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荒谬的墙：加缪散文随笔精选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译者：欧启明

责任编辑：王振华

特约编辑：周正朗

目录

版权信息

扁桃树

海伦的放逐

谜语

邂逅安德烈·纪德

关于让·格勒尼埃的《岛》

若有若无之间

阿尔及尔的夏日——致雅克·厄尔贡

贾米拉的风

灵魂之死

生之爱

反和正

该隐的后代

反叛的歌颂

洛特雷阿蒙和平庸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荒谬和自杀

荒谬的墙

荒谬人

唐璜主义

戏剧

征服

写给一名德国朋友的信

在瑞典发表的演说——献给路易·热尔曼医生[78]

监狱里的艺术家

罗杰·马丁·杜·加尔

扁桃树

“您知不知道，在这世上，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拿破仑曾问冯塔诺，“就是在确立某些事情的时候，武力非常无力。世界上只有军刀和智慧这两种力量，但最后，前者还是要屈服于后者。”

看吧，有时候，征服者也会烦恼。他们太过自大，为了那些如浮云般虚妄的光环，确实该付出些代价。然而，一个世纪前军刀可以解决的事情，在今天坦克也不一定能解决。征服者们越来越狂妄，在地图上大笔一挥，数年间欧洲便满目疮痍，出现一片片荒凉冷漠、死气沉沉的地方。

弗朗德勒战争非常恐怖，在战争期间，荷兰的画家好像还能做些画，画画养鸡场里的公鸡。这场持续了百年的战争，现在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我们要保持与世界同步，于是动员了西里西亚。

今天，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步调和世界一致。现在在征服者看来，智慧已经不再是宝座上的王者了，它征服不了武力，于是他们就使劲诅咒它。

某些地位尊贵的雅士坚持说这是错误的。这真的是一种罪恶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只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总而言之，这一切，需要我们想办法解决。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明白的。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不再对军刀五体投地，除非智慧征服武力，要么不要再为武力有理而辩护。

说实话，这个任务是没有完成日期的。我没有足够的信念，无论是说历史的发展，还是历史上的任一哲学。但最起码，我相信在感知自己的命运上，人类是一直前进的。我们并没有能力驾驭自身的情况，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却更深入了。作为一个人来说，那些追求自由的灵魂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要为它找些出路。那些破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再次补合，非常明显的，这是个不正义的世界，我们要把公正的思想再次建立起来；那些饱受痛苦煎熬的人们，我们要让他们感受真正幸福的意义。这是一项需要人们坚持不懈、用好多精力去完成的任务，这任务看起来没人能完成，但也仅仅是看起来而已。

那我们就要明确目标，坚定意志，无论武力伪装的样子多么深刻，多么让人舒服，我们都要坚决不动摇地抵抗这种诱惑。首先，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有些人整天吵吵着“世界已经走到尽头，马上就要灭绝”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偏听偏信。也许这个世界总有一天要灭亡，但是我们的文明不会那么容易消失，有它在，即便终要灭亡，我们的星球也是最后一个。毋庸置疑，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很是悲哀，但是太多人将悲哀和绝望画等号了。劳伦斯说：“给不幸狠狠地踢上一脚，这就是悲剧。”这句话形象活泼，非常实用。现在世上的很多事，都该被这一脚踢一下。

我曾住在阿尔及尔，那时，因为知道到了二月，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只要有一个清净寒冷又纯洁的夜晚便会凌寒盛开，比雪还白，于是我耐着性子守候了整整一个冬季。因此我得以亲眼看到，当呼啸的海风携着连绵不绝的阴雨袭来时，这些胜雪的脆弱白花是如何迎风而立的，它们的姿态让我啧啧称奇。而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发生，是它们的坚持，为自己争取了孕育果实的时间。

它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象征不能让我们感到幸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的。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个不幸的欧洲，有时生活的重担会让人们觉得不堪重负。这时，我就去寻找一片寂静之地，那里洒满阳光，仍有很多力量不言放弃。我感受到那里的勇敢的气息，深入思考的力量，那里的土壤是经过选择的，我非常了解那些土地。它们让我明白，要救回智慧就要赞美智慧的力量和气节，而它软弱的气质是一定要无视的。这个世界似乎仍然沉迷在自我之中，而没有意识到不幸对自己的毒害之深。它整个陷入了尼采所说的“烦闷的灵魂”里，这种精神就是邪恶。我们就做个旁观者吧，因为思想工作已经足够，不要再为之白白流泪了。

但是，能令智慧折服的美好品质又是什么呢？尼采也给它起了个名字——“烦闷灵魂的天敌”。对尼采而言，那既是性格的力量，又是一种体会；既是“世界”，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既是充满力量的自尊，又是充满理性的哲思。特别要提醒的，在这些品质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某方面，为自己挑选最合适的，它们在今天依旧不可或缺。性格是有力量的，这一点即使面对众多冰冷的现实，也需要去牢记。我口中的力量是指，扁桃树挺立在海风中的品格，还有它的纯洁、精气，定然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力量，那力量满是皱眉吓人的动作。人世间，在寒冬生长着果实的，便是性格的张力。

