称的“现代丑陋话题的影响”让她深感绝望。就这一点而言，可能发出类似感慨的并非仅她一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认为，有人假借文学之名，让公众遭受“坦露的肮脏”之害，遭受“讨厌和恶臭的垃圾”之害。亨里克·易卜生的剧作处于那场争论的中心（这里引用的几个词汇摘自当时对易卜生剧作《群鬼》的评论），并且是许多最强烈的伤害之辞的攻击目标。在1893年，钦佩易卜生就是认同反对传统得体标准的造反行为，就是赞同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排斥假正经言辞，揭露不可告人的黑暗秘密，揭示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真理。那是一场让人感到威胁的运动，或者说令人振奋的运动，人们的年龄大致决定了对它所持的态度。

对罗素来说，那个潮流与他自己挣脱过去束缚的感觉一拍即合；易卜生当众羞辱了那种道貌岸然的感觉，让他觉得非常愉快。怀特海让他看了《剑桥评论》刊登的一篇对易卜生剧作的敌视评论，他尤其喜欢其中的一句话：“对态度严肃、行为规矩的人来说，生活并不带来什么问题。”这一句话总结了他所反叛的观点，罗素常常引用，乐此不疲。

一方面，易卜生的道德观引起了强烈反响，另一方面，对他剧作的需求与日俱增。在1893年的整个夏季中，他的作品在伦敦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罗素争相一睹的剧作由著名女演员伊丽莎白·罗宾斯领衔主演。在短短几周时间里，他观看了她在《建筑师》中扮演的赫尔达·加布勒、在《罗斯莫庄》中扮演的丽贝卡·韦斯特。在那一个时期中，他还阅读了易卜生的重要剧作。不过，罗素在很久之后，转而对易卜生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将他称为“不良道德的竭力鼓吹者”；那时，易卜生的剧作——正是因为它们倡导的“不良道德”——“引起了我的极度亢奋”。

当时，《群鬼》引起很大争论，给“态度严肃、行为规矩的人”的感觉带来最多冒犯，其主题不可能不让21岁的罗素浮想联翩。与易卜生的许多剧作类似，该剧关注这一主题：人们的生活受到过去的影响，受到死人的幽灵式影响，受到已被抛弃的观念的影响，受到被压抑、没被承认的感觉的影响。其情节由一系列揭示性片段组成；用G威尔逊·奈特的令人难忘的语言来说，那些片段“就像一层层揭开的裹尸布”。那个意象让人不禁想起易卜生的名言：“我们与货物中的尸体一同航行”。

该剧讲述了艺术家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他罹患一种可怕的大脑疾病，开始出现症状，因此被迫停止工作。他从来都不了解自己的父亲，但是根据母亲竭力编造的“美丽幻想”，一直觉得，父亲是一个完全令人佩服的人，取得了“有用的杰出”成就，后来不幸早逝。实际上，当母亲后来决定告诉他真实情况时，他发现父亲完全是放浪形骸的男人。父亲的放荡生活遗传给了奥斯瓦尔德，致使奥斯瓦尔德罹患脑部疾病。奥斯瓦尔德在发现父亲的实情之前，已经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于是诱惑了当地一个名叫雷金纳的姑娘。他希望，她可以在他脑部疾病极度恶化之前，给他服用吗啡，帮助他走向死亡。但是，他在该剧的最后揭示中发现，雷金纳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他父亲过去生活留下的另一个“幽灵”。最后，他与充满爱心的母亲待在一起。不过，母亲拒绝他的自杀请求，全剧以奥斯瓦尔德面对缓慢到来的可怕死亡这一场景结束。

在这个凄凉的故事中，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在罗素的生活中引起特别反响：它强调说，造成奥斯瓦尔德苦难的正是墨守成规、虔诚和（更加致命的）善意的家人的关爱和仁慈行为。在《罗斯莫庄》——如果说与《群鬼》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该剧与罗素的生活有更多类似之处——中，这种家人之爱被描述为一种力量，它剥夺人的生命活力和激情。剧名的意思是“罗斯莫的岛屿”，它是一个家庭居住的老屋。那一家的几代人做善事，信神灵，受到人们的赞美。一个女人名叫丽贝卡·韦斯特，性格强硬，充满激情，与罗斯莫相恋，进入了这个家庭。

与《群鬼》类似，《罗斯莫庄》的情节围绕着对过去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揭示而逐步展开。第一个桥段始于对罗斯莫的妻子自杀原因的探究。真实的情况是，丽贝卡知道她对罗斯莫抱有“无法控制的疯狂激情”，于是告诉她说，自己与罗斯莫有了婚外情，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蓄意诱导她自杀。罗斯莫发现这一点之前，曾经向丽贝卡求婚，但是遭到拒绝。他问道，如果丽贝卡密谋的目的是要和他在一起，他知道了她的秘密之后，她为什么要拒绝他呢？丽贝卡说出了两个原因：其一，自从来到罗斯莫庄居住以后，这里的“伟大、无私之爱”的氛围深深感染了自己，她已经不再存有追求自己目的的任何愿望；其二，在罗斯莫的影响之下，她的“丑陋的激情”已被一种宁静无私之爱取代。她告诉他：“罗斯莫一家的生活观念已经影响了我的意志……而且让我原来的激情显得恶心，让它受到原来我不以为然的法则的制约。你——以及与你一起分享的时光——已经使我的心灵变得高尚了。”罗斯莫听到“高尚一词”之后心里一亮，然而立刻被接下来的话语镇住了：“罗斯莫的生活观念的确使人变得崇高。可是……可是……可是它扼杀了欢乐。”

在所有这些剧作中，正是性格强硬、充满激情的女性提供了机会，让人摆脱传统的道德观和家人之爱带有的否定生活的力量。罗素认为，伊丽莎白·罗宾斯扮演的角色以这样的方式，体现了他自己梦寐以求的幻想：遇到一个不受传统的观念束缚的女性，将他从过去的禁锢和限制之中解放出来。

艾丽丝·皮尔索尔·史密斯既不是丽贝卡·韦斯特，也不是海达·加布勒，然而她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与沃尔特·惠特曼保持友好关系。在罗素看来，她必定具有诱人的自由品质，可以将他从伴随自己成长、虔诚的贵族式辉格党传统中解放出来。而且，她的家庭也显示出具有令人期望的迹象，可能“相当不错”。例如，她的父亲罗伯特·皮尔索尔·史密斯1872年在美国遭遇神经崩溃之后，到了欧洲，以具有人格魅力的福音传播者的身份，创建了到那时为止非常成功的事业。在19世纪70年代，他曾被卷入一桩大肆渲染的性丑闻之中，于是终结了他的传教活动。那一桩丑闻的根源是他的妻子汉娜描绘的“圣灵显身的微妙形象”。罗伯特将耶稣作为其追随者的新郎这一譬喻进行了字面解释，并且竭力鼓吹说，宗教神圣性——圣灵具有的神圣灵感——是一种圆满状态，与两性交媾非常类似，可以通过服从已获灵感之人来实现。这当然是居心不良之说，但是随着证据逐渐累积，说明他把自己竭力鼓吹的东西付诸实践。相关方面突然取消了要求他出席宗教会议的邀请，他不得不逃到美国，躲避随之而来的丑闻。10年之后，他回到英国，在星期五山丘定居下来，那时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仰，总的说来行事低调，担心唤起太多的回忆。

另外，艾丽丝的姐姐玛丽以更为公开的方式，反抗传统的道德观，愤然离开丈夫弗兰克·科斯特洛和两个女儿雷和卡琳，前往意大利，与情人伯恩哈德·贝伦森同居。正是通过玛丽的关系，他们一家人结识了沃尔特·惠特曼。玛丽是惠特曼的早期拥趸，并且坚决摒弃她母亲的这一看法：惠特曼“写下了许多明显下流的东西，超过了史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此外，玛丽竭力寻求并且获得了惠特曼的友谊，而且最终成功地让全家人钦佩他——如果说不是他的诗歌的话——这个人。他们的弟弟洛根曾在牛津大学的贝列尔学院学习古典文学，所持的观点类似于唯美主义——罗素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正确评价马奈、莫奈和德加”。那段时间，洛根分别待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巴黎的“艺术家聚居区”，他在那里结识了罗杰·弗莱和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另一个是伦敦，他在那里与费边主义者相交甚密。

母亲汉娜没有其他人所拥有的令人期望的阅历。她在一家人中最为虔诚，不过也小有名气，撰写的《基督徒幸福生活的秘密》一度畅销，被誉为感悟“神圣性”的指南。但是，即便她也难以被归为传统人士之列。她坚定不移地相信所谓的“复原教义”，否认地狱和天罚，坚持认为每个灵魂都命中注定得到救赎。她被冠以“异端邪说者”名号，对此她深感荣耀。她的信函出版时，她儿子选择的书名是《宗教叛逆者》。尽管汉娜本人颇像一个煽动者，带着道德热情和极大的热忱，投身妇女选举权运动和禁酒运动，她信奉的是“爱的宗教”，甚至与罗素勋爵夫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支持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具有美德，男人是邪恶之徒；男同性恋是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罪孽之一。她的密友之一是时任英国妇女禁酒协会主席的亨利·萨默塞特夫人。当初，萨默塞特夫人发现了丈夫的同性恋行为，坚持通过法律程序离婚，造成了一桩公开的丑闻。

在上流社会中，萨默塞特夫人是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是汉娜眼里的女中豪杰，她的故事说明了男人可能造成的“可怕罪恶”。在第一次审判奥斯卡·王尔德时，陪审团可能无法形成裁定。汉娜得知王尔德的“下流行为”可能逃过惩罚，当时深感震惊，认为“法官和陪审团犯下了同样的罪行，不敢给他定罪”。在下一届英国妇女禁酒协会上会议上，汉娜提出了一项决议，认为“所有男人都应该被阉割”。她论证说，这是“我知道的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

假如罗素1893年了解了汉娜的这些态度，他可能从中得到警示。实际的情况是，在他的心目中，皮尔索尔一家人倡导宽容、自由和独立的形象未受玷污。就在他完成优等考试之后几天，他邀请艾丽丝到剑桥访问，以便展开攻势，赢得艾丽丝的芳心。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艾丽丝接受了邀请。6月9日，他和艾丽丝以及艾丽丝的一个表姐一起，在剑河上荡舟。就在那一天，罗素得到了考试结果。艾丽丝问他，他听到自己成为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的消息，这是否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她竟然想象可怜的优等考试名单可以让我快乐！”他在日记中坦言，“然而，我无法不欺骗她。”

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他没有与她见面。但是，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记录的一场梦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图和认真态度，了解其他许多方面的情况：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和艾丽丝订婚，不日将会举行结婚仪式，后来却发现，我家里的人欺骗了我，我母亲没有死，她待在一家疯人院里。因此，我当然决定放弃结婚的想法。这个噩梦让我深受困扰。

如果我们解读这一梦境，就可看到为什么易卜生的剧作会引起如此深刻的共鸣。与货物之中的尸体一起航行，这是罗素脑海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场景，也许最早出现在他开始记事时。他的祖母对任何提及精神失常的语言非常敏感，并且以隐晦方式暗示他母亲的病情，这使梦境中的“揭示”成为对这个问题的最自然的猜测：那具尸体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他觉得，如果他母亲精神失常，他“当然”应该放弃结婚这个想法呢？

罗素在那段时期撰写的一篇论文提供了答案。那份论文的题目是《婚姻》，看来是专门为艾丽丝写的——6月时，在两个人见面的过程中，她肯定就结婚这个想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也许，她没有意识到，罗素对这个话题如此看重）。罗素的策略看来是，力图说服她接受这个观点：无论在通常的意义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婚姻都不是会引起反对的事情。然后，他特别想劝说她和他结婚。这是以哲学辩论形式构思出来的追求之举，也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个说法完全取得了成功。

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是，总的来说，具有先进的现代观念、能力很强的独立女性——即被罗素视为潜在妻子的理想女性——正是那些对婚姻的奴隶性质表示强烈反对的女性。那么，应该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呢？罗素的回答是，应该表面上遵从传统婚姻的期望，但是在私下颠覆它们，其原因在于，“最好通过在行为上显得屈服，在语言上表示反对的方式，改变不良习俗”。他提出的理由有两点：其一，男性和女性，特别是进步的男性和女性，不应去过“修道士般的独身生活”；其二，如果这样的人希望不被丑闻所困扰，他们不可能沉迷于“婚外性交”。因此，他们需要结婚。

但是，罗素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它使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智性人士之间的婚姻不仅对自己的幸福是必要的，而且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这个观点是，这样的人担负着生儿育女的责任，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子女“几乎肯定将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将传播不带偏见的观念，推进倡导宽容的事业”。从这一点形成的后续观点是，如果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孩子将是疯子，不但对社会没有用处，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那么，他们就有义务不结婚。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梦中见到的“幽灵”——他的家族中可能存在遗传性精神失常这个想法——就会动摇这个论点的基础，从更深的层面和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就会动摇他希望与艾丽丝结婚的基础。

罗素曾经撰文谈到易卜生的作品中自己佩服的女性，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他“以愉快的心情，阅读了沃尔特·惠特曼对‘我所爱的强健、傲慢的女人’的赞扬”；其二，他认为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接近这一类型”。有趣的是，在为艾丽丝撰写的关于婚姻的文章开头，他引用了惠特曼的诗歌《从围栏中放出》，“我所爱的强健、傲慢的女人”就是出自那首作品。在这个语境中，这首诗歌变为向艾丽丝发出的恳求，使罗素得以实现他的真正潜能：

放出我所爱的强健、傲慢的女人，只有那时才能出现我所爱的强健、傲慢的男人。

通过有力的拥抱，放出我所爱的肌肉发达的女人，只有那时才有男人的有力拥抱。

从女人大脑的褶皱中产生出男人大脑的全部顺从的褶皱。

男人是地球上和永恒中的伟大之物，然而男人的每个伟大之处全都来自女人。

“我每天都思念艾丽丝”，罗素在记录梦境的那一天日记中写道。然而，到那时为止，他还没有向她表示他对她的感情。8月12日，艾丽丝——还是和她表姐一起——再次到了剑桥，罗素朝着自己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首先，他给她看了《婚姻》（正如他在日记中描写该文时所说，“我的短文谈到以任何方式不结婚的不道德性，超过了一般文章的水平”）这篇文章；然后，劝说她一个人单独陪他进行一次船上旅行。他那天晚上写道，那是“我迄今为止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天”。两人聊到了爱情和婚姻，不过依然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但是，罗素指出：“她是否在整个过程中对我的感情浑然不觉？这一点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曾一两次无意之间暗示我的感情。”从外表上看，两人依然交换理论上的看法；罗素提出的观点是，从根本上讲，爱情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艾丽丝坚持独立具有的价值：

我们两人在很大程度上一致认为，婚姻给……精神恋提供了最佳机会；男女之间不可能保持纯粹的友谊。但是我发现，只有希望生儿育女的愿望才能克服我以前想象的女人对性交的反感，克服对性交所持的退缩态度。

艾丽丝表现出来的反感态度使罗素觉得非常失望；同样让他觉得失望的还有，艾丽丝并不赞同她姐姐离开丈夫、投入贝伦森怀抱的行为。到那时为止，罗素认为艾丽丝是自由恋爱的倡导者。他的攻势刚刚开始带来结果，他觉得没有理由轻言放弃。况且，艾丽丝建议两人继续见面，而且同意他的建议，两人通过信函，继续关于爱情的讨论。这两点让他深受鼓舞。

当时，艾丽丝心里肯定明白（如果说她之前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的话）：第一，罗素的兴趣并不在于和她一起从理论上讨论爱情和婚姻问题；第二，罗素搬出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来证明这个问题，可能有小题大做之嫌。在那之前不久，麦克塔格特自费印刷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对绝对的再确定》，陈述了他的观点。该书所有使徒人手一册，对剑桥大学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罗素本人也得益匪浅。在试图总结他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中，麦克塔格特先提出两个问题：“这种生活的具体物质内容是什么？它形成了什么东西？”然后回答说：

我认为，它意味着一种东西，并且仅仅是一种东西——爱情……当我解释说，我的意思既不是仁慈，也不是它最充满激情的形式，甚至不是方济各[1]的感情，我将排除对我意思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当我补充说，我的意思不是对真理、对美德、对美丽的爱，我会加剧这个问题形成的困惑。当我继续说，我的意思是充满激情的、整个身心的、需要一切的爱，我将变得令人反感。当我总结说，我的意思不是性欲，我会被人谴责为完全病态的。

当罗素和艾丽丝结束乘船旅行之后返回时，他本来打算让她看这一篇文章，但是却不记得把那本书放在什么地方了。后来，他找到了书，随即寄给了她，并且在信中告诉她，他已经得到“结论，最重要的是当时应该直截了当地表达，但是那样做很难……已经不重要了”。麦克塔格特在这段文字中阐述的爱情观对罗素影响甚大，但是那种爱情观更多地涉及他的哲学思想，而不是他与别人的关系。如果他希望在人格化的上帝缺失的情况下，保留罗素勋爵夫人所说的“爱的宗教”，如果他还希望将“上帝之爱”与他少年时期以来信奉的受到法则——人们将来可能以绝对确定的方式，认识那样的法则——支配的整体世界观结合起来，那么，他最终得到的就是麦克塔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概括的观点。

在其后四周的时间里，罗素和艾丽丝交换观点，继续佯装他们的论证是纯粹理论性的，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在那个过程中，罗素继续引用麦克塔格特的观点，将其视为权威，觉得他提出的论据是无法抗拒的。罗素在8月19日写道：“一个危险的误置是，假设美德本身就是目的。在麦克塔格特的小册子中……他提出（并且证明），天堂中不可能存在美德。”到了8月25日，罗素觉得自己已经在争论获得了胜利。“我抱有信心，如果我有耐心，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可以通过谈话说服她，”他在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过，那仅仅是一个机会，我可以开始做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

噢，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口提这件事情呢？她是否会感到恐怖，认为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是自私的，把我看作傻瓜呢？对我来说，肯定不可能出现令人高兴的结局。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我现在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把撕毁她的信件，而是珍藏它们，一遍又一遍阅读。傻瓜！傻瓜！傻瓜！

毫无疑问，与罗素一样，艾丽丝肯定明白事情的发展方向，也许心里甚至比罗素更清楚。9月13日，罗素再次到星期五山丘探访，艾丽丝把他领到她父亲进行冥想的树屋（它叫菩提树屋，是根据让释迦牟尼大彻大悟的那棵大树命名的）里。在那里，她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和他交谈，表明她已经明白了当时的情况。她告诉他：“我觉得，假如我是谨慎的，我就应该结束这一段友情，完全是为了你好；不过，我自己也非常珍视它。”

“你不会就此结束它，”罗素回答说，“这是唯一让我觉得生命有价值的事情。”

“怎么说呢，值得庆幸的是，我并不谨慎。”

她的表态足以给他需要的安慰，他于是向她坦承了他在7月做的那个梦。这相当于求婚之举，艾丽丝对此心领神会，告诉他说：“我希望你放弃结婚的想法——保持友谊胜过与我结婚。我不想结婚，至少在长时间之内不想。”另一方面，她又以鼓励的口吻说：“如果你希望保持友谊，我们应该经常见面。”次日早餐前，两人一起在树林中散步。她开始时告诉他，她尚不确定，他的感情是否能够持久下去（“过了你现在的年龄之后，人们会有很大改变”），也不确定她自己的感觉是否足够强烈。罗素回答说：“你说的没错，我也觉得现在结婚是错误的，应该等几年再说。”而且她希望确定，罗素是睁着眼睛，明明白白地开始这段关系的：“你看，假如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非常亲密，我最终却没有爱上你，那么，你将会觉得十分难受。”两人决定，尽可能经常见面，尽可能更深入地互相了解（“因为我们两人都觉得，如果没有亲密关系，订婚是愚蠢之举”）。两人达成一致，如果一切顺利，将来的某个时候宣布订婚。罗素在日记中写道：“一切预想全部实现，我原来根本不指望可以取得这样的结果。”

也许，罗素在那个阶段夸大了他已经取得的进展，其原因在于，至少在几天之后有迹象显示，他被她所说的“亲密”一词误导，指望建立隐蔽的两性关系。他在日记中诅咒说，“愚蠢之举和兽性必然形成陈规陋习”。他接着写道，“如果我们诚实做事”，他和艾丽丝不得不漠视那样的陈规陋习。然而，“无论我们多么渴望，我们也不应公开表示漠视。因为这将削弱我们从善的影响和力量，还可能给她的亲属和我的亲属带来很大痛苦，将会被人完全误解”：

因此，必须秘而不宣，避免随之出现的危险。无论我在家里已经练习了多久，我迄今为止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出现不良影响。噢，可能有两种道德观，一种是谨慎之人的，另一种是傻瓜的。

一两天之后，他给艾丽丝寄去了惠特曼的关于性期望的诗歌《一小时的疯狂和欢娱》，旨在表明他自己的感情，认为该诗“真实，但不道德”。诗歌表达了罗素想到将要满足性欲时肯定出现的感觉：

无论你是谁，我都完全委身于你，你也委身于我吧，别管世人的目光！

回到天堂去吧，腼腆而娇柔的人！

把你拉到我身边来，在你头上首次印上一个坚实的男人之吻。

……

撬开你紧闭的嘴唇！

用嘲笑，用主动行为来追求毁灭！

向着给我指出的爱之天堂上升、跳跃！

……

以一个小时的完美和自由，以短短一小时的疯狂和欢娱

满足生命的余年！

艾丽丝对此举的反应与他的期望相反。罗素那时发现，艾丽丝与惠特曼的友谊并不意味着，她赞同他对两性关系所持的开放态度。恰恰相反，艾丽丝撕掉了惠特曼送给她的那本《草叶集》中的《亚当之子》。那一部分包括该书最露骨的性描写内容，上面这首诗歌就引自那个部分。

“我高兴地看到，你不喜欢惠特曼，”罗素收到她表示反对的信件之后，在回复中言不由衷地说，“我也不喜欢。我在前一封信中把那首诗歌寄给你，表达了我过去的情感，那一做法实在是诚实有余”：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感情没有压倒理性，我对此没有理由感到惭愧。依我所见，这种感情越强烈，人征服它之后就应该越高兴。

在那之前，罗素已经说过“掩饰以及它带来的危险”；现在他决定，将自己与艾丽丝的关系告诉祖母。他把那种关系的特征视为“喜欢”而非爱情，是一种“亲密友谊”而非订婚之约。罗素勋爵夫人的反应与罗素可能预测的完全一样。她告诉罗素：他与艾丽丝之间的关系已经足够亲密；在她看来，他们两人既不应经常写信，也不应该再见面；罗素年龄太小，不应过早订婚。此外，她还讲了一件他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他父亲当初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在和他年龄相仿时，喜欢上了杰西·钱伯斯。当时，罗素勋爵夫人告诫，不要向一个出身那么卑微的姑娘做出任何承诺。就在安伯利21岁生日之前不久，杰西·钱伯斯红颜薄命，撒手人寰，那个问题不了了之。在罗素勋爵夫人看来，这次的情况更是不祥之兆。“那次谈话让我痛苦万分”，罗素承认。但是，他祖母“并非那么不满意，反应不如我的预料那么强烈。况且，我向她保证，至少谈婚论嫁的可能性不大；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来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自传》中，罗素就祖母当时的反应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版本。他写道，从星期五山丘回家之后，“我告诉家里人事情的进展”：

……他们的反应符合门第观念的传统。他们说，她不是淑女，而是一个窃婴女人，一个出身卑微的冒险者，一个利用我不谙世事的心计多多的女人，一个不具备雅致情感的人，一个让我永久蒙羞的庸俗女人。

“但是，”他补充说，“我拥有从父亲遗产中继承的20000英镑的财产，我根本没有理会家里人表达的意见。”

在星期五山丘，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切预想全部实现”给罗素带来的欢乐已被搅乱：那天早上，两人早餐前散步回来，艾丽丝接到亨利·萨默塞特夫人寄来的一封信件，其中包含了一份请柬，希望艾丽丝陪她到美国去，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宣传禁酒。罗素后来回忆说，那封信件让艾丽丝深感兴趣——“她得意扬扬地朗读，兴致勃勃地表示接受。这让我心灰意冷，它意味着她将离开数月。而且，她的美国之行可能是一个有趣职业的开端。”

在10月6日艾丽丝动身去美国之前，罗素见到了她，以便完成他所说的“最后的痛苦任务”，“忏悔属于已经死去的自我的罪孽，但是，那样的自我仅仅对我而言死了，其他人无权这样认为”。罗素究竟忏悔了什么，没有文字可查。在她10月5日所写的一封信件中，艾丽丝说，罗素承认的事情不像她担心的那么严重，字里行间流露出如释重负的感觉。也许，在表示忏悔之后，罗素和艾丽丝那天就是否发生性关系进行了争论。罗素赞同以某种适度方式释放性欲，艾丽丝表示反对：“与掌握适度原则相比，自行严格控制原则要容易得多”，其原因在于，“对大多数人而言，把握适度与过度之间的界线非常困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你知道，这是一种积累而成的习惯。”她还补充说，“我们不能把自己与动物混为一谈，对动物而言，这是一种本能的东西”：

我也不相信，由于精神和智性因素而相互爱慕的男女之间，存在非常健康的关系。我觉得，那可能导入一种贬低他人的成分；当然，两人打算生儿育女的情况例外。

艾丽丝作为“自由恋爱”的倡导者所持的观念原来是这样的。

次日，罗素动身前往剑桥，准备新学期的事宜，开始伦理学优等考试第二部分的学业。他选择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形而上学、伦理学和哲学史。当时，与数学优等考试相比，伦理学优等考试处于重建阶段，学习主要不是通过接受“训练”，而是通过听跨学院的讲座。听讲座的学生人数很少，通常不超过三四个。讲师所起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导师，除了讲课之外，还要布置题目，修改文章。罗素的形而上学讲师是詹姆斯·沃尔德，伦理学讲师是亨利·西奇威克，哲学史讲师是G．F．斯托特。在三人之中，西奇威克可能名气最大，他的《伦理学方法》（1874年首次出版）已被列为标准教材。然而，黑格尔主义在剑桥大学盛行，让西奇威克的名声受到影响。他那一派功利主义遭到批评和指责，被视为边沁传统的残余，被某些哲学家——例如，麦克塔格特——打入冷宫。罗素后来回忆说：“我们叫他‘老西奇’，认为他已经过时了。”

斯托特比西奇威克年轻20多岁，相当符合潮流。他以前曾被任命为《心灵》的编辑，因此在业界有一定影响。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心理学，但是他讲授与17世纪理性主义者相关的内容，其中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对罗素的影响很大。詹姆斯·沃尔德曾是斯托特的老师，尽管年龄与西奇威克相仿，但是在年轻一代的哲学家中颇有威望。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把奥德学派的心灵哲学引入英国，介绍的哲学大师包括弗朗兹·布伦塔诺、亚历克修斯·冯·迈农、鲁道夫·陆宰。他在德国哲学和文化领域造诣颇深（他最喜欢的名言之一是“思考是困难的”），让罗素了解了许多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后来将要指引罗素的研究方向，其中以伊曼纽尔·康德最为重要。

沃尔德在形而上学讲座中强调了康德进行的研究；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罗素后来误将沃尔德说成“康德主义者”。康德思想在罗素交给沃尔德的文章中几乎占了主导地位，在罗素后来的思想发展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89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试图为康德的几何理论辩护。我们可以看到，罗素在学习数学期间，一直渴望讨论这类问题：我们是否可能知道，欧氏几何必然是正确的？康德曾经认为，我们可能知道。但是，在康德时期，种种非欧几何体系的创立，已对康德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质疑。非欧几何体系采用了不同的公理，可被证明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而在任何明显的方面并不必然是错误的。然而，那些体系界定的空间难以想象：两条平行线可能相遇的空间，或者三角形的内角加起来不是180度的空间。罗素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这个问题提出了其他种类空间具有的可想象性”；根据他的看法，康德就我们可以想象的空间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空间直觉必然是欧几里得式的；……因此对元几何［非欧氏几何］在认识论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罗素17岁时爱上的证据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是以牺牲客观性为代价的：它们那时提供的必然真理涉及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空间直觉。

然而，罗素在哲学方面的真正良师益友不是他的辅导教师，而是J．M．E．麦克塔格特。那时，罗素常常引用麦克塔格特的观点，仿佛它们是绝对正确的。例如，艾丽丝从芝加哥写信给罗素，请他考虑两人在宗教方面的差异，并且认为他最终可能接受人格化上帝，罗素回答说：

指望我什么时候会相信上帝具有人格，这个想法是徒劳的。我认为，在研究形而上学的人中，没有哪个会接受人格化上帝这个观点。它在哲学领域中遭到许多人的怀疑，类似于研究数学的人对分割圆所持的怀疑态度……如果你有兴趣读一点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我将非常高兴。我相信，你肯定很快就会确信，它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优势。麦克塔格特曾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涉及人格化上帝的宗教不可能是爱的宗教；我认为，他在那本小册子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他赞同艾丽丝的这个观点，“离开了信仰，人际关系或者人的活动自身都无法给予满足感”。但是他提出，这种必不可少的信仰不是相信这种或者那种信条，“更确切地说，而是相信世界具有的完美性，相信这种完美性的终极实现”。

1893年11月初，艾丽丝刚刚回到英国，罗素便到皮尔索尔·史密斯家在伦敦格罗夫纳路的寓所拜访，并且在那里待了一夜。他11月7日写道，两人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两天时光”。看来，艾丽丝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也许阅读了太多形而上学著作的缘故，她那时宣称，所有理论都毫无用处。“我更关注的是你的个人感情，而不是你的理论，”她在11月8日写道，“同理，我希望拥有天生的荣誉感，而不是不应做让人丢脸之事的原则。”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学术问题，我已经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人——或者一般说来每个女人——肯定总是根据个人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

罗素与艾丽丝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罗素勋爵夫人看在眼里，忧心忡忡，千方百计要罗素做出承诺：第一，他不会以任何方式受到艾丽丝的约束；第二，他不会经常和她见面，至少可以说，每月不能超过一次。罗素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她转而求助艾丽丝的母亲，安排11月19日在格罗夫纳路见面。她重申，罗素和艾丽丝其实没有订婚；她们达成一致意见：两个年轻人每月最多只能见一次面。罗素勋爵夫人的态度似乎已让艾丽丝明白，两人的关系注定会无果而终；艾丽丝开始显露出希望分手的迹象。12月15日，艾丽丝临时取消了与罗素见面的安排，前往亨利·萨默塞特夫人的住所伊斯特诺城堡，在那里小住了几天。她写信谈到了她的矛盾心理。她告诉他，他们没有信守当初作出的仅仅以朋友身份相见的承诺，她对此感到抱歉。如果她可以下决心订婚，那么，其实可以公开宣布，“但是，我无法决定，我们是否只能做朋友，或者至少说，是否应该只做朋友”。她很想说些情话，很想拉住罗素的手，“但是我觉得，那样做是错误的。我的性格与你的不同，自我表白完全必要”。可是，她并未下定决心：“这个星期，我想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难以在此一一表述。你将需要具有无限耐心，到头来将会发现，我并不值得你那么劳神费力地追求。”

她的怀疑和犹豫态度让罗素深感担忧，他写下了最令人心动的情书之一。他在回信中写道，他们两人已经形成了“神圣的同感”态度。“这不可能有什么错，哪怕仅仅知道这一点也令人满怀虔诚。它通过开启无限的可能性，能够救赎世人，让他们免受肮脏和可怜之苦。不要剥夺我看到光辉的机会，哪怕身在天堂，我也不可能梦想到那样的时光。”他知道了她也有同感，“再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痛苦感觉。我觉得，假如你对我的了解恰如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就会遭到鄙视，恰如我鄙视自己一样，甚至遭到厌恶，恰如我厌恶自己一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将来不愿继续和我交往（这种可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我应该立刻感觉到，根本无须你开口表达，事前事后都没有必要”。那封信件如愿奏效。“没有办法，”她回复说，“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在乎。不过，我真的珍视你的爱意，超过了语言可以表达的程度。而且，我无法想象，一旦没有它，我的生活将会变得怎样。”

一两天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罗素弄到了他父亲的日记，发现当初的实情：他父亲21岁时向母亲求婚；他祖母当时的反应与对艾丽丝的一模一样；他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反应，与罗素现在的感觉如出一辙。他写道：“这让我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并未过自己的生活，而是重复父亲的日子，往往对现实抱着迷信的态度。”他立即抄写了以速写符号记下的某些重要段落，寄给艾丽丝。艾丽丝觉得很有意思。她在回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读过像你父亲的日记这样有趣的文字。我和你一样，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些段落显示，罗素勋爵夫人曾向安伯利和凯特建议，他们应该分开6个月时间，以便验证相互之间的感情是否足够强大，几乎与现在给罗素和艾丽丝的建议完全相同。安伯利和凯特同意了，但是显然让罗素勋爵夫人不满的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罗素和艾丽丝了解这段家史之后起到的效果是，它大大降低了对罗素勋爵夫人的反对意见所持的尊重态度。现在看来，罗素勋爵夫人的建议不过是老调重弹，再次表达了毫无道理的偏见。“我觉得，你祖母让人分开6个月时间，这样做太过分了！”艾丽丝写道。她次日要到彭布鲁克别墅去，与罗素勋爵夫人见面，但是老夫人形成的威胁已经大不如前了。“她干涉我的感情，要我放弃；这一招我知道，不过我不会就范。”

后来，罗素让艾丽丝看了他母亲的日记。艾丽丝在圣诞节期间通读一遍，简直入了迷，甚至忘记了她本来答应出席的戒酒协会的会议。除夕将至，她的怀疑看来已被克服，她给罗素写了一封信件，语气完全变了，显得比较亲热，使用了教友派信徒喜欢的“君”一词表达了她新近发现的亲昵感。她告诉他：“有些时候，我忙于别的事情，回忆起罗君的爱意，让我非常开心，似有难以置信的感觉……可以称你‘罗君’，这种感觉真好。其他的称呼看来都不太自然……我真的爱君，亲爱的伯迪。”她那天出席了一场儿童聚会，“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显得非常开心，模样非常可爱。这使我产生前所未有的感觉，希望有自己的孩子”。

她的表态大大超出了罗素的预料。“我能说什么呢？”他在回信中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快乐的感觉非常奇妙，难以言表。艾君的来信恰似天降福音……我一整天都处于梦境之中，沉浸在天国的快乐之中。亲爱的艾丽丝，我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只有沉默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第二天，两人见面，第一次相拥热吻。自从少年时与彭布鲁克别墅的那名女仆的莽撞行为之后，这是罗素首次与女人接吻。那天的一幕铭刻在他的记忆中，许久都历历在目。那天是1894年1月4日，伦敦被深达6英寸的积雪覆盖，他在雪中一路步行，从沃克斯霍尔赶到格罗夫纳路。“那场大雪带来了奇特的分隔效果，让伦敦变得悄无声息，仿佛是孤零零的山顶……除了吃饭时间之外，我俩亲吻了整整一天，从上午到晚上，几乎没有说话。唯一的插曲是，我朗读了《心之灵》。”[2]在回家途中，他冒着暴风雪，从里士满车站，一路步行到彭布鲁克别墅。他抵达之后，觉得“身体疲惫不堪，内心欢欣鼓舞”。在下一年中，他又阅读了《心之灵》八遍。

在那之后，尽管没有公开宣布订婚，但罗素和艾丽丝两人都确信，他们已经订婚，将要举行婚礼。艾丽丝没有像罗素那样，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公开声称她的朋友莱昂·菲茨帕特里克和姐姐玛丽都认为，罗素将会是一个好丈夫。她下一次进行禁酒宣传时，还将相关情况告诉了亨利·萨默塞特夫人。艾丽丝和亨利·萨默塞特夫人躺在曼彻斯特的旅馆里（“黑暗中说话要容易得多”），讨论了两人婚姻的前景，觉得这事情令人期待。亨利·萨默塞特夫人说，她本人高兴地听到，罗素在“妇女问题”上观点合理，而且对艾丽丝随身携带的罗素的照片表示欣赏。艾丽丝写道：“我说，我们希望穿着睡衣裤，到婚姻登记处举行仪式，但是她说，必须举行教友派信徒的婚礼。”

那天晚上，我几乎快要使用最尖刻的语调说：“当我非常喜欢的人谴责说，我为了自我放纵的目的刻意撒谎时，那种感觉真是爽极了。”十分值得庆幸的是，我能够控制自己，保持绝对沉默。我相信，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深感恼怒。

但是，尽管他不信任自己的家人，他们对罗素和艾丽丝的怀疑与日俱增。一天，哈洛德·约阿希姆听说，罗素去过哈斯勒米尔，见面时却没有提及，感到非常惊讶。这让罗素觉得，他已经无法隐瞒到星期五山丘去这一事实了。约阿希姆的母亲开始打听，罗素和艾丽丝两人之间是否存在什么特殊关系？罗素在信中告诉艾丽丝：“所有这些荒诞现象让我有时怀疑，我们是否可以不让相关的人知道我们现在的安排？是否可以不让世人以愚蠢的方式，心满意足地说三道四？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让为好吧？”

为了尽量减少闲言碎语者的谈资，为了把罗素勋爵夫人了解明确情况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罗素和艾丽丝两人决定，一个月只见面一次。罗素在1月10日写道：“我担心，无论我干多少事情，我也会觉得一个月的时间十分漫长，简直没有尽头。”但是，他回到剑桥之后，沉浸在学习之中，还是有如释重负之感。在两人分开期间，他和艾丽丝每周通信三四次交换看法，试图消除两人之间的分歧，涉及的问题包括宗教、理想的居所、抚养后代的方式。艾丽丝喜欢让子女在基督教氛围中成长，但是罗素坚持认为：“如果让我的子女将来成为基督徒，这一点让我在心理上难以接受。”

罗素自己信奉的宗教是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神秘论，那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东西。他阅读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后，尤其读了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的著作《斯宾诺莎的生平和哲学》之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种观念变得更为明确。罗素后来告诉奥托琳·莫里尔：“自从我第一次阅读了波洛克的著作之后，斯宾诺莎成为我的世界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斯宾诺莎的看法让人回想起他当初阅读雪莱作品之后的反应：这既是对作品的态度，也是对其作者的态度。在罗素其后的人生中，斯宾诺莎是一个重要的灵感之源。多年之后，他在《西方哲学史》中是这样表述的：

斯宾诺莎是最高尚、最受人喜欢的伟大哲学家。从思想上看，别的一些人超过了他；从伦理方面看，没有谁可以与之比肩。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在世时以及逝世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他被视为一个令人震惊的邪恶之徒。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中，但是被那些犹太人开除了教籍。基督徒同样对他表示厌恶；尽管他的上帝观念在他的整个哲学中占主导地位，正统教徒却认为他信奉无神论。莱布尼兹深受他的影响，但是对此避而不谈，小心翼翼，不流露出任何赞美之辞。莱布尼兹甚至到了撒谎的地步，拒不承认自己知道这位宣扬异端邪说的犹太人。

波洛克写道，斯宾诺莎“认为，在人的生活中，宗教是某种非常真实的东西……但是按照他的理解，宗教不应分为各个教会和门派。它独立于条条框框的神学，在神示问题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认识或者信念，甚至独立于信奉人格化上帝理念的所谓自然神学……在斯宾诺莎看来，宗教的本质是一种愉快的心甘情愿的合作，其对象是在人和社会的特征中显示出来的世界秩序”。在这些表述中，波洛克形成的态度是罗素抛弃儿童时代的信仰以来一直思考的东西，阐述了罗素在此后生活中一直坚持的观点。而且，斯宾诺莎因为这个开明观点，遭到迫害和孤立；这两点足以使他成为罗素眼里的英雄。

“我希望，我两年之前开始阅读的不是托马斯·厄·肯培的著作，而是斯宾诺莎的著作。”罗素1月28日写信告诉艾丽丝，“他更适合我，他鼓吹一种禁欲论，内容丰富，给人快感，其基础是没有界定的宽泛神秘主义。直至现在，这种神秘主义依然威力不减，继续激发我的想象力。”他告诉她，在那以后的一周里，他一直在阅读波洛克的著作。“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令人钦佩，文字优美，论述精彩，展示了大量丰富的内容，让我思绪万千。”从那以后，罗素给他的朋友、学生和读者的建议是，首先去读波洛克的著作，然后再想法掌握斯宾诺莎本人撰写的非常艰深的作品。斯宾诺莎对其信念提出的论证以几何证明的方式出现；罗素从未认真对待它们。罗素认为，斯宾诺莎与雪莱类似，拥有并且传播富于想象的诗意真理，那种真理超越世俗之物，不可能进行证明。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他本人从詹姆斯·沃尔德那里得到的建议。他在关于沃尔德所做讲座的笔记中写道：“哲学与诗歌非常近似。抽象之中的想象力影响了某些哲学家，特别是斯宾诺莎和柏拉图……但是，人是不可能把哲学伪装起来的，所以斯宾诺莎失败了。”沃尔德宣称，斯宾诺莎的上帝观“仅仅表示现在由‘绝对’或者‘无条件’表达的意思”。沃尔德的这一观点至少保留了一线希望，那些碎片将来可被重新组合起来——麦克塔格特不是声称，可能证明他所说的关于绝对的理念吗？况且，罗素至少暂时倾向于以虔诚的严肃态度，对待麦克塔格特的这一主张。

在他一生中的许多阶段中，罗素渴望信仰与斯宾诺莎的“上帝的智性之爱”类似的神秘主义；1894年春，这种渴望促使他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对抗具有腐蚀性的怀疑论。一方面，他不能完全摆脱那种怀疑论；另一方面，他也常常对它抱着某种程度的喜欢态度。他认为，摩尔代表了哲学领域的怀疑论，这一观念早年激起了他对G．E．摩尔的热情。摩尔的伟大哲学禀赋——也许可以说他唯一的哲学禀赋是，拒绝在他人恐吓之下接受荒诞或者异乎寻常的观点。在这方面，他是罗素的完美讨论伙伴。在哲学思考中，罗素的动机一直旨在发现某种可以让他更好理解世界的学说；更确切地说，摩尔的动机旨在理解哲学家们提出的理论。摩尔曾经写道：“我认为，世人或者科学都不能给我提出任何哲学问题。对我来说，提出哲学问题的，是其他哲学家表述的关于世界或者科学的观点。”有一次，罗素领着摩尔去见麦克塔格特。在谈话过程中，麦克塔格特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时间是不真实的。那次见面是摩尔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大多数本科生都认为，如果他们不赞同麦克塔格特的观点，他们肯定误解了他的意思。但是摩尔发现，麦克塔格特的这一观点“非常可怕”，于是以他的引人注目的执着和韧性，对麦克塔格特提出质疑。那件事情以及其他类似事情使罗素确信：第一，摩尔应该放弃古典文学，转而研究哲学；第二，应该推选摩尔加入使徒的行列。罗素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

2月18日，罗素在写给艾丽丝的信中以心醉神迷的口吻，描述了摩尔在使徒见面会上首次亮相的情形。罗素说，摩尔“看上去就像牛顿和撒旦的混合体”。摩尔讲话“思路清晰，态度果断，开始时对怀疑论没有显示出任何兴奋的迹象”：

……他论述一个问题说：怀疑论不能摧毁热情，总是有一种热情存在，那就是对怀疑论的热情。如果谁听见他这样说，没有人会怀疑他完全相信自己表达的观点的真实性。我们完全让他迷住了，仿佛我们到那时为止一直都在沉睡之中，一直没有意识到毫无畏惧、没有杂质的纯粹智性态度的真实意思。如果他不死，如果他不发疯，我毫不怀疑，他将肯定会让自己以具有巨大天赋的男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对摩尔持这种态度的并非罗素一人，莱昂纳多·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也有类似说法。但是，为什么摩尔会引起如此强烈、毫无保留的佩服之感呢？这一点可能注定成为所有后来人难以揭开的谜团，剥夺后人开始时体验到的摩尔给人印象深刻的论证风格。摩尔的著作肯定也显示出他的韧性，但是难以让人产生“被迷住”的感觉。而且，我认为，摩尔的著作——例如，《伦理学原理》——啰啰唆唆，不断重复，文字艰深，很少让人看到他的“巨大天赋”。维特根斯坦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对仅仅希望从其著作了解摩尔的人来说，摩尔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给人完全没有任何智性的印象。但是，在1894年春天，毫无疑问的是，任何人的脑海都不会出现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想法。

罗素认为，摩尔具有非常纯粹的思想激情，体现出某种相当奇特的品质。人们可以赞赏他的天性，就像赞赏一只老虎的天性，但是无法产生亲近感。当然，对艾丽丝来说，这样的内容是完全无法理解的，罗素觉得自己必须给她解释。他在2月21日写道，“艾君不相信摩尔对怀疑论抱有的激情，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艾君如果亲眼看到他的眼睛，肯定就会相信”：

他拥有强烈的激情和情感，但是它们在常人身上几乎见不到；它们是智性的、批判的……我在他身上尚未见到任何凡夫俗子的迹象，觉得自己既不喜欢他，也不讨厌他。但是，和他交谈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兴奋感；他的批判言辞迎面而来，恰如从高高的阿尔卑斯山脉吹来的凉风。不过，对我来说，热情看来是世上最自然的东西：如果你生来带有热情的倾向，并不相信任何信念，你肯定会崇尚怀疑，我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面对彻底的怀疑论，真理、神圣、美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败下阵来，不会成为热情的抒发对象。

2月25日，使徒举行会议，在罗素次日写给艾丽丝的信中，摩尔的怀疑论的影响显而易见。那次会议的论题是，艺术或社会责任，哪一个是更好的理想？罗素和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是正方，支持社会责任，麦克塔格特是反方。罗素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口吻中露出一种新的不敬之意。

麦克塔格特像往常一样，弹起了关于绝对的老调，我们反对说那毫无用处——不然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但是，马什是刚刚加入的成员，并不了解麦克塔格特的花招，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深感震惊，对麦克塔格特的说法半信半疑。绝对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总是与《记事报》唱反调，无论该报发表什么意见均是如此。而且，如果有人使用绝对的观点，麦克塔格特总说不行。

在这个问题上，摩尔站在麦克塔格特一边，罗素在信中报告说：“他是斯多葛主义者，认为幸福并不取决于外在的东西，例如，食物和衣服。如果教住在伦敦东区的穷人如何欣赏艺术，他会觉得幸福。摩尔对生活简直一无所知。”

为了下一周的讨论，罗素同意提交一篇关于支持使徒协会吸收女性会员的文章。罗素征求艾丽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他大为惊讶的是，她反对吸收女性会员的主张。她提出，该协会过于偏重思想方面的东西，不适合女性参加。女性天生具有很大的同情心，不适合参与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讨论，如果再与某个会员相恋，尤其显得不宜。而且，“我认为，不同性别的年轻人不应一起讨论涉及两性的问题”，那样做会不利于在讨论中完全坦率、没有顾忌地表达观点。在那之后的一封信件中，艾丽丝承认，她也许夸大了“知识女性恋爱的可能性”；罗素依然坚持自己在上一封信中表述的观点。会议结束之后，罗素写信告诉艾丽丝，除了洛斯·狄金森，其他人都赞成吸收女性入会。其实，第一位女性直到1970年才被吸收入会。

无论什么动机促使艾丽丝反对吸收女性入会，它们都不构成针对女性主义的更为广泛的反对意见。实情恰恰相反，在那之前不久，她接受了《十九世纪》的约稿，撰写了一篇女性主义的论战文章，标题为《女儿们的回答》，认为未婚女性有权不照顾父母。罗素的阿加莎姑姑一辈子照顾罗素勋爵夫人；在罗素勋爵夫人的生活中，阿加莎的献身精神是最大的慰藉。在彭布鲁克别墅，艾丽丝选择的这一文章主题引起轩然大波，招来的成见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艾丽丝知道这一点，但是态度相当强硬。“我认为，所有年轻人不得不把老年亲属的孤独感这个问题搁置一旁。”她写信告诉罗素：

老年人几乎总是觉得孤独，你的祖母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她自己的父母当时也感到孤独，但是她必须让他们过自己的生活。罗君如果爱我，如果需要工作，将来也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离开她。罗君的叔叔罗洛没有工作，现在承担的责任更直接，将会问心无愧地离开她。毫无疑问，假如罗君的姑姑阿加莎可以结婚，她也会这样做。罗君的祖母有你姑姑照顾，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那篇文章于3月发表，随即成为阿加莎和罗素勋爵夫人主导的针对艾丽丝的战役的新焦点；不过，这反而强化了罗素对他们的反感。3月6日，罗素给艾丽丝写信，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家人的鄙视，那种情绪以前一直是遭到压抑的：

我姑姑针对艾君的文章的那番言论非常典型，是我家里人的一贯伎俩。无论我对什么感兴趣，无论什么东西对我有价值，他们总是发表那种令人痛苦、含沙射影的虚伪评论。艾君可以想象，我长期忍受这种阴阳怪气的飞短流长，面对的情况多么令人恼怒……如果他们继续下去，如果我常常见到他们，我会逐渐仇视他们。根本无法长期忍受诸如此类的评论，我某个时候将会爆发，让他们知道我的感觉，这只是迟早的问题。不过，我将尽量克制自己。

他已经做出安排，准备和姨妈莫德·斯坦利一起，到罗马去过复活节假期，所以节日期间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是，动身之前，他不得不在彭布鲁克别墅住上几天。他告诉艾丽丝，他对此深感恐惧：“我还没有回去，就已经看见了他们满脸痛苦不堪的糟糕表情，看到他们对这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冷淡态度，看见他们对过得比较好的人的失望之情。所有这些以唉声叹气、欲言又止、含沙射影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从不直截了当地表达意思，真是些地地道道的可怜家伙。”不过，他补充说：“他们的这种伎俩其实毫无作用，仅仅在表面上可以让我感到恼怒。”

他觉得，他很快就要摆脱过去，获得自由。动身到彭布鲁克别墅之前，他在星期五山丘住了一个晚上，给他祖母写了一封信，刻意表达了强调自我、需要独立的态度——收信人也理解了这样的信息。

亲爱的奶奶：

我刚刚从皮尔索尔·史密斯家回来；当然，我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你对我的前景并不看好，肯定感到非常痛苦，这确实让我非常遗憾。但是，我比以前更加确信，你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我从父亲的日记了解到，你当时对他的婚姻也感到非常担心。实际上，从父亲和母亲的日记看，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与常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希望你不再担心。我知道，那样的念头会让你增添多余的不快。

不出罗素所料，在彭布鲁克别墅的那个晚上，他感到紧张不安。他的家人认为，他仍然受到誓言的约束，不会与艾丽丝订婚，每月只能和她见面一次。他们听他谈到和她在一起的“前景”，不禁忧心忡忡；他的计划更让他们深感愤慨：在欧洲逗留期间，他将到巴黎探访艾丽丝的弟弟洛根。他们听说艾丽丝也计划在那期间看望她弟弟，简直就怒发冲冠了。罗素刚一到家，迎面而来的是劈头盖脸的疑问之辞——“我听说，洛根先生在巴黎住的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认为，你到巴黎之后最好去住旅馆，不要和他的那帮朋友混在一起。”后来，罗素被迫做出保证：他与艾丽丝的关系“依然保持原来的状态”。罗素接着说：“怎么说呢，事情当然也或多或少有点变动。”祖母反驳说：“没有什么变动不变动的。我有她母亲的书面承诺，还有她的口头承诺，你们两人的关系仅仅是单纯的友谊。我认为，我也应该要求她写出书面承诺，但是当初没有想到这一点。她相当于以荣誉保证过，除了单纯的友谊之外，不会出现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

罗素写信告诉艾丽丝：“可怜的老太太！她居然觉得，在这个世界，承诺可以控制爱情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也意识到，当订婚的事情最后公之于众时，他祖母会有遭到背叛的感觉。但是，他并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决定。他暂时不得不默默忍受祖母针对艾丽丝的“小人之见的恶意”。她含沙射影，带有针对性地提到“叛逆之女”，并且（担心暗指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还一本正经地问他：“你明白这笑话的意思吧？”但是，他告诉艾丽丝：“我轻而易举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一是因为这次时间短，二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起不到任何作用。”

然而，罗素勋爵夫人绝不会轻易认输。罗素刚刚离开彭布鲁克别墅，启程前往罗马，罗素勋爵夫人便要求艾丽丝到彭布鲁克别墅来一趟，大概希望她重新确认做出的承诺：“除了单纯的友谊之外，不会出现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到了那时，艾丽丝的态度相当坚定，觉得婚礼应该举行，所以开始改变态度，颇像罗素希望在她身上看到的易卜生剧作中强硬的独立女性。艾丽丝不愿被罗素勋爵夫人吓倒，她与罗素不同，可以对抗罗素勋爵夫人施加的情感压力，对抗她采用的狡黠手法，采用的办法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我和他们见面时将小合应对的原因仅仅在于，我害怕伤害他们的感情，害怕当着他们撒谎。”她写信告诉罗素：“如果事情变得尴尬，我将号啕大哭（我随时可以号啕大哭！），也许那样做可以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我多愁善感的模样。那些可怜的人，我真的替他们感到遗憾……［但是］我现在很爱罗君，既不能让任何人干涉我们的事情，也不能让任何人对我们的关系说三道四。亲爱的大男孩，六个月的辛苦努力让罗君收获不小吧？”

罗素完全支持她选择的策略。“我应该想到，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艾君如果不撒谎，肯定无法从这次见面中全身而退。”他写道，“但是，也许艾君可以找到某种方式，流泪吧，这种‘女性的武器’很可能非常奏效……我觉得，我上次在家时没有告诉他们我俩订婚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3月20日，艾丽丝于在彭布鲁克别墅与他们见面，时间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艾丽丝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谈话过程“非常痛苦，毫无结果。他们觉得，我经常与伯迪见面，并且每周通信两次，这样的做法很不诚实，很不文雅。而且，他们表示不解，我怎么能到巴黎去‘追’他呢？我明白，与罗素勋爵夫人争论毫无用处，所以仅仅重复说，我无法像她那样看待这件事情……我替她们两人感到遗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问心无愧，她们的意见对我毫无影响”。罗素在3月25日的回信中写道：“与我祖母见面不太顺利，我表示遗憾，但是并不觉得意外。”那时，他赞同她的意见，从欧洲大陆返回英国之后，立刻宣布两人订婚的消息。“如果她问及原因，我将会说，我们两人一起在巴黎时就已经订婚。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谎言。”

在罗马，罗素把时间花在社交活动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贵族亲属，既有斯坦利家族一方的，也有罗素家族一方的。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他证实这个想法：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不能像他祖母希望的那样，与自己所属的阶层人结婚。他告诉艾丽丝：贵族的“冷漠的保留态度（尽管我以不成熟的方式模仿着它）在生活中将会把我杀死”。他到阿尔杰农舅舅家里做客。阿尔杰农舅舅本是英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但是后来彻底皈依天主教，现在是教皇的内侍官兼伊姆瓦斯的大主教。罗素后来回忆说，阿尔杰农舅舅“让人觉得很开心，谦恭有礼，妙语连珠，天性快活，身体发福，喜欢美食，而且（就我看到的情况而言）非常享受生活”。但是，在1894年春天，罗素既没有心情感谢他的大主教阁下舅舅，也没有心情感谢款待他的其他任何亲属。他每天度日如年，算计还有多少日子才能与艾丽丝再次相见。他在3月25日写道：“摆脱了这帮捣蛋的贵族之后，我将确实可以更多地享受具有波希米亚风情的巴黎。”

4月5日，他抵达巴黎。洛根喜欢的“美国艺术学生的生活”让罗素觉得“非常自由，快适”，与他在前三周时间里和“头脑僵化、没有艺术细胞的贵族”相处的日子形成鲜明对照。他回忆说：“我记得在一场舞会上，艾丽丝穿着罗杰·弗莱设计的服装出现了。我还记得，她带着我参观在卢森堡举行的印象派画展，试图给我灌输文化，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且，我记得夜晚在塞纳河上荡舟的情形，就在枫丹白露附近。艾丽丝坐在我的身边，洛根不时妙语连珠，给那个夜晚增添了快乐。”

几天之后，罗素返回彭布鲁克别墅，发现祖母其实远远没有认输，甚至在他告诉她，他“在严格意义上已经与艾丽丝订婚”时，她也没有让步的表示。她显然已经做好准备，坚持继续反对的态度，利用她掌握的一切资源对抗到底，直至罗素真的和艾丽丝结婚那夫为止。罗素告诉艾丽丝：“她已经完全采用了泪流满面的哀痛方式，这说明，那是她考虑到的最后一招。如果我能够对付它，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一点说易做难，其原因在于，没有谁像罗素勋爵夫人那样，驾轻就熟地使用泪水，形成毁灭性的效果。例如，当罗素错误地表示，她对艾丽丝“不厚道”时，她抓住机会，展示了自己的本领：

这三个字似乎像蝰蛇一样，猛地咬了她一口，其效果超过了我的预料。当我谈到我俩关系中存在的难题时，她也有类似的反应。接着，她声音哽咽（整个过程均是如此），泪流满面地告诉我，许多困难将会摆在我的面前（她到那时为止一直咄咄逼人，所以我觉得这很自然）。她以痛苦的口吻，回应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完全是真是的：如果艾君说，她不能或者不应这样反应过度，那么，你就会犯下和她同样的错误）：尽管她以前曾经多次不得不用直截了当的语言，与处于类似情况的人说话，但是从来没有人说她不厚道。一个岁数比她小的人出言指责她，这样的事情她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说了那三个字，这似乎悖理逆天，非常残酷。

她的表演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几乎获得了成功。罗素告诉艾丽丝：“我说她不厚道，让她心烦意乱。她表情痛苦，让我深感悲伤，忘记了她对我的不仁之举，差一点一千次跪倒在她的脚下。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最后一刻没有那么去做。”

然而，罗素错误地认为，“泪流满面的哀痛方式”是他祖母使用的最后一招。她还有一张王牌——罗素在谈到一年前夏天的梦境时曾经暗示过的东西：对遗传性精神失常的担心。她采用了逐步推进的阴险方式，首先告诉罗素阿加莎当年订婚时的情形。大约10年之前，阿加莎曾与一位年轻的助理牧师订婚，但是解除了婚约。到那时为止，罗素对其具体原因知之甚少。他仅仅了解到，那件事情让她伤心绝望。不过他怀疑，祖母以某种方式，插手了解除婚约的事情。他曾经觉得，祖母“从本能上不愿让自己的子女结婚，个中原因既有作为母亲的嫉妒，也有对性行为的恐惧”。当年，她试图阻止安伯利结婚，结果没有成功；在阿加莎的婚事上，她最终如愿以偿。正如罗素后来在《自传》中所说的，阿加莎“是我祖母信奉的美德的牺牲品。假如她没有听信性行为是邪恶的这一说法，她可能展现才能，事业成功，生活幸福。”

就祖母反对后辈婚姻这一立场而言，罗素以前曾将自己的情况与父亲的进行比较，获得很大启迪。与之类似，他这时试图将艾丽丝面对的情形与阿加莎的进行比较。他在写给艾丽丝的信中说：“我告诉她，她不能理解艾君的观点。然后，我给了一些暗示，说明我将自己与姑姑进行了比较。”罗素没有说明比较的具体内容，但是它看来肯定基于这一提示：假如艾丽丝不结婚，那么，她的结局可能与阿加莎的类似，最后会成为悲惨的没有成就感的未婚女人。

其实，阿加莎失去婚约的原因是，她受到幻觉的影响，想象未婚夫谋杀了克兰里卡德勋爵。她确信她的未婚夫有罪，甚至试图把他送到警署去。在这种情况下，他解除了婚约。罗素没有立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而是慢慢地知道了阿加莎面临的困境的若干细节，那样的方式必然令他浮想联翩。开始时，他不了解阿加莎出现过幻觉，但是看到了阿加莎保存的未婚夫赠送的雪莱诗集。那情景非常可怜，令人触目惊心。罗素是这样向艾丽丝描述的：

诗集上用铅笔标示出他给她朗诵（或者背诵）作品的日期和地点。作品中有些文字（例如，“时光死了，永远像个小孩”）被标记出来，没有任何评语。在“无人注意的破碎之心的颂词”旁边，也没有评语。她留下的标记仅仅为了表达当时的心境，与我在17岁时所做的标记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她确实伤心欲绝；我仅仅假装处于那种状态。可怜的女人！她人生的全部故事就在那些标记之中。看到她标记出来的《时光死了》，看到旁边的《爱的哲学》，让我不禁心生悲悯。两者之间的宇宙是多么的不同！最触动人心的是，她总是矢口否认她喜欢雪莱。我觉得，我现在意识到了她经受的苦难，仿佛能够理解她表达的任何痛苦。

罗素的复活节假大约还剩下10天时间，到时他必须返回剑桥。他们利用那一段时间，慢慢地拼接出一幅深受遗传性精神病折磨的家庭画面。与易卜生剧作的情节类似，可怕的揭示常常紧随隐晦的暗示出现。

4月14日，罗素给家人宣布：他已下定决心，准备公开宣布订婚的事情。就在同一天，罗素勋爵夫人提到，她刚刚给住在精神病院的儿子威廉写了一封信件。那时机似乎出于偶然巧合，那情况罗素也是第一次听说。罗洛叔叔也插手了这件事——他让罗素看了一封短信。信封上标有“私密”字样，以晦涩模糊并且转弯抹角的方式警示：在罗素家族这样的古老人家中，可能出现遗传病症的危险。

罗素的家人一门心思地希望证明，罗素和艾丽丝不应结婚。后来，他们还将注意力转向艾丽丝的家庭，试图发现更多证据，说明她有遗传而来的精神不稳定疾病。他们看来一直没有发现，艾丽丝的父亲罗伯特曾经出现过精神崩溃症状，但是他们的确了解到，罗伯特的弟弟贺拉斯举止相当怪异。贺拉斯表现出来的症状现在可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精神状态时而极端兴奋（正如家人所说的，他的“愉快状态”），时而深度抑郁。两种状态转换突然，令人恐慌。他一段时间在伯明翰的女儿家中居住，一段时间在星期五山丘居住。在那里，他如果情绪低落，除了和哥哥罗伯特对弈之外，几乎不做其他任何事情。1894年春天，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听到了传言说，贺拉斯住进了精神病院，于是急不可待地利用这一线索，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最新证据。他们以那传言作为托词，从艾丽丝那里获得了皮尔索尔·史密斯一家在费城的家庭医生的地址，以便进一步了解艾丽丝家人的健康状态。

下一个步骤是，让罗素与家庭医生威廉·安德森见面。安德森对罗素勋爵夫人永远忠诚，十分愿意利用自己的医学权威为她效劳，4月29日，返回剑桥大学的第一个周末，罗素在彭布鲁克别墅与那位医生见面。罗素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那位年老的家庭医生是苏格兰人，一脸严肃，蓄着络腮胡，开始告诉我自己以前隐约怀疑的所有情况：我叔叔威廉如何精神失常；我姑姑阿加莎如何出现精神病幻觉，最后婚约如何解除；我父亲如何受到癫病症的折磨。

安排那次会面的目的旨在搅乱他的心境，实际上也起到了作用。罗素写道：“我开始觉得，自己似乎注定要面对黑暗的命运。”

但是，他的决心没有动摇。在伦敦逗留期间，他曾经和艾丽丝一起，观看了易卜生的剧作《雁》。当时，两人肯定被家里的朋友看到了。结果，罗素收到莫德姑姑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希望关于他和艾丽丝的传言不是真的。罗素回信告诉她：“传言中的情况真实可信，超过了你担心的程度。我与皮尔索尔·史密斯小姐已经相爱数年……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已经和她订婚。”不过，他告诉她，两人尚未做好公开宣布订婚消息的充分准备，这一点暂时与她可能听到的谣传不同。（此外，他希望，有关他与艾丽丝一起看戏的消息不要传到彭布鲁克别墅去。不过，他没有直接告诉她这一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巴黎和罗马返回英国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罗素潜心研读哲学，用功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伦理学优等考试预定于5月的第三周举行，詹姆斯·沃尔德已经告诫说，罗素复活节假日期间在欧洲旅行，浪费了时间，没有认真读书。但是，斯托特告诉他，那段时间，罗素撰写了高质量的文章，实际上肯定将在考试中获得一等成绩，甚至还可望跻身优良之列（获得所谓的“星级优秀称号”）。在与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就遗传性精神病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期间，他写信告诉艾丽丝说：“我依然十分用功，依然可以把大部分心思集中在学习上。”他全神贯注地思考形而上学领域的抽象问题，显示了在早年时形成的将自己与情感焦虑隔绝开来的卓越能力。

实际上，我们从那几个月的情况看到，他集中精力关注哲学问题。这说明，他已从家庭问题中解脱出来。在那时的哲学领域中，他在很大程度上发现了童年时期的宗教信仰给他提供的慰藉，那种情况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年年初，罗素发现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神秘主义，认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就是麦克塔格特信奉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从那以后，罗素有理由认为，哲学，尤其是麦克塔格特的哲学，可能给他提供一种他的理性以及情感可能默从的宗教。然而，有趣的是，罗素1月首次接触斯宾诺莎的著作时，尽管被其神秘主义吸引，但是曾经以某种不敬的口吻，谈到后来他大加赞赏的斯宾诺莎的核心观念——“上帝的智性之爱”。他那时曾经写信告诉艾丽丝，斯宾诺莎的理想似乎是“一种没有情感的天国，在那里可以用不带激情的方式，沉思欧氏几何中的比例……（但是他将此称作上帝的智性之爱，以便让它好听一些）”，那种爱可能“使任何现代人不寒而栗”。其原因在于，现代人（与刚刚花了一整天时间与艾丽丝接吻并且朗读雪莱诗歌的罗素类似）的观点认为，“天国如果没有吸引一切、充满情感的大爱，看来就远远不是什么可取的东西，还不如带有种种问题的人世”。

然而，复活节假期结束之后，罗素回到剑桥，摆脱了祖母令人窒息的爱意，斯宾诺莎的不带感情沉思的宗教毕竟就显得不太糟糕了。考试前夕，罗素在写给斯托特的一篇令人感兴趣的文章中试图证实，这种宗教显然是正确的。那篇文章是斯托特布置的作业：“根据笛卡尔的表述，讨论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的性质和逻辑有效性。”该本体论论证试图证明，在从逻辑上看，上帝的存在是必要的。其理由是，根据定义，上帝是最完美的存在者，必然存在。其原因在于，假如上帝不存在，上帝就至少欠缺一种完美性，即存在的完美性。在思考这一论证的过程中，罗素获得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顿悟时刻之一。在他的自传著述中，他反复谈到那一时刻，相关文字最早见于1911年9月写给奥托琳·莫里尔的一封信中：

一天，那是参加最后一场优等考试一周前，我在工作过程中发现没有烟丝了，于是出去买一些。我带着一盒烟丝返回，突然好像发现了那个本体论论证之中的真理。我把盒子往上一抛，大声叫喊：“伟大的上帝穿着靴子，这个本体论论证是合理的！”（我无法想象自己说出那个断言的理由）于是，我成了黑格尔主义者。

上文中的最后一个句子似乎是一个不根据前提的推理，罗素在交给斯托特的文章对它进行了解释。那篇幸存下来的文章显示，罗素认为，该本体论论证确定的既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任何人格化上帝，而是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或者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那一实在存在，五官感觉感受不到，然而人的智性透过许多变化的表象，能以朦胧方式感知到。根据罗素的阐述，该本体论论证进而提出：“无论我们思考何物，我们都无法摆脱实在。”如果我们表达任何意思，甚至表达否定的意思（例如，“绝对不存在”），我们都必须“确认实在的特定谓词”。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否认总体上的实在，那么，就没有剩下任何明确的基础来支撑我们的否定了。我们必须思考绝对；绝对的本质需要实存，因此，该本体论论证是有道理的”。

正如罗素在那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清楚阐述的，该论证基于将世界视为一个单一整体的观点，这就是说，基于“一元论”。一元论认为，尽管存在表象，事实上只有一个本原。该观点通过将这一本原（总体上的实在）与斯宾诺莎的上帝等同起来，获得其宗教意义：

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只有一种实体，那就是上帝。上帝拥有两种属性——思维和延伸；上帝在世上万事万物中无所不在，是存在之物的整体：有限的心智和有限的物质部分存在的唯一前提是，它们是上帝……但是，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并非十分完整，因为我们认为，延伸仅在思维所及的范围内存在。因此，上帝的两种属性是没有必要的；思维本身就已足够。

罗素早些时候说，它是“一种没有情感的天国，在那里可以用不带激情的方式，沉思欧氏几何中的比例”，他原来讽刺的天国这时成为他的宗教基础。后来，他将这种宗教称为“沉思的宗教”，将思维视为唯一的实在，将知性视为最高层次的美德。

第一场考试前几天，罗素离开剑桥，与G．E．摩尔一起，到诺佛克去徒步旅行。摩尔也将在同一天参加考试。罗素告诉艾丽丝：“我们打算每天步行15英里，但是我敢说，我们不会走那么远的距离。我确定我在路上将尽量说服他，‘无意识意志’这个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对艾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意义的话题，我也有此同感。”那次旅行出现的一个事件，能让人更好地理解摩尔与罗素两人之间后来出现的紧张关系，更好地理解摩尔一生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对罗素性格的讨厌和不满态度。两人于5月20日回到剑桥，那一事件依然记忆犹新，罗素给艾丽丝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

摩尔和我昨天上午返回剑桥，在两天的旅程中一共步行了40英里，但是没有明显的疲惫感觉。我迄今为止确实“看上去健康”，但是很想睡觉。我们在旅馆里遇到一个男人，他在各个方面消息灵通，是一名语言学者。但是他的谈话几乎全是他自己以及他朋友所干的偷鸡摸狗的不道德的事情。摩尔非常无知，所以我让那个男人说话，一来是给摩尔上上课，二来是给我提供一些娱乐。那个男人口若悬河，讲了许多下流的事情，一个比一个可怕，一个比一个令人觉得恶心，摩尔听后几乎难以控制自己。后来，摩尔非常兴奋，第一次觉得原来男人干的是这么一回事。那个男人只不过是平常之辈，但是摩尔说，那是他见到甚至在书本读到的最邪恶的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善良之处。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可笑。摩尔说，他直到这个学期才知道恨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他过去由于类似的原因憎恨另外一个人，但是对那个人的恨简直无法与对那个男人的相比。我劝导摩尔说，大多数男人都是这样的，并且告诉他，因为我鼓励那个男人说话，并且假装自己也一样粗俗，那个男人才讲了那样的事情。我觉得，摩尔实际学了有用的一课，将来会严肃对待改良者和类似的人。如果两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摩尔把那个男人谋杀了，我也不会觉得惊奇。让他异常愤怒的是，那个男人发现摩尔阅读了某些不雅的古典作品（为了研究之用）时，坚持将摩尔视为一条行动诡秘的小狗，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一个将所有邪恶念头隐藏在天真外表下面的家伙。在我可以强忍自己的反感时，只觉得那一事件非常可笑；但是我认为，假如他们两人当时只谈建筑和历史，摩尔可能不会看到那个人的真实面目。

罗素在讲述摩尔的不适状态时，口吻有些奇怪。具体说来，他考虑到艾丽丝像摩尔一样，可能觉得这两点令人讨厌：其一是那个陌生人对“偷鸡摸狗的不道德的事情”津津乐道的态度；其二是罗素对佩特罗尼乌斯[3]的作品的讽刺。罗素显然发现，摩尔的愤慨态度滑稽有趣、可笑，是否也觉得，让艾丽丝深感震惊的做法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呢？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以及罗素讲述它的方式有助于解释，罗素的首位传记作者阿兰·伍德为什么记录了那次极不寻常的谈话。伍德大概是从罗素本人那里听到这段对话的：

罗素：摩尔，你不喜欢我，对吧？

摩尔（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之后）：不喜欢。

根据伍德的说法，“他们两人继续聊到其他事情”。

正如罗素和斯托特已经意识到的，詹姆斯·沃尔德对罗素在考试中可能表现不佳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考试成绩公布之后，沃尔德本人告诉罗素，他以前从未见过哪一篇文章能够与罗素的媲美。罗素被授予“星级优秀”学位；如果罗素希望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他实际上已经稳拿学院的院士职位。当然，他首先得递交院士论文。罗素（考试结束之后在剑桥熬夜苦读）与沃尔德讨论之后，决定采用《元几何的认识论结果》作为他的论文题目，并且立刻动手准备，首先从沃尔德那里获得哲学方面的阅读清单，接着从怀特海那里获得了该题目数学方面的阅读清单。在一篇交给沃尔德的文章中，罗素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元几何”是罗素和其他人那时用来表示非欧氏几何学的术语）。况且，从许多方面看，做出那种选择的理由显而易见——欧几里得几何公理的真理性是罗素最初在哲学领域中思考的题目。此外，正如他在写给艾丽丝的信件中所说的，这个题目可以让他“利用我的两个优等考试的知识，所以我希望，它可以让所有主考官无法看懂我的论文”。

罗素解决了继续深造的问题之后，于6月11日回到彭布鲁克别墅，就即将举行婚礼的问题，与自己的家人周旋。5月31日，订婚的消息已经对外正式公布，罗素无疑希望，到了他回到家里时，家人会觉得木已成舟，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如果他真的这么期望，他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家人并不接受这一局面，反复强调他们的担心：基于医学方面的原因，罗素与艾丽丝的婚姻是一个重大错误。而且，他们还没完没了地重复，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威廉叔叔罹患的精神病，转向阿加莎姑姑产生的幻觉，转向安伯利当年频频发作的癫痫症。同时，他们还详细讨论了艾丽丝的叔叔贺拉斯精神状况不稳定的问题，详细讨论了艾丽丝父亲“时常犯傻或者说行为怪异的问题”。罗素后来写道：“我的家人强调这些事实，几乎快要把我逼疯了。他们劝我寻找最好的医学咨询，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俩结婚，我们的后代是否很可能精神失常？”

“最好的医学咨询”是丹尼尔·哈克·塔克图克提供的意见。塔克是精神病专家，曾经给威廉叔叔治病。图克医生的诊断——正如罗素所说的，“家人受到家庭医生的影响，家庭医生受到家人的影响”——是，罗素和艾丽丝不应生儿育女。6月21日，在里士满安德森医生的家里，宣布了这一结论。罗素之后回忆说：

艾丽丝和我在里士满的大草坪上来回踱步，讨论这个决定。我相信医生们的判断，非常想要孩子，所以觉得应该解除婚约。艾丽丝说，她对生孩子没有多大兴趣，希望结婚，避免与家人住在一起。讨论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逐渐接受了她的意见。

但是，当他们两人向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宣布自己所做的决定时，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表达出来的恐惧得到医生建议的支持。安德森医生反复告诫两人，采取避孕措施肯定有害健康；家里人声称，当初正是实施生育控制使安伯利得了癫痫症。在接下来几天里，罗素——像当初弗兰克一样——受到令人窒息的冷遇，被彭布鲁克别墅的人视为罪人：他们“哀叹连连，泪流满面，抱怨不断，空气沉闷，形成了病态的恐惧，几乎让人无法呼吸”。

7月3日，罗素整理行装，与在剑桥结识的朋友埃迪·马什一起，外出徒步旅行两周；与此同时，他的家人在安德森医生的协助下，试图重新控制局面。他们的计划是：安德森医生和罗素勋爵夫人在两人之间打开缺口，一方面劝说艾丽丝解除婚约，另一方面趁着罗素不在家里，由安德森医生就避孕的危险，就执意结婚的愚蠢行为，做出最后的有权威的医学裁定。但是，艾丽丝性格倔强，罗素头脑精明，两人共同努力，挫败了他们的计划。在罗素离开家里的那一段时间里，艾丽丝拒绝与罗素勋爵夫人或者安德森医生见面；罗素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咨询了一位独立的专家菲尔波特医生。尽管菲尔波特关于遗传性精神失常的判断非常令人沮丧，超过了安德森医生和图克提出的意见，但是他对避孕问题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向罗素保证，他本人已经使用避孕措施多年，根本不担心任何不良后果。

罗素有了菲尔波特医生提供的武器，顿时信心倍增，对最后结果稳操胜券，甚至要艾丽丝对他祖母采取迁就态度。7月6日，他从威尔士写信告诉艾丽丝：“我知道，如果让祖母尝试任何她觉得可以将我们分开的方法，她内心感觉会好受一些——不管艾君觉得那样的内心感觉显得多么愚蠢……真正的胜利肯定在我们一边，我们可以在短期内耐心对待他们。我俩结婚以后，他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况且，婚礼将把我们与他们彻底分开。”那天，他已经在与祖母的对峙中，成功地扭转局面，有效地锁定胜局，所以有理由感到自信。

前一天，罗素勋爵夫人已经使用了最后一招：安德森医生写信给艾丽丝，抨击使用避孕措施的做法，要求与她见面；罗素勋爵夫人亲自给罗素写信，就解除婚约之事向他表示同情。她写道：“我们为你想了很多办法，我亲爱的。你将接受巨大考验，我的心为你疼痛不已。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你自己的正直性格将会让你渡过难关，变得更为高尚……在你需要帮助的日子里，22年的爱意将会给你力量……哦，我的好小伙子！我们长期以来希望帮助你免于此难，预见到了你将经历的这场考验。”这些做法显然被视为决定性一击，会带来出乎意料的结果，但是它们却没有命中目标。安德森的信件反而使艾丽丝更加坚定地抗拒罗素家人的希望：她热情不减，坚定态度，提笔回信拒绝与安德森见面，拒绝解除婚约。与此同时，罗素回复了罗素勋爵夫人的信件，并且致信阿加莎姑姑，打出了菲尔波特医生这张王牌：

最亲爱的姑姑：

我从今天上午收到的奶奶来信中得知，她希望解除我们两人的婚约。正如我出发前告诉您的，鉴于我咨询的医生提出的意见，无论安德森医生说些什么，写些什么，婚约根本不可能解除……我还想告诉您和奶奶，我出来旅行两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取悦她，而不是因为我有任何解除婚姻的想法。我写这封信的考虑在于，我担心奶奶会告诉别人，或者向别人暗示我可能解除婚约。如果那样的谣传出现，我将坚持立刻举行婚礼，以便控制事态。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把这封信件的内容转告奶奶。

此外，罗素还给安德森医生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件，并且告诉他说，根据菲尔波特医生的意见，“我现在已经决定举行婚礼，我必须恳求您在向我奶奶转告时慎重行事，不要让她过于不快”。

罗素战胜了他的家人，并且与他们分离开来，这两件事情这时可以宣告完成。7月15日，他从威尔士返回，把个人物品从彭布鲁克别墅搬出来，转移到星期五山丘。艾丽丝已经在那里为他布置了一间书房，供他撰写院士论文之用。他在星期五山丘逗留期间，他的家人几乎每天都要给他写信，告诫他注意“现在所过的生活”。但是，他这时已经处于他们的控制之外。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心里清楚，假如让他们得逞，他们会把我逼疯的。我从艾丽丝那里获得了心理健康。”

然而，胜利的代价实际上非常巨大，其影响将会贯穿他的一生。正如他在前一个夏天的梦境中所见的，他已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恐惧：他们对他隐瞒了关于家族的某种可怕事情，那事情与遗传性精神失常相关。现在，那些恐惧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罗素的自我感知中变得愈发突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自传》中写道：关于祖母所说的精神失常的恐惧“在潜意识层面上从未停止对我的困扰。从那时起，不过并非在那之前，我一直受到充满暴力的噩梦的支配。在那些噩梦中，我看到自己遭到谋杀，凶手通常是疯子。我高声尖叫，我有一次在惊醒之前伸手掐住妻子的脖子，觉得自己在自卫，以免受到谋杀者的攻击”：

在多年时间里，同一种恐惧使我避免所有深层次的情感，尽量去过理智的生活，通过使用尖刻言语来缓解恐惧。

7月21日，就在他搬入星期五山丘数日之后，正好关于母亲被藏在精神病院那一场噩梦1年之后（他后来发现，那天还是艾丽丝的生日），他凌晨再次记录了以下内容：

今夜是我梦见艾丽丝一周年的时间，而且还是她的生日。非常蹊跷的巧合，与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梦中的大多数事情已经实现。这以奇特的方式，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在她生日所做的梦；我后来发现，我的家人在这方面欺骗了我；他们严肃重申了那些告诫；我逐步发现了那些悲剧，它们一个接着一个，无可救药，毫无缓解，构成了家族中大多数人的生活。首先，在彭布鲁克别墅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永不消失的阴云，就像命中注定的东西。尽管我努力抗争，那东西还是侵入到我的灵魂深处，无论我身在何处也无法摆脱，甚至剥夺了对艾丽丝的爱意带来的欢乐。所有这一切与对遗传性精神失常的恐惧结合起来，必然压迫我的心智，让我觉得整个家庭头上仿佛笼罩着一种厄运。我当初徒劳无益地与它抗争，试图摆脱它，以便获得自由——看来，这自由是别人的天生权利……我觉得，黑暗仿佛是我生来就有的要素……我受到家族幽灵的困扰，它似乎伸出了阴冷的魔爪，一把抓住了我，要我为抛弃黑暗传统的做法付出代价。

……对他们来说，这肯定是十分痛苦的。在一段时间里，我必须尽量避免与家人见面，避免去彭布鲁克别墅。否则，我真的会开始对自己的理智感到担心了。对我来说，彭布鲁克别墅就像一个家族墓穴，受到疯子幽灵的骚扰；我想到最近安德森医生所说的情况，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谢天谢地，在这里，一切充满光明，非常健康，特别是我的艾丽丝。只要我能忘记彭布鲁克别墅，忘记它给我的可怕遗产，我没有什么不幸预示，只有互相爱慕的纯洁欢娱。

就在那一段时间，罗素重读了易卜生的作品《群鬼》和《海达·高布乐》。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开始将艾丽丝视为易卜生笔下的女英雄式人物，最后将他自己的整个生活视为一部由幽灵的启示构成的易卜生式悲剧。不过，他尽管付出了不菲代价，还是获得了巨大慰藉：他曾经看到的被艾丽丝拯救出来的梦中场景已经变为了现实。如今，他脱离了彭布鲁克别墅，获得了自由。他说他在“一段时间里”避免与家人见面，事实上之后再也没有到那里去住过。

他担心自己继续受到困扰——这次是受到祖母的幽灵的困扰，对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做出了最后一次让步：8月时同意与艾丽丝分开三个月时间。那时他得知，祖母得了癌症，奄奄一息——或者至少说，安德森医生及其助手加德纳医生似乎对此确信不疑。8月17日，罗素接到通知，离开星期五山丘，前往彭布鲁克别墅，从加德纳医生那里听到了令人深感担忧的诊断：祖母至多还能活两年时间。“心境完全平静显然是一项预防性措施”，罗素听到这一告诫之后得出的隐含意义是：在过去三个月中，他的行为破坏了罗素勋爵夫人的宁静心境，因此是她罹患疾病的原因。在彭布鲁克别墅的客厅里，罗素给艾丽丝写了一封信说：那天晚上，他发现祖母躺在沙发上。“我们默默拥抱一阵。然后，我望着她，深感悲伤，热泪盈眶。她说：‘唉，我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还糟’；我当时没有获得胜利的感觉，只有轻微的自责——自己没有多少焦虑，显得冷酷无情。”祖母敦促他离开艾丽丝，独自生活一段时间。罗素与加德纳医生讨论了这个问题，听从了他提出的建议。为了减轻她的不满，从而改善她的健康状况，罗素同意这么做。

到了那时，罗素勋爵夫人已经无力回天，做出任何改变现状的事情了。就在离开星期五山丘之前，罗素度过了他在给艾丽丝信中描述的“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上午”。他和艾丽丝一起去了菩提树，艾丽丝让他亲吻她的乳房。在那之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实施和她结婚的计划。而且，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抑制他的精神，甚至祖母的临终恳求也无济于事。他从彭布鲁克别墅给艾丽丝写信说：“所有不幸，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不可能让我觉得不愉快。我俩以突然的美妙方式，突然表达了纯洁和爱意，这让我的内心十分充实……尽管还存在问题，但是我感到幸福，超越了尘世。我相信，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剥夺我俩相互拥有的完美、纯洁和欢乐。”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感谢上苍，我俩拥有那个神圣的上午，永远将我们结合在一起。”对那个上午的回忆让他觉得，分开三个月的想法难以忍受，但是“如果我们不为祖母做点事情，她去世之后，我会对她的幽灵心存恐惧”。

两人分开的第一周中，罗素到了北威尔士的彭罗斯，住在舅舅莱尔夫·斯坦利的家中。他在那里写信告诉艾丽丝：“这里死气沉沉，非常乏味。星期五山丘的生活已经把我惯坏了。现在，我担心人们的愚蠢偏见，不便说出自己想说的事情，一直感到恼怒。以前，我认为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就像这里多雨的天气一样。糟糕透了，他们看起来乏味、愚蠢、沉闷，根本无法与我喜欢、最近看到的人拥有的那种快适的活力和自由相提并论……但是，我独自坐下，阅读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让自己进入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王公的世界，不禁兴趣盎然。但是，我不敢让自己沉迷于这部分有趣的现实世界之中，不禁对这一段时间的分离感到担心。我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十分很难受。”

但是，罗素过了几天之后承认，“这里的人的谈话很有意思”，他写给艾丽丝的信件也包括斯坦利一家人在用餐过程中进行的妙语连珠、兴趣盎然的谈话内容。一天午餐时，莫德姨妈问他：“喂，伯迪……你认识一位名叫布赖登的小姐吗？”

我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任何叫那个名字的年轻女士。她于是说：“我们一直在查阅你们家族的后代，希望你告诉我们关于布赖登先生的情况。他是否拥有盾形纹章？”在这种情况下，我灵机一动，给他们讲了使用那个名字的我的高曾祖父的简况。我还让他们相信，他肯定拥有盾形纹章。莫德姨妈说：“那么，我祝贺你！在这里用餐的人中，只有你拥有如此殊荣。”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多么自豪，多么开心！从那以后，我就对其他人持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这封信件言外之意是，罗素知道所有16位高曾祖父的生平。这一点也许出人意料，但是它揭示了他对纹章学和谱系学的兴趣，并且证实后来对“他喜欢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数学与海洋、神学与纹章学，我喜欢前两个的原因在于，它们是非人的；我喜欢后两个原因在于，它们是荒诞的”。在彭罗斯的午餐谈话的语境中，他没有理解的是：斯坦利一家知道，他刚刚宣布自己要和一个美国平民结婚的消息；在提醒他拥有贵族家系的纯洁性的谈话中，可能带有一种隐秘动机。

8月27日，罗素于回到彭布鲁克别墅之后决定，他和艾丽丝的结婚典礼最好尽快举行——其实就在为期三个月的分离结束之后实施。他写信告诉艾丽丝：“我们必须在11月结婚。实际上，我将它视为答应这次分离的一个条件。”他当时认为，很快结婚是必要之举，可以将他从家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这样做可以保存他的理智。他告诉艾丽丝：“如今，我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感激之情将会越来越强烈。假如我一文不名，假如我是姑娘，我很可能得依靠他们；他们无疑会把我逼疯，让我像父亲和叔叔那样，像我姑姑现在这样……我对他们越恨，越害怕，对艾君的爱就越多；假如艾君没有其他美德，仅仅这一点也会让我爱上艾君的。”为了缓解提前举行婚礼给祖母造成的打击，罗素对她撒了一个谎。这个说法尽管完全不可能实现，但看来给她带来了很大安慰：他和艾丽丝确信，安德森医生强烈表达了避孕带来的医学方面的危险，所以根本没有打算同房，即便婚礼之后也不会住在一起。正如罗素坦诚承认的，这是玩世不恭的欺骗行为。他在写给艾丽丝的信中为这一做法辩护说：“既然我知道，她很快就要离开人世，我并不那么介意对她表达不大可能实现的希望。”如果事实让阿加莎和罗洛感到失望，这没有什么大的后果可言——罗素担心的是反对婚事、对此深感痛苦的祖母的反应。“她去世之后，就没有谁的感觉需要考虑了。如果姑姑真的表示反对，那么，我将可以向她直接表达我自己的看法。”

罗素只在彭布鲁克别墅住了一个晚上，次日便前往到伯德特家，在那里小住几日。伯德特一家曾经住在里士满，是罗素家的邻居，现在住在威尔特郡。在那期间，罗素得到消息说，英国驻法国大使达弗林勋爵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工作机会，担任巴黎使馆的荣誉馆员。他的第一反应是谢绝。正如他在写给艾丽丝的信中所说，那样做将会“朝着我避之不及的职业迈出第一步”。除非他显得完全不能胜任，否则那个机会将会逐步带来其他职位，例如，私人秘书等等。沿着那条道路走下去，他将慢慢被人推入政界和外交界。一方面，他所受的教育和家庭背景让他完全有能力干下去，另一方面，他本人已经坚决表示，他讨厌这样的工作。但是，那份工作可以帮助他填满承诺分开的三个月时间，那个方式有趣一些，而且让他有了托词，避免住在彭布鲁克别墅或者星期五山丘。他和艾丽丝商量，她明确表示，他应该接受这份工作，一是因为它让他摆脱彭布鲁克别墅的影响，二是因为它可以给他提供大量有用的实际经验。

关于第二点，罗素心里深感怀疑。在一个问题上，艾丽丝很像他的祖母，她们两人的目的也不谋而合：艾丽丝喜欢实际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探索，希望看到罗素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某种作用。在这一方面，她与罗素勋爵夫人类似，希望在大使馆工作的机会将会大有益处，可以帮助罗素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接触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在9月3日信件中，罗素尽量打消她的这些愿望。他告诉艾丽丝，“我有增加阅历的激情，但是，如果我要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就必须避开大量可能获得的阅历，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过宁静的日子，（在可能的情况下）只与赞同这种生活的人见面”：

我知道自己的需要，超过了艾君的理解。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是，艾君应该支持我的追求。我希望成为专家，肤浅的生活阅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良好的举止绝对没有用处……庸俗的成功是世上最可恨的东西，我俩也面临被它弄得沾沾自喜的危险。这些时间应该完全用来从事理论性工作，通过思考来获得观念（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完成）。如果我浪费时光，我在余生中将会自责不已。生命仅此一次。上帝。万能的神让我热爱理论研究，而不是从事实际工作。因此，了解世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

对达弗林勋爵提供的这一工作邀请，大多数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22岁年轻人都会接受，都会对它提供的在政界和社交界中的发展机会深感兴趣。但是，正如罗素明确让艾丽丝和他的祖母理解的那样，他同意到巴黎去时，根本不考虑那些前景。

罗素勋爵夫人希望，巴黎的日子会让罗素忘掉艾丽丝。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在罗素动身的前几天要求他答应，在分开期间不要给艾丽丝写信。罗素自然对此表示拒绝，他告诉艾丽丝：“我告诉她，要我俩不结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他自己倒是担心：他会非常思念艾丽丝。他8月17之后一直未与艾丽丝见面，他告诉她：“我已经想不起艾君的模样了。分开之后，我只能在最初几天记得艾君是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信件是保持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工具。

罗素觉得，他自己善于“语言表达”，而不是“视觉想象”。在他抵达巴黎之后不久，这种感觉进一步增强。那时，他阅读了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心理学原理》。詹姆斯在“思维之流”那一章中写道：

一个非常聪明的朋友告诉我，他无法回想他自己的早餐桌的样子……形成这种“认知”的“心智材料”看来完全是文字形象。

罗素在这段文字的页边空白里标注：“这几乎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在他标注的另外一个段落中，詹姆斯谈到了语言形象——而不是视觉形象——的优势，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思维更加有效，一般说来，人就会失去一些构图能力，更多地依赖文字。”

20世纪40年代，罗素的朋友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或多或少测量了罗素对文字的依赖性。那段时间，克劳谢-威廉对“智商”测试的发展很感兴趣。克劳谢-威廉认为，罗素“拥有出类拔萃的语言（而不是视觉）想象力。对他来说，现实是通过符号作为媒介传达给自己的，在许多情况下，除了通过文字媒介之外，他对现实没有什么领悟”：

他对语言符号化的需要以明显方式表现出来。当时，我给了他一份关于类比方式的智商测试题。在最简单的题目中，一个单线圆形旁边有一个单线正方形，然后通过单线圆形，显示一个双线圆形，让接受测试的人从各种图形中选出一个双线正方形。

开始时，伯迪做得很快，速度大大超过我的任何一个学生……

但是，后来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伯迪还没有做完，就放弃了。

“我现在是否可以停下来？”他说，“我做不下去了。”

我们试图让他继续做下去，但是他显然非常讨厌那个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强迫他是极不礼貌的。

“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问，“您当时做得非常好的，前面题目做得好的人后来的题目总是做得比较好。”

“我不知道那些图形的名称。”伯迪说。

罗素无法在脑海里保持艾丽丝的图像，决定在两人之间保持不断的文字交流。他9月10日动身前往巴黎，11月17日返回英国，为期三个月的分离告一段落。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给她写信，通常三次，有时候四次。

在那些信件中，他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包括一起工作的同事、对巴黎的印象、在大使馆中承担的事务等等。不过，占支配地位的话题，反复涉及的话题是性爱：他表达了对性爱的看法和期待，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便让艾丽丝克服对性爱的恐惧。在他对艾丽丝的回忆中，有一个场景从来没有淡化，那就是在两人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中，他亲吻她的乳房。他反复解释说，他觉得那是妙不可言的精神感受和生理感受。他告诉她，那是“我人生中迄今出现的最强烈的精神体验”：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这肯定也是我们迄今为止经历的肉体之爱的最高表现形式。生理感觉让我产生那种举动——那是我们体验的唯一明确的两性活动；所以，它让我看到很大的希望：最高层次的精神之爱可能在肢体动作中找到最完美的表达方式；两者并非相互冲突，而是并行不悖的。

那一经历对他来说具有核心意义，他把8月17日以后艾丽丝寄来的信件分别保管，“因为我感到，那天的体验开始了一个阶段，在我俩的恋爱史上形成巨大差别，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事情……它是神圣的！”

对亲吻她的乳房的回忆，对即将来临的新婚之夜的期待，诸如此类的性爱念头从未从罗素的脑海中消失，实际上获得了一种神圣意义，几乎带有宗教性质。无论性爱来自对这个话题的处女式抵触，例如，艾丽丝的反应，还是产生于淫秽活动，例如，他在巴黎随处可见的情景，从习惯上看，性爱都被视为某种肮脏的东西，让他心生厌恶。或者说，性爱似乎是悖理逆天之事，例如，他在索思盖特了解到的那些青少年的亵读言行。性爱必须干净纯洁。他告诉艾丽丝，“除非男人心灵纯洁，获得真正幸福的婚姻可能性不大。只要他婚前可以表示亲昵的女人只有妓女，只要对他来说一切涉及两性的东西与她们相关，他就不可能是心灵纯洁之人”：

我可以肯定，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整个青春期中让男女学生同校接受教育，自由交流，对两性问题充分了解——如果两性之间的神秘感被消除，就可能同时消除那个阶段中出现的一半病态欲望。

当然，他想到的是他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想到他不得不“从同伴的不道德的淫秽语言中，了解我可能了解的东西”。这时，他已经知道了“虔诚性爱观的美妙之处”，与之相反的观点“让我震惊，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直至除了我的个人朋友之外，其他所有男人——甚至还包括大多数女人——成为让我恶心的人。他们认为，性爱是骇人听闻的，这样说不过显示了肮脏的另外一面。假如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的，假如他们能够以神圣的方式理智地看待它，他们就不会想象性爱是骇人听闻的了。

他让艾丽丝放心，他认为最后一点“适用于过去的艾君，而不是现在的艾君”。

罗素在大使馆工作轻松。他觉得无聊，从未详细描述过，只是告诉艾丽丝，他的主要事务包括抄写上司的信件和译解电报。他后来声称，他当时不得不抄写的大多数信件旨在说服法国人，龙虾不是鱼类——那个说法看来是一种夸大之辞，旨在表达他对外交谈判细节的愤怒和厌倦。他的空闲时间很多，本应用来进行社交活动，让他有机会认识英国大使馆中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然而，这正是他刻意避免染指的事情。他觉得，那些场合非常无聊，比他所做的工作更甚，大多数话题要么涉及他的贵族亲属，要么涉及运动（涉及“狩猎、射击、钓鱼”之类）。他对这两个方面的东西毫无兴趣。

闲暇时，他在巴黎游荡，自然没有发现什么“纯洁”的东西，而是看到许多让他感到震惊的事情。“我讨厌这个地方。”他写信告诉艾丽丝：

晚间，我在街头散步，街道两旁全是妓女，一排一排的，涂脂抹粉，嘴里冒出粗俗的“诱惑言语”，让我感到非常紧张，十分郁闷。法国男人也是野兽，行为令人难以启齿。每次我看到粗俗的行为，听到粗俗的字眼，体验到粗俗的情感，我都不寒而栗……看到这里的人缺乏应有基本感情，我不禁对世人感到绝望，对理解与性爱相关的问题的可能性感到绝望……我逐渐讨厌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委琐行为，讨厌整个城市中弥漫的寻欢作乐的气氛。我几乎觉得，自己应该一头扎进某座古老的修道院，许下任何数量的誓言，以便能够远离这个地方令人窒息的罪孽活动。

10月1日，出现了某种完美、体面的缓解契机，让他暂时摆脱法国的肮脏和淫秽。他去了巴黎歌剧院，观看瓦格纳的《女武神》。那部作品展示了德国艺术的魅力，让他心旷神怡，如痴如醉。他那天晚上写信告诉艾丽丝：“演出非常美妙，令人振奋。每个音符都让我感受到这位德国作曲家的巨大魅力，产生崇拜之感。我真希望，自己生下来就是德国人。能够看到与法国迥然不同的艺术，令人感到自豪。与日耳曼巨人的宏大艺术相比，法国人就像只会雕虫小技的侏儒。在法国看了这么多令人窒息、过分挑剔的做法之后，就连那些不合理的舞台效果，例如，闪电雷鸣，……也显得气势非凡，鼓舞人心。”当然，奥丁神的婢女们非常符合罗素的口味，形象地体现了他的理想女性，是“伟大的原始女性的完美典型。她们备受沃尔特·惠特曼喜欢和赞颂，但是却被会客室的氛围所毁灭”。

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但在罗素想象中，艾丽丝本人“作为伟大的原始女性”的形象并未完全错位。他10月12日写道，在他眼里，她“是未来的女性，而不是昙花一现、痛苦抗争的女人……她生来就已取得了胜利……几乎每个女人都得痛苦抗争，才能获得独立”。艾丽丝是惠特曼笔下“坚强而且自负的女人”，生来决不妥协，在性行为上尤其如此。但是，罗素在一定程度夸大了他自己理想中的“纯洁”要素，决心把她归为这个类型之中。他写道：“我可以肯定，艾君爱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给了艾君担心其他男人无法给予的东西——纯洁……而且，我要求很少有女人可以给予的东西：坦率、自由、并不过分拘谨。这些品质与纯洁结合起来，而不是通常的那样，与世俗之物结合起来。我们知道自己提出要求的方式，这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那些要求看来非常高尚，难以得到满足，然而我们却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满足。”

他要解决的问题是，给他自己和艾丽丝画出这样的女性形象：她从给他灵感的《草叶集》中走来，并不过分拘谨，满足他的理想，成为“具有原始特征的强大女性”。他的解决方法是自称：其一，过分拘谨是艾丽丝过去的做法；其二，无论她是否意识到，她现在（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是“美妙无比的动物”，集中体现了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健康状态。例如，她在一封信中承认，她对性活动并不十分期待，并且确信自己并不享受它，希望那样的活动不要过于频繁。罗素把这样的感觉完全归为她以前的看法：如果不是为了繁衍后代的目的，性爱是邪恶的。罗素写信回答说：“我可以肯定，艾君以前的看法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女方根本没有任何性欲。其实，这绝对是不正确的。我认为，适度的性交没有任何危害，完全是男欢女爱的产物，并不作为主要目的。”

最后，让罗素感到高兴的是，艾丽丝承认，尽管她从来没能像他那样，热衷于这个话题，然而她也有性爱想法。他试图让她相信：“那将是神圣的！超过了我们可以想象的程度。”如果后一个说法是正确的，至少就罗素的情况而言，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在他度过的每一天中，他几乎都在努力想象性爱的场景。甚至在决心强调精神和纯粹层面时，他也不得不承认，猜想性爱活动带来的生理快感并不是什么困难之事。正如他所说的：“就生理方面的原因而言，很容易想象更多的情欲之欢，长期分离往往让人想到那样的东西。”他从巴黎写给艾丽丝的每一封信几乎都证实了这一句话的真实性。他最后承认，在他的脑海中，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在精神层面的东西几乎消失殆尽；他几乎“难以想起我俩最后一天在一起做了些什么——想到艾君的乳房仅仅引起紧张的亢奋，当时那种神圣的宁静感已经无踪无影了”。

有时候，他谈到这样的性期待时几乎没有考虑什么纯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强烈欲望——这样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我……有时候在梦中想到我俩将来可以睡在一起的情形——我仍然有曾经称为下流的念头，但是如今已经不再害怕了。尽管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艾君的感受，我相信，至少对我来说一项不错的安排是，开始时可以在身体感觉方面适当放纵一些，直到使人发疯的亢奋感消退，让我在想象中不再对此那么渴望。我一躺在床上，脑海里便出现这些念头。我心跳加速，开始呼吸急促，有时候激动得浑身颤抖。我几乎可以肯定，一旦这些生理感觉得到满足，这种紧张的几乎令人感到痛苦的亢奋将会消退，它们包含的纯洁、良善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将会留存下来……不过请告诉我，艾君是否觉得，这样的观点带着危险，是否在某些方面觉得令人讨厌。我将让自己慢慢习惯不同的期待。

艾丽丝的反应并不令人觉得满意；她甚至建议，他们应该再等几周，举行婚礼之后才能同房。罗素知道这个想法之后深感担忧，想方设法打消她的这个念头。他争辩说：“在我们体验交媾之前，如果我俩睡在一起，我的这个念头将会非常强烈，让我感到恐惧。我觉得，它让我辗转床第，难以入眠，过多地想到这件事情……主要原因是，我希望知道终极体验究竟怎样……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控制这种亢奋，必须尝试一次才能稍加缓解。”他告诉她，他试图采用反复背诵诗歌，采用别的方式，让他自己不“对这个问题”想入非非，“但是，我很难自拔”。他觉得，他需要度一次假，以便摆脱刻意自控的状态：“我希望……转移注意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哪怕仅仅24小时都行。”他承认，他已经“有时候想到下流的东西，我从梦中知道这一点”，但是摆脱困境的最佳方式是，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他解释说，他的处境很像吉本[4]在书中描述的早期基督教隐士的情况：他们隐居沙漠，以便将自己的生活用于消灭内心的欲望。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总是受到一种念头的困扰，觉得赤身裸体的妓女在面前载歌载舞，引诱他们犯罪”。

那段时间，罗素给使徒协会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克利欧佩特拉或玛吉·塔利弗》，非常有趣，不乏启迪，进一步阐述的主题是：通过压抑强烈情感来克服它们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甚至不乏邪恶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激情呢？”这个问题，然后写道：

禁欲主义和中世纪道德认为，应该剿灭它们，以便心无旁骛地思考美德或上帝。应该过一成不变、波澜不惊的平静生活……格兰蒂太太[5]的回答与之不同，她提供的行动准则是，不要说三道四，放纵之前关闭窗帘……作为对此的反应，上一代法国和英国审美者承认它们，并且对它们感到自豪。以美妙的方式得到满足是合乎道德的……在这种道德准则中，激情是从审美层面来加以判断的，而不是从其实际结果来加以判断的。

针对这些极端之见，罗素提出了“惠特曼的狂热拥趸”（该文表明，罗素本人也在此列）的观点。拥趸们崇尚宽容和理智，因而“随之形成对所有那些激情的崇拜。心智健全、身体健康的男人和女人感觉到的这些激情属于伟大的自然，如果对它们感到羞愧，就是对心智健全的正常人性感到羞愧”：

因此，他们和法国人一样，也对激情大加颂扬。但是，和法国人的做法不同的是，他们仅仅在激情有利于健康时才表示赞扬，在……激情“属于理智的欲望，并且适当时”才能表示赞扬。“我钟爱的女人毫不羞愧地坦率承认两性相悦带来的甜蜜”，沃尔特·惠特曼如是说。

该文赞同的论点是，“激情越强烈，释放激情的需要就越大”，其原因在于，“离开了强烈的激情，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功可言。抑止激情的做法是有害的，这就是说，主要是对人的精神健康有害，其程度与激情的强度成正比”。接着，罗素一一罗列压抑带来的种种危险，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完全有理由将该文的标题改为《惠特曼或者彭布鲁克别墅》：

……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欲望患病了，死亡了。人失去生活的目的，毫无生气，也许像个圣人，但是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如果一个人抵制强烈的激情，不在行为中宣泄出来，他就可能以仇恨的眼光对待并不抵制激情的人，甚至对没有理由抵制激情的人也持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人往往过度崇信痛苦，将一切快乐视为邪恶之物，结果变为日常生活中最恶劣的人。如果激情留存下来，没有以自然方式释放出来，它就会变为针对比较幸运者的无声愤怒，导致最可怕的病态人格。

罗素在这篇文章的一个段落中写到，抑止激情的做法形成的一个常见结果是，“似乎对每个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在实施痛苦、观看痛苦的过程中感到快乐”。这个观点比《郊区的撒旦》中以戏剧化方式表达的主题几乎早了60年。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罗素写信告诉艾丽丝他最近做的一个梦：他和她结婚之后，艾丽丝有了孩子，分娩过程几乎毫无痛苦：“祖母看到艾君轻松应对人生中的所有麻烦，不禁大为光火——她认为，艾丽丝没有遭受大量痛苦，这显示出浅薄的一面……我祖母当时一声叹息，然后说，‘她总是轻松地应对生活中所有这些麻烦，（又一声叹息）有的人很幸运，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心里说，我一直知道，艾君不是寻常之辈。艾君如此厉害，让我深感自豪……我一直崇拜强健有力的体魄。我持这一观点的原因是，在自己的家庭中，我看到了相反状况导致的不良后果。”

罗素在证实这一观点所据的其他例子中，还有阿加莎姑姑和他自己。这既体现在他渴望性体验的欲望中，也体现在他的仇恨具有的力量中——仇恨的对象并不仅限于阿加莎本人。艾丽丝告诉罗素，她患了感冒，在接受按树油治疗，罗素表示反对：“我姑姑半辈子都是在按树油的气味中度过的，我对她深恶痛绝，嫌恶任何与她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讨厌艾君散发出这样的气味。”正如比阿特丽斯·韦布曾经所说的，罗素“非常记仇”，他提出了关于压抑的说法，这让他把对他人的仇恨归罪于他的家庭，归罪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他写信告诉艾丽丝：“我仇视法国男人，类似于海达对塔斯曼（塔斯曼是海达·高布乐的丈夫，是一个枯燥无味、行为体面的中产阶级学者。海达鄙视他，觉得他胆小怕事，索然无味，缺乏令人感到自豪的强烈激情）的仇恨。他们的所作所为惹我恼怒，看见他们让我觉得痛苦万分。压抑使我充满疯狂、愚蠢的冲动。”

那些“疯狂、愚蠢的冲动”究竟是什么？他并未说清楚，但是它们与他被压抑的欲望相关。可以设想，它们以某种方式，与制造痛苦，甚至进行谋杀的想法相关。罗素告诉艾丽丝：“见面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感觉好了一些，缓解了我的疯狂念头。假如我们分离的时间是6个月，我敢说，我可能在那个时段中出现某种愚蠢举动。”在《克利欧佩特拉或玛吉·塔利弗》中，他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本能冲动”。那些冲动利用试图压抑激情者的衰弱心智，让其头脑不再具有进行抵抗的力量：

开始时，它们是纯粹的想法，残存的些许活力被用来控制这种状态。但是，它们在大脑中发挥作用，就像精神失常一样，变为不可能抗拒的东西。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所说，冲动不再微不足道时，就会形成强烈的狂热……除非人找到某种强烈的健康激情来替代遭到抑制的冲动，这些冲动往往变得更频繁，具有更大的支配力量，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精神失常。

显而易见，他认为自己处于这样的阶段中：他利用自己拥有的活力，让那些冲动保持在“纯粹的想法”的状态。但是，如果他继续过着压抑的生活，他的想法将被仇恨激化，受到“疯狂、愚蠢的冲动”影响——至少他觉得，他犯下严重罪行的危险真的存在。

1894年11月3日是星期六，使徒们举行会议，罗素宣读了《克利欧佩特拉或玛吉·塔利弗》。那次会议令人愉快，使他有机会中断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返回英国度过一个周末。当然，他没有获准探望艾丽丝。但是，作为一个替代方案，他做出安排，在返回巴黎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晚上，在伦敦与艾丽丝的姐姐玛丽共进晚餐。那次会议让他有机会返回英国，有机会返回剑桥（特别是与使徒协会的成员相聚），这让罗素欣喜若狂。

他还带了一篇他撰写的关于几何公理的短论文，先给沃尔德看，然后让桑格在伦理学俱乐部上宣读。那篇论文本身没有幸存下来，但是其主要论点在他写给桑格的一封信件中保留下来。这说明，就某些方面而言，罗素后来在院士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已在他头脑中形成：空间是欧几里得几何的，还是非欧几何的，即，空间是否是呈曲线的？这个问题不可能先验地决定；但是，根据康德提出的“任何可能实存的必要特征”的观点，可以先验确定的是，如果空间确实是曲线的，那么，其曲率肯定不变。在这一约束性条件下，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是否正确呢？这个问题只能在经验层面上加以判定。正如罗素预测的，伦理学俱乐部的人觉得，那篇文章技术性太强，但是罗素告诉艾丽丝：“我很想听一听［沃尔德］对此发表的意见。对我来说，除了爱情之外，听到他的赞扬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事情。”

使徒协会成员对《克利欧佩特拉或玛吉·塔利弗》一文很感兴趣，随即就“义务还是激情”这个问题进行表决。摩尔、马什和狄金森赞成“义务”；桑格、麦克塔格特和其他人赞成“激情”；罗素本人对两者都投了赞成票，其前提是“根据具体情况”。当然，对罗素来说，与使徒协会的成员相聚是极其愉快的事情。他写信告诉艾丽丝：“我非常喜欢他们，超过了我以前的想象……摩尔说话不多，但是像平常一样自豪——我几乎对他顶礼膜拜，仿佛他是神灵。我以前对大家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欣赏之情。”他回到喜欢理论追求的人们中间，感到非常兴奋。协会成员们反复告诉他，他应该集中精力进行哲学研究，不要受到经济学的干扰（在巴黎逗留期间，他曾经产生过为第二个院士职位撰写论文的念头，研究的课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更让他兴奋的——尽管他宣称对此持保留态度——是，沃尔德说，不管他研究什么，他已经可以稳拿一份院士工作了。

次日，罗素依然沉浸在返回剑桥大学并且取得成功的“美好感觉”中。他如约与玛丽（她的家人都叫她玛丽琴）共进晚餐，准备陪她一起返回巴黎，去卢浮宫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艾丽丝没有到场，看来已经意识到她自己正在玩火，叮嘱姐姐代她亲吻罗素。罗素甚至在到达英国之前就发现，这个想法“给人愉悦”，在写给艾丽丝的信件中详细谈到了这一点：“想到它就让人产生莫名的愉悦感……我十分激动——不知何故，通过玛丽琴传递亲吻的这个奇怪想法值得分析，它十分复杂，困惑多多。”显然，艾丽丝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应有的分析，没能看到潜在的复杂性。在过去两个月中，她每天收到罗素两封信件，所以知道罗素被压抑的性欲。玛丽多年以来崇尚身体和自然欲望，观点与惠特曼完全一样，这正是艾丽丝觉得骇人听闻的东西（而且，让艾丽丝进一步反对的是，玛丽将她自己鼓吹的观念付诸实施，离家出走，投入另外一个男人怀抱，那时还与别的男人有染）。有鉴于此，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没有想过，鼓励罗素将玛丽视为她自己的替身，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困惑和复杂性”。

实际上，与艾丽丝相比，玛丽更接近罗素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思想独立，充满激情，赞成自由恋爱，感情方面并不墨守成规。这些品质他在惠特曼和易卜生的作品中了解到，但是没能在艾丽丝的身上看到。在过去几年中，他曾经多次为玛丽的态度进行辩护，反对艾丽丝和她母亲对玛丽一本正经的苛评，甚至——或许尤其是——包括对其乱交行为的苛评。他曾经写信告诉艾丽丝：“就她与不同男人的相恋这个问题而言，那是性情使然，完全无法控制。从常规上看，人们对此应持反对态度；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而终应被视为美德？其原因在于，完全不可能仅仅由于应该爱而去爱一个人。”

于是，罗素与玛丽在伦敦见面，并且陪伴她前往巴黎，他对她的同情——她对他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两人都努力与家庭抗争，都决心摒弃实际的政治考量，崇尚创造性和批判性追求。而且，也许最强烈的不祥之兆是，都对艾丽丝持批评态度。两人发现，双方有诸多共同之处，罗素这时觉得，他有责任向她的妹妹艾丽丝解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玛丽的情况。两人情投意合，抵达巴黎之后，玛丽决定与罗素在同一家旅馆下榻。她找到一个与罗素相邻的房间，这样两人就可以使用同一间客厅。罗素写信告诉艾丽丝：“能够从家庭生活中逃离出来，从她深感不满的氛围中逃离出来，这让她感到欣喜。我对此心有同感……我认为，她觉得她有权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完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此随和的人看不到有什么危害。但是，她令人愉快，是适合我现在心情的完美旅伴。毫无疑问，我真的觉得，艾君所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过我感觉不到这一点。”

从艾丽丝的角度看到，这已足够糟糕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罗素对玛丽的同情与对艾丽丝本人所持的更加严厉的批评态度同时出现。罗素描述了与玛丽同住一家旅馆里情况，这样的场景强调了一点：两人在思想上相互欣赏。“她拿出了她的尼采著作，我拿出我的德国人的著作”，他写道。接着，他立刻评论说，他和玛丽都认为，“艾君如果愿意，其实在思想方面是完全有能力的”：

当然，我们觉得，艾君不会提供具有才华横溢的独创想法，但是艾君可以加入不可或缺的聪明听众的行列。作为听众，艾君需要作出大量努力，进行严肃思考，以便培养思想方面的高品位。在这种情况下，艾君可以批判我的思想，而不是听到好的观点之后仅仅哈哈一笑，对其实很平庸的想法佩服不已。

在那段时间写给艾丽丝的信件中，罗素毫不顾及她的感受，那种做法令人发指。在那些信件中，一眼就能看出针对艾丽丝的某种敌意，也许是某种不满意：与她的姐姐相比，艾丽丝简直差得太远。在返回巴黎收到的头两封信件中，第一封包括艾丽丝这一场景的描述：她想到不能在英国见到他时，不禁泪流满面。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她觉得他显然喜欢和她姐姐待在一起。在第二封信中，她试图强装勇敢，面对当时的形势，但是那样做显然勉为其难：“罗君每天早上在那里与玛丽琴一起共进早餐，这真的很不错……而且我觉得，罗君思维敏捷，会让她得益匪浅。她的性格独特，只有年轻男子才能引起她的兴趣。我这样说，并没有任何卑鄙的意思。”罗素对这封信的反应非常乐观，提笔回信，所用字句要么对艾丽丝在第二封信中的显而易见的哀伤装聋作哑，要么对她的感觉完全麻木不仁：

昨天晚上读到艾君的信件，字里行间充满悲情；想到艾君泪流满面的模样，我觉得万分难受。但是，知道两个人如此亲密，这样的情景不好对付——对艾君说来尤其如此。艾君坐在那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玛丽琴今天到房间里来见我。不过，今天早上，收到艾君的来信，感到非常高兴，让我可以排除不利因素，享有玛丽琴的陪伴。她真的很迷人，她喜欢表现自我的性格愈发凸显了这一点：她喜欢做的主要事情之一是逗人开心。我将设法爱上她，以便度过这几天的时光。我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一点，不用显得没有耐心——她是一个不吝恭维言辞的人。

昨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聊天，我非常开心——她富于同情心，应答得体，总是能不失时机，说出我想听的东西——想法正确与否其实并不重要。

他告诉艾丽丝，他对与玛丽同住一家旅馆这种做法心里有些疑虑，事前征求了大使馆里一位上司的意见。“他沉思片刻然后说，这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我当时没有告诉他，我们两人共用一个客厅。”于是，罗素放下心来，与玛丽一起出双入对，让人看见也毫无顾忌。两人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去剧院，欣赏瓦格纳的作品。

艾丽丝让玛丽和罗素以那种方式待在一起，曾经鼓励罗素将玛丽视为她自己的替身；这时，她似乎感到局面失控，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便罗素在信中以令人难堪的方式，表达了对姐姐的热情，她在回信中也只有表示赞同，或者说至少表示容忍。她在11月7日的信中写道：“罗君有玛丽做伴，打法时光，我深感欣慰，亲爱的。罗君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爱她。但是，如果她让罗君成为尼采的信徒，我将会气得发疯的。”但是，她在日记中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我过去几天非常可怜，”她在1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很担心，自己无法让伯特兰开心，我太乏味了。大哭。”两天之后，她在日记中说：“我感到压抑，以泪洗面。”

与此同时，罗素毫无节制地不断写信告诉她，他和玛丽一起度过了多少时间，两人的关系变得如何亲密无间：

……我俩在圆形广场附近一起用餐，回家后一边抽烟，一边阅读尼采的著作。我还成功地给玛丽指出了尼采著作中的混淆之处。她看来对形而上学真的很感兴趣，总是要我谈到相关情况，我乐于奉命。

（11月6日）

昨天晚上，玛丽和我一起去观看了《卡门》，演出非常精彩……我俩计划很快来一次瓦格纳式的纵酒狂欢。玛丽琴对这个想法表现出极大热情，我觉得非常开心。她十分迷人，情感丰富，完全符合我当下的心绪。

……我必须在此停下，开始抄写。然后，我要去卢浮宫博物馆接玛丽琴，一起步行到圣母院去，享受这美好的天气。这样的日子非常愉快——真是太快了。

（11月8日）

毫无疑问，艾丽丝肯定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在罗素描述和玛丽一起度过的时光的文字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东西，一种轻松的东西，与他通常写给艾丽丝的信件形成鲜明对比——他往往心情沉重，态度认真，字斟句酌。在他的信件中，内容几乎全与玛丽有关，包括她的美德、她的缺点、两人之间与日俱增的共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口气越来越像坠入爱河的男人。11月10日，他午夜之后写道，“我俩长谈一夜，话题非常有趣，玛丽刚刚就寝”：

玛丽琴让我谈一谈我对两性道德观的看法，谈一谈我为什么崇尚贞操而不是罪恶。这个问题让我颇感为难……后来，她朗诵了大量诗歌，相当不错。接着，我们谈到了时代精神、我的家人和其他话题。最后，她惊讶地发现，已经12点半了……对涉及两性的问题，玛丽琴的看法很有意思，她告诉我许多自己很想了解的事情……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真的只是追求快乐——不过，她采用的是一种非常优雅的方式。

第二天晚上，两人从剧院回到旅馆，一起吸烟，秉烛长谈，直到凌晨1点。“玛丽琴就寝之前，提出以‘姐姐的方式’亲吻我的前额，我接受了。”

更有甚者，罗素还以无情的方式，不断对这两者进行了比较：一方面，他和玛丽谈到了许多话题，他们两人在思想层面上无话不谈；另一方面，他本人和艾丽丝之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鸿沟，他不得不敦促艾丽丝放弃政治活动，作出自我牺牲，帮助他从事理论研究。他反复强调，就这个方面而言，他在玛丽那里找到了知音：玛丽离开丈夫，转而投入贝伦森怀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她再也不能忍受丈夫专心致力于政治活动的做法了。“她认为，艾君如果对自己稍有一些信心，其实完全可以从脑力劳动中获得更多收获……没有必要出席那些会议，参加那些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艾君有能力与我合作。”

次日，罗素以坚决的口气宣布：他站在玛丽一边，支持她就道德观问题与她母亲一争高下。他告诉艾丽丝（他清楚地知道，艾丽丝与她母亲一样，觉得玛丽的生活方式令人深感震惊）：“在玛丽的生活计划中，我没有看到什么不妥之处。如果考虑到她的性格和要求，她的选择无可厚非。”玛丽原本计划那天离开巴黎，但是改弦易辙，决定推迟一两天，显然是为了和罗素多待一些时间。“她显然非常喜欢在这里的时光；我觉得，她对我的兴趣与日俱增，我也有此同感”：

昨天夜里，我俩分别时重复了前一天的仪式，不过她亲吻的不是前额，而是脸颊；我希望，艾君对此不要大惊小怪。我对玛丽产生了弟弟对姐姐的情感，觉得我认识她很长时间了。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俩私下相处，关系亲密。用某种方式表达这种感觉真的不错。

11月14日晚上，玛丽终于离开巴黎。罗素告诉艾丽丝：“我深感遗憾。”艾丽丝最后一次强装镇定，在那之前告诉罗素：“罗君亲吻玛丽，我干吗要介意呢？如果对方赏心悦目，那就是一种有趣的愉快体验……在看来两情相悦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那样做。”罗素对此的回应——至少可以说——是没有教养的：

我其实并未问艾君，是否介意我亲吻她？我提出的问题纯粹是修辞性的，句末应该加上惊叹号，而不是问号。在长谈一夜之后，亲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友好结束方式。假如艾君可能对此表示介意，我当然是不会那样做的。

是日，他和玛丽秉烛相守，一直待到凌晨2点，共度最后一夜，“映着壁炉的火光聊天，为对方朗诵诗歌”。两人最后约定，她11月29日返回巴黎时再次见面（罗素与艾丽丝为期3个月的分离在11月17日结束，但是他在大使馆的工作到12月1日终止）。玛丽离开之后，艾丽终于觉得，她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她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哭了几乎一个上午，睡觉之后感觉稍好一些。玛丽琴昨天离开巴黎。”她给罗素写了一封信，充满愤怒、对抗和伤痛之情，宣泄了在那之前隐蔽起来、强忍在心中的怒气。她直截了当地说，他的上一封信件让她非常痛苦，“我把它撕得粉碎”：

玛丽琴在巴黎逗留期间，罗君的来信毫无同情可言。但是，我忍气吞声，没有介意，因为我仅仅知道，罗君开心，不会感到无聊就好。然而这一封信的言辞显得更尖刻，超过以前的任何一封，让我觉得忍无可忍……我并不在乎罗君的批评之辞，亲爱的。但是，我不愿听到效仿玛丽琴的言辞。罗君知道，对我在乎的事情，她一直持毫不同情的态度。自从她上周回家之后，我非常厌恶她的道德观念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一想到她就不寒而栗。

……罗君写了这么多话，要我放弃实际工作，声称我这样做会让罗君开心，这真的让我觉得很不愉快。我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罗君反复强调玛丽琴的观点，这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罗君对她并不十分了解，我在本周刻意没有在信中谈及她的情况，目的是让罗君形成自己的印象。我确实在意的是，罗君竟然如此轻信她对我的看法。

艾丽丝的回信起到了作用。罗素立刻打消了心存的任何希望，明白艾丽丝不会放弃她所做的实际工作，不会成为他的研究助手。此外，他还收回了以前就玛丽的性格、生活方式提出的辩词，让自己接受一个现实：与态度严厉、做事严肃、致力于禁酒事业的道德论者共同生活，放弃与一个无忧无虑、沉迷于情欲的享乐主义者共度人生的念头。对后者来说，刺激性谈话带来愉悦，欣赏瓦格纳歌剧带来享受，形而上学探究带来具有价值的重要回报，这些东西超过了对公共义务的追求。我们可以想象，罗素怀着留恋之情，放弃原来的想法，尽量修复给他与艾丽丝关系造成的破坏，写了下面这封信件，恳求她的原谅，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无法告诉艾君，艾君的来信让我感到多么羞愧，多么痛苦。噢，我怎样才能宽恕自己呢？我无法想象，自己竟然那么愚蠢，写出那么无情无义的文字。诚然，玛丽琴总是绘制让我想入非非的画作，我愚蠢地受到它们的影响。噢，请原谅我吧，亲爱的……我当时目光短浅，蛮不讲理。但是，如果存在任何可能，我们两人见面时，我将会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反复强调，啰里啰唆，类似的字眼铺满几页信笺。他还给艾丽丝邮寄了一份题为《心理学解释》的文件，字里行间全是可怜之情，详细解释了这个主题：他单独无伴，易受影响；玛丽如何“深表同情，友善，坦率，深谙心理攻势之道，并且模样迷人”，给他灌了迷魂汤。而且，玛丽“似乎态度诚实，真的急于实现艾君的幸福”，所以“我完全放弃了自我，沉迷于她陪伴带来的快乐”。

11月17日，罗素和艾丽丝在伦敦相聚，缓解了紧张状态。不过，按照罗素在《自传》中的说法，“仅仅过了10分钟，我就让自己获得了平静的心境”。但是，如果他说的是真实情况，其原因在于：第一，在几天之前寄出的信件中，他深表痛悔，已为得到艾丽丝的谅解作了铺垫；第二，他在痛悔之余，已经在各个方面对艾丽丝作出了让步，涉及的内容包括艾丽丝的工作、他们将来的共同生活、玛丽的性格、他自己的道德标准等等。那件事情的最后结果影响深远：两人于1894年12月13日举行的婚礼几乎完全按照艾丽丝的意愿操办。

11月20日，罗素返回巴黎，给短暂的外交人员生涯画上一个并不出彩的句号；与此同时，艾丽丝和她的母亲开始安排婚礼事宜。尽管罗素信奉不可知论，婚礼将会按照贵格会教的结婚礼仪，在贵格会教会议大厅中举行。艾丽丝对婚礼事宜饶有兴趣（她告诉罗素，“我喜欢婚礼仪式，一直渴望以那种方式举行婚礼”），可是罗素以极不耐烦的冷漠目光，看待他们里外忙碌。他11月23日写信告诉艾丽丝：“不要以为，我真的会认真对待宗教仪式。我觉得，任何仪式都让人感到羞耻；婚礼大张旗鼓地宣扬本来最私密的东西，这一事实本身就令人厌恶。”这一番评论发人深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就罗素本人而言，婚礼那天的意义在于，他最终可以体验性交了；其二，他认为，结婚仪式仅仅是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他告诉艾丽丝：“如果任何其他事情打乱我的思绪，停止思考本应全神贯注的问题，我就心里狂乱，很不耐烦；那就是我坐在壁炉前抽烟的原因……但是，厌烦等待的目标已经近在咫尺，我还是非常高兴。”

罗素对即将到来的圆满性爱充满期待，这几乎足以缓解他对婚礼安排所持的厌恶态度。12月初，他回到英国，随即出席了使徒协会举行的一场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摩尔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我们是否应在捏碎玫瑰的过程中感到愉悦？》，陈述了他所说的“传统性道德观念”，将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交媾谴责为不道德行为。罗素几天之后就将度过新婚之夜，摩尔选择的题目正中罗素下怀。罗素告诉艾丽丝：“我的发言相当坦率，在交媾中，精神部分占支配地位，所以不必有任何欲望的成分。”在会议结束时，就“交媾是否必然充满欲望？”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了投票表决。除了摩尔和麦克塔格特之外，其他人都表示反对。麦克塔格特尽管反对摩尔论点的主旨，然而投票表示赞成，同时还补充了一点：“但是，适度的欲望是美好的。”

罗素迫切希望新婚之夜的到来，但是对婚礼本身却无热情可言。无论艾丽丝何时问及婚礼事宜，比如，邀请什么人，谁担任伴郎，他都显示出漠不关心的神情。于是，艾丽丝和她的母亲只得与罗素家人协调，确定婚礼日期，斟酌请帖的措辞，邀请弗兰克担任伴郎，决定邀请罗素的哪些亲友出席。毫无疑问，罗素对整个过程感到恐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意识到，那件事情将会给他祖母带来巨大痛苦——她直至最后也毫不宽恕，反对两人结婚。婚礼当天，罗素勋爵夫人、阿加莎姑姑，甚至连罗洛叔叔都拒绝出席。除了弗兰克之外，罗素的亲属只有斯坦利家族的人，包括莱尔夫舅舅、莫德姨妈、斯坦利外祖母和艾尔利伯爵夫人。

12月13日，结婚礼拜仪式在威斯敏斯特的贵格会教大厅举行。罗素后来说，那天的经历对他来说非常恐怖。不过，汉娜觉得很不错。她在写给玛丽的信中说：“布道简短，进展顺利……念了两段祈祷文，之间是短暂的静默”。最后一段静默本来庄严肃穆，不料被斯坦利夫人打断。她的“手杖、披肩和各式随身物品撒落一地，有人不得不快步上前，把它们一一拾起来”。

在罗素勋爵夫人看来，那个场合本质上是向她可爱的孙子的最后道别。她在婚礼前几天写信告诉他：“你将离开我们，去过新的生活，组织新的家庭，建立新的关系，体验新的情感。”从她的角度看，婚礼是一次失败。但是，如果从罗素的立场看，那是一场胜利。祖母在那次战斗中使用的武器使他确定，从最乐观的情况看，那一场胜利是在付出极大代价之后获得的。这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担心，他可能罹患在家族成员中——而且在潜在意义上在他自己身上——发现的精神失常病症。婚礼之后，罗素和艾丽丝一起，前往荷兰度蜜月，他在短期之内觉得，他终于脱离了彭布鲁克别墅。但是，疯子的幽灵依然光顾家族墓穴；无论他离开亲属多远，他将总是与“货物中的尸体”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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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济各（1181—1226）年，25岁开始全心信奉上帝，后成为方济各会创始人，去世后被追谥为圣人。——译注

[2] 《心之灵》是雪莱的一首诗歌，大概创作于1821年，赞美理想爱人，原文为Epipsychidion，系希腊语复合词。——译注

返回剑桥之前，甚至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罗素觉得，“订婚”的事情不能外传。他告诉艾丽丝：“我也希望和别人谈到艾君，不过怀疑总是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在彭布鲁克别墅，他几乎一如往常，隐藏自己的情感，其中既有艾丽丝带来的愉快，也有对祖母和阿加莎姑姑的愤怒。然而，即便像他那样精于此道的人来说，隐藏感情后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在1月9日写道：“我开始盼望，自己可以再次离家。这里的氛围变得非常紧张，我对自己的自控能力感到担心。”

[3]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396—455年），罗马贵族，在晚年发动宫廷政变，后当上西罗马帝国皇帝（455年）。——译注

[4] 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年），近代英国杰出历史学家，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译注

[5] 格兰蒂太太，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莫顿的喜剧《加快耕耘》中虚构的人物，现在常常用来表示过于拘谨之人。——译注

第四章　整体与部分

也许，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新婚之夜并非像罗素长期渴望的那样，给他带来“神圣的”体验。他在《自传》中写道，他和艾丽丝之前均无任何性爱经验，“最初，我们两人都发现有一定困难”。但是，“我俩觉得，那些困难只不过是滑稽的事情，很快就被克服了”。两人的蜜月在海牙的斯坦德大酒店度过。艾丽丝在那里写信告诉母亲，在两人一起度过的第一天，他们“冒着狂风，在斯海弗宁恩的海滩上散步”；两人“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一直笑声不断”。罗素选择荷兰的考虑是，他和艾丽丝可以一起滑冰。不过，艾丽丝在信中写道：“看来没有可以滑冰的迹象……不过我们有足够多的事情可做，不滑冰照样快乐！”

家里人急切希望听到新婚夫妇在性爱方面取得进展的消息，艾丽丝的母亲和罗素勋爵夫人的心情更为迫切。汉娜写道：“那么，请一定写信告诉我你个人的具体情况。你的睡衣怎么样？你是否喜欢睡衣和睡衣裤呢？伯迪是否喜欢他的睡衣裤？……你们两人谁先起床？……我希望了解所有的具体情况。”艾丽丝遵命行事，写信告诉汉娜她敢于付诸文字的许多亲昵细节，但是要求汉娜阅后烧掉信件。汉娜毁掉了那一封信件，不过，它包含的内容看来能够让她使罗素勋爵夫人放下心来。汉娜告诉艾丽丝，“我可以给你讲一件绝对保密的事情：勋爵夫人本来很担心，你们两人没有夫妻生活，但是我告诉她，我确定你们没有问题，这才让她放下心来。”尽管如此，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罗素勋爵夫人打听这一点的动机是那个希望渺茫的念头：她的孙子可能信守前一年8月做出的承诺，不与妻子行房。她知道实情之后，心里颇感失望。随着两人圆房的消息传来，罗素勋爵夫人最后的希望也灰飞烟灭，再也无法为了更加幸福的未来，保留她的“天使孩子”了。

艾丽丝和罗素在荷兰逗留了三周时间，然后前往柏林。罗素后来回忆说，在那次旅行中，他对艾丽丝的态度经历了异常巨大——即便是转瞬即逝——的变化：“在性疲惫的影响之下，我有点讨厌她，无法想象自己原来为什么希望和她结婚。那种心理状态出现在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途中；在那之后，我从来没有任何类似的心绪。”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讨厌艾丽丝的原因是否在于，她贪得无厌的性欲让他觉得精疲力竭？这一点看来令人难以置信。关于男人，关于他们两人的性欲，关于她自己对性爱的态度，艾丽丝在婚礼之前和之后所说的一切给人的印象是，即便不是直接的反感，她对性爱行为的兴趣也不大。更为可信的解释是，“性疲惫”在这里的意思是“性无能”的一种委婉说法——罗素在后来的人生中多次遭遇的一种状态。罗素以讨厌的目光看待艾丽丝的原因在于，她没有给他提供满足性幻想之后的那种极其愉快的感觉，她（与她姐姐不同？）没能刺激他的欲望。其实，汉娜急切打听的法兰绒睡袍是罗素非常讨厌的物件；罗素后来多次抱怨说，它们根本没有起到诱惑作用——当然，无法确定的是，罗素在那个阶段是否向艾丽丝承认了这一点。

两人的婚姻从未到达罗素有时候期望的那种心醉神迷的高度，但是在柏林逗留期间，两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伴侣感和支持感，这挽救了他们的婚姻，避免出现过早崩溃的结局。罗素后来说，他与艾丽丝的那段婚姻“在思想层面上是我人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阶段，我［对她］心存感激，是她将这一点变为现实”。她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帮他打理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事务，让他潜心专注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在前一年秋季两人的通信中，那种婚姻生活模式已经确立下来。但是，罗素强调说，他没有能力自己处理日常事务。他在那年9月给她的信中写道：“虽然我诅咒贵族，他们的不良习气却束缚了我，如果没有仆人，我是无法获得幸福的。如果让我独自生活，我会进入一种恐惧状态，言行愚蠢、完全无助，就像狄更斯笔下人物的儿童时期。这说来愚蠢，不过情况确实如此。”他一个月之后告诉艾丽丝：

在一个方面，我在婚姻中将是绝对刻意自私的：我将把付账、缝纽扣、购物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务完全推给了艾君。艾君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及时处理。这样的事情让我心生厌恶，如果交给我做，可能浪费一整天时间。

在前一年的11月，艾丽丝善于处理实际问题的头脑曾经遭到他和玛丽的大肆挖苦，这时却变为对他有利的因素。

在柏林，罗素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长期研究和写作的计划，其目的是以古典黑格尔主义的方式，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要求综合起来：

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早上。我在动物园里散步，计划撰写一系列著作，研究科学哲学，在从数学转向生物学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将会变得更加具体。我想到，我还要撰写另外一个系列著作，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我的研究将会逐步变得抽象。最后，我将在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实现黑格尔式综合，……那一瞬间具有某种重要性：我现在记忆犹新，仿佛依然可以感觉到，白雪在我的脚下融化，发出嘎吱的声音，湿润的泥土散发出预示着冬季结束的气息。

尽管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事实，但是这里描述的黑格尔式综合可能起到一个比喻作用，预示他希望的完美：他与艾丽丝的婚姻前景一片光明，两人看似矛盾的事业理想——一个侧重理论，另外一个注重实践——可能结合起来，变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1895年的头三个月，罗素和艾丽丝一直住在柏林。罗素在柏林大学听经济学讲座，两人努力结识社会民主党——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艾丽丝让罗素对该运动产生兴趣，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妇女选举权的最佳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有可能组建社会主义政府的政党。罗素受到艾丽丝的影响，刻意以公开方式让自己脱离贵族的家庭背景。我们不难想到，罗素家族与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广泛，例如，英国大使爱德华·马利特爵士的妻子厄明特鲁德·马利特夫人是罗素的表姐。在柏林逗留期间，如果他们愿意，罗素和艾丽丝完全可以得到款待，会见拥有各种名头的英国和德国社会精英。但是，在大使馆举行的第一场宴会上，艾丽丝提到，他们两人曾经出席了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会议。从那一刻起，他们在上流社会中便不再是受人尊重的客人，他们参加的首次使馆宴会也成了最后一次。罗素勋爵夫人听到这一消息，知道他们俩公开冒犯上流社会人士的敏感神经，却根本没有受到凌辱之感，完全站在罗素和艾丽丝一边。罗素后来写道：“那是一个公共问题。在所有公共问题上，她和阿加莎姑姑不会气量狭小，总是可以依赖的对象。”

接近3月末，罗素和艾丽丝离开柏林，到佛罗伦萨去与玛丽会合。“伯迪和艾丽丝看来真的很幸福，”玛丽写给告诉汉娜，“我注意到，她已经受到他的思维方式的很大影响，不过他真的非常聪明，所以她受到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两人正在餐厅吃早饭，我听到不时传来非常响亮的笑声。”在写给其他人的信件中，玛丽并不掩饰她对小妹妹的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态度。她在写给赫尔曼·奥布里斯特的信中说：“我们管她叫‘进步的常规人士’，但是我相信，在伯迪的指导下，她会变得成熟起来。我已经看到了某些迹象。”她在日记中记录说，他们晚上聊天，给对方朗读，过得非常愉快。比如说，罗素朗读了《约伯记》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她暗示，那种娱乐形式更适合她自己，没有她那么聪明的妹妹可能稍感枯燥。

这样的话题和朗读让可怜的艾丽丝非常无聊，哈欠连连。她不停地看手表，试图思考别的事情，让自己开心一些。

罗素和艾丽丝离开佛罗伦萨之后，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旅行，分别在佩扎罗、乌尔比诺、拉文纳、里米尼和其他城镇逗留。罗素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时光的之一”：

意大利、春天、初恋，这三个因素同时出现，足以让最忧郁的人感到开心。我俩常常在海里裸泳，然后躺在沙滩上把身体晒干。但是，那是一种颇为危险的游戏，警察迟早会走过来检查，确定没有谁从海里捞取盐粒，公然逃避政府的盐税。值得庆幸的是，我俩一直没有被人抓住。

夏初，两人回到英国，随即迁入星期五山丘。罗素安顿下来之后，动手撰写8月递交的院士论文。该论文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其中一部分以《几何的逻辑》为题发表，刊登在1896年1月出版的《心灵》上，是罗素首篇公开发表的哲学论文。这篇文章显示，论文的中心论点大致沿袭了罗素前一年秋天写给桑格的信中提到的思路：第一，空间是欧几里得的，还是非欧几里得的？这是经验层面的问题；第二，康德提出，空间的某些特征是先验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第三，在写给桑格的信中，罗素强调过其中一个特征，即，如果空间是弯曲的，其曲率肯定保持不变。

罗素提出的论点围绕着他所说的“全等公理”或者“自由流动性公理”，其理念是，空间特征是确定的，固定的物体、几何形状应该可以围绕它运动，不会改变自身的几何特征。例如，如果在球面上画一个三角形，可以想象该三角形沿着球体的表面轻松地运动，不用改变自身的形状，形成新的形状。其原因在于，球体的表面虽然是弯曲的，然而其曲率保持不变，这种空间的一个部分与另外一个部分类似。但是，请考虑一下鸡蛋的表面：如果在鸡蛋较大的一端上画一个三角形，然后想象让该三角形沿着鸡蛋的表面，移动到较小的一端，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该三角形不再适合鸡蛋的表面。其原因在于，鸡蛋两端的空间是不同的——换言之，鸡蛋表面的曲率是变化的。

在院士论文中，罗素提出的中心论点是，物理空间肯定与鸡蛋表面的空间不同，其曲率不可能随着不同的位置发生变化。假如不考虑这一事实，根据相对论，物理空间确实类似于鸡蛋表面，其曲率随着巨大、密实的质量所施加的引力增加，那么，罗素的论点仅仅貌似合理，甚至可被视为一种陈词滥调。因此，罗素早期提出的几何和空间理论现被视为可从科学角度加以反驳的几种哲学理论之一。基于这一考虑，罗素后来对“颇为愚蠢的”早期理论持相当严厉的态度，拒绝让它重印出来。其实，该论文是哲学论证中的一个表达精妙的有趣（即便是错误的）例子。

毋庸置疑，评阅罗素文章的人——怀特海和沃尔德——均持这一看法。10月，选拔进入第二阶段，罗素不得不到剑桥去，参加院士申请考试，内容包括撰写一篇介绍性文章和完成两份数学试卷。10月2日，罗素完成了第一项之后给艾丽丝写信，对自己的表现满怀信心，似乎有稳操胜券的感觉。但是，他一周之后提到与怀特海之间的交谈，怀特海对论文的评价让他觉得，前景不容乐观：

他说，他和沃尔德……意见不一致，几乎对我提出的每个观点均是如此。沃尔德还发现，我在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肤浅，论文获得通过的机会微乎其微。我觉得，与怀特海交谈……让我怀疑，自己在哲学方面的能力并不太强。

怀特海显然喜欢见到这种情况。他在那次谈话后半段告诉罗素，沃尔德和西奇威克对论文更加不满，给予了低于他当初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告诉艾丽丝：“我得出的结论是，结果凶多吉少。”次日将会宣布考试结果，艾丽丝赶到剑桥，希望给予罗素更多的支持。罗素和艾丽丝确信，罗素将会名落孙山，两人站在罗素房间的窗口，观看当时的情况。在写给她的朋友玛丽·格温的信件中，艾丽丝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院长和负责考试的院士争吵了3小时15分钟。后来，他们冒雨穿过院子，老西奇威克跟在后面，一路小跑（他总是小跑，这对他的肝脏有好处），穿过古老的门洞，奔向礼拜堂。在礼拜堂里，圣灵揭示了四位院士的名字。接着，外面冒着绵绵细雨苦苦等候的人群听到了考试结果。当然，我俩只能看到当时的激动场面，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伯迪的朋友们匆匆跑来，向他转告喜讯。

当然，对罗素的成功，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疑问。后来，怀特海面带笑容，就他和罗素谈话提出严厉批评的做法进行辩解：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与作为学生的罗素谈话。

院士职位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罗素放心地看到，在那些最重要的人物的心目中，他在哲学研究方面具有潜力，因此证明他献身哲学研究是有道理的。该职位保持6年，附带一笔数额不大的定期津贴——罗素将那笔经费捐给了新近成立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该职位获得者需要履行的职责微不足道，几乎没有明确规定。罗素不必开设讲座，不必辅导学生，不必住在学院，甚至不必住在剑桥。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工作”；不过，作为对他的能力的一种认可，那个职位对罗素所选择的职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罗素虽然急于进行哲学研究，但是为了实现他希望综合理论与实践的黑格尔式计划，为了尊重艾丽丝的愿望，他在随后的6个月时间里主要关注政治问题。

在那个时期中，他与锡德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与费边社（但是，他直到1897年才正式加入该组织；到那时，在他的关注中，哲学几乎全部取代了政治）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费边社成立于一年之前，目标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其成员除了韦布夫妇之外，还包括乔治·萧伯纳、H．G．威尔斯和格雷姆·沃拉斯。费边这个名字源于古罗马将军费比乌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费比乌斯将军避免与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人发生正面冲突，转而进行持续的骚扰战役。与之类似，费边主义者主张采用渐进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实施民主的社会主义措施，而不是激励人们起来革命。因此，他们撰写一系列文章、宣传册和书籍，其内容包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进行仔细研究之后获得的调查报告。他们还呼吁扩大选举权，让工人阶级参与其中，力主创建福利国家，以便获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正义。

1894年，韦布夫妇因出版《工联主义史》名声大振，成为该运动的联合领袖；几年后，两人又合著出版了《工业民主》一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无论他们的崇拜者还是攻击者都认为，两人工作勤勉，一心一意，执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罗素发现，在比阿特丽斯·韦布年轻时，他母亲就认识她姐妹两人，曾用“社会主义的蝴蝶”来形容她们。罗素还表示，他立刻“对母亲的认真态度肃然起敬”。）

早在1892年，韦布夫妇结婚不久，曾到星期五山丘，拜访皮尔索尔一家人，那时罗素第一次见到他们。玛丽的离异丈夫弗兰克·科斯特洛曾是坚定的费边主义者，与韦布夫妇关系密切。由于他的缘故，皮尔索尔一家人进入了韦布夫妇的圈子，洛根的态度最为积极。第一次见面时，罗素对比阿特丽斯抱有好感，但是以相当势利的眼光来审视锡德尼。比阿特丽斯出生于上层资产阶级家庭；锡德尼出生于郊区的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罗素很快发现，锡德尼讲话带着“伦敦东区佬的口音”，用餐时焦急地左顾右盼，模仿别人正确使用刀叉餐具的方法。后来，罗素给祖母提起，自己见到了韦布夫妇，祖母回应中表现出来的势利态度更加强烈。她说，她曾经在里奇听过韦布的讲座，觉得他“并不那么……”

“并不那么什么呢？”罗素刨根问底。

“在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方面，并不那么像绅士。”罗素勋爵夫人最后说。

1895年秋天，罗素更加频繁地参与了韦布夫妇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他们比邻而居。韦布夫妇结婚之后，迁到格罗夫纳路41号（那条路在皮姆利科，就在泰晤士河边，现在叫作“米尔班克”），就在弗兰克·科斯特洛家隔壁。弗兰克·科斯特洛住在40号，皮尔索尔家在城里的寓所是44号。罗素和艾丽丝每次到伦敦，都在那里过夜。那时，韦布夫妇的主要关注成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事情，他们聘请罗素在那里开设了他最初的讲座系列，分六次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5年末，罗素和艾丽丝再次访问柏林，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为开设讲座进行研究。当然，那次柏林之行还给艾丽丝提供了更多机会，第一可以结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第二可以研究女性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发挥的作用，第三可以了解德国“妇女问题”的总体情况。在罗素和艾丽丝动身之前不久，罗素看到了汉娜处理丈夫不忠行为的方式，看到了她恶意对待他的情景，他对皮尔索尔一家人的仰慕之情——尤其对汉娜的仰慕之情——大打折扣。到了那时，罗伯特只与贺拉斯的关系稍好一点，与家里其他人的关系渐行渐远。他与汉娜的关系多年来一直紧张，他有了情人之后，关系更是急转直下。用汉娜的话来说，他的情人是“举止优雅的女性朋友”，住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兰伯思。根据汉娜和罗伯特的曾孙女芭芭拉·斯特雷奇——她是皮尔索尔·史密斯的家史作者——的说法，“罗伯特在伦敦时，每天上午都要走过沃克斯霍尔大桥去看她；汉娜和艾丽丝常常躲在窗帘后面，冲着他指指点点，脸上露出女性的怒火”。罗伯特以为，家人对自己红杏出墙之举毫不知情，他看了情人的来信之后，常常一把撕碎，随手扔进废纸篮里。他不在家时，汉娜就会把那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拼接起来，把信件的内容读给艾丽丝和洛根听，不时引起一阵哈哈大笑。

罗素对那种羞辱人格的粗俗做法感到厌恶，认为汉娜是“我认识的最邪恶的人之一”。但是，艾丽丝鄙视她的父亲，态度几乎与母亲的一样。用罗素的话来说，艾丽丝“对母亲抱有无限的崇拜之情，认为她既是圣人，又是哲人”。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罗素所持的同情态度与玛丽的吻合。玛丽喜欢并且同情父亲，讨厌汉娜和艾丽丝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以为是、怀恨在心的态度，与两人的关系渐渐疏远。有一次，玛丽在星期五山丘小住，看到周围人表现出来的“愚蠢和乏味”言行，深感绝望，写信告诉贝伦森：“这些人的谈吐全是陈词滥调，令人生厌，无法交流——这就是我家里人的虚荣和弱点。太可怕了。我很喜欢的人只有伯迪，我愿意和他相处。”

那年，奥斯卡·王尔德遭到审判，身陷囹圄。汉娜认为，王尔德受到的惩罚不够严厉，声称沃尔德案件说明，阉割所有男人是明智之举。玛丽在日记中谈到，“可怜的奥斯卡”（这是她对他的称呼，类似于用“可怜的父亲”来称呼罗伯特的做法）的遭遇让她感到非常痛苦：“想到他的感受，不禁觉得恐怖。”在1895年那个夏天，王尔德事件家喻户晓，但是罗素在信件和著述中却只字未提，这让人费解。我认为，我们完全有信心假设，罗素的态度肯定与玛丽的类似，而不是与汉娜的相同。就艾丽丝的态度而言，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

罗素在《自传》中说，他讨厌汉娜；艾丽丝却对汉娜绝对忠诚，全力支持她的所作所为，这是他对艾丽丝的感情出现变化的原因之一。“有时候，我试图和艾丽丝讨论她母亲的问题，却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最后，我对老太太的某些恐惧感影响了所有佩服她的人，其中也包括艾丽丝。”这番话出现的语境会让人觉得，这种恐惧感是从1901年开始的，但是他对汉娜在罗伯特红杏出墙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的回忆始于1895年秋天，就是两人婚姻生活的头一年。

1895年11月，罗素和艾丽丝前往柏林，在那里逗留的两个月中遇到很多机会，亲自考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了解了凯泽领导的政府表现出来的压制特征。他们出席社会主义者举行的会议，受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热情欢迎，其中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们访问期间，德国警方决定采取新的行动，把李卜克内西投进了监狱。罗素受到那些镇压行动的影响，根据那次访问形成的讲座稿件——文稿收入1896年底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德国社会民主》——集中讨论的，不是英国可能向德国社会主义者学什么东西，而是德国人，包括德国政府和社会主义者，可能从英国的自由主义学习什么东西。罗素从柏林回国之后，向费边社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作为政治策略教训的德国社会民主》。他认为，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门户之见的不宽容”态度，德国警方狂热地反对革命，这两种做法都与这一事实有关——“我们在英国见到的先进的自由主义者在德国几乎完全不存在”。他认为，这一点说明，致力于民主和经济正义的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结盟是智慧之举。

他的讲座教程也是本着同样精神编写的。正如他在1965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编写本书采用的是正统自由主义观点。”在教程第一讲中，罗素首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几乎全盘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然后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一种（有缺陷但是不乏灵感的）宗教被人正确理解的。在其后几讲中，罗素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强调了费迪南德·拉萨尔所起的重要作用，严厉批判了德国政府，尤其是德国警方采取的专制做法。罗素在结论中写道，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完整无缺地保留他们的理想，而不接受循序渐进的训练”，那么，那样的局面将是危险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可能“像法国的雅各宾派那样，进行各种各样愚蠢的灾难性实验”。他由此得到的教训是：第一，不受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约束的民主社会党人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者合作；第二，政府应该实施自由主义的政策，“向工人阶级显示友好态度，或者说展示共同正义和共同人性”。如果这样，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这一令人不安的观念就“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在统治者的行为中就不那么容易找到基础”。

《作为政治策略教训的德国社会民主》作为对政治经济理论的一个贡献，可说是一位具有天赋、充分了解情况的业余作者的刻意之作。此外，这本著作是罗素在对形而上学理论与实际政治进行黑格尔式综合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其实并不令人信服。但是，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相对优点，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的人甚至可以说20世纪的政治历史已经证明，它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该书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撰写过程中，罗素关注的其实是其他问题。罗素写道，当该书出版时，“我已经决定献身数理哲学研究，所以对它没有多大兴趣”。

即使在举行讲座期间，罗素的大多数时间也不是用于考虑政治问题，而是用于思考数学问题。斯托特要他为《心灵》撰写一篇关于科学领域中的原子论的书评。那本著作由法国哲学家阿瑟·阿内坎撰写，题目是《现代科学中的原子假说批判》。罗素花了大量时间研读这本著作，撰写评论，这对他以后几年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的主题是：科学是在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需要在原子层面上描述一切事物，将它们视为分离的、可数的“东西”，以便使用数学对它们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科学承认，在自然界中，事物不是由分离的原子微粒组成的，而是具有连续特征。例如，运动是一个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连续轨迹。但是，如果我们测量速度，我们就必须中断这种连续性，将其划为分离“无穷小”的差别，并且自称，这样做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在这本著作中，阿内坎提出了批判，在某种程度上重述了贝克莱神父18世纪探索的微分学中的矛盾。当年，贝克莱出版了论战性著作《分析者》，讽刺牛顿微积分学的“无穷小”理论，批评牛顿自称如果某事物足够小，它便可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东西，然而依然可被用来进行计算。贝克莱嘲笑说，这类“无穷小”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将它们称为“消失的特性留下的幽灵呢”？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阿内坎的这本著作重述和证实这一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分析总是一种歪曲。

从一个方面看，阿内坎的这本著作给这些陈旧观念注入了新的生命，为罗素的哲学思考确定了目标。它批评了当时某些纯粹数学的研究者——特别是格奥尔格·康托——进行的旨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尝试。康托创立了一整套新的“超限数”体系，宣称他能够使用数字，描述连续点集。在阿内坎的这本著作的页边空白上，罗素批注说：“我认为，对康托的这一批评是有很有道理的。”但是，无论他多么确信康托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依然饶有兴趣地发现：第一，这些哲学问题至少已被研究纯粹数学的学者讨论过；第二，这是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时没有掌握的东西。他有足够的兴趣对康托所作的探索进行详细研究。在那一段时间中，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要么讲授德国社会民主制度的情况，要么常常整天待在格罗夫纳路44号，“阅读康托的著作，将其要点抄写在笔记本上”。

罗素授课结束以后，和艾丽丝迁入一幢农舍式小屋。那幢房子距离星期五山丘不远，名叫磨坊寓所。罗素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进行哲学研究工作。就在他们迁入新居不久，玛丽在日记中记录了四人在星期五山丘进行的一次谈话：

昨天晚上，我们四人都坦承了自己的抱负。伯迪有两个可以实现的愿望：“首先是撰写一本辩证逻辑学著作，它将囊括所有学科；其次是撰写一本可以用于政治的伦理学。”接着，艾丽丝表达她的愿望，让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伯恩哈德似乎倾向于撰写一本关于美术的心理美学著作。我的愿望没有他们的那样宏大，仅仅是给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画作撰写一本经典指南。

1896年春天，麦克塔格特的著作《黑格尔辩证法研究》问世，该书那时为罗素提供了展现抱负的哲学构思。麦克塔格特强调说，黑格尔哲学看到了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的关联性。根据那一学说，分离性是一种幻觉，它被这样的一种辩证法显示出来：该辩证法涵盖一切，从较低层次的理解范畴，直至最高层次的理解范畴——绝对。只有绝对是独立而真实的；只有这一点是合理的，即所有较低层次的范畴都卷入矛盾之中；连续的综合可以解决这些矛盾，直至达到绝对。在这个理想中，逻辑与宗教汇合，其原因在于，这种辩证逻辑向人们展示：“所有实在都是合理的，公正的……哲学的最高目标旨在向人们展示一种终极和谐的普遍本质；那样的和谐至今尚未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麦克塔格特宣称：“所有真正的哲学必然是神秘的。这一点其实不是体现在方法上，而是体现在最终结论上。”

在这些表述中，麦克塔格特总结了这个富于灵感的希望；罗素从中得到鼓励，向玛丽承认自己的远大抱负：通过严格的推理，他可以显示与斯宾诺莎的宗教观类似的东西。罗素的意图是，给麦克塔格特提出的辩证观的轮廓添上某种细节，以实际方式说明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矛盾：从数学转向物理学，从物理学转向形而上学，最终形成对绝对的理解。在这个计划中，罗素对几何学的研究将是迈出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证明，几何学处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需要以辩证的方式转向物理学，以便谋求解决之道。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与阿内坎的思路类似的方法说明，物理学本身也处于矛盾之中，也需要以辩证方式转向形而上学，直至感知并且理解斯宾诺莎一元论构想的关于世界的真理。

这种哲学观与罗素后来采纳并且常被人联系起来的“分析哲学”截然相反：第一，根据这种哲学构想，（与综合对立的）逻辑分析受到怀疑；第二，在这种哲学观念中，发现数学中的矛盾并不意味着，需要数学来打下更为安全的基础，而是意味着，数学作为理解实在的一种手段，带着固有的缺陷。那时，数学家隐藏起来的矛盾被哲学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罗素当时认为，哲学作为认识数学本质的一种手段，其实是高于数学的。1896年夏天，罗素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连续量的某些问题》，表达了上述观点，讨论了“哲学家们感觉到的连续点集的问题，以便证明“数学家有可能忘记的东西”。但是，“数学家以更为精妙的分析，回避这些问题”：

在这个领域中，哲学二律背反发现了数学谬见中的矛盾。至少我认为，这些谬见遍及整个微积分之中，甚至在康托的集合论使用的更为复杂的方法中，也可见到它们。

罗素希望用作例证的“数学谬误”是连续性理念、无穷小理念和无穷大理念包含的广为人知的矛盾。这三个理念被人们从传统意义上进行理解；正如他在其后若干年中将会了解到的，人们要么全部摒弃那些理念，要么在新数学中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定义。实际上，他从黑格尔主义哲学转向分析哲学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那些技术发展持越来越赞赏的态度。这最终让他相信两点：其一，与哲学家相比，数学家将会对数理哲学做出更大贡献；其二，分析——而不是综合——是获得真理的最佳途径。然而，他那时依然相信，黑格尔形而上学比数学更胜一筹，觉得自己可以用这样的评论，反驳康托解决连续性问题的方法：“康托的超限数……是不可能的，自相矛盾的。”不过，他后来预测，该方法是现代思想界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那年夏末，罗素集中精力，将他的研究员论文进行扩展，撰写了《几何基础短评》一书。他在该书结尾处强调说，空间理念中固有的矛盾要求将研究领域转向物理学，从而铺平了道路，让他计划对所有学科进行辩证研究。此外，罗素在该书中还增添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历史章节，讨论了非欧氏几何的来龙去脉，以便对比较新的“投影几何学”进行详细的哲学阐述。投影几何学以定性方式——而不是定量方式——研究几何形状；换言之，它并不考虑所研究的形状的大小。实际上，准确地说，它根本不考虑形状，而是研究集合点。因此，与其他几何学相比，它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抽象特征；而且罗素认为，它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其实，就欧氏几何而言，康德已经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一，它必然是正确的；其二，它的正确性是所有可能经验的一个条件。罗素声称，康德的观点对投影几何学来说也是正确的。

1896年10月初，罗素把那本著作的书稿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几天之后，他动身前往美国，对艾丽丝的家人进行为期3个月的探访之旅，并且准备以该书为主要内容，在布林莫尔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系列讲座。实际上，他将同时进行这两件事情。在两个学校开设的讲座都是通过艾丽丝的家人安排的——艾丽丝的表哥凯里·托马斯是布林莫尔学院院长，她的舅舅（凯里的父亲）詹姆斯·托马斯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素夫妇于10月3日启程，他们到达美国访问的第一个地方是位于新泽西州坎姆顿的沃尔特·惠特曼故居。

在罗素的心目中，惠特曼一直是坦率表达性爱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那次朝圣之行无疑是对他的信念的一种证实之行。两人抵达布林莫尔学院之后，在与学生们交谈的过程中，艾丽丝表示支持自由恋爱。这让她的表哥感到震惊，考虑到她本人对她父亲和姐姐的态度，还令人觉得相当奇怪。她还谈到了禁酒和妇女选举权问题，但是罗素后来记忆犹新的是，她对自由恋爱表示支持。罗素没有再次获得邀请，重访布林莫尔学院，这是主要原因。至少可以说，在凯里·托马斯担任院长期间，这是主要原因。罗素在那里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除了关于几何学的讲座之外，罗素还开设了题为《作为个人自由至高状态的社会主义》。但是，正如他对罗洛叔叔所说的，“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看来对社会主义持强烈的反对立场，我怀疑自己是否可以说服任何人接受这一点”。

尽管艾丽丝愿意公开抨击关于自由恋爱的传统观念，她和罗素当然都没有将自由恋爱的信念付诸实施。不过罗素觉得，那次美国之行中出现了一些他与人调情的场合，这让他更加相信这一看法：即便在最初阶段，他也觉得婚姻并不圆满。例如，在布林莫尔学院，他再次见到凯里的妹妹海伦·托马斯——他曾经在巴黎和她有过短暂接触。他在《自传》中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他在“若干年中都”“非常喜欢”海伦；“我曾有一两次要求她吻我，然而她拒绝了”。但是，他在一封没有公开的信件中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爱上了海伦，然而她严格地将我俩之间的关系保持在规规矩矩的层面上”。他多年之后告诉海伦，她让他懂得了单相思是什么滋味。在布林莫尔学院，罗素还开始了与海伦最要好的朋友英语讲师露西·唐纳利的友谊。那段情谊完全清清白白，与性爱无关，一直保持到她1948年去世为止。

1965年，露西去世多年之后，罗素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伊迪斯——伊迪斯曾在布林莫尔学院任职，与露西交往频繁——撰写了关于海伦的一篇简略的传记文章。伊迪斯声称，露西当时已经爱上了罗素。不过，罗素本人就此提出质疑，她宣布收回那一说法。看来，罗素将露西视为红颜知己，而不是潜在情人，给她写了若干私密信件，坦露他自己的心扉。1903年秋天，可以肯定的是，露西拜访了罗素夫妇。他没有在性爱方面受到她的吸引；也许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在写给她的信件中，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诚实性，对自己进行了剖析——那样的文字本来只可能出现在他的日记之中。

不过，在布林莫尔学院，罗素被另外一位名叫米尔德里德·明特恩的年轻女性吸引，那次邂逅无疑表现出艳遇性质。罗素公开与她眉来眼去，这样的情形既出现在那次访问期间，而且也出现在她其后的多次英国之行中。浪漫色彩更为强烈的，是他对一名光艳照人的年轻女人的兴趣。在那次美国之行接近尾声时，他和艾丽丝前往波士顿时见到了那个出生贵族的美女。罗素和她打情骂俏，十分兴奋，甚至数年之后还念念不忘地说：“那次见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波士顿，罗素和艾丽丝拜访了威廉·詹姆斯。在写信回复罗素的希望拜访的建议时，詹姆斯的妻子以诚相待，热情地写道：“我们非常高兴接待二位。”不过，“非常”一词后来被删除了。

那次旅行过程中最重要、在思想上影响最长久的结果是，它让罗素接触到了美国的一些数学研究人员。他们了解19世纪后半叶在纯数学领域——尤其是分析领域——中出现的进展。

……我见到了美国学术界的某些人士，尤其是数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这让我意识到，在所有学术问题上，德国都比英国更具优势。尽管我不愿接受，这一信念在我访问的过程中慢慢淡化：剑桥大学拥有一切值得了解的知识。

他后来说，正是在美国，他首次听说了卡尔·魏尔施特拉斯这个名字。那个德国数学巨孽与数学基础领域中追求更为严格的思维的运动紧密联系，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罗素后来逐渐认识到，那场运动已经解决了他那时视为黑格尔形而上学证据的所有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向他介绍魏尔施特拉斯的是弗兰克·莫里和詹姆斯·哈克尼斯。那两位数学家最初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后来在新数学领域中各有建树，当时在美国担任教职，莫里在哈弗福德学院，哈克尼斯在布林莫尔学院。

1898年，在罗素访问布林莫尔学院几年之后，莫里和哈克尼斯出版了两人合著的教材《解析函数理论入门》。该书批评其他英国教材，认为它们“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反映纯数学领域中的最新发现，试图向学生介绍魏尔施特拉斯重构的函数理论。那种函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谓的“无穷小分析法”。该方法显示，可用算数方式处理连续性，无须求助于“无穷小”，无须求助于“直觉”，并且不会引起逻辑上的矛盾。罗素仔细研读了莫里和哈克尼斯编著的教材。该书让他了解了魏尔施特拉斯创立的体系，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他后来多次提到的，了解魏尔施特拉斯提出的理论是他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896年冬季，该书的影响尚未显现出来，但是罗素在美国与莫里、哈克尼斯和其他学者的对话足以大大削弱他当时的这一黑格尔式信念：数学以无法挽回的方式陷于矛盾之中——这一信念至少出现在他决心提高对现代德国数学的认识的过程中。他12月回到英国之后，立刻开始研读理查德·戴得金的著作《连续性与无理数》。就罗素曾经宣称无法以逻辑上一致的方式加以定义的若干理念，戴得金在那本著作中提供了逻辑上一致的算数定义。罗素完全是从麦克塔格特那里了解“黑格尔主义”的，所以一直认为，没有必要阅读黑格尔的原著。1897年春天，罗素开始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戴得金的理论给他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带来的威胁进一步复杂化。他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发现书中处理数学的方式很笨拙，让他心生厌倦。他以幻灭的口吻告诉艾丽丝，他觉得黑格尔的著作“主要由双关语”构成。

罗素喜欢说，世界上有两类哲学家：一类认为世界是一碗果冻，另外一类认为世界是一桶子弹。可以这么说，当哲学家放弃果冻观，转向子弹观时，其哲学思维便会出现“重大转变”。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要么将世界视为不可划分的整体，要么将世界视为——在逻辑和物理意义上——分离的“原子”。在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研究哲学？》的文章中，罗素详细讨论了适用于黑格尔哲学的果冻比喻，试图揭示果冻式世界对他产生的吸引力：

黑格尔认为，世界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统一体。一方面，他眼里的宇宙就像果冻——如果你触及它的任何部分，其整体便颤抖起来；另一方面，它又与果冻不同——它其实是不能被划分为部分的。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由部分构成的宇宙这一表象是一种幻觉。唯一的实在是绝对——绝对是他称呼上帝时所用的名称。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我曾经找到了慰藉。按照其追随者们的解释，黑格尔曾是迷人的，可以论证的……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麦克塔格特，他那时是我的挚友之一……但是，我一时冲动，将注意力从信徒的观点转向大师本人的著作。我发现，黑格尔哲学是一堆令人困惑的混杂之物，与双关语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我放弃了他的哲学。

1897年夏天，在黑格尔主义带来的最后阵痛之中，罗素撰写了一篇短文。那篇文章说明，他当时正在作出最后努力，试图挽救绝对观念论所描述的果冻式世界。他写那篇文章的目的看来是为了与摩尔进行讨论，它的标题是《我们为什么认为时间——而不是空间——是充实之物？》。罗素告诉艾丽丝，这个问题最简略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是傻瓜。”他在该文中概括的进一步回答是：我们被人误导，一方面认为，空间可以划分为物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从直觉上知道，时间是“充实的”，这就是说，时间没有间隙，因此不能被视为由联系构成的系列。但是，罗素强调说，对时间来说是正确的观点，对空间而言也是正确的。空间也是充实之物，其中的每个部分都被物质以某种形式加以使用。于是，罗素提出，联系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可能将联系与形容词区分开来：

根据严格的一元论观点……这样的区分是无法成立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本源的形容词，是宇宙的内在特性；宇宙根本无法以合理的方式，被人分析为简单的要素。

那篇文章揭示的——罗素在那段时间撰写的几乎所有文章揭示的——是他所说的分析的特征。根据他的理解，分析就是确定整体之中的部分。但是，如果实在是不可划分的，其直接结果是，分析是一种无效的方法；实际上，分析总是一种歪曲。

罗素接受的严谨的哲学一元论摒弃具有联系的实在。那一做法无疑受到F．H．布莱德雷的启发，具体说受到他影响巨大的著作《表象与实在》的启发。1897年夏天，罗素重读了那本著作。布莱德雷写道：“实在是统一体。多元性——如果被视为真实的——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实在肯定是统一的。多元性暗示联系，并且通过联系，无意之间总是肯定了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一桶子弹尽管包含不同的部分，然而是统一的实在。如果认为，每颗子弹与其他子弹之间的联系是确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单个的子弹——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构成一种“更高的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桶子弹仅仅在表象上，让人觉得它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它的实在与一碗果冻是相同的，也是不能划分的整体。

在罗素摒弃这一世界观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否定了该世界观提供的情感和宗教方面的慰藉。那年末，他在使徒协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看来是吧，太太？不，它就是如此》，强调了这个观点：即便布莱德雷和麦克塔格特的形而上学是正确的，它也不能提供任何精神慰藉。正如他在会前写给摩尔的信中所说，那篇论文的要点是：“就所有并非纯粹的思想目的而言，表象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他提出的论证很简单：如果“实在像形而上学所构想的那样，与经验世界没有任何联系”，那么，它就不能表达任何理念，以便给人慰藉，让人生这样的经验变得可以忍受。“所有的经验都处于时间之中，上帝是永恒的，没有什么经验是对上帝的体验。”由此可见，罗素对哲学——特别是对麦克塔格特的形而上学——所抱的希望弄错了方向，“我们无法在哲学中找到宗教慰藉”。不管怎么说，他那时觉得，如果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给令人满意的学说提供支撑，那样的做法其实乏善可陈，而且并不光彩；其原因在于，更勇敢、更有价值的态度应该是，仅仅追求真理，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所不惜：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承认，形而上学与科学类似，是被思想方面的好奇心证明有道理的东西，因而应该仅仅由好奇心引导呢？

罗素抛弃了他自己在情感方面对一元论形而上学的追求，他迟早会发现，形而上学在思想层面上带有缺陷。不过，那是一个渐进过程。1898年元旦，他撰写了一篇笔记，标题为《关于科学辩证法理念的思考》。他对唯心主义带来的慰藉持更加严厉的新态度，试图从原来抱有的建构囊括所有科学的辩证法的抱负中，尽量挽救出一些东西，挽救出他当时认为数学在处理许多传统矛盾的过程取得的成功之处。当时，他的希望是，发现“一种将表象变为实在的方式，而不是先去建构实在，然后受到毫无希望的二元论的挑战”。他希望这样做的方式是，从处于数量理念的核心位置上的矛盾入手，进行一系列辩证推理。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我相信，唯一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属于数量的矛盾。”罗素在此所说的矛盾是，一组，一个数量，必然既被视为一个事物（一组），又被视为多个事物（例如，由五个物品构成的一组）。计量和计数是数学的基础，那么，无论数学在处理其他问题时多么成功，这一矛盾始终将会存在。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展开这个观点，当时就已确信，它从根本上看是错误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他阅读了怀特海的新作《泛代数》和戴得金的《数字的本质和意义》，摒弃了传统的数学定义——“关于数量的科学”。他确信，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的数量的矛盾其实与数学无关。从戴得金的这本著作中，他学会了将顺序的理念——而不是数量的理念——视为定义数字的核心理念（根据这一理解，数字的起源不是计算一组之中有多少事物，而是对事物进行排序，第一、第二、第三，如此等等）。从怀特海的那本著作中，他得到全新的数学概念——完全不提及数量。在怀特海的定义中，数学研究“各种必要的演绎推理形式”。这样一来，在怀特海的著作中，罗素首次看到了对符号逻辑的数学研究。在怀特海看来，那是一种代数学。

罗素从这两位论者的著作中得到灵感，着手撰写一本新书，不再使用他以前著作中常见的那些语言，例如“辩证”和“综合”，而是一针见血地将其称为“数学推理分析”。那时，罗素对分析深信不疑，那种信念得到数学家的研究成果的证实。但是，他依然需要一种逻辑观，特别是关于命题性质的观念，以便取代他从黑格尔主义继承而来的观念。1898年夏天，G．E．摩尔给他提供了这一点，罗素对此一直心怀感激。

那时，摩尔撰写的研究员论文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摩尔采用了独特的形式追问，一个人使用某些词语时究竟希望表达什么意思？具体说来，康德在使用“自由”和“理性”时究竟希望表达什么意思？摩尔剑锋一转，离开讨论主线，就“理性”一词插入长篇讨论，从而展开了一场持久的争论，其攻击目标是F．H．布莱德雷鼓吹的唯心主义的真理学说。摩尔用一种尖锐的“唯实”论取而代之。该理论坚持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人们相信的东西（命题）与人们对它所持的信念（心理状态）。在该理论中，命题是“客观的”；它们不在“人们的头脑中”，而是世界上的“客观存在”。在形成这一观念过程中，摩尔和罗素频繁见面，有时在剑桥大学，有时在磨坊寓所。摩尔是磨坊寓所的常客，在讨论过程中，两人形成了一种逻辑和哲学观念，从而开启了整个“分析”传统。

公开阐述新逻辑的第一篇论文题为《判断的本质》，发表在1899年1月出版的《心灵》上。那篇文章堪称哲学领域中分析传统的奠基之作，一直被罗素视为摩尔对哲学最伟大的贡献。在正式发表之前，摩尔曾经两次宣读过那篇论文，一次是在（1898年10月21日召开的）剑桥大学伦理学俱乐部会议上，另一次是（同年12月9日召开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会议上。但是，罗素可能在那之前便知道了文章的内容，一是从当年夏天与摩尔的讨论中，一是从他9月收到的摩尔总结文章内容的来信中。摩尔在那封信中写道：“我的主要发现是，当时让我深感震惊的表达形式是，存在物是命题。”摩尔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命题是实际存在的；此外，命题是可以分析的。在黑格尔的观念中，命题是统一体，公开对抗分析；在摩尔的构思中，命题是综合体，迫切需要被划分为其组成部分；摩尔将那些部分称为“概念”。摩尔在《判断的本质》中写道：“命题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命题是概念的综合……命题由任何数量的概念构成，此外还有那些概念之间的联系。”

摩尔以相当奇特的方式使用“概念”，它既不是词语，也不是念头，而是“可能的思维客体”，类似于罗素后来所称的“逻辑原子”。概念是构成世界的积木。摩尔在信中告诉罗素：“存在的万事万物的终极要素是概念。当一些概念以特殊方式组合起来，便形成了存在的世界。”因此，对摩尔来说——甚至对罗素来说——更重要的是，分析与人们那时通常理解的不同，不是语言活动，而是本体论行为。分析命题不是探讨语言片段，不是仅仅关注文字；可以这么说，分析命题是将世界分割开来，让它开始呈现意义。摩尔写道：“当一个事物被分析为成分概念时，该事物就变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了。”

在这个罗素热切地接受的观念中，逻辑和形而上学几乎是不可区分的东西。罗素在回信中告诉摩尔：“我完全赞同你所说的概念之间的几种必然联系。而且我认为，这是逻辑学（如果你喜欢，或者说形而上学）中真正管用的发现。”罗素认为，在摩尔提出的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不过摩尔本人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形成的结果是：与布莱德雷（和罗素自己12个月以前的）观点相反，联系是真实的。摩尔给罗素提供的逻辑观让罗素理解了这一点，这一过程让罗素眼中的世界失去了果冻式的同质性。这一转变形成的结果是，罗素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以传统的黑格尔形而上学方式，区分“表象”与“实在”，没有必要将感觉的日常世界视为幻觉。罗素后来声称：“我曾经设想感知世界是不真实的，那时却可以重新相信，真的存在诸如桌子和椅子这样的东西，确实令人非常激动。”他“欣喜地想到，尽管洛克之后的所有哲学家提出了种种相反看法，但小草真的是绿色的”。但是，他强调说：“我觉得，那个问题中最有趣的一点是在逻辑学方面。我高兴地看到，联系是真实的；我饶有兴趣地发现，这一信念给哲学思考带来了可怕的结果：所有命题都属于主词-谓词形式。”

罗素思考了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刚刚发现了关于联系构成实在的新看法。他对这两点的思考在1898年夏天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动。当时，罗素必须对莱布尼兹的著作进行详尽研究。麦克塔格特通常在剑桥大学开设关于莱布尼兹的讲座，当时希望到新西兰待上一年，以便劝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伯德（他在前一次访问时见过她）的女人嫁给他（他如愿以偿，1899年返回英国时，已是有妇之夫了）。罗素同意接手麦克塔格特的工作，所以花了1898年下半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莱布尼兹，为1899年春季学期开设的讲座备课。

在剑桥大学开设的第一组讲座，罗素所作的准备非常充分。经过短短数月的研读，他已经成为这个方面的权威，对莱布尼兹的著作形成了具有说服力的新观点。他后来写道：“我发现，关于莱布尼兹的著述，没有阐明的一点是，他的哲学是明确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其一，每个命题都让主词都有一个谓词，其二，（对他来说几乎是同样的东西）每个事实都由一种具有特性的物质构成。”莱布尼兹的著述没有阐明这两点，其原因在于，莱布尼兹本人——至少在其出版的著述中——没有阐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罗素所说，他自己的著作采取了“对莱布尼兹本应完成的体系进行重构的形式”，将莱布尼兹的体系视为一种准形式逻辑体系，视为由五个逻辑定理演绎而来的一套定理，其中的第一个是：“每个命题都有一个主词和谓词。”

罗素认为，莱布尼兹本人没有清楚阐明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逻辑基础；罗素对其原因的认定重复了他自己在人生中作出的选择。他在讨论莱布尼兹时写道：“莱布尼兹早年拒绝在阿尔特多夫大学担任教授，刻意选择担任弄臣，而不是从事学术研究”，那一选择“最终使他对王公们毕恭毕敬，浪费时间去取悦他们，这真令人感到痛惜”。莱布尼兹深知，王公们喜欢神学而不是逻辑学，于是撰写了《神正论》和《自然与圣宠的原理》，没有将他撰写的严肃的逻辑学著作出版发行。罗素在一生中坚持了他对莱布尼兹的这一观点。他在《西方哲学史》关于莱布尼兹的那一章中写道：

他出版著作，目的是要求得到王公和王妃们的赞扬，这形成了两个可以代表莱布尼兹思想的哲学体系：一个——按照他的说法——乐观、正统、离奇、肤浅；另一个——近来由编辑们从他的手稿中慢慢发掘出来——深刻、融贯、大体上具有斯宾诺莎哲学的特征，逻辑性很强。

罗素在他的讲座中试图重构的正是第二个体系。他还以该体系为基础，撰写了《莱布尼兹的哲学》。罗素的重构工作遵循的理念是：逻辑学是哲学的基础。一个人如果误解这一命题的性质，就会误解一切事物。因此，他宣称：

所有完善的哲学都应该从分析命题开始，这一真理显而易见，也许根本无须证明。莱布尼兹的哲学体系从这样的分析开始，这一点不那么明显，但是看来完全正确。

罗素从这一点出发，接着发现：［莱布尼兹］否认联系构成的独立实在，他拥有的唯一理由是，命题必然具有主词和谓词。”罗素的言外之意是，假如莱布尼兹开始采用的是摩尔的命题观，他的整个哲学就会完全不同。《莱布尼兹的哲学》——尽管摩尔的名字在该书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个得到支撑的论证，阐述了摩尔在《判断的本质》中提出的命题的重要性。此外，该书也许有助于解释，罗素认为那一理论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原因。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那些年月中，罗素在思想上吸取了大量营养，取得了长足进展；相比之下，他与艾丽丝的婚姻对罗素的人生却影响甚微。她似乎仅仅是一直待在幕后，充当一个必要的手段，让罗素的日常生活得以维持，在其他方面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作用。艾丽丝继续从事禁酒、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的宣传工作，经常出席会议，参加活动，但是罗素看来对她生活的这一侧面完全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在那段时间的信件中，他很少谈到她的社会活动，提及时字里行间往往不乏嘲讽和尖刻言语，没有显示出任何真正的兴趣。他曾经抱有理想，希望将自己的思想兴趣与她对实际的关注融为一体；现在，这一理想伴随着他对黑格尔主义在宗教和情感方面的投入一起灰飞烟灭。在布林莫尔学院见到罗素和艾丽丝之后不久，海伦·托马斯告诉她的一个朋友，“在外人眼里，她真的就像一个奴隶。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令人深感悲哀。我一直感到疑惑，伯迪是否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状态将会维持多久？”

1897年春天，罗素为《金瓮》撰写一篇题为《自赏》的文章，以“奥兰多”的化名发表，显示同样的面对实情——无论它多么讨厌——的决心。这一看法后来在《看来是吧，太太？不，它就是如此》中表达出来。那篇文章对他的描述颇为坦率。他承认说：“我希望在为数不多的专家心目中获得知名度。但是，我的主要愿望——作为我调控生活原则的愿望——是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旨在获得思想上的满足，探索让我感到困惑的事物。”构成艾丽丝生活重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仅仅以简短忏悔的方式提及：

我希望发现某种方式，让大多数人过得幸福，但是仅仅在纯粹的思想层面上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不幸有时让我觉得不悦——这样的情形三个月中出现一次——让我在思想上有寻找出路的愿望。但是，对于大多数民众，我几乎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我是不会为他们牺牲自己的。我在情感上信奉民主，不过我不知道这样做的理由。

……我大体上为自己活着——我做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自己在知识方面有所收获。我关心的人不多，也有几个敌人——对我来说，其中至少有两三个人遭受痛苦是令人愉快的事情。我常常希望让人痛苦，我有机会这样做时感到愉快。我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高明。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的确会变。我的愿望确实不那么强烈；其中有许多已经得到满足，或者正在不断得到满足；其他愿望已经死于麻木状态。

作为一个人内心生活的写照，这番话描绘出一个幽灵，一个飘忽不定的人，仅仅与周围的人部分接触，其“麻木状态”几乎让他失去了所有的热度和情感。这种麻木状态的一个标示是，他听到他祖母1898年1月17日去世的消息时，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沉默。毋庸置疑，在他到那时为止的人生岁月中，她肯定是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在他的幸存下来的信件中，她去世的情况却只字未提。在《自传》中，他以令人心神不安的简洁写道，他儿时曾经夜里醒来，躺在床上担心，她去世时他会感到多么恐惧，但是听到她的死讯，“我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就他逐渐消退的欲望而言，存在着某些相反的证据，至少在他的婚外生活中如此。一旦他与自己感兴趣的人相遇，盖在他脸上的那张冷漠的面具似乎随即消失。最明显而且最常见到的情况当然是他与玛丽相处的时光——他对她一直激情不减。1897年9月，他单独和玛丽一起，在位于菲耶索莱的她的别墅里待了几天，感到非常愉快。他写信告诉艾丽丝，他们两人“共进晚餐，私下交谈，非常愉快，一起回忆在巴黎度过的愉快时光，忘记了烦心的事情”。他在访问期间所写的一封信件中说，玛丽“十分迷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我喜欢和她相处，喜欢‘适时’找机会吻她”。不过，玛丽对此深感担忧。“伯迪非常动情”，她写信告诉贝伦森：

我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我觉得自己采用了适当的方式，表现出完全自然的友好态度。我不愿让他觉得，我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否则，他就会以为，我觉得他有可能出现某种更为亲昵的举动，无论那样的举动多么不受欢迎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他其实没有那样的想法。

次年，玛丽记录了她在星期五山丘与艾丽丝和罗素的一次“调侃”式交谈，言辞令人恐惧，根本没有什么滑稽可言：

*意大利小镇，位于佛罗伦萨东北8千米，能够看到佛罗伦萨优美的景色。——译注

艾丽丝说，她憎恨男人，不愿和男人聊天，觉得抽烟是“一种肮脏的习惯”。但是，她崇拜伯迪，所以改变她自己，让她的生活主要被这些事情支配。她说的没错，这解释了我时常在她眼里看到的那种奇怪的冷漠神情……我很想知道，究竟需要多久，爱情才能弥合她与伯迪之间的根本分歧？伯迪说，30岁之后，他已经对总是无聊的状态习以为常了。“甚至在家里吗？”艾丽丝问。“尤其是在家里，”伯迪无情地回应说。

如果说这是爱情，那么，罗素成长过程中在彭布鲁克别墅接触的氛围就是充满爱意的。其原因在于，玛丽的描述以令人很不舒服的方式，让罗素回想起自己过去看到并且鄙视的东西——被祖母和阿加莎姑姑伪装成爱意的咄咄逼人的言行。

艾丽丝看来对那样的生活安排十分满意，但是罗素却不以为然。他毕生渴求人生伴侣，渴求真正的亲密情谊，但是（正如他在《自赏》中所说的）却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与孩提时代的非常类似。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以孤独的方式生活，终日与书本和思考为伴，与身边最近的人员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僵硬和虚假的特征。1899年7月，玛丽记录了在星期五山丘的日子，使用“相当沉闷”这四个字来形容：

……其原因在于，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艾丽丝一门心思关注慈善活动，伯迪整天埋头数学研究，洛根和我或多或少待在一起。但是，我们聊到的话题只是谣传和琐事而已。我们陷于这种僵局之中，我们讨厌艾丽丝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也讨厌我们）。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希望邀请任何人到这里来作客。

玛丽所处的地位不同，对情况的认识超过了艾丽丝，意识到罗素希望过某种不同的生活，比妹妹早一些看到将要出现的危险迹象。例如，一个月之后，她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并且记录了罗素出现情变的重要细节。那时，萨莉·费尔柴尔德已经到了星期五山丘。至少在罗素看来，她带来某种生气：

［玛丽写信告诉贝伦森］伯迪明目张胆地与费尔柴尔德小姐眉来眼去，可怜的母亲对此深感担忧。每天晚上，罗素和费尔柴尔德小姐一起散步，出双入对。在此之前，伯迪晚上要么读书，要么玩牌，几乎雷打不动。现在，他放弃了这些从不改变的习惯。当然，两人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喜欢在一起打情骂俏。

玛丽一周之后在信中说，罗素和萨莉·费尔柴尔德“昨天晚上外出散步，半夜之后才回来”：

他们两人昨天凌晨2点才回来，这让母亲非常担心。但是，艾丽丝似乎对此感到相当高兴。我觉得她的想法是：伯迪习惯于隐士生活；任何可以将他带出房子的活动都是有利之举。可是，我担心，假如她像我一样了解他的性格，她肯定不会心安理得地认为，公开调情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罗素后来回忆说，那年夏天，他对萨莉·费尔柴尔德已经“非常喜欢”了。不过，“我觉得，自己并未爱上她，就连她的手也没有吻过。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意识到，她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夏天，我俩晚上一起出去散步，受到当时严格的行为规范的约束，没有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觉。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甚至那种没有肌肤接触的调情机会也很少出现，罗素的生活可以用玛丽注意到的“一成不变的读书和玩牌的习惯”来加以概括。在《自传》中，罗素将那些日子描述为“受到理智影响的枯燥生活”。那时，罗素接近30岁，保持了他11岁之后一直不变的愿望：证明数学是由某些可以证明的客观真理构成的体系。

他失去了黑格尔哲学给他的慰藉，但是放弃这个唯心主义的观点让他得益匪浅：数学不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仅仅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有关。根据罗素的新观念，“数学可能相当正确，而不仅仅是辩证法的一个阶段”。他认为，这个观点给他带来很多灵感，不亚于对麦克塔格特提出的“合理并且正确”绝对实在的沉思，赋予他的哲学思考新的活力和更大的强度。现在，支配他哲学研究的想象图画不是伟大而不可分割的实在具有的统一性，而是柏拉图的相型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一切抽象的客体都具有其独立、真实的存在。老年时，罗素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在他创作的小说《数学家的梦魇》对该图画进行了调侃。小说中的斯奎尔庞特教授想象，自己坐在圆周率旁边，周围是其他数字，每个数字“所穿的制服上清楚地写着各自的名字”：

各种各样的数字穿着不同的制服，具有不同形状：正方形是瓷砖，立方体是骰子，整数是圆球，质数是不可分割的圆筒，完全数头顶皇冠……这些数字围着斯奎尔庞特教授和圆周率翩翩起舞，构成一个芭蕾舞队形，场面宏大，形状复杂……他们一边跳舞，一边吟唱颂歌，赞美自己多么伟大。

我们是有限数。
我们构成了世界。
……不朽的柏拉图尊重我们
我们担心死亡。
我们毫无保留地
遵循法则，我们是有限数。

在这个故事中，罗素讽刺的是他在信奉新实在论之初毕恭毕敬对待的一个观点。不仅小草是绿色的，而且二加二真的等于四。那时，他面对的哲学任务不是揭示数学中的矛盾，甚至不是分析数学推理，而是证明数学具有的充分性和真理，显示数学的逻辑基础具有的稳固性。

在1898年7月5日写给艾丽丝的一封信件中，罗素记录了这个任务在他头脑之中具体成形的那个时刻。他告诉她：“圣灵赋予我研究的灵感，让我明白了我上个月中一直追问自己的具体问题，我距离发现答案只有一步之遥。”当时，他没有屈尊向艾丽丝说明，他明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但是两周之后，他在写给法国哲学家路易·库蒂拉的信件中说，他的核心目标是“发现数学的基本理念，发现人们根据这些理念必须接受的必然判断（公理）”。这听起来类似于他以前对几何学“基础”进行的研究，但是他那时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和康德的唯心主义，他研究的问题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其原因在于，它不再是对“经验的必然特征”的探求，而是指向数学可能依赖的最基本的客观真理。

1899年春天，他结束了关于莱布尼兹的讲座，放弃了《数学推理分析》的写作，着手撰写一本新的大部头著作《数学的基本理念和公理》。该书没有完成，但是幸存下来的目录和部分稿件显示，它预示了罗素1903年将要出版的《数学原则》中的一些内容。它提出的“基本”概念包括“数字”、“顺序”以及“整体与部分”等等。他对“整体与部分”的讨论显示，罗素依然没有接受康托提出的集合论，尤其是康托提出的基于无限数集的超限数。罗素那时依然认为，无穷大受到数学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困扰。

次年7月，罗素重新研读了康托的著作，发现自己可以接受他进行的证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原来的疑虑。但是，罗素依然认为，康托的研究成果并未解决关于无穷大的所有哲学问题。那天夏季，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回复开始出现的对他的《几何基础短评》进行评述的各种文章。例如，伟大的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为该书撰写了长达27页的评论，刊登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对罗素的文章大加赞赏。罗素当时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得到学界的承认，如此著名的数学大师详细评述他的文章，他自然有受宠若惊之感，兴冲冲地给摩尔写了一张明信片相告，而且写信告诉库蒂拉（是他把庞加莱撰写的评述寄给罗素的）说：“得到如此伟大人物的关注，让我深感惶恐，觉得他提出的许多观点让我深受启迪。我将尽快作答。”

当然，那时罗素没有心思为自己当年作为唯心主义信徒时提出的几何理论辩护。但是，庞加莱在评述中从一般的哲学角度，对该书进行了批评，角度与罗素那时提倡的柏拉图主义格格不入。庞加莱在评论中提出，欧几里得公理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像罗素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属于经验层面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非问题。庞加莱采取的思路与维特根斯坦后来提出的类似，认为数学命题是否是真理——在这里就是欧几里得的公理——这个问题并未出现。欧几里得的公理既非正确，也非错误；它们仅仅是规则或者习惯，人们可以决定是否采用；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论之间出现的问题仅仅是，哪一个用起来更方便而已。当然，罗素认为这一观点极其令人讨厌，超过了他撰写该书时感觉。于是，罗素撰写了长篇回复，试图确定一个观点：如果说欧几里得的公理有任何意义的话，它们必然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罗素告诉库蒂拉，庞加莱“似乎没有意识到，在假定被界定的对象存在时，该定义就不再是任意的了”。

摩尔在《心灵》上发表了对该书的另一则评论，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罗素给予了特别关注。摩尔提出的批评意见的核心针对罗素采用的康德主义的方法，即摩尔所说的“康德主义谬误”。该方法试图在是否是“可能的经验”的基础上，支持命题具有必然性这个观点。摩尔写道，从最乐观的情况看，这一方法可以确定“某种心理方面的事实”，但是不可能从该事实，推知关于空间性质的任何东西。对于这条批评意见，罗素没有回应；他在7月18日写给摩尔的信中提及的主要原因是，“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我赞同这一说法”。

著名学术刊物上出现了表示赞同的评论，这有助于形成罗素的知名度。1899年夏天，路易·库蒂拉邀请罗素出席次年在巴黎举行的哲学代表大会并且宣读论文，这证实了他在国际上取得的地位。

罗素与库蒂拉通信已近两年。1896年1月，罗素在《心灵》发表了关于库蒂拉的著作《数学的无穷大》的书评，1897年10月，罗素收到库蒂拉向他表示谢意的来信。库蒂拉英语水平很差，但是借助字典阅读了《几何基础短评》并写了评论，以此作为回报。罗素后来写道：“我那时的梦想之一是，那些仅仅通过我的著述了解我的外国人写来表示赞赏的信件。”库蒂拉来信是他收到的第一封这样的信件，因此“具有重大意义”。

几乎在每一封信件中，罗素和库蒂拉都会在研究工作和哲学观点方面，发现两人之间有更多的相似性。与罗素类似，库蒂拉也关注数学无穷大理念中存在的明显矛盾，而且最初抵制、后来接受了康托的超限数理论。此外，库蒂拉那时也和罗素一样，对所谓的“逻辑”数学观的兴趣日益增加，认为纯数学研究者们的努力给微积分提供了更加严密的基础，其研究应该得到赞扬。最后一点是，两人在1900年发现，他们都在撰写关于莱布尼兹的著作，都强调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自然，两人通过书信来往，开始了一段友谊。1898年11月，罗素前往库蒂拉担任教授的法国卡昂大学，逗留了几天。那次访问确立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库蒂拉邀请罗素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哲学代表大会，这将对罗素的人生和思想产生显著影响。罗素在7月2日的回信中欣然接受邀请，但是对宣读论文的提议心存疑虑，其原因既不是他没有重要的观点需要陈述，也不是他对自己的法语水平感到怀疑，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那时仍旧对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缺乏信心。在其后的一封信件中，他克服了疑虑，同意宣读论文，所选的论文题目给库蒂拉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报告的题目可以是无限数、二律背反、算术……要不然，也可以讨论序数和级数的理念，包括连续性和康托所作的研究。要不然，我可以分析一下量这个理念。或者，谈一谈空间和时间中的绝对位置的必然性。

库蒂拉确定了最后一个选题（理由是，其他报告人可能更多谈及另外那些题目）。1900年春，罗素撰写了将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标题是《论时空中的序数和绝对位置的理念》。在这篇论文中，罗素针对康德和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传统（而且也针对他自己以前所持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时空关系是实在的组成部分，并非仅仅属于“表象”。

1899年年底，罗素写给库蒂拉的信件开始出现变化，谈论的对象不是数学，不是逻辑，不是莱布尼兹，而是布尔战争。让库蒂拉感到惊讶——让艾丽丝感到惊慌——的是，那场战争点燃了罗素的爱国主义热情，其激烈程度出人意料。那年10月，布尔人担心英国打算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于是开始攻击驻扎在南非的英国兵营。局势危急，英国军队显得势单力薄，于是英国政府派去了支援力量。但是，英国军队在12月接连打了几个败仗。罗素后来写道，那些失败“让我深感焦虑，我脑子里整天只有战争消息”。他每天都要步行4英里，从磨坊寓所走到火车站，去购买一份晚报。罗素的这种帝国情绪让艾丽丝感到困惑不解，忧心忡忡。他对战争的关注——用罗素的话来说——让她“相当恼怒”。

12月18日，罗素写信告诉库蒂拉，他的脑袋里只有战事：“与当前的时事相比，哲学就像儿童游戏”：

我不禁对我军的胜利充满希望，最初出于愚蠢的本能的爱国主义，但是也有更深层次的理由……战争结束之后，我常常以此作为调侃话题。但是，我当时——尽管略有不情愿之感——完全让爱国热情冲昏了头脑。

在下一封信件中，罗素为那场战争辩护，认为它是反对布尔人穷兵默武的自卫之举：“如果我们最终可以吞并德兰士瓦，其唯一原因在于，那是我们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

库蒂拉自然觉得，这种好斗言论颇为有趣，不断挖苦罗素表达的观点，迫使他在1900年5月5日的一封信件中对帝国主义本身进行整体辩护。罗素认为，政治家有两个目标：“其一，维护和保护和平；其二，传播文明的治理方式。”鉴于小国比大国更容易被征服，所以第一个目标要求应该尽量减少国家的数量。由此可见，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大国征服小国的做法是可取的。就第二个目标——即传播“文明的治理方式”——而言，罗素求助于带有极明显种族主义特征的欧洲中心论：

如果您读过人类学著作，您肯定知道，真正的野蛮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文明的治理方式可以带来多么大的好处。我希望，世界的每个部分都由欧洲人进行治理。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妥，第一条理由是，国家越强大，人们对野蛮人造反带来的恐惧就越小。因此，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最强硬手段的殖民者是最好的殖民者。

因此，英国打败布尔人对文明是有利的，而罗素所说的希望取得胜利的“深刻原因”（至少让他感到满意的理由）与他抱有的爱国热情全然不同：“我认为，爱国主义是糟糕的东西；驱使德兰士瓦人兵戎相见，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表示服从的，不正是他们的爱国主义吗？”

1899年末，皮尔索尔一家了解到，玛丽的丈夫弗兰克·科斯特洛罹患耳癌，已经病入膏肓。罗素写信告诉艾丽丝：“真是苍天有眼。”他的本意是，希望表达他对艾丽丝的支持，然而这样的残忍言辞让她深感震惊。皮尔索尔一家在弗兰克离世之前发现，弗兰克在遗嘱中为两个孩子——卡琳和雷——指定了五位信奉天主教的监护人，而不是将他们交给玛丽照管。这让汉娜怒不可遏，玛丽百感交集。玛丽写信告诉贝伦特，她见到了弗兰克，“他的情况很糟糕，说话有气无力，身体十分虚弱。他雄心勃勃，一生奋斗，结果却一无所成。他将离开人世，却没有人感到哀痛，这种感觉非常可怕”。但是：

我看不见他时，想到他立下的遗嘱，心中不禁涌起强烈的愤怒和憎恨，几乎脱口说出伯迪的愿望：让他起死回生，再受10年病痛的折磨。你无法想象，从一种感觉，立刻转向另外一种感觉，我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但是，总的说来，在我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某种病态的怜悯之感。

12月22日，科斯特洛去世。后来，皮尔索尔一家人诉诸法律，让大法官法庭接受汉娜作为两个孩子的监护人，最终成功地推翻了弗兰克的遗嘱。

但是，罗素对科斯特洛作出的极端反应，这最初显得相当费解。他本人并未牵涉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之中，而且与科斯特洛没有什么接触。那么，为什么科斯特洛竟然会引发他如此尖刻的言辞，甚至在那个可怜的男人卧病在床，痛苦挣扎，已经奄奄一息时，他也没有表现出怜悯之心呢？毫无疑问，答案在于，卡琳和雷的命运让罗素想起了25年之前自己和弗兰克的遭遇。科斯特洛居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拱手交给那样虔诚的基督徒监护，这将让两个孩子把自己的母亲视为罪人，视为失去灵魂的人，这肯定引起了罗素埋藏在心里的巨大恐惧。

罗素在内心深处认同卡琳和雷（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为10岁和12岁），这促使他进行尝试，让她们喜欢欧氏几何——罗素在她们那个岁数时，欧氏几何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可是，正如玛丽在写给贝伦森的信中所说的，罗素的尝试以令人尴尬的失败收场：

我请伯迪给她们讲授欧氏几何，让她们与“一等头脑”接触，然而我的美梦被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搅乱了：他的一等头脑不懂如何传授知识；两个可怜的小家伙满头雾水，深感困惑。他头一节课就想灌输15个命题，可是她们两人连一个也没有弄明白，可怜的小姑娘！那种教学方式当然很糟糕，让两个孩子讨厌数学这门功课。母亲想和艾丽丝说一说这个问题，但是，艾丽丝根本不愿意听。他的做法毫无作用。

在离开英国奔赴巴黎之前的几个月里，罗素住在星期五山丘，专心致力于另外一本著作的写作。他那时管它叫“大部头”，最后的名称是《数学原则》。那部书稿的观点与早些时候撰写的《数学的基本理念和公理》不同，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康托对连续点集的处理方式（甚至认为它在逻辑意义上是早于微分的）。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康托的超限数理论可以“解决任何关于无穷大的哲学难题，可以让无限数的二律背反不那么可怕”。那部书稿的核心内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调了罗素就整体与部分关系进行的思考。罗素说，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几乎所有哲学问题都取决于我们就此提出的理论”。理解这种关系就是理解逻辑本身，特别是逻辑分析——这就是说，摩尔所说的对命题的分析——的优点和弱点。关于这一点，罗素强调说，摩尔所称的“非常重要的逻辑理论，就是整体与部分理论强调的逻辑理论——我的意思是说，分析即是歪曲这一理论”。罗素还作出尝试，希望将这一理论的危险降低到最小限度：

任何可被分析的东西都是一个整体，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体的分析即是歪曲。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理论非常狭隘，带有局限性。我们无法得出结论说：其一，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其实不是其部分；其二，我们并未事先假定，那些部分存在于该整体之中，该整体由部分构成；其三，逻辑上居先的因子并不总是比逻辑上随后的因子更简单。简言之，尽管分析给予真理，并且只给予真理，然而分析却无法给予我们全部真理——唯一的例外是，所考虑的对象没被视为整体，仅仅是一个纯粹组合而已。这是该学说可被接受的唯一条件。在任何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该学说仅仅是掩盖惰性的一件长袍，给那些不喜欢劳神费力进行分析的人提供借口。

一个由部分构成的纯粹组合与统一起来的整体不同。然而，理解事物就是将事物划分为其构成部分。

1900年7月31日，罗素离开英国，前往巴黎。那时，《数学原则》处于基本成型的最后阶段，已经呈现出鸿篇巨制的雏形。该书分为七大部分，设法分析数学的基础，首先阐述数字的理念，然后是将整体划分为部分的分析理念，说明可以采用数学方式，将连续性、无穷大、空间和时间、物质和运动理解为数字之间的关系。然而，罗素那时对书稿尚不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它提供的分析没有解决无穷大的矛盾。那时，他以这种方式表述了这一矛盾：

有限数的数量是无限的。每个数字是有限的。这两个表述似乎明白无疑，不过，第一个表述与第二个表述互相矛盾，第二个表述与康托的理论互相矛盾。

那时，罗素已经抛开了自己以前信奉的黑格尔主义的所有迹象，并不倾向于接受无穷大理念中的任何内在矛盾，而是希望接受康托的超限数理论。他认为，该理论至少具有一个优点，可以让人认识无穷大包含的问题。罗素接受了康托的理论，这一做法凸显了一点：在那个阶段中，他尚不具备构想该理论所界定的“无限整体”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罗素完全排斥“无限整体”的理念。他认为有必要承认该理念的单纯存在，他那样做的理由更为简单，令人信服：所有数字的这个类别是这样的整体。但是，康托的理论并不局限于此，将这些“无限整体”视为算术的一个部分，将它们加在一起，加上有限数，让它们相乘，用它们来构建由不同无穷大构成的等次，以及其他等等。然而，无论是“整体”理念，还是“组合”构想都无法让罗素明白：其一，如何将一个数字与无穷大相加，从而组成一个新的数字？其二，一个无限集合比所有有限数构成的类包含更多的元素，如何理解这一观念呢？

在巴黎出席哲学代表会期间，罗素发现，朱塞佩·皮亚诺[1]提出的符号逻辑给他提供了打破僵局的出路，让他觉得无限喜悦。皮亚诺是一批意大利数学家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研究旨在发展前几代德国数学家取得的进步，为数学找到更为严格的基础。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皮亚诺发明了一种特殊符号，其目的有二：第一，尽可能排除表达数学证明过程中出现的歧义；第二，显示这些证明具有的逻辑性。该基本要素今天依然使用，为研读符号逻辑的学子们所熟悉。那个意大利学派的终极目标是，创建这样一个数学体系：它能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证明几何定理那样肯定——甚至更加肯定——的方式，证明微分定理。在那次大会之前，皮亚诺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建立了一个有三个基本理念和五个公理构成的形式系统，为整个数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出席巴黎之前，罗素已对皮亚诺的研究有所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库蒂拉1899年发表的《评M．皮亚诺的数理逻辑》。那篇文章对皮亚诺从事的整个项目进行了批判性综述，当时仅仅引起罗素的些许兴趣。但是，在巴黎见到皮亚诺让他深受启发。罗素后来回忆说：“在每次讨论中，他都表现出准确性和逻辑严密性，其他与会者无法与之比肩，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走到他跟前说，‘我希望拜读您的全部著作。您是否带了大作呢？’他说带了，我立刻阅读了他的全部著作。”

“立刻”一词不应完全从字面意义上进行理解。艾丽丝也去了巴黎（并且在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讨论了《女性的教育》。根据玛丽告诉伯恩哈德的情况，“赢得了热烈掌声”），同行的还有怀特海和夫人伊夫琳。四人返回英国之前，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在法国各地旅行。很可能正是在那次旅行期间，罗素首次被伊夫琳·怀特海吸引。在其后多年时间里，罗素对她怀着心照不宣的情感，后来在一首写给奥托琳·莫里尔的诗歌中，（以没有指名道姓的方式）将她描述为他一生中最钟情的三个恋人之一。

那首诗歌于1912年4月4日寄给奥托琳，全文如下：

我恋爱了三次。一次沐浴着清晨的露水，
伴随着春天的鸟鸣，我唱着无忧无虑的乐曲，
忘记了尘世的烦恼，上升到了天堂，了解
让男人忘记痛苦的欢娱。

我再次恋爱。透过欲火的狱牢，
一个严谨的灵魂在孤独的痛苦中燃烧，
爱情让我再次忘记尘世的烦恼，
进入毫无生还希望的地狱。

我又一次恋爱了，在爱中结婚，
天堂和地狱让这场爱情变得神圣；
悲痛深似地狱，欢娱大如天堂，
交织两者的火焰透过男人的劳动闪烁。

罗素写给奥托琳的信件，那时了解罗素的人士（最著名的包括露西·唐纳利）的回忆，加上罗素自己的评论，这三者结合起来，几乎以毫无疑问的方式说明，诗歌第二段指的就是罗素对伊夫琳·怀特海的受到压抑的秘密爱慕之情。

实际上，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几次提到，他自己埋藏心底的爱情“缺乏滋养，已经慢慢死去”，而且还多次强烈暗示，那一情感的倾注对象是伊夫琳·怀特海。

伊夫琳比她丈夫年轻5岁，年龄与艾丽丝相仿，但是在性格上更像艾丽丝的姐姐玛丽。伊夫琳容貌姣好，心高气傲，文化修养不错。怀特海曾经写道：“她的生活充满活力，她让我知道，美丽、道德和审美是人生存的目标，仁慈、友爱和艺术满足是取得人生成功的方式……就我自己而言，我仅仅是一名教授而已，与伊夫琳在一起让我跻身一流人士之列。”在伊夫琳身上，罗素逐渐看到了自己并不圆满的婚姻生活的镜像。在他和艾丽丝的婚姻中，他的真实生活和精力要么遭到压抑，要么得到升华，变为对哲学的爱好；同理，他逐步认识到，伊夫琳是她与艾尔弗雷德的婚姻的牺牲品——她身陷“绝对的孤独生活之中，面对她无法言说的强烈的悲剧和痛苦”。两人之间这种无法言喻的纽带将对罗素的人生产生强烈影响。

但是，在巴黎会议结束之后不久的日子里，罗素更多思考的是皮亚诺的符号逻辑提供的具有诱惑力的可能性。回到星期五山丘之后，罗素立刻给摩尔写了一封信，宣称出席哲学代表会让他确信：“皮亚诺和他的学派目前是数理哲学领域中的最佳学者。”一个月之后，他写信告诉库蒂拉，那次代表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已经开始研究皮亚诺和他的弟子们的著作。我正在考虑给《心灵》撰写一篇文章，内容与您给《评论》撰写的类似。我非常钦佩皮亚诺对算数所做的贡献……我觉得，他的汇编也是一项出色的伟大项目。”

罗素所说的“汇编”是皮亚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使用他的符号逻辑的语言和方法，为所有已知的数学理论提供证明。罗素为《心灵》撰写的那篇文章题为《意大利人最近就数学基础进行的研究》（但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该文没有发表），就那个项目以及已经取得成果的重要性提出了大胆的断言。他宣布，“算数理论在过去三四十年间获得了长足进展，是人类理智的最优秀的产物；皮亚诺对这一理论的解释无疑是最佳之作”：

……尽管这项研究本身几乎完全属于数学领域，其兴趣却几乎完全是在哲学方面。它的目标是：第一，发现数学各个分支的必要前提和充分前提；第二，通过不会给不良影响留下任何余地的严密形式，演绎（大体上已经知道的）结果。因此，该项研究的兴趣在于：其一，发现前提；其二，展示演绎的绝对正确性。对哲学家而言，这是（或者不如说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久之后，罗素在《国家月刊》发表了题为《数学原则研究近况》的文章，使用了更大胆的语言，引起了更多人关注。他写道：“现代数学取得主要成果之一在于，发现数学研究的实质。”数学家们发现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数学其实仅仅是逻辑学而已：

所有的纯数学，包括算数、分析和几何学，都是通过组合原始的逻辑理念建构起来的，其命题是从普通逻辑公理中演绎出来的……如今，这已不再是梦想，不再是追求了。恰恰相反，逻辑已经在范围更大、难度更大的数学领域中取得成功……哲学家们多年以来争论不休的一点是，这样的演绎是否可能？数学家们放弃争论，坐下来进行演绎。那些哲学家们认为，除了体面地承认数学取得的成就之外，他们自己其实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皮亚诺的逻辑体系对罗素具有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为魏尔施特拉斯、康托和戴得金的研究提供了严谨的基础，让罗素完全克服顾虑，将他们的成果视为明确的方法，从而解决涉及连续性、无穷大和无穷小的哲学问题。在这篇受到广泛关注的文章中，罗素以无保留的方式，表达了皮亚诺进行的研究给他带来的宽慰感和成就感。罗素声称，通过数学解决这些哲学问题，这一方法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引以为豪的最大成就。“据我所知，就伟大人物的具有超越意义的天才而言，（也许除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之外）没有哪个时代拥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罗素那时可以看到，那些纯数学家们的研究实现了他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运用数学来确立一个由绝对肯定、得以证明的真理构成的领域。此外，它让他看到了哲学领域中可能实现的东西。他在那篇文章结尾处说，“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开拓符号逻辑领域的工作……在这个牢固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哲学逻辑学。我们可望借鉴其数学基础的某些精确性和确定性”：

如果这一点可以成功实现，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不远的未来将开启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堪与数学原则领域中前一段时期媲美。伟大的成就给人灵感，形成巨大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时间里，纯思想可能取得长足进展，在这方面让我们这个时代与最辉煌的古希腊相提并论。

这样的念头唤起了罗素对自己的研究的巨大希望，激励去他发挥哲学创造性，去实现这个方面的历史上最令人惊讶、最强烈的爆发式突破之一。1900年8月和9月，罗素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皮亚诺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并且撰写了一篇题为《关系逻辑》的文章。该文发表在皮亚诺创立的刊物《数学评论》上，扩展了皮亚诺的研究项目范围，将关系分析置于其中，从而做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在其后的10月和11月中，罗素集中精力研究，取得了非凡成果。在20世纪中，也许只有维特根斯坦于1913—1914年在挪威进行的研究可以与之比肩。

在那两个月中，罗素完全重写了《数学原则》，其根据是他在那篇广为人知的文章中表达的这一得意扬扬的信念：现在可以确知，数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他以几乎狂热的速度写作，每天完成10页，3个月之内的总量高达20万单词。到了年末，他完成了写作工作。该书涉及范围很广，内容令人惊讶，作者的信心也给人同样的感觉。它试图说明，数学研究大厦完全可以建筑在为数不多的逻辑理念和逻辑公理的基础之上。在皮亚诺已经建构的系统中，需要假设的概念只有“零”，“数”和“后继数”；罗素试图证明的是，这些概念接着也可摒弃，整幢大厦的基础仅仅是“类”这个概念。

因此，在罗素的哲学体系中，类这个概念具有重大意义，取代了他早年关注的整体与部分的理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类与部分的关系类似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类与整体相似，可被分解为部分。但是，与“整体”的概念不同，类可以撇开关系，独立加以理解。例如，因为我们有了“已婚男性”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讨论“已婚男性这个类”，而不用——可以这么说——将所有已婚男性集合起来。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将类视为概念的延伸。此外，我们无须列举所有的已婚男性，无须知道这个类拥有多少成员，我们也可以确定地表达这一类人的某些特征：例如，它不包括单身男性；它在数量上与已婚女性相等。这样，类的概念在逻辑上可被视为是先于数字这个概念的。而且，罗素还说明了类可被用来界定数字，说明如何将皮亚诺的体系建筑在类型论的基础之上。此外，“类”的概念与“整体”的概念不同，让罗素能够克服自己对康托的无限数理论的怀疑。其原因在于，他现在可以对无限类进行思考，无须担心无限“整体”的问题了。

罗素后来说，从思想层面上看，那个时期是“我人生的巅峰”，是一个“思想蜜月期，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空前绝后的”：

我每天都发现，自己在理解前一天没有理解的东西。我当时认为，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所有问题都结束了。

……我的感觉与迷雾中的登山者的体验类似：登顶之后，雾霭散去，乡村大地展现脚下，方圆40英里范围内一览无余。在那之前的多年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分析数学的基本概念，例如，序数和基数。突然，在短短数周时间里，我发现了看来可以给解决让我困惑多年的问题的答案……我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口里念念有词：我现在终于完成了某件具有价值的事情。我当时的感觉是，在把自己的发现写下来之前，我上街必须小心，以免被车撞倒。

在那年的最后一天，罗素以具有自我意识的象征方式，完成了手稿的写作，对他来说，那也是19世纪的最后一天。[2]那天夜里，他写信告诉海伦·托马斯，“我之前一直在努力思考，希望为新的一年做出一个良好决定，但是我的内心处于完全舒服的状态，处于以前没能实现的状态”：

10月，我开创了一个新的课题，它证明是纯数学的，首次从本质上对数学进行研究。从那以后，我写了20万字，觉得它在质量上超过了我以前所写的任何东西。因此，我没有什么良好决定可做了。

罗素在新年来临之际看到，他有许多可以感到自豪的东西：他完成了一本关于数学的著作，这不仅实现了他童年时代的抱负，证明数学可以建筑在绝对稳固的基础之上，而且还看到了从事分析数研究的人提供的期望——在哲学领域开创一个黄金时代。如果说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实现了自己的预期的话，他可以在28岁时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为逻辑哲学和数理哲学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不幸的是，正如他很快将要发现的，他并未完全如愿实现自己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蜜月不可能持续下去，次年伊始，思想上的痛苦便降临在我的头上，堪称充分彻底，让人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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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亚诺（1858—1932年），意大利数学家，致力于发展布尔创始的符号逻辑系统。在1889年出版的《几何原理的逻辑表述》一书中，他把符号逻辑用作数学的基础。皮亚诺由未定义的概念“零”，“数”和“后继数”出发，建立了公理系统。——译注

[2] 罗素从数学家的角度出发，认为从1到100的数列从1开始，因此强调说，20世纪始于1901年，而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从1900年开始。因此，他认为1900年12月31日是19世纪的最后一天。

第五章　痛苦的宗教

在思想力量超常爆发期间，罗素可以在1900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完成《数学原则》的写作工作；在个人和思想层面上，他与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对比之下，摩尔对罗素的影响比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那段时期，摩尔已经显示出无法而且不愿与罗素待在一起的迹象，热捧皮亚诺的符号逻辑。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已对罗素产生反感，这使两人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见面。另一方面，罗素发展了与怀特海的同仁关系，这对两人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两人的兴趣一致，这使两人之间的合作水到渠成，相得益彰。两人都计划撰写第二本著作：怀特海打算撰写《泛代数》的第二卷；罗素打算撰写《数学原则》的第二卷，将逻辑学作为数学的一个基础。而且，两人都受到皮亚诺的启发，认为他的研究开拓了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从思想方面说，与摩尔和罗素当年的短暂状态类似，怀特海和罗素那时处于相同的轨道上。

前一年在撰写《数学原则》的过程中，磨坊寓所形成的独处状态对罗素来说非常适宜。但是，罗素迫切希望与怀特海经常交流，希望与他的距离更近一些，最好就住在剑桥城里。1901年元旦，历史学家F．W．梅特兰因为健康原因，需要前往马德拉[1]过冬，打算出租他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的房子。那幢房子名叫韦斯特别墅，十分宽敞，可以容纳两个家庭。这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罗素和怀特海两家人可以一起住上几个月。于是，罗素和艾丽丝于1901年1月18日迁居剑桥，与怀特海家一起度过那年的春季学期。

2月10日，就在他们迁入几周之后，罗素经历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后来他称其为“彻底转变”，它从根本上永久改变了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在《自传》中，相关描述无疑是最为奇特的篇章。他开始时说，伊夫琳·怀特海那时“变得越来越像残疾人，她罹患的心脏病导致剧烈疼痛”。他接着写道：

一天，吉尔伯特·默雷来到纽纳姆，朗读那时尚未出版的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希波吕托斯》。艾丽丝和我一起前去欣赏，剧本中的诗歌非常美，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我们回家之后，发现怀特海夫人心脏病发作，疼痛超常。痛苦形成墙壁，似乎将她与所有人和事物隔绝开来，这让我理解到每个心灵的孤独，突然给我压倒一切的感觉。自从结婚以来，在情感生活方面，我一直从轻率的花言巧语中得到满足。突然之间，自己脚下的地面似乎塌陷了，我发现自己身处另外一种状态之中。在短短5分钟时间里，我脑子里出现下面这些念头：人的灵魂的孤独状态是无法忍受的；除了宗教导师们鼓吹的最强烈的爱情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深入到孤独之中；如果没有爱这种动机，任何情感都是有害的，或者说至多是无用的；由此可见，战争是错误的；公立学校教育糟糕透顶；使用武力的做法应该遭到排斥；在人际关系中，人们应该关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孤独状态，在交流中涉及那种状态。怀特海家最小的儿子当时在房间里，我没有注意到他，他也没有注意到我。在他母亲疼痛发作时，不让他打扰她。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领着他离开房间。他没有表示异议，和我在一起他感到很自在。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1918年他在战争中去世为止，我们都是关系密切的朋友。

他接着写道，“在那5分钟的最后时刻，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一段时间里，我完全陷入某种神秘的幻想之中，觉得自己了解在街道上遇见的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念头。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一种幻觉，但是我与所有朋友，与许多熟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比以前密切了许多。我曾经是帝国主义者，在那5分钟内变为布尔人的支持者，变为和平主义者。我多年以来仅仅关注精确性和分析，我那时心里对美充满半神秘的感觉，对儿童有了强烈的兴趣，出现的渴望几乎与释迦牟尼的一样深邃——我希望找到某种哲学，以便让人类的生活可以忍受。一种奇特的激动感觉控制了我，其中包含剧烈的痛苦。基于这一事实，它也包含某种成功的因素：我可以支配痛苦，觉得自己让痛苦成为通往智慧的途径。

在那次经历中，存在着若干引人注目的特征，不过罗素在以上段落中没有提及它们。例如，他没有说，默雷朗读的什么内容深深感染了他。此外，他也没有详细描述他自己对伊夫琳本人的感觉。在这些描述中，伊夫琳遭受的痛苦仅仅是一个例子，代表了人类生存状态的普遍特征。但是，当他10年之后在写给奥托琳·莫里尔的一封信件中描述那件事情时，他添加一层更具个人风格的色彩。他告诉奥托琳，“我初次彻底转变的时刻以这种方式出现”：

我逐渐认识到（我自己本来不该知道的东西），我钟爱的一个女人过着绝对孤独的生活，充满悲痛，无法言说。我的怜悯之情非常强烈，足以改变我的人生，我不能自由倾诉。我转而求助所有其他方式，希望在假装不知情的情况下减轻她的痛苦。因此，我的思绪转向一般的孤独，思考如何让爱情弥合鸿沟，思考为什么武力是邪恶之物。我觉得，冲突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文雅是人生中的唯一抚慰。我顿时变得无限文雅……我决心将某种良善，某种希望带入她的生活之中。所有这些念头大约出现在5分钟里……但是，尽管她应该得到更多的爱，我过了1年多才了解她的痛苦，逐步接受它的成因。正是在那一年中，我学到了见到您之前的全部智慧。

考虑到上述内容，我们就可以开始就罗素对《希波吕托斯》的反应进行某种解读了。其原因在于，该剧的核心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它必须加以保密，一直没有圆满实现：那就是菲德拉的爱情。菲德拉嫁给了忒修斯，心里爱慕的却是忒修斯的私生子希波吕托斯。菲德拉无法表达自己的爱意，这种秘而不宣的爱情让她深受煎熬，让她对其他事情的全无兴趣，最后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在该剧的前半部分（就是默雷给纽纳姆的听众朗读的那个部分）中，欧里庇得斯反复强调，受到压抑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具有腐蚀作用，其效果可以令人失去能力。菲德拉悲叹道：“这样的人真倒霉——他们头脑睿智，举止得体，无法表达爱意，但是勇敢的内心却遭受痛苦的折磨！”隐藏这样的激情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最终将会展现出来：

……那一时刻将要到来
穿过所有这些的泥土，触及每个虚假之人。
时间向他举起了一面圆镜，
他像姑娘一般，露出惊异，睁大眼睛看到
自己内心多么肮脏！

毫无疑问，菲德拉的秘密最终暴露出来，首先知道这一点的是她的侍女，然后是希波吕托斯本人。希波吕托斯崇拜处女神阿耳忒弥斯，并且（以对所有相关角色来说灾难性方式）拒绝向爱神阿佛洛狄特表示敬意。他对菲德拉背叛忒修斯的行为感到愤慨，公开宣布了对她的仇恨。在这种情况下，菲德拉自杀了。默雷的朗读也到此结束。

这个剧本强调遭到禁止的爱情，强调被压抑的情感，强调沉默忍受的痛苦，给罗素带来深刻触动，超过了他8年之前阅读易卜生、屠格涅夫和惠特曼作品时的感受。实际上，他对该剧的反应让人回想起他十几岁时阅读雪莱的《阿拉斯托》时的内心震撼。自从祖母在他结婚之前告诉了他家族的那些事情之后，罗素便下定决心，尽量让自己的生活远离情感纠纷。他爱上了伊夫琳·怀特海之后，对这类因为自认不当而不能表达出来的强烈情感造成的痛苦感同身受。

但是，在“彻底转变”本身具有的力量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罗素表现出来的决心：至少可以将他自己的某些感情投射到伊夫琳本人身上。他认为，她单独无伴，忍受痛苦，将她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内心深处。正如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描述的，那次经历具有的正是这种感情的力量：他——并且只有他——可以看到伊夫琳的内心世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能够——可以这么说——举起一面镜子，观察他自己的内心世界，看到多年以来隐藏在那里的没有看见、不被承认的情感。

罗素看来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次经历的一个侧面：在很大程度上，它包含了来自他自己的童年时期的非常强烈的回声。在他对那异乎寻常的5分钟的描述中，存在着一种感觉，到那时为止遭到压抑的感情突然释放出来：在祖母引起他对精神失常的恐惧之后，他扣在自己情感生活之上的盖子那时被突然掀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可以假设，借此释放出来的某些最强烈的感情与他早年经历的丧失亲人的痛苦相关。

在罗素曾经描述的一件事情中，这一点明显提示出来：有一次，他抓住伊夫琳的儿子埃里克的一只手，觉得自己与那个孩子之间，有一种亲密的感觉。埃里克的年龄那时并非像罗素所说的是3岁，实际为2岁3个月——几乎与母亲去世时罗素的年龄完全相同。罗素对埃里克的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与这一点不无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孤独，考虑到罗素在“彻底转变”过程中关注的孤独这一主题是他母亲去世导致的直接结果，那么，情况就尤其相似了。罗素显然错误地解读了伊夫琳的健康状况，她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受到心脏病的折磨，其实身体相当健康（那次事件之后，她又活了60年）。后来，医生查出，她罹患了“假性心绞痛”——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症，表现形式类似于心脏病发作。但是，在罗素看来，埃里克当时面临的他自己2岁丧母时那种失落感。

罗素喜欢——也许可以说过度喜欢——将他的人生以一系列顿悟形式展现出来。我们可以怀疑，其中的许多事情后来被他过度渲染，其目的是让他的人生阅历更有戏剧色彩。不过，那次“彻底转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他后来杜撰出来的，而是他当时意识到的东西。就在那件事情发生两天之后，他写信告诉艾丽丝（她那段时间在曼彻斯特从事禁酒方面的工作）说：“对我来说，前天的事情似乎是很久之前发生的，可能是两个月之前。所以，我不得不以严肃的态度让自己确信，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久。我俩订婚以来，过去这两天是最令人痛苦的。”

几天之后，在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一封信中，罗素也谈到默雷朗读《希波吕托斯》时给他带来的情感震撼。罗素写道，当时的经历“几乎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依我所见，您翻译的这部悲剧以完美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让高尚和美的情感在悲伤中呈现出来。对听众中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高尚和美是世事无法剥夺的唯一慰藉。

他告诉默雷，他最喜欢的短诗是默雷在结束时朗诵的那一段。听众了解到，菲德拉自杀了，其罪魁祸首是：

……弥漫在她周围的黑暗魔力，
是对禁忌之物的可怕欲望。

罗素写道，那首诗歌他已经可以背诵，“并且从此牢记于心”。

在罗素笔下，那次“彻底转变”拉近了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让他可以理解和感受其他人心中的痛苦。但是从那以后，他至少对一个人的痛苦完全视而不见，那个人就是艾丽丝。从曼彻斯特返回剑桥之后，艾丽丝发现，伊夫琳那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罗素要她独自一人承担全部家务，甚至还要照看怀特海的孩子。汉娜3月写信告诉玛丽：“现在，可怜的艾丽丝不得不只身承担整个家庭的繁杂事务。我担心，她一辈子都会面对这种情况。”

艾丽丝的压抑感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设想，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强加在她身上的（无法避免的）额外负担，而在于罗素对伊夫琳的全神贯注，在于伊夫琳带有很强戏剧色彩的痛苦，在于当时情况表现出来的鲜明、残酷的对比：他对艾丽丝的冷落态度变得日益强烈。但是，艾丽丝看来根本没有向罗素提及引起她抑郁的原因。她独自面对照顾怀特海一家人的重担，一如既往，非常负责，任劳任怨，坚忍不拔。尽管艾尔弗雷德和伊夫琳都不太喜欢她，但她实际上成为怀特海家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搬出梅特兰的住所时，艾丽丝，到怀特海在格兰切斯特的家里待上一段时间。5月，罗素夫妇迁回费恩赫斯特。

1901年7月1日，比阿特丽斯·韦布来访，她在的日记中以详尽的文字，保留了他们那个夏天的生活情况。韦布写道，“日常生活经过……仔细安排，严格按照计划进行”：

9点，夫妇两人在书房用早餐……伯特兰随即进行数学研究，一直工作到12点30分。然后是45分钟的共同阅读时间（我们在那里时阅读的是兰克撰写的《英国史》），一起在花园里散步15分钟。1点30分，和我们一起吃午餐。饭后，罗素有时候在客厅里和我们一起聊天，有时候在室外喝咖啡或者抽烟。然后，伯特兰与洛根·史密斯（艾丽丝的弟弟那时住在附近）一起玩槌球。4点30分，喝下午茶。罗素随后工作到6点。之后，他和艾丽丝一起阅读到7点30分。8点用晚餐，和我们一起抽烟，9点30分之后与艾丽丝一起朗读一个小时。

根据韦布的记录，艾丽丝“没有与人亲近的能力，只有在她丈夫面前才能表现出亲昵状态……她不懂得如何调情，喜欢和女人——而不是男人——相处。我真的觉得，她喜欢具有女人味的女性，而不是职业女性。要么她没有那份心境，要么职业女性显得过分拘谨……如果说她有什么缺点的话，她缺乏才智，缺乏‘性格’。但是，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些东西是否算得上缺点呢？”

韦布对罗素的印象是：

伯特兰身材偏瘦，一头黑发，前额突出，两眼炯炯有神，轮廓分明，下巴稍显短小，两手不停晃动，显得敏锐、紧张。就举止、穿着和外表而言，他很注意修饰，显得传统、得体、彬彬有礼，讲话时非常注意发音，用词准确无误。在道德观念方面，他是一个清教主义者；在个人习惯方面，几乎堪称苦行者。他讲求效率，因此期望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在思想方面，他大胆创新，提倡打破传统，不喜欢宗教，不喜欢陈规陋习，怀疑感性。逻辑和科学领域中，他仅仅相信“思维法则”，相信事物的法则。他纵情于最疯狂的自相矛盾的表达，纵情于最粗俗的玩笑——它们的内容总是深奥难解，形式总是庸俗不堪。在交谈中，如果其他人插话，使他无法以严密的逻辑方法，详细剖析他的研究课题，那么，他也可以给人带来愉悦，聊到一般话题时尤其如此。

韦布还补充说，“他从超然之巅俯瞰世界，剖析世人，分析原因”：

他欠缺的是对他人情感的认同和容忍；如果基督教的谦卑被您视为美德的话，他还欠缺这样的谦卑。他的理智和感觉轮廓分明，坚实可见，长久恒定。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不能容忍自己身上的任何瑕疵和错误；他梦想在他人身上看到完美品质，憎恨他人违反他们自己的言行标准……我没有什么“罪孽感”，也不愿意看到人们所谓的罪孽受到惩罚。另一方面，罗素希望看到实施残酷行径的人受到惩罚，他这样的心理状态几乎到了冷酷的地步。

韦布的描述入木三分，但是这段文字最突出的一点是，韦布显然注意到，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罗素欠缺应有的同情、宽容及仁慈——这一点恰恰是罗素自认为在那次彻底转变的经历之后获得的东西。然而，就罗素与艾丽丝的关系而言，那次经历并未打破他自己建构起来掩饰情感生活的冷酷外表，更确切地说，反而让它变得越发冷酷。

那年夏天，三一学院请罗素开设一门关于数学原则的讲座课程，时间从秋季开始。他立刻欣然接受，认为这让他有机会常常待在剑桥，而且可以与听众讨论《数学原则》提出的理念。罗素接受邀请之后不久便离开了费恩赫斯特，前往位于格兰切斯特的怀特海家。他告诉艾丽丝，他在那里通过与怀特海进行讨论，“重新找回了冬季失去感觉，再次认识到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但是，罗素从怀特海家写给艾丽丝的信件显示，他非常关注伊夫琳，关注她与丈夫的问题，大大超过了对数学基础的兴趣。罗素没有向艾丽丝承认说，他爱上了伊夫琳，但是我们很难相信，她并不怀疑他已经坠入爱河（尽管她后来矢口否认这一点）。在他的信件中，不时冒出显露内心活动的言辞，无意之间暗示了实情。例如，他在当年7月10日的信中写道：“尽管见到伊夫琳让我感到开心，但是我非常想念艾君。”他在其他信件中说，他与伊夫琳进行开诚布公的长谈，涉及伊夫琳与怀特海的夫妻关系，谈到了怀特海给伊夫琳带来的种种挫败感。罗素在7月13日的信中写道：“伊夫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惹人爱怜，我也重新喜欢上了艾尔弗雷德。”他毫无隐晦地表明，在那场家庭争端之中，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罗素在《自传》中谈及了那段时间，这类表示喜恶的言辞也非常明显。“我与怀特海一家子的关系困难而复杂。”他接着表示，怀特海受到“几乎不算理智的冲动”之害，例如，怀特海希望加入天主教会，花钱时入不敷出。作为精神失常的早期言行的例子，这两点并不令人信服。但是，在怀特海的朋友中，只有罗素一人坚持认为，怀特海距离精神失常仅仅一步之遥：

他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对自己发出毒誓，让怀特海夫人和仆人们惶恐不安。有时候，他连续数日一言不发，不给家人说任何事情。怀特海夫人一直非常担心他会精神失常。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夸大了那种危险，其原因在于，她对事情的看法往往具有情节剧的色彩。但是，即使事情没有像她想象的那么严重，那样的危险也确实存在。她以非常坦率的方式，给我说了他的情况，我发现自己希望与她共同努力，让他保持心智健全。

在与罗素的交谈中，伊夫琳得到的并非只有坦率的交流，这一点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避免的。举个例说，两人“联手让怀特海保持心智健全”，这一做法给伊夫琳带来很大好处：罗素暗中给怀特海一家提供次资助，为他们支付账单，扩建房屋。就那些账单的金额而言，所有的证据显示，消费的人不是艾尔弗雷德，而是伊夫琳。按照怀特海的传记作者维克托·洛的说法，伊夫琳喜欢购买漂亮的东西，消费方式超过了怀特海的承受能力。怀特海不让她满足这些欲望，她感到极为不满。在这位传记作者看来，怀特海全神专注研究工作，没有给予伊夫琳她所期望的关注。伊夫琳从罗素那里得到了她期望的金钱和关注。作为回报，她给予罗素的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亲密的情感、激情交流的私密感觉。她没有成为罗素的情人，但是可以满足他一生渴求的需要：拥有一个特殊朋友、一个真正的伴侣。我们有理由怀疑，罗素给伊夫琳提供资助的一个重要特点的是，怀特海本人对此全不知情。这是罗素与伊夫琳两人之间的秘密，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他们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伊夫琳允许——实际上鼓励——罗素以隐蔽方式表达对她的爱慕，但是不让它发展到床第之欢的地步。有一次，两人曾在格兰塔河上月夜泛舟。他给她朗诵马修·阿诺德的诗歌《苏赫拉布与拉斯特罗穆》；但是，她带上女儿杰西陪伴，以防他有任何非礼之举。

1901年9月，罗素和怀特海两家人一起到地中海，搭乘游轮旅行了六周，全部费用大概也由罗素自掏腰包埋单。自然，那次度假之旅起到了重要作用，确定了两家关系的性质。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相关细节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罗素在《自传》中没有提到那次旅行，伊夫琳后来销毁了罗素的来信，其中包括那次旅行的记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幸存下来的相关信息只有艾丽丝写给纳沙尼尔·韦布的几封信件，对了解在游轮上那六周的情况没有什么具体帮助。艾丽丝事前计划在游轮上全程逗留，结果独自一人提前一周回家；这一事实暗示，旅途中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年夏天也具有重要意义：一行人返回之后，罗素公开表示，他再也无法在磨坊寓所居住下去了。他提出的理由是，他无法与汉娜——他已对她恨之入骨——为邻，不过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决定的背后还有其他隐情。他与汉娜交恶已有6年时间，1901年夏天，两人之间没有出现什么特殊情况，让关系恶化到那种程度。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汉娜那时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无关紧要的角色。我相信，他公开表示厌恶汉娜的做法起到一种替代作用，表达了他那时的真实想法，这就是说，他与艾丽丝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爱情可言。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艾丽丝已经知道实情——这是她那年秋季抑郁症逐渐加重的原因。从地中海返回之后，罗素搬到怀特海在格兰切斯特的家中居住，用心备课，迎接10月即将开始的讲授课程。11月初，艾丽丝到达格兰切斯特，第一次告诉罗素，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要她就医，她拒绝了，担心医生会建议两人分居。但是，他依然拒绝向她坦白——或者说，看来是向他自己坦白——他已经移情别恋。那年秋季，罗素结束了剑桥大学的课程，夫妇两人一起到法国南部度假。

12月30日，罗素给海伦写信，字里行间苦闷弥漫，与前一年那种乐观、自负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他听说海伦入院治疗坐骨神经痛，在信中表达了慰问：“自从去年这个时候给你写信以来，我的大部分心思几乎全花在与病痛相关的问题上。怀特海夫人的情况一直让人担心……面对有的痛苦，我只有耐心对待。我意识到，人生苦短，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可言。”他写这封信件时住在星期五山丘，外面狂风大作，室内空空荡荡，艾丽丝到伦敦去了。所以，他继续写道：“这里的一切让人忧郁。不过总的来说，忧郁是一种宜人的情绪：‘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她爱我不止一点；啊，她始终如一，非常善良。’”忧郁之情从这封信件中流露出来；从那时开始，它将会成为罗素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他坚持认为，摆脱人生痛苦的唯一途径不是“宗教导师们鼓吹的仁爱”，而是让自己全神贯注，埋头于理智的生活之中，埋头于数学研究之中。实际上，怜悯之情是他那时公开鄙视的东西。他告诉海伦：“我思考昙花一现的事物，一种遗憾之感油然而生。正如今年的情况所示，我觉得，整整一年时间花在怜悯他人的问题上，这令人厌烦，非常可鄙。”通过进行数学研究，他可以逃避人生苦短的感觉，逃避痛苦，逃避死亡本身：

你谴责的数学世界其实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它与生死无关，与人们的肮脏状态无关；它是永恒的、冷漠的、无情的。对我来说，纯数学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之一；它具有一种独特的崇高品质，一种源于这个事实的巨大尊严：它的世界不受变化和时间的制约。对这一点，我是相当认真的。唯一的难度是，只有数学家才能进入这个充满魅力的领域，但是数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审美品位。数学是我们知道的唯一可以达到完美的东西；在思考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变为神灵，这一点足以将它置于顶端，让它俯视其他所有学科。如果你将（比如说）弥尔顿的《力士参孙》与雪莱的诗句“我倒在草丛中，我死了，我眩晕，我倒在地上”进行对比，你会觉得，数学与弥尔顿的关系类似于弥尔顿与雪莱的关系。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罗素开始求助于数学研究，以便获得他在昙花一现的人际关系中没有找到的完美时，他对数学的研究开始显示，他前一年提出的数学理论中含有矛盾和错误。这似乎让他觉得，数学可能远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崇高，那么完善，那么美妙。因此，他1901年12月得意扬扬完成的《数学原则》一直没有出版；在1901年的许多时间里，罗素苦苦思索，如何将该书提出的理论从当时困扰它的那些矛盾之中挽救出来。

1901年春天，罗素发现了后来被所有研习逻辑学和数学的学生熟知的“理发师悖论”。开始时，他试图将数学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认为可以很快轻松地解决该悖论提出的难题。但是到了那年末，他开始意识到，某种基本的东西出了差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素发现的这一悖论源于他那篇走红的成功文章《数学原则研究近况》。在撰写那篇文章时，他对皮亚诺的逻辑学满怀热情。那篇文章对康托所做研究的哲学意义赞不绝口，对康托提出的由不同无限数组成的集合赞不绝口。罗素在评论康托的证明时说，在这一集合中，不存在什么最大数字。到了1901年春天，罗素认为这一观点不可能是正确的，其原因在于，囊括所有类和所有事物的这一类（这就是说，所有存在的事物的总类）肯定具有可能存在的最大基数。他写道：“就这一点而言，这位大师提出了非常微妙的谬见，我希望在将来的著作中对此进行解释。”

1901年初，罗素用了大量时间，研究康托的证明形成的悖论（让他感到相当沮丧的是，它们看来非常类似于“无限的矛盾”——那个他自认为已和新黑格尔主义一起抛弃的理念）。到了4月或者5月，他思考了由不以自身为元素的所有的类构成的这一类；在那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悖论，其重要性似乎超过其他所有悖论。某些类确实以其自身为元素，例如，囊括所有类的这一类。但是，大多数类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构造这样一个类，它由所有不以自身为元素的类构成。但是，如果我们探究，这个类是否是其构成元素，我们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如果它是构成自身的元素，那么，它就不属于自身；如果它不是构成自身的元素，那么，它属于自身。该问题与这一情形非常类似：先将乡村理发师定义为“给所有不自己刮脸者刮脸的人”，然后问，理发师是否给自己刮脸呢？

我们可以看到，罗素开始时认为，这个棘手问题无关紧要，初看之下似乎仅仅是一个令人厌倦的字谜，没有什么严肃性可言。罗素后来写道：“一个成年人把时间花费在这类微不足道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该怎么办呢？”然而，怀特海似乎立刻看到了一点：它提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根本挑战。他听到罗素谈到这个悖论时，引用了勃朗宁的《迷途的领袖》中的诗句，对来信作出回应：“早上醒来，再也无法兴高采烈，信心满怀了”。怀特海当时看到的——罗素后来才逐渐看到的——是，这个悖论说明，罗素在为数学研究寻找逻辑基础的过程中，使用的“类”这个概念存在一定问题。

就罗素研究数学的希望而言，这个悖论带来的隐含意义在性质上变得越来越严重。1901年至1902年间，它们像恶性肿瘤一样扩散，直到最终几乎毁灭了他以前得意扬扬表达的全部希望。他后来说，他当时认为，他对这个悖论的感觉类似于一名信守道德的天主教徒对一个邪恶教宗的感觉。1901年末，尽管他已经放弃了可能很快找到解决方法的希望，但这个悖论尚未完全侵蚀他的信念。在写给海伦·托马斯的信中，他依然谈到希望研究“新的课题”。这时，他和怀特海决定，联手撰写一本著作，将其同时作为《泛代数》和《数学原则》的续集。但是，在两人动手写作之前，罗素必须根据这一悖论提出的启迪，重写《数学原则》中的许多内容。当时，罗素尚未找到揭示这一悖论的解决方法，所以并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写工作。

他有一个宏大的工程，希望说明，数学从根本上讲是逻辑学。他一直保持着对这一工程的信心，并且多次表达出来，不仅出现在他和怀特海的联合计划中，而且出现在他1901—1902学年在剑桥大学开设的系列讲座中。1902年7月7日，他给库蒂拉写信，几乎恢复了前一年那种得意扬扬、自吹自擂的口气：“我在剑桥大学开设课程，首先提出了普通逻辑学（比如，三段论演绎推理）的22个简单命题，然后从那些命题，演绎出纯数学的全部内容，其中包括康托的理论和几何学，既没有提出新的命题，也没有援引原始概念。所有这些内容将会出现在我和怀特海共同撰写的著作之中。”那年3月，他完成了教学工作之后，再次致函库蒂拉，对他所做工作的论述稍有不同，但是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自信依然不减：

我是否给你说过，我在剑桥大学讲课时，利用8个不经定义的原始概念和20个未被证明的命题，将纯数学的全部内容演绎出来，其中包括几何学。我从纯粹的逻辑学角度，对数字进行定义，对各种各样的空间进行定义。我相信，这样做会让莱布尼兹感到非常满意。

但是，他私下并没有这么乐观。在他的情绪中，写给海伦·托马斯的上述信件中表达的那种感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甚至从数学研究中获得快乐也没有让它有所缓解。其实，理发师悖论引起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是他感觉幻灭和绝望的另一个来源，那种心绪当时变得更加强烈。

在1901年的许多时段中，罗素试图向艾丽丝和他自己掩饰这一事实：他已经不爱艾丽丝了。11月，他在给艾丽丝写的一封信件中，似乎表达了他自己对她的希望：

我最亲爱的，你给我很多快乐，我可以说其实是所有的快乐，让我难以言表。你是我唯一知根知底的人，是我真正完全羡慕的人。你完全可以肯定，你思想高尚，不受任何心胸狭窄的念头影响。自从去年冬天之后，我已经明白，我离开你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我对你如此依赖，这让人觉得恐慌，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然而，到了1902年1月，仅仅过了2个月之后，他已无法继续掩饰下去了。他在几个月之后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对今年1月中一天的回忆让我备受困扰”：

我徒步穿过树林，眼前一片白霜，冰冷的太阳有气无力地照在冬天的大地上。艾丽丝生病在家；我的身后是极度痛苦，前面是悲伤和困难。冬天仿佛永远不会结束，我朦胧觉得，其他年份的春天也永远消失了。但是，两朵来得太早的报春花从大雪中冒出头来，颜色苍白，随风摇曳，让人真的觉得，好日子将会到来。那时，太阳将会变得温暖，空气将会变得暖和，悲伤将仅仅是充满诗意的回忆。毫无疑问，我当时觉得，伴随着开放的花儿和吟唱的夜莺，快乐将会回来，爱情将会愉悦我们的心田，矛盾将会被人忘记。快乐并没有死去，只不过被冬天的冷风赶入了睡梦之中。很快，很快，我们的痛苦将会过去，她会像过去那样，重新获得令人开心的幸福，让每时每刻充满快乐。我扒开积雪，摘下那两朵报春花送给她，作为爱情的一个小小的象征。我们两人心里涌起一阵感动，深深的感动。在那一刻，我们的愿望发出甜蜜的絮语。但是我们深知，它们全是谎言，春天不复存在，青春已经死去，太阳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心里再也不会与清晨的鸟儿一起歌唱。在那一刻，她的人生悲怆出现在我想象之中，我怀着无限温柔，渴望让我气息奄奄的爱情复活。我差不多快要实现心中愿望，然而已经为时已晚。那两朵可怜小花渴望的春天根本没有出现，将来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人的生命中，春天只有一次。当春天来临时，冬天没有被从南海吹来的微风融化，而是慢慢进入了北极的黑夜。

在《自传》中，有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罗素在此谈到他如何意识到自己和艾丽丝的爱情已经死去。以上这一段日记证明它全是谎言：

……我们当时和怀特海家的人一起，住在格兰切斯特的磨坊寓所，一场灾难降临，严重程度超过以前。一天下午，我沿着乡间公路骑车前行，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爱艾丽丝了。在那之前，我甚至根本没有想过我对她的爱有所减弱。我发现了这一点，它给我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我心里明白，她依然爱我如初。我不愿对她不厚道，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相信（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这样认为？这一点值得怀疑），在处理亲密关系时，应该实话实说。不管怎么说，当我不爱她时，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假装出一副爱她的模样。我已经没有和她做爱的本能冲动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形成无法逾越的障碍，让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在那一场危机中，我父亲在世时那种自命不凡的做法在我身上体现出来。我开始对艾丽丝进行道德方面的批评，以便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我并未告诉她，自己已经不再爱她了。不过，她当然察觉到了问题。

1901年春天和夏天，艾丽丝备受抑郁症的折磨，这明确无误地显示，她肯定早在那次广为人知的骑车顿悟之前，便“察觉到了问题”。而且，正如罗素在这一则日记中揭示的，他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这一意识中挣扎：他对艾丽丝的爱已经死去（在那次骑车顿悟之前，他毕竟曾经“怀着无限温柔，渴望重新激活自己已经渐渐死去的爱情”）。但是，尽管罗素像他一贯的做法一样，显然以渲染的笔墨，夸大了那次经历的突然性和意外性，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一，他肯定骑车出去了；其二，在那过程中，他不再与事实对抗，承认自己已经不爱艾丽丝了。他后来给奥托琳·莫里尔所说的一番话间接表明，那个命中注定的日子大约出现在2月8日前后。这也符合他在1903年2月10日所写的一段日记：“两年前的今天，吉尔伯特在剑桥朗诵他的《希波吕托斯》；一年前的昨天，我要艾丽丝谨慎为妙。”

他“要艾丽丝谨慎为妙”的意图究竟何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谜。也许，他敦促她，不要过深地探究他的情感世界；也许，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他对伊夫琳·怀特海的感情，要她对此保持沉默。无论真实意思是什么，他的劝诫都可能起到作用，证实了艾丽丝可能已经存在很久的感觉：他无情地终止了他的爱情。在那之后的两个月中，罗素完成了在三一学院的讲授数学原理的工作；对艾丽丝来说，待在怀特海寓所的那段时光肯定让她内心深感痛苦。4月初，罗素夫妇两人返回费恩赫斯特，艾丽丝已经开始显露精神崩溃的迹象。

对罗素来说，他开始将悲伤转化为一整套生活哲学——甚至可以说一种宗教——的基础；他后来将它称为“悲伤的宗教”。在《自传》中，他是这样描述那一“信仰”的来龙去脉的：

在格兰切斯特，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不愉快日子。我的卧室面向磨坊，转动水车的水流与我心里的绝望混在一起，让人无法摆脱。我彻夜不眠，先听到夜莺的啼叫，然后是晨曦中小鸟的哀鸣。在日出时，我向往张望，试图从窗外的美丽景色中找到慰藉。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我在之前认为，那种孤独是人的基本命运。我独自一人，在格兰切斯特的田野里漫步，心里隐约觉得，在风中泛白的柳树带来了平静之地的信息。我阅读宗教著作，诸如泰勒的《圣洁的死亡》，心里觉得，在那些著作的作者们从信仰获得的慰藉中，可能存在某种超越宗教信条的东西。

罗素返回费恩赫斯特不久，在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一封长信中，对这种“痛苦的宗教”的性质提出了最早的暗示。那封信件的表面话题是伦理学，罗素就他看到默雷信奉的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在理论性研讨的表面之下，罗素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自己的常态的忧郁心情，表达了一些想法。他告诉默雷，他过去曾经认为不证自明的是，快乐是唯一的至善，痛苦是唯一的邪恶：“但是我现在认为，相反的东西是不证自明的。促成这一变化的因素我可以称为道德体验。”

罗素没有详尽解释原因，而是勾勒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便说明他是如何放弃年轻时信奉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在他看来，那种方式显示，伦理学与自传之间关系密切。他最初毫无疑问地认为，通过从事其他方面——例如，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的研究，他可以对人类的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还是决定从事哲学研究。

我认为，第一，通过研究生命的结构，不能获得人类生存具有的尊严。第二，如果不保留对外部事物的思考，人类就不会取得进步，与饱食终日的肥猪无异。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思考在总体上不会带来幸福。它给人带来快适的瞬间，但是，多年付出努力，感受压抑，这将让那样的瞬间变得微不足道。

他对数学的潜心研究证实了那种感觉。他逐步认识到，数学“堪与音乐媲美，可以实现艺术的杰出品格”，其原因不是在于，数学给予的快乐与音乐不相上下，“而是在于，数学以绝对完美的方式说明，它与伟大艺术的特征类似，与神灵般自由的特征类似，并且带着显而易见的命运感。实际上，数学可以建构理想的世界，那里的万事万物既是完美的，又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具有的美丽恰恰在于，它并不是人为的：

就人的存在而言，我发现自己总是对这样的人士心存敬意：他们具有存在的悲剧感，真正思考死亡；他们因卑贱之物而深感压抑，甚至在那些东西不可避免时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品质与幸福格格不入。

他告诉默雷，一般说来，“我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能够以具有创造性的方式认真地思考人间事物，而且能够观照由美和抽象真理构成的世界”。他的新哲学的本质是这样的：

我认为，与关注理想和永恒客体、摆脱上帝制造的这个苦难世界的知识——例如，哲学和数学——相比，关注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所有知识，关注常常被人称作科学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显然，那种压抑氛围笼罩着罗素和艾丽丝的婚姻，两人已经不能继续一起生活下去了。4月14日，艾丽丝同意离家，前往布赖顿的一家专攻此类病症的疗养院，见一位名叫博伊尔的医生，接受“休养治疗”。那种“治疗”要求，病人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不能与家人和朋友见面，日常活动局限于阅读和写信。艾丽丝后来描述她在布赖顿的日子时仅仅记得，她“非常孤独”，但是她肯定也觉得极端无聊。最初的计划是，她在那里逗留10天，但是罗素劝她多待一些时间，先是延长到4周，最后的结果是整个5月以及6月的大部分时间。

罗素让艾丽丝离开的理由有二：其一，让他自己在心理上恢复平衡状态；其二，完成《数学原则》必需的重写工作。艾丽丝离开几天之后，罗素骑车外出，在牛津郡和威尔特郡短途旅行。他在4月16日的信中告诉艾丽丝，骑车的好处在于，让车轮转起来需要用力，这“让我全神贯注，忘记了其他的快感和痛苦”。他返回怀特海家在格兰切斯特的住所之后，写信告诉她，“旅途劳顿，让我觉得精疲力竭”；他高兴地得知，她终于得到了某种治疗，缓解了她的抑郁症；她同意在那里待4个星期，并且告诉他：

……到今天为止，你离开有10天时间。我觉得，自己依然无法很快恢复到正常状态。眼下，我的神经依然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我刚刚避免了一次精神崩溃症状的发作。我恢复很慢，情况与你的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暂时分开，直至我们两人都有所好转为止。

罗素在另外一封信中告诉艾丽丝，和怀特海家住在一起“对我来说非常适合；当然，我得观察这样做对你的影响”（艾丽丝早些时候告诉罗素，住在格兰切斯特让她心绪不宁，离开那里，她感觉好了一些）。他谈到那次骑车旅行时说，“除了当众恸哭之外，那是我可以完成的最佳活动”；回到格兰切斯特之后，“我开始觉得，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了。”

这几封信件的言外之意是：艾丽丝——而且只有艾丽丝——应该对罗素心力交瘁的状态负责；她离开之后，他得到怀特海一家的照顾，没有她从中作梗，他生活中的一切重归正常。令人深感悲哀的是，艾丽丝看来愿意接受这一点。她4月20日写信告诉罗素：“我如此拖累你，让你心烦意乱，这样做太自私了。但是，我万分空虚，绝望之极，无法做到无私，无法自控，无法坚强起来。”罗素并未像艾丽丝肯定希望的那样，矢口否认他的精神状态是她一手造成的，而是重新恳求她在那里再待一段时间。他4月24日写道：“我希望，你将请求医生，让你再待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说，让你在那里只待三周是荒唐可笑的做法。一半人觉得你不通情理；另一半人认为我独断专横，不愿让你多待一些时间。”为了打消艾丽丝心中仅存的任何疑虑，罗素急忙表明，他并不需要她照顾，他一切均好，让她放心：

这里风和日丽，就其本身而言，对我困倦的神经具有安慰作用。我大多数时间待在花园中；伊夫琳忙着照顾小姐和那匹小马，打理其他事务，偶尔外出探访或者购物。

罗素听说，博伊尔医生命令艾丽丝休息三个月，随即放下心来，在回信中宣称，他破天荒睡了整整7个小时（“在很长时间里，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个夜晚”）时间。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开始重写《数学原则》的艰难工作。他告诉她：“我必须抓紧时间，在我们分开这一段时间之内，完成这项工作。时间有限，我的状态欠佳，所以我无法让书稿尽善尽美，但是可以进行一些修补，让它达到出版水平。”

在整个5月，罗素以非常有效的速度进行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一段时间，“我的精力是往常的十倍”），努力重写《数学原则》的第一编，内容涉及所提理论的基本逻辑，还有受到理发师悖论严重破坏的部分。该书的其余部分，即第II至VII编，大体不变，保留了原来的文字，就像地基崩溃之后留在地面上依然完整无缺的房子。可是，在原来的文稿中，罗素试图说明，数学可以简化成逻辑学；面对理发师悖论提出的挑战，那种逻辑已经失去水晶般的完美和华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糟糕。罗素原来希望发展的理论基于两个概念，即“命题函项”和“类”。可以这么说，命题函项是一个包含空位的命题。“苏格拉底是凡人”和“柏拉图是凡人”都是命题，但是“x是凡人”是一个命题函项。如果有一个对应的类，即一个让该命题函项为真的x值的集合，就每个命题函项而言，这一理论都应适用。那么，“x是凡人”这个命题函项就可以确定所有人这一个类了。

但是，就理发师悖论形成的这个命题函项而言，即便冒着矛盾的危险，也根本不可能找到对应的类（“x是一个并不属于自身的类”）。所以说，该悖论向罗素提出的这个简单、美妙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如果说在以前的草稿中，罗素得意扬扬、信心满满，那么在新稿中，他显得游移不定、困惑不已。这一矛盾就像人们所说的盛宴恶鬼，成为经过修改的第I编——因而是整本著作——中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时，罗素缺乏令人满意的理论来取代被该悖论破坏的内容，于是重提原来的理论，并且承认说，该理论不可能完全正确。他仅就可能改进这一理论的方式，提出一个粗略的想法。在第I编结尾的《矛盾》的一章中，他介绍了这个粗略想法，对不同的逻辑类型进行了区分：例如，项（摩尔所说的“概念”）、项的类、类的类，等等。他然后强调说，一个命题函项具有意义的条件是，变量X仅仅表示某个具体的类型；因为“X在不同类型之间的意义不明确，所以“x是自身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一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罗素没有详细阐述他所说的“类型论”这一解决方法；不管怎么说，罗素本人并不完全确信该解决方法的正确性。他将它提出来，仅仅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这一姿态让全书——在1900年的文稿中，该书曾对该理论的正确性持非常确信的态度——有了一种试探性意味，提出了尚待解决的问题。罗素5月13日写信告诉艾丽丝，“我对它很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我一直考虑这本书的问题，无法得到休息，所以打算尽早出版。这不是真正的艺术良心，不过这是我眼下再也不能继续享受的一种奢侈品。”曾几何时，他指望数学提供血肉之躯欠缺的完美；现在，他打算向世人推出的一本数学著作满篇可见他自己承认的缺陷和瑕疵。罗素对这一讽刺心知肚明，对这本著作的感受有时候接近于一种强烈的憎恨。

书稿的写作接近尾声时，罗素告诉艾丽丝，完成该书“不会给人带来任何愉悦，仅仅是一种疲惫不堪的如释重负之感，仿佛我沿着尘土飞扬的铁路长途跋涉，现在终于走到了尽头”。开始时，他预计重写工作需要两个月时间，但是重新阅读了原稿之后，他认为需要改动的部分没有原来预想的那么多。5月23日，重写工作告一段落，远远早于他预定的时间。那项任务让他觉得身心疲惫，正如他向艾丽丝解释的，如同被人摆上了祭台：

我希望在我的书上写下这一题词：一名虔诚的受害者谨将这一祭台献给神灵摩洛克[2]。但是，我认为，它可能让数学界感到困惑。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本著作是一个祭台，他为此牺牲了他的童年，他的纯真（就像被献祭给摩洛克的儿童一样）？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罗素更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

你看到这封信件的内容将会感到疑惑。实际的情况是，我1897年以来一直思考数学原则问题，今天终于完成了这个大部头的撰写工作。这让我拥有闲暇和自由回想起来，在这个世界上还生活着自己曾经努力遗忘的人们！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意识到，在撰写这本大部头著作的过程中，我作出多少自我牺牲（而且常常还有他人的牺牲），表现了多大的意志力，作出多少艰苦努力，克制了多少自己内心之中的良好愿望？年复一年，我在已经完成的书稿中发现错误，不得不推倒重来，撰写整个书稿。其原因在于，在一个逻辑体系中，哪怕出现一个错误，通常也会损害全部结构。我觉得，自己最后遭遇了最艰难的问题：去年夏天，我愉快地再次提笔，希望很快完成书稿，但是突然遇到一个自己以前并不知道的难题。它非常棘手，甚至思考它也需要具有超出常人的能力。我很久以前就对整个问题感到恶心了，真的希望考虑世间的其他事情。我身心疲惫，几乎动弹不得。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正如你可以想象的，我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我曾经一度感到绝望，认为自己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抽象工作——如果一个人希望做好它——肯定会彻底破坏一个人的基本特性。一个人竖立丰碑的同时也在挖掘坟墓，以自愿的方式，将自我慢慢注入进去。

罗素尽快找到机会，将书稿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然后开始休息，修补自己受到损害的神经。他成天待在怀特海家的花园里，享受初夏的阳光。

罗素完成《数学原则》书稿之后几天，《弗里尼欣条约》签字生效，布尔战争宣告结束。“我们在家里插满了装饰旗帜，人人兴高采烈。”罗素后来在日记回忆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深感欣慰，觉得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大不相同，并非一片废墟。然而，两者之间的对比令人难以忍受，我不禁独自哭泣。”

罗素仍然没有告诉艾丽丝他2月以来已经确定的念头，那也是艾丽丝长期以来深感怀疑的东西：换言之，他已经不再钟情于她。有时候，他顾忌艾丽丝的健康，顾忌他自己内心的宁静，曾经被迫当面说谎。例如，5月11日，就在他奋力完成写作之际，艾丽丝曾经写道：“我的抑郁感无缘无故突然出现，接着又突然消失，让人深感奇怪……我几乎快要产生荒唐的幻觉，觉得罗君不再爱我了。”

“我一直很清楚，艾君觉得我心里不再爱君了。”罗素在回信中说：

但是，由于这个缘故，我1月就应坚持，我们分开一段时间。显而易见的是，艾君不应待在这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其一，艾君出现了生病的感觉；其二，艾君显然应该离开这里；由此形成的冲突几乎让我心神不宁。

罗素后来在日记中承认，在该书的写作接近尾声时，“我给艾丽丝的信件态度冷淡，想方设法伤害她的情感；我当时用语残酷，无情无义，没有任何克制”。有一次，在信件结尾处，他没有使用通常的“您忠诚的伯迪”，而是使用了更为正式的“最爱您的伯特兰·罗素”。他和艾丽丝看来将它视为一种无伤大雅、心不在焉的错误；也许非常自然的是，这一变化可被视为所谓的“弗洛伊德式笔误”的一个典型个案。

6月初，罗素得到消息，博伊尔医生允许他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去探视艾丽丝（他4月中旬之后一直没有和她见面）。那次见面安排在6月7日，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所起作用根本没有让艾丽丝感到愉快，反而加剧了她的抑郁症状。她觉得罗素在分离期间出现了很大变化，不禁深感沮丧、泪流满面。罗素见状感到恐慌，对她的痛苦采取冷漠的回避态度。罗素离开之前，留下了一个不祥的话头：“我觉得，我俩分开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毋庸置疑，这对我来说大有裨益。”那次见面之后，罗素的信件语气愈发无情，态度愈发冷漠。他告诉她自己对那次见面的感受：“无论怎么说，我并不感到非常厌烦。所用的时间只有一天，之后可以休息，所以没有什么危害。”我们可以设想，艾丽丝期望听到的是不那么刺耳的言辞。

在休养治疗开始时，艾丽丝阅读了J．A．弗鲁德编辑的三卷本简·卡莱尔《书信集》，然后寄给罗素，让他也看一看。卡莱尔夫妇不幸婚姻，与罗素夫妇的遭遇具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简·卡莱尔长期身体不好；她的丈夫性格专横，为人自私，一方面对她百般刁难，另一方面又十分冷淡，让她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其结果是让她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艾丽丝把书信集寄给罗素，也许指望他了解卡莱尔对妻子的可怕行为，进而反思他对她的态度，以便学会如何表示怜悯之心。如果她的初衷如此，结果让她大失所望。罗素从那些书信中得到的印象——他试图从中学到的——是，卡莱尔夫人表现出非凡的坚忍克己态度。他在6月11日的信中告诉艾丽丝：“抱歉，我无法告知自己的情况。在一个人需要自控时，卡莱尔夫人所说的‘新的沉默的监狱制度’胜过‘所有关于感情的言行’。主要的问题是，我已经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对社会的依赖也更强了。”

罗素收到海伦·托马斯寄来的一封信件，声称她的朋友露西·唐纳利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浪漫男人”。罗素乘机断然否定了这种看法，并详细说明他对表达或者压抑强烈情感这一问题的态度。他告诉她，“我承认，对我来说，崇拜激情带有巨大的本能的吸引力。但是，我的理智告诉自己，这绝对是令人厌恶的……真正重要的不是情感的数量，而是情感的质量”：

但是，浪漫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这一事实：它与基督教类似，将每个人的人生目的置于人自己的身上；个人的神圣性，或者个人的某种杰出品质，是需要去取得的东西。日常生活方式肯定占用人的大多数活动；浪漫主义观念不考虑这一点，彻底误解了可以自由选择人生目标者应该追求的目的。我认为，古典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更有道理。存在着伟大的非个人的事物，例如，美与真；它们远远超越那些追求美好感觉的人可以实现的建树。数学作为一种艺术是崇高的，不带情感的，超越人的局限的，堪称古典精神的典型范例。但是，这种美是不带情感的，超越人的局限的，意识到这一点已在浪漫主义之列了的——它让人感觉一震，意识到自我所起的作用。在追求美的过程中，真正的古典精神迷失了，忘记了它与人的联系。

6月12日，罗素回到费恩赫斯特居住。他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已从写作《数学原则》造成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他告诉艾丽丝，他“有许多继续研究的计划”：

首先，我得广泛阅读大量的文献，给自己的讲座稿件润色，以便达到出版的要求。然后，我打算对伟大哲学家进行系统研究，为提出自己的逻辑学理论进行准备工作。第一步是阐述和批判已经问世的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逻辑学著作。

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德国数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的著作。弗雷格已经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不乏当今被许多人视为哲学领域中的分析传统的奠基之作，例如，《概念符号》、《算术基础》、《算术的基本法则》。此外，他还发表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系列论文，包括《意义与涉指》、《概念与客体》。尽管如此，他那时在哲学界依然名不见经传。如今，学习任何完备的哲学课程都需要研读这些著作。在1902年，这些著作大体上无人问津，主要原因是它们艰涩难懂，次要原因是弗雷格使用的逻辑符号非常繁复，掌握它们的难度超过了皮亚诺的著作。

但是，罗素发现：第一，在这些著作中，弗雷格试图证明，数学就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第二，弗雷格提出的主要思路预示了罗素自己的数理哲学，实际上做出的努力也超过了罗素。[3]罗素发现，他曾经自认为开创的“新学科”完全子虚乌有。罗素很快承认了弗雷格的优先地位。“您是否知道弗雷格，知道他的《算术的基本法则》？”他写信问库蒂拉。“那是一部非常艰深的著作，不过我已经完全理解了。而且我发现，其中有许多东西是我曾经认为自己率先提出来的。”他立刻决定，给他自己的著作增添一个附录，概述弗雷格提出的学说，以便实现三个目的：第一，让哲学界注意到他的这本著作；第二，承认弗雷格研究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第三，显示他与弗雷格之间的异同。如果说罗素失望地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并非像他自己原来认为的那样，具有开拓性意义，在他的幸存下来的论文和信件中，却根本看不到这种想法的任何蛛丝马迹。

非但如此，罗素的信件显示，他完全沉浸在对弗雷格的潜心研究之中，逐一思考弗雷格提出的逻辑学问题：

我非常努力，阅读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对我来说，目前的生活完全是非情感的，枯燥无味的：形式逻辑塞满了我脑袋中的每一条缝隙。

（1902年6月17日）

今天，我感觉索然无味，脑子里全是弗雷格的理论；所以，再见吧。

（1902年6月18日）

在研读弗雷格著作的过程中，罗素很快自然发现：曾经搅乱他的理论的那个悖论也危及了弗雷格的理论。实际上，弗雷格的体系中有一条公理：每一个命题函项都确定一个类；或者用相当于同样意思的话来说，每个可以界定的集合都形成一个整体。6月16日，罗素致函弗雷格，把自己遇到的悖论告诉弗雷格，认为这一悖论证明，弗雷格提出的这个公理是错误的。弗雷格在回信中坦诚地接受了该悖论所提问题的严肃性，这一封信件已经成为分析哲学历史上引用频率最高的文献之一：

您发现的矛盾让我大为惊讶，难以言表。我应该说，它动摇了我原来计划创立的算数基础，让我仿佛遭到雷击。我必须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提出的第五法则不能成立，其结果看来不仅会破坏我为算数奠定的基础，而且会破坏这种算数唯一可能的基础，您发现和提出的问题非常严肃……无论如何，您的发现尽管初看之下可能显得不受欢迎，但它也许可能给哲学领域带来一个巨大的进步。

罗素后来写道：“我思考完善和优雅的行为时意识到，在我的经验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弗雷格对真理的追求相提并论。他毕生的努力已经快要成功……《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一卷将要出版。这时他发现，他的基本假设出现了错误，但是他以愉快的方式作出回应，显然控制了个人的任何失望之感。”

在这种赞美弗雷格的思想完善性的言辞中，罗素关于数理哲学的研究、他的道德观和“宗教”融为一体。罗素已经逐步认识到，不诚实是所有罪恶之源，诚实是所有美德之源。他在6月27日写给海伦·托马斯的信件中说，“培养诚实的品质，良知就会慢慢与诚实同步：这不会带来幸福，但是可以让人升华，给人灵感，让人体会所有时代的”英雄精神，并且最终实现一种奇特的几乎带有神秘性的从容感。欲望无踪无影，命运再也不能以美好的承诺或者邪恶的威胁来影响我们。此外，他还进一步勾勒了他内心深处的自我牺牲的概念，认为《数学原则》是一座祭台，他已将自己奉献出来，作为一种牺牲品摆放在上面：

当然，做出自我牺牲很难，让人刻骨铭心。为了作为手段的自我不得不牺牲作为目的的自我时，这种情况就叫自我牺牲……假装这样的牺牲可能不是真的，不具有终极意义，这种做法毫无用处。让人进入最佳之列的最佳行为很少出现。

由此可见，表现最佳的人与好人并不是一码事。实际上，表现最佳或者做正确的事情，这常常需要破坏和牺牲人的本性中最善良的品质。正如罗素在那之前已经说过的，践行最高理想需要扼杀人性。他在1897年撰写的《自赏》一文中早就承认，他喜欢给别人带来痛苦；现在，他提出的伦理学认为，造成痛苦不仅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是符合道德的。至善包括思考真理；但是，实现这一点肯定会带来大量痛苦和苦难。因此，正如他在4月向吉尔伯特·默雷解释的，应该将快乐最大化这一功利主义学说颠倒过来：应该提倡的是真理，即便真理会带来悲剧和忧郁也在所不惜。

罗素确实将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这一点可以在一件事情中看出端倪。6月28日，就在他给海伦·托马斯写了上述信件一天之后，艾丽丝结束了在布赖顿的休养治疗，终于返回家中。艾丽丝回到费恩赫斯特之后，一心指望从罗素那里得到某种令人信服的安慰之辞，于是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依然爱她。过去，罗素听到这个问题时总是闪烁其词，不愿说出实情；现在，他抓住这一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明确地告诉她，他对她的爱意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依然可以保持婚姻关系，依然可以住在一起，但是他不再愿意和她同居一个房间。他在《自传》中写道：“我通过批评她的性格，向她并且向我自己证明，我的态度是有道理的。”在几乎1年之后的一则日记中，罗素描述了艾丽丝听到他的坦白时的反应，描述了他看到艾丽丝的绝望表情时的反应，字里行间冷若冰霜，让人读后不寒而栗：

……次日，艾丽丝回来了，直接问我是否依然爱她，我回答说，爱情已经不复存在。然后，她在卧室里哭泣，声音很大，我在隔壁房间里伏案工作，听得清清楚楚。那天黄昏，我和贝伦森一起散步。落日余晖洒在那片陌生的树林中，非常漂亮，美不胜收，让人心情激动，灵感顿生。我回到家里，提笔写下“单调、忧郁、永恒”等字样；那一天非常奇特，超乎想象，难以忘怀。那天上午，我阅读了梅特林克的《谦卑者的财富》。[4]梅特林克说，灵魂现在与以前不同，已经不再亲密相拥；毋庸置疑，那是保持密切接触的一天。哦，真让人深感遗憾！她在精神上遭受重击，身心破碎！我几乎毫无保留地脱口而出，我原来说的爱她其实不是实话！她悲泣不止，我没有任何表示，显得那么铁石心肠！那天半夜，她来到我的房间门口，说她已经平静下来，希望——可怜的女人，真是可怜。她依然心存希望，然而那仅仅是一个词语而已……我在内心里觉得，自己那样做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直至今日，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样做是否真有道理。可是，我肯定让她的内心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道德重构；这取决于是否可以让她保持希望，但是同时却不能如愿以偿。这使人摇摆不定，时而显得非常和善，时而显得异常严厉。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天知道这样做有多难；它耗费了我大量精力，个中难处不堪回首。

在这一段文字中，罗素以错误的方式，进行了自以为是的解释，并且将它与缺乏常人应有的仁慈之心混为一谈，这样的做法实属罕见。后来，罗素阅读了他自己当时写下的诸如此类的段落，觉得它们令人震惊，惹人憎恨。这样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他在《自传》中写道：“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那时自以为是的态度是令人反感的。”

他提到的那天晚上写下的文字留了下来。他刻意让它们显得“具有诗意”，借此表述他感到自豪的那种令人发指的伦理思想。他利用它来为他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辩护，为他冷酷对待艾丽丝的情感痛苦的做法辩护：

海浪单调、忧郁、永恒，从灰色天际涌来，击打沙滩，达到其命中注定的终点。与之类似，灵魂从生育的神秘之中走来，一个接着一个，到达悲鸣的死亡之岸。生命的海洋浩渺，悲凉……啊，苦苦挣扎、焦灼不安的灵魂，忘掉你的躁动不安的欲望，忘掉你的希望和恐惧，忘掉你的欢乐和痛苦，睁开你的眼睛看待世界吧。

在1902年整个夏季，比阿特丽斯·韦布对罗素的婚姻生活十分关注，紧张不安。那年5月和6月，韦布夫妇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星期五山丘度过的。他们本来期望经常可以看到罗素和艾丽丝，结果却发现，艾丽丝已经离开那里，外出休养治疗；罗素大多数时间住在格兰切斯特的怀特海的家里。这让他们大失所望。比阿特丽斯·韦布在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意识到，罗素和艾丽丝之间的关系肯定出了什么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们在此逗留的心情，让锡德尼和我觉得满头雾水。”比阿特丽斯非常担心，主动提出带艾丽丝到瑞士去就医。不过，她洞察入微，认为罗素夫妇之间的问题在于艾丽丝的健康状况。她写道：“我认为非常明显的是，伯特兰正在经历某种感情方面的悲剧。”她还担心，罗素坚持了解一切问题的真相，这种对待问题不妥协的思想方式可能给他本人和艾丽丝造成更多痛苦：

伯特兰·罗素性格不乏悲悯，带有微妙的绝对性：他相信绝对的逻辑，相信绝对的道德，相信绝对的美，属于最精细、最罕见的类型。他的思维方法抽象，具有革命性，并且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应用这些方法。我深感担心，这可能给他的未来，给钟爱的人以及爱他的人的未来造成影响。妥协，缓和，混合动机，身体健康和心智健康的阶段性，有保留的陈述，不确定的感觉，所有这一切他看来都不知道。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一个人的性格要么是善良的，要么是无良的；一个人要么是可爱的，要么是不可爱的，一句话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在撒谎。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变化很大，突然从一个富于思想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具有大师风范的大男人。他与自己的性格进行痛苦的抗争，处心积虑面对关于职责和责任的不同理念。

最后，她得出了结论：“首先要么做的事情是，让艾丽丝尽快康复。我自己期望，她得到充分休息，尽早痊愈。”

在艾丽丝住院的最后四周时间里，比阿特丽斯想尽一切办法，让罗素待在费恩赫斯特，远离格兰切斯特，采取的主要方式（正如她在她的日记中所言）是将他“隔离开来”。她这样做的前提是，她认为艾丽丝希望如此。她的这一做法冒着让自己不受欢迎的危险，甚至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让罗素感到恼怒，但是大体上取得了成效。“我再也没有见到韦布夫人，让人感到遗憾。”罗素在艾丽丝从布赖顿返家前夕写信告诉艾丽丝。但是，他接着补充说：“她精力旺盛，做事风风火火，让我感到紧张。而且，她用餐时的举止欠缺风雅，我不得不假装视而不见。”当然，比阿特丽斯提出和艾丽丝一起去瑞士，他感到高兴，急不可待地敦促她表示同意。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艾丽丝对此持保留意见，那么，罗素宣布自己对她的爱意已经不复存在，这肯定也将它们一一打消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刚刚返回星期五山丘，他就急不可待地表白说，他已经不再爱我了。”她后来写道：

他的话让我深感震惊，万念俱灰，几乎立刻死去。但是，我强装坚毅，和比阿特丽斯·韦布一起离开英国，前往瑞士度假三周，以便继续休养。比阿特丽斯愿意离开锡德尼那么长的时间，那真是非常善良之举。但是，她一直想念他，这让我心里感到非常痛苦。那次度假之旅并不愉快。我没有向她吐露自己的问题，也没有向其他任何人提及。我觉得，那样做会显得唐突，有悖常理，可能会伤害我的自尊，有损于伯迪的名声。

然而，艾丽丝无须向比阿特丽斯告白，比阿特丽斯也会发现某些蛛丝马迹。不管怎样说，这足以让比阿特丽斯看到，问题一方面源于艾丽丝的健康状况，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是罗素的心理状态引起的。假期之初，比阿特丽斯写信告诉她丈夫：“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认为，艾丽丝的丈夫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大一些，超过了艾丽丝。”她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她认为那次旅行让她的身心彻底放松。“我当时只希望充当艾丽丝·罗素良好的旅伴，帮她度过一段难受的日子。”她觉得，艾丽丝是一个安静、愉快的旅伴，但是她觉得，她自己——而不是艾丽丝——真正享受了休养治疗期间的闲暇。“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对她有好处。我让她以理智的态度，看待她自己和伯特兰的生活。她是一个生性聪明、招人喜欢的女人，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过得开心。”换言之，比阿特丽斯试图让艾丽丝明白，婚姻失败并不完全是她的过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让她重拾自信和自豪。

7月21日，艾丽丝返回英国之后不久，比阿特丽斯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很快就被完全破坏。罗素当时宣布，鉴于他无法忍受与艾丽丝的母亲为邻，他在沃斯特的布罗德威附近租了一处名叫“小巴克兰”农舍。他计划在那里开始《数学原则》第二卷的写作工作。那本书将由他和怀特海合作完成。他们希望，根据若干逻辑公理，从形式上演绎出全部数学知识，采用的是罗素前一个学年在剑桥大学开设的讲座中勾勒的方式。他们希望明确证明，数学和逻辑学是同一样的东西。就艾丽丝的情况而言，罗素当时决定，暂时放弃让她不再爱他的尝试，他的理由在于，如果她继续爱他，他就可以继续从道德方面改变她的性格。他认为，第一，她心怀恶意，虚伪不实（他几乎让自己确信，正是这两个道德缺陷让她失去了他的爱）；第二，如果他俩待在一起，他有可能让她有所改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我意识到，不能毁掉艾丽丝的爱情，我必须让她具有美德。”然而非常糟糕的是，他的怪异、经过颠倒的功利主义伦理依然在他的头脑中徘徊。“不过，我常常说出刺痛她的事情。我隐隐觉得，给人快乐的事物是错误的，给人痛苦的事物要么总是正确的，要么至少是可以原谅的。”

罗素看来从来没有想过，在以这种方式给艾丽丝带来痛苦的过程中，他自己完全是出于恶意的。他在内心深处觉得，他这样做出于一种相当严肃的责任感。他后来承认，那时他的头脑处于一种“非真实、不真诚、感情用事的状态”。就连他的数学研究也深受影响。他把该书开头的初稿寄给怀特海，怀特海在回信中说：“你为了让证明显得简短、精妙，牺牲了所有东西，甚至包括本书所抱的宗旨。”罗素在《自传》中写道，出现这个错误“原因在于我心理状态中的道德缺陷”。

在那个时期中，罗素在情感上疏远艾丽丝，潜心研究符号逻辑，那样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让人回想起他在彭布鲁克别墅的童年日子：他生活中一切充满活力的重要东西全部隐藏在自命不凡、彬彬有礼的生硬外表之下。正如他在9月1日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所说：“我在心理上构筑了一座修道院，我的灵魂在此处于平静之中；与此同时，一种外部的假象显现出来，与世人见面。在这个内心的庇护所里，我坐下来，脑子里冒出幽灵一样的念头。”这封信件是在星期五山丘撰写的，罗素夫妇当时在那里小住几日，接着前往伦敦过冬。罗素身边全是艾丽丝娘家的人，但是他觉得，他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他描述的经历与他后来对奥托琳·莫里尔所说的非常相似（也许可以说完全相同），是显示他的“幽灵”性格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昨天，我坐在屋顶平台上聊天，以前各个场合中的所有幽灵全部冒了出来。他们表情严肃，一个接着一个，从我面前走过。他们全都死了，有的带着希望和恐惧，有的带着欢笑和悲伤，有的怀揣梦想，黄金般的青春已经逝去。他们一一走向人类的愚行构成的巨大地狱之中。我说着话，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一起，渐渐进入了过去，一切都显得非常渺小。奋斗、痛苦，一切纯粹是愚昧之举，喧嚣和愤怒都完全没有意义。

他那时使用的一个说法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看来总结了他的整个心理状态：“我们在内心深处构筑宝贵的神龛，以便置放死去的希望的灰烬。”

在伦敦，罗素夫妇租下位于切恩道上的一幢房子；根据罗素的日记，艾丽丝在那里“非常痛苦，度日如年”。9月，她的身体出现了某种（大概精神上的）崩溃症状，罗素深感焦虑，于是承诺不再离开她。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继续恶化。两人情感冷漠，毫无快乐可言，沦入装模作样的抑郁状态。两人分室而居，艾丽丝就寝之后不时穿着晨袍去罗素房间，恳求他和她一起过夜。罗素后来写道：“有时候，我去了，但是结果绝对不能令人满意。”偶尔的情况是，“我试着和她同房，希望减轻她的痛苦，但是她已经不再对我有吸引力了，一切努力全都徒劳无益。”

在那个冬季中，罗素除了进行数学研究（他当时得到怀特海的鼓励和赞扬）之外，主要的慰藉就是泰晤士河。从切尔西住所顶层的书房，他可以一览漂亮的沿岸景色，并且常常独自一个人沿着河岸长途散步。他告诉海伦·托马斯，从书房的窗口放眼望去，“我俯瞰下面繁忙的人流，看着他们朝着东西两个方向匆匆而去。我感到，他们的渺小希望和担心与我完全没有关系。远处，海鸥在流动的波浪上方飞翔，带着大海的无尽悲伤，发出幽怨的鸣叫；在它们上方，猎户座和七星座闪闪发光，全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星星是我的真正同仁，它们使用的语言我可以理解。我在它们那里发现了家园：淡定和安静与大自然的镇定力量同在。”

那时，罗素撰写了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题为《数学研究》，其基调与他在伦敦的感觉完全一致。该文设法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一个是1900年巴黎哲学代表大会之后所写的关于逻辑和数学中表达的思想方面的凯旋感，另一个是发现他对艾丽丝的爱意已经死去之后在情感方面的沮丧感。他在文章中反复说，康托、魏尔施特拉斯和戴德金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最伟大的成就，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引以为豪”。他那时还认为，他们的成果具有思想和道德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该成果“打破混乱和愚昧，为思想界开拓了一个新的广阔领域”，进而给人提供了一种方式，使热爱真理这样的“严肃美德”可能得到鼓励，恢复变得微弱的信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成果——可以与柏拉图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相提并论——开拓一个“广阔领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处，让他们逃离以孤独痛苦为特征的人类存在的变化无常的可怕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但令人愉快的缓解之道，让人摆脱人生的痛苦：

思考关于非人类的事物，发现大脑可以处理不是由人创造的物质，意识到美既属于外部世界，也属于内心世界，这些活动提供了主要途径，帮助人克服可怕的无能感、懦弱感，帮助人逃避敌视的力量。人们在承认几乎全能的陌生力量时，往往会出现上述感觉……数学让我们远离人类社会的纷扰，进入绝对必然的王国。即便在这里，数学也仅仅构筑一种栖息地，而不是发现一种永恒存在的栖息地。在这种栖息地中，我们的理想完全实现，我们的最佳愿望没有遭到挫败。

“数学是一个平静的港湾，如果离开它，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人生。”罗素在后来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一封信件中如是说。

那篇文章在5年之后才正式发表，它显示罗素的著述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格调，个人特征更强，文学性更丰富。T．J．科布登-桑德森曾是罗素的监护人，那时从事出版工作，把该文的稿件退给了罗素。罗素在日志中写道，这“让我深感痛苦，觉得我尝试的新工作徒劳无益”。1907年，该文得到德斯蒙德·麦卡锡的首肯，在《新季刊》上见诸文字。那时，许多人对文章赞赏有加，认为它不乏文学品格，这让罗素如释重负，满心欢喜。例如，利顿·斯特雷奇写信告诉罗素：“文章真的很棒，让人读后着迷，进入崇高的境界——也许，它堪称所有文章之最！……让人对人类的荣耀产生全新的认识。”

斯特雷奇和罗素的其他读者看来没有注意到，文章就人类的状况表达了深刻的悲观论看法，并且将它作为他的数学价值观的基础。从这一点看，那篇文章带着悲伤、孤独的意味，罗素在写给海伦·托马斯的信件中提到了这些观点。他当时从切尔西住所的窗口俯瞰，芸芸众生忙于生计，他觉得他们的“渺小希望和担心”与他“完全没有关系”。数学与人们的关注分离开来，就像滚滚流去的泰晤士河，就像夜空中的满天繁星，是“淡定和安静”的“家园”。

这种笔调既引人落泪，又显得超然，出现在罗素那段时间撰写的大多数信函中，而且在他那年11月开始的日志和冬季撰写的一系列半宗教思考文章中占了主导地位。罗素将那一系列文章命名为《生命历程》，贯穿其中的思想是：真理与幸福并不一致；因此获得智慧需要“苦行”，需要放弃追去个人幸福的所有欲望。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宗教崇拜一位相当严厉、深藏仇念的神灵，他管它叫真理：

真理是严厉而且毫不留情的神灵；他大开杀戒，强求人们做出牺牲，怀着强烈的嫉妒，杀戮对他不忠的热爱者，让无法忍受其威严评判带来的恐惧的人变得疯狂……为什么要崇拜这样的神灵呢？为什么不逃之夭夭，转向遗忘和舒适，转向仁慈和友爱呢？……勇敢为他服务，只有在为他服务的过程中，灵魂才能变得强大，只有在为他服务的过程中，闪闪发光的明灯才能在顶峰之巅点燃。那些明灯照在远处的平地上，在恐惧和困惑的夜晚中为人们提供引导。

根据这种凄凉的宗教的说法，获得智慧的关键是，面对幻灭时应该坚强，勇于放弃。罗素写道：“随着对智慧的每次理解，欢乐的世界变为苍白、可怕的幽灵世界。”为什么应该这样呢？罗素对此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他似乎觉得必然正确的看法是，一切希望注定遭到挫败：

睿智的悲伤是无限的。她老了，人类的痛苦让她变得衰老……她看到一代又一代人来来去去，她知道他们的希望，知道他们的失望，知道他们乞求命运怜悯时发出的绝望叫喊，知道他们的失败与成功，知道他们的鲁莽，知道他们遭受的惩罚，知道每个人必须忍受的令人厌烦的默从。

希望一个接着一个死去，过去的王国接纳了它们；但是，它们的幽灵依然占据着我们这个冷酷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召唤苍白的回忆大军，这个世上就有着我们不敢说出的话语，不敢去看的地方，不敢阅读的书籍。如果我们不暂时战胜恐惧，直面痛苦的人生，它们就会将我们囚禁在绝望的地牢之中。

他曾经向露西·唐纳利提到的“心理修道院”这时被视为监狱，其特征不是表现在一个处于人生绝望时期的个体身上，而是表现在人类的普遍状态之中。“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形只影单，孤立无伴，被囚禁在牢固的自我之墙构成的地牢中。”在这种情况下，智慧的目标是，冲破自我的藩篱，从而逃离这间牢房。其方式首先是抛弃自己的个人欲望，然后是借助友爱——不是个人之爱，而是非个人的普世之爱。“我们必须学会去爱所有的人，不是因为人们以任何方式实现我们的理想，而是因为我们的人生与他们的密切相连，因为在这个黑暗无边、困扰不断的人生历程中，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在那段时间，罗素所写的日志提供了不乏启迪的有趣信息，帮助我们理解他所说的这种无限的绝望感。在这里，他以相当明显的方式指出，这里所说的监狱就是他的令人沮丧的不幸婚姻。他在11月20日写道，“我昨天回家，在剑桥待了四天，其中两天是在监狱之外度过的”：

伊夫琳非常善良，艾尔弗雷德令人愉快，孩子们活泼可爱。我们谈到了艺术的地位……她［伊夫琳］像我一样，一直觉得这个世界过于刻板，不适合艺术生存；但是，她无法容忍不喜欢美的事物的人表达这个观点……我谈到了人生的高尚目标，谈到如何建造人性的殿堂，谈到过去的大厦、理性的大厦、上帝之城……那些谈话以及关注高尚事物的人形成的氛围给我慰藉；我度过的那两天之中的每个时刻都值得回味，让我大受裨益……她［艾丽丝］星期一来了，我的兴致大减，仿佛是被刺破的轮胎。

他在日志中写道，有一天他探访他人之后回到家里，坐在艾丽丝身边，“想方设法寻找话题”：

但是她说，我每次外出回家之后总是沉默寡言，仿佛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之中。我必须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另外一次，他回家之后发现，艾丽丝正在失声大哭：“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对，我必须做得好一些。但是，真的很难。她也很孤独——天哪，世上的人太孤独了。”这种怜悯之心非常罕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以令人痛苦的字眼，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不喜欢甚至憎恨艾丽丝的情绪：

星期天，我们到汉普顿宫去，拜访克赖顿夫妇。艾丽丝终于知道消息，她入选了剑桥妇女餐饮俱乐部，感到高兴。她告诉克赖顿夫人，出席宴会时，她喜欢和伊夫琳坐在一起；伊夫琳是她最珍视的朋友；她觉得两人就像姐妹，如此等等。尽管她认为，她这样说相当得体，这些话让我感到恶心，觉得脸上阵阵发热，厌恶之感顿时冒了出来。要是她不那么粗俗就好了！

晚餐的氛围令人不快……大多数人都让我感到厌烦。我讨厌与人交往，讨厌与女人接触，这种感觉就像一团阴云，笼罩在我的头上。晚上，我没有多次亲吻艾丽丝，我关灯时她哭了起来。但是，我没有去安慰她。

（1902年11月25日）

艾丽丝和我谈到了将来。考虑到我们各自的工作，我希望，她大多数时间待在城里，我大多数时间待在乡下。她说，如果我爱她，她愿意这样做。奇怪的女人！她离开我的条件是，我要求她这样做——她死了心，一定要让我倒霉。

（12月17日）

12月13日，他俩结婚8周年纪念日之夜，罗素（通常对各种各样的纪念日有兴趣，并且总是有所动作）写道：

昨天晚上，我上床时艾丽丝问我几点钟，我说12点40分。熄灯之后，她问我是否记得日期——我忘记了，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于是，她的痛苦变得难以控制，我只得安慰她。可怜的女人！

夏季开始以来，罗素一直忙于阅读和修改《数学原则》的校样，并且已经增添了两个附录：一个包括对《弗雷格的逻辑学和数学理论》的长篇总结，另外一个包括对“类型论”的详细陈述。他在该书中仅仅进行概述，并且承认说，按照实际情况来说，该理论并未提供方法，解决理发师悖论及其悖论的同源词带来的问题。最后，该书以自认失败的文字结束：

无论解决这一难题的完整方法可能是什么，我没能如愿发现它们。但是，它可能给推理的基础造成影响，我认真建议所有研读逻辑学的学生关注它，学习它。

该书的序言也是12月2日写就的，给人的感觉是带着同样的语气。他写道：“本书讨论的问题难度很大，我对自己目前提供的见解没有多少信心。我认为，从本质上看，可能提出的任何结论都是假说……出版一本包括如此多尚待解决的难题的著作，我希望表达的辩词是，本书进行的研讨说明，短期内无法以适当的方式解决第V章中提到的矛盾，或者说，就类的性质提供更好的睿智之见。”

该书的所有修改和增补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但是罗素对其结果并不感到十分满意。他写信告诉吉尔伯特，建议他不要阅读该书。“本书可能具有的普遍价值全被淹没在技术术语和争论之中，它只适合对这类问题抱有特殊兴趣的人士阅读。下面一本数学著作大约在两年之后才能问世，我希望它将会成为一本艺术之作。但是，它面向的读者只有数学家……总的说来，本书让我觉得差强人意。尽管莱昂纳德·霍布豪斯这样说时我曾矢口否认，我觉得，哲学总的来说是一个相当没有希望的学科。”

罗素对《生命历程》并不满意，仍然渴望找到某种方式，以便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态度，即他的“痛苦的宗教”。圣诞节期间，他携艾丽丝与贝伦森夫妇一起，到佛罗伦萨度假。那时，他决定用散文这种更简单的文学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认为那种方式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其结果是，他撰写了《自由人的信仰》——他的最著名并且收录次数最多的篇章。这篇散文开头重新阐述了遍及《生命历程》的那种宇宙悲观论，其表达方式承认这一观点：“科学让人相信的世界”根本毫无目的，全然不顾人类的希望和痛苦。那么，像他在以前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智慧被视为这样的行为：以坚忍克己的态度接受真理，既放弃个人欲望，又坚持思想自由。罗素写道：“放弃旨在实现个人幸福的痛苦挣扎就是，驱逐所有实现暂时欲望的迫切希望，以饱满的激情追求永恒事物——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信仰。”罗素提倡同情他人，其理由在于，人们被“所有联系中最强大的联系，即共同命运的联系”结为一体。罗素本人认为，有一个段落是“写来规劝我自己的，我应该善待她［艾丽丝］”。在这个段落里，他敦促人们将他人视为同仁：

……让我们仅仅考虑他们的需要，考虑他们的痛苦，考虑造成他们的苦难生活的那些困难，也许还有盲目性。让我们记住：他们像我们一样饱受痛苦，也处于同样的黑暗之中；他们像我们一样，是同一悲剧之中的角色。

罗素写完该文时，宣布它“没有问题”，但是再次通读以前写下的更具诗意的思考之后承认：“我的更具想象力的尝试显得缺乏悟性，易受影响，看来必须就此打住。”

罗素规劝自己，要善待艾丽丝。这一点给他定下的情感纪律并不严格，与他常常给自己定下的思想要求不相上下。但是，那些规劝完全是真诚的，从1903年元旦开始，给两人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某种变化，让它不那么可怕，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艾丽丝本人开始重拾某种活力和自信，可以重新从事她自己的某些计划。例如，她1月决定在一个绳子工厂工作几天，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了解年轻女工的工作条件。她将调查结果写入一篇文章，在《当代评论》上发表。在写给贝伦森的信件中，罗素略带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口吻说，所有这些“让她有了新的兴趣，总体说来很有裨益”。

罗素自己依然非常郁闷。他在1月27日的日志中写道：“我的工作属于二流，我所关心的东西要么失去了，要么尚未成型。”他对艾丽丝的爱情已经死去，对伊夫琳的感情没有表达出来，他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泰晤士河，希望得到某种安慰。他在2月11日写道：“今夜的泰晤士河非常漂亮，让人赞叹不已，成为我眼中充满激情、令人全神贯注的恋人；我可以让自己投身其中，和它融为一体。”他喜欢的为数不多的时光是“在监狱之外”度过的日子。例如，艾丽丝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与她母亲会面的期间，罗素在默雷夫妇位于奇尔特的居所小住两天。他在3月8日坦言：“我最近意识到，自己对艾丽丝的关心不够。但是，一想到给她做更多的事情，我几乎觉得无法忍受。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尽力而为，这就是生小孩。如果从医学上考虑可行，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到了那段时期，罗素体会了遭受挫败的父亲本能形成的极度悲痛——那样的感觉在他的后来的人生将会占主导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给皮尔索尔家族增添人丁这个念头并不能让他高兴地满怀期待。他写道，假如他的孩子带有凯里·托马斯和艾丽丝的母亲的特征，“这可能会我们两人之中的一个人精神失常。不过，也许这值得一试。想到这一点，我就苦不堪言——担心她自杀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几天之后，他按照预约，去见了一位名叫萨维奇的医生。医生告诉罗素，对遗传性精神失常的恐惧被过于夸大；精神失常更大程度上是由不当环境引起的，遗传特征所起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于是，大约一周之后，按照计算出来的艾丽丝的月经周期的最佳受孕点，罗素“做出了可能出现的最后牺牲”，与艾丽丝同房。“作为回报，我将有三个星期的自由。也许，这将给我恢复精力的时间，到一切重新开始时为止。”曾经一想到就让他心醉神迷的行为现在使他觉得极端厌恶。他在后来的一则日志中坦言，交媾行为“并未适当实施，完全以失败告终……我躲避自己的责任。我本来可以不那么在乎自己的利害关系”。那次毫无效果的性牺牲行为发生几天之后，在写给吉尔伯特·默罗的一封信件中，罗素也许表达了他对它的厌恶感觉。在这一段文字中，他惯有的抑郁人生观以最极端的愤世嫉俗的形式表达出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烦琐，毫无价值，令人厌烦，让我深感压抑。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兴趣，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一做，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做成：唯一让我觉得值得的可能是，尽可能谋杀更多的人，以便降低这个世界上的意识总量。

作为对那次让他感到厌恶的行为的回报，罗素从艾丽丝那里获得了三个星期的自由，它就像离开监狱的放风时间，但是并未起到如期效果。罗素本来打算到德文郡去，与乔治·特里维廉一起待一周，然后到康沃尔，加入摩尔在每年这个时段安排的复活节传统读书聚会。但是，罗素写信给摩尔，希望邀请他到康沃尔去，摩尔给了他一封简短的拒绝信。摩尔写道：“就读书聚会而言，你在来信中问，来这里是否会带来困难？我觉得最好告诉你，邀请你确实存在难度。”在他的日志中，罗素就摩尔的态度提出的神秘解释是，“尽管我当初对摩尔进行的说教形成了我期望的改造作用，摩尔却根本没有原谅我的做法”。那些说教究竟包括什么内容？为什么摩尔根本没有原谅它们？罗素并未透露详情。[5]正确的解释非常简单：摩尔那时再也不能容忍与罗，素为伍了。摩尔写信告诉德斯蒙德·麦卡锡：“当然，我无法确定，除了我本人之外，罗素也让其他人感到不快。但是我觉得，其他人——还有你本人——也会希望，他不在那里逗留很长时间……他对我的影响也会产生间接效果，让其他人觉得更加不快。只要他在那里，我就不得安宁。我不知道自己将会多么痛苦。”

4月初，罗素结束了与乔治·特里维廉的远足旅行回家之后，和艾丽丝一起，搬到奇尔特（默罗夫妇在那里居住）去度夏。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他3月作出的“最后牺牲”没能让艾丽丝怀孕。让罗素感到宽慰的是，她坦言她并不喜欢和他同房，今后再也不那样做了。罗素写道，这让他对她的感觉好了一些，甚至可以和她进行某种“貌似亲昵”的交谈。那段时间，罗素的研究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他在4月8日写道：“目前，写作能力弃我而去。我开始撰写《数学原则》第二卷，但是没有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希望获得成就感，于是着手撰写一篇关于迈农的文章。这样，我终于获得些许自尊。”

日记中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卑意味，可能让人觉得，他所说的文章篇幅不长，意义不大。其实，《迈农的复杂命题理论和假设》分析细致，思路精妙，论说有力。文章篇幅很长，必须分成三篇，以供《心灵》使用（分别于1904年4、7、10月发表）。罗素的命题概念受到摩尔于1898年发表的论文《判断的本质》的影响；围绕该概念，出现了一些令人觉得困扰的逻辑难题。在《迈农的复杂命题理论和假设》中，罗素的主要尝试旨在研究这些难题。

在之前6个月时间里，罗素写信给弗雷格，针对弗雷格提出的尖锐批评意见，为摩尔提出的概念进行辩护。1902年10月20日，弗雷格意识到，就理发师悖论提出的难题而言，他与罗素的目的其实相反，于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命题是什么？德国逻辑学家理解的命题是对思想的表达，是一组用以表达思想、听得见或看得见的符号。但是，您显然认为，命题是思想本身。”在弗雷格的理论中，命题同时具有意义和指称——意义是它表达的思想，指称是一种“真值”。于是，弗雷格认为，所有真命题都有相同的指称，即“真”；同理，所有假命题表示“假”。弗雷格学说中的这一部分罗素根本没有采纳。罗素告诉弗雷格，“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某个人是尤里乌斯·恺撒这个名字的意义；同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真或者假是一个命题的意义……我理解的命题是它的意义，而不是它的真值。”在那段时间里，罗素撰写关于迈农的这篇文章，期间还写了一封信件，更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作为“复合对象”的命题的看法：

在所有情况下，想象力和判断力都有对象：我所说的“命题”可以是判断力的对象，而且它还可能是想象力的对象。因此，存在着两种我们可以考虑对象的方式……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例如，我们说“冷风”以及我们说“风是冷的”）下，对象是相同的……复杂命题要么是为真，要么为假：在判断的过程中，我们旨在获得真的复杂命题。

我们可以想象，当罗素受到追问，不得不阐述他所说的“复杂命题”的概念时，他愉快地接受了弗雷格曾经视为明显荒唐的东西，这简直让弗雷格大吃一惊。“冰雪覆盖的勃朗峰本身并不是勃朗峰高度超过4000米这个观点的组成部分。”弗雷格说这句话时所用的口气间接表明，他觉得没有人会就此提出异议。但是，罗素强调说，

我认为，尽管勃朗峰上布满雪地，勃朗峰本身就是“勃朗峰高度超过4000米”这个命题实际肯定的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并不肯定这个观点，其原因在于，观点属于个人心理问题——我们肯定这个观点的对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确定复杂命题（有人可能说，一个客观命题），其中的勃朗峰本身是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这一结论：我们对勃朗峰根本一无所知。

在迈农的著作中，罗素发现了关于“复杂命题”的一个观点；至少在一些部分上，它与他用来反对弗雷格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迈农根本不从事逻辑学研究，而是属于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学派——描述心理学，埃德蒙·胡塞尔领衔的“现象学”传统的一个分支。但是，在阐述心理状态——例如，观念、假设和感知——的性质、内容和对象的过程中，迈农得到的一个观点与罗素的惊人相似。具体来说，他和罗素一样，也偶然想到了“复杂命题”这个概念。迈农认为，它是观念这个主观状态的“对象”关联。于是，在迈农看来，勃朗峰高度超过4000米（使用弗雷格的例子）通常被人视为事实，是“勃朗峰高度超过4000米”这一观念的“对象”关联。这就是说，迈农的观点和罗素的一样（但是与弗雷格的不同），将这一观念的对象（它的指称）视为一种对象的复合体，该复合体包括勃朗峰本身（以及山上的雪地）。

但是，这个观点中，存在两个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们将要纠缠罗素的整个哲学研究生涯。在关于迈农的这篇文章中，他就它们给他造成的问题，进行了完全坦率的解释。第一个问题涉及可被称为复杂命题的“统一体”。它是一个老问题，罗素早在研究整体与部分、分析的价值和局限时就遇到过：整体并不仅仅是其部分的集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将整体分析为部分是一种歪曲。同理，如果将一个复杂命题分析为其组成部分（例如，一个摩尔式命题可以分为概念），某种重要东西——即该复杂命题的统一性——将会失去。罗素写道：“复杂命题的统一性提出了一个逻辑问题，迈农看来并未意识到它。”面对这个问题，罗素当时采用的是他和摩尔早年在处理真和假这个两个概念时使用的策略。当时，摩尔将这一策略作为《伦理学原理》的核心论点，以便讨论“正确”和“善良”这两个概念。他宣称，复杂命题的统一性是一种“不可分析”且“不可界定的”特性。

第二个问题涉及假命题。这两者最初看来是似乎有理：其一，勃朗峰本身是任何与它相关的真理一个组成部分；其二，“勃朗峰高度超过4000米”这一事实是“勃朗峰高度超过4000米”这一观念的对象。现在有人可能觉得，它们属于陈词滥调。但是，当罗素沿袭摩尔的思路，将“勃朗峰高度超过4000米”这个命题与它的对象——即该事实——联系起来，而不是与该观念联系起来时，人们就难以说，什么是假命题了。根据迈农的理论，真命题和假命题都有事态，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事态是否潜存。在迈农的理论中，对象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某些占据时间和空间的对象存在；抽象对象（例如数字）潜存；但是，某些对象（非真实的对象，例如，虚构角色和深化角色）既不存在，也不潜存。迈农使用这些区分来解释真观念与假观念：真观念具有潜存的事态，假观念具有既不存在也不潜存的事态。用迈农的话来说，假观念“处于存在之外”。但是，罗素无法接受迈农的这一观点：世界有缺乏任何种类存在的对象。罗素认为，假观念以假命题作为其对象，假命题和真命题一样，也是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诸如假命题这样的“复杂对象”。根据对罗素的命题理论的这一修正，让弗雷格感到惊讶的观点变得更加令人感到震惊：其原因在于，冰雪覆盖的勃朗峰本身成了任何数量的假命题（“勃朗峰是奶酪构成的”、“勃朗峰在英国”，如此等等）的组成部分。后来，罗素对这些假命题的（他后来所说的）“影子对象”深感绝望，修正了他的理论，以便摆脱它们。但是，他那时不愿放弃他从摩尔那里学来的命题的“解放性”逻辑，表示决不松口。

这篇关于迈农的文章可能给予罗素“些许自尊”，但是对消除笼罩在他情感生活上的沮丧的气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它带来的唯一缓解看来是在他那段时间写给朋友——露西·唐纳利、海伦·托马斯、戈迪·洛斯·狄金森和吉尔伯特·默雷——的坦白信件中反复使用的说法。他在写给海伦·托马斯的信件中说：“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不用停下笔来问自己，这样的感受是否愚蠢？这让人感到某种宽慰。如果一个人仅仅提及自己非常明智的高尚思想，其结果是，这个人显得很不真实。”罗素告诉露西·唐纳利，他考虑编撰一组格言，准备使用《撒旦的快乐》作为标题，表达诸如此类的“痛苦真理”：“辛劳的结果是没有报答之爱”，“激情被放纵玷污，被节制消灭，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将必然丧失。”他告诉她，第一个格言“是所有具有美德的母亲——以及许多妻子——的人生写照”。

5月18日，在他31岁生日这一天，罗素浮想联翩，借用马修·阿诺德的词句（罗素在日志中引用它们），感叹“过去一年……让我的心灵受到震荡，生命元气丧失殆尽”，不禁逐一重温过去一年中发生的悲伤事情：一年之前，他给艾丽丝写了那些冷酷无情的信件；6月，她回家挨过了郁闷的日子；9月，她身体几乎虚脱；冬天，他们在伦敦痛苦煎熬；他撰写了《自由人的信仰》。他写道，自从来到奇尔特之后，“我的牢房失去最后一丝阳光，我重新开始原来的工作。工作很难，疲惫让人绝望，我常常觉得，自己愿意自杀，了结残生。我觉得，这项工作的价值很小，面对矛盾我一筹莫展”。

5月，《数学原则》出版，但是没有给罗素带来什么慰藉。他告诉海伦·托马斯：“我觉得，这是一本愚蠢的书，我在它上面花了6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羞愧。现在终于结束了。我可以让自己相信，它并不值得倾注那么多精力——一件令人觉得奇怪的奢侈品！”他还告诉她，难以让他相信任何事情的是，“想到自己的整个人生是一个错误时让我深感痛苦，但是与得出相反结论相比，这样考虑麻烦要少一些”。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第二卷的写作工作。“一旦这件事情结束，也许我可能暂时摆脱压在肩上的负担。”

生日之后的第一天，他觉得他发现了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危及《数学原则》所提理论的理发师悖论，弥漫在他的生活之中的抑郁之感有所缓解。正如他后来向菲利普·乔丹描述的，那个“解决方法”采取的形式是，否认类的存在，将整个理论放在命题函项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讨论空洞的类，而是讨论总是为假的命题函项）。但是，他很快发现，这样做于事无补，可以形成一个命题函项悖论，类似于原来的类型悖论。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的短暂时间里，他收到了怀特海发来的过早表示祝贺的电报：“最衷心的祝贺。第二个亚里士多德。我非常高兴。”罗素本人在日志中说，解决悖论带来的如释重负之感“妙不可言”。

不过好景不长，那是许多让他觉得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的虚假黎明之中的第一个例子。

1903年的整个6月和7月，罗素埋头写作，一直试图找到某种真正的办法，以便解决理发师悖论，但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后来写道：“每天早上，我坐下来，面对一张白纸。在整天时间里，我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那张白纸，只有很短的午饭时间除外。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暮色降临，纸上依然一片空白……我觉得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也许会一直盯着那张白纸，消耗自己的余生。”他几次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结果却发现，新办法只是形成新的问题。到了7月末，他已经变得沮丧了。他写信告诉露西·唐纳利，“在过去的4个月中，我像牲口一样卖力干活，但是几乎一事无成”：

我发现了7个新难题，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我解决了最初的6个。第七个冒出来时，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决定先去度假，然后再回来工作。每个难题都需要我对整个理论大厦进行重构。

罗素努力和艾丽丝相处，遇事小心翼翼，尽量不要伤害她，那样的日子让他备受痛苦和折磨。他在日志里写道，“她依然可怜兮兮，依然唠唠叨叨。我依然生活痛苦，度日如年，不知道如何才能挨过第二天的24个小时。但是，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折磨可能会延续40年”：

从某些方面说，她生病时我的日子要好一些——她精力充沛，活蹦乱跳时，让我更觉难以忍受。可怜的女人！她没有怀孕，我对她怀着歉意。但是，看见她的样子，听见她的声音，让我神经紧张，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如何尽快逃离。她总是跟在我身后转悠，走路碰着家具，常常打翻台灯，情绪也不稳定。她问我，为什么我不愿意当着她的面脱衣服？有一天，她号啕大哭，说她已经离开了我的生活。我试图轻言细语地告诉她，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单独生活。她回答说：“我知道，希望飞黄腾达的人必须独来独往。”

几天之后，罗素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说：“在许多人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之间出现竞争，一方实施折磨，另一方忍受折磨，看到这样的情况让人觉得可怕。最多几年之内，问题得到了解决。于是，一方有了幸福，另一方有了美德。折磨者笑嘻嘻地大谈婚姻幸福；受害者担心情况变得更糟，强装笑脸表示赞同。婚姻——以及所有类似的亲密人际关系——带有造成痛苦的无限可能性。”

罗素被困在悲惨的婚姻之中，数学研究工作屡受挫折，于是把兴趣更多地转向1903年夏天出现的政治动荡。当时，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领导了一场运动，史称“关税改革”，旨在废除自由党鼓吹的备受推崇的自由贸易理论，转而支持保护性关税制度，以便帮助英国及其殖民地，在经济上与大英帝国之外的国家进行竞争。宽泛地说，对那个问题的态度将自由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区别开来，这样的问题肯定激发了罗素骨子里固有的辉格党激情。自由贸易这项政策与他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的关系尤其密切。当年，约翰·罗素勋爵的最大遗憾之一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6]的不是他本人，而是罗伯特·皮尔。罗素认为，那个问题从根本上看是道德问题。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说：“我们大家对自由贸易问题激动不已。在我看来，自由贸易是理智的国际主义的唯一遗产。假如它被废除，我大概应该产生自刎的念头。但是，在张伯伦看来，他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所有头脑健全的人都反对他，他们遍及各个社会阶层。”

他迫切希望积极参与反对张伯伦的运动，但是觉得无法集中所需的精力。“如果我可以摆脱她［艾丽丝］，”他在日志中写道，“我就可以一边从事数学研究，一边参加支持自由贸易的活动。但是，我现在绞尽脑汁，生怕出现伤害她的言行，所花的精力足以参与一整场政治运动了。”

其结果是，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日益加剧，解决理发师悖论的尝试不见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罗素抛开数学，转向研究自由贸易，整个8月都在研究赞成保护政策的论点。在那之前一年，罗素见到了法国历史学家埃利·哈列维，对他的观点表示赞赏。哈列维完成了对哲学激进主义的研究，当时正在研究19世纪英国政治史。哈列维给罗素写信，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张伯伦领导的运动，罗素很快写信回击。“您在来信中说，1846年提出的任何论点要么没有道理，要么不合时宜；我对此并不赞同……我最近仔细研究了赞成贸易保护的相关论点，它们包括先验的和基于事实的两大类型。我坦率地告诉您，无论从纯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看，我认为它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性。”

他是在法国的诺曼底给哈列维写的那封回信——当时，他和艾丽丝与韦布夫妇一起，在那里度假一周。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罗素已经发现，在他们的明显不幸婚姻这个问题上，比阿特丽斯·韦布同情的是艾丽丝。在那次假期中，罗素告诉吉尔伯特·默雷，他比以往更“留心地观察”［韦布夫妇］：

他们两人在评价一座大教堂时显示出明显的能力，表达意见时带着权威口气，显然觉得，伦敦郡议会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他们排除生活中的任何色彩，总是让别人喜欢的一切化为泡影。

他们一行返回英国之后，罗素和艾丽丝去湖区短暂逗留，然后回到伦敦过冬。那个冬天，罗素夫妇的生活相当沉闷无趣，在露西·唐纳利写给海伦·托马斯的那些信件中可以略见一斑。1903年9月，海伦·托马斯和西蒙·弗莱克斯纳结婚。弗莱克斯纳是著名的细菌学家，那年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对海伦来说，那是一桩幸福婚姻；但是对露西来说，那是一场灾难。罗素那一年写给露西的信件常常包括种种建议，帮助露西如何面对（她认为的）失去好朋友带来的困难。罗素提出的主要方式是，借助“哲学给予的安慰”。10月，露西到了伦敦，与罗素和艾丽丝待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获得某种安慰，以便从她认为的让她濒临崩溃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露西在位于切恩道上的罗素寓所住下不久，在写给海伦的信件中，谈到那幢房子“非常沉闷、缺乏打理”的状况。在随后3个月时间里，她还给海伦详细描述了造成那种状况的种种痛苦经历。她对罗素的钦佩之情依然不减，认为他具有“当今最有才华的头脑”。但是，她发现，他出现了一些变化，与在美国时的状态不同。她在信中说，他“很郁闷，觉得孤独，恰如身处梦魇之中”：

我真的很同情他，觉得他很不错。他辛辛苦苦地做正事，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而且——在我看来——堪称一丝不苟，毫不含糊。

她几次提及罗素和艾丽丝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并且机敏地猜测到了个中原因。她告诉海伦，罗素“要么爱上了怀特海夫人，要么在某些方面与她保持暧昧关系”。有一次，伊夫琳突然推迟拟定的探访，让罗素深感绝望：

他在书房中来往踱步，口中念念有词，“灭了，灭了，一丝烛光熄灭了”……后来，他在壁炉前坐下，对地中海的阳光，对和煦微风的渴望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和我说起他在巴勒莫海湾航行的情形——很可能，就是和怀特海夫妇在那里度过的那个夏天里发生的事情。

罗素常常和露西一起交谈，滔滔不绝，似乎几个小时也余兴未尽，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外出散步的途中。话题包括他的研究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还有他闷闷不乐的心情。“他顺便提到，他最感困扰的问题之一是，学者身份和举止让他无法接近常人，接近未受教育的人，无法与他们交谈。”他告诉她，他有时候夜不能寐，很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他的哲学研究“当时止步不前，继续下去是浪费时间。所以，他希望做些更实际的事情……而不是局限在学术研究之中。学术研究冷冰冰的，把他和世人隔离开来”。《独立评论》12月号上发表了他的文章《自由人的信仰》，让罗素感到不快，“觉得世人嘲笑他表达的私密感受”。露西还补充说，艾丽丝的弟弟洛根“对那篇文章大肆挖苦，讽刺”，尤其让罗素感到不快。

实际上，露西年末离开时，罗素已经放弃了自我省察，而且（暂时）中止了数学研究，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全身心投入到关于自由贸易的辩论之中。他希望，根据道德律令做事至少可以让他“接近常人，接近未受教育的人”，通过服务公众，挽救某种自尊。“我完全支持所有的国际主义行为，我对自由贸易的热情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不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尽管如此，他也强烈地感到，即便从纯经济角度上考虑，张伯伦的提议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结果。他为《爱丁堡评论》撰写了长篇评论文，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理由。文章题为《关税之争》，综述了张伯伦和其他人发表的支持征收关税的相关文献，试图证明他们提出的论证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在这个问题上，罗素最终也求助于保留自由贸易在道德方面的必要性。文章结尾宣称：“只有格守自由理想，我们才能维护大英帝国；自由理想是帝国值得维护的唯一原因。”

这篇文章于1904年元旦发表，当时的形势看来对自由贸易支持者非常不利。早在12月末，张伯伦的支持者们已经赢得了三次补选。局势开始变得明朗：张伯伦可能赢得下一次大选，他领导的政府将要实施保护性关税。罗素认为，这样的前景让人深感担忧，他不遗余力地投入到那场运动之中。在新年的头两个月中，他给报界撰写了一系列信件，甚至还不辞辛劳，巡回演讲，其中包括在新改良俱乐部进行的六场演讲，还有分别在伦敦行政区大厅、切尔西区和帕丁顿发表的三场演讲。

许多了解罗素的人觉得，公开发表演讲，在政治活动中抛头露面，这样的活动似乎与他原来的形象格格不入。洛根·皮尔索尔出席了罗素在新改良俱乐部的首场演讲，认为他“思路清晰，充满思想，甚至堪称妙语连珠，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不过他补充说，他觉得，看到罗素参加政治活动给人的感觉是，罗素“就像使用剃须刀砍木头”。那种政治活动唤起了罗素传播理念的热情，让他非常兴奋，觉得自己表达清晰、论证有力（如果说尚未达到演说高度）的天赋能够有所贡献，阻止贸易保护主义的狂潮。罗素对吉尔伯特·默雷说：“我的经验表明，适当表述自由贸易问题，这可以说服一个对实施保护没有经济兴趣的人。但是，在支持自由贸易的人中，只有很少了解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我相信，如果给选民宣传进出口理论，那么，支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人不会超过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而且我发现，大家希望听到实际情况，听到相关的理由。”

在1月和2月，自由贸易支持者在第一轮补选中获得胜利，张伯伦领导的运动看来惨遭失败，事实证明罗素的乐观判断是有道理的。那时，四处奔波让罗素精疲力竭，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新角色略微有些荒唐可笑。他2月17日写信告诉吉尔伯特·默雷，“我感到力不从心，相当疲倦。我开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主观上）希望自己变为公众人物。我开始感到压力，从华而不实的官方角度，思考英国公众认为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种让人觉得羞耻的转变，我就像那个变为青蛙的王子”：

它让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显得遥不可及，并且以奇怪的方式，侵蚀人的感知动力。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曾经让我疑惑不解的言行荒唐的老绅士：他们在年轻时不乏新锐思想和敏锐感知，并且因此获得世人的尊敬，但是从此便止步不前，不再保持原来的状态。

他得出的结论是：“我高兴地感到，我再也不必为政治劳神费力了。政治活动极易让人思想僵化，感觉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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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德拉群岛位于非洲西海岸外，属亚热带气候，由一系列火山岛屿组成，人称大西洋上的明珠。——译注

[2] 摩洛克（Moloch），古代腓尼基人、迦南人等崇拜的神，《圣经·旧约》有多处提及，和合本译作“摩洛”（参见“利未记”第18章第21节，“耶利米书”第7章第31节等处）。信徒祭拜此神时通常将儿童烧死献祭。——译注

[3] 其实，在弗雷格的研究中，他认为本质上以逻辑学为基础的只有算数。他认为，几何学从本质上说是非逻辑的，正如康德曾经提出的，是以空间直觉为基础的。

[4]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年），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谦卑者的财富》于1896年出版，是他创作的散文集。——译注

[5] 但是，从罗素1903年3月24日写给德斯蒙德·麦卡锡的一封信件中，也许可以看到相关线索。在信中，罗素以那个场合可以使用的外交辞令，解释了他改变原来计划并不打算参加复活节读书聚会的原因。他所说的原因是：“我和乔治的旅行很快结束，在时间安排上和聚会冲突。”他接着谈到“我和摩尔讨论了他不爱说话的情况”，就那次“说教”提供了同样不合情理的解释：他声称，艾丽丝“根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摩尔赞赏有加。我向她说明情况时，她回应说，她从未听见他说话。那次谈话过了几年之后，我希望她那样说应该有某种证据（我对我们之间的不同看法感到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我找他交谈，希望改变让我不快的局面——当然，这件事情引起的家庭问题另当别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承认，那是最愚蠢的行为，它引起的期望也是如此。不过，我在那之前没有表达自己的愿望，应该对此感到遗憾”。

[6] 《谷物法》是1815年至1846年间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法案，借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进口谷物的竞争。它规定，只有在国产谷物的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旨在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译注

第六章　长夜

在1903—1904年那个冬季的自由贸易争论中，罗素初次尝试了政治活动。1904年春天，他带着新的活力，重返哲学研究活动。在其后6年时间里，他以义无反顾的态度，百折不挠的毅力，全身心投入与怀特海的合作之中。按照最初的设想，该书为单卷本，是《数学原则》的续编；在撰写过程中，它变为规模巨大的三卷，出版时最后名称是《数学原理》。[1]

罗素在那6年期间进行的研究工作堪称现代哲学史上的奇迹之一。假如他的贡献仅仅局限于这一部著作，单单这一点也可谓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是，他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工作：他撰写的哲学论文现被视为他对这个学科的最伟大的贡献，其中许多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包括广为讨论的文章《论指谓》。在撰写《数学原理》的过程中，他遇到许多问题，这迫使他建构更为详尽的理论，阐述他的逻辑哲学和数理哲学的基本理念，例如，“类”、“种类”、“命题”和“判断”等等。此外，他还在评论、文章、信件中，在内容复杂并且常为长篇大论的争论文章中，讨论了那时某些一流哲学家提出的新理论，涉及的人士包括F．H．布莱德雷、哈洛德·约阿希姆、威廉·詹姆斯和亨利·庞加莱。

他那段时间取得的成就与《数学原则》一稿写就时的情况不同，不是灵感一现带来的结果，因此更显弥足珍贵。尽管他那时已经不太喜欢写作这本书，但是执着的决心让他坚持下去，不料获得了额外的收获。他后来写道：“写作《数学原理》的乐趣集中出现在1900年年末的几个月中。在那以后，写作工作困难重重，劳神费力，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快乐可言。”他曾在《生命历程》中提出了坚忍克己的“宗教”，后来又在《自由人的信仰》中大加鼓吹。那几年（他后来将那一时期称为“长夜”）中，他以难以置信的坚韧，几乎将它付诸实践。对他个人来说，其结果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显示出克己的特征，相当灰暗，没有欢娱可言；然而在哲学研究上，他却取得令人震惊的丰硕成果。

与他人生中常常出现的情况类似，一种活动与另外一种活动——当时是参与自由贸易问题的讨论与《数学原理》的撰写工作——之间，是以一次徒步旅行为界限的。那次徒步旅行的目的地是康沃尔。他3月19日写信告诉艾丽丝：“成天走路对放松神经功效最为明显，让一切问题显得简单一些。”他几天之后报告说：“独处让我大受裨益，给人时间整理思路；运动使人平静思考。我回家之后，艾君至少开始时可以发现，我不会像冬天里那样，怨天尤人，心神不宁。但是我觉得，当我开始工作时，我将会重新陷入原来的状态之中。”

他从康沃尔返回后，决定改变对艾丽丝的态度，应该和善一些，至少更公平一些。他看来还决定，熄灭对伊夫琳·怀特海所抱的毫无希望的迷恋之情的最后一丝余烬。4月6日，他重新在个人日志上留言，开始时评论道，“在这本日志中，关于艾丽丝的记载充满负面信息，太不适当”：

我觉得，她已经大为改观，我曾经一度对她很不公平。她的许多缺点是我强加给她的，许多优点我却完全忘记了。她对我没有自私之心，显示出很大的勇气和良好的愿望，大体上取得了成效。但是，她嫉妒心太重，不过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对与她没有竞争关系的人非常友好。但是，她不喜欢我帮助别人。她那天晚上说，伊夫琳告诉她说，我的朋友觉得，我变幻无常，我的友谊并不牢靠。她说，伊夫琳疏远了她和艾尔弗雷德，疏远了戴维斯夫妇和桑格。而且，在受到疏远的名单上，艾丽丝还添上了我和她的家人。我对所有这些人的态度出现了变化，究其原因，我觉得自己并非无可指责。但是，她竟敢疏远她们，这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伊夫琳谴责罗素变幻无常，艾丽丝不喜欢罗素帮助别人；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是，罗素对艾维·普雷舍斯充满感情。普雷舍斯24岁，模样漂亮，担任自由贸易联盟的秘书，是乔治·特里维廉夫妇的密友。罗素以他在那段时期中惯用的自欺欺人的口吻，将他对艾维的兴趣视为一个例子，声称它表达了（他在日志中提到的）常驻于心的“助人解困”愿望。这“已经成为我的主要慰藉，我肯定做得很好”。（在罗素看来）艾维的麻烦在于，她受到了政客兼银行家雷金纳德·麦肯纳的青睐。罗素认为，麦肯纳是“无赖”，所以一门心思要将她从他手里拯救出来。就这一点而言，罗素取得了胜利，不过明显的后果是，艾维爱上了罗素本人——或者说，至少伊夫琳·怀特海和珍妮特·特里维廉两人认为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两人联手警告罗素，应该见好就收，中断与艾维的联系（用罗素后来的话说，她们“一个鼻孔出气，斥责我是玩弄女性的男人”），并且提醒他说，否则他们两人的名誉都将受到损害。

开始时，罗素担心自己的动机遭到误解，但是依然注意了她们的劝告，将自己与艾维的关系保持在无懈可击的高雅层面上。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17他间接提到这个问题，没有指名道姓，认为她们旨在告诫他，不要放松对自己的道德控制，并且要抵制冲动行事的诱惑。他告诉她，“有时候我觉得，仿佛自己不能认识任何女人”：

但是困难在于，我很快就可以和人变得熟悉起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看来对人不错。此外，还有一个纯粹自私的问题——当然，它不应太让人有负担，但是我担心它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首先，我不给人带来痛苦，不愿让人失望……当然，如果我不去解决显然与自己不相干的困难，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但是，尽管她们的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事情，我也不会退缩。

最后，罗素“决定放弃助人解困的做法”。他与艾维·普雷舍斯短暂的调情形成的长期结果可能是：这让他消除了对伊夫琳·怀特海的爱意，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

在罗素从事其他活动期间，怀特海很好地完成了他所承担的那一部分写作工作——主要是技术性比较强的纯数学工作。4月9日，罗素到了剑桥，与怀特海一起工作一周时间。罗素写信告诉艾丽丝：“艾尔弗雷德最近干得很好，良好的工作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真希望，自己承担的这一部分写作像他那样顺利。”在那段时间，罗素将主要精力用在解决理发师悖论带来的基本问题，以便厘清他在《数学原则》中引入的“指谓”概念。

“指谓”这个词被罗素用来表示概念与其所指之间的纯逻辑（而不是语言学）关系。一般情况下，指谓是通过摹状词——而不是名称——来实现的。例如，“7之后的下一个质数”指的是数字11；“4的正平方根”指的是数字2，如此等等。对数学来说，指谓短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罗素的“逻辑”理论中尤其如此，在确定类（“所有血肉之躯这个类”、“自然数这个类”）的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罗素那时逐渐认为，解决理发师悖论带来的逻辑问题需要对指谓进行新的认识。其原因在于，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空无”指谓短语的结构之中——那些短语看来表示某事物，但是可能引起矛盾，所以实际上要么并不表示某物，要么无法表示。当然，最突出的例子是这个可怕的指谓短语——“本身不是其构成部分的所有类组成的类”。

罗素早年曾经天真地认为，每个命题函项都有一类对象与之对应，每个指谓短语都表示某事物，即便该事物并不存在时也是如此。为了让这一说法具有意义，罗素曾经求助于迈农区分存在与“潜存”的做法：例如，类与数字（还有假命题）潜存，但是并不存在。现在，罗素开始对这个观点进行批判性审视。这个观点肯定出了问题，其原因在于，尽管他愿意接受并不存在的事物，但是他无法接受这个观点导致的相互矛盾的事物。于是，罗素暂时放弃了纯数学考虑，开始以相当广泛的视角，研究指谓短语本身，尤其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表示任何事物的短语。在那段时间的著作中，有一个短语反复出现，几乎到了挥之不去的程度，这就是“当今法国国王”。他自然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例子之上。

罗素对这个短语的兴趣源于以下考虑：罗素分析时发现，“爱德华七世是秃子”这个句子表示一个真命题，它（在这个词语的某个奇怪的罗素式意义上）包含爱德华七世本人和秃子这个概念。与之类似，“现任英国国王是秃子”这个句子（用在1904年时）也是一个真命题，它包含秃子和“现任英国国王”这个概念，指的是当时的英王爱德华七世。那“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呢？“当今法国国王”这个短语是否指称任何事物呢？如果不指称任何事物，如果法国没有（无论是存在的还是“潜存”的）国王，我们是否得说，这是一个假命题呢？那么，从这个命题的虚假性，我们是否可以推知，具有相反的意义说法“当今法国国王长着头发”是真命题呢？肯定不能。罗素经过类推之后认识到，我们没有必要断定这个棘手矛盾的任何一面。“当今法国国王”既不是长着头发，也不是没有头发；同理，“并不属于其自身的所有类组成的类”既不属于其自身，也并非不属于其自身。

在随后的一年中，这就是罗素的研究焦点。他告诉艾丽丝，他和怀特海一起，在剑桥工作了许多时间，“讨论当今法国国王是否是秃子。我们发现，许多复杂的不同因素都与这个有趣的问题相关，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后来认为，尽管当今法国国王没长头发，他却不是秃子。有经验的人可能推知，他戴着假发，但是这样的推论是错误的”。离开剑桥的前一天，罗素在日志中写道，他和怀特海“昨天度过了快乐时光。我们认为，当今法国国王已经解决了理发师悖论显示的矛盾。不过，最后的结果是，那位国王的智性尚未达到那么高的标准。当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

不管怎样说，那一发现足以让罗素怀着新的希望，研究这个问题。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罗素接连发表文章，试图阐述一种新的指谓理论，一方面它可以指导《数学原理》的写作，另一方它可以避开理发师悖论。[2]为了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和写作，罗素和艾丽丝再次搬家，住进一处名叫常春藤小屋的清静居所。那幢房子坐落在蒂尔福德，离法纳姆不远，就在奇尔特北面。在蒂尔福德，罗素的研究进展顺利，感情生活却转入地下，与艾丽丝的关系沦入名存实亡的可怜境地。1904年5月，就在罗素生日之际，艾丽丝给罗素写了一封情绪悲怆的信件，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按照罗君的希望，我一直努力尝试，但是我可以肯定，罗君肯定记得，我的有些感情多么渴望得到表达”：

在罗君生日之际，写这么一封讨论现实问题的信件，我希望罗君不会介意……我只是想告诉罗君，我多么爱你，多么喜欢和你一起生活。我可以与你共担风雨，对你有所帮助，这种快乐的感觉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回忆过去的时光让我心存感激；我现在依然在你身边，看着你取得进展，这也让我心存感激。看到你身体健康，生活快乐，研究顺利，我觉得非常满足，仅仅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起到更大的作用。我朝思暮想，总是希望我的爱人一切顺利。我会一直爱你，希望这样的爱意更加无私。

这封信件可怜之极，完全没有自我可言。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也许可以看到，罗素完全冷落了她，这暗示了一种经过伪装的隐蔽告诫和指责之意。弗朗西斯·帕特里奇对艾丽丝后来的情况非常了解，她曾经告诉我说，艾丽丝“非常沉闷，令人索然无味”。在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她说这番话的意思。其原因在于，如果说沉闷的性格可被用作武器，这封信件中表达的那种渴望和痛苦谦卑更可用于那个目的。

不过，如果艾丽丝意在表达指责，那么，她的计划却以完全失败告终。那时，罗素在感情上对艾丽丝全无依恋，只剩下身为丈夫的责任感必须履行的事务。他潜心研究，心无旁骛。7月，他写信告诉戈迪·洛斯·狄金森：“我努力进行第二卷的写作工作。进展顺利，让我非常兴奋；停止不前，让我深受折磨。”浪漫爱情带来的快乐和折磨已经被他抛在脑后。在8月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罗素勾勒了他那时采纳的人生哲学，说明了他的坚定态度——将生活中的一切放在一旁，一心一意完成写作任务。他告诉她，“我相信，要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必须尽量不要去考虑日常琐事，不要去考虑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所关心的人们的生活中，究竟是善还是恶占据主导地位”：

我理解的福音是残酷的，然而却非常有用：几乎可以仅仅考虑可以实现的事情，根本无须顾虑自己无法消除的邪恶，无须顾虑自己无法创造的良善。不要过多考虑复杂的问题，尽量去一个一个地解决。不要想得太多，不要被大量恐怖、痛苦和堕落弄得焦虑不堪。过去，其他人生活中遇到的无可救药的罪恶让我深受痛苦，几乎到了我可以忍受的极限。我没有能力忍受那些痛苦，不得不相信可以消，除痛苦的灵丹妙药。结果，思想上缺乏自控能力反而加剧了罪恶造成的影响。但是，我现在一般说来仅仅考虑可以实现的事情，无论那样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也在所不惜……一个人一旦接受世间存在罪恶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到，世上存在美好、光明的东西，存在可以救赎世界的英雄行为、友爱之情和献身精神。它们仿佛春天的和煦阳光，可以让人的内心深处充满温暖。学会去想好的东西，让自己喜欢沉思的人生充满正面的东西，让这样的东西给自己增添勇气。无论自己信仰什么，良善的东西真是良善，它们让人生漫长的艰难旅程具有意义。也许，不可避免的是，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令人厌倦的，但是，不能因为身处泥污，就让高尚理想带来的富于激情的灵感从自己的生活中消退。

这就是我所知的忍受生活的全部想法。这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发现，它在一般情况下是灵验的。

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件中告诉她，“确定和系统性最终是我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实现的东西。”然而他补充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过多地忽略了冲动。我好为人师，过于自命不凡，没有率性而为的人具有的那种品格。”

9月末，他打算再次远足旅行，到布列塔尼去，这次的旅伴是西奥多·卢埃林·戴维斯。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说：“我深感愉快，期待不已。我会像春天在康沃尔那样，让身心得到恢复。”他到达之后再次给她写信，证实“布列塔尼相当不错——这里拥有大量的纯粹的乡村之美，林木葱茏，流水潺潺，苹果园一望无际，硕大的红色果实芬芳四溢”。两人主要沿着海岸线步行，“大西洋浩渺无垠，令人敬畏”。对罗素来说，大海一直都是无神世界的意象，浩瀚无边，冷酷无情。他开始时惊讶地发现，善于弄潮的布列塔尼人对上帝抱着虔诚的敬畏，超过了他见过的其他地方的人：

每个小村庄都有一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大都十分漂亮，许多矗立在清静的地方，面向大海，是勇敢的古人留下的遗迹。开始时，我感到疑惑，他们面对大海这样漂亮、这样有力的东西，怎么可能相信上帝呢？但是，我很快发现，大海冷酷无情，不谙人情世故，让人深感压抑，不禁感叹，人世多么需要上帝。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帝就是长官，他们是他麾下的普通士兵。上帝就是最有活力的断言：这个世界根本不是什么全能的物质。所以，渔民当初成为——现在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信徒。

那年冬天，罗素让自己稍作休整，和艾丽丝一起回到切尔西，住在罗尔斯顿大街上的一幢房子里。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说，他每天“观看人来人往，非常惬意”。住在切尔西让罗素夫妇重返韦布夫妇的生活轨道。在1905年2月的一次宴会上，罗素夫妇和其他人一起，有幸见到了时任首相阿瑟·巴尔弗，见到一位来自南非、名叫维尔纳的百万富翁。在罗素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那个德国人“身体肥胖，态度和善，胃口不错，胸前挂着一条粗大的金表链，讲英语时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这是所有大英帝国主义精英人士的特征），脸上血丝隐隐。那是被摧毁的民族积累而成的仇恨留下的痕迹，是奴役中国留下的痕迹，是堕落的英国留下的痕迹”。最后，罗素还补充说，“那的确是一个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场合”：

除了巴尔弗和维尔纳之外，其他人已经悉数到场。韦布夫人说，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两位之中谁最后露面，谁觉得自己更为重要。她说得没错，维尔纳最后出现，其原因在于，尽管巴尔弗管理整个帝国，维尔纳却管着巴尔弗。

那次聚会并未起到增强罗素夫妇与韦布夫妇之间关系的作用。在前一年夏天的一则日记中，比阿特丽斯曾经谈到两家关系疏远的情况。“伯特兰·罗素夫妇在同志关系层面上冷了下来，但是依然充满感情，在个人关系上抱有兴趣。罗素的辉格党观点越来越坚定，思维越来越抽象。他听到我们批评自由党人时，听到我们重申学习具体知识的需要时，表现得很不耐烦。”罗素本人带着优越感，对韦布夫妇持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说，比阿特丽斯把餐桌当作演讲台，让巴尔弗给大家上了一课，题目可被称为“政府的首要原则入门”。其实，在他人生那个阶段中，罗素对政治虽然抱有兴趣，但是根本不会全力关注，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临时消遣，让他将注意力从对《数学原则》的思考中移开。正如他在写给埃利·哈列维的信中所说：“尽管偶尔会出现异常情况，但我的心思在哲学研究上；如果离开哲学，我是不可能获得内心宁静的。”

在数理哲学领域之外，支配罗素思维的问题不是韦布夫妇感兴趣的东西：巴尔弗领导的内外交困日益严重的保守党政府是否可以继续掌权？作为反对派的自由党是否有价值？更确切地说，他考虑的是个人特点更强的问题。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罗素谈到，他希望过自己推崇的那种克己生活，压抑自己的冲动。这是否可取，是否可能呢？到那时为止，他对伊夫琳·怀特海的情感已经彻底死去（“我已经完全克服了主要的悲伤，”他在日志中写道，“甚至超过了可取的程度，但是对此我爱莫能助。”）但是，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能与自己鄙视、厌烦而且偶尔在冷漠中感到愤怒的女人生活下去？他后来觉得，可能那样做—不过那个决定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几乎无法忍受。他在1月14日的日志中以冷酷的笔调写道：“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与艾丽丝达成暂时妥协。我不正眼看她，这样就可以避免看到她并不真诚的表情带来的痛苦，避免看到她行为笨拙带来的恼怒。”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觉得不可能维持这种表面平静（冷漠得可怕）的暂时妥协。艾丽丝将罗素最珍视的物件——他母亲的一幅微型画像——交给一个名叫巴雷特的女仆清洁。艾丽丝当时出于慈善精神，连续雇用了一些未婚妇女做仆人，巴雷特就是其中之一。让罗素感到最愤怒的事情之一是，艾丽丝“竟然将这样珍贵的东西交给一个粗俗的妓女，心里没有丝毫亵渎神灵之感”。更让他觉得无法忍受的是，不幸的巴雷特把水溅到画像上，留下了斑斑污迹。至少在罗素看来，这彻底地毁坏了画像。罗素极为伤心，不知所措，拒绝接受艾丽丝提出的建议——将画像交给一位名叫梅森夫人的修复师。“我觉得那个人感情用事，自以为是，在微型画像修复方面手艺极差，让人无法容忍。”不管怎么说，她“无法让我拥有原来那件心爱之物，我反应之所以这么强烈，是因为这是我最珍爱的物品”。在那一不幸事件中，艾丽丝的责任很小；罗素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却在日志中宣称：“不知道要过多长时间，我才能真的原谅她。”

两人之间“正式而固定”的关系面临另外一个威胁，那就是艾丽丝表现出来的对艾维·普雷舍斯的忌妒。罗素在4月3日的日志中记录说，他“纯粹出于好心”，向艾丽丝保证说，她没有理由忌妒。艾丽丝听后，矢口否认她有那样的念头。“从那以后，我在各种场合发现，只要艾丽丝提到她的名字，只要艾丽丝和她打交道，艾丽丝都会对她的忌妒对象不吝恭维之辞。”如果艾丽丝是打算以此来软化罗素对她自己的态度，那她就完全误解了她的男人：

在我看来，她故作坦诚，谎言非常乏味，我心里对她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了，让她遭受痛苦，决不去安慰她。她早上和晚上不再吻我，这是我的巨大收获。她在其他方面也意识到，与从前相比，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纯粹局限于形式的层面上。我的印象是，除非我有所缓和，否则她会厌倦与我一起生活，和她的家人待的时间将会越来越长。他们是她仅有的朋友——其他所有了解她性格的人都不喜欢她。

他在那天的日志结尾说：“我已经明确地放弃看到她有所改观的任何希望。我指望，分道扬镳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这或许可能让我将来的日子好过一些。”

这些希望让罗素心情愉快，他几天之后写信告诉艾维·普雷舍斯：“我开始看到，自己有可能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我想到了未来，觉得很可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让自己获得相当大的自由。我本来心情沮丧，但这样的前景让我感到愉快。”无论他对艾维抱有什么期望，两人之间的关系都被来自珍妮特·特里维廉的压力彻底粉碎了。几个月之后，罗素再次在信中表示，他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我觉得，我不应和你见面了。”他告诉她说，并且补充了一条理由：“当然，我在感觉上没有什么变化，仅仅意识到自己容易忘记的因素。”当然，这些“因素”的主要之点是，艾丽丝对罗素的不忠行为深感痛苦。他说，他那时已经不再对她感到愤怒。虽然艾丽丝矢口否认她有任何忌妒之心，他觉得自己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受害者表示抗议，我应该履行常人都要承担的责任。我知道，她发现这样的折磨令人痛苦，这让我深感痛苦”。那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从那以后，他只有“在珍妮特的支持之下”才与艾维幽会。正如艾维肯定意识到的，这一条件让两人之间的约会变得几乎毫无意义。

罗素对艾维·普雷舍斯的情感引起了他在道德方面的自我怀疑，他在心里将那样的感觉与对工作的不满联系起来。他在那年3月曾经写道：“我觉得难以在生活中保持德行，这种感觉很奇怪。我感到自己面临诱惑，正派的人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我已经失去了曾经帮助我战胜困难的激情和灵感，我已经意识到新的可能性，让自己犯下了大错。”他与艾丽丝实现暂时妥协，这一做法让他面临“在为人处世中遮遮掩掩”的危险：

然而，那并不是最糟糕的。我有预感，保持禁欲状态可能变得越来越难；我将受到诱惑，或多或少与自己并不尊重的女人调情……最糟糕的情况是，除非我找到某种排遣方式，否则欲望可能变得越来越旺。将来某一天，我在自控力变弱的时候可能让自己相信，满足欲望没有什么害处。这是一种心理感觉，而不是生理需求。这是一种渴望亢奋的欲望，让人暂时不去控制自己的冲动。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与此相关，我现在对自己的工作，对哲学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我的创造力将会不复存在。一种冲动丧失的感觉已经从我的生活，转入我的思维活动之中。我觉得，它会给我未来的思维状态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假如他待在切尔西，情况可能完全不同。4月，他和艾丽丝回到乡下，回到牛津南面的巴格利伍德。一年之前，他们在那里购买了一块土地，请卢埃林·戴维斯的一个亲戚——一位名叫H．M．弗莱切的建筑师——设计，在那里修建了一幢住所。根据罗素在搬家之前不久向艾维·普雷舍斯所作的解释，他搬家是希望“搬到一个新地方去居住，这可能暂时减少我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混乱，暂时减少我的快乐……我将一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去。这样做类似于大量饮酒——正面效果是可以让人忘掉烦恼，副作用是让人头痛。我对自己的工作感觉不好、兴趣不足的状况已经持续几年时间了。我必须认真对待，尝试恢复我过去研究它时抱有的某些热情”。他没有解释但在其后几个月中变得清晰的原因是，该计划——如果成功——可能减少的“种种混乱”之一是他与艾维之间的关系。

那项计划达到了预期效果。在完成那次至关重要的徒步旅行（地点是萨默塞特和格洛斯特郡，旅伴是鲍勃·特里维廉）之后，罗素和艾丽丝于4月24日在巴格利伍德定居。从那以后，罗素全身心投入工作，他特有的集中精力的状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罗素恢复了对指谓理论的潜心研究，这时的明确意图是：利用他可能提出的理论，以便将作为存在（或者“潜存”）实体的“类”理念，从他的逻辑学理论中彻底排除出去。他的希望是，如果他的理论中没有类这样的概念，困扰他的理论的类悖论就会变得毫无危害。于是，他着手根据他所称的“无类理论”，完全重构他的理论的逻辑基础。重构活动具有彻底改造的性质（毕竟，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这本著作本来计划将数学基础简化为类型论），让怀特海略感担忧。4月30日，怀特海致函罗素，表达了他的意见：

现在，这种严格做法肯定受到实际考虑的诱惑。可以保留类的一般用法，其理由如下：我们的目的是将数学的实际推理方式系统化；在没有必要这样做时，这种实际推理方式事实上以习惯方式使用类。因此，即使可能避免的是一个初级的概念，我们的目的是将涉及类的那些推理方式系统化。

换言之，即使他们并不假设类的存在，他们也最好构建某种（在一定程度上人为的）相似物；要不然，他们的数学体系就无法取得进展。

在毋庸置疑的哲学杰作《论指谓》中，罗素表述了他找到的解决方法。该文于1905年7月底完成，但是它具体表述的理论是前一个月形成的。7月13日，罗素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宣称：“我现在发现了解决方法，它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可以解决思维与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论指谓》提出的理论中，居于核心位置是这个理念：指谓短语（以及至少罗素心中会想到的类）只不过是符号而已，这种方便的语言表述本身没有意义，只能在命题语境中会才能获得意义。“当今法国国王”这个短语既没有意义，也不表示任何事物，既不表示人（无论存在的或者潜存的），甚至不表示概念；它仅仅是一个短语。“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这个命题有意义；但是，根据《论指谓》中宣称的“摹状词理论”，它表示三层意思：

1．有一个人是当今法国国王。

2．只有一个这样的人。

3．他是秃子。

实质上，它是三个命题，如果整个命题为真，所有这三个命题都为真。同理，如果第一个命题为假，整个命题都为假。它的逆命题“当今法国国王有头发”也可被分析为三个命题：

1．有一个人是当今法国国王。

2．只有一个这样的人。

3．他有头发。

鉴于相同的理由，这也是假命题。于是，在不存在任何悖论的情况下，两个矛盾的表述可被视为假的。同理（尽管罗素在《论指谓》没有详细说明），由于不存在“不属于自身的类构成的类”，那么，这两个矛盾表述可被视为并不矛盾的假命题：1．“不属于自身的类构成的类属于其本身”；2．“所有不属于自身的类构成的类不属于其自身”。从本质上讲，这就是罗素提出的解决困扰他已达4年之久的理发师悖论的方法。

罗素研究者兼逻辑学家道格拉斯·拉基发现了美国数学家马克西姆·博谢1905年6月16日写给罗素的信函，提到罗素发现这一解决方法的一个侧面，让人觉得十分有趣。在《数学原则》中，罗素区分了“作为许多的类”（一个类包含的许多部分）与“作为一个的类”（类本身）。于是，博谢在那封信中评论说：“我不能接受，类就其本身而言是实体这个观点；在我看来，类总是许多实体（您所说的‘作为许多的类’）。当我们将它视为单独的实体时，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与该类联系起来的新对象，而不是该类本身。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的类’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只是我们任意选择的一个名称。”

这基本上就是罗素采纳的观点，其不利因素在于，它让数学本身大体上变为“方便的语言表述”，但是其巨大优势在于，它对令人生厌的理发师悖论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罗素在这个阶段中完全放弃了原来的理念，不再将数学作为对柏拉图式实体进行的研究，而是表明，他已经不再将数字或者类视为柏拉图式实体了。在摹状词理论问世之后，留下的真正的柏拉图式实体就是命题本身了。罗素并不（按照弗雷格的方式）仅仅将命题视为符号或者思想的表达方式。根据罗素的说法，命题——甚至假命题——依然是实际存在（或者至少说“潜存”，即它们有某种客观“存在”）的柏拉图式“事物”，不过它们的组成部分既不包括“指谓概念”，也不包括“类”，仅仅包括“个人”（例如，苏格拉底）和“共性”（例如，道德观）。

罗素的发现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罗素在撰写《论指谓》的过程中得到消息说，西奥多·卢埃林·戴维斯去世了，这严重影响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7月27日，他收到西奥多的弟弟克朗普顿寄来的这封口气凄凉的短信：

西奥多去世了，星期二独自在游泳池里溺水。肯定是我在跳水过程中碰到了他的脑袋，他晕了过去，然后溺水。

我星期一返回伦敦。我们尽快见一面吧。

罗素见信之后立刻前往伦敦，以便在两兄弟合住的位于威斯敏斯特的那套公寓中与克朗普顿见面。罗素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说：“我待在这里，希望为他做点什么。我默默地和他坐在一起，沉浸在悲痛之中。除此之外，我爱莫能助。一旦他可以旅行，我将和他一起到国外去……克朗普顿的悲伤模样让人心碎，我几乎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状况。但是，想到自己能够对他有所帮助，这让我稍感慰藉。”罗素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那天以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总是让我回想起那些让自己辗转难眠的悲痛夜晚。”丧礼在位于柯克比朗代尔的西奥多的父亲的教堂中举行。罗素写道：“我当时在教堂里，他父亲像平常一样，主持了丧礼，表情坚强，但是后来整个人几乎崩溃了。”

罗素看见克朗普顿痛不欲生的模样，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感觉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并且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多年以来让自己冷若冰霜，他并未完全失去同情他人的能力。8月，他陪伴克朗普顿到诺曼底度假，在那里写信告诉克朗普顿的妹妹玛格丽特，克朗普顿“情绪大有好转，比在城里时好多了……他喜欢待在沙滩上，与友好、愉快的孩童一起玩耍……我俩要么沿着海岸溜达，要么坐在沙滩上，有时候聊天，有时候看书”。假期结束之后，克朗普顿写信告诉罗素：

西奥多的去世依然像一个幻影，以奇怪的方式，将睡梦、思绪、回忆和事实混合起来，让我觉得困惑不解。但是，它给我留下的是一种残缺的存在，仿佛失去肢体、失去力量的身体，与我如影随形。我不得不依赖人为的支撑，依赖药物继续活下去，接受没有阳光的日子，接受无所作为的可能性。

罗素从法国返回英国之后告诉露西·唐纳利，失去西奥多让他深感悲痛，“根本无法继续哲学研究——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无法缓解这个灾难带来的影响。但是，我现在已经调整了状态，明天将重新开始工作”。

罗素重启研究工作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就当时刚刚开始、将要持续很长时间的争论表明自己的态度。在那场争论中，一个阵营以罗素、怀特海和库蒂拉为代表，认为数学可以建筑在逻辑学的基础之上；另一个阵营以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为代表，认为数学最终应被置于某种“直觉”基础之上。伊曼纽尔·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直觉作为他的数学理论的基础；那场争论中的康德主义者认为，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学家们犯下错误，让数学过分依赖僵化的分析，忽视了数学推理的基本创造性本质。

但是，那场争论中，发起首轮攻击的不是庞加莱本人，而是他的侄子皮埃尔·莱昂·布特鲁。布特鲁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发表一篇论战性文章，批评罗素的《数学原则》，其根据主要是库蒂拉本人对罗素提出的理论的解读。罗素受到库蒂拉的鼓励，随即撰写一篇题为《论数学与符号逻辑的关系》的文章，批评布特鲁的观点，认为他将发现数学真理的心理与这类真理本身混为一谈。罗素提出，诚然，分析逻辑体系可能并未充分描述人们获得数学真理的过程；但是，它们却给那些真理本身提供了完全合理的结构。他声称，布特鲁“将发现行为与所发现的命题混为一谈”。这篇论战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直观论者暂时无言对答。布特鲁仅仅给罗素写了一封私人信函，承认他对罗素著作的理解受到库蒂拉的过多影响。

正如他回应布特鲁的这篇文章所显示的，罗素这时的研究采取了新的形式，试图阐述一种逻辑学理论。该理论中既没有类，也没有指称概念，甚至没有命题函项，只有称为“命题”的可被分析为构成部分——个体和谓词——的实体。10月25日，他在写给摩尔的信中说：“我认为，我很有可能坚持这一点：除了命题之外，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12月14日，他在伦敦数学协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超限数和序型理论中的某些难题》，首次公开提出，将使用“无类理论”方法来解决理发师悖论。他认为，“命题”——而不是“类”——应该是他的逻辑学理论的根本概念。之后不久，这一观点得到发展，成为他所称的“替代说”——他在一篇没有发表的论文《论替代》中最先勾勒出来的学说。

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不是使用“x是凡人”这类命题函项，而是使用直接命题，例如，“苏格拉底是凡人”，“柏拉图是凡人”；不是使用可被“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这样的个体决定的变量“x”概念，可以直接使用一种技术，在任何特定的命题中，使用一个个体替代另外一个个体（例如，在“苏格拉底是凡人”这个命题中用“苏格拉底”替代“柏拉图”）。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它废除了命题函项和类两个概念，直接使用命题。

这一理论与《数学原则》的第一稿类似，具有令人拍案叫绝的简单特征，罗素当时感到非常高兴。1906年元旦，他觉得自己可以向露西·唐纳利宣布：“在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我在1905年所做的工作肯定优于之前的任何一年，可能只有1900年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就我可以判断的情况而言，1901年我遇到的那个难题终于解决，方式完全彻底，让人如释重负……这一进展的结果是，怀特海和我从现在开始，可以期待一段相对轻松的时光，直到我们的著作出版。我们可能期望，这将会在四五年之内实现。最近，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似乎生活在梦境中，只有透过雾霭才能意识到，现实世界依然存在。”

罗素觉得元旦值得庆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巴尔弗政府终于垮台，被亨利·坎贝尔-班纳曼领导的自由党人取代。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结果（保守党的席位从401降至156）甚至让其支持者也感到惊讶。自由党选举获胜，研究工作取得进展，这两件事情让罗素情绪高涨，处于多年难见的愉悦状态。

但是，怀特海对此表示异议，并不赞同罗素的“替代说”。1906年2月21，他写信告诉罗素，“替代说”是“极端形式主义”之作。怀特海完全排斥《数学原则》中的柏拉图主义，在次日写道，罗素的新理论“将整个数学建筑在一种文字策略的基础之上，因而直接与第一卷之中的主要学说发生矛盾”。

怀特海的这番话评论显示，他可能误解了罗素，不完全理解罗素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原来信奉的柏拉图主义。其原因在于，即便在他的替代说中，数学在罗素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研究或者“文字”研究。与之相反，数学发现了外在于人的真理，获得了真命题。在3月26日写给玛格丽特·卢埃林的一封信件中，罗素以非常清晰、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这种柏拉图主义。罗素了解到，玛格丽特对他在19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达的更为偏激的柏拉图主义感到困惑不解，于是进行以下解释：

我在那篇文章中并不是说，数学或者其他抽象思想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更不是说，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或者神圣的心智，让人在思考时进行复制。我当时想说的是，任何抽象思维的对象都不是思考者或者任何其他人的念头；抽象思维的对象确实是某种东西，但是并不存在。由此可见，数学领域中的这个新定理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种发现：发现者首次理解被发现的事实，该事实具有超越时间的本质，而不是存在。

4月，罗素到剑桥去，说服怀特海接受这一观点：其实，他的新理论并未放弃《数学原则》的精神。之后不久，他独自前往德文郡的克洛韦利，对替代说进行详细阐述。

罗素在4月22日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声称，他自己非常享受在那里的“绝对独居”状态。他还补充说，“我的研究进展很快，让我获得极大的愉悦……我取得相当进展之后，回顾自己所做的工作，那种平静的满足感堪与登上山顶之后的状态媲美”：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从工作中获得了自尊——（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我做了自己感到懊悔的事情之后……工作让我恢复信心，觉得活着比死去好些。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很有价值，这就是与过去和未来的发现者们进行的那种精神交流。我常常想象，自己与莱布尼兹交谈，告诉他说，他的理念非常富有成效，无与伦比，大大超过了他可能预见的程度。我有些时候充满自信，想象学子们将来对我产生类似的看法。在研究工作中，既有“哲学家们的精神交流”，又有“圣人们的精神交流”；大体上正是这样的感受让我摆脱孤独感。

但是，在这封信件之后，还有一行注释，语调悲哀，带有幻想破灭的意味。注释补充说：替代说——曾经让他信心倍增的杰作——“全是废话，不得不推倒重来”。

罗素意识到，替代说存在缺陷。这一想法受到当时两场争论的影响：其一是与哈罗德·约阿希姆进行的关于真理的一般性质的争论；其二是与亨利·庞加莱进行的关于数学与逻辑学关系的争论。5月19日，在伦敦数学协会上，他宣读了一篇题论文，题为《论类型和关系的替代说》，对该理论所持的信心到达了巅峰状态。但是，那年秋天，他已对该理论感到不满，于是拒绝在协会的《学报》上发表那篇文章。

从技术层面说，罗素感到不满意的一个原因在于，他那时发现，在替代说的框架之内，可能产生一种命题悖论，与一种原来的类悖论相似。还有一点与这个技术层面的考虑相关，并且证实了其重要性，这就是亨利·庞加莱说服罗素接受的观点：这类悖论带来的诸多问题普遍存在，十分重要，超过了罗素原来的预想。庞加莱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发表总标题为《数学与逻辑学》的系列文章，[3]对这些悖论给逻辑学家带来的问题，他采取了嘲笑态度（他讽刺说，“逻辑学结束了不结果实的状态，制造了许多矛盾”），并且提出，在这些问题的起源上，符合他所称的“恶性循环”定义，即让某种因素（命题态度、类型或者命题）包括其自身的定义。这样一来，从起源角度上看，他认为关于类型的悖论只是这个古老的著名悖论的一个变体而已：“克里特岛的说谎者悖论”。这一悖论源于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得斯的结论——“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埃庇米尼得斯是否在说谎呢？如果他在说谎，他就不是克里特人；如果他没有说谎，他就是克里特人。这个悖论与类无关，与命题函项无关，是由明确命题的自指能力形成的。由此可见，无论这些悖论带来什么问题，使用关于命题的话语来取代关于类的话语这一做法是不能解决这类问题的。

在答复庞加莱的《论逻辑悖论》这篇文章中，[4]罗素接受了上述分析，并且提出，可以修正他在《数学原则》中最初提出的“类型论”，以便利用它来解决经庞加莱确定的这种“恶性循环”悖论问题。但是，什么样的类型呢？在《数学原则》中，他原来建议，区分对象的类型（“个体”、“个体的类”等等）；但是他后来摒弃了类的概念，所以就不再这样做了。是否可能存在命题等次呢？在与哈罗德·约阿希姆就真理的性质进行争论的过程中，罗素偶然想到一个基本概念，它可以提供更为彻底的解决方法。1906年11月，罗素就约阿希姆早期出版的《真理的性质》一书进行评论，在剑桥大学伦理学俱乐部上宣读了一篇相同标题的论文，驳斥了约阿希姆提出的支持布莱德雷的真理“一元论”的观点，赞成真理是判断与事实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看法。从这粒种子，萌发出了完整的“类型论”，最终在《数学原理》中与读者见面。

罗素秉承了随时准备放弃他曾经明确认为正确的观点的一贯做法，这时公开宣布，根本不存在命题这样的“东西”。命题与类和指谓短语类似，只是一种符号；而且，它是一种“不完全符号”，需要语境才能表示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命题需要的语境是某个人的头脑：这就是说，命题需要人进行真伪判断，才能具有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真伪涉及的不是命题，而是判断。但是，什么是判断呢？它是否是头脑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呢？显然不是，其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命题这样的事物，命题就不能与任何事物之间形成关系。于是，罗素提出了著名的“多关系判断理论”。例如，“苏格拉底是凡人”这一判断是这三个事物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苏格拉底”这一个体、谓词“是凡人”以及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心智。这一理论的精妙之处在于，既然不存命题这样的东西，以前困扰罗素的关于假命题的“潜存”这一难题便不再出现：没有什么假命题，只有错误判断；没有幽灵式“潜存”实体，只有真实存在的心理行为。

在著名的“分歧类型论”中，罗素使用了这种判断论。暂时看来，类型等次不是对象等次，而是判断等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真理的层次”：第一层关于个体的判断，第一层关于（按照摹状词理论的方式在“语境意义上”加以定义的）个体的类的判断，如此等等。与这一等次并列的是一个由（被视为“语言便利的”）命题函项的“次序”构成的等次：一般命题（他总是认为，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与第一判断层次对应，“一阶命题函项”与第二判断层次对应，如此等等。这种观点形成的数学理论具有相当复杂的性质，令人头晕目眩：关于数字的数学表述被简化为关于类的表述，接着被简化为命题函项理论，然后被嵌入类型判断理论中。

假如说《数学原则》具有现代建筑的简洁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么，这种新理论更像一座巴洛克式大教堂，一个复杂结构上面连着另外一个复杂结构。因此，即便它对最简单的数学等式的分析也异常错综复杂：例如，在《数学原理》中，“1+1=2”这一命题在第二卷中才讨论了一半，但是已被证明可被分析为并且基于一系列隐晦难懂的因素，其中包括定义、命题函项以及从根本上讲的判断。我们必须假定，罗素和怀特海自己清楚所使用的推理步骤，知道它如何从该书第一卷勾勒的复杂逻辑学理论，最终获得在以后数卷中得到的数学结果。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人实属凤毛麟角，令大多数人望尘莫及。[5]

分歧类型论的最终版本（1908年，罗素在《美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基于类型论的数理逻辑》，首次公开对它进行了大致描述）怪异，复杂。但是，罗素认为，它代表了他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最后一步，建构了他期望已久的逻辑学理论，让他可以在避免那些悖论的情况下进行数学分析。那时，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他和怀特海可以齐头并进，完成《数学原理》的写作工作。他在《自传》中写道，发现类型论的最终版本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完成书稿。”

然而，在他开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妇女选举权运动蓬勃发展，给他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1906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之后，女性获得选举权的运动得到大力推动。但是，由此带来的希望由于两个原因遭到挫败：其一，自由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其二，自由党政府后来在政策上摇摆不定。这个问题与自由贸易问题类似，罗素对它在本能上怀着固有的热情——他母亲曾经积极参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的活动，他的世俗教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就这个问题，撰写了一篇影响巨大的时事评论。对罗素本人而言，妇女选举权的好处很多，难以一一罗列。他曾经在写给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的信中说：“我认为，妇女选举权十分重要，其原因与其说是直接的政治效应，毋宁说我讨厌普遍认为的妇女低人一等的观念。我觉得，这一观念让男性和女性感到羞耻。”

1906年，罗素加入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并于次年2月被选为执委会成员。1907年5月，在温布尔登举行下院议员补选。那是一个让保守党觉得稳操胜券的席位，自由党人甚至没有参加竞选活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出于公共宣传的需要，决定派人参选，于是要求罗素出面充当候选人。罗素觉得，自己无法开口拒绝这一要求。他告诉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此事相当棘手，但是我不妨将它视为玩笑之举。”罗素是以妇女选举权问题为卖点参加选举的第一人，他的参选带来了相当大的宣传效应。许多人出席了他的选举造势会议，其中还有大量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的男人和女人（这一点让罗素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千方百计进行干扰，试图阻止他表达竞选主张。在第一次会议上，有人放出老鼠，企图恐吓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女性；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有人向讲台上扔鸡蛋，其中一枚击中了艾丽丝。

投票于5月14日举行。罗素理所当然惨遭大败（如果他认为，可能存在他实际当选的危险，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站台造势的），他获得的票数超过了3000，比一位名叫亨利·查普林的保守党乡绅所得的票数少了7000张。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一结果不错，大大超过了预料，吸引公众对妇女事业的关注这一主要目标肯定如愿实现。此外，罗素还显示了勇气，面对竞选中出现的喧闹，这甚至让他的某些朋友也深感愕然。例如，乔治·特里维廉写信告诉罗素：“你真是一名硬汉！我原来没有想到，你如此喜欢冒险。”

选举结束之后，罗素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参与热情依然没被冲淡，与那场运动的某些参与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紧张起来。他们之中派系林立，这让他的幻灭感越来越强。此外，有的人不愿接受范围更大的政治议题，例如，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与争取实施普选制的斗争结合起来，这让他无计可施。他对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失去了同情，该组织系一个更为激进的分支，由潘克赫斯特母女[6]领导。她们忠于保守党，这让罗素觉得完全不能接受；而且，他们倡导公民不服从的做法也让罗素觉得反感。反过来说，她们也不信任罗素，认为他是彻头彻尾的辉格党信徒。（在谈到罗素在温布尔登的选举活动时，希尔韦亚·潘克赫斯特写道：“伯特兰·罗素先生对自由主义的热情大大超过了对妇女选举权的热情，这一点立刻变得明确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没有什么进步。他最后宣称，妇女参政论者将会受到“小型宗教派系的偏执”带来的诅咒。他离开那帮人，加入了人民选举权联盟。该组织致力于实现成年人普选制，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与它保持着密切关系。

“我重返工作状态，努力忘记公共事务。”在温布尔登选举之后几周，罗素在写给海伦·弗莱克斯纳的信中说。那时，他已经安全返回位于巴格利伍德的住所。他用了其后的几周时间，撰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勾勒了类型论，准备在《美国数学杂志》上发表。随后，在逻辑学理论基本到位的情况下，他觉得，他可以开始“完成书稿”的任务了。也许，他那时并不知道，撰写该书需要多长时间，所以用夸张的口吻谈到写作进度，认为这项按部就班的工作可以很快完成。1907年9月，他在写给艾维·普雷舍斯的信中谈到，他“辛苦工作，就像黑人一样”，努力撰写书稿，并且宣布该项目快要接近尾声，“在一年之内，应该交稿出版。”他说这番话时显得过度乐观。

怀特海承担了授课工作，撰写书稿这项艰难任务大都落在罗素——而不是怀特海——肩上。除此之外，逻辑学理论占据该书核心地位，几乎完全出自罗素的智慧。正是这两点让许多人过低估计了怀特海在撰写《数学原理》中所起的作用，在论及该书时常常给人的感觉是，它是罗素一人的功绩。罗素尽量纠正这一误解，利用每个机会强调，这是两人联袂之作。他坚持认为，“本书三卷中，很难找到一页……仅仅出自我们之中一个人的笔下”。怀特海从哲学基础的角度，评述并且修正罗素撰写的稿件，罗素接着会进行修改，从纯数学角度完善怀特海撰写的稿件。由此可见，两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整个书稿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最后阶段中，罗素的任务是进行最后誊清，提供一份经过两人认可的书稿。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罗素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手稿的厚度与日俱增。到1908年3月为止，距离结尾还有很多内容，但是手稿厚度已经达到2400页。罗素后来写道：“每次我去散步时都感到担心，万一房子失火，手稿将会付之一炬。”令人称奇的是，罗素在那几个月中依然忙里偷闲，撰写了一篇长文，就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表述的真理观进行了评述。在评论詹姆斯的真理观的过程中，罗素为他自己的真理观进行了辩护。在一年前与约阿希姆的争论中，罗素概述了他的真理观。受到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威胁的正是他的那个观点。詹姆斯写道：“我们对真理的论述是对过程的论述……只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具有实用价值。”对罗素来说，这样的观点简直令人极其讨厌，与他的观点和做法恰恰相反：真理是“严厉的毫不留情的神灵”；他以柏拉图主义态度，强调数学“事实”。首先，罗素对詹姆斯的真理观进行（也许有失偏颇的）解释：詹姆斯所说的“真理是让人觉得相信就有好处的任何东西”。接着，罗素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也许，相信天罗马主教也许会给人带来“好处”，但是，这样做却不会让教皇绝对正确论为真。于是，他写道：“试图摒弃‘事实’的做法将会以失败告终”。在写给海伦·弗莱克斯纳的信件中，他以更自由的方式表达他的看法：

……在我的思维方式看来，实用主义是无可救药的东西。我注意到，宗教慰藉——这是它以骄傲态度保留的东西——相当于这一点：根据它对真理的定义，即便上帝并不存在，“上帝存在”这个命题可能为真。我认为，教皇对这样陈述基督教信仰的做法进行谴责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不够圆滑。假如教皇仅仅考虑教会的利益，他就应鼓励每种形式的愚蠢做法，例如，神父们鼓励信众饮酒。

1907年圣诞节（他告诉艾维·普雷舍斯，在这个“纪念救世主”日子里，他仅仅工作了7个半小时），罗素在信中说：“我从自己的工作获得很多乐趣，超过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所以我不应该抱怨。但是，今天晚上我感到疲倦，觉得灰心丧气。我希望，一切都将变得不同，就从我自己开始吧。”

他几乎以超人的精力专注工作，努力完成《数学原理》，其原因在于，他的婚姻生活极不愉快，矛盾十分突出。他和艾丽丝都谈到，死亡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解脱。罗素在《自传》中谈到那段日子时说，“我常常觉得，自己似乎置身隧道之中，常常感到疑惑，我是否可以熬到从另外一端出去的那一天”：

我曾经站在牛津附近肯宁顿的人行天桥上，俯视火车轰隆而过，打算明天钻到其中一辆之下。但是，次日来临，我总是发现自己默默希望，也许《数学原理》某天可以脱稿。

那时，艾丽丝的胸部出现了一个肿块，她怀疑——甚至希望——它是恶性肿瘤。后来，医生诊断，它是良性的，她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极其愉快的希望……破灭了——甚至死亡的机会也没有了。长期以来，我真的希望让伯迪获得自由，让他和一个……不像我这样烦他、让他紧张的女人一起生活……日常琐事让我活着。但是，它们不能满足我渴求伯迪的爱情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总是存在，仿佛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开始时，它常常以最不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我以泪洗面——我觉得这是我的自责感。我既不知道，也不希望记住那些事情，但是强烈的爱情一直存在于我的心底。现在，我可以控制自己，今年冬天仅仅和他争吵了一次……如果我可以就此死去，那真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然而，我梦见死亡的情景，与伯迪分离让我感到痛苦，难以自拔。他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最初几年中，我醒来时发现他不在我的身边，我如同遭受酷刑。即便现在，我发现仆人可以常常见到他，和他说话，心里总是感到非常忌妒。

罗素面对这样的痛苦，潜心写作《数学原理》是某种解脱，某种逃避。5月，罗素再次给艾维说，他估计书稿可能达到6000至8000页。他告诉她：“我无暇考虑其他事情，这令人感到愉快。手里有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作，这让人感到安慰。”

这样的心态出现在罗素写给威廉·詹姆斯的一封回信中。詹姆斯在来信中指责罗素，认为罗素没有理解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并且提出了忠告：“我给您的肺腑之言是，‘如果您希望保留自己与具体现实的关系，向数理逻辑说再见吧。’”在写给他的朋友数学家菲利普·乔丹的信件中，罗素转述了詹姆斯的这番话，接着补充说：“假如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更希望保留我与符号逻辑的关系。”

尽管罗素早就觉得，追求艾维的做法不可取，但是在写给她的信件中，罗素常常以渴望和哀愁的口吻，暗示自己对她的欲望。例如，1908年8月，他在回信中谈到她希望立下遗嘱的想法。“您的来信充满友好情谊，让我感触颇深，觉得自己必须立刻回复，”他告诉她，

想到您希望留下遗嘱，这并不让我感到震惊——只有更可怕的事情才能让我感到震惊。正如麦克白所说的，“我经历了许多恐惧”。只要我活着，其中最大的恐惧是我根本无法言喻的感觉……我无法告诉您，知道您希望给我留下东西，我自己心里多么感激……有一样东西我特别希望得到——您的微型画像，就是住在比迪福德的您的朋友绘制的那幅。我很想知道，您觉得我的要求是否可行？假如您离开人世，那它对我来说会是一种安慰；它保留了我珍视的一些回忆。

艾维在信中还表达了对他废寝忘食撰写的著作的兴趣，罗素在回信中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几乎不可能解释这本著作的意义。”

“在我的思想中，您具有独特的地位，让我难以忘怀”，他在次年10月告诉她，然而却补充说，他觉得她最好不要把她的照片寄给她，正如她所建议的那样，其原因在于，“我不可能让别人知道我拥有您的照片”。

在那段时期，《数学原理》手稿的内容继续增加，势头不可阻挡，难度越来越大，一般人可能完全无法阅读。1908年10月20日，罗素写信告诉路易·库蒂拉，他预计书稿还要一年才能付印。他告诉库蒂拉，“这本著作的篇幅很大，没有谁会读它。”

他的估计完全正确：几乎恰恰一年以后，他们的巨著终于大功告成；篇幅真的很大（终稿多达4500页）；确实没有谁阅读它（或者至少说，没有谁通读它）。第一卷中包含的逻辑学理论如今继续被哲学家们剖析，依然是争论的话题，但是，形式证明构成该书后半部分的数百页，它们大体上无人问津，无人阅读。“我曾经了解到，只有六个人读过著作的后半部分。”罗素在20世纪50年代写道：“其中有三位是波兰人，他们后来（我相信）遭到希特勒的清算。其余三位是德克萨斯州人，后来完全入了迷。”

尽管如此，这本著作是一项不朽成就，罗素有理由为此感到非常高兴。1909年10月18日，他向露西·唐纳利宣布，他可以将巨著手稿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了。他那年37岁，但是心理年龄要老许多，多年辛劳，任务艰巨，让他心力交瘁。他告诉露西：“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这样的人：他们多年照料一名脾气糟糕的残疾人，心里怨恨不已，今天终于看见病人撒手人寰。”而且，这本著作让人难以卒读，这一点看来让他感到高兴。“想到这一点就令人忍俊不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不厌其烦地讨论一些小问题。它们藏在这本著作的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中，可能没有谁会发现它们。”在此，我们不禁想到维特根斯坦喜欢引用的巴赫的那句名言：他的音乐是写来“赞美上帝的荣耀的”。为了说明这类评论所表达的那种态度，维特根斯坦曾经谈到了中世纪工匠这个例子：他们一丝不苟地对待装饰大教堂穹顶的那些画像的面孔，非常注意其中的细节。可是，没有谁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作品，所以没有谁会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以便让自己的作品完美无瑕。与之类似，在完成《数学原理》过程中，罗素思考自己取得的成就时也持这样的态度。他写作这本著作的原因，不是希望人们实际上阅读它，而是因为他对它的内在价值，对完成它的强烈欲望，抱着一种堪称虔诚的意识。他是这样给露西·唐纳利解释的：

我长期埋头于本书的写作，倾注了许多心血，回想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搅得乱七八糟——我没有践行自己的理想，我既没有获得幸福，也没有给予幸福。这样做的自然结果是，我对人际关系，对个人幸福，持玩世不恭的态度，无论涉及我自己的幸福，还是别人的幸福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全部理想主义热情全都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这是我没有让自己失望的事情；我在工作中，坚守信念，没有任何妥协。当一个人的信仰集中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事物上——基本上像修道士一样——时，埋头工作是一个失败的标志。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年复一年，工作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渠道，宣泄我追求完美的强烈情感。

在写给海伦·弗莱克斯纳的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可以想象，没有哪个人将会通读这本著作。阅读其中只言片语的人绝对不会知道，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两人设法避免陷阱，作出不厌其烦的努力，以便让本书阅读起来容易一些。假如我们只花实际所用时间的一半，它就会让人觉得，我们付出了加倍的劳动。我非常疲倦，但是我觉得，自己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休息——即便外部条件允许，心理上也无法进入休息状态。我妖魔缠身，它们鞭笞我，要我继续干下去，有的事情是有用的，有的是无用的，有的甚至是有害的。”

该书的手稿卷帙浩繁，使用了特殊的逻辑符号，其中许多是由他俩创造出来，专门用于本书的。这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带来巨大的印刷难题。排版、校对、出版历时4年，第三卷直到1913年才问世。剑桥大学出版社估计，出版如此劳神费力的巨著可能造成600英镑的亏损，一直拒绝处理稿件，直到得到保证说，至少一半亏损可以从两个渠道得到弥补，才极不情愿地同意出版。英国皇家学会提供了200英镑，让罗素和怀特海支付剩余的部分。罗素在《自传》中写道：“于是，我们两人辛辛苦苦干了10年，每人却倒贴了50英镑。”

撰写《数学原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它所取得成就难以估计。它的目标是要最终证明，全部数学研究可以从逻辑学加以推论。但是，在《数学原则》中，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从根本上说，它意味着，所有关于数字的命题都可被重新表述为关于类的命题）；在《数学原理》中，罗素不得不增添在基本逻辑理论上的复杂问题，它的意思就不那么明晰了。相关情况由于这个事实而变得模糊不清：鉴于技术方面的原因，罗素和怀特海不得不在他们掌握的“逻辑”公理贮备的基础上，增添某些公理。但是，增添的部分几乎不符合罗素开始撰写书稿时对这些自明之理所持的观点，例如，无穷性公理、可化归性公理，以及所谓的“乘法公理”。增添公理的做法对随后的证明来说必不可少，但是，它实际上扩展了“不证自明的真理”的理念。

也许，最残酷的一击于1931年出现：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确实证明，罗素和怀特海试图实现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完成：从原则上说，不可能存在能将所有关于数字的真理以定理形式推知出来的逻辑学理论；所有数理逻辑注定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形式数学理论的不完全性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证明的定理！

但是，罗素和怀特海确实说明了某种有趣而重要的东西：他们至少证明，从一种形式的公理化系统（无论将它视为逻辑系统还是数学系统均可），可以推知大量——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数学问题。其次，在那个过程（这也许是两人的研究最为重要、影响最深远的部分）中，他们对数理逻辑本身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创造了技术，提出了思路，赋予后来的数理逻辑研究者们灵感。例如，阿兰·图灵和约翰·冯·诺依曼[7]的研究为计算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数学原理》终于完成，罗素再次投身政治活动之中。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11月，上院使用了否决权，没有通过劳埃德·乔治起草的预算，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他1908年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之后继任首相）因此要求举行大选。最关键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宪政问题——非选举产生的上院与选举产生下院出现了对峙。这样的问题当然激发了罗素的想象力。“我们面临一场危机，这样的形势1832年以来首次出现。”他写信告诉海伦·弗莱克斯纳，可能对事件进行了过度渲染。“我已将自己的工作放到大选之后去做，投身政治活动，进行讲演和游说。”

罗素支持的竞选人是菲利普·莫里尔——他是艾丽丝的哥哥洛根在牛津的一位老朋友，希望再次当选为南牛津郡选区的议员。这不是罗素所在的选区，而且罗素曾在《自传》中说，该候选人“违背了我觉得重要的承诺”（当时的信件间接表明，这些承诺与支持妇女参政论相关）。有人认为，罗素支持菲利普·莫里尔另有原因；在我看来，这一说法并不算过于玩世不恭。其原因在于，罗素那时对莫里尔的妻子奥托琳女士产生了兴趣。奥托琳是一位身材高挑、魅力四射的贵族女性，比罗素年轻一岁，特别喜欢奢华的服饰，以思想独立，反对常规（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常规即是僵死”）而名声在外。

奥托琳喜欢艺术，尊重智性人士，喜欢与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厮混（她已与奥古斯都·约翰[8]有染，当时正打算与一位画家亨利·兰姆开始另外一段风流韵事），喜欢具有刺激性的话题。奥托琳拥有的许多品质让罗素想起他1894年对艾丽丝的姐姐玛丽的相思之情。罗素和奥托琳两人家庭背景相似，并且因此有几个共同的相识者，以前有过一面之交。但是，罗素曾经刻意避免所有声色犬马之事，对她持不太赞同的态度。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看来，她过多使用香水和脂粉，与我的清教主义偏见格格不入。”

但是，1909年9月（罗素决定支持菲利普·莫里尔参选之前几个月），奥托琳和菲利普应洛根之邀，来到巴格利伍德做客，罗素对奥托琳的看法出现了改变。罗素和奥托琳两人沿着小河散步，谈起了一个话题，产生了互相吸引的感觉。“伯特兰·罗素这个人很有趣。”奥托琳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以前从未见过谁如此具有吸引力，如此忧心忡忡，思维如此敏捷，目光如此犀利，心灵如此知性。他一眼便能区分真伪，有人称他为‘末日审判’。”

他关注的目光让我受宠若惊。我觉得，他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发现，我非常愚蠢。这个念头让我心灰意冷。尽管如此，他的睿智和幽默给了我和他交谈的勇气。

一年半之后，他们成为情人。罗素将他当时的感觉告诉她：“我记得，有一天你来到巴格利伍德，我俩沿着河岸散步。我就是那时开始注意你的。”

大约就在莫里尔夫妇到巴格利伍德拜访那个时段，艾丽丝写下一段非常痛苦、悲伤不已的日记。事实上，自从1907年写下那一则令人心碎的日记，表达她对疑似癌症感到失望的心情之后，日记上一直空白。这一点也许出于巧合，也许她看到，罗素对奥托琳表现出了明显兴趣：

自从上次写日记以来，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我每天早上醒来时，都希望自己已经死了。胸部的肿块越来越大，开始疼痛……我本来暗暗高兴……觉得肯定是癌症……后来，布鲁克斯医生告诉我，它是良性的，这让我深感失望……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地苟活……现在我知道，［罗素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我的本能性思维中，在我的几乎所有梦境中，他的爱依然存在这一信念却挥之不去。我醒来时觉得，梦境中他依然是我的爱人。这让我深感痛苦，与醒来觉得他在梦中斥责我时同样痛苦。也许，这更痛苦，让我觉得更难适应。

莫里尔夫妇访问巴格利伍德的次日，前往位于伊夫利的科特普雷斯，拜访艾丽丝的母亲。艾丽丝在那里告诉奥托琳，罗素喜欢他们夫妇两人，希望到伦敦与他们见面。奥托琳写道：“那将令人非常愉快，但是我真的没有勇气这样做。过不了10分钟，他就会感到失望和无聊。他让我觉得自己内心空虚，就像一面大鼓。”

对罗素来说，在奥托琳的丈夫竞选期间和她一起工作可能是理想的方式，有望形成互相吸引。实际上，在1909年12月和1910年1月的竞选活动中，两人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日益增强。他们一起旅行，出入牛津郡各个村庄的会议大厅。罗素每到一处都会发表讲话，面对喧闹、敌视的民众，表达支持自由党政策的观点。奥托琳写道：“有些地方的人冲着我们扔石块，发出嘘声。”

沃特林顿的情况尤其糟糕。伯迪·罗素和我们同行，在那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演讲。当时不可能听清人说什么，更不用说听像罗素这样说话轻言细语、态度不温不火的人讲话了。但是，他勇敢地站起来讲话。顿时嘘声四起，口哨阵阵，叫喊不断。但是，他不乏激情，态度真诚，充满知性的力量，让他们渐渐安静下来。过了片刻，让我们觉得惊讶的是，他们开始听他说话，神情变得关注起来。思想的完整性战胜了民众的混乱，那样的情景我很少见到。

就罗素自己的感觉而言，在奥托琳身上，他发现了许多值得赞赏的优点，这与他以前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我发现，她对所有人都非常友善，对公共事务真的非常关心。”但是，两人那时单独相处的机会很少，相互之间的兴趣需要等待一年半之后才能激发出来。

那次竞选的结果是，菲利普·莫里尔与自由党的其他许多候选人一样，失去了议员席位，[9]阿斯奎斯再次掌权，但是在下院的多数党席位也大幅减少。那是一次名不符实的胜利，但是，关于上院权力的宪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将会持续下去。其原因在于，阿斯奎斯必须在上院通过一项改革法案，以便废除上院的否决权。上院议员们否决了那项旨在限制其否决权的议案。这样一来，阿斯奎斯被迫宣布，1910年末再次举行大选。他的理解是，如果他赢得选举，上院依然会阻止改革法案通过；但是，国王将会册封更多自由党人为贵族，以便确保法案通过。

当时，罗素积极参与这一事务，而且头脑尚未从撰写《数学原理》形成的疲乏中恢复过来，进行更多哲学研究的兴趣随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他认真考虑过自己是否应该长期投身政治的问题。1910年3月，有人提议他作为牛津市的自由党候选人，竞选下院议员。但是，他听说不能强调他对妇女选举权的立场，于是谢绝了那个建议。4月，贝德福德的自由党人与他联系，希望他在该选区的参选。4月26日，罗素在贝德福德的自由党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概述了他在将来举行的任何选举中将要强调的问题：改革上院、自由贸易、征收土地税。在他的那次讲话中，没有什么内容与自由党人的政策相左。但是，在他发言之前，有人把他带到一旁，私下问他对宗教的态度。他是否愿意偶尔去听弥撒？他回答说，不，不愿意。结果，他没被选中，贝德福德的自由党人挑选了一个观点较为正统的人，那个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凯拉韦。罗素后来评论道，对贝德福德和他本人而言，那次能够逃脱，没有参加竞选实属幸运。

其原因在于，到5月时，罗素已经改变了主意，无论他是否被选为贝德福德的候选人，他都不愿成为下院议员。罗素遭到贝德福德否决之后，还有几个选区向他发出邀请，其中包括黑斯廷斯、圣莱昂纳茨、南潘克拉斯，但是他都一一谢绝了，决定接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聘请，讲授逻辑学和数学原理这两门课程，为期5年。当然，游说该学院发出邀请的主力是怀特海。5月27日，怀特海高兴地致函罗素，表示学院院务会已经审查通过了这项聘任决定。

罗素立刻接受了聘请。那时，他的思想已经转回哲学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与牛津大学教授F．H．布莱德雷进行的一场争论的影响。2月，布莱德雷致函罗素说，他刚刚为《心灵》撰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论表象、错误和矛盾》。在文章后半部分，他用几页篇幅对罗素的《数学原则》提出了批判。从根本上讲，布莱德雷提出的批判围绕罗素长期面对的难题，涉及“统一性”和分析的价值；此外，还有罗素本人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例如，关于“作为许多的类”和“作为一个的类”。4月9日，罗素给布莱德雷写了一封长信，承认关于类的问题，将布莱德雷的注意力引向他新近提出的类型论，拒绝得出布莱德雷希望他得出的结论，即对“整体”的分析是不可能的。

罗素在回信结尾处说：“我可能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如果计划没有实施，我将尝试就您提出的问题，为《心灵》写一点东西。”布莱德雷在回信中写道：

我感到，我必须承认，听说您将参与政治活动，本人深感恐慌，担心那意味着您没有时间从事哲学研究了。是否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呢？如果不行，我不便冒昧断言，您究竟在那个方面感受到更大的“挑战”。我觉得清楚的只有一点：就人的或然性而言，没有谁可以在哲学领域中替代您工作。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发表其他看法。

布莱德雷已经得到广泛认可，被视为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我们可以想象，来自他的鼓励起到很大作用，让罗素下定决心，重返哲学研究。他仓促回函，让布莱德雷放心，他根本不可能投身政治活动。布莱德雷回信说：“这让我深感欣慰。我确信，如果您永远离开，那将是哲学界的一大损失。我知道，没有谁可以像您一样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我希望您取得更大成就。”

尽管布莱德雷说了这番客气话，但是他恢复了与罗素的哲学争论，这体现在文章（刊登在《心灵》上）和通信两个方面，两人的思想交锋持续了整整一年。7月，罗素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点解释——答布莱德雷先生》，为自己的这个观点进行了辩护：尽管综合体具有其构成部分各自缺乏的统一性，也可对综合体进行分析，认为它是有其组成部分构成的。这一观点果然引起了布莱德雷的谴责（见1911年1月出版的《心灵》发表的《答罗素先生的几点解释》），认为这样的观点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就“统一体”而言，难题依然存在：我提出，在统一体中，除了其组成部分之外，是否存在任何东西……如果还存在更多的东西，这种“更多的东西”究竟存在于何物之中？

在标注日期为3月2日的回信中，罗素至少承认了暂时的失败：

就统一体而言，我没有其他更多意见。这个问题很难（我不妨补充，在任何哲学体系中均是如此），我不会自命不凡，声称解决了相关的所有问题。

那时，罗素已经开始在三一学院履行讲师职务。三一学院给他安排了内维尔庭院的宜人房间。艾丽丝住在坐落在费恩赫斯特的一幢名叫冯布里奇的农舍中（他们放弃了在巴格利伍德的寓所），与他保持安全距离。一切看来已经就绪，罗素将作为剑桥大学的指导教师，开始一段比较清静、不太紧张的新生活。尽管罗素那时年仅38岁，但是已经以“中年人”自称，在写给友人信件中谈到，他非常享受平静的学者生活。周围的人重视他的工作，他摆脱了婚姻的可怕空洞外壳带来的压力，已从《数学原理》的隧道中出来，心境处于成熟状态。“我非常喜欢学院的生活，”他写信告诉海伦·弗莱克斯纳，“现在，我打算过一段轻松的日子。”

但是，度过漫漫长夜之后，人并未重新入睡，而是变得清醒起来。罗素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刺激，不是智力方面的刺激，而是感官方面的、情感和想象力方面的刺激。正如1901年的“彻底转变”体验可能让他知道，他可以暂时控制那些异乎寻常的激情，但是无法长期禁锢它们。最后，随着一个时刻的到来，那些激情将会释放出来，把他周围的一切搅得天翻地覆。结果，只需与奥托琳·莫里尔共度几个小时，它们就会全部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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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素和怀特海合写的三卷本使用了拉丁文名称Principia Mathematica，而不是罗素使用的英文名称Principle of Mathematics，让人想起牛顿1687年出版的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注

[2] 收录在现已出版的《伯特兰·罗素论文选》中的这些文章显示，就他提出的意义和指谓理论，罗素作了一系列令人迷惑不解的修正。

[3] 该文的英语版参见《科学与方法》（1914年）第II编，第II、IV、V章。

[4] 现在的标题为《论“不可解问题”与符号逻辑的解决方法》，参见道格拉斯·拉基选编的《分析方法文选》。

[5] 在《数学原理》中，逻辑学理论处于核心位置，让一般人觉得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点从我的下述经历中得到证实。我写信给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罗素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请求：根据分歧类型论，应该如何分析“诚实是最佳策略”这个表述。其中五位在回信中提供了迥然不同的回答，第六位坦诚说，他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1908年1月6日，怀特海写信告诉罗素：“我最近研读你撰写的关于类型的文章。就我的理解而言，我完全赞同你提出的理论。但是，那些问题非常精妙，我深感怀疑，我是否真的理解了你避而不答的所有那些难点？”怀特海在结尾时还补充说：“我仿佛置身浓雾之中，看不清你究竟身在何处。”这显示了一个事实：怀特海至少最初觉得，罗素提出的理论令人困惑不解。但是，从宽泛的角度看，类型论显然旨在解决诸如“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这样的“恶性循环”悖论。根据这一理论，当埃庇米尼得斯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时，他其实提出了一个第二层次的判断，其对象是他本人（以及其他所有克里特人）提出的第一层次判断。因此，这一判断的真实性与所有第一层次判断的虚假性一点也不冲突（《我的哲学发展之路》就此进行了相同的解释，参见第82—83页）。

[6] 母亲名叫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年），妇女选举权的积极倡导者。1903年，潘克赫斯特创建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1905年，妇女联盟开始采取激进的政策。她们母女都在该组织中担任了领导职务。——译注

[7] 阿兰·图灵（1912—1954年），英国数学家，著名的“图灵机”和“图灵测试”的创造者，被誉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约翰·冯·诺依曼（1903—1957年），美籍匈牙利人，经济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发明家，人称“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他制定的计算机工作原理直到现在还被各种电脑使用。——译注

[8] 奥古斯都·约翰（1878—1961年），英国肖像画家、蚀刻版画家兼制图师。其肖像画有力地刻画出当时政界和艺术界许多杰出人物，例如，萧伯纳、托马斯·哈代等等。——译注

[9] 但是，在1910年举行的下一次大选中，他成为兰卡斯特郡伯恩利选区的下院议员。

第七章　重新唤醒的理想

1911年复活节假期中，罗素在巴黎举行了系列讲座。那三场讲座的内容几乎完全被后来的评论者忽视，但是就他的哲学思想而言，讲座提供了一种经过浓缩的重要表述，可被视为某种个人宣言。第一场3月22日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题目是《数理逻辑的重要哲学意义》。他就数理逻辑提出了若干雄心勃勃的主张：第一，它“已经解决了无穷性和连续性问题”；第二，它“让关于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哲学变为可能”；第三，“在为某些确定、客观的数学知识提供基础的过程中，它说明人们的知识并不完全从感性事实中演绎而来，绝不可能以主观或者心理方式，解释先天认识。”

第二场讲座同一天在法国数学学会举行。罗素以较为谨慎的方式，从技术角度讨论了无穷性公理和乘法公理。他指出，尽管需要这两个公理来证明许多早已确立的纯数学定理，这两个公理本身并不是可证明的。鉴于这两个公理可能是错误的，罗素建议，将它们视为明显的假说。

第三场讲座次日在法国哲学学会举行。它在三场讲座中最为有趣，其内容后来很少有人了解。罗素采用了《分析实在论》这个题目，试图概括说明他的全部哲学观念。他宣称：第一，他信奉的哲学具有实在论特征，因为它坚持认为，抽象的“柏拉图式”理念（例如，他认为形成数学问题的那些理念）具有客观实在性；第二，它具有分析特征，“因为它主张，复杂事物的存在是以简单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那场讲座的内容当时没有被学界注意到，其后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那场讲座中，罗素首次使用“逻辑原子论”这个术语来描述他的哲学思想：

诸位将会注意到，这种哲学是逻辑原子论哲学。每个简单的实体都是原子。我们决不能假设，原子需要在时间中持续存在，原子需要占据空间：这样的原子是纯逻辑学的。

为什么三场讲座的内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呢？只有第一场讲座的内容为人所知，但是也仅仅局限于专业哲学研究者的圈子里；罗素在世时，只有第一场讲座内容以英语文本面世。其他两场讲座的内容以法文出版，之后便大体上被人遗忘和忽视了。在哲学史文献中，在罗素的《自传》中，在后来的传记中，它们几乎没有被人提及。

这些讲座的内容莫名其妙地被人忽视，可以说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消失了，其原因在于，罗素一生中出现了许多重要事件，它们完全被淹没其中。在乘船起航前往法国之前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1911年3月19日，在动身前往巴黎的途中，罗素在伦敦停留，在贝德福德广场的莫里尔夫妇的家里过夜。那天，菲利普·莫里尔不在家，到伯恩利会见选民去了。于是，在出席晚宴的客人离开之后，只剩下罗素和奥托琳——用罗素的话来说——两人私下相对。

后来，两人之间的交谈从政治转向个人问题，罗素鼓起勇气，以试探方式向奥托琳求爱，结果惊讶地发现，奥托琳没有表示拒绝。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罗素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和性欲，那天晚上终于可以与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有了身体接触，有了精神交流。那样的体验具有压倒之势，让罗素立刻爱上了奥托琳；那种激情力量巨大，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他对她的欲望让他无法自控；他后来说，哪怕他知道，菲利普·莫里尔将会杀掉他和奥托琳，他也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求与她共度一个晚上。实际上，两人那天晚上没有做爱，[1]他们时而亲吻，时而说话，一直待到凌晨4点。

接下来的几天里，罗素在巴黎逗留，“仿佛身处梦中”，觉得周围的一切似乎并不真实，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得不进行的讲座之上。数月之后，他必须核对出版商寄给他的基于讲座的文章校样，他写信告诉奥托琳：“让我暂停对你的思念，考虑出版事宜，这真是太难了。”

实际上，罗素根本无法将奥托琳的影子赶出他的脑海。他很快意识到，他对她的爱情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前往巴黎的火车上，他无暇顾及将要阐述的讲座内容，提笔给她写信，心醉神迷之情溢于言表：

我的内心激情汹涌，不知从何说起。在过去的48个小时中，世界完全变了，让我现在依然陷于困惑之中。你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绪，我听不见人们说些什么……尽管我通常无法想象出任何人的面容，你的身影却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现在非常想你，知道我每次见到你，对你的爱意都将增加。我渴望在宜人的地方与你相会，你的美貌，你所到之处创造的美景将会与其他东西融为一体。

奥托琳在她的日志中写道，和罗素待了第一晚上之后，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无法面对他倾注在我身上的汹涌激情……他仿佛突然从坟墓中冒了出来，打碎了制约他的种种禁锢”。她所用的这个意象完全贴切。罗素多年以来生活在没有激情的僵死状态之中，与奥托琳的恋情仿佛让他突然苏醒过来。曾被深埋的那些个性带着更新的活力，重现浮现出来。冲破的并不仅仅是多年积累的情感和性欲方面的压抑，他性格之中的感性因素也全被重新唤醒，他仿佛突然获得了新的视觉、听觉、触觉，可以重新看见、触摸和嗅到世间的事物。这样的体验美妙无比，势不可挡，让他既感到欣喜若狂，在一定程度上又困惑不解（例如，他可以在奥托琳不在场时想象出她的面容；这一事实让他深感惊讶）。他仿佛借助了某种神迹，不但可以使用五官感觉，而且还重新获得了想象力，获得了审美能力，获得了爱的能力。

他知道，这是一种根本转变，具有很大的力量，将给他生活的所有方面带来深远影响，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对思维能力的影响。多年以来，他的思维恰恰受到这个愿望的推动：逃避感觉世界，进入由数学形式构成的更纯粹、更“永恒”的世界。“如果您希望保留与具体现实事物的关系，向数理逻辑说再见吧！”威廉·詹姆斯曾经这样劝导他。那时，他面对的问题是，他重新发现自己对具体事物抱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可能保留与数理逻辑的联系呢？其原因在于，数理逻辑从一个侧面看十分美妙，永恒存在，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冰冷无情，缺乏人味。由此出现的问题是，感性之美引起的愉悦之感是否可以与研究数理逻辑的专注状态互不排斥？假如罗素当初没有对感官世界无动于衷，他是否可能在逻辑学和哲学两个领域中，取得如此重要的独创性成就？

在驶往巴黎的列车上，在将要发表关于数理逻辑的重要的个人“宣言”之际，罗素觉得，数理逻辑的重要性与以前相比大大减少。让他感受至深的是一个逻辑学观点带有的局限和不足。他告诉奥托琳：“我觉得，自己非常粗鲁，非常无情，根本不了解生活的审美方面，仅仅是一台逻辑机器而已。”他知道，在巴黎他需要集中精力，表现睿智，进行严格的哲学辩论，此时脑子里不能总是想着奥托琳。然而，他也知道，如果说这不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难以做到的。“我担心，讲座的整个结果可能大打折扣，给人重要性不如以前的印象。”

在巴黎度过第一个夜晚之后，罗素给艾丽丝写了一封信，它与他写给奥托琳的信件形成了巨大反差。

最亲爱的艾丽丝：

我顺利抵达这里，沿途天气暖和，阳光明媚。谢菲尔在车站接我，和我一起用餐。我终于买到了柏格森的著作［《创造进化论》］，定于今天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我一直抓紧时间，阅读这本著作。我可能没有时间写信了。

爱你的，

伯迪

艾丽丝那时对收到这样的短信已经习惯，当时很可能毫无疑心。但是，罗素已经开始暗中计划，寻思如何开始没有她的生活。就在他给艾丽丝写这封短信的同一天，他给奥托琳写信，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如何改变他的整个生活性质。他告诉她：“除了婚礼后的短暂时期之外，焦躁不安的内心怒火一直驱动着我，迫使我参与各种活动，从未让我停下脚步。我常常感到疲惫不堪，身心似乎到了忍受的极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改变这一切。你可以给我内心的欢乐，赶走那些恶魔。”

第二天，罗素收到奥托琳的来信，要他保守秘密，千万不能让菲利普知道他们那天晚上两人私下相处的细节。在罗素看来，这样的叮嘱是错误的。他认为，与奥托琳的恋情是他一生中出现的最为美妙的事情，他不会进行掩饰，仿佛它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似的。他立刻回信，声称他和奥托琳不应以这种方式贬低他们的爱情，两人不应该“神秘兮兮，让仆人探头探脑，朋友说三道四，疑心越来越重”。奥托琳应该告诉菲利普，他应该告诉艾丽丝。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只要“可以避免欺骗和肮脏的做法，我默许你和他待在一起”（奥托琳已经向他说明，她不打算离开她的丈夫）。

在奥托琳看来，事情发展太快。诚然，她在婚姻生活中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她以前也同别人有过狂热的恋情，例如，与奥古斯都·约翰、亨利·兰姆、罗杰·弗莱。在罗素闯入她的生活时，最后两段恋情根本没有结束。但是，她对她的生活并不满意，已经做好准备，将它置于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她尽管并不安分，但是却非常在意菲利普和女儿朱丽安，不愿意离开他们两人。而且，她也不愿让她的行为导致丑闻，遭人非议；那样的情形对她不利，而且绝对会给菲利普带来毁灭性打击。此外，她对罗素的感觉与罗素对她的感觉完全不是一码事。她没有被情欲所困，发现他在生理上完全没有什么吸引力。一方面，她觉得他思想深邃，性格迷人，兼有浪漫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混合特征，让她深感兴趣；另一方面，他非常关注和信赖她，她突然在他的生活中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让她有受宠若惊之感。

在后来的几年中，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分别有所记载。在写给他的信件中，她不厌其烦地表示，他是她的精神伴侣，她对他赞赏有加，公开鼓励他对她的恋情。在她的日志——她让菲利普阅读它，而且看来她有时是特意写出来让菲利普阅读的——中，她多次谈到她对罗素的矛盾心理，谈到他缺乏生理上的吸引力。从表面上看，这两个方面自相矛盾；出现的问题是，她在哪里，在信件中还是在日志中，说的是真话？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其一，两种反应都是真诚的；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她在日志和信件中所说的都是实话，分别承认在另外文字中没有挑明的意思，掩饰在另外文字中表达的意思。她的感情非常复杂；后来让罗素深感困惑和沮丧的是，她的感情难以——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使用融贯、不变的方式进行表述。此外，她常常愿意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并不直接伤害罗素或者菲利普的感情，这样的做法让整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无论她的真实感情如何，奥托琳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让罗素打消非分之想。那时，她已经让罗素神魂颠倒，他写给她的每封信件都充满了他的热恋之情。“我有什么办法，让他回到原来那种枯燥的生活状态呢？”她在日志中问道。“看来，我无法拒绝承担，这种具有价值的美好生活带来了负担。”她说，就她自己而言，“这种新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征服了我，冲昏了我的头脑，给我带来快感”，但是“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冷酷可怕，让人不舒服的感觉——我缺乏诚意”：

……他沉醉于他自己的感觉之中，无法看到，我并未像他那样坠入爱河；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坦率地告诉他这一点。

她写给罗素的信件显示，他觉得她也爱上了他，其原因并不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陶醉状态。3月25日，他从法国返回英国，途中在贝德福德广场稍事停留，她把她那天早上所写的一封短信递给他。她在信中宣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对你的爱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对我的爱情……此时此刻，每时每刻，我的精神都和你在一起。我理解你，恰如理解我自己。”

罗素本来极端兴奋，但是奥托琳在信中透露——与以前她给罗素的印象相反——她和罗素幽会期间，依然与菲利普同房。罗素深感震惊，试图立下一个规矩，坚持要奥托琳与菲利普分床而睡，但是奥托琳并不买账。直至两人分手时，这个问题——在罗素看来——依然没有解决。罗素认为，奥托琳必须作出选择：如果她坚持与菲利普同床共寝，他就会与她断绝关系；如果她重视与他的关系，她必须与菲利普分床而睡。他回到费恩赫斯特之后写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求，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做没有错。我觉得，如果你拒绝一切，我很可能接受让步，但是那样做是错误的——它会以某种方式贬低我，而且贬低我俩的爱情。”

他觉得，他尊重奥托琳在向菲利普让步的过程中作出的“自我牺牲”。“我以前可能更愿意认为，这样做没错”，但是“选择自己的幸福需要勇气；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以相当神秘的方式暗示，他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得到这一看法的。唯一让人可以假设的是，他在这里暗指他对伊夫琳·怀特海的秘而不宣的恋情：

在我的生活中，有许多我希望告诉你的事情。但是，我不能随意这样做。它们可能说明，为什么我确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毋庸置疑的是，伊夫琳在罗素心中占据重要位置。他告诉奥托琳，如果她愿意去拜访伊夫琳，谈一谈他所说的“这种等待的时光”，他会感到非常高兴的。他说，他已经写信给怀特海，告知他与奥托琳的恋情。“他们夫妇俩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已经知道我的全部隐私，或者说知道全部可以告诉他们的隐私。我遇到困难时，他们多有帮助。”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其原因是，他尚未告诉艾丽丝相关情况。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回到费恩赫斯特，和艾丽丝一起，接待来度周末的艾丽丝的外甥女夫妇，卡琳·科斯特洛和雷·科斯特洛。“我星期一告诉艾丽丝，”罗素承诺，“她这个周末接待访客，我不能现在告诉她。”艾丽丝那时依然毫无察觉。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罗素还是像往常一样，充分显示出有效掩饰真实感情的能力：

这里的情况简直糟糕透顶——可怜的艾丽丝让我紧张不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挨过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每次离开我一段之后再见面，她总是让我觉得很难对付，但是这次尤其烦人。不过，我不停地说话，大笑，观察能力不强的人会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无忧无虑，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就在罗素写这封信件的那个星期六晚上，在贝德福德广场家里的会客室里，奥托琳坐在菲利普对面，写信向罗素解释，为什么她觉得，继续允许菲利普和她做爱完全是微不足道之举：

……现在，我和他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在给你写信；你反对的事情其实与我现在做的没有什么两样。我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我可以肯定，与他和我聊天时相比，我现在与他之间的距离更远一些。

第二天，她收到罗素来信之后写道：“你差一点让我依了你，但是尚未到达那一步。”“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待在这里，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行事的”，但是，她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去满足罗素的要求。她有一种预感，觉得伊夫琳根本不喜欢她。不过她觉得，如果罗素喜欢她与伊夫琳见面，她依然准备前去拜访。她仅仅提出了一个要求：罗素同意和她再次见面，哪怕仅仅一次都行。“我渴望你我两人深度相拥，让我融入你的怀抱。”

这样的承诺罗素求之不得。他回答说：“我觉得，连一次也不能完全拥有你，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应该创造这样的机会。我还觉得，在那之后，我俩可以更平静地考虑问题。”那天是星期二，罗素像他承诺的那样，给艾丽丝讲了奥托琳的事情。他声称，艾丽丝“听了之后没有什么强烈反应”。其实，正如奥托琳次日见到伊夫琳·怀特海时发现的，听到罗素移情奥托琳的消息之后，艾丽丝勃然大怒，痛苦不已。伊夫琳向奥托琳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艾丽丝站在窗口，看见罗素半路拦住邮差，从他手里一把抓过奥托琳寄来的信件，急不可待地读了起来。伊夫琳还告诉奥托琳，自从罗素说出实情之后，艾丽丝每天晚上都来见罗素，眼里噙着泪水，乞求他回心转意。

无论伊夫琳（像奥托琳认为的那样）受到嫉妒心的驱使，还是（像艾丽丝和罗素认为的那样）受到无私愿望的支配，试图阻止不幸的发生，她的目标显然是要尽快行动，终止罗素与奥托琳之间的婚外恋情。奥托琳为了满足罗素的要求，于3月28日拜访了伊夫琳。次日，伊夫琳到贝德福德广场回访，敦促奥托琳认真考虑作为母亲和妻子应该承担的义务。在那场危机期间，伊夫琳处心积虑，让艾丽丝和罗素两人保持信心，并且在两人沟通过程中起到中间人的核心作用。伊夫琳给相关各方提供建议，其中还包括奥托琳本人。即使她的斡旋对事情的发展影响不大，最终结果也并非她的努力不够所致。

伊夫琳收到罗素的信件，知道了他与奥托琳的恋情，立刻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到伦敦去。在那周余下的时间里，罗素待在怀特海夫妇位于卡莱尔广场的寓所里。那个地方成为事件的中心，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和会面，它们将决定罗素、奥托琳、艾丽丝和菲利普的未来。就伊夫琳的态度而言，罗素显得非常——或者说故作——幼稚，几乎到了盲目的程度。他问奥托琳：“你怎么会觉得，怀特海太太将我与你对立起来呢？”“其一，没有谁会这样做；其二，她也不愿意这样做。”奥托琳没有理会他的说法。她在日志中写道，“我总是觉得，她是他以前爱情的倾注对象”：

她显然很了解他，她和她丈夫一直是他的挚友。我觉得，怀特海太太不喜欢我，这也许在情理之中。但是，我对她所说的没有什么印象，仅仅记得她告诉我说，他感情并不专一，朝三暮四。我仅仅记得，我坐在一个氛围陌生、装修讲究的小会客室里，与一位模样陌生、衣着考究的女士谈话。她两眼盯着我，强忍怀疑和嫉妒，让人很不舒服。

到了那周的中段，伊夫琳分别与奥托琳和罗素两人的交谈看来起到了预期效果。奥托琳第二次与伊夫琳见面（伊夫琳当时告诉她，罗素不想见她）之后，写信告诉罗素说，她现在觉得，他们必须分手。但是，奥托琳请求再见最后一面，作为道别。罗素在位于卡莱尔广场的怀特海夫妇的寓所里，给奥托琳写了一封回信：

你说得没错，我亲爱的。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但是不能抹去我们思绪中珍视的东西。我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你。明天上午就在这里。你明天早餐之后尽快来吧。

但是，就在两人原定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事情发生了改变，伊夫琳的计划完全泡汤。奥托琳在日志中，使用下面这些文字表述了当时的情景：

在怀特海夫妇的寓所，我和伯迪再次见面，一来向他告别，二来要告诉他，我不可能离开菲利普。但是，他恳求我再次和他见面，急切之情让我心情沉重，深感抑郁。我觉得，自己不可能这样抛开他。他欲望很大，强求我的生活，我的时间，我的忠诚。我大声叫喊，“噢，终于自由了！”……要是我没有这种可怕的责任感该有多好！

如果说这一段文字不是完全虚构之物，它至少经过精心斟酌。它没有提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奥托琳与罗素见面时带来一封短信，要求两人继续见面。奥托琳的传记作者米兰达·西摩的说法——我认为，这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是：“甚至在她动身到卡莱尔广场与他见面之前，奥托琳已经下定决心，不会结束任何东西，不会结束她的婚姻，不会结束与伯迪的迅速发展的关系，不会结束与老情人亨利·兰姆之间没有完成的恋情。”米兰达·西摩还宣称，奥托琳和罗杰·弗莱那天晚上先去参加了一场聚会，然后和他一起回到贝德福德广场。罗杰·弗莱公开向她表示了爱意，她“让他和她做爱，让他相信她爱他”。显而易见，尽管罗素对她的生活，她的时间，她的忠诚提出了要求，她希望获得自由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功，超过了她在上述日志中暗示的程度。

实际上，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奥托琳本人声称，那一周“仿佛一场噩梦”，但她使用了手腕，最后以毫无疑问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到了那个周末，奥托琳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其一，化解了伊夫琳·怀特海的尝试，维持了与罗素的婚外情；其二，化解了罗素提出的要求，并未让两人的关系在她的生活中处于高于一切——或者至少说中心——的地位。在卡莱尔广场的那次见面之后，她与罗素的关系将会继续下去，然而不是按照他的意愿，而是以她的方式继续下去。此外，她不但实现了这一点，而且让罗素没有任何不满。实际上他本来以为，两人的婚外恋情将被迫就此终结，现在知道可以延续下去，也就根本顾不得以什么方式了。他在幽会结束之后几小时写道：“最亲爱的，只要你觉得方便，任何时候见面都行，我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然而，他两天之前的态度是：“如果你继续与菲利普同床共寝，不和他断绝关系，我就会憎恨他。也许，随时间的推移，这种憎恨可能不断加剧，让我进入濒临疯狂的状态。我要求你与他分开生活。”两人上次见面差一点成为“最后”诀别，罗素已经没有信心提出任何要求了。

“我俩的爱情将会永远保持神圣，”罗素这时信誓旦旦地说，“我将对你忠贞不渝，决不辜负你的感情。”他告诉她，他开始阅读诗歌，“重拾多年之前放弃的爱好”。

你让遭到禁锢的声音注入我的内心世界，让我重新听到赞美世界的声音——在过去的痛苦日子里，所有这些诗歌曾经淹没在沉寂之中，现在已经开始在我的心里萦回。

在那段时期，罗素在信件中常常使用解除禁锢这个意象。两天之后，他写信告诉奥托琳，他期望在野外的空旷地方与她见面，享受清风、天空和大海带来的自由感：“生活中到处都是禁锢，我希望世界上给人自由的地方。”他那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自由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于这个令人高兴的意识：他终于摆脱了婚姻带来的牢狱般禁锢。他返回费恩赫斯特小住几天，其间写信告诉奥托琳：“艾丽丝已经同意我提出的建议，不会再到剑桥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假期结束时，终止共同生活……我会告诉其他人，她罹患风湿病，不能住在剑桥。她似乎倾向于接受我们无法继续共同生活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能让挚友知道。”他说，艾丽丝“非常配合”，并且补充了这个不太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觉得，她并不十分痛苦。9年之前，我告诉她说，我已经不再爱她，她那时就经历了所有的真正痛苦。我和她共同生活，一直非常难受，我可以相当确定地说，她放弃维系婚姻的努力之后，将会觉得好受一些。我认为，她其实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结束共同生活好处多多，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几乎不知道如何忍受和她朝夕相处的生活，而且还在于，她对我有负面的微妙影响。

第二天，他以更真实的语言，描述了艾丽丝当时的状态：

艾丽丝说话的口气让我深感困扰，我总是想到她的痛苦。但是，我确信，她一旦彻底放弃和我共同生活的尝试，感觉肯定会好一些。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要求她这样做。我关注她的感受，超过了我喜欢的其他人——仿佛我面对的是受到伤害的动物。有时候我觉得，根本不应该告诉她，我已经不爱她了。不过，我觉得，一直以伪善的方式装模作样地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但是，刻意给人痛苦的做法十分可怕。

他本人看到了，在和艾丽丝的共同生活中，他有一种遭到禁锢的感觉，所以渴望在数学研究的永恒世界中寻找慰藉。在次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从那时起，他每天至少给奥托琳写一封信件，经常会写两三封）中，这种想法可见一斑。他认为，奥托琳的爱情“重新唤起我对美的崇拜之情，那样的感觉我曾经着手剿灭，以便面对当时的生活”：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读过我撰写的阐述自己热爱数学研究的原因的文章？[2]除了几个句子之外，你也许能理解其中的所有内容，对我当时艰难生活的状态有所了解。但是，数学研究到头来是一种冷冰冰的、没有回报的爱好，我难以从数学研究之中获得所有的力量。

他对美的崇拜感被重新唤起，诗歌——至少在那个时期中——在他的情感世界里取代了数学。这封信件使用许多笔墨，描述了他当时的思路，让我们看到他如何绞尽脑汁，希望找到一位诗人的合适作品，以便作为送给奥托琳的礼物。他觉得，莎士比亚的诗歌“过于有限”，马修·阿诺德的诗歌学究气太浓，最后定下雪莱和布莱克的作品。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他和奥托琳对诗歌具有相同的鉴赏情趣，这证实了他的看法：“我俩在思想和感觉上确实非常接近，超过我原来的预计，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你将会永远理解我。不过我知道，事物以奇特的方式对我产生影响，我这个人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我从内心深处期望，我能永远理解你。”

在放弃宗教信仰的过程出现过的那种失落感从未完全消失，但是他这时开始感到，在对奥托琳的爱情中，他保留了宗教信仰之中有用和美好的因素，同时可以避免宗教信仰必然带来的结果，不必要求他接受任何错误观念。他在4月4日写道，生活仿佛是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山峰，在大多数情况下冷若冰霜，空白一片。现在，它展露峥嵘，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美丽景象”。这些领悟与宗教启示非常类似，让人的内心进入最高层次的升华状态。罗素当时希望传递的正是这样的状态：“我希望与人分享这样的感悟”。

两天之后，他重提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的宗教信仰比我的更强，看法与我的不太一样。”他显然觉得，两人在这个方面——以及其他所有问题上——的差距无法容忍，于是设法尽量将它淡化：

我希望保留属于宗教的许多东西，对宗教非常关注，所以觉得，我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并不重要。大约在14岁至18岁之间，我逐步失去了信仰。我那时没有朋友，没有交谈这个问题的对象。我逐步失去信仰，首先失去的是永生概念，然后是上帝，我其实非常担心。我当时深感痛苦，觉得我不可能遇到令人觉得愉快的对象，让自己可以自由地表达看法。我阅读雪莱的诗歌，心里感到疑惑，像他那样的人是否依然存在？后来，我阅读卡莱尔的作品，希望在他的《拼凑的裁缝》中找到宗教信仰。但是我看到，卡莱尔关注的是修辞，对真理不感兴趣。

罗素进行的数学研究以间接方式，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宗教信仰。那时，他希望直接处理这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并且就此撰写文章，以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探讨。“我非常希望，自己的文章技术性不那么强。”他告诉奥托琳：

我希望撰写一些文章，以便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到目前为止发现，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我有许多不成熟的计划，但是不知道实施之后效果如何，觉得你肯定可以帮助我。我认为，宗教包含许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希望让人们注意到比宗教信条更为重要的东西。在对信条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中，大多数似乎都能面对日常生活，然而并不了解超越日常生活的更丰富的世界。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牢狱生活。我感悟到的许多东西在斯宾诺莎的著作有所阐述，可是他的著作难以理解，很少有人可以掌握其中的要义。我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何感染读者。但是我相信，肯定存在某种方式，我只是尚未发现而已。在《自由人的信仰》中，我试图这样做，但是那篇文章是为感到非常不快的人士撰写的。我还希望撰写一点东西，供那些因为缺乏诗意生活而失去理想的人阅读。

他补充说：“除此之外，如果我可以写出让你感兴趣的文章，那就非常高兴了。花费我的最佳时光，绞尽脑汁地思考完全不同的问题，这让我觉得很难受。”他在之前的一封信件中曾说：“我的整个身心是献给你的一首颂歌，它充满爱意和尊重。”这不是一个坠入爱河的男人的夸张表述，而是一种完全真诚的宣示，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希望将他人生中的一切全都奉献奥托琳。他希望告诉她全部想法，向她表述他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点点滴滴，让她知道他心绪的迂回曲折，详细说明他在两人相识之前的所有情况。在他的世界中，对抽象难题的关注处于核心位置，奥托琳对此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一事实让他觉得无法忍受。就这个问题而言，可能有两种解决办法：其一，他可以给奥托琳讲授哲学知识，让她对他的研究有所理解；其二，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工作性质，转向某些她感兴趣的主题。在其后的几年中，他以不同方式，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多次尝试。到头来，他被迫承认失败，无可奈何地表示，对他从事的研究，奥托琳总是有某些无法理解的方面。反过来说，在奥托琳身上，也有一些他无法理解的东西——当然，罗素或许根本不会承认这一点。

4月8日，奥托琳和菲利普动身前往多塞特郡的斯塔德兰，在那里度假一个月。在假期中间，菲利普必须独自返回伦敦逗留几日。对奥托琳和罗素来说，这看来是一个难得的良机，两人至少可以圆满实现幽会的愿望。于是，奥托琳和罗素紧锣密鼓地秘密安排，预定罗素在菲利普离开那天与奥托琳会合。那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计划。斯塔德兰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度假胜地，在前去度假的人群中，很可能有认识奥托琳和罗素的人。况且，奥托琳根本无法确定：贝尔或者斯特雷奇这样的相好什么时候会突然到访，从而引起某种新的流言蜚语，让他们声名狼藉。

罗素和奥托琳也有理由谨慎行事。伊夫琳·怀特海已给罗素说过她的担心：菲利普可能突然妒火中烧，完全失去控制，动手杀了他和奥托琳。“我认为，她担心的事情有可能发生。”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但是，这种事情出现的概率不大——我认为非常小，最好忽略不计……怀特海夫人内心不够坚强，总是感到紧张。此外，她经历过许多恐怖的事情，数量超过了大多数人，心里总是想着诸如此类的危险。”罗素在这个问题上的保证其实是多余的；奥托琳从未担心菲利普做出伊夫琳想象的那种事情，她的担心来自完全不同的问题。她让罗素觉得，菲利普已经知道实情；其实，她尚未告诉菲利普，她已经与罗素好上了。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给菲利普提到过，罗素对艾丽丝不满意，要求她表示同情和支持，这让她觉得无法拒绝。在斯塔德兰，她告诉菲利普，罗素爱上了她，催促她离开他。菲利普听后，根本没有行凶谋杀的意思，反应非常冷淡，几乎无动于衷。“你是否打算离开我？”他问道，“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肯定就应该这样去做。”奥托琳在她的日志中声称，她“深感伤心，他竟然说出样的话”：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我给予他我的信赖和爱情。他怎么可能觉得，我希望与他分手呢？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非常痛苦。

最后的结果再次不出奥托琳所料，正是她希望的东西：菲利普和她依然在一起，两人的婚姻关系没有变化；与此同时，她和罗素可以自由地继续婚外恋情。菲利普依然爱着奥托琳，显然不受性爱方面的嫉妒之意的影响。其原因也许在于，他自己也有几个情人。菲利普许诺支持妻子的任何行动，决定按照预定计划，前往伦敦赴约，完全同意罗素到斯塔德兰与奥托琳幽会。

艾丽丝是另外一个问题。莫里尔夫妇动身前往斯塔德兰的那一天，艾丽丝到了伦敦，住在怀特海夫妇家，和伊夫琳——她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显然永不消失——讨论婚姻问题。那天上午，罗素信中告诉奥托琳，他没有机会与艾丽丝交谈，不过“我星期一将会见到怀特海夫妇，到时就可知道她给他们说些什么了”。毫无疑问，艾丽丝也从同一个渠道，知道了罗素的观点和打算。罗素写道：“我觉得，她正在放弃，态度有所缓和，以便回报我减少社交行为的做法。”不管怎么说，无论艾丽丝的想法如何，打算怎么办，罗素在信中乞求奥托琳，不要放弃两人原来的主意，在斯塔德兰见面：“我觉得，让我住旅店的计划非常糟糕，毫无作用……你应该让我住在你的寓所里。无论我俩做些什么，对艾丽丝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唯一重要的是我对她的态度。我有绝对把握控制她的行为，最多不过再忍受她一段时间罢了。”他认为，不管怎么说，“除非她聘请侦探，她是无法知道任何情况的。”

同一天晚些时候，他又给奥托琳写信说，在艾丽丝出发到伦敦去之前，他找到机会和她谈了一次。谈话结果证实了他的预料。如果他愿意周末偶尔到艾丽丝那里去，表面上和她保持关系，没有给人分道扬镳的印象，那么，作为对此的回报，她将搁置离婚起诉。这样，奥托琳和罗素就可以避免被迫卷入一场公开丑闻的难堪局面。罗素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和艾丽丝保持关系，至少暂时如此。罗素和奥托琳的共同生活是通过书信往来实现的。罗素敦促道，“请尽量在信中告诉我你的情况，告诉我你的希望，你的担心，你的回忆，告诉我你阅读的图书和其他一切”：

在很大程度上，我俩只能依靠通信来互相了解……请告诉我你的一切，告诉我和我相关的事情……我并不仅仅希望了解这些，而且希望尽量分享共同的生活。

他和奥托琳只能在思念中共同生活，没有什么肌肤之亲；对罗素来说，两人在信念上的冲突显得更加突出，超过了通常的状态。他继续对这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感到担心：一方面是他的哲学研究工作具有的不动感情的批判性质，另一方面是在对奥托琳的思念中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狂喜憧憬。他告诉她：“我将公开抨击你相信的信念，但是你将知道我这样做的精神状态。你不会介意，对吧，最亲爱的？”

几天之后，罗素提出一个建议，令她感到相当惊讶，它将使奥托琳和他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共同生活。他在信中写道，“我在抑郁时想到，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像生命一样长久”：

我渴望有了孩子带来的那种持续性。但是，这个想法没有用处。如果你生一个孩子情况会怎样？尽管我讨厌孩子在名分上不是我的这一状况，总的来说，生个孩子将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

这个建议带有很强的试探性意味，但是让奥托琳怒不可遏，她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奥托琳觉得，她并不是朱丽安的称职母亲，根本不希望再生孩子。不管怎么说，她很久以前做过手术，已经无法生儿育女了。

对罗素来说，生育孩子这个念头是在构思这个想入非非的情景时出现的：在斯塔德兰，他将获得机会，终于可以与奥托琳做爱了。随着日子越来越近，他们两人在信件中反复说到各自急不可待的心情。达到多塞特郡之后不久，奥托琳写信告诉罗素：“我现在非常渴望你的到来，但是我不去想它……我们得耐心等到18号。”两人小心翼翼，防止他人知道他们的婚外恋情，他们的努力差一点付之东流：罗素到访前不久，利顿·斯特雷奇（他当时和亨利·兰姆一起，住在科福，那地方距离斯塔德兰不远）给奥托琳写信，希望到她那里小住几日。奥托琳客气回信，最终推迟了他的行程。但是，艾丽丝的弟弟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碰巧是菲利普在牛津念书时结识的朋友，也表达了访问莫里尔夫妇的强烈愿望，让他们两人面临甚至更大的威胁。罗素自然忧心忡忡。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你必须在我到达之前把他弄走。”奥托琳确实设法把他弄走了，但是在洛根做客期间，（可能是菲利普）谈话时提到了罗素即将访问的事情，已经造成了某种影响。不过，在那个阶段中，洛根没有理由怀疑，罗素是以奥托琳的情人的身份访问斯塔德兰的。

复活节那个周六，离预定动身前往斯塔德兰的日子只有三天，罗素到伦敦治疗牙齿，听到了非常可怕的消息：牙医怀疑他得了癌症。那位牙医不是治疗癌症的专家，不能确定他的诊断是否准确，建议罗素找专家复诊。但是，那位专家已经外出度假，几周之后才能返回伦敦。因此，罗素只得带着自己可能已经罹患癌症的威胁，动身前往斯塔德兰。他后来写道：“当牙医告诉我他的诊断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祝贺死神——在幸福即将到来时，他把我攥在了他的手心里。我觉得，在我的身心的某个隐秘部分中，我相信一位以实施独特折磨为乐的神灵。”他说，他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艾丽丝或者奥托琳，但是它挥之不去，增加了他待在斯塔德兰时的快乐感觉，“强化了那段时光的意义，让我觉得，那是我从毁灭的威胁之口中夺回来的”。

4月18日至21日，他和奥托琳一起度过了三天时间。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日子，生活非常充实。那种状态在其他时段中很少出现……恶毒的死神最终没能得手”。当然，他没有告诉艾丽丝他的目的地（她可能认为，他要到剑桥去，以便赶上4月21日开学的日子）。但是，就在他动身之前，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她再次威胁说，将在离婚申请中提到奥托琳的名字；他反过来扬言，如果她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离婚诉讼，他就会自杀。“我随即跳上自行车离开，我的第一段婚姻就此结束。”罗素在《自传》中如是说。“直到1950年，我才再次见到艾丽丝。”他可能骑车离开了，但是他的第一段婚姻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迅速、利索地结束。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他和艾丽丝恶言相加，后来经过艰难谈判，最终达成了分手协议。在那一段时间，他其实不时和艾丽丝见面，讨论相关情况。[3]

出发前往斯塔德兰之前，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渴望与你见面。那个日子越来越近，我没有心思考虑哲学问题，真的急不可待了。”他先搭乘火车到斯沃尼奇，然后租了一辆马车，完成剩下的旅程。他已经和奥托琳约好，她将站在路边等他。马车翻山越岭，他觉得它的行进非常缓慢，到了叫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后来，他终于看到了她的身影，立刻跳下马车，让它拖着行李向前，自己径直奔向奥托琳。

在奥托琳看来，罗素的急切心情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行为过于猛烈，她开始并不愉快接受。她在日志中记载，“他立刻摆出我是他的财产的模样，开始评价，询问和探讨”：

我退后一步，无法忍受这个心理医生伸出的双手，无法忍受他刨根问底的探究，追问我那时为止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的观念、感觉和情感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海葵，哪怕遇到最轻微的触碰，也会收缩身体。不过，我尽量强迫自己勇敢一些，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袒露自己的情况。但是，我在某些方面紧闭大门。对我和亨利·兰姆的友谊，我的态度特别谨慎——直觉告诉我，伯迪可能对亨利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

但是，和罗素相处之初，那种“腼腆和陌生”感开始逐步消退，“我能以更自然和轻松的心态对待”：

这个卓越的男人带着我，进入他的思想世界，这是我在梦中也没有想过的情景，让我不禁感到振奋，受宠若惊。他谈到他的人生、工作和思想。假如他的相貌稍好一些，就可能完全迷住我，让我欣赏思想和感性构成的世界。但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无论他的思想多么美妙，多么脱俗，让我感到多么震撼，我难以忍受的是，他的外貌乏善可陈，而且缺乏魅力、优雅和同情心。这些品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可是在他身上很难看到。

如果我们假设，上述疑虑是她的肺腑之言，而不是杜撰出来给菲利普看的，那么，奥托琳在与罗素相处过程成功地一一掩饰，没有让他察觉出来。罗素单独与她相处三天三夜，觉得非常兴奋，那种感觉发自他的内心，不带任何虚假的成分。在返回伦敦的途中，罗素一上火车，便提笔给她写信说，“我无法做其他事情”：

你的身影完全占据了我的思绪和感觉，让我无法控制。和你一起度过了三天，这绝对让我看到了幸福和爱情可能具有的巨大魅力。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的结合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完美。

次日，他返回剑桥，依然沉浸在幽会带来的激动状态之中。“我每到一处，都有这样的幸福感，难以掩饰。”他这样写道。为了满足经常去伦敦的愿望，他“使用了一点小计谋”，每周只安排两次讲座。在与艾丽丝的婚姻存在期间，剑桥曾是一个避难处，令人愉快，对他的生活来说非常必要；但是，他现在觉得，剑桥宁静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来说已经不再适合了。他告诉奥托琳，“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地方是我身心的文明的一半的归属之处。我喜欢这里的庭院和窗户，喜欢我自己的房间，喜欢理智在这里受到尊重的感觉。但是，这里约束和人为之物过多，缺乏真实的生活，这一切让我身心的另一半感到焦躁不安。指导教师们在心智和身体两个方面过于拘谨，偶尔才会放纵一下。他们从不认为，生活中应有激动人心或异乎寻常的经历，所以我总是觉得，他们真可怜。这里的庭院大门紧闭，看不到外面的景象，其实适合他们这样的人。真遗憾——只需一点点激动人心或异乎寻常的经历，他们就可能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

那感觉类似于，他享受了旷野中的广袤空间，然后被禁闭在房间之内。他写道：“我相当讨厌这个地方和（属于这个地方的）工作对我形成的制约。”与这种心绪对应的，不是循规蹈矩的学院生活带来的制约，而是自然世界之中的纯朴之美。他对这种美丽的欣赏能力得到了难以衡量的提升，变得敏锐起来：

对你的思念让整个世界变得美妙无比。今天下午，我给你写信之后，走到外面去观看日落美景，聆听鸟儿的鸣唱。这个春天，万事万物变得比往年美丽，一千倍。黄水仙花盛开，酸橙树冒出新芽，画眉鸟婉转吟唱，天空湛蓝，草地碧绿，所有这一切似乎全都改变了模样。

他的五官感觉处于升华状态，让他自然而然想起了1901年出现的那次“彻底转变”的体验。现在，他希望向奥托琳描述，他如何在那种体验的激励之下，表达他信仰的宗教，最后如何以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收场。他告诉奥托琳，《生命历程》一文是他的“这种没有完成的写作尝试，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思考”，当时仍未完成，被他束之高阁。但是，他显然觉得，他也许知道了它没有完成的原因，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他告诉奥托琳：“你将会看到它们最终没有完成的原因，看到我不得不放弃的原因。你阅读它们的唯一意义在于，看一看它们是如何以失败告终的。”几天之后，他把《生命历程》的21个片段寄给她，觉得它们是“一组互不相连的反思片段……在我最要时，它们聊以自慰”。

实际上，那些片段表现了人在面对苦难和悲剧时表现出来的坚忍克己的态度，占主导地位的基调与他这时的狂喜状态很不合拍。但是，罗素肯定意识到，那些没有完成的文字包含了某些东西，依然表达了他对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感受。在那些片段中，最能体现这一点是关于“宗教”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那时的罗素和奥托琳来说，它具有特殊的意义。罗素在此问道：“所有不必要的信条，所有外壳和包装全被去除之后，宗教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讲，宗教是“一种感觉方式，一种情感基调，而不是任何具体的信念”：

宗教以充满激情的方式确定，人生应该具有意义……强调宗教的做法就是相信：美德是重要的；人的伟大之处确实伟大；人可能实现具有意义的生存。

奥托琳相信宗教，罗素不相信；尽管如此，在这种关于宗教性质的观念中，存在许多她可能表示赞同的内容。毫无疑问，罗素将文章草稿副本寄给她的部分动机是，揭示两人之间存在的这一共同基础。此外，它也为罗素正在酝酿的计划进行了铺垫：他将撰写一本关于宗教的著作，以更成功的方式，阐述他在以前文章中试图表达的思想。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将哲学研究与爱上奥托琳之后激发出来的具有悟性的狂喜状态结合起来。

罗素在剑桥待了仅仅几天，之后到伦敦走了一趟，接受他的牙医推荐的那位治疗癌症的专家的检查。他高兴地发现，牙医的怀疑没有根据：他根本没有罹患癌症。他写信告诉奥托琳：“这真的让我有如释重负之感，再也不会因此感到焦虑了。那时，除了某些时候之外，我其实忘记了这件事情，可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没有得癌症。”他对当时没有提及这一点的做法进行辩护，提出的理由是：“假如我真的得了癌症，如实告诉你可能毁掉一个机会，我俩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美满幸福。如果是误诊，那样说是浪费时间和破坏心情之举。”

罹患癌症的焦虑被完全排除之后，罗素试图让自己和奥托琳在心理上做好准备，迎接刻骨铭心的长久结合。他心里可能依然期望，奥托琳最终将会离开菲利普，完全投入他的怀抱。有一次，他在伦敦和她幽会之后写信告诉她：“与你分别一次比一次艰难。我觉得，不久我将无法与你分别。”但是，“我希望确定，你能正确面对所有对我不利的言辞”。他首先谈到了伊夫琳·怀特海的看法，即他在情感方面并不稳定：

在我看来，那种情感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占据我的时间，它不能证明，我对别的女人有什么兴趣……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经过一定时间以后肯定会无疾而终……但是，认为我情感不专一的人提出的正是这些理由。我认为，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曾经爱过艾丽丝，那种爱结束了。从根本上说，我和她志趣并不相投，而且我发现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已经给你说过的，9年之后，我的爱情再次出现，但是由于缺乏滋养，那场爱情并不愉快，最后慢慢死去了。

在这一段表述中，罗素试图向奥托琳做出保证，但是口笨舌拙，吞吞吐吐，其原因可能是这一事实：罗素觉得，他最好不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详细说明他对伊夫琳·怀特海所持的那份感情。他似乎想说，她所说的他感情并不专一这个看法仅仅基于一个例子——那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经历的主角是她本人，她当然觉得它非常重要。

罗素可以提及的对他不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具有“非常冷静的理智，那种理智强调自身的权利，并不盲目遵从任何东西”。就他与奥托琳的关系而言，这一点的潜在威胁更大：

它有时会伤害你，有时显得玩世不恭，有时显得冰冷无情。这样的起伏有时候强烈，有时候缓和。你是不太喜欢的。它与我的工作有关，是我刻意养成的，其实是我控制的主要东西。我相信，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你是不会在意的。但是，当我思考时，我的感觉可能突然完全中断。对你来说，这一点开始时可能非常令人难受。对这种状态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批评的——它以公平地方式，审视一切事物，仿佛它存在于别人的大脑中。

他告诉奥托琳：“我在非常艰难的氛围中，保留了自己的信念，我的理智争取每一寸地盘。”而且，尽管他强调说：“我对你的感情全都获得了它的认可”，但奥托琳肯定觉得，那些观念具有的那些力量曾经击败了他，他对她的信念迟早将会屈服于它们。

但是，罗素的理智那时没有制订规则，而是屈服于一种至少暂时更为强大的力量。他几天之后写道：“我作过努力，仅仅依靠理智生活；现在，自然的反应让我低估理智具有的力量。”他对她的爱情让他全神贯注：“我不愿自己有任何不能与你分享的想法……你不是搞数学的，所以我几乎可以希望，如果我不是研究数学的，那该有多好啊……我希望将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你。”5月1日，罗素与奥托琳见面，在里士满公园里散步，正如他所说的，“我属于”那里。两人去了彭布鲁克别墅，还去了罗素童年时待过的其他地方。那天，罗素的情绪相当低落——他在次日的一封信件中解释说，其一是因为他感到疲倦，其二是拜访怀特海夫妇影响了他的心情。但是，在那封信件的后半部分，他详谈了他的祖母这个话题，以某种方式暗示了另外一个原因：

昨天的经历让我觉得相当奇怪：与你一起去了我儿时待过的地方——我记得与祖母在天晴时常去的地方。一旦她不再觉得你太瘦小，她肯定会很喜欢你的——她酷爱传统的东西。我觉得，你也会喜欢她的——她非常虔诚，堪称超越了世俗。她满脑袋都是令人焦虑的道德观，你可能觉得，她沉闷乏味。与那个时代所有讲究德行的人一样，她觉得，直言不讳地表达想法的真诚之举令人震惊，她在思想方面欠缺真诚。例如，她根本不知道，她讨厌我哥哥。我努力追求真相，这一做法总是让她感到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快学乖了，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

在他与祖母打交道时，罗素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冒犯祖母的宗教观念；要么口是心非，赢得祖母的欢心。他选择了后者，造成的后果是，他内心深处对祖母深感不满，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他选择前者导致的不满。它形成一种影响他一生的能力，或者可以说一种强迫症，让他将内心深处的感受隐藏起来。在与奥托琳交往的过程中，这种可怕的可能性显示出一种类似的选择。

在那几个月中，罗素几乎没有进行多少哲学研究工作。他同意为家庭大学图书馆丛书——该丛书由吉尔伯特·默雷主编，包括各个学科的介绍性图书——撰写一本哲学简介。撰写这样的东西本来没有多大难度。按照合同，罗素应在1911年7月交稿，但是到了5月，他尚未动笔。他对此并不关心，而且写信告诉奥托琳：“亲爱的，别担心我的工作。我在未来几年中，没有什么创造性工作必须去做。实际上，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应该如何避开著书立说的工作，让自己稍作休整。”他补充说，为了完成该书，他计划7月和怀特海一起，到外地写作两周。如果那时还不能完成，他计划到8月奥托琳离开时完成书稿。“所以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看来没有什么问题。”

在每天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罗素对他自己的情况几乎毫无保留，其中包括他的过去，他的观点。他相当真诚地希望奥托琳知道并且理解关于他的所有事情。但是，奥托琳有理由对她的某些事情持严守秘密的态度，尤其是他与亨利·兰姆正在进行之中的婚外恋。5月，兰姆与他的挚友博里斯·安雷普和朱丽亚·安雷普一起，在巴黎小住。他从巴黎给奥托琳写了一封情书，用词相当火辣（“我神圣的天使般的爱人，我觉得，我对你的爱慕之情与日俱增，让我寝食不安”），迫切希望她到巴黎去与他幽会。她支支吾吾地搪塞了一个星期，后来在5月11日写给罗素信件中，以相当突然的方式宣布，她次日将动身到巴黎去，拜访安雷普夫妇。她抵达巴黎之后写信说，她碰巧见到了兰姆。她在巴黎待了一个星期，参观新展览，享受兰姆陪伴在身边的时光。她早就告诉过兰姆，她打算移情罗素。但是，兰姆根本不相信她的这个说法，觉得大家都知道，他自己模样英俊，举止优雅，才华横溢，任何女人见了都会动心，奥托琳怎么可能弃他而去，转而看上罗素这种行为拘谨、枯燥无味的男人呢？在巴黎逗留期间，奥托琳反复向兰姆表示，她仅仅希望与他保留纯粹精神层面上的友谊，但是这一点他觉得难以接受。在她离开之前的那个晚上，奥托琳同意和他同房，这证实了他的看法。她返回伦敦之后，兰姆写信提醒她：“在那个美妙的小房间里，你，我的神圣女人，躺在床上……接受了我。”

对奥托琳访问巴黎的真实性质，罗素一无所知。那周的每一天，他都给她写信，报告他的生活，谈到他的过去，述说他的爱意。他在信中说：“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我对此满怀信心，非常淡定。你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的人，我深信，自己就是你需要的人。”在她离开的那段时间，他考虑了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强烈起来。他写道，存在着“某种重要问题，将来必须加以解决，不过我现在还是回避为好”。这就是说，他在考虑宗教问题时，决定将思想与感情分开，将人希望相信的东西与有理由相信的东西分开。罗素认为，在对待“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与回答“是否存在以太”[4]这样的纯科学问题时完全相同。他认为，在奥托琳的上帝信仰中，她的看法是被欲望笼罩的。但是，他紧张不安，对就这个问题与她争辩心存顾虑，担心这样做会破坏她身上他所爱的那种品质——“某种同情之心，普世之爱，还有在实践中将对立之物协调起来的能力”：

我怀疑，这种品质是否与对事物非常敏锐的、明确清晰的看法协调一致。但是，假如我剥夺你具有的这种品质，我是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除了可能给你造成的损害之外，我也可能给自己带来损害。对我来说，你身上的这种品质具有无限的价值——它……可以帮助我弱化自己的冷漠和严厉的一面。

奥托琳在回信中强调：第一，对她来说，信仰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失去信仰可能给她带来巨大痛苦。她的回答似乎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态度。他首先表示，“我不愿剥夺你的信仰，我追求快乐的一面希望将整个问题搁置一旁”：

不过，在此谨简略地表述这个问题。我觉得毫无疑问的是：你的信仰是无事实根据的；我一直觉得，无事实根据的信仰是不幸的，最终出现的最佳结果是，它们肯定会一一消失。就你的情况而言，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仅仅在抽象层面上进行思考。我觉得，你的信仰不是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我并不想攻击它们。可是，我再次觉得，我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当然，如果你失去信仰，你会感到痛苦。但是，就我而言，我宁愿承受任何痛苦，甚至包括道德层面的痛苦，也不愿相信虚假的东西，不愿相信我研究之后可能发现虚假的东西。我不能为你制订另外一个不同的标准……如果一旦我知道，你的信仰并不与真理相悖，我会感到安心，不会希望以任何方式改变它。但是，不然的话，即便知道你可能感到痛苦，我也不会（我希望）因此做出让步……我绝对爱你，全心全意，但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无法——而且决不——退让，即便这样会给你带来痛苦——同时给我带来痛苦——也在所不惜……在最严肃、最重要的问题上，我希望，自己的看法与你的完全一致。我俩决不能默许任何程度上的表面和谐。我深知这样做是正确的，所以我其实并不觉得存在任何问题。这仅仅是语言表达形成的迷雾，我俩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不过，我们应该消除语言方面的迷雾。

奥托琳从巴黎返回伦敦之后几天，罗素在信中给她讲述了他的“梦想”：“我希望摆脱抽象的研究工作，摆脱纯技术工作。我其实希望以书面形式，将自己在信仰方面遵从的原则一一表达出来……我首先为你写出我的观点，然后进行简化，以供他人阅读。我看到，我们两人的未来非常美妙，天长地久。我们将会互相帮助，给世人奉献美好的东西，拥有两人力量构成的纽带，一起完成伟大的事业。”在5月的最后两周时间里，他们实现这一梦想的承诺接受了严峻考验，面临新的威胁。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因此稳定下来，而且更加牢固。

5月20日，罗杰·弗莱探访奥托琳，引发了第一场危机。弗莱和恋人瓦内萨·贝尔一起，刚从土耳其返回英国。弗莱看到报道说，他自己爱上了奥托琳，感到非常愤怒，要求奥托琳解释，为什么她散布这样的恶毒谣言？奥托琳矢口否认，但是弗莱不依不饶。奥托琳在回忆他的态度时写道：“我作了解释，他坚持他的意见，两个小时之后，我心烦意乱，觉得毫无希望，不禁泪流满面……那个星期六，我最亲密、最令人快乐的友谊之一土崩瓦解。”从那天开始，弗莱对奥托琳采取了毫不动摇的敌视态度。在伦敦的文学艺术圈子中，弗莱结识一帮臭名昭著的谣言传播者（其中包括利顿·斯特雷奇和贝尔夫妇）。在奥托琳眼里，他是一个潜在的讨厌角色。更为要命的是，奥托琳曾对弗莱非常信任，将她与罗素的地下恋情告诉了他。到了夏末，主要通过弗莱之口，这个秘密已经四下传开。但是，到了那时，罗素和艾丽丝已经达成某种长期协议，开始了两人婚姻危机的下一个阶段。所以，那些谣言已经起不到多少作用了。

就在罗素面对来自弗莱的谴责的同一天，罗素到费恩赫斯特，在冯布里奇住了一夜，履行与艾丽丝达成的表面上保持婚姻的协议。他后来给奥托琳描述说，他发现艾丽丝处于“古怪而痛苦的”状态。原来，洛根和他姐姐谈到他拜访莫里尔夫妇的情况，并且称赞说，奥托琳态度友好，令人愉快。艾丽丝知道了罗素的背叛举动和欺骗行径，立刻勃然大怒。罗素后来向奥托琳报告说：“她开始大发雷霆，扬言进行离婚诉讼。她急于告诉洛根，要小心行事。显然，他与你的友谊激怒了她，让她觉得无法忍受。你是否介意我实话告诉洛根？……也许，最好让他知道实情”：

她说，她并不知道我当时要去斯塔德兰，这消息她是从洛根那里最先知道的。我发现，这难以让人相信。她怒气冲冲，是针对我们两个人的。我觉得，我将不得不多去探访她，次数会超过我原来的计划，不管怎么说，在短期之内我得这样做。我无法忍受她可怜兮兮的样子。

“她还提出，如果她生一个孩子，我是否会承认那是我的！”罗素补充了一句，字里行间显露出难以置信的意义。存在那样的可能性，他不得不认真对待。“我无法想象孩子的父亲会是谁。即便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她怀孕的概率是一千比一。”因此，罗素几乎毫不担心地说，他当然可以承认。

一两天之后，艾丽丝将罗素与奥托琳的婚外恋情告诉了洛根。洛根反应激烈，愤怒程度超过了艾丽丝，立刻赶到贝德福德广场，向奥托琳表示抗议。次日，罗素给奥托琳写信，解释这个问题：“请原谅，我将它视为一个身为弟弟的人的一时冲动。多年以来，他看见姐姐遭受苦难，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实际上，那个行动仅仅是一个开始，洛根在后半生中对奥托琳一直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这甚至让洛根最亲近的朋友困惑不解，深感难堪。其中一个名叫罗伯特·盖索恩-哈代的人认为，它源于洛根对菲利普的情感，以及随之出现的对奥托琳的嫉妒。那样的感情“最初很强烈，带有辩白成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冷却下来”。但是，它给艾丽丝提供了分手的借口，最后“成为一种可怕的、久不消退的偏执性心理困扰，非常接近精神失常状态”。在奥托琳的所有仇敌——对她这样态度友善、举止慷慨的人来说，这个数量大得惊人——中，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无疑是反应最为激烈的一个。

对罗素和奥托琳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菲利普支持奥托琳的决心一直毫不动摇，没有受到他老友的愤怒之情的影响。与之类似，洛根对菲利普的情感也丝毫未减。其结果是，菲利普后来能够代表奥托琳进行干预，阻止洛根坚持离婚的做法。正如洛根知道的，离婚对菲利普的伤害最大，可能超过任何人。莫里尔夫妇做出安排，前往牛津郡的纽因顿，在美国画家间艺术赞助人埃塞尔·桑兹的豪华乡村别墅中度过周末。菲利普邀请洛根参加，星期六下午在那里与他们会面，讨论相关情况。

与此同时，罗素对事情的进展持颇为超脱的态度。他告诉奥托琳：“我相当确定，洛根和艾丽丝不会做出任何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我既不愿考虑这样的事情，也不愿讨论它们……如果有谁迫使别人鸡肠小肚，考虑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觉得难以原谅。”也许，罗素在努力寻找慰藉，逃避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于是将注意力从身边出现的危机引开，转向斯宾诺莎的理论教导。他告诉奥托琳，斯宾诺莎“是一个伟人，给人启迪，让我这样的人去爱人类”。他给了奥托琳一份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概要，并且强调说，斯宾诺莎的教导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在人行为不当时，其他人应该表示理解，而不是表示愤慨。他说，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可以找到避免冲突的钥匙：

他将自我保护视为盛怒之源，分析自我保护是如何形成冲突的。然后他指出，如果人们将自己的一半精力，投入所有人可能喜欢的事物——即一个人的喜好并不阻止别人喜好的那些事物——中，冲突就可能停止。他给人们提出的终极至善被他称为“在理智上对上帝的爱”。关于他使用的这个说法的意思，论者们莫衷一是，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斯宾诺莎认为，个体不是永生的，但是只要他们爱上帝，他们对上帝的爱就是永存不朽的，非个人的。斯宾诺莎对宇宙满怀情感，那种情感既是神秘的，又是理智的，肯定是通过神灵般的平静感受，在他身上培养起来的。在平静感受中，人从带着盛怒的冲突，转而对冲突的问题，形成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理性认识。斯宾诺莎认为，冲突是根本之恶，由爱形成的理性是化解冲突的对策。

他告诉奥托琳，斯宾诺莎指出了这一点与日常事务之间的关联性，斯宾诺莎的头脑和内心总是伟大的，从来不被琐碎事务所困。“他的一生就是践行其教导的一个典范。如果一个人面临发怒的危险，或者说面临听任欲望破坏自己的淡定心态的危险，就应该想到斯宾诺莎的教导”：

在我们的爱给予的东西中，很大部分——也许最重要的部分——是完全独立于别人的行为的。我觉得，假如我俩不得不分开，我也应该终生铭记对你的认识，铭记我曾经拥有的令人满意的完美爱情，铭记有人梦想追求、但是觉得不能找到的爱情。这一点将永远丰富我的世界，恰如不朽诗歌或者自然之美。

他得出最后的教训是：“他们无法影响我们的爱情，无法影响其他任何东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影响共同生活带来的个人幸福。”

在随后的信件中，罗素从更实际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他担心的事情之一是，洛根和艾丽丝扬言宣布的丑闻可能迫使他辞去在剑桥大学的职位：“我觉得，如果我被迫离开这个地方，我会感到非常难受。这里几乎给我家的感觉，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过去20年，我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是在这里发生的。”在两姊妹中，他（可能错误地）认为，艾丽丝的威胁更大一些。他对洛根的看法是：洛根希望让他难堪，但是希望保护奥托琳；洛根一旦意识到无法实现这一点，可能会放弃要求离婚这个主意。就艾丽丝的态度而言，罗素认为，她仅仅希望让奥托琳身败名裂。他说，他当初利用自己与另外一个女人有染的虚假证据，主动向艾丽丝提出，自己愿意离婚。但是，那个办法“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假如不把你牵涉进来，她会觉得，她没有理由离婚”。

那个周末，罗素待在怀特海夫妇家里，焦急不安地期待在纽因顿进行的谈判，考虑自己没有奥托琳将会如何生活。罗素发现，在思考过程中，他自己的感觉其实远离了斯宾诺莎伦理学所建议的状态。“我觉得，我应该憎恨艾丽丝，那样的仇视情绪具有破坏一切的杀伤力。我努力告诉自己，我可以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觉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曾经在《自由人的信仰》中建议，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应考虑个人幸福，而应追求更大的至善，而且在一段时间中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那时的想法是错误的；热情之火渐渐熄灭，那种灵感弃我而去，生活变得冷酷无情，空洞无物。后来，你进入了我的生活，伴随你的爱情，其他所有美好的东西也回来了。长夜就像一场邪恶的梦境，我几乎记不住其内容，很快消失在虚无之中。但是，如果重返那种长夜，那几乎超过了我的忍受限度。”

5月28日，在埃塞尔·桑兹的寓所，洛根如约见到莫里尔夫妇。他谴责奥托琳和罗素时，依旧言辞猛烈，但是他显然没有坚持提出离婚的打算了。他转而扬言，如果莫里尔夫妇继续与罗素见面，他将与他们断绝关系。这个代价奥托琳当然非常愿意付出，菲利普作出的牺牲看来更大。正如奥托琳在信中所说：“我和丈夫决定，考虑到洛根提出的条件，必须放弃与他的友谊。”她还写道，这样的结果“让我对菲利普的赞赏和爱慕之情大增，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我现在觉得，我已经作出选择，必须坚定信念，尽量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伯迪身上”。

洛根和艾丽丝离开纽因顿，然后到了剑桥，给罗素说明他们两姊妹提出的分手条件。他们承诺：第一，不会对簿公堂；第二，他们将告诉所有朋友，罗素和艾丽丝已经分开，其原因不是出现了另外一个女人，而是罗素和艾丽丝相异之处过多。但是，作为回报，罗素必须承诺，再也不会和奥托琳同房。他们这样说暗示的威胁是：其一，罗素根本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处于监视之下；其二，如果洛根和艾丽丝通过任何渠道了解到，有人看见罗素和奥托琳在同一个房间里过夜，相关法律程序将会立刻启动。

如果说艾丽丝认为，这个条件将会伤害奥托琳，她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对罗素来说，它的杀伤力确实很大。他倾向于认为，就与奥托琳的关系而言，正是他自己带来了长期负面影响，最终将以失败告终。不过，从短期影响看，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更糟结果，对那个周末的谈判结果，他的反应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我认为，这已相当不错了。”他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写道：

洛根和艾丽丝在这里，已经达成了全面协议。她同意彻底分开，不诉诸法律程序。因此可以说，一切顺利。没有必要再焦虑不安了。这次，她善良的一面占了上风。眼下，我非常疲惫，没有更多打算，只想好好放松一下。

他次日想到，自己的每个举动都在私人侦探的监视之下，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地和奥托琳一起共度良宵。他似乎没有心情举行庆祝活动，发现对艾丽丝的憎恨重新燃起，而且比以前更强烈了。“只要我没有专注思考，我在想象中便忙于给她写信，这样可以让她的日子变得无法忍受，也许可能达到效果。一封封信件在我眼前晃动，后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可笑想法。我完全意识到，这是下作之举，我正在设法加以应对。”

艾丽丝信守达成的协议，给她的家人和朋友分别写信，告知她和罗素分开的决定，没有提及——实际上明确否认——罗素爱上别人这个事实。“我们给朋友们写信，恳求他们不要指责我们任何一方。”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分手的原因只是差异太大——伯迪无法勉强表示爱意；在他有这种感觉的情况下，我无法和他共同生活。但是，他很容易改变主意；我依然非常爱他，所以并未完全放弃所有希望。”他们两人的分开可能是暂时的；在艾丽丝那段时间的信中，这一暗示反复出现，甚至在写给罗素的信件中也能见到蛛丝马迹。罗素看到之后忧心忡忡，请求伊夫琳·怀特海给艾丽丝挑明，分手是永久的。伊夫琳回信说，罗素和奥托琳更该担心的不是艾丽丝，而是洛根；艾丽丝“心情非常不错，决心以最佳方式，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在后来写给亲戚、朋友和同事的信件中，艾丽丝依然说，她和罗素同意“暂时”分开。例如，6月18日，她在写给G．E．摩尔的信件中，以此解释罗素暑假留在学院的原因。她告诉她姐姐：“我将永远爱他，如果他回心转意，我会非常高兴。”在其后40年的余生中，她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希望。正如罗伯特·盖索恩-哈代所说：“她对罗素的爱意从未消失，其中存在着某种类似于狂热的心理状态。”从1911年夏季开始，她专心致力于照顾洛根，并且为各种慈善事业奔忙。但是，她一直关注罗素的事业，有时甚至会在罗素居住的区域里散步，偷偷地透过他的房间窗户，窥视里面的情况。她心里从未出现过与另外一个人结婚的念头，并且从不怀疑，她自己依然属于罗素。

对罗素来说，与艾丽丝分手来得太晚，但是，它完全了断，不可挽回，超过了他的预料。在过去9年时间里，这个女人一直让他大伤脑筋，现在终于一次性彻底摆脱她，这让他十分开心。有一点让他觉得恼火：在剑桥，他不得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愉悦。他与艾丽丝分手的消息已经人人皆知；如果他显得过于高兴，肯定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让他另有新欢这个满城皆知的流言更加沸沸扬扬。例如，在纽纳姆，简·哈里森不依不饶，确信罗素爱上另外一个女人，所以才离开了艾丽丝。不过，对罗素来说值得庆幸的是，简·哈里森从她视为“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得知，她所说的那个女人是有夫之妇，就住在剑桥。

6月12日，罗素与简·哈里森见面，试图让她相信，没有这样的女人，并且让她获得——像他在给奥托琳信中所说的——“对我有利的虚假印象”。他希望造成的是“受伤的殉道者”的印象。他在6月14日写道：“菲利普和朱丽安的幸福，居然依赖于我佯装拥有的自己并不具备的美德，这种情形令人感到滑稽。但是，既然事已如此，愿上帝赋予我力量，演好伪君子这个角色，装模作样地唉声叹气，面带苦笑，对艾丽丝赞不绝口。这样做显得，我自己的灵魂多么崇高，人品多么高贵。如果我将来穷愁潦倒，我可以加入一个黑鬼滑稽说唱团，担任小丑的配角，以悲情男子的面目登台表演。”

“如果一个人心里充满欢乐，然而却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这样的做法是令人不齿的。”他承认，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也从中获得了自己的乐趣”。但是，他的演技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高明，他一周之后从伊夫琳·怀特海那里了解到，简·哈里森并非像罗素在信中所说的那样，“显然信了这一套”，而是比以前更加确信，罗素有了外遇，并且做出动作，打算指名道姓地说出嫌疑人。他已经不再有什么乐趣可言，不得不面对令人讨厌的局面。伊夫琳甚至觉得，艾丽丝和洛根可能刻意泄露了真实情况，以便保护可能殃及的无辜者。“显而易见的是，已经提到康福德太太的名字。”

罗素不必长时间忍受这样的气氛。1911年7月初，他和诺思·怀特海一起，动身到乡下度假两周。两人待在威彻——沃斯特郡莫尔文丘陵的一座小村庄。准确说来，那样的环境通常会使罗素进入最佳工作状态，所以他有理由相信，在两周时间里，他可以完成《哲学问题》的大量撰稿工作。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发现写作进展缓慢。毫无疑问，与怀特海一起散步和讨论打乱了他的思路，这类似于当初的情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校对看似没完没了的《数学原理》，校对他必须完成的巴黎的一场讲座的稿件。那些活动分散注意力，然而其本身并不是难以克服的障碍。

他无法顺利写作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如果他将心思转向哲学研究，或者不管怎样说，转向这种特殊的哲学研究，那就意味着将他的注意力从奥托琳的身上转开。他达到沃斯特郡两周之后的那个周末，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写道：“我再次有了过去4个月中没出现过的感觉，内心冲突带来无限的疲倦感，让我觉得无法忍受。”他认为，这一点“主要是重新开始工作带来的结果：我发现自己精疲力竭，身体几乎死去，但是思维连续不断，超过以前的状态”：

我觉得，思考的任务似乎是来自更高权力发出的命令，这是某件必须完成的事情，既无须进行推断，也无须深究缘由。我知道，它需要自己的最大力量，需要将自己的智性发挥到极致。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痛苦……我对哲学研究的这种专注不可言喻，我很想知道，你是否理解呢？这与理性无关，与认为哲学非常重要这一深思熟虑的判断无关。其原因仅仅在于，我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我常常觉得这项工作令人厌烦，但是却无法逃避。当然，从内心深处看，我并不希望逃避。

他最初进行的哲学研究本来涉及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他告诉奥托琳：“我必须避开宗教和道德观，所以无法写出什么让你很感兴趣的东西，这让我觉得不安。”他在早些时候写给她的一封信件中说，他觉得“我俩在工作上完全分开，各自为战，这将使我们两人在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

我将让你与我从事的事业发生联系，即便这意味着改变我的工作性质也在所不惜。就数学方面的研究而言，我已经完成了当初计划的所有工作。这本大部头出版之后，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继续这个方面的研究了……从一定程度上看，我在哲学领域中的大多数著述都将带有普及性质，我可以在我俩谈过的那些方面从事一些研究工作。我现在感到，我们的爱情非常重要，超过了其他任何事情。

当时，奥托琳和菲利普两人在牛津郡的亨里度夏，住在乡间别墅佩帕德村舍。罗素总是寻找机会，到佩帕德探访，不过，他自然会小心谨慎，在附近的客栈过夜。在那段时间里，他逐渐拉近了他与奥托琳的女儿朱丽安的关系。奥托琳的身体日渐虚弱，常常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每每出现这样的情况，罗素都会鼓励朱丽安到他身边来，和他聊天。这种准父亲行为产生了作用，进一步增强了罗素想要孩子的急切愿望，于是再次向奥托琳提出了生孩子的迫切要求。他告诉她，每当和她做爱时，他都情不自禁地想到希望她生孩子的事情。而且，他也确信，奥托琳私下也有这样的想法。奥托琳并没破坏他所珍爱的这个幻觉，决定以谎言应对。“我亲爱的，你在这里逗留期间，我想到了这一点。不过，我只是不好意思直言相告”：

亲爱的，我也确实渴望给你生个孩子，但是我希望目前不要为好。我觉得，怀孩子会带来太大的压力。我知道你理解这一点……但是我不知道，采用手术方式是否可能如愿以偿？

她补充说：“如果你想要孩子的渴望将来变得非常强烈，你也许会另有新欢。我希望你知道，我绝对可以理解这一点。”这样的口气让罗素有相当不祥之感。

事情本来已经非常糟糕了，但是奥托琳几天之后得寸进尺，明确提出她和罗素之间的爱情不是自私的，不会排除她“对其他人的情感和爱意”。从她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试探性说法，以便澄清她与亨利·兰姆之间的友情性质。罗素在伍斯特郡逗留的那段时间里，她与兰姆一起共度了大量时光，一起做她最喜欢的事情：参观画展，欣赏芭蕾舞演出，讨论文学和艺术。兰姆的工作室在亨里，离佩帕德村舍不远，步行数分钟便可以达到。罗素探访奥托琳时曾经见过兰姆一两次，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两人之间可能存在恋情。但是，奥托琳提到她对其他人的情感和爱意，这一点让罗素感到担心。他告诉她，接到她的信件的那天，他一直闷闷不乐，被“假定的嫉妒之情”所困。他以为，她想到的主要是他对别人的情感和爱意，于是向她保证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不禁想到，你也认为，将来某个假定的时段里，我不应在你的眼里显得碍手碍脚。我希望我不会。但是，我的心胸并不足够宽广，难免产生嫉妒……如果你另有所爱，我可能默从，不过仍然是你的忠诚朋友，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我对你的看法。可是，我是不会继续付出自己的感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要对由此造成的悲剧性后果负责。假如我爱上别人，这对我来说将是非常不幸的：其一，我在道德方面将会受到责备；其二，那将带来深层次的内在损害，最终导致精神上的毁灭……我应该保持对你的专一，而不是让别人为我生个孩子。对我的幸福来说，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那天，罗素心情抑郁，究其原因，一个是这种“假定的嫉妒之情”，另一个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那天晚上，他在“艾丽丝的一位老朋友露西·莱昂·菲利莫尔”家中过夜。他说，见到莱昂“让我回想起自己早年与艾丽丝的恋情。那时，艾丽丝年轻快乐，青春焕发，纯朴单纯，心地善良”：

现在，她彻底毁了，备受折磨，没有自信，没有希望，没有目标。这全是我一手造成的。

罗素在这封信件的结尾处说：“我写上面文字时感到非常抑郁，几乎不知道那时的实情。”他倾向于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他觉得奥托琳将会对他心生厌倦。“如果出现任何让我感到担心的事情，这势必让我面对世人可能遭受的所有苦难”：

没有宗教信仰的日子并不容易。亲爱的，在我的生活中，我对你的爱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简直到了必不可少的程度，这其实让我感觉相当糟糕。我担心它让你感到压抑，觉得它限制了你的生活。如果我能够解从中解脱出来就好了，亲爱的，它不应是你的牢狱。

在伍斯特郡的假期结束之后，罗素决定不回剑桥，转道前往佩帕德村舍几英里之外的一座名叫伊普斯顿的村庄，住在旅馆里，在那里度过夏天。他每天骑车离开，中午到达佩帕德村舍，在那里一直待到半夜。那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在附近的树林里，他和奥托琳度过了大量时光。两人享用野餐，互相朗诵柏拉图、斯宾诺莎和雪莱的作品，并且（根据奥托琳的回忆）“畅谈人生、政治和未来”。奥托琳认为，两人在林间进行的讨论恰如“启迪之旅，打开了我心灵深处的紧闭的黑暗窗户，照亮了尘封的角落，让我穿过令人困惑的枝蔓密林，寻找阳光和真理”。但是，罗素有时轻轻地牵着她的手前行，有时用力摇晃她的身体，说她没有坦诚相待，执意要她面对真实的情况。“那样做令人精疲力竭，但是让我的思维变得严谨有序，给人愉悦之感。”奥托琳接着写道：

他的心智无与伦比，灵魂散发出纯洁的火焰，开始影响我，感染我，几乎在生理上吸引我，让我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简直可与多恩在诗歌中描写的情形相提并论。他乏善可陈的相貌似乎消失了，我俩的精神在一团烈火中融为一体，他的灵魂似乎深入了我的灵魂。

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当罗素的精神被视为与肢体分离开时，他在生理上最具有吸引力。这个说法证实了罗素本人后来表达的意思。他曾经这样描述奥托琳：“她在情感方面充满浪漫，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激情，毋宁说是感伤。在她眼里，我的感情似乎相当难以理喻。我觉得，她不是从常见的世俗激情，而是从行吟诗人和典雅之爱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可是，1911年夏天，奥托琳的看法得到了印证：罗素强烈关注精神和宗教问题，并且决心从这个方面来审视自己与奥托琳的爱情。在斯宾诺莎看来，一个人克服矛盾的理想方式是超越自身的有限自我，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世界；在罗素自己的体验中，对奥托琳的爱情让他在精神层面上得到了解放；这两者以某种方式变成了挣脱牢狱的意象。对罗素来说，对奥托琳的爱意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例子，揭示了他早年在《生命历程》中勾勒出来的宗教——沉思的宗教。现在，那座牢狱就是自己的有限自我，就是自我包含的琐碎冲突和骚动；获得解放的途径要么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的智性之爱”，要么是某种与他对奥托琳的爱情类似的体验。但是，罗素当时看来没有想到，在详细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他其实提供了一个基础，让奥托琳拒绝承认他的“世俗激情”。

罗素告诉奥托琳，他的脑际中过去常常出现哈姆雷特的著名论断：“世界是一座大监狱，丹麦是最糟糕的牢房之一。”但是，“现在我已经冲出了囹圄。我可以伸手触摸天上的星星，你的爱情之光点亮了我的世界，它将永存下去，照亮每个角落。”他希望以某种方式传递这种体验，以便给别人带来启迪。这个想法让他灵感频现，撰写《哲学问题》的任务显得相形见绌。当时，他正绞尽脑汁撰写《哲学问题》，但是他已经开始构思一本新的著作，书名自然叫作《牢狱》，其重要性，将会超过《哲学问题》。他告诉奥托琳，入住伊普斯顿的出租房时，他希望主人将会给他钥匙，让他夜间可以出去散步，考虑新书的内容。如果他如愿以偿，顺利写成该书，“它将见证我们两人的美好时光，堪与上一代人眼中的《拼凑的裁缝》媲美”。

撰写新作的想法让奥托琳感到兴奋，她开始把该计划称为“我们的孩子”，心里无疑希望：就罗素而言，新书可以发挥作用，足以替代世俗意味更浓的后代。她在7月28日写道：“我们的孩子给人带来愉悦。我相信，它是我们两人完全结合的结晶，其意义与一般的孩子不相上下。”那时，罗素也十分乐意接受这个想法。他在同一天写信告诉她：“你将我身上的最佳状态释放出来，”

而且让我看到的一种睿智，让我的整个身心积极响应；我觉得，自己终于看到我理想之中的世界。在获得内心和谐的过程中，我的进展一直缓慢；假如你没有出现，我可能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已经拥有它……这种内心和谐让我感到了力量，可以使人奉献一份美妙的礼物，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撰写新书的想法似乎赋予罗素一纸新的生命契约，让他重新投入工作，精力充沛，灵感迸发。他告诉奥托琳，他觉得“自己就像当年的拿破仑，一边同时与六人对弈，一边给七名秘书口述命令”。在那段时间里，他同时进行着三件事情：一、撰写《牢狱》；二、撰写《哲学问题》；三、进一步核对《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证明。他在8月6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你相信精神因素的力量，正是这一点让我具有如此旺盛的精力。”智性和精神这两大因素终于融为一体：“我常常难以确定，我在书中表达的思想究竟是我的，还是你的？我们的想法看来惊人相似。”

《哲学问题》主要集中讨论比较枯燥无味的问题，不过罗素发现了一种方式，可以给该书注入他“感悟”到的某种东西。他在该书最后一章谈到了《哲学的价值》，让他可以大段使用《牢狱》中的内容。罗素认为，哲学是一种途径，人们借此可以超越纯粹个人的直接体验。罗素写道：“缺乏哲学气息的人一辈子受到偏见的约束。那些偏见有的来自常识，有的来自他所在的时代或者民族的习惯信念，有的来自他头脑里形成的想法，没有得到深思熟虑的理性的支撑或者赞同。”哲学思考让人们摆脱“本能兴趣构成的个人世界”：

除非我们能够扩大自己的兴趣，足以容纳整个外部世界，我们依然是陷于围困的要塞之中的守备队员……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变得伟大和自由，我们就必须逃离这座监狱，逃离这样的冲突。

他接着说：“个人自己的事情变为禁锢智性的监狱。”哲学将智性解放出来，智性可以像上帝一样，“没有此时此刻的限制，没有希望和恐惧，没有习惯观念和传统偏见的束缚，平静而且冷静，完全抱着求知的愿望，将知识视为非个人的东西，视为纯粹供人沉思的对象，观察世间的万事万物，实现人可能达到的目标”。该书结尾提出的理念是，在哲学沉思中，“心智……变得强大，可以与构成至善的宇宙统一起来”。

8月11日，奥托琳在给罗素的信件中写道：“我很想知道最后一章的进展情况，急切盼望我们的孩子诞生。”她在次日的信件中写道，她确信罗素的真知灼见将给读者带来改造效应，“起到巨大作用，让他们获得活力、自由、爱情，让他们与他人和融洽相处”。在这一点上，她其实回应了罗素自己的情绪。罗素在同一天写道：“让那些无法相信上帝和永生的人获得宗教信仰，这曾是我内心深处多年以来的夙愿。但是，我后来失去了那种热情，失去了信仰。如今，我的见解更深刻，更远大，更淡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你的信仰让我的信仰变得更容易一些。”不过他明白，经过一定时间以后，“这一见解将会进入休眠状态，被冷冰冰的智性取代”。但是，他补充说：“你将会知道，这仅仅是一段间歇期。”

8月18日，罗素完成了《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随即开始集中全部精力，整理思绪，确定《牢狱》的内容。他告诉奥托琳，他终于获得“真正清晰的思路”，并且让她看了一份详细的摘要，将每章的内容一一列出。全书将有七章，开头分析“宗教的性质和价值”。罗素表达的观点与《生命历程》中的类似，认为宗教的本质存在于对永恒真理的沉思中。该书的结尾三章讨论沉思，“只不过扩展我在以前著作中已经表达的观点”。中间分为三章：数学世界讨论共相的柏拉图式存在；物理世界强调自然之美；往昔世界阐述历史的重要性。奥托琳认为，罗素勾勒的框架没有实现原来确定的目标。也许，罗素对她的这一看法表示原谅，在回信中声称：“今天晚上，本书的轮廓在我脑海中非常清晰。夜色很美，让人难以相信，清风阵阵，充满神秘气氛。”尽管如此，他提供的摘要让这本著作显得单调无聊，令她感到失望。

几天之后，罗素离开伊普斯顿，到了附近一座名叫切肯顿的村庄，决定在那里逗留两周，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牢狱》。没有奥托琳带来的干扰，也没有她给予的灵感。那年夏天，奥托琳的健康每况愈下，医生查出了神经炎，建议她到欧洲大陆去，找一家温泉度假村待上一段时间。她选择了马林巴德，[5]定于8月27日启程，并且说服了菲利普，让罗素9月到那里去住几天。

她动身的那天，罗素告诉她说，他写了17页，并且要她放心，他9月9日前往马林巴德肯定可以完成大部分初稿。该书的初稿和修改稿都没有保存下来——罗素完成初稿之后不久，对内容很不满意，可能毁掉了稿件。幸存下来的只有一些片段，他在后来的著述中使用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或者段落，最明显的例子是《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以及1912年撰写的关于“宗教的本质”的文章。他在次年冬天写道：“去年夏天，我觉得《牢狱》写得非常不错；现在，我认为该书的想法不错，但是稿子却差强人意。”他似乎认为，该书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它是说明性著作，“必须有更好的艺术形式”。奥托琳本人觉得，该书在风格上缺点在于，它“过于局限于说明问题”，所以“读来颇像讲稿”。

但是，让罗素觉得难以接受的是伊夫琳·怀特海提出的批评。她率直地指出，该书令人乏味，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罗素的摘要和幸存下来的片段也显示了这一点。她告诉罗素，它“非常沉闷，就像中年时才能结婚的男人”。她还补充说，“书中谈到的情感与人感受的东西相去甚远”，而且“表达思想的部分与展现情感的部分格格不入”。伊夫琳提出的批评仅仅涉及风格问题，并未说到表达的理念。这让罗素心存希望：只要他能找到更适当的文学形式，他依然有可能向世人奉献自己梦想的“伟大礼物”。

其实，该书过分强调非个人的因素，奥托琳本人曾经对此感到不满，提出了入木三分的批评，探究了它必然失败的原因，不过罗素并未注意到这一点。罗素本人认为，该书“以某种方式说明，个人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但是，这至少不是奥托琳希望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坚持认为：“个人特征非常可贵。”她信奉的是一种具有个人特征的宗教；罗素以斯宾诺莎的方式，对不偏不倚和自我隐没这两个因素进行了解读，根本没有触及她所说的宗教的本质。在幸存下来的这些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复出现的两个观念：其一，“以所有形式——包括思想、感觉和行为——出现的自我都是牢狱”；其二，“宗教的本质是对自我的需求进行控制，以便与宇宙融为一体。”罗素写道，人的神圣的一面“认为个人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轻视死亡，发现自身的希望与个人生命的延续性没有联系”。这一信条提供了基础，拒绝考虑“尘世之爱”，崇尚神圣之爱，其方式激进，远远超过了奥托琳的预期：

尘世之爱要求，其对象是有用的，美丽的，善良的；除了尘世之爱之外，还有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神圣之爱。

《牢狱》的中心论点提出的悖论——奥托琳的批评暗示了这个悖论——是：《牢狱》的灵感来自奥托琳在罗素身上激发出来的巨大激情，让他升华了对她的爱情，将它等同于“不偏不倚的崇拜”，等同于“上帝的智性之爱”；但是，它排斥激情本身，将其视为并不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牢狱》根本不可能以正确的方式，对待给予罗素创作灵感的激情。同理，《牢狱》也不可能表达这一点：摆脱了与艾丽丝的枯燥的共同生活之后，罗素产生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其原因在于，那不是来自自我之中的解脱，而是自我获得的解脱——那种解脱让他最终能够重归本性。奥托琳当时理解了这样的观点，曾经问他是否可以更多地考虑个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多样性？是否可以更多考虑这一看法，即每个人仅仅希望通过努力“理解什么是自己的最佳选择”，以便成为完整的人？

奥托琳否认了罗素的“尘世之爱”，这让他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于是向她表达了一个观点，以便说明应该否认这样的爱情的原因。但是，最后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她觉得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罗素当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是，她否认他的尘世之爱的做法既不是人们的普遍信念形成的结果，也不是一般理论形成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的反应带来的结果。其原因不是她希望完全超越这样的激情，而是仅仅在于，她发现他在性生活方面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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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自传》中，罗素将其归结为“外部和意外原因”，具体意思模糊不清。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有两个：要么他未能保持勃起状态，要么奥托琳那时处于经期。但是，如果想象力丰富，肯定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2] 在他的《哲学研究》中，有一篇文章在那一年之前出版，标题是《数学研究》。写了这封信件几天之后，罗素做出安排，给奥托琳寄了一本《哲学研究》。她可以阅读这篇文章和《自由人的信仰》。

[3] 他对与艾丽丝分开过程的这一段叙述相当奇特，可能起到误导作用，给人错误的印象。他还宣称，它发生在3月底，就是他刚刚从巴黎返回英国几天之后。实际上，那大约是三周之后的事情。

[4] 以太，又译为乙太，光乙太，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设想的一种物质，被称为五元素之一。19世纪的物理学家认为，它是一种电磁波的传播媒质。但后来的实验和理论表明，没有任何观测证据表明“以太”存在，因此“以太”理论后来被科学界抛弃。——译注

[5] 捷克共和国的玛丽亚温泉市的旧称。——译注

第八章　艰难而枯燥的思考

1911年9月9日，罗素前往马林巴德，与奥托琳会合。他们两人本来计划共度一周时间，罗素住在距离奥托琳不远的旅店里，每天到奥托琳下榻的酒店陪伴。但是，那家酒店的经理不愿看到自己管理的地方被用作明显的婚外恋人的幽会场所，执意不让罗素住进酒店，所以两人的计划只有告吹。仅仅几天之后，罗素被迫中断行程，返回英国。这让奥托琳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了机会，修复自己在酒店经理眼中的形象。菲利普到达酒店之后，那位经理随即告诉他，在他入住之前，一位先生每天都进入她的房间探访。让那位经理大失所望——让奥托琳深感宽慰——的是，菲利普对她没有怨言，忠诚一如既往，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高兴。

罗素结束返回英国的遥远旅途之后，在伦敦住了一夜，直到9月16日才回到伊普斯顿。他返回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将要面对艰难的工作，曾经在信中告诉奥托琳，“现在，我精力充沛，身上仿佛装了二十台蒸汽机。”许多事情需要他做：一大堆需要校对的稿件，一份需要他审阅的院士申请者的论文，此外还有“大量信件”——其中一封是亚里士多德研究会的秘书H．维尔顿·卡尔写来的。那天夏天，罗素被选为协会主席，该职位要求，他通常应该在11月第一周举行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而且，卡尔还在来信中说，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将于10月最后一周到达伦敦，并且表示希望能够出席年会。在这种情况下，卡尔希望知道，罗素是否介意年会提前一周举行，以便柏格森莅临？

在最近几十年里，柏格森的声誉大不如前；但是，在1911年秋天，他的知名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哲学家，在法国和英国均是如此。他最有名的著作《创造进化论》1907年在法国出版，同年也在英国出售，受到所有自认紧跟时代的读者们的追捧。无论柏格森何时现身伦敦，他都被人给予巨大荣誉，受到诸如乔治·萧伯纳和伊斯雷尔·赞格威尔这样的作家的款待。至少在文学和艺术界，他被视为当时最受人欢迎的哲学大师。卡尔临时建议，提前举行年会，以便让柏格森出席，这样做可能表达了大多数会员的愿望。但是，这一点并未减弱罗素对改变日程所持的反感态度。他以抱怨的口气在信中告诉奥托琳：“由于柏格森的缘故，我不得不在这里开始准备年会的讲稿。”

但是他觉得，自己不仅必须答应卡尔提出的要求，而且还得继续研读柏格森的著作。在1911年，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柏格森的这一核心思想几乎了解不多：它崇尚生命冲动——神秘的生命力。柏格森致力于保护它，让它不受抽象思维带来的否定生命的反向力量的侵害。对具有罗素的思维方式的人来说，这样的学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罗素当年在巴黎逗留时至少购买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至少半心半意地试图理解其基本要义。但是，罗素当时依然沉浸在首次与奥托琳共度良宵的回忆之中，阅读进展非常缓慢。他告诉奥托琳：“我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旅店房间里，努力安下心来，理解他的著作，但是心绪却飞向毫不相干的问题。生命冲动牢牢控制了我，让我全无了解它的愿望。”

现在，时过境迁，在9月的伊普斯顿，罗素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我已将所有想象力用于撰写《牢狱》，”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现在觉得脑子里空荡荡的，需要进行艰难而枯燥的思考——它就像某种补药，起到了提神作用。”此外，他想到自己要与柏格森进行哲学辩论，也不得不集中精力。在撰写亚里士多德学会年会演讲的过程中，他带着批判的目光，细读了柏格森的这本著作。他刚刚完成了自己有理由视为畅销书的介绍性哲学著作，完成了他希望在影响力上可与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比肩的宗教著作，于是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将成为受人欢迎的哲学家，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他的知名度将与柏格森不相上下。他为会见柏格森所作的准备工作起到了激励作用，其性质类似于拳击选手为争夺拳王称号所进行的备战活动。

剑桥大学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开学，他决心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他告诉奥托琳，他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我每天上午和下午茶歇与晚餐之间的时段工作。有时候，晚餐之后还要干一段时间。下午，我给你写信，然后骑车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寄信。一天的其余时间中，我有时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有时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他是在奥托琳的影响之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总的来说喜欢这位俄国作家的作品。“但是，让我印象至深的是，他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超过了我所喜欢的程度。我发现，另外一本作品（《白痴》）中的角色罗果金留在了我的心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形象。”

罗素决心让自己重新回到进行严谨哲学研究所需的心理状态。他告诉奥托琳，他“近来一直觉得，自己决不能变得软弱，决不能自我放纵”：

这意味着，我必须保持对艰深的抽象问题——这些问题对你来说没有直接意义——的兴趣。我渴望与你分享自己的每个想法，我发现自己难以专注于无法引起你共鸣的问题。写出真正让你关注的问题让我深感幸运……我常常夜里很晚才回到房间，你的身影在我的脑际萦回，让我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充满感悟，就像受到了神灵的启迪。

但是，现在“我的研究与你没有什么联系，唯一相关的一点是，我必须这样做，以便让自己的人生具有价值”。他发现，当他确实专注于与她没有关系的问题时，“我的大脑非常好使”。他已经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准备写进为亚里士多德学会撰写的文章中。他已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讨论了”这些问题——在他的壁炉台上，摆放着两位哲人的半身雕像。“自己就在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身边，这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让我有身在家中的感觉……我与他们交谈，解释自己是如何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的。我情不自禁，觉得他们听到并且赞同我的看法——有时候，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几乎是一种幻觉”。

几天之后，他完成了那篇文章，标题是《论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他确信文章会让听众困惑不解，但是依然宣称他自己对它非常满意。他曾经以较为容易理解的方式，在《哲学问题》中提到过这篇文章的主题。具体说来，在《共相世界》中，他曾经特地强调，除了普通的日常体验——“殊相”——构成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世界。那是抽象观念或者“共相”构成的世界，即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世界”。罗素使用了几乎带有诗意、让人浮想联翩的字眼，描述了这个世界，认为它“恒定、刚性、精确，让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体系构造者们，让所有喜欢完美胜过生命的人们深感快适”。殊相世界包含“所有的念头和感觉，所有的感性数据，所有的物体”；它与共相世界形成对比，“转瞬即逝，晦涩模糊，没有明确的界限”。

在这篇新作中，罗素设法以更严格的方式，对这些基本的形而上学范畴进行界定，证明共相和殊相世界的存在。一方面，他与认为只有殊相才是真实的哲学家（例如，休谟和贝克莱）对垒，另一方面，他与认为只有共相才是真实的哲学家（例如，某些阐释文献中所说的布莱德雷和柏拉图）对垒。罗素采用全新的方法来讨论这个古老问题，其目的旨在就所涉及的范畴，提出准物理学的时空定义。例如，殊相——即日常体验的客体——是通过这一事实来进行定义的：它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场所中。根据他的解释，共相分两种：关系（例如，“在左侧”），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处于任何场所中；特性（例如，“白”），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场所。

无论这一学说——顺便说一句，罗素很快确信，它引起的问题很多，与它解决的问题不相上下——可能具有什么优点，无可否认的是，它不乏新意，至少说明罗素依然具有提出原创哲学思想的能力。考虑到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它在主题上有一个小问题：文章与柏格森的著作看来没有什么明显联系。罗素9月30日回到剑桥，看到了柏格森写来的一封信件：柏格森表示期望与罗素见面，但是觉得他不会赞同罗素提出的观点。“我觉得，自己必须增添某些与他相关的段落”，罗素告诉奥托琳：

他认为，那种原材料是一种连续的流动，准确说来没有什么概念适合它。我可以提出，那种连续的流动是一种哲学建构，根本没有什么“原”的意思。

在进行这类补充之前，罗素重新研读柏格森的著作。在他的思考中，那项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亚里士多德学会年会召开之前的那个月之外，其后还延续了数月时间。他认为，在与柏格森论战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战斗，对抗无理性的力量，为智性进行辩护。这一想法支撑了他对柏格森进行的专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促使他进行此项研究的动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如果他［柏格森］谴责智性的做法以失败告终，智性将在谴责他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其原因在于，这是双方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白刃战”。

这一态度与罗素在整个夏天中致力于维护宗教的本质的尝试格格不入，看来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与日俱增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是他对哲学家生涯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他对奥托琳的爱意。在智性与直觉的“你死我活的白刃战”中，奥托琳很可能站在直觉这一边。实际上，我们不禁怀疑，在罗素对柏格森的观点的蔑视性表述中，奥托琳可能看到了许多她自己的想法：

他是我的对立面；他以所谓生命冲动的名义，将殊相共相化，并且非常喜欢本能。哼！

（10月2日）

他认为，智性是邪恶的魔鬼，从空间和物质的角度，说明一切事物；他认为，揭示真正的真理的是活动，特别是艺术创造的活动。

（10月9日）

在该书中一章的结束语中，他将人生与骑兵冲锋进行了比较。在他的笔下，整个人类向前疯狂猛冲，他们通过了所有障碍，“也许甚至包括死亡”……他的习惯做法是，选择理性完全处于休眠的状态，然后将它作为他的理想情景……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完全根据他的计划来对待整个世界。对那些希望生命、行为和动作的人来说，他是令人钦佩的角色。他讨厌柏拉图，因为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是静止的。他希望万事万物处于活动之中，就像进行冲锋的骑兵。在他不那么令人讨厌时，他认为生命在本质上类似于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盲目的冲动促使人们在事先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形成某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东西被视为事前希望的东西。

（10月12日）

对罗素来说，关于本能、行为、运动和盲目冲动的讨论听起来肯定“有限”，令人反感；但是，对奥托琳来说，这样的理念（特别在应用于艺术创作时）并不是与她信奉的宗教截然对立的东西，而是她欣然接受之物。在讨论她自己信奉的宗教时，她可能常常使用“永恒”这个词汇。但是如果罗素觉得，这与他自己对“无限”的理解联系紧密，他就有受到误导之嫌了。奥托琳——如果说不是罗素——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罗素的“沉思的宗教”的核心位置上，是数学所示范的一成不变的静止的抽象形式，与她的永恒观相去甚远。她的永恒观更具活力，它尊崇的永恒性恰恰表现在创造的盲目冲动之中。

罗素希望相信，他自己和奥托琳在思想上完全相同，对此几乎到了极度渴望的程度，常常显得非常固执，对两人之间的分歧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在撰写《牢狱》的过程中，他甚至声称：“我常常难以确定，我在书中表达的思想究竟是我的，还是你的？我们的想法看来惊人相似。”但是，现在让他着迷的与其说是他的“感悟”，毋宁说是“艰难而枯燥的思考”，他逐渐发现，他们两人之间的看法并不相同。

一旦他意识到奥托琳的信仰与他自己的“沉思的宗教”毕竟不同，罗素便开始对奥托琳的信仰进行攻击，似乎开始了另外一场“你死我活的白刃战”。第一次交锋在从马林巴德返回几天之后开始：

你信奉上帝和永生教义，避开了最艰难的问题——生死离别、虚掷的光阴，还有根本无法修复的伤害感。如果任何人相信，一位善良的神灵会设计出这类地狱般的东西，这样的人肯定会让我深感震惊。

10月11日，新学期开始之后的第一天，罗素告诉奥托琳，他觉得她身上最美妙的是他给予她的“无限观”。他问道：“你是否认为，这样的观念来自对上帝的爱？如果不信仰上帝，这样的观念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奥托琳当然坚持认为，实情就是如此，这促使他几天之后发起新的攻击。他使用的言辞更激烈，其方式显然是要挑明：这场争论的重要性与他同柏格森的争论不相上下；他将自己视为处于守势的一方，他捍卫的并不仅仅是他的观点，更重要的是理性本身：

我对你在来信中使用的关于上帝的文字很感兴趣。我认为，你与大多数信徒一样，过高地估计了信仰上帝对你产生的作用。我知道，我当初信奉上帝时的想法就是如此。你可能发现，没有上帝，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无限性依然不会减少。我已经意识到，你的信仰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不可能受到理性的挑战，所以你迄今为止依然毫不动摇。如果我可以让你感到，人没有信仰可能变得更加高尚，那么，我就可能开始抱有希望了。

开学之初，一个名叫“异见者”的本科生辩论团体的秘书C．K．奥格登找到他，希望他撰写一篇论文。这让罗素获得了机会，可以在反对柏格森的活动中，发起一场公开的直接攻击。罗素表示可以撰写一篇关于柏格森的文章，于是很快放弃了扩展为亚里士多德学会撰写的那篇文章的想法，决定另起炉灶，撰写一篇批判柏格森的长文。该文于1912年春天发表，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文章之一。

大约一周之后，奥格登作为“异见者”的代表再次拜访罗素。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描述：“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英语结结巴巴，但是拒绝讲德语。我后来了解到，他曾在夏洛滕堡学习工程，但是在那期间通过自学，对数理哲学产生了很大兴趣。于是，他到了剑桥大学，希望听我讲课。”当天晚些时候，罗素去上课，很高兴地发现，“我的德语终于派上了用场。”次日，罗素在信中说：“我的德国朋友很可能让我难以对付。讲座结束之后，他跟着我回到房间，我们两人一直争论到晚餐时方才罢休。他显得固执，有些反常，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愚笨。”正如罗素后来发现的，那个“德国人”其实生在奥地利，名字叫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他将会给罗素的人生带来决定性影响，但他最初仅仅是一个让罗素感到好奇、好玩、稍微有点鄙夷的角色。罗素提到他时使用的字眼是“我的德国人”、“我的德国工程师”，甚至曾经还用了“我的凶猛的德国人”。

10月21日，星期六，奥托琳外出五周之后，终于回到了伦敦。罗素和她短暂会面之后写道：“如果换成我五周之前见过的其他任何人，我会有刚刚见过的感觉。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多年不见了。”奥托琳和菲利普离开马林巴德之后，在欧洲各地旅行，先后到了布拉格、米兰、帕维亚和洛桑。在洛桑，奥托琳找到埃塞尔·桑兹推荐的神经科专家库姆医生，请他给她治病。在罗素与奥托琳分开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罗素告诉奥托琳，“我最初很不好意思，觉得我肯定会再次看到你原来的状态”：

而且我觉得，你不会喜欢我回到剑桥时感受的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人们对实际生活中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不喜欢的正是这一点。这让我觉得难受，让我对纯粹的脑力劳动持反感态度。

在罗素返回剑桥讲授星期三的课程之前，两人有机会在伦敦度过几天，有时一起朗读诗歌。罗素在返回剑桥途中写道：“每时每刻都给人身在天堂的感觉……你回到了伦敦，恢复了往日的快乐，让我有了复活之感，简直妙不可言。”

罗素在伦敦的布鲁明顿租下一套小公寓，位置就在大英博物馆对面的贝里街，步行到贝德福德广场只需两分钟时间。奥托琳帮助他购置家具和陈设。她回忆说：“我乐意为他把公寓弄得漂漂亮亮的。摆放一些他的家传物件，例如，他母亲的肖像和祖父的书桌，他见了觉得很温馨。我常常过去，与他会面。”在她的回忆中，那些探访时光简直就像梦魇：

贝里街上的那些小房间真让人不堪回首。伯迪精神紧张，心急火燎，非常不幸！他欲望强烈，我给了他一切，但是依旧难以让他满足。他常常站在窗前等候我。如果我迟到了，他会一分一秒地计算，变得越来越紧张。我沿着街道急行，害怕抬起头来，看见他面孔靠着玻璃急切等待的模样。完事之后，他留在房间里，脸上全是没有满足的神情，孤苦伶仃，可怜兮兮，让我觉得忐忑不安。我怎样才能满足他呢？他性欲旺盛，似乎可以把我摧毁。我在自己的日志中发现这样的文字：“可怜的伯迪！我有时候觉得，和他待在一起就像身陷囹圄，他激情高涨，占有欲和控制欲很强。我回到家里，不禁欢呼雀跃，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翩翩起舞，振臂高唱，‘自由了，自由了’。”我觉得，我应该在街道上伴随着手摇风琴的乐曲，欢快地跳起舞来。

奥托琳返回伦敦一周之后，罗素到了伦敦，出席H．维尔顿·卡尔为柏格森举行的宴会。那天晚上，在写信告诉露西·唐纳利说，柏格森“将在伦敦发表演讲，各家日报纷纷报道——不知怎么的，整个英国对他着了迷”。在他的描述中，那次宴会“很有趣”。他的一侧是柏格森，另一侧是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那位士兵出身的探险家因为在西藏的冒险活动名扬英国，似乎对哲学深感兴趣。罗素写道，作为哲学家，柏格森“闭口不谈基本原则，仅仅杜撰说来好听的童话故事”；但是，作为男人，柏格森举止文雅，谦恭有礼。乔治·萧伯纳发表了妙语连珠的讲话，“大家纷纷举杯，庆幸自己获得了自由，逃离了19世纪60年代的沉闷的科学教条之害”——这就是说，除了罗素，其他人均有同感。“我依然相信那些信条，所以我觉得自己身处局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罗素进行了非常类似的描述，但是增加了一个关于柏格森本人的句子：“与他的交谈中，我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东西，完全是他已在书中表达的内容。他的形象思维能力很强，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听觉或者触觉方面的想象力——他的全部哲学均被视觉支配。”

两天之后，罗素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发表了主席致辞。柏格森按时出席，提出了批评意见。不幸的是，会议记录中没有柏格森的评论内容。但是，从雅克·舍瓦利耶在《柏格森访谈》中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两点：其一，柏格森认为，他自己完全驳斥了罗素对“柏拉图理念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表述”；其二，他将罗素后来对他的攻击视为报复之举。罗素将他发表的论文副本寄给哈佛大学的拉尔夫·佩里，并且在信中说：

我宣读论文时，柏格森在场，显然觉得我一派胡言，没有新意。他说，这让他想起了古希腊人；在现代世界中，殊相可能被人视为理所当然之物，但是共相只有经过仔细证明之后才能被人接受。

罗素返回剑桥上课，没有心思与维特根斯坦纠缠。他发现，维特根斯坦“喜欢争论，令人厌倦，甚至显示出‘傻瓜’的特征”：

他认为，在经验层面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知的。我要他承认，我的房间里没有犀牛，但是他不肯。

与维特根斯坦进行这种稀奇古怪的交流之后，罗素回到房间，继续去做看似无法完成的工作——校对《数学原理》。非常烦琐的工作让他觉得欣喜，他宣称，与阅读柏格森的著作相比，校对工作“令人愉快许多”。《哲学问题》的校样送到，大大增加了他需要校正的稿件数量。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认为，《哲学问题》读来不错”，但是《数学原理》“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这些东西是数年之前撰写的，我已经忘记了其中的许多内容。我敢说，这是我一生中完成的最重要的著作，但是它让人难以进行判断”。罗素阅读这两本著作，一本内容艰深，难以理解，一本刻意通俗。这让他反思两者之间的对比，反思他身为哲学家和作家的未来生涯：

看来，我不会继续从事任何数学方面的研究了。我觉得，别人可以继续这样的工作。我发现，我的哲学思考的许多内容都出现在这本廉价小说［他给《哲学问题》所取的名字］之中，这让我感到惊讶……觉得奇怪。我毫不怀疑，哲学著作值得人们阅读，但是如果我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哲学领域的原创性研究，这样做究竟有多大价值呢？我对此深表怀疑。

次日，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我渴望与你长谈，说一说我的生活，说一说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好。”他告诉她，与她共度良宵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这取决于我的总体生活状态，取决于我的能力……我觉得，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感到满意……可能性是无限的，成就是有限的”。

当时，怀特海的儿子诺思在学经济学，在和罗素交谈之后，表达了转向学习哲学的愿望。“但是，从他将来的生计考虑，学习哲学显得并不可取”：

关于哲学的价值，我向他表达了我自己的看法；我的观点让他大吃一惊。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让自己的观点见诸文字。在那之前，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明确想法。

无论罗素对哲学持何种怀疑态度，对他自己给所教的“这些年轻人”带来的价值，他一点也不怀疑：“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有趣，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努力做的事情是，给他们讲授我对智性生活的最佳理解。”他告诉奥托琳，身为教师，他的目标“是让学生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打断他的话头”。

一个学生充分利用了罗素的开放政策，这个学生就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常常到罗素的房间拜访，阐述自己的哲学见解。11月7日，罗素在信中说，维特根斯坦“仅仅承认断言命题，拒绝承认其他任何东西”，并且非常固执地坚持这一看法。一周之后，罗素不得不中止讨论，声称“这个主题太大了”。但是，维特根斯坦是无法阻止的。罗素12月16日写道：“我的猛烈的德国人（我发现他是奥地利人）来到我的住所，就我上课所讲的内容提出质疑。他非常顽固，仿佛全副武装，对所有使用推理方式提出的批评持置之不理的态度。其实，和他交谈简直是浪费时间。”

从罗素在字里行间的暗示中，我们可以推知，在与罗素的互动中，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形成他自己的思想的。例如，维特根斯坦说，只有断言命题存在，这一看法可被视为他对罗素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上宣读的那篇文章的反应。即便维特根斯坦10月30日没有前往伦敦听罗素宣读这篇讨论共相和殊相的论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罗素11月4日在剑桥大学伦理学俱乐部宣读这篇论文时，维特根斯坦在现场聆听。对任何一个坚持殊相与共相是分离实在的人来说，他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两者是否是结合起来的？例如，一个具体的事物——就说一个雪人吧——怎么是白的（分享“白色”这个共相）。在这篇文章中，罗素提供的回答是，求助于谓词的“终极的简单联系”，它将两者在一个事实中结合起来（在“雪人是白色的”这个句子中，雪人是主语，白色是谓词）。

根据罗素的说法，这里的问题是，联系本身是共相，所以，这个问题涉及的是，这个共相——“谓词的联系”——本身是如何与构成该事实的其他殊相和共相联系起来的？看来，需要另外一个联系，以便将两者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联系本身将是一个共相，依此无限类推，形成一种无限倒退。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肯定命题。这一观点给分析世界的活动设立了限度，指出了一条道路，让人摆脱这种混乱局面。他提出，世界上的事物不是分为共相和殊相，而是分为事实，共相和殊相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并不存在殊相和共相如何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或者说，正如他后来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说：“世界是事实构成的，而不是事物构成的。”[1]

那个学期结束前一周，维特根斯坦到罗素的住处去，就这个问题征求罗素的意见：他究竟应该继续哲学研究，还是重操旧业，进行工程方面的学习？

……他今天问，我是否觉得，他在哲学方面是否完全没有潜质？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有潜质。我让他拿一点他写的东西来，以便我进行判断。他有钱，对哲学很感兴趣，但是觉得，如果他没有超过常人之处，他就不应献身哲学。我觉得，我其实没有确定的判断，所以感到责任相当重大。

几天以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首次聊到哲学之外的话题。罗素发现，维特根斯坦“文学不错，音乐方面也很有修养，（作为奥地利人）举止优雅。而且，我觉得，他真的聪明……我越来越喜欢他了”。12月7日，维特根斯坦返回维也纳过圣诞节之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讨论学术问题。回国之后，维特根斯坦将撰写文章，以便最后确定，他是否“完全没有潜质”。

那学期结束几天之后，罗素抓紧时间，写下他的哲学思考。正如他对奥托琳所说的，其目的“旨在厘清我自己的思想”。他那时断定，其一，哲学的唯一用处几乎“是与科学和宗教导致的错误观念进行斗争”；其二，这方面的重要工作可以在普及的层面上进行；其三，“技术上精益求精的修正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只会引起争论，形成烦冗的文字”。在撰写《哲学问题》的过程中，他已经强化了这样的看法。

在强调大众哲学的价值过程中，罗素无疑受到这一愿望的影响：他应该撰写某种让奥托琳感兴趣的东西。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是，在哲学需要进行斗争的宗教方面的错误中，也包括她的一些看法。在整个圣诞节期间，他专心写作，甚至到了可能危及与她的关系的地步。11月28日，他在写给她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件中，解释了他为什么以堪称着迷的兴趣，反复研究这个问题。他写道：“你激发了我心中的奇特渴望。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观点带来的快乐——这样的东西我不该指望；在（与之相关的）一定程度上，我希望与你实现更完美的结合。我说的结合不是外在的——尽管这一点有时让我觉得无法抗拒——而是内在的。我希望，我俩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一致，不是在感觉方面，而是在信念方面”：

……在想象力方面，面对你的神圣的内心世界，我自叹不如。我知道，我无法进入其中……你知道，我对你的爱多么强烈，我对宗教的感觉多么强烈——如果两者结合起来，那将非常美妙。

在努力理解奥托琳的宗教信仰的过程中，罗素也许过多考虑了思想方面的因素，即她可能依赖的理性基础。但是，对宗教在她生活之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关注极少。奥托琳在具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想过需要对宗教加以质疑。她的母亲博尔索弗夫人——奥托琳衷心爱戴的人——非常虔诚；在她母亲病重期间，奥托琳阅读了托马斯·厄·肯培的《效法基督》，从中找到了慰藉和灵感，从而强化了继承而来的基督教信仰。但是，她的真正的宗教导师是一位修女，名叫朱丽亚，是特鲁罗的一家修道院的院长。奥托琳21岁时，就在她母亲去世不久，见到了朱丽安修女。在她的回忆录中，奥托琳表述了朱丽安修女给她留下的印象，字里行间暗示了初恋的激情。她详细描写了那位修女的“令人惊讶的眼睛”，它们“相当苍白，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人的眼睛”：

它们阅尽人生的痛苦和光明，但是依然看到光明，感觉到爱情和尊崇。她的身上似乎散发出某种充满爱意的精神力量，她的脸颊中透出天堂的色彩，就像圣斯蒂芬一样。最为重要的是，她给予我一种令人尊崇的感觉。我进入她的房间，从未失去在她面前跪下的愿望……她非常虔诚，非常温柔，不乏幽默，不时莞尔一笑。她分享我的欢乐和痛苦，对人生，甚至对最卑微的人，也不失尊崇之感。我记得，我有时候进入礼拜堂，看到她——当然，她完全不知道我在注视她——的脸上露出尊崇、崇拜和光明的神情。那个模样似乎一直驻留于我的心中，验证圣灵的存在。对我来说，假如其他所有信念不再灵验，朱丽安修女的态度和面容依然是一种无法解答、令人信服的证明，显示生命之中的一种无限的存在。

那年9月，奥托琳在欧洲的各个城市中旅行，知道了朱丽安修女去世的消息。她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有提供罗素一直要求她说明的信仰上帝的理由，而是向他解释了朱丽安修女在她的人生所起的作用。她觉得，她的解释肯定让罗素有所理解，然而实际结果适得其反，它引起了他更多的嫉妒之意。他在信中说：“我知道，朱丽安修女去世以后，没有谁给你提供宗教方面的指引。我非常希望在这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这一渴望让我变得如此粗鲁。”

罗素觉得，在奥托琳的内心深处，信仰——无论是朱丽安修女还是上帝本人体现出来的信仰——占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得到了她珍视，他自己无法进入其中，更不用说充实其间了。然而，正是这种想法让他怒不可遏。圣诞节期间，罗素与怀特海一家人在一起，奥托琳探访了菲利普的父母。12月27日，罗素和奥托琳前往位于贝里街的他的寓所，计划在那里共度一天。当时，感觉在他的身上占了上风，他决定向她的“神圣的内心世界”发起最猛烈的攻击。两人几乎刚一见面，罗素便开始盘问，言辞激烈，心怀敌意。她是否承认，在将她的信仰基于感觉，而不是理性的过程中，她在思想上有不诚实之嫌？她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没被证明的信仰并不值得他的尊敬？在奥托琳看来，这就像攻击了她的生命本身。罗素的猛烈口气让她确信，她已经失去了他的尊重。她回到牛津的婆婆家中，几乎处于濒临自杀的状态——遭到了罗素的攻击之后，她的宗教信仰依然完整无缺，但是自信心却严重受损。在返回牛津的火车上，她给罗素写了一封信件，言辞尖刻，话题针锋相对，试图解释两点：第一，她被他当作头脑混乱、观点错误的宗教狂热分子，这让她觉得颜面丧尽；第二，让他理解宗教信仰对她的重要意义的努力简直毫无希望。“我觉得，我根本无法让你理解我的感受，就像我无法理解备受你崇拜的数学一样。”她写了这个句子，然后叉掉了。列车达到牛津车站时，她的心绪变了，心里想到的只有失去他之后的悲伤。她立刻赶到一家邮局，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只有三个字：“祝福你”。

罗素回到怀特海夫妇在洛克里奇的乡间别墅，对他的行为懊悔不已，深感担心，提笔给奥托琳写信，恳求原谅。他告诉她，“对你那么残酷，放肆破坏，无情无义，让我心里诚惶诚恐”：

我的言辞过于激烈，过于粗暴，过于尖刻，这是禁欲造成的恶劣结果。不过，我最亲爱的，这些东西将会灰飞烟灭，与我没能如愿在写作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的状态有关，全是某种心理禁欲论所致。它与所有其他形式的禁欲论一样，简直糟糕之极。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她在牛津时的模样，“骄傲，可怜，病态”，想象她感觉她自己“孤苦伶仃，觉得自己毫无用处，是世人严重的累赘，考虑去自杀，渴望一死了之”。那个情景令人“心如刀绞——相当可怕”。他想到奥托琳面对孤独的情景，在日志中写道（但是，我们不禁觉得，他自己的内心也同样孤独），这让他想起了自己1901年的那次经历。“当时，我第一次懂得，只有爱情和温柔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他崇拜奥托琳的爱情、温柔和献身精神，憎恨“我身上的那个怒气冲冲的迫害者”。

我渴望获得你拥有的那种内心的淡定。但是对我来说，这无法实现，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躁动不安，内心狂怒，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一方面渴望信仰你的上帝，另一方面又对他说出亵渎之辞。我可以表现出大量的崇拜之情——对宗教的渴望有时候非常强烈，几乎让我难以忍受。

但是，尽管罗素自责不已，他对两人分歧的分析依然颇有侮辱的意味。“你的头脑居然真的没有受到你提出的论点的影响，这令我觉得匪夷所思。”他接着还补充说，他不得不“改变多年的习惯，改变我自己所作研究的整个倾向，以便理解你获得信念的方式……你不会相信，推理是获得真理的方式；但是，我相信。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就他希望对奥托琳发起攻击的欲望而言，我们怀疑，他比较接近“问题的症结”。他在同一封信件的后半部分说：“我在你心中的地位远非自己希望的那么高；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候让我不由涌起一阵疯狂之感。”即便在他处于懊悔不已的状态下，他也情不自禁地认为，尽管想到她不愉快让他觉得痛苦，他却根本无法“像朱丽安修女那样”，给予她真正的内心宁静。

次日，罗素感到，“最好去发现我们两人之间的一致之处，而不是分歧之点”，努力寻找妥协之道，认为“你所说的上帝与我所说的无限性非常类似”。罗素辩解说，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两人的信念就不会那么水火不相容了。这个说法根本不令人信服，作为一种保证之辞也没有触及——奥托琳认为的——最重要的问题。与罗素相比，她更关心的不是两人的信念是否相同，甚至不是是否相融。她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是以下保障：第一，他不鄙视她；第二，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尊重她；第三，他像以前一样爱她。在随后几天的数封信件中，罗素被迫怒气冲冲地改弦易辙，以便在所有这些方面做出保证。“我明白，我俩完全可以分享思想方面的东西，”他先是承诺，接着甚至希望让她放心，“你不知道，听你谈到你的宗教观时，我已经深受裨益。对我来说，那真的非常神圣。”

但是，如果说他可以改弦易辙，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他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两人的信念之间，当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认为，人类之外的任何精神力量其实都不可能给人提供帮助……因此，我既不能向上帝祈祷，也不能依靠上帝。我需要的力量我要么必须从自己身上获得，要么从我佩服的人那里获得。依我所见，这个观点不仅显得更真实，而且更高尚，更严肃，更美妙，超过了从外部寻求帮助的想法。

他觉得，他必须继续陈述他的观点，于是强调说：“我希望你考虑到，将来的某一天，你可能觉得，与现在的想法相比，你那时的观点也许更真实。”可是，他承诺说，他再也不会再犯同样错误，指责奥托琳不诚实了。

新年之际，罗素从与奥托琳的激烈争吵中受到启发，有了一个想法，打算撰写他所说的“精神自传”，其目的旨在说明，他在人生中肯定会寻找宗教信仰，寻找他在《牢狱》中试图表达的“理想”之巅。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想法出现他在向奥托琳解释这一点的过程之中：他的敌视性怀疑论并不针对宗教本身，而是针对要求坚信毫无基础的信念的那种宗教。他告诉奥托琳：“无论你信奉的宗教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它们都可以通过我相信的这种宗教来实现。”他所说的精神自传没有幸存下来，但是在罗素1912年最初几周所写的那些信件中，无疑留下了带有某种带有其特色的信息：

我真的认为，精神因素——构成宗教的因素——是伟大的；它们让人生具有无限性，并且不再琐碎。

（1月1日）

我们知道，有时候某些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远远胜过常见之物；它们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不可能是人为之物。但是，我们自己拥有奇特的力量，其中既有善，也有恶——精神失常也可能出现，仿佛来自人体之外，让人产生似乎着魔的感觉。依我所见，宗教应该让人认识并且记住这些远远胜过常见之物的东西，在生活中以习惯方式想到它们……迄今为止，仅仅在偶尔感受到压力或者欢欣鼓舞的情况下，我才能看到最神奇的事物。在去年夏季，我与这种灵视为伴；回到伊普斯顿之后，开始工作，它就消失了。当灵视强烈时，我从事的哲学研究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当我必须进行研究工作时，灵视就会消失。我讨厌回去工作的原因正在于此：我仿佛返回牢房去。灵视似乎让我看到的是，我们可以生活在更深的层面上，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关注和欲望构成的日常层面上。在前一个层面上，美是对某种超验事物的揭示，我们可以去爱所有的人。

然而，我还有另外一种灵视……在这个灵视中，痛苦是人生的终极真理，其他的一切要么被遗忘，要么是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甚至爱情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类似鸦片的东西——它让人暂时忘记，我们在痛苦中呼吸，思想是通往绝望的入口。

（1月3日）

罗素认为，在自传性叙事中，可以避免《牢狱》中提到许多负面的东西——他可以用具有戏剧性的生动方式，表达他不再赞同的观点，展现他已经摆脱的情绪：“叙述者可以让最终的结果更加复杂，呈现多面性，超过直接说明可能达到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了更大的余地，可以展现幽默、反讽和发展的过程；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展现更大的试探性。”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自传的框架下写作，他可以在处理题材时表现激情。“我相信，如果激情植根于某种具有普遍特征的东西，任何激情都可能是无限的。例如，斯威夫特的愤怒与上帝的类似，因为它源于对人类可能出现的状况的看法……我认为，人需要强烈的激情，非常希望激情持续下去，有时候被比激情更强烈的宗教征服。”

罗素返回剑桥，准备开学事宜，依然处于这个项目激起的高度热情状态中，几乎无心关注技术性很强的哲学研究。1月21日，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说：“真奇怪，对构成优秀哲学的精妙论述和细致区别，我已产生某种厌恶感；我应该像蹩脚的哲学家那样，写一些普通人感兴趣的东西，同时却不与他们为伍。但是，也许有趣的可能正是这种不良特征。”他向奥托琳宣布：“现在，我没有什么技术性工作可做，我应该享受这几个月带来的额外自由。”他说到做到，在那个学期中，他没有从事技术性研究工作，而是集中精力，考虑他的精神自传，为“异见者”撰写关于柏格森的文章。

罗素没有完成他的精神自传，其原因主要与这个事实有关：2月末，奥托琳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再次请库姆医生治疗她的神经痛。她直到4月才会返回英国；那时，罗素的情绪出现了变化，已经不再适于以自传或者其他方式，表达他的“灵视”了。

甚至在奥托琳出发之前，罗素就曾自称，他已经失去了灵感和信心。2月10日，他告诉奥托琳，他那天早上对“自己感到不满”，所以心情沮丧：

我一直本能地觉得，我应该要么从事创造性工作，要么做有助于创造性工作的事情。我没有灵感时觉得，生命在慢慢溜走，自己一事无成……我一直觉得，我正在实现更好的东西，超越自己已经达到的水平……去年夏天，我觉得《牢狱》写得很棒；现在我觉得，它仅仅在理念上不错，风格上却相形见绌。这让我深感失望……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一下，痛苦从我心中流淌出来，我苦苦挣扎，希望实现最佳效果，然而灵感正在慢慢离我而去。

他那时开始觉得，他的整个人生定位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他告诉奥托琳，他觉得，他过去所做的技术性很强的哲学研究“束缚”了他。“人们期望我搞出那样的东西，于是成果源源不断地出来，让我难以自拔。”他确定，为期5年的讲师工作结束之后，三一学院肯定会要求他继续干下去。“天知道，我到时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勇敢的道路是不再续约，然而那也可能是自我放纵的道路。如果不再续约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将非常痛心。

他说，他觉得没有和奥托琳结婚是“可怕的浪费光阴之举”，而且还想到这一事实：就在他发现自己不再爱艾丽丝几天之后，菲利普和奥托琳举行了婚礼。他写道：“这显得非常奇怪。”字里行间似乎想说这个观点：如果奥托琳没有与菲利普结婚，而是嫁给了罗素，他这时可能更有灵感，可能有勇气摆脱剑桥大学，摆脱技术性哲学研究。“我对技术性哲学研究，对这里的工作兴趣大减……只有精神方面的事情才有意义”，他觉得，与哲学相比，撰写他的精神自传更重要；但是面对现实，“我不敢让撰写那样的东西成为我的唯一工作——灵感将会枯竭，在失去灵感的状态下，继续写作将会是致命之举”。

对他“精神”写作的问题，他有了初步的看法：“我总是倾向于提取事物的本质，然后以大胆、简略的方式表达出来；创造氛围需要其他的因素，然而我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个缺陷。”他放下自传，转而开始做挑战性较小的工作，首先改写了《牢狱》的部分材料，接着撰写了一篇题为《宗教的本质》的文章，在《希伯特杂志》上发表。他请戈尔迪·洛斯·狄金森审阅，狄金森的评价并不像罗素期望的那么高。狄金森评述说：“这篇文章带有某种坚忍克己的高尚意味。对此我表示理解，但是我认为自己并不是赞同……就基本态度而言，我并不接受你的哲学思想。不过我认为，重要的是，表示赞同的人将会信奉你所说的宗教。”

狄金森的评论让罗素灰心丧气，他暂时放弃关于精神生活的写作，重拾被他推迟的工作，完成关于柏格森的文章。他很快发现，他进入“一种枯燥的思维状态之中……这对撰写这篇文章非常有用”。2月27日，奥托琳动身前往瑞士，他的那种感觉越发强烈。“你离开之后，我的灵魂之中的光明随之消损。我变得死气沉沉，冷冷冰冰，这让我有奇怪之感。”几天之后，他完成了文章的准备工作，打算开始写作，首先概述了柏格森的职业生涯，其方式凸显了罗素自己的关注，谈到了神秘视野与艰难、枯燥的智性之间的紧张状态：

我认为，他的哲学是某种我不太理解的神秘启迪——我尚未进入他的那种气质状态——形成的结果。我认为，他多年之前肯定爱上并且获得了这个结论：智性是可怜之物。也许，从那以后他就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东西，但是依然回首他生命中的那个瞬间——他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本能的控制之中。

罗素在该文中所说的东西似乎全都为了引起奥托琳的同情，我们难以相信，他要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么不知道由此形成的这一事实：他让自己显得欠缺怜悯之心。3月5日，他告诉奥托琳，他将自己撰写的关于柏格森文章视为一种“道德纪律”方面的练习之作，并且以相当冷酷的口吻调侃道：“他描述某种黄蜂，它们将卵产在其他昆虫体内。它们以有趣和准确的方式进行叮咬，以便让昆虫瘫痪。他说，它们这是‘同情’之举——我用的就是这种同情！”那篇文章于3月8日完成，比预定的交稿时间提前了3天。罗素脱稿之际感叹：“批评性工作竟然如此轻松，只需走完固定的过程，结果便自然浮现出来。”

罗素宣读论文的那次“异见者”会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今天晚上，整个世界似乎将要呈现出来。”他在那天上午写道，并且一天之后报告说，论文宣读“大获成功……会场座无虚席，与会者看来非常喜欢……最终没有谁站起来为柏格森辩护，所以没有进行讨论。麦克塔格特发言简短，语言优美，大家随即离开”。20世纪50年代，阿兰·伍德着手撰写第一本罗素传记时，写下以下评述，题为“罗素关于柏格森的著名演讲”。伍德当时不可能在那次会议的现场，这段文字肯定是以罗素本人提供的素材为基础的：

柏格森的生命进化哲学具有神秘色彩，当时非常流行，罗素着手加以驳斤。听众急于听到他的看法，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讲……为了欣赏［那次讲座的］韵味，本书读者必须想象，罗素当时以表达精确，声音中带着讽刺的语气，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引起了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在罗素的一生中，那是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事件，有助于再次确立他作为剑桥大学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那是他作为一个公众演讲者取得的首次巨大成功。

到那时为止，对罗素来说，柏格森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人物，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他设法抨击的那种哲学思想和哲学态度。他告诉奥托琳：“撰写关于柏格森的文章让我脑海里充满关于广义哲学的种种想法。”他完成文章之后，和一个名叫吉奇的学生一起，在暮色中散步：

我开始谈到人们应该怎样学习哲学，应该怎样本着科学精神，像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那样，手拿试管，收集奇怪的事实，不要害怕将时间花在本身并不高雅但是可能带来重要结果的问题上。我还谈到，尽管每个研习哲学的人都应该拥有体系，鉴于新的事实与体系不符，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对体系的喜好。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情感和说教，保留让文字优美的希望……只要有耐心和科学精神，就可以发现许多东西。

次日，罗素给奥托琳描述了一次茶会的情形。奥格登带来了“一位老先生，名叫沃斯滕霍姆。他白髯飘飘，是一名业余哲学爱好者，我觉得他是非常可爱的老者”。他“口若悬河，大谈哲学可能以及不可能做到事情，观点并非都有道理，但是非常有趣”：

你可能嘲笑我与沃斯滕霍姆的谈话。他说，哲学应该关注人生；我脱口而出，应该针对人生，针对原来那种人不离口的没有价值的特征——我的话仿佛引起了一级雪崩。他委婉地暗示，人们不应该认为，世界上只有逻辑；我说，除了逻辑之外，我没有听到其他任何东西。过了片刻，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说法荒唐，于是闭上了嘴巴。

但是，我真的无法忍受仅仅局限于这个星球的观点。我觉得，如果人生不是通向其他世界的窗口，人生简直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这种感觉是强烈的，本能的，全身心的。它就是成为我的崇拜愿望的东西。但是，我害怕让人明白我的意思。我喜欢数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与人无关，与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具体事物无关，与整个偶然出现的宇宙无关。数学与斯宾诺莎的上帝一样，是不会反过来爱人类的。我希望我可以和盘托出自己的观点，以便让它显得具有说服力。

在洛桑，奥托琳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单独行动，心里感到自豪，也在思考哲学与人生的关系。她的方式显示，她将决定采取对抗之态，不会表示屈服，不会接受罗素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她在日志中写道：“能够独自一人在此，有时间思考和阅读，充实头脑，让情感和神经得到休息，摆脱过去一年的影响，以超脱的眼光观察，我很高兴，噢，真的非常高兴。”她随身携带罗素赠送的礼物——那本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简写本——以及罗素的文章《宗教的本质》。这帮助她梳理思想，弄清她自己与罗素在观点方面的差异。

斯宾诺莎强调“抽象的智性生活”。她现在可以承认，她发现这一观点与她自己格格不入，因为“我觉得，五官感觉让我个人学习和吸收了大量知识。视觉，感觉，这样的东西并不是纯粹智性的；它们具有人的品质，具有想象的品质”。此外，罗素的那篇关于宗教本质的文章也让她觉得并不满意，其原因在于，“我们毕竟无法将人的普通生活排除在宗教之外，这篇文章却没有包括它，没有考虑它”。实际上，她意识到，她的观点——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说，她这样做是拥有“她自己的房间”，可以在那里进行自我表述——恰恰与罗素的针锋相对：罗素指望哲学提供一种远离人生的视角；她渴望让哲学落地生根，将它应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详细讨论种种哲学和宗教呢？为什么不将它们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呢？生活，生活是人生在世的目的。我们应该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进入房间，闭门思考。

她坐在露台上，一边思考哲学，思考罗素信件的内容，一边看着普通的人在下面忙忙碌碌，有的阅读报纸，有的享用午餐，还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抱着小孩，他的妻子在他身边，推着婴儿车。她情不自禁地说：“我发现自己愤慨不已——那些知识分子竟然如此故作清高，详细讨论哲学理论和宗教理论，似乎视而不见日常生活，视而不见这些人的需要。他们需要的宗教或者哲学可以给人带来影响，可以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她向罗素表达了她的若干立场，但是罗素在回信中没有表示赞同。他意识到，她排斥他的观点，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正确解读他本人和斯宾诺莎的观点，所以将它视为小小的误解。“你如此喜欢斯宾诺莎，我非常高兴。”他在3月10日的信件中还解释说：“我认为，当他［斯宾诺莎］说‘智性’时，他表示的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意思。我并不完全清楚他的确切意思，但是其本质上涉及共相，而不是殊相……我相信，他并不将你希望保留的东西排除在外。”他在次日的信件中说：“你就激情和哲学表述的观点根本不是废话。不过，我真的很难接受……严格说来，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人有多少激情，而是在于人的激情在多大程度上是和谐的。我认为，你不可能给人造成痛苦——我有可能，而且过去的情况也确实如此。”

罗素几天之后写道：“就哲学与人生的关系而言，我认为，我自己的观点与你的并无不同之处。”但是，他接着说明了他的人生态度，勾勒的观点与奥托琳的完全对立。他开始时说：“故作清高绝对不好。无论我说什么，我绝对没有故作清高的意思。”他通过设想可怕的灾祸落在人的头上的情形，明确说明的他的意思。人应该如何面对呢？

人并不超越生命本身……就此而言，世上的所有痛苦都会出现在人的面前，让人生显得没有价值。不存在任何可以让人免于自杀的东西。但是，无论人距离个人的痛苦多远，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如果从大体上看——是可怕的，毁灭看来是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借助某种坚忍克己的力量，人可以超越生命，人生就会变得伟大。

“我知道，你会完全同意所有这些说法，”他说这番话时表现出来的信心异乎寻常，然而却并不适当，“其实并不存在任何不同之处。”

奥托琳依然没被说服。正如罗素后来逐渐意识到的，在洛桑逗留期间，奥托琳在思想和精神两个方面与罗素渐行渐远。当时，她与利顿·斯特雷奇保持着通信联系，表现活跃，坦诚相对。罗素在信件中带着恐吓的口气，为“智性”进行辩护，使用的语言相当枯燥无味；对比之下，斯特雷奇的信件不乏花边新闻，令人开心，让她得到更多的乐趣。例如，他描绘了喜欢亨利·拉姆给他带来的痛苦，讲述了收到《法国文学巨匠》时的自豪之感，并且从坦白的自我中心的角度，聊到了精神成果[2]给他带来的感觉。在逗留快要结束时，她在给斯特雷奇的信件中感叹道：“你的信件给我带来许多快乐，噢，要是你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在那段时间中，罗素发现，维特根斯坦是自己的知音，与对方产生了“最完美的思想方面的共鸣”。他说，他们两人“有着相同的激情和热情，都觉得人必须要么理解，要么死亡，而且可以分享突发奇想的笑话，化解思想上的紧张状态”。在那个春季学期中，特别是在奥托琳离开英国那段时间，两人之间的友谊获得快速发展。维特根斯坦请罗素看了他在圣诞节期间撰写的文章，罗素宣称，文章“非常好，大大超过了我的英国学生的水平。我肯定应该鼓励他。也许，他将来会做出了不起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他很可能对哲学感到厌倦”。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兴趣非常强烈，与当初相比丝毫不减。罗素埋头考虑他的精神自传和关于柏格森的文章，并不确定他自己是否应该彻底放弃技术性研究工作。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绞尽脑汁，考虑哲学逻辑中最深奥难解的问题，试图找到途径，以便对付尚未解决的基本难题。该难题处于罗素的所有技术性研究的核心位置，就像一个没有切开疖子，看似非常简单：“逻辑是什么？”维特根斯坦专注这个问题，热情投入，希望发现某种解决途径。这使他成为某种特殊的学生，可以不用学习哲学和逻辑学的基础课程。

罗素很快发现，维特根斯坦仅仅知道“很少一部分应该掌握的知识”。但是，正如他很快明白的，这一点问题不大。罗素一直觉得，大多数哲学家得到的那种古典式教育阻碍——而不是帮助——他们对哲学问题的理解。维特根斯坦不懂希腊语，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实际上甚至对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一无所知；对此，罗素毫不介意。不过，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应该对逻辑学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为将来的研究奠定哲学基础。于是，罗素作出安排，聘请著名逻辑学家W．E．约翰逊对他进行“训练”。可是，约翰与维特根斯坦两人见过几面之后，约翰逊拒绝继续教这个学生，其原因是，维特根斯坦太喜欢争论了。罗素向维特根斯坦指出，他“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别人插不上嘴，常被视为令人厌倦的家伙”。尽管如此，罗素明智地意识到，应该让维特根斯坦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不要让他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从那以后，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罗素所起的其实是共鸣板的作用。在那个学期的最后几周中，罗素数次提到，维特根斯坦已经就逻辑学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不幸的是，罗素没有明确说明那些观点的内容）。

“我越来越喜欢维特根斯坦了，”罗素在3月8日写道，“他对理论的激情非常浓厚，这非常难得，看到这一点让我十分高兴。”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绝对真诚，基本没有“那种干扰真理的虚假客套……他让自己的感受和感性直接流露出来，这让人觉得非常温馨”。维特根斯坦看来证明的是，可以将对技术性哲学的兴趣与充满激情的天性结合起来。对罗素来说，这一点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罗素告诉奥托琳，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很像艺术家的，富于直觉，喜怒无常。他说，他每天早上怀着希望开始工作，每天晚上在绝望中结束研究。当他无法理解时，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愤怒之情和我的完全一样”。

罗素的梦想是：遇到一位富于直觉、喜怒无常的艺术家，可以与他“就数学哲学领域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以同样的激情，进行深入的讨论”。他说，在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中，他就有这样感觉。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罗素看到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这重新唤起了罗素早年潜心研究数理逻辑时具有的那种激情。3月12日，《数学原理》第二卷出版。“出书这事的意义并不很大，”他告诉奥托琳，它也许甚至让人感到抑郁，“做那件事情耗费了那么多心血，完成之后，它显得冷冰冰的，这种感觉真是奇怪。这本书包含了许多人的大量痛苦，当时为了完成它，我几乎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它仅仅引起短暂的兴趣。”

那天晚些时候，罗素见到了维特根斯坦，送了一本《数学原理》第二卷给他。几天之后，罗素报告说，维特根斯坦“非常兴奋地谈到这部著作的美妙之处，觉得它就像音乐一样。这就是我的感受，但是很少有人这样认为”。看来，曾经“冷冰冰”的东西这时复活了，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兴趣让它重现生机。

到了维特根斯坦返回维也纳过复活节时，罗素不仅将他视为能力超凡的学生，而且是很有天赋的人才。罗素是这样向奥托琳描述的：

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勉强觉得可以应付。如果是其他的学生，这样的谈话可能把他们压扁。他提出了若干新观点，我觉得很有价值。他是理想的学生，求知欲强，非常聪明，观点独特，富于激情，崇拜知识……分别之际，我们两人都十分动情。他说，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我的房间里度过的。他不是阿谀奉承之人，而是心底敞亮、绝对真诚之人。

……他离开我，让我激动，这真奇怪。我喜欢他，觉得他将解决我这把岁数的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所有问题，那些需要创新头脑和年轻活力的人解决的问题。[3]他是我心目中解决问题的理想人选。但是，与这类人的通常情况一样，他精神不稳定，可能突然崩溃。在剑桥大学见了这么多精疲力竭的人，他充满活力，让我深感宽慰。他的态度说明，我对自己的研究所持的信念是有道理的。下学期，他将再展英才。

罗素当初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充满热情，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一种误解的根源，类似于他对奥托琳的宗教信仰的误读。这两者具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并且实际上同时出现。罗素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奥托琳和维特根斯坦是他自己身上的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侧面的化身：一方面是神秘的灵视论者；另一方面是思想严肃的数理逻辑学家。但是，与他倾向于夸大奥托琳的信仰与他自己的“灵视”之间相似之处的做法类似，他也同样倾向于夸大维特根斯坦和他自己在“理论激情”上的相似之处。

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他不喜欢《自由人的信仰》，不喜欢（内容出自《牢狱》的）《哲学问题》的最后一章。但是，他喜欢关于柏格森那篇文章的结尾，其原因在于，尽管它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它的背后存在某种具体的东西”。这样的判断无疑支持了罗素的做法，觉得维特根斯坦强烈反对他身上宗教性质较强的侧面，赞同他所用的“艰难、枯燥的推理方式”。但是，在罗素的头脑中，严格的逻辑和具有灵视的宗教同时占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对立中，几乎不存在什么可供选择的余地来容纳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并未受到罗素面对的两难困境之中的任何一方的约束。

维特根斯坦曾就他不喜欢《哲学问题》——特别其中最后一章——的理由，向罗素进行过解释。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某些蛛丝马迹，管窥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态度。按照罗素的说法，维特根斯坦认为：“喜欢哲学的人研究哲学，其他人不搞哲学，如此而已。”罗素补充说：“他的最强烈的冲动是哲学。”维特根斯坦坚持将哲学视为冲动，认为哲学与其他冲动相比，没有更多价值；他这样做其实从根本上排斥了给罗素提供动机的那种哲学观：哲学的价值在于，它让人有机会超越冲动、激情和日常生活，一瞥永恒不变的世界。就此而言，在有限与无限、动态与静态、人世与超验、殊相与共相的巨大冲突中，维特根斯坦与柏格森和奥托琳一样，处于与罗素对立的一方。罗素在反复赞赏维特根斯坦的“激情”时可能意识到，维特根斯坦代表的那种“艰难推理”根本不是“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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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那之前，维特根斯坦以稀奇古怪的方式拒绝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经验层面上知道，犀牛不在某个房间里。我倾向于认为，这里所说的观点与维特根斯坦早年的想法不无关系。世界——这个例子中的房间——由事实构成，由肯定的事实构成。一旦对确实在房间之中的所有东西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就没有必要另开一个单子，罗列不在房间里的数量可能无限的事物，以便确定没有遗漏。于是，完整的清单上没有犀牛这样的东西，那么，房间里没有犀牛这一说法不是构成房间的事实之一。所以，与对所有否定的事实的认识类似，房间里没有隐藏起来的犀牛这一认识不是经验层面的，而是推知得来的。

[2] 当时，斯特雷奇正在形成他所说的新信念，并且于5月在提交给使徒会议的文章中进行了描述。他宣称，指导他每个行动的是抱负——当然，不是庸俗的，而是精神方面的抱负：“我希望的是获得真正的卓越成就，培养高尚的品质，并且充分表达它们——这就是实现精神成功的辉煌。诚然，这种人生观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没有什么害处。”

[3] 罗素似乎忘了此时他仍然只有30多岁（尽管到5月份就40岁了）。

第九章　困惑

1912年3月19日，这一天是罗素和奥托琳首次共度良宵的周年纪念日。让罗素大为失望的是，奥托琳依然待在洛桑；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她似乎并不急于返回。那个学期于3月15日结束，罗素几乎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成天坐立不安，不知道奥托琳何时才能回来。他写道：“我不敢奢望在星期五［即3月22日］之前见到你，然而我对此满怀希望。”与此同时，他在焦躁不安的心绪中与朋友相聚，那个星期一和莱昂·菲利莫尔在一起，次日和怀特海一家共进晚餐。后来，他觉得奥托琳肯定在那个周末之前不会返回，于是独自一人动身前往多塞特。他计划在那里逗留几天，首先沿着海边散步，排解不耐烦的心绪，后来只身重访拉尔沃思湾，重温与奥托琳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罗素搭乘火车到达伍尔，那里距离濒海的拉尔沃思湾6英里，决定在那里过夜。他依然急于知道奥托琳返回的日期，于是给贝里街的那位女佣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旅店的地址，要她将来自洛桑的信件转过来。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他每到一处，都不厌其烦地拍发电报，及时将行踪告诉女佣。在伍尔住了一夜，他背着莎士比亚、布莱克和济慈作品的口袋版本，动身前往拉尔沃思湾。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到达西海之后，发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色。大雨倾盆，天际露出一线光亮，远处海水茫茫一片，恰如雾霭。”他从拉尔沃思湾出发，步行到了威茅斯，长达12英里的山路蜿蜒起伏，耗费体力。天气糟糕，但是他精神抖擞：“下了好几阵大雨和冰雹，我冒着飓风，一路向前……我喜欢与恶劣天气对抗，它让我深受裨益。”

他告诉奥托琳：“这些日子，我喜欢单独待着。过去，我独自一人时，幽灵们会冒出来，对着我胡言乱语。现在，我思念你，考虑工作计划，没有见到什么幽灵。”他断言太早。在威茅斯，他终于收到奥托琳的一封来信，落款是3月19日，他们相会的周年纪念日。她说，离开洛桑之后，她不会直接回家，而是决定在巴黎逗留一段时间，然后才返回英国。在巴黎，她计划做一件新装，也许还要与利顿·斯特雷奇和亨利·拉姆见面。但是，她强调说，罗素根本不要考虑前往巴黎见她。她的女仆住在隔壁房间，她完全没有机会表现亲密或者进行浪漫幽会。

这封信件促使罗素回过神来，奥托琳根本不渴望与他重聚，而是十分享受与他分开之后的自由状态。罗素顿时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几乎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他后来告诉她：“自从看了你在周年纪念日那天写的信件以后，我常常想到去死……你慢慢淡出，冷酷无情，仿佛消落的潮水，令我反复处于痛苦的绝望境地。”

收到信件的当天，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到了波特兰比尔的尽头，找到一个隐蔽之处。波特兰比尔位于威茅斯正南端，那里“只有岩石，海水波涛汹涌，海鸟出奇地忧伤”。他瞭望大海，努力让自己进入冷漠沉思的状态，忘记人生的痛苦和冲突。他坐在那里，四周的岩石遮挡了雨水。他开始给奥托琳写信，尽量让自己显得愉快，给她没有受到伤害的感觉。“得到自己关心的东西，真是太难了，”他写道：

我喜欢一切非人之物。我觉得，没有情感的力量是我崇拜的东西——它显得非常遥远，非常奇妙。我相信，自己所有的宗教感受始于这个深刻的信念：我是一个痛苦的罪人，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充满激情的厌恶不是值得赞美的情感，然而它彻底地影响了我。

“这个地方确实触动了我的灵魂”，他告诉她，它“给予我一种生命感，不是人的生命，也不是任何具有知觉的东西的生命。它没有感觉，所以肯定非常强大”：

在我内心中，冲突无休无止，让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正是因为如此，我一般说来喜欢必然性，喜欢运动定律，喜欢没有生命的物质的运动。我无法想象没有冲突的上帝；我的上帝与创世纪的上帝类似，可能感到后悔，可能引发洪水。所以，我宁愿没有上帝。在我看来，人生本质上是激情、冲突和愤怒；和平的时段转瞬即逝，而且会自行毁灭。一位镇定的上帝肯定类似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仅仅是自然的进程而已。所有这一切都是自传，不是哲学。

从特征上看，这封信件没有表达他的绝望和愤怒，而是表达了他愿望：不要受到这些具有破坏性的躁动情感的控制，渴望像远处的大海和身边的岩石那样——“没有感觉，非常强大”。在很大程度上，罗素感情的深度可以通过他反应的冷淡程度来加以推测。他的许多强烈情感让他深感恐惧，促使他让自己远远地避开。他那天晚些时候写道，如果他可以超越他获得快乐的愿望，他可以活得更自由一些，“但是实际上，我总是控制着自己”：

我认为，你有时觉得，我害怕的仅仅是小小的过失。其实不是，我害怕的是极端的大罪——谋杀、自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身上的这种狂暴状态。

他处理那种狂暴状态的方式是：用冰冷的理性进行控制。“我怀疑你是否知道，我快要变成胡言乱语的疯子了，”他告诉奥托琳，“正是智性让我保持心智健全；也许，这过分强调了智性的价值，忽略了感性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供了一个令人相当不安的例子：

我记得，我曾经想自杀，开始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幅显示如何自杀的画面（通常，我几乎不能想象出画面），动作就在眼前，活灵活现。从那以后，它长时间一直伴随着我，一直困扰着我；我阅读关于谋杀的书籍，思考它们，那个画面总是在我的眼前。那时，只有艰难的思考让我保持头脑清醒。那种冲动并不服从道德，而是服从理性思考：这是精神失常之举。

这段回忆令人不寒而栗；鉴于它描述的情景并非孤立存在，结果更加令人感到不安。我们想到罗素在《自传》第一卷中讲述的事情：其一，他想杀死他最好的朋友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我盛怒之下，伸出双手，卡住他的脖子”）；其二，罗素后来对保罗·吉拉德的反应（“一个烂醉如泥的同性恋间谍……我觉得他非常邪恶，惹人反感，引起我的杀人冲动”）；其三，他的第三任妻子帕特里夏（“彼得”）·斯彭斯一天夜里醒来发现，罗素抓着枕头，试图窒息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觉得，罗素完全有理由对他的最强烈的情感感到担心。这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超过了他自己意识到的程度。具体说来，为什么罗果金在他的头脑中久久萦回，挥之不去。《白痴》告诉我们，有一天，罗果金所爱的女人纳斯塔夏打算嫁给他的情敌梅什金公爵（该书标题中的“白痴”），罗果金当时被嫉妒之情和“头脑狂热”控制，杀害了纳斯塔夏。在多塞特逗留期间，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说：“在我读过的所有小说角色中，没有哪一个像罗果金这样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他还在另外一封信中告诉她：“你身上有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面；对我来说，这非常有用——大多数人都鄙视我内心的动荡状态。”

在多塞特休假期间的最后几天中，罗素徒步旅行，行色匆匆，从一个小镇到另外一个小镇，仿佛着魔一般，内心的动荡状态依然没有减弱。他从威茅斯出发，一路向东，冒雨步行20英里，到达了威尔汉姆。“但是，我处于疯狂状态，没有任何享受可言。大约走了18英里，我开始笑自己，恢复了健全心智。”次日，他醒来时觉得“枯燥无味，心里难受”，于是“准备表现人们的白痴行为，不过神智是清醒的”。他“比昨天走得更快，更远”，这次一共20英里距离，到了克赖斯特彻奇：

通过疾步行走，我确实设法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困扰我的魔鬼。这里的修道院非常漂亮，（暂时）将魔鬼完全驱赶出去……所以，我现在相当平静，但是不会再次赞美欲望之神，其原因在于，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说些什么。或者说，我知道那是魔鬼的化身，是一个狂热的恶魔。如果它的目的可以到达，它可以推翻帝国，将国家引向毁灭。它激发了我的希望，促使我去破坏自己拥有的东西，因为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这简直近似于残酷之举。

3月24日，奥托琳抵达巴黎，发现了一大堆信件等着她阅读，言辞颇为偏激，内容令人为难。她的态度是轻松对待它们，于是调侃说：“我觉得，你这样写是因为牙疼的吧。”此外，她继续坚持她自己的做法，“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回去”。她给罗素讲述了她自己忍受的痛苦：在洛桑，那位医生使用了相当令人厌恶的方法，治疗她的神经疾病。库姆医生看来确信，稳定神经状态的关键之点是，必须清除鼻腔里的黏液外膜。于是，他首先剪去奥托琳鼻腔里的一些骨头，然后将电极放进她的鼻孔，烧灼里面的组织。那种治疗方式取得的结果是：她鼻涕不停流淌；整天疼痛不断；嗅到的只有烧焦的肉味。然而奇怪的是，这样的折磨丝毫没有影响她对库姆医生的信任；她计划几个月内返回洛桑，接受其他方面的治疗，下次是医治肝病（库姆医生治疗肝病的方法同样标新立异：在30天的疗程中，病人一直口服添加了镭元素的牛奶）。

罗素似乎忘记了，世界上除了身体的疼痛之外，还有情感的折磨。他听说这一事实时，几乎显得愉快起来，回应奥托琳上面这段令人痛苦的讲述，其心态类似于欣赏，觉得它证明，存在着恶毒的神灵：

当身体疼痛剧烈，超过一定限度时，它给人的感觉绝对可怕，那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上帝造出这样的东西来取乐——他本来完全拥有力量，让世界上没有痛苦。与造物主相比，利奥波德王、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以及其他人都是驯服的羔羊。但是，你听我说，我必须而且将会熬过这一段日子。

4月初，奥托琳和罗素在伦敦重逢时，两人的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向激情问题，转向罗素在多塞特期间所写的那些“疯狂信件”。罗素在后来的信中写道：“其实，激情属于上帝，是对天堂的难以抑制的渴望。正是这样的力量促使人们去寻求德行。我们都是这个悲惨世界中的流放者；所有的激情都带有某种思乡意味。”但是：

对我来说，过多的放松是不行的。我内心的力量过于狂野，有些必须用链条捆住……我曾经想过，我可以将那些恶狗全都放出来，遛一遛它们。但是，它们之中有的是疯狗，让它们四处活动很不安全。

那年的复活节是4月7日，哥哥弗兰克和妻子一起，领着罗素自驾旅行，穿越康沃尔地区。罗素告诉奥托琳，他们一行经过特鲁罗时，他打听了朱丽安修女的下落，结果未能如愿。“我想了许多你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在圣艾夫斯，罗素试图避开旅伴（“尽管我喜欢哥哥，但是他和妻子与我志趣太不相投”），坐在室外，俯瞰海景和大片海滩，回想3年之前在圣艾夫斯的情景。“那时，我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我住在一座农舍式小屋里——那房子现已拆除，以便腾出地方来修建旅店。那大概是3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完全失去自信，觉得自己活在世上仅仅是一个累赘。当时，某些事情尚未完成，所以我决定，一旦完成就去自杀。但是，我直到1年之前才把它们做完。

尽管这些回忆显得抑郁，与弗兰克和莫利相处又让他很不愉快，那次旅行却对罗素大有好处，他返回时精神状态好了许多。他在4月14日的信中说，他形成了一种“激情道德观”：

这就是像伟大歌剧或者史诗中的角色那样，带着激情去面对人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身上的强烈情感并不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我可以像哈姆雷特、奥赛罗那样，甚至可以像麦克白那样，没有什么遭到羞辱的感觉。但是，假如我像理查德·法弗尔那样，我就会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当时，我想到了《特里斯丹和绮瑟》，觉得如果可以像《罗斯莫庄》[1]中的角色那样，一死了之，那是多么愉快啊。

除此之外，他还有“禁欲的宗教道德观”和“智性的思想道德观”。他告诉奥托琳：“你从这些观念中可以看到，我已经走出阴影，重新享受生活了。”

罗素所说的“激情道德观”并不全是调侃之辞。在那时撰写的一篇题为《戏剧和功利伦理》的手稿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刻画了哈姆雷特、奥赛罗和麦克白，可被视为“谋杀者冠军”，为什么莎士比亚受到普遍赞赏呢？他的回答是：“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戏剧，而不是幸福。”人的戏剧本能在爱情和战争中获得最佳表达方式，促使我们以特殊方式判断行为，这样的做法与提高幸福的功利主义考虑大不相同。罗素《论文选集》的编辑们收录了这篇文章，坚持认为，它仅仅是诙谐说法，“与罗素的严肃伦理思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它完全是一种认真的尝试，，旨在表达罗素当时的内心矛盾，反映了他的“灵视”与“艰难枯燥的推理”之间的冲突。鉴于当时的严峻局面，罗素坚持功利主义，但是他身上的另外一个侧面鄙视枯燥、机械的“幸福计算”方法，渴望更有英雄气魄、更有戏剧色彩的生活态度带来的辉煌。在那样的状态下，暴烈的情感一旦被激发出来，并不立刻受到抑制。例如，哈姆雷特在以下台词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态度：

啊，从今天开始，
我的头脑里只有流血的念头，否则任何想法都毫无价值！

正如罗素指出的，这“不是仁慈的观点”。在文章结尾处，罗素再次肯定了良好的功利主义的理由：无论戏剧伦理带有多大的刺激性和诱惑性，人们都应该以认真考虑的态度，对其进行平衡。面对其他的道德因素（例如，他其实认为，他当初没有理由杀死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没有理由杀死艾丽丝），罗素最终并未采纳他所说的“激情道德观”。但是，有了最近在多塞特的感受之后，他的想法是，强烈情感中存在某种相当美妙和辉煌的东西。尽管这个想法其实与斯宾诺莎的宗教格格不入，他这时开始对此持赞赏态度。

4月23日，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迎接夏季学期的到来。对罗素来说，在那样的心境中与维特根斯坦见面非常适宜。“他相当不错，没有让我失望。”罗素写道，“他和我一样，处于同样的亢奋状态之中，几乎不能坐下，不能阅读。”维特根斯坦开始谈到贝多芬，仿佛对罗素的“激情道德观”表示支持：

……一个朋友前去拜访贝多芬，在门口听见他“诅咒，嗥叫，吟唱”新创作的赋格曲。过了整整一个小时，贝多芬终于出来了，那样子仿佛一直在和魔鬼搏斗。他的厨子和女佣无法忍受他的暴脾气，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已经连续36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了。他就是那样的人。

“维特根斯坦给我带来了非常可爱的玫瑰花，”罗素告诉奥托琳，“他真的很不错。”他还带来了“某些新颖的技术理念……我认为它们很有道理，十分重要。”假如罗素受到诱惑，放弃哲学，转而从事文学写作，“只要他［维特根斯坦］继续研究下去”，他可能就不会觉得哲学遭到了忽略：

今天，他十分兴奋，我觉得他可能会砸烂我房间里的所有家具。他问我，怀特海和我打算什么时候结束那本大部头的写作工作？我回答说，我们不会提出结论性观点，但是在找到需要的公式时就会告一段落。他听到后开始时觉得惊讶，接着明白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依我所见，如果这本书中出现一个多余的字眼，它的整体之美就会大打折扣。

那年早些时候，罗素答应到卡迪夫去，在大学学院的哲学研究会上宣读一篇论文，交稿时间定在5月。他最初建议的题目是《符号逻辑的哲学蕴涵》，结果未被采纳。后来，他转而考虑有关物质分析的问题。他的想法是强调这一点：人们没有什么理由相信，确实存在物质；实际上，除了人们自身之外，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客观上”存在任何东西。罗素认为，这个主题难度很大，极富挑战性。但是，他和维特根斯坦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学生不屑一顾，认为它是“无关紧要东西”：“他承认，如果不存在物质，那么，只有他自己存在。不过他说，这不会带来什么伤害，因为物理学、天文学以及其他科学依然会被人解释为真实的东西。”

但是，罗素依然坚持考虑他定下的主题。对他来说，这篇论文给他提供了一个检测自己的机会：如果他从事其他写作的灵感不复存在，他是否可以回到技术性写作的工作中去。他的精神自传已经暂时被他搁置一旁，但是他尚未完全放弃。他告诉奥托琳，如果他可以发表这篇文章，他将使用西蒙·斯戴尔斯这个名字：“我可以使用这个名字，发表大量东西。没有谁会猜到真正的作者是我。我根本不应成为那样的人。”他觉得，最近爆发的激情“已经烧毁了多愁善感心绪的最后残余，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只要有了中心思想，我可能在任何时候获得灵感，达到下笔如有神的状态”。可是，一两个星期之后，他决定“重操旧业，进行技术性写作，其他方面的写作就全凭运气了”。

他告诉奥托琳，做出这一决定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平等，这让他觉得，有必要“对激情进行控制”。反过来，这又要求他将思绪从个人问题上移开，转向超脱、抽象的哲学问题，以便从中得到慰藉。“最亲爱的，你不要以为我不快乐，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他这样说给人的感觉是，他表示抗议的口气过于强烈。“从梦中惊醒之后，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时间。醒悟是痛苦的，但是我现在头脑清醒，生活依然充满欢乐。”在之前的一封信件中，他曾经对她说，他已经不能重回《牢狱》给他带来的那种“淡定状态”中去了。他说，那是“一种宗教，只有世上的受害者和受苦者才会信奉”。他当时感觉的幸福基于一种幻觉；现在，他已经清醒，明白了它的虚幻性。所以，他不再需要幸福，仅仅需要勇气，以便“思考重大问题，而不是鸡毛蒜皮的琐事”。

他推荐给自己的方式类似于“长夜”的清心寡欲状态，排斥所有激情，尤其是性激情，排斥所有的美和愉悦，仅仅保留智性带来的快乐。他在4月30日写道，“有时候，我觉得，所有的美，甚至包括最神圣的美，都是魔鬼使用的计谋，目的旨在将人逼疯”：

我考虑过思维之美，但是从未思考过这一点。让你奋起对抗性欲的那种心绪在我身上存在，而且它更强烈，破坏性更大。除了所有的性欲之外，它还包括所有的美，然而不含与五官感觉无关的因素。它包括所有情感，但是不含对上帝的智性之爱，几乎不含你所说的宗教的所有东西……

他告诉她，“存在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幻觉世界，一个是事实世界”：

一切神秘之物，所有令人陶醉的美，几乎所有的幸福，这些东西都属于幻觉世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可以在事实世界中存活下来的美和幸福。对我来说，数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普世之爱给予伟大之美；但是，如果这种爱是神秘的，它就不会给人幸福。在这种情况下，爱与幻觉混在一起。在使用感官的过程中，会带来许多痛苦，但是也有合理的快乐。合理的快乐的巅峰是战斗的快乐，是消除幻想、直接面对风暴的快乐。

罗素带着失败感和幻灭感，重新回到《自由人的信仰》中所说的那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其根本原因是，在与奥托琳交往的过程中，罗素经历了越来越强烈的性挫折，让他觉得难以忍受。从洛桑回来之后，奥托琳已经更明确地表示，她感兴趣的是罗素的脑袋，而不是他的身体：“在精神领域中，你确实可以最充分地满足我。”罗素4月29日写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委屈之意：“但是，我较低的本性有时候渴望当初的那种简单快乐……人不可能一直活在最高的精神层面上。”罗素绞尽脑汁，考虑了许多办法，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效果最差的可能是，试图说服奥托琳改变态度。他写信告诉她：“从比较客观、中立的角度说，我觉得你对性欲的判断是病态的。你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觉，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担心的是，你以适合我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去感觉。”

接着，罗素话锋一转，从争论指向了威胁：“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应该完全放弃所有与性欲相关的东西。也许，那样可以使我们从对方得到更多最好的东西。然而我怀疑，我是否能够忍受这一点；我可能发现，我们有必要完全分开。”面对这种威胁，奥托琳有所让步。但是，罗素这时发现，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她的经期——她羞涩地所称的“女士”——很可能出现在两人计划幽会的那几天中。“你的女士肯定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方便的时间到访。”罗素5月11日写道，接着补充说，“最亲爱的，你明天不必来喝茶了——我觉得，你最好休息一下，行吗？”

奥托琳早些时候曾经反复暗示，两人之间的爱情不应是“自私的”，其言外之意是，罗素应该给他的性欲另寻出路。但是，罗素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认为嫉妒可能破坏任何带有非排他性质的关系。但是，他的挫败感越来越强烈，慢慢接受了这个想法，结果却发现，奥托琳——她无疑意识到，如果失去罗素的性爱，可能会面对关系终结的危险——这时却改弦易辙，坚持罗素只能爱她一个人。罗素以数学的精确性，指出了她的新态度在逻辑上的不连贯性：“你拥有两个男人的全部；于是你明白，如果只有一个半男人，你可能大受伤害。也许，你可以想象，半个人不会让人满足，而这仅仅是让你不满足的数量的三分之一。”

一个机会看来出现了：罗素开始收到米尔德里德·明特恩写来的充满感情的信件。1896年，罗素在布林莫尔学院见过她；1904年，她到牛津拜访过他，并且和他眉来眼去。她已经结婚；但是，在罗素看来，这至少不是什么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他和奥托琳聊起这件事情，带着某种惋惜之情，放弃了追求她的想法，努力以坚忍克己的态度，对待她在来信中表达的涉及肌肤之亲的问题。1912年5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他没有就寝，保持他所称的“守夜”状态。正如他所描述的，他当时劝告自己，要“记住这个简单的道德真理：不要提出要求，不要有意伤害他人，无论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好处都不能为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那种守夜式警醒状态带来了结果，他可以宣布，自己已从爱上奥托琳的“梦”中醒来。

罗素既不追求与奥托琳一起实现完美的幸福，也不与别的人满足简单的性欲望，决定将他的激情重新转向哲学研究。主要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下，罗素这时对《数学原理》有了全新的评价，不是将它视为对激情的无情否定，而是将它视为对激情的一种严肃的美妙表达——当然，那样的表达带有非常纯粹、非常罕见的性质。他告诉奥托琳，“我已经给世人带来了大量的抽象思想，正在改变着那些可能希望通过它们得到改变的人。也许，它们最终将会改变许多从未听说过哲学的人”：

令其至关重要的，令其富有成效的，正是我投入的绝对没有约束的巨大激情。正是激情厘清了我的思维，正是激情让我从未停止追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去做，正是激情让我不去考虑，是否有人会去看它，正是激情让我可以伏案数年，面对一张白纸，一直思考一个可能无关紧要但是我无法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

这时，罗素设法重新捕捉的正是那种激情——即他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发现的“理论激情”。在这个词汇的罕见意义中，“激情”不是“无情”的反义词；与之相反，这两个词汇几乎是同义的。“就给予人冷静的睿智之见而言，没有什么可以与激情相提并论。”他宣称，他希望关于物质的那篇文章将是“一个冷静、无情分析的典范，绝对不考虑人的感情，陈述最痛苦的结论。关于物质，我迄今尚未获得足够勇气，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怀疑精神……我的大多数成果是在懊悔之情的影响下完成的。但是，任何激情如果足够强烈，都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哲学是一位踟蹰的情人，只有用激情之手握着冰冷的剑，才能打动她的内心”。

用激情之手握着冰冷的剑，打动情人的内心，这个意象既奇特，又令人不安，实际上暗示谋杀行为，而不是诱惑行为。[2]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在对哲学的激情中，罗素扬弃了他倾向于产生的那种疯狂的谋杀幻想。实际上，当他开始撰写《物质论》时，其心理状态与杀手的类似，决心毫不留情地消灭给人慰藉的幻想。他告诉奥托琳：“它将让世人大吃一惊，那些对我表示赞同的人尤其如此。它总体上显示出很强的怀疑论特征。”文章的开头也展示了一系列致命攻击：

在下文中，我拟强调三个论点：

（1）哲学家迄今为止就物质提出的所有论点都是谬误的；

（2）哲学家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赞成物质存在的论点都是谬误的；

（3）虽然可能存在理由假设，物质是存在的；然而，我们没有途径去发现任何事物与物质的内在性质相关。

文章开头的这段文字语言简练，以轻快而直接的方式，谈到它排斥的理念，其中的某种迹象间接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将要进行的研究。罗素让维特根斯坦看这个段落，维特根斯坦读后非常高兴，宣称这是罗素写得最漂亮的文章。但是，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罗素的语气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出现了变化，没有维持他在文章开头看来宣布的那种激进的怀疑论，文章逐渐变得更具建设性，转而提出一个避免怀疑论的积极建议。罗素提出，所有认识的基础是直接获得的感觉材料；他从这个经验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应该将物质客体视为“实际的可能感觉材料的……集合……其结合方式让我们将其视为一个‘东西’”。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判断，这篇文章没能保持第一个段落的主旨。维特根斯坦以他惯有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告诉罗素，他阅读了整个文章之后，认为几乎乏善可陈。正如罗素给奥托琳强调的，其原因“仅仅在于，他深感失望，而不是写得太差”。不管怎么说，在听到维特根斯坦的最终结论之前，罗素已对文章失去了信心，并且对重返技术性研究的尝试失去了信心。完成文章之后一天，他写信告诉奥托琳，完全否定了他在4月底表达的那些观点。他这时强调，“考虑分手是相当无用之举”；他根本无法停止对奥托琳的爱意，也无法去爱别的女人。他说：“我思考再三之后发现，我的本能目前不让我重返技术性研究工作。我觉得，我可能从事的工作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

自从离开你之后，我觉得，技术性哲学（而不是数学）并不重要。在我看来，将在卡迪夫宣读的这篇论文没有什么用处，仅仅说明我的坦诚态度。现在，我大脑子里成天想着生命、死亡、爱情、命运、地狱、天堂，无法继续撰写那样的东西——它显得无关紧要。我越来越像哲学领域中的怀疑论者，因此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在前往卡迪夫宣读论文的途中，罗素给奥托琳写信，再次肯定她在他的生活之中的作用，声称她帮助他恢复了“所有精神方面的东西，恢复了美的世界”。一方面，他坚持说，他依然需要某种道德尝试，以便控制自己躁动不安的激情（“我的本性中有太多邪恶”），另一方面，这时需要的控制程度“无须太高，以免再次将我冻结起来”。

罗素宣读了论文之后，将注意重新转向文学和精神方面的写作。他考虑将自传变为一位老者与一名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形式——那位老者就是罗素自己。他觉得，这样做可以将各种各样的材料放进去；如果不使用对话形式，那样的材料就会给人不太适当的感觉。他告诉奥托琳，他非常希望动手写作，“但是眼下那种精神已经弃我而去”。而且，他对哲学的兴趣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我发现自己对哲学的兴趣很少，这让我深感忧虑。我其实打算重新进行哲学研究，然而却发现，我真的无法将哲学视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维特根斯坦造成的，正是他将我变成了怀疑论者；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我发现你之后的心路历程导致的结果。

他觉得，维特根斯坦可以完成他本来打算去做的哲学研究，“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罗素得出结论：“他从全新之点起步——我达到那个高度时，自己的智力已经消耗殆尽了。”罗素觉得，他上一个学期花了很多时间，与学生们见面，对他们进行鼓励。在这个学期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最好不去管“那些年轻人”，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其原因在于，他将专注与奥托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她进行补偿。他高兴地了解到，维特根斯坦“打算改变专业，在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可能最终在这里任教。如果他留下来，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告诉他，他不应仅仅陈述他认为正确的理念，还应该提供论据。但是他说，论证破坏理念之美；如果那样做，他觉得自己仿佛用带着泥浆的手，弄脏了一朵鲜花。他确实让我深感触动——具有智性的艺术家非常罕见。我告诉他：其一，我没有勇气说出反对意见；其二，他最好利用一个奴隶，以这样的手法来陈述论据。他不愿通过提供针对不同观点的论据，让别人接受他的理念，所以我真的很担心，没有谁能发现，他所写的东西具有重要意义。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开始谈到更私密的话题，甚至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有一次，维特根斯坦突然说，他赞赏下面这两个说法，让罗素十分惊讶：第一，“如果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对人又有何益呢？”第二，只有很少的人没有失去灵魂。“我说，这取决于人是否具有自己忠实追求的远大目标。他说，这更多取决于经历的苦难和忍受苦难的毅力。”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发人深省：罗素以非个人的关注取代个人的关注，以便保住灵魂，这个方式最终取决于保护灵魂不受痛苦的愿望；维特根斯坦是更彻底的坚忍克己者，甚至排斥罗素的“无限”给人的慰藉。

几天之后，两人谈到《大卫·科波菲尔》，再次凸显了他们在观点方面的深刻差异。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报告说：

昨天，维特根斯坦开始聊到狄更斯，认为大卫·科波菲尔不应就与小埃米丽一起出走的事情，与斯蒂尔福斯争吵。我说，换了我也会那样做。他表情痛苦，拒绝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一个人可以并且应该忠于朋友，继续去爱朋友。我俩后来谈到朱丽·莱斯皮纳斯，我问他，假如他与一个相爱的女人结婚，然而她却与另一个男人私奔，他会如何感觉？他说（而且我相信），他既不感到愤怒，也不产生仇恨，只有绝对的痛苦。他的本质非常好，这就是他觉得没有必要接受道德观的原因。我当初完全错了；他可能带着激情，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不会有任何不道德的冷血之举。他的观念非常自由；在他看来，原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全是废话，因为他冲动强烈，根本没有羞愧之感。我认为，他对我充满热情，非常忠诚。我们两人之间在感觉方面的任何差异都会给他造成痛苦。我对他满怀感情；当然，我一心关注你，对你的感情更加重要，超过了对他的感情。

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具体地说，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排斥基于原则的道德观是彻底的善良天性的结果——显得幼稚，肤浅。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它表达了他对自己的本性的持续、密切的关注，表达了他的这种感觉：他在本质上并不“非常好”；如果不用原则、道德观和理性加以控制，他可能产生“不道德的冷血之举”。

次日，罗素离开剑桥，前往洛桑，和奥托琳共度一个月时间。奥托琳记得，罗素“在前些日子……过分紧张，很不开心，因为我冷落了他”，所以坚持要和她会合。其结果是，“我无法享受自己喜欢的独处带来的平静”。她的态度让罗素有所察觉，在离开之前的几天里，他的情绪变幻无常，常常从一个极端转向另外一个极端。他5月27日写道：“哦，那将多好！我将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完全是一条谦卑的狮子狗，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干扰你的休养状态。”三天之后，他见到奥托琳，她不愿和他做爱，这让他十分痛苦，非常不满，陷入深度自杀性抑郁状态。他对她说，他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对世界感到厌倦。“我希望埋头睡觉——摆脱冲突，摆脱可怕的幸福期望。”他（有某种理由）确信，奥托琳已经不再爱他。自从在多塞特徒步休假之后，过去两个月已给两人的爱情造成了“致命伤害”：

假如我没有你，独自面对生活，我将精神崩溃；我将尝试没有你的生活，因为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必将很快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如果我俩分开——尽管我没有这样的打算——的话，那个时刻将会到来：我在突然冲动之下将会钻进车下，让车轮从自己背上碾压而过。

而且，他还告诉她：“在极度渴望时，我是不会顾忌什么性犯罪的。”这些语言令人震惊，给了她不可避免的暗示：如果她不满足他的性交要求，他将要么自杀，要么强奸她。

奥托琳回复了这封极度痛苦的信件，让罗素放心，她确实知道他的感受，知道他的痛苦。她写道：“哦，伯迪，不要绝望。至少听一听我的意见。”然后，她进行了补充，也许给了他一线希望：“我觉得，你不愿到洛桑来。”罗素写信回答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要去：“这不是我的意志的决定；即使我决定不去，我也应该出现在你的面前。”显然，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就爱情和性欲两个方面而言，他将努力面对她给予的东西。“在洛桑，尽管得到的不多，那里特殊的外部环境将使我容易面对困境。”他所说的特殊外部环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罗素和奥托琳下榻不同的旅馆，分别位于城市的两端；其二，奥托琳大量时间休息；其三，无论两人意愿如何，都没有多少机会亲密接触。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两人在文字记录中特别强调精神恋情，而不是性爱，罗素和奥托琳都记得，在洛桑的那段时光是快乐的。罗素住的是老牌旅馆，爱德华·吉本当年在那里下榻，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罗素入住不久，便开始了有规律的安排：上午，在酒店花园里写作；下午和奥托琳待在一起，有时候朗读诗歌，有时候散步。根据奥托琳的记录，他“很快显得温和一些，温柔一些，对精神观念持更为正面的态度”。在两人的回忆中，6月16日，也就是奥托琳的生日，过得特别开心。他们首先去了日内瓦，罗素给奥托琳买了一块珐琅手表，蓝色，非常漂亮。后来，他们到了弗尼，在公园里散步，透过门缝，偷窥伏尔泰故居的状况。奥托琳写道，那“是迷人的一天……伯迪觉得，他沿着伏尔泰当年走过的小道漫步”。在罗素后来的回忆中，两人到达弗尼，“内心和外界一样，处于非常平和的状态，时间在那一瞬间停下了脚步”。

奥托琳生日的早上，罗素寄给她一张卡片，“表达我对你的爱意”：

如果我可以给你应该获得的东西，在一本伟大著作中体现我们的结合，以有价值的方式，表达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美好的信念，那么，我对命运之神就别无他求了。我担心，我的力量不足，难以完成这个重任。但是，我将依然满怀希望，竭尽全力。

当时，罗素放弃了将自传写成一位老人与一个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转而决定将它变成一本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撰写工作将与奥托琳一起，携手完成。两人合作的结果是《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该书在他们在洛桑逗留的那几个月中完成，然而显然没有实现罗素的“伟大著作”的梦想。全书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值得纪念的人物刻画，也没有任何生动的文字，几乎全是对话，语言生硬，矫揉造作，这完全证实了罗素的怀疑——他没有创作小说的能力。实际上，它几乎很难算作小说，在虚构的场景和角色构成的脆弱虚饰之下，精神自传的影子随处可见。它在艺术上有许多败笔，但是依然不失为一份罗素的人生进程记录，既发人深省，又不乏兴趣。

故事中的约翰·浮士泰斯（他选择的这个名字让人想起浮士德）就是罗素，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掩饰。在故事开始时，浮士泰斯是“一个专心致志的科学爱好者，儿童般清纯，不谙世事”，“物理学家们知道，他才华横溢，研究物质结构。”浮士泰斯刚刚完成了一项规模巨大的工作，有一种“轻松感，摆脱了只将注意力放在伟大作品上的专注状态”，而且改变习惯，出席了一场游园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素采用的场景与托马斯·洛夫·皮科克的小说类似，让浮士泰斯见到各种世界观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一位扩张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和一位聪明但是颓废的金融家。他们依次向浮士泰斯表述自己的人生观。

小说描写这些次要角色的目的其实是要确定，罗素在自己的人生的最初阶段中，排斥了哪些人生观。扩张主义者心胸狭窄，社会主义者精神贫乏，盲目乐观，他们两人的观点都一笔带过。但是，游园会结束之后，浮士泰斯转身回家，金融家的悲观主义让他深感不安（实际上，非常困惑）。他不禁自问，人生的一切是否真的毫无价值？“正如我思考物理问题一样，我应该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段独白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罗素在小说功力方面的局限也许已经显现出来）。

浮士泰斯回到家里，向他的妻子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她顿时泪流满面地告诉他：“你知道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这是你第一次真正对我感兴趣？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绝对分离；你专注你的项目，你的计算，常常听不见我说的话。”

这时，浮士泰斯太太摇身一变，我们可以这么说，从艾丽丝变成了伊夫琳·怀特海，告诉丈夫她保守了1年的秘密：她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浮士泰斯听到这个消息，完全震惊了，出现了彻底转变——这一情节与罗素看到伊夫琳饱受心绞痛发作之苦时的反应一模一样。“他的所有抽象兴趣完全灰飞烟灭，仅仅留下一种巨大的基本人性之爱……他怀着前所未有的同情，理解了别人的思想，体会了别人的感受；伟大博爱具有力量，让受到压抑的爱的暖流释放出来，撒向整个世界。”

妻子去世之后，浮士泰斯发现，“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将抽象的研究工作和智性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于是，他离开物理学家的职位，周游世界，努力扩大对人类的认识，消除关于人生价值的种种困惑。回家路上，他经过佛罗伦萨，出席了一个知识分子小组的会议，被他们称作“思想爱好者”。在会上，浮士泰斯听到一系列发言，它们全都与如何让人生具有价值相关。从表面上看，故事的这个部分也与托马斯·洛夫·皮科克的一本小说类似。但是，读者如果仔细研究，就会清楚地看到一点：罗素的小说所展示的不是思想冲突，而是观点的辩证发展过程。具体来说，每个发言者都代表罗素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

第一个发言者是数学家，名叫弗拉诺（弗雷格和皮亚诺这两个名字的复合词），代表了罗素精神发展过程的最初阶段，体现了罗素的愿望：在数学形式的永恒世界中，发现幸福和价值：

当生活让人产生许多反感时，数学给人许多欢乐。学术家远离激情，远离我们这个世界的缺陷和失败，进入一个古典之美构成的有序而且平静的世界。在这里，充斤暴力和不确定性的人类意志毫无作用。数学家以充满快乐的超脱态度，思考永不变化的等次结构。它由精确、确定、光焰照人的真理构成，超越人类，超越时空，超越由变化不定、偶然的具体事物构成的整个宇宙。

接下来发言的是哲学家，名叫纳西斯博（与“斯宾诺莎”也有一定相似之处），表达了常见的观点：通过超越日常希望和恐惧，“进入无忧无虑的沉思境界”，就可达到人生的最佳状态。接着出现的帕尔迪克莱修（由莱奥帕尔迪和卢克莱修和这两个名字混合而成，这两位诗人的作品罗素和奥托琳在洛桑一起读过）强调说，不要仅仅被动接受，应该具有创造性，动能做事，静能沉思，接受科学分析的世界，给世界带来“内心之火”，带来想象力形成的“辉煌”。

最后一位发言者是俄国小说家琴斯可夫，他代表了1912年春天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的罗素。在那段时间，罗素在多塞特徒步旅行，反思自己是如何失去奥托琳的爱情的。琴斯可夫说：“艺术家、疯子和作家是这样的人——他们曾经见过天堂，后来在人世间苦苦寻觅，希望再次见到它，觉得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之媲美，其他所有人都处于流放之中。”他认为，人世生活总是痛苦挣扎，总是充满激情。所以，他像在波特兰比尔徒步行走的罗素一样，“并不痛苦挣扎，不被激情所困，在平静的没有感情的力量中寻找宽慰。”必然性踏过许多代人遭到蹂躏的生活，踏过血淋淋的灵魂，朝着它的结局大步走去：

我喜欢引起废弃的荒凉之地，喜欢怪石嶙峋的海角。在那里，大海和陆地一争高下，带来了反复出现的神圣节律；在那里，人和其他生物可能被人遗忘；在那里，海浪汹涌，抚平我内心的焦躁，我躺在噪音和泡沫之下，坚毅地接受平静。我觉得，感情让人偏离自己的目的，变得软弱，无常，卑鄙；人如果没有感情，就会变得强大。一段发展过程预先确定，带着物质世界的无情的一致性，具有规则性，必然性，并且冷酷无情。我渴望大步穿越它，仿佛我仅仅体现了没有生命的力量而已。我鄙视自己，鄙视整个人类，带着骄傲的激情，超越人的存在的虚荣。这样的想法支撑着我，崇拜命运的永恒崇高。

琴斯可夫渴望这样的超越状态，但是却发现，他面对“无限痛苦，觉得这种痛苦是人生的终极真理”，那样的状态是无法实现的。对这种痛苦的恐惧形成了充斥人生的大多数东西，“激发所有的精力，激发世界上所有的理想主义，激发所有的狂热、疯狂和邪恶”，也激发“陶醉、残酷、欲望以及焦躁不安的活动”。但是琴斯可夫（他的态度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与罗素讨论如何保护人的灵魂时表达的观点）最后看到，真正可以处理这种痛苦的方式是，勇敢地直面它，“让它进入灵魂，在那里忍受它的反复刺痛”。由此可见，“所有真正的生活就是激情”，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最终不是通过超越激情来获得的，而是通过“接受人生的难以想象的无限痛苦”，锤炼自己的灵魂获得的。

罗素后来最青睐诗人的发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小说家的说法肯定让人感触最深，而且无疑也写得最生动。其原因也许在于，在罗素的脑海里，小说家表达的感情和感受是最新鲜的。在俄国小说家说完之后，“普通人”接着发言，内容令人生厌，其目的是为了表现奥托琳的疑虑——为什么哲学家诉求的仅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这个普通人名叫朱塞佩·阿利诺，是政府职员；在刻画他的过程中，罗素使用的语言最接近反讽。但是，即便如此，看似讽刺的语言也许仅仅反映了这一事实：罗素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表达对知识分子的观点的疑虑的。阿利诺说：“我们这些普通人构成人类的大多数，我们忙于日常事务，所知有限，根本不懂你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天堂里有什么精美的东西，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我们根本不懂数学和哲学，我们对诗歌毫无兴趣；音乐稍好一点，我们可以听着它跳舞。我们喜欢小说，但是，小说必须讲的是丢失的遗嘱，或者令人吃惊的是谋杀案件，而不是说神秘、痛苦的婚姻……要么你像基督教那样，让你的福音可以被穷人理解，要么你必须找到另外的福音，让没有多大能力的信徒也可理解。

一位名叫凯瑟琳[3]的修女提出了她的看法，满足了这个普通人提出的要求——奥托琳依据自己对朱丽修女的回忆，帮助罗素描写了这位修女。罗素介绍了凯瑟琳修女，其手法显然是为了让他表达对奥托琳的爱情，于是让浮士泰斯发现，奄奄一息的叔叔特里斯特拉姆·浮士泰斯（原型是罗素的叔叔罗洛）曾与凯瑟琳有一段恋情，细节在他的信件和日志中有所记载。浮士泰斯翻阅日志时看到，那一段恋情“是精神的结合，没有张扬言行，令人心醉神迷”；对拥有这类爱情赋予的力量的人来说，这样的恋情

包含……某种令人不安的暗示，某种满怀渴望的提示：在一个神秘的世界中，孤独被克服，灵魂之间的藩篱全被打破。

后来，浮士泰斯完成了叔叔的临终愿望，拜访了凯瑟琳。罗素在奥托琳的描述的基础上，给凯瑟增加了一段话，鼓吹《牢狱》宣传的寓意：“在每个人的精神中，都存在着某种无限和神圣的东西”。在故事结尾部分，浮士泰斯发现，这一睿智之见给自己原来就人生价值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这当然就是：“脱离上帝，放弃祈祷的生活，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在她的身上，这些东西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浮士泰斯知道了这一点，“内心深感震撼，仿佛第二次死亡”，重新埋头于物理研究。

7月2日，罗素尚未离开洛桑，写信告诉奥托琳，他已经完成了《浮士泰斯》的写作。并且承认，“稿件尚需修改，不过真的不错”：

其实，你的那部分写得最好；我确信，任何人阅读之后都会这样认为。即便现在，我对它抱有的信心超过了《牢狱》。我确信，它真的具有价值。而且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还有许多作品将会问世。这一切全应归功于你，我最亲爱的。如果将来遇到挫折，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他还告诉她：“亲爱的，亲爱的，分别让人觉得精神失常。不要让我就这样离开——我们的爱情真的很神圣，不是轻易能够剿灭的东西……这个月真的非常美妙……我现在确实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在《浮士泰斯》中，的确存在对未来缺乏信心的迹象。命在旦夕的特里斯特拉姆将过去的那一段恋情告诉了浮士泰斯，要他去寻找她，告诉她“我永远爱她”，并且补充说：“她曾经回报了我的爱意，不过时间很短。”他和凯瑟琳本来计划，在她长期精神失常的丈夫去世之后，两人将要完婚。但是，她的儿子身体一直欠佳，接着也去世了。凯瑟琳心里倍感懊悔，对与特里斯特拉姆的恋情心怀内疚，于是做了修女。特里斯特拉姆告诉浮士泰斯：“我俩度过的短暂的幸福时光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心里已经修建宝贵的神龛，以便存放死去希望的灰烬。”他将日志留给了特里斯特拉姆，上面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后分别——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的时刻到来，让他心里涌起强烈的反抗之情；这种不可避免性本身让分别显得更残酷，增加了他心中的愤怒。他将这种怒火转向命运，转向凯瑟琳……后来，他的内心慢慢恢复了平静……他慢慢学会将爱转向其他的人，让爱变为普世的东西，让爱支撑怜悯和智慧。”

在《浮士泰斯》中，罗素不仅试图表达了他与奥托琳的恋情在精神方面的重要性，而且也为它撰写一篇告别辞。他们的恋情不可能长久的感觉——它实际上已经结束的感觉——贯穿整个故事：特里斯特拉姆·浮士泰斯感到愤怒，希望反抗，但是最终还是认命，接受了他与凯瑟琳的恋情已经结束的事实；最后的结局让约翰·浮士泰斯有“第二次死亡”之感，但是他还是回到了物理学研究。也许，在罗素对约翰·浮士泰斯最后一次看到凯瑟琳修女的描述中，这一点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进一步强调了他的忧伤之感：

他挪动脚步，慢慢离开，某种本能让他抬起头来，目光投向那幢房子。他惊讶地发现，她站在窗前，脸上露出悲凉的神情；他觉得，她在看他。这时，与过去的最后一点联系显然永远结束了。在他抬头的那个瞬间，第二次晚祷曲的铃声响了，她慢慢转过身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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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查德·法弗尔是乔治·梅瑞迪斯的小说《理查德·法弗尔的苦难》的主人公。《特里斯丹和绮瑟》是中世纪爱情传说，男主人公特里斯丹被人认为是纯洁爱情的象征。《罗斯莫庄》是易卜生的剧作，曾让罗素受益匪浅。——译注

[2] 我们不禁想起，罗果金——罗素感到非常“熟悉”的那个虚构人物——一刀杀死了他钟爱的纳斯塔夏，（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强调的）刀子“直接刺中心脏”。谋杀是小说的高潮，罗果金绝望地试图从更通常意义上“触及她的心”。

[3] 修女与罗素的母亲同名，这一点绝非偶然。

第十章　破碎的波浪

1912年7月9日，罗素从洛桑回到剑桥，写信告诉奥托琳：“重返这里工作的感觉非常糟糕”。等待他的是一大堆需要处理的事情，其中包括：

……一位俄国逻辑学家的来信，抱怨说他没有接到数学学会的通知（这竟然是我的错！）；一位中学校长寄来的一大叠非常复杂的几何教学法笔记，并且在信中征求我的意见；W．詹姆斯死后出版的一本新作；一本厚厚的数学哲学著作，作者是法国人，提出了许多批评，我应该回复作答；一本意大利人撰写的非欧几何著作；各式各样的请柬，全都提出了复杂的问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他不得不将心思转向这样的问题，这几乎超过了他的忍耐限度：“思考了真正永恒的事情之后，让人觉得这样的问题简直无法忍受。”但是他觉得，在洛桑获得的美好东西不会——也不可能——被一一消解：“我相信，我俩已经永远回到了正确的基础上；我认为，我再也不会发怒；我觉得，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非常真实，我确信，我无论何时有了足够的闲暇，都可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我现在觉得毫无疑问的是，《浮士泰斯》确实写得非常精彩——这一点有助于保持我内心的平静。”

他次日写道，他“在威茅斯收到的那封信件时那种扰乱内心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因此，过去的所有幽灵全被祛除了”。这时，他对自己本性之中的各个方面，有了一种新的和谐感觉，认为“我在世上应该做的主要事情是，在智性和神秘论之间营造一种和谐状态——不是将两者并列起来，而是使之形成一种合二为一的整体”。或许，这种“合二为一的整体”可以在《浮士泰斯》这样的著作表达出来。罗素至少这时觉得，他已经结束了技术性哲学的研究工作，并且以一种几乎带有仪式性的姿态，让它变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责任。罗素从洛桑回来之后几天，就在维特根斯坦返回维也纳过暑假之前几天，维特根斯坦和他姐姐赫麦恩一起，到罗素的住处喝茶，给罗素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在三一学院，三人坐在罗素的房间里，赫麦恩惊讶地听到罗素宣布：“我们认为，哲学领域中的下一个巨大进步全都仰仗你弟弟了。”

1912年夏季，试图将智性与神秘论融合起来的并非罗素一人。这个理念“在空中飘荡”，其实是崇尚柏格森的时代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7月，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到了英国，主要借助对画家威廉·罗森斯坦的热情宣传，赢得了许多人的好感。那年早些时候，那批人也对柏格森赞赏有加，其中包括乔治·萧伯纳。戈尔迪·洛斯·狄金森是泰戈尔的拥趸之一，7月的一天晚上，将泰戈尔带到三一学院，见到了罗素。多年之后，狄金森在《新领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谈到当时的情形：

在剑桥的一座花园里，伯特兰·罗素和我坐在泰戈尔身边。他给我们朗诵了他的一些诗歌，声音美妙，奇特的风格在渐渐浓重的黄昏中漂荡。后来，罗素开始说话，亮点频现，仿佛划过暮色的一道道闪电。泰戈尔沉默不语。但是，他后来说，聆听罗素讲话让他觉得有趣，美妙。他进入一种“更高层面的意识”，仿佛听到——可以这么说——来自远方的声音。我很想知道，他究竟听到了什么呢？

狄金森认为，罗素的评论“亮点频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次会见其实出现在罗素宣布打算将神秘论与智性融合起来之际，是罗素最接近D．H．劳伦斯后来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谴责的“对泰戈尔的这种可怜的崇拜态度”——在那个夏天，这种态度曾经在英国风靡一时。

罗素见到的《浮士泰斯》校样时，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它略带批评态度。他发现，这本小说“在氛围描写方面稍显不足，应该创造更多的气氛；认为理所当然的成分偏重；整体上应该更丰满一些，不要这么直白，这么简略”。但是，他对这部作品的信任并未被完全破坏。他告诉奥托琳：“在以前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曾经无法感觉到想象性因素的重要性，但是，这篇小说没有这种情况。”可是，他给的理由相当奇怪：“我对浮士泰斯这个男人满怀感情，仿佛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是让人们了解，他是多么的可爱。”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得到结论：要么他将浮士泰斯视为一个真正的虚构角色，并不只是对他自己的描写，要么他认为，《浮士泰斯》的主题表达了他自己的可爱之处。

几天之后，罗素收到戈尔迪·狄金森的反馈，打消了他对《浮士泰斯》的文学价值所持的怀疑态度。虽然狄金森那年早些时候对《宗教的本质》并不十分感兴趣，他对《浮士泰斯》却赞赏有加，使用的语言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写道：“依我所见，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确实具有17世纪最佳散文的品质，这是我可以给予的至上赞美之辞。”他还说，在小说中诸多角色的讲话中，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家和哲学家的高论（鉴于这两个角色表达的观点与《宗教的本质》非常接近，他的这个看法匪夷所思）。诗人的讲话让他感到困惑，俄国小说家的观点“与我自己的体验相去甚远”（狄金森不会将他自己与罗果金这样的疯狂谋杀者相提并论；如果他知道罗素站在罗果金那一边，肯定会深感震惊）。狄金森认为，罗素作品中的普通人阿利诺“是一个给人带来消遣的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他的观点没有什么可以回应的”。最后，他认为修女的塑造“非常之美，表现了极大的同情”：

你写得的结尾极好，也许是文字可以表达的最佳效果。在生活中可以做些什么？只有生活本身可以展示。但是，与所有的艺术一样，真正必须表达的意思——已经表达的意思——融化在整个作品之中，恰恰处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在我熟知的人中，只有你和我类似，意识到自己身处心路历程的途中。”狄金森还补充说，他希望罗素出版《浮士泰斯》，“你将会发现，读者不会太多，然而他们全是知音。”

也许，罗素以不适当方式，对待狄金森在信件开头提出的告诫：“可能我对你的手稿的评价较高，超过其他所有人。”罗素看到，狄金森提供了他一直寻找的鼓励，有助于证明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的做法是正确的。罗素向奥托琳宣布：“在去年全年时间里，进行技术性研究的冲动慢慢减弱，已经消耗殆尽；现在，狄金森的来信似乎给了它致命一击。”他已经超越了它，可以将撰写技术性著作的内心动力视为病态的，不健康的。“从奇怪的意义上说，它与罪孽感，与对人生的厌恶密切相连。我觉得，现在只有羞愧和懊悔可以将它复活，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行”：

自从你在我们关系中取得支配状态以来，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你将我身上的艺术家潜质激发出来，降低了我不从大流的想法……我根本不知道它将在什么何处告终……我觉得，在我的心底存在着某种东西，让我总是像戈尔迪所说的那样，处于心路历程的途中。目前，我的所有本能性驱使想象力自由驰骋，它十分强烈，与原来形成明晰理念的情况不相上下……我觉得，学术世界已经变得很不真实，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数学在我的头脑中大为淡化……哲学思考也并不常常出现，我们没有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冲动。就心理层面而言，我的全部冲动涌向想象性写作——我渴望让自己的心智拥有文学写作的闲暇，渴望去过适合文学创作的那种生活。

他还告诉她，如果他的想象性写作的能力可以继续下去，在5年讲师聘用合同结束之后，他可能会完全放弃学术活动。到那时，维特根斯坦就可以接替他的位置了。

这个想法出现在罗素的作家信心的巅峰时期，在接着的两个月中以持续的方式，慢慢遭到侵蚀，到了1912年9月底几乎化为泡影。在那一段时间里，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可怕力量，其中包括：其一，除了狄金森之外，几乎所有读过《浮士泰斯》的人都提出批评，让他灰心丧气；其二，维特根斯坦对研究哲学逻辑的兴趣越来越浓，以十分激烈口吻批评说，罗素所做的工作技术性不强；其三，（在所有因素之中起到釜底抽薪作用的是）罗素与奥托琳的关系慢慢恶化。也许，三者之中每一种本身都足以抵消狄金森的鼓励之辞形成的作用，它们并在一起，简直具有摧枯拉朽之力。

令人惊讶的是，伊夫琳·怀特海对《浮士泰斯》的批评非常委婉。让她唯一觉得不妥的是，在奥托琳对凯瑟琳修女描述的基础上，罗素给修女增加了那一段独白。伊夫琳认为，它很不真实，“显然是一个身为知识分子的男人对修女的看法”。这促使罗素考虑对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的刻画，特别是对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浮士泰斯太太——的刻画。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浮士泰斯太太“应该不那么虚幻，对吧？”他还觉得，读者真的应该对浮士泰斯本人的过去生活有更多了解，小说的后半部分需要充实，开头部分也应增加分量。总而言之，罗素实际上逐渐认为，这本小说需要全面重写：

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再写数年时间，慢慢增添新的情节。我希望自己对人世有更多的了解——我快要年满40，在这方面还是一个学生，这是多么恐怖的情况。

露西·西尔科克斯提出的批评最直接，造成的冲击力最剧烈。她向罗素指出，故事中“空洞的长篇大论过多”，情节内容不足，缺乏戏剧张力。实情就是如此，这就是该小说的主要缺陷，而且非常明显。这让人不禁想到，其他人仅仅碍于情面，没有提出同样的批评意见。也许，最高的智慧并不一定在于避免冲突，正如罗素逐步意识到的，最佳的小说创作并不强调这一点。他告诉奥托琳，根据露西·西尔科克斯的评价，“我应该做的是，展现相关角色的十分有限的观点形成的某种冲突。”不过他承认，“那就需要很深厚的艺术功底了。”

在修改《浮士泰斯》的过程中，罗素越来越感到，他在写作之中的局限与他的人生阅历有限不无关系。他被迫承认：“参与战争，经历瘟疫，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都无法亲身经历”；他既无相关体验，亦无所需的想象力。他作为创作者的强项在于表达观点，因此他不是描写战争，而是关注“相信战争的人”，不是展现冲突，而是描写“其理想以某种方式包含冲突的人物——帝国主义者、富豪、未来主义者、柏格森，如此等等。斯特林堡[1]就是这样的作家……我可以用欣赏的笔墨——而不是带着鄙视——描写他们”。

除了这些让人泄气的想法之外，他后来增添圣经中的“传道书式悲观论者”的理念——这样的人“文字颇佳，创作的基点是‘世上没有新事物’”，其悲观论将由哲学家来解答。表达出来的想法不断增加，涉及方方面面，罗素可以想到的其他改进措施是，为了让故事获得活力，可将场景从佛罗伦萨转向美国，“也许，放在巴拿马运河启用时？”那里聚集“一些人，见证人类进步这个地标”；与之相反，悲观论者在阅读古代的纸莎草文献时，发现了古埃及的法老们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情况。可是，哪怕在提出这些想法的过程中，罗素也可看到，失败已成定论：“不行，这一切全都有闹剧之嫌，我必须使用简单的场景。”总之，将《浮士泰斯》改写为一本优秀小说的方案显得越来越模糊。

在9月25日的一封信件中，罗素承认了最后的失败，宣称他变得相当抑郁，“已经无法继续对《浮士泰斯》进行修改了”。从那以后，这个故事被束之高阁，罗素重新回到技术性哲学的研究工作。

罗素决定脱离文学创作，转向哲学研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人生经历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那次转变的原因是，他与奥托琳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在10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件中，罗素是这样描述该模式的：“我不愉快时，我非常需要你，但是却不敢奢望。我需要的只是情感，不是智慧；在这种状况下，智慧真的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教你任何东西；如果我能，却存在无穷无尽、难以理解的障碍。那么，我觉得人生苦短，我们之间失去了联系。最后，我觉得，让所有情感见鬼去吧，于是安下心来，埋头工作。”

放弃《浮士泰斯》的决定完全符合这个模式，它出现在罗素与奥托琳的一次见面之后。当时，两人之间的关系经过数月酝酿，已经濒临爆发危机的紧急关头。9月24日，奥托琳在日志中记录：罗素前往位于伯克郡丘陵的乔恩，探访在那里的农舍小住的奥托琳和菲利普。

伯迪星期天抵达，和我一起待了整个下午。他昨天也在这里。他心情郁闷，心事重重，脸色黑沉沉的。

……我觉得，自己简直无法忍受他这种心事重重、顾影自怜的样子……可是，我明智地设想，我可以让他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作为女人，应该温柔一些，表现同情心，起到缓解作用。可怜的东西！我俩坐在丘陵上，他不停地抽泣，这当然融化了我的心。我觉得，我对他多么残酷，多么无情。

正如以上段落揭示的，两人从洛桑回来之后，奥托琳对罗素的态度变得冷淡。她在日志中坚持说，她依然爱他，除了对当时场景的描述之外，她还补充了她对他的性格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错误：

他非常孤独，备受不断思考的大脑的折磨。对我深有感触的那些东西，他无法产生任何兴趣。他的身体和心灵之间似乎存在巨大的鸿沟。他的双手就像熊掌——没有感情，只有力量。他的智性强大，但是悬在空气之中，与感性生活没有关系。在感性方面，他没有什么想象力；或者说，如果存在这样的东西，那也非常弱小，缺乏活力。

他就像一台外观精美、结构良好的电动工具，不食人间烟火，仅仅依靠理论和本能驱动。有时候，他具有富于幻想的力量，但是那种心绪很少出现；在通常情况下，他理想是抽象的，带有数学特征。如果他关注他人，他的心绪易被情欲支配，是悲剧的，悲观的。

不过，我过于强调了他的不足之处。他智性超群，但是他过于依赖智性，其他方面似乎失去了动力。我不得不努力跟上他的思维，同时又要满足他的情感需要，真的感到精疲力竭。

罗素的强烈要求让奥托琳身心疲惫；他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敏感性，这也让奥托琳受到伤害，深感愤怒。她在日志中写道，她白天有时需要自己独自待着，安安静静地阅读，这让他感到恼怒。“他指望我完全听他安排，随叫随到，上午、中午和晚上无一例外；如果我没有做到，他就会非常生气。他告诉我，我的阅读习惯不能让我在生活中取得任何重要成就，我和他待在一起，对他大有裨益。当时，这一番话让我觉得深受伤害。这一点我从未忘记。”

在出版时删除的一段日志中，奥托琳不仅进行以上带有指责意味的分析，而且还补充了两点：其一，她希望罗素遇事不那么认真；其二，她觉得，罗素非常认真，性格阴郁，完全不能理解她本性中的一个侧面——“狂放不羁的艺术气质，我只有在纵情于色彩、衣服和绘画时，才让它表现出来。”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像奥古斯都·约翰和亨利·兰姆的这样的人，但是从罗素那里，她却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奥古斯都早已走出了她的生活，拉姆在她7月从洛桑回来之后不久，也与她劳燕分飞（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依然在日志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会停止爱他）。但是，她在与利顿·斯特雷奇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她可以充分展现自己本性中这种狂放不羁的艺术气质。斯特雷奇是同性恋，这形成了完美格局：无论他们两人说些什么，如何眉来眼去，如何出双入对，他们都不会受制于性欲看来必然导致的丑陋后果的影响（在与兰姆的同性恋情中，斯特雷奇备受煎熬，不亚于奥托琳在与罗素交往中承受的东西）。

在心情郁闷的罗素去乔恩之前的几周，奥托琳和斯特雷奇待了很长时间。斯特雷奇之前与拉姆在爱尔兰度假回来，“感情脆弱，心情紧张，身体很差”，希望奥托琳帮助他恢复健康。两人互相安慰，发现自己都喜欢富于刺激的荒诞恋情。让奥托琳感到开心的是，斯特雷奇愿意屈就奉陪，尽量满足她的喜好：

晚上，利顿展示他的同性恋言行，我俩行为滑稽，笑声不绝。有时候，他会穿上我的漂亮的高跟鞋，那样子非常邪恶，就像奥布里·比亚兹莱[2]画中的人物。他时而在房间里蹒跚挪动，时而脚尖立地旋转，两足显得很小，给人滑稽之感，目光不时投向裤子里面，回想起来令人忍俊不禁。我们两人非常兴奋，非常开心，感觉非常奇妙，快活不已。

在上这段文字之后，紧接着一个言简意赅的句子，似乎刻意突出两者之间的对比，说明她与罗素关系中缺失的东西：“伯迪也到这里来看我，但是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和他一起散了一次步。我们一直闷闷不乐，走到教堂的院子里结束。”

在那次访问期间，斯特雷奇一直与莫里尔夫妇待在一起。斯特雷奇事先已经知道，罗素将在那里逗留数日，届时奥托琳将把注意力转向“可怜的伯迪”。结果，罗素的探访最后在泪水中收场。斯特雷奇现身那里，这无疑加剧了罗素所说的“可怕感觉，觉得你将离我而去”。罗素访问结束之后回到剑桥，似乎判若两人。他后来认为：“待在乔恩的那段时间里，我让自己的思维重新回到了研究工作。”9月27日，他从乔恩返回之后的第一天，他在日志中写道，他“脑袋里满是关于研究工作的想法”，决定撰写“应该成为重要之作的文章，题目是《何为逻辑学？》”。

毫无疑问，罗素撰写这篇文章的决定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那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待在维也纳，一直与罗素保持通信联系，常常提到一些诱人的建议，涉及正在他头脑中成型的新的逻辑学理论。维特根斯坦7月22日写道，“逻辑学仍然处于大熔炉之中，但是我对这一点的认识越来越明晰”：

逻辑学的命题仅仅包括约束变项。无论对约束变项的适当解释可能是什么，其结果必定是，不存在逻辑常项。

逻辑学肯定将以全新面目出现，与任何别的学科大不相同。

尽管这一想法处于萌芽期，尚未完全成型，它已经暗示了一个新的观点，完全削弱了罗素的数理哲学和“沉思的宗教”的基础。其原因在于，维特根斯坦强调说，逻辑学既无（与约束变项对立的）自由变项，也无常项，他看来排斥存在着逻辑客体这个观点。因此，逻辑学“与任何别的学科大不相同”，根本没有什么主题！就罗素对逻辑学和哲学的理解而言，这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罗素将两者都视为对逻辑形式的分析。维特根斯坦认为，没有什么可供分析的形式；因此，与罗素信奉的斯宾诺莎式宗教相反，也没有可供沉思的形式。

在写给罗素的信件中，维特根斯坦报告了他近一段时间对逻辑学的思考，立场起伏不定，这揭示了其性格之中的另外一面。例如，在6月22日的来信中，他告诉罗素，他有空就会阅读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声称“这本书让我大受裨益”。他写道：

我并非说，我将很快成为圣人，但是我不确定，它并不会让我有所改变——我其实希望大有改变，这就是说，我认为，它将帮助我摆脱焦虑（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中，使用了sorge一词来表达焦虑这个意思）

维特根斯坦说这番话时，罗素刚刚表达了他自己的希望，要在智性与神秘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罗素认为，它们在他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密切联系。8月，罗素想方设法修改《浮士泰斯》，在莫扎特的传记和已经出版的贝多芬信件中寻求灵感。维特根斯坦听到之后非常高兴，告诉罗素说：“这两位就是真正的上帝之子。”这句话再次表达了罗素的心思。就在收到这封信件的当天，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说：“如果能与莫扎特相提并论，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并且立刻补充说：“我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这封信件非常重要，我希望你看一看。我很喜欢他，仿佛他是我的儿子。”

在写这两封信件期间，罗素正在主持国际数学家协会第五届年会哲学分会，那次会议8月22至28日在剑桥举行。他写信告诉奥托琳：“看到这么多人对数理哲学深感兴趣，我非常激动，思绪万千。我的兴趣被重新激发起来，战斗的气息让我热血沸腾。在我身上，对力量的向往非常强烈。我不禁想到，假如我不存在，所有这些数理哲学家们的思想就会大不相同。”在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意大利数学家朱塞佩·皮亚诺一起交谈。皮亚诺虽然“老态毕现”，但是他显示了“逻辑学家的理想状态”，对学术研究心无旁骛，具有非凡的高尚性格。罗素谈到莫扎特和维特根斯坦的原因在于，他承认在与皮亚诺这样的人交往时，他有“一种奇怪的背叛感……求知对我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对他们那样强烈。许多人具有纯朴态度，似乎并不像我这样，一直被相互冲突的激情所困。他们努力工作，既不用经历痛苦，也不用辛苦用功，这让我羡慕不已。”

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情况完全不同。1912年9月的第一周，维特根斯坦到了贝里街，与罗素共度一段时间。那时，他刚从维也纳返回，准备前往冰岛，与他喜欢的一名剑桥大学的本科生戴维·平森特一起，在那里休假1个月。罗素写道：“我俩讨论逻辑学，还聊到音乐、道德观和其他许多话题。”罗素还特别说明，维特根斯坦“与斯蒂芬夫妇和斯特雷奇夫妇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天才人物的特征”：

我们很快投入到逻辑学领域，进行了富于启迪的争论。他具有很强的能力，清楚地看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他让我产生非常愉快的懒惰感：我可以将所有的困难理念留给他去面对，这些问题以前全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这让我更容易放弃技术性研究。

罗素一再重复，他将数理逻辑问题交给维特根斯坦研究；两人都认真对待这个想法，如果说罗素有如释重负之感，那么，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自己肩负重任。他认为，没有谁有能力或者将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必须解决他所研究的问题，他觉得，仿佛上帝本人将这项重要而艰难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决不能等闲视之。罗素无疑体会到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态度，担心它可能形成的潜在的抑止效应，于是给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些“明智的忠告”——不要等到解决所有问题之后才开始动笔，“因为那一天根本不会出现”：

这引起他发出一阵惊叹——他具有艺术家的感性：要么创造完美的东西，要么什么也不做。我向他解释说，如果他不学会写出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他既不无法获得学位，也不能担任教职。这让他愈发愤怒。最后，他严肃地恳求，即使他让我失望，我也不要放弃他。

次日，维特根斯坦动身前往冰岛，直到10月11日开学时才返回英国。

维特根斯坦在冰岛逗留期间，罗素的两个希望全部落空——文学创作没有进展，与奥托琳的关系没有改善。9月末在乔恩经历了情感受挫的那几天之后，他做出两个决定：第一，不打算放弃技术性研究工作；第二，并不放手让维特根斯坦进行逻辑分析工作，他自己将撰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后来，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偶然事件，严重影响了他与维特根斯坦关系：就在他做出决定之后，《希伯特杂志》在收到《宗教的本质》的稿件几月之后，决定将它发表出来。

于是，在开学第一天，维特根斯坦看到文章之后，怒气冲冲地到了罗素的房间，向他表示抗议。罗素当时正在给奥托琳写信。“维特根斯坦刚才到了，《希伯特杂志》发表的我的文章显然让他痛苦，他明确表示厌恶这篇文章。”那天晚些时候，罗素给奥托琳谈到维特根斯坦讨厌这篇文章的原因：“他认为，我放肆使用含糊其辞的字眼，背叛了精确表达的原则；这样的内容带有私密性质，不应见诸文字。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他的看法，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罗素两天之后说，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批评让他深感不安：“他表情非常郁闷，言行非常文雅，内心大受伤害，对我没有好感。”

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的本质》提出批评时，罗素非常乐意接受。但是，在思考它们的过程中，他对这篇文章完全失去了信心。许多人赞赏这篇文章，其中不乏著名的评论者，然而他从来没有让它重印，任何时候听到赞美之辞时都不敢苟同。例如，就在文章刊出几天之后，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致信罗素，向他表示赞赏。泰戈尔写道，一个人无法通过知识来理解无限，“然而，当人过着无限的生活，并未被局限在有限自我的范围之内，人就会意识到，巨大的快乐首先是私生活带来的愉悦和痛苦。”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罗素在文章中陈述的观点的一种解释，许多年之后，有人问罗素对这封信件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回答：“我深表遗憾，我无法同意泰戈尔的意见。他对无限所发表的意见完全是语焉不详的废话。许多印度人欣赏这样的语言，不幸的是，它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那时，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下，罗素已经不再使用这样的语言，已经开始加倍努力，从事某种中规中矩的技术性研究。就在他提到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的本质》感到痛苦的那天，他在日志中写道，他满脑子才思泉涌，考虑如何动笔，撰写已定题目的《何为逻辑学？》。“我觉得，如果运气不错，这真的可能成为重要文章”。他说，他已与维特根斯坦一起“辩论过逻辑学”：“这个课题很难，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再次尝试一次。”他的决定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他次日承认，他无法撰写这篇文章：“问题很难，毫无成功希望，目前我一筹莫展。”再则，他“倾向于将这个问题留给维特根斯坦”。

两天痛苦挣扎的结果是，他留下了5页手稿，其中包括一系列思考，言辞吞吞吐吐，表达含混不清，观点拖泥带水，集中讨论了对逻辑学的这一定义：“对复杂命题的形式研究”复杂命题是罗素给客体的集合所取的名称，例如，心理与生理，共相与殊相。如果命题为真，它们与命题相符。例如，就“柏拉图先于苏格拉底”这个命题而言，存在包括三个客体的复杂命题：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先于”关系这一共相。但是，复杂命题的形式是什么呢？罗素说，它是“构成因素被组合起来的方式”。但是，形式本身是否是客体呢？关于这一点，文章没有解释，罗素被引入两个对立的方向。一方面，形式必须是客体，其原因在于，否则逻辑学就没有可以研究的东西。罗素坚持认为，“形式是某种东西”。然而，它是何种东西呢？他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将逻辑学界定为“对复杂命题的形式研究”。这一定义显得空洞，几乎相当于这个毫无用处的陈述：“逻辑是对某种东西的研究”。

他放弃这篇文章的次日，罗素看来对研究的性质也持类似的心态。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我尚不明确自己希望做什么，但是我必须继续某种重要的工作。”“本能驱使我回到技术性研究”——他对她的感情处于低潮期。这并不说，他对她的爱意减少了“一个原子”，其原因仅仅在于，他的爱意被“难题和自我控制……禁锢了”。所以，“我不敢放纵自己，担心自己进入精神失常状态”。可以这么说，为了让自己心智健全，他不得不将自己封闭起来。他知道的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让自己沉浸在哲学之中。在那段时间，（除了那些难度太大被他放弃的哲学问题之外）他没有思考任何其他哲学问题；但是，这并不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他将会发现别的事情来满足要求。主要的问题在于，要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某种枯燥无味的技术性问题上，以便让他免受考虑情感生活形成的衰退效应的影响。他告诉奥托琳，尽管“不得不重拾技术性工作让自己有一种失败感，一种孤立感”，尽管他“绞尽脑汁，让自己思考难题”，他也需要作出努力，才能让自己找到某种休息方式。那时，他必须说，“让所有情感见鬼去吧”，以便埋头进行研究工作。

罗素放下《何为逻辑学？》，将注意力转向《物质论》。他那年早些时候完成了这篇文章，打算10月25日在伦理学俱乐部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他推敲了大约一周时间，然后宣称，他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也许，问题更明确一些了，但是他显然尚未找到解决方法。他在会议开幕的那天上午写道：“关于是否存在物质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表态！”

在会上，他采用了在卡迪夫尝试过的方式，认为物质可能——可以这么说——通过“感觉材料”进行建构，“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感知的那些材料，而且还有完全可能的观察者在感知相同事物过程中得到的所有感觉材料”。[3]宣读论文之后，他写信告诉奥托琳，问题太难，论文并不成功。“除了维特根斯坦之外，没有谁完全理解它”。但是，他自己相当满意，开始将它视为某种伟大哲学计划的开端：“我看到，大量问题从它派生出来——它仿佛是一个中心点，旅程从这里开始”：

在这个课题中，我发现了进行非常重要研究的材料……［它］引入了大量有趣问题。我思维敏锐，拥有研究热情，而不是通过持续努力来挤出一点热情，这种状态让我深感慰藉。

他说，他和维特根斯坦谈到新的研究课题中的核心观念之一，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没有像看到他就逻辑学性质提出的初步观点时那样，一棍子打死完事，而是表示了鼓励。

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罗素的哲学抱负完全复活。他告诉奥托琳，他希望“将哲学家们引到不同的轨道上，重新研究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17世纪中探讨的哲学与科学结合的问题”。罗素认为，哲学家们所受的教育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不应学习古典哲学，而是应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打下坚实基础。罗素追求的是哲学研究的目标和方式上的一场革命，对整个学科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写道：“我觉得，我真的获得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其精确性超过以前的任何方法。”不过他补充说：“哲学研究者们没有接受精确性方面的训练，所以让人们明白这一点非常困难。”他将改变这一状况，在他的教学工作和著述中实现这一点。他这时认为，他可以撰写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讨论技术性哲学：

自从完成那本大部头以来，我所做的研究具有某种我无法把握的统一体；假如我能够理解它，我也许可以知道如何撰写另外一本大部头。不过，我迄今为止并不知道，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这是一种奇特的盲目冲动——我害怕撰写另外一本书带来的艰辛劳动，想到这一点真的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将竭尽全力，寻找将会形成一本巨著的核心理念。

在他脑海里逐步成型的关于那本“大部头”的理念是，使用数理逻辑的技术，为自然科学提供明晰、精确的哲学基础。《数学原理》已经为数学，为科学领域的数学要素实现了这一点。“但是，在知识领域中，存在若干其他更难以捉摸的先验要素，例如，因果关系和物质就涉及这样的要素。我目前希望把握的就是这些要素。”他几天之后写道，它是“一个范围很广、难度很大的问题”，“很可能需要多年研究，最终才能形成一本大部头”。到了11月9日，他开始使用更加绚丽的词汇，表述“将要创造出来的一门全新的学科”：

我确定，我已经触及一种新的东西，这很可能占据我未来的数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物理学、心理学和数理逻辑结合起来……我关注的其实并不仅仅是物质，而是对除了自己之外的事物和人的认识的基础和程度；物质只不过是这个问题采取的技术形式。

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件中写道，它是“一张巨大的油画布，完成画作很可能需要我10年时间，一想到它就让我热血沸腾。突然之间，它让自己本来不大关心的大量事物变得有趣了。我仅仅希望，我可以控制这项具有想象力的尝试”。在变得有趣的事物中，包括了物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罗素努力了解其内容，首先采用的方式是阅读普及类文献，然后“在了解大致轮廓之后，我将着手研究并不普及的东西”。

12月8日，罗素就自己“所说的谋杀爱情”一事，向奥托琳表示歉意。这显然意指他对哲学研究的日益增加的兴趣，他在经过反思之后，收回了这一说法。他这时坚持认为，技术性研究将会增强他的爱情中的最佳部分，而不是将其谋杀。不过，“那种魔术般品质光辉灿烂，具有变形作用，肯定将越来越少”。但是，在他的爱情中，这难道不正是最佳品质吗？它也许曾经如此，不过现在改变了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就他的爱情而言，他最多可以说，它是“一种帮助，一种力量，一种灵感”，一种“慰藉，让他摆脱长期独自工作带来的孤独感”。他这时祈求的是“一种无法征服的精神……以及对自己使命的忠诚”：

我喜欢思考光明、杰出、没有激情的创造，不会显示丝毫伴它成长的痛苦和汗水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逻辑学和数学超过宗教，给我更多激励的原因，逻辑学和数学甚至不屑理会痛苦。

然而，他开学之初曾说，他撰写技术性哲学著作的冲动“与罪孽感，与对人生的厌恶感密切相连”，只有“羞愧和懊悔”可以将它复活。当初，他是否对自己的冲动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呢？他是否被羞愧和懊悔控制了呢？

学期结束时，罗素独自一人徒步旅行，这次的目的地是英格兰西南部，再次在雨中孤独行进。他告诉奥托琳，那次远足的情况非常糟糕，但是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我有时间将所有的幽灵全部引出来，仔细审视它们。我一直努力使自己的保持心智健全状态，通过集中意志力来实现这一点，让我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东西。”在另外一封信件中，他谈到他的“异常强大的”冲动，希望完成《物质论》的写作：“它让我着魔，像奴隶主挥舞的皮鞭，驱赶我继续向前。”由此可见，他集中精力保持心智健全的部分努力是，自愿忍受那种皮鞭的抽打，服从冲动的专制；这要求他付出智性和精力，但是同时也给予他某种释放的渠道。也许，就他对技术性哲学的责任感而言，毕竟一直存在着某种带着悔悟的东西，存在着某种认识：“它与罪孽感，与对人生的厌恶感密切相连”。

就维特根斯坦的情况而言，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相当明确。那个学期，他一直处于躁动状态，强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段——按照罗素的判断，至少接近了精神崩溃的程度。他常常到罗素的房间来，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争论逻辑学问题，有时候缄默不语，常常处于带有自杀倾向的绝望之中。有一次，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罗素问他：“你究竟是在思考逻辑学，还是思考自己的罪呢？”维特根斯坦回答说：“这两者我都思考。”

罗素信任维特根斯坦，但是其程度看来不大可能达到坦露这一心迹的地步：有时候，他自己也倾向于将对逻辑学和自己的罪孽的思考联系起来。非但如此，他还以身作则，将英国人的迟钝和常识具体表现出来，忠告维特根斯坦加强体育锻炼，注意饮食，而且还借用奥托琳的建议——晚上喝可可饮料。不过，他无疑知道，维特根斯坦对这类建议持充耳不闻的态度。他也知道，维特根斯坦全身心面对他自己经过两年挣扎之后放弃的那些问题，思想上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罗素告诉奥托琳：“维特根斯坦的心智被使用到了极限，考虑的那些问题难度很大，让人灰心丧气，神经疲惫迟早将会在他身上显露出来。我认为，身体特效药可以缓解他经历的艰难时段，但是，只要他继续思考，我觉得他将一直受到它们的困扰。”

维特根斯坦心无旁骛，全力投入研究，这让罗素看起来就像一个遇事妥协的人，他的激情的力量就像“一只孱弱的羊羔”。他说，与维特根斯坦相比，“你会觉得，任何事情从未让我感到丝毫亢奋，我不过是一具空有常识的皮囊而已”。学期过了一半，两人一天下午坐在剑河边上，观看诺思·怀特海参加划船比赛。罗素本人觉得，“赛事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和传统重要性令人痛苦”；维特根斯坦觉得，比赛相当糟糕。后来，维特根斯坦“突然站起来，一动不动，嘴里解释说，我们浪费今天下午的做法非常可耻，我们不该活下去，或者至少说他不该活下去。除了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欣赏别人的成就之外，人生中没有其他事情是可以忍受的。他一无所成，将来不会有什么建树。他的这番话具有很大力量，几乎将我击倒”。

罗素知道，维特根斯坦对鸡毛蒜皮的事情决不迁就，肯定难以与使徒们和平相处。到那时为止，那个协会尚未失去其精英特征，但是自从利顿·斯特雷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起到主导作用之后，已经放弃了高尚的维多利亚式严肃态度，转而全盘支持轻松的现代氛围；在那样的环境中，智性的对话与同性恋的“阴谋”同时出现。斯特雷奇和凯恩斯确信，罗素只是希望独享维特根斯坦这个“天才”，所以他们决定要将维特根斯坦吸收入会。维特根斯坦本人愿意等待几周，观察参加协会的活动是否具有价值。11月16日，他以会员身份，按时出席了第一次会议。罗素也出席了会议，并且报告说，“维特根斯坦活跃了会场气氛，看来并不十分令人不快”：

摩尔宣读了一篇原来撰写的关于宗教皈依的论文，内容不太精彩。维特根斯坦评论说，皈依作为个人经历是有趣的。他说，就他所知，皈依的目的主要是摆脱焦灼感，让人有勇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处之泰然。

会议结束之后，斯特雷奇给他的朋友、协会成员西德尼·萨克森·特纳写信，洋洋得意地谈到协会取得的成功，言外之意是他战胜了罗素。他写道：“那个可怜的男人处境悲惨，看上去老态龙钟，头发雪白，面容憔悴，惨不忍睹。维特根斯坦入选给了他很大打击……当然，他没有理由反对维特根斯坦成为会员。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看法——协会已经堕落，这位奥地利人肯定拒绝与之为伍……其实，维特根斯坦并未显示出反对加入协会的迹象……伯迪其实是一个悲剧性角色，我为他感到难过；然而，他受到的迷惑也最深。”实际上，罗素是完全正确的。维特根斯坦入选几周之后便退出了。罗素12月6日写道：“我觉得，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不过我对协会忠诚，不会事前说出这样的预测。”

更符合维特根斯坦的兴趣的是伦理学俱乐部。11月29日，在他该俱乐部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该论文题为《哲学是什么？》，仅仅读了4分钟，创下了篇幅最短的论文的纪录。他将哲学定义为“各个学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假设为真的所有简单命题”，让听众们大吃一惊。也许不出人意料的是，俱乐部的记录显示，尽管与会者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大多数人并无听信该定义的倾向”。关于维特根斯坦那个学期所做的研究，这是为数不多的提示之一（没有留下书面记录）。它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是与罗素宣布自己开始“新学科”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新学科将使用数理逻辑的技术，阐述自然科学的先天基础。我们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在那个阶段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自认为是合作者，进行着同一个项目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专攻问题的一个部分——建构关于逻辑学性质的切实可行的理论；罗素专攻另外一个部分——将逻辑学应用于科学的基本概念。

在那年年末，维特根斯坦从维也纳给罗素写了一封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人对合作所持态度的另外一个证据。维特根斯坦报告说，他去了耶拿，拜访戈特洛布·弗雷格，“就我们的符号理论”，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并且认为弗雷格“理解了其大致轮廓”。不管怎么说，弗雷格答应将仔细思考这一理论。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报告说，就他所说的“复杂问题”，他正在取得进展。那大概是罗素在那个学期开始时费力研究的问题——解释复杂命题可能采取的形式。在1913年1月的一封重要信件中，维特根斯坦宣布了他的研究结果。他已经确定，面对分析复杂命题的形式，不应从本体论上着手（详细说明形式是什么种类的事物），而应从语言学层面考虑（建构一种符号体系。与普通语言相比，该体系以更明晰的方式，揭示复杂命题的逻辑形式）。

这是解决该问题的全新方法，需要抛弃罗素为《数学原理》设计的大部分逻辑原理，特别是类型论。维特根斯坦这时强调说：“一种恰当的符号理论肯定会让每一种类型论失去必要性……它说明，看似不同种类的事物被不同种类的符号表示出来，这些符号不可能互相替代。”维特根斯坦说，其理由“具有根本意义：我认为，不可能存在不同的事物种类！”不存在殊相与共相，不存在联系与特性，不存在个体与形式，只存在事物，只存在客体，其他所有的一切应该从这个方面加以理解，怎样才能表述这些事物呢？

罗素在那个阶段中看来并不理解，这个方法从根本上脱离了他自己对逻辑学的研究，他和维特根斯坦其实已经分道扬镳——维特根斯坦将逻辑问题化为语言问题；罗素本人却依然纠结于“物质”问题。但是，1月所写的这封信件包含两人之间分歧的某些迹象：维特根斯坦提出，尽管他对罗素的物质观感兴趣，但是“对于你采用的以感觉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我却无法想象”。这一番话暗示，他对罗素的方法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也许显示他对罗素本人所说的这个核心观念根本不感兴趣：物质可以利用从感觉材料建构出来。

尽管维特根斯坦持排斥态度，罗素依然继续相信，他和维特根斯坦是同一哲学运动之中的合作伙伴。就在收到维特根斯坦的这封信件之前，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伟大学派，它由受过数学训练的哲学家组成”，其目的是培养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才。他同时也抱怨说，他发现几乎无人可以理解他对物质进行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只有怀特海和维特根斯坦两人和我一样，感觉到了它的重要性”。

其实，就对物质的研究而言，罗素与怀特海的更为接近，超过了维特根斯坦。在他独立撰写的《数学原理》第四卷中，怀特海试图将其他三卷中阐述的数理逻辑应用于几何学。尽管第四卷最终没有脱稿，我们可以看到，怀特海的思想已经偏离了他在1905年发表的《论物质世界的数学概念》中阐述的观点，偏离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版的两本著作中阐述的观点，一本是《自然知识原理探究》，一本是《自然的概念》。这三本著作显示，怀特海的想法是，利用集合论，对空间的“点”、时间的“瞬间”和物质的“客体”进行定义。具体说来，物质客体被定义为一类感觉材料。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罗素思考的观念和主题是从怀特海那里借鉴而来的。他告诉奥托琳，就关于物质的定义而言，怀特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其实表明，他是知道这一点的。

1912年圣诞节，罗素前往位于洛克里奇的怀特海住所，与他们一家人共度佳节，肯定花了许多时间，与怀特海一起讨论“专业问题”。12月30日，罗素离开洛克里奇，迁入一家名叫“甲壳虫与楔子”的客栈居住。那家客栈在姆尔斯福特，距离奥托琳和菲利普那段时间居住的乔尔西不远。他在那里度过了开学之前的两周时间，思考物质论问题，希望取得某些进展。1月14日，他回到剑桥，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与你分享了这么多日常生活，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俩在精神方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诗歌、历史、研究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你无法想象，我多么希望与你一起讨论研究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人生的巅峰体验，我深爱的所有东西在这样的讨论中汇合起来，融为一体。”相比之下，奥托琳的相关回忆显得相当凄凉。她在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她回想在乔尔西度过的日子，给她印象最深的东西之一是楼上和罗素见面的那个房间。他到那里去，“设法集中精力，阅读历史和哲学著作。我肯定不想回到那里去。在我的记忆中，它是黑暗和忧伤的”。

罗素埋头研究，显然没有注意到奥托琳的忧伤，但是肯定意识到，尽管两人“在精神方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在生理方面却没有分享什么。罗素写道，“如果你顺着我，你就会死去，你就会发疯，想到这一点令人深感震惊”：

我们的需求如此不同，这令人深感遗憾。但是我认为，别无他法，只有相互妥协，找到适合两人的中间道路。我们必须找到尽量少让对方感到厌倦的方式，接受其余的方面，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东西。我慎重建议，只在感情需要时才与你见面，而且我确实意识到，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但是我确信，我可以逐步学会，尽量少提要求。

奥托琳非常愿意接受罗素的建议，降低两人见面的频率。罗素依然每天给她写信，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每个学期只见面三次。即便如此，奥托琳也觉得太多，两人的肌肤之亲超过了她可以忍受的限度。有一次，她在他探访之后写道：“如果能够摆脱伯迪，我会立刻表示赞同。但是，他如此依赖我，我怎么可能这样做呢？这样的想法可能让他的人生一片黯淡，也许会造成终生影响，我是无法在信中向他直言相告的。有时候，我想到他，心里觉得暖暖的，他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性。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可怕的犹豫不决的感觉在我的心里占据上风。”她还写道，与罗素保持亲密的两性关系“是纯粹的疯狂”之举：

任何阅读这一忠告的人都应该注意——在与男人开始亲密关系之前，都必须十分谨慎，确定自己可以在身体和灵魂两个方面从对方获得持久的快乐。如果你后来才发现，对方有让你感到讨厌的地方，这会给你造成许多痛苦。

在奥托琳的日志中，我们一再发现罗素让她感到讨厌的负面暗示，但是她却没有解释其原因。罗素本人倾向于相信，原因是他的口臭问题；[4]很可能的原因是，奥托琳仅仅以此作为托词，以令人可以接受的无害方式，解释她对肌肤之亲缺乏兴趣的原因。她的日志显示的迹象说明，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缺乏吸引力。那个学期的中间，她告诉罗素说，她发现他“缺乏同感”，即便她可以摆脱菲利普（不管怎么说，她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想法），她也不可能与罗素一起生活。罗素缺乏同感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她发现他智性过于强烈，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她的地方。她写道：“伯迪说，他通过智性来了解人，理解人的兴趣，但是很难从感觉上做到这一点。我与他相反，不从智性方面了解人，但是我有一半是从身体方面进行感觉的，实实在在去接触人，这就是我拥有的唯一天赋。”她觉得，罗素缺乏这种天赋，所以无法拥有她——以及其他人——真的需要的那种同感：

我确信，他无法施与。他考虑太多重要问题，他必须扮演接受者的角色。他的全部行为让人觉得，他仿佛处于睡眠状态，极不协调，行为中没有任何精神或者优雅可言。这让我深感焦虑；此外，他的批评非常尖刻，对错误缺乏视若无睹的心态。他只有思想方面的知性，这让我不寒而栗。

我曾经希望，他真的可以表现出理解的心态，举止温柔，语言快乐。然而这是难以实现的神话。他只会坐在那里，等着我给予他……在这样的冒险行动中，我已经明白了，我必须扮演施予者的角色。伯迪说，他爱我，但是他真正喜欢的是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女人。他的爱从来都不足以让他忘记自己。我必须爱他，满足他，这是我做的事情，而不是期望得到任何回馈，其原因在于，他根本不会做出任何改进，不会从自以为是的心态中解脱出来。我相信，他对我并不十分在意，从来都不希望了解我的思想，理解我的迷茫。他说希望，但是我发现自己无法与他交谈。

我们至少可以说，罗素在那段时间中埋头哲学研究，已将对奥托琳的思念和感情置之脑后。他在1913年1月21日写道：“我惶惶不安，就像即将登台的歌剧女主角或者演说者，担心物质问题太复杂，可能超过我的研究能力。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我的精力已经不如从前——这样的怀疑或多或少产生了抑制效应……这真的是一个新问题，新方法。我一直有一种潜藏的担心，它可能是荒唐的空想。不过我心里知道，它真的是一个新问题，新方法，也许应该留给年轻一点的人去解决。”

维特根斯坦从维也纳返回英国的时间推迟了。他父亲罹患癌症，久治不愈，于1月20日去世。维特根斯坦谈到这事时带着如释重负的口气，觉得那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体面的死亡方式”。大约开学一周之后，他回到剑桥，似乎已经摆脱了他在圣诞节之前显示出来的严重的抑郁状态，信心满满，将在逻辑学中研究取得进展。2月4日，平森特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维特根斯坦见面的情形，罗素正好到了他的房间：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聊了起来，维特根斯坦解释了他在逻辑学基本原则方面的最新发现之一——我推测，这一点他是今天上午才想到的，看来相当重要，非常有趣。罗素一言不发，默默表示赞同。

两周之后，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罗素一一列出他给自己分配的难度很大的哲学问题：

我非常希望创建一个数理哲学学派，我相信这个方法可以带来许多成果，超过我可以完成的事业。接着，我希望继续物质问题的研究，这首先需要对感觉的性质持全新的观念。我认为，我已经开始了这个方面的工作，它将是我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单个理念。然后，我必须发现关于因果关系的真理……然后，我必须将普通力学和电磁力学简化为几组精妙的公理。

他告诉她，他想到这么多问题，想到“所有的劳动，想到将要面对的疲惫，想到灰心丧气的日子，想到必须放弃的错误观念”，他的勇气小了许多。“我希望让别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在他认识的人中，只有维特根斯坦可以担当此任。“可是，他正在从事更为困难的研究”：

10年之前，我可以根据已经成型的观点，撰写一本著作。但是，我现在有了更高的精确性标准。维特根斯坦说服了我，《数学原理》的前几个部分欠缺精确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纠正它们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而不是我的肩上。

这番言论不乏启迪性，显示罗素依然倾向于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是对他自己的研究的一种“微调”。他的口气给人的感觉是，《数学原理》的前几个部分中的不精确性仅仅是一个细节问题，可是那些部分其实包含了全书的理论基础。但维特根斯坦不是要进行纠正，正如罗素接下来意识到的，而是要推倒重来。

那时，罗素对他的哲学研究所持的立场很奇特，带有不可思议的脆弱性。他相信逻辑学是哲学的基础，然而却放弃了逻辑学研究，将它视为“维特根斯坦的任务”，自己转而研究认识论（知识理论）和物理哲学。但是，如果他不了解认识论和物理哲学的基础，他又如何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呢？他怎么可以如此确信，维特根斯坦最终形成的逻辑学理论将为他过去所作的数学研究，为他将要进行的关于“物质”的研究，提供适当的基础呢？

11月，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拟于1914年春天在美国待一个学期，讲授逻辑学和认识论课程。哈佛大学要求他指定将要使用的逻辑学教材，他在回函中说，他不知该怎么办。“就我所知，没有现成的逻辑学教材。”如果要理解逻辑学为何物，世人——以及他本人——不得不等待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罗素必须继续讲课，设想维特根斯坦所得的结论将会符合他自己的宏大设计，不会造成太多问题。由此可见，一方面维特根斯坦着力打造罗素和怀特海构成数学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罗素继续在该建筑上添砖加瓦。

长期以来，罗素对物质性质的研究集中在感觉材料的理念上。这时，他越来越关注这个观点：尽管感觉材料是认识论和物理学研究的前提，它们在“逻辑上处于滞后”状态。这就是说，就物理学而言，感觉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们是“物体的功能”。罗素的目标（这是让维特根斯坦觉得反常的东西）是要颠倒这个过程，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是要“以感觉材料为基础进行研究”。或者用罗素在最初撰写的关于物质的文章中所说的，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从逻辑学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让感觉材料的观点成为基本理念。正如他给奥托琳所说的，为了实现这一点，他需要一种新的“感觉”理论，一种全新的认识论。

前一年夏天从洛桑回来之后，罗素曾经评述了威廉·詹姆斯死后出版的著作《极端经验论文集》，其中的首篇文章《意识是否存在？》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詹姆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根本没有“意识”这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心智这样的“东西”。发端于勒内·笛卡尔的哲学二元论传统认为，存在着精神和物质，这两者之间具有基本区别。詹姆斯的观点与之相反，提出了著名的“中性一元论”，否认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二元性，强调只有一种“东西”，它介于两者之间，既非精神，亦非物质。

罗素不愿接受该观点，但是对它饶有兴趣，至少接受它的结果之一：这就是说，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鼓吹的那种传统经验主义关于感觉材料的性质观是错误的。洛克和英国经验主义的整个传统认为：其一，五官感知材料本身是精神的；其二，所有知识来自人的五官感觉，以“理念”形式出现，可以说是物质客体的“表象”。因此，感觉被他们视为精神与精神“内容”——一种“理念”——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神内容转而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该观念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形成了贝克莱的否认物质客体的著名论点。其原因在于，它似乎让人陷入纯粹的精神领域，物质世界在那里至多是一种推知之物，而不是人们直接接触的东西（该观点距离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只有一步之遥）。罗素——以及詹姆斯——认为：第一，就人们直接认识的客体而言，不存在从根本上讲精神的东西；第二，五官感觉材料本身是物质的。于是，当罗素提出，物质客体是从感觉材料“建构”而来时。他并不是说，物质是精神创造的，而是说，物质客体是一组（生理的）感觉材料。

由此可见，罗素研究的关于“感觉的性质的全新观点”认为，感觉是精神与某种非精神的东西之间的直接联系，它可能是物质客体，也可能是柏拉图式抽象理念。他将这种关系称为“亲知”。在那个学期中，这种亲知概念在罗素的头脑中越来越成熟，到了3月便完全取代了他埋头研究的“物质”。他这时决定，在开始撰写关于物质的著作之前，必须首先撰写一本关于认识论的著作，叫作《认识论》。3月7日，那个学期的教学工作结束，他再次入住“甲壳虫与楔子”客栈，在那里集中精力撰写一本新作。

那时，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出现了类似分歧的状态。这一点见于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谈到的两人在期末进行的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导火线是，罗素告诉维特根斯坦，他可能变得心胸狭窄，行为野蛮，所以应该阅读一点法国散文：

他勃然大怒，高声叫喊，我笑眯眯地看着他，这让他更加愤怒……我觉得，他缺乏文明修养，并且深受其害。音乐非常超脱，富于激情，超过语言表达的东西，听听音乐就能让人文明起来，这种情况真叫人称奇。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他既无足够的好奇心，也无足够强烈的愿望。这一点不会毁掉他在逻辑学方面的研究，但是将会让他成为知识面非常狭窄的专家。

面对痛苦不堪的维特根斯坦，罗素笑眯眯地看着——这个形象令人不愉快，而且心神不安。其原因在于，尽管维特根斯坦的愤怒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罗素的笑脸却不大可能是真诚的。我们几乎可以感到，罗素冷漠地对待自己的冷笑引起的恼怒，面对那种冷笑，两人之间的友谊热度渐渐减退。两周之前，罗素给戈尔迪·洛斯·狄金森写了一封信，措辞激烈，表达了自己感受到的那种难受的幻灭情绪。狄金森曾在来信中对《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表现出持久的兴趣，罗素在回函中写道，1912年夏天，他“努力回忆创作这篇小说时拥有的那种情绪，结果没能如愿”。但是，当冬天来临时，他放弃了那种努力，集中精力思考物质哲学。接着，罗素给狄金森转述了他可以想到的在剑桥大学流行的许多谣传，但是在结束时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斯科特船长和他的同伴们在南极的冒险经历相比时尤其如此。斯科特船长的事情发生在1年之前，几乎所有的英国人1913年春天都在阅读相关报道：

在剑桥大学，所有人几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常常怀疑，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我很想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斯科特和他的同伴们在暴风雪中奄奄一息，这一点我觉得是确信无疑的。他对那次冒险的记录简单易懂，具有很大的感染力。但是，智性——如果不是处于白热状态——极易倾向于考虑鸡毛蒜皮的事情。

维特根斯坦的智性“处于白热状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罗素对自己的智性却没有那么确定；同理，他也无法摆脱曾向奥托琳表达过的怀疑态度——他对物质的研究其实全是“荒唐的空想”。对是否可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可能心存疑虑；但是，他毫不怀疑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这可以与罗素写作《数学原理》时的态度相提并论。[5]可是，甚至在埋头研究物质，研究认识论时，罗素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一念头的困扰——他可能以更好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仿佛自己躺在床上，临终之际才发现应该如何度过一生，才意识到自己浪费了生命。任何充满激情的勇敢生活本身似乎都是美好的，然而人们觉得，将如此巨大的激情给予人力可及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涉及某种欺骗的成分。于是，讽刺意味便偷偷溜进了生存的动力之中。

1年之前，罗素创作了《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对他而言，这样的讽刺意味刻骨铭心，超过了常人的想象。他曾问狄金森：“你在东方是否发现了伟大的秘密？”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没有什么伟大秘密，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只有科学、令人清醒的白昼和日常事务，其余的仅仅是暮色之中的幻影。

在复活节假期中，罗素为《新政治家》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作为文化要素的科学》，表达了更务实的态度。罗素放弃了将科学与神秘论融为一体的做法，转而直截了当地提倡科学世界观具有的优越性。罗素写道：“科学更接近客观性，超过了人的其他任何追求，让人与可以接触的外部世界保持最密切、最亲密的关系。”这代表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进化，超过了现代科学问世之前的任何思想或者想象”。这篇文章在结尾处给哲学提供了一些启迪：

科学世界观的核心是，拒绝将人的欲望、情趣和兴趣视为理解世界的钥匙……科学的思想方法需要摒弃所有其他欲望，以便满足求知的欲望……在哲学领域，这种思想方法尚未形成……我们只有学会以伦理上的中性方式思考［宇宙］时，我们才能形成哲学上的科学态度；我们只有形成这样的态度之后，才能指望哲学取得具体的成果。

复活节假期结束时，罗素终于可以就打算撰写的认识论著作，写出一份概要。他告诉奥托琳，这份概要写得“非常漂亮，超过了我在这方面所写的任何东西”。但是，他对已经确定的研究方向尚不具有充分信心，这一点表现在他决心面对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强烈批评、全力保护新计划的言行中。他下定决心，不能让《认识论》像《何为逻辑学？》那样，被人扼杀在摇篮中。开学之后几天，他告诉奥托琳，他不再与维特根斯坦一起讨论他的研究工作了：

如果没有争论，只有需要权衡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只有罗列出来进行对比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观点时，他几乎没有用处。他以残忍的态度对待尚未成型的理论，那样的批评只有在理论成熟时才能承受。因此，我和他相处时采取缄默态度，甚至闭口不提研究工作。

《认识论》被视为纤弱的幼苗，放在室内，精心呵护，长大才能面对外界的恶劣环境。

那时，奥托琳正在积极筹备，计划再度离开英国，前往瑞士。她的女儿朱丽安身体虚弱，奥托琳准备带着她同行，去接受库姆医生的治疗——奥托琳对这位医生的信任显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一行包括菲利普、奥托琳和朱丽安三人，计划5月5日动身，在洛桑逗留大约六周时间。罗素打算在她离开期间撰写《认识论》。奥托琳的离开自然让他十分焦灼（“最亲爱的，我现在真的希望，我可以保留对你的爱意”），但是对她离开期间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他持十分欣赏的态度。他写道：“建构哲学体系让我非常激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当这一时刻来临时，整个结构在我的眼前喷薄而出，一道道亮光突然出现，迅速穿过黑暗，如同北极光一般，让人欣喜不已。”奥托琳临行之日，他“整天处于愉悦之中，才思如同泉涌……思考关于认识论的著作——我已经完成了前一部分的构思，整本书的架构已在头脑中基本成型”。

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在研究中处于瘫痪状态。他“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告诉罗素，逻辑学让他精神失常。罗素写道：“我觉得，真有这样危险，所以敦促他暂时将研究工作放一放，干点别的事情——我觉得他会这样做的。他处于令人震惊的状态，总是带着沮丧，不停地来回踱步，与人应答时仿佛刚从梦中惊醒。”现在回想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维特根斯坦的“令人震惊的状态”应归于这种感觉：他与罗素本人渐行渐远。1912年春天，罗素提到维特根斯坦时充满热情和好感，声称非常喜欢他，将他视为自己的儿子；仅仅1年之后，罗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恫吓，因此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这体现在两人之间关系和哲学研究两个方面。维特根斯坦肯定注意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素已经不再是逻辑学方面的合作者了；就个人感情和道德观两个方面而言，两人都逐步察觉到，距离正在慢慢增加。不管怎么说，罗素似乎意识到，没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研究只可能做得更好，所以非常乐意鼓励维特根斯坦将注意力转向哲学之外的其他事情。

摆脱了维特根斯坦和奥托琳这两个障碍，罗素焕发了超常的精力。5月8日，就在奥托琳离开几天之后，他自信满满地写道，在此后的50天时间中，他渴望每天成稿10页，在她返回时，他几乎可以完成全书——大约500页——的写作任务。他宣称：“全部内容都在我的脑海里，进展取决于我书写的速度。我觉得，自己就像国王一样快乐。”也许，他将自己比作“神灵”更恰当一些，其原因在于，罗素对该书胸有成竹，甚至连细节也完全想好，其意义不亚于建构整个世界。首先，他要描述经验的性质，然后批驳两个观点：一是认为没有精神这类东西的“中性一元论”；二是认为只有精神的唯心论。接着，在确立精神与非精神客体之间存在真实联系的基础上，他将对这些客体进行分类，从殊相开始，然后是联系、谓词和逻辑形式。“我其后将会描述信念、错误、推论，最后将‘建构物质世界’——时间、空间、成因、物质。”这就是他在50天之内将要建构的世界。

在随后几天时间里，一切进展顺利，超过预定的计划，罗素每天完成的平均数量超过10页。这样的速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称奇的业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值学期之中，他的讲座任务已是满工作量，经常还要与学生见面，参与积极的社交活动，这样的速度简直令人敬畏。5月13日，罗素鼓足勇气，将写作情况告诉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反应证实了罗素的担心——他对毫无防卫能力的婴儿采取残忍的态度。“他认为这就像令人毛骨悚然的震撼消息，表示了讨厌态度。如果你乐意，他就是暴君。”罗素既没有让维特根斯坦看自己的稿件，也没有与他进行深入讨论。3天之后，罗素报告说，他已经完成了110页。“我真的认为，写出的东西不错……让我深感兴趣，全神贯注——这些年来，我获得了分析能力，现在得以展示出来……我认为，我的头脑现在处于史无前例的良好状态。想到冬天住在甲壳虫与楔子客栈时，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相比之下，我现在才思泉涌，让我觉得惊讶。”

他5月18日写道：“也许，我真的完成之后，它将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我觉得，自己的研究热情进发，几乎不知道如何才能等到大功告成的时刻。我希望加快速度，超过笔头书写的限度。这样的迸发状态已经数年没有出现了。”次日，他工作至深夜，完成了一种新的时间理论，沿袭怀特海的思路，将瞬时定义为同时活动。他决定休息两天。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在不到两周的时间之内，完成了6章。在休息的第二天，罗素不幸遇到维特根斯坦来访。维特根斯坦“反驳了我曾经坚持的判断理论。他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需要纠正的东西并非如他所说的那么严重。我很快将会到达进行判断的阶段，所以我必须在一周之内做出决策”。

按照罗素的设想，《认识论》由三编组成。第一编（《论亲知的性质》）提出一种亲知理论，将它界定为精神与各种非精神客体——例如，殊相、关系、谓词和逻辑形式——之间的关系，罗素将分别使用一章，论述以上非精神客体。第二编（《原子命题思想》）提出一种判断理论；从本质上讲，它与他的早期著作——例如，《哲学问题》和《数学原理》——包含的理论相同。这就是所谓的“多元关系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罗素摒弃了将判断视为断言的传统观念，赞成一种更复杂的分析。命题被划分为其构成部分（“苏格拉底喜欢阿尔西比亚德斯”[6]被划分为苏格拉底、喜欢和阿尔西比亚德斯）；于是，该判断被理解为精神与那些构成部分之间的一系列关系，或者说亲知（因此，为了做出苏格拉底喜欢阿尔西比亚德斯这一判断，需要亲知苏格拉底、喜欢和阿尔西比亚德斯，而不是“苏格拉底喜欢阿尔西比亚德斯”这个命题）。罗素喜欢这样的分析，它摒弃了对“命题”的需要——在发现“不完全符号”论之前，命题就像稀奇古怪、影子一样的客体，曾让他绞尽脑汁。该书的第三编（《分子命题思想》）讨论推论的性质。

到维特根斯坦5月20日到访时，罗素几乎已经完成了第一编，还要写三章，分别涉及关系、谓词和逻辑形式。以他给自己确定的速度，这三章只需几天工夫。在那之后，他将开始第二编的写作，讨论与判断相关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到访，反驳“多元关系理论”；这让罗素深感担心，前者的反驳影响巨大，超过了一般的看法。很可能的情况是，根据罗素写给奥托琳的信件，罗素面对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反驳，并不是完全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他毕竟在一段时间中愿意默认维特根斯坦就逻辑学提出的几乎任何看法，即便这样做会推翻他自己长期所持的观点也在所不惜。

罗素愿意接受维特根斯坦的任何观点，无论其结果如何都没有关系。这样的态度见于他在维特根斯坦到访之后数日内撰写的篇幅不长的三章之中，在最后一章《逻辑数据》中尤其明显。根据罗素自己的理论，他需要将逻辑形式作为特殊种类的“亲知”客体，但是在这一章中，罗素采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认为并不存在诸如逻辑客体这样的东西。其结果是，他承认，“逻辑客体不能被视为‘实体’”，因此“我们所称的逻辑客体的‘亲知’其实不可能是一种双重关系”，但是却强调说，存在对殊相、共相、谓词等术语的理解，所以最终存在“某种看来可被恰当地描述为‘对逻辑客体的亲知’”。他明白，这一点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将这个问题转交给逻辑分析。“就逻辑的原始理念而言，我们目前的认识处于混乱状态，所以笔者不可能就这个话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就是说，回答这个问题是维特根斯坦的任务，罗素对解决方法根本一无所知。但是他继续强调说：“显而易见的是，对抽象的事物，例如，［复杂命题的］纯粹形式，我们也可以获得亲知（他使用的可能是‘亲知’这个词语的引申意义）。”

这个观点看来既否认同时又强调逻辑形式是客体，显示了难以处理之处，让人回想起罗素在《何为逻辑学？》中遇到的问题，揭示了他所面对的危险：他尚未厘清更基本的逻辑问题，便贸然决定就认识论撰写一部鸿篇巨制。如果他仅仅强调说，某些问题属于逻辑学——而不是认识论——研究的范畴，这样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罗素本人在《认识论》第四章中所说的，“不可能将一个与逻辑学完全不同的范畴划为认识论”。实质上，他假设，无论维特根斯坦提出什么样的逻辑学理论，它都将适合他的计划。所以，在一种逻辑学理论缺失的情况下，他就开始求助于该理论形成的结果了。

1913年1月，维特根斯坦致信罗素，提出应该放弃类型论；这暗示，罗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那封信件提出的部分论点表明了他“反驳”罗素的判断论时沿用的思路。维特根斯坦在信中反对罗素将命题分析为构成部分的方式（“苏格拉底是凡人”被划分为苏格拉底和人性）。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们将“苏格拉底是凡人”划分为其组成部分，就只剩下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客体的“苏格拉底”和“人性”（以及罗素后来分析的命题的“形式”）了。如果正如他这时相信的，并不存在不同的客体，那么，“人性”和“苏格拉底”必须属于相同种类。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人们将它们放在一起，以便构成“人性是苏格拉底”这个命题。但是，这根本不是命题；它不是某种可以为真或者为假的说法，仅仅是一句废话而已。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由此形成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人性”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客体；第二，罗素的判断论要求，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客体，所以这种判断论是错误的。命题具有罗素的判断论无法获得的统一性。

因此，当罗素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反对意见时说，“需要进行的纠正并不很大”，他其实大错特错了：需要进行的纠正是，放弃整个写作《认识论》的计划——该计划从对“客体”的亲知开始，然后根据若干这样的亲知，形成判断。如果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样的做法根本行不通，那么，正如他在1911年11月曾经强调的，研究必须从整个命题开始。

维特根斯坦5月20日探访之后，罗素继续以超常速度撰写稿件，但是热情和自信明显不如从前。他于5月23日完成了第一编，次日开始第二编，首先使用经过修正的“多元关系理论”。维特根斯坦认为，他本人反驳了这一理论。[7]

5月26日，罗素报告说，他首次遇到“极大困难”，无法如期在一天之内完成10页草稿的写作任务。那天天气“闷热，让人觉得压抑，没有一丝风，闪电不断，但是没有听到雷声”，他感到阵阵头痛。次日，维特根斯坦再次来访，依然坚持指出罗素在方法上的错误之处：

……天气炎热，我们两人火气很大。我让他看了我撰写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全是错误的，没有意识到我所遇到的困难——他已经尝试了我的观点，知道它行不通。我无法理解他的异议——他其实笨口拙舌——但是我从骨子里感到，他肯定是正确的，他已经发现了我遗漏的东西。假如我也能够看到，我不应介意。但是，实际情况让我深感焦虑，几乎完全破坏了我在写作过程获得的快乐。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继续写下去。可是我觉得，我有可能全是错误的，维特根斯坦可能觉得，我固执己见，是一个不诚实的恶棍。好吧，好吧，这是年轻人在提醒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必须给他空间；否则，我将会变为累赘。不过我眼下觉得相当恼火。

他后来在这封信件中承认，他当时“对工作稍感沮丧”。但是，他继续写作，10天之后完成了第二编，包括所有的七章。可以，即便他继续写作，维特根斯坦的笨口拙舌的批评也让他越来越怀疑这本著作的价值，越来越确信，他写的东西不可能是正确的——其原因他无法理解。他快速完成第一编时，曾经“像国王一样快乐”；对比之下，他完成第二编时的心情迥然不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和写作项目的信心正在慢慢枯竭：

尽管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很可能不乏道理，［我已经］从维特根斯坦的批评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但是，它们即便是正确的，也无法损害这本著作拥有的价值。他的批评与我希望留给他解决的那些问题相关。这让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5月28日）

我的写作计划稳步推进，已经写了273页。我觉得，星期天晚上可以写完第300页。我急于开始具有建设性意义的那个部分，开始讨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关于“物质”这个重要部分。我开始感受到大量压力，它似乎切断了我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我一直觉得，你似乎在另外一个宇宙中。

（5月30日）

……我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易受刺激，将要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压迫感。发自内心的某种声音不停地念叨，如同火车的轰鸣，敦促我“继续你的工作，继续你的工作”，让我在做事情事情时内心不得安宁。前来见我的人似乎惹我恼怒，我想粗鲁地对待他们，迫使他们离开……当然，我仅仅在意志的驱使之下，在表面上克服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他的意见使研究成为一项任务，而不是一种快乐。这一切与我难以偷用他的理念这一事实缠结在一起。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个做法具有许多优点，超过为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做法。

维特根斯坦对我的影响恰如我对你的影响——通过观察他如何使我生气，如何让我感到压抑，我逐步知道了我是如何让你生气，让你感到压抑的。与此同时，我喜欢他，钦佩他。我对他的影响恰如你态度冷淡时对我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他与我之间的差异恰如你与我之间的差异。对比之下，他思路更清晰，更有创造性，更有激情；我的知识面更宽，更具同情心，心智更健全。

……尽管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批评，即便本书的某个具体表述是错误的，我依然确信，我正在撰写一本不错的著作，它提供了一个科学方法的例子——以前在这方面的著作是不科学的。这肯定是我将要达成的主要目标，让哲学的某些部分成为科学的东西……这就是伽利略在物理学领域中所做的事情，其价值独立于可以形成的任何具体结果的真实性或者虚假性。它给我带来满足，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孤独的行为，需要付出大量精力。

（6月1日）

我的信件口气悲惨，在此深表歉意。其原因在于：第一，摆脱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批评需要我付出极大的努力；其次，在那段时间，你来信说，即便菲利普回家，你也不让我到洛桑去。这使我觉得，可做的唯一事情是暂时摆脱对你的思念。我希望排除可能干扰我工作的情绪。

（6月2日）

我的工作狂热即将告一段落。如果一切顺利，我将在你回家之前完成本书的分析部分。它已经不再占据我的全部思考，其他兴趣正在恢复之中。我现在所写的东西不如我开始时写得那么精彩。我几乎快要完成了《自证》这一章了。此后，我将写《确定性的程度》，然后结束第一卷的第二编。鉴于我尚未深入思考涉及的相关问题，我将不得不以非常概略的方式，撰写第三编……在你［6月20日］返回之前，我用于工作的时间将不会被打断。但是我认为，我不会像过去那样，在高度压力之下继续工作。

（6月5日）

次日，他按照计划，完成了第二编，然后暂时把这本书的写作工作搁置起来，觉得应该给自己放假。但是，他其实再也没有继续写作，既没有完成第一卷的第三编，也没有动手撰写“具有建设性”的第二卷。

付出了1个月的超常努力，罗素精疲力竭，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情感上均是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不能到洛桑探访奥托琳让他深感失望；但是从更大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他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6月5日，就在他完成写作的一天，出现某种转折点：

昨天，在茶歇和晚餐之间，我和维特根斯坦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光。他分析了我们两人之间出现的所有问题，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两人比较紧张，但是本质上一切正常。于是，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我究竟是实话实说，还是假装客气。我很生气，拒绝再和他说话。他喋喋不休继续说着。我在桌子前坐下来，掏出钢笔，开始浏览图书，但是他没有停下话头。我终于厉声说：“你需要的是一点自我控制。”这时，他离开了，脸上露出悲伤的神情。他本来拟邀请我去听音乐会，但是他没有露面，于是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自杀了？不过，我晚些时候看见他在房间里（我离开音乐厅，最初没有找到他），告诉他我脾气不好，向他表示歉意，然后心平气和地给他解释如何改进。他的缺点和我的完全相同——总是喜欢分析，不顾对方的感觉，仅仅试图知道对方究竟对自己有什么想法。我明白，这样做令人厌倦，挫伤人的感情。我觉得，这肯定是逻辑学家的特征——他是唯一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

6月6日，罗素停止了《认识论》的写作工作，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拜访朋友，试图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他首先在莱昂·菲利莫尔家小住，然后待在怀特海家。6月13日，学期结束。6月18日，维特根斯坦返回维也纳之前，安排他母亲与罗素见面，共进午餐，享用下午茶。维特根斯坦给罗素写信进行确认（罗素计划到伦敦，人住范妮·维特根斯坦下榻的甘蓝酒店），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准确表达了对罗素的研究工作的异议。他笨口拙舌，但是也给罗素带来巨大破坏：

现在，我可以准确表达我对你的判断论的异议：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正确分析，从“A判断，a与b有关”这个命题，肯定直接得到“aRb．v．～aRb”这个命题，根本无须使用任何别的前提。你的理论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或者说，正如他后来以技术性不那么强的方式，言简意赅地说明的，“恰当的判断论必须让人不可能判断废话……罗素提出的理论并不满足这个要求”。

维特根斯坦说完这一准确无误的致命意见，随即离开剑桥，先去曼彻斯特拜访一位老朋友，然后返回维也纳。他直到10月才返回剑桥，仅仅待了几天，接着再次离开，前往挪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时罗素既不是他的老师，也不是合作者；从那时起，他几乎在完全孤单的状态下进行逻辑学研究。那年夏天之后，维特根斯坦在写给摩尔的信件中说，在剑桥，没有谁值得和他共同讨论哲学。没有谁“尚未变得陈腐，真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甚至罗素——当然，就他的年龄而言，他依旧充满活力——也不再适合了”。到了1913年夏季，维特根斯坦单打独斗，希望揭示逻辑学的性质；对他未来的研究，罗素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罗素这时认识到，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批评影响深远，已经让他陷入绝对孤单寂寞的境地。6月19日，就在与维特根斯坦和他的母亲见面之后一天，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维特根斯坦对我的研究进行攻击，这是我最近犯下的所有错误的根源所在”：

我刚刚意识到这一点。我本来计划撰写这本著作的一个大部分，这让我无法继续下去，也许在数年之中都无法进行，所以我很难诚实地面对它。我曾经努力让自己相信，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糕，后来我觉得，我的努力不够，必须集中更大的精力——某种本能让我将这一点与你离开联系起来。我对自己的研究缺乏诚实态度。其实，它并不明显，非常微妙，与其说是任何确定的东西，毋宁说是一种心态。它造成的后果像毒素一样，逐渐漫延开来……我肯定会遭遇许多失败。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在研究中出现不够诚实的状况……昨天，我产生了自杀念头……最近，我厌倦人生；一般说来，这是一种迹象，显示我没有认识到的罪孽。

奥托琳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罗素。在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给罗素带来的危机的高潮中，她从洛桑匆匆返回英国，心里依然惦念着罗杰·维托医生取得的令人称奇的效果。维托医生是神经炎专家，一直对她进行治疗，对该病史的医学文献作出了相当特殊的贡献。他在各个时期治愈了许多病人，其中包括威廉·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T．S．艾略特。他们交口称赞，认为他使用的方法非常有效，让他们大受裨益。1911年，维托医生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通过大脑控制教学治疗神经炎》，提示了该方法的重点。按照奥托琳的描述，维托医生讲授的技术今天可被称为“正向思维”：

他给病人传授了如何控制心理和集中意念的系统知识。那是一种精神控制方式，十分有效，稳定了我的情绪，改善了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它当时起到很大作用，后来也总是如此。那个人非常镇定，对人和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进行的治疗包括指导病人如何养成习惯，如何排除心中没有必要的念头和焦虑。为了实现这一点，病人必须进行练习，例如，去掉单词中的字母，去掉一组数字中的一个数字。朱丽安看见我——也许在乘坐有轨电车时——目视远方，就会嘲笑说：“妈妈在冥想如何排除。”我独自一人，待在一家私人小旅店里，完成了维托医生讲授的课程。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一来因为实施了这一技术，二来因为能够独自度过了一段时光（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时渴望得到，有了时非常珍惜），奥托琳从洛桑归来，在心理状态上与罗素形成鲜明对照——淡定、自信，决定将注意力仅仅放在生活中的正面因素上。她希望告诉罗素，维托医生的医术如何高明，洛桑风光如何旖旎，她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多么美好。她不想听罗素的令人沮丧的叙述，不想听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给他造成的影响。因此罗素发现，在奥托琳成功排除的“没有必要的念头和焦虑”中，有的与他本人相关。两人的心绪大相径庭。

他们见了面，罗素和奥托琳似乎自说自话，其实没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6月19日，罗素写信向奥托琳致歉，声称没有注意听她的说话，恳求她谅解：“请你千万不要有受到冷落的感觉……我反应很慢，无法接上新的话题。”作为回报，他承诺“不再注意你无意之中表现出来的冷落态度”。两年之后，罗素向奥托琳解释说，她从那次从洛桑回来之后，他觉得有一些东西她没有理解：

你记得吗，你接受维托医生治疗期间，我撰写许多关于认识论的文稿，遭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严厉批评？在我的人生中，他的批评——尽管我认为你那时并未意识到——是头等重要的事件，影响了我从那之后所做的一切。我当时明白，他是正确的，我已经不再具有从事哲学基本研究的能力。我的冲动被他粉碎，就像一个个波浪，碰到防波堤之后便破碎了。我当时绝望之极，试图从你那里获得安慰。但是，你心里只想着维托，不能给我时间。

奥托琳从维托那里学会了排除焦虑和多余念头的技术，这证实了罗素的担心，超过其他任何因素：在奥托琳的感情中，他所占的位置的岌岌可危。他内心深处的担心是，借助这种方式，她可能将他排除在外。他在6月20日写道：“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这不是观念——你希望将我从你的生活中驱赶出去……我一直觉得，我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当我觉得你真的爱我时，我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在低语，在表示怀疑。”他当时处于绝望之中，对她的需要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然而正是因为他需要她的感情，正是因为这种迫切需要使他提出过高要求，他也许有理由认为，对她来说，他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我觉得，你发现我自私、霸道，让你感到紧张，我的冲动常常伤害你，所以我有一种自卑感。”

过去，他通过专心研究哲学，保护自己不受这种自卑感的困扰。但是现在，维特根斯坦粉碎了他进行哲学研究的冲动，他已经不再拥有那种特殊的防御机制，不再拥有最牢固的防御机制，所以觉得自己处于前所未有的脆弱状态。他再也无法说，“让情感见鬼去吧”，然后埋头研究工作，他被迫面对恐惧和渴望形成的可怕力量。正如他向奥托琳描述的，他对她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潜意识感情；其一是渴望得到你的帮助，让我摆脱困境；其二是害怕由此造成的痛苦。这两种感情交替循环，让我四肢冰凉”。罗素情绪低落，成为反复出现的孤立感和与之相伴的孤独恐惧的牺牲品。他告诉奥托琳：“没有你，幽灵在我的身边胡言乱语，男人的孤独在我身边频频出现，唉声叹气，整个世界都崩溃了。当我和你在一起时，一切全都不同。但是，我用古老、疯狂的幽灵来折磨你，而不是伴随清晨的阳光忘记它们。我希望，情况有所改观。”

罗素对奥托琳的生理需要过于强烈，两人都觉得难以忍受；常常出现的情形是，两人幽会之后分手，他不得不立刻写信，就自己的迫切要求道歉。1913年6月27日，事情到了危急的关头：罗素深感挫败和绝望，干了某种事情——幸存下来的信件没有说明具体情况——之后，罗素非常羞愧，它致使两人暂时中断了情人关系。罗素深感自卑，异常痛苦，随后立刻采取超乎寻常之举，一把火烧掉了奥托琳留在他公寓之中的那封信件。那封信件是否包含了那件事情的细节，让罗素感到羞愧？他是否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它包含她的令人痛苦的批驳，甚至表示绝交的文字）烧毁了那封信件？我们现在显然无法判定。但是，他在随后几天中写给她的信件显示，无论它包含什么，它都让他深感自责。“匆忙中写了这封短信，谨向你表示歉意。”他在奥托琳离开后不久写道，“但是，我会再次尝试”：

我的行为可怕，让我深感不安……我觉得，我的精神过度紧张，我们不应见面。这是神经方面的巨大压力，可能导致我精神崩溃，这对我们两人都不好。如果再出现几次今天这样的情况，一切将会结束。我觉得，我最好回到剑桥去，等到我能更好地控制自己时，我俩再见面。这让你感到厌倦，我深感愧疚，有了此残生之感……我无法告诉你，我觉得自己多么可鄙。但是，我最近做了许多尝试。维特根斯坦的攻击影响巨大，我难以完成讲座……进行研究并且不去自杀，这似乎是我在道德方面可以做出的最大努力。但是，我必须控制自己，我会做到的。在实现这一点之前，我不适合与人接触……我真的尚未做好准备，完全是一头野兽，我对你做的事情就像野兽……我非常爱你。

与对孤独的恐惧相比，对精神失常的恐惧让他觉得更加可怕。这种感觉那时开始控制罗素，非常强烈，他越来越觉得，他不得不——至少暂时——与奥托琳分开。他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写道：“整个事情是神经在作祟。我现在确信，我眼下不应与你会面，等到我平静一些再说。一旦我想到自己现在不会见到你，我的神经便松弛下来。现在，我绝对没有紧张感，甚至对我给你造成的痛苦也并不感到难受。”对遗传性精神失常的古老恐惧复活了，他开始细想不幸的阿加莎姑姑的命运：

我的姑姑阿加莎曾与一位助理牧师订婚，但是——据我理解——她觉得，他谋杀了克兰里卡德勋爵，所以想把他扭送到警察局，后来不得不宣布取消婚约……我看来将同样想入非非的罪行归咎于你……我必须安静地过一段时间，避免出现激动。我差一点就失去理智，不过现在心智已经回归相当健全的状态。请尽量以仁慈之心待我。

次日，他离开伦敦，前往欣德黑德，希望在萨里的乡村漫步，以便让神经得到休息。但是，他心情忧郁，继续沉思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精神状态非常担心。这种感觉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与奥托琳分开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变得坚定起来：

我觉得，继续我俩的关系将会以我进入疯人院收场，我们应该永久分开。此外，昨天的事情让人丢脸，当着你的面，我无法在精神上觉得无懈可击。如果我将此事告诉怀特海太太，你是否介意？我希望听到局外人对此事的理解。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是否可以和她谈谈？我希望你知道，我没有那么糟糕，我可以无私，善解人意，充满同情，精神失常的情况不会出现……昨天你觉得，我与你分开是错误之举，觉得我说的是反话，只是因为你让我受到了伤害。今天，我没有受到伤害，看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几乎确定的是，为了挽救我的理性，我必须与你分开。请不要胡思乱想，认为我这是在说气话，认为我将堕入肆无忌惮的不道德的境地。我仅仅希望安静地生活和工作下去……我真的没有低估你的爱情。我们相爱，但是没有给予对方希望的东西……我的本能太强烈了。无论我的行为如何，如果我俩继续下去，我面临的只有精神失常……如果你允许我将此事告诉怀特海太太，我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就去见她。这封信内容令人生厌，请你原谅。今天，除了对精神失常的担心之外，我脑子里没有其他任何事情。

奥托琳回信说，讨论精神失常是“荒诞”之举（“这仅仅是精神紧张而已，我自己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安慰罗素说：“我爱你，爱你，亲爱的，我心里只有强烈爱意和怜悯之情。”但是，罗素主意已定。6月30日，他写信解释说，“我意识到，改变局面的因素有两点：其一，你永远不会给予任何人让我感到幸福的那种爱情；其二，让我不能获得更多幸福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糟糕行为。”不过他觉得，他们应该再见一次面。他说，他不希望两人关系像6月27日出现的情况那样，以“突然出现的恐怖场面”告终。当时，他没能一刀两断——“与我常常遇到的情形一样”——的原因是，他对她表示尊重。但是，如果她最后一次到伦敦的寓所来见他，他不会重蹈覆辙。他写道：“在精神状态如此奇怪的当下，我无法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应该停止性关系”。

6月30日，奥托琳按照他的意思，前往贝里街，“最后一次探访”罗素。他维持了他的两个决定——表现良好，坚持分开。次日，他动身到康沃尔去，度过一个徒步旅行假期，随行的有怀特海家的两个孩子——埃里克和诺思。其间，奥托琳每天给他写信，但是他几天才给她写一封信。自从他们开始恋情以来，这样的情形尚属首次。他告诉她，他不能过多地想到她。他希望，通过在生理上和精神上与她分离，他可以达到以前埋头哲学研究实现的效果。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不得不显得冷漠无情；否则，他将会屈服于6月27日战胜他的那种可怕的疯狂冲动。在这些信件中，他数次提到暂时中止两人的恋情。他强调说，对明显痛苦的局面，他缺乏情感方面的回应：

今天，我完全无法产生任何种类的感情。请不要觉得，我受到了伤害，生气了，或者发生类似事情——我不过像死人而已。

（6月28日）

请严格按照自己的判断，决定今天下午是否到这里来。如果你来，不会让我心烦意乱；如果你不来，结果也是一样。我应该说，我在乎自己给你造成的痛苦，但是我无法表现对你的忠诚——我迄今为止对什么事情都不关心。我设想，你病得很厉害，非常疲乏。但是，我的感觉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书中人物的生活中。再见吧。

（6月30日）

我们不禁感到，他在这些信件宣称的死亡是这样一个男人的想入非非的念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已被击碎的波浪，将嫉妒的目光投向周围无懈可击、无法渗透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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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年），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在罗马》、《被放逐者》、《奥洛夫老师》是其代表作。——译注

[2] 奥布里·比亚兹莱（1872—1898年），英国画家，作品色调很简洁，一般只有黑白两色。构图繁复，擅长采用精心勾勒的线条和细碎的花纹。他总是画一些表情诡异的妖冶男女，不乏嘲讽、颓废、色情和邪恶的因素。——译注

[3] 一个物质客体可以从无数不同角度进行感知。罗素认为，如果我们获得了从每个可能的角度感知的客体，那么，他所称的可能的感觉材料（或者他后来所说的可感物）的集合就是该物质客体。

[4] 参见《自传》第一卷第206页：“尽管我并不知情，但我那时其实罹患脓漏。这让我口臭，我自己却感觉不到。她难以提及这事。我发现并且治愈那个毛病之后，她才让我知道，我的口臭让她感到多么难受。”

[5] 1912年，维特根斯坦终于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将他的逻辑学理论公之于世。他强调说，他的著作显示的观点之一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其实完成的工作非常有限”。

[6] 阿尔西比亚德斯（公元前450—公元前404年），雅典政治家，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将领。——译注

[7] 实际上，在新版本中，这首先是理解命题的一种多元关系理论——罗素这时认为，理解先于判断。但是，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改动（它甚至可能是他向奥托琳提及的一点——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判断论进行攻击之后，需要进行这一改动），理论中的其他内容几乎维持原样：命题依然是“不完全符号”，需要精神语境来获得意义。理解以前被分析为判断，现在被分析为一系列多元亲知关系，存在于精神与命题构成部分之间。一旦命题这个意义上被人理解，它就可被判断为真或者为假；接着，可以用以前的方式，对该判断进行分析。

第十一章　外部世界与内心之火

罗素的想象力受到这个念头的强烈影响：深度情感和精神失常以某种方式密切相连；因此，一个人——可以这么说——可以通过逃到心灵表面的方式，击败精神失常造成的威胁。对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流于肤浅是某种应该防止的东西，这种自然倾向与浮向水面的倾向类似，需要付出努力才能成功抵制。但是，在罗素看来，肤浅性是他努力争取的东西。在他人生的各种关键时刻，他竭尽全力，获得情感方面的肤浅状态，以便击退被他视为随时可能出现的精神失常。1913年夏天，出现了这样的时刻。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哲学研究进行猛烈抨击，让他情绪低落。与奥托琳的关系出现起伏，让他疑虑重重；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感——他从未完全摆脱它——逐渐在他的意念中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情况类似于1894年的状态：他那时第一次听到祖母说，威利叔叔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阿加莎姑姑出现过精神失常的幻觉，他的父亲罹患癫痫症。而且，他与那时的做法类似，进行绝望地挣扎，“避免所有深度情感”，重新在表面上生活。[1]

罗素觉得，他自己濒临精神崩溃，不得不远离奥托琳，远离她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深度感情。因此，他7月和8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度假，试图忘记她，以期重获稳定的心绪。7月3日，他在出发前夕写信告诉她，“我觉得，我不会从康沃尔给你写很多信。我希望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休眠状态。”他没有食言。他带着怀特海的两个孩子，埃里克和诺思，在康沃尔和夕利群岛逗留两周，仅仅给她写了几封短信，评论大海和沿岸的美丽风光，但是将深层次的想法和感情保留在内心深处。7月20日，他返回伦敦后写信说，该策略非常奏效，他实现了自我控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暂时摆脱了悲伤感”。怀特海夫妇强调说，在过去两年（从他爱上奥托琳算起）中，他并非一事无成。

在外旅行期间，罗素确定了一个新的主题，以便1914年春季在哈佛大学开设八次洛威尔系列讲座。那些讲座是公开的，因此技术性不能太强，罗素开始时建议的题目是《善恶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告诉奥托琳，他设想，那些讲座将谈到“《牢狱》没有讨论的内容”。但是，他6月了解到，这个建议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讲座资助者提出了条件，看来对宗教论题持否定态度。他后来选择的题目是《论哲学领域中的科学方法》。

讲座题目的变换似乎以某种方式，显示了罗素当时的基本状态，显示了他的心态：青睐外部事物，避开内心世界（后来，该系列讲座的题目被重新定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从康沃尔返回之后，他在伦敦逗留两周，于8月初前往意大利。在那段时间，无论他什么时候与奥托琳见面（其原因在于，不可避免的是，两人在6月底的见面并不是“最后一次相会”），他与她一起谈论诗歌（具体说来，集中讨论华兹华斯和但丁，特别是《新生》这篇作品），他也听她谈及有关维托的话题。但是，两人很少涉及他的内心生活，他小心翼翼，避开他自己的情感，尤其是性激情。他似乎终于接受了这一点：她给予他的仅仅是“浪漫和忧愁之感，而不是狂热的感情”，谈到的是“行吟诗人和宫廷式爱情”，而不是世俗的激情。他在7月23日写道，他逐渐感到，“你爱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他们心中的上帝”：

当上帝遗弃他们时，如果他们在乎你的爱，他们将若有所失……正是这一点阻止我将你视为志同道合的人——我将你视为我的星星，或者视为月亮。它有时从天堂下到人间，将不平静的超自然的快乐时光传递到冰冷的山麓上，送给月之女神所爱的英俊牧童。

他次日写道：“我们之间的纽带非常牢固，我相信我们不会分开。但是，我并不十分确定，分开之举是否正确。但是我认为，等我去了美国之后，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8月初，罗素再次外出度假，这次的目的地是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他计划在那里与查尔斯·桑格一起徒步旅行。他们两人艰难步行，穿越山口，从塞尼山到达苏萨，然后从那里到了图灵。桑格与罗素不同，脚力较差，需要在图灵休息两天，以便恢复体力。在图灵，罗素试图与皮亚诺联系，结果未能如愿，不禁深感失望，但是——尽管他刻意不想奥托琳——他收到她的来信，心里非常高兴。她写道，她心情沮丧，想念他，盼望到目前为止每天写给她的信件。罗素在回信中几乎并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显示她的郁闷让他感到满意。他没有表达什么让她感到愉快的安慰之辞，仅仅提醒她说，他自己也不愉快。奥托琳在来信中说，她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有用。如果说她希望在这一点上得到安慰，罗素的答复肯定让她觉得失望。他暗示，她觉得她自己对别人没有用处，这是很有道理的。他话锋一转，接着说道，让她无用的是“一种自私性”，这样的自私性使得她拒绝为了完成任务而牺牲自由：

对你来说，某些助人方式是愉快之举，但是我希望得到帮助的那些方式，对你来说并不愉快。我觉得，你期望在我身上看到一种几乎带有超人程度的自我克制。但是，你讨厌针对你自己的克制之举。

他说了这番话，其意图不是表达他自己对她的愤怒，而是作为一种评述，不带利害，而且也许甚至具有帮助作用。他宣称，他对她的看法不带“敌意，不带自我感觉”，仅仅受到寻求真理的愿望的驱动。但是，在下一个段落中，敌意和自我感觉都非常明显：

你非常盼望看到我的信件，对此我深表歉意。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不那么经常地想到你。如果我对你理解更好一些，我敢说，我应该高兴一些才是。当我在乎人时，我希望和他们待在一起；然而，你宁可毁掉我的生活和工作，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即便你有大把时间时也是如此。我对此感到不解，你不理解我对此很在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她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幸福已经不再处于罗素的掌控之中，这番话对她的伤害并不像可能的那么厉害，或者说，并不像他预期的那么严重。她声称自己郁闷，并不满意，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是完全的虚假之辞，也有一些夸张之意，目的是为了取悦罗素。她在回忆录中写道，1913年的那个夏天“非常可爱”：

我的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并不感觉十分疲倦，所以有更多精力在伦敦探亲访友，观察当时的艺术生活和思想生活。

实际上，她还补充说：“就我的记忆所及，也许伯迪的离开有助于让那个夏天变得欢乐，愉快。”

那段时间，伦敦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其中包括前来访问演出的俄国芭蕾舞剧团。奥托琳在那个夏天有了许多巅峰体验，其中之一是在里彭夫人住所举行的一次午餐聚会。众多名流到场，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季阿吉列夫和尼任斯基这些艺术家。奥托琳与尼任斯基邻座，对他很感兴趣：“他是纯粹的艺术家，堪称一滴艺术精华……他讲了许多关于芭蕾舞新作《春之祭》的情况。在那部作品中，他表达异教崇拜的理念、原始自然中的宗教本能、恐惧、狂喜，这些东西最后发展成为狂热和彻底的自我牺牲。它张力太强，太恐怖，表达理念的成分太浓，难以让传统观众感到愉快——他们习惯看到优美的脚尖舞，看到给人快感的东方场景。”这样的体验与听罗素解释物质分析时产生的新理念迥然不同，在奥托琳看来，可以毫无悬念的取而代之。

罗素听了奥托琳讲述的尼任斯基的情况，仅仅表示了出于礼貌的兴趣。但是，对奥托琳在那个夏天的其他精彩活动，例如，拜访约瑟夫·康拉德，表示了非常真实的强烈兴趣。根据奥托琳的回忆录，当她首次向她的朋友亨利·詹姆斯提出，她希望拜访康拉德时，詹姆斯极力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在位于贝德福德广场的她寓所的会客室中，詹姆斯来回踱步，两手高举，神情恐惧：“不，亲爱的夫人……但是，亲爱的夫人……他长期在海上生活——亲爱的夫人，从未见过‘文明’女人……不，亲爱的夫人，他对生活很不讲究。”如果奥托琳的描述是准确的，我们会觉得，詹姆斯在和她开玩笑。詹姆斯是康拉德的老朋友，与康拉德是近邻，他不可能觉得，康拉德——一位波兰贵族，一个非常“文明”的男人——面对举止优雅的伴侣会有任何不适之感。不管怎么说，如果詹姆斯的谨慎考虑是真的，它们很快被轻易地克服。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奥托琳收到了康拉德的信件，邀请她去访问。

8月10日，奥托琳离开伦敦，前往肯特郡的阿什福德，到了康拉德的住所卡佩尔别墅。她是坐火车去的，随身携带了康拉德的《私人记录》——“那本精彩的回忆录”——以便在旅途中阅读。但是她发现，她非常紧张，非常激动，根本看不进去。在阿什福德车站，康拉德的儿子博里斯迎接她，开车把她送到康拉德家。她在那里一直待到下午5点，会见相当成功，在她写给罗素的信件中，在她的回忆录中，她都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述。不过，她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因为这一事实：尽管康拉德举止得体，殷勤周到，表现出波兰贵族的完美无瑕的品位，奥托琳显然意识到，他其实对她没有太大兴趣（奥托琳看到他之后立刻发现，亨利·詹姆斯对他的描述完全是歪曲之举）。她在日志中写道：“我发现自己在心里说，他应该喜欢我，然而同时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人。”

但是，在给罗素的描述中，她根本没有提到康拉德的冷淡态度，而是强调说，康拉德待人随和，交流起来非常轻松，两人之间的对话看来带有亲昵性质。“他说，他的创作给他带来可怕的影响……从刚果回来之后，健康尚未恢复。对他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道德冲击……我在心里深感悲伤，他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欣赏，并且感到担心，他可能像以前那样，过多涉及相同的题材。”她还强调了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如果康拉德和罗素见面，两人在思想上会碰撞出激烈的火花。“我告诉他，是你向我推荐了他的作品，并且简略介绍你的情况。他说，‘哦，我喜欢数学家’……我知道，你会喜欢他的……你回来之后，去见见他吧！”

正如奥托琳所知的，罗素尊重康拉德，超过了其他任何在世的作家，肯定有兴趣见到康拉德。此外，她还知道，无论罗素多么佩服某个人，他也不会主动与之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在她拜访康拉德时，奥托琳为两人会面铺平了道路。她知道，罗素会珍惜这个机会，考虑到他的性格，这样的会见只有通过自己从中牵线搭桥。当时，罗素正在设法摆脱与她的情感联系，所以奥托琳担心，他可能永远和她断绝关系。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她与康拉德见面的动机出于维持罗素对她的兴趣。

如果这种说法有道理，她的计划产生了效果，罗素在后来几封信件中充满感激之辞，觉得她为他与康拉德的会面打下了基础：

承蒙你向康拉德提及我的情况，在此谨表谢意。他对刚果的看法非常有趣——《黑暗之心》写得非常精彩，很有价值。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他长期受到刚果之行的困扰。

（8月12日）

你谈到的康拉德的情况让我感触颇深。我肯定将去拜访他，与他见面肯定是非常美妙的经历。我可以肯定，你没能在那里待很长时间，没能说到很多事情。你的拜访肯定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我无法说明，我多么喜欢某天和你一起到那里去。

奥托琳没有收到康拉德的回复，心里开始发愁。罗素安慰她说：“我非常非常确信，康拉德并不讨厌你的拜访。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给你回信会是非常非常难办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认真考虑，费时费力。所以，他尚未给你回信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我将设法去见他，我同意你的看法，我第一次最好独自成行。”

1911年，康拉德的《私人记录》首版问世，某些批评家认为，该书缺乏个人特征，缺乏自我揭示。在她的回忆录中，奥托琳描述了与康拉德见面的情形，强调了康拉德在情感方面沉默寡言的做法。“在谈话过程中，他引导我踏上他人生的许多路程，但是我觉得，他并不希望探索我们两人内心之中的丰富情感经历，他表现出来的坦诚态度其实大有保留。”但是，对罗素来说，沉默寡言本身恰恰证实，康拉德内心世界具有深度、丰富性和脆弱性。在《私人记录》的序言中，康拉德讨论了维持他的德性的必要性，认为“完全掌控自我是作家创作优秀作品的首要条件，我深感恐惧，担心失去这种控制，哪怕仅仅失去一瞬间也行”。康拉德强调说：“在内心世界中，作家的思想和情感一起，寻求想象的冒险体验。内心世界没有规律，充满危险。”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说：“所有思想和艺术抱负都是可以允许的，达到并且超过小心翼翼的理智的限度。”这样的观点肯定会得到罗素的完全赞同，并且证实罗素的判断：他和康拉德在精神上非常接近。

开始时，奥托琳觉得惊讶，觉得康拉德的妻子杰西普普通通，没有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是她回想之后觉得，这是完全合适的。“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她看来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对人和蔼，模样尚可，厨艺不错。她确实是一张质量优良、平平稳稳的床垫，适合这个超级敏感、神经紧张的男人。他并不要求妻子聪明过人，只要能够缓解他生活中出现的震荡就行。”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我怀疑，一个厨艺不错、五官端正的肥胖妻子是否真的适合我？我相信，神经紧张的人不应和可以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人共同生活。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你对我持负面态度的原因。”

罗素觉得，他需要准确了解奥托琳对他持负面态度的原因。在那之前的一封信件中，他提出要求说，她应该将他视为“十分愚蠢的人，即便最简单的事情也须给他一一解释”。他8月14日写道，为了不让她给他造成“神经干扰”，使他感到厌倦，需要做的事情是，他应该理解她，以便知道他期望从她那里得到什么。“理解是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途径。”他感到，他正与奥托琳分离开来，与她在他心里激发的美感分离开来。那天，他和桑格到了布雷西亚，欣赏了漂亮的古罗马遗迹，特别是广受赞美的胜利之神塑像。那个小镇因此闻名遐迩。罗素写道，雕像

有一种平静感，只有非常伟大的东西才有这样的品质……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超过了任何我可以达到的东西。当我看到这样的东西时，我总是有一种被遗弃在天堂大门之外的感觉。

罗素非常焦灼，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收到奥托琳信件的机会，也许，不愿错过见到她解释为什么不喜欢他的原因的机会，于是详细说明，在他剩下的行程中，她应该将信寄到哪个地址：8月18至19日，他们将在维罗纳市；8月20日，在加达；此后是加达湖畔的圣维吉利奥。

与以上说明一致的是，罗素抵达维罗纳市时，发现了奥托琳寄来的一封长达16页的信件。她试图向他解释，她认为两人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似乎他是十分愚蠢的人，即便最简单的事情也须一一解释。尽管这正是罗素要求的东西，但是信件的内容让他觉得很不愉快。奥托琳提出了诸多指摘，其中包括：第一，他过于挑剔，过于“学究”，牢骚太多；第二，他过度严谨，遇事总爱盘问，剥夺了她的自发性；第三，他要求她绝对忠诚，这样的要求其实是不可能的；第四，他强调自己受到挫折的性本能，花费了许多时间，分析两人的问题和感情。奥托琳开列这样的清单，似乎让人觉得（尽管她坚持说，这并不是她希望看到的），他们也许应该最终分开。不管怎么说，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应该仅仅在精神恋爱的基础上继续下去。

罗素看了之后立刻提笔给她回信。他告诉奥托琳，“这正是我要求的”，然而它弄得他“绝对痛苦，无以复加。我无法面对没有你的日子，这太凄凉，太黑暗，太可怕了”。他恳求她给他一次重新尝试的机会。他意识到，他过于挑剔，但是坚持认为，“我对你的批评很难是发自内心的——它们是遭受挫败的本能造成的后果”。只有一条批评是真诚的：奥托琳最初告诉他，她和菲利普只是朋友而已，这个谎言困扰了罗素整整1年半时间。这时，他不得不表示接受，“在余生中，我根本没有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

我无法面对没有你的生活。如果我不在道德上做出超过自己限度的极大努力，我无法接受你表达的理由。许多年来，我一直每况愈下，最近恶化的速度非常快。我觉得，应该存在让我自己振作起来的可能性。

在信件的结尾处，罗素象征性地跪倒在地，苦苦哀求：“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安静之处，我俩可以共同生活，心境平静，精神完美结合——但是，肉体是软弱的。噢，最亲爱的，救救我，救救我吧……我的日子太难了，可是我必须努力生活在精神世界中，而不是活在可怜自我的动荡之中。我已经到了痛苦深渊之底，最最亲爱的爱人，不要让我破坏我们的爱情。噢，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噢，救救我吧，最亲爱的，怜悯这个苦苦挣扎的罪人吧！”

那天下午，罗素和桑格到了圣齐诺大教堂，那是维罗纳市在12世纪修建的。桑格在外面等候，罗素走了进去，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跪下祈祷，“我无法证明原因，但是我的祈祷真诚，发自内心，请求神灵赋予我力量，以便抑制自己的本能”。假如他能和奥托琳继续走下去，他已经下定决心，放弃结婚生子的希望，“或者说，放弃任何逃避孤独的希望”：

如果我能够战胜这些欲望（不幸的是，在我们关系发展开始时，我便放纵了它们），我应该能够从与你在一起的过程中获得美妙的宗教幸福。但是，如果要那样做，我得变成圣人。我能够做到吗？我不知道。

后来，他和桑格在广场上享用晚餐，把目光投向看似快乐的人群——那些人聚集在一起，欣赏音乐。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当罗素情感波动时，身处人群之中让他觉得非常孤单，被人疏远，难以忍受。“他们中的许多人我都喜欢，但是，他们似乎与我分离开来，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我觉得非常孤独，我几乎向他们高声呼叫：我也是人，其实与他们一样。”

他有时候承认，“看到一家人和睦生活，有家，有孩子，我觉得非常气恼。”但是，这样的场景唤起的希望其实已经不复存在。奥托琳是他的希望，因此“我其实希望成为圣人”。他对枯燥无味和学究言行表示歉意，反复说这个特点“出现的原因是，他的冲动受到了阻碍”：

当然，我常常提出批评，这让你心灰意冷；我完全明白，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我必须停止这样做。现在，我最最亲爱的爱人，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如果你觉得我尚可改进，尽管有这么多失败，我将努力去战胜那些本能，并且彻底地抛弃它们，最大限度地把握你可以给予的东西。我相当确定，如果我有可能这样做，这是正确的途径，其他任何方式都意味着无法挽回的绝对毁灭。

他写完这封信件时，已是深夜，他最后说，如果他有权利，他希望对奥托琳说：“愿上帝保佑你。”

这封信件带着笃信宗教的意味。尽管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这稍欠诚实，或者说是假装出来的东西，它显然是刻意之举，旨在赢得奥托琳的赞赏。罗素肯定真的跪在教堂里祈祷，希望抑制他的性冲动；他的评论带着悔悟的语调，无疑准确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然而，一周之后，就在他们在圣维吉利奥的最后一天，出现了一个插曲。它清楚地表明，对他来说，战胜本能多么困难，成为克己的圣人多么困难。一个名叫莉泽·冯·哈廷贝格的女子带着两个孩子度假，丈夫没有随行。罗素一见她便深受吸引。他告诉奥托琳，“人夜之前，我和她私下交谈，历时1个小时，我非常喜欢她”：

她受过良好教育（在三所大学学习过！），容貌姣好，声音温柔，意志强大……在道别时，我亲吻了她的手。［次日］早上七点半，她出现在走廊上，给我们送行……我觉得，我将来不会再见到她了。这件事情具有重要意义，我觉得，自己现在可以把感情给予值得我爱的其他人。我感到羞愧，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它说明，我有很大的性格缺陷。我真希望，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他在这封信件的前半部分说：“我在维罗纳市的祈祷没有应验。”这封信件是他8月29日动身返回英国时写的，奥托琳将它视为最后的诀别。她在日志中写道：“伯迪离开了。男人就是这样的。我对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有打开双手，让鸟儿飞走。”

他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点非常严重。可怜的男人，因为我不能更多地满足他，他便说我自私。我觉得，他今天晚上的信件是最后留言，我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没错，我感觉糟糕，若有所失。但是，我觉得，他并不爱我，仅仅需要我而已。真爱不可能这样突然死去，只有欲望才会如此。

其实，罗素的信件意义不明，超过了她暗示的程度。尽管罗素似乎确定，“私密关系已经了结，”他还是告诉她，“我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是否依然活着。”其原因在于，“我的爱情之中充满激情的一面已经死了”。罗素发现，无论如何，他不是充当圣人的料。这意味着，就他本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画上句号。但是，某种东西依然存在，其原因在于，“如果我下定决心，不求你满足我的本能，我俩在其他方面关系可能继续存在”。

次日，罗素到了牛津（奥托琳和菲利普作为菲利普母亲的客人，住在牛津的布莱克大厦），和她再次“最后一见”。奥托琳记得，“他态度生硬，表情冷酷，非常冷酷，仿佛他的灵魂已经枯竭。他嘴里不停地说，他对我的爱已经死了。但是，他离开之前完全变了，所有的爱全都回来了”。她在当天的日志中写道：

那场危机之后，我觉得开心一些，和他在一起时轻松许多。我觉得，我们两人之间出现的真正问题是他的强烈激情和欲望，这让我心烦意乱，受到恐吓，不喜欢他。

两人那次见面之后，罗素写信告诉她：“我其实已经学会不向你提出要求，即便在我的本能念头非常强烈时也能克制。我确实认为，这次和解是永久性的——我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曾被欲望掩盖的真爱在我身上依然活着，生机勃勃。”在接着的几周里，这番话所说的实情维持不变，其原因在于，罗素待在剑桥，忙着准备洛威尔讲座《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迎接10月10日开始的新学期的到来；与此同时，奥托琳和家人在菲利普所在的选区——兰开夏郡的伯恩利——度过了一段时间。

1913年9月，罗素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以每天10页的速度，准备讲座内容，无须什么灵感，甚至不用多少努力。他在9月2日写道：“我的心不在上面，因此所写的东西索然无味。”几天之后又写道：“感到无聊的是，这些讲座没有什么新思想，全是些陈旧观念，我做的事情不过设法让它们容易理解而已。”该系列讲座以通俗的方式，概括了他1911年之后的哲学研究主线。首先，他提到了他1911年春天在巴黎公布的关于“逻辑原子论哲学”的“宣言”。该哲学思想基于已经形成的数理逻辑的哲学意义，试图采用“科学方法”，解决古老问题。接着，他讨论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个传统问题，以便展示这一总体方式。围绕着这一点，罗素就他的观点（他再次以令人生厌的方式承认，它们受到了怀特海的启发），提供了一个通俗版本：第一，可以从感觉材料建构物质；第二，可以借鉴数理逻辑，定义物理学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时间和空间。最后，罗素以半通俗形式（这部分讲座的难度显然比其他部分更大一些），概述了他的观点：数理逻辑以一次性了结的方式，解决了关于连续性和无穷性的性质的所有问题，这些解决方法“是科学方法在哲学领域中取得的胜利之一”。

讲座的大部分内容确系老生常谈；难怪他可以非常迅速地撰写讲稿，难怪他发现准备工作引不起他的兴趣。唯一的新内容，唯一让这些讲座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比如说，《哲学问题》——不同的东西是，整个讲座弥漫着一种幻灭的氛围。讲座没有谈到“哲学的价值”，没有思考永恒的形式，没有思考包含神秘论色彩的宇宙一体论。罗素反而强调说，不存在这种形式的东西（正如罗素在一个脚注中承认的，这一点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取得的成就），并且强烈驳斥以任何形式表现出来的神秘论。在第一讲中，他简要地提到类似于柏格森哲学的那种神秘论，认为它排斥逻辑学的重要性，崇尚睿智之见和直觉。罗素首先描述了给予神秘论灵感的动机，认为它形成了神秘论态度——这一点其实他并不承认，然而肯定是他的切身感受。他写道，“有些人努力寻求转瞬即逝、难以捉摸的事物；在他们头脑中，这个信念几乎是无法抗拒的——在这世界上，存在着某种更深邃、更重要的东西，它们超过了科学记录和分类中许多微不足道的事实”：

他们觉得，在这些日常事物的面纱之后，某种迥然不同的东西隐隐约约地闪烁，并且在具有启迪的瞬间之中发出耀眼亮光。这足以形成某种应被称为真知灼见的东西。他们因此认为，寻求这样的瞬间就是智慧之道；他们不是像科学工作者那样，超然冷漠地观察，不带情感地分析，毫无疑问地接受，将琐碎之物和重要之物视为同样的实在。[2]

看了这段文字之后，我们以为他会宣布，他已经知道体验这类“具有启迪的瞬间”究竟给人什么的感觉。但是，他强调说：“就神秘论者眼中的世界的真实性——或者说非真实性——而言，我一无所知。”他承认，神秘睿智之见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没有经过理性的验证，他不能承认它就是如此。“我确实希望坚持的观点是，没有经过验证、没有得到支撑的睿智之见并不足以保证其真理性——关于这一点，必须采取科学态度。”他认为，与柏格森强调的不同，直觉就“像人的所有官能一样，往往会出现错误”。在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中，罗素对这一点的说明是幻灭色彩最浓厚的例子之一。但是，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这样的说明也是他的切身感受。

罗素开始时说，柏格森提供的绝对正确的直觉的最佳例子是我们对自我的亲知，“然而，如同谚语所说，自知非常罕见，难以获得。例如，大多数人的本性中带有卑鄙、虚荣和嫉妒。尽管他们最好的朋友可以毫不费力地感觉到这些东西，他们本人却没有意识到”。他继续说，除了自知之外，“最明显的直觉例子之一是，人们相信自己了解所爱的人”：

个性之间的墙壁似乎变得透明了，人们认为他们可以像看到自己的灵魂一样，看到另外一个灵魂。可是，在这类情形中，欺骗常常得以成功实施；即便在没有故意欺骗之嫌时，经验在一般情况下也证明：其一，这里所说的睿智之见其实是幻觉；其二，从长期看，循序渐进的智性的探索方法更加可靠。

这个段落的语气非常凄凉，实际上诋毁了《牢狱》表达的人在恋爱中可以克服自我之墙这个中心思想，诋毁了他在过去两年中珍视的对奥托琳的恋爱观。这时，1911年出现的“灵视”被斥为幻觉——恋人仅仅在对方眼里是透明的；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可以看到对方的灵魂。事实上，他们受到了欺骗，其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像过去一样，被囚禁在他们的自我之中。为了取代恋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睿智之见”，取代这种“灵视”，具有探索性的更可靠的理性方法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不同个性之间的墙壁绝对不会变得透明。

但是，罗素在这个段落中表达了以上观点，其实却并未完全放弃这个想法：有的人可以直接看到别人的灵魂。（甚至在这个段落中，他也保留了这样的可能性，坚持认为所谓的睿智之见在一般情况下证明是幻觉。）完全抛弃这个观点的做法超过了他可以忍受的限度。它意味着，要求他放弃克服绝望孤独感的所有希望，宣布自己去过身陷自我牢狱之墙中的生活，永远无法摆脱那种受到压抑的隐秘的孤独感——它贯穿了他在彭布鲁克别墅的生活，贯穿了婚姻生活的大多数时段。他必须相信，某人可能看到他的灵魂，即便他已经不再觉得奥托琳可以做到这一点时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与奥托琳的恋情几乎彻底终结；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他这时更需要新人出现，以便克服他自己的痛苦的分离感。他觉得，这个人真的可以理解自己。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将期望寄托在约瑟夫·康拉德身上。通过奥托琳的帮助，罗素安排妥当，定于9月10日前去拜访。在《自传》中，他对那次见面进行了精彩描述，说明他非常不愿完全放弃这个看法：至少在某些时候，将他与其他人分割开来的墙壁可以变得透明：

初次见面，我们两人一起聊天，亲密感越来越强。我们似乎穿过了一层层表面的东西，一直到达内心之火。这是一次奇特的体验，与我知道的其他东西迥然不同。我们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一半震惊，一半陶醉，发现自己身处那样的氛围之中。那种情感非常强烈，不亚于激情之爱，同时又包括一切。我离开时陷于困惑，难以在平常的事情中找到自己的思路。

在返回剑桥的列车上，罗素给奥托琳写信，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感觉稍有不同：

我们相见的感觉非常美妙。我爱他，觉得他也喜欢我。他谈到了他的创作、生活和目标，滔滔不绝……我们两人散了一会儿步，不知何故变得非常亲密。我鼓起勇气，给讲了我在他的作品发现的东西。他刨根问底，透过表面现象，直达最根本的东西。他似乎觉得，我能理解他。后来，我们停下脚步，注视对方一段时间。他说，他成人之后希望，他可以生活在表面上，但是在创作表现不同的东西时，他有受到恐吓之感。这时，他目光中露出内在的痛苦和恐惧，给我的感觉是，他一直在和它们作斗争……我非常爱他，这种感觉无法言表。

从康拉德那段时间所写的信件中，几乎没有提到那次会面的文字，也没有说当他和罗素注视时，他有与罗素相同的感觉。那次访问几天之后，在他写给罗素的一封信件，康拉德表示歉意，觉得自己“说话太多，有些反常”。他还说，他一般并不知道，与人相见时应该说些什么，可是罗素的个性吸引了他，“本能告诉我，我不会被他误解”。这暗示了某种互相理解的意思，但是几乎没有像罗素描述的那样，存在一种半神秘的感觉，两人之间出现了“心灵沟通，一半震惊，一半陶醉”。

此外，两人的那次见面也未促成情深意长的密切关系。但是，罗素后来的某些言辞可能让人设想，两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罗素1914年2月写信告诉露西·唐纳利：“我仅仅见过康拉德两次，然而他已是这个世界上与我关系最好的人之一——我给他写信，他给我写信，谈的事情涉及内心世界。”他在《自传》中宣称，他和康拉德“对人生和人的命运持某些相似的观点；从见面之初开始，这一点形成了坚强有力的纽带”。然而，从正常的角度看，并不存在这样的纽带。康拉德到剑桥回访罗素之后，罗素于1914年对康拉德进行短暂的访问，两人直到1921年才再次相见。这就是说，两次见面之间间隔了整整7年；到康拉德1924年去世为止，两人仅仅见过一两次。尽管罗素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宣布两人关系很好，康拉德写给的罗素的信件却并不显得非常亲密，并未具体谈及“内心世界的事情”。康拉德送给罗素一本近作《机缘》，罗素以《哲学问题》和《哲学论文》作为回赠。就大致内容而言，康拉德在两人1921年再次相见之前写给罗素的信件为数不多，一封信对赠书表示感谢，另一封以工作压力大（他于1914年5月1日完成《胜利》，罗素首次到访时，康拉德正在创作这本小说）为由，提出不再见面。

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单向的。但是罗素认为，它具有重要意义。在罗素的余生中，康拉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给自己两个儿子都取了康拉德这个名字，第一个儿子（1921年出生）名叫约翰·康拉德·罗素，康拉德接受了罗素的请求，成为孩子的世俗教父：罗素总是敦促他遇到的人阅读康拉德的小说；在他最亲近的朋友圈子中，他声称康拉德最理解他的内心世界，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他1916年10月写给他当时的情人康斯坦斯·马勒森的一封信件。在那封信件中，他试图解释处于内心的核心位置上的那种渴望之情：

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并且永远有一种可怕痛苦……我寻求某种超越世界可能包含的东西，某种经过变形的无限之物，某种快乐的灵视——上帝……我无法解释它；否则只会让它显得愚蠢……我知道，有人做到了这一点，康拉德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情况罕见。它以奇特的方式将人分开，给人一种强烈的孤单感。

这番话给了我们提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尽管从通常意义上说，康拉德和他互相几乎并不了解（罗素在《自传》中说，“在作品之外的生活中，我们几乎是陌生人”）——他觉得，康拉德是可以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人。我认为，这与两人9月10日见面时所谈的话题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罗素在康拉德的作品中看到的内容有关；阅读康拉德的作品让罗素觉得，两人在精神上有相似的期望，这促使他再次拜访了康拉德。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有两本在这方面具有特别明显的联系，它们就是罗素首次见到康拉德时聊到的《黑暗之心》和《艾米·福斯特》。我们可以说，这两本小说以戏剧化方式，表现了罗素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表现了他的对精神失常的恐惧，表现了他突出的孤单感。《黑暗之心》所讲的故事是一个完美隐喻，表现了罗素这种恐惧：如果人探究自我的深处，他发现的只有精神失常。这本小说讲述了叙事者马洛沿刚果河航行的故事——然而马洛自己并不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在航行途中，马洛看到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的证据，但是安慰自己说，当他到达丛林深处时，他可以见到库尔茨——一个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马洛最终看到库尔茨时却发现，库尔茨其实完全精神失常，甚至比其他人还要野蛮。马洛说：“他的灵魂是疯狂的。他长期身处密林之中，那样的生活具有自省效果，天哪，我告诉你吧，他完全疯了。”

马洛将自己与库尔茨进行比较，然后告诉读者：“库尔茨跨出了最后一步，越过了边缘，我收回了迟疑的脚步。”马洛继续讲述，其方式让我们想到罗素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对神秘启迪的描述：

也许，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整个差别；也许所有智慧，所有真理，所有真诚都被压缩，变成小得难以觉察的瞬间——我们在这样的瞬间中越过隐形世界的门槛。

后来，有人要求罗素解释他与康拉德之间的同感纽带，他所用的方式——肯定是无意识地——重复了这个段落，重复了他自己早些时候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对神秘论的概括说明。他解释说，两人之间的同感纽带与两人共同相信的“恶魔似的神秘论”相关。他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是，在强烈的情感瞬间中，它势不可挡，彻底控制了我”。它包括两个层面的感觉：一个是科学和尝试的层面，一个是令人恐惧的隐蔽的间歇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后者包含更多真理，超过了日常观点。罗素在《自传》中写道：“我们两人对人生和人的命运持某些相似的看法。”他觉得，这一点形成了他对康拉德产生的亲密感。而且，他以类似的语言加以概括，文明生活的意象被描述为“在尚未冷却的熔岩表面进行的危险行走；表面随时可能破裂，让没有发觉危险的人坠入灼热深渊”。

当然，在罗素看来，他和康拉德对视时，两人坠入的正是这样的“灼热深渊”（内心之火）。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引人注目的是，正如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那封信件中报告的，康拉德接着说，他“成人之后希望，他可以生活在表面上，但是在创作表现不同的东西时，他有受到恐吓的之感”。与罗素相比，康拉德甚至更有理由感到恐惧：1910年，他完成两件个人特征最强的作品——长篇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和短篇《秘密分享者》——之后，出现了精神崩溃，在长达4个月时间中无法工作。他当时担心，他的妻子杰西与医生密谋，准备将他送进精神病院。杰西认为，那次精神崩溃是对他以前工作过于紧张的一种“惩罚”，他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康拉德看来也持这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寻找保护，转而采用另外一种写作风格，它对情感的要求不像原来的那么高。康拉德与他创作的人物马洛类似，与罗素本人类似，已经——可以这么说——越过常人的边缘，看到了精神失常状态，于是悬崖勒马，在表面的生活中寻求理智。1910年之后，康拉德作品在情感层面上变得不那么强烈，更多地转向“外部”因素。根据康拉德的传记作者弗雷德里克·卡尔的说法，“《在西方的目光下》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某种意义上，对康拉德来说是，1909—1910那一段时间是一个分水岭，这在心理上突出表现为他持续4个月的精神崩溃，实际上以结束整个具有个人特点的创作活动的方式显示出来。完成《在西方的目光下》之后，他将回到《机缘》，回到篇幅较短、较为轻松的小说，回到《胜利》。与1899—1910年的小说相比，在这类作品中，他的个人特征大大减少。

根据卡尔的观点，在《在西方的目光下》中，康拉德触及了每个艺术家必须或者试图实现的事情：深入挖掘自己的心灵，去发现自己最恐惧的东西。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他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接着，卡尔发现，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方面具有有趣的相似性，两人都进行了强度很大的自我探索。但是，在罗素看来，康拉德在这一点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不同：两位作家都致力于发掘人的心灵的隐蔽部分，发掘人羞于启齿、深感担心的冲动和欲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看来是说明了实现神灵救赎的需要，康拉德创造的角色却说明了自我控制的必要性和价值。正如罗素（他依然希望详细展开他的这一看法——他和康拉德“对人生和人的命运持某些相似的观点”）所说，“他［康拉德］强烈地意识到，通常出现的强烈的精神失常具有各种形式，正是这种状态让他对约束的重要性形成了深刻见解”：

有人也许会说，他的观点与卢梭的看法相反——“人出生在枷锁中，然而可以变得自由。”所以我觉得，康拉德会说，他变得自由了，其方式不是放纵自己的冲动，不是采取漫不经心和不加控制的态度，而是让难捉摸的冲动服从占主导地位的目的。

罗素说，从根本上看，现代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哲学：一种（以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浪漫主义显示出来）源于卢梭，鼓吹放弃所有形式的约束；另一种（以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显示出来）寻求从人的外部强加约束。这两种哲学都应加以排斥：

康拉德坚守更古老的传统，认为约束应该来自人的内心。他一方面鄙视没有约束的做法，另一方面讨厌仅仅来自外部的约束。在所有这些方面，我发现自己与他十分一致。

在他寓言性的短篇小说《秘密分享者》中，康拉德在这方面的态度也许得到了最佳说明。在这个故事中，一位年轻的船长惊讶地发现，他的船上有一名逃犯——一名从另外一艘船上逃出来的杀人犯。在平常情况下，船长的职责是，把这个人交出去。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把逃亡者隐藏在自己的舱房里，既不让他自己的船员知道，也不让正在寻找那个人的船长知道。他冒此危险的原因是，他对逃犯持强烈的认同感，两人几乎在刚刚见面之时，便形成了一种“神秘的交流”。这位船长说：“我仿佛在一面巨大的灰暗的镜子的深处，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意识到，他自己很可能处于这个杀人犯的境况之中；如果他遇到相同的情形，他也可能动手杀人。

在小说中，那位船长反复想到，自己与逃犯的身份相同，将自己舱室的这个“秘密分享者”视为他的“另一个自我”，“秘密自我”或者“第二自我”——实际上，康拉德曾考虑将这三个说法作为故事的备选名称。逃犯自然对船长心存感激，不仅因为他提供的实际帮助，而且因为他表现出来的同情之心。他说：“得到别人的理解，这让我觉得非常满意。”但是，他们两人心知肚明，他待在船上会产生破坏作用。在他待在船上期间，船长做出了若干决定，发出了若干让船员们无法理解的命令，以便帮助他的新朋友。那名逃犯离开（船长让船行驶到一个小岛附近，让他跳下船，安全地游上岸）之后，船上恢复了正常状态，船回到正确航道。在故事结尾，船长与他的船员之间实现了“完美的交流”。他重新——可以这么说——获得了控制，重新建立了约束。

尽管罗素在谈到康拉德时并未提及《秘密分享者》，我们实际上可以确定，他知道这个故事。1906年，他首次阅读了《黑暗之心》之后便做出决定，尽快阅读康拉德出版的所有作品。在他对康拉德的兴趣到达顶峰期间，《秘密分享者》（它被收录在1912年出版的《陆海之间》之中）出版。奥托琳肯定读过这篇故事；实际上，她在回忆录中提及它，其语境特别有意思：那个部分讨论男女之间的差异，讨论男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自己情感的支配。她写道：“我发现，男人的观点——其中包括伯迪和菲利普的观点——常常是稍纵即逝的情感带来的结果。他们在情感受到影响的状态的言行并不表达他们的本意。”与之相比，女人“更令人难以琢磨，更克制……控制并且隐藏稍纵即逝的情感”。她继续说：

我知道，我并不希望谈论我自己的情感，而是在秘密生活中面对它们。我怀疑，是否每个人都有秘密伴侣，都有第二自我，都有“秘密分享者”，以便讨论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我无法想象，谁可以在没有这种秘密伴侣的情况下生活下去。讨论让人互相厌倦。

罗素对与康拉德见面的描述暗示，他将康拉德本人视为“秘密分享者”，视为“第二自我”，和康拉德分享“神秘交流”和内心的理解。两人都感觉到，陷入精神失常的状况可能随时出现，“灼热的内心世界”就在文明的表皮下面；这无疑是两人之间产生的移情作用的组成部分。但是，或者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感觉到，每个人都受到可怕的孤独感的困扰。在罗素对康拉德的描述中，这一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与康拉德见面之后一天，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强调：“我觉得，他在生活中非常孤独。”与罗素一样，康拉德在年幼时失去了父母，他7岁时母亲去世。他父亲与罗素的父亲类似，爱妻死后身心破碎，4年之后便撒手人寰。[3]从那之后，康拉德由祖母和叔叔抚养。那时的家人在信函中说，他没有童年伙伴，整天埋头看书。换言之，他的童年与罗素的十分相似，而且似乎对他造成了类似影响。更有甚者，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扩展到对大海的喜爱。两人在不同时期，将大海描述为“镜子”，似乎都认为，大海象征着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它给人慰藉，既是永恒的，又是非个人的。

我们可以说，假如罗素是伟大的小说家，他可能成为康拉德那样的人物，以更强有力的方式，使用更精确的语言，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超过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的能力。无论他何时尝试，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自传或者信件中，罗素情不自禁地描述自己的信念，然而自己的感受——表达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渴望的任务，他交给康拉德去完成。也许，这一点最有力的例证是篇幅较短的作品《艾米·福斯特》。如果说《黑暗之心》提供了罗素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感的完美隐喻，那么，《艾米·福斯特》——罗素在谈到康拉德时详细讨论的另外一部作品——以非常动人的戏剧方式，表达了他的孤单感。

罗素老年时告诉女儿凯特，他有孩子之前，常常做一个梦。“我想象，我在平板玻璃后面，就像水族馆里的一条鱼，或者变为无人可看的幽灵。我痛苦挣扎，试图与人接触，但是这不可能，知道自己命中注定，永远处于孤独无能的状态。”这就是《艾米·福斯特》的主人公扬科·古拉尔所处的情景。古拉尔来自一个东欧国家，在前往美国途中，他乘坐的海船沉没，他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他被海水冲上英国海岸，但是他不会讲英语，周围的村民纷纷躲避。他们误解了他表示友好的手势，误解了他需要帮助的恳求，仅仅将他视为一个陌生人，也许视为一个精神失常的外国人。只有一个村民对他表示友好，她就是艾米·福斯特。她给他弄来食物，教他英语。后来，他和艾米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他非常喜欢儿子，教儿子唱家乡的民歌，这让艾米很不喜欢，并且产生了疑心。有一天，他病了，高烧中开始使用他的母语，这让艾米非常恐慌，超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她领着孩子，不理会他的救命呼喊，离家而去。他伤心绝望，无法理解，为什么他钟爱的女人抛弃了他？为什么他不得不失去自己心爱的儿子？最后，他在孤独中死去。

假如有谁着手创作一个故事，刻意让罗素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么，也不可能写出超过《艾米·福斯特》的作品。这篇作品的主题包括：长期存在的孤独感，异乡异客的感情，遭到挫败的父母情，对精神失常和误解的担心，这一切都触及了罗素内心深处的情感。罗素在《自传》中说，它“非常动人”，并且多次无意识地重复了康拉德对扬科·古拉尔的描述：

他与其他人不同，心地纯真，满怀善意。然而，这样的品格没有人需要。这个乘船遇险者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被植入到地球上，浩渺的空间将他与他的过去分隔开来。

这个段落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重复，出现在罗素讲述的这个场面中：他独自一人，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快乐人群中游荡。他写道：“我有一种奇特的孤独感，仿佛是一个幽灵，偶然从另外一个星球坠落在地球上。”

至少在罗素看来，他和康拉德9月10日的会面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安慰感，即便两人身处陌生人之中，他们至少发现彼此熟悉，能够互相理解。在罗素的人生中，两人相互注视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时刻之一，甚至在奥托琳的回忆录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她写道，康拉德和罗素“立刻互相理解，他们一起在康拉德的花园中散步时，甚至一度产生了强烈的亲密感，某种符咒镇住了他们，让他们长时间对视”：

这样的情形十分罕见，这显然让他们意识到，这两个灵魂都属于受难者的王国，都富于激情，难以屈从于他人。

在罗素看来，两人对视的那一瞬间几乎是他希望从康拉德那里得到的一切。他见面之后几天写道，“我肯定会争取再次见到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做出什么努力去实现这一点。也许，他尊重康拉德明白表达的希望，在创作《胜利》过程中不愿受到干扰。但是，也许他觉得，再次见面其实没有什么多大意义。他认为，两人之间存在的那种纽带与得到共同认可的“内心之火”相关，但是，两人都不愿被那种火焰吞灭，都得出结论：他们实际上宁可活在表面上，避免遭遇灭顶之灾。不管怎么说，罗素后来不是说过，经验显示，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的灵魂得到的睿智之见“一般说来”都是虚幻的吗？如果说他认为，康拉德和他看到了对方的灵魂，那么，也许深谋远虑之举是，不让它面临进一步的实际检验。

为了继续工作，继续生活，罗素探究内心之火的行程只能是偶然为之的做法，而不是常常进行的活动。9月11日，他在拜访康拉德之后的第二天写道：“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显得不真实，令人不可思议，我有恍若梦中之感。”两天之后，他在谈及罗伯特·特里维廉和他的音乐家朋友唐纳德·托维时写道，他们以及与他们类似的人“从未接触表面之下的火焰”，并且问道，“我很想知道，如果我们觉得他们应该接触，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呢？”

不去接触，这可以让他们生活得轻松一些，让他们面对已被火焰烧焦的人时能保持平静。我觉得，生活在表面的人也有作用，但是我难以对他们表示任何尊重。

似乎为了强调生活在表面的用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撰写工作进展顺利，他的日子“安稳，平静，快乐”。经历5月的劳累之后，他不会再冒风险，面对那种麻烦了：“我不会在高压力之下工作，打算小心对待这一点。”

那段时间里，奥托琳在伯恩利，维特根斯坦在挪威度假，放假以后的剑桥人稀车少，罗素享受着难得的平静，几乎昏昏欲睡。他写道：“我在这里的日子非常安静，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事情——我下午出去，每天写10页讲稿，大多数休息时间中安静地待着。摆脱心理困扰的状态让人非常愉悦，我不需要任何东西让自己快乐。”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写道，他“希望独处，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非常罕见”。他享受那份宁静，尤其是内心的安宁：“我在思想方面依然活跃，兴趣盎然，但是既不想读诗歌，也不想拜访朋友或者干其他涉及情感的事情。”那是一种完美状态，他可以将自己原来关于外部世界的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9月25日，他完成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初稿。

完成讲座稿件之后，他随即将它寄到伯恩利。尽管他承认，对她来说，他写出的许多内容难以理解，没有意思，他还是请她审阅。结果不出他的预料，她发现，为了解决无限性和连续性问题，他提出应该采用数学方法，对此她完全不懂。但是，她确实感兴趣的是，罗素以准自传的方式，讨论了逻辑学与神秘论之间的关系。罗素在第一讲中驳斥了柏格森的理论，涉及了这个问题，接着在第二讲《作为哲学本质的逻辑学》中，重新进行了讨论。他说，“神秘论逻辑”出现在柏拉图、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这样的大师的著作中，源于具有非常强烈情感的“神秘情绪”之中：

在神秘情绪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不会感觉到使用逻辑的需要；随着这种情绪消退，逻辑冲动重新出现，与之相伴的是保留逐渐消失的睿智之见的愿望，或者至少说，证明它曾是睿智之见的愿望，看似与它矛盾的东西都是幻觉。由此出现的逻辑并不完全是无利害性的或者坦诚的，促使它出现的是对它所应用的日常世界的仇恨。这样的态度自然不会形成最佳结果。

“神秘灵视消失形成不良逻辑，我就此表达所有的看法都很不错，对吧？”罗素向奥托琳吹嘘说。他强烈地感到，与其余内容相比，这一讲（它其实是第二章，属于他所写的最后部分）以及他最后写出的其他几讲显得精彩许多。“它们展现我的许多思考。我竟然在不损害自己的精神状态的情况下，写出了这些内容，这让我觉得可笑。”

一方面，罗素以每天10页的速度，撰写《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单打独斗，在逻辑学研究中终于取得了某些进展。维特根斯坦在9月5日写道：“我坐在一艘小船上，周围是风光宜人的峡湾，思考令人讨厌的类型论。”他和平森特租了一艘小帆船，平森特驾驶小船，在峡湾中穿行，维特根斯坦坐在船上，思考逻辑学问题。“我究竟能不能得到任何结果？！假如不能，后果将非常糟糕，我的所有研究将会付之东流。但是，我并未失去勇气，现在依然继续思考。请为我祈祷吧！”

维特根斯坦在假期临近结束时写道：“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想法都非常重要。”他确信，他自己很快就会死去，来不及发表他获得的任何结果。“因此，我的最大愿望是，将我迄今为止获得的全部结果告诉你，越快越好。”他建议说：

我希望你让我见到你，越快越好，希望你给我足够时间，我可以将自己迄今为止对整个情况的考察结果告诉你。如果可能，让我当着你的面，记下一些东西。

平森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维特根斯坦确信，他很快就会死去，“非常恐惧和焦虑，担心浪费他为数不多的余生时间”。平森特认为，显然没有理由假设维特根斯坦寿命不长。“我给他讲道理，希望消除他的这种想法，打消他对死亡的焦虑，但这全是徒劳的——其原因在于，他已经疯了。”

假期结束时，维特根斯坦突然向平森特宣布，他希望独自在挪威待几年，集中精力思考逻辑学。剑桥分心的事情太多，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取得成功，解答关于逻辑性质的最根本的问题。他必须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

10月2日，维特根斯坦到了贝里街寓所与罗素见面，待到很晚，试图解释他正在进行的研究，甚至让罗素阅读他已经写好一些稿件（不幸的是，那些稿件没有幸存下来）。罗素告诉奥托琳，“他离开时，我已疲惫不堪”，但是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尝试很有价值——他的研究“非常不错，堪称逻辑学领域中的最佳成果”。

罗素写道，维特根斯坦打算独自待在挪威的决定“让我震惊，深感焦虑”。他告诉露西·唐纳利，他想了若干办法，试图让维特根斯坦放弃这个决定：

我说，挪威的白天很短；他说，他讨厌日光。我说，他会感到孤独；他说，与聪明人交谈让他的头脑受损。我说，他疯了；他说，上帝让他不受到理智的影响（上帝肯定会的）。

不过，罗素向奥托琳承认，从一个方面看，维特根斯坦离开的决定是“一份天赐恩典”：“他在精神上让我非常疲惫，我很想摆脱所有的严肃思考和感情……他以前肯定是我感到疲惫的主要原因。”根据剑桥大学的相关规定，维特根斯坦可以在任何时候返回，完成住校研究的要求，获得自己的学位。“他说，他计划先写出一些东西，然后返回学校。”同时，“他承诺说，在动身返回挪威之前，他将已经研究的结果写出来，给我留下一份。”维特根斯坦已经向罗素口头解释了他的成果，但是他说的内容非常复杂，罗素觉得，“我绞尽脑汁，勉强可以理解”。

9月7日，维特根斯坦前往伯明翰，向平森特道别，在那里给一名速记人员口述了他的研究结果，以便打字誊清之后交给罗素。次日，他返回剑桥，到了罗素的住处，打算口述关于他的研究的进一步解释和相关细节。但是，当他坐下时，他的“艺术良知”（罗素语）突然占了上风：

他抱怨不迭，然后说他不能做。我狠狠骂他一顿，我们两人大吵了一场。后来，他说他可以口述或者写下我觉得有价值的任何观点。但是，我们两人都十分疲倦，工作进展缓慢。今天［10月9日］，他又来了，乔丹的秘书……准备以速写方式，记录我们两人的对话……所有这些小题大做的做法完全符合我的心境，可以防止我产生不耐烦的感觉。其实，无论他如何大声叫苦，无论怎么做都行，只要能把想法从他的脑子里弄出来就行……现在，我必须停笔。维特根斯坦和乔丹的秘书很快就要到这里来，那时我得开始激烈争斗，面对逻辑学和人的神经两个方面的难题。

罗素说，维特根斯坦“让我感到，我活着是有价值的，因为没有谁能够理解他，没有谁能让世人理解他”。这个说法肯定是正确的，不过悬而未决的是，在这个阶段，究竟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能够理解多少呢？在罗素10月至11月完成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修改稿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迹象。在第七讲《明确的无限性理论》的结尾，他提出不存在作为逻辑客体的“实体”这个观点，并且在一个脚注中承认，在提出这个观点过程中，他“借鉴了我的朋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但是，早在维特根斯坦1913年10月口述自己的研究结果之前，维特根斯坦就已经劝说罗素接受了这个观点。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向罗素进行了几次口述，在伯明翰向速记人员以及后来向乔丹的秘书进行了口述，最终形成7页打字稿和23页手写稿。罗素将它们整理出来，冠以《逻辑学笔记》的名称，现被视为维特根斯坦的最早论文，主要关注命题的性质。维特根斯坦反驳了罗素的判断论，使用的思路在那年5月给罗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维特根斯坦提出，“如果没有对命题性质的正确理解，就无法解决”关于判断和观念的性质的问题。在他的命题理论的核心位置上，是他强调的这个观点：“命题是指涉事实的符号，本身就是事实……因此，事实被事实符号化，或者以更正确的方式说：一个特定事物是符号中的这种情况这一命题表示，一个特定事物是世界上的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一个复杂命题的形式——那个1912年曾让罗素在《何为逻辑学？》中感到困惑的神秘伪客体——不能通过该命题的形式来表示，而是被该命题的形式反映出来，或者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被呈现出来。客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可以命名或者言说的“事物”。更确切地说，通过表示该客体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它们被表达出来。因此，维特根斯坦说：“在这种情况下，墨水瓶在书桌上这个命题有可能表示，我坐在这把椅子上。”于是，墨水瓶在书桌上是一个命题，它表示，维特根斯坦坐在椅子上。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只需要两个客体（两个符号）——墨水瓶和书桌——就可说明维特根斯坦与椅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客体来与“坐在”这个关系对应；更确切地说，我们让墨水瓶和书桌处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之中，该关系呈现这个事实，维特根斯坦坐在椅子上。这样，一个事实，即墨水瓶在书桌上，以符号表示另外一个事实，即维特根斯坦坐在椅子上。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学笔记》实质上以一种非常简略的方式，包含了后来《逻辑哲学论》中表达的观点，它被称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的图像说”。

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看不到这一理论的踪迹；实际上，几乎没有迹象显示，罗素在研究1919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的手稿之前，已经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命题理论的这个观点。对于理解该理论需要的这一区分，即言说与显示之间的区分，罗素并不感到满意。他认为，这个观点是神秘的，没有什么吸引力：一个人可以显示自己无法言说的东西。但是，在1913年秋天那个阶段，他看来没有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性质的分析需要这样的理念。

10月11日，维特根斯坦动身前往挪威，罗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能和他再次相见。在挪威，维特根斯坦在松恩峡湾的岸边，建造了一所小屋，临近一座名叫肖伦的村庄。尽管罗素预先告诫说，维特根斯坦将会在那里自杀，确定他不会活多长时间，但维特根斯坦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研究工作富有成效的时期。他10月和11月写给罗素的信件显示，他才思泉涌，信心满满，觉得正在发现确定的完美方案，解决罗素遗留给他的那些问题。他在从肖伦寄给罗素信件中说：“这是理想的工作场地，各种各样的逻辑学新观念似乎从我身上冒出，不过我尚无法一一记录下来。”但是，他试图以非常宽泛的术语，概括描述他的研究方向。罗素仅仅对《逻辑学笔记》一知半解，难以跟上维特根斯坦新近形成的观念。在他的回信和提问中，他常常比维特根斯坦差好几步距离。这让维特根斯坦有时候显得没有耐心，失去希望。维特根斯坦抱怨说：“来信中全是一些常见的不确定的说法吧？噢，天哪！太乏味了！！！找个机会再解释吧！”几周之后，维特根斯坦写道：

我恳请你自己考虑一下这些问题：让我重复书面解释，这是无法忍受的。我第一次给你解释时，已经感到极端恼怒了。

罗素希望厘清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他整理并且翻译了《逻辑学笔记》，希望在答应于1914年在哈佛大学举行的逻辑学讲座中使用它们。

与之前很长时间的情形类似，罗素自己的关注与维特根斯坦的截然不同。1913年秋天，为了实现他的梦想，创立一个具有科学思想的哲学流派，他组建了一个讨论小组，要求他认为的优秀学生每周见面一次，讨论物理学的基础。除了最富才华的一流哲学家之外，他还吸引了若干最有前途的物理学生和数学学生，并且对小组的发展前景抱有很大希望。而且，他还对一名美国学生寄予厚望，那个学生名叫诺伯特·维纳，毕业于哈佛大学，被人誉为神童，年仅18岁便获得博士学位。罗素最初觉得，维纳招人反感（他曾经写信告诉露西·唐纳利，“这个年轻人被捧坏了，认为自己就是万能的神”），但是后来逐渐对他的智性给予很高评价，并且对一点心存感激——维特根斯坦走了，他至少拥有一个少年得志的天才学生。维纳后来到德国继续深造，创立控制论，赢得了美誉。

罗素修改《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为在哈佛大学的讲座备课，主持了剑桥大学学生的讨论。但是，我们感觉到，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罗素明显缺乏激情，与他深思熟虑的策略保持一致：经历了那年夏天的创伤之后，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正如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所写的，“我身上有文明的一面，现在它处于最高的地位”。他头脑中的罗果金被清除了，谋杀和无法控制的性欲被置于控制之下。他10月14日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将竭尽全力，让你过得快乐，彻底消除我给你造成的所有折磨的回忆。”

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控制他对她的性欲。“没有满足的本能欲望让我脾气糟糕，并且破坏同情和温柔之心。”他告诉她，“所以，我必须控制它们。”但是，他放弃了成为圣人的希望。这样说并不是要控制他的全部两性感情，仅仅是对奥托琳的感情而已。他在9月写道，“假如我有其他关系”，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不会减弱，或许甚至会增强，因为在本能方面，不完美造成的痛苦已经不复存在”。他当时心里惦念的是莉泽·冯·哈廷贝格，在整个秋天一直和她保持通信联系，显然对她寄予某些希望，觉得可以给他的“本能”找到一个释放渠道。

与此同时，他（像给奥托琳所说的那样）设法让“野兽待在笼子里”。也许，奥托琳比她所说的更担心，罗素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否将会奏效。罗素在10月写道，“我现在的这种感情你很容易理解——温柔、持久，不是野兽式的”：

这就是说，人生的负担和悲剧已经进入我对你的感情的每个角落，我不再从你那里获得五彩斑斓的快乐，不再获得让我暂时放下负担的那种宽慰。我的感情非常严肃，过于悲观。假如我一直面对它们，它们会把我逼疯，假如不把我逼疯，也会令我厌倦，将我变为无用之人。所以，我不能一直怀着刻骨铭心的感情，严肃地生活下去。

几天之后，在对巧世纪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庸的评论中，他进一步描述了自己的矛盾心理，进一步阐述了“野兽式感情”和温和、持久的感情。弗朗索瓦·维庸在生活中声名狼藉、放浪形骸、恶迹斑斑（例如，确定的罪名包括入室盗窃、聚众斗殴、谋杀神父）。奥托琳显然以欣赏的态度，阅读维庸的诗歌。罗素说，“没错，维庸很有才华”：

我觉得，言行规矩的人并不了解，在生活的平静表面之下，存在着某些疯狂的东西。但是，我并不知道，了解这一点是否具有价值？

这是一个常见的悖论：一方面，对伟大作家来说，内心深处的激情——“疯狂之火”——具有根本意义，而且就创作任何有价值的作品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它可怕，具有破坏性，它释放出来的“野兽”将会危及罗素与奥托琳之间的关系，危及罗素的理智。因此，尽管罗素佩服维庸这样的人，相信自己比“言行规矩的人”更优秀，他却暂时尽量让自己生活在“平静的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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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罗素《自传》，第一卷，第86页。罗素描述说，祖母向他透露了家族精神成员不稳定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恐惧感。罗素说，那些恐惧感“让我在许多年中避免一切深度情感，尽量去过受到尖刻言语锤炼的智性生活”。

[2]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8月12日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罗素使用了这个雪莱式面纱意象，旨在概括说明他对她的爱情的性质，并且让她相信，它是永久不变的：“我不知道，假如可能，我是否会改变它，但是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你身上有一种品质，它永久吸引着我。对比之下，其他所有人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你与美妙的世界，与面纱背后的世界，保持接触，超过了其他的人。我渴望捕捉这样的美妙，让它固定下来，但是我做不到。这样的努力让我身心疲惫，也许会损害我的许多有用之处，但是我必须继续进行这样的尝试。”

[3] 这封信件是罗素见了康拉德之后，在火车上写的。罗素提到，康拉德“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波兰的事情，让我看了一本19世纪60年代的家庭相册，觉得这一切恍如梦境。这让他有时感到，他不该有孩子，因为孩子们没有根，没有传统，没有亲戚”。看来，这可能是康拉德的父母的照片（康拉德的母亲和父亲分别于1863年和1869年去世）。显然，康拉德觉得，罗素可以理解这些照片唤起的丧失感和替代感。

第十二章　阿珀林纳克斯先生

罗素宣传相反的观点，心里希望尽量让自己成为“言行规矩的人”；尽管如此，他当然也没有完全战胜对奥托琳的“野兽式感情”。1913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奥托琳从伯恩利返回伦敦，他无法控制自己，无论两人何时见面，都向她提出性交要求。奥托琳偶尔对他的要求做出让步，但是完事之后总是表明，她这样做时内心总是忐忑不安。她在10月22日写道：“对，我亲爱的，我喜欢那天相会的时光，但是，不知何故，我总是有这样的本能感觉：将来最好不要让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自从这种事情停止之后，我们两人的关系良好，亲昵感增强，比过去好了许多。”她继续写道，他不应觉得，她屈服于他提出的要求让她感到不愉快，其原因在于，对她来说，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宝贵，“我觉得，为了让它继续下去，我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罗素并不像以前可能做的那样，对这样的羞辱之辞表示抗议，反而加倍努力，尽量让自己在情感上摆脱对奥托琳依赖。他11月7日告诉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快乐，你离开之后便闷闷不乐。现在的情况不是如此。我现在并不依赖你了一一我可以离开你生活下去。”

当然，除了两人关系之外，奥托琳一直都有她自己的生活——在罗素看来，这是两人之间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她要照顾朱丽安和菲利普，要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丰富多彩的友谊和社交关系。10月，奥托琳按照库姆医生的推荐，把朱丽安送到瑞士的莱辛，接受“阳光治疗”，计划11月先到那里去看一看她，圣诞节时再和她会合。见了女儿之后，她和菲利普打算到意大利度假。她于11月21日启程前往罗马，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而复杂：在罗马逗留几天，他先去莱辛看女儿，然后去洛桑见库姆和维托两位医生，接着在隆巴尔迪逛一大圈，然后再次返回罗马。回到罗马之后，和罗素共度几天，前往莱辛过圣诞节。在很长时间里，罗素与奥托琳分开时，两人关系比以前好了一些。所以，她离开英国之举几乎让两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很开心，并且对我们的将来关系充满信心。”罗素在她出发前夕写道，“如果一切顺利，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我们两人都将恐惧从自己的本能之中驱赶出去。到了那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罗素在感情上对奥托琳的依赖越来越小，其部分原因在于，在那年整个秋季中，他都在计划，希望与莉泽·冯·哈廷贝格多待一些时间。现在看来，他当时的判断非常错误，制订的计划也包括在12月在罗马与奥托琳见面。当时，莉泽·冯·哈廷贝格其实已经决定，带着两个儿子到那里去。她预定到达罗马的时间是12月21日，就是奥托琳和菲利普从那里动身前往莱辛的那天。奥托琳没有理由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何不妥——罗素曾经向她表示，就莉泽·冯·哈廷贝格的事情而言，“我已经失去对她的所有兴趣……也许我可能在圣诞节见她，但是却没有这样的愿望”。可是，就在奥托琳出发前往罗马之后几天，他表达了显示不祥之兆的意思，告诉她说，有时候——例如，前一年6月——她表现出来的冷漠让他“心灰意冷”；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有可能另寻感情慰藉”。正如他后来发现的，在与某人认真交往的过程中，他最好对自己逢场作戏的艳遇持缄默不语的态度。如果不这样做，那将“是丢脸的，并且会带来无谓的痛苦和压力”。

12月10日，学期刚刚结束，在他动身前往罗马之前几天，罗素再次拜访了约瑟夫·康拉德。两人就是在那次访问中互赠了图书。两天之后，康拉德写信说，他已经拜读了《哲学问题》的第一章，但是把它放在一旁，以便集中精力，创作一篇短篇小说（可能是《马拉它的农场主》，康拉德在另外文献中记载，他是在12月14日完成这篇作品的）。“与你谈话非常愉快。”康拉德说，“在它的有益影响之下，我写作了许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赚取稿费）——（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到访之后，我才出现了如此良好的创作状态”。他承诺会再次回访罗素——“哦，你是无法避开我的打扰的！”

罗素和奥托琳在罗马见面的环境奇特，形成了紧张的氛围；可以预料的是，这可能破坏了两人一起度过的那几天时间。罗素12月16日抵达罗马，离奥托琳动身到莱辛和莉泽·冯·哈廷贝格到达罗马只有5天时间，这样的安排肯定会引起双方的不安和嫉妒。两人的感觉是，无论什么时候见面，都有抽空而为的感觉。奥托琳会寻找借口，告诉菲利普她出去几个小时，甚至有一次长达一天，以便与罗素幽会。当然，在短暂相会——罗素忍不住唠叨唠叨说个没完——之后，奥托琳会返回旅馆，与丈夫一起过夜。

最后，不可避免的情况出现了，罗素的不安全感占了上风，打破了几个月以来刻意避免的状态，醋意大发，火冒三丈。罗素安排在西斯廷教堂与奥托琳见面，但是到达那里时却发现，菲利普站在她的身边。看到菲利普让他失去控制，他猛地抛开夏天以来小心维持的“规规矩矩”的外饰。那天晚上，罗素回到旅馆，陷入——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所说——“疯狂”状态：“一直独自忧郁沉思，什么事情也不想干……心里完全失衡。”雪上加霜的是，他十分紧张，忐忑不安，知道莉泽·冯·哈廷贝格随时可能到达。奥托琳和他一样，对这件事情也越来越焦虑。“我希望，你不会发现她太令人愉快了。”奥托琳和菲利普一起离开罗马那天，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这样说。她担心这次可能永远失去罗素，于是恳求他，“不要太没有耐心，不要太着急，不要让自己陷进去”，而且试图让他放心，她对他是忠诚的：

我最最亲爱的爱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更多地满足你。我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这让我觉得非常郁闷。我渴望做到——全身心地做到……我最最亲爱的，我真的很爱你。

我们觉得，在忌妒之火的驱使下，罗素可能回复说，她这样表态为时已晚，他已经移情别恋，爱上了莉泽·冯·哈廷贝格。[1]实际情况是，他仅仅指出，“你的来信表达了许多爱意，超过了我们在一起时的表现”，然后让奥托琳“不必担心我在与我的德国女士交往时会陷进去。她既不会让我感到亢奋，也不会让我失去理智”。

但是，罗素见到莉泽·冯·哈廷贝格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了解她的婚姻状况，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准确判定她与丈夫的关系，包括法律和感情两个方面：

今年春天，她丈夫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已经和她结婚。我的这位女士依然爱他，觉得非常痛苦……不过没有仇恨之感。正如她所说的，他从现任妻子那里得到了许多幸福，超过了从她那里曾经得到的……显然，他的前夫依然在她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

罗素补充说：“我很喜欢她，就像在圣维吉利奥见到她时一样。她有幽默感，这在德国人中很少见，而且性格开朗，不乏勇气，非常真诚。”

见面的第一天，他和弗洛·冯·哈廷贝格（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一直这样称呼她——从未使用“莉泽”这个名字）在罗马周围的丘陵上散步，中午在内米用餐，然后沿着湖边溜达，讲述各自的生平故事。次日，两人在波各塞花园漫步，然后回到她所住的旅馆，共用被罗素称为“非常简单、乏善可陈的”午餐。罗素显然惊讶地发现，“她没有仆人，仅有一名照管孩子的女佣”。他向奥托琳描述了那天经历，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他爱上了莉泽·冯·哈廷贝格。但是，在这封信件的结尾，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对奥托琳失去兴趣的意思。

我希望，我自己对你给予的东西更满意一些。但是，目前的情况有悖于我的本性，我试图不理会这一点，然而本能以这个方式显露出来……和你在一起时，我越来越难以忘掉这一点，越来越难以让自己快乐起来。本能受挫，这让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感觉，常常出现鲁莽之举的念头。对这样的情况，我深感抱歉。假如我更宽厚一些，可能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从本能上看，我应该可以投入富于激情的恋爱关系中。

但是，在其后几天中，罗素没有继续追求莉泽·冯·哈廷贝格，而是独自在附近的山上徒步行走。圣诞节当天，他冒着瓢泼大雨，独自去了蒂沃利，欣赏了艾斯特庄园和维斯特庙。次日，他步行20英里，参观了哈德良行宫。他在那天晚上写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在某个时候再次见到弗洛·冯·哈廷贝格。”他的“德国女士”或许已经明确表示，她希望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或者说，罗素也许已经决定，不管怎么说，她不可能取代奥托琳。那时，奥托琳写给他的信件充满爱意，超过了以前许多时段。

不管怎么说，他这时对元旦充满期待——他已和奥托琳约定，届时在瑞士小镇艾格勒与奥托琳见面。那地方离她和家人逗留的地方不远，然而也有一段距离。罗素写道：“我希望在莱辛而不是艾格勒与你见面。看到菲利普让人很不舒服，甚至知道他在附近也让我感到焦虑。”他告诉她，他觉得自己是给菲利普的祭品。而且，他觉得极端孤独，一个人过圣诞节，形只影单，这让他有了失去人际联络之感。莉泽·冯·哈廷贝格和孩子们在一起，奥托琳和家人在一起。罗素在信中描述了“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孩子，平静的生活”，这样的画面让他备受痛苦和折磨，其强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圣诞节之后两天，他在旅馆午餐，偶然遇到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名叫H．T．J．诺顿。他“差一点上去拥抱对方，终于见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让我非常兴奋”。

到那时为止，他似乎开始感到后悔，觉得不应该如此劳神费力，试图与莉泽·冯·哈廷贝格开始一段恋情。12月29日是他在罗马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与她共进午餐。后来，她的孩子开始午睡，她给他朗诵了爱德华·默里克的诗歌——维特根斯坦很久之前曾经建议罗素阅读这位诗人的作品。罗素非常喜欢，但是那天下午他再次请她享用晚餐之前，他抽空给奥托琳写了一封信，表示他肯定没有爱上他的德国女士，“将来肯定也不会——她也没有爱上我……没有唤起我的想象力……给你造成这么多不必要的痛苦，我表示歉意。我本来应该让结局明朗之后再做决定。我对她有很强烈的爱意，并且会设法关注她的情况，不过仅此而已”。那天晚上，他和她用餐之后，再次给奥托琳写信说，他和莉泽·冯·哈廷贝格“进行了某种方式的说明”：

我告诉她，我将来肯定不会像爱你一样，爱上其他任何人。她告诉我，尽管她对我以前的任何主动示好感到愧歉，但是她肯定不会让我和她的关系超出友谊的程度。所以说，这就让事情有了明确的性质。我们两人很开心，聊到许多事情。

也许可以这样说，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按照罗素期望的方向发展。

几天之后，他到达艾格勒——当时的心情他后来以“麻木”一词来描述。他和奥托琳很快开始争吵，他使用了他可以想到的所有恶言恶语，说出了许多刺伤人心的残酷话语。他后来给奥托琳说，在那次争吵过程中，他感觉到“你所有的痛苦和爱意”，知道“你忍受的苦难比我更多”。但是他说：“那场景仿佛是人在演戏……我仿佛置身事外，十分冷漠。”然而，对奥托琳来说，这一切非常真实，已经到了她的忍耐极限。这次他们必须分开。她那天晚上写道：“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彻底分开让我非常痛苦。”在他的“麻木”状态中，罗素宣称自己什么也感觉不到，不过他也同意，他们应该分开。次日，他启程回国，内心的孤独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罗素返回伦敦之后，发现了康拉德寄来的一封信件，签署的日期是12月22日。在他的余生中，这封信件将一直是他最感骄傲的珍品之一。他在情绪低潮之际收到它，这似乎赋予它更丰富的意义。在《自传》中，他几乎描述了该信全文，并且一字不漏地引用了让他深感愉悦的句子。罗素写道，“我觉得，我出于谦逊，不便一一引用，这封信件事实上准确表达了我对他的感觉”：

用他的话来说，他表达的意思——我也有此同感——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情，假如你不会再见到我，假如你明天忘记我的存在，我的这种评价也肯定永远属于你，毫不改变，直到最后”。

在信件原文的语境中，这些字句具体表示了康拉德对罗素的《哲学论文》的赞赏，特别是对《自由人的信仰》的赞赏。在阅读《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康拉德写道，他觉得自己仿佛“带着愉悦之情，一步一步地走在最坚实的地面上”。或许，这是一种非常客气之辞，表示他发现，这本著作的行文相当沉重，颇有劳神费力之嫌。对比之下，《哲学论文》“表达清晰，让人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

你用词精到，语句流畅，似乎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新感觉。这样的体验非常奇妙，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谢意。我只能默默接受，就像收到一份来自神灵的礼物。你明晰地阐述了人生初期的思想，让那些模糊的思绪有了明确方向。那样的念头如果没有引导，只会给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令人厌倦的日子带来麻烦。就关于自由人的信仰的那些精彩论述而言，我唯一可以回应的是深刻的赞赏之情。假如你明天忘记我的存在，我的这种评价也肯定永远属于你，毫不改变，直到最后。

罗素无疑意识到，对康拉德来说，“直到最后”这个短语具有特殊意义。在小说《吉姆爷》中，康拉德在一个场景中使用了它：斯坦因——他在该语境中代表科学观念——与不易激动的马洛谈到吉姆的浪漫倾向。斯坦因说，男人一出生便陷入梦想之中。如果落入海中，最好的做法不是拼命呼吸，而是让自己适应海水，利用海水的浮力，漂在水面上。与之类似，人生中的最佳之道是“跟随自己的梦想……直到最后”。这个重复显得十分合适：罗素在《自由人的信仰》中提出，关于人生的真理，关于自己的真理十分可怕，让人无法承受，最佳的做法是追求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梦想，“直到最后”，即便发现它们是虚构之物也在所不惜。另外一个相关的重复——康拉德肯定知道它，罗素可能知道它——来自拉丁文圣经。在《约伯记》中，上帝说了这番令人觉得可怕的话语：“我的愿望是，约伯将会受到审判，直到最后。”

所有这些重复有一个主题，这就是说，忠于自己的理想，勇于面对出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任何东西。罗素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主题是一种严厉的、有道理的批评。他在阅读了康拉德的信件之后写道，“我失去了勇气”，认为自己不配康拉德的赞扬。他告诉奥托琳，在阅读康拉德信件的过程中，他“油然涌起一种羞愧感。我觉得，不，撰写《自由人的信仰》的那个人不是康拉德在信中提到的这个人，现在不配得到他给予的这份感情。那个人曾经面对敌视的宇宙，没有失去他的理想。但是，他后来变了，他会钻进自己见到第一个小角落，以便逃避黑夜的恐惧和光亮。这样的感觉非常强烈，掠过我的全身，让我顿时觉得，自己仿佛再也不能见到他了”。在与奥托琳分手的过程中，罗素背离了他人生之中的最大理想，他怎么能再次面对康拉德呢？

在收到康拉德的信件的当天，罗素将它寄给了在瑞士逗留的奥托琳。他告诉她，“请先阅读随信附上的康拉德的信件，然后再读我的信件。否则，你可能不会理解其中的意思。我真希望，自己在昨天［他和奥托琳在艾格勒争吵的那天］之前看到这封信件”：

不知何故，他的这封信件让我突然明白了一种睿智之见——这样的见解我这些日子里一直没有。我以前有过相同的睿智见解，但是失去了它。最亲爱的，我们两人不能分开……如果我为了保持自己的心境平静放弃你，这将会是精神自杀之举。放弃生理上的某些东西无关紧要；如果其他关系与我们两人的精神契合一致，保持那样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能断绝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有什么样的痛苦，爱情都是神圣的；其他任何因素应该严肃对待，深刻思考。我以前——我是说昨天——确实考虑过这一点，但是我当时不过处于半死状态——在精神上我已经死了……难以让你忍受我的痛苦，不要我去寻找解脱。但是，这种痛苦不是全因为你；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严肃生活的本质……你会觉得，这封信件是在一时之感的状态写出来的。当然，相反的情绪将会死灰复燃，但是这封信件的内容是以睿智之见为基础的。我过去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不知道正确的方向；现在我恍然大悟。但是，如果你出于你自己的考虑，决定与我分开，我可以理解。

这封信件全是肺腑之言。

次日，他回到剑桥之后写道：“康拉德的来信形成的效应依然持续。”他在精神上再次复活，但是“我真的恢复精神活力之后，我没有孤独感，觉得和你在一起，距离感减弱了——只有在疲惫、灰心和愤世嫉俗时，我才觉得与你相距遥远”。康拉德的信件让他鼓起坚强的勇气，重新回到在《自由人的信仰》中表达的那种坚忍克己的状态，接受了寻找幸福是徒劳之举这个想法。他不得不接受，奥托琳无法给他“普通的日常幸福”，而且“如果不在精神上自杀，我在其他方面也无法发现幸福”。因此，他应该停止追求幸福，康拉德的信件给予他尝试这种方式的勇气。

与这种道德新生状态相连的，是突然迸发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思想能量——不管怎么说，罗素看来如此。1914年1月，他返回剑桥，几天之后以仓促的方式，撰写了一篇很长（12000单词）的文章。它的内容复杂，题为《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它借鉴了他就物质建构问题的已经撰写的文章，就物质世界和人的认识的基本性质，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创观点。在这些新观念中，最激进的——他老年时在《我的哲学发展》中再次谈到这篇文章，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思想——是，空间不是三维的，而是六维的。他认为，三维空间中的每个维度都是观察外部世界的一种可能的“视角”（在大多数情况，如果不存在精神，不存在镜子，不存在照相机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从该视角实际观察世界时，情况也是如此）。这种“可能的视角”本身是一种空间，一种“个人空间”，具有三个维度。因此，如果要以适当方式，确定建构世界之中的物质的感觉材料（或者更准确地说，“可感物”，即可能的感觉材料），就必须提供六维坐标。

在理论物理学的神秘世界中，多维空间现在是一个常见的观点。但是，罗素提出的多维空间是一种六维空间，由三种“个人”维度和三种“公共”维度构成，它的影响甚微，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在物理学领域均是如此。然而，罗素本人对其重要性持毫不怀疑的态度，在整个余生中一直认为，他“发现”（他在向奥托琳描述时如是说）空间的六维性质是一个重大突破。他在完成该文稿件之后不久宣称，《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写得“非常好！我认为，我从未写过如此漂亮的文章”。

在他后来的人生中，罗素都认为，他在那年元旦之后几天实现了一个突破。他将这一理念作为基础，以惊人的方式，杜撰出具有神秘色彩的个人经历。1951年，他首次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谈话中谈到它，然后在《自传》中也如法炮制。在这个版本中，他首先将撰写《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那三天时间与撰写《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那三个月时间混为一谈，然后将它压缩为一天，形成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罗素宣称，他同意在哈佛大学开设洛威尔讲座之后，选择的主题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但是，他当时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始终无法确定使用什么具体内容来阐述这个主题：

最后，我怀着沮丧的心情，启程到罗马去过圣诞节，希望度假之旅可以重振我日渐衰减的精力。1913年的最后一天，我返回剑桥。尽管遇到的难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鉴于时间紧迫，我做出安排，决定尽我所能，向速记员口述讲稿内容。第二天上午，速记员如约出现的门口，我突然茅塞顿开，明白了自己要讲的东西，立刻开始口述全书，没有任何迟疑。

“我不想给人夸大其词的印象。”他接着说（看来没有刻意制造讽刺效果），“本书很不完美……不过这是我那时力所能及之举，假如采用较为悠闲的方式……形成的结果肯定会差一些。”在《自传》公布的版本中，说法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时间变为1914年元旦，情节更为具体——“我给她口述的内容后来以著作形式出版，书名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2]

如果我们假设，这真的是罗素记忆之中的情景，他并未有意欺骗听众和读者，那么，他的神话式说法也许以某种发人深省的方式，说明他当时希望看到的情形：首先，就其大多数内容而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索然无味的东西”，不是对他花费3个月时间（一个月写初稿，两个月修改），对原有观点进行的重新组合。他在写作工作中没有感到无聊，实际上非常高效，一天之内写出了这篇文章。它是灵感偶然迸发的结果，是转瞬即逝的睿智之见的结晶。其次，在罗马过了圣诞节之后，他径直返回剑桥，因此1月2日在艾格勒与奥托琳大吵一场的事情从来没有出现过。

其实，在他撰写《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期间，他每天都给奥托琳写信，就自己在艾格勒的行为向她表示歉意，恳请她放弃与他分开的决定。他在1月5日写道：“我想到自己多么自私，多么可怜，不禁觉得羞愧难当。如果你的决定是无法挽回的，如果你觉得，再次见我是一种没有必要的痛苦之举，不要觉得必须和我见面。但是，我应该早对你说，在我去美国之前，我们应该至少试一次。”次日，他写道：“我给你造成了痛苦，心里自恨不已。最亲爱的，我爱你，没有你，我的生活将会一片空白。我爱你，亲爱的。噢，如果可能，请你原谅我，让我回到你的怀抱。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和你在一起。”

面对这样的压力，奥托琳的态度缓和下来，先是说，她尚未完全下定决心，然后在罗素的更多恳请（“不能与你再次见面，不能收回我说的某些可怕的话语，这让我无法忍受……你回家之后，请尽快让我们自由地待上一天。我会让你觉得，你依然可以给予我神圣的东西。”）之后同意，将关系保持到罗素赴美为止。在这种情况下，罗素甚至开始觉得，奥托琳已经对他的“难处”采取了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我过去常常觉得，你认为我可以克服它们，但是它们在我的本性之中，根深蒂固，与其他因素之间有太多联系。我讨厌它们引起的痛苦，但是，它们看来是无法根除的。”

这时，他开始撰写另外一篇将要在美国宣读的文章，面对的是一般听众，标题是《神秘论与逻辑学》。罗素在撰写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这篇文章不太好，部分材料选自其他讲座，纯属拼凑之物——不过也只得如此了。”但是，它后来成为罗素最著名的文章之一。诚然，这篇文章重复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前两讲中的许多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可是在新的语境中，这些内容获得了相当不同的意义。其原因在于，与原来的讲座相比，这篇文章在总基调方面幻灭意味减弱，揭露的意味也没有那么强烈。罗素开门见山地说：“最伟大的哲学家们感觉到，有必要信奉科学和神秘论；他们毕生的追求就是让这两者和谐并存。”例如，在赫拉克利特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秘论者与科学家的真正结合。我认为，这是思想界中可以实现的最辉煌的巅峰。”

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文章依然强调，智性高于直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向1912年提出的那个理想的一种回归，旨在将科学与神秘论“融合为一个整体”。在文章结尾处，罗素提出了常见的呼吁，希望创建“真正的科学哲学”，认为这样的哲学“并不提供那么多在外的圣迹式辉煌来迎合错误的希望”，其目的“不以专制方式，强调人的暂时要求”，而是让人尽可能全面地观察世界。

他完成《神秘论与逻辑学》之后，立刻着手为庞加莱死后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科学与方法》撰写一篇序言。他告诉奥托琳，那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该书包含对我的强烈攻击。我觉得，它显得既相当无知，又欠缺公允，但是差一点葬送了我在法国的美誉”。尽管如此，他决定对庞加莱采取不乏尊严的赞赏态度。无论如何，庞加莱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知名度非常高：“他当时在科学领域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现在没有谁能与之比肩。”文章难写，尽管篇幅不长，但是需要的时间超过了《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1月19日，罗素终于脱稿，那天是学期中的第一个星期二，“开始忙碌之前的最后一刻”。他取得的结果是，一篇微型杰作，不乏策略和微妙之处。文章向庞加莱的成就表示敬意，提请人们注意他的著作体现的睿智，欣赏他的生动笔触，但是对他排斥数理逻辑的做法表示了异议。最后，它还利用这个机会，以不露声色的谨慎方式，宣传了罗素奉行的原则。罗素在前言结尾处说，庞加莱的研究满足了“日益增加的需要，促使学者们以普通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描述现代科学的哲学结果”。

在罗素那段时间撰写所有文章中，存在一种几乎堪称福音传道者式热情，大力倡导“哲学领域中的科学方法”。他认为，这不仅是关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最佳途径的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种事业，一场殊死战斗，旨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哲学错误观念（其中最流行、最有害的三种分别是F．H．布莱德雷的唯心主义，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亨利·柏格森的进化论）。在这场战斗中，罗素麾下的战士数量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而且装备了数理逻辑。而且，（他认为）在维特根斯坦身上，他看到了一个具有魅力、能力很强的副指挥官，像他本人一样，对事业非常忠诚。因此，他对取得胜利持坚定不移的信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对手发起进攻。

2月，罗素就A．J．巴尔弗的吉福德讲座《一神论与人文主义》，撰写了一篇评论，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展示了这种战斗精神。该书将在次年出版，罗素依靠的信息只有报纸上的相关报道，所写的东西实质上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攻击。从各个方面看，巴尔弗以典型方式，代表了罗素攻击的那些观点。第一，他在大部分生涯中是有名的保守党政客，1902—5年担任遭到人们鄙视的保守党政府首相。第二，他撰写了《创造性进化与哲学疑问》，该文于1911年在《希伯特杂志》上发表，不遗余力地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和鼓励对柏格森的热情态度。最后，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吉福德讲座中——的一般倾向是反科学的，支持宗教的。那些讲座的要旨是，在已被人们接受的美学和伦理价值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证明上帝的存在。巴尔弗提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些美学和伦理价值就是无法理解的。沿着这个思路，他还对物理学依赖的基本理念表示质疑。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巴尔弗的说法“全是废话，语言华而不实，用意缺乏诚实，情感忸怩作态。对我来说，他的思想品质非常令人恶心，超过了世上任何人”。他几天之后还补充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胡言乱语。在他所说的每个字眼中，都有让我觉得厌恶的东西。”

在最终发表的版本（该评论刊登在3月4日出版《剑桥评论》）中，罗素使用的言辞没有那么犀利，但是在这一观点中表达了他的态度：巴尔弗“的目的根本不是要促进思想的发展，而是想要说明，思想令人非常痛苦，劳神费力，最好通过戏剧性的夸张解决方法，一一回避了之。”贯穿整篇评论的是巴尔弗的论点与正确的科学方法之间的差异。文章最后说：“在我看来，巴尔弗先生的根本缺陷在于，尽管他的言论涉及科学，其真正目的旨在否认哲学领域中的科学习惯。”

在吉福德讲座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讲座推迟到1922—3年——中，巴尔弗返回争论，用了整整一讲，批评罗素的观点。罗素的另外一个主要哲学对手F．H．布莱德雷（就个人关系而言，罗素非常尊重他）也很快参与战斗，回应罗素的挑战。1914年元旦，布莱德雷出版了他的著作《真理与实在论集》，其中收录了他在过去5年（主要在《心灵》上）发表的文章。此外，该书还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有一章描述了他与罗素的笔战，同时回应罗素已经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多元关系”判断论。罗素1910年在《论真理与谬误性质》这篇文章中首次阐述该理论，然后于1913年在《哲学问题》中再次进行了讨论。

就布莱德雷的批评而言，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们与维特根斯坦1913年夏天提出的给罗素带来毁灭性后果的观点相似。从根本上说，布莱德雷的观点强调，罗素分析判断所用的多元关系即便存在（布莱德雷对此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也不能形成判断。其原因在于，判断具有统一性，但是在罗素假定的系列关系中，缺乏这样的统一性。

也许，罗素发现了布莱德雷与维特根斯坦在观点上的相似之处，以非常谨慎的尊重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1月30日，他致信布莱德雷，先感谢对方赠予这本著作，然后写道：“我完全承认，你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有关‘统一性’的看法尤其如此；我承认，如果我能，我有责任回答；如果我不能，我在余生中将会寻找答案。”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接着暗示，维特根斯坦可以帮助他摆脱困境。他告诉布莱德雷：“主要借助我的一位奥地利学生的研究成果，我现在看来知道了解决统一性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十分重要，我依然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中。”

值得怀疑的是，在那个阶段中，维特根斯坦是否仍然觉得，自己是罗素的“学生”？如果两人之间存在师生关系，那么，罗素到那时为止是学生，害怕老师提出的批评，一心希望得到维特根斯坦的赞同，几乎到了令人觉得可怜的地步。1月18日，罗素在信中告诉奥托琳：“去年6月，我本来干得不错，维特根斯坦却再次让我陷入绝望。但是，我这次可以确定，自己做的没错——我知道，维特根斯坦将会喜欢我最近获得的成果。”正如罗素将要发现的，维特根斯坦并不愿意担任罗素的副官角色，不愿参与旨在确立“哲学领域之中的科学方法”的战斗。实际上，在许多年时间里，维特根斯坦根本很难站在支持罗素的阵营中。

圣诞节期间，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发现自己不可能继续逻辑学研究，于是转而考虑个人的事情。他告诉罗素，“有时候，我的内心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将会发疯；第二天，我又重新无动于衷了”：

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沸腾之物，就像天然热喷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它将爆发出来，来个一次性了结，这样我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补充说：“也许你认为，这种关于自我的思考是浪费时间之举，可是如果我不是一个人，我怎么可能成为逻辑学家呢？最最重要的事情是，首先处理自己的问题。”

1月中旬，维特根斯坦回到挪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他对自己精神状态的描述证实了罗素在前一年10月表达的担心之意：

非常糟糕，但是我这次也无法向你报告关于逻辑学研究的新消息。其原因在于，在过去几周中，我的状态非常糟糕。（这是在维也纳“度假”之后的结果。）我每天备受煎熬，先是恐惧，接着是抑郁，甚至在我精疲力竭、无法思考任何关于研究的事情时也难以幸免。它非常可怕，难以描述，竟然可能出现那样的精神折磨！直到两天之前，我才能听到压倒诅咒嗥叫的理性之声，重新开始工作。也许，我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弄出某种不错的东西。但是，我原来根本不知道，距离精神失常仅有一步之遥究竟意味着什么。希望不会出现过于糟糕的情况！

在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件（与罗素那段时间写给他的其他信件的情况类似，这封信件也没有保留下来）中，罗素肯定提到了自己在罗马与莉泽·冯·哈廷贝格见面的情形，至少向维特根斯坦说了，他终于阅读了默里克的作品，并且很喜欢它。就后一点而言，维特根斯坦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不管怎么说，罗素并不喜欢歌德的作品，“而默里克作品具有的美感与歌德的类似”。但是，维特根斯坦建议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默里克，那么，去读一下歌德的《依菲琴尼亚》。届时，你也许可以得到启迪。”

在这封信件的结尾，维特根斯坦提到了罗素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这也许表明，他并不支持罗素旨在创立科学哲学的努力：

预祝你的美国讲座取得圆满成功！不管怎么说，这可能给你一个比通常情况下更有利的机会，向他们阐述你的思想，而不是仅仅是罗列经过浓缩的结果。对你的听众来说，这应该是可能想象的最好做法——让他们了解思想的价值，而不是经过浓缩的结果。阅读默里克的作品之后，尽快给我来信，告诉你的看法。

你永远的

L．W．

接着，两人之间开始出现争执，其结果差一点导致维特根斯坦与罗素断绝联系。尽管罗素看来保存了维特根斯坦的所有来信，那封信件却不翼而飞，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两人之间的分歧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那次争执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成了历史之谜。在幸存下来的一系列信件中，下面这一封提及争吵时使用了过去时态，对其原因仅仅提供了模糊线索。无论其原因是什么，它都足以让维特根斯坦觉得，“我们其实并不适合对方”，这样的想法在维特根斯坦的脑子里显然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我们两人讨论某些问题时，对话常常令人不快。其实，那种不快感不是因为哪一方脾气坏，而是我们在本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俩最近这次争吵的原因也肯定不是因为你一时过于敏感，不是我考虑欠缺周全。它基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基于这一事实：我的信件肯定让你看到，我俩在观点方面差异很大，例如，对科学研究的价值就是一例。当然，我就此给你写这么长的信件，这一做法实在非常愚蠢。我本来应该知道，这类非常重要的问题无法通过信件来解决。这仅仅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例子。

维特根斯坦确信：“我们两人之间已经没有真正的友谊了。”——两人的最近一次争吵仅仅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终生对罗素心存感激，但是他不会给罗素写信了，也不希望看到罗素给他写信。“我希望与你和平分手，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次让对方恼怒，然后可能在敌视中分开……再见吧！”

罗素收到这封信件之后告诉奥托琳：“这是我的过错，我信中的言辞过于辛辣。”

从以上这些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冒昧地猜测两人之间出现的问题：在回答维特根斯坦就他的美国之行提出的意见时，在回答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思想比浓缩的结果价值更大的看法时，罗素——也许想象自己与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一致——表示：其一，就他自己而言，那些讲座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们将说明哲学领域中的科学方法；其二，他甚至没有尝试去提出“经过浓缩的结果”。后来，在那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件——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罗素在信中详尽地谈到，“我俩的观点差异很大，例如，对科学研究的价值就是一例”——中，罗素惊讶地发现（这是我的猜测），在旨在确立科学哲学的斗争中，维特根斯坦根本不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得力盟友，而且其实并不相信这样的东西！[3]（我认为，对这一点的失望之感足以让罗素毁掉这封信件。）而且，在这封下落不明的信件中，维特根斯坦也可能谈到其他个人问题，试图给罗素解释两人在人生观方面的差异，甚至贸然以残酷的坦率态度，进行了具有破坏力的性格分析，让罗素后来感到害怕。不管怎么说（请允许我继续进行猜测），这封信件的内容让罗素感到震惊，所以他最后毁掉了它，然后以“过于辛辣”的方式，回复了维特根斯坦的来信。也许，罗素采用了与奥托琳争吵时常用的语言，语调冷漠，带着讽刺，不乏苛评。在这种情况下，罗素不久之后对自己的“辛辣言辞”表示后悔，又写了一封表示和解的信件（维特根斯坦在以上引用的信件开头说，“谢谢你表示友好的来信”），希望修复遭到破坏的关系。

如果我的猜测正确——即便细节有出入，现有证据肯定显示了这种可能性——那么，罗素表示和解的尝试来得太晚了，维特根斯坦已经下定决心，终止了与罗素的友谊。即便在那个阶段中，罗素依然低估了维特根斯坦的感情具有的力量。“我敢说，过不了多久，他的情绪将会出现改变。”他告诉奥托琳，然后又以不令人信服的镇定口吻说，“我发现，我对他并不在乎，仅仅对逻辑学感兴趣”。不过他补充了一句，希望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实在太认真了。”他给维特根斯坦写信的方式化解了他原来所说的不再联系的决心。维特根斯坦在回信中写道：“你的来信十分亲切友好，我无权置之不理。”但是，他在这个主要问题上的态度依然坚定不移：两人不存在真正的友谊。他写道，两人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

你说，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并不太大，这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理想却远远不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无法——并且将来也永远无法——在不显得伪善的情况下，在不吵架的情况下，讨论任何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我很久之前就注意到了。它玷污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感到害怕。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际关系“应该限制在当事双方都内心坦然的层面上，这就是说，双方可以完全开诚布公，不会伤害对方。我们两人只有在将关系限制在表达可以客观确定的事实的方面，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还可提及相互之间的友好感觉”。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我们的通信限于我们的研究工作，限于我们的健康状况，限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让我们在交流中避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无论任何问题都不要触及。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的判断中，我们双方都不可能在不伤害对方（不管怎么说，就我自己而言，情况肯定如此）的情况下完全实话实说。

罗素可以在信中谈及他的研究的技术——“客观”——问题，但是不能涉及其价值（或者其他任何事情的价值）。其原因在于，假如罗素不是如此，维特根斯坦会觉得，他自己不可能在不伤害罗素的情况下，如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就维特根斯坦而言，尽管他继续在某种程度上让罗素了解自己的工作，但是从此再也没有尝试与罗素谈及音乐、文学和伦理，再也没有尝试描述或者解释存在于内心深处的个人态度、感情和心理状态。在具有意义的问题上，他们两人毕竟没有站在相同的一方。

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持避而远之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开始向摩尔示好，态度越来越坚决。1914年1月底，他致信摩尔，询问复活节假期什么时候开始；2月18日，他再次致信说：“学期结束之后，你应该火速到这里来。”1年之前，他曾希望向罗素解释和口述他的研究成果；与之类似，他这时——至少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希望向摩尔进行解释和口述。摩尔经过某种可以理解的犹豫阶段之后，同意了维特根斯坦的计划。他与罗素见面，浏览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学笔记》，然后启程前往挪威，记录下维特根斯坦的最新观点，其结果是《向G．E．摩尔口述的笔记》——第二份以书面形式幸存下来的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的一个实质性进步，写信让罗素尽快研究一下。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摩尔不愿解释，可能是罗素不愿听，也可能是他们不愿一起做这件事情——制约，罗素直到1915年4月才见到那些笔记。那时，罗素脑袋里考虑的几乎全是战争的事情，完全没有心思理解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日益陌生的方法，没有心思关注逻辑、语言和哲学方面的问题。

正如罗素慢慢理解（也许，他根本没有理解）的，从最初开始，他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就受到他的这一做法之害：坚持让维特根斯坦充当并不适合的角色。反过来说，这一点源于罗素的这个决定：他希望将维特根斯坦和奥托琳视为分别象征自己本性中的两极——维特根斯坦代表逻辑学家和科学家的一面；奥托琳代表神秘论者的一面。从这一点看，维特根斯坦始终保持无法理解的状态，难怪维特根斯坦觉得，他遭到了罗素的误解。

在罗素与奥托琳的关系中，某种类似的东西也起到了作用；它在一场又一场危机中出现，奥托琳也觉得，她遭到罗素的误解。不过与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是，她的天性决定，她在力所能及情况下，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关系，指望境况可以得到改善。她的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情况（例如，她分别与罗杰·弗莱、亨利·兰姆和利顿·斯特雷奇三人的关系）说明，她性格中根深蒂固的特征是，不愿与她的任何朋友和情人分道扬镳。她与罗素分开了几次，结果均以缓和关系的方式收场；罗素几次看来都表示与她决裂，她最后都成功地让他回到她的身边。

看到他在艾格勒的所作所为之后，她曾决定和他彻底分开；她1月底返回伦敦时，这样的打算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他们几周之后再次面对危机，两人都再次谈及分手的事情。她回来一周之后，在罗素再三要求下，她见了一位妇科医生，希望确定她是否仍然可以生儿育女。在她等待医生的定论期间，罗素给她写信，言辞自私，态度麻木，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他告诉她，“我手头有难度很大的工作要做，必须在思想和情感上保持平静状态，没有耐心等待医生的结论”：

我相信并且期望，如果医生的诊断对你不利，我依然可以给予你情感，并且（我希望）给予比以前更多——但是，看来我无法付出激情。这不是我的意志可以控制的问题——的情感。假如我可以控制……我也感到相当疲倦，非常希望将来可以尽量避开所有深度感情。我非常非常抱歉，可是真的无能为力……我渴望让你不受痛苦的折磨，但是我无法做到。

一周之后，奥托琳听到医生的决定，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再生孩子。罗素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要终止关系，语气冷酷，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这是一个常见的信号，说明他处于挣扎之中，防止自己完全被情感左右：

我已经想到，我们应该再次见面，但是从你的来信看，对我们双方来说，这都是毫无用处的痛苦之举。医生的诊断如此，其他一切想法变得毫无用处，我真的深感遗憾。我应该希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两人或许以朋友身份相见，至少可以保留某种关系。你能否告诉我，你是否愿意认为——或者说是否觉得——我们不见为好？我本来现在希望见你——我的整个冲动是，匍匐在你的脚下，恳请你的谅解。但是，我觉得，我们互相都不可能从内心深处原谅对方，在本能和理性上都是如此——至少说现在不能。对我来说，人生看来完全是一片空白。

他似乎说，奥托琳不仅不能生育，而且这样的状态是不可原谅的。同一天晚些时候，他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件，试图解释他的心理状态，解释他觉得不得不与奥托琳分手的理由。他告诉她，“对孩子的渴望在我的心里不断增强，不能和你生孩子令人非常痛苦，无法忍受。你从一开始就不理解本能方面的事情，我当时就感到十分痛苦……你有爱心，但是缺乏理解，所以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反复伤害我”：

我必须与你分开；否则，我将会崩溃——我绝不能让那样的情况出现。迄今为止，我都希望，你会慢慢理解这一点，不会带来更多伤害，但是我现在失去了这个希望……我与你分手，以便保存我需要的生命动力和能量。

“你不知道，我做了多大努力，控制地狱般感觉，”他写道，“这样说让我显得直白，呆板，冷漠。但是，其原因仅仅在于，我心底的地狱在沸腾，随时可能爆发出来……再见吧，再见吧。”

在那段时间的日志中，奥托琳记录了她对爱过的人——除了罗素之外，还有弗莱、兰姆和斯特雷奇——的失望之情，她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排解”：

我似乎试过每个人，发现他们都不尽如人意；然而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似乎命中注定，将会形只影单地走过人生旅程，与其他人若即若离，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根本不能唤起他们的同情或爱意，不能让他们产生给予我爱情的愿望……所以，我注定带着人生的悲剧感，永远地漂浮下去。然而，我的命运肯定是这样的。

那些人自私，看来不能给予她同情和爱意；她是否真的觉得，这是她的过错呢？看来她真的有这种想法。不管怎么说，她没有像人期望的那样，怒发冲冠，回击罗素在信中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态度。恰恰相反，她故伎重演，再次使用了屡试不爽的“最后一次见面”策略：首先，她写信要求他最后见一次面，声称两人至少不应在充满仇恨的状态下分道扬镳；然后，两人见面时，她恳请他不要离开自己。其结果是，罗素2月17日写信说，他已经改弦易辙，真的一切全变了，这个世界全然不同了：“我也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快速、巨大的变化。你昨天上午突然爆发，希望我不要完全放弃你，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你让我意识到，这对你非常重要。”

但是，与奥托琳相见之后，罗素深感羞愧，于是试图解释他冷淡对待她的感情的原因：

你觉得，我十分自私——但是，当理性思考时，我很容易变得无私。只有在与你相关的问题上，我才常常觉得，理性站在自私的一面……我的感觉是，我必须保护自己；否则，我将面临灭顶之灾……被迫为生命而战的感觉让我变得不通情理。

罗素深信自己的理性思考，这一点看来是没有限度的。他这时逐渐认识到：无论他和奥托琳面临什么危机，“我们总是可以和好如初”；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将三件事情置之脑后——生儿育女、朝夕相处、文学写作”。是否可能将它们置之脑后呢？在理性的支撑下，罗素似乎这样认为：“假如我在理性上确信自己应该这样做，我能够下定决心，不去考虑它们。”

罗素想象，他可以理性对待渴望生儿育女、朝夕相处的生活。这是一种超常的——没有理由的——乐观的理性态度，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文学写作为什么出现其中呢？他为什么觉得，如果他与奥托琳相处下去，这一需要肯定无法得到满足呢？我认为，答案在于他的这个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将“野兽”释放出来；如果想与奥托琳保持关系，就需要让它们处于完全控制的状态。

他是否应该继续从事文学写作呢？他在1914年中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正如他向露西·唐纳利所说）康拉德的来信让它重获生机。康拉德“赞扬《自由人的信仰》，热情洋溢，不吝其词”。在因为生育问题与奥托琳的关系面临危机之际，罗素致信康拉德，建议再次见面，并且告诉了他关于《浮士泰斯》的情况。康拉德推迟了罗素期望的会见，理由是工作压力太大（他即将结束《胜利》的创作活动），但是罗素在想象性写作方面的尝试让他感到满意，产生了兴趣。他告诉罗素，“你所说的并不让我感到惊讶。每个智性超群者都有遐想飞扬的时刻。你肯定不时出现这样的心绪”：

我很感兴趣。在你前往美国之前，是否可以将你创作的片段寄给我看一看？我会将回信寄到美国去。阅读可能用不了一个小时时间，但是，由此得到的印象——无论是精神方面的，还是情感方面的——也许可能延续数日吧？你的大作肯定充满真诚，富于睿智之见，我眼下心绪不佳，其薄如纸，非常脆弱，难以承受任何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得小心保护。

罗素备受鼓励，将《浮士泰斯》的打字稿寄给康拉德——稿件1912年遭到放弃之后，一直被搁置在抽屉里。但是，康拉德也许发现，很难以得体方式，在信中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未给身在美国的罗素写信。罗素不得不等到1914年7月才看到康拉德的裁定。

在那段时间中，罗素——总是渴望得到赞扬和鼓励——收到了怀特海的来信说，罗素的头脑并未退化，实际上比两三年前更加犀利，“其实已经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罗素向奥托琳报告说，“怀特海说，我过去常常对维护比较狭窄、有限的观点很感兴趣，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更加宽阔的视野。如果目前的研究工作能够如期继续下去，它将让我跻身为数不多的伟大哲学家之列”：

这一评价令人愉快，我觉得它是有道理的，其实这一点主要归功于你。其他因素——例如，与艾丽丝分手，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灵感——也起到了作用，然而你起到了主要作用。我经常说，你干扰了我的研究工作，我也请你牢记我所说的那些正面的东西……我觉得，我拥有思想自由，没有受到偏见的影响，而且还具有一种充满想象的力量——这些东西是我认识你以后才获得的。

罗素说了以上这番话，随即又在另外一封信件中重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俩都不会分开”。然后，他整理行装，启程前往美国。

1914年3月7日，他乘坐的莫利坦尼亚号轮船起航，5天之后停靠纽约港。从他抵达美国开始，罗素便被奉为伟大的哲学家，应验了维特根斯坦当年的预言。《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将他描述为“最重要的哲学讲师之一”。他到达波士顿时发现，哈佛大学的每个人——上至校长劳伦斯·A．洛威尔，下至所有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希望见到他，与他一起用餐，邀请他去他们自己的俱乐部，聆听他开设的讲座。他被当作国际名人，这样的款待他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

哈佛大学哲学系当时处于衰落状态，不久之前失去三位最著名的教师：威廉·詹姆斯1910年去世；乔治·桑塔亚那1912年去了欧洲；乔赛亚·鲁一士中风之后退休。校方显然希望，罗素能在那里长期任教。但是，无论他被给予多么巨大的荣誉，无论他听到多少恭维之辞，都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他告诉奥托琳，“我无法忍受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想法。”

抵美伊始，罗素便对整个美国——具体来说对波士顿——持鄙视态度，对他给予巨大荣誉的那些自负的波士顿人尤其如此。实际上，那些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的鄙视态度越厉害。例如，他觉得哈佛大学校长洛威尔令他难以忍受，无聊之极，思想老派，做事麻利，是一个不错的商人。那位校长认为，学者不懂经商之道，所以从心底对学者持鄙视态度。罗素与波士顿上流社会的六名成员一起，在出席了一场宴会之后以不屑一顾的口吻描述说，“那种人对自己的古老血统深感骄傲，觉得它们可以回溯到1776年”。罗素觉得，他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肯定存在这样的成分），所以发出这种自鸣得意的嘲笑之言，此外，它也是一种抗议之举，针对的是他眼中那些人“落伍的衰弱心态”。他告诉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波士顿人“对自身拥有的美德和悠久传统感到自豪，但是，这两者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常常想问他们，让他们念念不忘的辉煌传统究竟是什么构成的？他们反对威尔逊，反对工党，身家不菲，贪吃无度，自私自利，是一群孱弱的肥猪”。

他发现，美国人总体上过于保守，过于缺乏特色（他评论奥托琳所说的“美国人往往慢慢腾腾地说出陈词滥调”时如是说）。美国社会过于机械，过于注重物质和生活的世俗因素，让他感到惊讶。他抱怨说：“这里找不到沉思的人，找不到心境超脱的人，找不到有时间聆听另外一个世界发出的低语的人。”他自己的反思尝试常常受到频频响起的电话声的干扰——他生平第一次接触现代生活中出现的这种新玩意儿，觉得非常讨厌。他告诉奥托琳，电话“很快将会把我逼疯”。甚至在那帮教授中，也没有什么沉思的氛围，只有“毁灭灵魂的氛围”，它只鼓励人“很快得到结果，讲求效率，取得成功——他们不会远离人群，花时间去独立思考，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其结果是，他觉得那些教授“非常敏锐，极像商人，做事异常守时，超过了英国人对优秀人士的期望”。那样的气氛让罗素不禁思绪万千，在写给奥托琳一封信件中说：“这里的人们在精神上处于饥饿状态，将会慢慢死去，仅仅通过履行职责来弥补精神空虚——这其实全是愚行，全是自欺之举。”

最初，他被安排在殖民地俱乐部住宿，觉得那里“简陋，破烂，庸俗”，是“常见的带有美国特征的场所——环境肮脏，饭菜糟糕，窗户从不打开，地板上精心摆放着痰盂。男人们并不思考，面无表情，手脚麻利，不停进出，说话带着非常难听的美国腔”。那里的仆人是黑人，这对他来说是另外一种新体验。他告诉奥托琳：“我发现，这些黑人友好，令人愉快。他们对白人毕恭毕敬，就像狗儿一般——表现出同样的信任感和心甘情愿的自卑感。我在生理上对他们并无反感。”最后这一句话风马牛不相及，让人觉得奇怪，也许意味着他所说的并不是真实想法。远离故土的状态看来增强了罗素对种族差异的敏感度。罗素与心理学家雨果·孟斯特伯格见面之后说，孟斯特伯格“言谈举止中显露出犹太人的庸俗，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喜欢”。

大约一周之后，罗素住进了H．A．霍兰德居住的公寓。霍兰德是三一学院的一位法学指导教师，那年也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待人亲切，热情，表现出给人安慰的英国人的特征，让罗素心怀感激。在霍兰德的公寓里，罗素有专供自己使用的客厅和卧室。他写道，这比在殖民俱乐部的情况好了许多。“我们两人一起，在此享用自己准备的早餐和午餐（只有一个女人每天在这里工作1个小时），所以我们只得到俱乐部去，在摆着痰盂的餐厅里吃晚餐。”

在罗素看来，哈佛大学的生活只有一个可取之处——学生的质量。他认为，他们——至少在技术性更强的哲学领域中——超过了剑桥大学的学生。他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学工作，从不浪费时间。他的课表包括两门本科生课程，一门逻辑学，一门认识论，还有一门研究生课程。他每周二、四、六上午9点至11点讲课，一共6个学时。但是，除了上课之外，他每周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茶会，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见面，定时进行辅导。在开头4周中，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他每周还开设两次洛威尔讲座，题目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时间为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

在哈佛大学过了一周之后，他告诉露西·唐纳利，“我喜欢这里的教学工作”，但是“对洛威尔讲座不感兴趣，仅仅是为了报酬，有徒劳无益之感”。罗素被视为名人，引起了广泛的好奇心，第一场的听众多达500人。但是他告诉奥托琳，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我异常腼腆，觉得他们不喜欢我讲的内容，出席讲座是愚蠢之举。所以，我的声音不够大，一半的人都听不到。”他确信，第二场的人要少许多，结果真是如此；到了第三场时，人数降到一半。毫无疑问的是，在随后的几讲中，他对无穷性和连续性进行数学分析，人数继续减少。就严肃的哲学研究而言，举行公开讲座是困难的——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听众很少有时间提问，几乎没有讨论的余地，许多人出席的目的是为了娱乐消遣，而不是期望受到启迪。肯定正是因为这一点，罗素觉得洛威尔讲座徒劳无益。他告诉奥托琳，讲座组织者“小题大做，做事古板，非常在意讲座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对讲座是否具有质量不感兴趣”。

更符合他的口味的是他给学生举行的讲座和专题讨论会。它们给他提供了机会，宣传他的“科学哲学”福音，鼓励具有天赋的聪明学生研读数理逻辑。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名学生名叫维克托·伦曾。伦曾专程从自加州大学赶到哈佛大学，希望听罗素的课程（他从导师逻辑学家C．I．刘易斯那里了解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伦曾选择了罗素的逻辑学课程，记得罗素在学生眼里“几乎是一个超人。我无法充分描述他激发的那种尊敬、敬慕甚至敬畏之情”。根据伦曾的回忆，罗素在第一堂课上说：“事实什么都不是。我这样说是在讲废话。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它视为一个深刻真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种迹象，了解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在哈佛大学所讲的逻辑学内容产生了多大影响。学生们饶有兴趣，期待听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悖论。

伦曾拥有坚实的数学和科学基础，后来成为伯克利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正是罗素希望吸引到哲学领域的那种学生。顺理成章的是，罗素不辞辛苦，进一步了解伦曾，鼓励他的兴趣，利用数学技巧来解决哲学问题。在第一周教学结束时，罗素邀请伦曾到殖民俱乐部吃饭，讨论他在研究生阶段就成因的哲学问题进行的研究。罗素后来告诉奥托琳，伦曾“很有能力，非常不错，我很喜欢他。从教学的角度看，我来这里显然是值得的”。后来，他带着毫不掩饰的愉悦，提到他（大概从露西·唐纳利那里）听说的谣传：伦曾“给布林莫尔学院的一名年轻姑娘写了篇幅很长的信件，谈到我的情况，（我听说）表达了热烈的仰慕之情”。

第二周，他上午待在办公室，以便与任何希望前来和自己讨论哲学的学生见面。伦曾当然非常兴奋，抓住这个机会，经常到罗素的办公室来。那个周末是3月27日，罗素在信中写道，两个样子有趣的学生前来见他：“一个名叫艾略特，衣着讲究，语言得体，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伊顿公学优秀学生的品质；另一个是不修边幅的希腊人，名字与外貌相符，叫德摩斯，在餐馆当招待员挣学费。两人显然是朋友，一点也不在乎他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

那时，T．S．艾略特已经创作了某些脍炙人口的诗歌（《J．艾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贵妇人画像》《风夜狂想曲》），它们将被收录在1917年出版的《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评述》之中。但是，T．S．艾略特在专业诗歌界中几乎名不见经传，似乎命中注定将会从事学术性哲学工作。他191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在欧洲逗留1年，其间大多数时候在巴黎，1911年秋天返回美国，成为哈佛大学的哲学研究生。罗素见到他时，他已经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被视为哲学系中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尽管艾略特的哲学兴趣和研究方向与罗素的并不一致，他与许多最优秀的研究生一样，听了罗素开设的逻辑学课程。在巴黎，艾略特听了亨利。柏格森的讲座，曾经一度是柏格森的“流动形而上学”的拥趸，通过阅读《表象与实在》，于1913年接受了F．H．布莱德雷的绝对唯心主义。他1913年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历时3年完成（1964年出版），对布莱德雷的思想进行了研究，针对许多人——其中包括罗素和摩尔——提出了抨击，试图为其形而上学进行辩护。

1914年，艾略特见到罗素，看来觉得，既不方便提及他创作诗歌这一事实，也不方便谈到他的博士论文选题。1年以后，艾略特侨居伦敦，两人在思想和个人关系方面变得密切的可能性得以实现。在哈佛大学，艾略特给罗素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文明，在修养上颇有欧洲人的风格，而且“非常不爱说话”。有一次，他打破沉默，说了一句精妙的评论，令人难忘。艾略特听到罗素赞扬赫拉克利特，一句话脱口而出：“没错，他总是让我想起维庸。”罗素后来写道，这句评论“非常贴切，我一直希望他再来一句。”对罗素来说，屈服于灵魂的“内心之火”既有价值，亦有危险，弗朗索瓦·维庸是这样做的代表人物；任何提及弗朗索瓦·维庸的人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在罗素的想象力中，赫拉克利特也于1914年（而不是后来）占据了特殊地位。在《神秘论与逻辑学》中，罗素给予赫拉克利特可能得到的“最高地位”，认为他是“神秘论者与科学家两者的真正结合”的典范。根据罗素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一封信件的说法，赫拉克利特也是历史上让罗素觉得最有“亲密”感的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艾略特提出，维庸与赫拉克利特之间存在相似性；这个观点即便看来完全没有得到例证或者论点的支撑，也会立刻引起罗素的注意。罗素也许觉得，在艾略特的文明的外壳下面，肯定存在某种火焰。

除了上面提及的例子之外，在那次哈佛之行中，罗素对艾略特的朋友拉尔夫·德摩斯的兴趣更大一些。德摩斯喜爱哲学，对它充满激情，已经到了全身心投入的地步。德摩斯在土耳其的士麦那长大，渴望获得知识，移民到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他一文不名，通过担任学生宿舍管理员获得报酬，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学业（后来让自己得到回报，成为该校的哲学教授）。他看来并不在乎自己生活中的艰辛和贫困，不在乎自己——与艾略特这样比较幸运的学生相比——需要付出的额外努力，他将工作之外的时间全部投入学业。罗素发现，难以让他谈及其他任何事情。主要鉴于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敬业精神，罗素逐渐喜欢并且赞赏德摩斯，超过了那次美国之行中遇到的其他任何人。一天，罗素疲惫之极，加之周围人让他进入所谓的“发脾气”状态，于是和德摩斯一起外出散步。他发现，德摩斯“对哲学研究充满勇气，不乏激情，真的让我有眼前一亮之感。能够看到勇气和激情，这是生活给予的最令人欣慰的东西”。

在最初四周中，罗素在哈佛大学或多或少有陷于困境、孤立无援的感觉。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进行短暂的访问，走进一所私立学校，“给附近的一帮居民作了一次题为《神秘论与逻辑学》的讲座”。在头一个月的其余时间中，他待在波士顿。但是，洛威尔讲座结束之后，他的空余时间多了一些，完成最后一讲之后，立刻动身到纽约去观光，住在弗莱克斯纳家中。走出波士顿给他带来很大的宽慰，于是写信告诉奥托琳，“与波士顿相比，纽约并不那么令人反感，它满怀活力，拥有生活的自豪感，是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在许多方面，它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那次旅程的高潮是参观当时纽约最高的摩天大楼伍尔沃斯大厦。罗素在信中说，“它作为建筑真的非常漂亮，气势恢宏，堪与一座巨型的哥特式塔尖媲美”。在沉闷的带着伪欧洲氛围的波士顿待了1个月时间之后，见到真正的美国建筑令人振奋，让他深受启迪：

在那里，我终于看见了没有模仿痕迹、没有虚伪之感的美国人，他们坦然地追求财富，其诚实性堪比毫不掩饰的玛门神庙。大厦的高度是圣保罗大教堂的两倍，站在上面俯瞰，四周的景色真的非常壮观。整个城市、大海、岛屿和内陆乡村尽收眼底，周围的山麓一片碧蓝，与意大利不相上下。到了美国之后，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十分愉悦的感觉。

他在同一封信件中写道，美国人“具有非常固定的模式。如果根本不涉及文化，他们显得非常不错，保留着那种人的粗野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非常粗野，就像豪猪一般”。

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之余，罗素几乎利用可以得到的任何机会，离开（哈佛所在的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坎布里奇，不辞辛劳，访问东海岸的各所高校。这样的访问被他塞进教学日程安排的空档之中。4月14日，他到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宣读《神秘论与逻辑学》，但是听众的反应与哈佛的不相上下。他在信中写道，那里的校园很漂亮，“但是精神氛围颇有伪善之嫌”。接下了的一周，他做出安排，分别在三所大学宣读《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它们离波士顿有较远的路程。星期一，他先到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星期三到普林斯顿，星期六下午到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我星期天晚上回到波士顿，”他在信中告诉露西·唐纳利，“已经精疲力竭了。”

那一周以访问布林莫尔学院开始。罗素与露西·唐纳利待了一段时间，和她的一些学生交谈。（布林莫尔学院的院长是难以对付的凯里·托马斯——艾丽丝的一位堂兄，强烈反对罗素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根本不可能向罗素发出正式邀请。）他在布林莫尔学院给奥托琳写信说，他喜欢“逃离新英格兰……美国最令人厌恶的地方”。他还描述了前一个星期五在波士顿出席一次宴请的情况，这个例子显示，他对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几乎在生理上产生一种强烈反感。东道主是雨果·孟斯特伯格伉俪，两人“非常可怕，他们邀请的所有客人全都非常可怕”：

用餐的人丑陋不堪，几乎让我难以咽下食物，一个个脑满肠肥，愚蠢，自满，没有任何可以起到补救作用的特征……我一想到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便觉得心里涌起一阵恐惧，对那里的每个角落都深感厌恶。它冲着我尖叫，我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火车头的轰鸣声中。

他访问的其他地方也没有逃过他的鄙视或者针贬，例如，普林斯顿“处处可见新哥特式建筑——那地方像牛津一样，给人滑稽可笑的感觉”。史密斯学院的东道主杰拉尔德·斯坦利·李和夫人是“可怕的无趣之人——‘时髦’的无趣之人，装模作样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李写了一本愚蠢的书，名叫《受到鼓舞的百万富翁》，所以遭到罗素进一步挖苦。在那个繁忙的一周结束之际，罗素给露西·唐纳利写信说，他已经不再期望再次与她或者海伦·弗莱克斯纳见面了。“我觉得，美国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开心的东西了，只能咬紧牙关，数着指头，盼望归国之日。这里的所见所闻——包括人的精神——丑陋不堪，令人难以忍受，我觉得很不适应。”他在美国想念的是维特根斯坦完美示范的“艺术意识”。美国人所做的事情“看来是为了取悦人，而不是取悦上帝”：[4]

这里欠缺的是，对美好生活的非社会方面——朦胧理想——的追求，不用考虑它们是否有用，是否受到他人赞赏。这就是让我在此感到孤独的原因。这种追求在欧洲也很少看到，但是在这里几乎踪影难觅。圣经上有两条戒律，一是爱上帝，二是爱邻居。我觉得，这里的人已经忘记了爱上帝。

几天之后，他再次启程，访问的目的地是耶鲁大学，一个“小地方”。他嘲笑说，那里的人上午8点15分必须到教堂去。东道主是“一位名叫贝克韦尔的哲学教授，一个令人厌倦的傻瓜。他根本不理解我说的事情，但是坚持认为，如果我理解自己的想法，我肯定会赞同他的观点”。不过，他后来与德摩斯一起散步，脾气有所缓解。那段时间，他谈到德摩斯便眉飞色舞，就像以前谈到维特根斯坦一样。“我……非常喜欢他。他对哲学抱有真正的激情……在我看来，他已经在哲学上很有造诣，超过我的其他学生……我希望，他将来可以到剑桥大学来。”

在波士顿时期的信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文化和学问本身并不足以产生任何具有价值的东西——它们需要与热情、激情和明确的目的结合起来。罗素反复抨击他见到了那些缺乏活力的人。他在达到之后不久便宣布，“我发现，这里有修养的人非常孱弱”；他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关于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特点，本杰明·阿普索普·富勒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富勒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史教授，乔治·桑塔亚那的朋友，《普罗提诺论恶》的作者。罗素在哈佛大学的访问临近结束时，他邀请罗素到他的乡村别墅度周末——夫妇两人与他的母亲住在那里。罗素在信中告诉奥托琳：“这个地方很漂亮，天气恰如仲夏时节，树木恰如初春时光。他拥有一座湖泊，一片树林和各种各样宜人的东西。如果按照所有常理判断，他本人应是令人愉快之人，温和厚道，有很高的修养。但是，不知何故，我心里总是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你就是一个愚笨的人’——不过，我弄不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这样的人。”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他的观点明确一些。他告诉她，富勒饱览典籍，言谈之间“尽量让自己像英国人”，但是他“非常孱弱，没有体现修养所需的那种强健特征”。

星期日，富勒为罗素举行了一次花园聚会。出席的客人中有T．S．艾略特。罗素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件中描述说，艾略特与富勒“属于同一类，精通柏拉图，熟读法国文学，从维庸到维尔德拉克无一不知，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但是缺乏获得成就必须的那种持久的自然激情”。艾略特后来创作了诗歌《阿珀林纳克斯先生》。该作品描述了那次聚会，涉及罗素与他非常鄙视的文化修养过度的孱弱美国人之间的差异，采用的方式与罗素在信中的叙述惊人相似，认为罗素象征着“持久的自然激情”。

这首诗歌集中在两位东道主——富勒（“钱宁-齐沓教授”）和他母亲（“贵妇弗拉克斯夫人”）——与之不同的感性上。两个人文明，淡定，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客人罗素（“阿珀林纳克斯先生”）说话“直截了当，充满激情，吞没了整个下午”，他欲望毕现，不加掩饰，恰如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萨梯，让人想起

……灌木丛中的普里阿普斯[5]
目瞪口呆地看着荡秋千的妇人。

在这个画面中，活力、智性和喜悦以毫无修饰的方式展现出来，打破了古板的文雅举止。艾略特反复强调，罗素（爽朗、喧闹）的笑声形成了令人惊讶的效果。不知何故，大笑似乎在波士顿被视为有失得体之举：

阿珀林纳克斯先生访问美国
他的笑声在茶杯中回荡
……
他笑起来就像一个不负责任的胎儿。
他的笑声从幽深的水下冒出来
恰如来自大海的老人
……

我在椅子下寻找他滚动的脑袋
看见它在海藻般的头发
之后微笑。
……
“他是一个魅力男人——但是他究竟何意？”——
“他两耳竖起……肯定精神失常。”——
“他的话语不乏道理，我可能提出质疑。”

罗素后来使用了上面最后几行诗句，说明艾略特已经“注意到”他“精神失常”。但是，这几行诗句的意义应该是，阿珀林纳克斯先生具有隐蔽的生命活力，那些修养过度的人觉得他疯了，他们的软弱无力的评论与他这样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他来自大海深处，嘲笑那些漂浮在表面上的人；他笑声爽朗，谈话直截了当，充满激情，“吞没了”整个下午。如果说这首诗歌是讽刺之作，其目标不是罗素，而是招待他的东道主。它的结尾是

关于贵妇弗拉克斯夫人，还有教授和齐沓夫人
我记得一片柠檬，一块咬下的蛋白杏仁甜饼干。

罗素在富勒家过了周末，返回哈佛大学，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谢天谢地，只需在哈佛待两周了。”但是，他几天之后写道，他其实并不郁闷。其原因在于，他所做的事情“无须花费很大力气”，仅凭意志之力就能完成。他说，他并未尝试真正的研究工作，“我的许多想法和感觉都无关紧要，这就是让我感到高兴的原因……当然，我不应因为这样的事情长期感到开心。我觉得，我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但是，肯定得做容易的事情，以便让自己暂时感到高兴”：

但是，当我暂时摆脱考虑无关紧要问题的心境时，我觉得非常空虚，焦躁不安——我觉得，这让我更加思念海伦·弗莱克斯纳，超过了我在欧洲时的程度。可是，她乐于看到我现在的状态，觉得这没有什么害处。

考虑无关紧要的事情带来的快乐正受到来自没有满足的强烈性欲的威胁。

毫无疑问，罗素的头脑中存在着这个想法：有时候，以考虑琐碎之事为代价，可以得到快乐。所以，在同一封信件中，还有某些反思，涉及女人在内心里对琐碎问题的关注，口气玩世不恭，但是发人深省。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在内心里关注琐碎问题，这个观点看来是他与奥托琳之间的共同基础，不同之处在于两人对其原因的认定：

我怀疑，原因是否像你说的那样，缺乏智性让许多女人过度关注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我认为，原因在于灵魂的琐碎性——她们其实更关心小事情，而不是大问题。例如，一个讲求整洁的女人宁愿失去丈夫的爱情，而不愿看到他手里的信件落在地板上。[6]我认为，就大多数女人的情况而言，这是带有玩世不恭意味的教训之一：她们过分（或者尽量）关注小事情，而不是大问题。我认为，她们欠缺的正是智性，而不是欲望方面的适当比例。

5月18日是他的42岁生日，他以习惯的方式，盘点过去1年的情况：“就工作而言，过去这1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就行为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说，他最近

觉得，自己思考实际，已经步入中年——并不考虑对错，仅仅是一台高效的机器。这种感觉令人舒服，但是与死亡无异。我必须重新找到活力，感受痛苦。（在这个国家中，我尚未遇到一个可以理解这一点的人。）

一周之后，让他如释重负和高兴的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友好，非常慷慨；我竟然怀着如此高兴的心情离开他们，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头畜生。”

离开美国之前，他计划在中西部进行短暂的访问，在三所大学宣读《神秘论与逻辑学》或者《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分别在芝加哥、麦迪逊和安阿博停留。然后，他将到蒙特利尔去（顺路看一看尼亚加拉瀑布），在那里转乘海船，于6月6日起航前往利物浦。他在美国还有10天时间。在芝加哥，他将到E．克拉克·达德利医生家做客。达德利是知名外科医生，西北大学的妇科学教授，以前没有与他见过面。但是，正如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所说：“我在牛津时认识了达德利大夫的女儿……有人告诉我，她从事写作——我当初认识她时，她作过这方面的尝试，当时显然并未取得什么骄人成就。”