海伦的放逐

地中海的阳光有几分悲剧情怀，这悲剧与阴霾的悲情不一样。在一些日子里，每到夜晚，群山之下的小海湾那美丽至极的曲线被夜色笼罩，波澜不惊的水面上，便会油然生起一种实实在在的悲苦。如果希腊人会感到颓丧，这样的环境也提醒我们，他们的颓丧是从美中获得的，是美中极度抑郁的特质让他们产生了颓丧感。悲剧在这美的颓丧中不断酝酿，最终登峰造极。说到我们所在的时代，却正好与之逆反，丑恶和迷乱才会导致绝望。因为这，假如悲苦一成不变，欧洲会变得卑微轻贱。

我们将美驱逐，而在希腊，人们却为美而战。这种本质的差异的源头在上古时代。无论宗教还是理性，希腊观念的基础永远是有限的，他们不会让它发展到无限。对于任何事物，希腊人都是肯定的，即使是宗教或理性。它调和着光影，融于人世间的万物之中。而我们了解的欧洲是没有限制的，它一直有将事物整个控制的欲望。所有我们不赞同的事物，我们都会否定它，对美也是这样。我们极力否定的事情很多，只有理性是被肯定的，并且宣扬未来的世界要靠理性来统治。永恒的极限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扩展，在黑暗中，厄里倪厄斯猛然扑上来，把所有都摧毁了。涅墨西斯惩戒着那些越界的人，丝毫不留情面，这位女神的职责是把握尺度，不是一味复仇，她看管着这世间的一切。

几百年过去了，正义是什么？希腊人一直问。我们的正义观念，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公平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种限度，而对于我们，全部的欧洲人都在追求一种纯粹的正义，并为之震动。赫拉克利特在希腊思想刚出现的时候，已经构思出正义：“如果太阳脱离轨道运行，正义之神厄里倪厄斯就会去惩罚它。”这是他对物质世界本身的限制。我们却根本不屑于这种恫吓，对于宇宙，我们已经把它抛到轨道之外，精神也是如此。天空喝醉了，适合我们的太阳，已被我们点燃。尽管这样，我们也知道限制的是存在。在我们狂妄的想法中，我们渴望着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幼稚地以为，等到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就可以找回它。这是种很傻气的推测，说明了一个事实：这种疯狂已经被天真的民族继承了，今天的历史正被他们书写着。

在另外一个片段中，赫拉克利特轻描淡写：“在前进中，如果狂妄自大就会出现倒退。”以弗所学派活跃的时期过去一百年之后，面临死刑的苏格拉底说，承认自己的无知，是他唯一的优点。这几百年里生命和思想的最佳典范，在生命即将终结之际，仍自豪于自己的无知。忘记这些和忘记我们的阳刚之气没有差别。而我们却崇拜权力，总是把它和伟大联系起来，比如亚历山大，比如征服罗马的人们。那些编纂史书的人们，极尽卑躬屈膝地让我们信仰他们。现在，该我们征服了，从天堂到地狱，我们都妄想去征服，完全没有什么界限可言，在理性的控制下，所有一切都被我们踏过。最后，在沙漠上孤独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此，让自然去协调美好、仁善、历史，以至于流血的悲剧都能带进有字符的音乐，这种更高层次的平衡，我们构想不出。面对自然，我们十分冷漠；面对美，我们又连头都抬不起来。我们的悲哀透着麻木不仁的气味，我们的血液像钢笔水，颜色乌黑。

因此，假如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希腊人的后代，那就太厚颜无耻了。即使是，我们也败坏了这份家业。希腊人说，曾经在萨拉米斯海面上，他们与野蛮人背水一战。现在，我们就像那野蛮人，把历史置于上帝的王座之上，大踏步地迈向神权政治。假如我们真的想控制这差距，就要向黑格尔求教，因为在所有哲学家中，只有他才足以与柏拉图比肩。他曾写道：“能给精神提供认识自我的土壤的，只能是现代化的城市。”我们生活的时代，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在这里有被费尽心思割裂的世界，那些海洋、高山以及供人冥想的夜晚都曾给世界带来永恒，可它却与它们断绝了。只有在大街上才能有所觉悟，因为法令让历史只在大街上留存。而后，与此相同的偏见，也紧接着在我们最重要的作品中得以证明。欧洲的代表作家，继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后，就很难找到描写景物的了。自然在历史之前就出现了，历史无法对其做出解释，美超乎历史之上，历史也反映不出。所以，历史直接忽略美，当它不存在。柏拉图将所有的荒谬、理性、神秘，吸收融合，而我们的哲学家却只赞同荒谬和理性，对于这两者之外的，他们像闭眼沉思的鼹鼠，统统不予承认。