海伦·达德利，这里所说的女儿10年前在布林莫尔学院读本科，然后到了牛津大学，师从吉尔伯特·默雷，学习希腊语。在牛津期间，她手持露西·唐纳利的一封介绍信，在巴格利伍德见过罗素和艾丽丝。从那以后，她看来与罗素很少或者说从未有过什么接触。她大概通过在布林莫尔学院的关系，知道了罗素访问美国的消息。不管怎么说，罗素当时“非常空虚，焦躁不安”，肯定不会拒绝一位迷人的年轻女性发出的邀请，即便他对她毫无印象也没有关系。正如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描述的，他不仅渴望异性（这一点肯定是事实），而且渴望与其他人进行实际接触。假如说海伦·达德利此举意在引诱他，那么，她给自己定下了非常轻松的目标。

他抵达芝加哥时，海伦在那里迎接他。罗素在《自传》中写道：“我见到她，立刻有一种亲切感，超过了在美国见到其他任何人。”他对她的写作能力的判定也突然出现了改变：“我发现，她写的诗歌相当好，她对文学感悟非凡，见解不同寻常。”三天之后，在前往麦迪逊的火车上，他给奥托琳写信，显然沉浸在对海伦的好感之中，但是闭口不谈此事。他写道，海伦“自从他认识她以来，已经大有长进——她写的诗歌略显青涩，但是具有特殊的品质——我确实很喜欢她”。次日，他从麦迪逊返回芝加哥，去安阿博之前再次在达德利家过夜。这次，他与海伦同床共寝，并且出现了令人吃惊之举：建议她尽快到英国去，和他住在一起，也许过一段时间之后和他结婚——如果他与艾丽丝实现离婚的话。更让人感到异乎寻常的是，她接受了这一点。次日，在前往安阿博的火车上，罗素给奥托琳写信，试图解释已经出现的情况，解释它给他们两人之间关系带来的隐含意义。但是，他并未告诉她，海伦这时自认为是他的未婚妻。

他曾让奥托琳保证，他在美国不会有任何浪漫冒险的之举。在这封信件中，他开门见山地说，他已经有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

我对海伦了解越多，阅读她的作品越多，她就越显得不同寻常。昨天，她和我在树林待了一整天，我发现，我很喜欢她——与对你的那种强度和激情不同，但是依然十分强烈。我告诉她，我喜欢别的人，无法与她断绝关系，她表示并不介意。最后，我们两人一起过夜。她将尽快到英国去，可能就在9月或者8月下旬……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不错。父母有他们那一代人的道德观；如果他们知道我俩的事情，肯定会非常难受。但是，她姐姐（知道我们两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关系）持非常同情的态度。正是在一位已婚姐姐的积极纵容之下，我们两人昨天才有时间单独相处。我随身带了一本她创作的戏剧，它会让你了解关于她的更多情况，超过我在这里的描述。

她28岁，长得并不漂亮：她的嘴巴——更明显的是鼻子——很难看；一双棕色眼睛显得异常，像中国人的形状，很有意思。她的身材很好，脸上露出情感强烈、备受痛苦的神情。她激情似火，充满创造冲动，绝对真诚，没有丝毫故作多愁善感的迹象。我发现，她在枯萎，就像遭遇大旱的花朵，渴望爱情，渴望理解，渴望喜欢她在作品中描述的那类事物的朋友。首先，我心里产生了鼓励她的创造性的冲动，其余的感觉随后出现。就我可以判断的情况看，她喜欢我，已经达到一个慷慨而孤独的灵魂的极限……这种冲动压倒了我，就像挽救溺水者的冲动；我可以确定，我跟着自己感觉走的做法是正确的。

正如罗素后来承认的，他与她同床共枕的动机主要属于慈善性质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假如他纯粹希望鼓励她的写作事业，他本来可以邀请她到伦敦去，与他和奥托琳了解的文学圈子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见面，不用染指两性关系。然而，他反复强调海伦的写作天才，强调她的创造性，这一点也许解释了她吸引他的重要原因。至少在短期内，那种吸引力看来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抑制了他对公开与她同居带来的后果——它可能既涉及他与奥托琳的关系，涉及他在剑桥大学的事业——的顾虑。在那种吸引力中，她的文学抱负可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它们向罗素暗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在和她同居的过程中，他可能满足他尚未实现的三个夙愿——朝夕相处、生儿育女、文学写作。我们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令人期望的东西可能让他十分陶醉，觉得难以抗拒，也就全然不顾其他所有的后果了。

在罗素对海伦的描述中，在他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在他的《自传》中，还有某种因素暗示，撇开慈善之外，他真的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海伦·达德利的理想的“秘密分享者”。他在《自传》中写道：“她在青年时代形只影单，闷闷不乐。看来，我可以给予她希望的东西。”他还说，她“富于激情，富于诗意，思想独特”。在他看来，这些品质在他遇到的其他美国人身上找不到，它们可以形成他珍视——偶尔只有他可以看到——的画面：有幸一睹另外一个人的灵魂。诚然，他可以给予她希望并且需要的东西；他觉得，她也可以给予他希望得到的东西，他真的希望和她一起生活。唯一的问题是，他的想法是否正确呢？

如果说罗素贸然与海伦建立严肃的恋爱关系，其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带有幻觉性质，那么，他对这样做可能给他与奥托琳之间关系造成的后果的预判完全是幼稚的、难以言表的。他告诉奥托琳，“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这将在任何程度上改变我对你的感情，它带来的唯一效果是，排除了我没有满足的本能造成的不良刺激”：

我觉得，这肯定会给你带来某些痛苦。不过，如果我可以让你相信，这没有什么大碍，她并不是常见的那种美国人，我希望你的痛苦不会太多……我亲爱的，请不要觉得，这样做会减少我对你的爱。依我所见，这样做根本不会影响我俩的关系。我最在乎的是，这事让你感到痛苦，我真的在乎。我渴望与你在一起，渴望让你感觉到，我对你的爱绝对没有丝毫减少。

7月14日，罗素抵达利物浦，收到了奥托琳的信件——她写那封信时，尚不知道关于他和海伦·达德利的事情。她在信中说，她希望两人的关系从此保持在精神层面上。那天晚些时候，他回到伦敦的公寓，发现了她写来的另外一封来信，知道了她听到那个意外消息之后的反应：她希望，他和海伦·达德利一起幸福生活；她觉得，她和罗素最好不要再见面，她不愿影响他和海伦两人之间的关系。

奥托琳也许期望，她不再与罗素见面的决定会给他带来毁灭性打击，他会恳求她改变初衷。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大失所望了。罗素在回信中重申，甚至在大西洋上独自度过历时一周的回国旅程之后，他依然倾向于认为，他与海伦的关系是“非常真诚和严肃的事情”。他判断，他俩公开同居之后，他将无法继续在剑桥大学任教，觉得在迈出这一步之前，有必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但是，“我肯定希望，我们两人的关系一旦确定下来，会尽快将此事公之于众”。就不再与奥托琳见面这个问题，他显得并不十分在意。“如果你觉得最好不见，我无法提出见你的要求……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一切问题……目前，让我们至少保持通信联系。但是我相信，在她到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可能难以给你写信。此后，如果你可能与她建立某种友好关系，那将是不错的事情。当然，这些问题非常棘手。”

目前，一些实际问题让我深感骚扰：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三一学院？我必须将此事告知怀特海夫妇，我害怕这样做，恐惧之感难以言表。我觉得，你不必担心你会影响我和她的关系——我的冲动来自身体深处，非常强烈。

面对他泰然处之的态度，面对他看来已经爱上海伦的坚定决心，奥托琳决定改弦易辙。罗素暗示，即使奥托琳有意，她也不可能影响他与海伦的关系，言外之意间接表达了一种挑战。奥托琳似乎受到这一挑战的启发，着手让他回心转意，再次使用了屡试不爽的“最后一次见面”的策略。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人见面（奥托琳给他写了两封信件，表明渴望与他一见。罗素到达两天之后她去了他的公寓），他发现她在交欢时激情万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对罗素来说，这出人意料，他感觉很愉快，欣喜若狂。奥托琳离开之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整天都处在奇妙的幸福感之中，心情非常舒坦。与你相聚给我飘飘欲仙的感觉，我最亲爱的，我事先根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心肝，我不能失去你……请不要觉得，我希望或者打算反对你在寄往利物浦的那封信中表达的意思——在那个时刻，我的冲动太强烈了，完全出人预料，至少在我看来如此。”

如果说存在任何不定因素，它让人觉得奥托琳可能影响罗素与海伦·达德利之间的关系，那么，两人的那次幽会足以将它排除。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再度见面，地点是奥托琳在贝德福德广场的住所，罗素制订的有关海伦的计划开始出现裂痕。“我俩昨天的短暂相聚非常快乐，对吧？”他给奥托琳写信说，“如果那件事情［他与海伦的关系］没有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你在良心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责之处。如果我不与你断绝关系，我和她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的。”这时，他更加明确，他更愿意让他与海伦的关系保持在秘密恋情的状态。“我害怕失去教书这份工作。”这时，他已将对海伦做出的承诺置之脑后，将问题归结为他与海伦之间的不同态度：“她很希望公开宣布。这可能引起麻烦。”

几天之后，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宽，几乎到了完全破坏罗素做出的承诺的地步。他6月22日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对海伦·达德利的喜欢并非没有到达我原来相信的程度。她对我情深意长，我尽量回应。这让我过高估计了她的写作能力。我认为，她的写作能力不错，但是并未达到优秀水平。我很喜欢她，希望与她建立关系，可是这不应让我失去你，失去在剑桥大学的职位。其他事情我都不担心。但是，她非常期望公开我和她的关系；我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感情变化……但是，我根本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不久之前被他视为“非常真诚和严肃的”感情，被他视为奥托琳无法撼动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感情，这时被说成了转瞬即逝的软弱心态，根本无法与他对奥托琳的爱情相提并论：

你给予我的东西，我根本不可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我内心深处的激情和神秘悲伤，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触及……我觉得，面对其他可以任何满足我的本能的人，我都不能产生对你的那种情感。但是，本能继续存在，实际的基本情况是，单独无伴的夜晚难以忍受，我尚未获得足够的自我克制，无法克服与女人一起过夜的欲望……但是，求求你不要觉得，一切已成定局，这位新来者也可以给我你给我的东西。这绝对是不正确的。

他这时认为，他与海伦的关系没有给他机会，让他逃离在美国的人际关系中遇到的那种琐碎特征，仅仅是这种琐碎特征的又一个例子。因此，如果它危及他与奥托琳之间精神性质更强的伴侣关系，它就并不值得继续下去：

大多数人并未进入我的内心生活，即便我非常喜欢她们也是如此。即便在我最爱艾丽丝的时候，她也并未进入我的内心生活。海伦·达德利根本无法触及我的生活。从自己喜欢的大多数人那里，我得到的结果是，有机会逃离自己的内心生活——这样的生活痛苦不堪，不能一直忍受。但是，我从你那里得到的是对它的强化，可以将痛苦转化为美，转化为奇妙……如果海伦·达德利发现，她不能忍受我与你保持关系，我将和她一刀两断。

1914年6月28日，就在这封信件寄出5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但是，罗素的信函完全没有记录那次事件，而是继续详细讨论他对奥托琳的爱情，谈到他对海伦·达德利即将到访英国的焦虑。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人担心英国可能与德国交战，几乎没有人想到，因为奥匈帝国与其邻居塞尔维亚之间的一个众人认为的小问题，战争会降临在英国人头上。关于那场冲突，英国的公众舆论肯定支持哈布斯堡一方。

与英国大多数人相比，罗素较早意识到时局具有的恐怖性质，但是直到7月底之前，就连他也没有对前景感到担心，没有聊到战争可能将英国卷进去。现在回想起来，罗素和奥托琳那时觉得，那次刺杀案的发生与奥地利宣战之间的那一个月是一段美妙时光，随着战争的阴影日益临近，两人的关系越发密切。他们每周星期二都要见面，白天在位于白金汉郡乡村的伯恩哈姆比奇斯度过，常常在黄昏时分回到罗素的公寓。在那里，在两人关系的生理方面，奥托琳继续显示出了热情——以前她曾经发现，这样的行为令人恐惧，使人反感；罗素怀着愉悦之情，享受两人恋情的这种全新状态，将海伦·达德利完全置之脑后，在思想和情感两个方面均是如此。7月7日，在两人一次幽会之后，他写给告诉奥托琳：“今天晚上见到你真的让我非常快乐。这次真的就是一个惊喜。这是心旷神怡的一天——我们轻松自如，美妙之感溢于言表……我真的觉得，我们不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东西——在我看来，自从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以来，我们总是想要。”

“让我感到的担心的是，”他几天之后写道，“我是否可以给予海伦·达德利足够多的感情，让她觉得生活是可以忍受的”：

如果我只有她一个人，我肯定无法做到，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依然有你，我可以做到。她非常爱我，充满激情——我对她抱有一种强烈的温柔之情，一种尽我所能对她进行培养的强烈愿望。但是，我没有激情；如果她逐渐爱上另外一个看来有能力帮助她的人，我应该感到高兴……我的灵魂活在你的心中。

罗素在《自传》中写道，熄灭他对海伦·达德利的激情的因素是“战争的冲击”。“假如战争没有爆发，我们在芝加哥制订的计划可能给我们两人带来巨大幸福。”但是，他写给奥托琳的信件显示，早在他把心思放在战争上面很久之前，他对海伦的激情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实际上，他在7月16日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说，莉泽·冯·哈廷贝格给他写了一封邀请信，希望他到意大利去，与她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夏天。罗素表示，“我觉得，我可以8月下旬去”，对战事持事不关己的完全麻木态度。这说明，他在7月中旬认为，局势根本不可能恶化，根本不可能发展成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

7月21日，奥匈帝国一方面拟定了最后通牒，准备交给塞尔维亚，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备战。欧洲大国的外交官们开始首次讨论这种可能性：那场危机可能引起一场席卷“全世界的战火”。直到那时，罗素依然也没有想到战争，依然沉浸在与奥托琳更新关系之后带来的美妙感觉之中。“我觉得，你在我们相识之初也这样爱我。这是真的吗？请一定告诉我。我觉得，自己差一点毁了你的爱意。”

约瑟夫·康拉德对日渐聚集的风暴更加漠不关心。那段时期，他正在准备行装，计划到波兰去，进行一次短暂探访。他7月25日离开英国，8月1日抵达克拉科夫——那时，奥匈帝国正在动员军事力量。他结果在波兰被困3个月，身患疾病，精疲力竭，直至1月9日才返回英国。7月22日，就在他启程之前两天，罗素前去访问，希望听到他对《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的结论。罗素在从肯特郡返回伦敦的火车上写信说，康拉德“像往常一样高兴，见到他让我非常开心。他的家人对波兰之行感到不安，但是这没有影响我们两人的交谈”。不过，康拉德就罗素的中篇小说所做的结论让罗素感到不那么开心：

他详谈了关于《浮士泰斯》的情况。他的想法是，我可以保留第一和第三部分，但是中间那个部分——在佛罗伦萨的那个部分——应该加以扩展，单独陈述各个角色的对话，写成一本长篇小说。他说，我不能将对话具体化——我表示反对，但是他坚持不变。他建议删除诗人的讲话，这让我无法忍受！他似乎认为，如果采取大动作，我可能将稿件写成像样的作品。然而他不确定，花费大量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是否有值得？他似乎认为，小说开头的花园聚会写得不错。我高兴地告诉你，他喜欢小说中的那位修女。

罗素对康拉德的评价心领神会，将《浮士泰斯》搁置一旁，在其后接近40年的时间里，从未碰过文学创作。

随着文学追求的死亡，他对5月产生的这一理想的热情也进一步减退：他可以离开剑桥大学，与海伦·达德利一起，去过放荡不羁的作家生活。他7月24日写信告诉奥托琳，“就个人抱负而言，我现在更加偏向学术方面。其原因在于，我已人到中年，觉得自己无法根本无法持续从事其任何工作，而且，我已从撰写《数学原理》带来的疲惫感中恢复过来了”：

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对剑桥大学有很多感情。假如我彻底离开这里，我会很想念的。这里见证了我一生之中的许多事情，与我一生中持续不断的努力密切相关，形成了我的所有习惯。离开这里的想法全是海伦·达德利的建议。

但是，他后来补充说：“如果她能够默许让恋情秘而不宣的做法，我觉得自己不愿放弃她。”

最后这一点大概说明，为什么罗素没有信告海伦，他已经改弦易辙，不会如期实施他和她一起制订的计划。但是，海伦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在没有接到罗素来信说明已经改变主意的情况下，定了船票，拟于8月3日起航前往英国。当时，信件需要一周时间才能跨越大西洋；如果罗素写信推迟她的行程，他必须在7月27日之前发出信件。他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在于，他当时肯定欢迎她来英国，前提是她接受这两点：一是两人不可能公开同居，二是他不离开剑桥大学。他还决定，他成为她的恋人还有一个条件是，这样做不会影响他继续与奥托琳保持恋情——他继续将奥托琳视为他人生中的主要情人。不过，他并不打算告诉海伦，他是奥托琳的情人，所以既不期望海伦答应这些条件，也不觉得他必须这样做。

为了保守这一秘密，他需要奥托琳参与共谋，于是在7月25日给她写信，敦促她进行合作。“我担心海伦·达德利会带来麻烦，”他告诉她：

我并未向她说明，我想将她当作一种手段，改善我和你的关系。况且，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是实情，她会深感幻灭。我发现，我没有那种冲动，不希望原原本本地告诉她全部实情，而且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做——告诉实情的冲动仅仅在激情四射时才会出现……我不想让她承受痛苦，不管怎么说，至少在她有机会度过一段快乐时光之前不想。一切都可能顺利实施，但是难度很大。可能出现极端不幸的情况，这一点必须避免。

7月28日，星期二，整个局势出现了变化，罗素已经无法阻止海伦到英国来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本来可以启动的一连串事件突然变得明朗了。尽管罗素和奥托琳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两人在伯恩哈姆比奇斯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天。但是，战争乌云越来越浓，那时几乎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罗素写道：“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危险太可怕了。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它——其恐怖程度超过人的想象。”可是，他依然希望下一个星期二与奥托琳见面。海伦和她父亲定于8月8日抵达英国，罗素“深感懊悔，海伦·达德利将会影响两周之后我们相聚的日子”。罗素和奥托琳如胶似漆，这种局面推翻了罗素以前的判断。这时他觉得，绝对不能让海伦影响他与奥托琳的关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存在是对你我的将来关系的一种保护措施。否则，我可能向你提出过多的性要求”。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与海伦·达德利的关系不会公开，而且肯定是暂时的。她不会喜欢这样的格局，将会慢慢选择其他的人。我希望如此”。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几天之后，欧洲大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被军事策略取代，相关各方的军队全部动员起来，就像一台动作缓慢、无法停下的巨大机器：奥地利与俄国对垒，俄国与奥地利和德国对垒，德国与法国和俄国对垒。到了7月31日，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尚未完全显露英国将会必然卷入其中的迹象。罗素那时明白，原来制订的到意大利与莉泽·冯·哈廷贝格见面的计划已经告吹，但是也期望收到海伦·达德利的电报说：她父亲认为那时赴英并不明智，父女二人不能成行。那段时间里，罗素本人整天考虑的也只有战争：

看来，现在已经毫无希望了。几乎肯定的是，英国将被卷入其中。我认为，我国不应参战，但是我可以理解这样的观点：它们让参战显得是一种体面的责任。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可怕命运，驱使每个人加入其中。我一直希望，时局可以长期保持和平，让欧洲人意识到战争是疯狂之举。现在，将会形成一种新的遗产，它由仇恨、羞辱和野蛮的胜利构成。

那时，大多数英国人带着类似喜欢的情绪，期望战争到来；考虑到罗素对海伦·达德利表达的无情无义的残酷言辞，罗素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给人的感觉是，罗素能够以亲身体会的方式，感受到整个国家的痛苦，可是对一个人的遭受苦难却显得麻木不仁。“我仿佛我是一面取火镜的聚焦点，可以感受到整个欧洲背负的重荷”，他在8月1日写道。那一天，德国向俄国宣战，在一定程度上让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愤怒的人们大声叫喊，皇帝们站在阳台上求助于上帝，关于责任和牺牲的字眼掩盖了血淋淋的谋杀和暴行。看来，一个人要么必须发疯，要么加入疯子的行列。”

罗素将所有思考和精力全都用在即将出现的浩劫上，试图理解它的成因，很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做些什么。他冥思苦想，似乎希望解释，为什么人们以经过深思熟虑的蓄意方式，采取行动步骤，让无数人失去生命？肯定存在某种解释，说明这样的行为以某种方式，源于认识方面的缺陷。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所有国际争端的根源是错误导向，是想象力的贫乏。我们几乎完全从与自己的关系的角度，去判断其他国家的言行……仇恨（以及友爱——但是普世之爱除外）出现的根源是，我们不是从他人的内心的角度，而是从与自己的关系的角度去看待他人……需要让学生阅读（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或者诗歌，在学校中实施这方面的教育。或者，应该开展其他活动，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外国人拥有与我们类似的感情和性格，不是什么奇怪、邪恶的洪水猛兽。”

如果考察罗素在那一段时间中的态度，我们会回想起他在美国期间所写的一封信件。他在那封信中谈到了“欲望方面的比例”，认为许多女人缺乏这样的比例，较多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较少关注重大问题。他自己的“欲望方面的比例”以一种报复方式凸显出来。一方面，他感受到整个欧洲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似乎对那个女人将要遭受的痛苦持熟视无睹的冷漠态度——仅仅几个月之前，他曾经鼓励她到英国去，充当他的情人，而且有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不管怎么说，海伦·达德利没有给他发表示推迟访英的电报。她的性欲特征被罗素概括为“灵魂的琐碎性”，让她深受其害。她那时依然认为：第一，她和罗素一起制订的计划可能给她带来幸福，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除非迫不得已，访英行程绝对不能推迟。因此，她和她的父亲8月3日如期启程。8月2日，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她让自己重回幸福轨道，相信一切都会如她所愿”：

我对她的感觉一片空白，全不在乎，仿佛她仅仅是人性的一个小原子。我根本不可能像以前打算的那样去做。我担心，我会让她非常伤心。但是，对我来说，与她的整个恋情是微不足道的，我眼下无法考虑那些逢场作戏的事情。如果我对她的理解力存有哪怕一丁点希望，我也可能慢慢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她。但是我知道，她会觉得因为公众利益的原因让她受到冷落是可怕之举。下周的今天，我将面对她。

海伦启程的那天，德国向法国宣战；奥托琳和罗素分别从牛津和剑桥赶到了伦敦，对菲利普表示全力支持，努力汇集议会成员中的反战情绪。罗素离开剑桥之前给奥托琳写信说：“请一定告诉菲利普，我绝对和他站在一边——我国参战是绝对的无法言喻的愚蠢之举。”但是，他们达到伦敦之后发现——用奥托琳的话来说——“到处都是激动的人群，甚至我们所在的贝德福德广场也挤满了年轻人。他们成群结队游行，挥舞旗帜，高唱《马赛曲》，通宵达旦。”那天，爱德华·格雷在著名讲演中宣称，如果德国侵略法国或者比利时，英国就应参战。整个议会大厅全被战争狂热点燃。在这种情况下，菲利普表现出超常的坚韧和勇敢，在下院起立发言，向议员们发出警告，反对贸然参战的疯狂之举。议员们的叫喊声淹没了他的发言，那番讲话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然而那肯定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奥托琳以显然真诚的自豪口吻回忆说：“假如他没有在下院中起立发言，那么，就不会出现关于英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那场辩论。”

那天晚上，罗素身处人群之中，与常常在危机时刻的情形一样，一阵阵孤独感不断袭来。他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周围的街道上游荡，“注意到振臂高呼的人群，注意到旁边路人的激烈情绪。在这一天和其后几天中，我惊讶地发现，一般的人对战争前景感到兴奋和高兴”。次日上午，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德国没有理会格雷发出的最后通牒，英国于那天晚上10时进入战时状态。奥托琳和罗素一起在伦敦游荡，意识到英国正一步一步卷入战争，不停地互相安慰。奥托琳写道，他们听到了英国采取无法挽回的最后一步的消息之后，在绝望之中离开了下院。“我记得，当时自己心里涌起一阵强烈情感，觉得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我是可以阻止它的。‘必须阻止它，必须阻止它，’我不断地说。”那种精神让她变为罗素不可或缺的依靠。他在《自传》中写道：“假如没有她的安慰，我开始时肯定会处于完全孤独的状态。但是，她从不动摇，在仇恨战争时如此，在拒绝接受充斥世界的虚构神话和谎言时也是如此。”

8月8日，海伦·达德利抵达伦敦，发现自己在罗素生活竟然没有立锥之地，他甚至拒绝和她见面。对他来说，两人一起制订的计划不再剩下任何现实的残余。他们不过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遗物，是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时刻的幸存者——在那个时刻，英国尚未卷入拿破仑战争以来人类遭受的最大不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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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20世纪50年代口述的《私人记录》中，罗素有了机会，谈到他的婚外恋情和婚姻。关于奥托琳，他是这样说的：“就在我终止与她的关系之后不久，她发现她的女仆和菲利普的秘书同时怀上了菲利普的孩子。这让她产生了幻灭感。她告诉我，她觉得她的人生是一个错误。可是对于我而言，她的表态为时已晚。”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奥托琳选择了菲利普而不是罗素。罗素的说法麻木无情，令人震惊，让人觉得这番话集中表达了他在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排斥和挫败。

[2] 在他撰写的文章《我们对“我们的知识”的认识》（参见罗素，1973—4年，第11—13页）中，肯尼思·布莱克维尔将这个虚构之中的真实成分提取出来。他认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第三章是罗素根据已在《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提出的观点，修改而成的版本。罗素的信函暗示，那次修改——这相当于将长达5页的内容插入原文之中——是在1914年1月27日进行的。布莱克维尔似乎认为，这种材料重叠的情况让人们觉得，罗素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其一，他将1914年元旦撰写的文章与1913年秋天撰写的分为8次的讲座混为一谈；其二，他想象自己不假思索，一次性口述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过，我依然觉得奇怪的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混淆呢？更奇怪的是，任何人只要稍微了解这本著作之后都可能告诉罗素，他就该书写作过程的说法——退一步说——是不合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说法为何竟然流传下来？

[3]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此有过明确表态，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在《逻辑学笔记》中表达过的观点暗示，他排斥科学哲学这个提法：“‘哲学’一词应该总是表示超越或者低于自然科学的某种意思，而不是表达与科学并列的东西。”

[4] 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为《哲学评论》撰写的序言中，以有趣的方式，重复了这一点：“我希望说，‘撰写本书目的旨在赞美上帝的荣耀’，但是现在这样说会有欺骗之嫌，这就是说，不会被人理解。这意味着，本书是本着良好愿望写成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而是出于虚荣之心，作者希望看到它受到诅咒。”

[5] 普里阿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生殖神。——译注

[6] 这个例子非常明确（为什么是信封呢？），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否源于他很久之前与艾丽丝之间的一次争吵？在美国之行中，他心里想着艾丽丝；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对她的回忆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强化了他的所有具有美国特征的事物的反感。这一怀疑在信件的末尾得到证实——他谈到霍兰德爱上一个美国姑娘的事情时说：“我希望应该向所有希望与美国人结婚的英国人提出严肃告诫，不过我知道，此举是没有作用的。”

第二部　1914—1921

第十三章　与众不同

“不可随众行恶。”

——（《出埃及记》第2章，第23节）

罗素身在人群之中，强烈的孤单感油然而生。总的来说，这种感觉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之源，然而1914年爆发的战争揭示，它具有一种巨大的可取之处，让他不受在英国弥漫的战争狂热的影响，不受那种带有传染性质的致命菌株的影响。8月4日，罗素在高呼口号的人群中游荡，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加入他们的愿望。他孤单无助，但是觉得他依然可以明白处于集体狂热状态的那些人视而不见的简单真理。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一封信件中说：“战争是一种疯狂的恐惧，可以让和我们一样的人死去。这种做法非常可怕，任何说法都无法证明它是有道理的。”

让罗素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对德国的非理性仇恨突然之间似乎控制了整个英国，甚至他以前认为不乏智性的自由人士也不能幸免。人们害怕德国的军事力量，从竞争对手的角度，关注德意志帝国的野心；到那时为止，他仅仅将这两点与保守党联系在一起。阿斯奎斯领导的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得以维持，他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对英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换成保守党执政，它可能和德国打仗。他发现，在自由党人中，支持与德国交战者比比皆是，这在他内心深处引发了挥之不去的幻灭感。对德宣战伊始，他在写给朋友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工党支持者）信中说：“你对自由党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已经不再支持他们。我以前从不相信会出现如此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似乎意味着，我们这样的人的所有幸福都已结束。”

英国对德宣战之后，他立刻给《国家》写了一封信件，表达遭到背叛的幻灭感。他在信中强烈抨击阿斯奎斯领导的政府，抨击议会中的全部自由党人。信件的开头说：“自由的朋友们已经遭到他们选择的领导人的背叛，他们突然让国家陷入战争之中，这肯定会带来数不清的痛苦。在投票支持现政府的人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宣战决定既是邪恶的，又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真正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可能支持本届内阁成员。”他呼吁工党和自由党的激进派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该党信奉民主，“这样的民主不仅表现在立法机构中，而且表现在政府中，表现在军事、民政和外交等方面”。他相信，假如英国的外交政策受到民主压力的制约，它就不可能导致战争。其原因在于，每个文明人肯定意识到，“和平是民主制度的第一需要，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是让人慢慢进化、摆脱野蛮状态的第一需要”：

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存在着巨大的和平力量；但是，他们并未处于控制地位。在英国，假如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本可能处于控制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治人物普遍认为，公开讨论英国的外交政策不符合国家利益。其结果是，在下院中很少辩论外交政策，与外国结盟的条约或者做出承诺条约都没有寻求下院的支持——正是这样的条约让英国承担义务，去保卫法国，去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罗素看来，英国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希望对德宣战这样的行为，但是下院的做法让政府和外交部的公务员在未受限制的情况下，执行了旨在导致对德宣战的政策。因此，他设想的新政党的核心政策是，否决这样的“秘密外交”，愿意让政府采用类似于处理内政事务的做法，根据公众舆论来决定外交政策问题。

但是，难道他没有看到，人们在伦敦聚集起来，振臂高呼，庆祝对德宣战？难道对德宣战没有受到满怀热情的民众的支持？至少，罗素那时拒绝相信这一点。英国是如此文明自由的国家，它的人民怎么可能以心甘情愿的自觉方式，与沙皇俄国这样野蛮、专制的政权沆瀣一气，去打自己在德国的邻居和表兄弟？不，这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任何一个视野不受伦敦所限的人都不会怀疑，假如公众舆论有时间充分得到表达，我国就不可能加人俄国一方，进入对德作战的行列。”

战争狂热已从外交部传播到议会，而且可能会从议会传播到诚实的普通人。一旦军事行动带来的危险迫在眉睫，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设想，人们将表示几乎在内心普遍存在的厌恶之情。

罗素对公众舆论的这种乐观看法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在未来很长时间中，他将饱受那些振臂高呼的人群带来的心理困扰。没过多久，自由知识分子家庭必然订阅的刊物《国家》拒绝发表他的信件，这让他的信心遭受巨大打击，不禁怀疑自己做出的这一判断：政府的参战决定并未得到大多数自由党选民的支持。罗素怒不可遏。在宣战之前几个小时，他出席了《国家》员工的午餐聚会，与主编H．J．马辛厄姆讨论了信中的观点，对方答应刊登他的信件。次日，罗素收到马辛厄姆寄来的短信称，“今非昔比……”——对方收回了承诺。不过，在罗素的愤怒抗议之下，马辛厄姆一周之后刊登了另外一封内容相关的信件。在这封信件中，罗素以不那么确定的口气说，战争缺乏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他认为，那些振臂高呼的人群说明，政府已经释放出可怕的黑暗力量。

如果你在宣战之前的几个晚上看到在伦敦聚集的人群，你会发现，全国民众到那时为止依然爱好和平，不乏人道精神。但是，仅仅在几天之内，他们便开始堕落，进入原始的野蛮状态，突然释放出充满仇恨和杀人欲的本能——就是针对这种本能，我们建立了整个社会结构。

但是，他的攻击对象依然是外交部实施的“秘密外交”策略：

……所有这些疯狂之举，所有这些暴行，所有这些让文明和希望付之一炬的做法出现的原因是，一批官员先生们养尊处优——他们大多数非常愚蠢，完全没有想象力，没有情感。他们做出选择，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国家荣誉受损而遭到丝毫批评。

虽然《国家》刊登了这封信件，但是表达了明确的保留态度，附上了一个免责声明，强调它并不赞同罗素在信中表达的观点。罗素在该信刊登之后发现，本来自然应该宣传他的反战观点的自由党刊物，特别是《新政治家》和《国家》，拒绝继续刊登他的文章。无奈之下，他只得在独立工党的周刊《工党领袖》上发表文章。

此外，宣战数日之内出现的大量证据显示，在“真正的自由人士”眼里，他与多数人——而不是内阁——意见相左。8月5日，他返回剑桥，发现伊夫琳·怀特海的一封来信。她表示支持战争，认为德国是对欧洲的威胁，“我们不能坐视不理，看着法国遭到蹂躏”。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收到她寄来的堪称“非常好战的”信件。她的儿子诺思打算参军（8月22日，他被授予少尉军衔，随英国远征军奔赴法国），她对此感到满意和骄傲。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我无法告诉你，我对此多么关注。我觉得与他们一家人的关系从此改变。除了你之外，他们在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中最重要的人。”艾尔弗雷德·怀特海给罗素写信说，他本人深感“痛苦，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与你意见相左”，并且为爱德华·格雷的外交政策辩护。怀特海说：“你肯定记得，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德国不是歌德和亥姆霍兹笔下的德国，而是凯泽、本哈特和特赖奇克笔下的德国。”[1]

但是，怀特海夫妇的战争辩词是有节制的，与罗素寄予较大期望的另外一个自由主义者H．G．威尔斯的观点相比，显然温和许多。在宣战之后几天，威尔斯在文章中宣布了他对这一决定的热情支持态度。他认为，这次战争给予英国机会，让它摧毁德国军国主义，将是一场“终结战争的战争”。他首次使用的这个说法在后来几年中被一再重复，几乎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罗素发现，类似观点在三一学院大行其道，几乎得到所有指导教师的赞同。这让他觉得，自己在反战活动中单打独斗，“没有任何盟友”。与此同时，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父母们感同身受，表示极大关注，有的表态加剧了罗素的痛苦：“在这里，我见到了穿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文明青年，愿意为履行自己的义务牺牲生命。我真想伸出手来，抓住他们的肩膀说，祝你们一切顺利。”在几周之内，1000多名学生奔赴前线；剑桥像英国的其他城镇一样，到处可见前往法国的军人。罗素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说，“过去这几周出现的事件令人恐惧，根本不可能向你描绘。一个月之前的活动似乎属于前辈子的事情”：

我们曾经试图根据思考和理性生活；如今，那个安全的小角落在熊熊燃烧的仇恨之火中化为灰烬……两天以前，我见到了一名思想先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告诉我，他觉得最愉快的事情是，看到德国人在他的步枪枪口下倒地身亡，所以他准备去参军。

菲利普8月3日在下院勇敢发言之后，莫里尔夫妇在贝德福德广场的寓所成为会面场所，一批反对战争的政治人物和作家在那里聚会。常常出现的人物包括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教友派信徒约瑟夫·朗特里、中立联盟创立者诺曼·安杰尔、新闻记者E．D．莫雷尔，还有因为反战刚刚辞去政府职务的查尔斯·特里维廉。罗素应邀参加这一帮人的讨论活动，但是离开时觉得，这样的活动没有什么意思。他8月11日写信告诉奥托琳：“他们谈到要创立一个政党，那情形就像八个跳蚤在讨论如何建造金字塔。”第二天，他参加了他们之中三个人——麦克唐纳、特里维廉和莫雷尔——的讨论，但是声称觉得他们“索然无味，在政治方面瞻前顾后，使他们不能以应有的方式，全心投入”。

尽管如此，这一批人最后组建了民主控制联盟，当时发表了一项声明，题目是《英国外交政策：反战党宣言》。该声明表达了罗素本人强烈主张的许多观点，其中包括：第一，应将外交政策置于民主议会的控制之下；第二，不应对战败国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不应实施羞辱性制裁或者兼并；第三，应该做出一切可能的尝试，在欧洲国家中重新确立文明、协和的关系。这项计划尽管远远没有表达出“所有应该考虑到的东西”，但是它非常温和，罗素可以全力支持。

那时，指导罗素、民主控制联盟以及几乎全部英国人的理念之一是，至少从英国的角度看，那一场将战争将是短暂的，英国将会取得成功，涉及的问题仅仅是将德国人赶出法国和比利时，重新恢复原来的边界（在东线出现的情况是另外一码事；许多人觉得，它与英国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个阶段中，反战情绪的焦点不是要劝说英国政府退出战争（他们认为，英国已经卷入冲突，完全没有回头的可能），而是让政府和广大公众对德国人民持人道的观点。这样，英国打败德国——这一点是确定的——时，胜利不会在两国之间形成更多的恶感。根据这种精神，罗素致信查尔斯·特里维廉：“我非常强烈地感到，在将德国人赶出法国和比利时之前，我们最好只考虑和平条件和其他涉及未来的问题，等到我国摆脱危险之后，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因此，罗素关于战争的早期文章强调的不是反对战争本身，而是针对政府和报界煽起的歇斯底里的反德情绪。但是他提出了两点：第一，在西线作战是一个可怕错误；第二，德国、法国和英国根本没有理由互相争斗。这样的想法要求，无论如何应该考虑这些国家的某些历史传统；否则就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三个国家会你争我夺？因此，尽管罗素向特里维廉表达了看法，他却发现自已反复谈到了关于近代史的观点。在他看来，关于那场战争，人们必然提出的亟待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在为《工党领袖》撰写的第一篇反战文章《战争：原因及对策》中提出，英国参战的“原因是受到一小撮人的控制——三个皇帝、英国内阁和法国内阁”。但是，就战争本身而言，这种情形肯定是行不通的，其原因在于——正如他很快承认的——出现的问题让人饱受困扰，难以解决：

为什么普通公民服从他们的没有理智的命令，甚至满怀热情，以最大程度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服从呢？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供的回答是，公民们感到害怕：

除了俄国——忠诚、种族和宗教在那里是服从的充足动机——之外，服从的普遍动机是恐惧，不是出自懦弱或者个人因素的恐惧，而是因为担心家庭、妻子和孩子而感到的恐惧，因为顾及自由和国家生活而感到的恐惧。

他嘲弄这样的恐惧感，认为政府有可能利用媒体，制造战争热情。“如果给予人们时间思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理智的声音将会促使人们以和平方式，调整竞争者的利益。”

但是，这篇文章刚一发表，他便立刻表示了对它的不满。其原因在于，虽然文章解释了人们愿意参战的原因，它却没有说明，他们为什么愉快地参战，为什么在宣战决定公布之后纷纷庆祝？于是，他几周之后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诺曼·安杰尔主编的月刊《战争与和平》上，发表了《国家喜欢战争的原因》这篇文章。该文在人固有的原始本能方面寻找答案：其中包括对外国人的本能性厌恶、对刺激的事物的渴望、胜利欲望、荣誉和权力欲望、对祖国的充满激情的献身精神等等。他强调，这并不是说，参与战争的冲动是根深蒂固的：

我并不希望……就让文明国家放弃战争实践的可能性，提出任何悲观主义的论点……我们可以希望的是，目前这场冲突结束之后，欧洲总体上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处于和平主义的氛围中。如果要让该阶段中出现的希望最终形成持久的良好状态，我们首先必须首先充分理解战争的动因。我认为，动因并不仅仅应在政治人物的罪孽中去寻找，而且应在文明国家从野蛮历史中继承而来的标准和欲望中去寻找。如果这样，那么只有通过普及教育的过程，通过逐步改变文明人接受的价值标准，才能实现稳定的和平。

由此可见，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向所有国家灌输康拉德式心理学——罗素以前将其应用于个人，特别是他自己。人们必须认识到，在西方人的脆弱的文明外壳之下，存在着强大的危险激情，它们是原始状态的遗留物。如果人们希望文明——无论是个人的文明，还是社会的文明——不受这些激情的威胁，就必须对激情进行控制，要么通过实施（针对个人的）自我约束，要么通过（针对国家的）教育和制定国际法。正如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战争唤醒了潜伏在我们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野兽”。他很久之前就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意识到，这样的“野兽感”如果未受控制，甚至可能战胜文明程度最高的人。

罗素使用心理学方法解决战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主控制联盟的关注抛在了脑后。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对民主控制联盟仅仅考虑政治因素的做法感到不满。对罗素来说，就以民主方式控制外交政策问题的做法而言，无论他多么赞成民主控制联盟的立场，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置于危险之中：文明本身是否可能幸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看见英国站在俄国一边，与德国对抗，心里不禁感到非常痛苦。在他的文明国家的评定标尺上，德国远远高于俄国（当然，德国是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的）。正如他在8月1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中所说，在英国参战之前，他对相关各方的道德评估是：“德国完全不带利害，考虑的不是利益，而是荣誉［这是德国人入侵比利时之前的情况］；塞尔维亚非常邪恶；奥地利更是如此；俄国偏执，感情用事……法国受到恐吓。”

这样的道德判断（特别是对俄国的判断）说明，罗素倾向于从种族角度来思考那场战争，坚信每个欧洲民族都具有一定的文明程度，可以战胜心灵上的野蛮倾向。在为民主控制联盟撰写的题为《战争：恐惧之子》的宣传册中，罗素几乎以令人尴尬的方式，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说，这场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种族冲突，是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冲突。在该冲突中，其他一些国家——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以被动方式，与斯拉夫合作。”在这场冲突中，他的同情对象十分明确。他写道，奥地利民族“高度文明，一半人口处于文化比较落后的斯拉夫人的包围之中”；塞尔维亚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国家，那里人可以采用怂恿他人以暗杀前任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宝座”；在俄罗斯这样的民族中，“种族和宗教意识依旧……处于西方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的原始状态之中”。就德国人而言，他们作为日耳曼人，自然会帮助奥地利人对抗斯拉夫人。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担心，“下一个遭到俄国游牧部落侵略的可能就是自己”：

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日耳曼人看来，无论这场冲突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它在本质上都不是侵略性的。从本质上看，它是防御性的，旨在保护中欧文明。明白无疑的是，与斯拉夫国家相比，中欧的文明程度更高，对人类而言价值更大。相当合理的看法是，对德国来说，在欧洲东部边界上出现的来自俄国的威胁是一场梦魇。

罗素接着宣称：“与东线相比，西线战事并不具有同样的必然性。”更确切地说，它源于西欧政府完全可以预防的一系列愚蠢之举。将来，只要西欧国家合理地实施外交策略，其实可以防止爆发这样的战争。

这份宣传册印发出来，立刻遭到战争支持者们的批评，被认为是亲德言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带有这样的意味。但是，这份宣传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现在是，它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俄情绪。它几乎宣称，德国与俄国交战是正确之举；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德国其实维护了程度更高的文明。实际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素在这篇宣传文章中使用的词汇——例如，“野蛮的游牧部落”——效仿了他猛烈抨击的歇斯底里的反德言论。他采取的立场看来不是反对仇视，而是反对对德国人的仇视。他暗示，文明人应该对俄国人表示仇视。

在针对俄国人的这种敌意的背后，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煽动这种敌意的做法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罗素对他最喜欢的两个人——约瑟夫·康拉德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关注。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康拉德让我仇视俄国人。我曾经喜欢他们，但是他显然讨厌他们。”在战争爆发之后头几周时间里，他几次提到对康拉德及其家人的关心。他得到的最后消息是，他们正在前往克拉科夫的途中，正好就在俄国人与奥地利人酣战的中心地带。他当时知道的情况是，康拉德在那场战争中是站在奥地利人一边的。他觉得，康拉德可能会被俄国人杀害，不禁备受煎熬，开始再次阅读康拉德撰写的最强烈的反俄作品《在西方的目光下》。而且，他后来还试图写信与康拉德联系，询问他是否平安。

早在7月28日，就是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那一天，罗素给维特根斯坦写信，随信寄了一份《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10月，他（大概从戴维·平森特那里）听说，维特根斯坦参加了奥地利军队，也在克拉科夫。“我有朋友身在其［战争］中，自己肯定深受影响”，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所有身处战争的人之中，我最关心的竟然是作为“敌人”的维特根斯坦。他绝对相信，他不会幸存下来——他鲁莽，盲目，而且身体欠佳。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根本无法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如果他真的活下来，我觉得这场战争会让他得益匪浅。

当战情显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似乎在东线取得某些进展时，罗素欣喜地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东线，人类的利益是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方的，所以真的希望看到俄国人遭到失败。”不过，理所当然的是，“我希望看到的是，德国人无法将部队调回西线。”

什么样的结局对人类文明最为有利？从总体上说，他在这一点上所持的观点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他本人来说，什么样的结局最为有利？在这个问题上，他觉得，他个人内心深处的反俄战争已经结束，并且以他自己取得胜利告终。这就是说，他再也不能阅读《白痴》，再也不能在罗果金这个角色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了。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魔鬼曾经让我深受困扰，现在全都消失了。它们灰飞烟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与过去不同，现在已经不怕面对自己的灵魂了——在黑暗的角落中，幽灵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起到文明作用的因素是他对奥托琳的爱意：

我觉得，让我摆脱那些魔鬼的不是这场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它们已经消失了。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两人在伯恩哈姆比奇斯度过的那些日子。

那场战争起到的作用是，赋予他对奥托琳的爱情更广的维度。他感到欣慰的是，她和他一样，也对那场战争持反感态度。他们两人在思想和感情上完全同步，自从两人开始恋情以来，这样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上，我们非常孤独，”他告诉奥托琳：

在这些日子里，你的爱对我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它对我所起的作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今天有一种充实性感——我以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感觉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是，随着外界恐惧形成的痛苦日益加剧，我觉得你的爱情也与日俱增，这让我保持勇气，保持信念……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你，我在这样的时局中将会如何度日；如果只身一人，我是否内心仍有勇气面对世界。

他在后来一封信件中说：“现在，我对你的爱与对人类的爱融为一体。它不会让我去做任何不利于对人类的爱的事情。我觉得，当这样的爱情变弱时，自己与你的结合也松弛下来，不及它处于强烈的时候。”

当然，他对人类的爱是有限度的。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持毫不掩饰的厌恶态度（他11月23日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希望，人们可能互爱，但是我无法去爱俄国人，无论怎样尝试都做不到”）。另外一个例子更露骨，他对可怜的海伦·达德利明显没有任何情感——没有爱意和怜悯，或者甚至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之情。“现在，她已经完全处于我的真实生活之外”，他在海伦抵达英国之后几天告诉奥托琳。理所当然结果的是，罗素的态度让海伦深受伤害，她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他一心扑在战争问题上的做法不能就此提供充分的解释。她过了很长时间才看清她遭遇的情况，于是不断向罗素施压，要他说明原因。但是，他决心已定，不会告诉她他与奥托琳关系的实情，所以仅仅说出一些不合情理的理由来解释变心的原因，结果根本不能令她感到满意。他告诉奥托琳：“我不可能完全实话实说，但是我告诉她：其一，如果我与她的关系超过了纯粹友谊的界限，我会憎恨她；其二，我像中世纪的人一样，产生了独身生活的冲动。”可以理解的是，海伦做出了极大努力才让她自己相信，阿珀林纳克斯先生已经变成了修道士。她越来越困惑，越来越孤独，最后伤心欲绝。

罗素觉得，他最多可以劝说她父亲，不要直接将她带回美国。他声称，她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文学创作人员，应该与伦敦文学圈的人士见面，但是，她父亲希望得到保证，海伦会由一个有责任心的家庭照管。于是，罗素推荐住在贝德福德广场的莫里尔夫妇——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奥托琳最初表示迟疑和反对，后来被他说服，同意配合他的这个怪诞异常的想法。关于这一安排，罗素表现出来唯一不安是，海伦可能发现他与奥托琳关系的真实性质。他在8月12日写道，“我觉得，她不会清楚了解你我之间的真正关系；而且，她也没有理由这样做”：

假如她觉得，我改变态度的做法与你有关，那是非常不幸的结果。她肯定不知道实情，而且（就我所知）对你没有任何感觉或者怀疑。我很抱歉，眼下让你照管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认为，对她来说，能够在这里逗留非常重要。

于是，1914年8月中旬，海伦搬到了奥托琳家里，从此对奥托琳满怀感激、佩服和忠诚之情。而且，海伦还十分信任奥托琳，给她讲述了自己和罗素的关系。就奥托琳而言，从海伦搬到她家的第一天起，她便对海伦持同情态度。海伦打开行李，奥托琳看到她的箱子里塞满了漂亮的儿童外套和内衣（实际上，她觉得它们“装饰过多，面料廉价，样式低俗”），意识到“她对盼望已久的蜜月抱有多大希望，做了多少准备”。在奥托琳的回忆中，海伦是

一个奇特的人，大约27岁，行动怪异，举止邪门。她长着一颗大脑袋，前额上搭着一道流苏，两片厚嘴唇。她说话轻言细语，尽管口音浓重，但是根本不属于那种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的美国女人。恰恰相反，她软弱无力，人云亦云，具有同情心，但是神情麻木，态度冷漠，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

在伦敦，奥托琳是海伦的一位亲切的朋友，所以海伦与她无话不谈。按照奥托琳的说法，海伦“就像一只受到毒打、然后被关在笼中的动物”。她“像一只美洲豹，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向我倾诉她的失望之情，并且将伯迪写给她的信件递给我看”。罗素当时没有意识到，海伦这样做可能给他与奥托琳的关系带来麻烦，所以鼓励她们两人之间的这种亲昵行为。他告诉奥托琳：“你和海伦·达德利相处得非常好了，你做的事情都很有必要。你心地善良，让她深受感动。不，她不可能让我幸福；现在，她已从我心里完全清除出去了。”也许，他心里所想的是，当初他与奥托琳开始情人关系时，伊夫琳·怀特海在艾丽丝的问题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她听到艾丽丝的心里话，然后再一五一十地转告他。但是，罗素那时看来没有想到，这类传递心声的做法可能在两个方面产生作用，伊夫琳可能向艾丽丝讲述他给她说的事情。现在，他似乎幼稚地假设，奥托琳对他十分忠诚，感情很深，即便成为海伦的知己，对他的感情也依然不会改变。

其实，聆听海伦的令人心碎的遭遇，阅读罗素写给海伦的信件，这样的事情给奥托琳对罗素的感情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毁灭了他访美归来之后她重新建立的信任感，严重损害了她对他的尊重，损害了她对他的爱情所持的信念。她在日志中写道，“他非常奇怪”：

其原因在于，他和她爱得死去活来，告诉她他永远是她的，并且给她写了火辣辣的信件。现在，这一切看来全部都不复存在……可怜的姑娘，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自己对伯迪也深感失望。不久之前，他对我使用了所有那些表示忠诚的词汇；现在，它们全都灰飞烟灭。他向她表达了曾经向我表达的所有爱意。

人为什么在乎这些呢？然而，人实际上是在乎的。

不管怎么说，为什么人希望减少爱情呢？但是，人实际上这样做……它让人带着讽刺的意味，一笑而过……我觉得，这让我内心超脱了许多，不那么相信爱情，更加讨厌任何带有肌肤之亲意味的东西。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一方面，奥托琳开始因为海伦遭受的痛苦，在心里责备自己和罗素，另一方面，罗素尝试了各种（完全没有说服力的）方式，反复强调说，他改变对海伦的态度与奥托琳毫无关系，他对奥托琳的感情与海伦毫无关系。他急不可待地告诉奥托琳：“请不要觉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的错误。”这番话与他早些时候所说的自相矛盾——“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一切都会顺利发展。”就他给海伦带来的痛苦，就他对她们两人都不够诚实这个事实，他几乎毫无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承认错误，希望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他在8月21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我对你，对海伦，都不够诚实；就此我深感遗憾。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她会告诉你任何让你感到惊讶的事情。我给你说了实话，我给她说了我希望表达的实话——然而那不是我的心里话。我剥夺了你珍视的东西，这让我深感不安。但是，我希望，经过一定时间以后，这样的感觉将会减少一些……目前，在我的感情中没有她的位置，我衷心希望，只要你活着，我绝对不会尝试任何新的感情关系。”

两天之后，罗素收到奥托琳的信件，看到她的“伤口很深，超过我的想象”，于是试图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它非常不合情理，含有绝望的意味。他这时宣称，让他改变对海伦的感情的不是奥托琳，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失去对人有用的能力”——他发现，海伦不理解他身上的慈善冲动，“所以我明白了，我不能与她分享宗教方面的感受”：

请你务必让自己相信：我给你所说的事情不是随口之言；在我对你的感情中，并不缺乏任何来自内心的东西。这不是真的……我对海伦·达德利的态度应该受到责备，但是你从事情的经过中肯定可以看到，我对你的感情具有另外的性质。在最初的日子里，在返家的旅途中，我心里并不明白这一点。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依然在寻找说辞，我不禁感到怀疑——也许，只有时间可以真正说服你。

在这封信件的最后，罗素再次下跪恳求：“哦，我最亲爱的，请一定原谅我。”

奥托琳心软了，像通常一样，在下一个星期二如约来到罗素的寓所。她在那里发现，在整个痛苦的事情中，还有一个新的侧面，一个构成海伦的可怜困境的新因素——罗素在处置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漠，她自己在骗局中扮演的角色。她从罗素那里了解到，海伦习惯每天到罗素寓所门口，不停地敲门，知道或者至少说怀疑罗素就在室内，但是采取充耳不闻的漠视态度。例如，奥托琳回忆说，她在罗素寓所时，“我俩听到敲门声，一下接着一下，那是手掌拍打大门的声音。伯迪知道肯定站在门口的人是海伦，所以拒绝开门；我可以想象出她在外面哭泣和喘息的样子。我害怕我出去时可能发现，一个女人瘫倒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那种感觉简直糟糕透了”。她的这种内疚感十分强烈，罗素那天晚上在信中所用的几乎欢呼的语调也无法缓解：

我亲爱的，亲爱的——虽然海伦在门外大吵大闹，但是今天的聚会非常美妙，非常开心。我这样做似乎有些残忍，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海伦的行为不可能破坏再次与你融为一体带来的极大欢娱。最近我觉得，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与你拥有更大的一致性。我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冲动，像过去那样说出伤害你的话，或者产生粗野的举动——最亲爱的，我心里百感交集，难以继续写下去。现在，我对你的爱和尊重发自内心深处，这种感觉前所未有，根本没有丝毫提出自私要求的想法。我真的希望，我从今以后少给你造成痛苦。

面对这种相当糟糕的奇怪情景，奥托琳的反应在心理上非常复杂。一方面，她听到海伦向她坦露心声，诉说罗素带来的种种痛苦，这样的过程当然让她感到难受。她心里明白（无论罗素可能说些什么），自己难脱干系——尤其是听到海伦说，她知道她敲门时罗素常常就在屋里，因为她在门外可以听到罗素的呼吸声。另一方面，奥托琳似乎也感到高兴，觉得自己战胜了情场对手。在那些日子里，她想象自己打开房门，发现“一个女人瘫倒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在奥托琳写给罗素的信件，充满了对性亢奋和性满足的异常感觉。她去他的寓所幽会之后写道：“没错，确实如此，这些时光美妙无比，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俩绝对融为一体了，所有的阻碍，所有的障碍，全都不复存在，只有我俩的完美结合。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整个身心活力迸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理上都到达了完美状态。”两天之后，她在信中说，罗素对海伦采取的明确态度是正确的，并且再次告诉他说：“亲爱的，对我来说，每次约会都是美妙无比的经历……我喜欢你越来越多地占有我。”

但是，这个对手毕竟也是一个可怜的不幸之人，她将奥托琳视为自己的最好朋友。到头来，奥托琳对海伦的同情，对罗素的愤慨战胜了内心的竞争感。罗素8月29日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海伦·达德利继续说那些让你恼怒的事情，我对此深表歉意。我一定想法让她闭嘴——她说这些事情起不到任何作用，你其实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再朝她挪动一英寸，让我和她的关系超过友谊的范围。她的自私言行并不让我讨厌她——假如她的言行让我感到痛苦，我会憎恨她的。

罗素知道，海伦觉得他不见她的理由并不是认真的，于是补充说：“我必须采取毫不退让的态度，让她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你不必担心——无论她可能做什么，她都绝对不能让我做出任何让步。”

实际上，让问题变得更糟的是，罗素的最后这一句话不是真的——他并未采取毫不让步的态度。在《自传》中，他谈到了他与海伦·达德利的恋情，以轻描淡写的口气——从语境上看，这令人讨厌——说，海伦·达德利到了英国之后，他尽管不再对她有任何激情，还是“常常和她发生关系……我让她感到伤心”。他显然不愿看到的是，无论他什么时候决定与她“发生关系”，她事后都会说给奥托琳听，这迫使他不得不向奥托琳解释。“你不能说，她来了以后，我欺骗了她。”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强调说：

我昨天见到她（她向我求婚）。开始时，我没有理她，她求我不要那样。我说，我们必须先把事情说清楚，她当时说她做不到，但是已经决定，在今后几天中寻求更多友谊，希望等几天谈。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了步，有了一些感情。她要我许诺，再和她过一次夜。今天上午，我已经给她写信，收回了那个承诺。我不能那样做，它将让我发狂。我傲慢自负，态度僵硬时，这样的表态往往是为了掩饰羞愧感。

他给奥托琳寄去了她的对手写给他的一封信件，作为他没有欺骗海伦的证据：

我觉得，我们必须尽快详谈一次。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低到最低程度，这似乎是你对我的感觉。你对我感情已经不再属于你内心深处的东西，但是你有空时，依然应该喜欢拥抱我——如果说这样做不会“鼓励”我的话。

但是，这一番话证明的与其说是罗素与海伦之间的清白关系，毋宁说是海伦对罗素的性格的睿智之见。

罗素那时才意识到，当时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奥托琳对他的感情，说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难听。他写了许多信件，试图从自己挖掘的陷阱中爬出来，其中的一封说：“我要求她竭尽全力爱我，这一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今天下午，我们不能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谈她的事情……我非常希望摆脱这种令人心烦的纠葛。这样的事情让我颜面丢尽，我开始憎恨她了——我并不希望这样。但是，如果我不去恨她，我必须让自己的神经得到休息，不去考虑她的问题。”

从奥托琳的角度看，她对罗素的信心大受损害，其原因在于，她发现在她和罗素每个星期二见面期间，在她和罗素在伯恩哈姆比奇斯散步那段时间里，罗素给海伦写了若干言辞火辣、充满激情的信件。然而在那段时间里，他也给奥托琳写信，对自己与海伦的关系表示怀疑。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他一方面向海伦撒谎，另一方面告诉奥托琳实情？即便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他那样做是否是为了表示安抚呢？罗素被——可以这么说——被抓了一个现行，只得厚着脸皮面对：

你是否可以让自己确定以下几点：第一，我的行为非常糟糕；第二，我深感羞愧，现在无法面对你；第三，我已经吸取了教训，不会再犯类似错误。希望你不要觉得，你在伯恩哈姆比奇斯被人耍了——这不是真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才是现在的实情。我真的认为，如果你继续听她说关于我的情况，这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她说的只能起到令人不安的作用。我相信，这也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根本不存在任何可能性，让我重新唤起以前对她的那种感情。它已经死了；一样东西死了之后，绝对不能死灰复燃。假如这样做不是自私的，我应该强烈希望，再也不和她见面了。我肯定犯了错误——我从未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爱她。最后，我强迫自己得出结论，不能去伤害她……最亲爱的，无论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了什么，自从在贝德福德广场度过了第一个星期天以后，我真正爱的只有你一个人……在经历多年的磨难之后，我俩再次走到一起；如果在我俩之间隔着一个幽灵，这样的情景简直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罗素面临失去奥托琳的危险，对海伦的态度变得更加冷酷。他现在不会给任何人打开房门，以免看到出现在门口的是海伦。他9月3日写信告诉奥托琳：“你来时，请使用钥匙。这样，我就没有必要理会任何人敲门或者摁响门铃了。”那天，海伦“来了，长时间敲门……可怜的姑娘，我真后悔，自己当初不够坚定，结果让她抱有一线希望。但是，整个事情已经毫无希望，我现在甚至没有一丝残留的情感”。

次日，他同意与越来越绝望的海伦见面，条件是她站在房门之外。他告诉她，他再也不能在寓所和她见面了。后来，他给奥托琳写信说：

她问我，昨天她敲门时我在不在房间里？我回答说，我在。她说，她到这里来有损尊严，你知道她的做法后表示震惊。还好，她保持了冷静的语气。总的说来，她的态度有所转变，事情变得比我想象的容易一些。我对她的感觉非常冷淡，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这其实很可怕……她离开时，我心里有一种谢天谢地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很怕失去你，这样的担心冻结了一切。这一段时间，它让我感到恐惧，几乎产生了令人瘫痪的效果。

奥托琳这时发现，海伦让她感到厌烦，情况变得无法忍受：海伦抽烟非常厉害，习惯半夜三更找到奥托琳，给她谈自己的个人生活。奥托琳觉得，她再也无法让海伦在自己家里住下去了，于是说服她的作家朋友吉尔伯特·坎南和他的妻子玛丽收留海伦，作为暂住的付费客人。过了一段之后，海伦被送到切尔西的一家小旅馆去。为了让海伦能够独立生存下来，奥托琳帮忙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奥托琳并未完全抛弃她，邀请她每周到贝德福德广场来一次，共进晚餐，了解她的情况。罗素表示，奥托琳为海伦找了工作，这让他“觉得高兴”。他听说奥托琳感到内疚，觉得她抛弃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竟然告诉奥托琳：“如果她［海伦］觉得受到伤害，你绝对不要在意。”

海伦搬到切尔西之后，罗素在一家餐厅与海伦见面——他希望是最后一面，“我尽量让那次见面不带个人感情因素”。他这时发现，面对她的恳求，“我不再觉得困难，甚至没有多大痛苦了”。那次相见“顺利进行，没有出现灾难”。他这时在良心上已经没有内疚感了——“她过于好斗，难以长期引起人的同情”。但是，他次日承认：“无论何时想到她，我都有羞愧之感，觉得脸上一阵阵发热。”可是，那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和她见面。10月11日，在她动身返回美国（这个行动受到罗素的鼓励）之前，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她到了罗素的寓所，显得非常郁闷：

我没有让她进屋。她让我给她倒一杯水，我自己去倒水，让她在楼梯上等候。我劝她回家，陪着她一直走到她住处的大门口。她说她很孤独，发誓不会再到我的寓所来，在数周时间里都不会与我见面。与她见面让我觉得痛苦。

通过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罗素如愿把她挡在了门外。海伦返回芝加哥，精神遭到重大打击。当然，她在伦敦逗留的日子并非完全没有回报。在奥托琳的大力帮助之下，她建立了足够多的联系，这让她感到，值得再次进行尝试，以便进入伦敦的文学圈子。1915年7月末，她重访英国，这次她姐姐与她同行。罗素听到这个消息时说：“想入非非的海伦回来了！真让人觉得非常无聊。我本以为，她永远消失了。”她确实在1919年永远离开了；在那之前，她和姐姐曾经一度是罗素的房客，住在贝里街的那套公寓里。1924年，罗素最后一次见到她。他巡回讲座途中，到芝加哥探访了她，发现她罹患了多发性硬化症，已经局部瘫痪。这让罗素大为震惊。“我和她交谈，觉得自己头脑中潜藏着没有理智的阴暗念头。”几年之后，在另外一次巡回讲座途中，他再次拜访了达德利一家，得知海伦精神崩溃，精神完全失常。罗素写道：“在精神失常状态下，她给她父亲讲了当时的全部情况。”从那以后，他大概不再是达德利家欢迎的客人了。

他摆脱海伦付出的代价是，与奥托琳的关系回到了他访美归来之前的状态。或者不如说，两人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既非数年之前那种动荡状态，也非前几个月那种充满激情的亲昵状态。对罗素来说，奥托琳现在首先是一个坚强后盾，支持他的反战立场。她继续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在她对他的浪漫情怀受到伤害——甚至几乎被完全破坏——时也一如既往。10月14日，剑桥大学开学，罗素写信告诉她：“我能够理解，你的感情死了。我的也是如此，剩下的想法只有依恋你，从你那里得到力量。”

在剑桥大学，罗素的学生不多，他没有兴趣让自己再次沉浸在学术研究之中。他计划于11月在牛津大学举行声誉卓著的赫伯特·斯宾塞讲座，但是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进行准备。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难以思考哲学问题。”几天之后，他收到一份邀请函，拟于元旦期间在曼彻斯特大学宣读一篇论文。他回复说：“曼彻斯特的人真的依然对哲学感兴趣？我没有兴趣。我会尽力而为，不过我恐怕没有什么新的想法。”离牛津大学讲座只有一周时间了，他还未完成讲座的准备工作。“因为我无法产生兴趣，觉得做好做坏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担心。这可以让我挣到20英镑，但是这样的赚钱差事让人痛苦不堪。”

实情确实如此。那篇论文题为《论哲学领域中的科学方法》，内容几乎全是他以前在文章中几次进行过精彩阐述的观点。唯一的新东西是对哲学家的刻薄攻击，这一段文字让罗素感到十分自豪，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整个学科的厌恶感。罗素抨击了柏格森的进化论哲学的假设，引用了中国哲人庄子所讲的关于肥猪的故事：一位祭祀官心里纠结，不知自己是否应该吃猪肉。那位祭祀官首先考虑了自己的观点，然后考虑了那头肥猪的观点，接着否认了肥猪的观点，最后吃了猪肉。庄子问道：“他是否与肥猪不同呢？”同理，罗素以恶作剧的口吻解释说，那些进化论者根据从原生动物进化到哲学家的过程，看待生命的进化，他们却没能从原生动物的角度观察事物；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常常类似于那位祭祀官和肥猪”。

罗素将该论文的一份副本寄给哈佛大学的拉尔夫·佩里，并且告诉他，它的真正标题应为《哲学家与肥猪》，是他“受到英国和德国的教授们表现出来的嗜杀性的启发之后写成的。我在牛津大学宣读过，引起了我预料之中的恶感”。11月18日，他宣读了论文，随后立刻给奥托琳写信说，他没有耽搁时间，在牛津总共逗留了3个小时。那次讲座并未恢复他对哲学家的尊敬。在出席讲座的指导教师中，波尔森教授是“一个愚蠢、顽固、保守的老头”，吉尔伯特·默雷“非常虚弱，像一条蛞蝓”，J．F．史密斯是武断的权威，席勒是“粗鲁的无赖”。他说，那篇论文“旨在激怒牛津大学的学者”，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我讨厌的是，他们装腔作势，其实思想上已经进入虚脱状态。不过，就人际关系而言，他们待我不错。”

罗素一度考虑完全放弃学术生活。“如果我可以通过撰写报刊文章或者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挣钱，我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离开剑桥大学，投身实现和平的事业。也许，这一点可以主要通过接触劳动人民和外国的社会主义者来实现”：

社会主义者显然是世界的希望所在，他们在战争期间获得重要地位。为了和平，我接受了社会主义。我对自己在哲学领域可以干下去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与可能其他方面的工作相比，这样的研究显得无关紧要……我无法忍受大学生活带来的脱离社会的平静。我想要战斗，想要压力，要想做点实事。我可以请假1年，离开这里，权当做一段时间的实验。你觉得如何呢？

罗素答应给《国际伦理学刊》撰写一篇文章，题为《战争的伦理》，将其作为一种妥协，兼顾学术工作和宣传性新闻写作。他完成之后，将稿件寄给奥托琳，声称“本来是想写一篇阳春白雪的哲学文章，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不是如此”。这也不是许多人期望的那种宣传和平主义的文章。实际上，罗素从来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在动笔之前告诉奥托琳：“我觉得，战争并非总是错误的——从交战的一方看，我国的内战和美国的南北战争都是有道理的。我认为，如果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国家自身的利益，战争总是错误的。但是，我无法接受托尔斯泰的极端立场。”

其实，他采取的立场为大量的流血冲突进行开脱。他将战争分为四大类：殖民战争、原则战争、自卫战争、荣誉战争。他认为，在判断战争伦理时，应该采取这个总体原则：如果战争有利于文明，它就是正义；否则，它就不是。根据他的观点，这一原则说明大多数殖民战争、原则战争，某些（反对劣等文明的）自卫战争都是正义的，但是，荣誉战争是非正义的。于是他认为，“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与毛利人之间、与住在温带的其他土著人之间的战争”是正义战争的典范。其原因在于，尽管那些战争常常残酷，“缺乏技术意义上的有理证明”，其结果证明它们是正义的。“如果我们根据结果来判断，我们不可能对出现这样的战争感到遗憾……正是主要借助于这些战争，世界的文明地区才得到扩展，从地中海沿岸发端，延伸到地球表面的更大区域中。”一方面，罗素接受这样的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战争几乎与武装偷窃无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在理论上认为，这种形式的剥夺是非正义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说，“欧洲文明获得美洲大陆的过程”被证明完全是有道理的，其事实根据是，在这种以及其他情况下，“在殖民者的文明与被剥夺的土著人的文明之间，存在无可否认的巨大差异”。看来，只要受害一方属于“劣等”文明之列，武装偷窃是不乏道德的。

在罗素看来，英国的内战和美国的南北战争是正义的原则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人类进步取决于采用特定的观念或者制度。战争中的另外一方要么因为盲目，要么因为自然方面的堕落，认为这样的观念或者制度是不合理的”。有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属于这类战争，是保卫民主之战；罗素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它非常荒诞，其理由是，无论英国的盟友俄国为了什么目的而战，俄国都不是民主国家。实际上，通篇文章希望阐明的观点是，英国和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兵戎相见。“假如这些事实得到理解，鉴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带有内在的荒诞性，所以它应该停止。”此外，自卫本身也不是理由：如果受到一个文明国家的攻击，实际的明智政策应该是不要反抗。“在两个文明国家之间，不抵抗看来不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宗教理想，而且是一种实际的智慧之道。阻止人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因素只有骄傲和恐惧。”当然，荣誉战争不是文明国家应有的行为。因此，总的说来，“如果当前这场悲剧最终以灾难性结局收场……参战国家也许将会发现，它们是在盲目和幻觉中进行战斗的”。

在这篇文章中，让读者深感震惊的是这个观点：如果一方是先进文明，另一方是原始文明，那么，以强制手段夺取一个民族的土地和财产的做法是正义的。在文章发表时，无人对此作出评论。但是，罗素关于不抵抗策略的论调引来大量强烈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的拉尔夫·佩里提出的批评。佩里深受启发，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罗素反唇相讥，在接下来一期《国际伦理学刊》上撰文作答，删除了他所说的引起误解的段落。他强调说，他从未有意暗示，英国应对德国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他看来相信，英国本来可以通过承诺在德国与俄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做法，防止西线战争——当然，前提是德国投桃报李，不侵略法国和比利时。实际情况是，英国没有采取那样的政策，战争已经爆发；罗素承认，正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英国应该打败德国，然而——用当时流行的话语来说——不应“粉碎”或者“毁灭”德国。在那段时间中，他还就同一问题撰写了其他文章，认为对被入侵国家的人民来说，应该采取（万一德国入侵英国，英国面对德国统治应该采取的）的最佳行动步骤是，以被动方式抵抗占领军，这类似于甘地后来极力推崇的使印度变得让英国无法统治的策略。

罗素通过撰写《战争的伦理》、《战争：恐惧之子》以及其他一些时事评论和文章，参与了那场争论。在那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立场是建立在一组颇有争议的假设之上的。那些假设涉及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性质和沿革。具体来说，他不得不承认，他当初过于轻率地假设，英国应该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意识到，1904年签订的《英法协约》使英国无法保持中立，于是将注意力转向该协约的历史。他应美国著名自由主义刊物《大西洋月刊》的约稿要求，撰写了一篇6000字的文章，分析外交关系，题为《是否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奥托琳发现，那篇文章索然无味，这一反馈在一段时间里动摇了他对此所持的信念。可是，该刊主编埃勒莉·塞奇威克宣称，该文“在各个方面都值得赞美”，非常渴望向罗素预约更多稿件。这不仅给他的报刊文章写作开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还给他创造了机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影响——他认为，如果美国保持中立，这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顺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

该文开头提出了一个前提，“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是邪恶的，又是愚蠢的”，然后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德国和英国是如何被卷入战争之中的？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场战争源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源于骄傲和恐惧引起的某些错误观念。”因此，“如果要想让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停下来，就必须看到这些观念是错误的；骄傲应该以另外形式表现出来；必须排除让人感到恐惧的基础；国际关系的机制不再仅仅为了形成竞争。”罗素提出，在理解战争原因的过程中，“最近两周实施的外交活动完全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他显然相信，爱德华·格雷在最后关头做出的努力其实不能避免这场战争。英国在7月的最后两周中以疯狂的轻率方式，仓促宣战，这恰恰是之前的外交策略带来的必然结果：“自从1904年签订《英法协约》以来，战争一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因此，人们需要理解，究竟是哪些恐惧心理，哪些观念和事件促使两国签订了《英法协约》？根据罗素的判断，它们包括以下方面：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在法国与德国之间造成了深刻的疏离状态。泛斯拉夫主义的躁动使俄国与德国成为敌人，危及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甚至危及奥甸帝国本身的生存。最后，德国决定建立强大的海军，将英国送入了俄国和法国的怀抱。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英法协约》的规定，英国同意法国控制摩洛哥，牺牲了德国的利益，法国同意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与之类似，根据与《英法协约》相似的规定，英国接受对波斯的分割（让俄国控制波斯的北部），以便换取自己对阿富汗的控制。指导所有这些危险、可耻的外交行动的错误想法是，英国和德国的利益互相冲突，对德国不利的行为必然对英国有利。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从商业角度看，这两个国家互为最佳客户，“德国繁荣时，英国也繁荣”。然而，英国一直准备与德国交战，以便让法国将摩洛哥“划入法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是1905年，第二次是1911年。这种做法实在愚蠢，在经济上缺乏道理，其目的只是为了维持一种幼稚、愚蠢的骄傲感。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对法国或者德国来说，谁控制摩洛哥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如果要结束这种荒诞局面，如果要使持久和平变为可能实现的东西，那么，必须让实实在在的自身利益战胜愚蠢的“荣誉”观念，“人们必须看到，自己的国家的荣誉存在于理性战胜野蛮本能的过程之中”。

这篇文章试图揭露推动国际政策的非理性恐惧和出自虚荣的骄傲，它的主要作用也许不是描述外交历史，而是分析推动外交历史的心理作用。他11月25日告诉奥托琳，那场战争摧毁了他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抱有的幻想，给他提供了一种“毫不留情的睿智之见，让他看到了观念、信仰和希望具有的隐性动力”：

我在内心深处依然相信，人具有潜在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信念并不强烈——我深深感到，自己仿佛从另外一颗行星上坠落下来，遇到了一个外星种族。

那时，康拉德本人已经回到英国。罗素急不可待地与他联络，希望和他见面。但是罗素发现，不久之前的经历给康拉德带来了极大冲击，康拉德身体欠佳，无法与任何人见面。不管怎么说，康拉德大概也不会缓解罗素心中的疏离感。罗素很快发现，康拉德对战争持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非常高兴地看到儿子博里斯加入英国军队的行列。而且，他还大表决心，声称要在帮助战争的活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这让罗素深感失望。

在剑桥，罗素的境遇与扬科·古拉尔的类似，让他颇有孤掌难鸣之感，这不仅在隐喻意义上——他的老朋友们，例如怀特海夫妇、吉尔伯特·默雷等等，已成陌路之人，而且也还字面意义上——他的周围全是外国人。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来听我的讲座的人包括两个人美国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日本人，一个女人——一个英国男人的影子也见不到。”他在写给他原来的一个学生（当时在圣安德鲁大学任讲师的）C．D．布罗德的信中说：“所有的白人男子要么已经奔赴战场，要么在接受军事训练。”布罗德给罗素写了一封令人感到愉快的信件，称赞罗素所持的立场，认为罗素立场鲜明，与圣安德鲁大学的哲学讲师们的态度形成了强烈对比。根据布罗德的说法，圣安德鲁大学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G．F斯托特“四处游说，大谈对自由的热爱，这是（在所有的伪装背后的）斯拉夫灵魂的本质”。

正如您知道的，斯托特的癖好一直是军事策略，现在他没完没了地讨论它们。如果霞飞将军[2]知道，他使用的策略得到了圣安德鲁大学的逻辑学教授的全盘认可，他将感到非常满意。

另外一名哲学教员莫里森“显然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使用理性总是危险之举，在战争期间便是犯罪行为”。与此同时，该大学校方摆放了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说，每个强壮的男学生应该加入军官训练团。布罗德写道：“很奇特的现象是，一帮肥胖、愚蠢的老年绅士去给具有前途的迷人的年轻人提供咨询，教他们如何挨枪子，以便确保没有人将会影响自己的收入。这样的事情竟然没有人觉得滑稽，没有人感到羞耻！”布罗德在信中所用的这种风格让罗素深感慰藉，他很快注意到布罗德所用的“迷人”一词。罗素将这封信的抄写件寄给奥托琳，并且在附言中说：“正如你可能推测到的，他是同性恋者，这一点让男人显得更有活力，凸显了战争的可怕现实。”

尽管这样的鼓励之言偶尔出现，然而形影相吊的状态总是让罗素深感痛苦。此外，他与怀特海夫妇之间出现了隔阂，这也让他懊悔不已。他告诉奥托琳，“我非常想念怀特海夫妇。诺思的境遇肯定让他们备受痛苦折磨，我却无法向他们表示同情，起到安慰作用。自从我认识他们夫妇以来，这样的情况尚属首次，真的十分可怕。”而且，“与自己的国家日渐疏远，这样的感觉很糟糕”。在战争爆发初期，他与奥托琳的密切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偿作用，缓解了这种疏离感；但是，自从奥托琳因为海伦·达德利的事情对他心灰意冷之后，他开始感受到分离带来的痛苦。到了12月中旬，他有了彻底失败的感觉：

这场战争已经毁掉了我的抱负。我曾经将它投入到哲学研究中，但是那样做的意义现在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就和平和国际关系问题而言，我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在余生中，我可能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我似乎失去了全部激情，从自己和他人两个方面来说均是如此。

他与奥托琳的关系处于低潮期，他的当务之急是让自己摆脱无所事事的状态。他在12月22日的一封信件中试图解释这一点：

我希望我能让你理解，我和你一样，认为肌肤之亲是神圣的，属于精神层面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任何女人都能理解的东西。显得非常不幸的是，就在我真的不再对你感到不满——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刚摆脱了这种感觉——时，我们之间却出现了问题。假如没有这个幽灵从中作祟，我们可能在一起，共同感受真正的快乐。假如你真的理解这一点，你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无法与你在一起，正是这一点让我昨天产生了万念俱灰念头。这样的感觉总是将我抛入绝望之中……开始时，你的话语让幽灵在我的脑海中重新出现——一旦我的头脑空闲下来，隐约的恐惧感随时都可能向我猛扑过来。但是，我可以通过让自己忙碌起来，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罗素和怀特海一家度圣诞节。根据他的说法，他们“心平气和地相处”。诺思请假回家，（在罗素看来）已经有了“亲德”思想。但是，让罗素觉得精神大振的是，他产生了撰写一本重要的大部头——一本详尽研究国际政治的著作——的想法。他12月26日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很感兴趣，觉得这本书触手可及——它已经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它将以毫不留情的方式，批判所有国家的全部外交传统……这本书的内容实实在在，给我水到渠成的感觉。我对它很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让它成为一本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它将是一个载体，让我释放大量遭到压抑的激情。”撰写这本著作的想法让罗素心情愉快。他告诉奥托琳，他感到非常兴奋，将要释放的激情“涉及你，涉及我的工作，涉及我的道德观念——这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就第三点而言，“我有了真正坚定的决心，将来要避免拈花惹草行为。我在内心深处认识到，那样的行为没有什么价值”。

这番表白言辞是否真有力量？这一点很快将要得到验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罗素已经断定，拈花惹草的行为没有价值，态度坚定，发自内心深处；另一方面，奥托琳也决定——她这样做的具体理由至今依然不明朗——让他面对诱惑。10月，奥托琳的老友，作家韦农·李（两人在世纪之初便互相认识）从意大利返回英国，随行的还有一位年轻、迷人、聪明的同伴，名叫艾琳·库珀-威利斯。奥托琳与韦农共进午餐之后觉得，艾琳是可以帮助罗素缓解孤独感的最佳人选，几次敦促他带她出去吃饭。最后，她于12月终于让两人在贝德福德广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碰面。正如她希望的，罗素和艾琳·库珀-威利斯一见面，关系便热络起来。艾琳随即作出安排，定期与罗素见面，接受关于斯宾诺莎的非正式辅导。罗素对她越来越喜欢，确信她具有杰出才华。

按照艾琳·库珀-威利斯的朋友伊妮德·巴格诺尔德的描述，库珀-威利斯“长得像西班牙人，模样漂亮，神情严肃……满头黑发用一对绿色梳子固定起来，搭在耳朵上……衣服配着白色领子，亚麻褶边垂落下来，展现出她的美女风度……常常略带愠怒，神情严肃，显得腼腆，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是，她随时准备回答高深难解的问题”。与她的朋友韦农·李类似，艾琳也热情参与和平主义事业。当罗素谈及他计划撰写的关于外交史的著作时，她立刻主动提出，愿意充当他的研究助手。12月29日，两人见面，讨论写作计划。只有一个因素阻碍艾琳实现帮助罗素的计划——韦农·李。艾琳觉得，她首先应该忠实于韦农·李。艾琳告诉罗素，韦农将在元旦返回佛罗伦萨，如果韦农需要，她觉得应该一起回去。在这种情况下，1915年1月2日罗素与韦农一起喝茶时，两人发生了争执，都觉得自己有权得到艾琳的协助。罗素向奥托琳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她［韦农·李］提到库珀-威利斯小姐时说，“我要她为我工作”，那口气仿佛在说她的财产。她还告诉我，与我给库珀-威利斯小姐的工作相比，她打算给库珀-威利斯小姐的工作需要更多脑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解释说，自己希望库珀-威利斯小姐做的事情需要更多脑力。她回答说，库珀-威利斯小姐对此不感兴趣，只能在指导下做些事务性工作……她说了许多理由，要我打消念头，显然准备使用任何手段，无论多么不讲道德也没有关系。

不知何故，罗素赢得了胜利。韦农后来没有去意大利。也许，对艾琳来说，这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也许，她觉得和罗素一起工作比为韦农工作有趣一些。如果韦农打算在伦敦常住（看来，她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住在伦敦），那么，库珀-威利斯小姐既可以帮助罗素收集写书需要的材料，又可以做到每天去看望韦农。不管怎么说，从1月4日开始，艾琳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馆去，为罗素查阅资料，下午到罗素的公寓（其实就在博物馆隔壁）喝茶，继续她的斯宾诺莎研究。

为了指导她的工作，罗素为他拟撰写的著作写了一份长达25页的概要，标题是《外交政策的原则与实践》。概要是对他的最初观点的一种扩展，认为那场战争背叛了在选举中支持自由党政府的“进步朋友”。概要先提到了1906年选举的情况，然后对比了选举中提到的明显问题与自由党政府上台之后执行的政策：

所有进步朋友都记得，1906年取得的选举胜利给予人们很高希望……选民们在1906年认为，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反对使用中国劳工、反对关税改革、反对侵略战争的政党。他们错了。他们其实投票支持法国征服摩洛哥，甚至付出了与德国开战的代价。

艾琳手持概要，按图索骥，翻阅过期的《泰晤士报》，寻找可以说明罗素观点的材料。

在罗素的脑海里，写作计划这时已经扩展为两卷，《外交政策的原则与实践》总结了英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情况，仅仅是篇幅较小的第一卷。按照他的设想，第二卷追求的目标更加宏大，将对1870年以降的整个欧洲的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第一卷表明，有必要采用民主手段，对英国外交政策进行控制；第二卷将提出，应该对外交关系进行某种形式的国际改革。罗素预测，第一卷“可能在1年之内完成”，大概想象他自己可能在未来的数年中撰写第二卷。这并不是说，他有任何胆怯之感，他告诉奥托琳：“我喜欢做这样事情。”实际上，由于某种原因，仅仅过了几个月，整个写作计划便被搁置一旁，第二卷甚至没有动笔。不过，为第一卷收集的资料和部分稿件后来被用于《协约政策：1904—1914年——答吉尔伯特·默雷教授》之中。吉尔伯特·默罗的著作《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对外政策：1906—1915年》，为英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辩护，罗素于1915年底出版该书，作为对那本著作的回应。

与以往的情况一样，开始一项新工作给罗素带来的更新效应。他1月3日写道：“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充满活力和战斗精神，毫无消极或衰老之感。”除了这种获得新活力、新希望的感觉之外，每天见到艾琳·库珀-威利斯也让他十分开心。那个女人模样迷人，非常聪明，对斯宾诺莎很感兴趣，致力于和平事业，而且显然迷上了罗素。正如奥托琳所预测的，艾琳正是罗素梦寐以求的那种伴侣。1月2日，罗素即将开始与艾琳一起工作，写信告诉奥托琳说：“如果没有你，世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冷漠而寂寞的地方。”显而易见的是，他这时开始希望，艾琳也会起到作用，让他的世界不再冷漠，不再寂寞。奥托琳继续鼓励他的这些希望，让罗素面临一个相当奇特的局面，觉得很难适应：奥托琳是否真的鼓励他与别人相好？如果真是如此，这是否意味着，她希望摆脱他，他与奥托琳的关系正在走向终结？他进退两难，一方面有追求艾琳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心存顾虑，觉得自己可能落入陷阱，永远失去奥托琳。在接下来一周时间里，他一直困惑不解，犹豫不决，焦虑不安。

“我们两人讨论库珀-威利斯小姐的事情，这让我觉得怪怪的。”他1月7日写信告诉奥托琳：

眼下，我没有任何追求这种事情的冲动，但是我觉得，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将不是因为激情，而是出于对陪伴的需要。不过我觉得，我对此的估计可能是错误的。我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所以倾向于听一听你的意见。关于这样的事情，你的意见看来非常明确，切中要害。我不知道你的观点中究竟有多少无私的成分？我觉得，不让你对我的幸福负责，这样对你来说压力可能会小一些。

他与海伦·达德利的恋情曾让奥托琳反应激烈，他对此一直心有余悸，所以显得十分谨慎。他在这封信件的结尾处写道：“我亲爱的，我爱的是你，我的所有激情和渴望，我的内心深处的所有无限情感，全部属于你。所有这一切无法轻易改变。”

当天晚些时候，他收到奥托琳的另外一封不乏鼓励言辞的来信，慢慢开始对艾琳想入非非。他这时确信，追求艾琳不会让他面对失去奥托琳的危险。他承认说，“我觉得我可能逐步对艾琳产生非常强烈的感情，而不是非常强烈的激情。当然，那种感情可能给我快乐，让我摆脱激情造成的痛苦”：

我觉得相当有把握的是，她会作出回应，可能有些腼腆，需要慢慢引导。我还觉得，与其他人相比，她对我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干扰十分有限。她缺乏你身上狂野的一面，而且缺乏宗教信仰。我与你有许多共同之处，无法与她分享……你身上有某种不可接近的高尚品质，正是这一点总是让我觉得，你体现了狂野世界的神秘之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说法，而是我内心深处感受的东西。它可以与在我可能在艾琳身上逐渐感受到的东西并存——那样的感受可能是真实的，美好的，然而肯定不是神秘的，疯狂的。我承认，我事后可能面对无法忍受的孤独，这可能让我陷入让自感遗憾的境地。

但是，他对失去奥托琳的恐惧感依然强烈，超过了对艾琳的欲望。1月8日，也许奥托琳委婉表现出来的嫉妒让他产生了强烈反应，他整天痛苦不堪，苦苦思考这个问题：他向奥托琳表示了自己对艾琳的欲望，这已彻底破坏她对他的爱意。那天深夜，他写了一封狂热的几乎失去理智的信件，试图解释他忍受的“令人恐惧的情感纠葛”：

我有了一种临终之感，不是你造成的临终之感，而是你的爱意带来的自豪和神奇已经临终的感觉，我的欲望杀死了这样的感觉……我们两人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一一浮现，仿佛幽灵幻影一般……正如我们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我告诉你的，我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我不应与艾琳走得太远。但是，我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觉得你希望我朝着那个方向继续下去，而且，本能也起到了相同作用。消失的东西让我顿生十分悲伤的感觉，所有这种感觉让我意识到，我的真正生命已经完结，剩下的只是一场索然无味的梦魇……［自从8月以来］黑暗和寒冰降临在我们之间……我觉得自己生命中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已终结……艾琳可以取代的仅仅是一种表面的东西。

次日上午，他寄出了那封信件，结果在痛苦和折磨熬过一天，他在信中所写的“临终之感”一直挥之不去。在那一天时间中，他至少给奥托琳写了三封信件，对他所说的“根本不应寄出的半夜信件”道歉。他反复说，他考虑的其实并不是结束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仅仅希望那些说法遭到否认”。其根本原因是，“我不想滑入困境，让自己失去你可能给予的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自己对面对任何孤独境况”。奥托琳看到这种充满痛苦和折磨的倾诉之后，随即回信好言安慰，依然敦促他继续与艾琳保持关系，同时让他对结果感到放心：“我知道，她不能完全满足你，但是我知道——而且你也说过——她让你快乐，帮助你摆脱孤寂……我自然希望你知道，我理解这一点。”

后来的结果证明，所有这些痛苦全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几乎让人觉得滑稽。实际情况是，艾琳根本没有充当罗素的恋人的任何打算。罗素和奥托琳误读了相关迹象。艾琳对罗素的印象究竟如何？这似乎带有神秘色彩，就连艾琳本人似乎也颇感困惑。她宣称，她对性行为“完全没有兴趣”，一辈子没有任何性欲（她活到88岁，现有的文献显示，她一直独身生活）。可是，从一定程度上看，她迷上了罗素。她后来说，“他身上有我肯定讨厌的东西”；然而她觉得，她自己“被他强烈吸引，产生了以某种方式深入了解他的渴望，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感到无法忍受，同时又觉得，如果我对他做出让步，也许可以忍受。有时候，和他在一起时，我会忘记一切，心里只知道，我和他在一起，自己觉得快乐”。她允许他亲吻她，“我对男女之情不感兴趣，这几乎没有给我造成任何困扰。其原因在于，我一直很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在某些方面那么喜欢他，在另外一些方面那讨厌他？这样的纠结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最后结束了我们两人之间的一切”。

令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是，罗素的感受完全不同。他确信，如果他向艾琳提出性要求，艾琳肯定会欣然接受，积极回应。但是，与艾琳建立恋情又可能影响他与奥托琳的关系。这让他困惑多日，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爱上了他；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她对他的兴趣在于，她希望理解他为什么那么令人讨厌。因此，他一旦从奥托琳那里得到保证，追求艾琳不会失去她，随即立刻采取行动，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感到震惊和困惑。也许，在努力婉言拒绝的过程中，艾琳告诉他，一方面，她尚未做好准备，成为他的公开情人——这样的丑闻可能让她的父母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她也不能充当他的地下情人——她觉得，保守这样的秘密让她无法忍受。这样一来，她根本不可能成为他的情人（后来，她当了著名的大律师，这让人完全可以想象，她对付这个问题的方式似乎是在让陪审团确信，这个案子的证据天衣无缝）。

艾琳竟然不愿成为他的情人，他的求爱之举竟然遭遇逻辑上无法反驳的说辞，这让罗素感到很不习惯。于是，他开始冥思苦想，希望寻找原因，从心理和性格缺陷两个方面来解释艾琳的态度。他后来得出结论说：“她过于遵纪守法，缺乏无畏精神，基本上不敢冒险去爱。”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不再希望她当情人了。“我觉得，她太温顺，缺乏可以激发我的想象力的品质……我对她抱有真正的情感，但是我其实喜欢决心孤注一掷的人。”罗素继续发表这种虚张声势的言辞，几乎到了自我吹捧的地步，觉得是他自己拒绝了艾琳的求爱之举，决定不做她的情人。他告诉奥托琳：“艾琳的激情不断高涨，但是我不能给予她足够的东西……她发现她不得不放弃我，所以显得很不开心。”

面对这样的情况，艾琳确实很不开心，不过原因不是她对罗素的激情遭遇了挫折，而是担心谢绝罗素的求爱之后，她可能不得不放弃为他工作的机会。于是，她决定拜访奥托琳，希望奥托琳从中斡旋。罗素预测：“她将让你觉得，我很在乎她；我实话告诉你，这种新的感觉是在今天上午快要结束时才出现的，尚未完全明朗。”奥托琳对他的说法持保留态度，依然——无疑正确地——判断，假如罗素可以得到与艾琳建立性伙伴关系的机会，他是不会表示拒绝的。因此，当艾琳前来拜访时，奥托琳尽量帮助罗素说情，劝说艾琳克服障碍，与罗素建立情人关系。奥托琳建议说，艾琳应该不时离开罗素，并且敦促她考虑他所处的孤单、寂寞的状态。

艾琳不为所动，在与奥托琳见面之后不久给罗素写了一封信件，开诚布公地表明她的立场，试图消除罗素对她的所谓“激情”所持的错误观念：

我最亲爱的伯特兰：

撇开上周出现的难题——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它们是我见你的实际障碍——不谈，我确实意识到，自从在河边与你谈过之后，我最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尚不足以让我满足你的期望。我应该受到谴责，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情感——这一点我无能为力——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让你失望了；有鉴于此，假如我以前知道，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我让自己相信，我面对的障碍仅仅来自实际方面的考虑，比如，我必须照顾韦农，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因素。但是，我现在相当清楚地看到，假如我真的很喜欢你——即便我像你喜欢我那样喜欢你——我也不应让任何东西从中作梗……我希望见到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算我没说吧。

与此同时，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继续维持这一子虚乌有的说法：艾琳有意于他，他自己谢绝与她有染。不过，他不得不承认，艾琳面对她所称的令人失望的局面，显得出奇地淡定。“没错，艾琳不为所动，这显得令人费解。其原因也许在于，我自己不够主动，缺乏热度和激情。”他继续强调说，艾琳确实对他有意，但是她自己的欲望很强大，这让她感到畏惧。“她实际上非常害怕生活，受到奇怪念头的控制，这令人感到遗憾……她害怕激情带来的疯狂状态，如果她发现自己的激情高涨，肯定会加以控制，所以她肯定无法忘情地投人爱情之中。”他反复暗示，她的这种胆怯特征已经让他失去了兴趣。他在其他场合中还暗示，他与艾琳的事情无果而终的原因在于，奥托琳的反应让他感到焦虑，起到了阻碍作用。“海伦·达德利给你我两人都留下了阴影，给我造成一种强烈的羞愧感，形成了一种约束，让我觉得自己无可救药。我知道，她对你也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于是得到了强化。我认为，如果我将来依然尝试对我来说难以实现的恋情，我肯定还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艾琳写信告诉罗素说，尽管出现了那样的问题，她仍然愿意以朋友身份相处，继续为他工作。于是，他们两人之间关系恢复稳定状态。罗素返回剑桥，迎接1月15日开始的新学期。艾琳留在伦敦，每天去大英博物馆为他收集资料，罗素心怀感激接受了她的帮助。每逢周末，每逢罗素到了伦敦，两人都会见面，讨论工作，友谊慢慢转变为公事公办的业务关系。即便如此，罗素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完全接受这个事实：从性关系角度看，他已经失去了与艾琳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机会。其原因也许在于，艾琳对他的兴趣十分复杂，意义不明，这让他一直受到误导。到了1月26日，也就是危机差不多过去两周之后，罗素告诉奥托琳，尽管他当时觉得，他自己没有“竭尽全力”追求艾琳倾向，他无法确定两人的关系将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如果它让我反感，迫使我放弃，我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但是，到2月10日为止，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局面：其一，他最好放弃与艾琳发展两性关系的问题；其二，“最佳计划是，不用互相挑明，让它进入纯粹友谊的状态。我相信，如果我不开口，她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

艾琳确实没有再提此事，而是执着地继续工作，收集报纸刊登的1906—1914年间英国外交史的资料。实际上，她表现出充分的职业精神，完成了罗素当初制订的计划，为写作《外交政策的原则与实践》出力，表现出来的坚韧性超过罗素本人。在1915年整整1年中，罗素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其他问题，但是她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甚至在罗素出版《协约政策，1904—1914年：答吉尔伯特·默雷教授》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她也许觉得，罗素的那本小册子并不足以体现最初的宏大构思。1919年，她利用她收集的资料，撰写了《我们陷入战争的方式：英国自由主义理想研究》。该书在某些方面坚持了罗素的最初意图，分析并且勾勒了相关历史沿革，说明了人们满怀希望和理想选出的那届自由党政府如何颠覆和背叛了传统的自由主义。

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以此完成了她与罗素的两人合作计划，实际上已远离了罗素的影响。1916年，德斯蒙德·麦卡锡爱上了她。但是，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她看来对性生活完全没有激情，让德斯蒙德·麦卡锡备受折磨，遭遇了与罗素相同的命运。与罗素一样，麦卡锡坚持认为，她有性欲望，但是由于某种只有她本人知道的反常心理和令人失望的原因，选择了完全克制的方式。1917年8月，艾琳结束了与麦卡锡的关系。她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件，像大律师那样，分析了这种克制理性的利弊，最后表示排斥了态度。她告诉麦卡锡：“因为我曾经以我的方式爱过你，我一度试图迫使自己相信，我喜欢你的亲吻，但是我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我再也不会在任何人身上进行这样的试验了。”

她后来致力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法律工作，[3]立场坚定，态度激进，再也没有与男性产生过任何浪漫关系。她的朋友伊妮德·巴格诺尔德说，艾琳从未真正爱过任何一个男人，她“爱女人，喜欢女人”——当然，她也同样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肌肤之亲的迹象。“她对女人抱有温柔的热情；但是，如果说那样的感情形成激情，那么她肯定没有意识到。”1923年，她匿名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绿眼怪物》，署名“阿尔西·布鲁克”，表达了她对男性的愤怒和反感。在这本小说中，罗素以带有掠食动物特征的角色出现，名叫汤姆·沃尔夫；德斯蒙德·麦卡锡以生性软弱、具有欺骗性的角色出现，名叫爱德华·罗素（罗素这个名字用在了麦卡锡身上，这一做法也许非常微妙地暗示：她认为，这两个男人品质恶劣，本质上属于同类）。对比之下，她对韦农·李的忠诚从未减弱，一直持续到李1935年去世为止。艾琳后来是成功的大律师，退休之后住在肯特郡，1970年在那里去世。

也许，在罗素与艾琳·库珀-威利斯之间的不温不火、半途而废在恋情中，最奇特的是它给罗素与奥托琳关系带来的影响，让两人在肌肤之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奥托琳1月15日写道，她希望打破禁令（1911年罗素与艾丽丝和洛根谈判期间实施的禁令），与罗素共度一个夜晚。罗素和奥托琳在下一个星期二幽会时实现了这一点。两人其后分别致信对方，言辞火辣，极度狂喜，毫无顾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奥托琳告诉罗素：“昨天晚上美妙无比，我满怀敬畏，几乎可以跪在你的脚下，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那种感觉简直就像置身天堂，对吧？每分每秒都妙不可言，直到最后一刻……为了这样的爱情，哪怕面对地狱之中的所有煎熬也在所不辞。”罗素的表述更加直白：

星期二晚上

今天晚上，你美轮美奂，惊艳无比，我的心肝，我的生命，这简直令人无法言喻！你绝对绽放出了星星的光芒，然后又拥有永恒地球的美妙。你领着我离开地球，转瞬之间便让我到达巅峰状态。你的整个身体似乎出现了魔术一样的变化，今夜，你是地中海的神奇力量，是“葡萄酒般暗红的海洋”；我看到它的前景中呈现出一片碧蓝，充满阳光，然后是完全的黑暗。远处，陌生的岛屿和山麓沐浴在永恒的阳光之中。在更多的时候，你展现了大西洋的神奇力量，然而又完全不同。我是一件乐器，等着你的点拨。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乐曲，让它从我身心中流淌出来。

星期三晚上

……昨夜的每一瞬间都是奇迹，从开始一直延续到结束，超过了我们两人以前所做的一切。对，我体会到你所说的邓恩[4]在《出神》中描述的一切，其实我们的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昨夜我拥有一切，它带着疯狂的意味，带着“嘿，听我说，男人是希望去死的傻瓜”的意味。它以某种无法想象的方式，与宗教和内心之火融为一体。我以前根本没有料到，它具有这样的魅力……现在，我无法生活在平静之中。我希望与艾琳进行尝试，但是结果却令人觉得索然无味。我希望体验高山、暴雨和危险，希望体验野性之美，希望体验自由的天堂之风。在你的身上，我看到这一切……你拥有这一切，拥有我的灵魂渴求的一切。我无法告诉你我对你的爱多么深沉，多么疯狂，多么巨大。当你冷淡时，它非常糟糕，陷入困境；但是，当你想要时，它奔涌而出，恰如洪水，恰如激流，恰如海洋。你给我越多，它变得越激烈。你给了我心中美妙的音乐渴望的东西，它让向日葵厌倦时间，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同，充满激情，努力朝着天堂飞奔。昨夜，你给了我所有这一切，它似乎在我的内心深处不断扩张，直到让我觉得，自己的血肉之躯已经无法支撑，自己仿佛就要死了。过去，我俩有过许多妙不可言的销魂时光，但是昨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热情似火，熊熊燃烧。我俩希望借此摆脱战争的痛苦，摆脱一切烦恼，摆脱一切尘世，让我们合为一体，融化在奇妙爱情的世界中，去爱，去爱，去爱。

他几天之后写道：“极少极少人知道我俩体验的东西，极少极少人拥有这样的激情，拥有这种忍受痛苦的力量，拥有这种在巅峰状态中上下起伏而不眩晕的能力。很少有人遇到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我想到了贝多芬——他让所有认识他的人深感震惊，他的内心之火在燃烧，炽热袭人，让所有缺乏历练者失去活力，生命枯萎。”

罗素认为，艾琳·库珀-威利斯已经成为他不需要的东西的象征，那些东西具体表现在她的自控力中，表现在她的超然冷漠中，表现在她的毫无激情的言辞中。他在战争开始之后几天曾经写道：“最终有利于和平和其他美好事物的力量是大写的理性，是对抗本能的力量。”在他以前发表的文章《战争：恐惧之子》中，他将欧洲喻为“一幢着火的房子，关在里面的人既不争相逃生，也不设法灭火，而是互相指责，责怪别人引起了火灾”。根据他那时的想象，要让个人或者国家恢复理智，就必须将理性的冷水倒在危险的激情之火上。但是，在艾琳身上，或者说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人的激情之火已被扑灭，剩下的只有谋虑、理智、理性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人类生存的理想，仅仅是他厌恶的东西。他未能如愿引诱艾琳，后来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反复说，艾琳缺乏冲动，几乎过分到不正常的程度。他那时倾向认为，缺乏冲动就是否定生命。例如，他在1月21日的信件中写道：“她那么恐惧生活，一门心思维持道德优势，真的让我深感震惊……我考虑的时间越长，心里的反感越强。”

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一封短信，那是对他前一年7月所写的一封信件的迟到的回复，问罗素是否看到了摩尔在挪威所做的笔记。罗素毫不掩饰自己的愉悦——他终于可以再次接触具有活力和激情的人，接触一个与冷血的艾琳形成鲜明对比的人。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对这样的杰出人才心怀感激。他虽然在西线服役，但是在来信中谈的全是哲学，这样的行为非常纯粹，非常淡定”：

斯宾诺莎曾经说过，“自由的人考虑的只有生死大事。”维特根斯坦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感到心痛，然而觉得，具有他这样精神的人几乎将生死置之度外。我知道，他可能幸存下来，但是我觉得他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来信体现了一种灵感和力量。

当然，对那些在前线作战的人来说，罗素渴望体验的高山、暴雨和危险不难找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素尽管撰写了许多反战文章，但是对实际上参与战斗和杀戮的人没有半句批评之辞。他对冒着生命危险参战的人抱着巨大的同情之心，对他所说的“残忍的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当时，所有年轻指导教师和大多数学生离开了学校，那帮家伙把持了剑桥大学，对他人的浴血苦战津津乐道。罗素返回剑桥，准备春季学期的教学，随即在《剑桥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抨击那帮人的所谓爱国自豪感。文章题为《英德两国战后是否可以和好？》，讽刺了让两国海军兵戎相见的关注名誉的做法。文章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创建一支可以充当海上警察的国际海军，保护两国不受侵略，从而使各自的海军变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罗素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有两点：其一是民族自豪感，其二是对这样做将会减少军火制造商获得的利润的担心。

组建中立的“维和部队”，以便保护对峙双方，我们现在对这个概念已经见惯不惊，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那个年代，罗素提出的组建国际海军这个建议似乎骇人听闻；况且，罗素提出这个建议时，对大英帝国，对英国政府明显表示出不大恭敬的态度。文章刊出几天之后，罗素几乎高兴地报告说：“这里的所有老派人物手忙脚乱，针对这篇文章，向我发起攻击。”他们的领军人物是两位著名的哲学家，一位名叫W．R．索利，剑桥大学的奈特布里奇讲座教授，专攻道德哲学，另一位名叫E．E．康斯坦斯·琼斯，逻辑学家，剑桥大学格顿学院院长。罗素回应两人提出的批评，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他一一回复，结果迫使《剑桥评论》主编出面干预，匆匆宣布辩论结束。

对罗素来说，那场轩然大波仅仅起到了强化作用，让他对剑桥大学的既定体制，对传统的学院派哲学研究者深感厌恶。他在三一学院为期5年的讲师聘期将于1915年夏季到期，该学院当时正准备给他提供（声誉更高并且更稳定的）院士职位。罗素认真考虑之后，打算婉言谢绝。最后，他决定请假一段时间，反正当时剑桥已经没有什么学生可教了。在学术圈子里，谣传迅速漫延，就在做出该决定数日之后，罗素收到了哈佛大学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在请假期间再次访问。他也谢绝了这一邀请。他告诉奥托琳：“在哲学方面，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而且，我眼下也不愿强迫自己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2月15日，他如期前往曼彻斯特，宣读一篇论文（题目是《物质的终极构成》，重新阐述了从感觉材料构成物质的观点，是他在临行前几天匆匆写成的）。从那之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完全放弃了哲学研究。

给人的感觉是，罗素在那几个月中脱离了他以前联系的人和机构，处于没有依托的状态，正在寻找可做的事情，寻找可以认同的人，寻找可以加入的力量。自由党中那些奸诈的无赖们显示出非常愚蠢的爱国热情；罗素在自由党内的朋友支持政府，这让罗素深感失望；剑桥大学由残忍的老派人物把持；学院派哲学家表示，愿意为屠杀年轻人的做法提供带有伪严谨特征的辩护之辞。但是，罗素自己其实也无法认同那些从事反战活动的人。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鄙视教友派信徒，觉得民主控制联盟的创立者们的政治观点过于狭隘。在对艾琳·库珀-威利斯（她是民主控制联盟的热情拥趸）的性格做出回应的过程中，他心里逐步形成了对许多和平鼓吹者的负面看法：那场运动没有活力，那些人没有生气，令人生厌。2月13日，他出席了民主控制联盟组织的一次会议，听到戈尔迪·洛斯·狄金森发表的题为《战后欧洲》的演讲，明确表示讲演内容“索然无味，令人生厌”。一方面，罗素尊重人们灵魂之中的“热情之火”，尊重面对危险时无所畏惧的冲动，另一方面，他又对战争释放出来的嗜杀激情感到绝望。他发现，他自己夹在两个阵营之间，无法认同其中任何一方。2月21日，他写信告诉拉尔夫·佩里：“我无法逃避的感觉是，自己与人类格格不入，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难以忍受。”

那一天，罗素致信奥托琳，以狂喜的笔触，描绘了两人的销魂之夜，描绘了如何将宗教热情与狂热肌肤之亲融合起来；那一天，奥托琳首次与以描写这类性行为著称的D．H．劳伦斯见面。后来的情况证明，那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偶然巧合。如果说有任何人可以践行罗素的理想，将反战态度与个人的情感“火焰”结合起来，如果说有任何人可以“全身心地感知应被感知的一切”，1915年1月21日到贝德福德广场出席宴会的D．H．劳伦斯无疑是不二人选。

在那之前，奥托琳和罗素已对劳伦斯有了深刻印象，认为他具有充满激情的本性，显示出罕见的深邃睿智，在许多方面可以与他们两人崇拜的康拉德相提并论。在罗素和奥托琳的朋友圈子中，劳伦斯出版的两本长篇小说——《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受到广泛好评，这无疑有助于两人形成的这一印象。但是，对奥托琳和罗素来说，赞赏劳伦斯的态度似乎出现在两人阅读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普鲁士军官》之后。该书1914年11月出版，罗素先睹为快，随即立刻向奥托琳推荐。奥托琳12月阅读之后非常喜欢，在12月31日写道：“这本集子写得非常精彩，让我惊讶。他拥有激情，而且对外部事物和内心感受都非常敏感……阅读如此真实的作品非常愉快。”她最喜欢的故事包括《牧师的女儿》，它让她想起她在诺丁汉郡度过的年轻时光。她强烈感到，她与劳伦斯可能有某种相似之处，立刻提笔写信，邀请他前来相聚。奥托琳是诺丁汉郡最有名望的本廷克家族的成员，主动写信求见，这让劳伦斯见信后深觉自豪，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希望得到少数知音的赞赏，生活本身就是贵族的事情”），立刻回复，希望尽早赴约。

他本人真的出现之后，奥托琳完全被他迷住了。他集中了她曾经希望拥有的一切。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与他一见面，“立刻唤醒了对诺丁汉郡的回忆”。两人谈到了舍伍德森林，谈到了矿工们居住的村庄，谈到那些人和妻子们的生活，谈到了“他在早期作品中生动描绘的所有场景”。他用诺丁山郡的方言谈话，对本廷克家族深表敬意，并且让她确信，当地人一直对本廷克家族怀着景仰之情，让奥托琳感到非常愉快。

奥托琳写道，“这个人如此充满活力，对一切人，一切事物很感兴趣，与他在一起肯定让人非常兴奋，兴趣盎然”：

……他似乎拥有一种富于磁性的天赋，让听他讲话的人产生相见恨晚的感觉，不断产生新的想法，迸发新的热情，出现新的希望……实际上，我和他在一起时觉得，自己仿佛真的终于发现了一个朋友。我可以畅所欲言，毫无保留，不用担心被他视为愚蠢之人……他讲述他的本能发展福音，似乎开启了通往神圣之地的道路。

在奥托琳见到劳伦斯时，对后者来说，传播“福音”——或者用他更常用的话来说“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时，他刚刚完成了一本长篇哲学论文，最初的书名是《快乐科学》，刻意效仿了尼采的《快乐的科学》，最后出版使用的书名是《托马斯·哈代研究》。最初的书名不像正式出版的书名那样，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全书共分10章，只有两三章能与哈代挂上钩，其余内容讲的是生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尼采和柏格森的传统。就其对女人与男人的特别关注而言，该书也让人想起奥托·魏宁格[5]的著作。

劳伦斯的哲学著作可被视为罗素的虚构作品的一种镜像。其原因在于，当罗素创作虚构作品时，身为哲学家的他无法避开哲学，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阐述抽象理念，而不是描述人物和场景。与之类似，当劳伦斯撰写哲学著作时，身为小说家的他无法避开文学，不是通过意象而是通过论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托马斯·哈代研究》的核心意象来自婴粟花，即自然的“红色火焰”。这种花在短时间里辉煌绽放，然后“突然凋谢，完全消失”。短暂绽放的婴粟既象征着生命的短暂，也象征着生命的辉煌。那种火焰本身是永恒的，是“全部的故事，全部的成功”；短暂而辉煌地绽放是我们人类、婴粟或者任何生物的实现自身的永恒品格的方式。通过这种短暂而辉煌的绽放，通过这种燃烧，生命获得其目的和意义。可以这么说，如果去过恐惧、压抑、平庸的生活，如果缺乏冲破花蕾的勇气，那就是否定生命本身。根据劳伦斯的说法，“每一个活着的生物，无论是生灵或者存在物，都是自身的完全成功”。作品、子女、善行都不能让人避开“终有一死造成的虚荣和可怜的短暂特征”；只有自我——“真正的大写的自我”——实现才能赋予人永恒的瞬间。

这一学说与奥托琳的想法一拍即合，她从一开始便是心甘情愿的狂热信徒。在两人1月21日初次见面之后，她便成为劳伦斯在萨赛克斯的寓所的常客。她和劳伦斯一起离开寓所，到附近的树林散步，劳伦斯利用一切机会，向她鼓吹他的“福音”。例如，在一次散步途中，他指着树上的火红色叶芽，重复了他在自己的哲学著作（那时，他尚未给她看书稿）中表达的思想。他说：“你瞧，这就是大自然中的小小红色火焰。”奥托琳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望着他，心里默默说：“在你的身上，肯定存在那样的火焰。”

与他的“哲学”同时出现的是劳伦斯对那场战争的全面谴责。与罗素相比，劳伦斯的抨击在动机方面大不相同，但是在强度上却不相上下。在罗素看来，那场战争是一场灾难，毁灭了值得赞美的古老文明；它是悲剧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与之相反，在劳伦斯看来，旧的秩序已经烂透，完全失去活力，那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至少带来一个好处，可以厘清问题，说明形成全新生命的需要。他认为，西方文明终结了。它应该灭亡的原因在于，它已经犯下否定生命的最大罪孽，它用机器取代自然，压抑个人的健康的自然冲动。更好的结局是，它应该尽快灭亡，以便让更强壮的新社会诞生出来，那样的社会不再将人的自然冲动禁锢在人为的限制之中。

在与奥托琳见面时，30岁的劳伦斯已经制订了一项轻率的计划，希望与他的朋友一起，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一门心思地实施他提出的新的生命理念。在一次圣诞节聚会上，他听到他的朋友塞缪尔·科特利安斯基唱的一首希伯来歌曲，于是将那个社会命名为拉那尼姆，其成员包括劳伦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和科特利安斯基。[6]为了保护那个社会不受衰败的西方文明的腐蚀性影响，劳伦斯决定将它建立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例如，某个南太平洋岛屿，或者在他曾经考虑过的美国的佛罗里达。劳伦斯对该计划充满激情，显然误解了奥托琳对他的“福音”表现出来的认可态度，觉得她愿意成为他们的一员。

两人初次见面之后一周左右，在一封落款日期为2月1日的信件中，劳伦斯向奥托琳提出一个令她深感担忧的建议。“你应该成为一个新社群的核心，它将在我们之中开启新的人生。”他告诉她，“在那样的生活中，唯一的财富是完整的人格”：

这样，每个人都将在最大限度上完善自己的本性和愿望……新的社群将建立在我们身上已知的永恒的良好品质的基础上……到那时，我们的理想、宗教便可以体现在生活中，一一加以实践……这次战争结束之后，人们的灵魂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伤，想到这一点就非常可怕。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在我们将来的生活中，人们奋斗的目标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给人自由和实现良善的共同努力。

他告诉她：“在这个社群中，没有什么敷衍言行和得过且过的做法，每个强大的灵魂必须割断与现存社会之间的联系，消除虚荣之心，尤其是恐惧感，与其他同伴赤诚相待，没有防人之心，没有任何武器，没有盾牌，没有长矛。”

奥托琳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劳伦斯提出的建立新社群的异想天开的主张。她邀请劳伦斯夫妇访问她的领地，在一座农舍式小屋小住，此举最接近实现他提出的让她成为核心的建议。但是，她似乎让劳伦斯相信，她接受了他的哲学的做法。这意味着，她愿意实施建立“拉那尼姆”的计划，甚至让他觉得，罗素可能也愿意信奉他提出的主张。在给奥托琳写了那封信件几天之后，劳伦斯在写给塞缪尔·科特利安斯基的信件中骄傲地宣布，奥托琳下次来访时，将会把罗素带来，就是那位“研究哲学和数学的人，剑桥大学的院士，皇家学会会员，罗素伯爵的弟弟”。他还声称，当奥托琳和罗素来访时，他们将认真“讨论我提出的在海岛上建立社群——拉那尼姆——的想法。但是，他们说，那个海岛应该是在英国，我们将在这个古老的岛屿上建立自己的新社群，就像将一粒种子播在原来的根系之中”。

罗素、奥托琳的劳伦斯三人见面，讨论在英国创立拉那尼姆，这个想法听起来过于牵强，让人觉得劳伦斯受到了误导。但是，如果以某种（明显的非劳伦斯式）方式进行解释，这个想法确实增加了一些可能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暗示它与劳伦斯在海岛上建立新社群的梦想大有关系的这一说法带有误导性，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继续，罗素逐渐觉得，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从头再来，在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过，根据罗素的想法，没有必要跑到一个南太平洋海岛上去逃避旧的文明——旧的文明已经自杀，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做法是，根据新的原则重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劳伦斯建立拉那尼姆的理想稍显疯狂，显然完全不切合实际。但是，在罗素看来，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说可以从头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的话，在考虑建立哪种社群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发挥创造力，必须重新考虑社会的基础。

于是，在被战争毁灭的旧世界的废墟中，这样的梦想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显得更有意义，超越了民主控制联盟没完没了辩论的那些政治议题。罗素认为，那时需要的正是一种新的理想。其次，这样的理想肯定出自某个具有深刻心理学睿智之人。罗素那时逐步确信，从根本上说，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实质上都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为了理解进行那场战争的原因，进而认识防止出现类似战争的方式，就必须理解形成人们行为——通常处于无意识层面——的那些冲动。通过了那场战争，通过与艾琳·库珀一威利斯打交道的经历，罗素明白了这一点：将问题局限于理性与冲动之间的简单冲突的想法于事无补。其原因在于，使用理性来控制人的冲动的做法既不可能（他在11月20日写道，“思想似乎仅仅是水泡——不是水流的组成部分，而是被水流抛起的表面之物，仅仅显示了水流的方向”），也不可取。如果没有疯狂之举，没有“热情之火”，人生就是单调的，没有价值的。因此，甚至在见到劳伦斯之前，罗素已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观点上与劳伦斯实现了一致——处于核心位置的正是具有劳伦斯特征的“火焰”意象。所以说，奥托琳对劳伦斯的以下描述简直让罗素激动不已，满怀希望：

劳伦斯就是火焰的精灵，他内心深处确实有一团火焰。当一个问题或者争论出现时，那团火焰迸发出来，转化为亢奋和信念。

与火焰意象联系的是罗素对劳伦斯的另外一个希望，它也许是他希望在见到劳伦斯过程中出现的最大希望。罗素似乎觉得，在他与劳伦斯之间，可能培养某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与他与康拉德的关系类似，在与劳伦斯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可以有机会看到心灵的表层慢慢剥落，直接看到“内心之火”。在奥托琳第一次与劳伦斯见面之后，他写信告诉奥托琳：“他的作品让我觉得，他肯定令人觉得奇妙，是一个拥有真正的想象之火的人。我希望结识他。”他似乎仅仅通过劳伦斯的作品就能感觉到，劳伦斯可以理解他，读懂他。但是，原因何在呢？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艾米·福斯特》类似，在《普鲁士军官》中，有什么东西让他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呢？

在《普鲁士军官》这本短篇小说选集中，有一个故事充满罗素式主题，它就是《玫瑰园中的幽灵》。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女人。她知道她当兵的恋人在非洲去世之后，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结了婚。她没有告诉新婚丈夫她的过去恋人的事情，领着他去了她和恋人曾经住过的一个海滨小镇。为了重新唤起对过去的回忆，她独自一人返回恋人的房子，在两人相拥的玫瑰花园里坐下。这时，一个幽灵来到她的跟前，正是她的原来的恋人。她意识到，他完全失去了理智，根本没有认出她。他在她身边坐下，笨手笨脚地掏出烟斗。她在恐惧之中发现，尽管他的面孔、身体和双手没有变，但是正如劳伦斯反复描述的，“然而，那幽灵却不是他”。“他原来是行伍出身，模样英俊，身材魁梧，面前这个幽灵却是一个疯子。”劳伦斯详细描述了她想到精神失常时产生的恐惧感，以一种方式，活灵活现地再现了罗素的噩梦——他自己被疯子掐死了：

她的目光在他眼神中反复搜索，想看一看他是否可以认出她，看一看她是否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什么新的东西。

“你不认识我？”她问道，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灵魂中冒出恐惧。

他看着她，满脸疑惑。他两眼扫过她的全身，但是没有任何智性。她不得不忍受他直愣愣的目光。他慢慢靠近她。

“对，我确实认识你。”他说着，一动不动，两眼热切，但是面带怒火，后来将脸颊凑近她的脸颊。她非常恐惧，疯子离她太近了。

他依然没有认出她。这时，花工走来，打算把他领进房子。他含糊其辞，用无法理解的语言介绍说：“她是我的朋友。”她步行回到旅店。她丈夫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样子，逼着她道出关于她的恋人的实情。在故事结尾处，女人告诉她丈夫，“我今天看到了他”：

“他没有死，他疯了。”

她丈夫瞪着她，满脸惊讶。

“疯了！”他不由自主地喃喃。

“疯子，”她说。这两个字几乎让她失去理智。

劳伦斯对这个场景的描写入木三分，令人难以忘怀，以明显而生动的方式，重复了让罗素一生饱受困扰的那个噩梦，他在1893年6月记录的关于他母亲精神失常的神秘噩梦（“昨天夜里，我梦见了……我家里的人欺骗了我，我母亲没有死，她待在一家疯人院里”）。

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故事，罗素有理由相信，劳伦斯拥有特殊的睿智之见，可以理解他的秘而不宣的恐惧和梦魇；劳伦斯与康拉德一样，可以直接透视他的灵魂。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1915年2月6日，他和奥托琳一起到格雷特姆去，登门拜访劳伦斯时，心里怀着极大的期望：如果他可以结识劳伦斯，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觉得，他不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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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泽（1878—1945年），德国剧作家。表现主义戏剧代表人物。特赖奇克（1834—1896年），德国历史学家及作家。——译注

[2] 霞飞（1852—1931年），法国元帅和军事家。1916年2月，德军决定在西线重点进攻法国的凡尔登要塞，把该要塞作为“碾碎法军的磨盘”。霞飞采取“以磨盘对磨盘”的战术，集中兵力死守凡尔登。经过6个半月的拉锯和争夺，法军终于转守为攻，夺回了失地，德军的战略企图落空。当时有“绞肉机”之称的凡尔登战役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霞飞因此赢得了很大的荣誉。——译注

[3] 她著述颇丰，其中包括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以及勃朗特姐妹的传记，还有她的朋友韦农·李的文章选集。此外，她还编辑出版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演讲（从她与罗素的关系的角度看，这是最有令人感兴趣的）。在出版了关于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之后，她还出版了两卷关于那次大战过程的著作。1928年，她将这三本书合为一卷出版，书名为《英国的神圣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自由理想主义研究》。

[4] 约翰·邓恩（1572—1631年），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其诗歌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迥然不同。邓恩通过使用更注重睿智力的比喻，将激情与智性融为一体，给诗歌重新注入了活力。他创造了极为凝练的意象，通常包含着一种戏剧性对比的因素。他在诗中嘲笑传统爱情诗的陈词滥调，不仅在意象和观念上进行了大胆实验，而且在诗的节奏和诗节形式也有创新。——译注

[5] 奥托·魏宁格（1880—1903年），奥地利哲学家兼作家。他的《性与性格》一书是西方学术名著，涉及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作者对男女不同性别在精神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系统论述，对妇女解放问题有深刻的睿智之见。——译注

[6]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年），出生于新西兰，短篇小说作家，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独自一人前往英国发展，后来转辗新西兰、法国、德国和英国，对于文学的热爱至死不变。约翰·米德尔顿·默里（1889—1957年），英国作家，莫里尔夫妇的朋友。——译注

第十四章　打开硬壳

“他简直太神奇了，可以看穿人的心思。”罗素见了劳伦斯几个小时之后叹服。

“但是，你是否觉得，他的看法真的是正确的？”奥托琳问道。

“这是绝对的，”他回答说，“他绝对可靠……他能洞察一切，而且结论总是正确。”

罗素和劳伦斯两人初次见面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方面，那次见面让罗素确信，劳伦斯在心理方面的睿智之见无懈可击（虽然罗素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神秘论与逻辑学》中曾经指出，在一般情况下，这类“无懈可击的”睿智之见最终证明是幻觉）；另一方面，那次见面似乎也让劳伦斯确信，在创造美好生活的斗争中，他和罗素是盟友，而且在撰写哲学著作方面至少是潜在的合作者。

一周之后，劳伦斯寄给罗素一封长信，让他了解《快乐科学》（或称《托马斯·哈代研究》）表达的那种哲学思想。在那封信件中，核心意象是“硬壳”。它与罗素使用的“牢狱”意象类似，被劳伦斯用作隐喻，暗示压抑和限制。每个人的灵魂都被限制在硬壳之中；它与花蕾类似，必须彻底打破，才能让困在其中灵魂存活。但是，劳伦斯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个意象是生物方面的，而不是制度方面的。其原因在于，在分析生活在硬壳之中带来的后果时，他希望理解，人们是以什么方式偏离自然生长状态的？劳伦斯的思想基础是对某种自然冲动的崇拜。罗素以前认为，那样的冲动“有限”，使人反感，但是，这时它与他身上刚被唤起的对性激情的准宗教式尊崇完全合拍。

那封信件的主要内容涉及一种两性关系理论。根据该理论的说法，人生的全部自然目标是男女之爱。这样的爱是人生的伟大冒险，是所有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的基础。劳伦斯告诉罗素，“爱情”就是：

我接触一个女人，以便认识自我；此外，认识自我就是探索女人这个未知事物，在进入未知领域时，勇于去冒险，去发现全部人性。

但是，当一个人封闭在硬壳之中时，这样的爱情是无法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无法摆脱硬壳，进入未知领域，只能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情况以几种方式出现：第一种最常见，人寻求感官刺激，而不是爱情。劳伦斯认为，追求感官刺激是“重复对自我的一种已知反应”：

这就是所有英国人现在的做法。当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接触时，他只是重复对自己的一种已知反应，而不是寻求新的反应，发现新的东西。这样的做法类似于手淫或所谓的自慰。受过教育的一般英国男人现在找女人就是为了自慰。

第二种形式是同性恋。在劳伦斯看来，鸡奸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慰。第三种形式是独身。困在硬壳之中的灵魂将自己封闭起来，无法享受真正的爱情，但是非常强大，足以抵抗感官刺激（自慰），而且自尊心很强，不愿利用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慰（同性恋），所以最后采取独身形式。

在写给罗素的那封长信件的其余部分，劳伦斯提出了一种政经理论，与上述关于个人自我实现的理论（奥托琳所称的劳伦斯的“本能成长福音”）联系起来。他的基本思想是，必须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然后才能开始“考察婚姻、爱情和其他相关问题”。这就是说，才能考虑如何完善个人。其原因在于，劳伦斯认为，个人可能被困在硬壳之中；与之类似，整个社会也可能遭此厄运。具体说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被困在毫无节制地追求物质的“没有生气的坚硬外壳之内”。因此，与心理学领域一样，在政治领域中，“也必须打破这种硬壳，这种形式，这种框框”，让追求基本物质必需品的行为成为过时之举。这就是说，必须推翻整个旧制度，实行社会主义：

必须在这个国家进行一场革命。首先是要将所有产业、所有交通工具和土地国有化。在这种情况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得工资，即使患病或者年老时也不受影响；哪怕出现任何影响工作的状况，得到的工资也分文不少。人们在生活中将没有温饱之虞。

可以这么说，劳伦斯很不耐烦地大手一挥，然后宣布，这样做“实际上将会解决当前的全部经济问题”。

罗素看了这封内容不同寻常的信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就信中涉及的心理学问题，他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其原因要么是他不知所云，要么是表示赞同，或者说对劳伦斯在这个问题上的高见心甘情愿地五体投地。但是，就政治问题而言，他的态度比较肯定，能够清楚地明白劳伦斯表达的意思，认为对方的观点显得幼稚，教条，过于简单化。他告诉奥托琳，劳伦斯在政治思想方面“非常青涩”，“（像年轻人所做的那样）以为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可取之处，只需通过几年努力，就能如愿以偿，让它实现。我觉得，他的乐观论难以接受。我无法苟同，但是不想给他泼冷水”。

罗素写给劳伦斯的那封信件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具体内容。但是，它对劳伦斯影响显而易见，让他感到尴尬，觉得他暴露了内心深处的想法。劳伦斯在2月26日写道：“我的感觉相当糟糕，仿佛我使用了自己的略带低俗的语言，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不妨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暂时搁在一旁，以我的方式和我交流，和我相处。否则，我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白痴，呓语连连，冒昧地闯入了你的生活。”他说，罗素的回信“非常友好……但是不知何故，它让我觉得，自己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语……我在那封信中语气那么强烈，让我感到自己过于鲁莽。我觉得，你拨冗阅读，显示出很大耐心。这种情况让我深感悲哀。我希望，你直言相告，指出我的愚蠢和不妥之处”。

这并不是说，劳伦斯似乎接受了罗素的思想，在观点上出现了重大改变。他做出的唯一让步可能是，放弃了他有办法解决“全部经济问题”的说法。就信中谈到的其余内容而言，他的立场几乎没有任何松动。他坚持认为，“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希望看到人们摆脱困扰，不去追求即刻的物质需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生命力量的冲突中心才能回归适当的位置，“回到具体的男人与女人之间，而不是困在国家与社会阶层之间”：

每个男人的最伟大的人生体验是探索女人的内心世界……在女人身上，男人接纳所有不是他自己的东西。男人的每个新的行为都来自那个结果，来自那种接纳过程。

劳伦斯告诉罗素：“就这些问题，我写了一本书，原来的书名叫作《快乐科学》。我现在希望重写，让它尽量完善一些，然后发表出来，无论采用时事评论、周刊或者双月刊形式都行，以便宣传这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我到剑桥时，希望和你谈一谈它。”不过，他接着补充说：“我希望，如果你认为我的想法愚蠢，你不会觉得它充满激情，勉强表示赞同。”

这一番话显示，就罗素对劳伦斯的态度而言，劳伦斯本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无论罗素觉得劳伦斯的政治观点多么欠缺考虑，鉴于劳伦斯具有的“火焰”，罗素都准备表示忍受。罗素邀请劳伦斯到剑桥，度过3月6日至8日那个周末，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不清楚罗素这样做的原因。罗素是否觉得，让那些指导教师们接触劳伦斯这样富于革命理想和激情的人会带来好处？或者说，让劳伦斯在凯恩斯面前验证他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在摩尔面前验证他自己的哲学理念，罗素是否觉得，这样做将会大有裨益？不管怎么说，他不可能觉得，他这样做是让志趣相投的人见面。劳伦斯与剑桥大学的那帮知识分子明显不同；有鉴于此，罗素可能已经做出判断，觉得他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事先知道了劳伦斯将会说些什么。相比之下，在出发之前所写的一封信件中，劳伦斯显得相当紧张，不过也相当激动。他告诉罗素，“剑桥之行非常重要，让我感到害怕。对我来说，此行意义重大”：

我不想受到过多的影响，不想受到恫吓。但是我担心，那样的情形可能会出现。我关心的仅仅是我们将要形成的革命……不要安排一次让我见到太多人，以免我失去睿智。我害怕去广场，害怕谈家族、协会和集团——我不怕会见个人。说真的，我有些害怕。

劳伦斯那时刚刚完成了《虹》，仍然处在兴奋状态之中。他还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春天的小鸟，对自己的羽毛颜色感到惊讶”：

我对自己的作品《信号》，对正在重新开始写作的《快乐科学》——无论它写的怎样——有很深刻的想法。这是我的革命话语。我对它持非常重视的态度，所以觉得兴奋。

毋庸置疑的是，劳伦斯访问剑桥的初衷不是要了解情况，而是发现信奉他的深刻的革命福音——他对它的抱负与日俱增——的新信徒。出发前几天，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请记住，我们——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需要的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既不是个人的荣誉，也不是个人的满足感，而是伟大冲动的结合。通过这样的冲动，将要出现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自由的族群。”奥托琳将要成为卡珊德拉式人物，成为那个族群的女预言家，成为“传播真理的一种伟大媒介”。真理借此出现，“仿佛是一种裂变，来自地球深处的沸腾的黑暗之中。”真理来自黑暗，来自地下，来自意识无法触及的区域，这个观念在劳伦斯的哲学中那时逐渐居于核心地位。他告诉奥托琳，“你必须信任的既不是你的大脑，也不是你的意志，而是内心深处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接受来自生命深处的隐蔽力量”：

激情之源就是推动这个大地球的沸腾的黑暗。力量来自地心，它不是在表面上燃起的篝火，不是来自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但是，黑暗之中的烈火，无法看见的隐蔽的激情没有火焰，没有热度，是所有激情之最。

劳伦斯在同一封信件中告诉奥托琳：“伯特兰·罗素给我写信，我觉得，我自己对他的爱正在增加。”

无论劳伦斯的剑桥之行的目的可能是什么，它至少起到了证实这一点的作用：罗素和劳伦斯两人互相怀着“爱意”。3月7日，劳伦斯到访的那个星期天，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声称，“我越来越爱他了”：

劳伦斯非常敏感，可以很快得出印象。尽管你可能觉得它们很自然，我却不能理解。这非常好……他无法忍受指导教师们表现出来的缺乏活力、缺乏力量的状态。我希望，他不会以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我。

在罗素写这封信件的前一天晚上，劳伦斯坐在三一学院的高脚餐桌前享用晚餐，坐在他旁边的摩尔却找不到什么话题和他交谈。根据罗素的说法，“数学家G．H．哈代坐在劳伦斯的另外一侧，立刻被劳伦斯吸引。见面之后，劳伦斯特地走到温斯坦利跟前说，这里的所有人完全不值一提，但最后他见到了一个真男人”。

在以前的分析中，劳伦斯将鸡奸和独身视为变态，视为困在硬壳之中的人们表现出来的症状。因此，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他见到的三一学院的那帮指导教师中，劳伦斯没有发现了多少让他叹服的“真男人”。但是，劳伦斯表现出来的反感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那个星期天早上，劳伦斯看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身穿晨衣，在罗素的房间里用早餐。那个情景让劳伦斯很久以后也难以忘记。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戴维·加内特（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一名年轻成员），“那天早上，我在剑桥看到了凯恩斯，那是我人生中出现的危机之一，让我立刻对他产生可怜、敌视和愤怒之感”。在凯恩斯眼里，那次早餐聚会也是一个难以忘记的场合。在他的文章《我的早期思想》中，凯恩斯以生动的笔触，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我与D．H．劳伦斯见面的情形……那是在内维尔庭院，伯迪·罗素在房间里举行了一次早餐聚会。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我记得，他［劳伦斯］从一开始就闷闷不乐，很少说话，只是偶尔表达反对意见，态度令人不快，言辞含糊不清。整个上午均是如此。大多数谈话在伯迪和我之间进行。对其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它肯定与我们两人单独相处时进行的那种谈话不同。我们的所有的话头都引向劳伦斯，希望让他参与进来，结果我俩都未能如愿。我们三人围坐在壁炉前面，中间摆放了一张沙发，劳伦斯坐在沙发右侧，弯着腰，埋着头。伯迪和我一样，站立起来，靠在壁炉旁。我离开那里的感觉是，聚会很不成功，我和劳伦斯没有什么接触。

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罗素也谈到了那次早餐聚会，像凯恩斯一样，没有提及当时的话题。他仅仅告诉她，尽管劳伦斯前一天晚上对凯恩斯表示喜欢的态度，但是“今天上午11点，他看见凯恩斯穿着睡衣裤出现，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觉得他精神堕落，不修边幅”。但是，罗素没有放弃努力，那天晚上邀请凯恩斯与劳伦斯一起共进晚餐。根据罗素次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件，劳伦斯和凯恩斯两人“度过了一个有趣但是相当可怕的夜晚”：

凯恩斯表情严肃，思维犀利，欠缺诚恳，利用智性来掩藏他灵魂之中的痛苦和冲突。我们两人追问，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回答时闪烁其词，给人的感觉是，他仅仅希望一连串快适的时段。当然，这肯定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凯恩斯后来倾向于认为，让劳伦斯对自己表示不满的根源正是在于，他“表情严肃，思维犀利，欠缺诚恳”。他觉得，劳伦斯的怒火指向“剑桥大学的理性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两种思想“当时处于巅峰”：

……如果我想象，我们自己处于劳伦斯的无知、嫉妒、愤怒的敌视目光的审视之下，我们表现出来品质让充满激情的他觉得讨厌：这种肤浅的理性主义在熔岩的外壳上跳跃，既忽视现实，又忽视庸俗激情的价值。

凯恩斯在此使用的语言让人很容易回想起罗素对康拉德的描述，回想起他对康拉德的这一观念的描述：文明生活如同“在尚未冷却的熔岩表面进行的危险行走；表面随时可能破裂，让没有发觉者坠入灼热深渊”。他们坐在“庸俗激情”的火山口上，火山随时可能喷发，让他们葬身火海；这样的感觉似乎是剑桥大学的知识精英成员当时共有的东西。它与劳伦斯喜欢使用的这个意象形成鲜明对比：鲜花挣脱花蕾，像“自然之火”一样尽情绽放。给人的感觉是，来自两大对立阵营的东西在此碰撞，一方是凯恩斯代表的高雅的传统文明，另一方是劳伦斯代表的新原始主义；双方都心知肚明，前者已经来日无多，外壳不久将会破碎。

但是，凯恩斯对那场冲突的描述没有提及，劳伦斯对同性恋表示出强烈的反感。罗素很快意识到，正是这一点让劳伦斯愤怒不已。罗素告诉奥托琳，劳伦斯以几乎毫不掩饰的爽快口吻，“反对鸡奸行为，与我的态度完全相同。你差一点让我相信，鸡奸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我已经改变了看法。我知道的所有例子让我觉得，鸡奸让人失去生命活力”。在访问剑桥大学之后，劳伦斯开始将同性恋描述为蟑螂，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写给戴维·加内特的信中说，“我觉得，想到你相处的那一帮人，我自己就非常愤怒”：

邓肯·格兰特、凯恩斯，还有［弗朗西斯·］比勒尔，他们让我梦见蟑螂。在剑桥，我做了类似的梦。以前与斯特雷奇夫妇接触时，我稍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在凯恩斯和邓肯·格兰特身上，这样的感觉非常强烈……你必须离开那帮朋友，那些蟑螂。

劳伦斯为什么叫他们蟑螂呢？答案存在于他曾给罗素勾勒过的两性关系理论之中。正如劳伦斯向奥托琳解释的，重要的一点是，同性恋与蟑螂类似，“一个个被困在他们自己的小小硬壳之中”：

我对他们从无好感，没有尊重，没有一丝尊重。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人，更不会接受这样的人。我宁可独自一人。他们让我梦见像蝎子一样咬噬东西的蟑螂。不过，我杀死了它，一只硕大的蟑螂。我伸手挡住它，它转身想逃，我再次挡住它，把它弄死了。那些小东西成群出现，嗡嗡作响，这样的恐怖场面我无法忍受。

罗素确定，劳伦斯的这番话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劳伦斯对剑桥大学里缺乏生气的氛围感到极端愤怒，罗素对此暗自高兴。这令人不禁觉得，他邀请劳伦斯访问剑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证实并且证明，他自己对那帮指导教师的厌恶是有道理的。他告诉奥托琳，劳伦斯“讨厌这里的每一个人，这一点不出我的预料”。次日，他又补充说，“他的直觉感知非常厉害，让我深表叹服”：

劳伦斯非常招人喜欢。他的人生的主要动力是爱——神秘的普世之爱，这样的爱甚至促成了他最强烈的恨。

总而言之，根据罗素的记载，劳伦斯“讨厌剑桥这帮指导教师，而不是讨厌我”。这似乎正是罗素希望从劳伦斯这样具有绝对可靠的感知的人那里看到的东西。从罗素的角度看，他在那个周末取得了成功。“我觉得，我和劳伦斯相处非常愉快，确实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如是说，也许一语道出他最希望从那次访问中得到的东西。

劳伦斯也希望相互的关系变得亲密；可以这么说，他属于那种希望打破硬壳以便了解对方的人。但是，他特别希望从罗素那里得到的是这位著名哲学家的鼓励，以便继续自己的哲学写作。正如他在访问剑桥之前给奥托琳透露的，他的哲学思想当时采取的形式是，试图理解他认为处于所有激情根基处的那种黑暗。对劳伦斯来说，试图理解某种理念意味着亲身体验这种理念。例如，在3月15日写给罗素的信件中，劳伦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无畏的航行者，率先冒险，进入那种原始的黑暗之中，到达语言无法描述的地方，超越日常所见的现实：

……有时候，我害怕黑暗之中的真正可怕的东西，害怕我看到的这些东西组成的完全的非真实性。这幢房子，这些家具，这片天空，这个地球，这些苍白的东西组成了非真实的世界。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其中漫步，这最终让我有类似精神失常的感觉。与此同时，我自己一直是一片黑暗之物，在震动之中颤抖。那些震动，那种黑暗是真实的。整个宇宙全是黑暗的，充满阴暗的激情……现在，尚未成形的隐蔽的黑暗的宇宙征服了我，让我无法逃脱。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言说。所以，我一想到自己不得不向人讲述，心里就充满恐惧。

我们怀疑，这封信中的文字罗素究竟读懂了多少；劳伦斯也许知道，罗素不明白他自己希望表达的意思。他以已经外出的探险者的身份，给留下来的一个朋友写信，描述他知道这个朋友不可能理解的事情。“我写这封信旨在要求你，请一定和我在一起，面对隐蔽的世界。”他告诉罗素：

或者说，一定要等着我。不要让我走得太远。在现实的黑暗中，给我保留某个位置，与我保持联系。我觉得，存在着某种我可以穿越的东西，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它可能仅仅存在于我自己的灵魂之中。但是，它似乎隐隐出现，越来越大。白昼之中的现实显得越来越不真实，仿佛我是在墓地或者子宫之中写这封信件的。它们属于同一种东西，但是处于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位置上。我希望你发誓，永远对我保持某种忠诚。

罗素希望，劳伦斯将会帮助自己认识人类心理的黑暗一面，他可能没有想到，这样的认识会采取这种形式，就像从隐秘世界送来的报告。在这封信件中，他似乎看到的只有劳伦斯表达的受到压抑的心理状态。但是，劳伦斯这时已是老练的旅行者，身处隐蔽区域之中，决心一探究竟。几天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件，表示他决心将罗素的心灵也包括在他探索的隐世界之中：

在民主控制联盟中，你依然在谈国家如何互相示好，但是你的灵魂一直抱着十分嫉妒的态度，窥伺边界，捍卫它拥有的东西，伺机夺取它可能获得的东西。你承认这一点，这让我哈哈大笑。但是，我们都是如此。不过，还是让我们去夺取并且捍卫值得拥有和希望得到的东西吧。

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开端，但是足以——或者说应该——起到警告罗素的作用：如果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希望隐蔽起来的东西，他就不能与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不能让别人看透将他与他们分离开来的墙壁。其原因在于，劳伦斯具有绝对可靠的睿智之见，可以让罗素表示尊重，并且已经触及了罗素性格中的核心冲突：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已经疏离他人，另一方面，他支持以无私方式认同他人。此外，还存在另外一种类似的紧张状态：一方面，他怀着秘而不宣的强烈仇恨，另一方面，他崇尚普世之爱的崇高理想。罗素试图理解劳伦斯，觉得劳伦斯的强烈仇恨源于神秘的普世之爱；其实，罗素只希望把他自己的理想，强加在劳伦斯的头上。劳伦斯明白了这一点，随即进行了抵抗。

在1915年两人对话期间，劳伦斯创作了《意大利的黄昏》。在其中的一个补充段落中，劳伦斯在没有提及罗素的名字情况下，就罗素的性格的核心位置上的冲突，提出一个精彩的论点，再次以含蓄的方式，排斥罗素试图把“神秘的普世之爱”强加于他自己的强烈仇恨之上的做法。劳伦斯写道：“我们试图再次成为老虎，成为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的好战自我；与此同时，我们的理想是建立公正、无私的世界。”他认为，这个理想——以及它形成的自相矛盾的状态——是“新精神”的一个侧面，这样的精神“已经化为经验主义的理想的哲学体系”。在描述这一“新精神”的过程中，劳伦斯以概括方式说明，它结合了这两个方面：其一是试图克服个人自我的“斯宾诺莎式”伦理，其二对科学具有的客观性的尊重。换言之，劳伦斯描述的是罗素本人的“人生哲学”：

人类是伟大的，无法限制的；个人是渺小的，碎片化的。因此，个人必须让自己进入伟大的人类整体之中。

这就是雪莱的精神特征，是人类的完美特征……当一个人知道一切，理解一切时，他就是完美的，他的人生就是幸福的……当我从自己的具体躯体中，当我超越或者摆脱自己的有限欲望时，当我像云雀一样消失天际，让歌声在天地之间回荡时，我是完美的，在无限之中达到了巅峰状态。我没有被限制的感觉。然而，我必须排除自我……

正是这种虔诚信仰让自身在科学领域中表达出来。科学分析外部自我，分析自我的基本实质，分析外部世界。

劳伦斯写道：“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一种完美的人性，一种温和的完美意识，是绝对无私的。在征服、缩减并且毁灭自我的条件下，我们实现这样的境界。于是，我们采取行动，在科学、力学和社会改良方面积极努力。”我们很容易想到，劳伦斯写下这段文字时，心里考虑的直接对象肯定是罗素。

“与此同时，”劳伦斯指出，“我们希望成为好战的老虎。”让他详细讨论了一种矛盾，它与他让罗素注意的东西非常类似：罗素一方面谈到国家之间互相示好，另一方面像老虎一样进行窥伺，捍卫他拥有的东西，伺机夺取他可能获得的东西：

这就是令人感到恐惧之处：将两个目的混为一谈。我们作为好战的老虎，用机器将自己武装起来，我们的老虎式愤怒如火焰燃烧，从机器上散发出来。老虎拖着机器前进，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更可怕的是，看见老虎被人抓住，扔进机器中，撕成了碎片……

我们说：“我爱人类，所以我是老虎；出于对其他人的爱，出于对超越自我的事业的无私服务，我将成为老虎。”这是荒诞的。老虎吞噬，因为它在吞噬过程中达到巅峰状态，在吞噬过程中实现了绝对的自我。它吞噬的原因不是无私的良心要求它这么做，不是为了其他的小鹿或者其他的老虎。

我们试图说：“老虎是绵羊，绵羊是老虎。”

在老虎与机器的冲突中，劳伦斯同情的当然是老虎。他对罗素提出的批评是，罗素与他所代表的思想传统类似，在老虎与机器之间徘徊，有时不知应该支持哪一方。劳伦斯不会让罗素将他的老虎式愤怒转变为对绵羊的喜爱；与之类似，他也不会让罗素将自己的老虎性格藏匿在——可以这么说——机器后面。

罗素以类似的方式，看到他与劳伦斯之间的冲突慢慢浮现出来。它涉及的问题是，人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将老虎从机器中释放出来？4月3日，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我预计，劳伦斯将面临可怕的冲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并不理解爱（普世之爱）可能是非常深刻的，其程度与老虎不相上下。”几天之后，罗素依然觉得，劳伦斯拥有“大量的文雅气质和普世之爱”。罗素告诉奥托琳：

他对人性的看法与我的相当一致，不过我不像他那样，认为人人都是“老虎，老虎”。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帮助人理解许多东西。

人们可能发现，在那段时间撰写的关于战争的文章中，罗素以新的方式，强调了出现在人性之中的动物本能。我认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为他与劳伦斯的讨论形成的影响。在那时撰写的文章《论战争时期的正义》中，他特别强调了他以前要么抵制要么以不情愿方式隐藏起来的看法：男人与其他动物相差无几，也带有争斗的本能。或者，正如他以厌世者的口气，用颇有讽刺意味的字眼所说的，“雄性的自然活动包括争斗和杀戮，这一点见于人和较高等级的动物之中”：

雄性在两性争斗中互相杀戮，这种行为在雌性动物眼中也许是赏心悦目的。在许多种类的智人中，情况也肯定如此。在文明国家中，由于警察活动的制约，获得这类愉悦的机会大大减少。因此，当战争来临时，正常情况下受到压制的大量本能活动就被释放出来。

他坚持认为，“打仗不是为了实现任何理性的目标。打仗的首要原因是，相关国家希望争斗，他们现在火冒三丈，决心赢得胜利。其他一切说法都是废话，都是以人为方式，从理性的角度，解释本能行为和激情”：

当两条狗在街道上打斗时，没有人会认为，刺激它们的不是本能，它们受到什么高尚目的激励。但是，假如它们可以产生人们所说的思想，假如它们受到的教育说，狗是有理性的动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在争斗过程中，它们会慢慢形成一种由观念构成的上层建筑。它们争斗的原因其实是，它们身上的气味让激怒了对方。但是，假如它们的争斗伴随着思想活动，其中一条狗可能会说，它争斗的目的是为了提倡正确种类的气味（文化），另外一条说，它是为了坚持犬类固有的在路面上奔跑的权利（民主）。

罗素以明显厌恶的态度，描写了犬类因为觉得对方气味不对所以相互打斗的场面；劳伦斯觉得战争令人厌恶，其原因恰恰是，它与犬类之间的互相争斗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也许在这一点上，罗素那时依然无法准确地理解他的态度）。动物具有互相进攻的本能，这是其本性的一部分，对此劳伦斯完全可以接受，甚至表示赞扬。老虎吞噬绵羊，这完全是其本性使然。战争让他觉得恶心的原因在于，战争带有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机械性质。这与动物的自然激情相去甚远。在他看来，这正是战争的错误之处。

在1915年4—5月份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罗素开始对劳伦斯表示怀疑，言辞中出现不屑一顾口气。劳伦斯曾经痛斥奥托琳，认为她利用个人意志的力量支配别人。罗素知道之后评论说：“劳伦斯不喜欢任何人的意志，只喜欢他自己的。其实，他并不承认意志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他似乎觉得，本能本身就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我认为，如果他细细考虑撒旦的下场，他就会抛弃这个看法。”劳伦斯的妻子弗里达与前夫欧内斯特·威克利离婚，相关部门要求劳伦斯支付150英镑费用。劳伦斯在写给罗素的信中，怒气冲冲地提到这件事情（“我简直无法告诉你，这样的做法如何加深了我对整个政府的绝对憎恨”）。罗素在回信中评论说：

非常不幸的是，他对社会的憎恨大大加深，超过了原来的程度。这增加了让他缓和敌视态度的难度。另一方面，它还将分散他对性问题的注意力。我觉得，尽管专注政治问题不可能在政治上形成什么结果，对他个人还是有好处的。

在1915年的最初几周中，战局急转直下。卢西塔尼亚号邮轮[1]被击沉，德国人开始毒气战，两个事件激起了更大公愤。此外，鲁珀特·布鲁克去世了。这一连串消息让罗素陷入新的绝望状态。他5月9日写信告诉奥托琳，“我一直非常担心，文明中的某种东西将会从此消失——在古希腊以类似方式灭亡时，某种东西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对文明——人类脱离野蛮状态逐渐获得的成就——非常重视，超过了对自己的朋友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这说起来有些奇特。文明似乎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活着，不是为了人类幸福，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精神上的升华。

5月15日，罗素给他在美国的门生诺伯特·维纳写信，言辞显得更加凄凉：“这里的悲观感非常强烈，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们觉得，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只有在其中一方的所有成年男人全部死光之后才会结束……我觉得，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将不复存在。”

那年整个春季，在罗素的头脑中，对旧秩序的毁灭思考占据了首要位置。他内心纠结的是这两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他是那个旧秩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是否将会成为新社会的一员？在他的心中，这个冲突与劳伦斯的友谊密切相连。劳伦斯来自工人阶级，追求历史的新开端；在罗素看来，劳伦斯与旧秩序没有丝毫瓜葛。4月下旬，奥托琳离开贝德福德广场寓所，但是尚未迁入她不久前购买的位于牛津郡加辛顿的乡间别墅，罗素领着她参观博尔索弗堡。对他们两人来说，那次旅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她喜欢坐落在诺丁汉郡的那座伊丽莎白式古堡。在某种精神意义上，它几乎是她的梦想之家。它是为她的祖先纽卡斯尔公爵一世威廉·卡文迪什修建的，当时的拥有者是她的兄长波特兰公爵。两人漫步于陈设绚丽的房间中，奥托琳十分开心，想象自己回到了17世纪的祖先们生活的世界之中。她问道：“你是否觉得，人会受到自己祖先的影响，伯迪？”

不管怎么说，人毕竟受到在族人身上流动的精气的影响，正是这样的精气让人有了活力。原来，我对自己的祖先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或者说，我也许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门第观念而感到骄傲。但是，现在……逝者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看到悬挂在维尔贝克大厅的某一幅古老的家人肖像，很快发现自己显然继承了祖先的鼻子、嘴型或者面部轮廓。这让我意识到祖先们遗传给我的人格品质和特征。

罗素对自己的家族在英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视，当然很容易理解奥托琳的这种感觉。“没错”，他回答说，随即抗拒了这种感觉。“我认为，出身名门赋予人一种特殊的标准，一种淡定感，一种无意识的自信和勇敢。在人生道路上，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出现偏差，与出生于下层家庭的人大不一样。”但是他强调说，应该看一看并非出身名门带来的优势，特别是“原始的自由本能”和不受传统约束带来的优势。“它们让D．H．劳伦斯这样的人有了活力和创造性”。首先，“请让我看一看，那些享有特权、继承了祖先的感性和文化的人现在干了些什么”：

你知道，他们鄙视艺术，将文化修养视为堕落之物……他们真是喜欢或认真对待的，只有运动或者高尔夫球。哦，对了，目前还有战争。

他问道：“甚至这座古老的城堡也拆除了房顶和装饰镶板，你说令兄说过，将要出售壁炉台，这是为什么呢？……不，不，请不要给我说，他们继承了祖辈的鉴赏情趣和美感。我不相信这样的东西！”

一方面，罗素对旧秩序和新秩序各自的优点持上述看法，另一方面，他对是否继续在剑桥大学供职持矛盾态度。他觉得，他为期5年的讲师合同到期时，三一学院肯定会给他提供院士职位。但是，当罗素提出申请，希望告假两个学期时。该学院要求，他在假期中应该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哲学研究，而不是政治鼓动。罗素表示拒绝，一度打算彻底离开三一学院。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方案：三一学院与他续签了讲师合同，而不是让他成为该学院院士，但是同意罗素请假两个学期，从事他的政治活动。在谈判过程中，罗素告诉奥托琳，“他们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大量敌对情绪”：

我现在才意识到，剑桥给我压迫感。在这里［伦敦］，我觉得更有活力，可以更好地面对时局带来的任何骇人听闻的东西。自从战争爆发之后，剑桥已经不再是我的家园，不再是我的避难之处了。我发现，被人视为叛徒给我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在学院偶遇的每个人都让我敏感万分，不寒而栗。

劳伦斯以他特有的方式，敦促罗素与剑桥大学一刀两断。“如果他们将你逼出三一学院，这样更好一些。我感到高兴……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你的剑桥大学吧。这样做非常好。在劳伦斯看来，剑桥大学与旧观念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让旧观念死去，以便为新的生命力量铺平道路”：

如果种子不消失，它就不会获得新生。我们首先必须与旧的东西决裂，然后才能重新崛起。只需耐心等待，做好准备。我们很快就会发出复活的声音……让我们摆脱这种日子，摆脱今年的日子。在冬季来临时，在坟墓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将重新崛起。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死去。当一切消失时，当我们互相没有剩下任何接触，没有剩下感知时，对上帝的感觉总是存在，对绝对精神的感觉总是存在。剩下的唯一感觉就是对绝对精神的感觉。

离开剑桥大学只能让劳伦斯和罗素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两人在忠诚方面是一体的，真是，就是你和我。”他在信件的结尾处说，“我们拥有同一个信念，我们必须在同一场战斗中联合起来。”

那段时间，罗素对剑桥大学的老派指导教师们感到厌恶，愿意听到这种关于忠诚的话题。在下一封信件中，劳伦斯表示，听说罗素“摆脱了纠缠自己脚步的那种牢不可破的体面感”，感到非常高兴。罗素告诉奥托琳，“我觉得，他是正确的，假如我完全抛开体面感，我可能获得十倍以上的能量”。他还以明确的劳伦斯式口吻补充说：

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愤怒。我们尚未接近最糟糕的情况。但是，一种新的秩序必然将从所有这一切中浮现出来。

罗素至少可以获得两个学期自由，不受学术职责的束缚。他尚未做到破釜沉舟，但是已经开始考虑完全在学术圈子之外工作的想法，逐渐倾向于将自己的命运与劳伦斯代表的新秩序联系起来。在那年夏季，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伯迪·罗素正在与他那一帮人分离开来”，劳伦斯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如是说。“我很高兴。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反叛者。我很高兴。届时，我们就是兄弟了。”罗素同意6月19日到格雷特姆去拜访劳伦斯，讨论他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并且将此作为两人之间相互忠诚的标志，作为兄弟关系的标志。劳伦斯6月2日写道：“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会给你讲述我的哲学。”

6月8日，劳伦斯将其哲学思想的第一部分——当时（他再次效仿尼采的做法将其）称为《曙光》——寄给罗素。“你不要觉得，它是胡言乱语。”他向罗素提示，也许心里非常明白，罗素将会觉得它是胡言乱语：

我指望你帮助我进行修改。请不要反对我的观点，不要说你对它不感兴趣，不要说它包含很不错的东西，不要表达诸如此类的意见。但是，请帮助我，告诉我那些部分可以写得更好一些。

劳伦斯说，两人联合起来，建立反叛者之间的兄弟关系，但是，在某些方面，劳伦斯看来非常害怕政府当局，在面临危险时非常谨慎，与罗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发生之后，罗素以新的勇敢方式，撰文抨击政府，显示了更好斗的特性。劳伦斯见到之后忧心忡忡。“我让工党领袖阅读你撰写的抨击诺斯克利夫勋爵的文章。”他告诉罗素：

我觉得，诺斯克利夫勋爵希望避开风头，但是你确实言辞鲁莽，锋芒毕露。请允许我说，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不要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我确实要恳求你保持实力，在时机出现时，迎接将要出现的伟大战斗。我们必须探求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要盯着诺斯克利夫勋爵。让等待一段时间，以便能够形成新观念的核心内容，形成新的攻击中心，不要继续在《工党领袖》之类的刊物上发表言论。

让劳伦斯觉得麻烦的那篇文章是《诺斯克利夫勋爵的胜利》，发表在1915年5月27日出版的《工党领袖》上。在该文中，罗素以辛辣的讽刺笔触，向那位报界巨头（诺斯克利夫勋爵是《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老板）表示祝贺，说他成功地推倒了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用一个联合政府取而代之，从而确保英国以更有力的方式继续打仗。罗素在可能让劳伦斯感到不安的一个段落中说：“战争本身不错，所以多多益善。战争开始之后，诺斯克利夫勋爵觉得，延长战争是他自己的职责所在。”

这篇文章表明，罗素那时在反战论战中采用了一种新的风格，对希望和平的人士视为恶化的局势作出反应。他考虑离开民主控制联盟，投奔更激进的反征兵团体。他告诉奥托琳：“战争结束之后，民主控制联盟将会干得不错。但是，他们目前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表白，唯恐没有显示爱国主义的热情，唯恐不能显示英国将会取得胜利的决心。这样的做法极大地限制了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几乎让人堕入半身不遂的状态。”此外，他也对政治方面的详尽辩论失去耐心了，转而更加关注总体上的基本问题：

我对战争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小，我越来越觉得，重要的事情是谴责一切战争……我不愿陷入毫不相关的争执之中，在实际问题上纠缠不休。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样的问题都没有意义。

两天之后，6月10日，罗素向奥托琳描述了他在火车上见到一个情景。当时，他和几个伤兵一起旅行：

其中一个士兵讲述一个德国人如何跪倒在他的跟前，眼里含着热泪求饶。但是，他（讲述者）用刺刀捅破他的胸膛。这番话引起他们的哄堂大笑。也许，他是在吹牛。

这是他依然努力接受的人性的一个侧面；他确信，大多数和平主义者根本不会理解这一侧面。他次日写道，“我希望，善良的人不那么温和。我认识的这里的不抵抗人士的言行非常规矩，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并不知道人性之中暴烈的一面”：

他们从来没有谴责言行不一的伪善者，从来没有拒绝过不法货币兑换商。我非常希望，我可以打破自己本性之中的牢狱。我现在深有感触，我内心之中的向善的力量仿佛被怀疑论，被犬儒主义，被缺乏信仰的状态囚禁起来。但是，那些没有此类约束的人总是显得无知，显得有些愚蠢。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孤独。

在与劳伦斯交往的过程中，罗素发现，对方正是这样的人：劳伦斯会谴责言行不一的伪善者，拒绝不法货币兑换商，而且没有受到怀疑论和犬儒主义束缚。但是，劳伦斯是否无知，是否愚蠢呢？罗素非常希望，劳伦斯不是如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劳伦斯寄来的哲学作品没有多少兴趣。他向奥托琳实话实说：“劳伦斯的哲学让我有不知所云之感。我很怕和他讨论相关问题。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与我的观点格格不入。”他次日说，它是“没有受过教育之人的胡编乱造”：

我的感觉与你读到我撰写的关于绘画的文章时的感觉类似。不过，我相信，其中也有大量的内容。问题在于，他写的东西形式非常糟糕，他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希望阐述的内容。他在文章中怒气冲冲，拼命抗争。我觉得，文章中体现的想象力不错，很有布莱克的风范。但是，他缺乏技巧，文章冗长，没有张力。不过，我必须再读一次，以便确保自己对它的理解是正确的。

罗素知道，劳伦斯下一周要到加辛顿去，大概希望讨论他的哲学著作。罗素尽管很怕这样做，然而还是如约现身。

1915年6月14至16日，奥托琳、罗素与劳伦斯夫妇在加辛顿一起度过了三天。当时的情形在奥托琳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后来被劳伦斯进行艺术加工，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表现出来。在奥托琳笔下，那几天的活动难以忘怀：罗素、劳伦斯和其他人穿着白色罩衣，一起帮助奥托琳，给一个房间的镶板涂抹金粉。弗里达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晃动着两条腿，笑着挖苦我们”：

她品质恶劣，使人来气，而且喜欢折磨人……我们都喜欢和佩服劳伦斯，或者她所称的洛伦佐，觉得她并非像她自己以为的那么重要。这让她醋意大发……伯迪没有恭维她，于是她挑唆劳伦斯，让他不喜欢伯迪。所以我开始担心，她是否会让大家难以与他保持朋友关系。

罗素告诉奥托琳：“尽管劳伦斯太太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我觉得那几天非常开心……你的房子和花园氛围很好，让我一见喜欢。我们可以整天在户外活动，那样的环境对我很有好处。”

几天之后，罗素如期前往格雷特姆，拜访劳伦斯夫妇。他告诉奥托琳：“我很高兴自己去了那里。”他和劳伦斯聊到许多话题，其中包括奥托琳本人：

他对你非常钦佩，对你评价不乏深刻睿智。他多次表示，你是一位女祭师，一位卡珊德拉式女预言家。可惜你没有发现阿波罗神。他的结论十分正确。他觉得，你拥有超过常人的特殊品质。这番话让我很喜欢他。

而且，他们两人还谈到了一项联合计划。在罗素访问期间，劳伦斯给奥托琳写了一封信，描述了相关情况：

我们两人觉得，今年秋天必须在伦敦找到一座大厅，在那里开设讲座。他讲伦理学，我讲永生问题。而且，我们还要在那里举行会议，创立一个规模不大的协会或者团体，主题围绕可以带来实际行动的宗教信仰。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宣传关于无限——即上帝——的知识上。

他力劝奥托琳，“你必须担任主席。你必须主持会议。你必须起到核心作用，将我们聚在一起。你必须起到定位者的作用，让我们保持正确方向，不会偏离永恒之物。我们绝对不能陷入尘世俗事之中”：

我们必须在加辛顿举行一些会议。加辛顿必须起到静修之处的作用，我们可以来到这里，让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加辛顿非常合适，完全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里的草坪碧绿，冬青成荫，加上古老的房子和前面的古老而且精致的花园。它远离城镇，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小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摆脱时事的干扰，考虑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他宣称：“罗素和我其实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围绕着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正如他所描述的，这个问题就是形成一个运动，他担任预言家，罗素充当信徒，其圣经是他的“哲学”的最新版本。他带着福音传道者的热诚，谈到罗素的地位，仿佛罗素是一个具有价值但是值得怀疑的追随者。对“永恒之物”，罗素的理解一直显得不够充足，所以他必须随时观察罗素，看一看有没有倒退的迹象：

我希望他遵循绝对精神的知识，遵循永恒的知识开展工作。除了富于哲学思考的数学之外，他对世俗之事，对当前之事考虑过多。涉及人和生活时，他不愿放弃，不愿考虑永恒之物。他思考永恒性，形成实实在在、符合逻辑的观念。他可以在这一点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信仰绝对精神，信仰无限境界之中的存在。这非常好，让我非常欣慰。

在罗素自己对那个周末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乐观笔触，他看起来几乎愿意成为劳伦斯的信徒。在两人的交谈中，劳伦斯将他的宗教描述为存在。罗素写道，“劳伦斯思想锐利。我进一步阅读了他的哲学之后，十分喜欢。写得不好的仅仅是其开头部分”：

我们两人谈到了一项计划，准备今年秋天开设关于他的宗教的讲座，从宗教角度讨论政治，讨论其他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从这些讲座中得到一些可取的结果。这些讲座必须成为关于政治理念的非常不错的课程，将涉及道德观、国家、财产、婚姻、战争。我们可以从人性上根源上进行讨论，说明每个人如何成为牢狱，禁锢自己内心深处的无限之物。这样的讨论可以给人带来希望，去建设一个更幸福的世界。

罗素那时觉得，自己和劳伦斯“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劳伦斯的思维不那么抽象，他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他对人保持简单的情感，这让他没有孤独感。但是，我们在许多方面非常类似，这让人感到奇妙。他关于战争的观点与我的完全相同”。那时，罗素已对他认为徒劳无益的和平讨论——“你可以派出一个贵格会代表团到埃特纳火山去，要求它不要喷发”——失去了兴趣，转而赞同劳伦斯提出的关于无限之物的思想。他原来肯定相信，劳伦斯对人物性格的睿智之见“绝对正确”；这时，他也必须相信，劳伦斯的哲学与他最初得到的印象不同，不是“没有受过教育之人的胡编乱造”（尽管他的某些言辞给人的印象是，他那时努力让自己接受劳伦斯的观点）。罗素告诉奥托琳：“我非常高兴，你看来认可了劳伦斯的哲学。我现在认为，它有一定道理。我最初觉得，缺乏论证是一种缺陷，我在思想方面的情趣不时受到挑战。不过，那些都是小问题。”

他带着与劳伦斯讨论获得的灵感，返回伦敦，立刻开始准备讲座的概要。他已经暂时完成了政治宣传活动，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我现在的想法是，坐下来思考……非常奇特的是，我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充满新生的活力，仿佛可以整天一直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罗素工作时心情愉快，那种感觉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久违。它以不祥的方式，让人回想起他在1913年夏季——那时，他相当勤奋，撰写《认识论》——的心理状态。他6月26日写道：“秋季讲座的计划正在成形，每天向我微笑。我肯定可以如期完成……这事我已经胸有成竹，而不是一个空洞的计划。我很有把握，可以顺利完成。”两天之后又写道：“想到讲座的事情就让我深感愉快。”在讨论政治问题的过程中，他甚至开始接纳劳伦斯式基调，反复使用“我们必须”做这做那之类的字眼，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

我们必须创立新的激进的哲学流派，它类似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出现的流派。一方面，眼下从技术上讲无法避免的，存在着庞大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每个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中有不同的自我定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例如，铁路必须有，但是铁路部门的人不应是工作的奴隶。我相信，国家必须完全废除，人必须根据不同的目的，属于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由个人选择，而不是像国家这样，根据地理因素来确定……如果一个人可以给予人希望，他们就有做事情的能量。

在那几周时间里，罗素心中对“无限之物”的渴望被唤醒，心情十分愉快。这也让人回想起他当初对奥托琳的性爱冲动。其实，罗素倾向于认为，从在某种意义上说，劳伦斯给予他的灵感与他深爱奥托琳的愿望是联系在一起的。他6月28日写信告诉她，“这些天来，与你结合的深刻感觉不断出现。和你在一起时，我最有活力”：

我深深地觉得，自己终于知道，我必须从你那里得到的东西正在实现。我有获得自由和解放之感，摆脱了学究和不从大流的陈旧束缚，摆脱了体面感和权贵感的陈旧束缚。抛弃自己的面子，一切从头开始，这样的感觉真好。

与在1913年所做的事情相比，他现在干工作有诸多好处，例如，他可以与奥托琳一起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他7月4日写信告诉她：“我俩总是分享精神方面的东西；如果我的工作是技术性的，我俩在心理方面难以一致。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充分交流，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如此。对我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摆脱的陈旧束缚之一是他的学术生涯。这时，在学术圈子之外谋生的愿望变得越来越迫切。他写道：“如果我能够像阿贝拉德那样，以独立教师的身份，在伦敦立足，那将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我非常喜欢这样做带来的自由。”

在那几周时间里，罗素的看法显示出一种非真实的成分，颇有装腔作势之嫌。如果我们阅读他在1915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所写的信件，我们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出现1913年那样的情况：他的冲动立刻戛然而止，“就像一个波浪，碰到防波堤之后便破碎了”。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罗素根本不可能变为劳伦斯鼓吹的那种宗教的信徒。他1913年曾经写道：“经验逐渐证明，一般说来，所谓的睿智之见全是幻觉。”看到他此时的状态，我们不仅期望幻觉破灭，而且觉得结果肯定如此。

罗素的极度愉悦源于他对局势的近乎固执的误判。我们这样说的另一个理由是，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与劳伦斯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他已经开始觉得，国家完全不应存在；但是他知道，劳伦斯梦想建立这样的国家：它通过将财产、土地和其他一切国有化，确保没有人挨饿，每个人都会得到报酬，无论他们是否适合工作都是如此。能够这样做的国家必然非常强大。令人怀疑的是，劳伦斯是否想象，这样的国家是否会建立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呢？但是，随着他的政治思想变得“成熟”（到了它们实际达到的程度），在他的世界观中，民主制度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逐渐浮现出来。6月16日，他写信告诉辛西娅·阿斯奎斯女士（前首相的儿媳妇），“我希望改变整个政府形式”：

我不相信民主（共和）选举形式。我认为，工匠应该从其环境从进行挑选，但是这种做法不适合拥有最高权力的政府……整个办法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每个男人选出自己通过实际接触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的人——不能采用统计民众选票的方法。

……女人不应和男人一样，拥有同等的投票权，但是在其他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女人必须管理诸如喂养和照顾族群的工作。如果说一种制度逐步发展，由男独裁者控制国民生活中较大部分的产业，那么，它也必须逐步发展，由女独裁者控制社会中与个人生活相关的事务。

……在今后10年中，必然将会出现一场革命。不过，我不希望民主党掌权。我们不能让工人的代表执政，也不能让资本家的代表执政。

我希望你赞同这些观点，它们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今年秋季实现这一目标。

当罗素答应与劳伦斯合作，开设讲座，“从宗教角度讨论政治”，以上各点就是劳伦斯考虑的政治和宗教。我们只能想象，罗素没有理解劳伦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其原因在于，毋庸置疑的是，罗素绝对不会为反民主的政治理论效忠。然而，几乎同样难以理解的是，在劳伦斯没有向罗素阐述他在写给阿斯奎斯女士的信中表示的上述观点情况下，两人竟然合作了那么长时间——1915年夏天，劳伦斯给所有保持通信联系的人一一谈到了这些内容。另一方面，在一封日期标注为7月6日的信中，劳伦斯确实首次就这一点表示了明确看法。他告诉罗素，“你必须放弃民主制度”：

你不能相信所谓的“人民”。阶级之间没有好坏之分。这是一个涉及智慧或者真理的问题。让工人阶级继续成为工人阶级吧。这就是真理。必须有一个拥有智慧的贵族群体，必须有一个统治者：一个皇帝式人物——不要总统，不要民主制度。

也许，罗素认为，劳伦斯的政治见解并不成熟，并不老道，自己可以劝说他放弃它们。如果是这样的话，罗素很快将会发现，他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到了罗素收到上述信件时，他已经完成了讲座概要。他给它拟定的标题是《社会重建哲学》，并且寄给了劳伦斯。7月8日，罗素收到回信，劳伦斯提出的批评异常严厉，与当初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劳伦斯讨厌罗素所写的东西。他告诉罗素，“全是些社会批判，根本不是什么社会重建”：

如果讨论社会重建，你必须深入讨论另外一个要素……看在上帝之爱的份上，务必务必写好这些文章。但是，应该将它们深化，增加哲学分量……你必须深入探讨国家，深入探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劳伦斯认为，罗素顾虑太多，无法抨击现存的国家制度，只是为新的国家制度制订了一张蓝图。“你必须敢于提出正面见解”：

罗素的概要和劳伦斯就此草草写成的批语说明，在两人自认为互相忠诚的那段时间中，他们其实根本不理解对方的哲学观念。让两人出现巨大分歧的问题具有根本的实质意义。

例如，在标题为《国家》的那一部分中，罗素写道：“现在只有恐惧让国家得以存在。”针对这一点，劳伦斯以潦草的文字写道：“必须有国家，必须有政府。”另外一个例子是，罗素说，“无法崇拜国家”，但是劳伦斯的批注是：“我可以崇拜什么呢？”类似的例子还有，罗素说，“我觉得，自己对数学的忠诚度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度”；劳伦斯的批语是：“原因何在？”罗素提出，国家（劳伦斯在它前面加上了“现存的”一词）“涉及对人类的一种完全人为的划分”，劳伦斯反诘，“你必须向前一步，讨论新的国家，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真理观。你必须提供关于新国家的某种观念，说明你完全相信它”：

罗素：国家完全采取排他形式，事实上由一帮谋杀和抢夺之徒组合而成，在本质上是邪恶之物。

劳伦斯：国家表达了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即上帝是造物主的观念。上帝根据某些法则，创造了地球。如果我们顺从这些法则，将会获得幸福。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根据我们的宗教信仰，根据我们的人生哲学观，创造自己的国家……国家必须代表最深层次的哲学信念或者宗教信念。

显而易见的是，罗素根本没有意识到，劳伦斯竟然如此认真地对待他提出的建立拉那尼姆的计划；反过来说，劳伦斯也根本没有意识到，罗素竟然觉得它无足轻重。同理，当劳伦斯谈到“为宗教服务的政治”时，他所说的是根据（他的）宗教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而不是以怀疑论方式说明，所有政治理想都是“禁锢自己内心深处的无限之物的牢狱”。劳伦斯期望罗素说明，现存国家是牢狱，而不是像罗素阐述的那样，所有可能的国家皆是牢狱。

在道德心理方面，两人的观点——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甚至分歧更大。“一个人为什么应该信守道德观？”罗素先提出问题，然后回答说，“因为针对他人欲望的行为让他不受欢迎，这让他觉得不快。”劳伦斯就这一点的反应是，“错！错！错！错！错！”与之类似，罗素对婚姻的定义——“性本能加上嫉妒”形成的结果——让劳伦斯再次叫“错”：

罗素：成功的一夫一妻［劳伦斯在此插入“现在”一词］依赖用习惯取代情感的做法……如果一个人不容易形成习惯，或者发现习惯并不足以防止情感出现，那么，对这个人来说，一夫一妻制婚姻并不适合。

劳伦斯：在人们的内心中，实施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愿望根深蒂固。但是，世上最难的事情是，如何找到自己的配偶。现在依然正确的看法是，男人和妻子属于同一个血肉之躯。一个独身男人是残缺不全的，一个女人也是如此。完整性存在于婚姻之中。但是，国家批准的婚姻是一个谎言。

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劳伦斯都没能说服罗素改弦易辙。但是，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劳伦斯让罗素接受了自己的意见，迫使他修改了原稿。罗素后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提高了他的讲演质量。这里所说的问题出现在概要的最后一个部分中，题为《整体人生》。罗素写道：“冲突和仇恨没有必要，只有内心不快乐才会产生仇恨，产生冲突。”针对这一说法，劳伦斯批注：

仇恨和冲突将一直存在。它是成长的原则：每个花蕾都要挣脱花托的束缚，花托是不愿意被打开的。但是，应该让仇恨和冲突真的成为充满活力的成长的组成部分，成为成长的结果，而不是实现感觉的欲望带来的后果。

在讲座以《社会重建原则》为书名正式出版时，罗素采纳了劳伦斯的上述观点。

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罗素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在提出批评意见时，劳伦斯情绪非常强烈，与维特根斯坦不相上下。不过我觉得，维特根斯坦是正确的，劳伦斯是错误的。”但是，劳伦斯提出的批评让罗素深受影响。他告诉奥托琳：“我觉得压抑，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劳伦斯的批评造成的。我觉得，自己是一条虫，一个无用之物。有时候，我一一罗列我的能力，心里感到疑惑，为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起到更大作用呢？我觉得，怀疑态度是我的真正问题所在。仅仅通过刻意压制，我才将它置于控制之下。它削弱了我的能力。”

对罗素来说，劳伦斯的批评带来的最令人悲哀的事情是，它们让他重新回到依靠自己的状态。罗素一直渴望找到这样一个人：他不受怀疑论和犬儒主义的影响，不是无知和愚行的牺牲品。罗素本来觉得，劳伦斯具有这样的品质。罗素相信，在发现睿智和笃信者的过程中，他可以克服让自己在思想上陷于瘫痪状态的怀疑论。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失败，将劳伦斯打入无知、愚蠢之辈的行列，将自己重新送入怀疑论者和犬儒主义者的阵营。可供选择的做法是，接受劳伦斯的反民主政治哲学，但是，这一选项罗素根本不愿接受。

7月10日，两人在伦敦见面，表面上要化解关于讲座大纲的歧见。但是，从罗素的角度看，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没有回天之力了。一旦罗素认识到劳伦斯的政治观点的实质，他只能对它们持怀疑态度。他这时倾向于认为，劳伦斯的革命政治学说全系疯子的离奇念头。他已经不可能为劳伦斯充当宣传人员的角色了。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我告诉劳伦斯，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保持独立，不要去建立什么学派了”：

他谈到政治时显得非常疯狂，我无法在正式场合和他一起共事……他在思想方面没有约束，错误地将自己的希望当作事实。而且，他脑袋发昏……态度略显疯狂，不够诚实……他没有接受教训，认识到个人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在他看来，我让他承认事实的所有尝试全是胆怯之举。他说我缺乏勇气，不能勇于思考。

罗素认为，他与劳伦斯相见的过程“令人感到恐怖”。“我充满绝望，巴望见面尽快结束。”不过，罗素依然承认，劳伦斯对人的心理认识入木三分，相当不错。但是，他大概已经放弃了原来的看法，不再觉得劳伦斯绝对正确了。

劳伦斯似乎反应迟钝，没有发现罗素已经失去对他的政治见解的所有尊敬。在接下来的两封信件中，他依然连篇累牍，继续向罗素宣扬他的反对民主的攻击性言论，告诉罗素在讲座中必须涉及的内容：

在你的关于国家的讲座中，必须批评现存的民主制度，批评这个幼稚的看法。这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防止这个年轻的民主政党获得政权。将权力交给工人阶级的想法是错误的……整个计划的结果是产生一位男独裁者，产生与他分享权力的女独裁者。不能出现你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总统……自由、平等、博爱是长着三颗尖牙的毒蛇。必须建立不断进步的政府。必须将这一点放进讲座之中，立刻就放……你必须阐述新国家的理念，而不是继续批评原来的国家。

（1915年7月15日）

我非常讨厌你的来信，你打算放进讲座的东西让我感到恐惧。我不需要专制统治者。但是，我也不相信民主控制……整个计划最终将要产生一个真正的元首，就像每一种动物必须有脑袋一样……一位尤里乌斯·恺撒式人物……这不是胡言乱语，而是理性观念。整个计划必须具有生命力。首先必须排除民主控制……如果我们要成功，要实现任何目标，我们必须拥有相同的总体观念……这是一种团结一致的努力，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应该展现出来的不是什么个人的声音，而是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具有生命力的合理思想。

但是，罗素已经不再听劳伦斯说教了。他意识到了劳伦斯的政治观点的实质，立刻改变了整个讲座的架构。他依然认为，讲座应该就社会、政治和心理学阐述某些重要观点，但是不再觉得它们与劳伦斯的“福音”有任何关系。现在对他来说，它们正是劳伦斯诋毁的那种“纯粹的个人观点”。他采取措施，自己组织讲座内容，完全抛开了劳伦斯。7月16日，他将经过修改的大纲寄了一份给时任《剑桥杂志》主编的C．K．奥格登，并且提出，对方如果能设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大厅，并且负责宣传事务和门票销售工作，将会得到毛收入的10％。奥格登表示接受。1915年夏秋两季，罗素开始撰写讲稿，大部分时间待在加辛顿。稿件于12月完成，讲座于元旦举行，给罗素和奥格登两人带来了一些收入。在罗素看来，劳伦斯在敦促他的过程中坚持的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合理思想”已经寿终正寝。

到了9月，劳伦斯也在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放弃了以系列讲座形式宣传自己的哲学观念的想法，转而打算以分期连载的方式，在他、米德尔顿·默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创办的刊物《签名》发表。9月5日，劳伦斯致信罗素，告诉他自己的新计划，看来一是希望劝说他订阅，二是希望他投稿。罗素很快回复，寄去一篇他刚刚撰写的文章，题目是《文明面临的危险》。在那篇文章中，罗素强调说，那场战争给欧洲文明传统带来了灾难性影响，认为“如果战争不迅速结束，让人担心的是，我们处于一个伟大时代的结尾”。他问道：“对所有统治者来说，我们的文明是否是无关紧要之物？”

我希望不是。时间非常紧迫；我希望，在欧洲掌权者之中，至少有一个人记得，我们担负着守望的职责，不仅要对民族负责，而且还要对共同的思想艺术和人文主义的生活方式负责。我们出生时继承了它们，但是我们的后代可能发现，它们毁于我们的盲目暴力和仇恨。

罗素给劳伦斯寄去表达这一主题的文章，再次说明（其原因在于，没有迹象显示，罗素刻意表示对抗），对劳伦斯提出的关于战争和西方文明的思想，他几乎没有多少理解。罗素认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的特征是“追求心理发展”，它是“历史上已知的最奇妙的进步运动”。这正是劳伦斯所说的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劳伦斯认为，关注心理发展的做法以灾难性方式，大肆否认肉体的作用，导致了欧洲人生活中出现的所有不自然状态。在劳伦斯看来，罗素的这篇文章恰恰再次显示了那种疾病，而且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病例。其原因在于，罗素倡导的似乎正是劳伦斯视为病根的压抑做法。罗素写道，“几乎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一头昏昏欲睡的疯狂野兽”：

但是，文明人知道，不能让这样的野兽醒来。曾是疯狂野兽的文明人已经丧失了道德方面的自尊，丧失了德行和正直——一种神秘的耻辱感让他玩世不恭，极度绝望……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仇恨。

但是，正如劳伦斯从两人以前的讨论中了解到的，这实际上并不是罗素的观点，至少并不全是。他知道，罗素像他本人一样，至少有时会尊重“内心的野兽”，佩服它的激情和活力，甚至佩服它的仇恨。劳伦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罗素在——可以这么说——老虎与机器之间挣扎，然而却在这篇文章否认这种实际情况，这种复杂性。劳伦斯知道，即便罗素并不认同自己的政治学，他仍然尊重他在心理学方面的睿智之见。在这种情况下，劳伦斯9月14日作出回应，发起了异乎寻常的攻击，矛头不是针对罗素在那篇文章表达的观点，而是针对罗素本人。他在回信中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想再次与你争吵。你根本没有说实话，你根本没有诚实对待”：

你寄给我的文章是充满貌似有理的谎言，让我讨厌。如果说它表达了某种真实的想法，那么，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事实是，在这篇文章中，你从头至尾都在说谎。

你的基本希望是将战争欲望最大化，你其实就是超级战争精灵。你就像手持刺刀的士兵，想要的就是刺杀和劈砍，唯一不同的是，你使用的是文字。而且，你就像士兵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刺杀对手，嘴里叫着：“这就是终极和平。”而且，这个士兵还说谎。绝对肯定的是，你在内心深处并不希望最终的和平。你以虚伪的间接方式，满足自己的刺杀和劈砍的欲望。你要么直截了当的体面方式说：“我仇视你们所有人，你们这帮说谎者和猪猡，我和你们拼了”，要么还是回去搞你可以说实话的数学吧。但是，如果你以和平天使的面目出现，那么，我宁可一千次面对侈谈和平的提尔皮茨，[2]也不愿再看到你。

你其实充满受到压抑的欲望，那样的欲望已经变得野蛮，带有反社会性质。它们冒了出来，披上了和平宣传的羊皮。一位出席过你们举行的会议的妇女告诉我：“他面目非常邪恶，居然满口大讲和平和仁爱，让人不禁觉得非常奇怪。他不可能实话实说。”

我相信，你生来就有发现真理的能力。但是，我不相信你的意愿，一秒钟也不相信。你的意愿是虚假的，残酷的。你内心里有太多受到压抑的魔鬼冲动，你只能是充满欲望的，残酷无情的。我宁可面对掠夺成性的残酷无情的德国士兵，也不愿看到你满口漂亮语言的嘴脸。我不能忍受你表现出来的这种虚伪。如果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只要你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也不会在乎。你心里充满敌视的欲望，是所有人类的敌人。给你勇气的不是对虚假的仇恨，而是对人的仇恨，对血肉之躯的仇恨。那是一种血腥的变态欲望。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让我们重新成为陌路之人，我觉得这样好一些。

收到这样的来信会令人觉得大受伤害。如果你曾经认为，写信的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睿智之见，拥有美妙无比的直觉感知，曾经让你“羡慕得目瞪口呆”，那么，这样的信件就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很难见到哪个人以如此有效的方式，将愤怒之情与心理剖析结合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劳伦斯仿佛可以透视罗素的灵魂，知道最让他难受的是什么位置。奥托琳在回忆录中说：“伯迪读了信件，坐着一动不动，相当震惊，整整一天心情沮丧。他依然深信，劳伦斯具有睿智见解，觉得劳伦斯所说肯定是正确的，所以心里深感恐惧。”罗素本人记得，那封信件几乎让他觉得，他应该去自杀。在他那段时间所写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在其中一封信中说，“我绝望之极，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与任何人保持密切接触了”：

那就是我感到绝望的实质所在。星期四晚上，我回到房间，绝望到了极点，那样的感觉以前从未有过。最后，我决定在完成讲座之后，在春天自杀。那个念头让我感觉好了一些，一直维持到天亮。

劳伦斯的攻击最终迫使罗素返回牢狱的墙壁后面，永远没有出来，并且让罗素觉得万念俱灰，没有什么目的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劳伦斯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认为，除了这个事实之外，劳伦斯攻击的动机是要向罗素显示，他——可以这么说——有能力穿透束缚罗素的牢狱之壁。劳伦斯以前一直没有发现，罗素已经不再认同他的社会更新计划，罗素的冷淡态度让劳伦斯感到非常愤怒。7月12日，在对罗素的讲座大纲作出强烈回应之后，劳伦斯给奥托琳写信，以温和的口吻说，尽管他不赞同罗素的讲座，但是“我没有和他本人争吵”：

我们两人关系密切，几乎到了发誓保持血谊兄弟之情的程度。我们两人将一起出去，他和我。我们在秋天真的将会一起做点事情。我希望你一直相信这一点。

在伦敦，罗素发现自己“深感恐惧”两天之后，劳伦斯写了上述信件。那时，罗素根本没有将自己视为劳伦斯的血谊兄弟，试图以客气的方式告诉劳伦斯，他希望退出两人的合作计划。7月，劳伦斯撰写那些信件时（错误地）认为，他和罗素依然是合作伙伴。劳伦斯直到8月才意识到，罗素已经退出了合作计划。也许更重要的是，罗素这时觉得，他自己重新回到单打独斗的状态。劳伦斯勃然大怒，随即作出回应，觉得罗素与他在剑桥大学看到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也希望躲在硬壳里面。“罗素想要什么呢？”8月16日，他在写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中说：

他想保持他自己已被确立的自我，让明确定义的有限自我完整无缺，切断与外界的接触和联系。

劳伦斯开始使用写给罗素的第一封信件中表达的关于感觉论的观点，分别分析罗素和奥托琳。这就是说，罗素和奥托琳躲在各自的硬壳之内，不能与其他人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接触；他们两人满足于一系列表面感觉，不是真正地从自己的生活中，而是通过劳伦斯本人的代理作用，间接获得愉悦。

现在，我的灵魂深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痛楚，仿佛罗素和奥托琳夫人两人是叛徒——他俩就是叛徒。他俩背叛了真实的情况。他俩来找我，让我说话，然后享受它。它给他俩的内心带来了深刻的满足感。如此而已。我说的话带有我个人性格的特征，仿佛就是为了让他俩感到满足，仿佛我是一块蛋糕，一杯葡萄酒或者一份布丁。然后，他俩说，我——D．H．劳伦斯——人很不错，我的性格具有很大价值，我表达的观点内容狂妄。他俩说，我无法思考。

世上所有动态的东西，都被他俩全部变为感觉，用来满足静态之物。他俩是静态的，静态的，静态的。他俩找到我，对我说：“你非常不错，你充满活力。”然后，他俩偷取我的生活，变为对他俩的一种感觉。他俩背叛了我的一切努力，背叛了我的生活。他俩的所作所为就像犹大，利用我的生活来满足他俩自己的静态自我，将它变为空洞之物。对他俩来说，结果是令人满足的感觉，起到一种呵痒的作用；对我来说，结果是真正的流血之痛。但是，我现在看清了他俩的真面目，这就足够了。

我觉得，劳伦斯的这封信件言辞粗鲁，旨在说明两点：其一，劳伦斯确实“看清了他俩的真面目”；其二，他有能力穿透包裹罗素的硬壳。

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盲人》中，劳伦斯演绎了与罗素的那段友谊，将它写入一篇很有感染力的短篇小说。这个故事中的劳伦斯式主角名叫莫里斯·佩尔文，在战争中失明，后来在农场里生活。自从他负伤之后，他和妻子离群索居，几乎完全独自生活。劳伦斯写道，两人“一起聊天，唱歌，阅读，亲昵之情非常美好，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位盲人是劳伦斯的这个观点的化身：一个人可以与隐秘世界接触，生活在难以言喻的状态之中。在写给罗素的一封信件中，劳伦斯阐述了这一点：

对这位盲人来说，人生依然十分充实，异常平静。对黑暗中的直接接触，他保持平和心态，几乎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

换言之，失明是一种优势。对失去视力，佩尔文并不遗憾，感觉恰恰相反：“他的灵魂中总是出现某种欣喜感。”后来，一位并不完全令人愉快的访客出现了，搅乱了这对夫妇的平静生活。他是佩尔文夫人的一名远亲，名叫伯迪·赖德。伯迪·赖德属于“知识分子类型，思维敏捷，言辞机智，多愁善感，常常拜倒在自己崇拜的女人脚下，但是并不希望结婚”。相比之下，佩尔文“充满激情，生性敏感……身材魁梧……反应迟钝……他对自己在思维方面的慢热状态非常敏感，但是感觉十分敏锐”。所以，“他与伯迪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思维敏捷，胜过不算丰富的情感”。

佩尔文讨厌伯迪，“但是同时知道，仇恨是没有意义的，知道这是他的身体缺陷造成的”。伯迪也有缺陷，这“让他无法与任何人保持亲密关系。他无法结婚，无法与女人有肌肤之亲，所以感到自卑。他希望与女人亲热，但是心有余而不足。在内心深处，他惶恐不安，茫然无助，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才华横溢，事业成功，是名声在外的文人，而且家财万贯，社交广泛。然而，“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无性动物，一无是处”。与之相比，佩尔文的内心充实，“这种状态带来满足，让他常常感到快乐，在表达对妻子的激情时达到巅峰”。

伯迪发现难以理解的是，佩尔文并不在乎自己是盲人。存在着“某种东西”，它超越思维和行为，他在失明状态下与它保持直接接触。佩尔文的妻子试图解释：“还有某种别的东西，在那里存在的东西，人本来根本不知道它在那里，无法用语言说明。”伯迪依然不解：“我觉得，自己不明白你的意思。”

伯迪走出房子，到粮仓去，故事情节到达了高潮。伯迪发现佩尔文在黑暗之中，于是高举油灯，希望把他领出来。两人开始了一段对话。“我其实不认识你，对吧？”盲人说。

“也许不认识，”伯迪说。

“你是否介意我摸一摸你？”

律师［伯迪］本能地躲开。不过，他顿起怜悯之心，低声回答说：“没关系。”

但是，当盲人向他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毫无掩饰的大手时，他心里一阵难受。

在这种情况下，伯迪默默忍受盲人的触摸，先是头顶，“然后是这个个子较矮的人的整个脑袋和面部。盲人抚摸伯迪的额头，接触一双紧闭的完美眼睛、小鼻子和鼻孔、粗糙的小胡子、嘴巴，还有相当突出的下颌”：

盲人伸出手，捏了捏另外一个男人的肩头、胳膊和手掌……

“你很年轻啊。”[3]他最后轻轻地说。

律师站在那里，几乎不能动弹，不知如何回答。

“你的脑袋显得柔软，仿佛很年轻。”莫里斯接着说，“你的手掌也是这样。摸摸我的眼睛，行吗？摸摸我的伤疤吧。”

这时，伯迪浑身战栗，心里一阵反感。

伯迪抬起手来，伸向伤疤。莫里斯伸出一只手，把伯迪的指头摁进自己的畸形的眼窝里。“伯迪站在那里，仿佛陷入昏厥，失去了意识，被困住了。”伯迪失语，惊恐不安，担心另外这个男人会毁了他。“这时，莫里斯实际上充满炽热的强烈爱意，充满强烈的友好之情。也许，伯迪躲避的正是这种友好之情。”

“我俩现在友好相处，对吧？”莫里斯说，“我们友好相处，直到永远。”（莫里斯觉得，两人已经——可以这么说——发誓保持血谊兄弟之情。）“哦，”伯迪喃喃，想方设法逃避。两人返回室内，见到莫里斯的妻子伊莎贝尔。莫里斯非常兴奋，但是伯迪形容憔悴，两眼凹陷。伊莎贝尔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俩成了朋友。”莫里斯说。但是，伊斯贝尔看到，伯迪心神不安，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她知道，他有一个愿望——逃避这种亲密关系，逃避这种友情，逃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些东西。他无法忍受的是，这个盲人抚摸了他，他的没有理智的含蓄被打破了。他就像一只硬壳已被破碎的软体动物。

罗素重新构筑已被劳伦斯打破的硬壳，让它比以前更加坚硬。但是，正如劳伦斯明显意识到的，在他自己的一生经历中，刺穿罗素的保护性外壳是破坏力最大的事件之一。他再也不会让自己处于如此脆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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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家邮轮，英国豪华客船。1915年5月7日在爱尔兰外海被德国潜艇U-20击沉，造成1198人死亡。由于伤亡者中包括大量美国人，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和齐默曼电报事件被视为美国参加一战的导火索。——译注

[2]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年），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德国大洋舰队之父。他的造舰计划极大地恶化了原本良好的英德关系。——译注

[3] 比较一下劳伦斯在1915年7月19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对罗素的看法：“就人生和情感问题而言，让罗素苦恼的是年轻人的青涩。如果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才能，他在处理人际交往和冲突时显得幼稚，在生命力量和情感这两个方面均是如此。”

第十五章　E．太太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劳伦斯1915年9月14日那封极具杀伤力的信件，罗素反应强烈的原因在于，他看见关于自己的最隐秘的想法，被别人捅了出来。他其实希望将那样的东西隐藏起来。他以严厉的态度，审视和批判自己，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常常私下表达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公开的著述中，他一直试图隐藏，直到1953年年满81岁时，才在《郊区的撒旦》中透露出来。这篇短篇小说的主角名叫马拉科医生，可被视为劳伦斯所说的“受到压抑的魔鬼冲动”的化身。他对整个人类持全面仇恨的态度，因此内心备受煎熬，这与劳伦斯对罗素的谴责几乎一模一样。最后，故事中的叙事者战胜了马拉科（罗素似乎强调，马拉科代表了所有人内心深处的秘密的疯狂状态[1]），然而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自己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因此，这个故事暗示，对精神失常、情感压抑和社会期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看法非常悲观，令人深感恐怖。这个故事似乎暗示：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魔鬼——精神失常状态——是情感压抑造成的结果；克服它以便保持心智健全的唯一方式是，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承认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然而，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这样做会带来反面后果，被其他人视为精神失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选择是：要么循规蹈矩，满足社会期望，真的被逼入疯狂状态，要么佯装疯癫，挫败那些期望，揭示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

在《郊区的撒旦》中，这个寓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展示出来。有一个角色名叫埃勒克太太，简称E．太太。在这个故事中，（除了叙事者之外）只有她可以面对——可以这么说——内心的魔鬼，坦承难言之隐。可是，她后来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叙事者本人等着被送走的过程中，他的思绪转向了埃勒克太太，考虑到他自己与她的关系，或者几乎可以说纽带：

我没能挽救埃勒克太太。我明白，同样的命运等待着我。我将面对漫长、可怕的日子，孤苦伶仃，被人误解。在我的未来中，只有一丝微弱的亮光可以穿破黑暗。一年只有一次，表现较好的男女疯子将会得到特许，在严加防范的舞会上见面。一年只有一次，我将见到我的亲爱的埃勒克太太。我绝对不会忘记她，当我们见面时，我们两人将会感到疑惑，在这个世界时候，是否只有两个心智健全的人？

罗素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显得相当正式，刻意雕琢的痕迹十分明显，往往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这个段落中，我们看到一种自然流露，这样的情形十分罕见。在这个故事中，他刻画的埃勒克太太与其他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其他角色不过是乏善可陈的漫画人物，她却一枝独秀，有血有肉，情感真实。我可以肯定地说，其原因在于，在展现埃勒克太太的过程中，罗素得益于他自己的现实生活，具体来说，得益于他与T．S．艾略特的夫人维维恩（另外一位“E．太太”）的恋情中获得的灵感。[2]那段恋情从1915年开始，出现在罗素与劳伦斯的友谊刚刚破裂之后，一直延续到1918年元旦。

在这个故事中，埃勒克太太背叛了她的枯燥乏味的丈夫，与邝托克斯先生开始一段婚外恋情。在罗素笔下，邝托克斯“受过良好教育，文化修养深厚，思想体现睿智，分析入木三分，举止生动活泼，讲话妙语连珠，让人忍俊不禁”。但是，他从她那里得到他希望的东西，后来却遗弃了她，让她饱受难言之隐的煎熬，内心苦不堪言。最后，她本想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邝托克斯广受公众尊重，没有人相信她的实话。结果，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埃勒克太太的故事显然与维维恩·艾略特相关。维维恩在精神病院（有迹象显示，送院治疗违背了她本人的意愿）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9年时间，她的丈夫和前情人显然忽视并且和遗忘了她。其实，他们两人早在她住院之前就遗弃了她，罗素在1918年，艾略特在1932年。他们与故事中的邝托克斯先生类似，在公众中享有不错的口碑。我们自然可以想到，和她一起埋入坟墓的，还有许多可能让艾略特或者罗素难堪的秘密。罗素对她心存内疚之感，这是否是《郊区的撒旦》释放的“到那时为止没有表达出来的感情”之一呢？她去世5年之后，当罗素创作这个故事时，他是否像叙事者那样，心里想到了E太太，觉得自己没能让她免遭厄运？此外，他是否像叙事者那样，良心发现，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忘记”她？

无可否认的是，罗素试图忘记她。在《自传》中，看不到罗素与维维恩那段亲密关系的任何迹象。他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他喜欢艾略特夫妇，“努力帮助他俩摆脱困境。但是，我后来却发现，他俩的困境正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个说法带有极大的误导性，它也显得过于冷漠，缺乏常人应有的恻隐之心。后来，他在讲述1915年夏天情况时说，随着奥托琳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他“希望寻找身边是否有别的女人，以便缓解我的郁闷”。但是，他没有说，维维恩·艾略特是他找到的第一个“别的女人”，他试图从她的陪伴中得到那样的慰藉。误导性更强——而且其实完全虚假——的一点是，面对艾略特的朋友罗伯特·森考特，他竟然矢口否认说：“我从未与维维恩有过任何亲密的性关系。”[3]

这样的歪曲之举，这样的闪烁其词，这样的弥天大谎显示，这个人刻意隐瞒实情，良心上存在深刻内疚。罗素是否觉得，从某种方面说，他应该对维维恩的命运负责？毋庸置疑的是，其他人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在1955年7月21日的日记中，伊夫林·沃记载了与格雷厄姆·格林的一次谈话内容：伊夫林·沃听到了许多谣传，其中一条说，“T．S．艾略特夫人精神失常的原因是，伯特兰·罗素先引诱她，然后遗弃她”。格林既不认识罗素，也不认识艾略特夫妇，这只能让我们设想，这个传言肯定经过了许多人之口，最后才进入了伊夫林·沃的日记。也许，它没有多少可信性。T．S．艾略特从未就自己妻子的精神病原因，对罗素进行谴责，但是他曾经告诉奥托琳，他觉得罗素让维维恩的状况雪上加霜。

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在后来写给康斯坦斯·马勒森的信件中，记录了他与维维恩恋情的某些情况。他的坦率程度态度究竟如何？这一点我们无法确定。但是，不管怎样说，它足以显示，他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刻意含糊的遁词。在1917年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他试图概括说明那一段关系对他所起的作用，采用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他对维维恩态度超脱，甚至有些麻木无情。他说，他当时需要与奥托琳保持距离，重获独立性，结果维维恩出现了。于是，他“利用她来实现他的目的”。后来，那个目的已经达到，他暗示说，他——像故事中的邝托克斯先生一样——无法给她派上更多用场。

1915年7月9日，就在收到劳伦斯对他的讲座大纲提出强烈批评的信件一天之后，罗素与维维恩初次见面。那时，维维恩和T．S．艾略特结婚刚刚两个星期。当时已经清楚的一点是，两人的婚姻是一场灾难。几天之后，在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罗素记录了他对维维恩的印象：

星期五晚上，我与在哈佛大学认识的学生艾略特和他的新婚妻子共进晚餐。从他之前神秘兮兮的态度判断，我本以为她十分糟糕，其实她尚未达到那种程度。她举止轻浮，打扮庸俗，喜欢冒险，精力旺盛。我记得他说她是搞艺术的，但是我觉得她是演员。他衣着刻意修饰，不过显得无精打采；她说，她与他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刺激他，但是发现她无法做到这一点。显然，他结婚是为了得到刺激。我觉得，她很快就会对他感到厌倦。她拒绝到美国去见他的家人，担心在海上遭遇德国潜水艇。他对自己的婚姻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对她好，他会心怀感激。

那次见面，罗素与艾略特和他的新婚妻子聊天，气氛相当融洽；从某些方面说，这一点是令人惊讶。那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艾略特给罗素留下语言简练、准确的印象。但是没有任何细节显示，他们两人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1914年10月，在伦敦的新牛津街，罗素（看来真的是）撞到了艾略特，位置就在贝里街寓所的外面。两人谈到了战事，仅仅三言两语。艾略特说了一番话，让罗素觉得震惊：就战争而言，他仅仅知道自己不是和平主义者（罗素后来讽刺了那个立场，认为艾略特并不关心谁被杀死了，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被杀死，只要他们遭到杀戮就行）。但是，在那次见面过程中，没有任何细节说明，两人之间出现了迅速加温的热情或密切关系。

10月那次见面之后，次年7月三人共进晚餐；在两次见面之间的时段中，艾略特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在牛津，他在默顿学院领取一份奖学金，师从哈罗德·约阿希姆，研究F．H．布莱德雷的哲学思想；在伦敦，他积极活动，与文学圈子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联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兹拉·庞德。1915年夏天，他决定定居伦敦，试图自己创业，成为作家。他那年夏季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显示，定居决定与他突然做出的另外一个——后被证明是鲁莽的——决定密切相关：与维维恩结婚。

艾略特与她邂逅时，她名叫维维恩·西亚-伍迪（后来不久，她开始使用拼写简化的名字Vivien，而不是原来的Vivienne），家庭富裕，在汉普郡拥有一座乡间别墅。她26岁，已经显示出精神异常的迹象，后来让艾略特和罗素忧心忡忡。尽管如此，她当时对艾略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吸引力。阿尔多斯·赫胥黎曾用“挑逗的化身”一语来称呼她。她的朋友布里吉特描述说，她“身材苗条，个子很小，然而并非相貌平平”：

她长着一头浅棕色头发，两只灰色眼睛闪闪发光，脸型上大下小，下颊突出。她的嘴巴很漂亮，小巧，甜美，惹人亲吻，微笑时不会将面部分成上下两块。此外，她与其他如此敏感的人不同，见人不会颤抖，满脸洋溢着智慧。

艾略特立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认识她几周之后便与她结婚。婚礼之后两天，埃兹拉·庞德（无疑在艾略特的提示之下）给艾略特的父亲写信，试图让他相信，艾略特在伦敦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赚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接下来几个月中，罗素也就这一点，向艾略特的家人提供了进一步保证，并且告诉对方，他7月9日应邀与艾略特一起吃饭，艾略特也许希望得到帮助。

艾略特希望罗素帮助的另外一个动机是，他打算回到美国去，请求罗素在那6个星期中照顾维维恩。他计划7月24日启程，9月初返回英国。当时，艾略特已经决定，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创业，似乎觉得自己必须面对横渡大西洋的潜在危险，以便让对他的决定感到失望的人——其中包括他的父母以及哈佛大学老师——相信，定居英国不是鲁莽之举。根据罗素记载：其一，维维恩拒绝同行；其二，罗素答应在艾略特离开期间去看望维维恩，艾略特对此心怀感激。

罗素显然对维维恩很感兴趣，确信她很快就会厌倦艾略特，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那个承诺并非仅仅出自慈善之心。当时，罗素极端寂寞，对劳伦斯深感失望，而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奥托琳在加辛顿有一个不错的朋友圈子，最终很可能抛弃他。所以，他最需要的是某个人陪伴左右，可以与他分享内心生活，（与奥托琳的做法不同）允许他进入她的生活。

他见到维维恩之后几天，罗素离开伦敦，迁入奥托琳为他准备的一套公寓。公寓位于加辛顿庄园的巴利夫大楼之中，配有设施完善的书房，俯瞰伯克郡的丘陵，条件舒适，让他不受任何干扰，潜心准备讲座。正如奥托琳所说的，“无论我们何时有他喜欢的客人来访，他都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用餐。”那个地方本应是理想的用功之处，但是罗素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他不能在加辛顿工作，那里的生活缺乏他最需要的东西，无法缓解寂寞带来的强烈压抑感。

在加辛顿工作期间，罗素虽然已经更弦易辙，放弃了让自己的讲座与劳伦斯的“宗教”绑在一起的想法，但是没有放弃6月与奥托琳分享其内容的打算。他那时告诉奥托琳，那个打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是，他试图与奥托琳讨论讲座内容，然而却发现两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感，这让分享变为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在奥托琳记载的一次谈话中，罗素强调了他在真理观问题上与劳伦斯的差异，认为他的是科学的，劳伦斯的是直觉的。正如他可能已经预料到的，就这一分歧而言，奥托琳站在劳伦斯一边。她从与罗素的交谈中得到提示，于是写道，“对我来说，似乎真的存在三个世界”：

第一个是伯迪所说的现实世界，科学家眼中的世界……第二个是普通商人的世界……第三个是艺术和诗歌的世界，感情的世界，精神感知、想象性创造和幻象的世界……这就是莎士比亚给予我们的世界。人生充满丰富的亮光和活力，它们来自情感，来自五官感觉，来自想象力。这就是我的世界。

她继续说，罗素看来喜欢最后这个世界，即文学作品描述的世界，喜欢她的世界。可是，他其实没有在其中生活。他“从不认真对待它，看来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它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可以吸纳其他世界，让它们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

在其中的一次谈话中，罗素宣布，他发现自己难以与一般人交流，“其原因在于，他们使用的语言极不准确，让我觉得荒诞”，让奥托琳听后不禁目瞪口呆。他告诉她：“当我与普通人交谈时，我觉得自己使用的是幼儿的语言，这让我有孤掌难鸣之感。”他说这番话时，脸上露出令人不可思议的自负和怜悯神情。他似乎指望奥托琳作出回应，一方面努力缓解他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对造成他的孤独感的智性的超级严谨性表示佩服。其实，她没有让他如愿，发现他表达的立场令她极端反感。她在日志中写道：“哎呀，如此远离人们的生活，这样的做法太可怕了。”

迁居加辛顿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罗素不得不返回伦敦，以便开设一次讲座。那时，他已经清楚地发现，情况不可能像他期望的那么顺利。他告诉奥托琳，她旨在使他开心的安排让他大为感动，那里的工作条件非常理想（“我确实继续了讲座的准备工作，感觉很好，现在能够如期实施计划”）。但是，在7月17日信件中，他的主要基调尽显悲伤。他告诉她，他闷闷不乐，“觉得自己被关在门外，无法与你取得联系”。而且，他还不得不面对失败感。“我不愿意面对挫败感；有时候，我害怕失去热情，这让我对你不够友好。”他觉得，他可以感觉到，她也有类似心态。他似乎认为，那种感觉是她改变态度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是如何变得麻木的，所以我其实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当然，我确实不开心。但是，我俩最后聊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自己恢复对你的感觉。假如我精神好一些，情况可能有所改善……我现在相当确定，一旦出现任何可以给人希望的迹象，你将很快恢复原来的状态。请不要以为，你从此将永远麻木，你肯定不会的。

但是，他返回加辛顿之后发现，奥托琳总体上对他的“麻木态度”并不是战争造成的，而是对他反感的一种反应。奥托琳7月19日写道，“昨天，伯迪和我一起，在雨中散步”：

他给我很大压力，态度非常生硬，非常热衷于他自己的想法，毫不客气，毫不妥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是如此。我简直无法直视他，不过我控制住了自己，把目光移开。当然，他也察觉到这一点，变得越发糟糕，几乎超过我的忍受限度。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我必须单独待一待，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生活。伯迪打消我的念头，他会改造我。我一直试图抵抗他，试图保护我自己，这样的挣扎让我绝望。与假装无事相比，我离开他单独过更好一些。

那天夏天，加辛顿成为心怀不满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的避难所。数不清的回忆录和文学描写都以赞赏的笔触，记录了那一段时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克罗姆·耶娄》，还有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奥托琳接待了许多客人，例如，瓦内萨·贝尔和克莱夫·贝尔、邓肯·格兰特、利顿·斯特雷奇、马克·格特勒、吉尔伯特·坎南。她周围的人也生活在她的“艺术、诗歌和感觉”的世界之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素觉得自己“被关在门外”。

其原因在于，尽管他可以显露才华和博学，在与加辛顿客人的谈话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是那样的人并不是罗素需要的。他渴望的不是社交活动，而是陪伴，与另外一个人亲密接触，私下相处。罗素认为，他影响奥托琳的内心生活的做法会让她感受到，这仅仅是一种旨在接近她的尝试。罗素的努力遭遇挫折，意识到他这样做让奥托琳厌烦，于是一头躲进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然而，让他困惑不解的是，他发现这样做奥托琳也不喜欢。她告诉他，他埋头工作的做法暗示了对她的排斥，她觉得深受伤害。可以理解的是，罗素觉得有些困惑，先以另外方式抨击奥托琳，然后为他的“残酷行为”道歉。7月28日，他在伦敦给她写信说，“我仅仅关心自己的讲座，这样做伤害了你，自己深感歉意”：

今天听你这么说，我相当惊讶。这让我如梦方醒，发现你并不知道，我那样做仅仅是保护自己，对抗你表现出来的极端冷淡。在过去几个月中，你变得越来越冷漠，我没有受到伤害的感觉，我理解你的做法，可是日子非常难过。看来你觉得，我是令人讨厌……我作出了很大努力，培养自己对讲座的兴趣，以便度过这段艰难时光，等你改变态度。你态度冷淡时，我必须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否则，我会崩溃的。请你不要讨厌我的这种做法；否则，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活下去。眼下，讲座已经让我感到恶心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结束。

罗素本来指望，他可以与奥托琳一起分享他所做的事情，但是结果证明它是两人之间的另外一个障碍。这让他困惑不解，愤愤不满。7月30日，他给奥托琳写信，试图进行解释：“我在工作中一直想着你，觉得这是联系我俩的一条纽带。你的反应让我深感失望。”与他在那段时间写的许多信件一样，在这封信件中，他就自己的伤人言辞致歉：

我出语伤人，深感歉意。我真的希望，自己当初克制了这种冲动……我身心疲惫，讨厌自己……我真的希望，自己表现出温柔、亲切和充满爱意的一面——我讨厌出言伤人的行为，但是魔鬼控制了我。

他告诉她：“如果我可以为你做点事情，我会觉得非常开心。但是，应该做的事情大大超出我的本性。有时候，我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件礼物送给你，但是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东西。我有傻乎乎的感觉，于是放弃了那个想法。”

随着夏季一天一天过去，他在加辛顿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伦敦的时间越来越多。秋天来临时，他平时在伦敦，只有周末才到加辛顿去。原来计划了八次讲座的稿子，结果只完成了三次。正如他向奥托琳所说的，准备讲座的事情让他觉得恶心。于是，他将讲座的事情暂时放在一旁，转而开始另外一项迥然不同的工作：撰写长篇论战性文章，回应吉尔伯特·默雷那年夏季出版的宣传册《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对外政策：1906-1915年》。

默雷的宣传册为战前的英国外交政策进行辩护，回应了反战人士提出的批评。在那些人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素（在《战争：恐惧之子》表达的观点）和H．N．布雷斯福德，后者是著名的《雪莱、戈德温和他们的圈子》的作者。在为民主控制联盟撰写的一本宣传册《世界大战的起源》中，布雷斯福德采取了与罗素类似的立场。在他的宣传文章中，默雷试图给那些宣传者扣上“亲德分子”的帽子，以充满激情的爱国语言，为爱德华·格雷的人品和政策辩护。正如罗素那时怀疑的，那篇宣传文章是在“外交部的辅导”之下炮制的，[4]与默雷宣称的相反，可能被视为政府的宣传作品。该书的出版给罗素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利用他叫艾琳·库珀-威利斯1月以来收集的（剪报、政府文件等）资料，完成对英国外交政策进行批判的文章。

可是，罗素当初将兴趣转向社会重建的讲座，已经放弃了侧重外交的思维方式。在面对外交问题的过程中，罗素其实回到了那种思维方式。他在6月曾经写道：“我对战时政治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小，不喜欢被卷入毫不相关的争论之中，不喜欢仅仅关注实际问题。对我来说，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但是，他这时不得不再次面对这样的争论，仔细分析战时政治问题。

促成该转变的一个直接原因无疑是一次偶然巧遇。8月5日，在牛津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他见到了吉尔伯特·默雷的妻子玛丽：

在卡勒姆，我听到从列车上传来一个声音“伯迪”，扭头一看，原来是玛丽·默雷。她立刻递给我吉尔伯特的那本宣传册，我觉得没有必要撒谎。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相当令人痛苦的谈话，我当时觉得，我们两人可能成为一辈子的敌人。我对她颇有好感，其实我本该对那次谈话十分介意。但是，我们消除了障碍，分手时依然是朋友。

不过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他与奥托琳的关系每况愈下。而且，他与劳伦斯的关系破裂，这两者结合起来，耗尽了他以前对讲座项目的所有热情。

罗素发现，他在伦敦可以得益于维维恩·艾略特提供的秘书工作。他发现，维维恩可以听着口述打字。罗素在1915年夏末和秋初一直聘用她，首先是撰写了给默雷的回复（该书于12月出版，书名为《协约政策：1904—1914年——答吉尔伯特·默雷教授》），接着撰写的是《战争时期的正义》，收录了他撰写的关于战争的文章，于11月出版。

此外，他还发现，在奥托琳让他产生挫败感之后，维维恩的陪伴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慰藉。与维维恩在一起，他找到了他可以单独相处的人，找到一个不被她钦佩的艺术家和作家包围的人。况且，维维恩的丈夫远在美国，实际上需要他的陪伴。他可以倾注大量关注，慷慨施与，不用担心自己态度生硬，难以胜任了。况且，他从维维恩那里得到的反馈只有欣赏之情。维维恩与奥托琳不同，和她在一起时，他不再觉得自己生硬、尴尬、自私、令人反感，而是是一个睿智、成功、谦恭有礼、深谙世事的男人，常常妙语连珠，亲切友好，充满魅力。

在艾略特赴美期间，罗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维维恩呢？这一点难以确定。在最初几周，维维恩大多数时间看来与她的家人在一起，要么待在汉普斯特德的家里，要么待在他们在萨赛克斯的乡村别墅。但是，8月12日，就在艾略特动身大约两周之后，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声称他计划星期天与维维恩见面，然后共进午餐，所以星期天下午才能返回加辛顿。这封信件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孤立的活动，是艾略特离开之后两人的初次见面，也许还可能是艾略特回来之前的最后一次。

其实，到艾略特9月3日左右返回英国时，罗素和维维恩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分享各自的隐私，制订共同的计划。两人决定，艾略特夫妇将迁入贝里街，住在罗素公寓中的空余房间里。[5]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与艾略特本人讨论这一安排。艾略特返回英国之后，便和维维恩一起前往伊斯特本，去度罗素所称的“他俩的假蜜月”。从9月4日起，艾略特从伊斯特本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上说明，到圣诞节之前，回信地址是：贝里街34号，罗素宅第，罗素转交。

艾略特离开期间，罗素和维维恩关系究竟如何呢？在罗素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的草稿中，其密切程度可见一斑。这封信件是艾略特夫妇动身前往伊斯特本之后不久草拟的，罗素详尽谈到了维维恩的情况，显示他对她的经历具有详尽、深入的了解，而且对她的性格表示出了兴趣。（相比之下，几乎没有提及艾略特的情况。）罗素从加辛顿返回伦敦之后，发现了他所说的“维维恩寄来的一封绝望信件”。他开门见山地说，“艾略特夫妇的情况让我深感忧虑”：

从来自伊斯特本的消息判断，他俩的假蜜月相当糟糕，十分可怕。他对她深感厌倦，我回到这里时，发现维维恩寄来一封绝望的信件。她情绪低落，言辞绝望，几乎濒临自杀的边缘。我给她写了许多信件，提供了善意的建议。她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我。我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他俩的情况，不敢让他们关系恶化。我觉得，她或多或少将会爱上我，但是这于事无补。我只希望努力让她恢复正常状态。她有一半爱尔兰人血统，但是性格方面具有爱尔兰的人特征，心理上充满激情，但是在生理上却乏善可陈，是常见的那种虚荣之人。她要求追求她的每个男人表现忠诚；然而她又过分挑剔，觉得男人表达出来的忠诚都是令人恶心的东西。在两段恋情中，她都深受羞辱，这让她的虚荣心出现病态。她抱负无限（大大超过了她的能力），但是过于分散，毫无用处。她需要的是某种宗教，或者至少说某种约束，这样的东西她似乎一点也没有。目前，她认为我的朋友欺骗了她的想象力，所以对他进行惩罚，仿佛她是《花花公子》上的女主角。我希望让她有某种发泄渠道，以免她毁掉他。我不会爱上她，我表达的情感以帮助她康复为度。但是，她身上其实具有某种价值，生活让她完全扭曲，深受打击，缺乏约束，缺乏目的，缺乏宗教。

这封信件带有很强的不诚实感，奥托琳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显然，罗素希望奥托琳相信的东西超过了任何可信的限度：出于对艾略特的幸福的考虑，他愿意本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可以这么说，允许艾略特的妻子爱上他，以便给她提供某种发泄渠道，让她释放愤怒和挫败感，满足她的虚荣心，满足她对忠诚的需要，从而“恢复正常状态”，以便帮助她“康复”。这样，她就不会惩罚她的丈夫了。罗素本人是否相信这种荒唐推理呢？不管怎么说，奥托琳并不相信，她在这封信中看到的主要之点是，罗素“显然”对维维恩“感兴趣”。她立刻回信，指出这个说法包含的明显毛病：

我觉得，你让她爱上你，这不可能帮助她，不可能让艾略特的生活更愉快一些。我认为，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样做可能已经让她对艾略特越发挑剔……我强烈感觉到，在给予她信心的过程中，你其实将她与艾略特分离开来了。

此外，她还劝告罗素考虑他自己的名声。“我觉得你将冒极大危险，所以恳求你小心为妙。其原因在于，其一，如果你希望搞讲座，或者从事任何公共事务，任何这类丑闻将会让带来全面损害；其二，我觉得她的价值没有那么大。”

罗素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让维维恩爱上自己对艾略特夫妇双方都有好处，也没有详细阐述他认为她会爱上他的理由（其实，这一点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他确实让奥托琳放心，认为这样做不会对他的名声带来损害。他9月10日写道，“其实，你担心的情况不会出现。艾略特不是那种人，我会非常小心，超过你可以想象的程度”：

我可以肯定地说，自己能够让局势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我在哪个方面都不会引起丑闻。对艾略特夫妇来说，这是纯粹的慈善之举。深感歉意，让你担心了——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想。我喜欢他，真的希望给他提供帮助。在我介入之前，两人关系已经到了最糟状态。现在已经好了一些。我见到他，他对此深表感激。我在上一封信中肯定让你产生了错误印象。

艾略特从伊斯特本给罗素写的一封信证实，艾略特的确“深表感激”。艾略特写道：“除了你的其他友好之举之外，你的来信让我受宠若惊。此类慷慨和鼓励目前对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你的来信尤其珍贵。”可是，他所说的慷慨之举——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是，罗素允许艾略特夫妇在他的寓所里暂住，也许还有他的鼓励，让艾略特作出决定，追求自己的文学事业。

那时，艾略特决定接受聘任，在海威科姆文法学校担任教职。这意味着，在工作日中，他常常不在伦敦过夜。在写给艾略特的这封信中，罗素显然提到，他平时将在公寓里住，这就是说，在艾略特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和维维恩共用公寓。而且，罗素还问艾略特，他是否介意这一点？艾略特似乎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在期间，你到寓所过夜。这一点我完全接受，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应该受到传统习俗的约束。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心情，另眼看待你做出的不拘礼节的安排。

对罗素与自己的妻子之间已经出现的亲昵关系，艾略特究竟持何态度呢？他似乎泰然处之，表示接受，甚至起到间接纵容的作用。他是否像罗素暗示的那样，对此心怀感激呢？

艾略特的传记作者皮特·阿克罗伊德推测：艾略特夫妇的婚姻出现了问题，而且罗素在他们结婚两周之后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在伊斯特本的“假蜜月”期间，维维恩感到绝望，显示出自杀倾向。这两点都源于他所称的两人婚姻的“生理缺陷”。维维恩长期患病：小时候得了肺结核病，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持续头痛、胃痛和痉挛。为了缓解疼痛，她服用了各种药物，其中包括含有吗啡的镇静剂，以便减轻她经常出现的暴躁情绪。她的母亲觉得，维维恩一直处于“道德性精神失常”的边缘。无疑与这些症状（阿克罗伊德以似乎有理的方式推测，她的总体症状显示，该病现在可被诊断为激素失调）相关的是，从12岁起，维维恩还经常出现月经不调症状，这给她带来许多痛苦和尴尬（例如，她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睡觉之后，都要洗涤她用过的床单）。阿克罗伊德暗示，这就是艾略特夫妇出现性生活问题的根源。他写道，艾略特“自己过分挑剔，精神焦虑，维维恩的经期问题肯定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当然，我们可以对这种“肯定”提出疑问；但是如果我们假定，阿克罗伊德的推测是正确的，艾略特想象妻子的月经周期过于频繁，不禁觉得恶心，无法与她发生性关系，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点就可以理解了：其一，艾略特对她与罗素调情采取纵容态度；其二，罗素觉得，艾略特对自己与维维恩调情的行为“深表感激”。艾略特在那些年的文字和言辞暗示，即使维维恩没有激起他的性欲，他至少也是喜欢她的，并且对她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那么，从维维恩的角度着想，罗素非常关注她的做法是否可能让他感到欣慰呢？当然，从他自己的角度，他也感到欣慰——罗素的行为让他得到了解脱。

但是，维维恩的想法如何呢？她是否真的爱上了罗素？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真实证据是罗素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保存下来的全部信函显示，维维恩虽然在生理上遭遇挫折，偶尔有出轨之举，但是对艾略特情深意长，爱意不减。当然，她看来肯定喜欢罗素关注她，信任罗素，向他坦露她与艾略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诉说她的焦虑。也许尤其重要的是，他对罗素的慷慨——当时，这起到很大作用，帮助艾略特夫妇度过了财务难关——心怀感激。除了给夫妇两人提供住所之外，罗素还赠给艾略特价值3000英镑的工程信用债券，资助两人的日常开销，为维维恩支付舞蹈学费，而且还（根据奥托琳的说法）给维维恩购买了大量礼物，包括“丝绸内衣裤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可笑东西”。

9月15日（罗素收到劳伦斯寄来的那封脾气火爆的信件当日），艾略特夫妇从伊斯特本返回伦敦，随即搬入罗素的公寓。从那天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生活模式：艾略特大部分时间待在海威科姆（那段时间，他的信件使用的地址是他教书时在海威科姆的住所），把罗素和维维恩留在公寓中。在那里，罗素构思回复默雷的著作，然后口述出来，让维维恩打字成稿。

艾略特给他的家人和哈佛大学的导师留下的印象是，他将返回美国，完成博士论文。令人怀疑的是，他是否有过那样的打算？但是，如果他确实有过，他返回英国之后，很快改变了初衷。他给他父亲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伍兹写信，解释他决定留在英国的原因，声称一边在海威科姆教书，一边完成博士论文。为了打消该计划引起的疑问，罗素答应艾略特的请求，给艾略特的母亲写信。10月3日，罗素（他使用的自然是印有三一学院抬头的便签）按时写信，向她保证说：其一，艾略特在牛津大学的导师们对艾略特评价很高；其二，一旦艾略特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大学就业的前景非常不错。罗素告诉夏洛特·艾略特：“我设法认识了他的妻子，觉得她人很不错，真的希望让他幸福。她十分留意，不去影响他的自由，不干涉他做出的最佳决定”：

我看到的她的影响的主要迹象是，他不再受到那帮自称“旋涡画派”的家伙们吸引。我觉得，她在这方面的影响完全应该得到赞赏和鼓励。

在维维恩的协助之下，罗素完成了写给默雷的回复，10月13日将稿件寄给出版商——工党出版社。那天，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承认，“我对艾略特太太越来越感兴趣——当然不是以“不当”的方式。她在生理上对我吸引不大，但是我发现，她是真正的朋友，内心深处对战争持人文主义态度，而且不再对她丈夫欠缺善意。我觉得，她是可以长期相处之人，而不像我开始时所想的那样，仅仅是接受慈善之举的对象。他几天之后又写道：”

我本来怀疑，不再让你承受痛苦的做法是否会减少我对E．太太的兴趣？但是我发现，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这是一种真实的兴趣，而不是仅仅排解我自己心中的烦恼。

罗素和艾略特两人处心积虑，希望让艾略特的家人和美国导师们相信，艾略特可以将教学工作与撰写博士论文结合起来。然而实际情况是，在那段时间中，艾略特放弃了论文工作，开始撰写可以直接带来效益的书评。在罗素帮助下，艾略特认识了《国际伦理学刊》主编西德尼·沃特洛，后者向艾略特约稿，请他撰写两篇书评，一篇关于巴尔弗·吉福德的讲座《一神论与人文主义》，另一篇关于A．沃尔夫的著作《尼采的哲学》。

到了1915年年末，罗素已经完成了答复默雷的著作和《战争时期的正义》，准备转向他觉得意义更重要并且更有趣的工作：关于社会重构的讲座。他从加辛顿给露西·唐纳利写信说，他“退居乡村，住的地方毗邻好友，可以避开干扰，专心写作”：

我已经完成关于战争的稿件，小书［《战争时期的正义》］交给开放馆出版公司出版。我不会再写相关的东西了。但是，圣诞节之后，我计划开设一组讲座，题目是《社会重建原则》，为将来的激进知识分子提出一种哲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如愿完成。

但是，在一个月之内，他受到两个因素的干扰：一是处理艾略特夫妇的问题，二是迁回贝里街之后，远离奥托琳，他有了一种疏离感。11月10日，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能相信自己的直觉——你并不恨我。”他将在几天之后回“家”（这就是说，加辛顿——罗素使用的这个字眼语义模糊不清，可能是加辛顿，也可能是贝里街）。他心里很想回去，但是“此间情况令人焦虑，非常痛苦。我独自一人，离开友好的环境，深感忐忑”。他说，他逐渐喜欢艾略特，“仿佛他是我的儿子”：

他越来越像一个男子汉了，深爱妻子，无私奉献。她其实很喜欢他，但是不时出现采取残酷态度的冲动。这是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残酷，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残酷言行。我每天努力，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我眼下不能抛下他俩不管。当然，我自己对此也有兴趣。她那种人生活在刀刃上，既可能成为罪犯，也可能成为圣人。目前，我不知道她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她具有这两个方面的潜质。

罗素认为，他自己与奥托琳之间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肌肤之亲”。两人在1月熊熊燃烧的“激情之火”现在已经熄灭，双方都觉得，它不会重新出现。但是，罗素写道：“我真的认为，所有精神方面的疏离都是暂时的。”

1915年的整个秋天，罗素受到劳伦斯的毁灭性批评的影响，在情感上处于恢复状态，类似于1913年受到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之后那个夏天的情况。他觉得，为了防止自己受到失败感的影响，他必须生活在表面上。他告诉奥托琳，“必须暂时放弃我的内心生活”：

真的，我无法与自己真正关心的人保持密切接触。你解释了劳伦斯的感觉，这让我如梦方醒，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必然性。但是，这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任何个人因素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承诺，他绝对不会抛弃奥托琳，但是“有时候，我必须避开苦痛，不去碰根本的东西。否则，我会失去勇气”：

和你在一起，我不可能停留在表面上。但是，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其实没有改变，仅仅失去了一些个人愿望而已。

他几周之后表示，“我眼下无法理智地思考，所以我根本就不思考”。他意识到：“如果我不振作起来，可能出现精神崩溃。整个问题出在我的内心深处。”他告诉她，“你很难相信，我处于多么黑暗的状态之中”：

我觉得，我应该调整自己的心绪，然后才能去见你。我和你在一起时状态糟糕，超过见到其他人的程度。对我来说，缺乏控制的状态没有什么好处。我宁愿自己心绪好转之后，才去与你见面。那样你会开心一些。

正如罗素给奥托琳解释的，他面对的带有悖论意味的局面是：“正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只能看到我最糟糕的一面……在其他人面前，我既不自私，也不热衷于自己的想法。”然而，他向她保证：“对我来说，除了你之外，绝对没有任何人是重要的。不在你的身边，我希望做我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快乐，寻找娱乐，以便填补空余时间……我决不会形成任何对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感情。”

对于最后一点，奥托琳完全有可能持怀疑态度，因为罗素同时告诉她，他对维维恩产生了“极大的感情”，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以保留的方式，进行了某种修正，声称这“和我对你的感情完全不同”：

我喜欢她的原因在于，她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付出一种情感——到目前为止，那样的情感我只能以微小、零星的方式，给予小学生。我并不是说，这是问题的全部，然而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2月24日，罗素告诉奥托琳，他将有大量时间与维维恩在一起，同时就他对维维恩的感情进行了界定。“我对她的感情类似于父女之情，但是非常强烈，携带着我的判断。”

冬天慢慢来临，罗素开始越来越焦虑，他可能无法如期完成讲座的准备工作。他觉得，无论是在加辛顿，还是在伦敦，他都无法动笔写作。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加辛顿让我不快乐的原因。这样，你就知道，我不能到这里来。”他让她放心，他不在加辛顿住宿的决定不是“突然、毫无道理或者难以控制的做法”。与之相反，这是他的无奈之举。

在加辛顿，我只得以那种方式和你见面。如果我不能完全避免那样的情况，那么，我无法工作，无法做出对任何人有用的事情。我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不愿让你伤心。我本以为，也许我错了，所以进行了尝试。然而，那不是我愿意重复的事情。假如要我在这一点与一事无成之间进行选择，我应该选择后者，哪怕那将使整个未来变得灰暗也在所不惜。[6]

但是，贝里街也不是理想的工作场所。他12月8日写道，维维恩病了，她母亲来照顾她，所以他被迫离开公寓。他在路上游荡，准备到街道拐角处的韦弗利旅馆去过夜。他告诉奥托琳，“我这段时间过着杂乱无章、临时凑合的日子”，决定尽量少在贝里街，直到他可以在无人打扰的状态下，单独使用自己的房间为止。“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独立的工作场所，这样的情况相当糟糕。”他说，他那时对讲座的事情非常担心，觉得在完成该项工作之前，他过的不是人的日子。

他决定离开伦敦，以便在12月的最后两周时间里完成讲稿。他先在鲍勃·特里维廉的家——在多尔金附近的西福尔芝——里住了一周，圣诞节期间住在萨赛克斯的哥哥家里。那两个地方地处乡村，远离维维恩和奥托琳，不受情感纠葛的干扰，是理想的工作场所。到了岁末，讲座稿件实际上已经完成。他12月23日写道：“我可以肯定，讲座稿件将非常精彩。”

事实证明，他的乐观判断是有道理的。讲座分为八个部分，以《社会重建原则》一书出版，构成了罗素所作的独创性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之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和政治思想。在那些讲座中，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最大限度将个人理想与政治信念融合起来。正如他在1944年所说的，对他来说，那些讲座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表达了他“自己的个人宗教”。

在讲座开头，罗素提及他从战争以及D．H．劳伦斯那里学到的教训：人们的行为常常受到无意识的盲目冲动的驱使，与受到自觉、明确的愿望驱使的情况不相上下。传统的自由主义[7]过于轻易地假定，人们知道自己受到什么因素的驱动；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再则，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过多地强调追求幸福的愿望，忽视了罗素所说的“成长原则”。在罗素看来，成长原则是“一种本能推动，引导人朝着特定方向发展，恰如树木趋向阳光一样”：

如果我们从直觉方面理解人，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个人核心是想象力必须理解的因素。它在人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决定每个人可以取得何种杰出成就。

罗素认为：“社会制度对人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们让人自己以充满活力的方式自由成长：不能强迫人根据另外一个人的模式成长。”由此可见，压抑——哪怕对破坏性冲动的压抑——是有害的，几乎无一例外。例如，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压抑导致战争的冲动，而是引导那些能量和活力，不让它们用于杀戮：

虽然导致战争的冲动带来大量破坏，但与冲动已经死亡的民族相比，具有这些冲动的民族拥有更多希望。冲动是生命的表现，只要存在冲动，就存在冲动带来生命而不是死亡的希望。但是，缺乏冲动就是死亡，生命不可能从死亡中诞生。

罗素后来宣称，直到完成讲稿，他才发现《社会重建原则》的要旨。也许，这可以说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这些讲座出版时，他在前言中暗示，它们的核心理念是，区分“创造”冲动与“占有”冲动，同时阐述“释放创造性应该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进行改良的原则”的信念；但是，到了正文过半，他才提及上述区分。

他说，该书“有一个框架和一个表述，但是几乎快要写完所有内容时，我才发现它们”。讲座依次讨论了国家、财产、教育、婚姻和宗教，作者后来发现的框架将这些内容组织起来，其根据是对“占有”冲动与“创造”冲动的区分。罗素在最后一讲中说，“国家和财产是占有冲动的最大体现”，“教育、婚姻和宗教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他认为，可以引导“占有”冲动，使其变为创造冲动。“应该研究冲动的产生，研究引起它们变化的原因。”如果没有对心理学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形成令人满意的政治理论。与此同时，可以重构婚姻、教育和宗教制度，不让它们压抑冲动，而是起到正面作用，释放人们内心中的最佳因素——自由思想、爱情和“精神方面的创造理想”。

他曾经与劳伦斯讨论过“政治应该为宗教服务”这个议题，尤其与奥托琳争论过，应该说明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禁锢自己内心深处的无限之物的牢狱”。最后这一点被保留在讲座之中。在最终的讲座内容中，对无限之物的关注以这一信念表达出来：“如果要使人生具有人文主义意义，它就必须为特定的目的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目的是在人生之外的，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超越人类的，例如，上帝、真理、美”。

那些以最佳方式提高生活的人并不将人生作为其目的。更确切地说，他们追求的就像一种逐步具体化的东西，希望将某种永恒的东西带进人的生活。对人的想象力而言，那种东西似乎存在于天国之中，远离冲突，远离失败，远离吞噬一切的时间。与这个永恒世界——即便它只是我们想象之中的世界——接触将会产生力量，产生根本的和平。世俗生活的争斗和明显的失败都无法完全摧毁那样的和平。这种对永恒之物的幸福沉思，斯宾诺莎曾经称为对上帝的智性之爱。对已经了解这一点的人来说，这是通向智慧之门的钥匙。

1915年年末，罗素返回贝里街。艾略特夫妇已于12月20日搬出，他重新独自使用自己的公寓。讲座定于1月18日开始，他还有大约两周时间进行准备。讲座每周星期二下午举行，地点是威斯敏斯特的卡克斯顿大厅。海报已经印刷，传单已经散发，门票已经开售：单场定价为3先令，整个系列为1几尼。在那两周中，罗素密切注意门票销售情况。对他来说，那项冒险之举的成败关系重大。

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新年第一周中通过了《兵役法》，将他的注意力暂时从讲座移开。该法案规定，年龄在18至41岁的所有未婚男子都有服役义务。1916年1月6日，该法案在审议时通过了正式初读（于1月27日成为法律）。那是政府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将会大量增强国家的力量。不过，这完全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在之前数月时间中，罗素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在关于国家的讲座中，他谈到义务兵役，认为这“也许是国家力量的极端例子”。他接着写道：“它强迫男人在政府需要的任何时候，面对战场的所有恐惧场面。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男人竟然容忍这样一种制度。”在他撰写讲座稿件时，这样的制度已在法国和德国大行其道，但是英国尚未实施，被他视为“彻头彻尾的邪恶之物”。

英国将要接纳这个邪恶之物，罗素没有懈怠，努力让人们意识到它的有害结果。在该法案初读当天，《工党领袖》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该社论中，罗素充满激情地恳求，工党应该就此表示“毫不妥协的反对态度”。也许他认为，这篇社论可以影响该报的读者。罗素将征兵视为针对工会组织的一个阴谋：

征兵宣传的领导者们的动机很明显，这就是，获得对付工会的新武器。为了国家考虑，工团主义者受到规劝，将新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拱手交给将来的对手。热爱国家的呼吁是一种犬儒主义的伪善言辞。从这场战争爆发那一刻起，某些反对自由的人已经看到，战争提供了天赐良机，去剥夺工薪阶层已经得到的那一点点自由，以便在未来的许多年中，阻止他们在民主正义的道路取得进步。伴随《兵役法》的实施，那个残酷的阴谋将会得手。

他继续写道，话锋一转，回到了常见的理由，“男人们的良心告诉他们，应该生活在和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却强迫他们互相残杀。就针对自由的罪行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令人发指了”。

那天，该社论发表了，该法案也不出预料地通过了。罗素和维维恩一起，到了托尔克，去享受短暂的假期。那是为了实现他在圣诞节之前给她承诺。他宣称，他试图摆脱那项诺言的制约，“可是我发现，自己会伤害她的感情”。他强调说（我们不禁觉得，他的抗议也许显得有些过分），在《兵役法》形成的危机期间，他并不希望到那里去，宁可待在伦敦。而且，他确定，维维恩希望和她丈夫一起去。但是，艾略特必须撰写博士论文，不愿耽误时间。所以，罗素带着最大的遗憾，被迫满足她的愿望，一起出去度假。他补充说，“我们将会谨慎行事”：

没有让关系超过友谊的任何倾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已经做了希望给他俩做的一切，他俩在一起非常开心。本周过去之后，我将淡出他们的生活。

罗素和维维恩在托比旅馆住了5天，从1月7日到12日。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我讨厌这个地方，但是她看来喜欢它。”他当时似乎觉得，与维维恩在一起让他明白了，为什么奥托琳觉得他令人厌倦，给人压迫感，“因为我在E．太太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而且在程度上更加明显”：

我对她没有丝毫私心，完全到了狂热的程度，从未想过向她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与你担心的没有任何关系。

他逐渐发现，两人之间的冲突在于：一个人喜欢艺术，另一个喜欢非艺术；一个喜欢眼见之物，另一个完全生活在理念和目的之中。“我理解了这一点，发现自己无法改变。我现在并不处于抑郁状态，但是我努力看清事物……我只是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避免再次陷入这样的状态。”

他以前谈到了精神崩溃，所言完全是认真的。“这些讲座几乎把我逼疯了”，他告诉奥托琳，甚至讨论了到瑞士去向维托医生求助的想法。但是，他觉得，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核心问题。“当然，困扰我的真正问题……是我没能处理好与你的关系。”这也是他对维维恩产生兴趣的原因：

我对E．太太的事情感到歉意的原因在于，我无法弄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她。我觉得，你不会这样想，我无法为她辩护。我相信，我喜欢她的原因其实是，我可以帮助她。这样，我就可以摆脱失败感，摆脱希望让人幸福反而让人不开心的感觉。假如我没有帮助他们夫妻俩，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开心。想到这一点，我便得到了些许慰藉。

他宣称，“E．太太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去年圣诞节德国人的行为”。这就是说，她让他觉得他自己有用，让他提供公共服务，从而重振了他的精神。现在，他的内心生命——可以这么说——已经死去，公共服务是他不得不做事情。在处理与奥托琳的关系过程中，他经历了失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打碎了所有一切……结束了个人生活，只剩下一种慈善性公共生活”。

罗素和维维恩一起在托尔克逗留期间，艾略特给他写信，再次感谢他的慷慨帮助。艾略特写道，“维维恩说，你是她的天使”：

可以肯定，你想尽了一切办法，以最佳方式对待她，比我好多了。我常常感到觉得，假如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我相信，我俩甚至觉得，是你给了她的生命。

在《自传》中，罗素一字不漏地照录了这封信件。可是，为什么艾略特夫妇觉得，罗素给了维维恩生命呢？不幸的是，罗素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解释。

1月12日，罗素离开托尔克，提前支付了费用，以便让艾略特和妻子会合，在托比旅馆小住几日。艾略特表示过，希望聆听罗素的首场讲座，但是维维恩的病情恶化，他不得不在德文郡多待一些时间，无法及时返回伦敦出席。

首场讲座开始之前，罗素接到哈佛大学的另外一封邀请函，对方希望他担任客座讲师，除了逻辑学之外，还要就当代事件的伦理问题开设一门课程。这正是罗素需要的诱饵。1月24日，他发去了接受邀请的电报。课程定于1917年2月开始。罗素告诉奥托琳：“美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可以在那里形成影响，超过在这里的程度……我应该可以四处走走，结识重要人物。”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确实做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从事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

1月18日，他在伦敦开设的关于社会重建的讲座与听众见面，从一开始便大获成功。讲座开始前夕，门票销售情况十分糟糕，罗素心情焦急，不停给朋友写信，邀请他们出席。许多朋友没有让他失望，成为固定听众，其中包括怀特海夫妇、贝尔夫妇、伍尔夫夫妇，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实际上也悉数到场。其实，听众人数相当可观，这些朋友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讲座受到热情追捧，实际上一度成为反战人士相聚的时尚去处。利顿·斯特雷奇说，“伯迪的讲座起到很大作用”：

给人提供很好的慰藉，让人耳目一新。人们趋之若鹜，每周都盼望出席。我自己也不愿错过任何一场。尽管我比大多数出席者年龄更大，昨天还是克服困难，去了人满为患的卡克斯顿大厅。讲座值得一听。

罗素非常兴奋，第一场结束之后告诉奥托琳，讲座的效果“超过预期，有一百余人出席，大多数都表示喜欢。”他第二场之后报告说：“讲座顺利进行，我现在有钱了。”讲座过半时，他告诉露西·唐纳利，讲座“获得巨大成功”，甚至可能开拓了一个新的职业。他说，讲座没有歪曲事实，旨在“让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新运动的核心人物，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鼓励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抗议，类似于“德雷福斯案件在法国所起的作用”。[8]而且，他还考虑了如何降低门票价格，以便让更多人听到讲座内容。他告诉奥托琳：“讲座起到的主要作用是，让人们看到希望。”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激励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让他感到恼火的是，在常常出席讲座的人当中，有的并不参与反征兵和反战的政治斗争。他在最后一场开始之前写道：

在最后一场中，我考虑让他们的感觉不那么舒服，办法是强调应该采取的行动。例如，如果他们赞成我说的话，他们就必须放弃直接或者间接支持战争的做法。你觉得如何呢？我不喜欢看到他们只是感到高兴，漫不经心，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而不是真的受到触动。

奥托琳出席了最后一场讲座，对卡克斯顿大厅里弥漫的那种氛围有完全不同的印象：

更确切地说，对所有讲座必到的所有怪人来说，那是一个滑稽的场所。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叫怀特船长。他有些疯狂，就两性和自由恋爱发表了长篇大论。他告诉现场听众，如果孩子出现在父母相爱的家庭中，他们就不会打架。互相敬慕的父母怎么会希望战争呢？接着，韦农·李站了起来，发表关于烟盒的冗长讲演，夹鼻眼镜左右摇晃。来自工艺美术运动的一名代表充满激情，发表了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声称工艺和美术足以消除任何战争倾向。伯迪一直坐在讲台上，表情痛苦，后来终于要求他们坐下。

罗素与奥托琳的态度不同，严肃对待怀特船长的发言。讲座结束几天之后，他将怀特船长的一封来信转给奥托琳，并且告诉她，“你将会看到，他和劳伦斯一样，对我持同样的敌视或者说反对态度”：

我认为，有些人与我在精神方面类似，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看来都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正是这样的感觉让你不像当初那样，给我足够关爱。我希望，你可以发现并且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让人产生强烈的孤立感。我在思想上认同的人几乎没有精神生活，或者一般说来，只有很少的精神生活。其他人发现，我在思想方面的表现无法忍受。我会觉得，我再次陷入病态之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只是希望找到问题的根源，以便加以理解。如果我无法克服这个障碍，我就难以获得多少成功。

在同一封信件中，他还回忆了1913年的情况，维特根斯坦当时对他提出了批评，起到毁灭性作用。他告诉奥托琳，那“是我的一生中出现的最重要的事件，影响了之后的一切”。他说，从那以后，“哲学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维特根斯坦起到了重要作用，超过了战争造成的影响”。战争让他有了新的、不那么难以实现的抱负，“在我看来，它可以与原来的理想相提并论”。“我的讲座让我相信，在新的抱负中，存在一种可能的生活和活动。所以，我希望安静地工作，觉得自己在工作方面心情淡定。自从维特根斯坦抨击我之后，这样的感觉第一次出现……我不知道，你以前究竟对此有多少了解。”他得出结论说，“在过去3年中，这是许多事情的根本原因。”

维特根斯坦的攻击带来了深刻影响，罗素尚未轻易地恢复过来。可能的情况是，无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劳伦斯，甚至还有怀特船长——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给罗素造成了严重创伤。在1915年9月攻击罗素之后，在接下来几个月中，劳伦斯继续给罗素写信，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给两人之间的友谊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害。后来，劳伦斯和弗里达搬到康沃尔居住。1916年1月，劳伦斯从那里致信罗素，语言热情而友好，催促罗素去探访他们。2月11日，他再次致信说，他一直着惦记罗素的讲座。“它们真的成功吗？真的充满活力吗？你真的感到高兴吗？或者说，你仅仅觉得兴奋而已？我希望了解相关情况，真的希望。”罗素对他的主动示好反应冷淡，也许这让他受到刺激。也许，劳伦斯甚至开始意识到，在很长时间里，罗素与他之间已经不再有什么血谊兄弟之情了。于是，劳伦斯开始另外一轮猛烈批评：

我不喜欢你的信件。你这样的生活方式究竟有何益处可言？我不相信你的讲座内容真的有什么可取之处。讲座几乎完了，对吧？

依然待在已经完蛋的船上，用那帮商人朝圣者的语言，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跳下船？为什么不让自己摆脱那样的表演？

目前，我们必须成为反叛者，而不是教师或者教士。你在关于教育的讲座中说，你对无意识并不表示多少赞同。这完全是一派反常言论。关于意识和意识内容的整个说法已是陈腐之辞——你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石磨。

必须割断和它的联系，割断你的意志，抛弃陈旧的自我。就连你的数学也仅仅是死去的真理。无论你将冷冰冰的肉剁得多么精细，你也不可能让它重新获得生命。

彻底停止研究和写作，让自己成为生灵，而不是机械工具。逃离整个社会之船。看在你自己的自尊的份上，成为微不足道之人，成为鼹鼠，成为崇尚感觉而不是思考的生灵吧。看在上天的份上，成为婴儿，不再当什么专家学者了，不用再做任何事情。看在老天的份上，以勇气的名义，一切从零开始，开始生活，成为完美婴儿吧。

……顺致爱意。停止工作，放下自我，鼓起勇气，成为生灵。

如果说以前的攻击让罗素感到绝望的话，这一次攻击仅仅让他感到愤怒。他写信告诉奥托琳，他给劳伦斯回复了“一封带着恶意的信件……要求他不要继续批评我——我必须阻止他，因为我发现，他的批评让我无所适从，总是提出我无法改变的东西”。在给奥托琳的另外一封信件中，他解释自己感到愤怒的原因是，劳伦斯“试图干涉我身上具有创造性的本能。他无法理解这一点，仅仅起到破坏作用——这是一种自我防卫性愤怒”。即便如此，他依然表示：“我希望自己写信时没有那么气愤。”最后这一点不安显然是多余的。在劳伦斯看来，以愤怒的言辞、刻薄的方式互相伤害是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肯定不会给友谊形成任何障碍。例如，劳伦斯怀着看似无法动摇的信念，在上述信件中坚持认为，他和罗素依然是“兄弟”，罗素应该搬到他和弗里达附近来住。罗素在信件中怒火万丈，显然旨在表明两人之间的分歧；但是，劳伦斯在回信中似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言辞显得非常轻松（“你是否要做学校教师，并不尊重人的权利，还在生我的气？”），仍然敦促罗素到康沃尔去。可能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月甚至数年过去了，劳伦斯没有收到罗素任何信件。那时，劳伦斯才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是朋友，更谈不上什么兄弟了。[9]

最后一讲结束之后一天，奥托琳首次见到艾略特夫妇。他们和奥托琳的丈夫菲利普一起，到索霍的一家餐厅吃饭。根据奥托琳的记载，“那次聚餐搞得并不好。”艾略特本人行为非常拘谨，维维恩给奥托琳的印象是，“属于宠坏的小猫”的类型，“最多算得上二流，女性特征过于突出，逢场作戏，言辞幼稚，急于显示她‘占有’了伯迪。我们离开餐厅时，她径直奔向他，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和他手挽手一起走”。奥托琳觉得，“她行为糟糕，让自己深受冒犯”。次日，罗素和艾略特夫妇一起，出席了在贝德福德广场举行的一次规模更大的聚会。根据奥托琳的记录，那是“一次开心的茶会”，但是她对艾略特夫妇依然没有什么好感。几周之后，罗素首次将艾略特领到加辛顿。奥托琳发现，艾略特“枯燥乏味，枯燥乏味，枯燥乏味”：

他说话时嘴唇一动不动，声音有气无力，没有抑扬顿挫，这让我觉得，他从里到外都单调乏味。我不禁感到疑惑，他发表的那些带有神经衰弱者特征的奇怪诗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的新英格兰清教徒传统和家庭教育来的吗？我觉得，他已经丧失了所有自发性，只能借助刺激或者狂暴情感，打破循规蹈矩的心态。

艾略特到加辛顿的那个周末，他本应动身返回美国，到哈佛大学去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罗素给艾略特的父亲拍电报，让艾略特躲过那场考试。电报全文如下：“目前乘船十分危险。即便可以立刻获得学位，也不值得去冒生命危险。强烈建议，电告汤姆不要成行。”艾略特的父亲承认，自己“对罗素教授在电报使用的语言不太满意”。他的母亲写信告诉罗素，她“肯定，您在各个方面将会施加影响，让我儿子选择哲学作为终生职业”，并且证实说，她本人“绝对相信，他选择哲学，而不是自由诗”。至少可以说，罗素的干预暂时达到了目的，让艾略特留在了伦敦。

罗素出面干预的原因在于，维维恩在3月下旬病了，担心艾略特将会返回美国。她确信，如果艾略特离开，他乘坐的海船将被德国潜艇击沉。在举行讲座期间，罗素形成了固定做法，每周见维维恩两次，共进午餐或者晚餐。虽然她继续让他迷恋，他也继续送给她大量礼物，他那时已经开始慢慢疏远她，后来几乎用了2年时间才完全脱身。罗素的讲座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其一，大大改善了他的财务状况；其二，获得了人们的很多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3月，讲座接近尾声，罗素恢复了前一年夏天被劳伦斯和奥托琳剥夺的许多信心。罗素后来承认，维维恩在他重拾信心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然而，正是因为维维恩成功发挥了作用，他对她的需要将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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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2年5月24日，在写给出版商斯坦利·昂温的信件中，罗素强调了两点：其一，“这个故事其实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郊区的撒旦》这个标题并不理想。其二，这个故事的标题“其实应为《这里制造的恐惧》”。故事强调说，马拉科的邪恶是内在的。我们可以想象，罗素在此所用的“这里”一词其实要么是他切身感受之言，要么是他精心思考之语。

[2] 为了让他的这个角色有一个以字母“E”开头的名字，罗素不得不中断他在介绍角色时采用的严格的字母顺序。在Abercrobie（阿伯克隆比）先生、Beauchamp（比彻姆）先生和Caraveright（凯特莱特）先生之后，下一个角色的名字本应以字母“D”开头。

[3] 就我提供的理由而言，肯尼思·布莱克维尔明确地反驳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参见本书第510-514页），解释了罗素给森考特所说的这一番话。这让罗素摆脱了直接说谎的嫌疑，认为罗素并不否认他与维维恩发生了性关系，仅仅否认两人关系真的亲昵这个说法。这种诡辩之辞是否可以为罗素的不诚实态度起到开脱作用呢？这不过是不同看法之间的差异而已。事实是，罗素确实与维维恩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在写给森考特的信函中，在他的《自传》中，罗素看来以极端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以反常方式——急于进行掩饰。

[4] 在吉尔伯特·默雷的压力之下，罗素收回了那项谴责，但是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罗素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吉尔伯特·默雷确实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帮助，政府不仅提供文案支持、办公场所和研究援助，而且还花钱发行了50000册（参见《论文选集》，第13卷，第204-205页）。

[5] 其实，那个房间很小，比衣帽间大不了多少，“空余房间”的说法过于夸张。那一安排从1915年9月开始，同年12月结束。在那段时间中，艾略特如果没有在海威科姆留宿，就在套房的过道或者客厅里睡觉。艾略特的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评论说，那种做法“间接表明，他们缺乏已婚夫妇应有的隐私空间”。

[6] 在《个人备忘录》中，罗素的表述更直接一些。他在谈到奥托琳的情况时说：“她1915年搬到加辛顿居住之后，她给予我的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她给予其他人的越来越多。”

[7] 罗素在此考虑的主要是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这一点他在第一讲的开头明确阐明，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在该书出版时，它被删除了（参见《论文选集》，第13卷，第296页）。

[8] 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诬告军官A．德雷福斯。1894年9月，情报处副处长亨利诬陷德雷福斯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以间谍罪加以逮捕。1894年12月22日，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军事法庭判处他终身监禁，送往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1月14日，作家E左拉在《震旦报》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呼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广泛开展，法国社会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两大阵营。——译注

[9] 到1916年12月为止，劳伦斯改变了对罗素的看法，认为罗素不再是同胞兄弟，不再是“拉那尼姆”的潜在招募对象，而是与“剑桥大学、洛斯·狄金森、年轻改良者和费边主义者沆瀣一气”，是“那个暮气沉沉的团体”成员。那些人“给我们带来疾病，而不是带来希望”（参见劳伦斯1916年12月11日写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件）。

第十六章　靡菲斯特

在卡克斯顿大厅举行的讲座取得成功，给罗素的人生带来了持久的巨大影响。它激发了他施加政治影响的新的宏大抱负，鼓励他不再将自己视为单打独斗的反战宣传者，而是引导大量舆论的领袖，甚至可以起到预言家的作用。它还显示，他可以在学术圈子之外存活下来，甚至蓬勃发展。他可以让观众自掏腰包，购买门票听讲座——观众想要的既不是通过考试的点子，也不是某种技术性论题的指导，而是“人生哲学”。这在他身上激发出了目的感，甚至可以说权力感，几乎让他如痴如醉。1916年2月，他写信告诉露西·唐纳利：“关于人生哲学，关于政治，我可以阐述重要的观点，阐述某种符合时代的东西。”他告诉她，世界需要新学说，年轻一代已与旧传统决裂，需要得到指引。他站在年轻人一边，他的哲学思想中没有“保留迷信之辞和陈规陋习的东西”。他处于理想位置，可以提供新学说。

他告诉露西·唐纳利，他觉得旧生活与新生活之间，出现了“明显分裂”，其差异越来越突出。3月的一天晚上，讲座结束之后，他返回三一学院过夜，发现那里的氛围非常压抑，让他无法忍受。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这个地方现在让人抑郁，超过了我的忍耐限度”：

学院死气沉沉，只有少许印度人和面色苍白的和平主义者；年轻人离开了，嗜杀的老人们蹒跚而行，露出了大获全胜的神情。士兵们在院子里住宿，在草坪上操练；好战的教区牧师向他们竭力鼓吹战争，非常响亮的声音从大厅的台阶上传来。夜晚，整个剑桥堕入黑暗之中；与这里的情况相比，伦敦一片光明。我喜欢的一切都死了，至少目前如此；我难以相信，它将来是否可以重现生机。没有人考虑学术，没有觉得学术有什么重要意义。我的思绪离开外界的僵死状态，进入自己内心的僵死状态。我在书架上寻找数学著作和哲学著作。它们曾经让人充满希望和兴趣，现在一点也不能打动我。我已经完成的工作显得微不足道，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毫不相干。

他的假期将要结束；5月，他将按照要求返回剑桥，重拾教鞭。但是，伦敦讲座让他进入了陶醉状态，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很难让他感到满意。在实现他的目标宏大的新抱负的过程中，在传递“符合时代”的讯息的过程中，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超过了三一学院的讲师职位可以提供的东西。

在后来的日子里，罗素强调了那场战争给他带来的变化，喜欢将自己说成“不信神灵的浮士德，那次大战代表了靡菲斯特”。然而更确切地说，实际情况是，那场战争给了他追求目标。他将努力成为靡菲斯特，以便具有力量，唤醒人们头脑中的新思想，新欲望，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正如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所说：“我希望的其实是改变人们的思想。在我的人生中，拥有改变人们思想的力量是我个人的主要愿望。”

也许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一点，或者说也许是因为他长着尖耳朵，笑起来像魔鬼，在反征兵团体——他1916年春天开始为该组织工作——中，同事们给他取了“靡菲斯特”这个绰号。从许多方面看，这个绰号都显得十分贴切。

从1月到3月，罗素一直忙于讲座事务。在那段时间中，反征兵团体已经成为新近出现的一场运动的中心，具体目标是反对《兵役法》，总体目标是反对战争。该组织于1914年11月成立，进行宣传活动，反对征兵。《兵役法》实施之后，它起到中心的作用，集中抗议和表达异议的力量，鼓励人们公开反抗该项法律，并且代表这样做的人士的利益。1916年通过了《兵役法》，突然将18至41周岁的所有单身男子纳入服役范围。可以这么说，它将全国所有年轻的单身男子，悉数列入了军队的名单。但是，此举以反常的非自由主义的方式，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为了克服对此项法案的疑虑，《兵役法》包括一项所谓的“道德条款”。根据该条款，在道德上反对屠杀同胞的人可以免于服兵役。免除兵役的情况分为三个类：第一类，绝对豁免；这很少基于道德原因实行，但是通常留给被认为由于医学方面的原因不适合服役的人。第二类，免于参加战斗，这类人员需要被分配到非战斗部队，有的派往法国，有的在后方服务，担任挖掘战壕之类的工作。第三类，因为担任重要的国计民生工作，例如，在农场或者工厂工作，免于服役。

反征兵团体中的许多人认为，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区分非常重要，其差别在于，一个是为军方工作，另一个是以平民身份工作。许多人倾向于接受可供选择的服务，只要涉及的工作是民用的，而不是军事的就行。但是，直到1916年夏天，拒服兵役者才获得了第三类豁免。在整个4月和5月，人们普遍认为，绝对豁免的唯一替换方式是非战斗性服务。

从某些方面说，这一道德条款给人的印象是，政府向自由主义价值做出的一些妥协。但是，负责实施的部门是军事法庭，其组成人员总的来说敌视“拒服兵役者”，觉得大量征兵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所以，该条款付诸实践的例子很少，其自由主义意义在实践中与理论上往往截然不同。尽管该条款存在，许多自认为拒服兵役者没有得到豁免，被政府强制招募。

反征兵团体的人认为，道德条款提出了某种问题。对大多数成员来说，任何支持战争的强制性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其中包括反征兵团体创始人芬纳·布罗卡维，以及时任该运动主席和公认领袖的克里福德·艾伦。他们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是绝对豁免，于是鼓励其成员不仅拒绝战斗，而且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替代性服务。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的人，例如，克里福德·艾伦，被送进监狱，并且常常受到极端严酷的惩罚。经过一定时间以后，这一做法削弱了反征兵团体成员的决心。到了那年年底，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绝对豁免”的立场有所松动，转而赞成某种形式的替代性服务。但是，在1916年最初几个月中，反对任何形式的兵役的理念发出了富于激情的呼吁，形成了一个让罗素看到巨大希望的运动。它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要求结束征兵，甚至并不局限于要求结束战争，而是终结军国主义本身。

罗素忙于讲座事务，直到3月才积极参与反征兵团体的活动。但是，他一直密切并且几乎以嫉妒的目光看到，反征兵团体领袖们引导广泛存在的强烈的反征兵情绪，将其转变为一场自觉、有效的抗议运动。就其活力和道德激情而言，该运动类似于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谈到的世界需要的那种新信仰。他2月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渐变过程，恰如新宗教的创始阶段。”他十分希望投入其中。“我感受到军事法庭上那些法官们制造的恐怖，感受到他们起诉他人的欲望。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我羡慕遭到他们起诉的人。我不能承担责任（当时，罗素43岁，刚刚超过征兵的适龄范围），这是令人气恼的。”

在剑桥大学新学期开始之前的数周空闲时间中，罗素利用他可以挤出来的全部时间，支持反征兵团体的工作。他以“准”会员（正式会员必须是承担兵役义务的人）的身份，参加活动，与凯瑟琳·马歇尔（他在参加妇女参政活动时认识的一位精力旺盛的宣传人员）一道，成为准会员政治委员会的创始人。他们通过开展宣传活动，施加政治压力，争取废除《兵役法》。罗素与若干具有影响力的朋友（即便在征兵危机期间，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也是加辛顿的常客）一起，在全国范围内赢得反战鼓动者的名声，参与政治活动。罗素在反征兵团体中的价值立刻得到了赞赏和肯定。

罗素对该运动的热情——至少在最初的日子里——几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4月7日和8日，反征兵团体在伦敦的德文郡大厦召开会议。罗素出席会议，在与会的2000名代表的信念和热情中，看到了富于激情的虔诚的反战态度，与战争开始以来他期望的完全相同（这让人想到他曾经抱怨说，他见到的和平主义者不是那种将兑换银钱之人赶出圣殿的人）。他非常高兴，4月9日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参加了反征兵团体举行的会议，两天两夜极度兴奋，刚刚返回，立刻给你写信”：

这是非常美妙的两天，是战争爆发以来最鼓舞人心、最高兴的两天，让我重新有了希望和信念。

……那些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极佳，不愿意接受任何带有妥协意味的主张。他们思维敏捷，才华横溢，语言犀利，精力旺盛。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勇敢者，具有真正的宗教虔诚，一点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成分。他们并不寻求殉教行为，但是愿意坦然接受它。我确信，哪怕面对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之中至少有一半人不会退让半步……我真的相信，如果他们不让步，他们将会打败政府，废除《兵役法》。我无法给你描绘和这些人一起工作让我多么开心，这是一种真正的愉悦，整天也不消退。我觉得，任何困难都无法打败他们。

面对与会代表，罗素本人“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同情态度”，引起了热烈欢呼。但是，他没有听到其中一些人的发言。其原因在于，一个遭到逮捕的年轻人被保释出来，罗素和其他几个人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兰伯思，迎接他走出监狱。他被带到了会场，受到人们的热烈鼓掌欢迎。在罗素看来，最重要的是，“他说他们逮捕他时，他正在阅读我写的一份时事评论”。

从一开始，奥托琳就坚定地支持罗素的反战立场，并且向拒服兵役者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罗素全神贯注地参与反征兵团体的政治活动，这一做法将会成为另外一种力量，让他与她渐行渐远。然而，她最初支持他的活动，在4月曾说，罗素“对反征兵团体的事情很感兴趣，谈到那些人时非常亢奋，眉飞色舞”。几周之后，她在日志中写道：

伯迪星期五来了，非常高兴，说的事情都与拒服兵役者相关，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倾注全部力量，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让心情变坏的剩余力量。这种情况让他很开心，我希望它长期维持下去。我觉得，如果他保持现在这种热情，他真的可以成为一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可是，罗素的新同事们其实不属于奥托琳乐于自然相处的类型。她描述说，罗素“认为，他们真的很不错，我肯定他们是这样的人”，显露出屈尊俯就的意味。后来，她见到了克里福德·艾伦，觉得他“相当俗气”。罗素也发现了他与奥托琳之间的差异。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确实非常佩服与我共事的年轻人。当然，他们在内心生活方面并非与我志同道合。他们充满活力，非常重要，拥有某种非常了不起的品质……但是，他们并不追求完美——他们看到了走出地狱的通道，但是看不到进入天堂的路径。”

在那段时间中，找到走出地狱的通道是罗素的中心任务。他愿意最终将自己的朋友抛在后面，将自己原来的理念抛在后面。他参与反征兵团体的活动，这促使他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曾经拒绝加入独立工党，觉得该党过于左倾。但是，在伦敦举行的那次反征兵团体会议之后不久，他出席了独立工党在纽卡斯尔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发现，该党显得不够激进，这让他感到沮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觉得颇为可笑。他告诉奥托琳：“我发现，我现在将独立工党视为正规的自由主义者，视为不温不火的中立分子。他们使用民主辞令，掩饰自己无所作为的面目。我的变化也是如此。”

他出席了在德文郡大厦举行的会议之后，表现出了第一波热情，扮演了该运动宣传者的角色，竭力让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为反征兵团体的事业服务。首先，他给《国家》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件，描述反征兵团体举行的会议，态度极度兴奋，类似于在写给奥托琳的这封信件中表现出来的状态。他以非常煽情的言辞说，反征兵团体的成员“是一批自发聚集的年轻人。他们相信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愿意坚持这一信念，甚至面对死亡也在所不惜”。接着，这封信件概括描述了与会代表，认为他们具有“优秀英国人的所有品质——不乏幽默感，办事能力强，决心很大，意志坚强”：

而且，除了这些品质之外，他们还拥有更加罕见的宝贵东西。他们与布莱克一样，是具有理想的人，希望“在英国的可爱的绿色土地上，建立耶路撒冷”。

罗素宣称，假如布莱克或者雪莱那时在世，他们两人肯定会出席那次会议。“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可能会要求，他们两人不要再说这些令人恶心的废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两人么可能遭到逮捕，要么被关进军事监狱的单人号房中。”罗素说，那些人以及他们从事的运动是不会被打败的：

当权者们不要犯错。出席会议的人都有坚定信仰，随时准备作出牺牲，其行为至少可以与为国捐躯的士兵们相提并论。如果有谁要起诉他们，他们将愉快地成为烈士，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接着，这封信件为反征兵团体拒绝替代性服务的做法进行辩护，提出的理由是：“希望和平的立场是他们可能为社会提供的最佳服务。”

在与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吉尔伯特·默雷的通信中，罗素被迫详细说明他说的这番话的意思。在一批自由主义人士中，默雷非常著名。那批人支持战争，但是希望看到，以尽可能人道的方式，对待拒服兵役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默雷发出呼吁，希望将那些拒服兵役者置于政府行政部门——而不是军事部门——的管理之下。换言之，他支持他们参与一项计划，以某种形式提供替代性市政服务。因此，在他看来，反征兵团体排斥一切形式的替代性服务的做法“起到了破坏作用”（他在写给罗素的信件中如是说）。默雷问罗素，他是否形成了任何正面建议，以便以人性化的方式实施《兵役法》？“或者说，你是否仅仅希望通过鼓动来破坏这个法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让那些拒服兵役者忍受牢狱之苦；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实施死刑。”

对于这个问题，罗素没有现成的答案，而且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动摇不定的态度。他的主要兴趣是，将反征兵团体视为一种力量，具体目标是反对那场战争，一般目标是反对军国主义。从这一点看，废除《兵役法》是重中之重，超过了缓解拒服兵役者的个人痛苦的需要。实际上，按照默雷的想法，《兵役法》可以用比较人性化的方式实施；但是，罗素认为，这将降低它所激化的愤慨，是一种倒退之举。他在写给《国家》的信中说，拒服兵役者所受的痛苦具有极大的反战价值，“对于他们面对的起诉，我无法让自己完全表示遗憾”。但是，看到他喜爱和佩服的“优秀年轻人”遭受痛苦，面对潜在的死亡，他也无法接受。在回答默雷的信件中，他后退一步，不再说“就和平立场而言”，他不接受任何妥协。而且，他还宣布，他和反征兵团体的主要目的不是废除《兵役法》。他告诉默雷：“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自己不参与我们视为犯罪的行为。”所有形式的替代性服务都可被视为参与战争的行为，因此反征兵团体排斥替代性服务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态度，能够进行逻辑思考的人都可以接受这一点”。

默雷自然没被说服，于是继续研究，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将征兵与个人的道德自由结合起来。罗素曾经试图向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解释反征兵团体的立场，结果也没有取得进展。怀特海作出回应，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为征兵进行辩护。怀特海写道，“我认为，在收税和个人服务两个方面，国家有权实施强制措施”：

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所有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观点，例如，克伦威尔、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家、林肯、J．S．密尔等等。你曾经也佩服他们；我从不怀疑与你的基本分歧。

一方面，怀特海承认，“让人违心做事总是一种邪恶之举”，例如，他认为教友派信徒应该得到豁免；一方面，他“不会豁免以良心为借口而逃避兵役的人”。总的来说，他认为“拒绝服兵役的人是在规避一种令人痛苦但是需要直接承担的义务”：

现在，每天有一万人被送进战地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人说，他们自己将被关进监狱，希望我对此感到震惊。他们的做法不会让我表示多大同情……坦率地说，这样的强烈抗议令人不齿。

怀特海身为父亲，亲儿子正在军队中服役，竟然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这让罗素觉得糟糕透顶。顺便说一句，在战争时期，罗素希望成为父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罗素曾以辛辣的笔触指出，有的人似乎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战死沙场。罗素面对当时的情景时，心里痛苦万分：心爱的诺思·怀特海正在东非作战，但是诺思的父亲看来以满意的心情，看待儿子作出的牺牲。

针对这种愿意看到年轻人走向死亡的态度，罗素心里强烈反感，只能在他的宣传文章中将这样的心境表现出来。他向奥托琳说过，他的“冲动是撰写辛辣的文章，抨击那些从自己的儿子的死亡中得到快感的人，然而这样的冲动无法直接表现出来”。4月20日，一封署名为FRS的读者来信——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作者是罗素——出现在《工党领袖》上，以类似于斯威夫特的讽刺文章的格调，发泄了那种冲动。FRS建议，年满21岁的男孩应被分为三类：第一类应被关进毒气室，让他们以无痛方式死亡；第二类应被砍掉胳膊或者大腿，或者挖去一只眼睛；第三类“应被日夜暴露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让他们的神经受到损害——精神失常，无法讲话，内心盲目，两耳失聪。这样，男孩们可以免于服役，在未来构成这个国家的男性群体”。他宣称，人们立刻可以看到，这项计划“非常人性化，非常经济，其作用超过目前进行的战争”。

罗素的态度从愉悦的乐观转向极度尖刻，其原因主要在于，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拒服兵役者可能面临的命运，意识到那场运动表现出来的脆弱性。他开始受到这个想法的困扰：军事当局把拒服兵役者送到前线之后，在法律上便有权声称，他们违抗命令，应被枪决。在吉尔福德，有人问征兵主任，拒服兵役者如果违抗军令，将会面对什么处罚？该主任回答说：“最终可能被枪毙。”这一消息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证实了来自军队的谣传——政府的意图就是如此。这个可能性让罗素寝食难安。他在给默雷的信中写道：“他们的命运与其他逃兵一样，最后以出现在伤亡名单上告终；公众不会知道他们是如何死去的，你也不会相信政府的说法。”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他描述了他推测的最糟糕的情况：“如果政府决定枪毙这5000余人（从法律上说，政府完全有权这样做），这将彻底摧毁这场运动。我认为，劳埃德·乔治完全可能这样做。”

那封信件是罗素有机会见到劳埃德·乔治（时任军需大臣，不久便担任陆军大臣）之后写的。劳埃德·乔治邀请克里福德·艾伦、凯瑟琳·马歇尔和罗素在沃尔顿希思共进午餐，讨论替代性服务问题。那次见面彻底打消了罗素的乐观看法。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报告说：“我得到印象是，劳埃德·乔治预计，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他对整个战局的看法非常令人沮丧；而且，他显得冷酷无情。”罗素以前以为，反征兵团体成员“将会挫败政府，废除《兵役法》”；这时，他的看法比较悲观，认为“只有在他们遭遇很大磨难之后，公众舆论和政府才可能放过他们。”

罗素的工作重点有所改变，从试图说服反征兵团体中的自由主义人士，转向宣传拒服兵役者遭受的苦难。4月15日，他写了一份传单，标题为《不愿违背良心者被判两年苦役》，报道了来自圣海伦斯的教师欧内斯特·埃弗里特的案子。埃弗里特以拒服兵役者的身份，上诉当地军事法庭，但是仅仅被免于战斗性服役。他拒绝在非战斗部队中服役，结果遭到逮捕，因为违抗命令，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服2年苦役。罗素写道：“他正在进行的是传统的反对宗教迫害的自由之战，其精神堪比历史上的殉教者们。您是与那些施害者们为伍？还是站在遭受谩骂、忍受精神和身体痛苦的维护良知的人们一边？”这份传单宣传效果明显，反征兵团体印刷了一百万份，在全国各地广泛散发。

5月，政府实施了一项新的征兵法令，规定已婚男性与未婚男性一样，也有服兵役的义务，进一步激化了关于征兵的冲突。那时，罗素已经回到剑桥大学——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他在该校任职的最后一个学期；差不多要过了30年之后，他才能重拾教鞭。5月2日，他第一次上课，面对的只有6名男生，2名女生。他告诉奥托琳，他预计其中的5名男生在两周之内将会遭到逮捕。在那样的氛围中，他难以回到原来的状态，无法思考深奥难解的技术问题。那年夏天，心灵协会和亚里士多德协会联合会——英国学术哲学人士最重要的聚会——在牛津的曼彻斯特学院举行会议。即便在那次会议期间，他提交的论文除了讨论哲学之外，也没有忘记反战宣传。论文的题目为《国家的性质与外部关系》，呼吁削减民族国家的主权，倡导建立一个“唯一拥有武装力量的”世界国家。根据各个思路，文章几乎以毫不隐讳的方式，认为拒服兵役者有权公开反抗不公正的法律：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的人拥有更多的人性或者更多的睿智之见，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国家的目的无法得到这样的人士的认可。如果这样的人拥有勇气，他们可能不难发现，自己不得不与国家对抗。他们持有不同的个人判断，任何强迫他们服从的理论都会剥夺他们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

罗素那时认为，抵制国家远比讲授数理逻辑重要，眼巴巴盼望学期在6月10日结束，以便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反战宣传活动。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说，他确信，“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和平宣传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大约一周之后写道：“我非常希望鼓励这个国家的人参加一场停止战争的宣传活动。”罗素已经制订计划，将在反征兵团体的赞助之下，到南威尔士进行巡回演讲，呼吁立刻开始和平谈判。

但是，在该计划实施之前，罗素有了机会，公开展示他的真诚信念：“有的人拥有更多的人性或者更多的睿智之见，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以他们有权抵制国家。

5月8日，他写信告诉海伦·弗莱克斯纳，他“非常习惯与政府意见相左，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举……假如我是工人，我早就被关进监狱了。我目前依然自由，而且我敢说，我将保持这样的状态——但是，我根本不在乎自己入狱服刑”。几天之后，他了解到，在威尔士，有人因为散发他撰写的关于欧内斯特·埃弗里特的传单，已被政府判刑，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证实。他问奥托琳：“他们为什么会放过我一个人呢？”5月17日，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实际上恳请让自己遭到起诉：“我希望让大家知道的是，我是那份传单的作者。如果有人遭到起诉，我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人。”

面对这种公然挑衅，英国检察长反应迟缓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罗素让自己遭到起诉的希望直到5月30日才得以实现。那天，两名警察出现在他在三一学院的房门前，递给他一张传票，列出的理由是“阻碍征兵、破坏纪律”。他告诉奥托琳：“这正是我期望的东西……我渴望得到这种机会。”案子的审理定于6月5日在宅第大厅举行，由伦敦市长亲自主持，仅仅给了罗素几天时间，让他准备“辩词”（实质上是一篇宣传讲稿，后来被反征兵团体用作一份宣传材料）。6月3日，他完成稿件，立刻送到反征兵团体打印。讲稿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他撰写关于埃弗里特的传单的目的，不是妨碍征兵或者破坏纪律，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变该项法律；如果这一点不能实现，他将谋求管理方面的变革”。他在讲稿的结尾呼吁，应该维护精神价值，对抗军事价值：

人具有的最高尚的东西是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让人按照自己的正确观念，坚定地面对整个世界。如果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被视为社会的危险分子，而不是社会最宝贵的遗产，对此我决不会默从。我将对检察官说，你不可能击败这样的人；你不可能让他们的证言变得无用。如果你通过强迫手段压制一个人，一百个人将会受到鼓励，继续他未竟的工作。你自己最终将会改变观点，摆脱禁锢，发现这一点：面对不屈不挠的爱意的力量，这个世界包含的所有物质力量都将无能为力。

在法庭上，他甚至在市长失去耐心之前，当面说了“你不可能击败这样的人”。市长告诉罗素，“你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给了你大量自由发言的机会”。但是，“其实你发表的是政治演讲”。他判定，罗素犯下了起诉书所述的罪行，罚款100英镑，支付10英镑诉讼费用。此款项8天之内付清；否则将被监禁2个月。罗素就判决提出上诉，6月29日被驳回。罗素并不期望其他结果；他按照反征兵团体的做法，仅仅尽量拖延这个过程。他拒绝支付罚款，已经做好坐牢的准备。但是，结果他被剥夺了这个机会。他的家具和书籍被警方没收，然后进行拍卖。如果拍卖所得不够支付罚金，他将会遭到监禁。在拍卖会上，菲利普·莫里尔带领罗素的一批朋友，购买了他的大多数没收物品，一是确保拍卖所得金额足以支付罚款，二是确保他的东西悉数归还。

罗素完全享受审判，享受审判给他带来的机会，以便宣传反征兵团体的主张（在准备辩词的过程中，他写信告诉奥托琳，“自从参加了反征兵团体的活动以来，我的生活一直充满快乐”）。但是，那次事件产生了极大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判决下达两天之后，也就是他提出上诉之前几周，外交部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拍了一份电报，声称根据《领土防卫法案》，罗素被判有罪，不能获得护照。“请将此事转告哈佛大学校长。”外交部盯上罗素已经很长时间了。在罗素给《泰晤士报》写信之后，外交部的牛顿勋爵在他的同事中传话说，他认为罗素“是我国最爱搞作剧的怪人之一”，让这样的人去美国将是愚蠢之举，并且责问，为何罗素没有受到指控？外交部的其他人也持相同看法，其中的一位写道：“我认为，当前和平谈判气氛浓厚，他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将是灾难性的。”

就在外交部内部讨论了他的问题之后，罗素立刻收到出庭的传票；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后，外交部随即采取了行动。鉴于这两点，看来完全可能的是，内政部起诉罗素的决定并不是对他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的直接反应。更准确地说，该决定是在外交部施加压力之下做出的。换言之，审判他的目的正是为了提供一个借口，拒绝给他发放护照，从而阻止他在美国进行反战活动。正如罗素收到哈佛大学的邀请时给奥托琳所说的，美国之行将给他提供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让他宣传和平主张。英国政府肯定深知这一点。

7月7日，罗素收到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伍兹寄来的英国大使写给该校校长的信件的副本。信件声称：“罗素因为撰写了不受欢迎的时事评论，根据《领土防卫法案》，被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给他发放护照，不允许他离开英国。”罗素这时才知道外交部不给自己发放护照的决定。罗素告诉奥托琳，从个人角度看，“唯一的损失是金钱”。不过，他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讨厌流放的想法。但是，这个决定是专制的做法，你无法想象我多么愤怒。我想借题发挥，希望向世人指出，我本来准备去讲授逻辑学；英国政府认为，逻辑将使美国反对我们英国。

在写给伍兹的回函中，他使用的语气挖苦意味甚至更加明显。他告诉对方，“我的全部罪行是，我曾经说过，对拒服兵役者而言，在监狱中的两年苦役是过度惩罚”：

从那以后，同样行为受到的惩罚是死刑或者10年赎罪苦行。如果有人觉得，在出现这类事件的情况下，我会闭口不说，那简直就大错特错了……这封信件肯定不会送到你手上，但是邮件审查员会发现，它很有意思。

关于最后一点，罗素的预计没有错：他的这封信件没有送到伍兹手中，而是被内政部拦截下来了。正如他在信件结尾处所说，“目前是疯狂时期”。

就在知道自己不能前往哈佛大学的消息之后几天，罗素收到了三一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寄来的以下信件：

亲爱的罗素，

我有责任通知你，院务会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根据《领土防卫法案》，罗素被判有罪；该判决已在上诉审理中得到确定；据此，撤销他在本学院的讲师职务。”

看来，伺机报复的并不仅仅是外交部。三一学院的年轻院士们上了前线，罗素与管理学院的那帮“嗜杀的老人们”的关系恶化。这时，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划出了一个句号。

在学术界，三一学院做出的开除罗素的决定激起了很大愤慨，并不赞成罗素的反战立场的人纷纷致信罗素，表示同情和支持。许多人表达了罗素在写给G．H．哈代的信中提到的这个观点：“如果思想自由被三一学院排除在外，就别指望在大英帝国有什么思想自由了。我国完全有理由关门，将自身从文明国家的名单上撤下来。”哈代本人立刻发起了一场活动，希望让三一学院请回罗素。他并且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罗素告诉哈代：“我觉得，即便三一学院餐厅的高桌子可能忍受我，我也不会再忍受它给人的那种沉闷感觉了。”

罗素告诉奥托琳，“三一学院居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令人感到悲哀”；反过来说，他被驱逐也是一件好事：“它让尘埃落定。”他终于像1年之前劳伦斯敦促的那样，与所有形式的传统的体面观念分离，成为漂浮不定的反叛者。他1年之前曾经写道，如果他“摆脱了体面观念”，他的力量将会增加10倍。现在，原来的体面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他发现自己的预料是正确的，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正面能量。他告诉奥托琳，“我觉得，我处于新生之门；最近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找到了自我”：

我现在拥有镇定和理智，不再觉得自己的内心力量没有释放出来——那种状态曾经让我饱受折磨。我不在乎当局怎么对待我，他们是无法长期阻挡我的。以前，我要么觉得它邪恶，要么被动地屈从它；现在，我觉得自己非常积极，对自己从事的活动十分满意。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不和谐的东西，没有过去常常令人感到困扰的东西。

在那段时间，他置身学术圈子之外，从事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暂时觉得找到了归宿。战争结束之后，他也许“像阿贝拉德那样”，能以独立教师的身份谋生：

我可以当教师，为渴望得到知识的所有工人服务。这样的人在全国很多，我总是遇见他们。我在自己出席的那些会议上了解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阅读了我的《哲学问题》，这真的令人吃惊。我打算以这种方式，过一种美妙无比的自在生活，思考政治理念，但是避开学校同事之间的钩心斗角。我希望向所有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号召，希望他们加入拒服兵役者的行列。那样的人很多。想一想吧，我可以创立一种不受国家控制的新的自由教育体系！存在无限的可能性——财务是唯一的难题，然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可以付出所有的热情、智慧和生命。

三一学院院务委员会根本没有起到惩罚罗素、破坏他的职业生涯的作用，反而坚定了他对自己的职业选择的信心。他将成为受人欢迎的讲师，成为影响公众舆论的人物。反征兵团体已为他们的“靡菲斯特”拟定了计划，秋天请他开设巡回讲座。它们“类似于我春天在卡克斯顿大厅开设的讲座，但是更大众化，同时在六个城镇中举行，听众免费入场。费用由当地的教友派信徒承担，每个城镇支付我100英镑！我从各个方面都喜欢这个计划，期望它取得圆满成功。”

但是，他同时还需要实施春天设想的计划，在南威尔士开展“停战”宣传活动。那一轮巡回演讲在1916年的头三个星期中举行。罗素在许多人出席的集会上讲话，呼吁立刻进行和谈，有时在露天场地，有时在大厅里面。他的信息是：“可以实现体面而且稳定的和平，但是政府态度骄傲，从中作梗。现在，人们应该提出和平要求，让政府听到自己的呼声。”对他的审判引起的宣传效应起到了保证作用，他的所有宣讲都有大量观众到场。他颇为惊讶地发现，他的宣传活动得到广泛支持。第一次讲演在塔尔波特港的露天广场上举行，大约有四百余人出席，他发现听众“表现出一致的同情心”。那天晚上，他在布里顿渡口的一个大厅里发表讲话，现场座无虚席，“他们一个个热情高涨，给了我极大鼓励，让我在前所未有的状态下发言”。那次会议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赞成立刻举行和平谈判。该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可能只有两个身穿便服、正在记录的人表示弃权”。

那次会议之前几天，索姆河战役开始。众所周知的是，战斗第一天伤亡惨重，数量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大突破已经迫在眉睫。人们觉得，在那样的时刻，讨论和谈事宜尤其愚蠢。罗素高兴地发现，南威尔士人（不管怎样说，听他演说的人）并不赞同这个观点：

无须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没有任何欺骗，只能说出自己心里的全部想法。我本来觉得，大进攻可能让他们感到激动，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罗素确实直抒己见，并不在乎这个事实：他所讲的全部内容都被两个便衣警察一一记录下来。当然，他那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他写道：“我觉得，自己几乎肯定会在监狱里度过冬天，然而我自己不应有过多顾虑——我待在监狱中也不会浪费时光。”

7月6日，他在卡迪夫举行的会议之后写道：“警察记录了我所说的每一个单词。我可以确定，他们将以我的讲话为由找麻烦。”实际上，在现场记录的是一名新闻记者，但是所记录的东西最后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那些记录被交给了内政部。内政部最初并不愿意给罗素的殉道行为增添色彩，最后还是使用它们——用罗素的话语来说——“找麻烦”。那次讲话的内容与他在巡回讲演中其他场合的讲话相同。罗素呼吁：其一，英国人应该放弃装腔作势的姿态，不要继续认为德国人就像洪水猛兽，特别邪恶；其二，应该放弃让德国跪下求饶的复仇目标。罗素倡导一种更人性化的态度，试图通过“正义和大度的方式”，实现持久和平，最终实现国家合作，实现国家之间的和睦。

假如罗素没有使用某些煽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那么，以上说法没有什么害处，甚至可以称为陈词滥调。在那些例子中，恶作剧意味最浓厚的是，他将协约国封锁德国海运的做法与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进行比较。他宣称，这两件事情都可被视为固执的做法，都给无辜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带来了危险。在听众中，至少有一个人——他叫阿瑟利·琼斯船长——对此相当愤怒。那位船长质问：“这个国家有数百万人正在前线作战，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营生，承受了巨大牺牲，你这样说公平吗？我觉得，罗素因为发表煽动骚乱的时事评论，已被判定有罪，所以应被关进监狱。”当时，罗素觉得，阿瑟利是一个“嗜杀的中年人，以暴力方式在会场上制造混乱”。但是，那位船长感到愤怒，决定找罗素的麻烦。他发现，罗素在卡迪夫发表讲话之后，并未被“关进监狱”。于是，他写了一份关于那次会议的报道，强调了他在质问中所起的作用（“我说他是叛徒”），寄给了《每日快报》。8月11日，该报刊登了这份报道。内政部看到之后，最终获得了那次会议的记录，放入（到那时已经迅速增加的）关于罗素的档案材料中。其实，当局一直密切关注罗素在整个演讲之旅中的言行，并不急于采取针对他的行动，让罗素7月24日在布林莫尔搞完最后一场演讲。

巡回讲演结束之后，罗素返回伦敦，发现自己的处境已变，与他7月1日启程前往塔尔波特港时完全不同。那时，他以为自己可以返回剑桥大学，迎接秋季学期，次年元旦前往哈佛大学。现在，一切都变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他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克里福德·艾伦组织的秋季讲座。他被迫去适应这种生活，既不体面，又无财务保证。开始时，他出租贝里街的寓所，自己搬到哥哥在戈登广场的公寓去住。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打算放弃固定开销，尽管这意味着，我失去了特定的生活水准。”不管怎么说，“你离开了伦敦，我的公寓也没有用处，现在完全改变了样子，成了办公用房”。

罗素的哥哥弗兰克的公寓是一个很好的场所，有利于他在伦敦从事反征兵团体的活动；但是，就准备将在秋季进行的讲座而言，它就不太理想了。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为了撰写讲稿，他需要“安静的时间”。他7月17日在威尔士时曾在信中提出，他可以回到加辛顿，以便找到他需要的那种平静。但是，他从威尔士返回之后，“重新埋头写作的前景让我感到恐惧”，对前一年秋天的回忆让他更弦易辙。他告诉奥托琳：“我不知道在哪里才能安定下来写作，觉得返回加辛顿写作是错误之举。我担心，原来那些困扰将会一一出现。”他显然已经想到某种替代方案，在同一封信中谈到，他可以每周在伦敦待两三天，“其余时间在乡下，撰写讲座稿件”。在其后几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他考虑的两个替代方案浮出水面：一个是利用他哥哥的乡间别墅电报村舍，另一个（以隐秘方式慢慢成形）是利用位于萨赛克斯的海滨小镇博萨姆。艾略特夫妇在那里度夏，从那里去伦敦和电报村舍都很方便。最后，罗素那年8月以他所说的“临时凑合”生活，在四个地方之间奔波：在伦敦打理反征兵团体的事务；在电报村舍撰写讲座稿件；在博萨姆继续与维维恩·艾略特的奇特恋情；在加辛顿避开以上三个地方的纷扰。

在威尔士时，罗素曾给奥托琳写信，谈到了他的担心，觉得可能失去与她的亲密关系。“我现在对你的内心生活知之甚少，我希望多了解一些，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做”。他似乎觉得，那是他埋头政治工作造成的：

我自己的生存变得非常客观，目前几乎没有任何内心生活可言。但是，如果我有闲暇，我应该回到原来的状态。

他在同一封信件中说：“这场战争迫使人面对现实。有时候，我感到疑惑，我们两人是否已经完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难以让自己投入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之中？”

但是，奥托琳心里很明白，罗素和她自己不同，只要他与维维恩的关系存在，他就难以克服“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客观”本性。她想到，他竟然将她与维维恩对比，不禁觉得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罗素从威尔士回来时，她曾和他谈到了这个问题：

就艾略特太太的事情，我与伯迪就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真的不理解，她竟然对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个女人举止轻浮，语言愚蠢，而且其貌不扬，却让他如此着迷，这真的令人觉得奇怪。但是，我觉得，他喜欢她依赖他的感觉，她将他当作有钱的神灵。他给她购买了大量礼物，包括丝绸内衣裤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可笑东西，而且还为她支付舞蹈学费。这耗尽了他的全部家当……

一个月之前，就在他接受审判之后不久，在一封信件中，他提到了他在艾略特夫妇身上花了多少钱这个问题。他告诉奥托琳，他和维维恩一起吃饭，“谈到了钱的事情”：

她的生活兴趣是跳舞。自从认识她以来，只要她对我足够好，我就给她支付学习舞蹈的费用。她的身体不好，我觉得她不可能在舞蹈方面有什么发展。但是，她非常喜欢舞蹈。如果我自己可以做到，我无法表示拒绝。

他补充说：“当然，如果她丈夫工资高一些，我会少花一些钱。虽然他是劳累一天之后，在晚上进行创作，就他给别人撰写的评论等方面看，我觉得他的文字功底真的不错，不乏品质和特点。”他还建议：第一，艾略特也许应该将某些作品寄给奥托琳；第二，奥托琳也许可以问一问德斯蒙德·麦卡锡（加辛顿的一名常客，当时是《新政治家》的定期撰稿人，在文学圈子里颇有影响），以便帮助艾略特在《新政治家》或者《卫报》获得固定工作。他说，他一直帮助艾略特夫妇支付日常生活的开销，而且还为支付维维恩学习舞蹈的费用。“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任何提供帮助的方式，就可消除我心中的很大焦虑。”

显而易见，到了7月下旬，奥托琳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罗素可以让自己摆脱焦虑。1916年夏天，罗素面对日益增多的问题，依然犹豫不决，这样的做法显得越来越奇特，越来越无法言喻。罗素和奥托琳进行过一次长谈；在一封肯定在那之后不久所写的信件中，罗素让奥托琳相信，那次谈话已经产生了结果：

我俩就E．太太的事情的谈话让我非常担心。我答应这周什么时候见她，我的思绪和感受处于混乱状态。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我可以确定，无论我打算做什么，结果肯定是大吵一场。如果这次不吵，下次肯定无法避免。你表达的意见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我肯定已经考虑过这些问题，不过没有意识到。但是，如果不以残酷方式，难以对他们采取行动。就我自己而言，我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中的唯一错误是花钱。开始时比较多，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停止这样的做法。与此同时，我已经让他们形成了期望，所以无法突然停止这种做法。你说的没错，从其他方面看，这样做很糟糕，但是我觉得，原来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自从我俩那次谈话之后，我希望做一个了断。现在，我有了明确的想法，不过暂时难以实施。与钱相关的麻烦改变了我的感觉和判断。我最初也尝试不那样做，但是无果而终。这让我觉得不快，去年秋天的绝望感死灰复燃。假如我忙于处理实际事务，那样的情况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倒霉的是，它出现在我有闲暇思考的时候。不过我觉得，你给我说了这个问题，做得非常正确。

我现在想到的唯一一点是，面对这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不应花费大量时间，担心自己的问题。我必须努力思考公共问题，不要过得沉迷于自己的罪孽。这件事情必须留给时间去淡化。我肯定，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它肯定将会得到解决。但是，我不应做任何极端或者出乎意料的事情。

他意识到，他与维维恩的关系已经成为奢侈品，他自己已经不再能够负担。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无法让自己摆脱它，至少暂时无法。其原因在于，他实际上不愿“做任何极端或者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整个夏天中，虽然他宣称，他确信奥托琳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博萨姆的时间依然多于在加辛顿的时间。8月4日，他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难以做出任何出乎意料的决定，其实整个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也许，罗素知道，他对维维恩的态度显得无法言说，在1916年8月份中写给奥托琳的信件，反复提到此事。他有时候承诺，将会很快与维维恩断绝往来，有时候试图解释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但是，他从来没有就这两点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

就E．太太的问题而言，对我来说是这个问题：你怀疑的所有错误都存在，但是目前有所改善。我已经让她在一定信任我，指望我，关心我。尽管她有诸多错误，我依然对她有一份感情。因为我觉得，她的错误是绝望造成的，她有可能变得完全不同。除了感情之外，我还有责任。感情并非一直存在，但是责任感却并非如此。我不想吵架，我觉得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我可以避免给她我很虚假的印象，不会让自己陷入持久的情感纠葛之中。但是，这需要时间。我再也不想就此遮遮掩掩了。

（1916年8月20日）

我计划……到博萨姆小住几天。在那之后，春天之前我不会再与E．太太见面。但是，我无法保证。我和她两人之间没有争吵，我只是觉得，没有多少感情而已。

（8月22日）

我郁闷的原因不是你，而是E．太太。我让她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让她失望。我讨厌这样做。你知道，我觉得我让大家不快，自己难脱干系。吸引我关注她的一点是，显然只需花一点点小钱，就可以让她非常高兴。假如我做得好，我应该已经摆脱了病态的压抑感。目前的情况是，压抑感死灰复燃。这种感觉让我郁闷，难以相处，缺乏安全感。假如可以摆脱它，大把花钱也是值得的。这笔钱我能够承受，但是，我在没有多少重要性而言的关系上花费这么多钱，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我给她讲了所有这些问题。她能够理解，但是对我来说却很麻烦——我在付出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这种做法与经济紧缩时期的现状格格不入。让大家为了工作作出牺牲；对于这种做法，我已经非常厌烦了。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软弱之处。

（没有日期标注，但可能是8月23日写的）

你根本没有做任何错事——我必须就此事进行重新调整，我仅仅考虑到自己的工作，不得而已做出这样的安排。昨天，我来伦敦途中绕道奇切斯特，在那里与艾略特（E．太太病了，我没有见到她）谈了一次。气氛令人沮丧，但是我明白了，自己必须采取的措施，所以说我不会焦虑了。确定的事情是，我星期一至星期五到博萨姆去；在那之后，我在冬季中不会见她。见她令人焦虑，费时费钱，而且对她的健康不利。在冬季中，我将继续原来的做法，给他们提供资助。但是，我已经挑明了，过了冬季之后，我预计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我无法决定冬季之后的任何事情。

……下周，我希望到加辛顿来，届时将决定E．太太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她让我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就我可以判断的情况看，我没有冒这样的风险。

（9月1日）

在下一个星期一，罗素并未按照计划到博萨姆去，承诺的与维维恩“重新调整”再次推迟。其原因并不是他选择不去，而是那封信件寄出几个小时之后，他收到了陆军部寄来的一项命令，禁止他到所有沿海地区去。在9月1日写给奥托琳的第二封信件中，他描述了那次“令人匪夷所思的奇遇”：

大约12点，两个身穿便衣的男子出现了，代表陆军部，交给我一项命令，不让我前往任何禁区。当时，我正要动身到萨福克郡去，不得不临时放弃计划。我还不得不放弃星期一到萨赛克斯的计划，放弃到格拉斯哥、爱丁堡和纽卡斯尔举办讲座的计划。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给我颁布旅行禁令？是否存在任何希望，让他们取消这一禁令……我对这项禁令深感愤怒，超过其他任何问题。这是他们拥有的对付间谍的权力。他们居然认为，我希望向德国人提供军事情报。这让我义愤填膺。

所谓的“禁区”覆盖英国国土的三分之一，包括所有的沿海地区。陆军部针对罗素发出的禁令，旨在防止他们视为德国间谍的人员到沿海去，在那里给敌方船只发送信号。罗素有理由感到愤怒，政府竟然给他送达这样的禁令。英国政府从来没有怀疑罗素会向德国人提供情报，显然对罗素的计划感到非常紧张。从政府内部获得的备忘录显示，发出该禁令的真正动机是，阻止罗素9月1日到萨福克郡的黑弗里尔去，与拒服兵役者们见面。

按照计划，罗素本将作为反征兵团体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在黑弗里尔会见一批拒服兵役者。那些人同意参与政府提出的一项新倡议的计划，向因为拒绝接受非战斗性军事任务而被监禁的人，提供替代性非军事劳务（那里的具体工作是修公路）。根据该计划，1916年在英国各地建立了劳动营，黑弗里尔劳动营就是其中之一。该计划显示，政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有助于消除反征兵团体对征兵工作的威胁。在那些营地里，工作十分艰苦，条件异常严酷（不管怎么说，必须让那些拒服兵役者作出某种牺牲；否则，人们怎么确定，他们不是躲避危险的胆小之徒呢？）。但是，至少营地不由军方管理，比在监狱里服刑好了许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拒服兵役者准备采取合作态度。这让政府感到高兴，但是，罗素、克里福德·艾伦以及反征兵团体全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全都对此感到沮丧。

这一情况给反征兵团体带来灾难性影响。在那年整个夏天，反征兵团体领袖们面对政府的这个成功举措，绞尽脑汁应对，仍然不能维持反征兵运动的势头。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许多成员利用该运动，以便逃避严苛的监狱生活；如果他们要求反征兵团体反对该计划，他们可能失去成千上万成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建议成员采取合作态度，他们鼓吹的反对《兵役法》的运动到头来还能剩下什么呢？

面对这一困境，反征兵团体分为两派——“绝对拒服兵役者”与“替代论者”。替代论者的领军人物之一是一个名叫C．H．诺曼的男子。他被释放出来，条件是同意在黑弗里尔劳动营工作。在8月21日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诺曼试图说服其他成员接受该计划，但是没有取得进展。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报告，“我们认为，接受计划是错误的”，但是又觉得，诺曼“面对迫害时，在道德上比较糟糕，害怕重返监狱，这让他产生了自我欺骗的举动。当然，他的做法并不令人吃惊”。

不过，罗素同意到黑弗里尔去考察，了解那里的条件，与服刑的拒服兵役者谈谈。内政部的人听到罗素要去探访的消息（内政部大概对反征兵团体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实施了某种监听），顿时非常紧张，利用一切手段，阻止他顺利成行。一方面，这说明该计划对政府来说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它说明罗素当时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罗素动身之前几天，内政部负责政府替代计划的官员惠斯卡得给上司恩利·布莱克维尔爵士写了一封短信，声称“毫无疑问的是，反征兵团体刻意破坏该计划”，“如果让罗素到那里去，带着这个目的骚扰他们，那肯定是非常愚蠢之举”。

布莱克维尔不知道如何处理与罗素相关的问题，惠斯卡得的信件偶然引起了他的注意。《每日快报》刊登了阿瑟利船长关于罗素在卡迪夫讲话的报道之后，立刻引起了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的关注。此外，看来在内政部的催促下，其常任政务次官爱德华·特鲁普致函检察长查尔斯·马修斯，询问是否可以根据《领土防卫法案》，对罗素提出起诉？特鲁普说，罗素在卡迪夫的讲话“带有大量误导性花言巧语”，千万不能轻视。此外，他们还从罗素写给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伍兹的信件——该邮件被审查人截获，当时在内政部手中——中了解到，罗素“对政府持刻意敌视的态度”，他“急于到美国去，实施反对英国的行动”。不过，特鲁普承认，鉴于上次审判罗素起到了相反作用，帮助他宣传反征兵运动，“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起诉他是否利大于弊？他可能巧言辩护，将它作为宣传材料”。

检察长查尔斯·马修斯觉得，罗素在卡迪夫的讲话并不足以立案，但是同意采取针对罗素的措施，于是在写给恩利·布莱克维尔爵士的信中建议：第一，应该通知报刊，停止报道涉及罗素讲话的消息，不能刊登他的信件；第一，从现在起，警方收缴罗素发表的任何东西。马修斯继续写道，如果这样的措施在下院遭到质疑，“可以向质疑者出示罗素在卡迪夫的讲话，证明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就在听到该建议之前几天，布莱克维尔收到惠斯卡得送来的紧急短信，要求阻止罗素前往黑弗里尔。他没有多少时间（罗素次日即将出发）仔细考虑，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着手控制事态。当时，内政大臣几天之内不在伦敦，他可以想到唯一办法是，要求陆军部使用其权力，禁止罗素前往禁区——黑弗里尔距离海岸很近，足以符合“禁区”的规定。尽管这一做法显得荒唐，就像使用重锤敲一颗小坚果，但是也有其优点：既无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无须获得任何证明，因此可以立刻实施，没有耽误之虞。

然而，这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欠缺考虑的铤而走险的行为。消息传到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的耳朵里时，他立刻表达了忐忑不安的看法。塞缪尔写道：“依我所见，阻止罗素进入所有禁区的命令站不住脚。当然，他是敌方特工人员，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为时已晚，禁令已经送达。陆军部当初被说服，发出了禁令，这时是不会考虑取消的。陆军部的韦农·凯尔上校认为，罗素提出继续打仗没有好处，这种言论“非常危险”，必须阻止罗素，不让他“在码头工人、煤矿工人和运输工人中宣传他的邪恶信条”。

凯尔提出的理由被作为对禁令的辩词，实际上不符合逻辑，让当局深感尴尬。其原因在于，禁令其实并不阻止罗素宣传他的“邪恶信条”，仅仅起到阻止他在沿海地区这样做的作用。只要罗素选择仅仅在内地工人中散布颠覆言论，他依然可以完全自由地这样做。同样的问题形成另外一个困扰：是否禁止印刷他的卡迪夫讲话，以便证明向他发布旅行禁令是有道理的？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其目的是为了说明，罗素有颠覆政府的思想，让他公开表达这样的思想对英国的利益不利，为什么不完全禁止他的宣传活动？此外，为什么政府表面上说，重要的问题是不让他前往沿海地区？面对这样的问题，凯尔上校做好准备，采取了唯一符合逻辑的立场：“如果罗素先生在非禁区内依然表达类似于卡迪夫演讲的观点，那么，下一步是将他的活动范围划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

除非内政部愿意采取行动，支持采取这个严厉的措施——相当自然的是，它避免这样做——的做法，它便受到这个立场的约束，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内政部无法承认，其直接目的是阻止罗素如约前往黑弗里尔宣传；内政部也不愿意承认，因为罗素有办法利用法庭，宣传反征兵思想，它不打算与他对簿公堂。在这种情况下，内政部就不得不公开为实施禁令这一明显荒唐的做法进行辩护。于是，内政部只好保持沉默，遭到质疑时厚着脸皮对待。

当然，罗素并不知道陆军部和内政部内部策划的针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自然对发布禁令的原因困惑不解。他考虑两三天之后，认为陆军部完全弄错了，向他发出了禁令的原因是，他在南威尔士的巡回讲座中鼓动矿工罢工。罗素有一个朋友，名叫弗朗西斯·扬哈斯本，在陆军部有一些关系。于是，罗素试图让他帮助，弄清陆军部的真实意图。

一方面，罗素非常愤怒，因为该禁令暗示，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更让他恼怒的是，这强迫他缩短即将开始的巡回讲座行程，剩下的只有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纽卡斯尔、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全都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荒诞的局面又让他觉得好玩。他告诉奥托琳：“这个问题有许多好玩之处，我真有乐在其中的感觉……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手里有关系直接但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小题大做，让人觉得开心。”

他说禁令是“关系直接但微不足道的”事情，大概是相对战争、征兵和反征兵团体内部的争论这些问题而言的。但是，从他在其后几天所写的信件看，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与维维恩的关系这个挥之不去的难题？为什么维维恩对他来说如此重要？在收到禁令之后的几天里，罗素看来经常与维维恩见面，超过了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件中提及的次数。他在《自传》中说，收到禁令之后，“我离开艾略特夫妇小住的位于萨赛克斯的博萨姆，到伦敦逗留了一天。因为政府反对我自己去取，我只得让他们把我的衣刷、梳子和牙刷带来”。[1]9月4日，罗素依然在等候陆军部就发出的禁令作出的解释。他给奥托琳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在考虑与维维恩关系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像往常一样再次承诺：“我很快将会结束与E．太太重新调整关系的过程。一旦问题得到解决，我将到加辛顿来——我渴望到那里去。”他还告诉奥托琳：

最近，我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新的看法。奇特的是，我以这样的方式，发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长期以来，我的所作所为非常自私。我长期想要的——不是自觉的，而是内心深处的——是刺激，那种东西让我的头脑保持活力，洋溢生气。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成为吸血鬼的原因。我大多从对成功的本能感觉中获得刺激。失败让我崩溃。奇怪的事物让我产生失败感，例如，拒服兵役者大都接受替代性服务，只有极少数不走这条路。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给我失败感。我俩之间的真正问题是，你给我失败感——开始时的原因是你不快乐，后来是其他方面的因素。为了和你一起感受真正的快乐，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感受，我应该摆脱失败感。在与E．太太交往的过程中，我有成功感，因为我得到了自己希望的东西（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但是，我现在失去了那种感觉，这丝毫不是你的错……我本能地转向可以取得成功的事物，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刺激。

我一直喜欢你本身，既不是寻求刺激，也不是因为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理由。但是，当我觉得我喜欢你，但是没有成就感，我便失去了能量，结果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愤恨。这一点是我俩之间一切问题的根源，现在我终于把它弄清楚了。但是，如果我不能摆脱与你在一起产生的失败感，我肯定会不时在别处寻找刺激。只有我不再关注工作时，这种情况才会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说，所有这一切句句真实。

假如我知道自己可以成功的方式，我会改变方式，向你表现出我的意志。但是，我觉得我不可能那样做。过去的经历证明，只有我不受获得成功的意志的束缚时，才可能出现罕见瞬间，产生神秘的睿智之见。但是，这样的瞬间带来一种新的成功，我立刻注意到并且希望得到它，所以我的意志将会回到原来的方式。我认为，离开了那种意志，我无法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这真的非常复杂。

这里提出的各种对立状态值得注意。一方面是神秘的睿智之见和真爱（他对奥托琳的爱），但是他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是希望取得成功的意志和与维维恩的恋情，但是他有能力完成任何值得去做的事情。前一种情况属于他在战前的生活，后一种情况属于他作为“靡菲斯特”的日子。他似乎说，为了他的工作，他必须从与奥托琳的恋情中撤离出来，以便维持和维维恩之间的更简单、更肤浅的情感。现在，在与维维恩交往的过程中，他不再有成功感。同样是为了他的工作，他注定“要继续寻找刺激”，就像一个吸血鬼，伺机发现下一个目标。

这样的忏悔别出心裁，背后是他含蓄的——更确切地说，愚蠢的——评估，个人美德和公共美德这两者，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其原因在于，他不可能觉得，充当吸血鬼式角色是令人钦佩的，但是他觉得，有必要保持反战工作需要的很高的精力水平，他愿意以这样的面目出现。为了实现公众的利益，可以这么说，他愿意放弃自己心中最细腻的东西。这一立场所得的结果是：其一，他以前说了，因为忙于公共事务，他几乎不再有任何内心生活；其二，他在谈到克里福德·艾伦和反征兵团体的其他领导人时说，他们虽然有精力从事重要工作，其实“在内心生活方面并非与我志同道合”。但是，如果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矢口否认内心生活的做法形成挫折；那么，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策略问题。

次日，在扬哈斯本的陪同下，罗素前往陆军部，与乔治·科克里尔将军见面。科克里尔面前，摆放着一份罗素在南威尔士讲话的文本，直截了当地提到报道中所说的罗素的观点：没有任何理由让战争多打一天。他告诉罗素，这是危险的说法，其目的是破坏政府为战争作出的努力。如果罗素答应放弃这类宣传活动，回去研究数学，陆军部可以当即撤销禁令。罗素理所当然地回答，凭良心说，他无法作出这样的承诺。后来，两人就良心问题，进行一次相当奇特的争论。科克里尔宣称，良心是“一种温柔的微小声音”；“当良心变得极明显，引人注目时，我觉得，它就不再是良心了。”罗素反唇相讥，认为科克里尔没有将这个原则，用于在良心驱使下支持战争的人。科克里尔听后顿时哑口无言，回过神来之后，提出一个更加奇特的说法。他问罗素：“难道你不觉得，继续重申同样问题的做法有点缺乏幽默感？”

在后来的岁月中，罗素一直没有忘记这个说法。在那样的时刻，竟然有人说他缺乏幽默感，这显得非常荒唐可笑。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故事，“我后来觉得后悔，自己没有回答说，我每天早上看到伤亡报道时，不禁捧腹大笑。”他当时的回答是，新问题不断出现，他不能放弃发表意见的权利。他给科克里尔说了他即将进行的巡回演讲，打算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纽卡斯尔逗留，这三个地方全都在禁区之列。讲座不是反战宣传，更确切地说，它将会阐述一般的政治原则。“可以肯定的是，具有足够逻辑头脑的人可以进行推论”。科克里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允许这样的讲座。

一周之后，罗素收到科克里尔寄来的书面建议：如果罗素答应放弃反战宣传，陆军部可以撤销禁令。罗素表示拒绝：“我无法承认，陆军部拥有权力，阻止我就政治问题表达自己看法。”后来，陆军部回复了他前往格拉斯哥演讲的书面要求：如果罗素愿意“以名誉保证”，不“将讲座用作宣传”，他可以得到许可。当然，罗素不会这样做。罗素决定利用禁令，刻意让政府难堪，于是，他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了他与科克里尔之间的通信，将其作为该战役的第一枪。此后，他回到电报村舍，准备讲座需要的稿件。

讲座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罗素总体上使用了《可以建成的世界》这个标题，但是该书1917年在美国出版时，使用了第一讲的标题《政治理念》（它1963年才在英国出版）。讲座谈到的理念与《社会重建原则》的基本相同，但是在表达方面缺乏以前那种新意、活力和激情，相比之下没有灵感，乏善可陈。不同之处是，讲座在内容上不再那么强调“永恒”，转而更多地谈及经济问题。罗素认为，“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和工资制度”，“这是怪物，正在吞噬整个世界”。而且，他还排斥作为一种替代选择的国家社会主义，理由是它会形成过于强势的国家。罗素赞成行会社会主义——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私有资本主义企业应被从业人员形成的自治组织所取代”。

9月23日，星期六，罗素完成了讲座稿件。在贝克尔大街的波特曼大厅，反征兵团体举行了伦敦会议，罗素出席，被视为英雄，受到热烈欢迎。在听众中，有一位年轻女演员非常抢眼。她贵族出身，名叫康斯坦斯·马勒森，大多数人知道她的艺名“科莱特·奥尼尔”。前一个星期三，罗素在左翼人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认识了她。出席那次宴会的人员包括拉姆齐·麦克唐纳、矿工领袖罗伯特·斯迈利、出版商弗朗西斯·梅内尔。康斯坦斯·马勒森是克里福德·艾伦的朋友，7月在艾伦受到审判时首次吸引了罗素的目光。

科莱特出身于爱尔兰的一个信奉新教的地主家庭，是安内斯利勋爵夫妇的幺女。但是，她青少年时违背父母的愿望，喜欢女演员职业。1913年，她服从母亲的要求，很不情愿地初次参加了社交活动，她在伦敦社交季上“露面”。但是，从那以后，她在一定程度上与贵族出身渐行渐远，最后干脆在伦敦的一套公寓中，开始了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她的丈夫名叫迈尔斯·马勒森，作家兼导演，反征兵团体成员，罗素的热情拥趸。她和马勒森不受传统习俗的束缚，本来仅仅希望同居，同意结婚完全是因为她父母的要求。后来，她给她的仰慕者、身为作家的本内特·加德纳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位傲慢、漂亮”的女演员，“显然是重要人物……态度专横，举止优雅，非常迷人”。但是，罗素初次见到她时，她的形象并非那么令人感到震撼。她那时刚满21岁，在演艺界中名不见经传（她1915年春离开皇家戏剧学院，只出演过一个角色——在名叫《浪子》的话剧中，她担任女主角的候补演员）。她在反征兵团体中担任文员，做一些文字工作。在反征兵团体成员的眼里，她的突出特点是年轻，富于活力，独立精神性很强，而不是加德纳所说的态度专横。她给认识她的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强调自由。正如科莱特自己常说的，自由就是她信奉的宗教。无论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她都坚持自由。艾伦告诉曾经罗素，她“想说就说，愿意花费时间，全心全意赞成和平主义”。根据这些信息，罗素说：“我自然会想法进一步了解她。”

那次会议结束之后，罗素邀请她出去吃饭。用餐之后，罗素送她返回她在伯纳德大街上的寓所。她请他进去，两人坐下交谈，一直待到次日凌晨。科莱特回忆，大多数时间都是罗素在讲话：

他坐在火光时明时暗的壁炉前，身体笔直，晃动生硬的手指，帮助表达意思，反复使用“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口头弹。生活（他说）不是那么简单……社会主义的精神并不受人喜欢……自由应该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人在生活中应该对世界持开放态度。

他接着说，如果别人无法理解自己的语言，人在交流时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外星人……世界残酷，丑陋，令人痛苦，但是这些东西与世界上的欢乐和美丽一样，也值得体验。人首先得看到地狱，然后才有权去说天堂。

他离开之后，我站在墙壁上悬挂的爱德华·嘉本特[2]的画像前，凝目注视，久久沉思。我突然明白，嘉本特的信念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发现某种更强大的东西，以前信奉的一切已经土崩瓦解，我知道并且喜欢的一切。我感到震惊，痛苦，但是知道已经发现了自我。

罗素回忆说：“我们两人聊了大半夜，在那个过程中成了恋人……在那一瞬间，我们两人开始了一段关系，非常严肃，非常重要，有时开心，有时痛苦，但是绝非无关紧要。”

罗素与科莱特的恋情后来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但是我们难以知道，在两人恋情的初期，他究竟如何认真地对待她？他在《自传》中说，“我当时无法相信自己的感觉，仿佛觉得，我与她的关系仅仅是逢场作戏而已”：

我已经形成思维定式，觉得自己的全部严肃感情都是给予奥托琳的。科莱特年轻许多，不是什么社会名流，有更多给予轻佻快感的能力。

但是，从一开始，他给科莱特的信件显示，他就像许多坠入情网的男人一样，陷入严肃的激情而不能自拔。他们两人共同度过第一夜之后次日，他在信中说，他们的恋情“对我来说事关重大”，甚至带有警告成分：

我觉得，你不了解我，也许你了解我时会恨我的。我觉得，你温文尔雅，但是我身上有许多粗暴和严厉的东西，还有不那么好看的旧伤疤。

这是吸血鬼的忏悔，还是某个希望在精神上重获深度者的感受？他后来的信件说明，它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在两人第一夜之后几天写道，“我知道，我爱你，爱得刻骨铭心，全心全意”：

我知道，无论未来如何，我可以给予你觉得值得拥有的东西。我知道，你拥有可以给予我的一切。我以前从未喜欢过如此开心的人……它给我一种不真实的生活观。我在生活中承受太多压力，忍受太多东西……我希望的是更深刻的同志情谊。我希望引导你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也让自己进入你的内心世界。我希望了解，希望被了解，希望分享快乐和痛苦……我希望你的生活充满欢乐，在大事和小事上均是如此。我希望发现所有可以让你觉得愉悦的东西，让你的智性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让你的精神快乐成长，达到无限境界。

（1916年9月26日）

罗素的讲座之旅定于10月16日开始，首站是曼彻斯特。在其间的几周中，罗素忙于处理反征兵团体的事务。所以，尽管他和科莱特在可能时尽量见面，罗素觉得那样的频率不够。与他和奥托琳在恋情初期的情形类似，两人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信件来发展的。在最初几周中，信件的主题是自由、发展和永恒。科莱特9月28日写道：“教我如何走出去，进入新的巨大世界吧，进入你的思想，进入永恒的世界。”罗素在回信中说，“你没有经过长期努力带来的疲倦，已经处于我努力到达的境界”：

过去，我憎恨许多人，我依然很容易使用充满仇恨的语言，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恨任何人。正是失败让人憎恨他人，我现在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失败感。没有谁一直需要失败，让人战无不胜的力量存在于人自己身上。最近，我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自由感。

（1916年9月29日）

“我认为，自由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他写道，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精神。”

如果说罗素依然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吸血鬼，他与科莱特的恋情仅仅他渴望外部刺激的另外一个例子，那么，他在那几周所写的信件带有伪装成分，似乎到了玩世不恭的地步，实际上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思：

有时候，所有的性格障碍全都倒下，人处于自由状态，迎接世界上的一切，迎接星星、夜晚和清风，迎接人的所有激情和希望，迎接长时间的缓慢成长，甚至连冰冷的深渊也变得友好起来。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从那个时刻开始，某种终极的平静进入人的内心，即便在人觉得最有激情时也是如此。那天晚上在河边，我出现了这样的感觉，我本来以为你会退缩。我觉得，如果你退缩，我就会失去一生中遇到最美妙的东西——但是，一种根本的终极平静继续存在。假如那种平静不存在，我相信我那时已经失去你了。我无法忍受纯粹个人特征形成的狭小、封闭的墙壁，希望以一直敞开心扉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就像照亮黑暗的灯塔之火，而不是像常见的那样，羞羞答答地表达出来，成为逃避寒冷的去处。

无论他是否愤世嫉俗，无可否认的是，这封信件构思精巧，言辞微妙。一方面，他设法使它显得——甚至成为——激情四射的情书，另一方面，他又让它将着力点落在非个人因素的重要性上，说明了个人因素是不重要的。这样，它完全符合他对与科莱特的恋情的看法，即便在充满激情时，那也是一个相对说来没有什么重要性的问题。

到他即将开始北方讲座之旅时，罗素和科莱特已经互相表达了爱意，认为他们既是恋人，又是同志。罗素前往曼彻斯特之前，科莱特写信告诉他，反征兵团体分为“绝对拒服兵役者”与“替代论者”两派。她表示，他的讲座之旅让他无法为促使两派和解做点事情，她感到非常遗憾。他是否可以表达意见，“让局面回到正轨”呢？作为对科莱特的回应，他给反征兵团体的刊物《论坛报》写了一则简短的宣言，题为《我们代表什么》。科莱特见到非常高兴，宣称文章“非常精彩，正是需要的东西”。但是，它其实并未解决反征兵团体之内的分歧，仅仅呼吁其成员关注更高层面的东西。罗素提出，反征兵团体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要“将天堂带到世界上来”。他写道：“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头脑和思想被现在的罪恶填满，而是应该想到我们期望实现的世界理想。”该理想包括的“不仅仅是摧毁军国主义（尽管这可能已经显得足够伟大了），而且还要为世界上的每个男人和女人，创造更幸福、更高尚的自由生活。”从如此崇高的角度看，反征兵团体的内部争论显然是一种毫不相关的东西。“如果你不相信替代性服务，请站出来反对吧，无论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你都决不动摇；如果你相信它，请接受吧，无论绝对拒服兵役者说些什么，你都毫不在乎。”令人感到怀疑的是，反征兵团体的其他成员是否像科莱特一样，对这种避重就轻的花言巧语表示欣赏呢？

10月16日，罗素在曼彻斯特开始了他的讲座之旅，在公众中引起巨大轰动。在曼彻斯特，他讨论了《政治理念》——六讲之中的第一讲。次日，在格拉斯哥，英国矿工联合会和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迈利举行了内容同样的讲座。他在结尾时宣布，这是当局不让罗素举行的讲座的第一部分，全场听众哄堂大笑，热情鼓掌。为了配合那一场宣传攻势，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仓促行动，印刷了讲座的宣传册版本，格拉斯哥的听众争相购买。当时，罗素和斯迈利分别在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举行了讲座，人们可以购买讲座文稿。罗素将在伯明翰再次宣讲。在这种情况下，禁止罗素在格拉斯哥演讲的做法确实开始显得非常愚蠢了。例如，G．萧伯纳知道这种情况时非常愉快。他表示：“英国人在法国或者美索不达米亚战场上非常勇敢，但是却不敢让伯特兰·罗素在格拉斯哥发表演讲。”

次日，在下院中，查尔斯·特里维廉要求劳埃德·乔治说明发布该禁令的理由，政府处于更加尴尬的状态。劳埃德·乔治显然对情况不甚了了，在回答中宣称，政府从“非常可靠的来源”得到情报，罗素“将要举行系列讲座，可能对军队的部署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次日，罗素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件，将劳埃德·乔治的尴尬境地推到了极端。他写道：“我只能真诚地希望，情报局在面对德国人时不要像对我这样，如此欠缺准确性。”他接着解释，他给陆军部的讲座概要清楚表明，讲座并不直接涉及战争提出的问题，而是讨论一般的抽象主题。如果这样的内容遭到怀疑，那么，《政治理念》是该系列讲座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时可以在市面上买到。此外，如果真的像劳埃德·乔治声称的那样，讲座“无疑会干扰战争行动”，为什么允许它在曼彻斯特举行呢？

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试图为该禁令辩护，结果却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他声称，第一，罗素曾被要求承诺，在美国期间不要进行针对英国的宣传活动；第二，已经给罗素发了护照，只是在他拒绝承诺时才收回的。我们难以确定，塞缪尔究竟是在刻意撒谎，还是听到了错误信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让特里维廉在下院发言；接着，罗素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使政府的行为显得越发荒唐。

罗素举行的两个系列讲座在时间上部分重叠，曼彻斯特系列的时间是星期二，10月16日开始，11月20日结束；伯明翰系列的时间是星期六，11月3日开始，12月8日结束。罗素没有讲座时待在伦敦，住在戈登广场。他的日程表很复杂，需要涉及大量旅行，他在那段时间的信件都标有“在火车上”字样。

其中一封是在10月21日在前往曼彻斯特的途中写的，标志着他与科莱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盘托出他的生活，所作的努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开始时说：“我一直打算给你谈谈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每次都没有足够的时间。”他希望告诉她的情况包括：

很奇怪的是，我的人生并不快乐，包括的原因如下：我的生活模式复杂，你的简单；我岁数大，你很年轻；我的激情很少得到自由释放，很少冲出困住我的现实环境之网；我的性格非常复杂，由大量互相矛盾的冲动构成；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以上因素会增加你的痛苦。

在将这封信件录入《自传》时，他删去了一个段落（于是让整封信件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在那个段落中，他告诉她，在“困住”他的“现实环境之网”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与维维恩的恋情。他说，他对艾略特夫妇持“非常好的感情”，但是“我与她的关系尤其亲密”：

假如你见到她，你可能完全无法理解，我究竟看中了她的哪一点？你会觉得，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乏善可陈。

他告诉科莱特，他是14个月之前第一次与维维恩见面的。接着，他为自己与维维恩的关系辩护，所说的理由与他当初告诉奥托琳的如出一辙：他的爱对维维恩有好处，因而对艾略特也有好处。如果他停止爱维维恩，维维恩将会惩罚艾略特。他继续解释说，他十分害怕破坏科莱特拥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快乐”，“它恰如阳光明媚的4月早晨”。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格复杂，困住他的关系网盘根错节，此外还有“工作形成的奴性”。“我觉得，对你来说，生活显得简单许多……当我没有表现出爱的迹象时，你是否能够努力去信任它？我这样说的原因是，我的精神有时被困在牢狱之中。”

他在那封信件结尾处说：“我无法给你简单的幸福。我不时可以给你身在天堂的感觉，但是其中隔着长时间的痛苦。”

这封信件引人注目，直截了当地详细说明了科莱特可以从两人关系中期望得到什么，包含了他对自己内心的精神状态的分析，语言生动流畅，思想富于洞见。他说，“我的内心世界一直经历可怕的痛苦”：

一种不可思议的原始痛苦。我寻觅这个世界之外的东西，寻觅某种经过变形的无限之物，寻觅至上幸福的理想——上帝。我没有找到上帝，觉得自己不能找到上帝。但是对上帝的爱是我的生命，类似于对幽灵的富于激情的爱。有时候，它让我充满愤怒，有时候，它让我充满强烈的绝望。它是温柔、残酷和工作的源泉，弥漫在我的每一种激情之中——它是我内心深处的活力的实际动力。

我无法解释它；否则，我会让它显得愚蠢。但是，无论它是否愚蠢，它都是我内心深处的任何优点的源泉。我知道，别的人也拥有它，尤其是康拉德。但是，它十分罕见，以奇特的方式将人分开，让人产生强烈的孤单感，让人的行动准则变成肤浅之见。现在，我大多数时候并未意识到它，它只在我受到强烈刺激——可能快乐，可能悲伤——时才会出现。虽然我觉得，自己不应该逃避，但是我其实想法避开它。和你一起在河边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它。我曾经给你说过，“窗户总是面向世界敞开”，但是从窗户看到的，不仅是这个世界的欢乐和美丽，而且还有它的痛苦、残酷和丑陋。这两个方面的东西都值得看，人首先得看到地狱，然后才有权去说天堂。

到那时为止，罗素显然已经非常认真地对待科莱特，不亚于对以前的任何恋人或者恋情。

科莱特在回信中说，她给她的丈夫迈尔斯谈了她与罗素的恋情。她告诉罗素：“他非常平静，非常温柔地替我遮掩。”她和罗素当时似乎觉得，两人已经越过了某种障碍。她在同一封信件中说：“我觉得，自己完全与你融为一体了，不仅作为恋人，而且几乎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是如此。”两人决定，去过罗素所称的“仅仅三天”的蜜月。那地方是一家酒馆，名叫猫咪与小提琴，在布克斯顿北面的德比郡沼泽地区。11月13日，他举行曼彻斯特的第五讲，11月17日举行伯明翰的第三讲，蜜月之旅放在两场讲座之间的三天时间里。罗素回忆说：“天气非常寒冷，早上起来，我的马克杯里的水结成了冰。但是，阴冷的沼泽适合我们的心绪。那地方荒凉，但是给人大量的自由感。我俩白天长距离步行，晚上温情无限，融化了世间的所有苦难，从中提炼出狂喜，让我有超越凡人之感。”

动身去度蜜月的前一天，罗素看望了维维恩。他告诉奥托琳，维维恩“觉得，我抛弃了她，显得闷闷不乐。我尽量安慰她，不过她的感觉当然是有现实原因的”。但是，他没有告诉奥托琳，维维恩的感觉里究竟是什么现实原因，他是为了谁而抛弃维维恩的。那时，他尚未给奥托琳说过关于科莱特的任何情况。在前往猫咪与小提琴酒馆的途中，他在信中仅仅告诉奥托琳：“我将在皮克的乡下逛三天，不知道具体的落脚地点。”

他没有告诉奥托琳关于科莱特的事情，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甚至在那个阶段中，在他的“蜜月”之旅的路上，他仍然没有完全确定与科莱特的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1916年10月，他迷上了另外一个已婚女人。早在1909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便与剑桥大学的学者乔治·波顿结婚（其时，她已经怀上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那一段婚姻奇特，两人并未住在一起。1916年9月，凯瑟琳与情人约翰·米德尔顿一起，迁入了一幢房子，同住的还有画家朵拉·卡林顿和多萝西·布雷特。那幢房子——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别称，“方舟”——在高尔街上，位于戈登广场的那个街道的拐角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财产。几周之内，罗素成了那里的常客。

罗素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评价见于他《自传》和写给奥托琳的信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强调说，她敏捷思维，这一点与罗素关于科莱特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也许，科莱特后来证明，她自己是一个受到赞誉的作家，这让罗素感到意外。但是，在1916年，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尚不明显。相比之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时已经出版了许多短篇小说，表现的才智给所有书评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她的言谈让伦敦文学圈子里的各色人等深深着迷，尤其深受D．H．劳伦斯和奥托琳的青睐。就在来到伦敦之前，曼斯菲尔德和默雷共同努力，成功获得奥托琳的好感。到了1916年秋天，两人便常常在加辛顿举行的聚会上现身。

人们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联系可能引起了罗素的兴趣，那就是曼斯菲尔德与作家兼出版商A．R．奥雷治的关系。奥雷治经营富于影响力的文学和政治刊物《新时代》，是最早发表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的刊物之一。实际上，在1911年至1912年间，当曼斯菲尔德开始在伦敦的文学圈子亮相时，奥雷治起到了她的良师益友的作用。此外，奥雷治还与G．D．H．科尔一起，创立了英国行会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担任领袖。1916年，罗素开始觉得，该运动是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他本人表示了极大的认可。诚然，在曼斯菲尔德的著作中，很少看到她对行会社会主义的兴趣，但是，她与奥雷治一起度过许多时间，不可能没有谈到这个话题。况且，在她与他密切相处的那段时间中，他正在帮助G．D．H．科尔，制定行会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罗素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迷住了，那是科莱特无法做到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她的谈话令人惊叹不已。”当她谈到他人时，她“充满非常杰出的洞察能力，发现人们不愿知道的东西，发现他们的特征之中的不良部分”。也许，他在凯瑟琳身上看到的是某种希望：他终于发现了自己苦苦寻觅的人，她像劳伦斯一样，可以“看透”他。相比之下，科莱特缺乏智性，对他不加批判的崇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在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相处时，他不用就他的相互矛盾的冲动，就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就让他成为粗暴、严厉的“吸血鬼”的陈旧伤疤，不停地进行解释和道歉？我们怀疑，他真正想要的是这样的人：她具有洞察所有这一切的能力，然而依然爱他。

毫无疑问，科莱特思想锐利，超过了罗素看到的情况。但是，在那个阶段中，如果我们阅读她写给他的信函，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可能觉得，尽管她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压力，尽管她的美貌毋庸置疑，她在思想方面依然缺乏深度。她在信件中热情，大胆，充满爱意，但是欠缺洞察一切的锐利智性。罗素开始——也许在一定意义上不乏道理地——觉得：其一，对她来说，他太复杂，太阴暗；其二，尽管她的活力、狂野和清纯让他觉得耳目一新，她可能并不适合他。他可能会破坏和毁掉她身上深受他喜爱的那些品质。他开始疏远她。12月初，他告诉她，他工作忙，还有其他社会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与她见面。

后来，在给奥托琳的信件中，罗素终于承认他与科莱特的恋情。我们从这一事实可以推测他那时对两人关系的确定态度。他在12月2日的信中告诉奥托琳：“我与康斯坦斯·马勒森的关系逐渐亲密，我们相处时呈现出充满童趣的快活氛围——她对严肃氛围显得不适应。”他还说，他“对她相当渴望的感觉”持续增加，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已经不再是激情——战争绞杀了激情——而是对陪伴的渴望……让我永远永远爱你的是宗教式笃信。其他人对宗教缺乏尊崇，让我感到不快。”下一个星期六，他将在伯明翰举行最后一讲，计划结束之后到加辛顿去。“我希望稍微多待一些时间，两周是否太长？”

这封信件起到的作用相当于罗素发出的自我邀请，希望到加辛顿过圣诞节——他肯定知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会到那里去。就在他写这封信件前一天，凯瑟琳已经致信罗素，希望下周二到他的公寓去。罗素在凯瑟琳到访当日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希望深入了解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确实让我在心理上深感兴趣。我觉得，她头脑敏锐，我喜欢她表现出来的无穷无尽的好奇心。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拥有激情。”他肯定也给凯瑟琳本人写了一封内容类似的信件，这一点可以在她两天之后给他回信中见到。“我重读了你的来信，我现在心里充满某种甜蜜的激动，连脑袋也微微疼痛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小女孩在阳光之下玩了一天，躺在床上就有这样的感觉，依然可以在已经闭上的眼皮上，看到舞姿曼妙的树枝和鲜花盛开的灌木丛。

工作，工作！知道我们依然可以做最好的事情，知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将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给予我无限愉悦。但是，星期二晚上，我将问你许多事情。我希望进一步了解你的生活——哦，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也许，将来有的是时间，但是我现在肯定急不可待了。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你已经给了我许多，超过了我给你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目前，我的工作动力就是这个非常美妙的事实：你就是生活的象征。星期二之前，我不会再读你的来信。读你的信件让我情不自禁，谢谢你，谢谢你的来信。

信中所说的“星期二晚上”是12月12日，罗素和凯瑟琳两人在加辛顿现身。她在信中谈到工作之中的“同志”情谊的原因是，罗素在信中回忆了两人的对话，表示她就她的作品写下的一番话让他很感兴趣。他显然期望她也给他类似的鼓励。他在上面引述的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他处于“不同寻常的情绪中，不想见人，非常喜欢阅读，急于以非情感的方式使用心智——我觉得，这是战争抑郁带来的结果。我想过在加辛顿撰写关于物理哲学方面的著作……我在思想上充满活力，但是在感情上并非如此。只要我有闲暇，脑海中就会出现许多朦胧的想法，随时准备扩展。我必须有时间写作、阅读、沉思”。也许，这种情绪特别适合与他佩服的某个人待在一起，即便这个人“没有多少激情”也没有什么关系？

罗素打算在北方完成最后一次讲座，然后返回加辛顿过圣诞节。这时，英国政坛上出现了一场危机，让和平前景显得更加黯淡。12月5日，劳埃德·乔治的阴谋得逞，阿斯奎斯被迫辞职；两天之后，政府宣布，劳埃德·乔治本人成为新的首相，让人们的和平希望完全化为泡影。人们本来以为，英国政府将会接受内阁成员兰斯多恩勋爵提出的经过大力宣传的建议，与德国人举行和平谈判，其基础是恢复战前的边界状态——该建议也让罗素看到了一些表示乐观的理由。

让人们对可能经过谈判实现和平抱着希望的另外一个理由是，11月11日，伍德罗·威尔逊经过以“和平候选人”身份进行的大力宣传，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得了胜利。12月4日，罗素给威尔逊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使用美国的力量，“敦促欧洲各国政府实现和平”。罗素提出，从军事方面说，冲突双方都没有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希望。德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协约国缺乏承认现实局势的勇气，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愿要求和平。相关各国的人民讨厌战争，觉得战争危及欧洲文明本身。罗素确信，他可以为所有相关国家呼吁，于是在信中恳求：“以欧洲的名义，我希望你给我们带来和平。”

那封信件——正是外交部5月以来担心罗素可能弄出的东西——由海伦·达德利的妹妹凯瑟琳·达德利偷偷带出了英国。12月22日，名叫美国中立委员会的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在纽约举行会议，凯瑟琳·达德利高调宣读了该信件。宴会结束以后，该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前往华盛顿，将信件面呈总统。那封信件是一个意外成功的宣传之举，对罗素和美国中立论者来说同样有用，次日占据了纽约各大报纸的头版。《纽约时报》以《神秘女郎带来罗素的和平恳求》为题，刊登了信件全文。信件引起了巨大的宣传效应，让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和英国政府十分尴尬。内政部公开宣布，如果海伦·达德利决定步她妹妹的后尘到美国去，她将受到严格搜查。

那次冒险之举让罗素受到怀特海的严厉批评。怀特海与许多英国人一样，希望美国参战，加入支持英国的行列。怀特海给罗素寄去了一篇关于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被德国驱除出境的报道，认为此类事件出现的原因是，“中立论者——特别是美国——阻止人们抗议以前出现的暴行”。怀特海质问：“你是否打算帮助那些人呢？”在那封短信的末尾，怀特海还添了一条：“埃里克4月离开我们——加入了航空队。”

在那以前，罗素打算在加辛顿逗留期间，撰写关于物理哲学的著作。他肯定致信怀特海，索要对方为《数学原理》第四卷准备的笔记。怀特海已经形成了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新理论，计划在第四卷中将数学的“逻辑学”分析扩展到几何学。在《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罗素大量借鉴了怀特海的物理哲学思想，并且在该书序言中充分鸣谢，承认怀特海对他的帮助。当时，怀特海没有任何怨言；但是他在这封信件中说，他觉得罗素采用的形式“仅仅是一系列半真半假的陈述”，他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观点以这样的方式被仓促地公之于众。所以，他不愿将笔记交给罗素，觉得“等到我认为可以用适当形式表达我的观点”时，才将笔记寄给他。

这封信件标志着罗素与怀特海的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罗素在《自传》中说：“它终结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其实，在收到怀特海的这封信件之前，他已经放弃了研究物理哲学的意图。他12月18日告诉奥托琳：“哲学已从我的脑袋里消失了。让我重回哲学研究的就是绝望感，但是我现在没有理由感到绝望。”几天之前，德国向协约国提出建议，举行会议，讨论实现和平的条件。在罗素给奥托琳写上述信件的那一天，威尔逊总统回应了德国提出的建议，敦促参战各方确定各自的战争目标。罗素认为，这些建议“让和平近了许多。我相信，我们可以在1年之内实现和平”。可是，1917年1月，协约国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建议，让他的愿望受到了猛烈冲击，进入战争期间他感到最绝望的时段。

罗素的个人生活也在灰暗的氛围中结束。在那年的各个时段中，他至少与四个已婚妇女有染。此时，那些艳遇都将告一段落。在他去加辛顿度过圣诞节之前，他已与科莱特渐行渐远；此时，他也开始用过去时态，讨论自己与维维恩的关系。12月29日，他告诉奥托琳：“你针对维维恩本人的种种反感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她曾经对我有用，我觉得整个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坏处——1年之前，如果我没有保持某种兴趣，那时我肯定就完全崩溃了。”

正是他与科莱特的恋情促使他“抛弃”维维恩；现在的情况看来是，为了让他自己摆脱奥托琳，他需要某个“名气更大的”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进入他的生活的。在加辛顿逗留期间，罗素和凯瑟琳常常长谈，直至深夜方才罢休。根据奥托琳的记载：“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几乎让我彻夜不眠。第二天，我对他俩说，我听到了全部谈话内容，这样的说法当然不可靠，但是却让他俩露出相当不自然的神色。”根据罗素的记录，凯瑟琳“讨厌奥托琳的原因是，默雷不讨厌她”：

我已经明白的是，自己必须克服以前对奥托琳的那种感情——她不再投桃报李，不再让我感到快乐。我听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说的关于奥托琳的坏话；我并不相信多少，但是终于可以将奥托琳视为朋友，而不是恋人。

罗素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根本没有像她在给他的信件中暗示的那样，产生充满激情的恋情。两人在加辛顿过了圣诞节之后，一起搭乘火车返回伦敦，从那以后便很少见面。但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维维恩一样，起到了具体的作用：到1916年底，罗素终于割断了将自己与奥托琳以及战前生活捆在一起的最后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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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强调的（他说他与艾略特夫妇在一起，到伦敦“逗留一天”）意思与9月1日给奥托琳的信中所说的迥然不同。他在那封信件中暗示，他那天一直与艾略特夫妇在一起，在返程途中待在伦敦。那时，博萨姆是——根据政府的命令——“禁区”，即使他希望，他也无法回到艾略特夫妇那里去。

[2] 爱德华·嘉本特（1844—1929年），英国社会主义者，诗人，哲学家，支持同性恋的早期活动家。——译注

第十七章　厌世者

1917年元旦，罗素回到伦敦，心情堕入极端压抑的状态之中，前一年12月抱有的全部希望一一化为泡影：协约国拒绝了德国人提出和谈建议；劳埃德·乔治将政府中的和平主义人士逐出了内阁；不祥迹象预示，美国很快将要加入参战国家的行列，不再担任和平调停者的角色。最让他感到压抑的是，即便在索姆河出现的恐怖场景广为人知以后，战争热情依然没有丝毫减退。罗素曾经告诉威尔逊，在参战国家中，普通民众普遍希望实现和平，这一看法其实并不正确。民众需要的是胜利，而不是和平。工党不但不反对这种复仇情绪，反而像其他人一样，被裹挟在这样的浪潮之中。在元旦举行的工党全国大会上，他们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誓言“战斗到底”。

面对这种广泛存在的继续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热情，和平宣传显得非常重要。人们清楚地知道：许多人正在前线送命，他们这样做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还要经过漫长的屠杀，才可能让交战的一方放弃。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听到和谈都持排斥态度，似乎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丈夫和爱人被送往前线，参加战斗，遭到杀戮。例如，怀特海夫妇甚至在知道他们的长子的经历的情况下，看来依然愿意看到埃里克（罗素对他怀着父亲般的深厚情愫）报名参军。[1]这使罗素感受到了无法承受之重，内心之中的某种东西突然折断。他陷入一种黑暗的绝望之中，厌倦人世，直到春天到来时才得以自拔。在新年的头几个月中，除了在官方场合露面之外，他几乎无法与任何人见面，常常独自一人，形影相吊。他长时间待在贝里街的公寓内，心情抑郁，沉思人类的可憎行径，陷入了无典型特征的严重迟钝状态。他后来说，在那个阶段中，他整天坐在椅子上，阅读圣经中的《传道书》，有时竟然打不起精神，无法让自己起身做其他任何事情。

在写给科莱特和其他人的信件中，他发泄他所称的“绝对憎恨情绪”。其中一封说，“我憎恨世界，憎恨世上的几乎所有的人”：

我憎恨工党全国大会，憎恨那些怂恿男人去遭到屠杀的记者们，憎恨听说儿子遭到杀戮反而自鸣得意的父亲们。我甚至憎恨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面对人性恶劣的现实，反而一直说，人类本来善良。我憎恨这个星球，憎恨整个人类。我属于这样的物种，心里深感羞耻。我陷入这样的氛围，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我还不如死了作罢。

他在信中告诉反征兵团体的同事凯瑟琳·马歇尔，“劳埃德·乔治明明知道，进攻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依旧我行我素，喝下了50万人的鲜血”，他期望和平将在秋天到来。这并不是说，他认为劳埃德·乔治比其他人更糟糕。他告诉她，“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属于最佳的那10％的一分子”：

……可耻的是人类，我羞于与之为伍。忙碌如同吸食鸦片，让人活在金色的梦想之地。我必须让自己重新忙碌起来。这个真理不是人可以在生活中遵循的那种东西。

这样的悲观主义刻骨铭心，与马歇尔清新的公事公办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她在回信中轻视它，劝说罗素忙起来，“摆脱似乎由闲散——或者食用梅子布丁——引起的那种扭曲的真理观”。

但是，罗素的厌世心态完全是认真的。他知道别人难以忍受，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断绝了与所有非常了解他的人的联系。1月5日，他告诉科莱特，两天之前见了维维恩，并且声称：“我目前没有与她见面的打算。”与之类似，他也不愿去加辛顿。“见我没有密切联系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不想见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真诚相待的人。”真理不可承受，真诚不可承受。如果他无法完全停留在表面上，他宁可独善其身。

他告诉科莱特：“在现在这样的日子里，我需要大量的时间独自待着，闲下来，梳理思想。”他还说，通过思考和写作，他“逐渐厘清了思路”。他判断，让他感到抑郁的原因是，“协约国拒绝和谈的态度让我怒火中烧，公众舆论支持政府的做法让我怒火中烧，引起我愤世嫉俗的愤怒。我产生了避开世事，退回思想隐居之地的倾向”。

他给奥托琳的解释是，“我内心深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我发现，人类可恨，我的情感似乎枯竭了，这让我非常非常郁闷”：

我希望到沙漠去，独自待上6个月，那时一切可能恢复正常。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感，无法通过感情或者借助另外一个人来摆脱。在我能够控制它以前，我心里似乎没有剩下什么爱情了。

他在另外一封信件中说，他长期以来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状态中”，对人类没有任何爱意，只有“强烈的憎恨”。“我觉得，我在一段时间里将会进行数理逻辑研究，以便让自己康复。我一直按照信念采取行动，那种信念其实是意志驱使的一种尝试；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不诚实了”：

我必须在另外一个基础上重新尝试。我觉得自己不愿见任何人，我不愿以真诚的方式与人交谈。本能告诉我，数学是我需要的东西。面对当下的事情，面对充满情感的事情，这样的时间太长了。我以前总是将数学当作逃避这些东西的工具，现在必须重操旧业。我需要宽阔的视野，需要冷静的氛围，需要永恒的感觉。

然而，这封信件接着详谈的，不是看来让他抑郁的外部事件，而是他与奥托琳之间的关系。他讲述了他如何利用维维恩，以便从与奥托琳的关系中抽身，如何想方设法，面对比较“讲究的”奥托琳，以便“保留某种冲动状态，某种活力，某种不受约束的自由。”他在信中将两人关系视为某种过去的东西：

无人可以取代你在我生命中的地位。我的整个生命曾经与你紧密相连，我的爱情能力已在你的身上枯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我的失败，让我挽回对你的爱……我无法留下你，这让你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更加美好。但是，为了日常生活和实际需要，我也不得不让自己获得独立。

显而易见，他将这封信件视为最后诀别，结束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他在结尾处写道：“再见吧，我亲爱的。我在心里为你祝福，现在如此，将来永远如此。我在精神上对你永存感激和尊重……你给了我大量美好回忆，让我永远铭记，让我知道人生在世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那几个月中，罗素仿佛走过了一段哀痛的历程，不仅因为他对人类失去了希望，而且因为他对发展与奥托琳的关系失去了希望。他需要“到沙漠去，独自待上6个月”，其目的不仅要重拾他对人类的信任，而且还要作出调整，以便面对这一点造成的影响：他失去了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失去了他在过去6年中所有言行的主要动力。他需要重拾他的人生，需要将与奥托琳的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之上。他写道：“我不愿终止与你的朋友关系，希望将来与你见面。但是，现在看来的情况是，任何超过友谊的关系都会引起更多痛苦，让我难以面对。”

就奥托琳这一方的情况而言，她不爱罗素已有很长时间了。她这时告诉他，她很伤心地发现，在他写给海伦·达德利的信件中，他竟然使用了与给她的信中相同的短语，表达了“永恒”等意思。从那以后，她其实已经不再相信他了。迁居加辛顿之后，她周围出现了许多人，她与他们相处比与罗素相处舒服许多。大约10月以后，她爱上了齐格弗里德·沙逊。尽管如此，她看到罗素离开依然令她伤心，决心防止他再次给她带来伤害。她在日志中写道：“我的长剑已经出鞘。我将来要避开他，保护我自己，摆脱他的影响，让自己获得自由，不受他的阻碍。我必须切断我与他之间的所有联系，我的灵魂必须获得自由，我必须超越过去的一切。”

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两人将会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恢复友谊，但是在3月之前，所有的联系全都中断。这给罗素留下了——可以这么说——干净的情感基础，便于他接受科莱特的爱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与奥托琳的恋情。

在整个“哀痛”时期中，罗素并未完全处于瘫痪状态。1月，他被选为反征兵团体的“代理主席”，设置该职位的原因是，“真正的”主席克里福德·艾伦继续遭到监禁。那份工作涉及大量行政事务，罗素讨厌那些东西，认为自己并不在行。那份工作看来不大可能缓解笼罩在他头上的抑郁黑云，所起的唯一效果是让他忙碌起来，给了他需要考虑的其他事情。身为主席留给他的一个长期影响是，他为每周一期的《论坛报》撰写一篇社论，养成了新闻工作的习惯。无论时间多么紧张，无论出现什么个人危机或者公共危机，他撰写的社论总是按时完成。在他余生中，这种守时完成工作的做法让他深受裨益。

但是，与主席职位涉及的其他事务一样，撰写社论成了一种单调工作。到了1917年早春，罗素已对反征兵团体不抱幻想了。他3月写信告诉奥托琳：“最好的人悉数进了监狱，看来没有什么办法把他们弄出来。剩下的人总是争吵不休，说些肮脏的事情。”他与凯瑟琳两人都劳累过度，身心疲惫，开始在信中互相抱怨。凯瑟琳3月7日在信中指摘说，他将所有实际事务全部留给了她和其他同事，他自己却去探访内政部建立的劳动营地。罗素在回复中说：“我已经尽力了，否则我会把工作搞砸，而且把自己弄病。”他一直对朋友和同事的批评十分敏感，发现她的纠缠难以忍受。“你必须停止给我写今天早上寄来的这类信件。”

3月上旬，他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他将继续在反征兵团体中“做些事情，以便打发时间。但是这并非说，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有用处——它们看来全都徒劳无益”。他还说，他不可能让她明白，他自己多么疲倦，多么无望。“我只得等待年底了。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届时可能重新尝试某种生活。”

仅仅几天之后，传来了“二月革命”（俄历与西历的月份不同）的消息，将罗素从原来那种精神迟钝状态中惊醒。工人罢工与军事哗变共同作用，推翻了沙皇的统治。3月15日，沙皇正式退位。两天之后，自由党人保罗·米留可夫[2]领导的新政府成立，立刻宣布致力于在俄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罗素与全世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兴奋。他写信告诉奥托琳：“俄国人真的给世界注入了新的精神，活着是有价值的。”

他仿佛从深睡中惊醒，生活、乐观主义甚至示爱的能力在他身上突然复活。他加入了新近成立的“英俄民主联盟”（它主要由反征兵团体成员及其支持者组成），开始编写宣传材料，热情与1年之前刚刚接受反征兵团体的事业时不相上下。他写道：“俄国革命激发了各国人民的想象力，让一周之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重要的问题是，在革命效应处于巅峰时，抓住这个契机。”

让罗素特别感兴趣的是，俄国临时政府3月宣布了原则，承诺立刻大赦政治犯，实施完全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对罗素而言，对在和平事业中与英国政府发生冲突的其他人而言，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对比非常鲜明。在阿尔伯特大厅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隆重庆祝俄国革命，呼吁英国政府“效仿俄国的榜样，实施相同的自由”。那次集会于3月31日举行，取得了很大成功。罗素给奥托琳写信，字里行间散发着愉悦，让人想起他1年之前描述在德文郡大厦举行的反征兵团体会议的心情。“我必须告诉你昨天晚上在阿尔伯特大厅举行的会议的情形”：

阿尔伯特大厅绝对座无虚席，没有弄到门票的人多达2万。每个与会者都希望，在各个方面实施真正的绝对改变——不是对人们习惯的那种零星的部分改良，而是俄国人实施的那种革命。拒服兵役者加入进来，得到他们应有的鼓掌欢呼，这是人们期望的结果。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人们还呼吁成立共和国，呼吁在印度实现自由，呼吁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整个气氛非常热烈。我真想在会议结束时振臂高呼：跟我来，推倒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他们肯定会那样做的……就在1个月之前，这样的集会是不可想象的。

与那时的大多数人类似，罗素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中的社会主义者是并肩前进的。4月2日，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我认为，俄国革命让我们离和平更近了”：

显而易见，军队站在极端主义者一边，因此他们是不可能被镇压的。“士兵和工人委员会”看来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战争期间，革命者看来实施了秘密的宣传计划，完全改变了农民士兵的观点，让他们赞成城市工人的意见。所有这一切真是太美妙了。

他对真正的力量作出了正确判断，对俄国退出战争的决定将会带来的影响作出了正确判断。然而后来的情况证明，他认为中央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将会精诚合作的看法过于乐观。但是，这一点显示，他对新时代的到来满怀期望，认为它将是辉煌的，将会兼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对那个时代，对他扮演的角色，他再次充满信心。在那种乐观情绪中，他也摆脱了过去的影响，开始以新的方式与奥托琳相处。最终与科莱特的关系，升格为他一生中下一段最重要的婚姻，而不是萍水相逢的打情骂俏。

前一年的12月初，他觉得自己已经了断与科莱特的恋情，曾经漫不经心地向奥托琳提及与科莱特的关系，以此掩饰实情。从那以后，他觉得他与奥托琳的关系也已结束。到了4月，他确定了与科莱特关系的严肃性，于是前往加辛顿，向奥托琳摊牌。根据奥托琳的回忆，罗素那次到访期间对她大肆谴责，责怪她“做事过分讲究”，无论事情都追求“超越现实的东西”，从不满足于日常的轻松的伴侣关系。几天之后，他最终谈到了主要问题：科莱特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情人，他对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认真，超过了他最早的预期。两人一起步行返回加辛顿时，罗素道出了奥托琳所说的“分手动因”：“你的头发花白，令人深感遗憾。”

罗素返回伦敦之后，给奥托琳寄去了一封断绝恋人关系的信件，试图让她相信，他不得不与分手的原因是，他自己已经没有精神生活了。他告诉她：“眼下，我身上的所有基本感情已经死了，只剩下大量表面的东西……我现在无法要求任何人进入我的精神生活……自己不得不独自面对，真是糟糕之极。这让我非常孤独……你一定不要失去耐心，一定相信，我恢复常态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目前已经心灰意冷，再见吧。”假如这封信件是在他处于抑郁状态的2月写的，我们也许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这时正处俄国革命带来的高度兴奋状态中，信中所言不免给人空洞乏力的感觉。诚然，外部世界的剧变让他大为振奋，他的精神生活可能依然处于僵死状态。即便如此，他在同一封信中说到科莱特时，使用的语言无疑带有很大的误导性。“你千万不要觉得，我经常与康斯坦斯·马勒森见面。”他写道，“只有在无所事事时，我俩才偶尔相见。我大约已有两周没有见到她了。”

就在次日，他给科莱特写信，请求她与自己共度余生。他告诉她，他几乎觉得，他“战争结束之后应该成为俄国公民”。她愿意与他携手吗？

我渴望与你一起冒险，干惊天动地的事业，干伟大的事业。我完全有信心，我俩可以干伟大的事业，比舞台上的更伟大，更激动人心。要是你对这个想法感兴趣该有多好！我觉得，你表达的抱负过于谦虚……你应该给力量强大的男人提供激励……你应该从齐赫泽[3]和列宁[4]那里获得灵感，在未来的数年中成为英国革命的火炬手……我可以想象你和我一起投身这种生活的情景。在战争结束之后，让每时每刻充满崇高事业的激情……我爱你，我的精神恳求你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寻找人生之巅。

让罗素深感失望的是，科莱特态度坚定，拒绝“获得灵感”，她在信中看到的主要是充满激情的恳求，要她放弃演艺生涯。她在4月30日曾经写道：“我知道，我决意保持自己的工作的态度会让你很不高兴。”这封信件中，她看到罗素以非常“煽情的方式”，要求自己转向别的事业，“给力量强大的男人提供激励”，再次坚定地表示回绝。她写道：“我觉得，你在来信所说的对你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你对俄国情况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有同感。”

罗素觉得，他的人生现在与科莱特的人生有盘根错节的联系，不禁对科莱特选择的职业感到担心。罗素认为，她过高地估计了她的工作重要性；但是科莱特觉得，这有失公允。她的职业让她置身于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圈子中，一个他被排除在外的圈子中，一个充满刺激的事物、魅力和性诱惑的圈子中。罗素知道，科莱特看重自由，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想象她被模样英俊、富于魅力的男人包围的情景。于是，只要她有演出，他就忍不住想象她所面对的性冒险的机会，心里备受折磨。

此外，与他的一贯做法一致，他希望他的恋人是自己志同道合的同事。他在5月6日所写的同一封信件中说：“我心烦意乱，很想知道他，你在抱负方面与我的将来是否一致？”除了梦想在俄国定居之外，他最近还考虑了一项思想方面的新计划。“我正在慢慢恢复正常生活，不过不是为反征兵团体工作，而是与科学有关”：

我正在阅读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著作，他写得非常精彩。我计划撰写一本著作，讨论人逐渐获得自己的看法的方式。从科学方面看，这很有意思，从根本上削弱（我应该说揭露）了残暴。这种残暴总是隐藏在道德面纱后面。见解心理学——尤其是关于政治见解方面——是一个全新领域，几乎从未被人涉及，留有从事真正重要研究工作的空间，我对此很感兴趣。

罗素宣称，他强烈希望回到脑力劳动，而且对俄国革命带来的政治变化很感兴趣。其结果是，他对反征兵团体主席一职的兴趣越来越小。5月3日，他告诉凯瑟琳·马歇尔：“我非常讨厌这份工作。假如我得了非常痛苦的危险疾病，可以休息到战争结束，我将感到十分高兴。”当然，他与马歇尔本人的关系恶化是原因之一；但是，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内政部推出的替代工作计划致使反征兵团体四分五裂，他对那样的局面深感不满。

罗素支持的是克里福德·艾伦这样的“绝对拒服兵役者”——他们拒绝参与政府的替代计划，此时正在监狱中遭受痛苦。但是，这样的人仅有一千左右，其影响力越来越小。更多的是所谓的“替代论者”，或者人们常说的“内政部支持者”——他们在劳动营工作，以便避免牢狱之苦。那些人缺乏1916年春天激发罗素投身反征兵团体的那种英雄品质，其领头者们——最著名的是C．H．诺曼，“替代论”最厉害的叫嚣者——表现虔诚，随时准备与政府妥协，让罗素嗤之以鼻。但是，罗素身为主席，工作职责之一是代表他们，出面化解分歧。责任感让他坚持下来，但是他根本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愉悦。那年整个夏天，他一直在寻找摆脱困境的机会。马歇尔常常痛斥说，他心不在焉，记性很差，这一点无疑说明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在内政部建立的达特姆尔劳动营地中，诺曼在反征兵团体成员中挑起争端，罗素不得不出面解决，这触及了他的忍耐极限。那个劳动营地要求反征兵团体成员做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且生活条件恶劣。诺曼和其他人牵头，采取了“消极怠工”方式表示抗议。陆军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要求凯瑟琳·马歇尔解释，为什么反征兵团体采取这种带有破坏性的无耻的“消极”政策？让诺曼感到不快的是，马歇尔向陆军部的人保证：其一，抗议活动并未得到反征兵团体的支持；其二，她将采用一切措施，防止出现类似情况。诺曼认为，马歇尔的表态进一步说明，以罗素和马歇尔为首的反征兵团体全国委员会根本没有考虑内政部支持者的利益。于是，他在劳动营地中散布谣言，声称马歇尔和罗素与陆军部沉瀣一气，联手对付那里的服役人员。

面对随之出现的喧嚣，反征兵团体全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行动。5月9日，罗素奔赴达特姆尔，说明全国委员会的立场，顺利稳定了局面，重树服役人员对全国委员会的信心。但是，那次争端形成的敌意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反征兵团体运动的厌恶感。他回到伦敦之后，立刻递交了辞职信。他的辞职理由基于两个基本信念：第一，他不适合担任该职务（“对我来说，写作和演讲驾轻就熟，但是做好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第二，为反征兵团体工作已经不再是他为和平事业发挥自己才智的最佳方式。俄国革命已经释放更强大的力量，对反战和社会改良起到极大作用。罗素这时觉得，他可以一展身手，以便让革命精神取得胜利。反征兵团体致力于实现和平，致力于维护“生命的神圣性”。这让它无法作为适当途径，为实现革命性变革组织力量。就这一点而言，俄国革命已经让它显得过时了。

罗素从来都不是和平主义者，当初加入反征兵团体时认为，它是反对军国主义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力量。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更好的力量，他觉得自己应该投身其中。他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强调了自己与反征兵团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在俄国革命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流血冲突……如果那是不必要的，我当然会表示谴责；但是，如果舍此革命就不能取得成功，我是不可能表示谴责的。如果我国出现类似情况，我也持同样的态度。如果“生命的神圣性”意味着，在推翻糟糕的政府的过程中，在结束战争和专制制度的过程中，在给被压迫者带来自由的过程中，绝对不能使用暴力，那么，我真的无法对此表示赞同。

这封信件没有寄出，罗素在余下的几个月中继续担任主席职务。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传播革命热情具有重要意义，超过了“内政部支持者”的喋喋不休的抱怨和争吵。5月之后，他与劳动营的那帮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转而集中精力，努力让反征兵团体与受到俄国影响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想方设法让“绝对拒服兵役者”获得释放。

5月24日，俄国临时政府（这时由“社会革命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宣布，他们的战争目标是实现和平。他们宣布，和平应该建立在“不赔偿、不吞并”的基础上。这正是罗素倡导多年的理念，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临时政府的信任。6月3日，他出席了在利兹的大剧场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人员是同情革命的人士，其中包括所有持左翼见解者。罗素与迈尔斯夫妇一道，乘坐拥挤不堪的三等列车前往利兹，唯一记得的是拉姆齐·麦克唐纳所讲的枯燥乏味的故事。那次会议引起了广泛关注，代表们在进入大厅时，遭到了嘲笑和石块攻击。

出席大会者超过2000人。根据罗素的回忆，除了三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投票支持所有的四项决议。第一项是《支持俄国革命》，由麦克唐纳提出。第二项呼吁英国政府接受俄国人发出的和平倡议，既不提领土吞并要求，也不提赔偿要求。第三项——罗素发言，对此表示支持——要求英国政府加入俄国的行列，实施公民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大赦政治犯。在发言中，罗素详细谈到了身陷囹圄的绝对拒服兵役者的情况，认为他们代表的事业与那次会议的主题不谋而合。他说，克里福德·艾伦那样的人将会欣慰地发现，“他们努力播下的自由种子现在结出了果实……他们和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和全世界形成了新的舆论导向”。考虑到当时的情景，罗素强调反征兵团体在酝酿革命感情所起的作用，这一做法难免有过分渲染之嫌，在说服力方面乏善可陈。但是，至少按照罗素写给奥托琳的信件的说法，他那天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人员最热烈的掌声。

第四项决议最引人注目，呼吁在英国全国各地建立苏维埃式“工人和士兵代表委员会”，以便实现和平，实现“国际劳动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的确切意思，但是其推动者之一，运输工会的罗伯特·威廉斯认为，它相当于呼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给奥托琳讲述那次会议情况时，罗素特地赞扬了威廉斯，认为他与拉姆齐·麦克唐纳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对“迅速的剧烈行动”有了恰如其分的理解。罗素是否被革命热情感染，甚至到了放弃议会民主理念的程度呢？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1916年出版的《政治理念》中，他曾经鼓吹行会社会主义；在1918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念。在行会社会主义这种形式中，工人行会系统与经过民主选举的中央议会和平共处。他很可能认为，利兹会议建议成立的委员会与这样的模式并行不悖。不管怎么说，罗素那时并未放弃议会的理念，至少从官方角度看，在那时的俄国，权力由杜马和苏维埃分享。毫无疑问，这就是罗素希望在英国看到的格局。

具体说来，那时点燃罗素的希望的因素——在他采取“迅速的剧烈行动”的强烈希望中，这个因素处于核心位置——是这个令人陶醉的想法：俄国革命可能促成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让战争变为过时的东西。6月27日，他写信告诉亚里士多德研究会秘书H．卡尔：“在整个欧洲，到处都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国际精神，它与更人性化的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在《自由之路》中，他回顾了那时抱有的希望：

假如俄国革命之后，在德国也出现了一场革命，那种剧烈变化具有的突然性可能震撼整个欧洲，让它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式。在一眨眼的时间里，博爱的理念可能进入现实政治的领域之中……有些人（在英语国家中，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排斥作为方式的革命运动……忽视剧烈事件在改变氛围和整个人民的信念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效应。在德国和俄国同时出现的革命运动无疑会形成这样的效应，可能在此时此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那年整个夏季中，罗素在《论坛报》的社论中另辟蹊径，反复强调说，反征兵团体需要认同那时的革命氛围。他在6月5日写道：“毫无疑问，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可能是迈向废除战争的巨大一步。因此，如果这一点是可行的，希望在整个世界实现和平的人都应表示支持。”但是，反征兵团体的最初宗旨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它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其中的教友派信徒——不愿像俄国人那样，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在取得微弱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反征兵团体形成决议，同意派出代表，参加拟议成立的工人委员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该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燃烧着革命热情的组织，随着夏季一天一天过去，罗素从该组织淡出的倾向越来越强烈。

他开始寻找某种宣传反战的方式，以个人名义替绝对拒服兵役者说话，而不是通过反征兵团体这个组织。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是，他以匿名方式，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名为《我诉诸最高权力》。那本书高调描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既强调了绝对拒服兵役者的正派、体面以及在适当情况下虔诚的特征，又强调了他们在狱中的严酷生活，从而唤起了人们的大量同情。该书的署名作者为玛格丽特·霍布豪斯（或者她希望人们所称的“亨利·霍布豪斯太太”）。她是比阿特丽斯·韦布的妹妹，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的台柱子。在她的朋友和熟人中，霍布豪斯太太可以列举内阁成员、有资格当上议院议员的贵族、自由党中支持战争的领军人物。而且，在他们的眼中，她观点传统，不温不火。她让罗素使用她的名字的动机是，确保将她的儿子斯蒂芬·霍布豪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身为教友派信徒，参加了和平主义运动，与其他绝对拒服兵役者关在一起。

该书于1917年8月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在3个月之内发行了四版。正如罗素希望的，它吸引了大量读者，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超过了罗素实名出版的程度。罗素在《论坛报》的一篇社论中厚着脸皮说：

主要在霍布豪斯太太的《我诉诸最高权力》的影响下，许多以前对拒服兵役者持鄙视和嘲笑态度的人现在逐步认识到，如果那些人的真诚和认真之心足够明显，可以引起公众的同情，无限延长其刑期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

该书一炮走红，让绝对拒服兵役者的待遇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内阁数次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几乎不可能让他们所有人都获得无条件释放，但是确实将明确声称自己患病的人放出了监狱。在首批获得释放的人员中，就有斯蒂芬·霍布豪斯和克里福德·艾伦。

7月，齐格弗里德·沙逊找到罗素，希望得到帮助，以便用最佳方式实施反战抗议，这再次给罗素提供了独立行动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形成一次更有价值的宣传攻势。沙逊在战争初期入伍，后来在皇家威尔士步兵团中担任军官，曾因表现英勇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虽然他在前一年中是加辛顿的常客，然而与和平主义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自从他4月负伤回家之后，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报刊对他本人参加的战斗进行虚假宣传，让他深感愤慨。他确信，政客们让战争无谓延长。奥托琳1916年9月以来迷上了沙逊，当然对他的这种转变深表同情，于是安排他与罗素见面，讨论这个问题。

在罗素的帮助之下，沙逊草拟了一份声明说，他自己“目睹并且亲身经历了士兵们的苦难”，所以“再也不能听任这种苦难继续下去。我认为，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邪恶的，非正义的”。因此，他打算与军方对簿公堂，拒绝再次参战。该声明被印成传单，送到军方手中。舞台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出现的表演肯定将会博得最广泛的同情：沙逊将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陆军部将面临难题，不得不惩罚一名因为勇敢和诚实已经广为人知的军人。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手腕。根据沙逊的朋友和战友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建议，陆军部拒绝将沙逊送上军事法庭，而是让一个医疗小组宣布，沙逊罹患精神崩溃，不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沙逊没有受到惩罚，被送进苏格兰的中洛锡安郡，在一家条件舒适的医院里治疗弹震症。沙逊在那里静养，避开了外界的纷扰。3个月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抛弃了战友，要求重返部队。

奥托琳在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相当奇怪。人们本来可能觉得，最后的结果让她稍感失望，格雷夫斯（相当聪明地）减少沙逊抗议的宣传价值之举让她感到愤怒。但是，她其实对沙逊本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写道：“齐格弗里德太自私了。给人的感觉是，当他采取诸如公开抗议这类勇敢行动时，他竟然作壁上观，就像对着一面镜子。”沙逊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注，这让她深感恼怒。后来，她看见他对别人大献殷勤，往往愤愤不满。例如，在沙逊举行抗议期间，她在伦敦遇见米德尔顿·默里，默里转交了沙逊表示恭维的信件，“声称他非常喜欢默里”，这让奥托琳顿时火冒三丈。她写道：“这说明，如果他希望，他可以有感恩之心并且表达出来。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他竟然从来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也许，沙逊对罗素的佩服之情溢于言表，这让她醋意大发。沙逊发表声明之后，也许以稍欠圆滑的方式告诉奥托琳：“我首先想知道的是，我做了这件有助于摧毁战争野兽的事情，伯特兰·罗素感到满意了。”

罗素和奥托琳联手帮助沙逊，这其实并没有修补两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凸显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在整个夏季中，罗素直面对待这一状况，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直率。7月25日，他觉得自己可以直截了当地向她宣布：“我现在真的不再爱你了。”

他这样做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科莱特，而且还在于，他当时充满革命热忱，将科莱特视为同志——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他与奥托琳的关系之中。旧制度的影响在奥托琳头脑里根深蒂固，她不可能扮演那样的角色。俄国革命爆发以来，科莱特像罗素一样，充满相同的热情和希望，两人在反征兵团体中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同情革命的人士举行的会议。那很可能是两人关系的巅峰时段。罗素开始将科莱特称为“心灵上的同志”；两人心情振奋，态度乐观，觉得可以携起手来，去创造新的世界。

7月28日，罗素和科莱特到哈克尼区的索思盖特，出席在兄弟会教堂里举行的一次场面混乱的会议，两人的同志情谊进一步加深。那次的会议原定的目的是，根据利兹会议建议的人选，选举工人委员会成员。罗素当选的希望很大。但是，会议尚未开始，几个士兵领着一大帮乌合之众，冲破上了铁杠的大门，会议被迫取消。当天晚些时候，罗素在日志中写道：

场面真的非常恐怖。两个女人手握棍棒，凶神恶煞，随时准备攻击参加会议的所有女人。暴徒们面目狰狞，我们离开时，发现外面的人情绪狂热，几个女人几乎赤膊上阵，衣服都快掉下来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暴力情绪非常可怕，我觉得非常反感，无论对哪一方的人都是如此。当那帮乌合之众打算制造流血冲突时，那样的场面简直太恐怖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全部朝我冲来，我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但是，一名妇女（我不知道她是谁）一个箭步上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面对那个女人，迟疑片刻，不知如何应对。这时，警察出现了。她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

在《自传》中，罗素的笔触稍显轻松，大肆渲染这个事实：警察出面救人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他是伯爵的弟弟。但是，当时的场面肯定让他深感震惊。他和科莱特“一起回家，深感沮丧”。

那次会议标志着罗素的革命政治活动的终结，也许促使他放弃了他原来持有的这个想法：如果革命暴力可以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曾经告诉奥托琳，那次的经历让他彻底意识到，他反感暴力，“无论对哪一方的人都是如此”。这一说法也暗示了某种类似的观点。）不管怎么说，在那次会议之后，罗素的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被对政局的更清醒的评价取代，参与伟大时事的热情被返回清静的充满沉思的生活的愿望取代。

那次会议次日，罗素和科莱特离开伦敦，到斯罗普郡度假三周。两人途中在威尔士的奈顿过了一夜，然后在拉德洛住了两夜，最后到了阿什福德卡博内尔，在一个远离喧嚣的农舍中住下来。那是一个小村庄，就在拉德洛南面，四周可见美丽的乡村景色。科莱特回忆说，两人在那里“长途远足，阅读伏尔泰的著作。在泰穆河中沐浴，尽情享受美味的农家菜肴”。罗素仰面大笑，“声音非常洪亮，几乎引起远处的克利丘陵的回声”。对两人来说，那是一段极其愉快的插曲。罗素给她背诵了他最喜欢的诗歌，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次还背诵了雪莱的《西风颂》全文，让她印象至深。他放松心情，进入充满沉思的生存状态——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这样的状态已经久违——思绪逐渐重返哲学问题。在一次散步途中，他沉浸在“自我中心的具体表达”[5]这个相当神秘的话题讨论中，甚至忘了方向，结果返回时多走了8英里路。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俄国革命激起了他更多富于灵感的希望和计划，让他内心挣扎，竭力保持对反征兵团体工作的兴趣。这时，他希望放弃对俄国革命和反征兵团体的热情，重返哲学研究。他在斯罗普郡时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希望自己可以从反征兵团体中抽身出来，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返回伦敦之后，立刻开始制订计划，将时间用于哲学研究。8月19日，他在信中告诉科莱特：“我发现，自己很想重返哲学研究。如果你和我一起待上足够的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做出杰出的工作。”他与H．维尔登·卡尔接触，几天之后宣布：在卡尔的帮助下，他已经做好安排，在秋季举行一系列哲学讲座。“它们将我让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再次出发。也许，我最终会将这些内容写成一本著作。我渴望远离喧嚣，自由恋爱，自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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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争爆发之初，诺思被派往法国，在英国远征军中担任少尉。他在西线战斗了1年，1915年夏天被遣返回家，深受弹震症之苦。对他来说，战争本来已经结束。但是，由于他在战斗中反复要求回家，1916年被派往东非。在奔赴肯尼亚途中，他乘坐的海船在比斯开湾遭遇风暴，他和他所在的部队险些葬身海底。在非洲，他躲过了受伤的厄运，但是三次遭到疟疾侵扰，一次罹患痢疾。埃里克的运气没有那么好：1918年3月，他驾驶的飞机在法国坠毁，不幸阵亡。伊夫琳·怀特海听到这个消息后，写信告诉罗素：“你爱他，给了他很多快乐。”

[2] 1917年3月15日，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格·叶·李沃夫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部长，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首领巴·尼·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部长，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十月党首领亚·伊·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部长。——译注

[3]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1864—1926年），孟什维克中间派代表。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占据多数派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主张支持临时政府。随着苏维埃中力量对比的转变，于9月底被迫辞去主席职务，并离开主席团。——译注

[4] 这封信件是在列宁抵达“芬兰车站”之后几周写成的。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合，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主席N．S．齐赫泽到车站迎接他，他发表了著名的鼓舞人心的演讲，呼吁苏维埃人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权力。

[5] “自我中心的具体表达”是罗素使用的一个相当特殊的说法，大多数哲学家现在称它为“直证文字”——必须知道其使用者、使用时间或者场合，才能知道它们的意思。例如，“我”和“你”就是“自我中心的具体表达”，“此地”、“今天”、“明天”也在此列。在《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中，罗素在《自我中心的具体表达》一章中，深入探讨了这类文字引起的哲学问题。

第十八章　重返哲学研究

1917年夏天，罗素从斯罗普郡度假归来，告诉科莱特，他脑子里“全是哲学研究计划”。在写给时任《一元论》主编菲利普·乔丹的信中，他勾勒了该计划的大概内容：

我希望撰写（1）现代逻辑学引论、（2）《数学原则》的新版本。此外，我希望做大量工作，根据我在关于“外部世界”的著作中提出的思路，将数理逻辑应用于物理问题研究。假如我可以完成所有这些计划，我可以幸福地死去。

几天之后，在写给乔丹的另外一封信件中，他详细说明了他修改《数学原则》的方式：“整个第一编需要全部推倒重来，第三编也是如此；第二编需要进行大量修改。”换言之，需要对该书进行全新的逻辑分析。乔丹提醒罗素，罗素曾经考虑撰写系列文章，讨论“何为逻辑学？”这个问题。乔丹写道：“这听起来正是《一元论》需要的文章。此外，我也非常希望知道，逻辑是什么。”罗素没有直接采纳这个内容宽泛的提示，这就是说他没有承认，到那时为止，他显然没能适当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回信中，他确实表达了乔丹希望听到的意向：如果他能如愿撰写现代逻辑学引论，他愿意首先在《一元论》上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

在罗素向乔丹提供的项目清单上，给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就大多数内容而言，它们并不代表新的思想和方向，更确切地说，是对原来基础的重新整合。他之前曾向科莱特宣布，他将撰写著作，分析政治观点的心理特征。这本来确实是一个勇敢的创新之举，但是现在他却没有提及。我们不禁觉得，在那个阶段中，促使他重返哲学研究的动机不是新的灵感爆发，而是新的想法，希望远离烦琐、紧张、偶尔暴力的政治活动。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说：“将思绪转向抽象思考，这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休息。”

反征兵团体领导人心胸狭窄，相互之间内斗不休，这让罗素感到绝望。此外，他对在索思盖特的兄弟会教堂中见到暴力场面感到震惊，对所有种类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彻底的幻灭感。9月3日，他在写给科莱特的信件中说，他觉得他为和平所作的努力不再产生任何效果，他只愿意著书立说。他继续担任反征兵团体执行主席一职，但是在那份工作上所花的时间和热情越来越少。那天秋末，他终于将工作移交给艾尔弗雷德·索尔特，顿时有了如释重负之感。其实，对于有关和平问题的写作，罗素也没有什么兴趣。在担任主席一职的最后几个月中，他每周继续为《论坛报》撰写社论，基本上放弃了其他方面的宣传写作，无论是讲座形式，还是文章或著作形式均是如此。

那年早些时候，他曾经答应美国出版商利平科特，撰写一本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考察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辛迪加组织。以前，他可能会全力以赴，进行这样的工作，利用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机会；现在，他却将此视为一项苦劳工作，正如他在9月6日写给莱昂纳多·伍尔夫的信中所说，“其目的完全为了赚取肮脏的钱财”。他请伍尔夫推荐相关文献，特别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献（“我觉得，巴枯宁肯定写了有关著作，但是我对他的了解仅仅限于他的名字”）。1917—18年秋冬两季中，他反复提及，为了撰写该书，他阅读了大量文献（该书以《自由之路》为名，于1918年出版）。但是，他对该项目显然缺乏热情，书稿一直拖到次年春天才完成。

甚至在一年之前，在他曾经考虑“不停地研究政治理论”时，他也怀疑，“将来的某天，追求永恒和完美事物——例如，数学——的激情是否会突然包围我”。其原因在于，不管怎么说，“甚至最抽象的政治理论也非常世俗，昙花一现”。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8月27日，他在写给科莱特的信中说：“我必须重返研究永恒之物的领域。”他怀着热情，以轻松的心态考虑将在秋天举行的数理逻辑讲座。在短短几天之后，他就完成了写作大纲。“这让我非常兴奋。”

1917—18年秋冬，罗素举办了两个系列讲座，第一个关于数理逻辑，第二个关于“逻辑原子论哲学”，全都由H．维尔登·卡尔组织。场地是从威廉斯博士图书馆租借的房间，离罗素的住所不远，只有几个门牌号。第一个系列10月30日开始，第二个1月22日开始，分别在每个星期二晚上举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实现了罗素当初的梦想——“像艾尔弗雷德那样”，通过给社会听众讲课谋生。

当然，与在卡克斯顿大厅举行的关于社会重建的讲座不同，与反征兵团体组织的关于“政治理想”的两个系列讲座不同，罗素不可能指望大量听众出席。卡尔募集的资金大都来自赞助，而不是门票收入。

这两个系列讲座看来都没有完整的讲稿；或者说，如果罗素写了讲稿，它们没有幸存下来。就第一系列可能包含的内容而言，唯一提示是基于它们的一本著作，书名是《数理逻辑引论》，于次年完成。这就是罗素给乔丹说过的“现代逻辑学引论”。从本质上说，该书以通俗的方式，总结了《数学原理》中的数理逻辑，首先分别说明如何从类的概念，定义一般的自然数、有理数、实数、复数和康托所说的超限数。接着，它讨论了罗素悖论出现之后，类这一概念带来的问题，最后讨论了乘法公理、无穷性公理、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数学原理》采用了这些麻烦的逻辑结构，以便解决上述问题。罗素假定，很少甚至没有接受过数学训练的入门者都可以理解该书。但是，它其实相当艰深，大多数人觉得难以理解。我们不得不怀疑，作为一个包含八个部分的系列讲座，它究竟能够吸引多少人，让他们掏钱购票入场？

在该书——我们也可设想，在作为该书基础的系列讲座——中，罗素没有就乔丹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逻辑学？”，进行详尽或者深入的讨论。在该书结尾，他确实提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提供了有趣的简略回答。他说，逻辑学“研究现实世界，与动物学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使用的是更抽象的普遍特征”；逻辑学研究的是世界的形式特征。他强调说，日常语言并不足以表达逻辑形式，因此“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精确或者彻底的研究而言，研究逻辑符号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他在该书结尾处发出了类似战斗号令的呼吁：

笔者希望，面对理解这些符号的艰难任务，打算掌握数学原则的读者不要退缩。其实，掌握这些符号不像想象的那样，需要花费大量工夫……如果有学生受到这本小书的引导，对数理逻辑进行认真研究，本书就实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

罗素已经发现，接受他的总体哲学立场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人不愿去掌握逻辑符号，其中几乎包括所有哲学研究者。在罗素阅读梅·辛克莱的著作《为唯心主义一辩》的过程中，这个观点得到了证实。罗素两次评述了该书，一次是8月为《国家》撰写的书评，另一次是9月为《英国评论》撰写的书评。人们对梅·辛克莱了解大都因为她的长篇小说，而不是哲学研究。乍一看，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罗素会如此认真地对待她的这本著作和她的观点呢？其原因在于，他不仅两次评论了该书，而且还将书评中无法使用的评论内容打印出来，特地寄给了她。

我认为，罗素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尊重她的业余人士的身份，尊重她撰写让普通读者感兴趣的哲学著作的能力。他在第二篇书评写道，“这位业余哲学研究者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不是作为新体系或者新论点的发明者，而是作为对这些体系的解释者。她面向不大可能阅读专业人士撰写的技术性著作的一般读者，但是也向专业人士说明了其著作在一般读者眼中的地位。这些读者熟悉学派之间的争论，其人文兴趣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罗素在第一篇书评中赞扬说，辛克莱摆脱了“几乎所有专业哲学研究者在著述中习以为常的傲慢心态”，成功地“面向没有技术背景的公众，展示了哲学界当下研究的问题以及进行的讨论。她采用的方式清楚地显示，尽管对一般公众来说，哲学所用的技术语言如果不是难以理解的，至少是令人反感的。但是，他们确实不乏对这些问题的兴趣”。

辛克莱的著作的书名是《为唯心主义一辩》，在某种程度上针对是罗素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数学原则》（让辛克莱后来感到尴尬的是，她在书中将它误称为《数学原理》）中表达的观点。但是，罗素似乎认为，她驳斥他的观点的原因几乎完全在于，她对数理逻辑一无所知。而且，罗素相信，只要她掌握了《数学原理》中使用的符号，她可以发挥她的天才，对他的著作——而不是黑格尔的著作——进行通俗的阐述和辩护。因此，在他看来，她的著作以完美的方式说明，他打算撰写的“现代逻辑学引论”很有必要。我们确实可以认为，罗素撰写《数理逻辑引论》时，心里考虑的读者就是梅·辛克莱或者与她类似的读者，其目的旨在提供必需的数理逻辑，以便就这个问题进行哲学探讨。

也许为了承认她作为他的目标读者的身份，在关于数理逻辑讲座开讲首日，罗素邀请梅·辛克莱共进午餐。此举是否使她出席了全部讲座呢？这一点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罗素向她推荐数理逻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她对他反复强调的掌握技术性术语的必要性作出回应，最后承诺说，在她觉得自己已经考虑了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之前，她不再撰写哲学著作。她在信中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向你索要一本《数学原理》（不是《数学原则》）。”

与罗素重返哲学研究的愿望同时出现的，是他与科莱特确定关系的希望。他告诉她，他觉得，如果她完全和他在一起，他可以做出杰出的成就。他无疑想象，在两人外出共度三周时间之后，可以说服她离开迈尔斯，和他住在一起。8月23日，科莱特在信中谈到了她的丈夫，给满怀希望的罗素一次沉重的打击。她告诉罗素：“总而言之，他现在担心的是，他不再是我人生中的核心角色。”对科莱特来说，与以前的情况类似，至关重要的是强调她的自由——“谁在我的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呢？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她倾向于认为，她其实应该独自生活。但是，她也怀疑，“除非他希望分开”，她是否可以弃他而去。

罗素要么并不真的相信科莱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要么认为迈尔斯是异常宽容的丈夫：两周之后，在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向科莱特提出，两人应该一起生儿育女。在那种情况下，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建议；科莱特虽然并未立刻这样说，但是根本没有表示同意的意愿。与一个男人住在一起，然而与另外一个男人生儿育女，这会造成实际困难和情感纠结。况且，科莱特并不想要孩子。那时，她最想要的也许是成功的演艺生涯，超过了其他任何东西。她刚刚接到邀请并且表示接受，将在莫里斯·埃尔维执导的一部名叫《欣德尔觉醒》的影片中担任主角。她不愿意为了生儿育女，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在那次讨论的当天，科莱特离开伦敦，到布莱克普尔拍摄电影去了。她从不隐瞒这个事实——她发现莫里斯·埃尔维非常性感，十分迷人。从她动身前往兰开夏郡开始，罗素就陷入醋意大发的紧张状态。迈尔斯对此深感担心，在写给科莱特的信中说，罗素“情绪失控，精神濒临崩溃”，晚上无法入眠。罗素还确信，身在北方的科莱特的日子很可能是悲剧的，致命的。科莱特曾经漫不经心，给罗素提到过坊间的传言：埃尔维罹患了梅毒。这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让罗素有大祸临头之感。

在那段时间的通信中，罗素和科莱特在感情上摇摆不定，从一个极端摆向另外一个。在罗素的信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从布莱克普尔附近的圣阿格尼丝的住处，科莱特给罗素写信说，她“一直冷静地思考我俩星期六夜里谈到的问题”：

你知道，我希望给予你希望得到的一切。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和商量。正如你自己知道的，情况并不简单。但是，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她写这封信件时，罗素正在嫉妒和痛苦中挣扎。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活在地狱中，这种感觉来自内心深处，我无法逃避。”他在给科莱特的回信中说：

我很爱你……你是我的窗户，让我看到宇宙的光辉。通过另外一扇窗户，这就是我自己，我看到的只有恐惧、黑暗和地狱中的烈火深渊。

两天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在给科莱特的信中写道：“在我的信中，你曾经占据的整个位置已经化为灰烬。我俩已经没有共同的东西了，只有努力忘记对方。再见吧。”次日，他也许收到了科莱特的来信，她答应和他生儿育女。他立刻写道：“你同意做我俩最后一天晚上谈到的事情，谢谢你，我亲爱的。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我几乎不敢实现这一计划。我怀疑，这样做对迈尔斯是否过于残酷？”但是，罗素仍然焦灼不安，觉得科莱特与莫里斯·埃尔维保持着亲密关系。

也许为了让他自己反复无常的心绪获得某种稳定性，就他对科莱特的性格的了解，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评估，标题是《她的性格和可能出现的变化，伯特兰·罗素，1917年9月25日》。首先，“与莫里斯的关系源于她灵魂之中的一种缠结，造成隐晦的痛苦，而且被错误地判断，形成无法满足的欲望”。其次，科莱特的性格由难以调和的因素构成。首先，她热爱自由，憎恨残酷行为，希望出现一种简单的方式，让世界变得完美——“从道德层面看，这是她性格中最好的一面。”问题在于，这一面并未“起到作用”；她并不按照这一点行事，看到别人让世界变得完美时，仅仅鼓掌而已。“在这一点发挥作用之前，她灵魂之中的缠结依然存在。”也许，因为她性格的这一面处于休眠状态，“在她的灵魂中，充满着遭到误读的奇怪渴望和绝望，那种感觉形成狂乱的情绪，导致疯狂的行为，让她希望在心理上得到慰藉。宗教可以治愈这样的毛病。”

其次，她精力旺盛，“那种精力让小狗奔跑，主人慢走”，只有坚定信念才能给予它某种有用的方向。她的幸福“要求超常的性冒险”，一定程度上因为她的性欲很旺，一定程度上因为她虚荣心很强。“她精力旺盛，在恋爱中喜欢粗野和狂热的言行；这也与她的绝望感有关。”罗素宣称，她的虚荣心是“其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她不分青红皂白，“渴望各种各样的掌声，寻求知名度，喜欢一夜走红。她追求的不是创作优秀的作品，不是获得具有品味的人们的尊重”。至少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一性格占了主导地位，驱使她仅仅追求知名度，而不是成为优秀的女演员。此外，她非常喜欢奢侈品和享受，这两点共同作用，引导她走向商业化的道路，“面临由此带来的所有邪恶一一竞争、嫉妒、劣质作品，甚至可能卖淫”。罗素最后表达的观点是，科莱特的“整个道德未来取决于，她应该学会为公众利益工作，而不是为个人利益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点，她需要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控能力（那时，她“几乎不知道，她是可以不受冲动的诱惑的”）和无私奉献精神。“但是，只有经受地狱的磨炼，她才能学到这一点。”

也许是为了给她一个作出回应的机会，也许让她接受他的建议，甚至也许将此作为对她的一种攻击，罗素将那份相当坦率的性格分析寄给了仍在布莱克普尔的科莱特。那封信件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信。科莱特后来说：“看到这样的分析，只有很少的女人可能表示宽恕。”她尚未承认她与埃尔维出现了婚外恋情，所以乘机表示否认。9月28日，她写信告诉罗素，莫里斯“不是我的情人，你与奥托琳和艾略特太太之间才是那种情人关系”。

但是，罗素并不相信。为了让自己免受更多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折磨，他决心离开她。10月初，她回到伦敦，他亲手交给她一封分手信件。她在回信中说：“如果你离开我，我不会自杀，我不会放弃工作，我不会放弃反征兵团体；我将和现在一样，依然爱你，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心里的秘密。我知道，我俩属于对方。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我就无能为力了。”她看到罗素没有回信，于是再次写信说：“我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试图用语言表达我心中的巨大寂寞。”罗素回复了这封信件，声称他虽然希望自己依然爱她，他却无法做到。在这种情况下，科莱特10月11日写道：“我向上帝表示，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罗素可能也希望如此。他尝试将与科莱特的恋情抛在身后，再次将目光投向维维恩·艾略特。他与科莱特（两人都以为的）分手之后不到一周，罗素做出安排，打算与艾略特夫妇一起，搬到乡下居住。与他和维维恩关系中发生的其他许多故事类似，该计划的来龙去脉在文献中没有记载。[1]但是，合理的猜测是，他先和艾略特夫妇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才与科莱特分手。

艾略特夫妇在博萨姆度过夏季之后，9月返回伦敦——艾略特在月初，维维恩在两周之后。维维恩发现，住在伦敦令人难以忍受。从博萨姆回来不久，夫妇两人决定，在乡下寻找住处。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放弃在伦敦的公寓，在伦敦附近的找个地方住下，以便艾略特每天到伦敦商业区上班。两人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几个星期之内实施了另外一项非常不同的计划：保留在伦敦的公寓，让艾略特居住，维维恩搬到乡下去，设法寻找一幢农舍式小屋。这样，罗素和艾略特夫妇便可以住在一起了。在时间安排上，两人改变计划的做法与罗素“结束”和科莱特关系偶然巧合。

根据新的计划，艾略特不必每天往返上班，对农舍式小屋的位置要求不高。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想法看来重复了罗素和艾略特夫妇在1915年一起居住的模式：罗素和维维恩工作日住在一起，艾略特和他们一起度周末。那时，艾略特在伦敦的工作十分繁忙，除了银行的工作之外，他每周还在伦敦的不同地区讲两个晚上的课。另外，他担任《自我主义者》的发行编辑，有时需要待在布鲁斯伯瑞街的办公室。我们难以知道，他如何看待长时间不再伦敦的生活，他无疑对这项计划感到满意：其一，他不用每天在路上奔波；其二，他可以保留在伦敦的公寓。实际上，这项计划看来给各方提供了最佳结果：艾略特可以待在伦敦，罗素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准备即将举行的讲座，撰写《自由之路》；维维恩在乡村中可以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逐步恢复健康。此外，对罗素和维维恩来说，这个计划还提供了机会，让他们两人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继续难以终结的奇特恋情。

10月22日，在她写给艾略特的母亲的信件中，维维恩解释了这个计划，字里行间透露出相当神秘的意味。她告诉艾略特，她在信中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关于某些事情，海关的审查肯定十分严格”，而且“没有人不在乎自己的信件被人销毁！”但是，她继续说：“我无法向你仔细解释某些问题，让我感到非常为难。”看来，她觉得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她和艾略特必须保留在伦敦的公寓，同时又要在乡下寻找住处？为什么审查员会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她对此缄口不言。但是，其原因很容易解释：其一，艾略特要工作，所以夫妻俩需要保留在伦敦的公寓；按照维维恩的估计，这样一来，艾略特每周至少得在伦敦住两个晚上。其二，她需要待在乡下，以便恢复健康。夫妻俩需要在城里保留一套公寓，在乡下租一幢农舍式小屋，这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不过，艾略特的母亲夏洛特发现难以理解的是，夫妻俩怎么有能力支付房租呢？在她的信件中，维维恩根本没有提及罗素——也许，维维恩觉得必须审查的正是这一实情。

在寻找合适的农舍式小屋期间，维维恩暂时住在一位农民的家里，那幢房子名叫森赫斯特农庄，在萨里的阿宾杰公地，离罗伯特·特里维廉的住处很近。那位农民曾经为罗素和特里维廉打理花园，一般不收租客，在罗素的游说之下，破例出租了房屋。维维恩大约在农场待了三周时间，从10月17日到11月4日左右，看来大多数时间独自一人。农场远离伦敦，交通不太方便，所以艾略特那段时间住在伦敦，只在周末与维维恩会合。

可是，即便在计划与维维恩同居期间，罗素依然渴望得到科莱特。在10月25日写给她的信件中，罗素表达了让步和认输的意思：“与你在一起，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我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我应该依然知道快乐是什么。我怎样才能跨过这一道门槛呢？”我们不可能知道，在那段时间，他究竟见过维维恩多少次，但是，从他10月30日写给科莱特的一封长信中我们知道，他至少和维维恩度过了一个晚上。他写那封长信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诉科莱特，他依然爱她，希望她回到他的怀抱。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谈到了在维维恩住处的短暂逗留，满怀激情，极度痛苦。他写道，“我曾经告诉你，我当时打算与艾略特夫妇一起，租下一幢农舍式小屋”：

我本来打算（也许非常罕见的情况除外）与艾略特夫妇以朋友身份相处。但是，我回到她的身边，她非常高兴，非常亲切，希望超过友谊的关系。我当时觉得，我可以控制局面。如果我们租到农舍式小屋，这可能让她期望更多的东西。最后，我和她待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的情况非常糟糕，让我深感厌恶，无法言喻。我没有让她知道我的感受。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显得非常开心。我试图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但是它常常出现在可怕的噩梦之中，让我半夜惊醒，不再保留任何自欺欺人的想法了。迄今为止，我没有给她说过一个字。如果我告诉她，她会很不高兴。假如我和她仅仅是朋友，没有其他任何关系，我会喜欢那幢农舍式小屋的。实际上，我确实无法让自己接受更密切的关系。

我希望你理解的是，让那个晚上变得厌恶的唯一原因是，我没有和你在一起。此外，没有任何因素让我讨厌它。

……与艾略特夫妇合租农舍式小屋的计划目的是，让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与你保持独立，但是结果事与愿违。如果计划落空，我将更依赖你，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离开了你，我的生活没有色彩，没有快乐，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堕落气味，直到我被恶心感逼疯。我不得不让艾略特太太感到伤心，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肯定不能突然做出那样的举动。

噢，科莱特，我非常痛苦，非常可怜。你是否可以让我躺在你的怀抱中，找到安宁之处呢？你是否可以让我爬入你的怀抱，静静地躺在那里呢？你是否可以发一点怜悯之心，救救这个受到伤害、痛苦不堪的可怜人呢？我并不想要激情，至少现在不需要。我想要回家——你把我赶了出来，让我成了举目无亲的路人。我心里不再有家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让我忘记，至少暂时可以忘记。

……这不是一封勇敢的信件。自从你去布莱克普尔以后，骄傲之心让我言行失控，但是这封信中我说的全是实情。

……我的要求有些过分，肯定超过了你可以给予的限度。这就是我尝试逃避的原因。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逃避，但是我错了。现在，你鄙视我。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立刻知道，我将再次尝试离开。

请务必立刻回复。我星期四晚上将去见艾略特太太，我希望在那之前收到你的回信。请告诉我你的想法，哪怕它让我伤心也行。

对这封信件的一种解释——例如，在T．S．艾略特的传记中，彼得·阿克罗伊德采纳了这种解释——是，罗素终于成功地和维维恩上了床，但是，她几乎一直在来月经，这让他觉得非常扫兴，决定再也不和她睡觉了。这种解释可能有一定道理，[2]如果真的如此，它可以让我们理解罗素在这封信件中使用的某些文字（这一点肯定更有说服力，超过了罗素在信中所说的理由——“让那个晚上变得厌恶的唯一原因是”，他没有和科莱特在一起）。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说明这封信件的最突出的特征：自卑的道德挫败感、自欺欺人的忏悔式言论、到处都弥漫的令人恶心的“堕落气味”。这种语言听起来不像表达纯粹生理方面的反感；更确切地说，它听起来更像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恶心的男人的道白——他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已经堕入不道德的深渊。

在那段时间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罗素也重复了这种自我谴责——甚至自我厌恶——的意思。他试图摆脱在感情上对奥托琳的依赖；1917年夏末，他的长期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在实现这一点之前，也许为了让他自己确信，他有权离开她，罗素在给她的信件中一直不停地批评她的性格，批评她在两人关系中的所作所为。奥托琳虽然非常伤心，但是明白他这样做的目的。她在8月写道：“他真的厌倦我了，将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孽强加在我的头上，以便掩盖他变心的事实。”这是罗素作为恋人在她面前的最后一次喘息。大约就在他与科莱特一起到斯罗普郡度假那段时间，罗素与奥托琳的恋爱纠葛最终尘埃落定，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更稳定的情况。他从一个值得珍视的老友的角度看待她，再也不从受到伤害的恋人的角度了。

因此，大约从1917年夏末开始，罗素写给奥托琳的信件采用了一种新的基调，长时间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怨全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坦诚和真实。现在确定的是，他们不再是恋人，仅仅是朋友。他似乎可以与她讨论许多问题，态度认真，不乏深度，这样的做法他与其他人交流时甚至不会尝试。这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她，向她透露自己在爱情生活方面的细节。但是，在他试图分析自己的道德方面的“内在”生活时，他会采用他觉得她可以理解的方式。

例如，就他在写给科莱特的信中含蓄表现出来的道德挫败感而言，在给同一时期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他可以明确说明。他在11月14日的信中说，“我最近出现了道德滑坡”：

我希望重新振作起来。我已经让自己的意志消退，对此深感惭愧……我非常憎恨和厌恶自己的个人生存状态——眼下，我的生活不健康，只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担心自己身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我想要广阔的视野和清新的微风。

过了不久，就在11月26日，他告诉她，他终于恢复了自我控制：“总算过去了！”他告诉她，一个人必要依靠自己，需要规则和自控，以便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样做枯燥乏味，然而看来是必要的。”他希望努力工作，避开任何种类的强烈情感。“我已经失去了某东西，这种情况在困难挣扎的过程中常常出现。我好像失去了热恋的能力，失去了看到美好生活的所有方式。”这时，他决心——或者说至少可以——保持“清醒，过单调的生活”。他说，他恢复了心智健全的状态，其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政治活动——那样的活动让他产生无力感，“会把人逼疯的”。

这些信件给人的感觉是，他努力从精神失常和道德堕落的困境中恢复过来；考虑到他1个月之前写给奥托琳的信件，这一点耐人寻味。那时，科莱特透露了她对莫里斯·埃尔维的感情，让罗素处于危机的巅峰。他在那封信中告诉她，“我万念俱灰，这一点无法对你隐瞒。然而，我的整个本能想法是，最好将它深埋心底，自己无法面对时不要流露出来”：

我相信，可以找到原因，我将会找到它的。但是，我现在必须首先涉险进入深水之中，我知道自己必须独自去做。我必须怀疑许多你无法怀疑的东西。我必须吸收和消化去年冬天在我头脑中出现的对人类的憎恨。我尚未摆脱这样的感觉。它让我慢慢默认自己一直对抗的东西。

他觉得和平运动的工作劳而无功，产生了厌世情绪，对莫里斯·埃尔维的嫉妒让他情感动荡（他当时的状态极端糟糕，让迈尔斯·马勒森觉得，他将出现精神崩溃），觉得自己出现了道德滑坡。所有这一切似乎在他的头脑中混为一团，将他推入深水之中，让他逐渐默认并不令人愉快的实情——对于这样的实情，就连奥托琳这样比他更“挑剔”、具有超强纯洁性的人也觉得满头雾水。

在那段时期写给科莱特和奥托琳的信中，罗素使用的隐喻显示出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可以组成这样的画面：他堕落了，身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可以这么说，他吸收了某种骇人听闻的真理，它们不仅与人类有关，而且也与他自己有关。那时，他身边的“堕落气味”让他感到恶心，他希望开始向上爬，摆脱黑暗的深渊。如果将隐喻变为非文学语言，他给人的印象是：其一，与科莱特分手让他行为反常，其方式让他后来深感羞耻。其二，与维维恩度过的那个晚上让他感到恶心，主要原因不是维维恩处于经期之中这个事实（如果说它是事实的话），而是他意识到，他已经极度堕落——他明明知道，自己并不爱她，而且最终将会伤害她，甚至让她伤心欲绝，但是他仍然无法抗拒诱惑，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其三，他其实缺乏自控能力，与他早些时候指摘的科莱特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其四，他还忘记了，不管怎么说，人有可能不受冲动的支配。

我们无法确认，科莱特对此究竟理解多少。她回复了他10月30日撰写的这封长信，言辞中不乏同情和鼓励，表明她将毫无遗憾地回到他的身边。11月1日，罗素在信中告诉她：“你的来信给我带来巨大快乐。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我的信件将会让你回心转意。”维维恩仍然住在乡下（“所以，我今天晚上不会去见她”），他可以很快见到科莱特，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今天晚上，我不想争论，安慰或者解释——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享受安静休息的感觉。”他告诉科莱特，她唯一没有给他的是“我不应想要的东西——占有感”。

他将与维维恩见面的时间推迟到11月6日。他次日写道，结果“令人非常满意”。他已经“摆脱了她的主动行为——她当时的行为非常大方——带来的麻烦的情感纠缠，这让他松了一大口气”。一周之后，他与维维恩再次相见。他11月13日写道：“今天上午，我收到艾略特太太的信件。我害怕今天晚上和她见面。但是，我可以做出某种无法挽回的举动——当然，我觉得这样做是可耻的。”后来的情况证明，对他来说，从维维恩的恋情中抽身出来相当容易；相比之下，克服对埃尔维的嫉妒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情。他在信中谈到，他前一天夜晚让科莱特“十分痛苦”，他觉得那样做“其实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望回到我们两人希望的状态。这让我摆脱了令人厌倦的困扰；如果我保持沉默，那种困扰是无法排解的”。他告诉科莱特，问题根源是：

我困惑不解，在那么爱我的情况下，你竟然可以爱上别的人，你竟然可以在让我俩关系大受伤害的事情中发现乐趣。

我们自然可以反驳说，对罗素这样的男人来说，不应该有什么困惑不解的事情：在与奥托琳保持恋情的时候，他爱上了海伦·达德利；在与维维恩保持恋情的时候，他爱上了科莱特。其实，虽然这样说显得不可思议，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在罗素复杂的情感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认为他在一段时间中只能爱一个女人。因此，如果他发现一段恋情未完时自己另有新欢，他会以某种方式让自己相信，他已经终止了与前者的恋情。

他与维维恩见面的情况十分顺利，超过了他的预期。他告诉科莱特：“艾略特太太就像来自天堂的圣人，把她自己的痛苦搁在一帮，开始排解我的郁闷——她最终做到了这一点。”

他和科莱特决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家”，一个两人可以安静幽会的场所。两人在菲茨洛伊街找到了一套一居室公寓房。罗素让她放心，他们有了自己的地方后，一切都会回归正常。这正是他8月时希望做的事情。但是，他后来意识到，已经发生的事情削弱了他对科莱特的信心，削弱了他的自尊，他们两人无法期望回到科莱特去布莱克普尔之前的状态，不可能再去享受那种充满沉思的平静生活。对他们两人来说，情况已经变了，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1月29日，两人一起在新“家”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罗素不久之后大发雷霆，觉得科莱特在情感上和莫里斯·埃尔维藕断丝连。对罗素和科莱特来说，那个地方让人联想到不愉快事情，以后几乎再也没有使用。科莱特继续住在梅克伦伯广场她那间“阁楼”里，罗素继续住在戈登广场弗兰克的家中。

在整个11月和12月的头两周中，罗素每个星期二举行数理逻辑的讲座，其余时间分为分别做两件事情，一是阅读撰写《自由之路》的资料，二是完成在反征兵团体中的收尾工作。但是，他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抽出时间，准备新年举行的《逻辑原子论哲学》讲座。为了这个目的，他依然很想在乡下找一个住处。况且，他与科莱特的关系再次恶化，他重新考虑与艾略特夫妇合租一幢房子的计划。12月第一周，他和艾略特夫妇一起，签下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约，租下位于白金汉郡的马洛的一幢房子。马洛是一个小镇，雪莱1817—1918年在那里住过，因此这个镇小有名气。罗素12月写信告诉奥托琳，“我满脑子都是可以研究新的想法，相信去马洛居住的计划将会给我一个可以工作的安静去处”：

我觉得，自己好像再也不会产生任何种类的强烈情感了。我想要一种按部就班的安静生活，就像赣第德[3]后来的生活——情感最终总是可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无法长期过这样单调无聊的生活！

他情感枯竭，决心不让自己在道德上继续堕落，那时选择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平静的生活方式。12月23日，就在最后好一次讲座之后几天，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他喜欢为撰写《自由之路》准备资料，但是，他“更喜欢春天重新回到哲学研究之中去”：

今天，我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了，在那里坐了一阵。我总是觉得，它非常漂亮。我听着唱诗班的歌声，思绪慢慢转向永恒之物，渐渐远离恼怒和绝望之感。人类真的很悲剧，但是有一种光彩可以穿透他们的盲目性。

他与科莱特母女一起，在伦敦过圣诞节，然后到了加辛顿，准备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他在那里给科莱特写信，谈到了“马洛计划”。他告诉她，租下那幢房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可以让自己不会向你提过多要求，超过你可以给予的限度”。1918年1月1日，在给她的信中，他谈到对维维恩的感情：

我并不爱她，并不在乎是否可以与她保持肌肤之亲。但是，我喜欢和她交谈，一起散步。她对我的感情是无私的；如果没有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熬过过去几个月的郁闷日子。我非常感激她，期望在将来的某个时段，她将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现在尚不知道，这一点是否会实现。

科莱特回复说，她愿意接受他的说法，维维恩对他的“感情是无私的。我不认识她，因此无法从任何角度作出判断”：

但是，我确实知道，你许多次与她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情感缠结（害怕与她见面，如此等等）。就你的工作而言，诸如此类的因素也许让你觉得心烦意乱，与你对我的看法类似。而且我还知道，你常常发现，你与她的关系让你感到压抑。

但是，在罗素看来，他对科莱特充满忌妒，这造成了具有破坏性的不稳定局面；相比之下，与维维恩的“情感缠结”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告诉科莱特：“我在工作日待在马洛，每周与艾略特太太一起，到伦敦去一两次。”次日，他表达了对埃尔维的某些感觉。他告诉科莱特，埃尔维逃避战争，其生活的主要目的只是赚钱，所他不喜欢埃尔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科莱特爱埃尔维，罗素也将她与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而不是考虑她的和平主义信念和民主信念。

面对罗素没完没了的恶言攻击，科莱特又写了一封分手信。罗素针锋相对，在1月14日的信件中敦促她忘记他，以免承受和他交往必然带来的痛苦。他告诉她，“我的人生被困在痛苦之中，对任何与我亲近的人来说，这都是地狱。”但是，过了不久，他回到伦敦，两人再次重修旧好，并且建立起将会持续1年的格局：罗素先是相信，他俩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布莱克普尔之前”状态；然后，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样的反复从1918年元旦开始，持续了数月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罗素似乎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一方面，他对科莱特持有充满激情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几乎充满同样的热望，想要完全摆脱这种激情，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工作之中。

新年期间，他在加辛顿逗留数周时间，准备现已成为他最著名的哲学著作之一——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如果说他对数理逻辑的研究显示，他再次渴望以宁静的方式，思考他战前已经知道的“永恒”之物，那么，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说明，他正在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灾难。他在撰写社会重建讲座的过程中告诉奥托琳，他觉得，自从维特根斯坦1913年攻击他的判断论以来，在面对原创性哲学思考的艰难要求时，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一方面，他认为所有哲学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逻辑问题，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削弱了他的信心，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从事重要的逻辑学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他1914年为哈佛大学讲座选择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题目。失去信心让他深感绝望，哲学对他的吸引力已经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不那么困难的追求目标。

有鉴于此，在1918年初的讲座中，罗素集中精力，研究当初遭到维特根斯坦痛批的问题。这说明，罗素已经重新树立进行哲学研究的信心。罗素认为，这些讲座将会明确反映他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学到的东西，既有维特根斯坦对他早期观点提出的批评，也有维特根斯坦1913年秋天去挪威之前他根据口述记下的《逻辑学笔记》。他在第三讲中宣布：“在这个系列讲座中，许多内容源于我从朋友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启发。”该讲座以系列文章形式在《一元论》上刊出时，他在一篇短序中重复了这一点，然后补充说：“1914年以来，我没有机会了解他的观点，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尽管这些讲座确实说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学笔记》对罗素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些讲座最突出的特征似乎正是他提出的非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观点。它们体现的哲学风格完全是罗素式的；就这一点而言，所用的标题《逻辑原子论哲学》在某些方面带有相当大的误导性。罗素在第二讲的开头表示，“我应该坚持的主要论点是分析的合理性”，因此更恰当的标题应该是《逻辑分析哲学》。他希望倡导的哲学是分析性的，旨在剖析复杂的事物和理念，将其转化为简单的成分。这样的过程是否最终形成所谓的逻辑原子呢？对他来说，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应该开始分析，不应被黑格尔哲学的所谓不可分割性——实在的“统一性”——捆住手脚。

由此可见，那些讲座内容可被视为一个宣言，提出了罗素有时候希望就此建立学派的那种科学的“分析”哲学。但是，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罗素的分析哲学概念与近年在学院派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分析哲学迥然不同。如今，学界广泛认为，分析哲学的特征是以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为特征的：放弃传统哲学关于实在和思维本质的问题，崇尚语言分析。罗素提出的分析哲学概念的核心信念是，从本质上看，逻辑学与语言相关。但是，在《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罗素沿用了以前在数理逻辑讲座中提出的观点，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世界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语言。

他在第四讲中说，逻辑学“关注事实的形式，着力认识世界上存在的不同种类的事实，着力认识事实的不同逻辑类型”。世界的这些特征——这些事实的形式——是实在的极端罕见的侧面。它们非常罕见，几乎难以对其进行思考。他说，在哲学逻辑中，“人应该思考的主题十分困难，稍纵即逝，任何已经试图进行这种尝试的人都知道，在半年之中可能只有1分钟时间涉及它。在其余时间里，人思考的是相关符号”。如果有人在半年中能够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非常精妙的问题上，他就跻身真正优秀的哲学家之列了——“蹩脚的哲学研究者根本做不到一点”。

符号理论对哲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超过了我一度认为的程度”，但是其重要性“完全是负面的”：

这就是说，其重要性存在于这一事实：除非对符号相当自觉，除非对符号与符号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相当明确的认识，研究者将会发现，自己将仅仅属于符号的特性归为研究的对象。

由此可见，罗素认为，逻辑研究与对语言——意义——的分析迥然不同：前者是将自己的思维集中在难以捉摸的“形式”上的尝试，几乎希望渺茫；后者被证明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我认为，意义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心理上的。我们不可能形成关于意义的纯粹的逻辑理论，因此也不能形成关于符号的纯粹的逻辑理论——符号理论。如果不考虑人与事物之间的这种认知关系，就不可能以纯粹逻辑的方式，解释符号的使用。

这个思路将罗素引入另外一个方向，与他在早期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截然相反：在以前的研究中，他试图“消除”逻辑学和数学的心理特征，并且在该过程中将哲学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心理学转向逻辑学；这时——尽管他在当时可能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观点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与逻辑学相比，心理学对哲学研究其实更加重要。

实际上，根据罗素在这些讲座中提出的观点，心理学在隐含意义上甚至为逻辑学本身——或者至少说，为逻辑学的一个部分——提供了基础。其原因在于，虽然在罗素的构思中，逻辑学分析世界的形式特征，而不是语言的形式特征，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逻辑对分析命题的结构感兴趣——哪怕其目的旨在探索，命题的形式是否忠实地反应它们描述的事实的形式？罗素提出的摹状词理论就属于这样的研究，认为对日常语言的明确描述掩饰了它们所描述的事实的逻辑结构。如果逻辑真实性是研究的主要目标，日常语言应被一种逻辑上更正确的新的符号形式取代。从理论角度看，如果用——可以这么说——明确标示逻辑结构的符号，取代带有误导性的语言形式，那么，这一过程最终将会建构一种逻辑上完美无缺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句法——语法——将非常完美地反映世界的逻辑结构，使用它不可能表示任何没有意义的东西：使用这种语言的每个命题都将描述世界中的一个可能存在的事实。[4]

所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逻辑学研究的是命题。但是，罗素说，“命题只是一个符号”；鉴于符号理论从根本说属于心理学，其结果是，没有对心理学的研究，就无法完全理解逻辑的本质。这是一种“心理学”思路，隐含意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越来越明显，在他其后几年的哲学著作中凸显出来。但是，从本质上讲，它在《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已见雏形。

从某些方面看，讲座显示，在罗素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个过渡阶段——他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但是尚未找到取代它们的东西。在他关于命题和判断性质的论述中，这一点最为明显。他认为，命题“只是一个符号”，但是他在其他地方又说，命题“显然什么也不是”。由此可见，命题就像限定摹状词，是不完整的符号，需要语境来获得意义。《数学原理》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命题的；但是，在这一理论中，语境是由心智提供的，即通过形成判断的心理行为来实现的。可是，罗素的判断论被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批评彻底摧毁，1913年以来一直处于被废弃的状态。现在，在《逻辑原子论哲学》中，罗素使用整整一讲的时间，讨论判断论，并且承认说，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批评具有力量，让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观点。不过，正如他坦率承认的，他尚未找到更好的理论来取代判断论，在那个阶段只能详细说明新的判断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然后强调了研究这个问题的难度。因此，在他的哲学逻辑的核心位置上，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来进行填充。他只得对讲座的“试探”性质表示歉意，声称“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恳请听众谅解。

讲座内容后来在《一元论》上刊出，分为四期，时间为1918年10月至1919年7月。乔丹对此感到高兴，但是恳请罗素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之后提出更令人满意的命题理论：“你在讲座中讨论了命题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我对你的论述并不满意，希望你就此进行明确界定。”

罗素非常希望从命，也许有意使用1918年的春夏两季，在马洛的住所中潜心研究哲学。那时，他的愿望不是阐述原来的理论，而是以新的命题理论为切入点，就哲学逻辑提出新的论述。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与艾略特夫妇合租房子的原因，不是维维恩对他的吸引，而是他心怀希望，觉得T．S．艾略特可能在哲学上给他提供灵感。

那年3月，艾略特在《国家》上发表了关于《神秘论与逻辑学》的书评，给罗素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神秘论与逻辑学》1918年1月出版，是一本论文集，罗素打算用来它替代他1910年出版的早期著作《哲学论文》。《神秘论与逻辑学》是一个大杂烩，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将通俗文章与技术性论文混在一起，将不乏浪漫情怀的文章与科学论文混在一起。它收录了罗素在20世纪初期撰写的文章，例如，《自由人的信仰》，以及战争时期撰写的文章，例如，《论哲学领域中的科学方法》。总的说来，该书的选文内容庞杂，代表了他的创作结果，反映了那些年出现的深刻变化，其中包括他的哲学思想和一般观点。艾略特宣称，该书是罗素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艾略特在评述选集中更纯粹的哲学论文时写道：“罗素先生使用英语撰写哲学论文，达到了最高水准。在当代作者中，可以与他比肩的只有布莱德雷先生。”

罗素本来雄心勃勃，打算与艾略特一起，在乡下讨论哲学，结果他的愿望却未能实现。在他与政府的最后一搏中，他遭到起诉。政府根据《领土防卫法案》，判他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服刑6个月——其实，他当时已经做出决定，完全放弃反战宣传工作。

政府提出起诉的起因是《论坛报》刊登的一篇社论。那是他新年期间在加辛顿撰写的，题目是《德国提出的和平倡议》，本来是他希望为该报撰写的最后一篇社论。社论杂乱无章，毫无条理，没有显示他惯有的风格。也许，它反映了这个事实：他的心思和感情已经转向另外的问题。在这篇社论中，他敦促工党使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英国政府按照俄国人提出的不吞并、不赔偿的思路，接受德国人提出的全面和平倡议。这本来是非常合理的建议，但是在论证这个建议的过程中，罗素采用了欠缺考虑的方式，辱骂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他提出，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愿回应德国倡议的原因是，这样做将会“让遭到憎恨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获得胜利，给世界各地的民主革命者提供一个示范，教他们如何对付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知道，它们无法通过继续战争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和平，“但是从阻止自由和全面和平的角度看，继续打仗可能带来它们期望的东西”。如果不尽快实现和平，整个欧洲可能出现饥荒；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活活饿死，可能出现疯狂举动，男人们将被迫互相争斗，以便获得为数不多的残羹剩水。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出现成功革命所需要的建设性尝试”。

届时，美国大兵将会占领英国和法国。无论他们是否有效地抵抗德国人，他们肯定会具有恐吓罢工者的能力。在他们的本土上，美国军队对实施这样的占领习以为常。

“我不是说，这些是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罗素写道，然后以毫无必要的尖刻语气补充说，“所有的证据显示，政府官员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他们只知道打发今天的日子，满足于完全无知和多愁善感的废话。”

这篇社论不在罗素发表的最有思想洞见的文章之列，其实应该被人遗忘。但是，它成为罗素最有名的报刊文章之一。

罗素本来指望隐居乡下，去过充满沉思的宁静生活，这篇社论的刊出时间极不合适，带来了灾难性结果。早在1917年12月，罗素的哥哥弗兰克曾到陆军部拜见科克里尔将军，其实已让对方相信，罗素结束了反战宣传工作，决定回到哲学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1918年1月17日，政府的三个相关部门——内政部、陆军部和外交部——联合形成了一份备忘录，宣布同意取消对罗素的旅行禁令。就在同一天，刊登《德国提出的和平倡议》的《论坛报》被送到内政部。科克里尔将军见后立刻写信通知弗兰克：“这篇文章出现之后，根本不可能对罗素网开一面了。”其结果是，同意取消禁令的备忘录被搁置一旁。

让当局反感的主要是社论中所说的情况——美国“大兵”将被用来恐吓罢工者。2月1日，两个警方探员来到戈登广场，出现在罗素的公寓里，问他是否撰写了那篇社论，特别提到包含以上谴责之辞的那个句子。几天之后，罗素收到一张传票，责令他出庭受审，罪名是“发表了和很可能损害国王与美国关系的言论”。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这事让我深感恼怒，特别难受的是，社论中的这些言辞相当愚蠢，根本起不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2月9日，案子在位于弓街的地方法院举行，罗素被判有罪。没有谁对此感到惊讶。地方法官约翰·狄金森爵士宣布，罗素的做法“非常可鄙”，判处他在二等待遇监狱服刑6个月。罗素本来以为，法庭将会处以罚款了事。判决如此严厉，法官的言辞如此敌视，让罗素吓了一跳。他告诉奥托琳，他觉得政府的做法显示出令人震惊的“强烈仇恨”。他提出上诉。上诉案最早在4月12日之后才能审理，他至少可以免去在寒冷的日子里服刑的厄运。即便如此，“我从心里讨厌在监狱里待6个月。此外，我之前已经打算放弃宣传工作，回头去研究哲学”。

几天之后，他在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中说，不管怎么说，只要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他并不在乎去过囚徒生活（“卸下肩上的责任，这样的自由将会让人觉得相当安静”）。在那个阶段中，罗素显然对二等待遇监狱囚徒的生活持相当乐观的预期，想象自己可以大量阅读，并且将有大量闲暇，进行哲学思考。3月26日，他见到了民主控制联盟秘书E．D．莫雷尔，后者在二等待遇监狱中服刑5个月之后，于1月释放出来的。与莫雷尔的一席谈话让他从那个幻觉中惊醒。罗素看到监狱生活给莫雷尔带来的变化，顿时感到十分恐怖。次日，他写信告诉吉尔伯特·默雷，声称看到莫雷尔情况之后，他自己对“6个月服刑的严苛方面”深感忧虑：

莫雷尔头发全白（入狱之前，他没有一丝白发），刚刚出狱时彻底崩溃，在身体和精神两个均是如此，其主要原因是食物不足。他说，每天只有45分钟时间阅读——其余的时间花在监狱劳动等事务上……看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不能从宽执行对我的判决，我将不能保持原来的思维能力。我依然希望做大量的哲学研究，我对此后悔不已。

最后一个句子几乎让人觉得荒唐可笑：他的思维能力的减退不是让他感到“后悔”的事情，而是让他最担心的事情，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在写给科莱特的信件中，他显得更加直截了当：“我害怕坐牢——见到莫雷尔之后，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恐惧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事情，让人深感羞耻……让我焦虑的是这一担心——就在我准备做真正杰出的工作时，我的大脑却受到损害。”3月30日那个周末，他在马洛见到克里福塞德·艾伦，看到监狱生活给艾伦的健康和性格造成的影响，大为震惊，焦虑进一步加剧。

见到莫雷尔次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讨论是否可能将征兵的年龄上限从41岁提高到51岁。两年之前，罗素可能欢迎这样的机会，与其他拒服兵役者一起服刑。可是，这个说法加深了他的沮丧之感，觉得自己可能面对长期监禁带来的后果。他3月31日写信告诉奥托琳：“他们看来已经决定，提高服役的年龄上限，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长期待在监狱中，从4月21日开始，直至战争结束，时间也许是许多年。”他本来可能以他的哲学研究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为由，获得政府的豁免，“但是，我对绝对拒服兵役者承担重要责任，看来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真遗憾。我现在思维敏捷，状态良好，超过近来几年的情况……而且，我渴望继续进行哲学研究”。

他几天之后了解到，对他提出的上诉的审理推迟到5月1日之后，这给了他一个挣扎的机会，在（几乎确定的）刑期开始之前，完成《自由之路》的写作。他告诉奥托琳，在4月的头两周中，他“夜以继日”，希望完成书稿。他的精神状态并不理想，难以表达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理论见解。4月9日，在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中，H．维尔登·卡尔报告说，罗素“压力很大，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也许，让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是，该书仅仅是高效率完成的报刊作品，几乎没有什么灵感可言，是某种令人失望的东西。但是，它最后顺利出版，这一点足以显示，他具有令人震惊的意志力量。

《自由之路》证实，他忠实于自己在《政治理念》中宣布的行会社会主义。他大体沿袭了英国行会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和公认领袖G．D．H．科尔的论点，尤其是《劳工世界》（1913年）和《行业自治》（1917年）中的观点，并且进行了详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辩词。从本质上说，行会社会主义被表述一种中间路线，是一种英国式妥协的产物，介于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混乱状态之间。该书使用大量篇幅，解释如何在行会社会主义提供的框架之下，解决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例如，工作与工资、政府与法律以及国际关系等等。根据最初约稿的要求，它本应综述各种各样的左翼观点。但是，它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真正作为行会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涉及的篇章只要讲述了它们的历史沿革，重点谈到了其创始人马克思和巴枯宁的生平。他强调了他们两人作出的牺牲，强调了他们两人承受的苦难，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先驱们大都经历坎坷，坐过大牢，流放异地，生活贫苦。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宣传活动，刻意面对那样的东西。他们以这样的行动说明，鼓舞他们的希望在于，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人类。

毫无疑问，这一番话旨在对罗素自己的动机进行含蓄评价，不过他的所言是正确的。

但是，随着4月一天一天过去，在罗素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人类的希望，而是他自己的希望，尤其是继续哲学研究的渴望。他这时意识到，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不得不寻求机会，从二等待遇转为一等待遇。一等待遇监狱的条件与莫雷尔经历的大不一样：囚徒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获得大量书籍，不必干监狱苦役，监舍大一些，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使用自己的家具，而且甚至可以得到写作资料。如果成为一等待遇囚徒，罗素可以过上见到莫雷尔之前想象的那种可以沉思的生活。但是，他了解到，获得一等待遇身份并非易事。莫雷尔当初提出了申请，结果遭到拒绝；罗素决心获得它。在上面引用的写给默雷的信件中，罗素建议说，应该发起一场信件攻势，给内政大臣乔治·卡夫爵士施加压力，将他转到一等待遇监狱。罗素告诉默雷：“如果私下请愿失败，有必要给媒体写信。”

在默雷的推动之下，各个层面的压力纷纷出现，呼吁将罗素转到一等待遇监狱。在那以前，默雷已向阿斯奎斯寻求帮助。这时，他与H．W．卡尔一起，形成了一份由知名哲学家签名的请愿书，交给内政大臣。请愿书说：

他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具有超常价值，任何极端压力都可能对他的能力造成损害。在指控提出之前，他已经停止政治活动，回到了哲学研究。有鉴于此，希望允许他在一等待遇——而不是二等待遇——监狱服刑。

此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倡导自由贸易的刊物《常识》的主编弗朗西斯·赫斯特找到许多贵族人士，例如，莫里勋爵、巴克敏斯特勋爵、洛尔本勋爵和兰斯多恩勋爵，请他们致信内政大臣，为罗素求情。甚至罗素多年没有接触的艾丽丝也加入了这场攻势，她给前上议院大法官霍尔丹勋爵写信，声称她虽然并不赞同罗素的观点，但是知道“他受到他父亲的疾病带来的恐惧的困扰”，担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可能让他的智性受到致命伤害”。到4月下旬为止，签名进展顺利。奥托琳给罗素写信，透露了内部消息：外交大臣阿瑟·巴尔弗“放话说，你不必入狱服刑”。根据罗素在《自传》中的说法，后来证明，巴尔弗的干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5]

当上诉提交审理时，结果如大家所料，罗素的主张被法庭驳回。但是，劳里先生最后在法庭总结中说：

假如罗素先生这样的名人的服刑形式有碍于他充分发挥能力，这对国家来说将是一个巨大损失。有鉴于此，本判决将在一等待遇监狱中执行。

庭审结束之后，罗素被押上一辆出租车，直接送往布里克斯顿监狱。在那里，他不必像许多“绝对拒服兵役者”那样，忍受残酷的“苦役”制度，也不必像莫雷尔那样，遭受二等待遇监狱囚徒面对的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折磨。更确切地说，他将享受一种更有益于严肃哲学思考的生活，超过了他失去三一学院讲师职位之后了解的任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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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维恩写给罗素的信件幸存下来的寥寥可数，我不禁觉得这一事实相当可疑。罗素档案馆从罗素本人那里获得的许多箱文件证明，他的自然倾向是，尽量保留一切文字材料。他在那段时间与维维恩的通信中数次提到，他收到了维维恩的信件，但是却没有一封幸存下来。同理，1915年和1916年期间，维维恩肯定给他写过信，但是一封也没有保留下来。他为什么扔掉或者毁掉维维恩的信件呢？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认为，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其一，他扔掉或者毁掉了维维恩的信件；其二，（鉴于他在其他情况下往往本能地保留大量信件的做法）肯定存在某种原因，让他扔掉或者毁掉维维恩的信件。

[2] 可是，我倾向于认为，在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素和维维恩一直都是恋人。我这样说的理由如下：其一，1916年10月21日，他给科莱特写了一封表示忏悔的信件，使用了显露内心活动的“亲密”一词，这让人想起几个月之后她向奥托琳的坦白交代——他与科莱特的关系“已经变得亲密”。其二，科莱特在1917年9月28日的信件中说，罗素是维维恩的“恋人”。其三，1972年，在写给罗素档案馆的肯尼思，布莱克维尔的信件中，科莱特提到了维维恩和罗素发生了性关系这个想法：“我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当我在写给伯特兰·罗素的信件中提到这一点时，他从未反驳我的看法……有一次，他穿着黑色睡裤，进了我的房间，说维维恩喜欢那条睡裤。”

[3] 法国18世纪大文豪伏尔泰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主人公赣第德（法语Candide，意思为诚实、正直）辗转漂泊，到了不同国家，遇到世间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作品以他的传奇遭遇为主线，探讨人生和哲学问题。——译注

[4] 可是，按照罗素的表述，这种语言的词汇将会让它完全无法使用，其原因如下：其一，世界之中的每个具体事物都有自身的名称。其二，对每个具体视角来说，具体事物都是唯一的；这意味着，每个词汇只能由一个人使用。罗素在《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第59页上说：“一种逻辑上完美无缺的语言——如果可以建构这样的语言的话——不仅啰唆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其词汇大体上属于一个使用者……它使用的所有名称都属于那个使用者，无法进入另外一个使用者的语言……总而言之，你将会发现，它的确是一种非常不方便的语言。逻辑需要与日常需要截然不同，所以逻辑学作为一门科学非常落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私人语言论证”，其攻击对象就是罗素提出的语言观：它在逻辑上完美无缺，在本质上属于个人。

[5] 可是，在约翰·弗里曼1959年主持的英国广播公司的《面对面》节目中，罗素的说法完全不同。他将自己成功转监的结果归功于他哥哥给乔治·卡夫施加的影响。“我哥哥认识所有相关人士。当内政大臣态度不明时，我哥哥去见了他。‘噢，你知道，他在温彻斯特曾是我的小跟班。他会同意转监的。’”可是，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罗素当时将那次争取转监的活动，与弗兰克后来给他赦罪的（并不成功的）尝试混淆起来了。

第十九章　监狱

在服刑的头两三个月中，布里克斯顿监狱的生活让罗素觉得非常适合。他摆脱了政治宣传和浪漫恋情的需求，可以过上他长期渴望的那种不乏沉思的隐居生活。自然，监狱中条件虽然比他习惯的环境艰苦许多，但是并非十分严酷。他的监房（一个超大房间，他为此每周支付2先令6便士租金）由嫂子伊丽莎白[1]陈设一新，还用从加辛顿送来的鲜花进行装饰。他每天可以读到新送来的《泰晤士报》，而且利用朋友提供的大量书籍，将监房变为一个藏书充裕的书房。他的学生多萝西·林奇[2]从剑桥大学借来伟大哲学家的全套典籍，此外还有装订成册的哲学和心理学刊物。友人们从加辛顿搬来了大量历史著作、传记、回忆录和信件，从其他各种渠道弄来了大量小说作品。他甚至可以不吃监狱的伙食——作为一等待遇囚徒，他获准从监外订餐。他也不用自己打扫监房。按照设计，一等待遇监狱是用来关押习惯雇佣仆人的囚徒的；罗素可以每天支付6便士，让另外一名囚徒为自己打扫房间。

在这种情况下，他入监之后，很快形成了固定模式，可以高效地利用时间：4个小时哲学写作，4个小时哲学阅读，4个小时一般性阅读。总的说来，他仿佛生活在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学习中心里，或者也许更像生活在修道院中。所有这一切让他感到非常惬意。在写给弗兰克的信中说，他开始觉得，后悔当初没在一个以沉思见长的教团中当修道士，结果与自己的使命擦肩而过。

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孤独。他每周只能被探视一次，每次最多三人。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探视机会，罗素将最希望见到的访客列了一份清单，将他觉得可以融洽相处人的一一标示出来。奥托琳一般与弗兰克一起来，科莱特与克里福德·艾伦一起来，怀特海与H．维尔登·卡尔一起来。探视时，一名狱警坐在旁边，可以听到他们说的一切。所以，他们的声音很不自然，十分困难，真正的交流通过信件进行，这与罗素人生中常常出现的情况类似。按照官方规定，他每周只能写一封信件，写好后先由狱方的一名官员审阅，以便确保信件不包含任何煽动骚乱的言辞。在通常情况下，信件采用的形式类似于通报，收信人是弗兰克，但是包括给其他人的一系列具体信息：例如，与卡尔和怀特海讨论哲学，表达对科莱特的忠诚，还有写给奥托琳的自我分析段落。

罗素认为，每周一封信件的限制无法容忍，很快便想出了一些方式，绕过这一障碍。他给科莱特的信件用法语写，将它们伪装成罗兰夫人与弗朗索瓦·比佐之间通讯的抄写本。总的说来，这些信件大都是他的爱情表白，心情相当急切，内容常常重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她分离带来的挫败感不断加剧。对她与任何人交往，他言辞尖锐，表现出强烈的嫉妒。

他写给奥托琳的信件内容完全不同。奥托琳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它们“是令人非常开心的东西，表达了他身上愉悦的诗性的一面”：

除了让我感动的东西之外，它们是他写给我的最有趣、最富于才华的信件。我很高兴，我俩将友谊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他也比以前更坦率，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慰藉。

大多数信件藏匿在图书和杂志的没有切口的两页之间，偷偷弄出监狱。当这种方法首次使用时，奥托琳收到一本《伦敦数学学会学报》，上面附有罗素写的一张便条说，她会“发现它很有意思”。她感到困惑不解，一脸茫然。接着，她仔细检查，“肯定这份艰涩难懂的杂志包含某种秘密信息”，最后把它竖立起来，发现了罗素的信件。她也如法炮制，给他寄了几本藏匿长信的没有切口的书籍。两人以这种方式保持信件联系，满怀深情，不乏思想，巩固了新的友谊基础。

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一篇报纸文章中[3]，罗素对他的难友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声称（也许甚至说吹嘘）在战争期间，他“习惯与罪犯打交道”。但是，从他那时所写的信件判断，他看来与其他囚徒没有什么交往，更确切地说，实际上与他们保持距离。他在一封通报式信件中写道：“这里的生活就像在一艘远洋轮船上。人被困在若干平庸之辈中，无法逃避，唯一的去处是自己的‘高级包房’。”当然，他每天都要到院子里去，与其他囚徒一起，参加体育锻炼。但是，那个场合是禁止交谈的，他对其他人的印象，主要根据他们的长相。他告诉弗兰克：“我看不出来，他们比一般人究竟糟糕多少。如果可以从他们的面容来判断，唯一的不同之处也许是，他们的意志力稍差一些。这就是我必须面对的情况。”他与其他人的最密切的接触，来自他雇来清扫房间的人。他观察他们，其方式可能与人类学家观察一个奇怪的原始部落成员时不相上下。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对我来说，自尊至关重要；可是，在我雇来打扫房间的那名男子看来，绝对没有任何自尊可言。他身体肥胖，老态龙钟，总是笑呵呵的，非常开心，吹嘘他自己坐了一辈子牢……他知道各种诡计，其他人饥肠辘辘时，他有大量吃的。他博得所有狱警的喜欢，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有许多优点，可是完全没有羞耻感。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被关在一起，一个个态度温和，乐观，但是根本不值得我交往。

事实上，罗素真的不愿意——或者说不需要——其他囚徒的陪伴。他收到判决时，最渴望的是独处和闲暇，以便潜心研究哲学问题。奥托琳曾经回顾了罗素撰写《数学原理》那段时间的状态，提到了这样的情况：她去看他，将他从独处的状态拉出来；在最初的片刻里，他满脸一片茫然。她谈到罗素的“非常罕见的独处的存在方式，他的思绪沉浸在严肃问题之中”。她说，他不愿用外部世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侵扰他那种经过升华的状态。她写道：“在服刑的最初几个月中，伯迪似乎真的很开心，十分享受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可以进行大量的写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间里，罗素曾经觉得，为了将精力用于政治活动，他忽略了自己的内心生活。坐牢将他从那种责任中解放出来，他不用将公众放在首要地位，可以关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必有自私或者放纵的顾虑。他在信中告诉弗兰克，“摆脱职责的束缚，这样的感觉真的非常愉快，它几乎让其他所有的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这里，我不用关心世界上的事情：神经和意志得到了休息，令人心旷神怡。我不用思考这类拷问人心的问题：我应该再做些什么？是否还有我没有想到的有效行动？我是否有权放弃所有事情，回到哲学研究中去？在这里，我必须放弃所有事情，这给人心安理得的感觉，超过了选择放弃，超过了纠结自己的选择是否有道理的状态。监狱具有某种优越性，恰似天主教堂。

可是，他在狱中虽然思想自由，可以天马行空，然而却并非总是考虑哲学问题。他的思维有时候出现内转，让他仔细反思自己的过去，深入分析自己的性格。罗素一直喜欢这样的分析，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工作过多，没有闲暇这样做。在监狱里写下的信件中，他数次谈到他变得非常内省的情况——几乎他阅读或想到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让他进行自我反思。他阅读了利顿·斯特雷奇新近出版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名人》，十分喜欢，例如，书中对戈登将军的讽刺甚至让他捧腹大笑。但是，他也不禁稍感不安，一方面将自己与利顿·斯特雷奇和布卢姆茨伯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那些受到鄙视的维多利亚人联系起来。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斯特雷奇“根据艺术家的标准来判断人，看他们是否是让人愉快沉思的对象”：

这样做让真诚在美德中居于很高的位置，让那些维多利亚人显得讨厌。但是，维多利亚人精力充沛，（尽管伪善）真的希望改良世界，并且在这方面确实有所作为。我喜欢他们，而不是喜欢真诚但邪恶的伯纳迪和诺斯克利夫。我喜欢他们，甚至胜过真诚但是对其他人非常冷漠的利顿。利顿并未充分考虑作为社会力量的人。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饥饿和无知状态几乎是普遍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时，几乎不存在饥饿，教育也大有改善。我们这个时代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一批维多利亚人来纠正这样的状况。有用的人与令人愉快的并不是一码事。

这里的弦外之音有两点：其一，他表达了希望世人评判他自己的方式；其二，也许他认识到，如果使用艺术家的标准来判断他，看他是否是“让人愉快沉思的对象”，他可能比不上G．E．摩尔——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哲学英雄。这里将对人有用与令人愉快进行了对比，让我们想起他1916年秋天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他当时承认，他身上带有吸血鬼式倾向，喜欢吸收别人的活力，以便保持精力，从事政治活动。为了追求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他与该书抨击的那些维多利亚人类似，愿意不那么令人愉快，愿意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牺牲真诚，也许甚至愿意稍微“显得令人讨厌”。其条件是，这样做可能让自己变得“有用”。

可是，究竟应该效仿斯特雷奇，还是效仿维多利亚人呢？就这个问题而言，罗素在心理上处于分裂状态。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不那么关注公共事务，更加注重内省，他也会让真诚在美德中居于很高的位置，至少偶尔渴望富于沉思的愉悦，渴望受到布卢姆茨伯里青睐的那种“文明”的生活方式。“文明”是他在这个语境中反复使用的一个单词。他说，斯特雷奇的这本著作虽然有以上错误，确实“非常文明”。在写给弗兰克的信中，罗素描述了他的狱中生活之后说：“最近几年中，我放弃了所有这一切，几乎没有阅读任何著作，没有撰写什么著作，没有机会品味任何文明的东西。所以，重返文明生活真的令人愉快。”在这种情况下，对罗素来说，“文明”是与“有用”完全对立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罗素渴望这样的文明。其实，他这样做是在对抗同样强大的服务公众的冲动对他的影响。这两种冲动相互冲突，没有得到平衡，这一点在他的狱中反省中非常明显。

与这种冲突相联系的，是在他狱中独处时详细讨论的另外一种内心纠结，再次围绕这个问题：他哪种程度上觉得，自己是一个维多利亚人？一方面，他承认隐藏在“文明”外壳之下的野蛮冲动，另一方面，他又拒绝接受这样的冲动。他在给斯特雷奇写了上述信件几周之后说，他阅读了两本与亚马逊河上航行相关的著作。第一本是H．W．贝茨的《泛舟亚马逊的自然论者》，1864年出版。它在许多方面是彻头彻尾的维多利亚式著作，以毫不反思的方式，坚信欧洲文化具有优越性，认为亚马逊沿岸的部落人迷信，生活方式野蛮。第二本是H．M．汤姆林森的《大海与丛林》，1912年出版。它完全采用了更现代的怀疑态度，认为看不见的黑暗力量很可能穿透欧洲文明的单薄外表。罗素告诉奥托琳，“我非常喜欢汤姆林森”：

我阅读贝茨的著作时，觉得枯燥无味，但是它在我心中留下的图画让我后来非常喜欢。汤姆林森的著作在许多方面得益于《黑暗之心》，与贝茨之间的对比相当明显：我们比较之后可以发现，我们这一代人让自己看到了真理，所以有点疯狂。然而真理是幽灵式的，没有理智的，鬼一般的。人们知道得越多，保留的心理健康就越少。维多利亚人（那些亲爱的灵魂）是理智的，成功的，因为他们从未接近这个真理。但是，就我而言，我宁可为了真理变得疯狂，不愿为了谎言保持理智。

由此可见，在这种对比中，罗素——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怀着遗憾的心情——让自己站在现代人一边，而不是与维多利亚人为伍。维多利亚人具有改良社会的精力；与其并存（而且也许甚至说作为其必要前提条件）的是，他们对人和上帝的信念。但是，对任何掌握真理——无论是关于世界的真理，还是关于人的心理的真理——的人来说，这样的信念已经不复存在。

前一年秋天，罗素曾经告诉奥托琳，他已经“吸收和消化了”1917年新年出现在他头脑之中的对人类的憎恨，已经“慢慢默认”了人性之中的黑暗面。现在，在监狱里所写的信件中，他详细讨论了自己头脑中的黑暗面，试图说明他也逐渐接受了真理。他告诉奥托琳，“在我的心中，有一口强烈仇恨之井”——这个短语似曾相识，让人想起马拉科医生所说的“地狱般的压抑”。他继续写道，仇恨之井“也是生命和精力之井——假如我不再仇恨，效果其实真的不好”。他提醒奥托琳，“他们在布鲁顿附近的一座教堂院子里感受的那个时刻”：

你要我为自己的道德观中的狂野部分寻找一个去处，我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进行了解释。这一直非常困难：我的本能的道德观充满自我压抑。我曾对自己感到担心，对我本能之中的黑暗面感到担心；现在，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让那一过程开始，战争让它结束。

维多利亚人可能保持理智状态，可能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接近关于这种“狂野部分”的真理，从来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深入探讨就会发现，人完全不是“理性动物”，而是一个巨大的沸腾之物，充满愤怒、仇恨、嫉妒和暴力。维多利亚人不知道的另外一个真理——罗素在布里克斯顿服刑期间常常考虑的真理一一与宗教有关。在那段时间的信件中，反复出现他在写给科莱特的信中使用过的这个意象：他拼命追求宗教真理，将它视为“对幽灵的充满激情的爱”。在上面引用的信件中，他谈到了“幽灵式的没有理智的”真理，想到的肯定主要是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足以使人发狂。没有上帝。这也许是让人发狂的原因——人们觉得，必须存在某种可以依赖的东西。他在8月11日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说，有些人（他将自己和奥托琳包括在这类人中）耗其一生，“追求某种东西，它稍纵即逝，然而无处不在，同时既是微妙的，又是无限的”：

人们在音乐里，在大海上，在落日中寻找它；有时候，当我强烈感到人群正在感受的东西时，[4]我似乎接近了它；人们首先在爱情中寻找它。但是，如果人们想入非非，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它，某种残酷的讽刺肯定将会出现，说明它其实没有被人发现。

……其结果是，人是幽灵，在世界上漂浮，没有产生真正的接触。甚至当人觉得，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时，人身上的某种东西似乎依然顽固地属于上帝，拒绝进入任何尘世的融洽关系。当我觉得存在上帝时，至少这是我应该表达的方式。这很奇特，对吧？我满怀深情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世界上的许多人，许多东西，然而……它究竟是什么呢？虽然我并不相信，可是我觉得，肯定存在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我饱受困扰——某个幽灵来自超越世俗的地方，似乎一直给我说我将向世人重复的东西，然而我无法理解它的寓意。可是，正是在聆听这个幽灵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幽灵。我觉得，在我临终时，我将发现这个真理。我周围的人太愚蠢，无法理解它，他们不是寻求智慧，而是大惊小怪地讨论应该使用什么药品。

罗素在这些狱中信件中显然认为，他接近了某种状态，可以表达关于他自己的根本真理。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写道：“我敢说，你将来会觉得，我在这段时期中写了一生中最好的信件。”他赋予宗教信仰留下的幽灵式残余重要意义，他在《自传》中常常渲染的正是这个理念：他觉得自己是幽灵。下面这个段落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在努力捕捉自己的存在的核心。他写道，“我从青少年时期以来一直觉得，在所有活动之下，在所有愉悦之下，其实是孤独的痛苦”：

在爱情的高潮中，我最接近逃离这种痛苦的境地；然而，我反思之后发现，即使是在那种状态下，我所说的逃离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幻觉。我知道，智慧对我来说是绝对的，没有哪个女人的智性可以与我的相比。无论智性何时产生作用，我都发现，我在爱情中追求的同情往往都会失灵。对我来说，斯宾诺莎所说的“对上帝的智性之爱”似乎是人生的最佳准则，但是，我甚至没有斯宾诺莎让他自己相信的颇为抽象的上帝，我无法将自己的智性之爱与它联系起来。我爱幽灵，在爱幽灵的过程中，我最内在的自我本身也变为幽灵。因此，我将它深深地埋藏在愉快、情感和人生的欢娱之下。但是，我最深层的感情一直是孤独的，在尘世之物中没有找到相伴的东西。大海、星星和废墟上的夜风给我更多启迪，甚至超过了我最钟爱的人。我知道，对我来说，人的感情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尝试，旨在逃避寻找上帝的徒劳之举。

他在监狱中写信告诉奥托琳：“我永远也无法摆脱身为幽灵的感觉。我开心时这种感觉不那么强烈，但是我遭受苦难时它就会出现，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当初婚姻变得不和谐时，身为幽灵的感觉就是最早的迹象。当时的情形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在星期五山丘，史密斯一家人在室外坐着，我和他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了脱离他们的感觉。”

这种淡出和分离的感觉似乎是与丧失感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它从根本上将罗素自己对维多利亚人的肯定观点，与斯特雷奇和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不那么尊重的观点区分开来。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我讨厌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所有成员，讨厌他们嘲笑任何带有活跃感情的东西的做法。”罗素老年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访谈中，反思了他自己与布卢姆茨伯里派之间的差异，其基础是他们对维多利亚人的态度表示了尊重。他以明确方式，对维多利亚人表示认同：

我们依然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他们依然带着爱德华时代的特征。我们相信，通过参与政治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可以获得秩序井然的进步。我们之中更自信的人可能希望成为民众的领袖，但是我们都希望与民众分离开来。凯恩斯和利顿那一代人没有寻求与凡夫俗子保留任何亲密关系；更确切地说，他们追求淡出尘世的生活，崇尚雅致的细微变化和优雅的感觉，认为美好的东西在于精英集团内部充满激情的相互佩服。

随着狱中生活一月一月地过去，罗素头脑中的这种“维多利亚式”侧面再次凸显出来，压倒了沉思性更强的“文明”侧面；他最初喜欢的“淡出尘世、崇尚雅致的细微变化的生活”再次让位，他产生了屡遭挫折的参与世事的渴望。但是，只要他沉浸在个人思考和哲学理念之中，他就对此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从1918年5月开始，直到那年8月的头几周，他享受了长时间集中精力潜心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光。自从完成《数学原理》以来，那种状态的出现尚属首次。他曾在较早的一封狱中信件里告诉弗兰克：“我唯一的真正强烈愿望是，能够利用在这里的时间，从事哲学研究。”

他在狱中的第一项哲学任务是，将前一年秋天所作的关于数理逻辑的讲座全部写出来，书名为《数理逻辑引论》。他的写作速度奇快，让人感到震惊。到5月21日为止，他完成了2万单词；仅仅6天之后，他“将近写了7万单词”。这种速度超常（哪怕按照罗素自己的标准判断也是如此），每天将近完成1万单词。这意味着，该书的许多内容不过是他根据已经完成的讲座稿件抄写出来的东西。

此外，它还意味着，他显得有些急不可待，希望完成此项任务，以便集中精力，开始另外一项原创性更强的工作。罗素刚进布里克斯顿监狱时确信，他处于在哲学领域实现突破的边缘；这就是说，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可以修复维特根斯坦痛批判断论对他的自信心和哲学逻辑造成的损害。他在7月1日写道：“多年之前，我在绝望中放弃了逻辑学，根本无法从中发现新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开始看到希望。我最近的做法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这些老问题，这样做可能形成新的观点。”

这种新方法的核心就是他在逻辑原子论讲座中首先宣布的“心理学转向”。在服刑的头3个月里，他阅读了大量心理学文献，[5]特别关注了行为主义者和动物心理研究者的著作。他对该项工作的兴趣主要在于他的这个希望——它可能为一种新的判断理论提供基础。他在7月8日的通报信件中写道，“我已经阅读和打算阅读的所有心理学文献都是为了逻辑学”：

……正是为了逻辑学，我希望学习行为主义，因为首要问题是创立一种站得住脚的判断理论。我知道，我的研究将会形成一项真正宏大的工程，顺便形成那时为止欠缺的“逻辑学”定义……我已经达到了逻辑学中的一个新领域，我需要一是判断理论，二是符号理论——两者都是心理学问题。

他完成《数理逻辑引论》之后，随即撰写了关于约翰·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的长篇书评。这给了他机会，厘清他对逻辑学与心理学关系的思考。罗素说，杜威所说的“逻辑学”是研究观念的性质、起源和证明的科学[6]，他管它叫“心理学”。但是，这并不降低它的重要性，其实与罗素所称的逻辑学——即研究事实的形式的科学——有重要的相关性。其原因在于，他所说的逻辑学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甲相信（或者判断）命题”这一形式的（不可简化的）事实？或者说，人是否总是可以将观念或者判断，简化为别的种类的事实？这样，一种不承认存在这类事实的——或者说像行为主义所做的那样就此提供某种简化分析的——心理学理论将给逻辑学提供重要启迪。

由此可见，罗素对行为主义的兴趣，是与他长期以来对“中性一元论”的兴趣紧密相连的。在他的文章《意识是否存在？》中，威廉·詹姆斯提出的理论认为，不存在意识这样的东西，心理与生理之间没有根本区分。根据詹姆斯的观点，只存在一种构成世界的“东西”；那种东西在非精神与物质之间保持中性。詹姆斯说，观念“其实是行为的规则；思想的整个功能仅仅是养成行为习惯过程中的一个步骤”。罗素曾在1913年提出，该理论在这个方面显然是错误的。他在《认识论》中排斥中性一元论的理由是，它受到一种站不住脚的观念理论的约束。罗素当时认为，观念必须被理解为精神与世上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

但是，在他的理论遭到维特根斯坦的猛烈抨击之后，罗素转而希望接受中性一元论。其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存在他原来视为“判断”的东西，如何分析判断这个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因此，他在关于中性一元论的讲座中宣布：“我倾向于赞同中性一元论。”但是，无论他多么希望相信不存在“甲相信命题”这样的事实，他最终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发现接受该理论“难度很大”。他曾在戈登广场告诉他的听众，因此他将继续认为：“存在观念、希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

不过，在他开始坐牢时，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因此，罗素继续详细讨论这种可能性：中性一元论也许在理论上存在问题，然而实际上是正确的。假如情况真的如此，他越来越觉得，有关逻辑学、语言、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许多谜团将会被人理解。于是，他带着进行哲学研究的决心，进入监狱之后宣布：“我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可以借助中性一元论，对观念进行解释？”

在阅读新近出版的心理学文献的过程中，罗素考虑了撰写两本补充性著作的计划：第一本叫《心的分析》，将从中性一元论的角度，讨论关于判断、观念和所有“心理”现象；第二本将沿袭他在逻辑原子论讲座中提出的思路，为这样的分析总结经验，以便理解逻辑。它将是《数学原理》问世以来最大胆的哲学研究计划，他对此感到自豪。他写道，如果这本书可以成功完成，它“应该是另外一项重要的大规模工程”。他在后来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中说，第二本著作或许大约需要5年时间。“手里有一个新的重大问题，这样的状态让人非常愉快。发现自己依然可以提出新的理念，这真的令人心旷神怡。”

可是，当他试图将新理念写成文字时，他发现难度很大，超过了他的预料。7月，他开始撰写他所称的《符号原则笔记》，但是到了8月第二周，整个工作戛然而止。8月12日，他在信中告诉弗兰克，他出现了头痛症状，只要开始工作就会发作。这时，他希望尽快出狱。“如果我不能出去度假，享受乡村的空气，如果我没有机会走出监房，吸收更多新鲜的东西，我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任何进展。”他在之前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觉得他形成的新的哲学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他需要走出监狱，才能发展这些理念。他的想法依然处于模糊阶段，为了让它们更加明确，他需要与人讨论。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已经获得了时间，想到了在这里可以想到的一切问题，现在我需要谈话带来的刺激。”

从幸存下来的《符号原则笔记》片段中，我们看到他对稿件并不满意的原因。部分问题在于，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非常宏大：首先，他将进行数理逻辑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然后，他将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一种关于语言、逻辑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此外，新的研究还需要改变心态。其原因在于，他宣布说，他将使用新方法，解决哲学逻辑领域中的老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相当于：第一，对他的哲学视角进行重新定向；第二，试图对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进行“归化”，将它从以前所在的不切实际的天堂，带到现实世界中来。可以这么说，他试图使用一种新的声音，以一种不那么升华的世俗心态，撰写哲学著作。

由此可见，在他关于“意义”的新构思的核心位置上，不是诸如（在他以前理解的）“理念”或者“命题”这类不切实际的形式，而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喜欢的那种非常世俗的实实在在的条件反应的理念：如果一个婴儿（或者说，也许是一条狗或者一只猴）反复听到一个声音——例如，“食物”这个单词——时，它同时看到了食物本身，那么，当它听到“食物”这个单词时，它就会期望看到食物。于是，可以从形成“语言习惯”的角度，从对特定刺激产生适当反应的角度，理解词汇的意义。

罗素决心避免不切实际的形式，他当时的理解是，一个词语不是一个事物，而是若干事物，例如，“苏格拉底”是声音和纸上的符号形成的类，它们构成这个词汇被说出或写出的场合。同理，“苏格拉底在柏拉图之前”这个命题是一类物理事件。就命题的意义而言，罗素这时将其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区分开来。命题的客观意义是让该命题为真或者为假的事实；其主观意义是它表达的观念。他说，命题“表达想法，主张或者否认事实”。

这里的问题是，尽管根据这一分析，命题和事实是什么已经相当清楚了，但是他对观念的定义却显得模糊。观念是什么呢？如果不假设存在有意识的心智，他如何理解观念和想法——甚至欲求和希望——呢？他提供的回答是，以一种模糊并且定义不明的方式，它们可被理解为自然的生理活动。他在《符号原则笔记》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我提出符号的生理学说的目标”：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要建构一种理论，将（作为物理活动的）命题的口头表达或者书面表达，直接与事实联系起来，二者之间无须任何“心理”中介。

他以前曾经认为，判断是心智与世界上的客体之间的一系列联系；他这时认为，判断是一组对象（无论观念的生理构成因素是什么）与另外一组对象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物理事实与另外一个物质事实之间的联系。

在《符号原则笔记》的结尾，对于如何创建这样的理论，罗素表现出困惑不解的状态。罗素写道，命题的主观意义“可能是一系列身体反应”；它是“任何构成观念的因素”。但是，他被迫承认，“构成观念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目前尚不清楚”。他本来打算向行为主义求助，以便找到一种关于观念的理论，最后发现的是一种命题理论，一组非常困难、没有解决的问题，它们涉及如何根据该理论来分析观念。但是，他至少为自己构成了一个具有大胆创新精神的抱负：

我的偏好依然存在：我希望将物质世界从唯心主义者的手中挽救出来。但是，要是我也可以将所谓的“心理”世界从他的手中挽救出来，那就更好了！

8月中旬，他放弃了关于新的符号理论的研究，转而撰写了一篇简短但是意味深长的文章，题为《论‘不良激情’》。他出狱时，将该文交给C．K．奥格登，在《剑桥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座桥梁，将他对自己的反思与技术更强的符号理论问题联系起来。

他是通过阅读心理学文献来实现这一联系的。他阅读装订成册的《美国心理学学刊》上关于行为主义的文章。那些杂志上也有几篇讨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文章，包括弗洛伊德对其理论的最著名的介绍——《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罗素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那些文章，甚至打算将它们引入他对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中。他写道：“詹姆斯对‘意识’的抨击、动物行为研究、弗洛伊德的理论，所有这三者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说，它们一起发挥作用，削弱了传统上对“有意识的”智性的强调。

此外，罗素还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看到对人性的黑暗面的进一步证实。他认为，承认这一点可以将他与维多利亚人区分开来。在几封信件中，他敦促他的笔友查阅圣经中的《耶利米书》第27章第9节，认为它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概括”。这一段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此外，他还阅读了《美国心理学学刊》上的另外一篇文章，斯坦利·霍尔撰写的《利用弗洛伊德方法对愤怒的分析》，受到很大启发，在《论‘不良激情’》中，他从这个角度讨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在该文中，霍尔的出发点是这个事实：有些人在发怒的过程中获得益处，例如，他们需要将愤怒作为努力工作的动力。此类看法与罗素自己的这番评述一拍即合：“我的心中的强烈仇恨之井”也是生命和精力之井——假如我不再仇恨，效果其实真的不好。”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热情引用了霍尔的观点。接着，他讨论了对付“不良激情”的三种方式——惩罚、升华和生理治疗。他说，惩罚是有效的（“在出席‘宪法’会议的那个下午，本韦努托·切利尼谋杀了一名男子，接着回到家里，继续工作，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无论我们可能对此持多么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存在着刑法，所以我们不去效仿这种行为。”），但是流于表面，处理的仅仅是暴力冲动的表现，而不是那些冲动本身。相比之下，升华具有更多的创造性：

……有些时候，大怒转化为抱负和努力的工作；第一种情况为了让自己比引起大怒的人更强……智性方面的努力可能是对大怒的一种升华，动物式暴怒可以延伸到抽象思维。但是，为了这样的释放，它的对象必须是其他的人。

当然，升华也有不利因素——它会导致“不真诚和软弱……如果让升华符合心理健康，增强心理力量，它通常需要从某些粗俗冲动的放纵中得到补充”。贝多芬无疑将他的愤怒释放到音乐创作中，但是他也有声名狼藉的做法，将大量真实的没有经过升华的愤怒，发泄到他的厨师身上。假如贝多芬可以变为一个心平气和、举止优雅的人，这将会给音乐带来很大损失，远远超过他的厨师获得的好处。

罗素认为，通过生理方式，“可以彻底改造冲动的生活”。他在8月1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我确信，通过研究腺体的分泌，有可能发现如何以人工方式，改变人的性格。”因此，他在讨论了“不良激情”之后，指出了这样的可能性，“教育当局将决定，什么样的性格最优秀，负责医疗的官员将会生产这样的性格”：

当然，这种性格的明显不同的特征之一将是，尊重公共机构，默认现存状态。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将不再进步。

这篇文章以某种轻松的方式，重返《社会重建原则》的研究领域，他对自我的思考、他的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关注在这一点上汇合起来。随着8月一天一天过去，技术性哲学对他的吸引力似乎越来越弱，早些时候的抱负重新燃起，他希望研究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面对更广泛的受众。8月21日，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我觉得，当战争结束时，我可以表达许多世人愿意听到的想法……那时，我将不做任何技术性哲学的研究工作。”他几天之后写道：

在我脑袋里，逻辑和想象力已经进行了长期斗争，但是我觉得，它们终于和解了。我将撰写一本篇幅更长的技术性著作。但是从大体上看，我将从事教学，撰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以通俗的方式，为世人提出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我依然有一项工作要做，这比任何技术性著作的规模更大；现在我终于相信，我可以做这项工作了。你不觉得我这样看是正确的吗？这场战争延续下去，我的工作必须是技术性的；我在此所说的是战后的事情。

与此相联系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出狱之后将如何谋生呢？6月，他支持实施一项计划，劝说H．维尔登为他设立一个院士职位，以便让他可以继续进行哲学研究，不过他并不想以任何方式与大学发生联系。“我不希望成为指导教师，哪怕在战后也对此没有兴趣。我已经失去了对指导教师的尊重，讨厌与他们为伍。”当然，他也并不将它视为一个长期解决方法。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在过去的几年中，他通过撰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赚钱。他很有信心，战争结束以后，他依然可以这样做。“现在，在战争期间，我需要钱。战争结束以后，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钱。”对他来说，设立院士的想法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后来，他听说卡尔不够热心，他对该计划的一点热情顿时烟消云散。但是，他告诉奥托琳：

我预见，自己可以从事一份相当愉快的事业，像阿贝拉德那样，去做自由哲学家——但是，我并不想在每个方面都步他的后尘！

他在信中告诉科莱特：“我发现，自己追求的目标并未转向政治方面。我希望成为年轻人的思想领袖。战争结束之后，我有这样的能力，你在这方面将给我提供帮助……我不想要任何官方职位，无论多么低层的职位都不想要。我希望代表生命和思想。”

罗素服刑期间很少与科莱特见面。她在各地巡回演出各种各样的话剧，无法常常回到伦敦。她也没有像罗素希望的那样，经常给他写信。在他的通报式信件中，他常常让弗兰克或者伊丽莎白敦促科莱特给他写信。他还给科莱特本人写信，央求她把信写得长一些，“提供更明确的消息”：

请记住我在这里的境况：我处于封闭状态，每天思考，想象，看到的消息很少，注意最微弱的冷漠迹象。我担心，我出狱时，你的全部激情已经转移到了别处，就像曾经出现的情况那样。假如我没有坐牢，我可以摆脱这种毫无意义的想法，但是我身陷囹圄，惶惶不安，很难做到这一点。

在她准备的信件打字稿中，科莱特强调了这个事实：在那段时间，罗素“受到的种种痛苦的感情折磨”都与海伦·达德利有关。在战争期间，海伦·达德利大多数时间住在贝里街的罗素公寓里，后来（1918年8月）准备返回美国。动身之前，她曾去监狱探视；科莱特暗示，那次见面是罗素8月中许多痛苦的根源。毫无疑问，两人见面让罗素再次产生内疚感，觉得他自己对待海伦的方式骇人听闻。然而，这并不是他忐忑不安的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主要原因是罗素的极度嫉妒。他在《自传》中写道，“坐牢期间，我一直受到嫉妒的折磨，强烈的无能感让我疯狂。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嫉妒，我将此视为一种糟透的情感，但是它确实让我身心疲惫”：

我初次感觉到它时，每天晚上彻夜不眠，两周之内均是如此。最后，我只有要求医生给我服用安眠药，才能让自己入睡……我听任嫉妒感泛滥，它让我火冒三丈，对她［科莱特］进行谴责。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她对我的感情大大降温。我俩保持了恋人关系，直到1920年结束。但是，一我俩再也没有恢复相识第一年时的美满状态。

奥托琳的回忆录证实了罗素的回忆。她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个女人，名叫格拉迪斯·林德尔，为反征兵团体工作。在罗素服刑期间，她常常为他跑腿，曾经告诉奥托琳，她不得不替科莱特编造消息，以便让罗素开心。奥托琳写道，科莱特“年轻，快乐，也许不理解他有多么敏感。这个可怜的家伙，没有见到她，他就躁动不安。而且，他孤身一人坐牢，觉得她与其他人交往，于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嫉妒”：

我记得，在一次探访时，我觉得他很想打发我们走，这样他就可以阅读她的信件。那封信件藏在书里，我们探访时他把攥着信件的手放在桌下。我很清楚他的感觉，他当时非常希望旁边监视的那名狱警说：“时间到了。”

有时候，科莱特没有给他写信，而是在《泰晤士报》的人事消息栏上刊登个人讯息。这可以巧妙地——如果说并非完全真实地——表达她的孤独和寂寞：“从乡下回来。心里充满爱意，全部的爱意，孤独但是繁忙”；“非常孤独。你拥有我所有的爱。”自然，罗素心存怀疑，莫里斯·埃尔维对科莱特的吸引让他纠结不已。他数次在信中要求科莱特作出承诺，与她的丈夫迈尔斯分手。他说，如果她不坚持分手，他们两人都不会幸福。他督促她在他出狱之前与迈尔斯分开：“我和我的前妻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我不想你犯同样的错误。”

科莱特的信件让罗素心中的忌妒之火越烧越旺。她不仅承认再次与莫里斯·埃尔维见了面，而且还提到一个名叫米切尔上校的美国军官，意在引起罗素的疑心。她写道，米切尔的“模样让人动心：身材魁梧，长着一双棕色眼睛，就像马士提夫契犬，目光忧伤，神色诚实”。在自传《10年之后》中，她没有详谈米切尔上校的情况，仅仅提到说，她常常在厨房里给他冲泡可可饮料，他让她学会吃牡蛎，“为此我永远心存感激”。

看来，科莱特是通过T．S．艾略特，认识米切尔上校的——那时，艾略特非常希望获得批准，加入美国海军。她讲述了一件相当奇特的事情。有一天，艾略特来到她的住处，和她一起喝茶：

我们两人在厨房餐台边喝茶。我发现，他很拘禁，更确切地说，他将自己封闭起来，给人遥不可及的感觉。当然，他非常博学。他的两眼很有特色，让人觉得，它们就像两只小猫，随时都可能蹦出来似的。他神色冷漠，给人呆板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那种呆板的外表下面，潜藏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深刻绝望。他说话慢条斯理，吞吞吐吐。难以想象，他竟然是美国人。

她没有说明艾略特到她住处去喝茶的原因，但是可能与住宿事宜有关。弗兰克之前告诉罗素，希望罗素不要继续住在戈登广场。这意味着，罗素不再出租他在贝里街的寓所——海伦·达德利是他的前一位房客；他自己将不得不搬回那里去。反过来说，这样做会让他手头拮据。他8月告诉艾略特，他不得不停止支付自己为马洛那幢房子分担的房租。在菲茨洛伊街上的那套公寓当时出现了什么状况呢？这一点没有记载。但是，科莱特8月搬到了贝里街，做好准备，迎接罗素回来。

8月16日，罗素在信中告诉科莱特，如果他出狱时“变得令人讨厌，请一定多多包涵”：

我很累，身心疲惫。当然，我受到嫉妒的折磨；我早就知道自己会这样。我对你的事情知之甚少，也许想入非非，超过了实际发生的情况。身陷囹图让我紧张不安，想到未来让我感到某种迷惘，出现了毁掉将要来临的幸福的冲动。如果我在接下来几周里出现什么冲动之举，请务必保持镇定，闭眼忽视了事。迄今为止，我只能说，这是疯狂状态，但是它很快将会证明，这是唯一的理智状态。我将设法伤害你，让你与我分手。我出狱之后将说，我不愿见到你；我将假装失去了对你的所有感情。所有这些都是疯狂想法，是嫉妒和焦躁共同作用造成的结果。非常想要一种东西带来的痛苦最终变得非常剧烈，我不得不装出不再想要的样子。

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他出狱以后，希望先和科莱特外出一段时间。“可是，她可能很忙，无法久待”，他因此问奥托琳，他们两人是否可以在沿海的某个地方去度假？“我无法告诉你，我多么渴望大海。”两人决定，到多塞特的拉尔沃思湾去。他看到奥托琳提议去那里，于是在信中写道，“那个地方”正是他想去的。“噢，我们可以漫步穿过田野，欣赏地平线，自由交谈，与朋友相聚，这样做太美妙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景象——我最想做的是交谈，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人多么渴望交谈——在这里熬过的日子对我也有好处。我大量阅读，想了很多事情，养精蓄锐。我现在浑身充满力量，但是我确实渴望文明，渴望文明的交谈。而且，我渴望大海，渴望荒野，渴望微风。”

他牢狱生活的最后一天突然到来，似乎让罗素和科莱特两人都有措手不及之感，他渴望已久的团聚以彻底泡汤收场。在9月的最初几天里，两人在通信中详细计划，准备在他获得释放那天进行庆贺。科莱特9月7日写道，她一直想象那个时刻：她打开房门，“你就在我眼前，终于回来了……我伸出双手，抱住你魁伟的肩头，轻轻抚摸你的浓密头发，不停地亲吻你，喜欢的你身体的每个地方，就像一个饥饿之人”。几天之后，罗素在9月11日写道，他最多三周以后就可出狱。其实，他因为表现良好，被赦罪一个月，三天以后就获得释放。科莱特看来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那天晚上已有安排，计划和米切尔上校吃饭，这证实了罗素充满嫉妒的担心。在出狱的第一天晚上，罗素去了格拉迪斯·林德尔的住处，和她一起共进晚餐。对格拉迪斯·林德尔来说，这是巨大的殊荣。她那天夜里写信告诉他：“今天晚上，我非常激动，我刚才没有说，你出狱之后的第一晚上和我一起吃饭，这简直太好了。想到这件事情我将永远感到骄傲，真是太美妙了。”

但是，对罗素来说，那个场合起到的作用类似修辞中的渐降法。他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确信，科莱特正与米切尔相恋。他预测，他将和她大吵一场，佯装失去所有了感情，设法让她感到伤心，与她断绝关系。那天晚上，他没有像科莱特期望的那样，度过回家之后的销魂良宵，而是气冲冲地离开贝里街，到了戈登广场，在弗兰克的家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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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6年5月，弗兰克与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冯·阿尼姆——公众所知的畅销长篇小说《伊丽莎白与她的德国花园》的作者——结婚。那桩婚姻从一开始便是灾难。在19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维拉》中，伊丽莎白以邪恶的方式，对弗兰克大加讽刺。

[2] 1916年被三一学院解雇之后，罗素力图实现“效仿阿贝拉德”的梦想，继续给一小批学生讲授数理逻辑。他们每周到戈登广场来，聆听罗素关于《数学原理》的讲座，其中包括：来自巴黎的数学研究生让·尼科德，他被罗素描述为“我认识的最令人愉快的学生之一”，维克托·伦曾，他是罗素在哈佛大学认识的学生之一1916年进入剑桥大学，师从G．E．摩尔和J．J．汤姆森，多萝西·林奇，她先是格顿学院的数学研究生，然后成为剑桥大学的讲师，最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任职。

[3] 1931年10月至11月，《罪犯是否比其他人糟糕？》一文刊登在美国赫斯特报系旗下的几份报纸上，其中包括《华盛顿信使报》《洛杉矶考察者》和《旧金山考察者》。

[4] 我们在此会想起：1916年4月，他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描写了在德文郡大厦举行的反征兵团体会议，1年以后，他怀着同样的心情，描写了在阿尔伯特大厅举行的会议。

[5] 他对狱中的阅读进度深感自豪，写下一份详细清单，上面罗列了15本著作和50多篇学术文章（全都来自三份刊物：《美国心理学学刊》、《心理学评论》和《心理学文献》）。那些文献几乎在某个方面都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相关。

[6] “观念”和“判断”这两个术语是否表示相同的意思呢？这个问题并无实际意义。人们传统上认为，“判断”是对命题的理性赞同。如果我们认为，所有观念都具有命题的特征，那么，观念和判断就是相同的东西。

第二十章　自由之路

（1）哲学

从布里克斯顿监狱释放出来之后的头几个月中，罗素的生活没有安定下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他显然并不确定，他自己究竟希望在哪里居住，甚至不确定与谁住在一起。弗兰克已经挑明，他不再是戈登广场受到欢迎的长期客人。此外，他妒火中烧，如果和科莱特同居，他既不可能住在贝里街的寓所，也不可能住在菲茨洛伊街那套一居室公寓房。他不想完全毁掉与科莱特的关系，但是知道自己嫉妒时可能变得多么残酷，多么怀恨在心。他觉得，如果他和她待上3天以上，局面将会变得十分危险。

他与科莱特的重逢带有渐降法意味，见面之后到戈登广场过夜。几天以后，他拜访了克里福德·艾伦，谈到了两人合租一套房子的想法。艾伦在日记中写道，罗素“非常幼稚，一门心思考虑他自己的情感、优点、恶习，考虑他给其他人带来的影响”：

这些因素以最奇特的方式混在一起：坦诚与神秘，残酷与爱心；一方面无畏地关注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哲学，另一方面十分在意其他哲学家对他的态度。

与艾伦一起住了两三天之后，罗素搬到电报村舍，在那里逗留大约一周，然后回到伦敦。1918年9月25日，他和奥托琳一起，在里士满公园待了一天。他后来写道：“发现了永不消亡的东西，让人深感欣慰。”然而，他听到了坏消息：奥托琳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离开菲利普，与罗素一起到拉尔沃思湾去度假。

在那段时间里，罗素与科莱特在情感方面出现了很大动荡，他甚至无法忍受每周在伦敦待上几天。在这种情况下，与奥托琳在里士满公园度过一天之后，他动身前往阿宾杰公地——克里福德·艾伦遵照医嘱，正在那里疗养。当时，战争结束的曙光已经出现，协约国看来将会必然取得胜利，和平前景——而不是罗素的个人问题——在谈话中占据主导地位。罗素觉得，不完整的胜利可能形成比较良好的战后氛围，因此希望协约国不会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艾伦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版图”。

在与艾伦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罗素听到科莱特送来的消息，她已经在拉尔沃思湾的一家旅馆预定了两夜房间，这无疑缓解了无法与奥托琳一起度假带来的失望。虽然两夜时间略显不够，但是濒临大海对罗素恢复精神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回到阿宾杰公地时，心情大为好转。根据艾伦的回忆，罗素坐在壁炉前，背诵他最喜欢的莎士比亚和雪莱的诗歌。“他就像一个孩子，声音温柔，才华横溢。这让我意识到，他的言行非常难以捉摸，我却如此喜欢他。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阿宾杰公地坐落在萨里乡村，罗素在那里可以继续在狱中开始的哲学写作。他信中告诉奥托琳：“我很享受回到工作状态的时光，享受安全的私密性。这里没有电话，没有邮件，没有访客，就像监狱一样——当然，它的优点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去散步。”他说，他只在伦敦与科莱特见面，几乎不在阿宾杰公地，“而且时间很短”。他告诉奥托琳，既然那时已经没有必要设法走出监狱，他其实希望，当初请吉尔伯特·默雷设立讲师职位的计划最好落空。“我希望有时间从事自己的独创性工作。”

但是，仅仅过了几周之后，罗素对科莱特的激情出现了湍流。他觉得她对他不忠，这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萦回，挥之不去，让他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哲学写作。工作热情弃他而去，他精力消耗殆尽，忐忑不安，失去了根基，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容身之地。11月10日，他写信告诉奥托琳，“让自己适应新的世界，这真是太难了”：

我发现难以抗拒的感觉是，我已经活得够长了。我在狱中曾经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希望有新的开端；如今，这样的感觉烟消云散。展望未来，我觉得乏善可陈，根本没有任何有趣或者生动的东西，值得我去忍受生存的痛苦。然而，这是一种心绪……其原因是自己精神上出现的难以言喻的疲倦。

次日是停战协议签订日。那天凌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突然出现的消息让人感到意外。在偏僻的法国乡村贡比涅的一辆列车上，签署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那天上午11点宣布和平正式到来。但是，通过贵族之间的某种秘密信息渠道，罗素比一般公众提前几个小时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停战协议刚刚签署之后，温特顿·丘吉尔给他的里昂涅姑姑——莱斯利夫人——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接着，莱斯利夫人转告了她的朋友安内斯利夫人；安内斯利夫人转告了她的女儿科莱特。当然，科莱特立刻给在伦敦的罗素打电话。科莱特在《10年之后》中写道：“我没有什么特别具有戏剧性的举动，没有哭泣，没有欢唱，没有诅咒，没有欢呼，也没有对死去的人悲鸣。这个小消息给人感觉是，仿佛除去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罗素的反应是，走出房门，到了街上，告诉见到的每一个人。上午11点，公开宣布的时刻到来，他在托特纳姆宫路。他回忆说，两分钟之内，人们走出商店和办公室，涌到街道上。“他们强占公共汽车，让它们开到自己喜欢的地方。我看见，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本来素不相识，在街道上一边走，一边接吻。”他在街道上独自游荡了一天，“观看激动的人群，就像在4年之前的8月那样”：

人们的举止依然轻佻，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本没有从过去的恐怖日子中学到任何东西。我在欣喜的人流中游荡，孤独感油然而生，仿佛是一个幽灵，偶然从某个星球坠落到地球上。

他还写道：“人群欢呼，我也欢呼。可是，我依然像以前那样孤独。”

在《自传》中，罗素首先描述了停战日庆祝活动让他产生的疏离感，然后立刻转向他在狱中寻求的反思，为什么感觉自己像个幽灵呢？其原因在于，在努力获得“上帝的智性之爱”的过程中，他爱上了幽灵。这里的隐含意义是，他在愉快的人群中体会到的疏离感进一步反映出，在宗教和形而上学意义上，他内心深处产生了被隔绝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罗素在1918年11月孤单寂寞，其中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他绝望地感到，科莱特背叛了他。

罗素怀疑，科莱特与米切尔有染（科莱特在的信件打字稿中说，罗素的怀疑是病态的，没有根据的，过分到不正常的地步）。无论这究竟有多大真实性，他清楚地知道，他对埃尔维的嫉妒完全是有道理的。11月，罗素知道了他认为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消息——科莱特怀上了埃尔维的孩子。她希望堕胎，罗素同意为当时被视为非法的手术支付费用。科莱特肯定觉得，那段时间是可怕的折磨。罗素努力支持她，这大大消耗了他已经饱受困扰的情感，几乎超过了他能忍受的限度。

11月20日，他的寂寞感达到顶点，在给奥托琳的信中，表达了他所说的“痛苦呼叫，要求她出手相助”。他告诉奥托琳，如果他住在伦敦，他将会发现，他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甚至不可能再活下去。“我知道，我无法独自生活——我必须找到某种忍受生活的方式，否则，我会放弃生命。”他是否可以每周在加辛顿待4天时间呢？他写道，“如果可以找一个男人，一起在海边住，我应该真的开心一些。当然，其实我想要的是妻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合适的人”：

实际的情况是，我太疲惫了。我需要有人照料，有人打理生活琐事，让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工作。自从和艾丽丝吵架之后，我一直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人：在我疲倦时，她愿意并且能够带我去度假，悉心照料我。现在我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将一事无成。

谈到科莱特时，他显得老练，忠诚。他告诉奥托琳，科莱特“行为像天使一般”，但是“这次冲击十分厉害。如果我离开她，我无法得到任何休息。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这让我对她态度恶劣，结果我们两个人都深感痛苦”。他希望每周和科莱特一起待两天，其余时间住在别的地方。他告诉奥托琳：“我不想要情感，我需要安静的陪伴，清新的空气和运动。”他接着写道，加辛顿“是我唯一的逃离机会”。

罗素努力祛除困扰自己的某些幽灵，决定放弃在菲茨洛伊街的那套一居室公寓房。11月27日，他写信告诉科莱特，那里“幽灵游荡”。他在同一封信件中还向科莱特报告，他和维维恩一起吃饭，并且告诉她，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与她见面——也许，这是另外一个祛除幽灵的尝试。过了不久，科莱特在伦敦接受堕胎手术，罗素回到加辛顿，试图修复受到损害的神经。12月16日，科莱特来信说，手术结束了。几天之后，罗素、科莱特、克里福德·艾伦三人前往北德文郡海边的灵顿，度过三周圣诞节假期。在《10年之后》中，科莱特描述了三人居住的那幢茅屋的环境，“荒野上人烟稀少，地面上积雪覆盖”。她写道，克里福德·艾伦“出狱时，大概只有半个肺，非常需要休养”。关于罗素在灵顿的情况，她在书中只字未提；在罗素的《自传》中，不仅没有关于那次在灵顿过圣诞节的文字，而且甚至连1918-19年整个冬季的情况也完全没有任何记载。

但是，自从出狱以来，这是罗素首次尝试和科莱特多待几天时间。他确信，如果他和她相处的时间长一些，他将对她怀恨在心，言行“骇人听闻”。而且，艾伦的身体极度虚弱，科莱特正处于堕胎之后的康复期，罗素仍然受到科莱特怀孕造成的震撼性影响。如果考虑这些情况，我们就不难想象出那几周中笼罩灵顿的气氛。

1919年1月14日，三人离开德文郡。罗素径直前往加辛顿，那里是他在那段时间中拥有的最接近家的去处。很可能的情况是，尽管罗素在11月说了那番话，但是他立刻与维维恩·艾略特取得了联系。其原因在于，他返回之后几天，收到了维维恩的来信，声称她不喜欢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越来越疏远的状态，希望与他完全断绝关系。[1]她这次终于说话算话了。她甚至不回复罗素的信件；在接下来几个月中，艾略特本人不得不以她的名义进行干预，回应罗素提出的日益强烈的要求，取回留在马洛那幢房子里的个人物品。2月3日，艾略特在给罗素的信中说：“并不是维维恩‘不愿回信’，我已经全权接管马洛的事务，她不能做可能不利于医生治疗的任何事情。”大约一周之后，罗素和艾略特见面，讨论如何处理在马洛的房子。艾略特随后再次写信，这次解释说，维维恩非常不愿意放弃那幢房子：

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她对房子事情很上心，用了不少心思和时间。对她来说，花园尤其令人高兴，是她活动的源泉。你知道的，现在，她可以做的事情很少，我可以肯定，剥夺她这个兴趣将是错误之举。她一直惦记着花园，甚至佃户还在那房子里时，她也到马洛去了几次，打理那里的事情。而且，她看来甚至已经开始期望过更开心的日子；她预期，她的朋友露西·塞耶年底之前将会回来……我们确定，如果有人陪伴，她的情况会大有好转。

最后的解决方法看来是，艾略特夫妇接手租赁事宜，通过冬季将房子转租的方式，减轻房租带来的负担。让罗素显然恼怒的是，将他的物品从马洛运往伦敦的事情延续了几个月时间（艾略特夫妇没有雇用搬家公司，看来自己动手，跑了几趟，一件一件地搬到伦敦），他直到6月才收到最后一批东西。

罗素希望得到从马洛送来的个人物品，以便布置在巴特西的一套公寓。那套公寓在奥夫斯特兰宅第70号，他同意与艾伦·克里福德合租。与此同时，他在加辛顿以新的活力投身工作，写出了他所称的《心的分析》的“初步提纲”。他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很好进展，于是给科莱特发了一份电报，宣布他有了重大发现。不幸的是，他并未说明发现的具体内容。在几天之后所写的一封信件中，他甚至将当时充满哲学灵感的心境与他1900年从巴黎返回时的心境进行了比较。如果我们现在审视他1919年1月所写的东西，我们难以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那么兴奋？他进行的对比不过是一些想入非非的内容，也许表达了罗素希望感觉的东西而已。

这份“初步提纲”与他的狱中笔记之间的不同之点是，它强调了精神形成意象的能力。众所周知，行为主义并不关心心理意象。例如，在《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罗素在狱中阅读的文章之一）中，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B．华森说：“我希望可以完全抛弃意象，试图说明，从实践层面看，所有自然思维以感觉运动的方式，出现在咽喉部位。”对于该理论的这个方面，罗素毫不迟疑表示拒绝。他在狱中所写的一封通报式信件里宣布，这“显然是陈腐的看法”。科莱特也有同感，“我的头脑中充满意象（如果行为主义者们没有，他们真可怜）”。在他的《心的分析》的“初步提纲”中，罗素再次以明确方式表示，拒绝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这个观点。“否认意象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将意象解释为实际的细微感觉或词汇。”

罗素完全不否认意象的存在，反而将意象视为他的理论的核心因素。他的“重大发现”看来是，意象是意义理论的唯一基础，同时既是观念的内容，又是词汇意义的起源。根据他的观点，意象是感觉的“摹本”。首先，我们有了看见一个名叫约翰的人的感觉；后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我们通过形成约翰的意象的方式，回忆约翰时，我们实际上在复制看到他时的感觉。这时，这个意象“表示”约翰。罗素坚持认为，词汇意义的起源是词汇所替代的意象，因此，我们不是使用约翰的意象来表示约翰，而是使用“约翰”这个词汇。

在这个“初步提纲中”，一个重要发明是罗素提出的“意象命题”理念。例如，约翰没有头发这个意象可能是“意象命题”；如果用词语来表示，该命题是“约翰是秃顶”。根据罗素的观点，在一般情况下，“意象命题是语词命题的意思。但是，意象命题本身却表示某个别的意思，这就是说，让该命题为真或者为假的客观事实”。当然，我们在头脑中可以接受若干个意象，其中只有一些将是我们实际上相信的“意象命题”（甚至在我知道约翰长着满头金发时，我也可以想象，约翰是秃顶。）那么，什么东西区分成为观念的“意象命题”呢？罗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含糊其辞，令人失望。他说：“观念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它……与一个或者一组当前意象之间，具有一种特定的关系。与人不相信的意象相比，被人相信的意象产生不同的效果。”他没有告诉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概括或者识别这种“感觉”。

尽管他在加辛顿写作进展顺利，罗素曾经答应，与克里福德合租在伦敦的公寓。2月17日，他搬出在加辛顿的农舍式小屋，入住位于奥夫斯特兰宅第的艾伦的公寓。仅仅过了几天，他又决定搬回加辛顿。当时，艾伦病情加重，那套公寓挤满了来自反征兵团体的女同事。她们心情焦灼，深表同情，争先恐后地照顾他。罗素在2月23日的信中告诉科莱特：“目前，在这套公寓中，存在着大量可怕的心理状态和令人沮丧的气氛。对任何男性来说，这里的生活都是无法忍受的。”他告诉她，他的研究继续处于上升状态，“每次我坐下来写作，结果都优于我的预期”。他热切希望回到更有利于哲学写作的环境中去。

返回加辛顿之后，他利用“初步提纲”中的许多新材料，为那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会议撰写一篇长论文，题为《论命题：它们的性质与表义方式》。该文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罗素最早发表的坚持中性一元论的文章，他随即抛弃了他早年提出的判断论。该论文的核心有两点：其一，罗素支持行为主义的总体语言观，认为学习语言是获得特定的“习惯”；其二，罗素否定了行为主义否认这个明显事实的做法——人们确实独自形成意象。以前，他曾经认为，柏格森抬高直觉的原因是，柏格森具有超常的构图能力；同理，他这时认为，行为主义者否认意象的原因是，华森头脑中带有相反的个人特性。“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华森教授并不具有构图能力，所以不愿相信，其他人有这样的能力。”罗素提供了他自己的经验性研究结果，回应行为主义者否认意象的做法：

如果你说服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让她相信她无法构成一个朋友坐在椅子上的形象，只能描述这种情形的样子，那么，她会得出结论说，你是疯子。（本表述基于试验。）

但是，他没有说，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究竟是科莱特还是奥托琳。

文章接着阐述了他前一个月形成的“意象命题”理论，并且展示了下面这一段令人感兴趣的评论：

命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由意象还是由词语构成的？无论命题何时出现，它与让其为真或为假的事实之间，存在特定的结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个观点提出：其一，命题本身是事实；其二，命题通过“特定的结构相似性”，可以表示另外一个事实。这两个观点与维特根斯坦的联系密切，超过了罗素本人——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着力强调它们。《逻辑哲学论》是在罗素撰写《论命题》这篇论文之前写成的，但是罗素其实尚未看到它。在《论命题》的结尾，罗素详细说明了结构相似性的理念，让他的理论听起来更接近现在人们所知的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的图像说”：

在意象B的左侧，有意象A：这种情形就是意象命题。如果A在B的左侧，该命题为真；如果A不在B的左侧，该命题为假。

但是，在这两个理论之间，存在至关重要的差别。维特根斯坦认为，构成命题的意象是在人的头脑之外，还是在人的头脑之内，这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对他来说，物理（绘制的）意象和“心理”意象一样，都具有命题特征。假如罗素进一步强调他在这些段落中提到的结构相似性，他肯定想到了，就结构而言，没有必要将他的意象命题理念局限于只是感觉的“摹本”的意象。但是罗素认为重要的是，在词语与意义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他认为，心理意象似乎是唯一可以提供这种联系的东西：你形成的约翰的意象以因果方式，与你看见约翰这个行为联系起来，因此，你使用的“约翰”这个词语也是如此。当然，考虑到罗素信奉中性一元论这个事实，心理意象本身也是物理活动。但是，对他来说，这一点的意思是，它们实际上是出现在“大脑”中的活动。从深层次上看，在解释词语意义的过程中强调因果性的做法带有非维特根斯坦思维的特征（维特根斯坦对此加以讽刺说，如果我推你一把，你摔倒了，你摔倒这个动作不是我推这个动作的意义）。

3月4日，罗素在信中告诉科莱特，他已经完成了《论命题》。“这篇文章中有很好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满意，将来可能会进行修改。”出于巧合，在完成这篇具有很强的维特根斯坦思想特征的论文之际，他收到维特根斯坦寄来的一张明信片。维特根斯坦写道：“11月以来，我在意大利坐牢。希望在中断联系3年之后和你交流。我做了许多逻辑学方面的工作，非常希望在出版之前让你有所了解。”明信片上的日期是2月9日，是从卡西诺山的意大利战俘营地寄来的。维特根斯坦和成千上万奥地利军人一起，被关押在那里，被意大利人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便实现意大利政府的要求，获得以前被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土地。明信片的收件人是罗素，由“伦敦大学学院的A．N．怀特海博士转交”。看来，它于3月2日送到了在加辛顿的罗素手中。

1916年，罗素最后一次听到维特根斯坦的消息，确信他已在战争中死亡；现在，罗素得到他还活着的消息，当然非常高兴。罗素在回信中写道：“谢天谢地，你还在人世。在可能时，请一定撰写逻辑学方面的著作。我希望，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交谈了。我在哲学和其他方面，有许多想和你交流的问题。”次日，他又寄出一张明信片，上面有类似的内容，显然觉得，如果他寄两张，就可以提高送达的概率。其实，维特根斯坦在3月8日同时收到了这两张明信片。“你无法想象，我收到你的明信片有多么高兴！”维特根斯坦在回信中写道，并且告诉罗素，他写了一本书，在书中“我认为自己终于解决了我们当初所谈的问题”。3天之后，他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件，谈到那本书的内容：

我写的这本书叫《逻辑哲学论》，包含了我在过去6年中的全部成果。我相信，我已最终解决我们谈到的所有问题。这也许显得自负，可是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在1918年8月写完了这本书，两个月之后被送进了监狱。我将手稿随身带着。我希望给你抄写一份，但是篇幅比较长，我也没有什么安全方式送到你手上。实际上，手稿是用相当简略的符号写成的，如果不先解释，你无法理解。（当然，这意味着，虽然我觉得它晶莹剔透，恰如水晶一般，但是没有谁可以理解它。它推翻我们提出的关于类、数字和其他问题的所有理论。）

正如维特根斯坦肯定希望和期待的，这封信件引起了罗素的好奇心。罗素抄写停当，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复制了几份。此外，他还给他认识的当时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当时在巴黎参加和平谈判）和乔治·特里维廉——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允许维特根斯坦“就逻辑学自由通信”，甚至是否可以让他到英国来？当时，《数理逻辑引论》刚刚出版，罗素问凯恩斯，是否可能寄一本给维特根斯坦？通过特里维廉的帮助，维特根斯坦得到许可，可以接收图书；通过凯恩斯的帮助，维特根斯坦将一份手稿寄给了罗素。但是，必须获得批准，必须进行联络，这两件事情花费了较长时间。到了6月和7月，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才知道对方的哲学思考方向。自从两人上次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以来，时间已经过了5年。

与此同时，罗素不得不着手准备关于《心的分析》的八集系列讲座——讲座拟在威廉斯博士图书馆举行，从1919年5月6日开始。他终于搬到奥夫斯特兰宅第，入住与克里福德·艾伦合租的那套公寓。接着，他用3、4两个月时间，撰写讲座稿件。在那段时期，他还为《国家》和《文艺》撰写了若干哲学著作评论。在这些书评中，他表达的许多主题在哲学思想方面没有多大意义。4月21日，他在评述亨利·琼斯的《公民原则》时写道：“对任何习惯观察人心而不是对枯燥的体系进行分类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采纳的哲学是效果，而不是原因，是气质和机会的产物，而不是鼓励他们产生行动的东西。”人信奉的哲学并不促使人产生行动，“就像温度计不会改变天气一样”。琼斯的想法不同，他让自己以“迟来的维多利亚人”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维多利亚人具有许多优点，在许多方面超过我们。可是，他们缺乏真理感，无法看到他们自己的情感与宇宙的构成之间的差别。

这样的教训哲学家们自然不愿汲取。大约在同一个时期，罗素评述了拉尔夫·佩里的另外一本书，题为《当下的理想冲突》（副标题为《对世界大战的哲学背景研究》）。罗素以挖苦的口吻写道：“没有哪个哲学家愿意相信，大千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由他们的学术前辈的讲座引起的。”

从一定程度上，针对哲学家们的这类苛评调侃的，其实是罗素自己早期所写的书评；不过，罗素在此并未完全挑明这一点。在关于阿瑟·克拉顿-布罗克的《天堂为何物？》的评论中，这一点最为明显。罗素讨论了“对确定性的渴望”，认为它见于“某些人和某些情绪”。罗素写道，这“构成对安全感的渴望的重要部分，这种渴望是由胆怯形成的弱点之一”。由此可见，（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他这时认为，他希望成为哲学家——发现某些确定的明白无疑的知识——的动机，正是这种心理缺陷的一个迹象。在他这篇书评中，他具体讽刺了所谓的“神秘感悟”——有的人认为，自己可以“透过扭曲自我的迷雾”，看清事物本质。他说，相信这一点的人恰恰在感悟方面受到其自我的最厉害的扭曲。“神秘论者在真实事物中发现的这些特征只是其感觉的反映。”他写道，在典型的不被承认的自传之作中，神秘感悟是爱情导致的一种扭曲，“处于恋爱中的男人不能以最佳方式，评判自己激情的倾注对象的品质；神秘论者是爱上的宇宙的人。”

这个观点与罗素在以前的文章——例如，《自由人的信仰》和《神秘论与逻辑学》中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一位署名为J．W．哈韦的《文艺》读者发现了这一点。该读者给《文艺》寄去了一封不乏睿智之见的信件，对比了罗素的前后观点，并且就罗素对内心情感的怀疑态度，提出了自己的评论。哈韦注意到，《自由人的信仰》表达了“强烈的绝望”，认为在情感方面，“罗素先生希望保持距离，以便维持一种小心翼翼的冷漠的保留态度”。他接着写道：

让罗素先生无法原谅的是，“神秘论者”拒绝保持不屑一顾的感觉，与现实密切接触……“神秘论者”的错误在于，他在事物的核心中发现了家，发现了朋友。罗素先生就像一个来到陌生家庭的访客，彬彬有礼，不温不火，非常得体，不愿采取主动行为。他发现，另外一位客人固执地忽视所有礼节规范，与那个家庭的人建立了友好关系，不禁深表不满（也许甚至还有一点夹带愤怒的嫉妒之感）。

这个客人含蓄，过于礼貌，避免与那家人出现真正的接触，这个形象类似于罗素的自画像——从另外一个星球坠落到地球上的外星人，或者说一个幽灵，无法与周围的人建立接触。这封信件入木三分，让我们洞察罗素撰写克拉顿一布罗克的这本著作的书评时的心理状态。罗素认为，哲学观点是情感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正如哈韦清楚知道的，这一看法可以用于罗素本人，让我们在他避免让自己观点出现情感“扭曲”的决心中，看到深深的绝望。罗素描述了他在停战协议签订日那天产生的疏离感，明确表示他意识到，“对我来说，人的感情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尝试，旨在逃避寻找上帝的徒劳之举”。但是，他逃避人的情感带来的痛苦和难以预料的变化，这种做法驱使他去寻找上帝；他与这里所说的那个过于礼貌的客人类似，可以避免与其他人真实接触带来的不快，这两点不也是真实的吗？

在私下里，罗素对自己的看法与哈韦这里指出的类似；但是，在公开场合中，在他发表的给哈韦的回信中，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来让人了解，哈韦对他的情感状态的描述多么贴切。非但如此，他仅仅指出，他以《神秘论与逻辑学》序言表述的“明确的保留态度”，同意重印《自由人的信仰》。他大概希望，没有人将会注意到，它与他仅在几个月之前表达的这个观点之间的矛盾：“对任何习惯观察人心……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采纳的哲学是效果，而不是原因。”

以这些书评和讲座为契机，罗素的自由哲学家生涯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很高兴，自己不再为钱所困。《文艺》和《日晷》支付的稿费已经足够，加上讲座的收入，我现在已经不再贫穷。”他以前表示，准备讲座稿件困难重重。但是，随着写作过程的推进，事情变得容易一些。他6月14日写信告诉科莱特，他刚刚完成了下一周的讲稿，认为它“是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东西……我希望，你愿意听到全部内容——与其他部分相比，这一讲非常容易理解”。就大部分内容而言，那些讲座详细讨论了《论命题》表述的观点，并且大量利用了其中的文字表述。后来，这些讲座的内容进入《心的分析》一书，大概占据了一半篇幅。

在举行讲座期间，罗素与维维恩的恋情终于结束。6月4日，维维恩在写给奥托琳（维维恩与她成了很好的朋友）的信件中，描述当时的情况，一段难以言喻的奇特关系似乎在同样奇特的插曲中告一段落：

你对伯迪在加辛顿的状态描述让人忍俊不禁。星期日一大早，他直接从那里来到这套公寓［克劳福德宅第18号］，把我从马洛捎来的另外一批东西弄走。他看来心情非常糟糕。不幸的是，我尚未穿好衣服，所以只得在浴室里，提高嗓门和他讲话，尽量让自己显得高兴一些。但是，他的反应令人痛苦。其实，我对他心存歉意——我特地从马洛赶到这里，并且已经发出邀请，他来取东西时和我一起喝茶。我本来以为，我俩可以聊一聊，不管怎么说，继续友好相待。可是没用，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很想念他，这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彻底忘掉他怎么就如此艰难？

举行最后一讲几天之前，罗素收到维特根斯坦的另外一封来信。维特根斯坦仍旧关押在战俘营，已经收到了罗素的《数理逻辑引论》，对该书的内容并不完全赞同。他写道：“我根本不会相信，我6年以前给摩尔口述的东西竟然原封不动地到了你的手上……我现在担心，我可能难以与你达成任何共识。我以前心存一个小希望，我的手稿也许会对你有一些作用；现在，这个希望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他还是通过凯恩斯，将手稿寄给了罗素。他告诉罗素：“如果你认为理解这本书还有任何重要意义，如果你可以安排和我见面，务请付诸实施。”本来，罗素打算通过安全的方式，将手稿寄往维也纳。这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经过更正的文本；维特根斯坦阅读了罗素寄去的著作之后，非常希望见到他自己的著作变成铅字：

看到这本已经完成的著作依然躺在监狱之中，知道无稽之谈却在外面大行其道，令人十分痛苦！同样令人痛苦的是，我知道，即便它印刷出来，没有人可以理解！

鉴于这种情况，这封信件让我们看到了三点：其一，罗素因为没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以前的研究受到了责备；其二，他了解到，自己的哲学研究是无稽之谈；其三，他事先得到信息，自己理解维特根斯坦这本著作的尝试肯定毫无结果。于是，他以相当的克制方式，对此作出回应，承认“我不懂你向摩尔口述的东西，他也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帮助”。而且，罗素也许只有与维特根斯坦面谈，才有可能理解手稿的内容。然而，维特根斯是不会觉得气馁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没有考虑哲学问题。去年，我被关进监狱，决定写一本通俗教材，以便打发闲暇时光。在那种情况下，那是我可以做的事情。现在，我已经重返哲学研究，理解的意愿更强烈了。

当时，手稿尚未寄到罗素手中，但是他承诺收到之后立刻阅读，然后原物送还。“不要气馁——你最终会被人理解的。”

（2）朵拉

就在罗素写这封信件的当天，一个女子引起了罗素的兴趣。她叫朵拉·布莱克，到奥夫斯特兰宅第拜访，与罗素一起喝茶。朵拉与他以前的任何一个情人都不同，并不漂亮，但是引人注目，对自己的智性很自信，以目空一切的态度，鄙视传统的面子观念。她1915年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毕业，在现代语言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然后到伦敦大学学院继续深造，攻读18世纪法国文学。她是多萝西·林奇的密友，1917年6月与罗素初次相识。当时，朵拉、多萝西、让·尼科德和罗素一道，周末前往萨里徒步旅行。他们先到了希尔，在一家名叫白屋的酒馆住了一夜，次日到特里维廉家简短访问，共进午餐。朵拉是思想激进、年轻的反战知识分子，多年以来暗中对罗素怀有英雄崇拜之情。与他近距离接触之后，发现他“模样丑陋，让人着魔”。反过来说，她的言谈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白屋酒馆，一行人秉烛夜谈，席间提到这个话题：在这个在世界上，你最希望得到什么？让·尼科德和多萝西·林奇两人追求高尚，具有思想品质；朵拉直截了当地说，她希望结婚生子。罗素写道：“在那一刻之前，我觉得没有哪个聪明的年轻女性会那样实话实说，承认自己的愿望。我由此得出结论，她肯定非常真诚。”

1917年两人初次见面之后，朵拉和她父亲一起去了美国。她父亲为海军部工作，担负一项特殊使命，与美国政府一道，讨论如何确保横跨大西洋的石油通道的安全。在去美国途中，朵拉将她的童贞交给了那艘商船的船长，“就在桌子上面，身上盖着一大堆折叠起来的帆布。那晚皓月当空，云朵疾飘”。返回英国之后，她在伦敦继续学业，住在切恩道的一套公寓中，开始与一位比利时艺术家的恋情。他名叫马塞尔，“真的属于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身穿条绒上衣，系着飘垂式领带，头戴宽边黑色帽子，络腮胡须，长发飘飘”。1918年秋天，朵拉在格顿学院任院士，但是继续在伦敦度假，住在约翰街的一套公寓里，距离她做大部分研究工作的大英博物馆不远。

1919年，朵拉已经25岁，自信，沉着。6月7日，她从剑桥致信罗素，请他帮忙找一个人，在莫里学院给男女工人联合会——通过她父母的关系，她与该机构建立了联系——开设哲学讲座。他是否认识合适的人选？甚至说，他自己是否愿意做呢？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否显得过分？几周之后，剑桥大学的学期结束，朵拉返回伦敦，罗素邀请她到奥夫斯特兰宅第喝茶。那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商谈讲座事宜，但是他们继续了两年之前的那次讨论。朵拉宣称，她不赞成传统的法定婚姻，崇尚自由恋爱。罗素问她，子女的问题怎么解决？她回答说，那是母亲的事情，父亲对子女根本没有任何权力。罗素说：“好吧，无论我和谁生孩子，肯定不会是和你！”

在戈登广场举行的讲座接近尾声，罗素依然非常希望可以在海边度过一段时间。于是，罗素游说剑桥大学的数学讲师J．E．利特尔伍德，请他一起在拉尔沃思湾合租一幢房子度夏。那幢农舍宽敞，有5间卧室，租期从6月24日开始，就是最后一讲结束的时间。他的计划是，当天直接前往多塞特。出发的日子渐渐临近，也许他受到与朵拉开始浪漫关系的愿望的驱动，似乎已经进行了尝试，与科莱特终止关系。在最近几周内，科莱特与其他男人频繁往来，这让他醋意大发；而且，她明显对他表现出性冷淡，这让他有雪上加霜之感。他6月14日写信告诉她：“你是否觉得，你哪一天可以允许我再次表现出爱的激情？你那天说过，你不知道怎样拒绝人，然而你总是知道怎样拒绝我。”

动身前往多塞特的前一天（就是他和朵拉在奥夫斯特兰宅第一起喝茶、聊起婚姻和孩子的次日），他给科莱特写了一封显然希望分手的信件。他告诉她，“在恋爱中，人需要在自己关心的非个人问题方面有一种接近感；这样就有超越快感的东西。人渴望有志同道合的感觉，这样就可以缓解寂寞”：

我觉得，我俩的兴趣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只能跨过鸿沟才能见面，那种方式没有多少深度或者现实性可言。眼睁睁看着美妙的东西慢慢消退，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希望在记忆未被破坏时将它终止。

次日，他写道：“促使我决裂的唯一原因是，我觉得你的爱已经黯然失色。没有你的爱，人生将会是空虚，冰冷，灰暗的——我将向激情、色彩和快乐告别，这将结束我的整个世界……我不希望新的欢乐，拒绝再去寻觅。”最后这一点（如果说不是整封信件）相当不可靠。就在那天晚上，罗素手忙脚乱地急着“寻觅”，肯定是为了找到新的欢乐。最后一场讲座结束之后，他再次带着朵拉外出，共进晚餐，并且邀请她到拉尔沃思湾“长时间作客”。朵拉受宠若惊，有措手不及之感。“亲爱的伯迪，”她那天夜里晚些时写道，依然觉得这种熟悉的称呼形式显得“很不礼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应该向你表示谢意……我肯定将到拉尔沃思湾去，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在那里逗留很长时间？”

次日，罗素启程前往拉尔沃思湾，期待住在海边，继续《心的分析》的写作，期待夏天晚些时候与朵拉会合。但是，科莱特不是那么容易被甩掉的人。6月26日，罗素抵达拉尔沃思湾之后的第一天上午，他收到科莱特发来的电报说：“今晚10点和艾伦一起到你处。”她说到做到，和罗素一起度过了一个心醉神迷的销魂夜晚。他在她离开之后写道，“相当美妙，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这绝对将去年9月以来发生的事情一扫而光……现在，我最亲最亲的爱人，我俩必须开始新的生活……当时我觉得，自己不再有人需要，这是让我变得无情残酷的唯一因素……离开你，我内心空荡荡的，剩下的只有绝望……不要让我俩再次失去对方，我心中的同志。离开你，我的世界将是一片黑暗。

罗素显然赢回了科莱特的芳心，但是却没有设法推掉朵拉。朵拉那时给他写信，表达她期望到拉尔沃思湾的迫切心情。7月2日，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与科莱特分手的事情没有搞成。她希望再试一试，所以我同意了。我将很快再次见到她。我不知道结果究竟如何。”

7月11日，罗素按照预先的安排到了伦敦，出席亚里士多德研究会和心灵研究会联席会议，宣读《论命题》。那段日子里，他每天给科莱特写信，有时每天两封，催促她利用那个机会，到伦敦来与他共度良宵，然后到阿什福德（两人1917年8月度过最幸福时光的地方）去，休假一周。他7月4日写道，“我渴望与你在一起，确实很想要你——我俩现在必须在一起；否则，我们将会浪费新出现的感情。”他提出，如果她不能到阿什福德去，两人可以在伦敦逗留一周，只要能够一起待在他的公寓里就行。“我真的必须和你在一起，亲爱的……我无法告诉你，我多么渴望和你在一起。如果可能，请你务必到阿什福德来。我俩必须度过一段时间，巩固新的关系——也许，我们的整个将来都依赖于它。”

在那段时间里，科莱特没有找到可以出演的好角色，正在经历周期性“工作绝望”感。所以，她不愿意离开伦敦，担心会漏接什么重要电话。根据《10年之后》的记载，她那时忧心忡忡，甚至出现了自杀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伦敦的失业女演员更情绪低落了。”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安慰是，她每周与朋友丹尼斯·布莱德雷一起吃饭，度过时光。布莱德雷“给我打气，让我重拾自信，要我振作起来，勇敢面对，保护自己。他说他相信我，并且帮助我树立自信”。在那种状态下，她没有什么精力关心罗素。她知道，罗素对她的职业生涯持反对和鄙视态度。她没有理睬罗素写来的许多信件，这让他感到疑惑，不知道那些信件是否送到她的手中。他7月6日写道，她对工作的绝望感让他内心深受触动，他希望帮助她。“可是，这种状态让你躲开我，拒绝我希望给予的爱，我觉得全然无助。”显然，他并不怎么在乎她的心绪，头脑里想的不是她对工作的需要，而是和她在一起的需要，和她做爱的需要：

我恋爱时，希望与我爱的人在一起，长时间分离总是让我感到痛苦。我知道，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如果我不能常常见到对方，和对方保持轻松的性爱关系，那么，我受性格所限，我不可能继续渴望主动地付出爱。如果我俩不能常常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这对我来说是必需的，就像其他男人对你来说是必需的一样，回避这一点没有用处的……如果我俩现在不能在一起，很可能就会推迟到圣诞节之后了。在这种情况下，到了那时，所有的新爱意将会烟消云散，我们可能无法重新开始……只有与你在一起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在一起，过去的旧印象挥之不去。求你了，你必须对我耐心一点，理解我过去几个月中身陷地狱的情况。现在，我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受到诱惑，卸下保护自己的铠甲。我担心再次忍受那些痛苦……请你不要觉得，我对你的工作漠不关心——其实，我真的很关心。可是，如果继续爱你意味着长期受苦，只能得到短暂的快乐，那么，你就肯定会怀疑，我犹豫不决，有时觉得最好痛下决心，扼杀自己的感情……你处于如此绝望的状态，这让人忐忑不安。请一定告诉我，怎样才能让你好受一些；同样，也请你想一想，怎样才能让我好受一些。

次日，他继续恳求：“我亲爱，求你设法让我恢复信心，我俩的事情还存在和好如初的可能性。”他反复敦促她，在他7月10日到伦敦时，她一定要抽出时间，安心和他共度良宵。他7月8日写道：“我觉得，我俩已经确定下来，一起待1个月时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有足够希望，暂时放弃找工作的事情，和我待在一起，这让我深感伤心。”不过，他坚持认为：“我们见面之后，将会感到高兴，哪怕只待两个晚上也行。”

结果，他7月11日在伦敦宣读了论文之后，没有到科莱特的公寓去，而是到了朵拉的公寓。就在罗素给科莱特写上面这封满怀深情、极度痛苦的恳请信件，希望科莱特挽救两人关系的那段时间里，朵拉给他写信，谈到了她对两性关系的想法。她7月5日写道：“我完全支持两性关系平常论。我希望以应有的尊重态度对待它，在需要出现时常常给予满足，与对待饥饿和干渴的情况类似。”对罗素来说，这番话听起来肯定像是——也许其本意就是——一个表示欢迎的邀约。

在她的自传《怪柳树》中，朵拉讲述了罗素7月11日登门拜访的情况，给读者造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实际情况是，她已经得到邀请并且接受了邀请，准备赶在罗素之前达到拉尔沃思湾。但是，她没有提及这一点，而是描述了他在拉尔沃思湾的头两周时两人之间的通信。她说，在写给他的信件中，她“绞尽脑汁，尽量显得博学多才”；与之相比，他的信件语言愉快，平淡，谈到他住在海边，过着愉快的慵懒日子。她写道，“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两周左右。有一天，我听到门铃响了”：

伯迪进了我的公寓……“我在城里办点事情。没有什么其他安排。你可以乘坐星期一12点30分的列车吗？”

“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他听到我的问话后，点了点头。

“可是，我理解的是，你已经爱上一个女人？”

他向我保证，那段恋情已经结束，肯定结束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是半推半就地做了承诺，我将搭乘那一班列车。

其实，她公寓的门铃并没有像她这里所说的那样响起——她已经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促成了这件事情。罗素在信中告诉她，他7月10日至14日将在伦敦，她回信说，她那几天有空，不会出去过周末，并且详细说明了她那天的安排：什么时候吃午饭，晚上哪个时段开会，如此等等。她说，她本来计划那天下午和某个人一起喝茶，但是那项约会可以取消。如果罗素来时发现她不在家，他可以给在公寓楼下上班的人留消息。她尽量不让自己错过这个机会。

下一个星期一，罗素返回拉尔沃思湾，朵拉和他随行。她在那里待了一周时间。在两人的回忆中，那是一段快乐的迷人时光。上午，两人工作；然后，享用朵拉所说的面包涂黄油的“学生午餐”。下午，两人有时候散步，有时候划船，有时候在海里游泳。朵拉回忆说：“伯迪和我单独度过了许多时间。他常常租借一条船，我俩坐着船，远离海岸，一起裸泳。我们常常沿着悬崖步行。”她和罗素已经相恋，这一点并未对利特尔伍德或者他们的客人隐瞒。朵拉记得，罗伯特·特里维廉来拉尔沃思湾小住，和罗素“一起，常常挖苦对方，神色诡秘”：

“这幢房子太吵了，”鲍勃说，神情诡秘，无疑知道夜里房门悄悄打开的意思，知道那些脚步声的意思。

“难道你没有戴耳塞，鲍勃？”伯迪问道，神情同样诡秘，同样心知肚明。

罗素写道：“朵拉来到拉尔沃思湾，我们相恋了。那年夏天她在那里，日子非常快乐。”他暗示，朵拉吸引他的主要原因是，她与科莱特不同，显然愿意生养孩子。他写道：“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他差一点就说他爱上了朵拉：“她有时候在月光下沐浴，有时候打着赤脚，在挂着露珠的草坪上奔跑，完全赢得了我的想象力。而且，她对待爱情态度严肃，满足了我希望做父亲的愿望，满足了我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在朵拉和罗素一起待在拉尔沃思湾的那一周中，罗素每天都给科莱特写信，告诉她说，他十分爱她，“超过了以往时候”；他觉得，他完全相信她的爱，恰如她可以相信他的一样。关于朵拉，他这样说：“她不错，可是我相当怀疑，我是否可以和她在一起？她没有接触到我身上的火焰，我难以对她产生真正的兴趣。”科莱特发来电报说，她将于7月20日抵达拉尔沃思湾。于是罗素告诉朵拉，她必须回伦敦去。在她的自传中，朵拉描述了罗素来见她的情形：他“非常尴尬”，手里握着科莱特的电报，解释她必须离开的原因。朵拉接着写道：“所以，那仅仅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夏日插曲。我收拾行李，然后走人。”6个月之后，在写给罗素的一封信中，她回想起那一幕时说：“就在我爱上你的第一周，我被你打发回城，给她腾出地方，那样的羞辱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罗素给科莱特回信说，她到来之后，会得到毫无保留的爱情。“这里景色秀丽，和你在一起将让我心旷神怡。”他在她到来之前3天写道：“星期六，我将感受到你的抚摸，心中将会响起天堂唱诗班的歌声。”科莱特在拉尔沃思湾逗留期间，他以某种奇特的对称性，给朵拉写情书，互相表达爱慕。他在朵拉回到伦敦那天写道：“我根本无法告诉你，我在这一周的感受。这么多的快乐，让我浑身麻木……我觉得，我的根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你的身体，我真的在你的身上有了一席之地……你已经拥有了我，超过了我接触的任何人。”她在拉尔沃思湾期间，他曾经告诉她，他不愿听到可能让他吃醋的事情。但是，她希望和罗素“吵一架”，坚持在信中告诉罗素，她和那位比利时画家马塞尔相处的情况。她描述说，在她坐着让他画肖像的过程中，“他和她做爱，激情似火，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次，我非常快活……我希望你会原谅我。我希望你根本不会感到郁闷。你不能向我发誓，所以我也不能向你发誓。可是我发现，难以在激情或者爱情方面造假，和你在一起时，我没有干任何造假的事情。”

她几天之后写道，她每天度日如年，希望再到拉尔沃思湾去，“我很爱你，到了相当荒唐的程度”。朵拉于8月6日到达，那时科莱特已经离开拉尔沃思湾。在朵拉到达之前一周里，罗素看来每天都分别给两人写情书。虽然幸存下来的只有他写给科莱特的，但是从朵拉写给他的回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写给她的情书的大概内容。朵拉7月28日写道：“我亲爱的，听说你爱我，爱我，爱我，并且常常想我，我非常高兴。”次日，罗素在写给科莱特的信中说：“一段小小的表白……我想对你说，我的心和你在一起，完全彻底，情深意长，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就他在那段时间的感情而言，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依然深深地爱着科莱特，但是担心在与剧场的争夺之战中失去她，所以不愿浇灭在与朵拉交往过程中点燃的烈火。

就他与科莱特的关系而言，罗素急切希望回到1917年9月她去布莱克普尔之前的时光。他面对科莱特和莫里斯·埃尔维恋情带来的危机，生活中失去了某种东西。他非常希望把它找回来，愿意反复让自己相信，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他7月3日写信告诉她：“我相信你的爱情，自从你去布莱克普尔以来，这样的感觉从未有过。对我来说，存在着一种全新的纽带，它无法消亡，超过以前任何时候……我知道，你在我的内心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你的神圣之地，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入那个位置，谁也不可能侵犯它。我们无法在一起时，其他人可以填补进来，这会让我稍感心烦。但是，我真正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捆绑在你的身上。”他开始尝试，希望找到某种方式，找到某种让他必须到伦敦处理的事情，以便在那里和科莱特度过两个晚上。

8月初，有消息说，科莱特终于得到饰演主角的机会，将在刘易斯·卡森执导的《特洛伊妇女》中扮演海伦，与扮演赫卡柏的西比尔·桑代克配戏。科莱特自然非常兴奋。对罗素来说，尽管他在信中强调说，他为她感到高兴，那个消息其实相当可怕。过了不久，他便开始（也许这并非空穴来风）想象，她与刘易斯·卡森坠入爱河。

与此同时，朵拉开始给他写很长的信件，分析她对他的爱情，试图表达自己希望从这段关系和她的人生中得到的东西。她开始担心，她陷得太深，对自己不利：

我有许多女性的本能，愿意去奉献，去照顾，去崇拜。我对此感到羞愧，骄傲之余担心受到鄙视……我觉得，女人应该克服这种感觉，因为它是阻止她们实现自由的最大障碍，就像男人的占有本能是阻止他们达到文明境界的最大障碍一样……我觉得，女人需要扩展她们的慷慨之心，将它延伸到其他人，让它在政治领域中开花结果，而不是将它封闭在对某个男人的爱情之中。常常见到的情形是，与自己的妻子相比，男人显得平庸。

（7月28日）

我可能逐渐爱上你，超过爱我自己……我觉得，这样的爱情是我最大的本能需要；我觉得，如果我实话实说，这超过我对理念的热爱……我发现，我不仅无法和你逢场作戏（这一点很快就明确了），而且无法保留自己的任何东西。我不得不全身心地爱上你，不得不选择一个新的自我……那个自我是否能够或者想做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否去当大学教授呢？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我不在乎，从心底说不在乎。

（8月2日）

也许，罗素希望后退一步；他看来在信中告诉她，他并不打算干涉她的生活。朵拉本来计划，1919年秋季到巴黎去，继续研究18世纪的法国文学。罗素显然不希望为她放弃该计划的决定承担责任。不过，朵拉在这个阶段中认为，他希望不干涉她生活的想法是相当荒唐的。她8月3日写道，这就“像一场因果游戏”：

一位睿智但邪恶的

教授

在布卢姆茨伯里（朵拉在此停下话头说，霍尔本在布卢姆茨伯里）的自习室里

遇到了一位

美丽而慷慨的

女学者

他告诉她：“亲爱的，我不想干涉你的生活，但是我想要一切。后天和我一起私奔吧。”

她回答说：“我的天哪。”

他说：“我不愿干涉你的生活，但是让我们每次度假都这样做吧。”

她说：“我必须到巴黎去。”

结果是：两人返回拉尔沃思湾，世人会说……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去问世人的意见。

几天之后，朵拉去了拉尔沃思湾，在那里一直待到8月底。

罗素在拉尔沃思湾过夏天的明确的目的是继续他的哲学研究，但是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时，他安顿下来工作，不过不是撰写《心的分析》，而是细读了维特根斯坦寄给他的手稿。那时，手稿的名称是《逻辑哲学论文》，现在的名称是《逻辑哲学论》。他8月13日给维特根斯坦写信说，“仔细阅读了两遍你的大作”：

我确信，你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逻辑命题是同义反复……我肯定，你认为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本书是头等重要的。但是，简略的表述让一些部分内容晦涩难懂。我非常希望和你好好谈一谈，而且更直接的原因是，我很560想见到你。

在这封信件末尾，罗素还附上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从大体上看，问题涉及两个不同领域——心理学和数学。罗素认为，数理逻辑是他“数学哲学”的核心内容，但是维特根斯坦在手稿中似乎很少关注，这让罗素感到不安。维特根斯坦在手稿中写道：“在数学中，类理论完全是不必要的。”罗素很难相信，维特根斯坦真的持这种观点，于是告诉对方：“如果你说，类在逻辑学中是不必要的，我可以想象，通过假设逻辑学与数学之间的区别，我理解你。但是，你说类在数学中是没有必要的，我就不得其解了。”就心理学问题而言，两人的思路大致类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事实的逻辑图示是思想。”这个观点让罗素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它类似于罗素在《论命题》中强调的这个观点——事实和表示该事实的“意象命题”在结构上类似。但是，罗素告诉维特根斯坦，思想（意象命题）本身就是事实；它的构成部分是什么呢？

在回信中，无论在谈到手稿，还是具体谈到罗素提出的问题时，维特根斯坦都强调说，该书的核心理念不是说，逻辑命题是同义反复。这仅仅是中心论题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心论题是相关的理论：什么能被命题——即被语言——表达（gesagt）？（同理，什么能被命题思考？）什么不能被命题表达而只能被命题显示（gezeist）？我认为，这是基本的哲学问题。

就思想而言，维特根斯坦不知道它们的构成部分是什么，仅仅知道：其一，它们必须有构成部分；其二，它们必须与语言的词语对应。思想如何与事实对应呢？他认为这个问题毫不相关——这“应该是心理学探讨的问题”。关于罗素在《论命题》和《心的分析》中讨论的核心问题，维特根斯坦就此打住。

8月底，朵拉返回伦敦，也许为科莱特再次来访腾出地方。朵拉从伦敦给罗素写信，谈到了她在自己与罗素的恋情中发现的危险——她有可能失去自我，失去她的完整性。“我对朵拉·威妮弗蕾德·布莱克很感兴趣，一直希望知道她本人接下来将会怎么做。我不希望她被吞没了，即便为了你也不希望。”9月，她再次前往拉尔沃思湾小住。罗素问她，如果他可以离婚，她是否考虑嫁给他，这对她的担心起到雪上加霜的效果。让罗素惊讶的是，她听了之后，号啕大哭起来。罗素在《自传》中写道，她“觉得，这意味着独立性和无忧无虑的日子的终结”。罗素显然发现，朵拉的担心难以理解。罗素在一生中觉得，他自己无法逃避自我的硬壳，无法挣脱自我的牢狱。对他来说，显然难以理解的是：第一，世人竟然有人不得不拼命抗争，以便保留分离的特性；第二，他们的自然倾向是与周围的人——可以这么说——融为一体。

罗素在这一点上难以理解朵拉，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强烈要求朵拉嫁给他，使用的方式粗俗，令人不可接受。他问她，难道她不希望成为伯爵夫人？此举完全不顾她的感受，让她十分生气。于是，她恳请他放弃这个问题。罗素后来在信中解释说：“我们两人的感情看来具有很大稳定性，它完全排除了任何不那么认真的关系。”但是，他在其他场合显露出来的迹象是，他的最迫切的愿望不仅是生儿育女，而是得到合法的子女。对朵拉来说，她将来可以成为伯爵夫人这个想法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对罗素来说，他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伯爵这个打算意义重大。

两人在拉尔沃思湾逗留的最后几周里，谈话的主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9月，测定日全食引起的光线偏折的那次著名考察获得初步结论，[2]测量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一理论。在几个月内，这条消息将会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上，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作为世界名人的地位。当时，它暂时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一个秘密。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参加了那次考察实验，给利特尔伍德发了电报，让他了解了试验的初步结果。

9月最后几周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给拉尔沃思湾投下了一抹不那么快乐的阴影。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罗素一直与菲利普·乔丹协商，希望获得在《一元论》上发表《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的稿费。罗素决定，自己不能善罢甘休，反复写信，要求对方支付。就乔丹一方而言，他更感兴趣的不是付钱，而是让罗素接受他找到的关于乘法公理的一条“证据”。罗素看了这条可疑证据的若干版本，与其他查核人一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罗素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9月11日收到劳拉·乔丹的一封信件声称：“我丈夫罹患心脏病，无法回复你［再次要求支付稿费］的信件……对我丈夫亲自进行的严肃的研究成果，你和怀特海都没有认真考虑。所以，我觉得，你在信中的投诉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乔丹命在旦夕，弥留之际的唯一念头是让他的证据得到认可。11月23日，利特尔伍德在多萝西·林奇的陪同下，离开多塞特，前往汉普郡的弗利特，到了乔丹的寓所，调查乔丹提出的证据。结果像平常一样，他认为证据漏洞百出。他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愿直接表达自己的判断，然而乔丹从他的举止推断出了结论。次日，乔丹写信告诉多萝西·林奇，他希望与罗素见面，“如果他觉得还有任何表示赞同的可能性的话……但是，假如他考虑我的内心宁静，违心地表示赞同，我并不希望给他增添麻烦。我离摆脱尘世束缚的时刻已经不远了。”罗素立刻发了一封电报，主动表示愿意去。但是，他11月26日收到了劳拉·乔丹寄来的另外一封信件：

亲爱的罗素先生：

你的电报来得太晚了，我无法安排菲利普和你见面。现在，他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不能说话，不能看见任何人了。你为什么不能设法早一点来呢？你不能理解他提出的良序，[3]让他感到十分郁闷。你是他在几个月前唯一希望见到并且交谈的人。

五天之后，乔丹去世。

9月底，罗素搬回伦敦居住。在多塞特的3个月时间，他没有撰写什么哲学著述，个人生活变得异常复杂，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他写信告诉朵拉：“在恋爱中，我没有意志力量让自己全身心地对待工作，这个夏天几乎完全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中过去。”当然，他不仅在恋爱中，而且同时与两个人恋爱。10月8日，他设法厘清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绪，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书面分析。他写道：“显然，用不了多久，我将在朵拉与科莱特之间作出选择。她们两人将发现这种紧张状态无法忍受，然后将我抛弃。”他权衡两方利弊之后决定，“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工作，如果我可以有所成就的话，最佳解决方法是与朵拉结婚，放弃科莱特”：

这样做带来的生活可能更快乐一些，不用承受令人如此紧张不安的压力，有利于创造性工作的开展。此外，这样的生活也可以为未来岁月打下基础，让我不用总是考虑个人问题。与目前这种情感紧张的局面相比，在那种格局中赚钱也不用如此劳神费力。

他的疑虑有两点：“我是否可以与科莱特分开，同时不用损害我自己身上的某种充满活力的东西？我是否可以避免出现后悔感，从而影响我与朵拉的关系？”

他觉得，如果他心无旁骛，继续与科莱特交往，他不可能期望朵拉牺牲她自己的工作。“在那种情况下，我给她的生活不能在本能上完全满足她，不能让她放弃她的自由和追求目标。”就科莱特而言，“如果我与她分手，前景将会非常糟糕，她身上的最佳品质将会受到损害”。不管怎么说，

基本事实仍然是，我非常爱科莱特，无法面对没有她的生活。假如我最终与她分手，我可能发现，一切灰飞烟灭，这最后可能会让我自杀。

他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我发现自己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

罗素对局面的理解显得没有把握，唯一因素是，他显然相信，如果他与科莱特分手，朵拉将会接受那个格局，“失去她的个人自由和追求目标”，将它视为可以接受的代价，以便得到婚姻和孩子带来的“本能满足”。正如朵拉在信中向他解释的，她的问题是：“如何让你适应我的生活，同时不会破坏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确实害怕，如果我听从与你在一起的本能召唤，这可能让我变为佩服丈夫、百依百顺的女性……我还觉得，这种情况你可能暂时喜欢，但是将来可能让你感到厌烦。

她在另外一封信中告诉他：“就你对女人的态度而言，我在道德上强烈反对，非常愤怒。我不会成为你手中的玩物，甚至不会成为供你休息的沙发靠垫。如果我不能与你志同道合，那么，爱你是根本没有用处的。”就罗素热情希望的孩子而言，“你知道，在你试图进行哲学阐释的时候，那些假定存在的婴儿也许会从窗外扔进烂苹果。我不会制止他们，因为这就是小孩的本性。不管怎样说，这将是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10月22日，朵拉动身前往巴黎。两人几乎每天都写充满激情的长信，没完没了地继续进行争论，涉及两人应该如何对待婚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人否应该结婚这个问题。她离开之前，曾经与他一起，出现在莫里学院举行的题为《心的分析》首场讲座现场。她威胁说，她将在介绍他时说：“他是最后一位知名的维多利亚人士，但是他设法在某些方面克服了他那个时代的偏见。”那年秋季，罗素分别举行同一系列的8场讲座，每周连续两天，每个星期一在戈登广场的威廉斯博士图书馆，星期二在莫里学院。1920年春季，他又分别在那两个地方，举行了另外一个系列的8场讲座。1919年至1920年间所作的16场讲座的内容并在一起，经过某些修改之后，于1921年夏季出版，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心的分析》一书。

11月，人们开始发现，在戈登广场和莫里学院的那些讲座可能是罗素作为自由讲师的收官之作。那时，三一学院的年轻院士们已经从战场上返回，G．H．哈代让罗素恢复职位的宣传活动开始结出果实。一封写给三一学院院长的信件要求，聘用罗素担任讲师职务，由27位院士签名，落款日期为1919年11月28日。那封信件说：“罗素先生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思想角度看，他都应有一个稳定的职位。如果让他觉得，他自己的未来依旧没有确定性，这将是不幸的情况。”信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信件签署的同一天，三一学院院务会举行会议，同意聘用罗素担任讲师，讲授逻辑学和数学原则，为期5年，从1920年7月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问题是，罗素是否希望回去呢？在狱中，他曾以激烈言辞高调宣称，他再也不会接受正式职位了。现在，经过了1年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生活——自由作家的常见境遇——之后，他显得不那么坚决了。他当时知道，工作邀请很快将会决定下来。他在写给露西·唐纳利的信中说：“也许，我可能回到剑桥大学去，但是可能不会在那里长待。我觉得，在尝到了自由和危险生活带来的快乐之后，我现在无法忍受那里的学术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他花了接近两个月时间，直到1920年1月才正式做出决定，接受聘书。

罗素其实真的不再确定，他是否适合去过学者生活。自由作家的生活虽然不稳定，但是也有许多好处，主要的一点是，它让罗素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流社会的意见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消除了他1911年开始与奥托琳相恋时的感觉——当时，他担心别人会看到他俩一起外出，担心待在资深教员休息室中的那帮人对他的事情说三道四。况且，至少从暂时的情况看，他身为自由作家的收入超过了当学者的收入。时间已经证明，他当初每周为《论坛报》撰写社论形成的习惯很有价值；这时，他几乎可以每周为《文艺》撰写一篇文章或者书评，同时不会给他的其他事情带来什么大的影响。

罗素的数学和科学基础坚实，文章风格优雅，他愿意接受没有弹性的截稿日期，这三点结合起来，确保不断有人请他撰写报刊文章。这样的人才很难见到，特别适合当时的需要。11月6日，皇家学会宣布，派往巴西和非洲观察日全食的探险队证实了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这样做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皇家学会主席J．J．汤姆森宣布，爱因斯坦的发现“是牛顿时代以来涉及引力理论的最重要的结果”。第二天上午，《泰晤士报》刊登报道，标题是《科学领域中的革命——新的宇宙理论》。

突然之间，人人都想知道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理论的情况，每家受人尊重的报纸和杂志都在寻找撰写解释性文章的人选，条件是必须具备相关知识和必要的文字表达能力。罗素两者兼备。在皇家学会宣布消息之后，罗素一周之内便在《文艺》上发表了题为《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的文章。一项有利可图的副业应运而生，让他成了大众科学的推广者。他具有极强的概括能力，并且深谙读者的心态，言简意赅，在短文的有限篇幅内，介绍了该理论，说明已被日食观察者们证实的情况，并且从哲学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评论。这是一篇给人深刻印象的报刊文章，《英国评论》几乎立刻向他约稿，请他撰写一篇内容更多——而且稿酬更高——的文章，准备刊登在1920年1月号上。

在罗素的报刊文章写作生涯中，还有一个做法特别有用：他逐渐驾轻就熟，采取或多或少明目张胆的做法，以不同方式表达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相同的文字。例如，1919年夏天，他就C．E．M．裘德的著作《常识哲学论集》，发表了内容稍有不同的三篇文章，首先在《每日先驱报》上，接着在《文艺》上，然后在《国家》上。他甚至可以重新利用自己撰写的某些哲学文章：例如，《心的分析》第三讲的内容于10月分别在威廉斯博士图书馆和莫里学院讲过；接着，它被卖给了《文艺》，作为《欲望剖析》的三篇系列文章之一，于12月刊登出来；最后，它又摇身一变，成了《心的分析》的第三章——《欲望与感觉》。

当然，这种方式存在危险。罗素按照报刊文章的要求，对他的哲学著述进行简化，在此间过程中所冒的风险是：在利益的诱惑下，牺牲思维的严谨性和深度以及学术的完整性，以便炮制出“可读性强的”东西。我们不妨将《论命题》与《心的分析》中的《欲望与感觉》一章进行比较，看一看他是如何屈服于这种诱惑的。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这个原因，罗素曾经无可奈何地表示痛惜：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赚钱，“在我认为其实更加重要但是没有报酬的工作上，所用的时间比较少”。与自由作家的生活相比，讲师的职位更沉闷，更乏味，但是，他至少可以从事哲学研究，不受流于肤浅的诱惑（也许可以说免除这样的责任）。当一个人必须出售自己所写的一切文字时，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罗素当时认为，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意义重大；即便维特根斯坦直率地反驳他的研究成果，他也拒绝进行回击。我认为，这一做法与罗素的愿望有关——他希望保持自己的思想完整性。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放下身段，撰写报刊文章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维特根斯坦可以起到作用，保持罗素的哲学良知。在整个11月中，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一直努力作出安排，希望12月在海牙见面，以便向罗素解释《逻辑哲学论文》中他依然不能理解的那些部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那部著作的核心所在！）。两人都认为，那次见面的意义非同寻常。罗素写道：“我亲爱的维特根斯坦，多年之后再次见面，我非常高兴。”

前往欧洲与维特根斯坦会面还有一个优势，它给罗素提供了机会，可以与朵拉多待一段时间。朵拉当时在巴黎学习，没有打算返回英国过圣诞节。罗素的计划是，12月4日在海牙与朵拉见面；一周之后，维特根斯坦和他们两人会合。在三一学院宣布邀请罗素重返剑桥的决定之后，罗素与朵拉的通信中出现了一种情绪急躁的争论口吻。朵拉担心，如果他回到剑桥大学，罗素可能再也无法忽视传统的体面观念，要么会坚持与艾丽丝离婚，然后和自己结婚，要么与自己一刀两断。朵拉本来希望完全游离在婚姻关系之外，这个想法这时看来行不通了。

在那段时间，朵拉发现，她其实并不喜欢学术研究，于是考虑辞去格顿学院院士职务，要么投身戏剧界，要么从事绘画工作。当然，这样的说法让罗素深感担忧。他告诉科莱特，假如朵拉真的去从事戏剧演出，他会与她分道扬镳。与科莱特相比，朵拉的优势除了愿意生儿育女之外，正是她并未进入演艺圈内。就她自己而言，朵拉告诉罗素：“我对你和剑桥大学的感觉，可能非常类似于你对我和艺术生涯的看法。如果你回到剑桥，在那里长期待下去，我觉得我会完全失去你。”她在另外一封信件中说：“如果你明确表示放弃剑桥，我可以按照你的愿望，公开与你同居，直到你解除婚约。”她几天之后接着说：“我非常讨厌这种陈旧的婚姻制度，非常讨厌剑桥，非常讨厌剑桥和剑桥式思维方式。这些东西让你念念不忘，阻碍你获得真正的自由。”

罗素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在于权衡这两者的利弊，一个是他追求自认为重要的工作的冲动，一个是“本能的冲动”。在一封信件中，他——以缺乏策略的直截了当方式——告诉朵拉：

我在过去的经历中发现，尝试独身生活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试着这样过了9年，由此造成的压力几乎让我精神失常。所以，我必须找一种方式，可以在给工作造成最小损害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性生活需要。

罗素竟然如此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让朵拉反感。她完全有理由强烈反对这个想法——在罗素生活中，她扮演的角色仅仅缓解他性生活方面的挫折感。她11月11日试图解释说：“你坚持认为，你眼下没有两性方面的情感，所以不会想到我。这让我深感伤心。我身在这里，与你天各一方，对你在那个方面的情感，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同样让朵拉反感的，还有他试图让她放心的一个说法。给人的感觉是，他最近很难和科莱特见面的原因是，他“眼下并不想要那样的东西”。朵拉反唇相讥：

如果你不在乎，那么，当我到荷兰来时，我将说：“谢谢你，但是我眼下并不想要那样的东西。我们将与自己的灵魂交流。”

在朵拉看来，她和罗素有共同的目的，这样的感觉很重要。此外，她讨厌他的这个想法：他们两人的关系阻碍了他的希望，不利于他实现某种具有“超越个人”意义的目标。她告诉他：“你不应该说，女人不理解超越个人的东西。这让我深感愤怒。也许，这是正确的……我并不想让你不去关注超越个人的东西，仅仅希望分担它们给你造成的痛苦。”

不过，两人就一个共同目达成了一致：两人想要孩子。对罗素来说，从根本上讲，这比其他问题更重要。1919年12月，两人在海牙恢复了在拉尔沃思湾的做法，不采取避孕措施。他希望朵拉怀上孩子，从而解决共同生活的问题。罗素从荷兰给奥托琳写信说：“现在的打算是，以想要孩子为契机，尽快开始共同生活。”他是否返回三一学院？她是否辞去院士职务？他是否与艾丽丝离婚，然后和朵拉结婚？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有孩子。为了这一点，他甚至愿意放弃他最钟爱的科莱特。

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和朵拉两人都强烈地希望上帝——或者“老天”，即两人开始所称的“她”——将会进行干预，赐予他们未来，给他们送来孩子。两人虽然在这一点上保持一致，但是在两个问题上依然意见分歧：将来两人应该过什么的生活？孩子应该过什么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到来之前的那一周，两人在海牙时就是否结婚这个问题争吵不休。开始时，罗素宣称，朵拉没有“权力”不让他拥有合法的子女，试图恐吓朵拉，让她答应婚事。朵拉毫不退让，坚持认为结婚与生儿育女没有关系。罗素只好改变策略，转向另外一个极端，开始故作闷闷不乐状。“他踡伏在沙发上，就像一个发怒的小孩。这让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觉得不能让步。”双方僵持不下；既然老天态度顽固，拒绝插手相助，两人没有找到解决力、法。

12月12日，维特根斯坦到达，罗素随即将时间全都用于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结婚生子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一旁。罗素写信告诉科莱特，维特根斯坦“一如既往，一点也没有改变”：

见到他我非常高兴。他满脑子里全是逻辑学，我几乎无法和他谈及任何个人问题。他满怀爱意，心智比战前稍微健全一点。他比我起得早，不停地敲打我的房门，直到把我吵醒为止。我起来之后，他一直讨论逻辑学问题，喋喋不休地说了4个小时。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一起度过了一周时间，维特根斯坦给罗素逐字逐句地解释他的著作，努力确保每个令人困惑的“命题”不再晦涩难懂。罗素告诉科莱特，维特根斯坦“讲解清晰，令人愉快，态度单纯，无人可及”。经过7天紧张的研讨之后，罗素这时认为，《逻辑哲学论文》写得很好，“超过我原来的预想。我确定，这是一部真正伟大的著作”。

让维特根斯坦感到惊讶和懊恼的是，到那时为止，他接触的所有出版商一一退稿。战后的奥地利经济形势困难，没有哪个出版商愿意承担风险，去接受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作者，出版一本堪称难以理解的著作。为了给这本著作找到出版商，罗素承诺，他将替该书撰写一篇引论，总结书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它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实际上确保，维特根斯坦接触的下一位出版商将会接受这本著作。维特根斯坦返回维也纳时，悬着的心总算基本放了下来。他在返程途中写信告诉罗素：“我非常享受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我觉得，我俩在这周中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难道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尚待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解决他们的根本分歧，认识这本著作的重要性？罗素依旧认为：其一，它的核心观念是，所有逻辑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其二，这个观点破坏了他撰写《数学原则》以来所持的逻辑学理念和数学理念：其三，接受这个观点就是让他相信，逻辑学具有“语言特征”，逻辑学和数学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告诉他：他依赖数学提供关于世界的明白无疑的真理，在此过程中一直是受到幻觉的影响；《数学原理》仅仅是建立空中楼阁过程中的一种矫揉造作的练习。

可是，维特根斯坦认为，该书的核心理念是要将可以言说的东西与必须显示的东西区分开来。在他看来，逻辑“真理”与伦理学、美学和宗教这三种真理是混为一体的，试图将它们用词语表达出来的尝试是徒劳之举：人只能理解它们；一旦理解之后，被迫对此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认为，神秘主义和逻辑学是一样的东西。他写道：“实际上，存在某种无法言说的东西。它们让自身显现出来。它们是神秘之物。”在罗素看来，这种神秘主义不过是一种受到误导的思想方面的失败论而已。维特根斯坦离开那天，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在他的著作中，我感觉到一种神秘主义的意味；当我发现他已经成为彻底的神秘论者时，不禁大为惊讶”：

他阅读克尔凯郭尔和安哥拉思·西勒辛思[4]这类人的著作，真的考虑去当修道士……他已经深深地陷入神秘论的思维和感觉方式中。但是我觉得（尽管他不会赞同这一点），神秘主义中让他最喜欢的东西是它让他停止思考的力量。

12月22日，朵拉和罗素离开海牙，她返回巴黎，他前往德文郡，按照几乎已成习惯的方式，前往灵顿，和科莱特以及克里福德·艾伦一起过圣诞节。

在灵顿，罗素为《文艺》撰写了一篇关于《直接经验和冥想》的评论。这本著作是牛津大学的新任逻辑学教授哈罗德·约阿希姆的开讲之作。罗素在评论中表达了对学院派哲学的敌视态度，首次显示他已经转向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语言学”认识。在这篇书评中，罗素使用了十分反常的攻击性言辞。首先，他引用了约阿希姆的这个说法，如果有人否认两条平行线不能封闭一个空间这个公理，“整个平面几何学的大厦将会轰然倒下”。然后，他反唇相讥，“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大学的逻辑学教授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在过去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众所周知的是，这里所说的公理并不是平面几何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这条公理，依然可以建构自圆其说的体系；无论从经验层面上，还是从先天层面上说，都没有理由假设这样的体系是错误的”。实际上：

爱因斯坦提出的引力理论已经让我们有理由设想，欧几里得的体系甚至说不上是最方便的常规。但是，就所有这些而言，亚里士多德或者黑格尔在著作中都没有提及；因此，牛津大学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

罗素坦率地宣布：“就逻辑和所谓的‘思维法则’而言，它们关注的是符号；它们提供了不同方式来表示相同的东西……就认识逻辑命题而言，只有对语言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这篇文章的口气给人的感觉是，他仿佛在解释一个已经确定的显而易见的真理。没有读者将会想到，他解释的这个观点是他不到1个月之前才接受的，它断然否定了他仅仅在1年之前公布的这个论断：逻辑学研究的是难以捉摸的“事实的形式”；对这样的研究而言，对语言的理解仅仅带有“消极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误将符号视为它们表示的形式是危险的！[5]

罗素待在灵顿期间，朵拉每天都给他写信。那些信件篇幅很长，就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她的人生态度，也许对两人来说最重要的，她还就“老天”的态度，进行了反思。她12月23日写道，“老天”让他们失望了，她没有怀孕。“亲爱的，圣诞佳节告诉你这个坏消息，我真的不想这样做。”此外，对罗素来说，她关于另外一项计划的反馈也是坏消息。罗素曾经迫切要求，她在次年夏天从法国返回英国时，放弃在剑桥大学的院士职位，干脆当他的秘书算了。他认为，与搞艺术或者投身演艺生涯相比，她当他的秘书更为可取。他在信中告诉她：“我认可你从事的学术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并不认可你谈到的取而代之的其他任何事情。”他暗示，给他当秘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以下文字意味深长，带有一种威胁性暗示：

我爱科莱特，可是我已经认识到，她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我和她之间的个人关系。这意味着，我对她的爱与我最喜欢的东西没有关系。我担心，在你我之间正在出现类似的问题。

但是，朵拉并不是会向这种威胁让步的人。无论它与婚姻还是与工作相关，这样的言辞都难以奏效。“最亲爱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关闭心灵，不去接触别的事情和其他的人，转而以真正墨守成规的方式，完全听你使唤。可是，我做不到……我也不能当你的秘书。”朵拉知道，罗素和科莱特保持着恋爱关系，其实对当时的局面深感担心，如此坚决的表态肯定需要很大勇气。她告诉罗素，她做了一个梦。罗素、科莱特和她都出现在梦境中。关于科莱特的部分，她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觉得，你看上去非常邪恶，在我耳边低声说，‘我会因为你放弃这一切吗？’我知道，这是诱惑之言，自己应该抵制，你说的是你自己的工作，不是科莱特。我勇敢地回答说，‘不会’。”

罗素十分在乎自己的子女的合法性，决心正式结婚；在朵拉看来，这表明罗素尊重她渴望摆脱的那种传统观念。她写道：“对我来说，体面观念是一种沉重负担，抛弃它应该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希望自己真实和诚实，让真实和诚实这几个字写在自己的人生记录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她开始认同并且尊重穷人，这样的人罗素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热情最高时，也根本没有接触过。她在圣诞节之夜写道：“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它只有在破烂不堪的环境中，在肮脏、难受的环境中，才能被唤醒。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穷人之间非常亲切友好，就像在风暴之中的绵羊一样，依偎着抱团取暖。”她告诉他，如果他们结婚，他们必须发现一种方式，以便满足她身上非传统的狂野一面。“也许，你有时应该给我放假，让我离开，去接触野蛮、贫穷、肮脏的生活？！……我身上真的存在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禀性。”

在这些讨论中，罗素关于婚姻的立场因为这一事实稍稍所有松动——他考虑了朵拉的想法，发现对她来说，法律意义上的结婚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主张。他在12月27日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就离婚而言，我觉得将要实现——我和她反复聊到——的一点是，我应该获得自由结婚的权利。但是，她［朵拉］不喜欢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说，情况依然存在变数。”不过，这并未妨碍他继续向朵拉施压，迫使她就范，接受传统婚姻，甚至到了让她濒临与他断绝关系的地步。她1月1日写道，“如果你可以做到不用占有本能来折磨我，我和你一起生活将会像女王一样快乐”：

结不结婚，我并不在乎。除非我们有了孩子——这是唯一的条件——你应该允许我以某种方式谋生，它与你，与你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你告诉我，除非我当你的秘书，在活动、愿望和其他方面完全依赖你，我就会妨碍你的工作，帮不上什么忙，那么，亲爱的，我必须对结婚的事情说不。我必须以某种方式不让自己窒息，所以说，如果我们结婚，我可能在对你不忠。也许，你宁可那样，也不愿给予我自由吧？其实，最亲爱的，即使我有时对此感到不快，我一直希望在这两个方面给予你自由……你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对吧？我觉得，我不得不一直向你保证，告诉你我在这里，没有离开，你不必害怕！

在写给她的朋友C．K．奥格登的信件中，朵拉抱怨说，罗素“想要拥有我的一切。如果我希望过自己的生活，我将来不得不完全与他分道扬镳”。几天之后，她告诉奥格登，他考虑“与伯迪断绝关系”。在写给罗素本人的一封信件中，她——更确切地说——给了他这个印象：她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有一个家，有丈夫，有事业，甚至有孩子。但是，你坚持最原始的婚姻形式，让这一切化为泡影”：

我曾经试图将你奉为我的上帝……但是，我现在无法这样做了，我过去的尝试是错误的……现在，我希望给你说再见，一切都将结束。

但是，次日晚上，她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督促他不要理会这封信件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她愿意和他结婚。他们制订的计划是，一起在拉尔沃思湾度过夏天，然后罗素回到剑桥大学去待1年。在那一年时间里，两人分开居住。过了1年之后，罗素设法与艾丽丝离婚，和朵拉结婚。对于这个计划，朵拉只是勉强表示同意。“其实，我本来希望依赖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依赖我们的诚实，依赖我们明确对待感情的能力……而不是依赖一纸约束双方的契约和婚姻誓言。法律是用来约束邪恶之徒的。”可是，无论她是否情愿，她表示了赞同。“也许，在拉尔沃思湾再过一个夏天之后，我可能成了你的忠诚奴隶——只有上帝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几天之后，罗素回到伦敦，以便于1920年1月12日开始在威廉斯博士图书馆的首场讲座。那些讲座的时间安排与秋季系列一样：他星期一先在戈登广场讲一场，次日在莫里学院重复同样内容。他返回伦敦之后几天，罗素致信三一学院，表示接受聘请，确认了院方的期望，将于1920年10月开始上课。他迈出这一步时，心理上对上流社会的规矩感到担心，与朵拉同意和他结婚时的心态相同。几乎就在他寄出接受聘用的信件之后，他开始寻找某种更令人兴奋的别样选择。

从一定程度上说，接受剑桥大学职位唯一具有吸引力的一点在于，这允许他集中精力，研究严肃哲学，不用通过写作来挣钱谋生。但是，某些迹象表明，从哲学角度上看，他研究了维特根斯坦的成果，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这似乎让他觉得，布里克斯顿坐牢时开始的工作失去了许多价值。在此之前，罗素的哲学研究基于这些信念：第一，逻辑学是对事实的形式的研究；第二，该研究至关重要的有趣问题是，是否存在“甲相信命题”这一事实的形式？第三，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心理学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与维特根斯坦见面之后，罗素在评论约阿希姆的首场讲座时表示，在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的启发下，他逐步接受了这个观点：逻辑学仅仅与符号相关，与“表示相同的东西的不同方式”相关。根据这个观点，经验心理学的发现与逻辑学完全无关，“就认识逻辑命题而言，只有对语言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心的分析》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至少对逻辑学来说如此），与罗素开始撰写它时的估计相去甚远。

就我了解的资料而言，罗素从未明确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将他在1920年元旦所写的文章与两年之前的文章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似乎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例如，他在评论伯纳德·鲍桑葵的《蕴涵与线性推理》时认为，鲍桑葵试图建立逻辑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罗素写道：“心理学这样的经验性研究没有实际意义；我们难以相信，任何需要就此提出具体观点的逻辑学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罗素在狱中对经验心理学进行广泛研究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希望经验心理学与逻辑学理论之间存在相关性。“我阅读所有那些心理学文献，”他写道，“其目的正是为了逻辑学……我知道，我的研究将会形成一项真正宏大的工程，顺便形成那时为止欠缺的‘逻辑学’定义……我已经进入逻辑学中的一个新领域，我需要的一是判断理论，二是符号理论——两者都是心理学问题。”

看来，《逻辑哲学论》不仅迫使罗素放弃了他以前提出的判断论，而是说服他改变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承认就逻辑学而言，心理学关于判断的结论毫不相关。在介绍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罗素界定了逻辑学、认识论和心理学这三个不同领域，着重强调了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定义。根据该定义，所有逻辑命题都是同义反复。他宣称：“意义的心理部分不是逻辑学家关注的因素。”

尽管罗素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做法，将逻辑学与心理学严格区分开来，但是，他在那段时期举行的讲座和基于讲座内容的著作完全受到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启发。我们不禁感到疑惑，这种不一致是否可以说明这个事实：尽管维特根斯坦那年1月就催促他撰写介绍《逻辑哲学论》的引言，罗素直到3月——即他讲座结束之后——才开始动笔。2月2日，罗素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说，他可以“绝对放心”，介绍将会如期完成，“但是，我觉得，我至少还需要6周时间”。在这封信和其后的信件中，罗素给出的理由是，他的锁骨骨折。这听起来是一个合理的借口，但是锁骨骨折并未妨碍他在那段时间撰写几篇书评和讲稿的工作。他动手撰写引言时，锁骨骨折尚未痊愈，他不得不采用那段时间撰写其他文章时所用的口述方式。

（3）俄国

3月2日，罗素完成了讲座。两周之后，他给维特根斯坦写信，终于随信寄去了期待已久的引言。那个时段中，他和朵拉一起，在巴黎小住5天，其间讨论了他提出的度夏计划，不是在拉尔沃思湾，而是到俄国去。他最初在2月提到这个主意，当时朵拉有些疑虑。她在2月21日信中说：“如果我俩到俄国去，我担心自己的工作。我指望到安静的拉尔沃思湾去完成它。”但是她承认：“最亲爱的，如果可以，我们还是到俄国去吧。现在是最佳时段，一是因为我俩深爱对方，心情和氛围俱佳，二是因为在俄国依然可以感受到革命成功的激动。”几天之后，罗素告诉科莱特，他和朵拉已经弥合了分歧，朵拉将和他一起到俄国去。“你现在给我的太少了，我必须寻找慰藉……我喜欢她，就像喜欢其他任何人一样。当然，我也深深地爱着你”：

朵拉爱我，我爱你，你爱卡森，卡森爱他的妻子……在这根链条上，哪里可以找到幸福呢？我的心属于你，一如既往，永远不变。

朵拉心知肚明，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种“慰藉”而已。然而她觉得，邀请她去俄国之举具有重大意义。她3月4日写道：“随着访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越来越兴奋。”

3月11日至16日在巴黎逗留期间，是否去俄国是罗素和朵拉常常考虑的问题，并且在两人的谈话中占据主导地位。朵拉记得：“在天文台大道，我俩坐在栗子树下的长凳上，他非常兴奋，表示希望到苏联去，看一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他认为，那场革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让此次旅行成为我俩长期关系的良好开端呢？……我知道，这是我们关系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

罗素也意识到那个时刻的决定性意义，从法国返回英国之后写信告诉科莱特，他做出了最后决定，在她与朵拉之间进行了选择。科莱特当时在外旅行，后来回复说：

我孤身一人，生活痛苦，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不会消沉下去。假如我没有工作，我肯定应该设法去的。我为生计奔波，几乎无法动弹。请你原谅这些陈词滥调吧。

罗素仅在英国待了几天，随即和朵拉一起出国旅行，这次的目的地是巴塞罗那，准备在加泰罗尼亚研究所举行五场讲座。邀请函强调说：“西班牙‘知识界’急于接触英国人富于启迪的真正的现代思想。”五场讲座的题目为《物质与精神——逻辑原子论体系》。罗素特地按照这个愿望构思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地介绍现代世界观。讲座使用的是法语，3月29日开始，4月3日结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然后，罗素和朵拉动身前往马略卡岛，度过了朵拉所说的“我一生中近乎完美的短假之一”。

根据罗素的说法，就即将开始的俄国之旅，他和朵拉在马略卡岛“大吵一场，后果延续数月之久”：

我计划到俄国去，朵拉希望同行。我坚持认为，她对政治全无兴趣，所以没有理由到那里去。况且，那里伤寒病流行，我觉得不应让她暴露在危险之中。

朵拉回忆说，罗素是4月从西班牙返回伦敦之后才改变主意，不让她陪同他访问俄国的。而且，其原因不是伤寒病，而是他收到了一份邀请函，与工团主义者组成的官方代表团一起访俄。此外，（至少按照罗素的说法）无法更改那份邀请函，把她的名字也添上去。幸存下来的信件似乎支持朵拉的说法，而不是罗素的解释。我这样判断的根据在于，在他受邀加入官方代表团数月之前，他曾经邀请——甚至督促——朵拉同行；后来，他对此却避而不谈。

代表团由英国政府组建，回应劳工联合会议提出的要求：派遣一个由中间派人士组成的小组到俄国去，一是了解那里的情况，二是直接研究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工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大体状况。代表团成员包括斯诺登先生和L．W．赫登·格斯特医生（罗素认为，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倾向”），还有罗伯特·威廉斯（全国运输工会秘书）、汤姆·肖（工党下院议员，后来担任劳工大臣）、本·特纳（罗素说，他是“一个非常肥胖的老工团主义者……没有妻子帮助简直一事无成”），还有罗素认为最重要的成员克里福德·艾伦。罗素可能通过艾伦的帮助，提出了随团访问的要求，很晚才受到邀请。

代表团一行计划4月27日启程，这意味着，罗素4月19日返回英国之后，只有一周时间处理必要的事务，以免被长大两个月的访问所耽误。他回到奥夫斯特兰宅第，看到维特根斯坦写来的一封表示感谢的信件。维特根斯坦说，在罗素撰写的引言翻译成德文之后，《逻辑哲学论文》终于可以出版了。但是，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撰写的引言并不完全满意：

其中的许多内容我并不完全赞同，一是你对我提出的批评，二是你对我的观点的阐述。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将来的人会对我们两人做出判断——也许，不会出现判断。如果没有反响，那也是一种判断。

那时，罗素看到这些苛评之后，没有立刻回应。出发之日临近，他有许多需要处理的事务，最让他头疼的是与朵拉的争吵。朵拉听到他准备弃她而去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立刻赶到伦敦和他理论，强烈要求他按照原定计划，带着她一起走。但是，罗素毫不动摇。他强调说，俄国流行伤寒病，朵拉不能去。朵拉明确表示反对：“那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与代表团同行，那么，我就自己去。”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安抚自己的良心，罗素给了她100英镑。这样，在他离开期间，她不会为钱犯愁。他和朵拉一起旅行，到了格兰瑟姆才分手。她从那里到巴黎去，他前往纽卡斯尔，从那里乘船到斯德哥尔摩。

此外，罗素还得考虑科莱特的问题。启程前一天，他和科莱特一起，到萨赛克斯丘陵徒步旅行。科莱特回忆说：

在小山顶上，伯特兰·罗素突然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问我：“我想你不会到俄国去吧？”我摇了摇头。他的问题带着敌视的口气。当我和密切接触的人在一起时，我总是碰到对我的“工作”所持的敌视态度。我俩继续走，默默无言。我心里想象，假如我突然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问他：“我想你不会放弃俄国，到这里来旅行吧？”他会多么惊讶。

如果科莱特的回忆是准确的，这让我们对罗素拒绝与朵拉一起到俄国去的决定有了新的理解。其实，科莱特的这段回忆让人想起1917年的情况。那时，二月革命刚刚结束，罗素恳求科莱特和他一起到俄国去，寻找“新的异乎寻常的经历”（当然，我们也回想到，科莱特从中看到了罗素对自己演艺生涯的敌视，冷静表示拒绝的情形）。时隔3年，罗素看来依然觉得，如果他和科莱特一起到俄国去，就可以恢复科莱特1917年夏天去布莱克普尔之后失去的志同道合的感觉。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也是他极不情愿放弃的希望。

从政治上说，罗素1920年春天对俄国的希望如果说不是渺茫的，肯定也带有更多的谨慎意味，与3年之前听到俄国革命消息时那种无限热情和乐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临时政府宣布，致力于促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打算在“不吞并不赔款”的基础上结束战争，愿意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起工作。那些做法看来具体体现了罗素的政治理想，以几乎完美的方式，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从那以后，俄国发生的这一切共同作用，减少罗素对新政权的热情：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推翻了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列宁于1918年1月解散了立宪会议；托洛茨基1918年3月参与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谈判（根据该条约，俄国同意以赔款和吞并为代价，与德国实现和平）；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所有形式的不同政见，进行了野蛮镇压。

罗素对社会主义俄国的信心尚未彻底破灭，其主要原因是，他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明确显示了需要用某种形式的国际社会主义，取代带有内在竞争和冲突的资本主义。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罗素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该文题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内容取自他2月底在伦敦为全国行会联合会举行的讲座，后来分别在英国（在《英国评论》上）和美国（在《解放者》上）发表，时间为他的俄国之旅启程之前。他在文章开头宣称：“我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之下，已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其原因不在于，我停止崇尚自由主义的许多理想，而是在于，我看到实现它们的空间很小，唯一的办法是对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造。”

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抗争”，与自由主义信奉的自由、民主以及和平理念密切联系。可是，封建主义现在已成明日黄花；美国政府镇压共产主义思想和英国政府镇压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做法证明，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不是自由，而是压迫。就民主制度而言，

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所标榜的多数人的治理……实际上是控制舆论生产的人，特别是控制学校和新闻舆论的人实施的统治……布尔什维克分子强调这一点的做法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花招，诱导受害者对自己进行谴责。

如果说，将资本主义与和平联系起来这个理念曾经具有可信度，它这时已被战争彻底破坏了。其结果是：“每个富有思想的人必须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与人类文明的延续格格不入。”

此外，受到剥削的工人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内在的经济不公正性，这一特性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缺乏效率的生产方式。“原有的工作激励机制分崩离析……工蜂们开始觉得，为它们的拥有者制造蜂蜜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要让快速生产变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激励机制，这样的机制只能通过行业自治才能找到。”由此可见，从理论基础上说，显然必须实施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让俄国变得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实践是按照理论实施的：

这场战争期间浮现出来的所有新事实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在实践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那之前，社会主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有实际头脑的人对它嗤之以鼻，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耽于幻想的。不管怎么说，布尔什维克——无论我们对其优缺点持何态度——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成功国家中加以实施。

这让罗素对列宁领导的政权取得的成就大唱赞歌：

他们面对欧洲列强的一致敌意，面对国家内部的内战，在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饥荒时期掌握了政权。他们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单凭一己之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收复了沙俄帝国的大部分领土，经受了最糟糕的饥荒的考验，没有被内部的动乱推翻。而且，他们还着手工作，以令人吃惊的活力，振兴了工农业生产。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没有任何成就可以与之比肩。我本人不禁认为，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超过了雅各宾派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其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实施的社会变革规模更大，其理论从根本上讲具有更多新颖性。我相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支持布尔什维克，都应该与他们合作。

甚至在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情况下，这篇文章依然在结尾处宣布了信任态度。“布尔什维克主义暂时藐视了我们大多数人到目前为止坚信的两个理想，我说的是民主和自由。我们是否因此应该对布尔什维克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呢？我觉得不应该。”

然而，即便在撰写这篇为苏联政权辩解的文章时，罗素心里也无法完全认同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他在思想上确信，世界的未来依靠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在情感上依然是一个信奉自由的个人主义者，从骨子里反感集体主义的精神。他与科莱特初次见面时曾经告诉她：“我不喜欢集体主义；我认为，自由是一切的基础。”这时，在即将启程前往俄国之际，他自己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精神方面的巨大差距让他深有感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出发的日子就要到了，我有许多事情需要打理。但是，我坐在这里，无所事事，脑子里全是没有用处的念头……我多么羡慕这样的人——他们总是相信自己信奉的东西，不受僵化思想的影响，对所有构成其生活框架的东西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理性和情感在我身上进行着殊死搏斗，让我没有精力采取任何行动。我知道，离开了斗争，离开了铁腕、组织和纪律，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美好的东西。我知道，为了采取集体行动，必须将个人变为机器。可是，尽管理性可能迫使我相信这样的东西，我其实从中看不到任何灵感。我喜爱的是人具有个性的灵魂，喜爱它的孤独、它的希望、它的恐惧、它的激情和突然出现的虔诚之举。从这一点出发，组成到军队，建立国家，任命官员，需要走过漫长的道路。然而，只有踏上这条道路，才能避免毫无用处的多愁善感心态。

在这种带有深刻的矛盾心理的氛围中，罗素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于4月27日出发，5月5日抵达斯德哥尔摩。罗素从那里写信给奥托琳说，他预计，他的俄国之行“将会对我产生巨大影响，不过究竟是什么影响，我却不知道”：

我肯定的唯一一点是，俄国之行以后，我将觉得三一学院的高餐桌十分滑稽可笑。我相信，我甚至不会喜欢指导教师们之中我最好的朋友。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团给罗素办理签证，耽搁了一些时间。5月11日，他们一行跨过边界，进入俄国境内，次日抵达彼得格勒。仅仅在俄国待了一天之后，罗素便对布尔什维克当局产生了怀疑，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他深感失望——他们显然决定，不让代表团见到俄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而是处心积虑地展示俄国的富裕和辉煌。“我来之前便做好准备，到这里来吃苦，忍受不适、尘土和饥饿，对人类满怀希望的氛围会让这种困境变为可以忍受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肯定以正确方式——作出了判断，认为不应让我们忍受上述境况”：

自从昨天过了边境以来，我享用了两场宴会和一次丰盛的早餐，抽了几支上等雪茄。我还在宫殿中一个豪华的卧室里睡了一夜——在室内，旧政权的所有奢侈物品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在沿途的火车上，月台上站满了一队一队的军人，平民们被档在视线之外。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包围着一个巨大的军人帝国政府的浮华盛况之中。因此，我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情绪。需要愤世嫉俗的心态，但是我深受触动，发现自己难以唤起那样的心态。我总是回到相同的问题，这个充满激情的国家的秘密是什么？布尔什维克是否知道这个秘密呢？甚至他们也怀疑这个国家拥有秘密呢？对此，我感到疑惑。

罗素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权崇尚铁腕、组织和纪律，甚至在俄国之旅开始以前就对这样的价值观持矛盾心理。在彼得格勒逗留两天之后，这种矛盾心理进一步加剧。“一切都应有条不紊：应该有组织和公平分配。所有人接受同样的教育，穿相同的服装，住相同种类的房屋，阅读同样的书籍，抱有相同的信念。”他反思说，这很平等，但是没有留下任何让人感到羡慕的余地，“只有其他国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才会对此产生羡慕感”。

彼得格勒哲学学会的四名会员来拜访他。他发现，他们并不喜欢布尔什维克政府刻板的正统观念和严格控制。其中一位告诉罗素，关于形而上学研究领域的讲座遭到禁止，理由是没有这样的学科。至少在这一点上，罗素对官方教条表现出了一点同情。他在日志中写道：“就这个观点而言，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东西。”

代表团在彼得格勒逗留5天，罗素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他写道，“这个政权丑陋，残忍，但是它对自身创造的东西充满建设性力量和信仰”：

在为社会生活创造新机器的过程中，它没有时间考虑超越机械的任何问题。新社会的肌体造好之后，将有足够的时间，考虑给予它新的灵魂——至少，我听到了这样的保证……我深表怀疑，是否可能先造肌体，然后将所需的那部分灵魂注射进去呢？

布尔什维克政权形成的氛围中“充斥着实利主义，对爱情、美丽和富于冲动的生活漠不关心”，这让他“无限郁闷”。30年之后，当他回忆自己在彼得格勒度过的几天时，使用的语言更加激烈。“我当时觉得，我崇尚的人类生活的一切全部遭到破坏，为一种言词伶俐的狭隘哲学服务。在那个过程中，数不清的苦难被强加到数百万人们的头上。”

他承认，在处理它面临的许多问题的过程中，列宁领导的政府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征服敌对势力时，它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力量。但是，他依然发现，他自己不可能喜欢看到的东西。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与马克西姆·高尔基完全一样。在彼得格勒的最后一天，他见到了高尔基。高尔基罹患肺痨，不停地咳嗽，但是迫切希望罗素将俄国人民的苦难讲述给全世界的人。罗素写道：“在我见到的所有俄国人中，高尔基是最可爱的人，对我来说是最富于同情心的人。”

代表团剩下的11天在莫斯科度过。在那里，罗素有机会亲眼见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们。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伊戈尔王子》时，他与托洛茨基有过短暂接触，给罗素留下两点深刻印象：其一，托洛茨基回应人们的欢呼，表现出了拿破仑式派头；其二，他模样英俊，才华横溢，个性迷人。罗素认为，托洛茨基表现出“艺术家或者演员的虚荣心”。托洛茨基向观众发表讲话，要求前排的人欢呼三次，接着号召人们与白俄人进行战斗。后来，他在包厢里待了一会儿，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被罗素描述为“平庸”的谈话。

两天之后，罗素获准与列宁本人见面1个小时。那次会见起到的作用是，强化了罗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幻灭感。在他的印象中，列宁不是伟人，而是一个相貌平平的普通人，颇像一个固执己见的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怀着非常强烈的宗教热情，让自己成了“具体化的理论”。列宁从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罗素本人提到的社会主义的所有要素。他嘲笑G．D．H．科尔的行会社会主义，对建立行会以避免独裁的想法不屑一顾；他拒绝考虑英国工党的议会民主信念，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他坚持认为，无论是否取消对俄国的禁运，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都是不可靠的；他强势否定可以不用暴力和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罗素离开会见大厅时深感震惊，觉得列宁毫不尊重自由，显然对心理学见解或者想象力毫不了解。罗素在讲述那次会见时写道，“马克思主义将政治领域中一切完全归为纯粹的物质原因，其整个倾向是反对心理想象力。”列宁在罗素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列宁解释说，农民希望实现自由贸易，因此必须对农民阶级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他想到贫农将富农吊在树上绞死的情景，嘿嘿地笑了起来。

在访问过程中，罗素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俄国印象：在那个国家中，农民受到市民的专制统治，艺术家受到艺术俗人的专制统治，亚洲人受到西方人的专制统治。在见到列宁的次日，罗素应邀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夫·加米涅夫的家里小住一夜时，这样的印象更加强烈。加米涅夫向罗素解释说，俄国人如何采取措施，对付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罗素从中察觉到“某种无意识的帝国主义的语气”，不禁想到了英国人在印度的态度。

罗素逐步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政府代表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在俄国人口中，85％是农民，但是政府代表的仅仅是工业工人和城市人口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它没有代表所有城市居民的利益，仅仅代表在城市人口中占少数的共产党员（罗素估计，在1．2亿人口中，共产党员只有50万出头）的利益。他写道：“一般的工人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奴隶，根本没有从专制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感觉。”政府没有垮台的唯一原因是，它拥有强大、有效的警察力量，拥有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军队。

罗素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的好奇心与日俱增，很想亲眼看一看，大城市之外的俄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于是，政府安排他们为期5天的旅行，沿着伏尔加河，从下诺夫哥罗德，一直到萨拉托夫，途中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停留，可以与遇到的农民和村民自由交谈。在罗素的笔下，沿着伏尔加河的那次旅行，在性质上类似于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描述的刚果河航行，或者汤姆林森在《大海与丛林》中描述的亚马逊河之旅。在他的笔下，那次旅行探索了一个陌生世界的内部情况，周围是看不见的黑暗力量，充满浓重的隐喻意义。那次旅行呈现出梦魇般特征，其部分（然而绝非全部）原因在于这个事实：他们一行出发后不久，克里福德·艾伦得了肺炎和结核，病情十分严重。或者用罗素的话来说，那次经历具有极强的“小说特征”，充满康拉德小说的回声。我们不禁觉得，罗素刻意使用虚构化的手法，描述了他体验的航程：

我们之中的一位命在旦夕，面对虚弱、恐惧和强势，进行着一场无情的战斗，白天和晚上饱受困扰，有时是做爱的高声叫喊，有时是无关紧要的笑声。在我们周围，沉睡着一片巨大的寂静，非常强大，就像死神，深不可测，就像天国。没有谁有那份闲暇去欣赏那种寂静，然后，我每时每刻感受到它的存在。对俄方宣传人员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对消息灵通人员的没完没了的讲述，我慢慢采取了充耳不闻的态度。

罗素以同样的笔触描述说，一天深夜，他下了船，独自一人游荡，看到了一群人依偎在一起。他们可能是逃避内战的难民：

我悄悄上了岸，发现沙滩上有一群稀奇古怪的人，有点像流浪者。他们来自遥远的地方，饱受饥荒之苦，每个家庭围成一团，周围是他们的随身家当。他们有的睡觉，有的一言不发，用树枝点起小小的篝火。火光忽隐忽现，映照着古怪男人的长满络腮胡须的粗糙面孔，映照着身体强壮、神情耐心的纯朴女人，映照着和父母一样动作缓慢、死气沉沉的孩子。他们肯定是人，然而，对我来说，和他们接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超过与狗、猫或者马打交道的难度。

罗素知道，那些人将在河边日夜等待，希望找到一条船，将他们送到国家的另外一个区域去。“有的人可能在等待中死去，所有的人都将备受饥饿和干渴折磨，备受中午烈日的烘烤。可是，他们的苦难无人讲述”：

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代表了俄国的灵魂——未能表达的意愿，面对绝望时无所作为；一小批西方人构成了进步或者做出回应的群体，但是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声。俄国幅员辽阔，可以表达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已经迷失了，就像人类和他们所在的星球迷失在星际空间之中一样。我觉得，如果理论家们试图强迫多数人接受与其原始本能背道而驰的信念，这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苦难。但是，我相信，产业主义主张和强制劳动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

次日上午，罗素与代表团中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员进行了他所称的“漫长讨论”。他认为，即使他们看见他偶遇的那些昏昏欲睡的游民们，他们也不会感兴趣。“但是，整个交谈充满智性，令人愉快，我从中感受到那种耐心的沉默，心里一直有某种孤独和难以启齿的感觉。最后，我开始感觉，所有的政治理论都从一个露齿而笑的魔鬼那里得到灵感，教育精力旺盛、反应灵敏的人如何折磨百依百顺的民众，以便中饱私囊，扩大权力，丰富理论。”

他们一行人乘坐蒸汽船，沿着伏尔加河旅行，穿越广袤的俄国大地。他似乎经历了另外一次彻底转变，有了另外一次顿悟，这次感受的是西方文明的病态。当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他，让他体会到了这一点。而且，那次顿悟是在他处于最佳接受状态时出现的。他后来说，俄国“可被描述为一个艺术之邦；但是……自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它受到这样的人统治——他们希望引入西方的一切，其中包括美德和邪恶”：

从前，我可能没有任何疑问，觉得这样的人站在了正确的一方。这场大战说明，我们的文明出了问题……用于破坏的效率只能导致毁灭。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从它鄙视的东方文明中学到某些智慧，它就会走向那样的结局。

正是在1920年夏天那次伏尔加河上的航程途中，我首次意识到，我们西方人在心理上已经病入膏肓，布尔什维克正试图将那样的东西，强加在从本质上属于亚洲人的族裔头上。

1917年，他曾经指望俄国革命提供新的信念，以便治疗战后欧洲的累累伤痕；这时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政府仅仅是欧洲所患疾病的另外一种症状，一种特别突出的症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对立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们是那种深度疾病的两种孪生表现，都与旨在实现工业化的轻率、疯狂的仓促之举有关，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而已。在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罗素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俄国人都是“艺术家，即使最质朴的农民也不例外”。然后，他沮丧地补充说：“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将他们卷入工业化，让他们尽量美国化。”

在萨拉托夫，代表团按计划本应下船，乘坐火车，返回莫斯科。但是，搬动艾伦可能造成危险，所以他留在了船上。罗素、赫登·格斯特和斯诺登太太也留下，以便沿途照顾他。其余的人按原计划返回莫斯科。那艘蒸汽船离开萨拉托夫，驶往阿斯特拉罕，[6]然后进入里海，整个航程甚至比在伏尔加河时更恐怖。那名俄国护士拒绝在夜里看护艾伦，害怕他突然死去，他的幽灵会将她带走。所以，罗素和其他人轮流值班，照料艾伦。艾伦的船舱狭仄，热气逼人，可以传染疟疾的蚊子四处乱飞。艾伦腹泻非常厉害。他们到了阿斯特拉罕，罗素宣布，那个地方“更像地狱，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到的任何恶劣境地”：

小城的供水取自河流，船只在那里倾倒垃圾。每天街道上都有积水，滋生数以百万计的蚊子。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居民罹患疟疾。城里没有排水系统，在城市中央的一个显眼地方，粪便堆积如山。瘟疫流行。

罗素回忆说，苍蝇四处乱飞，“吃饭时，不得不用桌布盖住食物，人不得不钻到桌布下，快速吃上一口。一旦掀开桌布，食物上立刻就出现黑压压的一层苍蝇，根本看不清下面是什么东西”。

他们一行人在那样的环境中忍受了10天，直到艾伦基本康复，可以考虑踏上回程。在返回途中，他们再次乘坐蒸汽船，到达萨拉托夫，然后从那里可以乘坐快车，直达爱沙尼亚首府塔林。他们在莫斯科仅仅短暂停留，以便让艾伦接受医学检查。布尔什维克政府坚持要这样做，尽量确保好好地照顾代表团中那位同情他们政权的成员，不让他死在俄国。

6月16日，罗素、艾伦、赫登·格斯特和斯诺登太太一行抵达塔林。艾伦留在那里调养，其余人前往斯德哥尔摩。从那里，罗素分别给科莱特和奥托琳写信，表达他在俄国时无法见诸文字的感受，谈到了幻灭感给他带来的彻底冲击。他告诉奥托琳，俄国之行是他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但是他认为，那次访问给他带来“无限痛苦”，部分原因是艾伦的病痛，“然而主要原因是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他说，俄国没有给人留下任何自由的余地。他觉得，“那部机器的重量给我窒息感和压迫感，仿佛身上扣着一件铅质长袍”。他在给科莱特的信中写道，布尔什维克政权“十分恐怖，难以言喻……我祈求上帝，再也不要见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他也急不可耐地尝试与在巴黎的朵拉取得联系。他在塔林时曾经给她发过电报，但是没有收到回音，顿时忧心忡忡。他给她在巴黎的朋友发电报，从他们那里听说，他们最后听到她的消息时，她在斯德哥尔摩。实际上，她那时身在彼得格勒，是途径北极港口莫曼斯克，非法进入俄国的。原来，罗素动身前往俄国之后，朵拉返回巴黎，发现自己无法安心学习，只希望与罗素会合，分享她确信将会成为人生之旅的那一段经历。5月6日，她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我想到此次旅行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我无法忍受不与你一起分享的状态。”每天晚上，她一想到这一点，便只能在独自痛哭中入眠。最后，她无法忍受了，决定前往斯德哥尔摩，看一看自己是否可以进入俄国。在斯德哥尔摩，她遇见了一个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芬兰人。他告诉她，可以装扮成希望观看半夜太阳的旅游者，乘坐到挪威北角的蒸汽船，在挪威港口瓦尔德下船。在当地的一家报社的办公室，她去见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可以用小渔船，把她送到莫曼斯克去。在莫曼斯克待了两天之后，朵拉被带到了彼得格勒。

朵拉从彼得格勒给罗素写信（她把信件寄到了塔林，但是他最后在伦敦收到了那封信件）说，她打算至少在俄国逗留1个月。她与罗素不同，喜欢那个国家。她写道，“我度过了一段令人吃惊的旅程，其中充满艰辛。但是，我的皮肤晒黑了，就像浆果，身体很健康。现在，我为议会做一些辅助工作”：

我真的希望，你没有与劳工联合会议那帮人一起来就好了。独自一人要愉快得多。在我返回英国之前，不要爱上别人，行吗？让我担心的只有这一点。

她住在阿斯托里亚旅馆，结识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7]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他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受到了广泛尊重（他死后埋在红场上）。通过与里德的关系，朵拉被布尔什维克接受，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避免了没有得到官方许可进入俄国可能给她带来的危险。

当然，罗素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在斯德哥尔摩时非常焦急，担心朵拉可能遭到布尔什维克逮捕，然后身陷囹圄。可是，他暂时没有任何办法帮助她，于是返回英国。他后来写道：“俄国给我造成巨大震撼，几乎超过了我可以忍受的限度。我回国之后，努力让心智恢复某种健全状态。”

6月30日，罗素回到伦敦，科莱特到尤斯顿车站迎接他。两人一起到了他在巴特西的公寓，拆开大量等着他阅读的信件。其中一封是维特根斯坦5月6日写的。“你撰写的引言无法付印，我的书因此也无法付印”：

给你说吧，当我看到引言的德文译本时，我根本无法让它与我著作一起印出来。你撰写的英语文本风格优雅，在译文中显然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有虚浮的文字和错误的理解。

罗素在回信中表现出非凡大度，告诉维特根斯坦：“我写的引言出版与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的大作不付印，我将深感遗憾。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是否可以想法，让它在英国或者美国出版？”

维特根斯坦在回信中证实了两人的怀疑，如果没有罗素的引论，出版商雷克拉姆不愿出版该书。维特根斯坦说，他不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来出版它。“但是，如果你希望将它出版，事情完全由你决定，你可以任意处置。”就他自己而言，他写道，“对我来说最佳的也许是，要是我可以哪天晚上一觉不起就好了。”

罗素返回伦敦时需要处理的另外一封信件是一封邀请函，来自中国讲座协会，希望他在北京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为期1年，从那年秋季开始。罗素在俄国陷入对西方文化失去幻想的心境之中，在东方度过1年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他倾向于接受这一邀请。不管怎么说，他对那年秋季返回剑桥大学的安排持矛盾心理，当然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推迟原来的计划。他随即致信三一学院，要求请假1年。在这种情况下，在正式接受中国人的邀请之前，他试图与在俄国的朵拉取得联系，请她与自己的同行。他写道：“我决定，如果朵拉可以和我一起去，我就接受邀请，如果她不去，那就另当别论。”

他竟然考虑带着朵拉——而不是科莱特——到中国去；从某些方面说，这一点令人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他收到邀请函时，科莱特就在他跟前；而且过了不久，他和科莱特一起，双双前往肯特郡海岸度假。两人在莱尔的一家旅馆住下，徒步穿越澳克斯尼岛上的沼泽地。科莱特返回伦敦时写道：“我们在一起的每个时刻都非常完美，那样的感觉自始至终。”罗素自己回忆说，在那段时间，他“发现和科莱特在一起，我自己得到了慰藉，与战争期间的情况一模一样”。科莱特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超过之前很长时间里的状态。

在那段时间里，朵拉似乎与他渐行渐远。从她设法通过朋友（俄国遭到禁运，普通邮件不能出入）转来的信件中，罗素发现，她非常喜欢俄国，与他讨厌它的程度不相上下，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恐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宗教式狂热让罗素非常恐慌；对朵拉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灵感之源。朵拉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我受到鼓舞，相信在这里看到的信念可能让产业主义变得文明，对它进行驯化，使其成为人类的仆人。”罗素发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是令人憎恨的狂热分子；她对“苏维埃领袖们具有崇高的信心，我佩服他们的勇气。虽然我到目前为止对政治一窍不通，[8]但是我确实相信他们进行的革命”。例如，列宁让罗素深感失望；朵拉曾经亲眼看到列宁在第三国际大会讲话，认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与广大人民保持密切接触，并且有控制力”。此外，在布尔什维克的改革中，罗素看到的西方特有的疾病的另一种症状；朵拉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她承认，彼得格勒作为一座丰碑矗立在那里，见证了彼得大帝引进的西方文化。“但是，革命精神——可以这么说——通过人们呼吸的空气，在国内外传播。它根本不是西方的，而是来自一个已经觉醒的巨人的起义，标志着新文化的诞生。”

难以想象，他还将面对另外两个对立的反应。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罗素收到朵拉从俄国的来信时，逐渐产生了疑问，他们两人将来是否可以弥合在世界观方面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时为何如此坚定，确保朵拉将会和他一起到中国去呢？在《自传》中，罗素将其归为“某种胜过词语的力量，某种甚至胜过我们的自觉思维的力量”。它给他很大影响，让他从未动摇。在他后来口述的《个人备忘录》中，罗素的表达更加直接。书中写道：“与科莱特分手的原因是，我非常希望有孩子，但是她拒绝生孩子。”他接着写道，他从中国回来之后，“［科莱特］告诉我，她已经改变了主意，愿意给我生孩子。但是，那个表态为时已晚”。虽然他对朵拉的爱意没有对科莱特的那么强烈，虽然他在俄国受到冲击之后，觉得与科莱特的关系比朵拉更亲近，虽然朵拉常常和他争吵，显得颇为任性，况且迷上了布尔什维克，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及这个事实：朵拉愿意替他生儿育女。为了这一点，他几乎准备宽容她的任何缺点。

不管怎么说，罗素急切与朵拉取得联系，于是给一个名叫阿瑟·瓦茨的教友派信徒发了一封电报。那个人他在塔林见过，常常到俄国去，处理与教友派救济相关的事务。罗素请瓦茨去找朵拉，告诉她访问中国的邀请函的事情。那时，朵拉在莫斯科，其实很容易找到。瓦茨不仅将消息转告了她，而且动用关系，让她越过边界，到了塔林。从那里启程，她可以顺利地返回英国。从罗素的角度看，至少问题总算尘埃落定，他将和朵拉一起到中国去。

在等待朵拉那段时间里，罗素待在加辛顿。当时，克里福德·艾伦已经回到伦敦，身体已经痊愈。让罗素感到失望和惊讶的是，在俄国的经历一点也没有削弱艾伦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全力支持态度。罗素和他争吵了几天，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于是离开了奥夫斯特兰宅第，退到那时已经成为向他开放的最可靠的避风港加辛顿，安享平和与清静。

在加辛顿，罗素将他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感受表达出来，首先以写给科莱特的信件的形式，然后是五篇系列文章。那些文章刊登在《国家》上，总标题是《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印象》。此外，他还给《新共和》撰写了另外一组文章，题目是《布尔什维克理论》。这两个系列的文章后来被组合成书，名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的几周，他将书稿交给了出版商乔治·艾伦和昂温书社。于是，该书在那年年终之前问世。该书以及作为该书基础的那些文章表达了这一主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失败之举，这一剂药方比它医治的疾病更糟糕。“我相信，”罗素写道，使用了一句话小结他对整个问题的观点，“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大大优于资本主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要糟糕。”他以前曾经认为，俄国革命确立了某种机制，它类似于行会社会主义设想的那种制度；在这本著作的一个段落中，他看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他以前的观点，提出了以下警告：

在英国，俄国人的朋友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新形式的代议政府；在这种形式中，只有男女工人拥有投票权，选区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行业划分，而不是按照地域划分。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但是“专政”并不意味着“独裁”。这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当一名俄国共产党员谈到专政时，他表达的是其字面意思，但是，当他谈到无产阶级时，他表达的是这个词语带有的匹克威克式意义，所说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部分，这就是说，共产党。

他接着说，他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幻灭感，这在很大程度促使他回到他继承而来的辉格主义。俄国共产党的观点“强化了英国人1688年以来视为基础的信念——仁慈和宽容不亚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信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素发现，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层面上的主要错误之一，是它坚持他长期以来认为必须推翻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个方面：相信人从根本上具有理性。罗素提出：“需要使用心理分析的方式，研究政治动机。与个人生活的情况类似，在政治领域中，人们杜撰虚构的神话，以便对其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布尔什维克漠视心理学，对人的动机的认识非常贫乏，忽视人们的强有力的冲动，例如，虚荣、竞争和对权力的喜爱，仅仅考虑经济方面的动机。“马克思从英国正统经济学家那里，继承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心理学，觉得自我充实似乎是人的政治行为的理所当然的目标”：

如果说，人类理性的小舟漂浮在非理性的海洋的表面，那么，现代心理学已经潜到了深处。对研究人类本性的现代人来说，已经不再可能接受过去时代的那种思想乐观论了。然而，这种乐观论在马克思主义中长期延续，让信奉者变得刻板，在处理本能生活的过程中持强求一致的态度。

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收回了他以前的观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该书其实重述了罗素在《社会重建原则》中提出的政治哲学。出现改变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俄国革命进行了某种尝试，创造出了他梦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点是他其后（短暂）表现出来的接受革命暴力的意愿。他告诉吉尔伯特·默雷，他从俄国归来之后，“和平主义观念比以往任何都更加坚定，像反对其他战争那样，反对革命战争”。

（4）中国

1920年7月下旬，朵拉尚未从俄国回来，前往中国的漫长旅程的启程日子渐渐临近。罗素忧心忡忡，开始采取行动，让自己从与艾丽丝的婚姻约束中摆脱出来。无论朵拉对婚姻的态度如何，他强烈地希望，如果两人在华期间朵拉怀孕，他盼望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可以和她结婚，给孩子一个合法身份。也许让罗素感到意外的是，艾丽丝对离婚建议表示出坦然接受的态度。她在信中告诉他，“尽管我很不喜欢此事涉及的那些伪善言行”，但是她一直觉得，离婚对两人来说都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那时，离婚法律规定，同意离婚的夫妻必须谴责离婚约定，说它是一种“串通”。这造成的结果是，当事人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伪善之举。不能仅仅因为夫妻双方都有离婚的愿望，法律就判定两人离婚；一方必须出现“过错”。于是，在8月的最初几天，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上演了罗素与科莱特通奸的戏码，以便为艾丽丝聘请的律师提供证据。科莱特那时看来并不知道，罗素为什么急于在访问中国之前启动离婚程序。假如她知道，她也许不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罗素的计划。实际上，她非常大度，中断了繁忙的巡演行程，专门赶到伦敦，度过了“正式通奸”之夜，次日上午再次离开，前往朴次茅斯。那次一别，她再次见到罗素将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

几天之后，朵拉返回英国。罗素在芬彻奇车站迎接她，然后没有带她回家，而是立刻去了车站旅馆。他已经安排妥当，在那里提供更多证据，说明他对妻子完全不忠。但是，为艾丽丝的律师干活的几名侦探业务水平欠佳。于是，罗素只得另外安排一个夜晚，与朵拉一起，上演公开不忠的戏码，这次的场所是查令十字街旅馆，以便提供判决离婚需要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和朵拉只有5天时间为长途旅程准备行装。临行之前最后几天里，两人忙得团团转，采购服装，办理护照，向家人和亲友告别。在那期间，两人激烈争吵，表达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不同看法。朵拉对俄国的热情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与罗素的幻灭感不相上下。她后来写道，“我真诚地觉得，我在苏联看到了一种理想”：

我愿意承认，那是一种几乎可以堪称神秘的理想，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一种形成未来文明的理想。以我的非政治的新鲜目光和研究背景来看，在英国，我是唯一的人选，可以解释苏联发生的事情的真正实质——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她看到罗素“像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那样对待在痛苦和折磨之中努力创造未来的伟大人民”，觉得非常失望。就罗素自己而言，他看到朵拉如此喜欢布尔什维克，不禁觉得恐怖和困惑，或许还有一丝嫉妒的意思。他在《自传》中写道：“她似乎觉得，她在俄国见到的那些人的态度在每个方面都比我强。”那些人是谁呢？他没有指名道姓（也许，约翰·里德可能是候选对象之一）。但是，他以前曾以类似的口气，谈到奥托琳钦佩造访辛顿的那些艺术家和作家的情形，这让人觉得，他是在伤害竞争对手。

罗素和朵拉继续争吵，慢慢浮现出来的一点是，尽管两人在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态度上截然对立，他们对俄国见闻的思考有一个有趣的共同之处。两人以不同方式，对发展工业化的隐含意义进行了反思。在沿着伏尔加河航行的旅途上，罗素逐步看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呈现出广义的西方病的一个方面，其典型特点是“产业主义的主张和强制劳动”。与之类似，在俄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朵拉逐步看到了某种东西，它提供了一种别样选择，也许可以避免美国式工业和商业生态中那种没有灵魂的机械效应。她写道：“俄国有一种文明的目的，可以抑制和引导产业主义。”

由此可见，两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产业主义在西方发展，忽视赋予人生意义的精神价值，将一种机械化的生存方式，强加在人的头上，从而对文明形成了一种潜在威胁。两人都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对产业主义进行“文明化”？不管怎样说，朵拉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看到了一种解决方法；但是，罗素看到的仅仅是那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表现。两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具有本质意义，它不仅带来了形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而且带来了在思想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对罗素来说，为了共同目的工作是保持爱情的一个重要因素，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宽慰。

8月14日，罗素和朵拉离开伦敦，途径巴黎，前往马赛，他们乘坐的海船将从那里启程。罗素了解到，海船已经延误了两三周时间，但是选择在巴黎而不是伦敦度过去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在巴黎，他告诉朵拉，他们可以自由交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实际上，根据朵拉的回忆，正是在那几周中，“我们开始了婚姻生活”：

我记得，我早上躺在床上，睡眼蒙眬，翻过身去，看见伯迪坐在我身边，非常清醒。我相当绝望地想到：“这就是我余生将要面对的情形，这就是婚姻生活的意义。”

罗素利用在巴黎逗留的时间，斟酌将要付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他知道，对于他在书中批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言辞，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将会表示讨厌，他的政治对手将会鼓掌喝彩。鉴于这个原因，直到他将稿件寄给昂温之前，他依然不能确定，是否应出版这一本书。为了让自己做出决定，他一天晚上从床上爬起来，坐在旅馆的阳台上，抬头仰望天空，希望这样可以不受凡夫俗子的思想的影响，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他想象，自己正在与仙后座对话，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他似乎获得了明晰的结论：“与不出版相比，如果我将自己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考公之于众，我与这些星星的关系更为和谐，超过秘而不宣所处的状态。”

9月6日，他们乘坐的海船终于扬帆起航。他们要走的航线需要5周时间，将会穿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然后取道锡兰，途径新加坡和西贡，最后抵达上海。康拉德的著名航海小说赋予这些名称和地方十分丰富的联想。这一事实朵拉可能并不知道，但是科莱特是不会漏过的。科莱特特地购买了一张巨幅地图，标记罗素的旅程。8月14日，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有时间，记住去看一看康拉德（在《金箭》中）描绘的那幢房子”：

我觉得，抵达新加坡之后，你才会第一次看到康拉德描写过的港口。请告诉我关于大海，关于各种各样的船只，关于土著人的小船的事情。请告诉我东方天际的景色。你夜里是否听到岸上传来土著人的音乐？……请替我向康拉德描述过的那些地方致意。西贡。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无法想象。

在漫长的航程中，罗素分别给科莱特和奥托琳写信，尽量让文字符合她们对令人着迷的游记的期望，但是他其实并不擅长写那样的东西。例如，他到了西贡，将那里描述为“梦魇之地”，可是他描述这种梦魇的文字听起来平平淡淡，令人不可思议：“河岸上绝对平坦，全是种植水稻的沼泽，晚上比白天更热，到处都是蚊子、蝙蝠和大蜥蜴。欧洲人非常富有，十分病态。”接着，他没有继续模仿康拉德式风格，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总结——“给人的印象类似于《黑暗之心》之中的描写”。

10月第二周，他们终于抵达上海。罗素到了中国，看到的一切让他非常着迷。途中写信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阴郁基调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热情、轻松的愉悦氛围。他和朵拉一下船便感受到了热情，朵拉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他俩受到款待，“就像国王和王后”。他们被直接送到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当地记者见面，给予报纸的摄影师拍照的机会。次日，那些照片和报道出现在中国的许多报纸上，谈到了对他俩的访谈，还谈到他俩的衣着、长相和其他相关情况。

公众对他们两人很感兴趣，其强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公众的主要兴奋点看来不是在罗素对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贡献上，而是在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上。“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到中国，我们非常高兴。”一名来自上海的学生致信罗素，表达了对他的重要性的看法，这看来是中国人的普遍观点。如果说俄国人希望给罗素上一堂人生哲学课，那么，中国人的态度似乎同样坚定，希望从他那里学到这样的东西。在上海短暂逗留的几天时间中，罗素接待了无数访客，被所有的人视为睿智、博学的哲人。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若干人致辞，对他表示欢迎。他后来写道，他被称为“第二个孔子”。那次宴会给他留下一个经常谈及的记忆：他第一次听到中国的古代音乐演奏，那种乐器被他描述为“有点像吉他……但是被平放在桌子上”。一般说来，音乐不会给罗素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那种音乐“非常动听，非常精妙”。

罗素仅在上海住了一夜之后便宣布，自己喜欢中国人的习俗和文化。他写道：“我那时才知道，受过教化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他见到的每个人看来都充满睿智，滑稽幽默，不乏魅力。他的翻译赵元任让他感到特别惊讶。赵元任全程陪同，将他的讲座和讲话译成中文。赵元任曾在美国待了10年，并且完成了人们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译成了中文。他年富力强，头脑聪明，而且反应机敏，妙语连珠，是罗素和朵拉的完美陪伴，两人都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看见罗素的一篇文章，题为《当下乱局之成因》（现在是《工业文明的前景》的第一章），随即脱口而出：“怎么说呢，我觉得，当下乱局的成因是以前的乱局。”那样的睿智让人想起18世纪的英国绅士，正是罗素最欣赏的类型。

罗素开始时失望地发现，他并不是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到中国各地旅行，看一看中国的乡村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作为回报，他参加访谈，举行讲座，满足人们希望见到他、聆听他的观点的迫切要求。首先，他们一行在杭州的西子湖畔住了3个晚上。主人带领罗素和朵拉参观了附近岛上的乡村房舍和寺庙。罗素发现，在中国，“看来没有谁相信宗教，甚至那些和尚也不相信”。这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进一步补充了他当时正在形成的印象：中国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保留着田园诗的韵味，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18世纪的英格兰，恰如辉格主义者向往的某种天堂。

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假如18世纪的欧洲持续存在至今，没有出现产业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它就与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这里的人似乎是理性的享乐主义者，谙熟获得幸福之道，通过对艺术感的强化培养，变得近乎完美。他们与欧洲人大不一样，选择享乐而不是权力。

结束了在杭州的访问之后，罗素和朵拉到了南京。在那里，罗素给中国科学协会举办了题为《爱因斯坦的新引力理论》的讲座。随后，两人顺着长江而上，经过3天航行，到达了汉口。罗素回忆说：“在长江上航行的那几天非常愉快，与在伏尔加河上的所见所闻形成截然对比。”朵拉写给她母亲的信件也证实了这一印象。朵拉告诉母亲：“中国的风景堪称天堂，无与伦比，恰如中国绘画，远处雾霭朦胧的山岭总是依稀可见。我觉得，长江肯定可以跻身世界上最漂亮的河流之列。”

两人离开汉口之后，到了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一个重要的商业、工业和教育中心。当时，长沙正在举行一次教育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在1年之前接受中国讲座协会——罗素也是受到该机构的邀请——邀请来到中国，并且已经接受了再待1年的请求。罗素和杜威是在湖南省省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相遇的；多年以来，杜威在公开场合对罗素有过多次善意之举，但是私下里看来并不喜欢罗素。根据美国自由主义作家锡德尼·胡克的说法，“杜威对罗素的恶感始于中国……杜威觉得，罗素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另一方面，罗素告诉奥托琳，尽管他喜欢杜威，超过了他在1914年见到的其他任何美国人，“现在我觉得他无法忍受”。

会议组织者本来希望说服罗素在长沙逗留1周，举行讲座，与人交流。但是，罗素和朵拉已在中国旅行了两周，心情愉快，然而身体疲惫，希望休息一段时间，所以很想到北京去安顿下来。因此，两人决定，只在长沙住一个晚上。根据罗素的回忆，为了补偿他拒绝留下带来的结果，在那天的24个小时中，他举行了4场讲座，发表了两次宴会致辞，午餐之后还有一次讲话。

四场讲座全都涉及同样的主题，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他对俄国的印象，分析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最后以《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必要因素》为题结束。毛泽东在他的听众之中，当时是年仅26岁的学生。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保留在他当时撰写的一封信件中），正如人们预料的，罗素“采取了支持共产主义的立场，但是反对工农专政”：

他说，应该使用教育这个方式改变有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没有必要限制自由，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和暴力革命。

毛泽东写道：“本人反对罗素的观点，我的态度可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来，‘他的说法作为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

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当时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1911年的革命——罗素倾向于认为，它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类似——让中国在理论上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是其实大体上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孙中山领导着信奉温和社会主义的国民党，罗素——与约翰·杜威一样——希望国民党在那场权力之争中获得胜利。1920年秋天，人们有理由相信：第一，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结果；第二，尽管毛泽东持怀疑态度，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没有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实现。学生和政治进步人士普遍觉得，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许多人向苏维埃俄国寻求指导。在罗素的听众中，许多人认为这位《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政治理想，它至少可以在严肃的意义上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想抗衡。

从长沙到北京途中，罗素给奥托琳写了一封长信，记录了那次旅行，谈到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初步印象。他请她准备几份打字稿，分别寄给克里福德·艾伦、伊丽莎白（他的嫂子）、科莱特以及《国家》的主编休·马辛厄姆。他说，如果马辛厄姆愿意，可以将文稿刊登出来。“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我随后可以寄给他更有趣的东西——我本人倾向于后一个方案。”到头来，马辛厄姆原文照登了那封长信，使用的标题是《中国的幸福》。

那时，罗素在中国还不到3周时间，甚至尚未到达北京，他描述的中国印象可能有为时过早之嫌。在那封信件中，罗素勾勒了文明程度极高的人物画像，他们的优雅的生活方式过于精致，过于从容，难以抵抗现代世界的种种野蛮做法。但是，剩下的旅途中，罗素定格的这种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俄国，他将西化视为一种疾病；在中国，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那种疾病传播开来之前，看到在最健康状态下生活的人们的风貌。在他的信件中，在中国的欧洲人仿佛被描述成某种致命痛苦的载体。在上海，“欧洲人看上去几乎个个病态，面目可憎”。在长沙，“欧洲人拥有一些工厂，一些银行，一些传教团体，一家医院——按照西方方式损害和修复身心的东西一应俱全”。他报告说，在长沙大约有300个欧洲人，接着，他仿佛以告诉病人好消息的医生的口气补充说：“不过，欧化尚未大规模漫延开来。”

10月的最后一天，罗素和朵拉一行终于抵达北京。罗素的以上心态很快表现出来：他们两人反复要求，使用二手中式家具布置他们的寓所，不用给他们提供的欧式家具。罗素和朵拉决定，尽量与北京的欧洲人圈子保持距离。罗素写道：“在东方的英国人完全与环境脱节，打马球，上俱乐部，从18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获得对本地文化的看法，以鄙视英国乡下人的智性的态度，鄙视东方人的智性。”罗素没有刻意表示，他和朵拉是已婚夫妻，对这样做给传统的欧洲感造成的冒犯，两人都深感高兴。这并不是说，那里的上流人士因此完全避开他们两人。他们两人受到中国主人的极大尊重；相比之下，他们公开对抗传统的两性关系和婚姻观念带来的偏见显得微不足道。在北京，欧洲的外交官员、商人及其各色人等频频发出邀请，让他们有应接不暇之感。

可是，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亲自去结识和理解中国人。对罗素和朵拉两人来说，“中国的问题”与产业主义问题密切联系。在各自访问俄国的过程中，两人以不同方式，就这个问题形成了深刻印象。朵拉后来回忆在中国度过的那段日子时写道：“我们两人清楚地看到，我们那时生活在前工业化的文明中。”因此，作为两人在俄国的经历的结果，他们的头脑中形成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驯服”工业化发展，使其与我们珍视的文明匹配？这时，这个问题被确定为另外一个问题，在调整自身、面对现代世界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中，中国人是否可以保留让自己如此愉快的某些品质呢？

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为了帮助中国，我愿意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这项任务很难。中国是一个艺术之邦，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说，想象一下奥古斯都·约翰和利顿·斯特雷奇统治之下的大英帝国，“你就可以对中国在2000年中如何被人统治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概念”。当年在狱中，他曾经详细对比了维多利亚人与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差异，对比了一方的活力和能量与另外一方的无精打采的艺术感。在他的脑海里，这样的对立以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比反映出来。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他看到，完全忽视当代生活的雅致的愉悦导致的危险；中国人让他看到，如果扩大那些愉悦、排除其他东西，也可能导致危险。他告诉奥托琳：“中国人常常提醒我奥斯卡·王尔德第一次出庭时的情景。他觉得，睿智可以让他度过任何难关，但是他却发现，自己被一台并不在乎人的价值的巨大机器控制。”

在国立北京大学，罗素在讲座中介绍了哲学和数理逻辑，而且还就《心的分析》这个话题，重复了他在伦敦举行的那个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的内容与他不久前发表的关于心理学与逻辑学之间关系的言论互相冲突，然而罗素还是将讲稿寄给了乔治·艾伦和昂温书社出版。他还增加了一篇序言，特别指出，在讲座提到的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是我到中国之前撰写的，读者不要拘泥于其地理位置的精确性。我使用的‘中国’仅仅是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遥远的国度’，以此说明读者不熟悉的事物”。大约在同一段时期，他致信三一学院，希望辞去实际上并未履行的讲师职务。他后来说，他那样做的“原因是，我明目张胆地生活在罪孽中”[9]

这是一个极端之举。从那以后，他不得不依靠写作为生，从一定程度上说，他无法将许多时间用于他在狱中思考过的那类哲学问题。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断了这条后路呢？我倾向于认为，有两个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其一，在受到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的影响之后，他对哲学产生了幻灭感；其二，在他的感情层面上，生儿育女的渴望取代了哲学的地位。1917年，他曾经表示，希望重拾哲学研究，将其作为重新思考“永恒事物”的一种需要；到了1919年，他阅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之后，一直存在这类永恒事物，等着他重新进行研究。在《数理逻辑引论》和《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他虽然强调说，几乎不可能让自己的心智集中关注抽象的形式，但是依然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这样的形式。然而，在荷兰与维特根斯坦进行讨论之后，在关于约阿希姆著作的书评中，在1920年初期撰写的其他文章中，他开始大力强调逻辑学的语言性质，坚持认为，逻辑学不是研究永恒的抽象形式，只是对语言的分析而己。根据这个观点，没有什么“永恒事物”可让哲学家去寻求庇护。

因此可以说，他后来概括描述的“脱离毕达哥拉斯之举”——即对数学世界的实在持越来越不相信的态度——是在1919年底完成。那时，他接受了一个观点，让逻辑学和数学变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到那时为止，它对罗素来说已经不再是感到遗憾的问题了。其原因在于，到他访问中国时，他人生中最急切的冲动是生儿育女。肯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愿意牺牲三一学院的职位，以便和朵拉一起，生活在“罪孽”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角度看，在自我定位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罗素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变化：从当哲学家转向当父亲。当然，没有什么内在原因说明，两者为什么不能兼顾。假如他和朵拉于1921年在法律意义上成为夫妻，或者说，假如剑桥大学的上流社会的两性道德观念与实际情况不同，他也可能不会在当父亲或者让学者之间做出选择。假设的情况与实际的状态不同；假如他没有觉得，为了满足要孩子的愿望，他不得不放弃三一学院的职位，那么，他是否会保留讲师职位，继续自己作为学院派哲学家的生涯呢？

至少朵拉认为不会。她倾向于将罗素的决定归为公众意味更强的考量。她在她的自传中写道，“伯迪看到，年轻人在战争中遭到屠杀，这种骇人听闻行径将他从剑桥大学的象牙塔中拖曳出来”：

那时，他可以看到，对人的关注不能止于这种抗议之举；他考虑的是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并且开始寻找解决办法。那时我觉得，俄国之行以后，我自己的使命感与他的可以结合起来，我们两人携手，可以完成许多事情。

为了到中国去，朵拉也放弃了继续学术生涯的所有希望，所以认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罗素本人认可了两人合作的重要，觉得两人联袂努力，可以“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

两人的联合工作的核心是，拓展关于产业主义的后果的思想。实际上，这几乎构成了罗素在北京期间的所有独创性思考和著述，排除了那时为止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抽象问题，其中包括《心的分析》提出的问题。在北京，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讲座之外，罗素还开设了一门课程；那是唯一的平台，让他可以提出新的思想，而不是仅仅重复已经发表的观念。课程的名称是《社会结构学》，拟以10次讲座的形式，陈述他和朵拉一起形成的关于产业主义的思想。后来，这门课程的内容构成《工业文明的前景》一书的基础，几年之后两人共同署名出版。

第一讲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题为《当下乱局之成因》。罗素认为，有两股强大力量影响了现代世界，一个是产业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产业主义的两种形式；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努力是民族主义的两种形式……世界上的混乱以这些力量之间的巨大冲突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一方；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为另一方。

进步的本质要求，某种形式的产业主义是必要的；人类的性质要求，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其中哪一种形式将会取得胜利呢？在每一种情况，罗素赞成的东西显而易见。

朵拉对这一信念表示强烈的肯定态度，超过了罗素本人。她认为，这一讲和其他类似讲座一样，信息富于原创性，非常重要。对她本人在罗素转变思想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朵拉感到自豪。她曾经告诉奥格登：“正是我向他灌输了这一点：对某些国家——例如，俄国和中国——来说，产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超过了它给予的具体信念。”正如罗素对伏尔加河之旅的反思显示的，这并非完全正确；但是，详细讨论这一主题的那些讲座肯定受到他与朵拉交谈的影响。

朵拉那时所做的一个梦反映了那些讲座中包含的朵拉的某些想法。她在梦中看到，她和罗素坐在一艘小船上，在湍急的洪水中漂流：

我跪在船头，试图挡开可能弄翻小船的障碍物；伯迪站在船上，对着波涛汹涌的激流，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试图压倒洪水发出的轰鸣。他问我：“这讲演精彩吗？”我高声回答说：“精彩，亲爱的，可是你觉得有人听见吗？”

朵拉毫不怀疑：那些讲座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如果有人听到，那个真理将会给充满暴力的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平静和安宁（“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她认为，唯一的问题是，是否有人在听？

朵拉直至临终时刻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两人合写的这本著作《工业文明的前景》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忽略它是没有道理的。她毕生致力于反对将社会机械化的斗争，几乎表现出了教徒式激情。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从心里仇恨金钱”：

仇恨战舰，仇恨工业，仇恨工厂，仇恨不停转动的机器。这些东西泯灭我们所有的创造性本能，泯灭美好的东西，将力量交到罪恶的手中……让我们废弃工业吧，即便不得不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也在所不惜。让我们举起手来，挺起胸膛，至少可以说，现在我们是人，不是魔鬼的毁灭机器上的齿轮。

让我们感到怀疑的是，罗素是否赞同朵拉这种充满激情的观点，认为两人合著的思想著作具有迫在眉睫的重要意义？罗素是否觉得，这封信件表达的某些情绪与自己的想法格格不人？他并不从心里仇恨金钱，在放弃教书职位之后，反而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赚钱。而且，他认为，《工业文明的前景》并未提出解决世上问题的方案，没有形成什么反响，似乎觉得它并不重要。在他的《自传》中，他仅仅提到它一次，但是他接着说，它没有让他赚到多少稿费。

罗素一直重视那些讲座具有的商业价值，甚至在举行的过程亦不例外。实际上，该课程标志了一个转折点，罗素的学术著作与报刊文章从此混在一起，无法区分。每一讲的稿子写好之后，交给一本刊名为《改造》的日本杂志，该刊以系列文章刊出，每月发表一组。接着，这些文章被集中起来，出了一本中文书，书名是《社会结构学》。最后，罗素增补了许多资料，出版了英文著作《工业文明的前景》。

从思想层面看，罗素认为，那些讲座并不像朵拉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虽然对产业主义的强调是某种新的提法，罗素本人觉得它并不重要，认为它仅仅相当于重新阐述了他在《社会重建原则》中勾勒的基本政治原则。实际上，该系列中有一讲的题目是《社会制度好坏的构成因素》（现为《工业文明的前景》第三章），只是重复了原来的论点。罗素提出，社会制度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它必须是人们可以相信的东西”。那时，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原来的制度，即带来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需要新的观念。社会主义是“唯一可以让世人重获幸福的观念”，但是它必须与自由结合起来。其原因在于，“任何重建的主要目的和灵感是，让世界变得更好，它必须是对创造性冲动的解放”。这一完全类似的思路说明，如果说朵拉给罗素灌输了什么思想的话，那就是老主题的一种新说法。

就对两人所做工作的重要性而言，他与朵拉的见解不同。但是罗素认为重要的是，他在讲座中表达了他和朵拉可能达成一致的观点。在中国的头几个月可能是两人心情最快乐、关系最亲密的时光，几乎有合二为一的感觉。罗素回忆说，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之间曾经存在困难和分歧”。朵拉记得，在那段时间中，他们可以享受难得的完美闲暇，进行各自的思考和写作，“但是最重要的是继续交换看法，深入了解对方的个性”。罗素认为，朵拉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种感觉的基础主要是两人在思想方面的共同兴趣，与他与科莱特在1917年的关系一样牢固。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6个月时间中他一直有人陪伴，大概是与艾丽丝结婚之初以来，时间最长、感觉最快乐的日子。

但是，到了3月，幸福时光、《社会结构学》讲座（他只完成了10讲中的5讲）以及他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一切戛然而止。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罹患严重的疾病。在长达3个多月时间里，卧病在床，常常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濒临死亡。

1921年3月初，罗素和朵拉染上了某种感冒，让罗素患上支气管炎。但是，大约一周以后，罗素的病况似乎有所好转，两人接受邀请，到距离北京两个小时车程的西山去度周末。抵达那里之后，他和朵拉到当地著名的温泉去游泳。两人返回房间之后，罗素开始剧烈发抖。朵拉把他裹起来，烧起炉火。但是，他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开始出现神志不清的状态。他们决定，将他送回北京，但是在回家途中，他们乘坐的汽车在翻过一座小山坡时抛锚。朵拉和开车的中国司机一起动手推车，不断将石头垫在车轮下，一步一步地前进。值得庆幸的是，下山时发动机重新启动，他们将病情非常严重的罗素送进北京的一家德国医院。朵拉后来一直记得当时的情况，在两人在共同生活的时间里，不时向罗素提起那个情景，甚至分开之后也难以忘怀。

在医院，罗素接受诊断，结果是双侧肺炎。他体温异常，达到了致命的41.6度，几乎濒临死亡。在长达两周时间里，他卧床不起，神志不清，偶尔清醒过来，可以冲着（日夜守护的）朵拉笑一笑，并且告诉负责治疗的医生，他感觉良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朵拉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每一分钟都充满痛苦和怀疑，我几乎没有合过眼。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依然活着”：

我发誓，他不能死，我向邪恶的宇宙挥舞拳头，看到他也一直努力抗争，心里感到宽慰。他一直认识我，只认识我一个人，给我说话时神志清楚。他说，我的面容清晰，其他人模糊不清，仿佛长满尖刺。他说，我有一次勇敢地告诉他，他必须挺住，否则就会死去。从那一刻开始，他咬紧牙关，坚信我的爱，决心抗争到底。我从未见过谁有这么巨大的勇气，如此坚强地与死亡抗争……让我深感欣慰的是，即使在那样巨大的痛苦中，我们一起抗争，没有被任何东西吓倒。

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告诉奥托琳：“在患病之后的最初几天里，我的脑海里全是美丽的东西，空前绝后……我的脑海里回响着音乐——非真实的神秘音乐。”在短暂的神志清醒时刻，他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梦境。他写道：“我强忍巨大痛苦，尽量原原本本地讲述梦中的情景。一切历历在目，我现在觉得，我说出了当时的大致情况。”在梦中，他的病房变成了陡峭山岩上的一个洞穴，他躺在洞里的床上。隐士们睡在四周，一排一排的。隔壁的房间也变成了一个洞穴，就在同一座山上，里面也有许多隐士，但是他们没有睡着：

他们充满敌意，可能走过来，杀死正在睡梦之中的我们。可是，我在睡梦中告诉已经睡着的隐士：隐士兄弟们，我用睡眠语言告诉你们——这种语言只有睡着的人才能说，才能听到，才能理解。在睡眠之地，有多彩的灵视，有美妙的音乐，有绚丽的美景，让我们感受，让我们思考。在残酷太阳的强光之下，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不要从你们的睡梦中醒来，不要用其他隐士的方式抵抗他们。其原因在于，哪怕你们赢了，你们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看不到美，看不到微妙的前景，看不到无情的事实在人清醒时破坏的所有的一切。因此，睡吧，睡吧。借助我的睡眠语言，我可以让你们接受比成功、战争和严厉斗争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清醒的人珍视的那些毫无价值的令人恶心的东西。我们的魔法见效了，其他隐士一个接着一个睡去，我们将让他们接受光明的前景，教他们去爱这个满怀温柔爱意的世界，而不是充满死亡、竞争和劳苦的世界。一种新的美，一种完美状态将会从我们这里慢慢扩展开来，洒遍整个世界。人们的梦想将会引导人们度过终生，穿过亮光闪闪的小溪两岸的草坪，穿过梦中的黑夜，到达星星闪烁的天际。亮光透过唰唰作响的嫩枝，让人们变得温柔，热情，可爱。人们将会到达璀璨光辉的大厦，达到人迹罕至的顶峰——那上面一片雪白，让天空变得更蓝，到达神秘的海洋——它在暴风中显露威严，在波光闪闪的平静中尽显温柔，就像一个嬉戏的孩子。

在这些美景中，人类将会忘记冲突，幸福将会来到所有人的身边，痛苦将从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消失，人类将逐渐感悟他们本应享受的美好之物。

非常明显的是，那个梦境是一种隐喻，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在患病1个月之前，罗素在写给他嫂子的信中说：“在这个星球上，我没有家园。中国人不狂暴，对我来说，中国接近家园，超过了我知道的任何国度。”在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一封信中，他以类似的精神状态，谈到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喜爱。“所有的国家都在打他们的主意，认为不能让他们以他们的方式享受生活。他们将被迫建立陆军和海军，被迫开煤矿，炼钢铁——其实，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写诗歌，绘图画（非常美丽的图画），编音乐。他们使用装饰着流苏的多弦乐器演奏音乐，近乎完美，但是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罗素熟知沉睡的中国人，极力主张他们继续处于睡眠状态，不要放弃愉快的睡梦般生存状态，不要面对清醒世界的噩梦般现实。他的那一场梦是这些感觉的一个完美意象。在《自传》中，罗素描写了他访问中国时感受到的氛围，认为它“充满一次伟大觉醒的希望。在沉睡数个世纪之后，中国正在慢慢意识到现代世界的存在”。虽然他知道，觉醒是不可避免的，罗素爱上的是中国的一批数量巨大隐士。他们处于沉睡之中，可能像康拉德笔下的斯坦医生一样，直至最后也不会醒来。

在他的梦境中，还呈现了某种概略图像，它体现了罗素珍视的许多思想和感觉：那些睡眠隐士不仅代表中国，而且还让我们回想起他在伏尔加河河畔看见的那些“古怪的男人”——他们围成一团，“有的睡觉，有的一言不发，正在用树枝点起小小的篝火”。同理，他在梦中可以使用睡眠语言，这让我们回想起他访问俄国的体会——“我感受到那种耐心的沉默”。此外，这场梦境显示，睡着比醒着好；这一理念还让我们回想起他关于维多利亚人的反思——宁可为了真理变得疯狂，不愿为了谎言保持理智。最后，对罗素来说，星星、高山和大海从他的孩提时代以来一直是庇护之所，在这场梦境中，星星、山顶和“神秘的海洋”被视为灵魂最终的理想安息之地。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想法正是罗素面临死亡时进行自我安慰的东西。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想象，这正是罗素奄奄一息时脑子里可能出现的情形。在他记录下这场梦境几天之后，他的病况甚至更加糟糕，不得不接受人工输氧。在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为他治疗的一位医生放弃了希望。人们得到的消息是，他即将离开人世。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和学者来到医院，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朵拉从病房出来，看到他们一个个穿着黑色长袍，头戴黑色帽子，抱着两手，站在那里，神情严肃。他们深深鞠躬，然后问道，他们是否可以进去，聆听伟大哲学家的最后教导？朵拉回答说，那个时刻到来时，她会让他们进去的。但是，她自己坚定地相信，他是不会死的。她和一位名叫埃瑟的德国医生不愿放弃希望。

日本的新闻界当时了解了相关情况，并且刊登报道说，罗素于3月27日逝世。那条消息很快传遍全球，几条讣告也随即出现。当时，科莱特在巴黎。她写道：“我听到消息后心都碎了。一条简明的消息，文字不多，来得突然，无法挽回。”她陷入严重的抑郁状态，想到了自杀，脑子里全是黑色的毁灭念头。“我真想破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美好之物。”弗兰克也听到了消息，但是拒绝相信。他向前来询问的记者们反复强调说，如果他弟弟在北京病情严重，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罗素的朋友查尔斯·桑格同样也不相信，但是这消息促使他立刻写信。他在信中告诉罗素：“听到你去世的假新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你。我不相信这个谣传，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中国大使馆证实，传言所说的是虚假消息，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们从北京医学院弄到了一种抗肺炎球菌血清，随即给罗素注射。不过，按照朵拉的说法，其实“没有谁知道，这究竟会起到杀害作用还是治疗作用”。罗素的高烧持续不退，就连埃瑟医生也确信，罗素难以逃过这一劫。他当着朵拉的面叹息，“没有谁可以承受这样的高烧”。朵拉后来回忆说，最糟糕的日子是复活节前夕、复活节当天和她的生日——4月3日：

在我生日的下午，医生走进病房，确定他快要不行了。我将紫罗兰凑近他的脸庞，然后痛哭起来。他最喜欢紫罗兰，每次闻到它们散发的香味，他都会暂时清醒。

4月13日，朵拉写信告诉她的母亲，“今天，医生们第一次显得不像往常那么严肃。他们说，右侧肺叶几乎完全没有阴影了。如果保持这样的势头，左侧的阴影也很快将会消失……糟糕的时段已经过去，可以想象，我们两人都会康复。其原因在于，我觉得自己也濒临死亡。我们互相勉励，我们干得非常出色，我们的爱情真是伟大之至。”宽慰之余，朵拉写了一首诗歌，题名叫《死亡与新生》，第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挺了过来：两个遭到重创的精神
紧紧依偎，躺在你的病床上。

两周之后，罗素的病情大有好转，可以提笔写信。他告诉奥托琳：“我没有死在这里，错过了许多东西。中国人本来打算在城市中央的公园给我举行盛大葬礼，然后把我埋在西湖的一座岛屿上，最伟大的诗人和皇帝们在那里生活、死去和安息。或许，我将成为神灵。”他把自己对梦境的描述寄给她，并且请她寄一份给科莱特。他告诉奥托琳：“我希望告诉你，我从心底爱着你，在这段奇特的日子里，我一直想念你。我了解到，我神志不清时试着给你写信——当然，写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谁也看不懂。”

他摆脱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依然非常虚弱。肺部正在康复，但是那场疾病和治疗过程给他留下一系列后遗症，其中包括痢疾、肾病、静脉炎和血栓症，他不得不卧床休息。这时，他没有生命之虞，希望回家休养，而不是住在医院里。照顾他的那名英国护士非常敬业，但是也很势利（她反复吹嘘说，她与保加利亚女王很熟），是虔诚的基督徒，让罗素觉得讨厌。1921年5月初，就在他49岁生日前夕，他被送回北京的住所，按照医嘱，卧床休养三周。

他躺在床上，可以看到窗外刺槐绽放的漂亮花朵，春天已经来了。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多么珍爱生命。我看到太阳时心里想，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了。”他也想到，如果不能再次见到春天的景象，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说来也够奇怪了，我本能地想到这些东西，而不是想到人。”

朵拉那首诗歌的标题《死亡与新生》非常贴切，这也表现在其他方面。罗素平安回到住所之后，她突然想起，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例假了——前些日子忙于照顾罗素，她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觉得，这可能是劳累过度的结果，于是去找埃瑟医生检查。她回到家里，让罗素看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埃瑟医生的诊断，“妊娠初期”。朵拉后来回忆说，罗素“简直难以相信，顿时欣喜若狂”。

他依然需要几周静养，但是整天都几乎处于心醉神迷的快乐状态之中，心里想到的只有孩子，他20多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了。朵拉告诉奥格登：“他依然卧床；可是，如果你看到他遐想未来的样子，笑呵呵的，连嘴巴都合不拢了，‘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胎儿’，你会情不自禁地说：‘难道他不可爱吗？’”

罗素的主要愿望是，赶在朵拉的身体让他们无法长途跋涉之前，尽快返回英国。他本来已经做好安排，6月在日本进行巡回讲座，但是这个计划显然被迫取消，在回国途中在那里只能举行一场讲座。6月，他待在北京的寓所里，努力恢复体力，为返回英国的旅程养精蓄锐，一天天变得急不可待了。6月25日，他写信告诉奥托琳：“对欧洲人来说，这个地方是残酷的。如果人身体强壮，这地方充满魅力；但是，如果身体糟糕，这地方简直令人恐惧。”即便在患病之前，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打了折扣——他发现，对别人遭受的痛苦，中国人持麻木无情的态度。在北京，他周围的人生活比较优裕，但是在其他地方出现了饥荒，饿殍成千上万，竟然没有人伸出援手，让那些人得到救助。朵拉在信中向她母亲报告：“这里的人对救济毫不关心，令人感到恐怖。有的人根本不管自己的邻居，甚至看到他们奄奄一息时也无动于衷……［他们］反应平静，麻木不仁。”

罗素访问中国不久，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的某些特点》，详细讨论了这种冷漠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为什么生病时觉得“恐惧”：

中国的饥荒问题只能通过采用更好的农业生产方式，结合向外移民或者大规模生育控制才能解决。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挽救当下饥民的努力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国人表现出明显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他们认识到，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难以根本解决。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无法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如果一条狗被汽车碾压，严重受伤，在10个路人中，有9个听到这个可怜畜生的嗥叫之后，都会停下脚步，然后一笑了之。痛苦场面本身不会唤起普通中国人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似乎觉得，这令人颇感快适。

7月初，罗素得到医学评估报告，终于可以踏上返回英国的旅程了。其实，他依然十分虚弱，按照朵拉的描述，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胫骨摸起来就像刀刃”。他拄着手杖，可以自己短距离走动。在（已经怀孕4个月的）朵拉的帮助和保护下，他的这种状态看来足以应付旅途劳顿。此外，他们两人还得到了艾林·鲍尔的帮助。艾林·鲍尔是格顿学院的历史学院士，朵拉早就认识，当时在中国以流动院士身份进行访问，主动提出陪伴罗素和朵拉到温哥华（为了避开红海的酷热，他们决定绕道加拿大回国）。

7月6日，罗素在北京教育局，向中国人发表了简短的告别辞，讲话内容次日刊登在《北京导报》上，题目是《中国的自由之路》。他在那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有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一个是发展教育，一个是发展工业。他认为，如果中国要完成这两项工作，避免成为伴随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弊病的受害者，必须实施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朵拉的讲话篇幅长一些，强烈希望听众形成一种新的伦理体系，以便给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下基础。“某种新的体系将会控制和支配工业机器和科学带来的冷冰冰的发明。”

几天之后，他们一行三人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在日本，他们度过了罗素所称的“忙乱的12天”。他们抵达了第一个日本港口门司，知道一批日本记者等着采访罗素。朵拉出去，给每名记者发了一张纸条，上面有她写的简短文字：“根据日本报界的说法，伯特兰·罗素先生已经去世，无法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

在下一个港口神户，罗素和朵拉受到《日本记事报》主编罗伯特·扬的款待。《日本记事报》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日报，刊登过罗素在远东期间的几封信件（其中包括那封抱怨日本报界的骚扰行为的信件），还全文刊登了朵拉在北京发表的告别辞。根据罗素的评价，它是“我知道的最优秀的报纸”，罗素对扬本人也深表钦佩，觉得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在19世纪80年代离开英国，没有受到堕落观念之害”。扬领着他们参观了奈良的庙宇，然后把他们交给了《和夫》的主编。后者陪着两人乘坐火车，先到了京都，然后到了东京。两人所到之处，一直有记者陪伴，侦探跟随，并且受到大量充满好奇心的热情读者的欢迎。朵拉写道，他们两人既没有精力回应“勃勃生气的支持者，也没有精力回应政府压抑形成的不祥气氛”。

他们抵达东京火车站，正准备走下月台的楼梯，突然出现一道照相机的闪光，朵拉受到惊吓，一个踉跄，险些跌倒。那个动作让罗素担心朵拉流产，顿时火冒三丈。他后来写道：“我勃然大怒，那种感觉只有当初想要掐死菲茨杰拉德时出现过。”朵拉钻进等候的汽车时，罗素一边挥舞手杖，一边高声大叫，追逐那帮记者。当然，他是不可能抓住他们的。他回忆说：“幸亏没有追上；否则，我肯定会犯下谋杀罪的。”一名记者在返身逃离之前拍下了罗素两眼凶光毕露、拼命追赶的样子。罗素后来看到照片时说：“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我可以显得那么疯狂。”在罗素后来的描述中，那次事件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发人深省的种族观念。他给人的感觉是，在追赶日本记者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并非只是保护没有出生的孩子不受没有脑子的日本记者之害，而是还保护了他具有的对抗心怀敌意的异族的“血统”：

我当时产生的激情肯定与印英人在哗变中的感觉不相上下，或者与受到反叛的有色人包围的白人不相上下。我那时意识到，在人可以出现的欲望中，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异族伤害的感情可能最疯狂，最强烈的。

那次事件很快过去，罗素和朵拉登上了加拿大轮船亚洲皇后号，离开横滨，横跨太平洋，前往温哥华，悬着的心终于安静下来。1921年8月27日，两人抵达利物浦，看见朵拉的母亲冒着瓢泼大雨，在港口迎接他们，更有如释重负之感。朵拉回忆说：“当时，我对母亲的钟爱和佩服感油然而生，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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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科莱特准备寄给罗素的一封信件的打字稿，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信件的日期为1919年1月18日，一个脚注中提到这个想法）。该信的正式文本与维维恩寄给罗素的大多数信件一样，没有保存下来。

[2] 1919年春夏之交，英国的爱丁顿和戴森分别率领考察队，前往西非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巴西的索布拉尔，利用日全食的时机进行观测，在误差范围内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结果。——译注

[3] 证明乘法公理相当于证明所谓的超穷基数的“良序”。

[4] 安杰勒斯·西勒辛思（1624—1677年），德国的天主教神秘论者和诗人。——译注

[5] 两年之后，他在《心灵》（1922年10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物理学与感知》，提出了同样的观点：逻辑学原则仅仅强调，“这个和那个具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他增添的一个脚注说：“这个观点我是从维特根斯坦先生那里借鉴而来的。请参见他即将出版的《哲学逻辑》。”（罗素那时显然并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已经将他的著作称为《逻辑哲学论》了）

[6] 俄罗斯联邦南部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上，分布在由运河和小溪相连的11个岛屿上，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译注

[7] 约翰·里德（1887—1920年），美国左翼新闻记者，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译注

[8] 5月，朵拉在巴黎怒气冲冲，觉得罗素自己去了俄国，抛弃了她。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讨厌你的政治氛围，讨厌所有搞政治的家伙。”

[9] 此处指他与朵拉未婚同居一事。——译注

第二十一章　回归

从中国返回时，朵拉已经怀孕5个月。在孩子出生之前，罗素还有一些重要事情没有了结，一件涉及与艾丽丝的婚姻关系，一件是与科莱特的情人关系。他不得不采取快速行动。回到英国几天之内，他与科莱特最后分手。对科莱特来说，那个过程很痛苦。从某种程度说，罗素不在英国期间，科莱特已经事先知道了一点风声，料到将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早在伦敦的一次聚餐会上，她就听到艾丽丝的弟弟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说，罗素办妥离婚事宜之后，将会尽快与朵拉结婚。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一消息明显矛盾的是，她收到罗素4月27日——刚刚脱离生命危险之后——所写的一封短信说：“我回家之后，如果你愿意，我俩依然可以在一起，就像往常一样，度过美妙的时光。”她在回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等到你平安回来的日子。我将把你拥入怀中，凝视你可爱的双眼，与你重新团聚。

但是，1921年6月，罗素写信告诉她，朵拉已经有孕在身。她那时肯定意识到，他期待已久的深情相聚已经不会发生了。

罗素后来回忆说，他从中国返回英国时，科莱特告诉他，她那时已经改变初衷，愿意生儿育女，希望给他生孩子。他在回信中写道：“事到如今，为时已晚。”他回国后最先做的事情之一是给科莱特写信。那封信件语焉不详，心理矛盾，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看来可能是他的道别之辞。他告诉她，对他来说唯一可能的是，与朵拉结婚。“我们的爱情的精神是稳当的，”说话的方式让人想起他1916年与奥托琳在痛苦中慢慢分开的情景，“但是，我尚不知道，如何处理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等到孩子出生之后才能明确。”看来，即便那时，他也无法与科莱特一刀两断。科莱特打电话回复他的信件时，他告诉她，不管怎么说，他并未彻底与朵拉确定关系。但是，科莱特能够看清局面，决定以明确的方式，实现最后分手。她在8月30日写道，“让我们忘记已经发生的一切吧”：

我没有什么新的痛苦需要了解了。我不会否认我对你的爱情。在过去，我不够成熟，没有给你我现在可给予的一切。我没有什么骄傲之感，可以承认自己正在可怜地挣扎。我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你也不要给我写信。

我是你的

科莱特

1933年，科莱特出版了一本小说，书名为《回归》，以更详尽的方式，表达了她与罗素最终分手之后的感觉。该书开头有一则免责声明：“本书中刻画的人物并不是任何真人的肖像。”它明显带有自传性质，实际上包含了她个人与罗素关系的更翔实的记录，超过她的两本自传：《10年之后》和《在北方》。

小说围绕格雷戈里（罗素）与康拉德婷（科莱特——这个名字让人想起康拉德，显然不是巧合），以准确的方式，再现了科莱特自己与罗素跌宕起伏的恋情发展过程。奥托琳以“圣塞贡达的侯爵夫人”的身份出现。著名的科学家格雷戈里“刚刚完成三卷成名著作”，便和她一起坠入爱河。侯爵夫人拥有格雷戈里希望得到的一切，但是与奥托琳一样，觉得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格雷戈里用尽了全部力气，也无法摧毁那种古老的抵抗，这让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失败感。后来，他慢慢相信，她根本不爱他。从那个时刻开始，他以半心半意的方式，与其他女人有染。”

与侯爵夫人分手之后，格雷戈里迷恋上了康拉德婷。康拉德婷是作家，住在伦敦的一套小公寓中。她容貌美丽，充满活力，吸引了一大批崇拜者，包括格雷戈里在知识界的一些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是T．C．梅纳德（T．S．艾略特）和杰文斯（克里福德·艾伦）。“大多数时候，他们住在切尔西和布卢姆茨伯里。他们喜欢交谈，超过世上的任何东西。”康拉德婷被那一群人接纳，但是“她显然没有智性，不善言辞”。可是，给格雷戈里与康拉德婷的恋情造成威胁的既不是她在谈话方面的局限性，甚至也不是格雷戈里对她的工作的强烈反对态度，而是这一事实在他内心中引起的无法控制的强烈嫉妒：康拉德婷与具有影响力的成功作家马库斯·比兹利（莫里斯·埃尔维）发生了一段性关系。格雷戈里的嫉妒心理十分强烈，与他明确表达的理想产生了冲突。康拉德婷面对这样的格局，“开始意识到，他［格雷戈里］心里充满矛盾，多如空中繁星；但是，他对自己内心的矛盾一知半解，远远不及他对天空和星星的认识”。

在这本小说中，有一个段落影射了1917年9月科莱特在布莱克普尔与埃尔维在一起的情景，模仿了罗素对自己的失衡心态的描写。首先，科莱特描述了格雷戈里想象康拉德婷与马库斯·比兹利幽会的情景，然后谈到它给格雷戈里造成的影响：

他万念俱灰，身心疲惫，非常寂寞，深受噩梦的困扰……他觉得，如果她爱上了比兹利，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结局绝对是灾难性的。在他独处的那几天中，他忍受了被诅咒者面对的折磨……他开始在心里批评康拉德婷，发现她爱虚荣，太愚蠢，没心没肺。他觉得，她残酷无情，骄傲自大，没有教养……她活着的目的为了受人爱慕，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各式各样的爱慕……她根本不知道自控为何物，脑子从来没有想过，人可以用行动抗拒冲动……他希望两人在一起长久生活，想要小孩。结果，他面对的是地狱般生活，绝对、绝对的地狱。

在后来的一个段落中，科莱特笔锋一转，表面上说的是杰文斯对格雷戈里的印象，其实显示了她自己对罗素的性格本质的睿智之见：

尽管格雷戈里有众多朋友，尽管他们都喜欢他，其实格雷戈里是他［杰文斯］遇见的最孤独的人。格雷戈里这样的人心里老是想着“那些根本问题，那些无法解决的可怕问题。聪明的人从来不问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为了谎言保持理智，还是应该为了真理变得疯狂？

格雷戈里的嫉妒心理改变了他本人，也改变了他对康拉德婷的爱（“她过去非常了解的那个格雷戈里跑到哪里去了？”在他这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她无法看到原来那个他的影子）。这时，康拉德婷觉得，他是监狱看守，而不是解放者，于是坚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她必须是自由的”），坚决保持她爱人的权利，保持与他和马库斯上床的权利。

结果，“盼子心切的”格雷戈里爱上了格特鲁德·韦斯特（朵拉）。韦斯特是剑桥大学的学者，“希望组成家庭。她还希望生4个孩子，两男两女，并且以完全符合逻辑的方式，将计划一一付诸实施”。康拉德婷清楚地看到，格雷戈里并不爱韦斯特小姐，“选择她看来是相当不成熟的做法”。但是，康拉德婷没有做出任何劝阻的举动。格雷戈里接到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6个月的巡回讲座，他携带韦斯特小姐同行。他离开英国期间，康拉德婷听到消息，他返回英国之后，将很快与韦斯特小姐结婚。“‘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康拉德婷心里在呐喊……眼泪顺着脸庞往下流淌。她觉得，自己的喉咙被人割了一刀。‘噢，上帝啊！’她倒抽一口气，‘噢，上帝啊！’”但是，她心里“依然相信，格雷戈里会回到她的身边”。而且，他的来信也让她增强了信心。康拉德婷依然深爱着他。故事发展到这里时，科莱特让那个以T．S．艾略特为原型的角色想到了以下这件事情。读者不禁怀疑，他的“突然出现的敌意”表现了科莱特本人对罗素的态度：

那一瞬间，他像许多人一样，看到了格雷戈里的真面目：这个人智性超群，让其他男人精疲力竭；情感强烈，让女人们精疲力竭。他让他的朋友们精疲力竭，榨干他们的精力，从一个人转向另外一个人，从未给予任何人真正的快乐——或者说，从未发现任何快乐。

小说最后以“回归”本身结束——格雷戈里从美国回归英国，康拉德婷的希望最后灰飞烟灭。“请告诉康拉德婷，”格雷戈里告诉杰文斯，“我永远爱她，以内心深处最强烈的热情爱她。我现在进退维谷，不知道如何思考，如何表述，如何感受。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做的是自己唯一可能做的事情。”在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中，康拉德婷听到格雷戈里让人转达的消息，然后做出了回应：

“他说”，她重复道，声音清晰，“他以内心深处最强烈的热情爱我。对吧？”杰文斯点了点头。“很好。我已把自己的生活弄成了一团糟。”

罗素说，他从来没有读过《回归》（也没有读过科莱特写的其他任何著作）。也许他知道，看她写的东西会给他带来痛苦。1921年秋天，他至少有理由从表面意义上理解科莱特的来信，并且有理由对她心存感激——她一刀两断，终结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其原因在于，可能完全真实的是，从情感上说，他依然在科莱特和朵拉之间纠结。他声称，尚不确定是否与朵拉结婚。科莱特肯定意识到，在那段阶段中，对于这样的说法，她不能过于认真。他究竟希望让科莱特，还是朵拉做自己的情人？这一点他可能尚不确定，但是，他想要孩子，最好是合法的孩子。对这一点，他的态度一直是明确无误的。从中国回归英国之后的最初几周里，罗素的当务之急是，让他的孩子具有合法地位。朵拉已经到了怀孕的后期，他已经没有时间犹豫或者怀疑了。

他最多有4个月时间，与艾丽丝离婚，与朵拉结婚。最后的结果是，他仅用1个月就完成了这两件事情。他那时并不知道，离婚的初期判决令——他与艾丽丝分开的第一个步骤——已于5月3日通过（关于该判决的合法性的唯一的问题是，当时人们都普遍觉得，罗素已经死亡）。在正常情况下，必须经过6个月的等待期之后，法庭才会做出最终判决，让罗素获得再婚的自由。孩子的预产期是在12月，时间显得非常紧张。于是，罗素要求他的律师想法加快进度。那位公诉人最初表示抗议，最后还是顺从了他的意思。9月21日，法庭做出了最终判决。6天之后，罗素和朵拉在伦敦的巴特西婚姻登记处完成结婚手续。

对朵拉来说，结婚是对她自己的原则的一种背叛之举。在中国，她和罗素不顾传统，公开同居，这曾经让她深感骄傲，觉得他们为所有希望挑战传统态度的年轻人提供了榜样。现在她觉得，她让以她为榜样的那些人失望了。“没有谁像我这样，对婚姻深感失望。”她写信告诉雷切尔·布鲁克斯。布鲁克斯是她在中国认识的一个朋友，当初对罗素和朵拉抛弃传统婚姻的做法表示同情。朵拉写道：

就我而言，我觉得这样做没有道理。我本来相信，如果离婚判决下来得很晚，我们不能如期结婚，我会非常高兴。伯特兰·罗素的想法不同，所以，批评我的人应该记住，这个孩子有父母双亲，对其中一个（伯特兰·罗素）来说，孩子是他期盼已久的奇迹，即便为此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将来，我肯定无法从结婚造成的耻辱感中解脱出来……我希望，你让关心我的人知道我在这封信中表达的某些意见。我不喜欢让人失望——不过我确实让人失望了！

次年夏天，罗素也给雷切尔写信，强调结婚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决定，并且说出了那样做的几个理由：第一，假如他们两人没有结婚，孩子长大之后可能怨恨父母；第二，如果他们没有结婚，而且带着一个孩子，他们将难以找到住处，难以雇佣用人为他们工作。“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个惹人恼怒的迫害行为会让我产生杀人的冲动。”罗素说这番话的口气让我们回想起来，他看到那名日本摄影记者可能危及他的尚未出生的孩子时，差一点出现了谋杀之举。

在寻找住处的过程中，罗素经历了重重困难，这肯定强化了他对可能遇到的迫害的担心。他本想从克里福德·艾伦手中，接下位于巴特西的那套公寓的租约。但是，房东不愿意将房子租给罗素，其原因可能是罗素在反战活动中的言行。[1]多萝西·林奇伸出援手，将她在肯特郡温切尔西的农舍式小屋，租给了罗素和朵拉。他们8月至10月住在那里，在那段时间中，罗素继续在伦敦寻找合适的住处。

10月，罗素利用住在肯特郡的有利条件，拜访了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刚刚购买了位于毕晓普斯伯恩的一幢新房子，那地方距离坎特伯雷不远。朵拉在花园里散步时告诉康拉德，他的新居非常漂亮，环境安静。康拉德回答说：“的确如此，我妻子很喜欢这里。但是，我自己并不喜欢住在看不见地平线的地方。”罗素送给康拉德一本《心的分析》。后来，康拉德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对罗素在书中强调心理意象的做法进行了调侃，言辞之间不乏睿智：

在心理上，我和你一起住了几天，住在大作的书页之中。这是一个十分迷人的栖息地，陈设令人深感兴趣，更不用说在这里占据支配地位的美妙睿智了。此外，我还觉得，所有的窗户（我试图用意象来表达）全都敞开着。就人心之中的幽深府邸而言，想不到任何比这更敞亮的了！

康拉德在此选择了住所这个意象，其原因是，到了11月初，罗素终于找到了他和朵拉可以安顿下来的居所。那是一幢三层楼房，带有屋顶平台，位于切尔西区的西德尼街。两人使用康拉德所说的“中国系列物品”装饰新居，配上样式简单但是制作精美的家具。当年，罗素同意买下维特根斯坦存放在一家商铺中的书籍和其他个人物品，无意中获得了那些家具。11月5日，他给维特根斯坦写信说：“也许孩子会出生在你的床上。你的东西价值不菲，超过了我当时支付的价格。在你方便时，我可以将差额付给你。我购买时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多少东西。”

罗素在信中说，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即将出版。罗素在中国期间，多萝西·林奇找到了两个出版商。德语版由学术期刊《自然哲学年鉴》出版，主编是威廉·奥斯特沃尔德，英语版是一套新的哲学丛书的第一本，由克根·保罗出版社出版，主编是朵拉的挚友C．K．奥格登。两个版本都将收录罗素撰写的引言。罗素告诉维特根斯坦：“我觉得，你不愿这样做，但是你在［奥斯特沃尔德的］这封信件中可以看到，我对此无能为力，在此谨表遗憾。”他随信附上了奥斯特沃尔德写给多萝西·林奇的信件。奥斯特沃尔德告诉林奇：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我会拒绝接受这篇文章。但是，我非常敬佩伯特兰·罗素先生，一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二是因为他的人品。我愿意在我的《自然哲学年鉴》上发表这篇文章，我尤其喜欢伯特兰·罗素先生撰写的引言。

这封信件显示，奥斯特沃尔德对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没有什么兴趣，对它的发表也没有表示出太多关心。奥格登的版本问世之后，维特根斯坦才认为，那时所称的《逻辑哲学论》才算正式出版。

罗素和朵拉刚在西德尼街的寓所中安顿下来时，罗素身体依然虚弱，即将出生的婴儿让他情绪急躁。但是，罗素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根据他在中国的经历，写出了畅销的报刊文章。第一篇谈到了中国教育的趋势，分别在伦敦的《评论之冠》和美国的《日晷》上刊登。他在那篇文章中说，现代中国进步人士希望，“在不用成为西方愚行的奴隶的情况下，增加可以理解西方知识的中国人的数量”。他写道，这个趋势是“我们这个不那么令人感到愉快的时代中，让人觉得最有希望的事情之一”。罗素在文章的结尾说，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相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民族”。罗素还悲伤地补充一句，这“正是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未开化的原因”。

这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引入了他的下一篇文章《中国人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文章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一方面承认，中国人对饥民的麻木无情的态度让罗素和朵拉深感震惊；一方面表明，中国人具有高雅、精致、高度文明的感性——那种品质已被西方的“进步”踢出了欧洲。罗素的结论是，“外国旅游者在中国发现的这些引人注目的魅力是无法保留下去的，它将随着产业主义的出现消亡”：

但是，某些品质可能保留下来——某些在中国具有至上地位的伦理品质，某种现代世界急切需要的品质。在这些品质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心平气和的性情，它让人在正义——而不是强力——的基础上解决争端。尚待决定的问题是，西方人是否会允许这一品质继续存在下去？西方人是否将会强迫它在保护自身的过程中，屈服于疯狂的军国主义？日本已被推向了这条道路。

1921年11月，他紧张、焦躁、不安，等待“事情”（他对分娩的称呼）发生。那时，他恢复了与艾略特夫妇的联系。“再次收到你的来信，令人非常愉快”，维维恩在回信中写道，接着告诉罗素，艾略特到玛格特去了，很快将去瑞士，接受维托医生——曾经给奥托琳看过病的那位心理医生——的治疗。她说：“你可能知道，汤姆［艾略特］神经方面有问题——或者说，罹患了所谓的精神崩溃。”但是，

我们两人向你们表示衷心祝贺。汤姆说，孩子肯定将会长着尖耳朵，所以你不用担心。即使它们出生时不尖，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它们也会变尖的。

担任朵拉的妇科医生的大夫是伊丽莎白·罗素的弟弟，西德尼·比彻姆爵士，在该领域中名声显赫。11月，比彻姆决定，让婴儿提前1个月出生，这样做既不是由于婴儿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朵拉的原因，而是鉴于罗素的状态。朵拉说，“考虑到伯迪当时焦灼不安，神经虚弱，按时分娩可能会加重他的症状。”于是，11月16日，罗素的长期等候终于结束，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婴，出生在西德尼街的家中。朵拉记得：“我躺在顶楼的地板上，耳边传来街道尽头的圣路加教堂的钟声。那是练习的钟声，但是我那时觉得，它们是为我儿子而鸣的。”

婴儿出生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罗素给奥托琳写信说：“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我之前担心，孩子会长着三条胳膊，没有眼睛，或者有某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缺陷。但是，他看来与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后来，他写信告诉康拉德：“我希望，您允许我给儿子取名约翰·康拉德。我父亲名叫约翰，我祖父名叫约翰，我的曾祖父名叫约翰；康拉德这个名字让我看到了优点。”这是罗素可以给予的至高尊敬表示，康拉德可能并不理解它对罗素的全部意义，但是觉得自己受到很高的礼遇。他告诉罗素：“此时此刻，我在您的脑海中占有这样的位置，让我深受感动，难以言表。”对罗素的儿子来说，康拉德拥有重要地位，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罗素心目中的地位不相上下：一种世俗教父。

康拉德于1924年去世，没有对他的“教子”的人生产生应有的影响；而且，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也中断了对罗素的影响。但是，孩子出生两天之后，康拉德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表示，婴儿降生这一时刻对罗素来说重要重大，他对此有很深刻的理解：

没错！身为人父是一种美妙的人生体验；关于这一点，我至少可以说，它显然值得拥有，哪怕仅仅为了它能给予人发自内心的陪伴感。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其普遍性并不让它变得普通，而是因此赋予它某种庄严性。我向你们两人表示爱意——他尚不能说话，没有思维；你已经向人们表达了深刻见解，论及人心的性质，具有权威，影响巨大。爱意和忠诚将你们两人联系在一起，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情感强烈的时刻。

对罗素来说，身为人父不仅实现了一种盼望已久的强烈冲动，而且将他的整个人生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它赋予他的人生“一种新的情感中心”。在完成《数学原理》之前，智性问题曾是他的根本关注；在那之后，社会问题和政治占据主要位置；这时，对孩子的希望和感情处于他的人生中心。

他早年的宗教信仰，对形而上的数学王国的信念，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信仰，甚至还有浪漫爱情带来的心醉神迷的状态，这些东西以它们特有的种种方式，都让他感到失望。它们到头来只是“黄昏的幻影”，一一消失在白天出现的冰冷光线中。但是，身为人父的感觉，将男人与儿子“结合起来的爱意和忠诚”（康拉德语），肯定是一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可以建立的最真实的接触。同样确定的是，在那种接触中，他将找到长期渴求的持久释放，摆脱自我的牢狱，摆脱身为“幽灵”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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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少罗素和朵拉这样认为。但是，如果说那位房东对反战人士如此反感，他为什么愿意将房子租给克里福德·艾伦呢？罗素和朵拉对此没有进行解释。

注释

关于以下注释引用的已出版资料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参考文献。未出版的资料，我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罗素档案馆查阅的，只有很少的情况除外。罗素写给奥托琳·莫里尔的信函也是如此。那些信函的原件保存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的人文研究中心，但是罗素档案馆里也有复印件。罗素写给第一任妻子艾丽丝的信件，我是在那些信件的所有者山茶投资公司的办公室查阅的。罗素当年将他的档案出售给麦克马斯特大学时，相关合同的一项条款规定：在他的妻子和家庭成员去世5年之后，才能将相关材料公之于世。根据这一条款的要求，康斯坦斯·马勒森（科莱特）收到和撰写的信件于1980年解禁，朵拉·罗素收到和撰写的信件于1991年解禁。

罗素撰写的信函数量巨大（罗素档案馆估计，其总量超过4万），在以前出版的几本著作——包括罗素的自传和至少三本传记——中被广泛引用。但是，许多发人深省的有趣内容至今尚未公之于世。《伯特兰·罗素信件选编第一卷：1888—1914年》以审慎的方式，收录了许多到那时为止没有出版的信函。即便如此，其数量也不到总量的一成。在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几组信件中，有一些已经全文出版。它们包括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通信［维特根斯坦所写的信件，参见《写给罗素、凯恩斯和摩尔的信件》；罗素所写的信件，参见期刊《罗素》，10（2），1990—1991年冬季］；罗素与戈特洛布·弗雷格之间的通信（参见弗雷格，《哲学与数学信件》）；D．H．劳伦斯写给罗素的信件（参见《D．H．劳伦斯写给伯特兰·罗素的信件》，哈里·T．穆尔编）。罗素没有在《自传》中收录的约瑟夫·康拉德的信件，埃德加·赖特在《约瑟夫·康拉德与伯特兰·罗素》一文中有收录［参见《康拉德研究学刊》，2（1），1969年，第7-16页］。《亲爱的罗素——亲爱的乔丹》（I．T．格拉顿-吉尼斯编著）大量摘录了罗素与菲利普·乔丹之间的通信；《T．S．艾略特信函第一卷》收录了罗素1922年之前与维维恩·艾略特和T．S．艾略特之间的通信；玛丽亚·福特在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中誊抄了罗素写给露西·唐纳利和海伦·托马斯的信件——罗素档案馆存有该论文的复印件。罗素写给科莱特的大多数信件保存了下来，但是科莱特写给罗素的信件（除了少量之外）仅见于科莱特和她的朋友菲利思·厄奇准备的未出版的打字稿。那些信件详细记录了科莱特与罗素的关系，其中包括罗素写给科莱特的许多信件的誊抄件。

如果我没有看到信件原件或者誊抄件，我援引自己发现它被引用的（通常出版的）资料。在这方面，三本著作证明是不可或缺的：米兰达·西摩编著的《奥托琳·莫里尔：精彩人生》（包含奥托琳写给罗素的信件）；芭芭拉·斯特雷奇编著的《非凡的关系：皮尔索尔·史密斯家族史话》（包含艾丽丝写给罗素的信件）；乔·韦拉科特编著的《伯特兰·罗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和平主义者》（包含罗素与反征兵团体其他成员之间的通信、那次大战期间传播的与罗素有关的备忘录、与英国内政部和外交部有关的备忘录）。

收集和阅读罗素未出版的手稿和他的不被人注意的报刊文章本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伯特兰·罗素论文选》这一大型丛书出版之后，它变得比较容易了。该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10卷（第1、2、3、4、6、7、8、9、12、13卷），其内容涵盖本卷涉及时段的绝大部分。在以下注释中，罗素缩写为“BR”，与他通信人的缩写如下：

BB | Bernhard（later，Bernard）Berenson
LC | Louis Couturat
GLD | Goldsworthy（‘Goldie’）Lowes Dickinson
LD | Lucy Donnelly
TSE | T．S．Eliot
GF | Gottlob Frege
PEJ | Philip E．Jourdain
EH | Élie Halévy
MLID | Margaret Llewelyn Davies
DHL | D．H．Lawrence
CM | Constance Malleson（Colette O'Neil）
OM | Ottoline Morrell
GM | Gilbert Murray
IP | Ivy Pretious
AR | Alys Russell（née Pearsall Smith）
DR | Dora Russell（née Black）
FR | Frank Russell
RR | Rollo Russell
KT | Katharine Tait（née Russell）
HT | Helen Thomas（after 1903，Helen Flexner）
ANW | Alfred North Whitehead
LW | Ludwig Wittgenstein

INTRODUCTION
p．xvii‘How on earth’：Virginia Woolf to Benedict Nicolson，24.8.40，quoted by James King in Virginia Woolf，p．579
p．xviii‘an art of human understanding’：Richard Holmes，in John Batchelor（ed．），The Art of Literary Biography，p．25

1．Ghosts
p．3‘I shall never lose’：BR to OM，21.8.18
p．3‘I imagine myself’：BR to KT，23.1.48
p．5‘bought and sold’：see The Letters of Junius，edited by John Cannon，Oxford，1978，p．71
p．5‘last doge of Whiggism’：quoted in Lord John Russell by A．Wyatt Tilby，p．143
p．6‘As long as’：The Life of William Lord Russell by Lord John Russell，Longman，1819，p．111
p．7‘had a certain anachronistic consistency’：mock obituary，first published in The Listener，12 Aug．1936 as‘The Last Survivor of a Dead Epoch’，reprinted in Unpopular Essays
p．7‘in all times’：Lord John Russell to his brother，the Duke of Bedford，13．10．1841，see Lady Russell：A Memoir，p．58
p．8‘I wish I could whip’：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A Political Life by Alan Ryan，p．7
p．8‘very fat＆ugly’：The Amberley Papers，ii，p．492
p．8 Charles James Fox had been very naughty：see letter from Lord John Russell to his son，Amberley，The Amberley Papers，ii，p．499
p．8‘I do not remember’，Frank Russell，My Life and Adventures，p．12
p．8 A strange prelude：based on the account given in Amberley's journal，The Amberley Papers，ii，pp．533-6
p．9‘We hesitated’：Kate Amberley to Helen Taylor，16．6．1872，quoted by Ann Robson in‘Bertrand Russell and his godless Parents’，Russell，7，autumn 1972，p．6
p．9‘very unhappy’：The Amberley Papers，ii，p．541
p．9‘strange＆unsteady of brain’：The Amberley Papers，ii，pp．551-2
p．10‘he also became’：Frank Russell，op．cit．，p．24
p．10 cited by William James：see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Volume Two，p．396：‘Mr Spalding's wonderful article on instinct shall supply us with the facts’，etc．
p．10‘Spaldy has got robins’：The Amberley Papers，ii，p．567
p．10‘I suppose that we did have lessons’：Frank Russell，op．cit．
p．11‘Frank must not stay at Ravenscroft’：The Amberley Papers，ii，p．554
p．11‘Apparently upon grounds of pure theory’：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p．17
p．11‘he has quite taken to me’：The Amberley Papers，ii，p．561
p．12‘Bertie made a nice little bow’：ibid．，p．565
p．12‘Bertrand，I think’：ibid．，p．562
p．12‘because he was chaste’：Autobiography，p．31
p．12 The records of the asylum：copy in Russell Archives
p．13‘blessed day’：Frank Russell，op．cit．，p．27
p．13‘We had just really settled down’：The Amberley Papers，ii，p．566
p．13‘You will know’：ibid．，p．569
p．14‘My dear Mama’：ibid．，p．571
p．14‘all incentive’：Frank Russell，op．cit．，p．28
p．14‘became more than ever’：ibid．
p．14‘continuing to live’：quoted in The Amberley Papers，ii，p．575
p．14‘utmost Victorian horror’：Autobiography，p．17
p．15‘I may sum up’：Frank Russell，op．cit．，p．10
p．15‘To come from the free air of Ravenscroft’：ibid．，p．33
p．15‘The first and immediate effect’：ibid．，p．34
p．16‘My Uncle Rollo’：ibid．，p．33
p．16‘There were many things’：ibid．，p．50
p．16‘Of my parents’：‘My Mental Development’，in 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p．3
p．17‘wove fantasies’：Autobiography，p．19
p．17‘she proceeded’：ibid．，p．31
p．17‘The most frequent’：Frank Russell，op．cit．，p．51
p．17‘The Russells never understood him’：Autobiography，p．26
p．17‘It was their intention’：Frank Russell，op．cit．，p．38
p．18‘Aunty，do limpets think？’：Autobiography，p．29
p．18‘that I could not say’：Frank Russell，op．cit．，p．41
p．18‘Heard old Lord Russell was dead’：quoted in A．Wyatt Tilby，op．cit．，p．257
p．18‘one of my first’：Queen Victoria to Lady Russell，30．5．1878，see Lady John Russell：A Memoir，pp．252-3
p．18‘Even as a child’：quoted in Autobiography，p．30
p．19‘I do not think’：Autobiography，p．20
p．19‘was never physically in love’：The Amberley Papers，i，pp．31-2
p．19‘Throughout the greater part’：Autobiography，pp．30-1
p．19‘So many things’：ibid．，p．38
p．20‘a great release’：Autobiography Volume III，p．35
p．20‘Each night’：Satan in the Suburbs（Penguin edition），p．13
p．20‘in his malignant mind’：ibid．，pp．55-6
p．21‘in a universal shriek’：ibid．，p．57
p．21‘You imagine’：ibid．，p．60
p．22‘She was persuaded’：ibid．，p．61
p．22‘You have offered me’：ibid．，p．62
p．22‘You think I'm defeated’：ibid．，p．64
p．23‘Self-Appreciation’：now 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1，pp．72-3
p．23‘unusually prone’：Autobiography，p．28
p．24‘Most of my vivid early memories’：ibid．
p．24‘contemptuous’：ibid．，p．33
p．24‘I used to go’：ibid．，p．34
p．24‘It was full of instruction’：Frank Russell，op．at．，p．58
p．24‘I owe to the Russells’：Autobiography，p．35
p．24‘a perfectly princely education’：George Santayana，Persons and Places，p．441
p．25 she wrote on the fly leaf：see Autobiography，p．22
p．25‘I had not imagined’：Autobiography，p．36
p．25‘did very well indeed’：Frank Russell，op．cit．，p．101
p．25‘Bertie successfully mastered’：ibid．
p．25‘I did the 12th prop．’：Frank Russell's diary，now in the Russell Archives，quoted in Nicholas Griffin，Russell's Idealist，Apprenticeship，p．10
p．25‘By God！’：quoted in Richard Peters，Hobbes，pp．20-1
p．26‘I hoped’：Portraits from Memory，p．20
p．26‘the first thing’：ibid．
p．26‘read…at once’：Russell's preface to the 1946 reprint of Clifford's Common Sense of the Exact Sciences，quoted by Griffin，op．cit．，p．
p．27‘more than a mathematician’：ibid．，quoted by Stefan Anderson in In Quest of Certainty：Bertrand Russell's search for certainty in religion and mathematics，p．79
p．27‘It is wrong always’：W．K．Clifford，‘The Ethics of Belief’，Contemporary Review，1877，reprinted in Lectures and Essays，quoted in Griffin，op．cit．，p．11
p．27‘it sometimes seems’：Lady Russell：A Memoir，p．268
p．28‘the whole of this mental life’：Autobiography，p．41
p．28‘shake the dust’：Frank Russell，op．cit．，p．107
p．28 According to Santayana：see George Santayana，op．cit．，pp．308-10
p．29‘Greek Exercises’：extracts from this were included by Russell in Chapter III（‘First Efforts’）of his book，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and in Chapter II（‘Adolescence’）of his Autobiography．The whole document is reproduced in Collected Papers 1，pp．3-21
p．29‘I have in consequence’：Collected Papers 1，p．5
p．29‘in finding reasons’：ibid．
p．30‘which law of nature’：ibid．，p．10
p．30‘likely to produce’：ibid．，p．9
p．30‘we have no certain evidence’：ibid．，p．12
p．30‘My doctrines’：ibid．，p．15
p．30‘it does give us’：ibid．，p．7
p．30‘I should like’：ibid．，p．15
p．30‘and I am left’：ibid．，p．11
p．30 reading an artic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bid．，p．5
p．31‘doubtful conversation’：Autobiography，p．39
p．31‘I was much ashamed’：ibid．
p．31‘I became morbid’：ibid．
p．31‘No mind’：Collected Papers 1，p．15
p．31‘It is very difficult’：ibid．
p．32‘I don't suppose’：ibid．，p．16
p．32‘by a feeling of contempt’：ibid．，p．17
p．32‘what is the soul？’：ibid．，pp．19-20
p．32‘in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ibid．，p．13
p．33‘emerged from the base materialism’：from‘A History of My Friendship with Fitz’，Collected Papers 1，pp．60-1
p．33‘the most beautiful poem’：Autobiography，p．40
p．33‘Here，I felt’：see‘The Importance of Shelley’，pp．11-16 of Fact and Fiction（quotation on p．12）．For a good discussion of Russell's admiration for Shelleysee‘The Romantic Russell and the Legacy of Shelley’，Russell，4（1），summer 1984，by Gladys Garner Leithauser
p．34‘accepting conventional beliefs’：Fact and Fiction，p．12
p．34‘how wonderful it would have been’：Autobiography，p．40
p．34‘shuddered’：Fact and Fiction，p．14
p．34 Russell composed a sonnet：see Collected Papers 1，p．58
p．34‘put into words’：from Russell's 1889 essay‘“The Language of a Nation is a Monument to which Every Forcible Individual in the Course of Ages has Contributed a Stone”’，see Collected Papers 1，pp．33-5
p．35‘in short’：from‘A History of My Friendship with Fitz’，op．cit．，p．60
p．35‘Having been lonely’：Autobiography，p．44
p．35‘the ideal of young womanhood’：‘A History of My Friendship with Fitz’，op．cit．，p．61
p．36‘an unmitigated bore’：Autobiography，p．43
p．36‘He was not that ideal friend’：from‘A Locked Diary’，Collected Papers 1，pp．41-67（quotation on p．45）
p．36‘played upon my gullibility’：ibid．，p．61
p．36‘was extremely angry’：Autobiography，p．44
p．36‘I came to hate him’：ibid．，p．45
p．36‘Poor Fitz！’：‘A Locked Diary’，Collected Papers 1，p．45
p．37‘The crust’：ibid．，p．49
p．37‘I fell in love’：Autobiography，p．76
p．38‘Those who taught me’：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at，pp．35-6
p．38‘hoped sooner or later’：ibid．，p．36
p．38‘went up to meet Uncle Rollo’：‘A Locked Diary’，Collected Papers 1，p．53
p．39‘sort of holiness’：ibid．，p．55
p．39‘I am convinced’：ibid．
p．39‘Alas！’：ibid．，p．56
p．40‘I doubt’：ibid．
p．40 another Shelleyesque sonnet：see Collected Papers 1，p．59
p．40‘What Spinoza call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38

2．Cambridge
p．42 Russell quoted these lines：‘A Locked Diary’，Collected Papers 1，p．59
p．42‘I find myself’：ibid．
p．42‘I read no poetry’：ibid．，p．57
p．42‘even Agnosticism’：ibid．，p．59
p．42‘could say things’：Autobiography，p．64
p．42‘happiness by brutification’：‘A Locked Diary’，op．cit．，p．59
p．42‘thousand times healthier’：ibid．
p．42‘is bad’：ibid．
p．43 according to Russell：see Autobiography，pp．56-7
p．43‘I recollect one occasion’：Frank Russell，op．cit．，p．96
p．43‘one of the wittiest’：Autobiography，p．60
p．44‘the proof，he admitted’：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38
p．44‘I am now’：Collected Papers 1，p．57
p．44‘my society’：ibid．，p．58
p．45‘two subjects’：BR to KT，6．12．46，quoted in Griffin，op，cit．，p．19
p．45‘the whole subject’：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38
p．46‘Though a wonderful mathematician’：Collected Papers 1，p．58
p．46‘This would prevent’：ibid．
p．46‘it never occurred’：from‘Some Cambridge Dons of the‘Nineties’，originally a BBC radio talk，includ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pp．58-63（quotation on p．58）
p．46‘extraordinarily perfect’：from‘Alfred North Whitehead’，a talk in the sameseries，Portraits from Memory，p．97
p．46‘a man of’：ibid．，p．94
p．46‘He was at all times’：ibid．，p．96
p．47‘It has existed’：Autobiography，p．68
p．47‘It was a principle’：ibid．，p．69
p．47‘I would pace’：ibid．
p．47‘I was liable’：Autobiography，p．63
p．47‘Politics and philosophy’：Virginia Woolf，Roger Fry，p．51，quoted in G．E．Moore and the Cambridge Apostles by Paul Levy，p．113
p．47‘Can We Be Statesmen？’：see Collected Papers 1，pp．78-82
p．48‘homosexual relations’：Autobiography，p．74
p．48‘Violets or Orange Blossom？’：see Paul Levy，op．cit．，p．103
p．48‘romantic idea’：ibid．，p．98
p．48‘We were still Victorian’：Autobiography，p．70
p．48‘To me，as to Goethe’：ibid．，p．76
p．48‘I found some sympathy’：Portraits from Memory，pp．86-7
p．48‘not quite what a style’：ibid．，p．89
p．48‘I wish to be’：ibid．，p．87
p．49‘＆by that time’：Joachim's letter is reproduced in full in‘Joachim's early advice to Russell on studying philosophy’ by Nicholas Griffin，Russell 7（2），winter 1987-8，pp．119-23．Griffin suggests，to my mind plausibly，that the most likely date for the letter is 23 September 1892．
p．49‘It is really delightful’：BR to RR，4.12.1892，quoted in Griffin，Russell's Idealist Apprenticeship，p．25
p．49‘a Wrangler is a Wrangler’：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37
p．49‘I a．m．O God’：Collected Papers 1，p．60．One possibility as to the cause of the guilt expressed in this diary entry is suggested by a passage on p．68 of Russell's Autobiography，in which he recalls：‘by my fourth year I had become gay and flippant．Having been reading pantheism，I announced to my friends that I was God．They placed candles on each side of me and proceeded to acts of mock worship．’ Though this recollection seems entirely free from guilt，it fits the description in his diary in at least some respects．One could，for example，see how this might have struck him，in retrospect，as an example of light-heartedness leading to sin（in this case，sacrilege）．On the other hand，if Russell is right in dating this incident to his fourth year（a date supported by his memory of reading pantheism - by which Spinoza is presumably meant），then it cannot be identified with the‘grievous sin’ of the diary，since that dates from his third year．In any case，it seems too trivial to have aroused the feelings expressed in the diary．
p．50‘the clarity and passion of his thinking’：from Russell's contribution to a symposium entitled‘The Influence and Thought of G．E．Moore’，The Listener，30 April 1959，pp．755-6
p．50‘beautiful and slim’：Autobiography，p．64
p．51‘When I had finished’：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38

3．The Corpse in the Cargo
p．52‘an exhilarating sense’：see Russell's essay（originally a BBC broadcast）on Ibsen，‘Revolt in the Abstract’（part of a series on‘Books that Influenced Me in Youth’，Fact and Fiction，pp．23-8（quotation on p．23）
p．52‘I felt then’：ibid．，p．24
p．52‘There are no general principles’：quoted in‘The Romance of Revolt’（a talk on Turgenev in the same series of‘Books that Influenced Me in Youth’），Fact and Fiction，p．21
p．53‘delightfully horrifying’：ibid．
p．53‘Through me forbidden voices’：Walt Whitman，‘song of Myself’（verse 24），Leaves of Grass（Norton Critical Edition），p．53
p．53‘career round the country’：Autobiography，p．74
p．54‘Without shame’：Whitman，op．cit．，p．102
p．54‘I never can’：Lady Russell to her sister，Lady Charlotte Portal，27．1．1887，see Lady Russell：A Memoir，p．269
p．54‘the modem attraction’：Lady Russell to Agatha，22．9．1893，ibid．，p．283
p．54‘candid foulness’：this and many other insults hurled at Ibsen's plays were gathered by William Archer in a famous satirical article called‘Ghosts and Gibberings’，Pall Mall Gazette，8 April 1891，in which he poked clever fun at the‘Ibsenoclasts’whose denunciations of Ibsen's immorality were dominating public discussion of his work．See Ibsen：The Critical Heritage，edited by Michael Egan，pp．209-14
p．54‘Life presents’：see Fact and Fiction，p．23
p．54‘preacher of bad morals’：ibid．，p．27
p．55‘like the unwinding’：see Ibsen by G．Wilson Knight，p．51
p．55‘We sail’：quoted in the Introduction by Peter White to the Penguin edition of Ghosts and Other Plays
p．55‘The Rosmers' view of life’：The Master Builder and Other Plays （Penguin edition），p．109
p．56‘the subtle doctrine’：see Remarkable Relations：The Story of the Pearsall Smith Family by Barbara Strachey，p．48
p．56‘written more grossly indecent things’：ibid．p．69．The phrase is Carey Thomas's，but the view，clearly，is Hannah's．
p．57‘judge and jury’：Hannah Smith to Mary，4-5.1895，quoted ibid．，p．165
p．57‘To suppose’：Collected Papers 1，p．62
p．57‘1 dreamt’：ibid．，pp．61-2
p．57‘Die Elie’：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1，pp．68-71
p．58‘bad customs’：ibid．，p．71
p．58‘are almost certain’：ibid．，p．69
p．58‘Unfolded Out of the Folds’：the poem comes from the‘Autumn Rivulets’section of Leaves of Grass （see p．391 of the Norton Critical Edition），quoted by Russell at the beginning of‘Die Elie’

p．58‘my little essay’：Collected Papers 1，p．62
p．59‘the greatest day’：ibid．
p．59‘We agreed’：ibid．
p．59‘What is the concrete and material content’：quoted by Paul Levy，op．cit p．106
p．59‘come to the conclusion’：BR to AR，16.9.1893
p．60‘I am confident’：Collected Papers 1，p．63
p．60‘I think if I were conscientious’：conversation reported by Russell，ibid．，p．64
p．60‘I wish’：ibid．
p．61‘the conventions’：ibid．
p．61 A day or two later：BR to AR，18.9.1893
p．61‘O to be yielded’：Whitman，op．cit．，p．106
p．61‘I am glad’：BR to AR，21.9.1893
p．62‘The talk was painful’：ibid．
p．62‘I told my people’：Autobiography，p．82
p．62‘She read it out’：ibid．
p．62‘the last and bitterest duty’：BR to AR，21.9.1893
p．63‘self-control’：AR to BR，5.10.1893
p．63‘We called him“Old Sidg”’：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38
p．64 essay he wrote in November 1893：‘Paper on Epistemology II’，Collected Papers 1，pp．124-30
p．64‘The question turns’：ibid．，p．127
p．64‘It would be no use’：BR to AR，29.10.1893
p．64‘I care far more’：AR to BR，8.11.1893
p．65‘divine sympathy’：BR to AR，17.12.1893
p．65‘Plague it’：AR to BR，18.12.1893
p．65‘This gave me’：Autobiography，p．82
p．66‘I never read anything so interesting’：AR to BR，20.12.1893
p．66‘I should think’：ibid．
p．66‘Every now＆then’：AR to BR，31.12.1893
p．66‘What can I say？’：BR to AR，1.1.1894
p．66‘The snow’：Autobiography，p．．82
p．67‘it being so much easier’：AR to BR，29.1.1894
p．67‘I too long’：BR to AR，21.1.1894
p．67‘All these absurdities’：BR to AR，10.1.1894
p．67‘I could hardly’：BR to AR，28.1.1894
p．68‘Ever since I first read Pollock's book’：BR to OM 11.12.11
p．68‘Spinoza is the noblest’：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552
p．68‘considered religion’：Sir Frederick Pollock，Spinoza：His Life and Philosophy，p．69，quoted by Kenneth Blackwell，The Spinozistic Ethics of Bertrand Russell，p．36
p．68‘which seems to me in every way’：BR to AR 4.2.1894
p．68‘Philosophy near akin to poetry’：quoted by Blackwell，op．cit．，p．31
p．69‘means only’：ibid．
p．69‘I do not think’：G．E．Moore，‘An Autobiography’，in The Philosophy of G．E．Moore，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p．14
p．70 Wittgenstein's rather unkind remark：see‘Memories of Wittgenstein’by F．R．Leavis in 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edited by Rush Rhees，p．51
p．71‘I do not believe’：AR to BR，25.2.1894
p．71‘the proneness’：AR to BR，25.2.1894
p-71‘I am afraid’：AR to BR，4.2.1894
p．72‘Dearest Granny’：BR to Lady Russell，11.3.1894
p．72‘I hear Mr Logan’：conversation reported by BR to AR，14.3.1894
p．73‘I shall only mind’：AR to BR，16.3.1894
p．73‘1 shd．have thought’：BR to AR，20.3.1894
p．73‘very painful and very fruitless’：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35
p．73‘icy reserve’：BR to AR，17.3.1894
p．73‘completely delightful’：The Amberlry Papers，i，p．28
p．74‘life of American art students’：Autobiography，p．83
p．74‘stiff inartistic aristocrats’：BR to AR，17.3.1894
p．74‘I remember’：Autobiography，p．83
p．74‘technically engaged’：BR to AR，8.4.1894
p．74‘She has completely adopted’：ibid．
p．75‘instinctively hated’：The Amberley Papers，i，p．144
p．75‘was a victim’：Autobiography，p．26
p．75‘I told her’：BR to AR，8.4.1894
p．75‘It is marked in pencil’：ibid．
p．76‘The old family doctor’：Autobiography，p．83
p．76‘There is even more truth’：BR to Maude Stanley，14.5.1894
p．77‘I am still working hard’：BR to AR，24.4.1894
p．77‘a heaven without all-absorbing emotional love’：BR to AR，28.1.1894
p．77‘Discuss the nature’：see‘Paper on Descartes II’，Collected Papers 1，pp．178-84
p．78‘One day’：BR to OM，28.9.11
p．78‘Whatever we think’：Collected Papers 1，p．179
p．78‘In Spinoza’：ibid．，p．181
p．78‘We mean to walk’：BR to AR，16.5.1894
p．79‘Moore＆I’：BR to AR，20.5.1894
p．79 recorded by Alan Wood：see Alan Wood，The Passionate Sceptic，pp．87-8
p．80‘utilise both my Triposes’：BR to AR，10.6.1894
p．80‘By emphasising’：Autobiography，p．84
p．80‘Alys and I’：ibid．
p．80‘A thick atmosphere’：ibid．
p．81‘We think a very great deal’：Lady Russell to BR，5.7.1894
p．81‘Dearest Auntie’：BR to Agatha Russell，6.7.1894
p．82‘I have now quite decided’：BR to Dr William Anderson，13.7.1894
p．82‘It was clear to me’：Autobiography，p．86
p．82‘have never ceased’：ibid．，p．85
p．82‘This night’：Collected Papers 1，pp．65-6，see also Autobiography，pp．84-5
p．83‘Perfect peace of mind’：BR to AR，17.8.1894
p．84‘the happiest morning’：BR to AR，24.8.1894
p．84‘All this misfortune’：BR to AR，17.8.1894
p．84‘Thank God’：BR to AR，18.8.1894
p．84‘It is deadly dull here’：BR to AR，20.8.1894
p．84‘the conversation here’：BR to AR，23.8.1894
p．84‘Well，Bertie’：BR to AR，26.8.1894
p．84‘mathematics and the sea’：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210
p．85‘We must’：BR to AR，27.8.1894
p．85‘I grow more and more’：ibid．
p．85‘Now that I know’：BR to AR，28.8.1894
p．85‘As soon as she is dead’：BR to AR，4.9.1894
p．85‘be the first step’：BR to AR，30.8.1894
p．86‘I have lost the power’：BR to AR，5.9.1894
p．86‘An exceptionally intelligent’：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vol．1，p．265
p．87‘had par excellence’：Rupert Crawshay-Williams，Russell Remembered，pp．31-2
p．87‘far and away the most spiritual’：BR to AR，7.10.1894
p．87‘because I feel’：ibid．
p．88‘A really happy marriage’：BR to AR，12.9.1894
p．88‘I hate this place’：BR to AR，20.9.1894
p．89‘It has given me’：BR to AR，1-2.10.1894
p．89‘Thee loves me’：BR to AR，18.9.1894
p．89‘I'm sure your former views’：BR to AR，4.10.1894
p．90‘It will be divine！’：BR to AR，11.10.1894
p．90‘For physiological reasons’：BR to AR，4.10.1894
p．90‘hardly ever recall’：BR to AR，26.10.1894
p．90‘I…sometimes dream’：BR to AR，23.10.1894
p．90‘Until we have had’：BR to AR，26.10.1894
p．91‘perpetually haunted’：from Russell's essay，‘Lövborg or Hedda’（Collected papers 1，pp．83-9，alluded to in his letter to Alys，26.10.1894
p．91‘Cleopatra or Maggie Tulliver’：see Collected Papers 1，pp．90-8
p．91‘What shall we do with our passions？’：ibid．，p．92
p．92‘in time our desires sicken’：ibid．，p．95
p．92‘is an unreasoning hatred’：ibid．，p．96
p．92‘my Grandmother was vexed’：BR to AR，4.10.1894
p．92‘I hate to think’：BR to AR，5.9.1894
p．92‘I hate Frenchmen’：BR to AR，30.10.1894
p．92‘It will grow better’：ibid．
p．92‘various instinctive impulses’：Collected Papers 1，p．95
p．93 letter to Sanger：dated 29.9.1894
p．93‘I shall be wildly eager’：BR to AR，3.11.1894
p．93‘It has been perfectly delightful’：BR to AR，4.11.1894
p．94‘delightful’：BR to AR，30.10.1894
p．94‘As to her falling in love with different people’：BR to AR，1.11.1894
p．94‘She is rejoicing’：BR to AR，5.11.1894
p．95‘She has produced her Nietzsche’：ibid．
p．95‘It is nice’：AR to BR，6.11.1894
p．95‘Thy letter last night’：BR to AR，6.11.1894
p．96‘He reflected’：ibid．
p．96‘I have been perfectly miserable’：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42
p．96‘Felt depressed’：ibid．
p．97‘she says she thinks’：BR to AR，11.11.1894
p．97‘I am quite unable’：BR to AR，12.11.1894
p．97‘She seems to be enjoying herself’：ibid．
p．97‘which I am very sorry for’：BR to AR，14.11.1894
p．97‘Why should I mind’：AR to BR，12.11.1894
p．97‘I didn't ask’：BR to AR，14.11.1894
p．98‘talking in the firelight’：ibid．
p．98‘Cried most of the morning’：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42
p．98‘I tore it right up’：AR to BR，14.11.1894
p．98‘I can't tell thee’：BR to AR，15.11.1894
p．99‘brimming over with sympathy’：quoted in Ronald W．Clark，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p．67
p．99‘making my peace’：Autobiography，p．87
p．99‘I love that marriage service’：AR to BR，1.11.1894
p．99‘frantically impatient’：BR to AR，26.11.1894
p．99‘Shall we take delight’：for an account of this paper，and of the meeting at which it was delivered，see Paul Levy，op．cit．，pp．144-6
p．99‘a conventional view’：quoted ibid．，p．144
p．99‘I spoke perfectly frankly’：BR to AR，9.12.1894
p．100 The service：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occasion，see Sheila Turcon，‘A Quaker wedding：the marriage of Bertrand Russell and Alys Pearsall Smith’，Russell，3 （2），winter 1983-4，pp．103-28
p．100‘lovely little sermonettes’：Hannah to Mary，13.12.1894，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45

4．The Whole and its Parts
p．101‘we found’：Autobiography，p．124
p．101‘a walk on the sea-shore’：Alys to Hannah，16.12.1894
p．101‘we have enough to amuse ourselves’：ibid．
p．101‘Now do write me’：Hannah to Alys，13.1.1895，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49
p．101‘I may tell thee’：Hannah to Alys，5.3.1895，quoted ibid．
p．101‘under the influence’：Autobiography，p．124
p．102‘was intellectually’：Autobiography，p．126
p．102‘Though I curse’：BR to AR，20.9.1894
p．102‘There is one respect’：BR to AR，10.10.1894
p．102‘I remember’：‘My Mental Development’，p．11．For a similar account，see Autobiography，p．125
p．103‘The issue was a public one’：Autobiography，p．125
p．103‘Bertie and Alys’：Mary to Hannah，25.3.1895，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50
p．103‘We call her’：letter dated 24.3.5895，quoted ibid．，p．151
p．103‘Poor Alys’：quoted ibid．
p．104‘This remains’：Autobiography，p．125
p．104‘The Logic of Geometry’：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pp．266-86
p．104‘somewhat foolish’：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39
p．105‘He says he and Ward’：BR to AR，9.10.1895
p．105‘The Master＆Examining Fellows’：Alys to Mary MacKall Gwinn，10.10.1895 （original letter in Bryn Mawr College Archives）
p．106‘social butterflies’：Autobiography，p．16
p．106‘not quite…’：ibid．，p．80
p．107‘when he was in London’：Strachey，op．cit，p．184．Strachey's account makes it clear that Russell's recollections of Robert's humiliations at Hannah's hands date from October 1895，and not，as one would think from reading his Autobiography，some later date．
p．107‘one of the wickedest’：Autobiography，p．148
p．107‘had an unbounded admiration’：ibid．
p．107‘stupidity and boringness’：Mary to Bernhard Berenson，13.8.1896，see Mary Berenson：A Self-Portrait from her Letters＆Diaries，p．67
p．107‘poor Oscar’：see Strachey，op．cit．，p．166
p．107‘Sometimes I tried’：Autobiography，p．149
p．108‘the advanced Liberal’：Collected Papers 1，p．314
p．108‘with all their ideals intact’：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65 edition），p．170
p．108‘friendliness to the working classes’：ibid．，p．171
p．108‘I took no great interest：Autobiography，p．130
p．108 review for Mind：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2，pp．35-43
p．108‘This criticism of Cantor’：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2，p．35
p．110‘reading Georg Cantor’：Autobiography，p．127
p．110‘We were confessing’：diary entry dated 17.4.1896，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52
p．110‘all reality is rational’：John McTaggart Ellis McTaggart，Studies in the Hegelian Dialectic，p．255
p．110‘the highest object’：ibid．，p．259
p．110‘All true philosophy’：ibid．
p．111‘On Some Difficulties’：see Collected Papers 2，pp．44-58．Russell appears to have written this paper for eventual publication in Mind，but abandoned both the paper and his plans to publish it after he became dissatisfied with the views it expressed．
p．111‘the difficulties’：ibid．，p．46
p．111‘Cantor's transfinite numbers’：ibid．，p．52
p．112‘I doubt’：BR to RR，20.11.1896
p．112‘very fond’：see Autobiograpy，p．132
p．112‘fell more or less in love’：see Selected Letters 1，p．148
p．113‘made a deep impression’：ibid．，p．136
p．113 gratuitous honesty：see Strachey，op．cit．，p．巧2
p．113‘contact with academic Americans’：Autobiography，p．133
p．114‘mainly of puns’：BR to AR，6.4.1897
p．114‘one major division’：see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11
p．114‘Hegel thought of the universe’：Portraits from Memory，p．21
p．114‘Why do we regard time’：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2，pp．91-7
p．114‘Because we're fools’：BR to AR，1.6.1897
p．115‘On a strictly monistic view’：Collected Papers 2，p．95
p．115‘Reality is one’：F．H．Bradley，Appearance and Reality （second edition），p．519，quoted by Russell，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56
p．115‘Seems，Madam？’：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pp．105-11
p．115‘for all purposes’：Russell to Moore，7.12.1897，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p．105
p．115‘Reality，as constructed’：Collected Papers 1，p．108
p．115‘since all experience’：ibid．，p．110
p．115‘Why not admit’：ibid．，p．111
p．116‘On the Idea of a Dialectic’：included under the heading‘Various Notes on Mathematical Philosophy’，Collected Papers 2，p．24．Also included by Russell in Chapter IV （'Excursion into Idealism'） of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p．43-4
p．116‘a method’：Collected Papers 2，p．24
p．116‘all types of formal，necessary，deductive reasoning’：Whitehead，Universal Algebra，Preface，p．vi
p．116‘An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Reasoning’：see Collected Papers 2，pp．155-242
p．117‘The Nature of Judgment’：reprinted in G．E．Moore：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Thomas Baldwin．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the article's importance，see Gilbert Ryle，'G．E．Moore's“The Nature of Judgment”，G．E．Moore：Essays in Retrospect，edited by Alice Ambrose and Morris Lazerowitz．For a more historically detailed account，see Chapter 7.2．‘Influences：Moore’，of Russell's Idealist Apprenticeship by Nicholas Griffin．
p．117‘My chief discovery’：Moore to Russell，11.9.1898，quoted in Griffin，op．cit．，p．300
p．117‘A proposition’：‘The Nature of Judgment’，in Baldwin，op．cit．，p．5
p．117‘The ultimate elements of everything’：Moore to Russell，op．cit．
p．117‘A thing becomes intelligible’：Baldwin，op．cit．，p．8
p．117‘I agree emphatically’：Russell to Moore，13.9.1898
p．118‘It was an intense excitement’：Autobiography，p．135
p．118‘rejoiced in the thought’：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p．61-2
p．118‘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Autobiography，p．135
p．118‘I found’：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61
p．118‘a reconstruction’：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p．2
p．118‘At an early age’：ibid．
p．118‘What he published’：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563
p．118‘That all sound philosophy’：The Philosophy Leibniz，p．8
p．119‘The only ground’：ibid．，p．14
p．119‘To outsiders’：Helen Thomas to Mildred Minturn，23.7.1897，quoted by Caroline Moorehead，Bertrand Russell，p．77
p．119‘I wish for fame’：Collected Papers 1，p．72
p．120‘I did not mind’：Autobiography，p．22
p．120‘had a jolly tote-a-tete’：BR to AR，28.9.1897
p．120‘more charming than ever’：BR to AR，27.9.1897
p．120‘Bertie was very affectionate’：Mary to Berenson，24.9.1897，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54
p．121‘Alys says she hates men’：Mary，diary 26.8.1898，quoted，ibid．，p．153．See also Mary Berenson：A Self-Portrait from her Letters＆Diaries，p．77，where，however，the same passage is given as an extract from：letter to Berenson of the same date．
p．121‘for，as we get older’：Mary to Berenson，13.7.1849，Mary Berenson：A Self-Portrait，p．83
p．121‘Poor Mother’：Mary to Berenson，9.8.1899，quoted in Strachey，op．cit．，p．155
p．121‘stayed out walking’：Mary to Berenson，15.8.1899，ibid．
p．122‘very fond’：Autobiography，p．136
p．122‘Mathematics could be quite true’：‘My Mental Development’，p．12
p．122‘The Mathematician's Nightmare’：see Nightmares of Eminent Persons （Penguin edition） pp．48-53
p．123‘the discovery’：BR to LC，18.7.1898
p．123 The Fundamental Ideas and Axioms：what survives of this is 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2，pp．261-305
p．123 a 27-page critical study：‘Des fondements de la géométrie：à propos d'un livre de M．Russell’，Revue de métaphysigue et de morale，7，1899，pp．251-79
p．124‘I feel very flattered’：BR to Moore，18.5.1899
p．124‘does not seem to realise’：BR to LC，9.5.1899，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2，p．391
p．124 that of G．E．Moore：see Mind，8，1899，PP．397-405
p．124‘One of my day-dreams’：Portraits from Memory，p．23
p．125‘I could read’：BR to LC，29.8.1899
p．125‘The Notion of Order’：see Collected Papers 3，PP．234-58
p．125‘caused me much anxiety’：Autobiography，p．136
p．126‘and if we finish’：BR to LC，16.1.00
p．126‘a stroke of great good luck’：quoted in Strachey，op．at．，p．123
p．126‘it is awful’：Mary to Berenson，14.12.1899，quoted ibid．，p．192
p．127‘Bertie is teaching them Euclid’：Mary to Berenson，17.7.00，see Mary Berenson：A Self-Portrait，p．91
p．127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this early （pre-Paris Congress） draft has been reproduced in Collected Papers 3，pp．9-180
p．127‘solves any of the philosophical difficulties’：Collected Papers 3，p．119
p．127‘is so important’：ibid．，p．38 （quoted in the Introduction，p．xxiii）
p．127‘a very important logical doctrine’：ibid．，p．39
p．128‘The number of finite numbers’：ibid．，p．123
p．129‘La logique’：Revue de mitéphysique et de morale，7，1899，pp．616-46
p．129‘I was impressed’：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65
p．129‘received great applause’：see Strachey，op．cit．，p．214．Alys's paper，‘L'Éducation des Femmes’was published，like Russell's，in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Bibliothèqu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c，Volume II，Paris，1903，pp．309-17
p．130‘died a gradual death’：BR to OM，29.4.11
p．130‘Her vivid life’：Whitehead，‘Autobiographical Notes’，The Philosophy of Alfred orth Whitehead，p．8
p．130‘By myself’：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as recorded by Lucien Price，p．9
p．130‘a life of utter loneliness’：BR to OM，undated，but probably July 1911
p．130‘persuaded that Peano’：BR to Moore，16.8.00
p．130‘an enormous success’：BR to LC，18.9.00
p．130‘Recent Italian Work’：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3，pp．350-62
p．130‘The theory of arithmetic’：ibid．，p．358
p．130‘although the work itself’：ibid．，p．352
p．131‘Recent Work on the Principle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thly，4，July 1901，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3，pp．363-79，and，as‘Mathematics and the Metaphysicians’，in Mysticism and Logic
p．131‘One of the chief triumphs’：Collected Papers 3，p．366
p．131‘All pure mathematics’：ibid．，p．367
p．131‘I know of no age’：ibid．，p．370
p．131‘What is now required’：ibid．，p．379
p．132‘The Logic of Relations’：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3，pp．310-49
p．132‘the highest point’：Autobiography，p．145
p．133‘I have been endeavouring’：BR to HT，31.12.00
p．133‘The honeymoon’：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73

5．The Religion of Sorrow
p．134‘becoming more and more an invalid’：Autobiography，pp．145-6
p．135‘For a time’：ibid．，p．146
p．135‘The moment of my first conversion’：BR to OM，probably July 1911
p．136‘Cursed be they’：from Gilbert Murray's translation of Hippolytus，see Euripides，translated by Gilbert Murray （1902 edition），p．24
p．136‘through all this earth’：ibid．，p．25
p．137‘The day before yesterday’：BR to AR，12.2.01
p．137‘almost overwhelming’：BR to GM，26.2.01
p．138‘that dark spell’：Murray，op．cit．，p．40
p．138‘Poor Alys’：Hannah to Mary，9.3.01，quoted in Strachey，op．cit．，p．215
p．138‘The routine’：see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ume Two，pp．208-11
p．140‘got back my usual feeling’：BR to AR，13.7.01
p．140‘I miss thee’：BR to AR，10.7.01
p．140‘Evelyn is more lovable’：BR to All，13.7.01
p．140‘My relations with the Whiteheads’：Autobiography，p．150
p．140‘He used to frighten Mrs Whitehead’：ibid．
p．141 Once，for example：see Victor Lowe，Alfred North Whitehead：The Man and His Work，Volume 1：1861-1910，p．248
p．143‘In this one point’：see Collected Papers 3，p．375．In 1917，when the article wa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Mysticism and Logic，Russell added a footnote to this sentence，saying．‘Cantor was not guilty of a fallacy on this point．Hisproof that there is no greatest number is valid．The solution of the puzzle is complicated and depends upon the theory of types，which is explained in Principia Mathematica，Vol．1．’

p．143‘It seemed unworthy’：Autobiography，p．147
p．143 he responded：see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75
p．143 What he felt about the Paradox：see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212
p．144‘Did I tell you’：BR to LC，23.3.02
p．144‘Dearest，thee does give me’：BR to AR，6.11.01
p．144‘I am haunted’：from Russell's Journal 1902-5，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12，pp．3-28，extract dated 2.12.02，p．14
p．145‘when we were living’：Autobiography，pp．147-8
p．146‘Two years ago’：Collected Papers 12，p．18
p．146‘The most unhappy’：Autobiography，pp．149-50
p．146‘Now，however，the opposite’：BR to GM，3.4.02
p．148‘terribly exhausted’：BR to AR，19.4.02
p．148‘suits me very well’：BR to AR，20.4.02
p．148‘the best night’：BR to AR，30.4.02
p．149‘my energy was ten times’：Russell，Journal，18.5.03，Collected Papers 12，p．22
p．150‘will not give me’：BR to AR，16.5.02
p．150‘I should like’：BR to AR，22.5.02
p．150‘You will wonder’：BR to LD，23.5.02
p．150‘We decorated the whole place’：Collected Papers 12，p．22
p．150‘I have been very well aware’：BR to AR，it．5．o2
p．151‘I was writing’：Collected Papers 12，p．22
p．151‘Thine most affectionately’：see BR to AR，24.5.02
p．151‘I do not believe’：BR to AR，6.6.02
p．151‘I was not too tired out’：BR to AR，9.6.02
p．152‘The worship of passion’：BR to HT，10.6.02
p．152‘full of plans’：BR to AR，12.6.02
p．153‘Do you know Frege’：BR to LC，25.6.02
p．154‘As I think about acts of integrity’：quoted in Griffin，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p．245
p．155‘I justified this attitude’：Autobiography，p．148
p．155‘the next day’：Collected Papers 12，pp．22-3
p．155‘My self-righteousness’：Autobiography，p．148
p．155‘Monotonous，melancholy，eternal’：Collected Papers 12，p．49
p．156‘A consciousness’：Beatrice Webb，op．cit．，p．252
p．156‘Bertrand Russell's nature’：ibid．，pp．252-3
p．156‘I am sorry’：BR to AR，24.6.02
p．156‘I was not really prepared’：from an account of her separation from Russell written by Alys in 1948，quoted in Strachey，op．cit．，p．219
p．157‘Altogether’：Beatrice to Sidney Webb，quoted in Griffin，op．cit．，p．248
p．157‘the only occupation’：Beatrice Webb，op．cit．，p．253
p．157‘I realised’：Collected Papers 12，p．23
p．157‘unreal，insincere，and sentimental’：Autobiography，p．151
p．158‘Our hearts’：Autobiography，p．151
p．158‘miserable the whole time’：Collected Papers 12， p．23
p．158‘Sometimes I did so’：Autobiography，p．151
p．158‘I see far below’：BR to HT，14.10.02
p．159‘The Study of Mathematics’：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Quarterly”，1，Nov．1907，reprinted in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as paper 6 in Collected Papers 12，pp．83-93
p．159‘the greatest achievement’：Collected Papers 12， p．88
p．159‘conquered for the intellect’：ibid．
p．159‘austerer virtues’：ibid．，p．93
p．159‘The contemplation’：ibid．，p．91
p．159‘Mathematics is a haven1’：BR to LD，18.2.06
p．159‘hurt me’：Russell，Journal，25 Nov．1902，Collected Papers 12， p．11
p．159‘Really it's magnificent’：Lytton Strachey to BR，23.10.07
p．160‘Truth’：Collected Papers 12， p．43
p．160‘With every accession’：ibid．
p．160‘Infinite is the sadness of wisdom’：ibid．，p．44
p．160‘One by one’：ibid．，p．45
p．160‘We are all born’：ibid．，p．40
p．160‘We must learn’：ibid．，p．41
p．161‘I returned’：ibid．，p．9
p．161‘making conversation’：ibid．，p．8
p．161‘I know it is my fault’：ibid．，p．11
p．161‘On Sunday’：ibid．
p．161‘Alys and I’：ibid．，p．17
p．162‘Last night’：ibid．，p．15
p．162‘What the complete solution’：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p．528
p．162‘What general value’：BR to GM，28.12.02
p．162‘The Free Man's Worship’：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Independent Review，1，Dec．1903，this essay was then included by Russell in his 1910 collection of Philosophical Essays，and the 1918 collecdcm Mysticism and Logic that replaced it．It is included in Collected Papers 12，to which my citations refer．Its many other reprints are catalogued over three pages of A Bibl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II，pp．8-10
p．162‘world which Science presents’：Collected Papers 12，p．66
p．163‘To abandon’：ibid．，p．71
p．163‘let us think’：ibid．，p．72
p．163‘all right’：Russell，Journal，27.1.03，Collected Papers 12，p．17
p．163‘gave her new interests’：BR to BB，28.2.03
p．163‘My work’：Collected Papers 12， p．17
p．163‘The river tonight’：ibid．，p．19
p．163‘I have been realising’：ibid．，p．20
p．164‘It may’：ibid．
p．164‘made the last possible sacrifice’：ibid．，p．21
p．164‘not adequately’：ibid．
p．164‘I have been’：BR to GM，23.3.03
p．164‘About the reading party’：Moore to BR，20.3.03
p．164‘has never forgiven’：Collected Papers 12， p．21
p．165‘Of course’：Moore to Desmond MacCarthy，25.3.03，quoted in Clark，op．cit．，p．120
p．165‘pseudo-intimate’：Collected Papers 12，p．22
p．165‘The power of writing’：ibid．
p．165‘Meinong's Theory’：reprinted in Essays in Analysis， edited by Douglas Lackey，pp．21-76，and Collected Papers 4， pp．431-74
p．165‘What is a proposition？’：see Gottlob Frege，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Correspondence，p．149
p．165‘I cannot bring myself’：BR to GF，12.12.02，ibid．，pp．150-1
p．166‘In all cases’：BR to GF，24.5.03，ibid．，p．159
p．166‘Mont Blanc’：GF to BR，13.11.04，ibid．，p．163
p．166‘I believe’：BR to GF，12.12.04，ibid．，p．169
p．167‘The unity of a complex’：see Lackey，op．cit．，p．28
p．167‘There is a comfort’：BR to HT，13.5.03
p．167‘Satan's joys’：BR to LD，13.4.03
p．168‘the bygone year’：Collected Papers 12，p．22
p．168‘the last chink’：ibid．，p．24
p．168‘It seems to me’：BR to HT，13.5.03
p．168 described it to Philip Jourdain：see Grattan-Guinness，op．cit．，p．78
p．168‘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ANW to BR，21.5.03
p．168‘unspeakable’：see Collected Papers 12，p．24
p．168‘Every morning’：Autobiography，p．151
p．168‘The last four months’：BR to LD，29.7.03
p．169‘She is still miserable’：Collected Papers 12， p．24
p．169‘It is ghastly’：BR to LD，29.7.03
p．169‘We are all wildly excited’：ibid．
p．169‘If I could get away’：Collected Papers 12， p．25
p．170‘I don't agree’：BR to EH，2.9.03
p．170‘minded them’：BR to GM，26.9.03
p．170‘cheerless’：quoted in Maria Forte，‘Lucy Martin Donnelly：a sojourn with the Russells’，Russell， 7 （1），summer 1987，p．54
p．170‘desperately unhappy’：ibid.，p．55
p．171‘He paced up ＆ down’：quoted ibid．，p．58
p．171‘feeling that the world is sneering’：ibid．，p．59
p．171‘The Tariff Controversy’：see Collected Papers ，2，pp．190-215
p．171‘Nothing but’：ibid．，p．215
p．172‘very clear and intellectual’：Logan Pearsall Smith to Mary Berenson，17.1.04，quoted ibid．，p．183
p．172‘My experience’：BR to GM，19.1.04

6．The Long Night
p．173‘The pleasure’：Autobiography， p．156
p．174‘getting very great good’：BR to AR，28.3.04
p．174‘This journal’：Collected Papers 12，p．25
p．174‘useful to people’：ibid．
p．174‘combined to scold’：note added by Russell to his letter to Lucy Donnelly，19.9.04
p．175‘Sometimes’：BR to LD，19.9.04
p．175‘Alfred's recent work’：BR to AR，11.4.04
p．176‘discussing whether’：BR to AR，9.4.04
p．176‘had a happy hour’：BR to AR，14.4.04
p．177‘I try very hard’：AR to BR，17.5.04
p．177‘aggressively dull’：Frances Partridg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p．177‘I am working hard’：BR to GLD，20.7.04
p．177‘I believe’：BR to LD，19.8.04
p．178‘Certainty and system’：BR to LD，19.9.04
p．178‘It is very agreeable’：ibid．
p．178‘Brittany is quite wondcrful’：BR to LD，3.10.04
p．178‘merely seeing people’：BR to LD，8.2.05
p．178‘a fat，good-natured’：ibid．
p．179‘The Bertrand Russells’：Beatrice Webb，op．cit．，p．324
p．179‘the first principles’：BR to LD，8.2.05
p．179‘In spite’：BR to EH，22.9.04
p．179‘I have got over’：Collected Papers 12，p．26
p．179‘I have learnt’：ibid．
p．179‘did not feel’：ibid．
p．180‘out of mere kindness’：ibid．，p．28
p．180‘I begin to see’：BR to IP，9.4.05
p．180‘I do not think I ought to come’：BR to IP，6.7.05
p．180‘I do not think the duty’：ibid．
p．181‘It is strangely difficult’：Collected Papers 12， p．27
p．181‘Going to a new place’：BR to IP，9.4.05
p．183 An interesting sidelight：see Douglas P．Lackey，‘Russell's Unknown Theory of Classes：The Substitutional System of 1906’，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14，1976，pp．69-78
p．183‘I cannot admit’：quoted in Lackey，op．cit．，p．71
p．183‘I am here’：BR to LD，3.8.05
p．183‘the sound’：Autobiography，p．58
p．184‘I was in church’：ibid．
p．184‘wonderfully better’：BR to MLID，12.8.05
p．184‘The loss of Theodore’：Crompton Llewelyn Davies to BR，31.10.05
p．184‘which admitted of no philosophy’：BR to LD，3.9.05
p．184 polemical attack：Pierre Boutroux，‘Sur la notion de correspondence dans l'analyse mathématique’，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c morale， 12，1904，pp．909-20
p．184‘On the Relation’：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4，pp．521-32
p．185‘confuses the act of discovery’：ibid．，p．532
p．185‘On Some Difficulties’：reprinted in Lackey （ed．），Essays in Analysis， pp．135-64
p．185‘On Substitution’：unpublished，but to be included in Volume 5 of Collected Papers
p．187‘On the Substitutional Theory’：published in Lackey，op．cit．，pp．165-89
p．187‘Logic is no longer barren’：see Science and Method，p．194，where，however，the phrase loses some of its power by being translated：‘Logistic is no longer barren，it engenders antinomies．’The more elegant translation quoted here is Russell's （see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76）．
p．187 Russell presented to the Moral Sciences Club：the paper was published as‘On the Nature of Truth’，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7，1906-7，pp．28-49．The first two parts were then reprinted by Russell as‘The Monistic Theory of Truth’in Philosophical Essays． The‘multiple relation theory of judgment’was first discussed，tentatively，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and then put forward，much less tentatively，in‘On the Nature of Truth and Falsehood’，a paper that Russel！ included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to replace Part III of‘On the Nature of Truth’．
p．189‘Mathematical Logic 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ypes’：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30，May 1908，pp．222-62．Reprinted in Logic and Knowledge，pp．57-102．The debate with Poincaré continued when Poincaré responded to this article in‘La Logique de l’infini’，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7，1909，pp．461-82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The Logic of Infinity’，in Henri Poincaré，Mathematics and Science：Last Essays， pp．45-64）．Russell responded to this，in turn，with‘La Theorie des Types Logiques’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18，1910，pp．263-301，the English version of which forms the final statement of the Theory of Types，as published in Prtncipia Mathematica （Introduction，Chapter II，‘The Theory of Logical Types’）．
p．189‘I think women's suffrage important’：BR to MLID，4.6.06
p．189‘It is horribly annoying’：BR to MLID，1.5.07
p．190‘What a sporting cove’：George Trevelyan to BR，23.5.07
p．190‘That Mr Bertrand Russell’：Sylvia Pankhurst，The Suffiagette，quoted in Griffin （e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I，p．313
p．190‘the bigotry’：BR to HT，27.10.09
p．190‘I am back at work’：BR to HT，9.6.07
p．190‘working like a black’：BR to IP，30.9.07
p．191‘Hardly a page’：from a review Russell wrote of J．M．Keynes，Treatise on Probability in The Mathematical Gazette，11，July 1922，p．124 （footnote），quoted in Clark，op．cit．，p．134
p．191‘Every time’：Autobiography， p．152
p．191 long critique of William James's theory of truth：first published as Transatlantic “Truth”’，The Albany Review’ 2，January 1908，pp．393-410．Reprinted as‘William James's Conception of Truth’in Philosophical Essays．
p．191‘Our account of truth’：William James，Pragmatism， p．218，quoted by Russell，Philosophical Essays， p．118
p．191‘The attempt’：Philosophical Essays， p．129
p．191‘to my way of thinking’：BR to HT，4.10.07
p．192‘I often wondered’：Autobiography，p．152
p．192‘Now my blissful hope’：Alys，29.6.07，quoted in Strachey，op．cit.，p．222
p．192‘I have no time’：BR to IP，25.5.08
p．192‘My dying words’：William James to BR，4.10.08
p．192‘I would much rather’：BR to Philip Jourdain，20.10.08，see I．Grattan-Guinness，Dear Russell-Dear Jourdain， p．112
p．193‘Your kind letter’：BR to IP，12.8.08
p．193‘You have a special place’：BR to IP，15.10.08
p．193‘I used to know’：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86
p．194‘I imagine’：BR to HT，27.10.09
p．194‘We thus’：Autobiography，p．152
p．195‘A crisis is upon us’：BR to HT，13.12.09
p．195‘had broken some pledges’：Autobiography，p．202
p．195‘Conventionality’：quoted in Miranda Seymour，Ottoline Morrell：Life on the Grand Scale，p．74
p．196‘Bertrand Russell is most fascinating’：see 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p．183
p．196‘I remember a day’：BR to OM，March 1911
p．196‘Things are no better’：Alys，journal entry，8.9.09，quoted in Strachey，op．cit．，p．223
p．196‘It would be very delightful’：Ottoline，p．184
p．197‘At some places’：ibid．，p．192
p．197‘I discovered’：Autobiography，p．204
p．197 Russell addressed the Bedford Liberal Association：the address is 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12， pp．294-303 p．198‘I feel，I must confess’：F．H．Bradley to BR，11.4.10
p．198‘I am really glad’：F．H．Bradley to BR，20.4.10
p．199‘Some Explanations in Reply to Mr Bradley’：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6，pp．349-58
p．199‘Reply to Mr Russell's Explanations’：reprinted ibid．，pp．394-7
p．199‘I enjoy living in College’：BR to HT，15.11.10

7．Reawakened Visions
p．200 series of three lectures：all three arc included in Collected Papers 6，as，respectively，papers 2，3，and 14
p．200‘has resolved’：Collected Papers 6，p．40
p．200‘You will note’：ibid．p．135
p．201‘living in a dream’：Autobiography，p．204
p．201‘it was hard’：BR to OM，2.7.11
p．201‘My heart is so full’：BR to OM，21.3.11
p．202‘utterly unprepared’：Ottoline at Garsington：Memoirs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 1915-1918，Appendix，p．267
p．202‘I feel myself’：BR to OM，21.3.11
p．202‘I fear’：ibid．
p．202‘Dearest Alys’：BR to AR，22.3.11
p．203‘All my life’：BR to OM，22.3.11
p．203‘sordid atmosphere’：BR to OM，23.3.11
p．204‘How could I’：Ottoline at Garsingtoriy p．269
p．204‘Nothing can stop’：quoted in Seymour，op．cit．，p．111
p．204‘I don't know quite why’：BR to OM，25.3.11
p．205‘They are my best friends’：ibid．
p．205‘what you object to’：OM to BR，25.3.11，quoted in Seymour，op．cit．，p．111
p．205‘You make me’：OM to BR，26.3.11，ibid．，p．112
p．205‘I feel’：BR to OM，28.3.11
p．206‘How could you suppose’：BR to OM，28.3.11
p．206‘I have always felt’：Ottoline at Garsington， p．269
p．207‘You are right’：BR to OM，29.3.11
p．207‘I had another interview’：Ottoline at Garsington， p．269
p．207‘even before’：Seymour，op．cit．，p．114
p．207‘allowed him’：ibid．
p．207‘Dearest’：BR to OM，30.3.11
p．207‘if you continue’：BR to OM，28.3.11
p．207‘Our love’：BR to OM，30.3.11
p．208‘life is so full of prisons’：BR to OM，1.4.11
p．208‘Alys has agreed’：ibid．
p．208‘Alys has been speaking’：BR to OM，2.4.11
p．208‘revives the worship of beauty’：BR to OM，3.4.11
p．208‘we do seem’：ibid．
p．209‘I know you don't feel quite as I do’：BR to OM，6.4.11
p．209‘I wish very much’：ibid．
p．210‘My whole being’：BR to OM，4.4.11
p．210‘I think the things she fears’：BR to OM，8.4.11
p．211‘Do you want to go？’：see Ottoline at Garsington， pp．267-8
p．211‘I shall see the Whiteheads’：BR to OM，8.4.11
p．211‘Tell me everything’：BR to OM，8.4.11
p．212‘In moments of depression’：BR to OM，13.4.11
p．212‘I do long for you to come’：OM to BR，9-10.4.11，quoted in Seymour，op．cit” p．125
p．212‘You must manage’：BR to OM，12.4.11
p．213‘When the dentist told me’：Autobiography，p．204
p．213‘I then rode away’：ibid．
p．213‘it is too near’：BR to OM，16.4.11
p．213‘He assumed at once’：Ottoline at Garsington，pp．272-3
p．214‘I felt uplifted’：ibid．
p．214‘but I can't’：BR to OM，21.4.11
p．214‘I go about’：BR to OM，22.4.11
p．214‘This place’：ibid．
p．214‘I rather resent’：ibid．
p．215‘You will see’：ibid．
p．215‘a set of disjointed reflections’：BR to OM，26.4.11
p．215‘What is the true essence’：Collected Papers 12，pp．53-4
p．216‘This is a relief’：BR to OM，26.4.11
p．216‘Parting grows harder’：BR to OM，29.4.11
p．216‘a perfectly cold intellect’：ibid．
p．217‘I have tried’：BR to OM，10.5.11
p．217‘It was rather queer’：BR to OM，2.5.11
p．217‘Darling，don't worry’：ibid．
p．218‘I feel possessed’：Henry Lamb to OM，3.5.11，quoted in Seymour，op．cit．，p．129
p．218‘that incredible little room’：Henry Lamb to OM，16.5.11，ibid．，p．130
p．218‘I have the most absolute restful confidence’：BR to OM，13.5.11
p．218‘I doubt if this quality’：ibid．
p．218‘I don't want to’：BR to OM，16.5.11
p．219‘I want to get free’：BR to OM，19.5.11
p．219‘After nearly two hours’：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13
p．220‘wild and miserable’：BR to OM，21.5.11
p．220‘Please forgive me’：Logan Pearsall Smith to OM，24.5.11，quoted in Seymour，op．cit．，p．134
p．220‘though violent and vindictive’：Ottoline at Garsington， p．264
p．220‘I feel quite sure’：BR to OM，24.5.11
p．220‘His life was of a piece’：ibid．
p．221‘I find I should be rather sorry’：BR to OM，26.5.11
p．222‘but that had no attractions’：BR to OM，25.5.11
p．222‘I fear I should come to hate Alys’：BR to OM，27.5.11
p．222‘But I was wrong’：ibid．
p．222‘We decided’：Ottoline at Garsittgton，p．276
p．222‘I gather it is quite all right’：BR to OM，28.5.11
p．223‘whenever I am not on the watch’：BR to OM，29.5.11
p．223‘We are telling our friends’：Alys to Mary，4.6.11 see Ottoline at Garsington，pp．288-9
p．223‘in a very good mood’：BR to OM，6.6.11
p．223‘I shall always love him’：Alys to Mary，14.6.11，Ottoline at Garsmgton， pp．289-90
p．223‘There was something’：Ottoline at Garsington，p．265
p．224‘a false impression’：BR to OM，12.6.11
p．224‘It is funny’：BR to OM，14.6.11
p．224‘Apparently’：BR to OM，21.6.11
p．224‘I am feeling again’：BR to OM，16.7.11
p．225‘As I have to’：BR to OM，26.6.11
p．225‘I will associate you with my work’：BR to OM，June 1911
p．225‘Darling，I do long for it too’：OM to BR，5.7.11，quoted in Seymour，op．cit．，p．145
p．225‘affection and love’：quoted in Griffin，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p．383
p．226‘by a hypothetical jealousy’：BR to OM，16.7.11
p．227‘talked of life’：Ottoline at Garsington，p．278
p．227‘a journey’：ibid．，p．279
p．227‘It was exhausting’：ibid．，p．278
p．227‘Her feelings’：from Russell's‘Private Memoir’，written in the 1950s‘to explain why my relations with women that I have been fond of were until the last unsatisfactory’

p．227‘The world's a prison’：BR to OM，July 1911
p．228‘Prisons’：what survives of this aborted work is 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12，pp．97-109
p．228‘it might’：BR to OM，30.7.11
p．228‘like Napoleon’：ibid．
p．228‘The man’：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aperback edition），p．91
p．228‘private world’：ibid．，p．92
p．228‘Personal and private things’：ibid．，p．93
p．229‘the mind ．．．is rendered great’：ibid．，p．94
p．230‘In the summer’：BR to OM，12.2.12
p．230‘One must have’：BR to OM，14.2.12
p．230‘rather too kept down’：OM to BR，5.3.12
p．230‘the dullness’：quoted in BR to OM，15.4.12
p．230‘the emotions spoken of’：sec BR to OM，18.10.11
p．230‘Individuality is so precious’： OM to BR，5.3.11
p．230‘Self in all its forms’：Collected Papers 12，p．103
p．230‘The essence of religion’：ibid．，p．105
p．230‘feeling the individual’：ibid．，pp．108-9
p．230‘besides the earthly love’：ibid．，p．107
p．231‘learn what is best’：OM to BR，5.3.12

8．Hard Dry Reasoning
p．232‘I have the energy’：BR to OM，16.9.11
p．233‘Owing to Bergson’：ibid．
p．233‘I remember’：BR to OM，7.3.12
p．233‘My imagination’：BR to OM，16.9.11
p．233‘I work in the morning’：BR to OM，19.9.11
p．233‘been very full’：BR to OM，20.9.11
p．234‘I do feel myself’：BR to OM，20.9.11
p．234‘On the Relations’：reprinted in Logic and Knowledge and Collected Papers 6
p．234‘unchangeable，rigid，exact’：see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p．57
p．235‘if he [Bergson] fails’：Collected Papers 6，p．328
p．236‘Often，I can hardly know’：BR to OM，6.12.11
p．236‘You with your God’：BR to OM，21.9.11
p．236‘I am very very much interested’：BR to OM，16.10.11
p．237‘an unknown German’：BR to OM，18.10.11
p．237‘My German friend’：BR to OM，19.10.11
p．237‘every moment’：BR to OM，25.10.11
p．237‘I enjoyed making it pretty’：Ottoline at Garsington， p．279
p．238‘is giving lectures’：BR to LD，28.10.11
p．238‘I didn't find out anything’：BR to OM，29.10.11
p．238‘completely materialistic’：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6，p．319
p．238‘Bergson，who was present’：BR to Ralph Barton Perry，1.11.11
p．239‘very argumentative’：BR to OM，1.11.11
p．239‘a fool’：BR to OM，2.11.11
p．239‘so much pleasanter’：ibid．
p．239‘It seems to me’：BR to OM，4.11.11
p．239‘It is very unlikely’：ibid．
p．239‘I long to have long talks’：BR to OM，5.11.11
p．239‘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BR to OM，12.11.11
p．239‘Young men’：ibid．
p．241‘he asked me today’：BR to OM，27.11.11
p．241‘literary，very musical’：BR to OM，29.11.11
p．241‘clear up my own ideas’：BR to OM，13.12.11
p．242‘amazing；eyes’：see 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97
p．243‘I don't know’：quoted in Seymour，op．cit．，p．154
p．243‘I have upon me’：BR to OM，27.12.11
p．243‘It is difficult’：ibid．
p．243‘it is far better’：BR to OM，28.12.11
p．244‘I see that’：BR to OM，31.12.11
p．244‘You don't know’：BR to OM，30.12.11
p．244‘There is of course’：BR to OM，30.12.11
p．244‘All that religion’：BR to OM，1.1.12
p．245‘And one can make’：BR to OM，9.1.12
p．245‘I believe any passion’：ibid．
p．245‘This year’：BR to OM，24.1.12
p．246‘fettered’：BR to OM，11.2.12
p．246‘I feel the courageous course’：ibid．
p．246‘I should be afraid’：ibid．
p．246‘I have always tended’：BR to OM，18.2.12
p．246‘It has a kind of stoic nobility’：GLD to BR，quoted in BR to OM，1.2.12
p．247‘dry intellectual mood’：BR to OM，23.2.12
p．247‘When you are gone’：BR to OM，27.2.12
p．247‘I think his philosophy’：BR to OM，4.3.12
p．247‘The whole world’：BR to OM，11.3.12
p．247‘Bergson's mystical philosophy’：Wood，op．cit．，p．89
p．248‘Writing on Bergson’：BR to OM，8.3.12
p．248‘I began to talk’：ibid．
p．248‘an old gentleman’：BR to OM，9.3.12
p．248‘I am so glad’：see 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p．220
p．249‘the abstract intellectual life’：ibid．，p．221
p．249‘I found myself’：ibid．，p．222
p．249‘About life and philosophy’：BR to OM，13.3.12
p．250‘Oh’：OM to Lytton Strachey，quoted in Seymour，op．cit．，p．161
p．250‘the most perfect’：BR to OM，17.3.12
p．250‘very good’：BR to OM，23.1.12
p．250‘a small proportion’：BR to OM，15.3.12
p．251‘terribly persistent’：BR to OM，2.3.12
p．251‘is that of an artist’：BR to OM，16.3.12
p．251‘a close equal passionate discussion’：BR to OM，18.3.12
p．251‘It was a mild event’：BR to OM，12.3.12
p．251‘spoke with intense feeling’：BR to OM，18.3.12
p．252‘In discussion’：ibid．
p．252‘something solid’：BR to OM，15.3.12
p．252‘people who like philosophy’：BR to OM，18.3.12

9．Perplexities
p．254‘I won't count on you’：BR to OM，18.3.12
p．254‘I never saw anything more beautiful’：BR to OM，21.3.12
p．254‘Therc were several bouts’：ibid．
p．254‘I love being alone’：ibid．
p．255‘Ever since the letter you wrote’：BR to OM，30.5.12
p．255‘nothing but rocks’：BR to OM，22.3.12
p．256‘I doubt if even you’：BR to OM，23.3.12
p．256‘I remember when’：ibid．
p．256‘a drunken homosexual spy’：from Russell's‘Private Memoir’

p．256‘Of all the characters I ever read about in fiction’：BR to OM，24.3.12
p．256‘The side of you’：BR to OM，22.3.12
p．256‘But I was in a fit of madness’：BR to OM，24.3.12
p．256‘dry ＆hard’：ibid．
p．257‘I think it was the toothache’：OM to BR，24.3.12，quoted in Seymour，op．cit．，p．162
p．257‘When physical pain’：BR to OM，26.3.12
p．257‘Indeed passion is of God’：BR to OM，2.4.12
p．258‘I thought a great deal’：BR to OM，7.4.12
p．258‘Dramatic and Utilitarian Ethics’：included as paper 36 in Collected Papers 12，pp．378-83
p．258‘the average man’：ibid．，p．382
p．258‘having little to do’：see Collected Papers 6，p．378
p．259‘is not a kindly sentiment’：ibid．，p．383
p．259‘I thought he would have smashed’：BR to OM，23.4.12
p．260‘trivial problem’：ibid．
p．260‘I might invent’：BR to OM，24.4.12
p．260‘go back’：BR to OM，11.5.12
p．260‘Dearest，don't think’：ibid．
p．260‘a religion only for the victims’：BR to OM，30.4.12
p．261‘Quite impersonally and impartially’：ibid．
p．261‘Seeing that you’：BR to OM，24.4.12
p．262‘remember simple moral truths’：BR to OM，11.5.12
p．262‘I have put into the world’：BR to OM，30.4.12
p．262‘There is nothing to compare’：BR to OM，24.5.12
p．262‘On Matter’：Collected Papers 6，pp．77-95
p．263‘It will shock people’：BR to OM，29.4.12
p．263‘In what follows’：Collected Papers 6，p．80
p．263‘but only’：BR to OM，26.5.12
p．263‘it is quite useless’：BR to OM，14.5.12
p．264‘all spiritual things’：BR to OM，17.5.12
p．264‘one could put in’：BR to OM，20.5.12
p．264‘and do it better’：BR to OM，1.6.12
p．264‘thinking of doing philosophy’：BR to OM，27.5.12
p．264‘I told him’：ibid．
p．264‘What shall it profit a man’：BR to OM，29.5.12
p．265‘Yesterday Wittgenstein began on Dickens’：BR to OM，1.6.12
p．265‘for some time past’：Ottoline at Garsington，p．280
p．265‘I want to lay down’：BR to OM，30.5.12
p．265‘If I could face life’：ibid．
p．266‘I should not avoid sexual crime’：ibid．
p．266‘Oh Bertie’：OM to BR，31.5.12，quoted in Seymour，op．cit．，p．162
p．266‘This is not a decision’：BR to OM，1.6.12
p．266‘at Lausanne’：ibid．
p．266‘soon grew gender’：Ottoline at Garsittgton，p．280
p．266‘an enchanting day’：ibid．
p．266 The Perplexities of John Forstice： published as paper 9 in Collected Papers 12，pp．123-54
p．267‘a single-minded enthusiast’：Collected Papers 12，p．128
p．267‘Do you know’：ibid．，p．133
p．267‘all his abstract interests’：ibid．，p．134
p．268‘Mathematics gives most joy’：ibid．，p．136
p．268‘The artists and madmen’：ibid．，p．141
p．269‘We common people’：ibid．，p．143
p．270‘There is’：ibid．，p．148
p．270‘I wish you to tell her’：ibid．，p．147
p．271‘The final parting’：ibid．
p．271‘As he walked away’：ibid．，p．151

10．The Shattered Wave
p．272‘entirely ceased’：BR to OM，10.7.12
p．272‘We expect’：from Hermine Wittgenstein's memoir，‘My Brother Ludwig’，see 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 p．2
p．273‘In a Cambridge garden’：G．L．Dickinson，‘A Personal Impression of Tagore’，The New Leader，23 Feb．1923，pp．11 -12
p．273‘the mood’：BR to OM，14.7.12
p．272‘It seems to me’：GLD to BR，21.7.12
p．274‘The impulse to technical work’：BR to OM，24.7.12
p．274‘In an way’：ibid．
p．275‘obviously an intellectual man's conception’：quoted in BR to OM，3.8.12
p．275‘ought to be less shadowy’：BR to OM，14.8.12
p．275‘quite enough mere discussion’：quoted in BR to OM，8.9.12
p．275‘What I should like to do’：ibid．
p．275‘Wars and pestilences’：BR to OM，26.8.12
p．275‘an Ecclesiastes pessimist’：BR to OM，3.9.12
p．276‘No，this is all too farcical’：ibid．
p．276‘When I am unhappy’：BR to OM，15.10.12
p．276‘Bertie came down on Sunday’：Ottoline at Garsington，pp．280-1
p．276‘He is so lonely’：ibid．
p．277‘He expects me’：ibid．
p．277‘wild bohemian artistic side’：quoted in Seymour，op．cit．，p．173
p．277‘At night’：see 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32
p．278‘that wretch Bertie’：quoted in Seymour，op．cit．
p．278‘the time at Chum’：BR to OM，4.5.13
p．279‘These are the actual sons of God’：LW to BR，16.8.12
p．279‘how glorious’：BR to OM，21.8.12
p．279‘I find it excites me’：BR to OM，21.8.12
p．279‘now getting old’：BR to OM，21.8.12 （a later letter）
p．279‘an odd sense of treachery’：ibid．
p．279‘We talk about music’：BR to OM，4.9.12
p．280‘sage advice’：BR to OM，5.9.12
p．280‘Here is Wittgenstein’：BR to OM，11.10.12
p．280‘He was so unhappy’：BR to OM，13.10.12
p．280‘yet when you live’：Rabindranath Tagore to BR，13.10.12
p．281‘I regret I cannot agree’：BR to N．Chatterji，26.4.67
p．281‘What is Logic？’：Collected Papers 6，paper 4，pp．54-6
p．281‘which I think’：BR to OM，13.10.12
p．281‘the subject’：BR to OM，14.10.12
p．281‘the study’：Collected Papers 6，p．55
p．281‘A form is something’：ibid．，p．56
p．281‘I don't know yet quite’：BR to OM，15.10.12
p．282‘sense of failure’：BR to OM，15.10.12 （later letter）
p．282‘the problem’：BR to OM，16.10.12
p．282‘I don't know’：BR to OM，25.10.12
p．282‘not only of those’：Collected Papers 6，p．94
p．282‘No one except Wittgenstein’：BR to OM，26.10.12
p．282‘start philosophers’：ibid．
p．282‘I feel that I really have’：BR to OM，29.10.12
p．283‘But there are’：BR to OM，30.10.12
p．283‘a vast＆very difficult subject’：BR to OM，8.11.12
p．283‘a fine big canvas’：BR to OM，17.11.12
p．283‘When I have read enough’：ibid．
p．284‘One has time’：BR to OM，16.12.12
p．284‘extraordinarily strong’：BR to OM，29.12.12
p．284‘feeling himself’：BR to OM，31.10.12
p．284‘Are you thinking’：Autobiography Volume II， p．99
p．284‘He strains his mind’：BR to OM，3.11.12
p．284‘a bleating lambkin’：BR to OM，9.11.12
p．284‘suddenly stood still’：ibid．
p．285‘The poor man’：Lytton Strachey to Sydney Saxon Turner，16.11.12
p．286‘about our Theory of Symbolism’：LW to BR，26.12.12
p．286‘Every theory of types’：LW to BR，January 1912
p．286‘greater school’：BR to OM，25.12.12
p．287‘partly the cause’：ibid．
p．287‘and where I tried’：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34
p．287‘It is rather appalling’：BR to OM，14.1.13
p．288‘I would give my right hand’：Ottoline at Garsington，p．282
p．288‘Anyone who reads this warning’：ibid．
p．288‘Bertie says’：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36
p．288‘He is，I am sure’：Ottoline at Garsington，p．282
p．289‘I want very much’：BR to OM，23.2.13
p．289‘So far as I know’：BR to Ralph Perry，4.2.13
p．290 preliminary attempts：see‘Nine Short Manuscripts on Matter’，written in 1912-13 and included as paper 11 in Collected Papers 6，pp．96-111．The phrase‘logically late’occurs on p．109．
p．290 reviewed William James：the review is 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6， pp．298-304
p．291‘He raged and stormed’：BR to OM，6.3.13
p．292‘tried in vain’：BR to GLD，13.2.13
p．292‘I feel’：ibid．
p．292‘Are you finding’：ibid．
p．293‘Science as an Element in Culture’：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ew Statesman in May 1913，reprinted as‘The Place of Science in a Liberal Education’in Mysticism and Logic，and in Collected Papers 12， pp．387-97
p．293‘Science comes nearer’：from a passage included in the original paper but cut from the subsequent reprints，presumably because it is repeated at the end of Russell's later paper，‘Mysticism and Logic’（where，however，it is scientific philosophy that is said to come‘nearer to objectivity than any other pursuit’）．See Collected Papers 12， p．546．
p．293‘The kernel’：see Collected Papers 12，pp．395-6
p．293‘much better’：BR to OM，17.4.13
p．294‘When there are’：BR to OM，24.4.13
p．294‘Dearest I do hope’：BR to OM，7.5.13
p．294‘The excitement’：BR to OM，26.4.13
p．294‘been bubbling over’：BR to OM，4.5.13
p．295‘with all solemnity’：BR to OM，2.5.13
p．296‘Then I shall come’：BR to OM； 8.5.13
p．296‘with a refutation’：BR to OM，21.5.13
p．296‘logical objects’：see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paperback edition），p．97
p．296‘In the present’：ibid．，p．99
p．296‘it is clear’：ibid．，pp．98-9
p．296‘it is impossible’：ibid．，p．46
p．297‘we were both cross’：BR to OM，27.5.13
p．300‘I can now’：LW to BR，probably around 16.5.13
p．300‘The proper theory’：see Wittgenstein，Notebooks 1914-1916，p．103，and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5.5422
p．300‘who is not yet stale’：LW to G．E．Moore，19.11.13
p．301‘He taught his patients’：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37
p．301‘Do you remember’：BR to OM，4.3.16
p．302‘I feel you find me’：BR to OM，20.6.13
p．302‘two opposite’：ibid．
p．302‘Without you’：BR to OM，21.6.13
p．302‘This can only be’：BR to OM，27.6.13
p．303‘My Aunt Agatha’：BR to OM，27.6.13 （later letter）
p．303‘It seems to me’：BR to OM，28.6.13
p．304‘absurd’to talk：OM to BR 28.6.13．See Seymour，op．cit．，p．181
p．304‘I can't make’：BR to OM，30.6.13

11．The External World and the Central Fire
p．306‘what Prisons failed to be’：BR to OM，8.4.13
p．306‘I don't believe’：BR to OM，24.7.13
p．306‘a kind of selfishness’：BR to OM，10.8.13
p．307‘I am very sorry’：ibid．
p．307‘was a very lovely one’：Ottoline at Garsington， p．284
p．307‘he was such a pure artist’：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p．239
p．308‘But，dear lady’：ibid．，p．240
p．308‘that wonderful book’：ibid．
p．308‘I found’：ibid．，p．242 （footnote）
p．308‘He said’：OM to BR，11.8.13，quoted in Seymour，op．cit．，p．183
p．309‘I am quite quite sure’：BR to OM，22.8.13
p．309‘In his talk’：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p．242
p．309‘She seemed’：OM to BR，11.8.13
p．309‘I wonder’：BR to OM，12.8.13
p．310‘an utterly stupid person’：BR to OM，10.8.13
p．310‘It is what I asked for’：BR to OM，18.8.13
p．311‘I can't justify it’：ibid．
p．312‘At the end of the evening’：BR to OM，29.8.13
p．312‘Berde has gone’：Ottoline at Garsington，p．284
p．312‘He was hard and cold’：ibid．
p．313‘I have really learnt’：BR to OM，30.8.13
p．313‘is that there is no new thought’：BR to OM，probably 5.9.13
p．313‘among the triumphs’：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p．189
p．314‘In all who seek’：ibid．，p．30
p．314‘Of the reality’：ibid．，p．31
p．314 like all human faculties’：ibid．，p．32
p．314‘yet self-knowledge’：ibid．，p．35
p．314‘the wall’：ibid．
p．315‘At our very first meeting’：Autobiography，p．209
p．315‘It was wonderful’： BR to OM，10.9.13
p．316‘unusual talkativeness’：Joseph Conrad to BR，13.9.13
p．316‘I have seen Conrad’：BR to LD，20.2.14
p．316‘shared a certain outlook’：Autobiography，p．207
p．317‘In the out-works of our lives’：ibid．
p．317‘His soul was mad’：The Heart of Darkness （Signet Classic edition），p．144
p．317‘he had made that last stride’：ibid．，p．149
p．317‘Satanic mysticism’：Russell to Watts-Armstrong，3.10.61
p．318‘a dangerous walk’：Autobiography，p．208
p．318‘The completion’：Frederick Karl，Joseph Conrad：The Three Lives，p．678
p．318‘reached out’：ibid．
p．318‘He was very conscious’：Autobiography，p．208
p．319‘It was’：The Secret Sharer （Signet Classic edition），p．27
p．320‘It s a great satisfaction’：ibid．，p．52
p．320‘I find men's opinions’：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pp．247-8
p．321‘He was different’：Typhoon and Other Stories （Penguin edition），p．155
p．321‘I felt strangely solitary’：Autobiography Volume II，p．38
p．321‘understood each other’：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43
p．322‘I shall certainly try’：BR to OM，13.9.13
p．322‘have never come in contact’：ibid．
p．322‘My days here’：BR to OM，16.9.13
p．322‘in the mood’：BR to OM，21.9.13
p．322‘I have fairly vivid intellectual interests’：ibid．
p．323 While the mystic mood’：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s p．56
p．323‘All that about the bad logic’：BR to OM，29.9.13
p．323‘all sorts of ideas’：LW to BR，20.9.13
p．323‘frightfully worried’：Pinscnt，Diary，20.9.13
p．323‘I was utterly worn out’：BR to OM，3.10.13
p．324‘a blow and an anxiety’：BR to OM，6.10.13
p．324‘I said it would be dark’：BR to LD，19.10.13
p．324‘a godsend’：BR to OM，6.10.13
p．324‘he wears me out’：ibid．
p．324‘After much groaning’：BR to OM，9.10.13
p．325‘makes me feel’：ibid．
p．325‘Propositions，which are symbols’：Wittgenstein，Notebooks，pp．96-7
p．325‘that this inkpot’：ibid．，p．97
p．326‘This is an ideal place’：LW to BR，29.10.13
p．326‘All sorts’：LW to BR，Nov．1913
p．326‘An account’：ibid．
p．326‘I beg you’：LW to BR，Nov．or Dec．1913
p．326‘The youth’：BR to LD，19.10.13
p．327‘I have a civilised side’：BR to OM，14.10.13
p．327‘Instinctive desires’BR to OM，10.9.13
p．327‘wd．not be lessened’：ibid．
p．327‘My feelings now’：BR to OM，4.10.13
p．327‘Yes，Villon is very great’：BR to OM，6.10.13

13．Mr Apollinax
p．329‘I feel very happy’：BR to OM，19.11.13
p．330‘I find I have lost all interest’：BR to OM，14.10.13
p．330‘I am liable’：BR to OM，26.11.13
p．330‘It was a great pleasure’：Conrad to BR，12.12.13
p．330‘mad ．．．all alone brooding’：see BR to OM，6.1.14
p．331‘I hope’：OM to BR，21.12.13，quoted in Seymour，op．cit．，p．187
p．331‘Your letters’：BR to OM，22.12.13
p．331‘This spring’：BR to OM，21.12.13
p．331‘very scratch and uncomfortable’：BR to OM，22.12.13
p．332‘I don't know’：BR to OM，26.12.13
p．332‘I would rather’：BR to OM，27.12.13
p．332‘and nearly embraced’：ibid．
p．332‘＆shall never be’：BR to OM，29.12.13
p．332‘a sort of éclaircissement’： BR to OM，29.12.13 （later letter）
p．333‘felt all your pain’：BR to OM，5.1.14
p．332‘I cannot well’：OM to BR，5.1.14，quoted in Seymour，op．cit．，p．187
p．333‘I should feel’：Autobiography，p．207
p．333‘moving step by step’：Conrad to BR，22.12.13
p．333‘follow the dream’：Conrad，Lord Jim （Penguin edition），p．201
p．334‘I know I have failed’：BR to OM，5.1.14
p．334‘a sense of shame’：BR to OM，3.1.14
p．334‘Please read enclosed’：ibid．
p．335‘The effect of Conrad's letter’：BR to OM，4.1.14
p．335‘ordinary daily happiness’：ibid．
p．335‘The Relation of Sense-Data to Physics’：first published in Scientia，16，July 1914，reprinted in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as paper 1 in Collected Papers 8，pp．3-26
p．335‘very good！’：BR to OM，17.1.14
p．336‘At last，in despair’：from the broadcast‘How I write’includ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pp．194-7 （quotation on pp．195-6）
p．336‘I do not want’：ibid．，p．196
p．336‘What I dictated’：Autobiography，p．210
p．337‘I hate the suffering’：BR to OM，6.1.14
p．337‘I cannot bear’：BR to OM，8.1.14
p．337‘I used to feel’：BR to OM，9.1.14
p．337‘Mysticism and Logic’：first published in the Hibbert Journal，12 July 1914，reprinted in Mysticism and Logic，and as paper 2 in Collected Papers 8．
p．337‘It is not very good’：BR to OM，11.1.4
p．337‘The greatest men’：Collected Papers 8，p．30
p．337‘we see the true union’：ibid．，p．31
p．337‘offering less glitter’：ibid．，p．49
p．337‘a delicate matter’：BR to OM，19.1.14
p．338‘a wonderful man’：BR to OM，18.1.14
p．338‘the growing need’：Collected Papers 8，p．54
p．338 review of Balfour：Collected Papers 8，pp．99-104
p．338‘rhetorical dishonest sentimental twaddle’：BR to OM，17.2.14
p．338‘It is incredible balderdash’：BR to OM，24.2.14
p．338‘never aims’：see Collected Papers 8，p．101
p．339‘The fundamental defect’：ibid．，p．104
p．340‘Sometimes’：LW to BR，Jan．1914，misdated in Letters to Russell，Keynes and Moore as‘June or July 1914’．See Brian McGuinness，Wittgenstein：A Life，p．92
p．340‘It's very sad’：LW to BR，Jan．1914
p．340‘and the beauty’：ibid．
p．340‘All best wishes’：ibid．
p．341‘we really don't suit one another’：LW to BR，Feb．1914
p．341‘It is my fault’：BR to OM，19.2.14
p．342‘I dare say’：ibid．
p．342‘Your letter was so full of kindness’：LW to BR，3.3.14
p．344‘I have not felt impatient’：BR to OM，8.2.14
p．344‘I had thought’：BR to OM，13.2.14
p．344‘The longing for children’：BR to OM，13.2.14 （later letter）
p．344‘a dire loneliness’：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p．251-2
p．345‘You feel me terribly selfish’：BR to OM，17.2.14
p．345‘praising “The Free Man's Worship” ’：BR to LD，20.2.14
p．346‘I am not surprised’：Conrad to BR，17.2.14
p．346‘that in fact’：BR to OM，22.2.14
p．346‘whatever happens’：BR to OM，24.2.14
p．346‘one of the foremost’：New York Times，14.3.14，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One 1896～1945，p．39
p．347‘I couldn't bear’： BR to OM，22.3.14
p．347‘an intolerable person’：BR to OM，19.3.14
p．347‘the kind of people’：BR to OM，26.3.14
p．347‘prides itself’：BR to MLID，12.4.14
p．347‘the American tendency’：BR to OM，14.3.14
p．347‘Nobody here’：BR to OM，19.3.14
p．347‘rapidly driving me mad’：ibid．
p．347‘a soul-destroying atmosphere’：BR to OM，22.3.14
p．347‘more alert’：BR to LD，20.3.14
p．347‘Spiritually we starve and die’：BR to OM，19.3.14
p．347‘humble and shabby’：BR to OM，14.3.14
p．347‘regular American place’：BR to OM，19.3.14
p．348‘I find the coloured people’：BR to OM，14.3.14
p．348‘not the sort of man’：ibid．
p．348‘a great improvement’：BR to OM，26.3.14
p．348‘we have breakfast’：ibid．
p．348‘I enjoy my lecturing’：BR to LD，20.3.14
p．348‘I was seized with shyness’：BR to OM，19.3.14
p．348‘fussy and old-maidish’：BR to OM，26.3.14
p．349 Victor Lenzen：see‘Bertrand Russell at Harvard，1914’by Victor Lenzen，Russell，3，autumn 1971，pp．4-6
p．349‘the chance of a lifetime’：ibid．，p．4
p．349‘an almost superhuman person’：ibid．
p．349‘A fact is not a thing’：ibid．，pp．4-5
p．349‘able and very nice’：BR to OM，23.3.14
p．349‘writes long long letters’：see BR to OM，13.4.14
p．350 His doctoral thesis：published a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H．Bradley， 1964．
p．350‘extraordinarily silent’：Autobiography，p．212 p．350‘Yes，he always reminds me’：ibid．
p．350‘intimate’：see BR to LD，20.2.14
p．350‘fit of spleen’：BR to LD，11.5.14
p．351‘an assembled crowd of neighbours’：BR to OM，6.4.14
p．351‘far less repulsive’：BR to OM，13.4.14
p．351‘There at last’：ibid．
p．351‘but the mental atmosphere’：BR to OM，15.4.14
p．351‘By the time’：BR to LD，29.4.14
p．351‘escaping from New England’：BR to OM，April 1914
p．352 'awful people’：BR to OM，20.4.14
p．352‘full of new Gothic’：BR to OM，24.4.14
p．352‘awful bores’：BR to LD，29.4.14
p．352‘a silly book’：BR to OM，24.4.14
p．352‘I feel’：BR to LD，29.4.14
p．352‘seems done’：ibid．
p．352‘a one-horse place’：BR to OM，6.5.14
p．352‘I．．．loved him’：ibid．
p．353‘I find the cultured people’：BR to OM，26.3.14
p．353‘It was beautiful’：BR to OM，11.5.14
p．353‘as like an Englishman’：BR to LD，11.5.14
p．354‘noticed the madness’：BR to Barry Fox，27.11.27
p．354‘I have thank Heaven’：BR to OM，11.5.14
p．354‘only require’：BR to OM，15.5.14
p．355‘Everybody has been so kind’：BR to OM，23.5.14
p．355‘whose daughter’：ibid．
p．356‘I at once’：Autobiography，p．213
p．356‘has developed’：BR to OM，29.5.14
p．356‘a rather important one’：BR to OM，1.6.14
p．357‘Her youth’：Autobiography，p．213
p．357‘I do not want you’：BR to OM，1.6.14
p．358‘a very real and serious thing’：BR to OM，14.6.14
p．358‘All day’：BR to OM，16.6.14
p．358‘Our little moment’：BR to OM，18.6.14
p．359‘What you give me’：BR to OM，23.6.14
p．359‘Most people’：BR to OM，23.6.14 （later letter）
p．360‘What worries me’：BR to OM，11.7.14
p．360‘the shock of war’：Autobiography，p．213
p．361‘as delightful as ever’：BR to OM，22.7.14
p．362‘The war and risk of war’：BR to OM，29.7.14
p．362‘really regretful’：ibid．
p．362‘I think her existence’：ibid．
p．362‘It looks all but hopeless’：BR to OM，31.7.14
p．363‘I seem to feel’：BR to OM，1.8.14
p．363‘The source of all international trouble’：BR to OM，1.8.14
p．364‘Do tell P．’：BR to OM，3.8.14
p．364‘excited crowds’：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59
p．364‘If he had not got up’：ibid．，p．260
p．364‘noticing cheering crowd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6
p．364‘I remember’：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60
p．364‘But for her’：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8
p．364‘the greatest misfortune’：BR to OM，2.8.14

13．Against the Multitude
p．367‘war is a mad horror’：BR to LD，22.8.14
p．367‘You were right’：BR to ML1D，August 1914
p．367‘letter to The Nation' published as paper 1，‘Friends of Progress Betrayed’，Collected Papers 13，pp．3-5
p．367‘The friends of progress’：ibid．，p．4
p．368‘No one whose experience’：ibid．
p．369‘Those who saw’：BR，letter to The Nation，published 15 Aug．1914，reprinted as paper 2，‘The Rights of the War’Collected Papers 13 pp．6-9
p．369‘we cannot sit still’：Evelyn Whitehead to BR，4.8.14，quoted by Victor Lowe in Alfred North Whitehead：The Man and His Work Volume II，p．28
p．369‘a very war-like letter’：BR to OM，13.8.14
p．369‘miserable at differing from you’：A．N．Whitehead to BR，28.8.14，quoted in Lowe，op．cit．
p．370 Wells announced in print：see H．G．Wells，‘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The Daily News and Leader，14 Aug．1914
p．370‘without any ally’：BR to OM，15.8.14
p．370‘All the young men’：BR to OM，14.8.14
p．370‘It is impossible’：BR to LD，22.8.14
p．370‘not exciting’：BR to OM，12.8.14
p．371‘I feel very strongly’：BR to George Trevelyan，2.10.14
p．371‘War：the Cause and the Cure’：The Labour Leader，24 Sep．1914，reprinted as paper 4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16-19
p．371‘because it has been decreed’：Collected Papers 13，p．18
p．371‘if time for reflection’：ibid．，p．19
p．372‘Why Nations Love War’：War and Peace，2 （14），Nov．1914，reprinted in Justice in War-Time，and as paper 9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2-6
p．372‘I do not wish’：Collected Papers 13，p．35
p．372‘War arouses the wild beast’：from‘A True History of Europe's Last War’，The Labour Leader，11 Mar．1915，reprinted as paper 20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105-12 （quotation on p．111）
p．373‘War，the Offspring of Fear’：first published by the UDC as a pamphlet in Nov．1914，reprinted as paper 10 in Collected Papers 13， pp．37-47
p．373‘Essentially’：Collected Papers 13，p．40
p．373‘It must not be supposed’：ibid．，p．43
p．373‘The Western war’：ibid．，p．44
p．373‘It is partly Conrad’：BR to OM，3.12.14
p．374‘People are affected’：BR to OM，12.11.14
p．374‘I really rather enjoy’：BR to OM，14.10.14
p．374‘All the Dostoyevsky devils’：BR to OM，Aug．1914
p．374‘I don't think’：BR to OM，Sep．1914
p．374‘We are terribly alone’：BR to OM，5.8.14
p．374‘I cannot tell you’：BR to OM，12.8.14
p．375‘Now my love for you’：BR to OM，1.9.14
p．375‘She is terribly’：BR to OM，15.8.14
p．375‘It is impossible to be quite truthful’：BR to OM，August 1914
p．375‘very over-decorated’：quoted in Seymour，op．cit．，p．198 （the published version，Ottoline at Garsington，p．287，differs slightly：Seymour is quoting from the original，unedited journal）
p．376‘an odd creature’：Ottoline at Garsington，p．286
p．376‘Like a beaten and caged animal’：ibid．，p．287
p．376‘You were perfect’： BR to OM，15.8.14
p．376‘He is very odd’：Ottoline at Garsington， p．288
p．377‘Please don't think’：BR to OM，18.8.14
p．377‘the wound’：BR to OM，23.8.14
p．377‘we heard knock，knock，knock’：Ottoline at Garsington， p．287
p．377‘My Darling Darling’：BR to OM，25.8.14
p．378‘Yes，indeed’：OM to BR，26.8.14，quoted in Seymour，op．cit．，p．198
p．378‘how wonderful’：OM to BR，28.8.14，quoted ibid．，p．199
p．378‘had relations with her’：Autobiography， p．213
p．379‘You can't say’：BR to OM，Aug．1914
p．379‘It is a downright falsehood’：BR to OM，Aug．1914
p．379‘Will you try’：BR to OM，1.9.14
p．380‘she asked’：BR to OM，4.9.14
p．380‘amused＆pleased’：BR to OM，Sep．1914
p．380‘kept things as impersonal’：BR to OM，21.9.14
p．380‘I grow hot with shame’：BR to OM，22.9.14
p．381‘I wouldn't let her in’：BR to OM，ix．10.14
p．381‘Faney Helen being back！’：BR to OM，22.1.15
p．381‘When I talked with her’：Autobiography，p．214
p．381‘In her insanity’：ibid．
p．381‘It is terribly hard’：BR to OM，29.10.14
p．381‘Are there really people’：BR to Samuel Alexander，17.10.14
p．381‘It worries me’：BR to OM，11.11.14
p．382‘On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the Herbert Spencer Lecture at Oxford，first published in 1914 as a pamphlet，reprinted in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as paper 4 in Collected Papers 8，pp．55-73
p．382‘too often resemble’：Collected Papers 8， p．63
p．382‘inspired’：BR to Ralph Perry，21.2.15
p．382‘If I could earn an income’：BR to OM，11.11.14
p．382‘The Ethics of War’：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25，Jan．1915，reprinted in Justice in War-Time，and as paper 14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6i-73
p．382‘meant to be’：BR to OM，3.12.14
p．383‘I don't think war always wrong’：BR to OM，19.11.14
p．383‘the conflicts’：Collected Papers 13，p．67
p．383‘the process’：ibid．
p．383‘the progress of mankind’：ibid．，p．69
p．383‘If the facts’：ibid．，p．68
p．383‘As between civilised nations’：ibid．，p．71
p．383‘When this great tragedy’：ibid．，pp．72-3
p．384 a rejoinder：Ralph Perry，‘Non-Resistance and the Present War - A Reply to Mr Russel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25，April 1915，pp．307-16
p．384 Russell in turn replied：‘The War and Non-Resistance：A Rejoinder to Professor Per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26，Oct．1915，pp．23-30，reprinted as paper 31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184-91
p．384‘Is a Permanent Peace Possible？’：The Atlantic Monthly， 115，Mar．1915，pp．367-76，reprinted in Justice in War-Time， and as paper 18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86-99
p．384‘admirable in every way’：Ellery Sedgwick to BR，21.1.15，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3，p．87
p．384‘War between civilised States’：Collected Papers 13，p．89
p．384‘The present war’：ibid．，p．88
p．385‘Ever since’：ibid．
p．385‘The annexation’：ibid．
p．385‘when Germany is prosperous’：ibid．，p．91
p．385‘what does it matter’：ibid．
p．385‘men must learn’：ibid．，p．99
p．386‘The people’：BR to OM，4.12.14
p．386‘All the white men’：BR to C．D．Broad，4.12.14，quoted in Qark，op．cit．，p．318
p．386‘goes about’：Broad to BR，quoted in BR to OM，4，12，14
p．386‘I feel the Whiteheads’：BR to OM，13.8.14
p．386‘The sense of estrangement’：BR to OM，14.8.14
p．387‘The war has destroyed’：BR to OM，14.12.14
p．387‘passed off peacefully’：BR to OM，26.12.14
p．388‘beautiful，severe and Spanish-looking’：quoted in Qark，op．cit．，p．298
p．388‘She [Vernon Lee] spoke’：BR to OM，3.1.15
p．388‘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published as paper 36a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206-13
p．388‘All friends of progress’：Collected Papers 13，p．206
p．389‘might get done in a year’：BR to OM，2.1.15
p．389‘I love the idea’：BR to OM，2.1.15
p．390‘I think I may easily’：BR to OM，7.1.15
p．390‘a late night letter’：BR to OM，9.1.15
p．391‘I know she could not’：OM to BR，9.1.15，quoted in Seymour，op．cit.，pp．200-1
p．391‘an utter，fundamental indifference’：Irene Cooper-Willis to Desmond MacCarthy，5.8.17，quoted in Clever Hearts：Desmond and Molly MacCarthy by Hugh＆Mirabel Cecil，p．166
p．391‘There were things’：quoted in Cecil，op．cit．，p．164
p．391‘I scarcely troubled’：ibid．，p．166
p．391‘She is too law-abiding’：BR to OM，probably 10.1.15
p．392‘She will’：ibid．
p．392‘My dear Bertrand’：Irene Cooper-Willis to BR，dated‘Sunday’，probably 10.1.15
p．392‘Yes，Irene is strangely unmoved’：BR to OM，15.1.15
p．392‘It is a pity’：BR to OM，22.1.15
p．393‘Helen left a mark’：BR to OM，13.1.15
p．394‘Because I loved you’：quoted in Cecil，op．cit．，p．166
p．394‘loved and liked women’：Enid Bagnold to Ronald W．Clark，30.7.74，quoted in Clark，op．cit．，p．298
p．394‘Last night’：quoted in Seymour，op．cit．，p．201
p．394 Tuesday night： BR to OM，19.1.15
p．395‘Very，very few’：BR to OM，22.1.15
p．395‘The force’：BR to OM，2.8.14
p．395‘a house on fire’：Collected Papers 13，p．40
p．396‘How grateful’：BR to OM，14.1.14
p．396‘Can England and Germany Be Reconciled’：The Cambridge Review， 36，10 Feb．1914，reprinted as paper 15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74-7．See also‘Mr Russell's Reply to His Critics’（The Cambridge Review， 24 Feb．1914/paper 17，and‘The Reconciliation’，The Cambridge Review，10 Mar．1914/paper 19．
p．396‘All the old fogies’：BR to OM，20.2.14
p．397‘I have nothing new to say’：BR to OM，3.2.14
p．397‘The Ultimate Constituents of Matter’：first published in The Monist， 25，July 1915，reprinted in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as paper 5 in Collected Papers 8，pp．74-86
p．398‘One wants’：DHL to OM，3.1.15
p．398‘we at once’：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72
p．398‘It was impossible’：ibid．
p．399 Study of Thomas Hardy： see D．H．Lawrence，Phoenix：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Lawrence，pp．398-516
p．399‘Pfff！’：ibid．，p．399
p．399‘The final aim’：ibid．，p．403
p．399‘See’：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73
p．400‘the Philosophic-and Mathematics man’：DHL to Samuel Koteiiansky，5.2.15
p．401‘Lawrence is the spirit of the flame’：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p．273
p．401‘One feels’：BR to OM，22.1.15
p．402‘He was a handsome，soldierly fellow’：The Pmssian Officer，p．199
p．402‘Her eyes searched him’：ibid．
p．402‘I saw him today’：ibid．，p．207

14．Breaking the Shell
p．403‘He is amazing’：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p．273
p．403 a long letter：DHL to BR，12.2.15
p．405‘extraordinarily young’：BR to OM，13.2.15
p．406‘I feel frightfully important’：DHL to BR，2.3.15
p．406‘Remember’：DHL to OM，1.3.15
p．407‘immensely impressed’：BR to OM，9.3.15
p．407‘When I saw Keynes’：DHL to David Garnett，19.4.15
p．407‘I can visualise’：J. M. Keynes，‘My Early Beliefs’，Collected Writings Volume X：Essays in Biography，pp．433-51
p．407‘seeing him’：BR to OM，7.3.15
p．407‘had an interesting’：BR to OM，8.3.15
p．408‘Cambridge rationalism’：Keynes，op．cit.，p．434
p．408‘if I imagine’：ibid．，p．450
p．408‘has the same feeling’：BR to OM，8.3.15
p．408‘I feel I should go mad’：DHL to David Garnett，19.4.15
p．408‘are cased each in a hard little shell’：DHL to OM，19.4.15
p．409‘hates everybody’：BR to OM，7.3.15
p．409‘His intuitive perceptiveness’：BR to OM，8.3.15
p．409‘disgusted with Camb.’：ibid．
p．410‘Do you still’：DHL to BR，19.3.15
p．410‘We are trying’：D．H．Lawrence，Twilight in Italy（Penguin edition），p．48．That this passage was added in 1915 can be confirmed by a study of the Cambridge scholarly edition of the same work．
p．410‘Man is great’：ibid．，p．47
p．411‘Our aim’：ibid．，p．52
p．411‘At the same time’：ibid．，p．48
p．412‘a fund of gentleness’：BR to OM，6.4.15
p．412‘On Justice in War-Time’：first published in two part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1，10 Aug．and 1 Sep．1915，reprinted in Justice in War-Time，and as paper 29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169-80
p．412‘Fighting and killing’：Collected Papers 13，p．178
p．412‘The war’：ibid．
p．413‘Lawrence dislikes’：BR to OM，29.4.15
p．413‘I cannot tell you’：DHL to BR，29.4.15
p．413‘It is very unfortunate’：BR to OM，1.5.15
p．414‘Do you think one's forefathers’：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p．290
p．414‘Yes，’he replied：see ibid．，pp．291-2
p．414‘I am only just realising’：BR to OM，26.5.15
p．415‘If they hound you out’：DHL to BR，29.5.15
p．415‘Except a seed shall die’：ibid．
p．415‘strangled the invincible respectability’：DHL to BR，2.6.15
p．415‘I feel he is right’：BR to OM，probably June 1915，quoted in D．H．Lawrence's Nightmare by Paul Delaney，p．110
p．415‘Bertie Russell’：DHL to OM，2.6.15
p．416‘I got the Labour Leader’：DHL to BR，8.6.15
p．416‘Lord Northcliffe's Triumph’：reprinted as paper 24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120-3
p．416‘War being good in itself’：see Collected Papers 13，p．122
p．416‘The UDC will be all right’：BR to OM，8.6.15
p．416‘I grow less＆less’：ibid．
p．417‘I wish good people’：BR to OM，11.6.15
p．417‘I can't make head or tail’：ibid．
p．417‘rather uneducated’：BR to OM，12.6.15
p．417‘on a table’：Ottoline at Garsington，p．36
p．418‘In spite of Mrs Lawrence’：BR to OM，17.6.15
p．418‘I am glad I went’：BR to OM，21.6.15，wrongly and confusingly misdated　‘19th July '15’in Ottoline at Garsington，p．59
p．418‘He has a very profound and wise admiration’：ibid．
p．418‘We think’：DHL to OM，20.6.15
p．418‘Russell and I’：ibid．
p．419‘Lawrence is splendid’：BR to OM，21.6.15
p．419‘are curiously alike’：BR to OM，25.6.15
p．419‘One might as well’：ibid．
p．419‘I am very glad’：ibid．
p．419‘My impulse’：BR to OM，24.6.15
p．420‘We must try’：BR to OM，28.6.15
p．420‘Wouldn't it be delightful’：BR to OM，3.7.15
p．421‘Philosophy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the manuscript sent to Lawrence is reprinted as paper 38a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286-93．Lawrence's comments on it are reproduced in full in D．H．Lawrence's Letters to Bertrand Russell，edited by Harry T．Moore．
p．422‘all social criticism’：see Moore（ed.），op．cit.，p．77
p．422‘you must dare to be positive’：ibid．，p．78
p．422 section headed‘The State’：ibid．，pp．82-4
p．422‘Why should a man be moral？’：ibid．，p．88
p．422 on marriage：ibid．，pp．89-91
p．423‘Life Made Whole’：ibid．，pp．94-6
p．423‘Lawrence is just as furious’：BR to OM，8.7.15
p．424‘I told Lawrence’：BR to OM，10.7.15
p．424‘horrid’：BR to OM，13.7.15
p．425‘The Danger to Civilisation’：taking Lawrence's letter of 14 September to constitute a rejection of the article for Signature，Russell published it in two issues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journal of the UDC，The UDC，Mar．and April 1916，and reprinted it in Justice in War-Time．It is reprinted as paper 45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27-38
p．425‘If the war’：Collected Papers 13，p．337
p．425‘Is our civilisation’：ibid．，p．338
p．425‘effort after mental advancement’：ibid．，p．329
p．425‘the most wonderful upward movement’：ibid．，p．337
p．425‘There is a wild beast’：ibid．，p．332
p．426‘I'm going to quarrel with you’：DHL to BR，14.9.15
p．426‘After reading it’：Ottoline at Garsington，p．65
p．427‘in my despair’：BR to OM，19.9.15
p．428‘The Blind Man’：reprinted in D．H．Lawrence，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Volume II（Penguin edition），pp．347-65
p．428‘Life was still very full’：ibid．，p．347
p．429‘I don't really know you’：ibid．，p．363
p．429‘The hand of the blind man’：ibid．
p．430‘She knew’：ibid．，p．365

15．Mrs E．
p．432‘I see the same fate’：Satan in the Suburbs（Penguin edition），p．66
p．432 his portrayal of Mrs Ellerker：my suggestion that Vivien Eliot is the model for Mrs Ellerker is not original：the same suggestion is made（though more tentatively）in‘Bertrand Russell and T．S．Eliot：their dialogue’by Gladys Garner Leithauser and Nadine Cowan Dyer，Russell，2（1），summer 1982，pp．7-28 - see especially p．27．In this article Leithauser and Dyer also discuss at length T．S．Eliot's‘Eeldrop and Appleplex’（published in The Little Review in two tiny instalments，May and Sep．1917）．Despite their analysis，disappointingly little can be gathered about Russell's relations with the Eliots from this tantalisingly impenetrable short story，except certain intriguing indications（highlighted by Leithauser and Dyer）that Eliot，in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leplex（Russell-notice the allusion to‘Apollinax’）and Eeldrop（Eliot），was drawing on his friendship with Russell．
p．432‘sparkling and witty’：Satan in the Suburbs，p．42
p．433‘endeavoured’：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9
p．433‘sought about’：ibid．，pp．25-6
p．433‘I never had intimate sexual relations’：BR to Robert Sencourt，28.5.68，quoted in‘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Eliots’by Robert H．Bell，The American Scholar，summer 1983，pp．309-25（quotation on p．310）
p．433‘that Mrs T．S．Eliot's insanity’：see Evelyn Waugh，Diaries，p．731
p．433‘used her for the purpose’：BR to OM，dated only‘Thursday’，but probably 11.1.17
p．433‘Friday evg．’：BR to OM，13.7.15
p．434‘slim and rather small’：Brigit Patmore，My Friends When Young，pp．84-5
p．435‘Whenever we had visitors’：Ottoline at Garsington，p．43
p．435‘means a great deal to me’：BR to OM，4.7.15
p．435‘There really seem to me’：Ottoline at Garsington，p．43
p．436‘never treats it seriously’：ibid．，p．44
p．436‘for the language they use’：ibid．，p．43
p．436‘Bertie and I’：ibid．，p．45
p．438‘I should be so much happier’：BR to OM，30.7.15
p．438‘loathsome’：BR to OM，28.7.15
p．438‘under the tutelage of the Foreign Office’：see Collected Papers 13，p．26
p．438‘I grow less and less interested’：BR to OM，8.6.15
p．438‘At Calham’：BR to OM，8.8.15
p．440 a draft letter to Ottoline：quoted in Clark，op．cit.，pp．386-7．Clark gives only‘1916’as the date of this letter，but other correspondence between Ottoline and Russell suggests that it was written in the first week of September 1915（the 7th or 8th seems the most likely date）．
p．440‘obviously interested’：Ottoline at Garsington，p．96
p．440‘I don't think it would help her’：OM to BR，Sep．1915，quoted in Seymour，op．cit.，p．245
p．442‘own fastidiousness and anxiety’：Peter Ackroyd，T．S．Eliot，p．66
p．442‘silk underclothes’：see Ottoline at Garsington，p．120
p．443‘retired to the country’：BR to LD，31.10.15
p．444‘lack of physical affectionateness’：BR to OM，probably 19.9.15
p．444‘My inner life’：ibid．
p．444‘It really is true’：BR to OM，dated only‘Wed．mg’，but（as it appears to refer to previously cited letter），possibly 21.9.15．
p．444‘there are times’：ibid．
p．444‘And it is impossible’：ibid．
p．444‘I can't think sanely just now’：BR to OM，dated only‘Wed’，but almost certainly written during the autumn of 1915
p．445‘Just because I care for you’：BR to OM，Dec．1915
p．445‘a very great affection’：BR to OM，undated，but probably Oct．or Nov．1915
p．445‘I wish you could understand’：BR to OM，Dec．1915
p．445‘I can't do my work’：BR to OM，dated only‘Monday mg’，but almost certainly Dec．1915
p．446‘least unsatisfactory’：see p．726 of Russell's‘Reply to Criticisms’，in 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p．446‘principle of growth’：see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Chapter 1
p．446‘an instinctive urgency’：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paperback edition），p．19
p．446‘This intimate centre’：ibid．
p．447‘In spite’：ibid．，p．17
p．447‘has a framework’：Autobiography Volume II，p．20
p．447‘the State and Property’：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p．162
p．447‘education，marriage and religion’：ibid．，p．163
p．447‘The genesis of impulses’：ibid．
p．447‘If life’：ibid．，p．169
p．448‘perhaps the extreme example’：ibid．，p．35
p．448 an article：‘Conscription’，lead article in The Labour Leader，13，6 Jan．1916，reprinted as paper 42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19-20
p．448‘The motive’：Collected Papers 13，p．320
p．449‘but I found’：BR to OM，1.1.16
p．449‘I detest it’：BR to OM，7.1.16
p．449‘I have been quite fantastically unselfish’：ibid．
p．449‘These lectures’：BR to OM，3.1.16
p．449‘Of course the real thing’：BR to OM，7.1.16
p．449‘The reason I am apologetic’：BR to OM，12.1.16
p．449‘Mrs E．does for me’：BR to OM，7.1.16
p．450‘a sort of shattering’：BR to OM，12.1.16
p．450‘Vivien says’：TSE to BR，11.1.16
p．450‘America is important’：BR to OM，17.1.16
p．450‘Bertie's lectures’：Lytton Strachey to OM，16.2.16，quoted in Lytton Strachey by Michael Holroyd（1994 edition），p．344
p．450‘better than I expected’：BR to OM，18.1.16
p．450‘Owing to my lectures’：BR to OM，26.1.16
p．451‘great success’：BR to LD，10.2.16
p．451‘The chief point’：BR to OM，8.2.16
p．451‘I think of trying’：BR to OM，2.3.16
p．451‘It was rather a comic occasion’：Ottoline at Garsington，pp．95-6
p．451‘You will see’：BR to OM，4.3.16
p．452‘I didn't like your letter’：DHL to BR，19.2.16
p．453‘a nasty letter’：BR to OM，20.2.16
p．453‘trying to interfere’：BR to OM，24.2.16
p．453‘Are you still cross’：DHL to BR，9.3.16
p．453‘The dinner was not a success’：Ottoline at Carrington，p．96
p．453‘dull，dull，dull’：ibid．，p．101
p．454‘strongly advise’：quoted in a letter from Henry Ware Eliot to J．H．Woods，7.4.16，see The Letters of T．S．Eliot Volume I，p．136
p．454‘not greatly pleased’：ibid．
p．454‘sure your influence’：Charlotte C．Eliot to BR，23.5.16，ibid．，p．138

16．Mephisto
p．455‘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BR to LD，10.2.16
p．455‘The melancholy’：BR to OM，19.3.16
p．456‘a non-supernatural Faust’：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5
p．456‘I want actually to change’：BR to LD，10.2.16
p．457‘It is a real ferment’：BR to OM，24.2.16
p．458‘working furiously’：Ottoline at Garsington，p．101
p．458‘rather suburban’：ibid．，p．147
p．458‘I admire the young men’：BR to OM，25.4.16
p．459‘I find’：ibid．
p．459 letter to The Nation：‘A Clash of Consciences’，The Nation，15 April 1916，reprinted as paper 48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46-8
p．459‘a spontaneous association’：Collected Papers 13，p．347
p．459‘all the qualities’：ibid．
p．459‘a stand for peace’：ibid．，p．348
p．460‘Or are you’：GM to BR，15.4.16，quoted by Jo Vellacott in 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Pacifists in the First World War，p．54
p．460‘I cannot bring myself’：Collected Papers 13，p．347
p．460‘Our primary object’：BR to GM，17.4.16
p．460‘I hold’：ANW to BR，16.4.16，quoted in Lowe，op．cit.，pp．35-6
p．461‘living all against impulse’：BR to OM，undated，but most likely spring 1916
p．461 a letter in The Labour Leader：‘Practical War Economy’，The Labour Leader，20 April 1916，reprinted as paper 50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53-4
p．461‘exposed day and night’：Collected Papers 13，p．354
p．461‘He may be shot’：quoted in BR to GM，17.4.16
p．461‘Like ordinary deserters’：BR to GM，17.4.16
p．461‘If the Govt．chooses’：BR to OM，25.4.16
p．461‘I got the impression’：BR to OM，25.4.16
p．462‘the men will have to suffer’：ibid．
p．462‘Two years' Hard Labour’：reprinted as paper 49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49-52
p．462‘He is fighting’：ibid．，p．351
p．462‘The Nature of the State’：delivered in Oxford on 15 May 1916，thi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6，1915-16，pp．301-16，and reprinted as paper 53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62-9
p．462‘which shall alone’：Collected Papers 13，p．369
p．462‘it must often happen’：ibid．，p．366
p．462‘the moment has arrived’：BR to OM，3.5.16
p．462‘I long to stomp’：BR to OM，12.5.16
p．463‘Why do they let me alone？’：BR to OM，12.5.16
p．463‘I wish it to be known’：BR，letter to The Times，17.5.16，reprinted as paper 54，‘Adsum Qui Feci’，in Collected Papers 13，pp．370-2
p．463‘the very thing’：BR to OM，31.5.16
p．463 his‘defence’：both Russell's written defence，and a report of the court proceedings，are 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13，as papers 56a and 56b，pp．376-407
p．463‘to procure’：ibid．，p．403
p．463‘The noblest thing’：ibid．，p．389
p．463‘I have allowed you’：ibid．，p．406
p．464‘Ever since’：BR to OM，1.6.16
p．464‘Please inform’：FO memo to the British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7.6.16，included in a collection of Government memoranda concerning Russell collected in Aug．1967 by Kenneth Blackwell in an unpublished typescript called‘The Foreign Office on Bertrand Russell：from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Russell himself read these memoranda for the first time in Blackwell's typescript．This particular remark is quoted by Vellacott，op．cit.，p．83
p．464‘one of the most mischievous cranks’：Lord Newton of the FO，31.5.16，collected in Blackwell，op．cit.，and 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79
p．464‘I think his effect’：quoted ibid．
p．464‘except as regards money’：BR to OM，7.7.16
p．465‘The sum-total’：BR to James H．Woods，30.7.16
p．465‘Dear Russell’：H．McLeod Innes to BR，11.7.16
p．465‘There is no hope’：BR to G．H．Hardy，25.9.16
p．465‘I think it unlikely’：ibid．
p．465‘sad that Trinity’：BR to OM，15.7.16
p．466‘I feel’：BR to OM，10.7.16
p．466‘I will make myself’：BR to OM，15.7.16
p．466‘like the one’：ibid．
p．466‘An honourable and stable peace’：from a leaflet called‘Why Not Peace Negotiations？’that Russell wrote in July 1916 and distributed at his meetings - see Collected Papers 13，p．418
p．466‘unanimously sympathetic’：BR to OM，4.7.16
p．466‘they were all’：ibid．
p．467‘One needs’：ibid．
p．467‘I feel little doubt’：ibid．
p．467‘The police’：BR to OM，7.7.16
p．467‘justice and generosity’：from the Home Office transcript of the Cardiff Speech，published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420-35
p．467‘Is it fair？’：ibid．，p．434
p．467‘bloodthirsty middle-aged man’：BR to OM，7.7.16
p．468‘I denounced him’：Captain W．H．Atherley Jones，‘Toleration of Traitors．Unvarnished Story of：Welsh Meeting．The Limit’，letter to the Daily Express，11.8.16，p．3
p．468‘I want to avoid’：BR to OM，17.7.16
p．468‘terrified at the prospect’：BR to OM，30.7.16
p．468‘I don't yet know’：ibid．
p．468‘I know extraordinarily little’：BR to OM，10.7.16
p．468‘My own existence’：ibid．
p．469‘I had a long talk’：Ottoline at Garsington，p．120
p．469‘I am dreadfully worried’：BR to OM，undated，but most likely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1916
p．472‘We thought［it］a mistake’：BR to OM，22.8.16
p．473‘there is no doubt’：memo from Whiskard of the HO to Sir Ernley Blackwell，31.8.16，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118
p．473‘with a good deal’：Edward Troup of the HO to Sir Charles Mathews，25.8.16，quoted ibid．，p．89
p．473‘by the production’：Sir Charles Mathews to Sir Ernley Blackwell，28.8.16
p．474‘I think it would be’：Herbert Samuel to Sir Ernley Blackwell，1.9.16
p．474‘very dangerous’：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93
p．474‘If Mr Russell’：Colonel Kell of the WO to Sir Ernley Blackwell，3.9.16
p．474‘There is a lot of sport’：BR to OM，3.9.16
p．475‘I had gone up to London’：Autobiography Volume II，p．33
p．476 interview with General George Cockerill：see Russell's typescript，‘Meeting with General Cockerill’，published as paper 69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453-7．Russell's Manchester Guardian article（first published 27.9.16）about his dealings with Cockerill is reprinted in the same volume as paper 70，‘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War Office’，pp．458-62．
p．476‘a still small voice’：Collected Papers 13，p．456
p．476‘Do you not think’：ibid．
p．477‘afterward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40
p．477‘and no doubt’：Collected Papers 13，p．457
p．477‘I cannot acknowledge’：ibid．，p．461
p．477‘Capitalism’：Political Ideals（paperback edition），p．24
p．477‘private capitalistic enterprises’：ibid．，p．32
p．478‘haughty［and］beautiful’：Bennitt Gardiner，‘Colette O'Niel：a season in repertory’，Russell，23-4，autumn-winter 1976，p．27
p．478‘generous with her time’：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25
p．478‘Sitting very upright’：from Constance Malleson，‘Fifty Years：1916-1966’，in Bertrand Russell：Philosopher of the Century，edited by Ralph Schoenman，pp．17-25，quotation on pp．18-19．The version in her autobiographical book，After Ten Years，pp．107-9 is slightly different，though both seem to be imaginative reconstructions of the conversation，made up chiefly of quotations from Russell's letters to her．
p．479‘We talked half the night’：Autobiography Volume II，p．26
p．479‘I could not believe’：ibid．，p．27
p．479‘I had got used’：ibid．
p．479‘can mean a great deal’：BR to CM，24.9.16
p．479‘I know that I love you’：BR to CM，26.9.16
p．480‘Do you know’：BR to CM，19.9.16
p．480‘What We Stand For’：The Tribunal，30，12 Oct．1916，reprinted as paper 73 in Collected Papers 13，pp．469-71
p．480‘marvellously good’：CM to BR，5.10.16
p．481‘to bring’：Collected Papers 13，p．470
p．481‘Our minds’：ibid．
p．481‘If you disbelieve’：ibid．，pp．470-1
p．481‘Englishmen’：quoted in Stanley Weintraub，Journey to Heartbreak：The Crucible Years of Bernard Shaw 1914-1918，p．191
p．481‘very reliable sources’：quoted in BR，letter to The Times，20.10.16，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3，p．473
p．481‘I can only earnestly hope’：ibid．
p．482 on the way to Manchester：I have dated this letter 20 Oct．on the grounds that it is headed‘Saturday．In the train’，though in Russell's Autobiography Volume II it is dated 23 Oct．
p．483‘He was so gentle’：CM to BR，28.10.16
p．483‘three days' honeymoon’：Autobiography Volume II，p．27
p．483‘It was bitterly cold’：ibid．
p．483‘unhappy because she feels’：BR to OM，13.11.16
p．484‘Her talk was marvellou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27
p．485‘I have just re-read your letter’：Katherine Mansfield to BR，7.12.16，quoted in Claire Tomalin，Katherine Mansfield：A Secret Life，pp．157-8
p．486‘an unusual mood’：BR to OM，5.12.16
p．486 long letter：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p．28-31
p．486‘to compel’：ibid．，p．30
p．486‘In the name of Europe’：ibid．，p．31
p．486‘Mysterious Girl’：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One，p．68
p．487‘damping down’：ANW to BR，8.1.17
p．487‘I should consider’：ANW to BR，8.1.17
p．487‘It put an end’：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78
p．488‘The sound’：Ottoline at Garsington，p．167
p．488‘hated Ottoline’：Autobiography Volume II，p．27

17．The Misanthrope
p．489‘You loved him’：Evelyn Whitehead to BR，1.4.18
p．490‘utterly hateful mood’：BR to CM，dated only‘Sat eve’，but early Jan．1917
p．490‘after Ll．G’：BR to Catherine Marshall，3.1.17
p．490‘and get rid’：Catherine Marshall to BR，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136
p．490‘I need’：BR to CM，6.1.17
p．491‘Something is gone wrong’：BR to OM，probably 6.1.17
p．491‘very strange’：BR to OM，probably 11.1.17
p．491‘No one else’：ibid．
p．491‘I don't want’：ibid．
p．492‘My rapier is out’：Ottoline at Garsington，p．167
p．492‘The NCF no longer’：BR to OM，dated only‘Friday’，but probably early March 1917
p．492‘I do as much as I can’：BR to Catherine Marshall，8.3.17
p．493‘The Russians’：BR to OM，1.4.17
p．493‘The Russian revolution’：from a manuscript called‘Britain's Charter of Freedom’，written on 17.3.17，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155
p．493‘to follow’：see Vellacott，p．156
p．493‘I must tell you’：BR to OM，1.4.17
p．494 As Ottoline remembers it：see Ottoline at Garsington，pp．177-8
p．494‘Just now’：BR to OM，5.5.17
p．495 becoming Russian：BR to CM，6.5.17
p．495‘I feel’：CM to BR，7.5.17
p．497‘Writing and speaking’：BR‘To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18.5.17，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188
p．497‘A certain amount’：ibid，quoted in Clark，op．cit.，p．413
p．498‘that the seed of freedom’：from Russell's speech at Leeds，3.6.17，as recorded in a pamphlet called What Happened at Leeds，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legates，June 1917，and reproduced in‘What Happened at Leeds？’by John Slater，Russell，4，winter 1971-2
p．498 the fourth resolution：see Vellacott，op．cit.，pp．162-3
p．498‘sense for swift dramatic action’：BR to OM，5.6.17
p．498‘If the Russian Revolution’：Roads to Freedom（paperback edition），p．120
p．499‘It is impossible to doubt’：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167
p．499 covert authorship：first brought to public attention in‘Russell as ghost-writer：a new discovery’by Jo Newberry（later Vellacott），Russell，15，autumn 1974，pp．19-23
p．499‘As a result’：BR，‘A New Tribunal for Gaol Delivery’，Tribunal，15 Nov．1917，quoted in Newberry，op．cit．，p．23
p．500‘no longer be a party’：from a draft of Sassoon's statement in the Russell Archives，quoted in Clark，op．cit.，p．400
p．500 Ottoline's account：see Ottoline at Garsington，pp．181-4
p．500‘Siegfried is terribly self-centred’：ibid．，p．183
p．500‘saying how much’：ibid．，p．182
p．500‘I would like above all’：Sassoon to OM，8.7.17，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209
p．501 It was really very horrible'：BR to OM，28.7.17
p．501‘went home together’：Autobiography Volume II，p．32
p．502‘walked enormously’：Malleson，‘Fifty Years’，op．cit．，p．20，cf．After Ten Years，p．121
p．502‘I wish I could get out of the NCF’：BR to OM，Aug．1917
p．502‘They will start me of’：BR to CM，25.8.17

18．Return to Philosophy
p．503‘full of schemes’：BR to CM，25.8.17
p．503‘I want to write’：BR to PEJ，5.9.17
p．503‘This sounds exactly’：PEJ to BR，6.9.17，see Grattan-Guinness，op．cit.，p．142
p．503‘it is an extraordinary rest’：BR to OM，20.9.17
p．504‘endless work on political theory’：BR to OM，July 1916？

p．504‘it has quite excited me’：BR to CM，30.8.17
p．505‘is concerned’：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p．169
p．505‘logical symbolism’：ibid．，p．205
p．505‘Those readers’：ibid．，pp．205-6
p．505 reviewed twice：‘Idealism on the Defensive’，The Nation，8 Sep．1917，and‘Metaphysics’，The English Review，Oct．1917，reprinted as papers 11 and 12 in Collected Papers 8，pp．105-14
p．505‘The amateur in philosophy’：Collected Papers 8，p．112
p．506‘the arrogance’：ibid．，p．110
p．506‘and to this end’：May Sinclair to BR，10.10.17，quoted ibid，p．111
p．507‘in a mood’：footnote to Constance Malleson's annotated typescript of letters from BR，now in the Russell Archives
p．507‘thinking quietly’：CM to BR，18.9.17
p．507‘I live in hell’：BR to OM，17.9.17
p．507‘I love you so much’：BR to CM，21.9.17
p．507‘The whole region’：BR to CM，23.9.17
p．507‘Thank you，my Beloved’：BR to CM，24.9.17
p．508‘what she is’：now in the Russell Archives．
p．508‘an analysis’：CM，typescript of letters from BR
p．508‘If you leave me’：CM to BR，5.10.17
p．509‘I cannot understand’：CM to BR，10.10.17
p．510 a letter to Eliot's mother：see Vivien Eliot to Charlotte C．Eliot，22.10.17，The Letters of T．S．Eliot Volume I，pp．200-2
p．511 an interpretation adopted by Peter Ackroyd，for example：see p．84 of Ackroyd's T．S．Eliot，in which he writes that Russell‘made love to Vivien…’The experience，however，was‘hellish and loathsome…’He did not explain why it was so‘loathsome’，although no doubt Vivien's own physical problem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It was the pointless and messy end of what had been an intense and‘platonic’relationship．In his notes to his passage，Ackroyd cites，not Russell's letter to Colette itself，but a paraphrase of it given in‘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Eliots’by Robert H．Bell（The American Scholar，summer 1983，pp．309-25）．Bell was writing at a time when Russell's correspondence with Colette was still embargoed and so he was forced to paraphrase，though Ackroyd's inaccurate comment that Russell's reaction to his night with Vivien was quoted by Bell seems to have misled Caroline Moorehead，who，in her biography of Russell（p．220）also gives the phrase‘hellish and loathsome’，as if it came from Russell's letter rather than from Bell's paraphrase．Ackroyd offers no reasons for thinking that Russell's relations with Vivien had been‘platonic’up to this point．The sexual element in Russell's relations with Vivien is something about which Moorehead's account is particularly confused，saying on p．219 that：‘No one has ever been sure whether Russell…actually slept with Vivienne’，and on the next page apparently quoting Russell's reaction to doing just that．
p．512‘He really is tired of me’：Ottoline at Garsington，p．225
p．513‘I cannot hide from you’：BR to OM，20.9.17
p．514‘I am puzzled’：BR to CM，13.11.17
p．514‘Mrs E．behaved like a saint’：BR to CM，14.11.17
p．515‘My head is full of things’：BR to OM，probably 17.12.17
p．515‘was so as to make myself’：BR to CM，9.1.18
p．515‘I don't know her’：CM to BR，2.1.18
p．516‘My work a day life’：BR to CM，6.1.18
p．516‘My life is prisoned in pain’：BR to CM，14.1.18
p．516‘A very great deal’：Lectures on，Logical Atomism（Open Court paperback edition），pp．66-7
p．517‘the chief thesis’：ibid．，p．49
p．517‘concerned with the forms of facts’：ibid．，p．80
p．517‘the subject matter’：ibid．，p．44
p．517‘a good deal more’：ibid．
p．518‘I think that the notion of meaning’：ibid．，p．45
p．518‘A proposition is just a symbol’：ibid．，p．44
p．519‘obviously propositions are nothing’：ibid．，p．87
p．519‘The subject is not very easy’：ibid．，p．92
p．519‘I wish you would think’：PEJ to BR，9.4.18，see Grattan-Guinness，op．cit.，p．145
p．519 Eliot's review：‘Style and Thought’，The Nation，23 Mar．1918，pp．768 and 770
p．519‘with distinction’：BR，prison letter，17.6.18
p．520‘The German Peace Offer’：The Tribunal，3 Jan．1918，reprinted in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p．79-81
p．520‘afford a triumph’：Autobiography Volume II，p．80
p．520‘The American Garrison’：ibid．
p．521‘it is more than possible’：quoted in‘Rex v．Bertrand Russell：Privilege and imprisonment in Britai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unpublished paper by Beryl Haslam，p．5
p．521‘It is very annoying’：BR to OM，4.2.18
p．521‘a very despicable one’：quoted in Wood，op．cit.，p．112
p．521‘blast of hatred’：BR to OM，9.2.18
p．521‘I profoundly dislike’：ibid．
p．521‘the freedom from responsibility’：BR to GM，15.2.18
p．521‘impressed by the seriousness’：BR to GM，27.3.18
p．522‘I am dreading prison’：BR to CM，quoted in Haslam，op．cit.，p．10
p．522‘in a very dangerous condition’：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234
p．523‘The pioneers of Socialism’：Roads to Freedom，p．18
p．523‘If private representations fail’：BR to GM，27.3.18
p．523‘in view of the extraordinary value’：quoted in Haslam，op．cit.，p．13
p．524‘that he is haunted’：Alys Russell to Lord Haldane，3.3.18
p．524‘is giving word’：OM to BR，quoted in Haslam，op．cit.，p．13
p．524‘it would be a great loss’：from‘Our prosecution’，The Tribunal，9 May 1918，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236

19．Prison
p．526‘a great pleasure’：Ottoline at Garsington，pp．253-4
p．526‘feeling certain’：ibid．，p．252
p．526 article written in the 1930s：‘Are Criminals Worse than Other People’，published in several Hearst newspapers，including the Washington Herald，the Los Angeles Examiner and 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in Oct．/Nov．1931，reprinted in Mortals and Others，pp．32-4
p．527‘associated habitually’：Mortals and Others，p．32
p．527‘Life here’：BR to FR，6.5.18
p．527‘I see no sign’：ibid．
p．527‘It is queer’：BR to OM，undated，but probably June 1918
p．527‘rather rarefied’：Ottoline at Garsington，p．252
p．527‘Bertie seemed really happy’：ibid．，p．253
p．527‘The holiday’：BR to FR，6.5.18
p．528‘judges men’：BR，prison circular letter，21.5.18
p．529‘exquisitely civilised’：ibid．
p．529‘After giving out’：BR to FR，3.6.18
p．529‘Tomlinson I loved’：BR，prison letter，27.5.18
p．529‘There is a well of fierce hate’：BR to OM，11.8.18
p．530‘you told me’：BR to OM，4.9.18
p．530‘I dare say’：BR to OM，21.8.18
p．531‘Underlying all occupation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38
p．531‘I shall never lose’：BR to OM，21.8.18
p．531‘I hate all the Bloomsbury crew’：BR to OM，1.8.18
p．531 a BBC radio talk：‘Maynard Keynes and Lytton Strachey’，broadcast 10.7.52，included verbatim in Chapter III，‘Cambridge’，of his Autobiography，pp．70-4
p．531‘We were still Victorian’：see Autobiography，p．70
p．532‘My only really strong desire’：BR to FR，6.5.18
p．532‘I had riven up logic’：BR，prison letter，1.7.18
p．532 footnote：a detailed list：published as Appendix III，‘Philosophical Books Read in Prison’，Collected Papers 8，pp．315-28
p．532 long review of John Dewey：fir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Psychology，and Scientific Method，16，2 Jan．1919，pp．5-26，and reprinted as paper 16 in Collected Papers 8，pp．132-54
p．533‘Does “Consciousness”exist？’：fir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1，1904，pp．477-91，and reprinted as the essay in William James，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1912
p．533‘are really rules’：from William James，‘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and Practical Results’，written in 1898 and included in Collected Essays and Reviews，1920
p．533‘bias’：Lectures on Logical Atomism，p．86
p．533‘very great difficulty’：ibid．
p．533‘that there are such facts’：ibid．，p．87
p．533‘My chief problem’：BR to FR，16.8.18
p．534‘should be another’：ibid．
p．534‘It is delicious’：BR to OM，undated，probably July 1918
p．534‘notes on the principles of symbolism’：see Collected Papers 8，pp．247-71
p．534‘I have had time’：BR to OM，1.8.18
p．535‘expresses a thought’：Collected Papers 8，p．266
p．535‘The object’：ibid．，p．267
p．535‘may be a series of bodily acts’：ibid．，p．271
p．535‘My bias remains’：ibid．，p．255
p．535‘On “Bad Passions”’：The Cambridge Magazine，1 Feb．1919，reprinted as paper 19 in Collected Papers 8，pp．272-5
p．535‘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1，1910，pp．181-218
p．535‘James's attack’：BR to Gladys Rinder，17.6.18
p．536‘Freud in a nutshell’：BR to Gladys Rinder，22.7.18
p．536‘The Freudian Methods Applied to Anger’：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6，1915，pp．438-43
p．536‘Benvenuto Cellini’：Collected Papers 8，p．273
p．536‘there are cases’：ibid．，p．274
p．536‘If Beethoven’：ibid．，p．275
p．536‘the impulsive life’：ibid．
p．536‘The education authority’：ibid．
p．537‘Logic and imagination’：BR to OM，26.8.18
p．537‘I do not wish’：BR to OM，16.6.18
p．537‘It is now’：ibid．
p．537‘I foresee’：BR to OM，2.7.18
p．537‘I find my ambitions’：BR to CM，11.7.18
p．537‘and more definite news’：BR to CM，16.8.18
p．538‘While I was in prison’：Autobiography Volume II，p．37
p．538‘was young and gay’：Ottoline at Garsington，p．253
p．538‘I stayed far too long’：BR to CM，21.7.18
p．539‘a most touching physiognomy’：CM to BR，18.7.18
p．539‘for which’：After Ten Years，p．127
p．539‘We had tea’：ibid．，pp．126-7
p．539‘but she will probably be too busy’：BR to OM，21.8.18
p．539‘the very place’：BR to OM，30.8.18
p．540‘Oh，won't it be glorious’：ibid．
p．540‘I was so excited’：Gladys Rinder to BR，14.9.18，quoted in Vellacott，op．cit.，p．240

20．Roads to Freedom

1．Philosophy
p．541‘very childlike’：Clifford Allen，diary entry 17.9.18，quoted in Plough My Own Furrow：The Story of Lord Allen of Hurtwood by Martin Gilbert，p．126
p．541‘a great joy’：BR to OM，25.9.18
p．542‘He was like a happy child’：Allen，diary，28.10.18，quoted in Gilbert，op．cit.，p．126
p．542‘I enjoy getting back to work’：BR to OM，30.10.18
p．542‘＆then’：ibid．
p．542‘One did not’：After Ten Years，p．128
p．543‘They commandeered the buse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p．37-8
p．344‘the snow lying deep’：After Ten Years，p．129
p．544‘It is not the case’：TSE to BR，3.2.19，see The Letters of T．S．Eliot Volume I，pp．270-1
p．545‘She worked very hard’：TSE to BR，14.2.19，ibid．，p．271
p．545‘preliminary outline’：published as paper 1 in Collected Papers 9，pp．3-15
p．545‘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urist Views It’：The Psychological Review，20，1913，pp．158-77
p．545‘I should like’：ibid．，p．174n.，quoted by Russell in the‘notes on the principles of symbolism’that he wrote in prison，Collected Papers 8，p．260
p．545‘obviously rot’：BR，circular letter from prison，17.6.18
p．545‘My mind’：CM to BR，31.5.18
p．545‘The denial’：Collected Papers 9，p．5
p．546‘Belief is a specific sensation’：ibid．，p．14
p．546‘On Propositions’：first published in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2，1919，pp．1-43，reprinted in Logic and Knowledge，and as paper 20 in Collected Papers 8，pp．276-306
p．547‘Professor Watson’：Collected Papers 8，p．284
p．547‘If you try’：ibid．
p．547‘The most important thing’：ibid．，p．297
p．547‘You have an image of A’：ibid．，p．306
p．548‘I am prisoner in Italy’：LW to BR，9.2.19
p．548‘Most thankful’：BR to LW，2.3.19
p．548‘I've written a book’：LW to BR，13.3.19
p．549‘To anyone accustomed’：from‘Philosophy and Virtue’，review of Henry Jones，The Principles of Citizenship，The Athenaeum，2 May 1819，p．270，reprinted as paper 54 in Collected Papers 9，pp．329-30
p．549‘no philosophical professor’：from‘The Noble Army of Philosophers’，review of Ralph Perry，The Present Conflict of Ideals，The Nation，10 May 1919，p．176，reprinted as paper 69 in Collected Papers 9，pp．401-3
p．549‘craving for certainty’：from‘The Mystic Vision’，review of Arthur Clutton-Brock，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The Athenaeum，20 June 1919，pp．487-8，reprinted as paper 55 in Collected Papers 9，pp．331-6
p．549‘is part of’：Collected Papers 9，p．333
p．549‘without the distorting mists’：ibid．，p．332
p．549‘the characteristics’：ibid．
p．550‘A man in love’：ibid．，p．336
p．550‘Mr Russell prefers’：J．W．Harvey，letter to The Athenaeum，4 July 1919，p．567，reprinted in Appendix II，Collected Papers 9，pp．472-3
p．550 published reply：BR，letter to The Athenaeum，11 July 1919，p．599，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9，p．336
p．551‘I am glad’：BR to OM，12.6.19
p．551‘I am amused’：Vivien Eliot to OM，4.6.19，The Letters of T．S．Eliot Volume 1，pp．301-2
p．551‘I should never have believed’：LW to BR，12.6.18
p．552‘It is true’：BR to LW，21.6.18

2．Dora
p．552‘enchantingly ugly’：Dora Russell，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53
p．552‘Until that moment’：Autobiography Volume II，p．96
p．553‘on the top deck’：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56
p．553‘the true bohemian type’：ibid．，p．62
p．553‘Well’：Autobiography Volume II，p．96
p．553‘One wants in love’：BR to CM，23.6.19
p．554‘The only thing’：BR to CM，24.6.19
p．554‘Dear Bertie’：DR to BR，24.6.19
p．554‘It was all quite wonderful’：BR to CM，28.6.19
p．555‘Nothing on earth’：After Ten Years，p．130
p．555‘pumped self-confidence’：ibid．
p．555‘My dear one’：BR to CM，7.7.19
p．556‘were as learn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69
p．556‘This cannot have gone on’：ibid．
p．556 she wrote to him：DR to BR，10.7.19
p．556‘Bertie and I’：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73
p．557‘Dora and I’：Autobiography Volume II，p．97
p．557‘From the first’：ibid．
p．557‘more than ever before’：BR to CM，14.7.19
p．557‘She is nice’：BR to CM，15.7.19
p．557‘very much embarrass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74
p．557‘I have never got over’：DR to BR，undated，but almost certainly Jan．1920
p．557‘It will be divine’：BR to CM，17.7.19
p．557‘I cannot tell you’：DR to BR，20.7.19
p．557‘I love you most tremendously’：DR to BR，26.7.19
p．558‘One little word of love’：BR to CM，29.7.19
p．560‘The theory of classes’：se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6.031
p．560‘The logical picture’：ibid．，3
p．560‘The main point’：LW to BR，19.8.19
p．560‘I have rather an affection’：DR to BR，31.8.19
p．560‘feeling，I think’：Autobiography Volume II，p．97
p．561‘the feeling we had for each other’：ibid．
p．561‘My husband’：see Grattan-Guinness，op．cit.，p．151
p．562‘if he thinks’：ibid．，p．152
p．562‘Dear Mr Russell’：ibid．，p．153
p．562‘I allowed the summer to go by’：from a typewritten letter to Dora - one of the very few to survive from this period - undated，but almost certainly written in the New Year of 1920
p．563‘how to fit you into my life’：DR to BR，18.10.19
p．563‘I feel fiery moral indignation’：DR to BR，10.11.19
p．563‘you know，those hypothetical infants’：DR to BR，21.10.19
p．563‘The last of our Eminent Victorians’：DR to BR，13.10.19
p．563‘Mr Russell has reached’：see G．H．Hardy，Bertrand Russell at Trinity p．51
p．564‘It is possible’：BR to LD，27.11.19
p．564‘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quoted in‘Subtle is the Lord’：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by Abraham Pais，p．305
p．564‘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first published in The Athenaeum，14 Nov．1919，and reprinted as paper 29 in Collected Papers 9，pp．207-9
p．565 a much longer - and better paid - article：‘The Relativity Theory of Gravitation’，The English Review，30，Jan．1920，pp．11-18，reprinted as paper 30 in Collected Papers 9，pp．209-15
p．565 three，slightly different，reviews：reprinted as papers 66，67 and 68 in Collected Papers 9，pp．389-97
p．565‘My dear Wittgenstein’：BR to LW，14.10.19
p．566‘my feelings about you’：DR to BR，23.12.19
p．566‘if you definitely chuck Cambridge’：DR to BR，21.1.20
p．566‘How I hate this old divorce’：DR to BR，Jan．1920
p．566‘I have found by experience’：BR to DR，Jan．1920
p．566‘If you don't take care’：DR to BR，11.11.19
p．566‘You shouldn't say’：DR to BR，16.11.19
p．567‘The present intention’：BR to OM，20.12.19
p．567‘Curled up in an armchair’：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79
p．567‘just the same as ever’：BR to CM，12.12.19
p．568‘I enjoyed’：LW to BR，8.1.20
p．568‘There are，indeed’：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6.521
p．568‘I had felt’：BR to OM，20.12.19
p．568 review of Joachim：‘The Wisdom of Our Ancestors’，The Athenaeum，9 Jan．1920，reprinted as paper 70 in Collected Papers 9，pp．403-6
p．568‘It is probable’：Collected Papers 9，p．405
p．569‘Einstein's theory’：ibid．
p．569‘they are concerned’：ibid．
p．569‘1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BR to DR，Jan．1920
p．569‘I love Colette’：ibid．
p．569‘I wish dearest’：DR to BR，23.12.19
p．570‘but I can remember’：DR to BR，24.12.19
p．570‘Respectability’：DR to BR，28.12.19
p．570‘You will perhaps’：DR to BR，14.1.20
p．571‘won't take less’：quoted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80
p．571‘giving Bertie the push’：ibid．，p．81
p．571‘I thought I could have a home’：DR to BR，undated，but Jan．1920
p．571‘I meant to rely’：DR to BR，21.1.20
p．572‘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from‘The Nature of Inference’，review of Bernard Bosanquet，Implication and Linear Inference，The Athenaeum，16 April 1920，pp．514-15，reprinted as paper 15 in Collected Papers 9，pp．82-6（quotation on p．86）
p．572‘All the psychology’：BR，prison letter，8.7.18
p．572‘The psychological part of meaning’：from BR，‘Introduction’，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p．20（Ogden translation），p．xix（Pears/McGuinness）

3．Russia
p．573‘Dearest，let us go to Russia’：DR to BR．22.2.20
p．573‘You give me so little’：BR to CM，25.2.20
p．573‘As we sat’：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82
p．573‘I'm alone’：CM to BR，quoted in her typescript of their correspondence
p．573‘The Spanish “intellectuals”’：L．B．Trend to BR，21.1.20，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9，p．475
p．574‘one of the most exquisite’：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82
p．574‘began a great quarrel’：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01
p．574‘an enormously fat’：ibid．，p．102
p．574‘There's so much’：LW to BR，9.4.20
p．575‘All right then’：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83
p．575‘On the top of the downs’：After Ten Years，p．141
p．576‘Socialism and Liberal Ideals’：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Review in two parts，May and June 1920，pp．449-55 and 499-508
p．576‘I am one of those’：ibid．，p．449
p．576‘so long as it fought’：ibid．，p．450
p．576‘What is called’：ibid．，p．452
p．576‘Every thoughtful person’：ibid．
p．576‘The old incentives’：ibid．，p．453
p．576‘The most important’：ibid．，p．454
p．577‘Faced by the united hostility’：ibid．
p．577‘Bolshevism’：ibid．，p．455
p．577‘The day of my departure’：BR，24.4.20，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04
p．577‘will have a great effect’：BR to OM，6.5.20
p．578‘I came prepared’：BR，12.5.20，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06
p．578‘Everything is to be systematic’：ibid．
p．578‘Much to be said’：BR，Russian journal，15.5.20，quoted in Clark，op．cit.，p．469
p．578‘It is ugly and brutal’：BR，13.5.20，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07
p．579‘I felt that everything’：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03
p．579‘the most lovable’：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pp．38-9
p．579‘the vanity of an artist or actor’：BR．Russian journal，17.5.20，quoted in Clark，op．cit.，p．470．See also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p．38．
p．579‘The whole tendency’：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p．34
p．580‘a certain unconscious imperialistic tone’：BR，Russian journal，20.5.20
p．580‘The average working man’：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p．60
p．580‘One of us’：BR，‘On the Volga’，2.6.20，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07
p．581‘In silence’：ibid．，pp．107-8
p．581‘Some would die’：ibid．，p．108
p．581‘But something’：ibid．
p．581‘may be described as an artist nation’：The Problem of China，pp．17-18
p．582‘artists，down to the simplest peasant’：BR to OM，25.6.20
p．582‘more like hell’：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03
p．582‘that at meal-time’：ibid．，pp．103-4
p．583‘infinitely painful’：BR to OM，25.6.20
p．583‘unspeakably horrible’：BR to CM，25.6.20
p．583‘I had：most amazing journey’：DR to BR，29.6.20
p．584‘I endeavoured’：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10
p．584‘I don't care twopence’：BR to LW，1.7.20
p．584‘But if you feel’：LW to BR，7.7.20
p．584‘I decided’：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10
p．584‘Every moment’：CM to BR，17.7.20
p．584‘finding the same consolation’：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10
p．585‘I was inspir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94
p．585‘a sublime confidence’：ibid．，p．92
p．585‘A man respected’：ibid．，p．101
p．585‘But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ibid．，p．89
p．585‘some force’：Autobiography Volume II，pp．110-11
p．586‘Impressions of Bolshevik Russia’：The Nation，10，17，24，31 July and 7 Aug．1920，reprinted（more or less）as Part One of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p．586‘Bolshevik Theory’：The New，Republic，15 Sep．and 3，17 Nov．，reprinted as Part Two，chapters I，IV and V of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p．586‘I believe’：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p．21
p．586‘Friends of Russia’：ibid．，pp．26-7
p．586‘To an English mind’：ibid．，p．28
p．586‘There is need’：ibid．，p．84
p．587‘To Marx’：ibid．，p．85
p．587‘more than ever a pacifist’：BR to GM，2.8.20

4．China
p．587‘though I very much dislike’：AR to BR，28.7.20
p．588‘I felt sincerely’：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04
p．588‘reacting’：ibid．
p．588‘with bewildered horror’：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10
p．588‘She had met men’：ibid．
p．588‘In Russia’：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05
p．589‘I can remember’：ibid．，p．107
p．589‘I should be more in harmony’：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24
p．590‘nightmare place’：BR to OM，11.10.20
p．590‘like an Emperor’：DR to her mother，Lady Black 2.11.20，quoted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15
p．590‘We are very glad’：Johnson Yuan to BR，6.11.20，，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36
p．590‘Confucius the Second’：from‘The Happiness of China’，The Nation，8 Jan．1921，pp．505-6，reprinted in Autobiography Volume II as a letter written‘on the Yiangtse，28th October 1920’，pp．137-9
p．590‘like a guitar’：ibid．
p．590‘I had not realised’：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26
p．590‘Well，I suppose’：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27
p．591‘China makes the impression’：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38
p．591‘The days on the Yangtse’：ibid．，p．126
p．591‘Chinese scenery’：DR to Lady Black，2.11.20，quoted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15
p．591‘Dewey's feelings about Russell’：quoted in Clark，op．cit.，p．484
p．591‘now I can't stand him’：BR to OM，21.2.21
p．592‘took a position’：quoted in the‘Foreword’by Ken Coates to the 1992 Spokesman edition of The Problem of China
p．592‘But if not’：BR to OM，28.10.20
p．593‘The Europeans almost all look villainou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37
p．593‘The Europeans have a few factories’：ibid．，p．139
p．593‘but Europeanisation’：ibid．
p．593‘Our Chinese friends’：ibid．，p．127
p．593‘The Englishman in the East’：ibid．，p．129
p．593‘It was evident’：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19
p．593‘I would do anything’：BR to OM，31.1.21
p．594‘The Chinese’：ibid．
p．594‘because I was living in open sin’：note added by Russell to a letter from Littlewood，30.1.21
p．595‘Bertie’：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24
p．595‘Capitalism and Socialism’：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p．19
p．596‘It was I’：DR to C．K．Ogden，Jan．1921，quoted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28
p．596‘I knelt in the bow’：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30
p．596‘I am filled with hatred’：DR to Lady Black，15.2.21，quoted ibid．
p．596 and then only to remark：see 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52
p．597‘is that it must be such’：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p．155
p．597‘the only faith’：ibid．，p．157
p．597‘The main purpose’：ibid．，p．160
p．597‘a time of absolute and complete happines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27
p．597‘but most of all’：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21
p．598‘I do not know’：DR to Lady Black，13.4.21，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p．136-8
p．598‘my mind’：BR to OM，28.4.21
p．598‘I took the utmost pains’：ibid．
p．598‘They were hostile’：from a dream dictated on 20.3.21，included in BR to OM，28.4.21
p．599‘I have no home’：BR to Elizabeth Russell，16.2.21
p．599‘All the nations’：BR to LW，11.2.21
p．599‘electric with the hope’：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28
p．600‘The news broke me’：After Ten Years，p．155
p．600‘I wanted to destroy all beauty’：ibid．，p．156
p．600‘Until there was a false rumour’：Charles Sanger to BR，2.6.21
p．600‘no one really knew’：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36
p．600‘On my birthday afternoon’：DR to Lady Black，13.4.21，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37
p．601‘Death and Birth’：the whole poem is reproduced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p．138-9
p．601‘I have missed much’：BR to OM，11.5.21
p．601‘I want to tell you’：BR to OM，28.4.21
p．601‘I am astonished’：BR to OM，11.5.21
p．601‘gravidas incipit’：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41
p．601‘could hardly believe it’：ibid．
p．601‘He's still in bed’：DR to C．K．Ogden，31.5.21，quoted ibid．，p．142
p．602‘People here’：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25
p．602‘Some Trait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The Atlantic Monthly，Dec．1921，pp．771-7，reprinted as Chapter XII in The Problem of China
p．602‘Famine in China’：The Problem of China，p．210
p．602‘hardly any flesh’：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43
p．603‘some system’：quoted ibid．，p．143
p．603‘twelve hectic days’：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33
p．603‘Mr Bertrand Russell，having died’：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44
p．603‘the best newspaper’：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34
p．603‘a delightful man’：ibid．
p．603‘I became blind with rage’：ibid．，p．135
p．603‘I felt at that moment’：ibid．
p．604‘I never’：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47

2l．The Coming Back
p．605‘My Beloved’：from Colette's typescript of letters from BR
p．605‘The spirit of our love’：BR to CM，late Aug．1921
p．606‘soon after’：The Coming Back，p．72
p．606‘All Gregory's force’：ibid．，p．82
p．606‘They lived mostly’：ibid．，p．51
p．606‘It was clear’：ibid．，p．53
p．606‘began to realise’：ibid．，p．Io6
p．606‘He could take no interest’：ibid．，p．137
p．607‘In some ways’：ibid．，p．141
p．607‘Where was the Gregory’：ibid．，p．147
p．607‘She must be free’：ibid．，p．158
p．607‘desired children’：ibid．，p．208
p．607‘wanted to have a family’：ibid．，p．248
p．607‘it seemed rather feeble’：ibid．，p．267
p．607‘“It's not true！”’：ibid．，p．291
p．607‘For an instant’：ibid．，p．307
p．607‘Tell Konradin’：ibid．，p．327
p．608‘He said’：ibid．，p．328
p．608‘Nobody could be more disappointed’：quoted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p．148-9
p．609‘It is not unlikely’：BR to Rachel Brooks，13.5.22
p．609‘It is so’：quoted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49
p．609‘I have been dwelling’：Joseph Conrad to BR，2.11.21
p．610‘I am sorry’：BR to LW，5.11.21
p．610‘In any other case’：Wilhelm Ostwald to Dorothy Wrinch，21.2.21
p．610 an article on trends in Chinese education：‘A People Who Value Wisdom Above Rubies’，The Review of Reviews，64，Nov．1921，pp．349-53，and The Dial，71，Dec．1921，pp．693-8，reprinted as Chapter XIII，‘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in The Problem of China
p．610‘increase the number’：The Problem of China，p．214
p．610‘the only people’：ibid．，p．225
p．610‘Some Trait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The Atlantic Monthly，Dec．1921，pp．771-7，reprinted as Chapter XII in The Problem of China
p．610‘The obvious charm’：The Problem of China，pp．212-13
p．611‘It was so nice’：Vivien Eliot to BR，1.11.21
p．611‘bearing in min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51
p．611‘As I lay there’：ibid．
p．611‘I am so relieved’：BR to OM，，16.11.21
p．611‘I wish，with your permission’：BR to Joseph Conrad，probably 16.11.21，quoted in Autobiography，p．209
p．611‘profoundly touched’：Joseph Conrad to BR，18.11.21
p．612‘Yes！ Paternity is a great experience’：Joseph Conrad to BR，18.11.21
p．612‘a new emotional centre’：Autobiography Volume II，p．150

参考文献

罗素发表的著述数量巨大，数不胜数：共有70本著作、2000多篇文章、大量见诸报道的讲话、给他人著作撰写的文章以及“吹嘘言辞”等等。收集他的全部著述看似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经过30来年的努力，整个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肯尼思·布莱克维尔和哈里·鲁娅编撰了《伯特兰·罗素文献》（劳特利奇出版社，1994年出版），详细列出了罗素公开发表的所有著述和讲话，并且配有关于译文的信息，标明其著作中的那些部分是以文章、广播谈话或者其他形式出现的。它包括4000个条目，是不可或缺的优秀之作（它的出版目的是，补充同样重要的《伯特兰·罗素论文选》），一共分为三卷：第一卷罗列了罗素的著作和宣传册，第二卷是其余著述，第三卷包括其他两卷的详尽索引。

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尚未出现过同样完整的关于罗素的二手文献目录。但是，该书编辑道格拉斯·拉基编撰了一份十分有用的清单，放在《分析方法文选》最后。他完全有理由说：“编撰关于罗素研究的二手资料目录的主要难点是，如何对篇幅进行限制，不要搞成关于20世纪分析哲学的参考文献。”以下仅仅是笔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查阅的著作清单。

罗素撰写的著作

《伯特兰·罗素论文选》

这一套著作由伯特兰·罗素著作编辑项目组编辑出版，其总部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汉米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内，路易斯·格林斯潘担任项目组长。这是一次在雄心勃勃的尝试，旨在将罗素撰写的所有篇幅较短（即篇幅小于单行本长度）的著作，无论以前是否出版，全部收录在一个版本之中。第1卷包括罗素在青年时期和早期的专业研究成果，该套著作余下各卷分为两大部分：第2至11卷包括他的哲学著作，第12卷及其后各卷收录了关于他个人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著述。以下列出已经出版的各卷，它们包含了我大量使用的文章：

Volume 1．Cambridge Essays，1888-99，edited by Kenneth Blackwell，Andrew Brink，Nicholas Griffin，Richard A．Rempel，and John G．Slater，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3

Includes：‘Greek Exercises’，Russell's Crammer School essays，‘A Locked Diary’（1890-4），‘Die Ehe’，‘Self-Appreciation’，his Apostolic essays（including ‘Cleopatra and Maggie Tulliver’and ‘Seems Madam？Nay，It Is’），his graduate essays on philosophy（including his paper on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and his first published philosophical articles（including ‘The Logic of Geometry’）．

Volume 2．Philosophical Papers，1896-99，edited by Nicholas Griffin and Albert C．Lewis，London，Unwin Hyman，1990

Includes：Russell's review of Hannequin，‘On Some Difficulties of Continuous Quantity’，‘Why Do We Regard Time，But Not Space，as Necessarily a Plenum？’，An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Reasoning（1898），and The Fundamental Ideas and Axioms of Mathematics（1899）．

Volume 3．Toward the‘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1900-02，edited by Gregory H．Moore，London，Routledge，1994

Includes：the 1899-1900 draft of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The Notion of Order and Absolute Position in Space and Time’，‘Recent Italian Work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Recent Work on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and Russell's review of Boutroux．

Volume 4．Foundations of Logic，1903-05，edited by Alasdair Urquhar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lbert C．Lewis，London，Routledge，1994

Includes：the pre-‘On Denoting’manuscripts（including‘On Functions’，‘On Meaning and Denotation’，and ‘On Fundamentals’），‘On Denoting’，‘Meinong's Theory of Complexes and Assumptions’，‘On the Relation of Mathematics to Symbolic Logic’，and reviews of Couturat，Poincaré and Meinong．

Volume 6．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Papers，1909-13，edited by John G．Slat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Bernd Frohmann，London，Routledge，1992

Includes：‘The Theory of Logical Types’，‘What is LOgic？’，‘On Matter’，‘On the Nature of Truth and Falsehood’，‘Analytic Realism’，‘The Philosophy of Bergson’，‘Pragmatism’，and Russell's review of William James's 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Volume 7．Theory of Knowledge，edited by Elizabeth Ramsden Eam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Kenneth Blackwell，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4

Includes：the 1913 manuscript，The Theory of Knowledge．

Volume 8．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and Other Essays，1914-19，edited by John G．Stater，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6

Includes：‘The Relation of Sense-Data to Physics’，‘Mysticism and Logic’，‘On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On “Bad Passions”’，and the manuscript notes that Russell wrote in prison on the psychology of symbolism．

Volume 9．Essays on Language，Mind and Matter，1919-26，edited by John G．Slat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Bernd Frohmann，London，Unwin Hyman，1988

Includes：Introduction to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and reviews of Joachim，Clutton-Brock，Ralph Perry，etc．

Volume 12．Contemplation and Action，1902-14，edited by Richard A．Rempel，Andrew Brink and Margaret Mora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5

Includes：Russell's private Journal，1902-5，The Pilgrimage of Life，‘The Free Man's Worship’，‘The Study of Mathematics’，Prisons，‘The Essence of Religion’，The Perplexities of John Forstice，‘Mysticism and Logic’，‘The Place of Science in a Liberal Education’，and Russell's articles and speeches on Free Trade and Women's Suffrage．

Volume 13．Prophecy and Dissent，1914-16，edited by Richard A．Rempel with the assistance of Bernd Frohmann，Mark Lippincott and Margaret Moran，London，Unwin Hyman，1988

Includes：‘War，the Offspring of Fear’，‘The Ethics of War’，‘Lord Northcliffe's Triumph’，‘On Justice in War-Time’，‘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1904-1914：a Reply to Professor Gilbert Murray’，‘The Cardiff Speech’，and ‘The Danger to Civilization’．

自传性著述

罗素一生中一丝不苟地记述他自己的生活，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性文章，评述自己私下和公开表达的希望、失望和成就，从1897年撰写的文章《自赏》开始，到晚年撰写的《自传》第三卷结束。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尚）未收录在《伯特兰·罗素论文选》中自传性著述：

1927 ‘Things That Have Moulded Me’，The Dial，83，Sept．1927，pp．181-6，reprinted as ‘Introduction’to Se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New York，The Modem Library

1930 ‘How I Was Educated’，John O'London's Weekly，23，19 July 1930，pp．525-6

1936 ‘“The Last Survivor of a Dead Epoch”’，The Listener，16，12 Aug．1936，p．289，reprinted as ‘Obituary（1937）’in Unpopular Essays

1938 ‘My Religious Reminiscences’，The Rationalist Annual，1938，pp．2-8，reprinted in Basic Writings

1944 ‘My Mental Development’，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edited by Paul Schilpp，pp．3-20，reprinted in Basic Writings

1946 ‘Eminent Men I Have Known’，Unpopular Essays，pp．181-7

1951 ‘How I Write’，London Calling，10 May 1951，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1 ‘Memories of My Childhood’，Vogue，117，15 May 1951，pp．69，106，108-10

1952 ‘Reflections On My Eightieth Birthday’，The Listener，47，22 May 1952，pp．823-4，reprinted as ‘Postscript’，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44-1967（Volume III）

1952 ‘My First 80 Years’，New York Post，25 May 1952，pp．10-11

1952-3 ‘Portraits from Memory’：

1．‘Alfred North Whitehead’，The Listener，48，to July 1952，pp．51-2，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2．‘Maynard Keynes and Lytton Strachey’，The Listener，17 July 1952，pp．97-8，reprinted in Autobiography，pp．70-4

3．‘D．H．Lawrence’，The Listener，24 July 1952，pp．135-6，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4．‘“Completely Married”：Sidney and Beatrice Webb’，The Listener，31 July 1952，p．177-8，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5．‘Cambridge in the Eighteen-Nineties’，The Listener，50，20 Aug．1953，pp．307-8，reprinted as ‘Some Cambridge Dons of the 'Nineties’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6．‘Cambridge Friendships’，The Listener，27 Aug．1953，pp．337-8，reprinted as‘Some of My Contemporaries at Cambridge’in Portraits fromm Memory

7．‘Bernard Shaw：The Admirable Iconoclast’，The Listener，3 Sep．1953，pp．380-1，reprinted as ‘George Bernard Shaw’in Portraits from，Memory

8．‘H．G．Wells：Liberator of Thought’，The Listener，10 Sept．1953，pp．417-18，reprinted as ‘H．G．Wells’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9．‘Joseph Conrad’，The Listener，17 Sept．1953，pp．462-3，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0．‘George Santayana’，The Listener，24 Sept．1953，pp．503，511，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3？‘Private Memoirs’，unpublished typescript，the purpose of which‘is to explain why my relations with women that I have been fond of were until the last unsatisfactory’．

1955 ‘Six Autobiographical Talks’：

1．‘Philosophers and Idiots’，The Listener，53，to Feb．1955，pp．247，249，reprinted as ‘Some Philosophical Contacts’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2．‘Why I Took to Philosophy’，London Calling，3 Mar．1955，p．9，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Basic Writings

3．‘A Pacifist in Wartime’，London Calling，17 Mar．1955，p．to，reprinted as‘Experiences of a Pacifist in the First World War’，Portraits from Memory

4．‘Wa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London Calling，24 Mar．1955，p．8，reprinted as ‘From Logic to Politics’，Portraits from Memory

5．‘A Philosophy of My Own’，London Calling，31 Mar．1955，p．10，reprinted as‘Beliefs：Discarded and Retained’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6．‘“So I Go On Writing Books”’，London Calling，7 April 1955，p．to，reprinted as ‘Hopes：Realized and Disappointed’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6 ‘Adaptation：an Autobiographical Epitome’，Portraits from Memory，pp．7-17

1957 ‘Books that Influenced Me in Youth’：

1．‘The Importance of Shelley’，London Calling，7 Mar．1957，p．4，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2．‘The Romance of Revolt’，London Calling，14 Mar．1957，p．to，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3．‘Revolt in the Abstract’，London Calling，21 Mar．1957，p．12，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4．‘Disgust and its Antidote’，London Calling，28 Mar．1957，p．10，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5．‘An Education in History’，London Calling，4 April 1957，p．6，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6．‘The Pursuit of Truth’，London Calling，11 April 1957，p．14，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1959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9

1967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7

1968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14-1944（Volume II），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8

1969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44-1967（Volume III），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9

已经出版的书信

Dear Bertrand Russell：a selection of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1950-1968，edited by Barry Feinberg and Ronald Kasril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9

Dear Russell - Dear Jourdain：A commentary on Russell's logic，based on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Philip Jourdain by I．Grattan-Guinness，London，Duckworth，1977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ussell and Wittgenstein’，B．F．McGuinness and G．H．von Wright，Russell，10（2），winter 1990-1，pp．101-24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Volume 1：The Private Years，1884-1914，edited by Nicholas Griffin，London，Allen Lane，1992

其他著述

下面按照（写作而不是出版）的时间顺序，仅仅列出了笔者在撰写本卷过程中使用过的文献。因此，1921年以后的文献很少，已经收录在《伯特兰·罗素论文选》中的文献没有列出。

1896 German Social Democracy，London，Longmans，1886，second edition，George Allen＆Unwin，1965

1897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897；paperback edition，New York，Dover，1956

1900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00；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03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03；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06 ‘The Nature of Truth’，Mind，15，Oct．1906，pp．528-33

1907 ‘On the Nature of Truth’，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7，1906-7，pp．28-49

1910 Philosophical Essays，London，Longmans，1910；second（revised）edition，George Allen＆Unwin，1966

1910-13（with A．N．Whitehead）Principla Mathematica，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Volume I，1910，Volume II，1912，Volume III，1913；second edition 1925-7；paperback（abridged）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2

1912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12；paperback edi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7

1914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London，Open Court，1914；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3

1915 Justice in War-Time，London，The National Labour Press，1915；second edition，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1975

1916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16

1917 Political Ideals，New York，Century，1917；British（expanded）editio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3

1918 Mysticism and Logic，London，Longmans，1918

1918 Roads to Freedom，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18

1918 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edited by David Pears，London，Fontana，1972；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1985

1919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19；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3

1920 ‘Socialism and Liberal Ideals’，The English Review，30，May，June 1920，pp．449-55，499-508

1920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20；second（revised）edition，1949

1921 The Analysis of Mind，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21；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21（in collaboration with Dora Russell）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23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22；paperback edition，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1993

1931-5 Mortals and Others：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n Essays 1931-1935，edited by Harry Ruja，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5

1937 The Amberley Papers，Volumes 1 and 2，London，Hogarth Press，1937

1940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New York，Norton，1940

1945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46

1950 Unpopular Essay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0

1953 Satan in the Suburbs London，The Bodley Head，1953；paperback edition，Penguin，1961

1954 Nightmares of Eminent Persons，London，The Bodley Head，1954；paperback edition，Penguin，1962

1956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6

1956 Logic and Knowledge，edited by Robert C．Marsh，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6；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60 Bertrand Russell Speaks His Mind New York，World Publishing Co.，1960

1961 Fact and Fictio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1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edited by Robert E．Egner，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1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Bertrand Russell，compiled and edited by Barry Feinberg，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2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One 1896-1945，by Barry Feinberg and Ronald Kasril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3

Essays in Analysis，edited by Douglas Lacke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3

其他人的著作

以下著作是按照笔者使用的版本时间列出的。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标注的日期不是首版日期。

Ackroyd，Peter，T．S．Eliot，Abacus，1985

Ambrose，Alice and Lazerowitz，Morris（eds），G．E．Moore：Essays in Retrospect，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0

Andersson，Stefan，In Quest of Certainty：Bertrand Russell's search for certainty in religion and mathematics up to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1903），Stockholm，1994

Armstrong，William M.，‘Bertrand Russell Comes to America，1896’，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ety，II，1＆2，Fall 1969 and Spring 1970

Ayer，A．J.，Russell and Moore：The Analytical Heritage，London，Macmillan，1971

——Russell，London，Fontana，1972

Ayling，Stanley，Edmund Burke：His Life and Opinions，London，Cassell，1988

Baines，Jocelyn，Joseph Conrad：A Critical Biography，London，Weidenfeld，1993

Baldwin，Thomas，G．E．Moore，London，Routledge，1990

Bedford，John 13th Duke of，A Silver-Plated Spoon，London，Cassell，1959

Bell，Quentin，Virginia Woolf：A Biography Volume One．Virginia Stephen 1882-1912，Triad/Granada，1976

——Virginia Woolf：A Biography Volume Two．Mrs Woolf 1912-1941，Triad/Granada，1976

Bell，Robert H.，‘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Eliots’，The American Scholar，summer 1983，pp．309-25

Berenson，Mary，A Self Portrait from her Letters＆Diaries，edited by Barbara Strachey and Jayne Samuels，London，Gollancz，1983

Berthoud，Jacques，Joseph Conrad：The Major Phas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8

Birkin，Andrew，J．M．Barrie and the Lost Boys，London，Constable，1979

Blackwell，Kenneth，‘Our Knowledge of“Our Knowledge”’，Russell，12，winter 1973-4，pp．11-13

——‘The Early Wittgenstein and the Middle Russell’，in Perspectiv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edited by Irving Block，Oxford，Blackwell，1981

——The Spinozistic Ethics of Bertrand Russell，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5

Blackiston，Georgiana，Lord William Russell and His Wife，London，John Murray，1972

Bradley，F．H.，Appearance and Reality，London，Swan Sonnenschein，1893

——Essays on Truth and Reality，Oxford，University Press，1914

Brink，Andrew，Bertrand Russell：The Psychobiography of a Moralist，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89

Burke，Edmund，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edited by Peter J．Stanlis，New York，Anchor Books，1963

Cantor，Georg，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Theory of Transfinite Numbers，New York，Dover，1955

Cecil，Hugh＆Mirabel，Clever Hearts：Desmond＆，Molly MacCarthy，London，Gollancz，1990

Chao，Yuen Ren，‘With Bertrand Russell in China’，Russell，7，autumn 1972，pp．14-17

Clark，Ronald W.，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Penguin，1978

——Bertrand Russell and His World，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1

Clifford，W．K.，Lectures and Essays，edited by L．Stephen and F．Pollock，two volumes，London，Macmillan，1879；second edition，1886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Exact Sciences，edited by Karl Pearson，1885

Cocchiarella，Nino，‘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Logical Types and the Notion of a Logical Subject in Russell's Early Philosophy’，Synthese，45，1980，pp．71-115

Coffa，J．Alberto，The Semantic Tradition from Kant to Carnap：To the Vienna Sta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1

Cole，G．D．H.，The World of Labour，London，G．Bell＆Sons，1913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London，G．Bell＆Sons，1917

Conrad，Joseph，Tales of Unrest，Penguin，1977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Penguin，1975

——Heart of Darkness＆The Secret Sharer，Signet，1978

——Nostromo，Penguin，1986

——The Secret Agent，Penguin，1963

——Typhoon and Other Stories，Penguin，1990

——Lord Jim，Penguin，1989

——The Mirror of the Sea＆A Personal Record，Oxford，1988

——Victory，Penguin 1994

——Chance，Signet，1992

Cooper-Willis，Irene，England's Holy War：A Study of English Liberal Idealism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Knopf，1928

Crawshay-Williams，Rupert，Russell Remembered，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70

Darroch，Sandra Jobson，Ottoline：The Life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London，Chatto，1976

Delany，Paul，D．H．Lawrence's Nightmare：The Writer and His Circle in the Years of the Great War，Sussex，Harvester，1979

Derry，John W.，Politics in the Age of Fox，Pitt and Liverpool：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Macmillan，1990

Detlefson，Michael，‘Poincaré Against the Logicians’，Synthese，90，1992，pp．349-78

Dostoyevsky，Fyodor，The Idiot，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2

Egan，Michael（ed.），Ibsen：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1972

Eliot，T．S.，review of Theism and Humanism by A．J．Balfou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26（2），1916，pp．284-9

——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London，The Egoist Limited，1917

——‘Eeldrop and Appleplex’，The Little Review，May and Sep．1917，pp．7-11 and 16-19，reprinted as Eeldrop and Appleplex，Tunbridge Wells，The Foundling Press，1992

——‘Style and Thought’，review of Russell's Mysticism and Logic，The Nation，22，Mar．1918，pp．768，770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H．Bradley，London，Faber，1964

——The Letters of T．S．Eliot Volume I 1898-1922，edited by Valerie Eliot，London，Faber，1988

Ellmann，Richard，Oscar Wilde，Penguin，1988

Forte，Maria，‘Lucy Martin Donnelly：a Sojourn with the Russells’，Russell，7（1），summer 1987，pp．53-9

——‘Bertrand Russell's Letters to Helen Thomas Flexner and Lucy Martin Donnelly’，unpublished Ph.D．thesis，McMaster University，1988

Frege，Gottlob，Philosophical and Mathematical Correspondence，Oxford，Blackwell，1980

Gardiner，Bennitt，‘Colette O'Niel：a Season in Repertory’，Russell，23-4，autumn-winter 1976，pp．26-36

——‘1916’，Russell，29-32，1978，pp．43-51

——‘The Wisdom of Colette’，Russell，37-40，1980-1，pp．31-9

Gordon，Lyndall，Eliot's Early Years，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7

——Eliot's New Life，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8

Gottschalk，Herbert，Bertrand Russell：A Life，London，John Barker，1965

Grattan-Guinness，I.，‘Russell's Home at Bagley Wood’，Russell，13，spring 1974，pp．24-6

——‘George Cantor's Influence on Bertrand Russell’，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1，1980，pp．61-93

Griffin，Nicholas，‘Russell's “Horrible Travesty” of Meinong’，Russell，25-8，1977，pp．39-51

——‘Russell on the Nature of Logic（1903-1913）’，Synthese，45，1980，pp．117-88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review of Paul Levy，G．E．Moore and the Cambridge Apostles，Russell，1（1），summer 1981，pp．71-82

——‘Russell's Multiple Relation Theory of Judgment’，Philosophical Studies，47，1985，pp．213-47

——‘Wittgenstein's Criticism of Russell's Theory of Judgment’，Russell，5（2），winter 1985-6，pp．132-45

——‘Joachim's Early Advice to Russell on Studying Philosophy’，Russell，7（2），winter 1987-8，pp．119-23

——Russell's Idealist Apprenticeship，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1

Hardy，G．H.，Bertrand Russell and Trinity：A College Controversy of the Last War，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42

Harrison，Royden，‘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Webbs’，Russell，5（1），summer 1985，pp．44-9

Hastings，Michael，Tom and Viv，London，Penguin，1985

Heijenoort，Jean van，From Frege to Cödel：A Source Book in Mathematical Logic，1879-1931，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67

Holroyd，Michael，Lytton Strachey：A Biography，London，Penguin，1979

——Lytton Strachey：The New Biography，London，Chatto，1994

Hylton，Peter，‘Russell's Substitutional Theory’，Synthese，45，1980，pp．1-31

——Russell，Ide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nalytic Philosophy，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0

Ibsen，Henrik，Ghosts and Other Plays，Penguin，1964

——The Master Builder and Other Plays，Penguin，1958

Irvine，A．D．and Wedeking，G．A．（eds），Russell and Analytic Philosoph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3

Jager，Ronald，The Development of Bertrand Russell's Philosoph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2

James，William，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two volumes，London，Macmillan，1890

——Pragmatism：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London，Longmans，1907

——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London，Longmans，1912

——Essays in Philosophy，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8

Jean-Aubry，G.，Joseph Conrad，Life＆Letters，two volumes，London，Heinemann，1927

Joachim，Harold H.，The Nature of Truth，Oxford，University Press，1906

Jones，J．K.，The First Whigs：The Politics of the Exclusion Crisis 1678-1683，London，1961

Jourdain，Philip E．B.，The Philosopy of Mr．Bertrand，Russell，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18

‘Junius’，The Letters of Junius，edited by John Cann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8

Karl，Frederick R.，Joseph Conrad．The Three Lives：A Biography，London，Faber，1979

Kearns，Marion，‘Alys Russell：a Bibliography’，Russell，10，summer 1873，pp．17-19

Keen，C．N.，‘The Interaction of Russell and Bradley’，Russell，3，autumn 1971，pp．7-11

Kennedy，Thomas C.，‘The Women's Man from Wimbledon’，Russell，14，summer 1974，pp．19-26

Kenyon，John，The Popish Plot，London，Heinemann，1972

Kermode，Frank，Lawrence，Fontana，1973

Keynes，John Maynard，The Collected Writings Volume X．Essays in Biography，London，Macmillan，1972

King，James，Virginia Woolf，London，Hamish Hamilton，1994

Knight，G．Wilson，Ibsen，Edinburgh，Oliver and Boyd，1962

Lackey，Douglas P．，‘The Whitehead Correspondence’，Russell，5，spring 1972，pp．14-16

——‘Russell's Unknown Theory of Classes：The Substitutional System of 1906’，Journal of Philosophy，14，1976，pp．69-78

Landini，Gregory，‘Russell's Substitutional Theory of Classes and Relations’，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8，1987，pp．171-200

Lawrence，D．H.，The Prussian Officer，London，Secker，1914

——The Rainbow，Penguin，1989

——Women in Love，Penguin，1960

——Twilight in Italy，Penguin，1974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Volume II（including ‘The Blind Man’），Penguin，1976

——England，My England，Penguin，1982

——Assorted Articles，London，Secker，1932

——The Collected Letters（Two Volumes），edited by Harry T．Moore，London，Heinemann，1962

——The Letters of D．H．Lawrence Volume II June 1913-October 1916，edited by George J．Zytaruk and James T．Boult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1

——D．H．Lawrence's Letters to Bertrand Russell，edited by Harry T．Moore，New York，Gotham，1948

——Phoenix：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Lawrence，edited by Edward D．McDonald，London，Heinemann，1936

——Phoenix：Uncollected，Unpublished and Other Prose Works by D．H．Lawrence，edited by Warren Roberts and Harry T．Moore，London，Heinemann，1968

Lawrence，Frieda，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edited by E．W．Tedlock，Jr，New York，Knopf，1964

Leithauser，Gladys，‘Arch-priggery：Bertrand and Alys Russell's Copy of Whitman's“Leaves of Grass”’，Russell，Ig，autumn 1975

Leithauser，Gladys Garner，‘The Romantic Russell and the Legacy of Shelley’，Russell，4（1），summer 1984，pp．31-48

——‘Spirited Satire：the Fiction of Bertrand Russell’，Russell，13（1），summer 1993，pp．63-82

Leithauser，Gladys Garner and Dyer，Nadine Cowan，‘Bertrand Russell and T．S．Eliot：Their Dialogue’，Russell，2（1），summer 1982，pp．7-28

Lenzen，Victor F．，‘Bertrand Russell at Harvard，1914’，Russell，3，autumn 1971，pp．4-6

Levy，Paul，G．E．Moore and the Cambridge Apostles，London，Weidenfeld，1979

Lowe，Victor，‘The Development of Whitehead's Philosophy’，The Philosophy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Northwestern，1941，pp．15-124

——Alfred North Whitehead．The Man and His Work Volume I：1861-1910，Baltimore，Johns Hopkins，1985

——Alfred North Whitehead The Man and His Work Volume II：1910-1947，edited by J．B．Schneewind，Baltimore，Johns Hopkins，1990

MacCarthy，Desmond，The Man and His Writings，introduced by David Cecil，London，Constable，1984

MacCarthy，Desmond and Russell，Agatha（eds），Ladyy John Russell．A Memoir with Selections from her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London，Longmans，1926

McGuinness，Brian，Wittgenstein：A Life．Young Ludwig 1889-1921，London，Duckworth，1988

McTaggart，John McTaggart Ellis，Studies in the Hegelian Dialectic，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896

Maddox，Brenda，The Married Man：A Life of D．H．Lawrence，London，Sinclair-Stevenson，1994

Malleson，Constance，After Ten Years，London，Cape，1931

——The Coming Back，London，Cape，1933

——In the North：Autobiographical Fragments in Norway，Sweden，Finland：1936-1946，London，Gollancz，1946

——‘Fifty Years：1916-1966’，in Ralph Schoenman（ed．），Bertrand Russell：Philosopher of the Centur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7

——‘The End’，Russell，21-2，spring-summer 1976，pp．25-7

Meyers，Jeffrey，D．H．Lawrence：A Biography，New York，Knopf，1990

Mill，John Stuart，Autobiograph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9

Mitchell，L．G．，Charles James Fox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Whig Party 1782-1794，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1

Milford，Nancy（ed．），The Ladies of Alderlry being the Letters between Maria ，Josepha，Lady Stanley of Alderley and Her Daughter-in-Law Henrietta Maria Stanley during the Years 1841-1850，London，Chapman＆Hall，1938

——The Stankys of Alderley：Their Letters between the Years 1851-1865，London，Chapman＆Hall，1939

Monk，Ray，Ludwig 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London，Cape，1990

——‘The Effects of a Broken Home：Bertrand Russell and Cambridge’，Cambridge Minds，edited by Richard Mason，Cambridge，1994，pp．1-19

——‘The Madness of Truth：Russell's Admiration for Joseph Conrad’，Russell，14（2），winter 1994-5

Moore，G．E．，review of Russell's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Mind，8，July 1899，pp．397-405

——‘An Autobiography’，The Philosophy of G．E．Moore，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pp．1-39

——Philosophical Paper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9

——The Early Essays，edited by Tom Rega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

——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Thomas Baldwin，London，Routledge，1993

Moorehead，Caroline，Bertrand Russell．A Life，London，Sinclair-Stevenson，1992

Moran，Margaret，‘Men of Letters：Bertrand Russell and Joseph Conrad’，Russell，2（1），summer 1982，pp．29-46

Morrell，Ottoline，Ottoline：The Early Memoirs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edited by Robert Gathorne-Hardy，London，Faber，1963

——Ottoline at Garsington：Memoirs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 1915-1918，edited by Robert Gathorne-Hardy，London，Faber，1974

Murray，Gilbert，Euripides，translated into English rhyming verse，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02

——Euripides and His Age，second（revised）edi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46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25

Newberry，Jo，‘Russell as Ghost-writer’，Russell，15，autumn 1974，pp．19-23

Pais，Abraham，‘Subtle is the Lord…’：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2

Patmore，Brigit，My Friends When Young．The Memoirs of Brigit Patmore，edited by Derek Patmore，London，Heinemann，1968

Peel，Georgiana，Recollections，London，John Lane，1920

Peters，Richard，Hobbes，Penguin，1967

Pinsent，David Hume，A Portrait of Wittgenstein as a Young Man，edited by G．H．von Wright from the Diary of David Hume Pinsent 1912-1914，Oxford，Blackwell，1990

Poincarée，Henri，‘Des fondements de la géométrie：à propos d'un livre de M．Russell’，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7，1899，pp．251-79

——Science and Hypothes，New York，Dover，1952

——Science and Method，London，Thomas Nelson，1914

——The Value of Science，New York，Dover，1958

——Mathematics and Science：Last Essays，New York，Dover，1963

Pollock，Sir Frederick，Spinoza：His Life and Philosophy，London，Kegan Paul，1880

Powell，David，Charles James Fox．Man of the People，London，Hutchinson，1989

Prest，John，Lord John Russell，London，Macmillan，1972

Reid，Stuart J．，Lord John Russell，London，Dent，1895

Rhees，Rush，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4

Ribblesdale，Lord，Impressions and Memories，London，Cassell，1927

Richards，Joan L．，Mathematical Visions：The Pursuit of Geometry in Victorian England，London，Academic Press，1988

Roberts，George W．（ed．），Bertrand Russell Memorial Volume，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9

Robson，Ann，‘Bertrand Russell and his godless Parents’，Russell，7，autumn 1972，pp．3-9

Rodríguez-Consuegra，Francisco，‘The Origins of Russell's Theory of Descriptions’，Russell，9（2），winter 1989-90，pp．99-132

——The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Origins and Development，Basel，Birkhäuser，1991

——Relational Ontology and Analytic Philosophy：Bertrand Russell and Bradley's Ghost（forthcoming）

Russell，Alys，‘A Reply from the Daughters’，Nineteenth Century，35，Mar．1894，pp．443-50

Russell，Dora，The Tamarisk Tree Vol．I My Quest for Liberty and Love，London，Elek Books，1975；paperback edition，Virago，1978

——The Religion of the Machine Age，London，Routledge，1983

Russell，Frank，The Life and Adventures，London，Cassell，1923

Russell，Lord John，The Life of William Lord Russell，London，Longman，1819

——An Essay，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from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to the present time，London，1821

——Correspondence of John，Fourth Duke of Bedford，3 volumes，London，Longman，1842，1843，1846

——Memori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James Fox，2 volumes，London，1853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James Fox，3 volumes，London，1866

——Recollections and Suggestions，1813-73，London，1875

Ryan，Alan，Bertrand Russell：A Political Life，London，Allen Lane，1888

Santayana，George，Persons and Places，Massachusetts，MIT Press，1987

Scharfstein，Ben-Ami，The Philosophers：Their Lives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Thought，Oxford，Blackwell，1980

Schilpp，Paul Arthur（ed．），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Illinois，Open Court，1944；revised edition，1971

——The Philosophy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41

——The Philosophy of G．E．Moore，New York，Tudor，1942；second edition 1952

Schoenman，Ralph（ed．），Bertrand Russell：Philosopher of the Centur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7

Sencourt，Robert，T．S．Eliot：A Memoir，London，Garnstone，1971

Seymour，Miranda，Otto line Morrell：Life on the Grand Scale，London，Hodder，1992

Sharpe，Tony，T．S．Eliot：A Literary Life，London，Macmillan，1991

Shelley，Percy Bysshe，Selected Poems，Oxford，University Press，1913

——Alastor and Other Poems，Prometheus Unbound and Other Poems，Adonais，edited by P．H．Butter，Plymouth，Macdonald and Evans，1970

Skidelsky，Robert，John Maynard Keynes：Hopes Betrayed 1883-1920，London，Macmillan，1983

Slater，John G．，‘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Tribunal’，Russell，1，spring 1971，pp．6-7

——‘What Happened at Leeds？’，Russell，4，winter 1971-2，pp．9-10

——‘Lady Constance Malleson，“Colette O'Niel”’，Russell，20，winter 1975-6，pp．4-15

——Bertrand Russell，Bristol，Thoemmes Press，1994

Spadoni，Carl，‘“Great God in boots！-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is soundl”’，Russell，23-4，autumn-winter 1976，pp．37-41

——‘Philosophy in Russell's letters to Alys’，Russell，29-32，1978，pp．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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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Mind，《心的分析》；‘preliminary outline’，初步提纲

‘Analytic Realism’（lecture，1911），《分析实在论》（1911年举行的讲座）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

‘The Anatomy of Desire’，《欲望剖析》

Anderson，Mrs Garrett，安德森，加内特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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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sley，Lord and Lady，安内斯利勋爵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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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elian Society，亚里士多德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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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Hungary，奥匈

Autobiography，《自传》；‘Prologue’，《绪论》；‘To Edith’（preface），《致伊迪斯》（序言）

Axiom of Congruence（or Axiom of Free Mobility），全等公理（自由流动性公理）

Axiom of Infinity，无穷性公理

Axiom of Reducibility，可化归性公理

Bach，Johann Sebastian，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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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ford，fourth Duke of，贝德福德公爵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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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g Tzu，庄子

Churchill，Winston，丘吉尔，温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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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lloe，Frank，科斯特洛，

Costelloe，Ray and Karin，科斯特洛，雷和卡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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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shay-William，Rupert，克劳谢-威廉，鲁珀特，

Cretan Liar Paradox，克里特岛的说谎者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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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well，Oliver，克伦威尔，奥利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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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moor work camp，‘go-slow’policy in，达特姆尔高原劳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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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ekind，Richard，戴德金，理查德；Continuity and Irrational Numbers，《连续性与无理数》；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Numbers，《数字的本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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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as，Edgar，德加，埃德加

Demos，Raphael，德摩斯，拉菲尔
denoting，theory of，指谓理论

Derbyshire，R．'s honeymoon with Colette in，德比，罗素与科莱特的蜜月地

Descartes，Rene，笛卡尔，勒内

Dewey，John，杜威，约翰；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实验逻辑论文集》，

Diaghilev，Sergei，季阿吉列夫，谢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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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fferin，Lord，达弗林，勋爵

Eddington，Arthur，爱丁顿，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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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centric particulars’（indexicals），“自我中心的具体表达”（直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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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ot，T．S．，艾略特，T．S．；‘Mr Appolinax’，《阿珀林纳克斯先生》；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评述》；review of Mysticism and Logic，关于《神秘论与逻辑学》的书评，

Eliot，Vivien（nee Hiagh-Wood：‘Mrs E．’），艾略特，维维恩（娘家姓是西亚-伍迪：“E．太太”）；R．'s relationship with（1915-18），与罗素的关系（1915-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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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tiens avec Bergson，《柏格森访谈》

Epipsychidion，《心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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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还可参见《认识论》和《几何基础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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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lid，欧几里得；Elements，《几何原本》

Everett，Ernest，埃弗里特，欧内斯特

Ewen，John，尤恩，约翰

Fabian Society，费边社

Fairchild，Sally，费尔柴尔德，萨莉，

Feminism，女性主义；see also women's suffrage还可参见妇女参政

First，World War（1914-18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年），

Fitzgerald，Caroline，菲茨杰拉德，卡罗琳

Fitzgerald，Edward，菲茨杰拉德，爱德华

Fitzmaurice，Lord Edmund，菲茨杰拉德，埃德蒙勋爵

Fitzpatrick，Lion，菲茨帕特里克，莱昂

Fitzroy street studio flat，R.'s，菲茨洛伊街一居室公寓房，罗素居所

Fletcher，H．M．，弗莱切，H．M．，see Thomas，Helen参见托马斯，海伦

Flexner，Simon，弗莱克斯纳，西蒙

Florence，R．-in，佛罗伦萨，罗素访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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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tice《浮士泰斯》，see The Perplexities of John Forstice，参见《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

Fox，Charles James，福克斯，查尔斯

France，R．in，法国，罗素逗留的情况；see also Paris，参见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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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John，弗里曼，约翰

Frege，Gottlob，弗雷格，戈特洛布；Begriffschirift，《概念符号》；Die 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算术的基本规律》

French Mathematical Society，Paris，法国数学学会，巴黎

French Philosophical Society，Paris，法国哲学学会，巴黎

Freud，Sigmund，弗洛伊德，西格蒙德；‘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

‘Friday's Hill’（near Fernhurst），Pearsall Smith home，“星期五山丘”（在费恩赫斯特附近），皮尔索尔·史密斯家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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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Roger，弗莱，罗杰

Fuller，Benjamin Apthorp，富勒，本杰明·阿普索普；The Problem of Evil in Plotinus，《普罗提诺论恶》；The Fundamental Ideas and Axioms of Mathematics，《数学的基本理念和公理》

Galileo，伽利略

Gardiner，Bennet，加德纳，本内特

Gardiner，Dr，加德纳医生

Garnett，David，加内特，戴维

Garsington（Ottoline Morrell's home），加辛顿（奥托琳·莫里尔的家）

Gathorne-Hardy，Robert，盖索恩-哈代，罗伯特

Gaul，Percy Cory，戈尔，玻西·科里
geometry，几何；Euclidian and non-Euclidian，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

George，Henry，乔治，亨利

‘The German Peace Offer’（1918），《德国提出的和平倡议》（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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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R．in，德国，罗素逗留的情况，

Gertler，Mark，格特勒，马克

Gibbon，Edward，吉本；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衰亡史》

Gillard，Paul，吉拉德，保罗

Godel，Kurt，哥德尔，库尔特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

Gordon，General Charles George，戈登，查尔斯·乔治将军

Gordon，Lady Georgians，戈登，乔治亚娜夫人

Gordon Square：Frank Russell's flat in，戈登广场，弗兰克·罗素在那里的公寓；R.'s lectures in Dr Williams' Library，罗素在威廉斯博士图书馆举行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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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nod，Charles，Romeo et Juliette，古诺，查尔斯，《罗密欧与朱丽叶》

Grant，Duncan，格兰特，邓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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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s，Robert，格雷夫斯，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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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ham，Lawrence's home in，格雷特姆，劳伦斯在那里的居所；R．'s visit to，罗素拜访的情况，

‘Greek Exercises’（diary），“希腊语练习”（日记），

Green，B．A．，格林，B．A．

Greene，Graham，格林，格雷姆

Grey，Sir Edward，格雷，爱德华爵士

Grosvenor Road，Pearsall Smiths' home at no．，格罗夫纳路，皮尔索尔·史密斯家在44号的居所

Guest，Dr L．W．Hades、格斯特，L．W．赫登医生

Guild Socialism，行会社会主义

Gwinn，Mary，格温，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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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evy，Elie，哈列维，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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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R.'s honeymoon in（1894），荷兰，罗素的蜜月之旅（1894年）

Holland，H．A．，霍兰德，H．A．

Holmes，Richard，霍尔姆斯，理查德

Home Office，内政部

Home University Library，家庭大学图书馆
homosexuality，同性恋

Hook，Sidney，胡克，锡德尼

Hume，David，休谟，大卫；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人性论》

Husserl，Edmund，胡塞尔，埃德蒙

Huxley，Aldous，赫胥黎，阿尔多斯；Crome Yellow，《克罗姆·耶娄》

‘I Appeal onto Caesar’（1917），《我诉诸最高权力》（1917年）

Ibsen，Henrik，易卜生，亨里克；Ghosts，《群鬼》；Hedda Gabler，《海达·高布乐》；The Master Builder，《建筑师》；Rosmersholm，《罗斯莫庄》；The Wild Duck，《雁》

Idealism，唯心主义；Absolute，绝对精神
image-propositions，意象命题
images，verbal vs．visual，意象，语言与形象对比，‘Impressions of Bolshevik Russia’（1920），《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印象》（1920年），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ILP），独立工党（ILP）
industrialism，R.'s views on，产业主义，罗素的观点，
infinity，R.'s notion of，无穷性，罗素的观点，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Paris（1900），国际哲学代表大会，巴黎（1900年），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国际伦理学刊》，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数理逻辑引论》

Ipsden village，R．'s lodgings in，伊普斯顿村，罗素的住处，

‘Is a Permanent Peace Possible？’（Atlantic Monthly，1914），《是否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大西洋月刊》，1914年）

Italy，意大利；R．in，罗素在意大利的情况，

Ivy Lodge，Tilford（R.'s home），常春藤小屋，蒂尔福德（罗素的家），

Jackson，Amabel Huth，杰克逊，阿玛贝尔·胡思

James II，King，詹姆斯二世，国王

James，Henry，詹姆斯，亨利

James，William，詹姆斯，威廉；death of（1910），去世（1910年）；‘Does Consciousness Exist？’，《意识是否存在？》，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彻底经验论文集》；Pragmatism，《实用主义》；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心理学原理》；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宗教经验种种》，

Japan，日本

Joachim，Gertrude，约阿希姆，格特鲁德，see Russell参见罗素

Joachim，Harold，约阿希姆，哈洛德；Immediate Experience and Meditation （Inaugural Lectures），《直接经验和冥想》（上任开讲之作）；The Nature of Truth，《真理的性质》

Joad，C．E．M．，Essays in Common Sense Philosophy，裘德，C．E．M．，《常识哲学论集》

John，Augustus，约翰，奥古斯都

John Hopkins University（USA），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

Johnson，Lionel，约翰逊，莱昂内尔

Johnson，W．E．，约翰逊，W．E．

Joint Session of the Mind Association and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Oxford，1916），心灵协会和亚里士多德协会联合会

Jones，Captain Atherley，琼斯，阿瑟利船长

Jones，Miss E．E．Constance，琼斯，E．E．康斯坦斯小姐

Jones，Henry，The Principle of Citizenship，琼斯，《公民原则》

Jourdain，Laura，乔丹，劳拉

Jourdain，Philip，乔丹，菲利普，

Jowett Benjamin，乔伊特，本杰明

Julian，Mother，朱丽安，修女

‘Junius’，“朱尼厄斯”

Justice in War Time（1915），《战争时期的正义》（1915年），

Kamenev，Lev，加米涅夫，列夫

Kant，Immanuel，康德，伊曼纽尔；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纯粹理性批判》

Karl，Frederick，卡尔，弗雷德里克

Keats，John，济慈，约翰

Kegan Paul，publisher，克根保罗，出版商

Kell，Colonel Vernon，Head of M15，凯尔，韦农上校，陆军部保安局长

Kellaway，Fred，凯拉韦，弗雷德

Kempis，Thomas a，肯培，托马斯·厄；The Imitation of Christ，《效法基督》

Kerensky，Alexander，克伦斯基，亚历山大

Keynes，John Maynard，凯恩斯，约翰·梅纳德；‘My EarlyBeliefs’，《我的早期思想》

Kierkegaard，Soren克尔凯郭尔，索伦

Knight，G．Wilson，奈特，G．威尔逊，

Koteliansky，Samuel，科特利安斯基，塞缪尔

The Labour Leader，R.'s articles and letters in，《工党领袖》，罗素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和信件

Labour Party，工党；Manchester National Congress（1917），曼彻斯特全国代表大会，（1917年）

Lackey，Douglas，拉基，道格拉斯；Essays in Analysis edited by，编辑的《分析方法文选》

Lamb，Heary，兰姆，亨利，
language theory，语言理论

Lansdowne，Lord，兰斯多恩，勋爵

Lassalle，Ferdinand，拉萨尔，费迪南德

Lausanne：Ottoline Morrell in，洛桑：奥托琳逗留的情况，R.'s stay in

Lawrence，D．H．，劳伦斯，D．H．；‘The Blind Man’，《盲人》；Morgenrot，《曙光》；philosophy of，哲学思想；The Prussian Officer，《普鲁士军官》；Rainbow，《虹》；‘Rananim’，his ideal of a new society，“拉那尼姆”，他的新社会的理想；R．'s friendship and correspondence with，与罗素的友谊和通信；‘The Shadow in the Rose Garden’，《玫瑰园中的幽灵》；Sons and Lovers，《儿子与情人》；Study of Thomas Hardy（Le Gal Savaire）；White Peacock，《白孔雀》；Women in Love，《恋爱中的女人》

Lawrence，Frieda，劳伦斯，弗里达

Lawrie，Mr，magistrate，劳里，先生，法官

Lee，Gerald Stanley，李，杰拉尔德·斯坦利；‘Inspired Millionaires’，《受到鼓舞的百万富翁》

Lee，Vernon，李，韦农

Leeds：Coliseum Hall meeting（1917），利兹：大剧场会议（1917年）

Leibniz，Gottfried，莱布尼兹，戈特弗里德；Principles of Nature and of Grace，《自然与圣宠的原理》；R.'s lectures and book on，罗素大相关讲座和著作；Theodicee，《神正论》

Lenin，V．I．，列宁．V．I．

Lenzen，Victor，伦曾，维克托

Leopardi，Giacomo，莱奥帕尔迪，乔科莫

Leslie，Aunt Leonie，Lady，莱斯利，里昂涅姑姑，夫人

Lewis，C．I．，刘易斯，C．I．

Leysin，Switzerland，莱辛，瑞士

Liberal Party / Government，自由党/政府；election victory（1906），大选胜利（1906年）；elections（1910），大选（1910年），

Liebknecht，Wilhelm，李卜克内西，威廉

Lincoln，Abraham，林肯，亚伯拉罕

Lion，Lucy，莱昂，露西

Lippincott，publisher，利平科特，出版商

‘Little Buckland’ farmhouse，R.'s home，“小巴克兰”农舍，罗素的居所

Littlewood，J．E．，利特尔伍德，J．E．

Llewelyn Davies，Arthur，卢埃林·戴维斯，阿瑟

Llewelyn Davies，Crompton，卢埃林·戴维斯，克朗普顿，43 ＆ n，

Llewelyn Davies，卢埃林·戴维斯，Rev．John，约翰牧师

Llewelyn Davies，Margatet，卢埃林·戴维斯，马格丽特

Llewelyn Davies，Maurice，卢埃林·戴维斯，莫里斯

Llewelyn Davies，Theodore，卢埃林·戴维斯，西奥多

Lloyd George，David，劳埃德·乔治，戴维

Locke，John，洛克，约翰
logic，mathematical/philosophcal，逻辑，数理/哲学

‘The Logic of Geometry’（Mind，1896），《几何的逻辑》（《心灵》，1896年）

‘The Logic of Relations’（Revue de mathematiques），《关系逻辑》（《数学评论》）
logical atomism，R.'s notion of，逻辑原子论，罗素的观点
logical symbolism，逻辑符号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伦敦数学协会；Proceedings，《学报》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rd Northcliffe's Triumph’，《诺斯克利夫勋爵的胜利》

Loreburn，Lord，洛尔本，勋爵

Lotze，Rudolf，陆宰，鲁道夫

Lowe，Victor，洛，维克托

Lowell，Lawrence A，洛威尔，劳伦斯·A．

Lowell Lectures洛威尔讲座，参见see‘Our Knowledge ofthe External World’《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Lucretius，卢克莱修

Lulworth Cove，Dorset，拉尔沃思湾，多塞特郡，

Lusitania，sinking of（1915），击沉卢西塔尼亚号（1915年）

Lynton（Devon），灵顿（德文郡）

Macaulay，Thomas，麦考利，托马斯

MacCarthy，Desmond，麦卡锡，德斯蒙德

MacDonald，Ramsay，麦克唐纳，拉姆齐

McKenna，Reginald，麦肯纳，雷金纳德

McTaggart，J．M．E，麦克塔格特，J．M．E；The Further Determination of the Absolute，《对绝对精神的再确定》；Studies in the Hegelian Dialectic，《黑格尔辩证法研究》；‘Violets or Orange Blossom？’，《紫罗兰还是橙花？》

McTaggart，Margaret（nee Bird），麦克塔格特，马格丽特（娘家姓是伯德）

Maeterlinck，Maurice，Le Tresor des Humbles，梅特林克，莫里斯，《谦卑者的财富》

Maitland，F．W．，梅特兰，F．W．

Majorca，R．in（1920），马略卡岛，罗素逗留的情况（1920年）

Malet，Lady Ermyntrude，马勒，厄明特鲁德夫人

Malet，Sir Edward，马勒，爱德华爵士

Malleson，Lady Constance（Colette O'Niel）：abortion，马勒森，康斯坦斯夫人（科莱特·奥尼尔）：堕胎；After Ten Years，《10年之后》；The Coming Back，《回归》；In the North，《在北方》；plays Helen in The Trojan Women，在《特洛伊妇女》中饰演海伦；R.'s analysis of character of，罗素对她的性格的分析；R.'s final break with（1921），与罗素最后分手（1921年）；R.'s relationship and correspondence with，与罗素的关系和通信

Malleson，Miles，马勒森，迈尔斯

Manchester，R.'s lectures in（1916），曼彻斯特，罗素举行讲座的情况（1916年）

Manchestcr University，曼彻斯特大学

Manet，Edouard，马奈，爱德华

Mansfield，Katherine，曼斯菲尔德，凯瑟琳；R.'s relationship with，与罗素的关系

Mao Tse-tung，毛泽东

Marcel，Belgian artist，马塞尔，比利时艺术家

Marienbad，马林巴德，R．'s trip to，罗素逗留时的情况

Marlow，R.'s house in，马洛，罗素在那里的居所

Marsh，Eddie，马什，埃迪

Marshall，Catherine，马歇尔，凯瑟琳

Marx，Karl，马克思，卡尔

Marxism，马克思主义

Massingham，Hugh，马辛厄姆，休

‘Mathematical Logic’（lectures，1917），《数理逻辑》（1917年举行的讲座）

‘Mathematrtcal Logic 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ypes’（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1908），《基于类型论的数理逻辑》（《美国数学杂志》，1908年）

‘The Mathematician's Nightmare’（short story），《数学家的梦魇》（短篇小说），
mathematics，philosophy of，数学哲学；see also logic；Russell's Paradox，参见逻辑学；罗素悖论

Mathews，Sir Charles，马修，查尔斯爵士
matter，R.'s analysis of，物质，罗素的分析

‘Matter and Mind - The System of Logical Atomism’（Barcelona，1920），《物质与精神—逻辑原子论体系》（在巴塞罗那举行的讲座，1920年），

Maude，Aunt，莫德，姨妈，see Stanley，参见斯坦利

Meinong，Alexius von，迈农，亚历克修斯·冯

‘Meinong's Theory of Complexes and Assumptions’（Mind，1904），《迈农的情结理论和假设》（《心灵》，1904年）

Meynell，Francis，梅内尔，弗朗西斯

Military Service Act（1916），《兵役法》（1916年）；‘conscience clause’，“道德条款”

Miliukov，Paul，米留可夫，保罗

Mill，John Stuart，密尔，约翰·斯图尔特，611Milton，John，弥尔顿，约翰

Mind，《心灵》

Mind Association，心灵研究会

Minturn，Mildred，明特恩，米尔德里德

Mitchell，Colonel，米切尔，上校

Monet，Claude，莫奈，克洛德

The Monist，《一元论》

‘Monotonous，melancholy，eternal’，“单调、忧郁、永恒”

Moore，G．E．，摩尔，G．E．；‘The Nature of Judgment’（1899），《判断的本质》（1899年）；‘Notes Dictated to G．E．Moore’，《向G．E．摩尔口述的笔记》；Principia Ethica，《伦理学原理》；walking tour of Norfolk with R．，与罗素在诺佛克的徒步旅行；and Wittgenstein，与维特根斯坦

Moore，Thomas Sturge，摩尔，托马斯·斯特奇

Moorehead，Caroline，Bertrand Russell，穆尔黑德，卡罗琳，《伯特兰·罗素》，

Morel，F．D．，莫雷尔，F．D．

Morike，Edward，默里克，爱德华

Morley College，R.'s lectures at，莫里学院，罗素在举行讲座的情况，

Morley，Frank and Harkness，James，莫里，弗兰克，和哈克尼斯，詹姆斯；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of Analytic Functions，《解析函数理论入门》

Morley，Lord，莫里，勋爵

Morrell，Julian，莫里尔，朱丽安

Morrell，Ottoline，莫里尔，奥托琳；Conrad's visit to，康拉德来访；and Helen Dudley，与海伦·达德利；Henry Lamb's relationship with，与亨利·兰姆的关系；journal/diary of，日志/日记；and Lawrence，与劳伦斯；in Lausanne，在洛桑；Lytton Strachey's friendship with，与利顿·斯特雷奇的友谊；in Marienba山在马林巴德；memoirs，回忆录；in Paris；Roger Fry's relationship with，与罗杰·弗莱的关系；R.'s relationship and correspondence with，与罗素的关系和通信；and Siegfried Sassoon，与齐格弗里德·沙逊，

Morell，Philip，莫里尔，菲利普

Moscow，R．in，莫斯科，罗素访问的情况

Mozart，Wolfgang Amadeus，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

Multiplicative Axiom，乘法公理

Munsterberg，Hugo，孟斯特伯格，雨果

Murray，Gilbert，默雷，吉尔伯特；The Foreign Policy of Sir Edward Grey，《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对外政策：1906—1915年》；The Hippolytus translated by，所翻译的《希波吕托斯》

Murray，Mary，默雷，玛丽，

Murry，John Middleton，默里，约翰·米德尔顿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1959），《我的哲学发展》（1959年）

Mysticism，神秘主义

‘Mysticism and Logic’（1914），《神秘论与逻辑学》（1914年）

Mysticism and Logic（1918），《神秘论与逻辑学》（1918年），

Nanking，南京

The Nation，《国家》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

National Guilds League，全国行会联合会

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y（NUWSS），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R．stands as candidate in Wimbledon by-eleaion（1907），罗素在补选中作为温布尔登选取的候选人（1907年），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in View of Its External Relations’（1916），《国家的性质与外部关系》（1916年）

‘The Nature of Truth’（1906），《真理的性质》（1906年）

‘Necessary Elements for a Successful Communism’（1920），《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必要因素》（1920年）

Neumann，John von，纽曼，约翰·冯，
neutral monism，theory of，中性一元论，理论

Neutrality League，中立联盟

Nevile's Court，Cambridge，R．'s rooms in，内维尔庭院，剑桥，罗素在那里的房间

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

Newcastle，William Cavendish，first Duke of，纽卡斯尔，威廉·卡文迪什，公爵一世

Newington，Ethel Sands' home in，纽因顿，埃塞尔·桑兹的家

Newton，Isaac，牛顿，伊萨克

Newton，Lord，牛顿，勋爵

Nicod，Jean，尼科德，让

Nietzsche，Friedrich，尼采，弗里德里希；The Gay Science，《快乐的科学》

Nightingale，Florence，奈廷格尔，弗洛伦斯

Nijinsky，Vaslav，尼任斯基，瓦斯拉夫

‘no-class theory’，R.'s，“无类理论”，罗素的

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NCF），反征兵团体（NCF）；Associates' Political Committee，准会员政治委员会；Devonshire Hall conference，德文郡大厦会议；London Convention（1916），伦敦会议（1916年）；R．elected substitute chairman of（1917），罗素当选代理主席（1917年）；R.'s declaration of aims，罗素宣布目标；R.'s northern lecture tour，罗素举行的北方巡回讲座；R.'s resignation from，罗素辞职；South Wales tour，在南威尔士的巡回讲座；see also Tribunal，还可参见《论坛报》

Non-Combant Corps，非战斗部队

Norman，C．H．，诺曼，C．H．

Northcliffe，Lord，诺斯克利夫，勋爵

Norton，H．T．J．，诺顿，H．T．J．

‘Notes on the principles of symbolism’，《符号原则笔记》，

‘The Notion of Order and Absolute Position of Space and Time’（1900），《论时空中的次序和绝对位置的理念》（1900年）

Obrist，Hermann，奥布里斯特，赫尔曼

Ogden，C．K，奥格登，C．K

‘On“Bad Passions”’（1918），《论“不良激情”》，（1918年），

‘On Denoting’（1905），《论指谓》，（1905年），

‘On Justice in War-Time’，《论战争时期的正义》

‘On Matter’（1912），《物质论》，（1912年）

‘On Propositions’（1919），《论命题》，（1919年）

‘On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Herbert Spencer Lecture，1914），《论哲学领域中的科学方法》（赫伯特·斯宾塞讲座，1914年），

‘On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Theory of Transfinite Numbers and Order Types’，《论超限数和序型理论中的某些难题》

‘On Some Difficulties of Continuous Quantity’，《论连续量的某些问题》

‘On Substitution’，《论替代》

‘On the Idea of Dialectic of the Sciences’（note），《关于科学辩证法理念的思考》（笔记）

‘On the Relation of Mathematics to Symbolic Logic’，《论数学与数理逻辑的关系》，

‘On the Relation of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s’（1911），《论共相与殊相的关系》，（1911年）

‘On the Substitution of Theory of Classes and Relation’，《论类型和关系的替代说》

O'Niel，Colette，奥尼尔，科莱特，see Malleson，Constance，参见马勒森，康斯坦斯

Orage，A．R．，奥雷治，A．R．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Lowell Lectures，1914），《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洛威尔讲座，1914年）；and lecture与讲座；‘Logicas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作为哲学本质的逻辑学》；7th lecture：‘The Positive Theory ofInfinity’，第七讲：《明确的无限性理论》

Overstrand Mansions，Battersea（No．70），R.'s flat：in，奥夫斯特兰宅第，巴特西（70号），罗素的公寓

Oxford University，牛津大学；R．gives Herbert Spencer Lecture at（1919），罗素举行赫伯特·斯宾塞讲座（1919年），

pacifism，和平主义；see also NCF，还可参见反征兵团体

Pankhurst，Sylvia，潘克赫斯特

‘Les Paradoxes de la logique’（‘On“Insolubilia”and their Solution by Symbolic Logic’），《论逻辑悖论》（《论“不可解问题”与符号逻辑的解决方法》）

Paris，巴黎；Dora in，朵拉逗留时的情况；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1900），国际哲学代表大会（1900年）；Ottoline Morrell's trips to，奥托琳·莫里尔的旅行；R．appointed hon．attache at British Embassy，罗素担任英国荣誉馆员；R．'s lectures in（1911），罗素举行的讲座（1911年）；R.'s trips to，罗素的旅行

Partridge，Frances，帕特里奇，弗朗西斯

Patmore，Brigit，帕特莫尔，布里吉特

Peacock，Thomas Love，皮科克，托马斯·洛夫

Peano，Giuseppe，皮亚诺，朱塞佩

Pearsall Smith，Alys，皮尔索尔·史密斯，艾丽丝，see Russell，Alys参见罗素，艾丽丝

Pearsall Smith family，皮尔索尔·史密斯家族，

Pearsall Smith，Hannah（mother-in-law），皮尔索尔·史密斯，汉娜（岳母）；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基督徒幸福生活的秘密》；A Religious Rebel（letters），《宗教叛逆者》

Pearsall Smith，Horace，皮尔索尔·史密斯，贺拉斯

Pearsall Smith，Logan、皮尔索尔·史密斯，洛根

Pearsall Smith，Mary（sister-in-law），皮尔索尔·史密斯，玛丽（姨姐）；death of husband Frank Costelloe，丈夫弗兰克·科斯特洛去世；diary，日记；R．stays in Florence with，在佛罗伦萨与罗素相处；R.'s relationship with，与罗素的关系

Pearsall Smith，Robert，皮尔索尔·史密斯，罗伯特

Peel，Robert，皮尔，罗伯特

Peking，R.'s lectureship at University（1920-21），北京，罗素在北京大学的讲师职位（1920-21年）；and R.'s serious illness in，罗素罹患严重疾病，

Pembroke Lodge，Richmond（R.'s home），彭布鲁克别墅，里奇曼（罗素的家）

People's Suffrage Federation，人民选举权联盟

Peppard Cottage，Henley，Ottoline's summer house at，佩帕德村舍，亨里，奥托琳的夏季别墅，

The Perplexities of John Fortice，《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

Perry，Ralph，佩里，拉尔夫；The Present Conflict of Ideas，《当下的理想冲突》

‘Personal Memoir’，《私人记录》

Petrograd，彼得格勒

Petrograd Philosophical Society，彼得格勒哲学学会

Phillimore，Lion，菲利莫尔，莱昂

Philosophical Essays（1910），《哲学论文》（1910年）

‘The Philosophical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al Logic’（Sorbonne lecture，1912），《数理逻辑的重要哲学意义》（巴黎索邦大学讲座，1912年）

Philosophical Remarks，Wittgenstein's preface for，《哲学评论》，维特根斯坦的序言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University College，Cardiff，R.'s lecture‘On Matters’ to（1912），大学学院哲学协会，卡迪夫，罗素举行题为《物质论》的讲座（1912年）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莱布尼兹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Logcal Atomism’（lectures，1918），《逻辑原子论哲学》（讲座，1918年），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lectures，1916），《社会重建哲学》（讲座，1916年）

Philpot，Dr，菲尔波特，医生
physics，philosophy of，物理哲学，

‘Physics and Perception’（1922），《物理学与感知》

‘Picature Theory of Meaning’，Wittgenstein's，“意义的图像说”，维特根斯坦的，

‘The Pilgrimage of Life’，《生命历程》

Pinsent，David，平森特，戴维

Pitt，William，皮特，威廉

Plato，Platonism，柏拉图，柏拉图主义；Symposium，《飨宴篇》；Theatetus，《泰阿泰德篇》

Poincare，Henri，庞加莱，亨利；‘Les mathematiques et la logique’，《数学与逻辑学》；Science and Method，R.'s preface to，《科学与方法》，罗素的序言，

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1904-14：A Reply to Professor Gilbert Murray（1915），《协约政策，1904—1914年：答吉尔伯特·默雷教授》（1915年）

‘Political Ideas’（lecture，1916），《政治理念》（讲座）481

Political Ideas，《政治理念》

Pollock，Sir Frederick，Spinoza：His Life and Philosophy，波洛克，弗雷德里克，《斯宾诺莎的生平和哲学》，

Port Talbot meeting（1916），塔尔波特港会议（1916年）

Portland，Duke of，波特兰，公爵

Portraits from Memory，《回忆中的画像》

Poulson，Professor，波尔森，教授

Pound，Ezra，庞德，埃兹拉

Power，Eileen，鲍尔，艾林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Precious，Ivy，普雷舍斯，艾维，

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

Principia Mathematica（with Whitehead），《数学原理》（与怀特海合著）；Vol．IV（with Whitehead），第IV卷（与怀特海合著）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的原则与实践》

The Principle of Mathematics，《数学原则》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1916），《社会重建原则》，（1916年）

‘Prisons’，《牢狱》

‘Private Memoir’，《个人备忘录》

The Problem of China，《中国问题》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哲学问题》；‘The Value of Philosophy’，《哲学的价值》；‘The World of Universals’，《共相世界》

propositions，theory of，命题，理论；false，假，image-propositions，意象命题；Moore's theory of，摩尔的理论；and notion of‘complex’，“复杂”命题的理念；propositional functions，命题函项

Quakers，教友派信徒

Ralston Street，Chelsea，R.'s home in，罗尔斯顿街，切尔西，罗素的寓所

Ranke，Leopold von，History of England，兰克，莱奥波尔德·冯，《英国史》

Ravenscroft（now Cleddan Hall），Russell home，雷文斯克罗夫特（现为克勒顿庄园）

‘Recent Italian Work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意大利人最近就数学基础进行的研究》

‘Recent Work on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数学原则研究近况》，

Reed，John，里德，约翰；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震撼世界的十天》

‘The Relation of Sense-Data to Physics’（1914），《感觉材料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1914年）

Religion，R.'s view on，宗教，罗素的观点；‘religion of contemplation’，“沉思的宗教”；‘religion of sorrow’，“痛苦的宗教”

Reval，Estonia，塔林，爱沙尼亚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

Rinder，Glays，林德尔，格拉迪斯

Roads to Freedom（1918），《自由之路》（1918年）

Robins，Elizabeth，罗宾斯，伊丽莎白，

Robson，tutor，罗布森，辅导教师

Rome，罗马；R．in，罗素逗留时的情况

Rossetti，W．M．，罗西特，W．M．

Rothenstein，William，罗森斯坦，威廉

Rousseau，Jean-Jaques，卢梭，让-雅克

Routh，J．E．，Rigid Dynamics，罗思，J．E．，《刚体动力学》

Rowntree，Jeseph，朗特里，约瑟夫

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

Royce，Josiah，鲁一士，乔赛亚

Russell，Lady Agatha（aunt），罗素，阿加莎（姑姑）

Russell，Alys（nee Pearsall Smith：1st wife），罗素，艾丽丝（娘家姓是皮尔索尔·史密斯，第一任妻子）；American trips，美国之行；Berlin trip（1895），柏林之行（1895年）；breakdown of marriage，婚姻破裂；diary，日记；divorce from R．，离婚；‘L’education de femmes'（1900），《女性的教育》（1900年）；elected to Cambridge Women's Dining Club，入选剑桥妇女餐饮俱乐部；engagement to R．，与罗素订婚；final separation from R．（1911），与罗素最终分开（1911年）；honeymoon，蜜月，marriage to R．（1894），与罗素结婚（1894年）；Paris trip，巴黎之行；‘Reply from the Daughters’《女儿们的回答》；‘rest cure’in Brighton，在布赖顿“休养治疗”；R.'s relationship and correspondence with，与罗素的关系和通信；Swiss trip with Beatrice Webb，与比阿特丽斯·韦布的瑞士之行；West Lodge，韦斯特别墅

Russell，Bertrand Arthur William，3rd Earl Russell（1872-1970），罗素，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伯爵三世（1872-1970年）；American trip（1896），美国之行（1896年）；anti-war activities/views，反战活动/观点；appearance；Apostles，elected to，入选使徒协会；Armistice Day（11 Nov．1918），停战协议签订日（1918年11月11日）；birth（1872），出生（1872年）；birth of son，John Conrad（1921），儿子约翰·康拉德出生（1921年）；in Brixton prison（1918），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服刑（1918年）；cancer threat，癌症威胁；character，性格；childhood，孩提时代；children，R．' longing for，罗素对生儿育女的渴望；Chinese trip（1920-1），中国之行（1920-1年）；conversion of，first（1901），第一次彻底转变（1901年）；death of father（1876），父亲去世（1876年）；death of grandmother（1898），祖母去世（1898年）；death of mother and Rachel（1874），母亲和雷切尔去世（1874年）；divorce from Aly（1920），与艾丽丝离婚（1920年）；family，家庭；fear of madness，对精神失常的恐惧；fellowship at Trinity，在三一学院的院士职位；Frank teaches him Euclid's geometry，弗兰克教他欧氏几何；Free Trade debate（1903-4），自由贸易辩论（1903-4年）；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ing（1909-10），大选竞选活动（1909-10年）；godparents of，教父；at Grantchester with Whiteheads，与怀特海一家在格兰切斯特；Harvard lectures（1914），哈佛大学讲座（1914年）；home education，家庭教育；honeymoon，蜜月；honorary attacheat British Embassy，Paris，在英国大使馆担任荣誉馆员，巴黎；illness（nearly fatal）inPeking（1921），在北京罹患（险些致命的）疾病（1921年）；inherits 20，000 at 21 years，21岁时候继承了2万英镑；loneliness/solitude of，孤单/孤独；Lynton holidays，在灵顿度假；marriage to Alys（1894），与艾丽丝结婚（1894年）；marriage to Dora（1921），与朵拉结婚（1921年）；mathematics studies at Cambridge，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northern lecture tour for NCF（1916），为反征兵团体举行的北方巡回讲座（1916年）；Pari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1900），巴黎国际哲学代表大会（1900年）；Paris lectures（1911），在巴黎举行的讲座（1911年）；patriotism，爱国主义；passport refused by Foreign Office，外交部拒绝发放护照；philosophy studies at Cambridge，在剑桥大学的哲学研究；political views/activities，政治观点/活动；prosecuted for anti-war activities，因为反战活动受到起诉；release from Brixton（1918），从布里克斯顿监狱获释（1918年）；and Russian Revolution（Feb．1917），与俄国革命（1917年2月）；Russian trip（1920），俄国之行（1920年）；sexuality，性欲；at Southgate‘crammer’school，在索思盖特“应考”学校；South Wales NCF tour（1916），在南威尔士为反征兵团体举行的巡回讲座（1916年）；students' discussion group started by，罗素创办的学生讨论小组；walking holidays，徒步旅行假日；War Office bans him from prohibited areas，陆军部限制他前往禁区；and women's suffrage，妇女选举权；see also Trinity College，还可参见三一学院

Russell，Bertrand：diary/journak罗素，伯特兰：日记/日志；see also Autobiography，还可参见《自传》

Russell，Bertrand：essays/papers：on admitting women into Society，罗素，伯特兰：文章/论文，关于允许女性入会；on Axioms of Geometry，关于几何公理；on Kant's axiom of geometry，关于康德的几何理论；on ontological argument of existence of God，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see also individual titles in main headings，还可参见主要条目中的单个标题

Russell，Bertrand：lectures：‘The Analysis of Mind’（1919），罗素，伯特兰：讲座，《心的分析》（1919年）；‘Analytical Realism’（1911），《分析实在论》（1911年）；in Birmingham（1916），在伯明翰的（1916）；in China，在中国的；on German Social Democracy（1895），关于德国社会民主（1895年）；Herbert Spencer Lecture，Oxford（1914），赫伯特·斯宾塞讲座，牛津大学（1914年）；on Leibniz，（1899），关于莱布尼兹（1899年）；Lowell Lectures at Harvard（1914），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洛威尔讲座（1914年）；in Manchester（1916），在曼彻斯特（1916年）；‘Mathematical Logic’，《数理逻辑》；‘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1918），《逻辑原子论哲学》（1918年）；‘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1916），《社会重建哲学》（1916年）；on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1901-2），关于数学原则（1901-2年）；‘Socialism and Liberal Ideas（1920），《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1920年）；see also Trinity College，还可参见三一学院

Russell，Bertrand：letters/correspondence，罗素，伯特兰：信件/通信；Aunt Agatha，与阿加莎姑姑；Catherine Mansfield，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Charles Trevelyan，与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otte Eliot，与夏洛特·艾略特；Conrad，与康拉德；D．H．Lawrence，与D．H．劳伦斯；Dora Russell，与朵拉·罗素；Elizabeth Russell，与伊丽莎白·罗素；Frank Russell，与弗兰克·罗素；Frege，与弗雷格；与Gilbert Murray，吉尔伯特·默雷；Goldie Lewes Dickson，与戈尔迪·洛斯·狄金森；Halevy；与哈列维；Helen Dudley，与海伦·达德利；Ivy Pretious，与艾维·普雷舍斯；James Woods，与詹姆斯·伍兹；Katherine Mansfield，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Lady Russell，与罗素夫人；Leonard Woolf，与莱昂纳多·伍尔夫；Liese von Hattingberg，与莉泽·冯·哈廷贝格；Lewis Couturat，与刘易斯·库蒂拉；Margaret Uewelyn Davies，与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Mildred Minturn，与米尔德里德·明特恩；Norbert Wiener，与诺伯特·维纳；Philip Jourdain，与菲利普·乔丹；prison circular letters，狱中撰写的通报信件；Rachel Brooks，与雷切尔·布鲁克斯；Vivien Eliot，与维维恩·艾略特；Whiteheads，与怀特海夫妇；William James，与威廉詹姆斯；Woodrow Wilson，与伍德罗·威尔逊；see also Donnelly，Lucy；Malleson，Constance；Morrel Ottoline；Russell，Alys；Thomas，Helen；Wittgenstein，Ludwig，还可参见唐纳利，露西；马勒森，康斯坦斯；莫里尔，奥托琳，罗素，艾丽丝；托马斯，海伦；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

Russell，Bertrand：poetry，罗素，伯特兰：诗歌；‘How hateful is the light of day to me’，“我觉得阳光多么可恨！”；‘Thrice have I loved …’，“我恋爱了三次……”；‘To Edith’，《致伊迪斯》

Russell，Cosmo，罗素，科斯莫

Russell，Dora（nee Black：2nd wife），birth of son，John Conrad（1921），罗素，朵拉（娘家姓是布莱克：第二任妻子），儿子约翰·康拉德出生（1921年）；Chinese trip，中国之行；‘Death and Birth’（poem），《死亡与新生》（诗歌）；Girton Fellowship，格顿学院院士；Hague trip with R．（1918），与罗素一起的海牙之旅（1918年）；marriage to R．（1921），与罗素结婚（1921年），in Paris，在巴黎；pregnancy of，怀孕，The Prospec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with R．），《工业文明的前景》（与罗素合著）；R.'s relationship with，与罗素的关系；in Russia，在俄国；The Tamarisk Tree，《柽柳树》

Russell，Edith（nee Finch：4th wife），罗素，伊迪斯（娘家姓是芬奇：第四任妻子）

Russell，Elizabeth（nee von Arnim：sister-in-law），罗素，伊丽莎白（娘家姓是冯·阿尼姆：嫂子）；Elizabeth and Her German Garden，《伊丽莎白与她的德国花园》；Vera，《维拉》

Russell，Frank，and second Earl Russell（brother），罗素，弗兰克，罗素伯爵二世（哥哥）；becomes Earl Russell（1878），成为罗素伯爵（1878年），death of mother，father and sister Rachel，母亲、父亲和妹妹雷切尔去世；marriage to Elizabeth von Arnim，与伊丽莎白·冯·阿尼姆结婚；memoirs，回忆录；at Pembroke Lodge，在彭布鲁克别墅；schooling，教育

Russell，Gertrude（nee Joachim），罗素，格特鲁德（娘家姓是约阿希姆）

Russell，Henry，罗素，亨利

Russell，Lord John，1st Earl Russell（grandfather），罗素，约翰勋爵，罗素伯爵一世（祖父）；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James Fox，《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生平和时代》

Russell，John and Kate（R.'s patents），罗素，约翰和凯特（罗素的父母），see Amberley，参见安伯利

Russell，John Conrad（son），罗素，约翰·康拉德（儿子）

Russell，Kate（daughter），罗素，凯特（女儿）

Russell，Lady（Lord John's wife：grandmother），罗素，夫人（约翰勋爵的妻子：祖母）；R．and Frank live under care of，监护罗素和弗兰克；death of（1898），去世（1898年）：religious faith of，宗教信仰；R.'s relationship with，与罗素的关系

Russell，Lady Molly，罗素，莫利夫人

Russell，Patricia（nee Spencer，3rd wife；‘Peter’），罗素，帕特里夏（娘家姓是斯宾塞；第三任妻子；“彼得”）

Russell，Rachal（sister），罗素，雷切尔（妹妹）

Russell，Rollo（uncle），罗素，罗洛（叔叔）

Russell，William（uncle Willy），罗素，威廉（威利叔叔）；insanity of，精神失常

Russell's Paradox，罗素悖论

Russia（Soviet Union），Russians，俄国（苏联），俄国人；Dora in，朵拉访问时的情况；February Revolution（1917），二月革命（1917年）；Provisional Government，临时政府；October Revolution（1917），十月革命（1917年）；R.'s Visit to（1920），罗素访问时的情况（1920年）

Russian Ballet，俄国芭蕾舞

Rye House Plot（1683），拉伊宫密谋（1683年）

Le Sacre du Printemps（Stravinsky ballet），《春之祭》（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作品）

St Andrews University，圣安德鲁大学

Salter，Alfred，索尔特，艾尔弗雷德

Samuel，Herbert，塞缪尔，赫伯特

Sanders，Ethel，桑德斯，埃塞尔

Sanderson，T．J．，桑德森，T．J．

Sanger，Charles，桑格，查尔斯

Santayana，George，桑塔亚那，乔治

Sassoon，Siegfried，沙逊，齐格弗里德

‘Satan in the Suburbs’（short story，1953），《郊区的撒旦》（短篇小说，1953年）

Savage，Dr，萨维奇医生
scientific philosophy，科学哲学

Schiller，Oxford don，席勒，牛津大学指导教师

‘Science as an Element in Culture’（1913），《作为文化要素的科学》（1913年）

‘The Science of Social Structure’（Peking lecture，1920），《社会结构学》（在北京举行的讲座，1920年）

Scott，Captain，斯科特，船长

Sedgwick，Ellery，塞奇威克，埃勒莉

‘Seems Madam？Nay，it is’，《看来是吧，太太？不，它就是如此》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Introduction to，《伯特兰·罗素信件选编》，引言

‘Self-Appreciation’（Golden Urn，1897），《自赏》（《金瓮》，1897年）

Sencourt，Robert，森考特，罗伯特
sensibilia/sense data，R.'s notion of，可感物/感觉材料

Serbia，塞尔维亚

Seymour，Miranda，西摩，米兰达

Shaftesbury，Lord，沙夫茨伯里，勋爵

Shakespeare，William，莎士比亚，威廉；Hamlet，《哈姆雷特》

Shaw，George Bernard，萧伯纳

Shaw，Tom，萧，汤姆

Shehui Jiegouxue Wujiang（The Science of Social Structure），《社会结构学》

Shelly，Percy Bysshe，雪莱，玻西·比希；‘Alastor’，《阿拉斯托》；Complete Poetical Works，《玻西·比希·雪莱诗歌作品全集》；‘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别揭开这华丽的面纱》；‘Lovc's Philosophy’，《爱的哲学》；‘Ode to the West Wind’；‘That time is dead’，《时光死了》

Shropshire，R.'s holiday with Colette in Ashford Carbonell，斯罗普郡，罗素和科莱特一起在阿什福德卡博内尔度假

Sidgwick，Henry，西奇威克，亨利；Methods of Ethics，《伦理学方法》

Silcox，Lucy，西尔科克斯，露西

Silesius，Angelus，西勒辛思，安哥拉思

Sinclair，May，A Defence of Idealism，辛克莱，梅，《为唯心主义一辩》

Smillie，Robert，斯迈利，罗伯特

Smith，J．A．，史密斯，J．A．

Smith College，Massachusetts，史密斯学院，马萨诸塞州

Snowden，Mrs，斯诺登太太

Socialism，社会主义

‘Socialism and Liberal Ideas’（1920），《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1920年）

Socrates，苏格拉底

‘Some Explanations in Reply to Mr Bradley’，（Mind，1911），《几点解释——答布莱德雷先生》（《心灵》，1911年）

‘Some Trait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1921），《中国人性格中的某些特点》（1921年）

Somerset，Lady Henry，萨默塞特，亨利，夫人

Somme，Battle of the（1916），索姆河战役（1916年）

Sorbonne，Paris，索邦大学，巴黎

Sorley，W，R．，索利，W．R．

Spalding，Douglas，斯博尔丁，道格拉斯

Spence，Patricia，斯彭斯，帕特里夏，see Russell，参见罗素

Spinoza，Baruch，斯宾诺莎，巴鲁赫；Ethics，《伦理学》

‘Spiritual Autobiography’，“精神自传”；see also The Perplexities of John Forstice，还可参见《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

Stanley，Algernon，斯坦利，阿尔杰农

Stanley，Henry，斯坦利，亨利

Stanley family，斯坦利家族

Stanley，Lady，of Alderley（grandmother），斯坦利，夫人，阿尔德利的（祖母）

Stanley，Lyulph，斯坦利，莱尔夫

Stanley，Aunt Maude，斯坦利，莫德姨妈

Stout，G．F．，斯托特，G．F．

Strachey，Barbara，斯特雷奇，芭芭拉

Strachey，Lytton，斯特雷奇，利顿；Eminent Victorians，《维多利亚时期的名人》；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巨匠》

Stravinsky，Igor，斯特拉文斯基，伊戈尔

Strindberg，Angust，斯特林堡，奥古斯特

Studland（Dorset），斯塔德兰（多塞特）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1907），《数学研究》（1907年）
substitution theory，R.'s，替代说，罗素的

Sun Yat-sen，孙中山

Swift，Jonathan，斯威夫特，乔纳森

Switzerland，瑞士；R．in；see also Lausanne，还可参见洛桑

Sydney Street，Chelsea，R.'s home，西德尼街，切尔西，罗素的寓所
symbolism，theory of，符号理论
syndicalism，工团主义

Tagore，Rabindranath，泰戈尔，拉宾德拉纳特，

‘The Tariff Controversy’（1904），《关税之争》（1904）

‘Tariff Reform’（1903），《关税改革》（1903年）

Taylor，Helen，泰勒，海伦

Telegraph House，Frank's home，电报村舍，弗兰克的家

Thames，River，泰晤士河

Thayer，Lucy，塞耶，露西

Theory of Description，摹状词理论

Theory of judgment，判断论；multiple relation，多元关系

The Theory of Knowledge，《认识论》

Theory of types，类型论；ramified，分歧类型论

Thomas，Carey，托马斯，凯里

Thomas，Helen（Mrs Simon Fleeter），托马斯，海伦（西蒙·弗莱克斯纳太太）

Thomson，J．J．，汤姆森，J．J．

Thorndyke，Sybil，桑代克，西比尔

The Times，《泰晤士报》，

Tolstoy，Leo，托尔斯泰，列夫

Tomlinson，H．M．，The Sea and the Jungle，汤姆林森，H．M．，《大海与丛林》

Tovey，Donald，托维，唐纳德

Treaty of Vereeniging，《弗里尼欣条约》

Trevelyan，Charles，特里维廉，查尔斯

Trevelyan，George，特里维廉，乔治

Trevelyan，Janet，特里维廉，珍妮特

Trevelyan，Robert（‘Bob Trevy’），特里维廉，罗伯特（“鲍勃·特里维”）

Tribunal（NCF journal），《论坛报》（反征兵团体刊物）；R.'s editorials in，罗素撰写的社论

Trinity College，Cambridge：Russell's an Fellowship（1894），三一学院，剑桥大学：罗素获得院士资格（1894年）；5-Year Lectureship（1911-15），为期5年的讲师职位（1911-15年）；5-Year Lectureship offered to（1920），为期5年的讲师职位聘书（1920年）；lectures on principle of mathematics（1901-2），关于数学原则的讲座（1901-2年）；Lectureship renewed（1915），讲师延聘（1915年）；sacked by College（1916），被该学院解雇（1916年）；served with summons，收到传票；student years，学生岁月

The Trojan Women（play），《特洛伊妇女》（戏剧）

Trotsky，Leon，托洛茨基，列夫

Troup，Edward，特鲁普，爱德华

Tuke，Dr Daniel Hack，图克，丹尼尔·哈克医生

Turgenev，Ivan，屠格涅夫，伊凡；Fathers and Sons，《父与子》

Turing，Alan，图灵，阿兰

Turner，Ben，特纳，本

‘Two Years’Hard Labour for Refusing to Disobey the Dictates of Conscience'，《不愿违背良心者被判两年苦役》

‘The Ultimate Constituents of Matter’，（1915），《物质的终极构成》（1915年）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民主控制联盟；British Foregn Policy，And-War Party Manifesto'，《英国外交政策：反战党宣言》

United States，美国；Bryn Mawr，布林莫尔学院；R．'s Harvard lectureship（1914），罗素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讲座（1914年），R.'s Mid-West tour（1914），罗素的中西部之旅（1914年）；R.'s‘peace letter to Wilson’，罗素写给“威尔逊的呼吁和平的信件”；prevents R．from going to（1916），阻止罗素前往美国（1916年）

University and Army Tutors，Southgate，大学的军人辅导班，索思盖特

Unwin，Stanley，昂温，斯坦利

Van Bridge cottage，R.'s home，冯布里奇农舍式小屋，罗素的家

Verrill，A．W．，维罗尔，A．W．

Victoria，维多利亚

Victorians，R.'s views on，维多利亚人，罗素的观点

Villon，Francois，维庸，弗朗索瓦

Vittoz，Dr Roger，维托，罗杰医生；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by Teaching of Brain Control，《通过大脑控制教学治疗神经炎》

Volga，river，R.'s trip along（1920），伏尔加河，罗素的沿河之旅（1920年）

Wagner，Richard，瓦格纳，理查德

Wales，South，R.'s‘stop the war’campaign in，南威尔士，罗素的“停止战争”的宣传活动

Wallas，Graham，沃拉斯，格雷姆

War Office，陆军部；R．banned from prohibited areas by（1916），不准罗素前往禁区（1916年）

‘War：The Cause and the Cure’（1914），《战争：原因及对策》（1914年）

‘War，the Offspring of Fear’，（UDC pamphlet），《战争：恐惧之子》（民主控制联盟的宣传册）

Ward，James，沃尔德，詹姆斯

Waterlow，Sydney，沃特洛，西德尼

Watson，John B．，‘Psychology as the Bebviourist View of It’，华森，约翰·B．，《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

Watts，Arthur，瓦茨，阿瑟

Waugh，Evelyn，沃，伊夫林

Webb，Beatrice and Sidney，韦布，比阿特丽斯和锡德尼；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工联主义史》；Industrial Democracy，《工业民主》

Webb，Nathaniel，韦布，纳沙尼尔

Weekley，Ernest，威克利，欧内斯特

Weierstrass，Karl，魏尔施特拉斯，卡尔

Weininger，Otto，魏宁格，奥托

Wellesley College（USA），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美国）

Wells，H．G．，威尔斯，H．G．

Werner（S．African millionaire），维尔纳（南非百万富翁），

West Lodge，Downing College（Whiteheads' home），韦斯特别墅，唐宁学院（怀特海的居所）

‘What is Logic？’，《何为逻辑学？》

‘What MakesaSocial System Good or Bad？’，《社会制度好坏的构成因素》

‘What We Stand For’（1916），《我们代表什么》（1916年）

Whiskard，Mr，惠斯卡得，先生

Whistler，James McNeil，惠斯勒，詹姆斯，麦克尼尔

White，Captain，怀特，船长

Whitehead，Alfred North，怀特海，艾尔弗雷德·诺思；The Concept of Nature，《自然的概念》；An Enquiring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ge，《自然知识原理探究》；Mill House，Grantchester home of，磨坊居所，在格兰切斯特的住所；‘On Mathematical Concepts of the Material World’，《论物质世界的数学概念》；R.'s friendship and collaboration with，与罗素的友谊和合作；Universal Algebra，《泛代数》，see also Principia Mathematica，还可参见《数学原理》

Whitehead，Eric，怀特海，埃里克

Whitehead，Evelyn，怀特海，伊夫琳；ill-health（‘pseudoangina’）of，健康状况不良（“假性心绞痛”）；as intermediary in R.'s affair with Ottoline，在罗素与奥托琳的恋情中充当中间人；R.'s friendship with，与罗素的友谊

Whitehead，Jessie，怀特海，杰西

Whitehead，North，怀特海，诺思

Whitman，Walt，惠特曼，沃尔特；Leaves of Grass，《草叶集》；‘One Hour to Madness and Joy’，《一小时的疯狂和欢娱》；‘Unfolded Out of the Folds’，《从围栏中放出》

‘Why do we regard time，but not space，as necessarily a plenum？（1897），《我们为什么认为时间——而不是空间——是充实之物？》（1897年）

‘Why I took to Philosophy’，《我为什么研究哲学？》

‘Why Nations Love War’（1914），《国家喜欢战争的原因》（1914年）

Wiener，Norbert，维纳，诺伯特

Wiffen，J．H．，魏芬，J．H．

Wilde，Oscar，王尔德，奥斯卡

Williams，Robert，威廉斯，罗伯特

Wilson，US President Woodrow，R.'s letter to，威尔逊，伍德罗，美国总统，罗素写给他的信件

Wimbledon by-election（1907），R．stands as NUWSS candidate at，温布尔登补选（1907年），罗素作为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候选人参选

Winchelsea，Dorothy Wrinch's cottage at，温切尔西，多萝西·林奇在那里的农舍式小屋

Wittgenstein，Fanny，维特根斯坦，范妮

Wittgenstein，Hermine，维特根斯坦，赫麦恩

Wittgenstein，Ludwig，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criticisms of R.'s work by，对罗素的著作提出的批评；death of father，父亲去世；and G．E．Moore，与G．E．摩尔；Hague meeting with R，在海牙与罗素见面；Notes on Logic，《逻辑学笔记》；in Norway，在挪威；‘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意义的图像说”；as PoW in Italy，在意大利作为战俘；‘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私人语言论证”（《哲学研究》）；R.'s relations with，与罗素的关系；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哲学论》；‘What is Philosophy？’，《哲学是什么？》

Wolf，A．，The Philosophy of Nietzsche，沃尔夫，A．，《尼采的哲学》

Wolstenholme，Mr，沃斯滕霍姆先生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Women's suffrage，妇女选举权

Women's Suffrage Society，妇女选举权协会

Wood，Alan，Bertrand Russell：The Passionate Sceptic，伍德，阿兰，《伯特兰·罗素：充满激情的不可知论者》

Woods，James，伍兹，詹姆斯

Woolf，Leonard，伍尔夫，莱昂纳德

Woolf；Virginia，伍尔夫，弗吉尼亚；biographyof Roger Fry，罗杰·弗莱的传记

Wordsworth，William，华兹华斯，威廉；‘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不朽的征兆》

‘The World As It Can Be Made’（1916），《可以建成的世界》，（1916年）

Wranglers，Cambridge，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剑桥大学

Wrinch，Dorothy，林奇，多萝西

Wyche，R.'s holiday in，威彻，罗素在那里度假的情况

Yale（USA），耶鲁大学（美国）

Yangtse，River，R.'s trip on，长江，罗素的沿江之旅

Young，Robert，扬，罗伯特

Younghusband，Sir Francis，扬哈斯本，弗朗西斯，爵士

Zangwill，Israel，赞格威尔，伊斯雷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英）蒙克著；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7

书名原文：Bertrand Russell：The Ghost of Madness 1921～1970

ISBN 978-7-308-15713-1

Ⅰ．①罗…　Ⅱ．①蒙…②严…③欧…　Ⅲ．①罗素，B．（1872～1970）-传记　Ⅳ．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711号

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

［英］瑞·蒙克　著　严忠志　欧阳亚丽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1.5

字　　数　690千

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713-1

定　　价　11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目录

序言和鸣谢

第三部　1921—1938

第一章　堕落天使：49岁时的罗素
第二章　荒原上的道德历练
第三章　自由和快乐之道
第四章　新道德观
第五章　离婚
第六章　面向过去
第七章　重返哲学研究

第四部　1938—1970

第八章　罗素在美国
第九章　原子弹爆炸了
第十章　女王路41号
第十一章　“记住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一切”
第十二章　罗素的毒蛇
第十三章　格瓦拉主义岁月
第十四章　最后的显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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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瑞·蒙克（Ray Monk），英国哲学家，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数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长期致力于哲学家传记的写作，著有《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罗素传》、《奧本海默传》等。

Bertrand Russell：The Ghost of Madness 1921-1970
by Ray Monk.

Copyright © Ray Mon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6-109号

1　罗素和朵拉在1922年大选期间
“我俩每天一起生活和工作，在信念和目的两个方面非常一致，几乎融为一体”（朵拉·罗素，《柽柳树》）

2　朵拉与婴儿约翰，（插图）朵拉在康沃尔，20世纪20年代初

3　罗素、约翰和朵拉在度假，1924年

4　罗素一家人在“伊甸园”康沃尔，1925年夏天

5　艾丽斯·施缔基和罗素带着约翰和凯特，1926年夏天

6　电报村舍

7　朵拉和灯塔山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8—12　“任何人都觉得，他是孩子的父亲”：格里芬·巴里和朵拉抱着婴儿哈丽雅特，1930年

13　朵拉、约翰、凯特、哈丽雅特和婴儿罗德里克，1932年

14　（从左到右）格里芬·巴里、哈丽雅特、彼得和罗素，1932年在昂代

15　凯特、彼得和约翰在昂代

16　格里芬·巴里和约翰在昂代

17　保罗·吉拉德

18　帕特里夏（彼得）·罗素在电报村舍，约1936年

19　罗素1939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课；（插图）彼得和康拉德1938年在芝加哥

20　“我站在高高的甲板上，望着南安普敦港消失在远方，心里有一种逃离噩梦之感。”1939年8月2日，凯特启程赴美，留下了帕特·格雷斯（嘴里叼着香烟者）、朵拉（在帕特的右侧）、哈丽雅特（在帕特的前面）和罗德里克（在朵拉的前面）

21　约翰和凯特在洛杉矶，约1940年

22　罗素、彼得、康拉德和凯特1939年夏天在一棵巨型加州红杉树下

23　1941年1月3日，罗素在巴恩斯基金会的第一天和阿尔伯特·C．巴恩斯合影

24　罗素、康拉德和彼得1944年夏天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庭院里

25　约翰（左二）1945年在华盛顿

26　凯特1947年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读研究生

27　约翰和苏珊1946年举行婚礼时留影

28　苏珊·罗素，大约于1951年留影

29　普拉斯彭林

30　罗素1957年在普拉斯彭林的书房中

31　1961年9月12日，拉尔夫·舍恩曼、罗素和伊迪斯前往坐落在弓街的法庭

32　1962年，在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拉尔夫·舍恩曼赞美“伯迪的美丽”

33　（从左至右）萨拉、罗素、安妮、伊迪斯和露西1956年留影

34　露西·罗素1968年留影

给我的孩子扎拉、丹尼卡、芝诺和麦农

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可以通过其智性而不是虚荣来衡量。

——奥托·冯·俾斯麦

只有疯狂才是真的可怕。

——约瑟夫·康拉德，《秘密分享者》

序言和鸣谢

本书顺利出版，一项耗时十余年的巨大工程就此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我阅读了数以千计的文件，约见了数十人，以便构建关于罗素的人生的完整、清晰的论述。我开始此项工作时，根本不知道它多么劳神费力。当然，正如我在《孤独的精神》的引言中所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利用的文献卷帙浩繁，令人见而生畏，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撰写本书很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主要原因——是，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罗素的人生充满悲剧。罗素的一生成就卓越，悲剧色彩浓厚，着手创作这样的传记似乎是不可思议之举。不管怎么说，罗素早年对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永恒地位，让他成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无可争辩的伟大哲学家之一。在他的后半生中，他获得了若干殊荣，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和英国女王颁发的功绩勋章。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悲剧”依然似乎是恰当的概括之辞。诚然，本书揭示的最可信的侧面之一是，罗素忍受并且造成了很多苦难，然而我并不是说，罗素的人生中存在着令人悲哀的东西。我发现，罗素的个人生活恰如一条漫长的情感之路，这条路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在研究过程中不得不步步小心。仔细考察罗素这类人的生活历程常常是令人心碎的经历。但是，我在此使用悲剧一语的主要意思是，罗素的人生似乎以不可阻挡的方式，总是面临灾难。这是由他的两个基本性格决定的：其一是对精神失常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其二是相当强烈的虚荣心。关于罗素的行为，人们希望提出的问题有很多，例如，他为什么对钟爱他的人如此冷酷？他怎么会以那种方式对待他的儿子约翰？他怎么会写出那么多二流的报刊文章？这类问题的答案似乎存在于上述一个（或者两个）性格特征之中。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对研究对象的看法，那种方式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我和罗素一起生活，其中大多数时段并不令人感到愉快。我发现，他很有意思，他具有让我钦佩的品质。但是，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两个想法主导了我对他的看法。而且我知道，它们可能歪曲我对他一生的论述。第一个想法是，他撰写的关于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大多数著作究竟有多糟糕？在阅读罗素伟大的逻辑学著作的读者中，很少有人看过他在后半生中撰写的大量报刊文章；我觉得，看过这类文章的人肯定深感震惊，无疑觉得其中的许多东西混乱不堪，欠缺考虑。

了解罗素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的后半生——之后，我不禁感慨万千。在我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想法是，他在情感方面处于严重受损状态，有时给人的感觉是，他根本无法去爱任何人。罗素持有他所谓的升华爱情观。根据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以及其他许多著作表达的观念，爱情采取的形式是，一个自我与另外一个自我“融为一体”。在他的许多政治著作中，这个观点反复出现，被视为热爱人性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整体的人性与一个人的自我在范围上相同。有人可能认为，这个观念没有害处，不过以一种想入非非的方式，敦促人们在心理上形成共鸣；但是，罗素与他的身边的人的关系暗示了另外一种阐释：如果他不将另外一个人视为他自己的组成部分，他是无法付出爱意的。换言之，对他来说，离开了这个前提去爱另外一个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可以这么说，他被困在了自我的边界之内（实际上，他阐述的认识论坚持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他可以想象如何去扩大自我的边界，并且常常也确实考虑了这一点；然而他无法想象，人是可以超越自我的边界的。我真的希望，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罗素的妻子、子女和朋友的经历间接表明，在这一点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其方式形成了极大的毁灭效应。

在本书中，我描绘了罗素后半生的肖像画，它大体上受到上述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想法的影响。我现在已经不能判断，本书在什么程度受到上述两个想法的影响。但是我知道，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勾勒出其他不同的画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罗素的女儿凯特与我多次见面，详尽地讨论了罗素的性格和他的家庭生活，让我受益匪浅。凯特非常慷慨，让我看到她母亲朵拉留给她的大量家庭信件，并且让我阅读她本人撰写的关于她与父亲之间通信的大量评论。但是，读者不应觉得，我对罗素的看法受到了凯特的影响——其实，凯特（我不禁想说“无论如何”）永远钦佩并且深爱着罗素。其次，在理解罗素一家盘根错节的关系的过程中，我承蒙罗素领养的孙女费利思特（以前的名字叫安妮）的大力协助。费利思特向我谈起她对父母的痛苦回忆，谈到她的成长过程，谈到她姐姐露西的悲惨遭遇。我对罗素一家的进一步认识得益于朵拉的女儿哈丽雅特·沃尔德。她和我见过几次面，非常友好地让我阅读她尚未完成的关于她父亲格里芬·巴里的传记。此外，我还希望感谢罗素的儿子康拉德、罗素的孙女萨拉，以及两个孙子本和安德鲁·泰特，他们同意给我讲述相关的一些情况。罗素家族的许多成员的朋友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回忆，其中包括苏珊、尤安和西亚安·库珀-威利斯、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克里斯·伊夫和杰克·玻尔。我希望在此一一表示谢意。我受到了库珀-威利斯夫妇的款待，他们还让我阅读露西·罗素留下的令人心碎的文件，在此谨表特别的谢意。此外，我还想向苏珊·罗素的哥哥尼古拉斯·林赛表示感谢，他就苏珊·罗素的性格和他们自己的家庭背景，表达了若干不乏睿智的见解。

承蒙凯文·霍兰德、达夫妮·费尔普斯、弗朗西斯·帕特里奇和彼得·斯特劳森爵士告诉我他们与罗素交往的情况。凯文·霍兰德特别慷慨，给我提供了他与罗素之间有趣的通信的副本。

有关罗素后半生的政治活动的信息，我非常感谢帕特·波特尔，非常感谢已故的尼古拉斯·沃尔特。两人均是百人委员会成员。我还想感谢塔里克·阿里、罗宾·布莱克伯恩、肯·科茨、克里斯托弗·法里和昆廷·霍尔，他们都与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有联系。承蒙克里斯托弗·法里给我了许多时间，他始终非常亲切，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内容涉及罗素的政治生活的最后阶段。那个阶段的意义异乎寻常，许多人帮助我对此进行理解，其中包括安德鲁·科里尔、安东·费尔顿、理查德·戈特、克里斯托弗·罗珀和亚当·罗伯茨。在此，我一并表示谢意。拉尔夫·舍恩曼觉得无法与我合作，我在此谨表遗憾；但是我肯定，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人希望讨教有关他和罗素共事的信息。他告诉我，他正在进行准备，以便将来提供相关情况。

肯尼思·布莱克维尔对罗素手稿的研究无与伦比，并且就罗素的生活和工作与我进行了富于启迪的讨论。多年以来，查尔斯·皮格顿和我进行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讨论，话题涉及罗素的个性和罗素后期工作的价值。我们之间的许多交流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但是查尔斯非常友好，安排我在他供职的奥塔古大学访问了三周。我去了位于新西兰的达尼丁，有机会当面请教这位对罗素的报刊文章深感兴趣的人。我和他讨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他对罗素的理论伦理学的开拓性研究。在撰写这本书的后期工作中，我有机会与詹姆斯·科南特展开讨论，我对他本人的工作深表佩服。他是一位具有同情心和深刻见解的批评家，对朋友十分友好。此外，我还与其他人讨论了罗素的工作，并且从中受到启发，他们包括牛津的圣约翰学院的彼得·哈克尔、位于加拿大安大略汉米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路易·格林斯潘、尼古拉斯·格里芬、理查德·伦佩尔、卡尔·斯帕多尼以及谢拉·图尔肯。

在撰写本书的漫长岁月里，本书出版者，乔纳森开普出版社的丹·富兰克林、自由出版社的斯蒂芬·莫洛，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给予鼓励和支持，在此谨表感激。我的代理人吉尔·柯勒律治的支持像往常一样，也是不可或缺的。

路易·格林斯潘、查尔斯·皮格顿、詹姆斯·科南特、凯特·泰特、阿隆·里德利以及本书文字编辑评注了本书早期的稿件，指出了风格和内容两个方面的若干不妥之处。

谨将本书献给我的孩子和我的女友詹尼。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长期以来忍受我的干扰、缺席和过度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之心，大大超过了我可以期望的程度。

瑞·蒙克

1996年4月于南安普顿

第三部　1921—1938

第一章　堕落天使：49岁时的罗素

“我的脑子现在不如从前。我已经过了最佳年龄，因此现在自然受人赞美了。”

接近50岁生日那段时间，这是罗素常常挂在嘴上的那种诙谐的自谦之辞。1921年12月3日，他出席了在剑桥大学求学时认识的老友（这时已是事业有成的富裕律师）查尔斯·桑格在切尔西举行的宴会，对坐在身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了上面这一番话。置身于这样的朋友中间，罗素不禁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事实：30年前，他和桑格一起学习数学；与那时相比，他已经变了许多。弗吉尼亚·伍尔夫语气温和，一直在旁边催促（伍尔夫当天夜里在日记中写道，“伯迪是热情的自我主义者，这一点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反思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些变化。他告诉她，他依然认为，数学是“最高贵的艺术形式”，然而它不是他本人希望重新从事的那种艺术了：“人50岁时大脑变得呆板；再过一两个月，我就50岁了。”（实际上，他次年5月才满50岁）他说，他可以撰写更多哲学著作，但是“我得挣钱”，于是从那以后，他的大多数著述都是有人付费的报刊文章。他从事严肃思想研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告诉伍尔夫，在28至38岁之间，他“生活在地窖里，每天工作”，那时“激情控制了我”。如今，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状态，“我不再期望任何新的情感体验。我觉得，当我遇到一个新人时，已经不会发生什么浪漫的事情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如实记录了这些话语，既没有做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是，罗素的其他朋友沮丧地发现，罗素出现了这些变化。两个月之后，韦布在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中举行宴会。在比阿特丽斯·韦布的笔下，罗素“玩世不恭，说话诙谐，思维敏捷”，然而“不能与自己或者他人和平相处”。从政治角度看，她倾向于将他视为轻量级人物：“他态度从来都不严肃，他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和他性情一样，随着个人的好恶波动……他过去懒散，没有耐心，不能通过深思熟虑的社会行动，解决让自由最大化的问题。”她认为，他总的说来已经沉沦了：

如今，他扮演着堕落天使的角色，不乏靡菲斯特的诙谐，具有很好的分析头脑，常常嘲笑他人。这些因素让他成为给人刺激的同伴。但是，我带着悲伤，回顾对这位老友的看法。他作为文人，可能取得成功；但是，我怀疑，他是否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思想家？我相当确定，他将不会获得爱情带来的幸福，不会进入创造性工作带来的平和心境。我回想20年之前的情景，伯迪·罗素专注思考抽象问题，散发着阳刚之气，做事显示出骑士风度，而且不乏同志情谊，亲切幽默，令人愉快，显示出完美的个人尊严，而且还带着一点清教主义的意味。对比之下，我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不禁感到悲伤：他不修边幅，身体不佳，玩世不恭，未老先衰，与……一个举止轻浮、信奉实利主义哲学的女子在一起。况且，他并不而且无法尊重她。

比阿特丽斯·韦布一直以敏锐的目光，记录罗素的个性变化，然而以上描绘的用词特别尖锐，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歪曲。其原因也许在于，她与罗素的第一任妻子艾丽丝保持着忠诚的朋友关系，对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持排斥态度（“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朵拉27岁，年龄只有艾丽丝的一半，但是比较显老，不能被称为“姑娘”。

在以上日记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对罗素进行了简短的描述，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他给老友们的感觉：在1921年，他们必须做出努力，才能理解罗素在人生和个性上出现的变化。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罗素经历了许多事情，疏远了他的朋友们；战争结束之后，他很长时间身在国外，先是在苏联，后来在中国。现在，他娶了新妻子，回到他们之中，从事的新职业是记者兼演说家，在人生的若干基本方面有了新的态度。鉴于这些原因，他看来肯定需要与朋友共度许多时间，一方面反思这些变化，另一方面试图解释，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认识的那个伯特兰·罗素——那个态度认真、自命不凡、主要爱好是沉思逻辑学和数学领域中的抽象真理的年轻人——后来的人生经历。

罗素常常说，他在1910年之前与1914年之后的生活截然不同，类似于浮士德和靡菲斯特相见前后的人生。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让他对人性有了完全不同的负面看法：“我那时确信，大多数人都被内心深处的苦闷所困，那样的感觉带着具有破坏性的愤怒，迫切需要发泄出来……我理解了自己以前不曾有过的本能冲动。”但是，正如罗素自己常常强调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几年，他对奥托琳·莫里尔的强烈爱情触发了他自己的本能，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就开始出现转变，那场战争仅仅是延续了那样的变化。战争开始之前，比阿特丽斯·韦布在罗素身上看到并且表示痛惜的许多变化已经显现出来。1914年春天，罗素曾给T．S．艾略特带来灵感，促使他创作出《阿珀林纳克斯先生》（让艾略特想起“灌木丛中的普里阿普斯／目瞪口呆地看着荡秋千的妇人”）；对罗素曾在19世纪90年代相处的那帮朋友来说，那年的罗素肯定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物，恰如比阿特丽斯·韦布在1921年描述的“堕落天使”。

在韦布笔下，罗素是玩世不恭、不乏诙谐的文人，遇事都能发表一通议论，但是从不认真思考任何问题。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这个形象在小说中几乎固定下来，在诸多作品中都可见到这样的角色。例如，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克罗姆·耶娄》中的斯科根先生，吉尔伯特·坎南的《哈巴狗与孔雀》中的米利安·斯托克斯，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乔舒亚·马勒森，以及他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伯迪·赖德。这些漫画式角色（全都出自与罗素有个人关系的作者的笔下）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刻画的男人智性超群，不知何故却迷失了人生方向，成了堕落天使，不相信任何事物，其中包括上帝、理念和他人，而且失去了任何严肃的目的感。罗素自己认为，在与奥托琳的恋情中，在战争期间的和平事业中，他发现的目的更高尚、更崇高，超过了原来赋予他灵感、让他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动力。但是，其他人并不赞同他的这一看法，无法十分认真地对待他，无论他作为恋人还是作为政治改良者均是如此。在这两个角色中，他的表现前后不一，大打折扣，根本无法与当初撰写《数学原则》和《数学原理》时的状态相提并论——当年，他情感充沛、生气勃勃，才华横溢，无人能比。例如，在吉尔伯特·坎南的笔下，米利安·斯托克斯年轻时“便在数学和科学界中获得美誉”。后来，他投身政治，曾经让他成为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的那些品质被证明起到了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老婶婶告诉他：

你还是那个米利安，唯一不同的是，你现在干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做。退一步说，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哲学方法令人深感担忧。你瞧，在政治活动中，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东西。搞政治纯粹是投机钻营之举，让人从一个乱局堕入另外一个乱局。我亲爱的，这样的事情你没有经历过。在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妙语连珠，怎么可能进行逻辑思考呢？如果这两者你都做不到，原来那个米利安跑到哪里去了？

类似的观点被罗素的朋友们一再表达，最直截了当的或许是常常被人重复的G．M．特里维廉的一番话。特里维廉19世纪90年代读本科时曾和罗素同窗，对他非常了解：“他［罗素］在数学方面可能是天才——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无法判断；但是，在政治领域，他完全是笨蛋。”

作为数学哲学家，罗素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作为记者和政治评论者，他炮制了大量二流文章。正如他的许多朋友确定的，导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搞政治时怀着逻辑学家的获得绝对明晰性的愿望，对现实政治的混乱局面极不耐烦，往往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但是，正如比阿特丽斯·韦布一针见血指出的，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将自己作为伟大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品质，应用到政治活动之中。他最好的哲学著作思想精妙，善于捕捉细微差别，完全不怕复杂因素。他阐述观点时论证严谨，思路深奥微妙，处理异议时小心谨慎，不乏尊重态度。但是，在他后半生所写的大多数报刊文章和政治文章中，这些品质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言辞，盲目的信条，以及虚张声势的拒绝对手意见的态度。就质量而言，罗素的逻辑学著作与政治著作差异很大，无法同日而语。罗素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我们在此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放弃了哲学，转向他几乎不可能提供任何有价值之物的政治领域呢？

坊间的一个说法是，在美国巡回讲座期间，罗素在一场宴会上坐在一位著名女子学院院长的旁边。那位院长问：“您为什么放弃哲学呢？”据说罗素回答道：“因为我发现，我更喜欢做爱。”这个故事也许不足凭信，然而与罗素亲口说出的许多事情大体类似，其中包括他向弗吉尼亚·伍尔夫表达的意思：当“激情控制了我”，对严肃思想研究的热情便戛然而止。毫无疑问，罗素与奥托琳的恋情以及其后的浪漫冒险共同作用，减弱了他潜心研究数学哲学的热情。但是，正如他本人承认的，最后扼杀他数学兴趣的是维特根斯坦带来的影响。根据罗素在《我的哲学发展》中的说法，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两个方面凸显出来”。

第一波冲击出现在1913年夏季。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判断论进行毁灭性的抨击，破坏了罗素在哲学研究方面的自信心。第二波冲击于1919年出现。当时，罗素在某种程度上刚刚重树信心。他在阅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后确信，激发自己研究数学哲学的逻辑观念从根本上看是错误的。在阅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前，罗素对逻辑学的观点或多或少带有柏拉图式特征，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永恒的客观真理。罗素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之后相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逻辑学纯粹与语言相关，所谓的“逻辑真理”仅仅是同义反复。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显得相当深奥难解，然而它对罗素的人生影响巨大，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罗素在数学哲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受到这个梦想的激励：获得可以证明、无法修正、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真理。他认为，逻辑学就是这样的真理体系，他追求目标旨在证明，数学只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他希望说明，牢固的知识体系——即数学——是完全不容置疑的。如果说逻辑学不是真实的体系，而是像罗素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之后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提供表达相同事物的不同方式”，那么，他的梦想便逐渐消失。与之一起失去的，还有获得任何绝对确定知识的希望。逻辑学和数学都没有罗素赋予它们的哲学意义；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罗素放弃数学哲学的原因。

但是，他为什么将注意力转向以赚钱为目的的报刊文章和政治著作呢？从一定程度上看，这取决于他向弗吉尼亚·伍尔夫解释的原因：他家有妻儿，必须赚钱谋生。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本来继承了一笔财产，无须依靠工作获得的收入为生。但是，他已将继承而来的财产赠送出去，一部分给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部分给了T．S．艾略特。此外，他还拒绝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讲师职位。他几乎觉得，他的第一任妻子指控他与人私通，和他离了婚，让他颜面丢尽，无法在学术圈子中混下去（然而另外一个很可能相关的原因是，他对学院派哲学失去了兴趣）。不管怎么说，他做出了正确判断，他能够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赚取超过大学讲师薪水的报酬。他还逐渐相信，作为政治评论者，他可以面向范围更广的读者，在影响方面超过专门为理解数理逻辑的少数人撰写的学术著作。也许正是在这个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带来了最大、最深远的影响。

战争结束之后，罗素声名远扬，其原因不是哲学，而是政治。他充满激情，勇敢反战，特别是反对征兵，这让他成为年轻一代心目中的英雄。他1915年举办的系列讲座以《社会重建原则》一书出版，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人们认为，他可以在思想上引领社会主义运动和和平运动。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就是许多崇拜者中的一员，她钦佩的不是他的哲学才华，而是他的政治理念。朵拉鼓励他相信，在政治领域中，他可以做出某种重要的贡献。这个信念在两人访问中国期间得到强化。在中国，他常常就政治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举行讲座，常常接受人们的欢呼，并且——以颇为荒唐的方式——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

当然，罗素知道这是一派胡言。但是，如果（他具有鉴别能力的朋友圈子之外的）世界愿意接受他仓促完成的讲座和文章，将它们视为伟大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如果通过提供看似无穷无尽的这类材料，可以让妻儿过上优裕的生活，那么，他愿意以更多产的速度，继续撰写这类东西。在更具自我批判的时刻，他可能进行反思，觉得让自己受到赞美的东西层次很低，显然无法与逻辑学著作相提并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很开心，轻视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50岁生日渐渐逼近，他知道自己已经过了严肃思想家的最佳年龄段，但是对他来说，这一点的意义暂时比不上另一事实：他终于实现了心底的夙愿，当上了父亲。

第二章　荒原上的道德历练

1921年11月16日，罗素当上了父亲；那一天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有个孩子，最好有个男孩，是他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如今，他如愿以偿，孩子成为他生活的中心。对罗素来说，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哲学、数学、浪漫恋情、政治——在感情上都是次要的，不及他可爱的儿子约翰·康拉德。按照罗素自己的说法，约翰赋予他人生“一个新的情感中心”，至少在头10年时间中是罗素最大的希望和幸福源泉。罗素有可能更爱以前的恋人奥托琳·莫里尔和康斯坦斯·马勒森，但是，朵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由于这一点，他愿意忽视其他每个选项。朵拉愿意给他生儿育女，他与她结婚，放弃了科莱特；为了给朵拉和儿子提供生活保障，他愿意放弃学术生涯，选择更易赚钱的自由撰稿者的工作。这时，他人生中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愿望：将儿子抚养成人，确保儿子成为父亲的骄傲。比阿特丽斯·韦布鄙视朵拉，鄙视罗素娶她的决定，但是也承认说，“这男孩可能将他们两人联系起来”。她还补充说：“其原因在于，伯迪似乎倾向于溺爱他的儿子兼继承人。”

事实确实如此。生日过后不久，罗素戏仿贵族的习俗，但是肯定怀着完全真实的自豪感，租了一辆马车，载着他们一家，在伦敦巡游，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儿子。罗素、新婚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住在切尔西的西德尼街上一幢带有露台的房子里。他们用从中国带回来的地毯，用1919年从维特根斯坦手里购买的设计精美的木质家具装饰新居（罗素的儿子就出生在维特根斯坦用过的那张床上）。在底楼罗素书房的壁炉台上，摆放着一尊伏尔泰的半身塑像，墙上悬挂着贝德福德伯爵和公爵（罗素的祖先们）的肖像。此外，墙上还悬挂着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他喜欢说，斯宾诺莎是他的“精神祖先”）的肖像。在切尔西，罗素一家人附近住着许多老朋友，其中包括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查尔斯·桑格和德斯蒙德·麦卡锡。他们也收到住在（步行很快可以达到的）格罗夫纳的韦布夫妇的宴会请帖，收到伍尔夫夫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夫妇以及住在布鲁斯伯瑞的奥托琳·莫里尔的宴会请帖。“对一个新来乍到者来说，出席在布鲁斯伯瑞举行的宴会让人忐忑不安”，朵拉回忆说，“那帮人谈话充满典故，常常文绉绉的，话题转变迅速。谦虚者需要倾听，而不是发表意见。不管怎么说，想要插嘴十分困难。”罗素自己的言谈与那段时间的信件类似，仅仅涉及两个话题，一个是战后事件给他带来的变化，一个是他的儿子。

对罗素来说，身为自由撰稿者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几乎守在约翰身边，可以说不超过几码的距离。“我过着匪夷所思的生活，”他1922年1月31日写信告诉奥托琳，“在大多数日子里，我几乎足不出户，阅读并且撰写关于远东的文章，休息时仔细观察儿子。”别人说，那孩子与罗素一模一样，相似度让人忍俊不禁，但是罗素悲伤地注意到，孩子很像伊曼纽尔·康德。他告诉奥托琳：“我惊讶地发现，迄今为止，这个小家伙的行为仅仅受到贪婪和饥饿的驱动，然而我却可以给予他如此多的强烈情感。”他说，他在休息时仔细观察儿子，这一点并非戏言。他告诉奥托琳，约翰在两个月时显示出的“所有特征完全符合我作为心理学研究者的期望。他已经学会用目光盯着移动的东西，但是尚未发现，他也可以转动脑袋，追踪同样的目标。他也没有发现，他看见的东西与他触摸的东西完全相同”。

罗素决心当一个模范父亲。但是，对可怜的约翰来说，不幸的是，他出生时恰逢罗素的兴趣转向：他对“科学”心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几乎到了笃信的程度。他在这方面的完美理想式愿望让人回想起他当初寄予数学的希望。当年，他梦想将一切知识还原为数学；这时，他指望心理学变为无所不能的学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的伦理、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方法。那场战争激发了罗素对本能的兴趣，让他相信，如果要防止将来爆发类似的战争，人们就应该理解并且克服引导人争斗的本能。他认为，如果对人的心理有了科学的理解，就可以利用它来培养新型的人。他写道，如果人们相信“没有办法培养成年人，让他们的行为与现在的成年人大不相同”，那么，“他们就公开违背了现代心理学的结论”。

他谈到如何培养年轻人，如何让他们“摆脱恐惧、压抑，摆脱逆反或者挫败本能”。他暗示，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实现这一点。他声称：“如果一代人在没有恐惧的自由氛围中受教育，他们将拥有视野更广、更为勇敢的希望，超过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达到的程度。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在与潜伏在意识层面之下的迷信的恐惧抗争。”他暗示，如果以正确方式培养后代，就可以消除战争、饥荒甚至恐惧本身。他相信，“科学的”心理学可以让人们实现这一点，它采用的方式是：向人们展示“训练本能”的办法，以便培养“一种和谐的性格，变得勇敢，坦率，聪明；具有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在生活中充满感情，而不是闷闷不乐”。他声称，所有这一切“可以在绝大多数孩子身上实现；在培养方式正确的情况下，这一点实际上正在实现”：

如果使用现存的所有知识，采用经过验证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培养几乎可以完全摆脱疾病、恶意和愚昧的人才。人们现在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更喜欢压迫和战争。

在罗素看来，“科学的”心理学就是行为主义，特别是约翰·B．华森的研究成果。1918年，他开始研读华森的著作。1921年出版的《心的分析》揭示，对罗素关于心理现象的总体思考，华森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对约翰来说更不幸的是，就在他出生的那段时期，华森开始将注意力明确转向婴儿成长这个问题。1921年12月，约翰出生之后一个月，华森和他的夫人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婴儿心理研究》的文章，对罗素的为人父母的正确方法观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那篇文章包括一份试验报告。华森夫妇对幼儿进行研究，试图说明如何对情感反应加以“控制”。最著名的是华森夫妇进行的这一试验：他们将对老鼠的恐惧感，成功地导入一名年龄11个月、名叫“小阿尔伯特”的孩子的大脑之中。他们先让阿尔伯特看一只白鼠，他随即对它表示好奇，伸出手来，想去触摸它。当白鼠用鼻子嗅他时，他露出了愉悦的表情。但是，白鼠再次出现时，他们利用响亮的声音（使用一把大锤，在孩子的上方猛烈敲击）恐吓孩子，影响男孩的反应。结果，每当那只白鼠出现时，男孩都会呜咽起来。罗素根据这样的实验数据，形成了“本能训练”理念，后来将实现那个理念的重任，逐步放在了婴儿约翰的肩上。

罗素受到华森夫妇的研究成果的启发，认为可以给抚育行为本身提供科学的基础。他宣称：“从一开始，就应该对孩子进行训练，让他形成我们希望他获得的习惯。”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训练孩子，我们不应求教于母亲和保姆积累起来的智慧，而是应该求教于“儿童心理科学”。罗素写道：“人们普遍以为，大多数母亲和保姆本能地知道，怎样做对孩子有好处。其实，她们并不知道。”罗素在细读了华森的著作《婴幼儿的心理关怀》之后，认为这本书的名称可以改为《如何让母亲们变得无害》。他表示，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赞同”华森撰写的“过多母爱带来的危险”那一章。

1926年，他出版了《论教育》一书，在该书第一章“第一年”中，概括介绍了一种方式，希望用它来取代传统的母爱方式。从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令人觉得恐怖的画面，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约翰在婴儿时期的遭遇。在华森提出的已经显得相当严厉的育婴理念的基础上，[1]罗素还强调说，应该破坏孩子的自重感。他写道，“对专心致力于抚育孩子的父母来说，孩子非常重要”：

如果父母不小心对待，孩子就会有所察觉，觉得自己非常重要，类似于父母对孩子的感觉……不要让孩子知道你为他做了多少事情，不要让孩子知道你耗费了多少心血……首先，我们不应让孩子产生他自己很重要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在孩子后来的经历中将会受到抑制。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感觉与事实不符。

这个态度的起源（如果我们抵制诱惑，不将它归为一种更普遍的厌世情绪，而是将它归为他对儿子的嫉妒，归为他对儿子给他带来的巨大重要性的恐惧）似乎源于罗素提出的两个观点：其一，道德观的本质是克服自私自利的言行；其二，“开始道德训练的最佳时刻……就是孩子出生之时”。看来他觉得，自私自利——这几乎所有不道德行为的根本成因——能够在婴儿时期加以扼杀。

由此可见，一方面，约翰其实是罗素人生的情感中心，是他的无穷虔诚爱意和关心的倾注对象；另一方面，罗素处心积虑，试图掩饰这个事实，以便“采用科学方式”，将他的儿子培养成更好的人。就如何培养婴儿这个问题，罗素提出了许多（以令人惊讶的武断方式表述出来的）建议，它们全都基于这个前提：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应该防止婴儿对自我的重要性产生过高的感觉。为了实现这一点，人们必须摈弃母亲们沿用的传统方法，可以使用控制方式，灌输行为习惯：

让我们以睡眠为例。所有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睡眠良好，因为孩子睡觉有利于健康，并且给母亲带来方便。母亲们为此形成了某种做法：一边晃动摇篮，一边吟唱催眠曲。但是，男性以科学方式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这个做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它虽然很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奏效，但是会形成不良习惯。每个孩子都喜欢受到宠爱，因为这满足了孩子的自负感。如果婴儿发现，自己不睡觉，便可以获得更多关注，他很快就会采用不睡觉这种方式。其结果对健康和性格都会造成破坏。这里涉及的重要事情是习惯的形成：将婴儿床与睡眠联系起来。

于是，“科学的”方式是，将婴儿放在小床上，不要理会他需要得到关注的哭声。在罗素看来，婴儿是狡猾的小东西：他们没有病痛时也会哭泣，其目的是想获得爱意；他们做某些事情——例如，吃饭，睡觉——之后，希望得到赞扬，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值得赞扬。他们在应该睡觉时希望被人逗乐。因此：

……如果它［婴儿］在身体上没有什么不适时哭泣，必须让它去哭；如果不这样做，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暴君。在照看婴儿时，不能小题大做，不能大惊小怪：必要的事情必须做好，但是不要表现出过分的同情。

通过抱着逗弄或者唱歌的方式，逗乐婴儿，这样做很容易，并且令人愉快。但是，婴儿很快就会了解这一点，要求更多的逗乐。这可能干扰婴儿必需的睡眠时间。除了吃饭时间之外，几乎其他所有时间都应该用于睡眠。

……不要让它知道，如果它不吃，不睡，不拉屎撒尿，你会觉得有问题，因为你这样做将会满足它的自负感……必须完成的正常事情——例如，吃饭——应该是一种愉快行为。绝对不能让孩子感觉，这是你希望的东西——你想它为了取悦于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否则，孩子很快就会察觉到，它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来源，指望得到诱哄，去做本来应该自然完成的事情。

罗素承认：“这里所说的某些要求可能显得严厉，但是经验显示，它们对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有好处。”多年之后，罗素的女儿凯特——她比约翰晚两年出生——反驳说：“谁的经验呢？反正不是我的，无论我在婴儿时，还是作为母亲时，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考虑到约翰后来的情况，罗素对他的育儿方式的信心看来是错误的，造成了悲剧性后果。当然，这里的因果联系难以确定，我们应该小心从事，不要将约翰后来的不幸与他的成长环境直接联系起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正如罗素自己承认的，他“过分乐观”，觉得行为控制具有很大力量，可以将他希望的性格和习惯注入儿子的头脑。罗素老年时承认：“我现在觉得，我当初建议的培养婴儿的方式过于严厉。”约翰长大之后并没有像罗素的理论要求的那样，英勇无畏，独立自由，反而畏首畏尾，性格内向，焦虑不安。但是，我们只有回过头去看时，才会发出一声感叹：“难怪如此！”

在朵拉的自传《柽柳树》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迹象，发现约翰从出生之日开始，其实并未按照罗素强加的“道德训练”，如期茁壮成长。朵拉回忆说：“过了一两个月之后，约翰的状况就不太好。”罗素夫妇认为，那是因为住在伦敦造成的，于是开始在康沃尔寻找房子，他们每年至少可以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朵拉选择了一幢房子，名叫“阳光之岸”，就在珀斯科尔诺，距离彭赞斯不远。显然，那个名称不行（一位访客——维拉·梅内尔——以难以置信的口气说，罗素一家住在“叫作阳光之岸”的房子里，享受着“质朴的家庭幸福”）。后来，根据附近的一个海角的名称，他们将房子的名称改为“卡恩维尔”。按照朵拉的说法，它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一幢古怪的房子”，里面是狭窄的小房间，说明它原来是一处用于供膳寄宿的场所。但是，它就在珀斯科尔诺那处可爱的小海滩附近，步行很快可以到达那里，而且可以远眺大海。不管怎么说，朵拉很喜欢它，于是罗素同意花钱买下。

1922年5月，罗素从康沃尔写信告诉奥托琳，“这里环境宜人”：

鸟儿整天鸣唱，在房子四周飞翔，有百灵、画眉、八哥、布谷、麻鹬、海鸥。海船从旁边经过，夜里可以听到海水在远处拍打岩石的声音。这里生长着黑刺李、白刺树、风信子和金凤花。田野翠绿，沼泽里长满荆豆。站在房子旁边望去，它们一动不动。

他还告诉她：“孩子茁壮成长，令人吃惊，与我们刚到这里来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很开心，很顽皮。我非常爱他。”一周之后，他又给她写信。“这幢房子丑陋，”他承认，“花园光秃秃的。但是，它适合我们两人，适合孩子，我们打算买下来。”约翰那时6个月大，长得很快，“我们一直很想知道，他将来是否真的聪明，帅气，这是否仅仅是我俩的想象而已？我不知道”。那年夏天，罗素在康沃尔过得很开心，也许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写道：“在我的记忆中，那里总是充满阳光——当然，我的记忆常常出错。”他暂时忘记了学习，忘记了训练儿子，和小孩一起共度海滨时光，完全沉浸在简单的生活之中，有时在沙滩上嬉戏，有时在海上划船，有时去攀爬岩石。他告诉奥托琳：“我想让他成为喜欢户外活动的孩子。”朵拉记得，夫妻俩都“迷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到达伊始，孩子便喝着康沃尔的牛奶，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心情很快变得愉快，皮肤也晒黑了”。罗素也是“身体健康，皮肤黝黑，快快乐乐”，甚至“露出了肌肉轮廓”。他们俩“常常躺在阳光下，早在5月便开始游泳，漫步在美妙绝伦的西彭维斯”海岸上。他们用婴儿车推着约翰，不知不觉行走4英里，穿越周围的乡村，到达了森嫩海湾。

那年夏季末，罗素一家到欧洲大陆旅行，在瑞士见到了罗素的嫂子，小说家伊丽莎白·冯·阿尼姆，住在她的小木屋里。他们途中在奥地利逗留，访问了维特根斯坦。罗素上一次是1919年末见到维特根斯的，当时两人一起讨论了维特根斯坦尚未出版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后来，该著作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一样，已经放弃了哲学，在奥地利的一所乡村小学里以教书为生。他们在奥地利西部的因斯布鲁克见面。根据朵拉的回忆，“我们一行三人，在街道上寻找可以落脚的房间”：

维特根斯坦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他的祖国情况不佳，他无法尽到地主之谊，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房间，伯迪和我在床上睡，维特根斯坦在沙发上睡。但是，那家旅店有屋顶平台，可以舒服地坐在那里谈话，罗素谈到了如何将维特根斯坦弄到英国去的打算。

朵拉写道：“看来，他们两人那次吵了一架。维特根斯坦难以相处，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人之间的任何矛盾肯定都与哲学理念相关……当时的情况让那次见面不欢而散。”

其实，那是两人最后一次以朋友身份相见。在他的自传中，罗素提及了那次见面的情况，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口气，他觉得维特根斯坦当时“处于他的神秘激情的巅峰时段”。尽管维特根斯坦“十分认真地向我保证，善良胜于聪明”，罗素嘲笑说：“但是我发现他害怕黄蜂。我们在因斯布鲁克找到的那家旅店里有臭虫，他甚至不能再住一个晚上。我在俄国和中国旅行之后，对那样的小问题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我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说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不重要。这种想法本可以让他耐心地忍受昆虫的侵扰。”罗素这番话不乏嘲讽，有高人一等的意味，其实用错了地方（维特根斯坦曾在东部前线和意大利前线作战，后来成了意大利人的战俘，忍受的条件十分严酷，至少与罗素在俄国和中国的遭遇相差无几）。也许，罗素强调维特根斯坦害怕昆虫，希望借此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掩饰让那次见面变得不愉快的这个事实：罗素认为，聪明胜过德行；维特根斯坦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其实，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类似于那年早些时候比阿特丽斯·韦布的抱怨：罗素缺乏应有的严肃态度。

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保罗·恩格尔曼回忆说，在因斯布鲁克，维特根斯坦强烈抨击了罗素一门心思关注“和平和自由”的做法：“哼，我觉得，更确切地说，你想建立一个反对战争和奴隶制的世界性组织。”据说，罗素反唇相讥，毫不让步，针锋相对地回答，“对，就是想这样做，就是想这样做！”这让人回想起D．H．劳伦斯在1915年也谴责了罗素（“如果你以和平天使的面目出现，那么，我宁可一千次面对侈谈和平的提尔皮茨”）。我猜测，两人在因斯布鲁克见面之后，罗素决定像以前对待劳伦斯那样，排斥维特根斯坦。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是非理性主义者，是“神秘论者”，对他的性格提出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可信成分。罗素对劳伦斯和维特根斯坦两人的描述十分类似：劳伦斯是一个“拥有某些想象天才的人”；维特根斯坦“也许是我知道的传统天才的最完美的例子”。劳伦斯“从根本上看是一个胆怯的人，他试图掩饰他自己的胆怯”；维特根斯坦害怕黄蜂。此外，在罗素的眼里，他们两人都是神秘论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滑稽角色；两人都不可能让他相当认真地对待。

维特根斯坦与劳伦斯也一样，看来也没有意识到，在他谴责了罗素之后，他与罗素的友谊便不复存在了。在维特根斯坦留下的文件中，我发现了两封没有寄出的信件，是两人在因斯布鲁克见面之后写给罗素的。两封信件语气友好，维特根斯坦请罗素告知他本人、妻子和孩子的近况，开头的一句话都是：“上次听到你的消息之后，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一方面，这与维特根斯坦的个性一致，他在因斯布鲁克不惜劳神费力，试图改变罗素的性格。另一方面，这也与罗素的个性一致，他将此视为一个迹象，觉得维特根斯坦已经不再希望与他以朋友相处了。

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两人在道德感方面发生了根本冲突。当维特根斯坦被问及如何改善世界时，他回答说：“改善自己；这是人可以在改善世界时唯一可做的事情。”在战争期间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在其他著作中，罗素也提出了相同的两难困境，他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对他来说，为了改善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改善自己性格，而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维特根斯坦要求罗素放弃对“和平与自由”的关注，其实是要罗素彻底放弃自己的世界观。罗素决定成为自由撰稿者之后，写了大量报刊文章，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赚钱（当然，这肯定也是他的目的），而且还要影响世人，让人们接受他认为更理智的方向。在那些文章中，他表达的是一种“人生哲学”——在为学术性哲学刊物撰写的文章中，他通常不会也不可能表达这样的理念。

1921—1922年间，罗素撰写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其中大多收录于《中国问题》一书中，以上所说的这一点最为明显。自从他一年前访华之后，中国在罗素心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在他看来，中国具有象征意义，代表了这个脆弱的希望：文明有可能战胜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野蛮言行。罗素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曾经而且现在依然遭到误解，被人贴上“和平主义”的标签。其实，罗素在战争期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试图清晰表达，他根本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他认为那场战争本身没有错，错误在于，英国和德国——这个世界上两个最文明的国家——兵戎相见。他认为，这危及文明本身，表明有必要重新考虑社会结构，创建新的政府形式，采取新的教育方法，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特别应该提及的一点是，他认为人们必须谨慎看待科学发展带来的力量。科学是获得真理的最可靠的指南，但是正如当时西线的战况证明的，恰恰因为这一点，科学可能被人滥用，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中国，罗素发现了这种两难困境的深刻象征。他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中国人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追求的只有正义和自由。就所有构成人的幸福的因素而言，他们拥有的文明超过我们……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唯一一个真的相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族群。”在罗素眼里，中国人十分喜爱文学、艺术和音乐，对宗教持健康的怀疑态度，行为举止准则近乎完美，而且还有令人愉快的带着些许恶作剧成分的快乐感。他们欠缺的是科学、技术和工业。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沦为日本和西方强国的军事侵略的猎物。1922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未来，罗素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西方强国是否可以达成一致，尊重中国的民族完整？在他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美德是否可以得到保护？为了存活下去，中国人是否必须接受给自己带来成功，但是给他人造成痛苦的那些罪恶？”

罗素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中国不得不面临西化，这就是说，它不得不接受工业化：“我担心……的危险是，他们可能完全西化，难以保留目前为止让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加入现在给这个星球带来不幸的那些工业化和军事化国家的行列，变得焦躁不安、过于理性。”那场战争“说明，我们西方文明出了问题”；中国可能指出我们的错误所在：“数百年以来，中国人发现并且践行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采纳这种生活方式，世界人民将会过上幸福生活。我们欧洲人却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做。”中国面临的问题“需要西方科学。但是，他们并不需要接受西方的人生哲学”。因此，中国的问题是所有西方人面对的问题：文明本身是否可以幸存下来？是否可能将科学、技术和工业引入一个社会，但是并不随之引入西方民族特有的侵略性军国主义？

……如果他们的安全得以实现，他们就能摆脱西方强国加在他们头上的军事活动，转而将其自由投向科学和艺术，引入更好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适合自身的角色，将会在最需要的时刻给予整个人类一种新的希望。我很想看到，鼓舞年轻中国的正是这个希望。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是可以实现的，在每个热爱人类的人士的心目中，中国应该获得最高层面的尊重。

罗素在那段时间撰写的许多文章可被视为这个主题的不同表达：如果要让文明幸存下来，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例如，《自由思想的障碍》是他在1922年3月发表的一篇演讲，后来成为《自由人》中的两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先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轻信和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不能或者不愿以自由的方式清晰地思考。这一点构成了对文明的最大威胁。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鼓励人们质问和怀疑政客和神父们灌输的东西，只有通过劝说人们接受一种科学的怀疑主义的态度，才能克服这个弊病：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恳求是宣传科学气质；科学气质与对科学结果的认识完全不同。科学气质可以让人类获得新生，可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如果科学的结果以机械论、毒气和黄色报刊的方式出现，它们有可能导致我们文明的整体崩溃。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对比，火星人知道这之后可能以忍俊不禁的超然态度加以思考。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一个更幸福的世界里？或者说，他们是否会借助科学提供的方式，互相灭绝，将人类的未来留给黑鬼和巴布亚人？

在这篇文章中，罗素使用了“黑鬼”一词，粗俗的种族主义意味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反复见于他的许多文章，而且以更公开的方式，出现在他的谈话中。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它的主要作用当然是象征性的：黑鬼领导的世界是一个意象，这一前景代表文明自毁之后形成的灾难性后果。

大约在同一时期，《新共和》以两次连载的方式，刊登了《关于美国的希望与担忧》。在这篇文章中，罗素就同一主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首先详细讨论了美国作为文明世界的主要维护者必须起到的作用，然后阐述了作为唯一的政治理论的社会主义，认为它可能防止文明国家再次走向互相残杀的战争。他认为：“除了俄国革命之外，这场战争带来的最突出的结果是，美国在世界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方面，这个发展过程让人看到希望，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比欧洲国家的更开明一些。另一方面，它也令人感到担忧，因为美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特征最明显的国家，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与正义、自由和民主背道而驰”。罗素宣称：“实际上，欧洲的所有进步人士都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治愈世界的疾病。”在这个方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那么先进：“美国的激进分子……没有某些国家的激进分子那么厉害。”

从罗素在那段时间撰写的几乎所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根本上关注如何保存西方文明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点促使他转向了社会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培养侵略性竞争，其结果必然导致战争。他在《中国问题》中指出：“母猪耳朵做不成丝质钱包，资本主义带不来和平自由。”文明国家之间的和平状态是文明存活的前提条件；其结果是，资本主义与文明格格不入。其次，鉴于美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另外一个结果是，只有“动摇美国人的资本主义信念”，才能防止出现“文明彻底崩溃”的局面。

1922年夏天，罗素发表两篇文章，分别为《欠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和《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对国际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这两篇文章系高谈阔论之作，但是在许多方面都不乏洞见。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将出现在先进国家之中”。俄国和中国的工业不够发达，不能与美国的强大力量抗衡，因此最终将“在强国主导经济的世界格局中再度落后”。同理，英国也没有能力起到领军作用，因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无法采取任何让美国主子不高兴的政策，即便在内政事务方面也是如此”。因此，“人类的未来取决于美国在下半个世纪采取的行动”。如果美国“像目前趋势和机遇显示的这样，继续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那么，将会出现它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国际性阶级战争。无论欧洲国家站在压迫者或者被压迫者一边，其结果都将是一场世界大战。那场战争将会“持续时间很长，破坏力量很大，欧洲文明最终将荡然无存”。在美国和欧洲，文明本身将会遭到破坏。其结果是，“美国人将会倒退数百年，回到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状态，可能被在曼哈顿岛上使用弓箭狩猎的第二个哥伦布重新发现”。

因此，人类的唯一希望是，在美国出现“社会主义信仰在个人之间逐渐传播的情况，至少出现对资本主义持不相信的态度”。这样一种信仰与理性和常识完全吻合，人们有理由期望它传播开来。一旦这一点得以实现，社会主义并不必然限制个人自由，它“可以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增加人们的幸福，只有极少人不会从中受益”。为了促成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必须相信理性论证，而不是仅仅进行宣传。他们应该“放弃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者中大行其道的阶级观念”。接受阶级观念的做法“引起冲突、压迫和痛苦，无法像预期的那样，打动其他阶层的成员”。社会主义必须被视为让“全社会受益的制度，而不是仅仅让处于较低层面的工薪阶层受益的东西”。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将具有很大的说服力，除了极少数资本家之外，社会所有成员都会接受它：“以这种方式，并且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让社会主义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占据上风。”

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他的观点相当粗略，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包括三个基本信条。第一，“所有土地和资本必须属于国家财产”；第二，支付每种工作的报酬都必须由公共权力机构来决定，尽量减少用于生活必需品的份额，尽量增加用于提高工作效率的份额；第三，“所有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应享有相同的终极政治权利”。当然，其中的第一条蕴涵十分丰富，但是，罗素没有详细讨论，仅仅概略说明。它们包括，其一，对所有主要行业进行国有化；其二，无偿没收所有私人资本。但是，他的这一观点颇有想入非非的意味：一旦将这样做的论点阐述出来，除了少数百万富翁之外，其余所有人都会接受这些措施。但是，考虑到其中的第三条，必须让它被人广泛接受，才有可能实施其他两条。罗素看来期望的是，工薪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通过投票方式，都可成为公务员，并不考虑从事什么职业，工资水平如何，拥有哪个层次的管理资历。他似乎觉得，他们知道其他选择将会导致阶级战争和文明毁灭，所以都愿意这样做。

罗素从高尚的普遍性角度探讨政治问题，也许正是这种做法促使比阿特丽斯·韦布对他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过于懒惰，没有耐心，不能通过深思熟虑的社会行动，处理将自由最大化的问题”——比阿特丽斯·韦布还以鄙视的口吻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文人而已。而且，这或许也解释了一个问题：虽然罗素在许多公开讲话中，热情表示对工党的忠诚之心，但是该党领袖们依然与他保持一定距离。随着1922年大选的临近，大学工党主席R．H．托尼提议，让罗素作为候选人，竞争完全可以获胜的伦敦大学选区的议员席位。在那之前，托尼反对让H．G．威尔斯担任该选区的候选人，提出的理由与比阿特丽斯·韦布所说的类似：“伯特兰·罗素是绅士，H．G．威尔斯是无赖。”不过，她接着还傲慢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检验标准是两性道德观”，推举罗素“显然很不合适”。

最后的结果是，罗素应邀担任了他的住家所在的切尔西区的候选人，那是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稳操胜券的席位之一。面对希望连任的塞缪尔·霍尔爵士，罗素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实际上，他也不想击败对手。他说，他同意站台竞选的唯一目的是，为他相信的事业宣传造势。在他的竞选演说中，罗素承诺说，他“完全赞同”工党的计划，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他支持对矿山和铁路进行国有化；第二，他相信解决失业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于恢复欧洲的“正常活力”；第三，他强烈反对“所有实施暴力革命的建议”。但是，在竞选过程中，他却宣传不那么中规中矩、容易引起争论的控制生育的计划——朵拉表示热情支持的一项事业。朵拉似乎十分喜欢竞选活动，超过了罗素本人。她回忆说，那年11月15日进行的选举计票是一次非常刺激的人生经历：“那是我参加的第一次选举。我看着大堆选票，心里非常激动。”以博纳·洛为首的保守党取得了那次大选的胜利，但是工党在下院的席位数量翻了一番，首次成为下议院的第二大党。在议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工党推选反战宣传干将拉姆齐·麦克唐纳作为领袖。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对总的结果感到高兴。民主控制联盟的朋友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在那个时期中，工党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与罗素一起参加竞选活动的许多人在党内拥有重要位置。我们可能觉得，罗素在人生的那个阶段会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工党的活动，帮助它制定政策，进入它的各个专门委员会，甚至为它撰写宣传资料。其实，他在工党中一直是颇具边缘化色彩的角色。他虽然撰写报刊文章支持工党，但是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与其领导核心之间隔着相当大的距离。我们难以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那样的距离。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该党希望吸引罗素更多地参与活动；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他希望那样做。毫无疑问，战争期间作为反征兵团体“代理主席”的经历让他闷闷不乐，他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他曾经写道：“对我来说，写作和演讲驾轻就熟，但是做好行政管理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希望看到工党追求他自己相信的政策，但他或许认识到，职业政治生涯对他来说并不适合。

不管怎么说，他的“写作和演讲”活动很多，让他无暇顾及其他事情。除了繁重的报刊文章写作和偶尔的公开演讲之外，罗素还通过撰写书评，回复他人的批评意见，努力与学院派哲学保持接触。那段时间里，他撰写的最有趣的回复之一是给牛津大学的实用主义哲学教授F．C．S．席勒的，刊登在1922年11月出版的《哲学杂志》上。在《心的分析》的书评中，席勒曾经抨击了罗素提出的关于心的理论，认为它过于抽象，分析色彩过于浓厚。此外，席勒还认为，罗素研究哲学的方法“带有返祖特征”，在本质上倒退到了休谟时代，忽视了康德批判休谟开始的哲学革命。罗素的回复面对挑战，涉及更广泛的话题，排斥“始于卢梭和康德、在实用主义和未来主义中达到顶峰的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认为它是“令人遗憾的心理失常”。他宣布，他将使用“回到18世纪”作为战斗口号。他认为，浪漫主义强调内心的感觉，而不是心灵的思考，其实是一场灾难：

我讨厌内心感觉激励信念这个说法，喜欢愤怒激励信念这个观点。弗洛伊德的理论给我慰藉，因为它说明我们应该对内心感觉持什么态度。弗洛伊德说，内心感觉让我们希望父母死去，梦想他们已经死了，并且产生某种假定的悲伤。内心感觉是形成反理性哲学的推手——该哲学始于康德，最后导致了“信仰的意志”。内心感觉驱使人们向黑人实施暴行，引起了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而且还给俄国带来了饥荒。

罗素为行为主义依赖席勒所称的“外部观察者的立场”的做法辩护，坚持认为这是研究心灵的唯一科学方法。他确信，自我认识是“不确定的，带有欺骗性的”：“我对自己的为数不多的认识应该归功于坦诚的朋友对我的评述。”（我们很想知道，他在此是否将劳伦斯和维特根斯坦也包括在“坦诚的朋友”之内呢？）他针对“神秘论者”（“我可以将他们称为反对分析方法的人”），为自己的分析方法进行了辩护，再次强调科学探索的重要性，甚至到了完全废除哲学所起的作用的地步。他写道，科学取得的进展越多，“它的抽象性和分析性越明显，它增加人类知识的能力越强大”：

我认为，除了科学方法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获得知识的途径。哲学本身探讨的某些问题可以借助科学方法加以解决，其他方法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的方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1922年11月22日，在牛津举行的乔伊特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罗素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模糊性》，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认为：“就所有可以回答的哲学问题而言，现代物理学都提供了形成答案的材料。”传统的知识问题“其实是物理学和生理学问题；此外，我还认为，生理学仅仅是物理学的一个复杂的分支”：

人们并不说，晴雨表“知道”天要下雨；但是，我怀疑就这个问题而言，晴雨表与观察晴雨表的气象员之间，是否存在任何根本差异。

罗素以没有明说的方式，暗指他对“逻辑形式”所持的前维特根斯坦信念，并且宣布说，“几乎所有声称具有哲学或者逻辑学特征的思维都认为，世界具有语言特征”。对语言的研究并不形成任何明确的哲学结果，但是，“通过研究符号原则，我们可以学会一些东西，让自己在无意识层面上不受语言的影响，并且借此规避许多错误的看法”。

这里的相关问题是模糊性这个话题。“所有语言都是模糊的”，然而有的人谈到宇宙变动不居的状态和延续性，谈到宇宙具有的不可分析特性，认为随着语言变得越来越准确，语言的适应能力就会越来越弱，无法描述这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他们实际上形成了谬见，“误将词语的特性当作事物的特性”。根据罗素的定义，模糊性是一个词语与其可能意义之间的“一对多”关系。日常语言的所有词语，甚至包括固有名称，从这个意义上说都是模糊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准确决定，它们是否仅仅适用于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罗素提出，即使一个人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生死都是渐进过程，就该名字与这个人之间的适用性而言，依然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唯一不模糊的语言形式是那种“无法忍受的啰唆的”语言。在他早年的《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他曾经描述过这样的语言：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有自身独一无二的名称。这样的语言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理想，但是科学的语言在分析性变得越来越强的过程中，接近这样的状态：“科学总是不断做出尝试，使用更准确的观念来替代模糊观念。”

在那次会议上，席勒也是台下听众之一，已应邀在会议上率先发言。席勒认为，这是罗素论证中的明显错误，于是要求他注意一个事实：摆脱了模糊性的语言“几乎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罗素不为所动。席勒回忆说，“我指出了这个论点的后果，罗素欣然接受，于是我退出了那场争论”：

罗素正确地分析判断了实现精确性的条件。但是，他忽视了这一点：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可行的，比他想要医治的疾病糟糕得多。同理，他也没有考虑到作为替代方案的这个推论：因此，词语传递多重意义的能力绝对不能被视为缺陷，必须区分意义的多样性与实际的歧义性。

《论模糊性》或许是罗素到那时为止撰写的最欠缺说服力的哲学文章。它补充了他在《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仅仅总结了对手的观点，是一种夸张的模仿，显得粗俗而滑稽。文中的一个倾向成为他在那个时期撰写的大多数文章的特征：拒绝考虑不同意见，将那些人斥为“神秘论者”。罗素反对战争，相信科学，致力于在哲学领域中发展分析方法，而且以某种方式，将所有这些都视为互相联系的因素。他倾向于认为，思想家们应该分为两大阵营：一方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和分析方法；另一方相信宗教、资本主义、战争和综合方法。无论话题涉及中国局势、抚养婴儿的正确方式，还是涉及哲学的性质以及其他问题，如果有谁不赞同他的观点，那么，他往往假设，其原因在于对方求助传统、权威或者直觉——而不是依靠理性——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许多文章匆匆写成，常常从一个问题很快转向另外一个问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中，他相信理性始终都在他这一方。不过，这一信念常常是他自己预先假定的，而不是可以论证的。

其实，罗素忙于应付过多事务，已经不再有时间撰写带有独到见解的严肃哲学著作了。战前，他撰写伟大哲学著作时可以完全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这时，他整天忙于照顾婴儿，炮制报刊文章，举办讲座，满足越来越大的撰写通俗读物的需要，只有挤出时间，才能思考哲学问题。192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再版《数学原理》，罗素希望抓住这个机会，补充一篇引言，讨论1910年以来出版的研究数理逻辑的著作。具体说来，他希望说明，接受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学观念给《数学原理》提出的理论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他本来以为，他那年夏天时可以在康沃尔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到了9月不得不承认失败，要求推迟交稿时间。

从短期看，罗素没有什么动力让自己以严谨方式，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思考。撰写通俗读物不仅驾轻就熟，而且经济效益更好。诚然，《中国问题》的销售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他利用在访问中国前后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拼凑出了《工业文明的前景》一书，销量仅仅稍好一些。[2]但是，他1923年撰写的《原子入门》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收益，几年之内多次再版。该书的出版商不是昂温，而是克根保罗。朵拉的老友C．K．奥格登在该出版社担任编辑，曾给罗素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请他撰写关于物理学原理的哲学著作，对物质进行分析，补充《心的分析》提出的观点。这一本书工程浩大，罗素直到1927年才宣告完成。在该书脱稿之前，他向奥格登提出，希望编写《原子入门》这样的小册子，普及亚原子粒子物理学领域中的最新发现，使用的素材是他在1923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罗素在《原子入门》中明确预测，人类将会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大大增加了该书的知名度。“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罗素写道，“它［近来对原子结构的研究］最终将会用于制造非常致命的炸药和炸弹，其威力超过现已发明的任何武器。”这一说法具有明显的预知特征，然而其先知先觉的洞见可能被人大肆宣扬。其实，罗素并没有预见到核聚变的发展。其一，他的这番话基于科学发现往往被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常见情况；其二，他了解到，欧内斯特·卢瑟福曾经尝试分裂氮原子；其三，这样的成果具有潜在用途，可以产生电力（“经过一定时间以后，这项研究结果将会给工业带来革命性变化”）。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该书避开这样的推测，以尽量非技术的方式，侧重解释卢瑟福、普朗克和玻尔三人的研究成果如何创建了量子物理学。罗素甚至没有详尽讨论量子论给哲学研究带来的结果，仅仅引导读者了解具体的科学问题，例如，光波理论、能量“量子”理论、X光和辐射的发现，以及如何将量子论与相对论结合起来的问题。就一本通俗读物而言，该书稍显艰涩。它行文严谨，避开夸张言辞，避开诙谐的论战性旁白，所用风格与他那时撰写的报刊文章——甚至哲学著作——截然不同。

该书结尾处提出的问题非常贴近罗素自己的想法：量子论（其奠基者之一尼尔斯·玻尔曾经提出的著名说法是，任何宣称掌握了量子论的人其实并未理解它）描述的亚原子粒子的运动方式是反直觉的，让人几乎不能理解，这是否意味着，世界本身从根本上看是神秘的？

世界是否是“理性的”，这就是说，它是否与我们的思维习惯一致？或者说，世界是“非理性的”，这就是说，假如我们处在造物主的位置，我们是否会弄出这样的东西？我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在罗素后来撰写的讨论现代物理学及其宣传者的文章中，我们一直可以见到这个问题带有的隐含意义。

从一定程度上看，《原子入门》取得的成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凸显出来的、后来一直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对科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普及读物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即便排除让现代物理学显得抽象和艰深的因素（这就是说，数学），理解它们的愿望依然注定是难以满足的。排除作为物理学理论基础的数学知识，那些理论便失去其根本特征，变成日常语言的陈述，其内容涉及空间、时间、物质、能量等等，令人感到相当困惑。如果使用日常生活的语言，解释数学公式表达的物理学理论，它所涉及的问题并非像将法语长篇小说翻译成英语那么简单。高等数学的概念根本无法用日常语言加以表达，解释数学物理学概念时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罗素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不试图在读者面前将它伪装起来。首先，他解释了量子论中使用的某些数学概念（该书包含许多数学符号，超过科普读物中常见的数量）。接着，他提醒读者，他试图传达的信息无法用日常语言充分表达。在该书中，诸如此类的说法比比皆是：“……尽管这个表述并不准确，但是它尽可能使用非数学语言，概括介绍现代量子论确认的那种东西。”罗素强调说，理论物理学高度抽象，但是，

我们的想象力在本质上是具体的、形象化的。一旦我们离开了数学语言，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日常语言表述科学规律。但是，日常语言强调的意义超过我们希望表达的范围。

在《原子入门》出版之后不久，昂温有一次见到罗素，要求他就相对论的另外一种通俗解释著作撰写一篇读书报告，罗素的回答隐含一丝恼怒：“我可以撰写更多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的报告，根本不用去看那些书籍，你降低稿费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在信中告诉昂温：

它们将包括以下内容：本书以非常通俗的方式，说明了爱因斯坦的观点，不懂数学的读者将会觉得，他们只要具有一定能力，就可理解这样的东西。4年之前，出版本书是有价值的；如今，大量其他书籍包含了读者在本书中发现的所有内容。

但是，这样的态度并未阻止罗素次年出版他自己的《相对论入门》，打进了通俗读物多如牛毛的图书市场。通俗科学著作可以赚钱；在罗素的重点项目清单上，赚钱这一项当时占据着很高位置。他反复给昂温写信，打听他著作的销售情况。对请他撰写报刊文章的任何要求，他表现出来者不拒的态度。

1923年春天，朵拉发现自己再次怀孕。罗素感到有很大的赚钱压力，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开始制订计划，打算次年在美国举办巡回讲座——这次不是在大学宣读关于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论文，而是要举办公开讲座，讨论引起争论的热门话题，以便出售门票赚钱。此外，他还可以出售餐会门票，让掏钱买票的客人将有机会与著名哲学家面对面接触。这种推销自己的方式带有倚门卖笑的意味。一方面，罗素内心对这样的做法表示轻蔑；另一方面，他却张开双臂，对这种后来被证明有利可图的外快来源表示欢迎。

罗素曾经等候很长时间，希望生儿育女；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另外一个也即将出世。他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情，以便确保孩子们顺利长大，成为他确信自己有能力培养的模范公民。那年春天，他率先离开伦敦，前往康沃尔。朵拉留在切尔西，收拾房子，以便招揽房客。罗素带着约翰——那时，约翰16个月大，身体健康，看来很开心，正在蹒跚学步。他到达康沃尔之后，立刻给朵拉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件，详细描述了约翰重返康沃尔之后的情况：

他到这里之后，跑进跑出，在所有房间中乱窜。后来，他爬上楼梯，到了阁楼上，觉得在那里可以找到原来的婴儿房……他见到这里的黄水仙花，高兴得不得了；他哭着，要我把他抱到窗口，以便看到那些花儿。它们确实很漂亮。

……这里美如天堂。黑刺李冒出了芽，黄水仙花和荆豆非常漂亮，榆树正在冒出绿芽。在房子四周的田野里，海鸥成群嬉戏。没有刮风，十分温暖。

……我十分想念你，亲爱的。这里很舒服，你来之后将会更加宜人。

在几个月之后写给奥托琳的信件中，他描述了他在康沃尔的例行安排：“上午工作，下午茶之后，我们到海边去，在不同地方游玩，那里非常漂亮。如果天气不冷，我们下海游泳，这里的空气让人晚饭之后睡眼蒙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他补充说：“我有空时和约翰玩耍。我很爱他，这种感觉难以言喻。他充满活力，一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生过任何病（但愿这种好运常在！）。他精力充沛，胆子很大，迎着大风奔跑，直到被风吹倒才停下脚步。他很喜欢花，一见开满鲜花的院子便欣喜若狂，那神情真的令人吃惊。我一直担心，在下一次战争中，他们会杀了他。所以，我考虑过加入挪威国籍，以便躲过这样的灾难。”

罗素刚刚写完《原子入门》（“这本书非常有趣”），正在考虑是否阐述物质高于精神这个问题：

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人；我考虑去做一个颠倒常识摩尼教徒，说明物质是美好的原则，精神是邪恶的原则。

我认为，他的这番话并非全是戏言。

《原子入门》已经完成，罗素努力集中精力，考虑为《数学原理》撰写新的引言。奥托琳鼓励他这样做。到那时为止，（根据奥托琳的传记作者米兰达·西摩的说法）“朵拉对罗素施加了很大影响，其程度已让奥托琳感到厌倦和压抑”。那年夏天，奥托琳到卡恩维尔去，探访罗素夫妇，度过了非常痛苦的5天。她“呆坐在成堆尿布之中，想方设法转移话题，不谈婴儿约翰的事情”。后来，奥托琳前往弗赖伯格，接受一位名叫马丁的心理学家的治疗。闲聊之间，奥托琳得到的印象是，她见过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全都高度评价罗素在逻辑学和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她情不自禁地哀叹，她的这位朋友国际知名，那时竟然亲自动手照顾儿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她在信中告诉罗素：“我在这里见到了几个搞数学的人，他们对你的研究、对你都很感兴趣。”这一番话让罗素深受鼓励，但是他的写作却依然毫无进展，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最后决定将撰写引言的工作推迟到次年。他写信告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人，写作“需要阅读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献；不幸的是，其中的大多数文献由波兰数学家撰写的，他们使用的语言我根本不懂”。他转而将精力用于写作报刊文章，同时准备他的美国巡回讲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辛勤工作的那段时期中，罗素开始在报刊文章中鼓吹慵懒的价值。1922年8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闲暇与机械论》。他宣称：“我希望宣传慵懒，将其作为一种行动准则。”他提出，人如果心态慵懒，就可以过得更开心一些。在科学领域中，无心插柳之举促成了最佳研究成果。在一直要求短期回报，增加财富、提高产量的文化氛围中，以不带利害的心态追求知识的做法难以受到广泛欢迎。由此可见，“如果要让追求卓越的模式保留下来，我们必须让自己更悠闲一些”。他说这番话时，心里有可能正在对比这两种情况：其一是他1900—1909年间取得的成就；其二是他当时所做的事情。

那年夏天，罗素奋力写作，朵拉在康沃尔的大风中痛苦挣扎，试图在卡恩维尔修建一座花园。这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她当时又身怀六甲，遇到的麻烦超过怀第一个孩子时的状态，所以觉得工作难度很大：“不知何故，劳作让坐骨神经疼痛加剧。那年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痛苦中挣扎，在接近两个月里，每天大多数时候躺在床上。”不管怎么说，她对再次怀孕颇为不满，因为这让她的希望付之东流：前一年冬天，她在伦敦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憧憬她的演艺事业。在1922年的大选期间，她经历了她所说的“令人陶醉的时光——人群发出阵阵欢呼，这让我觉得，我确实拥有感动人心的力量，甚至可以给予人们灵感”。她确信，“如果有了真正的机会”，她可以在演艺事业中取得成功。在刘易斯·卡森执导的《圣女贞德》的彩排期间，她作为候补演员，在排练场待了几个月。但是，那个演出季结束时，她刚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写信告诉奥格登：“我向剧场道别，几个月时间里不能去了。孩子将在圣诞节出生。”实际上，她后来写道：“我当时知道，我面临的是终结自己的戏剧梦想。”

8月底，罗素夫妇回到切尔西，心里焦灼不安：当孩子刚刚——甚至说可能尚未——出生时，罗素就不得不启程前往美国。尽管他们俩为此感到焦灼，尽管他当时正在准备美国的巡回讲座，但罗素并没有停下笔头，文章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其中大多数重新利用了他在已经发表的著述中阐述的主题和观点。例如，他给《卫报》撰写了一篇讨论亚原子粒子理论的文章，给《名利场》撰写了一篇关于行为主义的文章，给《自由人》撰写了一篇抨击道德纯粹主义者的文章。10月，他终于挤出时间，有了一点“让人透气的空间”，前往加辛顿庄园，在奥托琳的家里度过一个周末（已经怀孕7个月的朵拉没有同行。罗素告诉奥托琳，朵拉有一条腿不方便行走）。他访问之后写信告诉奥托琳，“重返加辛顿”让他深感愉快：“我很忙，几乎没有时间享受文明的事情。”他发现，特别让他觉得愉快的是，“收到了艾略特寄来的《荒原》”。一年之前，艾略特的杂志《标准》刊登了这首长诗，这时伍尔夫的贺加斯出版社刚刚出了这部作品的单行本。从加辛顿返回伦敦途中，罗素给艾略特写信，表达自己的谢意。后来，他收到艾略特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得知你喜欢《荒原》，尤其是第五部分，我非常高兴。我觉得，那个部分不仅是全诗的最佳片段，而且是唯一可以证明整个作品的点睛之笔。你喜欢它，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必须告诉你，18个月之前，它尚未在任何场合公开露面，维维恩曾要我将手稿寄给你看看。她确信，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理解它的价值的知音之一。但是，我们觉得，你也许不大喜欢和我们往来：我们想要抛弃你的说法是荒诞的。

维维恩病得很厉害，春天几乎撒手人寰——她当时的病况奥托琳可能已经给你说了吧。从那时起，她一直住在乡下，没有回来。

眼下，我难以做出安排，和你一起共进晚餐。在这种情况下，星期六是否可以和你一起喝茶？我很希望与你见面。这个念头我已经有过多次。

1919年元旦，维维恩写信告诉罗素说，她不喜欢“亲昵关系逐渐淡化的状态”，希望和他“完全决裂”（同年夏天，罗素顺道去了艾略特夫妇居住的寓所，取回他的一些物品。但是，他当时没有见到维维恩——她正在浴室里，提高嗓门和他说话）。自从维维恩致信罗素，祝贺约翰出生以来，罗素没有听到艾略特夫妇的任何消息。从那以后，维维恩的健康和艾略特夫妇的婚姻都进入急剧恶化的状态；与此同时，艾略特作为诗人已经蜚声文坛。由于艾略特认为的一些错误原因，《荒原》确定了他在那一代人诗人中的领军人物的地位。罗素后来声称，在这首诗歌中，伦敦作为“不真实的城市”的意象反复出现，其实来自他本人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噩梦。他曾与艾略特谈到这一点：

那时，我看到军用列车离开滑铁卢车站，脑海里浮现出奇怪的场景，伦敦是一个不真实的场所。在我想象中，大桥垮塌了，落了下去，那么大的城市逐渐消失，就像早上的雾霭一般。它的居民们就像幻影一样。我感到疑惑，我在想自己居住的世界是否仅仅是自己发烧之后的噩梦的产物？

对艾略特和罗素两人来说，伦敦的不真实性是文明崩溃的意象，这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构成了两人战后思维的起点。但是，这一点后来出现了变化，将两人引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罗素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要让文明幸存下去，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艾略特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文明消亡了，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在“荒原”上，人们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希望、恐惧、信念和价值观全都崩溃，“陷入尘埃之中”。对罗素来说，荒原是一种危险；艾略特认为，荒原是一种现实。艾略特后来写道，许多东西代表着“已经死去的当下的那个部分”，其中就有罗素在《我的信仰》中概括说明的信念。根据艾略特的凄凉看法，相信文明，相信人类具有能力，可以为自身创造价值体系和有序的理性世界，这正是现代生活之疾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承认罪孽，承认神圣救赎的需要，才能克服这样的弊病。

1923年秋天，艾略特尚未皈依英国圣公会，尚未开始攻击罗素的想法——在未来的数十年中，艾略特在文章将反复提到这样的东西。但是，在艾略特的公开言论中（甚至在《荒原》中），已经出现了充分迹象，暗示他与罗素在思想方面有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例如，在写给《每日邮报》的一封信件中，艾略特已经宣布，他同情墨索里尼领导的黑衣党；在《标准》吸引新订户的一份小广告中，他解释说，该刊代表“纯粹的保守主义”，排斥前一代人信奉的“郊区民主”，支持“复旧”和“革命”。罗素不可能站在这样的旗帜之下。尽管如此，艾略特看来还是去了西德尼街，与罗素夫妇一起喝茶（朵拉在自传中提到，艾略特是那天出席茶会的客人之一，但是那次见面的情况在其他文献中没有记载）。也许，几乎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次相聚并未让罗素和艾略特重修旧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思想界，文明的死亡——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题。1923年10月，费边社组织了一个系列讲座，题为《文明是否正在衰败？》。发表演讲的人士包括锡德尼·韦布、乔治·萧伯纳、哈罗德拉斯基、R．H．托尼和伯特兰·罗素。罗素的演讲题目是《科学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后来刊登在乔治·兰斯伯里主办的《每日先驱报》上，标题为《科学与文明》。罗素以那篇文章为基础，后来写了随笔《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由克根保罗出版社于次年2月出版。《先驱报》鼓吹说，它是“当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得出的结论，涉及的话题包括文明、战争和产业主义，还有借助常识和仁慈之心找到摆脱困境的可能性”。然而，现在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论证欠缺力度，观点摇摆不定。

罗素的目的是要强调，“如果我们保留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科学领域的发展将会带来内在危险”。就其大部分内容而言，他的讲座由一系列可怕的警告构成，它们针对的是科学发现的应用领域。例如，他预测“在白种人中将会普遍采用节育措施”；“与此同时，未开化的种族依然在大量生育”，这种格局形成的结果是：其一，将会招募生育能力更强的种族作为雇佣兵；其二，将会反对政府在非洲人中讲授节育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白种人在数量上将会处于很大劣势。如果雇佣兵哗变，白种人或许会面临灭顶之灾。”

他还想象，政府将会获得权力，对所谓不适合当父母的人采取绝育措施。“这个权力将被滥用，首先是减少弱智者——他们是最适合的对象——的数量。但是，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反政府人士也可能被判定为弱智者。这样一来，也会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实施绝育措施。”他预测，“科学”心理学形成的效应包括“可能通过干扰内分泌的方式，实现对情感生活的控制”；于是，“人们将会出现统治者希望的情感”。

所有这些说法给人的教训是，科学进步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其作用取决于如何应用科学知识。在古希腊神话中，发明家代达罗斯教会伊卡洛斯怎样飞翔，但是他却没能阻止伊卡洛斯使用学到的知识直接飞向太阳。[3]同理，现代科学家也无法控制政府使用科学成果的方式：

科学让掌权者更全面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超过没有科学的程度。掌权者的目的如果是善良的，这将带来益处，如果是邪恶的，这将带来害处。

因此，“科学不能取代美德。情感和理智一样，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人是理性的，“智性足以让世界变成天堂”。但是，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激情和本能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仁慈本能”最终战胜侵略本能和竞争本能。所以，“最重要的是，应该找到可以强化仁慈冲动的方式”。在这方面，科学其实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毫不怀疑，仁慈冲动的强弱取决于可以发现的生理原因”。但是，即便如此，科学本身并不形成充分条件。其原因在于，“即使人知道如何形成慈善之心，但除非人已有慈善之心，否则人是不会去做善事的”。实际上，人并非是善良的：“人的群体激情总的说来是邪恶的，其中最厉害的是仇恨和竞争。”所以，人们其实不应将希望寄托在慈善之心上，而应寄托在一个有进取心的国家（例如美国）之上，指望它战胜其他所有国家，“从而逐步形成具有有序经济和有序政治的世界政府”。那么，这种结果是否可取呢？或许并不可取：“鉴于罗马帝国后继无人的命运，与这个选项相比，欧洲文明的崩溃或许最终是更可取的。”

这样一位伟大的逻辑学家竟然提出如此简单、乱七八糟的论点，这种情况异乎寻常。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它提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是，科学给人们提供天堂，但是人们却决定使用科学来建造地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特别是那些“当权者们”——是邪恶而愚蠢的。如果人仍然如此邪恶，变得聪明也没有什么用处。况且，人是大概不会变得聪明的。避免人类文明出现崩溃的唯一选择是，“终结”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在全球支配的地位。毫无疑问，罗素希望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如果要保存值得人们生存下去的文明，唯一的希望在于使用科学心理学，采用他当时培养约翰的方法，“训练”下一代人的“本能”，让足够多的人愿意变得“善良”。

罗素将世上的弊病归为政府的邪恶和愚蠢言行，这个倾向贯穿了他的一生，造成了很大的局限，让他不能对政治事件提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并且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假如统治者和伯特兰·罗素一样，是聪明的、仁慈的，世上的一切都会如人所愿。但是，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流于肤浅（姑且不说有虚荣之嫌）。除此之外，他的著作还包含深层次的紧张状态：理智与情感，智性与“慈善”，愚蠢与邪恶，两者之中究竟哪一方更重要呢？例如，一方面，他在《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中说，“情感与理智一样，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另一方面，他在早些时候回复席勒的信件时，对“理智”进行了刻薄的攻击。我们如何让这两者协调起来呢？一方面，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说，人其实不是——而且也无法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他在与《科学与文明》同月发表的《人可以是理性的吗？》中说，“世界上的所有真正的具体进步在于增加理性的成分”。我们如何让这两个观点保持一致呢？

罗素在《人可以是理性的吗？》中曾经说过：“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鼓吹利他主义道德观是无用之举——只有已经产生了利他主义愿望的人才会接受这样的理念。但是，宣传理性与之不同——总的说来，理性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愿望，无论它们可能属于什么种类都没有关系。”然而，在《科学与文明》中，他似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科学帮助人实现自己的愿望，“有可能带来毁灭文明的危险”。为了避免这样的威胁，唯一的途径是提倡或者“养成”利他主义的愿望。（要么如此，要么接受美国统治全球的“严峻局面”。不管怎么说，后一种情况可能比文明毁灭更糟糕！）

面对这样的矛盾困境，我们就可以理解比阿特丽斯·韦布发出以下怨言时的恼怒心情了：“这是伯迪表现出来的最糟糕的问题；他拒绝证实他自己得出的任何结论”：

他没有耐心去观察、推论或者证实。他一本接一本地出书，提出一系列独到的睿智见解或者建议。这些东西在他想到某个明显事实时冒出来。通常，这些灵光一现的想法都会谴责现存的东西。他做出的判断或者描述常常互相矛盾；他似乎根本不在乎什么逻辑上的一致性，甚至在它们互相矛盾时也不以为然。他看到自己的信徒们没有幽默感或者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时，常常觉得非常开心！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形成思维缜密的人生哲学呢？他身为演讲大师，需要卖个高价钱……他打破人们的偏见，“飞快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似乎觉得，让人摆脱陈旧常规，让人在思想上躁动不安是很好玩的事情，他自己才华横溢、口若悬河的状态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对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来说，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所有形式中，这是最愉快的东西，而且也是最容易给他的自尊带去慰藉的东西。

这番话入木三分，具有毁灭性的效果。在此，比阿特丽斯·韦布谴责一位伟大逻辑学家疏于推论，并且忽视他自己话语中出现的矛盾。这样的说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阅读罗素那段时期的讲座稿和报刊文章，我们肯定觉得，她的抱怨不无道理。

1923年11月，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突然宣布将在12月6日举行大选，这让罗素深感沮丧。前一年5月，安德鲁·博纳因为健康原因辞职，鲍德温接任首相一职。到了秋天，他逐渐得出结论，必须征收保护性关税，以便控制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与保守党在1922年大选时提出的计划相反，他觉得，必须针对这个问题，举行一场大选。罗素再次应邀参战，作为工党在切尔西区的候选人。根据朵拉的说法，她和罗素都不愿再打一场选战，但是两人觉得，“不迎战显得胆小”。朵拉那时已经怀孕8个月；即便如此，相比罗素，她似乎更享受宣传造势的活动。罗素是保守党人进行人身攻击的主要靶子，这让他产生了总是易于出现的那种厌世感。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抱怨说：“他们的整个宣传活动由勉强拼凑出的诽谤构成，牺牲穷人的生活，保护自己的腰包。人的本性竟如此恶劣，简直与畜生无异，我羞于与之为伍。”

结果当然与前一次相同，罗素再次败给了塞缪尔·霍尔爵士。但是，工党的情况总体上比前一年好一些，在下院议的席位从142个上升至191个。保守党获得258个席位，但这并不足以确保压倒性多数，他们面临被自由党和工党联合推翻的危险。1924年1月21日，这样的情况真的出现了。第二天，国王乔治五世接见拉姆齐·麦克唐纳，批准他担任首相。在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格局：工党领导政府，但是它一直面临危险，有可能被曾经击败保守党的两个政党赶下台。

竞选开始之前，罗素已经劳累过度，选举活动让罗素在健康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身体虚弱，罹患肺炎。医生告诉他，拟议中的冬季美国之旅可能带来致命危害。他被迫将巡回讲座延至4月。这就免去了对他的折磨——在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可以不用离开英国。12月29日，朵拉生下一个女孩，他们沿用了罗素母亲的名字，叫她凯瑟琳。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孩子胖胖的，个子很大，体重8磅6盎司，看来非常健康。”

罗素通过重新安排日程，有了3个月的喘息时间。这无疑显得太短，而且大多数时间被用于撰写源源不断发表的报刊文章。尽管他在《科学与文明》中曾就科学的潜在危险，提出了严肃的警告，但他的许多文章依然继续宣传科学的种种好处。其中的一篇引起了T．S．艾略特的反感，促使他打响了针对罗素的阻击战的第一枪，长达20年的争论由此拉开序幕。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混杂的万神殿》，是罗素撰写的一篇书评，评述了德语作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编撰的著作——由20篇文章组成的《19世纪的创造精灵》。勃兰兑斯选择的“创造精灵”包括加里波第、斯温伯恩、拿破仑、易卜生、勒南和福楼拜。但是，让罗素感到不快的是，其中竟然连一位科学家也没有。他愤愤不满，写出以下具有罗素特色的夸张之辞：

我们全面审视19世纪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是唯一堪称明显特征的因素。那时的作家大都属于二流，哲学家大都多愁善感，艺术家大都不及以前时代出现的巨匠。“文化”人试图保留陈旧的风景画作品，将它们置于混淆视听的浪漫主义的薄雾之中。只有科学坚持不懈，以强有力的方式，展示了各种创新。如果“文化”不与科学携手同进，它将依然处于主流活动之外，孱弱不堪，爱发牢骚，面向过去哀叹不已。科学创造的世界可能让人讨厌，然而这是我们不得不生活的世界。那些过分挑剔、无法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注定一无所成。

在给下一期《标准》撰写的社论中，“过分挑剔”的艾略特引用了这番话，接着以不屑一顾的冷淡态度进行了回应：

这位科学家态度傲慢，立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罗素先生大笔一挥，完全排斥19世纪的文学和艺术——没有哪个文人敢以那样的方式，悍然忽视19世纪取得的科学成果。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与罗素先生暗示的截然相反：面对科学知识和科学能力，现在的文学家或者“文化”人很容易受到影响，产生过于敬畏的感情；在科学施展蛊惑民心的策略和手段之前，文化贵族早已放弃了自己的地位。结果，像罗素先生这样的数学家，或者说某个没有罗素先生这样的成就但是自称科学权威的人，可以在文学见解方面轻而易举地说服人们，所起的作用超过了真的具有文学能力的人。

从罗素先生的这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论点：在谈及自己领域之外的问题时，科学家具有进行清晰思考的能力。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文章开头提及福楼拜的一个段落中，罗素先生居然对文化人大肆谴责，认为他们“试图保留陈旧的风景画作品，将它们置于混淆视听的浪漫主义的薄雾之中”。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听到的针对福楼拜的最值得注意的批评之辞。当然，真正的文化越来越罕见，从数不胜数的模仿之作中发现真正的文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熟练的技能。然而，罗素先生这样的伟大哲学家至少为文化做出了两项无法估量的贡献：一项是《莱布尼兹的哲学》，一项是《数学原则》。非常让人感到痛惜的是，他竟然形成了如此庸俗的文化观。令人深表遗憾的是，罗素先生的署名文章在结尾时竟然使用一个没有理性的煽情短语。

几周之后，在动身前往纽约前夕，罗素出席了他的学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弟媳）卡琳·斯蒂芬举行的宴会。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再次对罗素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描述：他又一次和她谈到他自己，谈到早逝的父母，谈到在彭布鲁克别墅的孤独日子等等。此外，他试图让她相信这一点：与被人接受的布卢姆茨伯里派的观点相反，G．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并不是什么伟大著作，其实明显不及摩尔早年撰写的论文《论判断的性质》。伍尔夫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述，后来按她记忆所及，写下了其中许多内容，并且得出以下结论：

他并不讨人喜欢。然而，他肯定思维敏捷，畅所欲言，喜欢与人打交道，并且见人就熟，说话口无遮拦。然而，他也许并不喜欢我？他的体格乏善可陈。那颗杰出的充满活力的脑袋就像一只闪闪发光大气球，似乎安在一辆易碎的小汽车上。他与他的历任妻子进行了许多冒险活动，这降低了他的重要性。他衣冠楚楚，但是没有下巴。不过，我喜欢他帽子的款式。我们在广场角落分手，没有做出希望再次见面的表示。

我们从上段文字可以看到，两人之间存在着距离，伍尔夫甚至流露出蔑视的意味。与之类似，奥托琳知道罗素在家里的奴役言行时曾经深感震惊，艾略特曾经谴责罗素的文化观，比阿特丽斯·韦布曾经抨击说，罗素油嘴滑舌和思想懒惰。罗素的老友们渐渐与他疏远，那个过程缓慢然而不可阻挡。他们一致的看法是，20世纪20年代的罗素在哲学领域是一个影响力逐渐消退的角色，状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他获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赞赏，首先是他的家人的赞赏，这种感觉填补了他们的友谊和尊敬留下的位置。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就是朵拉；他和她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反抗社会习俗的过程中，在献身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对孩子所抱的希望中，他们两人大步前进。3月22日，罗素启程奔赴美国，这对两人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他在6月才能返回，心里不愿与朵拉分离如此漫长的时间。约翰已经两岁，整天咿呀学语，非常可爱；凯特刚刚出生不久，他也不愿离开他们。朵拉写道，“每每回想起那次分别的情景，我心里总是极度悲痛”：

我看见他带着十分闷闷不乐的神情，离开我们三人，钻进出租车，慢慢离开。我站在大门口，也开始产生了同样的孤独感。我们每天朝夕相处，一起生活和工作，拥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几乎已经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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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素（以赞同的口气）总结了华森的观点：“母亲不要经常亲吻孩子，只能偶尔亲吻孩子的额头；父亲不要将孩子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不能让两个孩子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过了婴儿时期的最初阶段之后，不能让孩子和大人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原注

[2] 该书出版时标明，它由“伯特兰·罗素和朵拉合著”。两人合写的序言宣称，这本书“在许多方面是两人讨论的产物，难以分清它所包含的观点究竟出自其中的哪一个”。但是，该书的许多章节其实最初是以罗素一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我认为，朵拉对这本著作的影响在各个章节中各不相同。在关于产业主义的讨论中，在反对“机械社会观”的问题上，朵拉的观点清晰可见。但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章节中，该书着重阐述了罗素提出的文明幸存主题，而不是作者声称的机械化工业带来的社会效应，朵拉的观点就不那么明显了。——原注

[3] 伊卡洛斯是代达罗斯的儿子，利用父亲发明的翅膀飞向太阳时身体被熔化。——译者注。以下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第三章　自由和快乐之道

1923年，罗素在美国巡回讲座，一路身心疲惫，大多数情况下闷闷不乐。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他4月1日抵达纽约，5月底离开），他举行了五十多场讲座，从一个城市奔向另外一个城市，足迹遍及东部、南部和中西部各州，有时上午在一个州讲演，下午赶到另外一个州。他后来说，大部分时间要么花在火车上，要么花在演讲厅里。他向奥托琳描述说，他的例行安排一般是这样的：“我抵达一个地方之后，（在清晨6点下了火车之后）上午被记者包围。接着，与商界人士共进丰盛的午餐；那些人慢悠悠地吐出一堆陈词滥调，让人联想到诸神的磨[1]。（如果运气不错的话）随即与一群多愁善感的女士们一起喝茶。然后与另外一帮商人共进丰盛的晚餐。讲座之后上火车过夜。”

他的听众人数众多，对他赞不绝口。但是，他刻意迎合他们的喜好，既不尊重他们，也不尊重自己。他在信中告诉朵拉：“我真的是精神层面上的男妓。做这种事情令人万分恶心……我无法奉承自己，心里觉得自己的讲座没有任何用处。”他鄙视那些希望听他的讲座但是不愿劳神看书的人，更鄙视那些花钱和他一起吃饭的人（“我见到的那些人最好一命呜呼”；“美国人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觉得，他们乏善可陈”）。他告诉朵拉，美国女人尤其让他觉得“十分讨厌”：

讲座结束之后，她们全都冲到我的面前……真可怜，她们没有男人陪伴，但是心里却很想得到。她们不得不与睡眼蒙眬的男人交媾，所以想方设法，强奸偶然遇到的每个讲演者的心灵。这就是她们愿意花钱来听讲座的原因。

他还写道：“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它仅仅是我的一个财源而已。”他感到压抑时，心里不禁想到，他“已经赚得的金钱越来越多，需要挨过的日子越来越少——否则，没有任何给我慰藉的东西”。他对自己的讲座内容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善于揣摩听众心理，知道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不用吹灰之力，便可知道某次见到的人想要什么，知道如何投其所好。这种做法明显不真诚，但是，由此获得的报酬可以让约翰和凯特获得良好的教育。”

罗素夸大其词，声称在美国度日如年，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让朵拉放心。不过，他给东道主们留下的印象肯定完全不同。他无论到了何处，都会听到仰慕和恭维之辞。那次美国之行其实给了他各种补偿，其中不乏艳遇机会（后来，他向朵拉坦白，至少有一次“微不足道的萍水艳遇”）。实际上，他确实遇到了一些他喜欢的人。例如，他在纽约时住在H．M．卡伦家里。卡伦是“一位不错的男主人……房间安静，摆满了书，一个完全没有偏见的男人”。如果从他给奥托琳描述的判断，这一点显然不太符合罗素本人的做法。卡伦是“犹太人，他的朋友全是犹太人。他们都很友好，不过我希望见到未受割礼的人”。在芝加哥，他住在T．S．艾略特的弟弟家里。那位东道主“与这个国家中所有的好人一样，境况可怜，灵魂孤独”。在主人的公寓里，罗素与悲惨的海伦·达德利再次见面。她曾经认为自己是罗素的未婚妻：

我发现，她并不希望有任何肌肤之亲，这让我如释重负。她的情况很糟糕，疾病缠身，类似于多发性硬化症，可能会慢慢导致瘫痪，并且伴随反复出现的精神失常状态。但是，她很勇敢，并不记仇，对艺术充满兴趣。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在战争爆发那一年，我对她很不好。我原以为她会记恨我，但是实情并非如此。当然，她也不爱我了，这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罗素告诉朵拉：“假如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愿望选择朋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忍受的国家。让我觉得难受的是，我每天不得不面对一百个令人讨厌的新面孔。他们一个个充满热情，然而愚蠢不堪。”他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缺乏真诚和真实是令人最难受的。每个人都想听到奉承之言，每个人都愿意阿谀奉承。”当然，让他觉得最难受的显然是对家人的思念。约翰那时正在学着说话，凯特开始露出笑容；他讨厌自己身在数千英里之外，身边全是陌生的人。他记下了离家以后第一天夜里做的一个梦：“我没在家，他们跑来告诉我，约翰死了。后来，我梦见自己醒了，发现他没有死。他和我在彭布鲁克别墅。我们顺着陡坡往下滚，就像我小时候常常做的那样。我害怕再次做梦，发誓自己再也不睡着了。后来，我真的醒了。”他随后告诉朵拉：“我每天夜里都会梦见你、约翰还有凯特，就像时钟一样准点。”他说，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是把随身携带的他们三人的照片摆放出来。朵拉在信中告诉他孩子的情况。他听说约翰“容易激动”，不禁感到担心，知道凯特“笑容甜蜜”，感到非常高兴。他写道：“我渴望看到她的成长情况。我很想知道，约翰究竟还记得我多少？”

朵拉让他放心：“小凯特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亲爱的约翰也是如此。今天，在祖母家里，我偷偷看了他睡觉的模样——一个小天使，两条腿长长的，十分可爱，脸上露出快乐的神色，长得越来越英俊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孩子，我的宝贝。他们简直是完美的生灵。”

当罗素抱怨说，那次美国之行缺乏真诚和真实的时候，也许他想到的既有自己，也有他见到的人。在那次巡回讲座的过程中，他必须强装笑脸，面对那些“最好一命呜呼”的人，为他所鄙视的“热情和愚蠢”的人开设讲座。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表现真诚和真实的余地呢？实际上，他对听众的鄙视程度因人而异。他告诉朵拉，他大致面对三类听众，可以分为学术界、公开论坛和妇女俱乐部：

我最喜欢学术界的听众。我总是可以和学生们融洽相处。公开论坛的听众相当令人羡慕，在讲座之后的提问和讨论环节中非常活跃。他们听到自己并不赞同的观点时，态度总是能够不温不火，慢慢让那些典型的美国佬控制自己的脾气。可是，妇女俱乐部的听众简直令人感到非常恐怖。我怀疑，人类怎么会弄出那些富有的美国中年妇女？没有谁比她们更令人反感了：她们穿着非常奢华，然而非常肥胖，非常丑陋。有的告诉你，她戴的珍珠是假的——最近抢劫案件频发，真的珍珠放进了银行。有的吹嘘自己最熟悉的朋友嫁给了塞尔维亚的亲王。有的在讲座休息时强调说，美国妇女创造了道德规范的奇迹。如果我再次来访，我将告诉费金斯，收取妇女俱乐部成员双倍费用。

威廉·B．费金斯自称“跨大陆旅行代理人，专门为名人定制讲座之旅”，负责安排罗素的行程。他的佣金为总收入的50％，每场讲座收费200美金。妇女俱乐部对这样的价格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怨言。但是，某些希望听到罗素讲座的社会主义组织发现，罗素更在乎的是赚取钱财，对传播思想不感兴趣，不禁大惑不解。结果，罗素常常发现，台下的人几乎不了解他，而且并不赞成他的观点。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会修改内容，以便适应听众。他告诉朵拉，如果不那样做，“约翰和凯特在教育方面将会受到影响”。

罗素抵达美国时，随身携带大量用于讲座的手稿，讲座利用了他在过去几年中撰写的报刊文章，涉及的主题已经为人熟知，例如，《机械论与人生》《西方文明出了什么问题？》《如何确保世界和平》《现代战争的原因》。有时候，他照本宣科，朗读稿件；有时候，他依赖笔记，增添细节；有时候，他完全临场发挥。无论他到了哪里，比如，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圣保罗、米尔沃基、芝加哥，当地的报纸都会报道讲座的情况，常常在讲座内容中发现至少一两个肯定会引起保守人士愤怒的句子。《纽约时报》使用了大幅版面，报道了罗素为产业民主联合会举行的讲座。“面对数百名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社会工作人员、大学教授和社会学学生”，罗素解释说，他“非常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政府——如果有的话——将不是由自愿联盟组成的，而是由美国经济帝国主义一手操控。接着，罗素就像赫胥黎笔下的那位斯科根先生一样，打扮成巫师瑟索斯特利斯[2]，让台下的付费听众一瞥他们的未来。那景象骇人听闻，让人不寒而栗：

我预测，在不远的将来，美国金融帝国将会扩大到整个美洲大陆，控制整个西欧和近东地区……这个美国金融帝国在最大程度上将是非自由主义的，残酷的。它将镇压工团主义，控制教育，一方面鼓励工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避免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它将让世界各地的生活变十分艰难，丑陋不堪，完全一致，单调乏味。它将使用高薪，收买所有国家中有能力的人。这个世界将会享受和平，只有从飞机上向罢工人士扔炸弹时才会打破这样的和平。但是，人们将回首过去的战争岁月，认为它们是快乐的记忆，似乎是过于光明的、不真实的东西。

当时的情景可能让罗素忍俊不禁：1918年，他声称美国军事力量可能被用来镇压罢工者，结果锒铛入狱；现在，他以荒诞的夸张形式，重复了这样的说法——它不仅被人严肃对待，而且还让他获得不菲收入！

在哈佛大学，罗素为美国激进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辩护，结果遇到了麻烦。有人告诉他，哈佛大学董事会出面干涉，阻止尼尔林在该校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讲。罗素接受了学生报纸《深红》的采访，对董事会制度发起攻击。据称他这样说：“当学术机构由一帮金融家和生意人控制时，它可以为任何人的利益服务，但是绝对不可能为自由主义服务。”他说，这是他在讲座中强调的这个重大问题的组成部分：美国被工业和银行支配，结果让自身受到了损害，“美国不是由华盛顿政府统治的，统治诸位的是石油和摩根”。但是，在那次讲座中，罗素引用的事实出现了错误。次日，哈佛大学校长A．洛威尔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件中解释说：“哈佛大学联合会是一个由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协会，大学管理机构无权控制它。这类似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做法：校方并不决定谁在牛津大学联合会或者剑桥大学联合会中发言，并不规定发言人所讲的内容。”

在罗素访问的许多地方，常常有人问他对英国新近组建的工党政府的看法。在访问美国的前一个月，在牛津大学联合会上，罗素曾经发表了一次讲话，题为《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美国报纸的报道，罗素在那次讲话中说，如果美国不采用社会主义制度，英国也根本不会采用。其原因在于，“假如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并且因此失去大英帝国，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石油，最终将会变为无产者，只能为美国打工”。这时，他身在美国，考虑到了报纸关于他的报道（那些讲话的文本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出言更加谨慎。他只是让美国人放心，工党不是革命者。他进一步强调说，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社会改革计划是适度的、务实的，接着还为麦克唐纳刚刚做出的承认苏联的决定辩解。

5月5日，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罗素与美国社会主义者莫立斯·希尔奎特举行公开辩论，题目是《英国工党是否是革命的？》（罗素告诉朵拉，“他是正方，并且凭空想象，从远处观察事物是多么的不同”）。根据他给朵拉的描述，出席那场辩论会的听众多达3000人：“在最后5分钟之前，我一直占据明显上风。后来我觉得，我批评我们工党的做法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刻意让他得分”。两周之后，他参加公众影响更广的另外一场辩论，与斯科特·尼尔林对垒，题目是《苏维埃式政府是否适用于西方文明？》。尼尔林是正方，罗素是反方。那年晚些时候，《生活与信件》全文刊登了那次辩论的内容，标题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辩论！》。

他访美期间的最后一次活动是，在纽约给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做（免费）演讲，题目是《自由和快乐之道》。他事前曾向朵拉承诺，“我将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谈到自由恋爱和无神论等问题”；“对他们，我将采取直率态度——当我的言论可能引起的风暴来临时，我已经远走高飞。如果我再次访问美国，那场风暴的影响已经消失”。实际上，没有什么风暴；那场演讲的情况根本没有见诸报端。但是，讲演内容的详细记录被保留下来，后来作为兰德社会科学院的一份宣传册公之于世。他的出版人斯坦利·昂温注意到这份宣传册，罗素解释说，根据那次讲座合同的规定，讲座组织者应该拥有版权：“我没有表达自己关于《前往欧洲》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次讲座系即兴创作，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实际上，他在讲座中言之凿凿地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4小时，其余的时间应该用于追求自由和幸福。他告诉听众：“在美国，我用大部分时间鼓吹慵懒的好处。我年轻时就下定决心，我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亲身践行这一理论，就不宣传它。我没能将慵懒理论付诸实践的原因是，宣传它耗费了很多时间。”5月31日，他启程回国。在凯尔特人号船上，他写信告诉奥托琳：“我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听众反应热情，我净赚1450英镑。然而，噢，过程可真不容易。”

他离开美国之后，芝加哥一份名为《团结》的杂志刊登了一篇奇特的文章，没有丝毫批判的态度，将喝彩之辞一一堆在罗素头上，这让人想起忠实于独裁政权的报纸对其领袖的态度。《团结》宣称，罗素的访问是“外国知名人士对我国的巡访之一，给人印象至深……无论罗素教授在哪里发言，他都受到许多观众的热情欢迎。他们全神贯注，非常热情，满怀尊敬，饶有兴趣地聆听……他出现时，大批男女听众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争先恐后，希望向自己爱戴的著名人士致敬”。更加奇特的是，尽管美国报纸广泛报道了罗素的访问，这篇文章却声称，“大量普通公众”事前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这位著名英国人的情况，不了解他远涉重洋给我们美国人传播的信息……我国的报纸就此完全保持沉默”。接着，它批评美国大学没有给罗素颁发荣誉学位，然后补充说：“有多少所美国高校正式邀请他去发表演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数量以他可以应付的能力为限。）《团结》最后点出它的用意：“这就是罗素先生，现代最杰出、最著名的数理哲学家。他长期在英格兰的剑桥大学担任院士，深受人们的尊敬，撰写的论文和专著是其领域的标准权威。他至少是伟大的学者，可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罗素教授”遭到美国大学的“忽视”。“美国学术界竟然如此无知，如此怯懦，如此伪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从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篇报道显示了罗素返回英国时的心境。他写信告诉奥托琳，“美国人非常喜欢谎言”。“回家给人的感觉真好，我不用成为公众人物，不用装腔作势。”他还告诉奥托琳：“小约翰十分机敏，可以一眼看穿谎言，胜过任何美国人。”《团结》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认为，罗素给美国人送去了重要“信息”，那是杰出学术的结晶，但是罗素本人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在后来的一次巡回讲座中，他对一位辩手说：“只有白痴才会认真对待这些辩论和讲座。”如果他所讲的是数理逻辑、数学哲学或者认识论，那么，他得到听众的尊敬自然当之无愧。但是，他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工党政府和美国政治未来的想法没有什么价值，与其他政治记者的观点不相上下。同理，就《自由和快乐之道》这题目而言，他其实没有任何特殊的专业见解。对此他心知肚明，所以这个话题让他对整个讲座感到恶心，觉得他自己也涉嫌“欺骗”。

罗素在美国时给朵拉写信说：“我真想放弃政治，转而以宣传科普知识为生。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原子入门》。”没有多数席位的工党政府命在旦夕，很可能进行另外一次大选，但是罗素说：“我害怕被人再次提名为候选人。”他希望，将会另找一个人作为切尔西区的候选人，以便让他——用他写给卡伦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淡出政治，打理自己的花园”。但是，他接着补充说：“那样做赚不了钱，无法让我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反复告诉朵拉，在巡回讲座过程中，支撑他“装腔作势”的唯一想法是，这样做对约翰和凯特有利。这时，讲座结束了，他的愿望非常简单：与家人团聚，集中精力，撰写某种可以重拾自尊的东西。

返回利物浦时，罗素受到朵拉的迎接。两人在伦敦逗留一个晚上，然后直接回到康沃尔。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约翰“见到我，非常开心。他坐在大门口，高高兴兴地迎接我。接着，他领着我进了屋，给我看我的照片，嘴里嘟哝着，‘这是爸爸’，然后将我和照片进行了比较。我本来以为，他差不多已经忘了我，然而他记得我们一起所做的一切，坚持要再做一遍”。凯特患了麻疹，刚刚恢复，“和约翰一样，十分可爱。不过，她太小，和我的互动没有他那么多”。

约翰已经两岁半，然而没有罗素期望的那么勇敢，这让罗素深感惊愕。而且，约翰胆小，害怕许多东西，例如，阴影、机械玩具、小狗、小猫、黑暗，甚至还包括他的小妹妹。罗素接受华森提出的这个观点：所有恐惧感都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对噪声和被扔下的恐惧不在此列）。所以他判断，约翰肯定是从照料他的保姆那里学到恐惧感的——那个保姆“总的说来胆怯，特别害怕黑暗”。在这种情况下，保姆被打发走了，罗素着手修复损害，根据的原则是：如果约翰理解让他害怕的事物，他就不会再感到害怕了。于是，

我矫正他［对阴影的恐惧］，采用的方法是，用手指在墙壁和地板上形成阴影，然后让他模仿。过了不久，他便觉得，他明白阴影是怎么一回事了，开始喜欢上了阴影。同样的原则也被用于机械玩具：他明白了机械原理之后，也不再感到害怕了。

与之类似，罗素“仔细给他解释，黑暗中没有危险”，并且让他明白，如果他在黑暗中哭喊，没有人会安慰他。（假如我们采取更极端的态度，他有可能长时间难以安睡，或许一辈子也难以解脱。）于是，他矫正了约翰对黑暗的恐惧（罗素如此断言，但是我们不禁对此持怀疑态度）。罗素宣称：“我觉得，对于非理性的恐惧，绝对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而是应该让他了解比较轻微的非理性恐惧的表现形式，从而逐步加以克服。”

就罗素的这个说法而言，约翰对大海的恐惧提供了最大的考验。罗素发现，他的儿子居然害怕他非常喜欢的东西，深感困惑不解。他后来断定，那种恐惧是本能的。“我可以确定，没有形成这种恐惧的任何暗示。”不过，他还是着手克服约翰的这种恐惧，打算先将约翰放在远离大海的水池中，让孩子习惯冷水，然后让孩子理解潮水涨落的道理。但是，他的办法并不奏效。他把约翰放进水池，当水到了约翰的腰部时，约翰大哭起来。罗素想方设法诱导，约翰死活也不愿下海。第二年，罗素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当他胆怯时，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替他感到惭愧；当他勇敢时，我们热情赞扬。在两个星期时间里，我们每天都把他带到海里去。我们让水淹没到他的脖子，无论他如何挣扎，哭喊也不让步。他慢慢适应了，不喜欢的反应越来越弱，最后还要求我们带他下海。两周结束时，我们希望的结果实现了，他已经不再害怕大海了。

也许，约翰对大海的“非理性”恐惧，被他对父母的完全理性的恐惧取代了。

1924年夏季，罗素几乎没有撰写多少政治性报刊文章，实现了他向朵拉表达的“放弃政治”的愿望。他将那次美国之行的经历写入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美国印象》，另一篇题为《美国的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没有沉迷于对未来的推测，仅仅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比较高的生活水准、三K党的偏见、犹太人的重要性、金融的力量、美国学者承受的行政负担等等。他以冷静、合理的口吻总结道：“一方面有理由怀着希望，另一方面也有理由表示担心——没有谁可以确定，将来出现的局势将会证明担心或者希望是有道理的。”此外，他还为卡伦的著作《美国的文化和民主》撰写了一篇评论。但是，当卡伦对罗素提出的批评表示异议时，罗素承认说：“我对美国知之甚少，真的不能与你争辩。”就此而言，他已经不再装腔作势，不再让人觉得他可以回答任何问题，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抑或是伦理的问题都信手拈来。（女）巫师瑟索斯特利斯——先知先觉的算命先生——暂时关门歇业。

1924年夏季，罗素发表的政治方面的报刊文章为数不多，它们大都涉及中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罗素的专业知识当时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他结束巡回讲座返回英国时，一封来自首相的信件正等着他阅读：拉姆齐·麦克唐纳发出邀请，让他加入组建中的政府顾问委员会，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使用“拳乱赔款”。[3]根据“拳乱”1900年被镇压之后强加的条约，中国政府每年向欧洲强国支付一笔款项。对1924年上任的工党政府来说，这样的安排带有惩罚性质，是使人感到为难的东西。于是，麦克唐纳寻找方式，希望妥善使用这笔款项，以便实现“对英国和中国都有益处的目的”（英国拟议的庚子赔款法案如是表述）。

当时，占据上风的进步观点——罗素强烈支持的观点——是，这笔款项应该用于改善中国的教育。尽管罗素已经表示，他希望“放弃政治”，但他依然迫切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于是草拟了《关于拳乱赔款的备忘录》，敦促英国政府在“目的”一词之前加上“与教育相关”的字样。可是，他的意见还未来得及被采纳，工党政府便在1924年10月的大选中被击败。到了那年年底，新组建的保守党政府将罗素赶出了该委员会，“拳乱赔款”被继续用于实现英国的工业目标。即便在罗素被解雇之前，该委员会主席菲利莫尔勋爵已让罗素难以维持自己在委员会中的地位。菲利莫尔曾经敦促麦克唐纳放弃罗素，提出的理由是，罗素“道德十分败坏”，宣传的“教育观颠覆人们接受的行为理论”。麦克唐纳拒绝听从菲利莫尔的意见。但是，罗素在那样的人主持的委员会中的任职，难以重新点燃自己对实际政治活动的兴趣。

我们可以怀疑，其部分原因是，罗素那年已53岁，对抛头露面的生活心生厌倦，夏天尝试重新开始严肃的研究工作。美国巡回讲座赚取的报酬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他不用以原来的速度撰写报刊文章。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依然存在：他生活在学术圈子之外，找不到人讨论哲学问题。摩尔、怀特海和维特根斯坦曾给他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最富有成效的联系，现在他们全都疏远了他。摩尔从来不太喜欢罗素，他当时在英国哲学界中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担任《心灵》的主编，并且很快就将晋升为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但是，他不太可能给罗素提供多大帮助。怀特海在哲学研究兴趣方面与罗素截然不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表的著作——特别是《自然的概念》——实际上显示，他同情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形而上学。罗素曾经反复攻击柏格森的学说，认为它是“神秘论”，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非理性主义”。况且，怀特海1924年元旦已经离开英国，到哈佛大学担任教职，讲授哲学。罗素保持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所做研究的尊敬态度，但是两人1922年在因斯布鲁克见面的情况说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剩下什么思想上的共鸣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罗素与其他哲学家们渐行渐远时，哲学研究本身却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罗素特征。他和摩尔共同形成的“分析”哲学风格正在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研究者对数学的逻辑基础和哲学基础的兴趣与日俱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状态。20世纪20年代，相互对立的数学哲学流派——形式派、构造派和逻辑派——激烈辩论，罗素的研究成果是那场辩论的起点。一批数学家和哲学家撰写文章，宣读论文，出版著作，在观点上与罗素类似。对希望把握当代哲学发展的人来说，《数学原则》、《论指谓》和《数学原理》（至少说它的第一卷）成为基本读物。以荷兰数学家L．E．G．布劳威尔为首的构造主义者，以德国人大卫·希尔伯特为首的形式主义者，以维也纳的摩里兹·石里克为首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罗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他的名字常常被人提及，但是参与其中的是1900—1910年时的罗素，而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罗素。当时，罗素的时间被用于其他许多需求，无暇顾及他自己的成果激发的研究文献，在他自己启动的那个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身处边沿的角色。

1924年夏季，出现了某种希望，有可能改变他所处的孤立状态：有人建议在伦敦组建一所“哲学院”，通过两种方式鼓励哲学研究，一是举办公开讲座，二是出版一本专业性不强的哲学刊物，面向学术人士和一般读者。尽管它将是一所非学术机构，但是必然会与英国学院派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建立联系。该机构是英国哲学研究所的前身，后来更名为皇家哲学研究所。从许多方面看，它似乎专门为罗素量身打造，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重复早年在哲学界举行公开讲座取得的成功：《逻辑原子论哲学》和《心的分析》。从一开始，罗素便是该机构的积极推动者。那年夏天，罗素给他的朋友写信，寻求他们的支持，并且同意在10月10日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参加其总务委员会。在其后的两年中，罗素在该研究所举行了两个系列讲座，每个包括20讲，时间跨度为两个学期。那些讲座的影响力无法与他早年取得的成功相提并论，而且他赚取的酬劳很少，远远不及他在美国巡回讲座的收入。但是，它们至少给他提供了机会，他不用装腔作势，可以就他真正在行的话题举行讲座。

1924年夏末，他完成了《数学原理》第二版的修订任务。那部著作显示了他在重返深奥难解的技术性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罗素准备第二版时雄心勃勃，其目标大大超过他当时可以实现的能力。他希望撰写一篇引言，旨在实现两个目的：首先，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日益增加的文献；其次，阐明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以后，逻辑学基本理论出现了根本变化，带来许多技术性结果。从若干方面看，他的这个目标存在缺陷。第一，罗素没有阅读最近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文献，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厘清这些文献。第二，如果全盘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那么，需要他做的不是改变《数学原理》的体系，而是完全放弃这本著作。第三，鉴于《数学原理》系怀特海和罗素两人共同署名之作，新的版本也会使用两人的名字出版。但是，怀特海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持毫不同情的态度，因此也不赞同罗素试图“改进”两人的共同作品的总体思路。

面对这些困难，罗素完成的东西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没有实现他当初确定的任何目标，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任何重大技术进展，而且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两人都不喜欢。《数学原理》第二版问世之后，怀特海致信《心灵》，宣称罗素增加的新材料与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怀特海强调说，他当初得到的印象是，新版本将会包含一项总体声明，清楚显示新版是罗素一人所为。实际上，在新版付印之前，罗素给怀特海寄去了一份新引言的手稿和新版使用的附录。怀特海（习惯上）不回复罗素的信件，罗素于是将新材料寄给出版商，显然假定怀特海不会反对以他的名义出版该书。早在印刷新版的建议提出之际，罗素曾经致信怀特海，征求他的意见，后来（1923年5月）收到了怀特海很少为之的回信。其一，怀特海同意罗素的基本计划，不改变原来的文本，仅仅增加一篇新的引言。其二，怀特海还同意说，原版本中的类型论“不太正确”。罗素到美国举办巡回讲座之前，曾经致信剑桥大学出版社，要求他们将新版的校对稿寄给怀特海（其原因在于，尽管基本内容没有改变，但全书必须重新排版，需要再次进行校对）。

在这种情况下，就制作新版的过程是否对怀特海有任何不当行为而言，罗素可以摆脱干系——罗素告知了该书共同作者的相关情况，并且让他有机会反对增加的新材料。但是，正如罗素肯定意识到的，新材料代表了他本人——而不是怀特海——对《数学原理》体系的进一步思考。如果说到新版的合作者，这个人不是怀特海，而是弗兰克·拉姆齐——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一位年轻的数学家兼哲学家。拉姆齐应该是罗素希望联手的完美合作者：拉姆齐对数理逻辑的研究近况了如指掌，对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也有深刻理解（在攻读本科学位期间，他帮助C．K．奥格登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并且就该书撰写了长篇评论。在已经发表的相关书评中，那篇文章至今依然是见解最为深刻之作）。此外，他还反对构造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批评言辞，努力为《数学原理》的“逻辑”数学哲学进行辩护。

尽管如此，后来的情况证明，拉姆齐当时并非全心全意参与罗素的计划。拉姆齐佩服罗素以前的成就，但是对制作《数学原理》的新版本的计划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尊重态度。他在这个问题上无疑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1923年夏天，拉姆齐曾经前往奥地利的那个名叫特拉腾巴哈的村庄，探访了在那里的小学中任教的维特根斯坦，以便讨论《逻辑哲学论》的观点。在1923年9月20日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件中，拉姆齐报告说，维特根斯坦“听说罗素准备出版《数学原理》的新版本，显得有些生气。他认为，他已向罗素说明，该书完全错了，新版毫无用处，应该完全推倒重来”。

拉姆齐那时并不知道，他将参与罗素的计划，准备新的版本。1924年2月，奥格登将他带到西德尼街的罗素寓所。当时，拉姆齐正在申请国王学院的研究基金，按照他在日记中的说法，他去见罗素的想法是，“如果我和罗素拉近关系，他可能成为我的推荐人”。拉姆齐的日记记载，在见面的过程中，他和罗素“谈到了同一性、命题功能等等”：

罗素令人愉快，思维敏捷，但是仅仅理解我说的话，看来并不吸收。奥格登发出一通胡言乱语，罗素认为奥格登的说法是愚蠢的。[4]

罗素觉得，与拉姆齐的见面达到了目的。他显然当时就做出决定，让拉姆齐与自己合作。他借给拉姆齐一份由逻辑学家H．M．谢菲尔撰写的打字稿，那是他撰写新版引言时打算引用的材料。而且，罗素还做出安排，次日再次见面，更详尽地讨论相关事项。次日，拉姆齐在日记中写道：

……和罗素一起吃午饭，然后一起散步。他令人愉快，一会儿谈到类型，一会儿谈到同一性。他在驳斥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同一性时，提出了不错的论证，但是在类型问题上论证乏力。他无法证明戴德金分割，所以对它表示怀疑。但是，他可以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归纳，无须使用可化归性公理。奥格登和罗素太太回来喝茶，看到了他们的儿子约翰。约翰2岁，看来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不过我觉得，他们当着他的面，以愚蠢的方式谈论他。他自己也和罗素聊了许多。

在那次见面的过程中，罗素将新版引言的初稿交给拉姆齐，让他看看有没有错误。根据拉姆齐的说法，罗素撰写的新版引言针对《数学原理》的最初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改：它放弃了可化归性公理，采用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逻辑体系。根据该体系，所有命题都可分析为真理-功能性复杂命题，而那些复杂命题由预先储备的“基本命题”构成的。这些变化形成的结果非常明显。在该体系中，大量数学知识，特别是实数理论（“戴德金分割”），不再是可以证明的东西。这实质上意味着，新版放弃了原著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尽管实施了这一重大改动，拉姆齐依然认为，罗素的做出的修改尚未充分体现维特根斯坦的观点。2月20日他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我几周之前去见了罗素，眼下正在阅读他打算放进《数学原理》的新内容的手稿”：

您说的没错，手稿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他所做的事情相当于：在不使用可化归性公理的情况下，巧妙地证明数学归纳。没有什么根本变化，关于同一性的章节依然照旧。我觉得，他太老了；对单个的问题，他似乎可以理解，并且说“行”，但是却完全没有印象。三分钟之后，他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去了。关于您的大作，他现在似乎仅仅接受了这一点：在应是名词性实词的场合中，使用形容词是没有意义的。这有助于他的类型论。

在罗素本人看来，拉姆齐彬彬有礼，寄给他一份手稿更正清单，同时还有一份关于数理逻辑最新研究的读书目录。

当时，拉姆齐自己正在撰写一本他视为可与罗素一争高下的著作，所以可能并不十分乐意像罗素期望的那样，全力提供帮助。这一点在他1924年2月写给摩尔的一封信件中显露出来。在这封信中，他试图说服摩尔，他的成果十分重要，罗素的研究相比之下显得徒劳无益：

我在维特根斯坦奠定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依我所见，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说明，《数学原理》不仅在细节上而且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我手里有罗素准备增补进新版的内容的手稿，它看来根本没有考虑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手稿中有新的类型论，放弃了可化归性公理。但是，根据这一理论，罗素尚未成功证明大量普通数学问题。他得出的结论说，那些数学真理依然处于无法确定的状态。但是，根据维特根斯坦阐述的原则，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类型理论，无须使用任何具体的无法确定的公理。它得出了罗素的老类型论的所有结果，解决了相关的所有矛盾。

罗素3月份到美国进行巡回讲座时，拉姆齐离开剑桥，前往维也纳，一是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二是希望与维特根斯坦多待一些时间。9月，当罗素将包括拉姆齐所做更正的引言终稿寄给拉姆齐时，拉姆齐仍在维也纳。罗素还寄出了他在夏季为新版撰写的三项附录。拉姆齐答应校读罗素的新作，但是没有提出什么评论。新版次年发行时，拉姆齐为《心灵》撰写了一篇书评，言简意赅，并未表示出什么热情。他指出，就大量普通数学的知识而言，新版没有提供逻辑基础。

其实，如果考虑到罗素最初发展数理逻辑的愿望，《数学原理》第二版代表了重大退步。其原因在于，使用他的新体系无法证明的那些部分恰恰当初赋予他灵感，促使他进行艰难的尝试，以便将数学简化为逻辑学。[5]这就是说，使用新的理论无法证明罗素1900年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引以为豪的最伟大的成就”，即这些德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戴德金的实数定义、魏尔施特拉斯的连续性定义、康托的超限集理论。罗素是否（像拉姆齐在写给G．E．摩尔的信中暗示的那样）已经做出判断，这本著作根本不属于数学呢？答案是否定的。他在新版引言中说，“实数理论是普通数学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几乎不可能是合理怀疑的对象”。同理，他也没有放弃这个断言，即所有数学都可简化为逻辑学。他在新版引言中说，他希望将会发现某种新的逻辑公理，从而可以在不使用可化归性公理的情况下，将实数理论演绎出来。“但是，我们尚未发现这样的公理。”换言之，肯定存在一种逻辑学理论，在其基础上可以将整个数学大厦建立起来——只不过它不是罗素当时给读者提供的东西。令人并不感到意外的是，罗素作为技术性哲学家的知名度并未因为新版《数学原理》而有所增加，依然基于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发表的著作，对它的依赖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我们觉得，在重返技术性研究的过程中，罗素并未全身心投入。他后来告诉比阿特丽斯·韦布，他“对数学推理的兴趣已经荡然无存，发现自己在思想上讨厌出版这本伟大著作新版的工作”。新版撰稿工作刚一结束，他便转向比较轻松的任务，为《日晷》撰写了一篇1万单词的文章，题目是《20世纪的哲学》。这篇文章讨论已经为人熟知的领域，给予罗素另一个机会，向他的哲学对手发起攻击。罗素认为，20世纪学院派哲学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是信奉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者，第二个是实用主义者和柏格森主义者，第三个群体与科学结合起来，认为哲学既没有特别种类的真理，也没有获得真理的特殊方法。当然，最后这一个群体包括他本人，被他称为“实在论者”。他承认，在这三个群体之间，存在一定交叉状况。其实，“怀特海博士最近的研究使用了实在论者的方法，为或多或少的柏格森式形而上学辩护”。许多哲学家认为，现代科学证实了康德的唯心主义。但是，这些区分“非常有用，提供了进行观念分类的框架”。

罗素对黑格尔主义者进行了蜻蜓点水式介绍，几乎没有就康德主义展开任何论述，随即详述他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异议。接着，他对柏格森主义者进行了猛烈攻击，并且讽刺说，他们相信大脑可以获得直觉智慧：“柏格森与实用主义者类似，认为行动高于理性，奥赛罗高于哈姆雷特，宁可通过直觉杀死苔丝德蒙娜，也不能因为智性让那位国王活下去。”他宣布，柏格森哲学的很大部分“纯粹是用十分新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传统神秘主义”。柏格森主义者是“气质上无所作为的人，对行为持浪漫主义的钦佩之情。在1914年之前，世界上到处可见这样的人”。对比之下，实在论者（罗素没有使用任何篇幅来解释怀特海的柏格森主义——他大概认为，它是完全无法解释的）相信逻辑分析，而不是直觉，认为“所有知识都是科学知识”。罗素认为，这种新的哲学最初受到纯数学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影响是物理学——物理学推翻了人们原来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看法。这种“新实在论”的目标不是证明或反证“伟大的宗教真理”，而是仅仅澄清“科学的基本理念”。也许，罗素以这种方式普及现代物理学，可被视为这种新哲学的代表。

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自称要宣传这种“新哲学”，但是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哲学本身的最新发展，罗素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讨论。他提到的战后哲学研究成果只有怀特海的著作。他只字不提维特根斯坦，只字不提摩尔，只字不提最新出现的关于数学本质的争论。它关注威廉·詹姆斯和亨利·柏格森，追溯罗素参与的战前出现的那些争论。这种做法似乎显得颠三倒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强调物理学对现代哲学的影响，这也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诚然，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哲学家确实写出了分析当代物理学理念和方法的文章（例如，我们可以想到C．D．布罗德的《科学思维》，罗素在1923年撰写了关于它的评论）。但是，摩尔或者维特根斯坦所作研究的特征难以从这个方面加以概括。在讨论物理学的过程中，罗素没有提及哲学家对逻辑和语言的关注。其实，这方面的关注已经开始凸显出来，其重要性在下一个10年中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无论这篇文章的错误是什么，《20世纪的哲学》可被视为一个标志，表明了罗素在1924年夏天形成的回到哲学研究的愿望。我认为重要的是，在完成《数学原理》新版的写作工作之后，罗素致函《日晷》主编，主动提出撰写一篇关于1900年以来哲学发展的综述，而不是——比如说——撰写一篇时事或者政治意味更强的文章。那年夏季，罗素对公共事务产生了幻灭感，希望闭门思考。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与朵拉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状态——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这种情况首次出现。其原因在于，就在罗素厌倦实际政治、不愿抛头露面的那段时间中，朵拉对这两个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俨然陶醉其中。

罗素访美期间，朵拉以自己的方式，变成了一名左翼政治活动分子。一年之前，朵拉和罗素曾经关注过罗斯·威特科普和盖伊·奥尔德雷德案件。罗斯·威特科普和盖伊·奥尔德雷德撰写了关于性教育和节育的宣传册，面向工人阶级女性，进行廉价销售。结果，警察没收了那些读物，声称它们是“淫秽的”东西。罗素当时给报刊写信，谈到这个案件，试图撤销该项禁令。1924年出现了政府更迭，罗素的呼吁如愿实现。罗素离开英国期间，朵拉参与了其后出现的宣传活动，希望为工人阶级人士设立节育诊所。1924年，任何提供节育建议的医生或者健康咨询人员都将面临遭到解雇的危险。朵拉与H．G．威尔斯等人一道，组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卫生部讨论这个问题。5月9日，代表团举行会议，朵拉、威尔斯和其他人的恳求被驳回。当局这样做的理由是，改变政府政策需要征得议会同意。以朵拉为领头人的节育改革者们接受了这个挑战，在5月14日举行的工党妇女大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让一项决议成功通过，支持向女性提供节育咨询。

到了那时，节育宣传活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朵拉在大会上的发言后来刊登在英国的所有报纸上。甚至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罗素，也能读到朵拉大获成功的消息。他写信告诉朵拉：“我通过美国报纸，密切关注你的事业。这些报纸刊登了对‘罗素太太领导的节育委员会’和H．G．威尔斯的采访。我觉得，你干得非常出色。”在那次会议的促成下，工党组建了工人节育小组，并且就节育问题举行了很多场辩论。在那些活动中，朵拉理所当然起到了领导作用。朵拉写道：“我们发现，许多报刊给我们开设了版面，它们是《每日先驱报》、《新领袖》、《曼彻斯特卫报》、《国家文艺》。”节育宣传活动给朵拉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拉近了她与工党左翼人士的关系，特别是《每日先驱报》的撰稿人圈子、以乔治·兰斯伯里为首的下院议员和活动积极分子，以及代表鲍和布罗姆利选区的下院议员。[6]兰斯伯里当初是许多攻击罗素的反苏立场的左翼人士之一，但是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他和朵拉立场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罗素访美归来发现，自己的妻子参与他那时希望淡出的那种公共生活，将因为反苏立场与自己疏远的那帮人视为朋友和同志。用朵拉自己的话来说，她已经获得了“真正的政治教育”。罗素一家团聚之后不久，朵拉参加独立工党在斯卡堡举行的暑期班，积极参与辩论，给那次暑期会议手册撰写了一篇关于节育的文章，而且表态支持共产党与工党建立从属关系。

实际上，这一切对罗素关注的东西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朵拉参与的政治活动让她有了与其他人打情骂俏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她是难以长期抵抗的。罗素不在英国期间，她已经引起了一个人的兴趣。那人名叫罗伊·兰达尔，以写作为生，是兰斯伯里团体的成员。朵拉和兰达尔两人的婚外恋情几年之后才正式开始，但是兰达尔后来告诉朵拉，他1924年就已经爱上了她。从朵拉的信件中，罗素肯定看到了两人关系的某些蛛丝马迹。他在美国时曾经写信告诉朵拉：“我觉得，我不在期间你做的事情不应让我感到妒忌。我不应觉得，你更喜欢其他的人。况且，总的说来，对你我这样关系稳固的人来说，不可能产生嫉妒。”

但是，大约在那段时期中，罗素与朵拉同房时出现了力不从心的状态。这形成一个结果：她的性欲，以及她在5月19日给他的信件中表达的想要更多孩子——如果有的话——的愿望，只能由其他男人来满足。因此，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可以发现两人婚姻破裂的根源——它在罗素1924年巡回讲座之后便出现了。嫉妒肯定是罗素改变对妻子态度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罗素的这种感觉：他6月回国时见到的朵拉已经不是3月和他挥手道别的那个朵拉了。前者是一个独立性更强的角色，并不满足于纯粹的家庭生活，非常渴望进入社会，接受报纸采访，撰写政治方面的报刊文章，举办公开讲座，投身公开辩论——这样的东西现在让他感到恶心，唯恐避之不及。

罗素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大选于1924年10月举行，那是三年之中的第三次大选。在之前的几个月中，政府的外交政策遭到反对党的猛烈攻击，其焦点是政府表达的愿望：打算与苏联（列宁那年1月去世之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建立外交和贸易联系。3月，拉姆齐·麦克唐纳承认苏联政府，后来又宣布计划，准备给予苏联一笔贷款，以便帮助它进行经济改革。那一举措引起反对党下院议员和保守报刊一片哗然，纷纷发出呼吁，“不能给布尔什维克杀人犯送钱”。但是，导致那届政府最终倒台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内政问题。共产党报纸《工人周报》的主编J．R．坎贝尔涉嫌散布煽动骚乱的言语，遭到政府起诉。据称，他刊登了一封写给武装力量的公开信，敦促他们不要受到利用，前去镇压罢工人士。检察官起诉J．R．坎贝尔，然后在政府施加的压力之下放弃了指控。自由党和保守党联手，通过一项针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政府被迫宣布举行大选。

10月9日是要求举行大选的日子，依然在康沃尔的罗素给在伦敦的朵拉写信说，他希望“举行此次选举的问题是与俄国的条约。为了一个小问题，为了保护一个愚蠢的恶棍，竟然举行大选，这样做令人不快。但是，此事涉及言论自由，当然不乏重要性”。无论重要与否，根本不可能说服他再去经历一次选举宣传的折磨。朵拉写道：“值得庆幸的是，本地的支持者一直挑选我，取代他的候选人资格。”她接着写道：“我这么年轻，有机会参加战斗，竞选议会席位，这理所当然应该让我感到激动和自豪。我知道，我没有胜算的机会，但是我可以继续这场运动，争取社会正义和妇女权利。”实际上，朵拉前一年刚满30岁，恰好到了可以投票的年龄——1918年通过的法案首次让妇女有了选举权，规定了妇女参选的年龄限制。

那年的竞选活动非常痛苦，超过了罗素以前参加的任何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自由党和保守党常常以此来贬低工党政府。10月21日，投票之前的一周，外交部向报界透露了一封信件。该信据称出自第三国际大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之手，是写给英国共产党的，呼吁他们继续使用革命和颠覆手段。那封“红色信件”（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引起了报界的强烈愤怒，大大强化了那次大选的歇斯底里的反共氛围。朵拉毫不胆怯，发现整个局势让人精神振奋。有人诬称她“亲共”，这让她感到自豪，精神饱满地为麦克唐纳的外交政策辩解，同时严厉谴责说，所谓的季诺维也夫来信是外交部一手炮制的骗局。

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胜，在下院获得412个席位，有了毫无悬念的多数党地位。工党的席位降至151个。但是，那次选举的真正输家是自由党，仅仅获得40个席位，从此一蹶不振，沦为很小的少数党。当然，朵拉也输给了塞缪尔·霍尔，不过她后来声称：“一位支持我的选举人告诉我，在那次选举中，我的得票数量创下了工党在切尔西区的历史记录。”对她来说，那次竞选活动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增加了她对吵吵闹闹的政治争论的兴趣，而且坚定了她的信念：在公共生活中，她是一个重要角色——那个角色将会补偿她早年被迫放弃演艺生涯产生的失望。她在自传中写道，“对我个人来说，1924年是了不起的一年”：

出现了足够多激动人心的公开露面机会，满足了我的戏剧本能。一方面，我已经开始有了知名度，被人视为具有说服力的演讲者；另一方面，我从报刊上的争论中找到了乐趣，知道如何发现对手的弱点，然后以简洁、尖刻的语句进行回应。我认为，精神病医师会说，我找到了一个具有建设意义的渠道，释放自己的攻击能量。尽管如此，在我的一生中，我享受那种具有争议的时事评论活动。这一切都始于那激动人心的一年。

对罗素来说，那一年相当令人沮丧，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对季诺维也夫来信引起的愤怒，他完全没有什么同感，无法像朵拉那样，将自己视为在工党领导的运动中遭到围困的共产党员的朋友和同志。同理，他也无法将自己与工党中的右翼分子联系起来。麦克唐纳领导的内阁没有采取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措施，这让他深感失望；让他更失望的是，他觉得它表现懦弱，屈服于外交部施加的压力。1924年末，他给《新共和》撰写了一篇短文，题为《英国工党的教训》，向麦克唐纳发起攻击。他认为，那位首相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与外交部对抗——其原因在于，麦克唐纳过于势利，对所谓的“绅士”持尊敬态度。在与政府的职业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工党领袖继续存在“自卑情结”；罗素强调说，即使工党再度执政，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前景依然相当黯淡。

那次选举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更加坚定了罗素的信念：讨厌政治活动，淡出公共生活（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说，“大选以来，我对政治非常厌恶，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圣诞节，他和朵拉逃离伦敦，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北德文郡的灵顿，在旅馆房间里度过一周。罗素告诉奥托琳：“在伦敦，朵拉忙着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接待访客，参与当地工党和宣传节育的活动，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在灵顿，那一周一直下雨。在大多数时间里，两人分别坐在壁炉的一侧写作。两人都接受了奥格登的约稿，为克根保罗出版社的丛书《今天与明天》撰写篇幅不长的读物。罗素的那本书是《我的信仰》，在那周之内轻松完成。《我的信仰》避开政治和时事（当然，也偶尔提到了节育的重要性），以相当广阔的角度展开讨论。罗素首先谈到“自然哲学”，呼吁整个人类学习他向自己的儿子灌输的东西，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行星，围绕着银河系中的一个小恒星旋转。如果歪曲自然哲学，一门心思想要得到什么结果，以便让这个微不足道的行星上的小寄生虫们感到愉悦，那是荒唐可笑的做法。

接着，他转向“价值哲学”，总结了他的伦理观，使用了后来经常被人引用的这个简单句：“美好生活受到爱情的激励，得到知识的引导。”他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当然是科学知识。罗素在结尾处憧憬了人们现在熟悉的理想——心理学可能发挥作用，带来“美好生活”：

科学能够以增加优良品质的方式，发挥积极作用；就此而言，很可能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已经发现，人的性格取决于心理状态，我们可以——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培养自己羡慕的那种人才。头脑聪明，拥有艺术能力，心地善良，科学肯定可以增进所有这些品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甚至人的本性——将不再是绝对的数据，而是成为科学操控的产物。科学——如果它选择这样做——将让我们的孙子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其方式是给予他们带来和谐而不是冲突的知识、自控能力和性格。

朵拉的那本读物《希帕蒂娅：女性与知识》也在那周之内完成，属于同一丛书，但是笔调完全不同：罗素高屋建瓴，面向整个人类，朵拉脚踏实地，侃侃而谈；罗素避开热门话题，朵拉直奔当时的争论；罗素阐述宽泛的大问题，例如，爱情、知识和自然，朵拉讨论具体的东西，勾勒她认为现代女性主义应该要求的品质：不受约束、没有内疚感的快乐的性生活、自由实施的节育、产假和21岁享有的选举权。朵拉将两性冲突与阶级冲突联系起来，然后宣布说：“将来，进步的工薪阶层女性——而不是中产阶级妇女——将会发挥更大作用，丰富女性主义的思想，解决我们女人的实际问题。”在那本著作中，她精神饱满地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辩护，使用的不是干巴巴的政治论文的语言，而是劳伦斯式性解放者的语言。她迫切希望与传统决裂，彻底摧毁习惯上围绕性快乐问题——尤其是女性表现出来——的难以启齿的沉默状态：

让我们自由地承认：我们只是在假装羞涩；我们的身体并非仅仅是包裹智性的躯壳，而是愉悦和狂喜的圣殿……我觉得，现代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接受并且宣扬性欲……在战争期间，年轻女性向她们自己，向她们的爱人承认，男女之间的性爱具有相互联系的性质，从而朝着妇女解放迈出了最后一步。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其实是革命宣言。

朵拉将这两点紧密地联系起来：其一是对节育事业的热情；其二是打破这个传统观念的愿望——性行为的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她在《希帕蒂娅：女性与知识》中说：“就生儿育女的事情而言，我们希望听到更好的理由，而不是限于不知道如何避孕这个解释。”性行为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

男人和女人不是泥土构成的东西，也不是分离开来的精神，而是在知性方面互相交织、充满热情的精灵，是跳跃向前、组成共同狂喜瀑布的激流。在人生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这种身心结合的目的相提并论。男人和女人将敌视和恐惧放在一旁，在爱情中寻找对自己和宇宙的最全面的理解。

在罗素笔下，生理学领域的进展带来幸福，他的画面颇有临床诊断的意味；朵拉的这番话构成了一幅迥然不同的“美好生活”的画面。前者希望训练本能，后者希望释放它们。罗素那段时间和朵拉在一起时力不从心；有鉴于此，我们不禁怀疑，在对下面这个男性知识分子的性无能状态的概括描述中，是否暗示对她丈夫的批评之辞呢？

这个知识分子……想方设法忘记身体的需要。女性是这样的需要之一。她是一种负担，一种责任，一种分心之物，一种扰乱沉思世界的东西。他觉得，对一个希望完成严肃的精神工作的男人来说，本能的生活——如果有的话——仅仅偶尔出现。如果女人坚持要陪伴他，那么，她就必须承受这些负担，关心和照顾他，在他不需要时不要打扰他。

《我的信仰》与《希帕蒂娅：女性与知识》在笔调和内容两个方面大相径庭，这显示了朵拉与罗素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一方面，朵拉抱怨说，家庭事务起到束缚作用，纯粹的沉思枯燥无味；另一方面，罗素一门心思考虑的是，如何和孩子待在一起，如何重拾信念，觉得自己确实有需要“完成的严肃的精神工作”。两人返回伦敦之后，朵拉重新投入政治活动之中，担任了伦敦郡议会成员的候选人，致力于改变该机构的节育政策。他们的西德尼街寓所的地下室成了聚会场所，当地的工党活动分子和工人节育小组成员在那里碰头。朵拉非常喜欢身处这种狂热活动的中心，但是罗素一直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入侵他家的“那些年轻男子臭气熏天”。地方选举结果公布时，罗素得意扬扬地告诉奥托琳：“朵拉竞选伦敦郡议会成员的活动遭到惨败，真是谢天谢地。”

1925年2月20日，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我正在重返哲学研究。我已经决定撰写一本关于相对论的著作，一本关于教育的著作，一本关于恒星的（通俗）著作，还有一本关于物质的著作。所以，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他们正在伦敦组建一个哲学研究所，我将在那里举办讲座，定于今年秋季开始。”在几周之前，他到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哲学协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对物质的哲学分析》。该论文包含了深思熟虑的表述，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他到那时为止对哲学与物理学之间关系的思考，其二是哲学承认所有知识都是科学知识这个观点之后需要完成的任务。他明确指出，就对物质的分析而言，哲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应该解决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逻辑方面的问题涉及作为演绎体系的物理学的构成，需要考虑物理学问世之前可能存在的前提。基于这些前提，就可以演绎作为逻辑整体的物理学假定。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涉及物理学真理的证据——不是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的定律，而是作为这个学科的基础的主要假定。本体论方面的问题涉及与实际存在物相关的物质的状态。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讨论四种基本理论：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中性一元论。

接着，罗素在讲座中依次阐述了这些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所称的具体物质不过是时空之中的特定波纹，即时空中的活动之间特定的复杂的数学关系。”详细阐述这一点的准确意义的任务将由《物的分析》来完成。他曾经承诺奥格登撰写该书，那个任务将为他随后几年的哲学思考提供核心焦点。

罗素非常渴望完成这个任务，超过他对撰写《数学原理》新版的热情。依我所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可能认为，这是对知识的一种贡献。自从完全接受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逻辑观以来，罗素认为，数学不是什么知识体系，而是一组同义反复的表达。这剥夺了数学给人的兴趣，让数学显得微不足道。20世纪20年代以后，罗素曾经多次表达了这个想法：他希望被人称为物理学家，而不是数学家。鉴于他年龄太大，已经不能为物理学做出什么贡献，他可以做的次佳事情是，为理解物理学做出贡献。那将是一项“严肃的精神工作”，他在数学方面接受的训练大有用武之地。他自己意识到，虽然他在数学和数学哲学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可是这并未赋予他就政治问题发表看法的权威。实际上，那样的专业知识其实是一种不利因素，让他产生一种欲望，像比阿特丽斯·韦布抱怨的那样，没有耐心去考虑细节和细微差别，在没有固定结论的情况下得出那样的结论。尽管如此，一方面，他的数学素养给了他一种优势，让他可以理解晦涩难解的现代物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他拥有卓越的天赋，可以让非专业人士理解艰深的技术理念。这两者结合起来，让他成为理想人选，在物理学家与哲学家的角色之间——可以这么说——进行协调，给哲学家解释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向物理学家指出他们的研究提出的哲学问题。

假如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罗素本来可以将时间全部用于这项任务，撰写只有专业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感兴趣的著作。但是，实际上出现了其他因素，更不用说赚钱的需要了。正如他在1924年的巡回讲座中所说的，如果既要解决问题，又不会“像妓女那样出卖”自己，那么一个做法看来是撰写科普读物。这样做还可为他给自己定下的哲学任务提供材料，去分析现代物理学的预设、逻辑结构和本体论方面的结果。这需要他走一条艰难之路，在市场力量与思想完整性的夹缝之中生存。但是，公众对科普读物的需要似乎提供了某种希望，这条路可以一试。其实，《原子入门》不仅是他从中国回来之后撰写的唯一的畅销书，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也是在思想方面最具诚实性和严肃性的作品。他曾给昂温说过，炮制更多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可能流于肤浅，没有意义。这时，他向奥格登许诺，撰写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的姊妹卷。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主动表示虽然悍然不顾以前的观点，然而似乎提供了最佳希望，让他既能撰写可以畅销的图书，又能继续从事哲学研究。于是，他3月回到康沃尔之后，立刻开始撰写《相对论入门》。

鉴于他已经答应昂温，那年夏天计划交出一本关于教育的著作，《相对论入门》必须很快完成。罗素还考虑到，这本书在思想方面不能过于艰深。就这一点而言，他可能受到了他在阿姆斯特丹举办讲座时收到的反馈的影响。他告诉朵拉，那次讲座的内容“超过了大多数听众可以理解的程度”。（关于荷兰人的总体情况，罗素是这样评价的：“给人的印象是，自从17世纪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低于收入水平，小心翼翼地将余钱用于投资。”）最后的结果是，他5月将书稿交给克根保罗出版社。那本书非常畅销，但是没有包含什么罗素可以用于拟定的哲学著作《物的分析》的内容。罗素在信中告诉奥托琳，“看来根本没有时间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相对论入门》刚一交稿，罗素随即开始写作《论教育》。在撰写那本书的过程中，他面对的问题是，他对教育实际上没有太多研究，或者正如他向昂温所说的，“就如何对3岁之前的儿童进行教育，我有很多想法，但是对3岁以后的情况，我却知之不多”。他的解决方案是，在该书书名中添上“尤其针对早期儿童”字样，以便集中表述他在抚养约翰和凯特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其实，该书讨论的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关于如何育儿的问题，提供了他从华森和其他心理学家那里了解的有关“道德训练”的经验教训。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断言：“我已经开始理解摆脱迷信、事实道德教育的方法。不管怎么说，我们对约翰和凯特的培养看来取得了成功。我认为，道德教育应该在6岁左右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该书的大部分篇幅阐述“性格教育”，展示了罗素对心理“科学”令人感到震惊的信心。他看来相信，如果应用这门科学，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培养出没有恐惧、愚蠢、焦虑、不诚实和其他所有性格缺陷的儿童。在这本著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是，如何克服恐惧？罗素似乎提示，恐惧几乎是世上所有罪恶之源。如果能够消除恐惧，就不存在任何障碍，让人们在爱情的激励下，在知识的引导下，过上“美好生活”。他写道：“成千上万种古老的恐惧感阻碍幸福和自由之路。我们是否听任他们［我们的后代］在年轻时遭到扭曲，遭受阻碍，遭遇恐惧，后来在他们因为胆怯而无法避免的徒劳无益的战争中遭到杀戮？”他声称，除非我们愿意以肯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选择的道路是明确的”，这就是按照华森关于恐惧的成因的实验结果建议的思路，从婴儿诞生之时开始，实施道德训练。

从商业的角度看，《论教育》是罗素最成功的著作之一。它再版数十次，被翻译成20种外国语言。但是，该书为何如此成功？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谜。其实，对于各级学校的教育，该书几乎没有表达任何观点，相关的章节篇幅不长，内容空洞，毫无创意可言（以致在它首次面世时，杂志拒绝发表，理由是它“欠缺新意”）。该书自称“儿童心理科学”，这一说法如果不是完全虚假，至少有明显过度渲染之嫌。罗素的读者们是否真的相信：“如果使用现存的知识，应用经过验证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培养出几乎完全没有疾病、没有恶意、没有愚蠢言行的后代”；“因为我们更喜欢压迫和战争，所以并不这样做。”罗素自己是否可能真的相信这样的说法呢？也许，父母们购买《论教育》的目的是要获得培养孩子的建议。但是，他们为什么将罗素奉为这个方面的权威呢？是因为他曾经撰写了关于数学哲学的开拓性著作吗？这让人不禁想起了一件事情：许多人曾给爱因斯坦写信，询问在美国大选中应该把票投给哪个竞选人？他们那样做的理由大概是，如果说爱因斯坦足够睿智，可以构思出相对论，那么他肯定具有足够的智慧，知道美国应该采取那些政策，解决经济、内政和外交问题！

从罗素的角度看，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他撰写《论教育》时，他坚信自己的培养方法是正确的。在撰写《相对论入门》和《论教育》那个夏季中，他享受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家庭生活。8月，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我很快乐，这让我感到害怕，就像波利克拉特斯[7]。我觉得，命运肯定储存着某种不祥的东西。”两个孩子看来茁壮成长，凯特特别突出，从小便显示出超常智力的迹象；罗素对此非常骄傲。她未满两岁，但是已经可以背诵许多儿歌，讲出完整的句子，这比约翰要早许多。一天晚上，她上床睡觉，罗素听见她说：“去年，我曾经站在跳板上跳水，我真的跳了。”而且，他的儿子很早时就能掌握三段论演绎推理：有一次，朵拉冲着草地上的一头母牛，大声叫喊，让约翰大吃一惊。约翰说：“妈妈生气了，她生牛的气。约翰不是牛。”这番话简直具有亚里士多德式三段论的准确性。

罗素尽管每天能写2000单词的稿件，依然有许多时间陪孩子。朵拉留下了一段文字，栩栩如生地描述那年夏天住在卡恩维尔的家庭生活：

每天，我们有时候躺在白色的沙滩上，有时候浸泡在绿中带紫的海水里。花园开始露出生机。我在暖房里种了西红柿。约翰四处蹒跚而行，和他父亲一起玩耍，用我的线团做鱼钩，去钓养在水罐里的小鱼。

这个画面本来非常完美，充满平静，唯一的瑕疵是，朵拉常常不得不离开卡恩维尔，去出席政治会议。只要她离开家里，罗素都会给她写情深意长的简短信件，告诉她约翰和凯特干了些什么事情，他多么想念她。他写道：“人生苦短，每天可能失去的快乐让我感到不快。”虽然他鼓励她努力争取，让工党遵守承诺，实现节育条款，但是他显然与她的工作保持相当大的距离。实际上，他希望她待在家里，耕种花园（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隐喻意义上均是如此）。

10月，返回伦敦的时间来临，罗素依依不舍地离开卡恩维尔。《论教育》尚未完全脱稿，他还得准备材料，以便秋季在英国哲学研究举办讲座。而且，他一直渴望安下心来，从事严肃的哲学研究，完成撰写《物的分析》的任务。与此同时，朵拉和工人节育小组一起工作，其勤奋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时，该组织开展了一场活动，游说议会成员和当地政府负责健康事务的官员。罗素写信告诉奥托琳：“我们两人都劳累过度，回到伦敦令人觉得讨厌。”他还补充说：“政治令人感到抑郁。我无法相信任何政客。”

约翰这时接近4岁，被送进伦敦的一家蒙台梭利托儿所。罗素在信中告诉奥托琳：“约翰喜欢上学，但是尽干些幼儿园的事情。他尚未完全明白，卖弄知识不是他应该干的事情。一天上午，他到了托儿所之后，给那位所长讲了一番关于土星环的事情。另一天，他突然大声问，‘您环游过世界吗？’那位所长回答说没有，他冒了一句，‘我爸爸环游过’。”约翰使用那家蒙台梭利托儿所的东西制作火车，而不是制作老师要求的东西。老师告诉罗素，他的儿子“想象混乱”，罗素听到后一笑了之。他反驳说，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约翰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对火车的爱好。罗素还做出安排，每周送约翰和凯特到一所著名的托儿所去待一个下午。那家托儿所是社会主义者兼教育改革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创办的，面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在《论教育》中，罗素对麦克米兰的托儿所大加称赞，宣称“在晚上和星期天，他们［麦克米兰的学生们］不得不待在贫困的家里，也许和醉醺醺的父母睡在地下室内。尽管如此，在体魄和智力上，他们可以与中产阶级家庭最优秀的孩子媲美”。朵拉和罗素实地考察了麦克米兰小姐的学校，更加坚信她的教学风格：强调自由游戏，坚持健康的饮食制度，进行户外锻炼。

1925—1926年秋冬那几个月中，罗素在英国哲学研究所讲授《哲学问题》。讲座地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内，每个星期三举行，面向非专业自费听众。因此，罗素刻意让讲座变为非技术性的。实际上，教学大纲似乎沿用了《我的信仰》的基本结构，将“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区分开来。开讲时提出的问题是，“对于整体上的宇宙，我们可以了解什么？”，结束时谈到的是《美好生活》和《哲学的价值》。讲座的某些材料后来被用于罗素1927年出版的著作《哲学大纲》。它是一本通俗的哲学导读著作，远没有他早年（1911年）撰写的通俗著作《哲学问题》那么成功。

尽管他对1924年的巡回讲座感到恶心，后来决心重返哲学研究，罗素还是答应在1925年秋季就政治主题举办几场讲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年初阿姆斯特丹讲座中的那种严肃的思想意味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油嘴滑舌的肤浅言辞和骇人听闻的简单化风格——那样的东西曾让美国听众感到开心，让美国报界觉得反感。例如，10月16日，他在1917年俱乐部举办了题为《心理学与政治》讲座，宣布了如下看法：

在目前这个时代，有的人认为社会是一台机器，有的人认为社会是一棵大树。前者是法西斯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产业论者、布尔什维克分子；后者是宪政主义者、均田论者或者和平主义者。社会其实既非机器，亦非大树，所以以上论点很荒诞，与12—15世纪意大利的教皇党人和皇帝党人的论调如出一辙。

那场讲座的主题是，“政治观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所以，政治观点无法按照合理的论证加以改变，而是通过应用心理学加以改变的。罗素沉迷于他那时已经驾轻就熟的夸张表述，声称“科学”心理学具有改造年轻人性格的力量。他还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对政治领袖的邪恶性格，进行了很不成熟的分析。他宣称，世界没有得到更好治理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在性欲和情感两个方面都遭到了挫败。他就此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学习科学心理学，因此不理解幸福是什么。由此可见，

在选择事业这类重要行为中，男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论的影响。如果一种［关于幸福的构成因素的］错误理论大行其道，成功人士将会闷闷不乐，然而并不知道个中的原因。这让他们勃然大怒，希望屠杀他们无意识妒忌的年轻人。大多数政治理论虽然在名义上基于经济学，其实应归于愤怒，归于缺乏本能满足导致的愤怒。这种欠缺大体上又应归于错误的通俗心理学。

由此可见，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爱德华·格雷爵士这样的人在情感生活中遭受了挫折。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导致这类挫折的原因，终结战争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我们只需培养没有恐惧、愤怒和仇恨的人。而且，我们也已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因为心理学已将教育变为一种科学，只需在“机体”中形成变化即可：

教育的本质在于，它是实施者在人的机体中形成的旨在满足自己的愿望的一种变化（而不是死亡）……现在，有许多改变机体的方式。你可以改变其解剖结构，例如，失去一只眼睛的鱼，或者失去了阑尾的人。你也可以改变其新陈代谢，例如，通过药物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你还可以通过创造联想的方式，改变机体的习惯。人们通常使用的教诲就是最后一种方式的具体例子。

获得了如何形成我们希望的习惯的信息之后，“利用现有的知识，我们就可轻松地让本能的幸福变成几乎普遍出现的状态。其前提是，我们没有被这些人的有害激情所挫败：他们缺乏幸福并且不希望别人得到它”。轻松地？现有的知识？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写下这番让人容易上当的废话的这个人，竟然同时在英国哲学研究所讲授怀疑论的价值！

如果我们将《心理学与政治》视为漫不经心的即席发言，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它包含的过分夸张的言辞，接受它愚蠢的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可是，现有证据显示，罗素准备让这篇文章长期存在下去，觉得它表达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11月，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重复了该讲座的内容，而且于1926年2月在独立工党的会议上再次进行宣传。接着，他在《日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最后还将它收入《怀疑论文集》。他在为该书撰写的引言中得意扬扬地说，他的核心观点是，“在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一个命题为真的情况下，相信该命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其实，这番话暗示了无意识的讽刺，真的让人替他赧颜。

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1925年10月22日，就在他发表《心理学与政治》之后5天，罗素在费边社举行了另外一次讲座，题为《社会中的自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次讲座的内容在思想上显得愈发漫不经心，半认真、半幽默的警句比比皆是。这样的东西如此轻松地从他的笔下流露出来，成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报刊文章的明显特征：

美国人需要休息，可是不知休息为何物。我相信，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犯罪浪潮居高不下。

英国警察觉得，没有谁必须了解任何问题的真相。

麦克米兰在德特福德培养的孩子将来有能力创建自由社区。假如将她的方法用到所有孩子——无论他们出身于贫穷还是富裕家庭——的教育中，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它们就足以解决我们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与真实的俄国人并非完全相同。但是，不管怎么说，只有俄国人才能杜撰出这样的角色。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暴力欲望，一般英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至少在其有意识的生活中没有。

以上说法（以及他在随后数十年中将要发表的成千上万类似的句子）表现出固执的肤浅特征；如果有人希望显示罗素的幽默感，它们可能招人喜欢。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无法让我们看到任何严肃的尝试，看到就所讨论的问题表达的任何真知灼见。

我们认为，罗素那时的政治文章流于肤浅的一个原因是，他在政治上没有具体的方向。正如他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所说的，他“无法相信任何政客”。他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政治场景，没有发现任何他可以效忠的政治团体，就连这样的事业也寥寥无几。他觉得那时的政治“令人恶心”，其原因不仅在于，那些活动充满辛辣言辞，欺骗和邪恶之举，而且还在于，战线已经明确划分，他无法让自己全心全意地加入任何一方。那时的英国政治被阶级观念主导，最大的问题是：失业、工团主义的崛起、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共产主义革命造成的明确威胁。

在那些斗争中，罗素同情社会主义者，但是不喜欢工人阶级，尤其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不是他对工人阶级人士有什么认同感——对关于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胜的任何言论，他都毫不同情。他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士。恰恰相反，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是避免阶级战争从而保存文明的唯一途径。1924年，对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的恐惧感让保守党上台，他并不喜欢那种恐惧感。其原因不是他比保守党人更喜欢共产主义者，而是他鄙视以恐惧为噱头的政治伎俩——况且，它还涉及他热情关注的自由这个政治问题。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执政之后，大肆利用人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心理。在那个时期中，罗素极力维护政治诉求受到他鄙视的那些人的权利。例如，1925年底，12名共产党人，其中包括沃尔·汉宁顿和阿瑟·麦克曼努斯，受到审判，后来被关进监狱。罗素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监禁他们。但是，他可以表明，他维护的不是那12个人，也不是他们的政治观念，而是言论自由的原则。

在那段时期中，英国慢慢滑入阶级战争，这后来引起了1926年的总罢工。罗素以正确方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适度理性的面貌，出现在完全无理性的计划中”。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他想入非非，觉得科学的教育方式可以培养“理性的人”——这是他当时可以看到的唯一希望。如果说这让他形成了令人惊讶的信心，觉得适当的幼儿教育可以取得极大成果，它同时也赋予他的政治言论某种玩世不恭的超脱，而那样的态度容易被误读为彻底的怀疑论。此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思考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陷入了政治瘫痪状态。他的论点以不同形式多次重复，其大意如下：阶级冲突将会毁灭文明，社会主义是避开阶级冲突的唯一方式。但是，如果美国不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英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原因在于，美国将会封锁英国，英国人将会面临饥荒。所以，唯一的希望是，先看到社会主义在美国取得胜利。但是，假如这个论点是有道理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假如”），在等待美国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罗素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停止撰写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宣传如何培养“理性的”人。

罗素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前景，但是没有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起到什么指导作用，这一事实在他1926年与列夫·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浮现出来。罗素撰文评论托洛茨基的著作《英国向何处去？》。首先，罗素赞扬了托洛茨基，认为他明确指出，英国工党缺乏“表达清晰的理论观念”。但是，罗素接着给予他一项任务，要求他展望英国的未来。托洛茨基预测，当工党以明显多数最终在英国掌权时，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将把工党领袖们赶下政坛，内战将会爆发，最终将会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罗素写道，这样的“计划只有敌人或者蠢货才会提倡；托洛茨基不是蠢货”。罗素断言：“显而易见的是，法国（如果不是英国）的飞机和美国（如果不是英国）的战舰很快将会终结这种政权；或者至少说，一场经济封锁将会摧毁我国的出口贸易，从而剥夺我国的食品供应。”除非“苏维埃俄国能够在大西洋部署一支比美国更强的舰队，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采取美国无法容忍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如果托洛茨基“真的希望传播共产主义，而不是刻意让英国崩溃，现在他应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劳工联合会”。

托洛茨基在回复中，对罗素进行了某些厉害的辱骂性攻击，将他描述为“数学哲学家、哲学数学家、民主的贵族、社会主义理论的浅薄涉猎者”：

这个男人贵族出身，自私自利，隐居于世，完全被怀疑论的蛆虫吞噬，觉得自己受到请求，向英国的无产阶级提供建议，警告他们要注意共产主义的阴谋！

此外，托洛茨基还一箭命中那场论战的靶心，提醒罗素说：“在宣传册《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中，他公开表达了他的信念：最好的结果是毁灭我们的整个文明”。就其他方面而言，托洛茨基缺乏有效攻击，转而为暴力革命辩护，反对罗素提出的“和平主义”。他的做法在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误导：第一，罗素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从罗素提出的军事战略思想中，托洛茨基可以看到这一点）；第二，罗素的论点——不知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与革命没有任何关系。罗素设想美国封锁社会主义的英国，其原因不是美国人不喜欢革命，而是他们不喜欢社会主义。罗素的论点——如果要具有合理性——既适用于通过议会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也适用于通过革命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罗素本人以前就这样做过。（当然，这个论点本身也同样没有说明，为什么他反对在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因此，如果说托洛茨基的计划只有“敌人或者蠢货”才会倡导，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任何倡导在英国进行革命的人如果不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劳工联合会，要求他们先行一步，其行动都会损害英国的最佳利益。

托洛茨基将罗素描述为“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认为“他那样的资产阶级怀疑论者想象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其原因仅仅在于，他们不时在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氛围中阵阵作呕”。其实，这样的说法毫不相关，完全离题。这里的问题不是罗素的怀疑论；恰恰相反，完全可以有更多的理由，谴责罗素过分乐观的完美理想——在罗素憧憬的未来中，恐惧被完全消除，幸福普遍实现。更确切地说，这里的问题是，罗素让自己相信，英国的最佳政府是这样的：它如果在美国转向社会主义之前成立，那将会导致饥荒。这样的观点不大可能引起强烈的宣传效应，让人支持他相信的政治理想。

与罗素相比，朵拉处于更好的位置，在英国政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并不仅在于，她对苏联的热爱让她感到，她是与英国共产党人在站在一起的，也不简单地在于，她在节育方面发现了自己可以热情奉献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是，她与罗素不同，确实从心底同情工人阶级。在家里，这一点表现是，她对仆人采取了与罗素不同的态度。尽管罗素一家不算特别富有，但他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许多英国家庭一样，也雇用了几个仆人——一名厨师、一名女佣、一名花工、一名司机和一名保姆。对罗素来说，虽然他信奉社会主义，不过雇佣仆人也不是什么问题。朵拉说，罗素“以贵族的心态对待仆人，这一直让我另有看法”。仆人在时，生活顺利进行；没有仆人时，他抱怨由此出现的种种不便。但是，无论仆人是否在家，罗素虽然是一个不错的雇主，对仆人却漠不关心，认为将他与仆人分隔开来的阶级划分是事物的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朵拉的态度迥然不同——她抱怨说，“原来那种‘服务’的阶级基础常常产生有害作用，让主人与仆人、女主人与女佣之间的关系恶化。阶级将她与别人分开的状况让她觉得不舒服，她努力通过显示同情和友谊，克服两者之间的鸿沟。她在许多情况都如愿以偿：“一旦排除了阶级问题，当初以员工或者仆人身份来家的人后来成了我的终生朋友。”

在公共生活中，两人之间的这一差异也显示出来：朵拉逐渐从阶级的角度观察英国政治，越来越认同工人阶级进行的斗争。1923年，这两个过程进一步加快，朵拉亲眼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状况，那样的经历可能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2月，工人节育小组支持的一项议案送到了英国议会，该议案要求各地政府出资，开展节育咨询。保守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该议案遭到否决。这样的结果本来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惊奇，但让小组成员感到不安的是，大量工党议员也投了反对票。于是，小组开始一场宣传攻势，羞辱那些议员，希望他们改弦易辙，支持节育运动。小组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散发一份印有投反对票的工党议员的名字的传单，然后逐一探访他们代表的选区，为节育活动造势。

朵拉在那场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先后访问了德拉姆和南威尔士的矿区，以及苏格兰的钢铁重镇马瑟韦尔。在那些地方，她受到了出身工人阶级的工党激进分子的接待，亲眼看到了穷人的生活状况。例如，在德拉姆郡的康塞特，接待她的女主人是一名矿工的妻子，“那时已经怀孕，但是不得不搬运煤炭，爬上几层楼梯，在露天搭建的炉子上做饭”。在马瑟韦尔，接待她的主人是一名钢铁工人，名叫约翰·威尔逊，“住在简陋的矮房中，厨房和起居室公用，里面摆着典型的‘对放’床铺”。她被带去参观钢铁厂，“与往常一样，对在那些地方日夜劳作的工人们心怀钦佩”。朵拉回家之后发现，自己染上了疥疮。“就这一点而言，我对友好、勇敢的主人没有丝毫指责。”后来，她将疥疮传染给了罗素，两人“不得不一起接受恼人的治疗”。更重要的是，她回家之后，在感情上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多愁善感的成分，然而它是真实的，并且在她的余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6年春天，罗素夫妇准备到康沃尔去，英国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阶级冲突，局势已经不可逆转。前一年夏天，政府取消了矿工补贴，矿主们随即告知工人，他们不得不减少收入。工人们扬言，将要举行总罢工。当时，鲍德温叫停相关政策，维持1年补贴，并且授权前民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就这个问题撰写一份政府报告。3月，《塞缪尔报告》出炉，建议取消补贴，立刻降低工资。涉事矿主们还增加了一个要求：延长矿工的工作时间。这促使矿工领袖A．J．库克喊出了那句明确对抗的口号：“工资分文不减，工时分秒不加。”4月底，补贴终止，矿工与矿主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矿工们停止工作。5月3日，劳工联合会议宣布开始总罢工。

到那时为止，整个国家都处于革命氛围之中。《每日邮报》大张旗鼓地宣称：“总罢工不是一次行业争端，而是一场革命运动，其目的旨在给涉事社区的无辜百姓造成痛苦，从而给政府形成可能的制约……任何文明政府都不会容忍这样的做法。”鲍德温领导的政府持相同的观点，决定打破罢工形成的局面。大批中产阶级人员支持政府的做法，其中的许多人志愿参与“维持供应组织”，有的充当业余司机，有的驾驶火车、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维持基本的运输服务。军队进驻白厅，而且奉命帮助运输食品和其他物资。

战线明确划分，朵拉无疑站在她应该支持的一边，迫切希望参加那场冲突。她写道：“我的第一个冲动是，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工人们的事业。”听到总罢工的消息之后，她立刻跳上自行车，朝着彭赞斯奔去。她在崎岖的丘陵道路上骑行9英里，沿途寻找罢工者，向他们表示支持。在港口，她看见一名男子坐在已经倾覆的船上。

我相当紧张地问：“罢工的人在那边吗？”“在那边。”“您觉得他们会回来吗？”“只有傻瓜才会回来。”“您可以另领我去见罢工委员会的人吗？”

罢工委员会的人热情接待了她。次日，她和罗素一起探访了罢工者，表示声援，并且给罢工基金捐款。

后来，朵拉成为罢工委员会的成员（该机构中的唯一女性），每天骑车到彭赞斯的圣约翰大厅去。罢工者聚在那里集中，了解消息（罢工期间，没有报纸，原因当然是印刷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听人演讲，高唱歌曲，以便保持高昂斗志。从朵拉的评述看，她非常喜欢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当时的局势显示，在有组织的工人与保守党政府对垒的那场斗争中，保守党将会遭到失败。那些活动满足了朵拉的戏剧表演天性，增加了她与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觉。她还出席了彭赞斯以外各个地方的会议，发表鼓舞人心的勇敢讲演。她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她引用了弥尔顿的诗句：

啊，对长期遭受压迫的正义者的精神
这是多么合适，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上帝让他们的双手
掌握无坚不克的力量。

“她天生就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可能将会死在街垒上”，罗素在信中告诉奥托琳，字里行间露出骄傲之情，但是或许还有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意味。朵拉在康沃尔附近奔走，激励罢工者们保持坚定立场；罗素待在家里写作。他告诉奥托琳，他“全心全意支持罢工者”，但是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5月10日，罢工持续了一周时间，罗素分析了形势，认为罢工者的前景一片黯淡：

我认为，政府蓄意激起这场罢工，以便粉碎工团主义组织。我还认为，政府如果得手，将把所有罢工领袖关进监狱，宣布工团主义组织非法，也许还会以他们是罪犯为由，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这些预测看来显得牵强。但是，那段时间没有报纸，人们只能依赖道听途说。坊间谣传流行：政府已经做出决定，逮捕劳工联合会议的领袖，废除《劳资纠纷法案》[8]，肯定将会宣布罢工非法。5月8日，前检察长约翰·西蒙（“那头肮脏的野兽”，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说，“1916年，我在索霍和他一起吃过饭；从那以后，我就非常讨厌他”）已在下院放话，他认为总罢工是非法的。西蒙的判断受到法律专家的质疑，但也足以让劳工联合会议的领导人感到担心——因为他们也忧心忡忡，害怕罢工引起革命。因此，5月12日，劳工联合会议宣布，无条件结束罢工。

矿工们痛苦地感到，劳工联合会议背叛了他们，继续坚持到冬季，最后在贫困和饥荒的威胁下停止罢工。有一段时间，罗素夫妇让两个矿工的女儿住在卡恩维尔。罗素在信中告诉奥托琳，她们“人不错，但是反应迟钝”。矿工领袖A．J．库克到彭赞斯发表演讲，也住在卡恩维尔。罗素写道，库克“受人喜欢，质朴，谦逊，有人情味，很幽默，与传言所说的截然不同。我从心里喜欢他”。库克住在阁楼上最好的房间里，房间的横梁刚被漆成红色。朵拉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我至今一直留意，让那个房间的横梁依然保持红色，以便纪念那个人，纪念那段日子。”

当然，朵拉非常愤怒，觉得遭到了“贝文[9]和他的同伙的出卖”。根据罗素的说法，对彭赞斯地区参加过罢工的人来说，朵拉“类似于圣女贞德[10]，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帮助他们避开矿主的侵害”。那次总罢工之后，她在政治上甚至更左，讨厌工党“缺乏勇气”，对共产党人的同情态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罗素也讨厌工党，曾经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工党“一半是恶棍，剩下的一半是懦夫”。但是，他补充说：“我不能加入共产党，所以只能作壁上观。”

实际上，罗素对那次总罢工的态度摇摆不定。他可以“从心里喜欢”罢工者，但是脑袋里想的却未必如此。5月28日，他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总罢工的作用》，显示了这个特点。他强调说，政府清楚地看到罢工引起的问题，其判断力超过了劳工联合会议的领导人。后者宣称，罢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止矿主降低矿工的工资。但是实际上，

总罢工是对力量的考验，获胜者可以使用威胁手段，在这次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扬言举行另外一场罢工，强求对方做出更大让步。假如罢工者证明，他们比政府更强大，劳工联合会议将在普通成员的支持下，强迫政府满足它提出的任何要求。工会运动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其领导人的心态可能出现变化，产生更大胆的举动。它可能要求对矿山和铁路实行无偿国有化，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它甚至可能坚持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假如政府在这场对峙中以失败告终，政府可能发现，今后几乎不可能进行任何对抗。这就是政府从一开始就看到的真正的问题。劳工联合会议9天之后才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无条件投降。

那么，劳工联合会议领导人的投降之举是否是错误的？朵拉的回答肯定是有力的“是的”！我们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罗素的回答看来是：他们宣布停止罢工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当初号召罢工是错误的。他写道：“依我所见，如果取得胜利，总罢工可被证明是正当的，如果失败，是无法被证明为正当的。”接着，他详细说明了他所知的取得成功的条件，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

……除非罢工者比政府更愿意面对普遍蔓延的饥荒和毁灭，否则总罢工在我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除非总罢工领导者愿意面对可能出现的内战，否则总罢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接着，罗素暗示：其一，劳工联合会议既不愿意——也不应该——面对这些问题。其二，与去冒饥荒、毁灭和内战的风险相比，为了矿工的工资，与鲍德温领导的政府大干一场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罗素继续阐述说，总罢工是不可能被证明为正当的。他写道，总罢工“这件武器太大，不可轻易动用”。他强调说，这件武器也有用处，认为合适的做法是，“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府成立之后，用它来抵抗法西斯主义。在那种局势下，总罢工可能会取得胜利。如果它失败了，那将是完全令人遗憾的”。

罗素曾对罢工者表示声援，并且给罢工基金捐款，然而他对当时局势的分析是，总罢工徒劳无益。这大概可能解释，为什么在朵拉全身心投入那场斗争时，罗素却待在家里？他对那次总罢工的分析与他对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前景的分析类似：他认为，社会主义值得期望，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它是无法实现的（甚至肯定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令人遗憾的”，类似于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总罢工）。1926年秋，他在费边社举行了一场讲座，题为《信念之战的危险》，重复了上述分析，而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言辞：

我认为，在今后数百年中的任何时候，社会主义思想都不可能在美国普遍传播。因此，除非美国人相信社会主义，美国是不会允许在它的经济轨道上的任何国家在任何程度上推行社会主义的。

那次讲座的主题是，世界面临被“信念之争”吞没的危险，局面类似于反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之间的争论，一方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方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与当初他给奥托琳所说的类似，他“作壁上观”。罗素接着说：

对待即将到来的冲突，我持伊拉斯谟[11]那样的态度，不能全身心加盟其中任何一方。毫无疑问，与美国的巨头们不同，我在许多方面赞同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但是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哲学从根本上看不可能是正确的，而且也不能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罗素接着告诉听众：“就减轻这场斗争的残忍性的方式而言，我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传统自由主义的格言相提并论。然而我觉得，它们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需要的是表达观念的自由，以及传播观念的机会。”

与罗素在那段时间撰写的大多数文章相同，那次讲座带着一种超脱的姿态。他似乎俯视人类，对人类产生愚蠢行为的能力连连摇头（“也许，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人们可能逐渐觉得，对一个社会来说，智性是一笔财产。但是，我无法说，就这个方面而言，自己看到了任何取得进展的迹象”）。他考察英国，看到它分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他考察世界，看到它分为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在这两个例子中，他无法让自己认同其中的任何一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罗素在欣喜的人流中游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孤独感油然而生，仿佛是一个幽灵，偶然从某个星球坠落到地球上”。这时，他仿佛将视线投向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颇有陶醉之感——这次让他进入这种状态的原因不是胜利，而是阶级忠诚和意识形态。他几乎产生了与那时相同的幽灵般的孤独感。

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与1918年时的罗素的罗素相比，两者的不同在于他对子女的爱：这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可以避开这种超然感。他在《信念之战的危险》中强调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拒绝接受美国资本主义或者苏联共产主义的原因是，两者都强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强调生物意义上的关系。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妄想”实际上是，“过度强调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

我认为，如果要让作为哲学思想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停止下来，那么，其前提是人们意识到，两者都没能承认人的生物方面的需要，所以都有不足之处。

“与人的本能一致的分类是生物方面的”，家庭是其中主要的因素。

我认为，在这个论点中，存在着强烈的自传成分。罗素的最强烈的忠诚感是面向家庭的。他看到英国和世界分为相互争斗的派别时，心里有超然其上的感觉。只有一个因素让他觉得，他不是与人类完全分开的，那就是他对约翰和凯特的爱意。在总罢工期间写给奥托琳的信中，他详细讨论了他的孩子，所占篇幅不亚于公共问题。他勾勒了一幅图画：他自己避开那场冲突，转向他的家庭。他写道，“我觉得，灾难随时出现，也许英国将会衰落。但是，我们打理着自己的花园”：

我们都茁壮成长。约翰可以阅读三个音节的单词，做简单的加法，跳角笛舞。凯特为她自己创作了“自由体诗”。一天，刮起了寒风，朵拉和我无意之中听到，她在喃喃自语：

北风刮过北极，

雏菊耷拉在草地上，

大风吹倒了风信子，

北风刮向了南风。

她的年龄是2岁零3个月。我们把这首诗歌记下来，所以我知道，我这里写的是正确的。我们请了一位瑞士女家庭教师，让她教约翰学法语。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罗素致函美国哲学家兼教育家约翰·杜威，感谢他撰写了关于《论教育》的有利评价。罗素说：“你谈到，我的孩子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完全是正确的。我对政治像往常一样感到悲观，但是我现在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考虑。我判断，在我的孩子成人之前，英国将会出现灾难，所以我认真地考虑过移民的问题。”在他9月8日写给奥托琳的信中，对英国的这种负面看法出现延伸，包括了这个世界：

我们都在茁壮成长。我觉得，约翰将会成为科学家，凯特将会受到宠爱。他俩每天上午学习一个半小时，进步不小。我发现，自己很想淡出这个让人深感绝望的世界，这种感觉日益强烈。

罗素对现代世界感到绝望，但是朵拉却对它赞美不已。1926年夏天，朵拉完成了她的第二本著作《获得幸福的权利》。该书表达了这个主题：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具有的特征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反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两性压迫”，“一种新的持久不变的哲学”支撑那些斗争。朵拉宣布：“我们时代的人正在表达一种新的伦理观和哲学观，并且可能以此评价旧的伦理观和形而上学，发现它们的种种不足之处。”这种“新哲学”的核心是，排斥到那时为止统治欧洲的“带来禁欲、苦难、贫穷和屈从的宗教”。那种宗教的明显代表就是基督教（该书的题词是伊顿公学的前校长E．利特尔顿牧师的一段语录：相信获得幸福的权利就是“曲解真正的宗教，曲解克己，曲解顺从”）。但是，在任何其他赞美心智、贬低身体的观点中，朵拉也看到了那种宗教的影响，其中包括她早些时候在《希帕蒂娅：女性与知识》中鄙视的那些知识男性的观点。朵拉认为，无论“沉思即是至善”的观点，还是歧视体力劳动、崇尚脑力劳动的偏见，其根源在于这个观念：人的身体是令人感到恐怖的，生理过程应该遭到鄙视。她得出结论说，“只有我们不再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流淌泪水的溪谷时”，我们才能摆脱这种禁欲论的约束。

从理论上说，罗素赞同朵拉表达的大多数想法，但是本能地欣赏靠写作谋生的人，而不是在钢厂和矿山劳作的人。而且，他自己产生了强烈愿望，一门心思要淡出世事，去过充满沉思的生活。所以，他看见朵拉受到她竭力颂扬的“新哲学”的鼓励，投身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时，无法表示热情支持。实际上，在1926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中，他专心撰写《物的分析》。自从1913年他放弃《认识论》以来，《物的分析》这本哲学著作篇幅最大，需要他付出极大努力。

在罗素的经典著作中，《物的分析》具有不可思议的地位。一方面，它是罗素十余年思考的结果，是他后半生出版的两三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另一方面，罗素本人几乎完全忽略了它（在《我的哲学发展》和《自传》中，该书被一笔带过）。我相信，其原因在于，就在该书出版之后不久，它的主要论点受到了毁灭性的抨击：剑桥大学数学家M．H．纽曼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罗素先生的“感知成因论”》，指出了罗素的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错误。

《物的分析》从哲学角度，分析了物理学的方法和结果，旨在实现罗素1925年在阿姆斯特丹讲座中的承诺。它的核心主题是，组成物理学内容的那些客体——例如，电子、质子、时空点等等——不是“活动的复杂的逻辑结构”。这样的活动应被视为既非物质的，亦非精神的，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中立”之物。因此，“从在性质上看，物质和精神并不像人们通常假设那样截然分明”，所以“对心理学与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的传统划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罗素认为：“物理学非常抽象，仅仅展现它研究的物质的某些数学特征。”那种“物质”是通过观察，通过感知提供的，因而从这一点上说是心理层面的。但是，如果我们要避免陷入某种形式的唯心主义，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些感知具有“额外的心理原因”。这样，我们就能将物理学融入心理学，将心理学融入物理学。所以说，这两门学科“可被包括在一门学科之内”。就这些“额外的心理原因”而言，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其结构，这就是说，可以通过数理逻辑表达的东西。因此，“关于物质世界的唯一合理的态度似乎是一种彻底的不可知论——我们知道的只有它的数学特性”。罗素的想法是，人们从感知出发，可以建构它们之间关系的优雅的数学模型。这种数学模型就是物理学；关于物质世界，它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在世界上的这些事物（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关系，其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内在特性）之间，存在着在结构上与该数学模型类似的关系。

纽曼指出，如果说我们只能知道物质世界之中事物的结构，那么，我们对物质几乎一无所知。其原因在于，从形式和数学的角度看，结构的相似性是一个几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两组客体带有相同数量的部分，其直接结果是，两者均能以结构上类似的方式加以排列。因此，如果说，我们只知道一组客体（比如说，世界上的事物）之间存在关系，而且它在结构上类似于另一组客体（物理的“活动”），那么，我们只知道，它们都有相同数量的客体。毫无疑问，物理学告诉我们的内容远远不止如此。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物理学不仅必须告诉我们，在结构上与相关理论类似的物质客体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还必须告诉我们，那样的联系属于什么种类。如果说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这些客体之间存在什么种类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的东西就不仅仅是其空洞的数学结构了。罗素的感知因果论含蓄地假设了这一点，认为在世界上的事物与人的感知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纽曼指出，这一假设与罗素的“结构”物理学理论不一致。其原因在于，这一假定——如果是正确的——意味着，人们对世界上的事物的认识其实远远超过了其空洞的结构。

罗素阅读了纽曼的文章，提笔给他写信，以不乏风度的方式，承认了对方提出的论点的有效性：

承蒙寄来在《心灵》上发表的大作，谨表谢意。我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之后，心中不禁惶然。您十分清楚地阐明，拙作表达的这个想法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仅限于其结构。我自己当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颇感惊愕。

他的理论中是否还有值得挽救的东西呢？罗素对此没有把握。他“那时非常繁忙，无暇就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而且，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数年之久。

也许，让罗素感到更加惊愕的是，天文学A．S．爱丁顿接受并且赞赏“结构”物理学理论，认为它证实了他自己提出的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讲，物理学是主观的。爱丁顿在《哲学研究学刊》发表了对《物的分析》的评论，将它称为“重要著作”，它说明“物理学家不能洞察结构”。爱丁顿写道，正如罗素所说，“物理学研究无法让我们理解构成世界的终极要素的任何东西；我们只能认识它们是如何组合起来的”。因此，“我们并不明确，自己讨论的究竟是具有神秘性质的客观世界，还是来自某个人意识的主观世界”？然而，虽然物理学家无法洞察结构，但爱丁顿暗示，哲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根据罗素对物质的分析，“构成世界的终极要素”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心理层面。如此解读罗素理论，完全破坏了科学是对非个人事实的客观研究——它是罗素的世界观的核心——这一理念，肯定让罗素深感震惊。

在后来为爱丁顿的科普读物撰写的书评中，罗素利用一切机会，与爱丁顿宣扬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罗素反对唯心主义，其原因涉及思想和情感两个方面。他认为，“物理学其实并不研究外部世界”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困扰的噩梦”，消除了人们在思考这一点时得到的慰藉：“人们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激情是残酷的、卑贱的、枯燥无味的、躁动不安的。”这些东西“仅仅是一种微小的固定之物，就像音乐中的杂音，与满天繁星相比，与地质年代的宏伟长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罗素认为，在没有人情味的浩渺宇宙中，人生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是，在已经出版的关于罗素的著作中，几乎无人涉及这一观点在情感层面上的重要意义。罗素本人在数不胜数的场合中，努力表达了这个观点，例如，在《我的哲学发展》中，他引用了拉姆齐的这一番话：

我与我的某些朋友的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物体的体积并不重要。我仰望浩渺的天空，没有丝毫卑微之感。星星也许是巨大的，但是它们既不能思考，也不能示爱：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品质十分重要，远远超过了体积。我的体重几乎达到了17英石（108公斤——译注），我对此没有丝毫自豪感。

我是根据透视法来形成世界图像的，与机械制作的模型不同……人性在我的图像中处于前景位置；我发现人性是有趣的，并且总的说来是值得赞美的。

罗素写道，引自拉姆齐的以上段落中恰恰表达了“与我的感觉相反的观点……在沉思人类以及人类愚行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少有满意的时候。与思考成吉思汗相比，我在思考星云的过程中得到更多快乐。我无法像康德那样，将道德律和星空置于相同的层面上”。这样的态度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都认为，罗素说这番话时并非十分严肃。但是，相关证据显示，他的厌世情绪完全是认真的，来自他的内心深处，并且经久不衰。罗素暮年时，有人问他对太空旅行持何种态度，罗素回答说，他觉得太空旅行是一种“对宇宙的不敬之举”。他认为，这个“无关紧要的行星”是人类应该逗留的卑微之地，他讨厌人类将自身的有害特点扩散到太空之中的想法。

这并不是说，罗素始终保持这个态度；实际上，就星空与道德律的相对重要性而言，他常常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例如，1927年4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伯特兰·罗素的观念告白》，使用的文字与上面引用的拉姆齐的非常接近，几乎可被视为（也许是无意识的）抄袭之作：

让我们回到敬畏感吧。康德和其他论者曾经说过，我们凝视天空时，心里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我承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应有这样的感觉呢？毫无疑问，星空是庞大的，然而河马也是如此。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事物的体积应被视为如此重要的因素？依我所见，应该得到尊敬的是具有价值的东西，无生命的世界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在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上，优劣之分仅仅限于人。如果太空中存在优劣，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罗素“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为什么人在凝视天空时应该产生敬畏感。当然，这一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我们倾向于认为，整个段落不仅是缺乏独创性的，而且显得言不由衷。如果我们采取更宽厚的态度，我们可以说，就道德律与星空哪个地位更高这个问题而言，答案取决于罗素的情绪，但是，频繁处于控制地位的正是他的厌世情绪。

一方面，罗素对唯心主义的物理学阐释深表厌恶，另一方面，罗素也不喜欢任何试图将宗教和科学混为一体的做法。在他看来，科学观就是对宗教的否定。20世纪20年代，许多科普作家试图说明，与传统物理学相比，新的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与宗教有更多相同的地方。罗素看到这样的情形，沮丧之感油然而生。在那批作家之中，有的人解释了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是罗素自己在撰写通俗读物过程中的依赖对象。除了爱丁顿之外，还有罗素曾经的合作者艾尔弗雷德·怀特海。罗素在撰写《相对论入门》和《心的分析》的时，曾经将怀特海1922年出版的《相对论原理》作为主要资料来源。在后来出版的《自然的概念》中，怀特海阐述了柏格森主义的形而上学观念，罗素以不以为然的态度，一读了之。但是，怀特海于1925年出版了《科学与现代世界》，声称上帝是“合理的基础”，罗素不得不直接加以驳斥。罗素在《国家文艺》上发表书评，讽刺怀特海心目中的上帝“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是老掉牙的观念”。罗素声称，怀特海试图使用现代科学，“以便让机械论造成的孤独世界重获宗教慰藉”。他公开宣布自己与怀特海意见相左。

1936年秋季，罗素实际上成了全职讲师。每逢星期一，他在英国哲学研究所讲授《哲学问题》；每逢星期三，他给同一批听众讲授《精神与物质》。每逢星期五，他赶往剑桥，宣读《心的分析》的部分内容——该系列一共八场，名叫塔那讲座，在三一学院举行，面向社会公众。毫无疑问，在那些讲座中，他最喜欢的是塔那讲座。在那段时间中，他还撰写报刊文章和信件，并且举行了另外一些公开讲座。它们显示，在那三个系列的哲学讲座过程中，他的思想脱离了技术性哲学，转向关于道德和文化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那一时期中的公开发言显示，他挺身而出，参与论战，反对朵拉在《获得幸福的权利》中宣扬的传统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撰写的报刊文章中，他曾经认真地劝告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且以阴郁的笔触，预言文明将要衰落；现在，这样的东西已经踪影全无，取而代之是针对传统道德观和宗教的一系列恶作剧式攻击。

“他让偏见分崩离析，喋喋不休地‘说教’，要人们摆脱陈规陋习，”比阿特丽斯·韦布这样评价罗素。她看来没有注意到的是，罗素试图‘说教’的对象之一其实就是他自己。罗素在《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行为主义与价值观》的文章，它让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朵拉曾经说过，沉思生活是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残余；罗素看来直接回应了朵拉的攻击，同时以隐含的方式，对他自己提出了批评。文章标题提到行为主义，但是内容却与之毫不相干。正如罗素在数不胜数的场合中清楚表述的，他以科学方式接受行为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这个观点：“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孩子学习某种行为，明智之举是遵循华森博士的建议，而不是接受其他人（比如说弗洛伊德）的建议。”然而他接着补充说：“这是科学问题，而不是伦理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篇文章所说的行为主义代表了一种贬低精神生活价值的观念。罗素说，那种观念是“具有现代意识者”的特征。当然，它也是朵拉的“新哲学”观念。但是，罗素写道，他不能全盘接受这样的观念，其原因在于，“自从我看到俄国和中国的情况以来，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现代”：

但是，客观的自我批判促使我承认，假如我现代，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陈述我这样的人感觉到的某些问题。这样的人接受科学领域中的现代事物，但是在人生价值方面，难以摆脱中世纪思想的影响。

罗素接着写道，这种“比较传统的观念”认为，“感觉和认知具有重要地位，与行为不相上下；艺术和沉思是值得崇尚的，与改变个人在大量物质空间之中的地位的活动不相上下”。罗素在使用最后一个短语时究竟希望表达什么呢？这一点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一个合理的猜测是，他指的是体力劳动，具体来说，就是开矿和炼钢。他宣称，假如他现代，情况可能好一些；实际上，他极不愿意放弃传统观念。读者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是，罗素依然活在前一个历史阶段中，活在他1902年所说的沉思的宗教之中。他痛苦挣扎，以便接受朵拉颂扬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拒绝考虑所有宗教观念的残余，认为身体高于精神，行动高于思想。罗素接受了这个现代世界的不敬神灵的精神，但是却无法让自己接受其价值观：“我无法停止崇尚‘无用的’知识，无法停止崇尚仅仅旨在给人愉悦的艺术。”

我们可以想象，某些因素促使罗素撰写了这篇文章，为沉思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辩解。例如，朵拉1926年10月收到H．G．威尔斯发来的电报中曾说：“伯迪思考，我写作，您行动。”当时，朵拉在玛格特举行的工党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她和她在工人节育小组的同事们如愿以偿，促使工党制定政策，在健康中心提供节育咨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时间上看，那次胜利与朵拉对工党政治产生的幻灭感偶然巧合。她在自传中写道：“总罢工以投降告终，那样的结局大大伤害了工党精神。实际上我觉得，正是在那一年，工党永远失去了革命希望和氛围，改良主义取而代之。”从那时开始，她不再将热情投入工党政治，而是致力于改变普通民众对两性、宗教、女性角色、教育等问题的态度。

尽管罗素在《行为主义与价值观》中对现代观念的某些侧面持保留态度，但他坚决支持朵拉的活动，反对传统道德观和既存权力。10月，他在《哈勃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好人带来的损害》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好”人

不喝酒，不抽烟，避免使用不良言辞，面对男士时的谈吐与女士在场时的完全一样。他常去教堂，在所有问题上均持正确见解。他对不良行为避而远之，意识到谴责罪孽是自己的痛苦职责所在。而且，他对不良念头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认为政府应该保护年轻人，不让他们受到质疑者的影响，学习成功的中年公民接受的睿智观念。

另一方面，“坏”人

……抽烟，有时喝酒……他的言辞并不总是可以见诸文字。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他有时候待在室外，而不是走进教堂……面对错误之举时，他采取科学态度，就像对待他出了毛病的汽车……面对错误念头时，他更加变态。他坚持认为，所谓的“错误思想”其实就是思想；所谓的“正确思想”其实是鹦鹉学舌。这让他同情各种不受欢迎的念头。甚至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教训”问题上，他可能不会像真正有道德的男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失误，反而振振有词地用这种反常言论为自己辩护：与其假装树立楷模，毋宁诚实直言相告。

这俨然是一幅自画像。我们可以看到，罗素的论点是，“好”人做坏事，“坏”人做好事。这就是说，“得到公众意见普遍认可的‘善’的标准并不能让世人变得更加幸福”。因此，应该改变公众意见，以便让像罗素这样的“坏”人的优点以适当的方式得到赞扬。“官方”道德观“总是压迫性的，负面的”，应该让位于“这样的道德观：它基于对生活的热爱，基于成长过程之中的快乐，基于正面的成就，而不是基于压抑和禁律”。一个人应被视为“好”人的原因不在于他循规蹈矩，例如，遵从性道德观，而是在于“当别人幸福时，他幸福、坦率、慷慨、快乐”。

那时，朵拉对工党政治大失所望，罗素愿意埋葬“沉思的宗教”的残余，接受朵拉在《获得幸福的权利》中宣传的观点。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两人可以共事，而不是像罗素结束美国巡回讲座以来那样，沿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朵拉将会放弃她在节育委员会的工作，罗素将会放弃哲学研究。两人将会携手，向世人展示如何变得“自由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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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诸神的磨（the mills of gods），出自朗费罗的短诗《报偿》（Retribution），原诗有这样的句子：“Though 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Yet they grind exceeding small．”此处罗素显然只是运用了该诗的字面意思。

[2] 在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小说《克罗姆·耶娄》（1921年）中，瑟索斯特利斯是一位女巫师。瑟索斯特利斯这个名字模仿了埃及的人名。

[3]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崛起，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5亿两白银赔偿各国，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西方人称为“拳乱赔款”（Boxer Indemnity）。下文中的“拳乱”（Boxer Uprisings）就是中国人所称的义和团运动。

[4]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格登的“胡言乱语”谈到的是意义因果论。他与诗人和兼批评家I．A．理查兹合著的《意义的意义》刚刚出版，该书勾勒了这一理论。罗素私下觉得该书乏善可陈，但是在为《国家文艺》撰写的一篇书评中描述说，它“无疑是重要的，具有价值的”。后来，这个短语被该书出版商使用，以便进行营销，让维特根斯坦深感震惊。维特根斯坦在那之前曾经宣称，该书是“一本可怜之作”，它只是说明，“撰写大部头多么容易”。后来，拉姆齐告诉维特根斯坦，罗素“其实认为《意义的意义》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然而希望通过促进该书的销售，实现帮助奥格登的目的”。这一说法肯定让维特根斯坦感到更加震惊。——原注

[5] 逻辑学家兼研究罗素的学者尼诺·科基亚雷利甚至说，《数学原理》新版根本无法对数字进行定义，或者说，无法保留任何与罗素的最初定义——数字是“类的类”——相似的东西（见尼诺·B．科基亚雷利，《罗素的逻辑类型理论与句子的原子论等次》，参见萨维奇、安德森编著：《重读罗素：伯特兰·罗素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原注

[6] 鲍和布罗姆利是当时伦敦东区的一个选区，1950年大选时撤销。

[7] 波利克拉特斯是希腊萨摩斯岛上的暴君，非常富有。有人给他建议，让他抛弃他最珍视的东西，以便躲开不可避免的报应。于是，他扔掉了一枚镶嵌宝石的金戒指。可是，几天之后，在别人送给他的一条鱼的肚子里，发现了那枚戒指。后来，不可避免的报应按时出现，他被波斯人钉在了十字架上。——原注

[8] 《劳资纠纷法案》于1906年颁布，是英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法案之一。

[9] 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英国工党领袖，参与组织和领导英国1926年总罢工。1940年起，先后任劳工大臣和外交大臣，积极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10] 圣女贞德（1337—1453），法国军事家，天主教圣人。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她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入侵，是法国人民心中的自由女神和民族英雄，后被英格兰当局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诬陷为异端和女巫，并且被处以火刑。

[11]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约1466—1536年），尼德兰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伊拉斯谟同情路德的做法，同时又反对路德谴责教会的弊病；痛斥罗马教会，同时又不满路德的新教。

第四章　新道德观

1926年末，罗素与朵拉之间曾经日渐扩大的裂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弥合。按照朵拉的说法，罗素1924年去美国之前两人的共同“信念和目的”——这对他们非常重要——看来已经得到恢复。对朵拉来说，实现这一点的代价是：她失去了当初可能存在的机会，没有与工党左翼活动分子一起，去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激动人心的事业。对罗素来说，他付出的代价是：其一，暂时放弃撰写更多技术性哲学著作的追求；其二，接受朵拉在《获得幸福的权利》中宣扬的人生哲学。那种哲学贬低他以前视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抽象的智性沉思。

1926年圣诞节期间，两人制订计划，创建一所学校，这为他们新近找到的和谐感和共同目的感提供了焦点。从表面上看，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如果他们要管理学校，他们必然要面对大量行政工作；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在这样的学校中任教的经验，既无处理行政事务的兴趣，亦无这方面的才能。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诱惑，开始那样一段劳神费力并且充满潜在危险的冒险之旅呢？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希望给约翰和凯特提供自己作为父母相信的教育——两人都自认为是挑战传统态度的先锋。他们觉得，传统的私立学校自然无法实现这一点，一般的公立学校也难以胜任。朵拉说：“强行灌输正统观念的做法使超常天赋遭到抑止，伯迪对此相当担心。他一贯认为，具有超常能力或者观念的孩子应该拥有适合他们的养育方式。”换言之，罗素不希望他的孩子接受大众的儿童教育。当然，当时也有自费的进步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A．S．萨默希尔学校。可是罗素和朵拉觉得，那些学校的学术水准太低，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个选择是聘请私人导师，让约翰和凯特在家里接受教育。但是，这一选项也被否决——罗素并不希望他的孩子们像他自己儿时一样，忍受孤独带来的痛苦。解决方法看来是，他们亲自动手，教育约翰和凯特，然而条件是让其他孩子一起做伴。

创办学校的另外一个原因——朵拉比罗素更加严肃对待的原因——是，夫妇两人希望成为教育先驱。他们希望向整个社会证明，如果按照“新哲学”教育孩子，摆脱陈旧的宗教、爱国主义和传统道德观的束缚，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就。罗素当年撰写《论教育》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亲力亲为，充当教育家，但是，管理学校的机会可以提供最佳途径，验证他的这个主张：通过将现代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就可以培养无畏、勇敢并且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此外，约翰和凯特出生以来，他一直在应用这一理论。这时，他将有机会，获得自己希望的最佳控制条件之下的实验结果——他完全明白，两个孩子尚未受到传统的学前道德教育方法的污染。如果约翰和凯特最终没有形成他预测的性格，他有可能面对的危险是，彻底推翻他自己提出的理论。但是，他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

也许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其他人也心甘情愿地去冒这样的风险。创办学校的主意始于那年圣诞节期间在灵顿的谈话。罗素夫妇与许多朋友谈到了这个想法，其中包括迈尔斯和琼·马勒森、维拉和弗朗西斯·梅内尔、克里福德和琼·艾伦三对夫妇，以及约翰·斯特雷奇和西里尔·裘德。那天晚上，孩子们已经上床睡觉，宾主聊到了“新哲学”的各个方面。他们讨论了总罢工的最后结果，“进步人士”随即将话题转向性爱、婚姻改良、妇女运动，最后是教育。一天晚上，罗素鼓励朵拉朗诵《获得幸福的权利》的部分章节。朵拉回忆说：“他对那本书的评价不错，希望看一看其他人的反应。”就大多数内容而言，在场的听众们似乎深受触动。

当时待在灵顿的客人中，马勒森夫妇和艾伦夫妇当即决定，准备将他们的孩子送到罗素夫妇开办的学校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家对罗素夫妇很有信心，超过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成员。尽管斯特雷奇当时在灵顿现身，但是罗素其实大体上处于被孤立的境地。朵拉写道：“布卢姆茨伯里派中的许多人表现出不屑的态度，将创办学校视为可笑之举，席间就此胡编乱造，让我们深感失望。”但是，拟议建立的学校的规模本来就不大，罗素夫妇指望，波莉·艾伦和尼基·马勒森将会与约翰和凯特一起学习。1927年9月，学校开始上课，罗素夫妇发现，学生数量大概是原来计划的三分之一。其他八九名学生大多数来自美国——总的说来，与布卢姆茨伯里派相比，美国人更相信罗素为幸福人生开出的药方。

罗素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发现创建学校需要大量资金，于是开始以美国读者为主要对象，撰写通俗文章。1927年夏季，他撰写了《哲学大纲》，正如他在信中告诉奥托琳的，它“主要面对美国读者”。此外，他还出版了《伯特兰·罗素论文选集》，只在美国发行。他还专门为该书撰写了引言，题为《改变我的事物》，说明他对教育的兴趣是政治绝望形成的结果。在那之前的多年时间里，罗素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显然对每个人有利，只有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除外。用不了多长时间，公众舆论就会要求极少数人接受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样的情形没有出现呢？正如他在这篇新的引言中所说，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有联合起来，克服想享有特权的那百分之一的人形成的抵抗呢”？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们受到了不正确的教育，因此“可能受到仇恨、恐惧和妒忌的影响”，忽视对他们最有利的措施。“所以，彻底改革教育是创造更好世界的根本性准备工作……需要做的事情是，让他们形成正确的观点，明白什么因素构成人生幸福”：

由此可见，道德观不应建筑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而应建筑在正确心理的基础之上。与自己饱食终日相比，让乞丐饥肠辘辘给人带来的愉悦更少一些。这可能不像是什么高尚格言，但是如果能它起到作用，战争和压迫将会在整个世界上消失。

总体说来，收入这本选集的文章显得“四平八稳”（其中包括《自由人的信仰》、《神秘论与逻辑学》，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和《心的分析》的部分章节）。但是，大约在那段时间里，罗素还开始与美国出版商贺拉斯·利夫莱特谈判，计划出版一本著作，书名暂定为《性自由》（后来改为《婚姻与道德》）。罗素知道，该书将会引起争论，肯定非常畅销。罗素进一步利用这个机会，克服自己对1924年巡回讲座的反感情绪，计划了另外一次巡回讲座，拟于1927年春天开始。这样做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让他在学校开张之际身处国外。但是，费金斯迅速安排了行程，随后写信告诉罗素：“您将带着大量现金回家，收获大大超过上次讲座。”

1927年5月，罗素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新哲学》，大肆颂扬曾经让他感到恶心的美国思想和生活的那些方面，例如，机械化的效率、注重行动轻视思考的做法等等。这让人觉得，他是在刻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声称，这些方面是“一种生活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显然比大多数欧洲人的做法更适合现代世界。”罗素宣布：“这个世纪中，哲学和心理学领域中最优秀的成就出现在美国。”罗素对此进行解释，化解了他以前发表的文章《行为主义与价值观》形成的紧张状态。它也许揭示了这一点：他终于屈服于朵拉提出的“新哲学”观念。他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优点

更多地不应归于相关人士的个人能力，而应归于这一事实：他们摆脱了某些起到阻碍作用的传统，没有像欧洲学者那样，沿袭中世纪的传统。

也许，这些传统可以用一个词语加以概括，它就是沉思。欧洲的大学最初是训练修道士的地方；修道士耕种土地，生存的目的主要为了去过富于沉思的生活。现代的欧洲教授们并不是耕种土地，然而却继续相信沉思的作用。在他们的头脑中，这种信念以崇尚学问的方式出现，根本不考虑任何实际应用。我本人拥有足够的欧洲人特征，我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到这种崇尚，超过了一般的美国人。可是我发现，它在心理上与尊崇宇宙的态度有关，这样的态度与人借助机器拥有无限能力的信念格格不入。

罗素认为，最后一个观念处于这个希望的核心：根除种种传统恐惧和迷信，用对自然（包括人性）充满信心的理解取而代之。它将是“非常有用的，实现这一点值得付出很高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怀着愉快的心情，抛弃崇尚纯粹学问的理念，抛弃沉思浩渺宇宙时产生的使人畏惧的愉悦，抛弃所有形式的尊崇之感，以便追求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罗素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种遗憾：伴随着工业化的共同世界的出现，失去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但是，他甚至愿意接受这一点，将其视为一种可以承受的代价，以便让“美国的新哲学”取得成功。

前一年夏天，他曾经产生了绝望感，希望逃离被他视为陌生的无情无义的世界。在那之后，他似乎做出决定，勇敢面对有可能完全消除他最珍视的事物的潮流，宁可游泳渡过，而不去冒溺水而亡的风险。他没有奋起抨击现代世界的种种弊端，而是让自己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即便这意味着热情接受他以前深深反感的人生观也在所不惜。如果这个观念危及他的某些根本信念，怎么说呢，他就直截了当改变自己的态度。例如，他想方设法放弃曾经贯穿他早期哲学研究的那种探索精神，觉得它不过是过时的中世纪思想残余而已。当然，这意味着接受这一点：他曾经理解的那种哲学以无功利的方式沉思真理，属于以前那个时代。但是，这样做至少可以克服——或者不管怎样说延缓——一种感觉：他属于以前那个时代。

曾几何时，罗素认为未来全靠社会主义；事到如今，他相信未来全靠美国。他认为，世界的美国化是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点，这个过程最好以迅速的没有痛苦的方式完成，而不是出现在美国与唯一真实的竞争对手苏联共产主义打一场灾难性战争之后。1927年夏季，他在《犹太前锋日报》上发表了四篇系列文章，题目是《未来》，提出了上述观点。它们显示，罗素完全以不受约束的方式，效仿巫师瑟索斯特利斯，重新玩起了水晶球把戏。他预测的东西包括：家庭（“从生物学观点看，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将被废除；人们失去对性交和浪漫行为的兴趣；政府指定“官方感知者”，那些人“将会决定在学校、剧场和教堂等场所中传播什么样的情感”。但是，这四篇文章的核心主题是，有必要实施“中央集权，以便控制整个世界”。他认为，该过程很可能通过美国的金融力量——而不是借助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实现：“我是国际社会主义者，但是我希望看到，国际主义在社会主义之前实现。”一旦世界成为一体，社会主义届时将变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他在之前多次提出，如果不实行社会主义，其结果只有文明的毁灭：“如果我们的文明继续在更长时间里追求富人的利益，它注定将会灭亡。正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文明崩溃，所以我信仰社会主义。”其结果是，他在《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和其他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是错误的。与文明的毁灭相比，美国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没有什么害处；恰恰相反，它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其目的是实现国际社会主义，从而维护文明。

因此，根据重要事情首先考虑的原则，必须赞成和鼓励让世界美国化的做法，而不是以非美国的社会主义方式，继续蛮干，用头硬撞砖墙。从战略上看，这个论点让罗素与朵拉保持一段距离：在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她总是明确地支持后者；她选择的实现国际社会主义的途径是实施苏联式共产主义的解放，而不是美国世界霸权主导之下的社会化。但是，它实际上让罗素和朵拉站在同一阵营。罗素所说的“美国的新哲学”就是《获得幸福的权利》阐述的“新哲学”的一种可以识别的变体。在朵拉和罗素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中，最重要的直接必要步骤之一是，克服欧洲修道主义的所有残余，其中包括对宗教和性道德观的传统态度。

于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面对一个令人茫然的世界，他穿着爱德华时代的服装，举止彬彬有礼，说话使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句，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老派模样，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对“现代人生观”的忠诚。1927年3月，罗素和朵拉在《国家》上刊登了一则公告，标题是《致现代父母》。同月，罗素举行讲座，题为《我为何不是基督徒》，从此确立他余生中的名声——抨击传统价值观和传统宗教的宣传者。在非宗教协会的赞助之下，讲座于3月6日在巴特西市的市政大厅举行，理性出版社随后发行了讲座内容的单行本。后来，讲座在许多选集中重印，可能至今一直发行。也许，这是读者最多的罗素著述，读者的反应褒贬不一，大致各占一半。

该讲座的主题与《美国的新哲学》密切联系：科学进步使人能够理解并且控制自然（包括人的本性），人们不必对科学感到恐惧。宗教依赖的“主要是恐惧感”，人们应该学会如何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状态下生活。科学的力量应该让人感到骄傲，强调自我，摒弃基督教鼓吹的谦卑。“关于上帝的整个想法对自由人没有任何价值”：

当你听见有人在教堂里贬低自己，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之类的话语，那么，你应该觉得，那样的做法给人可鄙之感，对具有自尊的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失去信仰并不让人变得邪恶；恰恰相反，“在这个世界上，各个教会组织起来的基督教曾经并且依然是道德进步的主要敌人”。

罗素列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传统理由，然后以几乎相同的传统说法，一一加以反驳。他接着承认：“我给诸位谈到的这种智性方面的论证不是真的让人感动的东西。”他认为，让人信仰基督教的真实原因有三个：第一，他们的成长环境让他们相信；第二，他们害怕生命，害怕死亡，害怕自然；第三，他们有“某种感觉——某个大哥将会关照你”。在科学时代中，没有必要相信以上任何东西；在科学时代中，“人们希望依靠自己，公平合理地看待世界……理解世界的实际情况，不会害怕什么东西”。

讲座内容旨在成为一种重整旗鼓的号召，在全世界确立了罗素的非宗教论英雄的地位，同时也让他成为宗教卫道士们的重要攻击目标之一。T．S．艾略特是后者之一——他刚刚皈依英国圣公会，成为一名虔诚信徒。他不仅认为“承认罪孽的现实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而且觉得“谦卑是第一步，让人发现一切在精神方面有价值的东西，或者甚至发现文化上有价值的东西”。艾略特在《标准》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堪的评论，竭力鄙视他所认为的罗素的“宗教”。几个月之前，艾略特给《日晷》撰写了一篇文章，回应罗素在《我的信仰》阐述的观点，评述了罗素宣称其信念时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的固执态度。艾略特写道：“罗素先生相信，他死了之后，尸体将会腐烂。我无法将那种想法归于任何信仰。”于是艾略特说，罗素“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低教会派信徒”。[1]艾略特心里肯定清楚，面对罗素表达出来的坚定的现代性，这个标签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艾略特写道：“罗素与别的人一样，应该知道这一点：重要的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行为——我是说，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艾略特并未详细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也未告诉读者他想到的罗素的“行为”是什么。但是，一个合理的猜测是，他暗指罗素反复鼓吹的通过道德进步在世上实现“天堂”的说法。不管怎样说，这似乎是他的那篇文章结尾处暗示的东西：

罗素先生在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纯粹是辉格主义的一种新花样；与之类似，他的非基督教言论纯粹是低教会派信徒的情绪的一种新花样。他的这本宣传册是稀奇古怪的可怜东西，其原因正在于此。

艾略特皈依英国圣公会，并且公开攻击说，罗素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它的背景是，他的妻子维维恩的健康状况恶化，处境悲惨。1925年4月，艾略特曾经写信告诉罗素说：“她病情的发展与您10年之前预测的一模一样。您是伟大的心理学家。”几周之后，艾略特详细描述当时的状况。他告诉罗素，维维恩的身体“比原来糟糕一千倍……我需要某个理解她的人帮我一把。我发现，她总是糊里糊涂，满口谎言。我觉得，她就像一个年龄只有6岁的孩子，但是心智早熟，非常聪明”。维维恩罹患严重的风湿病和神经炎，在痛苦之中挣扎，常常无法挪动半步。她需要有人随时照顾，可是艾略特常常外出工作，她觉得非常寂寞，有遭到遗弃的感觉。无论艾略特何时可能离开她的视线范围，她都会伸出手来，希望抓住他。

在绝望之中，艾略特曾经征求罗素的意见。不幸的是，我可以看到的只有艾略特撰写的相关信件，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罗素的意见究竟是什么。但是，无论它是什么，艾略特看来接受了罗素的意见。1925年5月7日，艾略特写信告诉罗素：“她的唯一选择是单独生活——如果她可以做到的话。她和我一起生活让她深受其害；这个事实并不帮助我做出任何决定。”罗素的建议是什么呢？鉴于罗素对心理学的信赖，对她精神失常的担心，以及后来对待亲属的精神疾病的方式，我们可以想到的可能性最大的答案应该是：证实维维恩的病情，将她送进精神病院。不管怎么说，这是艾略特后来采取的行动——不过，他花了几年时间才做出那个决定。在那之前，他疏远了她，在心理、生理和精神三个层面均是如此。他在教会中找到了慰藉，她越来越绝望，心神越来越错乱。她写信告诉奥托琳说，她丈夫憎恨她，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在宴会和其他社交场合，她挑起争论，大肆指责，常常大吵大闹，让艾略特深感难堪。他的朋友逐渐确信，她精神错乱了；与此同时，他借酒浇愁，良心不安，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一方面，艾略特（正如他的一些信件显示）表示，就维维恩的状态而言，罗素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受到责备，这与他将罗素描述为“伟大的心理学家”的做法不一致；另一方面，就他和维维恩所过的地狱般生活而言，他也应该受到责备，这符合他对忏悔的重要性的认识，符合他对救赎的必要性的认识。在那样绝望的情感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中，从艾略特的角度看，很容易想到的结论是：罗素信心满满地认为，人类可以控制本性，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

1926—1927年冬季是罗素夫妇在切尔西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罗素了解到，他的哥哥弗兰克希望出租位于萨赛克斯的那幢宽敞的乡间别墅电报村舍。它看来是一个理想的场所，足以容纳罗素一家和即将开办的学校。罗素和朵拉决定，出售西德尼街上的寓所，租下弗兰克的房子。实际上，他们讨价还价的过程显示，弗兰克并不希望出租电报村舍，而是需要那样做。那幢房子让他感到骄傲，给他带来欢乐，为了住在那里，他宁愿做任何事情。但是，他在股票投机中输掉了大量资金，已经不再有经济能力继续住在那里。正如罗素在《自传》中所说的，“他被贫困所迫，不得不接受我的报价。但是，他讨厌那样做，从那以后对我心存芥蒂，认为我住进了他的天堂”。

到了1927年，弗兰克·罗素深受苦难，心情沮丧，形只影单。他的三次婚姻全都在恶语相加的情况下告终。他那时是上院的工党贵族，然而并不受到足够的尊重，无法在工党政治活动发挥领导作用。他的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冯·阿尼姆1916年和他举行婚礼，不久便弃他而去，前往瑞士居住。1921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维拉》，其主角名叫“埃弗拉德·威姆斯”，刻画的其实就是没有经过掩饰的弗兰克。在他的《自传》中，罗素认为这本小说“非常残酷，简直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并且表示说，它让他告诉他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写小说的人谈婚论嫁。”

但是，它其实是一本笔触非常细腻的小说，从心理学的角度，一针见血地分析了这样一个男人：他无法或者说拒绝承认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感情拥有的深度和复杂性，结果在情感上陷入瘫痪状态。埃弗拉德发现，细想过去是“病态”之举，往往认为一切其实都非常简单。他常常挂在嘴上的说法是：“只有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那就是正确的方式。”结果，他虚度了一辈子，并不真正了解任何东西。例如，他并不理解，他与仆人之间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仆人们顽固、邪恶，而是因为他向他们提出不通情理的要求。同理，他也不理解，他与女人们之间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她们爱他不够，而是他没有能力去爱她们。这让他最亲近的人无法忍受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小说也清楚地展示，这也让他觉得生活无法忍受。

在小说中，只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也只有一个人可以向埃弗拉德表达真正的怜悯之情。这就是他第二任妻子露西的未婚姑姑恩特威斯尔小姐。弗兰克的第一任妻子维拉去世之后不久，露西和埃弗拉德（毫无疑问，作者选择Everard这个名字旨在暗示一种无法渗透，“非常坚硬［ever hard］”的灵魂）结婚。他言行简单，这一点迷住了她，让她错误地认为，他以健康的方式，拒绝让生活变得毫无必要的复杂化。他似乎很快就忘记了他的发妻，这让露西深感震惊。但是，露西信任埃弗拉德，并不相信她自己听到的传言：维拉自杀的原因是，她发现和他一起生活是无法忍受的。露西到了“杨柳村舍”（电报村舍），和他住在一起，发现他心绪变幻无常，时而表现出令人窒息的多愁善感（“谁是我的宝贝乖女儿？”），时而粗暴、愤怒，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露西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心里十分痛苦。而且，愚蠢、幼稚的言行让他很快受到伤害，然而他似乎无法意识到，他也在伤害别人。此外，埃弗拉德从不承认自己犯下的任何错误。他老是要求露西赔礼道歉，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表示歉意的意思——他真的无法看到存在任何需要他表示歉意的事情。他让她感到害怕，总是觉得她自己注定会重蹈覆辙，走上维拉的道路。另一方面，她的姑姑恩特威斯尔小姐可以洞察他的性格，所以并不害怕他。在恩特威斯尔小姐的眼里，埃弗拉德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是极不礼貌、麻木不仁的恶棍，而是“一个可怜的人，盲目地毁掉他自己的幸福”。她想到，“可怜的埃弗拉德”拥有一个充满爱意、信任丈夫的妻子，但是，“如果他无法明白这一点，无法理解这一点，他迟早将会破坏这一切，把事情全部搞砸”。在小说的结尾，恩特威斯尔试图让埃弗拉德认识他自己，结果被迫离开埃弗拉德的家，离开露西的生活。

埃弗拉德对恩特威斯尔小姐（“只是一个女仆，一个姑姑，一个未婚的姑姑——毫无疑问，在所有亲戚中，她最软弱，最微不足道”）的态度以非常强烈的方式，让人想起弗兰克和伯特兰·罗素对他们的未婚姑姑阿加莎的态度。弗兰克曾经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评论说，阿加莎姑姑在与她的侄子们打交道时，“总是扮演站在身后的妻子的角色”。例如，当罗素领着朵拉去见阿加莎时，阿加莎在壁炉台上摆放了一张罗素的第一任妻子艾丽丝的照片，然后告诉朵拉，“啊，当我看到你时，我想到了可怜的亲爱的艾丽丝”。与之类似，有一次，弗兰克探访阿加莎之后告诉罗素，阿加莎提到艾丽丝的境遇时“不停地唉声叹气”，认为艾丽丝实际上依然爱着罗素，并且暗示罗素对艾丽丝非常不好。就罗素本人的经历而言，阿加莎显得更加直率。罗素曾在信中批评阿加莎，提到她摆放艾丽丝的照片的事情，阿加莎回信反驳，认为罗素麻木无情，冷落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你俩分居之后，你在各个方面都亏欠她。但是，在她看来，朵拉应是布莱克小姐，你们生下的孩子是不合法的。假如你有任何感激之意，你就应该承认，自从你离开她之后，你对不起她。你在许多方面都对不起她，我无法一一列举。你俩分居之后，她行为高尚。持这种看法的远远不止我一个人。她的宽厚让我深有感触。

如果你是男人，不乏勇气，你就应该写信告诉我，你不会割断与你带进家门的这个女人——这个你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友谊。她对你的爱没有改变，但是你却遗弃了她……你后来总是说，她“给我带来痛苦”，“让我感到痛苦”等等。你究竟想过艾丽丝的苦难没有？那是因为她依然爱着你……然而，她总是说你的好话，一心希望你得到幸福。你过得并不幸福，我知道这是真的，你心里很难受。你不要以为我会忘记这一点，不要以为我的感觉不强烈。但是，对真正爱你的人来说，令人伤心的是，苦难没有使你变得更高尚，更强壮，更有爱心。当然，实际情况恰恰完全相反。

尽管罗素在1902年已经不爱艾丽丝，并且于1910年离开了她，艾丽丝对他的爱却从来没有改变。20世纪20年代，她住在切尔西，就在西德尼街的拐角处。她常常走到罗素的家门口，透过窗户观察罗素、朵拉、约翰和凯特的情况。看到本应属于她自己的家庭生活，她既感到羡慕，又充满渴望。她密切关注罗素的社会活动，并且剪下相关的报刊文章，制作了一本剪贴簿。我们可以看到，罗素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她的境遇。对罗素而言，她是他头脑中已经死去的过往的一个部分——那是他和她共同生活时形成的“沉思的宗教”。阿加莎依然与艾丽丝保持联系，这显然让他感到相当恼怒。

朵拉对阿加莎和弗兰克持排斥态度，认为前者是“一个恶毒的老太太”，后者是一个“尖酸刻薄的老鳏夫”。罗素本人根本不会放下身段，注意他姑姑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在她的信件中看到某种与恶意不同的东西，它们显示了她对他那种铁石心肠的认识。她觉得，罗素无法感受别人心里的痛苦，《维拉》以精彩的笔触，生动地刻画了这一点。在小说开头，刚刚丧失亲人的埃弗拉德可怜兮兮地谈及妻子的情况；过了不久，读者便注意到，他认为她的死完全是他遭遇的某种可怕事件。他反复谈到他自己的苦难，想到“维拉如何从不理解他”，想到她“完全不顾别人”。他甚至认为，就她去世的方式而言，“如果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活着的人的希望和感觉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从来没有想过她忍受的苦难。

这本小说说明的问题之一是，如果一个人让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死去，那么，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东西也死去了；情感健忘就是情感枯竭。[2]这就是阿加莎向罗素强调的意思：他全然不顾他的第一任妻子的苦难；在那个过程中，他让自己变得铁石心肠，失去了爱心和温柔。阿加莎曾经告诉罗素：“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出现了多大的变化。随着岁月的增加，我们都会出现变化。但是，变化应该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我在很长时间里已经看到，你要求的不是爱情，而是恭维。”面对这个令人痛苦的家庭实情，罗素以象征方式，做了《维拉》中的埃弗拉德确实所做的事情：将阿加莎拒之门外。

那年夏天，朵拉待在伦敦，安排举家迁往电报村舍的事宜，同时监督开学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电报村舍后面的小山地名，学校的名称是灯塔山学校）。9月，罗素领着约翰和凯特前往康沃尔。在罗素的女儿凯特的记忆中，1927年夏天非常快乐，类似于亚当和夏娃在失去伊甸园之前度过的时光。那是学校上课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她说，上学之后，她和约翰便“失去我们童年的快乐”。在她对“伊甸园”的回忆中，父亲占据主导地位，“他似乎是我早年时光中唯一活着的角色”。她记得，他将球抛过房顶，把他们兄妹两人逗得哈哈大笑。她后来了解到，那样做其实没有什么难度：“我父亲抛球的技巧并不像我当时觉得的那么高超。但是，他逗人发笑的技巧却不可小觑。”她还记得他告诉她：匈牙利原来叫“尤姆尤姆”；威灵顿公爵长着一条尾巴，他的马鞍不得不钻一个孔，以便让他舒服地乘骑。她无条件地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他告诉她许多事情，其中大多数是正确的：“我父亲博学多才，知道许多领域的知识，对一切问题都感兴趣。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教我们一些知识，比如说，爬树时如何选择安全的树枝，印欧人来自什么地方。”当然，她也记得他在海滩上的情形：

他站在沙滩上，伸出两条腿，仿佛是舞蹈大师。他头戴巴拿马帽子，身穿很长的白色衬衫，下摆几乎到了他的膝盖。他看上去有点像美冠鹦鹉，高鼻子夏天总是脱皮，头发花白，两眼快速闪烁。他手里握着烟斗，给我们讲故事。他妙语连珠，结束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两眼露出探问的神色，看一看他的听众是否和他一起分享快乐。

凯特当时3岁半，已经显示出罗素曾经希望在约翰身上看到的所有品质。他那年夏天写信告诉奥托琳：“凯特的言行证明，她非常聪明，令人深感惊讶，大大超过了约翰。根据我的判断，她真是天才儿童，读写能力相当强……已经可以做简单的算术题了。但是，她学会的东西全是她自己选择的，看来毫不费力。而且，她非常勇敢：她站在海浪里，坚持让海浪冲过自己的头顶。”凯特的能力其实是对罗素长期相信的这个观点的一种挑战：（按照他后来在《婚姻与道德》中的说法）“一般说来，女性没有男性聪明”。他告诉奥托琳，约翰像以前一样，依然逗人喜爱，“但是，我担心，魅力和智性在两性之间的分配出现了错位”。凯特觉得，罗素更喜欢约翰，心里深感不满。几个月之后，罗素给朵拉写信，试图让她放心，他依然爱着她：“我对你的爱超过你的想象，超过了对世上的任何人，也许只有约翰除外。”

凯特对母亲的早期记忆不太清晰，不能与对父亲的相提并论。实际上，“在我对早年的记忆中，她仅仅是若干影子而已，在父亲的耀眼光亮下显得黯然失色”。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朵拉不像罗素那样，常常待在卡恩维尔。通常的情况是，她出席政治会议；但是，那年夏天，她承担了不那么令人羡慕的任务，与犹豫不决的弗兰克讨价还价，促使他移交他钟爱的房子。那项任务包括：就细枝末节的问题，与弗兰克没完没了地争吵；与弗兰克聘用的律师见面；偶尔以对簿公堂进行威胁；多次前往电报村舍，保证顺利移交家具。在处理这些事务的过程中，她得到了罗伊·兰达尔的帮助，与他产生了婚外恋情，结果给她与罗素的关系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从理论角度说，罗素应该宽容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他发现它们无法接受，产生强烈的反应，妒火中烧，恶言相加，表现得愤怒，与当初听到科莱特不忠时的举动如出一辙。他几年之后写道：“朵拉谈到她和我的精神关系。她在1927年破坏了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就不喜欢她了。考虑到约翰和凯特，我当时没有和她分手。”

罗素受到艾丽斯·施缔基的吸引已有一段时间了。她是他请来教约翰法语的家庭教师。既然朵拉与兰达尔有了私情，他这时可以摆脱顾忌，自由地引诱艾丽斯了。两人开始在卡恩维尔同床共寝，让一心忠于朵拉的厨娘汉娜厌恶不已。汉娜对艾丽斯和罗素两人的行为愤愤不满，写信告诉朵拉，要她立刻返回卡恩维尔。罗素也给朵拉写信，告诉她他和艾丽斯的恋情，并且补充说，汉娜对此“深感震惊”，所以“她当然可以不再待在我们这里”。次日，他再次写信说，他提出给汉娜当月的工资和返回伦敦的火车票，以便“让她结账走人”。但是，汉娜不愿接受。所以，需要朵拉本人出面解雇她。朵拉回到卡恩维尔，发现汉娜站在那里看着孩子，不让那位家庭教师接近他们。朵拉后来回忆说：“我不得不给她解释，尽管她的忠诚让我喜欢，但是我们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并不相同。”最后的结果是，汉娜被解雇，他们在康沃尔的假期提前结束。罗素夫妇提前迁人电报村舍，让艾丽斯在他们的新学校中担任法语教师。

在电报村舍，学校将于几周之后开学。罗素动身到美国去之前，收到了罗伊·兰达尔寄来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件。信件的开头说，“您已经知道朵拉和我互相爱着对方，在过去几周时间里，我一直希望对您的慷慨之举表示谢意”：

自从我发现自己爱上她以来，已经过去3年时间了……我肯定，朵拉对我的爱意并未丝毫减少她对您的爱意……我的最大愿望是，我们友好、坦诚相待，可以将这样的情况变为我们三人的最大幸福源泉。

两周之后，罗素启程，学校的第一学期将于两天之后开始，兰达尔再次来信，这次的收信人是朵拉。他随信寄来圣保罗大教堂教长英奇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婚姻的未来》。兰达尔写道：“我理解文章的部分内容”。在他标注下划线的一个段落中，英奇评论说：“对基督徒来说，结婚誓言不是宣示富于激情的爱意，而是许下终生忠诚的承诺……它包括行为忠实的明确诺言，相互保持爱意，在健康和疾病时互相帮助。”英奇认为，忠实至关重要，因为“它让双方认识到，他们可以绝对信任对方，遵守让婚姻快乐的誓言。在任何其他条件下，任何争执都可能导致婚姻破裂，任何婚外友谊都可能导致怀疑和嫉妒”。“一夫一妻的婚姻在各个地方都受到抨击，”英奇铿锵有力地说，基督徒有责任忍受那样的抨击。

罗素和朵拉是否可以挽救他们的婚姻呢？根据英奇在那篇文章中的说法，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两人的幸福，而且是对“新哲学”的一次考验。朵拉在一封信件中告诉罗素：

我有一种愚蠢的感觉：你和我命中注定，为了下一代人过得更好，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进入正确的轨道。我们要赋予他们某种理念，知道男人和女人们如何携起手来，一起建设社会，而不是被讨厌、愚蠢的嫉妒情绪所困，终日陷入这种痛苦的两性战争。

罗素也愿意相信，婚姻可以超越一夫一妻制，并且愿意就这个问题，与传统性伦理的卫道士们展开斗争。但是，对他来说，真正的问题涉及更多个人情感。他最强烈的感觉是对约翰和凯特的爱，决心尽力而为，确保两个孩子过得幸福。这意味着，他将与朵拉一起生活。他和这个女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没有做过爱，这时甚至并不喜欢她。她让他受到了伤害，甚至对他造成了威胁。为了约翰和凯特，他无法忍受离开朵拉的日子，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他怎么可能忍受和她厮守的日子呢？

在9月最后一周前往纽约的航船上，在接下来两个月环游美国、进行关于教育的讲座时，罗素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在一封接着一封信件中，他试图分析两人面对的格局，以便发现是否还留存什么希望。从罗素的角度看，这些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朵拉和兰达尔的婚外情只是她数年以来造成的情感伤害导致的结果。与朵拉相比，他的姑姑阿加莎对这一点看得更加清楚：罗素需要的是赞赏和恭维。朵拉非常尊重罗素的才华和知名度，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也需要得到她的关注和赞赏。朵拉全心投入政治工作，撰写她自己的著作，筹备学校的开学事宜，更不必说还要打理抚养约翰和凯特的事务。所以，她根本没有时间关心罗素的工作。况且，除了《论教育》之外，她对罗素的其他著作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在她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点的某些迹象。她在书中反复说，1926年夏天，罗素“在撰写关于教育的著作”，甚至谈到1927年夏天的情况时也这样说。其实，《论教育》在1926年初已经出版；在最近几个夏季中，他撰写了许多其他著作。这样的情况她似乎视而不见。

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面对那种缺乏关注的情况，他非常脆弱，就像一个幼童。他试图在美国来信中反复解释，“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表现出耐心和仁慈，才能恢复我的自尊”：

我常常受到鸡毛蒜皮的小事的伤害。我希望听到你朗读你写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我请你听一听我写的东西，你总是露出屈尊忍受的神色。这让我觉得，还是不提此类要求为好……我希望，自己竭尽所能，通过做让你表示赞赏的事情，重新激发你的爱情。但是，我没有机会……俄国之行之后，我重新赢得了你的芳心；我很想知道，我是否能够再次做到这一点？

他在另外一封信中告诉她：“我觉得你鄙视我。我还觉得，自己在性欲方面已经精疲力竭……而且，我多年来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但是无法想到以任何方式告诉你这一点——你总是要么火冒三丈，要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让我无法启齿……对我来说，主要的事情是，你应该友好一些，温柔一些，而不是脾气火爆，找我的错误。这让我感到恐怖，所以最后只有沉默寡言。”

对于这样的哀伤，朵拉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口口声声地强调说：“你要我通过哄骗，通过做出保证的方式，为与罗伊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付出代价，你这样做其实对不起我。”她自己也希望得到保证——她觉得，罗素已经不再想要她了：“你想要的是孩子们，喜欢和他们，和艾丽斯在一起。”元旦期间，她接到美国方面发来的举行讲座的邀请，回应美国人对《获得幸福的权利》的兴趣。罗素鼓励她接受邀请，认为去美国举办讲座有助于她的作家事业，而且（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说），“这可以让你有自己是重要人物的感觉”。但是，朵拉觉得，他希望摆脱她，以便在电报村舍和艾丽斯一起享受二人世界。其原因并不在于，她希望赶走艾丽斯，甚至也不在于，罗素应该结束与艾丽斯的婚外恋情。朵拉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四个人住在一起，克服造成障碍的“愚蠢的嫉妒”。她告诉罗素，罗伊“其实真的非常爱我”。她接着补充说，使用的语言看来肯定会触及罗素的痛处：“你知道的，我真的爱他。”她恳请说，“我希望你欣赏罗伊，就像我欣赏艾丽斯一样。”趁着罗素不在英国，她重新雇佣汉娜。但是她宣称，罗素可以依赖她自己，不让艾丽斯受到汉娜的怒火的伤害。她在信中写道：“绝对肯定的是，汉娜这种人爱你，爱我和孩子。她无疑是真心的，仿佛是一条老狗，看到一点危险迹象就会狂吠起来。”

罗素与朵拉不同，对“新哲学”不那么感兴趣，而且没有她那么乐观，并不认为嫉妒是可以克服的。他心里明白，无论所谓的“新道德观”原则的规定是什么，如果她在与罗伊同床共寝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他将会感到忌妒，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他喜欢的解决方法是，他放弃艾丽斯；作为交换，朵拉放弃罗伊。他在信中写道：“这完全是一种愚蠢的格局，我们两人各自都有情人。如果这样的婚外情不结束，我们不可能有幸福可言……我希望，我们两人没有被情人所困。”他将在那个学年末让艾丽斯离开。“她走了之后，无论你怎么做，我也不会与任何人有染。我发现，我无法忍受几个人各行其是的状态。我试图满足大家的需要，但是我无法做法做到这一点。”他告诉朵拉，“如果我们回到只有我们两人的状态，我肯定会快乐一些。”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希望是，我可以在性欲方面满足你”。但是他承诺，他将去看纽菲尔德（他们雇佣的校医）推荐的任何医生，治疗他的疾病。朵拉根本没有考虑接受这样的妥协方案。从她的角度看，他们是教育和两性关系方面的革命先驱，接受一夫一妻制将是一种胆小的投降之举，是屈服于反动思想和陈规陋习的力量。他们两人要么信奉“新道德观”，要么完全放弃它。如果他们信奉，他们就必须面对它带来的结果。

在巡回讲座过程中，罗素一方面写信讨论两人婚姻的未来，一方面从一个城市赶往另外一个城市，疲惫的程度与1924年的那次巡回讲座不相上下。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讲座内容讨论教育问题；实际上，那次巡回讲座可被视为一种宣传活动，一是推销他的著作《论教育》（在美国的书名为《教育与美好生活》），二是为他的学校招生造势。可是，答应次年秋季将孩子送到灯塔山学校的家长寥寥无几。美国新闻界以尊重的态度，报道了罗素关于教育的观念。这给人的印象是，那些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罗素谈到的引起争议的问题，例如，强调行为主义的环境因素的价值，全盘否定传统道德观等等。除了讲座之外，罗素还参加了公开辩论：与威尔·杜兰特辩论的题目是《民主制度是否是失败之举？》（罗素是反方）；与马克斯·伊斯特曼（他那时是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题目是《自由之路》。在这些场合，罗素采取了敷衍甚至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引用了以前的说法，只有白痴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辩论，让伊斯特曼深感震惊（他认为，如果说罗素的哲学思考意义深远，那么罗素的政治观念则是“微不足道的，流于肤浅”）。伊斯特曼回忆说，罗素其实“从这些讲座和辩论中捞取了大量钱财，满足了并不成熟的美国知识界的迫切希望，让他们有机会一睹伟大英国哲学家的风采，从他那里得到睿智之珠”。所以，罗素的这个说法“有悖于民主精神，让我非常气愤”。

在纽约，罗素被带到哈莱姆区的一家爵士音乐俱乐部，那次经历让他极不愉快。他是这样给朵拉描述的：

我本想享受一番。但是，我们一行到达那里之后，他们把几个黑人女子叫到我们的桌前，要我们和她们打情骂俏，让我感到惊讶。那个主意本身就让我深感恶心，简直无法言喻。我匆匆离开那里，回到酒店。我无法忍受爵士音乐，无法忍受俱乐部墙上未来主义的装饰，无法忍受黑人女子像美国人那样站立起来，无法忍受那个地方的任何东西。我的感觉只是，丛林毒气侵入了我们的灵魂。我相信，你可能喜欢那样的场合。我太老了。

罗素觉得，朵拉将会喜欢让他“深感恶心、简直无法言喻”的东西。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那时对她的态度。

与1924年美国之行的情况类似，罗素到了最后阶段才表达了引起最大争议的观点。12月3日，他抵达纽约，参加美国公开论坛举行的一场辩论，题为《试婚是否不道德？》。那次辩论的背景是，本·B．林赛法官提倡试婚，结果被开除公职，社会各界对此的看法莫衷一是。罗素曾经致信林赛说，“你受到不公正的迫害，我对此深感愤怒。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事实：一方面，美国人花了大价钱，邀请外国人来表达观点；另一方面，一些美国人却因为同样的观点迫害另外的美国人”。关于这个问题，罗素理所当然地支持“富于同情心的婚姻”，认为它：其一，可以让年轻人满足对方的性欲望，这样的做法“比卖淫不知要好多少倍”；其二，它不会带来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涉及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罗素宣布，“关于这个问题，那帮传统道德家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他们满口不离圣经文本和神学教条；然而，其真实基础是妒忌之心、残酷之心和干涉他人的喜好。我希望并且相信：与老一代人相比，如今在年轻人之中流行的性自由将会造就一代不那么残酷的新人；因此，在今后20年中，关于性问题的一种理性的伦理将会占据主导地位，胜过传统上被视为“美德”的禁忌信条和牺牲人性的信条。

罗素当时刻意强调，他所说的仅仅是“没有子女的结合”；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不禁感到疑惑，一方面，他亲身体验了朵拉强调的性自由，将其视为一种残酷之举；另一方面，他鼓吹“更大性自由”是消除残酷的灵丹妙药。他是否——他在什么程度上——意识到，那样的做法带有讽刺意味呢？

在那次讲座之后，罗素搭乘海船，返回英国（赚了10000美元），以便赶到电报村舍，和朵拉、约翰、凯特——外加汉娜、艾丽丝和罗伊——一起过圣诞节。考虑到他们之间存在的种种紧张关系，我们难以从字面上理解朵拉的这个说法：“在电报村舍——或者说灯塔山学校——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非常快乐。”当时，朵拉本人忙着临行准备工作，计划元旦启程，到美国去举行讲座。罗素将会独当一面，在朵拉离开期间完成管理学校的繁重任务。

我们难以确定，罗素处理那些事情时究竟怀着多大热情？实际上以多么认真的态度，参与了学校的日常活动？诚然，他曾经起到核心作用，制定了学校管理的总体原则。学校的许多做法借鉴了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管理托儿所的理念，强调健康膳食，进行户外锻炼，尽量保证教育自由。在此基础上，罗素夫妇增加了几条：第一，对裸体持毫不禁止的态度（天气暖和时，孩子们在户外裸体舞蹈）；第二，决心避免宗教或者政治灌输；第三；强调学习成绩。罗素本人讲授历史和地理，后来还增加了数学，朵拉（艾丽斯于第一学年末被解雇之后）讲授语言。两人都不乏当教师的天赋，给所有听过他们讲课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余的大多数课程由别的教师讲授。罗素夫妇聘用教师的原则是，考察他们是否实施进步的教学法。在第一学年中，大部分教学任务曾经落在比阿特丽斯·都铎·哈特的肩上。但是，她在教学方法上与罗素夫妇意见不合，离开了灯塔山，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学校。她走了以后，大部分教学工作由贝蒂·克罗斯完成。凯特记得，贝蒂·克罗斯对人相当严厉（她和其他孩子都记得，贝蒂的姓“克罗斯”的意思是火爆，贝蒂的脾气也相当火爆），然而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总的说来，学校的学术水准相当高，像凯特那样天分不错的孩子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教育。学校是“自由的”，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上课。但是，课堂非常活跃，十分有趣，所以大多数学生选择上课。况且，如果他们不上课，他们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学校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所在的位置。电报村舍尽管并不十分雅致，然而提供了大量房间，可以容纳四口之家和拥有12个孩子的学校。它包括几幢附属建筑，有的可以用作教室，有的可以用作仆人和教师的宿舍。它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一座宽大的方形塔楼，矗立在房子一侧。罗素将顶层用作自己的书房，里面摆放着许多“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他可以坐下来，在宁静的氛围中写作，有时凝望窗外，远眺萨赛克斯丘陵的美丽风光。受到弗兰克钟爱的那座房子成为理想的寄宿制学校的因素是，它位于大约200英亩的私人林地上，在那里可以看到白鼬、狐狸、兔子和小鹿。孩子们可以在树上玩耍，2月里可以看到白色的雪花莲，春天可以看到黄色的报春花，秋天可以看到金色的榛子。罗素对那一带农村非常熟悉（“磨坊居所”是他和艾丽丝在上世纪末的住所，距离电报村舍不远）。有时候，他领着孩子们下午外出散步，给他们讲授关于植物和野生动物的丰富知识，分享他对自然的无限热爱。那样的时光被孩子们视为特殊的优待。与之类似，罗素讲授的历史课也是如此。课堂设在塔楼的书房中，例如，罗素给他们讲授关于亚历山大大帝或亨利八世的历史时，不是对着教材照本宣科，而是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嗯，事情是这样的……”

在那些学童的记忆中，罗素以心地善良的叔叔的面貌出现，并且偶尔招待他们，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一校之长。他们很喜欢他，心里知道成为他的学生是一种殊荣。但是，他们与他的关系都不亲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他的爱没有得到回报。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生动活泼，妙语连珠，但是他对他们的评价一开始就有某种距离感，后来显示出明确的退缩。例如，他使用的字眼包括，“邪恶”、“残酷”和“破坏性的”。学校创立之初，十来个学生的年龄大多与约翰相仿（他那时差不多6岁），大多数来自美国。在那些学生中，有三兄弟的母亲去世了，有一个是被人领养的。罗素曾经问朵拉：“在宣传册中，我们是否添上‘专为孤儿设立’这一条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招收到大量这样的学生。”对他来说，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约翰和凯特提供年龄相仿的同学；从这一点看，学校实际吸引的那些学生让他觉得相当失望。他在《自传》中写道：“倾向于尝试新方法的家长，往往与自己的孩子之间存在问题。”其结果是，“我们招收的问题儿童比例过大”。他说，为了让这样的孩子离开，“就必须实施一种恐怖统治，强者让弱者不寒而栗，活在痛苦之中”。

弱者之一就是约翰本人。根据凯特的说法，他“可怜兮兮，可以让他们感到兴奋。而且，他很容易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所以经常遭到许多男童的无情捉弄。此外，他很容易成为自己父母的替身，为校方受过。我至今仍不明白，约翰当初是如何熬过来的；我当时听到那些男童的言语，忍不住火冒三丈，宁愿去做世上的任何事情让他们住嘴”。对约翰来说，学校几乎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幸困境。他不仅遭到其他学生的恐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了他的父母。他们不愿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做出任何偏袒他的举动。这让他觉得自己遭到了遗弃，感情深受伤害。他越来越孤僻，越来越紧张不安；其他许多学生觉得，他有一些“怪异”。凯特回顾学校的“自由”氛围时，认为它主要表现在思想方面。但是，在情感方面，学校给人身处牢狱之感：

……什么话题都可以讨论……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人，谈及任何问题。要是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该有多好啊！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自由地选择表达的方式，我们不同的语言和反叛言辞被人态度镇定地容忍。我们获得许可，可以说我们可能表达的任何想法。但是，我们羞于承认的恐惧，我们无法表达的焦虑，这样的心绪却没有释放的渠道。晚上出现的恐惧和孤独，对家人的思念，对较大孩子的恐惧，对于这些问题，学校几乎束手无策。我们不得不独自面对自己的情感问题，哪怕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孩子也概莫能外。根本没有任何人与我们关系密切，对我们表示同情，给我们提供安慰。我学会在一个硬壳之中孤独生存，从不相信任何人，不让自己受到来自其他人的身体攻击和情感攻击。约翰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其他孩子也不例外。

罗素的教育哲学是建筑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以适当方式实施，教育可以消除恐惧。在他的一生中，最可怕、最可悲的讽刺之一是，虽然他竭力为他最爱的两个人实现这一点，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凯特说：“约翰觉得，他自己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漂浮不定，无法向我们的父母求助。我们两人一直有那样的感觉。约翰曾是非常外向的小男孩，愿意向任何人唠唠叨叨地说半天；但是，他后来变了。缺乏友好的听众，他变得小心翼翼，非常内向。他和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父母，如何面对那些儿童，略显超然，从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想法，做事小心翼翼，不愿让自己投入其中。”罗素本人说过：“我们与约翰和凯特之间曾经存在的快乐……完全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自然的尴尬状态。”凯特的说法更加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描述了学校给她的家庭造成的后果：

那些年打碎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水晶球，将我们变成参差不齐的碎片，使我们无法在不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互相接触。我们家里人都渴望爱的互动，但是它在那个公共环境中却无法实现。每当我看见那些老照片，看到自己坐在父亲的大腿上，有的时候他抱着我，有的时候我搂着他，我老是觉得，那些场景是假装出来的。这与我记忆之中的学校生活截然不同，约翰或我仅仅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面对的只有各种职责和无限孤独。在那些日子里，父母一直忙于工作，日夜辛劳，让学校保持运转，与我们兄妹两人完全分开。

1928年最初的几个月，朵拉身在美国，罗素在那个学期中初次负责学校的具体工作，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写信告诉米里亚姆·布鲁德诺：“这里生活艰难，超过美国的巡回讲座。”管理学校涉及的行政事务让他深感不适，耗费时间：他不得不监督员工，规划菜谱，支付账单，收取费用，订购货物，解决每天出现的问题。当然，他与汉娜还有特殊问题需要解决——她依然没有原谅他或者艾丽斯，前一年两人的违规之举依然让她难以释怀。此外，朵拉雇用了罗伊·兰达尔，让他住在学校，协助管理工作，罗素与他相处不可能是轻松的事情。财务问题也让罗素深感焦虑。从一定程度上说，有些学生的家长并不十分富裕，学校收到的学杂费较少，入不敷出，缺口很大，难以为继。他在巡回讲座中赚得的报酬很快消耗殆尽；为了保持进账，他不得不继续接受约稿，撰写报刊文章和通俗著作。此外，他还制订计划，次年再赴美国，举办巡回讲座。

实际上，从那时开始，他的生活越来越糟糕，简直如同一场噩梦：他对朵拉的爱情不复存在；他与自己孩子的关系遭到彻底破坏；他没有时间撰写任何可以让他感到自豪的东西。他做了许多内心并不喜欢的事情，由此赚得的报酬用来支付一帮孩子的教育。那些孩子却让他儿子的生活变得十分痛苦。他得到的唯一慰藉是与艾丽斯的关系。但是，学校放假时，她将离开这里。在那段时间里，汉娜对他们心存芥蒂，投来不满的目光，让两人可以在电报村舍共度的时光大打折扣。

与前一年的情况相比，罗素在那几个月撰写的报刊文章失去了几分犀利的成分。罗素没有将“新哲学”作为某种已经形成的、将以不可抵抗之势战胜欧洲修道主义残余的理念，而是阐述了建构一种新哲学的必要性，特别是建构新道德观的必要性。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创建理性主义伦理学是我们时代提出的巨大要求。”他还强调说，年轻一代排斥传统的道德观，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任何东西来取代它。1928年3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的婚姻观》，强势阐述了这个观点。他写道：“老派道德观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的。由于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人们往往一概排斥男女关系中具有真正价值的因素；为了保留这些因素，我们需要一种新道德观。它与旧道德观一样，具有很高的严肃性，但是基于正确的心理学，并且以正确的方式，赞赏人的需求。”

在那篇文章中，他思考的人的需求不是性生活，而是生儿育女。他坚持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实现生儿育女的愿望。当婚姻的“重要性和尊严”得到适当的认识，婚姻便可开启一扇大门，让人“摆脱自我的牢狱”。但是，实现这一点的方式不是满足性交的需要，而是通过生儿育女。他写道：“父母为了孩子相互合作，这一愿望见于正派人士之中……纯粹的快感失去其活力，某些心理压力将种种困难引入涉及两性关系的个人因素之中。”到此为止，这样的言论听起来与陈旧的道德观类似，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不忠行为的态度。罗素坚持认为：“偶尔为之的私通与人内心深处长久存在的情感一致。如果这一点得到普遍实现，结果可能不会像目前看到的这样，嫉妒心理常常损害已婚夫妇的幸福。”他接着强调说：“我这样说仅仅表示，在出现私通情况时，应该采取宽容态度。”这篇文章让罗素获得了“私通倡导者”的骂名。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说这番话的语境是，他几个月之前曾经恳请朵拉恢复一夫一妻的生活。所以，他在本文中强调的观点看来与他当时的努力一致：在面临不忠行为引起的情感问题时，夫妻双方应该看在孩子的份上，坚持婚姻的尊严和严肃性。

罗素撰写这篇文章时，朵拉身在纽约，将她对新道德观的相当不同的想法付诸实施。根据她的观点，“不忠”不是需要得到宽容的问题；与之相反，应该随意享受“性自由”。就在罗素发表那篇关于婚姻的“重要性和尊严”的文章时，朵拉告诉她的美国听众，“整个婚姻制度是男人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以便让他们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首先，她从来不希望与罗素结婚，甚至在那时也认为，她“在传统意义上”不应是有夫之妇。她看来相信这个态度得到了罗素的赞同。在纽约，有人介绍她与格里芬·巴里见面。巴里是美籍爱尔兰人，左翼记者，（根据他的朋友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说法）有着见到谁就和谁睡觉的名声，男性或者女性无一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里待在巴黎，报道凡尔赛和谈的情况，然后去了俄国，报道那里的局势。在俄国，他和朵拉一样，成了约翰·里德的朋友，对苏联的制度深感兴趣。到了1928年，他过着居无定所的自由撰稿者生活，是全职冒险者。

朵拉和他一见钟情，被他那双深灰色的眼睛迷住了。而且，他模样英俊，“声音富有魅力，让人忍不住去亲吻那著名的巧言石”。[3]两人开始了一段恋情；按照朵拉的说法，它“将给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影响深远的结果”。但是，她补充说：“我们两人都是自由恋爱准则的浪漫拥趸，当时没有给那次邂逅赋予什么重要意义。”在家信中，朵拉没有提及与格里芬的恋情，而是继续和罗素讨论他们与艾丽斯、罗伊和汉娜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她4月——她返回英国1个月之后——告诉罗素，她没有听到格里芬的消息，感到很痛苦：“我担心，我爱上了他，这件事情做得相当糟糕。我自己没有给他写信，觉得最好不要频繁联系。”罗伊直到8月才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朵拉写信告诉罗素，罗伊“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但是似乎觉得，这对他和我都没有什么影响……人们确实依赖我的精力和活力，但是我差不多已经到达了力量的极限。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挣脱束缚的原因”。

后来，朵拉确实给格里芬写了信。两人计划那年夏天一起到法国去度假。罗素本来希望，艾丽斯返回瑞士，罗伊离开电报村舍之后，他可以和朵拉一起，恢复一夫一妻的生活。这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梦想。但是，即便在那种情况下，罗素也显得极不情愿。学校放了暑假，约翰和凯特被送到瑞士，由艾丽斯照管，罗素和朵拉两人一起去了意大利，在洛迦诺度假，看来希望挽救他们的婚姻。后来，两人接到电话说，约翰病得很厉害，可能患了脑膜炎，他们不得不中断假期。根据朵拉的回忆，这让罗素“整个晚上都处于痛苦和焦虑之中，他几乎无法收拾行李”。两人赶到瑞士时，约翰“脸色苍白，让人见了觉得可怕，已经不能进食”。但是，结果证明是一场虚惊。约翰不过是吃了一个坏桃子，引起食物中毒，很快就痊愈了。

几周之后，朵拉前往法国，与格里芬一起度假。两人在里维埃拉逗留两周，在那里遇到了一批艺术家和作家，他们全是《每日先驱报》作家乔治·斯洛科姆的朋友。在那两周写给罗素的信件中，朵拉描绘了一幅文化人的生活，无忧无虑，自由无羁：“现在对我来说，像艺术家一样生活相当惬意。格里芬将不会容忍我去干学校管理人员的事情……格里芬被晒伤了，整天都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罗素的反应是，努力接受她在信中谈到的事情，尽量去寻找某种安慰。秋季学期开始之后，他写信告诉朵拉：“我考虑周末和给我写信的那个姑娘——我让你看过她的信件——一起外出。我星期六和她一起吃了午饭，得到了这种可能性。对我们双方来说，这都是萍水相逢的事情……我常常有一种想法，希望与自己不太了解的人约会，仅仅去过一个周末。”罗素宣称，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周末中，他“深感厌倦，结果与我预料的一样。实际上，我现在意识到，那是我的主观意图，这样，我待在家里就觉得更幸福一些”。与此同时，他和艾丽斯不断交换情书，讨论他彻底离开朵拉的可能性。

朵拉宣称，她和罗素那时依然希望再要一个孩子。她写道：“我对伯迪的爱从来没有动摇，从来没有改变。我相信，而且我觉得，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时他依然忠实于我。”她认为，罗素无法和她做爱并不说明他对她没有感情，只是相当普遍的“无能状态”的一种表现：

伯迪受到了维多利亚式养育环境的严重影响，并且集中精力思考问题，这两个因素抑制了他的性欲……况且，坊间谣传不断，声称他与许多女人有染，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我相信，他一直希望，如果某个女人对他有足够强烈的吸引力，这将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克服他的性无能问题。

朵拉似乎在此暗示，罗素男女乱交的原因不是他的性欲过于旺盛，而是他一直希望克服他的性无能状态。这一点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现有证据与之矛盾）。但是，她说罗素忠实于她，这显然是错误的。朵拉可能觉得，他们的“开放式”婚姻和两人创办的学校是“新哲学”的两个方面，但是到了1929年，罗素明显坚持认为，这两点出于同一个原因：他认为，那样做对约翰和凯特有利。

约翰看来在学校中非常痛苦，这一点在开始时并未影响罗素的信念——总的说来，那样的安排对约翰有好处。1928年12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与教育》的文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理解他对约翰陷入困境的看法。他写道，现代孩子“习惯上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期望从世界中得到只有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程度的关爱”：

就进入社会而言，这样的心理准备非常糟糕，只有通过让孩子与同龄人交往才能克服它。与受到成年人的溺爱相比，孩子与其他孩子的竞争总的说来利大于弊。

文章接着暗示，如果说约翰的同龄人对他粗野，那么约翰最好习惯这一点，其原因在于，这就是他可能指望从整个世人那里得到的待遇。

1929年元旦，灯塔山学校中蔓延一种危险的流感病毒。除了约翰和凯特之外，其他每个感染者都康复了。约翰受到的感染特别厉害，不得不接受手术，切除双乳突中被感染的组织。朵拉回忆说：“我安慰约翰说，那些病菌会被征服。他用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望着我，接着问道，‘如果病菌获得胜利，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我们开车送他去彼得斯菲尔德接受手术。约翰躺在我怀里，仰望星光闪烁的夜空，若有所思地说：“我一直在想，穷人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人的生命脆弱，没有什么意义。

她补充说，“那次恐怖经历”让她和罗素感受到了压力。这一点在那时罗素写给奥托琳的一封信件中可见一斑。他提到，就在约翰接受手术的那天，他不得不参加一场关于基督教的辩论，与戈尔神父对垒：“我听他说，苦难是上帝送来的净化之物，让人摆脱罪孽。可怜的小约翰一辈子从来没有犯下什么罪孽。我真想对着他们的脸上猛吐唾沫。他们非常冷漠，抽象地夸夸其谈。他们的上帝造成的折磨让他们产生一种施虐狂快感。”

那次经历无疑让罗素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触动，他几周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孩子与死亡恐惧》，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便让年轻人适应存在着死亡的世界？”他的回答无可挑剔，合情合理：我们不必回避这个话题，不必详细讨论它，不必就死后的状态讲述任何宽心的谎言，不必装模作样地说，死亡并不那么可怕。但是，在阐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若干有趣的想法：万一孩子的情感对象——比如说，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如何保护孩子不受其情感的影响呢？“我认为，在孩子的心灵中，对特定个体的强烈情感常常是出了差错的标志”：

在孩子身上，这样的情感并不是有益健康的。在它存在的条件下，被爱者的死亡可能破坏孩子的人生。即使所有外部现象看来都没有问题，后来出现的每一种爱都将充满恐惧。这种不适当的挂念将会折磨丈夫（或者妻子）和孩子。如果他们仅仅去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将被视为冷酷无情的人。因此，父亲（或者母亲）知道自己成为这种情感的对象时，不应感到高兴。如果孩子处在总体上友好的生活环境之中，并且感到快乐，那么，万一遭遇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情况，孩子就比较容易克服由此造成的痛苦。

如果我们以罗素到那时为止的人生经历作为参考背景，这是一个令人深为感动的段落。他在幼年遭遇失去他最爱的人造成的痛苦。从他写给朵拉和以前恋人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理解他这里所说的“恐惧”，理解失去他们的爱带来的痛苦，理解他后来的感觉：从他的角度看，朵拉一门心思去过她自己的生活，显得冷酷无情。在这个段落中，我们也可看到罗素对约翰的关注，他担心约翰重蹈覆辙，像罗素本人和他的哥哥弗兰克一样，面对丧失亲人的悲惨境遇。此外，在《论教育》中，在罗素关于父母的许多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罗素心里的焦虑：在给约翰过多父爱的过程中，他可能给儿子埋下麻烦隐患。这里的教训是：不要过多表露你对孩子的爱。他写道：“任何一个与小孩打交道人很快就会了解到，过度同情是一种错误之举……孩子如果在任何条件下都获得同情，那么，每个微小的不幸事件都会让孩子继续哭泣。一般的成年人想要达到正常的自我控制，就必须明白这一点：小孩如果无理取闹，是不可能获得同情的。孩子们容易理解到，成年人有时候稍微严格一点其实最好。本能会告诉孩子，他们是否受到关爱。”但是，从凯特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假如在这方面能够多一点安慰，她的本能——特别是约翰的本能——可能会让两兄妹体会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孩子与死亡恐惧》（它后来收入文集《慵懒赞》中，标题是《坚忍克己与心理健康》），罗素鼓吹坚忍克己，刻意以某些方式，纠正他几年之前表达的对科学的乐观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1929年春天——的氛围中，罗素不可能撰写一篇类似《美国的新哲学》的文章。其原因在于，他与朵拉的关系问题连连，学校管理工作麻烦不断。他这时倾向于认为，“现代人生观”既是一个解决方法，也是一个问题。4月，他撰写一篇书评，讨论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著作《现代气质》。克鲁奇以悲观的态度，分析了20世纪的生活，认定造成不适的主要原因是人生事务的琐碎化。克鲁奇认为，这是人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待自己造成的必然结果。尽管罗素认为，这样的幻灭感是“为时短暂的疾病”，但他表达的观点足以显示，他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克鲁奇的看法。他说：“我认为克鲁奇正确到看到，宗教、悲剧和爱情全都出现了衰微的迹象，其原因基本相同，即我们对人类地位的评估出现了降低趋势。我们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严肃地看待自己。”罗素能够以平静的方式，忍受失去宗教和悲剧的状态。但是在他看来，爱情的琐碎化显然是现代生活难以接受的一个方面。他写道，在克鲁奇的著作中，关于爱情的那个章节是该书最重要的部分，读者从中学到的是，在现代，“具有热情的人致力于将爱情中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无意中淡化了爱情的价值”。

当然，就这个方面而言，没有谁比朵拉更热情了。大约在那段时间中，她积极筹划，打算与格里芬·巴里一起，夏天双双访问俄国。格里芬5月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我现在觉得，你和我一起到那里去这个计划真的妙不可言。先在海上乘坐划艇，然后在莫曼斯克上岸，有机会看到、摸到、听到和感觉到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这将提供一段令人惊讶的时光。凝视你将会让我非常快乐。看到我爱的人脸上放光，我总是觉得无比幸福。”朵拉希望离家1个月，以便和情人一起访问俄国；况且，在所有国家中，她与罗素就俄国的问题进行的争吵最为激烈。考虑到这两点，难道朵拉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将会伤害罗素，给两人的婚姻带来几乎无法容忍的压力？她似乎要测试一番，看一看他到什么程度才会说，“到此为止吧”。当然，朵拉其实根本没有这样想过。尽管罗素已经试图向她表达他自己的看法，她依然固执己见，对罗素的感情持视而不见的态度。这是她的性格的一个典型方面，在她余生中将会激怒家里的所有人。她坚信爱情不必限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固执地认为罗素与她的看法相同。她甚至根本没有想过，与格里芬一起去俄国之举将会让罗素觉得，她已经不再关心他了。

朵拉以这种方式，将罗素推到了忍耐的极限，两人的婚姻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面临崩溃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罗素着手撰写《婚姻与道德》——这本书他两年之前就开始策划，临时的书名为《性自由》。那时，他可能打算撰写关于性自由的论文，许多人错误地相信，它就是《婚姻与道德》。其实，与朵拉的《获得幸福的权利》的情况类似，《婚姻与道德》虽然有了这个名称，但是其实并没有要求人们释放到那时为止遭到压抑的冲动。恰恰相反，它与《孩子与死亡恐惧》的做法类似，提出了坚忍克己的自我控制观点。不过他认为，应该加以控制的不是性冲动，更确切地说是“产生嫉妒、坏脾气、高高在上的感觉等冲动”。罗素的论点是，传统的道德观寻求对性冲动进行控制，其基础是基督教，具体说来是基督教鼓吹的对自我本身的厌恶。科学——或者说理性——观念必然让人们失去信仰，让传统的道德观无法幸存下来。他认为，不管怎么说，无论厌恶自我的说教以什么为基础，它所起的作用弊大于利。但是，罗素并未说，性自由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好的做法；与之相反，他认为性自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面对它时如何维护婚姻的问题。

贯穿该书的主题是，为了夫妻双方的孩子，维系婚姻关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罗素认为，没有孩子的婚姻几乎根本算不上婚姻。他明确宣布（并且在整本书中反复强调）说，“子女是婚姻的目的”，“要求人维持没有孩子的婚姻是残酷的欺骗行为”。他坚持认为，生儿育女的愿望是“大多数男人内心的愿望……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是为了性交——男人才结婚。其原因在于，在不结婚的条件下获得性满足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婚姻道德观问题主要是身为父母的道德责任之一，“一个想要孩子的男人也想承担孩子带来的责任”。其中的主要责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护父母之间的某种和谐关系：

如果孩子习惯父母两人，已对他们形成依附，那么孩子发现，父母离婚将会破坏自己的整个安全感。实际上，在父母离异的情况下，孩子很可能出现恐惧感和其他精神紊乱症状。一旦孩子已对父母双方形成依附，如果父母分开，他们应该承担由此引起的非常严重的责任。

……婚姻应是一种合作关系，当事双方应将其延续下去，至少到孩子进入青年时期为止。

他说，私通“在我看来不应是离婚的理由”，因为“丈夫和妻子之间可能依然存在热烈的情感，甚至存在让婚姻继续下去的愿望”。实际上，即使感情并不十分“热烈”，“即使在激情已经衰退之后”，“如果男女双方依然可以产生自然感情，如果男女双是明智的，合作抚养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只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罗素没有承认，他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他接着补充道，

根据我本人了解的许多个案，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有人声称，这样做的父母“纯粹出于责任感”，那这种说法就忽视了父母之间存在的感情。这样的感情如果是真实的，强烈的，在生理激情减退之后，也将维系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可破坏的联系。

面对行为不忠在夫妻之间形成的嫉妒，与自己不再有“热烈爱情”的人维持和谐关系，这两点要求在言行上有一定的坚忍克己态度。这是夫妻双方身为父母的道德责任。罗素以严厉的言辞，阐述了以下观点，这让人想起他后来以道德松弛为由进行抨击的人：

就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言，许多自诩有道德的人发出轻描淡写的议论，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鉴于目前实施的双亲家庭制度，一旦家庭有了孩子，父母双方对婚姻承担的责任是，竭尽全力，维系和谐关系，即使这要求双方表现出相当大的自我控制也在所不惜。

当然，罗素并未完全排除离婚。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父母不应吵架。其原因在于，“毫无疑问，父母之间出现的严肃争吵常常是引起孩子神经紊乱的重要原因”。如果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或者双方“没有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结果让孩子知道了父母的分歧”，那么，“结束婚姻关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对孩子来说，比离婚更糟糕的是，“看到父母提高嗓门争吵，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也许还诉诸暴力。在不良家庭中，许多孩子被暴露在这些情景之中”。

此外，罗素还讨论了妻子不忠行为可能给孩子造成的影响。这其实是一个预测，涉及他自己很快将要面对的两难困境，给人的感觉相当强烈：

如果出现私生子，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孩子是妻子不忠行为带来的结果，问题尤其严重。其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婚姻关系继续下去，丈夫必然面对困境，将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甚至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以便避免丑闻）。这有悖于婚姻的生理基础，而且将会在本能方面导致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

接着，罗素讨论了夫妻一方精神失常的可能性，以另外一种方式，预测了他后来人生道路上将要出现的两难困境。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分开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一种积极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不应继续让更多的孩子出自精神失常的血统，也不应让任何已经出生的孩子接触精神失常的患者。因此，为了孩子的利益，父母应该彻底分开，纵然假设精神失常者的思维或多或少可能清晰时也是如此。

实际上，罗素反复提到孩子可能会出现“神经紊乱”，这一点说明，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是全书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家庭的个性心理学》那一章中，他讨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以颇为不准确的方式，进行了如下小结：

男童憎恨父亲，认为父亲是性对手。就与他母亲的关系而言，他的心理状态被传统道德观视为极度厌恶的东西。他憎恨自己的弟兄和姐妹，因为他们吸引父母的部分关注——他希望所有的关注全都集中他一个人身上。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这些不安激情造成的结果形形色色，种类繁多，非常可怕，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是同性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疯狂。

罗素接着进行补充，这番话暗指他在灯塔山学校的亲身经历：“最近与小孩的大量接触让我形成的观点是，弗洛伊德理论包含了许多真理，超过了我以前设想的程度。”但是他强调说，弗洛伊德确定的是危险性而不是必然性。令人感到相当不可思议的是，他接着集中讨论了这种可能性：一个遭受性挫折的母亲可能产生非故意的举动，试图“将年龄较小的儿子对异性的好感集中在她自己身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罗素以忧郁的口吻评论说，“就可能造成弗洛伊德指出的邪恶后果”。当然，他的解决办法是，确保母亲的性欲得到满足。其原因在于，“如果一个女人的性生活是幸福的，她就以本能的方式，避免向自己的年轻儿子提出任何不恰当的情感要求”。这个观点本身就令人觉得奇怪，如果我们考虑罗素一家在1924至1927年间的状况，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其原因在于，朵拉在找其他爱人之前，觉得“她的性生活并不幸福”。罗素是否认为，在那3年中，她因此向约翰提出“不恰当的情感要求”呢？在这种情况下，罗素是否希望出现“弗洛伊德指出的邪恶后果”呢？罗素是否希望，约翰将他视为争夺朵拉的情感的对手，最终从最乐观的情况看成为同性恋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变为疯子呢？

《婚姻与道德》包含许多异乎寻常的观点，也许超过了罗素撰写的其他任何著作。罗素认为，“总的说来，认为黑鬼比不上白人的看法一般说来不乏公正”，“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愚蠢”。如果我们假定，面对这类漫不经心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言论，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读者不会像今天的读者那样，感到非常震惊，但它们依然与罗素作为“进步人士”应有的思想格格不入。在该书后来的版本中，罗素改变了关于黑鬼的字眼，用“没有充分理由……”取代“一般说来不乏公正……”。但是，其他部分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结果形成了这个令人觉得相当奇怪的句子：

就在热带工作而言，黑鬼是不可或缺的，让他们灭绝（除了人性的问题之外）将是相当不受欢迎的。但是，认为黑鬼比不上白人的看法一般说来没有充分理由。

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妇女的说法，罗素一个字也没有改动。编辑要求他（在印刷第一版之前）修改这一说法，他表示拒绝：“恭维女人的习惯害处多多。”

罗素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偏见在1920年可能得到广泛认可，但是他的这个观念在那时像今天一样，肯定显得异乎寻常：“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脑袋的形状，判断那个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不过，最令人感到奇怪的，还是他在关于“优生学”那一章中表达的颇为邪恶的观点，这说明了他内心深处对精神失常的恐惧。他坚持认为，“在英国，对不健康的人实施绝育术是实际政治策略直接面对的选项”：

我认为，人们对这类措施持理所当然的反对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大家都知道，低能妇女往往产下大量私生子，那样的小孩一般说来对社会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假如对那些夫妇实施绝育术，她们自己会更快乐一些……当然，同样的措施也适用于低能男性。诚然，这样的制度中存在着重大危险——当局不费吹灰之力，可能将不同寻常的观点或者任何反对意见说成是低能的标志。但是，相当清楚的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可以大量降低白痴、弱智者和低能者的数量。所以，即便面对这些危险也是值得的。

他强调说，这些措施应被“明确用于心智上有缺陷的人”，但不应被扩大化，用于道德上堕落的人。这是因为，心智方面的缺陷“可以用当局无法表示异议的客观方式加以判定”。

罗素维护个人自由，反对国家的权力，并且因此获得极好的名声；鉴于这一点，我们几乎觉得难以接受他在此提出的这两点建议：其一，国家应被授权，以强力手段对专家认定的“心智缺陷”者实施绝育术；其二，即使人们已经知道，可能出现滥用的情况，该措施也应实施，其原因在于，降低“白痴、弱智者和低能者”的数量对社会来说利大于弊。罗素对精神失常极端恐惧，对精神病的定义和诊断坚信不疑，对公民自由漠不关心。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震惊？不管怎么说，它证实了罗素以前表达的这个观点：精神病患者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不应享有任何权利，不应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精神失常，事实上便失去了人的地位。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此非常重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便防止他的子女出现“精神紊乱”的情况。

尽管《婚姻与道德》包含种种异乎寻常的观点，但它依然是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最严肃、个人特征最突出的著作。它给他自己提出了含蓄的建议，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到，20世纪之初，在《自由人的信仰》和《生命历程》中，他曾经表述过“坚忍克己的宗教”。那时，他与自己不再钟爱的女人相处，被困在婚姻之中，心里非常郁闷，于是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幸福是无法达到的；其二，最高尚的做法是放弃寻求幸福的努力，转而集中精力，寻觅真理。现在，他也被困在类似的婚姻之中，于是宣布自己负有道德责任，控制对自己不再钟爱的妻子的嫉妒、愤怒和伤害冲动，转而集中精力，考虑子女的心理健康。这本书完全是一份个人证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和朵拉一起生活已经成为他的巨大的痛苦之源，罗素还是愿意让朵拉相信，他依然忠实于她。他觉得，如果他失去自控，破坏他与朵拉之间的“和谐关系”，那将意味着面对可以想象的最可怕的局面：给他的子女造成心理疾病。

这本书看上去非常抽象，理论性很强，然而读者从中也可看到比较明显的自传因素。例如，为什么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优生学呢？优生学与婚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从表面上看，他是根据现成的科学进步的成果，推测未来的性伦理。但是，我们考察这些推测，却发现某种纯属个人的东西。他写道，“从个人道德的角度看，性伦理——如果它是科学的，非迷信的——应该首先考虑优生学方面的因素”：

这就是说，无论如何放宽关于交媾的现存限制，任何男人和女人都不会盲目进入生殖过程，都不会忽视他们的后代可能带来的价值……因此，没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女性为什么选择她的情人或者性伴侣作为她的孩子的父亲。将来，女性很可能在并不用牺牲太多幸福的条件下，考虑优生学方面的因素，选择她自己的孩子的父亲；与此同时，在平常选择性伴侣时，允许自己的个人感情自由表露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朵拉选择与罗素一起生儿育女，但是喜欢格里芬·巴里的爱情，喜欢和他在一起。她正是“未来女性”的原型，她和罗素的婚姻是“未来道德观”的楷模。

在该书中，另外一个主题反复出现。它表面上是非个人的，在深层次上实际是个人的，涉及父亲地位的重要性。罗素几次提及这种可能性：将来，国家可能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女性在经济上无须通过婚姻来生儿育女，父亲的重要性因而大打折扣。这样的制度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具体说来，如果出现罗素担心的情况，孩子身上“没有”父亲的特征，或者说，“如果法律和习俗接受了孩子仅仅属于母亲”这个观点，这样的制度将给男人们造成什么影响呢？罗素的回答尽显凄凉：

我认为，它将大大降低男性在与女性交往过程中所持的严肃态度，让她们更多变为纯粹快感的来源，而不是与她们在内心、精神和身体三个方面融为一体。在所有个人关系中，它将倾向于成为某种无关紧要的性质，让男人的严肃情感关注他的事业、他的国家或者某种非个人的问题……一种得到认可的社会关系将会让男性的情感生活变得琐碎、肤浅，其结果是形成逐渐加深的厌倦感和绝望感，父亲的特征随之被排除。

这里言外之意是，罗素与约翰和凯特的关系是唯一的因素，阻止他仅仅关注自己的事业“或者某种非个人的问题”，让他的情感生活没有变得琐碎，没有产生厌倦感和绝望感。当然，这段话还流露出另外一点，朵拉可能从中看到某种告诫：罗素态度强烈，拒绝接受约翰和凯特“在法律和习俗上”属于朵拉一个人这个想法。这让人想到他1919年认识朵拉时与她的最早对话之一。朵拉回忆说，罗素询问她对婚姻的看法：

到那时为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明确。我解释说，我不赞成传统的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观念，相信自由恋爱。他接着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我回答说，他们完全是母亲关心的事情，父亲没有什么基本权利。罗素听到之后哈哈大笑起来，以他特有的方式，用空着的那只手猛击他的膝盖说，“好吧，无论我和谁生孩子，肯定不会是和你！”

在很大程度上，《婚姻与道德》可被视为那场争论的延续。罗素在此字斟句酌，针对朵拉的抨击，维护传统的婚姻观念。当然，就他对性忠实的态度而言，罗素维护的这种婚姻是非传统的。按照罗素的理解，就其核心性质而言，婚姻与性没有什么关系。更确切地说，婚姻的要点在于，维护父亲的权利和责任。

如果朵拉阅读了这本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理解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与之类似，她看来也没有仔细阅读罗素在1927年巡回讲座期间写给她的那些信件。在那些信件中，罗素解释说，她采取了种种方式，让他觉得受到伤害和冷落。朵拉谈到，他“对妻子态度殷勤，这让夫妻之间的吵闹变得索然无味”：

我们两人从未有过争吵和重归于好的状况。但是，我多么希望——假如他暗示，他心里深受伤害——自己能够安慰他，让他感受到温暖的爱意，实际上我会心怀感激地这样做。其原因在于，我肯定会更加爱他，更加尊重他。我不想伤害他，但是又无法做任何事情去安慰他，无法驱散一丝受到伤害的感觉——他的自尊心不会让我看到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我对他的爱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他的男子汉的自尊似乎总是让他觉得，当一个受人爱慕的女人对另外一个男人产生兴趣时，必然出现的结果是，她不再像原来那样关注他了。

朵拉仅仅从他出版的著作中便可看到，罗素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自己，才能保持她所说的“态度殷勤”。况且，毫无疑问的是，她与她自己所说的“爱得难以自拔”的男人在俄国度过长达1个月的时间，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能理解罗素对这一做法的感受。

当格里芬·巴里提出，他希望与朵拉建立某种稳定、长期的关系时，朵拉看来也感到惊讶。她在1929年两人一起访问俄国期间写道：“格里芬和我相当厌倦，就我们的关系，陷入没完没了的争吵。”两人很少有独处的机会，这个事实看来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两人与一批游客同行，格里芬受到聘用，领着他们在苏联走马观花。在彼得格勒，他们一行参观了巴甫洛夫研究院，看到了活体解剖狗脑的过程（“这是他见到的东西，这就是让他感到愤怒的东西”，如此等等）。朵拉说，在莫斯科，“我们听到关于教育、社会福利和婚姻法的无休无止的介绍；在那个年代，许多访问苏联的团体对那些东西已经非常熟悉了”。她的这番话明显流露出厌倦的意味。可是，她返回英国时对苏联的热情依然保持原样，仅仅稍稍有些模糊而已。

罗素写信告诉她，他希望“听到她对俄国的真实想法，它们听起来令人非常兴奋”。但是，她没有多少时间写信。就在9月份开学之前，朵拉在伦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两性关系改良大会。那次会议得到“科学改良两性关系世界联盟”的赞助，她参与了会议的组织工作。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提交了论文，与会人士包括萧伯纳、西里尔·裘德、玛丽·斯特普和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罗素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关于性知识的禁忌》（《婚姻与道德》中的一章）。但是，在会期的其余时间中，他一直和约翰和凯特待在康沃尔。大会刚一结束，他便启程前往美国，开始5年之内的第三次巡回讲座之旅。朵拉带着约翰和凯特，回到电报村舍居住。按照朵拉的说法，在那段之前，格里芬·巴里被“搁在了一边，大多数时候待在欧洲，从事自由撰稿活动”。这时，格里芬回到伦敦，住在朵拉租来和他幽会的一套公寓中。在罗素离开之后的头三个月中，只要可以从管理学校的事务中抽出时间，朵拉就会赶到伦敦，和格里芬待在一起。

《婚姻与道德》被人误解，被视为关于性自由而不是关于父母道德责任的著作；主要由于这个原因，它非常畅销，并且引起了大量争论。在前往纽约途中，罗素在信中告诉奥托琳：“只要这样的争论从经济角度看不影响我的巡回讲座，我就并不在意。”当然，他后来意识到争论带来的影响，发现它反而增加了讲座门票的销量。但是，在抵达纽约之际，他就女教师的地位，向记者发表了一番议论，立刻引起了负面的争论。相关报道声称，罗素认为男教师不足的情况往往让男童“女性化”：“女性与男性不同，对残酷的事实不感兴趣……对人生的科学态度，难以从女性那里学到。”当然，这样的意见容易冒犯的人恰恰是在其他问题上赞成他的人。但是，我们得到印象是，罗素这次并不在乎他得罪了什么人。有人问罗素，他对美国采访者持何种态度？罗素回答说：“怎么说呢，他们不像日本人那么糟糕，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评价。”在场的记者之一写道：“我们笑着表示同意，极其愉快，忘记了自己被包含在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评价之中。”而且，罗素有时候漫不经心，对听众表示出鄙视之意。他告诉一名记者：“如果美国人想要发现我的思想，我们就不会向我提问，不会来听我的讲座——他们会阅读我的著作。”值得庆幸的是，他随即补充说，从要求他签名的读者数量判断，他们确实购买了他的著作，但是那些书“显然全都没有读过”。

以上问题既没影响听众的数量，也没影响那次巡回讲座之旅的商业效果。就这两个方面而言，他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但是他这次强调说，他赚得的大多数金钱应被托管起来，将来供约翰和凯特使用，而不是被学校消耗掉。那次的行程比前两次更繁忙，除了东部、南部和中西部之外，罗素首次到了西海岸。可是，他的讲座内容看来相当平淡，乏善可陈。在他举行的许多讲座中，他宣读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前景》的文章。我们从相关新闻报道可以了解到，该文重复了他多年之前表达的这个观点：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彻底毁灭文明，需要创立一个世界政府，以便维护和平。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罗素看来也没有根据当时的政治事件，对它进行适当调整。实际上，在那次旅行中，他的文章和讲座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显示，他对英国政治或者世界政治有任何兴趣。

在他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几个月，英国举行了一场大选，罗素和朵拉都没有以候选人身份参加。自从1918年以来，这样的情形尚属首次。罗素既没有积极参加那次选举，也没有参与工党在选举开始之前数月的种种策划。结果，工党在其竞选宣言中放弃了“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工党取得了胜利，拉姆齐·麦克唐纳组建第二届由少数派控制的政府。罗素后来为《犹太前锋日报》撰写了一篇短文，向新政府表示出不温不火的欢迎态度，但是强调说，不要指望它有多大作为。他在数月之后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中承认，麦克唐纳政府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带来了政治方面的好处。但是，工党或者英国是否应该推行社会主义呢？他显然不愿以任何巨大的热情，就这个问题撰写任何文章。与之类似，在美国巡回讲座中，罗素似乎满足于就战争的危险大放陈词滥调，然而不愿就政治局势或者社会主义目标的可取之处，发表任何具体的评论。他作为政治宣传者的日子看来已经结束，至少暂时告一段落。

从报纸刊登的相关报道看，罗素还宣读了一篇题为《我的人生哲学》的文章，内容同样是老生常谈。在这篇文章中，他看来选择了幸福的生活，而不是郁闷的日子。在加利福尼亚的澳克兰市，他发表一篇演讲，当地记者捕捉到他当时的态度，所用语言惟妙惟肖：

路易斯·纽曼祭司介绍罗素时说：“如果任何人怀疑，美国人是否真的对哲学感兴趣，让他看一看今天晚上这里座无虚席的情况吧。”富态的遗孀们暗暗微笑，挺一挺穿着裘皮的身体，有了一些满足感，觉得门票钱物有所值。罗素没有笑，但是我发现，他的上嘴唇微微翘了一下。

罗素告诉朵拉，加利福尼亚“风景不错，气候宜人；人人都有钱，但是几乎人人都枯燥乏味”。他以相当难以置信的口吻宣称，得克萨斯有“许多人阅读过三大卷《数学原理》”。但是，美国给他留下总体印象是，无论他到何处，见到的人全都是一个样——后来，他在一篇题为《同质化的美国》文章中描述了这一现象。无论他到何处，他都没有放过可以利用的“一夜情”（他已经学会了这样的说法）机会。有时候，在写给朵拉的信件中，他也谈到他睡过的形形色色的女人的情况：她们之中有的答应给学校捐款，有的承诺将孩子送到罗素的学校读书。那些艳遇偶尔也打下基础，后来发展成为具有价值的长期友谊。但是，令人不难相信是的，在罗素看来，它们总的说来包含微不足道的人际关系的特征。他在旅途中反复谈到，那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在写给朵拉的信中，他具体谈到美国女人忍受的孤独和性挫折，认为那是美国人的宗教信仰的根本原因：“就男性不感兴趣的大量女人而言，‘上帝，您看到了我’这个说法肯定是一大慰藉。”罗素在给朵拉的朋友雷切尔·布鲁克斯的信中写道：“在贵国，人际关系肯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情感之源看来已经枯竭了。”他说这番话时，心里想到的是美国母亲对子女缺乏亲情的情况。

11月中旬，罗素收到朵拉寄来的一封信件，得知这个带有毁灭性的消息：她怀上了格里芬·巴里的孩子。朵拉问道：“我是顺其自然，还是另想办法？如果你打电报说，‘请不要这样’，我可以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如果你说‘没事儿’，我将不去管它……我觉得，自己想要孩子，但是我内心深处很想要你的孩子，它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罗素该怎么办呢？他与朵拉在婚姻观上意见相左：她坚持认为，抚养子女仅仅是母亲的责任；他强调说，父亲也有权利。现在，他们之间的分歧以可以想象到的最尖锐的方式，摆在了两人的面前。他实际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婚姻继续下去的唯一方式是，抚养那个孩子，仿佛孩子出自丈夫自己的血脉。不过，这样的安排有悖于“婚姻的生物学基础”，它将会“带来本能方面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但是，他也说，离婚可能殃及子女，致使他们出现“神经紊乱”。因此，根据他以前分析——现在他面临——的局面，朵拉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可怕的选择；要么他必须接受“本能方面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要么面对他自己的子女心理健康遭到破坏的危险。其他的替代方案是，坚持要求朵拉堕胎。但是，朵拉已经表明了希望保住孩子的想法。他有可能推断，如果坚持自己的要求，两人必然会出现争吵，互相指责——他认为，对子女的心理健康而言，这是夫妻之间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问题。

他被迫接受了唯一的替代方案——根据他以前的分析，该方案不会危及他的孩子的心理健康。于是，他发了一封电报：“没事儿。爱你的伯迪。”他接着给她写了一封信，以宽厚的态度，要她放心：

我亲爱的爱人：

我今天上午收到你的来信说，月经推迟了。我立刻给你发了电报。我希望，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怀孕，最好让它顺其自然。你应该再生孩子。既然我无能为力，最好由别人来实现这一点。但是，我敢说，这是一场虚惊。不管怎么说，不必担心，你会发现，对此我是不会感到厌烦的。

他几天之后——11月17日——再次给朵拉写信，表示他希望这样看待朵拉腹中的婴儿：“不管怎么说，他在法律上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过于在乎的。”就格里芬·巴里的权利而言，“我认为，如果巴里喜欢，他完全可以在学校继续待下去。罗伊和艾丽斯给我俩带来的麻烦不应重演，但是也没有理由让巴里因此遭受不必的失子之痛”。朵拉在她的自传中写道，罗素态度宽厚，这源于他在两人婚姻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殷勤行为”：“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决定［以视如己出的方式抚养孩子］让伯迪忍受了巨大痛苦，超过了他愿意坦言的程度。”

毫无疑问，罗素的表态稍欠诚实。当时的情况给他带来巨大痛苦，这一点不仅是人之常情，而且从他关于父亲作用的重要性的言辞中可以清楚地见到。此外，他11月19日写给朵拉的信件也显示了这一点。他告诉她，他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慢慢明白我对你怀孕的感觉”：

处理罗伊的问题时，我试图掩饰自己不喜欢的感觉，你看来感到恼火。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好和盘托出。我一点也不生气。如果你做任何事情来终止怀孕，我将深感震惊——我的生物本能无法忍受这一点。那样做也会强化我的感觉，觉得你不爱我了。我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但是不乏友好之情。它减少了爱意，但是并不减弱善意。而且，它让我不那么愿意为了赢得你的欢心，放弃我自己的快乐，尤其不愿放弃在康沃尔的生活……请不要觉得，我对你的看法有所改变——因为我没有变。唯一的影响是，缺乏一般父母与子女之间那种紧密的本能纽带。

一周之后，他在信中从法律方面进行分析，说明他和朵拉——而不是格里芬·巴里——应该承担抚养那个孩子的义务。他强调说：“巴里在法律上没有权利；我既有权利，也有义务。”鉴于这一点，为了那个孩子，他愿意行使相关权利，确保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未来。这意味着：朵拉应该保住孩子；罗素支付相关费用；巴里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机会来看孩子。“巴里有空时可以来；你也可以夏天领着孩子到他那里去。”如果巴里希望与自己的孩子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那么，他“应该找一个对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没有义务和情感的女人”。罗素使用这样的推理步骤，支持自己得到的结论：如果这个孩子被带走，朵拉将会感到痛苦，过得很不开心；如果朵拉深受苦难，约翰和凯特也会受到伤害；因此，这个孩子应该留在朵拉身边。

朵拉觉得伤心：在上述深思熟虑的表述中，罗素没有提及他对她的爱意，对她的忠诚。此外，她也许还意识到，罗素对她的态度，对两人婚姻的态度，与她原来想象的大不一样，于是在回信中言辞激烈地反唇相讥：

我觉得，与我对你的感情相比，你的思想和语言显示，你对我的忠诚真的差得很远，这让我感到伤心。在最近几年中，你看重约翰和凯特，看重学校，看重你的工作。你的妻子作为人需要幸福，这一点你却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有时候觉得，你其实没有那种贯穿一切的全心全意的爱。你的爱中包含许多自豪成分：当你的自豪感受到伤害，不能完全恢复时，你就会停下脚步，徘徊不前。

噢，我真的相信，你在美国的工作，在美国听到的恭维之辞，这两点已经改变了你。

罗素没有回复这封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仿佛是最后一颗钉子，死死地固定在他对她的感情棺材上。从那以后，至少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他只给朵拉写非常简短的信件，大多数情况下毫无感情可言。

朵拉怀孕的消息给罗素造成了情感动荡，让他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样的心境中，罗素依然不得不完成他的巡回讲座。2月13日，他在纽约与约翰·考珀·波伊斯展开辩论，辩题是《现代婚姻是否是失败之举？》。罗素是正方，认为现代（也许让人觉得相当奇怪的是，他将现代一词解释为“在性关系上相互忠诚的”）婚姻确实是失败之举，其根据是常见的理由：不忠行为导致厌倦、不满和冲突。父母争吵，对子女的成长不利；抚养子女是婚姻的真实目的。罗素根据这两点提出（重复了他在书中阐述的观点），最好形成一种习俗，让已婚男女在婚姻关系之外追求性满足，以便控制嫉妒，而不是控制“不正当的性爱激情”。

波伊斯回应罗素的辩词，注意到朵拉不久之前才意识到的东西：在罗素的婚姻观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几乎从不强调：夫妻之间可能并且应该存在爱情和忠诚，可能并且应该互相欣赏。罗素提出，结婚三四年之后，男女双方必然会逐渐发现，与对方在一起枯燥乏味，难以忍受。波伊斯的观点恰恰相反，宣称在幸福的婚姻关系中，“哪怕过了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夫妻双方依然可能意识到伤害自尊心的东西，意识到引起争论的情况，意识到在精神、心理、审美、道德——尤其在神经——方面，男女之间存在着差异。我认为，这很好，它是婚姻的宏大目的。婚姻的目标开始时和现在都是，强化我们人生之中的兴趣”。波伊斯承认，丈夫和妻子可能争吵，但是话说回来，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

当子女——他们比我们这些搞哲学的要聪明许多——回首自己的童年时光时，往往会忘记父母之间出现的荒唐争吵，甚至以某种不乏幽默的欣赏态度，对待那些东西。争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有许多可爱之处。那些争吵证明，他们的父母像他们一样，有时是软弱的，容易犯错，显示出常人的特征。

波伊斯坚持认为，“当着男人和上帝的面”发誓永远忠诚，这一做法是“人的内心深处的一种不可变更的本能”。这并不会导致厌倦，而是形成“一种日复一日的艰苦努力，以便在面对具有腐蚀性世界时保留忠诚”。这使丈夫和妻子相互尊重，彼此保持温柔。波伊斯强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到一起的原因各异，比对方辩手认为的更加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嫉妒不应被克服，其原因在于，它其实是一种正面的情感：“如果你确实冷淡，那表明你并不在乎。”婚姻的真实目的就是，让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这“与生儿育女没有什么关系”。在所有伟大的制度中，婚姻是“以最佳方式，实现了人的更高尚的本性，那是更微妙的本性，更富于想象力的本性……并且是更理性的本性”。波伊斯最后说，从真正的婚姻关系中，浮现出“人的美德，最伟大的终极美德，它曾经被人称为怜悯”。

当然，波伊斯表达了男女之间经过升华的爱情观，罗素对此并非完全不熟悉。在与奥托琳的爱情中，他曾体现出甚至更加高尚的爱情观；他曾经满怀希望，像波伊斯描述的那样，与科莱特——甚至开始时与朵拉——分享这样的婚姻关系。可是，他如今在这方面是一个身心破碎的男人，指望从自己与女人关系中获得几个晚上——或者说至多是几年——的性交快乐。一方面，他对朵拉的爱已经变为冷愤怒，然而他觉得为了子女，应该掩饰自己的感觉；另一方面，他和她之间的同志感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他曾经希望，即使对她的爱情消失之后，他也可以保持那种感觉。他试图在与朵拉的关系中发现某种价值，将此作为最后的慰藉。他让他自己相信：他们可以一起抚养子女，但是各自寻找其他的爱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是新道德观的先驱者。那种道德观比传统的道德观更科学，承认在选择生儿育女的对象时，优生学方面的考量具有重要意义。那种道德观承认，生儿育女是更深层次、更严肃的问题，超过了男欢女爱本身，超过了坠入情网本身。如今，朵拉怀上了格里芬·巴里的孩子，已经彻底破坏了这种关于婚姻价值的观念。罗素后来曾经多次表示后悔，他当初听到朵拉怀上巴里的孩子之后，没有立刻与她离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回到家里，决定显示他在《婚姻与道德》中倡导的那种自控能力。

罗素返回英国之后，情感已经消耗殆尽，罹患支气管炎，不得不卧床修养，压力随即显示出来。格里芬·巴里大约在同一时段也病了。1929年，股市崩盘，他的投资化为泡影，本来希望为他自己、朵拉和即将出生的婴儿提供的收入不复存在。他对未来忧心忡忡，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他被送进一家私人护理院，立刻接受手术，保住了一条性命。在那段时间中，麻疹和水痘在灯塔山学校大肆流行。1930年复活节，罗素一家返回康沃尔过节。朵拉已经怀孕6个月，约翰得了麻疹，凯特得了水痘，罗素承受着很大的情感压力。他后来描述说，那种压力“让日常生活分分秒秒都充满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正是在那样的氛围中，罗素开始撰写一本著作，告诉人们如何过得幸福。

但是，在动手撰写《幸福之路》之前，维特根斯坦来访，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有措手不及的感觉。维特根斯坦1年前辞去了教师工作，回到剑桥大学，与弗兰克·拉姆齐合作，恢复了哲学研究。三一学院院方当时希望，找人对维特根斯坦的最新成果进行评估，以便决定是否继续支持他的研究，于是找到了罗素。罗素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热情可言，但是觉得无法开口拒绝。罗素写信告诉G．E．摩尔：“评估工作需要与他争论。您说的没错，我得做大量的工作。我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与他意见相左更令人身心疲惫了。”那个学期结束之前，维特根斯坦在电报村舍逗留两天，然后带着现在已经出版的《哲学评论》的手稿，到了康沃尔。维特根斯坦在卡恩维尔待了一天半，试图给罗素解释他的新作。后来，罗素在写给摩尔的信中以勉强为之的态度，总结了该书的内容。他首先努力理解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逻辑句法”的构想，然后得出结论说：“他的理论肯定是重要的，肯定很有创新意义。它们是否正确呢？我不知道；它们让数学和逻辑学变为十分艰深的东西，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虔诚地希望，自己还是不知道为好。”这样表态行吗？他首先问摩尔，然后接着说：“细读维特根斯坦写的东西太费神，几乎超过了我可以忍受的限度。”摩尔仅仅建议，该书可以用更正式的风格写出来，随即表示不再让罗素劳神了。罗素解释说：“我发现，只有在健康状态良好时，自己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所写的东西——现在我身体欠佳。”

罗素打发走了维特根斯坦，开始埋头撰写《幸福之路》。那本书可能是他出版的最肤浅、最欠诚实的著作。他在《自传》中说：“撰写那本著作时，我需要很大的克己力量。痛苦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如果要维持任何可以忍受的幸福水平，我就必须那样做。”但是，他在这本著作之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不用吹灰之力，轻轻松松地获得了幸福。他承认，他的童年并不幸福，但是：

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享受生活。我几乎可以说，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享受的东西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已经慢慢获得了其中许多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已经成功地舍去了某些欲求的对象，明白它们本质上是无法获得之物，比如说，对明白无疑的知识的追求。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对自我的关注越来越少了。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番话。有人曾问维特根斯坦，他如何看待罗素就婚姻、性和自由恋爱表达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回答说：“如果一个人告诉我，他去过最糟糕的地方，我无权对他的说法进行判断。但是，如果他告诉我，他拥有的超人智慧让他可以去那些地方，那么我知道，他这是在骗人。”

《幸福之路》分为两个部分：《不幸的原因》和《幸福的原因》。在前一部分中，他抨击了他所说的“拜伦式不幸”，将约瑟夫·伍德·克鲁奇作为这种不幸的现代发言人。他也许希望，没有谁记得，就在一年之前他曾认为，在关于爱情的那一章中，克鲁奇表达了最重要的正确观点。但是，罗素在这本书中明确表示，“克鲁奇先生撰写最可怜的章节之一谈到了爱情这个问题”。他接着宣布：“我根本没有失去对爱情的信念，但是我可以相信，这种爱情与维多利亚人崇尚的相去甚远；它是充满冒险的，明明白白的。一方面，它教会人善的知识，另一方面，它既不忘记邪恶，也不佯装圣洁和神圣。”

罗素一反他评论《现代气质》时表达的观点，而是宣称，矫正现代人对爱情的恐惧的良药在于，“以更勇敢的态度，接受现代观念”。他坚持认为，人们不幸的原因是，他们过于看重自我。假如人们可以在自我之外，发现人生的目的，人们就会感到幸福。为人父母可以提供这样的目的。生儿育女的体验“可以提供人生具有的最伟大、最持久的幸福……我从个人的经验中发现，做父亲给我带来很大幸福，超过了自己人生之中的其他任何经历”。也许，罗素想到了朵拉腹中即将出生的婴儿，于是情不自禁地强调，“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夫妻相互之间的情感不同，与对别人的孩子不同……父母的情感很特别，这样的情感在正常人面对自己的子女时将会出现，但是在面对其他人的后代时不会出现”。从一定程度上说，罗素提出了一些理由，将自己的子女视为特殊种类。这些理由与该书的主题——找到摆脱自我的理由的重要性——不符，带有自我中心的特征，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为人父母的快乐主要与这样的感觉密切相关：“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脱离出去，它的生命被延长了，超越了自己身体的其余部分。”

就如何抚养自己的子女这个问题，罗素看来陷入一种矛盾之中，难以自圆其说。他讨论了父母面对相互冲突的科学建议时产生的焦虑，接着提出了他的建议：“如果父母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获得幸福，超过了控制孩子的想法，那么，他们无须阅读精神分析的教科书来了解如何对待孩子，而是在本能的引导下，采取正确的方法。”他在几页之后宣称：“没有什么天生本能教女人如何以正确方式抚养子女……母亲以无知和感情用事的方式对待孩子，在心理上给许多孩子造成伤害。”后来，他说出了一番话，化解了显而易见的矛盾：“子女往往像爱母亲一样爱父亲。母子关系将越来越接近父子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得到子女信赖的“本能”是父母双方共有的本能；不应得到子女信赖的“本能”是母亲单独一方的本能。

尽管该书实际上是在罗素尽量表现“自制力”的时段中写就的，它的最后寓意是，这样的自制力不是摆脱不幸的办法，而是导致它的原因：

专业道德家大肆渲染克己的重要性，结果强调了错误的东西。自觉的克己行为让人热衷于自己的想法，切身体会到自己做出的牺牲……真正需要的不是克己，而是将兴趣转向外部事物。这将以自发和自然的方式，促成某些行为，达到热衷于追求美德的人通过自觉的克己行为可能实现的境界。

由此可见，这本书的寓意是，不幸是一种自私的东西，克己行为也是如此。人根本不能考虑自己。试图控制或者否认自我就是考虑自我；因此，人应该做的其实是忘记自我：“如果人的激情和兴趣被导向外部事物，而不是内心感觉，一个人就应能够得到幸福……只要他继续考虑自己遭遇不幸的原因，他就继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无法跳出这种恶性循环。”

如果将这个观点应用于他自己，它似乎意味着，他不应考虑朵拉对格里芬的爱情，不应考虑即将出生的孩子，而应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约翰和凯特身上。其实，这正是他努力去做的事情。夏季学期开学时，罗素领着约翰和凯特，回到电报村舍。朵拉前往伦敦，与格里芬住在一起，等待预期于7月份出现的“重大事件”。在这个关键时期，罗素夫妇的婚姻噩梦日益加剧：朵拉和格里芬坐在家里，等候婴儿的到来，百无聊赖，于是决定到一家名叫克莱因菲尔德的酒馆去打发时光。那家酒馆在布卢姆茨伯里，是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左翼精英人士常常光顾的去处。他们在那里见面，其中包括艺术家妮娜·哈姆内特、奥古斯都·约翰，还有信奉共产主义的科学家J．B．S．霍尔丹。在那里，朵拉还见到了保罗·吉拉德——那个男人后来将对她的生活产生无法言说的深远影响。

吉拉德26岁，模样英俊，做事不负责任，当时没有工作。他在家乡普利茅斯曾经接受过银行职员的培训，后来被调到伦敦的一家银行工作。朵拉遇见他之前不久，他参与了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活动，因此丢掉了在银行的职位。全国失业工人运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其领导人是沃尔·汉宁顿。汉宁顿具有人格魅力，曾经举行著名的饥饿游行，引起公众关注20世纪30年代失业工人的困境。吉拉德是同性恋者，通过与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一名领导者的关系，加入了该组织的活动。那名领导人后来离开伦敦，到了英格兰北部，在失业工人当中从事宣传活动。吉拉德在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的具体工作情况不详，但是他给他的朋友留下印象是，他以英国共产党的名义，从事非法的秘密活动。与关于吉拉德的其他情况一样，我们并不清楚，在这些说法中，究竟哪些是幻象，哪些是实情？清楚的只有两点：其一，他喜欢与经常光顾克莱因菲尔德酒馆的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厮混；其二，他不乏魅力，模样英俊，这是他被那些作家和艺术家接受和欣赏的主要原因。

早在1929年秋天，格里芬就与吉拉德见过面，两人看来发生了某种暧昧关系。如果实情真的如此，朵拉其实一直毫不知情。1930年夏天，朵拉遇到了吉拉德，一见钟情，脑海里立刻形成关于他的浪漫画面：一个勇敢、敏感、不乏艺术气质的阶级斗士，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对工人阶级的根基非常忠诚，毫不动摇。其实，这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念头。吉拉德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教师），上学时鄙视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同学，后来欣然摆脱他们，更喜欢在布卢姆茨伯里见到的那些放荡不羁的中产阶级文化人。我们从幸存下来的文献可以看到，他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他喜欢为他所说的“运动”从事秘密活动带来的密谋感，但是并不同情他的共产党员朋友和恋人信奉的意识形态。而且，他甚至可能监视共产党和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活动，而不是为那两个组织工作。这至少是许多相关人员心里的疑点。一帮同性恋法西斯主义分子经常光顾他所属的健身房，与他过从甚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以上印象。也许，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关于吉拉德的真实情况，但是朵拉和他一见钟情，非常迷恋，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7月8日，朵拉生下孩子。学期结束，罗素带着约翰和凯特，重返康沃尔。婴儿是姑娘，朵拉和格里芬给她取名为哈丽雅特，那是格里芬的母亲的名字。朵拉按照罗素在美国时提出的建议，朵拉登记时声称，哈丽雅特是罗素的女儿。后来，朵拉和格里芬带着婴儿哈丽雅特，动身前往康沃尔。他们一行抵达卡恩维尔几个小时之后，罗素告诉朵拉，他已经移情别恋，爱上了帕特里夏·斯彭斯——朵拉请来照管约翰和凯特的那位家庭教师。朵拉写道：“我觉得难受，心里凉了半截，只能默默希望，他和她的关系夏天过去之后结束。但是，某种东西已经失去了，我担心它可能再也不会重现。”

那年，帕特里夏·斯彭斯20岁，是牛津大学的历史本科生。她的父母一直希望生儿子，所以管她叫“彼得”，其实她没有任何男孩的特征。在凯特的记忆中，帕特里夏·斯彭斯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非常开心，充满活力，难怪我父亲爱上了她。她举止优雅，女性气质十足，对我非常亲切，所以我也很喜欢她”。后来，罗素回忆起朵拉抵达之前几周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光，“每天晚上，两个孩子就寝之后”，他和彼得“进入二人世界。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很快了解了对方的很多东西”。他说，他本来闷闷不乐，和她交谈获得了慰藉。朵拉、格里芬和哈丽雅特到了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罗素和彼得白天领着约翰和凯特到海滩去，下午回到卡恩维尔喝茶。在那之后，朵拉给婴儿洗澡，格里芬在一旁观看。罗素家的女仆说：“任何人都觉得，他是孩子的父亲。”

那时，亨利·卢斯在巴黎创建《财富》杂志，格里芬希望在那家杂志社谋求一个职位，以便重操旧业。于是，8月下旬，他离开卡恩维尔，前往普利茅斯，希望从那里乘船，先到法国的瑟堡，然后转道去巴黎。格里芬启程之前，朵拉开玩笑说，他在普利茅斯可以去见保罗·吉拉德。结果，格里芬真的在那里见到了吉拉德，让人感到这绝非偶然。我们从吉拉德两年之后撰写的没有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中了解到，他和格里芬当时打算一起到巴黎去。但是，后来出现了什么事情，他们两人为什么没有一起成行呢？围绕这个问题，疑云密布，与吉拉德的人生的其他方面完全一样。在康沃尔，朵拉收到格里芬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他被逮捕了，被关押在埃克赛特监狱，需要1000英镑保释金。后来，她接到吉拉德的一封信件，他解释说，格里芬被逮捕的原因是，他作为外国人，没有按照规定登记身份。朵拉立刻给德文郡警署发去电报，表示愿意交纳保释金，然后带着哈丽雅特，动身前往普利茅斯。在普利茅斯，吉拉德迎接她。吉拉德已为格里芬聘请了一名律师，并且和美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上午，警方的人在法庭上告诉朵拉，格里芬被捕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登记；第二，他的护照上有苏联签证，并且多次在英吉利海峡之间“频繁往返”，与一个“知名共产党员”一起搭乘渡船。那名警署署长严肃地补充说，朵拉不可能知道这个男人的所作所为。格里芬因为没有按照规定登记，被罚款5英镑，但是那件奇特的事情带来的后果并未就此告终。根据朵拉的说法，格里芬被捕时，警察拿走了他的日记。审判结束之后，“我们很快听到消息说，日记中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全部派上用场，便衣警察询问了相关的每一个人，打听关于格里芬的行踪、联系人和性格的情况”。格里芬担心，一旦他离开英国，英国警方可能不让他入境。于是，他放弃了去巴黎的打算，和朵拉一起，带着保罗·吉拉德，返回了卡恩维尔。

在他的《个人备忘录》中，罗素描述了卡恩维尔在那年夏天其余时间中的情况，并且表示说，他难以想象，其他还有什么东西比当时的情况更疯狂。罗素极端讨厌吉拉德，将他描述为“醉醺醺的同性恋间谍”。他说，他发现吉拉德令人非常反感，甚至出现了动手杀人的冲动。罗素回忆说，那段时间的例行安排是，格里芬和吉拉德常常去泡酒馆，很晚才回来吃饭。朵拉怒气冲冲地盯着两人，心里醋意大发，不过原因各有不同。有一次，罗素的朋友弗雷达·厄特利——她当时依然是热情的共产党员——突然到访，看到吉拉德时有避之不及的举动，仿佛他是一条毒蛇。弗雷达·厄特利低声告诉罗素，她在俄国的朋友曾经告诫说，要提防吉拉德。罗素回忆说，那年夏天，唯一可以缓解噩梦的事情是，他竭尽全力，尽量不让约翰和凯特觉得母亲抛弃了他们。

要么罗素非常擅长掩饰自己，不让朵拉察觉，要么朵拉到那时为止对罗素的感觉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在她的自传中，朵拉根本没有提及罗素讨厌吉拉德的任何迹象。她似乎对此完全不知情；实际上，她还暗示，罗素对吉拉德和格里芬持同情态度，有时甚至愿意提供帮助。她还表示，夏天结束时，格里芬返回伦敦，彼得返回牛津（她没有提及吉拉德的去向），她和罗素享受愉快、和谐的婚姻生活。她写道：“种种迹象显示，我俩感到开心，联袂完成了共同的工作。那时，在学校里没有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没有谁影响我们享受对方的陪伴。我俩一起讨论员工、孩子和政治问题，不时逗乐，笑声不断，形成了完全互相依赖的氛围。”这与罗素回忆的情形大相径庭。他在《自传》初稿中写道，他那时已经到了“某种崩溃”的边缘，面对哈丽雅特出生之后的格局，他不得不竭力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写道，“我试图接受这个新出现的孩子，努力将她视为自己的亲生女儿”：

实际结果证明，那样做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但心里强烈地感到，我们在名义上是一家人，如果我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点偏心，这对她来说是不公正的，非常有害的。但是，我心里每时每刻都有不真诚的想法。那种情况形成了巨大压力，将家庭生活变成一种折磨，让我觉得无法忍受。

1930年岁末，一位名叫海登·奇尔奇的记者问罗素：“当您临终之前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什么事实让你判定，您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罗素在回答时列出了他判断自己的人生是否成功的四个因素：第一，在哲学和数理逻辑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第二，在社会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第三，他的子女是否取得成功；第四，他给他认识的人带来的影响。就他自己的子女而言，“如果他们长大后成为幸福、睿智、正派的人，我将会感到满意”。就他对别人的影响而言，他列举了一个有趣的重要例子：“我曾经劝说一个年轻人去搞哲学，而是当飞机驾驶员。后来，他成了一流哲学家。我临终时想到这一点将会感到满意。”《星期日快报》刊登了他的回答，删掉了最后一个句子。那位主编可能并不认可它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联系，认为读者不会理解罗素所说的这一点的重要性：他曾劝说维特根斯坦坚持哲学研究。但是，罗素的回答中最令人瞩目的一点是，当时的公众认为，他首先是《婚姻与道德》的作者。可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认为婚姻成败是衡量他的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他也根本没有提及爱情。在那时，爱情幸福是一个遭到抛弃的追求目标。他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去牛津探访彼得。但是在那个阶段中，他对那一段关系没抱多大希望，觉得她会厌倦他，会在牛津找到年龄与她相仿并且更适合她的男性。

罗素对婚姻生活带来的日复一日的折磨深感绝望，已经做好准备，迎接突然出现的极端变化。1931年3月3日，他听到消息说，弗兰克在马赛突然去世，着手改变的希望随之出现。弗兰克没有子女，于是罗素继承了他的封号，成为罗素伯爵三世。朵拉名正言顺地成为伯爵夫人，9岁的约翰成为子爵，7岁的凯特和婴儿哈丽雅特成为“尊敬的女士”。这也意味着，如果朵拉和格里芬再有一个孩子，并且登记时使用罗素这个姓氏，如果那个孩子是男性，并且约翰去世时没有子嗣，那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伯爵。朵拉开始时没有想到，罗素十分看重这件事情。她立刻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除了正式礼仪需要的极少场合之外，她们母女两人并不希望使用各自的封号。她后来承认：“回想当时的情况，我现在并不确定，这是否是伯迪的真实意图。”实际上，虽然罗素写信告诉他的出版商说，他不希望他的封号出现在他的著作上，但是他自己的家族历史，他自己的贵族地位和封号让他感到十分自豪。后来，他发现哈丽雅特被列入《伯克贵族名谱》和《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觉得无法忍受，努力数年去说服相关机构，无论哈丽雅特的出生证明上如何标注，他并不是她的父亲。他老年时，有人吃惊地告诉他，《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只收录了他第二个女儿的名字，他气势汹汹地回答：“我没有第二个女儿。那是我妻子的孩子。我花了10年时间，让《伯克贵族名谱》删掉那个私生子的名字。”他没有善罢甘休，经过多年的时间，最后终于让《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删掉了哈丽雅特的名字。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他面对这样的前景时心里感到多么恐怖：朵拉和格里芬可能生一个儿子；那名男童可能以假乱真，继承令罗素感到自豪的姓氏和遗产。

罗素继承封号之后不久，韦布夫妇邀请他到他们位于帕斯菲尔德角的住所，根据比阿特丽斯·韦布在日记中的记载，“谈一谈他作为工党贵族扮演的新角色”。罗素告诉韦布夫妇：“我的妻子无法到府上来，对此深感抱歉。她需要照顾孩子。”比阿特丽斯·韦布那时依然忠诚于艾丽丝，并且一直不喜欢朵拉，听到朵拉公开承认，哈丽雅特是她与另外一个男人所生的孩子，当即决定，“不再将朵拉视为自己的熟人”。比阿特丽斯察觉到罗素的心绪，仅仅一个下午就看清了朵拉显然无法明白的事实——罗素对自己的婚姻，对他的整个生活极为不满：

让我感兴趣的是伯特兰出现的变化——他看上去可怜兮兮。我观察他的表情，试图用语言描述出来。那是纯粹的厌恶，还是某种野蛮的愤恨？结婚头几年里，他曾经妙趣横生、愤世嫉俗，不乏嘲讽，令人愉快；现在一切已经改变。可怜的伯迪，他已将自己的生活弄成了一团糟，而且心里明白这一点。我问他，是否打算重拾旧爱，研究数学哲学，他无精打采地说：“我太老了，只能写点赚钱的东西。”

后来，朵拉谴责罗素，说他不应去韦布家讨论他在上院可以起到的作用。“他确信，他可以为公共生活和政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和恺撒一样，野心太强了。”

这种说法相当荒诞，再次表明在那段令人紧张不安的时期中，朵拉根本不理解她的丈夫。罗素当时根本不想在工党的政治活动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当然，过了一两年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他既不想经常出席上院的会议，“也不想在政治活动上耗费大量时间”。他在写给工党的惠普勋爵和马利勋爵的信中曾经表示了这一点。在同一段时间中，他向芬纳·布罗卡维抱怨说，马利常常打搅他。他告诉布罗卡维，他将出席上院的会议，就“诸如离婚和黄色文学这类遭到冷遇的话题”发表意见。“但是，写作显然是我的本分工作，我不愿让它受到这种偶然的干扰。”他向吉尔伯特·默雷解释说，他对麦克唐纳领导的政府很不满意，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工党的忠实贵族。“我欣赏他们的外交政策，欣赏他们与甘地签订的协定，但是不喜欢他们在国内问题上完全无所作为的做法。”当时，工党面对一场危机，英国的政治格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将会随之改变。1929年出现的经济崩溃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应该如何摆脱困境呢？针对这个问题，工党和英国国民在态度是形成了分裂局面。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游说内阁，支持一项旨在降低失业率的政策，结果无功而返，后来离开政府和工党。2月，他宣布组建自己的“新党”——该党最后演变为英国法西斯联盟。与此同时，共产党通过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在失业工人中赢得新的追随者，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个舆论氛围由此形成，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寿终正寝，转而接受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两极对立。罗素1926年警示的“信念之争”即将爆发（但是其方向与他预测的略有不同）。罗素与伊拉斯谟当年的做法一样，不想染指其中。

他沿袭自己在1926年的做法，转向关于科学的写作，这次不是对物理哲学进行技术分析，而是以论战的姿态，抨击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和詹姆斯·简斯撰写的科普著作。结果，《科学观》一书展示了罗素脾气最暴躁的一面。罗素在写给斯坦利·昂温的信中说，该书旨在嘲弄“爱丁顿和简斯……致使公众堕落的那些废话”。罗素之前不久撰写了关于简斯的《神秘宇宙》的书评，确信简斯和爱丁顿受到外在的政治考量的驱使，论证现代物理学与宗教之间的一致性。罗素大肆调侃他们两人接受封号（他反复使用“阿瑟爵士”和“詹姆斯爵士”这样的字眼）这个事实，有意或者无意地将两人描绘成这样的角色：他们破坏科学观曾经给传统宗教带来的威胁，以便换取社会地位和荣誉。“作为投桃报李之举，政府当局赏给这两位科学家爵位和财富。他们的态度越来越坚定，支持被这个社会制度作为基础的不公正做法和反启蒙主义。”

罗素宣称，这两位著名科学家说：“最近的科学发展证明，传统的唯物主义是错误的，进而重新确立了宗教真理。”他们两人已经让自己成为听候神学家们差遣的仆人。于是，“一般公众得到的印象是，物理学实际上证实了圣经中《创世纪》所讲的全部内容”。但是，罗素强调说：“他们两人表达支持传统宗教信仰的言论，其身份不是谨慎的科学家，而是急于维护美德和财产的规矩良民。”罗素以这种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难免给人荒唐、可笑之感：

教授们宣称，宗教与科学可以重归于好，这一做法得到神父们喝彩，在潜意识层面上其实基于另外一种理由。它可以用下述实践性三段式推论加以表述：科学依赖禀赋，禀赋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科学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但是宗教也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宗教和科学是盟友。

罗素在此声称，他能够解读简斯和爱丁顿的潜意识动机，这样的说法怪诞异常；罗素将两人描绘为现存体制的走狗，这样的做法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公开表明支持现存教会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显而易见，他们撰写的科普读物让罗素感到恼怒，威胁到罗素自己提出的观点：从内在方面看，科学站在进步一边；除了别的意义以外，这意味着，科学必然是宗教信仰的对立物。如果简斯和爱丁顿有别的看法，那么，罗素似乎推断，其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被迫为反动的社会力量服务。

就科学探索而言，《科学观》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一种以不带利害的心态追求真理，另一种是追求权力的欲望。罗素是这样阐述第一种的：“它与宗教、艺术和爱情类似，追求快乐的理想，表现出普罗米修斯式疯狂，让最伟大的人奋发，变得像神灵一样强大。也许，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疯狂中，可以找到人生的终极价值。但是，它的价值在宗教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甚至不在道德方面。”看来，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罗素和那些将科学与宗教联系起来的人站在了一起。但是罗素提出，以诚实和正直的态度追求真理，这样的做法将形成“怀疑论的冰冷气息”：

无可否认，这是不幸的；但是，我无法承认，许多一流科学家倡导的用迷信取代怀疑论的做法是什么改进之举。怀疑论可能是令人痛苦的，可能不会形成什么结果，然而它至少是诚实的，至少是追求真理的一种结果。或许，它是一种暂时的阶段，但是，如果回到遭到抛弃的愚蠢时代的观念，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就将科学作为权力追求这一动机而言，罗素重复了他在《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中的做法，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阴森图画，预测它将受到科学进步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影响。从根本上讲，这就是阿尔多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社会。罗素宣称，该书抄袭了他的《科学观》。罗素一反他在以前著作——例如，《美国的新哲学》——中表达的乐观主义，这时提出，将科学视为“一种改造人类和人类环境的技术”这一说法本身包含某种具有破坏作用的因素。他就此展开的论证是一种变体，让人想起他在评述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气质》时阐述的观点：科学观让宗教、悲剧和爱情变得无关紧要。罗素现在赞同这个观点，其前提条件是，它被理解为仅仅适用于作为权力追求的科学。他认为，作为真理追求的科学，即他描述的“普罗米修斯式疯狂”，可以与作为权力追求的科学完全区分开来。实际上，它与“宗教、艺术和爱情”类似，属于现代世界中被琐碎化的东西。罗素这时提出，人们追求关于世界的真理的原因是，他们热爱真理。反之，如果追求控制世界的权力，人们无法以热爱者的态度去这样做：

因此，只有我们以热爱者的身份抛弃这个世界时，我们才能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去征服这个世界。但是，对人的最佳品质来说，灵魂的分裂状态是致命的。一旦被视为形而上学的科学以失败告终，就只有通过某种类似于撒旦崇拜的东西，这就是说，通过放弃热爱，才能得到科学作为一种技术赋予的力量。

由此可见，一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科学，一种是作为权力追求的科学，这两者是相互对抗的力量。前者受到热爱的驱动，注定将会失败（因为对真理的追求已经以怀疑论告终，至少暂时看来如此），后者受到放弃热爱的做法的驱动，看来也将注定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在于，“追求权力者如果想避免空虚感的困扰，就必须长期进行某种新鲜的操纵活动”。在以前撰写的文章中，科学战胜神秘论的状态受到罗素的高度赞扬，因为科学赋予人们战胜自然的力量；罗素这时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宣布自己支持“热爱者、诗人和神秘论者”；“他们可以在所爱的对象中得到平静，与追求权力的人相比，可以发现更大的满足感”。在过去的更乐观的时代中，罗素曾经宣称，他对自然持满怀敬畏的尊重态度；现在，他坦露心迹，声称它（自然）依然具有活力，存在于他的内心之中：

当我即将死去时，我不会觉得自己白活了一辈子。我在黄昏看到地球变为红色，在清晨看露珠闪烁，冬天看到白雪在太阳下发光。我在大旱之后嗅到了雨水的气息，在康沃尔听到咆哮的大西洋拍打花岗石海岸的声音。

罗素在此根本没有赞美作为成功的“新哲学”先驱的科学带来的战胜自然的力量，而是要人们牢记过去时代的智慧：“人们不应被新力量所陶醉，忘记以前每个时代熟悉的那些真理。并非所有智慧都是新颖的，并非所有愚行都是过时的。”

幻灭和绝望的基调渗透了《科学观》，也以清晰的方式见于罗素在那段时间撰写的自传文稿中。尽管他在《幸福之路》中提出了种种建议，但显而易见的是，罗素自己并不幸福，无法克服关注内心世界以便评估过去生活的倾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创作了一部文学杰作。他在那段时间撰写的自传（到1921年为止）直到30多年之后才出版。在那30多年的时间中，他增补了许多描述1921年之后生活的糟糕材料，将整个自传分为三卷。他在1931年撰写的稿件被用作基本素材，构成了后来出版的第一卷以及第二卷的头三章。从文学的角度看，认为这是他写出的最佳著作的说法可能有待商榷；不过它肯定是最富于洞见的自我分析作品。在写作过程中，他努力理解自己人生中出现的毛病，审视了早年的情感生活和浪漫艳遇，其方式非常诚实，非常严厉，在他的一生中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他当时有一个诚实的想法，希望通过撰写该书其余部分，理解出现那些毛病的原因。但是，当他分析创作自传那段时间出现的绝望感时，当初的愿望却打了折扣。他后来承认，其原因在于，他拒绝接受让他不幸的真正原因。

在1931年的初稿中，《自传》以一则《后记》结尾，其主旨是，从情感、思想和政治三个方面看，他的人生都是失败的。他写道，“在习惯力量的推动下，我继续自己的活动；在他人面前，我忘记隐藏在自己的日常追求和快乐之下的绝望感”：

可是，我独自一人，无所事事时，根本无法隐藏这样的感觉：我的人生没有目的，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新的目标，不知道如何打发余年。我发现，自己陷入巨大的孤独迷雾之中，看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在情感和形而上两个方面均是如此。

在《后记》中，他以相当典型的方式，重点谈到了形而上层面的孤独，而不是情感方面的孤独。在这里，他的自传俨然变成了《科学观》中的一个部分。简斯和爱丁顿让信仰宗教的人看到了救助，这让罗素感到愤怒。但是，他们两人的物理学观念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让罗素不得不接受：他们强调说，物理学定律是人的头脑形成的建构，而不是独立于头脑的实在。他在《科学观》中数次表示了这一点，声称现代物理学促使人们接受一种哲学观念，它类似于贝克莱主教在18世纪提出的理念。贝克莱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强调——用罗素的话来说——“只有理念存在”。罗素补充说：“贝克莱试图挽救宇宙，挽救物体的永恒性，其方式是将它们视为上帝的理念。但是，这样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不是逻辑思维的表达。”当罗素说，对真理的科学追求最后以“怀疑论”告终时，他心里想到的正是贝克莱鼓吹的这种非物质论，以及贝克莱所说的上帝。在自传中，他描述了导致同样结果的同样探索，这时认为它描述了他所说的自己在思想生活中的失败：

哲学的情况如何呢？我将自己的最好年华献给了《数学原则》，希望在某个地方发现某种确定的知识。该书洋洋洒洒三大卷，却在我的内心中形成了怀疑和困惑。就形而上学而言，在摩尔的影响下，我首先抛弃了德国唯心主义的观念，愉快地认为感知世界是真实的。在物理学的影响下，这种那种愉悦一点一点地消退，将我驱赶到类似于贝克莱当年所处的地位。可是，我既没有他的上帝，也没有他的英国圣公会教徒的自满心态。

罗素严肃地说：“我审视自己的人生，觉得它一无是处，全被用在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上。”他暗示，这样的说法用于政治活动是正确的，用在哲学领域也是正确的：“我逐步认为，有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在战后的世界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理想。就我关注的东西而言，我觉得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黑暗时期。”他写道，他感到压抑，“其原因是英国衰落了……英国过去400年的历史在我血液中流淌，我希望将过去的宝贵的公共精神传统移交给我的儿子……［但是］毁灭渐渐逼近，让人产生一种感觉：英国的所有活动都是徒劳无益的”。他将此与古罗马的衰落进行了比较，那时“圣奥古斯丁——那个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可以用一种新希望安慰自己”；但是，对罗素来说，没有这样的慰藉：“在最现代的思想中，我发现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溶剂，它侵蚀着伟大的制度，甚至最近历史中的制度也难以幸免。我认为，当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建设性努力并不具有什么有效性，他们提出的是带有破坏性的批评意见。”

《后记》表达的观点与《幸福之路》迥然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后者中强调：不幸一般是内省造成的；发现人生外在的非个人目的是通向幸福的途径。在《后记》中，他勾勒了一幅凄凉图画，讲述了自己无法解脱的不幸生活。但是，他将此完全归为非个人的原因。他接着宣称，只有在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移开时，他才发现了幸福。他说，“从中国回来之后，我的个人生活是平静的，幸福的”：

从自己的子女那里，我获得许多本能的满足感，至少与我自己期望的不相上下。而且从大体上说，我还根据他们来调整我的生活。但是，从一方面看，我的个人生活一直是令人满意的，从另一方面看，我的非个人的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灰暗……我将自己与对子女的教育联系起来，为他们挣钱，从而努力排解可能会落在自己头上的非个人的绝望感。

罗素擅长掩饰并且错误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我们将《后记》与《幸福之路》中表达的观点进行对比，我们就可大致看到，在许多年的时间中，朵拉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完全错误的印象之中，不知道他对她、对他们的婚姻和学校的真实看法。其原因在于，尽管这两本书包含了对他的想法的似乎有理——即便互相矛盾——的描述，但它们完全是不实之词：第一，他的感觉并非像《幸福之路》宣称的那么幸福；第二，他的不幸并不像《后记》所说的那样，主要是因为英国衰落了，他不能获得某些知识，物理学家放弃了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这两本书竭力伪装的正是他成功隐藏、不让朵拉看到的东西：在个人生活中，他感到非常郁闷。

罗素撰写自传的目的不是为了立刻出版——他把它写出来，主要是为了理解自己的人生。完成初稿之后，他把它保存起来，打算他死后公之于世。当然，他那时没有想到，他还要活差不多40年的时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931年夏季，在他年届59岁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已经到达了终点站。《后记》给人的印象是，他无法看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认为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人生已经宣告结束。他觉得自己已经才华不再，暂时没有任何追求目标，无法回到哲学研究，无法形成任何政治影响，无法撰写任何严肃的著作。

1931年7月，罗素完成自传以后，随即在美国的赫斯特出版社开设了一个专栏（刊登该专栏的报纸包括《纽约美国人》、《华盛顿信使报》、《旧金山考察者》和《芝加哥信使与考察者》）。在其后两三年时间中，他几乎没有发表其他任何东西。那些文章昙花一现，代表了罗素写作生涯中的最低点。它们看来显示，他非常严肃地感受到他在自传结尾处表达的那种绝望，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完成任何严肃的写作任务了。那些文章（每篇大约700单词），只需一个小时便能完成。在坐下动笔之前，罗素常常询问碰巧出现在他身边的人，让他们提议文章的话题。这一周的内容可能涉及嫉妒，下一周可能涉及势利，再下一周可能是“谁可能使用口红？”无论话题是什么，罗素都可以用同样妙趣横生的笔触，进行言词伶俐的讨论。当然，那些文章文笔流畅，但是没有或者很少包含任何原创思想，或者说，他甚至没有认真把握所谈的话题。对罗素来说，那样的东西简直可以信手拈来。

那些文章是为了提供娱乐，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某些报刊文章不同，既不是为了影响舆论，也不是为了表达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有时候，它们包含灵感一现的短语或者妙趣横生的警句（“人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虚伪的，赞美自然；另一类是自然的，赞美艺术”。），但是它们有时候完全是欠缺诚实的文字。例如，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婚姻”，他引用了纽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话：“如今我是有妇之夫，已经不再是人了。”罗素问道：“婚姻应该实现人的个性，为什么会被人认为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感受到，结婚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到他撰写这篇文章时为止，罗素已有两次婚姻经历，它们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实现人的个性”。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类无关痛痒的文章与其他类似的文章一样，可能早被忘记了。但是，它们出自罗素笔下，结果被一一收录，编辑成书，名为《凡人及其他》，于1975年出版。该书的编辑哈里·鲁嘉不吝其辞，赞美了它们的优点：

这些文章没有虚饰，有时甚至显得漫不经心，其实揭示了罗素的天才，揭示了他的诙谐，他的讽刺，他的明晰思考，他的博学，他的道德敏感，他的勇敢，更不用说他的睿知了。我们这一代人与40年前首次阅读它们的那一代人一样，急需他的富于理性的明晰判断，急需他对人类的关怀。此外，罗素对趣事的喜爱也从这些文章中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阅读它们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鲁嘉在此大谈“对趣事的喜爱”，大谈“对人类的关怀”，但是我们和那时的比阿特丽斯·韦布一样，看到了充满仇恨、不乏讽刺的鄙视，看到了野蛮的愤恨。不过，在这些明显肤浅的短文中，鲁嘉竟然看到天才的成分，他肯定属于少数之列，当然也不是喜欢它们的唯一读者。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罗素一直撰写这些东西（最初因此每年赚得1000美元），它们显然非常受人欢迎。但是，过了60多年以后，如果脱离当时的语境，它们是经不起严格审视的。它们的笔调以讽刺为主，我们常常难以把握，罗素是否真的相信自己表达的想法。例如，罗素在《论教诲》一文中写道，“心灵的道德观”——被他定义为“仁慈的感情和良好的性格”——不是通过道德说教来实现的，而是“良好消化、完善腺体和幸运环境”的产物。由此可见，让人履行义务的“说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能满足人们的“施虐狂本能”）。相比之下，有效然而非说教的“科学”道德观将会采取这样的表达形式：“多吃绿色蔬菜，你将减少对邻居的憎恨。”显而易见，大多数这类说法是调侃之言，然而在文章的某些地方，罗素是否希望表达严肃的观点呢？

有时候，他的文章表现出来的肤浅令人深思。例如，罗素在《羞愧感小议》中写道：

依我所见，懊悔之情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出现的场合是：我们所做的某件事情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让别人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接受对我们有利的看法。

换言之，羞愧感是一种虚荣，基本源于对自己的不正当行为将被发现的担心。罗素宣称，“犯下谋杀罪行的人如果确信他们的行为不会被人发现，就没有什么懊悔可言”（他在另外一篇类似文章中说，许多人“都想谋杀他人，只是不敢付诸实施”——这就是人们阅读关于犯罪的文章的原因）。在这类轻率言辞的背后，我们可以确定一种让人深感恐怖的人性观。人是否自认为具有“道德敏感性”？我认为，这将取决于人是否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罗素在这些文章中使用的表达方式，即使赞同罗素的观点的人也不会长期感到满意。

对罗素来说，这些文章的最大好处在于，它们让他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取大把票子。此外，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快速完成这样的文章。例如，该书收录的头几篇文章是他在法国与西班牙接壤的边境城镇昂代与家人度假期间写成的。当时，他的“家人”可不少，包括彼得、格里芬、朵拉、约翰和凯特。实际上，那是两个家庭：罗素、彼得、约翰和凯特在比利牛斯山漫步时，格里芬和朵拉带着哈丽雅特去了海滩。罗素后来撰文谈到那次度假的情况，指责朵拉冷落了凯特，并且强调说，约翰的感觉特别不好。但是，他当时给朵拉留下的印象是，他自己喜欢那样的格局，看到四个大人和三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心里特别满足。后来，罗素试图以他能够想到的粗暴方式，让朵拉消除错误想法，知道他对那种安排并不满意。即便如此，她依然在回忆录中谈及在昂代时的家庭“和谐”，宣称罗素和她一样，认为那样的和谐以活生生的方式，证明了新道德观取得的成功。她写道：“所有那一切的基础是，对人尤其是对孩子的爱意。在昂代逗留期间，伯迪与我本人之间相互交流。我们两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合作关系是起到稳定作用的因素。”

在昂代期间，彼得和朵拉相继怀孕。根据朵拉的回忆，四个大人一起讨论，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孩子，达成了一致意见——朵拉后来管它叫“昂代约定”。根据那项约定：“第一，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让生下的任何孩子失望；第二，如果我们愿意，孩子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按照朵拉的理解，这暗示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她和彼得不能堕胎；她的孩子和彼得的孩子将在电报村舍抚养，作为大家庭的新成员，外人眼里都是罗素的孩子。我们难以知道，与那些年里常常出现的情形一样，这究竟是说明朵拉的想入非非的倾向的一个例子，还是罗素想要欺骗她的一个例子？但是，罗素对整个想法持反感态度，况且没有迹象显示，他觉得自己或者彼得受到任何此类协议的约束。他在1921年费尽心机，让约翰得到了合法地位；哈丽雅特的出生曾经让他备受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几乎不可能乐意看到彼得再生一个私生子，不可能乐意看到，让他深感骄傲的家庭中冒出一个格里芬的“杂种”孩子。如果像朵拉所说的那样（她看来不会无中生有地胡编乱造），存在着那样的条约，我们无法想象的是，罗素会像朵拉暗示的那样，带着自信、快乐的开拓精神，接受那样的东西：他要么嘴上表示赞同，心里并不打算信守，要么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以坚忍克己的屈从态度，勉强点头了事。实际上，可能出现的情形是，该条约是罗素后来撰写《自传》时想象出来的一个部分：

在我第二段婚姻期间，我努力保留对妻子的自由的尊重——我当时认为，我的信念让我那样做。但是我发现：我的宽恕能力和可被称为基督教仁爱的能力比不上自己对那样做的要求；坚持做出毫无希望的努力将会给我带来很大危害，同时也不可能让我如愿以偿，给他人带来好处。其他任何人都可能提前告诉我这一点，但是我却被理论蒙蔽，变得盲目了。

在《个人备忘录》中，罗素对那次假期的回忆，对再生孩子的决定的回忆与朵拉的完全不同。根据他的说法，他们在昂代尝试的“临时家庭”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觉得彼得怀孕不是什么值得庆贺事情，其实是他被引诱上钩造成的结果。他宣称，他曾经向彼得强调说，他不想她怀上孩子，彼得也承诺说，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根据他的说法，彼得怀孕之后承认，她经过深思熟虑，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罗素在《个人备忘录》中写道，因为他反对她怀孕，彼得曾经尝试流产，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不再试图让她终止妊娠。

与此同时，朵拉考虑如何对待她自己的妊娠。她和格里芬带着哈丽雅特，提前离开昂代。格里芬到巴黎去找工作，朵拉回到电报村舍，准备开学事宜。尽管订立了条约，她还是考虑了是否堕胎这个问题。她后来写道：“假如我当初决定牺牲那个孩子，结局可能完全不同。”她说，不去堕胎是她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她做出艰难的决定这一说法不太符合她表达的明确想法：当时每个人都同意，他们要想更多的孩子。她那时写给罗素的信件也太不符合她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两人在那段时间关系非常和谐。她在信中告诉他：“很多事情我都想和你谈谈。但是，你已经构筑了非常完整的障碍，和你交流并不容易。我回来之后，感到非常孤独；你有时候似乎希望我觉得，我不再属于这个家了……我真的觉得，你不再关心我了，因此并不以温柔的眼光对待我。”最后，她“真的无法让自己做出决定，做掉这个孩子”，于是让妊娠继续下去。她后来说，关于这一点，她受到了彼得的影响——彼得的决定保住了她的孩子。

罗素、彼得、约翰和凯特从昂代回国之后，彼得返回牛津，面对在本科最后一年生孩子的前景。罗素打点行装，准备前往美国，展开另外一次巡回讲座之旅。1931年10月22日，他离开几天之后，朵拉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温柔的信件，告诉他彼得最终流产了：

我听到她的消息之后，伤心地大哭一场。我心里很乱，担心你只身一人在美国，将会因此感到悲痛和震惊。噢，亲爱的，我真希望这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当初想到新生婴儿的事情，你是那么开心，并且对彼得获得学位等事情，提出了不乏尊重的安慰意见。结果完全事与愿违。我意识到，当初我知道她怀孕的事情时，我心里真的替你俩感到高兴。求你了，亲爱的，请为将来做好准备吧。如果你俩都要想孩子，你知道，她已经怀过一次，很可能再次怀孕。你不必担心自己不会再有孩子。

朵拉后来给人讲，彼得的“流产”其实是堕胎，因此是违背“昂代约定”之举。她认为彼得背叛了他们的协议，令她深感失望，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罗素总是将它称为“流产”，并且在《个人备忘录》中说，失去那个孩子让彼得深感失望，非常痛苦。从那以后，彼得出现了情绪歇斯底里爆发的倾向。尽管她依然情深意长地爱他，在发病时却表现出对他的憎恨。罗素看来对彼得失去孩子的事情看来并不感到痛苦。他在收到朵拉的那封信件之前漠不关心地写道：“彼得是否告诉你，她流产了？我表示抱歉，但是这在许多方面让事情简化了。她已经成功地避免此事败露，也不会推迟从牛津大学毕业的时间。”他后来补充说：“关于彼得流产的事情，我并不十分介意。如果她生下孩子，将会在经济方面造成很大焦虑。现在，她能如期完成在牛津大学的学业，这是一件好事。”朵拉看来错误地相信，罗素想要这个孩子；她表达的超常同情的态度用错了地方。其实，罗素曾经坚定地表示，他并不想要那个孩子，他从容面对彼得的“不幸”，面对她对他所发的脾气，后来对她的“流产”表示内疚。有鉴于此，朵拉认为彼得去堕了胎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朵拉谴责彼得做出这个决定的做法却是错误的。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是，罗素曾经催促彼得去做掉孩子，部分原因是他不愿承担照料她的孩子涉及的费用，部分原因是他不想看到这个丑闻闹得满城风雨：他让一个大学尚未毕业的年轻姑娘生下一个私生子。

况且，罗素逐步相信，他应该采取的上策是结束与彼得的关系。他希望她得到学位，开始她自己的生活，不用黏在他的身边。与此同时，他可以竭尽所能，修补他与朵拉的关系。于是，他在写给朵拉的信件中向她保证了三点：第一，他愿意将她的新婴儿视为自己的孩子；第二，他一如既往，依然爱着她；第三，他们两人应该携起手来，面对危及两人婚姻的那些压力：

我觉得，格里芬和彼得将我们两人朝着不同方向拖拽，由此造成的危险是，你和我之间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远，超过我们希望看到的程度。亲爱的，我对你抱有深刻的爱意和巨大的尊敬之情。在7年多的时间里，我从未在生理上受到任何女人的吸引。所以，我不可能基于生理吸引，与任何女人建立持久的关系。但是我希望，我和你的关系天长地久。我希望和一起变老，我希望约翰和凯特学习你的榜样，变得勇敢，变得不屈不挠。而且，我需要你在精神上提供激励。我曾经觉得委屈，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我不想阻止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显然希望经常和格里芬在一起，我确实希望你知道我在乎这一点。如果失去你，我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番话听起来情真意切，引起朵拉的相同反应几乎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但是，像往常一样，罗素写这封信件的动机是对孩子的感情，特别是对约翰的感情。无论离开朵拉以便和彼得长期在一起的念头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况且，随着彼得在痛苦中对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严厉，这个念头的吸引力正在慢慢降低），他也无法忍受冒险失去约翰的局面。11月15日，约翰生日前夕，罗素写道：“我想到，小约翰明天就满10岁了。自从他那天上午在西德尼街出生之后，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了。我当时多么快乐啊！”

他的巡回讲座需要两个月时间，让他感到厌恶，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讨厌与他的孩子分离；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关闭学校，因此觉得他做出的牺牲没有什么意义；况且，经过经济萧条的冲击，情况今非昔比，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赚得盆满钵满了。综合以上各点，他在信中告诉朵拉：“我讨厌，非常非常讨厌这次巡回讲座。以前，支票曾经让我觉得开心，但是今年的数额不如从前。”假如他可以避开，他肯定不愿重返美国。这次，他竟然无法及时返回英国过圣诞节，真让他有雪上加霜之感。在圣诞节当天，他独自一人待在SS不来梅号上，在大西洋上漂荡。正是在那时，他写下了《海上圣诞节》。那是他为赫斯特出版社撰写的最精彩的文章，一扫其他文章中那种油嘴滑舌的尖刻言语，重拾精美文字，恢复发自内心的认真态度，恢复当年早些时候撰写自传时的状态。他在文章开头说，这是他第二次在大西洋上度过圣诞节。头一次是在1896年，他“当时新婚宴尔，没有孩子，非常快乐，正在开始品尝成功带来的喜悦”：

对我来说，家庭像是一股妨碍自由的外在力量：我觉得，世界充满个人冒险。我希望不受传统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的羁绊，思考自己的理念，寻找自己的朋友，选择自己的住所，按照自己的情趣行事。我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特立独行，无须任何人的支持。

但是，特立独行那时起到压迫作用，而不是解放作用，其原因在于“时间让人害怕……伴随恐惧的是对情感的需要，对某种人际温暖的需要，以便驱走冰冷宇宙之中的逼人寒气”：

特立独行作为一种道德尝试或许依然可能，但是作为冒险之举已经不再令人愉快了。我想要孩子的陪伴，想要家里炉火的温暖，想要历史延续性给予的支持，想要一个伟大国家赋予我的成员资格。这些东西是非常普通的人间欢乐，大多数中年人在圣诞节都喜欢它们。就此而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哲学家与其他人区分来；恰恰相反，它们具有的普通品格让它们更加有效，缓解我心中黯然的孤独。

他最后说：“所以说，海上圣诞节曾经是令人愉快的冒险之举，现在已经变为痛苦的经历。对曾经选择特立独行、崇尚自己的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的男人来说，它似乎象征着他现在感受的孤独。在这样的环境中，悲伤的心绪是不可避免的，不应被人躲避。”

罗素后来说，从美国返回之后，他“决心与彼得断绝关系”。彼得与朵拉和格里芬一起，在电报村舍度过圣诞节，不愿被轻易甩掉。她经历了“流产”之后，已经完全失去在牛津大学继续学业的兴趣，仅仅希望和罗素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话，她依然希望为他生一个孩子。一是因为（他在《个人备忘录》中说）彼得失去孩子让他感到内疚，二是因为“我依然爱着她”，放弃了离开她的决定。但是，他不可能赞同她的想法，生一个不合法的孩子。如果他要满足彼得的愿望，那么，与朵拉离婚便成为必然选择。

元旦，格里芬前往西班牙的马略卡岛，与文学界的某些朋友会合，希望当时挺着大肚子的朵拉也到那里去。1932年元月中旬，朵拉同意他提出的要求，动身去马略卡岛，但是心里忐忑不安，觉得不应将罗素和彼得两人留在电报村舍。她在那里一直待到3月，临产前才返回英国。朵拉后来写道：“我现在觉得，假如我那时待在家里，伯迪和我可以找到某种方式，化解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的问题，继续待在一起。我们都非常想念对方：我途中在火车上给他写了两封信，达到帕尔默之后还给他发了报告平安的电报。从某些方面看，我们两人那时的关系十分密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是，罗素心里愤愤不平，觉得她将管理学校的重担扔给了他——到那时，他对学校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朵拉在马略卡岛逗留期间，他给她写信说，他怀着不太情愿的心情，决定放弃学校，以便集中精力从事政治活动：“我希望在伦敦多待一些时间，看一看是否可以鼓动人们制订一项计划，敦促工党政府采取行动……世界正在堕落，速度越来越快。只有俄国才能让我看到希望。”一周之后，他告诉她，他改变了主意：“我非常希望继续学校的工作。”他说，彼得离开牛津大学以后，他将聘请她来学校工作，在电报村舍给她建造一幢小平房：“我知道，你讨厌彼得在这里担任教师，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其他方式尽到对她的责任……我相信，她最终将会与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人结婚。我觉得，你和我依然可以共同办好学校，我俩之间的问题慢慢将会淡化……我最亲爱的，请你不要怀疑我内心深处对你的感情。”

朵拉回信说，她不愿见到他们在1927年——当时，“我们试图让罗伊和艾丽斯参与学校的工作”——遇到的问题再次出现。所以，她宁可关闭学校，也不愿让彼得在那里上班。她告诉罗素，“关于我俩在过去5年的整个生活，我觉得焦躁不安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混乱”：

我们已经让自己的生活完全囿于一夫一妻制的模式，我们两人，以及与我们相关的其他人，都无法改变它……我一直非常爱你，没有什么别的感情可以取代我对你的感情……或许，我本来就不应该试图生活在父权主导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中。或者说，我如果尝试去过那样的生活，就应该心无旁骛……当然，我真愚蠢，竟然不知道哈丽雅特会在感情上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也许同样愚蠢的是，我当初没有预见到，无论有没有哈丽雅特，你的感情都将出现变化。但是，我肯定尚未从这件事情中恢复过来，由于这个原因，我不愿听到关于你的第一段婚姻的事情。

罗素在回信中向她保证，他对她“情感深厚，无法破坏”，“假如我俩离异，我将非常苦闷”。他觉得，他对她的性欲将会重现生机，“我希望和你一起变老”。他声称，他让彼得待在学校的理由基于“实际考虑，而不是情感方面的原因”。而且，他还本着同样的务实精神，主动提出每年向朵拉支付200英镑。其原因在于，“你经常手头拮据，我长期以来觉得，这颇为不妥”。朵拉不为所动。她在圣诞节告诉罗素，她觉得彼得对她的态度出现了改变，“这自然让我害怕，十分焦虑……我担心彼得的占有欲……如果可能，她甚至会夺去我对你剩下的感情……我希望，我俩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和我”。罗素宽慰她说：“不要将彼得在圣诞节期间表现出来的情绪视为常态。她觉得，我让她失去了孩子，所以非常愤怒，将部分怒火指向了你……她知道，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你分开。”

1个月之后，朵拉和格里芬从马略卡岛返回伦敦，等候他们的孩子出生。罗素写道：“就彼得的事情而言，以前让我感到困扰的东西并不十分严重。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她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俩希望一起生活……我希望将自己和她的关系公开，希望一起享受家庭生活。”他认为，必须关闭学校。次日，朵拉产下一名男婴，她和格里芬给他取名罗德里克。这一次，出生登记用的是格里芬的姓氏。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婴儿都不会被人称为罗素伯爵五世了。几天之后，罗素咨询了他的老友兼律师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请他打理离婚事宜。罗素告诉朵拉：“他并不确定是否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提出离婚，他说我肯定是有过错的一方。”他说，他希望离婚的考虑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合法地位，而不是出于任何不友好的态度。你应该记得，当年你怀上约翰时，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是让孩子获得合法地位”。他宣布，他和彼得已经决定，继续在卡恩维尔居住，至少过了那年夏季再说。如果朵拉没有异议，他希望余生都住在那里。

3月底，朵拉回到电报村舍时，罗素和彼得已经去了康沃尔，给灯塔山学校员工留下的印象是，学校将会关闭。朵拉深感震惊，百思不得其解：几个月之前，罗素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对她的感情“无法破坏”，希望和她一起变老；现在，他竟然改弦易辙，决定弃她而去，并且找律师安排离婚事宜。“昂代约定”、新道德观、学校、婚姻，还有两人数年以来共同奋斗的其他一切，他怎么突然就觉得，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呢？她认为，他的态度不可能出现如此极端的变化。她了解和钟爱的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伯特兰·罗素，他现在的行为“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他对她冷酷无情，全然不顾她的感受，对两人的共同事业漠不关心，这一切全都是彼得一手造成的，与罗素没有关系。罗素依然爱着她，他在2月写给她的信件中不是这样表示的吗？他的离去让她伤心，不过她依然相信，这“对他来说肯定也是痛苦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在正式分手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和温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4月15日，罗素给朵拉写信，试图消除给她带来安慰的幻觉。“我觉得，你想象我目前的态度是彼得造成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你完全错了”：

我觉得，你没有意识到我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对我们婚姻的感受。你对汉娜采取那样的行为，破坏了我对你的爱意。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当时试图让它重现生机，并且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取得成效。结果我以失败告终；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再次尽量往好的方向去做，甚至在哈丽雅特出生之后也没有放弃努力。我认为，如果说你希望我们的婚姻继续下去，那你的行为就是错误的。你执意生下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根本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如果说在你的心中，我比格里芬更重要，你就不会那样去做。如今，我至少面对获得幸福——自从1927年以来，我和你没有这样的东西——的机会，我觉得我有权这样做。而且，我也有权为彼得，为她可能生下的孩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这封信件可能伤害你。可是，有些误解必须加以澄清，我不知道如何以更友好的方式实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在本学期末放弃学校。

我们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直接、更粗暴的方式来详细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朵拉根本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她认为，她和罗素在反对陈规陋习的斗争中是同志，是引导人们获得“幸福的权利”的教育家，是宣传新的性道德观的先驱者。这些想法在她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她认为罗素不会觉得，它们带来的结果反而是欺骗和不幸。他们两人曾经深爱对方，那种方式非常广泛，非常开放，非常快乐，超过了一夫一妻制提出的要求。在那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向世人展示了前进的方向。

罗素的感觉却迥然不同。他迈出了离开朵拉这一步。他这时认为，不仅可以承认他在内心深处觉得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可以全盘否定他和朵拉曾经公开宣传并且作为两人婚姻基础的那些理想。他在提交给法庭的一份与离婚相关的宣誓书中写道：

我认为，其一，只要婚姻关系存在，夫妻之间的不忠行为都是不受欢迎的；其二，不忠行为往往会带来问题——如果稍有一点自控能力，那样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正是在朵拉的倡议下，我接受了不同寻常的婚姻基础；但是，经验告诉我，那并非明智之举。

在他看来，所谓的“新道德观”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当然，那是朵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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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圣公会派别，与“高教会派”对立，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不赞成高教会派恢复旧制的倡导，认为主教制度、神职圣品与圣事礼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强调福音派及新教的做法，反对繁文缛节的祷文和仪式，强调基督徒应提高对现实世界的责任心，联合起来改善与提高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与水平。

[2] 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伊丽莎白在《维拉》的维拉戈现代版本中暗示了这一点。弗兰克（10岁时写下）的一则日记让伊丽莎白深感震惊：“父亲早上去世了。”在他的自传《生活与奇遇》中，弗兰克谈到他8岁时失去母亲的情形：“那时我自己是怎么想的，我现在没有记忆。”另外一个事实也说明了他的这种忽视痛苦情感的倾向：他的自传写于他与伊丽莎白分手之后，其中根本没有提及她的任何情况。——原注

[3] 爱尔兰的布拉尼城堡的石头，相传人吻了此石头后，立刻便可花言巧语。

第五章　离婚

在《个人备忘录》中，罗素描述了与朵拉离婚的情况。那个过程痛苦，讨厌，令人感到恐怖，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结束，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支配了他的生活。离婚让人感到愉快的例子十分罕见，但是他们两人的个案不仅特别糟糕，而且极端复杂。罗素、朵拉和格里芬三人之间的关系纽结千丝万缕，解开它们需要使用非常微妙的法律策略，并且导致大量令人心碎的无情言行。它涉及的法律程序非常复杂，带来的情感折磨也不相上下。它伤害了所有相关的人，对朵拉、格里芬、约翰和凯特的影响尤其严重。它引起的强烈对立将会给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们——尤其是约翰的孩子——带来可怕的结果。对于离婚给朵拉的人生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罗素似乎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说完全不在乎（罗素与朵拉之间的那场“战争”的一个结果是，格里芬的生活被完全毁了，不过两人都将它视为枝节问题）。但是，罗素在为《自传》撰写的一个段落——它在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中承认，“正如我担心的一样，与朵拉离婚给约翰和凯特带来的结果非常糟糕”：

两个孩子，特别是约翰，在心理上受到刻骨铭心的损害。但是，我至今无法说，假如我与朵拉继续过下去，结局可能会好一些。我那时可能很快出现崩溃状态，无法履行作为父亲和养家活口的人应该承担的义务。我其实觉得，我犯了错误，竟然长时间忍受那种嘲笑婚姻的行为。

在下决心与朵拉分手之前，我的心理状态乱七八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诚实的。我当时不愿承认，我自己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

罗素觉得自己可以承认，他与朵拉的婚姻多年没有给他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毫无顾忌，觉得可以表达自己的伤心、愤怒和愤恨。朵拉原来根本不相信，他和她在一起并不快乐，这时也不相信，他竟然对她如此尖刻！阅读与两人离婚相关的文件（在罗素档案馆中，这些文件装满了整整五个大箱子）令人心碎。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朵拉从未理解罗素内心深处对她的憎恨，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两人之间存在美好意愿。罗素在《个人备忘录》中宣称，在离婚过程中，朵拉和他逐渐从心底憎恨对方。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朵拉与罗素的前妻艾丽丝一样，当时继续爱着并且尊重罗素，希望他对她的爱情有朝一日将会重现生机。

两人的离婚过程拖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原因之一。此外，朵拉从内心深处很不愿意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在她看来，他们几个人——她自己、罗素、格里芬和彼得——生活在法律的约束之外，根据的是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对抗的是传统的上流社会。法律的固有观念认为，私通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诉诸法律的做法在她看来是虚伪之举，背叛了他们崇尚的价值观。她从来不希望什么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现在也讨厌面对合法离婚带来的严酷考验。

假如完成离婚程序像如今这样容易，朵拉的态度可能对罗素没有什么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不能仅仅因为夫妻双方希望分开，法院就判定两人离婚；双方必须都有过错。鉴于无法指控朵拉或者罗素有残酷行为（而且无法确切证明双方精神失常），这意味着，不得不指控一方或者双方有私通行为。此外，双方都曾公开表示，私通既非不道德的，也不会给幸福婚姻造成难以克服的障碍；有鉴于此，要让两人承认在这方面“有错”的尝试显然很难行得通。显然，罗素看来考虑过起诉朵拉，将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作为她私通的证据。但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并且让他确信：第一，这个办法肯定行不通；第二，“有错”的一方必须是朵拉，而不是罗素。支持这一判断的考虑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并非完全清楚。诚然，罗素曾经公开对私通表示过宽容态度，但是朵拉也持相同的态度。朵拉倾向将它归为罗素通常所持的“殷勤”态度；这就要求，“绅士”不能和自己的妻子离婚。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罗素曾经遭到前妻的成功起诉，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玩弄女性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很难接受这个局面：这样的人竟然以妻子缺乏美德为由，寻求法律的匡正。

无论幕后的原因是什么，离婚决定已经无可挽回；必须由朵拉起诉罗素，理由是他缺乏美德。其实，她并不希望和他离婚，对他缺乏美德的做法没有异议。她与罗素离婚的唯一可能理由是，这是罗素想要的东西。但是，考虑到那时的离婚法，这一点也不得不隐藏起来，其原因在于，法律不允许“共谋”，那样的做法将会危及离婚事宜。此外，还存在朵拉和格里芬生下的孩子的问题：她自己与另外一个男人有染，生下了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可能假装自己是遵守妇道的妻子，听到丈夫的不忠行为之后深感震惊呢？他们两人想出的解决方法虽然新颖，但是也欠缺诚实——她和罗素签署了一份《分居协议》：第一，她透露了私通怀上的两个孩子，但是保证她在将来会保持“贞洁”；第二，两人同意原谅对方过去的不正当行为，但是不允许将来出现同样的错误。与此同时，罗素可以继续与彼得同居。在这种情况下，朵拉如果信守保持贞洁的承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提出和他离婚。其理由是，在《分居协议》签订之后，他有了私通行为。

对罗素来说，这样的安排带来的益处是明显的：他可以如愿以偿，与朵拉离婚，并且在该过程中与彼得同床共枕。但是，它对朵拉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计划不仅嘲笑她热情崇尚的性道德观，而且让她在法律上受到约束，在一两年时间内不能与格里芬或者任何其他人有染，其结果是为了实现她并不想要的离婚判决。她为什么会表示赞同呢？要理解两人的离婚进程，理解它变得那么糟糕、那么可怕的原因，就必须理解朵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理解在离婚前几年她在情感生活中出现的复杂变化。导致那些变化的因素大体有两个：第一，遭到罗素遗弃让她感到绝望；第二，她意识到，罗素其实并不相信他俩曾经一起倡导的“新道德观”，不禁感到万念俱灰。

在整个离婚过程中，罗素的态度十分明确，非常坚决，一直没有松动：其一，他希望尽快与朵拉离婚，以便和彼得结婚；其二，他希望和朵拉共同担任约翰和凯特的监护人。在他看来，问题相当简单；但是，朵拉却觉得并非如此，她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计划。1932年4月20日，她给她的律师写了一封信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为了与罗素、彼得和格里芬保持面子上过得去的关系，她不得不那样做。她写道：“这两个男人我心里十分在乎；这个女人将与我的两个大孩子相处，而且对我丈夫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我不想与他们三人交恶。”况且，“曾经支撑我的人生计划的那些心照不宣的假定已经崩塌。因此，我觉得自己必须竭尽全力，增加离婚的可能性”。

但是，她提供的理由并非完全出于无私的考虑。签署《分居协议》也让她得到某些好处，最重要的是让她得到更好的机会，使灯塔山学校继续运转。罗素1932年春天离开电报村舍时以为，学校将会关闭。但是，与他就其他许多问题的估计类似，他低估了朵拉的决心具有的力量。朵拉对学校满怀信心，不亚于对自由恋爱的执着，决意尽可能减轻罗素离开造成的影响。她得到了学校员工和学生家长的支持。当时，学校的规模有所扩大（到1932年为止，学生人数接近30），她认为她很有可能让它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没有罗素这个名字，学校的声誉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如果她可以让罗素的孩子继续在学校中就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罗素离去造成的冲击。此外，根据《分居协议》，她将从罗素那里获得三项收入：一是数额为400英镑的年金；二是约翰和凯特的学费；三是罗素和彼得住在卡恩维尔（它在法律意义上一直属于朵拉）期间的房租。另外，他也愿意让学校继续免费使用电报村舍，至少为期1年（当然，从法律意义上说，他可以不这样做）。

另外一个问题是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根据当时的规定，在罗素与朵拉正式离婚之前，罗素作为父亲享有对孩子的法定监护权。这意味着，如果他愿意，他不仅可以让约翰和凯特离开学校，而且可以要求他们和自己住在一起。1932年6月4日，罗素写信告诉朵拉，他不仅在法律上享有对两个孩子的监护权，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

你还有两个孩子，因此在情感方面，约翰和凯特对我更为重要，超过了对你的意义。况且，我还得为他们两人挣钱。我们中的一方必须拥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利，因此看来合理的安排是，应该由我说了算。

但是，朵拉坚决反对这一点，作为对《分居协议》给他的好处的回报，罗素愿意增加一项条款，让朵拉同等分享对两个孩子的监护权。此外，他也愿意让两个孩子留在灯塔山学校，至少在次年之内不变，条件是他们在学校放假期间与他和彼得待在一起。该条款还规定，孩子离开学校之后，一半时间住在他的家里，一半时间住在朵拉的家里。朵拉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条款，但是罗素做出的让步其实相当于交出了他拥有的部分法定权利。朵拉对此不以为然，这让罗素感到恼怒。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罗素和朵拉通过各自聘请的律师，就该条款的表述方式争论不休：朵拉希望的文本是，她对约翰和凯特拥有“实际的关心和控制权”；罗素希望的文本仅仅表明，两人拥有“同等权利”。1932年12月底，罗素扬言退出谈判，朵拉最后表示认输，签署了他希望的协议文本。

我们可以看到，朵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信件显示，她面对罗素当时使用的新的严厉语气，感到困惑不解，努力让自己慢慢适应。她看到罗素的怒火越来越旺，于是不断地给他和律师们写信，谈到的内容不仅包括相关法律问题，而且还有她对他的感情，对罗素、彼得、约翰和凯特的感情，对两人婚姻的态度等等，仿佛这些因素在某个方面依然可以对罗素产生作用。在1932年5月28日的一封信件中，她恳求罗素将她视为一个人，而非仅仅是诉讼对手。她告诉他，她希望继续离婚进程的条件是：“我可以确信，我们双方将尽量考虑对方的需要，而不是仅仅在法律权利方面谋求自己的地位。”在她看来，这是第一个问题。其次，“还有你在信中使用的语气让我觉得，除了可能与你相关的部分之外，你现在根本没有考虑我的生活和工作”。在随后的一封信件中，她试图解释她对两个孩子的感情。她说，她不同意罗素成为唯一监护人的顾虑是，彼得——她这时深感憎恨的对象——将会取代她作为母亲应有的地位：

这就是我面对的问题，让我深感担忧，彻夜不眠：你的本能是让彼得成为他们的新妈；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心理因素，她也希望实现这一点。对此我当然无法容忍。

……通过和我共享一切，彼得获得了与孩子们的关系。她已经做出了回应，夺走了约翰和凯特的家庭，夺走了我辛苦奋斗12年建立的家庭，抢走了我最后的青春岁月，从而让她自己获得慰藉、闲暇和安全感。

……我无法找到任何准则，让自己赞同她的所作所为。她其实并没有像你和我那样，为这个家庭付出自己的全部。她没有干过任何事情，承担过责任，仅仅将它们强加在其他人的头上。假如她参加了大学毕业考试，或许我会对她表示更多的尊敬。

虽然这样的话显然考验罗素的耐心，他还是一一进行回复，竭力为彼得辩护。他强调说，彼得没有带来负担；恰恰相反，“她作为我的秘书，工作十分努力……对我的工作来说，她提供的帮助具有重要价值”。（罗素1918年与彼得初次见面时，曾经建议朵拉担任自己的秘书。朵拉表示拒绝，理由是该建议完全没有尊重她的研究工作。）朵拉在信中还暗示，她——而不是彼得——是他的妻子的适当人选；罗素回应说：

你看来忘记了这两件事情。它们全是你一手造成的，形成了相应的处境，让我们的婚姻名存实亡：其一，在我没有对你有过任何刺激言行的情况下，你决定与兰达尔开始婚外情；其二，你和巴里有了孩子。显而易见，我们的婚姻对我来说只是巨大不幸的根源。

在《婚姻与道德》和其他著作中，他曾经一再表述说，夫妻双方应对私通持宽容态度。如果说罗素真的相信，上述第一个原因让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那么，该观点肯定有言不由衷之嫌。但是，对朵拉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她相信他当时确实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她坚持认为：其一，他在这封信件中表达的意思并不是他在两人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所持的观点；其二，这是改弦易辙之言，是丧失良心之言，是彼得的影响造成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罗素反复否认，但朵拉对以下两点的信念坚定不移：第一，罗素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第二，两人的婚姻拥有深厚基础，其价值超过罗素可能从彼得那里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签订《分居协议》之后，她在写给罗素的信件中表示，对她与罗素曾经分享并且继续分享的东西，彼得心存妒忌。“我作为个人、作为约翰和凯特的母亲，让你对我表示尊敬，对我怀有情感。”彼得对此心存嫉妒，不仅希望占有罗素，而且还想改变他：

从现在起，彼得是你的妻子，我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女人。我不会重蹈覆辙，将格里芬或者我自己束缚起来——我们将会自由地生活，不会要求对方去做任何事情，只是努力争取分别实现自我。通过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爱人，爱他们身上和生活中的真实东西——我不会放弃这样的生活。这一点我是从格里芬所说的“不可言喻的伯迪”那里学到的。我当初和那个人结婚，我觉得彼得也希望，那个人已经改变了性格。其原因在于，这就是我最在乎的一点：她想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她无法给予你想要和需要的，这我知道。不过，这并不是你想要的全部，我想看一看，她将如何让你幸福。我们两人之间还有约翰和凯特，无论法庭的判决如何，无论你怎么看，你我之间的联系依然存在。此外，你和我曾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婚姻生活。我知道你的为人，你觉得你已经离开了我，然而你是不会真的随意对待我的。

以上这番话罗素一点也没有听进去，结果也许适得其反，其实强化了他与朵拉之间的对立情绪。目前，他爱着彼得，喜欢和她一起住在康沃尔，远离灯塔山学校造成的压力，摆脱与朵拉的婚姻关系。他再也不用装模作样地表示，他并不在乎与两个私生子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夏天，约翰和凯特到卡恩维尔与他会合，发现了他身上出现的变化。凯特记得，那段时间他们“讲笑话，干蠢事，过得轻松愉快”。一个常常提及的笑话是，彼得是女巫，身上笼罩着“恶作剧”的咒符。[1]有一天，他们四人——罗素、彼得、约翰和凯特——站在海边，俯瞰一个岩石洞口。刮来一阵大风，彼得的帽子被吹落，掉进了岩洞，然后又冒了上来，这让每个人深感惊讶。彼得立刻说，她拥有魔力，接着将其他物品——青草、树叶、手帕——扔向洞口，看着它们全被吹了上来。后来，她扔下一个银质烟盒，但是它径直落了下去。于是，她解释说，她是经验相对不足的年轻女巫。

朵拉担心，彼得可能在感情方面取代她的地位，这一点不无道理。凯特和父亲的感情一直超过母亲，开始觉得朵拉比不上彼得。彼得23岁，比朵拉年轻许多，模样漂亮许多，总体上更讨人喜欢。况且，她刻意与凯特搞好关系；相比之下，朵拉忙于学校事务、写作和政治活动，忙于照顾另外两个孩子，根本无暇关注凯特。凯特回忆说：“彼得听我倾诉，和我一起做游戏，给我介绍体现女性神秘的香水和香粉，教我如何使用指甲锉和雪花膏。我母亲也使用那些东西；如果我提出来，她可能也会教我。但是，彼得主动邀请我学习，让我觉得自己接受了启蒙，了解了如何成为女人的艺术。”不过，约翰对朵拉和彼得的态度不像凯特那么有偏向——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他对朵拉更忠诚，超过了对罗素的态度。从在灯塔山学校上学开始，他就显示出了避开外界的倾向。随着他越来越内向，越来越不信任周围的人，那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那个阶段中，罗素和朵拉都注意到，两人互相攻击时使用的尖刻言辞可能给约翰和凯特带来潜在危险。总的说来，他们可以抵抗诱惑，不在争吵中直接涉及约翰和凯特。但是，幕后的做法却有所不同。罗素离开电报村舍前往康沃尔时，特地拿走了两个孩子的护照，以免朵拉将他们带出英国。两个孩子秋季开学之前返回电报村舍时，罗素写信告诉克朗普顿，他从来没有让步说，朵拉拥有对孩子进行“具体照顾和控制”的权利。克朗普顿的反应让他觉得扫兴：“朵拉的态度具有的力量在于，她眼下带着他们。我认为，您是无法获得他们的。”

罗素担心朵拉可能把孩子带出国的原因在于，她曾经考虑过，罗素离开她之后，她可能到美国去，开始作家生涯。她放弃前往美国的想法，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无法带约翰和凯特出去（其中一个原因是，罗素拿走了两个孩子的护照）；二是如果她离开，两个孩子留在英国，她无法支付两人在假期中到美国探访的费用。当初在签署《分居协议》之前进行的讨价还价中，她希望说服罗素：如果她侨居美国，罗素应该支付两个孩子横跨大西洋的国际旅费。但是，罗素没有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她向罗素表示，她不得不放弃“只身前往美国”——她可以期望的获得个人幸福的唯一机遇——的想法，因为“它要求我在当时抛弃约翰和凯特。我不愿让他们面对那样的局面”。

就在《分居协议》签署之前不久，格里芬·巴里前往美国，把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留给朵拉照管，这一做法大大加剧了她的孤单感。格里芬受到《分居协议》的约束，不能与朵拉同居，觉得英国已经没有什么让他留恋的东西，于是去了纽约，在那里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大一些。在纽约，他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1931年，确立其文学地位的《阿克塞尔城堡》出版，但是当时他的名气没有后来那么大）联手，租下位于东53大街上的一幢房子。威尔逊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写道，格里芬唠叨唠叨地提到朵拉，“像老女人那样油腔滑调”，“弄得我都快发疯了”。威尔逊认为，格里芬“女人腔调十足，然而却不像是同性恋者”。格里芬曾经告诉他：“如果你在俄国的歌剧院里受到犹太人的侮辱，你就能理解希特勒鼓吹的反犹太主义言论了。”这番话让他深感震惊。但是，在写给两人的共同朋友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信件中，威尔逊以比较友好的态度，谈到他的这个合租人：“格里芬和我在这里和平相处，努力理解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然而，结果越来越令人失望。”此外，两人还认真考虑过，将他们租用的房子变为“未婚父亲之家。未婚父亲是现代文明导致的最可怜、最无助的人群之一，但是社会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帮助他们的东西”。

格里芬一一求助他可以想到的所有老朋友，希望找到在报社或者杂志社供职的机会。他其间经常给朵拉写信，询问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的情况，并且满怀同情，给她提供如何对付罗素的建议。总的来说，他的建议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他警告朵拉，不要在写给罗素的信中继续攻击彼得。他建议说，“这可能给他提示，让他了解他以前没有想到的你的动机，或者诉诸他的奇特的正义感”，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大可能出现：

他的自尊感和日常生活的结构非常脆弱，建立在她不是婊子这个信念之上。我可以肯定，你不应该继续大发脾气，因为那样做将被视为吃醋之举。而且，这使他重新考虑与你的关系，以他擅长的微妙的伪装方式，对你做出残酷举动。

格里芬鼓励朵拉尽快完成离婚事宜，认为这样做可以让他和她带着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一起组成家庭。朵拉对此十分恼怒，觉得这意味着，格里芬与罗素和彼得一样，已经背叛了新道德观，违背了“昂代约定”。她以相当不公正的方式对待格里芬，仿佛觉得他参与了某种阴谋，可能与罗素和彼得联手，夺走约翰和凯特。格里芬在信件中确认了三点：其一，他知道“你根本没有打算损害婚姻；其二，你依然爱着他”；其三，朵拉绝不能“以放弃约翰和凯特为代价”，与罗素离婚。他还告诉她：“我充分理解你现在承受的压力，理解你将来可能面对的情况，我的关心超过了你的想象。”当然，他补充说，他也为罗素感到遗憾：“那个可怜的家伙。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他郁郁寡欢地面对如此冷酷的世界。我俩的境遇令人感到十分痛苦，但是并不凄凉。他应该考虑一下，认认真真地依赖彼得过日子吧。”

格里芬比罗素更理解朵拉，更同情朵拉。所以，朵拉向他吐露了自己心中的愤怒，认为她的原则遭到了背叛，其典型例子是她当时身不由己陷入其中的法律陷阱。按照格里芬的说法，1933年1月22日，她寄给他“一封重要信件，大发脾气，宣泄仇恨，表达爱意”。她攻击了他本人、罗素、彼得和整个极其讨厌的情况。朵拉写道，“我很想双方通过爱意，而不是诉诸法律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是，现在的做法将爱意抛在了一边……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应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男欢女爱，不被经济因素或者情感因素所困？”格里芬读了信件后深受震撼，摘要打印出来，寄给了罗素。格里芬解释说：“我觉得，你看来无法明白她的感受。”他敦促罗素改变态度，不仅理解她希望在法律方面得到的结果，而且还要理解她内心深处的感受：

去年，你试图剥夺朵拉和你一起共同监护约翰和凯特的权利，她开始对彼得形成一种不可矫正（她现在这样认为）的对立情绪……其他原因包括孤独、过度劳累以及与你的精神联系解体造成的悲痛。如今，虽然我已经尽力了，但我们的关系似乎慢慢走向仇视。在很大程度上，整个问题一直取决于她的态度：她认为和你的婚姻没有失败。或者说简单地说，它取决于你对她的情感和尊重。

我觉得，所有这一切你都负有一定责任，那是你1920年给朵拉承诺的……毋庸置疑，我上次和你交谈之后，我……有理由相信，你的责任感与我原来推测的迥然不同。

……假如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破她对你和你俩的孩子的感情，而不是对我和我的孩子的情感，就朵拉的核心态度而言，我并不在乎，这不能与我对她的关系相提并论。其实，不管怎么说，那是无法改变的，我也没有尝试去改变。

正是在回复这封信件的过程中，罗素表达了上面引用的冷冰冰的观点：“朵拉谈到她和我的精神联系。她早在1927年就毁掉了它。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喜欢过她。只是看在约翰和凯特的份上，我才没有和她分开。”他告诉格里芬，从那以后，他和朵拉的共同生活一直“苦闷，难以忍受”。现在，他希望和彼得生孩子：

我无法容忍的格局是：我们的孩子是私生子，她的孩子反而在法律上属于我。（假如约翰去世时没有孩子，罗德里克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充当上院议员。到那时，我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那样做。）朵拉所说的“更高尚的道德观”给予她所有想要的东西，前提是你、彼得和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格里芬的做法相当青涩，将那封信件转给了朵拉，认为罗素“不喜欢”她的原因不是她和罗伊·兰达尔的关系，而是和他自己的关系。他确信，其主要原因是朵拉决定和他生孩子，罗素“根本无法容忍……这伤害了他特有的自傲。那种心态系祖先遗传，仿佛受到噩梦惊扰，然而是真实的，显而易见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你爱了他几年，晚上和他同床共枕，并且以作为他的妻子，为他生儿育女而感到骄傲。我觉得，你心里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受到最大伤害，而且你真的这样做了。怎么说呢，他因此“不喜欢”你。其实，他“不喜欢”的是，你终结了对他的爱情。你无所畏惧，竭力伤害他，不是伤害应该成为的那个他，而是伤害过去的那个他。所以他知道，爱情已经终结。假如你不知道后一种情况，还有谁应知道呢？他没有如你所愿，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个人，你有什么权力伤害他呢？与现实中的想象相比，我们更依赖自己在所爱之人心目中的形象。

格里芬还写信告诉罗素，他无法理解罗素为什么表示“不喜欢”朵拉，“无法理解这个态度认真的男人——他曾经钟爱这个女人，并且希望和她一起生儿育女”。他还提醒罗素，就朵拉的态度而言，“您依然留在她的内心深处”。他强调说，朵拉最在乎的，不仅有罗素的利益，而且还包括约翰和凯特的利益；如果罗素想要做出对双方都有利的安排，而不是仅仅为了报复，他可以通过与朵拉商量来实现这一点，而不是与她对簿公堂。“否则，她当然会打官司，让我们大家颜面丢尽。如果她不得不这样做，我希望她胜诉。”

罗素表示，这样的说法让他困惑不解。从法律上看，他本来独享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他不是已经答应与朵拉共享吗？他不是已在财务方面给予朵拉公正待遇吗？当然，朵拉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三个：其一，罗素不再将她视为活生生的人；第二，他拒绝和她见面，商量如何培养两个孩子，如何安排孩子的未来；第三，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全然不顾她的幸福和生活。但是，在这一点上，罗素的态度毫不动摇：朵拉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让他备受痛苦；现在，他在彼得身上找到了幸福，所以希望尽量减少与朵拉的联系。罗素越来越多地通过律师，与朵拉进行联系。律师一封接一封给朵拉写信，希望知道她何时愿意搬出电报村舍，知道她给约翰和凯特制订了什么计划，以便让两个孩子离开灯塔山，转到另外一所学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朵拉似乎对整个事情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敌视态度，要么拒绝回信，要么在回信中闪烁其词，不予正面答复。在每个关键问题上，她都拒绝冷静下来，从法律的角度谈论问题，这让罗素和克朗普顿深感愤怒。她曾经数次想过完全放弃她的计划，以便让罗素如愿以偿地离婚。她坚持不让步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律师莫先生建议说，如果罗素主动提出离婚，她就很可能获得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与此同时，罗素认为，《分居协议》中的“平等权利”条款意味着，如果朵拉提出离婚诉讼，她只能要求获得共同监护权。

就这个问题而言，事情本来可能朝着朵拉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朵拉1933年对神秘的保罗·吉拉德产生了激情，那一举动造成了自我毁灭的结果。吉拉德一直若隐若现，行踪诡秘，但是对离婚案件的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吉拉德总是在关键时刻现身。例如，罗素1932年刚刚离开电报村舍，吉拉德便不宣而至，突然在那里现身，并且——根据朵拉的说法——对罗德里克的出生深表震惊。朵拉认为，这说明吉拉德像她想象的一样，依然爱着她。但是，同样可能的情况是，这或许与吉拉德对格里芬的感情有关，与他曾经表示的希望有关：他打算和格里芬双双逃往巴黎。次年9月，吉拉德到了卡恩维尔，看来觉得他可能在那里找到朵拉和格里芬。结果，他在那里见到了罗素、彼得、约翰和凯特。他在信中告诉朵拉，“伯迪魅力十足”。他们两人当时显然忘记这一点：罗素并不喜欢吉拉德。

那时，吉拉德刚刚失去了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会计职位，住在位于普利茅斯的父母家中。他放弃了担任银行职员或者会计的尝试，在那里撰写一本自传体小说《五月的微笑》。在某种程度上，那本小说证实了朵拉的观点：吉拉德对“伯迪怀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现存的其他记录相比，它让我们可以更多了解吉拉德的个性和观点。在这本小说中，罗素以“巴兹尔·霍尔”（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名字暗指塞缪尔·霍尔，就是那个曾经两次在竞选中击败罗素的下院议员。但是，Hoare的发音与whore一样，或许是一个双关语，意指“不道德者”）这个角色出现。小说的主角名叫乔治·伯恩维尔，是一个吉拉德式人物。吉拉德·露丝·沃恩——一个以朵拉为原型的角色——将乔治·伯恩维尔介绍给巴兹尔·霍尔。露丝说：“可怜的老巴兹尔！我觉得，他的精神正在崩溃……他实际上幻灭了，觉得世间的一切都不顺心，既针对他本人，又针对他表达的观点。他耗费大部分家，资助与他有联系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每周只能依靠两个英镑和辛苦撰稿获得的报酬勉强度日。”但是，乔治佩服霍尔，认为他具有思想的完整性，觉得霍尔获得这一点付出的代价是，在政治和人际关系中陷入了孤立境地：

乔治可以理解巴兹尔是怎样失去朋友的。巴兹尔在日常生活中态度温和，但是在表现出分析政治变节者的动机时，思想不乏犀利，语言非常尖刻。他神情沮丧，幻想破灭，憎恨趋炎附势的冷嘲热讽，憎恨思想方面的不诚实行为，将其视为最大罪恶。

巴兹尔在叛徒之中不受待见，在年轻一代中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巴兹尔可能让人觉得非常压抑，但是乔治认为，巴兹尔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揭露随遇而安的乐观主义，揭露浅薄的狂热心态，并且显然给人乐此不疲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在吉拉德笔下，这个罗素式角色使用了某些听起来可靠的短语——它们可能是吉拉德在康沃尔逗留期间与罗素交谈时听到的字句。巴兹尔告诉乔治：“在我看来，在这个年代中，乐观论和‘全力争胜’的心态甚嚣尘上，它们都是倒退到野蛮主义的表现。显而易见的，哲学悲观论是建筑在思想层面上的伟大文明成就。从粗略的意义上看，乐观论当初与对宇宙的广泛认识格格不入。人类命运的崇高性是一种信念，聪明人已经不再崇尚它了；种种毫无节制的愿望随之出现，它们认为人类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吉拉德写道，乔治“不禁深感佩服，认为巴兹尔以冷酷的逻辑，得到了客观的结论，并且直面这个结论。其原因在于，他推测到放弃这些令人感到宽慰的幻觉究竟意味着什么”。接着，吉拉德体现出深刻的洞察力，指出罗素——或者说霍尔——“被逼到未来的钢铁栏杆前面”，

内心非常难受，但是试图勇敢地克服对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带来的恐惧，创造一种新的完美理想。在那里，在闪闪发光的漂亮金属栏杆后面，神一般的生灵——它们是优生学、维生素和行为主义研究形成的结果——优雅地晃动。

这些观点可能大部分来自吉拉德阅读的已经出版的罗素著作，但是吉拉德还让霍尔表达了一个经济学观点。它听起来似乎是罗素说过的话，不过据我所知，它并未在罗素的著作中出现过。霍尔说，经济学“与纹章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准确性……经济学家采用的方式与近视的地质学家相仿。后者在洞穴中发现了一尊古希腊塑像，却误将它视为石笋，于是在当地侏罗纪地层的特殊性质中寻找理由，说明它为什么长得奇形怪状”。

朵拉在谈到吉拉德的这本小说时曾说，该书显示了“他与共产党的联系”。她没有说明的是，这本小说描述了“乔治”参与共产党密谋的过程。他那样做不是因为他赞成他们的事业，而是因为他爱上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狂热共产党分子。小说中的乔治与真实生活中的吉拉德类似，非常讨厌平庸。在吉拉德的笔下，乔治“只有在置身于虚幻的游戏之中时才感到开心”。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游戏要求他佯装伟岸，试图让人相信他并非平庸的银行职员，而是——比如说——拥有地产的绅士。他参与的共产党活动就是这类游戏的一种延伸。

在《五月的微笑》中，有一个段落可能揭示吉拉德和罗素在卡恩维尔的谈话内容，并且可能让我们理解罗素非常鄙视吉拉德的原因。这个段落包含了令人感兴趣的评述，描写了乔治如何深感挫败，觉得自己无法让霍尔开口谈及亲昵的性行为：

巴兹尔是完全活在书本之中的男人……他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也有一种类似的微不足道的特征。他是最早为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喝彩的人士之一，他就那些问题表达的某些客观看法曾经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传统道德观支持者们的强烈抗议。但是，他却从未克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特有的那种羞涩，从未开口谈及自己最天真的心理体验。乔治本来以为，巴兹尔可能是具有同情心的咨询专家，于是开始请他就某些个人问题提供建议。但是他发现，巴兹尔的言行之间存在着奇特的巨大差异。巴兹尔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匆匆改变话题，这让乔治深感惊诧，无言以对。从那以后，乔治小心翼翼，避免提及可能引起尴尬局面的任何问题。

这本小说的主题是自我发现，记录了乔治慢慢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这一事实的过程。在小说前半部分，乔治在一家小酒馆中喝得酩酊大醉，“在不那么兴奋的心绪中，他本来会觉得那种地方只不过是肮脏去处”。他和一名水手眉来眼去，“做出素不相识者之间才有的亲昵表示”。在吉拉德的笔下，乔治和露丝·沃恩的短暂恋情是一个过渡阶段。它让乔治意识到，只有和男人——具体说来，和“格雷戈里”（格里芬·巴里）——在一起时，才能满足他自己的浪漫激情。毫无疑问，正是鉴于这一意识，我们可以想象乔治与霍尔交谈时提出“个人问题”的情形。正是鉴于这一意识，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吉拉德试图和罗素讨论自己的同性恋问题，罗素如何面红耳赤，神情尴尬，匆匆改变话题。

1933年初，吉拉德完成了这本小说，再次与朵拉联络，就他自己是否从事文学创作职业，征求她的意见。他还随信寄给她一篇刚刚写完的文章，题目是《新的诚实观》。他问她：“相当坦率地说，你觉得我是否可以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成功？”朵拉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据她的建议，将书稿寄给了伍尔夫的贺加斯出版社。但是，他显然遭到了退稿，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出版该书的任何尝试。他暂时放弃了文学创作抱负，但是他后来接近朵拉，这将改变他们两人的人生轨迹。朵拉收到他的来信时，正准备启程到康沃尔去过复活节。罗素和彼得在那之前已经做出决定，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想在卡恩维尔长住（“康沃尔气候潮湿，让彼得患上了风湿病”），已于1932年底搬家，住进位于伦敦的皇帝门的一套公寓。约翰和凯特在那里度过了复活节假期。在那段时间中，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在朵拉的忠诚仆人兼女佣莉丽·豪威尔的陪同下，到纽约与格里芬会合。这似乎是一个适当机会，让朵拉可以重拾对吉拉德的兴趣。于是，她邀请吉拉德到卡恩维尔去，和她一起共度佳节。

朵拉说，她在康沃尔有机会与吉拉德交流，“谈到格里芬和我的恋情，谈到我对离婚所持的种种怀疑，谈到我对未来抱有的徘徊不定的心态”。她回忆说：“这就是我当时非常需要的。我想要有这么一个人，他在道德问题和人生价值方面与我心灵相通，可以提供建议，真的对我有所帮助。”吉拉德建议，她应该忘记离婚这件事情，设法回到罗素身边。朵拉认为，该建议一是源于吉拉德对罗素的尊敬之情，二是源于这个“浪漫想法”：为了这个世界，为了罗素本人，我们应该出手挽救他。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它也源于吉拉德希望朵拉与格里芬分手的愿望；毋庸置疑，它其实达到了那样的效果。复活节假期结束之后，朵拉聘请吉拉德担任自己的秘书，在学校工作。他有些犹豫，经过她的进一步劝说，他后来接受了她的建议，那年夏季学期待在电报村舍。那段时间，朵拉对格里芬的态度变得相当强硬，并且做出一些努力，试图撤销离婚要求，劝说罗素回到她的身边。

另一方面，格里芬全力理解和支持朵拉的离婚要求，对她的新态度感到困惑不解。1933年元旦之后，他在纽约的情况有所好转。元月，他应聘担任新近组建的《新闻周刊》的外文编辑，暂时重拾自信，恢复了与朵拉的关系，并且有了供养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的能力。对他来说，和自己的孩子共度复活节是非常愉快的事情，让他提前感受到朵拉与罗素离婚之后将会出现的家庭生活。在那一段时间里，看来一切顺利。外文编辑的工作让他感到兴奋，与威尔逊共事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纽约文学圈子中的精英人士。5月，他记录了与T．S．艾略特的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奇特邂逅。艾略特当时在纽约举办讲座，住在威尔逊家里。格里芬在信中告诉朵拉：“我和他谈到了伯迪。他的语气和我听到你使用的一模一样，充满感情。但是他觉得，伯迪是一个内心分裂的悲剧角色。”艾略特对格里芬与朵拉的关系一无所知，格里芬对罗素过去与维维恩的关系也一无所知。在聊到罗素的婚姻问题时，艾略特也没有告诉格里芬，他已经和维维恩分居，并且打算永远离开她。格里芬向朵拉报告说：“我告诉他，你和伯迪已经分居。他听到后若有所思地说，‘嗯，这可能是伯迪的过错。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受到最大挫折的男人。他很有天赋，远远超过了怀特海，但是在事业上却不及怀特海。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遗传的模式慢慢占了上风，取代了他曾经拥有的睿智和灵感。这么是多么大的浪费啊。’艾略特本人是温和的保守分子。”

一个月之后，格里芬失业了，朵拉开始告诉他，作为丈夫，作为孩子的父亲，他已经让她失去了信心。她直截了当地说，她与他情分“已尽”，正在寻找其他的人。格里芬深感悲痛，困惑不解。他在回信中写道：“你以为你在寻找另外的男人。如果他和你在一起，这意味着，我的孩子将有另外一个父亲……回首往事，令人匪夷所思，真的匪夷所思。我弄不懂你……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将尽快到英国去。”

朵拉这时表示，她已经深深地（或许实际上疯狂地）爱上了吉拉德，这一决定让灯塔山学校的许多员工感到惊愕。她将吉拉德视为理想的爱人，认为“这个男人的心灵和身体处于和谐状态，是一个完整的人，就是我曾经梦想、曾经描写过的人。就我看来，在我们这个充满错误的男性价值的世界上，这样的人纯属凤毛麟角”。她写道，随着那个学期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两人一起工作，同心同德，心里有了新的伴侣感。我们两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不再孤单”。她告诉格里芬，他雇用了吉拉德，但是没有说她爱上了他。格里芬写道，“亲爱的，保罗留下来，对你有所帮助，我对此感到高兴。你觉得我会吃醋，这种想法真滑稽”：

我与你已完全融为一体，与结婚状态没有什么两样……除非我自己有不忠行为，我是不会对你有什么怀疑的。我没有不忠行为，也不可能那样做（当然，我说的不是纯粹的床第之欢，当然对我来说，也缺乏那样的诱惑）。当初我喜欢保罗的原因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积极思考，尝试写作，摆脱像他那样的英国青年面对的命运。但是，我后来不喜欢他歇斯底里的状态，不喜欢他试图离间你我之间关系的低能之举。

数月之后，格里芬依然不知朵拉已经移情别恋。但是，她在信中往往只谈她自己将来的打算，从不提及他们两人的共同计划。这让格里芬不禁心烦意乱，于是开始了攻击：“当初，我觉得你是追求自由恋爱的之人，觉得我了解你，和你一起有了孩子。但是，你现在为了保住已经死亡的婚姻，竟然愿意毁掉我们之间的一切，甚至剥夺我的孩子，让孩子们失去父亲。你和我是陌路人，让我觉得可怕。”

除了朵拉本人之外，当时只有保罗·吉拉德认为，她与罗素的婚姻并未走到尽头。她从他的陪伴中获得慰藉，这无疑是部分原因。1933年夏天，在吉拉德的鼓励之下，朵拉开始让自己相信，她可能挽救与罗素的婚姻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经让他违心地承诺：第一，约翰和凯特继续在灯塔山待一年；第二，在那一年中，学校可以继续使用电报村舍（不过她得为此支付400英镑的租金——这刚好是罗素答应付给她的年金）。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天是学校开放日，罗素出席了会议，这让朵拉感到高兴。吉拉德在那次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帮助朵拉迎接家长，然后领着他们参观学校。而且，他还搞了一次奇特的“恶作剧”。朵拉上了塔楼，走进罗素原来的书房，发现吉拉德将罗素的“精神和世俗祖先”的画像，一一反扣在墙上。她对他说：“我本来以为，你仰慕和尊重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吉拉德回应说，“没错，真的如此”，然后笑呵呵地走开。

过了不久，约翰和凯特到罗素那里去住。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再次离开，前往纽约，到格里芬那里去。在吉拉德前往普利茅斯，朵拉到康沃尔之前，朵拉有了一段时间，和吉拉德一起享受二人世界。在那段时间，朵拉在吉拉德的鼓励之下，做出了铤而走险——在当时的情况下相当稀奇古怪——的尝试，竭力诱惑罗素，希望他回心转意。7月18日，她写信告诉他：“随着时光一天一天过去，我越来越憎恨这样的做法。”她说，她觉得罗素在学校开放日那天看上去“身体不好，而且并不开心”：

我们两人分开，这对约翰非常不利。我希望，你将回心转意。我俩现在实际上可以依靠学校的收入生活。或者，我们可以关闭学校，在这里过简简单单的日子。我觉得，我们两人将来不会与别人发生严肃的关系。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罗素在回信中说，他并不打算回到她的身边，让自己承受更多的痛苦。于是，朵拉尝试了另外一种方式，心里觉得，如果他无法为了他自己这样做，难道为了她，为了约翰和凯特，他也不愿这样做吗？

我现在可以理解，你觉得回来和我一起过对你没什么好处。你这样认为的唯一理由是，你在一定程度上在乎我的幸福，在乎两个孩子的幸福。你竟然从你自己当下的幸福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看待爱情关系。

朵拉还补充说，在过去5年的婚姻生活中，罗素谈到了他的信念，谈到了对她的态度，他是否真的指望她相信，他所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你抱怨说，你和我在一起并不快乐，然而你从前总是让我觉得，你享有的自由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正是你梦寐以求、坚信不疑的东西，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一直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在你和彼得离开之前三周，你在信中告诉我，你与她的关系仅仅出于经济和情感方面的义务。

朵拉坚持认为：“在我的心中，你、约翰和凯特三个人占据最高位置，没有谁可以取代。对我来说，爱情并不仅仅是性交和快乐，而且某种更有约束力并且更持久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爱你，无法爱其他任何人。”她告诉他，他与彼得的关系不可能长久维持：“因为她太年轻了；我爱你，希望照顾你。在我们的谈判中，这个事实让我处于不利地位。我努力考虑过一个人独自生活，也考虑过与别人一起过，但是，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我希望我们两人共同生活；对我来说，还有可能这样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这一点将让情况变得糟糕，而不是出现转机。否则，留给我的就只有学校了。你显然对学校不感兴趣，考虑的只有它给你带来的租金、收取的学费和支付相关的维持费用……我曾经以为，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但是你已经成为我的敌人。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两人都不可能获得幸福。我无法得到幸福，所以只希望自己身体出毛病，很快死去。如果那样，就会化解所有人面对的难题。

朵拉的恳求其实和命中注定的一样，没有引起她所期望的反应。但是，她极度渴望有人爱她，珍惜她。在这种情况下，她转而形成了这个明确想法：保罗·吉拉德是她的理想伴侣，她和罗素离婚之后，她甚至可以和吉拉德结婚。她一直将吉拉德理想化；这时，她开始将他神化，围绕他，围绕他们两人的关系，勾画出一幅浪漫图景。但是，就我们可以判断的情况而言，那样的图画几乎完全与事实相悖。在她的心目中，吉拉德变为可以与罗素比肩的人物，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英雄，“毫不畏惧，敢于在政治斗争中献出生命”。他以勇敢的方式，投身于某种危险的秘密活动。而且，他非常在乎她的感受，所以不愿透露那些活动的细节。

这是否是异想天开的幻想？难以做出判断。但是，吉拉德创作的这本小说表明，他既不爱工人阶级，也不爱共产主义。这本小说和他写给朵拉的信件间接表明：他其实对政治毫无兴趣可言。他感兴趣的是密谋，也许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人觉得他自己正在参与密谋。这样说的理由有两点：其一，吉拉德在20世纪20年代末为英国共产党工作，参与了某种秘密活动；其二，鉴于他先后在普利茅斯、伦敦和布里斯托——三个地方都是重要的军港——供职，关于他从事活动的最佳猜测是，他监视那些地方的军舰活动。除此之外，他看来不大可能接触其他任何让第三国际感兴趣的信息。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他可能对英国情报局有某种用处。在遇见朵拉之前，他参与了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工作，该组织常常受到间谍活动的困扰。作为共产党领导的运动，该组织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全面监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吉拉德1932年夏天试图离开英国前往巴黎时，才被情报部门拦下，视为“知名共产党员”。该组织的领导者们非常紧张，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之中潜伏着间谍。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人被贴上“不可靠的”标签，正如沃尔·汉宁顿在其自传中所说，被全国失业工人运动视为“不可靠的”人常常以悲惨的结局收场。吉拉德在这方面被视为可疑分子，看来可能的是，或许1930年的经历让他感到害怕，让他后来开始为英国政府工作，担任内线卧底，监视全国失业工人运动领导人以及该组织的活动。

当然，所有这一切全是推测，但是就吉拉德的情况而言，推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根据朵拉对他——他和她在一起那段时间里行动诡秘；除此之外，她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证据——的描述，他是法西斯主义分子实施的一系列行动的攻击目标，他们试图抓住并且杀掉他。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呢？朵拉没有解释，声称“我猜他在普利茅斯从事监视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活动”。不管怎么说，吉拉德留下了许多不详的暗示：其一，他可能很快死去；其二，任何接近电报村舍的陌生人都引起他的怀疑，让他焦虑不安。1933年7月下旬，就在吉拉德前往普利茅斯之前，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它以强烈方式，证实了朵拉心中的神话——吉拉德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烈士。一天上午，吉拉德告诉朵拉，学校前一天晚上受到“法西斯分子”的攻击。朵拉早些时候挂在旗杆上的红旗无踪无影，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国旗。此外，电报村舍的大门和台阶上被人涂抹了反攻口号，包括“打倒斯大林。我们拿走你们的血腥旗帜，给你们留下了我们的旗帜”。

对于那次事件，最合理的解释是，它系当地右翼民族主义者所为——他们看到电报村舍上空飘扬的红旗之后觉得大受刺激。但是，吉拉德让朵拉相信，那帮人攻击的目标不是学校，而是他本人。朵拉接受了这个说法，“很想知道保罗究竟涉事多深，他的敌人是否通过攻击学校，暗示他必须离开”。“攻击”出现之后的那天晚上，吉拉德在电报村舍后面的小巷子里插上碎玻璃块，还砍了一根粗实的棍子，睡觉时放在自己的身边。一两天之后，他动身前往普利茅斯，并且表示说，如果他不和朵拉在一起，朵拉将会“安全一些”。朵拉在吉拉德去世之后打印的声明中，将那个说法归为他的英雄主义行为：“我知道，他非常看重学校和我本人。而且，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只能说，他觉得他的离开可以让我们免受更多骚扰。”

这让人不禁觉得，吉拉德对那次事件的反应带有情节剧的成分，与他喜欢虚构的一贯做法不无关系。他喜欢佯装重要，希望让人看到，他并不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失业银行职员。他返回普利茅斯之后，最大限度地渲染他在朵拉心中留下的法西斯分子监视者的形象。他在来信中详细描述说，在那个地方街道上，法西斯主义活动比比皆是。他说，那些活动“受到一个模样英俊的男人的领导，那个人显然曾在军队中干过”。但是，他提供的唯一内部信息却显得相当荒唐可笑：达廷顿学校已经落入法西斯分子的手中。那所进步学校1932年由多萝西和莱昂纳德·埃尔姆赫斯特创立，经费来源是多萝西·埃尔姆赫斯特继承的大笔财富。罗素认为，来自达廷顿学校的竞争十分激烈，让朵拉继续维持灯塔山学校的尝试将会徒劳无益。而且，他已经明确表示，约翰和凯特1934年夏天离开灯塔山学校之后，应该转入达廷顿学校。吉拉德就这个问题给朵拉提供了建议，并且报告说：“我掌握的相当确定的证据显示，达廷顿学校由一个法西斯主义核心团队经营。他们自吹自擂，声称在该校中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我认为，基于这一点，应该反对伯特兰·罗素将两个孩子送到那里去的计划。”他的“确定的证据”其实是：“其中一个领头的家伙身穿普利茅斯黑色衬衫”，是“斯塔夫斯通建筑公司（DH公司的附属机构）的前雇员”。他“说整个学校由法西斯分子控制，埃尔姆赫斯特夫妇对此并不表示赞同”。在写给罗素的信件中，朵拉重复了这些说法（但是没有明确说明来源）。她还按照吉拉德的建议，将它们作为理由，反对罗素将约翰和凯特转往达廷顿学校。罗素认为，这进一步说明，朵拉已经失去了理智。

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朵拉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幻觉。吉拉德写给她的根本不是情书。而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在感情方面真的对朵拉感兴趣。恰恰相反，大量迹象说明，他很想甩掉她。他利用对电报村舍的那次“攻击”，将其作为一个体面的甚至堂而皇之的理由，顺理成章地离开她。他不顾她的再三劝说，决意下一个学期不再返回灯塔山学校。而且，他也没有邀请她到普利茅斯去探访他。但是，他离开仅仅几天之后，朵拉——那时几乎从不开车——钻进她那辆奥斯丁七型汽车，经过“令人恐怖的”旅途颠簸，抵达普利茅斯。她暗示，她的目的是将他从法西斯分子威胁的乌云中挽救出来。她在那里逗留了三周时间，住在一家旅馆里，每天都能见到吉拉德。两人谈到了学校，谈到了格里芬。朵拉回忆说：“他确信，我根本不可能与格里芬建立固定关系。他怀疑，假如当初格里芬在病中死去，对格里芬本人来说结局可能更好一些。‘那样的离开可能相当不错。’”吉拉德还详细谈到，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告诉朵拉，他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两个冲着他微笑的年轻人是他的“保镖”。这一说法增添了他的隐蔽活动的神秘色彩。

朵拉无法释怀，劝他秋季学期开学之前和她一起返回学校。他几次表示拒绝。后来，在那年10月下旬，朵拉再次不请自行，主动前往普利茅斯。那一次，她在吉拉德的家里住了几天，后来依稀记得，吉拉德情绪急躁，不善沟通。他没有响应她提出的一起出国的建议，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朵拉写道：“我简直不相信，他竟然是那样的人，当面收回了他当初信誓旦旦向我表示的爱情诺言。我推测，也许他害怕让自己与女人形成无法挽回的亲密恋爱关系。”有一次，他们两人坐在一家酒馆里。吉拉德看见两个男子进来，突然站了起来，催促朵拉和他一起尽快离开。朵拉觉得，那两个人可能是警方派来监视吉拉德的，但是“他并不信任我，我感到全然无助”。她再次试图劝说吉拉德返回灯塔山学校，但是他再次表示拒绝。几天之后，她回到电报村舍，收到吉拉德的父亲的来信说，有人发现，保罗死在一条铁路边上。

如果说朵拉迷恋吉拉德，已经沦入半疯半痴的境地，那么，他的死讯给她造成的悲痛让她完全失控，承受了她本人后来所说的“精神崩溃”。她陷入其中，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不能自拔。那时她还发现，情况出现了逆转，获取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在那6个月中，她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之中，心里只有她钟爱的男人去世带来的痛苦和愤怒，其他一切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扔下自己的家人，扔下自己的学校，整天思念她所钟爱的保罗。她想到他死去的情形和原因，想到她是否可以挽救他，想到假如他没有死，她将会多么快乐，想到和他在一起时的种种情景。她听到他的死讯的第一反应是，立刻赶到普利茅斯。那里的人告诉她，他死于意外事故。验尸报告确定的死因是窒息。调查结论是，他在当地的一家酒馆喝酒之后回家，途中在一座跨越铁路的桥上小坐。他也许喝醉了，跌落在下面的铁路护坡上。他落地时身体姿势不佳，结果造成了窒息。

朵拉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确信他遭到了法西斯分子谋杀。她去看遗体，发现保罗的脸上有伤口，但是调查报告却对此只字未提。后来，她进一步调查，发现事发那样晚上见过保罗的人提供的证词存在矛盾。他们都说，保罗先到过当地一家他常常光顾的健身房，在那里见了几个信奉法西斯主义的同性恋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去喝酒。他离开酒馆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证人们提供的情况各不一样。酒馆老板说，保罗只叫了一杯酒，离开时头脑清醒。和他一起喝酒的人说，保罗不胜酒力。一名过路的人看见保罗飞跑着离开朋友，看样子受到了恐吓。一名女证人说，她看见保罗摇摇晃晃地走向那座横跨铁路的大桥，几乎无法站稳脚跟。最早到达现场的那位警官说，保罗躺在地上，两手压在身体下面，嘴里流出的液体酒气浓烈。看到尸体之后随即报警的那名当地妇女说，保罗的右手弯曲，搭在背部。验尸的医生没有闻到酒精的气味。吉拉德的父亲显然担心，如果朵拉继续调查下去，她可能揭示关于儿子的生活方式的某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于是恳求她接受官方得出的死因结论，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但是，她在保罗脸上看到的那些伤口让她确信，官方的结论是错误的。她并不完全接受吉拉德死于自杀这个说法，[2]确信他是政治暗杀的牺牲品。

在朵拉的余生中，吉拉德的死因是一团疑云，一直挥之不去。她后来多次尝试，寻找相关证据，以便说明他遭到了谋杀，但是却发现了更多的矛盾，更多的疑案。在她的想象中，她与吉拉德的短暂关系——其实，它几乎没有开始，况且吉拉德也没有透露出继续下去的任何迹象——成为她一生中的伟大恋情。她返回电报村舍，学校的员工们十分担心，觉得她其实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听到她不分白昼地常常大叫，“我亲爱的保罗”。她对学校的管理，对其他任何事情几乎毫无兴趣。有一次，罗德里克从窗口摔了下来，朵拉几乎没有开口问一句，他有没有问题？约翰看到母亲的状态深感痛苦，出现智力退化，满12岁时说话竟然像婴儿一般，让老师深感担忧。朵拉回忆说：“每天夜里，我辗转反侧，陷入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与保罗喃喃交谈。”后来，她决定大多数时间待在伦敦——“没有我，学校的情况肯定好一些”。在那里，她与朋友们见面，他们可以安慰她，减轻她的痛苦。

朵拉说，她对那年圣诞节的情况完全没有记忆。她可能也不记得，她曾在极度痛苦中给罗素写了一封长信。那封信件签署的日期是11月4日，就在她听到吉拉德死讯之后的第三天——她那天刚从普利茅斯返回电报村舍。但是，那封信件是离婚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有可能让她失去她迫切希望得到的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她情绪激动，痛苦不堪，言辞令人动容，看来全然不顾那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完全不知罗素对吉拉德的强烈反感。她告诉罗素，保罗之死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针对他的政治攻击或者性犯罪”。她毫无顾忌地倾诉，信任罗素的善意，使用的言辞令人感到震惊：

你可能感到疑惑，我为什么给你写这么多。因为我爱保罗。他冥冥之中没有保留自己的生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我而死的。而且，他也是为你而死的，因为他一直希望我俩破镜重圆。他的钱包里有几封你保存的历史信件。他肯定是逗留在这里时得到的。[3]

……我与保罗一见钟情。那时，哈丽雅特尚未出生。但是，我之前已经听人说过，他是同性恋，信奉共产主义，崇尚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方式。我当时觉得，我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正如你知道的，我觉得他喜欢格里芬。但是，我直到今年夏天才发现，他非常爱我，胜过世上的一切……鉴于法律方面的原因，他没有试图和我一起生活。而且，他无法确知他的同性恋是否是暂时的。我非常清楚，他的状态并不是持久的。保罗和我是天生的一对。他既不让我和你离婚，也不会和我一起生活。他没有钱，无法保护我不受离婚的影响，不受违背《分居协议》造成的影响。然而主要的一点是，他相信我依然爱着你，我俩分手对我们自己和公众都是一场灾难。离婚将会造成更多的绝望感和法西斯主义情绪，让你变得极端保守……他总是说，“不要急于离婚”。

……不要觉得这是我一时兴起之言——4年之前第一次见到保罗时，我就有同样的命中注定的感觉，类似于你当初打算和我结婚之前我对你的感觉……保罗就是年轻时的你。假如你生在他那个时代，你也可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我觉得，他知道这一点。他认同你，觉得只有在你去世之后才能取代你的位置。

朵拉那时显然并不知道，她写信告诉罗素，说自己爱上其他男人，这将会引起罗素多么强烈的愤怒和嫉妒。罗素收到朵拉的来信后，没有给她回信，而是叫彼得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将一份打印件和原件寄给克朗普顿。罗素在附上的一封短信中说：“务请妥善保管原件，它将来可能对我们有用……我希望听到您的建议，应该如何回复这封信件。我希望，我们不会失去由此得到的任何有利因素。”

克朗普顿的建议是，“别管朵拉表露的情感”，仅仅回复与约翰和凯特相关的内容。罗素告诉克朗普顿：“我觉得，您提出的建议非常好。您充满希望，认为我最终将会获得对孩子的控制权，这让我感到高兴。”在后来撰写的一封信件中，克朗普顿提到了朵拉的那封信件的一个用途。他建议说：“如果出现关于同等权利的协议破裂的情况，如果她要求法庭将孩子交给她，让她选择某所新学校，我们可以出示她写的这封信件。”

朵拉没有注意到她给自己挖掘的陷阱，但是意识到，关于孩子的就学问题，克朗普顿和罗素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新立场。1934年1月11日，她给他们两人写信，就她对吉拉德的感情，表达了同样的无所顾忌的态度。她告诉他们：“关于孩子约教育问题，我从来没有假装客观。我爱他们，希望他们留在我身边。”她觉得，罗素不应那么看重孩子；其实，“他已经不再关心学校的事情。而且，他已经形或了他可以找到幸福的生活格局，同时将我置于无法找到自己幸福的境地”。她获得幸福的唯一希望已经不复存在：

在长达4年时间里，保罗·吉拉德一直爱着我，然而却毫无希望。他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个全心全意所爱的人，或者说，他是真的有可能让我获得婚姻带来的完美幸福的人。他跟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伯迪抱有骑士般真诚情感。伯迪冷酷无情，对年轻人的问题和需要缺乏理解，对他的死负有责任。伯迪曾经属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因此爱过他。但是，他已经剥夺了我的一切。

……我已经失去了唯一认真对待我的人生幸福的人。但是，我不能死，因为我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我解释了我的立场，以便向你们清楚地表明，我现在的行为必须考虑自己和孩子们的利益。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看到了伯迪性格的某些方面。就他在这方面的判断而言，特别是就他对孩子们在青少年时期可能遇到的问题的判断而言，我没有什么信心。

这些信件弥漫着显而易见的伤痛、幻灭和哀愁，但是罗素和克朗普顿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他们看到了一些没心没肺的忏悔之言，看到朵拉显示出的明显矛盾：一方面，她宣称吉拉德是她一辈子唯一全心全意爱过的人；另一方面，她在7月曾经宣布，罗素是她一辈子唯一可能爱上的人。在1月25日写给克朗普顿的信件中，朵拉试图就此进行解释。“围绕整个问题的悲剧难以言表”，她开门见山地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甚至让别人理解她自己的尝试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是伯迪的老友兼律师，让您理解我的立场也不是易事。鉴于您是他的代理人，您可能会觉得，我的立场是不正确的。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它也许是明智的”：

我作为一个人，曾经深爱我的丈夫。在他离开我之前，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神灵。他对我的痛苦漠不关心……这一点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两人的婚姻中，任何事情都是双方赞同的产物。至少就我这一方而言，我对自己的感情采取了非常诚实的态度。

……我以前忍受了太多，现在大家要我继续忍受更糟糕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很可能破坏真实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已发生。但是，对我来说，出现了最糟糕的事情。保罗已经死了，然而我对他的爱曾是我一生中至高无上的东西。对我们两人来说，那种在思想和感情两方面的陪伴感都是珍贵的，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境界。有的人对我完全漠不关心，但是我努力去承担对他们的义务，结果却害死了保罗。他对孩子，对伯迪满怀爱心。他在这里见过伯迪，觉得伯迪闷闷不乐。正是他希望我恳请伯迪重新回到我身边。

……今年夏天，我十分清楚自己应走的生活道路，可是我考虑到自己承担的义务，没有做出那样的选择。假如我与伯迪之间的友好关系依然存在，我可以向他解释这一点。但是，他报复心很重，完全不愿意考虑我的立场。

即便这时，朵拉也不理解当时的情况：罗素对她的苦难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已经做好准备，以狡猾的方式和她周旋。就约翰和凯特是否从灯塔山学校转到达廷顿学校的问题，两人发生了争吵。罗素要她详细说明，为什么她不喜欢达廷顿学校？1934年2月12日，她给罗素写信，表达了她的看法。朵拉刻意未提吉拉德声称的达廷顿学校由法西斯核心团队控制的说法，将她的反对意见基于她自己的观察：那所学校过分强调性道德观。她写道：“我觉得，鉴于男女学生将会密切接触，在青少年后期，可以对孩子进行某种限制；学校的总体基调是反对他们之间发生性行为……我认为，约翰和凯特两人在性取向方面游移不定，某些环境可能诱发实际的或者心理上的反常行为，所以应该在青少年期间给予他们两人更多关爱。”她补充说，在达廷顿学校中，来自上层社会的孩子太多。她更喜欢约翰和凯特“接触来自普通社会阶层的孩子”。因此，她赞成将两个孩子送进普通的走读学校，她可以在晚上照顾他们。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她就“能够给他们提供某种家庭氛围，帮助他们顺利通过考试，度过性觉醒的时期。这样，我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压力，并且真的了解他们的情况”。

罗素对她的说法感到高兴，特别是有关性道德观的那个部分。他告诉克朗普顿：“我让朵拉解释她认为上达廷顿学校对孩子不利的原因，我在那个过程中明确并且实现了一个目的。她的反对意见听起来值得重视，我不希望让它们不明不白地说完了事。她现在（在给您的信件中）说，那个学校的缺点之一是不让学生拥有性自由。我们不能将这样的理由说给法官听。”罗素这时觉得，他有理由坚持让约翰和凯特在1934年夏天离开灯塔山学校，转入达廷顿学校。朵拉没有办法，只能表示同意。

3月底，朵拉终于启动了离婚诉讼。正如克朗普顿和罗素很久之前想到的，她在诉讼要求中提出，希望获得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从那时起，离婚诉讼变得极端不愉快。在朵拉提出离婚诉讼之前，罗素曾经告诉克朗普顿：“我将针锋相对，阻止她获得单独监护权。”他在信中写道：“朵拉行为诡秘，非常邪恶；我们必须小合行事。”罗素和克朗普顿推测，朵拉将会要求获得监护权，在收到朵拉的离婚诉讼文件之前，已让约翰和凯特成为大法官法庭的监护对象。这意味着，涉及两个孩子监护权的任何决定不仅与离婚法庭有关，而且也与大法官法庭有关。它增加了罗素的选择，让他可以向大法官法庭提供证据，说明朵拉不适合拥有对孩子的监护权。与此同时，那样做也不会影响他非常想要的离婚判决。罗素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希望离婚法庭接受朵拉是无可指责的妻子，受到丈夫私通行为的“伤害”，法庭应该准予离婚；另一方面，他希望大法官法庭知道朵拉过去的所有私通行为，看到她和格里芬·巴里有两个孩子这一事实，了解她与保罗·吉拉德的奇特的婚外恋情，以便让法庭判定，她不适合单独拥有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这要求作为律师的克朗普顿显示很强的能力，掌控极端复杂的局面，以便获得罗素希望的结果。

克朗普顿对朵拉采取了毫无保留的冷酷无情态度，最终获得了胜利。在那个过程中，罗素一改温文尔雅的态度，没有任何谦让之举。在给她写信时，他并不使用“亲爱的朵拉”，而是使用“亲爱的女士”。朵拉复活节送孩子过来时，两人甚至假装没有看到对方。罗素也没有任何良心受到责备之感，甚至利用约翰和凯特来对付朵拉。两个孩子和他一起过复活节时，他要求他们告诉他关于朵拉的事情，以便在法庭上加以利用。他4月13日致信克朗普顿说，他从孩子那里获得了“突然迸发出来的自信”：

他们两人对学校的情况非常不满，约翰的反应尤为强烈。“贝蒂”（·克罗斯）……在那个地方称王称霸，怂恿年龄较大的男童（她利用他们），让约翰备受痛苦。她还常常说关于彼得和我的坏话，把我俩称为“我不愿指名道姓的人”……约翰不善言辞，凯特常常为约翰打抱不平。他们一想到返回学校的事情，就露出一脸可怜的神情，我和彼得想出了一个计划，让孩子多待了两周。

罗素建议两个孩子以写信给朵拉的形式，一五一十地记下他们对学校的不满。他们一一照办，看来没有意识到罗素这样做的动机。

两个孩子返回学校，面对他们在灯塔山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罗素这时发现，自从前一年朵拉把吉拉德弄到学校之后，学校的一些雇员和前雇员产生了不满情绪。于是，罗素向克朗普顿建议，设法搞到那些人的证言，将它们与朵拉所写的关于吉拉德的信件放在一起，增加证据的力量，以便说明朵拉并不适合履行母亲的义务。这是否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呢？克朗普顿表示赞同，随即从前任艺术教师玛丽，贝利那里获得一份特别恶毒的证言。玛丽·贝利写道：“我当初见到吉拉德时就不喜欢他。他高个子，神色阴暗，像个犹太人，五官长得像女人。”她揭露说，在1931年圣诞节期间，罗素不在学校，到美国进行最后一次巡回讲座时，吉拉德来学校访问，领着格里芬外出喝酒，将朵拉留在家里。她说，罗素夫妇签署《分居协议》之后，朵拉“坦白地谈到她的地位。我理解，她非常看重身为罗素妻子享有的声誉，希望保住学校。其实，学校是靠他赚的钱来维持的。她希望拥有作为他妻子的所有好处，同时还可以自由地放纵她自己的性欲，和别人生儿育女。她把钱财花在巴里和吉拉德身上——他们两人没有谋生手段”。吉拉德到了学校之后，睡在一家农舍式房屋的底楼房间里。朵拉那时搬了出去，住在吉拉德的楼上：

朵拉和吉拉德住在那幢农舍式房屋里，每天晚上都出去，有时候到学校附近一家名叫大橡树的酒馆，有时候到哈廷的“小船酒馆”。回到农舍式房屋之后，朵拉在吉拉德的房间里待到很晚。两人常常带着酒回家。我们可以听到他俩很晚才回家，第二天早上看到啤酒瓶子……那年夏天结束时，所有的孩子都明白，朵拉和吉拉德关系异常，并且意味深长地冲着他俩微笑。一天晚上，两人在那幢小平房里举行聚会——它就在别墅旁边，现在用作教室。孩子们晚上到房子外边去，在小平房里发现啤酒，抓起来就喝，受到了不良影响。所有的孩子——包括约翰和凯特——都知道他们两人的事情。

玛丽·贝利继续写道，吉拉德死后，“朵拉变得歇斯底里，嘴里念叨说，保罗是她一辈子唯一钟爱的男人。她走到楼梯上，号啕大哭，‘我可爱的保罗啊’”。她甚至还听到了谣传说，朵拉曾经怀孕，后来堕了胎。“不过，贝利所说并非全都可信”。朵拉指责学校的员工，认为他们对吉拉德之死负有责任，“因为我们不喜欢他，致使他没有返回学校……她把他的雨衣带回来，挂在大厅里，露出了两只手套。她穿着他的旧毛衣，并且表示说，要将剩下的衣服保留起来，将来交给约翰”。玛丽·贝利和她的未婚夫（他也在学校工作）曾经表示要离开灯塔山学校，“因为吉拉德给这个地方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让朵拉不给仆人和访客好脸色看。而且，她还酗酒过度，很晚不睡，脾气变得糟糕”。在证言的结尾，那位艺术教师提到一个事实：她和她的未婚夫“根本无法忍受吉拉德的所作所为”。

那份证言对朵拉和吉拉德充满恶意，超过了克朗普顿和罗素的预期。在一段时间里，克朗普顿和罗素曾经考虑以它为基础，提出针对朵拉的主张，对她提出起诉，提出她在签署《分居协议》之后有过私通行为。但是，两人最终没有采取那样的行动。罗素告诉克朗普顿：“如果我可以主动与朵拉离婚，而不是被动离婚，我当然会乐见其成。但是，我估计那样做有难度。就我知道的情况看，没有证据显示吉拉德喜欢她；所有的举动看来全都是她的单相思行为。玛丽·贝利的证言值得称道，它说明朵拉不宜获得对孩子的监护权，但是看来并不足以证明她有私通行为。此外，事到如今，让我自己给人恪守夫道的印象还是什么难事吗？”

于是，他们两人集中精力，希望找到更多对朵拉不利的证据。他们从另外两名心怀不满的学校员工那里获得证言，支持玛丽·贝利的这一说法：灯塔山学校已经变为放荡行为和无度酗酒的窝子。罗素自己还撰写一份长篇陈述，详细叙述了他对朵拉的不满，并且声称“我上次到学校时（1934年2月），发现那里环境肮脏，令人难以置信。厕所卫生状况很差，臭气熏天。孩子们告诉我，情况总是那样。地上，墙上，到处都令人恶心”。后来，这份陈述被扩大，形成了为大法官法庭撰写的正式证言誓词。罗素进一步说明朵拉迷恋保罗·吉拉德的情况，并且引用她写给他本人的信件，特别强调它们与她前一年夏天写给他的信件之间的差异。他评论说：“我知道她对我态度虚假，欺骗了我；然而，让我更感不安的是，我了解到两个孩子的生活状况，了解到他们在灯塔山学校的遭遇。”罗素根据他收集的证据，提出了以下陈述：“我认为……与过去一年的情况一样，朵拉现在也不是照料孩子的适当人选，她给他们带来的只是有害的影响。”6月，罗素和克朗普顿听到消息说，格里芬·巴里回到了英国（他本来希望挽救与朵拉的关系，最后无功而返），于是派出一名侦探到电报村舍，以便进一步收集证据，说明朵拉违背了保持独身的誓言。

当然，朵拉了解到罗素提交了那些陈述，并且知道他派来的侦探就在附近窥探，打听关于她、吉拉德和格里芬的情况。开始时，她决心与罗素在大法官法庭上针锋相对，坚持自己的要求，主张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她开始从忠于她的那些员工那里收集证言，但是继续打官司的费用很大，超过了她的经济能力。而且，她心里明白，她没有胜算的希望。朵拉陷入绝望之中，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去了奥托琳·莫里尔位于高尔街的住所，指望找到她认为具有同情心的中间人。奥托琳不在家，于是朵拉留下一封短信，请她出手相助，然后返回家中。奥托琳给克朗普顿写了一封信，咨询如何回复朵拉的信件。她告诉克朗普顿，她的“忠实的女佣内利”看见朵拉整天在高尔街上来回走动。“内利说，朵拉气色‘很糟糕’，非常邋遢，她还以为她是清洁女工。请务必告诉我她想干什么？可怜的女人。”奥托琳大概按照克朗普顿提出的建议，给朵拉回信说，她认为罗素应该获得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

朵拉面临的威胁是：如果她继续在离婚诉讼中主张监护权，罗素可能在大法官法庭与她再打一场官司。她写的关于吉拉德的信件，还有罗素和克朗普顿收集的其他具有破坏力量的材料，将会一一公布出来，见诸报端。在这种情况下，她和灯塔山学校就会面临羞辱和毁灭。6月20日，在写给特德·劳埃德——罗素利用在美国赚取的那笔钱，为约翰和凯特设立一笔基金，特德·劳埃德是受托人之一——的信件中，罗素详细说明了这一点。罗素解释说：“我用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挨过了许多充满焦虑的日子，现在有能力对付她提出的离婚诉讼，揭露她的不诚实伎俩。如果她继续下去，她将遭信誉扫地，蒙受耻辱，并且很可能不再享有对两个孩子的任何控制权。对孩子们来说，这显然是最佳的结果，但是对她来说却是最糟糕的东西。”“在您严厉谴责我的态度之前，请尝试一下和她一起生活12年是什么滋味吧……在过去的7年里，我发现朵拉背信弃义，满口谎言，举止伪善，缺乏道德，非常残酷。”

朵拉面对这个威胁投子认输。她撤回了离婚诉讼，不再主张对孩子的监护权，并且提出了一项修正诉讼，在关于孩子的问题上，仅仅要求法庭自行裁定。作为回报，罗素撤回了大法官法庭的案子，没有向离婚法庭或者大法官法庭提交他收集起来旨在损害朵拉名誉的材料。1934年11月22日，法庭审理朵拉提出的经过修正的离婚诉讼，被告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出现了节外生枝的情况，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那位法官宣布，他本人并不满意《分居协议》，拒绝将它作为说明罗素与彼得的私通行为让朵拉“受到伤害”的证据。他随即裁定：第一，该协议与离婚案件无关；第二，应该根据对与本案相关的所有事实和文件考虑，决定是否判定两人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一直等到12月法庭才准予两人离婚。1935年7月1日，离婚判决令最终生效，婚姻正式解除。

法庭没有将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给予朵拉或者罗素；两个孩子的事情由一个受托人小组处理，其成员包括罗素、朵拉、特德·劳埃德和弗朗西斯·梅内尔。从罗素的角度看，这项裁决带有很大的不利因素，让他不得不与朵拉见面，讨论两个孩子的事情（他在一次见面之后写信告诉奥托琳，“两天之前，监护两个孩子的受托人们见面。朵拉精神失常，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讨厌让孩子和她保持联系。也许，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她会得到确诊”）。但是，该裁定也有无法估量的好处：在没有得到董事会其他成员许可的情况下，朵拉不可能处理关于孩子的任何事情。

经过长时间的艰难苦战之后，罗素取得了胜利：第一，他这时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可以与彼得结婚；第二，他不用付出失去13岁的约翰和11岁的凯特的代价。但是，那次胜利的代价很高。正如凯特所说的，“与离婚相关的所有人——包括孩子在内——最后都受到伤害，怒火中烧，内心痛苦，表现出绝望的自卫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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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短语（凯特记得，那天夏天他们轻松地开玩笑时，它常常会冒出来）源自莎剧中哈姆雷特的台词：“哦，这是恶作剧，大人，它的意思是恶搞”。罗素曾将《郊区的撒旦》中的那个恶棍称为“马拉科医生”，心里想到的肯定是这个短语。

[2] 有人很可能想象，吉拉德打算钻到火车底下自杀。但是，如果这样，他选错了铁路。他的尸体旁边的那条铁路是用于货运的小火车铁路，只在白天才会使用，而且车速很慢，不可能压着任何人。吉拉德的房子距离他死去的地方不远，旁边就是普利茅斯通往伦敦的主要干线，列车速度很快，并且通宵运行。假如他打算卧轨自杀，那么，他等到回家之后再实施，实现计划的可能性更大。朵拉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吉拉德是左翼而不是右翼分子实施政治谋杀的牺牲品。但是，解释这样的说法颇费笔墨。吉拉德生前的共产党同事们并不信任他。在他死前的几年时间里，他与法西斯分子——而不是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在临死前几周写给朵拉的一封信件中，吉拉德谈到沃尔·汉宁顿本人来访的情况。他说，他和汉宁顿“几乎吵了一个晚上”。汉宁顿敦促他回到共产党组织中去，并且提出给他在苏联找一份工作作为奖励。吉拉德表示拒绝，在信中声称，汉宁顿“显然深感震惊……我接着解释了自己的看法。他可能会告诉大家，我现在肯定是叛徒。即使我希望重返共产党组织，他们大概也不会接受我”。汉宁顿身为英国政治极端左翼的强力人物，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应该专程前往普利茅斯，花费一个晚上和吉拉德交谈呢？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是：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人确信，他们的组织中存在收集情报的“鼹鼠”，决定将那个家伙挖出来；汉宁顿怀疑，吉拉德正是那只潜伏的“鼹鼠”。吉拉德在普利茅斯待了很长时间，身边有许多法西斯分子。这一事实说明，他并不惧怕他们。看来可能的情况是，他担心自己被跟踪，觉得可能遭到杀害。其原因在于，他受到了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怀疑。但是，围绕着吉拉德的生死，相关信息迷雾重重，矛盾无数，几乎任何情况都可能是真是的，其中也包括关于他的死因的官方结论。——原注

[3] 关于吉拉德之死，最离奇的事情之一是，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约瑟夫·康拉德写给罗素的信件。显然，那些信件是他从电报村舍的大楼房间里偷拿的。他为什么要偷那些信件呢？朵拉认为，这说明吉拉德对罗素的“崇敬之情”。但是罗素认为，吉拉德希望将它们卖掉。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毫无疑问，吉拉德知道罗素崇敬康拉德，那些信件属于罗素最珍视的物品，吉拉德看重的并不是它们的经济价值。——原注

第六章　面向过去

1932年春天，罗素离开朵拉，将注意力转向彼得。驱使他那样做的并非仅仅是逃离一段令人恐惧的不幸婚姻的愿望，甚至并非仅仅是与一个年轻的美貌女人——她愿意担任他的秘书和私人助手——分享人生的渴望。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他强烈地感到，他需要将自己的整个人生置于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他抛在身后的不仅是朵拉，而且还有曾经和她一起共享的希望、思想和价值观。此外，他还受到这个信念的鼓舞：他们可以携手，培养出新的一代人，消除恐惧，迎来不受宗教和压抑的道德观约束的新世界。当然，他失去了若干信念：灯塔山学校不再是未来教育的典范；两人婚姻的期望不再是未来性道德观的典范；朵拉不再是未来女性的典范。其次，他也厌倦了撰写以赚钱为目的的报刊文章，厌倦了撰写以赚取稿费为目的的图书——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辛苦挣钱，为他这时视为失败的实验和幻灭的希望买单。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找到新的方向，找到新的目的，找到某种东西来证明，他结束自传时脑海中出现的那种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他希望找到某种东西来显示，他其实依然具有能力，可以获得某种重要的成就。

他在较短的时间里曾经想过，所谓的“某种东西”可能存在于政治领域中。他觉得，他身为工党的新贵族，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重构工党的政治格局。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他为什么放弃了那个想法——那个想法仅仅维持了几个月时间。1932年2月20日，就在离开朵拉之前两个月，正式进入上院之前几周，他前往帕斯菲尔德角，拜访了韦布夫妇，探讨他可能在上院发挥的作用。但是那次会面看来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他在与韦布夫妇见面之前写信告诉朵拉，他希望“在伦敦多待一些时间，以便启发人们想出一项计划，对工党起到促进作用……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而且速度越来越快。除了俄国之外，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但是，他在会见中告诉比阿特丽斯·韦布，“尽管美国腐败泛滥，暴力流行”，他依然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其实，这个观点更符合他过去10年在著述中表达的见解。在比阿特丽斯·韦布的记录中，罗素没有就工党本身表达什么看法，仅仅提到对“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斯诺登表现出的奴性和背信弃义的行为”，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这与前一年出现的事件有关：当时，拉姆齐·麦克唐纳离开工党，领导了一个“全民政府”，其内阁成员主要来自保守党和自由党（唯一例外的只有菲利普·斯诺登一人——他留下来，继续担任财政大臣）。接着，工党政府才后知后觉，意识到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导致的经济萧条给英国造成的剧烈影响。到了1931年，国债、预算赤字和失业率三项指标一路飙升，让国家在经济上陷入紧急状态。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感到，为了保住奄奄一息的英国经济，就必须削减政府开支，其中包括降低失业补助。他们的举措得到议会中大多数保守党和自由党议员的支持，他们自己所属的党的议会代表却表示反对。于是，全民政府应运而生。1931年10月，麦克唐纳要求举行大选，就他的经济措施表达看法，结果全民政府取得压倒性胜利。可是，尽管作为工党代表的麦克唐纳担任了首相，新政府实际上被保守党控制。全民联盟赢得了554个席位，其中只有13个席位分给了工党，剩下的绝大多数（470席）由保守党占据。没有加入该联盟的工党人士由乔治·兰斯伯里领导，获得的席位不到50个。

罗素对麦克唐纳背叛工党运动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得到了工党支持者们的广泛——甚至可以说普遍——赞同。那时，工党已经陷入情绪低落的混乱状态。工党中的若干重要知识分子认为，那场大萧条导致的经济危机代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崩溃，唯一可行的政治选择要么是共产主义，要么是法西斯主义。但是，那样的观点并未得到一般公众的赞同。一方面，在整个国家中，持极端见解的两个政党规模一直不大，影响力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保守党在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有的人以前对苏联持敌视态度，这时却指望苏联领导全球。韦布夫妇就是那样的人。他们两人1932年夏天访问了苏联，后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说，苏联人正在建立一种可供其他国家模仿的“新文明”。这个观点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H．G．威尔斯和乔治·萧伯纳，更不必说还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大批新一代本科生了。但是，罗素对它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罗素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排斥苏联式共产主义，但并非像他自我表述的那样，处于孤掌难鸣的状态。1931年突然发生的灾难之后，工党的社会主义倾向越发明显，越发坦率，超过了麦克唐纳领导的时期。与此同时，它像过去一样，敌视共产主义。它对新观念持开放态度，并且实际上积极寻求新的观念。这给人提供了机会，指望工党实施新的计划。工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具有可信度的替代方案，取代共产主义，取代麦克唐纳、斯诺登和保守党人提倡的谨慎的预算方案。工党希望推出一套新的经济措施，一方面帮助人数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军，另一方面又不会将国家推入经济毁灭的境地。当然，不乏勇于面对这一挑战的有识之士，其中最著名的包括G．D．H．科尔。1932年，科尔出版了《聪明人的世界乱局指南》。结果该书立刻畅销，向广大读者介绍了经济政策的令人困惑的特征。几年之后，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逐步被人接受，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明确办法。

我们无法知道，罗素希望激发人们思考并且督促工党实施的计划是否围绕经济政策，但引人注目的是，面对经济危机，人们似乎都在谈论通货膨胀、金本位、预算赤字等问题，罗素却几乎没有就经济问题发表任何观点。在他撰写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中，他的国际视野十分坚定，但是希望让英国决策者们吸取的教训却显得模糊不清。例如，1933年2月，他在《哈勃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现代迈达斯》的文章，使用妙趣横生、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了金本位、国债和国际经济不稳定引起的问题。但是，与他的典型方式一样，他建议的获得稳定货币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使其拥有唯一的有效武装力量……这是唯一真正的稳定性，黄金并不拥有这样的稳定性”。他接着提出，世界上应该只有一家中央银行，一种货币。那些观点本身可能是合理的建议，但是人们不禁要问：面对当时的现实情况，而不是世界应该实现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说，面对许多互相竞争的国家、各国的武装力量、银行和货币，英国应该实施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显然，对这个问题，罗素没有答案，而且似乎对它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实际上，除了反对麦克唐纳的“奴性”之外，就英国那时面对的主要问题而言，我们难以知道罗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关于某些政治议题，例如，言论自由、世界和平、文明面对的威胁、对国际政府的需求等等，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并且采取了某些实际行动。但是，它们并不包括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涉及的那些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难题。因此，就20世纪30年代英国面对的问题而言，他几乎没有表达任何相关见解。那时，在英国的政治辩论中，凸显出来许多议题，其中最紧迫的是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可是，笔者找遍了罗素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结果却劳而无功，没有发现任何显示他的观点的蛛丝马迹。

也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问题的答案，了解他为什么在宣布投身政坛之后却抽身退了出来：关于议会那段时间激烈辩论的问题，他没有什么确定的看法；就工党应该敦促政府实施什么政策，以便对付困扰它的问题，他没有明确的立场；就社会主义者留下的政策而言，他也不知道应该敦促工党继承哪些为好。罗素当初接受了社会主义，将它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不是为了解决英国面对的问题。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提出，只有在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英国才能推行社会主义。该论点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类似的效应：英国当时依赖美国的借款度日，但是美国开出的条件是，必须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缩减政府开支。当初，他犹豫不决，不愿倡导他认为可能导致美国封锁英国的措施；这时，他大概（他从未详细说明这一点）也犹豫不决，不愿敦促英国转到很可能断绝其经济生命线的方向上去。但是，他身为社会主义者，应该敦促英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步骤呢？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做法类似，就这个问题而言，罗素在20世纪30年代也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的观点。

但是，如果他既发表任何著作，也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英国解决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他打算做些什么呢？1932年夏天，他撰写了《教育与社会秩序》。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本著作非常乏味。在该书结尾处，罗素以充满激情的言辞，谈到世界出现的疯狂状态：“国家的力量让年轻人精神失常，让他们愿意去杀人，去实施经济方面的不公正行为，产生冷酷无情的举动。”此外，他还谈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人们变得理智”（这就是说，让人们接受适当的教育）。但是，在这样的言辞中，存在某种相当乏味和形式化的东西。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该书与《论教育》不同，对教育能够“让人们变得理智”这一点没有表现出什么信心。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一本著作表达的乐观主义的一种矫正。罗素警告读者，“教育的力量”被人夸大，尤其是被行为主义者夸大（他没有说，正是他自己夸大教育的力量。但是，如果将该书与前一本进行对比，我们无疑可以看出，他暗示了这一点）。这一次，他强调了教育的社会——而不是心理——因素，敦促在教学中淡化宣传，减少宗教灌输，少用势利言辞。他认为，在谈到性问题时应该采取诚实态度，应该尊重民主，鼓励进行科学探索。在优生学问题上，罗素比在《婚姻与道德》中显得更为谨慎，驳斥了“黑鬼先天不及白人”这个观念，认为它是右翼优生论者宣扬的假设，完全没有道理（他也没有承认，就在3年以前，他本人曾经持有并且公开表达了这个观点）。这本书摆脱了《论教育》表达的许多大肆夸张的论调，但是，他对教育问题的福音传道者式热情却建筑在对那些论调的信仰之上。结果是，这本书显得相当乏味，没有活力，毫无灵感。

罗素在《自传》中说，写了《教育与社会秩序》之后，“我放弃了以赚取稿费为目的的东西。我在为人父亲的努力失败之后，发现自己重新找回了原来的抱负，打算撰写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他暗示，他觉得《教育与社会秩序》是以赚取稿费为目的的著作。这并不令人不感到惊讶。但是，他为什么觉得，他为人父亲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呢？一方面，他为人父亲的努力已经失败，另一方面，他重新找到了撰写重要著作的抱负，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我认为，答案在于他意识到，到1932年为止，他1921年以来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已经土崩瓦解，他所做的一切，其中包括撰写的报刊文章、举行的巡回讲座、出版的通俗读物等等，全都是为了他的两个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人父亲的努力已经失败”：他没能让那样的生活取得他所期望的成功。他已经判定，为了约翰和凯特，他再也无法忍受和朵拉一起生活。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在他的人生中，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孩子的幸福重要；某些东西——例如，他自己的理智——必须给予优先的考虑，其重要性超过了孩子。这意味着，他曾经认为父亲角色可能提供的“新的情感中心”已被取代，这时出现了一种空间，必须用其他东西来填补。他觉得，那样的东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他为人父亲的经历时表示，约翰出生之后的“10年中，我的主要目的是履行作为父亲的义务”。此语的言外之意是，过了那10年之后，他的人生目的出现了变化。可以这么说，他的“主要目的”——他对人生的证明——肯定存在于别的方面。

罗素听了劝导（究竟是谁的劝导？他因为什么原因那样做？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不再将政治作为他的生活中心。他那时还确信，在哲学领域，已经没有留下可以建树的课题，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历史。罗素按照将工作作为人生中心的愿望，希望工作像《数学原理》或者孩子的出生那样，对他产生重要意义，于是考虑从事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项目。他告诉斯坦利·昂温，“如果我可以承受，我将乐意为它花费10年时间”。他计划撰写一部大型欧洲史著作，覆盖1814年至1914年。该书将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是推动那100年中重大事件的思想观念，其二是提出那些观念的人士的心理状态。他向昂温解释：“我不打算撰写普通的历史著作，而是希望阐述观念在构成政治事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那样的作用被马克思主义过分淡化了。”他计划“选取重要的个人，以他们的目光来描述世界”：

我希望揭示每个人的宇宙之中的非凡主观性。例如，我可以研究马克思和迪斯雷利。[1]他们两位几乎完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是犹太人，在伦敦时居住的地方相距不远。我认为，迪斯雷利从来没有听说过马克思——除非他在伦敦警察厅的档案资料中看到过这个名字。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兴趣、知识和整个宇宙。

他告诉昂温，他认为两位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威廉二世——在那个时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两个人都非常愚蠢，但是对他们所在的时代产生了很大影响，超过许多能力更强的人物，只有俾斯麦可以与他们比肩。”罗素希望在书中讨论的其他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宇宙”——包括：“边沁、马尔萨斯、科布登、罗伯特·欧文、马克思、马志尼、拿破仑三世、迪斯雷利、达尔文、巴斯德，也许还有史蒂文森、卡内基、洛克菲勒，以及作为许多智性的集大成者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最后的结果是，他只用了1年时间，便完成了《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该书在许多方面并未一一研究上面所列的人物，而且几乎没有探讨“每个人的宇宙之中的非凡主观性”这个主题。取而代之的是罗素在序言中所说的该书的目的：“追寻19世纪中这两种主要变化力量之间的对立和互动。一种是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共同信奉的自由观念，一种是工业和科学技术产生的形成组织的必要性。”可是，甚至这个主题也没有像罗素表明的那样，贯穿全书始终。在大多数情况下，该书充满轻松愉快的——甚至闲聊式——评述，谈到了罗素感兴趣的人物的生活和工作，谈到了他认为该人物对那个世纪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如果将该书视为学术性历史著作，那么它显得业余，展示出许多个人癖好，类似于后来让许多学院派哲学家深感愤怒的《西方哲学史》。具体来说，罗素口无遮拦，任意发挥自己的个人偏见（“总的来说，保守党人没有辉格党人聪明”），并且信心满满地就所写的人物做出简短的结论（李嘉图是一个“可爱的人”，马尔萨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老绅士，具有讨人喜欢的18世纪特征，不偏执于任何信条，不失绅士应有的做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该书与《西方哲学史》一样，读起来令人愉快，然而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对那个阶段的历史文献没有什么贡献（例如，它并不包含任何独创性研究，所有的资料均来自已经出版的著述）。总的说来，它被后来的历史学者所忽视。

人们觉得，罗素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分析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力量；第二，说明那些力量尽管非常强大，然而并非是不可抗拒的。他写道：“那场大战可能是影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不过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在最后时刻，也有可能推迟它爆发的时间……假如它被推迟，促成和平的力量就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他在该书的结论一章中明确指出，“促成和平的力量”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增强国家之间的组织，同时允许个人在国家之内享有自由。但是，导致那次大战的“重大原因”强化了国家内部的组织性，从而让自由、竞争和混乱状态在国际上占据了上风。如果作为描述那100年间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史的一种框架，这样说难免有过于简略之嫌。但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来说，罗素希望从中获得的教训是明白无误的：

导致1914年爆发大战的那些原因依然在起作用。如果不通过国家之间合作的方式控制投资，控制原材料，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同样的结果，而且其规模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大。只有通过全世界范围的经济组织，而不是借助和平主义的情绪，我们才能挽救文明的人类不受集体杀戮之害。

在1931年撰写的《海上圣诞节》中，罗素曾经提到，“对历史延续性的支持，对一个伟大国家的成员资格的支持”，这点是他希望用来缓解他的孤独恐惧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中，这一观念依然在起作用。在该书开头讲述的那个时期中，他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客之一，因而在该书频频亮相。除此之外，该书还总结了一个带有浓重的辉格主义色彩的主题，一个实际上被约翰勋爵珍视的主题。1923年，约翰勋爵出版了一本英国历史著作，《从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至今的英国政府和宪法史》。从许多方面看，它和《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类似，从“自由”和“秩序”这两个侧面，描述了英国宪法的沿革。约翰勋爵写道，“社会的历史可被分为四个不同的文明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社会依然处于野蛮状态（今天的北美就是典型例子）；在第二个阶段，财产权已被确立，但是政府依然软弱；在第三个阶段，已经存在有秩序的国家，但是人们没有自由，诸如俄国和普鲁士这样的专制国家已经进入了这样的阶段；在第四个阶段，自由与秩序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只有英格兰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进入了该阶段。这种构思将文明视为自由与秩序、自由与组织（罗素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述中，将其称为“权威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状态，甚至是一种妥协的结果。这个观点是罗素的历史和政治思考的典型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正如罗素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常常提到的那样，他依然是“英国的辉格党人”。

在与朵拉的婚姻生活中，罗素努力克服过去的影响，将自己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现代人的代表。但是，在与彼得的婚姻生活中，他重拾过去的辉煌，将他自己——罗素伯爵三世——稳稳地置于先辈的值得骄傲的悠久传统之中。在这一方面，彼得对罗素有所帮助。一方面，她是势利之徒，迫切希望成为罗素伯爵夫人；一方面，她对在牛津大学攻读的专业历史深感兴趣。这意味着，她不仅给予罗素鼓励，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还为他提供了方便。实际上，她承担了全职研究助理的工作，协助罗素完成了《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当初，罗素将朵拉列为《社会重建原则》的合著者；现在，他没有如法炮制，添上彼得的名字。但是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充分认可了彼得提供的帮助：

在撰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合作者彼得·斯彭斯共同承担了工作。她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做了一半研究工作和大部分计划工作，并且撰写了少量稿件。

彼得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研究者，这一点肯定对罗素大有裨益：在与她共同生活期间，罗素出版了许多历史著作，超过了他以前或者其后在历史领域的建树。

撰写《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期间，罗素和彼得住在北威尔士的波特梅利翁庄园内的都迪司城堡。波特梅利翁庄园20世纪60年代曾被电视连续剧《囚徒》作为场景，现已成为著名去处。它是一个古怪、奇特的“村庄”，由建筑师克拉夫·威廉斯-艾利斯设计。20世纪20年代，威廉斯-艾利斯从一位亲戚手中买下那处庄园，随即开始大兴土木。我们难以知道，罗素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遇到威廉斯-艾利斯的。但是，两人曾在相同的圈子中混迹多年。威廉斯-艾利斯的年龄比罗素稍小，20世纪初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到了20世纪20年代，威廉斯-艾利斯已是功成名就的时尚建筑师了。他的妻子阿玛贝尔来自斯特雷奇家族，是圣洛·斯特雷奇的女儿。圣洛·斯特雷奇是《旁观者》的主编，工党下院议员约翰·斯特雷奇的弟弟，利顿的表哥。阿玛贝尔除了创作儿童故事之外，在政治上也非常活跃，加入了独立工党，和朵拉一起参与某些宣传活动。但是，威廉斯-艾利斯夫妇看来同情罗素，邀请他到他们的“城堡”（那是一处建于19世纪的古建筑，当初用作住宅；1933年被军队征用，作为波特梅利翁酒店的附属建筑）小住，以便让他度过麻烦不断的离婚期。

罗素和彼得在波特梅利翁庄园住了一年多时间，从1933年夏初到1934年夏末。约翰和凯特到了庄园。罗素领着兄妹俩，徜徉在附近漂亮的斯诺登尼亚乡间，并且让他们与威廉斯-艾利斯一家见面。威廉斯-艾利斯的孩子——克里斯托弗、苏珊和夏洛特——全都就读于达廷顿学校。苏珊成为约翰的密友，并且一生中都一直忠实于他。但是，在凯特的记忆中，克拉夫和阿玛贝尔个子很高，说话大声，让她相当不安：“他们两人真的把我吓坏了；其实，他们是很和气的人。”

在那段时间里，罗素除了撰写《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之外，还得与朵拉争吵，一是争取将约翰和凯特弄出灯塔山学校，二是劝说她放弃旨在获得对两个孩子的单独监护权的官司。罗素拒绝延长电报村舍的租约。面对罗素的敌意，失去了学校最有价值的学生，朵拉决定继续将学校办下去，将她自己的住处和学校迁往他处。那幢房子名叫博伊尔宫，位于埃赛克斯，就在布伦特堡附近。朵拉离开以后，罗素让电报村舍恢复原状，清除了曾被用作学校的所有痕迹。1934年8月，罗素和彼得终于搬到了那里居住。凯特回忆说：“彼得负责房子的修缮，精力充沛，技巧娴熟。到了完工时，那个地方一派赏心悦目的景象……电报村舍变得井井有条，非常漂亮，全都归功于彼得一人。她十分老练，制订修缮计划，监督施工工程……那里曾经经历了办学时期的混乱、严苛、不快的日子，如今成为安静的家园，让他重归宁静的个人生活，并且得到一位年轻、美丽、忠诚的妻子的照顾。她看来优先考虑的是他的兴趣，把她自己放在了次要位置。”

对约翰和凯特来说，转学到达廷顿提供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机会，让他们可以逃离父母双方。在假日期间，兄妹两人严格遵守规定，分别和罗素、朵拉两人度过同样长短的时间；如果假期天数是奇数，父母双方各占半天。凯特记得，学期结束时，其他孩子兴奋起来，开始盼望回家：“可是，我开始焦灼地想到，在两个家里，等待约翰和我的将是紧张的氛围。”在放假期间，“我们从一个家跑到另外一个家，仿佛是两只虾子，假装没有感情”：

即使现在，我也无法以超然的态度，回忆那些日子。我回想我俩在两个家里逗留时感受到的焦虑和苦闷，过去的痛苦从我心底涌起，通过笔尖流淌出来……曾几何时，我俩是他们两人联合进行的改良之举的实验田；事到如今，我们变为战场，目睹他们的相互对立的子女幸福观互相厮杀……

假如我俩提到他们其中一方的想法，另外一方就会没完没了地进行解释。我至今依然记得自己当时心里那种陷入困境的病态感觉：我一不小心说了什么话，结果就会引起自我辩护的长篇大论。我听到之后只能表示赞同，有时发自内心，有时装模作样。

对朵拉来说，她的杂乱不堪的住宅与漂亮整洁的电报村舍之间的对比既有个人意义，也有政治含义。朵拉看到，罗素和彼得看来决定去过奢侈的贵族生活。但是，她越来越多地认同工人阶级，而且将这样的同情表现在她的衣着打扮和行为上，她到位于达廷顿宫的那所学校去时尤其如此（她的做法让凯特深觉尴尬）。凯特回忆说，“全是因为那些日子在达廷顿学校里的遭遇，我不喜欢并且鄙视我的母亲”，不过她承认，“我有失公允，深感惭愧”。

她到学校来看望我们时，我觉得尴尬不安，想方设法，不让我的朋友见到她。她常常以10英镑左右的价格，购买陈旧的二手汽车，开到熄火方才罢休。她常常身穿破烂不堪的古怪衣服，手里握着方向盘，涂抹口红的嘴里叼着香烟。她半眯着眼睛，透过缭绕的烟雾看人，烟灰落到她的大腿上。她肆意嘲笑传统习俗和道德，声音吵闹，显得粗俗。在电影院里，别人高唱《上帝保佑国王》，她常常坐着一动不动。她在公众场合高唱《国际歌》，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抗议示威。在那样的场合中，我低着头，假装自己不认识她。我无法忍受自己的童年，我鄙视她，希望将她从我的生活中驱赶出去。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童年充满对彼得和我父亲的热爱和佩服之情。

朵拉认为，在达廷顿学校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好处中，最重要的是为她提供了机会，对富人的传统感受能力进行攻击。她非常讨厌那所学校，觉得它把她孩子夺走了。而且，它条件太好，她见到心里直冒火——那时，她正在苦苦挣扎，努力避免破产的厄运。她曾向格里芬表达过她的担心，认为达廷顿学校将会让约翰变成同性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自己将会杀了弗朗西斯、劳埃德和伯特兰·罗素——他们感觉迟钝，内心残忍。”

朵拉那时了解到，格里芬和她钟爱的保罗·吉拉德保持了同性恋情。朵拉赞同罗素的观点，相信同性恋是“多愁善感的母亲”造成的。她告诉格里芬：“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像保罗和你母亲对你们两个人那样对待约翰和罗德里克。”她所用的语气咄咄逼人，她给他写信时一贯如此。最后，她向他发泄的怒火跨越了大西洋，起到了扼杀两人关系的作用。她与凯特一样，后来对自己当时有失公允的做法深感惭愧。她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时对格里芬颇有不公正之嫌，对此我非常懊悔。”幸存下来的两人信函显示，她究竟多么不公平。

吉拉德去世之后，朵拉给格里芬写了一封信件，内容与她当时写给罗素，后来给她争夺对约翰和凯特的监护权造成可怕后果的信件类似。格里芬的反应与罗素类似，知道朵拉曾经爱上了吉拉德，并且出现了欺骗行为，不禁深感震惊，而且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但是，他的做法与罗素不同。他随即给朵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不乏人情味的回信：

这个消息让我深感震惊。我当时就知道你有情人，但是没有把这个想法放在心上——我无法面对更多的痛苦。我最亲爱的，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对你只有怜悯和爱意，产生了尽量保护你不受更多痛苦折磨的愿望。

关于保罗，格里芬是这样表述的：“他作为一个人，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品质，我确实向他提到过建立同性恋关系的建议（对我来说，那些建议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他后来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将相关内容转达你之后，我就不再爱他了。”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朵拉一封接着一封给格里芬写信，谈到她对保罗的爱情，甚至在他几次恳求她放弃这个话题之后也没有作罢。“你重复提及对保罗的感情”，他试图向她解释，这样的做法让他心碎。“显然，你觉得那些做法残酷，然而是必要的，可以消除情感依附。但是，那样的对策不仅扼杀爱情，而且还伤害了那个男人……我整天处于极度绝望之中”。在罗素与朵拉离婚争吵的随后阶段中，格里芬一直给朵拉写信，好言安慰，表示支持。他希望，她对他的态度有所软化，两人最终可以围绕他们共同的子女，建立新的生活。1935年2月，朵拉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全部希望受到重创。她在信中粗暴地表示：“我可以去爱一个同志或者伙伴——除了保罗之外，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但是，我无法爱暴君或者哀号的小孩。除非我可以指望那个小孩变得勇敢起来。亲爱的，让你母亲继续施加影响吧，是她造就你。她现在应该来照顾她自己的作品了。”从那以后，格里芬尽可能找时间前去探望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但是放弃了和朵拉重修旧好的任何希望。他一直幕后观察朵拉的将要变得复杂的大家庭。在此后20年中，他将在不同时段里，对约翰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也以间接的方式，对罗素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

1934年底，朵拉与保罗·吉拉德的老友，一个名叫帕特·格雷斯的男人交往，给她的家庭增添了一名新成员。有一次，朵拉在伦敦的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发表演讲，帕特·格雷斯主动上前和她搭讪。他当时24岁，用朵拉的话来说，面容“憔悴，不修边幅，心神不宁”。他对她说：“我觉得，您认识我的一个朋友，他名叫保罗·吉拉德。”那样的自我介绍立刻确保他得到邀请，两人双双前往博伊尔宫，住在一起（朵拉在自传中写道，“我领着帕特·格雷斯……回到住处，直接上床”）。格雷斯和吉拉德的经历类似，也是共产党和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成员。他曾经参加了反饥饿大游行，从普利茅斯出发，一路步行到了伦敦。他的看法与朵拉的一样，认为吉拉德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杀害。根据朵拉的说法，自从吉拉德去世之后，帕特“生活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夜里无法入睡，陷入哀痛、懊悔和愤怒的状态之中。那样的感觉我很能理解”。她觉得，帕特需要休息，需要吃的，于是慷慨施与。后来，她坚持要他在博伊尔宫住下，担任她的秘书和“得力助手”。她说，她那样做的一个理由是，她确信帕特曾经和吉拉德一起共事。他与吉拉德一样，参与了“某种带来危险的间谍活动”，生活在导致吉拉德死亡的同样的神秘威胁之下。“如果我可以有所帮助，就不应出现另外一次‘意外死亡事件’。”

朵拉看来从来没有真正爱上帕特，但是她重视他在学校工作中给予她的支持，特别是在她为吉拉德感到悲痛时给予她的许多安慰。她和他同居6年之后，最后和他结了婚。她的四个孩子，特别是两个女儿，对她做出的选择感到困惑和沮丧。在凯特的描述中，他就“像一只流浪的动物”，被母亲带回家。她承认他“幽默，亲切，喜欢标新立异”，但也发现他令人尴尬：他“粗俗，丑陋，完全靠不住”。哈丽雅特非常不喜欢帕特，觉得他根本无法与自己模样英俊、天赋极高的父亲相提并论。不过，约翰似乎相当喜欢帕特，接受了他，将他视为家庭的一员。在约翰看来，那个大家庭现在包括两位父亲、两位母亲、一个妹妹、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此外还有母亲的一个情人在旁边等候。在这个家庭增加成员的每个关头，划分忠诚度的潜在可能性大量增加。

罗素和彼得迁入电报村舍之后，继续寻找规模巨大、雄心勃勃的写作项目，以便填补他身为父亲失败之后形成的生活虚空。在一段时期里，他继续以严肃的历史学家自居。他曾经给美国出版商沃尔德·诺顿写信说：“我非常喜欢撰写历史著作，觉得自己愿意在余生中继续这样做。”在《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的写作结束之前，他开始构思他给昂温所说的“另外一本大部头著作”。他拟定的临时书名是《感觉崇拜》，打算描述“18世纪理性主义解体的情况”。罗素撰写该书的出发点是如下信念：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非理性时代”，他打算探讨形成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力量。他告诉昂温，希特勒针对政治对手和犹太人的计划“源于对心灵的崇拜，而不是对大脑的崇拜”。那样的观念是非理性主义的不愉快的演变进程之中的最新发展。该进程始于卫理公会派和浪漫主义运动，后来分别见于卡莱尔、尼采、威廉·詹姆斯和柏格森的著作，最后在《我的奋斗》中登峰造极。按照这个思路，罗素20世纪初期以来批评的那些哲学家可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祖先”。

《感觉崇拜》（或者罗素其后不久所称的《对理性的背叛》）没有完成。其原因或许在于，《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在评论界和商业效益两个方面都未取得成功，或许因为罗素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明晰，所以无法构成一本巨著的主题。他的初步笔记显示，他尝试了不同的方式，解释形成无理性的原因：

无理性是一种方式，它诱导人损害自己的利益，实现他人的利益。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等等都属于无理性之列。我们冷静反思之后就会发现，支持无理性方式的人其实是与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无理性时代是这样的人控制宣传内容的时代。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是形成无理性的主要原因。

理性依赖战争艺术的状态；当防卫一方强于进攻一方时，理性蓬勃发展。或者说，当我致富的手段让别人致富时，理性蓬勃发展；当我只能通过让别人贫穷的方式来致富时，无理性便大行其道。

1934年10月，他为费边社举行了一次讲座，题为《对理性的背叛》（它后来被收录进《慵懒赞》，题目改为《法西斯主义的祖先》），并没有让自己受到以上任何表述的约束。但是，他采取了也许让人觉得怪诞异常的做法，试图探寻“背叛理性”的根源，将其定位于18世纪英国不可知论者大卫·休谟。罗素证明“归纳法是一种没有逻辑基础的习惯”，并且宣称说，休谟认为“科学和神学一道，都应被打入幻觉式希望和非理性信念之列”，从而破坏了对作为“理性时代”之基础的科学理性的信任。因此，“对休谟的所有继承者而言，理智意味着肤浅，深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精神失常”。他一笔勾销康德将休谟的不可知论视为明显诡辩的尝试，然后勾勒了这种哲学的兴起过程：它抬高直觉和力量追求，蔑视启蒙运动特有的对理性和真理的关注。费希特、卡莱尔、马志尼和尼采被列为法西斯主义的祖先，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被确定为两个。一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二是接受这个观点：“存在着英式真理、法式真理、德式真理、黑山式真理、摩纳哥公国式真理。”在结语部分，罗素似乎暗示说，正是因为接受了后一种观点，相关国家不再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最后只能诉诸战争：

如果对理性劝导感到绝望，面对这些不同的真理时，人们能够做出的唯一决定便是，以失去理智的宣传方式，诉诸战争和竞争……理性与之相反，是客观的，尽可能促成普遍的合作；非理性代表个人激情，让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理性诉诸普遍存在的客观真理观，对人类的幸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这样的真理观可以轻易占上风的时代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在更大程度上——当它受到鄙视、遭到排斥、被视为空虚的梦想时也是如此。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自己无法达成一致，缺乏足够胆识，不能做出决断。

正是在这样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梅纳德·凯恩斯这个著名的邪恶而尖刻的说法不乏道理：“伯迪持有两个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相信世上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人们以极端的非理性方式处理事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采取的唯一方式是理性行事，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

罗素从奉行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行为中，寻找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做法十分幼稚，不合情理。其一，《我的奋斗》并未宣扬任何具体的真理观；其二，罗素认为，希特勒残酷镇压政治对手，鄙视民主制度，以恶毒的心态憎恨犹太人，对武力征服怀着挥之不去的渴望，这些做法全都源于排斥客观真理观。罗素的想法令人震惊，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况。罗素给人的感觉是，在试图解释纳粹主义的非理性的过程中，他表现出过于确定的心态，一门心思追溯他过去与威廉·詹姆斯的那场争论。罗素写道：“杜撰这个观点［实用主义］的人看到它被滥用的情形，应该深感震惊。但是，正如我在1907年的文章中谈到的，一旦放弃客观真理观，那么，解决‘我将相信什么’这个问题的方式显然就是，‘诉诸武力，动用大量军队进行裁决’。”

接着，罗素研究了纳粹主义的心理——而不是思想——基础，他依据的理由显得充分了许多。他写道：

德国人让其自我本身保持热情，以便对付凡尔赛条约造成的冷酷冲击，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希特勒式疯狂状态是那种心态的外部表现。在自尊受到致命伤害时，人肯定不会理智地思考。那些刻意羞辱一个民族的人自己得想一想，那个民族的人是否会变为一群疯子？

但是，他接着扩大了分析，转而讨论英国郊区的情况。他声称，对伦敦四周富裕郊区的居民来说，“一场法西斯主义运动看来有可能是一种解脱”。他的说法再次显得不合时宜了。对住在英国郊区的中产阶级而言，法西斯主义完全没有吸引力；而且，我们也看不出来，它为什么应该有吸引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依然是一个成员很少、影响很小的党派。它得到的支持仅仅来自城市中失业的工薪阶层，以及一小撮举止怪异的贵族人士。因此，罗素认为郊区中产阶级的心理是病态的，这样的说法不仅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毫不相关。

在那之前不久，罗素在1934年1月出版的《新英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我既非共产党人亦非法西斯主义者》。他宣称：“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哲学，只有精神分析。”他在文中写道，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漠视文明社会必需的个人自由，因此都应加以排斥：“如果人们不愿成为畸形的怪物，那么，自由成长，自由迁居，过上自然的生活，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罗素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他认为具有当时特征的这个看法：“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政治领域中仅存的两个实际选项；如果不支持其中的一个，其实就是支持另外一个。”可以这么说，该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控制欧洲的“信念之争”的一种中性表述。

在该文中，没有多少可以表示异议的内容。但是文章的前提似乎再次显示，罗素既没有全身心参与当时的英国政治活动，也不完全了解英国选民的情绪。当时，自由民主已是过眼烟云，人们必须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在后来所称的“闲谈阶层”之中，这个观点反复被提及，但是在整个国家中，它根本没有获得支配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极端主义党派都未给英国政治带来什么重大变动，成员数量一直很少，对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1931年组建的全民政府在1931年和1935年那两次大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实质上意味着，保守党在那时的英国政坛占据支配地位。工党在1935年大选中恢复了一些元气，并且明显左转。但是，它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像过去一样，依然难以改变。在那个时期中，英国共产党和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都没有取得任何下院议员席位（实际上，法西斯主义者在1935年的大选中甚至没有推出任何候选人，仅仅提出“下次请选择法西斯主义”这个口号）。从一定程度上说，两个组织的活动分子限于互相争斗，英国的绝大多数人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看待那些争斗。

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本质在德国变得越来越明显，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在英国选民中取得任何进展的机会逐渐化为泡影。共产党将形成某些影响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工党这个渠道。尽管他们多次劝说工党组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战线”，工党却不为所动，态度坚定，拒绝与他们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反复呼吁，面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双重威胁，必须保留自由民主制度。在当时的英国政治环境中，那样的呼吁大体上属于明显多余之举。随着纳粹的残忍行径日益增加，随着他们以令人不安的速度重整军备，英国政坛中的多米诺问题不是是否应该保留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在面对纳粹对欧洲的威胁时，如何保留自由民主制度。

希特勒上台初期，罗素几乎没有就这个问题表达什么看法。他反复呼吁维持和平，崇尚理性，推行社会主义，组建国际政府。但是，那些言辞全是泛泛而谈的东西，没有就英国政府如何应对日益壮大的纳粹武装力量形成的威胁，明确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罗素继续定期发表报刊文章，但是往往闭口不谈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1934年是他返回电报村舍度过的第一年，这一点在那段时间中尤其明显。正是在那一年的11月末，丘吉尔在下院表达了著名演讲，恳求政府说明德国重整军备的真实情况，敦促议员们认真对待希特勒的武装力量给英国造成的威胁。那年夏天，希特勒曾在所谓的“长刀之夜”里铲除政治对手，显示了他的残酷手段；8月，他在兴登堡去世之后成为德国总理；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集会上，他宣布了建立光荣的千年帝国的理想。在那段时间中，他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力量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壮大，他在公开发表的外交和政治言论中，也发出了越来越多的战争叫嚣。

面对那些事件，人们可能期望罗素撰写报刊文章，专心致力于分析德国重整军备给和平带来的威胁，分析英国政府和国际联盟针对局面可以采取的方案。可是我们却发现，他关心的是良好的行为举止和习俗。他在1934年底至少撰写了三篇文章，重点提出了两点：第一，“礼节的衰微标志着文明的进步”；第二，“良好的行为举止是一种伪善形式”。那年年底，他在《星期日裁判》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终于谈到了纳粹德国造成的威胁，但是仅仅表达了相当软弱、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安慰之辞：“如果德国对希特勒感到厌倦，欧洲将会实现和平。”

在那段时期，罗素似乎与政治事件脱节，其方式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原因——也许主要原因——在于，他在情感方面消耗殆尽，并且承受着大量压力。到了1934年11月，法庭终于开始审理她与朵拉的离婚案件；但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与彼得的关系开始出现裂隙。罗素后来宣称，修缮电报村舍的工作让彼得精疲力竭，工程完工时，她竟然出现了自杀之举。有迹象显示，她已对罗素心灰意冷，开始感到懊悔，觉得不该做出和他同居的决定。随着罗素在法律上甩掉了朵拉，事情已经初露端倪——他可能也会失去彼得。彼得爱上了克朗普顿的儿子，理查德·卢埃林·戴维斯，似乎准备离开罗素。罗素在《个人备忘录》中写道，他那时依然十分喜欢彼得，对她的想法非常在意，所以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是他声称，理查德·卢埃林·戴维斯并不打算和彼得在一起。于是，他和彼得一起到加那利群岛度假，恢复了以前的良好关系。在那时所写的几封信件中，罗素提及了“精神崩溃”；毫无疑问，促使他在1935年初做出度假两个月的决定的动机是，他期望恢复自己的精神健康。不过，他与彼得的关系其实没有完全恢复。从那时起，她常常大发脾气，这让罗素、凯特和约翰后来抱怨不已。

他与彼得的关系部分崩溃，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最后没有完成《对理性的背叛》的原因。他曾经依赖她在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撰写了《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肯定希望如法炮制，完成新的历史著作。况且，他和彼得从加那利群岛度假归来之后，完成了一本几乎无须彼得提供任何帮助的著作《科学与宗教》。该书的主题属于老生常谈：科学破坏了对基督教的信仰。罗素写道：“到目前为止，与神学世界观的传播相反，科学世界观的传播以无可争辩的方式，给人带来幸福。”除了已被广泛讨论的主题，他还增添这个思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实质上是新的宗教，科学工作者应该对其加以抵制。罗素宣布，它们“当前对思想自由造成很大威胁，超过了1660年（恢复君主制的日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是科学工作者的明确义务，是所有崇尚科学知识的人士的明确义务，其目的是反对新形式的迫害，而不是以自满的态度，对陈旧形式的衰败感到沾沾自喜。

罗素说，如果这些新的宗教形式阻止科学工作者完成工作，“人类将会停滞不前，新的愚昧黑暗时代将会降临，这一段历史将会重现：在辉煌的古代之后，出现愚昧的黑暗时代”。

《科学与宗教》于1935年10月出版。几个月之前，斯坦利·鲍德温接替了身患重病的拉姆齐·麦克唐纳。11月，斯坦利·鲍德温要求举行大选。外交政策自然是那次大选的主要问题。工党与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巨大分歧，双方都呼吁采用国际联盟推行的“集体安全”体系，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对付法西斯主义威胁——德国重整军备和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凸显了那种威胁。与1931年的情况类似，罗素没有参与竞选的公开活动。他肯定支持工党，但是他那段时间中的讲话、文章和访谈显示，他大谈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主义，闭口不提工党应该采取的政策。在那次大选开始之前，工党出现了领导更迭，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了乔治·兰斯伯里的领导地位。兰斯伯里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相信英国应该继续多方面推行裁军计划，即便面对德国人大规模重整军备的做法，也不能改弦易辙。此外，他还反对制裁意大利，其理由是这可能导致战争。由于这两个议题，兰斯伯里在工党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该党接受了艾德礼建议的强硬路线。

在这些问题上，罗素支持兰斯伯里。罗素提出，英国应该放弃殖民地，退出任何国际条约或者欧洲条约。首先，绝对不能做任何可能让英国陷入战争的事情。因此，绝对不能干预阿比西尼亚危机或其他任何危机；在涉及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争端中必须宣布，自己采取中立立场。罗素强调说，重整军备的政策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战争的风险。因此，英国必须抵制温斯顿·丘吉尔这类人的“好战言论”，承诺自己致力于裁军，致力于和平。就在选举前夕，罗素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为《情懒赞》。该书除了《法西斯主义的祖先》、《为什么我既非共产党人亦非法西斯主义者》之外，还收录了另外一篇文章，题目是《实施社会主义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该文重复了他1921年以来一直表达的观点：第一，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基本经济力量的国有化，它至少必须涉及土地、矿产、资本、金融、信贷和外贸的国有化”；第二，他依然坚持认为，按照这样的定义，社会主义显然对大多数人有利，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公开辩论和民主讨论（不过他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可能需要某种力量，以便“击败少数不满分子”）。

但是，他一如既往，强调“实行社会主义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它是防止战争的最佳途径。罗素写道：“这个世界的状态恰如一个醉汉；他非常希望进行改良，但是处于给他提供酒的朋友的包围之中。”“醉汉”就是那些陶醉于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观念的人——他们实际上希望发动针对邻国的战争；“朋友”就是资本家，主要是钢铁巨头——他们希望依靠战争赚钱，因此鼓励人们消费这些危险的酒精饮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主义被击败，“这种刺激物将会消失，从而很快让人们看到战争的荒诞之处，促使人们签署公平协议，避免将来爆发战争”。当然，根据罗素的观点，避免战争的最终解决方法是，实行国际社会主义。但是他宣称：“每个主要工业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可能足以消除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每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会停止推行带有侵略性的军事政策。”假如英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具体说来，假如对钢铁工业实施国有化，这将消除公平对待德国人的主要障碍，并且大大增加与德国媾和的可能性。

英国应该通过将钢铁工业国有化的方式，回应德国形成的威胁。它与罗素以前提出的建议一样，也是看似有理的论调：应该排斥实用主义真理观，以便应对纳粹主义。这看来增强了我的怀疑：那时，罗素已经以可悲的方式，完全与政治现实脱节。在《实施社会主义的机遇》中，罗素提出的论点包括许多欠缺说服力的因素，其中令人目瞪口呆是它暗含的想法：假如公平地对待希特勒，消除《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性，希特勒将失去军事征服的欲望。与这一点相连的是罗素政治言辞的又一个特征；在他后来的公开话语中，它变得越来越突出：以怪诞可笑的方式错误地表达对手的观点。罗素反复暗示，有的人敦促英国政府重整军备，以便对抗纳粹德国，他们并未受到战争欲望的驱使；更确切地说，他们（基于完全理性的考虑）相信，可以阻止德国实施侵略和吞并计划的唯一因素是军事力量。那些人包括保守党的丘吉尔和达夫·库珀，工党的休·多尔顿和欧内斯特·贝文，以及外交部的主要官员之一罗伯特·范西塔特。

《慵懒赞》出版之后的数年时间里，这个观点具有的力量——或者说罗素的不足之处——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有武装力量才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企图。在这种情况下，罗素没有放弃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但是开口势必倡导和平的做法逐渐偃旗息鼓。1936年10月，他的著作《和平之路在何方？》出版，集中表明了他的观点。他建议，英国应该以这种方式，回应威胁日益加剧的国际形势：放弃它的殖民地，解散它的全部武装力量，宣布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战。罗素沉迷于某些想入非非的思路，以便为其明显的自杀性政策辩解。他声称，“假设英国和法国裁军”：

如果纳粹继续穷兵黩武，美化战争，他们就不再有什么英雄形象，就会显得荒唐可笑了；德国的爱国人士将会开始嘲笑他们，觉得不再需要兴师动众地进行备战了。这其实是反对军国主义的有效方式，难道还不清楚吗？

罗素认为，残酷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执意扩张军事，并且杀人成性；面对他们，讽刺是最有效的武器。他唯恐读者不明白这一点，于是提出了更多同样令人目瞪口呆的幼稚论调。他说，看一看丹麦吧：

丹麦人几乎没有武装力量，他们的观点对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作用；他们既没有庞大的帝国，也没有财产，不可能为德国资本提供投资的去处。他们以没有防卫的方式，为自己提供了防卫。

罗素（以没有显示丝毫讽刺迹象的方式）建议说，英国的出路就是效仿丹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拥有大规模的武装力量，不会对任何国家形成威胁，那么，就没有任何国家产生向我们宣战的动机”。

罗素继续写道，“提出裁军建议之后，人们自然会想象，外国入侵肯定会随之而来，侵略战争带来的所有令人感到恐怖的东西将会出现。但是，丹麦的例子说明，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我国既无军队，亦无帝国，外国就会放过我们。如果它们依然不放手，我们应该顺从，不要进行抵抗，就不会刺激它们采取残忍行动。对我国和世界来说，那样的格局肯定比战争——甚至比以胜利告终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要好得多。

罗素希望他的读者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德国不会进攻一个没有防御力量的国家。如果出现了入侵，只要被入侵国的人民不抵抗，德国人也会善待他们。罗素的想法看来基于对国家间行为的泛泛而谈的观念之上。他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准备攻击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后者将会逐渐仇视和害怕前者，将会对前者发动攻击。但是，“如果你突然宣布，整个做法是愚蠢之举，你愿意取消防卫，相信好运，那么，对方就不再有任何理由害怕你，就会停止对你的仇恨，就会失去攻击你的动机”。

此外，罗素强调说，如果这种不设防的防卫方式不奏效，纳粹德国真的入侵英国，那么，我们应该表示屈服，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抵抗，这样就能战胜“纳粹哲学中严酷和愚蠢的因素”。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他并没有呼吁实施甘地式被动抵抗，而是主张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去激发纳粹的“残暴本性”，那么，纳粹占领之下的生活就不会变得非常恶劣。他还暗示说，纳粹主义的政治对手们没什么可以感到恐惧的东西：“纳粹当局将会认为，英国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或者和平主义者减少了德国以前的敌人的军事力量，所有不会对他们有什么为难之举。”但是他也承认，纳粹当局可能对言论自由有所限制，“开始时，情况可能令人觉得不愉快，让我们的自豪感大受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克制自己，避免诉诸武力和暴力，我认为，德国人的心态肯定将会出现变化”：

如果不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或者妒忌的情况，他们的自豪感已经得到充分满足，他们就难以保持严厉的状态。如果所有激发仇恨的因素不复存在，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不可能长期维持曾让纳粹执掌政权的那种心态。随着战争恐惧被消除，恐吓行为将会失去魅力，自由观念将会逐步被人认可。

在后来出版的《和平之路在何方？》中，罗素对自己的明显愚蠢的言论感到尴尬，声称在撰写那本著作的过程中，他曾经处于“无意识的虚伪”状态。无意识的虚伪这个概念问题多多；罗素似乎借此暗示，尽管他就纳粹入侵的威胁表达了极端愚蠢的观点，但他不可能真的有那样的想法。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和平之路在何方？》反映了当时英国人的普遍心态。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许多人宁可尝试任何方式，也不愿面对另外一场战争。阿尔多斯·赫胥黎、约翰·米德尔顿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发表了关于纳粹德国的言论，观点尽显幼稚，与罗素的不相上下。此外，英国政府虽然根本不会接受罗素建议的政策，但实际上也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其一，英国政府全然不顾法国人提出的请求，在1936年3月纳粹占领莱茵兰之后，没有表示坚定的反对立场；其二，英国政府向下院隐瞒了德国重整军备的规模，并且错误地相信，纳粹德国正在准备入侵苏联的战争，对西欧没有形成威胁。

《和平之路在何方？》在某些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典型的和平主义文献，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也有特别之处。其他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例如，乔治·兰斯伯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以及和平保证联盟领袖迪克·谢泼德牧师，基于绝对的宗教原因，坚决反对战争。默里曾说，他信奉和平主义的立场，那样做就是要“脱离理性主义的王国，进入宗教信仰的王国”。他补充说：“在这个国家，和平主义运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此而言，我相信它必然将从理性转向宗教。”默里支持迪克·谢泼德的和平诺言，认为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对基督教圣餐的实际情况，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显然，罗素并未采纳这样的观点，只得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思考可以预见的结果，而不是在坚定不移的无条件原则的基础上，为和平主义观点进行辩护。他被迫以完全不可信的方式，就纳粹政权面对毫无防卫的人民常常采取的做法进行评价，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他不得不装腔作势说，徒手面对纳粹导致的后果其实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么糟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管辖的自由民主制度之下。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修正自己的自豪感”，就不存什么阻止我们接受和平主义的顾虑了。

为了让这个观点显得合理，罗素不得不强调德国人民具有的本质上的文明特征。他写道，“对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钦佩之情是不乏道理的”：

在理智、勇敢和公共精神这三个方面，他们超过所有其他民族。诚然，他们目前有一个糟糕透顶的政府；但是，假如我们和他们一样，1918年以来蒙受苦难，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政府。政府不会永恒存在，但是德国人的优点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很快将从残酷和战争禁锢中解放出来。不能将德国民族与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混为一谈。如果这些家伙迫使世界人民让德国的爱国者再一次承受失败，那将是人类的不幸。

关于这一点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在该书其他部分中，罗素对纳粹政权的性质，进行了现实的评估：

就纳粹统治者目前的本性而言，我们不应该假设，除了恐惧之外，还有任何可以阻止他们发动一场征服战争的因素。

……有人提出，如果本着友好精神，满足德国的所有正当要求，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军国主义倾向将会慢慢缓和……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我承认，我觉得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德意志帝国镇压手无寸铁的对手，这样的行径说明了那帮恶犬的心态。随着他们取得的每次成功，他们变得越发恶劣，没有任何向好转变的迹象。

……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据此采取行动的情况——是，一旦德国觉得自己取得胜利的机会较大，它就会发动侵略战争。

上述看法与他在该书其他章节中提出的下述观点相互冲突：第一，纳粹宁可放弃他们的军队，也不愿面对世人的嘲笑；其二，纳粹分子不会攻击没有武装的国家；其三，他们不会损害被占国家中的政治对手。如何让这些观点与他在上述引文中的表述保持一致呢？他没有就此提出任何解释。

实际上，罗素的这本著作与其他和平主义者的出版物不同，它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将令人惊讶的幼稚与冷血的现实政治混在一起。例如，他承认说：“德国人在进攻俄国时，希望其他国家不出面干涉它。”可是他没有说明，俄国人如果采取了他督促英国实施的和平主义政策，就可形成威慑，阻止德国那样做。这就是说，没有迹象显示，假如俄国效仿丹麦，它就可以免遭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罗素似乎认为，德国侵略俄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似乎还认为，德国很可能击败俄国。对那样的前景，他没有表示任何痛惜之意，也不觉得它将对英国产生灾难性后果。他在回忆1914年的局势时写道：“假如俄国当初没有与法国结盟，假如法国没有与英国结盟，德国和奥地利可能在半年之内击败俄国。但是，由于形成了协约国体系，整个欧洲——可以这么说——不得不面对长达4年以上的战争。”这次他似乎觉得，如果英国和法国让德国实现击败俄国的愿望，这将有利于“人类和文明进步”。反对这样的政策的明显观点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法国将会面对纳粹德意志帝国几乎已经占据了莱茵河以东的整个欧洲。那时，有什么手段可以阻止这样一个怪物向西挺进呢？罗素并不否认存在着这一危险，但是认为它有可能不会发生：也许，希特勒像拿破仑一样，发现进入俄国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也许，“入侵俄国的战事取得成功之后，德国人可能感到满足，变得不那么好战”；也许，“美国可能出面，阻止进一步的征服行动”。他提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与让德国、法国和俄国在一场使用真正科技手段的战争中全被摧毁的情况相比，允许德国取得支配地位的做法不会带来过多的灾难”。

直至战争爆发前夕，罗素一直支持和平主义的立场。1937年2月，他在上院发表首次演讲，将孤立主义作为主题，支持阿诺德勋爵提出的赞成英国在次年保持中立的议案。一般人认为，这里所说的中立涉及德国与苏联的冲突，但是罗素在讲话之后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函中明确表示，他甚至支持英国在德国与法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告诉默雷：“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和比利时期间，我一直持和平主义立场。我觉得，如果这样的情形再次出现，我为什么要改弦易辙呢？”在德奥合并期间，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期间，他一直保持了他的立场。1940年春天，在那场“虚张声势的战争”之后，英国军队终于与德国军队交火，罗素才最后放弃了他的和平主义立场。他在写给《新政治家》主编金斯利·马丁的信件中说：“假如我还年轻，可以参加战斗，我应该投笔从戎。但是，要求别人参战却难得多。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公开宣布，我已经改变了看法。如果您在《新政治家》上找到机会说明您已经听到我表达这样的观点，我将感到高兴。”在他的《自传》中，罗素将他当时改弦易辙的做法归为这个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未认真地设想英国大败的可能性”；在1940年，这种可能性很容易被人想到——“我发现这种可能性令人难以忍受”。此外，虽然“凯泽领导的德国具有的优势”是罗素“不愿默认的”某种格局，但是“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当然，1933年以来，这一直就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罗素根本没有解释，为什么从那时到1940年，他显然一直可以忍受英国遭到失败和纳粹实现统治这个想法？

面对纳粹主义的威胁，罗素的立场摇摆不定，其中一个有趣的方面预示了他后来表达的观点。这就是他似乎从未认真对待这个想法：军事力量可以阻止——而不是促成——军事冲突。他在《和平之路在何方？》中写道：“在过去，通过增加军备来维护和平希望的想法一直证明是错误的，这次也很可能如此。”当然，他想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之前的军备竞赛造成的。它与他表述的这个观点也很不协调：“一旦德国觉得自己取得胜利的机会较大，它就会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可能想到，由此得出的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对英国、法国和苏联有利的做法是，劝说德国认识到，它取得胜利的机会不大。

在《和平之路在何方？》中，罗素对威慑说做出的唯一让步与美国有关。他写道：“当美国的重量添加在反对侵略冒险的一方时，反对侵略的理由将会以压倒性优势，变得非常明显，战争的危险可能很快减小。”但是，他在该书的其他章节中说：“假如我是美国人，我觉得自己不应鼓吹偏离中立政策的观点。欧洲没有权利指望美国做出巨大牺牲，将自身从自己的愚行造成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到1939年3月为止，罗素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常识杂志》刊登的《美国采取中立立场的理由》，敦促美国不要卷入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罗素提出的理由是，如果美国成为交战国之一，它将“被战争激情激怒”，因此不能扮演罗素为它在战后设想的角色。换言之，在受到战火蹂躏的欧洲，监督理智、和平的重建。但是，罗素在次月呼吁美国宣布，它将站在俄国和法国一方。罗素认为：“对美国的恐惧是唯一可以避免全面战争的力量。”

罗素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著述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他确信自己周围的世界已经变得疯狂，他无法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1936年夏天，他在《听众》上发表了“自己的讣告”，题为《过去时代的最后幸存者》，强化了这一印象。在那篇文章中，他将自己描述为不愿道歉的“陈旧的理性主义”的卫士；那种理性主义让他“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境地，就像英国史上复辟时期之后的弥尔顿”。当时，战争的阴影渐渐逼近，他想象战后将要公布的自己的讣告，于是对他自己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参与公共活动——在战争爆发之前，他逃到了一个中立国家。他在私下的谈话中常常说，杀人如麻的疯子们忙于互相杀戮，但是理智的人在他们这样做时避而远之。

他继续写道：“他的一辈子我行我素，带有某些不合时宜的一致性，让人想起19世纪初期那些贵族反叛者。”在某种程度上，他表达的意思是对他1938年发表的《贵族反叛者》的扩展。在那篇文章中，他的19世纪初期的贵族反叛者楷模是拜伦勋爵。罗素写道：“贵族反叛者与农民领袖迥然不同，与无产阶级造反者迥然不同。”后两种人备受饥饿折磨，价值观简单而原始；他们眼中的美好生活就是有足够多的食物。相比之下，

贵族反叛者不愁吃喝，肯定在其他方面感到不满……或许，对权利的追求是他们心中不满的隐秘根源，但是，他们想到的是对世界上的政府的批评。这样的情绪深藏心底，采取了大力神式普遍的自我主张形式。或者说，那些保留迷信的人的头脑中，采取了恶魔言行的形式。

罗素认为，他自己是“过去时代的最后幸存者”，是贵族反叛传统的最后代表。在他那段时间的著作、谈话和信函中，这样的想法反复出现，有时候甚至让他将自己与拜伦勋爵进行比较。他曾经问吉尔伯特·默雷，“您是否读过阿威洛依[2]的著作？他受到了国王的保护，但是引起了乌合之众的强烈仇视。最后，那帮乌合之众赢了。自由思想总是贵族享有的一种额外特权”：

18世纪和19世纪是人类正常的野蛮历史中一段短暂的插曲；现在，世纪已经回到了常态。对我们这些自封民主派但事实上受到纵容的贵族后代来说，这是令人不快的。

罗素认为，他自己是教条时代的自由思想家，无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乌合之众统治时代的贵族，一直在情感方面处于孤立状态。但是，他也觉得，在与周围世界疏离开来的过程中，有错的不是他，而是那个世界。

罗素从来都不认可朵拉对体力劳动和工人阶级多愁善感的钦佩之情（他在1932年曾经写道，“虽然特定数量的物质是我们的生存必不可少的因素，摆弄物质肯定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否则，我们就会觉得，每个小工都比莎士比亚高明”）。这时，他不厌其烦，竭力让自己公开与这样的感觉保持距离。1937年夏天，他在《国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被压迫者的优良美德》，分析了压迫者常常显示的某种感情用事的特征。他认为，其表现形式是，将优良美德归为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被认为具有美德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受到了压迫。例如，希腊人和波兰人为民族解放而战，被视为具有“诗意”的人；妇女被视为“天使一般”，同时却被剥夺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平等权利；儿童根本没有任何权利，被虔诚的维多利亚人视为神圣的生灵。罗素声称，弗洛伊德让人们确信，儿童实际上“在罪恶的想象中显示了一种天赋和毅力，过去只有圣安东尼[3]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是，罗素声称，就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而言，人们依然处于感情用事的阶段：

对无产阶级的钦佩与对水坝、电站和飞机的赞赏一样，是机器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从人的角度考虑，它作为观念乏善可陈，类似于关于凯尔特人的魔法、斯拉夫人的灵魂、妇女的直觉以及儿童的天真的信念。假如不良的营养、很少的教育、缺乏空气和阳光、不健康的居住条件以及过度劳动对培养人有好处，胜过良好的营养、户外的空气、充足的教育、宽敞的住房和合理的休闲，那么，整个经济重建问题就不复存在。我们就可以欣喜地说，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形成美德的条件。但是，这个论点的问题显而易见。许多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自称，他们发现无产阶级比其他阶层更友善，另一方面却承认，自己心里有废除那些条件——根据他们的说法，它们本身就足以培养品质良好的人——的愿望。儿童被华兹华斯理想化，被弗洛伊德非理想化。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华兹华斯；无产阶级的弗洛伊德尚未出现。

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报刊文章中，罗素反复重申这个观点：他觉得自己脱离了所生活的时代。出现在他笔下的是这样一幅图画：世界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同质化，个人没有立锥之地，缺乏思想的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无视“贵族反叛者”的美德，形成的压力强化了墨守成规的一致性。在20世纪20年代，罗素曾经努力克服自己的孤立感，采用的方式是将自己作为“现代”发言人；这时，他竭力让自己远离同时代的思想和行为，将自己作为崇尚遭到忽视的价值观的先知。在《论现代思维》一文中，他表达了对现代人的鄙视态度，认为现代人“压抑自己内心具有个性的想法，以便表现出对一般民众的佩服态度”。在看来几乎是忏悔之辞的表述中，罗素分析了“金钱回报和广泛存在但是昙花一现的知名度”对“能人”造成的诱惑，让能人愿意给一般民众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像哥白尼、斯宾诺莎和弥尔顿那样，追求“精神方面的孤独生活”：

受到关注，受人佩服，并且常常见诸报端，得到轻松的赚钱机会，这样的东西令人非常愉快。当一个人可以得到所有这一切时，他就会发现，难以继续从事他自认为的最佳工作，往往会让自己的判断服从一般民众的意见。

他觉得，他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顺理成章的是，这种孤独状态被视为从事有价值工作的先决条件：

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立状态；对从事最重要的工作所要求的独立性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肯定存在某种让人觉得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超过了同时代人表达的佩服之情。人们现在承受的不是神学信念衰微带来的危害，而是丧失孤立状态带来的危害。

或者，他也许应该说，自从他放弃哲学和沉思生活之后，他自己受到了丧失孤立状态带来的危害。

罗素感到，他自己与当时的社会疏离开来，于是转而认同过去的岁月。这一点在《安伯利家族文献》中有所表现。那一套两卷本的著作收集了罗素父母的信件和日记，他和彼得共同编辑，由伍尔夫的贺加斯出版社出版。莱昂纳德·伍尔夫当时表示，它是“我在很长时间里读到的最引人入胜的著作之一”。但是我认为，一般公众发现，它令人生厌，难以卒读。罗素父母——安伯利勋爵和夫人——人生短暂，大多数情况下十分平淡。两人的信函和日志显示，他们既非卓越人士，亦非具有天赋的作家。虽然罗素的祖父是当时的主要政治家之一，但他的父母并非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读者在书中看到的是详细描写夫妇两人的家庭生活的图画。他们十分正派，但是相当沉闷，政治方面不乏理智的激进主义观念与继承而来的贵族特权并不冲突。该书描述的世界既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怖场景，也没有即将出现的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信念之争”带来的堪称更大的恐怖场景。在那个世界中，英国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超级地位不可撼动，理性、适度和贵族式闲适这类美德与他们获得的尊敬完全一致。读者不禁怀疑，它就是罗素渴望回归的世界。

该书用了两章的篇幅，介绍罗素勋爵夫妇和斯坦利一家（罗素母亲的娘家）的个人癖好。除此之外，罗素和彼得将编者的评论降低到最低限度，罗素仅仅在谈到两个话题时所有发挥：一个是他祖母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宗教虔诚（“她对生命活力，对许多天真无邪的享受形式，表现出清教徒式厌恶……她从不怀疑她自己的正确性，即使听到佯装幽默的讽刺之辞，她也会表示反对的态度”）；另一个是他父亲当时表达的意见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具有的启迪意义。罗素重复了他在报刊文章中表达的主题，并且强调说，就要求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宣示教义的做法，他父亲曾经公开表达了异议（尽管有关信仰的条款与《共同祈祷书》其实看来互相矛盾，但在19世纪，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必须宣誓，对它们表示赞同）。罗素写道，虽然那个问题可能显得“不再重要”，

我们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如今，不仅教会而且还有政党都要求宣示教义，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现在超过了安伯利所在的时代。思想的完整性是一种个人美德，并非总能容易地与集体事业方面的合作态度结合起来。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思想的完整性社会效用很大。面对所有关于抱负和政党的似是而非的论点，安伯利以无畏的精神，保持思想的完整性，所以应该得到尊重。

换言之，罗素觉得，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机器时代”中，某些美德正在消失；他的父亲应被视为践行那些美德的典范。

安伯利勋爵的政治生涯短暂且无明显特征，在《安伯利家族文献》中却被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1865年，他参加利兹的议员竞选，最后以失败告终；1866年，他被选为诺丁汉的下院议员；1868年，他在竞选中挑战南德文郡议员席位，结果没有取得成功，之后完全退出了公共生活。彼得写道（许多编者注释以不同的首字母单独标注）：“与罗素家族中许多成员的情况类似，在安伯利身上，从事研究和哲学论述的愿望既与继承而来的权力欲望互相冲突，又与必须尽到罗素家族对国家的义务的道德信念——该信念那时依然强烈——互相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从事研究和哲学论述的愿望”占据上风。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安伯利撰写了《宗教信仰分析》——罗素承认，该书“平淡乏味，沉闷枯燥”。最后，《安伯利家族文献》讲述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故事：罗素的妹妹雷切尔以及母亲凯特相继死于白喉；他的父亲伤心欲绝，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意志。在全书中，罗素和彼得让文献本身发挥作用，只在这一处详细注释，文笔生动流畅，催人泪下。

我们不禁觉得，在罗素和彼得的心中，安伯利夫妇的故事可能引起类似的共鸣。在电报村舍，他们两人也过着远离世事的安静日子，这让人想起安伯利夫妇在雷文斯克罗夫特——他们在瓦伊河谷的住所——度过的半退隐生活。曾几何时，罗素和朵拉在社会和政治两个方面的生活混乱不堪，忙忙碌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他和彼得的共同生活，井然有序、从容宁静。但是，对罗素来说，这样的生活并非全是好处。在和朵拉的婚姻生活期间，他接触的人更年轻，活力更旺盛，但是那些人大体上依然忠实于朵拉。大多数情况下，与朵拉离婚之后，罗素被迫重新接触上一个时代认识的那些老朋友。可是，那一帮人垂垂老矣，其中许多正在走向人生的尽头。这时，奥托琳与罗素一样，已经超过了60岁。她卖掉了加辛顿庄园，住在伦敦高尔街上的寓所，过着宁静的生活。她身患几种严重的疾病，很少出门，已经来日无多（她于1938年4月去世）。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成员也相继进入生命暮年和感情暮年，而且和罗素一样，是上一个时代的幸存者。1932年，利顿·斯特雷奇去世；1937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撒手人寰。弗吉尼亚·伍尔夫备受焦虑和心理疾病的折磨，1941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35年11月，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去世。罗素过去生活中结识的其他重要人物，有的已经去世很久（约瑟夫·康拉德死于1922年，D．H．劳伦斯死于1930年），有的很久之前已经与他疏远，例如，维特根斯坦、怀特海和T．S．艾略特。

韦布夫妇依然活跃，依然是罗素的朋友。可是，他们1935年访问苏联之后，在《苏联：新的文明？》[4]一书中对苏联表示出极大热情，这一点在两人与罗素之间造成了障碍。也许，因为比阿特丽斯·韦布一直很不喜欢朵拉，所以在罗素离婚之后，很快对彼得表示了好感。1936年，韦布访问电报村舍，觉得彼得“拥有迷人的目光”，尽管“在家庭背景和传统伦理两个方面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然而“对她心目中的伟大男人十分忠诚”。“一个是老年天才（年满65岁），一个年轻、迷人（年仅25岁），这样的老少配是否可以走到人生尽头呢？”韦布感到疑惑。她倾向于认为，如果那条道路比较短，他们可以走下去：“有人觉得，伯迪说话妙语连珠，作品受人欢迎，讲演不乏听众，可能会突然死去。否则，我担心他老年在婚姻方面的冒险之举可能以形影相吊的结局告终。”一个月之后，罗素和彼得前往帕斯菲尔德角，探访韦布夫妇。罗素以充满渴望的口吻说，假如他的人生可以重来，他将研究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我将生命浪费在哲学上”，他如是说（比阿特丽斯·韦布在日记中写道，“他应该添上一条，还涉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浪费天才’一语显然是伯特兰·罗素整个人生的写照”）。

比阿特丽斯·韦布在彼得言行中发现的“自卑情结”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来。朵拉曾经谈到，身为伯特兰·罗素的年轻妻子让她感到多么恐怖：她陪着他出席宴会，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见面，在谈话中必须思维敏捷。彼得几乎比朵拉年轻20岁，而且没有朵拉那种天生的自信，那样的场合让她觉得多么的胆怯！况且，朵拉虽然不是贵族，然而也出生于殷实的中上层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爵士，曾是著名的资深公务员；彼得的父亲是名不见经传的邮政局长（因此，比阿特丽斯·韦布使用了“家庭背景”一语）。此外，彼得在牛津大学没有获得学位；朵拉从剑桥大学毕业时获得一等学位，并且荣任格顿学院院士。因此，朵拉觉得，她自己可以公开反抗人们的传统期望；彼得的安全感差了许多，遇到被人轻视的情况常常只能独自生气，显得过于敏感。

例如，莱昂纳德·伍尔夫请罗素在《安伯利家族文献》上签名，以便在筹款会上出售。此举遭到彼得的严厉批驳，她气势汹汹，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邀请。她在信中告诉他：“在聚会上，您是否仅仅彬彬有礼地关注那些富有、著名、受人欢迎而且已经被人包围的老朋友，完全忽视出生贫穷、衣衫褴褛、年轻胆怯，总的说来无足轻重的新来者？”当然，从伍尔夫的角度看，这样的小题大做是愚蠢的，于是以严厉的口气直言相告：“我真的并没有更看重伯迪的意思，只知道如果得到他的签名，可能有某个势利小人愿意高于出版价格购买此书。我其实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只是心里怀疑，如果请您签名，是否有势利小人会掏钱购买？”但是，从彼得的角度看，问题涉及的层次更深：她是满足于被人视为伯特兰·罗素的“年轻、漂亮、迷人、忠诚的”妻子，还是应该坚持让人承认，她自己已经获得了某些成就？

1936年1月18日，罗素和彼得在萨赛克斯的米德赫斯特婚姻登记处（离电报村舍不远）结婚。罗素告诉凯特，“我每周向她求婚，她没有办法不让我那样做”，所以同意和他结婚。但是，真正的原因肯定是他脑子里常常出现的这个想法：如何让他们可能生下的孩子具有合法地位？彼得解释了她没有立刻接受罗素求婚的理由：其一，她觉得结婚的唯一可能原因是，那样做可以确保得到一名厨师的服务，以便举行宴会；其二，他们两人当时手头拮据，既无法招待客人，也无法聘请厨师，所以结婚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鉴于她与理查德·卢埃林·戴维斯有染，罗素后来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状态，很可能的情况是，对于和一个比她大40岁的男人结婚，她还有其他方面的疑虑。

结婚仪式结束之后，罗素和彼得随即前往西班牙度假一个月。在那里，他们住在杰拉尔德和加梅尔·布伦南夫妇的家里。那幢房子漂亮，位于奇里安那，就在马拉加附近。加梅尔·布伦南是作家，20世纪20年代曾是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间浪漫纠葛之中的一环。那一段故事后来常常被人谈及：他爱上了朵拉·卡林顿；朵拉·卡林顿是拉尔夫·帕特里奇的妻子，但是爱上了利顿·斯特雷奇；斯特雷奇同时又与帕特里奇有染；帕特里奇转而爱上了弗朗西斯·马歇尔；在卡林顿自杀之后，帕特里奇最终与弗朗西斯·马歇尔结婚。1920年，加梅尔·布伦南在西班牙村庄叶甘买下一幢房子，在英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轮流居住。到了1936年，他大多数时间住在西班牙。在叶甘，他与一名年仅15岁，名叫朱莉安娜的当地女仆同居，并且生下一个孩子，闹出一桩丑闻。1930年，他在多塞特期间邂逅了美国女诗人加梅尔·伍尔西。伍尔西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当时爱上有妇之夫卢埃林·波伊斯（约翰·考珀·波伊斯的弟弟。罗素在美国的一次巡回讲座中，曾就婚姻这个话题，与约翰·考珀·波伊斯展开辩论），但是结婚的希望渺茫。布伦南与加梅尔一见钟情，随即和她结婚，领着她回到西班牙。两人认养了布伦南和朱莉安娜的女儿，后来迁往奇里安那。

根据罗杰·弗莱的推荐，罗素和彼得1933年曾经在布伦南家住过，布伦南一家也在电报村舍住过。两对夫妇还在多塞特的拉尔沃思湾度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36年访问奇里安那时，罗素和彼得已将布伦南夫妇视为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虽然仅仅见过三次）。罗素和彼得曾经认真考虑，打算出售电报村舍，迁往奇里安那（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打乱了他们的售房计划）。这一点说明，那一段友谊对罗素和彼得多么重要，而且或许也说明，他们两人那时在英国的朋友和关系多么少。双方的感觉并不相同。罗素去世之后，布伦南写信告诉弗朗西斯·帕特里奇：“我当时十分喜欢和他在一起，可是从未将他作为男人看待。他和弥尔顿一样，并不惹人喜欢，对人际关系没有热情，心里有太多的仇恨和积怨。”

在他的自传《私人记录》中，布伦南用一章篇幅谈到罗素，笔调以钦佩为主。然而，他目光敏锐，看到了罗素的错误。具体说来，他详细写道，罗素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的观点，常常破口谩骂”。布伦南还披露，罗素在聊天中曾经说，他鄙视人。例如，罗素谈到克莱夫·贝尔时说：“我喜欢他，因为他恭维我。但是我鄙视他。”布伦南认为，这对贝尔不公平。实际上，布伦南是如此评价罗素的：“除了我无法判断的哲学之外，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失公允。”罗素像给其他许多人说过的一样，也曾经告诉布伦南，他感到懊悔，觉得自己不应致力于哲学研究。罗素说，他的虚荣心受到了损害，因为他不如H．G．威尔斯或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么有名（布伦南说，俾斯麦的这则格言给罗素“留下深刻印象”：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可以通过其智性而不是虚荣来衡量）。

然而，布伦南认为，罗素最希望效仿的对象不是理智的人，而是那些有过非常野蛮或不公正言行的人：“他真想要的是，他自己超人的心智能力得到普遍承认。这样，他就可以对人间的事务施加巨大影响。”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布伦南认为罗素在心智方面过于理性。那种气质形成障碍，促使他做出过于草率、过于刻板的判断，结果无法处理现实政治中的复杂局面：

他希望立刻对世界施加影响，除了撰写哲学著作之外，他只能炮制宣传文章。

……他的心智和工作可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隔间。在一个隔间中，他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纯理性的人，与所有感觉分割开来。在另外一个隔间中，他是政论作者、教育家、教师、预言家。他不仅对世界上的愚行和残酷行径感到极大愤慨，而且渴望得到公众的尊重和掌声……可是，他使用自己的方式时却受到严重阻碍。在描绘政治进展的过程中，纯理性并不是什么好用的工具……他的禀赋中并不缺乏直觉能力，但是他很难使用它。他受到逻辑判断的驱使，在互相联系的环境构成的迷宫中穿行，对出现在途中的一切事物采用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得到的结论往往并不符合现实世界的情况。此外，他还是这样的人：只要产生了道德义愤，激情将会让他变得盲目。他与常见的和平主义者类似，本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攻击倾向。其结果是，他虽然在撰写政治文章和宣传文章的过程中，表达过许多不乏睿智的正义见解，最后往往失去理智，得出绝望的愚蠢结论。

罗素急于希望听到布伦南对他已经出版作品的赞同意见，但是总的来说颇感失望。布伦南夫妇在电报村舍逗留期间，罗素坚持要他们朗读《安伯利家族文献》的章节。可是布伦南却表示说，“我发现它们相当乏味”。在奇里安那期间，就英国与纳粹德国之间迫在眉睫的战争，罗素和布伦南出现了争论。那年晚些时候，罗素给布伦南寄去一本《和平之路在何方？》。布伦南在回信中提出了一些中肯、犀利的批评，不仅针对著作本身，而且还涉及罗素关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全部著述。他告诉罗素：“你有如此强烈的愿望，谋求改进人类的现状；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你炮制这类说教文字时，仅仅使用了自己一半的力量。”

他的妻子加梅尔的批评态度更加严厉。1936年4月，罗素夫妇离开之后，她写信告诉卢埃林·波伊斯：

我已经讨厌见人了——在这里说这样话听起来奇怪，但是这里似乎来了许多人，罗素夫妇待得太久了。我并不太喜欢他们两人。我无法真的喜欢他，这说起来令人觉得匪夷所思。我见到他，内心从来没有温暖的感觉。指引他的力量是虚荣，是对权力的喜爱。为了满足这两点，他浪费了他的巨大天才去研究数学，后来又撰写了关于幸福和婚姻的著作。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他显然不知道任何值得表达的东西。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他都显示出思想和性格两个方面了不起的完整性。因此，我佩服他，但是我真的无法喜欢他。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罗素在内心深处被加梅尔吸引。他后来给她写信说：“从初次见面开始，我喜欢您那双奇异的眼睛。它们表达了某种温和的嘲笑，体现出吸收过去痛苦的智慧……您的美丽逐渐侵入了我的内心世界。”他以为，她像他一样，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那个世界的举止、习俗和假设与内心深处的自然状态并不吻合。这让我们两人拥有一种由回忆构成的秘密的内心生活……我们接触的人——哪怕在看似亲昵的情况下——无法分享这样的内心生活。他们甚至很可能对它产生嫉妒。因此，我逐渐转向您，以便找到我曾经觉得无法看到的伴侣情谊”。在罗素的想象中，康拉德的“秘密分享者”的意象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当他爱上一个女人时，他喜欢臆想：只有他可以看到她的灵魂；只有她可以看到他的灵魂。他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加梅尔·布伦南，她像许多人一样，颇有受宠若惊之感。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她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甚至（正如她对她的朋友阿丽丝·格雷戈里所说）发现他的虚荣心也令人深感触动。但是，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也倾向于认为，在罗素的性格中，关键因素是他对其他人的敌意：

对他来说，克服这一点非常困难。我看到，在他的性格和行为举止中，这一点起到很大作用。他期望攻击，所以使用最锐利的武器，夸夸其谈，在本能上形成攻击。但是，这样的感觉来自何处呢？我肯定，那是来自远处，来自很久之前的东西，藏匿暗处，根深蒂固。我们都是残缺不全、吞吞吐吐的生灵。

她似乎从来没有回应罗素对她表达的情欲。她说，她慢慢对他有了兴趣，很想进一步了解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很多，后来我丧失了信心，不愿再尝试了”。1936年，他们夫妇两人表示，罗素对加梅尔表现出毫不掩饰的亲狎言行，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罗素和彼得希望出售他们在英国的全部家当，举家迁往西班牙，和布伦南夫妇住在一起。他们两人的总体愿望是，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这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迁居是其组成部分。他们从西班牙返回英国之后发现，彼得怀孕了。1937年4月，她生下一个儿子，罗素给他取名为康拉德。这个名字他特别喜欢，也许对他来说是最亲切的名字。他曾经将它用作长子的中间名字。给这个孩子取名为康拉德，这似乎象征着他的希望：抹掉过去，从头再来。罗素和彼得希望割断婴儿康拉德与他们各自家庭的联系。康拉德出生之后不久，罗素在写给布伦南夫妇的信中说，如果他和彼得遇到什么不测，他希望他们照顾康拉德：“我们不知道，还有任何人的家庭环境、生活方式和总体观念像你们的一样，是我们完全喜欢的类型。”罗素强调说，他和彼得的全部亲戚都不适合承担这一重任。

在罗素为他自己、彼得和新生儿子计划全新生活时，他与凯特——尤其与约翰——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恶化。凯特那时已经13岁，依然像从前那样喜欢他。但是，她看到罗素对待她母亲时心胸狭窄，怀恨在心，她的尴尬和愤怒日益强烈。罗素与基金受托人讨论彼得和凯特如何度假和旅行之类的事务的，想方设法，让朵拉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例如，朵拉希望让约翰和凯特在1936年复活节假期的第一天到学校去，以便观看戏剧表演。凯特给罗素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允许，结果收到一封冷冰冰的回信。他纠正她的想法：“按照习惯，你们应该先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想法她应该早一点提出来，［罗素划掉了‘以便让我们在国外再待一段时间’等字样］不要让我们听到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不要让我们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依然无法见到你们。”多年之后，凯特阅读了这封信件之后说：“让我深感震撼的是，他竟然那么不诚实，那么不厚道……在30年代，他对我母亲冷酷无情，行为令人遗憾。他千方百计向我们证明，他希望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我这样说觉得遗憾，因为我一直深爱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爱过我的母亲，不愿承认他的行为不好。”

凯特和约翰看到，父母之间的争吵旷日持久，而且毫无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两兄妹的压抑和不安日益加剧，幻灭感油然而生。罗素注意到两个孩子的行为变化，但是没能看到造成这一点的明确原因。1936年5月，罗素在给凯特的信中写道：“你在这里时，显得闷闷不乐。我很想知道，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可能，我希望解决它。我觉得，你和约翰并不知道，我一心一意为你们的将来着想，是多么爱你们两个，多么思念你们。”那封信件显然旨在表示同情，但是却被理解为批评之辞。更糟糕的是，凯特还了解到，罗素曾致信达廷顿学校校长柯里，声称凯特在复活节假日期间脾气粗暴，极其自负。几周之后，彼得在给凯特的信中解释说，她周末没有到达廷顿的原因是，担心凯特可能像复活节期间那样，心里感到不愉快。凯特后来说：“我当时正在脱离儿童时期，进入充满冲突和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个人和公共意义上均是如此。所以，我已经非常厌倦那种外交手段，厌倦在他们之间跑腿送信那类事情。”

约翰当时15岁，性格没有妹妹那么外向，采用的对应办法不是公开表示愤怒和不满，而是默默无言地逃避。面对朵拉和罗素时，他只说他们希望听到的事情（不过，在那段时间写给凯特的信件中，罗素反复抱怨说，约翰并不常常给他写信）。但是，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约翰的心绪越来越不安宁。约翰成年之后，曾经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那个故事显然是一个寓言，暗示他当时需要不断采用凯特抱怨的“外交手段”，那样做给他带来很大压力。作品的标题为《冯·索恩先生的信誉》，讲的是一位年轻外交官遭遇的困境。这位外交官奉命调停马达加斯加与帝汶岛之间的争端，但是无法让这两个国家忘记对方的越界行为。他丧失信心之余突发奇想，打算送给双方一份备忘录，宣布两国政府都完全无可指责，决定自己为引起争论的不正当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于是，他辞去工作，隐居起来，并且承诺说，为了和平，他将永远守口如瓶，不再提及与争端相关的任何事情。这就是约翰面对朵拉和罗素时采用的策略，那样做有助于在他们两人之间实现和平，但是最终却让约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使他采取回避行为。在小说中，主人公被迫辞去外交官工作，而且退出尘世；在约翰的遭遇中，“辞职”的后果是让他变得更加内向。约翰的朋友苏珊·威廉斯-艾利斯回忆说，约翰在达廷顿学校仿佛表演疯子仪式：他头戴一顶黑色毛线编织的巴拉克拉法式头盔，将面部和眼睛遮掩起来。然后，他不停地转圈，完全忘记周围的一切。对那些选择观看的人来说，约翰显然生活在一种孤独、黑暗、属于个人的地狱之中，现实中的一切似乎毫无意义。

在1936年9月写给凯特的一封信件中，罗素讲述了他做的一个梦。这显示，罗素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他与这两个孩子之间存在着距离：“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在一起游戏。你们两人试图逃走，于是披上了羊皮，钻进羊群之中，希望我没有注意到，其中的两只羊是孩子。”这个梦境让人想起一个意象，罗素在那段时间的报刊文章中反复使用它：芸芸众生是一群不加思考、循规蹈矩的动物，他自己并不属于它们。那场梦暗示，他的这两个孩子已经成功地脱离了他，进入了外面的世界。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刻意安慰凯特说，他其实非常喜欢他们，非常在乎他们。

1936年夏天，朵拉带着约翰和凯特，到巴黎去度假。她事先没有得到罗素的许可，那次旅行被用作口实，引起了罗素的更多谴责。“到巴黎去多么开心！”罗素在信中写道，随即补充说，“在带着你们出国之前，你母亲和我应该听一下对方的意见，并且征得大法官法庭的同意。她本来可以毫无费力地做到这一点，顺利得到相关的许可。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如果她将你们弄到国外去，然后拒绝送你们回来，让你们无法在达廷顿上学，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凯特评论说：“这番话似乎对我母亲的做法提出了非常温和的批评，但是字字句句却像强酸一般，噬咬我的心灵。我当时知道，它将引起一阵狂风，律师们的信件满天飞舞，指责和解释的言辞连续不断。那样的言辞在学期中写在信件里，假期里挂在嘴巴上。”

约翰和凯特听到罗素打算出售电报村舍的说法，心里也忐忑不安。凯特表示：“自从4岁以来，我就知道并且喜欢那幢房子。看来，又一个给人安全感的东西将会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朵拉被迫将灯塔山学校迁出电报村舍之后，她、她的家人和她的学校漂浮不定，几年时间待过三个地方。由于财务方面的原因，朵拉不得不迁出埃赛克斯的博伊尔宫，转移到肯特郡的诺西厄姆，暂时与另外一所名叫“砖墙”的学校共用校舍，维持了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夏天，灯塔山学校再次迁址，到了巴斯附近的金维尔。学校在那里终于安顿下来，在战争爆发之前享受朵拉所称的学校历史上的最好时光。虽然朵拉和帕特·格雷斯想尽一切办法，凯特也拒绝将以上任何地方视为她的家。凯特坚持认为，她的家就是电报村舍，或者不管怎么说，就是她父亲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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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8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小说家。

[2] 阿威洛依（1126—1198年）是他的拉丁文名，阿拉伯名为伊本·路西德。他出生于西班牙，是对西方人影响最大，同时在思想上最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之一。

[3] 圣安东尼（约251—35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圣安东尼的灵修思想认为，只有轻视肉身，才能保全灵魂。因此，应该把所有时间放在灵魂方面，减少对身体的照顾，克己苦身。对付罪恶的方法就是，默想自己的罪，默想神的审判。

[4] 在后来的版本中，书名没有使用问号。——原注

第七章　重返哲学研究

正是迫于财务方面的因素，罗素不得不出售电报村舍。自从不再给赫斯特出版社供稿以来，他在报刊文章方面的收入大幅缩水。此外，离婚之后撰写的著作——《教育与社会秩序》《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科学与宗教》《和平之路在何方？》以及《安伯利家族文献》——销路不佳，并不属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那些“赚钱作品”。其次，他还必须按照离婚协议，将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付给朵拉，而且受到法律约束，继续给弗兰克的遗孀莫利提供赡养费。他在给一名笔友的信中写道：“我看到，毁灭之神两眼凶光，直愣愣地盯着我的脸。”

过去，他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是到美国举行巡回讲座，二是出版一本畅销著作，三是撰写更多的报刊文章。但是，他这时已经决定，只写严肃著作，他该怎么办呢？假如《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带来的收入可以让他勉强维持下去，计划之中的关于非理性主义历史的著作《对理性的背叛》也难以让他发财。况且，正如韦布夫妇、布伦南夫妇和其他人苦口婆心所说的，他的真正天才是研究哲学，而不是分析政治和社会。除非他找到一个学术方面的职位，否则单靠撰写哲学著作不大可能改善他的经济状况。

他反复表达过自己的感觉，声称在哲学上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罗素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如果说他有幸获得教授职位，那个职位将不在历史、政治或者物理领域。无论他是否喜欢，他获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出现在数学哲学领域。如果说他要在那么大的岁数时重新开始学术生涯，那么，研究的领域肯定是哲学。罗素考虑到了这一点，而且或许听了他的朋友反复坚持的说法：在哲学领域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表达的重要思想。自从1935年出现“精神崩溃”以来，他一直积极筹划，希望重返学院派哲学。那年夏天，他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科学哲学代表大会——与朵拉结婚以来他出席的首次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他很快撰写了一篇技术性很强的论文《论时间中的次序》，大体上使用的是《数学原理》的符号。在63岁的高龄，在中断了十余年（从他完成《数学原理》第二版算起）之后，他重拾深奥难解的数理逻辑问题，那样做肯定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他曾经认为，他在那个领域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毫无结果，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当时的局面更显严峻。

什么原因促使他进行那么劳神费力的尝试呢？首先，他经历了离婚带来的情感动荡，认为自己已被推到了精神失常的边缘。他最希望做的事情是，返回他年轻时就知道的那种富于沉思的宁静状态。我们不禁想起1917年他急切希望重返哲学领域的情况：D．H．劳伦斯攻击了他的性格，几乎将他推向了自杀的边缘；他相信自己为和平付出的努力以一事无成告终，陷入了深度抑郁状态；他出席在东伦敦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会议时，看到一帮乌合之众举行游行的暴力场面，心里深感震惊。他当时写信告诉奥托琳：“将自己的思维转向抽象事物，这让人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平静。”与之类似，1935年夏天，他从加那利群岛度假归来，发现自己的思维正在转向远离现实的问题，慰藉之感不禁油然而生。他在《自传》中说，他“在连续两个月时间里，潜心思考分布在三次曲面上的27根线条的问题”。这让他回到了19世纪90年代占据他的头脑的那些想法。那时，他研究拓扑学和投影几何学，或许旨在重新发现他年轻时研究纯数学获得的快乐。那时，他尚未受到哲学不可知论带来的腐蚀性影响，尚未接受这个观点：情况与他最初思考的不同，并不存在数学研究可能到达的客观、永恒的真理王国。

罗素集中精力思考此类问题，这样做给他提供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庇护，本来有助于逃避离婚带来的心理创伤，逃避发现彼得与理查德·卢埃林·戴维斯相好带来的心理创伤。但是，罗素写道，它“于事无补，完全没有作用。我依靠1932年结束的成功时期积攒的资金生活”。1935年9月底，他将《论时间中的次序》寄给《剑桥大学哲学学会学报》。那篇论文可被视为一次尝试，旨在处理他面临的财务问题。结果，它打响了说服人们的宣传攻势的第一枪：他依然可以研究技术性哲学，因此依然有资格被聘为大学的哲学教授。毫无疑问，这是他的主要目的。我认为，可能的情况是，就返回数理逻辑研究这个决定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哈佛大学逻辑学家兼哲学家威拉德·冯·奥曼·奎因的启发。1935年夏天，奎因将他的著作《符号逻辑体系》寄了一本给罗素。奎因后来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那时在事业上刚刚起步。就写作风格而言，就对数学技巧的把握而言，就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关注而言，奎因可被视为罗素的信徒。罗素看到，他早年的研究成果对一个初露才华的人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心里肯定非常高兴。也许，它甚至让罗素确信，他早年对数理哲学的研究其实并非浪费天才之举。罗素回信感谢奎因，对那本著作表示了略显虚伪的赞扬。“依我所见，你完成一项十分漂亮的工作，”他写道，“阅读大作在思想上给予我许多愉悦，这样的感觉让人有久违之感。”

1936年夏天，奎因在《符号逻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论时间中的次序》大加赞赏。虽然奎因不吝其辞，但是罗素的文章大体上被数学家和哲学家所忽视。[1]该文讨论的是一个矫揉造作的问题：如何对“瞬间”这个理念进行数学定义？罗素首先假设：第一，必须从类的角度，对该理念进行定义；第二，必须将瞬间定义为一类物理活动（这就是说，“同时发生的”所有活动）。接着，他使用了他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提出的类理论，说明这样的定义能够成立的前提是，人们已经掌握了方法，可以对整类物理事件进行“恰当排序”。但是，鉴于并不存在这样的方法，他总结说，所以不可能证明瞬间的存在。他认为，“这一结论在物理学领域中可能不乏意义”。实际上，罗素提出的论点根本没有引起物理学家的关注。正如罗素清楚了解的，其原因在于，物理学家们当年接受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时，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煞费苦心、试图提供严格数学定义的“时间顺序”问题。“同时性的相对性”构成了爱因斯坦理论的核心，它摒弃了将时间视为对事件的单一连续排序的理念。所以，罗素得出的这个结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无法对“瞬间”进行严格定义。

《论时间中的次序》给人的印象是，一名精神方面的体操运动员垂垂老矣，步履维艰，努力挣扎，其目的仅仅是想显示，他依然可以做出这样的动作。它发出的信号是，他虽然已经60有余，依然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可以去做关于抽象理念和逻辑公式的游戏。如果他希望说服别人聘请他担任哲学教授，他还要展示的是，他依然可以发表某种有趣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在发表《论时间中的次序》之后不久，罗素显示出令人钦佩的活力，面对这一挑战，撰写了题为《经验主义的局限》的论文，并且于1935年末在剑桥大学伦理学俱乐部举行的会议上宣读。该文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在哲学辩论方面做出的最严肃贡献。

《经验主义的局限》表明，罗素决定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家们的成果，而不是（像他长期以来习惯的那样）重复他在世纪之初与亨利·柏格森或者威廉·詹姆斯之类人物进行的论战。具体来说，这篇文章可被视为一种间接尝试，旨在讨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成果。罗素可能知道，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那时已经成为学术讨论的中心议题。维特根斯坦1920年以来一直在剑桥大学任教，没有发表他后来撰写的任何著述。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他已经逐渐抛弃了《逻辑哲学论》表达的许多观点，当时正在形成一种研究哲学问题的全新方法。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新观点的知识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听过他讲课的人的口耳相传，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所谓的《蓝皮书》——他在1933—1934学年中发给学生的讲义——的秘密复制。1935年秋季，就在罗素忙着撰写《经验主义的局限》之际，维特根斯坦寄给他一本《蓝皮书》，声称它是他口授给学生的“某些笔记”的内容。“这样一来，他们如果脑子记不住，手里或许有了某种可以带回家的东西”。

1935年11月，维特根斯坦听说，罗素打算到剑桥大学来，在伦理学俱乐部宣读《经验主义的局限》。于是，他给罗素写了一封信件，以他特有的转弯抹角的方式，解释了罗素可能面对的困难。维特根斯坦解释说，C．D．布罗德和其他人抱怨说，他在许多讨论中占据支配地位，所以他已经不再到俱乐部去了。但是，如果罗素希望他去，他将欣然从命，“并不在乎布罗德是否到场”。不过他建议说，在会议结束次日，他和罗素或许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到他的房间去，讨论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听说你打算宣读我的手稿，我很高兴。但是不管怎么说，请不要勉强。就我的手稿的内容而言，你既没有必要撰写任何文章，也没有必要发表任何意见。”

维特根斯坦显然非常期待罗素的那次访问，也许觉得罗素的论文至少将在一定程度上，就《蓝皮书》的内容做出回应。或者说，至少在和他的私下讨论中，罗素将谈到他的最新研究。罗素写给维特根斯坦的那封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没有像维特根斯坦期待的那样，明确回应维特根斯坦在信中的提议。结果，维特根斯坦没有出席罗素举行的讲座，两人看来也未私下进行哲学辩论。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拉什·里斯记得，维特根斯坦非常希望了解罗素那次讲座的内容，曾经要求里斯按时出席，原原本本地给他讲述讲座的情况。

罗素也对那次讲座抱有很大的期望。保存下来的初步笔记和稿件显示，罗素花费了大量精力，撰写《经验主义的局限》，其投入超过了《心的分析》以来的任何文章。他显然希望，那篇文章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将会成为他重返学院派哲学世界的标志。此外，它还将成为他做出的一次尝试，以便重新吸引剑桥大学师生，让他们摆脱他原来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束缚。

该文的主题开始时并未露出明显的维特根斯坦式思维特征。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已经引入一种哲学观，避开了传统的知识问题，从而转向意义问题，那么，罗素的出发点依然是这个历史悠久的问题——知识的基础是什么？在世纪之初的“逻辑学家”时期中，罗素曾经认为，可能形成知识的安全基础是逻辑学。但是，他接受了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逻辑观，认为逻辑学本身根本不能给人们提供知识，只能让人们从一个事物推知另一事物。在理解正确的情况下，所谓的推知仅仅相当于，用不同的话语重述同样的事物。知识不是来自逻辑学，而是来自某种感觉经验。知识不是来自《数学原理》开头所用的那种公理，而是来自罗素很久之前提出的“感觉材料”——从直接经验中得到的信息。在1912—1914年间进行的认识论研究中，罗素曾经将它称为“直接亲知”。

罗素接受了上述观点，从而将自己牢固地置于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之中。该传统的代表人物包括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密尔，其核心信条是，一切知识皆源于经验。但是，在《经验主义的局限》中，罗素将这个观点放在探索和感知怀疑的语境中，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感知材料究竟是什么？是否可能确定直接经验的对象？是否可能将直接感知的因素与经过中介的因素区别开来，将看见的事物与推知的事物区分开来？比如说，有人受了伤，大叫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听到叫声之后推知，那个人受了伤？罗素说：“那种痛苦和叫声处于一个似是而非的现在，我们似乎知道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可是，看见联系的行为究竟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联系并不是客体。如果你看见母亲的一张照片和她女儿的一张照片，你知道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那种相似性并不是在照片之外的第三个客体。联系是一种关系，关系是罗素所称的共相，而不是殊相。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被迫承认，“感觉材料”这个理念远比传统经验主义者所想的复杂得多，我们就触及了“经验主义的局限”。其原因在于，一旦我们确认，殊相和共相都是直接感觉的客体，那么，一切经验均来自人的五官感觉这一学说便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变得相当神秘了。在撰写该文之前的笔记中，罗素甚至准备得出这个带有康德哲学的结论：“知识并不仅仅源于纯逻辑和纯感觉，而且还源于涉及共相的综合知识。”在同一组笔记中，他还勾勒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其一是他当时正在形成的思路，其二是维特根斯坦1930年以来在剑桥大学讲座中形成的思路。罗素列出了可以认为人们理解共相——例如，不同颜色之间的关系、不同音符之间的音程等等——的某些方式，然后评论说，“存在着维特根斯坦称为‘语法’的东西”。

由此可见，罗素以从洛克和贝克莱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组问题开始，最后以有意识的方式，进入了维特根斯坦的研究领域。人们可以理解，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中，联系这个理念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维特根斯坦曾经费力考虑的正是罗素在《经验主义的局限》中处理的问题：当联系不是客体时，如何描述人们理解它们的方式。此外，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想起罗素1912—1913年和维特根斯坦密切合作时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未完成的文章《何为逻辑学？》中，在被他放弃的《认识论》的手稿中，罗素曾经努力回答逻辑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最后无果而终。罗素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认为逻辑形式并不是客体，但是希望坚持这个观点：在思考逻辑学和数学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已经对它们形成了“直接亲知”。他当时将直接亲知理解为心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他似乎被锁闭在一种矛盾之中，无法让自己摆脱出来。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避开了类似的难题，采用的方式是，求助于可被言说之物与必被显示（理解）之物间的差异。例如，逻辑真理可被理解，但是无法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陈述出来。在后期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强调“存在于理解联系的过程之中的知性”，那就是这个观点形成的直接结果。

罗素一直认为，维特根斯坦使用了可被言说之物与必被显示之物的理念，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做法，让人不能接受；就这一点而言，《经验主义的局限》让他接近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罗素坚持认为，人们可以“理解联系”。这并未让他转而考虑可被言说之物的限度，而是仅仅承认了传统经验主义的限度。他更喜欢的克服这些局限的方法是，分析他后来所称的“非论证性推理”。那种推理与严格的逻辑论证性推理不同，可能为知识提供基础。这样一来，《经验主义的局限》为罗素在余生的哲学著作，提供了大部分行动计划。1948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回答了该文的呼吁：“寻求一种认识论，而不是倡导纯粹的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的局限》关注了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思考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方面与罗素强调的这个想法有关：恰当的认识论必须承认，“我们可以理解一种形式的文字，知道它究竟表示真理还是表示谬误，即便我们并不知道做出这类判断的方法时也是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在分析哲学家中，证实主义学说（一定程度上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下）大行其道，罗素强调的观点向该学说提出了直接挑战。证实主义强调，命题具有意义的唯一条件是，存在着确定它为真还是为假的方法。该学说与以摩里兹·石里克为首的一批哲学家们有关，他们被称为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维特根斯坦曾经和他们经常碰面。该学派受到的主要影响有两个，一个是罗素和弗雷格提出的数理逻辑，另一个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概述的意义理论。维也纳学派对世界持坚定而自信的科学观念，希望使用罗素、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遗留的那些工具，将哲学本身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按照他们的观点，证实原则旨在将这两者区分开来：一个是有意义的科学话语，另一个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从精神看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这种哲学观大相径庭，但是至少在一段时期中，他被该学派视为盟友。在20世纪30年代，常常可以听到哲学家谈到维特根斯坦的证实原则。

关于他的后期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没有公开发表任何东西；有鉴于此，罗素在《经验主义的局限》提出的质疑必然是间接的。罗素没有讨论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观点，而是选择了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之—艾丽斯·安布罗斯在《心灵》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攻击对象。文章的题目是《数学中的有限论》，它被广泛认为是对维特根斯坦最新观点的一种阐述。但是，维特根斯坦本人否认这一点，并且实际上对安布罗斯发表它的做法表示了强烈愤怒。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声称对无限集合（例如，“一切偶数皆为两个质数之和”）进行描述的数学命题要么必须重新表述，以便将自身限制在有限集合之内，要么被视为是毫无意义的。她提出论点的基础是，将证实原则应用于数学哲学。她写道：“有限论者提出，我们应该首先确定，自己有能力证实或者证明语言形式，然后才能决定它究竟为真还是为假。”

罗素以安布罗斯对有限论的表述为文本，既抨击了证实原则本身，也抨击了将它应用于数学的做法。罗素提出，就数学而言，有限论者被迫否认显然为真的情况，这就是说，对每个数字N而言，都存一个更大的数字N＋1。“每个”一词在此表示一个无限的整体，有限论者被迫否认这一点，所以被迫说，这个短语没有意义。罗素还推而广之地说，“我们可以理解一种形式的词语，知道它表示真理或者谬误，即便我们不知道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也是如此”。

维特根斯坦没有理会《经验主义的局限》提出的质疑带来的麻烦；即便到了现在，在学院派哲学家中，这篇文章也没有获得应有的知名度。但是，《经验主义的局限》成功地实现了其主要目的：宣布罗素返回了学院派哲学的圈子。罗素1935年11月在剑桥大学宣读了该论文之后，次年4月应邀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上进行宣讲。在那段时间中，《伦敦水星》约稿，请他为AJ．艾耶尔具有论战性质的处女作《语言、真理与逻辑》撰写一篇书评。这让他有了另外一个机会，接触当时哲学界的重要思潮。艾耶尔曾在维也纳逗留了一段时间，潜心研读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该书可被视为普及证实原则之作，其目的是向讲英语的读者介绍逻辑实证主义。《语言、真理与逻辑》出版之后，立刻引起轰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艾耶尔以尖锐的语言，驳斥了早年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攻击对象包括F．H．布莱德雷；其二，艾耶尔强调了逻辑实证主义对伦理学、美学和宗教（艾耶尔信心满满地强调说，这三个领域的所有命题全是无稽之谈）产生的隐含意义。

罗素知道，他自己不在艾耶尔驳斥的早期哲学家之列，于是对该书表示欢迎，在书评中声称，《语言、真理与逻辑》的作者是“最年轻、最富于活力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发端于20世纪初的将经验主义和数理逻辑结合起来的传统”。罗素再次表达了他对处于逻辑实证主义核心的证实主义的不同见解，不过选择了“上帝存在”这个命题作为他进行分析的例子。对艾耶尔来说，这个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证明它的真伪的方法。当然，这意味着，对该命题的否认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无神论和有神论一样，也遭到艾耶尔的驳斥。按照罗素的说法，艾耶尔“接受的观点既反对正统的主张，也反对怀疑论提出的疑问或者否定意见”。罗素对一点的回应是：“‘上帝’一词唤起特定的情感，人们头脑中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让这些情感显得适当的客体？”罗素强调说，这个问题“没有被艾耶尔先生提出的论点所解决”。

书评发表之前不久，罗素接受了德拉姆大学哲学协会的邀请，举行一场公开讲座，于是有了另外一个机会，宣布他返回学院派艺术的意图。他选择宣读一篇关于“决定论与物理学”的论文，该主题让他既可继续攻击爱丁顿对物理学的阐述，也可拓展《经验主义的局限》的主要观点。罗素在《经验主义的局限》中提出的论点似乎要求，除了形式逻辑原则和感觉材料之外，还应该承认需要“非论证性”理性原则，以便在此基础上建构对世界的认识。这种原则的一个例子可能是因果律，即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均可被归为因果规律（将成因与结果联系起来的规律）；从理论上，该规律是可被发现的。爱丁顿在思考量子物理学的过程中，（与其他许多其他科学家一道）提出这个观点：现代科学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因果律。例如，无法用带有决定论特征的因果律，解释亚原子粒子的运动。爱丁顿进而提出，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因果律适用于这些粒子；更确切地说，这些粒子的运动其实是非确定的。

在《决定论与物理学》中，罗素驳斥了爱丁顿对量子物理学的哲学意义的解释，认为决定论依然是关于世界本质的“最佳科学工作假说”。罗素认为，因果性其实是“所有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工作假说”。他坚持认为，如果决定论失灵，“科学认识也将失灵”。由此可见，如果爱丁顿对量子能级微粒的作用的阐述是正确的，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关于那个能级的科学知识。罗素提出，如果我们假定，明显拒绝承认亚原子粒子的运动符合古典力学的定律，这一做法不是因为亚原子粒子的内在性质，更确切地说，而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并不完美，并不完备。于是他暗示说，如果我们过于匆忙地放弃关于物质世界的决定论观念，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发现，什么样的规律确实在量子能级上起到作用。

综上所述，罗素1936年在受到公认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它们分别是《德拉姆大学学报》上的《决定论与物理学》、在《剑桥大学哲学学会学报》上的《论时间中的次序》、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会学报》上的《经验主义的局限》。到了那年年底，他觉得已经做好准备，采取谋求学术职位的具体措施。

1936年11月30日，他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给美国的出版商沃尔德·诺顿写信，试探在美国大学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他告诉诺顿，他“喜欢在美国生活，其条件是在财务方面具有可行性”。他在其后的一封信件中说，他那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欧洲对孩子们来说并不适合，英国尤其如此——在下一场战争中，英国将会蒙受最多苦难”。这似乎暗示，他打算带着约翰和凯特同行，但是我们难以理解，他怎么想入非非，觉得朵拉会支持他的计划？当时，彼得已经怀孕两个月（康拉德在次年4月出生）。因此，他考虑的也许是他和彼得可能有的孩子，而不是他已经有的两个孩子。无论如何，该计划似乎与他1936年春天表达的前往西班牙的期望性质相同，与他后来的这一暗示性质相同：如果他和彼得遭遇不测，布伦南夫妇应该认养康拉德。英国当时面临与德国交战的局势，他显然不愿在英国抚养康拉德。

罗素给诺顿写信的目的是，探索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获得研究员职位的可能性。那是一份非常值得向往的著名殊荣，曾经授予许多优秀的欧洲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因斯坦。罗素面对的麻烦是，他既想不起该研究院的名称，也想不起它所在的大学。这样一来，在给诺顿的信函中，他被迫采取了含糊其辞的做法：“我记得，美国的某个地方有一所大学曾给爱因斯坦和其他许多人提供了纯研究性工作。您是否知道是哪所大学？如果我有获得此类工作的机会，我就会提出申请。”当然，诺顿明白罗素心里想的是哪一所研究院，于是在回信中说，他已经着手“利用关系，想方设法，弄到那个职位”。但是，诺顿所说的“想方设法”其实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该研究院院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写信告诉罗素，他的申请被否决了。弗莱克斯纳没有说明原因，但是看来可能的情况是，个人因素起到了作用：弗莱克斯纳的弟弟西蒙是艾丽丝的表姐海伦·托马斯的丈夫。当然，同样可能的是，该研究院其实觉得，罗素没有什么可用之处。在该高等研究院中，根本没有哲学教授职位。因此，如果院方聘请罗素，该职位必须与数学或者社会科学有关。但是，在这两个领域中，院方都不大可能想象，已经65岁高龄的罗素能够去做顶尖的原创性研究。

罗素虽然希望迁往美国居住，但是接着也尝试了剑桥大学。1937年2月8日，他给G．E．摩尔写信，请求对方帮忙找一份工作。“我非常希望返回纯哲学研究工作”。他写道：

具体来说，我想扩展我在论文《经验主义的局限》中阐述的观点，研究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就这个问题而言，卡尔纳普提出的看法很不适当。但是，我现在处境不幸，受到法律的约束，每年必须付给别人800-900英镑，我的非工薪收入每年只剩下300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不能得到具体的学术性工作职位，我就无法从事哲学研究。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剑桥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我非常希望重拾哲学研究。如有这样的机会，我将非常高兴。

摩尔的回信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其内容肯定并不令他感到鼓舞。罗素在其后的一封信件中告诉摩尔：“此事成功的希望渺茫，其他地方还有别的机会，此事并不值得继续下去。”

其他地方还有别的机会吗？罗素在给摩尔的信中提到，有可能得到利弗休姆基金会提供的为期两年的研究职位，但是那件事情似乎也没有做成。他向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怀特海发出的求助也如石沉大海。他告诉诺顿，“我非常希望接替怀特海在哈佛大学的职务，但是我没有理由认为，怀特海会考虑退休事宜，您看呢？”

1937年3月，韦布夫妇到电报村舍看望罗素，发现他“精疲力竭，心力交瘁”。比阿特丽斯叹息，“无论他的感觉如何，他已经满了65岁，而且面对年轻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除了微薄收入之外，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进项”：

他希望担任教授，但是他已经超过了任何英国大学可以聘用的年龄。他的唯一希望是美国。但是，他从事的专业——数学哲学——不在现代课程之列：目前，物理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处于上升状态。罗素才华横溢，语言精妙，文学技巧出众，不乏个人魅力，痴迷思想自由，而且主张不抵抗，这些全都不合时宜。如今，人们注重实际（而非哲学）研究，希望找到办法，摆脱国际对峙和衰退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可怕悲剧。

比阿特丽斯继续写道，她和锡德尼一直想方设法帮助罗素；不管怎么说，罗素早年曾给新成立的伦敦经济学院慷慨捐款，夫妇两人毕竟欠下他一笔人情债。她最后写道：“他应该得到皇室专项年金，然而他是反对世俗权威和神圣权威的著名人士，政府可能给他什么奖赏呢？”

后来，这个消息在罗素的老友中逐步传开：罗素处于经济困境之中。德斯蒙德·麦卡锡致信罗素，对他不得不支付莫利和朵拉赡养费的事情表示同情。麦卡锡还提到叔本华的故事：叔本华致使一位老太太摔下楼梯受伤，法院判定他每个季度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直到她去世为止。她死了之后，叔本华在日记中写道：“老太太死了，终于没有负担了。”麦卡锡告诉罗素：“我十分希望收到您寄来两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同样的信息。”他还问道：“您可以依靠一年500英镑的收入维持下去，直到写这两张明信片，对吗？您的崇拜者们可以筹集这笔款项。您是否愿意接受呢？”

其实，罗素没有接受。后来，他从奥托琳那里听到消息，乔治·桑塔亚那愿意每年给他1000英镑，帮助他摆脱困境，不禁非常感激。不过，他问奥托琳：“你觉得桑塔亚那是否介意我做出安排，防止这笔款项流到朵拉手中？”他解释说，其原因在于，“如果我得到资金或者有权领取年金，朵拉将会得到相应的份额”。后来想到的解决办法是，那笔钱将以“匿名”礼物的名义给予罗素，而不是作为罗素拥有法律权利的东西。每笔500英镑，为期6个月，首笔于1937年9月按时到账。

整个1937年，罗素急切地等待电报村舍的买家出现，同时态度坚定，拒绝重操旧业，再去撰写过去20余年时间里给他带来丰厚收益的通俗文章和著作，集中精力研究，旨在重返学术界。那年年底，他为《数学原则》撰写了新的引言——该书于1903年首版，当时（而且现在依然）被公认为他对哲学做出的最伟大贡献。新引言给罗素提供了机会，他可以回应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关于数学哲学的大量著述。具体来说，这还让他以书面形式，表达自己对两个竞争学派的观点：一个是以戴维·希尔伯特为首的形式主义者，另一个是以L．E．J．布劳威尔为首的直觉论者。形式主义者——至少在正式场合——认为，数学是一套没有经过阐释的符号，它们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罗素指责说，他们忘记了“数字不仅用来运算，而且还用来计数”。因此，他们无法解释，在“有十二个使徒”这类命题中，“十二”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罗素还写道：“形式主义者就像这样一个钟表匠——他全神贯注，希望让自己制作的手表看来漂亮一些，但是忘记了钟表的用途是指示时间，因而遗漏了其他事情。”

有关形式主义的抨击到此为止。罗素说，直觉论“涉及的问题更为严重”。直觉论者认为，逻辑主义——罗素在《数学原则》中支持对它表示支持，弗雷格也对它表示支持——从根本上误解了逻辑与数学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罗素和弗雷格的观点迥然不同，认为数学不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思维方式，在基本特征方面甚至超过了逻辑学。根据布劳威尔的观点，逻辑学在本质上属于语言，而数学是建筑在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一组前语言的“直觉”之上的。布劳威尔所说的“基本直觉”——从根本上讲，整个数学就是以其为基础的——仅仅与自然数字1、2、3……有关。直觉论者的一个核心信条是，在数学中，无法根据这个初始基础建构起来的部分应被视为是无法确定的。布劳威尔认为，如果没有证明定理的“构造”方式，该定理的真伪就无法判定。这意味着，基本的逻辑法则——即所谓的“排中律”（它规定，每个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不能被用于数学证明。此外，它还意味着，在找到对这里所说的定理的“构造”证明之前，人们不得不放弃标准分析的许多部分，其中包括激发罗素的数学哲学的那些部分。

在《数学原则》的新引言中，罗素批驳了这个观点，重复了他在《经验主义的局限》中批驳艾丽丝·安布罗斯的“有限论”的论点。安布罗斯认为，在找到判定方法之前无法知道命题真伪；罗素说，这一观点导致“破坏性后果，甚至超过其鼓吹者们承认的程度”。它阻碍人们就受到特性界定的集合，提出任何一般陈述，例如，“所有人都终有一死”。因此，它将“彻底否认所有科学，所有数学，而不仅仅是直觉论者视为不可靠的部分”。罗素强调说，只有“全面的认识论”才能向此类信条提出挑战。那样的认识论将会说明，这种“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只要罗素可以获得学术职位，他希望提供的正是这样的“全面的理论”。

1937年9月，罗素终于卖掉了电报村舍，举家迁入比较便宜的房子居住。他决定搬到牛津去——那年夏天，他曾经应邀在那里举办了系列讲座，题目是《词语与事实》。他希望，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那样的做法将会让他得到长期工作的聘书。他和彼得在牛津北面的基德灵顿找到一幢房子，他们管它叫“安伯利房舍”。房子很小，甚至约翰和凯特来度假时，也没有房间可住。但是，他们将两侧的附属建筑物改建为客房。迁入那幢房子之后不久，罗素在写给奥托琳的信中说：

我已经回到哲学研究，希望人们知道这一点。我目前（在牛津）举办讲座，将会逐渐认识在这里搞哲学的人。在年轻的指导教师中，那样的人数量不少。在剑桥，我是一个头脑僵化的正统角色；在牛津，我依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新派人物。

罗素在牛津大学举办了讲座，但是最终却没有如愿以偿，获得工作职位。他后来抱怨说，他被排除在牛津大学的圈子之外（他在《自传》中写道，“只有一位女士来访，我和彼得在那里并不受人尊重”）。不过，当时仍在基督教会学院的A．J．艾耶尔坚持认为，罗素“肯定没有被年轻哲学家们忽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出席了他举办的讲座，在讲座结束之后和他一起讨论相关问题”。詹姆斯·厄姆森——牛津大学的年轻哲学家之一——回忆说，许多学生去听罗素的讲座，考试学院的最大讲演厅座无虚席。

罗素虽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学术职位，但是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让人们讨论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了解他希望重返哲学专业的意图。1938年，A．J．艾耶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经验性知识的范围》，以尊重——和批判——的方式，讨论了罗素在《经验主义的局限》中提出的论点。罗素当选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会长，任期是1937—1938学年。1937年11月8日，罗素发表了会长致辞，题目是《论证实》，重新评价了艾耶尔和实证主义者的观点。

罗素在《论证实》中显然希望，针对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从某些方面看，该论文其实起到的作用是，凸显了他本人与他希望建立联系的那些年轻哲学家们之间的差异。在那一批年轻学者中，对证实原则的兴趣主要集中与意义问题相关的应用上。但是，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罗素沿袭了返回哲学研究以来撰写的其他所有文章的思路，几乎没有谈及证实主义的这个方面，而是侧重讨论知识问题。艾耶尔和其他人提出了“基本命题”——不是源于其他命题而是来自直接经验的命题。《论证实》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使用“基本命题”这个理念是否站得住脚？罗素认为，只有这样的命题存在，知识才可能存在。然而也许令人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的是，他分析这些命题的角度不是逻辑，甚至不是认识论，而是心理学。在罗素的分析中，“基本命题”不是真的命题，而是——从心理角度看——人们不得不相信的命题。

罗素将这个心理学观点与逻辑实证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和奥托·诺伊拉特所持的基本的语言观进行对比。后两位哲学家认为，接受并且“证实”基本命题——他们所称的“基本句子”——的根据不是现实的经验，而是它们与其他句子——特别是物理科学的句子——之间的一致性。罗素反驳说，这一理论在逻辑上“偏向于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唯心主义：真实世界是词语世界，感觉世界将被斥为幻觉”。按照罗素的理解，“证实”命题采用的形式不是以当今的科学知识为依据，而是以某些心理状态为依据，例如，期望、惊奇以及如此等等。一方面，词语形成期望（“瞧，那里有一条狗”形成了看到一条狗的期望）。一方面，当期望实现时，这些词语表达的命题就得到了“证实”；一方面，当期望没有实现时，这些词语表达的命题就被证明为假。因此，罗素认为，“证实是情感方面的，而不是智性方面的；人们更喜欢自己认为的‘真理’，而不是‘谬误’。其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不得不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惊讶——这是谬误的标志——通常是令人不快的”。

这个倾向从经验心理学的角度看待哲学问题，让分析传统中的许多哲学家感到惊讶。他们认为，罗素的观点将逻辑问题与心理学问题截然对立起来，他是这样做的先驱者之一。1938年夏季，在牛津举行了心灵研究会和亚里士多德研究会联席会议，剑桥大学哲学家理查德·布雷思韦特宣读了题为《心理学与逻辑学的关联》的文章，就这个问题向罗素提出挑战。布雷思韦特大量引用《经验主义的局限》和《论证实》之中的观点，认为罗素将命题的意义与——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让人提出命题的原因混为一谈。他强调说，只有后者才能从自然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讨论，而前者是逻辑学和哲学研究的范畴（维特根斯坦也用这个例子，曾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如果我推你，让你摔倒了，你摔倒并不是我推这个动作的意义）。布雷思韦特宣称，“不可能从心理科学的角度，解决逻辑学和认识论问题……这应该是逻辑学家的任务。逻辑学家通过阐述语言学的观点，增强哲学的力量，以便面对离经叛道的心理学家发起的攻击”。

罗素回应说，意义问题“大约在20年之前让我放弃了自己曾经信奉的反心理学观念”。他强调说，词语的意义必须从使用者的经验、观念和期望等方面加以理解，心理学与意义相关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是，与他的一贯做法一样，罗素强调的不是意义理论，而是认识论。他说，“我认为，在以批判方式审视人们认为的知识时，终极问题出现的条件是，在心理上不可能存在怀疑。但是，他［布雷思韦特］认为，终极问题出现的条件是，怀疑在逻辑上是荒诞的”。根据罗素的观点：其一，怀疑在逻辑上绝不是荒诞的，因此怀疑论是不可否认的；其二，在哲学领域，怀疑是人们可以奠定的最安全的基础，实现这一点的方式不是（像他本人曾经视为可能的那样）通过逻辑，而是根据实际的经验问题，其中包括心理学问题。

那场辩论中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罗素的余生中，它将继续把他与年轻一代分析哲学研究者划分开来：他在哲学领域寻求知识的基础，他们则探寻意义理论；他认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是连为一体的，他们将哲学视为一个单独的、自成一体的学科。因此，在回应怀疑论者——他们通过发现持怀疑态度的理由，质疑声称具有任何知识的人——的过程中，那一批信奉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年轻哲学家们试图说明，怀疑论的质疑是没有意义的；与之相反，罗素采取的方法是，一方面承认，不存在确定的知识，另一方面寻找仅次于确定的知识。无论双方的优点是什么，罗素在1935—1938年肯定知道，他是逆潮流而动的。弗里德里希·魏斯曼主持了罗素与布雷思韦特之间辩论，并且当场宣布说，“就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而言，我大体上赞同布雷思韦特先生的看法”。这表达了整整一代英国哲学家的观点。

在与布雷思韦特举行辩论的前夕，罗素终于成功获得一份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那仅仅是一个临时职位。1938年3月，芝加哥大学和他签了一年合同，聘请他担任客座哲学教授，工资相当高，达5000美元。他的工作很轻松，就他选择的问题开设一门专题讨论课，外加偶尔举行的讲座。他了解到，除此之外，“您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这并不完全满足他的期望，然而是他可能得到的最佳邀请，于是他立刻表示接受。

9月动身前往美国之前，他必须兑现给斯坦利·昂温许下的承诺，完成一本关于权力的著作。他撰写该书的那年夏天，英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之中，德国和奥地利已经合并，欧洲国家正在备战。4月10日，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张伯伦满口和平，其目的是让我国完成重整军备的计划。当然，他希望维持和平，但是我觉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当时，奥托琳已经患病很长时间，症状千奇百怪，让医生困惑不解，他们做出的诊断不一而足，其中包括糖尿病和“神经系统中毒”。她精疲力竭，面容憔悴，非常虚弱，甚至无法起床，在温泉疗养城市坦布里奇韦尔斯的舍伍德公园诊所住院治疗。主治医生名叫卡梅伦，当时正在接受医疗管理机构的调查。他滥用了一种新的强力抗生素——百浪多息。他不顾专家的意见，给病人注射药物。卡梅伦显然相信，百浪多息可以包治百病，于是给奥托琳开了处方。1938年4月21日上午，奥托琳在接受注射的过程中，出现了心力衰竭。罗素在写给她的丈夫菲利普的信中说，“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的很大一部分人生已经随她死去，其中包括我的童年时代。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辞可以表达我对您的安慰之意”。

显而易见，《权力论》反映了创作过程所处的严峻的时代氛围。罗素构思该书时希望，它将对社会学理论和政治理论做出重大贡献。但是，读者更容易觉得，它是罗素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格局的回应，呼吁人们应该摆脱造成威胁的疯狂状态。从表面上看，它的主要目旨在提出这个观点：权力——而不是财富——应该是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罗素认为，这个观点向马克思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罗素在《自传》中记录了他的失望之情：其一，他提出的挑战没有得到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的认真对待；其二，“那本书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他强调说：“我依然认为，如果要避免极权主义带来的罪恶，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权造成的罪恶，它［权力］的作用非常重要。”

这一番话显示了罗素当时的自欺心态——在撰写关于社会、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文章或者著作时，他往往会出现那样的心态。其原因在于，如果说《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难以被人视为严肃的学术性历史著作，那么，《权力论》的观点乏善可陈，看来也不是具有分量的政治理论著作。实际上，该书没有什么理论阐述。罗素在第一章中宣布，他将“努力证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是权力，其意义不亚于作为物理学基本概念的能量”。但是，接下来的章节并未实现这个看似严肃的承诺。该书使用了大量篇幅，对权力的形式进行了粗略的分类：第一种是（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教皇们体现的）僧侣权力；第二种是（反对天主教权力的欧洲国家的君王们体现的）君王权力；第三种是“无保证的权力”（它被定义为“并未得到支配对象的默许的权力”）；第四种是革命权利（其代表包括早期的基督教、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第五种是经济权力（银行和大企业）；第六种是对舆论（理由充分的论点和宣传）的控制权；最后一种是信念权力。

在罗列了权力的种种形式之后，罗素接着讨论了权力伦理和他所称的“权力哲学”（这一批哲学界的反面角色当时已经为人熟知，费希特、实用主义者、尼采、柏格森。罗素以前将他们视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祖先）。最后，他谈到让人觉得他真的感兴趣的东西——如何驯服权力。令人并不惊讶的是，罗素建议的驯服权力的途径是：其一，教育年轻人更多地去爱他人，而不是追求权力；其二，对年轻人进行培训，用批判的思想对待所有信念和宣传之辞：

……我们教育儿童如何避免受到汽车的伤害；同理，我们也应该教他们如何避免残酷的狂热分子造成的伤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培养他们的精神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养成完全的科学态度，尽可能保护健康儿童天生的本能的人生快乐。自由教育的任务有三项：第一，赋予年轻人价值观，而不是灌输支配观；第二，有助于培养自由社会的睿智公民；第三，将公民品质与个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以便让年轻人有能力做出贡献，创造只有少数人已经显示出来的人生可以实现的辉煌。

该书就此打住，给人的感觉是，它颇像一本说教著作，没有努力从理论角度，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正如杰拉尔德·布伦南、比阿特丽斯·韦布和其他人早就指出的，罗素几乎无法对政治问题进行理论阐述。他希望改变世界，以快速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可是，他嘴上说“应该废除战争”，这既不是在战争理论方面的贡献，也无助于废除战争。同理，他嘴上说“人们应该更讲道理”，这也不会给人带来什么重大影响。与撰写《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的情况类似，撰写《权力论》的目的是，劝说世人避免他们将要犯下的错误。然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法过于简单，没有什么说服力；大多数情况下，他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华而不实的说辞。这是摘自《权力论》的一个典型段落。“如果对人类的大多数成员来说，人生不是索然无味的苦难和外加时而出现的非常令人恐惧的日子，就必须尽量减少无保证的权力”：

必须通过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对权力的行使——如果要让它不会变为放肆的折磨——加以限制。它只有在经过应有的审议之后，才能得到允许，只能交给受到密切监视的人，只能为了服从权力的人的利益。

罗素补充说，“我并不是说，实现这一点很容易。举个例说，它需要消除战争，因为所有战争都是无保证的权力的一种行使方式。它需要世界摆脱促使人们造反的无法忍受的压迫行为。它需要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准，特别是印度、中国和日本，让它至少达到美国遭遇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权力论》的寓意也是老生常谈的套路：如果我们以适当方式教育子女，他们将来就会正确地思考，互相爱护，其结果是，将会消除饥馑、战争、仇恨、贫穷和压迫。《权力论》打着重构政治、社会和经济理论的幌子，其实仅仅重复了罗素出版《论教育》以来兜售的实现幸福人生的药方。

在那段时间，罗素与他的长子约翰——罗素寄托在他身上的“科学”抚养和教育的希望已经落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凯特回忆说，罗素和彼得住在牛津的那一年“以令人痛苦的方式，将我们大家疏远开来”：父母之间吹毛求疵地找茬，我和约翰之间小心翼翼，无话可说。约翰和凯特到基德灵顿小住时，兄妹住在旁边的农舍式房屋中，凯特离罗素和彼得的房子房子最近，约翰离得远远的。凯特和罗素、彼得以及婴儿康拉德在一起时，约翰常常将自己关在他住的那间农舍式房屋中，“就像一头无法接近的动物”。正如凯特所说，“他大多数时间待在那里，形影相吊，房间凌乱不堪，保护自己，不受大人要求表示忠诚的言语之害，不受对他的情感的其他侵扰”。有时候，凯特试图和他谈一谈家人之间的冲突。但是，她喜欢彼得，他同情朵拉，所以兄妹两人之间话不投机。凯特记得，她有一次问他的看法，“他要么回答简短，要么保持沉默。我意识到，他的看法迥然不同，不愿讨论那个问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罗素更关心凯特的心理状态，而不是约翰的想法。1937年圣诞节假期结束之后，他给达廷顿学校校长柯里写信说，凯特显得疲惫，无精打采，闷闷不乐。罗素觉得，那些症状显示，凯特可能继承了罗素家族的精神失常特质。他要求柯里密切关注凯特，及早发现她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在回信中，柯里尽量字斟句酌，没有提及来自遗传的精神失常特征，认为可以对凯特的情绪不稳状态，进行完全合理的解释。柯里说，关于罗素与朵拉之间的敌意，学校师生几乎人人皆知。这让凯特感到难堪，是她的巨大痛苦的根源。凯特听说他们两人通信的事情，难堪和痛苦反而有增无减：

我至今依然记得，在我遗忘的所有事情中，我在1938年那几个月里非常愤怒，非常痛苦。我的极度痛苦被暴露出来，大人们笨手笨脚，试图“采取措施，抚平”不可治疗的伤痛。

我们之中没有谁具有足够的睿智（也许可以说诚实态度），面对造成家人之间盘根错节关系的真正原因。当然，柯里理解这一点；但是，我的父亲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有些话他是无法说出口的。

罗素和彼得“采取措施缓解”凯特的抑郁状态，专程赶往达廷顿，进行一次长时间探访。他们有时领着约翰和凯特散步，有时远程旅行，有时给兄妹两人购买冰茶。用凯特的话来说，他们“希望那样做可以让我回到正常状态”。与此同时，凯特还得面对朵拉寄来的旨在证明自己有理的信件。那些信件充满愤怒，发泄对象包括罗素、达廷顿学校、柯里，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彼得。朵拉怀疑，约翰和凯特在达廷顿学校里养尊处优，与彼得在一起时还染上了势利心态。兄妹俩怎么可能学会像其他人一样，像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朵拉的眼里，她自己的“无产阶级”生活与罗素和彼得所过的“贵族”生活格格不入。一方面，她那样的左翼人士认为，工党应该和共产党人，和苏联携起手来，形成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战线”；另一方面，罗素那样的和平主义者却依然希望避免冲突。而且，双方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不同的政治见解结合起来。与在其他问题上的情况一样，柯里身为和平保证联盟的积极分子，在这一点上明确地站在罗素一边。朵拉觉得——她的看法也许很有道理——在她与子女之间，已经竖起了一道意识形态壁障。朵拉在写给凯特的一封长信中说，“就眼下的情况来说，他们不让你喜欢你妈妈代表的东西”。凯特认为，“真正让朵拉难受的是，她自己境况窘迫，辛苦劳作，彼得却生活优雅；灯塔山学校苦苦挣扎，勉强维持，达廷顿学校却拥有美国人给予的财富。因为妒忌是不好的东西，她虽然非常妒忌，但是却不得不装模作样，将它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原则问题”。

1938年夏天动身到美国去之前，罗素和彼得领着约翰和凯特，到彭布鲁克郡度假。罗素、彼得和康拉德在一辆旅行车里睡觉，约翰和凯特在帐篷里睡觉。那次旅行并不顺利。凯特回忆说：“彼得不习惯给一大家人做饭，更不用说在狭窄的旅行车里使用锅灶了。结果，她弄得非常疲惫。”雪上加霜的情况出现了：一天晚上，天气很糟糕，风雨交加，凯特的帐篷倒了。凯特只得叫醒罗素和彼得，请求他们让她到旅行车上去。他们犹豫一阵，后来勉强同意。凯特说：“我们那个家庭其实不是适合外出露营。那次旅行是错误之举。在那几年之前，我、约翰和朵拉曾经三人一起旅行，结果非常成功，所以我们提出了去旅行的建议。约翰和我深感内疚，觉得全是自己的错。”

9月20日，罗素、彼得和康拉德启程前往美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让英国人惶惶不安，战争恐惧到达了顶峰。罗素在写给加梅尔·布伦南的信中说，他“感到绝望，觉得我把约翰和凯特留了下来，让兄妹俩独自面对战争的恐惧”。他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件中告诉她，假如在法律上具有可能性，他肯定会带走约翰和凯特。9月26日，他抵达纽约，报纸记者问，内维尔·张伯伦决定在慕尼黑和希特勒会面，讨论苏台德区并入德国的问题，他的观点如何？罗素告诉那些记者，他历来认为张伯伦首相缺乏能力。但是，张伯伦做出了戏剧性决定，与希特勒见面，以便避免战争，于是他开始对张伯伦有了好感。他把他的观点描述为“极端和平主义者”的态度，认为在下一次战争结束之后，无论谁取得胜利，世界都将变得“疯狂”：“我担心，战争将给世界带来极大危害。即使我们英国人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们在战后也会变得疯狂，和希特勒没有两样。”

整整过了一年之后，罗素才改变了观点；整整过了一年半之后，他才公开表示自己改变了态度。在那之前，这个事实可以给予他某种慰藉：至少他、彼得和康拉德摆脱了危险，远离了将要吞没整个欧洲的精神失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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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是，C．安东尼·安德森以理智和同情的态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参见《罗素论时间顺序》，见C．韦德·萨维奇和C．安东尼·安德森编《重读罗素：伯特兰·罗素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文集》。——原注

第四部　1938—1970

第八章　罗素在美国

罗素在美国大学担任讲师的时间不长，过程动荡不安，并不成功。也许，这是必然结果。他在66岁所做的事情与其说重操旧业，毋宁说是另写新篇。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他依靠自由出书和撰写报刊文章为生。他的学者经历包括：1896—1901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了5年院士；1910—1916年在同一学院担任了6年讲师。然而，以上经历与1938年在美国大学担任教员大不相同。在剑桥大学，他面对的班级只有6名学生，享受了学院生活的种种好处，既有精英地位，同时也非常民主。剑桥大学的学院院士们在社会和思想两方面都被视为平起平坐的同事，学院院长几乎没有机会或者愿望对他们指手画脚，无法将独裁式现矩强加在他们头上。他们撰写喜欢的东西，讲授喜欢的内容，用餐时坐在贵宾席上讨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且，那里的学术氛围浓厚，令人愉悦，完全不受生重效益的商业方式的影响。那样的生活集中体现了传统的隐修院式沉思。罗素长期以来既鄙视它的惰性和保守，又羡慕它的离群索居的平静，喜欢那种远离现代社会喧闹的环境。不管怎么说，那样的学者生活无论好坏，其实就是他心目中均理想模式。诚然，他1914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待了一个学期。但是，那段经历他并不喜欢，他曾经赌咒发誓，再也不到美国教书。

芝加哥大学曾经并且现代依然是著名的学术机构，但是与哈佛大学相比，在1914年与战前的剑桥大学差距更大。就对教师提出的要求而言，芝加哥大学更象英国现在的地方大学。在芝加哥大学，罗素不得面对大班，一个班的学生多达50名，能力参差不齐。此外，他还得开设专题讨论会。到场的人（根据一名听众的说法）中有“数百名城里的居民，其中包括家庭主妇和商界人士。当然，还有大学学者……其中不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芝加哥大学学生成千上万，教员数以百计，采用的管理体制肯定与剑桥大学不同，决策层的官僚意味比较严重。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独断专行，就像生意人。罗素以排斥的口吻说，哈钦斯“心里只有百部最佳名著”，管理方面事无巨细，甚至试图插手大学讲授的哲学内容。哈钦斯喜欢中世纪天主教哲学，也许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和罗素难以达成一致看法。罗素初到芝加哥大学时希望，他在那里的一年合同到期时将会续签。实际的情况是，合同1939年3月冬季学期末到期时，他不得不另寻出路，到其他地方去落脚。在《自传》中，他仅用了一个段落记录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情况，声称那里的日子“非常糟糕”：“那座城市令人深感不快，气候非常恶劣。”

可是，最初的情况似乎一切顺利。1938年9月下旬，罗素、彼得和康拉德抵达芝加哥，入住中途大街上的一家公寓式旅馆，名叫快乐之家，就在芝加哥大学附近。数十年之后，那里的居民回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小儿子散步的情景，依然绘声绘色。其中一个人写道，“在一个寒冷的秋天，中途大街上冷风刺骨，罗素推着婴儿车”。

他的脸庞冻得通红，嘴里叼着烟斗，头上紧紧地扣着帽子，两手深深地插在轻便外套的口袋里。他用肚子轻轻一推婴儿车，婴儿车向前滑行。他赶上它，然后再推一下。显然，那是他采用的一种方式，既逗乐了孩子，也让他自己在散步时得到一点乐趣。

罗素给本科生讲授的是非常标准的课程，每周一次，名称是《哲学问题》。他领着学生，阅读常见的哲学经典，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笛卡儿的《沉思录》、贝克莱的《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休谟的《人性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学期末，他要求学生撰写一篇2000单词的文章，讨论因果性。

让罗素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词语与事实》系列专题讨论会——关于那个话题，他曾在牛津大学举办过讲座。按照罗素的判断，那些学生比他在牛津大学所教的稍好一些，其中三人后来成为专业哲学研究人员，他们分别是诺曼·多基、亚伯拉罕·卡普兰和欧文·科皮。不过，专题讨论会还有一点让罗素觉得值得回忆：除了正式选课的本科生之外，还有两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哲学家出席：鲁道夫·卡尔纳普和查尔斯·莫立斯。每次讨论之前，罗素常常宣读他当时正在撰写的著作的部分内容，然后回答卡尔纳普、莫立斯和其他人提出的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莫立斯回忆说：“罗素回应时才华横溢，尽显大师风范。我们三人［卡尔纳普、莫立斯和罗素］在许多方面观点相同，讨论变成真正的‘探讨’，而不是‘对抗’。”卡尔纳普后来回忆说：“罗素能够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可以创造氛围，让每个参与者尽量发挥，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

卡尔纳普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1935年以来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刚刚出版了影响很大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的英文版。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卡尔纳普的研究兴趣从句法转向语义；在这些方面，他是罗素1938年时理想的讨论伙伴。罗素可以和他探讨对证实主义的批判，探讨如何建构具有可行性的意义和知识理论。那些讨论看来没有给卡尔纳普后来的研究带来明显影响。但是，它们对罗素的《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一书影响巨大，用罗素在该书序言中的话来说，其影响显示在该书的全部内容之中。这并不是说，罗素皈依了逻辑实证主义，放弃了曾经遭到布雷思韦特尖锐批评的意义因果论。实际上，在大多数基本问题上，罗素的观点保持不变。但是，在芝加哥大学的专题讨论会出现的探索问题让他得益匪浅，他对自己观点的阐述显然变得更为精深了。

罗素回忆在芝加哥大学主持的那些讨论会时写道，“我们在讨论中常常短兵相接，真正厘清了论点，互相都感到满意。那种现象在哲学争论中十分罕见”。科皮记得，他不得不请罗素放心，说明卡尔纳普对罗素十分尊重，十分喜欢，以便“消除——或者至少说缓解——这两位大师之间的紧张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说，科皮的回忆对罗素的回忆提出了质疑。卡尔纳普曾经告诉科皮，他最珍视的财产是厚厚的一叠纸：20多年之前，卡尔纳普——当时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致信罗素说，他在德国无法找到《数学原理》。罗素知道后，亲手抄写了其中的主要命题。“我记得，罗素回想起他为卡尔纳普准备那些材料的情形，依然深有感触。”科皮后来说，“他们两人在研究道路上相遇时，总是互相表示出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两人之间没有出现真正的融洽关系。”

第一次专题讨论会结束之后，多基、卡普兰和科皮希望将下面这一首五行打油诗送给罗素：

失去信心，不再拯救众生，
声名狼藉，因为诱惑女性，
他摆脱自己的痕迹，
选择来到这里——
教书为生，遇到了这个班级！

罗素进场之前，他们将诗歌抄写在黑板上。罗素走进教室，心里肯定想着将要讲授的内容。他看到黑板没有刷干净，于是动手抹去字迹，根本没有阅读那些文字。

全部专题讨论会结束之后，罗素和彼得做东，在快乐之家招待那些学生。其中一个学生记得，出席“招待会”的人分为两拨：“一拨围在罗素身边，主要讨论逻辑学；另一拨围在他妻子——她蓄着时髦的红色头发，年龄比他小几十岁——身边，大多数时间谈论两性关系。这就是命题与提出命题之间的差异。”

罗素除了在大学正常授课之外，还接受了大量邀请，举办公开讲座。芝加哥大学校刊《脉动》（显然以夸大其词的方式）报道说，罗素“每周发表的演讲大约在10场至20场之间”。该报道还说，罗素“赚取大把钞票”，表示自己愿意“谈论任何话题，下至和平主义和自由恋爱，上至符号逻辑”。有一次，罗素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社团的邀请，举办了一次讲座，题目是《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罗素在开场白中说：

我举办了大量讲座，善于讨论自己完全不懂的话题。我觉得，今天晚上，诸位也希望我这样做。第一，我有言在先，想给诸位明说，我不是搞社会科学的，我在此以无知者的身份发言。但是，说明这一点之后，我现在将捧起预言家的衣钵。

看来，在场的人认为，罗素以富于幽默感而著称，这番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人们也同样有理由认为，它是罗素坦诚的肺腑之言。

罗素接受了保罗·阿瑟·席尔普的邀请，到芝加哥的西北大学举行讲座，题目是《民主制度是否能够幸存？》。讲座于1938年11月29日在管弦乐队大厅举行。大厅几乎座无虚席，罗素看来让大多数听众感到满意。但是席尔普觉得，罗素因此得到的1000美元支票“数额太大，值不了他给听众所讲的内容”：

我敢打赌，他站起来之前，根本没有考虑过应该说些什么。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他绘声绘色地随意表演，时而让他们捧腹大笑，时而让他们热泪盈眶。但是，听众喜欢他这样的表演，似乎确定自己已经得到了超值享受。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例子之一，说明甚至像罗素这样的巨擘也无法免俗，有时可能降低身份，以便赢得人们的喝彩。

席尔普于1993年去世，享年93岁，其声誉主要建立在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之上。该丛书邀请同时代的人撰写关于在世哲学家的著作的文章，向那些哲学家们表示敬意。每一卷都附有所讨论的哲学家的生平简介，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该哲学家对文章的回应。一方面，席尔普对罗素在西北大学举行的公开讲座的质量深表失望；另一方面，罗素与席尔普的接触让他有机会接到邀请，为该丛书第一卷撰写一篇文章，讨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著作。席尔普还提出，是否可能在该丛书中为罗素本人出版一卷？席尔普本来以为，罗素会感到羞涩，犹豫不决，然而罗素表现出很大热情，这让席尔普大吃一惊。他回忆说，罗素“不仅表示愿意全面合作，而且当天晚上就和我比较详细地谈到该选题，看一看可以邀请世界上那些哲学家为该卷撰写文章”。

编写罗素卷要花费5年时间，但是罗素为杜威卷撰写的文章很快完成，于1939年3月定稿。罗素提交手稿时写信告诉席尔普：“文章是在困难状态下完成的，根本没有达到我原来希望的水准。”杜威比罗素年长13岁，1938年时被普遍视为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1894年，杜威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30年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之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担任荣誉教授。在许多年的时间里，杜威是美国的伯特兰·罗素，人生轨迹在数十年中以奇特方式，显露出与罗素的相似之处。杜威与罗素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访问了俄国和中国。他也讨厌在俄国目睹的情况，喜欢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与罗素一样，也对教育哲学很感兴趣，并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小学（就是广为人知的试验学校或杜威学校），将他的教育理念——它们与罗素的非常相似——付诸实施。也许理所当然的是，杜威和罗素在几个场合中有过接触。1914年，罗素在哈佛大学逗留期间与杜威首次见面。在罗素的笔下，杜威“博学多才，但是思维缓慢，非常注重经验，非常坦诚，泰然自若，不偏不倚，具有某种类似于自然力量的品质”。1921年，两人在中国再度相遇，罗素在态度上多了一些批判，认为杜威“不愿面对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并且直截了当地表示，“他让我无法忍受”。

在罗素20世纪30年代的著述中，杜威常常以受到鄙视的“权力哲学”倡导者的身份出现，与威廉·詹姆斯、亨利·柏格森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为伍，是遭到罗素攻击的哲学恶棍之一，无意中成为罗素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鼻祖”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为席尔普撰写的关于杜威的文章《杜威的新〈逻辑学〉》中，罗素表现出深刻的批判态度，对杜威的“工具主义”（杜威认为，这个术语比“实用主义”更好）进行概括。也许更准确地说，罗素对其大加讽刺。罗素认为，它既是掺了水的黑格尔主义，又表达了关于“产业主义和集体行动的理念”。后者与所有鼓吹“权力哲学”的论调一样，拔高行动，贬低思想，看重结果，贬低真理。罗素的这篇文章决心依据沉思高于行动这个轴线，划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线，这让人想起他在1924年发表的文章《美国的新哲学》。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罗素这回再次改弦易辙，宣称自己是沉思生活价值的热情追随者。在回应文章中，杜威主要阐述了罗素错误表达他的观点的各种方式，并且特地反驳说，罗素往往认为，他的哲学表达了罗素本人最厌恶的现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杜威写道：“罗素先生的明确习惯是，将实用主义的认知理论与美国产业主义惹人讨厌的方面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似乎要求我将他的哲学与拥有土地的英国贵族的兴趣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对数学的极大兴趣联系起来。”

罗素将他自己对学术沉思的辩护之辞与杜威对商业、产业主义和拔高行动之辞进行都比。这种做法包含了某种讽刺意味：在芝加哥逗留期间，罗素自己就是商业精神的典范，对任何举办公开讲座赚钱的机会，统统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场合，他面对听众时都能妙语连珠，侃侃而谈。在克利夫兰，他给全国中学节操协会的听众大谈教育；在密执安大学，他给学生宗教协会成员大谈上帝的存在；在芝加哥，他给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大谈《慕尼黑协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外，他还就“民主制度是否可能被击败？”这个问题，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C．L．R．詹姆斯举行了公开辩论；在“芝加哥大学圆桌”系列节目中，就政治和经济主题，他至少参与了两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讨论。无论走到何处，他都接受采访，按照报界的希望，谈论涉及国际政治的任何问题。《密执安日报》刊登了一篇他访问密执安大学的报道，记录了他的典型做法：那天上午，罗素解释了现代物理学和哲学中的空间概念；当天晚上，他面对2000多名听众，矢口否认上帝的存在。那天，他还就政治问题接受采访，那则报道的标题为：《罗素勋爵宣称，〈慕尼黑协定〉可能导致希特勒的垮台》。

当然，他随后将自己许多公开讲座的内容以报刊文章的形式发表。此外，他还专门为报界撰写文章，例如，《英国和美国的个人自由》、《美国采取中立立场的理由》。后一篇文章刊登在1939年3月出版的《常识杂志》上，重复了《和平之路在何方？》中的论点：任何发动战争的国家本身会变为法西斯主义者；所以，任何希望通过战争打败法西斯主义的尝试都将是徒劳无益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欧洲国家，也适用于美国。因此，对美国来说，挽救欧洲文明的最佳方式是保持中立。根据这个说法，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变为废墟，美国可以使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尽可能在欧洲恢复“理智和自由主义”。罗素认为，“如果美国成为交战国，第一个效应将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自由思想将会彻底衰微（至少在短时间内如此）。如果在击败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反而让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形式在各个国家中成功实施，那么，世界各国打败法西斯主义强权将会带来什么好处呢？”与罗素公开表示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所有观点类似，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政治上未加思考，思维方式过于简单，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罗素仅仅为欧洲提供两个备选方案，它们都将让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其一，英国和法国与纳粹德国交战，其结果是让自身沦为法西斯主义政权；其二，英国和法国满足希特勒提出的全部要求，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不战而胜。罗素有理由相信，英国和法国的最终做法是，拒绝付出不与希特勒交战形成的代价。他于是宣布说，他这时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让文明存活的唯一希望是，美国保持中立。他彻底排除了通过战争来保护文明的民主制度的理念：“这场战争旨在维护民主制度，然而它最终必然以民主制度在欧洲消失而告终。”

罗素呼吁美国保持中立，他的论点基于这个假设：如果不实施“严厉的军事独裁制度”，英国和法国是不可能战胜德国的。因此他认为，虽然交战与不战带来不同结果，但是从道德角度看，两者没有任何差异。他看来相信，一旦战争爆发，哪一方取得胜利都无关紧要——每一方都和另一方一样糟糕。无论哪一方最后是“名义上的胜利者”，战争都将毁灭欧洲文明之中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怎样说，这就是他公开表达的观点。他私下承认，爱国主义让他难以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他抵达芝加哥后不久，曾经写信告诉一位朋友，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战斗，但是美国应该保持中立——那个观点让我感到恼怒”。他在1939年2月1日写给加梅尔·布伦南的信中说：“依我所见，我对英国（它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一个地方）的热爱非常强烈，几乎可以与对自己的孩子的热爱相比，而且两者非常类似。我觉得，永久流亡是难以忍受的。”

虽然出现了上述情绪，但罗素1939年开始积极努力，不仅想方设法让自己在美国多待几年，而且希望将约翰和凯特弄到美国。他与芝加哥大学的合同到期时，罗素发现自己无法续签，不禁深感失望。校方给出的解释是，根据芝加哥大学的相关规定，不能聘用年龄超过68岁的人——罗素将在1940年达到那个上限。但罗素认为，从非官方的层面看，该解释很可能与这一点相关：哈钦斯校长不喜欢他。况且，早在与芝加哥大学的合同到期之前很久，罗素就已经开始与坐落在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讨价还价，并且在3月初得到一份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职位是哲学讲师。

1938年夏天离开英国之前，罗素曾经希望求得朵拉的同意，让约翰和凯特和他一起到美国，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在芝加哥期间，他继续保持压力。他坚持认为，美国大学比英国大学优秀，并且强调说，让两个孩子在美国接受教育要好得多。他在写给达廷顿学校校长柯里的信中说：“即使没有战争，英国当下的氛围也对年轻人不利。英国人在绝望之中备战，没有谁对教育怀有热情，这样的局势令人深感抑郁。英国的辉煌时光已经不复存在，年轻人显得无精打采，愤世嫉俗。与之相比，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和希望。我可以相当确定地说，芝加哥大学比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都好。”

在写给孩子的信件中，罗素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他4月写信告诉凯特：“假如你和约翰住在美国，我就没有任何担心的事情了。”凯特那时15岁，想到她可以离开不修边幅、喜欢争论、令人尴尬的母亲，与亲爱的父亲和他迷人的年轻妻子一起生活，心里非常高兴。她在回信表示，她很讨厌朵拉那个家，觉得罗素居住的地方就是她真正的家。说服约翰要困难一些。1939年2月3日，约翰写信告诉罗素：“我觉得，美国大学的历史专业不是很好。我应该待在这里，直到大学毕业。”约翰希望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历史，这一点得到了他母亲的完全支持。他1938年秋季曾经尝试申请三一学院的奖学金，结果未能如愿。他依然心存希望，觉得再试一次就会成功。他还告诉罗素：“我对英国大学的兴趣超过了美国大学，上美国大学会显得非常奇怪。”在整个春季，罗素不断催促，约翰再三拒绝。约翰复活节写信说：“就去美国的事情而言，这显然是最谨慎、最合情合理的决定；而且，美国显然比英国更安全、更良好、更有希望。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并不希望离开英国。”不过，到了夏天，柯里站在了罗素一边，建议约翰去美国待1年，然后考虑再次申请剑桥大学。那时，约翰的抵制态度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强烈了。他在信中告诉罗素：“这看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开始和您一样，觉得美国是未来之国，比英国好一些。”

罗素与子女进行上述通信联系的背景是，朵拉的处境出现了急剧恶化。灯塔山学校那时位于萨默塞特的金维尔，许多美国学生流失，在财务方面遇到了困难。那些学生的家长们考虑到欧洲的政治局势，让自己孩子离开学校，其做法也在情理之中。朵拉受到工作和焦虑带来的双重压力，罹患非常严重的湿疹，不得不住院治疗几周。1939年6月18日，凯特写信告诉罗素，朵拉“得了一种皮肤病，整个健康状态恶化，住进了医院，忧心忡忡”。让朵拉忧虑的是，她鄙视的彼得·斯宾塞将要夺走她的孩子。在写给凯特的一封长信中，朵拉重复了她对可怕的离婚过程的看法。朵拉写道：“我觉得，任何了解整个事情的人都会说，彼得·斯宾塞冷酷无情，自私自利，言行残忍。”也许，让朵拉感到最伤心的是，凯特竟然仰慕彼得。她痛心地写道：“如果有人走到你跟前，把你的丈夫夺走了，我不会告诉你，这一切多么有道理，不会对你说，难道她不迷人吗？”

但是，这样的言辞根本无法改变凯特的忠诚态度——她坚定地站在父亲一边。每次朵拉表达对彼得的愤怒之情之后，凯特都会写信向罗素报告，明白无误地显示她的同情对象。有一次，凯特在金维尔待了一周，随后写信告诉罗素：“我们不得不请妈妈诉说她遭受的伤害。根据她的说法，没有哪个圣人遭受的苦难可以与她承受的相提并论。我深感担心，所以没有十分明确地告诉她，我们想到美国去。”凯特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对于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说法竟然完全相异，这真让人觉得奇怪。您认为，美国是文明的希望；妈妈认为，美国人浅薄，受到金钱的控制。我觉得您是正确的……我的生活被分为两半，每一半都觉得，对方非常可怕。哦，上帝啊，这样的状态真糟糕。我的看法，我的大部分爱都属于您，但是我依然爱我的妈妈。她对你们两人出言不逊，这让我生气。”朵拉表示了种种不满，并且为她自己的言行进行了辩解，但是凯特告诉罗素：“我觉得，如果我们希望到美国去，妈妈是不能阻止我们的。”

后来的结果就是如此。大法官庭举行会议，依然受到湿疹折磨的朵拉准时出席。法庭裁决：凯特和约翰应该到美国去，与父亲会合，至少可以待到秋季。其附带条件是，如果要求约翰回国，在战争中为国家服务，他应该立刻返回。于是，约翰和凯特登上玛丽女王号，8月2日从南安普敦起航。朵拉、帕特、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到港口送行。凯特后来写道：“我站在高高的甲板上，望着南安普敦港消失在远方，心里有一种逃离噩梦之感。”为了留住令人愉快的逃离瞬间，她拍摄了一张照片。她说，它“成为我感到最羞愧的秘密之一，然而我一直没有扔掉它”：

我母亲站在码头上，一边笑，一边哭，挥舞着手绢。她受到焦虑的折磨，湿疹让她变得狂躁。她身边是我的同母异父弟弟和妹妹，紧绷着脸，显得厌倦，隐隐不快。送行的人还有母亲奇怪的妹妹玛丽——我们住在她的家里。玛丽的几个儿子表情极不自然，穿着松松垮垮的英国男童雨衣。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多年。

朵拉在自传中写道：“现在让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自己那时并不知道凯特心里想些什么。那是37年以前的事情，我后来在她的书里了解到她当时的想法。”在著作出版几年之后，凯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那时，朵拉依然病得很厉害，我对她缺乏同情……这简直糟糕透了。她得了湿疹，让她看上去没有吸引力，我带着厌恶的神情，仅仅从远处观察她。我现在不想为自己寻找借口，说自己的态度“和我父亲一样”。但是，他也有同样的心态，可以从让他失望的人那里收回全部感情。当然，当年我以那种方式对待我母亲，我现在依然因此深感羞愧，良心一辈子也不会得到安宁。

1939年3月，罗素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工作。但是，他要等到9月，才能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去，履行为期3年的职务。罗素在加州沿岸的圣巴巴拉租下一所房子，让彼得和康拉德住进去。然后，他开始另外一次巡回讲座，以便填充那几个月空闲时间。讲座像往常一样，也是威廉·B．费金斯筹划的。罗素在《自传》中说，关于那次巡回讲座，他只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举行讲座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教授们都认为休伊·朗[1]不错，原因是他给他们增加了工资。第二件事情令人愉快——在纯粹的乡村地区，我被带到了密西西比河堤坝的顶端。在那天之前，没完没了的讲座，一段接一段的长途旅行，而且天气非常炎热，这一切让我深感厌倦。当时，我躺在草地上，看着烟波浩渺的密西西比河，两眼一会儿望着河水，一会儿望着天际，几乎进入催眠状态。在大约10分钟的时间里，我体会到了平静。我很少出现那样的状态；我觉得，只有在面对流动的河水时，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关于那次巡回讲座的报道显示，讲座的主题是美国在维护欧洲文明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在讲座过程中，就如何实现这个目的而言，他的看法经历了重大转变。1939年3月28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在一次访谈中，罗素重复了《美国采取中立立场的理由》中的主题。他强调说，美国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是维护文明的最大希望。但是，仅仅几天之后，4月4日出版的新奥尔良《时代铜币报》报道说，罗素认为，如果美国和盟国联手，希特勒就不敢贸然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英美联手可以到达避免战争的目的。4月9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称，罗素督促美国出面避免战争，采用的方式不是与英国和法国组成联盟，而是起到事实上的世界政府的作用——或者说，起到该报道所称的“世界独裁者”的作用。这个观点看来在费城举办的讲座中得到重复，那篇报道的标题很长——《罗素认为美国是战争中的统治者：贵族预测，中立让美国支配世界》。4月15日，罗斯福公开敦促希特勒保证，不再继续侵略他国。罗素致信罗斯福，赞同之情溢于言表：

您呼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现和平，我谨向您表达深深的感激和佩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我作为地位卑微的教授，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为了这个事业，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忠诚。这样的感觉现在支配着我，促使我一改以前的做法，向掌权者表达自己的感受。

罗斯福在回信中写道：“承蒙来信赞同我的举措，谨此深表谢意。”

除了对密西西比河畔那平静的10分钟回忆之外，对那次巡回讲座的其他情况，罗素几乎没有记忆。这也许可以说明，那时已经快满70岁的罗素发现，那次紧张的讲座之行让他精疲力竭。凯特写道：“他的讲话有时候显得肤浅。而且，他做的梦也充满焦虑——要么觉得自己找不到讲演大厅在什么地方，要么觉得自己没穿裤子，赤身裸体地站在讲台上。”

1939年5月，巡回讲座结束。罗素返回圣巴巴拉，与彼得和康拉德会合，开始准备秋季课程。可以理解的是，罗素夫妇发现，他们喜欢加州的夏天，远远胜过他们逃离的芝加哥的寒冬。开始时，罗素和彼得庆幸当初做出了迁往西部的决定。他们在圣巴巴拉租下一幢农舍式房屋。那幢屋子爬满青藤，草坪碧绿，十分舒适。他们购买了一辆轿车，彼得充当司机（罗素没有学习驾驶），常常外出，欣赏加州乡村的美丽景色。8月，约翰和凯特到达旧金山，彼得和罗素驾车去接他们，然后前往约塞米蒂山区度假。凯特回忆说：“虽然父亲已经67岁了，但是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他愿意和我们一起跋涉。我们上午艰难攀登，午后顺着粗糙的岩石下山。如果说他累了的话，他可从来没有显示出疲态。”

一家人返回圣巴巴拉之后，罗素的背部受伤，十分痛苦，不得不卧床休息几周。接着，开学的时间临近，他们必须动身到洛杉矶去。他后来说，他担心那个学期的课程“准备不足”。况且，当时来自欧洲的消息非常糟糕，他发现自己难以将精力集中在哲学问题上。罗素一家人动身到洛杉矶之前一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之于世；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之后，英法对德宣战。凯特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罗素家的一切事情都是“在新闻广播的间歇中完成的”。罗素和彼得“坐在收音机前，神色紧张，急切地收听消息，得到的只有夹在愉快的广告之中的只言片语”。罗素的学生们也记得，罗素最关心的是来自欧洲的消息，而不是如何讲好课程，讨论的话题往往是政治局势，而不是哲学问题。

一个名叫芬尼克·W．霍尔姆斯的学生回忆说，有一次，罗素中断了哲学史课程，谈到了欧洲轴心给文明带来的威胁。罗素说，如果纳粹和苏联联合起来，拥有的力量很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其后果是，“巨大的黑暗”将会吞没欧洲。一名学生认为，罗素的论点旨在呼吁美国介入战事，并且抱怨说，罗素没有讲出“让他在战场上拼命的”任何理由。在接下来的一节课开始时，罗素详细回应了那名学生提出的反对意见。他说，战争危及的是整个自由传统，危及的是自由地进行科学探索的可能性。罗素让学生们认识到，面对这个传统遭到毁灭的威胁，他愿意放弃他以前信奉的和平主义。霍尔姆斯后来写道：“他当时让我们觉得，这个决定是罗素本人的蒙难之言。”

但是，罗素在课堂之外很少提及战争。在一段时间里，他犹豫不决，不知应该公开抛弃还是维护他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反复表达的和平主义。9月11日，他接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报纸《加州布伦熊日报》的弗洛拉·刘易斯的采访。就英法是否应该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他没有表示明确意见，而是强调赢得战争的关键是保证充足的食品供应。战事爆发3个月之后，他在写给剑桥大学的老朋友罗伯特·特里维廉的信中说：“我试图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但是想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将会取得胜利，心里觉得十分难受。”

罗素的心思主要集中在战事上，他发现自己难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下心来。况且，他还觉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根本比不上”芝加哥大学。他认为，那里的学生也没有芝加哥大学的能干，管理人员的官僚气息比较严重。此外，罗素还十分讨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罗伯特·斯普劳尔。罗素将他比作希特勒，并且后来谴责说，遇到任何公开表达自由观点的讲师，斯普劳尔都一律开除了事。罗素1939年12月22日写信告诉露西·唐纳利：“这个国家的习惯做法是，让所有知识分子饱受困扰，碌碌无为，使他们不再具有思想。我正在受到这个习惯的侵害。”他告诉她，当他有时间时，他在撰写一本关于“词语与事实”（“或者按照通俗的说法，叫作《语义学》”）的著作。次年，该书成为罗素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威廉·詹姆斯讲座的基本内容，后来出版时使用的书名是《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

战争自然打乱了将约翰和凯特送回英国的计划，罗素和彼得租下的那幢房子成了他们的家。它位于洛杉矶的韦斯特伍德郊区，是一幢豪华的西班牙风格建筑。约翰那时快满18岁，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罗素告诉露西·唐纳利，他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学校来取代剑桥大学”。凯特15岁，在当地的一所私立女子小学上了一个月课，发现她自己无法忍受那里的一些做法：姑娘们必须穿校服；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得到许可；历史课照本宣科，课本使用大号字体，而且附有插图。这与她习惯的历史课相去甚远。罗素让她退学，以免她承受更多的折磨。他亲自在家里给她上课，用英语讲解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用德语讲解海涅的诗歌。

凯特回忆说：“我们都不喜欢洛杉矶。我们都希望互相帮助。但是，我们理解的帮助方式是，不向别人倾诉自己遇到的麻烦。其结果是，委屈慢慢累积起来……我们都不能自由地诉说自己的委屈，不能向别人表示的同情敞开心扉。我们独自面对，以坚忍克己的态度承受负担，拒绝将它们放在别人的肩上。”在达廷顿学校，凯特与朋友的关系曾被切断，备受随之造成的痛苦；现在，她觉得她自己与在学校遇到的姑娘们关系疏远，痛苦越发加深。长期以来，凯特对彼得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彼得容貌美丽，举止优雅，沉着镇静，于是向彼得求助。但是凯特发现，彼得有意或者无意地强化了她自己“行动笨拙、身体超重”的感觉。彼得亲自动手，帮助凯特节食，给她理发，购买新衣服。凯特多年之后写道：“她做完那些事情之后，我的外貌有了改观。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行动笨拙。她用特殊的方式，强调了她要我掩饰的那些缺点。”

根据罗素后来（没有公开）的回忆，他在洛杉矶的日子“变得困难，其原因是，彼得的歇斯底里症状越来越厉害，对约翰的憎恨有增无减”。在芝加哥时，彼得曾经迷上了一个男人，“常常强迫我和他共处”，给我们两人的婚姻造成了很大压力。迁到洛杉矶后不久，罗素向约翰和凯特宣布，他和彼得准备分手。一天下午，罗素、约翰和凯特一起，在韦斯特伍德的郊外散步，罗素告诉兄妹俩：“彼得已经决定离开我们。”凯特听到之后，深感震惊地问：“您是否要我要求她留下？”罗素回答说：“嗯，我觉得这样做于事无补。”凯特回忆说：“他给我俩留下的明确印象是，如果她真的离开，他觉得轻松许多。”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和凯特惊讶地发现，日子像以前一样。罗素神情颇为尴尬，不得不告诉他俩，彼得改变了主意。彼得留了下来，但是对她的处境明显表示愤怒，失望之情写在脸上，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凯特说，她和约翰“惶惶不安，生怕违背了她的意愿，担心我俩无意之中得罪了她，引起她大发雷霆”。

在洛杉矶的那几个月中，罗素与相关方面协调，希望另找一份工作，最好在东部。1940年元旦确定，他秋季将在哈佛大学举办著名的威廉·詹姆斯讲座。过了不久，他受到邀请，打算在纽约城市学院担任教授。那份工作从1941年2月1日开始，到1942年6月30日结束。薪水为8000美元，比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待遇高一些。罗素觉得那个机会很好，不可出现闪失，立刻表示接受。他随即致信斯普劳尔校长，要求辞去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职务，希望该决定于1940年夏季生效。1940年2月24日，纽约城市学院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骄傲地宣布了这个事实：学院已经获得了伯特兰·罗素这样知名学者的服务。几天之后，罗素收到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奥德韦·蒂德的来信：“我深感荣幸，谨此通知您，您被聘请为城市学院的哲学教授……我知道，您接受此项职务的决定将给哲学系和本学院的名声和成就增添光彩，将会深化和扩展该院对人生的哲学基础的兴趣。”

最后几个字眼稍显奇怪，其原因在于，院方聘请罗素讲授的课程与“人生的哲学基础”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一门属于逻辑学，另外两门分别属于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如果说纽约城市学院使用这样字眼的目的是，利用罗素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文章和讲座的知名度，那么，该尝试将会以引人瞩目的方式，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在纽约，罗素有一个毫不宽容、影响很大的对手。早在《婚姻与道德》中，罗素就曾与对方发生冲突。但是，这事他现在肯定完全忘却了。在1929年的巡回讲座之旅中，罗素为《婚姻与道德》做宣传。纽约新教圣公会主教威廉·T．曼宁博士针对该书，领导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宣传活动，将具体矛头指向对罗素发出邀请的大中学校。当时，曼宁施加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带有不祥之兆的例子是，他成功说服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收回请罗素举行讲座的邀请。

曼宁认为，罗素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反对宗教和道德观的宣传分子，是一个专门为私通进行辩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听到消息说，他所在城市的公立学院将罗素奉为知名教授，并且表示热烈欢迎，顿时怒不可遏。于是，他发起一场强力攻势，反对纽约城市学院的这项聘任。纽约和全美的许多报纸刊登了曼宁3月1日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那封信件中，曼宁引用了罗素鼓吹的令人反感的婚姻观和道德观，然后以铿锵有力的语言，提出了两个问题：“任何关心我国福社的人是否愿意看到，这样的说教以我们大专院校的名义四处传播？纽约城市学院怎么会聘任这样的家伙呢？”

曼宁的攻击让罗素陷入艰难的境地。如果放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可能就性道德观与一名极端保守的主教展开争论。但是，1935年以来，他希望抛弃这样的争论，集中精力研究技术性较强的哲学。1940年，他希望自己因为关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获得知名度，而不是因为关于私通的观点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人请他就曼宁的攻击发表看法时，他拒绝就范，几乎保持沉默，声称曼宁的观点没有什么意思，依然打算如期到纽约城市学院任职。

但是，曼宁决心已定，不愿被人回避了事。在向报界公布了第一封信几天之后，曼宁寄去另外一封信件，谴责那些“在道德和精神上非常糊涂的人”——他们竟然认为，聘任罗素没什么问题。仅仅几天之内，报纸上充斥着谴责罗素的文章。社论、读者来信和政客们发表的声明占据各个版面，罗素遭到令人感到震惊的猛烈攻击。《小报》将罗素描述为“异教信仰教授”，要求有关方面收回对他的聘任。耶稣会周刊《美国》声称，他是“男女乱交的鼓吹者，有过离婚经历，生活颓废，面容干瘦”，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向学生灌输“放荡生活的自由规则”。纽约州哥伦布骑士会的天主教事务委员会主席谴责该项聘任，称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耻辱”。《小报》原文照登了给拉瓜迪亚市长的一封公开信，该信敦促市长“保护我们的年轻人，不让他们遭受他的有毒笔头造成的有害影响”。

一周之内，那一场非同寻常的辱骂攻势产生了效果。3月7日，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定于3月18日举行下一次会议，重新审议关于该项聘任的问题。该项动议的领头人名叫查尔斯·H．塔特尔，高等教育委员会成员，是曼宁所在的主教教区的主要非神职成员。塔特尔督促该委员会重新考虑聘任事宜，在罗素任职之前解雇他。塔特尔解释说，他当时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道，同意聘任罗素，其实根本“不知道罗素伯爵的宗教观和道德观”。

在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前一周里，反对罗素的宣传活动甚嚣尘上，言辞变得更加刻薄。在赫斯特出版社的文章中，罗素被说成是共产党员，并且遭到了严厉谴责。在向纽约警察局发表的讲话中，弗朗西斯·W．沃尔什阁下宣称，罗素鼓吹可能导致犯罪的理念（支撑这一指责的想法——如果我们可以称它为想法的话——是：罗素鼓吹私通；私通形成“涉及婚姻的三角关系”；涉及婚姻的三角关系有时造成的后果是，警方“发现三角中的一方躺在血泊中”）。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站了出来，要求开除罗素，开除高等教育委员会中支持该项聘任的成员。纽约市议会的成员觉得，他们不敢忽视那些人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于是参与了那一场政治迫害。3月15日，就在高等教育委员会开会仅仅三天之后，纽约市议会形成一项决议，要求高等教育委员会收回对罗素的聘任。

在那一段时间里，也有人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该项聘任，其中包括纽约城市学院哲学系、文化自由委员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成员，以及其他著名知识分子，例如爱因斯坦、怀特海、杜威和几位学院院长。到了高等教育委员会开会审议这个问题时，对罗素的聘任成为事关言论自由问题的重大事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3月9日，在写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信中，文化自由委员会主席锡德尼·胡克宣称：

最后，围绕对伯特兰·罗素的聘任，进来引起了大声抗议……由此形成的是对来之不易的学术和文化自由原则的严重攻击。我们诚实坚持并且科学推断思想生活的完整性，希望以自由和开放的方式，考虑可选方案。针对罗素先生聘任的这场宣传活动有人组织，威胁着这种完整性。

罗素当时身在3000英里之外，在那场群情激愤的争论中保持沉默。但是，我们从他私下的信函中看到，他更关注的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民族主义问题。假如有人要求他做出承诺，不向学生们宣传他在1929年巡回讲座中就私通表达的观点，他肯定会表示愿意照搬——前提是他已经不再坚持那些观点。他看到他的第二次婚姻遭到不忠行为的破坏，而且当时正在受到彼得的不忠行为的折磨，肯定不大可能让自己被人钉在私通的十字架上。1940年，如果他面对任何听众，他都会解释说，他认为忠诚是婚姻中的一种美德。但是，当纽约城市学院要求他表明意图，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以便对付有人提出的技术性异议：罗素身为英国公民，没有获得那个职务的资格）时，他坚持了自己的立场。3月12日，他给纽约城市学院院长内尔森·米德发了一封电报：“假如没有面对目前的情况，我可能提出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资格。但是，我现在不能考虑这样去做，其原因在于，我不能维护与伟大的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非自由的民族主义的法律。”

法律咨询显示，该项技术性异议没有法律依据。但是，罗素的电报着实让他在纽约城市学院的支持者们深感担忧。例如，哲学系的布朗斯坦教授当时致信罗素，恳求他将来不要谈及关于美国公民资格的想法：“如果您可以现在可以从科学方法的经典角度出发，不再就公民资格问题，预测你自己的未来打算，那么，这将对您非常有利。”罗素在回信中告诉布朗斯坦，“惊悉有人可能以国籍为由，从技术上取消对我的聘任决定，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宗教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民族壁垒的扩展是最大的罪恶之源”：

我不愿申请美国公民资格，其原因不是我对成为美国公民持有异议，而是我无法承认这个说法：一个人偶然所属的种族或者国籍具有重要意义。假如我现在身在英国，我将会全力反对这样的建议：应该要求来自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教授成为英国公民。

当然，对罗素来说，英国国籍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尤其如此。在罗素表达的国际主义的情绪背后，肯定潜藏着顽强的民族主义。当时危机重重，英国面临被纳粹德国击败的危险，罗素不愿做的事情正是放弃他的英国国籍。

随着高等教育委员会3月18日举行会议的时间越来越近，诋毁或者支持罗素的人的热情越来越高。3月14日，他的支持者们在纽约城市学院举行集会，吸引了2000多人参加。莫立斯·科恩在演讲中宣称，如果纽约取消聘任罗素的决定，“我们这个城市的美名将会蒙受损失，这种情况类似于雅典人当初谴责苏格拉底败坏了他们的年轻人，类似于田纳西州指控史古柏提出生物进化论有罪”。[2]同时，在反对罗素的人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狂热的情绪达到了高潮。皇后区区长乔治·V．哈韦提出，如果纽约城市学院拒不取消该项聘任，那么就应该剥夺给予该院的750万美元的预算拨款。市议会议员查尔斯·E．基根将罗素斥之为“狗”，并且宣布说：“假如我们拥有适当的移民制度，在方圆1000英里的范围之内都不能让那个乡下佬落脚。”更有甚者，纽约县的登记官马萨·伯恩斯愤愤大叫，应该给罗素“浇上沥青，沾上羽毛，然后驱逐出境”。

当然，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的那次会议时间很长，气氛激烈，一直延续到深夜。取消聘任的动议由查尔斯·塔特尔提出，得到几名委员的支持，然而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们也曾经投票赞成聘任决定。大多数委员面对巨大压力，依然拒绝让步。会议结束之后，委员会主席奥德韦·蒂德告诉新闻界，塔特尔的动议以失败告终，投票结果是11票对7票。蒂德再次强调，罗素将会讲授逻辑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他引用了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两位校长对罗素的正面评价，然后当场确认，委员会对罗素的聘任决定依然有效。罗素及其支持者们看来赢得了胜利。

该决定宣布次日，罗素致函《纽约时报》，首次就那场争论发表公开声明。他宣布，他自己“对胜利感到高兴，从公众和个人两个方面考虑均是如此”。他并且利用那个机会，消除给公众造成的既成印象，与关于婚姻和道德观的那些负面说法划清界限。他在声明中写道：“有人说我赞赏夫妻之间的不忠行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恰恰相反，我认为夫妻之间的忠实是非常可贵的品质。”罗素分别致信支持他的员工、学生和其他人，表示他自己觉得，那场争论尚未结束。他告诉出版商沃尔德·诺顿：“我认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的对手将会找到某种方式，把我驱赶出去。如有必要，他们甚至会不惜修改相关法律。”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斗争远远没有终结。就在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裁定的那天，出现一个不祥征兆。查尔斯·塔特尔走出会议室时说：“现在，这个问题已从高等教育委员会转向了公众。”次日，一个动态明确表达了他的意思：有人向纽约州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份诉状，要求法院责令高等教育委员会撤销雇用罗素的决定。原告名叫简·凯太太，是一名家庭主妇，与纽约城市学院没有任何联系。她为何希望将罗素赶出纽约呢？其动机一直模糊不清。给人的印象是，她担心罗素讲授的课程将会给她的女儿格罗里亚带来潜在损害。但是，格罗里亚其实不是纽约城市学院的学生。况且，与纽约城市学院开设的其他所有文科课程一样，罗素讲授的课程仅仅面对男生，根本不可能允许她听课。凯太太提出诉讼的正式理由是：第一，罗素是外国人，无权接受纽约城市学院的聘用；第二，罗素讲授的课程“构成危险和威胁，可能影响在纽约城市学院就读的学生的身心健康、道德观念和个人幸福”。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围绕罗素聘任问题形成的社会氛围：那样的诉状竟然被法庭接受，更不用说原告最终胜诉了。

凯太太的律师约瑟夫·戈尔茨坦登记备案了一份证言，以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进行人身攻击，支持凯太太的诉状。戈尔茨坦宣称，罗素经营了一家“裸体学校”，参与了裸体营地的活动，“和其他公开展示裸体的男女一起，赤条条地四处走动”。此外，罗素“还喜欢淫秽诗歌”，并且“与同性恋者眉来眼去”。戈尔茨坦显然希望将罗素说成是危险的狂热之徒，于是含沙射影地暗示，应该让“精神病医生”来检查这个哲学家的精神状况。为了支撑罗素“完全欠缺道德品质”这个断言，戈尔茨坦还向法庭递交了罗素撰写的四本著作：《婚姻与道德》、《论教育》、《我的信仰》和《教育与现代世界》。戈尔茨坦得出的结论是，罗素“行为淫乱，喜好淫秽，生性色迷，欲望横流，性欲过盛，沉迷性爱，贪念肉欲，不信宗教，不敬神灵，心胸狭窄，固执己见，虚伪不实”（后来，罗素本人显然以欣赏的口气，重复了这一描述）。戈尔茨坦写道，罗素的哲学思想其实“是东拼西凑而成的迷信之物和命题，廉价庸俗，陈旧不堪，其目的旨在误导视听”。当然，戈尔茨坦在证言中，没有提及罗素在逻辑学和数学哲学方面的著作。同理，他也没有指出——甚至没有承认——纽约城市学院聘请罗素讲授的正是这些科目。非但如此，戈尔茨坦的证言造成的贯穿始终的印象是，罗素将会讲授关于性道德观念的课程。戈尔茨坦声称，罗素企图利用他在纽约城市学院的职位，将其“作为一份授课特许，以便推销肮脏、猥亵、淫秽和亵渎神灵之物”。

3月27日，纽约州最高法院审理凯太太提出的诉讼案件。主审法官是一位爱尔兰人，名叫约翰·E．麦基恩。代表高等教育委员会出庭的律师名叫尼古拉斯·布奇，受聘于纽约市政府。该律师将辩护集中于质疑这个技术重点：罗素作为外国人没有权力在纽约城市学院任教？他没有质疑凯和戈尔茨坦针对罗素的人品和道德提出的指控。罗素后来断言，如果说“那位伪善的女士［凯太太］希望打赢官司，那么，纽约市政府肯定希望以失败告终”。不过，看来可能的情况是，布奇认为他的最佳策略是，让法庭驳回案子，而不是回应原告方提出的理由。罗素本人没有应邀到庭，无法为自己的良好人品辩护。实际上，法庭拒绝让他露面，其理由是他在这个案子中“没有法定权益”。戈尔茨坦在庭上重复了证言中针对罗素的说法，并且慷慨激昂地指出这个传言，希望起到补充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心地邪恶，恶意撒谎”，声称将会调动美国军人镇压罢工。戈尔茨坦一直强调，罗素撰写的关于教育和性道德观的通俗著作就是他的哲学思想，并且高声质问主审法官，“我们是否别无选择，不得不每年付给他8000美元，让他在我们的学校中讲授这样的哲学？”

麦基恩法官看来接受了原告律师的说法，觉得可以通过阅读罗素的通俗著作，评估罗素是否适合讲授数学哲学。于是，他宣布休庭，以便让自己有时间研读戈尔茨坦提交的那些作为证据的著作。他表示，“如果我发现这些著作支撑本案原告提出的主张，我将给仲裁委员会和上诉法庭提供某些可以考虑的东西”。

3天之后，麦基恩法官宣布了裁定，关于罗素的人品和著作以及在纽约城市学院任职的决定：“罗素先生在他著作中宣传不道德和淫秽的说教”；高等教育委员会“突发奇想，随心所欲”，聘任他担任可能相当于“下流教授”的职务，“直接破坏了相关人员的公共健康、安全和道德”。于是，对罗素的聘任决定被取消了。法庭提出了三项理由：第一，罗素不是美国公民，没有担任该职务的资格；第二，在提供这份工作时，高等教育委员会没有让罗素参加相关考试，也没有让公众参与竞争；第三，从道德方面考虑，罗素不适合讲授哲学。

在向法庭表达的长篇陈述中，麦基恩清楚表明，他发现第三条理由“最有说服力”。麦基恩坦言，他本人无法将罗素的通俗著作与其哲学著作区分开来，无法将数学与数学哲学区分开来。但是，他提出了以下观点：

有人提出，罗素先生的私人生活和著作与聘任他担任哲学教师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人提出，他将讲授数学。但是，他的职位设在纽约城市学院哲学系。

基于这一点，麦基恩强调了罗素在其通俗著作中表达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性道德观的看法。在戈尔茨坦提交的四本著作中，麦基恩发现大量证据说明，罗素“道德败坏，散播淫秽说教”。他特地挑选了以下引文，以便证明罗素兜售“肮脏的东西”：

我可以肯定，假如大多数大学生体验没有子女的暂时婚姻，大学生活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摘自《教育与现代世界》

我认为，在没有性经验的情况下，无论男性或者女性都不应走入旨在生儿育女的严肃的婚姻关系。——摘自《婚姻与道德》

现在有人过分看重私通，这是很不理性的。——摘自《我的信仰》

我不会宣扬说，从一而终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想望的做法；我也不宣扬说，持久的婚姻应该排除偶尔为之的萍水之交。——摘自《论教育》

1940年，私通在纽约是犯罪行为。因此，那位法官引用上述说法旨在显示，“罗素先生的哲学以及他的过去行为与纽约州的刑法发生直接冲突，并且与之背道而驰”。他声称，聘任罗素将给纽约的学生提供一个负面的模仿对象，让他们效仿一个公开鼓励不法行为的男人。为了维护纽约学生的美德，为了阻止他们触犯法律，必须撤销高等教育委员会聘任决定不让罗素去该校讲授哲学。

罗素无法出庭为自己辩护，在整个庭审期间不得不待在洛杉矶。在案子庭审期间，《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表示同情的文章，题为《伯特兰·罗素安然度过大学旋风》，并且配有两张照片：一张显示他给人气爆棚的听众发表演讲的场面，一张显示他和家人一起在家休闲的情形。文章写道：“他已经安顿下来，享受愉快的堪称典范的家庭生活，陪伴他年轻的红发妻子和他们两人的孩子，以及第二次婚姻留给他的儿子和女儿。南加州的温暖气候终年不断，他希望最终在那里安下新家。”凯特回忆说：“我们坐在洛杉矶的家里，阅读相关报道，收听广播中的消息，在事情过去三四天之后收到了来自纽约的信件。”

裁定宣布之后，记者们团团围住罗素，希望听到他的反应。他告诉一名记者，麦基恩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家伙”，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他身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其观点或许带有偏见。”他向其他记者强调说，他并不赞同私通；况且，性道德观不是他的主要兴趣。“曼宁主教对性行为很感兴趣；与他相比，我真是自愧弗如。”罗素将自己比作苏格拉底，并且宣称，当初针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完全相同的指控——一是不信神灵，二是腐蚀青年”。此外，罗素还强调说，审判提出的问题重大，涉及学术自由和公民自由：“有人借此事小题大做，这让我深感震惊。我担心，过不了几年，美国的知识分子将被统统关进集中营。”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持类似观点，并且调动它可以利用的所有途径，试图通过上诉，推翻麦基恩的裁定。但是，很快明确的一点是，纽约市政府当局根本没有打算给人质疑该项裁定的任何机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聘请奥斯蒙德·K．弗伦克尔律师，让他代表罗素提出申请，以便针对罗素人品的指控，进行正式答复。但是，该申请被以下三方逐一驳回：首先是麦基恩法官，接着是纽约州最高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最后是州上诉法庭。与此同时，为纽约市辩护的律师们告知高等教育委员会，鉴于市长拉瓜迪亚公开支持该裁定，他们将不会提出上诉。接着，高等教育委员会试图聘请私人律师接手案子。但是有人说，他们不能那样做。实际上，市政府当局行为欠缺正派，希望匆忙了结案件。4月4日，就在麦基恩宣布裁定之后几天，拉瓜迪亚市长公布了行政预算。目光敏锐的记者们发现（其实拉瓜迪亚没有让他们注意到这一点），原本用于罗素拟上任的那个职位的经费已被取消。有人问及这一点时，市长干巴巴地回答说，该做法“符合消除空缺职位的政策”。纽约市财政监察委员会后来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决议：“本委员会划拨的经费不能用于雇用伯特兰·罗素。”于是，在聘任决定宣布两个月之内，法庭下令收回了该决定。上诉——无论是罗素提出的，还是纽约城市学院提出的——计划根本无法实施，该职位本身也被取消。而且，此举还敲定了一点：不能使用公共经费来雇用罗素。虽然那件著名案子闹得满城风雨，罗素在纽约城市学院任职的事情这时已经完全无望。

对罗素来说，麦基恩做出的裁定导致的最直接后果自然是，它危及自己的生计。罗素在《自传》中宣称：“没有哪家报纸或者杂志发表我写的任何东西。一夜之间，我被剥夺了所有赚钱谋生的手段。”这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在裁定宣布之后的6个月时间之内，罗素发表了三篇报刊文章，举办了九场公开讲座，在报上刊登的声明、信件和访谈共计十篇。但是，他撰写报刊文章和发表演讲赚钱的机会大大减少，远远不及从前。原定于1940年夏季举办的巡回讲座被迫取消，其原因在于，讲演厅老板心里紧张，担心将场地租给曾经引起强烈争论的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这一事实产生的作用堪称雪上加霜：罗素的学术生涯似乎将要就此结束。罗素告诉《生活》杂志记者，他希望在南加州安家。当时，他肯定希望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度过为期3年的合同的剩余时间。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斯普劳尔心里却另有打算。他虽然在纽约案件审理期间写信支持罗素，其实并不希望罗素继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当罗素试图收回辞职信时，斯普劳尔一口拒绝。4月30日，法律程序启动，以便确保立刻将罗素赶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庭没有立案，但是斯普劳尔校长办公室伺机清楚表态：1940年夏天之后，罗素不能继续留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与此同时，有关方面采取行动，要求哈佛大学收回让罗素举办威廉·詹姆斯讲座的邀请函。波士顿市的法律事务代理人托马斯·多根致函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称，如果哈佛大学拒不改变让罗素举办威廉·詹姆斯讲座的决定，波士顿市将会启动法律程序。多根写道：“对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每个美国人来说，聘用此人是侮辱之举。”4月14日，罗素给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威廉·E．霍金写信，询问事态的近况，结果收到了一封含糊其辞的复函。霍金随信附上《波士顿信使报》的一份剪报，上面刊登哈佛大学管理机构发表的一项声明说，校方不会改变聘请罗素的决定。但是，霍金在信中给罗素留下的印象是，如果校方取消邀请，某些教员可能表示支持。霍金告诉罗素：“如果我装模作样，声称本校没有受到当前局面的困扰，那将是愚蠢之举。托马斯·多根扬言说，提起该诉讼……在英联邦法律中有一定依据。不过，本校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可是，本校已经成为某些公众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立法部门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或许会带来严重后果。”霍金写道，哈佛大学将会迎战多根扬言要打的官司，不过理由并非言论自由（“其原因在于，如果以此为由，将会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哈佛大学支持您的主张，让您在本校宣传您的性道德观念。在我们的安排中，这一要求不在考虑之列，而且在法律方面也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而是仅仅基于这一点：作为一所独立学府，哈佛大学有权独立做出决定，不会受到法律因素的干扰。

罗素在回信中写道，霍金的来信“让我觉得，自己能够体面地放弃举办威廉·詹姆斯讲座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之下做到这一点：一是不面对指责自己懦弱的说法，二是不会让教师们觉得扫兴”。罗素告诉霍金，鉴于随时可能出现的官司威胁，他其实希望哈佛大学做出让步。“与其承受漫长的焦虑和痛苦之后失去邀请并且没有赔偿，毋宁现在就取消邀请，给我经济补偿。”但是，他敦促霍金注意两点，第一，告知他可能出现的任何法律问题；第二，在针对他的聘任的任何诉讼中，希望哈佛大学允许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出庭：“我无法忍受的情况是，自己在法庭上再次遭到诽谤和谴责，然而却没有机会批驳无中生有的攻击。其他任何人都不了解相关情况，不可能替我进行应有的辩护。”

后来的结果是，多根扬言起诉哈佛大学的官司不了了之，免去了罗素再次对簿公堂带来的折磨。可是，1940年夏季学期即将过去，罗素当时心里完全没底：秋天结束了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之后，他将在何处——或者说是否可以——找到工作呢？在那段时间的信函中，详细讨论的不是战事，而是他个人心中的焦虑。当时，就纽约城市学院聘任罗素引起的轩然大波，《新政治家》主编金斯利·马丁发表了一篇表示同情的短文。罗素致信表示感谢，并且终于有了机会，宣布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已经改变。他告诉马丁：“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继续充当和平主义者了；但是，鉴于宣布支持战争可能涉及的责任，我不愿意公开表态。假如我年轻，可以参加战斗，我应该宣布自己放弃了和平主义立场。但是，要求别人参战要困难得多。然而，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宣布，自己已经改弦易辙。如果您可以找到机会，在《新政治家》上透露，您听我谈到了这一点，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那是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战争的适当时机。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取代内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3天以后，就在罗素给马丁写信那天，丘吉尔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丘吉尔宣布说，他可以奉献的“只有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那篇演讲以完美方式，表达了英国公众的情绪。无论战争爆发之前公众如何支持和平主义，如何支持绥靖政策，那些东西现在全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对胜利的强烈渴望。但到那时为止，英军看到的唯一主动战斗是那一场旨在挽救挪威不受纳粹侵略然而注定倒霉的战役。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相继入侵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罗素在广播上听到了令人非常沮丧、难以忍受的消息：纳粹节节胜利，英军步步失利，一路退到敦刻尔克。5月19日，英国远征军被驱赶到法国海岸。罗素在给老友罗伯特·特里维廉的信中写道：

此时此刻，我想到的只有战事。你收到这封信件时，目前的战役可能结局已定。我一直记得，在马恩河战役期间，我待在西福尔芝，让你步行两英里路，去取一份周日报。也许，假如凯泽当时掌权，情况可能好一些，希特勒上台之后，局面糟糕许多。我发现，自己现在不是和平主义者。我认为，文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取得胜利。我认为，自从5世纪——日耳曼人上一次让世界倒退到野蛮状态的时间——以来，目前的战事最为重要。

6月8日，《新政治家》宣布了罗素放弃和平主义立场的消息。但是，在那段时间里，罗素不得不在美国报刊上为自己辩护，驳斥声称他在讲座中对盟军战事表达悲观论调的报道。5月23日，圣巴巴拉市的《晚间观点》报道说，罗素告诉他的学生，盟军的事业已经失败。据称，罗素在一次讲座中说：“如果盟军取得胜利，结果当然不错。但是，那也好不了多少。”罗素随即矢口否认，告诉报界（如果芬尼克·霍尔姆斯的记忆是正确，那么，罗素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他“从未预测德军将会取得胜利”。而且，他还强调，他确信“如果德军取胜，那将是历史上的最大灾难”。6月11日，罗素发表了一份篇幅更长的声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该声明刊登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报纸上。他写道，“近年来，我曾经反对过战争，觉得战争带来巨大的邪恶，超过任何希特勒式人物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现在，我已经逐步意识到，我那时和几乎所有人一样，低估了希特勒的力量。我当时真的不相信他竟然会入侵英国。而且我觉得，暗示他可能侵略美国的说法完全是异想天开之举。如今，他已表明，他将一意孤行，企图左右整个世界。只有更强大的势不可当的力量才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径。

无论谁取得胜利，战争的代价都是可怕的。我认为，这是很难见到的情况之一：消极无为让人付出的代价甚至更大。

假如我仍在可以参军的年龄，我现在应该正在战斗。假如有任何其他方式让我参战，我应该感到欣慰。但是，有人告诉我，眼下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干的事情。盟军不需要兵员，更不用说老人了。他们需要的是装备。

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他当初其实没有想到德国会入侵英国；不过，这是虚假之辞。1936年，罗素不仅考虑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声称，纳粹入侵带来的邪恶影响没有机械化的“科学”战争那么厉害。只有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径；对他来说，这个想法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他曾在《和平之路在何方？》中表达过这一看法，并且在面对纳粹的侵略行为时坚持认为，英国的最佳选择是奉行不抵抗政策。真实的情况看来是，他在1936年就能够面对英国遭到纳粹入侵这个想法；但当这一点在1940年将要成为现实时，他发现自己深爱英国，无法忍受它遭到入侵。

夏季学期结束时，罗素和彼得领着康拉德、约翰和凯特，迁入一座租来的木屋。它位于内华达山脉的落叶湖畔，距离塔霍湖不远。罗素后来说，那是“最漂亮的地方之一，知道它真是人生一大幸事”。他无法完全摆脱欧洲战事的阴影（他在《自传》中说，“1940年夏天让我看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对比，一边是公众舆论形成的恐惧，一边是个人生活之中的愉悦”）。但是，他至少可以将纽约任职之争抛在脑后。在罗素的一生中，当他鄙视人类时，他总是希望在大自然中寻求慰藉。在内华达山脉，他发现一个去处。用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的话来说，在那里，“上帝的杰作与人类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他告诉那位朋友：“我们身处6000英尺的高山，四周是悬崖峭壁，较低的山坡上松树参天，高处岩石嶙峋，白雪覆盖。这里的景色可以与阿尔卑斯山脉的蒂罗尔山媲美。积雪融化，湿润的空气滋润着高山草地。鲜花遍野，流水潺潺，瀑布飞落。群山中湖泊星罗棋布，羊肠小道四通八达。”

那座木屋太小，无法容下他们一大家人。康拉德和保姆住在室内，其他人在外面的门廊上睡觉。不过，罗素有一间小书房。天气很热，他常常赤身裸体坐在里面，准备秋季将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讲座。1940年，讲座内容出版，书名是《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罗素说服他的英国出版商艾伦和昂温（他的美国出版商没有接受这些内容），在扉页上增添了他获得的一长串学术荣誉和称号，最后还有这些字样：“法律认定没有资格在纽约城市学院任职的哲学教授。”

罗素用该书名来囊括这些讲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容易引起误解。讲座讨论的主要内容不是意义理论，更确切地说其实是认识论。引言的第一个句子开宗明义：“本书旨在研究关于经验知识的某些问题。”接下来的文字是，“与传统的认识论不同，本书采用的方法更加重视语言因素”。但是，在序言中，罗素先向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中参加专题讨论会的相关人员致谢，然后写道：“在这两所大学进行的讨论……减弱了我原来所强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语言因素。”

这相当于说，罗素在该书中关注的是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是否一切知识全都来自经验？”。但是，他以另外的形式，重新表述了这个问题：“‘命题真实性的经验证据’的意义是什么？”罗素一方面沿袭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论文体现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他对逻辑学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这时认为，认识论——关于知识的理论——研究的是命题的排序方式，它可以与逻辑层次和心理学层次区分开来。如果按照逻辑排序，首先考虑的是可以在逻辑上派生其他命题的命题。如果从心理层面来排序，首先考虑的是我们认为处于首位的命题。但是，如果按照认识论来排序，首先考虑的是提供知识基础的命题，即罗素所说的“基本命题”。《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的核心旨在研究“基本命题与经验的关系，即在与活动相关的认识排序中处于首要地位的那些命题——从某种意义说，那些活动是我们接受那些命题的基础”。

罗素的理论是：基本命题——所有知识的基础——都是感知经验的直接报告，都是经验形成的。例如，如果你感觉热，那么对你来说，“我热”就是一个基本命题。其结果是，“既然别的人可以拥有我的感知”，那么，所有基本命题都具有个人特征。接着，罗素采取了让他余生中与一些哲学家争论不休的方式进一步推论说，严格说来，所有知识不是与世界相关，而是与感知相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都坚持认为，感知确实是在人的头脑中的。为这个观点反复辩护的做法让罗素深感恼怒，在1959年的《我的哲学发展》中，罗素以前所未有的论战方式，提出了以下令人难以信服的表述：

……我坚持的一个观点让其他所有哲学家感到震惊：人的思维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来自恒星的光亮穿过具有干扰作用的空间，在视神经中引起扰动，最后在大脑形成活动。我强调的是，大脑中的该活动就是视觉。我其实是强调说，大脑由思维构成——这里的“思维”是最广义的，与笛卡儿所用的类似。对于这个观点，有人的回应是：“胡说！我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到大脑，而且我可以看到，大脑并不是由思维构成的。它与桌子和椅子一样，是由物质构成的。”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当你通过显微镜观察大脑时，你看到是你的个人世界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很长的因果过程在你身上形成的结果，该过程始于你说你正在观察的大脑。毫无疑问，你说的你正在观察的大脑是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是作为你的经验中的一种数据的大脑。那个大脑是物质大脑形成的一种遥远的效应。由此可见，如果像我强调的那样，活动在物质时空中的位置是由因果关系形成的，那么，感知出现在眼睛看到活动之后，沿着视神经进入大脑。所以，感知肯定存在于大脑之中。我可以引用H．哈德森先生在1956年4月出版的《心灵》上发表的文章，说明我的观点与大多数哲学家之间的差异。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我们无法见证或者观察“我们大脑中”的活动》。我强调的是，第一，我们能够见证或者观察我们大脑中的活动；第二，我们根本无法见证或者观察其他任何东西。

这是一种形式奇特的认识唯我论。它认为，人们看到的一切，所说的一切，知道的一切都被限制在大脑之内。它允许的唯一例外是世界的结构。罗素倒退到他在《物的分析》中表达的观点——马克斯·纽曼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之后依然坚持认为，物理学所讲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的活动具有与我们的感知类似的结构；但是，我们根据经验推知的关于世界的其他一切不是知识，而是猜测。这里所说的推知不是稳当、确定、可以论证的纯逻辑推论，而是不确定的“非论证性”推论——构成常识和大部分自然科学的推论。

专业哲学家在学术刊物上评述《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时，大都表示了尊敬的态度，但是既无多少热情，也未表示赞同。[3]大多数哲学家过去——而且现在依然——认为，罗素声称我们看见的是大脑中的活动，这是怪诞异常之言，是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留下的不幸遗产。许多哲学家的做法与布雷思韦特在1938年的一样，对罗素提出的意义因果论持并不信服的态度。虽然罗素刻意提到当代哲学家——例如，卡尔纳普、诺伊拉特、塔斯基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但是，就提升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主要哲学家的名声而言，该书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本著作将会永远停留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进行的研究中。

1940年夏天，罗素离开洛杉矶，前往内华达山脉。他当时心里依然并不确定，哈佛大学讲座秋天结束之后，他究竟依靠什么工作——即便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为生？纽约的那场灾难之后，看来没有哪所大学会给他提供职位；此外，依靠撰写报刊文章和举办讲座赚钱的机会也寥寥无几。但是，经济救助来自一个可能性最小的机会：阿尔伯特·巴恩斯博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精于艺术品收藏，喜欢向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他在费城组建了一家教育机构，名叫巴恩斯基金会。他邀请罗素担任哲学讲师。在该基金会就读的学生得到的主要机会是，研究巴恩斯搜集的杰出绘画藏品，其中包括专门请马蒂斯定制的壁画，以及雷诺阿、塞尚和凡·高的主要作品。基金会讲授的课程基于巴恩斯本人的美学理论。他的《绘画艺术》一书借鉴了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的著作，强调艺术品的美学形式具有重要意义，超过了历史研究。给学艺术的学生讲授哲学几乎不是罗素当初离开英国时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他根本不能过于挑剔。于是，他敞开双臂，接受巴恩斯的建议，并且邀请对方到加州见面，讨论相关问题。

有的朋友事先警告罗素，巴恩斯争强好胜，难以相处。但是，巴恩斯并非像罗素后来讽刺的那样，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笨蛋（罗素特别喜欢挖苦巴恩斯，声称巴恩斯提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时，常常叫错名字）。巴恩斯1872年出生，年龄与罗素相仿，在工薪阶层家庭中长大，先学医学和化学，后来建立制药工厂。他和赫尔曼·希尔合作，研发了一种新型杀菌剂。他将它命名为阿吉诺尔，可以有效防止婴儿失明。该产品一炮走红，经济效益经久不减。1907年，巴恩斯收购了希尔的全部股份，成为非常富有的人。1910年，他在费城的高档郊区梅里恩购买了一块土地，为自己和妻子修建了一处巨大豪宅。从那以后，他将越来越少的时间用于经营A．C．巴恩斯公司（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行运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释放他在两个方面的巨大激情：社会改良和艺术。

巴恩斯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观点显示出强烈的个人特性，是他深信不疑的东西。他对所有形式的既定权威持强烈的鄙视态度，对财富给他自己带来的社会地位深感骄傲。他几乎算不上社会主义者，却将自己视为穷人、工薪阶层和黑人世界的领袖人物。以上态度让他被人视为异常开明的雇主。他在费城的最贫穷地区招收了一些工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制药公司工作。他付给他们不错的薪酬，并且派发数额不菲的年金来奖赏他们的忠诚言行。他开始收集美术品之后，甚至着手教育自己的雇员。他将画作悬挂在工厂里，给员工开设心理学和美学方面的课程。巴恩斯后来宣称，他“以合作为基础”组建企业。其实，这一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他既不和工人共同决策，也不和工人分享利润。但是，他以家长的态度，关心雇员的福利，这一点确实不假。作为回报，许多雇员对他心怀感激，持久忠诚。其中至少有两个人——诺尔·马伦和玛丽·马伦姐妹——一辈子都对他忠心耿耿，从他与希尔合作的早期开始，直到他1951年去世为止。

巴恩斯自小非常喜欢艺术。但是，在学习医学和化学以及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他的艺术激情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迁居梅里恩之后，他决定动用他的财富，出手购买名画。1912年，他专程前往巴黎，结识了格特鲁德·斯坦因和她的弟弟列奥。姐弟俩对法国艺术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巴恩斯聘请列奥·斯坦因担任向导，开始购买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他因收藏这三位大师的作品而广为人知。经过数年贪得无厌的采购之后，他一跃成为世界上名气最大的现代收藏家之一。

他在自己的工厂和家里展示名画，开始更多地将自己视为艺术教育家，而不是实业家。每个工作日，他都要使用两个小时时间，对员工进行心理学和美学方面的培训。在巴恩斯的心目中，思想界最伟大的英雄是威廉·詹姆斯。在专题讨论会上，在读书会上，他领着自己的雇员阅读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和《宗教经验种种》。此外，他们还阅读了约翰·杜威、乔治·桑塔亚那和伯特兰·罗素的著作。1917年，巴恩斯受到杜威前一年出版的《民主与教育》的启发，加入了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专题讨论班。结果，巴恩斯和杜威两人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杜威常常到梅里恩做客。

1925年，巴恩斯基金会成立，杜威答应担任其教育理事。基金会设在梅里恩，坐落在一个量身打造的美术馆之内。该建筑毗邻巴恩斯的豪宅，采用了法国文艺复兴风格，外墙用石灰岩堆砌。巴恩斯给基金会定位是：利用他自己的藏品，传播艺术和美学，对象是正常情况下被排除在高校大门之外的社会阶层。基金会的章程清楚写明：“理事会的职责是，制定相关规定，确保普通人——即在商店、工厂、学校、仓库等地方谋生的人——可以进入本美术馆。”

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参观这些画作的申请是用带有抬头的信笺写的，或者地址是任何一所美国大学，或者申请人的姓名、地址和写信风格暗示，申请人属于享有特权的富裕精英阶层，那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批准。而且，基金会使用的拒绝方式很可能非常粗鲁，让人觉得怪诞异常。例如，身为百万富翁的收藏家沃尔特·P克莱斯勒曾经提出申请，结果收到一封署名为“彼得·凯利”的回信。回信声称，虽然申请信显示“你是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但是工作人员无法将它交给巴恩斯。“其原因在于，他已经下了严格命令，鉴于他目前正在尝试打破吞食金鱼的世界纪录，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但是，如果申请是手写的，申请人没有工作，社会地位低下，要么是一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工作者，要么是体力劳动者，申请人很可能获得许可，有幸观赏那些画作，并且很可能应邀加入基金会组织的讲习班。

到了罗素应邀加盟时，基金会已经名声在外，被视为行事怪异的孤立机构。在创立之初，基金会的教员包括一批著名学者，但是他们在几年之内相继离开。教学任务落在巴恩斯本人和一帮来自阿吉诺尔工厂的雇员（工厂于1929年出售）肩上，其中广为人知的是马伦姐妹。巴恩斯曾经做出努力，希望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费城艺术博物馆建立正式联系。然而，他的请求遭到拒绝，这让他更加讨厌现存体制，反感态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1940年，围绕对罗素的聘任决定，在纽约发生了那一场轰动事件。这似乎让巴恩斯确信，他和罗素有诸多共同之处。5月，巴恩斯通过杜威与罗素初次接触。6月，他给罗素写了几封信，介绍了基金会的详细情况，谈到了他希望罗素讲授的内容。巴恩斯告诉罗素，他阅读了罗素的著作，其中包括《自由人的信仰》和《婚姻与道德》。他认为，那些著作的主要寓意是，“改良社会秩序的希望在于，开发智性，将其作为人生指南”。他还补充说：“这个总体理念是我们企业的根基，虽然我们碰巧是使用艺术材料来传达它的。”巴恩斯告诉罗素，在追求该目标的过程中，“我也尝到您最近被迫吞咽的那种苦药。例如，费城的主要报纸1923年曾经刊登了一篇社论，说我‘败坏公众道德’——其原因在于，我展示了塞尚和雷诺阿的作品，并且撰写了相关文章，举办了相关讲座！”

“我认为，您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您可以在这里一展才华”，巴恩斯继续写道：

……人生要经历许多阶段，其中的大多数没有以坦率、诚实和彻底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出来，这是习俗形成的无知和偏见共同作用所致。正如您所知的，其结果让人感到悲伤。总之，如果您希望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完全可以畅所欲言，哪怕采取对手所用的那些手段也没有关系。我们将会支持您。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正规注册的机构，与大学平起平坐。而且，我们不需要从受到政客控制的公共财政获得资助。

这封信件的语气非常友好，直言不讳。一方面，它让罗素深受鼓舞，另一方面，其言外之意也让罗素稍感担忧：巴恩斯和纽约市议会一样，也认为《婚姻与道德》是他的哲学代表作，而不是通俗的新闻写作。因此，罗素在回信中坚定地强调：“我不愿讲授关于性伦理方面的课程——这个方面已被人误解为我专门研究的领域。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远远不及其他许多问题。如果要我离开哲学和历史领域，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学，我会感到遗憾的。”他向巴恩斯建议，他可以讲授“历史上的许多哲学流派，讨论它们对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影响，例如，柏拉图主义及其影响，或者说，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

为了进一步商讨相关问题，罗素邀请巴恩斯到塔霍湖见面。不过，他补充说：“我们住在一幢狭小的木屋中，看来无法向您表示地主之谊。”8月初，巴恩斯飞往加利福尼亚，然后驾驶租来的汽车，抵达塔霍湖，随行的只有一条杂种小狗，名叫忠实的笨蛋。巴恩斯声称，它只能听懂法语。凯特回忆说：“我们立刻理解了，他那样的人的生活格言是，‘爱我者必爱我犬’。”罗素一家事先得到指点，明白那次访问非常重要，弄不好很容易得罪巴恩斯。但是他们发现，那条狗根本不可爱，凯特后来说：“我们好歹对付过去，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也许，罗素意识到，巴恩斯得到他的服务意义重大。尽管他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他依然能够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巴恩斯与罗素协商了几天，最后同意和罗素签订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工资为6000美元。罗素的职责是，每周举办一次哲学史讲座，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开始，经过5年的时间，最后讨论20世纪的哲学家（那些讲座后来成为罗素的畅销书《西方哲学史》的基础材料）。罗素向巴恩斯提及，他手头较紧，因此需要在社会上举办讲座，以便从基金会之外的渠道获得收入。巴恩斯当即将薪水增加到8000美元。1940年8月16日，两人签订合同，将这个数字写了进去。“一位富有的主顾（以18世纪的方式）解决了我的个人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教书职位，工作不多，报酬不错。”在9月6日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件中，罗素如此总结了那一场交易。

巴恩斯得意扬扬地返回纽约，10月向当地报界宣布了聘任罗素的消息，并且强调说，他与“纽约那帮固执己见的掌权者不同，根本不会想到要求我的雇员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还伸出援手，提供将近2000美元，帮助安排出版《伯迪·罗素案》一书。该书由约翰·杜威和贺拉斯·M．卡伦编辑，收集了与纽约城市学院聘用罗素决定相关的文章。而且，巴恩斯还亲自提笔，为该书撰写了前言。巴恩斯显然认为，自己已经赢得了罗素的青睐。他不仅让罗素获得了一份讲师工作，而且还让罗素像杜威一样，成了自己的私人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战友。巴恩斯觉得，他和罗素为了共同的事业，正在进行共同的战斗：以文化、理性、教育和平等主义的之名，向传统道德观和现存特权提出挑战。

但是，罗素的想法却并非如此。这一点在那年夏末的书信往来中显示出来。两人商讨的问题是，如何为罗素一家人找到适合的住所。巴恩斯显然希望尽可能提供贴心帮助，由罗素进行选择。他花了大量精力，在费城附近的乡村中找到一处相当豪华的宅院，甚至还提出愿意自掏腰包，帮助支付房租。但是，罗素夫妇态度坚定，婉言谢绝。彼得的态度尤其明确，并且坚持亲自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她拒绝了巴恩斯的善意，暂时住在罗素的老友露西·唐纳利家里，伺机寻找合适的房子。她选择了一幢农舍，房龄200年，名叫“小达切特农场”，距离费城约30英里。罗素向巴恩斯解释说，他和彼得应该住在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您已经给了我妻子和我本人机会，让我们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您免除了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忧虑，我们可以全力去做严肃的研究工作，撰写经过长时间构思的著作。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量入为出。这样，我就不必为了避免举债，去写大量以赚钱为目的的东西。”

罗素当时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重复他在电报村舍的经历，在居住方面耗费大量钱财。但是，从他的信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点：他和彼得希望尽量减少与巴恩斯和基金会的往来。在罗素看来，巴恩斯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可以实现与朵拉离婚之后梦寐以求的目标：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去过一种充满沉思的安静生活，以便从事“严肃的工作”。他既不愿为巴恩斯的事业参加战斗，也不愿让巴恩斯为了他的事业劳神费力。他希望的仅仅是，不受撰写报刊文章或者参与争论带来的干扰，在乡下安静地工作。他每周到费城跑一趟，举办哲学史讲座。他觉得，这个代价值得付出，有助于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它并不意味着，他在为巴恩斯的教育目标和社会改良目标服务。彼得到费城访问之后，巴恩斯写信告诉罗素，就租用那幢房子的事情，他与彼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请代我吻她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弥补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但是，对这种带着调侃意味的亲昵笔调，罗素和彼得根本不予回应。1941年元月，罗素开始在基金会授课。巴恩斯大概这时才意识到，他虽然聘用了一位著名教授，但是未能如愿获得自己希望的友谊或支持。

1940年夏末，罗素、彼得和康拉德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哈佛大学。他们三人在那里度过了那一年的最后3个月时间。罗素在那里举办了威廉·詹姆斯讲座。约翰和凯特（这时分别为18岁和16岁）留在了洛杉矶，几乎过了1年时间才再次见到罗素。那段时间，兄妹俩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学。凯特住在一幢女学生联谊会的房子中；按照凯特的说法，约翰住在“一幢破烂不堪的合租房子里。那些男生有的无法住在家里，有的无钱或者不愿意住在男生联谊会的房舍里”。根据凯特的回忆，约翰在那里结交了“一些性格奇特但是相处愉快的朋友”。约翰人住之后，随即写信告诉罗素，声称他的住处“无疑比较简朴”。他还表示，他怀念“家里那种温文尔雅的温馨”。约翰写道：“昨天，洛杉矶的下午让我感到抑郁，我病了（并不是身体方面的），充满忧虑和悲伤，总的说来感到沮丧。”

在那之后不久，约翰和凯特收到朵拉写来的一封信件，它对约翰的情绪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战争爆发之后，朵拉的处境每况愈下。她的学校失去了许多生源，财务窘境日益严重，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学校所在的场地金维尔宫被英军征用；而且，朵拉还面临失去卡恩维尔的危险——当局已经向她送达了征用令。1940年夏天，她和帕特·格雷斯一起，带着她和格里芬·巴里的两个孩子——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以及灯塔山学校剩下的十来个学生，迁往卡恩维尔。她希望通过居住在那里的方式，设法将它保留下来。但是，学校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她被迫宣布破产。帕特应征入伍，她随即和他结婚，心里的算盘是：如果他遇到不测，她至少有权得到军队发放的年金。在那段时间中，战火已经燃烧到了家门口，日子越来越艰难。不列颠战役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展开，德军入侵的预期正在变为现实。波思克尔诺海滩曾给罗素家族带来许多快乐回忆，这时已是铁丝网纵横交错的阵地。

在那种情况下，朵拉开始觉得，如果她到美国去，情况可能比待在英国好一些。于是，她考虑请求罗素向美国当局提供必要的担保，以便让她带着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进入美国。但是，她觉得自己无法直接向他开口，所以给约翰和凯特写信，要求兄妹俩替她说话。“如果你爸能在美国支付现金，就可以为我提供担保。”她还补充说，没有办法指望格里芬·巴里：“他一直写信说，希望我们到美国去。但是他既无票子，亦无计划。”此外，她暗示，如果他们不出于对她的忠诚请求罗素，他们也许应该看在哈丽雅特的份上去做这件事情。“假如哈丽雅特在美国那边，你们两个在英国这边，哈丽雅特肯定会设法把你们弄出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她很崇拜你们两个，忠诚之心从未动摇。”

约翰和凯特的反应自然体验出罗素与朵拉离婚以来两个孩子面对的两难困境。凯特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被夹在你们两人之间，内心非常痛苦。一方面，我不忍心要求你这样做，另一方面，无能为力的境地让我心里不安。”约翰的态度更直接一些，写信告诉罗素：“她［朵拉］认为，她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这件事情很难办。如果她到这里来，她很可能做出令人讨厌的举动。但是，假定他们不会干涉你的生活，我希望他们能来。不管怎么说，即便德军的空袭没有给孩子们带来致命伤害，他们看来也受到很大影响，已经疲惫不堪。所以，我希望他们离开英国……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将她的来信寄给你。”

可以断定，罗素不会采取任何积极措施。他写信告诉凯特：“抱歉，你母亲让你感到担心。已给约翰写信，解释了我不能按照她的希望去做的原因。其实，与待在卡恩维尔相比，横渡大西洋更加危险。”那时，朵拉被困在英国，凯特的主要遗憾似乎是那种状况给她的同母异父妹妹造成的影响。她在给罗素的信中表示：“我希望自己有能力抚养哈里。妈妈会把她带坏的——让她脾气暴躁，相信共产主义，浑身脏兮兮的。她应该变得更好一些……让她身处那样的狂热分子之中没有什么好处。说真的，我对自己亲爱的母亲欠缺友好，你觉得呢？”在那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凯特没有给朵拉写信。她后来解释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她给我们带来的情感折磨。所以，我尽量不让她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那段时间里，约翰住在洛杉矶城里那所肮脏不堪的房子里，认识了那一帮“性格奇特但是相处愉快的朋友”，整天与他们一起厮混。

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最初三个月中，罗素、彼得和康拉德三人住在坎布里奇的司令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关于罗素在哈佛大学的那段时光，相关文献档案中几乎完全没有记载。考虑到下列因素，这一点越发明显：其一，关于他一生的其他时段，他事无巨细，一一留下记录；其二，威廉·詹姆斯讲座当时知名度非常高；其三，对罗素来说，那些讲座意义重大；其四，几个月之前，纽约城市学院的聘用事宜曾经闹得沸沸扬扬。不管怎么说，那些讲座代表了他5年以来的巅峰状态，积聚了他在那个期间中关于意义和真理问题的思考、著述和讲座的精髓。然而，在罗素的《自传》中，就此只有三个言简意赅的句子；在哈佛大学著名的哲学系雇员中，就此没有谁留下只言片语；当地报纸也没有任何相关报道。1940年10月2日，哈佛大学报纸《深红》刊登了一则关于罗素抵达的简短消息，对他的描述是：“穿着灰色上装，系着领带，十分整洁，脸色红润，尽显英国精神。”但是，关于他举办的讲座，该报却只字不提。罗素在哈佛大学逗留期间，当地报纸刊登了关于罗素举办的其他公开讲座的消息：11月6日，他在普洛威顿斯举办一场讲演，谈到战争时期压制自由造成的危险；11月18日，他在纽约举办了题为《我的信念》的讲座，看来公开表示，他的婚姻观已经改变；11月30日，在纽约举办了另外一次讲座，题目是《面对压力时的自由》。此外，在各种场合的访谈中，他还讨论了上述社会和政治主题，但是，关于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威廉·詹姆斯讲座，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出席讲座的听众人数是多少？它们是否引起了有趣的或富有成效的讨论？关于这些讲座和他在哈佛大学的情况，为什么罗素本人三缄其口？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湮没在历史文献之中。

在没有留下回忆的哈佛之行结束之前，罗素染上了支气管炎，耽搁了他迁往小达切特农场的时间。直到圣诞节之后，一家人终于成行。在那一段时间中，约翰和凯特去了洛杉矶，与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一起过圣诞节。赖欣巴哈教授曾给约翰讲授逻辑学，邀请兄妹俩到他家里共度佳节。节礼日当天，罗素显然思念孩子。他在写给凯特的信中说：“你知道的，亲爱的，尽管我不善言辞，我其实非常爱你们，觉得你们的想法和情绪非常有趣。”在那一时期中，两个孩子分别给罗素写了长信。凯特通报她自己的生活，约翰寄去了他分析政治的长篇大论，言语含混，相当啰唆。凯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过得不错，不仅学业优异，而且享受社交生活的自由；约翰却在苦苦挣扎。罗素身在3000英里之外，给兄妹俩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指导：建议约翰下一年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凯特应该申请附近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后来，约翰如愿进入哈佛大学——让人不禁心生怀疑，那是否借助了他父亲的影响？凯特获得了一份声誉卓著的奖学金，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

1941年1月2日，罗素开始在巴恩斯基金会举办讲座。要求听讲的学生超过了500人，这让巴恩斯左右为难。前一年11月，巴恩斯曾经写信告诉罗素：“从一开始，我们便被淹没在申请书中，其中有的人条件不错。我希望您告诉我，您希望有多少学生？我们这里的班级人数上限为20人，但是以15人为好。我将决定权完全交给您。”最后，决定让65名学生听课，他们全都由巴恩斯亲自选定。其中只有一名搞哲学的，来自费城的天普大学，名叫巴罗斯·邓纳姆。邓纳姆回忆，在首场讲座上，

罗素讲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问大家，是否有问题或者评论？全场没有反应。他重复一遍，依然没有反应。大家对这位大师心怀敬畏——或许以我为最。没有谁敢于冒险开口，大家生怕让人觉得自己愚蠢。在这种情况下，巴恩斯宣布讲座结束。罗素被领进一间办公室，接受记者的采访和拍照。这时，巴恩斯走到我跟前，一只手抓住我的翻领，另一只手猛击我的胸膛说，“为什么不和他比一比？”我知道巴恩斯言行夸张，那是在开玩笑（他并不风趣）。我觉得，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面对罗素那样蜚声学界的大师，一个资历不深的教授是多么的诚惶诚恐。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们的敬畏感没有开始时那么强烈。大约一年之后，卡尔·M．麦卡德尔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声称，在讲座结束之后，罗素完全被“淹没”在问题之中。麦卡德尔写道，罗素的“讲座深入浅出；有些学生从未听说过毕达哥拉斯，也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是干什么的，所以觉得罗素的讲座非常有趣。罗素像来自乡村的书呆子，不惜劳神费力，将生僻的名字和术语一一写在一块老式黑板上。此外，他不时以坦率的言辞，谈到某个古老文明中人们的性生活方式”。几个月之后，罗素便在基金会里成为受人欢迎的角色。1941年3月13日，巴恩斯给罗素写信，喜悦和感激溢于言表：

有一点我可以真诚地告诉您：对学生们来说，您的讲座起到很大作用，大大超过了您的估计，大大超过我的预料。学生们兴趣各异，背景不同。激起他们发自内心的兴趣，让他们自己进一步了解这个学科，将您讲授的内容与其他课程的知识联系起来，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此外，您还赢得了他们所有人的喜爱。假如我是法国人，我真想狂吻您的双颊。您实现了我们的初衷，给予了学生们某种有价值的知识。

接着，巴恩斯还补充说：“不要担心您在这个国家中的生活。放心去过安宁无忧的日子吧。如果我能以任何方式帮助您，请相信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许，巴恩斯在此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巴恩斯乐意充当罗素的资助人，给予他必要的条件，以便让他去过自己渴望的那种宁静的学者生活。但是，巴恩斯似乎也希望从罗素那里得到他已经从杜威得到的东西：其一是个人友谊，其二是对基金会工作的责任心。巴恩斯觉得，罗素没有做到以上两点，这是贵族的清高态度的表现。巴恩斯在写给杜威的信件中说，罗素嘴上大谈民主，然而骨子里依然还是贵族。

事实上，当罗素给英国的朋友写信，谈到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生活时，对巴恩斯和基金会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他谈到巴恩斯让他过上的舒服日子，谈到英国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两者之间天壤之别，让他感到非常痛苦。1941年1月18日，他在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的工作不错，生活安稳。假如没有战争”，

这个国家颇像地处内陆的英国多塞特郡。我们居住的房子拥有200年的历史，是一位威尔士人建造的。我的工作很有意思，而且强度适中。但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真实。狂热的感觉在四周蔓延，每一个人似乎注定要变得狂热，这只是迟早的问题。除了以实际行动——我觉得，自己没有机会投身其中——抗击希特勒之外，我难以想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夫妇认识的一些英国朋友将要回到英国去。我们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将要投身重要的事业。我尽量让自己觉得，保持文明状态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想法看来颇为空洞。我真的从心底佩服英国人进行的抵抗。但是，我自己无法加入他们的行列，心里很不是滋味。

罗素的习惯做法是，他面对自己难以承受的局面时，尽量从高高在上的角度进行观察。就这一点而言，他在基金会的工作性质无疑有所帮助。他讲授的课程试图纵览长达2000年的哲学史，将其置于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这给他提供了适当的背景，让他从广阔的角度，审视正在欧洲发生的事件。在他那段时间的信函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欧洲正在毁灭花了若干世纪创造的文明，正在朝着中世纪倒退。“我觉得，我们似乎生活在5世纪，”他告诉吉尔伯特·默雷，“我有时候觉得，可以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在黑暗时期开始之前，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挽救文明的成果。”他认为，纳粹和苏联签订的条约清楚表明，那场战争事关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国与沙皇结成了上一次联盟，它让这个问题变得模糊。”但是，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俄国之后，这个战争观已经不再正确：无论好坏，苏联现在是英国的盟友。几个月之前，罗素已经深感疑虑，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他当时给吉尔伯特·默雷写信说：“我认为，俄国成为最大的困难所在，如果它站在我们一边，情况尤其如此。我确信，苏联政府甚至比希特勒政府还要糟糕。如果苏联政府存活下来，那将非常不幸。”

罗素通过讨价还价，已让巴恩斯每年增加了2000美金。所以，他不再需要撰写报刊文章来弥补收入的不足。但是，约稿信件不断寄来，他无法抗拒其中的某些诱惑，开始重操旧业，干起了自由撰稿者和讲演人的工作。他举办关于政治主题的公开讲座，给《常识》撰写了题为“美国的教育”的文章。而且，他还给《读者文摘》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当下可以坚持的哲学”——其实，罗素自己的标题“保持广阔视野”显得更为恰当。在文章中，罗素重申了自己在1903年发表《自由人的信仰》以来反复表达的这个观点：面对绝望的最好方式是以客观和全面的态度看待世界。他在文章开头说，“在当前这样的局势下，人们难以避免陷入灰心丧气的绝望状态。这个世界上充满痛苦，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战争接连不断，人们遭到迫害，出现了刻意实施的大规模杀戮暴行……在这个星球的很大区域中，人道主义的理性思维方式正在遭到践踏，没有理性的专制统治者大行其道。”他接着写道，有的人“能够通过独善其身的生活，避开绝望状态”，仅仅考虑自己和孩子。但是，他暗示，他不能过那样的生活，任何具有反思能力的人也不能过那样的生活：“外部世界的邪恶迟早将会侵入人的内心。”

罗素坚持认为，克服绝望的正确方式是，保持广阔的视野，并且提醒自己，世上尚存美好事物。首先看到的是大自然中的事物。“星星，大海，林间的清风，夏日的细雨，春天的鸟鸣”：

我们必须记住，人类虽然喧闹不停，其实仅仅是浩渺宇宙的一部分，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对我来说，这样做可以获得慰藉：安静地坐下来，远眺百万年之前就已经屹立的群山，或者回家时反思，这个世界毕竟不太糟糕——在短短60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其实没有创造多少文明的东西。我们才刚刚起步而已。

罗素继续写道：“我不知道，其他人还发现了什么更好的方式，以便让希望继续存在。对我来说，我在远离人类激情的事物中发现了勇气，例如，拍打海岸岩石的浪头，或者默默无言的群山。在人类创造的几乎与之类似的事物中，我也发现了勇气，例如，巴赫的音乐，弥尔顿的诗歌。去更仔细地观察当下难以忍受的事物吧。我沉思漫长的人类历史，发现了缓解绝望感的东西。”罗素提醒读者，历史上出现过美好时期和糟糕时期。“但是，它们都没有长久存在下去。我们运气不佳，生活在糟糕时期。但是，这样的日子将会结束。如果我们保持希望，它将很快结束。当年，野蛮人战胜了古罗马帝国，至少让世界看来无可救药。但是，随后出现的黑暗时代并未长期存在下去。”

也许，《读者文摘》的编辑担心，对读者来说，罗素推荐的视野过于广阔。于是。他们删去了文章中所有提及地质年代和欧洲文明史的文字。其结果是，文章原来的主题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老生常谈。给人的印象是，罗素提出的“当下可以坚持的哲学”仅仅包括这个恳求：不要放弃希望。文章发表之后，其主题看来可以用这些文字加以总结：“所以，我希望对备受绝望之害的人说，务必提醒自己：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改变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观点可以让希望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保持这个希望，那么，尽管人生是痛苦的，但是它已不再毫无目的。”

经过删改的那篇文章完全失去了罗素著述的特征。一位读者觉得忍无可忍，致信罗素表达不满：“这是否是出自罗素本人之手？文章作者肯定言不由衷。《读者文摘》支付600美元稿费，希望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东西——极端乐观者提供的不痛不痒的告诫！”彼得致信那位署名为克拉格先生的纽约读者，为她的丈夫辩护。她声称，《读者文摘》的编辑“审查了文章，删去了任何可能显示罗素的思想特征的文字”。

在广播谈话中，有关方面更难控制罗素。罗素四次现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系列节目《请您欣赏》，享受了充分自由，表现出言辞尖刻的自我。该系列节目采取的形式是让罗素与其他经常出现的嘉宾对话。他们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英国教授马克·范多伦，以及律师兼批评家亨廷顿·卡恩斯。嘉宾们每周讨论一本著作，罗素应邀讨论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笛卡儿的《方法论》、刘易斯·卡洛尔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关于《艾丽斯漫游奇境记》，罗素的观点不温不火；谈到笛卡儿，他热情洋溢，竭力辩护。他驳斥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但是针对一位听众的提问，借机阐述并且维护了他自己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独特看法。他一方面强调说，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的智性之爱”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排斥了斯宾诺莎的上帝观，给人提供了具有罗素特色的训谕：保持“广阔视野”。

谈到黑格尔，罗素十分傲慢，让人看到他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黑格尔和其他主要哲学家时惯用的态度。罗素告诉听众：“我认为，在世界历史中，哲学遭遇了四个重要的不幸人物，他们分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假如当初将他们排除在外，哲学可能受益不浅。”他宣称，黑格尔“以匹克威克的方式使用语言”。例如，“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自由的意思是服从警察的权力，根本没有其他的意义”；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专制者”一词的意思是“统治一个非普鲁士国家的绝对君主。这就是专制者的定义”。另外一位嘉宾问道：“这样说公平吗？”这个问题《西方哲学史》的读者后来也反复提到。

该系列节目的一期播出之后不久，身在加利福尼亚的凯特写信告诉罗素：“刚才，我打开收音机，想看一看有没有音乐。你猜怎么着，里面传来的是波波[4]的声音……波波在电台上说话的声音滑稽可笑，剑桥口音非常非常浓重。”她补充说：“这一点我总是忘了告诉你。但是，我非常高兴今年夏天可以见到你。”多年之后，她承认说，最后添上的这一个句子“几乎是出于礼貌的言不由衷之辞”：“和他们［罗素和彼得］在一起时，我闷闷不乐，老是绷着脸，几乎不开口说话。对于我的生活，他们根本不了解。其原因在于，我害怕他们表示异议。”

其实，1941年夏天起到分水岭的作用，罗素与约翰和凯特之间的关系从此开始恶化。按照凯特后来的说法，它是“分隔之墙的最后一块砖头——那一面墙壁让我与家里的人距离越来越远”。兄妹俩被留在加利福尼亚独自闯荡。他们一个19岁，一个17岁，已经开始脱离罗素，其生活道路与他们的父亲几乎毫不相关。就约翰的情况而言，他在学生宿舍结交的朋友带来了很大影响。每天下午，约翰开着罗素和彼得留下的汽车，与朋友一起到圣巴巴拉海滩去。用凯特的话来说，他们在那里享受着“加州大学那种无忧无虑的理想生活”。凯特还记得，约翰的朋友“腰无分文，思想激进，其中许多人当时很可能就是共产党人，强烈仇视周围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那里的氛围肯定很像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共同生活的公社。唯一不同之处的是，那时没有毒品，没有神秘意味”。

凯特后来说，那年夏天在加州度过的时光她非常开心，超过她人生之中的其他任何时段。她和约翰很不愿意离开那里，于是尽可能推迟前往东海岸的那次漫长的自驾之旅。“我非常渴望见到你们，”她在信中告诉罗素，随即为耽搁几天的情况表示歉意，“但是，想到我们再也不会回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后来，兄妹俩终于动身，与约翰的家住纽约的三个朋友为伴，开始为期10天的旅程。凯特写道：“首先，我们饱览了大峡谷的壮丽景色，欣赏了西部多姿多彩的风景。随后，我们安下心来，每天没完没了地开车，冒着灼热，穿越无穷无尽的乡村地区。热风扑面，我们处于迟钝状态，依靠一杯杯可口可乐生存。”一行人抵达宾夕法尼亚州之后，兄妹俩给罗素和彼得发去一份电报：“我们五人午夜以后抵达。”凯特记得，他们接着继续赶路，心里充满自豪，觉得“自己考虑周到”。

凌晨1点之后，他们终于到达小达切特农场，随即上床睡觉。他们醒来之后，根据凯特的说法，看到“丰盛的早餐，听到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

我们自认为，发去电报显示我们做事老道，行为负责。但是，那封电报看来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假如我们直接打电话，他们会告诉我们，家里没有供其他三人睡觉的地方，我们应该在路上找地方，再住一个晚上。我们兄妹俩没有脑子，考虑不周，觉得自己应感惭愧。约翰的那三个朋友一路和我们愉快相处，这时显得手足无措，缺乏教养。他们在我们家里感到很不舒服，非常乐意被带到车站，转乘火车前往纽约。

凯特回忆说，他们的朋友离开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个夏天非常炎热、让人觉得压抑，变为十分漫长的折磨，使人心里充满失望，埋藏着受到伤害的感觉”。约翰和3年之前在牛津的情况一样，将自己封闭起来。凯特一直觉得，自己与康拉德（他那时只有4岁）没有任何交流。而且，她前一年在洛杉矶曾经弄僵了与父亲的关系（“我当时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气吞声，去赢得他的赞扬”）。于是，她转而求助彼得，认为“自从彼得10年之前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一直充当着不稳定的世界之中的一个铁锚”。但是，彼得“本人也漂浮不定，被个人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心情忧郁，需要得到帮助，无法伸出援手”。凯特指望彼得提供支持，彼得希望得到凯特的同情——两人都无法从彼此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我愤愤不满，收回了对她的信任。两人都独自面对自己的苦闷。”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契机之一，让他们暂时摆脱了那种沮丧的气氛。但是，他们看来都没有理解它具有的重要意义。一家人决定玩一种游戏，采用显灵板向亡灵求助。首先，将26个英语字母在桌子上摆成一个圆圈，圆圈中间倒扣一个玻璃杯子。然后，每个玩家将一根手指放在杯子上，让杯子在字母之间移动，拼出一条讯息。凯特后来说：“如果你相信幽灵，拼出的讯息是超自然的。如果你不相信，它可能是游戏参与者觉得必须揭示的某种寓意。”结果，拼出的讯息是：“约翰，约翰它［是］同志。”对这条讯息的最合理解释是，约翰（或许在潜意识里）试图告诉他的家人，他自己是同性恋。我们可以想象，对约翰来说，透露这个秘密是非常艰难之举，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尤其如此：第一，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关于生儿育女的著作中，罗素曾经表示，同性恋是不良抚育行为带来的后果；第二，约翰的母亲朵拉也以强烈的态度，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一家人对所有这一切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见到这条讯息之后哈哈大笑起来。凯特后来说：“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约翰有那样的倾向，无意中肯定推动杯子，拼出了那些字母。我们却一笑了之，肯定让他感到非常难堪！我们当时没心没肺，那是让我感到最痛苦的记忆之一。”

约翰试图袒露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十分固执，对那一事实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接受了“它同志”这个说法，并且用它来描述他们认为可能的同性恋者。那个可怕的夏天终于结束，凯特和约翰如释重负，离开费城，前往哈佛。约翰去哈佛大学求学，凯特到拉德克利夫学院读书。在写给罗素和彼得的一封信件中，凯特谈到了约翰的室友，觉得他“非常不错”。实际上，她补充说：“我感到相当恼怒——这么友善的室友，约翰竟然向我隐瞒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约翰心存负面疑虑，觉得对方是‘它同志’。”那个短语以这样的方式一直沿用下来，无疑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让约翰尴尬不已。

约翰和以前一样，写信的次数没有凯特那么多。但是，从他在哈佛大学期间所写的为数不多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一种刻意表现的漫不经心的幻灭感。1941年10月20日，他在推迟回复的一封信件中向罗素和彼得解释说：“我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回信，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最近出现了轻微的放荡行为。”他告诉他们：“我越来越确信，自己宁可成为流浪汉，成为醉鬼，也不愿浪费人生，去追求舒适但令人窒息的生活，去撰写令人生厌但愤世嫉俗的著作。”他几个月之后写道：“我觉得，凯特学习不错；但是我对学习的兴趣大不如前，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改观。这样的状况真的非常糟糕。”在另外一封信件中，他引用了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表达了他对父子关系的看法：

其原因在于，这样的人致力于研究智慧，一般来说都非常不幸，但是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子女身上。看来，大自然深谋远虑，进行了这样的安排，以免智慧搞恶作剧，给人类带来更多伤害。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西塞罗的儿子那么堕落？人们也经常说，睿智的苏格拉底的子女不像他们的父亲，更像他们的母亲。这就是说，他们是傻瓜。

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攻击他父亲珍视的基本信念，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批驳。例如，他在一封信件中讨论了1941年10月的战事，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盟军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希特勒入侵俄国。他还补充说：“面对咄咄逼人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很快败下阵来，以便苟延残喘。”他在次月的信中写道，他去听了一次弥撒，感触颇深：“我觉得，人们要么应该是天主教徒，支持不受时间制约或者妨碍的普世教会，要么具有深信不疑的个人宗教信仰，不与世间的力量发生冲突。”他接着补充说：“人们看来确实有必要信仰宗教。”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宣布参战。对身在哈佛大学的约翰来说，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他的许多同学觉得，他们看来不大可能避免投笔从戎、服役3年的命运，于是开始“加速”，在假期中也继续学习，以便提前一年半获得本科学位。约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位课程被压缩为18个月。在那期间，他很少回家（让人不禁怀疑，对他来说，那正是“加速”吸引人的因素之一）。1943年元旦，他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了相当杰出的优等学位。随后，他直接返回英国，加入了皇家海军。

在那段时间中，凯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过得丰富多彩。用她的话来说，她“从第一天开始就非常喜欢那样的生活”。与她在达廷顿上学时的情况类似，她非常害怕学校放假：离开学校，她不得不回到家里，去面对那种可怕的氛围。在那段时间里，彼得的脾气变得非常糟糕，凯特开始将她视为“某种定时炸弹——我根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大发雷霆”。而且，凯特也生父亲的气，觉得他过度忍让，听任彼得没完没了地责难和无理取闹。有一次，罗素写信给凯特，几乎在解释家里的情况：“装模作样地表现出自己没有的感情，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即便我在半睡半醒时，我也必须表现出感情。我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放松的时刻。”如果罗素觉得，凯特会对他的境遇表示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凯特听到之后深感震惊：“那是否是他曾经教导我应该保持的诚实？面对遭受挫折、闷闷不乐的妻子，那是否是正确之举？难道他仅仅试图安抚她，以便让自己过上安宁日子？”

罗素在《个人备忘录》中写道，在那几年中，彼得与约翰和凯特兄妹俩的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开始时，她对他们很好，他们也很爱她。后来，她逐渐不喜欢约翰，开始不断找他的麻烦，说三道四，但是依然喜欢凯特。最后，凯特青睐年轻男子，彼得于是对她产生了恶感。

但是，在凯特的回忆中，罗素和彼得在她男友的问题上态度一致。她说，他们两人“从来都不喜欢我的男朋友，总是给我提供不好的建议”。例如，她有一次希望结束与一个男孩的关系，罗素给她出的主意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男人（特别是美国男人）往往变得狂暴。我强烈建议，避免和他单独相处。如果你必须见他，一定要有其他人在场。但是，最好不要和他再见面。通过写信的方式，结束这一段关系……你应该得到最好的男孩。我觉得，他提供的条件并不是最好的，远远没有达到我希望的水平。

罗素和彼得不喜欢凯特的男朋友，这让凯特在家里的日子变得更加痛苦。1942年夏天，约翰在哈佛大学“加速”学习，凯特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放弃了与罗素和彼得两人交流的想法：“我简直无法就任何问题与他们交谈……在那个夏天，我形只影单，闷闷不乐，除了最基本的日常问题之外，我在那幢房子里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我们住的地方距离城镇10英里，而且实施了汽油配给措施，所以我没法和别的人交往。”

对彼得的火爆脾气，凯特的解释是：虽然彼得年轻时（但是她当时只有32岁）得到一个成功男人的关注，然而“她发现，和那个名人一起的婚姻生活令她相当失望。他的激情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彬彬有礼的殷勤之举。对一个追求浪漫的年轻女人来说，他表现的情感很少让人满意……她依然年轻、漂亮。除了激情方面的需要之外，她也不喜欢被摆放起来，不愿充当继母、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对父亲愿意忍受彼得的做法，凯特的解释是，他看到离婚给约翰和她自己带来的伤害，害怕以同样的方式，给康拉德造成伤害。

在他的人生经历中，罗素第三次发现，他生活在空洞的婚姻外壳之中，一碰即碎的殷勤言行取代了爱情、激情和感情。彼得故意表现出来的盛怒有增无减，那种殷勤言行以更微妙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表达了他心中的伤痛、愤怒和失望。凯特说，彼得从罗素那里强求“感情的外部表现，他一一给她。那仿佛是一种供品，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凯特补充说：“我确定，她并未受骗。”朵拉曾经相信罗素对爱情和家庭责任的表述，在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直到（并且超过了）离婚之日。相比之下，彼得显然不是如此。她要求罗素付出感情，结果得到的是半心半意的应付。而且，随着她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糟糕，罗素“彬彬有礼的殷勤之举”变得越来越冷漠。但是，一天夜里，罗素脸上的面具滑落下来，那样的方式让她感到十分恐惧：她醒来发现，罗素试图用枕头捂死她。罗素给出（而且她表示接受）的解释是：两人那天晚上一起阅读侦探故事，罗素做了一个噩梦，发现自己正在杀人。那个事件与“约翰它同志”这个短语一样，成为家里的一个笑话。由此得到的明显推论是，遭到压抑的情感借此找到某种释放渠道。但是，与约翰心照不宣地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情况类似，他们对此依然一笑了之。

但是，无论罗素私下对彼得的感觉如何，两人在公开场合中显示出团结一致的状态。1942年至1943年期间，他们联袂给报纸撰写了几篇文章和若干信件，讨论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当时，英国政府担心，美国国内支持甘地的做法可能削弱盟军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夫妇出面干预，采取的形式是给美国人阐述英国政府的政策。罗素在写给比阿特丽斯·韦布的信中说：“这里的人对印度一无所知，但对那里的局势表示十分关注。在某些地方，在印度问题上的反英情绪非常强烈。我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试图克服这一点。”这番话其实意味着，一方面，罗素夫妇表态，支持印度独立，具体说来，支持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2年3月提出的准许印度独立的建议（该建议遭到甘地的否认）。另一方面，两人提出警告说，甘地领导的运动可能给盟军的战事带来损害。

此外，彼得还帮助罗素准备讲座材料，与在他撰写《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时一样，为他提供了大量历史研究资料，让他用在讲座之中。在《西方哲学史》的序言中，罗素对彼得提供的帮助表示了谢意。但是，彼得后来向朋友抱怨说，她对该书的贡献很大，并未得到充分认可。多年之后，莱昂纳多·伍尔夫发现，彼得看到自己仅被视为名人的附庸，不禁火冒三丈。她坚持认为，她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自相矛盾的是，她常常采取的形式是，以明显炫耀的方式，让人注意到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贵族地位。有一次，菲利斯·特里——特德·劳埃德（约翰和凯特的法定监护人之一）的一位老友——到了小达切特农场，探访罗素夫妇。她了解到，彼得其实名叫帕特里夏，于是问彼得，应该如何称呼她？“她回答说，虽然她的封号是‘女伯爵’，其实应该称为‘夫人’！”在另外一次访问期间，菲利斯带上了自己的小儿子，于是将他介绍给康拉德。“彼得感叹说，虽然两个孩子年龄很小，但是贵族的孩子与平民的孩子却大不一样，让人看到之后不禁唏嘘不已！”

这种自命不凡的做派肯定让阿尔伯特·C．巴恩斯博士非常反感。没过多久，在“民主”氛围十分浓厚的巴恩斯基金会内部，彼得便成为众人讽刺和鄙视的对象。据称，巴恩斯曾经说过，彼得“看来难以咽下罗素夫人这个令人钦佩的头衔。它显然卡在她的咽喉上，所以她自动反色，老是将它挂在嘴边”。此外，彼得还激起了巴恩斯的长期助手诺尔·马伦的敌意。1941年10月31日，马伦小姐给彼得写信，声称基金会理事会接到关于她的行为的投诉。其中一项是，彼得曾经冲进基金会的美术馆，打断记者对罗素的采访。另外一项颇为滑稽有趣：在罗素举行讲座时，彼得手工编织东西，造成了干扰。其结果是，该信件通知彼得：从那以后，禁止她进入基金会的地盘。

接到那封信件的当天，彼得随即回复，字里行间体现出她特有的好斗性格和刻薄态度。首先，她以不屑一顾的口气（“一位白发女士找到我，她的名字我并不知道”），声称她与马伦小姐的口角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接着，她为自己现身罗素举办讲座的地点的做法辩护，提出的理由是：“我一直担任他的研究助手，帮助他准备讲座材料。如果问题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他希望我到场。那样做不是出于我的需要，而是为了他的讲座。如果我没有充分了解整个讲座的情况，我就无法帮助他准备任何讲座材料。”就她的手工编织，她的辩词是，“在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我丈夫举办过难度更大、技术性更强的讲座。我曾就自己在场做手工编织的事情，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回答说，我没有干扰任何人。因此，我可以假设，我没有冒犯任何人。”

那封信件旨在进一步攻击该基金会的“民主”感性。彼得随即收到诺尔·马伦写来的回信，其言辞不依不饶：“承蒙您告诉我们，与牛津、哈佛等名校相比，本基金会档次很低。简而言之，一个地位上流、家教良好、博学多才、心地仁慈的人不应让野蛮人提醒说，她出现在他们之中是不受欢迎的。处于这样的羞辱中，应该如何打起精神呢？这是我们当下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

当然，马伦小姐撰写上述回信时之前，得到了巴恩斯博士的全力支持。当年12月，巴恩斯致信罗素，表示安抚和赞赏之意，试图平息事态。不过，他最后还是添了一笔：“我们当初聘请您教书时，并未承担任何义务，去长期忍受尊夫人爱找麻烦的倾向。”罗素勇敢地回复：“我将继续努力（其中包括在研究过程中利用我妻子的宝贵帮助），尽可能保证讲座的质量。但是，就个人关系而言，如果您认为没有与我发生纠纷，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人与我妻子发生纠纷，就是与我发生纠纷。”但是，罗素或许误判了彼得引起的敌意的严重程度。巴恩斯告诉他：“我觉得您应该知道，她试图恐吓的那位‘白发女士’……已经得到正式通知，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从那以后，罗素与巴恩斯进入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休战状态，关系仅仅维持了1年时间。1942年春天，《星期六晚报》连载四周，发表了到那时为止深受巴恩斯信任的记者卡尔·麦卡德尔的长篇文章，题目是《脾气可怕的巴恩斯博士》，将罗素与巴恩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文章的整个第三部分谈到了罗素与巴恩斯之间的关系，并且大量引用了彼得与基金会之间言辞辛辣的信函（巴恩斯表现出反常的开放姿态，允许麦卡德尔调阅基金会的档案——巴恩斯后来对该决定深表懊悔。作为回报，那名记者承诺，将集中报道基金会的教育工作）。见报在即，巴恩斯看到文章，这才意识到他上当受骗了。也许麦卡德尔早有预谋，那篇文章的重点是巴恩斯的人品，而不是基金会的工作，同情的对象不是巴恩斯，而是罗素。在麦卡德尔笔下，巴恩斯本人“从粗鲁言行中大捞一把”，并且“通过撰写言辞恶毒的信件，个人获得了极大满足”。

巴恩斯觉得自己深受伤害，怒不可遏，动用律师和个人关系，与《星期六晚报》主编取得联系，希望阻止文章发表，但是未能如愿。《星期六晚报》的主编意识到，自己掌握的文章将会满足巴恩斯在读者中引起的好奇心。他不仅拒绝撤下文章，反而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增加了文章的影响。全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广告，宣传“费城百万富翁的精彩猛料”。巴恩斯做出了很大努力，对抗那场宣传攻势。一是扯下他可能发现的相关广告，二是在《星期六晚报》中插入了他亲自撰写的一份长达7页的宣传册，阐述他自己的看法。当然，那样做适得其反，让争论升级，增加了公众兴趣。最后，巴恩斯不得不承认失败，让自己尽可能体面地退出争吵。巴恩斯的境遇与罗素的迥然不同，受到很大伤害。那次当众丢丑之后，巴恩斯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借口，以便将罗素赶出基金会。

1942年秋天，巴恩斯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罗素同意就政治问题，每周举办系列讲座，地点在兰德社会科学研究院。系列讲座从10月开始，到12月结束。最后一次讲座结束不久，罗素收到巴恩斯基金会的信函，通知他已被解雇，决定于1942年12月31日生效，原因是罗素违反合同。巴恩斯显然认为，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在写给罗素的信中宣布：“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细节，拥有适当资格的无利害关系人士进行了研究，涉及法律和伦理两个方面。”当然，巴恩斯确实为罗素增加了2000美元的薪金，让他不必举办公开讲座。但是，对巴恩斯来说不幸的是，在罗素的合同中，没有罗素不能举办公开讲座的条款。接着，1942年11月，报纸上刊登报道说，罗素的合同确实排除了公开讲座，巴恩斯（在罗素的要求下）公开否认了这一点。

罗素收到解聘通知之后，随即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状告巴恩斯，理由是对方没有遵守1940年签署的为期5年的合同。他要求巴恩斯赔偿24000美元——他依照合同可以获得的金额——并且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可是，他的案子要到1943年8月才能开始庭审；在那之前的时间里，罗素、彼得和康拉德不得不再次面临陷入赤贫的危险。

为了省钱，罗素夫妇转租了小达切特农场，搬入附近供仆人居住的狭小的农舍式房屋。两人无钱雇用仆人，彼得这时不得不承担所有家务，自己动手做饭和抚养孩子。她很少有或者说甚至没有时间阅读罗素在讲座中依赖的那些著作——对她来说，那是让她获得自尊的一个重要来源。罗素在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中说，他和彼得发现，女性的思想进步是“贵族才有的额外补贴”；现代“日益增加的民主”带来的结果是，女性不得不放弃它。“我们曾经觉得，自己是民主派。其实，我们是受到纵容的贵族后代。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体验是不愉快的。”

面对和罗素的婚姻带来的日益沉重的负担、焦虑和单调乏味的事务，彼得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反复声称要去自杀。凯特偶尔回家，看到彼得的状态，心里深感震惊：彼得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在家里乱窜，手里抓着电话，不让罗素叫医生来。后来，彼得终于睡着了。凯特问父亲：“现在是否应该叫医生呢？”罗素回答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她以前这样闹过。她从来不过量服用药物。”

约翰1943年元旦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乘船返回英国，住在朵拉在伦敦的新家，等着加入皇家海军。他离开之后几个月，凯特写信告诉他，他运气不错，躲过了罗素、彼得和康拉德当时忍受的家庭生活。“你已经摆脱了，我不想给你增添麻烦，让你知道家里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她告诉他，“但是，波波让我很担心。他很疲惫，工作很辛苦。而且，他还要面对一个总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我知道，她有大量的理由和托词，但是考虑到波波的情况，她的做法让我依然非常愤怒。”

为了给罗素节省学费（正如凯特所说，也为了“免去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再过一个夏天的痛苦”），凯特决定效仿约翰，“加速”学习，1943年夏天待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这样，她次年就可毕业。但是，在一次短暂回家探访期间，凯特爬树时摔了下来，两块脊椎断裂，被迫在布林莫尔医院度过那年夏天的大部分时光。凯特上大学时认识的一位朋友恰巧家住布林莫尔，其家人夏天到楠塔基特岛的夏季别墅居住。于是，那位朋友主动提出，让罗素一家使用他们的房子。凯特回忆说：“那幢房子住着很舒服，各式用品齐全，容下了我们这个吵吵闹闹的家庭。我有时候感到疑惑，在我的朋友回来之后，房子的墙壁是否会将我们一家的痛苦反射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1943年7月，罗素一家迁往布林莫尔，此举让他们的窘境出现了转机。在搬家之前几个月中，罗素和彼得熬过了最贫困的日子。失去了——至少说暂时没有——来自巴恩斯基金会的收入，已经70多岁的罗素不得不埋头写作，依赖自由撰稿的收入勉强度日。实际上，他接受了可以得到的每一次约稿，其中包括《魅力》杂志所约的一篇文章。他在该文中给女性提供建议，爱上有妇之夫时应该如何应对？根据锡德尼·胡克的回忆，罗素曾经向他透露，那篇文章其实自出彼得之手，罗素仅仅签了一个名。胡克问罗素：“你为什么写那样的东西？”罗素回答说：“我是为了50美元的稿费。”

当然，对于这个题目，彼得比罗素更有资格表达看法——不管怎么说，爱上有夫之妇可能就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核心事件。文章提供的建议在某些方面暗示，它们基于彼得自己的个人经历。她写道：“如果你爱上一个已婚男人，即使他与妻子的关系很糟糕，你也必须做好心理准备，面对破坏完美幸福家庭的指责。他的妻子甚至可能发现，她是很爱他的。”文章坚持认为，有时候这种婚外恋的有利之处超过了不利之处，然而总体上要求当事者小心从事。文章强调说，如果你爱上一个已婚男人，并且没有理由相信他也爱上了你，没有理由相信他对妻子感到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转身离开，以便避免给你自己——也许还有他人——带来痛苦……与继续关系相比，转身离开带来的痛苦其实微不足道。爱情带来的悲痛是致命的”。

在1943年初那段穷困潦倒的日子里，《魅力》刊登的这篇文章是罗素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约稿之一。但是，他家的基本生活依然不变，或者说至少勉强维持下来。其原因在于，出版商E．霍尔德曼-朱利叶斯向罗素约稿，请他为《大型蓝皮书》丛书，撰写了几本篇幅不长的小册子（它们其实只能算宣传册）。罗素提供了三篇稿件，它们是《思想垃圾略考》、《如何阅读和理解历史著作》以及《自由思维的价值》（副标题为《打破精神奴役并且成为真理追求者的途径》）。这三本书重新利用了他表达了多次的主题，给人的感觉是，他只需一两天时间就可完成一篇。

但是，罗素在布林莫尔也有机会撰写严肃的东西。1943年5月，就在他离开梅里恩之前不久，他的财务状况开始改善。他从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那里，得到一笔预付稿酬，高达3000美元，是他那时为止得到的金额最大的预付稿酬。将要撰写的著作名叫《西方哲学史》，基本材料取自他在巴恩斯基金会举行的讲座。接受那笔资金意味着他已经与W．W．诺顿分道扬镳。到那时为止，诺顿一直是罗素在美国的出版商，已经成为罗素、约翰和凯特的私人朋友。诺顿提出的预付稿酬只有500美元。在当时的情况下，罗素愿意付出失去与诺顿的友谊这一代价，以便获得金额更大的预付稿酬。同一个月，法庭开始审理罗素控告巴恩斯的案子。情况不出罗素所料，审判结果对他有利。唯一没有定论的问题是，他可以获得多少赔偿金？在8月的庭审中，终于尘埃落定，法官判定巴恩斯支付罗素20000美元，比他在起诉书中要求的数额少4000美元。法庭裁定，4000美元是罗素在合同余下时段中可能从公开讲座获得的酬金。巴恩斯提出上诉，结果没有成功，那笔赔偿金将在当年11月按时支付。

理所当然的后续结果是，巴恩斯并未心甘情愿地认输。次年，他出版了一份小册子，题为《伯特兰·罗素状告民主和教育的案件》。他谴责说，罗素“完全没有将民主视为一种重要的分享经验的观念”。巴恩斯宣称，“他在讲座中所说的思想史是抽象观念的历史，与那些人的环境分离开来，根本不承认经验在人类历史中的具体特征”：

在他过去的宗教和道德经历中，罗素先生［我们可以感到，在“先生”这个称呼后面，存在着多少应有的愤怒之情］看到的主要是嘲笑和鄙视的场合。首先，他几乎完全不赞同学生们的希望，反对他们将他讲授的东西与他们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他们害怕遭到他的讽刺，希望提出的问题在嘴边被冻结了。如果说他们从他那里学到了任何关于民主的知识，那是因为他给他们提供了典型的反面例子。

罗素根本没有打算回应那份小册子所说的东西，甚至没有阅读它。他在《自传》中直截了当地评论说：“但是，我确定那份小册子肯定很有意思。”到了小册子出版时，罗素完全可以不理睬巴恩斯对他的想法和说法了。

罗素获得了西蒙和舒斯特支付的预付稿酬，赢得了巴恩斯支付的赔偿金，这时可以在布林莫尔创造有益于独立学术研究的条件——那样的环境他曾经指望巴恩斯能够提供。此外，他还可以呼朋唤友，在身边聚集一批心有灵犀、兴趣相投、知识渊博的伙伴。夏天结束时，罗素夫妇必须搬离从凯特大学朋友的父母那里租赁的房子，迁入布林莫尔学院附近一幢供膳寄宿处，度过那年的余下时光。露西·唐纳利在世纪之初就认识罗素，是他的老友，当时和朋友伊迪斯·芬奇住在布林莫尔，伊迪斯·芬奇在布林莫尔学院担任英语教师，罗素经常与两人见面。他重续与露西的友情，同时开始与伊迪斯的暧昧关系——在后来的岁月中，那一段关系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

罗素获准使用布林莫尔学院图书馆，它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优于巴恩斯基金会图书馆，让罗素可以查找资料，准备撰写《西方哲学史》。罗素还与布林莫尔学院，与它附近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哈弗菲尔德学院联系，希望与三所学院中的哲学教师见面。尽管如此与基于巴恩斯基金会讲座的稿件相比，在布林莫尔撰写的那部分稿件在学术深度方面大为逊色。

正如该书副标题显示的，其目的旨在将哲学史“与其政治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覆盖的范围上起古典，下至当代”。该书头两部分分别讨论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哲学，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随后，这一目标踪影全无，直到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时才重新露头。读者的感觉是，该书布局不当，几乎堪称草草结束了事。例如，许多人认为，伊曼纽尔·康德是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罗素仅仅使用一章篇幅，以批判的态度进行讨论，其结果让大多数人觉得不满。黑格尔著作等身，该书仅用15页篇幅阐述。尼采被当作泛泛而谈的讽刺对象，几乎难见具体内容。一方面，该书只字不提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另一方面，它却分别使用整章篇幅，大谈哲学史上影响较小的人物，例如，柏格森、杜威以及——令人觉得非常稀奇古怪的——拜伦勋爵。这些做法让该书的质量大打折扣。此外，该书其后的部分屡屡出错，结论主观武断，观点变幻无常。就这两点而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罗素确实心急火燎，希望早点脱稿。该书随后几章讨论了一些哲学家；我们怀疑，作者的选择他们不是基于对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的仔细考量，而是因为在讨论他们时，罗素碰巧看到了手边他以前撰写的阐述那些人思想的作品。例如，在讨论柏格森时，他可以使用他在1912年讲座中谈到的内容；在讨论拜伦时，可以使用了他1936年撰写的文章；讨论杜威时，可以使用1938年的文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罗素匆忙完成《西方哲学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尽快返回英国，并且成行之前将稿件交给西蒙和舒斯特。1943年4月，罗素写信告诉吉尔伯特·默雷：“我承担了各项工作，将在这里待到10月底。然后，我将返回英国。”事实上，一直等到1944年5月，罗素才最终启程回国。在那之前，他忙于应付多项工作：一是完成《西方哲学史》的最后部分；二是开设几个系列的讲座；三是为保罗·席尔普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的罗素卷撰写文章。

罗素和席尔普1938年在芝加哥见面时，首次讨论了在该丛书中设立罗素卷的想法。从那以后，席尔普预约了涉及罗素著作的许多方面的多篇稿件，以便编入罗素卷。到了1943年夏天，席尔普准备就绪，将其中大多数文章寄给罗素，让罗素一一作答。那些文章出自形形色色作者之手，其中有的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爱因斯坦和G．E．摩尔，有的人实际上名不见经传，例如，约翰·叶洛夫·布丁、贾斯特斯·布克勒和埃德加·谢菲尔德·布赖特曼。那些文章讨论的话题也多种多样。爱因斯坦的文章篇幅不长，以干巴巴的方式讨论了《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摩尔的是长篇大论，煞费苦心地详尽批判了罗素的指谓理论。余下的文章谈到了罗素在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逻辑学、数学、语言、心灵、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宗教、社会政治哲学以及教育等等。罗素承诺一一回应每篇文章，实质上旨在为他毕生从事的工作进行辩护。

总的来说，罗素发现那是一项志趣并不相投的任务。“其他哲学家们对我知之甚少，这让我深感惊讶”，他在写给当时的情人科莱特的信中如是说。首先，罗素引用了苏格拉底的名言——即便在天国中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进行论证。然后，他补充说：“我已经厌倦争论；我希望人们以与我相同的方式感受事物。”实际上，他的《对批判的回应》篇幅很长，而且——考虑到罗素撰写它的处境——讨论十分充分。但是它显示，作者对详尽论证并无大兴趣。从在内容和风格两个方面看，罗素使用最长篇幅，以最仔细的方式回应的那些文章最符合他本人的口味。同理，那些被他敷衍带过的文章要么包含对他的猛烈批评，要么主要讨论社会和政治主题。他回应了题为《罗素的政治经济哲学》的文章，认为它谈到的“主要问题我认为应在哲学领域之外”。例如，他不愿被卷入争论，重提关于《社会重建原则》表达观点的哲学问题：

关于《社会重建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关于我的其他著作，喜欢哲学的读者——他们知道，我被归为“哲学家”——往往会被导入歧途。我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撰写《社会重建原则》的。撰写这本书时，我将自己视为深受世界状态之害的普通人。我当时希望找到某种改良社会的方式，急切希望用朴素的语言，与具有类似感觉的人交流。假如我从未撰写技术性著作，这一点对大家来说是很清楚的。如果要理解这本著作，就必须忘记我在技术性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在席尔普编撰的罗素卷中，库尔特·哥德尔的杰作《罗素的数理逻辑》技术性最强，而且从某种角度看，在整卷中价值最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素并未回复那篇文章。从哥德尔写给席尔普的信件来看，哥德尔撰写那篇文章时非常用心，认为它相当重要。哥德尔于1935年提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定理之一——受到广泛赞扬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到了1943年，哥德尔被誉为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从哲学上看，哥德尔的数学观带有柏拉图主义的特征。它曾经给予罗素灵感，让他在数理逻辑方面形成了伟大建树。该观点将数学视为关于客观实在的真理体系；但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下，罗素已经放弃了那个观点。当哥德尔接受了席尔普的约稿，撰写一篇关于罗素的数理逻辑的文章，他将它视为一个机会，以便让罗素回心转意，重拾柏拉图主义数学观。哥德尔那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罗素早年提出，数字和类等数学实体实际存在，但是后来却错误地放弃了这个观点。在文章中，哥德尔就罗素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依我所见，假定这类客体的观点不乏合理性，类似于假定物质客体。所以，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们是存在的。”

哥德尔超过了席尔普确定的交稿时间，部分原因是，哥德尔在撰写该文的过程中异常小心（部分原因是，他就是那样的人）。1943年7月，罗素忙于撰写对该卷中其他文章的评述。哥德尔致函席尔普，恳求对方再给一些时间，以便让他进一步修改文章。7月14日，席尔普写信问哥德尔，是否可以停止修改，将稿件直接寄给罗素？哥德尔发电报回复席尔普，内容只有两个字：不行。因此，罗素告诉席尔普，时间紧迫，他无法就哥德尔的文章撰写点评。“对哥德尔的文章，我不会提出任何看法，”罗素写道，“我只能回应他推迟寄来的补充文字。不管怎么说，这样做不大可能引起什么争论。”

8月25日，席尔普仍然没有收到哥德尔的终稿，于是信告哥德尔，“非常不幸”，该书将不会包含罗素的回应文章。同时，他还责备哥德尔不允许将带有瑕疵的草稿寄给罗素。他补充说：“您拒绝准许我将草稿寄给罗素勋爵。罗素勋爵最近很忙，一是撰写定于秋季完成的哲学史书稿，二是准备10月的讲座。除此之外，他还计划于11月离开美国，返回英国。有鉴于此，我觉得不能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他在这么晚的情况下撰写文章，回应您的大作。”次月，席尔普显然颇为恼怒，再次给哥德尔写信：“尚未收到大作，延误了整个出书计划，让我们颇感不便。”

但是，哥德尔将心思放在更高层面的问题上。他认为，与那个问题相比，影响席尔普的出版计划关系不大（甚至说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哥德尔撰写的文章给罗素提供了一个机会，甚至也许是一种责任，让他重新审视当初的“维特根斯坦式转向”。1943年9月19日，哥德尔致函席尔普：“这篇文章对罗素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他忙于处理其他事务，无法撰写回应文章。我必须说，我发现发表这篇文章对罗素极不公平……因此，我可以同意发表本文的前提是，罗素明确表达了发表它的希望……我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形成更多的讨论。因此，在没有罗素撰写的回应文章的情况下，我本人根本不赞成发表这篇文章。”

席尔普给哥德尔回信，建议他直接给罗素写信。他并且援引罗素8月信中的文字说，罗素表明，不会回应哥德尔的文章。这促使哥德尔1943年9月28日给罗素写信，强烈希望罗素改变主意。而且，哥德尔还详细解释了他如此重视自己文章的原因：“您的决定看来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我的文章不会引起什么争论。实情根本不是如此。从某些方面看，我的文章阐述的观点与维特根斯坦引入的发展方向截然对立。因此我认为，就您现在的观点，拙文中的许多段落提出了直接异议。此外，我还批评了《数学原理》的恶性循环原则和附录B——我认为，它们包含某些让证明无效的形式错误。”他在信件的结尾处说：“如果没有您的回应文章，是否应该发表拙文呢？我对此深表怀疑。”

罗素依然没有回复哥德尔的来信。次月，他终于收到哥德尔寄来的文章抄件，于是写信告诉哥德尔说，他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罗素估计为1个月——充分回应哥德尔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罗素随信寄去一段关于哥德尔的文章的简短文字。后来，罗素将它附在对其他文章的回应之后，内容如下：

哥德尔博士的文章讨论了我的数理逻辑，写得非常精彩。收到这篇大作时，我已经写完了所有回应文章，而且无暇另行作答。距离我上一次接触数理逻辑，时间已过大约18年之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我才能对哥德尔博士的观点提出批判性评价。他以前的成就说明，他具有杰出的研究能力。这让我觉得，他对我提出的许多批评很可能不乏道理。《数学原理》的写作早在33年之前就已结束；显而易见的是，考虑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后来进展，《数学原理》在许多方面都需要修正。假如我有闲暇，我将乐于尝试，重写其引言部分。但是，外部环境让我不可能去完成这项工作。因此，我恳请本书读者给予哥德尔博士的大作应有的关注，并且对它做出自己的批判性评价。

罗素告诉席尔普：“我希望，我的短信会让他觉得满意。请转告他，他前些日子给我写的信已经收到，我非常繁忙，没有时间回复。”他们两位或许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本来可能就数理逻辑的性质，展开一场辩论。但是，这样的机会就此丧失。

显而易见（从上述短文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罗素没有意识到哥德尔的文章涉及的两个问题：第一，鉴于《数学原理》问世以来在数理逻辑领域中出现的进展，应该采取技术方式，对该书进行修正。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哥德尔其实是发出呼吁，希望罗素从根本上改变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思路，否定“脱离毕达哥拉斯”这一观点——在罗素本人看来，它是自己在哲学思维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那年夏天，罗素和哥德尔两人在普林斯顿见面。罗素发现，哥德尔接受了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观，不禁大吃一惊。罗素在《自传》中说，客居普林斯顿期间，他每周都要到爱因斯坦家里去一次，“与爱因斯坦、哥德尔和保利一起讨论”。罗素认为，那些讨论令人失望。“其原因在于，虽然他们三位都是犹太人，都是被放逐者，都想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但是我发现，他们都对形而上学持德国式偏见。”罗素以讽刺的笔触写道，哥德尔“结果是一个纯粹的柏拉图主义者。他看来相信，一种永恒的‘不’贮存于天国中，有德行的逻辑学家可能希望死后看到它”。罗素去世之后不久，罗素档案馆的肯尼思·布莱克维尔让哥德尔注意到这一番话。哥德尔给布莱克维尔的回信（与他一贯的做法类似，他没有寄出这封信件），注意到罗素上述说法中的某些不准确之处：首先，他不是犹太人（他强调说，这并非是最重要的）；其次，罗素说他们见过几次面，这一印象是错误的——他记得，只见过一次。最后，哥德尔写道：

就我是“纯粹的柏拉图主义者”而言，罗素本人在1921年撰写《数理逻辑引论》其实更“纯粹”。他当时说，“逻辑学研究现实世界，虽然其特征更抽象，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但是其真实性可以与动物学媲美”。那时，甚至在这个世界中，罗素显然已经看到了那个“不”。但是，他后来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决定对它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罗素不愿认真对待哥德尔的文章，其态度揭示了一点：到1943年为止，他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数理逻辑已经不再重要。无论哥德尔如何评价《数学原理》，他的观点都不可能具有任何哲学意义。罗素似乎觉得，逻辑学本身没有什么哲学意义可言——这与他早年的观点恰恰相反。1943年末，他制订了自己将来进行哲学研究的计划，那些计划也显示了这一态度。罗素在一份题为《未来工作方案》——它看来是他为出版商制订的——的文件中写道，在完成《西方哲学史》之后，他希望做的工作是，撰写一本著作，以便将用于科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化。他强调说，那种推理方式与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推理方式迥然不同。罗素将后者称为“论证性推理”。他说，亚里士多德将论证性推理系统化，它被用于古代和中世纪；数理逻辑将它用于近代化。他写道，论证性推理“在数学领域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数学领域之外几乎不会出现”。在科学领域中，被人使用和接受的推理方式与形式逻辑体系——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是在《数学原理》——中的推理方式不同。如果更确切地说，它是罗素所说的“非论证性推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提正确且推理方式正确时，得到的结论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当出现此类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时，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忽视它”。

由此可见，罗素的计划是：首先分析作为科学基础的“非论证性推理”，然后将其系统化。罗素宣称：“存在着若干比较简单的原则，它们在逻辑上等同于科学方法中被人接受的那种推论，应该不会太难。这样的原则可以构成一种准则。”1943年10月，罗素应邀就这个题目，在布林莫尔学院举行五场系列讲座。那些讲座题为《科学方法的假设》，面向公众开放。按照时任布林莫尔学院哲学教师的保罗·韦斯的说法，讲座获得了“巨大成功”：

尽管大雨滂沱，学生、教师和其他人从哈弗福德和费城赶来，数量不少，而且逐渐增加。他的观点、个性、评论和表述在学院的课堂和大厅中引起广泛热议。

留存下来的讲座概要显示，那些讲座发展了他在《未来工作方案》中勾勒出来的观点。在第一讲中，罗素强调了“演绎逻辑的极限”。在第一讲中，他概括阐述了实践中使用的“或然性推理”。在接下来第三讲中，他详细分析了自然科学的预先假定。他强调说，它们既不是基于逻辑，也不是基于感知，而是基于某些“关于宇宙性质的形而上学假设”。这些假定的真实性既不能通过逻辑来证明，也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尽管如此，“我们大家其实相信它们，无论我们作为哲学家可能装模作样说些什么也无伤大雅”。罗素这时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第一，阐述这些假设；第二，证明“科学知识的大厦”是如何在其基础上建造出来的。

在1944年元旦，罗素听到了非常好的确切消息，这让他可以在对他来说最令人愉快的环境下，完成自己的任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务委员会一致同意，给予他为期5年的院士待遇，时间从当年秋季开始。我们尚不完全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三一学院给了他那个工作机会？但是，在那之前的数年时间里，幕后游说一直没有中断，有人希望让罗素重返母校。1942年，三一学院数学教师G．H．哈迪在报纸上看到，罗素过去与那所古老的学院关系很不稳定。他受到那些错误报道的影响，出版一本著作，详细地记录了那些关系，书名是《伯特兰·罗素与三一学院：上一次大战时的学院争议》。哈迪在该书中强调，与报界反复宣称的情况相反，罗素与三一学院就罗素在一战期间的行为的争论很久之前便尘埃落定：三一学院先是在1920年给予了罗素工作机会（遭到了罗素的拒绝），然后是在1925年邀请罗素举办面向公众的塔那讲座。“整个学术界都知道，三一学院与其著名教授之一之间出现了争执，”哈迪在该书结尾处说，“难道不能心平气和地将实情公之于世，排除任何可能出现的误解，以便让公众知道，双方早就握手言和了？”

罗素被巴恩斯基金会解雇之后，彼得曾经致信哈迪，谈到美国新闻界宣称，三一学院“声明与罗素脱离了关系”。哈迪将信件转交给该院院长乔治·特里维廉，后者在给彼得的回信中本着哈迪著作的精神，声称虽然“上一次大战期间出现了麻烦……但那场争论早在1920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特里维廉继续写道：“您丈夫与本院的上一次接触是在1925年。本院当时聘请他举办三年一次的科学哲学塔那讲座……从那以后，没有出现任何干扰友好关系的事情。”在那段时间中，三一学院哲学教师——罗素以前的弟子——C．D．布罗德看到罗素在美国经济窘迫的报道，于是四处奔走鼓动，呼吁罗素回归。

现在已经无法确定，究竟是布罗德、哈迪，还是特里维廉说服了三一学院院务委员会，让他们1944年向罗素发出了邀请？但是不管怎么说，罗素对此深感高兴，立刻积极回应，欣然表示接受。他的老友艾尔弗雷德·怀特海和伊夫琳·怀特海肯定知道，这对罗素非常重要。1月3日，怀特海夫妇写信告诉罗素：“谨表最热烈的祝贺。这正是应该出现的情况。”罗素给凯特写信，告知这个好消息：“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它最终弥合了1916年造成的陈旧伤害。这也明确了一点：今年秋天我肯定在英国了。”

到了那时，凯特与彼得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自从到了美国以后，凯特第一次没有和父亲一起过圣诞节。她宁可与大学同学待在一起，也不愿回去面对彼得的歇斯底里状态。“圣诞节见不到你，这让我感到不开心，”罗素在一封信件中告诉她，“如果没有彼得在场，你和我相处非常愉快。如果你发现见我不是无聊的事情，我将设法安排和你见面。”1944年初，罗素前往纽约，在兰德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为期10周的讲座，题目是《实践中的哲学》。在那期间，他终于有机会见到女儿。每个星期三，他在纽约的拉斐特酒店过夜。按照凯特的说法，“我给他写信，仿佛我是坠入恋情之中的情妇”。那时，凯特已经决定，夏天毕业之后便返回英国——当然，罗素在彼得之前听到了那个决定。它是许多类似场合中的一个例子——罗素要求女儿耍了一点小小的欺骗把戏。2月3日，罗素写信告诉凯特：“你能否尽快写一封信，寄到孔雀酒店，写明你已经决定返回英国，仿佛你是第一次讲到这件事情？这样，我就可以让彼得看到它。”凯特感到疑惑，“这就是那个一直要求我们为人诚实、做事无畏的男人吗？”

返回英国之前的那个月，罗素除了每周跑一趟纽约之外，平时住在普林斯顿。他在《自传》中写道：“普林斯顿的氛围非常宜人。总的来说，那里的人比我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见到的都好。”在《个人备忘录》中，罗素以某种高兴的笔触，回顾了他认为让彼得丢脸的一件事情：在普林斯顿，彼得邂逅并且爱上了一个西班牙神秘论者，结果那人是同性恋。根据罗素的说法，在耶稣受难节那天，彼得去见那个人，觉得可以和他一起做爱，结果却被告知，他更希望去听弥撒。有人告诉罗素说，那个男人喜欢逗弄彼得。他们一家人离开普林斯顿以后，每每想到当时的情景，他便难以掩饰内心的窃喜。那个男人究竟是谁呢？他没有明说。

此时，罗素面对彼得与其他几个男人有染的现实，试图与科莱特（康斯坦斯·马勒森）重续旧情，再度体验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科莱特已经20多年没有和罗素见面，当时侨居挪威。罗素给她写信，谈到他即将返回英国的决定。“你是否可能回国？”罗素问她，“我希望你回去。”他谈到了席尔普编撰的罗素卷的情况，然后写道：“就我自己而言，我已经厌倦争论——我希望，有人以与我相同的方式感受事物。这样的人屈指可数，这让我重拾希望，我们可以在英国见面。”他在信件的结尾处写道：“请让我怀着许多爱意说，再见吧，最亲爱的科莱特。”

5月，罗素经过了漫长的等待，获得了必需的许可文件，终于开始了返回英国的航程。他随身携带了《西方哲学史》的一大堆手稿——那部著作已经完成，不过尚未出版。他已经在美国侨居了6年。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婚姻破裂，与最大的两个孩子的关系极度紧张，遭受了他一生中最恶毒的公开辱骂。但是，他也终于在1938年失败的地方爬了起来，被剑桥大学——50年前，他曾经视它为“家”——重新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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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伊·朗是一名善于使用蛊惑民心——有人说法西斯主义——的策略和手段的政客，1931年代表路易斯安那州任美国参议院，1935年在该州首府巴吞鲁日遭到枪击身亡。——原注

[2] 1925年，田纳西州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在该州学校中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年轻教师约翰·史古柏因为公然反抗法令遭到逮捕和起诉，结果被判有罪。

[3] 但是，詹姆斯·科南特告诉我，威拉德·奎因曾说，他认为《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是罗素最重要的著作。我发现，这个判断异乎寻常，难以解释。——原注

[4] “波波”是全家人逐渐习惯使用的对罗素的称呼。那是跟着康拉德学的——康拉德小时候发不准音，无法说“爸爸”——原注

第九章　原子弹爆炸了

1944年夏天，罗素、彼得和7岁的康拉德返回英国；对他们三人来说，那是一个并不熟悉的国度。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乐观情绪，但是经过5年战火的熏烤，生活水准很低，让他们三人几乎无法忍受。与美国的情况对比，那种感觉尤其强烈。灯火管制仍在实施，几乎每种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短缺，由政府限量供应。6月6日，就在罗素乘坐的海船抵达之后几天，开始了诺曼底登陆日大反攻。几周之内，希特勒使用了“秘密武器”进行报复。每天，100至150枚V-1飞弹（当时，人们管它叫“飞机式导弹”）倾泻而下，落在伦敦南部。当局第二次命令妇女和儿童撤离伦敦，整个城市重新回到1940年遭到闪电式空袭时的状态。虽然罗素夫妇在美国的最后几年贫困潦倒，但是回国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罗素才适应了经济紧缩、十分艰苦的英国战时生活。也许，彼得的感受更加强烈。

彼得带着康拉德，与罗素分开旅行：母子俩乘坐的是玛丽女王号；罗素搭乘了一艘军用运输船，用他的话来说，它“威严地慢慢行驶，就像一辆自行车”。他先于母子俩离开美国，但是他们超过了他。他搭乘的军用运输船抵达苏格兰的费斯河口时，母子俩已经到了德文郡的西德茅斯，在彼得的母亲家里安顿下来。他立刻乘坐开往伦敦的夜班火车，次日终于和家人团聚。

不管怎么说，他与家人之一团聚了。与彼得当时可能希望的情况相反，康拉德并非罗素唯一的儿子。罗素安顿下来之后，立刻与约翰取得了联系。他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约翰，曾经担心再也见不到了。约翰1年之前加入皇家海军之后，大多数时间待在伦敦，学习日语。他认为，那是准备训练，他即将作为海军军官，被派往远东工作。实际上，训练课程8月结束，他留在了伦敦。次年3月，他被秘密派往华盛顿，翻译日语文件。但是，在1944年6月，约翰和罗素都不知道，约翰将会面对什么命运。就罗素了解的情况而言，自己只有两个月时间，在儿子被派往前线之前，重建父子关系。因此，罗素到了西德茅斯之后，立刻给约翰写信，告知自己的行程：他计划在彼得的母亲那里待到7月底；然后，到达廷顿学校（罗素和彼得打算将康拉德送到那里念书）去，与柯里夫妇共度周末；8月1日，到剑桥大学履新。“如果我们在达廷顿时你可以到那里去，那就非常不错了，”罗素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到剑桥来……我可以安排你住在学院里。”

结果，约翰没有到达廷顿去，直到10月才到剑桥去看他。在那段时间里，约翰在伦敦，住在朵拉位于基尔伯恩的家里。1943年元旦离开美国返回英国之后，约翰和朵拉一起生活了1年多时间。他和朵拉、帕特、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一起，面对种种危险，分享温暖的陪伴，在那座备受战火蹂躏的城市中幸存下来。他后来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他终于与父母中的一位建立某种融洽关系；此外，他也与他的同母异父弟妹们建立了充满感情的密切联系。自从1939年离开英国以来，很可能自从幼年时代以来，他第一次感受了关系密切的家人给予的支持。他开始觉得，一方面，家人十分需要他，另一方面，他也十分需要家人。

但是，让约翰感到困扰的是，家人分为两处。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梦想抚平伤痕，让父母、继父、父母的亲生子女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他觉得，那个重任只有他可以完成。前一年，他亲自关心康拉德的教育，朝那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约翰了解到，罗素希望康拉德进入达廷顿学校读书，于是去拜见校长柯里，打听相关情况。他给当时仍在美国的罗素写信说，柯里建议罗素在达廷顿附近找个住处，这样康拉德就可以作为走读生在该校上学。约翰还了解到，罗素和彼得手头拮据，于是在1944年1月写信告诉父亲：

你没有机会为康拉德设立基金，况且基金会成员固执、愚蠢，态度变换多端；有鉴于此，我觉得，我应该在前往远东——天知道我在那里可能遇到什么情况——之前，做出某种安排。这样，我就可以控制，让基金带来的收益可被用于支付康拉德的教育费用。在我满25岁之前，我对那笔资金本身没有支配权。但是，我可以约定，当我达到那个年龄时，如果我活着，虽然身在地球的遥远角落，那笔资金可以转到康拉德的名下。

“如果我不做出这样的安排，”约翰补充说，口气预示不祥之兆，“我野心很大，渴望不小，身为军官难免大肆挥霍，那笔资金将会消耗殆尽，失去价值。”

罗素没有问约翰上述最后一个句子的意思，心怀感激地接受了约翰提出的支付康拉德教育费用的建议。在回到西德茅斯之后，罗素在写给儿子的第一封信件中曾经表示，在剑桥见面之前，“如果你做出安排，用那笔钱支付康拉德的教育费用，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康拉德1945年9月才开始在达廷顿学校读书。在那之前，也是在约翰的帮助之下，朵拉已于1944年秋季，将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送进了达廷顿学校。在约翰看来，那无疑是朝着组成他渴望见到的大家庭的一个步骤。但是，结果事与愿违。三个弟妹一个同父异母，两个同母异父。在不到1年的时间之内，他关心他们的教育和幸福的做法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家庭争端，而且自己也深陷其中。

1944年8月，凯特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不仅获得最高等级的优秀学位，而且荣膺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奖项。约翰非常高兴地欢迎亲爱的妹妹回国。至少有两所美国大学给凯特提供教职。如果凯特选择待在美国，她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早在前一年夏天就已经决定，她和哥哥将与父亲和继母一样，届时返回英国。她写道：“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回到家庭的怀抱。”在那种情况下，留在美国具有诸多诱惑，在1944年时还包括她的身为美国军人的爱人。但是，她毅然决然按照当初的计划，准时返回英国。

她回国之后，逐渐对当时的决定感到后悔。那时，罗素、彼得和康拉德三人仍然待在西德茅斯，凯特一路南下，到了康沃尔，与朵拉、约翰、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会合，一起度过夏天。她说，她到那里去的目的是，希望和母亲“建立友好、成熟的关系”。不管怎么说，她那时21岁，在大西洋彼岸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足智多谋的人。可是，她还未来得及了解当时的情况，便“被卷入一种新的依附状态之中”。那个夏末，她没有前往剑桥与罗素会合，而是搬到了基尔伯恩，住进达特茅斯路72号那幢已经拥挤不堪的房子。那时，朵拉放弃了灯塔山学校，已经在情报部下属的资料处工作了大约1年时间。资料处办公地点在伦敦大学的一幢大楼内，就在大英博物馆后面（这就是说，实际上就在约翰学习日语的公爵大厦旁边）。朵拉几乎没有劳神费力，便在情报部为非常优秀的凯特找到一份战时工作。这样，秋天来临时，朵拉安排约翰的凯特兄妹俩和自己住在一起，并且在附近工作。

罗素对朵拉的敌视毫无保留，看到当时的情况肯定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但是，他和彼得当时没有自己的住处，实际上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约翰和凯特回到朵拉身边。况且，即便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住处，这两点也尚不明确：第一，约翰和凯特是否愿意再次冒险，与彼得一起生活？第二，彼得是否愿意让兄妹俩住在家里？

夏末，罗素前往剑桥，住在三一学院为他准备的华丽房间里，开始寻找可以购买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彼得和康拉德母子住在罗素所说的“一家旅馆的肮脏房间里”。他在《自传》中写道：“他们两人食不果腹，日子艰难，我却在学院里过着奢侈的生活。”最后，到了9月底，罗素使用法院判定巴恩斯基金会支付给他的那笔钱，购买了一幢房子。它位于剑桥的巴布拉姆路上，名叫格罗夫纳小屋。“如果你不介意某些不便之处……我们很快就能安排你在这里住下来，”他写信告诉凯特，“彼得已经安排，收拾停当之后，给你和约翰布置舒适的房间。不过，眼下尚需做一些准备工作。”10月14日，房子布置基本完毕，彼得觉得，可以让凯特来度周末。但是，那次探访让彼得与凯特再次大吵一场。后来，凯特收到彼得寄来的一封言辞气势汹汹的信件，还有罗素寄来的一封表示歉意的信件。罗素告诉凯特：“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非常确定的是，她和你之间的摩擦都不会影响你和我的关系。如果她不想要你，如果你不愿住在她的家中，我可以让你住在旅馆里，在学院款待你……但是，如果你可以给她写一封信，平息她的愤怒，情况肯定会好许多。”

11月，在约翰23岁生日之前，他和凯特应邀到前往格罗夫纳小屋过周末——在那之前，他从未到那里去过。罗素到火车站迎接兄妹俩，然后领着他们游览剑桥。他带着骄傲的口气，介绍那些著名的学院，让他们看他在三一学院的房间。凯特写道：“后来，他神情忧虑，领着我们搭乘公共汽车出城，到了那幢房子，去见脾气变化莫测的彼得。”凯特回忆说，虽然她和约翰保持警觉，密切注视情感方面的恶作剧，开始时看来一切不错。“后来，彼得的火爆脾气突然炸开。”战争期间，人们的常见做法是，在探访别人时，随身携带装有生活必需品——例如，黄油、食糖、茶叶等等——的小包，还有购买限量供应食品的小本子。如果忘记了这样做，主人便难以提供足够的食物。凯特说，约翰“对那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概念，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她刚回英国不久，尚未意识到那样做的重要性。于是，兄妹俩达到时两手空空。彼得见状，立刻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说他们没心没肺。凯特写道：“我俩在那场暴风骤雨般呵斥中低下了头，嘴里不停道歉，承认自己缺乏考虑。后来，我俩尽快逃离，发誓再也不去那里。”

两人返回伦敦，向朵拉和帕特提到去见彼得时的情形。朵拉和帕特随即准备了一包食品，寄到剑桥，补充兄妹俩在那里消耗的东西。那样做反而火上浇油，让彼得更加冒火。“那包愚蠢的限量供应食品寄来寄去，在两处之间往返了好几次。”那次遭遇之后，约翰和凯特判断，聪明之举是远离格罗夫纳小屋。在随后几年中，罗素很少见到自己的两个大孩子。“你俩觉得不愿冒险待在这里，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罗素写信告诉约翰，“……但是，我希望你和凯特的态度会有所缓和。我的房子是你俩不愿来的地方，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痛苦。”

根据罗素《自传》的记载，不愿到他家探访的并非只有约翰和凯特。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写道：“我在剑桥本来可以过得开心，但是剑桥大学的那些女士们认为，我们夫妻俩不属于上流社会。”这个说法让人想起1938年他在牛津大学时的情况。罗素谈到了他在基德灵顿的那所房子：“［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1年，其间只有一位牛津大学的女士来访。我们不属于上流社会。后来，我们在剑桥大学也有类似经历。我发现，就这方面而言，两所古老学府有其独特之处。”

罗素夫妇在社交方面受到冷落，但是更让罗素伤心的是这个事实：罗素回到剑桥大学之后发现，在年轻一代英国哲学家中，自己已经风光不再；维特根斯坦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战争期间，维特根斯坦大多数时间远离学术生活。但是，1944年秋天，维特根斯坦也回到了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的朋友诺曼·马尔科姆回忆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很少同时参加伦理学俱乐部会议。如果两人在那样的场合碰面，“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对罗素毕恭毕敬，就我所知，他对其他人的态度迥然不同”。但是，总的来说，维特根斯坦与“剑桥大学的女士们”类似，刻意与罗素保持距离。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大学之后不久，曾在写给他的朋友拉什·里斯的信中说：“我看见了罗素，但是不知何故，他给我留下了糟糕的印象。”

对罗素早年在逻辑学领域的成果，维特根斯坦从未失去敬仰之情；但是，对罗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俗著作，维特根斯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曾经说：“罗素的著作应被分为两种颜色：研究数理逻辑的使用红色，所有研习哲学的人都应该阅读它们；讨论伦理学和政治的著作使用蓝色，不允许研习哲学的人去触碰它们。”罗素1936年重返严肃哲学研究之后出版的著作对英国哲学影响甚微。从最乐观的情况看，对于他将要出版的著作——《西方哲学史》和《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他们仅仅表示出于礼貌的兴趣。如果不客气，他们会对它们公开表达鄙视态度。罗素在三一学院的院士职位并不要求他授课，不过他依然得面对学生。1944年10月，他开设了一门课程，名叫非论证性推理。它扩充了他在布林莫尔学院讲座中的观点——在《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中，他将更加详细地加以阐述那些经过扩充的观点。那些讲座听众爆棚，受到本科生热捧。但是，与维特根斯坦在同一时期开设的讲座不同，在专业哲学研究者中，罗素的讲座几乎无人问津。

真实的情况是，到了1944年，罗素在普通公众中的声誉很高，与在学术精英中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应归于思想方法的变幻无常的性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罗素形成的写作风格——甚至说思想风格——更适合通俗报刊文章，而不适合非常复杂的哲学辩论。罗素返回剑桥大学之后，随即在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那样的东西严肃的学者要么没有机会接触，要么不愿动笔写作。第一篇的题目为《什么因素让女人迷人？》，刊登在1944年11月出版的《时尚》上。在这篇文章中，罗素宣扬了这个想法：为了“让男人终生服从”，女人必须具有的基本品质包括：其一，如花似玉的美貌“可以随时绽放，恰如暴雨天出现的阳光”；其二，“对男人持某种基本的冷淡态度，同时表面上对他们显露兴趣”；其三，“神秘感”。根据罗素的说法，真正迷人的女性是这样的：由于某种原因，她让男人觉得遥不可及。因此，罗素所说的上述迷人之处必定导致悲剧。他承认：“就日常生活的目的而言，小贩的爱情往往逐渐成熟，形成令人满意的婚姻关系，无疑更加可取。”但是，“在赋予生活辉煌的因素中，悲剧占有一席之地，必然将会出现；所以，希望悲剧完全消失的想法欠缺智慧”。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这篇文章揭示了罗素发现不可能在爱情中找到幸福的原因；否则，作为对两性关系的分析，文中的议论就会显得鸡毛蒜皮，非常愚蠢。同样的情况还见于他同一个月在《领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德国罪孽的幕后思想家》。在这篇文章中，他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从特定方面看，他曾经反对的那些哲学家对纳粹主义的出现负有责任。在这篇文章中，他的做法与在其他场合中的类似，明确点到了三个罪人——费希特、黑格尔和尼采。费希特煽动了德意志民族主义；黑格尔美化了普鲁士国家（当然，黑格尔还将自由定义为“服从警察的权利”）；尼采详细阐述了“贵族伦理信条”，崇尚“权力意志”，认为它高于表示同情的冲动。罗素宣称，这些信条“组合起来，被庸俗化，构成纳粹政治理论的最明显的特征”。如果一个人对费希特、黑格尔或者尼采，或者说，实际上对纳粹主义持有严肃的学术兴趣，我们不难想象，这篇文章将会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当然，罗素在后一篇文章中讨论费希特、黑格尔和尼采时，其实概述了他在《西方哲学史》中对三人的评价。当该书最终出版（美国版于1945年10月；英国版在1年之后）时，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C．D．布罗德是罗素以前的弟子和崇拜者，曾经协助罗素重返剑桥大学，看到该书之后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全书笔调满不在乎，见解非常肤浅，结论过于草率，简直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尽管如此，虽然瑕疵比比皆是（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为这些瑕疵），该书出版之后一炮走红，随即进入畅销书目录。它将罗素的财务状况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让他余生衣食无忧。

罗素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英国的专业哲学研究者不再严肃看待自己，心里觉得深受伤害。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不再为他们写作，而是为人数更多的公众写作——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的文章面对的正是那样的读者。1945年，他大约发表了20篇文章，其中只有一篇与哲学有关。那篇文章是为《论战》杂志撰写的，以通俗的语言，阐述了逻辑实证主义。那一年中，他继续举办讲座，同时撰写《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但是，他的精力既被用于讨论哲学问题，也被用于撰写政论类报刊文章。

罗素返回剑桥大学之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聘请他担任评论员。他经常在节目中曝光，在普通公众中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罗素认为，英国当局接纳他是因为这个事实：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完全在正统之列。这肯定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他打入英国广播公司铺平道路的，可能还有他1944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对英国广播公司心存感激》。他在文章中声称，自己“早年是社会主义者，后来在美国深受商业广播之害”。所以，他反对在英国引入商业广播，支持英国广播公司继续保持独家垄断地位。文章发表仅仅几个月之后，罗素便开始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政治和社会节目中频频亮相。例如，1945年1月，他举办了讲座，题目是《英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位置》；5月，他与J．B．S．霍尔丹举行辩论，辩题是《科学工作者是否应该担任公务员？》。在美国，这个人曾被认为散布危险的颠覆性言论；在英国，他摇身一变，很快成为现存体制的正统发言人。

终于得到官方认可，这样的状态让罗素感到欣慰和自豪，有助于证实他的这个观念：他爱英国，不仅因为他生为英国人，而且因为这个国家具有某种内在的可爱之处。1945年1月，他在《地平线》上发表题为文章，题为《英美两国的民族主义的异同》，将英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描述为“准生物的”。他说，一只母鸡受到汽车的惊吓，将会穿过公路，以便回到家里，即便这样做可能带来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同理，在德国人发动闪电式空袭期间，我渴望身在英国。”对比之下，美国的民族主义“更像聚会或宗派忠诚”。英国人将他们自己视为一家人，或者甚至可以说，视为一个族裔，一个“幸福的种族”；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因此，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英国的相比，并非在深层次上基于本能，因此更多地表现在言辞上，所以更张扬，更外露”。文章最后发出了具有罗素特征的呼吁：克服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偏见。但是，即便最漫不经心的读者肯定也能确定该文的总体基调：其一，作者是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英国人，非常高兴地返回了故土，不再生活在美国让他如释重负。其二，美国自诩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度，其实“在生物学意义上”根本“不能算为一个国家”。

2月3日，约翰写信告诉罗素和彼得，罗素的文章“看来受到许多人的青睐。但是，他们认为，对英美两国的关系，它难以起到有益作用”。次月，约翰接到命令，随同皇家海军的舰队，奔赴华盛顿，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翻译日语文件。在那之前的6个月时间里，约翰仅仅见过罗素和彼得一两次。他们双方都持相互回避的态度：彼得寻找理由，不接受约翰期望他们和他一起过圣诞节的邀请；约翰给罗素写信，对让他到剑桥访问的建议持拖延态度。启程时刻到了，出于军事秘密方面的原因，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去向。他的大多数家人当时仍然想象，他正在前往远东的途中。到那时为止，约翰心目中的家人除了凯特、罗素、彼得和康拉德之外，显然还包括帕特、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达特茅斯路］72号没有你，让人觉得非常滑稽可笑。”时年14岁的哈丽雅特在达廷顿写信告诉约翰，“你没有到那里去过，我们也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没有再次见到你，我深感遗憾。但是，你匆匆离开，将会很快回来。希望你过得开心——我敢肯定，只要你随时有威士忌喝，你将会过得开心的……”

1945年4月6日，约翰写信告诉罗素：使用华盛顿博林顿酒店这个地址，便可以找到他；“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不错”。此后，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使用的地址是《英国舰队邮报》驻纽约办公室。其实，他那段时间一直待在华盛顿。到华盛顿之后几天，约翰偶然遇到一个人——那段时间他一门心思希望大家庭和谐相处，那次邂逅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机会。有一次，他在闲逛时偶然遇到了格里芬·巴里。他已经10年没有和巴里见面，开始时没有认出对方。其后不久，他在写给哈丽雅特的信件中说，巴里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干瘦的老人，病怏怏的，满脸疲惫，脾气暴躁，易受刺激。他觉得自己很有魅力，看来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那时，格里芬没有工作，生活艰辛，依然追逐着成为著名作家的梦想。他当初去那里，是为了找到一份依靠公共财政的“新政”工作。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待在华盛顿。

约翰当时正在寻找住处，格里芬正在招揽租客。于是，约翰搬到格里芬的那套小公寓，在华盛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两个男人很快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不久便开始分享个人秘密。约翰不久前与朵拉、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一起住了一年半，他的出现给格里芬提供了倾诉的良机。格里芬抱怨说，自从1932年两人分开之后，朵拉对他非常不好。他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孩子了。他渴望与自己的两个孩子建立联系，但是屡遭失败。格里芬告诉约翰，与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分离让他痛苦万分。朵拉坚持两个孩子继续使用“罗素”这个姓氏，这让他心里十分不安。约翰听他诉说，同情写在脸上。作为回报，约翰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让自己终于可以敞开心扉，袒露内心深处的秘密。在那之前的几年中，约翰曾给朋友和家人留下了相关蛛丝马迹。

在写给罗素的信件中，约翰反复提到他的“渴望”，提到离开海军之后将要“作恶”。但是，约翰从未解释此语的意思，罗素也没有仔细过问。当初，约翰在伦敦时曾经陷入困境，于是给在剑桥的罗素打电话，但是没有告诉罗素他碰到了什么问题。次日，罗素在写给他的信件中说：“听你的口气，你仿佛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无法开口说出来。”罗素要他到剑桥去，在学院住一段时间：“我现在不希望你待在伦敦。如果可能，请到剑桥来。”但是，约翰没有去，秘密依然被埋藏在心底。与之类似，在写给达廷顿的老朋友杰基·戈登（朵拉和罗素认为，她是约翰的女友，甚至是未婚妻）的信件中，约翰也提到从未示人的“黑暗秘密”。只有与格里芬——他自己是双性恋者——住在一起之后，约翰才坦白承认。他告诉凯特和其他人，在伦敦和朵拉住在一起那段时间，他停电时常常外出，希望找到同性恋艳遇。在华盛顿，他常常花钱和海员睡觉。“你是否知道，约翰多年来是同性恋？”凯特在信中问母亲。她告诉母亲说，这个秘密“隐藏在他甜蜜的笑脸后面，一直咬噬着他的心灵”。

约翰觉得，格里芬几乎就是家庭的一员，但是听到自己讲述同性恋邂逅时不会感到震惊。在约翰去世之后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书面陈述，记录了他住在格里芬那里时所做的一个梦。它似乎表达了他对保守多年的那个秘密的看法，并且或许提供了某种暗示，透露他在华盛顿和格里芬住在一起时的情况。在梦中，格里芬领着约翰去见一位海军舰长，坦白自己是同性恋。后来，那位舰长把他交给了一位精神病医师。精神病医师对约翰进行了测试，给他看了男人和女人的照片，然后问他最喜欢哪一种。约翰的回答是，那些男人。但是，约翰接着说，他更喜欢那些女人摆出的姿势，而不是男人的姿势。于是，精神病医师告诉约翰，他依然还有希望。后来，精神病医师警告约翰，不要再到他和格里芬寻找同性恋邂逅的俱乐部去。那地方骗子很多，小偷横行：

格里芬试图向我解释那是什么地方，但是我无法听明白。于是，他领着我，慢慢朝里面走。我知道，他无法照顾自己。但是，他行为愚蠢，不听我的劝告。他仍旧愚蠢地固执己见，我俩走了进去。那地方既像洞穴，又像仓库。它被分成几层，有许多暗洞和隐秘房间，楼梯拐来拐去，非常复杂。里面黑洞洞的，用火把照明，显得幽暗。有的部分被挖空，在突出的悬崖下形成暗洞。一些娼妓（女性）衣衫褴褛，身体斜靠着，看上去像服了药物，一副颓废模样。还有瘾君子和随地吐痰的男人，身体虚弱，步态扭曲，眼里露出无望的神情。有些小男孩看上去快乐，但是已经无可救药。那里有几个办公室白领，男的女的都有，或者不如说，仅仅是男女面孔而已。但是，我觉得其中没有大人物。我俩遇到了什么人，他建议我们到角落里的某个位置去。我疑心重重，知道那里危险。格里芬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并不承认。一场格斗将要开始了，我们两人面对发起攻击的海员（他们属于面目丑陋、心地邪恶那种人）和流着口水的老头。某个地下世界之王——或者染指政治和城市黑道的人——发出信号，示意格斗开始。他控制着那个地方。那里乌七八糟，不堪入目。后来，格里芬被打败了，被抬下了场。我打败了他们，走了出来。这时才发现，格里芬不在那里。不能让他留在里面，我再次走进去。那些面孔似乎已经变了，而且里面的情况好一些。但是，同样的邪风在脚下不停地吹着。每个人都对我客客气气，我的本性的一部分受到了欺骗，但是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带着一份夹着谨慎的信任，继续往前走。我听到远处传来格里芬的呼喊，那声音时强时弱，“救救我，6楼的第一个门，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吗？”我抬起头来，对着上面大声叫：“知道的，马上就到。”后来，一片寂静，格里芬的声音仿佛突然减弱了。我晃荡着上了楼梯，心里非常焦急，希望找到格里芬。我穿过走廊，听到男人们发出的乞求声。上面楼层的走廊里，女人伸出来，不停地抓着。我带着虔诚的热情，将它们一一挡开。这时，我看到一个身穿防空队员服装的男人。他主动提出，领我去见格里芬——他在什么地方见过格里芬。他彬彬有礼，看来很有本事，我信任他。不过，怀疑、恐惧以及对格里芬的担心一阵阵袭来。我和防空队员一起，进了一扇门，一眼看到格里芬被堵住了嘴巴，拇指上捆扎着绳子，身体被悬挂在一个架子上，几乎奄奄一息。这时，格里芬望着防空队员，发现他变成了我刚看见的那些面目狰狞的老头中的一员。格里芬明白，我中计了，被一种散发着甜味的物质熏晕了（要么是那老头一个人干的，要么是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干的。在跳台的最高处，没有谁伸出手来帮助我，他们全都遇难了）。我失去了知觉，隐约觉得自己被扔进了一个满地锯末的角落（那个地方黑暗、狭小），慢慢腐烂。其余的情况，我没有记忆。

我猛地惊醒，浑身颤抖，非常恐惧，发现自己躺在床上，面孔贴着枕头。那是午夜12点，时间还早。轻微消化不良。我抽了一支香烟，决定立刻记录下来。这场梦历历在目，令人毛骨悚然，恐惧自始至终——那样的感觉已经存在多年。

约翰在华盛顿期间梦见精神治疗；凯特在伦敦真的接受了精神治疗。返回英国以来，她一直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她与朵拉、帕特、罗素和彼得之间的关系紧张。她与约翰不同，身处伦敦恶劣的战争条件下，无法感受到任何志同道合的情谊。她后来回忆说，她当年赶回国内，“结果在一个地铁车站的一张金属床铺上，度过几个充满焦虑的夜晚。但是，她根本不觉得，自己参与了抵抗希特勒侵略的英雄行动”：

我的心里只有羞耻感，觉得自己逃避了如此多的苦难。更大的羞耻是，我没有能力像其他人那样，挺身而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承受那些煎熬。

她还写道：“我退缩了，进入孤独、抑郁的牢房。我不愿再次到剑桥去看父亲，这一点足以让他感到担心。”罗素多年以前就确定，凯特面临精神失常的潜在危险。这时，他说服了她，让她去盖伊医院看精神病医师。这里所说的医生名叫吉莱斯皮。在凯特的记忆中，他“个子较高，态度冷淡，头发灰白，眼镜后面是两只淡蓝色的眼睛，给人十分不愿与人打交道的感觉”：

我相当确定，我不愿告诉他关于自己的秘密——充满羞耻感的自我——的任何事情。我去见了他几回，每次都要走很远的路程。但是，我根本不信任他，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头来，他不再对我进行回访。我重新进入孤零零的情感麻木的状态。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

吉莱斯皮向凯特暗示，她的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她在感情方面存在与约翰相关的情结：她对约翰忠诚，觉得自己遭到了父母的排斥，是多余的人。但是，约翰却比较得宠，对约翰的嫉妒之情让她感到内疚。罗素看来认真对待这些说法，但是凯特一一否认。罗素在信中告诉凯特：“假如在有关约翰的提示中，他给的理由超过了你的想象，我不会感到怀疑。你知道的，无意识所起的作用可能相当微妙。”

但是，凯特心里明白，造成她的抑郁状态的真正原因在于，面对父母之间的冲突，她发现自己深感悲伤，被困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无人地带之中。她在冲突中站在父亲一边，但是由于彼得从中作梗，自己被排除在父亲的阵营之外。所以，她拼命抵制，不愿被抛向另外一方。她后来写道：“我那时已经开始觉得，我无法在英国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所有的家庭成员——只有约翰除外，但是他已经离开了英国。”情报部的工作结束时，她向拉德克利夫学院提交了研究奖学金申请，院方表示热情欢迎。于是，“我回国后仅仅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然后再度离开英格兰，横渡大西洋。”

5月，德国战败，凯特的战时工作随之结束。约翰直到8月日本投降以后才完成在美国的任务。几乎就在那场战争结束以后，约翰开始了另外一场战争，对手全是自己的家人——至少，家里的大多数人持这一看法。不过，约翰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他努力实现的目标是，终结母亲与父亲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状态，为持久和平打下基础。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一个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个是了结他的家庭中各色成员之间的分歧。他的推理过程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世界上的大国之间都能够停止战斗，罗素家族的成员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是在几个月中，他投入了十分巨大的精力。到头来，他的一番苦心不但没有取得任何希望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家人之间的对峙状态。这样的结果以无可救药的方式，撕碎了他的心灵。1945年8月至11月，他试图弥补家人之间的裂痕，态度坚定，行为勇敢，言辞直接；从那以后，约翰再也不能以那样的态度为人处事了。让人不禁感到怀疑的是，罗素是否意识到，他的儿子那样做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最后的失败给儿子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

问题的起因是前一年出现、后来持续发酵的冲突，事由是彼得和朵拉将各自的孩子送到达廷顿学校念书。1944年9月以来，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一直在那里读书，康拉德将从1945年9月开始上学。但是，彼得非常焦急，担心朵拉的孩子和她自己的儿子之间产生联系，一是由于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的作用，二是因为康拉德自己。于是，彼得要求朵拉改变她的孩子的姓氏，不再使用罗素，而是使用巴里或者帕特的姓氏（罗素和彼得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做法，在朵拉和帕特结婚之后，叫朵拉“格雷斯太太”。但是，朵拉一直自称朵拉·罗素）。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两人并不在乎改变姓氏，但是，朵拉态度强烈，一口拒绝。其一是因为她秉承一个原则，坚决不做彼得要求的任何事情；其二是因为她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她和她的所有孩子——约翰、凯特、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都是一家人。于是，她坚定地表示，如果约翰和凯特姓使用罗素这个姓氏，那么，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也不例外。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约翰听到格里芬·巴里一方的陈述，了解了巴里的期望：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应该使用他的姓氏。这个问题本身看来属于鸡毛蒜皮之列，但是对牵涉其中的每个人来说，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约翰认为，它象征着家庭中年龄较长的成员在愚蠢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方式，同时让他们争夺的孩子深受其害。约翰逐步了解并且喜欢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于是下定决心：家人之间的分歧造成了巨大痛苦，让他和凯特的童年伤痕累累，因此，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不应承受那样的苦难。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于是努力让朵拉和彼得意识到这一点，希望借此解决这个问题。8月16日，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一天之后，他给彼得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长信，强烈希望她在对待朵拉和她的孩子时，采用一种和解的“文明”方式。他分别向彼得和朵拉（两天之后，他也给朵拉也写了一封长度不相上下的信件）表示，家人之间的争端在过去让他深受痛苦——那种方式他以前从未觉得自己可以采用。他告诉彼得：“面对家人时，我的态度总是过于温和，从未充分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这样的态度应该就此结束。其原因在于，那是过去的这个阴影造成的挥之不去的结果：任何欠缺策略或者并非故意的说法都会被父母之中的一方用来对付另外一方，要么在法律问题上，要么在心理层面上。”

约翰说，他的信件“面对整个家庭，包括你、波波、朵拉、格里芬和帕特，说的是他们在过去大约12年中的行为”。他宣称，在全体家庭成员中，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坦率讨论问题的人，“在凯特看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是，与它完全决裂。其他所有人要么站在特定立场，要么处于站在特定立场者的控制之下”。约翰写道，他觉得自己必须指出的真实情况是，家庭的所有年长成员“一直没有以文明的方式行事；他们像参战国一样，最后以失败告终……他们不能摈弃作为政策工具的战争”。他告诉彼得，他写这封信件的希望是，家里的孩子们可以免受曾经给他和凯特带来毁灭性影响的痛苦——孩子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文明言行，取决于对立双方的文明言行”。“我并不奢望老一辈人摆脱他们的宿命，但是我确实希望看到，孩子们尽量逃离这样的命运，不受长辈的愚蠢行为的影响。”他表示，他自己想要的是，保留他对罗素、彼得、朵拉、帕特和格里芬的感情，保留“尊重他们的机会”。他详细叙述了罗素与朵拉离婚的原因，然后强调说，任何人如果考虑到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的利益，都会觉得罗素应该和朵拉离婚，而不是维持那段婚姻。那样做让朵拉获得自由，和格里芬及他的孩子们一起生活。他提醒彼得，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与康拉德一样，应被给予同样的重视：“我觉得，您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最后，约翰对自己如此率直的言辞表示歉意，接着写道：“不这样做可能是软弱的表现——这个问题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我希望，全家人将来获得力量，以文明方式互相对待，以直接交流的方式表达意见。有话直说，抛弃阴谋、疑心和压抑，抛弃一直如影随形的阴暗心理。”

约翰8月18日写给朵拉的信件同样率直。约翰极力主张，朵拉同意彼得和格里芬的要求，将她的子女的姓氏改为巴里。他告诉她：“人们以罗素的姓氏来称呼他们。虽然这可能符合他们在受孕和出生时的理想和精神，但在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都不诚实……不管怎么说，那些理想和精神并未起到作用。这个家庭的成员应该面对这个事实。”关于格里芬，约翰还详细说明了另外一个令人愉快的实情：“我觉得，你没有意识到，你和他分手时，你和保罗［·吉拉德］的感情对他产生的影响多么巨大，或者说，对我产生的影响多么巨大。”不过，约翰也使用激烈言辞，谈到朵拉与彼得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你们两人发怒，言辞愚蠢，脏话四溅，让家人四分五裂，情感破碎。这样的情景让我感到恶心、厌倦。我再也不愿收拾残局了。”几天以后，约翰继续使用那封信件的口气，给帕特写了一封稍短一些的信件，表达了这个强烈希望：如果格里芬来到英国，请帕特看在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的份上，不要阻挠格里芬与朵拉的“安排”。约翰告诉帕特：“我从未觉得难以启齿，在与凯特和我本人相关的问题上，说出不利于我父母的话。”约翰还表示：“我非常、非常喜欢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为他们说出自己心里的感受……如果你们两人不设法为了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拿出具体解决方案，让它超过我父亲、继母和朵拉为了凯特和我的幸福实施的具体解决方案，我将决不原谅你、朵拉或者格里芬。”约翰写道，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将会重蹈覆辙，像约翰和凯特一样，不得不“为他们的父母的利益，否认自己的利益，压抑自己的感情。这其实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充当他们父母的父母”。

约翰以前从未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信件。8月25日，朵拉写了回信，伤心之情超过了愤怒。她告诉约翰，他的来信“让我感到震撼，其效果超过我对财务方面的担心，超过了别人的抱怨，超过了动物的喧嚣。其原因在于，我们两人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你和我不能互相理解，那么，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我实际上没有什么信心了。我肯定会希望，国家之间相互大扔原子弹的日子很快到来”。

彼得看来根本没有回信。我可以推测，罗素以她的名义，写了两封言辞相当激烈的回信，谴责约翰无知，误解，自负，伪善。那两封信件没有保存下来（约翰大概毁了它们）。但是，约翰的回信充满愤怒，让人一瞥它们的基调和内容。在写给朵拉和彼得的信件中，约翰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罗素的处境情有可原，可以不为家庭问题承担责任。“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很多，超过其他任何人——与任何家庭纠纷相比，这个世界重要得多。”不过，约翰这时没有软手。他在信中告诉罗素：“我第一次阅读你的来信时，确实非常愤怒。可是，我的感觉很快改变，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知何故，我想到你表情严肃，扮演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形象，不禁觉得难以置信地滑稽。”但是，他继续写道：“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这让我内心深处有了些许舒缓和平静感。其原因在于，它们显示，你以如此根深蒂固的态度，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人傲慢自大。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关心你的事情了……你显然没有理解我的信件的总体意思，实际上没有理解我的整个观点。”

此外，罗素在回信中还肯定向约翰解释，身为罗素家族的一员意味着什么？约翰针锋相对地反驳：

正是你来信的笔调让我感受到，你傲慢自大，小肚鸡肠。你其实认为，身为你的祖先的后代十分重要，超过了成为一个依靠自己的人。对于这样的想法，我有忍俊不禁之感。在你的两封信件中，你丝毫没有考虑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没有考虑他们两人的幸福——你甚至没有提及他们！任何稍有仁慈之心的人，无论对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的感情如何，都不可能忽视这一点，觉得它没有关系。我们两人争吵的关键就在于此。你对朵拉的评论与她对你的评论大不一样，也显得小肚鸡肠，傲慢自大。她至少给予我和她自己一点面子，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平等的语言，回复我的信件。

约翰告诉罗素：“你教育我，关心我，我对此总是心怀感激。尽管如此，你竟然真的相信，你趾高气扬地写了这封信件，可以侥幸逃脱回击？这让我深感愕然。”还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场争吵让我觉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然而，你却摆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他坚持认为，他写给彼得的信件没有（像罗素和彼得显然认为的那样）侮辱之辞。更确切地说，那是“作为一次尝试，旨在将一种新的精神氛围引入到家庭之中——它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

罗素显然认为，约翰的来信全是一派批评，针对的是他和彼得，认为他与朵拉离婚之后处理家庭问题的方式存在问题。在给约翰的回信中，罗素看来使用了大多数篇幅，为自己在那些年月的行为辩解。他提醒约翰，他为约翰耗费了不少心血。在约翰看来，这几乎是以固执的方式，误解了他自己在信中表达的意思。正是这一点让约翰非常愤怒，出言谴责罗素思想肤浅，小肚鸡肠，傲慢自大。反过来，罗素将约翰的愤怒回信视为断绝关系之举，所以没有继续回复。结果，凯特只好以罗素的名义给约翰写信，指出他的上一封信件让父亲非常伤心。她还解释说，罗素觉得，约翰想做的不是抚平家人的创伤，而是针对他个人，发起一场莫名其妙、没有道理的攻击。因此，在10月15日写给罗素的信件中，约翰试图再次解释，他对罗素和彼得的批评与对朵拉和格里芬的一样，初衷不是发泄仇恨，不是希望断绝关系。而是恰恰相反。“我觉得，在非常坚定而自信的人们中，”他告诉罗素，“应该可能——并且通常可能——的情形是，在不给对方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畅所欲言，毫无顾忌”：

我感到，就与你和彼得的关系而言，如果我表示，你与朵拉的争吵（无论那些争吵是否主要由朵拉引起）导致了家庭解体，你肯定会大发脾气，暴怒不已。虽然家人之间已经出现了如此多大发脾气、暴怒不已的情况，我也不愿伤害人的感情。这无疑是一个弱点。因此，我从不说出自己的感情，所以觉得自己懦弱，受到压抑，软弱无力——我在剑桥或者宾夕法尼亚州的家里均是如此。现在，我痛斥了格里芬·巴里，说他没有为他的孩子（我对他们怀有很多感情，他们应该得到大量的关爱）尽力。这样，我至少可以对每个人实话实说了。如果说我这样做让你感到痛苦，我深表遗憾。但是，我向你保证，如果我可以常常与人争吵，同时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这对我很有必要。

但是，与人争吵并且保持友好关系，这正是罗素一直无法做到的事情。当然，约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将它视为最大威胁之一，不利于实现他渴望的那种家人之间的温馨状态。他向罗素解释说：“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说的文明行为的意思是，可以争吵……同时与谩骂对象之间保持某种温情，不要中断接触。就这个家庭而言，我的根本失败感是，你和朵拉那时既无法以这种方式争吵，也无法保持关系破裂之前你们两人之间存在的那种温情。”约翰告诉父亲，如果他不强迫自己与所爱的人争吵，“出现分岐时就只能采取冷酷无情态度”。约翰承认：其一，他可能在几个问题上对罗素有失公允；其二，过去的许多事情他并不理解。接着，他试图让父亲明白，“至少，我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他详细说明了这些动机：“我希望谋求家人的总体福祉和快乐生活。多年以来，家里的病态让我深感压抑，但是我自己幸存下来，摆脱出来。我一直没有力量逃避，甚至不敢进行尝试；现在，我可以这样做了。”

约翰写道：“或许，我真的疯了；或许，某个恶魔控制了我，让我当初给你写了那些信件。但是，仔细审视之后，我诚实地认为，实情并非如此。”道出他自己心底的悲痛——即便它们没有道理——并非精神失常的迹象，而是朝着保留理智迈出的必要一步。约翰说，“我希望，我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根本的事实：面对家人之间关系的脆弱状态，面对担心伤害感情或者遭到伤害的可怕恐惧，我是无法存活下去的”：

我听凯特说，你觉得我写给肿瘤［彼得］的第一封信支持朵拉，是对你的攻击，这让我感到伤心。我认为，这是对它的愚蠢解释。我能够在达廷顿学校念书，然后来到美国，这一切让我心怀感激。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认为，如果大家聚在一起，对整个家庭都有好处。一共10个人，你、彼得和康拉德，凯特、我自己还有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朵拉、格里芬还有帕特。那时，让每个人畅所欲言，诉说别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就我而言，我不知道，如果不做出这样的努力，你将如何继续存在下去……告诉你自己，告诉朵拉，停止那些夸张做法，建立某种友好的关系。你们两个都是很棒的人，像老鼠一样为琐事吵闹是愚蠢的。

罗素也没有回复这封信件。一周之后，约翰寄出了另外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收信人是彼得。约翰试图再次解释，他提到过去那些争吵，其目的是拉近和父亲的关系，而不是与父亲分道扬镳。他告诉彼得：“我希望，通过烧灼各种各样的伤痕，有可能弥合它们。也许，我的想法是愚蠢的。”约翰希望让彼得看到他自己的某些伤痕，于是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他当初远离父母的原因：

我一直试图弄清楚，我的紧张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离开昂代之前，我对你有亲昵感，对我父亲也有亲昵感。我觉得，在灯塔山学校的最后一年里，紧张感开始出现……凯特和我抱怨说，我俩在灯塔山学校过得不开心。我隐约记得，我俩给你们说过。我还给朵拉写信，谈到了相关情况……我相信，那是必要的一步，让我们可以到达廷顿去上学。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那样做。但是，我记得，对那样的做法我当时感到很不自在。

他写道，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变得糟糕。“与父亲的亲昵感，与你的亲昵感，与我母亲的亲昵感，这些都开始慢慢失去。”与父亲的亲昵感一直没有恢复，但是“在伦敦期间，我和母亲一起躲避炸弹、飞弹、火箭之类的东西，恢复了我对她的亲昵感”。她告诉彼得，他写给她的信件“有些笨拙，有些力不从心，希望通过你恢复与父亲的亲昵感……我希望，我父亲可以理解我做出的努力……他没能明白我的用心，这让我在回信中使用了激烈言辞……我本来期望，波波在回信中使用同样激烈的言辞，但是充满本能的温馨。或者至少显露一些迹象，显示他明白我的信件的大概意思……我没有想到，他会保持沉默”。约翰承认，他可以不再谈及让家人感到伤心的问题。“但是，我并不满足于对此类半心半意的关系——它让我们可以继续像原来那样相处，在许多方面是最容易、最省力气的办法。但是，它让人感到憋屈，心里渴望呐喊。”

约翰的这些信件给人似曾相识之感，让人想起朵拉在离婚期间写给罗素的那些信件。我们听到了同样极度痛苦的要求：渴望获得罗素的某种回应。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挫败感：无法推倒罗素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或面对伤害危险时竖起的壁垒。约翰撰写了这些充满痛苦的信件，绝望地解释自己的情感状态和历史，恳求得到罗素和彼得的理解和同情。在那几个月中，他还给他母亲写了充满激情的长信。那些信件批评了她过去对他的方式，至少不乏严厉言辞。例如，他特别批评了朵拉的两个做法：其一，在离婚期间，试图获得对约翰和凯特的唯一监护权；其二，反对兄妹俩去达廷顿学校读书。从朵拉那里，他得到了自己期望的东西——充满人情味的回应。就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使用谁的姓氏这个直接问题，朵拉让步了，同意让他们两人姓巴里。而且，她允许格里芬支付他们的学费，从而给格里芬提供了重回他们生活的途径。但是，更重要的是，朵拉愿意理解约翰的信件，从中看到了他打破沉默的尝试，倾听他的倾诉，理解他那些年夹在强烈对立的父母之间的感受。此外，朵拉还愿意承认，约翰再提往事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试图理解自己，并且让别人理解他的狂热尝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非常希望，在你离开之前，和你谈一谈你的想法。”她在10月9日的信中告诉他：“面对面交谈可以比较容易地厘清问题，其效果远远超过撰写篇幅很长的越洋信件。”她还试图向他解释，任何让她与罗素和好的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我认为，我与你父亲是无法和好的。我必须承认，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些年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对他感到骄傲。不过，那种感觉现在已经淡薄了。”而且，她还试图让约翰相信，他欠缺完整的家庭，这不是缺陷，而是一种自由。“如果你不接受这种自由，试图让自己摆脱家庭联系有什么好处呢？”对于这一点，约翰的回应是：“这就像说，如果一个人依然想吃东西，让他摆脱饥饿有什么用处呢？”他接着补充说：“假如我们兄妹俩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家庭联系。”

凯特10月末动身去美国之前写信告诉罗素，她希望避开他与约翰之间的争吵。她说，“虽然我觉得约翰的行为非常糟糕”，但是她非常喜欢他们两人，所以不愿选边站队。与罗素一样，或者说受到了罗素的影响，凯特倾向于认为，约翰为了让家人和解的艰苦努力显示了年轻的反叛心理，并且是一种强调独立性的表现：“如果约翰真的必须决裂，以便成熟起来，那么，我觉得自己其实不能谴责他。”她回到拉德克利夫学院之后，罗素写信告诉她：“我很想念你——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应该如此。但是，失去约翰之后，我觉得你不在身边对我的影响超过了预想。”罗素继续说：“我已经恳求约翰，不要再写信讨论家人之间的纠葛。但是，他写个不停。我希望，他哪天会放弃这种做法。问题的根源是，他更喜欢的是他母亲，而不是我。”

可怜的约翰感到，大家都误解了他。他试图克服家人之间的冲突，结果被大家视为在选边站队：朵拉指责他站在格里芬一边；罗素指责他站在朵拉一边；格里芬指责他站在罗素家一边，与巴里家的人作对。与此同时，凯特觉得约翰和她自己一样，试图彻底摆脱家人之间的纠葛。到了11月，约翰被迫认输。“我保证，这封信件之后，我再也不会在信中提及家里的问题了。”他在信中告诉罗素：

……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无缘无故地伤害了你。我本来希望，自己的目的有可能实现，可是事与愿违。我只不过毫无必要地写出了伤人言辞。最好让那些的问题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因为结果就是如此。但是，事后聪明很容易做到；我现在依然觉得，当初那种带有风险的做法值得一试。我当时确实希望恢复与你的关系（我也希望恢复与我母亲的关系）——那种关系早年就失去了。我采用的方式出了问题，让我遭遇失败。我仅仅感到委屈：我费了那么多精力，为了实现现在看来完全无法企及的目标，造成了那么多痛苦。你对此无能为力，其实我也如此。那么，只好就此打住。

在他写给凯特的一封信件中，罗素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希望与约翰和好如初，但是无须讨论过去的事情。我已不再生他的气，不过我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喜欢他了。”

约翰的最后表态是一份陈述，题为《总体表述》。在那份文件中，他总结了那场争吵，认为自己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没能弥合家庭的创伤，应该承担责任。文件开头这样说：“争吵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清楚阐述我当初的某些总体目标。”

我曾经希望，从中可以获得很好的东西，不仅为了我自己，而且也为了大家。我曾经希望，有可能化解家人之间那些根深蒂固的恩恩怨怨。我曾经希望，尽管过去的那个夏天中，每个人——其中包括我自己——都说了伤人的话，但是有可能得到某种充满人情味的温馨东西……

具体来说，我曾经希望给自己带来幸福，希望我们所有人之间形成更好的关系，希望格里芬和朵拉关系和谐，让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在情感上有更好的归宿，超过我和凯特的境遇，希望波波、彼得与我之间的关系更好一些，最终希望波波与朵拉，彼得与朵拉的关系更好一些……

我现在认为，那是一种自以为是、愚蠢无知、欠缺考虑的理想；旨在实现它的尝试注定要付出很大代价，带来痛苦……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带有宗教意味的目标：我曾经希望，尽管存在这些伤痛，我们所有人心中依然可能拥有足够的爱心，让大家去爱其他每个人，或者至少说，可以怀着博爱，带着人情味去宽容他们，不必互相感到恐惧。我曾经想要这些，部分原因是我自己经历不幸，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如果可以实现，那将会让我们活得更幸福。我曾经想要实现它，部分原因在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自称要改良世界。但是，我们其实毫无道理地渴望或者期望世界变得更好——假如世界变好了，我们自己却尚未获得足够的优秀品质，要么配得上它，要么帮助它变得更好……

……我表现出可怕的骄傲自大心理：一是认为自己可以担负重任，仿佛自己知道如何去告诉别人应该怎样做；二是试图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仿佛他们的观点无权得到尊重……而且，［我失败的］原因是，人们可能做出一些十分有害的事情，它们足以阻止他们之间出现新的感情。

约翰最后写道：“但是，我依然认为，我为之奋斗的理想是美好的。”

正是在写了上述文件之后，约翰创作了本书前面提到的短篇小说《冯·索恩先生的信誉》。在那篇作品中，一名外交官试图在两个交战国家之间实现和平，结果自己却承担了双方的罪恶。

当然，在真实的生活中，双方恢复了令人并不舒服的平静，但是依然没有实现和解。1945年9月，康拉德去达廷顿上学。在那里，他有时会碰到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巴里姐弟。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和他们是家人关系。有一次，哈丽雅特等候女校工时，看见康拉德站在校工门口，读一封凯特的来信。那天，哈丽雅特也收到了凯特的信件。两人出于礼貌，开始交谈起来。康拉德告诉哈丽雅特，他阅读的信件是在美国的同父异母姐姐写来的。哈丽雅特说：“真巧，我在美国也有一个同母异父姐姐。我今天也收到了她的来信。”

对罗素和彼得来说，约翰突然爆发的情感引起的效应是，给他们的危如累卵的婚姻造成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约翰试图撕开家庭创伤的尝试出现之后不久，彼得试图自杀。那一次让罗素认真对待。罗素在《个人备忘录》中写道：“彼得常常把自杀挂在嘴上，只有那一次是真的想死。”事情发生在1946年初的剑桥。彼得找到了罗素忘记隐藏起来的一瓶安眠药，后来当着他的面，一口倒进嘴里，接着面露嘲笑，神情痛苦。后来，她进入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洗胃，挽救了她的生命。

罗素对局外者称，那是一次“意外”，一场疾病，彼得需要慢慢康复。罗素的老友克拉夫和阿玛贝尔·威廉斯-艾利斯，以及他们的共同朋友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伸出援手，罗素开始在北威尔士寻找房子，以便让彼得单独居住。罗素留在剑桥。克劳谢-威廉斯找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屋，在费斯廷约格的漂亮村子里，距离波特梅利翁不远。1946年3月，彼得身体康复，搬到那里去住。3月10日，罗素写信告诉凯特：“彼得搬走了，到北威尔士去住了。我们两人只在康拉德放假时碰面。”他还可怜兮兮地补充说：“我如今妻离子散，你的感情对我更加重要。”

彼得离开之后，罗素想方设法，另寻慰藉：一是与剑桥大学一位学者的妻子雷格一莫里眉来眼去；二是重拾在战前开始的与加梅尔·布伦南（但是，她对此毫无同感）的暧昧关系；三是采取步骤，再续与科莱特——战争结束之后，她从斯堪的纳维亚返回英国——的旧日恋情。彼得刚一离开，罗素就给科莱特写信说，从今以后，他每个学期都一个人在剑桥生活。科莱特心领神会，邀请他到伦敦。仅仅过了几周，她便开始相信——并且有理由相信——这一点：虽然分手将近30年，但他们可以恢复原来的恋情。1946年3月21日，罗素在信中告诉科莱特：“对我来说，和你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都是欢乐。我很想知道，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多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再次见面？”他一周之后告诉她：“对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我感到非常非常满意。”

但是，彼得的心理状态极不稳定，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在放假期间，罗素答应与彼得和康拉德住在一起，罗素和科莱特难以随心所欲地随时见面。在那年夏天和秋天写给科莱特的信件中，罗素反复表达歉意说，他无法与科莱特幽会。10月，罗素写信告诉科莱特：“在一段时间里，我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存在出现危险的可能性，我必须尽量避免。”他的意思大概是，他不得不多加小心，不要与彼得产生对抗，以免失去康拉德。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觉得，事情的结果可能与预想的不同。我非常非常抱歉。”

不久之后，科莱特返回瑞典。她和罗素继续交换情深意长的信件。两人与出版商、两国政府和大学密谋策划，希望为罗素搞到一份访问斯堪的纳维亚的邀请函，以便再次见面。但是，科莱特希望，罗素可以离开彼得，回到她的身边。这个愿望恰如空中楼阁，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罗素担心失去康拉德。在可能写于1949年的一份没有公开的陈述中，罗素谈到他与彼得的婚姻恶化的情况。他还表示，彼得对科莱特的嫉妒之情是错误的。似乎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说法，他特别指出：科莱特那时已到中年，非常肥胖，两耳几乎完全失聪，以前的美貌几乎踪迹全无。他使用的言辞相当率直，显得非常失礼。这看来说明，罗素与科莱特之间事情后来无果而终的原因是，她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他1946年主动安排相见时期望的相去甚远。然而，罗素给科莱特本人留下的是完全不同印象。1946年12月8日，他在信中告诉她：“我非常渴望再次见到你。”在其后3年的信件中，那种多愁善感的表态反复出现。1947年4月26日，他给她写信说：“我最亲爱的科莱特，我俩去年在伦敦重逢，让相互之间的感情获得了重生，我讨厌看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却没有任何机会加深那样的感情。我确实希望，你在某个时候可以返回英国。”1年之后，他告诉她，他“非常非常高兴……我俩之间的感情依然充满活力”。综上所述，难怪科莱特整整花了3年时间才意识到，罗素其实并不希望和她保持浪漫的性关系。

罗素退出和科莱特的恋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彼得在北威尔士住了几个月后，与罗素达成某种——虽然是暂时的——和解。不过，彼得依然拒绝待在剑桥。于是，罗素在伦敦给她找到一套公寓。剑桥大学行课期间，罗素每周到那里去待一两天。1947年4月26日，罗素写信告诉科莱特，对他来说，各个方面的情况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一年以前，我几乎腰无分文，婚姻似乎要在悲痛中收场；约翰和我大吵大闹，而且我疾病缠身，没有做什么事情。现在，所有这些麻烦已被一一清除。我的研究进展顺利。

那个时期中，他的哲学研究集中在写作《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上面。1947年7月，他报告说，书稿“接近完成”。到那时为止，《西方哲学史》已经印刷几版，在英国和美国都十分畅销。罗素似乎希望《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也会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公开表示，该书面向的“不仅——或者主要——是专业哲学人士，而且还有范围更广的普通读者。他们对哲学问题感兴趣，但是不愿或者无法花费更多时间去考虑它们”。实际上，他继续写道：

我认为不幸的是，在过去160年左右的时间里，哲学逐渐被人视为技术性学科，几乎与数学不相上下。我们必须承认，逻辑学和数学相同，也是技术性的。但是，我坚持认为，逻辑学不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哲学本身关注受过教育的一般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如果只有一批专业人士理解哲学的意义，哲学将会失去其大量价值。

罗素曾是《数学原理》的作者之一，而该书是人类对哲学的技术性最强、最难理解的贡献之一。他在上述引文表达的想法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正是此人在1914年曾经宣称，哲学“与逻辑学的联系密不可分”；这时，他却强调说，逻辑学甚至不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如果罗素真的相信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不相信——那么，似乎顺理成章的是，他这时认为，他早期的研究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根本不属于“哲学本身”。他在《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的序言中还写道：“先知曾经宣布，如果《古兰经》的两个版本看来不一致，后一个版本应被视为具有权威性。同理，我希望读者在阐释本书表达的观点时，使用类似的原则。”他的意思是，该书后半部分表达的观点应比前半部分的更有权威性。但是，他肯定也希望，类似原则将被用于他毕生撰写的全部著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感到痛苦和失望。有一篇书评尤其让他伤心。诺曼·马尔科姆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信徒，曾在关于《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的书评的结尾处说：

在20世纪头20年中，罗素对哲学和逻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任何像笔者这样对他心存感激的人很可能觉得，本书让人感到相当遗憾。

马尔科姆批评说，罗素语言粗俗，思维散乱，甚至没有想一想如何以认真态度思考哲学问题：“写作风格过于随意，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它让我想到巫师念叨的急口词，目的旨在给主顾提供娱乐，结果让他们眼花缭乱，满头雾水。我得到的印象是，本书作者从事哲学研究多年之后，现在不是厌倦了，而是麻木了。”

马尔科姆的评论特别苛刻，但是专业哲学工作者那时和至今几乎一致认为，《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不及罗素的早年著作。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在试图面向学术圈子之外的读者过程中，罗素使用了马尔科姆批评的那种“随意”风格，而且在于《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提出的问题，以及罗素建议的解决办法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显得过于老套。该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论？大卫·休谟在18世纪指出：第一，关于外部世界的所有知识来自经验；第二，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论证性推理链去确定感觉印象的真实性，这就是说，将事物的表象与事物的实在联系起来。就这个问题，罗素建议的答案是提出，在逻辑（论证性推理）和感性印象基础上，必须增加某些“非论证性推理”原则。他将它称为“科学方法的假设”，或者叫“科学的前提”。可以这么说，它填补了表象与实在之间的空白。接着，罗素列出了五个这样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时空连续性假设”——它“让我们相信，物质客体在没被感知时也存在”。

诺曼·马尔科姆态度中肯、言辞犀利地——其他论者以更温和的方式——指出，这个方法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正如罗素承认的，使用他提出的假设无法反驳怀疑论。其原因在于，怀疑论总是可以提出，为什么应该接受这些假设？罗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坚持认为，其实没有人真诚地怀疑这些假设。这就是说，没有人真诚地怀疑世界的存在。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让罗素提出的这些假设变为叠床架屋的概念。马尔科姆说：“它们［罗素的假设］应是为了证明这个观念是有道理的——世界中的日常客体存在于‘人们的感知之外’；但是，它们所起的作用仅仅以晦涩的语言强调了这个观念。”

第二，罗素受到休谟的影响，一开始便假定，如果要避免怀疑论，外部世界的存在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从个人的心理活动的存在中推知出来——正如休谟所说，“我们确定的唯一存在是感知”。在影响很大的《私人语言论证》中，维特根斯坦攻击了这个假设；有鉴于此，20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大都摒弃了这个观点，摒弃了休谟和后来的罗素表述的“知识问题”。换言之，到了20世纪中叶，大多数哲学家逐渐认为，《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讨论的问题本身就是误解的产物。由此可见，罗素就此提出的回答没有引起多大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时期，哲学家们对罗素的这本著作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这让罗素感到伤心、失望、困惑不解。他保留了一份马尔科姆的书评，然后怒气冲冲地加以评注。针对《西方哲学史》，尤里克·斯迈西斯——维特根斯坦的另外一位朋友和门徒——撰写了一篇书评，言辞甚至更为尖刻。斯迈西斯写道，“罗素勋爵以前撰写了许多带有报刊文章风格的著作”，《西方哲学史》“体现了其中最糟糕的特征，但是质量比以前的更糟糕”。斯迈西斯抨击了该书的风格和内容，然后得出了这个结论：“笔者窃以为，罗素勋爵的这本书将会作为思考和知识的代替品大行其道，将会吸引并且刺激散乱思维。”

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那个曾经帮助罗素在北威尔士寻找住房的人——写道，他第一次见到罗素时惊讶地发现，罗素需要别人对其哲学研究持肯定态度。鲁珀特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简直无法相信，任何具有他那么高知名度的人竟然会怀疑自己”。但是，“我们很快意识到，伯迪当时非常需要得到鼓励。即便如此，他那么迫切地希望得到肯定，确实让我们感到惊讶”。罗素发现，克劳谢-威廉斯——也可算上他的妻子——虽然不是搞哲学的，但是对他表示了一定兴趣。每次应邀做客时，他总是要带上《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的稿件，和他们一起讨论。他那样做的目的很快露出水面：他不仅在寻求鼓励，而且还想要听到别人的批评建议。克劳谢-威廉斯回忆说：“非常重要的是，在每次交谈中，我至少会有一两次机会表示，书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原因不仅在于其中某些论证的结论，而且在于提出那些结论的方式十分有力，使人信服。”克劳谢-威廉斯赞同罗素的观点，还就该书涉及的哲学传统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法，当然可以让罗素得到自己渴求的那些安慰。但是，该书出版之后，哲学家们开始评论。克劳谢-威廉斯可能看到，罗素对学术界并不欣赏自己的著作的担心并非病态的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恐惧：“那本著作得到的评价很低，超过了他的预期。”克劳谢-威廉斯与罗素一样，将原因完全归为思想界的难以预测的变化，于是劝说罗素，不应过多在乎那些不温不火的反应。况且，“它确实是一本权威著作”。“罗素发现，没有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自然感到烦恼。”但是，克劳谢-威廉斯觉得，这个事实应让罗素感到欣慰：“没有谁认为它是错误的，根本不值得关注；它仅仅不人时而已。”不过，克劳谢-威廉斯得出结论说：“现在的事实是，其一，罗素撰写了一本全面讨论这个问题的大部头；其二，它所面对的哲学家对此反应平平。”

当然，如果认真对待该书的序言，那么，这本著作面对的主要读者不是哲学家，而是“范围更广的普通读者。他们对哲学问题感兴趣，但是不愿或者无法花费更多时间去考虑它们”。可是，就这一方面而言，罗素也深感失望。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该书对非学术读者来说太难；实际上，它并未像《西方哲学史》那样，让大量读者踊跃购买。那一状态像专业哲学工作者的漠视一样，也让罗素觉得非常难受。在后来出版《非通俗文集》时，罗素写了一篇序言，给人脾气乖戾之感：

关于书名，我想补充一点。我在《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序言中曾说，我写那本书的目的并不是面向研究哲学的专业人士。“哲学本身关注受过教育的一般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书评家们说，他们发现那本书的有些部分艰深难懂。其言外之意是，我在前言中的表述有误导读者购买之嫌，这让我不得不在此略加解释。我不愿让自己再次面对这样的指责；因此，我坦白地说，本书中包含几个句子，某些异常愚蠢的10岁幼童可能发现它们颇为费解。基于这一点，我在此并不宣称，这些文章是通俗的；如果不是通俗的，那么就是“非通俗的”。

一方面，罗素的哲学著作没达到预期效果，学者表示蔑视，公众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他发表的政治言论却引起大量关注。罗素长期认为，有效的国际政府是避免发达国家之间战争的唯一方式，因而也是维护文明的唯一方式。二战之后，这个观点似乎获得了新的紧迫性和相关性。苏联与战时其他盟国之间关系紧张，看来很容易导致另外一场大战。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其后果显示了另外一场大战可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恐惧。实际上，它意味着，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人类可能自我毁灭。人类借助自己掌握的科技手段，将来可能毁灭人类自身。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发表的无数文章和著作中，罗素表达了这个具有启示性的预见。其实，任何关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人都有同感。

罗素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反复论证说，如果要让建立起来的国际政府发挥效用，避免战争，倡导民主，那么，唯一的现实方式是让美国使用其军事力量，在世界上起到主导作用。当时，美国是唯一一个掌握人类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武器的国家。时机看来已经成熟，可以用更有力的方式，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从1945年9月初开始，罗素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报刊文章，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呼吁：为了维护和平，美国必须立场坚定，立刻在全世界实现自己的意志，尤其应该向苏联施压。那些文章从一开始便带有一种好战意味，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表达的和平主义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例如，1945年9月，他在一篇题为《英国应该采取什么对俄政策？》的文章中提出，“用不了多久，俄国无疑将会像美国一样，获得同样优良（或者糟糕）的武器”；因此，极端重要的是，必须尽快遏制苏联的力量。他还强调说，通过“推行类似于我国在《慕尼黑协定》之前的对德绥靖政策”，就可以实现这一点。1个月之后，他发表了题为《美国可能如何使用原子弹》的文章，清楚地阐述了他想象的遏制苏联的方式：

无论采用何种措施来防止另外一场世界大战，都必须在美国取得至高地位的短暂时段中付诸实施，都必须通过强力方式，利用那种至高地位来实现。

罗素提出，“原子弹力量巨大，其用途可好可坏”，应该由美国人“聪明地加以使用，不能以不适当的方式，逃避这种力量赋予的巨大责任”。

在私下通信中，罗素以更加率直的方式，表达了他考虑和担心的问题。例如，他在9月1日给加梅尔·布伦南的信中写道：

依我所见，斯大林继承了希特勒的野心，企图世界在全世界推行独裁统治。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美国向苏联发生战争，伦敦将被夷为平地。我认为，那场战争将会持续30年，文明人在世界上将会不复存在。一切将不得不从头开始，那个过程（可能）需要500年时间。

他补充说：“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一个方法——可以挽救世界。我根本无法想象如何进行倡导。这就是，美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对俄宣战，使用原子弹，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11月，他在上院发言，进行了更谨慎的评估，认为最佳希望是让俄国政府“明白，使用这种战争方式不仅将会让其他所有人完蛋，也意味着他们的自我毁灭……我不禁怀疑，这样的说法是否足以让他们相信？明白这一点并不太难”。

两个因素支撑着罗素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这番评价，一是他对如何防止人类自我毁灭这个问题的关注，二是他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他在《美国可能如何使用原子弹》中甚至声称，宁可面对“原子弹战争导致的所有混乱和毁灭，也不愿看到具有纳粹的所有邪恶特征的政府在全球称王称霸”。在他同一篇文章中建议，组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以便对原子弹进行强制垄断。应该邀请俄国参加该联盟。如果俄国表示拒绝，那么，“那将充分满足发动一场有理有据的战争的条件。开战的理由不难找到”。

罗素忧心忡忡，说明了苏联进行扩张的危险，敦促西方盟国采取坚定的立场。他几乎生平首次发现，自己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与英国政府保持了一致。1945年大选产生的工党政府在英国历史上具有最强的社会主义特征，但是罗素高兴地发现，它“至少像丘吉尔一样，持反对苏联的态度”。因此，在9月的上院发言中，他特地赞扬了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以及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采取的立场。

罗素的对苏立场与当时的工党政府不同，与丘吉尔的更接近，至少在冷战的初期阶段如此。实际上，1946年6月，苏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旨在建立控制原子弹的国际权威机构的建议（所谓的“巴鲁赫倡议”）。随后，罗素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进行讲演，言辞强烈，超过了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发表的著名《铁幕》演说。罗素在给加梅尔·布伦南的信中写道：“从理智上说，我很不喜欢苏联政府。”他之前谈到的他“根本无法想象如何进行倡导”的政策，即使用原子弹形成美国霸权的政策，这时开始被他公开地反复鼓吹。1947年，他在皇家帝国协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

我认为，可以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联盟。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俄国说，“如果你们同意联盟提出的条件，欢迎你们加入；如果你们不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将会向你们开战”。我倾向于认为，俄国将会默从；如果它不就范，只要联盟很快建立，世界有可能在核大战中幸存下来，然后按照世界的需要，组建一个单一的政府。

罗素在给一位名叫沃尔特·马赛的美国学者的私人信件中说，他认为俄国人不会默从。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不采用战争手段，俄国是不会就范的。”他还表示，在那样的战争中，“甚至在不使用原子弹的情况下，俄国人也可以摧毁英国的所有城镇”。但是，“我认为，即便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样的战争也是有价值的”。其原因在于，“我确信，美国最终将会取得胜利”。

罗素鼓吹，应该对俄国采取坚定——甚至好斗——的方针。他那样做的动机基于两点：其一，他担心俄国将会拥有原子弹，在全世界发动一场灾难性核战争；其二，他想到俄国在欧洲称王称霸的情形，内心感到恐惧。罗素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俄国在欧洲横行，将会带来极大灾难。此后出现的任何反征服行动都无法消除它。具体说来，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被送往西伯利亚东北部或者白海沿岸的劳改营。在那里，大多数人将会死于艰难的折磨，幸存者将会沦为动物（波兰知识分子的境遇就是如此）。”他承认，即便在俄国造出原子弹之前，与俄国交战也可能让百万人生灵涂炭，让许多伟大的欧洲城市化为废墟。但是他认为，那也比遭受苏联人的统治要强一些。他自己还强调，那个观点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表达的恰恰相反；那时，他对纳粹的威胁持完全不同的立场。他在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1938年之前，我曾经支持绥靖政策。我现在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我不愿重蹈覆辙。”当时，许多著作出版，描写了苏维埃俄国的状况。罗素公开对尽可能多的著作表示欢迎。例如，他为弗里达·厄特利的《幻灭》撰写了一篇前言，为阿瑟·克斯特勒的反苏文集《神秘莫测者与人民委员》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自从1920年访问俄国之后，罗素对苏联政权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与西方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不同，完全愿意相信，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的那些著作见证了斯大林的行径。

由此可见，罗素对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心怀恐惧，那种心态是有充分道理的。人们现在觉得，罗素的错误之处在于，他认为苏联具有野心和手段占领整个欧洲。当然，这并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担心是完全没有依据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苏联的势力范围似乎以不可阻挡的方式逐步扩大，将一些国家纳入其中：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于1946年；波兰于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于1948年；匈牙利和东德于1949年。除了罗素之外，其他人也深感恐惧，认为苏联的扩张将会逐渐蔓延到整个欧洲。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带来的损害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如果将军人和平民计算在内，俄国的损失接近2000万人，许多城镇遭到摧毁，几乎夷为平地。战后，苏联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急需重建，其实根本没有能力入侵西欧。对于美国原子武器装备的力量，罗素的估计看来也是错误的。1945年，罗素开始提出，美国应该通过威胁使用原子弹的手段，迫使俄国签订一项国际协议。其实，美国没有那样做的能力。美国那时拥有的原子弹数量很少，而且没有飞机能够将那些原子弹投送到俄国城市。后来，美国获得了相关能力：大规模生产原子武器；制造远距离洲际轰炸机（B-36和B-52轰炸机）；在英国建立空军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俄国。当美国可以造成罗素极力主张的那种威胁时，苏联已经拥有原子弹。

因此，罗素自己逐渐意识到，美国当时即便愿意，也无法像他鼓吹的那样，对苏联进行核威胁。实际上，罗素在写给马赛的信件中提到，“与职业战略家的交谈”让他确信，美国需要大约两年时间才能让核威胁具有可行性。因此，“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时段是今后两年”。这一说法证明具有先见之明：正是在那两年中，俄国独立研发出原子弹。

让罗素受到批评的不是其建议的不可行性，而是它表现出来的好战性。例如，《新政治家》主编金斯利·马丁在一篇社论中发怒地指出，罗素“判断，从道德和政治这两方面看，开始向莫斯科扔炸弹都是可取之举”。罗素以同样愤怒的态度回应，要求马丁发表一封他撰写的进行反驳的长信。罗素那封信中承认，他曾经要求美国人利用原子弹来威胁苏联，以便迫使对方信守巴鲁赫倡议。但是，他矢口否认自己曾经要求美国人动手轰炸俄国。两年之后，他在写给《国家》的一封类似信件中强调：“关于我支持向俄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说法，是共产党人杜撰出来的。”但是，他再次承认，他确实敦促美国发出那样的战争威胁。同理，当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1950年批评他的对俄观点时，他也回答说：“假如贵俱乐部的成员稍微做点事情，确定一下事实，他就会发现，我从未提出发动预防性战争。”如果我们漠视罗素写给马赛的上述信件，考虑到以下两点，罗素的否认之辞可被视为准确的：其一，罗素在所有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坚持说，俄国可能屈服于原子弹轰炸的威胁；其二，建议美国发出这样的威胁与建议美国开战并不是一码事。但是，在写给马赛的信件中，关于鼓吹发动预防性战争这个问题，罗素的言辞并不明确。

让罗素感到尴尬的是，写给马赛的那封信件于1954年发表——那时，他刚刚矢口否认自己支持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5年之后，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电视访谈中，约翰·弗里曼向罗素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您近年来鼓吹，一场预防性战争有可能阻止共产主义，阻止苏俄。是否真有其事？”罗素回答说：“真的确有其事，而且我对此并不后悔。”接着，他为自己早些时候鼓吹的发动此类战争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他提出的理由是，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如果必要，甚至兑现那种威胁的做法也是站得住脚的。它可以防止“出现两个具有毁灭手段的势均力敌的大国——这正是导致目前的可怕危险的原因”。

这番话遗漏了一点：在1945—1948年那段时间里，罗素不止12次公开鼓吹，应该实施以原子武器威胁苏联的政策。他十分憎恨和害怕苏联，提出了一个理由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那样做不仅可以防止两个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而且还可以防止武力征服西欧。除了私下通信之外，他在公开场合也反复表达了这一点。例如，1948年11月，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学发表演讲（讲稿1949年1月刊登在《19世纪及其后》上）时宣称：“要么我们必须在俄国拥有原子弹之前，发动一场针对它的战争，要么我们被迫俯首称臣，让它统治我们。”与他在写给马赛的那封信件中的做法类似，罗素在演讲之后的讨论中明确表示，他认为被苏联统治是可怕的结局，他宁可面对战争。实际上，在威斯敏斯特中学，他回答听众提问时甚至说，如果俄国坚持推行侵略政策，英国面对的选项有三个：第一，在俄国拥有原子弹之前对俄开战，“以相当迅速的方式结束战事，西方肯定会获得胜利”；第二，在俄国拥有原子弹之后对俄开战，“希望依然可以取得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令人恐怖的杀戮、破坏和苦难”；第三，对苏联俯首称臣。在这三个选项中，他认为最后一个最糟糕，“简直完全不可想象，完全可被排除”。这与他在回答弗里曼的问题时表达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其原因在于，他毕竟声称，即使俄国在美国对俄宣战之前获得原子弹，它们可能依然并非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国家”）。但是，罗素在此的着重点明显不同。

在接受了弗里曼采访之后不久，罗素在写给《听众》的一封信件中谈到了他之前的说法，否认自己曾经鼓吹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而且，他还一反常态地宣布，当他撰写那封信件（1953年给《国家》的信件）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考虑，推行战争威胁政策是可取的”。在《自传》中，他重复了这个观点：

除非采取极端措施加以避免，军备竞赛将必然出现。正是鉴于这一点，我在1948年后期曾经建议的可能解决办法是，美国向俄国发出战争威胁，以便迫使对方进行核裁军……我1948年对这个观点的主要辩词是，我认为俄国很可能顺从西方提出的要求。

……我提出那项建议时的态度非常随意，并不指望有人注意，所以很快忘记自己说过那样的话。我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它，随后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将成为报界仔细分析的话题。后来，那封信件的收信人［沃尔特·马赛］征求我的许可，打算将信件公之于众。我没有考虑其具体内容，按照通常的做法表示同意说，他可以自行处置。他将信件公开发表。我看到自己以前提出的建议，真的感到惊讶。我也完全忘记了，那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前面提到的演讲中。

他对自己的否认言辞的解释很不合理，其可信度远远不及那些言辞本身。实际上，上述解释几乎在各个方面显然是虚假的。应该通过发出战争威胁，迫使苏联接受对原子弹的国际控制，这并不是他在“1948年后期”仅仅表达过两次的观点——在二战结束之后的3年中，他曾经反复强调。我们不可能相信他的这个说法：在1950年至1953年间表达否认态度时，他忘记了自己曾经坚持该观点。其原因在于，正是在那些否定表态中，他承认说，他自己曾经呼吁使用战争威胁（他矢口否认的是，这相当于要求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最后，在他提到的写给马赛的信件中，他对自己的观点的“主要辩词”肯定不是，俄国可能屈服于战争威胁；恰恰相反，他在那封信件中明确表达的看法是，俄国不大可能就范。在那封信件以及其他许多场合中，他就自己的好战态度提出的主要辩词是，如果有必要阻止斯大林的统治向西欧蔓延，与俄国开战是有道理的。

显而易见，1948年以后，罗素对自己在前3年中发出的好战言论感到极度尴尬。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罗素反复表达了针对苏联的好战言论。例如，宁可与苏联交战，甚至不惜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接受苏联的统治。但是，他放弃了他提出的这个建议：在与苏联就裁军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中，应该包括使用原子弹进行轰炸的威胁。后来，他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自己与那个建议划清界限。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答案存在于报界对他1948年11月在威斯敏斯特中学的演讲的反应。那些反应可能使他改变形象，成为让工党政府在政治上感到尴尬的角色——到那时为止，工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充当官方发言人。虽然那次演讲的内容纯属他多次重复的老生常谈，但是它被报界反复渲染，引起了大量言辞激烈的批评。就在演讲之后的一天，《雷诺兹新闻》发表了一篇社论，对罗素进行指责：其一，他鼓噪“死亡和毁灭消息”；其二，他要求听众接受“没完没了的恣意屠杀，接受城市遭到毁灭的命运，接受原子辐射对繁荣世界的毒害”。该社论接着写道，罗素勋爵“提出了有史以来最古老、最血腥的谬见”：“利用战争来终止战争。”

其实，最后一点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它并非见于罗素在威斯敏斯特中学的演讲中，而是在之前的一次演讲中，即他1947年在新英联邦协会发表的演讲。他当时说：“如果要打仗，主要目的应是创建一个国际政府。如果说这是其结果，那么下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最后的战争。”但是，其他报纸抓住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学的演讲大做文章，将其主旨简单地概括为“进攻俄国”这个口号。在这种情况下，罗素不得不出面反驳。不可忽略的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表示歉意，声称那些报道让首相感到为难。接着，他给报纸写信，矢口否认自己鼓吹对俄开战。但是，他承认自己说过：“民主国家应该做好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应该让俄国明白，民主国家准备这样做。”后来，罗素放弃了这个想法，不再认为在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的过程中，威胁使用武力是一个合理手段。他仅仅强调说，如果出现苏联进行军事侵略的任何迹象，就应该动用武力进行应对。那个立场与英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合拍。

在威斯敏斯特中学的演讲引起轩然大波前后，罗素在英国当局眼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在那之前的一个月里，他出访挪威和柏林，担任英国政府的非正式发言人；在随后的一个月中，他拟在英国广播公司赞助的享有盛誉的里斯讲座中首次露面——他对那份殊荣非常在意，并且深感骄傲。次年，那一段体面岁月达到了高潮：他被授予功绩勋章——英国政府给予个人的最高荣誉。虽然他后来声称，那样的东西不值一提，但显而易见的是，他非常重视官方给予的荣誉。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在1948年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失去工党政府对他的尊重。

在《自传》中，罗素稍稍强化了在挪威和柏林之行中担任英国政府代表的色彩。他说：“政府派我到挪威去，希望诱导挪威人加入反俄联盟。”给人的感觉是，似乎他承担着官方使命，为最终创建北约的谈判助了一臂之力。其实，那次访问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其目的是影响挪威的公众舆论，而不是直接参与政治谈判。发出邀请的是英国驻挪威大使劳伦斯·科里尔勋爵——他碰巧是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的叔叔。按照科里尔勋爵给克劳谢-威廉斯的解释，科里尔希望，罗素将举行系列演讲，让挪威人自己有机会听到“一位积极支持西欧理想的精英人士的观点。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实际上反对任何形式形式的极权主义，提出的理由可以超越保守党或者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后来，科里尔报告说，罗素结果举行了三场演讲，“其内容与我期望的东西几乎完全一致”。

罗素的首场演讲原定于1948年10月2日在特隆赫姆举行。但是，发生了一场后来被大肆渲染的偶然事件，讲座被迫取消。一架水上飞机运送罗素从奥斯陆到特隆赫姆，降落接触水面时遭遇狂风，随即沉没。坐在禁烟舱的19名乘客全部遇难。罗素和坐在吸烟舱的其他乘客一起，奋力游到一艘救生艇旁。后来，船被划到距离特隆赫姆数英里的海岸。他返回酒店，被记者团团围住。其中一名记者问，当他落入海水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当时想，水是冷的”——罗素尽量不让自己说，他想到的是神秘论和逻辑的性质。后来，他写信告诉克劳谢-威廉斯：“我很高兴，我在水中的深刻思考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挪威度过了令人愉快的时光。我希望那里的人，喜欢那个国家。现在，我动身前往柏林。那个地方愉快不足，但是更有意思。”

险些在挪威海岸丧命的那次旅行之后几周，他前往柏林访问。值得注意的是，为他的柏林之行提供资助的正是英国外交部。当时，苏联已经封锁柏林5个月，盟国出动军用飞机空投物资，保证供应渠道畅通。用他在《自传》的话来说，在空投期间，他的任务是发表演讲。一是鼓舞执行任务的军人的士气，二是希望说服柏林人，“抵制俄国人试图将盟军赶出柏林的做法是有价值的”。为了那次访问，有关当局给他发放了军人护照，特地让他成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他写道：“我当时能够以军人的身份正步走路。那样的经历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报界对罗素的挪威和柏林之行很感兴趣，树立起他在公众眼里的形象：他不仅是冷战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发言人。对罗素来说，那样的知名度完全是令人愉快的。克劳谢-威廉斯讲述的一个故事发人深省。有一次，克劳谢-威廉斯举行晚宴，旨在将罗素介绍给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帕特里克·布莱克特。

伯迪在其他客人之前到达。我们利用那个机会，让他看了某家美国报纸刊登的关于他的一则长篇报道……“关于我的事情可真不少！”伯迪一边说，一边舔着嘴唇。然后，他坐下来阅读报纸。大约5分钟之后，布莱克特夫妇和亨廷顿夫妇同时出现。他们脱去外套。我领着他们穿过客厅，走向厨房。我们到了厨房门口，我准备开口介绍。伯迪很不情愿地停止阅读，但是两眼依然盯着报纸说：“我很抱歉，我无法注意到任何人。我正在阅读关于我自己的文章。”

当时的情况肯定让罗素忐忑不安：1948年11月21日，就在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学发表演讲次日，他访问柏林之后，他一觉醒来发现，报纸使用诸如此类的标题，报道那次演讲：《罗素呼吁西方立刻与俄国开战》、《罗素伯爵呼吁使用原子弹》。

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英国广播公司赞助的关于《权威与个人》的里斯系列讲座中，为什么罗素刻意显得温和，甚至给人乏味之感。第一讲的题目是《社会协调与人之本性》，于1948年12月26日播出。就基本内容而言，该系列讲座与《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大体相同。不过，他的激情减退不少，引起争论的旁白也压缩了许多。罗素表示，如果社会要幸存下去，就必须驯服导致战争的侵略本能；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决不能压抑具有冒险精神的勇敢个人——他们的创造性是所有独创思想之源，是所有进步之源。人们本来指望，罗素这时将以煽情的言辞，抨击苏联，详细展开这一主题。但是，他反而过于谨慎，以令人不快的方式暴露，他的中心论点实质上仅仅是一些陈词滥调。许多读者发现，他们赞同罗素在《权威与个人》中表达的所有观点，然而觉得从中根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阿兰·瑞安在《伯特兰·罗素的政治生活》中写道：“如果任何人未能感到，在二次大战之后，个人的主动性不得不以和平方式，在非专制方式保留下来的社会秩序中得到满足，那么，这样的人确实非常古怪。”

里斯讲座结束之后（最后一讲于1949年1月30日播出），罗素希望暂时不再涉及哲学和政治。他的原定计划是：首先，到北威尔士居住两个月，以便完成自传；然后，3月底到欧洲大陆旅行，在马赛和罗马打理一些事务；最后，接受他在美国遇到的一位名叫达夫妮·费尔普斯的朋友的邀请，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在她家里度过假期。然而，事与愿违，他不得不面对个人生活中的纠葛，根本无法安心写作。在西西里，他和彼得将近10年的共同生活积累的矛盾以激烈方式爆发，那次摊牌结束了两人的婚姻，导致了持久（而且长期恶语相加）的分居。

罗素在《个人备忘录》中写道，分手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和彼得就钱财问题发生争吵；二是彼得误以为，他打算与科莱特重修旧好。他解释说，他以前曾经写下遗嘱，打算将全部财产留给彼得。《西方哲学史》取得成功之后，他告诉彼得，他建议订立一份新的遗嘱，将他的部分收入留给约翰和凯特。结果，彼得听到之后和他大吵一场，失声大哭，说他显然不再爱她了。在不久之后撰写的另外一则陈述中，他进一步解释了出现麻烦的细节：他建议《权威与个人》的版税收入应该给予约翰。彼得针锋相对，声称该书有一半工作是她做的，她不愿看到约翰得到该书的收入。这迫使罗素提出订立新遗嘱的建议。彼得听到该建议后，顿时泪流满面。罗素说，随后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他与科莱特的关系。

在有关科莱特的问题上，彼得心生疑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1948年5月，罗素终于获得一份前往瑞典访问的邀请函。科莱特离开英国已经两年，那份邀请函可以让他与科莱特再次见面。邀请函由《西方哲学史》瑞典版的编辑发出，请罗素举办四场公开讲座，两场在斯德哥尔摩，两场在瑞典东南部城市乌普萨拉。完成讲座之后，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前往斯德哥尔摩以西30英里的玛丽弗雷德，和科莱特共度几天。罗素后来说，他当时觉得，那时科莱特岁数太大，身体太胖，毫无迷人之处，根本不可能作为他的情人。但是，他肯定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他希望和她重修旧好。他建议科莱特返回英国。而且，他在1948年6月的一封信件中告诉科莱特，彼得表达了她的愿望，科莱特应该在北威尔士定居，而不是（像科莱特原来计划的那样）前往苏格兰居住。

9月，科莱特抵达费斯廷约格，彼得当时在伦敦。有一天，康拉德到一个朋友家过夜，家里只有罗素和科莱特两人。科莱特在给朋友菲利斯·厄奇的信中写道：“真是美妙之极。我们两人在山区的黑夜中醒来……他以非常强烈的口气说，‘我俩当初根本不应分开’。”

但是，几个月之后，里斯讲座结束。罗素返回威尔士，继续撰写自传。科莱特那时发现，情况十分复杂，大大超过她的预想。罗素向科莱特坦白，他已经开始和另外一个女人往来，她名叫朗希尔德（“诺尔”）·基耶兰德。科莱特后来了解到，基耶兰德的丈夫对她颇为“苛刻”。诺尔·基耶兰德是挪威人，20世纪30年代曾将孩子送到灯塔山学校读书，那时便认识了罗素。1948年10月，罗素访问挪威期间，与基耶兰德再次见面，开始与她的恋情。那一段插曲看来影响了他对科莱特的兴趣。

1949年3月17日，科莱特给菲利斯·厄奇写了一封长信，声称罗素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此外，她还试图概括自己面对的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当时，彼得再次去了伦敦，罗素可能不得不带着康拉德，奔赴欧洲大陆。科莱特说，彼得没能让父子两人一起到欧洲去，肯定感到非常失望。罗素回答说：“没有什么可失望的。扮演深受苦难的病态妻子的角色让她感到愉快，超过了到法国、罗马和陶尔米纳观光。”科莱特本来希望，在费斯廷约格期间，她可以让罗素度过一个“平静的工作假期”。但是，她告诉厄奇：“我们两人聊到令人痛苦的事情，简直没完没了。”彼得发现了罗素与诺尔·基耶兰德的婚外恋情，给他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件，“表达了她对他的所有反感之情。她还以非常生硬的口吻表示，她当初嫁给他是多么高尚！”根据科莱特的说法，彼得每天给罗素打三次电话，诺尔也是如此。这让给罗素和科莱特无暇去干任何事情，只能讨论罗素陷入的可怜的婚姻状态：“他告诉我，他尽量不让她知道，两人的婚姻关系已经破碎，他已经深感厌倦。”两个问题尤其让罗素焦虑不已：其一，彼得可能出售或者出租费斯廷约格的房子——由于税务方面的原因，房子的产权已经转移到她名下；其二，彼得有可能带着康拉德离开罗素。“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我干吗让自己卷入这些事情之中？”科莱特在信中写道，“怎么说呢，我没有任何依赖彼得的计划。”那时，科莱特已经放弃原来的想法，决定不在北威尔士置业与罗素为邻。她打算返回瑞典，“以令人不快的方式，结束一段不可思议的插曲”。

科莱特度过了显然艰难的开头几天之后，开车带着罗素，“冒着凄风苦雨，穿越笼罩在雾霭之中的乡村”，达到巴拉火车站。罗素在那里上了前往伦敦的列车。接着，她返回位于费斯廷约格的农舍式房屋。她写信告诉罗素：“今天晚上，我将要钻进你那张大床，‘在星际空间的寒冷中’，面对那种亲昵氛围的幽灵。”动身前往马赛之前，罗素在伦敦住了几个晚上。这刚好让科莱特有时间，将诺尔寄到费斯廷约格的一封信件转寄给罗素。次日，科莱特收到一件包裹，上面标有诺尔的名字和地址。科莱特立刻给罗素发去一份电报，询问如何处置。罗素几个小时之后就要乘坐飞机到法国去，于是回电说，打开包裹（里面是他的自传打字稿），将稿件放进他的书桌抽屉里，然后毁掉包裹中的其他任何东西。

罗素相信，彼得宁可待在伦敦，也不愿与他和康拉德一起，到西西里去。结果，他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达到陶尔米纳仅仅几天之后，彼得不期而至，交给他一封收信人为罗素的信件。信件是科莱特写的。彼得因此得知，她自己犯了错误，以为罗素与科莱特之间仅仅是友谊关系——彼得看到，科莱特依然用恋人的语言给罗素写信。不出预料，彼得反应强烈。1949年4月2日，罗素写信告诉科莱特：“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最乐观的情况看，可能是友好分手……我担心，彼得给你写了令人不快的信件。整个事情令人不快，我觉得自己能力欠佳。请原谅我。”两周之后，他再次写信说，彼得“突然离开这里回家，声称再也不能忍受我了，再也不愿见到我了。我认为，这次分开将是永久的”。

触发彼得最终负气离开的事情显得鸡毛蒜皮，无伤大雅。但是，不要忘了，在那之前的数月——甚至数年——中，欺骗、敌意和争吵在一直累积。在那之前，女主人达夫妮·费尔普斯曾经邀请罗素来陪伴自己。那时，她约了几个朋友，其中包括朱丽安·特里维廉和玛丽·费登，举行月光野餐和钓鱼活动。领头的是费尔普斯的一个西西里朋友，名叫罗科。康拉德（“一个脾气倔强的孩子，可能令人厌倦”，费尔普斯后来回忆说）没有收到邀请，彼得说，她对此感觉很不舒服，所以不能赴约。罗科知道，他们什么鱼也钓不到，所以带了一条大鱼。他生火把鱼烤熟，取出大量当地酿造的葡萄酒。皓月当空，景色迷人，他们吃着，喝着，十分高兴，一直玩到午夜。到那时，每个人（玛丽·费登除外——她不得不担任司机，开车带着其余的人，沿着危险的山路返回）都进入醺然状态。罗素显然十分享受，有人听见他高声叫喊：“真是让人觉得羞耻！我酩酊大醉，就像一个贵族。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是贵族！”一行人返回费尔普斯家之后，罗素需要别人扶着，才能走上花园露台。他们打算护送他安全进入他的房间，让他在那里独自睡去，彼得不在他身边可能更好一些。然而不幸的是，彼得尚未就寝。费尔普斯回忆说：

房门突然打开，彼得出现在那里。她怒气冲冲，穿着一件猩红色晨衣——我注意到，它与她头发的颜色形成鲜明对比。伯迪和我站在那里，明亮的灯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我们听见她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达夫妮，你们竟敢自己出去，把康拉德留在这里？你知道的，他喜欢钓鱼（其实我并不知道）。达夫妮，你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伯迪默默点燃斗烟，躲进厕所，将自己反锁在里面。

彼得冲着朱丽安·特里维廉大喊大叫：“我的丈夫岁数不小了，醉醺醺的。男人应该帮助他躺下！”接着，她啪的一声关上房门。第二天上午，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去了机场，独自搭乘下一个航班回家。

康拉德站在母亲一边。在剩下的几天里，罗素告诉东道主，和他们待在一起感觉很好——他们“不会整天给我脸色看”。康拉德反复说，他们那一帮人“全是酒鬼，真让人感到恶心”。父子俩返回伦敦之后，康拉德重新和彼得会合。彼得决心已定，毫不动摇，坚决不见罗素。她声称，除非罗素承诺不再与科莱特见面，否则，她绝对不会和他说话。

情况变得很糟糕，让罗素感到可怕。彼得从西西里返回英国时，科莱特仍然住在费斯廷约格的农舍式房屋里。于是，彼得到了伦敦的那套公寓，拆开科莱特写给罗素的另外一封信件，见到更多对她自己不利的言辞。她确信，科莱特和罗素已经密谋数月，打算住在一起。彼得写信告诉伊丽莎白·克劳谢-威廉斯：“我真的太傻了。当初是我的主意，让她住在我们附近。她当时本来在苏格兰寻找住处，但是我觉得，如果她住在附近，这对他有好处——他的岁数越来越大，朋友越来越少。当初也是我的主意，在她寻找房子期间，请她住在我们的农舍式房屋里。”彼得继续写道，在西西里看到科莱特写给罗素的信件之前，她并不知道他们两人依然相恋。“伯迪口口声声告诉我，他爱我，只爱我一个人……他还说，他不太喜欢她住在附近。他发现，她言行相当愚蠢，十分乏味，唠唠叨叨，而且耳朵不好，与她交流令人厌倦。”

可是，罗素根本没有与科莱特密谋，根本没有打算和她重修旧好，而是想方设法摆脱她。他在西西里期间写信告诉科莱特说，彼得发现了她写来的信件，掀起“轩然大波”。他建议，“眼下，我和你见面是不明智的”，并且要求她在5月初搬出费斯廷约格的农舍式房屋。他从西西里返回之后，到了波特梅利翁庄园，在那幢农舍式房屋暂时住下，等待科莱特安全离开费斯廷约格的农舍式房屋，返回瑞典。那年夏天的头几个月中，科莱特给罗素寄去情深意长的信件。但是，罗素告诉她，她不能再给他写信，以免康拉德看到任何迹象。到了秋天，科莱特的朋友菲利斯·厄奇认为，科莱特已经濒临精神崩溃。10月底，科莱特到了伦敦，写信表示她已经身心疲惫，建议和罗素见面。罗素的回信没有给她任何安慰：他说，他觉得他们暂时最好不要见面；不过，他计划12月初到伦敦，那时他们可以相见。但是，他直截了当地表示，那次见面决不能引起任何丑闻。1950年1月3日，科莱特给罗素写了一封长信，以便向他最后道别。她告诉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人生的最好时光被用来关爱你。你两次让我陷入精神崩溃的边沿，一次是你去中国之后，一次是现在”：

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希望你依然说，如果下地狱是进天堂的代价，为此付出是值得的。我也会这样说。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你的天堂就是我的地狱，而且最终也是你自己的地狱。

科莱特继续写道：“对我来说，如果在一个世界中，喜欢一词取代了爱恋一词，那个世界看来是没有价值的。在遥远的过去，我有能力驱散你的幽灵，因为我爱着你，满怀激情，充满温馨，甚至涉及他人也在所不惜。现在，你无法驱散我的幽灵，因为你已经完全失去了爱。”

罗素从西西里回来之后发现，彼得态度坚定，决意离开自己。他写信告诉科莱特，他感到“高兴，就像刚被释放的囚徒”。但是，他并不打算进入另外一种牢狱。他给彼得说过，科莱特不吸引人，那其实是肺腑之言：她已经失聪，让人生腻，这两点尤其让他觉得难受，甚至对科莱特本人也毫不隐瞒。（“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你让我觉得，我自己耳朵不好使。”科莱特在告别信中写道，“假如别人这样说，我应该知道，你有理由就此小题大做。但是，别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在瑞典时如此。但是，鼹鼠丘慢慢变成了大山——就在费斯廷约格。”）在那段时间里，罗素与诺尔·基耶兰德的婚外恋情起到了作用，填补了失去科莱特之后留下的空白。失去彼得并不需要补偿；对他来说，最让他感到伤心的是失去了康拉德。1949年夏天之后，康拉德只与母亲一起生活，在长达20年中没有和罗素见面。

5月，科莱特迁出费斯廷约格的农舍式房屋。彼得收拾个人物品，带着康拉德，搬到北康沃尔的莫温斯托。康拉德在达廷顿学校过得不愉快，常常受到欺侮，1947年秋季以来一直在家里学习。罗素与彼得分居时，决定将康拉德送到伊顿公学去（我推测，这主要是彼得的想法）。在那里，康拉德——罗素伯爵伉俪的智力早熟的儿子——将会觉得比较更自在。（罗素默从这个计划，这无疑是一个迹象，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接受了英国现存体制，并且被英国现存体制接纳；第二，他不再认可自己20世纪20年代所持的激进教育观。）康拉德1950年秋季之前无法到伊顿公学上课，那段时间和母亲住在康沃尔。最初的计划是，他到费斯廷约格去，和罗素一起度过假期——复活节、暑假和圣诞节。但是，康拉德反复表示，他再也不愿和父亲打交道，那个计划最后落空。

当然，罗素本来可以诉诸法律，要求获得探视儿子的法定权利。但是，鉴于对其他两个子女监护权的前车之鉴，他不愿和彼得对簿公堂。他在一封信件中告诉凯特：“我记得，你和约翰当初面对我和你母亲，感到非常为难。所以，我暂时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那个决定其实是克己之举，让罗素付出了巨大代价。康拉德学业有成，在中学和大学名列前茅，后来成为那代人中最著名的历史学者之一。罗素不得不远远地望着儿子取得的成就，像外人一样，听到的只有二手消息。在那段时间中，彼得对罗素的憎恨丝毫未减。她甚至告诉康拉德：如果他与父亲有任何联系，她就再也不搭理他。彼得说话算话：1968年（那时，康拉德已过而立之年，罗素也九十有余了），康拉德终于与罗素和好，彼得随即断绝了和儿子的关系，从此既不见面，也不联系。

分居之后一年多时间里，罗素独自住在费斯廷约格，更需要的与其说是爱人，毋宁说是家庭。他写信告诉凯特：“我越来越病态，反思之余，深感自己人生失败，无论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均是如此。我试图让自己相信，都是别人的过错。但是，这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看来说明实情并非如此。”到那时为止，凯特已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独立于她的父母和继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她的过去分割开来。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待了几年之后，她做出判断，觉得自己真正需要的既不是学术方面的成就，也不是成为任何类型的职业女性。她需要稳定的传统婚姻，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努力追求，“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我实现理想的男人”。后来，她遇到了查尔斯·泰特。泰特是哈佛大学的语言研究生，性格不错，能力较强，可以成为她心目中的可靠的丈夫、父亲和顾家的人。她征求父亲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回复（“我建议，立刻结婚”）。1948年春天，凯特和查尔斯喜结良缘。夏天，夫妻双双回国，希望得到家人的赞同。罗素、彼得和朵拉立刻表示首肯。到了罗素与彼得分居时，凯特和查尔斯已经返回美国，定居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计划如何安顿下来，共同生活。

约翰与过去一样，生活没有那么稳定。他和凯特一样，也尝试在美国开始自己稳定的独立生活。但是，他1949年返回英国，恋情出现危机，一度失去控制。这让罗素有了机会，再次进入儿子的生活，以便给予约翰显然需要的支持。同时，那也让他自己获得机会，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修复1945年争吵给父子关系造成的某些损害；第二，通过重新获得某种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失去康拉德带来的影响。

1945年两人争吵之后，约翰经历了许多事情，让他难以应对。那年年末，他去了坎布里奇，出席凯特（她当时刚刚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和她的一些朋友安排的一次聚会。在那里，他遇到了在哈佛大学结识的一个老友，名叫莫里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战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这时迷上了神秘论和精神分析。弗里德曼在一个治疗公社待过几个月——那样的公社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该公社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名叫“创意屋”。公社成员表演他们所称的“心理戏剧”。那种治疗通过戏剧方式，表演象征性自杀和谋杀（例如，谋杀自己的父母），旨在释放并且克服受到压抑的情感。1945年11月，就是凯特在坎布里奇组织那次聚会时，弗里德曼爱上了那个团体的另外一名成员。她名叫苏珊·林赛，是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女儿。两个月前，苏珊刚产下一个女婴，取名安妮，女婴的父亲是苏珊已经分手的一个前男友。弗里德曼和苏珊两人让约翰神魂颠倒。约翰确信，“心理戏剧”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加入了教堂山的那个团体。1945年12月，弗里德曼和苏珊结婚。没过多久，苏珊和约翰双双坠入爱河。弗里德曼和苏珊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个月，苏珊便离开弗里德曼，和约翰住在一起。1946年3月，约翰宣布，只要苏珊可以与弗里德曼离婚，他计划立刻和她组成家庭。

除了约翰是同性恋（他显然相信，只要他找到中意的女人，他可以克服那个性取向）这个因素之外，那个本已怪诞异常的局面还增加了另外一个复杂因素：从一定程度上说，约翰在英国有婚约在身。女方名叫杰基·戈登，是他在达廷顿学校认识的一个老朋友。1945年11月，就在凯特举行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那次聚会之前，约翰曾经写信告诉朵拉，他希望安排杰基到美国，以便和她结婚。在这种情况下，朵拉有理由感到困惑。1946年3月10日，朵拉写信告诉约翰：

两天前，杰基给我打电话说，她收到了你的信件。她就此跑来见我。我从她那里了解到，你要和一个名叫苏的女孩结婚。苏是你的一个朋友的妻子，虽然岁数不大，但已经产下一个婴儿。杰基还说，你“信上帝”。

……约翰，你究竟怎么啦，孩子？干吗不写一封家信，给我说一说这事儿？

约翰的行为让朵拉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有一点她表示欢迎：他看来已经下定决心，转向异性爱。她后来在给约翰的一封信件中写道：“我以前曾经担心，你可能处于麻烦阶段，难以摆脱同性恋……你已经明白——这非常正确——如果不能度过那个阶段，它可能变成一种可怕的牢狱。”

朵拉非常担心，约翰轻率地走入一段不适合他的婚姻。于是，她给罗素打电话，要他和约翰讨论这个问题。罗素也是头一次听到这个消息，随即给凯特写信，希望听到她可能了解的情况。这促使凯特向罗素透露，约翰在战争期间就有同性恋行为。同时，她也给朵拉报告了相关情况。罗素在回信中写道：“你评述了约翰的情感纠葛，思路非常清晰，堪称杰作。我对他的同性恋倾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当时拒绝将他的信件交给邮件审查人员，担心它们可能露出此类蛛丝马迹（我们那时正在从美国返回英国的途中）。”凯特对苏珊的看法是：苏珊“站在刀刃上。如果轻轻一推，她有可能成为圣人，也有可能成为疯子”。关于拟议中的结婚事宜，凯特在给朵拉的信中写道：“它可能出现大麻烦，造成可怕的局面；它也可能让约翰和苏珊从此走上正道。眼下，没有谁能预测结果。但是，请允许我向你保证，无论出现什么变化，情况都比以前好些。约翰曾经濒临彻底颓废的边缘。这件事情已经将他拉了回来。”关于约翰信上帝的事情，凯特告诉朵拉：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应这样做。我自己不信上帝，将来也很可能不会相信。但是，许多人信，这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美德。约翰拥有的力量超过我原来的预料，但是并不足以战胜他不得不承受的可怕重负。如果他可以在对上帝的信仰中发现更大力量，他有理由那样做。请你尽量将他视为备受苦难的个人，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精灵。约翰自称事事只有主张，但是在大多数人的人生中，理念最终仅仅起到很小的作用。在大量的现成理想中，能够在这场冲突中帮助他的寥寥无几。它们大都缺乏人情味，相当负面，根本无法厘清情感混乱。

相比之下，罗素听了凯特对情况的冷静分析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对约翰即将进入的婚姻（如果说不是对约翰的宗教倾向）感到放心。他在信中告诉凯特：“我同意你的看法，这可能对他大有好处，但是危险也非常巨大。我已经给他写信，表示同情和良好祝愿。我肯定不会站在朵拉一边，试图横加干涉。”罗素的这封信件——前一年两人争吵之后的第一封信件——让约翰深感宽慰。约翰随即回信谈到了详细计划：他希望夏天离开海军，打算和苏珊结婚；然后，他们两人秋天到英国旅行，返回美国后定居。在随后的一封信件中，罗素给约翰推荐了他在《幸福之路》中提出建议：获得个人幸福不应通过细想自己的感觉，而应通过获得“广阔视野”（这大概是凯特驳斥的大量的现成理想之一，“大都缺乏人情味，相当负面，根本无法厘清情感上的混乱”）。约翰是否不再考虑自己和家人，而是开始思考关于原子弹和苏联威胁的问题呢？约翰的回答是：

我真希望自己能够那样去做。我目前正在努力那样去做。随着情绪慢慢平复，我的能力有所增加。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我甚至可能对自己克服的困难不那么得意，对自己变出来的戏法不那么满意，对自己过去的病态不那么自豪。但是我认为，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与俄国形成的危险无关，与美国制造的原子弹无关。实际上，对大多数牵涉其中的人来说，大约在原子弹爆炸时，动乱和困惑已经步入更加疯狂的轨道。我知道，就是大约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了第一封令人心神不安信件——仿佛原子弹让我们大家对自己的基础不再那么肯定，迫使我们进一步追问。我知道，其他人大约在那段时间里大大强化了自己取得的进展。俄国的危险和美国的原子弹主要不是技术和政治问题，也不是体制方面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关于他自己的同性恋问题，约翰所说的正是罗素希望听到的——那是朵拉的过错：

假如我当初给你说了同性恋的事情，问题可能早就不存在了。你除了当时的反应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尽管出现了那样的情况，但你采取了友善和亲切的态度。我不希望再次伤害你的感情——虽然你现在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已经见惯不惊了。我觉得，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自己遇到的大量麻烦与朵拉有关。她身边有某种旋涡式的东西，过于强势，咄咄逼人。不过，我肯定会就此给她写信。

约翰和苏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家庭创伤史。苏珊的父亲维切尔·林赛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巡回讲座，举办面向公众的诗歌表演朗诵会，获得相当大的知名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刚果河》，节奏非常强烈，使人联想到原始魔法和仪式。苏珊牢记于心，常常以戏剧表演的方式高声朗诵，神情与她父亲的相似，精神稍显错乱。1931年12月，苏珊仅有5岁时，饱受精神疾病折磨多年的维切尔喝下大量来苏尔消毒液自杀。正是苏珊发现了父亲的尸体。与约翰一样，苏珊也一直生活在父亲的知名度形成的阴影之下，在情感方面受到家族史的严重影响。约翰一直无法完全摆脱父母充满敌意的离婚造成的影响；苏珊也一直饱受父亲精神失常和自杀带来的困扰。由于这些原因，约翰和苏珊的结合虽然发自内心，但是欠缺稳定性。1946年4月1日，约翰给朵拉写信，尽量向她解释他和苏珊的关系：

苏珊确实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她曾经努力抗争，战胜自己身上的某种类精神分裂症，已经成功地摆脱困境……和我一样，她不得不经历一系列男女乱交和想入非非的两性关系，以便争取实现情感的稳定，获得个人幸福。我们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这样的东西。

他补充道：“当然，无法保证她在6个月结束之后不会离开我——她和其他男人交往时常常这样做。不过，同样无法保证的是，我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她，去当海员。”

约翰计划1946年秋天和苏珊一起返回英国，那个想法后来证明过于乐观。苏珊和弗里德曼的婚姻于7月解体，让她可以在次月和约翰结婚。但是，约翰后来决定，他希望正式领养苏珊的女儿安妮。于是，他们不得不等到11月，以便完成相关手续。到了那时，苏珊已经怀孕7个月，约翰已经离开了海军，找到了一份工作，为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服务。1947年1月16日，苏珊产下另外一个女婴，她和他给她取名萨拉（约翰向罗素解释，因为“她姐姐名叫安妮，安妮女王与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萨拉是非常好的朋友”）。那年夏天，约翰终于可以返回英国，随行的是21岁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

1947年8月5日，罗素写信告诉凯特：“约翰一家人平安抵达。我常常见到约翰和苏珊，彼得和康拉待在威尔士时尤其频繁。”他的最初印象是正面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很喜欢她……约翰看来开心、理智，超过他10岁以来的任何时候。”他告诉凯特，如果约翰无法在英国找到工作，不得不返回美国去，他将感到遗憾。“他在那里的所有朋友看来全是疯狂之徒。”但是，罗素在后来的信件中告诉凯特：“约翰与彼得之间事实上存在敌视。”在随后的两年中，他很少与约翰见面：“约翰在脑猝病发作期间脾气暴躁；对此，我原谅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彼得却不依不饶。”因此，约翰和苏珊在英国头两年的婚姻生活中，朵拉其实担当重任，提供了两人显然需要的实际支持（罗素悲伤地告诉凯特：“苏珊看来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对朵拉有任何负面看法。”）。

所有见过约翰和苏珊的人从一开始便认为，夫妻两人无法照顾自己，更不用说抚养两个幼小的孩子了。两人最初住在朵拉位于基尔伯恩的家里，但是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了。其原因是，苏珊无法与朵拉相处。苏珊告诉朵拉说，她和约翰需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以便摆脱家里人的吵闹”。那时，格里芬·巴里已经返回英国。让朵拉感到恼怒的是，格里芬、约翰、苏珊和两个小女孩一起，住在伦敦北部的圣约翰树林的一幢豪华房子里。1947年9月，朵拉写信告诉凯特，约翰“看来一直处于梦游状态”：

让我最担心的是格里芬·巴里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觉得，格里芬·巴里赖着他们两人。那种方式对他们两人，对其他所有相关的人，都非常有害。格里芬·巴里是无所事事的爱尔兰人，浪费了许多机会，超过我们大多数人两辈子得到的。但是，苏珊相信，格里芬·巴里写作才华出众，只是没有得到机会而已。可怜的约翰，拥有才华横溢的父亲，这时又加上苏珊和巴里的影响。这自然让他心气很高，希望取得成功。但是，他能力有限。他们三人住在一起，浑浑噩噩地鬼混，约翰有用的才能全被浪费了。

朵拉还告诉凯特：“我真想和你父亲谈一谈约翰的问题。但是，我的任何举动都可能遭到误解。”凯特和朵拉一样，对约翰当时的处境深感担忧。她在信中告诉她母亲：“约翰糊里糊涂，格里芬确实是邪恶天才，很容易毁掉他。我觉得，要是能把那个男人弄走就好了。”

约翰受到格里芬和苏珊的鼓励，开始想入非非，做起了成为职业作家的美梦，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创作短篇小说。不过，为了取悦母亲，允许他和苏珊住在他们三人挑选的那幢豪宅中，他相继申请了几份临时的公务员工作。最终，他在财政部获得了一个职位。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圣约翰树林那座房子超过了他可以负担的程度。1948年，他拉家带口，迁入里士满威尔士人路上的一套房租低廉的小公寓。1948年7月，苏珊又生下一个女儿，夫妻两人管她叫露西，纪念那年夏天去世的罗素的终生朋友露西·唐纳利。

在威尔士人路，情况开始恶化。约翰和苏珊住在那套小公寓中，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由此形成的压力和责任让两人根本无法承受。他们雇用了一名保姆，名叫格里福斯，在白天照看孩子。但是，如果保姆不在，几个孩子便被扔在一旁。每天晚上，从威尔士人路19号那套公寓中，都会传出孩子的痛苦尖叫。邻居们纷纷投诉，有的亲自出面，有的撰写信函，有的通过律师。按照一位律师引用的一位邻居的说法，“从那动静判断，一个孩子被关在什么地方，一直呼叫，希望被放出来”。那套公寓缺乏基本的房屋管理。邻居抱怨说，下水道被堵塞，旧床和旧家具阻塞过道，花园里垃圾遍地。夫妻两人置若罔闻。约翰从政府部门下班回家之后，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要么进行文学创作，要么拉手风琴，声音很大，旋律难听（不可避免的是，这招来邻居们更多抱怨）。苏珊并未像约翰希望的那样，在婚后有所收敛。那时，她故态复萌，重新开始“长期的男女乱交和想入非非的两性关系”。

几年以后，约翰年满25岁，获得了大约5000英镑。那是罗素为他设立的基金的本金。如果基金加以精明地利用，所得收益足以给约翰和苏珊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但是，那笔钱很快就被花光。它先被用于购买位于圣约翰树林的一幢房屋，接着支付约翰和苏珊接受的精神分析的高昂费用。约翰认为，那笔支出是合理的：他是在“为自己投资”。但是，家族的其他人认为，精神分析起到的唯一作用是，鼓励约翰和苏珊的自私做法，让他们夫妇周围的人为之付出代价。在给朵拉的信件中，凯特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它可能重复了全家人的看法：“约翰和苏珊究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两人似乎要寻求灵魂的完全和谐。在这一点实现之前，他们将会毁掉让他们的孩子过得比较开心的全部希望。”

罗素与彼得1949年分居时，约翰已经放弃了他在财政部的那份工作，以便集中精力进行文学创作。显而易见的是，约翰和苏珊几乎已经耗尽全部家财，将之用于精神分析。如果没有人尽快出面帮助，他们一家将会陷入赤贫窘况。那年夏天，约翰和苏珊领着他们的孩子，到费斯廷约格探访罗素。他们制订了一个看来对大家都有利的计划。它一方面可能解决罗素的孤独问题，另一方面缓解约翰和苏珊的经济窘迫。罗素打算在里士满购买一幢楼房，他住上面两层，让约翰和苏珊免费居住底楼和地下室。而且，他们还可以得到罗素的仆人提供的服务，他们的孩子将可从罗素非常充裕的收入中受益。这样，约翰和苏珊可以不再辛苦地赚钱谋生，并且获得机会，集中精力从事写作——约翰创作短篇小说，苏珊创作诗歌。作为回报，罗素身边重新有了家人。他为他们提供财务资助，他们给予他情感抚慰。

罗素很快在女王路41号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可以实施以上计划。但是，必要的修缮和改建工程用了几个月时间才完成。那段时间里，罗素在费斯廷约格焦急地等待，约翰和苏珊在里士满监督施工。1950年初，罗素孤身一人待在威尔士，度过一个相当可怜的圣诞节。随后，他写信告诉凯特，表示非常期待在一周之内搬到里士满去。两个月之后，他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某些乐观的人强调说，在我死去之前，里士满的房子都适合居住。”直到5月，他才放弃费斯廷约格的农舍式房屋，搬到里士满。在那之前的时间里，他收到约翰和苏珊的来信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两人接受精神分析的情况，一个是建筑工程的进度。3月11日，约翰在信中报告了两点：其一，他和苏珊两周之内可以搬到上面两层去住，在那里监督下面两层的工程进展；其二，他手里的资金几乎消耗殆尽，“破产的日子向我们一天天逼近”，他们很快将无力支付精神分析的费用。他宣称，到那时，他将去工作，苏珊将待在家里，全职打理家务，照顾孩子。约翰相信，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的精神分析将会实现预定的目标：它“对我俩大有裨益，让我们远离了自杀、精神失常和离婚。所以我觉得，未来并不像眼下的经济状况可能显示的那样，令人感到忧郁”。

事实上，未来非常糟糕，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约翰没能赚钱谋生，苏珊断然拒绝全职打理家务，照顾孩子。约翰希望通过接受精神分析加以避免的三种情况，自杀、精神失常和离婚，将要一一落在女王路41号的不幸居民的头上。1950年，罗素家族的六个成员迁入那幢房子，分别是约翰、苏珊、安妮、萨拉、露西和罗素本人。后来，只有罗素一人可以继续去过堪称幸福的生活。

第十章　女王路41号

无论用过去还是用现在的标准判断，女王路41号的那幢郊区房屋虽然相当宽敞，在其他方面却乏善可陈。但是，对罗素来说，1950年春天的迁居之举在情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女王路紧邻里士满公园，距离彭布鲁克别墅仅有一小段路程。他的父亲1876年去世之后，正是在公园内的那幢房子里，他的祖母罗素伯爵夫人将罗素抚养成人。1894年，罗素和艾丽丝结婚之后，与彭布鲁克别墅的联系告一段落。从那以后，他很少——如果说不是从未的话——回到那里去。但是，从《自传》的头几章可以看到，那幢房子，特别是那花园，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彭布鲁克别墅其实并非罗素家族的产业；更确切地说，它归皇室所有。约翰·罗素勋爵19世纪40年代担任首相时，维多利亚女王将它赏赐给他使用。期限本来到他去世为止，后来延长到他的遗孀去世结束。1898年，罗素伯爵夫人去世，罗素的姑姑阿加莎得到皇室特许，在那里继续居住。1902年，阿加莎迁往萨赛克斯，住在她的弟弟那里。从那以后，房子回到了皇室手中。从1950年至今，它一直由皇家公园委员会使用，一半是管理人员的宿舍，另外一半是茶叶商店。

1950年5月12日，几乎就在刚刚搬到女王路之后，罗素散步穿过公园，重访自己孩提时代的家园。眼前的情景让他感到震惊和忧郁。他回到家里写道，那天黄昏“让人陷入悲伤之中，几乎无法忍受”。房子经历的破坏已经足够糟糕，让他感到更加沮丧的是，心爱的花园已经面目全非。那里曾是他儿时的避难所，关于童年的几乎所有的幸福回忆都与那里有关：

花园的一半十分可爱，种着一大片杜鹃花、风信子和水仙花，还有鲜花盛开的山楂树。这一半他们用铁丝网严严实实地围起来（我还是钻了进去），生怕公众欣赏到它。它类似于布莱克笔下的爱园，只不过里面的“神父”是一帮官僚而已。

在他的《自传》中，他强烈谴责说，政府下令毁掉那幢房子，刻意破坏它具有的历史意义。当局事后才发现，“他们以前并不知道，那里曾是著名人士的故居”。

罗素觉得，那些人对他和他的家族漠不关心，亵渎和破坏了他的过去，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样的感觉在他抑郁时常常出现：他是一个幽灵，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有形的世界。他后来写道，重返里士满让他“有一种幽灵似的感觉。我有时候发现难以相信，自己依然还存在于血肉之躯中”。50多年之前，罗素首次听到了这个具有毁灭力量的消息：他的家族中存在着遗传性精神失常。他当时写道：“在彭布鲁克别墅的上空，悬挂一片永不消失的阴云。”那幢房子就像“一个家族墓穴，受到疯子幽灵的骚扰”。他还写道：“我受到家族幽灵的困扰。它似乎伸出了阴冷的魔爪，一把抓住了我，要我为抛弃黑暗传统的做法付出代价。”在这时的彭布鲁克别墅，名门望族的痕迹已经不复存在。他开始觉得，那个传统的一部分让他感触至深，自己不是站在墓穴外面往里看，而是身处墓穴里面往外看：在外面的世界中，他和他家人仅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幽灵般残余；那段时光非常遥远，没有人能够保留任何回忆。

罗素感到，他与现代世界分割开来，距离越来越远。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渐渐强化了他的这种感觉。返回里士满不久，他重新接触了一个他几乎完全遗忘的人物。她来自他的遥远的过去，是依然记得他祖父时代的彭布鲁克别墅的为数不多的老人之一——他的前妻艾丽丝。1889年，他和她一见钟情，觉得她就是美丽和精神自由的化身；如今，她已是82岁的老妇，风烛残年，孤独无伴。1911年与罗素分开之后，她的整个生活就是照料她的弟弟洛根·皮尔斯·史密斯。洛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但是爱发牢骚，难以相处，老年时尤其如此。1946年，洛根去世，艾丽丝离开了姐弟俩在切尔西区的圣莱昂纳德露台的那幢共同居住的房子，搬到不远的威灵顿广场，与她的侄孙女朱丽亚·斯特雷奇住在一起。朱丽亚·斯特雷奇叫她“鲁大婶”。摆脱了洛根的牵绊，艾丽丝在一定程度上再度绽放，比以前更自信，更沉稳。她甚至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亮相，讲述她早年的人生经历。

艾丽丝积极主动，恢复了与罗素的联系。这说明，她在老年时自信日益增加。她一直爱着罗素，在过去30年中一直密切关注报刊上有关罗素的消息。她去世时留下的遗物中，有大量她在那些年里收集的剪报，上面记录着罗素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活动、丑闻和成就。例如，他和朵拉结婚的报道、他不使用他的封号的决定（艾丽丝在报道空白处潦草地写道，“不过，伯迪进入上院时，肯定会觉得麻烦”）、他与朵拉离婚的消息、他与彼得结婚的报道、关于纽约任命的轰动事件、他1949年荣膺功绩勋章等等。艾丽丝意识到，最后这一项是罗素深感自豪的殊荣。1949年6月9日，就在颁奖决定宣布之后不久，艾丽丝听到消息说，彼得已经离开罗素。于是，她鼓起勇气，给罗素写了一封贺信：“最亲爱的伯迪，我觉得自己必须打破这么多年的沉默，给你写这封短信，祝贺你获得功绩勋章。没有谁像我这样，由衷感到欣喜；也没有谁像我这样，对你当年身陷囹圄，对你在美国遭遇的困境感到痛苦。现在我希望，你将度过安宁的晚年——我和洛根经过了那些风风雨雨之后，在81岁时终于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罗素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并且建议两人应该见面，“在我们死去之前至少应有一次”。艾丽丝读后非常高兴，激动不已。3个月之后。艾丽丝再次写信。她告诉罗素，她正在撰写自己的传记，其中有一小段谈到他们的婚姻。并且，她将稿子随信附上。她还承诺说，如果他不喜欢她所写的东西，她愿意进行修改。那个段落的内容如下：

伯迪是理想的伴侣，教我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一辈子也无法偿还。但是，我的聪明程度一直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对我来说，他的思想或许过于精深。在几年的时间里，我过得十分开心，状态十分理想，堪称极度幸福。后来，出现了感情变化，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最后，分居导致离婚。他再次结婚。不过，在那个过程中没有仇视，没有争吵，没有反责。多年之后，他荣获功绩勋章，我欣喜不已。然而，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我一直不能再次和他见面，担心那可能让我重新经历可怕的痛苦，产生对过去的刻骨铭心的渴望。我只能偶尔一瞥他的身影，有时在他举办的讲座上，有时在音乐会上，有时透过他在切尔西的住所的没有关闭的窗帘。我常常坐在远处，有时看到他给孩子朗读。不幸的是，我当初不够聪明，不够勇敢，没能阻止那场灾难，听任它彻底破坏我获得幸福的能力，彻底毁掉我对生活的热情。

1949年9月，艾丽丝将信件和这段文稿寄往罗素在费斯廷约格的住所。但是鉴于某种原因，它没有交到罗素手中。过了3个月之后，信件退给了她，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字样。1950年1月，艾丽丝再次尝试，收到了罗素另外一封热情的回信：“你对我们婚姻的评述非常大度，让我深感羞愧。”他再次提议见面，并且谈到了其他事情。1950年2月6日，罗素终于去了威灵顿广场，和她共进午餐。艾丽丝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时隔39年之后重逢，真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她和罗素聊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提及他的妻子和我们的感情”：

我非常激动，之后病了一个星期。但是，我现在已经安下心来，回忆和他见面的情景，感到非常幸福。我希望，他在里士满安顿下来之后，和他再度相见。1902年6月以来，我首次有了生活下去的愿望。我真的开心——当然并不十分幸福。

在最后一个句子的上面，她还补了一行：“除非我知道他对过去的看法！”

艾丽丝收到罗素的信件。他对那次午餐表示感谢，确定他迁到里士满之后，希望再次见到她。她在日记中写道，她“非常高兴，失声大哭。我觉得，我心里将会充满幸福，难以自制”。她几周之后表述，一个朋友提出，“伯迪应该与彼得离婚，‘让我成为真正的伯爵夫人’”。这让她觉得“沮丧，眼泪汪汪”，同时又感到些许慰藉。

罗素是否意识到，他在艾丽丝心里唤起了很大期望？这一点难以确定，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搬到女王路大约一周之后，同意了艾丽丝提出的计划。他将在威灵顿广场庆祝自己的78岁生日，并且邀请约翰、苏珊以及艾丽丝的六个侄女和侄子参加。艾丽丝在日记中写道，苏珊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约翰“长得不像罗素”，让她有些失望。但是，她依然宣称，约翰是“一个质朴的具有人格魅力的年轻人”。几周之后，艾丽丝在日记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噢，开心，真开心。伯迪刚才告诉我，他希望明天来这里共进晚餐。我怎么才能等到那个时刻呢？”那个日子来临了，她一反常态地精心打扮一番，在头发上系了一条粉红丝带。那天晚上，罗素谈到了与彼得分居的事情，谈到失去康拉德让他伤心欲绝的状态。他给艾丽丝留下的印象是，“更像他原来的样子，不那么拘束，不那么圆滑，显得更愉快，更富于同情心”。罗素显然在她那里过夜。次日上午，艾丽丝在日记中描述说，那是“我50年人生经历中……最快乐的时光”。

艾丽丝的健康每况愈下，只剩下几个月生命了。她的日记显示，她在大多数时间依然心存梦想，盼望罗素将会回到她的身边。在那期间，罗素大部分时间不在英国。他先是到了奥地利，然后去了美国。在他出国期间，艾丽丝翘首盼归，度日如年，非常期望收到他的来信：

伯迪已经离开1天，再过69天才能回来。

（1950年，6月19日）

距离伯迪归来的日子还有63天。

（1950年，6月25日）

四周过去了，还要等42天……我很想知道他的状况，他的活动，他的感情……我亲爱的伯迪，我很爱你。

（1950年，7月16日）

五周过去了，还要等待35天……这怎么办呀？没有收到伯迪的来信，真让人失望。

（1950年，7月23日）

后来，她终于收到罗素的来信，反复阅读了一百遍。“当然，我已经牢记于心了。”她显然期望，罗素回国后立刻来看望她，可是结果让她失望。他回国几天之后给她打电话说，积压了大量信件需要回复，几周之后才能和她见面。后来，他终于现身，她觉得他“脸色阴沉，精神不佳，神情冷漠”。艾丽丝那天晚上在日记中写道：“要是我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点快乐该有多好！但是，我的爱可能受到他的情绪的影响，我可以和他一起承受痛苦。他不会接受我的安慰，或者说，也许无法接受。”

罗素没有回复她的下一封信件，艾丽丝打破了为自己定下的规矩，直接给他打电话。但是罗素说，他正在准备美国讲座，离开英国之前没有时间和她见面。接着是长达两个月的极度痛苦的分离，其间仅仅收到罗素11月写来的一封信件。艾丽丝在日记中写道：“听到他的消息让我欣喜若狂。我是一个老傻瓜。”那时，她病得很厉害，罹患支气管炎，咳嗽见血。她常常觉得非常疲惫，只能躺在床上思念罗素：

这些日子里，我的感觉常常很糟糕，无法阅读，无法动笔。谢天谢地，我可以思念伯迪。这样做既可打发时间，又可获得慰藉。我希望他做许多有用的事情，取得伟大成就，保持身体健康。我还想到和他再次见面的情形，想到自己要问的许多问题，想到自己要给他说的事情。我依然可以愉快地回忆我俩订婚的情景，回忆我俩8年快乐的婚姻生活……我是幸运的女人。如果说我承受了痛苦，那也是值得的。

（1950年，12月3日）

次日，罗素到艾丽丝家里喝茶，那是她去世之前最后一次和他见面。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我和我做的事情兴趣多了一些，第一次问及我的病况”。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罗素找到一个又一个借口，没有到她那里去。艾丽丝第二次打破规矩，给他打电话。但是他的声音“冷冷的，很陌生”，声称他非常繁忙，答应下周来喝茶。艾丽丝的最后两则日记记录了她对罗素未能按时履约的失望之情。而且，它们还显示，她依然不顾一切，决心去发现某种迹象，说明她在他的心目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多小都无所谓：

伯迪仍旧没有打电话，没有出现。我感到非常悲哀。每天午睡之后，我在3点至4点之间总是感到十分伤心，失声痛哭。我渴望见到他，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1951年，1月1日）

给伯迪寄去一张漫画，希望让他想起我俩度蜜月的情景。我收到一封短信。他表示歉意，说工作太忙，不能前来。结尾处写着“甚念，你的伯迪”。这是他首次向我表现出爱意，让我深感幸福。看来他还是真的关心我的。

（1951年，1月12日）

9天之后，她离开人世。弥留之际，电话铃声响起，她勇敢地挣扎着，试图亲自去接。在场的人回忆说，她喃喃道：“不管怎么说，有可能是伯迪。”

对罗素来说，彭布鲁克别墅和艾丽丝以不同的方式，让他想起了过去的时代——那时，一切似乎更有希望，更稳定，更令人开心。那段时间，罗素与约翰和苏珊住在一个屋檐下。小两口表现出来的困惑、焦灼和缺点让罗素觉得，那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特征。他成长的那个世界与他的孙子辈当时面对的迥然不同，两者之间的对比让他深感痛苦。那天，他重访彭布鲁克别墅之后，回到女王路的住所，“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与儿子和媳妇一起生活给他自己带来了影响，他就此记录了以下反思：

进入约翰和苏珊的生活，这也让我痛苦不堪。他们两人生于1914年之后，因此无法感受幸福。他们的三个孩子很可爱。我爱她们，她们也喜欢我。但是，他们的父母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身陷不同的噩梦和绝望的牢狱之中。这一点在外表上看不出来。从表面上说，他们很开心。但是，在内心深处，约翰生活在充满怀疑的孤独之中，无法相信世间还有可以信赖的人。苏珊思考这个可怕的世界，往往会突然出现撕心裂肺的痛苦，简直被逼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她可以在诗歌中找到慰藉，但是他却无路可逃。我知道，他们的婚姻将会破裂，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幸福，找到安宁。我常常会排斥这种令人感到恐怖的直觉。我很爱他们两人，无法从世俗的常识层面上去考虑他们的未来。假如我没有可怕的卡珊德拉式预知悲剧的天赋，从表面上来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幸福的。但是，我实际上深感痛苦。他们两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所有年轻人的问题。我阵阵心痛，对迷惘的一代深表怜悯。我所属的那一代人内心贪婪，出现了种种愚行，正是这一点让他们感到迷惘。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人们必须超越它。或许，痛苦达到极限之后，某种安慰之辞将被揭示出来。

就大部分内容而言，罗素在此对约翰和苏珊的一番评论是不冷不热的陈词滥调，说的全是明摆着的事实。它们既说不上揭示“令人感到恐怖的直觉”，也未展示罗素在此吹嘘的“卡珊德拉式预知悲剧的天赋”。到了1950年，无须多大的感知能力就能看到，约翰和苏珊已经身陷困境，考虑到以下两点时尤其如此：其一，多年以来，罗素听到约翰极度痛苦的诉说，知道他经受的苦难和折磨；其二，罗素听到了约翰和苏珊详细描述他们接受的精神分析治疗，了解那些治疗旨在解决的问题。同理，无须多少先见之明都能看到，约翰和苏珊的婚姻不大可能维持下去。任何见过他们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的是，为什么罗素将他们的问题归为这个事实：约翰和苏珊是生于1914年之后。在约翰1945年给罗素写了那些信件之后，难道罗素真的不知道给儿子带来痛苦的是更直接的个人因素吗？

我们可以假定两点：第一，他可能知道；第二，虽然他的反思对象从表面上看是约翰和苏珊，真正的对象其实是罗素自己，是他对在一次大战之前那一代人抱有的希望，是他看到其后发生的一切粉碎那些希望之后产生的失望。罗素曾经指望，他那一代人可以将文明传播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恰恰相反，那一代人给世界带来了死亡和毁灭，其规模超过人们以前的想象。理所当然的是，对约翰那一代人，罗素当初寄予很大期望。他曾经指望，约翰将会成为更完善的新型人物的典范，彻底摆脱恐惧、抑郁和非理性的影响。他与约翰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看到约翰陷于自己曾经逃避的“充满怀疑的孤独”之中。这常常让他不禁自叹，过去的那些期望和抱负遭到了无情的彻底挫败。也许，可以让他聊以自慰的是这个想法：约翰遇到的问题是“全世界所有年轻人的问题”。

罗素近距离观察了约翰和苏珊，知道他俩身陷“不同的噩梦和绝望的牢狱”。他将两人视为那一代人的典型，这样做无疑有助于激发罗素的灵感，让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在他澳洲之行的某些讲座中，讨论希望这个主题。更确切地说，讨论现代世界给年轻人提供希望——而不是恐惧——这个主题。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怀疑，自己到目前为止过分强调了危及人类的负面的可能性。我觉得，自己应该撰写一本著作，侧重展示当前争端中比较正面的问题。我所用的书名是《动荡世界的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将强调这一点：应该实现的有可能是正面的东西。

于是，他接着在《自传》中照录了该书的最后一个段落，呼吁人们抛弃“陈旧的神话，让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和憎恨之中。首先不再憎恨自己，不再觉得自己是悲惨的罪人”。他认为，人类“只需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实现救赎”：向欢乐敞开心扉，让恐惧在已被遗忘的过去的朦胧黑暗中胡言乱语：

一个人必须睁开眼睛说：“不，我不是悲惨的罪人。我已走过漫长而且艰辛的道路，发现了如何让理智控制自然障碍，如何在自由和欢乐中生活，如何与自我和平相处，从而如何与所有人和平相处。”如果人们选择欢乐而不是痛苦，这样的局面就会出现。否则，永恒的死亡将把人埋葬在罪有应得的遗忘之中。

罗素借此含蓄地暗示，给约翰带来痛苦的原因，造成约翰“充满怀疑的孤独”的原因，让约翰和苏珊陷入“噩梦和绝望”的原因，不是罗素和朵拉当初鼓吹的“新道德观”，而是与那种道德观对立的东西——罗素和朵拉竭力抨击的陈旧的宗教道德观。换言之，约翰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具有现代意识，而是因为他的现代意识尚不充分。不管怎么说，不是因为他生于1914年之后，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把握住机会，挣脱他那一代人信奉的陈旧道德观。在《动荡世界的新希望》中，下面这一个段落实际上重复了罗素对自己所见所闻的描述，认为约翰和苏珊生活在“表面之下”。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他心里考虑的显然是约翰：

许多男人和女人觉得，他们自己已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其实仅仅在心灵的外表层次上获得了解放。在外表层面之下，罪恶感依然存在，像一头野兽，正在伺机等待。在人软弱或者不留神的时刻，日益增长的恶毒仇恨就会以奇怪的扭曲形式，浮到表面上来。这样的人面临内外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东西。一方面，罪恶感使他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他们又刻意排斥陈旧的行为准则。他们的行为方式一直满足藏在内心深处的那头古老野兽的胃口。

那么，怎样才能杀死藏在内心深处的那头野兽呢？“只需敞开心扉和理智之门，让关在里面的恶魔逃离出去，让世界上的美好事物进入其中。”罗素说，为了取代具有破坏作用的陈规陋习，他将“给予鼓励，提供机会，释放一切具有创造性和扩展性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从实质上看，他1950年提出的“新希望”就是他1915年在《社会重建原则》提出的希望，就是他在其后无数著作中阐述的希望。

在迁往女王路之前，罗素在给凯特的信中写道：

我并不尊重约翰的性格；尽管如此，我发现和他相处令人愉快。假如我不在经济上帮他一把，他将会彻底沉沦。我已经做出安排，在我死后分配遗产时，扣除他现在得到的份额。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和苏珊的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两人都有相当不错的文学天赋。我不愿眼看天赋遭到浪费。

安顿下来几天之后，他再次写信告诉凯特：“住在这里非常不错——我们有许多可聊的话题，而且我喜欢那几个孩子。”

在那段时间里，罗素比较富裕（主要因为《西方哲学史》销量不错）。但是，约翰和苏珊以罗素本人习惯的那种方式生活，所需费用不菲。除了不交房租之外，约翰和苏珊还可以使唤罗素的女佣，让他们的房间保持整洁。此外，还有一名保姆照看他们的孩子，其工资也由罗素支付。孩子们到了学龄之后，被送进萨赛克斯的一家私立学校读书，费用由罗素负担。（金斯缪尔学校由露西·弗朗西斯——她是A．S．尼尔的一名女门生——管理，采用的是尼尔自己经营的萨默希尔学校的模式。）作为回报，罗素得到的仅仅是“不错的口碑”，以及让约翰和苏珊实现文学抱负的希望。

在几年之后准备的一份法律文件中，罗素以抱怨的口吻写道，“在那一段时间中，约翰几乎没有任何自谋生路的尝试”：

不过我觉得，自己不能过于严格要求约翰。其原因在于，我去见了给约翰提供咨询的精神分析师，听到的意见是，如果强迫他工作，他很可能自杀。

但是，罗素还是四处打听，希望给约翰找到一份工作。1950年5月21日，他致信他的出版商昂温，询问是否有机会让约翰“在某家出版社得到任何种类的职务”。罗素写道，约翰“具有魅力，举止优雅，可以在采访和商务谈判中给人留下良好印象”。可是，昂温的回复并不令人觉得满意：“在大学出版社中，确实偶尔存在机会，让贵公子这样的人工作。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昂温告诉罗素，不管怎么说，在出版行业任职薪资很低，工作无聊，缺乏变化。他建议说，总而言之，约翰最好进银行工作。

6月18日，迁入女王路仅仅一个月之后，罗素动身前往澳大利亚，举办巡回讲座。主办方是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他携带的讲稿后来成为《动荡世界的新希望》的内容：其中三讲的题目是《组建世界政府的障碍》，另外两讲的题目是《原子时代的生活》。这些稿件以各种方式提供材料，让他先后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堪培拉、阿德莱塔和佩思举办公开讲座。在大多数城市中，他还给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地方机构举办非公开演讲，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公开讲座的材料。他接受了澳洲新闻界的大量采访，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录制了几期广播节目。例如，抵达澳洲次日，他录制了一期广播节目，题目为《亚洲的威胁》，就如何让澳大利亚保持白人国家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建议。

罗素重复使用材料，引起了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某些成员的关注。但是，那些讲座总的说来大获成功，场场座无虚席，大多数受到报界和公众的热情欢迎。组织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保护罗素，将他与希望见到他的大批民众分隔开来？如何帮助他应对收到的数十份出席宴会、发表讲话、接受采访和撰写文章的请求？R．P．格林尼什受命担任私人助理，在罗素与澳大利亚公众之间起到缓冲作用。他保证罗素每天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而且还给罗素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观光旅行，包括游览爱丽斯泉和大堡礁，探访昆士兰州南部乡村和西澳洲内陆地区。

在墨尔本和悉尼，罗素为大学师生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却没有公开讲座那么成功。他坚持认为，他希望讨论科学带来的社会影响。但是，听众中搞哲学的人士漠视他后来的哲学研究，坚持要求他介绍他早年的哲学观点，让他觉得难受。而且，他们还要求他为他不再信奉的哲学观念辩护，并且拒绝接受他的这一表态：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持有趣的观点。结果，双方都深感失望。罗素后来抛下大学听众，转而面对慕名而来的普通听众。那些人不挑三拣四，肯定让他觉得松了一口气。1950年8月21日，他搭乘飞机返回伦敦。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的一档谈话节目中，他对澳大利亚人的看法是：“我离开贵国的土地时，对人类抱有更多的希望，超过我访问贵国之前的程度。”

实际上，尽管他在澳大利亚的公开谈话中表现出谨慎的客观，但他回到英国时对人类的期望却大打折扣，远远不及他离开之前的状态。其原因不在于他访澳期间的所见所闻，而是朝鲜战争在那段时间爆发了——它让罗素认为，全球性核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朝鲜战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罗素的政治思想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极端好战的反社会主义论调，转向20世纪60年代同样极端好战的反美观点。但是，这一点在第二手文献中鲜有提及。

促使罗素改弦易辙的事件是，苏联独立制造出原子弹。罗素本人曾经预测到这一点，但是，苏联人的速度很快，超过他和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当初可能猜测的情况。1949年8月29日，苏联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冷战的性质从此改变。罗素很快宣布，鉴于美国的世界霸权依赖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地位，他在战后提出的让美国充当世界霸主的观点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罗素认为，苏联这时已经掌握了核力量，所以再也不可能对它进行恐吓，迫使它接受国际政府。如果出现任何旨在胁迫它就范的尝试，那将大大增加欧洲国家面对世界性核大战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忧心忡忡的是，美国对苏联试验原子弹之举做出反应，大规模提升自己的原子弹，并且尽快实施了开发氢弹的计划。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中国成为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共和国，美国随即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反共浪潮。这对罗素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让他的焦虑大大增加。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他掌握了美国国务院中57名“持卡共产党人”的名单，“麦卡锡主义”由此产生。罗素20世纪20年代以来预言的那种“信念之争”似乎愈演愈烈。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携带着罗素的政治思想中挥之不去的真实危险：文明的整体毁灭。

1950年6月25日，就在他抵达澳大利亚几天之后，罗素在恐惧中听到这个消息：苏联支持的朝鲜，对韩国发动突然袭击，试图推翻美国支持的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几天之内，韩国首都汉城陷落。联合国安理会（苏联当时抵制联合国，其代表没有出席那次会议）授权组建军队，由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便击退朝鲜人。美国认为，朝鲜的邻居中国几乎肯定会出兵援助。不过，美国似乎决心完成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多少想象力便可预见到，朝鲜冲突可能变成催化剂，引发长期给罗素带来噩梦的那种全球性信念之争。

罗素的第一想法是，尽快返回英国，确保约翰、苏珊和孙子们平安无事。他觉得，如果世界大战爆发，他们最好离开伦敦。“他睡得不好，”6月30日，乔治·凯杰——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秘书长——告诉研究所管理委员会的另外一位成员，“国际形势让他寝食不安。”不过，罗素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了自己的冲动，继续在澳大利亚逗留。他调动一切手段，从世界的另外一侧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确保家人安全。7月2日，他给克劳谢-威廉斯写信，希望在北威尔士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让约翰一家居住。他说：“我深感自己这个要求有些过分。我工作结束之后上床睡觉，总是梦见原子弹造成人们大量死亡。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他们催促我做这做那，几乎把我逼疯了。”

7月7日，约翰劝罗素不必那么焦虑，建议他不要因为考虑到战争危险，缩短在澳大利亚的访问行程。“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肯定很大，超过了封锁柏林以来的任何时候。”但是，约翰的结论是：“国内的每个人谈到这件事情时都很冷静。”在某些方面，约翰对局势的分析比罗素自己的更全面，判断更准确。约翰在信中写道，“迄今为止，［全面］战争看来并非迫在眉睫”：

我认为，用不了多久，美国人将被赶出朝鲜。[1]当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即使被驱赶出去，美国也想收复韩国的土地……

我认为，目前的形势尚存某些希望……其一，它让美国考虑共和党的政策造成的后果；其二，它让美国认识到，共产主义在东方势力强大，超过他们的想象……假以时日，对美国支持韩国腐败政权的做法，肯定会出现反感情绪，甚至在美国国内也不例外。其原因在于，杜鲁门的行为并不合法：中国和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这让人们在道德上嘲笑发动这场战争的借口……在远东国家中，鼓吹自由企业的美国主义其实意味着贩卖鸦片、经营黑市、臭名昭彰的腐败政权，意味着由于没有实施土地改革导致的农村贫困。如果美国继续我行我素，试图将美国主义强加在东方国家头上，西方将会在整个远东遭到惨败。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朋友，只有内奸；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金钱和物资之外，我们没有取得胜利的方式。如果我们真的取得胜利，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提供给那些国家。除了朝鲜之外，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情况也是如此。

就他自己而言，约翰并不特别害怕战争的威胁。他告诉罗素，战争“从个人来看非常适合我。我可能接到命令，和我喜欢的彼得·斯旺一起派往东京。这样的事情我应该喜欢”。

就他的家人的安全而言，约翰总体上没有罗素那么着急。原因也许是，他撰写这封信件时，他的家庭面临解体的危险。他告诉罗素，苏珊已经和他分手，去了哈莉奇，也许同行还有她的新男友。约翰住在北伦敦的一个朋友的家里。几个孩子送到了女王路，由保姆照顾。约翰回应罗素的关注，声称自己写信告诉苏珊，要她在威尔士寻找一处家具齐全的农舍式房屋，租下来以便度夏。但是，“我尚未听到消息，不知道她是否能够找到，也不知道她是否可以很快落实这件事情”。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和苏珊继续分居，直到后来弥合了两人之间的分歧。约翰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写道，“我最初的感觉是，应该重修旧好，忘记摩擦，但是我觉得那是错误的。斯大林和杜鲁门在疯狂暴力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同理，我和苏珊之中的任何一方也没有理由放弃表达自己怨恨的权利。如果可能，我们之间的分歧将会继续存在，直至完全化解为止”：

我目前无牵无挂，休养生息。苏珊不在身边，孩子不在身边，自己没有工作。我甚至觉得，我无法避免这样的格局。剩下的只有精神分析……我单独无伴，心里却不可思议地宁静。也许，这种状态具有欺骗性，内心深处几乎总是存在更多的动荡。但是，至少目前看来，我感到愉悦。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没有不断引起苦恼的激情，没有难以启齿的渴望的困扰。我接受的分析取得了进展……当然，我希望，在你回国之前，苏珊和我之间的分歧将会化解。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乐观的。我打算在8月初和她见面。那时，我接受的分析将会暂停6周时间。

总的来说，收到这样的信件不会给人多少慰藉。约翰的说法让罗素难以信服；同理，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澳大利亚总督和英国高级专员的说法也难以说服罗素——他们试图让他相信，朝鲜战争不大可能升级，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一种刻骨铭心的沮丧沉淀在罗素的内心深处，与他公开宣称带入并且带出澳大利亚的乐观情绪互相矛盾。7月26日，他写信告诉克劳谢-威廉斯，“朝鲜战事增加了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我看到的唯一希望是，美国人可能害怕自己遭到失败。但是，我并不期望这一点。所以，我强烈赞成，在威尔士寻找一处房产。现在就应该动手寻找，赶在英国人惊慌失措之前。

一周之后，他写信告诉克劳谢-威廉斯的妻子伊丽莎白，“即使目前没有战争，将来也很快会有”：

对世界的看法非常负面。朝鲜战争看来不会导致世界大战。但是，中国台湾、印度支那、中国香港、波斯、土耳其和芬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依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更不必说铁托了。考虑到美国人当下的心态，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平平安安地度过未来两年。

8月底，他返回英国。悲观情绪在其后几周时间里继续存在。这无疑说明，为什么他9月12日去见艾丽丝时给她留下的印象是：“脸色阴沉，精神不佳，神情冷漠。”

从澳大利亚返回英国之后，罗素仅仅待了两个月，接着不得不动身前往美国，完成一项新的任务：在新英格兰的曼荷莲女子学院，讲授为期两周的哲学课程。正式授课之前，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如果我们在这个黑暗时代中幸存下来……》，透露了他对世界大战的心态。他那时相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和他的一贯做法一样，他提醒自己和读者，在考虑人类将要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苦难时，应该以智者的态度，保持“广阔视野”。也许有些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还坚持认为：“虽然有些人危言耸听，但我们这个物种不大可能让自己完全灭绝。”

但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有趣之点是：一方面罗素忧心忡忡地看到，美国人最近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另一方面，他却并未表达任何批评之辞，反而特地显示，他的反苏立场依然像以前一样强烈。这篇文章阐述的观点是：反苏战争迫在眉睫，其可怕程度肯定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是，它是无法避开的，具有价值的。实际上，文章读起来几乎是将军在大战开始之前向士兵发表的讲话，提醒他们战斗的目的，向他们灌输一个信念——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罗素写道：“如果我们希望战胜黑暗，在精神上不受损害，勇气、希望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必不可少的。在危险真的出现之前，值得去做的事情是，保持镇定，充满希望，在心里树立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他强调说，人们争取的目标是这样一种人生构想，它崇尚的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个人是幸福的，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我们西方人相信，每个个体都应拥有自豪感……我们重视如何减少痛苦和贫困，如何增加知识，如何创造美和艺术。”

罗素继续写道：“俄国政府对生活目标持不同的观念。”它认为国家是神圣的，个人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在苏维埃的世界中，人的尊严一文不值。”

罗素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必须奋力维护的正是人的尊严这个信念。本人以及崇尚西方世界的代表观念的人都认为，如果这个信念占据上风，它会在人生中获得全部具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会让人变成受到严格管制、卑躬屈膝的动物。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争取实现的最伟大的、意义最深远的事业。”

罗素1950年秋天访美期间，多次接受报纸采访，表达了类似的基本主旨：其一，督促美国人支持快速的军备重整，以便对付苏联的威胁；其二，呼吁使用原子弹来对付苏联——如果这样做可以遏制斯大林的扩张野心，即便面对可怕结果也可证明是正当的。可是，罗素由衷喜爱中国，这似乎阻止他将对斯大林政权毫不宽容的憎恨，延伸至中国。不管怎么说，与苏联人给欧洲带来的威胁相比，中国在远东扩张造成的威胁给他带来的焦虑要小许多。而且，对朝鲜战争在美国引起的强烈的反共浪潮，他也无法表示同情。10月，麦克阿瑟指挥的部队节节胜利，横扫朝鲜，逼近中国边境。麦克阿瑟开始表示，他希望入侵中国。那时，罗素的惊恐感越来越强烈。他以比较镇定的心态，考虑西方使用原子弹轰炸莫斯科的情形。但是他发现，北京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前景让自己无法忍受。《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一篇报道，谈到他11月1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其标题总结了他的观点《对俄国举起拳头，对北京展露笑脸》。

在举行那次新闻发布会之前，报纸对罗素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1950年11月10日，宣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素是在普林斯顿听到这个消息的。一两天之前，他结束了在曼荷莲女子学院的课程。他在那里还接受邀请，举办一系列公开讲座，冠名为马切特基金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座，定于11月14日开始。为了利用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到了普林斯顿，一是发表题为《精神与物质》的演讲，二是重新联系他1944年访问期间结识的爱因斯坦及其他人。当时，他正与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共进晚餐，席间接到一个电话，知道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反应一是高兴，二时疑惑。假如设立了诺贝尔哲学奖，或者甚至说数学奖，他听到获奖消息也不会感到那么惊讶。但是，怎么会是文学奖呢？苏珊·罗素在她撰写的对岳父的回忆录中写道：“对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反应非常滑稽可笑；皇家给予的金号齐鸣的殊荣让他相当意外，深感怀疑。他就像一个孩子，意外获得奖励，心中不禁窃喜。但是，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遭到愚弄。”罗素在《自传》中写道，给他颁发那个奖项，认可《婚姻与道德》的文学价值，“让我颇感惊讶”。这个说法增添了神秘意味。其实，颁奖辞并未提及任何具体的作品，而是泛泛而谈地表示，该授予他这个奖项的原因是，“他撰写了多种多样的重要著述，倡导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在颁奖典礼上，瑞典皇家学院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提到了《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怀疑论文集》，以及《我的精神发展过程》这篇文章（收录在席尔普编撰的丛书的罗素卷中）。安德斯·奥斯特林说：

授予他诺贝尔奖，此举并不是旨在认可他在特定科学领域中获得的成就。我们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罗素让自己的著作面向为数众多的非专业人士。在此过程中，他取得了卓越成就，保持了公众对普通哲学的兴趣。

换言之，他被授予这份殊荣的原因并不是他对哲学做出了毫无争议的伟大贡献，撰写了《数学原则》、《论指谓》和《数学原理》，而是被其他哲学家一致视为劣等之作的后期著述。罗素对此的表态语焉不详，其做法反而被一个事实凸显出来：在他之前，唯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不是别人，正是亨利·柏格森——在整整40年时间里，罗素曾经不遗余力，猛烈抨击柏格森的影响。有一个东西让罗素明确表态，那就是高达11000英镑的奖金。他写信告诉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正如你所说的，这笔钱数额可观。我试图让自己以同样心情看待这份荣誉，然而我做不到。”

11月14日，罗素抵达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讲座。他受到热烈欢迎，现场盛况空前。一家报纸的记者听到有人向罗素高喊：“‘伟大勋爵，罗素勋爵！’任何人都觉得，他们在此看到的是圣人罗素，而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朱丽·梅德洛克——哥伦比亚大学请来照顾罗素的一名纽约的文学代理人——写道：“人们排起长龙，有三四行，长达两个街区。他们希望出现奇迹，让自己进入会场，一睹罗素勋爵的风采，或者至少听到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我们开车经过时，人群齐声欢呼。”当时租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麦克米兰大厅，作为讲演场地，那里显然无法容纳到场的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两个大厅，装上喇叭。无法进入主会场的人不能看见罗素，但至少可以听到他的讲座。

拥挤的人群听到三场系列讲座，题目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它们的内容，以及其他三讲的内容，那年早些时候他在牛津大学已经谈过。那年夏天，罗素访问澳大利亚时，在几个大学中举办的同样主题的讨论会上，无疑使用了其中某些材料。当时，那些讲座被视为具有新闻价值的活动（《纽约时报》每天刊登相关的内容小结）。尽管如此，对阅读过罗素在30年前撰写的通俗著述的任何人来说，那些讲座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第一讲题为《科学与传统》，重复他常见的论点：18世纪以来，“科学观念”一直慢慢地淡化宗教传统。第二讲题为《科学技术的总体效应》，提出的观点是，农业和医学领域使用的科学方法促成先进文明，但是使用科学技术的战争带来威胁，可能危及文明本身。在第三讲《科学与价值观》中，罗素不厌其烦，重新阐述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大量引用他1907年就此问题撰写的论文）。他再次强调说，真理和权力不是同一码事，要求听众重视科学。其原因在于，科学给人真理，而不是给人权力。

在阐述理性的价值高于感性的过程中，罗素使用了一个例子。任何记得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政治文章的人都会觉得，那个例子是赤裸裸的厚颜无耻之举。他说，面对他人的痛苦，你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态度：假如你是施虐狂，你可能感到高兴；假如你持完全超脱的态度，你可以忽视它；假如你多愁善感，是感伤主义者，你可以让自己相信，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太糟糕。“但是，如果你真的拥有怜悯心，你会真正地理解这种邪恶，以便能够消除它。”他接着说，“如果你持最后一种立场，感伤主义者会大加谴责，说你‘冷冰冰地过于理性’。”他还“声称，你没有他温柔，你让痛苦继续下去，而不是让他自己去承受”。他补充说，例如，“在慕尼黑投降的人会装腔作势地说，第一，纳粹并不喜欢计划，第二，犹太人喜欢被大量屠杀……这样的人并非‘冷冰冰地过于理性’。”他大概希望，那天晚上在纽约听讲的人不会记得，当年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他曾经公开向内维尔·张伯伦表示祝贺，声称该协定将欧洲从战争危险中拯救出来。

系列讲座结束之后，罗素到华盛顿去看望凯特。到了那时，凯特的丈夫查尔斯已经放弃了哈佛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凯特接着也放弃了她的学籍，以便——用她的话来说——“开始我自己的真正生活，生儿育女。”罗素到访时，他们一家住在华盛顿的一套狭窄公寓中，凯特怀上第一个孩子已经6个月了。她打开房门，给父亲打招呼。罗素没有认出她，那个场景让她很久都感到沮丧。她后来写道：“我觉得，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并未变得面目全非，让他认不出来。”

回到纽约之后，罗素与伊迪斯·芬奇重逢，那次见面不那么尴尬，让他感到比较满意。他上一次和她见面是1944年。当时，她和露西·唐纳利住在布林莫尔。露西1948年去世之后，伊迪斯到了纽约，住在曼哈顿上东城的一套公寓里。罗素离开纽约返回伦敦时，他和伊迪斯播下了种子，后来发展成为他一生中维系时间最长的爱情。他前往英国时还得到朱丽·梅德洛克的一个承诺：次年，安排再次到美国巡回讲座，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在他访美期间，政治氛围日益恶化，给他个人的成功和快乐蒙上一层阴影。11月27日，中国兑现自己的威胁，派出20万大军，进入朝鲜。中国军队很快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队赶了回去，让他取得的战果化为泡影。有人非常担心，这可能成为导火索，促使美国实施核弹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专程前往华盛顿，面见杜鲁门总统，以便得到保证，美国不会在朝鲜冲突中使用原子弹。此外，艾德礼还试图劝说杜鲁门，承认毛泽东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允许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结果，艾德礼无功而返。罗素回到英国之后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正在失去盟友的原因》，全心全意地支持艾德礼的政策。文章写道：

……如果那些不喜欢共产主义的人——在此我想声明一点，本人对之深恶痛绝，不亚于任何人——没有被歇斯底里的情绪蒙蔽双眼，他们应该考虑这一点：与美国直截了当谴责中国的做法相比，英国政府推荐的政策支持与中国谈判，实际上更为可取。其理由不仅因为它具有可行性，而且也有道德基础。

但是，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开始清除异己，可能完全破坏了罗素心目中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维护者的形象。它让罗素十分反感，甚于美国的对华政策。1950年12月3日，就在他回到里士满几天之后，罗素给克劳谢-威廉斯写信，总结了他的反应：“美国言行野蛮。共和党人既愚蠢又邪恶，最近还大放厥词。我在美国告诉每个人，自己对研究警察国家的氛围很有兴趣。我的那番言论不太受人欢迎，只有年轻人表示接受。”

一周之后，他前往瑞典，接受诺贝尔奖。他在《自传》中描述，那个场面令人愉快，“而且非常庄严”。与其他获奖者不同，他与外交家和皇室成员一起用餐和交谈，有如鱼得水之感，充分享受了整个过程。他在给克劳谢-威廉斯的信中写道：“我就像一棵圣诞树，人们围着赞叹，那种感觉真好！”他的获奖演讲题为《什么愿望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后来录制成唱片，进一步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他演讲的主旨是，“如果政治要成为科学……必须做到的是，政治思想应该更加深刻，成为人们行为的动力”。具体说来，政治家应该培育和掌握大众心理学。其原因在于，“政治关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因此，政治的重要激情是特定群体中的各种成员都喜欢的激情”。由此可见，政治上正确的愿望一是促使人们与自己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合作，二是对其他的群体感到恐惧和憎恨。就前一点而言，罗素建议说，对不与群体合作的人，应该持宽容态度。其原因在于，尽管他们之中不乏白痴和罪犯，但是也有预言家和独具见解的人。就对其他群体感到恐惧和憎恨这一点而言，罗素建议采取开明的利己态度，让人明白这个道理：不与其他群体争斗，与他们和平相处，这样做对本群体有利。他最后表示：“总的说来，如果我所说的是正确的，为了让全世界的人过得幸福，我们最需要的是理智。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可以通过已知的教育方法，培养人的理智。”

由此可见，那次获奖演讲的主旨（确实）与他一生中发表的成千上万的其他演讲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在细节方面可以看到，他的政治倾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仅仅3个月之前，他曾经写道，他无法想象，除了维护西方的人生理念，对抗苏联共产主义造成的威胁之外，“还存在其他任何更伟大、意义更深远的事业让人战斗”。在那次演讲中，他似乎给人这样的感觉：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仅仅是群体敌意的一种外表，一种正确的心态。他认为，那样的心态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可以形成合理的政治思维：

邪恶的共产主义者或邪恶的资本主义者都可能使用原子弹和细菌弹。这两种武器让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的政客们颤抖，驱使他们在通向深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要改变这个局面，当务之急是找到减少恐惧的途径。目前，世界受到对立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的困扰。形成冲突的表面原因之一是，我们希望自己的意识形态获得胜利，对手的意识形态遭遇失败。我认为，就这个问题而言，基本动机与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我认为，意识形态不过是划分人群的一种方式，所涉及的激情不过是对立群体之间总是出现的东西。

从瑞典返回英国之后，罗素决定不再继续去过原来那种忙乱的生活——前一年的巡回讲座让他精疲力竭。他在给昂温的信中写道：“我最近举办了太多讲座。这笔奖金给我带来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减少讲座的数量。”

在次年大多数时间里，罗素住在里士满的家中，集中精力写作，并且在约翰和苏珊以及他们的女儿的生活中起到更多作用。苏珊在前面提到的回忆录暗示，罗素和苏珊之间至少一度出现了刻骨铭心甚至堪称浪漫的关系。苏珊后来告诉好几个人，她和罗素甚至有床第之欢。当然我们并不清楚，她的这番话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苏珊在她的回忆录中说，罗素“的眼睛背后具有感性智慧。他那样的男人知道如何让女人开心，就像谙熟如何调教马匹的阿拉伯人”。她还说：“我先是对他产生了兴趣，后来开始爱上他。那种方式略带一点羞涩，就像爱上一种自然现象，例如，雷电或者尼亚加拉瀑布。”她还宣称：“波波爱上了我，我觉得最初是因为我喜欢他，后来是因为我设法以某种方式理解他。”

在罗素那段时间的信件中，在保存下来的他的文件中，并没有他爱上苏珊的证据，甚至没有他很喜欢她的证据。在给伊迪斯的信件（它们在1951年越发显得情意绵绵）中，罗素常常提及苏珊，然而几乎总是流露出否认的意味，谈到苏珊的肆无忌惮的乱交行为时尤其如此。例如，他5月给伊迪斯写信，描述了克劳谢-威廉斯夫妇喜欢的那种婚姻（“伊丽莎白严格信奉一夫一妻，鲁珀特却恰恰相反。但是，他们两人相处很好，这真让人觉得奇怪”）。他告诉伊迪斯，鲁珀特有一次到女王路逗留，晚上和苏珊一起过夜。但是，鲁珀特前脚刚一离开，苏珊便和另外一个访客——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上了床。几天之后，苏珊突然消失，大概和另外一个访客一起去了法国：

现在，她兴高采烈地从巴黎给我们写信，没有显示任何返回的迹象。我们不知道她和谁在一起。约翰和汉斯坐下来，比较他们记录的她的性格和行为的情况。我偶尔间接评论两句。她在心理状态方面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她是美人鱼，是巫婆，是奥斯曼宫廷中的女奴隶。她说“我真的爱你”，但是莎草已经枯萎。我听到她说这样的话，心里想到约翰，不禁深感不安。约翰想方设法让自己憎恨她，结果却做不到。多年以来，她榨干了他的生命力。

罗素在那之前的一封信件中写道，苏珊“对约翰很不厚道。我试图劝他不要太在乎她，但是徒劳无益”。

正是在那段时间中，罗素完成了两项任务，一是利用他在澳大利亚的讲座材料，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广播节目；二是以那些资料为基础，撰写一本新书，书名为《动荡世界的新希望》。该书出版时，他写信告诉克劳谢-威廉斯夫妇，该书“向美国人表达了我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向《标准晚报》表达了我对美国人的性行为的看法，向约翰表达了我对出现在女王路41号的性行为的看法”。我们在这本书中不难发现，罗素直截了当地谴责了麦克阿瑟（在罗素笔下，麦克阿瑟相信：“我们杀死了成千上万中国人之后，幸存下来的人将会觉得，我们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他们会将麦克阿瑟奉为解放者。”）。而且，我们也不难找到他向约翰表达观点的段落。但是，需要进行一定的猜测，才能理解出现在女王路41号的性行为。我自己的猜测是：罗素心里想到的是该书第一章《当下的困惑》的某些部分。他在其中表述说，原子弹威胁导致了恐惧感和不确定性，这阻碍了“进行厌烦尝试的冲动”，形成“被错误地视为快感的轻佻的苦难意味”。此外，他心里想到的，还有我在前面引用的他对某些人的困境的分析：他们以为自己摆脱了“陈规陋习的束缚”，其实旧道德观产生的犯罪感在内心深处依然强烈。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罗素和苏珊上了床，那么，在下面这个段落中，也可能看到某些蛛丝马迹。它们以某种时隐时现的方式，暗示发生在女王路41号的性行为：

我认为，性道德观源于对嫉妒的恐惧。也许，性道德观中最古老的成分是乱伦禁忌。如果要让家庭生活不被嫉妒破坏，这样的禁忌是必不可少的。

他在这本书中将乱伦禁忌和嫉妒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他将乱伦禁忌与近亲交媾造成的遗传危险联系起来，不就显得更自然一些？也许，他想到了嫉妒对女王路41号的家庭生活造成的破坏？

苏珊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她对罗素充满感情和赞赏，约翰对此强烈嫉妒。读者不必相信罗素和苏珊真的同床共寝，也可想象到这一点。此外，苏珊的回忆录还让读者看到了罗素性格的某些方面。在与情人和非常亲密的朋友相处的过程中，那些特征通常表现出来。苏珊写道：“波波容易生气，易受刺激，生性注定极端敏感。如果看到他处于那种情况，真让人感到痛苦。当我开始意识到，他默默无语地忍受了多么大的苦难！我透不过气来，几乎被镇住了。”显然，罗素和苏珊详细聊到了文学，所以她以敏锐的目光，评述了他对伟大英国诗人的喜爱（“他谈到雪莱和弥尔顿时如数家珍，不亚于对他英国乡村的了解”），谈到他在心理学方面的理解能力。“他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能力，在绝对的基本感受的层面上，有时可以直接进入人的感觉、心绪以及自觉和半自觉的思维，有时可以预测或者表述它们。”她还不乏洞见，评述了他的脆弱性，认为他需要不断听到奉承和保证。此外，她还评述了这些特征给他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影响：

……他常常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感到绝望。此话一点不假，他必须听到鼓励之辞……

他小时候，家里的人对他非常残酷。他一生拼命挣扎，试图去克服那些心理创伤，但是却没能如愿。这让他深感焦虑。他试图弄清其中的原因。他常常感到痛苦，觉得自己一直没有摆脱困境。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考虑到他那样的人对人们产生的影响。他个性特别，即便他对孩子很好，对别人很周到，但也很可能让别人火冒三丈。

那样的人具有难以置信的活力，只有得到极好保护的人才能免受他的影响。刚愎自用的人将被那样的活力抛离正常状态，敏感的人过了片刻将会进入分崩离析的精神损害状态。在他的一生中，波波非常需要与温暖和敏感的人接触。在许多方面，他是没有人情味的。这一点他（作为一个人）特别重视。由于这些原因，对他来说，这一点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我们阅读苏珊的回忆录，得到的印象是：其一，她十分熟悉并且非常理解罗素；其二，她和罗素一起聊了很长时间，谈到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事情。我们还发现，罗素鼓励她追求文学抱负，她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她显然觉得，就这个方面而言，她正在追寻T．S．艾略特（在整个回忆录中，艾略特创作的关于罗素的诗歌《阿珀林纳克斯先生》反复出现）的足迹。在苏珊看来，罗素1915年在艾略特身上发现了创作天才，那时也希望鼓励她自己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我们还看到，苏珊撰写自传（它在罗素的文献中保留下来）的目的正在于此：让罗素知道，他将她视为艾略特的后继者，这她受宠若惊，心怀感激：

……他独具慧眼，可以看到处于低潮、应该得到他鼓励的人。我看来是其中一员。我必须说，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鼓励者，让我深受裨益。当然，我是否能如愿取得成功，不辜负他的期望，那当然是另外一码事。

至少在这一点上，苏珊并非异想天开。罗素当初愿意承揽约翰一家的经济负担，其部分目的就是，鼓励约翰和苏珊实现文学抱负。罗素没能在出版界给约翰谋得一份工作，后来试图游说斯坦利·昂温，请他出版约翰的短篇小说。1950年秋天，罗素动身前往美国之前，曾经邀请昂温到女王路的家里做客，以便让约翰和苏珊认识他。后来，他又给昂温写信说：“我非常想知道，对我儿子创作的讽刺小说，您究竟做出什么样的裁定？”结果也是泥牛入海。但是，罗素依然执着，但凡遇到机会，总是希望为约翰寻找出版商。就苏珊的情况，罗素告诉伊迪斯和其他人，他认为苏珊具有相当不错的诗人才能。在他留下的文件中，一份案卷中保存了若干首她的诗歌，是用罗素自己的打字机抄录的。他对其中一首尤其赞赏有加。它题为《威士忌之城》，以寓言方式，描述了两个情人的故事。他们双双跳入海中，溺水而亡，永远保留了自己的爱情：

请为两个游泳者讴歌，
他们这样死去，死得其所；
他们这样死去，死得真实。
在死亡中，如同在生命中
真正找到了爱情。
在人生的最后回忆中
在人生的最后一跃中
在冰冷、破碎的死亡中发现，
死亡的子宫肯定是
所有子宫中最甜蜜的去处。

诗歌最后吟唱道：“在这里，在死亡的绿色子宫中，看到了生命的欢笑和爱情。”这首诗歌的中心意思看来是：如果不想活在生命的表面之上，就应该摆脱恐惧，跳入充满危险的深处，去承受自我毁灭的危险。或许，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自存要求表面性。罗素在阅读他最喜欢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时，也曾经领悟到类似主题。

但是，如果说罗素鼓励苏珊，苏珊反过来也鼓励罗素。她在回忆录中希望强调，他本人以及他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她感触至深。“他出走房子时，我感觉仿佛十个人突然离开了”：

他集天才、圣人、英雄和诚实人的品质于一身。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希望，自己如何将他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假如他失败了，大家当然会心中窃喜，在一旁表示怜悯。但是，他没有失败。这一点让人既难以理解，又难以接受。他的成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规模巨大，令人难以置信。

她写道：“他从未停止创造奇迹，或者说，从未停止让人感到震惊。他的成就一个接着一个展现出来。”

事实上，完成《动荡世界的新希望》之后，罗素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确实令人感到震惊。我们不禁想象，给予他灵感的是两个方面的经历：其一是与约翰和苏珊共同生活，其二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50年夏末，他决定将注意力转向短篇小说创作。他以前在这个方面小试牛刀，但是结果并不令人觉得满意。大约40年之前，他曾经创作了一篇自传性质的小说，名叫《约翰·浮士泰斯的困惑》。当时，权威人士约瑟夫·康拉德向罗素建议，如果要将它修改为中规中矩的文学作品，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最好不要那样做。于是，罗素放弃了继续小说创作的念头。

但是，他这时已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且和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认为，他的文学天才几乎到了无法估量的程度。这让他重拾自信。约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奋斗了数年，在罗素创作小说的决定中，是否存在与儿子竞争的因素呢？约翰的女儿萨拉的回答是肯定的。根据萨拉的回忆，在创作短篇小说的过程中，她的父亲与祖父出现了竞争，这破坏了她童年时的家庭和谐。她认为，罗素当时希望向儿子显示，他可以击败儿子。甚至站在约翰自己的立场上看，情况也是如此。苏珊的回忆录也包含了类似的观点：“如果他做出判断，打算进行探索，你不得不拼命冲刺，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赶上他的步伐。”

无论是何原因，罗素决定再次尝试，以便证明自己可以创作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一次，他处心积虑，想到一个方式，让读者在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下，对他的作品做出（无论好坏的）判断。他或许觉得，约瑟夫·康拉德当初受到这个先入之见的过分影响：罗素是搞逻辑学和数学的，创作小说不可能在行。不管怎么说，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处女作《X小姐在科西嘉遭遇的严酷考验》寄给了《启程》（一份“旅游休闲”杂志，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联合出版）。罗素提出，他希望匿名发表，邀请读者就作品进行评论，竞猜作者是谁。于是，该刊在1951年12月号上发表了罗素的短篇小说，仅仅告诉读者说，它“出自十分著名的英国作家之手”。该刊还公开宣布：“请各位读者撰写读后感、鉴赏或者批评，篇幅以500单词为限。如果可能，请竞猜作者是谁；如果不能说出作者名字，亦可单独寄来评论。”该刊还宣布，第一名可以得到25英镑奖励。

读者的反馈让罗素大跌眼镜，与康拉德当年的判断不相上下。一位读者写道：“情节尚欠火候……没有可以维持读者兴趣的因素。”另外一位读者宣称，故事“矫揉造作，渲染过度”。还有一位读者也说：“整个故事给人不大可能的感觉，人物失去了全部正常情感。”就作者姓名，大多数读者猜测的要么是萨默塞特·毛姆，要么是奥斯伯特·西特韦尔。获奖者署名为芒罗小姐。该读者目光敏锐，排除了萨默塞特·毛姆，其理由是，毛姆“是专业作家，不可能写出这种东西”。她还写道：“该短篇小说文字糟糕，内容狂妄，说明其作者不但缺乏幽默感，而且自命不凡。”她猜测，这样的“胡说八道之作”出自查尔斯·摩根笔下。

投稿者几乎一致认为，它确实是写得非常蹩脚的短篇小说。只有两个人表示了不同看法。一个署名为萨拉·吉布斯的读者认为：“这篇作品绝对让人深感愉悦，作者可能是伊夫林·沃。”一个署名为罗拉·格里的读者写道：“故事引人入胜，妙趣横生，让我看到细腻的意大利式笔触。这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艺术家）就是尊敬的温斯顿·丘吉尔……无论作者是谁，请让我表示祝贺。”这两位投稿人留下的地址都是纽约市东43街333号（伊迪斯的寓所）。两位投稿人还要求，如果获奖，请将25英镑寄给他们的朋友伊迪斯·芬奇。显而易见，并非仅仅苏珊一人决定鼓励罗素进行尝试，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的职业生涯。

其实，到了那时，伊迪斯已经成为罗素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1950年秋天罗素访美时，两人在纽约见面。后来，两人以恋人身份，开始青鸟传情。1951年春天，伊迪斯迁居伦敦，其主要目的大概是希望与罗素多待一些时间。1951年5月，她返回纽约短暂逗留，罗素几乎每天都要给她写信，表明他是多么爱她，多么思念她。到了那年年底，双方大概达成了共识：罗素与彼得在法律上完成离婚手续之后，伊迪斯将会成为罗素的第四任妻子。

罗素和伊迪斯的婚姻无疑是罗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是，伊迪斯一直是一个颇为难以捉摸的人物。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幸存下来的关于她的描述云遮雾障——她似乎拒绝露出真实面目。她生于1901年，在纽约长大，先后在布林莫尔学院和牛津的圣希尔达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后来，她定居布林莫尔，和露西·唐纳利住在一幢房子里，时间长达20余年。她曾经在布林莫尔学院短期任教，但是从来没有以学者为职业。不过，她撰写了两本传记：一本的主人公是布林莫尔学院院长凯里·托马斯，另一本的主人公是诗人维尔弗雷德·斯科恩·布朗特。罗素的孙子辈记得，她是一个冷冰冰的角色，让人觉得难以接近。她干净利落，言辞精准，举止得体，穿着异常讲究。罗素家族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那种人是你做梦也不会拥抱的。”

伊迪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她在55岁时决定，将自己奉献给罗素。她对罗素十分景仰，毫无保留，没有任何批评。1951年10月，罗素动身前往纽约，踏上最后一次美国巡回讲座之旅。伊迪斯从伦敦写信告诉他：

我亲爱的伯迪，欢迎访问纽约，访问我的非常奇妙的家乡！……也许正如您所说的，我通常对力量没有什么愿望。不知怎么的，此时此刻，我渴望得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您可能觉得，这是一种卑贱的愿望：我渴望的只有一个目的，不是像您那样直接帮助人类，而是希望保护您，让您不受我的同胞们带来的苦难和疲惫的影响，不受他们可能表达的贬低言辞的影响……我仅仅渴望保护您，让您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刻，避开任何伤害，心境安宁，过得开心。

后来的结果证明，那次巡回讲座带来的收入甚丰，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罗素11月返回英国时，净赚1万美元）。但是，罗素依然懊悔，觉得自己当初不该答应去做。其一，行程非常紧张，让他精疲力竭，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其二，安排讲座的代理人朱丽·梅德洛克让他觉得心烦；其三，他和伊迪斯的关系渐入佳境，他不愿在那个时刻离开。此外，前一年的美国政治氛围让他忧心忡忡，深觉压抑。尤其让他不快的是，那种氛围将人们分为两大阵营，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一方是狂热的美国爱国者，另一方是共产党人。10月20日，他抵达纽约，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过海关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回答说：“我不得不满足贵国政府的要求，说明我既没有染上天花，也不信仰共产主义。”

就大多数内容而言，罗素的公开讲座集中讨论了《动荡世界的新希望》阐述的主题，相当乏味，并无令人反感的东西。但是，美国报界依然不依不饶，宣称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傻瓜”，宣扬“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1月1日，罗素在印第安纳州的普度大学发表演讲，引起了特别的争议。碰巧的是，在他到访的前一天，《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他撰写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猛烈抨击了印第安纳州的教育制度。罗素撰写那篇文章的起因是，印第安纳州政府的学校督察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应该让年轻的美国人明白：第一，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第二，“他们应该甄别外国政府使用的定义和术语，例如，社会革命、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独裁、福利国家、官僚、保守分子、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有企业以及宣传等等”。

这篇声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体现了麦卡锡式狂热。罗素的反应是，撰写一篇文章迎头痛击。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讽刺性夸张和强烈的反讽混在一起：

每个诚实的人（只有在美国才能找到诚实的人）都知道：艾奇逊先生是共产党人，艾德礼先生是共产党人；共产主义具有高度传染性，哪怕一个人的堂兄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一个共产党人，他也很可能受到传染。

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每个人在谈论政治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门后，以便确定没有人偷听。我上次访美时发现，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众所周知，美国不是“警察国家”。没错，麦卡锡参议员的密使以及他在联邦调查局的伙伴们一直都在窥探。没错，如果你不幸以赞赏的口气，引用了杰弗里的某个说法，你大概可能会因此丢掉饭碗，或许还会身陷囹圄。不过，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维护自由。

我们都知道：其一，英国是“警察国家”；其二，这证明英国反对莫斯科的态度并非全心全意……

我可以肯定，这里所说的那个州的教育权威将会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倡导的灌输并不是“宣传”。它不是宣传的原因是，它鼓吹的是他们赞同的信条。

罗素的言外之意是，美国是一个带有压迫性的“警察国家”，类似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这让许多曾经支持罗素的人怒不可遏，其中最著名的人包括锡德尼·胡克。此外，它还让罗素卷入历时数月之久、火药味十足的争议之中。首先是《曼彻斯特卫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后来是在其他场合。不过，在印第安纳州，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举行辩论。他在普度大学的讲座题目是《思维的物质条件》，没有机会讨论他对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的看法。讲座刚一结束，罗素便匆匆离开那里。在印第安纳州逗留期间，罗素在一封信件中写道：“时间很短，可以避免遭到私刑。”罗素离开那里之后，直接去了俄亥俄州，然后是西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整个行程仅仅用了4天时间。他完成最后一次讲座之后写信告诉伊迪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诱我再到这里来。除了见到凯特和戴维之外，此行中没有任何愉快或者有趣的事情可言。”罗素提及凯特和戴维的原因是他在华盛顿的一段插曲：他在那里逗留几个小时，见到了凯特和他的长孙戴维。他在信中告诉伊迪斯：“凯特生了孩子之后，与以前判若两人。看到母女俩，觉得真好，十分开心。您不能说，我很在乎赚钱是错误之举——假如我当初没有能力提供帮助，我觉得他们是不敢考虑要小孩的。”

在那段时间里，伊迪斯常常与约翰和苏珊打交道，不禁有了过于频繁之感。罗素动身前往美国之后几天，伊迪斯在信中谈到她前一天和他们俩见面的情况。伊迪斯和他们商定，1点30分在切尔西区的一家餐馆吃饭。3个小时之后，她觉得应该邀请他俩到她的家里去。约翰携带了“一个大箱子”，花了几个小时，使用伊迪斯的录音机，录制他自己写的东西。苏珊（她“没有携带手稿”）不甘示弱，在书架上找到一本《牛津版诗歌选集》，录制了几首罗素最喜欢的作品。夫妻俩乐此不疲，打电话取消了订下的晚餐，继续录音，忙了一个晚上。10点，两人一起“打开蘑菇汤罐头、肉丁罐头、豌豆罐头，拌着奶酪大吃一顿，然后喝了莱茵白葡萄酒和咖啡”。到了午夜时，约翰和苏珊“满眼惺忪，昏昏欲睡”，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里士满。他们“声称下周再来……带着更多需要录音的手稿来”。伊迪斯告诉罗素：“如果您见到作者喜欢朗读自己的作品，您的想法如何呢？”接着，她以令人颇为不信的口吻补充说：“嗯，怎么说呢，看见他们离开，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1951年末，罗素从美国返回英国。他说到做到，后来再也没去美国。他坐拥那次巡回讲座赚得的财富，家里还有一个忠诚奉献、呵护有加的爱人，既没必要也没冲动外出旅行。在接来的两年中，他待在里士满，平静地生活，集中精力写作。1952年前半年，工作重点是完成他的《自传》。1952年5月18日，就在他80岁生日那天，《自传》脱稿。它具有象征性，让人回想起来，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他完成了《数学原则》。与1931年的《自传》稿相比，1952年的《自传》稿是在一种令人满足的氛围中完成的。他住在里士满，家里还有约翰、苏珊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在他的笔下，那是“一段愉快的时光，给予他家庭生活的愉悦，同时又不用承担具体的责任”。但是，他强调说，他的主要幸福源泉是与伊迪斯的关系：“一种内心深处体会到的幸福。我原来没有期望，在我余年中还能得到那样的东西。”他写道：“就在我80岁生日那天，我领悟了一种更大的满足感和平和感，它超过了以前人生的任何时刻。”

1931年，罗素曾给《自传》写了一篇《后记》。他以毫无保留的沮丧心情，总结了到那时为止的全部人生，其中包括公开和私下两个方面。他当时写道，在政治方面，“英国的衰落”让他深感压抑。他出生时的传统不复存在，让他无法将那个传统的精神留给自己的儿子。“我觉得厄运随时可能降临。它给我在英国从事的所有活动蒙上一层徒劳无益的阴影。”在哲学领域中，他发现自己受到现代物理学的影响，重新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之中。它“与贝克莱的境遇类似，但是既没有他信奉的上帝，也没有他那种英国圣公会教徒的自满”。从总体上看，“我审视人生，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献身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孑然一身，无所事事，自己无法掩饰这个念头：我过去的人生没有目的，我也不知道，余年将被用于什么目的？我发现，自己被卷入一团巨大的孤独迷雾之中，在情感和形而上学两个方面均是如此。我无法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事隔20年之后，他再次进行评估，构成了一份迥然不同的平衡清单：“我的工作接近尾声，已经到了概览总体的时刻。我在什么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什么程度上遭遇了失败呢？”在失败事项中，让人感到相当不可思议的是，他罗列了糟糕的世界局势（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仿佛这是他自己的过错）：“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冒了出来，向我曾经认为的美好理念提出了挑战。在击败他们的过程中，他们的对手试图维护的许多东西正在慢慢丧失。”在哲学方面，他这时不是将自己的失败归为他重新陷入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而是归为他放弃了自己早年信奉的由无懈可击的数学真理构成的柏拉图主义的永恒世界。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内心失败”是，他“开始时相信，自由而勇敢的爱情可以征服世界，不用你争我夺”。但是，他后来却“支持了一场充满仇恨的可怕战争”。

他接着写道：“但是，在失败的重压之下，我依然意识到自己视为胜利的某种东西。”事实证明，尽管出现了种种障碍，他所说的胜利在于下面几点：第一，忠于真理；第二，相信“人们自由、幸福地生活的世界”可能出现；第三，坚持个人理想，认为可以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个人可以自由发展，仇恨、贪婪和妒忌因为失去滋生土壤而消亡”。对于上述三点，“虽然这个世界存在种种令人感到恐怖的东西，我的信念依然毫不动摇”。

罗素的80岁诞辰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报刊祝贺他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它说明，从1940年在纽约出现了对他的诽谤以来，他的口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在英国和美国，报纸刊登文章，电台和电视台播放节目，对他赞誉有加。罗素假装对那样的做法感到相当厌倦（“我对此十分厌烦”，他曾经告诉朱丽·梅德洛克），但是却暗中大力造势：其一，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给希望活到80岁的人的建议》；其二，他分别撰写了两篇文章，使用了相同的标题《下一个80年》（一篇投给了《观察家》报，另一篇投给了《星期六文学评论》）；其三，在英国广播公司举办了一次广播谈话，题为《80岁生日反思》；其四，参与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谈话内容后来以文章形式刊出，题目是《我的第一个80年》。

他至少暂时将《自传》视为已经完成的作品，但是希望到他去世之后，才将它交付出版（他在给斯坦利·昂温的信中写道：“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年龄与我相仿，甚至比我更大一些。最好等到他们去世之后出版此书。”）但是，他认为《自传》非常重要，他甚至曾经咨询昂温，一旦爆发核战争，如何才能将手稿保存下来。“我认为，放在伦敦、纽约或者华盛顿的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他告诉昂温，“这三个城市很可能不久就会遭到原子辐射，化为灰烬。”他还问昂温，是否可以“在乡村安放一个安全的容器，以便保存手稿”？或者说，昂温是否愿意制作几份校样，“以便存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最后，昂温同意，将手稿保存在他办公室里的一个保险柜里。稿件在那里一放就是10年。

罗素不愿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但是，他1952年夏天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系列广播节目，总标题是《记忆之中的肖像》，大量使用了书中的材料。这里所说的肖像涉及他的几个老友：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利顿·斯特雷奇（这两位出现在一次节目中）、D．H．劳伦斯，以及锡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他们全都遭到他的攻击，无一幸免。但是，他对劳伦斯的评价尤其刻薄。他声称，劳伦斯“对人类非常憎恨。他往往认为，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双方相互憎恨，他们肯定都是有道理的”。此外，他还谴责说，劳伦斯形成了“一整套法西斯主义哲学，时间远远早于那些政客”。那档节目播出时，劳伦斯已经去世20年，但是劳伦斯的妻子弗里达依然健在，住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后来，当讲话文稿在《哈勃周刊》发表时，弗里达做出的回应令人惊讶，给该刊写了一封言辞不温不火的信件。她认为，罗素将劳伦斯称为纳粹主义的鼓吹者，这样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有人甚至可以将圣奥古斯丁称为纳粹分子”。她在信件结尾处写道：“我确信，在罗素心中的某个秘密角落，还有劳伦斯年轻时的另外一个形象——那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强加于人的想入非非的怪物。”

弗里达于1956年去世，因此没有看到罗素最后在《自传》中刻画的劳伦斯肖像。它与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那次谈话中的不同，而且增添了一个关于弗里达本人的段落。正是在弗里达的影响之下，罗素修改了他原来宣扬的劳伦斯鼓吹纳粹主义观念的说法：

劳伦斯其实是他妻子的传声筒，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他有口才，她有思想。每年夏天，她常常到奥地利去，在弗洛伊德信徒聚居的地方待一段时间——那时，英国知道精神分析的人寥寥无几。不知何故，她过早地吸收了后来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提出的观念。她将那些观念传播给劳伦斯，其方式——我们不妨说——是血的意识。[2]

尽管《启程》的读者并不喜欢《X小姐在科西嘉遭遇的严酷考验》，但是罗素没有因此心灰意懒。他完成《自传》之后，继续创作短篇小说。1952年5月23日，他写信告诉昂温：“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已经开拓新的领域，创作非常奇妙的故事。我很想知道，它们是否是你希望出版的东西？不过，这一点尚待决定。当初，在我的知名度降到最低点时，您出版了我的《社会重建原则》。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次日，他再次给昂温写信说，他创作了三篇类似的作品。他强调说，他写作时并未打算“让它们表现严肃主题或者传递什么寓意，只是希望它们可以起到娱乐作用”。昂温的反应自然是，他“希望”看一看那些故事。但是，他收到稿件之后长时间没有表态，让罗素感到很不舒服。6月27日，罗素又给昂温写了一封信：

就我的短篇小说而言，如果我可以尊敬的人判断说，它们有出版价值，我就打算再写一些，以便凑成一个集子。您没有告诉我，它们是否完全没有价值。那篇科西嘉岛上的故事曾经完全采用匿名方式，在一期《启程》上刊出过。其他故事从来没有发表过。我还构思了若干。如果有价值，我可以在9月底之前写出来。当然，这并不是我驾轻就熟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无法形成任何批评性判断。如果能够得到您的帮助，我将心怀感激。

昂温面对的肯定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糟糕的尝试，显然束手无策。7月13日，他终于写信告诉罗素：

我希望找时间和您谈一谈短篇小说的事情。我至少找了五位读者，仔细拜读了大作。我应该告诉您，总的来说，其中四位的评价是否定的，只有一位表示肯定。当然，他们都一致表示，只要写上您的大名，任何东西都卖得出去。故事希望表达的理念非常不错，使人觉得愉快。可是，故事节奏太慢，根本不是当今短篇小说的做法。当然，我们愿意出版您撰写的任何作品，并且确信可以因此获得成功。但是，除非您发现，撰写短篇小说可以让您消遣，如果我们明确鼓励您将精力用于此类写作，我们将承担重大责任。

那位表示肯定意见的读者结果是波德利赫德的一名董事——那是和昂温有业务联系的一家出版公司。于是，昂温有了让自己摆脱两难困境的办法：让罗素签订一份出版那些短篇小说的合同，条件是由波德利赫德公司出版，不使用昂温的社徽。

罗素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鼓励。在1个月之内，他完成了集子需要的另外两篇作品。次年，该书按时出版，书名是《郊区的撒旦及其他》，与深感困惑的读者见面。正式出版之前，罗素将主打故事寄给他认识的一位作家兼出版商斯特凡·泰默森。泰默森不吝其辞，对故事大加赞扬。泰默森在给罗素的信件（罗素收到该信之后立刻转给了昂温）中说：“我不知道，《赣第德》[3]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也不知道谁有机会第一个读到它。但是，我一页接着一页地拜读大作的打印稿……觉得自己就是18世纪看到《赣第德》的读者之一。我心里产生强烈共鸣，对大作的感觉肯定与他们对伏尔泰作品的非常类似……您关注的是痛苦，而不是悲伤，是欢乐，而不是笑声。您排除了所有试图故作自然的矫揉造作的因素。”此外，罗素还从伊迪斯那里获得了类似的鼓励。伊迪斯写信告诉昂温，她认为罗素的短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堪与艺术大师的作品媲美”。

可是，阅读该书的批评家和公众表达了不同看法，收录在《郊区的撒旦及其他》中的故事很快被人遗忘。但是，有迹象表明，罗素对他的短篇小说寄予厚望。作品没有引起读者的热情反应，这让他感到失望和惊讶。在《郊区的撒旦及其他》的序言中，他重复了他在给昂温的信件中表明的观点。他强调说，创作那些故事没有什么严肃的目的，仅仅希望它们读来有趣，可以逗乐。这让许多读者假设，它们意在调侃，将它们视为年届八十的哲学家的失败之举：他没有表现出什么幽默感，只是喜欢自我陶醉。罗素失望之余坚持认为，不管怎么说，那些故事确实是为一个非常严肃的目的服务的。他宣称，创作它们“大量释放了我到那时为止没有表达出来的感情和思想。如果不提及没有理性基础的恐惧，那样的东西本来是无法表述出来的”。

任何仔细阅读了那些短篇作品的人（这就是说，为数很少的人）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一个主题是情感压抑。但是，不那么容易发现的是，那些故事释放了罗素自己遭到压抑的情感。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他觉得它们非常重要，那些故事本身——特别是主打故事——便有了更丰富而且相当阴暗的意义。罗素是在撰写《自传》的过程中创作那些故事的，这一点绝非偶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郊区的撒旦》具有隐含意义。为了理解它揭示了什么意义，阅读它时必须与罗素的《自传》联系起来，具体说来，与他对自己早年生活的叙述，与他刻画的D．H．劳伦斯的肖像联系起来。

1915年，罗素与劳伦斯维持了短暂的友谊，最后以两人指责对方憎恨整个人类而告终。劳伦斯的一封信件几乎将罗素逼到自杀的边缘，包含了以下文字：

你其实充满遭到压抑的欲望。它们已经变得野蛮，变得反社会了。它们披着和平宣传的外衣出现……你还充满魔鬼般压抑，欲望横流，心地残忍……你是整个人类的敌人，满怀色欲和敌视。给予你灵感根本不是对虚假的憎恨，而是对人类，对血肉之躯的憎恨，是心理上变态的杀人欲。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

在描绘劳伦斯肖像的过程中，罗素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他认为，劳伦斯“是未能如愿的敏感的专制者。他觉得世人没有随时俯首听命，感到非常愤怒”：

他意识到其他人存在，所以憎恨他们。但是，在大多数时间中，他生活在孤独的世界中，它由他的想入非非的东西构成，充满他所希望的狂热幻影。他过分强调性行为的做法基于这个事实：他只有在性行为中才不得不承认，宇宙中并非仅仅存在他一个人。但是，承认这一点让他深感痛苦。他将性关系视为一场永恒的争斗，每一方都试图摧毁对方……

罗素承认，他对劳伦斯信件的最初反应是绝望：“我往往相信，他拥有我无法掌握的某种智慧。他说，我的和平主义基于杀人欲，我觉得他肯定是正确的。在24个小时里，我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活下去，不禁想到了自杀。但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反应后来出现，我决定抛弃那种病态。”

可是，《郊区的撒旦》表明，罗素那时并未抛弃病态。其原因在于，主打故事表达的“没有理性基础的恐惧”是，劳伦斯所言没有错，罗素真的是“整个人类的敌人”。故事的主人公，恶魔般的马拉科医生，可被视为劳伦斯所说的“魔鬼压抑”的具体化身，因而是罗素本人的自画像。这一点见于劳伦斯对他的攻击，见于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劳伦斯深刻了解他的性格。罗素在《自传》中说，从某种程度上，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源于一件事情：他在莫特雷克（它位于伦敦郊区，距离里士满不远）遇到一个陌生人。对方看到他后，随即穿过小路，伸手比画了一个十字架。这显然让罗素深思，假如自己是魔鬼，情况将会怎么样呢？假如刚刚完成的《自传》谈到的情感压抑表现在性格中，形成了劳伦斯所说的刻骨铭心的憎恨，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在小说中，居住在光鲜房子中的马拉科医生给邻居们的生活带来了灭顶之灾。首先，他鼓励他们显露本性中的不那么光鲜的侧面——他们秘而不宣、具有破坏作用的忌妒、仇恨和野心。接着，他鼓励他们按照那样的本性行事。故事中的匿名叙事者是一位科学家。他看到邻居们一个接着一个受到马拉科的影响，感到十分惊愕。后来，他意识到，医生的魔力来自其非凡能力：他可以解读人们的隐秘念头，让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大的海洋怪物，从黑暗的洞穴中冒出来，让捕鲸船的船员们陷入恐怖之中”。这一点向到那时为止科学所持的乐观看法提出了挑战。他绝望地想到，所有人，甚至最传统、最体面的人，都有阴暗的一面。他们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的令人作呕的秘密，都希望将其隐藏起来。那位科学家左思右想，“对人类总体的厌恶感越来越强烈”。惩罚罪人——这就是说，整个人类（实际上包括全部有生命的东西）——的欲望让他着魔。于是，他建造了一个装置，可以使地球上的水沸腾起来。他满意地想象，地球将会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干，最后使生命无法存活。他推断，到了那时，“罪孽将不复存在”。地球将像月亮一样，缺少生命，变得非常美丽，非常纯洁。

机器造好之后，科学家去见医生，洋洋得意地宣布，自己已经战胜了马拉科医生代表的罪孽。可是，医生发现了机器的一个设计缺陷，于是告诉科学家，机器将无法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马拉科建议说，为什么他们两个不携起手来，制造一台将会正常运转的机器呢？他解释说，他也憎恨人类，不是从自以为是的心态出发，而是本着有仇报仇的精神。马拉科告诉叙事者：“你满怀痛苦地想象，你憎恨人类；在我一根小指头上存在的仇恨，比你整个身体上的还多一千倍。我的内心深处燃烧着仇恨之火，可以让你转瞬之间化为灰烬。”

马拉科随即解释了自己充满刻骨仇恨的原因。他的童年经历与罗素在《自传》中描述的非常相似，遭受了情感剥夺和压抑。他说，他6岁时失去了父母双亲，由一位笃行宗教的慈善的老太太抚养。他对此抱有深刻的愤恨和鄙视。但是，他压制了自己的怒火，以便赢得她的赞许，继续得到她的关照。在罗素全部作品中，下面这个段落的情感最为丰富。读者无须想象，一眼就能看到，它表达了他埋藏心底多年的对祖母的憎恨：

她深信不疑，我是一个乖小孩。她收养了我，让我接受教育。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我忍受她强加于我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种种无聊事情：每天祈祷，经常上教堂，接受道德说教。她还没完没了地低声念叨，装模作样地多愁善感。我真想毫不客气地反驳，消除她那种愚蠢的乐观心态。我克制了所有这些冲动。为了讨好她，我常常跪在地上，恭维上帝。但是，我内心迷茫，不知道上帝在造我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自豪之处。为了讨好她，我常常口里念着自己没有任何感觉的感激之辞。为了讨好她，我总是假装她希望的那种“规矩”模样。

马拉科接着说：“她死了之后，我的经济状态一直非常宽裕。但是，我从未忘记早年所过的那些日子……没有朋友，非常沮丧，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后来，我得到一大笔财富，然而童年的所有那些经历留在心底，构成了我的人生特征。”其结果是，“我憎恨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我希望看到所有的人遭受极端的折磨，无一例外”。

叙事者听到马拉科表述的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仇恨，大为震惊，一枪将他击毙，接着伪造了自杀现场。后来，他结了婚，努力忘记与马拉科相关的事情。但是，马拉科的幽灵在他的噩梦中时隐时现，死死缠住他。马拉科嘲笑他：“你以为我失败了，对吧？……你以为自己已经恢复了理智，对吧？……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力量是精神方面的，存在于你内心的弱点之上？倘若你有半点自己假装的那种人性……你就会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坦白？不，是吹嘘吧？”最后，科学家心烦意乱，向世人大声承认，是自己杀死了马拉科，并且对此感到自豪。他妻子关注他的精神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她听到他的叫喊之后十分担心，于是报告当局，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在故事结尾，科学家反思整个故事的讽刺意味：就在他恢复理智，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从而终结多年的“魔鬼般压抑”）时，他被宣布为精神失常。他等着被人送往精神病院，嘴里嘟哝道：“在我的面前，只有漫长的可怕孤独和误解。”

如果说马拉科代表了劳伦斯眼中的罗素，科学家便是代表罗素心中的自我形象，那么，这个故事可被视为罗素做出的一种尝试：击倒劳伦斯的攻击造成的自我怀疑的幽灵。但是，退一步说，罗素取得的胜利让他出现了矛盾心理。那个科学家确实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打算——毁灭整个人类。诚然，科学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出于急于复仇的恶意，而是出于道德方面的愤慨。正如罗素所说，“纯粹的高尚激情”让人觉得，科学家进行那样的杀人设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否真的那么巨大呢？在整个故事中，罗素数次劳神费力地面对这个问题，试图向读者说明，马拉科与科学家之间存在天壤之别。但是，他采用的手法却并不令人信服。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他让马拉科对人类的仇恨显得更有道理，值得同情，优于科学家自己的厌世心态。但是，事与愿违，马拉科的举止仍旧显得稀奇古怪，令人不寒而栗。马拉科的情况比较直接：他憎恨人类的原因是，他们让他深受苦痛。相比之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其实在欺骗自己：首先，他通过求助于更高层面的道德观，以便为他屠杀地球上所有生灵的决定寻找理由；后来，他让自己相信，他对人类的仇恨其实“仅仅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精神失常状态”，于是决定杀掉马拉科。科学家聆听马拉科讲述，知道他早年如何饱受苦难，如何形成了对人类的深仇大恨，心里不禁想道：

他［马拉科］是邪恶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如果他希望毁灭整个世界，那么，毁灭世界之举肯定是邪恶的。我当初觉得，我将毁灭世界，我喜欢看到的是将要呈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净化力量。我想到他将毁灭世界时，眼前浮现出来的只有充满恶魔般仇恨的场景。我不能让他得逞。

这些反思说明——而不是反驳——了劳伦斯的核心思想。当然，这一点肯定不是罗素的创作意图。劳伦斯当初强烈讽刺罗素，反复强调说，罗素表面上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上谴责战争，其实内心深处存在咄咄逼人的强烈厌世情绪，非常希望“诉诸武力”。劳伦斯鄙视的是罗素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法：试图将那种憎恨掩饰起来，以理性的道德立场示人。在《郊区的撒旦》中，科学家自欺欺人地想象，他的毁灭地球上所有生灵的愿望（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决定）带有某种“高尚的”因素。对于这种想法，也可以进行类似的批判。科学家说，他想到地球上的全部生物将要灭绝时，喜欢看到“巨大的净化力量”。如果我们发现科学家的这个说法令人担忧，如果我们认为，从道德角度看，他屠杀所有人的欲望与马拉科的相比，没有任何高尚之处，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劳伦斯的话语告诉他：“给予你灵感的不是对邪恶的憎恨，而是对生命的憎恨。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

由此可见，《郊区的撒旦》作为罗素撰写的自传性作品，也许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但是，它的手法过时，行文正式，风格老套，让读者无法看到这一点。实际上，认真对待罗素的这些短篇小说的读者寥寥无几。读者的反应让罗素深感失望。他在信中告诉昂温，他出版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时，将会“附上一篇序言，告诉读者何时可以笑，何时可以哭。否则，人们将会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是为了逗乐”。他的此番话重复了约瑟夫·康拉德在《私人记录》中的意思：“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这样的情景更让人觉得丢脸了——自己的强烈情感既没有引起人们的笑声，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哭泣。真叫人无地自容！”罗素本来指望，读者将会深受感动；让他感到丢脸的是，结果事与愿违。因此，在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名人的噩梦及其他》序言中，他兑现了当初向昂温说过的话。他明确宣称：“公正的做法是提醒读者，本书收录的故事并非全是让人感到愉悦。在这些噩梦中，有的纯粹是幻想之作，有的描绘有可能——而不是很可能——存在的恐惧。”他还给集子中的10个“噩梦”，另外撰写了一篇引言，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再次说，他希望传递的主题是发自内心的严肃感受——精神失常、理智、恐惧和无意识恐惧：

本书中的噩梦可被称为“理智的标牌”。分开来看，每一种单独的激情都是疯狂的，理智可被定义为对疯狂的综合。每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激情都会形成压倒一切的恐惧——对自身不能得到满足的恐惧。每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都会形成噩梦，其形式有时候为有意识的显性狂热，有时候是致人瘫痪的胆怯，有时候是仅仅在梦境中才会出现的无意识或者潜意识恐惧。

虽然，罗素发出非常直接的恳求，希望读者严肃对待那些故事，《名人的噩梦及其他》的命运与《郊区的撒旦》类似，被读者斥为笨拙的心血来潮之作。这罗素感到十分尴尬。一位评论家写道，该书中的每个噩梦不过是“看似不错的小幻想，没有艺术性，近乎恶作剧。具有幽默感的逻辑学家开始讲故事时，他们强有力的大脑可能出错，就像大象和小老鼠一起跳舞”。

《名人的噩梦及其他》成为罗素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完成这本集子之后，将注意力转向道德哲学。正如他在席尔普编辑的罗素卷的《对批判的回应》中所说的，他对自己以前在伦理问题方面的著作很不满意。具体说来，他对自己长期所持，并且在许多场合表达的这个观点并不满意：道德判断仅仅是情感偏爱的主观表达。根据这个观点，在伦理方面没有真理，只有一系列——有时互相矛盾的——情感反应。例如，如果一个人反对谋杀、残酷行为和种族歧视，他这时无法说，自己的反对态度是正确的。对热情的道德家和逻辑学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不那么令人舒服的看法；罗素虔诚地希望，可以发现某种更客观的基础，以便支撑他以如此活力和激情鼓吹的道德立场。

当初，在撰写《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过程中，罗素使用了整整九章讨论伦理，尽量包罗更多的方面。他勾勒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以前所持的主观论。他承认，他发现“自己不可能设想，当我说‘残酷言行不好’时，我只不过表示，‘我不喜欢残酷言行’，或者表示某种同样主观的看法”。他以试探性很强的方式，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伦理表述在客观上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但是，判断它为真或者为假的基础是人的情感，特别是“表示赞同的情感，以及表示喜欢或者满意的感觉”。罗素的观点是，引起赞同的行为可被（客观地）确定为“良善的”，导致反对的行为是“无良的”。这个观点带来的问题是，正如罗素本人以前多次强调的，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整个社会赞同他自认为邪恶的行为（战争、奴役女性、迫害犹太人等等）；有时候，整个社会反对他自认为在道德上不会招致反对的行为（私通、同性恋、无神论等等）。这种“伦理认识”让他自己竭力支持的道德诉求面临危险，使它们可能与在客观上已知为假的道德判断同流合污。罗素是否愿意接受它呢？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罗素显然认为，这九个章节和他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著述一样，并不让他感到满意。于是，他将它们全部删除。也许他觉得，自己提出的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伦理最终是知识的一个分支。但是，到了1953年10月，完成了《名人的噩梦及其他》几个月后，他在写给昂温的信中建议出版一本“纲要，以便对我的更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进行增补”。该书的第一部分将是已经删除的《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的那些章节，其余部分由其他选文构成，包括他发表的关于政治的报刊文章、公开讲座和著作（例如，《权力论》、《权威与个人》、《动荡世界的新希望》等等）。他建议，书名可用《人类社会：分析判断与前景展望》。几周之后，他再次写信表示，他放弃了出版纲要的想法，倾向于撰写“一本同名新书”。

1953年12月，罗素交给昂温一本新书《人类社会：伦理和政治》。该书是罗素略显勉强、并不十分成功的首次尝试，旨在对道德和政治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考察。它的前半部分是他以前撰写的关于理论伦理学的那九个章节，后半部分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导国际政治的某些问题。与罗素以前撰写政治著作出现的情况类似，在该书中，理论严谨性很快让位于说教。罗素在结尾处呼吁，人类应该“最大限度开发自身的神一般的潜能”——这就是说，运用科学知识。其目的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创造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充满想象力、知识和同情，超越生活在目前这个黑暗世界中的人们无法企及的状态”。接着，罗素以《郊区的撒旦》中那位科学家的口吻说：

有时候，我处于惊恐之中，往往心生疑虑，不知是否有任何理由让自己希望，人类这样的生灵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我常常觉得，人类是黑暗而残酷的生物，体现了恶魔的力量，是宇宙的漂亮面孔上的一个污点。

但是，仅仅翻过几页之后，罗素的做法再次与他小说中的那个角色类似，对人类的态度从仇恨转向爱，从绝望转向希望。他在最后宣布，他“坚信不疑”地认为，世界人民“不乏勇敢，充满希望和爱意”，将会战胜“马林科夫和他的对手，不让他们将人类引向灭绝”。[4]从理论角度看，这本书并不令人满意。其原因不仅在于，后半部分根本没有使用前半部分阐述的伦理理论（实际上，几乎只字未提），而且还在于，罗素表达的道德感情与他自称信奉的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例如，他在上述引文中表达的感情是，人类是“宇宙漂亮面孔上的一个污点”，但是按照他自己的伦理理论，这一点是无法理解的。根据他的理论，可以应用道德价值观的唯一因素是，与人的情感和欲望相关的人的行为。如果给他人带来痛苦，一种欲望可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的（例如，给他人带来痛苦的欲望），一个行为可在道德上受到谴责，被判定为无良的。但是，根据这个理论，认为整个人类是邪恶的这个想法根本没有什么意义。除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自传》之外，他还补充说，他认为《人类社会：分析判断与前景展望》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可能用伦理理论来记录伦理感情。”其实，该书并未讨论这种不可能性；它确实明确表示，两者之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调和。但是，它揭示的是，罗素本人发现，不可能调和他自己的伦理感情与他自己的理论信条。

在这本书中，罗素做出了一些尝试，试图将他的伦理理论与具体道德判断结合起来。一个例子见于序言。他说，该书包含了理论章节，其目的是要回答批评者的这个说法：他并不相信道德判断的客观性，所以无权就政治问题做出道德判断。罗素写道：“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要说明它没有道理，就必须阐述某些无法简单概括的理论。”于是，那九章得出的结论是，道德判断其实可以是客观真理的真实陈述，而不仅仅是显示情感偏爱的主观表达。但是，《人类社会：分析判断与前景展望》出版1个月之内，罗素在为A．J．艾耶尔的《哲学论文》撰写的书评显然表明，他已经放弃了自己以前的做法，不再就道德判断是客观陈述这一命题进行理论证明。罗素选出了艾耶尔的文章《道德判断分析》，表示特别的赞赏。他还宣称，他自己“几乎完全赞同”其中的观点。不过，正如罗素本人强调的，根据艾耶尔的观点，道德判断不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主观表达。1960年，哲学家D．H．A门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罗素的道德理论》。罗素撰文回应说：

就伦理的哲学基础而言，我对自己了解的观点或者表达的意见并不满意。我不知道如何反驳伦理价值观带有主观性这一说法。但是我发现，自己无法相信这一点：肆意残酷言行的所有问题在于我不喜欢它。就实际的道德判断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我发现，我大致可以在享乐主义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是，当问题涉及道德判断哲学时，我陷入截然相反的对立之中，感到大惑不解。我已经以书面方式表达了这种困惑；如果我发现或者有人指出了解决之道，我将深表欣喜。但是，迄今为止，我依然并不满意。

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一直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表态，因而——像他痛苦地意识到的一样——让他面临两个截然相反的观念：其一，他就政治问题做出的道德判断是正确的；其二，“正确”或者“错误”这两个词汇并不适用于道德判断。

在1952和1953两年中，罗素在里士满的日子安安静静，井井有条，几乎堪称宁静。但是，在1953年圣诞节当天，就在他将《人类社会：分析判断与前景展望》交给昂温一周多之后，女王路41号这一家人遭遇了巨大动荡，让他们从此无法恢复原来的状态。当时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至今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罗素的说法是，吃过圣诞大餐之后，约翰和苏珊突然宣布，他们“对孩子感到厌倦”，将要离家出走，不再回来。两人随即“带上剩下的饭菜，但是留下了孩子”。约翰和苏珊在那个重要的圣诞节的行为显得怪诞异常，两人就此没有留下什么解释。但是，朵拉在各种各样的法律文件中坚持认为：苏珊离开的原因是，她无法忍受和伊迪斯一起生活；约翰离开的原因是，他无法忍受失去苏珊的状态。根据朵拉的说法，约翰和苏珊并不打算将孩子交给罗素和伊迪斯长期抚养。

伊迪斯1952年12月15日和罗素结婚之后，迁入女王路居住。随即，她开始一改原来的状态，强化家务安排方面的秩序。她反对不规则的用餐时间，反对约翰和苏珊习惯的晚睡做法。她还明确表态，她反对他们两人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反对他们两人对孩子表现出来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伊迪斯到来之后，苏珊和罗素之间原来那种亲密关系戛然而止，她和约翰开始与伦敦的朋友——特别是格里芬·巴里——共度更多时间。格里芬·巴里当时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梅克伦堡广场的一套公寓里。约翰和苏珊离家出走之后，随即去了格里芬的公寓，在那里住了4个月。

约翰和苏珊不大可能打算将孩子留给罗素和伊迪斯。其原因在于，罗素夫妇那时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那年圣诞节，罗素和伊迪斯双双染上了流感。不久之后，罗素住进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更可能的情况是，约翰和苏珊像以前常做的那样，觉得在圣诞假期的剩下时间里，孩子可以交给保姆格里菲思小姐照顾，直到孩子1月返回寄宿制学校。1954年元旦，约翰和苏珊买下位于北德文郡的一处农舍式房屋。那房子不大，但是两人看来打算将那里作为自己和孩子们的家。

那段时间里，罗素住在医院，伊迪斯掌控整个局势。2月2日，她写信告诉凯特，孩子们“在学校安全，开心”。她还表示，“伯迪身体好一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制订计划”：

我确定，我们可以想到某种方式，以免他们受到伤害。你可以放心，他们将会得到尽可能多的照顾和疼爱。伯迪很关心他们，希望让他们拥有良好的幸福开端。这一点至关重要，似乎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所以，别为他们感到担心。

罗素出院之后，亲自写信告诉凯特，虽然约翰和苏珊没在女王路居住，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来女王路过复活节假期。罗素写道，约翰“是败家子，宁可让自己的孩子被送进济贫院，也不愿干点踏踏实实的事情。所以，我不得不供养他们”。

实际上，约翰以他自己的不适当的随意方式，正在制订计划，以便供养他的家人。他不仅购买了德文郡的那幢农舍式房屋，而且还采取积极的步骤，奠定自己的专业作家生涯。他从罗素的朋友斯特凡·泰默森那里获得一份合同，出版《放弃水疗温泉》。该书是泰默森的佳玻尔博库斯出版公司推出的丛书中的一本。约翰和许多作者一样，似乎对自己的处女作期望过高，觉得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罗素和伊迪斯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要过于认真地看待他的计划。但是，约翰努力保全自己的家庭。在那场痛苦的挣扎中，他不得不克服自己缺乏经验的弱点，而且还得面对妻子变幻无常的情绪。1954年春天，苏珊看来全然不顾她和约翰从表面上看正在落实的在德文郡安家的计划，搬到北威尔士。她接受了苏珊和尤安·库珀-威利斯的邀请，开始在波特梅利翁庄园居住和工作。

5月，约翰决定追随苏珊，骑着自行车，只身前往北威尔士。他以每天50至60英里的速度，4天之后抵达波特梅利翁庄园。他5月19日到达，随即写了几封信件，分别寄给格里芬·巴里、伦敦的几个朋友、同母异父的弟弟罗德里克、他父亲的律师——科沃德强斯公司的C．B．德洛维尔。他告诉他们：他和苏珊找到了一幢农舍式房屋，足以安顿他们一家和格里菲思小姐；他们两人得到了夏天在波特梅利翁庄园工作的机会。总的说来，他的话听起来很有信心，他、苏珊和孩子们可以在北威尔士重新开始生活。

与此同时，罗素和伊迪斯采取措施，以便将孩子们从约翰和苏珊手中夺走。约翰动身去北威尔士之前，罗素的律师当面告诉约翰，他父亲打算让孩子成为他的法定被监护人。德洛维尔告诉罗素，约翰“立刻表态说，他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自己曾是法定被监护人，知道这样做引起的困难和不便之处。他接着说，他打算承担抚养孩子们的全部责任”。鉴于这种情况，罗素从律师那里了解到，除非他能够出示“非常有力的证据，说明约翰疏于管教”，他就无法让孩子成为他的法定被监护人。罗素指示德洛维尔，尽量获得更多的证言，以便表明这个事实：约翰和苏珊不适合照料孩子。罗素和伊迪斯两人出具了这样的陈述。约翰刚刚动身前往威尔士，朵拉便收到德洛维尔的一封来信，要求她到办公室面见他。朵拉去了之后，被要求签署一份证言，其大意是，她知道孩子们遭到父母的忽视。她拒绝签字。5月20日，朵拉在给德洛维尔的信件中写道：

正如我在约见中所说，我确实觉得，我们应该能够以家人的方式解决问题，不用对簿公堂。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约翰就完全有能力照管孩子。我很想强调的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想看到约翰彻底崩溃，他目前需要鼓励，需要在心理方面得到合理帮助。相比之下，孩子们的情况要好得多。

她的想法非常正确，其实超过了她预想的程度。在威尔士，约翰的处境每况愈下，在短短几个月中确实“彻底崩溃”。首先，罗素和伊迪斯否决了他提出的建议：孩子们节假日到北威尔士去，与他和苏珊待在一起。罗素和伊迪斯强调说，孩子们暑假的前半段应在里士满过，后半段到康沃尔去，和朵拉一起过。当然，罗素夫妇在法律上无权坚持这样做。但是，伊迪斯写信告诉路易斯·泰勒（科沃德强斯公司），鉴于格里菲思小姐的工资和孩子们的旅费、食品和服装费都是罗素支付的，可以说“约翰和苏珊已经放弃了孩子”。约翰和苏珊那时的收入一是在波特梅利翁庄园暑期工作的报酬，二是罗素支付给约翰的生活费，并无其他进项。如果罗素不出钱，保姆和孩子是不可能到北威尔士去的。罗素拒绝那样做，约翰和苏珊别无他法，只能屈服于罗素的希望，让孩子们留在里士满。约翰和苏珊虽然明显不爽，但是试图设法另寻途径。苏珊到里士满去，一方面探望孩子，一方面帮助格里菲思小姐照顾他们。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她与罗素和伊迪斯发生了争吵，不久便返回威尔士。约翰做出了他后来有理由感到懊悔的决定——他在争吵中站在苏珊一边。7月，罗素将约翰叫到里士满，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打算返回女王路，就必须立刻将他的个人物品搬走。约翰还了解到，对于他没有搬走的任何东西，他将失去所有权。

约翰离开了全家人在过去3年的居所，与孩子分隔开来，与父亲关系疏远。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失去了苏珊。他到里士满取了个人物品，带着郁闷的心情，返回波特梅利翁庄园。苏珊告诉他，她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在库珀-威利斯夫妇举行的一次聚会上，苏珊邂逅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一个才华横溢、放荡不羁的作家。苏珊和华兹华斯一见钟情。她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诗人的女儿，你有诗人的姓氏。把我从这些无能的贵族手中拯救出来吧！”苏珊和华兹华斯住在一起，约翰不得不另找住处。他在威利斯夫妇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唯一的出路是离开波特梅利翁庄园，启动离婚诉讼。但是，他可以到哪里去呢？他自己需要人照顾，在里士满又不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投奔他的母亲。当时，朵拉正在卡恩维尔度假。于是，他跳上自行车，长途跋涉，前往康沃尔。朵拉后来写道，约翰抵达那里时，她发现，他“目光严峻，满脸痛苦，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妻子带来的焦虑和责任”。

1954年夏末和秋季，约翰住在朵拉那里，先在康沃尔，然后在伦敦，精神状态急剧恶化。担心孩子和失去妻子弄得他心烦意乱，经济问题让他焦虑加剧。9月，《放弃水疗温泉》出版，他只看到两三篇表示赞许的书评。但是，他的财务状况并未因此改观。后来，他收到一份高达1500英镑的所得税支付单。他和朵拉都觉得无能为力，他的境况变得更加困难。他制订了一项写作计划，打算撰写罗素家族史，后来无果而终（拟议的出版商朗曼仅仅同意支付他很小一笔预付稿酬）。约翰还申请了若干份文秘工作，结果均未能如愿。在离婚诉状中，他要求获得孩子的监护权，而且不知何故，似乎决定为他们提供抚养费。苏珊对这个计划表示满意，她和华兹华斯一起，全面配合约翰，以便尽快完成离婚程序。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份书面文件，承认两人私通。

10月10日，约翰的律师完成了诉状的撰写工作，准备将诉状交给苏珊。朵拉试图将约翰的孩子从罗素手中夺回来。她写信告诉罗素的律师泰勒，“约翰已经我和讨论了孩子们在哪里度过圣诞节假期的问题”。

我非常愿意安排他们到这里或者康沃尔来。实际上，我愿意和约翰一起，承担安排他们的假期计划的责任。所以说，关于这个问题，不必有任何担心的事情。

罗素（像往常一样，通过律师来面对朵拉）在回信中写道，虽然他“并不特别希望孩子们来过圣诞节”，但是他想让他们和他一起，度过圣诞节假期的最后一周。况且他觉得，“约翰的计划尚未明确，现在就安排将来假期的做法略显操之过急”。

显然，如果约翰要完全照顾和管理他的孩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离婚诉讼结束，他获得了法定监护权；其二，他在经济上有能力负担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在这两个问题上，约翰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一方面，他心情焦虑，给律师写信，询问离婚案件什么时候才能开庭审理；另一方面，他申请任何可以发现的工作，甚至连自己觉得难以胜任的也不放过。到了11月，朵拉变得非常担心。她月初写信告诉凯特：“约翰在我这里。过去7年给他造成了可怕的心理创伤……我觉得，他情况空前糟糕，已经濒临崩溃。我觉得，他甚至可能精神失常。不过，不要提及这一点，以免传到他耳朵里。”根据朵拉的记载，到了月底，约翰“开始出现迫害妄想症迹象。他说，如果他出去，可能遭到逮捕，然后被人绞死”。朵拉想找精神病医生咨询，于是给罗素打电话商量。但是，罗素态度坚决，声称只能通过律师和她打交道。

12月1日，约翰再次致信处理离婚案的威廉·乔治律师事务所，恳请他们告诉他，案子何时才能了结。“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务请及时告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的压力将小许多。”12月16日，他听到了坏消息：离婚法庭需要审理“许多案件”；“我们无法知道您的案件准确的审理时间，希望明年初可以进行。”两天之后，约翰离开朵拉在汉普斯特德的公寓，到女王路去看望女儿。罗素看到约翰的精神状态相当糟糕，深感担忧。于是，他请自己的私人医生博伊德和一位名叫德斯蒙德·奥尼尔的精神病医生到家里，将约翰送进盖伊医院的精神病房。医生的诊断是：“严重精神失常幻想状态。”他们给约翰注射了胰岛素，以便让他进入昏迷状态。后来，盖伊医院的主治医师T．A．芒罗分别写信通知罗素和约翰的律师：约翰“罹患严重精神病。如果一切顺利，至少需要接受半年至一年治疗”。

自己的儿子精神失常，这让罗素内心深处的恐惧变成了现实。60年之前，罗素的祖母曾经透露，罗素家族存在严重的遗传性精神失常病史，试图劝说他不要和艾丽丝结婚。她的一番话没有达到她期望的目的，但是给罗素形成了深远影响。罗素在《自传》中写道，祖母带来的恐惧“在潜意识上一直困扰着我。从那时起，而不是在那之前，可怕的噩梦挥之不去。我常常梦见自己遭到谋杀，杀手通常是疯子”。他继续写道，同样的恐惧“多年来驱使我避免所有深层次的情感，尽量去过暧昧的理性生活。我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罗素想到：“我们家族的大多数人遭遇悲剧，毫无希望，无路可逃。”在他的记忆中，彭布鲁克别墅就像“一座家族墓穴，受到疯子幽灵的骚扰”。他慢慢意识到：“整个家庭头上仿佛笼罩着一种厄运。我当初徒劳无益地与它抗争，试图摆脱它，以便获得自由。看来，这自由是别人的天生权利……我受到家族幽灵的困扰，它似乎伸出了阴冷的魔爪，一把抓住了我，要我为抛弃黑暗传统的做法付出代价。”

曾几何时，他竭力让自己相信，通过采用“科学心理学”来抚育自己的孩子，他可以克服这种恐惧。他可以让儿子不仅心智健全，而且成为心理健康的楷模。事到如今，尽管他在《论教育》和其他许多文章中大谈适当的抚育方式形成的效应，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他不愿看到的最残酷的事实：根据接受了“心理科学”——他曾经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它给他和社会带来希望——训练的人士判断，他的儿子精神失常。

那个事实让他觉得难以承受，这一点从他竭力避开它的尝试中可以见到。在《自传》的最后章中，他有一两次涉及儿子的“病情”，但是从未提到该病的性质，更不用说它对他本人造成的情感影响。约翰住进盖伊医院以后，罗素没有去探望他，而是和医生讨论儿子的病情，和律师们讨论涉及儿子的法律问题和财务问题。罗素似乎觉得，和约翰本人面谈是浪费时间之举——无论是关于约翰的心理问题，还是关于约翰的孩子的监护问题均是如此。约翰疯了，失去理性了，罗素根本用不着和他商量任何事情。

朵拉的态度截然不同。她听到约翰被送进医院以后，立刻赶往那里探视。入院之后的第一周中，约翰大多数时候处于注射胰岛素之后引起的昏迷状态。但是，朵拉依然每天去看望他。到了12月底，约翰可以说话，甚至可以写信。当然，那些谈话和信件显示，他依然神智迷糊。例如，他迷上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名叫达夫妮，他出现精神崩溃之前不久送女儿上学时见过她。他想入非非，觉得她被人藏了起来。他似乎相信，如果可以找到达夫妮，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1954年12月31日，约翰写信告诉凯特，问题不在于他疯了，而是因为他没有“胆量”去找达夫妮。他恳求凯特：“务请再次给我写信。收到你的来信对我是极大安慰。很少有人可以理解我是如何把事情搞砸的。你是其中之一，别人的看来都不行。”

一周之后，约翰又给凯特写了一封信，以比较理智——实际上不乏条理——的方式，分析了他的问题。他告诉她，除了“刚刚开始的精神疾病因素”之外，他的问题在于，“从更大的角度看”，他——作为一个角色，一个人，一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称为地狱的世界中”。那个地狱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他不得不选边站队。换言之，那个世界是他父母离婚造成的。他写道，他“33岁时心理年龄大约只有14岁”的原因是，“在14岁时，我的心理年龄已经33岁了”。他一生中尽量保持不偏不倚。但是，他这时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左右逢源，在那个分裂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现在，我必须为自己考虑，走自己的道路。到了那时，他们——无论他们是谁——无法将我拉到任何一方。但是，我希望这样做时，却看见自己是一只水母。所以说，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从根本上讲，这是我应该做的。

凯特和朵拉富于耐心和同情，可以在约翰杂乱无章的呓语中，看到不乏睿智的见解和良好愿望。罗素却不是如此。从约翰被诊断精神失常那一刻起，罗素只是希望他得到确诊，不再碍事，以便让能力更强的人士处理他的事情。他似乎特别重视约翰与苏珊离婚的事情，希望尽快完成法律程序。约翰尚在盖伊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罗素行动迅速，效率极高，指示他自己的律师泰勒接管离婚案子。首先，他说服离婚法庭接受约翰的书面证言，以免约翰出庭；接着，他撰写了证言，然后赶到盖伊医院，让约翰签字；最后，他让芒罗写了一份陈述，其大意是，虽然约翰病情严重，无法出庭，但是依然可以理解相关问题，因此法庭可以接受约翰的书面证言。1955年2月9日，法院开庭，接受了约翰的诉讼请求，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以他的名义提出的诉讼请求。4月16日，离婚案定谳。苏珊不再是安伯利子爵夫人，这让罗素大大松了一口气。

除此之外，就孩子的抚养和控制而言，苏珊也没有任何法定权力。值得注意的是，罗素的律师一方面向离婚法庭递交了芒罗医生的陈述，声称约翰“罹患严重精神疾病”，在1年之内不能康复，一方面又说服法庭，给予约翰对孩子的监护权。法庭那样的判决基于这一理解：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孩子将由罗素和伊迪斯照管。毫无疑问，罗素和伊迪斯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认为，照管孩子的重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们希望保护孩子不受约翰的命运的影响，不受约翰本人的影响。

1月21日，约翰听到安排，他将离开盖伊医院，转到位于萨里的弗吉尼亚沃特的霍洛威疗养院。约翰找到给朵拉打电话的理由，要她立刻到医院。朵拉到了之后，他表示，他不愿到乡下去，希望和她一起回家。朵拉同意照顾约翰，随即给罗素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并且希望和他见面，商量如何处理约翰的事情。根据朵拉的回忆，罗素“回答说，必须让他［约翰］住进疗养院。我不同意其他方式，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罗素认为，朵拉积极怂恿约翰不去霍洛威疗养院，并且对她出面干预的做法表示愤怒。凯特在信中告诉朵拉，“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是你将约翰弄出了诊所。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你犯了大错”：

你这样说是不可靠的：约翰需要的只有好女人的爱和稳定的生活……他长期以来都需要专业人士提供的帮助，需要得到保护，不受来自家人的所有影响（其中包括你的影响，无论这样说让你感到多么痛苦也是如此）。正是家庭压力导致他精神崩溃……看在上帝的份上，妈妈，请想一想约翰，想一想他的自我，他的幸福，他的最大利益。

朵拉在回信中告诉凯特：其一，约翰自己坚持要到她那里去住；其二，她实际上劝他继续留在医院。凯特立刻缓和了态度：“我本该知道，父亲并未实话实说。”

罗素坚持让医院方面的人员负责照顾约翰，自己尽量少和约翰打交道；但是，朵拉也坚持认为，应该将约翰作为一个人来对待，而不仅仅作为法律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因此，与以往一样，两人把儿子拉向对立的方向：罗素不断寻找可以确诊约翰病情的迹象；朵拉密切关注约翰精神状态出现改善的迹象。3月初，朵拉设法给约翰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但是他上班第一天便出现神志不清的迹象，不得不返回家里。朵拉想起来，约翰圣诞节之前在康沃尔的情况比在伦敦稳定一些，于是把他送到卡恩维尔住了1个月。朵拉请求罗素，允许约翰的孩子复活节到康沃尔待几天，但是被罗素一口拒绝。

复活节之后，朵拉和约翰回到伦敦。他们就这个问题，与进行了罗素长达两个月的可怕对峙：是否应该不顾约翰自己的意愿，将他交给精神病医院永久照管？在那段时间中，约翰至少先后被送到三家精神病医院关起来。引起那场争论的起因是，罗素发现，约翰到了女王路41号，通过窗户凝视室内的情况，让他心里感到害怕。约翰住在朵拉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寓所期间，常常独自在伦敦游荡。他有时去参加想象中的招工面试，有时去找苏珊，但是大多数时候去寻找“达夫妮”。他几次走到女王路41号，无法进门，于是在外面窥伺，转到一个一个房间外面，透过窗户观察，看来确信达夫妮藏在里面的某个地方。罗素深感震惊，1955年5月11日信告泰勒：“约翰在外面溜达，让人非常害怕。受到惊吓的不仅有格里夫和蒂娜［女佣］，而且还有我妻子和我本人。我们常常无法确定，他究竟想干什么？”罗素和伊迪斯计划离开伦敦，到北威尔士住4个月。罗素告诉泰勒：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确定，我妻子和我不在家里时，他［约翰］

泰勒似乎觉得，他自己无法在给朵拉的信中表达罗素要求的意思。于是，罗素和伊迪斯在威尔士逗留期间，采取了具体步骤，以便摆脱约翰。5月15日，奥尼尔医生给朵拉写信，坚持将约翰送到北安普敦的圣安德鲁医院。朵拉劝说约翰，让他以自愿入院病人的身份进入。约翰在那里待了一夜，次日写信告诉朵拉，他很想家。于是，他自己出了院。几天之后，博伊德医生带着一份由奥尼尔医生签署的急诊命令，来到朵拉的公寓，强令约翰到罗汉普敦的修道院精神病院住院7日。当时，约翰开始担心并且怀疑父亲对他的态度。动身之前，他用打字机写了一封短信，并且签上姓名。那种做法显示，他希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不受罗素与罗素聘用的律师和医生的侵害：

所有相关人士：

在我患病期间，我希望你们有事和我母亲——即住在本信件收信人地址的朵拉·威妮弗蕾德·格雷斯太太——联系。她有权处理所有与我以及我的子女相关的事务和问题。

约翰·罗素

朵拉陪伴约翰，前往修道院精神病院。她没有花费多少口舌，劝说他住了进去。几天之后，他逃跑出来，朵拉找到他，劝说他返回。接着，她到康沃尔度假一周，行前从修道院精神病院的医生那里得到保证，在她返回之前，院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那是一所费用非常昂贵的私立医院，罗素对住院开销表示异议。奥尼尔医生征得罗素的同意（但是没有与仍在康沃尔的朵拉商量），安排护士给约翰注射镇静剂，将不省人事的他转往萨里的霍洛威疗养院——约翰几个月之前拒绝前往的那个地方。约翰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身在霍洛威疗养院。他感到非常恐惧，高声尖叫，猛击房门，让人放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院方把他关进一间四壁装着软垫的房间，并且增加了胰岛素的用量。朵拉给修道院精神病院打电话，听到已经发生的情况，随即从康沃尔匆匆赶到霍洛威疗养院看望约翰。接着，她给泰勒写了一封长信，对儿子的境遇表示异议。她写道，在医院里被单独关闭“对他极端不利，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现实接触，依赖和人交流，依赖认识并且欣赏他人的陪伴”。她再次督促泰勒，劝说罗素和她见面，以便商量如何解决约翰的问题。她强调说，有“许多需要商量的”事情：

约翰开始重新适应生活。如果我们不面对引起他精神崩溃的原因，我们就无法让他康复，无法帮助他。在我看来，他的病因非常清楚，需要住在里士满的那家人与我本人通力合作……假设已经决定使用胰岛素，难道他父亲不能在实施这种治疗之前返回？如果他能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充分咨询，了解医学和非医学两个方面的情况。约翰也能知道，所有关心他的人都爱他，并且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

朵拉在信件结尾表示：“请不要轻视这个问题，尽早与他父亲联系。约翰觉得，他失去了一切，不受待见，没人关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效的治疗措施并不仅仅依靠化学药物，甚至也不仅仅依靠精神病学。”

泰勒将朵拉的信件转寄给身在威尔士的罗素，敦促他返回之后，尽快“与弗吉尼亚沃特的那家疗养院的人见面”。但是，泰勒同时劝他，不要与朵拉打任何交道，因为“我总体上对她的态度表示怀疑”。就这一点而言，泰勒的做法纯属多此一举。朵拉在后来给泰勒的几封信件中反复恳求，泰勒均不予理会。

罗素和他的医生们面临的问题是，约翰入院几天之后，让他接受7天精神病治疗的命令已经到期。期限过了之后，约翰（不管怎么说在形式上）就是自愿入院病人。但是，他翻墙逃跑时被人抓住（身上依然穿着晨衣），被送回了疗养院。“自然，他不愿被关起来。”奥尼尔医生在信中告诉罗素，“不过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真的是必要的。如果他行动自由，他肯定会逃跑。”在弗吉尼亚沃特，奥尼尔医生和博伊德医生都无法控制约翰接受的治疗——霍洛威疗养院的医疗总监麦克唐纳医生全权负责。6月14日，麦克唐纳写信告诉奥尼尔，他认为约翰罹患类精神分裂症，应该继续接受胰岛素疗法（“鉴于以前的电休克疗法事实上对该病没有发挥持久疗效”）。但是，麦克唐纳补充说：“我担心，作为自愿入院病人，他所接受的治疗将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很怀疑，他将自愿接受整个疗程。”如果完成麦克唐纳所说的“整个疗程”，约翰就需要在霍洛威疗养院再住3个月。约翰反复表示，他将在治疗结束之前出院。根据麦克唐纳的看法，约翰最希望做的事情是，到里士满去，与罗素重归于好：“他本人觉得，假如他可以和父亲待上两三周，他就会完全恢复正常。”

奥尼尔将这封信件转交给罗素，并且附言：“我认为……如果要让约翰留在医院，接受整个胰岛素疗程，就必须正式证明他有精神病。”那时，罗素已从威尔士返回，亲自到了霍洛威疗养院，一是探望约翰，二是和麦克唐纳医生讨论约翰的病况。罗素告诉麦克唐纳，约翰“非常强烈地表示，希望尽早离开疗养院”。但是，罗素本人似乎决定不借一切代价，避免出现那样的情况。而且，医院尚未证明约翰已经永久罹患精神病，这一点让罗素显得很不耐烦。“现在的情况看来非常清楚，可以正式证明他得了精神病。但是，至今没有对他进行确诊。对此我不太明白。”

但是，罹患持久精神病的证明是不能随便开具的。它实际上意味着，病人将会失去非常基本的法定权利（假如约翰被证明得了精神病，除了别的权利以外，他还将失去选举权，失去以罗素伯爵的身份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失去进入上院的权利）。霍洛威疗养院院方犹豫不决，不愿轻易迈出这一步，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约翰已经接受劝告，以自愿入院病人的身份待在霍洛威疗养院，继续接受胰岛素疗法。所以，院方也没有必要采取那个步骤。在那段时间里，朵拉每周至少探访约翰两次，罗素却躲得远远的。朵拉并不甘心，坚持不懈地给泰勒打电话和写信，恳求他劝说罗素和她见面，商量约翰的事情。她强调说，约翰需要和他父亲和孩子重新建立家庭关系。她和罗素应该见面，一起商量，如何以最佳方式实现这一点。她在其中一封信件中写道：“他现在和以前一样，拒绝和我见面，这让我深感不安。其实，他又结了两次婚。时间已经过了20多年。约翰的父亲和母亲难道无法见上一面，以便设法帮助约翰和他的孩子吗？关于约翰的感情本身，有些问题只能由真的希望帮助的父母来讨论。这样事情不应通过交换法律信件的方式处理。”

朵拉的恳求再次被罗素当作耳边风。后来，奥尼尔医生做出了令人感到相当惊讶的举动（罗素仍然支付他相关酬金），出手处理朵拉面对的问题。6月28日，他写信告诉泰勒，约翰已经同意继续待在霍洛威疗养院，以便完成疗程。他还补充说，“我现在觉得，真正的重要问题是，约翰将来如何生活？”

因此，我斗胆建议，在哈利街我的办公室举行一次会议，出席会议者包括罗素勋爵、格雷斯太太、你、霍洛威疗养院的一名医生，以及我本人。商讨约翰将来如何生活的问题。当然，我意识到，举行这样的会议将遇到许多困难，其中的主要问题是约翰父母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但是，我依然认为，举行这样的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罗素认为，这封信件仅仅是朵拉玩弄的一个花招，所以一口拒绝了奥尼尔的邀请。

几天之后，朵拉去了霍洛威疗养院。约翰满脸痛苦地抱怨说，罗素仅仅看过他一次，并且强烈表示，他需要和父亲谈一谈。次日，朵拉给泰勒打电话说，约翰非常焦躁不安，罗素应该多去看一看他。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约翰走进了她的公寓——他逃离霍洛威疗养院，搭免费车回到伦敦。约翰告诉朵拉，他逃跑的目的是想见父亲。朵拉接到霍洛威疗养院打来的电话，于是告诉了约翰的行踪。她承诺说，她先带着约翰去一趟里士满，然后把他送回疗养院。但是约翰大声说，他不愿到疗养院去。他说，他真的希望做的是，搬回女王路去住。他确信，他在那里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第二天上午，1955年7月1日，朵拉给罗素打电话。罗素表示，可以和约翰见面，条件是约翰单独前往。朵拉不放心，决定一路尾随约翰，目送他到了里士满。但是，她从火车站出来时，却看见约翰已经回来了。原来，父子俩谈了大约10分钟，罗素告诉约翰，他无论如何不能搬回女王路居住。朵拉被激怒了，领着约翰，返回女王路。开始时，罗素看来打算当着他们的面，返身关闭房门。后来他说，他希望和朵拉谈一谈，但是约翰必须待在外面。根据朵拉的回忆，罗素看见约翰时大吃一惊，随即表示，“他不能进来”。朵拉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想和你谈谈，他可以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等着。”罗素的态度缓和下来，经过数月争取之后，朵拉终于和罗素讨论了约翰的情况。次日，朵拉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那天和罗素交谈，氛围相当友善：

我和约翰的父亲谈了许多情况，涉及约翰的感受和态度。他之前对那些情况一无所知……他似乎不明白，约翰喜欢那幢房子［女王路41号］的每个角落。他觉得那里就是他的家，渴望回到那里去，和他的孩子待在一起……罗素依然说，他觉得约翰的病其实没有好。我告诉罗素，不管怎样说，我觉得约翰不会彻底康复，即便出了医院也是如此。他依然必须依靠自己，熬过最后阶段才能痊愈。他需要照顾。我觉得，他要么现在，要么晚些时候返回里士满。否则，他是根本不可能痊愈的。

朵拉和罗素交谈时，伊迪斯走进房间对罗素说，有人打电话找他。他离开了房间。他返回房间时告诉朵拉，约翰可以留下来吃午饭。这让朵拉深感惊讶。其实，罗素希望和约翰聊一聊。朵拉觉得，她没有受到邀请。于是，她告诉约翰，他准备离开时给她打电话，她就来接他走。那天下午，朵拉接到约翰打来的电话说，几个医生到了里士满，向他出示了精神病人强制入院令。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霍洛威疗养院。

那份新的紧急令又给罗素提供了7天时间，让他可以争取正式证明约翰罹患精神病。罗素一分一秒也没有浪费。7月7日，就在强制入院令失效前一天，霍洛威疗养院管理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一位地方法院法官出席，接受了罗素提出的证明约翰罹患精神病的诉讼申请。那项诉讼援引1890年通过的精神病判定法案规定，约翰指定的人有权出席聆讯会。不幸的是，它并未规定，申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必须告知被指定的人，聆讯会将要举行。在这种情况下，朵拉直到7月7日下午才知道相关情况——她给疗养院打电话时听到消息，将会做出最后决定，证明约翰罹患精神病。她立刻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弗吉尼亚沃特。但是，她到达时已经太晚，没能出席会议。结果，她被带进一个房间，等候宣布裁定。过了不久，那位地方法院法官、两名管理委员会成员以及一位医生走进来。他们告诉朵拉，罗素提出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约翰病况严重，但是并未达到可以证明罹患精神病的程度。约翰是自愿入院病人，而且有过逃跑记录，疗养院不愿继续对他实施胰岛素疗法。约翰定于次日出院。管理委员会的想法很明显：约翰将会搬回女王路，和他的父亲和孩子一起居住。但是，当管理委员会告诉罗素时，罗素一口拒绝，不让约翰回去。因此，朵拉只好带着约翰回家自己照顾。

既然约翰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并没有精神失常，朵拉希望罗素可以克服对约翰的恐惧，不再想着如何保护约翰的孩子。然而，结果让她深感失望。约翰的女儿从学校回家之后，罗素和伊迪斯随即将他们带到北威尔士，在普拉斯彭林度过暑假。普拉斯彭林是坐落在波特梅利翁半岛上的一幢房子，刚刚挂牌出售，罗素考虑买下它。朵拉与罗素的律师接触，看一看是否可以做出安排，让约翰和他的女儿见面，于是了解到这一情况。她发现那位律师并不知道，罗素希望证明约翰罹患精神病的努力落空，以为约翰仍在住院。看来，罗素是独自做出提出申请的决定的，没有就如何操作或者可能出现的结果，征求律师的意见。

申请全然没有改变罗素对约翰的态度，可能带来的唯一效果是，强化了他对约翰——特别是对朵拉——的反感。在那段时期，约翰虽然拥有对孩子的监护权，但是实际上无法接触她们。他在法律上被视为心智健全的人，但是显然需要有人照顾，依旧不适合出去工作。因此，两个任务落在了朵拉肩上：一是照顾约翰，二是努力促成约翰与父亲之间的某种缓和，以便重建约翰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她不懈努力，但是没有作用。她给罗素的律师写信，要求和罗素见面，但是始终没有听到回音。她邀请约翰的女儿暑假期间到康沃尔，与她和约翰一起待两个星期，也没有收到回信。约翰希望实施对女儿的监护权，写信给保姆格里菲思小姐，要求确定和女儿见面的具体时间。罗素回信，定下暑假结束前后的两个日子，他可以到里士满去看女儿。但是，罗素强调说，约翰必须单独到里士满，朵拉不能同行。这一条要求约翰不愿满足——上一次在里士满的遭遇之后，他心有余悸，害怕父亲再次将他送进精神病院，证明他得了精神病。于是，约翰写信告诉父亲，拒绝了到里士满去的邀请。他表示，女儿秋季开学时，他到学校去看她们。

夏季快要结束时，朵拉给泰勒写信，要求和罗素紧急见面，讨论约翰的问题。她还恳求他敦促罗素，以同情之心对待她和约翰。她告诉泰勒，照顾约翰增加了她的负担，致使她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已经濒临破产边缘。约翰拒绝住院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整天都需要有人照顾。她提出，如果邀请约翰回到女王路上他自己的公寓，可以见到女儿，或者说，如果他可以看到任何迹象，觉得父亲依然对他有感情，而非只有仇视、愤怒和排斥，这将极大改他的心理状态。那封信件的结尾之言是：“你不能继续持若无其事的态度，仿佛约翰并不存在。”

泰勒将信件转给罗素，并且附言：“我认为，朵拉度假归来时，我应该去见她。但是，我在回信之前，希望听一听您的意见。”罗素反应激烈，态度十分严厉，要求他退回信件。罗素告诉泰勒，约翰病情好转之后，可以返回里士满。但是，如果他依然“让大家感到害怕”，就不能让他回去。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他自己的公寓。这是我的房子的一部分，我当初是免费让他居住的”。就朵拉在照顾约翰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言，罗素认为，那完全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像格雷斯太太承认的那样，约翰需要很多照顾，超过了正常成年人的要求，那么，他就必须在医疗机构中得到这样的照顾。只要他母亲不面对这一点，由此带来的麻烦和开销肯定会落在她的头上。”

这一说法（与罗素的其他所有关于她的评论一样）通过他的律师转达朵拉。朵拉放弃了和罗素面对面讨论约翰的问题的想法，自己也聘请了一位精明能干的律师。那位律师是苏格兰人，名叫刘易斯·泰洛。罗素在余生中与朵拉不停地争斗，其途径就是泰勒与泰洛这两名才华横溢的律师。在那场特征明显的博弈中，泰洛有时候取得令人惊讶的战绩。例如，在短短几个月中，他成功地转变了罗素的态度，迫使罗素做出让步，同意负担朵拉在照顾约翰过程中产生的费用。11月14日，泰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促使泰勒、他自己和朵拉三人见面。泰勒当时（代表罗素）承诺，每季度支付朵拉50英镑，贴补照顾约翰的开销。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什么慷慨之举（比罗素支付给疗养院的费用小得多）。但是，它至少表示罗素的某种认可：在照顾约翰的过程中，朵拉做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罗素本人无意自己亲力亲为。不过，在罗素看来，它带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泰洛在那次见面的记录中写道：

双方的约定是，不应打扰罗素勋爵……他认为，他自己无法处理约翰的事情。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并不赞同格雷斯太太的做法，但是他乐于见到她继续照顾约翰。

泰洛的记录显示，在谈判初期，罗素曾经表示，他可以提供财务支持，前提是朵拉和约翰离开伦敦，搬到康沃尔去。“但是，泰勒先生说，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在考虑的范围之中。”圣诞节快要到了，出现的问题是，约翰何时、以何方式和他的孩子见面？罗素和伊迪斯计划领着约翰的孩子到威尔士去，在那里度过整个圣诞假期。泰勒听到消息说，约翰不大可能独自到波特梅利翁去——况且，普拉斯彭林距离苏珊和华兹华斯所住的那幢农舍式房屋很近。罗素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假惺惺地邀请约翰同行。朵拉提出，她愿意让约翰的女儿到她那里去过节，泰勒确定，罗素不会同意她这样做，于是当即表示拒绝。最后，双方同意，虽然“这不应是本安排的确定条件”，约翰在圣诞节期间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喝一两次茶。但是，泰勒强调了一点，为了安排父女见面，“不能直接打扰罗素勋爵”。与其他事项类似，约翰和女儿们一起喝茶的活动通过泰勒的办公室安排。罗素认为，这项方案相当于说，作为每年支付200英镑的回报，他放下了照顾约翰的负担；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不再与朵拉有任何接触。

在12月初的一次见面中，泰勒显示了罗素在这方面的决心。约翰再次表示，自己希望看到父亲克服对他的恐惧和怀疑。约翰认为，这两种心态在数年中阻碍了两人恢复关系。约翰给里士满的家人打电话，没有得到回音。在这种情况下，朵拉后来也打了电话，并且给女佣留下口信：第一，约翰希望到那里去喝茶；第二，她确保他安全到达那里，结束之后把他带回家。罗素听到口信之后觉得很不舒服，仿佛朵拉本人要来喝茶。次日，朵拉收到了下面这封信件：

亲爱的朵拉：

我的理解是，你建议说，约翰明天来喝茶时，你将带着他来。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如果我和他见面，我希望两人私下进行。如果他不太愿意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和我见面，我宁可推迟见面，等他改变主意再说。如果他不适合单独来，他不可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已经恢复了健康。

罗素

于是，约翰“思维敏捷，穿着整洁”（朵拉在写给她的律师的一封信件中热切地强调说），独自到里士满去喝茶。不可避免的是，那是一次令人失望的悲伤经历。约翰后来告诉他母亲，罗素面带倦容，“整个地方与以前大不相同”，让约翰感到悲凉。他想到了苏珊，想到他的孩子，觉得家里的事情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他回到母亲的住处时，就像变了一个人，几乎没有再去喝茶的愿望了。

孩子们动身到威尔士去过圣诞节之前，来到朵拉的公寓喝茶。朵拉次日写道：“她们看到父亲，兴高采烈，非常愉快。”不过，约翰挥之不去的念头是，苏珊也应一起出现。于是，朵拉给苏珊写信，告诉她两人离婚之后约翰的情况。她并且问苏珊，是否愿意来见约翰？“如果他可以见到你，和你聊一聊，这对他大有好处。”

朵拉的要求显然让苏珊面临两难困境，不知道如何应对。圣诞节之后，朵拉收到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写来的回信说，苏珊在过去一个月身体欠佳。她给朵拉写了一封信，但是像往常一样，并没有寄出去。“就这些问题而言，相关的每个人都感到痛苦，”华兹华斯写道，“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人不持乐观态度。”后来，苏珊本人也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朵拉说，她在感情上尚未做好与约翰见面的准备，并且随信附上了那封没有寄出的回信。苏珊在那封信中写道：

我目前不见孩子。我觉得，这样好一些。在她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偏离常规的人。我无能为力，帮不了她们。我敢肯定，我是不受欢迎的……我想，我将来不会见到你们之中的任何人。这就是说，看来不大可能。如果方便，我希望你向罗德里克转达我的爱意。我觉得，三个可怜的孩子将会在某种（经过改变的）彭布鲁克别墅的氛围中长大成人。不过我觉得，还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虽然这封信件没有给约翰或朵拉带来什么感到安慰的信息，但是苏珊先知先觉，触及整个事情将要出现的某种引人注目的因素。三个女孩——10岁的安妮、8岁的萨拉以及7岁的露西——住在女王路41号，所处的境况与罗素和哥哥弗兰克当初遭遇的非常类似：两兄弟当时分别为3岁和10岁，被送到祖母那里抚养。当然，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女孩们的父亲依然活着。就这一点而言，她们的境况更接近罗素在21岁时所做的噩梦：他的祖父母欺骗了他，他的母亲没有死，已经精神失常，被送到一家精神病院中藏了起来。那场噩梦的起因是，罗素觉得，他的祖父母很少提及他的父母，背后肯定存在着关于他的父母某种可怕的秘密。祖父母提到罗素的父母时，总是压低声音，深表不满。那样做给人的印象是：罗素的父母是邪恶的；没有他们，伯迪和弗兰克真是三生有幸。因此，在女王路41号，罗素不仅撰写了他的《自传》——他其实重新创造了它涉及的过去。

约翰竟然觉得，女王路41号是他自己理所当然的家园1这个念头让罗素惶恐不安。1956年元旦，他从威尔士返回之后，挂牌出售那幢房子。他还制订计划，打算将普拉斯彭林作为永久家园，供他自己、伊迪斯和三个小姑娘居住。当然，他没有向朵拉或约翰提及这一点。而且，他也没有告诉他们，他打算将姑娘们从金斯缪尔学校转出来，让她们到莫里顿宫学校去。它位于斯罗普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女子学校。后来，路易斯·泰勒——罗素为三个女孩设立了一笔基金，任命泰勒为受托人——不得不向罗素指出：“如果不给约翰表示同意的机会，仅仅通知约翰，您打算将孩子送到拟议中的那所学校去，这样做是不明智的。”不管怎么说，主要因为罗素和泰勒两人的原因，约翰是孩子们的法定监护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您应该让自己遭遇过多阻碍。”泰勒在信中告诉罗素，必须完成某些法律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致函约翰，并且随信附上那所学校的宣传小册子，而且还与朵拉通了电话。“她提供的信息核很有帮助。我已经有了办法，让她或者约翰难以干涉。她表示说，约翰无法做出决定。我告诉她，约翰最迟应该在星期二上午给我打电话。”

当然，约翰没有给泰勒打电话，孩子转往莫里顿宫学校的计划于是付诸实施。7月初，朵拉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称，罗素将要离开里士满，迁往威尔士。她立刻给女王路打电话。她向格里菲思小姐抱怨说，约翰将里士满那幢房子视为家园，罗素应该征求他的意见。不管怎么说，约翰还有一些东西在那里，例如家具等等。没有得到约翰的许可，罗素无权出售或者搬走。罗素在写给泰勒的回信中解释，他两年之前要求约翰将房子里的个人物品搬走，否则放弃留下的任何东西的所有权。因此，他指示泰勒给朵拉写信，“以便向她解释，我既不拥有也不处理任何属于约翰的物品”。他还补充说：“在我们见到她对上述信件的反应之前，您最好暂时不要支付下一个季度的那50英镑。”

几天之后，另外一个家庭悲剧向朵拉袭来。1956年7月9日，她的年仅24岁的儿子罗德里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脊椎受伤，不得不终生在轮椅上度过。事故发生在约克郡的一座煤矿里，罗德里克基于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被派往那里工作，以免当兵服役。[5]7月20日，她要求紧急会面，她本人、泰洛和泰勒参加，讨论她面对的紧迫局面。她提出，既然罗素准备迁往威尔士，是否可能让约翰和罗德里克租下女王路41号。到了那时她才知道，那幢房子已被出售。

朵拉在绝望之中给罗素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罗德里克的遭遇，并且再次报告了约翰的生活和艰难处境。她恳求他表现出比较同情的态度。朵拉写道：“去年11月定下方案以后，我本来希望，我们可以实现某种合作。你将不时给约翰打电话，信告他的孩子们的情况，设法安排他和孩子见面。”她在罗素的信中还写道，她已经告诉约翰，她不得不寻找一处有一楼和花园的房子，以便让罗德里克居住。约翰说，里士满的那幢房子正好合适。“对他来说，他给孩子留下的那个家里配有家具和其他用品，不应剥夺她们的东西。对我们两人来说，知道你事先不给他和我打招呼，出售了那些东西。这让我们深感恐惧和震惊。”罗素给她写了一封（短了许多的）回信，声称他感到愕然——约翰竟然说，那幢房子属于他自己！不管怎么说，当他和苏珊离开女王路时，“我曾经直截了当地问过约翰，他是否想过回来？他说，他不想……他们的出走对整个家庭是重重一击，是我不愿见到局面，给我和约翰的感情造成了痛苦伤害，导致了大量预料之外的花费”。

朵拉直接给罗素回了这封信件，而不是按照1955年两人达成经济资助时的要求，通过律师中转——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挑战罗素的耐心限度。她首先进一步描述了罗德里克的状态，顺便谈到了约翰在夏天和孩子见面的事情。“如果他9月来，也许我将带他到［波特梅利翁庄园］附近待上几天。”罗素看到这封信件后，立刻将它转给律师，并且附上下面这封短信：

亲爱的泰勒：

我随信附上朵拉的来信，请您保管。您应该注意到，她建议将和约翰一起，到我们附近来。如果您告诉她这一点，我将非常感激：虽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愿意见到约翰，但是我只愿意当着律师的面，和她就正事进行接触。否则，我不希望看到她到我家来，即使我不在家时也不例外。

不应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罗素“在任何时候都愿意见到约翰”的说法。罗素心知肚明，他在1956年夏天已经采取步骤，让约翰很难见到自己的父亲或者孩子。他和伊迪斯带着约翰的孩子，搬到了普拉斯彭林。而且，他们还将她们转到斯罗普郡上学，刻意借此完全摆脱约翰，让约翰无法见到他和孩子。搬到威尔士之后，除了1960年的一次短暂会面之后，罗素余生之中再也没有见到儿子。他继续通过不同的律师和朵拉打交道。一旦她显示出带来麻烦的迹象（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他便扬言威胁，拒绝支付每季50英镑的津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和她本人接触。在那段时间中，朵拉历尽千辛万苦，悉心照顾约翰。约翰再也不能工作，不能照顾自己。罗素开始完成拯救人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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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军在那段时间遭遇惨败。到8月底，朝鲜人几乎已经占领韩国全境，只剩下附近釜山港的附近区域。9月15日，美国发动反攻之后，局势才出现转机。——原注

[2] 劳伦斯推崇的一种基于肉体和血液的意识。他认为，血是联系人的情感和理智的唯一关键，是人类最本质的东西，是创造美的源泉。

[3] 相传是伏尔泰在三天之内完成的一部奇书。“赣第德”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意为“老实人”。

[4]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1902年1月—1988年1月），苏联领导人，1953年3月至1955年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5] 或者说，她那时是这样想的。事实上，罗德里克到那里去，其实是和他的姐姐哈丽雅特一起住。那套公寓在汉普斯特德的布罗德赫斯特花园。他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照顾，过着非常丰富的独立生活。——原注

第十一章　“记住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一切”

1954年12月23日，约翰躺在盖伊医院，处于胰岛素治疗引起的昏迷之中。罗素参加了他一生中戏剧性最强、影响最大的广播谈话，题目为《人类的危险》。那次谈话被定位为“向人类发出的严肃呼吁，设法免于全球自杀”。它使用最严峻的词汇，详细说明了这个事实：随着氢弹的出现，人类已经拥有消灭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能力。罗素首先引用了大批军事专家的观点，其大意是，新的世界大战可能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然后，他向听众提出了这个“无法回避的可怕问题”：“是我们毁灭人类，还是人类放弃战争？”在后来的多年时间里，那次广播谈话的结束语被人反复引用：

如果我们选择正确，未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进步。我们是否因为自己无法忘记争吵而选择死亡呢？我作为一个人，在此向其他人发出呼吁，记住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一切。如果诸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面前是一个新的天堂；如果诸位不能做到这一点，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死亡。

这番话铿锵有力，标志着罗素从1951年美国巡回讲座之旅以来，经过了数年在政治方面相对无所作为的状态之后，重返公共生活。在那之前的几年里，世界经历了巨大变化：在英国，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被保守党政府取代，其领袖是快速衰老的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民主党总统杜鲁门被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取代；在苏联，斯大林1953年3月去世，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压迫性不那么厉害的政权。那些变化给罗素带来的最后效果是，进一步弱化了以前对冷战中的西方所持的充满激情的信念，加速形成了他的中立立场。他认为，人类面临的危险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两者之间的冲突。罗素在1950年曾经确信，朝鲜战争肯定会导致全球核冲突。结果，那场战争于1953年7月结束。双方进入僵持状态，签署了停战协议，南北之间的分界线维持不变。但是，爆发潜在冲突的新区域一直不断出现，全球大战可能造成的后果成倍增加。

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上，首次成功进行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氢弹。虽然苏联在20个月以后才试验了自己的氢弹，但所有的知情观察家毫不怀疑，苏联迟早将会拥有它自己的热核武器库。比基尼环礁氢弹试验几周之后透露的消息是，即便试验也可能带来危险：一艘日本渔船（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船名叫幸运龙）当时距试验场地70英里，这就是说，远离官方所说的“危险范围”。但是，渔船返回港口之后，发现船员罹患了氢弹爆炸的放射性尘埃引起的射线病。显而易见的是，放射性尘埃的危险大大超过原来估计的程度。官方的估计是，在比基尼环礁试验的氢弹的威力是摧毁广岛那颗原子弹的600倍以上。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全世界在1954年年末都愿意听罗素发出的呼吁：采取具体措施，避免整个人类面临的危险。

但是，能做些什么呢？罗素告诉听众，一旦战争爆发，和平时期签署的任何协议都不再具有约束力，所以说，可能禁止使用氢弹的希望其实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必须废除战争本身。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冷战双方都不能宣布：如果没有受到对方的威胁，自己不愿开战。罗素因此建议，唯一的希望在于中立国家。那些国家将以某种方式让冷战双方相信，不能通过战争途径，解决造成他们相互对立的那些问题。如何实现这一点呢？《人类的危险》包含一个令人惊讶的具体建议：

我希望看到，一个或者一个以上中立国委派一个专家委员会——他们应该全是中立人士。该委员会将起草一份报告，评估使用氢弹的战争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那些后果不仅将毁灭交战国家，而且还殃及中立国。我希望将这份报告交给所有大国政府，并且邀请它们表达对评估的赞成或反对意见。我认为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所有大国可能达成一致看法：世界大战很可能无一例外地灭绝朋友、敌人和中立国家，因此它不再有利于创门之中的任何一方的目的。

罗素收到了大量回信，其中一封来自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标注的日期为1955年1月31日。约里奥-居里强烈希望，罗素支持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约里奥-居里任该联合会主席）已经提出的想法：召开一次国际著名科学家会议。与会科学家将集体发表一份“客观声明”，评估核武器的威胁和“科学发现的潜在益处”。当然，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个想法显然类似于罗素在《人类的危险》中提出的组建“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但是，罗素计划的一个根本要素是，该委员会应该由中立国家委派，由中立人士组成。众所周知，约里奥-居里是共产党员，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属于共产党阵线的组织。所以，他们召开的会议难以满足罗素的要求。约里奥-居里在信中承认，“保守意见和怀疑态度挥之不去”，阻碍人们积极响应他的建议，召开那样的会议。但是，他接着说，“如果某些得到普遍尊敬的伟大人物——比如您本人——发挥他们的权威性，支持这个想法，这样的怀疑将会烟消云散”。

罗素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听信恭维言辞，利用自己的名望，出面支持实质上由共产党提出的倡议，他可能面对危险。约里奥-居里是诺贝尔奖得主，法国最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同时也是引起极大争议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他是发现核裂变的先驱之一，是最早认识到核裂变在军事方面的潜在重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毕生信奉社会主义，二战期间曾经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战斗，并且于1942年加入共产党。二战结束之后，他被戴高乐总统任命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因为他对共产党忠诚，1950年被解除该职务。朝鲜战争期间，他宣称自己经过调查，证实美国在朝鲜实施了细菌战。这一指控遭到广泛质疑，让他处于激烈争端的中心。当时，身为罗素的朋友和合作者的锡德尼·胡克认为，约里奥-居里滥用了他在科学界享有的盛誉，深感愤愤不平。胡克曾经要求美国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给约里奥-居里发出一封集体签名信，要求他和他们一起，对该指控进行客观调查，否则就放弃他的断言。唯一没有签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告诉胡克，虽然约里奥-居里的虚伪言行让自己感到失望，但是，在那场意识形态冲突中，那封信件仅仅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所以他不愿签署自己的名字。

罗素再三权衡与这样的人物公开联合带来的利弊。2月4日，他给约里奥-居里回信，否定了举行会议的想法。但是，他依然保留了这个可能性：两人可能以某种方式携起手来，警告政府和一般公众，存在着使用核武器的危险。约里奥-居里在冷战中选边站队，并不是中立人士。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困难，罗素求助自己长久以来所持的根深蒂固观点，以便获得庇护：无论单个科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科学本身是中性的。他在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摆脱偏见，可能支持某一方。但是，考虑到共同面对的危险，我认为具有科学超然性的人士可以实现思想上的中立，即使他们在情感上保持很少中立性也没有什么关系。”

2月11日，罗素致信爱因斯坦本人，强烈要求他支持这个观点：“以您为首的科学界最有名望的六位大师发表一项非常严肃的声明，强调必须避免迫在眉睫的战争。”罗素建议，该项声明可以“给公众形成明确的强烈印象”，可被用来推进他在《人类的危险》中提出的想法：首先，呼吁中立国家委派一个由中立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撰写一份关于核战争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报告；然后，公布这份报告，并且将它送给各大国政府。罗素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件中提出：“如果中立国家知道，在非中立国家中存在着重要的支持力量，它们很可能正面考虑这个计划。”就这一点而言，虽然约里奥-居里是广为人知的共产党人，但他是六位理想人选之一，签署罗素考虑的那项声明。当然，前提条件是，美国的原子能科学家将会抵消约里奥-居里的影响。他们“急于找到某种方式来防止核灾难”，但是他们不可能被人指控信仰共产主义。爱因斯坦是否可能伸出援手，让罗素得到这些人的合作呢？

就声明可能包含的内容而言，罗素给爱因斯坦提供了一份由五点内容构成的清单，其总体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的危险》类似。他强调的要点包括：其一，“签署禁止氢弹的协议是完全无用的”；其二，“如果要避免核战争，就必须遵守最严格的中立”。鉴于这个原因，罗素坚持认为：“如果可以请著名科学家发表一项声明，他们之中既有知名的共产党人，也有知名的反共人士，其效果要好得多。”

爱因斯坦表示支持罗素的信件。到了4月，罗素将一份声明草稿寄给爱因斯坦和其他应邀的签署人。草稿的内容基本上是《人类的危险》的缩减版。罗素动笔之前咨询了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埃里克·伯霍普。伯霍普是共产党人，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的领军人物，约里奥-居里曾经让他与罗素见面。罗素在写给约里奥-居里的一封信件中说，伯霍普参与该活动的结果是，“调和了共产党人的观点，带来了重要变化”。那些变化对草稿文本有什么影响呢？最佳猜测是包含了以下段落。实际上，这是声明中唯一与《人类的危险》文本迥然不同的内容：

同意放弃核武器是全面裁军的组成部分，这并不会提供终极解决方案，但是有利于实现某些重要目的。第一，东西方之间达成协议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肯定有好处。第二，如果各方相信对方真诚地付诸实施，废除热核武器可以减少对发生珍珠港式突然袭击的恐惧。在目前，这种恐惧让双方处于高度紧张的焦虑状态。因此，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协议，不过仅仅将其视为朝着全面销毁核武器迈出的第一步。

这一点与罗素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表达的观点迥然不同——他当时认为，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完全无用的”。我们不禁觉得，罗素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不仅接受了共产党人的观点，而且考虑了共产党人的利益。其原因在于，在1955年，废除热核武器显然对苏联（苏联那时实际上没有热核武器）有利，对美国不利。有人问及这个段落时，罗素清楚地表示，他认为其重点不是强调废除热核武器，而是“全面裁军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有人问，他是否赞成西方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放弃核武器？他回答说：

不，肯定不赞成。我认为，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如果你可以让共产主义阵营大幅度裁军，让我们觉得其幅度与放弃热核武器同等重要，那么，你就真的朝前迈出了一步。但是，如果你不能从对方得到具有同等军事意义的真正交换物，我不希望看到热核武器被废除。

埃里克·伯霍普显然觉得，这份声明代表双方达成的妥协。“当然，他［罗素］依然是世界政府的坚定倡导者。”4月8日，伯霍普在给同事皮埃尔·比卡尔的信中写道：“但是，他在这份文件中小心翼翼，避免涉及这一点。就我们的立场而言，我们相信，只有消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是，我们在这份文件中也没有坚持表述这一点。这是应该表达的内容。”

实际上，罗素认为，世界政府是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4月中旬，他前往罗马和巴黎，在世界议会政府协会上发表讲话。4月18日，在从罗马到巴黎的途中，他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爱因斯坦逝世了。他后来写道：“我觉得心烦意乱，不仅因为明显的原因，而且还因为，没有他的支持，我的计划将会落空。”但是，他抵达巴黎之后，发现爱因斯坦寄来的一封信件。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同意签署声明。

在巴黎逗留期间，罗素和约里奥-居里一起，逐句审读了声明文本。但是，爱因斯坦的死讯粉碎了约里奥-居里可能抱有的希望，他已无法对声明进行进一步重大修改了。罗素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保留爱因斯坦的签名，从而维持爱因斯坦已经签署的文件的内容。约里奥-居里数次表示，希望修改声明，结果未能如愿。最后，他很不情愿地签名表示同意，其条件是，以脚注方式，增补几处改动。其中最能显露他的心迹的改动出现在这个问句之后：“是我们毁灭人类，还是人类放弃战争？”约里奥-居里希望增加的内容是：“作为解决国家之间分歧的一个途径。”也许，他并不希望放弃战争，或者不管怎样说，不愿放弃作为解决国家内部分歧的途径的暴力革命。

在罗素本来希望签署的名人中，有的人害怕染上政治上的污点，最后望而却步，其中包括奥托·哈恩和尼尔斯·玻尔。但是，到6月底为止，罗素成功获得了9位顶尖科学家的签名，其中8位是诺贝尔奖得主。除了爱因斯坦、约里奥-居里和罗素本人之外，签名者还有：马克斯·玻恩、玻西·布里奇曼、莱奥波尔德·英费尔德、赫尔曼·穆勒、莱纳斯·鲍林、塞西尔·鲍威尔和汤川秀树。[1]公众对这些人物了解不多，但是从给声明增加宣传效应的角度看，这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爱因斯坦不仅签了名，而且他的签名是他在世时的最后一次公开行为。这一点保证了新闻界最大限度的关注和公众兴趣。

罗素充分利用自己得到的这份相当严酷的好运。他携手《观察家》报，在伦敦的卡克斯顿大厅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启动了（后来所称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需要有人提出可以让自己回答的技术性问题。在遭到几个人选的拒绝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约瑟夫·罗特布列特。罗特布列特是伦敦巴塞洛缪医院附属医学院的物理学教授，曾在洛斯阿拉摩斯国家实验室工作。1年之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两人担任嘉宾，讨论了比基尼环礁试验带来的后果。罗素在节目中认识了他。罗特布列特（他的签署后来增补在声明上）被证明是理想人选。后来，他用尽毕生力量，致力于实现声明中阐述的理想，并且因此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克斯顿大厅的新闻发布会定于1955年7月9日举行。在会议开始之前一个星期，罗素经历了他在《自传》中所称的“可怕的一周”。寄给记者和电台广播员的邀请函上仅仅声称，“将要发表让全世界感兴趣的重要新闻”，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内容。因此，在发布会临近时，罗素被打听消息的记者包围。他们很想提前了解，所谓的重要消息究竟是什么东西。罗素记得：“整天电话不断打来，门铃不停响起。”那一周，恰逢地方法院审理罗素提出的申请，以便确认约翰是否罹患精神病。因此，“打来的电话要么涉及那个问题［卡克斯顿大厅新闻发布会］，要么让我听到关于长子病情的最痛苦的消息”。

令人并不感到意外的是，在当时的巨大压力之下，罗素在启动声明的会议上屡屡出错。这也许表明，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会议上。其一，他介绍时说，罗特布列特任“利物浦核物理研究所主任”。罗特布列特装作若无其事，假装没有注意到那个错误。但是，罗素后来回忆说，他深感汗颜，“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甚至让我后来不敢提起当时的情况”。其二，更严重而且更令人尴尬的是，罗素在宣布署名者名单的时，不仅没有提到马克斯·玻恩的名字，而且甚至宣称，玻恩拒绝签名。他后来表示：“那是我犯下一个重大错误。对此，我一直感到懊悔。”

尽管出现了以上差错，发布会依然取得极大成功。开会当天，大厅座无虚席；次日，全世界的报纸纷纷刊登头版头条消息《爱因斯坦的最后警告》。会议结束之后，罗素和伊迪斯一起前往威尔士，和约翰和苏珊的女儿们一起度假。夏末，罗素返回里士满之后，全身心投入关于世界政府的会议，先是在巴黎，然后在伦敦。因此，直到1956年，他才有时间全力关注如何解决宣言提出的问题。他希望举行一次科学家会议，以便“评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致的危险，讨论如何本着宣言所附草案的精神，找到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罗素请求约瑟夫·罗特布列特、塞西尔·鲍威尔和埃里克·伯霍普的帮助（约里奥-居里那时身患重病，无法积极参与活动）。他们实质上构成了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安排国际会议几乎无一例外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困难任务，罗素面对的组织工作尤其如此。其原因在于，出席会议的邀请函必须首先得到《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所有签名者的认可，然后才能分别寄出。在开始邀请参会者之前，组委会不得不给所有签名者寄去两样东西：一是邀请函草案，二是建议参会的人员名单。这项准备工作本身就花了几周时间。到头来，两位签名者——玻西·布里奇曼和赫尔曼·穆勒——拒绝在邀请函上签字。到了8月底，最终敲定了一份来自世界各国的35人名单。他们（其中有23人同意参会）的回复开始到来时，1956年秋天出现的政治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危机——给局势蒙上一层疑云。会议究竟能否如期举行呢？

罗素最初的意图是，会议应该在一个中立国的赞助之下举行，希望印度能够承办。1955年元旦，就在罗素发表《人类的危险》的广播讲话之后、《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起草之前，罗素在尼赫鲁访问伦敦期间和他见了面，并且得到他的热情回应：印度可以接待罗素在广播讲话中展望的中立“专家委员会”。1956年2月，塞西尔·鲍威尔得到尼赫鲁的承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建议的会议可以在新德里举行，时间定于1957年1月，就在印度科学家大会之前。10月，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11月，苏伊士运河关闭。让拟议中的会议搁浅。1956年11月22日，原定的参会者收到通知说，会议已经取消。

但是，举行会议的想法并未遭到放弃。那年早些时候，就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表之后，罗素曾经收到加拿大的富翁实业家赛勒斯·伊顿的一封信件。伊顿表示愿意做东，在他的家乡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举办会议。于是，罗素致函伊顿，后来收到了对方表示邀请依然有效的确认函。1957年7月。来自铁幕两侧的21位科学（其中7名来自美国，3名来自苏联）在帕格沃什举行会议，讨论了核武器可能带来的危险。与会者通过一项决议，敦促相关政府放弃战争。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帕格沃什运动”。他们提出了三项议题：第一，原子能的危险；第二，核武器控制；第三，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罗素本人因病不能出席会议，但是通过信件和电话，密切关注会议的进展情况。

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继续委员会”，以便组织将来举行的会议。罗素理所当然被选为该委员会主任，后来还被选为帕格沃什运动主席。但是，他其实认为，自己在该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创始人和鼓舞人心的名义领袖，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1958年，帕格沃什运动在奥地利举行第三次会议，罗素发表主席演讲。1962年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上，罗素就如何组建运动问题，发表大会讲话。但是。总的说来，他将组织——甚至出席——会议的事务交给了其他的人。在最初几年，帕格沃什运动引起了美国安全部门的注意，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出席会议的科学家（到那时为止多达250名）表现出很大诚意，给运动赢得了完美无瑕的名声，被誉为值得尊重的严肃团体。政府可以信任它，聆听它的建议，学习它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1964年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该运动努力的结果。今天，该组织依然存在，其声誉因为1995诺贝尔和平奖大大增加。该奖项由时任主席罗特布列特和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分享。

帕格沃什运动的知名度日益增加，罗素对它的兴趣却越来越小。他乐于给予它道德方面的支持，但它其实并不是他希望看到的那种政治运动。会议每年低调举行，科学家们发表内容复杂的长篇论文，涉及关于技术的详细问题，有的甚至涉及社会和政治政策。那种做法并不符合罗素的口味。（在他偶尔出席的一次会议上，一位科学家的发言特别冗长，超过了限定的时间。有人听到罗素感叹说：“现在是该扔炸弹的时候了。”）他渴望的是某种更直接、戏剧性更强的东西。它类似于《人类的危险》和《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可以在报纸上引起轰动效应。而且，他希望公众和世界各国政府听到的不仅是充分表达的意义和理性，而且还有他本人——伯特兰·罗素——的声音。就这一点而言，一件事情显露了他的内心活动：1958年，在奥地利举行的帕格沃什会议上，罗素提到了他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名字。他回忆说，103年前，约翰·罗素勋爵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外交会议，呼吁与俄国实现和平。“真遗憾，我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发言，”罗素告诉与会者，“可是我也代表和平。”他将自己与他的祖父对比，那一做法令人产生遐想。罗素希望他那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家将自己视为地位平等的对手，就像对待当年的约翰勋爵一样。而且，他希望公众觉得，他是重要人物，对世界事务和人类的困境持重要见解，政治领袖应该倾听他的看法。

1957年11月，罗素在《新政治家》上表达了一封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的公开信，以纯粹的方式表达了上述愿望。信件以“权力最大的先生们”开始，试图说服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袖：在大多数重要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并不冲突，而是偶然重合。具体说来，罗素提出，他们在以下各个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其一，人类的继续存在；其二，在国际上控制核武器（这就是说，防止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其三，减少军费；其四，驱散“目前笼罩在人类希望之上的恐惧”。

罗素提出的建议是，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应该见面，“坦诚地讨论共存条件”，寻求“在世界上达成协议，进行调整，以便降低将来出现冲突的可能性”。公开信最后以典型的罗素式完美理想的言辞结尾：“我相信，如果你们两位这样做，世界人民将会为你们的行动欢呼，理性的力量将会摆脱长期的禁锢，确保在将来的岁月中出现充满活力、成就和欢乐的生活。那将超越任何已知的东西，甚至超越过去最幸福的时代。”

自然而然，这封公开信被视为报刊文章。但是，罗素在《自传》中透露，他在内心深处觉得，它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严肃尝试。他在解释撰写这封信件的理由时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必须再次有所作为。至少，我必须强调某些常识，以便影响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政策。”让所有相关人士感到惊讶的是，赫鲁晓夫真的做出了回应——当然，回信不是寄给罗素本人，而是寄给《新政治家》的。这让罗素感到鼓舞。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赫鲁晓夫发现，这是一个进行有效宣传的机会，于是对罗素的观点表示赞同：苏联与美国实现和平共处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赫鲁晓夫还宣称，尽管美国表现出好战态度，但苏联已经——并且将继续——努力追求和平。他还特别强调了废除核武器的重要性。他写道：“苏联认为，只有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弹和氢弹，销毁所有的原子弹和氢弹贮备，才能最终消除原子弹的危险。”

赫鲁晓夫的信件要求美国做出某种形式的回应。两个月之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代表艾森豪威尔回信。杜勒斯没有像赫鲁晓夫在信中所做的那样，强调与罗素观点的相同之处。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某些理论（例如，它信奉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本质上带有暴力特征，“美国的信念是基于道德法则的”。他强调说，因此“至少必须放弃苏联共产主义的那些部分，这样才能实现罗素勋爵和所有爱好和平人士追求的目标”。这促使赫鲁晓夫再次发表一封长信，为共产主义进行详尽辩护。但是，他对罗素的公开信表示认可，并且在信件结尾强调，“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必要放弃各自的意识形态”。

1958年4月5日，罗素写了最后一封公开信，给那次通信论战画上句号。他表示，赫鲁晓夫和杜勒斯是“相互竞争的狂热分子，心理上蒙着黑色的罩子，对事实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他心里想到的具体事实是：“我们姑且承认每一方的假设，即如果自己的制度取得胜利，对人类来说将是特别有用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应该支持战争，致使双方以及非参与者一起灭绝。”实际上，赫鲁晓夫和杜勒斯既没表示也没有暗示，那样的情况确实会出现；同理，他们两人也未对战争表示支持。罗素接着说：“这一点十分简单，十分明显，聪明人竟然不能看到其后果！这不禁让人感到惊讶。”他心里想到的大概是，如果杜勒斯和赫鲁晓夫看到了那个“明显的事实”，那么，他们两人就会理解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但是，这没有达到目标。其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和杜勒斯并未反对和平共处：赫鲁晓夫热情地赞成和平共处；杜勒斯提出，问题并不在于和平共处不受欢迎，而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让和平共处不可能实现。这个论点与罗素自己早些时候的某些看法不谋而合。

罗素非常鄙视论战双方，但是赫鲁晓夫的两封长信显然给他留下较好印象（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让他颇有“受宠若惊”之感）。罗素认为，杜勒斯的回答过于简略。他在总结时写道：“我认为，与杜勒斯先生相比，赫鲁晓夫先生更愿意倡导实施现在需要的政策。”接着，他以相当不可思议的方式，提到了赫鲁晓夫所说的“严格禁止所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建议。他认为，那是“我可以在他的信中发现的最有希望的段落”。实际上，那样的建议曾经遭到罗素反复驳斥，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想法。就在发表致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之前几个月，罗素曾经提出，销毁氢弹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我并不赞成销毁氢弹。”他在1957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恐惧是人性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有效力量。氢弹是一种真正的威慑。”在1958年写给西蒙勋爵的一封私人信函中，罗素求助于相同的论点。他阐述的观点是，美国的核力量为西方民主国家提供了有效防护。他写道：“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俄国没有占领西柏林？除了对美国的恐惧之外，我看不到任何别的答案。”

在《自传》中，罗素在总结他对那次通讯论战的反应时写道：“在他的信件中，杜勒斯先生暴露出他的想法非常顽固的一面。它让我产生不祥之感，超过了赫鲁晓夫先生表示的谴责以及有时候的自相矛盾之处。在我看来，对可能性和现实，后者表现了某种基本的理解，前者却毫无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罗素逐渐偏离自己的观点，这让他无法区分对他的看法的批评与对他本人的攻击。在他的政治著述中，这种倾向一直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常常无法——或者说不愿——承认，别人可能以诚实的方式，表达与他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态度有增无减，开始逐步蔓延到他的哲学著述中，常常给人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感觉。他1944年回到剑桥大学之后沮丧地发现，年轻一代哲学家对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尊敬超过了对他本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牛津大学已经取代剑桥大学，成为英国哲学研究中心。当年仰仗他的关注才崭露头角的弗雷格受人仰慕，地位超过了他自己。

1954至1959年间，罗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牛津大学学者的哲学思想。结果适得其反，让他自己与当时的主要哲学研究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罗素挑选了吉尔伯特·赖尔和彼得·斯特劳森，恶言进行攻击。两人曾在若干公开场合表示，他们从心里佩服罗素，见到他针对个人的攻击言论，不禁困惑不解。当然，两人当初虽然对罗素怀有钦佩之情，但是也并未采取不假思索态度，全盘接受他的所有观点。有人问斯特劳森，他对罗素持何态度，斯特劳森答道：“当然，他在思想上比任何其他人都高明。但是我希望他不会觉得，我们因此都应该赞同他的观点！”

1950年，斯特劳森在《心灵》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涉指》的文章。许多人当时认为，它针对罗素的受到高度赞扬的指谓理论，提出了具有毁灭性的批判。1956年，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让罗素第一次注意到该文的存在。罗素随即撰写了一篇回应文章，题为《斯特劳森先生论涉指》，在1957年7月出版的《心灵》上刊登出来。罗素与斯特劳森之间分歧的根源在于：罗素对摹状词的兴趣是技术性的。他的动机是要阐述一种形式方面的逻辑理论，使该理论不受矛盾的影响，与他在《数学原理》中阐述的目的相匹配。对比之下，斯特劳森的兴趣在于分析摹状词在日常语言中的实际使用方式。其核心观点是，从这个角度看，罗素的理论是有限的。在回应斯特劳森的过程中，罗素提出了一两个强有力的观点，为他自己原来的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动机进行辩护。但是，在文章中，罗素使用了论战意味非常强烈的笔调，一门心思从日常语言的语用学角度，阐述斯特劳森的研究兴趣，给对方贴上“崇拜‘惯用法’”的标签，在那之前几年的一次广播谈话中，罗素曾经对‘惯用法’大肆攻击，认为它是一个虚伪、琐碎并且无知的哲学运动。结果事与愿违，罗素使用的笔触反而降低了他的论点的有效性。

斯特劳森看到罗素的文章之后稍显尴尬，认为它与罗素曾经拥有的伟大哲学家的地位不符，因此懒得回应。这让罗素觉得更加窝火。从那以后，罗素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将斯特劳森称为“仇敌”。两人之间的关系直到1962年才得以改善——当时，在A．J．艾耶尔的敦促之下，斯特劳森挖空心思，写了一封口气圆滑的安抚信件，缓解了罗素的愤怒。

罗素的另外一个“仇敌”是吉尔伯特·赖尔。赖尔是牛津大学的韦恩弗利特讲座教授和《心灵》主编，那时——以及其后多年时间里——是英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1957年，赖尔接受一个名叫E．R．埃米特的人寄给《心灵》的文章。文章题为《无限数》，观点远非一流，主要攻击了罗素早年提出的数学观点，特别是源于康托的存在着无限数这个观点。赖尔的做法让罗素深感恼怒。关于无穷性这个理念，罗素本人的阐述是对数理逻辑的一大贡献；该文却对罗素的研究显然没有任何了解！难怪罗素对此火冒三丈。他给赖尔写了一封辞令尖刻、言简意赅的回复，让《心灵》刊登，希望赖尔注意到该文的无知以及导致的错误。罗素傲慢地表示：“无限数问题技术性很强，在数学领域中并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分支。没有研究过的人不可能表达任何合理的意见。”赖尔最终同意刊登罗素的回复，但是最初其实希望说服罗素收回信件，以免给自己造成麻烦。赖尔的建议让罗素怒火中烧，觉得它“完全是伪善言辞”。

罗素就像一个再次出山的拳手，决心和赖尔公开对垒，希望夺回自己曾经拥有的头衔。1958年，罗素针对赖尔知名度最高的著作《心的概念》，撰写了一篇书评。该书其实已经问世10余年。罗素挑出来攻击的是赖尔强调的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说，心理活动——思维、信念等等——并不是私人的。罗素认为，就这一点而言。赖尔“非常草率，简直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心甘情愿地接受教条式断言，听任它取代对立理论提出的反驳”。罗素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诸如梦境、疼痛和思维是私人的活动；如果人们愿意，它们可能停留在私人层面上，其他人是无法接触的。赖尔在书中坚持认为，心理活动肯定以外部形式表现出来。例如，通过呻吟和其他痛苦的表现，一个人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疼痛。罗素用调侃的口吻地评述说：“显然，他的朋友中没有斯多葛派人物。”但是，罗素最辛辣的挖苦之言是直接批评说，赖尔漠视科学，而且对科学显然无知：“他似乎相信，哲学家不必了解任何科学知识，依然满足于祖先知道的东西，仍然使用菘蓝给身体上色。”赖尔的做法与斯特劳森类似，对这样明显旨在挑起公开对抗的做法，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让罗素怒不可遏。

罗素完成了针对赖尔的书评之后，随即开始兑现给斯坦利·昂温的承诺，撰写一本纯粹的思想自传。《我的哲学发展》应运而生。该书让读者回顾了罗素思想变化的各个阶段，思路清晰，文字明快，引人入胜。如果读者希望了解罗素的哲学发展历程，了解20世纪英语国家中哲学发展的总体情况，该书应是基本读物。这本书的高潮是倒数第二章《摆脱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观念曾是罗素早期数学研究的动力。但是在这一章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历程，将其概括为逐步——有时以论争方式——放弃毕达哥拉斯观念的过程。在最后一章《对批评的某些回应》中，罗素情不自禁，总结了自己与牛津大学哲学的论战。他声称，牛津大学哲学关注的“不是世界，不是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仅仅是愚蠢之徒可能言说愚蠢事物的不同方式”。这一章包括了罗素撰写的关于赖尔和斯特劳森的文章。显然，他将他们两人作为那个“愚蠢”运动的领军人物。在这一章的开头，罗素使用的言辞几乎承认，他进行的攻击出于个人怨恨：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一度置身流行之列，现在被视为过时角色，那么，这样的经历并不令人感到愉快，而是觉得难以接受。

但是，虽然《我的哲学发展》收录了以上文章，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们依然没有理会罗素的做法，拒绝贸然上钩。罗素希望与他们进行的公开论战没有出现，局面依然是一种单边爆发的敌视言论。

1959年，罗素获得另外一个引诱赖尔上钩的机会。他急忙一把抓住，那次至少获得了某种回应。当时，社会学家欧内斯特·格尔那出版了《词语与事物》，对牛津大学发起了一场攻击。格尔那和罗素一样，认为牛津大学的哲学家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日常语言哲学流派”。他们通过让哲学沦为语言分析的做法，让问题琐碎化。这样的说法忽视了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们之间的差异，格尔那和罗素以前所做的一样，将J．L．奥斯丁那样货真价实的语言哲学家与赖尔的心灵哲学，与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混为一谈。当然，罗素看到格尔那攻击他的“仇敌”，感到十分愉快。他主动提出，愿意为《词语与事物》撰写一篇序言，支持格尔那的观点。罗素在序言中写道，“在牛津大学，那批搞语言哲学的人甚嚣尘上。所有无法接受其观点的人都应该感谢”格尔那的著作。他还利用这种机会，表达具有攻击性的新论点。他嘲笑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们是附庸风雅的古典学者。他们在语言哲学的琐碎术语中找到了庇护场所，将自己保护起来，并且罔顾这个事实：在一个被科学和民主改变的世界中，他们是过去时代留下的僵化遗物。罗素傲慢地挖苦，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们“并不排斥所有学问，仅仅排斥顶尖大师并不需要的东西——伊拉斯谟时代以来已被发现的知识”。

《词语与事物》出版之际，《心灵》杂志社收到了一本书评用书。但是，赖尔将书寄回出版商，并且附上一张便条解释说，他不会预约书评，因为“辱骂可能让一本书增加销量，但是将会让它失去资格，不被视为对学术问题的贡献”。罗素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发现赖尔的态度“让我深感震惊”，“《心灵》抵制所有不赞同赖尔教授观点的图书”。罗素写道，这样一来，“迄今为止受人尊重的这份刊物将会沦为小团体成员之间互相吹捧的工具”。此信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笔战，其中包括赖尔提出的辩词，解释《心灵》编辑部不评述该书的决定。罗素又写了一封信说，即使格尔那的著作确实带有辱骂言辞，这也不是拒绝对它进行评论的理由。那次争端还引起了其他报刊的注意，促使作家韦德·梅塔创作了笔调愉悦的著作《苍蝇和苍蝇瓶》，详细评述了那场争论。梅塔开始时赞同罗素和格尔那的观点，并且亲自前往牛津大学，见到了若干遭到鄙视的“日常语言哲学家”。他发现，实际情况与对他们的攻击相反。他们那批人的观点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在为创作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梅塔见到了罗素。梅塔发现，对方不愿讨论任何没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仅仅思考处于危险状态的人类的未来：

我俩坐下来，舒舒服服地用茶。他开始盘问我。我的生命危在旦夕，为什么还要关注哲学呢？是否应该以愉快的心情，去做与原子弹相关的事情，以免俄国人和美国人点燃战火，将我们化为灰烬？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宁可面对死亡，也不愿充当奴隶。但是，只有疯子才会为人类做出那样的选择。

罗素确实已经决定“忘掉其余的一切”，他与赖尔就格尔那著作进行的争论将是他最后一次参与哲学辩论。在那次辩论之后，他撰写的唯一与哲学沾边的文章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的义务》。该文于1964年撰写，收进了纪念保罗·席尔普的论文集《放弃哲学》。但是，它其实与哲学无关，讨论的是原子弹的威胁。实际上，它可被视为是他对韦德·梅塔所作的评论的一次详尽阐述。罗素在这篇文章中说，在那个时代，哲学家的义务是忘记哲学，转而研究“核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他［哲学家］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努力说服别人赞同自己的观点，认识到这些后果，和他一起参与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抗议活动。

罗素强调：“如果他们不履行这项义务，他们将是大屠杀的帮凶。”由此看来，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中，罗素尽管没有撰写哲学著作——实际上，恰恰正是因为没有就哲学问题撰写任何著作——然而却以完美的方式，履行了哲学家的义务。

公众认为，罗素是反核倡导者——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并未意识到，后来出现的情况多么离奇：1958年2月，核裁军运动发起时，罗素竟然被选为主席。无论如何，在该运动开始之前的几年中，他反复强调说，废除核武器的做法徒劳无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何愿意充当先锋，领导以“禁止原子弹”为通俗口号的那场运动呢？答案存在于罗素的信念：虽然美苏两个大国放弃核武器不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英国放弃核武器至少可以实现某种效果。正如他在写给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信件中所说，人类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最大危险之一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导致潜在核扩散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美国和苏联制造核武器。但是他认为，可以采取措施——而且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其他国家加入所谓的“核俱乐部”。他表示，英国可以通过单方面放弃自己的核计划，从而起到表率作用。1958年3月18日，他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件中写道：“如果英国放弃原子弹，这将会增加美苏两国就此达成共识——它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不能让其他国家拥有原子弹。”

罗素形成这个看法之后，以惯有的方式逐步认为，它是唯一符合常识的观点。他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任何否认这个观点的人要么缺乏智慧，要么真的希望看到核武器扩散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希望看到人类遭到彻底毁灭。英国工党领袖属于排斥这个观点的人士之列。在1957年举行的工党年会上，他们成功说服党员支持这个观点：英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原子弹，以免“在国际会议的大厅里赤身裸体”。在罗素看来，不仅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而且鼓吹它的人也是“杀人犯”。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试图解释，他的朋友约翰·斯特雷奇（时任工党防务问题发言人）可能以诚实态度，获得不同的结论，支持他所属政党的路线。罗素听到之后大发雷霆，冲着克劳谢-威廉斯咆哮：“你和约翰·斯特雷奇是一丘之貉，都属于杀人犯俱乐部。”几周之后，在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另外一次讨论会上，罗素突然“暴怒地”对克劳谢-威廉斯说：“你下次见到你的朋友约翰·斯特雷奇时告诉他，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希望纳赛尔[2]获得氢弹？”

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罗素曾经怀着道德热情，不遗余力地支持反征兵团体；这时，他以同样热情，开始支持核裁军运动。核裁军运动经过广泛宣传，组织了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罗素没有参加。但是，在公开讲话中，在报刊文章和给报界的信件中，罗素给予核裁军运动全力支持。他常常不遗余力地鼓吹，英国应该单方面放弃核武器。1959年2月11日，罗素和西蒙勋爵联手，在上院成功展开一场关于英国核威慑的辩论。但是，两人提出的英国单边放弃核武器的动议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最后不得不撤回了事。大约在同一时期，罗素的著作《常识与核战争》出版。核裁军运动的支持者们认为，该书为他们提了口号，提供了逻辑严谨的辩护。

其实，我们在该书中可以发现，罗素与核裁军运动的言辞保持某种距离。这让我们想起罗素过去的做法，与宗教绝对论或者道德绝对论鼓动的政治运动，他往往结成不稳定的联盟。例如，他与反征兵团体中的教友派信徒合作，与和平保证联盟中的英国圣公会神父们合作。核裁军运动执行主席卡农·柯林斯与和平保证联盟的迪克·谢泼德类似，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从根本上讲基于基督教信仰。在他看来，无论政治现实如何，无论核武器可能服务于什么利益，英国拥有自己的大规模破坏武器都是错误的。道德绝对论往往伴随他自己的政治信念；有鉴于此，罗素常常发现，自己与从宗教获得灵感的政治运动结盟。其实，这肯定绝非偶然。但是，罗素信守自己的道德哲学，虽然满足于拥有道德绝对论的感觉，但是并不愿意让自己的论点以它们作为基础。

因此，《常识与核战争》并没有受到核裁军运动青睐的道德论点的影响，并不认为核武器带有内在邪恶性。同理，罗素也没有将核裁军视为核心问题。实际上，在该书的第六章《裁军》中，他明确排斥了上述观点，甚至认为多边裁军也应被视为“治标措施，而非解决之道”。英国单边裁军这个问题——核裁军运动的核心重点——被罗素置于附属地位。虽然罗素支持这项政策，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他觉得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他方面。罗素认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废除核试验。他说，这才是“在当下实际政治的范围之内”。罗素强调说，如果能够达成中止核试验的总体协议，就可“防止核武器扩散到目前尚未拥有它们的国家”。

从那以后，罗素提出的挽救人类的政策药方变得越来越模糊。正如他承认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完美理想的特征。他写道：“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是美苏发表一项严肃的联合声明，其大意是，它们两国将寻求其他方式化解分歧，而不是通过战争或者战争威胁。”在余下的篇幅中，该书仿佛陷入泥沼，以含糊不清的方式，讨论战略、军事和领土问题。那样做的寓意似乎是，如果善意占据上风，那么，可以找到办法，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发动全面战争的威胁。罗素在最后发出常见的呼吁：人类应该克服狂热和民族主义，改良教育，以便让这样的善意出现。

就他开出的政策药方而言，我们在该书中明确看到了为数不多的问题之一：罗素充满热情，相信英国应该放弃自己的核武器。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本身不会起到多大作用，无法避开人类面临的危险。核裁军运动发出的另外一项重要呼吁是，美国将核力量撤离英国和欧洲其他各国。就这个问题而言，罗素表示，他认为这是不实际的。“它可行的唯一条件是，首先签订可以强制实施的废除核武器条约。”正如他早些时候怀疑的，“在双方放弃作为政策工具的战争之前”，是否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呢？这让他回到《人类的危险》阐述的立场：真正重要的不是废除武器，而是消灭战争本身。他表示：“我们必须找到避免一切战争的方式。”对他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与他以前建议的一样：建立世界政府，或者组建《常识与核战争》建议的“国际权威”。但是他承认，组建这样的权威机构的可能性不大。其原因在于，“东西方之间将会维持目前这样的紧张关系。除非一方能够占据支配地位，另外一方是不会屈服于国际权威的”。

《常识与核战争》提供的视野肯定是全面的，关注的不是英国面临的选择，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选择。实际上，那种视野有时候甚至更加广阔。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他以发自内心的退缩言辞，讨论了有人提出的这个建议：美国空军可以将月球作为“报复基地”，从那里发动针对苏联的反击。罗素回想起《郊区的撒旦》中那位科学家说过的话，月亮美丽、纯洁的原因在于，它没有生命。他写道：“有人拟用人造天体来进行报复。这样的计划将会玷污天空，让住在这个行星上的人蒙受耻辱。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禁觉得，制订这些计划的人犯下了亵渎之罪。”

与罗素的这种全球性的视野相比，核裁军运动暴露了很大的局限性。更有甚者，核裁军运动还全神贯注另外一件事情：如何改变英国工党的政策。罗素在《自传》中透露，他以高屋建瓴之势，审视这个问题，其态度接近蔑视：

它［核裁军运动］的大多数支持者来自工党，核裁军运动将对工党议员产生作用。我的看法是，这个问题超越党派政治，甚至超越国家之间的界线。然而，这个合理的观点却没能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我愿意支持核裁军运动做出的努力。这意味着，到了最后，它不能实现我们双方希望的目标。我认为，如果能够劝说工党支持核裁军运动，我们可能朝着那个目标迈出一小步。

他公开蔑视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将它描述为“年度野餐聚会”。他认为，它是一个“无聊、痛苦或者惹人发笑的问题”，“只能让迄今并不支持的少数人改弦易辙”。他要的是一个通向全球的平台，而不是仅仅面向英国，面向英国工党，更不用说面向那几千名核裁军运动支持者了。年复一年，那些人与吵吵闹闹的爵士乐队、杂耍艺人和小丑一起，从奥尔德玛斯顿长途步行到伦敦。在核裁军运动创立几年之后，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拉尔夫·舍恩曼给罗素提供了一个平台——或者至少说表面像平台的东西。罗素对此心怀感激，将舍恩曼视为儿子和政治继承人，将曾经寄予约翰的希望转移到他的身上，允许舍恩曼领着自己，开始他人生中最奇特的政治旅程。那一段经历最后让人看到了罗素的怪异举动：以和平的名义发出呼吁，在全球开展游击战争。

那段时间里，约翰属于“其余”之列——罗素在记住全人类时希望忘记的那部分人。1956年夏季搬到威尔士之后，罗素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没有去看约翰。他没有给约翰写信，甚至没有给约翰寄生日卡片。1956年9月，约翰的小女儿露西问罗素，她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父亲。罗素告诉她，任何时候都欢迎约翰到普拉斯彭林来。但是，正如朵拉在写给她的律师的一封信件中所说：“这样的邀请没有确定日期，显然非常荒诞。约翰根本不可能自己到那里去，我提议陪同约翰去，结果却糟到羞辱。”一方面，没有朵拉的陪伴，约翰不可能去见罗素；另一方面，罗素不愿考虑和她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甚至不愿待在一个屋檐下。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两人一直处于疏离状态。

在普拉斯彭林，罗素和伊迪斯给约翰的孩子们营造了一个舒适的家园，让她们倍感依恋。诚然，罗素和伊迪斯年事已高，无法很好地照顾小女孩。但是，他们的邻居库珀-威利斯的几个女儿和她们年龄相仿。她们在普拉斯彭林并无孤单之感，与罗素儿时在彭布鲁克别墅的境遇大大不一样。此外，虽然她们与伊迪斯的关系（她们觉得，她非常冷漠，十分挑剔，令人敬而远之）让人想起罗素当年与祖母相处的情形，几个女孩——特别是露西和萨拉——真的非常喜欢祖父。当然，安妮常常受到提醒，她其实不是罗素家族嫡出，感觉迥然不同。在莫里顿宫学校，姑娘们——特别是露西——学业成绩优异。总的说来，罗素和伊迪斯安排的新生活让她们感到满意，过得安定。

唯一的遗憾是，他们距离苏珊太近。罗素搬到普拉斯彭林时，苏珊和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住在附近的一幢农舍式房屋里。我们从幸存下来的苏珊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对孩子的态度，对自己身处的怪异环境，苏珊态度十分复杂，心里充满矛盾。1955年圣诞节，她给孩子寄去了礼物，请伊迪斯转交。她在附上的一封短信中说，伊迪斯前一年夏天没有告诉她，孩子已经到了北威尔士，声称自己“遭到排斥”，觉得伤心。大约一周之后，她在写给朵拉的信中看来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她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她认为，孩子们住在罗素和伊迪斯那里，忍受着“彭布鲁克别墅的氛围”。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她愿意看到她们那样生活。罗素、伊迪斯和孩子们搬到普拉斯彭林住下之后，苏珊偶尔给罗素写信，乞求罗素借钱。但是，她既没有兴趣去看望孩子，也不想听到关于孩子的消息。1956年圣诞节假期，安妮去看望苏珊，苏珊拒绝和她见面。

在那段时间中，苏珊和华兹华斯非常拮据。苏珊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接近约翰1954年精神崩溃的境地。两人之间也有不同之处：约翰头脑迷糊，疑神疑鬼；苏珊常常发怒，行为狂躁，不可预测。有时候，她离家游荡，进入威尔士的丘陵中，数日不归。有时候，她抓起瓶子、酒杯或者随手可以拿到的其他东西，攻击她的恋人。1958年末，当时人称“正式任命的官员”携带一纸紧急令，出现在两人居住的农舍式房屋里，强制苏珊接受精神治疗。她被送进附近的兰乌斯特村的一家医院，确诊罹患“亚急性妄想症”。华兹华斯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苏珊和约翰一样，事实上再也没有恢复理智。苏珊看到诊断书后不久，给她弟弟尼古拉斯写了一封没有标注日期的长信。

罗素家族的命运给我——或者说对我——的影响糟糕透顶。我憎恨他们给我造成的苦难。我让他们令人难以启齿的儿子避开了英国报界，而且让罗素勋爵——他现在高高在上——的名誉完美无瑕。可是，他们一未给予我任何物质好处，二未表示任何感谢之意。

苏珊在北威尔士度过了余生，有时在精神病院，有时在和恋人同居的小屋里，总是贫病交加，心智从未恢复健全。随着年岁的增加，她的样子变得越来越可怕：枯瘦如柴，头发灰白，目光狂野，不修边幅。20世纪70年代，她的女儿们有时可以顺利地找到她，每次都发现她样子可怕，说话难懂。1990年她去世时，当地政府费尽周折，难以找到可以通知死讯的亲友。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当时住在康沃尔的凯特。凯特大约40年没有见过苏珊，但是被视为和她关系最近的亲友。于是，凯特让政府工作人员与苏珊的弟弟尼古拉斯取得联系。尼古拉斯立刻飞往威尔士，是在她的葬礼上露面的唯一亲友。

1958年，约翰终于摆脱了长达数年的迟钝状态，给自己买了一台打字机，开始埋头撰写他所说的“巨著”。他还给他的朋友和亲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和女儿——写了长篇信件。朵拉最初将此视为一种令人乐观的迹象，觉得他正在慢慢恢复正常。但是，她看到他写的一些东西之后惊愕地发现，它们大多是语无伦次的咆哮文字，有的涉及他的人生，有的类似宗教呓语，有时还带着污秽意味。约翰写给女儿的信件被校长拦截，被视为不适合年轻女孩阅读的东西。他寄给罗素的信件被转给了罗素的律师，以便作为证明他罹患精神病的证据。

1959年3月11日，罗素在写给凯特的信中表示：“约翰和苏珊两人的病情没有好转，精神失常状态越来越严重。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入院就医的状态可以维持多久。”两个月之后，他哀伤地告诉她：“约翰精神失常，状态十分严重；康拉德不愿和我说话；你又远在天边，真的令人感到遗憾。”到那时为止，他已经3年半没有见过约翰，10年没有见过康拉德。康拉德当时20岁出头，已在牛津大学获得一等学位，开始自己的事业，将要成为非常著名的专业历史学家。康拉德受到他母亲的影响，不愿和罗素接触，以上情况罗素是间接了解的。

从表面上看，凯特与罗素的疏离不那么彻底，两人之间的障碍尚未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将两人分开的只是大西洋，比较容易跨越，远远不及将他与两个儿子分隔开来的那一道心理鸿沟。即便如此，1951年访美之后，罗素也一直没有见到凯特。他听说她和家人1960年夏天计划返回英国，感到非常高兴。

凯特这时已经接近40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戴维9岁，安妮7岁，乔纳森5岁。自从上一次与罗素见面之后，她经历许多变化。1953年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她得了抑郁症。她阅读父亲的《幸福之路》，试图从中找到摆脱不幸的方法，结果未能如愿。那本书提供的信息是，清教主义的道德观是造成不幸的原因，这对她没有什么帮助。实际上，该书的言外之意是，既然她是在远离清教主义影响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不应觉得不幸。这反而增加了她的失败感。“出错的要么是那个想法，要么是我父亲。”她做出判断，认为父亲是错的，转而向一位精神病医生求助。她回顾那段经历时写道：“我慢慢明白，我有可能在不觉得可鄙的情况下，体验愤怒、恐惧或者甚至妒忌。可以想象，即使我不再努力成为具有全部美德的楷模，人们也可能喜欢我这样的人。”

过了不久，她皈依基督教，彻底摆脱了成长环境带来的影响。精神病学帮助她接受自己的缺陷，但是她依然渴望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她再次求助她父亲的著作，希望找到解决之道。她阅读了《怀疑论文集》、《非通俗文集》、《慵懒赞》和《婚姻与道德》。“它们提供了相同的解决方法：一是依靠理性、进步、无私、广阔的历史视野，二是让自己心胸宽广、慷慨大度、开明利己。诸如此类的说法我听了一辈子，让我深感绝望。”她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她感到解脱的正是父亲视为沉重负担的原罪教义。她父母倡导完美理想，这让她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辜负了他们异想天开的追求。在她父母看来，她的罪恶感完全是无法言喻的。这样一来，她的无能感越发加剧。“我逐渐认识到，原罪教义给予我令人陶醉的释放感，与我父亲从性解放过程中获得的一模一样。我变得糟糕是正常现象，自己不必觉得惭愧。”除此之外，她还可以依靠上帝原谅她的罪孽，并且无条件地爱她。对比之下，“我的亲生父亲只有在我表现良好（或者说我认为表现良好）时才爱我”。现在，她有了丈夫，有了三个小孩，有了对自己、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这一切都不归功于她的父亲。她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再次和罗素见面。她希望让他相信，她在基督教中找到的不仅是她的问题的答案，而且还有他本人一辈子苦苦寻觅的那种确定性和目的。

凯特还希望见到朵拉——自从母亲1954年访问纽约之后，母女从未见面。何时探望父母？分别和他们一起待上多长时间？诸如此类的安排费时费力，让凯特想起童年时分别向父母表示忠诚的可怕情景。凯特写信告诉朵拉：“这些年来，我已经失去了充当中间人的外交艺术。难怪可怜的约翰因此精神失常！我爱你们两个，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左右逢源，不去得罪你们任何一方。”

结果，她先去了普拉斯彭林，发现那里引起的回忆大多令人愉快。她写道，罗素

坐在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脚下还是那张可爱的小地毯，周围是他的象牙雕塑、中国画、图书以及我童年时代记得的那些朋友。那情景一如往常。那个房间，甚至整幢房子，似乎是我父亲性格的一种延伸。他穿着拖鞋，在壁炉旁倒茶，老态龙钟，个子矮了，有点耳背，与别的老者无异。但是，他的精神从身体上迸发出来：他的智慧和学识，他对美的热爱，他对真理的激情，这一切反射在四周的墙壁上，冲出那幢房子，传向整个世界。我俩静静地坐在普拉斯彭林品茶。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伟大，那种体验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

凯特回忆说，罗素是“完美爷爷”，给她的孩子所讲的故事与她儿时听到的一模一样。而且，他还给他们“精美的礼物和充满爷爷爱意的零钱”。凯特一家人受到罗素的款待，住在波特梅利翁酒店。罗素给他们租了一辆汽车，让他们欣赏威尔士乡村的秀丽风光。他们每天都与罗素和伊迪斯一起茶叙。凯特写道：“那种安排极其奢华，几乎让我产生尴尬之感。”

可是，凯特一方面对父亲非常羡慕，非常感激，一方面依然对父女之间缺乏真正的交流有些不满。她本来希望“告诉他关于上帝的事情”，和他一起分享基督教信仰给她带来的喜悦。她还希望给他解释她那样做的原因：“我本想让他觉得，为了获得珍贵的内心宁静，我接受了大量无稽之谈和偏见。”但是，她却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四人——罗素、伊迪斯、查理和凯特——坐在壁炉边交谈时，话题总是政治。凯特说：“我一直无法打断话头，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最后，她和他拥抱告别，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没有时间交流强烈的情感，没有时间站起来证明自己的做法，用自己的价值观冲击他的价值观。”最后的结果是，“看来没有别的解决方法。我们只能充满爱意地相互凝视，然后搭乘不同的信仰之筏，向着不同的方向漂去”。

凯特一家离开威尔士之后，转道前往康沃尔去见朵拉，离开富裕而从容的氛围，进入混乱不堪的环境：住在朵拉那里的人不仅有约翰和他的三个女儿，还有罗德里克、哈丽雅特以及朵拉的丈夫克里斯·昂温。凯特一家每天都要到附近的海滩去。在她的回忆中，康沃尔的一切都非常惬意，“不过那里的人除外——我和他们打交道时，出现了通常遇到的困难”。与在威尔士时的情形一样，凯特在康沃尔不断面对没完没了的唠叨，话题涉及约翰的孩子。她们应该由谁来照管？谁对她们拥有监护权？她们在节假日期间是否应该平均分配时间，分别看望爷爷和祖母？是否应该允许约翰去见她们？对凯特来说，那些说法和表达方式（“我母亲蛮有道理，愤怒不已；我父亲态度冷漠，一贯正确”）听起来非常熟悉，给她带来可怕的回忆：“我听着她的倾诉，儿时的情景一一浮现，不禁一阵恐慌，不寒而栗。我心里涌起了那时的冲动，真想一跃而起，跑到外面去，沿着悬崖狂奔，几个小时也不回来。”返回美国的日子来临，凯特“心里五味杂陈，离开那个国家让我感到悲伤，逃离那个家庭让我如释重负”。

凯特离开之后，就约翰的女儿的未来安排，罗素与朵拉之间出现了激烈争吵。情况和凯特担心的一样，让人想起多年以前就她和约翰的事情他们两人发生的冲突。问题不是三个女孩应该住在哪里，由谁照管——双方一致同意，罗素和伊迪斯是承担那个重任的最佳人选。更确切地说，争论的焦点涉及这个法律问题：谁应拥有对三个女孩的监护权？

到了1960年，罗素认为，他和伊迪斯1954年以来为三个女孩做出的安排实施顺利，但是需要在法律基础上加以确定。他接近90高龄，三个女孩就要进入青春期（那时，安妮15岁，萨拉13岁，露西12岁）。罗素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以便确保自己去世之后她们可以继续得到照顾。根据当时的情况，罗素去世之后，她们很可能被送到约翰和朵拉那里去。这是罗素决心避免的局面。因此，他采取行动，以便让自己和伊迪斯获得对三个女孩的监护权。这样，他去世之后，伊迪斯就可以继续照管她们，不必担心朵拉和约翰从中干涉。

朵拉听到消息之后，心理上做好准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赢那场官司。她想到伊迪斯将被视为三个女孩的“真正”祖母，自己和约翰继续被排除在外，心里十分愤怒。她觉得，自从约翰精神崩溃以来，罗素从未把他当作人来看待。促使她准备打官司的动机只有一个：维护约翰的利益。朵拉认为：其一，将三个女孩与父亲分隔开来对她们没有好处；其二，那种做法对约翰的伤害更大，破坏了他的自信心，加剧了他遭到罗素抛弃的感觉。

在与罗素争夺监护权的过程中，朵拉得到了她的律师刘易斯·泰洛的有力支持。到了那时，泰洛已对朵拉和约翰产生好感，希望保护他们；罗素对待儿子的方式也让泰洛愤愤不平。在给泰洛的信中，朵拉谈到监护权问题。朵拉认为，罗素“希望死后继续行使他的权力，延续他的残酷言行，这是没有道理的”。朵拉还希望得到凯特的支持。凯特一封短信中表示了两点：第一，“罗素勋爵和夫人希望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她对此感到高兴；第二，她相信，伊迪斯非常喜欢她们。对罗素来说，最糟糕的局面是，他和朵拉共同拥有监护权。他反复叮嘱他的律师：“如果法庭做出支持共同监护权的裁决，我将抽身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罗素与朵拉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带来破坏的争斗，不仅涉及如何处理法律问题，而且还有如何赢得三个孩子的感情。朵拉坚持认为，孩子节假日期间应该与她和约翰待上一段时间。她们在那里逗留期间，她试图让她们相信，罗素给约翰造成的伤害。而且，她还希望让任何愿意听她诉说的人相信这一点：约翰的精神状况正在改善；只要他可以与孩子更多地接触，他的情况将会进一步好转。在年龄最小、最聪明的露西身上，朵拉的努力取得了最好的结果——露西开始慢慢转向约翰一边，并且改变了原来对祖父的看法。

面对朵拉不依不饶的态度，罗素撤回了争取获得单独监护权的主张。他宣布，将为自己和伊迪斯赢得对孩子们进行“照顾和控制”的权力。1960年7月25日，在凯特访问北威尔士期间，法庭审理了案子。根据罗素的律师泰勒的回忆，法官“表示关切，认为让孩子与一个明显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接触似乎欠妥”。法官坚持认为，应该重新讨论监护权问题。但是，在做出裁决之前，法官希望调阅社会福利官员的调查报告。

这个举动肯定让朵拉感到紧张，知道官方人员见到这种境况时可能如何反应：她和约翰贫穷潦倒，在伦敦居住的那套公寓混乱不堪；罗素和伊迪斯可以给孩子们提供的威尔士乡间家园环境宁静，窗明几净。她手里的唯一武器是三个姑娘对她的忠诚。她希望她们告诉社会社会福利官员，她们很爱自己的父亲。当时11岁的露西的日记记录了朵拉做出的努力，试图争取她们的支持。露西写道，1960年复活节期间，朵拉告诉她们，约翰与苏珊离婚是伊迪斯一手造成的；罗素收留了三个孩子，“以便支持他［约翰］与苏珊分手”。露西还写道：“爸爸好多了。他用钩针编织东西，雕刻图章，出去溜达，甚至想要戒烟！”露西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写道，她离开约翰和朵拉在伦敦的公寓，心里恋恋不舍。“这里真有家的感觉。”关于她的父亲，她这样写道：“他——怎么说呢，亲切，很好，可爱？”

但是，三个姑娘都希望与罗素和伊迪斯住在一起，这冲淡了露西对约翰的同情。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意见最先由长女安妮表示出来，后来得到了莫里顿宫学校校长布朗温·劳埃德一威廉的支持。布朗温·劳埃德-威廉长期以来仰慕罗素，曾经写信告诉罗素的律师泰勒，她愿意签署证言，说明与罗素和伊迪斯住在一起符合孩子们的利益：“三个孩子都对罗素勋爵和夫人感到自豪，并且十分喜欢他们。他们不仅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其他需求，而且还构成她们的真实家庭背景。”

社会福利官员的报告由R．N．诺维尔小姐签署，于1960年秋天出炉，充分证实了朵拉的担心。诺维尔小姐显然站在罗素和伊迪斯一边。她写道，罗素“想到孩子留给儿子约翰监护，感到十分忧虑”。他觉得，他自己去世之后，三个孩子最好以伊迪斯——而不是朵拉——的住处为家。他没有阻止孩子们到伦敦去和父亲见面，其原因在于，孩子们让他“一直确信，爷爷不会撒手不管，将她们完全丢给父亲照顾”。在接受诺维尔小姐询问的过程中，朵拉坚决否认这个暗示：如果孩子们和父亲待在一起，她们将要遭遇某种不幸。朵拉强调说，约翰对女孩们没有威胁。“格雷斯小姐觉得，孩子们和父亲接触绝对不会带来任何损害。她其实表示，从她儿子康复的角度看，如果他觉得，孩子们依然对他有感情，愿意和他在一起，这对他至关重要，很有裨益。”诺维尔小姐亲自见到约翰之后公开表示，他“不适合——或者说在我看来没有能力——承担任何责任”。

诺维尔小姐见到孩子们之后证实，她们选择与罗素和伊迪斯住在一起。她在报告中写道，安妮觉得，去伦敦探访让自己感到压抑，其原因有两个：其一，这让她想到父母的悲惨处境；其二，她不得不听朵拉唠叨唠叨地批评罗素。但是，三个姑娘强调说，父亲的精神状态并未让她们感到，和他在一起会出什么问题。她们实际上很想告诉诺维尔小姐，她们深爱自己的父亲。

11月4日，朵拉收到那份报告。“约翰看了报告，”她在写给泰洛的信中说，“他对监护权的态度没有任何松动。我第一次看到，他真的十分愤怒，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好斗情绪。”那天上午看到那份报告之前，朵拉在写给泰洛的信中提出了一项建议，希望采取措施，不仅缩短约翰与女儿之间的距离，而且拉近约翰与父亲之间的距离。她解释说：她和约翰将在伦敦——而不是康沃尔——过圣诞节；圣诞节当天，他们将与哈丽雅特、克里斯和罗德里克一起过节：

这样，在罗德里克的公寓中，全家人将会一起过圣诞节。我们希望，三个姑娘也去，并且邀请罗素勋爵及夫人到场，和我们一起享用圣诞晚餐。

这个想法可能让您感到惊讶。假如您看到约翰听这个建议时手舞足蹈的样子，您会感到更加惊讶。因此，我决定立刻给您写信，请您和泰勒联系。或者说，如果您觉得可行，我也可以直接给罗素勋爵写信。

约翰的状态越来越好，现在可以给人打招呼了，特别希望见到亲人……如果罗素勋爵表示同意，对他们父子两人来说，这可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邀请信经过泰洛之手，寄给了泰勒，然后转交给了罗素。11月12日，罗素回信说：

亲爱的泰勒：

收悉您转来的朵拉的信，回复如下：我们已经邀请客人到家里来共享圣诞晚餐。我们两人以及约翰和苏珊的女儿都无法接受她的友好邀请。如果您转告泰洛先生，我将不胜感激。

我们希望，孩子们和我们一起度过整个圣诞节假期。尤其应该考虑的是，其一，她们已经明确表示了这个愿望；其二，今年暑假的大部分时间她们是和祖母一起度过的。

谨启，

罗素

罗素的家庭生活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操作的。

罗素的回绝让约翰深感伤心，愤怒不已（“诉诸法律的人无视生活中的基本礼貌”）。但是，朵拉不会放弃努力。11月18日，她再次给她的律师写信，强调让约翰和罗素见面的重要性。她写道，精神病医生摩根先生检查了约翰的病情。他“赞同我的观点，也认为促成约翰和他父亲见面具有重要意义”。11月16日是约翰的生日，她正是在那天听到消息，罗素冷漠地拒绝她提出的圣诞节家人大团聚计划。她想到“约翰的父亲从不给他写信，甚至连圣诞节和生日也没有只言片语”，心里更加伤心。她补充说，遇到这样的日子，约翰的孩子通常会写信。“今年约翰过生日……三个姑娘中只有露西一人给约翰写信。”她写道，“我真的认为，泰勒应该知道，这类做法很不明智，不利于形成整个家庭关系的和谐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摩根医生和我过去5年做出的努力。”

泰洛将朵拉的看法及时转告泰勒，泰勒转而告知罗素。罗素（通过泰勒）回复说，他愿意和约翰见面，“条件是他给我写信，表达希望相见的愿望。迄今为止，他尚未这样做。如果没有见到他的书面证实，我无法接受他母亲声称的他希望见我的说法”。对罗素的怀疑态度，朵拉表示可以理解。法院即将审理监护权申请之际，朵拉告诉泰洛：“我们不能冒险让他［约翰］动笔，去写让他觉得奇怪的信件，随后在庭审中被人出示作为证据——这样的事情伯特兰·罗素是干得出来的。”朵拉的担心完全是有道理的，其原因有二：第一，罗素其实将约翰早些时候写给他的信件登记备案，作为他儿子精神失常、非常危险的证据；第二，罗素后来还提供了更多信件，证明约翰不适合与他的女儿见面。

不知何故，僵局被打破了，罗素最后同意，圣诞节之后在罗德里克的公寓中与约翰见面。他提出的条件是：第一，约翰的女儿不在场；第二，朵拉不能露面。朵拉说，约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露出了兴奋的神情。但是，两人直到1961年3月才见面，结果超出了朵拉或者约翰的预料。根据朵拉的记载，“双方显得十分正式”，但是“约翰的行为完全正常，态度非常友好”：

罗德里克说，罗素勋爵望着约翰，没有显示出任何抱有希望的神情，仿佛希望接近他，然而又不知所措。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罗素年事已高。我们可以指望的仅仅是，他应该意识到，约翰作为一个人是存在的，而且精神没有失常。

罗素的记载完全不同：

我寻找罗德里克的住处，在街上遇到了约翰。我们两人握手，但是他完全面无表情，对见面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在后来的整个茶叙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说话，眼神呆滞，没有反应，看来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他吃了很多东西，但是两眼盯着食品，对其他东西没有兴趣。他怪诞异常，衣服邋遢，看上去脏兮兮的。我既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感受。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我不知道他是否希望见面继续下去。我猜测，他觉得都无所谓。

这是罗素与他曾经非常喜爱的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对这种被可怕鸿沟隔开的双方来说，1960年圣诞节假期中的主要事务是，为了争夺监护权，紧锣密鼓地准备。庭审日期确定为1961年1月25日。对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对约翰、苏珊和罗素之间发生的事情，朵拉和罗素再次留下互相矛盾的评述。泰洛代表朵拉，调阅了约翰离婚案的法律文件，写下的批语是：“从当时的信件判断，心急火燎地让约翰与苏珊离婚的人正是罗素勋爵！”双方写下证言，并且仔细阅读对方提供的证言，态度强硬，没有超出预想。伊迪斯看到朵拉的证言之后写道，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她都不会与朵拉有任何往来。伊迪斯质疑朵拉就罗素与约翰关系破裂提供的表述。她在回忆中写道：“约翰与他父亲关系疏远，那是约翰一手造成的。他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说，他希望见到他父亲……与约翰关系疏远……源于这个事实：他在他母亲的怂恿下，拒绝接受休克疗法——医生们认为，休克疗法可能让他痊愈，罗素勋爵因此建议采用。”罗素和伊迪斯反复叮嘱他们的律师，注意凯特在康沃尔和约翰在一起时写来的信件：

格雷斯小姐认为，约翰的行为可能显得“完全正常”。但是，根据他的妹妹和妹夫的说法，约翰在8月和9月中常常听到“声音”，并且在他们和他说话的过程中突然狂笑。孩子们——约翰自己的孩子和他妹妹的孩子——觉得，他“听到声音”完全是子虚乌有。

罗素从他的角度出发，先向律师说明了自己希望做的事情，接着提出了具体建议：

我希望做的事情是：

比如说，“很好。我不会要求对孩子们的监护权，我的妻子也是这个态度。你——朵拉——和约翰一起，可以拥有对孩子们的全部监护权。我们将收拾孩子们的东西，然后寄给你们。从此以后，孩子完全由你们照顾。我们再也没有责任，也不会出手干预”……我们很喜欢孩子们，会想念她们，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与格雷斯小姐打交道，处理和孩子相关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建议应该做的事情是：案子应该按照安排，1月25日开始庭审。

此外，罗素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法官将监护权判给约翰（格雷斯小姐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和我，那么，我是否必须接受呢？”对罗素来说，绝对重要的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希望尽量不与朵拉打交道。

最后，罗素的担心大大缓解：法官将监护权判给了他和伊迪斯。不过，法官强调说，约翰可以“自由接触”三个孩子。这引起了罗素新的担心。罗素问泰勒，“自由接触”是什么意思？

您可能记得，劳埃德·威廉非常担心，无论是朵拉还是处于目前状态的约翰都不应到学校去探访……您肯定记得，我们希望，格雷斯小姐或者处于目前状态的约翰（而且还应考虑格雷斯小姐或约翰的医生没有提到，但是凯特和她的丈夫和我们谈到的这个事实：约翰听到声音时，依然会出现精神错乱的情况）不会到我家来。根据“自由接触”这一项裁定，是否可能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约翰和朵拉要见孩子，他们必须在自己家里私下会面：他们不能到学校去，让姑娘们觉得尴尬；当然，他们在普拉斯彭林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事实上，为了让罗素执行法官给予约翰的接触女儿的判决，朵拉不得不与罗素艰难对峙。无论自己是否喜欢，他都无法摆脱朵拉，不得不和她打交道。这让罗素十分失望。于是，他拒绝支付朵拉生活费。他在信中告诉泰勒：“过去几个月，朵拉让我在时间、精力和其他方面无谓花费；有鉴于此，我觉得自己不想支付3月的自愿付款。如果您记得，支付该款项的一个条件是，朵拉不纠缠我。这一点她没有做到。”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素愿意让姑娘们到朵拉和约翰那里去度假。这符合他的利益。朵拉曾经告诉泰勒，罗素勋爵和罗素夫人最近似乎太忙，已经无暇顾及三个姑娘了。泰勒在回信中写道：“我对此一点也不惊讶。罗素勋爵已经得到法庭给予的监护权，不用为她们操心了。”罗素显得冷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过于忙碌；第二，就在他“战胜”朵拉、获得了对姑娘们的监护权时，他发现了一个儿子和继承人。这个人是更适合的替代者，可以弥补失去约翰和康拉德造成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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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托·哈恩（1879—1968年），德国物理化学家，194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1885—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马克斯·玻恩（1882—1970年），德国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珀西·布里奇曼（1882—1961年），美国物理学家，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莱奥波尔德·英费尔德（1898—1968年），波兰物理学家；赫尔曼·穆勒（1890—1967年），美国遗传学家，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莱纳斯·卡尔·鲍林（1901—1994年），美国著名化学家，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因反对核弹地面测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塞西尔·鲍威尔（1903—1969年），英国物理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川秀树（1907—1981年），日本物理学家，194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1918—1970年）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埃及领导人之一。1954年4月任埃及总理，1956年6月当选总统并兼任总理。

第十二章　罗素的毒蛇

1960年，就安妮、萨拉和露西的监护权问题，罗素与朵拉发生了激烈争执。就在那一段时间，一个人进入了罗素的生活。在接下来的6年中，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替代已经失去的约翰和康拉德，逐渐成为罗素的继承人。但是，在安妮、萨拉和露西眼里，在罗素的许多朋友和邻居眼里，他被视为“罗素的毒蛇”。他是一个美国青年，名叫拉尔夫·舍恩曼，对人热情，精力旺盛（24岁时与罗素初次见面）。他两眼炯炯有神，络腮胡须经过精心修剪，没留小胡子，看上去颇像固定头盔的带子。

舍恩曼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哲学，后来到了伦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拉尔夫·米利班德。米利班德是当时蓬勃发展的英国新左派的创始人之一。通过舍恩曼的中介作用，该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对罗素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60年是该运动的形成期，其主要喉舌《新左派评论》应运而生。借助和平运动和工党的影响，新左派左右现实政治的希望高涨，达到了巅峰状态。新左派信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独立于英国共产党的理论。其主要思想领袖除了米利班德之外，还包括历史学家E．P．汤姆森和文化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之后，他们三人对英国共产党心灰意冷，后来鼓吹一种对冷战持中立态度的激进社会主义。

从思想方面看，新左派竭力阐述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它摆脱了英国共产党的约束，可以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党奠定思想基础。他们对当时的工党深表怀疑（米利班德为《新左派评论》创刊号撰文的题目就是《工党政策的病态》）；他们不喜欢工会实施的集团投票制，排斥工党一贯推行的非理论社会主义方法。此外，他们还坚定地反对工党领袖休·盖茨克采取的防卫政策，认为那仅仅是附属美国的做法。在英国拥有核武器和加入北约的问题上，他们支持核裁军运动。但是，对核裁军运动提出的道德论点，他们往往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新左派认为，他们为和平运动提供理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参加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的人几乎毫无兴趣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说等问题。但是在社会和文化两个方面，新左派和和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双方都从同一个群体中获得支持，并且在相同的咖啡馆和俱乐部中碰面。

新左派鼓吹唯理主义，核裁军运动宣扬强烈道德论，两者构成了磕磕碰碰的联盟。拉尔夫·舍恩曼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作为搞理论的，他从未被新左派认真对待，例如，他从未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过只言片语；但是，作为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见到罗素以前便开始施加影响。1960年春天，在新左派经营的一家咖啡馆里，舍恩曼开始与一批人接触。他们包括《新左派评论》的斯图尔特·霍尔和拉尔夫·米利班德，直接行动委员会的休·布罗克和阿普里尔·卡特，此外还有画家古斯塔夫·梅泽尔。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舍恩曼构思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利用核裁军运动吸引的大批支持者，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他1958年参加核裁军运动，但是到了1960年逐渐感到不满。他认为，该运动涉及的问题非常严肃，然而采取的方式却缺乏力度。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荒诞的：整个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但是有的英国人却唱着歌曲，从奥尔德玛斯顿步行到伦敦。一方面，他支持直接行动委员会组织的袭击空军基地的行为，另一方面，他渴望采取更加激烈的直接行动，以便形成针对英国政府的大规模抵制。在这一点而言，他受到相当宏大的政治目标的影响，而不是拘泥于核裁军问题。

那时，舍恩曼虽然与霍尔和米利班德接触，但是在一般政治观念上，与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迥然不同。几年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一代新左派（佩里·安德森、罗宾·布莱克伯恩等人）的影响，接受了混合而成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它既有毛派思想，又有托派思想，具有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特征。但是，到了1960年，他在政治上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大，超过了马克思主义。他希望发起一场造反运动，针对的目标不是特定的政府，而是权力本身。1961年，他在《和平新闻》上发表文章，题为《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抵抗》，勾勒了这个立场的理论基础。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思想方面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H．H．威尔逊的观念。威尔逊195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过时之人的两难困境》的文章。用舍恩曼的话来说，威尔逊认为：“源于自由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有用，主张那些价值观的人已经过时。”

舍恩曼认为，私人公司——例如，美国的石油企业——拥有巨大力量，“维持着全球资源的控制，致使大量民众感到痛苦和饥饿”，让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成为过时之物。面对这种可怕力量，“民主制度的内涵已被掏空了”，“大众社会如今成了极权主义社会”。那种状态与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无关，而应归于“影响巨大的工业技术”，因此是“当今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真实写照”。所以，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质，与崇尚自由主义价值观还是公民权利之类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如同铁板一块，与其他类似社会无异……公开胁迫……现在正被注入美式体制化生活之中，并且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它影响工作、旅行、学习和创造活动。它构成对理念的恐惧，导致偏执行为，排除严肃交流……精神集中营已经形成。

我认为，我们必须逐渐认识到，美国社会已经变得冷酷无情。具体来说，为了以便维持他们的掌控，控制者们需要军事危机长期存在。

根据舍恩曼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产业的利益，人们被迫生活在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非人化世界中。这样的世界剥夺人的个体自主性，让人倒退到唯唯诺诺的孩子状态。这些说法与核武器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请听一听舍恩曼的解释吧：“假如那种非人特征没有以赤裸裸的方式暴露出来，没有让人们面临灭顶之灾，那么我会觉得，要挑战这个超级国家，挑战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及其非人性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核武器的出现起到重要作用，让人民大众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那些“控制者们”的真面目。人们觉得，自己不得不抵制权威，以便存活下去。同理，舍恩曼接着宣布，大众抵制核武器的行为将会揭示工业化社会的“赤裸裸的本质”。因为我们自己看到，奥尔德玛斯顿、北极星潜艇、北约与布痕瓦尔德[1]和奥斯维辛一样，可以带来无限恐怖。我们证明，当权者必然建立规模巨大的集中营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揭露这一点。因此，根据舍恩曼的分析，公民抗命不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其本身也是很好的做法：“在大众社会中，人们受到制度的禁锢……公民抗命必须让个人重获公共世界的参与权。”对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进行理论阐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更确切地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反对权威，以便重新强调我们的权力，抵制已被机械化的社会：“政治理论家们正在尸体上得意扬扬地踱步，但是他们最后将徒劳无益。其原因在于，现存的政治制度已是空洞。我们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大罢工。”

这篇文章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让人想起D．H．劳伦斯的政治著作。这让人不禁产生遐想，理解舍恩曼吸引罗素的原因。与劳伦斯一样，舍恩曼对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几乎一窍不通。他没有耐心去分析细微差别，脑子里面只有纯属异想天开的憧憬：人们被唤醒，参加革命活动，实现被人草草勾勒出来的目标。与D．H．劳伦斯一样，舍恩曼对政治方针和政治策略方面的细节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可以这么说，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灵魂遭遇的非常普遍的问题。与劳伦斯一样，舍恩曼对打破传统的做法本身很感兴趣。劳伦斯当年呼吁，必须“打开硬壳”；在舍恩曼关于抵制“控制者们”的言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罗素在1960年的举动与在1915年的类似，可能被这种打破传统的言论所吸引。但是，支撑舍恩曼的言论的政治理念过于简单化；罗素对此缺乏充分理解，或者至少说，没有认真思考。在一生的大多数时段中，罗素是怀疑论的热心倡导者；但是，他这时再次愿意将自己的怀疑论放在一旁，以便鼓励他觉得面对危机时需要的那种激情和能量。

1960年7月，舍恩曼致信罗素，建议开展一场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罗素在回信中表示鼓励。舍恩曼收到回信之后，随即到普拉斯彭林登门拜访。罗素热情接待，耐心倾听舍恩曼口若悬河地描绘心中的幻想：迫使政府逮捕大量抗议人士，其中包括知名作家、艺术家、剧作家等等，从而让政府改变核武政策。罗素后来发现，舍恩曼的想法是，联络100位著名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都愿意为非法抗议身陷囹圄。那种做法颇像妇女参政论者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举动：举行公开活动，以便遭到起诉。委员会成员入狱之后，“后备”名单上的成员将会出面继续抗议。这样一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政府就会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人士。他们愿意违法，愿意被送进监狱，以便让民众看到这个政权的残忍本质：不惜冒着毁灭整个人类的危险，促进机械化社会的利益。舍恩曼认为，政府最终将不得不承认失败。在他为《和平新闻》撰写的那篇文章中写道：“如果1万人被送上法庭，拒绝含糊其辞的辩护，如果1万人被送进监狱，那么，我们将会理解公民抗命的真正意义。而且我敢说，那些制造原子弹的家伙也会尝到厉害。”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罗素会认真对待舍恩曼异想天开的想法，超过了1915年对待劳伦斯提出的“拉那尼姆”的构想。煽动民众反抗政府并不是他的目的；他也不会相信，他们可以找到1万名愿意坐牢的人。更确切地说，在舍恩曼的牵强建议中，他看到了一种宣传方式，认为它可能发挥有效作用，让人们关注核战争的危险，在效果方面超过核裁军运动倡导的合法示威。他觉得，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正在沦为类似于野餐聚会的活动，不值得报纸继续关注。他后来写道：

……如果仅仅采用合法方式，那么就难以——并且常常不可能——让公众知道最重要的事实。所有大报都反对我们。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表示不满，草草提及了事”，仅仅给予我们很少的机会，让我们阐述自己的主张……我们中的一些人诉诸非法手段，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难以宣传自己的主张。非法行动具有引起轰动的新闻价值，将会见诸报端。报纸将会给予我们机会，解释举行非法抗议的理由。

这个说法听起来颇有道理，可以算作一个理由，让罗素支持舍恩曼的计划，在1960年夏天开展大规模公民抗命活动。但是，它在许多方面罔顾事实。我们有更多理由相信，核裁军运动采用的合法方式在1960年比较奏效，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当年，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达到了最大规模，最后抵达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抗议人士突破6万。他们代表了各种政治主张，来自各类组织，其中包括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此外，新闻报道并非“表示不满，草草提及了事”，而是广泛的、充分的，并且大体上持赞同立场。对游行人士的目的进行正面报道的文章见于左翼报纸，例如《每日先驱报》和《工人日报》，还刊登在主流报纸上，例如《泰晤士报》、《观察家》和《每日镜报》。而且最重要的是，确实有迹象显示，那些广泛报道正在给决策者带来影响。许多大工会已经接受了核裁军运动倡导的单边核裁军政策，正在给工党施压，促使它采取行动。那时，罗素决定在议会外采取行动，那一决定肯定没有受到局势的影响。恰恰相反，就在该方式看来很可能见效之际，罗素似乎对它失去了信心。

此外，罗素心里非常清楚，“引起轰动的新闻价值”的言行充满危险。其原因在于，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可能变得模糊不清：一是旨在让人们关注他的信息的行动，一是信息本身的内容。例如，他怎样才能清楚地表明，他一方面采用了舍恩曼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让自己与舍恩曼的目标划清界限？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他并不支持舍恩曼表现出来的准革命倾向呢？此外，如果他将自己的名声和美誉押在他其实并不赞同的一些理念上，那样做是否存在危险，让人觉得他不再是追求真理的人士？

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问题的相关性将会逐步凸显出来。但是，1960年夏天与舍恩曼讨论时，罗素对反核运动的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他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进行解释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变，然而肯定是他自己的，而不是舍恩曼的。在那段时间中，他在立场方面的最大变化涉及美国以及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1960年夏天，罗素的立场出现重大改变：他呼吁英国脱离北约，宣布在两个超级大国关系问题上保持中立。那年夏天，工党内部支持单边裁军的人士主张反复强调，放弃核武器意味着放弃英国与美国的联盟，放弃北约的保护。一时间，争论沸沸扬扬。在这个问题上，核裁军运动的支持者们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中立本身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有的人提出，英国可以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但是依然留在北约之内。

罗素以前所持的立场认为，英国不仅应该放弃其独立的核威慑，而且应该放弃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但是，到了1960年夏天，罗素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英国的中立问题》。在那之前不久，《存活》刊登了赫尔曼·卡恩的一篇文章，阐述了美国的军事政策，罗素的论点主要以那篇文章为依据。卡恩在文章中援引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的观点：“除非事实清楚地表明，要么我们面临自己被全面毁灭的危险，或者有人采取了实际步骤，将要毁灭我们，我认为任何一位总统都不会让美国卷入一场全面核大战。”这番话的弦外之音是，即便欧洲遭到毁灭，那也并不足以促使美国动用核武器，对苏联实施报复性打击。

罗素因此提出，如果这样的威慑政策阻止的不是对英国的攻击，仅仅是对美国的攻击，那么，英国支持北约的“威慑”政策之举的做法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恰恰相反，英国作为北约成员国，面临巨大危险。其原因在于，“俄国已经威胁说，如果美国的卫星国在某些方面给予美国好处，在特定条件下，那些卫星国将被消灭……如果英国中立，俄国没有攻击英国的动机；但是，如果英国对美国有用，俄国就有这样的动机”。罗素公开表示，他说这番话的身份既是爱国的英国人，也是“人类之友”。罗素认为，自己的理由有二：其一，“每个心智健全的人——无论身处东方还是西方——肯定都希望，和平共处政策将在双方占据上风”；其二，中立国家将会在两大集团之间斡旋，以便促成这样的和平共处。这样，中立国家“很可能成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尽量让人类免于集体自杀”。

虽然罗素在这篇文章中以个人身份发言，但是工会领袖、左翼工党议员、新左派知识分子和核裁军运动本身纷纷青睐他推荐的政策，并且呼吁工党采纳。他们希望，在1960年10月举行的斯卡堡会议上，工党将会正式采纳政策，单边核裁军和退出北约。当时存在的主要障碍是工党党魁休·盖茨克。盖茨克认为，英国必须继续留在北约，这不仅可以保护英国，而且可以维持西方与东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本身就可以防止苏联扩张，防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核大战。盖茨克阐述上述观点的回复刊登在同一期《纽约时报杂志》上。这促使罗素1960年8月14日在该刊发表一封信件，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美言论。“1940年，希特勒曾经煞有介事地向英国发出威胁，让人记忆犹新。”他写道，“但是，与美国目前威胁英国的言论相比，其严重程度根本不值一提。”

有人当时——主要在工会运动中——频繁活动，以便确保核裁军运动成功“赢得工党的支持”。罗素虽然与盖茨克互相口诛笔伐，但是对那些活动几乎不感兴趣——他对那段时期的许多记载也没有说明他那样做的原因。舍恩曼对议会民主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完全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工党的计谋缺乏兴趣。我们从他在《和平新闻》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源于自由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有用”。这个信念带来的结果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良心交给任何政党，我们都将遭到背叛。”但是，罗素的看法如何呢？当时，工党非常希望赢得下一次大选，组成新的政府，看来将要采纳他倡导多年的政策。他为什么对此没有兴趣呢？他是否确信，工党不会采纳该政策呢？或者说，一旦采纳该政策，它是否将很快被取消？或者说，他是否怀疑，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会实施该政策，即便工党在野时它依然是该党的政策？或者说，如果通过舍恩曼的公民抗命计划——而不是让工党改弦易辙——更有可能实现他的目标，改变政府的核武器政策，那么，他是否可能相信他看来相信的情况呢？

另外一种解释露出了水面：该解决方法完全是罗素的虚荣心所致，而不是源于罗素关于政治策略的信念。罗素本人曾经谈到舍恩曼对他的“虚伪恭维”。他还补充说：“我自己并非可以完全不受恭维之辞的影响。我听到时觉得它那么顺耳，这种情况很少见。”那一次，舍恩曼恭维采取的形式是，将罗素视为自己计划的公民抗命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怂恿罗素相信：如果接受舍恩曼的建议，他就得到了最佳机会，为反核事业做出自己的重大贡献。在那个时期中，罗素有两个同样强烈的愿望：一个是改变工党的核武器政策，一个（可能更为强烈的）是被视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根据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的记载，1960年春天他与爱德华·特勒进行电视辩论之后，罗素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特勒看来神情紧张，非常害怕。“如果制造氢弹的人害怕我，”罗素说，“怎么说呢，我真的觉得，自己肯定是重要人物。”

核裁军运动采取合法行为的做法让罗素幻想破灭，我们可以怀疑，它可能与这个事实有关：到了1960年，在核裁军运动采用的行动中，他自己并不是核心人物。核裁军运动努力让工党采纳单边核裁军政策。该方案不是罗素提出来的，而是时任运输工人总工会领袖的弗兰克·卡仁斯提出的。该方案取得的成功与罗素的想法或者言论毫无关系，完全取决于工党积极分子的能力——正是他们促成大批工会通过集团投票，表示支持。罗素的回忆显露了他当时的内心活动：他致信卡仁斯，希望对方就他和舍恩曼的计划提出建议时，“卡仁斯在回信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的言行在任何方面都影响不大”。舍恩曼讨好罗素，并且得到罗素的认可。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安慰罗素说，他的言行确实意义重大。

无论原因如何，在斯卡堡会议开幕之前几周时间里，和平运动如火如荼，但是罗素一直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一方面，核裁军运动的其他成员觉得，最大的胜利近在眼前。他们在工党内部广泛征求意见，评估获得足够支持的种种机遇，以让卡仁斯在10月5日举行的会议上通过该项决议。另一方面，罗素和运动中的无政府人士站在一起。他与舍恩曼见面，敲定拟议中的“百人委员会”的最后细节。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讨论秘密进行，不让核裁军运动的执委会们知道，尤其对执行主席卡农·柯林斯保密——舍恩曼看不起柯林斯，罗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同感。9月3日，罗素写信告诉柯林斯，次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核裁军运动大会上，“我计划发表意见，支持采取直接行动的人士”。柯林斯回信说，工党的重要会议在即，他认为罗素这样做并不合适。于是，罗素邀请柯林斯9月16日在伦敦见面，讨论罗素倡导的公民抗命计划。但是，根据柯林斯的说法，到那时为止，罗素尚未提及他和舍恩曼构想的举行群众运动的计划。与弗兰克·柯林斯磋商之后，罗素重申自己的承诺：在那次工党会议之前，他不会出面捣乱。

与此同时，罗素和舍恩曼继续密谋，策划（舍恩曼理解的）起义活动或者说（罗素理解的）激动人心的宣传活动。两人确定了拟议中的百人委员会成员名单，并且就如何开展首次大规模公民抗命活动交换意见。在最初阶段，直接行动委员会中富有经验的成员迈克尔·斯科特加入进来。到了9月11日，三人草拟了致新运动的100名重要成员的信件。信件上没有出现舍恩曼的名字，只有罗素和斯科特的签名。百人委员会的最终成员引人注目，包括电影导演林赛·安德森、剧作家罗伯特·博尔特、阿诺德·韦斯克尔和约翰·奥斯伯恩，画家奥古斯都·约翰，以及其他大量名人，例如赫伯特·里德爵士和乔治·梅利。假如英国政府被迫将那些知名人士送进监狱，其行为肯定会产生巨大影响，无论舍恩曼的这个梦想——关押反战者的巨大集中营人满为患——最终是否实现都无关紧要。

9月24日，大会在特拉法尔加举行。罗素信守承诺，在发言中没有提及采取直接行动。但是，罗素和舍恩曼已向拟议的百人委员会成员寄去了邀请函，并且游说许多潜在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捂住盖子，直到工党大会之后，才将他和舍恩曼的计划公之于众是不可能的。消息肯定会泄露出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柯林斯最先从邀请函获得者之一——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那里了解到，罗素计划实施大规模公民抗命行动。柯林斯忧心忡忡，给罗素打电话，再次得到罗素的保证：在斯卡堡会议之前，不会将任何相关信息公之于众。

但是，会议举行之前一周，罗素的计划曝光，其方式颇有戏剧性。其中一封邀请函本来打算寄给噪音治理学会主席约翰·康纳尔，后来却被送到军事史学家约翰·康纳尔手中。后者在政治上是虔诚的保守分子，发现自己应邀参加非法抗议活动，肯定非常吃惊。于是，他将邀请函转给了伦敦《标准晚报》的乔治·哈钦森，9月28日，哈钦森在报纸上刊登了相关报道。其他报纸纷纷转载那篇报道。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社论和专栏文章连篇出笼，谴责罗素的“阴谋”，闹得满城风雨。对核裁军运动执委会来说，那个时刻曝光百人委员会计划让他们尴尬不已，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促使他们猜测：舍恩曼实际上是破坏分子，其真实目的是要破坏反核运动。卡农·柯林斯急忙发表一则媒体声明，重申核裁军运动的政策：使用“合法的民主的争论、劝说和游行方式，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次日，核裁军运动执委会举行紧急会议（不过，27名执委中只有4人出席）。与会者再次确认，“倡导公民抗命的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既没有与执委会商量，也没有与参与本运动的普通成员通气”。

罗素和斯科特怒不可遏，直面（他们两人认为的）当众侮辱之举。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报界和和平运动本应关注那次工党会议的重要选举，其注意力却被引向了核裁军运动的两名年迈领导人之间两败俱伤的激烈争吵。在会议（1960年10月3日）举行的那一周里，在伦敦哈斯克尔街的罗素寓所中，柯林斯和罗素每天见面，讨论可能让核裁军运动出现破坏性分裂的局面。但是，两个人都怒气冲冲。柯林斯感到愤怒的原因是，罗素在那个节骨眼上支持舍恩曼的计划，造成了灾难性局面。柯林斯认为，那种做法给处于成功巅峰的和平运动带来持久损害。柯林斯后来写道，“当时，核裁军运动恰如一棵青翠的月桂树，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异见之风越吹越烈，暴风雨随之来临”：

随着有关百人委员会的新闻吵闹登场，人们之间相互误解，态度难以调和，不知应该支持哪一方。那样的局面必然削弱核裁军运动的有效性……百人委员会的消息恰恰在那个关键时刻出现。我认为，那对核裁军运动是一次严重打击，让它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完全恢复元气。

罗素深感委屈，其中的个人特征更强一些。《标准晚报》刊登关于百人委员会的消息之后，他随即表示，自己打算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的职务，“希望执委会通过一项表示同意的决议”。实际上，没有通过那样的决议。但是，《每日邮报》9月30日误称，在9月29日举行的执委会会议上，执委会成员表示，如果罗素拒绝受到核裁军运动年会决定的约束，不再仅仅使用合法的民主的劝说方式，执委会其实要求罗素辞职。罗素见到报道后火冒三丈，以非理性的态度表示，柯林斯应该对此负责。罗素当时认为，柯林斯正在扩大其非民主力量，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影响了核裁军运动。罗素后来写道：“核裁军运动的那位执行主席向他的朋友、执委会和报界发表声明，实际上指责说，我背着他谋划新的运动，违反了核裁军运动的内部规定。”罗素和斯科特很快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确认核裁军运动的单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加入公民抗命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在哈斯克尔街罗素寓所里，在罗素和柯林斯相互猜疑、相互指责的氛围中，举行了一连串会议。罗素要求证人到场，对讨论进行录音，以防事后对所谈内容出现争议。甚至就证人人选问题，罗素和柯林斯也出现了争执：柯林斯拒绝让斯科特担任罗素的证人；罗素以牙还牙，拒绝柯林斯提出的让佩吉·达夫和金斯利·马丁到场的建议。最后，阿瑟·戈斯作为罗素的“第二人选”，迈克尔·霍华德作为柯林斯的“第二人选”。后来，两人的小肚鸡肠之举被闹剧情节取代：柯林斯发现，斯科特和舍恩曼没有离开那幢房子，其实悄悄躲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

在讨论过程中，罗素不时上楼。显然，舍恩曼和迈克尔·斯科特在楼上给罗素出主意。他走下楼，否认我们两人已经达成一致的东西——那种做法显然受到了楼上那两个人的怂恿。于是，我们两人没完没了地继续讨论。

两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方式，让罗素继续担任核裁军运动主席，同时不让柯林斯本人或者核裁军运动承诺，接受舍恩曼制订的大规模公民抗命行动计划。10月5日是星期三，两人中断讨论，收听电台播送的新闻：弗兰克·卡仁斯赢得大选，工党这时承诺，推行单边核裁军政策。两位年迈的和平运动宣传者需要休息片刻，以便消化那个重大消息。随即，两人再次开战，一直争吵到次日晚上才达成一份“友好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核裁军运动主席和执行主席希望清楚表明，他们将继续友好合作，推动核裁军运动。两人还希望，将在适当时机，就最近见诸报界的争论问题，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他们希望，核裁军运动的所有成员，无论是否支持公民抗命，将会像过去3年那样，为了共同的目标继续努力。

签字：罗素（主席）

L．约翰·柯林斯（执行主席）

作为两人长达4天辩论的结果，这份声明并不是引人注目的文件；作为一项友好声明，它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

向报界公布了这份声明之后，柯林斯外出度假。他两周之后返回时发现，他和罗素宣布的以友好方式达成的共同决定已被罗素单方面推翻。等着柯林斯的是罗素写给核裁军运动执委会全体成员的一封信件。罗素要求辞去主席职务，解释如下：

我这样做的理由是，我发现自己无法与运动的现任全国执行主席共事……我身为主席，无法容忍执行主席的所作所为。他听任该组织的政策在公开声明中遭到错误表述。那些表述据说出自他本人之口，但是他没有公开表示否定。

这让人想起，在9月的最后一周，就柯林斯发表的关于罗素的声明，报界进行了错误报道。虽然两人在10月第一周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并且发表了友好声明，该报道依然让罗素难以释怀。10月27日，柯林斯在《每日邮报》上发表一封信件，直接驳斥了那则错误报道。但是，罗素不依不饶，似乎决心追究到底。罗素为《观察家》报准备了一篇文章，提供自己关于那场争论的版本。根据核裁军运动执委会成员佩吉·达夫的说法，那篇文章“肯定针锋相对，并且可能有诽谤之嫌”，将会给核裁军运动造成很大影响。11月5日，核裁军运动执委会举行会议，做出了安抚罗素的最后尝试，通过一项表示遗憾的决议：“报界刊登了不当声明——据称来自本运动执行主席——谈及核裁军运动的政策，涉及了主席的行为。”罗素最后得到抚慰，撤回了原定发表的文章。

如果考虑罗素在那几周的言行，我们得到了这个结论：他的态度相当坚决。无论卡农·柯林斯如何表态，他都要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佩吉·达夫说，她认为罗素“可能预测并且希望，执委会将会驳斥执行主席，恳求主席回来”。但是证据显示，只要核裁军运动执委会决定，将报界谴责罗素不诚实的报告记录在案，罗素对执委会的言行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最后，罗素抛弃了过去的想法，与核裁军运动闹翻，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其方式与他当年处理与妻子、情人和长子的关系时如出一辙。一旦他决定放弃，事情就根本没有挽回余地。整个事件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与柯林斯交恶带来的后果，罗素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他看来根本没有考虑这两点：其一，罗素在那个关键时刻支持舍恩曼，柯林斯心里不满当然是有道理的；其二，在报界本应关注核裁军运动在工党大会上取得的胜利时，罗素继续在报纸上与柯林斯笔战，给整个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害。罗素对柯林斯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据称那位执行主席发表了某些言论，损害罗素的名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吗？它是否值得让核裁军运动土崩瓦解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关键不是罗素的名誉，而是反核示威者拥有的权利——使用非法的劝诱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在核裁军运动内部，大量成员同情行动委员会采取的方式。他们很可能被舍恩曼说服，参与大规模公民抗命活动。罗素似乎认为，与所涉及的原则相比，这个事实可能并不重要：在工党举行会议期间，让那些成员暂时偃旗息鼓的做法有利于“争取工党的支持”。这样解读罗素的行为并不完全合适。其实，柯林斯开始时承认，他虽然不支持那些为了挽救人类而违反法律的人，但是也对他们表示同情。有的报道暗示，柯林斯对违法者持独断专行的态度。柯林斯公开否认这一点。此外，他还不厌其烦，试图和罗素达成某种妥协，以便阻止罗素辞职。他发表了联合声明，致信《每日邮报》，否认该报刊登的具有破坏作用的断言。他和核裁军运动执委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谴责报纸上的谎言。除了上述行为之外，柯林斯还能做些什么来抚慰罗素呢？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他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罗素决心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转而支持百人委员会。其原因很可能在于，他夏天和舍恩曼进行了交谈，舍恩曼的恭维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柯林斯后来说：“罗素是一个极爱虚荣的老人，一个伟大的人，非常伟大的人，然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虚荣的人。”

1960年10月22日，罗素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次日，百人委员会在伦敦的尤斯顿路上的朋友会所举行首次会议，罗素当选委员长。斯科特当选主席，直接行动委员会的另外一位资深成员迈克尔·兰德尔当选秘书长。舍恩曼没有正式职务，然而坊间都知道，新运动来自他的创意。在经过确认的100位创始成员中，许多“大人物”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其中包括林赛·安德森、约翰·奥斯伯恩和阿诺德·韦斯克尔。他们的露面确保报纸会进行广泛报道。不过，对于被人视为颠覆性密谋的那次会议，新闻界的口气从敌视转为调侃。根据《卫报》的报道，会议提出的某些建议涉及委员会可能采取的第一次行动：扰乱政府运作，例如，议会开幕大典和皇家卫队阅兵式，干扰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在预算提交日绑架财政大臣。这些计划表明，推动该运动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准革命希望，而是剧作家和电影导演富于创意的想象力。

该运动由多达百人的委员会领导，在形成决议时显然会遇到问题。运动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活动呢？对于这个问题，第一次会议肯定无法得出任何结果。于是，百人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工作小组”，以便代表委员会做出决定。从那时开始，“百人委员会”的神话被放弃了。那些大人物大体上变得无关紧要，打出他们的名字的唯一目的在于让潜在的新成员相信，如果他们因为支持该委员会的行动身陷囹圄，大人物将会和他们做伴。但是，与会者就新运动的总体目标达成了一致。会议结束几天之后，罗素和斯科特起草了一份宣言，题为《行动或灭亡：请参与非暴力行动》，以宣传册的方式一一阐述了那些目标。宣传册声称：其一，有人正在策划大规模屠杀计划，名义上为了保护我们，实则是东西方政府实施的“全球灭绝”。其二，需要显示“忍受艰辛的决心和意愿，从而让全世界人民相信，我们的事业值得人们去做出贡献”。在宣传册的文字中，有一点可被视为那场新运动的意义：“在政治层面上，我们的直接目标仅仅是，奉劝英国放弃依赖核武器提供保护的幻想。”宣传册断言，如果那个目标可以实现，“一个更广泛的视野将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将意识到，自然拥有巨大力量，通过人类富于创造性的聪明才智的控制，可以实现和平的目标”。宣传册以这条被人广泛引用的罗素语录结束：

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余的一切。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做，脚下是通往新天堂的大道；如果你们不能这样做，摆在你们面前只有整个人类的灭亡。

6周以后，工作小组提出了具体建议。12月14日，罗素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百人委员会决定，将于1961年2月18日在英国国防部所在白厅外面，举行4个小时的首次静坐示威。恰巧在那天，美国的补给船海神号预定抵达苏格兰克莱德河河口的圣湾，为美国的北极星潜艇补充给养。罗素向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们宣布，举行那次示威的条件是，至少收到2000份保证参加静坐的承诺书。持怀疑态度并非仅仅是局外人士。“直接行动委员会之前从未组织过100人以上的示威！”迈克尔·兰德尔后来说，“我当时深表怀疑，参加示威的人数是否可以超过2000。”

在接下了一个月中，委员会散发了数以千计的传单，焦急地等待人们寄来承诺书。在那段时间里，罗素返回威尔士，和他的孙女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已经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朵拉提出的全家人在伦敦过节的要求，错过1955年以来与约翰及孙女们首次团聚的机会。三个女孩对罗素心怀感激——他让她们摆脱了和朵拉待在一起的困境。露西在日记中表达了对那样的结果的高兴心情：“我们早上5点45分醒来，打开各自的长袜，一切都妙不可言……我们都得到了精美的礼物……我现在依然处在兴奋状态之中。”到那时为止，拉尔夫·舍恩曼已是普拉斯彭林的常客，几乎成为罗素的家庭成员。露西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拉尔夫来了。我们一起走进房间，和他打招呼。他送给我们每人来自印度的礼物……拉尔夫其实相当有趣。”

两天之后，“拉尔夫来了”。接着，在1961年1月3日，拉尔夫“和爷爷、奶奶一起聊原子弹的问题，从9点15一直到10点半。非常沮丧。我觉得应该给拉尔夫写信，说一说这事”。两周之后，露西在日记中提到，她“下午和拉尔夫交谈”。她和其他两个女孩带着一些传单，返回莫里顿宫学校。露西答应，她“将要求同学把传单寄给她们的父母！”露西在校期间，拉尔夫住在她的房间里。她在日记中写道，她希望“我的房间不会太糟，回去时无法睡觉”。

就在露西学着将舍恩曼作为家人的日子里，法院正在决定她的未来。罗素打了一场漫长的官司，以便争取对她们三姊妹的监护权。但是，就在案子将要分出胜负时，他和舍恩曼一起踏上了政治冒险之旅。显而易见的局面是，他根本无暇顾及孙女们的事情。法庭做出裁决给予罗素监护权的那个星期中，罗素身在伦敦的金斯威音乐厅，忐忑不安地出席百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报告显示，尽管散发了3.4万份传单，但收到的承诺书只有500份。距离预定示威的日期只有几周时间。会上提出的问题是，示威是否应该如期举行？与会者的感觉是，应该举行，前提是至少收到1200份承诺书。到了2月11日，拟定的示威活动开始7天之前，他们收到了所需的2000份承诺书。

于是，2月18日，举行了“资深警官可以回忆起来的最安静、最有秩序、最壮观的示威”。首先，示威者从大理石拱门出发，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接着，在广场发表演讲之后，几千人默默无语地走到白厅，在国防部外面静坐了两个半小时。罗素、伊迪斯和舍恩曼走在队伍前面，赢得人们的敬慕目光。离开之前，罗素和斯科特将一张纸条贴在国防部的大门上。他们要求单边裁军，呼吁“各个地方的人们行动起来，奋起反抗可怕的专制统治……反抗东方和西方掌握核武器的专制统治者”。然后，舍恩曼和斯科特搀扶着罗素，绕场一周，接受人们的狂热欢呼。

那次示威作为一个带有轰动效应的传媒奇观，肯定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电视画面上，一位满头白发的先知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坚毅的神情，四周是大量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您为什么这样做？”一名记者问罗素。罗素回答说：“其原因在于，如果西方政府继续推行目前的政策，整个人类将会灭绝。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那可能是令人相当遗憾的局面。”他的回答成功地传达了这个印象：只有希望大规模灭绝的人才不赞成罗素的做法。许多人对他着了迷，其中包括诗人詹姆斯·柯卡普。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柯卡普和罗素并肩站在台上。柯卡普后来回忆说，罗素非常慈祥，帮助他镇定下来，以便向在场的大批示威者发表演讲。罗素和柯卡普握了手。柯卡普后来说：“我记得自己当时发现，那手仿佛是失去活力的鸟爪，干枯细小，十分孱弱，仿佛一碰即碎。”1970年2月，柯卡普听到罗素逝世的消息，创作了一首诗歌，回忆起和罗素见面的情景。这首作品惟妙惟肖，捕捉到罗素那天给许多人留下的印象：

忆伯特兰·罗素

在另外一个2月，在9年之前的周日下午，
我为您哭泣，为可能排斥您的声音的世人哭泣。

您身体虚弱，年事已高，然而比我们所有人更年轻，
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讲台上，您站在我的身旁
没有牙齿的狮子显示出专制帝国的骄傲，
飘飘而下的雪花上投射出内尔森高视阔步的阴影。

您没戴帽子，白发在寒风中飘动
恰如您的精神在呼啸的雪片中闪闪发光。
您高声发出警告，面色悲凉，痛苦，
仿佛戴着悲鹰的面具，您无畏面对
错误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警察，
面对犯罪的政客，面对权势的僧侣，面对制造
武器、毒气和原子弹的家伙，
面对没有人性、吸吮悲惨者鲜血的牟利之徒。
您傲然独立，面对聚拢而来的话筒，
它们偏斜着脑袋，就像张口咬人的蝰蛇和眼镜蛇。
可是，您恰如一位圣人，恰如诗歌和音乐之神阿波罗，
让它们安静下来。用您的爱，用您的精神，
用您的高尚声音的无畏之美，赢得了它们的爱。

无论那次活动是否改变了公众对核武器的看法，它肯定提升了罗素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名望。对他们来说，他那时恰如一位圣人，是理性抗议和公正造反的化身。

传媒人和祝福者均认为，那次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罗素的发言很有道理，不会招致反对（不管怎么说，谁会否认毁灭整个人类将是“令人遗憾的”这个说法呢？）。示威者井然有序，报界、警方和旁观者富于同情，持宽容态度，目视游行队伍。但是，舍恩曼——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罗素——认为，那种宽容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舍恩曼本来指望，示威活动会让政府感到难堪，从而将大量知名人士关进监狱。但是，那天没有谁遭到逮捕。“我们并不希望警方一直持宽容态度。”罗素在2月19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们的运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依赖大量舆论的支持。如果我们不能激起当局改变昨天的态度，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就无法获得舆论的支持。”舍恩曼补充说：“我们希望迫使政府要么关押成千上万的人，要么放弃权力。”

在国防部门前举行的静坐示威赢得了大量表示赞成的报道，它也迫使百人委员会再次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呼吁的公民抗命意义何在？如果像罗素反复所说的那样，旨在形成宣传效应，那么，他们肯定已经如愿以偿了。但是，如果目的是要实现舍恩曼憧憬的“对大众社会的大规模抵制”，那么，他们就必须显示出更强烈的挑衅性。在整个2月和3月期间，百人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书面形式，辩论了这个问题。在白厅门前举行示威前夕，舍恩曼在《和平新闻》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用公民抗命行动让北极星停下来》，强调了他的态度：摒弃一切政党和意识形态。他坚持认为，反对核武器的非法抗议旨在重申，个人有权抵制任何异化民众的技术社会。3月10日，迈克尔·兰德尔在《和平新闻》上发表一篇文章，支持舍恩曼的论点，题为《我们追求的是否是革命？》。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大规模公民抗命意味着革命。”他认为，单边核裁军暗示革命，“或者至少暗示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在现存政党和现存政治格局中，那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兰德尔认为，单边主义提出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质，所以工党内部的单边裁军论者不会坚持下去。实现单边裁军的条件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传统，其中包括——真遗憾——工党在过去50年间形成的传统”。

那时，百人委员会已经成为核裁军运动中激进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自然家园。兰德尔和舍恩曼的发动社会革命的言论代表了百人委员会中很大部分激进分子的观点。为了实现那一部分人追求的目标，委员会不得不有所作为，迫使当局改变2月18日表现出来的克制态度。在4月初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快要结束时，舍恩曼采取了主动行为。他领着大约500名抗议者，离开特拉法尔加广场，到了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该行动没有得到百人委员会下属的工作小组的批准，在言行的得体性方面远远不及2月在国防部门前举行的抗议活动。六名抗议者被捕。示威者跟着警车，返回警察局时，出现了对峙和暴力局面。警方与抗议者之间发生激战，又有25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大多数因为袭警行为。舍恩曼的行为其实牵涉到游行队伍中很少一部分人，但是所有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道。卡农·柯林斯怒不可遏，不得不发表一项声明，谴责那次示威活动，表示它与核裁军运动无关。

两周之后，在伯明翰举行了英格兰中部地区青年人核裁军宣传活动第一次会议，主题是“公民抗命”。罗素到会发表演讲，使用煽情言辞，支持舍恩曼的煽情行为。在罗素的演讲中，大多数内容是他公开发言时老生常谈的主题，例如，拥有核武器是愚蠢行为，英国保持中立具有优点，意外核战争导致危险，合法劝导方式已经无效。不过，正是他所说的最后一段话必然让报纸报道那次演讲。“我们曾经认为，企图灭绝所有犹太人的希特勒是邪恶的。”他接着说：

但是，肯尼迪、麦克米兰以及东西方的其他人实施的政策很可能灭绝的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其余所有的人。他们非常邪恶，与希特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用大规模灭绝武器的想法绝对是令人发指的。这样的东西，任何尚存一点人性的人都不会容忍。我不会装模作样，表示自己服从意在屠杀整个人类的政府。我将竭尽所能，以任何看来有效的非暴力方式，反对这样的政府。我恳求各位也这样做。我们不能服从这帮杀人犯。他们是邪恶的，糟糕透顶的。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家伙，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是我们的义务。

这样的言辞旨在破坏2月18日那天整体上的宽容氛围。如果罗素真的相信，英国政府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家伙”组成的，麦克米兰比希特勒还要糟糕，那么，当局可能推断，他是一个危险分子。再则，如果他追求的不仅是提醒人们，整个人类的灭绝将是“令人遗憾的”，而且还要说服他们，以一切方式抵制统治他们的“杀人犯”是自己的义务，那么，罗素领导的那场运动就不再可能被视为古怪之人的无害行为，肯定会被当作具有严肃目的造反力量了。

舍恩曼采取了独来独往的行为，罗素发表了欠缺节制的言论。两者共同作用，让当局不再对百人委员会保持容忍态度。委员会决定，4月29日在议会广场举行下一次静坐示威。警方提前发出通知称，这次打算采取执法行动。罗素病得太重，无法参加示威（在伯明翰发表那次演讲后不久，他染上了严重的带状疱疹）。当天，参加静坐的2000人与3000名警员对峙，警方抓捕了其中的826人。有迹象显示，舍恩曼试图让监狱人满为患的梦想可能正在实现。不过，大多数被捕者愿意交纳1英镑罚款，而不是锒铛入狱。这说明，即便在百人委员会的支持者中，很少有人相信舍恩曼提出的逼迫政府采取行动的计划。而且，至少在那次示威中，一些名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瓦内萨·雷德格雷夫和廷翰·内维尔。但是，两人都接受保释，以便次日晚上露面。

1961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罗素待在普拉斯彭林，试图摆脱带状疱疹的折磨。在康复期间，他通读了《事实与虚构》。那本书收录了他的广播谈话、演讲和文章，既有1957年给英国广播公司录制的系列节目《影响我的青年时代的书籍》，也有不久前就裁军和中立问题发表的文章。罗素还添加了两个“噩梦”——最离奇的是，他竭力强调说，收录的五个梦和“我在梦境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伊迪斯以丈夫的名义写给昂温，必须指出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如果读者不以确定的态度理解这个事实，那些梦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但是，那些梦究竟表现什么呢？直到现在，这一点依然模糊不清。

在第一个梦中，出现了本杰明·乔伊特——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在19世纪的著名院长。乔伊特告诫年轻的伯迪，渴望死亡是愚蠢的。在第二个梦中，罗素请上帝赐予自己挪亚方舟。他可以将它停放在“郊区的某个地方，向上船者收取6便士门票”（但是上帝告诉他，船已经给了一个美国人）。在第三个梦中，航海家亨利将罗素带到一次外交大会上。会议主席说，忠诚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具有“无法估量的宝贵品质”。在第四个梦中，罗素到了非洲，出席下院在那里举行的临时会议，讨论拿破仑三世的儿子拿破仑·路易王子的意图。在第五个梦中，罗素住进了一家酒店，亲眼看见了“共产党人和无神论者约翰·埃尔姆伍德”遭受私刑的情景。在这些梦境中，读者可以体会到罗素小说中弥漫的那种不确定性氛围。我们仅仅发现这些梦让人忍俊不禁，还是看到它们揭示的罗素的性格？批评家和读者当初阅读罗素的小说时，既没有哈哈大笑，也没有痛哭流涕；同理，面对罗素要他们分析其潜意识内容的半心半意的邀请，他们一直态度谨慎，保持沉默。

1961年夏天，罗素还为《企鹅特别丛书》撰写一本著作《人类是否有未来？》。这本书重复了他早期著作《常识与核战争》的内容，仅仅增加了两点：一是他那时反复谈到的关于英国中立的论点，二是讨论那年夏天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柏林危机。7月，苏联和东德的共产主义政府签订了一项条约。苏联认为，该条约取代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签订的战后协定。这在西柏林的居民中引起了阵阵焦虑，他们觉得，新条约直接威胁了他们独立于苏联的地位。西柏林处于苏联控制的地域的包围之中，西方可以提供的唯一有效保护是发出威胁：如果苏联发动进攻，西方就将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或者正如罗素所说：“如果该威胁仅被视为吓唬之举，它并不提供任何保护。如果该威胁不被视为吓唬之举，其实可能付诸实施，那么，人类将会消亡。”许多政治人物后来承认，当时的世界已经濒临核大战的边缘。后来，东德政府退出苏联支持的入侵西柏林的计划，转而应对大量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局面，开始手忙脚乱地修建柏林墙。

就核武器问题而言，那场危机起到了强化双方立场的作用。一方面，它证实了一批人的观点——核威胁是控制苏联扩张的唯一有效方式；另一方面，它增加了百人委员会提出的警告的可信性——核大战和可能造成的人类灭绝是迫在眉睫的真实危险。工党正在转向前一个立场。在斯卡堡大会上遭到失败之后，盖茨克成功动员和积聚党内的反对单边主义力量，并且通过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努力推翻大工会的单边主义政策。到了1961年夏天，没有谁怀疑盖茨克将要取得胜利，那年的工党大会将会改变支持单边主义的决定。对于在工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做法，迈克尔·兰德尔和拉尔夫·舍恩曼曾经表达了怀疑态度。他们的判断看来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许多人依然认为，那是一种自行实现的预言。百人委员会的行为古怪滑稽，这无疑让盖茨克更加容易得手，将单边主义与极端左翼混为一谈，从而将温和派的观点与核裁军运动的观点分离开来。

反过来说，工党在单边主义问题上摇摆不定。那一态度起到破坏作用，使核裁军运动不再相信合法方式。到了1961年夏天，百人委员会已经取代核裁军运动，在反核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从那以后，核裁军运动开始漫长、缓慢的衰落过程，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逐步弱化。百人委员会至少在几个月时间里成功实现了自身的目标，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对英国政府形成了明显威胁。

1961年8月6日是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纪念日，出现了当局改变对百人委员会的态度的进一步证据。那天上午，委员会在纪念碑举行守灵活动。罗素和伊迪斯摆放了一个花圈，纪念日本受害者。大约2000人出席那个仪式，整个过程总体上相当和平。但是，有些人将纪念碑视为对抗日烈士的一种怀念之物，认为在那里举行仪式带有挑衅性。下午，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场参加人数更多的集会，局面开始变得混乱。海德公园禁止使用话筒。但是，罗素和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蓄意决定，藐视这项法律（罗素后来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个致力于公民抗命的组织”）。该行为导致的情景被电视镜头记录下来：舍恩曼站在罗素身边，手里高高举着话筒。一名警察伸手抢过话筒，打断了罗素的演讲。人群发出一阵“无耻”和“别动他”的叫声。罗素仓皇失措，舍恩曼脸上闪过一丝满意的笑意。

罗素、舍恩曼和兰德尔收到传票，被指控违反了相关法律，9月13日到万宝路街法庭接受处理。但是，在那之前，他们三人已被关进了监狱，遭到的指控更为严重：破坏治安罪。政府最终决定，将百人委员会列为颠覆组织——舍恩曼一直宣称它就是那样的组织。而且，法庭根据1361年通过的治安法令，向委员会的37名成员，其中包括罗素、伊迪斯、舍恩曼、兰德尔和斯科特，发出传票，要求他们9月12日到弓街法庭听候处理。他们之中的5人表示愿意遵守治安法令，其余的人被判1至2月监禁。当然，对百人委员会来说，那次审判是宣传方面的重大成功，恰恰是他们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与重复自己在1916年的做法一样，罗素充分利用了那个机会。他面对法庭上的大批支持者，发表了充满尊严、激动人心的讲话，为公民抗命行为进行辩护。最后，他以吸引公众的对抗言辞结束陈述：

我们这些在此受到指控的人愿意承受牢狱之苦，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拯救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的最有效的方式。如果你们将我们关进监狱，你们将会帮助我们的事业，因而帮助整个人类。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将不会停止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防止有史以来威胁人类的最大灾难。

当法官宣布，罗素将被监禁2个月时，法庭里响起一阵喊声，“法西斯分子”和“可怜的老头”不绝于耳。律师出示了有利于罗素的医疗证明，结果他和伊迪斯最后被判监禁7天。舍恩曼被判监禁2个月。审判结束之后，罗素和伊迪斯被押上一辆车身上潦草地写着“禁止核弹”字样的囚车，送往布里克斯顿监狱。

从短期效果看，罗素遭到监禁是百人委员会取得的一场胜利。它在全世界激起了抗议浪潮，让英国政府显得荒诞可笑，进一步提升了罗素在叛逆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圣人地位。可是，从长期的观点看，罗素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服刑那一周中，围绕罗素出现了轰动事件，起到的作用是掩饰了基本事实：在与百人委员会的对峙中，政府其实是赢家。

9月17日，百人委员会不得不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下一次静坐示威。但是，现场没有领导人——他们全被关进了监狱。那次行动由帕特·波特尔负责。在舍恩曼、兰德尔和罗素缺席的情况下，那个23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当选秘书长。波特尔面临的情况与委员会在2月组织首次示威时迥然不同。这时，各个方面都十分紧张：委员会变得更加好斗；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工党持完全不支持的态度；国际形势更加严峻。而且，美苏之间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于8月30日破裂，双方恢复了核试验。

举行示威之前几天，内政大臣R．A．布特勒宣布，根据《公共秩序法》，禁止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抗议活动。紧张局势骤然升级。任何在静坐示威现场出现的人——无论实际上是否坐下——都有可能遭到逮捕。该项禁令形成紧张氛围，进一步加剧了那次审判引起的愤怒，正是舍恩曼一门心思希望看到的结果。他在阿克勒肖监狱兴高采烈，写信告诉关押在布里克斯顿监狱的罗素夫妇，局势就像进入战争时期。

结果，参加那次示威的人数达到了空前水平，大约1.2万人涌入广场。显然，不可能将他们全都抓起来。但是，警方采取暴力行动，有时不问青红皂白，尽可能抓捕更多民众。被捕者中包括愤怒不已的卡农·柯林斯——他没有参与示威，仅仅在一旁观看热闹。类似的命运还落在工党议员芬纳·布劳威尔的头上。他抗议说，他是得到内政大臣的许可之后，出现在现场的。结果警察照抓不误。被捕的其他知名人士包括约翰·奥斯伯恩、乔治·梅利和瓦内萨·雷德格雷夫。根据一名观察者的说法，午夜之后，警察“情绪变得糟糕，长时间的痛苦对峙和取消休假的规定让他们变得暴戾。他们向留下来的零星的示威者发动了恶意攻击”：

摄影记者听到了警告：如果他们继续拍摄，将会遭到逮捕。示威者、旁观者、路过的人有的遭到殴打，有的被撞倒在地，全都无一幸免。成队的警察抓住试图抗争的平民，一把扔进冰冷的喷泉池中。警察猛地推倒中年妇女，然后抓着一条腿，拖过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几个人看到广场上警察的恶棍行径，慌忙四下逃散。警察追上他们，猛地踢倒在地，然后开始暴打。

罗素的希望似乎已经实现：警方不会长时间对示威者持容忍态度。总计有1314人被捕。罗素自己（当然是以他不在现场的方式）向示威者发出的呼吁，其目的不是缓解他们的激动情绪。罗素几乎确信，他是身陷囹圄的革命领袖。这种感觉在呼吁的言辞可见一斑。他写道：“朋友们，我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同事们一道，本来被告知暂时不能发表言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能发表言论——有谁知道，大屠杀将在什么时候开始？”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兰和盖茨克，他们都追求同一个目标：灭绝人类。

一小撮残酷的权势人物做出了共同决定，你们，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国家将会遭到灭顶之灾。为了满足他们这帮人的愿望，所有的个人情感，所有的共同愿望，在艺术、知识、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至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就，将被全部抹掉。

在我们这个被毁灭的星球上，生命将不复存在。再也没有曾经赋予人类生命的欢乐、爱情，再也没有灵光一现的智慧，再也没有创造美的力量。这个星球将会将会围绕着太阳，毫无目的地长期旋转下去。

我们身陷囹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噩梦。

那次示威标志着百人委员会活动的巅峰。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其领袖们扬扬自得，认为他们至少成功实现了预定目标，激励大量人们抵制政府。参与的人数引人注目，被捕人数几乎也同样引人注目。但是，根据罗素或者舍恩曼对委员会的目标的理解，它取得的成功依然留有遗憾。罗素的目标是吸引新闻界的关注；就这一点而言，它肯定取得了胜利。但是，吸引新闻界的关注目的是什么呢？大多数报纸报道的焦点不是示威者的目标，而是示威者使用的方式，特别是他们与警察之间的冲突。那些报道与当初关于核裁军运动的游行的同情报道不同，看来并未增加公众对单边主义观点的支持力度。恰恰相反，单边主义这时被视为选票毒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盖茨克几乎不用吹灰之力，顺利说服工党拒绝单边裁军政策。与舍恩曼当初的“填满监狱”的预料相反，大多数被捕者选择缴纳罚款，而不是锒铛入狱。

但是，在委员会10月29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下一次集会上，罗素在讲话中依然流露出洋洋得意的意味。他宣称，自从9月17日示威活动以来，其他国家也相继组建了百人委员会。他恳求说，“这样人在世界各国都应受到鼓励。我们必须组织——我们必须尽快组织——遍布世界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要求放弃核武器，放弃作为解决争端之道的战争”：

我们这个运动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却日益壮大。我再次重申，并且将会反复重申：

我们能够取得胜利，而且我们必须取得胜利。

实际上，一方面，百人委员会信心与日俱增，野心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政府对它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政府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试图将舍恩曼驱逐出境。他的签证已于6月到期，后来被延至11月。但是，他那时正在牢中。内政大臣宣布，不会再给他延期签证，因为“不能让协助组织违法活动的外国人留在英国”。罗素通过自己的律师提出，舍恩曼提供的服务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芬纳·布罗卡维和迈克尔·富特也以舍恩曼的名义提出上诉。后来，内政部缓和了态度，条件是舍恩曼做出保证：不再涉及任何违法活动。舍恩曼表示愿意，于是公开宣布，他已经退出了百人委员会。他并不打算遵守承诺，但是这给他带来一些麻烦，让他至少不能在委员会举行的活动中公开高调露面。

政府处理了舍恩曼之后，接着采取措施，随时准备下手。12月6日，警察部门的政治保安处官员带着根据国家机密法办理的搜查证，突袭位于古德文街的百人委员会办公室。政府还对委员会的六名主要成员的进行搜查，他们是依安·狄克逊、特里·钱德勒、特雷弗·哈顿、迈克尔·兰德尔、帕特·波特尔和海伦·阿里格兰扎。两天之后，他们六人遭到逮捕，被控违反国家机密法，从事密谋活动，具保候审。警方采取那些行动的理由是，百人委员会宣布了大胆计划，要在12月9日让七处美军基地和核空军基地陷入瘫痪状态。它们分别位于维勒斯菲尔德、赖斯利普、布里斯诺顿、布里斯托、卡迪夫和曼彻斯特。按照该计划，委员会将用大客车将大量成员送到上述基地门口，以便阻止它们正常运行。其实，百人委员会既无足够资源，也无组织力量实施这一计划。但是，政府深感担忧，于是采取强硬措施。在埃赛克斯的维勒斯菲尔德，基地四周布置了12英尺高的钢丝网，取消了当地警察的所有休假。竖立起来的木板上写着：“国家机密法。禁止进入。违者面临两年监禁的惩罚。”

在最后一刻，百人委员会取消了租借大客车运送抗议人士到基地的计划。抗议活动如期举行，但是参加者数量锐减，显然没有实现原定的目标。帕特·波特尔躲藏起来，其他人等候审判，可能被判服刑两年。与此同时，委员会的其余成员休整疗伤，恢复元气。在短短两个月之内，9月17日出现的那种亢奋状态烟消云散，用一名支持者的话来说，百人委员会已经变为一种“示众行为。它与一般公众舆论和感觉渐行渐远，是电视和报刊上展现的一场喧闹的作秀，取悦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大多数人”。

到了1961年底，罗素对百人委员会的热情大大减退。虽然还要拖上1年，他才正式辞去委员长的职务，百人委员会也要多年之后才宣布终止活动，不过当时显而易见的局面是，百人委员会的全盛时期已经结束。当初，那位88岁高龄的哲学家目空一切，在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那个画面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他9月被监禁的消息也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同情。但是，当委员会的六名成员面对可能降临的两年监禁时，他们的命运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同情，甚至没有人表示多大关注。

罗素竭尽所能，希望激起公众对六人处境的关注。他一是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谴责警方取缔在军事基地的示威活动，一是支持帕特·波特尔规避逮捕的决定。但是，总的说来，公众要么漠不关心，要么表示敌视。波特尔从藏身之地寄给报界一篇文章，谴责英国政府“邪恶的犯罪阴谋”，但是各家报纸都拒绝刊登。根据《反裁军人士的抗议活动研究》作者克里斯托弗·德莱维尔的说法，舍恩曼“从伦敦或者彭林都迪司打电话，要求发布‘罗素勋爵的另外一篇声明’”，但是“新闻编辑已经开始退缩了”。

在1962年2月9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波特尔向警方自首。三天之后，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开始审判委员会的六名成员——狄克逊、钱德勒、哈顿、兰德尔、波特尔和阿里格兰扎。政府提出的指控是，密谋“煽动各色人等，违反1911年通过的国家机密法第一条，即密谋进入属于女王陛下的维勒斯菲尔德皇家空军基地，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罗素和伊迪斯试图向警方自首，口口声声宣称，他们也有指控所说罪名之嫌。但是，当局不大可能落入他们想象的那个陷阱，两人的举动徒劳无益。结果不出预料，他们六人均被判定有罪。法官不理会陪审团提出的宽大处理的要求，其中五人被判18个月监禁，海伦·阿里格兰扎被判服刑1年。法庭的裁定仿佛是另外一颗钉子，重重地落在裁军运动的棺木上。1962年3月24日，百人委员会在议会广场举行了下一次大规模静坐示威。《和平新闻》不得不评论说：“空气中缺乏某种东西……到处弥漫着某种冷漠的气味，缺乏创新的感觉。”突然之间，一切似乎变得毫无意义。

到了那时，罗素对百人委员会的事务已经不再积极，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可言了。他不出席委员会在伦敦举行的会议，要么通过舍恩曼，要么以信函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英国内政部前一年曾经规定，舍恩曼不能为百人委员会工作，只能担任罗素的私人秘书。这一点对他们两人来说都非常合适。两人看来忠于对方，超过了忠于委员会的程度。罗素对舍恩曼的依赖越来越大，不仅将他看作同事，而且还当作朋友，甚至视为家人。舍恩曼很快意识到，他和委员会拥有的最有力武器就是“伯特兰·罗素”这个名字。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使用这件武器，不是为他声称的群众运动服务，而是让他可以直接与政府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进行接触。他乐于在普拉斯彭林待上更多时间，“草拟”以罗素名义发表的声明，让（当时已经群龙无首的）百人委员会慢慢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影响力越来越小。

在普拉斯彭林，安妮、萨拉甚至包括露西开始表示不满。她们觉得，舍恩曼骚扰了她们的家庭生活，致使祖父对她们的兴趣越来越小。那个过程是缓慢的。其间，三个女孩也对祖父抱有大量自豪之情。她们觉得，在那帮奋起造反的年轻人中，罗素拥有英雄地位。在学校，她们愉快地收听广播，观看电视，阅读报纸，了解委员会举行抗议示威的情况。舍恩曼和其他人入狱时，她们也曾表示同情。但是，她们在学校放假时回到普拉斯彭林之后发现，祖父常常忙于接受采访，忙于和舍恩曼、斯科特以及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开会，她们的心里就不那么愉快了。她们还担心，罗素似乎和她们的朋友，和威尔士的邻居们失去了联系。露西在1961年10月28日的信中写道：“您是否经常见到库珀-威利斯一家，克劳谢-威廉斯一家？见到阿玛贝尔和其他人呢？您是否仍然花费太多时间，准备演讲，和人拍照，撰写报告，忙于其他事务呢？不要让那些事情影响了家庭生活，把您弄得疲惫不堪！”

三个女孩在威尔士期间，大多数时候和库珀-威利斯一家待在一起。年龄最大的安妮心里一直明白，她和两个妹妹不同，并不是罗素家族的“真正”成员。她转而指望从库珀-威利斯那里获得自己缺乏的父母情感，弥补亲生父母或者罗素和伊迪斯造成的缺失。1961年，她离开莫里顿宫学校，去施托克居住。苏珊·库珀-威利斯在那里开了一家工厂，生产波特梅利翁陶器。安妮进入达廷顿的艺术学校之前，在那里学习设计和制作陶器的技艺。露西和萨拉也常常待在库珀-威利斯家，和苏珊的两个女儿——在达廷顿上学的西亚安和安威尔——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萨拉和安妮一样，与罗素和伊迪斯没有那么亲近，舍恩曼来到之后尤其如此。但是，露西与祖父的感情比较深厚，比较复杂。她对罗素形成了较强的依恋，对他在百人委员会中所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她在学习方面比两个姐姐更优秀，希望追随祖父的脚步，到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在家里时，她珍视和祖父待在一起的时光，如饥似渴地聆听他讲述三一学院的往事，讲述他认识的那些名人。她对他深感自豪，希望在他的生活中起到更大作用。1961年10月，她在日记中写道，她做了一个梦，“发现自己深深爱着爷爷”。

她渴望从罗素那里获得爱意和关注，然而得到的却寥寥无几。她和两个姐姐一样，后来将注意力转向家庭的其他成员，以便填补情感方面的空白。安妮曾经接触过居住在美国的林赛家族的成员——她母亲的弟弟尼克和他的女儿们。三个女孩发现，她们的外祖父维切尔·林赛也是名人。这在露西的心中形成冲突。她自己更像谁？究竟是维切尔·林赛，还是伯特兰·罗素？她觉得自己更像维切尔·林赛。于是，成为（罗素那样的）数学家的志向让位于成为诗人的追求。罗素似乎对她心里的那种纠结做出了回应：有一次过生日，露西希望得到一本维切尔·林赛的诗集作为礼物。罗素寄给她一本自己的著作《名人的噩梦及其他》。露西在回信中说，她喜欢罗素创作的故事，“特别是关于扎哈答波尔克的故事。我希望您再写一些，爷爷”。但是，下一次过生日时，她再次提出，自己希望得到维切尔·林赛的诗集。

罗素也与朵拉和约翰竞争，希望赢得三个女孩的感情。1961年夏天，他忙于处理百人委员会的事务，但依然抽出时间，与朵拉就鸡毛蒜皮的事情，进行了喋喋不休的争论，例如，孩子们夏天与朵拉和罗素度过多长时间？谁支付她们往返康沃尔的费用？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发生纠纷，久拖不决，就连他的律师也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1961年7月19日，泰勒写信告诉朵拉：“他的行为很糟糕，远远超过了是否失礼的地步。我认为，他的律师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可能失去一个讲原则的男人应有的美誉。”

罗素与约翰的关系难以改善。1961年9月罗素坐牢期间，《每日快报》和《星期日快报》刊登了两篇关于约翰的报道。前一篇报道还附有一张照片：约翰站在朵拉在汉普斯特德的公寓里，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条裤子。“这裤子是我自己一针一线编织的。”文章引用他的话说，“我没有样板，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好。穿上它我也费了很大力气。”《星期日快报》的文章使用的标题是，《罗素勋爵之子过着隐居生活》。文章还声称采访了朵拉，并且引用了她对罗素的看法：“我非常仰慕他。但是他和许多伟大人物一样，在某些方面并不那么令人仰慕。”这两篇文章的动机显然是，让罗素在一个关键时刻感到难堪。并且，它向罗素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便他对自己的儿子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世人也可能不会苟同。

1961年末，就三个女孩在哪里过圣诞节的事情，朵拉和罗素再次发生争执。罗素这次终于答应，她们与朵拉和约翰一起过。朵拉当然不失时机，给姑娘们讲述了自己对她们父亲的遭遇的看法。露西在平安夜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开始觉得，爷爷真的残酷。自己完全赞同朵拉所说的事情。这真可怕。”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她到了威尔士。她在日记中写道，她非常希望与罗素和伊迪斯多待一些时间：“我真的喜欢他们两个。”在与约翰和朵拉相处的过程中，罗素和伊迪斯似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总想利用三个姑娘来打击对方。

正如苏珊指出的，罗素和伊迪斯以特别的方式养育三个姑娘，这与罗素当年在他的祖父母那里的境遇惊人相似。姑娘们和他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总是觉得，存在着关于她们父母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刻意不让她们接触某种可怕的事情。1962年2月17日，露西在日记中记录了一场噩梦。它让人回想起罗素自己当年的梦魇——在他21岁时，他梦见了自己母亲的秘密。

昨天晚上做了噩梦。我和卡蒂、她父亲和谢拉［卡蒂和谢拉是露西在学校认识的朋友］一起，踏着积雪，走下一座布满荆棘的山头，然后又爬上另外一座。最后，我们到了一幢伊丽莎白式房子前面。房子的天花板是牢实的平板，地板是用草做的。一侧开着门，就像车库。在另外一侧，中间是窗户。在一个角落里，是门卫或者看门人住的地方……走过去一看，里面一片黑暗。突然，那里的什么东西吓了我一跳。我拼命高声叫喊，但是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谢拉到了另外一个角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出来。我吓坏了，觉得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心脏。我被固定在那里，无法跑开。我站着一动不动，简直吓呆了。恐惧感越来越强烈，弥漫全身。某种东西从半截墙壁——那是一张长桌——下面冒出来。一截袖子或者什么东西。有人在那里被杀死了，不让我走开。正要发生什么事情时，我惊醒了，不寒而栗。

这个噩梦令人毛骨悚然。罗素当年察觉的是家族中精神失常的难言之隐；露西这时察觉的是秘而不宣的谋杀——它缠住她，控制她，不让她离开。露西和朵拉在圣诞节假期曾经交谈，这是否可能暗示这种感觉，隐喻她祖父本人心里藏着的一个可怕秘密：他毁掉了自己亲生儿子的一生？

露西当时13岁。为了更好地了解祖父，她开始阅读他的著作。它们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莫里顿宫学校，传统的基督教本是她生活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要素。阅读《我为何不是基督徒》可能危及这样的信仰。她写道，她心里不再明确，自己是否是基督徒？“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信仰上帝。”后来，她发现，她在同学当中已经名声在外，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她写道：“我感觉痛苦。围绕这个问题，谣言四起。希望我们可以回家。”当时，她阅读了《记忆之中的肖像》，心里“希望某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会有同感”。见到舍恩曼之后，她觉得“自己非常叛逆……所有的陈规陋习都让我反叛，反叛，反叛”。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她开始觉得，自己和莫里顿宫格格不入。实际上，她学业非常优秀，在校长劳埃德-威廉的眼里是才华横溢的学生之一。但是，她反而考虑离开，到达廷顿去读书。她在日记中写道，她希望“冲出去，远走高飞，享受人生，和一帮无忧无虑的幸运者一起，（用爱情和性交）快快乐乐地生活，去结识自己可以爱上的男孩”。那年圣诞节，舍恩曼送给她一本劳伦斯·范德·波斯特的著作《猎人之心》。那本书讲述了卡拉哈里沙漠丛林人的故事。露西阅读之后写道：“我也喜欢像丛林人那样，在阳光充足的非洲山丘上裸奔，依靠可以找到的食物为生。”

对露西来说，那一段时间非常关键。她给罗素写了多封长信，解释她所处的两难困境，希望离开莫里顿宫学校。劳埃德-威廉小姐的态度如何呢？“我确实欠她很多——太多了，真的。”她姐姐安妮曾经劝她继续待在莫里顿宫，一是因为她欠劳埃德-威廉小姐的人情，二是离开对她的学业不利。罗素和伊迪斯在回信中表示安慰，并且告诉露西，他们“听到安妮的意见之后，深感震惊”。它“在我们看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那样的态度多年来均是如此——我们觉得不无道理”。他们支持露西前往达廷顿继续学习的想法，并且给该校校长蔡尔德写信，询问那里是否还有空位。他们在写给露西的信中说：“如果他赞成你转学，你应该去他那所学校。”

那场危机所起的作用是，让露西与她祖父的关系更加亲密。这时，露西对祖父言听计从，在她未能和母亲建立联系时尤其如此。她在1962年2月22日写道：

我特别希望到哈斯克尔去，与祖父和祖母住在一起，遇事征求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哦，不，不是这样。我想和他们多待一些时间，见更多的人。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喜欢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不会干扰他们的个人生活，不引起他们讨厌。我的意思是，例如，他们是否不想让我们知道并且影响他们的计划，看到他们的客人？我爱他们，很想知道他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容忍我们的干扰？他们是否心里不喜欢我们这样做？我希望不是。

几天之后，她开始阅读《人类是否有未来？》。那本书激发了她的崇高想法：

现在，我年纪太轻，见识不多，鼠目寸光。我考虑的只有自己和身边人的事情。有一天，这两面墙壁将会轰然倒塌，形成缺口。我将拥抱整个世界。我将思考、认识和理解世界。爷爷很忙，常常埋头工作。但是，我觉得他依然非常关心我们，非常喜欢我们。

她读完这本著作之后，用充满敬佩的语言，写下了这一段话：

充满启迪，给人激励，引人奋发。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将会一直被人铭记，永垂青史。“我在黑暗中撰写本书。我写的东西是否将会公之于世？如果出版，是否有人阅读，这一点尚存疑问（或者遇到其他什么因素）。人类可能不会幸存下去……”（1961年7月）。但是，最终将会出现一个真正美妙的世界，幸福的世界。那里的所有人志向高远，富于创造，心里充满爱意。那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贫穷、饥饿和疾病非常罕见。我想到这里，不禁心情振奋，浮想联翩，不在乎人世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了。这时我想到，自己是否可以一直坚持这样的理想，努力让它实现（不过，天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的理想总是模糊不清，似乎遥不可及，但是爷爷的理想是实在的，可以实现的。我从未厘清事实，一些东西总是模糊不清，例如，核裁军运动提出的观点。晚饭之后休息一会儿，然后阅读《事实与虚构》和《记忆之中的肖像》的片段。爷爷对青少年怀着深厚感情。我从一个段落中看到，他理解并且同情年轻人所做的一切。我真希望自己很快长大成人，以便理解他的著作和思想，可以和他讨论他的思想，讨论我的意见、观点和追求，讨论青少年的爱恨、愿望和内心深处的感情。但是，我还是个孩子，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小东西，没有什么值得表达的想法。但是，我必须努力，因为他有一天将会死去。这个世界将会失去他。他那样的人应该永远活下去，永远，永远……我真的想回家了。回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体验人生……我多么渴望啊！我希望他们也这样想。

但是，1962年复活节假期，她回到家里，却感到非常失望。秘书们在家里占据支配地位。除了舍恩曼之外，还有一个叫琼·廷克尔的。他和舍恩曼一样，身兼两职，一是百人委员会活动分子，二是罗素的私人秘书。有一天，露西与廷克尔和舍恩曼发生争吵之后走进厨房，“拉尔夫拼命大叫，‘滚出去，琼’，结果发现是我，于是连声道歉”。用餐时，廷克尔和舍恩曼两人与罗素和伊迪斯坐在一起，三个女孩在另外的地方。露西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他们更关心的是来访的客人，而不是我们三姊妹！我们很难见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偷听——我不应该这样做——并且希望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交谈，一起做事”。她开始觉得，她和姐姐们“在他们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爷爷、奶奶和我们聊天时，总是同一个面孔，同一种情绪，就某些话题上表达相同的看法。任何活动都不让我们参加，例如，接待客人，制订计划，参与讨论。说实在的，我真的希望参加。要是我大3岁该多好！……我们对爷爷、奶奶的了解很少，根本比不上他们的“常客”——他们已经不再是客人，就连楼梯用什么地毯这样的事情，爷爷、奶奶也问琼的意见！……不过，我喜欢他，并不介意他待在家里。要是晚饭之后，我们可以围坐在壁炉前，一起聊天，那该多好！

相比之下，复活节期间，她在康沃尔度过的那几天，感觉简直天壤之别。朵拉想方设法，让露西和她的两个姐姐参与那里的事情，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员。露西与罗德里克特别亲近，甚至开始希望他就是自己的父亲。她在离开康沃尔之际写道，“不愿离开这里的家庭生活”。朵拉自然看到了三个姑娘对舍恩曼的怀疑态度，于是不失时机地加以鼓励。她告诉她们，她认为舍恩曼的目的是，让他自己成为罗素的继承人，并且希望将这一点写进遗嘱，剥夺约翰的权利。安妮也有她自己的说法：伊迪斯对舍恩曼那么感兴趣，他可能真的是伊迪斯的儿子。

毫无疑问的是，舍恩曼深得伊迪斯的青睐，到那时为止已在罗素的生活中占据了核心位置。1962年3月，舍恩曼开始忙碌，计划在5月为罗素举行90诞辰盛大庆典。他的打算与其说是举办一场生日聚会，毋宁说是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奉承活动：第一，邀请伦敦交响乐团，在皇家节日音乐厅举行专场演奏会；第二，请汉斯·恩利为罗素制作一幅肖像；第三，弗洛拉·罗素将向罗素赠送一尊苏格拉底的半身雕像；第四，制作一枚纪念徽章——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罗素坐在年轻的仰慕者之中；第五，发行一本致敬辞选集。该选集将和音乐会节目单一起赠送，收录了舍恩曼邀请大批名流撰写的文章，其中包括A．J．艾耶尔、戴维·本-古里安、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尼尔斯·玻尔、马克斯·玻恩、马丁·布伯、伊萨克·多伊奇、肯尼思·卡翁达、马丁·路德·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夸梅·恩克鲁玛、约瑟夫·罗特布列特、阿尔伯特·施韦策、吴丹和莱昂纳德·伍尔夫。那天晚上，许多名人将会发表讲话，其中包括瓦内萨·雷德格雷夫和贝德福德公爵。

当然，朵拉不在应邀嘉宾之列，约翰、彼得和康拉德也被排除在外。那时，凯特住在英国——她丈夫接受为期1年的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培训，随后将以传教神父的身份奔赴乌干达。但是，凯特在那一年中很少和父亲见面，而且没有出席那次盛大的生日庆典。露西和萨拉在最后一刻收到了请帖，不过那是露西强烈要求的结果。5月11日，距罗素的生日还有一周时间。她俩听说，欢迎她们出席90岁生日音乐会，生日当天还可以前往哈斯克尔街，参加罗素和伊迪斯的茶叙。但是，她们被安排住在斯隆广场的卡多根酒店，而不是住在哈斯克尔街的寓所。露西写道：“显然，他们只想让我们在必要时露面。”

生日茶叙的规模很小，出席的是非常亲密的人。除了罗素、伊迪斯、露西和萨拉之外，其余客人只有罗素在伦敦的管家简·雷德蒙德——当然，还有拉尔夫·舍恩曼。根据露西的描述，罗素“十分开心，精力旺盛”。生日蛋糕上插了9根小蜡烛，一根代表10岁，中间是一根长蜡烛，称为“知识之炬”。茶叙之后，舍恩曼领着罗素和伊迪斯，前往皇家餐厅，出席克劳谢-威廉斯和A．J．艾耶尔举行的盛大宴会。出席的嘉宾大约70人，包括E．M．福斯特、朱丽安·赫胥黎，以及罗素初次见面的表兄弟贝德福德公爵。艾耶尔、赫胥黎、贝德福德和福斯特分别致辞。罗素有机会与很久不见的朋友见面，例如，迈尔斯·马勒森和阿瑟·威利。

艾耶尔和克劳谢-威廉斯本来打算邀请大多数最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但是，其中名气最大的吉尔伯特·赖尔不得不排除在外——伊迪斯怒气冲冲地向克劳谢-威廉斯强调，罗素不愿和他同坐一室。她的理由是，罗素认为，赖尔致使英国哲学界被一个小团体控制，如果赖尔不点头，没有谁可以在哲学领域工作。但是，克劳谢-威廉斯没有理会她的说法，认为罗素依然恼怒，没有忘记旧账：当初，就欧内斯特·格尔勒的著作《词语与事物》，罗素与赖尔发生争吵。是否邀请P．F．斯特劳森呢？在这问题上也出现了一点麻烦。克劳谢-威廉斯写道，最终“斯特劳森确实到场——我们只得暗中希望，伯迪不会注意到他”。那天晚宴的最后，灯光暗了下来，插着90根蜡烛的巨型蛋糕被送进大厅。

次日下午，舍恩曼组织的豪华庆典在节日剧院举行，让艾耶尔和克劳谢-威廉斯辛苦安排的宴会黯然失色。舍恩曼担任庆典施仪，节目不仅有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而且还有许多人宣读的贺词以及世界各地更多人发来的致敬辞。当然，最夸张的致敬辞出自舍恩曼本人之口：“伯特兰·罗素成就非凡。无论我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都难以理解它们的重大意义。我常常提醒自己，和他一起生活和工作是多么有意义的经历。他的话语，他的手势，他的一举一动，他生活中的每个微小细节都充满热情。”

罗素。所有的兴奋之情与他同在，所有的精力和活力与他同在……他感性丰富，对语言充满激情。他憎恨欺骗和腐儒，对反讽和悖论独具慧眼。和他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都让人兴奋不已。威尔士。他熟知那里的一草一木，纵情享受阳光和田野……这就是我珍爱的伯特兰·罗素，这就是我希望赞美的伯特兰·罗素。这是人性之诗，是他没有意识到的宏大内涵。我希望赞颂伯迪之美。它让可怜虫们相形见绌。他们心怀妒忌，采取卑劣的小人之举。他们口出恶言。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任何隐喻都不能表达他的伟大。

罗素后来说，舍恩曼的恭维“常常过于明显，几乎让我觉得自己愚蠢”。但是，他当时却心安理得地沉浸其中。他在谈到那场音乐会时写道：“我深深感动，觉得自己说不出话来。”但是，他实际上发表了讲话，感谢舍恩曼和其他莅临的嘉宾，声称“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念：生命、欢乐和美胜过满是尘土的死亡”。他还宣布说，他已经“踏上一段新的人生旅途。它将会引起一定程度的迫害、漫骂和伤害”。他发现自己“今天如此受人欢迎”，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诸位光临庆典，对我寄予厚望。我觉得自己绝对不能辜负。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而且，我从心底谢谢诸位。

露西对庆典感触颇深，次日写道，“我看了节目单，所有的致敬辞都让我深受感动。我意识到拉尔夫所说的‘伯迪之美’”。但是，舍恩曼预测，罗素将在那年6月1日逝世。这让露西心神不宁：

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我那时开始意识到伯迪的美丽、伟大、慈爱、真实、深邃、真诚。我开始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样生活。我觉得自己必须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对他怀着一种伟大而深沉的爱，它包含受到他影响的一切。我和他接触越久，那种爱就越多，越深。我非常渴望暑假早一点到来。我非常希望他可以活到那个时候。那时，我们可以在6周时间里，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意和尊重。我曾经希望自己早一代出生，或者说，至少早出生几年。那样，我就可以成为百人委员会的一员。但是，我现在希望早点出生的原因是，我可以和他一起共度更长的时间，向他学习更多的思想。他是一位伟大、完美、可爱的人，一位非常罕见的人。拉尔夫真是非常幸运。我现在躺在床上，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我反复祈祷，拉尔夫说的不是真的。我们——我们全家人——将失去这样一位祖父：他充满爱意，温文尔雅，体贴周到，才华横溢，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充满活力，谈笑风生。而且，他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朋友将失去这个地球上最真诚、最慷慨的男人之一；这个世界将会失去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失去一位最纯粹、最开明、最睿智的人。

她写道，她整天都在回想“拉尔夫说‘我希望赞颂伯迪之美’的情景。我希望赞颂伯迪之美。怎么表达更好一些呢？啊，亲爱的，亲爱的伯迪……因为他，我希望去爱每个人，希望自己成为完全真实和纯粹的人。在他的影响之下，一切突然变得明晰。我开始领悟智慧，——他的智慧。”她返回学校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她一直想着她的祖父。

爷爷的影响非常美妙，让人摆脱自我的束缚，呈现最好的一面。要是他给我写信，我会大受裨益。

（5月21日）

希望爷爷给予我们更多时间，给我们写信。

（5月28日）

希望请爷爷教我历史和几何。希望他和我们聊几个小时，给我们讲故事。他知识渊博，非常有趣，充满活力。

（5月29日）

她心里想，如果约翰可以到普拉斯彭林来，和他们住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啊！她给祖父写了长信，表达佩服之情，恳求他回信。但是，她5月31日收到回信。“爷爷的信篇幅很短，口气冰冷，语言正式……给人强烈的感觉是，它出自秘书之手。”她判断，信件很可能是琼·廷克尔写的：

让我火冒三丈，愤愤不平；琼写道，“最亲爱的萨拉和露西，我们盼望你俩回来”。不过，我感到惊讶：这封信的口气简直像是闹剧，十分虚伪，不是出自爷爷的笔下。况且，我在信中恳求他回信，表达了我的感情，并且说了“那些演讲非常动人”之类的话。那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冲着一面石壁表达爱意，说“我希望赞颂伯迪之美”，那样做变得毫无意义，浪费感情，非常愚蠢。如果他让秘书代劳回复，我宁可没有收到回信。

她断定，那主要是伊迪斯的错误。“假如我们三姊妹与爸爸、朵拉和伯迪一起生活，那将多么快乐！伊迪斯与我们一家人格格不入……哦，亲爱的爸爸！真希望他身体康复，到威尔士来。”然而，约翰当时处于人生的最低点。露西注定要么继续“冲着一面石壁表达爱意”，要么将注意力转向他人，以便获得她非常渴望的关注、指引和爱意。

关于舍恩曼在罗素90寿辰时收集的致敬辞，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们包括了世界上的许多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文字。肯尼思·卡翁达——那位非洲领导人很快将要成为赞比亚的首位总统——称赞说，罗素唤醒了普通民众的良知，他还表示：“罗素具有勇气和卓识，对人类所做的贡献无法衡量……［我］希望，伯特兰·罗素所做的工作将会继续下去，经久不衰。”印度总理尼赫鲁写道：“我希望，伯特兰·罗素长寿，在未来许多年中继续发出强有力的呼吁，支持美好的事业，特别是维护和平。”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将罗素称为“我们时代的一位优雅先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写道，罗素“应该得到人类社会和所有组织给予的至高褒奖”。

那些致敬辞非常重要，其原因不在于，卡翁达、尼赫鲁、恩克鲁玛和吴丹是地位显赫、手握重权的人物，而在于他们正是舍恩曼希望罗素建立联系的地位显赫、手握重权的人物。罗素身为哲学家和作家，是一位不可否认的人物。在英国和美国政界内，舍恩曼肯定可以找到许多愿意向罗素表示敬意的知名人士。他也可以从赫鲁晓夫那里弄到一份致敬辞。但是，舍恩曼选择的那批政治家具有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均是不结盟人士，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保持中立。新左派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希望它们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提供一种新的力量。那种力量敌视欧美帝国主义，然而并不受苏联——它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但是完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污点——支配。新左派思想家们认为，新近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的领袖将会发挥领导作用。反过来说，这些领袖也愿意将罗素视为灵感之源。这一事实似乎让舍恩曼觉得，罗素可能以类似国家元首的身份，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舍恩曼可以影响这位“国家元首”的政策，那么，他自己就可以对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产生影响，超过他作为百人委员会追求的“群众运动”的头目所起的作用。

舍恩曼当初异想天开，想通过让知名人士大批入狱的方式，强迫英国政府改变核武器政策；同理，罗素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也是他想入非非的产物。关于梵蒂冈的影响力，斯大林曾经提出了著名问题：“那位教皇拥有多少个师的军队？”如果说到“北威尔士的农舍式房屋中一位穿着居家拖鞋的90高龄的知识分子”，斯大林的这个问题肯定非常合适。不过，舍恩曼的想法在现实中至少有一定基础。不管怎么说，那些国家元首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元首们，似乎真的愿意与罗素建立通信联系。实际情况显示，他们甚至将罗素派到那些国家的私人“代表”作为重要的外交人士款待。在《自传》中，罗素在描述90诞辰庆典时漫不经心地补充说，庆典结束之后，他隐居威尔士。他“7月返回伦敦，仅仅逗留几天时间，以便与吴丹讨论国际核武器政策和裁军政策”。他提到这一点时给人的感觉是，联合国秘书长在伦敦逗留期间，抽出时间和他讨论这些意义深远的问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与那次讨论相关的，肯定是罗素在《自传》中照录的那份文件，题为《仅供吴丹参考的建议：平衡委员会》：

……任命一个由不受约束的国家组成的小型委员会，让它随时调查东西方争端中出现的问题，以便提出双方在不失体面的前提下可以接受的妥协性解决方法。

……该“平衡委员会”应就它所调查的所有问题提出建议，谋求对所提建议的支持，首先是中立国家的支持，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东方和西方谈判者的支持。“平衡委员会”成员应该在各自国家中得到公众的尊敬，但是不应对各自国家的政府负责。

……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平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可望获得道德权威性，让东西两方难以抵制。

罗素提出的建议未被联合国采纳；但是，它不乏启迪，揭示了他本人希望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当然，罗素让英国自身成为“不受约束的国家”的希望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适合从事维持和平任务的理想人选具有这样的特征：首先，得到公众的尊敬，但是不应对各自国家的政府负责；其次，可望从世界上的决策者那里获得“道德权威性”。这肯定就是他自己。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他当时希望为自己塑造的角色。

他对自己在公众生活中所起作用的这一定位非常自负，非常高调，得到了舍恩曼的恭维言辞的支撑——那时，舍恩曼开始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以便利用“伯特兰·罗素”这个名字赋予的力量。罗素在与舍恩曼分道扬镳之后撰写的《个人备忘录》中谈到此事时强调，舍恩曼“自我膨胀”。他还表示，舍恩曼的个性特征是，“自我超过理智”。他甚至认为，舍恩曼是“自大狂”。罗素写道，舍恩曼对他的恭维是“强化其自我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所有场合中，他利用我的名声，利用我的名字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支持他自己的观点。他过于夸大了我的重要性。

但是，正是因为舍恩曼夸大了罗素的重要性，舍恩曼才能在很长时间里利用罗素的名望，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在《个人备忘录》中，罗素自问，他当初为什么没有与舍恩曼决裂呢？他没有意识到，最有说服力的答案隐含在他自己对舍恩曼性格的分析之中。罗素心甘情愿地服从舍恩曼的操纵，这本身就是“自我超过理智”的一个例子。

不足为奇的是，在舍恩曼的影响之下，罗素那时开始以世界领袖自居，觉得自己真有那样的能力。他不再以百人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而是以伯特兰·罗素的名义，以恩克鲁玛所称的“我们时代的先知”的身份发言。他曾经解释，如果说显而易见的是，冠以“伯特兰·罗素”的观点并非全都出自他本人的笔下，其实“众所周知的是，几乎所有政府官员和企业要员的公开发言稿全是由秘书或同事代劳的”。既然如此，他的发言稿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于是，已在普拉斯彭林启动的招募完整“秘书团队”的进程这时加快速度。罗素开始将自己的——而不是百人委员会的——代表派往各国国会，派往各个国家，派往各个国家元首的官邸。

在最早担任伯特兰·罗素的私人密使这一新角色的人选中，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法里的年轻人。法里毕业于伦敦大学，获得现代史学位。后来，他投身和平运动，先担任直接行动委员会成员，后来是百人委员会成员。他引起了舍恩曼的注意，于是应邀前往普拉斯彭林，加盟罗素的秘书团队。1962年7月，法里身负使命，奔赴莫斯科，作为罗素的代表，出席世界裁军大会。裁军大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该组织被工党列入违禁机构的名单——筹办。所以，罗素、卡农·柯林斯、伍顿男爵夫人及其他人一样，因为支持该大会受到工党开除党籍的威胁。

到那时为止，核裁军运动和百人委员会已经成为让工党感到难堪的机构。休·盖茨克1961年成功让工党改变核武政策之后，与和平运动的关系每况愈下。1962年5月1日，工党在格拉斯哥举行集会，盖茨克谴责反核示威人士，所用言辞空前强硬：“当选举投票时，这些家伙一文不值。他们是微不足道的渺小角色，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应该回到学校去重新学习。”盖茨克强调说，希望工党执政的人应该支持工党正式公布的政策；不能支持的人其实“破坏我们获得胜利的机会”，所以“根本不应赖在党内”。罗素显然被视为“破坏者”之一。首先，工党企图以他支持莫斯科大会为由，将他开除出党。后来，它反复强调，罗素没有按期交纳党费。于是，它登报宣布说，罗素已经不是工党党员了。后来证明，那是错误之举。工党暂时让步，让伯特兰·罗素继续留在党内。

到头来，莫斯科大会变成开展公民抗命示威活动的场合。当时的局面让苏联政府深感尴尬，其效果类似于1年以前百人委员会举行的静坐示威给英国政府带来的影响。百人委员会的“产业分会”由名叫“团结”的托派分子小组控制。他们炮制了一份传单，让百人委员会代表带到莫斯科。传单题为《反对所有核弹》，从准托派分子的角度攻击苏联政府，谴责它是背叛革命的斯大林政权。“我们进行的斗争旨在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传单作者写道。他们提出，在东方和西方，氢弹起到的作用是，维护“拥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的生活和福祉。传单呼吁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并且在结尾处写道：

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拥有的改变社会的力量。我们伸出双手，和俄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战胜我们国家的统治者，战胜你们国家的统治者。我们已经开始斗争，这也是你们的斗争。我们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否则，我们将一起消亡。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传单使用的语言与罗素文章中的截然不同。对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式表达，甚至舍恩曼也持保留态度。但是，在红场举行的一次非法示威上，百人委员会代表散发这份传单，至少成功地回击了许多人认为百人委员会亲苏的指责。卡农·柯林斯和核裁军运动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表了一份声明，与他们所说的滥用苏联政府的好客态度的人划清界限。但是，在罗素的支持下，克里斯·法里热情参与了该行动。苏联控制的新闻界批评该活动，认为那是一小撮“自作聪明的家伙”的行为；与之相反，西方新闻界大加赞扬。正如舍恩曼对罗素所说的，总的看来，“在莫斯科举行的示威对我们大有好处”。

法里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舍恩曼身在美国。他一是探望住在加州的父母，二是利用访美机会，接触支持和平运动的富翁和知名人士。他拜见的人包括赛勒斯·伊顿、莱纳斯·波林、科利斯·拉蒙和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舍恩曼作为罗素的代表求见，他们都表示同意会面。他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特别重要的是从伊顿那里获得了金钱。但是，他争取那些资助究竟是为了百人委员会，还是为了罗素的私人秘书团队？答案并不明确。他在给罗素和伊迪斯的信件中写道：“其实，撰写伯迪的‘私人’信件是和平运动办公室的主要事务。然而，这样的工作却被当作你们的私事，要二位自掏腰包负担。”

到了那时，百人委员会与罗素的私人秘书团队其实是两个相互竞争、完全不同的团体。1962年，委员会本身进行了重构，组建了许多地方性委员会。它们在理论上受到全国委员会的监督。但是，主要决定由伦敦委员会做出。在1962年夏天之前，伦敦委员会的秘书一直由克里斯·法里担任。但是，法里后来到了普拉斯彭林，与舍恩曼联手，他的位置由琼·廷克尔接手。廷克尔那时已与舍恩曼闹翻，所以愿意离开威尔士，重新回到伦敦的同事身边。那次重组让人难以明确，罗素作为百人委员会委员长，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他究竟是管理什么的委员长？伦敦委员会根本没有委员长一职。伦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第二、三项如下：

2．伦敦委员会不设委员长。

3．罗素伯爵应邀成为伦敦委员会成员。

显而易见，如果他们希望奉承他们的最大财产——罗素——本已膨胀的自我，他们不应仅仅邀请他加入。对于罗素的个人魅力在1961年示威胜利之中所起的作用，被伦敦委员会成员错误地低估。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才是那场大规模无政府主义造反运动的领导人。他们确信自己得到群众支持，蔑视“大人物”在运动之初吸引的关注。于是，他们转而集中精力，争取参与斗争的工人阶级。他们在莫斯科散发的传单中曾经宣布，他们实现了和工人阶级的团结。

伦敦委员会误认为，他们从事的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他们计划1962年9月9日在伦敦中心的英国空军部门前，举行大规模静坐示威，试图重现前一年的辉煌。他们宣布，举行示威的前提条件是，委员会至少获得7000人的参与承诺。这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到8月最后一周为止，他们收到的承诺尚未达到预期数量的一半。于是，罗素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那次静坐示威很可能被取消。廷克尔知道后火冒三丈。第一，罗素在伦敦委员会中没有领导位置；第二，当时尚未做出任何决定。罗素有什么权力发表这样的声明？罗素及时表示歉意。9月2日，伦敦委员会匆忙召开会议，罗素罕见地露了面。

伦敦委员会成员觉得，罗素在那次会议上有时态度冷漠，神情尴尬，有时颐指气使。在委员会中，一批年轻的无政府主义造反者和“自由主义革命者”占据支配地位。他们觉得，那样的态度毫无同情可言，与自己格格不入。于是，他们不再尊敬他的名望和盛誉，与对待英国政府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罗素以居高临下的做派，宣布了他的命令，认为应该取消那次静坐示威。他听到反对之声，但是并不回应。最后，他转身离开，引起与会者的反诘和敌意。参会者很不情愿地叫停了那次静坐示威活动。但是，伦敦委员会的执委们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与罗素的秘书团队之间，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正在形成。

次月，鸿沟进一步扩大。百人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见证了那个异乎寻常之举：罗素和舍恩曼公开为一个国家（古巴）辩护，认为该国应该拥有核弹。10月30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一周之后，伦敦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琼·廷克尔“进行安排，与罗素勋爵的秘书团队举行一次会议，以便评估我们与罗素勋爵之间的关系”。但是为时已晚。两周之后，罗素退出百人委员会。他在《自传》中解释说：“在那年9月发生的事件中，百人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行为愚蠢。委员会的政策形同虚设，逐步淡化。这两个问题让我身心疲惫。”委员会没有认识到，舍恩曼当初利用了“伯特兰·罗素”这个名字具有的能量。他们反而设法将罗素孤立起来。然而，当初正是罗素单凭一己之力，让百人委员会获得了公众的关注。这时，波特尔、兰德尔和其他领导人依然关在狱中。仅仅几个月时间，百人委员会便土崩瓦解。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仅仅剩下“一小撮脾气急躁的年轻极端分子。许多同情单边裁军的人士几乎不被他们放在眼里”。

在那段时间里，古巴导弹危机给予罗素和舍恩曼机会，实现他们长期以来的夙愿：事实上以联合国“平衡委员会”的面目，出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对新左派来说，1958年的古巴革命是一个十分有利的轰动事件。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新左派领袖们，例如佩里·安德森和罗宾·布莱克伯恩，发出了这样的赞美之辞：“古巴既非纯粹的欠发达国家，亦非工业化国家，既不奉行简单的中立主义，也不奉行共产主义，既不实施议会制度，也不实行自给自足经济。它似乎超越了这些条条框框，在人类社会制度方面，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在新左派的眼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位英雄。其原因在于，他似乎代表了这批人的理想——他们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指望在那里找到中立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安德森和布莱克伯恩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卡斯特罗的主张：“站在世界上争论不休的两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或立场中间。”卡斯特罗认为，古巴革命代表了一种新“人文主义”。卡斯特罗说，这样讲的“理由是，它的方式是人文主义的。我们希望让人类摆脱所有恐惧、强制命令和教条主义”。

在革命发生之后的岁月里，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出现了任何自称“不结盟”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世界上头号大国美国的毫不宽容的敌视态度，古巴除了与二号大国结盟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维护自身的办法呢？卡斯特罗（1961年宣布）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究竟是美国对古巴的好战态度的原因，还是其结果呢？其实，这个问题毫无实际意义。但是，那年4月，美国支持流亡在外的古巴人入侵“猪湾”，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结果以惨败告终。在那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苏联人，要求他们使用原子弹，保卫他的革命成果。

早在1962年2月，罗素（或者说，以“伯特兰·罗素”之名撰写文章的舍恩曼——那时，几乎已经无法区分两者了）在哈瓦那报纸《革命》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进攻古巴将会导致核大战》，宣布支持古巴革命。罗素公开表示，“古巴革命应该得到祝福和鼓励，而不是盲目的敌视”：

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害怕失去在拉丁美洲牟取暴利的帝国。军事工业集团如果想要维持其地位、权力和利润，就需要持续不断地制造军火，准备打仗。在美国，这些力量在其豢养的说谎者——无论他们是科学家，实业家还是国会议员——的帮助之下，形成了对古巴革命的病态敌视。这对古巴的独立是严重威胁，对世界和平是严重威胁。

我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干涉，让古巴解决她自己的问题。我呼吁美国人民，不要理会他们的领导人发出的歇斯底里的言论。我呼吁拉丁美洲的政府和人民，以毫不妥协的态度，驳斥任何针对古巴革命的措施。古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拥有不可让与的权利，可以用她喜欢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

美国针对古巴的行为可能导致核大战。这样的战争将会毁灭文明，而且很可能毁灭整个人类。记住自己的人性，忘记其余的东西。

将最后一个句子用在此处显得很不合适。在《行动或灭亡：请参与非暴力行动》那篇宣言中，罗素使用了它，敦促英国实施脱离北约和单边核裁军政策。在此，它被用来敦促美国实施一项政策，让古巴“以她喜欢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这里的不协调源于这个事实：在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时，卡斯特罗与当年的英国政府一样，决定躲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这是否也是“不可让与的权利呢”？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罗素当年认为，英国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一帮杀人犯”的罪恶行径呢？

当然，古巴面对的局势完全不同，非常紧迫，超过了英国早些年面对的情况。具体说来，古巴政府对美国入侵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肯尼迪曾经明确表示，他希望看到卡斯特罗政权倒台，愿意继续支持对卡斯特罗感到不满的流亡人士，例如，参与猪湾事件的那些人。许多美国人希望实施进一步干涉。美国的右翼政客四处游说，建议美国军队入侵古巴。诸如此类的说法自然让古巴当权者感到紧张。其原因在于，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外部帮助，古巴根本无法在面对美国入侵时保卫国家。

1962年8月和9月，美国政府显示了入侵意图，让古巴当权者越发忧心忡忡。他们向苏联、联合国甚至罗素的秘书团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根据罗素后来的说法，“8月末，古巴驻英大使私下告诉我，他的政府非常焦虑，认为美国入侵在即，古巴问题将会引起全球危机。我告诉他，我将全力以赴，告诫相关大国谨慎从事。”那位古巴大使为什么要去找他呢？他没有就此做出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罗素看来理所当然地觉得，他能够以个人身份，与外国驻英大使馆保持外交联系。9月3日，罗素听到古巴大使馆发出了第二次呼吁，随即在《卫报》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古巴局势给世界和平带来的严重威胁。古巴人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政府。如果它是共产主义政府，美国也没有理由出兵干涉。如果美国入侵古巴，此举可能引起苏联采取危险的战争行动。如果俄国向古巴提供武器，派出部队，那么，美国人可能采取不明智的战争行动，这将增加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当前局势要求：第一，美国政府明确表态，不会入侵古巴；第二，苏联政府明确表态，不会在军事上给予古巴支持。如果两个大国的任何一方采取轻率行动，其结果都可能导致全球性灾难。

也许，从其后的事态发展看，罗素的声明似乎颇有预见性，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一个方面看，该声明看来忽视了一些事实。其原因在于，到1962年9月3日为止，苏联答应了卡斯特罗的请求，已给古巴提供了军事支持。情报显示，8月底，15艘苏联船只抵达古巴，送去了部队、武器和军事顾问。8月29日，美国侦察机拍摄到，在古巴有8个SAM-2导弹（SAM-2是地对空导弹，曾在1960年击落了一架入侵苏联的U-2侦察机）发射场。9月5日，肯尼迪总统向报界宣布了那些导弹发射场的情况，强调SAM-2导弹基本上属于防御性武器，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他以事先警告的口气说，如果美国发现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任何证据，尤其是地对地核弹的证据，“那将导致严重问题”。

10月16日，肯尼迪见到了这样的证据：航拍照片显示，古巴正在建造地对地导弹发射场。肯尼迪没有采纳某些顾问提出的建议，立刻对古巴发动空袭，而是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所有进入古巴的船只要么接受美方人员的登船检查，要么将被击沉。肯尼迪宣布实施封锁的讲话于（英国时间）10月22日发表。在讲话中，他呼吁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那些导弹，并且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从古巴发射的针对任何西半球国家的核导弹都将被视为苏联对美国的攻击，都会引起全面的报复性回应。”讲话传达的讯息非常清楚：如果那场危机升级为一场核大战可以迫使苏联退让，美国愿意做出那样的选择。

在肯尼迪发表讲话之前，罗素抢先发表了一项耸人听闻的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看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一周之内，诸位将一命呜呼，以便让那帮美国疯子感到满意。”罗素要求人们那天晚上收听肯尼迪的讲话，并且恳求说：

假如你们听到了任何发动战争的提示，或者知道了旨在挑起核大战的任何行动的提示，我强烈呼吁，每个热爱生命的人走上各自国家的街头，表达和平共存的要求。绝对不能爆发战争。

肯尼迪发表讲话次日，处于恐吓之中的世界各国人民忧心忡忡，觉得已经身处核大战的边缘。卡斯特罗没有采取任何缓解恐惧的行动，反而向肯尼迪发出了好战回应，吹嘘古巴已经掌握了击退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手段。他还嘲笑美国人，声称自己想到这一点时感到慰藉：“侵略者将会遭到灭绝。”卡斯特罗强调说，美国人宣布坚决要求将进攻性武器撤出古巴。这已显示，他们“坚决要求自杀”。苏联的反应更为谨慎，坚持认为古巴有权保卫自己，抗击美国的侵略。但是，苏联强调说，避免核对抗非常重要——这与卡斯特罗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在那一整天中，罗素和舍恩曼发表了若干份电报和声明，对苏联人和古巴人表示支持，对美国人表示强烈敌视。罗素还给肯尼迪本人发了一份电报：

你的行为是铤而走险之举。威胁人类的存在。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言。遭到文明人的谴责。我们不愿看到大屠杀。最后通牒意味着战争。我不是为强权说话，而是为文明人恳请。结束这场疯狂之举吧。

罗素给赫鲁晓夫的电报表达了一种希望和解的语气：“我恳求您，不要被美国在古巴采取的没有道理的行为激怒。全世界人民将支持谨慎的行动……贸然之举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他还给吴丹、哈罗德·麦克米兰和休·盖茨克发了电报，迫切要求他们谴责“美国的疯狂行为”。罗素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没有公开），要求人们“举行抗议，采取行动避免死亡，维持人类的生存”。

英国报纸拒绝刊登他的这些讯息，罗素次日准备了一份传单，交给古巴大使馆印刷。传单开头写道，“你们将要死去，不是以自然的正常方式，而是在仅仅数周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富裕的美国人不喜欢古巴人选择的政府。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财富，散布关于古巴的谣言。

你们可以做些什么？

你们可以走上街头，走进市场，高呼“决不屈服于失去理智的残忍谋杀者”……

你们应该记住：

循规蹈矩意味着死亡。只有抗议才能给予生命的希望。

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份传单也没有引起报界的兴趣。假如以上言论出自学童之口，那种以过分简单化的方式陈述相关问题的做法也许令人惊讶。但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竟然这样表述，实在令人感到震惊。为了缓解报界对罗素的迫切——如果说欠缺考虑——的恳求的冷淡反应，古巴驻英大使主动提出，愿意支付报纸的整页广告费用，让罗素表达关于那场危机的任何看法。但是，报界并不认可这个主意。罗素宣称，古巴大使“心里很清楚，他可能发现，我的观点与他的截然相反。但是，他坚定地相信，就审视围绕这场危机的事实而言，他的国家没有任何可以担心的东西”。罗素看来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位大使可能利用他来散布反美宣传言论。罗素也没有提到，对那场危机最鲁莽的好战反应，恰恰来自古巴总理本人。在相关各方中，看来只有卡斯特罗喜欢美国与古巴发生军事冲突。

10月24日，报界突然开始关注罗素。其原因在于，赫鲁晓夫选择以向罗素回复电报的方式，公开表达他对那场危机的立场。赫鲁晓夫的信件既是写给罗素本人的，也是写给全世界的；实际上，在信件送达普拉斯彭林之前，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已经公布了全文。信件显示，赫鲁晓夫不愿加剧危机，让人看到一线希望。“我们将全力以赴，避免这场灾难。”赫鲁晓夫告诉罗素，“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应该考虑举行一次高层会谈，以便讨论所有已经出现的问题，想尽一切办法，消除引起热核战争的危险。”

赫鲁晓夫一方面谴责美国的封锁是“海盗行径”，另一方面显然避免再次强调古巴拥有获得核导弹保护的权力，避免使用任何带有威胁性或者好战意味的言辞。显而易见，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不同，根本不愿与美国交战。罗素说，这是“潜在交战国之间出现的理性迹象，我们在这个国家中首次见到它”。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是，正是他本人促使赫鲁晓夫采取了那种理智的行为。不过，罗素后来否认了这一点。[2]但是，至少当天采访了罗素的一名记者认为，罗素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时，看来乐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显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该记者引述他的话说，“但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如果这一尝试取得成功，它将是我一生中的至高荣耀。”

赫鲁晓夫的回信刊登在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大多数报道强调了他召开峰会的提议，强调了他总体上表示缓和的态度。从肯尼迪的特别助理阿瑟·施莱辛格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白宫内部，赫鲁晓夫的回信被视为“一个男人的恳求，希望我们帮助他脱离困境”。10月26日，就在罗素接到信件次日，肯尼迪收到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其中包括明显的屈服表态，从而佐证了那个解释。“这是我的建议：停止向古巴运送武器，已在古巴部署的武器要么撤回，要么销毁。作为交换，你方取消封锁，并且同意不会入侵古巴。”当天，苏联运送武器到古巴的船只奉命返回苏联，它让全世界大大松了一口气。

危机过去多年之后，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那封带有戏剧性的信件最终公之于众。对当时谈判中出现的那个最重要的步骤，罗素并不知情。于是，他在收到信件的当天，再次发出一系列电报。那时，他收到了肯尼迪对他第一封电报的回复。肯尼迪对他态度轻慢，没有及时回复。在那封电报中，肯尼迪毫不客气地拒绝他对美国封锁的批评，强调主要危险问题是在古巴存在的核导弹。罗素见后深感恼怒。肯尼迪告诉罗素：“我认为，您应该关注作案的强盗，而不是那些出手抓捕强盗的人。”罗素给肯尼迪写了一封回信，一是恳求他不要侵略古巴，二是要求他放弃美国在土耳其的基地。作为交换，古巴同意让联合国人员核查其基地。他写道：“我将敦促卡斯特罗博士接受联合国的核查，以便换取您的不会入侵古巴的慎重承诺。”

他给卡斯特罗的电报提出了这个请求，敦促那位古巴领导人接受联合国的保护。他的理由是，“如果采用现在的方式，保卫古巴不受美国侵略，那只能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毁灭。我请您放下身段，接受美国提出的关于导弹的没有道理的要求。这可能消除他们发动侵略的借口。”首先，他给赫鲁晓夫发出一封简短电报，向他保证说：“您继续持克制态度，这是我们的最大希望。”接着，他写了一封长信，对赫鲁晓夫的谨慎做法表示赞赏。他还建议，苏联要求肯尼迪放弃在土耳其、伊朗、西德和英国的基地；作为交换，苏联将“放弃《华沙条约》”。

次日，美国政府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来信。该信一改12个小时之前那封信件的态度，口气相当强硬，让美国政府感到惊讶和沮丧。赫鲁晓夫在这封信件中强调了交换条件：“我们将拆除在古巴的导弹，你们将拆除在土耳其的导弹……苏联将会做出承诺，不会入侵土耳其，不会干涉土耳其的内部事务；美国应就古巴问题，做出同样的承诺。”这封信件包含了罗素在一天之前建议的“妥协”，这让人不禁感到疑惑，罗素是否无意之间起到作用，劝说苏联人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同日，卡斯特罗宣布，拒绝接受吴丹提出的要求，不会中止地对地导弹发射场的建设——美国的空中侦察显示，那些发射场的建设依然在飞速推进。他还拒绝接受让联合国人员视察基地的建议。他强调说，古巴有权拥有它视为必要的所有基地，任何入侵古巴领空的作战飞机将会遇到“我们的火力”迎击。接着，古巴宣布了一条消息：古巴使用新部署的SAM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侦察机。飞行员安德森少校成为那场危机中的第一个——后来的结果显示也是唯一的——阵亡军人。

罗素在早些时候发给肯尼迪的一封电报中说过，“一旦双方交火，可能就为时已晚了”。结果，罗素发出的可怕警告被证明是没有理由的：在安德森少校驾驶的飞机被击落之后，肯尼迪反应谨慎。而且，美国政府做出准确判断，认为美国可以忽视苏联在10月27日表现出来的好战言行。肯尼迪做出了回应，似乎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第一个提议依然有效：苏联撤除导弹；作为交换，美国解除封锁，并且承诺不入侵古巴。10月27日下午，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写信，表示接受他的“提议”。次日，赫鲁晓夫答应，拆除并撤出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土耳其基地的事情被忘在了九霄云外。卡斯特罗无法依赖苏联的军事力量，不得不指望美国总统的承诺：他的国家不会遭到侵略。危机结束了，整个世界都有如释重负之感。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心情没有放松，感到非常愤怒。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当导弹运出那个岛屿时，

卡斯特罗使用可以想到的脏话，气急败坏地咒骂。他接见《革命》周刊的编辑时，将攻击矛头指向赫鲁晓夫，大声呵斥，“那个杂种！混蛋！”接着，他咒骂赫鲁晓夫是“同性恋”，似乎还不解气，突然转过身体，猛踢挂在墙壁上镜子。玻璃破碎，如同一阵雨点，散落在办公室地面上。

罗素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对危机结束做出回应，赞美了赫鲁晓夫（“他勇敢，果断，防止了美国军国主义导致的战争，全人类都因此受惠”）。接着，他还给那位俄国总理发了最后一份电报：“在古巴问题上，您宽宏大量，品格伟大。我从未见过任何政治家以如此方式处理事务。我希望您知道，每个诚实的人都对您的勇敢表示敬意。”

虽然罗素偶尔发出过相反的抗议之声，但是他显然觉得，自己发出的那些电报和声明起到了重要作用，避免了灾难的出现。他在给一位记者的信中写道：“我就那场危机提出了解决方法，让那一周成为我整个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时段。”他在1965年接受拉尔夫·米利班德电视采访时表示：“我确定，在古巴危机期间，我们表达了重要意见，防止了战争爆发。”危机结束几个月之后，他撰写了《徒手取得的胜利》（书名本身提示了他本人取得的胜利——赫鲁晓夫、肯尼迪和卡斯特罗怎么可能是“徒手”的？）。该书收录了他在那段时间中发表的声明和发出的电报，似乎它们就是谈判过程中实施的具体步骤，并且形成了解决方法。此外，他在该书开头还暗示，那场危机只有通过他那样的个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得到化解。他写道，危机“突如其来，非常迅速，通常可用的协调力量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无法产生作用”：

联合国没有时间提出和解方案。中立国没有时间提出妥协方案。和平主义组织没有时间举行示威活动……可用的时间有限，只有个人可以发挥作用。

他暗示说，在那种情况下，调停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尽管成功希望渺茫，我下定决心，自己必须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电报，恳求他们让人类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在更加传统的方式无法调停的情况下，他的电报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他在接受另外一次电视采访时暗示，赫鲁晓夫希望找到一个下台阶的借口。于是，“一位哲学家提出的办法，一个没有武力、没有武器的男人提出的办法”给了赫鲁晓夫那样的借口。

实际上，即便此类说法看来比较适度，它们或许也夸大了罗素在解决那个问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至少可以说，罗素的电报给了赫鲁晓夫机会公开示意，他愿意从古巴撤出导弹，而不是冒险与美国进行核对抗。假如罗素没有给赫鲁晓夫发出那封电报，赫鲁晓夫也肯定可以找到其他方式，明确表示苏联的态度。实际上，赫鲁晓夫当时可以采取的唯一理智方式就是自下台阶，这一事实无须罗素向赫鲁晓夫详细说明。赫鲁晓夫心知肚明：第一，美国海军既有手段也有意图实施肯尼迪提出的威胁，击沉任何试图打破封锁的船只；第二，美国空军已经准备就绪，在很短时间内就可摧毁设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基地。赫鲁晓夫后来在自传中承认，在古巴建立基地的想法基于这个希望：它们在做好发射准备之前，不会被美国军方发现。赫鲁晓夫写道，假如那一点如期实现，“美国人将会三思而行，不敢贸然使用军事手段，摧毁我们的设施”。一旦那些基地在准备就绪之前被发现，赫鲁晓夫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将导弹悉数拆除。

当然，肯尼迪确实还有选择。他也可以像罗素敦促的那样，接受古巴将核武器作为其防卫力量的组成部分的做法。这类似于苏联接受美国在英国、德国和土耳其的核基地，将它们视为保护那些国家的合理手段。但是，肯尼迪那样选择是否将使世界变得安全一些呢？卡斯特罗显然乐于与美国进行核对抗；有鉴于此，这一点至少是有争议的。卡斯特罗当时显示出令人担忧的好战态度，然而罗素在《徒手取得的胜利》却对此闭口不谈。这一点是该书最离奇的问题之一。罗素没有提及卡斯特罗在那场危机期间的煽情言论，没有提及卡斯特罗吹嘘可以让“帝国主义者”灭绝的说法，没有提及美国的U-2侦察机危机关键时刻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的事情，没有提及卡斯特罗在没有获得大规模热核毁灭手段时的失望之情。“愿意冒险发动核大战是疯狂心态，”罗素写道，“美国当时愿意去面对那样的风险。”卡斯特罗对核大战求之不得。但是，罗素显然要么并不了解这一点，要么觉得它无关紧要。

古巴导弹危机标志着，罗素的政治观点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他从中立转向同情共产主义政权，同情那些政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短语在《徒手取得的胜利》中起到很大作用）的斗争。这并不是说，他自己成了共产主义者——他本人竭力强调了这一点。他的总体立场依然是他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如此，无论他的敌人或朋友那时都认为，罗素在冷战中已经不再保持中立。他坚持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共产主义一方没有西方那么好战”。这个结论显示，他在很大程度上对卡斯特罗及其同伙当时表达的立场（在那场危机期间，切·格瓦拉的公开言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甚至更加好战，大大超过了卡斯特罗）持视而不见的态度。

舍恩曼无疑起到作用，怂恿罗素实现了那一改变。舍恩曼本人后来在谈及那场危机时写道，“事件层层发酵，我俩保持对话，罗素逐步改变了中立态度”。有的人曾经看重罗素在谈到涉核问题时所持的不偏不倚的立场，看重该立场赋予他的道德权威。这时，他们忧心忡忡地注意到该变化。参与帕格沃什运动的一些科学家当面向罗素表达他们的担心。约瑟夫·罗特布列特告诉罗素，他确信舍恩曼损害了罗素的名声。马克斯·玻恩给罗素写信，详细说明了他对罗素在危机期间发表的声明的疑虑。他和其他许多支持罗素以前所持的中立态度的人一样，都有相同的感觉：

我非常佩服您的充沛精力，但是我认为某些措辞值得商榷。在我看来，您从一开始便倾向于谴责肯尼迪。此外，我也无法赞同您对赫鲁晓夫表达的钦佩言辞，更不用说您对卡斯特罗的态度了。

格拉德温勋爵也对罗素一边倒的做法，表达了类似的不安，所用的言辞更加强烈：

在古巴危机期间，您散发了一份传单，题为《不要用核战对付古巴》，使用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将死去”。如果您不能调动公众舆论，迫使美国改变政策，允许苏联政府在古巴建立针对美国的永久性导弹基地，那么，我们看来都将死去。令人欣慰的是，您的宣言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俄国人中止了他们的自杀性政策；肯尼迪总统远见卓识，处置果断，拯救了整个世界。

罗素在回信中写道：“俄国和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核大战。赫鲁晓夫看到了这个危险，放弃了他的政策，肯尼迪却一意孤行。”他还重申了他的观点：“正是赫鲁晓夫，而不是肯尼迪，让人类继续存在。”他沿袭了自己的一贯做法，进一步质疑这个事实：苏联当时正在古巴建造核基地。“无论是麦克米兰先生，还是霍姆勋爵都没有说过，部署在古巴的是核导弹。”他这样告诉格拉德温，似乎以某种方式证明，它们不是核导弹。这也表明，在罗素对那场危机的评述中，存在着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严重盲点。他在危机那一周里发表的声明和发出的电报中从未承认，在古巴存在核导弹发射场。他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了多封电报，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美国封锁的鲁莽性和不合法性。对比之下，在发给卡斯特罗的电报中，他敦促卡斯特罗“放下身段，接受美国提出的关于所谓导弹的没有道理的要求”。在《徒手取得的胜利》中，对美国从空中拍摄的发射场的著名照片，他表达了怀疑态度。他认为，它们“模糊不清，并不足以成为证据”。他还宣布，它们“本身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他在该书的另一章节中承认，在古巴存在着某种苏制导弹。但是，就其射程的种种说法，他也表示质疑。他宣称：“它们的射程很可能不到500英里。”

如果综合考虑他的这些表述，我们得到的结论类似于舍恩曼多年之后的这个说法：“那些是地对空导弹，不带核弹头。肯尼迪大肆说谎，扩大了它们的所谓射程范围，以便将他所需的多数选票的城市包含在内。”舍恩曼和罗素一样，忽视了这个事实：如果肯尼迪关于那些导弹的射程和所装弹头的说法是谎言，那么，卡斯特罗宣称自己可以“灭绝”美国人的说法也是谎言。但是，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出版以后（如果说不是以前的话），已经不存在任何表示怀疑的余地了：苏联人当时正在古巴建造核导弹基地，那些导弹的射程为1000—1200英里。

在危机期间，苏联和古巴当局都未否认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这个事实，但是罗素和舍恩曼却矢口否认，两人的做法令人觉得颇为费解。其实，它并不影响罗素针对美国封锁的主要论点，即封锁是鲁莽的战争行为，可能引起与苏联的核对抗。罗素提出，无论苏联是否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美国的行为都是没有道理的。同理，他认为俄国封锁土耳其或者英国也是没有道理的，即便美国在那两个国家中拥有核基地也不成为封锁的理由。但是，如果说在古巴设立核基地与他的论点无关，如果说它们的存在被俄国和古巴间接承认，为什么他还一门心思地加以否认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罗素焦灼不安，竭力避免暴露以下两者之间的显然矛盾：其一是他对那场危机的态度，其二是他在反核宣传活动中的激烈言论。其原因在于，如果他承认，古巴人确实要求苏联人在他们的岛屿上设立核基地，那么，他就得解释，为什么他对英国防卫政策的强烈谴责并不适用于古巴？如果麦克米兰因为决定使用核弹来保卫英国，被罗素贴上“谋杀者”的标签，那么，为什么卡斯特罗没有受到类似谴责呢？

我们不禁感到，罗素态度离奇，不愿接受古巴存在核基地这个事实。这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对卡斯特罗在那场危机期间的好战言行，他表现出同样离奇的沉默；第二，他自己愿意让古巴出资，发表他的那些声明。在这些联系中，阴谋论者可以找出罗素收取古巴政府的钱财的证据，但是更有说服力的现存解释是，罗素总是经不起阿谀奉承的诱惑。在古巴大使和俄国总理那里，他被奉为左右世界舆论、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发言人；对比之下，他在肯尼迪眼里是无关紧要的角色，在麦克米兰那里，完全遭到冷落。收到罗素发出的加急电报，麦克米兰甚至不屑亲自回复，而是让秘书发了一条冷冰冰的简短回电：“已注意到你的观点。”也许，“共产主义一方没有西方那么好战”这一说法并不正确；但是，确信无疑的是，它很符合罗素自封的世界政治家形象。

罗素身边的人显然清楚地知道，这种追求对罗素具有重要意义。“爷爷，在您的身上，我看到了约翰勋爵的英姿，”露西在危机结束之后写道。她心里肯定明白，这是罗素希望听到的评价。露西和罗素身边的许多人一样，赞同并且支持罗素对自己在谈判中所起作用的过高评估。在赫鲁晓夫给罗素的信件发表那天，露西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收到了爷爷的电报，赫鲁晓夫要求召开峰会”；在赫鲁晓夫同意拆除基地那天，她将该决定描述为“这个可怕游戏中高尚的一招。我觉得，这主要归功于爷爷的努力……是他挽救了我们”。她在给罗素本人的信件中写道：“爷爷，您在古巴危机中创造了奇迹。以前，没有哪个具有政治力量的人物像您这样立刻做出回应，并且取得了具体效果。”

在罗素那帮北威尔士朋友中，对整个事态的反应稍稍复杂一些。他们全都觉得，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具有那么旺盛的精力，竭尽全力，避免灾难，事无巨细，无疑表现出真诚之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有些人，例如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和迈克尔·伯恩，其实并不相信，罗素在调停活动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有些人，例如克拉夫·威廉斯-艾利斯，明确表示自己并不赞同罗素发表的许多声明。罗素的一位邻居汤姆·金赛真的相信，罗素发出的电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于是，他计划组织一场公开活动，庆祝罗素取得的成就。罗素的其他朋友觉得应该表现感激之情，纷纷表示赞成。11月10日，当地人举行了一次游行，从彭林都迪司出发，一路步行到达普拉斯彭林，感谢罗素拯救了人类。一个小孩走在队伍前头，手里高举的一面旗帜上写着：“谢谢伯迪，我们依然活着（没有受到伤害）。”有人发表演讲，建议设立一笔“感谢金”，以便贴补罗素那些天发电报和打电话的花费。

至少，这就是大多数当地人对基金用途的理解。但是，舍恩曼另有主意。那笔基金成为他与罗素的朋友交恶的焦点。罗素和伊迪斯公开表示支持舍恩曼，与当地一些朋友渐行渐远。舍恩曼（当初筹募基金时，舍恩曼不在普拉斯彭林）应邀担任秘书，处理与基金相关的日常工作，向捐款人表示谢意。但是，他挖空心思，制造了一场无关紧要的长期纠纷。他退回了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的捐款，声称克劳谢-威廉斯误解了他所称的“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的“目的、精神和特性”。克劳谢-威廉斯是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听说自己并不了解基金的目的，自然大惑不解。更让他觉得蹊跷的是，“感谢金”竟然变成“和平基金”，后者的目的和精神竟然由舍恩曼一个人说了算。

让舍恩曼感到不快的是，克劳谢-威廉斯对罗素在危机之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捐款时实际上附了一张带着调侃口气的便条。其大意是，即便他不愿意出钱，他也难以拒绝捐款。克劳谢-威廉斯收到舍恩曼不友好的信件之后，给罗素写信，和其他认捐人一样，对舍恩曼的鲁莽做法表示不满。克劳谢-威廉斯质问，舍恩曼究竟有什么权力拒绝捐款？他们是否可能误解了他们亲手设立的基金的目的？后来，伊迪斯给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迈克尔·威廉写了一封长信，气急败坏地为舍恩曼辩护。她批评克劳谢-威廉斯的做法，提出将要退回所有捐款——因为那些人理解有误，觉得基金用于罗素的个人开销，而不是用于他的“和平工作”。克拉夫·威廉斯-艾利斯被请出来从中说和，化解纠纷。那场“小事引起的轩然大波”（伊迪斯语）随之过去。

那场争端虽是鸡毛蒜皮的事，但形成了长期效应，影响了罗素与克劳谢-威廉斯之间的关系，影响了罗素与自称的“威尔士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其他成员的关系。只要舍恩曼在普拉斯彭林（大多数时间他都在那里），他们就无法应邀到罗素家里去。他们逐渐确信；其一，舍恩曼正在给罗素带来灾难性影响；其二，舍恩曼的所作所为全都得到伊迪斯（克劳谢-威廉斯认为，她被舍恩曼“弄糊涂了”）的支持。克劳谢-威廉斯相信，罗素已经失去了与老友的联系。当罗素的看法过于离奇时，他再也听不到别人这样的提醒：“伯迪，就此打住吧。”在那种情况下，他越来越容易受到舍恩曼的恭维之辞和阴谋诡计的影响。

那年圣诞节，舍恩曼离开了普拉斯彭林，克劳谢-威廉斯夫妇可以应邀到了罗素家，安安心心地与罗素和伊迪斯共进午餐。“几个孩子全都在那里，”克劳谢-威廉斯回忆说，“伊迪斯为她们安排了非常完美的圣诞节。她悬挂了各种各样的传统装饰，精心挑选了大量漂亮礼物。”露西在日记中写道：“爷爷把我——把我们大家——当作小孩对待，给我们喝的，给我们香烟。”但是她发现，她在许多方面被过多地视为成年人。她写道，那天晚上，“爷爷就像约翰那样和我吻别。不过，亲吻的时间没有约翰那么长，那么热情，我并不喜欢。和谐的家庭关系以那种形式表现出来，这让我感到不自在——我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体会到性和‘爱’”。

圣诞节之前，古巴危机扮演的角色给罗素带来的亢奋刚刚消退之后，印度与中国出现边境争端，接着爆发武装冲突。这给罗素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他可以自告奋勇，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在《徒手取得的胜利》的后半部分，他讲述了他在那场冲突中的斡旋活动，不过没有引起读者的多大兴趣。罗素相信，中印争端可能升级，引起世界大战。他设想的事态发展前景不合情理，大致如下：

战火将要复燃，中国人开始时将会占据优势。美国和英国将会联手帮助印度。但是英美两国发现，如果不使用核武器，他们是无法打败中国的。他们使用了核武器。中国将会化解与俄国之间的隔阂。俄国将会使用核武器，不仅针对印度，而且针对整个西方。短短几天之内，整个世界将会空无一人，一片荒芜，就像现在的喜马拉雅山山口。

于是，他1962年11月8日分别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发去电报，敦促他们开始实施停火。印度驻英大使馆和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相继拜访罗素，向他陈述了各自国家的领土要求。中印冲突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罗素不得不承认：“我根本不可能就如此模糊不清的难题，做出任何判断。”但是，罗素没有就此得出结论，没有宣布自己无法就并不理解的争端进行斡旋。他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致信尼赫鲁和周恩来，而且还致信保持中立的领导人，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他们从中调停。他收到那些国家元首的回复，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强化了罗素和舍恩曼非常喜欢的幻想：他们处于世界活动的核心位置。他们两人像政府的发言人一样，向报界发布声明，宣布他们对那个问题的立场。那些声明的立场左右摇摆：开始时，两人对印度表示同情；后来，他们看到中国主动提出撤军，于是大加赞赏，深表谢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声明遭到了报界的冷遇。

罗素写给给尼赫鲁的信件中承认：“边境争端双方的法律立场盘根错节，充满争议。”因此，根本无法就事论事地呼吁中印两国不要采取疯狂行动，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免引起全球核大战。他建议尼赫鲁接受中国人提出的停火条件。但是，他没有耐心了解争端的细节，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这反而削弱了那些建议应该产生的效果。实际上，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些条件是合理的？他对双方提出的领土要求一知半解，怎么可能评估尼赫鲁拒绝接受那些条件的正当性？但是，这些问题没有让罗素却步。他一方面急忙对中国人大加赞赏，一方面指责印度人表现出好战的民族主义。罗素看来相信，中国像当初的赫鲁晓夫一样，听了罗素的劝告，明白了避免核大战的重要性，于是通过撤军行动，摆出了单边和平姿态。他似乎认为，印度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支持，这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与他发出的电报和周恩来表达的和平愿望背道而驰。于是，中国人1962年底撤出争议地区之举被罗素大书特书，被视为理性和理智之声的另一场“徒手取得的胜利”。

罗素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一反他当初对古巴的立场，竭力赞美中国的和平姿态，强烈抨击印度人接受西方军事援助的做法。他深表痛惜，认为印度“其实已经放弃自己在东西方之间的中立地位，因此增加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指出，“印度背叛严格的不结盟的做法”削弱了中立国家集团，让力量平衡有利于西方，是“给世界和平的最大打击”。其实，古巴和俄国结盟时，中立国家和反共人士就是这样抨击古巴的——当时，罗素看来对此持排斥态度。

次年夏天，罗素派出舍恩曼和波特尔（1963年1月刑满释放之后，他被舍恩曼招进罗素的秘书团队）两人到印度和中国，试图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罗素试图发挥重要作用，调节中印边界冲突。结果事与愿违，他的努力最后以闹剧收场。波特尔后来说，“我们身负外交使命，但是我们却不是外交人员”。在伦敦至孟买的12小时空中旅行过程中，波特尔和舍恩曼阅读了一大箱文件，初步了解了那场争端的来龙去脉。舍恩曼写信告诉罗素：“我已经看完双方提供的主要证据。这场争端包括许多细节，令人深感悲哀，深感困惑。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就那片空无一人、寸草不生的土地，双方出现的争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问题确实如此！”

舍恩曼写道，他和波特尔两人抵达新德里之后，会见了印度副总统扎克尔·侯赛因。他“确信，我们可以借助伯迪的名义——并且代表他——做些至关重要的工作，以便力挽狂澜”。他一周后再次写道，一些“小官”从中阻挠，不让他和波特尔与尼赫鲁见面。他们声称，尼赫鲁至少1个月之内都“很忙”。两人拒绝接受他们的暗示，一路追着尼赫鲁，赶往克什米尔，直接到了他家，成功与他见面。在两天时间里，两人和他交谈了6个小时。舍恩曼告诉罗素，尼赫鲁听到“我们的批评”之后心中不快。但是，尼赫鲁愿意委托舍恩曼和波特尔，专程前往中国，完成一项重要的外交使命：

如果中国同意，不在撤军之后的拉达克地区设立民间哨所，尼赫鲁愿意就整个问题举行直接谈判。您记得吗，中国曾说，她并不希望印度在那里设立哨所，而且愿意放弃中方已经建立的哨所。[3]尼赫鲁解释说，印度议会、报界和实业界很难对付，他必须小心从事。他指示我们代他转告周恩来，如果周同意不在那里设立民间哨所，他也不坚持在那里设立印度哨所。

……我认为，如果我们小心处理，我们其实可以打破谈判僵局。尼赫鲁肯定会改弦易辙。

……尼赫鲁其实已经允许我们代表他和周谈判，返回之后进一步给他提供咨询。

……尼赫鲁为我们准备了一张地图，并且叮嘱我们严守机密，不要泄露自己所起的作用。考虑到印度报界的敌视态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做法。

显然，舍恩曼和波特都认为，尼赫鲁进行那种微妙的讨价还价的做法并不离奇。再者，他俩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既无任何外交经历，亦无任何证明文件。他们自己也没有提出疑问，为什么周恩来会相信两个年轻人的诚意，觉得他们可以代表印度政府？为什么周恩来会相信通过舍恩曼和波特尔转达的尼赫鲁的承诺？如果尼赫鲁的承诺与在印度议会和报界中占据上风的公众舆论出人过大，必须秘密进行，那么，尼赫鲁是否可能确定，它们会被转达给中方呢？

波特尔和舍恩曼到了北京之后，两人担负的外交使命出现了更加怪诞异常的转折。舍恩曼强调小心从事的重要性，而且他看来相信，他带着尼赫鲁的口信，那将可能“打破僵局”，解决争端。但是，至少根据波特尔的说法，舍恩曼看来却千方百计疏远中国人。

就在两人以为将要见到周恩来的那一天，他们却遭到了某种审判。大约20名中国官员轮番上阵，指控两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其中大多数是舍恩曼的不当行为造成的。“审判”结束之后，两人被带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说，他们两人是“讨好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不相信他们带来尼赫鲁的口信。为了证明他们的谎言，他打算将它公之于众。而且，他说话算话。当然，尼赫鲁不得不否认，声称自己没有要求他们转达那样的口信。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再次召见舍恩曼和波特尔，叱责他们是“两个乳臭未干的业余爱好者，竟然假冒外交人员”。在通常情况下，两人将会遭到监禁，但是他们是罗素勋爵的秘书，最后被驱逐出境。

罗素后来将那次事件称为“拉尔夫在中国的臭名愚行”。他写道，舍恩曼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我无法重获中国政府曾经给予的那种热情和友好”。尽管舍恩曼在北京的行为十分反常，他和波特尔在印度和中国的异乎寻常的经历与罗素不无关系：他们三人都没有搞清楚，参加外交谈判与从事民间宣传活动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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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希特勒纳粹势力攫取政权后，开始在德国各地兴建集中营，布痕瓦尔德便是最早建立的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之一。

[2] “我认为，自己当时并未在千钧一发之际改变事件的进程。”罗素在危机过去1个月之后对他的朋友迈克尔·伯恩和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说。但是，他们两人都觉得，他心里其实指望他们听到后表示反对。可是他们却没有那样做。根据克劳谢-威廉斯的回忆，伊迪斯对此大为不快，她“心里当然以为，伯迪单凭一己之力做到那一点”。——原注

[3] 中国从争议边界领土撤军之后，中印都在当时已经成为“无人区”的地方中保留了“民间哨所”。——原注

第十三章　格瓦拉主义岁月

世界革命人民的三大洲会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合，在会上受到欢迎是一种殊荣。本次重要会议在哈瓦那举行，这是非常合适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怀着敬畏，谈及古巴人民的伟大精神。古巴给全世界传递的信息是：坚决抗争，战胜困难，摆脱残酷的外国统治和贪得无厌的经济剥削。值得注意的是，古巴会议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其原因在于，团结是我们肩负的压倒一切的重任，有利于所有正在为解放而斗争的人民。这是一次国际会议；作为国际会议，它要求我们表述清晰，体现忠诚，团结一致。我希望，古巴人民和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勇敢的男人和女人将会形成一股国际力量，抵抗美国帝国主义。这股国际力量也包括美国人民自己在内。

在到古巴的参会代表中，许多人在几周之前仍在一直战斗，活跃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委内瑞拉、秘鲁、危地马拉和越南的丛林中，活跃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城市里和平原上。

今天欢迎各位，我想到了古巴人民和他们的英雄主义，想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想到了伟大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他们为世界各地正在斗争的人民树立了将被效仿的榜样。

这篇讲话充满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言辞。如果有人问，它出自哪个人之口？很少有人会立刻想到伯特兰·罗素。以上三段摘自罗素1966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上的讲话（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切·格瓦拉发出了著名的呼吁，通过“两个、三个……许多越南人”的创举，挫败“美帝国主义”），突出显示了1963至1968年间署名为“伯特兰·罗素”的那类文章的特征。在那几年中，他的所有公开言论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几乎无一例外：不知何故，罗素竟然变成了切·格瓦拉的信徒？

罗素成了格瓦拉式革命者，这个想法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人即使现在也拒绝相信，罗素居然说出那样的话！在三大洲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经过修改之后，被用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一章。许多人见后表示怀疑，觉得罗素甚至没有看过稿件，更不用说亲自撰写了。罗素一生中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平理念，怎么可能这时变得毫无批判思维，阿谀奉承，支持武装革命分子鼓吹的一系列游击战争呢？

当然，罗素和舍恩曼两人都承认，在那段时间里，以罗素之名发表的许多——也许大多数——文字其实出自舍恩曼笔下。实际上，舍恩曼确实是切·格瓦拉的信徒。无论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后来的日子里，舍恩曼对此毫不隐瞒。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舍恩曼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和罗素呼吁人们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初衷是，希望“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他还补充说：“这就是切·格瓦拉的呼吁的实质。我们参与了他的战略，与他同呼吸，共命运。”在私下谈话中，他将自己描述为“与切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他还声称，自己是切的第一任妻子希尔达·加德亚——就是那位让切“具有政治思维”的人——相识最久、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

舍恩曼撰写了那篇具有格瓦拉风格的发言稿，然后交给罗素签名（有时，罗素将自己的想法录音）。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让罗素摆脱干系，否认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观点。其原因在于，几乎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其一，罗素并不知道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字；其二，他不理解那些文字的意思，或者说（最令人失望的）不相信那些观点。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反面证据。罗素数次强调说，他署名的那些声明、文章和讲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便他承认它们出自他人之手时依然如此。同理，我们也不能说，罗素过于老迈，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意思。那些年在他身边的人透露，根据那时对他的采访，直至去世为止，他一直保持着清醒头脑。

我们面对的事实是，罗素完全清楚自己的言行，刻意做出选择，将自己的名字和声誉借给舍恩曼。他让舍恩曼模仿切·格瓦拉的讲话，然后交给自己签名。实际上，有证据说明，早在古巴危机爆发之前，罗素就已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名誉，为古巴革命服务。例如，1962年2月，在哈瓦那的报纸《革命》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其目的并不是它自称的那样，向美国发出呼吁，而是支持古巴人。其原因在于，如果罗素真的希望向美国人发出呼吁，文章为什么发表在一份古巴报纸上，而且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1]

显然，在罗素的鼓励之下，舍恩曼与古巴人建立了联系。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古巴危机期间，罗素甚至愿意将自己的声明交给古巴大使馆发表。同理，不用多少想象力就可看出，撰写《徒手取得的胜利》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悦古巴政府。[2]该书不仅只字不提古巴引起那场危机的责任，只字不提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好战言论，而且反思了古巴政府在中苏对立问题上的立场。

对该书后半部分，大多数读者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大都没有注意到该书奇怪的对称性：在前半部分中，罗素不吝其辞，盛赞赫鲁晓夫，说他没有理会美国的挑衅行为，慷慨大度，大公无私，让人类幸存下来；在后半部分中，罗素以类似的方式赞美周恩来，说他没有理会美国支持的印度政府的挑衅行为。于是，两位共产党领导人得到喝彩，被视为名副其实的人类救星。罗素其实反映了古巴政府的立场：那时，古巴政府焦灼不安，奉承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希望得到他们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此外，在《徒手取得的胜利》中，罗素支持了“和平共处”政策，反映了古巴政府的立场。尽管卡斯特罗对失去核导弹深感恼怒，其实愿意在口头上支持苏联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政策，以便换取苏联的援助。后来，古巴（特别是切·格瓦拉）的观点转向中国人的更加好战的政策，罗素也随即亦步亦趋。

当然，罗素可能不知道或者说不在乎，他的观点是否让古巴政府感到高兴。但是，他肯定知道：在1963年1月，以他的名义发表了署名的《致古巴人民书》；同年3月，他向“声援古巴大陆会议”寄去了一篇发言稿（伊迪斯保留了其手稿）。无疑在舍恩曼的怂恿和引导之下，罗素看来愿意宣布，自己坚决支持古巴革命，站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一边。几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古巴领导人以任何方式表示，他们重视罗素的支持。但是，舍恩曼显然觉得，他已经为古巴人争取到一个非常可贵的盟友。为了让自己相信这一点，舍恩曼不得不大肆渲染罗素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一来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二来迎合罗素的虚荣心。

古巴危机结束之后，舍恩曼在描述那些事件时说，“罗素如今在世界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舍恩曼的想象中，罗素领导的那场“运动”的规模一直在发展壮大。现在，它并不仅仅是抗议英国政府的群众运动，甚至并不仅仅是一场国际和平运动；它是一场各个国家参与的运动，让罗素与“反帝”国家的元首们结为联盟，开展格瓦拉主义的反美战斗。舍恩曼逐渐想入非非，觉得罗素在世界大事中占据重要地位，跻身领袖行列，与胡志明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道，同心协力，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抗击美国。毫无疑问，舍恩曼对罗素地位的看法让罗素觉得非常受用。但是，甚至舍恩曼也承认，罗素存疑虑，他“有时候退却了，感到气馁，不清楚他自己参与的那场运动的发展方向”。舍恩曼写道，那些犹豫不决的状态“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显露出来，例如，给武装革命斗争提供援助……或者从有些政府和革命运动那里，我们获得经济援助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尽管如此，舍恩曼宣称，罗素权衡了那些决定——它们与他往常面对的政治选择迥然不同——之后，依然“重视并且相信我做出的判断”。

1962年底，舍恩曼试图参与国际外交事务，由此开始的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顶峰。罗素和舍恩曼“从有些政府和革命运动那里，获得经济援助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这就是说，从古巴、北越和全国自由主义者联盟获得援助），接着“给武装革命斗争提供援助”。在古巴危机期间，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舍恩曼和罗素与大权在握的国家元首接触。这让舍恩曼深感陶醉，开始越来越多地待在国外，会见政府总理、总统和外交部部长。无论他在哪个国家现身，他都带着伯特兰·罗素作为哲学家和和平运动倡导者的国际盛名。而且，他回到英国时向罗素证实，罗素的政治观点和活动确实在世界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

1962年11月，舍恩曼开始中东之行，会见的人物包括伊朗总理阿布杜勒·卡塞姆、埃及总统纳赛尔。他的主要目的看来是，寻求对舍恩曼计划组建的新机构的支持——早在古巴导弹危机出现之前，舍恩曼就萌发了一个主意，希望成立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

1962年初，罗素曾经致信一些知名人士，宣布他打算创建这样一个机构。他当时说，其目的旨在“从世界各地吸引大量经济资助”，以便“在国际上以和平的名义，协调各方努力”。它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创建另类媒体，包括期刊、报纸和电影，以便“教育公众，为抵抗创造条件”。不过，帕特·波特尔的说法完全不同。他认为，组建的基金会的创意是，“如果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知名人士赞助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它……将吸引大量资金。这样就可以使用那些资金，从事通常情况下无法得到资助的大量颠覆活动”。

在伊拉克和埃及，舍恩曼和罗素秘书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尼克·约翰逊受到了款待，但是没有获得任何捐款承诺。舍恩曼在给罗素的信中写道：“虽然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政府开出的支票，但是我确信，此行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已向可能捐赠大量款项的人士宣传了基金会。我们的希望具有现实基础，资助将会如期到来。”但是，就努力证实罗素的国际重要性而言，舍恩曼显然收获更大。他宣称：“最高领导层已经向我们询问，伯迪对几个突出的中东问题持何见解。”根据舍恩曼后来的说法，他那次到中东去，“带着我们［他和罗素］仔细研究过的建议”。那些建议究竟涉及内容？他并未细谈，仅仅透露说：其一，他和卡塞姆总理讨论了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国有化问题；其二，在那些讨论“10周之后，卡塞姆总理遭到了暗杀”。

舍恩曼和约翰逊返回英国之后，约翰逊离开罗素的秘书团队。他表示，他再也不愿与舍恩曼打交道，不愿与新的基金会有任何联系。舍恩曼需要新的成员。1963年1月，帕特·波特尔出狱之后，舍恩曼立刻和他联系，邀请他加盟刚刚起步的基金会。波特尔表示同意，愿意陪同舍恩曼和古巴大使馆的某人，出席一次会议。根据波特尔后来的回忆，古巴大使馆的那个人来了，手里拎着装有机枪的小提琴盒子。波特尔立刻拒绝舍恩曼提出的要求，不愿和他一起，作为罗素的代表访问古巴。陪伴重任落在了阿利斯泰尔·尤尔的肩上。3月，舍恩曼和尤尔抵达哈瓦那，提交了罗素的《声援古巴大陆会议致辞》。致辞宣读之后，很快在《真理报》上刊登出来。

大约在同一时期，罗素对美国发动抨击。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和信件，相当于以文字方式，展开了一场地毯式轰炸。读者一眼可以看出，其中的许多表述是以舍恩曼的夸夸其谈的口吻写就的。例如，1963年4月，罗素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式自由的虚构神话》，其中的许多观点甚至短语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显然取自舍恩曼两年之前在《和平新闻》上发表的文章《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抵抗》。罗素的文章重复了舍恩曼那篇文章的观点：第一，美国和苏联都压制自由，以便为技术、工业和官僚服务；第二，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中，“意识形态大体上无关紧要”。与前一篇文章一样，后一篇文章也认为，美国社会是（用读者很快发现的舍恩曼的口头禅来说）“精神集中营”。但是，该文在辱骂美国时变本加厉，谴责美国当局使用“明目张胆的警察国家技术”，认为其军方官员是“半文盲偏执狂，手指头时刻放在发射核武器的按钮上”。

1963年3月，罗素与《哈勃周刊》主编约翰·菲施尔通信，激烈笔战，使用了同样的笔调和风格。在《哈勃周刊》的元月号上，菲施尔点名向罗素挑战，说他似乎在鼓吹美国向苏联的“投降”。罗素在回信中写道：

美国政府推行了灭绝种族的政策。这是对事实的一种直截了当的陈述。你和艾希曼一样，默从这一政策；你和他一样，负有必须履行的道义责任，要求终止这样的政策。

（点出艾希曼的名字，将其作为负有道义责任的一个象征，这是舍恩曼使用的修辞方式的另外一个明显特征。舍恩曼在《和平新闻》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结尾说，“艾希曼回避这一点［社会革命］，代表的是普通人”。）

菲施尔回复了罗素的信件，试图纠正自己对美军预警系统的性能的误判——罗素关于可能发生意外战争的论点，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引起了罗素更为愤怒的攻击。罗素引用专家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在信件结尾再次大肆谴责说：“一个编杂志的人居然如此肤浅，愿意就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撰写文章，这简直糟糕透顶。”两人的交锋以这样方式继续下去。菲施尔显然谨慎回应，罗素步步紧逼，向菲施尔本人发起攻击（“你通过撰写报刊文章，增加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我这样说问心无愧”）。最后，菲施尔要求结束笔战，呼吁罗素“以曾经对待G．E．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论点的思想活力”，仔细考虑那些问题。菲施尔显然难以相信，和他打交道是《数学原则》的作者。

菲施尔和罗素辩论的问题包括两个，一是意外战争，二是用来描述美国军方领导人的短语“半文盲偏执狂”。在辩论过程中，世人慢慢了解了越南的某些真实情况。官方的说法是，美国派出了一批顾问到南越，协助当地政府，对付北越领导的暴动分子。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军队已在那里驻扎了两年，插手一场令人发指的血腥战争。

美国扶持的政权由独裁者吴庭艳领导，在越南民众中没有多少支持者，推行“战略村计划”之后越发丧失民心。该计划采用强制手段，将农民赶入新建的防卫森严的“村庄”里，以便将他们与游击队分隔开来。计划的目标是削弱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或称“越共”）的影响，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参与战斗的许多美国军人发现，他们去那里“保护”的人实际上对共产主义十分热情，心中的最大愿望是推翻受到他们鄙视的吴庭艳政权。南越政府以不加选择的邪恶方式，开展针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行动，使用凝固汽油弹焚烧村庄，喷洒橙剂毒化乡村，与人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派往越南报道战事的记者深感震惊，幻想破灭——他们看到的情况与政客们向美国人民宣传的东西大相径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决心向官方的说法提出挑战。1963年头3个月，英国和美国的主流报纸刊登了来自越南的系列报道，让读者了解美国卷入战事的规模，了解吴庭艳政权的本质。那些报道自然受到罗素的关注。3月22日，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封信，打响了反对美国越战宣传的第一枪。他开门见山地写道，“美国政府正在越南进行一场毁灭性战争”：

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有两个：一是在南方维持一个残酷的封建政权，灭绝所有抵抗南方独裁统治的人；二是抵抗共产党人掌控的北方入侵。

罗素继续写道，在越南的美国人“真正关注的是，保护经济利益，防止那个地方出现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

在那段时间，罗素所用言辞的一个特点是，使用的言辞几乎刻意疏远自己的读者，让他们觉得，他其实是容易受到宣传欺骗的傻子。结果不出预料，《华盛顿邮报》拒绝刊登那封信件。但是，有两份刊物却非常乐于接受它——一份是英国越南人委员会的刊物，《越南简报》，另一份是北越杂志《祖国周刊》（罗素的信件在该刊发表之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回信表示感谢）。4月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罗素的信件，并且在所附的社论中承认，吴庭艳政权“没有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南越人使用了凝固汽油弹。但是该报强调说，罗素宣称，美国人的目的是阻止社会改良；这一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前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罗素的文章，题为《共产主义是威胁吗？》。罗素在文章中提出，尽管共产主义在斯大林时代曾是威胁，现在它已被“另外一种威胁取代。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纽约时报》的社论强调，罗素事实上接受了这个观点，这让他“不加思考地接受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宣传”。

罗素针对该社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使用了类似于与菲施尔笔战时的基调，满纸都是口称正义的愤慨和强烈谴责。结果可以完全可以预料：《纽约时报》停止刊登他的信件。这两组信件造成的印象是，罗素那时决定利用一切机会，以最强烈的言辞攻击美国。次年夏天，他给在华盛顿举行的民权自由大游行发去一条讯息，强化了那样的印象：

对待美国黑人方式是一种暴行，在如今的美国已有300年历史。在那期间，许多黑人死于酷刑、无人所知的谋杀和有组织的虐待，其数量肯定超过了纳粹在欧洲实施的前所未有的野蛮行径。

“肯定”？罗素是否真的确定，在美国死于酷刑、无人所知的谋杀和有组织的虐待的黑人超过了600万？虽然罗素后来澄清，他的估计“所指的数字包括奴隶买卖、多年时间中的屠杀、虐待以及极端恐怖行径给任何人群造成的影响”，那仍然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夸大数字。其目的在于，宣扬他的“美国人比希特勒更糟糕”的说法——它被长期滥用，那时正在失去影响力。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根据最可靠的估计，被弄到美国的黑奴总数不到100万。

罗素一方面公开谴责美国人像纳粹一样，在国内外犯下了暴行，一方面不吝其辞，赞扬赫鲁晓夫和周恩来。那样在做法完全消除了人们的任何希望：他和其他人可能像他1年之前向吴丹描述的那样，发挥中立的“平衡委员会”的作用。这时，他可以施加影响的只剩下那些敌视美国的政府。尽管如此，在整个1963年中，舍恩曼被派去拜见许多国家元首，其目的据说是促进和平事业。4月，舍恩曼前往以色列，受到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接见。罗素似乎觉得，让舍恩曼去见本-古里安是积极之举，有助于缓解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呢？这一点至今依然是一个谜。但是，他很快便打消那个错误想法。舍恩曼返回之后告诉罗素（根据罗素后来的回忆），他给“以色列总理上了一课，指出了他和他的国家的种种错误”——罗素补充说，那一课“自然遭到对方的愤恨”。罗素指责了舍恩曼的做法，然而却继续将他派往世界各国，从事倡导和平的外交使命。

1963年7月，就在他和波特尔调停中印边界冲突的努力失败之后不久，舍恩曼打算再访伊拉克——7个月之前，他在那里受到了卡塞姆总理的热情款待。不过，在复兴社会党1963年2月组织的政变中，卡塞姆被杀。由阿里夫上校领导的新政权拒绝给舍恩曼发放签证。当时的新闻报道暗示，其原因在于，他是犹太人。但是，可能性更大的原因是，他选择自己的密友哈立德·扎基作为旅行伙伴——伊拉克当局认为，扎基坚决反对新政权，是危险的革命分子。扎基后来被称为“中东的切·格瓦拉”，与舍恩曼共事多年。他和舍恩曼一样，信奉格瓦拉主义的“三洲战略”，鼓吹发动一系列有组织的游击战，以便打败“美帝国主义”。1968年，扎基试图在伊拉克南部领导那样的游击战争时身亡。如果说罗素向伊拉克派遣代表的目的是，谋求阿里夫上校领导的政府的善意，并且对其施加影响，那么，舍恩曼和扎基便是不二人选。

1963年，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正式成立，舍恩曼的海外之旅——虽然他以前的差事有的注定倒霉，有的并不成功，有的中途夭折——被视为这一点的证据：只要罗素掌握了足够的资金，他就可以为世界和平，做出令人惊奇的贡献。基金会散发了一份传单，上面罗列“古巴危机、中印边界冲突、阿以争端、柏林问题和中欧的未来”作为例子，希望得到资助。传单写道：“罗素勋爵的个人斡旋不偏不倚，发挥了有效作用，有利于冲突双方交换建议和反建议。所以，相关国家的政府欢迎或者特地寻求他的调停努力。”传单还声称，罗素“起到了建设性作用，有助于消除国际危机，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这份传单请求给予赞助，并且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罗素承诺支持卡斯特罗，发表了一系列恶意的反美言论，认为美国类似于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它宣称，罗素“与全世界的中立国家的元首保持通讯联系和接触”。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接受他的观点：就消除国际紧张关系而言，中立主义提供了最令人期望的方式之一”。

关于新组建的基金会的目的，传单宣称，它旨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建立我们自己的大众交流媒介，以便推进反核国家的工作”。它还承诺开办一份报纸，组建一家新闻社，创办一家电影公司，建立一座广播电台。所有这些机构的宗旨是，宣传基金会开展的活动，起到“推动核裁军的国际声音的作用”。

基金会在宣传活动表述的大多数观点要么使人误解，要么完全错误。我们不禁要问，基金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罗素在《自传》中使用了一章篇幅，谈到基金会的情况。但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三缄其口。罗素强调说：“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大量资金。”他还透露：“个人和政府捐助了成千上万英镑。”但是，他被迫承认，当有人问及那些资金的用途时，“我们不得不使用笼统言辞模糊回应——那样的说法只有敏锐的人和已经相信我们的人才会接受”。

有一点是确定的：基金会的目的并不是宣传核裁军。在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前，罗素已经不再强调核武器带来的危险；取而代之的是，以更激烈的口吻，强调美国代表的危险。而且，他的目的也不是调停国际争端——无论是罗素，还是舍恩曼都不具备完成那类任务的能力。舍恩曼于1974年发表的文章提供了真正的答案。这一点也在各个阶段的文献记录中得到证实：基金会旨在利用罗素作为和平宣传者的名声，以便得到支持和资金，按照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构想，推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人们常常——并且有理由——认为，罗素在人生最后几年从事政治活动的重点是，为结束越南战争进行宣传。当然，罗素、舍恩曼和基金会竭力反对美国参与越战，全力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但是，如果我们阅读基金会的大量文件，它们揭示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基金会首先关注的是拉丁美洲事务，特别是古巴的情况。罗素1962年2月在《革命》上发表声明说，美国针对古巴的行为可能导致核大战；从那时开始，罗素几乎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对古巴革命的支持态度。

1962年10月10日，古巴危机爆发大约两周之前，罗素收到“声援古巴大陆会议”发来的希望表示支持的请求。会议原定在巴西举行。危机爆发之后，会议延期至1963年3月，罗素通过舍恩曼和阿利斯泰尔·尤尔，发去了上文提到的表示声援的讯息。罗素表示，他很高兴地看到，会议将维护古巴人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他并且强调说：“压迫古巴的企图……是散发恶臭的帝国主义行径，完全是非正义的。”他还寄去了一份将在会上宣读的书面发言。他声称，苏联和美国（以及它们的所有卫星国）“都相信大屠杀，相信彻底的种族灭绝，相信不加区别地灭绝整个人类——无论好战与否都难以幸免”。因此，古巴的例子给予他鼓舞，说明“依然存在进行抵抗的意志”。

导弹危机之后不久，罗素收到了古巴驻伦敦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向他表示“我们的最深谢意”。罗素以虚伪的口吻回复说：

如果说在最近这场危机中，我能够对古巴人民有所帮助，那是我的殊荣。

我希望，如果您相信我能够做任何事情，支持古巴的和平独立，务请随时和我联系。

罗素1963年1月寄去的《致古巴人民书》证实，他愿意为古巴做事。“我在精神上和你们一道，庆祝古巴革命成功4周年，”文章让古巴人民放心，“美国政府的好战言行让没有参与冷战的国家深感震惊。”

基金会与古巴团结一致，这一点不仅见于上述直接表示声援的信息，而且见于以罗素名义发表的声明。它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显示了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公开讲话的影响。1964年8月15日，美国开始对北越实施轰炸行动10天之后，切·格瓦拉在哈瓦那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古巴人将自己视为由革命国家组成的统一的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该国际社会包括中国、苏联和越南，而且还有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切·格瓦拉提到了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但是特别关注非洲，尤其是刚果。他要听众相信，在刚果，人们继承了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革命范例，将会取得胜利。同月，罗素署名的文章《非洲与和平运动》发表。罗素效仿了格瓦拉的说法，认为“非洲和亚洲人民可能在军事上处于弱势，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占优。他们的政府和西方的和平团体一道，就能实现我们在文章和会议中大量讨论的和平”。

1964年11月30日，切·格瓦拉在桑提亚哥发表讲话，刚果问题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几天之后，比利时军队与得到美国支持的白人雇佣兵一起，在斯坦利维尔打败了卢蒙巴领导的革命者。在讲话中，切·格瓦拉主要谈到据称白人在斯坦利维尔实施的大屠杀。他说，这暴露了“那群希特勒分子”的“帝国主义兽性”。6天之前，罗素就相同问题，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人们关注这个事实：“在入侵刚果的过程中，从冒险者和施虐狂中招募的白人雇佣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妇女儿童，无缘无故地烧毁整个村庄。”罗素在声明中继续写道：“如果西方国家拒不停止这种公开干涉，刚果将会成为第二个越南，变为屠杀无辜人民的屠宰场，对世界和平造成危险。”

那份声明发表次日，舍恩曼寄给罗素一份他和哈立德·扎基合写的文章，题为《刚果的死亡和掠夺》。文章呼吁，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军队从那个地区撤出。它还预测，刚果的造反者将会不断壮大，并且最终取得胜利。文章后来经过补充，成为一本著作。罗素在他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在刚果，实施了强压在非洲和亚洲人民头上的残酷剥削计划，造成的可怕后果超过了世界任何地方。如果可以组建与纽伦堡审判类似的法庭，如果美国国务院和布鲁塞尔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者们将在那里遭到审判，他们肯定会被定下迫害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罪行。

罗素继续写道：“已经获得自由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步骤，打败为殖民国家卖命的那些奴仆……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揭露新殖民主义及其暴行。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致力实现的正是这个目标。”

在那段时间里，切·格瓦拉频频露面，会晤刚果的造反派成员和表示支持的非洲国家元首。他准备实施得到古巴政府支持的大胆计划，亲自奔赴刚果，接管他们的造反运动领导权，提供直接支持。1965年4月1日，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往非洲。他使用“拉蒙·本尼兹”的名字旅行，剃了胡须，戴上眼镜，于4月24日秘密到达刚果。他刚果逗留7个月时间，领导日益分裂、缺乏战斗力的造反军队，到了11月被迫撤离。在那7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舍恩曼也在非洲，拜访和切·格瓦拉讨论过刚果冒险行动的那些国家元首。首先，他到了加纳，作为恩克鲁玛的客人，在那里逗留大约1个月。后来，他相继访问了赞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他在那些国家干了什么？这至今依然是一个谜。1965年3月15日，他从加纳给罗素写了一封信，显然希望暗示，他参与撰写恩克鲁玛的讲话，参与制定加纳的对外政策：

我有许多事向您报告，但是既不知道哪一点最重要，也没有简洁的汇报方式。我与总统和他的内阁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谈涉及刚果和越南，形成了具体成果。在总统的要求之下，我在此逗留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您细读写给总统的关于刚果问题的备忘录，您将会看到在这里讨论的建议。它们已被采纳，将会形成具体文件。这里的报纸很快就会一一披露。

舍恩曼在此暗示的究竟是什么呢？最佳的猜测或许是他后来向基金会同事们公开透露的这个说法：他为恩克鲁玛撰写文稿，要求非洲国家组织将联合国军队从刚果驱逐出去。

在1965年3月15日这封信件的其余部分中，舍恩曼谈到了这个说法：美国已经制订了轰炸中国的详细计划。舍恩曼宣称，“阻止这一点的唯一方式”是，“彻底改变不结盟世界，使其成为与中国的国际大融合……否则，美国将以鄙视的态度，对待所有军事弱国，轻视它们的观点”。舍恩曼在信件结尾处表示：“相信我，我在这里从事的工作是我无法在伦敦完成的。”

无论舍恩曼是否为非洲领导人的发言稿代笔，他肯定替罗素捉刀。到了1965年，罗素的讲话稿和以他名义发表的文章和新闻稿一样，带有明显的格瓦拉主义特征。1965年2月15日，罗素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演讲，攻击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罗素认为，在越南和刚果问题上，工党政府站在美国一边，“支持西方的帝国主义”行径。而且，英国总体上与美国沆瀣一气，试图镇压“被奴役人民现在群起参加的大规模独立运动”。

1965年7月11日，也即5个月之后，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大会上，舍恩曼宣读了罗素的一份声明。但是，许多与会者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不承认它代表了罗素的观点。它的主题是，“美帝国主义威胁世界和平”。声明认为，美国一意孤行，不仅镇压越南人民，而且还镇压“整个美洲以及非洲和亚洲大多数地区”的所有争取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斗争。那篇讲话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反对美国的侵略（那样的呼吁被解释为，放弃要求美国与共产党国家和平共处的学说）。为了支持该呼吁，它重复并且夸大了舍恩曼在加纳来信中提出的说法：“五角大楼和中情局的掌权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计划轰炸中国的所有工业城市。”那篇演讲引起轩然大波。两天之后，罗素收到一份电文称：第一，他必须与舍恩曼划清界限；第二，那样的讲话影响了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信誉。罗素在回电中证实，舍恩曼宣读的那篇讲话确实是“我请他转达的消息”。

赫尔辛基会议召开两个月之前，抛弃和平共处理论曾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五一讲话的主旨。随后，卡斯特罗落实对美国宣战的号召，开始筹备上面提到的1966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那次会议的目的是，召集整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革命游击战运动的代表，以便促进他们与古巴政府之间的团结。切·格瓦拉其实并未出席那次会议。其原因在于，他1965年4月秘密离开古巴以后，如果他不能以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面目出现，他就不能在公开场合现身。因此，他藏匿起来，先到了坦桑尼亚，然后去了布拉格，计划下一次冒险行动。后来，他在玻利维亚露面，随后于1966年11月再次隐藏起来。

他没有出席，然而正是因为切·格瓦拉发出的号召，三大洲会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切·格瓦拉断言，除了与美帝国主义战斗之外，已经别无选择，所以呼吁开展“全面战斗”。他宣布：“我们必须将战火燃烧到敌人出现的每个角落。对美国人、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来说，在越南的旗帜下，在委内瑞拉的旗帜下，在危地马拉的旗帜下，在老挝的旗帜下，在几内亚的旗帜下，在哥伦比亚的旗帜下，在玻利维亚的旗帜下，在巴西的旗帜下——这里提及的仅仅是今天开展武装斗争的几个国家——死去，这都同样光荣，同样值得想望。”第三世界的“遭到剥夺的群众”必须从“游击队员的战无不胜的伟大启迪”中获得灵感，必须“形成对敌人的毫无保留的仇恨”，以便让自己做好准备，进行“长期的残酷战斗”。如果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很快展望到光明的未来：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越南在整个世界大放光彩。他们以自己的死亡和承受的巨大不幸，每天都表现出英雄主义行为，给予帝国主义重复打击，怀着世界所有民族的日益增加的仇恨，在突然攻击中释放自身的力量。

当时的人应该感到，这样的寓意不大可能振奋和平宣传者的精神，不大可能振奋这样的一个人的精神：他曾经宣称，他的整个学说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仇恨是愚蠢的，仁爱是睿智的。然而，在那次会议上，上文中引述的伯特兰·罗素的那篇讲话被当众宣读，其内容、口气甚至许多的语句都效仿了格瓦拉本人发出的号召。

相当不可思议的是，罗素的三大洲会议讲话竟然有四个内容略微不同的版本。第一个标注的日期为11月27日，篇幅最长，针对美国进行了最详尽的持续攻击。它几乎说，世界上存在的所有邪恶都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在世界的每个地方，战争和苦难均源自美帝国主义。哪里存在饥饿，哪里存在剥削性专制，哪里的人遭受酷刑，哪里的劳苦大众在疾病和饥馑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镇压人民的力量都来自华盛顿。

罗素承认，他曾一度支持与这种残酷的专制主义和平共处，但是现在强烈谴责这样的政策。他说：“必须进行战斗，建设一个和平与博爱的世界。”他慷慨陈词：“摆在本次三大洲会议面前的伟大机遇是，形成一个抵抗压迫的崭新国际联盟。”在这个版本最后，是切·格瓦拉在讲话中呼吁人们关注的一系列游击战争——秘鲁、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越南、泰国、刚果、喀麦隆。它还敦促全世界人民，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人民，“起来游行、斗争和抵抗……让我们团结起来，抵抗美帝国主义”。第二个版本短许多，标注的日期为1965年12月8日，由罗素本人使用录音机录制，其中对古巴人的虚伪吹捧超过了第一个版本。罗素在这个版本的结尾处说：“我给正在进行共同斗争的你们送去最热情的问候。”第三个版本标注的日期为1966年1月10日，[3]本章开头引用了其中部分材料。它更加不吝其辞，赞美古巴及其领导人。罗素在讲话中说，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民族解放斗争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途径”。这个版本显然不是出自罗素笔下。我们推测，这就是当时在会上宣读那个版本。第四个版本出现在罗素的著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第8章中，标题为《通过抵抗美帝国主义实现的和平》。它的标注日期为“1966年1月”，所有与古巴、古巴领导人和古巴人民相关的内容全部删去，然而在其他各个方面显然是同一文件的变体。

在所有四个版本中，基本寓意保持不变：第一，只有通过打败美帝国主义，才能实现世界和平；第二，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方式是，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格瓦拉主义游击战。

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一个特殊分支联系如此紧密，当然不可能像罗素在过去的宣传那样，赢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罗素公开表态，支持具有强烈格瓦拉主义特征的托洛茨基派别，支持核裁军运动的自由主义者。有鉴于此，曾经受到百人委员会吸引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包括曾经亲苏的共产党人，都不可能认同和平基金会那样的政治运动。到了1966年，在当初离开百人委员会加盟罗素个人秘书团队的人员中，大多数相继离开了基金会。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年轻的托派分子，包括帕特·乔丹、罗宾·布莱克伯恩、昆廷·霍尔和肯·科茨。他们全都和舍恩曼一样，仰慕切·格瓦拉及其“战略”。克里斯托弗·法里是剩下不多的百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但是，从那时开始，他在普拉斯彭林担任罗素的私人秘书，而不是待在位于伦敦谢弗尔街的基金会的狭窄办公室里。

这时，谢弗尔街的办公室成为中心，指挥大量许多活动，以便确保基金会发挥作用，影响格瓦拉的号召，在尽可能多的方面开展对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基金会隔壁就是“伊拉克学生协会”的办公室。在舍恩曼和基金会的资助下，哈立德·扎基在那里策划自己的游击战。毫无疑问，越战是理所当然的关注焦点。为了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基金会专门设立了越南团结宣传组，由塔里克·阿里担任组长。塔里克·阿里曾经陪同舍恩曼多次前往越南，一是保证支持那里的游击战，二是收集美国军队的战争罪行。在1966年5月那次越南之行期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广播电台播送了罗素致美国士兵书。罗素说，美国政府没有告诉他们战争的真实目的，并且督促他们停止参与“这场野蛮、罪恶的征服战争”。那篇讲话还透露，罗素计划“与世界上的知名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小说家、哲学家、数学家一起”，组建战争罪行审判法庭。“以便聘请最受人尊敬的国际人士，就美国政府在越南犯下的罪行，进行最严肃的宣判。”

1966年7月20日，罗素给俄国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部署部分苏联空军力量，供越南人支配”。此举显示，他愿意做出最大努力，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他在电报中表示：“为了实现世界和平，我们不能让约翰逊为所欲为。我们应该向正在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提供慷慨援助。他们的事业就是所有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事业。”罗素身为“和平先知”，但是实际上鼓励苏联采取军事行动。那不仅将终结“和平共处”的希望，而且几乎肯定会导致世界上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样的做法显得怪诞异常，自然让苏联和全世界的记者深感意外。根据当时在罗素和平基金会工作的戴维·霍罗威茨的回忆，苏联驻伦敦领事接到电报后忧心忡忡，要求舍恩曼到苏联大使馆见面：

领事解释向他解释，派出苏联飞机意味着与美国宣战。他并且警告说，“舍恩曼先生，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样的人将会遇到大麻烦。”

罗素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声明，解释他敦促苏联军事干预越战的理由：“认为此举可能增加世界大战危险人的应该想到，其一，约翰逊和希特勒一样，因为绥靖政策而壮胆；其二，越南人将要采取的行动仅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看来，罗素认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取得胜利非常重要，为此不惜去冒引发全球核大战的危险。

1966年11月16日，那次事件过去几个月之后，罗素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计划组建一个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调查美国人在越南的行径。鉴于他那段时间发表的针对美国的极端好战言论，该法庭的公平性肯定遭到怀疑。美国和英国的新闻界以严厉的讽刺口吻，报道了罗素宣称的计划。古巴报界自然对他的做法表示欢迎。他向古巴报界发表的多次声明显示，该法庭是格瓦拉主义策略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打败美帝国主义。其中一份说，“我们的法庭采用的历史视角将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起来，必须为人类良知提供声音，能够对反革命力量犯下的连续罪行和侵略行径进行审判”：

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的力量必将对三大洲出现的种族灭绝承担责任。他们对人类福祉造成的全部威胁将被我们的法庭记录在案。由此获得的证据必须加以使用，以便在全世界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

该声明继续写道，“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核心……越南战争的走势与古巴倡导的政策密切相连”：

切·格瓦拉给三大洲会议的最后一封信件是一份计划，向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士表达了最迫切的必要性。必须创造两三个新的越南式战场，这一决心是打败美国唯一途径。所有年轻人都应该受到这个值得纪念的宣言的指导。他们应该找到具体的斗争方式，包括直接参与和支持拉丁美洲革命。

当然，该法庭将花费大量资金。如果考虑到它是“在全世界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的总体尝试的组成部分，需要的经费自然不菲。但是，基金会已经收到的捐款慢慢消耗殆尽。从舍恩曼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判断，基金会得到了古巴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资助。但是，在募集更多捐款的同时，罗素的个人财富开始被利用起来。他以前曾经表示，《自传》必须等到他去世之后才出版。他听到消息，出版商愿意支付巨额预付稿酬，随即改变了初衷。1967年至1969年，《自传》分三卷陆续出版。第三卷的内容主要是匆匆写就的大量劣质材料，对1952年的稿件进行临时补充。《自传》的全部收入进入基金会账户。罗素还做出安排，将大量文章收集起来，卖给了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由此获得的收入也悉数捐给基金会。最后，罗素还在1966年11月18日订立了一份新遗嘱，拨出留给具体个人的金额（凯特5000英镑，孙女们3000英镑，女佣500英镑等等），将他自己剩下的全部财产（由伊迪斯经手）全部遗赠基金会，他的著作的版权也包含在内。（在这份遗嘱的初稿中，没有留给约翰任何东西。但是，在律师们施加的压力之下，罗素增加了一条遗嘱附录，留给约翰300英镑——这就是说，比留给女佣的还少一些。）大约在同一时期，基金会注册成为一家有限公司，董事由舍恩曼吸引加盟的那帮托派分子派员担任。

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进行了两次庭审，第一次于1967年5月2日在斯德哥尔摩，第二次6个月之后在丹麦。罗素没有出席。但是，在第一次庭审时，舍恩曼宣读了以罗素名义撰写的开庭致辞。致辞谈到了“掩饰美国人所犯罪行的狂热企图”，显然为法庭的裁决预先定下基调。罗素在后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与希特勒当年在东欧的如出一辙。”他宣称：“越南战争的伟大意义是，世界革命是持续不断的。”在庭审过程中，大批北越人提供证词，描述了美国人的野蛮暴行，几名士兵作证时承认自己犯下了战争罪行。1967年12月1日，法庭宣布调查结果。美国在所有指控中都被判定有罪，没有人对此感到意外。

在公布裁决时，法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罗素、舍恩曼和基金会的控制。在第一次开庭时，舍恩曼与法庭的两位主要名人支持者——让-保罗·萨特和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发生激烈争吵。两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实力，足以对抗舍恩曼的恐吓言行。萨特是法庭的执行主席，德迪耶尔是主席（罗素的正式职位是“荣誉主席”）。他们两人显然愿意行使各自称号赋予的权力，没有理会舍恩曼提出的要求。他们对舍恩曼的争吵做出回应，除去了法庭名称中原有的“伯特兰·罗素”字样，并且将其办公地点从伦敦迁至巴黎。

不管怎么说，到了那时，舍恩曼的兴趣已经转向玻利维亚——自从前一年11月起，切·格瓦拉在那里领导着游击战。1968年夏天，舍恩曼给哈立德·扎基的追思会寄去一份发言稿，透露了他1967年夏天在巴黎与扎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

他当时准备到伊拉克去，我要前往玻利维亚。我俩愉快地相拥，去参加准备多年的战斗。在那场革命斗争中，我们的牺牲将是千百万人所受痛苦的一个瞬间。

根据正式的记载，舍恩曼结果并不是要到玻利维亚去参加革命斗争，而是代表基金会，观察审判雷吉斯·德布雷的情况。德布雷是法国学者，格瓦拉的信徒，去了玻利维亚，参加游击战。德布雷忍受了几周严酷游击战的真实生活，于是告诉格瓦拉，他“待在外边”所起的作用更大。格瓦拉表示同意，让德布雷返回法国，组织一个“支持圈子”。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日记》中记录了那次谈话，并且补充了一点：“我将分别致信萨特和B．罗素，请求他们筹集一笔国际援助基金，支持玻利维亚的解放运动。”1967年4月20日，德布雷在试图返回法国的途中被玻利维亚当局逮捕，投进了监狱。他遭到酷刑折磨，于是告诉玻利维亚人他们到那时为止仅仅怀疑的情况：切·格瓦拉在他们的国家里，领导游击队反抗活动。从那时开始，找到、打败并且杀死切·格瓦拉便是早迟的事情。结果，他们仅仅花了6个月时间便如愿以偿。

在那段时间，德布雷依然被玻利维亚政府监禁，作为游击战的合谋者等待审判，并且接受了进一步审问。审问者不仅有玻利维亚人，而且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后者当然也很想知道切·格瓦拉的准确行踪。可以理解的是，古巴政府焦虑不安，希望尽快将德布雷弄出玻利维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求助舍恩曼，希望“伯特兰·罗素”的直接干预或许可能说服玻利维亚人释放德布雷，不要启动审判程序。他们大概是在5月去见的舍恩曼。当时，舍恩曼在古巴，代表罗素宣读《五一节致古巴人民书》，祝贺世界声援越南委员会成立。而且，他宣布了现在为人熟知的“团结”诺言（“菲德尔·卡斯特罗得到我们最热烈的支持。切·格瓦拉为每个被压迫者奋斗……让我们团结战斗，争取越南的胜利，挫败任何地方出现的美国侵略行径”）。6月15日，古巴人发出的呼吁得到首批回应。《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封罗素的署名信件。他抗议说，玻利维亚人让德布雷受到了“随心所欲的严酷对待”。次月，古巴报纸相继刊登了一份文件，题为《伯特兰·罗素答古巴记者问》。在该文中，罗素回答了一些问题，涉及玻利维亚的游击战运动和“雷吉斯·德布雷受到的非法处置”：

玻利维亚的游击战运动证实，抵制美国控制世界资源的活动在拉丁美洲广泛开展……

德布雷给玻利维亚寡头集团形成的威胁是，他可能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形成一场宣传攻势，维护雷吉斯·德布雷这样的学者的权利。

有记者问，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问题，欧洲国家有何反应？罗素回答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责无旁贷，必须与三大洲的革命运动站在一起。“表达这种认同的方式不是援助或者支持‘慈善’行动，而是实际参与解放过程。”

为了鼓励那样的“认同”，基金会创立了一份刊物，名叫《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伦敦快报》，于1967年8月出版了首期。在那一期中，几乎每篇文章都以罗素的名义发出呼吁，要求人们支持并且参与格瓦拉主义的三大洲斗争。例如，第一篇文章是罗素在斯德哥尔摩战争罪行法庭上的最后致辞。罗素极力主张：“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必须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像当年审判纳粹的法庭一样，为越南、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伸张正义。”《快报》还收录了罗素7月在哈瓦那召开的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上的发言。那篇讲话是肯·科茨代为宣读的：

首次拉美团结会议在拉丁美洲革命之都哈瓦那如期开幕，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希望，解放运动将会找到协调斗争的方式，抵抗行动——例如，在玻利维亚的行动——将起到作用，促进乌拉圭的解放……

祝本次会议取得成功，形成遍布整个拉丁美洲的抵抗运动。

在《快报》宣传的“基金会文献”中，有一篇是切·格瓦拉撰写的，题为《共同追求：推翻帝国主义让古巴与非洲和亚洲联合起来》。此外，《快报》还宣布了基金会已经和即将举行的会议，包括以下内容：

基金会已经举行了一次会议，表示对拉丁美洲的支持（《向切·格瓦拉致敬》）。会议在伦敦的圣雄甘地大厅举行，600人出席。会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后续会议正在计划之中。

8月25日，星期五。肯·科茨将就拉美团结组织会议情况做出报告，然后还有小组讨论。地点：伦敦菲茨洛伊广场，圣雄甘地大厅。

首期的最后一篇文章涉及“与审判雷吉斯·德布雷相关的背景材料”。文章提出：“竟然指控雷吉斯·德布雷将暴力和革命带进玻利维亚，这简直是怪诞可笑说法。”文章认为，让玻利维亚当局真正感到害怕的，其实是德布雷带去的思想：“专制统治不容忍人自由地表达思想。德布雷的勇敢与独裁者的怯懦形成鲜明对照。他以身作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最后说：“对他进行军事审判引起了极大关注，支持雷吉斯·德布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说到那时为止，有人对和平基金会的宗旨尚存任何疑问，那么，它的那份《快报》肯定将它们一一消除。

《快报》还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1967年8月，舍恩曼前往玻利维亚，随行的还有佩里·安德森、罗宾·布莱克伯恩和塔里克·阿里。他进入玻利维亚时出示的证件显示，舍恩曼是《快报》记者。除了舍恩曼之外，他们一行的其他人显然相当紧张，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情况。在拉巴斯，阿里一个人住在另外一家酒店，忐忑不安地见到一个神秘的陌生访客。结果，那是“舍恩曼的联系人之一”。他们到关押德布雷的小镇卡米里，给那里的记者们（到那时为止，已经有很多记者云集那里）留下的印象是，他们被吓坏了。阿里刚刚举起相机，准备拍摄士兵的画面，一支枪便抵住了他的胸口。有人告诉他，如果未经许可，拍摄军方人员的照片，他将被当场枪毙。后来，他遭到逮捕，罪名是涉嫌参加了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虽然他最后被释放，那件事情显然让他和舍恩曼感到惊慌。于是，阿里返回伦敦。10天之后，布莱克伯恩和安德森也返回伦敦，其原因是，舍恩曼提出的这个建议让他们惶恐不安：确定切·格瓦拉的游击队营地的位置，租用一辆吉普车，给他们运送食物和药品。舍恩曼看来贿赂了某些玻利维亚军官，打听到格瓦拉的藏匿地点。布莱克伯恩和安德森不愿扩大自己的“认同”范围，不愿冒死与革命游击队员发生联系。两人于是匆忙撤退，搭乘下一个航班返回伦敦，让舍恩曼独自继续他的玻利维亚冒险之旅。

对德布雷案件的审判一再推迟。西方记者们待在卡米里苦苦等待，相互之间变得非常熟悉。1967年9月10日，其中有一位名叫理查德·戈特的在给自己朋友的信件写道，他与舍恩曼见了面，结果发现舍恩曼的打算是，“在德布雷案件开庭那天出面干预，挥舞伯迪的一封信件宣布，整个审判完全非法，应该立刻停止”。而且，舍恩曼看来随身携带巨款，让那里的所有记者大吃一惊。戈特在信中描述：

此行的另外一个小插曲是，拉尔夫与那个具有很强实力的托派政党头目谈话。那个玻利维亚人说，“我们没有发动革命的经费”。坐在桌子旁边的拉尔夫身体前倾，两眼闪闪发光，嘴里问道：“直接告诉我需要多少钱？”我推测，伯迪出版了自传，他那个和平基金会肯定肥得流油。

舍恩曼出钱贿赂玻利维亚军官，打听格瓦拉的行踪，计划让德布雷获得自由，大张旗鼓地炫富，公开资助武装革命。那些做法让人觉得，他肯定引起了玻利维亚当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注意。

在戈特撰写上述信件时，舍恩曼已经返回伦敦逗留三周时间，以便准备他后来所称的“完整的法律文件——从法律意义上说，军事法庭可以接受那样的文件”。后来，文件在《快报》上披露。它确实从法律角度详细阐述说，处理德布雷的方式违反了玻利维亚宪法。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为格瓦拉领导的革命运动摇旗呐喊。该文件开宗明义地宣布：“我要求法庭准许我出示伯特兰·罗素和罗素基金会成员提供的重要证据，为雷吉斯·德布雷辩护。”法律问题说完之后，它随即开始老生常谈，进行煽情的革命鼓动：

死亡和苦难遍布玻利维亚和整个拉丁美洲；你们受益于此，是害怕雷吉斯·德布雷的罪犯。你们屠杀人民，不让世人了解你们犯下的罪行。这位作家让专制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唤醒了人民……如果说专制将带血的指头转向古巴，那是因为人民对古巴满怀希望。如果屠杀具有良知的人民的罪犯谴责古巴，古巴有幸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寻求解放。

毫无疑问，舍恩曼肯定意识到，玻利维亚法庭将会发现这份文件具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不由得出这一结论：它的对象不是法庭，而是报道案件的全世界新闻界。

10月底，舍恩曼怀揣他所说的“完整的法律文件”，返回卡米里。其时，格瓦拉领导的反叛已经遭到镇压，格瓦拉本人命归黄泉，剩下的游击队员被悉数关进卡米里的各座监狱。11月初，德布雷案件终于开庭。舍恩曼按照计划行事，试图打断庭审，请求法庭接受他带来的证明德布雷无辜的文件。结果不出所料，他当场遭到逮捕，被押出法院，送往关押游击队员的监狱。接着，他从那里被送到拉巴斯，关进他后来所称的“笼子——那间牢房的大约只有5英尺长，2.5英尺宽”。他试图逃走，被重新抓住，在那个“笼子”里又待了27个小时，然后被带去审问。审问期间，美国驻玻利维亚领事现身，告诉舍恩曼两点：第一，他所持的美国护照将被没收；第二，他将被遣返美国，而不是他希望的英国。舍恩曼先是表示拒绝，但是后来一想，与送回拉巴斯的那个笼子相比，返回美国可能好一些。于是，他在全副武装的卫兵押送下到了机场，上了一架飞机，回到美国。

在纽约，舍恩曼接受了一名《快报》专栏作者的采访。他透露说，战争罪行审判法庭第二次庭审将于11月20日在丹麦进行，他依然希望届时出席。舍恩曼回顾了自己的玻利维亚的异乎寻常的经历，然后强调说，格瓦拉前一个月逝世，但是这并未削弱他本人或者和平基金会执行格瓦拉制定的战略的决心：

切·格瓦拉努力在整个拉丁美洲实施解放战略，以便实现那些目标。为了支持那些目标，罗素基金会希望向拉丁美洲之外的人民清楚表明：需要团结起来，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采访者评论说：“许多人以为，罗素和平基金会的唯一活动是参与战争罪行审判法庭的审判。很少有人知道，它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活动。”舍恩曼回答说：

……基金会对战争罪行审判法庭的兴趣并非仅仅在于，法庭可以起到作用，为反帝斗争服务……所以，我们希望，法庭是整个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它的审判涉及非洲，涉及拉丁美洲，涉及亚洲的其余地区。我们一直向世界各地派遣人员。无论我们到了哪里，我们都与那里的革命斗争建立联系。我们自己参与力所能及的活动，与那些人站在一起，共同斗争。所以，无论在坦桑尼亚、刚果、玻利维亚还是其他国家，基金会肯定参与了那里的活动。我希望，我们将继续那些事业。

有人说，只有舍恩曼一个人认为，基金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响应切·格瓦拉发出的号召，在三大洲开展革命运动。但是，我们如果一览1967和1968两年出版的《快报》便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67年9月，舍恩曼当时仍然在玻利维亚，该刊的第二期出版。与第一期一样，那一期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格瓦拉主义论调。其中的一篇文章由肯·科茨撰写，题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提到切·格瓦拉反复表达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黑人权力运动类似于越南人民和玻利维亚人民进行的斗争，类似于其他所有游击运动。它们常常都是在颂扬游击战的优点的情况下发起的。科茨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道出了我们的心声”。为了证实这个观点，那一期《快报》原文照登了卡迈克尔在哈瓦那的讲话。在那篇讲话中，卡迈克尔不遗余力，试图将黑人权力运动与拉美国家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除此之外，那一期还刊登了科茨自己撰写的文章《来自拉美团结组织会议的报告》。他在文章中赞美古巴革命的“荷马史诗特征”。他认为：“游击队员在充满敌视的环境中进行战斗的，这也是理性人的形象：在充满敌视的环境中战斗，旨在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科茨宣称，拉丁美洲人民面对疾病、糟糕的住房条件和缺乏教育导致的问题。那些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直至整个拉丁美洲的人民像古巴人民一样，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他赞美“会议通过的决议：拉丁美洲革命的基本道路是开展武装斗争”。

在同一期中，刚从卡米里返回的罗宾·布莱克伯恩和佩里·安德森也联袂撰文，题为《德布雷档案》。文章称赞德布雷“以完整无误的准确性”，将1965年的玻利维亚描述为可以成功发动革命的国家。文章还说：“格瓦拉领导了游击队，让玻利维亚政府军遭到许多毁灭性打击。”格瓦拉促成“政治上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支持游击队起义”。布莱克伯恩和安德森满怀深情地表示：“格瓦拉的名字力量巨大，让任何拉美官员听到都胆战心惊。”这篇文章发表1个月之内，格瓦拉领导的那一小股游击队——他们没有打过什么大胜仗，其实让他们试图解放的农民感到恐惧，而不是表示支持——被打败，格瓦拉本人也一命呜呼。

格瓦拉去世之后，他在三大洲会议上讲话点燃的希望之火随之熄灭。在这种情况下，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开始强调其他方面的工作。它公开给人的印象是，其主要目的是——并且一直是——谋求释放政治犯，并且以某种通常并未特指的方式，致力实现“和平”。除了舍恩曼之外，其他人忘记了这一点：它实际上大力鼓吹战争，鼓吹针对美国的武装斗争。格瓦拉去世之后，舍恩曼完成在玻利维亚的冒险行为之后，在基金会任职的大多数托派分子辞职。基金会由法里、科茨以及舍恩曼本人——在名义上——管理。

舍恩曼当时面对的问题是，自己在玻利维亚的冒险活动暴露之后，他被英国和美国当局视为相当危险的人物。他的护照被没收，他试图再次进入英国——或者任何欧洲国家——的企图遭到挫败，无法继续承担当时已经人心涣散的和平基金会的领导工作。1967年11月，就在接受《快报》采访几天之后，舍恩曼打算进入丹麦，出席战争罪行审判法庭的第二次庭审。但是，他的入境申请遭到拒绝，不能离开机场。后来，他先后去了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希望找到一个移民局官员，让他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入境。但是，他未能如愿，被迫返回美国。1968年3月，英国拒绝让他入境。次年6月，他弄到了一本假护照，乔装打扮，非法进入英国。但是，两周之后，他被逮捕，遣返美国。

到了那时，对罗素和伊迪斯来说，舍恩曼是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角色。两人决定与他断绝关系。舍恩曼希望在1968年夏天返回英国的理由之一是，与肯·科茨和克里斯托弗·法里商议，如何处理罗素《自传》的第三卷。伊迪斯参与了撰写；舍恩曼觉得，那一部分文字没有如实反映自己在8年时间里为罗素和基金会所做的工作。1968年6月，在非法访问英国回到美国之后，他给科茨和法里写了一封长信，就自己的境遇，表达了伤心和愤慨之情。他还一一罗列了种种不满，矛头直指伊迪斯，主要涉及她在《自传》中表述的他与罗素的关系。面对伊迪斯的敌视态度，舍恩曼写道：“我已经决定，利用我可以使用的所有武器，对此进行回击。”其中之一是他在基金会的理事职位。他提出，《自传》版权属于基金会，该书“是否出版，由我们说了算”。因此，他以理事的身份要求，基金会应该做出决定，不出版现有的《自传》版本。他建议，法里应该告诉伊迪斯，她写入该书的关于舍恩曼的内容可能引起法律诉讼，因此应该删除。

假如科茨和法里不愿实施那项计划，舍恩曼还有另外一件备用武器——真相。他给其他理事发出的最后通牒是：要么他们同意他的要求，删除伊迪斯写入《自传》的有关他的文字，要么他将“以书面和口头形式说明”，8年前以罗素之名出版的传记究竟是谁撰写的。他还提醒科茨和法里：第一，“你们知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我们宣称的说法——我们是伯迪点头认可的前提下行事的”。第二，“如果《自传》第三卷贬低我的作用，显示政治上的负面因素或信心缺失，那么，我们以罗素基金会之名开展的工作，无论出版著作还是拍摄电影，都将是愚昧之举”。他暗示，如果公众了解这一真相，他们几个人都要倒霉：

过去数年中，我在罗素知道并且认可的情况下，撰写了他的主要著作。要证明这一点并非难事。因此，我要求你们两人，履行理事的职责，注意到我的决心，采取具体行动，避免出现毋庸置疑的灾难。

在写这封信件时，舍恩曼过低估计了几个因素：其一，科茨——而且特别是法里——对伊迪斯非常忠诚；其二，对1965年以来基金会从事的工作，对曾经激励基金会的格瓦拉主义梦想，两人都没有什么兴趣；其三，科茨、法里的伊迪斯三人那时已经下定决心，希望割断罗素与舍恩曼的关系，割断罗素与基金会从事的令人沮丧的革命政治活动的联系。

科茨和法里大概花了整整1年时间，仔细考虑如何对付舍恩曼发出的最后通牒。到了1969年11月底，他们将舍恩曼的信件交给罗素和伊迪斯过目。那时，罗素已是97岁的老人，生活在垂暮时光之中。他们做出决定，以罗素本人授权的方式，重新表述罗素与舍恩曼的关系，反击舍恩曼的威胁。实际上，《关于拉尔夫·舍恩曼的个人备忘录》出自伊迪斯之手。但是，她给罗素朗读了稿件内容，让他逐页签名。而且，那份文件还附上一条注释说明，这就是他本人的备忘录。《备忘录》不仅罗列了舍恩曼的个人缺点，而且以相当巧妙的方式，给人留下这个印象：1962年至1968年期间，以罗素的名义发表的大量狂热言论、开展的大量激进活动有违基金会的初衷，全是舍恩曼在没有得到罗素首肯——并且常常在罗素表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的个人行为。《备忘录》还写道，早在1966年，这就是说，就在基金会决定全力实施格瓦拉主义战略那年，罗素就觉得，“基金会应该开除拉尔夫”。

通过《自传》第三卷和《关于拉尔夫·舍恩曼的个人备忘录》，相关历史事件被重新改写，仿佛罗素从未支持革命政治活动，从而证实了许多人一直觉得肯定真实的情况。但是，最希望将“格瓦拉主义岁月”抛在身后的不是罗素，而是和平基金会。基金会做出决定：不应继续使用罗素的名声来支持三大洲会议宣布的革命运动。此外，最好还应形成这样的印象：那样的事情基金会从未触及，更不用说得到罗素和基金会其他理事的支持了。于是，1969年11月底，“罗素”（或者说很可能是伊迪斯）给舍恩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做出保证：不再使用罗素之名，支持自己所干的事情。

《关于拉尔夫·舍恩曼的个人备忘录》在罗素逝世之后发表。但是，在那之前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首先，试图在公众视线中，将舍恩曼与罗素和基金会分离开来；其次，采取预防措施，以免舍恩曼将来就自己以及其他人当年以罗素之名的所作所为，发表任何不利看法。1969年7月9日，舍恩曼的名字从罗素的遗嘱中删除，不再是其执行人和受托人。同年9月6日，他的理事资格被取消。最后，到了1969年12月，以罗素名义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对外宣布了这个决定：

在过去三年半时间里，舍恩曼先生没有担任我的秘书。在我充分知情并且赞同的情况下，大约三个月前，已经取消了他在本公司的任职资格，取消了他的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理事资格。

在三年半以上的时间里，我和舍恩曼先生没有任何接触，不知道他的任何活动。

新闻公报暗示，1966年夏季以后，舍恩曼不再拥有任何授权，以“伯特兰·罗素”的名义，发表言论或者撰写文章。

给人的感觉是，“格瓦拉主义岁月”的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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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文章的打字稿使用的是英语。我们并不清楚谁进行的翻译，但是西班牙语并不是罗素驾轻就熟的语言。——原注

[2] 依我所见，这是罗素撰写该书的主要动机。当然，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罗素给世界领袖的电报起到了维护和平的作用。——原注

[3] 它实际上标注的是“1965年1月10日”，不过这肯定是打印错误。——原注

第十四章　最后的显现

在《自传》1952年文稿基础上增补的材料中，少数段落是罗素亲笔撰写的，而不出自伊迪斯之手。下面这一段摘自该书的序言：

我在英国生活，与以前一样，既参加公共活动，也参与私人活动。但是，后者越来越重要。我发现，不可能以相同方式，对待私人活动和公共活动，不可能以相同方式，对待早已结束的事情与依然出现在我生活之中的事情。这一点引起态度方面的变化，可能让有些读者感到惊讶。我仅仅希望，读者将会意识到多样化的必然性，理解诽谤法要求的不可避免的沉默。

新增材料枯燥乏味，以上段落对此进行了辩解（这就是它实际所起的作用）。它让人明显感到，罗素强调了这一点：在他的晚年时期，私人活动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自传》的最后几章几乎全部用于记录公共活动，在新闻媒体中，他人生最后10年从事的政治活动引起很多关注。在相关著作中，人们习惯上忽略了与他私人生活相关的侧面，似乎他的最后岁月完全用于政治宣传活动。当然，这不是实情。

真实的情况是，在他人生最后6年中，私人层面与公共层面之间的差异像以前一样巨大。一方面，许多东西被冠以拥有超凡精力的“伯特兰·罗素”的名字，源源不断地出现。新闻公报、读者来信、报刊文章、大会发言等频频发表，涉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伯特兰·罗素本人待在北威尔士的家中，安安静静地度过已逾耄耊之年的老人时光。前一个“伯特兰·罗素”的注意力集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上，后一个伯特兰·罗素关心的是他自己和家人。

我们考察罗素在人生最后几年中与他的公开表述之间的关系，似乎面对两个令人觉得同样难以置信的画面。第一个显示，罗素毕生反对共产主义和战争，在90余岁时突然转向，热情地信奉格瓦拉主义的信条，宣称只有通过一系列革命游击战争，打败人类的共同敌人美国，才能实现稳定的和平局面。第二个显示，罗素是一个无助的老人，与外部世界逐步脱节，安坐在北威尔士家中，不知道别人以他的名义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我们有理由相信，两者都不准确。一瞥他人生最后几年中留下的东西，其中包括他朋友记录的谈话、他接受的媒体采访、他的私人信函，我们看不到充斥他的公开表述的格瓦拉主义言辞。同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可以质疑舍恩曼的说法：他以罗素的名义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罗素的首肯。

更确切地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度年迈的老者：他在政治理想方面变得痴迷，认为美国推行侵略性对外政策，给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他相信，在反对该政策的过程中，他做出了巨大贡献，让世界变得安全一些。罗素将自己的名声借给舍恩曼和平基金会从事的活动，显然觉得他所起的作用有利于整个人类。总体上说，他那时所持的立场非常清楚。但是，从细节上看，他常常显得摇摆不定，有时甚至头脑简单，不知所措。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一贯状态。罗素从来都不是非常老练的政治思想家。比阿特丽斯·韦布和其他人很早之前就说过，他总是希望得到解决政治问题的快速答案，所以倾向于将每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他常常以为，世界掌握在非理性的杀人者——马拉科医生——手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使用理性和仁慈为武器，对抗那样的情况。在他一生中，那样的倾向致使他接受草率的欠缺考虑的节制的政治理念。在他的垂暮之年，它们驱使他对世界事务形成了非常幼稚的看法，拒绝承认细微差别和复杂性质。在人生最后几年中，他接受采访中常常用到的一个短语是，“这很简单”。

例如，在埃米尔·德·安东尼奥1965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舍恩曼问罗素，他为什么脱离了工党？罗素露出疲态，感觉不太自在，随后回答说：“哦，因为他们是一帮杀人之徒。这很简单。我从不赞成杀戮普通农民。只要这是他们的主要活动，我就不愿同流合污。”在被问及越南问题时，他透露说，他认为构成美国政策的因素不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愿望，而是征服南越以其邻国的帝国主义宗旨：

我认为，美国没有任何权力对南越说三道四。我认为，帝国主义和征服野心是其主要原因。他们以为，那个国家很弱，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当然，如果他们征服南越，那将是他们征服其他许多其他国家的前奏。

他断言，驱动美国对外政策的是“他们统治世界的欲望。他们试图将世界纳入自己的经济控制之中。这样一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人敢于表达反对美国政府的意思”。他将约翰逊总统描述为“情绪愉悦的杀人之徒，老是派出军队，去屠杀他不喜欢的人”。采访者问，他对越南的情况究竟持何态度？他回答说：“简直骇人听闻。骇人听闻。他们抓住怀孕妇女，开膛剖肚，展示腹中的婴儿。真是令人发指。我不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会干出那样的事情。”在影片中，舍恩曼给罗素看了美军在越暴行的照片，接着问他，在那个国家的战略村中，妇女的状况如何？罗素回答时重复了以上观点，并且详细加以解释。罗素说，因为越南人“都像越共”，那个国家的农民离开家园，参加了游击队：

怎么说呢，男人们离开之后，美国军队来了。他们发现了大量妇女和儿童。在一个地方，美国当局挑选了一些妇女，弄到村里的广场上公开示众。那些怀孕的妇女到了广场，被人开膛剖肚，腹中的婴儿被抓出来，向周围的人展示。当然，那些妇女都死了。在所有的村庄中，他们都干那样的事情。

大约在那段时间里，罗素接受拉尔夫·米利班德的摄影采访。罗素再次从政治方面强调，美国动用武力统治世界的“疯狂”政策造成了危险。他声称，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人员组成了“秘密政府”，将那样的政策强加在约翰逊总统领导的“名义”政府头上。但是，在那次采访和德·安东尼奥拍摄的影片中，罗素显然均未表示，他支持切·格瓦拉的对付危险的“战略”。在德·安东尼奥的影片中，他被问到关于“抵制”美国权威的问题。他先是热情肯定了这个想法，然后以这个问题为契机，带着怀旧之情，回顾了他过去参加的抵制活动：一次是一战期间的反对征兵运动，一次是百人委员会组织的公民抗命运动。显然，“抵制”一词没有让他想起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游击队员的形象。舍恩曼一再提醒，试图引导他以更直接的方式，谈到“三洲战略”。但是，罗素看来对该话题没有兴趣，甚至对舍恩曼暗指的东西全然不知，依然沉迷于关于美国人的意图的离奇幻想之中：

舍恩曼：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中，人民正在进行斗争，努力摆脱经济或者军事支配，您对他们的斗争持何态度，伯迪？

罗素：嗯，我完全支持所有这些斗争。但是，我无法肯定那些斗争是否可以实现和平。其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目前凌驾于世界人民头上。如果美国愿意，它可以灭绝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以南越为例。美国人可以——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杀死南越的所有居民，然后让美国殖民者占领那个国家。他们有能力这样做。

在接受米利班德采访的过程中，米利班德问，对美国的统治世界计划造成的问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呢？罗素在回答中求助于这个老生常谈的希望：组建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就能挫败美国的计划。他说，世界政府可以逐步由一系列联盟构成——一个是非洲国家联盟，另一个是阿拉伯国家联盟，还有一个是拉丁美洲国家联盟，如此等等。罗素在将自己的名誉借给三洲战略时，他心里想到的是否是这个愿景呢？

无论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罗素——或者说以他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当时正在开展活动，反对美国的“疯狂”外交政策。他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些活动具有非常巨大的全球意义。1967年6月19日，罗素给美国哲学家C．W．K．蒙代尔写了一封信。他先就没有及时回复表示歉意，接着解释说，“我面对大量工作。如果我忽略其中的某些事情，那就可能危及人类的继续存在。”两周之前，战争罪行审判法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议，舍恩曼宣读了罗素在会上的最后一篇讲话；两天之前，《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罗素撰写的关于雷吉斯·德布雷的信件；大约一个月之前，在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上，肯科茨宣读了罗素的发言。鉴于上述情况，罗素是否真的认为，假如他没有做其中任何事情，人类的未来将会受到危害？

怎么说呢，他认为——他这样认为具有重要意义——自己正在做出的贡献具有全球性意义，将促进理性和和平，消除疯狂和战争。在一份标有“1967年”字样的手稿（幸存下来的最后一份手稿）中，罗素在开头写道，“现在已是整体上审视人生的时候，追问它是否有利于任何有用的目的？是否整体上劳而无功？”但是，相当离奇的是，他接下来并未回顾自己的人生，而是谈到了世界现状。他最后发出呼吁：“相关国家必须知道，和平是大家的最大利益所在。敦促政府实现这一点应该他们的最高目标。”他还扪心自问：“我自己做出什么贡献呢？”他的回答是：

或许有所贡献。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面对大量邪恶相比，它的作用微乎其微。我鼓励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人表达自由观点。或者说，我让他们了解现代武器的威力，让他们忧心忡忡。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尽力而为，这个地球将很快将会变为天堂。

他曾经把舍恩曼派到斯德哥尔摩，要求战争罪行审判法庭“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像当年审判纳粹的法庭一样，为越南、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伸张正义”。他曾经把科茨派到哈瓦那，一是表达他祝拉美团结组织将会取得成功的愿望，二是协调武装游击队的革命斗争。他显然相信，通过传播“自由观念”，他让世界更接近天堂。

但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一方面，舍恩曼和基金会打着罗素的旗号为所欲为；另一方面，罗素认为自己对世人做的事情有利于“有用的目的”。这并不是说舍恩曼没有得到罗素的授权，擅自行动，而是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以他名义宣读了那些讲话的内容，罗素没有什么兴趣；他想要的是这个事实——它们被传达出去。不管怎么说，他至少明确支持一个呼吁，要求“通过抵抗美帝国主义实现的和平”。这一点见于舍恩曼1965年在赫尔辛基宣读的讲话。同理，罗素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在战争罪行审判法庭上，舍恩曼宣读了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讲话。由此可见，这一事实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他自己做出选择，让舍恩曼的言论冠以他的名字。那么，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原因何在呢？答案并不是罗素被格瓦拉关于协调一致的三洲游击战运动的理想所吸引。罗素的个人因素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说，罗素希望通过舍恩曼，将自己声音传向国外，几乎并不在乎舍恩曼说些什么。罗素当时老态龙钟，耳朵不灵，还未走到花园尽头，便已气喘吁吁。通过舍恩曼，他可以给人充沛精力的感觉：他可以采取引人注目的积极行动，说出引起争议的话题，参与世界政治活动。

罗素与拉尔夫·舍恩曼的关系，最后以遗憾方式告终。对罗素来说，这首先是一场个人灾难。他常说，“失去”约翰以后，他将舍恩曼视为自己的儿子。在1966年底订立的遗嘱中，他将所有东西留给和平基金会，并且指定舍恩曼为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此举显然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正是考虑这一点，罗素在《备忘录》中的暗示似乎缺乏说服力：早在1966年夏天，他就很想摆脱舍恩曼。

罗素常常说，身为父亲的快乐之一是，觉得自己死后有某种东西将会幸存下去。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非常重视他的家族传统和“罗素”这个姓氏。他曾经采取果断行动，防止朵拉的子女——哈丽雅特和罗德里克——使用“罗素”这个姓氏，而且不惜劳神费力，将哈丽雅特从《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和《伯克贵族名谱》中删除。我认为，这也是他希望正式证明约翰罹患精神病的根本原因。“罗素伯爵”这个封号将来可能被一个疯子继承，这个念头让罗素惶惶不安。他不可能通过指定舍恩曼为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继承人，授予舍恩曼伯爵封号。但是，通过指定基金会继承自己的财产，他至少可以用某种方式确保两点：其一，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姓氏将会通过舍恩曼这个名字活在人间；其二，舍恩曼将像他曾经寄予希望的约翰一样，继承伴随“罗素”这个姓氏的政治特权和政治责任。让人感到绝非偶然的是，那份遗嘱拟将全部财产留给基金会，在初稿中根本没有提及约翰。

除了舍恩曼之外，罗素寄予厚望的另外一个继承人是他的孙女露西。在罗素人生的最后几年中，露西在他的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超过了人们通常想象的程度。与罗素和舍恩曼的友谊相比，有关罗素与露西的关系说法带有更多悲剧色彩，在某些方面重现了罗素与约翰关系之中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悲剧。

1960年，罗素曾经不遗余力，争夺对孙女们——安妮、萨拉和露西——的监护权。但是，在他去世时，她们三人已经心生隔膜，与他渐行渐远。安妮一直不喜欢他，1962年离开莫里顿宫学校之后，很少去看望他。萨拉在三个姑娘中最胆怯，从未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在双方——一方是罗素和伊迪斯，另一方是朵拉和约翰——持续不断的交恶中，萨拉保持中立态度，在需要时既去普拉斯彭林，也去卡恩维尔。萨拉觉得，双方之间的分歧让人既忧心忡忡，又困惑不解。她采取了约翰当年的策略，变得非常内向，尽量避免卷入纷争。

露西比两个姐姐更聪明，感情更强烈，显然更坚定，更自信。身处那个局面，她的感觉完全不同。她忍受年迈的祖父，以便换取轻松自在的生活。实际上，她对他表示崇拜和钦佩，希望得到他指引和支持。她显然得到了罗素的疼爱。至少在一段时期中，她决心不辜负祖父的期望。1962年夏天，她离开莫里顿宫学校时，已经通过了9门英国初中课程考试。她当时年仅14岁，英国的孩子当时通常在16岁时才参加初中课程考试。她的那份成绩单引人注目，足以显示她是一个让人寄予厚望的天才儿童。

但是，在达廷顿学校期间，她的情况开始变得糟糕。部分原因在于，她从一所传统的女子学校，转到了一所男女生同校的革新学校。她荒废了学业，失去了人生方向。不过也许更重要的是，父亲与祖父之间的冲突让她越来越迷惘，简直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与罗素一样，露西坚持不懈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在日记、回忆录、经过虚构的自传和诗歌中，露西试图理解自己承受的情感压力。她觉得，那些压力可能让她精神失常。可以理解的是，父母的命运让她备受困扰。她在1970年撰写的没有完成的自传中表示：“我在家人精神失常的状况下出生，从那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超越精神失常之旅。如果说精神失常是公理，那么，我就是定理。”

她在同一片段中还写道：“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人，脸蛋就像月亮一样明亮，整天笑呵呵的，乐观开朗，遇到麻烦的人常常找我排解烦恼。”她表示，在达廷顿学校，她面对相互冲突的要求：一方是罗素和伊迪斯，另一方是朵拉和约翰；一方是她在普拉斯彭林和莫里顿宫学校受到的教育，另一方是她在达廷顿学校发现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她被“淹没在一大堆自我构想中，其中没有哪一个被任何人接受。所以，大家都不接纳我”。

她的日记记载了那个过程：她不再是“非常愉快的人”，沦为“一大堆自我构想”。它还揭示，在那个故事中，她心灵中的这个冲突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是对罗素的羡慕和忠诚，另一方面是对约翰的爱意和认同。她在1963年12月9日写道：

比如说，没有谁知道，约翰让我感到多么担心……没有谁意识到，他对我产生了长期影响。我看来需要很多，期望很多……我可怜的爸爸，他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爱意！这正是我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开车离开，为什么我攻击伯迪和伊迪斯，拒绝他们的爱意呢？怎么说呢，这并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时候，这仅仅代表了我的自我，代表了我公开反抗他们的做法。他们反应强烈，深感惊讶。我感到震惊。他们不再爱我了。

在一段时间里，露西对朵拉的儿子罗德里克深感依恋，希望罗德里克和他的妻子认养自己。她也向舍恩曼求助。但是，基金会1963年创立之后，舍恩曼在普拉斯彭林逗留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国外旅行的时间越来越多。1963年圣诞节，露西在日记中记录了遭到遗弃的感觉，不禁心中迷茫。她看来要么十分疲惫，要么大醉酩酊：

一切都变了。我毁掉了一切。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呢？为什么我毁掉了一切呢？……拉尔夫毁了。我大约有一年半时间没有见到他了。罗德里克死了，我几乎没有见过他……距离我上次回到威尔士，到底有多长时间了？失去了一切。我与伯迪和伊迪斯吵了嘴，失去了他们。他们对我的爱意不复存在，我对他们的爱意的信念不复存在，对他们的信念不复存在。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人生善意不复存在。所有亲密关系全都不复存在。

一周之后，她回到普拉斯彭林，与罗素和舍恩曼见面（“我的拉尔夫，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他。在一段时间里，我和他相处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但是，她开始觉得，舍恩曼正在渐渐疏远她，带着“拉尔夫式生活离开。我的意思是，假如他是我的朋友，他可能让我看到的那种生活”。后来，在1964年1月17日那天，她返回达廷顿，翻阅她在圣诞节期间所写的日记。她突然意识到，“我（13号）离开之前，我是那么爱伯迪，他在我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

伊迪斯上午告诉我，“你爷爷很想在你离开之前见见你。他很久没有见到你，不知道你下午茶以后有没有空？”大约下午四点半左右，她又说，“你爷爷嚷着要见你”。她的话语触及我心中的痛处。我们聊到了达廷顿学校，聊到我的课程。不要放弃数学，这是他的建议。他还许诺说，“找时间和你聊聊数学”，也许在夏天吧……我亲爱的，亲爱的爷爷。他爱我。我希望，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依然非常爱他，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个小时或者三刻钟以后，我想通了，眼里充满泪水，信中却已完全释然，露出了笑容。

他说，再见吧，仿佛那是永久诀别，让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但是，一方面，她想到——或者也许是让自己相信——“伯迪追求真理，他意识中的一切不乏美德和诚实”，另一方面，她心里惦记着父亲：“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男人。我是否可以期望他［罗素］不羞辱、不放弃他的没有保护的儿子呢？”

在那一篇日记的末尾，露西表示，对可怕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双方，自己均保持忠诚：

上帝啊，如果说我有可以实现的愿望，那就是：约翰恢复理智，取得成功，实现和解，得到幸福；伯迪长寿，取得他应有的成功，获得他应有的幸福。此外，更强烈的愿望——它们并不矛盾——偏向约翰，偏向两者中的弱者，偏向年轻的，偏向无法控制或者维持自己生活的那个人。伯迪爷爷去世时，我会感到悲伤，失声痛哭，满怀深情地哭泣。但是，他一生得到了许多，甚至影响了约翰的生活。

她在同一个月的晚些时候写道：“我跪在伯迪的脚下，心里满怀感激。我知道，他非常爱我。”

露西祈祷，罗素长寿，他与约翰之间实现和解。而且，她还为自己添一个愿望：“主啊，给我一个恋人，让我得到幸福，免除我们的痛苦吧。”1964年复活节假期，露西追求并且发现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恋人，她的祈祷应验了。然而，她的日记显示，那非但没有缓解她的问题，反而起到雪上加霜的结果：一是让她对看到的东西深感厌恶，觉得自己欠缺道德观；二是让她心生焦虑，觉得一旦罗素和伊迪斯发现她的肆无忌惮的乱交行为，将会对她另有看法。

实际上，罗素和伊迪斯那时真的担心她的道德状态。其原因不是他们听到了任何相关风声，而是他们觉得，约翰对她有潜在的危险影响。1964年3月，复活节假期即将结束，罗素和伊迪斯去见他们的律师。两人希望，要求离婚法庭改变1961年做出的关于监护权的裁定——该裁定允许约翰“合理接触”露西三姊妹。此外，他们还要求法庭下达一道命令：在三姊妹21岁之前，约翰不能和她们见面。

促使罗素采取行动的原因是，罗素收到了约翰寄来的两大包稿件，其中包括了几本“书”，例如，《致安妮书》、《致萨拉书》、《致露西书》以及《评论》，不禁忧心忡忡。那些书与约翰的其他文稿一样，前言不搭后语，显然是精神错乱的产物。但是，让罗素和伊迪斯特别担心的是，书中充斥猥亵语言。他们觉得，约翰可能对女儿形成某种性威胁。例如，约翰在《致安妮书》中写道：

“我仅仅看见她走过
然而我将爱她，至死不渝”
读者！你是否觉得，有这种感情的人
说的真是实话
你是否觉得，他在五分钟之内
就立马干了她？
你是否觉得，如果他没有
在头五分钟内干她
他就是一个愚蠢的小衰人？

罗素和伊迪斯发现，在那些包裹中，有一样东西尤其令人心神不安。在装着《评论》的信封上，有一个句子是手写的，意思怪诞异常：“你是否和我一样，热衷于时髦的恋尸癖之举？”

也许，让罗素更担心——或者不管怎样说更愤怒——的是，在那些稿件中，约翰对他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攻击。约翰在《致萨拉书》中写道：

为什么，爸爸，为什么？
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资产阶级的花花公子？
这样一个白痴式
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

为什么，猪头！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现在无须等待爸爸的回答
我们知道他非常文雅
他的专有名词是无情

可怜的爸爸！当然你需要
被人鸡奸！

你是唯一的人身牛头怪物的屁股！

再见吧，圣父！
如果你不喜欢它
为什么
你不采取行动？

在题为《评论》的稿件中，约翰抄录了彼得·波特的一首诗歌，题为《克里斯托弗巡查官的聪明查访》。该诗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并且刊登在1964年2月27日出版的《听众》上。约翰将它作为证据，说明罗素和普罗富莫丑闻[1]的主角妓女克莉丝汀·基勒是同一个人。

你知道电视上那位著名的哲学家，
就是那个85岁看上去仍旧色迷迷的家伙——
他的皮肤上涂抹了一百万种自私，
他那木乃伊式的眼里放射着亮光
他会像小蜥蜴一般缠着你的女友
注意，这就是关键所在：注意他，他的过去，他的生活！

普罗富莫丑闻给约翰的想象力带来巨大影响。后来，他迁往康沃尔，定居那里，拒绝住在伦敦。他说，伦敦堕落了，让人无法容忍。因此，他在《评论》中表达的观念看来是，波特的诗歌显示，那件丑闻揭示的颓废在罗素身上也有所体现。

约翰写的东西让罗素深感不安。伊迪斯提出重审监护权申请，试图取消约翰探视女儿的法定权利。她也许指望，此举可以阻止约翰给罗素写信，以便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几个姑娘免受进一步的干扰。1964年3月18日，露西接到罗素打来的电话，知道了约翰给他寄去了稿件。罗素要求露西，复活节不要到康沃尔去，整个假期都待在普拉斯彭林。露西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从中调停的任务，于是在那天晚些时候写信告诉罗素：“爷爷，听到约翰让你担心的做法，我深感抱歉。我不知道那些信件的具体内容，不过那也许仅仅是一次暂时的疾病复发。学期结束时，我俩可以聊一聊这件事情。无论他说了些什么，务请不要过于在意。我见过你们两人之后，可以好好谈谈。”

几天之后，露西写信告诉朵拉，自己“非常不安。爷爷旧话重提，再次说到我们三姊妹是否可以去看你和约翰的事情”：

这完全没有必要：整个问题数年之前已经解决。目前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我每次见到约翰，他的状态都有所好转。伯迪想要阻止我们见约翰，我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露西重复了约翰多年之前表达的许多类似的想法，随后补充说：

住在两处的人几乎从不交流并且（最近）拒绝见面，都不断要求我们表示忠诚。我感觉或者想象，一方希望阻止我们去见另外一方。即便没有这些毫无意义的争吵，我们也难以继续待下去。

露西告诉朵拉：“如果要我假装，自己不喜欢和爸爸在一起，不喜欢陪伴他，如果要我假装，和他在一起有时或者从未让我感到郁闷或者担心，那将是荒唐的、可笑的……要是爷爷知道，他［约翰］喜欢和谁在一起，那该多好！”

在以前的法庭聆讯时，关于约翰的病情，精神病专家摩根医生曾经提供了报告。朵拉的律师向他咨询。他写了一封后来在法庭上出示的信件，表达了以下意见：

所提及的自相矛盾的文稿表明，病人试图探究致使自己患病的那些问题。我认为，它们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症状。我每次和他接触，都觉得他态度非常温和。我认为，他与子女的关系非常不错……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她们的陪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从上次做出让他探视女儿的安排以来，他的状态大有好转。

伊迪斯和罗素本来指望，3月25日露西和萨拉开始过复活节假期时，案子可以尘埃落定。这样，就可以阻止她们去康沃尔度过部分假期。但是，法官决定休庭，以便摩根医生有时间再次对约翰进行检查，写出更全面的报告，就以下两个问题提出专业建议：第一，约翰的精神状态是否已经恶化？第二，三个姑娘见约翰是否可能遇到危险？在那段时间中，1961年下达的监护权命令维持不变，罗素和伊迪斯只得让姑娘们在节日期间去见父亲。泰勒律师向罗素和伊迪斯建议，让姑娘们看看约翰所写的稿件。她们可能自己理解和父亲见面的潜在危险，这样就可以阻止她们成行。伊迪斯写信告诉泰勒的同事霍兰德：“我们已和孩子们谈过这个问题。她们看来明白现在的情况。”

试图让三个姑娘害怕约翰的做法让朵拉和她的律师火冒三丈。“任何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应该让姑娘们干出这样的事情。”朵拉写道，“我所说的与猥亵无关，而是企图破坏她们对父亲的感情。这让她们没有信心和他见面，无法共享天伦之乐。”泰洛律师比朵拉更愤怒。他同意朵拉的说法，认为罗素行为“邪恶”。他根本不相信，罗素和伊迪斯真的相信，约翰会给姑娘们带来危险。“我个人几乎毫不怀疑，他接受了泰勒的意见，要求法庭送出传票。约翰文稿的某些部分涉及个人隐私过于厉害，让罗素感到很不舒服。具体来说，文稿引用了《听众》上的那首诗歌，说‘他的皮肤上涂抹了一百万种自私’。”

泰洛一针见血地指出，罗素和伊迪斯让姑娘们阅读约翰的稿件，那样的做法可被视为藐视法庭。因此，他觉得在与泰勒打交道时，可以采取攻击性更强的姿态。在4月13日，他写信告诉泰勒：“您的委托人曾经请求，法庭不让约翰在复活节期间接触姑娘们，结果以失败告终。他们违背了法庭的命令，着手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干出那样的事情，有悖于他们保护姑娘们的承诺。”他还告诉泰勒，该行为让人怀疑他们提出申请的诚意。所以他坚决要求，罗素和伊迪斯出席延期安排的聆讯，面对涉及他们的证言的诘问。

罗素和伊迪斯可能出庭，就他们对约翰的态度接受盘问。这样的预期让他们两人、他们的律师和舍恩曼惶恐不安。一方面，泰勒反复给泰洛打电话，要求庭外和解；另一方面，舍恩曼劝说露西，和父亲见面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她有义务到康沃尔去，和约翰一起度过假期的最后几天。泰勒和舍恩曼的目的是，让朵拉感到满意，以免报界谈论这个话题。露西在日记中写道，“从拉尔夫所说的关于公开法庭的传票看”，她最终似乎必须到康沃尔去。露西在普拉斯彭林待了三周之后，坚定地站在罗素和伊迪斯一边：

朵拉既无权利也无理由这样小题大做；我们问自己，她无事生非，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她觉得，“我们与父亲的关系”遭到破坏，我们受到了负面影响，怂恿我们不去那里。也许，她这样做的企图是，迫使伯迪就范……所以，我现在就走，去那里听约翰的母亲的高谈阔论的长篇说教，听她的刻毒攻击和彻头彻尾的肮脏言论。她总是说出约翰希望得到的东西！……去那里的日子很难过，我觉得，在5天左右时间里，我能听到的只有这些东西。但是，为了大家相安无事，这样做也值得。幽默和乐观（还有爸爸）将助我熬过这些日子。

但是，在康沃尔待了几天之后，露西的态度完全改变：

朵拉很不错。她应该得到盛誉，而且（我觉得）将会如愿以偿……朵拉正确地看待任何事情，我认识她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深爱，担心并且钦佩约翰。我热烈地爱慕朵拉。

5月15日，摩根医生将报告交给法庭。他写道，约翰的状态一点也没有恶化，“与我1957年第一次看到他时相比，其实大有好转。现在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根据他的判断，约翰寄给罗素的稿件并不提供任何证据说明：其一，约翰的精神状态已经恶化；其二，约翰对他的孩子形成任何威胁。“在他近来的文稿中出现的那些猥亵段落并不说明，他可能出现那样的行为。”摩根医生在报告中还表示，约翰的状况“与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相关”，从而暗指他以前的说法：约翰的文稿不应解释为对女儿们的变态性欲望，而是应该解释为一种尝试，旨在“探究”他与罗素之间关系的问题。

显然，那份报告没有支持伊迪斯提出的上诉，反而有利于朵拉和她的律师的立场。6月8日，泰洛写信告诉泰勒：“您建议您的委托人让孩子们看所谓的猥亵材料，您是否建议，他们让孩子们看一看摩根医生的报告呢？”假如罗素和伊迪斯继续打那一桩官司，他们肯定会以败诉告终，并且还不得不面对交叉诘问。因此，他们后来被迫撤诉。

1964年夏天，露西与朵拉、泰洛和摩根医生一样，觉得真正让罗素对约翰文稿感到不安的是，它们表达了对他的攻击本能。于是，露西试图实现某种和解。她回到达廷顿学校，开始夏季学期的学习。后来，她给罗素写信，希望让他放心，“爸爸非常爱您”。但是，任何取得进展的希望全被她的姐姐萨拉粉碎了。6月9日，萨拉写信告诉露西：“爷爷和我聊了很久，谈到了约翰到威尔士来的事情。爷爷的态度相当坚决，表示不可能让那样的事情出现。他要我给你说清楚：约翰不可能到威尔士来。他觉得，你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

露西试图化解不可调和的冲突，维持不仅截然分离而且互不相容的忠诚，不禁身心疲惫，难以忍受那种负担。况且，她在那段时间中情感动荡，需要得到支持。从那时开始，她的人生陷入一种自由坠落的状态。1964年夏天，在比通常考生的年龄小两岁（她当时只有15岁）的情况下，她参加数学和英语这两门高级水平考试，结果没有通过。这是她在学习上首遭败绩，带来了毁灭性后果。这证实了她的想法：她最终将完全辜负曾经对她寄予厚望的人。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件中写道，那次高级水平考试的结果“在我与祖父母之间，造成非常糟糕的状态”。此外，这个事实更有雪上加霜的效果：那年暑假，她单独（两个姐姐当时在国外）待在普拉斯彭林，不停地让伊迪斯心烦。“你记得……她的贵妇人心态很重，我很容易得罪她。”

露西不仅觉得，她辜负了罗素和伊迪斯，而且还觉得他们两人——以及她认识的所有其成年人——辜负了她。于是，她不再努力取悦他们，不再按照他们的期望做事。她自暴自弃，不再快乐，考虑周到，“不再是原来那个令人愉快、满脸放光、笑容粲然的人”。而且，她不再顾忌自己是否得罪别人。1964年圣诞节期间，在普拉斯彭林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她写了以下描述，这个小插曲可以说明她采取的新态度：“昨天晚上奶奶进来时，我坐了起来。她说，‘你来这里真好’。我回应说，‘废话’，然后倒头睡觉。”

在达廷顿学校，老师们注意到，露西不仅态度变了，而且整个性格也变了，不禁深感惊愕。1965年3月，校长H．A．T．蔡尔德忧心忡忡，提笔给罗素写信，问他是否注意到露西的变化，并且表达了关注。蔡尔德写道，露西“发现自己难以与任何成年人合作”，这严重影响了她的学业。露西不再是几年之前那个在考试中稳操胜券的学生。这时，她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数学的机会显得非常渺茫。实际上，“就目前的情况判断，秋天要她申请剑桥大学实在是愚蠢之举”。她的老师们开始感到疑惑，不确定数学对她来说是否是合适的学科。“我们认为，她的最大能力……在语言方面，不过她顽固地坚持要选数学。但是，她上课时常常不带纸笔。”

露西认为，她自己留下的文献揭示，她应该学习数学还是人文学科这一选择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最著名的祖父和外祖父——罗素或者维切尔·林赛——之中，她究竟更认同哪一位？至少从一定程度上看，她顽固地坚持要选数学这个举动说明，她希望遵循罗素的建议，追随他的榜样。罗素没有立刻回复蔡尔德的信件。复活节期间，露西回到普拉斯彭林过节，罗素和她讨论她面对的情况。后来，罗素给蔡尔德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件，表明露西夏季学期不打算返回达廷顿，而是留在家里，学习数学和物理。“我从您的来信判断，您觉得露西退学也许更加可取。”罗素在信件结尾处写道，“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您不会介意这么晚才告知您这个决定。”显然，蔡尔德知道罗素这个突然决定之后感到惊讶，但是依然非常大度，给罗素写了一封用词客气的回信表示：“直到一两学期之前，我们觉得露西非常合作，容易相处。我们无法纠正出现的疏漏，在此谨表歉意。”

1965年春夏那几个月中，露西住在普拉斯彭林，待在罗素和伊迪斯身边。她每周去一次阿伯斯威大学，接受两个小时的私人辅导。执教的数学教师名叫C．F．加德纳，非常崇拜罗素，甚至以他的姓氏为女儿命名（罗素·加德纳）。一周两个小时的辅导显然并不足以补上露西失去的基础。她住在普拉斯彭林那些日子恰逢基金会的“格瓦拉主义岁月”，那种氛围不利于专心读书。除此之外，正如达廷顿学校的教师们注意到的，她已经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在她私下的沉思冥想中，她觉得数学与人的情感毫不相关。她不禁心生疑惑，不知数学究竟有什么用处——理解自己的情感成为她考虑的重中之重。于是，露西在考前花了几个月时间，阅读许多了诗歌，思考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她在高级水平考试再遭败绩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在她那段时间的文稿中，以下引文分析了她与罗素的关系，分析了不顾他的反对，继续保留对她来说“神圣”的东西：

我竭尽全力，不顾祖父——那个入侵者——的劝告，在此保留我的身份和道德观念……现在，他（无意识地）使用他的观念的力量，坚持他自己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变成一个让我对抗的人。对抗的代价或者奖励要么是我自己（内心）的独立性，要么是他的情感和赞同，以及（如果我失败）他的爱意……如果我无法坚持自己的想法，无法用自己的理想和个性与他对抗，我将永远不可能得到任何自己的东西……爱自己的家人为什么如此危险？

她在另外一则日记中写道：“爷爷鄙视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践行他的希望的人。他声称，最糟糕的错误是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希望，如此等等。他们希望成为的人，他们现在的状态，这两点是你必须觉得重要的因素。”

几乎在露西的所有反思的背景中，都可以看到她的备受困扰的家庭历史。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是，约翰被困在一个气泡之中。不知何故，露西的责任就是要打破那个气泡，将约翰解救出来，让他自由地与世人重建联系。她还觉得，自己也困在气泡之中。她在涉及约翰的信件中写道：“我直到现在才理解你——因为我也处于相同的境况中。”她认同她的父亲，其必然结果是与罗素逐渐疏远。以下是她对威尔士住处的描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普拉斯彭林

这里到处都是蛋壳和殉教者。其中一些很耐煮。温度各不一样，由一个破旧的老式温度自动调节器控制。它是英国温度较低时代的遗物……家里的人有的容易疲倦，早睡晚起。这样一来，在上午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精力比较旺盛的人可以自由游荡。但是，在其余时段中，他们不能随意走动……如果不听我的警告，你将注定倒霉。听从我的警告，你就可能成为大吵大闹、充满敌意的罗素家族的一员。

她在以下日记中描绘了舍恩曼：

拉尔夫

一颗充满恶意的中毒心脏。它怦怦跳动，渴望的只有冷冰冰的权力，直截了当的统治他人的纯粹权力：我就是伟大人物。在你强迫别人忍受你之前，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你是否可以喜欢你自己呢？

1965年7月，露西参加了高级水平考试之后，随即和她姐姐安妮一起，动身到法国、西班牙和摩洛哥度假两个月。安妮和露西在那次旅行途中激烈争吵，大多数情况下是露西带有自我毁灭性质的疯狂行为所致。她数次蓄意让自己身处危险境地，至少被人强奸一次。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年轻的摩洛哥学生出手相助。露西后来深深地爱上了他。9月，露西返回威尔士，心里想的只有和艾哈迈德重聚。罗素答应，邀请艾哈迈德到普拉斯彭林来过圣诞节，最终劝说她打消了重返摩洛哥的念头。而且，罗素还致信内政部，声称他打算雇用艾哈迈德，从而确保英国政府允许艾哈迈德入境。

露西与罗素和伊迪斯多次商议，并且在他们两人的坚持之下，进入西北伦敦理工学院补习，再次参加数学和物理两课的高级水平考试。她报名参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那段时间，她住在切尔西的哈斯克尔街的罗素公寓，盼望艾哈迈德尽快到来。罗素一见到艾哈迈德，随即表示很不喜欢，拒绝让他到普拉斯彭林去。

12月，露西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结果毫无悬念，最后以落榜告终。1966年3月，罗素听到消息说，仍在等候英国工作许可证的艾哈迈德在伦敦佛伊尔斯书店偷书，被人抓了现行。首先，罗素致信内政部，声明他其实并不希望雇用艾哈迈德，不再承担那个摩洛哥人在英国的费用。接着，他指示他的律师，在即将开始的偷窃审判中，为艾哈迈德辩护。在等待审判期间，艾哈迈德在佛伊尔斯书店行窃再次被抓。于是，罗素给律师写信，要求他们不要为艾哈迈德辩护。而且，他表示了自己的强烈希望：尽管将艾哈迈德驱逐出境。为了防止露西跟着艾哈迈德，双双返回摩洛哥，罗素建议说，可以请求法院颁布一条命令，禁止露西离开英国。

泰勒在回信中说，即便罗素觉得不能支付为艾哈迈德辩护产生的费用，“鉴于职业操守方面的原因”，他“也无法立刻放弃艾哈迈德案件。无论艾哈迈德多么令人讨厌，他依然有权得到辩护”。罗素看到信件之后显然感到恼怒。到头来，法院审理案件，艾哈迈德被遣送出境。4月30日，艾哈迈德离开，罗素给泰勒写了一封信件，详细阐述了他对露西不负责任行为的愤怒态度。他还谈到了艾哈迈德，谈到了耗费的钱财，谈到了她的未来。但是，他强调说，他和伊迪斯“非常喜欢露西”，并且已经向她表明，欢迎她继续到普拉斯彭林去。

1966年5月25日，仅仅过了1个月时间，罗素写信告诉泰勒，他和伊迪斯“打算立刻放弃与露西相关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我们不再希望继续担任她的法定监护人。如果您可以落实您的建议，为她安排官方律师，请求法庭裁定，那么，我们不再担任她的监护人和经济提供者。

我们将终止与资助她相关的所有财务约定事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以及其他开支。希望您做出相关安排。

那时，露西还有两个月才满18周岁。她开始独自生活，没有住处，没有工作，没有男友，没有任何明确的未来计划。

露西并非唯一的决裂对象。那年夏天，罗素还与其他人分道扬镳。声明与露西脱离关系仅仅1个月之后，罗素突然写信告诉泰勒，他不再希望保留泰勒提供的法律服务。罗素告诉泰勒：“我们意识到，您的主要兴趣肯定在自己处理的大事之上。我们的事务鸡毛蒜皮，个人特征太强，无法得到您的关注。”因此，罗素将他自己以及和平基金会的法律事务，转给西奥多·戈达德律师事务所的布兰奇·刘易斯。泰勒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显然深感震惊。他在回信中表示，他收到罗素的信件之后“深表遗憾”。但是，他接着说，因为他依然担心露西，觉得自己至少应该继续担任罗素的孙女们的受托人。罗素坚持认为，泰勒和他的同事德洛维尔不应继续担任受托人，决定把它让给布兰奇和她的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名成员。但是，泰勒坚持自己的立场。7月8日，气急败坏的罗素写信告诉泰勒：

舍恩曼先生给我讲了他今天下午在电话中和你谈到的情况。我简直难以相信，在个人特征如此明显的问题上，你竟然拒绝接受我明确表达的愿望。

但是，无论是罗素或者舍恩曼的恐吓言辞都没有让泰勒退步。泰勒告诉罗素，受托人其实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如果辞职，就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舍恩曼先生——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您和夫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的建议和看法——似乎认为，德洛维尔和我仅仅是遵命行事的代理人。这一点我们两人无法接受。我们打算继续履行受托人的职责，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

……我不喜欢在争吵中结束我们的业务关系。但是，我们郑重要求，舍恩曼不应作为您与我们之间交流的渠道。

泰勒在此提到舍恩曼，起了一种提示作用：《关于拉尔夫·舍恩曼的个人备忘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罗素已在1966年夏天与舍恩曼斩钉截铁地断绝了关系。但是，正是在那段时间里，舍恩曼在公私两个方面对罗素的生活施加了最大影响。

那种影响造成很大伤害，它并不仅仅限于罗素与泰勒的法律事务所科沃德强斯公司——自从与朵拉离婚以来，该公司负责打理罗素的法律事务——的关系。1966年6月28日，就在罗素放弃了泰勒提供的服务之后8天，斯坦利·昂温收到罗素的一封信件。信件声称，虽然昂温到那时为止担任了罗素的文学代理人和出版商，但昂温从那天开始应该知道，他自己仅仅是出版商而已。这个说法让昂温不禁愕然。取代昂温的是罗素新聘的文学代理人，名叫德波拉·罗杰斯。他将着手谈判罗素《自传》的外国版权。1个月之后，当初突然受命的德波拉·罗杰斯又突然接到通知，她已被连续体出版公司的安东·费尔顿取代。1966年9月3日，昂温收到罗素寄来的另一封不受欢迎的信件：

……我所住的地方远离伦敦，每天能够完成的工作达不到自己的希望。我可能不得不让我的秘书舍恩曼先生接手一部分出版事宜。

接着，昂温11月22日从罗素的来信中了解到，罗素已经订立了新的遗嘱，确定由伊迪斯和费尔顿取代昂温（他本来担任罗素的遗稿保管人），负责出版事宜。罗素写道：“这不仅卸下了我让您承担的重任，而且还可以让费尔顿更多地协助基金会的工作。他在基金会担任顾问，我最近给基金会下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

舍恩曼多次给昂温写信，要求了解《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书评极少的原因，了解外国版权销售不畅的原因。1967年1月16日，昂温直接给罗素寄去他写给舍恩曼的信件的抄件，并且附上一纸表示抱怨的便条：“如果我给舍恩曼先生的回信包含任何恼怒迹象，我希望您原谅。”罗素随即代表舍恩曼表示歉意。但是，对昂温的要求没有任何改变。在1967年一年中，昂温收到了一连串信件。它们有的由罗素署名，有的由舍恩曼署名，基调无一例外地咄咄逼人。它们要么要求迅速给和平基金会付款（罗素《自传》的销售预付款），要么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销量。

露西也许并不知道，罗素在1966年5月25日写给泰勒的信件中，已经决定彻底与她脱离关系。她1966年头几个月和艾哈迈德在伦敦同居，与祖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她以间接方式，继续得到罗素的资助，经费通过泰勒所在的事务所成员转交。当初为她和两个姐姐设立的基金，由那个法律事务所负责管理。不管怎么说，6月14日高级水平考试结束之后（不过，她再次名落孙山），她在写给罗素的信中以口气若无其事的口吻询问，她是否可以到普拉斯彭林去小住“一段时间”？结果，她收到伊迪斯写来的下面这封口气冷淡的回复：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除非公务必须，我们不想接待任何访客。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忙于家庭事务，将公务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当下，必须处理公务，你祖父必须全力以赴。所以，必须尽量减少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继续待在你处，不来普拉斯彭林过节，可能更方便一些。

以上信件的日期为1966年6月20日；就在同一天，罗素信告泰勒，终止他与科沃德强斯公司的业务关系。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露西先是住在罗德里克家，然后住在哈丽雅特家。她在两个地方逗留的时间过长，最后均不欢而散。罗德里克的妻子苏丝给罗素打电话，解释了当时的情况，极力主张他出手相助，赶走露西。但是，苏丝与泰勒、昂温以及其他许多试图联系罗素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只能与舍恩曼打交道。在她给身在威尔士的罗素打电话几周之后，舍恩曼突然到访。苏丝很快发现，舍恩曼对战争罪行审判法庭及其巨大意义很感兴趣，超过商议罗素的家庭问题。苏丝看来忍受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表示抗议：“您说的没错，但是露西的事情怎么办？”舍恩曼回答说：“哦，没错，罗素勋爵要我告诉您，与越南战争相比，露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1967年，战争罪行审判法庭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和平基金会正以更大热情，实现切·格瓦拉制定的“战略”。罗素发现，他与舍恩曼出现之前的几乎所有个人联系全部中断。到了那年春天，他的95岁生日渐渐临近，他内心深感自己与家人脱离开来，开始对处理露西姐妹三人的事情的方式感到后悔。他之前总是觉得，是她们抛弃了他。1967年4月25日，他写信告诉凯特：“在这个大家庭里，只有你那个分支还承认我；其他人都避开我，辱骂我。”1个月之后，他再度给她写信，谢谢她充满慰藉的来信。他告诉她：“我一直备受这个想法的困扰——只有不太了解我的人才对我持容忍态度。朵拉、彼得、约翰、康拉德、萨拉、露西的行为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补充说：“如果你有时间给萨拉或露西写信，请转告她们，如果她们家里来，我将把舍恩曼支开。”

罗素与家人分离，在普拉斯彭林依赖两批人做伴：一是伊迪斯和克里斯托弗·法里，二是邻里的几个朋友，特别是迈克尔·伯恩和鲁珀特·克劳谢一威廉斯。此外，至少在几年之中，他还依赖在基金会工作的几个年轻人。戴维记得，他1966年被带到普拉斯彭林，参加罗素94岁生日聚会（正是在那个月，罗素看来与露西最终分手）：

我们到达之后，那帮人的情况立刻让我感到惊讶。大概有二十多位来宾，他们全都与基金会或者舍恩曼的活动相关，年龄都不超过25岁。他们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以托派分子为主，洋溢着拉尔夫当时的政治热情……

罗素家里的那帮异乎寻常的人映射了这个事实：那个伟人活得太久了。他的所有朋友全都不在人世，他属于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拉尔夫召集的只有那帮孩子们。他们不是罗素的朋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看到的只有他的名字包含的政治效用。

戴维说，罗素的所有朋友全都不在人世，这一点当然并非完全正确。但是，罗素的社交圈子变得越来越小。克劳谢-威廉斯经常去看他，并且记录了与罗素聊天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罗素在生命最后几年中逐步衰老。如果考虑他已有90多岁的高龄，他的精力依然相当旺盛。但是，他两耳失聪，这严重影响了他的社交关系。此外，他的喉咙罹患一种神秘的疾病，无法吞下固体食物。他喝大量的威士忌，不过从不给人烂醉的感觉。但是，他说话越来越俗套，总是重复过去的事情。他显露出垂暮老人的特征：长期记忆非常良好，短期记忆非常糟糕。他通常并不显得老态龙钟，但是偶尔也有那样的情况，服用抗生素时尤其厉害。在克劳谢-威廉斯有关和罗素见面的笔记中，有一则描述了1967年圣诞节到普拉斯彭林探访的情况。他听到罗素问：“看来你支持布尔什维克，对吧？”不禁大为惊讶：

……他［罗素］完全糊涂了，既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他似乎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反对他当时痴迷国际政治的做法。但是，他将这一点解释为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情。

1年之后，克劳谢-威廉斯以如释重负的口吻写道：“他待在这里，完全不动了。当然，他身心疲惫，弯腰驼背，两耳失聪。不过，他清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年圣诞节，罗素和康拉德团聚，感到非常非常高兴——1968年，康拉德决定公开反抗母亲，与父亲重归于好。在把盏言欢的过程中，康拉德展示了他的记忆力和学术功底，即兴背诵了两段语录：一段是休谟的，一段是边沁的。克劳谢-威廉斯写道：“伯迪凝视着康拉德，两眼满是父亲的骄傲。”

从一定程度上说，父子团聚弥补了罗素失去约翰和舍恩曼之后的空白。1969年12月5日，罗素与舍恩曼彻底决裂，后来迈出可被视为最终的微小姿态的一步，希望更新与约翰的关系。罗素将约翰的物理老师霍尔特博士的一封来信转寄约翰。“我想你可能乐于看一看他这封信件的内容。”罗素在信中写道，并且在签名中特地使用了“爱你的”字样。

但是，前15年的痛苦在约翰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他在短信中看到的，只有父亲与自己通信时那种冷冰冰的保留态度。约翰写道：

致伯特兰·罗素或伯迪：

现称伯特兰·利希尔勋爵

波波

爹爹

老爸或爸爸

或者

罗素伯爵，功绩勋章获得者

您的来信应该以亲爱的一词开始……

首先，您不必那么吝啬其辞

您不必

猛烈抨击并且成为战争贩子：

因此，霍尔特博士，那位曾经教我物理的教授询问这个儿子的下落。

诺曼·J．霍尔特教授在信言辞亲切，在此表示谢意。您的卑微仆人在此提醒读者，大正天皇目前正在研究诺曼城堡。[2]

这就是父子两人的最后一次通信。

1970年元旦，罗素罹患严重的支气管炎，身体非常虚弱。1月底，他大多数时间卧床不起。2月2日，他出现呼吸困难，伊迪斯请来医生。但是，他在那天黄昏去世。从某些方面看，他是在孤独之中离世的。当然，伊迪斯当时在场，但是罗素家族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

罗素在1966年订立的遗嘱中确定，他死后不举行葬礼。而且，他还向身边的人明确表示，不要将火化场所公之于众。另外，他还约定，不要音乐。在上述严格限制的条件之下，操办罗素火化事宜的任务落在了肯·科茨的肩上。前来吊唁的人屈指可数，其中包括肯·科茨、伊迪斯、法里、康拉德夫妇。罗素去世4天之后，装着遗体的棺木被送进焚尸炉。后来，他的骨灰撒在威尔士的山冈上。他去世一段时间之后，露西在给朵拉的信中写道：“如果有幽灵需要安放，就让它们被安放吧，与我们的童年一起，安放在高高的山冈上。”

但是，幽灵根本没有得到安放。罗素去世时，留在人间的有两位深受苦难的前妻、罹患精神分裂症且关系疏远的儿子，以及三个孙女。正如罗素自己在1893年描述他的家人时所说，他们都觉得，他们受到“疯子幽灵”的困扰。约翰继承了父亲的罗素伯爵封号，定期出席——并且偶尔参与——上院的辩论。但是，他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理智。1987年，约翰去世。罗素去世之前不久，约翰的女儿萨拉被确诊罹患精神分裂症，大多数时间接受精神病治疗。1975年，安妮迁居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以便将她的过去抛在身后。从那以后，她一直住在那里。

受到困扰最严重的是露西。在罗素去世时，21岁的露西神志恍惚，心神不安，失去了生活方向。1970年夏天，她终于设法通过了高级水平考试，进入肯特郡大学学习人类学和政治学。那时，她向父亲约翰描述的她的人生观是：“神话、形而上学、宗教、科学和心理学的混合体、灵光一现的R．D．莱恩的观念以及迷幻药文化。”[3]

露西继续认同约翰，分担他的痛苦。1972年，在贝德福德公爵（罗素家族的“古老”分支）的老家沃本修道院举行会议，计划举办罗素诞辰百年纪念活动。露西给约翰写信，鼓励他出席庆祝仪式，以便伺机搅场：

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公开表现自己令人讨厌的一面，一泄心中的积怨。那个着迷的家族，它的名声，它的本性和权势……不，我遵循自己的良知，以一种方式看似自由事业的名义，不可能接受出席沃本会议的请柬……我不可能在面包、偶像或者罗素的崇拜者面前唯唯诺诺，也不可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说我不愿将自己视为任何人的亲属，我也不愿说，你是任何人的亲属。也许，这是公布老爸之死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举行高峰会议，以人民的姓氏——那是我可以忍受的姓氏——建立教会，那么，我是否应该死去，不对他们所说的神职授任问题表达任何看法？我希望纠正某些印象。我并不急切赴会。如果你愿意去，我将接受你的意见……不管怎样说，约翰，我知道你的感受。

露西在肯特郡大学学习两年之后，放弃了学业，去了加德满都，渴望寻求启迪。她返回英国之后，随即被送进医院，确诊罹患精神分裂症。出院之后，她恢复了居无定所的生活，在各个地方游荡，有时住在朋友和家人那里，有时住在非法占据的房屋中。到了1975年，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作为最后的一着，她去了卡恩维尔，希望待在约翰和朵拉那里。但是，她当时甚至在那里也不受待见，朵拉要求她尽快离开。1975年4月11日凌晨，露西搭乘了从波思克尔诺开往彭赞斯的长途汽车，后来在圣布良下车。在那里，她走进教堂庭院，到了墓地，爬上一座纪念碑，将石蜡液洒满全身，然后点火自焚。也许，她本来打算模仿越南的和尚和尼姑，端坐地上，两手合十，将自己烧死。但是，她实际上在点燃之后一边跑，一边尖叫，出了教堂庭院，冲向村里的铁匠铺。在那里，在铁匠的院子里，铁匠和他的儿子看到了他们一生最可怕的场面：一把人形火炬熊熊燃烧——她两手举起，仿佛乞求别人帮助。她被烧得面目全非，低声呻吟。铁匠父子俩无法判断，他们看到的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一边叫人打电话报警和求医，一边朝着她扔毛毯、麻袋和地毯，试图扑灭火焰。他们设法扑灭火焰时，她已经停止尖叫，看来失去了知觉。救护人员到了，将她抬上救护车，送往彭赞斯的西康沃尔医院。她到达医院时已经死去，时年26岁。

露西去世之后，朵拉坚持认为，她的自杀行为旨在抗议美国轰炸柬埔寨。朵拉的说法让露西的朋友们感到愤怒。他们知道，实情并非如此。露西之死并不表达什么政治意义，纯属个人悲剧。他们还认为，朵拉以那种方式错误地解释露西遭受的痛苦，其实是以固执的方式，无视悲剧的本质。1967年11月，露西曾经从巴黎给罗素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法国的所有年轻人看来在政治上相当活跃”。露西在信中补了一句，肯定是希望排斥罗素本人的信念：“我……相信，说到底，人性和人际关系对任何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完全超过了政治的作用。”

那段人际关系始于彭布鲁克别墅，罗素在祖母的抚养下成人，露西的人生和死亡可被视为那个链条上的最后一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露西的自杀行为让人觉得，那是困扰罗素整个人生的幽灵的最后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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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罗富莫婚外恋情是1963年发生的一件英国政治丑闻，以事件主角、时任战争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命名，焦点是普罗富莫和歌舞演员克莉丝汀·基勒发生的一段婚外情。而令人惊讶的是，基勒同时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高级海军武官叶夫根尼·伊凡诺夫有染。

[2] 大正天皇（1879—1926年），本名嘉仁，日本第123代天皇。明仁天皇的祖父、昭和天皇的父亲。

[3]  R．D．莱恩（1927—1989年）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一直致力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代表作《分裂的自我》（1960年）是心理学的经典之一。

注释

关于以下注释引用的已出版资料的详细情况，请见参考文献。未出版的资料，我承蒙若干个人和机构的帮助，其中主要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罗素档案馆。我在那里查阅了罗素与妻子朵拉和伊迪斯、儿子约翰、孙女露西、孙儿媳妇苏珊、出版商斯坦利·昂温、情人奥托琳·莫里尔和康斯坦斯·马勒森之间的通信。我在那里还查阅了大量档案，其中包括罗素与科沃德强斯公司之间的信件，朵拉与她的律师刘易斯·泰洛之间的信件。在罗素档案馆，我还查阅了一些与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相关的未出版的打字稿——那些信息用在本书第13章中。本书所用的那本《个人备忘录》不是在罗素档案馆查阅的，而是其主人赠送给我的。

在未出版的资料中，许多是由大型私人家庭档案提供的，其中包括保罗·吉拉德的小说《五月的微笑》的打字稿，约翰、凯特、朵拉和露西之间的通信。凯瑟琳·泰特拥有那些档案。她非常慷慨，允许我自由查阅。凯特也让我查阅了她为麦克马斯特大学准备的大型文献（以下称为《加注信件》）。在该著作中，她就她与父亲之间的信件，提供了内容翔实的评论。我得到哈丽雅特的友好允许，查阅了她拥有的朵拉与格里芬·巴里之间的通信。保罗·吉拉德与朵拉·罗素之间的通信，以及与吉拉德神秘之死相关的文献，现在归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有。艾丽丝的日记和信件归山茶投资公司所有。该公司也允许我使用保存在其伦敦办公室的那些文献。苏珊·罗素与她弟弟尼古拉斯之间的信件由收信人提供。本书最后一章使用了露西·罗素的私人文件，它们是库珀-威利斯家族提供的，暂时由我保管。与百人委员会相关的未出版的文件由已故的尼古拉斯·沃尔特提供给我。尼古拉斯·沃尔特建立了引人注目的大型私人档案，保存了这些文件。本书第8章引用的罗素、哥德尔和席尔普之间的通信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哥德尔档案馆查阅的。

在以下注释中，罗素缩写为“BR”，其他通信人的缩写如下：

AB　阿尔伯特·巴恩斯

GB　格里芬·巴里

ECW/RCW　伊丽莎白／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

TSE　T．S．艾略特

PG　保罗·吉拉德

KG　库尔特·哥德尔

DHL　D．H．劳伦斯

CLD　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

CM　康斯坦斯·马勒森（“科莱特”）

OM　奥托琳·莫里尔

GM　吉尔伯特·默雷

AR　艾丽丝·罗素

DR　朵拉·罗素

ER　伊迪斯·罗素

JR　约翰·罗素

KR　凯瑟琳·罗素

LR　露西·罗素

PR　帕特里夏·罗素

SR　苏珊·罗素

PS　保罗·席尔普

RS　拉尔夫·舍恩曼

LT　路易斯·泰勒

SU　斯坦利·昂温

LW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Fallen Angel：Russell at Forty-Nine
p．3 ‘My brain’：see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2 1920-24，p．147
p．3 ‘cynical and witty’：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ume Three 1905-1924，p．396
p．4 ‘changed everything’：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II，p．38
p．4 ‘I became convinced’：ibid.，p．39
p．5 ‘achieved that obscure but illustrious fame’：quoted by S．p．Rosebaum in ‘Gilbert Cannan and Bertrand Russell：an addition to the logic of a literary symbol’，Russell，21-2，1976，p．16
p．5 ‘You are the same Melian’：quoted ibid.，p．24
p．5 ‘He may be a genius’：quoted by A．L．Rowse in Glimpses of the Great，p．1
p．6 ‘came in two waves’：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112
p．7 ‘different ways’：se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9，p．405
p．7 ‘the greatest social philosopher’：Autobiography II，p．136

2．Moral Training in the Waste Land
p．8 ‘a new emotional centre’：Autobiography II，p．150
p．8 ‘the boy’：Webb，op．cit.

p．8 ‘spiritual ancestors’：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I，p．150
p．9 ‘Bloomsbury dinners’：ibid.，p．154
p．9 ‘I am amazed’：BR to OM，31.1.22
p．9 ‘all the characteristics’：BR to OM，31.1.22
p．9 ‘that there is no way’：On Education，p．203
p．9 ‘freed from fear’：ibid.，p．205
p．9 ‘A generation’：ibid.

p．9 ‘train the instincts’：ibid.，p．203
p．10 ‘can be done’：ibid.，p．204
p．10 ‘Studies in Infant Psychology’：see Scientific Monthly，Dec. 1921，pp．493-515
p．10 ‘Mothers and nurses’：On Education，p．58
p．10 ‘in a considerable measur’：se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10，p．165．Russell's review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un，New York，12 May 1928，p．6
p．10 footnote：‘Mothers are not to kiss’：ibid.，p．164
p．11 ‘To the devoted parent’：On Education，p．61
p．11 ‘The right moment to begin’：ibid.，p．60
p．11 ‘Take such a matter’：ibid.，p．31
p．12 ‘if it cries’：ibid，p．60
p．12 ‘It is easy’：ibid.，p．63
p．12 ‘do not minister’：ibid.，p．66
p．12 ‘Some of these precepts’：ibid.，p．63
p．12 ‘Whose experience？’：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60
p．12 ‘unduly optimistic’：Autobiography II，p．151
p．12 ‘I think now’：ibid.

p．12 ‘John had not been doing too well’：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57
p．12 ‘simple domestic bliss’：ibid.，p．158
p．12 ‘a funny house’：ibid.

p．12 ‘It is lovely here’：BR to OM，11.5.22
p．13 ‘The house is hideous’：BR to OM，19.5.22
p．13 ‘In my memory’：Autobiography II，p．151
p．13 ‘I want him’：BR to OM，17.7.22
p．13 ‘infatuat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59
p．13 ‘robust again’：ibid.

p．13 ‘We all tramped the streets’：ibid，p．160
p．14 ‘at the height’：Autobiography II，p．101
p．14 ‘Well，I suppose’：quoted in Michael Nedo and Michele Ranchetti（eds），Wittgenstein：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Texten
p．14 ‘to come as the angel of peace’：DHL to BR，14.9.15
p．14 ‘a man of a certain imaginative genius’：Autobiography II，p．20
p．14 ‘perhaps the most perfect example’：ibid.，p．98
p．14 ‘an essentially timid man’：ibid.，p．23
p．14 ‘It is a long time since I have heard from you’：LW to BR，undated
p．15 ‘The Chinese are gentle’：The Problem of China，p．166
p．15 ‘Can Chinese virtues’：ibid.，p．10
p．16 ‘The…danger’：ibid.，p．13
p．16 ‘showed that something is wrong’：ibid.

p．16 ‘The Chinese have discovered’：ibid.，p．17
p．16 ‘demand Western science’：ibid.，p．251
p．16 ‘if，when they have become safe’：ibid.

p．16 ‘Obstacles to Free Thought’：The Moncure Conway Memorial Lecture，London，24 March 1922，published in The Freeman，24 and 31 May 1922 and reprinted as ‘Free Thought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in Sceptical Essays，pp．112-28
p．16 ‘My plea throughout this essay’：Sceptical Essays，p．128
p．17 ‘Hopes and Fears as Regards America’：New Republic，15 and 22 March 1922，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One 1896-1945，pp． 220-7
p．17 ‘Apart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One，p．220
p．17 ‘by its very nature’：ibid.，p．227
p．17 ‘Practically all advanced opinion’：ibid.

p．17 ‘American radicals’：ibid.，p．224
p．17 ‘it is impossible’：The Problem of China，p．179
p．17 ‘Socialism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The Atlantic Monthly，May 1922，pp．664-71，reprinted as Chapter VI of 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17 ‘Socialism in Advanced Countries’：The Kaizo，July 1922，pp．104-14，reprinted as Chapter VII of 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17 ‘The ultimate victory’：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p．103
p．17 ‘relapse’：ibid.

p．17 ‘We cannot’：ibid.，p．107
p．17 ‘The future of mankind’：ibid.，p．109
p．17 ‘upon the path’：ibid
p．18 ‘so long and destructive’：ibid.

p．18 ‘After reverting’：ibid.

p．18 ‘a belief in socialism’：ibid.，p．117
p．18 ‘capable of increasing’：ibid.，p．120
p．18 ‘abandon the class outlook’：ibid.

p．18 ‘breeds strife’：ibid.

p．18 ‘a gain to the community’：ibid
p．18 ‘It is in this way’：ibid.

p．18 ‘All land and capital’：ibid.，p．89
p．19 ‘Bertrand Russell is a gentleman’：Webb，op．cit.，p．402
p．19 electoral address：see Autobiography II，pp．163-4
p．19 ‘As I watch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66
p．19 ‘I am delighted’：BR to OM，17.11.22
p．19 ‘Writing and speaking’：‘To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18.5.17
p．20 ‘the whole romantic movement’：see ‘Dr Schiller's Analysis of The Analysis of Mind’，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Nov. 1922，pp．645-51，reprinted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9，Pp．39-44
p．20 ‘I dislike the heart’：Collected Papers 9，p．39
p．20 ‘precarious and deceptive’：ibid.

p．20 ‘What little’：ibid.

p．20 ‘as one may call’：ibid.，p．41
p．20 ‘the more abstract’：ibid.，p．40
p．20 ‘Vagueness’：Th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I，June 1923，pp．84-92，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9，pp．147-54
p．20 ‘Physics’：Collected Papers 9，p．154
p．21 ‘almost all thinking’：ibid.，p．147
p．21 ‘By studying the principles of symbolism’：ibid.

p．21 ‘All language is vague’：ibid.

p．21 ‘Science is perpetually trying’：ibid.，p．153
p．21 ‘almost wholly unintelligble’：quotea ibid.，p．145
p．21 ‘When I pointed out’：ibid，p．146
p．23 ‘It is probable’：The ABC of Atoms，p．11
p．23 ‘The outcome’：ibid.，p．15
p．23 ‘Is the world“rational.”’：ibid.，p．170
p．24 ‘…although this statement’：ibid.，p．149
p．24 ‘Our imagination’：ibid.，p．153
p．24 ‘I am prepared’：BR to SU，22.2.24，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9，p．234
p．25 ‘When he got here’：BR to DR，23.3.23
p．25 ‘I work all morning’：BR to OM，12.5.23
p．25 ‘bored and depressed’：Miranda Seymour，Ottoline Morrell：Life on the Grand Scale，p．333
p．25 ‘sitting among heaps of nappies’：ibid.

p．26 ‘I have seen several people’：OM to BR，9.12.23，quoted ibid.

p．26 ‘involves reading’：BR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1.10.23
p．26 ‘Leisure and Mechanism’：The Dial，75，Aug. 1923，reprinted as Chapter IX of 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26 ‘I have hopes’：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p．155
p．26 ‘If excellence is to survive’：ibid.，p．160
p．26 ‘Somehow’：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67
p．26 ‘the intoxication’：ibid.，p．166
p．26 ‘Farewell to the theatre’：DR to C．K．Ogden，quoted ibid. p．167
p．26 ‘I knew’：ibid.

p．27 ‘breathing space’：BR to OM，30.9.23
p．27 ‘delightful’：BR to OM，14.10.23
p．27 ‘It gives me very great pleasure’：TSE to BR，15.10.25，see Autobiography II，p．173
p．28 ‘After seeing’：Autobiography II，p．18
p．28 ‘that part of the present’：T．S．Eliot，‘The Idea of a Literary Review’，quoted in Gladys Garner Leithauser and Nadine Cowan Dyer，‘Bertrand Russell and T．S．Eliot：their dialogue’，Russell，2（1），summer 1982，pp．7-28；quotation p．20
p．28 a letter to the Daily Mail：see Peter Ackroyd，T．S．Eliot，p．143
p．28 ‘pure Toryism’：ibid.

p．28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Daily Herald，16，19，20 and 21 Nov. 1923
p．28 ‘The conclusions’：see Daily Herald，16 Nov. 1923，p．4
p．29 ‘dangers inherent’：Icarus，p．6
p．29 ‘This power’：ibid.，p．49
p．29 ‘the possibility’：ibid.，p．53
p．29 ‘Science enables’：ibid.，p．57
p．29 ‘Science is no substitute’：ibid.，p．58
p．29 ‘it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ibid.，p．61
p．29 ‘even if we knew’：ibid.，p．62
p．29 ‘Men's collective passions’：ibid.，p．63
p．29 ‘leading to the gradual formation’：ibid．
p．30 ‘Can Men Be Rational？’：The Rationalist Annual，Oct．1923，pp．23-8，reprinted in Sceptical Essays，pp．36-42
p．30 ‘all solid progress’：Sceptical Essays，p．41
p．30 ‘To preach’：ibid.，pp．41-2
p．30 ‘That's the worst of Bertie’：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ume Four 1924-1943，p．71
p．31 ‘felt it would be faint-heart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68
p．31 ‘Their whole campaign’：BR to OM，9.12.23
p．32 ‘The child is fat and large’：BR to OM，31.12.23
p．32 ‘A Motley Pantheon’：The Dial，76，March 1924，pp．243-5
p．32 ‘One is immediately struck’：T．S．Eliot，‘A Commentary’，The Criterion，11（7），April 1924，p．233
p．33 ‘One does not like him’：Woolf，op．cit.，p．295
p．34 ‘I can never think’：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68

3．How to be Free and Happy
p．35 ‘On arrival’：BR to OM，2.6.24
p．35 ‘I am really’：BR to DR，18.4.24
p．35 ‘The people I meet’：BR to DR，14.4.24
p．35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Americans’：BR to DR，13.5.24
p．35 ‘are quite dreadful’：BR to DR，18.4.24
p．35 ‘I don't feel’：BR to DR，23.4.24
p．35 ‘the money growing more’：BR to DR，14.4.24
p．35 ‘I have no difficulty’：BR to DR，3.4.24
p．36 ‘a nice host’：BR to DR，9.5.24
p．36 ‘a Jew’：BR to OM，2.6.24
p．36 ‘a pathetic lonely soul’：BR to DR，23.4.24
p．36 ‘To my great relief’：BR to DR，18.4.24
p．36 ‘I see’：BR to DR，9.5.24
p．36 ‘the lack of sincerity’：BR to DR，1.5.24
p．36 ‘I was away from home’：BR to DR，23.3.4
p．36 ‘I dream about you’：BR to DR，28.3.24
p．36 ‘smiling deliciously’：BR to DR，9.5.24
p．36 ‘I long to see’：ibid．
p．36 ‘Little Kate’：DR to BR，19.5.24
p．37 ‘I like’：BR to DR，1.5.24
p．37 ‘in the presence’：New York Times，4 April 1924，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9
p．38 ‘Mr Scogan：see Aldous Huxley，Crome Yellow，Chapter XXVII
p．38 ‘I foresee’：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95
p．38 ‘When an institution’：ibid.，p．96
p．38 ‘The Harvard Union’：ibid.，p．97
p．38 ‘If we had socialism’：ibid.，p．92
p．39 ‘he says“yes”’：BR to DR，4.5.24
p．39 ‘I got the best of it’：BR to DR，7.5.24
p．39 ‘I will have my fling’：BR to DR，30.4.24
p．39 ‘I did not say’：BR to SU，8.12.24
p．39 ‘In America’：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98
p．39 ‘My time’：BR to OM，2.6.24
p．39 an odd piece：see Autobiography II，pp．172-3
p．40 ‘Americans have’：BR to OM，25.6.24
p．40 ‘It is so delicious’：ibid．
p．40 ‘Anyone who takes these debates’：Max Eastman，Great Companions，p．139，quoted by Ronald W．Clark in 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p．535
p．40 ‘I should like to chuck politics’：BR to DR，18.4.24
p．40 ‘I dread getting nominated’：BR to DR，4.5.24
p．40 ‘to retire from the world’：BR to Kallen，29.9.24
p．41 ‘was delicious’：BR to OM，25.6.24
p．41 ‘who was generally timid’：On Education，p．69
p．41 ‘I cured him’：ibid.，p．71
p．41 ‘very carefully’：ibid.，p．75
p．41 ‘If we had been more indulgent’：ibid．
p．41 ‘I think an irrational fear’：ibid.，p．71
p．41 ‘I am fairly certain’：ibid.，p．73
p．41 ‘When he showed cowardice’：ibid．
p．42 ‘Impressions of America’：The New Leader，22 Aug．1024，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228-31
p．41 ‘The American Intelligentsia’：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11 Oct．1924，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232-5
p．42 ‘there is reason for fear’：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231
p．42 ‘I know so little of America’：BR to Kallen，29.9.24
p．42 ‘purposes mutually beneficial’：see J．Ramsay MacDonald to BR，31.5.24，Autobiography II，p．147
p．42 ‘Memorandum’：see Autobiography，II，p．148
p．42 ‘a highly immoral character’：see minutes of a meeting between Sir Eyre Crowe and Lord Phillimore，3 June 1924，quoted in Clark，op．cit.，p．509
p．44 Whitehead wrote to Mind：Whitehead to the editor of Mind，5.11.25
p．45 not ‘quite right’：Whitehead to BR，24.5.23，see Victor Lowe，Alfred North Whitehead：The Man and His Work Volume II，p．275
p．45 letter to his mother：see Wittgenstein，Letters to C．K．Ogden，pp．77-9
p．45 ‘Ramsey's diary：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Ramsey's sister，Margaret Paul
p．45 ‘talked about identity’：Ramsey's diary，2.2.24
p．46 ‘to lunch with Russell’：ibid.，3.2.24
p．48 ‘the theory of real numbers’：Principia Mathematica（second edition），Introduction，p．xiv
p．48 ‘had exhausted his interest’：Webb，op．cit.，p．71
p．48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Dial，77，Oct．1924，pp．271-90，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9，pp．451-66
p．48 ‘Dr Whitehead's recent books’：Collected Papers 9，p．451
p．48 ‘are useful’：ibid．
p．48 ‘Bergson，like the pragmatists’：ibid.，p．457
p．48 ‘is merely’：ibid．
p．48 ‘a temperamentally inactive man’：ibid，p．458
p．49 ‘ all knowledge’：ibid.，p．460
p．49 ‘great truths’：ibid.，p．466
p．50 ‘I have been watching’：BR to DR，13.5.24
p．50 ‘All through 1924’：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74
p．50 ‘true political education’：ibid.，p．175
p．50 ‘I don't feel’：BR to DR，9.5.24
p．51 ‘fortunately’：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77
p．51 ‘Naturally’：ibid.，p．178
p．52 ‘I was told’：ibid.，p．179
p．52 ‘For me personally’：ibid．
p．52 ‘British Labour's Lesson’：The New Republic，41，31 Dec．1924，pp．138-9
p．52 ‘ Since the General Election’：BR to OM．20.2.25
p．53 In London：BR to OM，2.1.25
p．53 What I Believe：first published as a book by Kegan Paul in March 1925，subsequently reprinted in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pp．43-69，and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pp．367-90
p．53 ‘the earth’：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p．371
p．53 ‘The good life’：ibid.，p．372
p．53 ‘There is probably’：ibid.，p．387
p．53 Hypatia：reprinted in The Dora Russell Reader，pp．1-43
p．54 ‘it is the progressive working woman’：ibid.，p．6
p．54 ‘Let us freely admit’：ibid.，p．14
p．54 ‘We want better reasons’：ibid.，p．26
p．54 ‘Men and women’：ibid.，p．41
p．54 ‘The intellectual’：ibid.，pp．38-9
p．55 ‘Dora was badly beaten’：BR to OM，17．3．25
p．55 ‘I am getting back’：BR to OM，20．2．25
p．55 ‘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Matter’：published（for the first time）in Collected Papers 9，pp．276-84
p．55 ‘The logical problems’：ibid，p．276
p．55．‘what we call’：ibid.，p．284
p．56 ‘above the heads’：BR to DR，25.1.25
p．56 ‘One gets the impression’：ibid．
p．57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time’：BR to OM，14.10.25
p．57 ‘I know a lot’：BR to SU，17．3.25
p．57 ‘I have begun to understand’：BR to OM，21.8.25
p．57 ‘A thousand ancient fears’：On Education，p．149
p．57 ‘lack of novelty’：BR to Horace Liveright，31.10.25
p．57 ‘If existing knowledge’：On Education，p．204
p．57 ‘We do not do so’：ibid．
p．58 ‘I feel so happy’：BR to OM，21.8.25
p．58 ‘Last year’：ibid.；see also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91
p．58 ‘Mummy is angry’：ibid.，p．181
p．58 ‘Day after day’：ibid.，pp．180-1
p．58 ‘Life is short’：BR to DR，28.3.25
p．59 ‘We are both overworked’：BR to OM，14.10.25
p．59 ‘John loves his school’：BR to OM，17.10.25
p．59 ‘disordered imagination’：see On Education，p．83
p．59 ‘in spite of the fact’：ibid.，p．149
p．59 the syllabus：see Collected Papers 9，p．485
p．60 ‘Psychology and Politics’：The Dial，80，March 1926，reprinted in Sceptical Essays，pp．153-61，and Collected Papers 9，pp．355-62
p．60 ‘In the present age’：Sceptical Essays，p．154
p．60 ‘political opinions’：ibid.，p．153
p．60 ‘In such important acts’：ibid.，p．158
p．60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ibid.，p．156
p．60 ‘would be easy’：ibid.，p．161
p．61 ‘Freedom in Society’：Harper's Magazine，152，March 1926，reprinted in Sceptical Essays，pp．129-39
p．61 ‘Americans’：Sceptical Essays，p．130
p．61 ‘The British police’：ibid.，p．134
p．61 ‘Miss McMillan’：ibid.，p．138
p．61 ‘The people’：ibid.，pp．129-30
p．62 ‘a moderately reasonable being’：see ‘Confessions’，The Little Review，May 1929，pp．72-3
p．63 review of Trotsky：‘Trotsky on Our Sins’，The New Leader，26 Feb．1926，reprinted in Trotsky's Writing on Britain，pp．260-3
p．63 his reply：‘Once More on Pacifism and Revolution’，Derites Kak Cherti，May 1926，reprinted in Trotsky's Writings on Britain，pp．169-82
p．64 ‘an aristocratic attitude’：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98
p．64 ‘the class basis of“service”’：ibid.，p．151
p．64 ‘when the class question’：ibid．
p．65 ‘pregnant’：ibid，p．183
p．65 ‘lived in a flat’：ibid.，p．184
p．65 ‘For this’：ibid．
p．65 ‘A general strike’：Daily Mail，3 May 1926，quoted in Robert Graves，The Long Weekend：A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8-1939，p．165
p．65 ‘My first impulse’：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86
p．66 ‘Rather nervously’：ibid．
p．66 ‘Oh，how comely’：see ibid，p．187
p．66 ‘She is a born proletarian leader’：BR to OM，15.6.26
p．66 ‘heart and soul’：BR to OM，10.5.26
p．66 ‘I think the Govt．’：BR to OM，10.5.26
p．67 ‘a most lovable man’：BR to OM，15.6.26
p．67 ‘To this day’：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87
p．67 ‘the sell-out’：ibid．
p．67 ‘a sort of Jeanne D'Arc’：BR to OM，15.6.26
p．67 ‘half scoundrels’：BR to OM，15.6.26
p．67 ‘On the Use of a General Strike’：The New Leader，28 May 1926，pp．3-4
p．68 ‘The Danger of Creed Wars’：first published in The Socialist Review，May 1927，pp．7-19，reprinted in Sceptical Essays，pp．162-75
p．68 ‘I do not think’：Sceptical Essays，p．170
p．69 ‘I look upon the coming strife’：ibid.，p．173
p．69 ‘As to the methods’：ibid.，p．174
p．69 ‘Perhaps in time’：ibid．
p．69 ‘strangely solitary’：Autobiography II，p．38
p．69 ‘fundamental delusion’：Sceptical Essays，p．173
p．70 ‘One feels disaster’：BR to OM，10.5.26
p．70 ‘What you say’：BR to Dewey，15.6.26
p．70 ‘against national’：Dora Russell，The Right to be Happy，Preface
p．70 ‘People of our time’：ibid，p．v
p．71 ‘till we no longer believe’：ibid.，p．29
p．71 ‘Mr Russell's“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see Mind，April 1928，pp．137-48
p．71 ‘matter is less material’：The Analysis of Matter，p．7
p．71 ‘the traditional separation’：ibid.，p．10
p．71 ‘Physics’：ibid．
p．71 ‘can be included’：ibid．
p．72 ‘Many thanks’：BR to Max Newman，24.4.28，published in Autobiograph II，p．176
p．72 ‘important book’：A．S．Eddington，review of The Analysis of Matter in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1928，pp．93-5
p．72 ‘the physicist’：ibid．
p．72 ‘By physical inquiry’：ibid．
p．72 ‘it may be left vague’：ibid．
p．73 ‘haunting nightmare’：Autobiography II，p．158
p．73 ‘the cruelty’：ibid．
p．73 quoted Frank Ramsey：see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130
p．73 ‘what I do not feel’：ibid．
p．73 ‘cosmic impiety’：see‘Bertrand Russell talks to God（and Ralph Miliband）’，The Spokesman，March 1970，pp．18-23
p．73 ‘Bertrand Russell's Confession of Faith’：Jewish Daily Forward，24 April 1927，pp．3，11
p．74 ‘metaphysically old-fashioned’：see Collected Papers 9，p．315
p．75 ‘He is disintegrating prejudice’：Webb，op．cit.，p．71
p．75 ‘Behaviourism and Values’：The Century．Magazine，113，Dec．1926，pp．148-53，reprinted in Sceptical Essays，pp．69-75
p．75 ‘If you want a child’：Sceptical Essays，p．72
p．75 ‘ever since’：ibid.，p．69
p．75 ‘feeling and knowing’：ibid.，p．70
p．75 ‘I cannot cease to admire’：ibid.，p．75
p．76 ‘Bertie thinks’：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89
p．76 ‘The surrender’：ibid．
p．76 ‘The Harm that Good Men Do’：Harper's Magazine，153，Oct．1926，pp．529-34，reprinted in Sceptical Essays，pp．84-92
p．76 ‘does not drink’：Sceptical Essays，p．85
p．76 ‘is known to smoke’：ibid.，p．86
p．77 ‘the standards of“goodness”’：ibid.，p．90
p．77 ‘Official morality’：ibid.，p．92

4．The New Morality
p．78 ‘Bertie rather fear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2，p．7
p．79 ‘He thought well of the book’：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90
p．79 ‘We were disappoint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2，pp．26-7
p．79 ‘chiefly for the Americans’：BR to OM，23.7.27
p．80 ‘Things that Have Moulded Me’：The Dial，83，Sept．1927，pp．181-6，reprinted as the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Papers
p．80 ‘do the ninety-nine per cent’：Selected Papers，p．xvi
p．80 ‘A radical reform’：ibid.，p．xvii
p．80 ‘you will take home’：Feakins to BR，20.6.27，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03
p．80 ‘The New Philosophy of America’：New York Times，22 May 1927，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244-8
p．80 ‘a philosophy of life’：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244
p．80 ‘best work’：ibid.，p．245
p．81 ‘is due’：ibid，p．246
p．81 ‘so great a boon’：ibid.，p．248
p．82 ‘The Future’：Jewish Daily Forward，26 June，3，10 and 17 July 1927，reprinted as ‘Some Prospects：Cheerful and Otherwise’ in Sceptical Essays，pp．176-89
p．82 ‘Biologically’：Sceptical Essays，p．185
p．82 ‘will decide’：ibid.，p．187
p．82 ‘central authority’：ibid.，p．177
p．82 ‘I am an international socialist’：ibid.，p．179
p．82 ‘If our civilisation continues’：ibid．
p．82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first published as a booklet by the Rationalist Press in April 1927，reprinted in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and Other Essays in 1957
p．83 ‘primarily’：Why I am not a Christian，p．25
p．83 ‘whole conception’：ibid.，p．26
p．83 ‘the Christian religion’：ibid.，p．25
p．83 ‘the sort of intellectual arguments’：ibid.，p．20
p．83 ‘We want’：ibid．
p．83 ‘the recognition’：quoted in Ackroyd，op．cit．
p．83 ‘humility’：ibid．
p．83 ‘Mr Russell’：T．S．Eliot，The Dial，1927，quoted in Ackroyd，op．cit.，p．163
p．83 ‘essentially a low Churchman’：T．S．Eliot，review of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Criterion，Aug．1927，pp．177-9
p．83 ‘should know’：ibid.，p．179
p．84 ‘Just as’：ibid．
p．84 ‘Everything has turned out’：see Autobiography II，p．173
p．84 ‘is a thousand times worse’：ibid.，p．174
p．84 ‘What you suggest’：ibid．
p．85 ‘He was compelled’：ibid.，p．153
p．85 ‘intolerably cruel’：ibid．
p．86 ‘Poor Everard’：Elizabeth von Arnim，Vera，p．307
p．86 ‘a mere maiden lady’：ibid.，p．45
p．86 ‘always a wife behin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54
p．86 ‘Ah，when I look at you’：ibid．
p．86 ‘very sighful’：see Autobiography II，p．174
p．86 ‘you owe her everything’：Lady Agatha Russell to BR，dated simply ‘August 1926’．The 1952 typescript of Russell's autobiography reveals that he had intended to include this long letter immediately after the letters from his brother Frank that appear in Volume II，pp．174-5．What persuaded him to change his mind we do not know，but the letter does not appear in the final version．In the 1952 typescript it occupies pp．595-600
p．87 ‘a malicious old lady’：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54
p．87 ‘acid old spinster’：Autobiography II，p．174
p．87 ‘Vera had never understood him’：Vera，p．29
p．87 ‘if one looked’：ibid.，pp．29-30
p．87 ‘You do not realise’：1952 typescript of Russell's autobiography，p．597
p．88 ‘lost our childhood happiness’：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69
p．88 ‘he seems’：ibid.，p．16
p．88 ‘my father's skill’：ibid.，p．18
p．88 ‘My father’：ibid.，p．31
p．88 ‘He stands’：ibid.，p．37
p．88 ‘Kate is proving amazingly intelligent’：BR to OM，23.7.27
p．88 ‘women are’：Marriage and Morals，p．71
p．88 ‘but I am afraid’：BR to OM，23.7.27
p．88 ‘in my memory’：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6
p．89 ‘Dora speaks’：BR to GB，16.2.33
p．89 ‘profoundly shocked’：BR to DR，26.8.27
p．89 ‘To a Hannah’：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198
p．89 ‘For some weeks’：Roy Randall to BR，8.9.27
p．89 ‘In my anger’：Roy Randall to DR，21.9.27
p．90 ‘I have a silly kind of feeling’：DR to BR，23.2.28
p．91 ‘I am afraid’：BR to DR，6.11.27
p．91 ‘I have often been hurt’：BR to DR，9.11.27
p．91 ‘I feel you despise me’：BR to DR，20.10.27
p．91 ‘You do me a wrong’：DR．to BR，17.11.27
p．91 ‘you want the children’：ibid．
p．91 ‘It would give you’：BR to DR，6.11.27
p．91 ‘is really desperately in love’：DR to BR，24.10.27
p．91 ‘There is absolutely no doubt’：DR to BR，4.11.27
p．91：‘It was all a folly’：BR to DR，20.10.27
p．92 ‘When she goes away’：BR to DR，21.10.27
p．92 ‘I should be infinitely happier’：BR to DR，28.11.27
p．92 ‘no hope’：BR to DR，20.10.27
p．92 ‘as trivial and superficial’：quoted in Clark，The Life of Bertand Russell，pp．535-6
p．92 ‘roused by democratic indignation’：ibid．
p．92 ‘I wanted to enjoy myself’：BR to DR，11.10.27
p．93 ‘Is trial-marriage moral or immoral？’：first published in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25 Dec．1927，reprinted as Chapter 19 of Bertrand Russell on Ethics，Sex and Marriage
p．93 ‘I am much disgusted’：BR to Lindsey，14.1.30，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07
p．93 ‘The first Christmas’：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p．201-2
p．94 ‘sinister’：see Autobiography II，p．154
p．95 ‘Shall we say’：BR to DR，7.5.27
p．95 ‘The parents’：Autobiography II，p．154
p．95 ‘was to establish’：ibid．
p．95 ‘was teased’：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76
p．95 ‘no topic’：ibid.，pp．95，97
p．95 ‘John and I’：ibid.，p．97
p．96 ‘The complete happiness’：Autobiography II，p．155
p．96 ‘Those years’：My，Father Bertrand Russell，p．98
p．97 ‘My Own View of Marriage’：The Outlook，148，7 March 1928，reprinted as Chapter 20 of Bertrand Russell on Ethics，Sex and Marriage
p．97 ‘the whole institution’：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03
p．98 ‘that voice’：ibid.，p．205
p．98 ‘was to have’：ibid．
p．98 ‘Both of us’：ibid．
p．98 ‘I'm afraid’：DR to BR，23.4.28
p．98 ‘has got over the shock’：DR to BR，18.8.28
p．98 ‘a night’：The Tamarisk Tree Volume1 1，p．206
p．98 ‘looked ghastly’：ibid.，p．207
p．98 ‘Living as an artist’：DR to BR，3.8.28
p．98 ‘I contemplate going away’：BR to DR，12.11.28
p．99 ‘bored to extinction’：BR to DR，undated，but probably Nov．1928
p．99 ‘My love for Bertie’：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08
p．99 ‘Bertie's severe Victorian upbringing’：ibid．
p．99 ‘Science and Education’：St Louis Post-Despatch，9 Dec．1928，reprinted in Basic Writings，pp．615-19
p．99 ‘has become accustomed’：Basic Writings，p．619
p．99 ‘As I comforted John’：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09
p．100 ‘Your Child and the Fear of Death’：The Forum，81，March 1929，pp．174-8，reprinted as‘Stoicism and Mental Health’ in In Praise of Idleness，pp．159-67
p．100 ‘I think that very intense affection’：In Praise of Idleness，p．163
p．100 ‘Whoever has to deal’：ibid.，p．166
p．101 ‘passing malady’：review of The Modern Temper by Joseph Wood Krutch，The Nation，128，10 April 1929，p．428
p．101 ‘I think Mr Krutch is right’：ibid．
p．101 ‘enthusiastic persons’：ibid．
p．101 ‘It seems to me now’：GB to DR，23.5.29
p．102 ‘Children are the purpose of marriage’：Marriage and Morals，p．151；unless otherwise stated，the citations from Marriage and Morals are from the 1985 Unwin Paperbacks edition
p．102 ‘felt by the great majority of men’：ibid.，p．131
p．102 ‘A man who desires a child’：ibid．
p．102 ‘A child’：ibid.，p．129
p．102 ‘should not’：ibid.，p．148
p．102 ‘even after’：ibid.，p．152
p．103 ‘To this I can testify’：ibid．
p．103 ‘The obligations of parents’：ibid.，p．201
p．103 ‘There can be no doubt’：ibid．
p．103 ‘Where illegitimate children come in’：ibid.，p．149
p．104 ‘it is in this case’：ibid.，p．146
p．104 ‘A boy hates his father’：ibid，p．124
p．104 ‘considerable experience’：ibid.，p．125
p．104 ‘centre the heterosexual feelings’：ibid．
p．104 ‘if a woman is happy’：ibid．
p．104 ‘It seems on the whole fair’：Marriage and Morals（first edition），p．209
p．104 ‘women are on the average’：Marriage and Morals（1985 edition），p．71
p．105 ‘There is no sound reason’：ibid.，p．171
p．105 ‘The habit’：quoted（without reference）in Caroline Moorehead，Bertrand Russell：A Biography，p．382
p．105 ‘The sterilisation of the unfit’：Marriage and Morals，p．166
p．105 ‘be very definitely confined’：ibid.，p．167
p．105 ‘can be decided’：ibid.，p．168
p．106 ‘From the standpoint’：ibid.，p．173
p．107 ‘if law and custom’：ibid.，p．131
p．107 ‘It would，I believe’：ibid，p．132
p．107 ‘On this subject’：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68
p．108 ‘courtly behaviour’：ibid.，p．223
p．108 ‘Griffin and I’：ibid.，p．211
p．108 ‘we had’：ibid．
p．108 ‘hear all you have to say’：BR to DR，12.8.29
p．108 ‘put by and invest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17
p．109 ‘So long’：BR to OM，21.9.29
p．109 ‘Women do not’：New York Times，26 Sept．1929，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11
p．109 ‘Well，they're not quite as bad’：ibid.，p．114
p．109 ‘If the American people’：ibid．
p．110 short piece：‘Socialist Government in England’，Jewish Daily Forward，9 June 1929
p．110 second article：‘MacDonald Government Makes Rapid Strides’，Jewish Daily Forward，8 Sept．1929
p．110 ‘Rabbi Louis Newman’：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15
p．110 ‘has scenery’：BR to DR，3.11.29
p．110 ‘full of people’：BR to DR，13.11.29
p．110 ‘Homogeneous America’：The Outlook and Independent，154，19 Feb．1930，pp．285-7，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256-61
p．110“‘Thou God seest me’”：BR to DR，16.10.29
p．110 ‘There is something incredibly wrong’：BR to Rachel Brooks，5.5.30，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115-16
p．111 ‘Shall I just let it be’：DR to BR，1.11.29
p．111 ‘against the biological basis’：Marriage and Morals，p．149
p．111 ‘nervous disorders’：ibid.，p．201
p．111 ‘all right’：BR to DR，14.11.29
p．111 ‘My Darling Love’：BR to DR，14.11.29
p．111 ‘I have reason’：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23
p．112 ‘Barry has no legal rights’：BR to DR，24.11.29
p．112 ‘I don't believe you’：DR to BR，5.12.29
p．113 ‘Is Modern Marriage a Failure？’：both sides of this debate were published in Debate！Is Modern Marriage a Failure？，New York，1930，and reprinted as Chapter 22 of Bertrand Russell on Ethics，Sex and Marriage
p．114 ‘Since it involves arguing’：BR to G．E．Moore，11.3.30
p．115 ‘His theories’：BR to G．E．Moore，5.5.30
p．115 ‘The book was written’：Autobiography 11，p．156
p．115 ‘Now，on the contrary’：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p．14
p．115 ‘If a person tells me’：see Maurice Drury，‘Conversations with Wittgenstein，in Rush Rhees（ed．），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p．112
p．115 ‘One of Mr Krutch's’：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p．27
p．115 ‘I have by no means’：ibid.，p．29
p．116 ‘in a more courageous’：ibid.，p．30
p．116 ‘capable of providing’：ibid.，p．151
p．116 ‘parents feel’：ibid.，p．152
p．116 ‘the feeling’：ibid.，p．154
p．116 ‘The parent’：ibid.，p．156
p．116 ‘There is no heaven-sent instinct’：ibid.，p．158
p．116 ‘children are as apt’：ibid.，p．159
p．116 ‘Professional moralists’：ibid.，p．189
p．117 ‘a man should’：ibid.，p．187
p．118 ‘I felt sick’：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26
p．118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men’：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05
p．118 ‘were left’：quoted in Clark，op．cit.，p．553
p．118 ‘Anyone would think’：ibid．
p．118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novel’：One May Smile，the typescript of which is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Katharine Tait
p．119 ‘popped to and fro’：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27
p．119 ‘We soon learned’：ibid.，p．228
p．119 ‘There was every sign’：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29
p．120 first draft of his Autobiography：now in the Russell Archives
p．120 ‘I tried to accept’：1952 typescript of Autobiography，p．567
p．120 ‘When you look back’：Hayden Church to BR，27.11.30
p．120 his reply：published（minus the last sentence）in the Sunday Express，8 March 1931
p．121 ‘Looking back now’：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34
p．121 ‘I have no second daughter’：see Robert C．Marsh，‘Talking with Russell：1951-55’，Russell 15（1），Summer 1995，pp．21-35，quotation on p．34
p．121 ‘talk over’：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ume Four，p．244
p．121 ‘My wife’：quoted ibid．
p．121 ‘to withdraw’：ibid．
p．121 ‘What interested me’：ibid．
p．121 ‘he had become convinc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44
p．121 ‘or to give’：BR to Lord Marley，29.3.31
p．122 ‘such as divorce’：BR to Fenner Brockway，29.3.31
p．122 ‘I like their conduct’：BR to Gilbert Murray，8.3.31
p．122 ‘hogwash’：quoted in Caroline Moorehead，Bertrand Russell：A Life，p．409
p．122 ‘In return’：The Scientific Outlook，p．103
p．122 ‘stating that recent advances’：ibid.，p．105
p．122 ‘the general public’：ibid．
p．122 ‘what they have said’：ibid．
p．123 ‘The reconciliation’：ibid.，p．100
p．123 ‘It belongs’：ibid.，p．102
p．123 ‘the cold breath’：ibid，p．103
p．123 ‘That this is a misfortune’：ibid.，p．104
p．124 ‘Thus it is only’：ibid.，p．273
p．124 ‘the seeker after power’：ibid.，p．275
p．124 ‘the lover’：ibid．
p．124 ‘When I come to die’：ibid
p．124 ‘men should not be’：ibid.，p．279
p．125 ‘Epilogue’：dated 11 June 1931，this appears in Autobiography II，pp．159-60
p．125 ‘My activities’：ibid.，p．160
p．125 ‘only thoughts exist’：The Scientific Outlook，p．82
p．125 ‘And what of philosophy？’：Autobiography II，p．160
p．126 ‘When I survey my life’：ibid．
p．126 ‘My personal life’：ibid.，p．159
p．127 ‘Mankind is divided’：see In Praise of Artificality'，Mortals and Others，p．24
p．127 ‘Now I am a married man’：see‘Marriage’，ibid.，p．39
p．128 ‘Though unostentatious’：ibid.，p．8
p．128 ‘On Being Edifying’：see ibid.，pp．96-7
p．128 ‘On Feeling Ashamed’：ibid.，pp．154-5
p．128 ‘would like to’：see‘Interest in Crime’，ibid.，p．146
p．129 ‘The foundation’：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38
p．129 ‘any child’：ibid.，p．239
p．130 ‘In my second marriage’：Autobiography II，p．192
p．130 ‘I have often thought’：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40
p．130 ‘I had wanted’：DR to BR，18.8.31
p．131 ‘Did Peter tell you’：BR to DR，late Oct．1931
p．131 ‘I don't mind’：BR to DR，21.11.31
p．131 ‘I feel that’：BR to DR，29.11.31
p．132 ‘I hate’：BR to DR，21.11.31
p．132 ‘Christmas at Sea’：New York American，13 Jan．1932，reprinted in Autobiography II，pp．156-8
p．133 ‘resolved to break off’：quoted in Clark，op．cit.，p．555
p．133 ‘I was still in love’：ibid．
p．133 ‘I now think’：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40
p．133 ‘I want to spend’：BR to DR，22.1.32
p．133 ‘I wish very much’：BR to DR，29.11.32
p．133 ‘I know you will hate’：BR to DR，31.1.32
p．134 ‘we tried’：DR to BR，4.2.32
p．134 ‘a deep＆indestructible affection’：BR to DR，9.2.32
p．134 ‘＆it naturally frightened’：DR to BR，11.2.32
p．134 ‘Don't take Peter's mood’：BR to DR，15.2.32
p．134 ‘The things’：BR to DR，20.3.32
p．134 ‘He is not sure’：BR to DR，7.4.32
p．135 ‘entirely out of character’：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44
p．135 ‘must also have been’：ibid.，p．246
p．135 ‘We were never closer’：ibid.，p．249
p．136 ‘I am persuaded’：BR，legal statement，4.5.34，p．6

5．Divorce
p．137 ‘The effect’：Autobiography，1952 typescript，p．567
p．141 ‘And this is the thing’：DR to BR，9.11.32
p．141 ‘she has worked hard’：BR to DR，12.11.32
p．141 ‘You seem to forget’：ibid．
p．141 ‘what I have left’：DR to BR，27.12.32
p．142 ‘jokes and folly’：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11
p．142 ‘She listened’：ibid.，p．109
p．143 ‘I suppose’：CLD to BR，23.9.32
p．143 ‘to clear out’：DR to BR，9.11.32
p．143 ‘drove me crazy’：Edmund Wilson，The Thirties，p．401
p．143 ‘unctuous’：ibid．
p．143 ‘Exactly like a woman’：ibid.，p．354
p．143 ‘when a Jew’：ibid．
p．143 ‘Griffin and I’：Edmund Wilson to John Dos Passos，11.5.33，see Wilson，Letters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1912-1972，p．230
p．143 ‘home’：ibid．
p．144 ‘it may，just possibly’：GB to DR，18.11.32
p．144 ‘you never meant’：GB to DR，1.1.33
p．144 ‘More than you think’：GB to DR，1.1.33
p．144 ‘poor fellow’：GB to DR，5.1.33
p．144 ‘a magnificent letter’：GB to DR，14.3.33
p．144 ‘for it seems to me’：GB to BR，7.2.33
p．145 ‘Dora speaks’：BR to GB，16.2.33
p．145 ‘by reason’：GB to DR，14.3.33
p．146 ‘I simply cannot’：GB to BR，12.4.33
p．146 ‘Bertie was very charming’：PG to DR，23.9.32
p．147 ‘Poor old Basil！’：One May Smile，p．195
p．147 ‘George could divine’：ibid.，p．232
p．147 ‘To my mind’：ibid.，p．234
p．147 ‘could not but admire’：ibid．
p．147 ‘thrown back’：ibid.，p．235
p．148 ‘has the same kind of claim’：ibid.，p．237
p．148 ‘something of his relation’：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 p．283
p．148 ‘Basil was a man’：One May Smile，p．238
p．148 ‘which，in a less exalted mood’：ibid．
p．149 ‘Quite frankly’：PG to DR，2.3.33
p．149 ‘since the Cornish climate’：BR to DR，14.2.33
p．149 ‘about Griffin’：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 p．264
p．149 ‘a romantic idea’：ibid．
p．150 ‘I have been talking’：GB to DR，31.5.33
p．150 ‘I told him’：GB to DR，31.5.33
p．150 ‘You intimate’：GB to DR，1.11.33
p．150 ‘a man in whom’：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67
p．150 ‘and we did the work’：ibid．
p．150 ‘Darling’：GB to DR，24.5.33
p．151 ‘As a free lover’：GB to DR，1.11.33
p．151 ‘I thought’：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 p．267
p．151 ‘I can understand’：DR to BR，25.7.33
p．152 ‘fully expect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 p．270
p．153 ‘I guessed’：ibid.，p．270
p．153 an odd event：see ibid.，p．268
p．153 ‘wondered’：ibid.，p．270
p．153 ‘As I knew’：DR，‘Statement regarding the death of Paul Gillard on October 31 1933’，p．6
p．154 ‘led by’：PG to DR，27.7.33
p．154 ‘I have fairly definite proof’：PG to DR，22.9.33
p．154 ‘one of the chief blokes’：ibid．
p．154 ‘terrifying journey’：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69
p．154 ‘He was convinced’：ibid.，p．270
p．155 ‘I could not seem’：ibid.，p．271
p．155 ‘he did not confide’：ibid．
p．155 Accounts differ：these include witness statements collected for the inquest on 3 November and further statements collected by Dora Russell in January and May 1936．All statements are now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History，Amsterdam
p．156 ‘Night after night’：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 p．273
p．158 ‘Please keep the original’：BR to CLD，7.11.33
p．158 ‘take no notice’：CLD to BR，11．11.33
p．158 ‘I think your advice’：BR to CLD，12.11.33
p．158 ‘If there is a breakdown’：CLD to BR，14.12.33
p．159 ‘In asking Dora’：BR to CLD，20.2.34
p．160 ‘I will stick at nothing’：BR to CLD，5.3.34
p．161 ‘I took a dislike to Gillard’：Mary Bailey，legal statement dated 8.3.34
p．162 ‘I should of course’：BR to CLD，11.5.34
p．162 ‘The last time’：BR，legal statement，4.5.34
p．162 ‘What disturbed me’：BR，affidavit．12.6.34， p．10
p．162 ‘faithful maid Nelly’：OM to CLD，2.5.34
p．164 ‘all involved’：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06

6．Forward to the Past
p．165 ‘spend more time’：BR to DR，22.1.32
p．165 ‘in spite of all the corruption’：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ume Four，p．282
p．167 ‘The Modern Midas’：Harper's Magazine，166，Feb．1933，pp．327-34，reprinted in In Praise of Idleness，pp．49-62
p．167 ‘a single world Government’：In Praise of Idleness，p．57
p．168 ‘the forces of the State’：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p．153
p．168 ‘the powers of education’：ibid.，p．31
p．168 ‘Negroes’：ibid.，p．34
p．168 ‘I gave up writing pot-boilers’：Autobiography II，p．190
p．169 ‘during the next ten years’：ibid.，p．150
p．169 ‘if I could afford it’：BR to SU，8.3.32
p．169 ‘I do not want to write’：ibid．
p．170 ‘to trace the opposition’：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1814-1914，p．8
p．170 ‘the Tories’：ibid.， p．67
p．170 ‘a lovable man’：ibid.，p．124
p．170 ‘The Great War’：ibid.，p．7
p．170 ‘The same causes’：ibid.，p．550
p．170 ‘the support of historic continuity’：Autobiography II，p．157
p．171 ‘The history of society’：Lord John Russell，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from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to the Present Time（second edition），London，1823，p．vii
p．171 ‘exemplified to this day’：ibid．
p．172 ‘I was quite frightened’：KR，Annotated Letters，disc：，p．11
p．172 ‘Peter went to work’：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15
p．172 ‘I，however’：ibid.，p．123
p．173 ‘ashamed of my unfairness’：ibid，p．127
p．173 ‘All through the Dartington years’：ibid.，pp．126-7
p．173 ‘If that happens’：DR to GB，2.2.35
p．173 ‘I swear’：ibid．
p．174 ‘I have much regrette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p．262
p．174 ‘It is terribly shocking’：GB to DR，19.11.33
p．174 ‘I did’：ibid．
p．174 ‘Your rehearsals’：GB to DR，18.12.33
p．174 ‘I can love a comrade’：DR to GB，2.2.35
p．174 ‘haggard，dishevelled and distraught’：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2，p．4
p．174 ‘I took Pat Grace’：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1， pp．286-7
p．175 ‘had been living’：ibid.，p．287
p．175 ‘in some kind of espionage’：ibid．
p．175 ‘funny and kind’：KR，Annotated Letters，disc 1，p．40
p．175 ‘vulgar and ugly’：ibid．
p．175 ‘I enjoy writing history’：BR to Norton，31.3.33
p．175 ‘another big book’：BR to SU，16.12.33
p．175 ‘spring from the cult’：ibid．
p．176 preliminary notes：held by the Russell Archives
p．176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The Political Quarterly，6 Jan．1935，pp．，1-19，reprinted as ‘The Ancestry of Fascism’in In Praise of Idleness，pp．49-62
p．176 ‘induction is a habit’：In Praise of Idleness，p．65
p．176 ‘among all the successors’：ibid．
p．176 ‘there is English truth’：ibid.，p．81
p．176 ‘Between these different“truths”’：ibid．
p．177 ‘Bertie held’：J．M．Keynes，Essays in Biography，p．449
p．177 ‘who invented’：In Praise of Idleness，p．79
p．177 ‘the Hitlerite madness’：ibid.，p．75
p．177 ‘a Fascist movement’：ibid.，p．80
p．178 ‘Why I am neither a Communist nor a Fascist’：New Britain，2，31 Jan．1934，reprinted as‘Scylla and Charybdis，or Communism and Fascism’in In Praise of Idleness，pp．82-90
p．178 ‘there is no philosophy of Fascism’：ibid.，p．87
p．178 ‘an element of tree growth’：ibid.，p．90
p．178 ‘that Communism and Fascism’：ibid.，p．82
p．179 ‘the decay of formality’：see ‘Stilted Manners’，New York American，23 Nov．1934，p．25
p．179 ‘good manners’：see ‘Polite Lies’，New York American，14 Dec．1934，p．27
p．179 ‘peace will come’：see The Sunday Referee，30 Dec．1934，p．10
p．180 ‘The spread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Religion and Science，p．244
p．180 ‘The threat’：ibid.，p．251
p．180 ‘the human race will stagnate’：ibid.，p．252
p．181 ‘State ownership’：In Praise of Idleness，p．92
p．181 ‘the defeat’：ibid.，p．94
p．181 ‘strongest argument’：ibid.，p．109
p．181 ‘The world’：ibid.，p．112
p．181 ‘the absence’：ibid．
p．181 ‘nationalisation’：ibid．
p．181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ibid.，p．114
p．182 ‘Suppose England and France’：Which Way to Peace？，p．141
p．182 ‘Because the Danes’：ibid，p．136
p．182 ‘Having no longer’：ibid.，p．139
p．182 ‘When disarmament’：ibid．
p．183 ‘if，suddenly’：ibid.，p．140
p．183 ‘what is harsh and silly’：ibid.，p．142
p．183 ‘There would be little objection’：ibid.，p．143
p．183 ‘if we refrained’：ibid．
p．183 ‘unconsciously insincere’：Autobiography II，p．191
p．184 ‘to pass out’：J．Middleton Murry，The Pledge of Peace，p．9
p．184 ‘This movement’：ibid．
p．184 ‘has meant’：ibid.，p．10
p．184 ‘if we could educate’：Which Way to Peace？， p．145
p．184 ‘Admiration of the Germans’：ibid.，p．107
p．185 ‘In the present temper’：ibid.，p．89
p．185 ‘it is argued’：ibid．
p．185 ‘the probability’：ibid.，p．90
p．185 ‘The Germans’：ibid.，p．156
p．185 ‘If Russia’：ibid.，p．58
p．185 ‘humanity’：ibid．
p．185 ‘after a successful campaign’：ibid.，p．156
p．185 ‘the United States’：ibid．
p．185 ‘it would be less disastrous’：ibid．
p．186 ‘Having remained’：BR to GM，3.3.37，see Autobiography II，p．245
p．186 ‘If I were young’：BR to Kingsley Martin，13.5.40，see ibid.，p．233
p．186 ‘never seriously envisaged’：ibid.，p．191
p．186 ‘The hope of preserving peace’：Which Way to Peace？，p．109
p．186 ‘When the weight of America’：ibid.，p．98
p．186 ‘if I were an American’：ibid.，p．80
p．186 ‘The Case for US Neutrality’：Common Sense，8（3），March 1939，pp．8-9，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296-8
p．187 ‘inflamed’：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297
p．187 ‘Fear of America’：see‘US can avert war，declares English leader’，The Times-Picayune，4 April 1939，p．5
p．187 ‘auto-obituary’：‘The Last Survivor of a Dead Epoch’，The Listener，12 Aug．1936，reprinted as ‘Obituary’in Unpopular Essays，pp．188-90
p．187 ‘politically…as isolated’：Unpopular Essays，p．190
p．187 ‘In the Second World War’：ibid，pp．189-90
p．187 ‘His life’：ibid.，p．190
p．187 ‘Aristocratic Rebels’：see ‘Aristocratic Rebels：Byron and the Modern World’，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12 Feb．1938，pp．16，18．This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chapter on Byron in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p．716-21
p．187 ‘Did you ever read’：BR to GM，9.4.43，see Autobiography II，p．251
p．188 ‘Moving matter about’：see In Praise of Idleness，p．21
p．188 ‘The Superior Virtue of the Oppressed’：The Nation，144，26 June 1937， pp．731-2，reprinted in Unpopular Essays，pp．69-75
p．188 ‘an ingenuity’：Unpopular Essays，p．74
p．188 ‘Admiration of the proletariat’，ibid.，pp．74-5
p．189 ‘On Being Modern-minded’：The Nation，144，9 Jan．1937，pp．47-8，reprinted in Unpopular Essays，pp．76-81
p．189 ‘suppresses’：Unpopular Essays，p．78
p．189 ‘money rewards’：ibid.，pp．78-9
p．189 ‘A certain degree’：ibid.，p．81
p．189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books’：Leonard Woolf to Margaret Llewelyn Davies，30.12.36，see Letters of Leonard Woolf，p．243
p．190 ‘she had a Puritan dislike’：The Amberley Papers 1，p．144
p．190 ‘no longer important’：ibid，p．262
p．190 ‘In Amberley’：The Amberley Papers 2，p．250
p．190 ‘flat and dull’：ibid.，p．573
p．191 ‘attractive vision’：Webb，op．cit.，p．370
p．191 ‘It is to be hoped’：ibid．
p．191 ‘I have largely wasted it’：ibid.，p．373
p．192 ‘Would you’：see Letters of Leonard Woolf，p．333
p．192 ‘I really don't think’：ibid．
p．192 ‘as a result’：BR to KR，30.10.35
p．193 ‘I used to enjoy his company’：Gerald Brenan to Frances Partridge，8.2.70， quoted in Jonathan Gathorne-Hardy，The Interior Castle：a Life of Gerald Brennan，p．520
p．193 ‘violent vituperation’：Gerald Brennan，Personal Record，p．265
p．193 ‘I like him’：see ibid.，p．262
p．193 ‘outside his philosophy’：ibid.，p．264
p．193 ‘deeply impressed’：ibid.，p．269
p．193 ‘What he really wanted’：ibid．
p．194 ‘Outside his philosophical works’：ibid.，pp．264，272
p．194 ‘I found them rather dull’：ibid.，p．267
p．194 ‘I regret’：Gerald Brenan to BR，18.11.36
p．194 ‘I am so tired of seeing people’：quoted in Kenneth Hopkins，‘Bertrand Russell and Gamel Woolsey’，Russell，5（1），summer 1985，pp．50-65，quotation on pp．57-8
p．194 ‘From the first’：quoted ibid.，p．62
p．195 ‘it was very hard’：Gamel Brenan to Alyse Gregory，autumn 1945，quoted ibid.，p．63
p．195 ‘it leads to such difficulties’：Gamel Brenan to Alyse Gregory，probably Dec．1952，quoted ibid.，p．62
p．195 ‘We do not know anyone else’：BR to Gerald and Gamel Brenan，22.6.37， quoted in Gathorne-Hardy，op．cit.，pp．314-15
p．196 ‘the rule is’：KR，Annotated Letters，disc 1，p．93
p．196 ‘What upsets me’：ibid.，p．95
p．196 ‘When you were here’：BR to KR，7.5.36
p．196 ‘I was just beginning’：KR，Annotated Letters，disc 1，p．97
p．196 ‘Mr von Sohn's Reputation’：eventually published in Five Stories by Jonn Conrad Russell，pp．11-18
p．197 ‘I dreamed’：BR to KR，24.9.36
p．197 ‘What fun’：BR to KR，5.10.36
p．197 ‘This seems’：KR，Annotated Letters，disc 1，p．109
p．197 ‘I had known’：ibid.，p．97

7．Back to Philosophy
p．199 ‘it is an extraordinary rest’：BR to OM，20.9.17
p．199 ‘worked on the problem’：Autobiography II，p．191
p．199 ‘would never do’：ibid．
p．199 ‘On Order in Time’：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32， May 1936，pp．216-28，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124-37
p．200 ‘I think you have done’：BR to W．van O．Quine，6.6.35，see Collected Papers 10，pp．213-14
p．200 ‘which may not’：ibid.，p．124
p．200 ‘The Limits of Empiricism’：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36，1935-6，pp．131-50
p．201 ‘so that they might have’：LW to BR，undated，but probably autumn 1935； see Wittgenstein，Letters to Russell，Keynes and Moore，p．102
p．201 ‘Broad or no Broad’：LW to BR，undated，but probably November 1935； see ibid.，p．103
p．201 Rush Rhees：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p．201 preliminary notes：see Collected Papers 10，pp．652-75
p．202 ‘The pain and the cry’：ibid.，p．670
p．202 ‘knowledge is not derived’：ibid.，p．671
p．202 ‘These are the things’：ibid.，p．674
p．203 ‘we can understand’：ibid.，p．327
p．204 ‘Finitism in Mathematics’：Mind，44，1937，pp．186-203
p．204 ‘The finitist’：ibid．
p．204 ‘we can understand’：Collected Papers 10，p．327
p．205 ‘the youngest’：‘Philosophy and Grammar’，first published in The London Mercury，March 1936； this review of Ayer is 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331-3
p．205 ‘led to a view’：ibid.，p．331
p．205 ‘the word“God”’：ibid．
p．205 ‘Determinism and Physics’：Proceedings of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 Philosophical Society，9，March 1936，pp．228-45，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 pp．67-80
p．205 ‘best working hypothesis’：Collected Papers 10，p．80
p．205 ‘unavoidable working hypothesis’：ibid．
p．205 ‘scientific knowledge’：ibid．
p．206 ‘I gather’：BR to Norton，30.11.36
p．206 ‘pulling wires’：Norton to BR，4.1.37
p．206 ‘I have become’：see Autobiography II，p．214
p．207 ‘It is hardly worth’：BR to G．E．Moore，18.2.37； see ibid.，p．215
p．207 ‘I should very much like’：BR to Norton，18.2.37
p．207 ‘physically worn out’：Webb，op．cit.，p．386
p．207 ‘I look forward’：Desmond MacCarthy to BR，16.3.37； see Autobiography II， p．215
p．208 ‘Do you think’：BR to OM，6.7.37
p．208 ‘that numbers are needed’：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p．xi
p．208 ‘The formalists’：ibid．
p．208 ‘is a more serious matter’：ibid．
p．209 ‘consequences even more drastic’：ibid.，p．x
p．209 ‘would make a clean sweep’：ibid．
p．209 ‘I have gone back to philosophy’：BR to OM，25.9.37
p．209 ‘only one Oxford lady’：Autobiography II，p．194
p．209 ‘was certainly not neglected’：A．J．Ayer，Part of My Life，p．214
p．209 ‘On the Scope of Empirical Knowledge’：Erkenntnis，pp．267-74
p．210 ‘On Verifi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38，1937-8，pp．1-20，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345-59
p．210 ‘The logical tendency’：Collected Papers 10，p．353
p．210 ‘is emotional’：ibid.，p．358
p．210 ‘The Relevance of Psychology to Logic’：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Action，Perception and Measurement，17，1938，pp．19-41，repented as Appendix VIII in Collected Papers 10
p．211 ‘Problems of logic’：see Collected Papers 10，pp．625-6
p．211 his reply：see Russell，‘The Relevance of Psychology to Logic’，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 17，pp．43-53，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362-70
p．211 ‘which first led me’：Collected Papers 10，p．362
p．211 ‘I hold’：ibid.，p．369
p．211 ‘largely in agreement’：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17，1938，p．54
p．211 ‘your time would be your own’：Richard p．McKeon to BR，25.3.38
p．212 ‘I have very little hope’：BR to OM，10.4.38
p．212 ‘poisoning of the nervous system’：see Miranda Seymour，0ttoline Morrell： Life on the Grand Scale，pp．412-13
p．212 ‘The news is a terrible blow’：BR to Philip Morrell，22.4.38
p．212 ‘I still hold’：Autobiography II，p．193
p．212 ‘be concerned’：Power，p．9
p．213 ‘just as we teach children’：ibid.，p．207
p．213 ‘If human life’：ibid.，p．71
p．214 ‘was a time’：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28
p．214 ‘like an animal at bay’：ibid.，p．129
p．214 ‘There he stayed’：ibid．
p．214 ‘his brief’：ibid．
p．214 ‘I can still remember’：KR，Annotated Letters，disc 1，p．180
p．215 ‘that this would’：ibid．
p．215 ‘What your mother stands for’：DR to KR，30.6.38
p．215 ‘What really troubled her’：KR，Annotated Letters，disc 2，p．9
p．215 ‘Peter was not used’：ibid.，p．26
p．215 ‘We are not really a camping family’：ibid．
p．215 ‘in despair’：BR to Gamel Brenan，15.9.38
p．215 ‘an extreme pacifist’：New York Times，26 Sept．1938，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27
p．215 ‘I am afraid’：ibid．

8．Russell in America
p．219 ‘several hundred townspeople’：see Gary Slezak and Donald W．Jackanicz，“‘The town is beastly and the weather was vile”’，Russell，25-8，1977，pp．5-20
p．220 ‘occupied’：Autobiography II，p．217
p．220 ‘The town is beastly’：ibid．
p．220 ‘During a chilly fall day’：Slezak and Jackanicz，op．cit.，pp．13-14
p．220 ‘Russell was brilliant’：quoted ibid.，p．11
p．221 ‘Russell had the felicitous ability’：quoted ibid．
p．221 ‘We used to have’：Autobiography II，p．217
p．221 ‘eliminate’：quoted in Slezak and Jakanicz，op．cit.，p．12
p．221 ‘I remember Russell’：ibid．
p．221 limerick：quoted ibid.，p．11
p．222 ‘those clustered’：quoted ibid.，p．13
p．222 ‘has been delivering’：The Pulse，Nov．1938，p．27，quoted ibid.，p．13
p．222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Modern World’：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Chicago，44，Jan．1939，pp．491-8
p．222 ‘I have been speaking’：ibid.，p．491
p．222 ‘was out of all proportion’：quoted in Slezak and Jackanicz，op．cit.，p．16
p．223 ‘agreed’：ibid.，pp．16-17
p．223 ‘It has been done’：BR to Schilpp，13.3.39
p．223 ‘a large，slow-moving mind’：BR to OM，22.3.14
p．223 ‘unwilling’：BR to OM，21.2.21
p．223 ‘Dewey's New Logic’：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pp．137-56，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145-60
p．223 ‘industrialism’：Collected Papers 10，p．145
p．224 Dewey's rejoinder：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pp．527，544-9，reprinted as Appendix IX in Collected Papers 10
p．224 ‘Mr Russell's confirmed habit’：Collected Papers 10，p．628
p．224 report of his visit：see The Michigan Daily，19 Feb．1939，pp．1，2
p．224 ‘If America becomes a belligerent’：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297-8
p．225 ‘A war for democracy’：ibid.，p．297
p．225 ‘nine people out of ten’：BR to Dora Sanger，5.11.38
p．225 ‘Even if’：BR to Curry，April-May 1939
p．226 ‘If you and John’：BR to KR，15.4.39
p．226 ‘About going to America’：JR to BR，Easter 1939
p．226 ‘It seems’：JR to BR，7.6.39
p．226 ‘I am afraid’：DR to KR，30.6.39
p．226 ‘When someone comes’：ibid．
p．227 ‘We had to listen’：KR to BR，20.6.39
p．227 ‘It is odd’：KR to BR，7.7.39
p．227 ‘As I stood’：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32
p．227 ‘how glad’：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2，p．86
p．227 ‘Dora was seriously ill’：Annotated Letters，disc 2，p．22
p．228 ‘One is that’：Autobiography II，pp．217-18
p．228 ‘I cannot resist’：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30
p．228 ‘It was very kind of you’：ibid．
p．229 ‘No wonder’：Annotated Letters，disc 2，p．123
p．229 ‘Though my father’：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35
p．229 ‘inadequate’：see Autobiography II，p．218
p．229 ‘was done’：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36
p．229 Fenwick W．Holmes：see ‘Bertrand Russell at U．C．L．A．：a Reminiscence’，San Jose Studies，Fall 1992，pp．28-43
p．230 ‘I try to remain’：BR to Robert Trevelyan，22.12.39，see Autobiography II， p．239
p．230 ‘much less agreeable’：ibid，p．218
p．230 ‘a satisfactory substitute’：BR to Lucy Donnelly，22.12.39
p．230 ‘We were all unhappy’：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p．143-4
p．231 ‘awkward and overweight’：ibid.，p．142
p．231 ‘I looked better’：ibid.，p．139
p．231 ‘was rendered difficult’：Autobiography，1952 typescript，p．629
p．231 ‘whose company’：ibid.，p．628
p．231 ‘feared to say’：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45
p．231 ‘It is with a deep sense’：Ordway Tead to BR，29.2.40
p．232 ‘a man who’：quoted in ‘How Bertrand Russell was Prevented from Teaching at City College，New York’by Paul Edwards，which was published as an appendix to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and Other Essays，pp．165-99；the quotation appears on p．166
p．232 ‘Can anyone’：ibid．
p．232 ‘who are so confused’：ibid．
p．232 ‘professor of paganism’：ibid.，p．167
p．232 ‘a desiccated’：ibid.，p．167
p．232 ‘a disgrace’：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37
p．232 ‘to protect’：see Edwards，op．cit.，p．167
p．233 ‘unaware’：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37
p．233 ‘finding one corner’：quoted in Edwards，op．cit.，p．168
p．233 ‘The hue and cry’：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39
p．234 ‘In other circumstances’：quoted ibid.，p．141
p．234 ‘If you can find’：Daniel Bronstein to BR，15.3.40，ibid．
p．234 ‘on hearing’：ibid.，pp．141-2
p．234 ‘the fair name’：quoted ibid.，p．146
p．234 ‘a dog’：see Edwards，op．cit.，p．169
p．235 ‘tarred and feathered’：ibid．
p．235 ‘delighted’：BR to New York Times，21.3.40，quoted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49
p．235 ‘It still seems’：quoted ibid.，p．150
p．235 ‘The issue’：see ibid.，p．149
p．235 ‘constitute a danger’：ibid.，p．152
p．236 an affidavit：see ibid.，pp．152-3
p．236 ‘was as anxious’：Autobiography II，p．219
p．236 ‘vicious，nasty lie’：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54
p．236 ‘Have we got to’：ibid．
p．237 ‘If I find’：ibid.，p．155
p．237 ‘Mr Russell’：ibid.，p．156
p．237 long statement：see Edwards，op．cit.，pp．174-90
p．238 sympathetic profile：Life，8（14），1 April 1940，pp．23-5
p．238 ‘We sat in our house’：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p．147-8
p．238 ‘a very ignorant fellow’：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57
p．238 ‘I am not as interested’：ibid．
p．238 ‘precisely the same’：ibid．
p．238 ‘All this fuss’：ibid．
p．239 ‘in keeping’：quoted ibid.，p．163
p．239 ‘No funds’：ibid．
p．239 ‘No newspaper’：Autobiography II，p．219
p．239 ‘To hire this man’：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69
p．240 ‘It would be foolish’：William E．Hocking to BR，30.4.40，see Autobiography II，p．230
p．240 ‘makes me wish’：BR to Hocking，6.5.40，ibid.，p．231
p．240 ‘Ever since’：BR to Kingsley Martin，13.5.40，Autobiography II，p．233
p．241 ‘At this moment’：BR to Robert Trevelyan，10.5.40，ibid.，pp．240-1
p．241 ‘It would be better’：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76
p．241 ‘never has’：ibid．
p．241 ‘In recent years’：ibid.，p．177
p．242 ‘one of the loveliest places’：Autobiography II，p．220
p．242 ‘The summer’：ibid．
p．242 ‘the works of God’：BR to Lucy Silcox，20.7.40
p．242 ‘The present work’：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p．11
p．243 ‘the relation’：ibid.，p．18
p．243 ‘since no one else’：ibid.，p．139
p．243 ‘I maintain’：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p．25-6
p．246 ‘It will be incumbent’：see Howard Greenfeld，The Devil and Dr Barnes，p．75
p．246 ‘you are very important’：ibid.，p．130
p．247 ‘the hope’：AB to BR，24.6.40，quoted ibid.，p．202
p．247 ‘I should be very reluctant’：BR to AB，20.7.40，quoted ibid.，p．203
p．248 ‘I am afraid’：ibid．
p．248 ‘We understood’：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49
p．248 ‘My personal problems’：BR to GM，6.9.40，see Autobiography II，p．248
p．248 ‘bigoted authoritarians’：quoted in Greenfeld，op．cit.，p．206
p．249 ‘You have given’：BR to AB，24.8.40，ibid.，p．205
p．249 ‘Kiss her’：AB to BR，1.11.40，ibid.，p．206
p．249 ‘a shabby’：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50
p．249 ‘some strange’：ibid．
p．249 ‘undoubtedly tough’：JR to BR，12.9.40
p．250 ‘If Daddy’：DR to JR and KR，23.9.40
p．250 ‘I am just’：KR to BR，13.10.40
p．250 ‘She thinks’：JR to BR，7.10.40
p．250 ‘I am very sorry’：BR to KR，22.10.40
p．250 ‘I wish’：KR to BR，25.11.40
p．251 ‘I felt’：Annotated Letters，disc 4，p．27
p．251 ‘Spick and span’：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84
p．251 ‘You know’：BR to KR，26.12.40
p．252 ‘We're swamped’：AB to BR，1.11.40，quoted in Greenfeld，op．cit.，p．206
p．252 ‘Russell talked’：ibid.，p．207
p．252 ‘makes his subject’：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190
p．253 ‘Life here’：Autobiography II，p．250
p．253 ‘I feel as if’：BR to GM，6.9.40，ibid，p．248
p．254 ‘Russia，I think’：BR to GM，18.1.41，ibid．
p．254 ‘Education in America’：Common Sense，10，June 1941，pp．163-6，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308-14
p．254 ‘A philosophy for you in these times’：Reader's Digest，Oct．1944，pp．5-7，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644-5．‘On Keeping a Wide Horizon’，the paper 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Russell，can be foun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452-7
p．254 ‘In times such as that’：Collected Papers 10，p．452
p．254 ‘are able to avoid’：ibid．
p．254 ‘there are the stars’：ibid.，p．453
p．254 ‘I cannot tell’：ibid.，p．454
p．254 ‘but neither’：ibid.，pp．253-4
p．255 ‘And so’：ibid.，p．644
p．255 ‘Was this Russell？’：Alliston Cragg to BR，24.10.41，quoted ibid.，pp．450-1
p．255 ‘censored out’：PR to Cragg，quoted ibid.，p．451
p．255 four broadcasts：see ibid.，pp．491-530
p．255 ‘completely wrong’：ibid.，p．516
p．255 ‘I think philosophy’：ibid.，p．500
p．255 ‘always uses words’：ibid.，p．499
p．255 ‘Freedom’：ibid.，p．496
p．255 ‘an absolute monarch’：ibid.，p．499
p．256 ‘I just turned on the radio’：KR to BR，5.4.41
p．256 ‘almost a polite fiction’：Annotated Letters，disc 4，p．12
p．256 ‘the final completion’：ibid.

p．256 ‘the ideal’：ibid.

p．256 ‘were poor and radical’：ibid.

p．256 ‘Though I am longing’：KR to BR，12.6.41
p．256 ‘After we had seen’：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51
p．256 ‘Five of us’：ibid.

p．256 ‘swelling with pride’：ibid.

p．256 ‘a good breakfast’：ibid.，p．152
p．257 ‘hot，oppressive Pennsylvania summer’：ibid.，p．154
p．257 ‘feeling myself’：ibid.，p．153
p．257 ‘anchor’：ibid.，p．154
p．257 ‘was adrift’：ibid.

p．257 ‘I resentfully withdrew’：ibid.

p．257 ‘If you believe’：Annotated Letters，disc 5，pp．8-9
p．257 ‘We did not realise’：ibid.

p．258 ‘very nice’：KR to BR and PR，7.5.42
p．258 ‘Kate has been doing very well’：JR to BR，29.1.42
p．258 another letter：JR to BR，14.4.42
p．258 ‘liberalism’：JR to BR，21.10.41
p．258 ‘I felt’：JR to BR，19.11.41
p．259 ‘loved’：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54
p．259 ‘as a sort of time bomb’：Annotated Letters，disc 5，p．88
p．259 ‘It is very difficult’：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58
p．259 ‘Was this the honesty’：ibid.，pp．158-9
p．259 ‘never liked’：Annotated Letters，disc 4，p．105
p．259 ‘Men’：BR to KR，11.1.42
p．259 ‘I simply couldn't’：Annotated Letters，disc 5，p．47
p．259 ‘she had found’：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58
p．260 ‘the trappings’：ibid.

p．260 ‘People here’：BR to Beatrice Webb，31.1.43，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202
p．261 ‘She replied’：Phyllis Terry to KR，10.1.77
p．261 ‘seems to have difficulty’：quoted in Greenfeld，op．cit.，p．209
p．261 ‘a white-haired lady’：PR to the trustees of the Barnes Foundation，1.11.41；see ibid.，pp．210-12
p．261 ‘It was sweet of you’：Nelle Mullen to PR，5.11.41，ibid.，pp．212-13
p．262 ‘when we engaged you’：AB to BR，December 1941，quoted ibid.，p．213
p．262 ‘I shall continue’：ibid.，pp．213-14
p．262 ‘I feel you should be informed’：ibid.，p．214
p．262 ‘has made capital’：quoted ibid.，p．219
p．263 ‘The details’：AB to BR，28.12.42，ibid.，pp．221-2
p．263 ‘perquisite of aristocracy’：BR to GM，9.4.43，see Autobiography II，pp．251-2
p．263 ‘Shouldn't you call a doctor’：Annotated Letters，disc 5，p．40
p．263 ‘I don't mean to bother you’：KR to JR，13.9.43
p．264 ‘spare myself’：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60
p．264 ‘It was a pleasant，well-provided home’：ibid.，p．162
p．264 an article：‘If you fall in love with a married man’，Glamor，April 1943，pp．68，94，99-100
p．264 ‘According to Sidney Hook：see Hook，‘Bertrand Russell：A Portrait from Memory’，Encounter，March 1984，pp．9-20，especially p．18
p．264 Big Blue Books：How to Read and Understand History（1943）and The Value of Free Thought（1944）were subsequently reprinted in Understanding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Philosophical Library，New York，1957；An Outline of Intellectual Rubbish（1943）was reprinted as Chapter 7 of Unpopular Essays．Haldemann-Julius had earlier（1942）published Russell's How to Become a Philosopher，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10，pp．535-81
p．265 ‘no conception of democracy’：quoted in Greenfeld，op．cit.，p．227
p．265 ‘but I have no doubt’：Autobiography II，p．222
p．266 ‘various things’：BR to GM，9.4.43，ibid.，p．251
p．267 ‘I am amazed’：BR to CM，16.8.43
p．267 ‘mainly with matters’：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p．729
p．267 ‘With regard’：ibid.，p．730
p．268 ‘It seems to me’：ibid.，p．137
p．268 ‘I think I will say nothing’：BR to PS，8.8.43
p．268 ‘very unfortunate’：PS to KG，25.8.43
p．268 ‘not having’：PS to KG，16.9.43
p．269 ‘Dr Gödel's most interesting paper’：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p．741
p．269 ‘I hope it will satisfy him’：BR to PS，11.10.43
p．270 ‘to discuss’：Autobiography II，p．224
p．270 ‘Concerning’：KG to Kenneth Blackwell，1971，quoted in John W．Dawson，‘Kurt Gödel in Sharper Focus’，in Gödel's Theorem in Focus，edited by S．G．Shanker，London，1988，pp．1-16，quotation on p．8
p．270 ‘Project of Future Work’：see Collected Papers II，pp．117-18
p．270 ‘It should not be very difficult’：ibid.，p．118
p．271 ‘tremendous success’：quoted ibid.，p．114
p．271 synopsis：see ibid.，pp．118-20
p．271 ‘We all in fact’：ibid.，p．120
p．271 ‘All the world of learning’：G．H．Hardy，Bertrand Russell and Trinity，p．58
p．272 ‘there was trouble’：George Trevelyan to PR，12.3.43
p．272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see Autobiography II，p．257
p．272 ‘I am very glad’：BR to KR，6.1.44
p．272 ‘I hate not seeing you’：BR to KR，30.12.43
p．272 ‘You and I’：BR to KR，16.12.43
p．272 ‘I wrote to him’：Annotated Letters，disc 6，p．1
p．272 ‘Was this the man’：ibid.，p．8
p．272 ‘The society of Princeton’：Autobiography II，p．224
p．273 ‘Will you come home’：BR to CM，16.8.43

9．The Bomb Goes Off
p．274 ‘majestically’：Autobiography III，p．15
p．275 ‘If you happened’：BR to JR，undated，but surely June 1944
p．275 ‘As you have not’：JR to BR，22.1.44
p．276 ‘We were all’：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60
p．276 ‘intending’：ibid.，p．166
p．276 ‘sucked’：ibid.

p．277 ‘squalid rooms’：Autobiography II，p．16
p．277 ‘We shall’：BR to KR，30.9.44
p．277 ‘Whatever happens’：BR to KR，18.10.44
p．277 ‘Then’：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67
p．277 ‘Then came the explosion’：ibid.

p．277 ‘was hopelessly vague’：Annotated Letters，disc 6，p．32
p．277 ‘We bowed our heads’：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68
p．277 ‘and the silly package’：Annotated Letters，disc 6，p．32
p．277 ‘I don't wonder’：BR to JR，22.11.44
p．277 ‘I could have been happy’：Autobiography III，p．16
p．278 ‘lived there’：Autobiography II，p．194
p．278 ‘Wittgenstein’：Norman Malcolm，Ludwig Wittgenstein：A Memoir，p．57
p．278 ‘I've seen Russell’：LW to Rush Rhees，17.10.44
p．278 ‘Russell's books’：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p．112
p．278 ‘What Makes a Woman a Fascinator？’：Vogue，1 Nov．1944，pp．130，175
p．279 ‘The Thinkers Behind Germany's Sins’：Leader Magazine，18 Nov．1944，p．6，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p．368-70
p．279 ‘combined and vulgarised’：Collected Papers II，p．368
p．279 popular account of logical positivism：see ‘Logical Positivism’，Polemic，1，Nov．1945，pp．6-13，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p．148-67
p．280 ‘I am Thankful for the BBC’：Reynolds News and Sunday Citizen，24 Sept. 1944，p．2，reprinted in Russell，18，summer 1975，pp．15-17
p．280 ‘British and American Nationalism’：Horizon，11，Jan．1945，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p．338-49
p．280 ‘quasi-biological’：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1，p．339
p．280 ‘In like manner’：ibid.

p．280 ‘is more analogous’：ibid.

p．280 ‘not biologically’：ibid.

p．280 ‘It'll seem terribly funny’：Harriet Barry to JR，5.3.45
p．281 ‘an ill，tired，dyspeptic’：JR to Harriet Barry，19.10.45
p．281 ‘You sounded’：BR to JR，undated
p．282 ‘Did you know’：KR to DR，5.4.46
p．282 report of a dream：found among John's papers at Carn Voel．It is dated ‘Sep 5’（presumably 1945）
p．283 ‘in time’：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68
p．283 ‘tall and cold’：ibid.

p．284 ‘I shouldn't wonder’：BR to KR，14.5.45
p．284 ‘I had begun to feel’：Annotated Letters，disc 6，p．57
p．284 ‘a little over a year’：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69
p．286 ‘I have never been able’：JR to Pat Grace，30.8.45
p．286 ‘since he more than anyone’：JR to PR，16.8.45
p．286 ‘When I first read your letter’：JR to BR，10.9.45
p．289 ‘I have，perhaps foolishly，hoped’：JR to PR，4.11.45
p．290 ‘this is like saying’：JR to DR，19.10.45
p．290 ‘although I think’：KR to BR，13.10.45
p．290 ‘I miss you’：BR to KR，1.12.45
p．291 ‘I guarantee’：JR to BR，19.11.45
p．291 ‘I want’：BR to KR，11.1.46
p．291 ‘General Statement’：a copy of this（undated）was found among John's papers
p．292 ‘That's a coincidence’：told to the author by Harriet Ward
p．293 ‘I am very very happy’：BR to CM，27.3.46
p．293 ‘My affairs’：BR to CM，13.10.46
p．294 ‘nearly finished’：BR to CM，16.7.47
p．294 ‘indistinguishable from logic’：see ‘On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1914），Collected Papers 8，pp．55-73，especially p．65
p．295 ‘Anyone who feels’：Norman Malcolm，‘Russell's Human Knowledge’，Philosophical Review，Jan．1950，pp．94-106
p．295 ‘The style is jaunty’：ibid.，p．106
p．295 ‘They are supposed’：ibid.，p．105
p．296 ‘embodies’：Yorick Smythies，review of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The Changing World，7（1），pp．72-81
p．296 ‘I fear’：ibid.，p．81
p．296 ‘simply could not believe’：Rupert Crawshay-Williams，Russell Remembered，p．47
p．296 ‘It was very important’：ibid.，p．43
p．297 ‘The book’：ibid.，p．50
p．297 ‘it was’：ibid.，p．100
p．297 ‘The fact remains’：ibid.

p．298 ‘What Should Be British Policy Towards Russia’：Forward，39（38），22 Sept．1945，p．4
p．298 ‘What America Could Do with the Atom Bomb’：see ‘Humanity's Last Chance’，Cavalcade，7（396），6 Oct．1945，pp．8-9，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2 1945-1970，pp．311-14
p．298 speech to the House of Lords：see Parliamentary Debates（Lords），28 Nov. 1945，reprinted in Has Man a Future？，pp．19-24，and by Dora Russell in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3，pp．70-5
p．299 ‘to see that’：Has Man a Future？，p．22
p．299 ‘all the chaos’：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312
p．299 ‘the conditions’：ibid.，p．314
p．299 ‘at least’：BR to Gamel Brenan，20.10.45
p．299 ‘I hate the Soviet Government’：BR to Gamel Brenan，15.1.46
p．299 a lecture to the Royal Empire Society：see ‘The International Bearings of Atomic Warfare’，United Empire，39，Jan-Feb．1948，pp．18-21
p．299 ‘I do not think’：BR to Walter Marseille，5.5.48
p．300 ‘I favoured appeasement’：BR to Einstein，24.11.47
p．301 ‘decided’：Kingsley Martin，New Statesman，18 Nov．1950
p．301 ‘long letter of refutation：see ‘Lord Russell and the Atom Bomb’，New Statesman，21 April 1951，pp．448，450
p．301 ‘The story’：The Nation，17 Oct．1953，p．320
p．301 ‘I have never’：BR to Harvey Cole，30.11.50，quoted in Clark，op．cit.，p．657
p．301 that letter was published：see ‘1948 Russell vs 1954 Russell’，The Saturday Review，37（42），16 Oct．1954，pp．25-6
p．301 television interview：‘Face to Face with John Freeman’，broadcast by the BBC on 8 March 1959，published in The Listener，19 March 1959，pp．503-5
p．302 a lecture he delivered at Westminster：see ‘Atomic Energy and the Problems of Europe’，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145，Jan．1949，pp．39-43
p．302 ‘Either we must have’：quoted in Moorehead，op．cit.，p．469
p．302 in reply to a questioner：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145，Jan．1949，p．43，quoted in Clark，op．cit.，p．655
p．302 letter to The Listener：see The Listener，28 May 1959，p．937
p．302 ‘The arms race’：Autobiography III，p．18
p．302 ‘message of death’：Reynolds News，21 Nov．1948
p．303 a talk he had given to the New Commonwealth Society：se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The New Commonwealth，9，Jan．1948，pp．77-80
p．304 ‘that the democracies’：see BR's letter to the Observer，28 Nov．1948，p．3；the same letter was published in The Times，30 Nov．1948，p．5
p．304 ‘the Government’：Autobiography III，p．21
p．304 ‘a vigorous’：see Russell Remembered，p．51
p．304 ‘very much’：ibid.，p．52
p．305 ‘I thought’：see Autobiography III，p．21
p．305 ‘I was glad’：see Russell Remembered，p．53
p．305 ‘that it was worth’：Autobiography III，p．20
p．305 ‘Bertie arrived’：Russell Remembered，p．57
p．305 ‘Russell Urges’：New York Times，21 Nov．1948，p．4
p．305 ‘Earl Russell’：Daily Worker，22 Nov．1948
p．306 ‘Anyone who tailed to feel’：Alan Ryan，Bertrand Russell：A Political Life，p．167
p．307 ‘It was utter perfection’：CM to Phyllis Urch，12.9.48
p．308 ‘I will creep’：CM to BR，17.3.49
p．308 ‘suddenly left’：BR to CM，15.4.49
p．308 ‘an insistent child’：Daphne Phelps，letter to the author dated 18.6.96，upon which the account that follows is based
p．309 ‘I have been such a fool’：PR to Elizabeth Crawshay-Williams，dated ‘Easter Sunday’［1949］
p．309 ‘for the present’：BR to CM，2.4.49
p．310 ‘happy like a man’：BR to CM，26.4.49
p．311 ‘I remember’：BR to KR，11.4.50
p．311 ‘I grow morbid’：BR to KR，7.1.50
p．311 ‘diligently’：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70
p．311 ‘My advice’：BR to KR，7.2.48
p．312 ‘For a very long time’：DR to JR，29.3.46
p．312 ‘Your account’：BR to KR，23.5.46
p．313 ‘poised on a knife edge’：Annotated Letters，disc 6，p．12
p．313 ‘It may go terribly wrong’：KR to DR，23.5.46
p．313 ‘I don't see’：KR to DR，5.4.46
p．313 ‘I agree with you’：BR to DR，23.5.46
p．313 ‘mostly impersonal’：KR to DR，5.4.46
p．313 ‘I wish it were possible’：JR to BR，15.4.46
p．315 ‘her sister is called Anne’：JR to BR，25.4.46
p．315 ‘because of the virtual hatred’：BR to KR，12.10.47
p．315 ‘I have had no difficulty’：BR to KR，6.11.47
p．315 ‘Susan doesn't think’：BR to KR，12.10.47
p．315 ‘seems like one’：DR to KR，27.9.47
p．315 ‘John is an ass’：KR to DR，16.10.47
p．316 a solicitor's letter：Abbott，Sturgess & Co．to Coward，Chance & Co.，12.9.49
p．319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John’：KR to DR，4.2.49
p．317 ‘Some optimists’：BR to KR，3.3.50

10．41 Queen's Road
p．318 ‘produced a mood’：Autobiography III，p．89
p．318 ‘Half the garden’：ibid.

p．319 ‘what they did not know’：ibid.，p．69
p．319 ‘produced a slightly ghostly feeling’：ibid.

p．319 ‘perpetual gloom’：see ‘A Locked Diary’，20-1 July 1894，Collected Papers 1，p．65
p．319 ‘like a family vault’：ibid.，p．66
p．319 ‘I am haunted’：ibid.，pp．65-6
p．319 a large collection of newspaper clippings：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Camellia Investments
p．320 ‘at least once’：BR to AR，20.1.50
p．320 ‘Bertie was an ideal companion’：see Autobiography III，p．47
p．320 ‘What thee says’：BR to AR，6.3.50
p．320 ‘Meeting again’：Diary of Alys Russell，1.3.50
p．321 ‘so happy’：ibid.，6.3.50
p．321 ‘depressed & weepy’：ibid.，21.3.50
p．321 ‘not attractive’：ibid.，18.5.50
p．321 ‘O joy’：ibid.，2.6.50
p．321 ‘more like his old self’：ibid.，5.6.50
p．321 ‘the happiest’：ibid.

p．321 ‘tho’ I know it by heart’：ibid.，25.7.50
p．322 ‘sad & dispirited’：ibid.，12.9.50
p．322 ‘It makes me’：ibid.，16.11.50
p．322 ‘took a little more interest’：ibid.，4.12.50
p．322 ‘dry & distant’：ibid.，27.12.50
p．323 ‘After all’：quoted in Clark，op．cit.，p．637
p．323 ‘I suffer also’：Autobiography III，p．89
p．324 ‘I suspected’：ibid.，p．31
p．324 ‘old myths’：see ibid.，p．32；see also 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p．217
p．325 ‘There are many’：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p．16
p．325 ‘I find John's company’：BR to KR，11.4.50
p．325 ‘It is very nice’：BR to KR，21.5.50
p．326 ‘Throughout this period’：BR，affidavit dated 28.12.59
p．326 ‘Openings’：SU to BR，23.5.50
p．327 a talk recorded for the ABC：‘My Impressions of Australia’ — see Daily Telegraph，24 Aug．1950，p．8，and The Australian Outlook，4，September 1950
p．328 ‘He is not sleeping well’：quoted in Nicholas Griffin，‘Russell in Australia’，Russell，16，winter 1974-5，pp．3-12（quotation on p．9）
p．328 ‘I fear I am asking a lot’：see Russell Remembered，p．65
p．329 ‘Even if the present war’：ibid.

p．330 ‘Even if there is no way now’：ibid.，p．66
p．330 ‘I am very gloomy’：ibid.，p．67
p．330 ‘If we are to survive this dark time’：New York Times Magazine，3 Sept. 1950，pp．5，17-18，reprinted in Basic Writings，pp．682-7
p．330 ‘In spite of’：Basic Writings，p．687
p．330 ‘Courage’：ibid.，p．682
p．330 ‘who，as far as is humanly possible’：ibid.，p．683
p．330 ‘believe that each individual’：ibid.

p．332 ‘He was very funny’：Susan Russell，‘Lasting Impressions of Bertie Russell’，an unpublished typescript found among Russell's papers and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ussell Archives，p．5
p．332 ‘somewhat to my surprise’：Autobiography III，p．30
p．332 ‘in recognition’：quoted by Irving Polonoff in ‘Bertrand Russell’，British Winners of the Nobel Literary Prize，pp．168-201，quotation on p．201
p．332 ‘It is not his achievements’：quoted ibid.，p．198
p．332 ‘The money’：BR to RCW，3.12.50，Russell Remembered，p．58
p．332 ‘Good Lord’：from ‘Bertrand Russell so Fondly Remembered’，an unpublished memoir by Julie Medlock，quoted in Clark，op．cit.，p．639
p．332 ‘People were lined up’：ibid
p．333 ‘but if you feel’：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p．103
p．333 ‘to start my real life's work’：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75
p．334 ‘I did not think’：ibid.

p．334 ‘Why America is Losing her Allies’：The Wichita Beacon，5 Feb．1951，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p．327-8
p．334 ‘those who dislike communism’：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328
p．334 ‘America was beastly’：Russell Remembered，p．58
p．334 ‘though very grand’：Autobiography III，p．31
p．335 ‘It is nice’：Russell Remembered，p．67
p．335 ‘Politically Important Desires’：published as Part Two，Chapter II，of 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reprinted in Basic Writings，pp．468-78
p．335 ‘If politics is to become scientific’：Basic Writings，p．468
p．335 ‘Politics’：ibid.，p．477
p．335 ‘I would say’：ibid.，p．478
p．335 ‘The atom bomb’：ibid.，p．476
p．336 ‘I have had my fill’：BR to SU，23.11.50
p．336 ‘a sensual wisdom’：Susan Russell，op．cit.，p．1
p．336 ‘I was taken with him’：ibid.，p．4
p．336 ‘Diddy loved me’：ibid.，p．7
p．336 ‘She is strictly’：BR to ER，31.5.51
p．336 ‘Now she writes happily’：BR to ER，31.5.51
p．336 ‘is very unkind’：BR to ER，28.5.51
p．336 ‘told America’：BR to CW and ECW，20.5.51；see Russell Remembered，p．69
p．337 ‘After we have killed’：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p．10
p．337 ‘the impulse’：ibid.

p．337 ‘I think that sexual morality’：ibid.，p．178
p．337 ‘Diddy was prickly’：Susan Russell，op．cit.，p．2
p．337 ‘He was as full of Shelley’：ibid.

p．337 ‘he often used to think’：ibid.，p．5
p．338 ‘he has had this way’：ibid.，p．7
p．338 ‘I shall be curious’：BR to SU，13.9.50
p．339 ‘Whisky City’：this was included in a collection of Susan Russell's poems，typescripts of which are preserved among Russell's papers
p．339 ‘When he went out of the house’：Susan Russell，op．cit.，p．4
p．339 ‘He is a combination’：ibid.，p．8
p．340 Sarah thinks so：Sarah's opinion was passed on to me by her sister，Felicity
p．340 ‘one had to leap’：Susan Russell，op．cit.，p．3
p．340 ‘The plot was feeble’：this and the other responses to Go's competition that are quoted here survive among Russell's papers
p．341 ‘She was the sort of person’：Barry Lock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p．341 ‘Welcome to New York’：ER to BR，16.10.51
p．342 ‘I had to satisfy’：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28
p．342 ‘discredit definitions’：see ibid.，p．32
p．342 ‘Every honest man’：‘Democracy and the Teachers’，Manchester Guardian，30 Oct．1951，pp．6，8，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p．32-3
p．343 ‘just long enough’：BR to Harold Kastner，15.11.51，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33
p．343 ‘Nothing will induce’：BR to ER，5.11.51
p．343 ‘Kate is completely transformed’：BR to ER，29.10.51
p．343 ‘even the waiters’：ER to BR，22.10.51
p．343 ‘a pleasant exprience’：Autobiography，1952 typescript，p．652（remark cut from the published version）
p．343 ‘a very profound happiness’：ibid.

p．344 ‘At the moment’：ibid.，p．654
p．344 ‘Epilogue’：see Autobiography II，pp．159-60
p．344 ‘My work is near its end’：Autobiography III，pp．222-3
p．344 ‘I am utterly sick’：Medlock，op．cit.，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49
p．345 ‘and there are’：BR to SU，29.3.53
p．345 ‘I do not think’：BR to SU，29.3.53
p．345 the portrait of Lawrence：The Listener，24 July 1952，pp．135-6，reprinted in Harper's Magazine，Feb．1953，pp．93-5；see also Portraits from Memory，pp．104-8，and Autobiography II，pp．20-4
p．345 surprisingly mild letter：Harper's Magazine，April 1953，reprinted in Frieda Lawrence，The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pp．447-8
p．345 ‘Lawrence’：Autobiography II，p．23
p．347 ‘I don't know much’：Stefan Themerson to BR，4.8.52
p．347 ‘both in matter and form’：ER to SU，23.8.56
p．347 ‘was a great release’：Autobiography III，p．35
p．348 ‘You are simply full’：DHL to BR，14.9.15
p．348 ‘a sensitive would-be despot’：Autobiography II，p．23
p．348 ‘I was inclined’：ibid.，p．22
p．349 ‘like monsters’：Satan in the Suburbs，p．15
p．349 ‘increasingly filled’：ibid.，p．55
p．349 ‘there will be no more Sin’：ibid.，p．57
p．349 ‘You imagine’：ibid.，p．60
p．349 ‘She was persuaded’：ibid.，p．61
p．350 ‘You think I'm defeated’：ibid.，p．64
p．350 ‘Nothing stretches’：ibid.，p．66
p．351 ‘That he was wicked’：ibid.，p．62
p．351 ‘add a preface’：BR to SU，26.4.53
p．351 ‘There can be nothing’：Joseph Conrad，A Personal Record，p．xvi
p．352 ‘cute little fantasy’：quoted in Moorehead，op．cit.，p．495
p．352 ‘intolerable to suppose’：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p．110
p．353 ‘compendium’：BR to SU，1.10.53
p．353 ‘a new book’：BR to SU，31.10.53
p．353 ‘develop their godlike potentialities’：Human Society，p．238
p．353 ‘Sometimes’：ibid.，p．237
p．353 ‘unconquerably persuaded’：ibid.，p．239
p．354 ‘the impossibility’：Autobiography III，p．34
p．354 ‘I do not think’：Human Society，p．7
p．354 ‘in pretty complete agreement’：Collected Papers II，p．175
p．354 ‘I am not’：Collected Papers II，p．310
p．355 ‘tired of children’：Autobiography III，p．70
p．355 ‘is a wastrel’：BR to KR，28.2.54
p．356 ‘said at once’：C．B．Drover to BR，7.5.54
p．357 ‘John and Susan’：ER to LT，14.7.54
p．357 ‘I am a poet's daughter’：quoted by Christopher Wordsworth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p．358 ‘hard and embittered’：DR，‘Statement for Affidavit’，undated，but probably 1960，p．8
p．358 ‘not particularly anxious’：BR to LT，12.10.54
p．358 ‘I have John’：Dr to KR，7.11.54
p．358 ‘began to show signs’：DR，‘Statement for Affidavit’，op．cit.，p．8
p．359 ‘a serious delusional state’：Dr T．A．Munro to LT，14.1.55
p．359 ‘may remain’：ibid.

p．359 ‘have never ceased’：Autobiography I，p．85
p．359 ‘the tragedies’：Collected Papers 1，pp．65-6
p．360 ‘elements of incipient psychosis’：JR to KR，9.1.55
p．361 ‘replied that’：DR，‘Statement for Affidavit’，op．cit.，pp．8-9
p．361 ‘I have lust heard’：KR to DR，12.3.55
p．362 ‘I might have known’：KR to DR，21.3.55
p．363 ‘To all whom it may concern’：JR，22.5.55
p．363 ‘is very bad for him’：DR to LT，5.6.55
p．364 ‘go and see the people’：LT to BR，14.6.55
p．364 ‘Naturally’：Dr Desmond O'Neill to BR，6.6.55
p．364 ‘I take it’：O'Neill to BR，17.6.55
p．364 ‘expressed’：BR to O'Neill，21.6.55
p．365 ‘His refusal now’：DR to LT，19.6.55
p．366 ‘According to Dora：see The Tamarisk Tree Volume 3，p．209
p．366 ‘I told his father’：DR to ‘Vincent’（surname unknown），2.7.55；a copy of this letter was in the files of Dora's solicitor
p．367 ‘You cannot go on’：DR to LT，6.9.55
p．368 ‘I suppose’：LT to BR，10.9.55
p．368 ‘terrifying’：BR to LT，12.9.55
p．368 ‘The stipulation’：Taylor's notes dated 14.11.55
p．368 ‘it should not be’：ibid.

p．369 ‘Dear Dora’：BR to DR，7.12.55
p．369 ‘looking very smart’：DR to Proud，9.12.55
p．369 ‘They were in fine spirits’：DR to SR，22.12.55
p．369 ‘it would do him good’：DR to SR，22.12.55
p．369 ‘There is pain’：Christopher Wordsworth to DR，27.12.55
p．370 ‘I do not see the children’：SR to DR，undated，but presumably December 1955
p．370 ‘it would be unwise’：LT to BR，19.5.56
p．371 ‘and explain to her’：BR to LT，5.7.56
p．371 ‘After things were settled’：DR to BR，21.7.56
p．371 ‘I asked John’：BR to DR，23.7.56
p．372 ‘In September’：DR to BR，27.7.56
p．372 ‘Dear Tyler’：BR to LT，30.7.56

11．‘Remember Your Humanity and Forget the Rest’

p．373 ‘Man's Peril’：The Listener，30 Dec．1954，pp．1，135-6，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pp．215-20，and Basic Writings，pp．729-32
p．373 ‘solemn appeal’：BR to Eileen Molony（of the BBC），24.11.54
p．373 ‘dreadful and inescapable’：Portraits from Memory，p．217
p．373 ‘There lies before us’：ibid.，p．220
p．374 ‘I should like’：ibid.，p．219
p．376 ‘important changes’：BR to Joliot-Curie，17.6.55
p．376 ‘Although an agreement’：see Has Man a Future？，pp．57-8
p．377 ‘No，most emphatically not’：BR at the Caxton Hall press conference，9 July 1956，quoted in Clark，op．cit.，p．691
p．377 ‘Of course’：quoted ibid.，p．673
p．377 ‘I felt shattered’：Autobiography III，p．74
p．377 ‘as a means’：see Has Man a Future？，p．57
p．378 ‘dreadful week’：see Autobiography III，pp．76，79
p．378 ‘All day long’：ibid.，p．76
p．378 ‘swelled’：ibid.，p．78
p．379 ‘This was a serious blunder’：ibid.

p．380 ‘now is the time’：see Cyrus Eaton，‘Now is the Time to Drop the Bomb’，in J．E．Thomas and Kenneth Blackwell（eds），Russell in Review，pp．3-4
p．381 ‘I，alas’：BR，address to Vienna Pugwash Conference，20 Sep．1958，quoted in Clark，op．cit.，p．683
p．381 open letter：New Statesman，23 Nov．1957，p．638，reprinted in The Vital Letters of Russell，Khrushchev；Dulles，London，1958，and Basic Writings，pp．726-8
p．381 ‘in a frank discussion’：see Basic Writings，p．728
p．381 ‘I believe’：ibid.

p．381 ‘I felt’：Autobiography III，p．102
p．381 ‘The Soviet Union’：Khrushchev，New Statesman，21 Dec．1957，pp．845-6，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104
p．382 ‘creed of the United States’：Dulles，New Statesman，8 Feb．1958，pp．158-9，quo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106
p．382 ‘it is necessary’：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107
p．382 ‘there is no need’：Khrushchev，New Statesman，15 March 1958，pp．318-22，quoted ibid.，p．108
p．382 ‘rival fanatics’：Russell，New Statesman，5 April 1958，pp．426-7，quoted ibid.，p．108
p．382 ‘I think’：ibid.，p．109
p．382 ‘I'm not in favour’：see interview with Russell，Daily Mail，15 May 1957，p．6
p．383 ‘Consider the question’：BR to Lord Simon，17.10.58
p．383 ‘The righteously adamantine surface’：Autobiography III，p．102
p．383 ‘Of course’：quoted in a letter from Kevin Holland to Professor Jensen，22.10.58
p．383 ‘On Referring’：Mind，59，1950，pp．320-44
p．384 ‘Mr Strawson on Referring’：Mind，66，1957，pp．385-9，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p．630-5
p．384 ‘Cult of“Common Usage”’：broadcast on BBC radio on 23 Oct．1952，published in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Feb．1953，pp．303-7，and 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p．610-14
p．384 ‘Infinity’：Mind，66，1957，pp．242-9，reprinted as Appendix V in Collected Papers II
p．384 terse and scathing reply：‘Mathematical Infinity’，Mind，67，1958，p．385，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364
p．384 ‘sheer hypocrisy’：quoted in Holland to Jensen，op．cit.，22.10.58
p．384 a review of Ryle's most celebrated book：‘What is Mind？’，Journal of Philosophy，55，Jan．1958，pp．5-12，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p．635-42
p．384 ‘astonishingly slap-dash’：Collected Papers II，p．637
p．385 ‘Evidently’：ibid.

p．385 ‘He seems to believe’：ibid.，p．638
p．385 ‘not with the world’：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p．230
p．385 ‘It is not’：ibid.，p．214
p．386 the Preface：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p．642-4
p．386 ‘deserves the gratitude’：Collected Papers II，p．642
p．386 ‘do not reject’：ibid.，pp．643-4
p．386 ‘Abusiveness’：Ryle to（presumably）Victor Gollancz，29.10.59，quo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607
p．386 ‘deeply shocking’：BR to The Times，3.11.59
p．386 ‘When we were comfortably settled’：Ved Mehta，Fly and the Fly Bottle，p．39
p．387 ‘The Duty of a Philosopher in This Age’：The Abdication of Philosophy，pp．16-22，reprinted in Collected Papers II，pp．457-63
p．387 ‘the probable effects’：Collected Papers II，p．459
p．387 ‘If they do not’：ibid.，p．457
p．388 ‘You and John Strachey’：Russell Remembered，p．106
p．388 ‘in a voice of fury’：ibid.，p．108
p．388 ‘a palliative’：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p．47
p．388 ‘is within’：ibid.，p．37
p．389 ‘I think the next step’：ibid.，p．38
p．389 ‘except as a sequel’：ibid.，p．61
p．389 ‘until there is’：ibid.，p．51
p．389 ‘We must find a way’：ibid.，p．29
p．389 ‘while the East-West tension’：ibid.，p．65
p．389 ‘when I read’：ibid.，p．19
p．390 ‘As most’：Autobiography III，p．104
p．390 ‘yearly picnic’：ibid.

p．390 ‘A general invitation’：DR to Proud，5.9.56
p．391 ‘Pembroke Lodge atmosphere’：SR to DR，undated
p．391 ‘The Russell lot’：SR to Nick Lindsay，undated
p．392 ‘John is become quite insane’：BR to KR，21.5.59
p．392 ‘Either that’：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81
p．392 ‘I began to see’：ibid.

p．393 ‘but they all offered’：ibid.，p．182
p．393 ‘The doctrine’：ibid.，pp．187-8
p．393 ‘My earthly father’：ibid.，p．188
p．393 ‘In all these years’：KR to DR，5.4.6；
p．393 ‘sat in his armchair’：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p．193
p．394 ‘It was so’：ibid.，p．195
p．394 ‘tell him about God’：ibid.，p．196
p．394 ‘I did not want’：ibid.

p．394 ‘I could never break’：ibid.

p．394 ‘except for the people’：ibid.，p．197
p．394 ‘my mother's’：ibid.，pp．179-80
p．394 ‘I felt’：ibid.，p．180
p．394 ‘the usual mixture’：ibid.，p．197
p．395 ‘no right’：DR to Taylor，28.1.60
p．395 ‘Lord and Lady Russell’：SR to DR，14.2.60
p．395 ‘if the court’：BR to LT，14.1.60
p．395 ‘remarked’：LT to BR，25.7.60
p．396 ‘to try’：LR，diary，6.4.60
p．396 ‘Daddy's miles better’：ibid.

p．396 ‘It's really home’：ibid.，31.4.60
p．396 ‘All the children’：Bronwen Lloyd-Williams to LT，8.10.59
p．396 ‘apprehensive’：Miss R．N．Nowell，Welfare Officer's Report，presented in court 25.1.61
p．396 ‘John has read’：DR to Taylor，5.11.60
p．397 ‘So there is to be’：DR to Taylor，4.11.60
p．397 ‘those who invoke the law’：quoted in DR to Taylor，18.11.60
p．398 ‘if he were’：BR to LT，23.11.60
p．398 ‘We cannot risk’：DR to Taylor，18.12.60
p．398 ‘formal on both sides’：DR to Taylor，9.3.61
p．398 ‘I met John’：BR to LT，18.3.61
p．398 ‘From the contemporary correspondence’：Taylor to DR，29.11.60
p．399 ‘The estrangement’：ER，‘Comments on affidavit by Mrs Grace on 20 Jan.，1961’，23 Jan．1961
p．399 ‘John's behaviour’：instructions to counsel，Jan．1961
p．399 ‘What I should like to do’：BR，‘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Tyler 23 Jan．'61’

p．399 ‘Supposing the judge’：ibid.

p．399 ‘You will remember’：BR to LT，28.1.61
p．400 ‘In view of the time’：BR to LT，29.6.61
p．400 ‘I am not’：Taylor to DR，20.9.62

12．Russell's Viper
p．402 ‘Mass Resistance in Mass Society’：Peace News，25 Aug．1961，reprinted in David Boulton（ed.），Voices from the Crowd：Against the H-Bomb，pp．106-10
p．402 ‘the values’：Boulton（ed.），op．cit.，p．106
p．403 ‘whose control’：ibid.

p．403 ‘democratic institutions’：ibid.，p．107
p．403 ‘It should be patently clear’：ibid.

p．403 ‘I should have thought’：ibid.，p．108
p．403 ‘We will be exposing’：ibid.，p．109
p．403 ‘In mass society’：ibid.，p．110
p．403 ‘Our political theorists’：ibid.

p．404 ‘If ten thousand’：ibid.

p．405 ‘so long as’：from a speech called ‘Civil Disobedience’ that Russell delivered to a Youth CND conference in Birmingham，15 April 1961；see Autobiography III，p．139
p．406 ‘The Case for British Neutralism’：New York Times Magazine，24 July 1960，pp．10，35-6，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pp．263-73
p．406 ‘I cannot conceive’：quoted in Fact and Fiction，p．267
p．406 ‘Russia has threatened’：ibid.，p．266
p．406 ‘every sane man’：ibid.，p．265
p．407 ‘We were impressed’：New York Times Magazine，14 Aug．1960，pp．90-1，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p．125-7
p．407 ‘if we hand over’：Boulton（ed.），op．cit.，p．110
p．407 ‘I am by no means’：see ‘Private Memorandum Concerning Ralph Schoenman’，Black Dwarf，14，5 Sept．1970，reprinted as an appendix in Clark，op．cit.；for quotation，see Clark，p．807
p．407 ‘If the man’：Russell Remembered，p．127
p．408 ‘Cousins replied’：Autobiography III，p．111
p．409 ‘legal and democratic methods’：quoted in Christopher Driver，The Disarmers：A Study in Protest，p．113
p．409 ‘Individuals’：ibid.，p．114
p．410 ‘Just when CND’：Canon J．Collins，Faith Under Fire，p．318
p．410 ‘should the Executive’：quoted in Richard Taylor，Against the Bomb：The British Peace Movement 1958-1965，p．65
p．410 ‘The chairman of CND’：Autobiography III，p．111
p．410 ‘During the discussions’：Collins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Taylor，quoted in Taylor，op．cit.，p．75
p．411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see ibid.，p．66
p．411 ‘My reason for doing so’：BR to CND Chairman and executive members，21.10.60
p．411 ‘certainly contentious’：Peggy Duff，Left，Left，Left，p．174
p．412 ‘that false statements’：see Taylor，op．cit.，p．67
p．412 ‘probably expected’：Duff，op．cit.

p．413 ‘Russell was a very vain old man’：Collins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Taylor，quoted in Taylor，op．cit.，p．75
p．413 Act or Perish：reprinted in Autobiography III，pp．137-9
p．414 ‘We'd never had’：Randle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Taylor，quoted in Taylor，op．cit.，p．198
p．414 ‘We woke up’：LR，diary，25.12.60
p．414 ‘spent the afternoon’：ibid.，15.1.61
p．414 ‘the quietest’：Observer，19 Feb．1961，quoted in Taylor，op．cit.，p．199
p．415 ‘people everywhere’：ibid.

p．415 ‘and I remember’：James Kirkup，Me All Over：Memoirs of a Misfit，p．90
p．415 a poem：see Kirkup，ibid.，pp．91-2
p．416 ‘We do not want’：Guardian，20 Feb．1961，quoted in Taytor，op．cit.，p．200
p．416 ‘We want’：quoted in Driver，op．cit.，p．118
p．416 ‘Civil Disobedience in Halt Polarls’：Peace News，17 Feb．1961
p．416 ‘Is it Revolution We're After？’：Peace News，10 March 1961
p．416 ‘Mass civil disobedience’：ibid.，quoted in Taylor，op．cit.，p．217
p．417 ‘Schoenman took matters into his own hands：based on Taylor's account（ibid.，p．201）；see also Driver，op．cit.，p．120
p．417 ‘Civil Disobedience’：see Autobiography III，pp．139-45
p．417 ‘We used to think’：ibid.，p．144
p．418 ‘exactly as I dreamt them’：Fact and Fiction，p．194
p．418 ‘If the readers’：ER to SU，22.3.61
p．418 five dreams：see Fact and Fiction，pp．194-7
p．419 ‘If the threat’：Has Man a Future？，p．117
p．420 ‘We were，after all’：Autobiography III，p．115
p．420 ‘We who are here accused’：ibid.，p．145
p．421 ‘surly and foul-tempered’：Herb Greer，Mud Pie：The CND Story，p．59，quoted in Driver，op. cit.，pp．158-9
p．422 ‘Friends’：see ‘A Message from Bertrand Russell’，Autobiography III，p．146
p．422 ‘All these people’：ibid.，p．149
p．423 ‘aliens’：Driver，op．cit.，p．123
p．423 ‘a public spectacle’：ibid.，p．125
p．424 ‘an evil’：ibid.，p．130
p．424 ‘News editors’：ibid.，p．143
p．424 ‘there was something missing’：quoted in Taylor，op．cit.，p．240
p．425 ‘Dream of how’：LR，diary，25.10.61
p．426 ‘Most of all Zahatapolk’：LR to BR，16.6.62
p．426 ‘I crocheted’：Daily Express，18 Sept．1961
p．426 ‘Lord Russell's son’：Sunday Express，17 Sept．1961
p．426 ‘I do love them both’：LR，diary，4.1.62
p．427 ‘I don't even know’：ibid.，8.5.61
p．427 ‘Felt miserable’：ibid.，17.10.61
p．427 ‘wished for’：ibid.，20.1.62
p．427 ‘very rebellious’：ibid.，26.1.62
p．427 ‘Get out’：ibid.，2.2.62
p．427 ‘I'd love’：ibid.，5.2.62
p．428 ‘I do owe her’：LR to BR，18.1.62
p．428 ‘surprised’：BR and ER to LR，22.1.62
p．428 ‘We think’：BR and ER to LR，22.1.62
p．428 ‘Now，while I'm young’：LR，diary，24.2.62
p．428 ‘Enlightening’：ibid.，4.3.62
p．429 ‘Ralph said’：ibid.，30.3.62
p．429 ‘they care more’：ibid.，14.4.62
p．429 ‘don't count’：ibid.，17.4.62
p．429 ‘Didn't want to leave’：ibid.，9.4.62
p．430 ‘Obviously’：ibid.，14.5.62
p．430 ‘very gay’：ibid.，18.5.62
p．431 ‘Strawson did come’：RCW，notes in preparation for Russell Remembered
p．431 ‘It is difficult’：this and extracts from the other tributes collected for the occasion were published in a commemorative programme called Into the 10th Decade：Tribute to Bertrand Russell
p．431 ‘was too often’：see ‘Private Memorandum Concerning Ralph Schoenman’，Clark，op．cit.，p．807
p．431 ‘I was so deeply moved’：Autobiographyhy III，p．123
p．431 ‘I have a very simple creed’：ibid.，p．124
p．431 ‘I read the programme’：LR，diary，20.5.62
p．431 ‘How I hope’：ibid.

p．433 list of tributes：extracts from these can be found in Into the 10th Decade
p．434 ‘nonagenarian intellectual’：see Clark，op．cit.，p．745
p．434 ‘returning to London’：Autobiography III，p．124
p．434 ‘Suggestions for U Thant’：see ibid.，pp．149-50
p．435 ‘the ascendency’：see Clark，op．cit.，p．804
p．435 ‘an indirect way’：ibid.

p．435 ‘the public utterances’：Autobiography III，p．164
p．436 ‘When it comes’：quoted in Driver，op．cit.，p．135
p．436 a leaflet：a copy of this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late Nicholas Walter was consulted by the author
p．437 ‘The fact is’：RS to BR，13.7.63
p．437 ‘2．That there should be’：Minutes of the London Committee of 100，shown to me by Nicholas Walter
p．438 At this meeting：the account that follows is based on conversations with Nicholas Walter
p．438 ‘I had’：Autobiography III，p．125
p．438 ‘a small crankish group’：quoted in Taylor，op．cit.，p．242
p．438 eulogy：see P．Anderson and R．Blackburn，‘Cuba，Free Territory of America’，New University，4，1960，pp．17-23；see also R．Blackburn，‘Prologue to the Cuban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21，1963，pp．52-91
p．439 ‘The Cuban revolution’：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in Revolución，15 Feb. 1962，pp．1，6；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p．146-7
p．440 ‘In late August’：Unarmed Victory，p．23
p．440 ‘The situation’：ibid.

p．441 ‘It seems likely’：ibid.，pp．29-30
p．441 ‘Your action desperate’：ibid.，p．31
p．442 ‘I appeal to you’：ibid.，pp．31-2
p．442 ‘you are to die’：ibid.，p．32
p．442 ‘was perfectly aware’：ibid.，p．33
p．443 ‘We shall do everything’：ibid.，p．36
p．443 ‘the first indication’：ibid.

p．443 ‘It seems that’：BR，interview in the Caernarvon and Denbigh Herald and North Wales Observer，26 Oct．1962，p．10
p．443 ‘the behaviour of a man’：Arthur Schlesinger，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p．821，quoted in Al Seckel，‘Russell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Russell 4（2）winter 1984-5，pp．253-61
p．443 ‘This is my proposal’：see Robert E．Kennedy，Thirteen Days，p．89
p．443 ‘I think’：see Unarmed Victory，p．45
p．443 ‘I am appealing’：ibid.，p．46
p．444 ‘To defend Cuba’：ibid.，p．47
p．444 ‘Your continued forbearance’：ibid.，p．46
p．444 ‘We will remove’：see Kennedy，op．cit.，p．94
p．444 ‘After shots’：see Unarmed Victory，p．38
p．445 ‘Castro's tongue’：Georgie Anne Geyer，Guerrilla Prince：The Untold Story of Fidel Castro，p．292
p．445 ‘mankind owes him’：Unarmed Victory，p．51
p．445 ‘I have never known’：ibid.，p．53
p．445 ‘so sudden’：Unarmed Victory，p．8
p．445 ‘With little hope’：ibid.

p．446 ‘To be willing’：Unarmed Victory，p．60
p．446 ‘I dislike Communism’：ibid.，p．13
p．446 ‘the Communist side’：ibid.

p．447 ‘Step by step’：Schoenman，‘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Peace Movement’，in George Nakhnikian（ed.），Bertrand Russell's Philosophy，pp．227-52，quotation on p．248
p．447 ‘I admire very much’：Max Born to BR，5.12.62
p．447 ‘At the time’：Lord Gladwyn to BR，3.11.64，see Autobiography III，pp．192-4
p．447 ‘Russia and America’：BR to Gladwyn，14.11.64，ibid.，pp．194-7
p．447 ‘humbly to accept’：Unarmed Victory，p．47
p．447 ‘unclear’：ibid.，p．42
p．448 ‘The missiles’：see Schoenman，op．cit.，p．248
p．449 ‘I see Lord John’：LR to BR，10.12.62
p．449 ‘Khrushchev's calling a summit’：LR，diary，24.10.62
p．449 ‘A noble step’：ibid.，28.10.62
p．449 ‘Granpa’：LR to BR，14.11.62
p．450 ‘tempest in a teapot’：ER in her notes on Clark's biography of Russell（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ussell Archives）
p．450 ‘All the children’：Russell Remembered，p．142
p．450 ‘Gma treated me’：LR，diary，25.12.62
p．450 ‘when Gpa kissed me’：ibid.

p．450 ‘Fighting will be resumed’：Unarmed Victory，p．108
p．451 ‘it was quite impossible’：ibid.，p．71
p．451 ‘the whole legal position’：ibid.，p．99
p．452 ‘has ceased’：ibid.，p．105
p．452 ‘worst blow’：ibid.，p．106
p．452 ‘We were on a diplomatic mission’：Pat Pottl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p．452 ‘I have now read’：RS to BR，16.6.63
p．452 ‘convinced that crucial work’：RS to BR，19.6.63
p．452 ‘our criticism’：RS to BR，28.6.63
p．453 Pottle's account：Pat Pottl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p．453 ‘two little amateurs’：ibid.

p．453 ‘Ralph's infamous folly’：Private Memorandum，see Clark，op．cit.，p．806

13．The Guevarist Years
p．454 ‘It is a privilege’：BR，‘Message to the Tricontinental’．There exist four typescript versions of this message；this one is dated ‘10 January 1965’，though，surely，10 January 1966 is meant
p．455 ‘spread thin’：Schoenman，op．cit.，p．250
p．456 ‘the prominence’：Schoenman，op．cit.，p．248
p．457 ‘sometimes pulled back’：ibid.，p．242
p．457 ‘that if you could attract’：Pat Pottl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p．458 ‘Although we have not’：RS to BR，18.12.62
p．458 ‘taking proposals’：Schoenman，op．cit.，p．248
p．458 ‘The Myth of American Freedom’：Frontier，April 1963，pp．5-8，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p．356-60
p．458 ‘Ideology’：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359
p．458 ‘concentration camp’：ibid.，p．357
p．458 ‘overt’：ibid.，p．356
p．458 acrimonious exchange：see ibid.，pp．162-75
p．459 ‘The American Government’：BR to John Fischer，4.3.63，ibid.，p．163
p．459 ‘it is abominable’：BR to Fischer，15.3.63，ibid.，p．167
p．459 ‘with the same’：Fischer to BR，4.4.63，ibid.，p．172
p．460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BR to the Washington Post，22.3.63，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181；see also War Crimes in Vietnam，p．31
p．460 ‘been replaced’：‘Is Communism a Menace？’，New York Times Magazine，7 April 1963，pp．35，168，170，173
p．460 ‘an unthinking receptivity’：see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182
p．461 ‘The treatment’：BR，message to the Civil Rights Freedom March in Washington，28.8.63，see ibid.，p．219
p．461 ‘the Prime Minister’：see Clark，op．cit.，p．806
p．461 publicity leaflet：the copy consulted by the author is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Professor Adam Roberts
p．462 ‘our purposes’：Autobiography III，p．159
p．462 ‘we had to speak’：ibid.，p．162
p．463 ‘the attempt to oppress Cuba’：BR，‘Message to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of Solidarity with Cuba’，21.3.63
p．463 ‘If I have been able’：BR to Dr Frederico de Cordova，Cuban Ambassador in London，14.11.62
p．463 ‘I join you’：‘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Cuba’，Jan．1963
p．464 ‘The people of Africa’：‘Africa and the Movement for Peace’，typescript dated August 1964，p．4，published as ‘Africa can stop this nuclear madness’，Africa and the World，Oct．1964，pp．8-11
p．464 ‘an army’：press statement，24.11.64
p．466 ‘supporting Western imperialism’：see Autobiography III，pp．205-15，quotation on p．213
p．466 a statement by Russell：BR，message to World Congress of Peace，Helsinki，11.7.65；see ‘Bertrand Russell：The Threat to World Peace is American Imperialism’，Peking Review，13 July 1965，p．21
p．466 ‘a message from me’：see Clark，op．cit.，p．810
p．466 ‘We must carry’：Venceremos！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Che Guevara，edited by John Gerassi，p．581
p．467 ‘How close’：ibid.，p．583
p．467 ‘How close’：ibid.，p．583
p．467 four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s：the fourth is published as Chapter 8 of War Crimes in Vietnam；the other three survive in typescript in the Russell Archives
p．468 ‘in this barbarous’：see War Crimes in Vietnam，p．111
p．469 a telegram：a copy of this survives in the Russell Archives，together with the accompanying press statement
p．469 ‘After explaining’：David Horowitz，Radical Son，p．141
p．469 ‘Those who think’：BR，press statement，20.7.66
p．469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BR，‘Message to Cuba．Answers to Marta Rojas’，May 1967
p．470 ‘feverish effort’：see ‘Russell Condemns US“Brutality”’，Daily Telegraph，1 May 1967，p．25．The speech was published in full in Against the Crime of Silence，pp．49-51
p．470 ‘the United States’：see ‘Th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and the Nature of the War in Vietnam’，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2，pp．406-7
p．471 ‘He was leaving for Iraq’：RS，message to a meeting in London on 17.8.68 to mark the death of Khalid Zaki
p．471 ‘I am to write’：The Bolivian Diary of Ernesto Che Guevara，p．150
p．472 ‘Fidel Castro has our warmest support’：BR，‘May Day Message to me Cuban People’，7.4.67
p．472 ‘The guerrilla movement’：BR，‘Replies to Questions by Cuban Journalists’，dated（by hand）‘c．July '66’，but this must be wrong，so presumably July 1967 is the correct date
p．472 ‘Th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see ‘Towards a new morality’，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London Bulletin，1 Aug．1967，p．2
p．472 ‘I am happy’：ibid.，p．4
p．473 ‘grotesque’：‘U．S．counter-insurgency in Latin America．The background to the trial of Regis Debray’，ibid.，pp．12-13
p．473 ‘one of Schoenman's contacts’：Tariq Ali，Street Fighting Years，p．146
p．474 ‘to intervene’：Richard Gott to ‘Nick and Michael’，10.9.67
p．474 ‘a full legal document’：see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London Bulletin，5，summer 1968，p．7．The document is published in full as ‘The suppressed evidence of Ralph Schoenman’，ibid.，pp．40-52
p．474 ‘I request’：ibid.，p．40
p．475 ‘a cage’：ibid.，p．8
p．475 ‘Che Guevara’：ibid.，p．12
p．475 ‘the Foundation's interest’：ibid.

p．476 ‘speaks for all of us’：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London Bulletin，2，Sept．1967，p．10
p．476 ‘Report from OLAS’：see ibid.，pp．12-23
p．476 ‘The Debray dossier’：ibid.，pp．24-30
p．477 ‘I have decided’：RS to Coates and Farley，29.6.68
p．478 was written by Edith：so，it seems，one must infer from Edith's notes on Clark，op．cit.，in which she remarks：‘That B“dictated”the memorandum about RS to me is untrue．Nor does B anywhere，I think，say that he did．It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rk's slovenliness to translate“I told my wife what I wished her to type and she has typed it”into“dictate”.’

p．478 ‘Ralph should be dismissed’：Clark，op．cit.，p．815

14．The Final Visitation
p．481 filmed documentary：a transcript of this，headed ‘Recorded Interview with Bertrand Russell 22 November 1965’，was consulted at the Russell Archives
p．482 filmed interview：a copy of this was obtained by the author from the Russell Archives
p．483 manuscript dated simply ‘1967’：published as ‘The Last Testament of Bertrand Russell’，Independent，24 November 1993
p．485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this and the other papers of Lucy Russell's quoted in this chapter are among the papers that Lucy left with her friends the Cooper-Willises shortly before she died
p．486 ‘My Ralph’：LR，diary，6.1.64
p．487 ‘grateful kneeling’：LR，diary，27.1.64
p．488 several ‘books’：consulted at the Russell Archives
p．489 ‘Inspector Christopher Smart Calls’：see Peter Porter，Collected Poems，Oxford，1983，pp．75-6．The lines quoted in the text are given as they were transcribed from the radio by John Russell
p．489 ‘very upset’：LR to DR，22.3.64
p．490 ‘The incoherent writings’：Dr Morgan to Taylor，22.3.64
p．490 ‘We have discussed’：ER to Holland，4.4.64
p．490 ‘It is not something’：DR to Taylor，6.4.64
p．490 ‘Personally’：Taylor to DR，24.4.64
p．491 ‘From what Ralph said’：LR，diary，21.4.64
p．491 ‘Dora has no right’：ibid.

p．491 ‘Dora is magnificent’：ibid.，24.4.64
p．492 ‘Daddy has’ LR to BR，17.5.64
p．492 ‘Apparently’：unless stated otherwise，the quotations from Lucy's papers that are given in this chapter come，as this one does，from loose sheets that Lucy preserved but did not arrange in any discernible order
p．493 ‘finds co-operation’：H．A．T．Child to BR，3.3.65
p．493 ‘As I gather’：BR to Child，27.3.65
p．493 ‘Until the last term’：Child to BR，1.4.65
p．495 ‘could not’：LT to BR，25.4.66
p．496 ‘We realise’：BR to LT，20.6.66
p．496 ‘with great regret’：LT to BR，1.7.66
p．496 ‘Be that as it may’：LT to BR，1.8.66
p．498 ‘Yes，but what about Lucy？’：story told to the author by Susie Barry
p．498 ‘I have been suffering’：BR to KR，22.5.67
p．498 ‘When we arrived’：Horowitz，op．cit.，p．149
p．499 ‘Apparently’：although this episode does not appear in Russell Remembered，Crawshay-Williams's account of it survives in the large collection of his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Russell，now in the Russell Archives
p．500 ‘if there are ghosts’：LR to DR，20.4.71
p．501 ‘a mixture’：LR to JR，19.1.71
p．501 ‘For God's sake’：LR to JR，undated，but probably April 1972
p．501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11 April：this account of Lucy's death is based on contemporary newspaper reports．See ‘Lady Lucy is Killed in Churchyard Blaze Ritual’，News of the World，14 April 1975；‘Lady Lucy Russell named as blaze victim’，Western Morning News，14 April 1975；and ‘Woman in flames was daughter of Earl Russell’，Western Evening Herald，14 April 1975
p．502 ‘all French youth’：LR to BR，29.11.67

参考文献

对任何研究罗素生平和工作的人来说，肯尼思·布莱克维尔和哈里·鲁娅鲁娅编著的出类拔萃的三卷本《伯特兰·罗素文献》（劳特利奇，1994年）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没有《伯特兰·罗素文献》，几乎不可能跟踪和记录罗素在后半生中撰写的数量巨大的报刊文章。编排以下文献的目的，不是重复那项巨大工程所作的努力，而是列出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参阅的相关文献。

与涉及罗素前半生的哲学研究的大量评论相比，关于他后半生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著述，二手文献数量很小。但是，在肯尼思·布莱克维尔编著、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伯特兰·罗素档案日志》中，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

罗素撰写的著作

《伯特兰·罗素论文选》

这一套著作由伯特兰·罗素著作编辑项目组编辑出版。项目部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汉米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内，路易斯·格林斯潘担任项目组长。这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旨在将罗素撰写的所有篇幅较短（即篇幅小于单行本长度）的文章，无论以前是否出版，全部收录在一个版本之中。第1卷包括罗素在青年时期和早期的专业研究成果。该套著作的余下各卷分为两大部分：第2至11卷包括他的哲学著作，第12卷及其后各卷收录了他个人和政治方面的著述。以下列出已经出版的各卷，它们包括我撰写本书使用的文章。关于我在第一卷《孤独的精神》中使用的该书各卷一览表，请参见第一卷。

Volume 1．Cambridge Essays，1888-99，edited by Kenneth Blackwell，Andrew Brink，Nicholas Griffin，Richard A．Rempel，and John G．Slate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

Volume 9．Essays on Language，Mind and Matter，1919-26，edited by John G．Slat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Bernd Frohmann，London，Unwin Hyman，1988

Volume 10．A Fresh Look at Empiricism，1927-42，edited by John G．Slat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eter Köllner，London，Routledge，1996

Volume 11．Last Philosophical Testament，1943-68，edited by John G．Slat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eter Köllner，London，Routledge，1997

Volume 12．Contemplation and Action，1902-14，edited by Richard A．Rempel，Andrew Brink and Margaret Mora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5

自传性著述

罗素一生中一丝不苟地记述自己的生活，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评述自己私下和公开表达的希望、失望和成就。从1897年撰写的文章《自赏》开始，到晚年撰写的《自传》第三卷结束。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列出《伯特兰·罗素论文选》（尚）未收录的自传性著述：

1927 ‘Things That Have Moulded Me’，The Dial，83，Sept．1927，pp．181-186，reprinted as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1930 ‘How I Was Educated’，John O'London's Weekly，23，19 July 1930，pp．525-6

1936 ‘“The Last Survivor of a Dead Epoch”’，The Listener，16，12 Aug．1936，p．289，reprinted as ‘Obituary（1937）’ in Unpopular Essays

1938 ‘My Religious Reminiscences’，The Rationalist Annual，1938，pp．2-8，reprinted in Basic Writings

1944 ‘My Mental Dcvelopment’，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edited by Paul Schilpp，pp．3-20，reprinted in Bastc Writings

1946 ‘Eminent Men I Have Known’，Unpopular Essays，pp．181-7

1951 ‘How I Write’，London Callings，10 May 1951，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1 ‘Memories of My Childhood’，Vogue，117，15 May 1951，pp．69，106，108-10

1952 ‘Reflections On My Eightieth Birthday’，The Listener，47，22 May 1952，pp．823-4，reprinted as ‘Postscript’，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44-1967（Volume III）

1952 ‘My First 80 Years’，New York Post，25 May 1952，pp．10-11

1952-3 ‘Portraits from Memory’：

1．‘Alfred North Whitehead’，The Listener，48，10 July 1952，pp．51-2，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2．‘Maynard Keynes and Lytton Strachey’，The Listener，17 July 1952，pp．97-8，reprinted in Autobiography，pp．70-4

3．‘D．H．Lawrence’，The Listener，24 July 1952，pp．135-6，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4．‘“Completely Married：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The Listener，31 July 1952，pp．177-8，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5．‘Cambridge in the Eighteen-Nineties’，The Listener，50，20 Aug．1953，pp．307-8，reprinted as ‘Some Cambridge Dons of the’ Nineties'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6．‘Cambridge Friendships’，The Listener，27 Aug．1953，pp．337-8，reprinted as ‘Some of My Contemporaries at Cambridge’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7．‘Bernard Shaw： The Admirable Iconoclast’，The Listener，3 Sept．1953，pp．380-1，reprinted as ‘George Bernard Shaw’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8．‘H．G．Wells： Liberator of Thought’，The Listener，10 Sept，1953，pp．417-18，reprinted as ‘H．G．Wells’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9．‘Joseph Conrad’，The Listener，17 Sept．1953，pp．462-3，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0．‘George Santayana’，The Listener，24 Sept．1953，pp．503，511，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3 ‘Private Memoirs’，unpublished typescript，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explain why my relations with women that I have been fond of were until the last unsatisfactory’

1955 ‘Six Autobiographical Talks’：

1．‘Philosophers and Idiots’，The Listener，53，10 Feb．1955，pp．247，249，reprinted as ‘Some Philosophical Contacts’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2．‘Why I Took to Philosophy’，London Calling，3 March 1955，p．9，repr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Basic Writings

3．‘A Pacifist in Wartime’，London Calling，17 March 1955，p．10，reprinted as ‘Experiences of a Pacifist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4．‘Wa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London Calling，24 March 1955，p．8，reprinted as ‘From Logic to Politics’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5．‘A Philosophy of My Own’，London Calling，31 March 1955，p．10，reprinted as ‘Beliefs： Discarded and Retain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6．‘So I Go On Writing Books’，London Calling，7 April 1955，p．10，reprinted as ‘Hopes： Realized and Disappointed’ in Portraits from Memory

1956 ‘Adaptation： an Autobiographical Epitome’，Portraits from Memory，pp．7-17

1957 ‘Books that Influenced Me in Youth’：

1．‘The Importance of Shelley’，London Calling，7 March 1957，p．4，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2．‘The Romance of Revolt’，London Calling，14 March 1957，p．10，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3．‘Revolt in the Abstract’，London Calling，21 March 1957，p．12，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4．‘Disgust and its Antidote’，London Calling，28 March 1957，p．10，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5．‘An Education in History’，London Calling，4 April 1957，p．6，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6．‘The Pursuit of Truth’，London Calling，11 April 1957，p．14，reprinted in Fact and Fiction

1959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9

1967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872-1914，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7

1968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14-1944（Volume II），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8

1969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1944-1967（Volume III），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9

已经出版的书信

The Vital Letters of Russell，Khrushchev，Dulles，London，MacGibbon ＆ Kee，1958

Dear Bertrand Russell： a selection of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1950-1968，edited by Barry Feinberg and Ronald Kasril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9

Dear Russell-Dear Jourdain：A commentary on Russell's logic，based on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Philip Jourdain by I．Grattan-Guinness，London，Duckworth，1977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ussell and Wittgenstein’，B．F．McGuinness and G．H．von Wright，Russell，10（2），winter 1990-1，pp．101-24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Volume 1： The Private Years，1884-1914，edited by Nicholas Griffin，London，Allen Lane，1992

罗素的其他著述

以下仅是笔者在准备撰写本卷时参阅的文献，按版本时间顺序列出。因此，本列表包含的1921年之前出版的文献很少。罗素的许多著作多次重印；在列出首版的详情之后，我提供了本书所用版本的信息。本书提及的大多数报刊文章均可在以下著作中找到。在其他情况下，本书《注释和出处》提供了所引用的文章的全部相关信息。

1903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03；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10-13（with A．N．Whitehead）Principia Mathematica，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Volume I，1910，Volume II，1912，Volume III，1913；second（expanded）edition 1925-7；paperback（abridged）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2

1916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16

1920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0；second（revised）edition，1949

1921 The Analysis of Mind，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1；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21（in collaboration with Dora Russell）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3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2；paperback edition，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1993

1923 The ABC of Atoms，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1923

1924 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1924

1924 How to be Free and Happy，New York，The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1924；reprinted in Bertrand Russell on Ethics，Sex and Marriage

1925 What I Believe，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1925；reprinted in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

1925 The ABC of Relativity，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1925

1926 On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hood，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6；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5

1927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London，Watts ＆ Co．，1927；reprinted in Why，I am not a Christian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 and related subjects，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9

1927 The Analysis of Matter，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1927；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27 Se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27

1927 An Outline of Philosoph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7；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9

1928 Sceptical Essay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8；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5

1929 Marriage and Moral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9；papern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5

1930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30；papero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7

1931 The Scientific Outlook，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31

1931-35 Mortals and Others：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n Essays 1931-35，edited by Harry Ruj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5

1932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32；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4

1934 Freedom and Organization，1814-1914，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34

1935 In Praise of Idlenes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35；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6

1935 Religion and Science，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5；paperback edi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7

1936 Which Way to Peace？，London，Michael Joseph，1936

1937 The Amberley Papers，Volumes 1 and 2，London，Hogarth Press，1937

1938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38；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8

1940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New York，Norton，1940；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7

1941 Let the People Think，London，Watts＆Co．，1941

1942 How to Become a Philosopher，Girard，Kansas，Haldeman-Julius Publications，1942

1943 How to Read and Understand History，Girard，Kansas，Haldeman-Julius Publications，1943

1944 The Value of Free Thought，Girard，Kansas，Haldeman-Julius Publications，1944

1945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46；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5

1948 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48；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49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London，George Allen＆Unwvin，1949；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Books，1965

1950 Unpopular Essay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0；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4

1951 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1；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9

1951 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1

1953 Satan in the Suburbs，London，The Bodley Head，1953；paperback edition，Penguin，1961

1954 Nightmares of Eminent Persons，London，The Bodley Head，1954；paperback edi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2

1954 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4

1956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6

1956 Logic and Knowledge，edited by Robert C．Marsh，London，George-Allen＆ Unwin，1956；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57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 and related subject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57；paperback edition，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9

1959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59

1960 Bertrand Russell Speaks His Mind，New York，World Publishing Co．，1960

1961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1；paperback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92

1961 Fact and Fiction，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1

1961 Has Man a Future？，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1；paperback edi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2

1963 Unarmed Victory，London，George Allen＆Unwin；paperback edi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3

1964 ‘The Duty of a Philosopher in This Age’，in The Abdication of Philosophy： Philosophy and the Public Good．Essays in Honor of Paul Arthur Schilpp，edited by Eugene Freeman，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1976

1967 War Crimes in Vietnam，London，George Allen＆Unwm，1967

1969 Dear Bertrand Russell，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69

罗素去世后出版的文集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Bertrand Russell，compiled and edited by Barry Feinberg，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2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One 1896-1945，by Barry Feinberg and Ronald Kasril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3

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 Volume Two 1945-1970，by Barry Feinberg and Ronald Kasrils，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3

Essays in Analysis，edited by Douglas Lacke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3

Bertrand Russell on God and Religion，edited by Al Seckel，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86

Bertrand Russell on Ethics，Sex，and Marriage，edited by Al Seckel，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87

其他人的著述

以下著述以我使用的版本排序。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所列时间并不是首次出版的日期。

Ackroyd，Peter，T．S．Eliot，London，Abacus，1985

All，Tariq，Street Fighting Years：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Sixties，New York，Citadel Press，1991

Anderson，C．Anthony，‘Russell on Order in Time’，in Savage＆Anderson（eds．），Rereading Russell： Essays in Bertrand Russell's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Anderson，John Lee，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London，Bantam Press，1997

Anderson，Perry and Blackburn，Robin，‘Cuba，Free Territory of America’，New University，4，1960，pp．17-23

Arnim，Elizabeth von，Vera，London，Virago，1988

Ayer，A．J．，Part of My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Bell，Quentin，Virginia Woof： A Biography Volume One．Virginia Stephen 1882-1912，London，Triad/Granada，1976

——Virginia Woolf：A Biography，Volume Two．Mrs Woolf 1912-1941，London，Triad/Granada，1976

Blackburn，Robin，‘Prologue to the Cuban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21，1963，PP．52-91

Blackwell，Kenneth，The Spinozistic Ethics of Bertrand Russell，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85

Brenan，Gerald，Personal Record 1920-1972，New York，Knopf，1975

Brian，Denis，Einstein： A Life，New York，John Wiley＆Sons，1996

Brink，Andrew，Bertrand Russell： The Psychobiography of a Moralist，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89

Callinicos，Alex，Trotsky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

Castaneda，Jorge G．，Companero： 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evara，New York，Vintage，1998

Clark，Ronald W．，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Harmondsworth，Penguin，1978

——Bertrand Russell and His World，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1

Cocchiarella，Nino B．，‘Russell's Theory of Logical Types and the Atomistic Hierarchy of Sentences’，in Savage＆Anderson（eds），Rereading Russell： Essays in Bertrand Russell's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Coffa，J．Alberto，The Semantic Tradition from Kant to Carnap： To the Vienna Sta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1

Collins，Canon L．J．，Faith Under Fire，London，1966

Conrad，Joseph，The Mirror of the Sea & A Personal Rec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Crawshay-Williams，Rupert，Russell Remember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Darroch，Sandra Dobson，Ottoline： The Life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London，Chatto＆Hindu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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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ff，Peggy，Left，Left，Left，London，1971

Duffett，John（ed．）Against the Cime of Silence： Proceedings of the Russell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London，O'Hare Books，1968

Eliot，T．S，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London，The Egoist Limited，1917

——‘Eeldrop and Appleplex’，The Little Review，May and Sept．1917，pp．7-11
and 16-19，reprinted as Eeldrop and Appleplex，Tunbridge Wells，The Foundling Press，1992

——‘Style and Thought’，review of Russell's Mysticism and Logic，The Nation，22，March 1918，pp．768，770

——‘A Commentary’，The Criterion，April 1924，pp．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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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rmaston marches，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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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 Unwin，艾伦和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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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erley，Kate Russell，Countess of，安伯利，凯特·罗素，伯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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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Lindsay，安德森，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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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cratic Rebels”（article），《贵族反叛者》（文章）

Aristotelian Sociery，亚里士多德研究会，Proceedings；《学报》

Arnim，Elizabeth von（later Countess Russell），阿尼姆，伊丽莎白冯；Vera，《维拉》

Arnold，Lord，阿诺德，勋爵

Attlee，Clement，艾德礼，克莱门特

Austin，J．L．，奥斯丁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AIIA），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权威与个人》

Autobiography，《自传》；“Epilogue”，《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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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win，Stanley，鲍德温，斯坦利

Barnes，Dr Albert C．，巴恩斯，阿尔伯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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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 with Gillard，以及朵拉与吉拉德的恋情；and Dora's divorce，与朵拉离婚；and Gillard，与吉拉德；and Harriet's birth，与哈丽雅特的出生，Harriet，参见沃尔德，哈丽雅特；at Hendaye，在昂代；illness，病况；and John Russell，与约翰·罗素；in Majorca with Dora，和朵拉在马略卡岛；and Roderick，与罗德里克；in US，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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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Roderick，巴里，罗德里克，accident，意外事故；surname，姓氏

Barry，Susan

Beacon Hill School，灯塔山学校；at Telegraph House，在电报村舍；trans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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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ford，Duke of，贝德福德，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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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文化自由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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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t，James B，科南特，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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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o，刚果

Congress for Sexual Reform，两性关系改革大会

Connell，John，康纳尔，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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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ve Party，British，保守党，英国；and Committee of 100 demonstrations，与百人委员会组织的示威活动

Consett，Co．Durham，康塞特，德拉姆郡煤矿

Continuum Ltd，连续体出版公司

Cook，A．J．，库克

Cooper，Duff，库珀，达夫

Cooper-Willis，Anwyl，库珀-威利斯，安威尔

Cooper-Willis，Euan，库珀-威利斯，尤安

Cooper-Willis，Sian，库珀-威利斯，西亚安

Cooper-Willis，Susan，库珀-威利斯，苏珊

Copi，Irving，科皮，欧文

Cornwall： and General Strike，康沃尔：与大罢工；see also Carn Voel，参见卡恩维尔

“Corsican Ordeal of Miss X，The”（short story），《X小姐在科西嘉遭遇的严酷考验》（短篇小说）

Cousins，Frank，卡仁斯，弗兰克

Coward，Chance & Co．（solicitors），科沃德强斯公司（律师）

Crawshay-Williams，Elizabeth，克劳谢-威廉斯，伊丽莎白；R．to，罗素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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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artes，Rene，笛卡儿，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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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tein，Albert，爱因斯坦，阿尔伯特；R．to，罗素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件

Eisenhower，Dwight D．，艾森豪威尔，德怀特；R．'s open letter to，罗素写给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

Elections，General（1922），大选；（1923年）；（1924年）；（1929年）；（1931年）；（1935年）

Eliot，T．S．，T．S．艾略特；“Mr Apollinax”，《阿珀林纳克斯先生》；The Waste Land，《荒原》

Eliot，Vivien，艾略特，维维恩

Elmhurst，Dorothy and Leonard，埃尔姆赫斯特，多萝西和莱昂纳德

Emmett，E．R．：“Infinity”，埃米特：《无限数》

Engelmann，Paul，恩格尔曼，保罗

Erasmus，Desiderius： In Praise of Folly，伊拉斯谟，德西德里乌斯：《愚人颂》

Erni，Hans，恩利，汉斯

Evening Standard，《标准晚报》

Fabian Sociery lectures，费边社讲座

Fact and Fiction，《事实与虚构》

Farley，Christopher，法里，克里斯托弗

Feakins，William B．，费金斯，威廉

Fedden，Mary，费尔顿，玛丽

Felton，Anton，费尔顿，安东

Fichte，Johann，费希特，约翰

Finch，Edith，芬奇，伊迪斯，see Russell，Edith，见罗素，伊迪斯

Fischer，John，菲施尔，约翰

Flaubert，Gustave，福楼拜，古斯塔夫

Flexner，Abraham，弗莱克斯纳，亚伯拉罕

Flexner，Helen，弗莱克斯纳，海伦，see Thomas，Helen见托马斯，海伦

Flexner，Simon，弗莱克斯纳，西蒙

Foot，Michael，富特，迈克尔

Forster，E．M．，福斯特

Fortune，《财富》

Fraenkel，Osmond K．，弗伦克尔，奥斯蒙德

Francis，Lucy，弗朗西斯，露西

“Free Man's Worship，The”（article），《自由人的信仰》（文章）

Freedom and Organization，1814-1914，《自由与组织：1814-1914年》

Freeman，The（journal），《自由人》（期刊）

Freeman，John： interview with R．，弗里德，约翰：对罗素的采访

Frege，Gottlob，弗雷格，戈特洛布

Freud，Sigmund，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Friedman，Maurice，弗里德曼，莫里斯

Fry，Roger，弗莱，罗杰

“Future，The”（article），《未来》（文章）

Gadea，Hilda，加德亚，希尔达

Gaitskell，Hugl、盖茨克，休

Gandhi，Mahatma，圣雄甘地

Gardiner，C．F．，加德纳

Garsington Manor，加辛顿庄园

Gellner，Ernest： Words and Things，格尔勒，欧内斯特：《词语与事物》

General Strike（1926），大罢工（1926年）

George V，乔治五世

Gibbs，Sarah，吉布斯，萨拉

Gillard，Paul，吉拉德，保罗；One May Smile，《五月的微笑》

Gillespie，Dr（psychiatrist），吉莱斯皮，医生（精神病医师）

Gladwyn，Lord，格拉德温，勋爵

Glamor magazine，《魅力》杂志

Go（magazine），《启程》（杂志）

Goddard（Theodore）& Co．（solicitors），（西奥多·）戈达德律师事务所

Godel，Kurt，哥德尔，库尔特，268，269-70；“Russell's Mathematical Logic”，《罗素的数理逻辑》

Goldstein，Joseph，戈尔茨坦，约瑟夫

Gollancz，Victor，戈兰茨，维克托

Gordon，Jackie，戈登，杰基

Goss，Arthur，戈斯，阿瑟

Gott，Richard，戈特，理查德

Grace，Pat，格雷斯，帕特；John Russell to，约翰罗素写给格雷斯的信件

Greenish，R．P．，格林尼什

Greer，Lola，格里尔，洛拉

Grey，Sir Edward，格雷，爱德华，爵士

Griffiths，Miss（nanny），格里菲思，小姐（保姆）

Grosvenor Lodge，Cambridge，格罗夫纳小屋，剑桥

Guardian，《卫报》

Guevara，Che，格瓦拉，切；A Common Aspiration…，《共同追求：推翻帝国主义让古巴与非洲和亚洲联合起来》

H-bombs，fast，第一颗氢弹

Hahn，Otto，哈恩，奥托

Haldane，J．B．S．，霍尔丹

Haldemann Julius，E．： Big Blue Books，霍尔德曼-朱利叶斯：《大型蓝皮书》

Hall，Stuart，霍尔，斯图尔特

Hamnett，Nina，哈姆内特，妮娜

Hannah（cook），汉娜（厨师）

Hannington，Wal，汉宁顿，沃尔

Hardy，G．H．，哈迪；Bertrand Russell and，伯特兰·罗素与哈迪，Bertrand Russel and Trinity…，《伯特兰·罗素与三一学院：上一次大战时的学院争议》

“Harm that Good Dien Do，The”（article），《好人带来的损害》（文章）

Harper's Magazine，《哈勃周刊》

Hart，Beatrix Tudor，哈特，比阿特丽斯·都铎

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US，哈佛大学，坎布里奇，美国；Crimson，哈佛大学报纸《深红》；Student Union，学联；William James Lectures，威廉·詹姆斯讲座

Harvey，George V．，哈韦，乔治

Has Man a Future？，《人类是否有未来？》

Hatton，Trevor，哈顿，特雷弗

Hearst Press，赫斯特出版社

Hegel，Friedrich，黑格尔，弗里德里希

Hendaye，Pyrenees：“pact”，昂代，比利牛斯山的：“约定”

Herter，Christian，赫尔特，克里斯琴

Hilbert，David，希尔伯特，戴维

Hille，Herman，希尔，赫尔曼

Hillquit，Morris，希尔奎特，莫里斯

Hirschfeld，Magnus，赫希菲尔德，马格努斯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西方哲学史》；review，书评

Hitler，Adolf，希特勒，阿道夫；Mein Kampf，《我的奋斗》

Hoare，Quentin，霍尔，昆廷

Hoare，Sir Samuel，霍尔，塞缪尔，爵士

Hocking，William E．，霍金，威廉

Hogarth Press，贺加斯出版社

Holloway Sanatorium，Surrey

Holmes，Fenwick W．，霍尔姆斯，芬尼克

“Homogeneous America”（article），《同质化的美国》（文章）

Hook，Sidney，胡克，锡德尼

“Hopes and Fears as Regards America”（arcide），《关于美国的希望与担忧》

Horizon，《地平线》

Horowitz，David，霍罗威茨，戴维

House of Lords，上院

How to Read and Understand History，《如何阅读和理解历史著作》

Howard，Michael，霍华德，迈克尔

Howell，Lily，豪威尔，莉丽

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

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人类社会：伦理和政治》

Hume，David，休谟，大卫；Treatise，《人性论》

Hunger Marches（1930s），反饥饿大游行（20世纪30年代）

Hussain，Zakir，侯赛因，扎克尔

Hutchins，President of Chicago University，哈钦斯，芝加哥大学校长

Hutchinson，George，哈钦森，乔治

Huxley，Aldous，赫胥黎，阿尔多斯；Brave Neu

World 《美丽新世界》；Crome Yellow，《克罗姆·耶娄》

Huxley，Julian，赫胥黎，朱丽安

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

“If we are to survive this dark time…”（article），《如果我们在这个黑暗时代中幸存下来……》（文章）

“Impressions of America”（article），《美国印象》（文章）

In Praise of Idleness，《慵懒赞》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独立工党；Summer School（Scarborough，1924），暑期班（斯卡堡，1924年）

India：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争端，independence，独立

Infield，Leopold，英费尔德，莱奥波尔德

Inge，William，Dean of St Paul's，英奇，威廉，圣保罗大教堂教长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An，《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Paris，国际科学哲学代表大会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国际先驱论坛报》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国际战争罪行法庭，

“Is Communism a Menace？”（article），《共产主义是威胁吗？》

James，C．L．R．，詹姆斯

James，William，詹姆斯，威廉

Jeans，James，简斯，詹姆斯；The Mysterious Universe，《神秘宇宙》

Jewish Daily Forward，《犹太前锋日报》

Joad，Cyril，裘德，西里尔

John，Augustus，约翰，奥古斯都

Johnson，Nick，约翰逊

Joliot-Curie，Frederic，约里奥-居里，弗雷德里克

Jordan，Pat，乔丹，帕特

Journal of Philosophy，The，《哲学杂志》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哲学研究学刊》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The，《符号逻辑杂志》

Jowert Society，乔伊特协会

Kahn，Herman，卡恩，赫尔曼

Kallen，Horace M．，卡伦，贺拉斯·M．；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的文化和民主》；R．to，罗素写给卡伦的信件

Kamenev，Lev，加米涅夫，列夫

Kant，Immanuel，康德，依曼纽尔

Kaplan，Abraham，卡普兰．亚伯拉罕

Kassem，Abdul，卡塞姆，阿布杜尔

Kaunda，Kenneth，卡翁达，肯尼思

Kay，Jean，凯，简

Keegan，Charles E．，基根，查尔斯

Kegan Paul（publishers），克根保罗（出版商）

Kennedy，John F： and Cuban crisis，肯尼迪，约翰：与古巴危机；R's telegram to，罗素发给肯尼迪的电报

Keynes，John Maynard，凯恩斯，约翰·梅纳德；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Khrushchev，Nikita，赫鲁晓夫，尼基塔；and Cuban crisis，y与古巴危机；Memoirs，《回忆录》；R．'s open letter to，罗素写给赫鲁晓夫的公开信；R．'s telegram to，罗素发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Kidlington，Oxfordshire： Amberley House，基德灵顿，牛津郡：安伯利房舍

Kielland，Ragnhild（“Nalle”），基耶兰德，朗希尔德（“诺尔”）

Kierkegaard，Soren，克尔凯郭尔，瑟伦

King，Martin Luther，金，马丁·路德

Kingsmuir School，Sussex，金斯缪尔学校，萨赛克斯

Kingwell Hall，nr Bath，金维尔宫，在巴斯附近

Kinsey，Tom，金赛，汤姆

Kirkup，James，柯卡普，詹姆斯；In Memorram：Bertrand Russell，《忆伯特兰·罗素》

Kleinfeldt's，Bloomsbur，克莱因菲尔德，布卢姆茨伯里

Koester，Arthur： 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克斯特勒，阿瑟，《神秘莫测者与人民委员》

Korean War（1950），朝鲜战争（1950年）

Kosygin，Alexei，R's telegram to，柯西金，阿列克谢，罗素发给柯西金的电报

Krutch，Joseph Wood，克鲁奇，约瑟夫·伍德；The Modern Temper，《现代气质》

Labour Party，British： and birth control campaign，工党，英国：与节育宣传；and Communism，与共产党；election results，选举结果；nuclear policy，核政策；in power，执政；recognizes Soviet regime，承认苏联政权；and K，与罗素；see also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参见独立工党

Labour Women's Conference（1924），工党妇女大会（1924年）

LaGuardia，Fiorello Henry，拉瓜迪亚，菲奥雷拉·亨利

Lamont，Corliss，拉蒙，科利斯

Lansbury，George，兰斯伯里，乔治

Laski，Harold，拉斯基，哈罗德

“Last Survivor of a Dead Epoch，The”（article），《过去时代的最后幸存者》

Law，Andrew Bonar，洛，安德鲁·博纳

Lawrence，D．H．，D．H．劳伦斯；“The Blind Man”，《盲人》；and“Satan in the Suburbs”，与《郊区的撒旦》；Women in Love，《恋爱中的女人》

Lawrence，Frieda，劳伦斯，弗里达

Leader magazine，《领袖杂志》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US，产业民主联合会，美国

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

Lectures on Logical Atomism，《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

“Leisure and Mechanism”（article），《闲暇与机械论》（文章）

Lewis，Blanche，刘易斯，布兰奇

Lewis，Flora： interview with R．，刘易斯，弗洛拉：对罗素的采访

Life magazine，《生活》杂志

Life and Letters（journal），《生活与信件》（期刊）

Lindsay，Nicholas，林赛，尼古拉斯

Lindsay，Vachel，林赛，维切尔

Lindsey，Judge Ben B．，林赛，本，法官

Listner，The，《听众》

Little Datchet Farm，nr Philadelphia，小达切特农场，在费城附近

Liveright，Horace，利夫莱特，贺拉斯

Lloyd，Ted，劳埃德，特德

Lloyd-Williams，Bronwen，劳埃德-威廉斯，布朗温

Locke，John，洛克，约翰

London County Council elections（1925），伦敦郡议会选举（1925年）

London Mercury，The，《伦敦水星》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University： Labour Party，伦敦大学：工党

Long，Huey，朗，休伊

Los Angeles： 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

Lowell，Lawrence A．，洛威尔，劳伦斯

Luce，Henry；露西，亨利

Lynton，North Devon，灵顿，北德文郡

Lyttleton，Rev．E．，利特尔顿，牧师

MacArthur，General Douglas，麦克阿瑟，道格拉斯，将军

McCardle，Carl M．，麦卡德尔，卡尔

MacCarthy，Desmond，麦卡锡，德斯蒙德

McCarthy，Senator Joseph/McCarthyism，麦卡锡，约瑟夫，参议员／麦卡锡主义

McDonald，Dr，麦克唐纳，医生

MacDonald，James Ramsay，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齐

McGeehan，Justice John E，麦基恩，约翰，法官

McManus，Arthur，麦克曼努斯，亚瑟

McMillan，Margaret，麦克米兰，玛格丽特

Macmillan，Harold，麦克米兰，哈罗德

Malcolm，Norman，马尔科姆，诺曼；review of Human Knowledge，关于《人类的知识：范围和界限》的书评

Malleson，Constance（Colette），马勒森，康斯坦萨（科莱特）；R．to，罗素写给马勒森的信件

Malleson，Joan，马勒森，琼

Malleson，Miles，马勒森，迈尔斯

Malleson，Nicky；马勒森，尼基

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

Manning，Dr William T．，Bishop of New York，曼宁，威廉，纽约市主教

“Man's Peril”（radio broadcast），《人类的危险》（广播谈话）

Mao Tse-tung，毛泽东

Marley，Lord，马利，勋爵

Marriage and Morals，《婚姻与道德》

Marseille，Walter，R．'s letter to，马赛，沃尔特，罗素写给马赛的信件

Martin，Kingsley，马丁，金斯利；R．to，罗素写给马丁的信件

Maw，Mr（solicitor），莫，先生（律师）

Mead，Nelson，R．to，米德，内尔森，罗素写给米德的信件

Medlock，Julie，梅德洛克，朱丽

Mehta，Ved： Fly and the Fly Bottle，梅塔，韦德：《苍蝇和苍蝇瓶》

Melly，George，梅利，乔治

Metzger，Gustav，梅泽尔，古斯塔夫

Meynell，Francis，梅内尔，弗朗西斯

Meynell，Vera，梅内尔，维拉

Michigan Daily，The，《密执安日报》

Miliband，Ralph，米利班德，拉尔夫；filmed interview with R．，拍摄对罗素的采访

Mind（journal），《心灵》（期刊）

“Modern Midas，The”（article），《现代迈达斯》（文章）

Munro，D．H，门罗

Moore，G．E．，摩尔；Principia Ethica，《伦理学原理》；Ramsey to，拉姆齐写给摩尔的信件；It to，罗素写给摩尔的信件

Moreton Hall School，Shropshire

Morgan，Dr（psychiatrist），摩根，医生（精神病医师）

Morrell，Lady Ottoline，莫里尔，奥托琳，女士；R's letters to，罗素写给莫里尔的信件

Morris，Charles，莫里斯，查尔斯

Mortals and Others，《凡人及其他》

Mosley，Sir Oswald，莫斯利，奥斯瓦尔德，爵士

Motherwell，Scotland，马瑟韦尔，苏格兰

“Motley Pantheon，A”（article），《混杂的万神殿》（文章）

Mount Holyoke College for Women，New England，曼荷莲女子学院，新英格兰

“Mr Strawson on Referring”（article），《斯特劳森先生论涉指》（文章）

Mullen，Mary，马伦，玛丽

Mullen，Nelle，马伦，内利

Muller，Hermann，穆勒，赫尔曼

Mundle，C．W．K，R．to，蒙代尔，罗素写给蒙代尔的信件

Munro，T．A，芒罗

Murray，Gilbert，R．'s letters to，默雷，吉尔伯特，罗素写给默雷的信件

Murry，John Middleton，默雷，约翰·米德尔顿

Mussolini，Benito，墨索里尼，贝尼托

“My Mental Development”（essay），《我的精神发展过程》（论文）

“My Own View of Marriage”（article），《我的婚姻观》（文章）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我的哲学发展》

“Myth of American Freedom，The”（article），《美国式自由的虚构神话》

Nasser，President Gamal，纳赛尔，迦玛尔，总统

Nation，The（journal），《国家》（期刊）

Nation（US），《国家》（美国）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The（journal），《国家文艺》（期刊）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NUWM），全国失业工人运动

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约

Nazis，纳粹；Nazi-Soviet Pact，《苏德互不侵犯条约》；see also Hitler，Adolf，参见希特勒，阿道夫；Russell，Bertrand： views参见罗素，伯特兰：观点

Nearing，Scott，尼尔林，斯科特

Nehru，Jawaharlal，尼赫鲁，贾瓦哈拉尔；R．'s telegram to，罗素发给尼赫鲁的电报

Neill，A．S，尼尔

Neurath，Otto，诺伊拉特，奥托

Neville，John，内维尔，约翰

New Britain（journal），《新英国》（期刊）

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动荡世界的新希望》

New Leader（journal），《新领袖》（期刊）

New Left Movement，新左派运动

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新奥尔良《时代铜币报》

“New Philosophy of America，The”（article），《美国的新哲学》（文章）

New Republic，The（journal），《新共和》（期刊）

New Statesman（journal），《新政治家》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纽约《先驱论坛报》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f the Knights of Columbus：Catholic Affairs Committee，纽约州哥伦布骑士会：天主教事务委员会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纽约时报杂志》

Newfield，Dr，纽菲尔德，医生

Newman，Rabbi Louis，纽曼，路易，犹太教祭司

Newman，Max H：“Mr Russell's ‘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纽曼，马克斯·H．：《罗素先生的“感知成因论”》；R to，罗素写给纽曼的信件

Nguyen-Huu-Tho，阮友寿

Nietzsche，Friedrich，尼采，弗里德里希

Nightmares of Eminent Persons and other stories，《名人的噩梦及其他》

1917 Club，1917年俱乐部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er，《19世纪及其后》

Nkrumah，Kwame，恩克鲁玛，夸梅·安东尼

NLF see Viemames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反征兵团体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诺贝尔文学奖

Norton，Warder W，诺顿，沃尔德，W；R．to，罗素写给诺顿的信件

Nowell，Miss R．N．（welfare officer），诺维尔，小姐（社会福利官员）

NUWM see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见全国失业工人运动

Observer，《观察家》

“Obstacles to Free Thought”（article），《自由思想的障碍》

Ogden，C．K.，奥格登

OLAS see Organisation for Latin American Solidarity见拉美团结组织

“On Being Edify'ing”（essay），《论教诲》（论文）

“On Being Modern-minded”（article），《论现代思维》（文章）

“On Denoting”（essay），《论指谓》（论文）

On Education，《论教育》

“On Feeling Ashamed”（essay），《羞愧感小议》（论文）

“On Keeping a Wide Horizon”（article），《保持广阔视野》（文章）

“On the Use of a General Strike”（article），《论大罢工的作用》（文章）

O'Neill，Desmond，奥尼尔，德斯蒙德

Oppenheimer，Robert奥本海默，罗伯特

Organisation for Latin American Solidarity（OLAS）conference（Havana，1967），拉美团结组织会议（哈瓦那，1967年）

Osborne，John，奥斯伯恩，约翰

Osterling，Anders，奥斯特林，安德斯

Outline of Intellectual Rubbish，An，《思想垃圾略考》

Outline of Philosophy，《哲学大纲》

Oxford University，牛津大学；philosophers attacked by R.，遭到罗素攻击的哲学家；Union，工会

Parliamentary World Government Association，世界议会政府协会

Partridge，Frances（nee Marshall）帕特里奇，弗朗西斯（婚前姓氏为马歇尔）

Partridge，Ralph，帕特里奇，拉尔夫

Pauli，Wolfgang，保利，沃尔夫冈

Pauling，Linus，鲍林，莱纳斯

Peace Movement，和平运动

Peace News，《和平新闻》

Peace Pledge Union，和平保证联盟

Pearsall Smith，Logan，皮尔索尔·史密斯，洛根

Pembroke Lodge，Richmond Park，彭布鲁克别墅，里士满公园

Penzance，Cornwall，彭赞斯，康沃尔

Phelps，Daphne，费尔普斯，达夫妮

Phillimore，Lord，菲利莫尔，勋爵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ssay），《20世纪的哲学》（论文）

“Pilgrimage of Life，The”（essay），《生命历程》（论文）

Plas Penrhyn，Portmeirion peninsula，普拉斯彭林，波特梅利翁半岛

Porthcurno，Cornwall，波思克尔诺，康沃尔，see Carn Voel，见卡恩维尔

Portmeirion Estate，N．Wales，波特梅利翁庄园，北威尔士

Portraits from Memory，《记忆之中的肖像》

Pottle，Pat，波特尔，帕特

Powell，Cecil，鲍威尔，塞西尔

Power，《权力论》

Powys，John Cowper，波伊斯，约翰·考珀

Powys，Llewelyn，波伊斯，卢埃林

Principia Mathematica，《数学原理》；Introduction，引言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社会重建原则》

Problem of China，The，《中国问题》

Problems of Philosophy，The（1911），《哲学问题》（1911年）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The，《工业文明的前景》

Proteus，US，海神号，美国

Pugwash Movement，帕格沃什运动

Pulse，The（Chicago University newspaper），《脉动》（芝加哥大学校刊）

Purdue University，Indiana，普度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州

Quine，Willard van Orman，奎因，威拉德·冯·奥曼：System of Logistic，《符号逻辑体系》

Ramsey，Frank，拉姆齐，弗兰克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兰德社会科学研究院，纽约

Randall，Roy，兰达尔，罗伊

Randle，Michael，兰德尔，迈克尔；“Is it Revolution We're After？”，《我们追求的是否是革命？》

Rationalist Press，理性出版社

Read，Sir Herbert里德，赫伯特，爵士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Redgrave，Vanessa，雷德格雷夫，瓦内萨

Redmond，Jean，雷德蒙德，简

Reed，John，里德，约翰

Reichenbach，Hans，赖欣巴哈，汉斯

Religion and Science，《科学与宗教》

Revolucion（avana newspaper）：R．'s article，《革命》（哈瓦那报纸）：罗素撰写的文章

Reynolds News，《雷诺兹新闻》

Rhees，Rush；里斯，拉什，Wittgenstein to，维特根斯坦写给里斯的信件

Richards，I．A．（and Ogden）：The Meaning of Meaning，理查兹，I．A．（和奥格登）：《意义的意义》

Richmond，Surrey：19，Cambrian Road，里士满，萨里：威尔士人路19号；at Queen's Road，女王路

Rogers，Deborah，罗杰斯，德波拉

Roosevelt，Franklin D.，罗斯福，富兰克林；correspondence with R.，与罗素的通信

Rotblatt，Joseph，罗特布列特，约瑟夫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皇家哲学研究所，see Britis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见英国哲学研究所

Ruja，Harry，鲁娅，哈里

Russell，Lady Agatha（aunt），-罗素，阿加莎（姑姑），女士

Russell，Alys（nee Pearsall Smith）（first wife），罗素，艾丽丝（婚前姓氏皮尔索尔·史密斯）（第一任妻子）

Russell，Anne（later Felicity）（adoptive granddaughter），罗素，安妮（后来名字为费利思特）（认养的孙女）；adoption，认养；birth，出生；childhood，童年；custody case，监护权问题；and the Lindsays，与林赛一家；and Lucy，与露西；and R，与罗素；on Schoenman，关于舍恩曼；schooling，学校教育

Russell，Bertrand，3rd Earl Russell：affairs，罗素，伯特兰，罗素伯爵三世：恋情，see also Malleson，Constance（Colette），参见马勒森，康斯坦斯（科莱特）；and Alys，与艾丽丝；attacks Oxford philosophers，攻击牛津大学的哲学家；Australian lecture tour，澳洲巡回讲座；his Autobiography，他的《自传》，see separate entry，见该条目；as Barnes Foundation（US）lecturer，担任（美国）巴恩斯基金会的讲师；BBC radio broadcasts，参与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BBC TV interview，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and Beacon Hill School，与灯塔山学校；in Berlin，在柏林；with the Brenans in Spain，和布伦南夫妇一起在西班牙；at Bryn Mawr College，USA，在布林莫尔学院，美国；at Cambridge，在剑桥大学；and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与核裁军运动；CCNY appomtment and subsequent furore，纽约城市学院的聘任与其后的轰动事件；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性格和个性，xi，xii；at Chicago University，在芝加哥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lectures，哥伦比亚大学讲座，纽约；and Committee of 100，与百人委员会；and Conrad，与康拉德；in Cornwall，在康沃尔；and Cuban missile crisis，与古巴导弹危机；and Cuban revolution，与古巴革命；death and cremation，死亡和火化，in demonstrations，参与示威活动；divorce from Dora and custody proceedings，与朵拉以及监护权诉讼；divorce from Peter，与彼得离婚；and Dora's affairs，与朵拉的恋情；and Dora's pregnancy by Griffin Barry，处理朵拉怀上格里芬·巴里的孩子的问题；80th birthday，80诞辰；elected President of Aristotelian Society，当选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会长；fear of insanity，对精神失常的恐惧，xi；at Ffesriruog，在费斯廷约格，filmed interviews of，接受录影采访；financial affairs and earnings，财务问题与收入；and Edith Finch，与伊迪斯·芬奇，see Russell，Edith，见罗素，伊迪斯；and First World War，与第一次世界大战；and Harriet与哈丽雅特；Harvard lectures，哈佛大学讲座；“Hendaye pact”，昂代约定；House of Lords speeches，上院发言；imprisonment坐牢；and Indian/Chinese border dispute，与中印边境争端；inherited title，继承封号；and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与国际战争罪行法庭；and John（see also under Russell，John），与约翰（参见罗素，约翰），and John's insanity and custody of his children，与约翰精神失常及其子女的监护权；journalism（seealso specific articles），报刊文章（参见相关条目），xii；and Kate（see also under Tait，Katharine），与凯特（参见泰特，凯瑟琳）；and Korean War与朝鲜战争；and Labour Party，与T-党；seealso views on Socialism below，参见以下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Lynton holiday（1924），在灵顿度假（1924年）；Mount Holyoke College，New England，lectures，曼荷莲女子学院讲座，新英格兰；90th birthday celebrations，90诞辰庆祝活动；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warded，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in Norway，在挪威；and outbreak of war，与战争爆发；and Peter，与彼得，see Russell，Patricia，见罗素，帕特里夏；as philosopher，作为哲学家；at Plas Penrhyn，Wales，在普拉斯彭林，威尔士，political activities（see also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Committee of 100 above），政治活动（参见以上所列的核裁军运动；百人委员会）；political writings and lectures（seealso below），政治著述和讲座（参见以下条目）；popular writing，通俗著述；at Portmeirion，在波特梅利翁；prostate operation，前列腺手术；and Pugwash Movement，与帕格沃什运动；at Queen's Road，Richmond，在女王路，里士满；“Russell Einstein Manifesto”《罗素-爱因斯坦宣言》；and Schoenman，与舍恩曼，see Schoenman，Ralph，见舍恩曼，拉尔夫；at Telegraph House，在电报村舍；see also Beacon Hill School，参见灯塔山学校；short-story writing，短篇小说创作；in Sicily，在西西里；in the Sierras，在内华达山区；and Susan Russell与苏珊·罗素；in Sweden，在瑞典；UCLA professorship，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职位；US lecture tours，美国巡回讲座；US radio broadcasts参与美国广播节目；wills，遗嘱

articles and books see specific entries lectures/debates/ specches，撰写的文章和著作，见他的相关讲座、辩论和讲话的条目：

“The Analysis of the Mind”，《心的分析》；“Can Democracy Survive？”，《民主制度是否能够幸存？》；“Civil Disobedience”，《公民抗命》；“The Danger of Creed Wars”，《信念之战的危险》；“Determinism and Physics”，《决定论与物理学》；“The Effect of Science on Social Instirucions”，《科学对社会制度的影响》；“Freedom in Society”《社会中的自由》；“How to be Free and Happy”，《自由和快乐之道》；“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科学对社会的影响》；“Is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Revolutionary？”，《英国工党是否是革命的？》；“Is Civilizacion Decaying？”，《文明是否正在衰败？》；“Is Modern Marriage a Failure？”，《现代婚姻是否是失败之举？》；“Is trial-marriage moral or immoral？”，《试婚是否不道德？》；“The LimiLs of Empiricism”，《经验主义的局限》；“Mind and Matter”，《精神与物质》；“My Philosophy of Life”，《我的人生哲学》；“The New Philosoph of America”，《美国的新哲学》；“Non-Demonstrative Inference”，《非论证性推理》；“Obstacles to Free Thought”，《自由思想的障碍》；“On Order in Time”，《论时间中的次序》；“On Verification”，《论证实》；to Organization for Latin American Solidarity，在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上的发言；“The Outlook of Civilisation”，《文明的前景》；“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Matter”，《对物质的哲学分析》，“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inking”，《思维的物质条件》；“Politically Important Desires”，《什么愿望在政治上是正确的？》；“Postulates of Scientific Method”，《科学方法的假设》；“Problems of Philosophy”，《哲学问题》；“Psychology and Politics”，《心理学与政治》；“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对理性的背叛》；“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ModernWorld”，《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The Taboo on Sex Knowledge”，《关于性知识的禁忌》；at 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1966），在三大洲会议上的发言（1966年）；“Vagueness”，《论模糊性》；“Why I Am Not a Christian”，《我为何不是基督徒》；“Words and Facts”，《词语与事实》；at World Congress for Peace（1965），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的发言（1965年）

letters/correspondence/telegrams，信件、通讯和电报：

Gamel Brenan，加梅尔，布伦南；Castro，卡斯特罗；Chou En-Jai周恩来；Civil Rights Freedom March，Washington，民权自由大游行，华盛顿；Canon Collins，卡农·柯林斯；Elizabeth Crawshay-Williams，伊丽莎白·克劳谢-威廉斯；Rupert Crawshay-Williams，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Curry；柯里；Finstein，爱因斯坦；Eisensenhower/Dulles，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Joliot-Curie，约里奥-居里；J．F．Kennedy，J．F．肯尼迪；Khrushchev，赫鲁晓夫；Kosygin，柯西金；Marseille，马赛；Kingsley Martin，金斯利·马丁；Moore，摩尔；Nehru，尼赫鲁；Max Newman，马克斯·纽曼；F．J．Roosevelt，F．J罗斯福；Lord Simon，西蒙勋爵；see also Morrell，Lady Ottoline；Murray，Gilbert；Russell，Dora；Unwin，Stanley参见奥托琳·莫里尔夫人；吉尔伯特·默雷；朵拉·罗素；斯坦利·昂温

Views，观点：

America/Americans，美国／美国人；behaviourism，行为主义；China，中国；Communism，共产主义；creed wars，信念之争；divorce，离婚；education，教育；eugenics，优生学；Fascism，法西斯主义，see also Hitler and Nazism（below），参见（以下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First World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General Strike，大罢工；Hegel黑格尔；Hitler and Nazism，希特勒和纳粹主义；logic，逻辑学；love，爱情；Ramsay MacDonald and Labour Party，拉姆齐·麦克唐纳和工党；mathematics，数学；morality，道德观；NATO北约；Nazism see Hitler and Nazism（above），纳粹主义，参见（以上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nuclear warfare/ weapons，核战争／核武器；pacifism，和平主义；parenthood，为人父母；proletariat无产阶级；racism，种族主义；religion，宗教；science/physics，科学／物理学；“scientific psychology”，“科学心理学”；sense-data，感觉材料；servants，仆人；Socialism，社会主义；Soviet Union，苏联；Spinoza，斯宾诺莎；theory of knowledge，认识论；unreason，无理性；verificationism，证实主义；Vietnam War，越南战争；women，女性

Russell，Conrad（son），罗素，康拉德（儿子）：birth，出生；childhood，童年：in America，在美国，in England，在英国；Continental trip with R．（1949），和罗素一起在欧洲大陆旅行（1949年）；education，教育；and R．与罗素；and R．and Peter's separation，与罗素和彼得分居；reunited with R，和罗素团聚

Russell，Countess（Lord John's wife），罗素，伯爵夫人（约翰勋爵的妻子）

Russell，Dora（nee Black）（2nd wife），罗素，朵拉（婚前姓氏布莱克）：and The ABC of Atoms，与《原子入门》；admires R．as political leader，对罗素担任政治领袖的钦佩之情；Aunt Agatha' s attitude to，阿加莎姑姑对朵拉的态度；autobiography（The Tamarisk Tree），自传（《柽柳树》）；background，背景；and Griffin Barry，与格里芬·巴里；and Beacon House School，与灯塔山学校；birth of children，生孩子；and birth control campaign，与节育宣传活动；on Bloomsbury dinners，对布卢姆茨伯里派宴会的看法；and change to children's surnames，改变孩子的姓氏；in Cornwall，在康沃尔；and Darlington，与达廷顿学校；divorce and fight over custody of children，离婚和关于孩子监护权的争执；and Paul Gillard，与保罗·吉拉德；Hypatia or Woman and Knowledge，《希帕蒂娅：女性与知识》；illness，生病；and John，与约翰；and John's insanity and fight with R．over his daughters，对约翰精神失常的态度以及就其孩子问题与罗素的争执；and Kate（see also Tait，Katharine），与凯特（参见泰特，凯瑟琳）；and Lucy，与露西；marital difficulties with R.，和罗素的婚姻出现问题；and Peter，与彼得；political activism，政治活动；pregnancies，怀孕；and Roy Randall，与罗伊·兰达尔；remarriage，再婚；The Right to be Happy，《获得幸福的权利》；and Roderick's accident，与罗德里克的意外事故；and R．'s affair with Alice Stucki，与罗素和艾丽斯施缔基的恋情；R．'s Letters to，罗素写给朵拉的信件；and R．'s title，与罗素的封号；and Soviet Union，与苏联；US lecture tour（1928），美国的巡回讲座（1928年）；and Beatrice Webb，与比阿特丽斯·韦布；on Wittgenstein，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and the working cass，与工人阶级

Russell，Edith（nee Finch）（4th wife），罗素，伊迪斯（婚前姓氏芬奇）（第四任妻子）：character，性格；early life，早年生活；early meetings with R.，与罗素见面之初的情况；and John and Susan，与约翰和苏珊；and Kate，与凯特；marriage to R和罗素的婚姻；at Plas Penrhyn with R.，和罗素在普拉斯彭林；relationship with John's daughters，与约翰的女儿之间的关系；and R．'s death，在罗素去世时；at R．'s，90th birthday celebrations，在罗素90岁诞辰庆祝活动期间；on R．'s“Nightmares”，对罗素的“噩梦”的看法；and Schoenman，与舍恩曼；takes part in demonstrations，参加示威活动

Russell，Elizabeth Mary，Countess（sister-in-law），罗素，伊丽莎白·玛丽，伯爵夫人（嫂子），see Arnim，Elizabeth von，见阿尼姆，伊丽莎白·冯

Russell，Flora，罗素，弗洛拉

Russell，Frank，2nd Earl Russell（brother），罗素，弗兰克（罗素伯爵二世）；My Life and Adverttures，《生活与奇遇》；portrayed inVera（Elizabeth von Arnim），（伊丽莎白·冯·阿尼姆的）《维拉》刻画的形象

Russell，Harriet，（Dora's daughter），罗素，哈丽雅特（朵拉的女儿），see Ward，Harriet，参见沃尔德，哈丽雅特

Russell，John，1st Earl Russell（grandfather），罗素，约翰，罗素伯爵一世（罗素的祖父）

Russell，John Conrad，4th Earl Russell，罗素，约翰·康拉德，罗素伯爵四世：birth and babyhood，出生和婴儿时期；birth of children，子女出生；book（Abandon Spa Hot Springs）published，出版的著作（《放弃水疗温泉》）；childhood，童年；childhood illnesses，童年疾病；and Griffin Barry，与格里芬·巴里；death，去世；and Dora，与朵拉；and Edith，与伊迪斯；and Pat Grace，与帕特·格雷斯；at Harvard，在哈佛大学；helps pay for Conrad's education，资助康拉德的教育费用；homosexuality，同性恋；in House of Lords，在上院；joins Navy，参加海军；on Korean War，关于朝鲜战争；marriage and inability to cope，婚姻及无力解决婚姻问题的情况；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loss of children，精神状态恶化与失去子女的监护权；“Mr von Sohn's Reputation”，《冯·索恩先生的信誉》；obscene writing，猥亵文字；and parents' divorce and custody proceedings，与父母离婚和监护权诉讼；Pembrokeshire holiday，在彭布鲁克郡度假；and Peter，与彼得；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relationship with R．（see also under Russell，Bertrand），与罗素的关系（参见罗素，伯特兰）；with R．at 41 Queen's Road，Richmond，和罗素在里士满女王路41号的情况；and R．'s relationship with Susan，与罗素和苏珊的关系；and R．'s short-story writing，与罗素的短篇小说创作；in R．'s will，在罗素遗嘱中的待遇；schooling，学校教育；separation from Susan，与苏珊离异；short-story writing，短篇小说创作；tries to unite family，试图让家人实现和解；in US（1939-44），在美国（1939-44年）；在美国（1945）

Russell，Kate（daughter），罗素，凯特（女儿）see Tait，Katharine，见泰特，凯瑟琳

Russell，Lucy（granddaughter）：birth，罗素，露西（孙女）：出生；childhood，童年；custody case，监护权案；and Dora，与朵拉；and her father，与她父亲；in love，谈恋爱；and R.，与罗素；at R．'s，90th birthday celebrations，在罗素90诞辰庆祝活动期间；and R．'s renewed custody claims，与罗素再次提出的监护权主张；and Schoenman，与舍恩曼；at school，在学校；selfdestructive behaviour，自毁行为；suicide，自杀

Russell，Lady Molly（sister-in-law），罗素，莫利夫人（罗素的嫂子）

Russell，Patricia（“Peter”）（nee Spence）（3rd wife），罗素，帕特里夏（“彼得”）（婚前姓氏斯彭斯）；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性格和个性；Conrad's birth，与康拉德的出生；and Dora，与朵拉；early days with R．与罗素相处初期；editsAmberley Paperswith R.，和罗素联手编写《安伯利家族文献》；Glamormagazine article，在《魅力》杂志上发表文章；and John and Kate，与约翰和凯特；in Kidlington，在基德灵顿；letter to G．H．Hardy，写给G．H．哈代的信件；in London，在伦敦；infidelities，行为不忠；marriage and Spanish trip，婚姻和西班牙之旅；pregnancy and miscarriage（1931），怀孕和流产（1931年）；returns to England（1944），返回英国（1944年）；as R．'s research assistant，担任罗素的研究助手；separation and divorce，分居和离婚；suicide attempts，自杀未遂；at Telegraph House，在电报村舍；in USA，在美国

Russell，Rachel（sister），罗素，雷切尔（罗素的妹妹）

Russell，Sarah（granddaughter）罗素，萨拉（罗素的孙女），birth，出生；childhood，童年；custody case，监护权案；diagnosed schizophrenic，被诊断罹患精神分裂症；and R，与罗素；at R' s，90th birthday tea，在罗素90诞辰茶会上；schooling，学校教育

Russell，Susan（nee Lindsay）（daughter-in-law）：罗素，苏珊（婚前姓氏林赛）：birth of children；孩子出生，death，死亡；divorce and refusal to see John，与约翰离婚并且拒绝见他；and Edith，与伊迪斯；marriage，婚姻；memoir of R.，罗素的备忘录；mental illness，精神疾病；poetry written by，创作的诗歌；promiscuity，滥交；relationship with R.，与罗素的关系；walks out on children，抛弃子女出走；and Christopher Wordsworth，与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罗素和平基金会；London Bulletin，《伦敦快报》

Russia，俄国，see Soviet Union，见苏联

Rutherford，Ernest卢瑟福，欧内斯特

Ryan，Alan：Bertrand Russell…，瑞安，阿兰：《伯特兰·罗素的政治生活》

Ryle，Gilbert赖尔，吉尔伯特；The Concept of Mind，《心的概念》

Samuel，Sir Herbert，塞缪尔，赫伯特，爵士

Sanger，Charles，桑格，查尔斯

Santa Barbara，California，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州

Santa Monica，圣摩尼卡；Evening Outlook，《晚间观点》

Santayana，George，桑塔亚那，乔治

Sartre，Jean-Paul，萨特，让-保罗

“Satan in the Suburbs”（short story），《郊区的撒旦》（短篇小说）

Satan in the Suburbs and Other Stories，《郊区的撒旦及其他》

Saturday Evening Post，《星期六晚报》

Sceptical Essays，《怀疑论文集》

Schiller，F．C．S．席勒，F．C．S.

Schilpp，Paul Arthur，席尔普，保罗·阿瑟；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series），《在世哲学家文库》（丛书）

Schlesinger，Arthur，施莱辛格，阿瑟

Schlick，Moritz，石里克，摩里兹

Schoenman，Ralph，舍恩曼；in Africa，在非洲；appearance，外貌；background，背景；and Bolivian revolution/Debray trial，与玻利维亚革命和对德布雷的审判；“Civil Disobedience to Halt Polaris”，《用公民抗命行动让北极星停下来》；and Committee of 100，与百人委员会；and Cuban missile crisis，与古巴导弹危机；and Cuban revolution，与古巴革命；deported to US，被遣返美国；dispute over“Peace Fund”，关于“和平基金会”的争端；influence on R．对罗素的影响；in Israel，在以色列；and Lucy，与露西；“Mass Resistance in Mass Society”，《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抵抗》；Middle East trip，中东之旅；passport confiscated，护照被没收；and Peace Foundation，与和平基金会；at Plas Penrhyn，在普拉斯彭林；prison sentence，被判监禁；and publication of R．'sAutobiography，与出版罗素《自传》事宜；quarrels with Sartre and Dedijer，与萨特和德迪耶尔的争执；and R's，90th birthday celebrations，在罗素90诞辰庆祝活动期间；and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与中印边界冲突；and Unwin，与昂温；use of R．'s name and reputation，利用罗素的名声；and Vietnam War，与越南战争；writes R．'s speeches，为罗素撰写讲稿

Schopenhauer，Arthur，叔本华，阿瑟

Schweitzer，Albert，施韦策，阿尔伯特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article），《科学与文明》（文章）

“Science and Education”（article），《科学与教育》（文章）

Scientific Outlook，The，《科学观》

Scott，Reverend Michael，斯科特，迈克尔，牧师

Secular Society，非宗教协会

Se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伯特兰·罗素论文选集》

Shaw，George Bernard，萧，伯纳；Saint Joan，《圣女贞德》

Sheffer，H．M.，谢菲尔，H．M.

Sheppard，Reverend Dick，谢泼德，迪克，牧师

Sherwood Park Clinic，Tunbridge Wells，舍伍德公园诊所，坦布里奇韦尔斯

Sicily，西西里

Simon，Sir John（later Viscount），西蒙，约翰，爵士（后为子爵）

Simon＆Schuster（publishers），西蒙和舒尔特（出版商）

Simon of Wythenshawe，Ernest Simon，Baron，威森肖的西蒙，欧内斯廷·西蒙，男爵；R．to，罗素写给西蒙的信件

Slocombe，George，斯洛科姆，乔治

Smythies，Yonick：review of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斯迈西斯，尤里克：《西方哲学史》书评

Snowden，Philip，斯诺登，菲利普

Social Reconstruction，《社会重建原则》

“Socialism in Advanced Countries”（article），《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文章）

“Socialism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article），《欠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文章）

Soviet Union：atomic bombs，苏联：原子弹；Griffin Barry in，格里芬·巴里在苏联的情况；and Cuban missile crisis，与古巴导弹危机；Dora's views on，朵拉对苏联的看法；and Korean War，与朝鲜战争；Nazi-Soviet Pact，苏德互不侵犯条约；Ramsay MacDonald recognises，拉姆齐·麦克唐纳承认苏联；and Second World War，与第二次世界大战；Webbs' views，韦布对苏联的看法；see also Russell，Bertrand：views，参见罗素，伯特兰：观点

Spinoza，Baruch，斯宾诺莎，巴鲁赫

Sproul，Robert斯普劳尔，罗伯特

Stalin，Joseph，斯大林，约瑟夫

Stanleyville massacres，斯坦利维尔大屠杀

Stein，Gertrude，斯坦，格特鲁德

Stein，Leo，斯坦，列奥

Stephen，Karin（nee Costelloe），斯蒂芬，卡琳（婚前姓氏科斯特洛）

Stock Market Crash（1929），股市崩盘（1929年）

“Stoicism and Mental Health”，《坚忍克己与心理健康》，see“Your Child and the Fear of Death”，见《孩子与死亡恐惧》

Stopes，Marie，斯特普，玛丽

Strachey，John，斯特雷奇，约翰

Strachey，Julia，斯特雷奇，朱丽亚

Strachey，Lytton，斯特雷奇，利顿

Strachey，St Loe，斯特雷奇，圣洛

Strawson，Sir Peter F.，斯特劳森，彼得.F.，爵士

Stucki，Alice，施缔基，艾丽斯

Suez Canal crisis（1956），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

Sukarno，President苏加诺，总统

Summerhill School，萨默希尔学校

Sunday Express，《星期日快报》

Sunday Referee，《星期日裁判》

“Superior Virtue of the Oppressed，The”（article），《被压迫者的优良美德》

Survrval（journal），《存活》（期刊）

Tablet，The，《小报》

Tait，Anne，泰特，安妮

Tait，Charles，泰特，查尔斯

Tait，David，泰特，戴维

Tait，Jonathan，泰特，乔纳森

Tait，Katharine（Kate）（nee Russell），泰特，凯瑟琳（凯特）（婚前姓氏罗素）；birth and babyhood，出生和婴儿时期；childhood，童年；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皈依基督教；depression and psychiatric treatment抑郁与精神病治疗；and Dora，与朵拉；fall from tree，从树上坠落；and Pat Grace，与帕特·格雷斯；and John，与约翰；and John's marriage，对约翰的婚姻的态度；and John's quarrel with R.，对约翰与罗素争执的态度；marriage，婚姻；and parents' divorce and custody proceedings，与父母离婚及监护权诉讼；relationship with R．（see also under Russell，Bertrand），与罗素的关系（参见罗素，伯特兰）

Tawney，R．H，托尼，R．H.

Taylor，Lewis，泰洛，刘易斯

Tead，Ordway蒂德，奥德韦

Telegraph House，Sussex，电报村舍，萨赛克斯；see also Beacon Hill School，参见灯塔山学校

Teller，Edward，特勒，爱德华

Terry，Phyllis，特里，菲利斯

Thant，U，吴丹

Themerson，Stefan，泰默森，斯特凡

“Thinker Behind Germany's Sins，the”（article），《德国罪孽的幕后思想家》（文章）

Thomas，Helen，托马斯，海伦

Thompson，E．P.，汤姆森，E．P.

Times，The，《泰晤士报》

Tinker，Jon，廷克尔，琼

Trades Disputes Act，《劳资纠纷法案》

Trades Union Conference（TUC）（1926），劳工联合会议（1926年）

Trevelyan，George M.，特里维廉，乔治·M.

Trevelyan，Julian，特里维廉，朱丽安

Trevelyan，Robert，R．to，特里维廉，罗伯特，罗素写给他的信件

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Havana，1966），三大洲会议（哈瓦那，1966年）

Trondheim，Norway特隆赫姆，挪威

Trotsky，Leon，托洛茨基，列夫；Where is Britain Going？，《英国向何处去？》

Truman，President Harry，杜鲁门，哈里，总统

TUC see Trades Union Conference，参见劳工联合会议

Tuttle，Charles H．塔特尔，查尔斯，H.

Tyler，Louis，泰勒

Unarmed Vctotry，《徒手取得的胜利》

Unity，（Chicago journal），《团结》（芝加哥刊物）

Unpopular Essays，《非通俗文集》

Unwin，Stanley，昂温，斯坦利；R．'s letters to，罗素写给昂温的信件

Urch，Phyllis，厄奇，菲利斯

Urmson，James，厄姆森，詹姆斯

Utley，Frieda，厄特利，弗里达；Lost Illusions；《幻灭》

V-1 flying bombs（“doodlebugs”），V-1飞弹（“飞机式导弹”）

Value of Free Thought，The，《自由思维的价值》

Van Doren，Mark，范多伦，马克

Vanity Fair（magazine），《名利场》（杂志）

Vansittart，Robert，范西塔特，罗伯特

Verification Principle，证实原则

Vienna Circle of Logical Positivists，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

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越南团结宣传组

Vietnam War，越战

Vietnames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NLF）（“Vietcong”），南越民族解放阵线（NLF）（“越共”）

Vogue，《时尚》

Waismann，Friedrich，魏斯曼，弗里德里希

Waley，Arthur，威利，阿瑟

Walsh，Monsignor Francis W，沃尔什，弗朗西斯·W阁下

War Crimes in Vietnam，《在越南的战争罪行》

Ward，Harriet（nee Russell，later Barry），沃尔德，哈丽雅特（婚前姓氏罗素，后来为巴里），xii；birth，出生；childhood，童年；and Conrad，与康拉德；in Cornwall，在康沃尔，dislikes Grace，不喜欢格雷斯；and her father，与她的父亲；and John，与约翰；and Kate，与凯特；name change，改姓；and R，与罗素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

Watson，John B．华森，约翰-B.；The Psychologr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婴幼儿的心理关怀》；“Studies in Infant Psychology”，《婴儿心理研究》

Webb，Beatrice，韦布，比阿特丽斯；and Dora Russell，与朵拉·罗素；on R.，对罗素的看法；on Peter Russell，对彼得·罗素的看法：on Wells，对威尔斯的看法；It to，罗素写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件；The SovietUnion - A New Civilization？，《苏联：新的文明》

Webb，Sidney，韦布，锡德尼；The Soviet Union一A New Civilization？，《苏联：新的文明》

Weierstrass，Karl，魏尔施特拉斯，卡尔

Wells，H．G．威尔斯，H．G.

Wesker，Arnold，韦斯克尔，阿诺德

“What America Could Do with the Atom Bomb”（article），《美国可能如何使用原子弹》（文章）

What I Believe，《我的信仰》

“What Makes a Woman a Fascinator”（article），《什么因素让女人迷人？》（文章）

“What Should Be British Policy Towards Russia？”（article），《英国应该采取什么对俄政策？》（文章）

Which May to Peace？，《和平之路在何方？》

Whitehead，Alfred North，怀特海，艾尔弗雷德·诺思；The Concept of Nature，《自然的概念》；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相对论原理》；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科学与现代世界》

Whitehead，Evelyn，怀特海，伊夫琳

“Why America is Losing her Allies”（article），《美国正在失去盟友的原因》（文章）

“Why I am neither a Communist nor a Fascist”（article），《为什么我既非共产党人亦非法西斯主义者》（文章）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我为何不是基督徒》

Williams，Michael，威廉斯，迈克尔

Williams-Ellis，Amabel（nee Strachcy），威廉斯-艾利斯，阿玛贝尔（婚前姓氏斯特雷奇）

Williams-Ellis，Charlotte，威廉斯-艾利斯，夏洛特

Williams-Ellis，Christopher，威廉斯-艾利斯，克里斯托弗

Williams-Ellis，Clough，威廉斯-艾利斯，克拉夫

Williams-Ellis，Susan，威廉斯-艾利斯，苏珊

Wilson，Edmund，威尔逊，埃德蒙

Wilson，H．H．：“The Dilemma of the Obsolete Man”，《过时之人的两难困境》

Wilson，John，威尔逊，约翰

Witcop，Rose，威特科普，罗斯

Wittgenstein，Ludwig，维特根斯坦，路德维格；“Blue Book”，《蓝皮书》；Pilosophical Remarks，《哲学评论》；Ramsey to，拉姆齐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件；and R，与罗素；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哲学论》

Woolf，Leonard，伍尔夫，莱昂纳德；see also Hogarth Press参见贺加斯出版社

Woolf，Virginia，伍尔夫，弗吉尼亚

Wootton of Abinger，Barbara，Baroness，阿宾杰的伍顿，芭芭拉，男爵夫人

Wordsworth，Christopher，华兹华斯，克里斯托弗

Workers' Birth Control Group，工人节育小组

Workers' Weekly，（Communist paper），《工人周报》（共产党报纸）

World Congress for Peace（Helsinki，1965），世界和平大会（赫尔辛基，1965年）

World Council of Peace，世界和平理事会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

Wragge-Morley，Irina，雷格-莫里，艾丽娜

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New York，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纽约

“Your Child and the Fear of Death”（article），《孩子与死亡恐惧》

Yukawa，Hideki，汤川秀树

Yule，Alistair，尤尔，阿利斯泰尔

Zaki，Khalid，扎基，哈立德

Zinoviev，Grigorii：Letter，季诺维也夫，格里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