基督教首先将对世界的冥想用灵魂的悲剧代替，但最起码，它是往精神自由发展的方向上引领的，并且某种稳定性因此得到保持。现在上帝已逝，只有历史和权力留了下来。长久以来，在观念上以境地代替人道，以巧合的混乱和理性代替久远的协调，是我们哲学家所有的努力。

希腊人认为有限的意愿就是理性，这时我们却认为冲动妄为才是理性的核心。于是，理性变得很残暴。在希腊人看来，价值是一种预先的存在，每一个动作的精准限制都是它制定。它的价值被哲学家排在已完结的言行后面。它们还在形成，不是已经完成的，只有在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能对它有个整体的了解。界限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观念也因价值的百花齐放变得不再一样。因为观念不再被相同的价值限制，那么，它其间就展开了无约束的纷争，在帝国的争斗中，各种弥赛亚的理论争吵不休。无节制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是一场大火，现在这火势在继续扩张。有人已经超过尼采，在欧洲，哲学思辨也已经面目全非、换汤换药了。

但是，自然是永远存在的。人们的愚顽，由它的平静天空和理性抗衡。历史在原子爆炸之后完结，理性虽然获胜，但物种濒临灭绝却痛苦不已。希腊人说，界限是存在的，那些居然敢藐视它的人，它会毫不留情面地把他们摧毁。在现在的历史中，没什么能将它击倒。

历史人物想要打造一个新的世界，艺术家也这么想。但是艺术家能够辨别出历史人物忽视的限制，靠的是艺术嗅觉。这就是历史人物只攫取权力，而艺术家则钟情于自由的原因。今天，每一个为自由战斗的人，最终都是在为美战斗。我们当然不是只保卫美本身，美无法与人分开，所以我们要想把美的可敬尊贵和安宁交给这个时代，那就必须分担它的忧愁。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形影相吊了。同样，人也无法离开美，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点仿佛也快被遗忘了。为了能不受任何限制，我们逼迫自己去战胜强大的国家；在所在时代完结之前，我们一直想着让这世界发生改变；还没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就赋予它各种权利。在这个时代，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与这个世界背道而驰。是取得永生还是回到故乡？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的岛上需做出选择。最终他选择了死亡遍布的大地。现在，我们距离这种淳朴的高尚已经很远了。或者，有人说我们很不谦虚，但总的感觉上，这个词是混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丑在公众面前，夸大其词，吹破牛皮，最后惹大家笑话，而我们就像那个小丑。我们缺乏的只是诚实地对待限制，也是种对自己处境透彻的爱，这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作为人的自豪。在圣埃克絮佩里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写道：“我恨我所在的时代。”上文所述大概就是他恨的原因。因为对各种人类的美好品德，他都爱得这样深，可我们却不具备这些品德，所以，他说出这么令人震撼的话。在这样一个时代，不理睬这荒芜悲惨的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整日厌恨自己。花样繁多的品行，在巨大的过失中演变而来，导致了世界的沉沦。其中有着渊远流长的那一种德行，我们该为它奋勇战斗。它是什么德行呢？在战场上，帕特洛克罗斯死之后，他的战马为他流泪；失去了所有，但他的好朋友阿喀琉斯——因为友人被残忍杀害——接着奔赴沙场，最终获得了胜利。这种德行就是友谊。

我们要坦诚自己是愚昧的，接受理性，通过我们喜爱的那些面庞，看清楚人和世界的限制，或者简单地说，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美的方法回到希腊。将来历史的意义何在？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它艰难地挣扎在创建和评判之间。艺术家们空空的两手以后会让他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无论是什么，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获得胜利。在光彩夺目的海面上，黑暗的哲学再一次消失散去。啊，来自南方的思想，在距离战场很远的地方，正在进行特洛伊战争。现代大城市可怕的墙围，即将又一次坍塌，海伦的美——“它的灵魂像海上的浪花，平静祥和。”——就要在全世界撒播。

谜语

火球般的太阳下，酷热的暑气从天而降，肆意地在我们的原野上横冲直撞。万物在热浪中静悄悄的，但一块无声巨石在我身边长久地低吼，那是鲁伯隆山，它空旷、伟岸。我一直仔细地聆听，好像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很久以前，那些看不见的亲友从很远的地方飞奔向我，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令我又惊又喜。此时，它谜一样再次出现，包含着幸福，在它的帮助下，我领悟这一切。

世间的怪诞离奇在哪里呢？是这光彩夺目的阳光吗？光和影消散，那只是我们对它的回忆？数不清的春日暖阳在我的回忆里，我怎么确定它们都是假的呢？我周围的人都感到非常诧异，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他们的疑问，我本来能回答，回答他们就是在回答我自己。可以这么说，事实上是太阳的刺激使我处在这么亢奋的状态；也可以这么说，是太阳遍布各处的阳光，在无边漆黑中，显现出世间万物的形影。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更喜欢把流逝的光阴当真理一样对待，在它面前，我简洁明确地表达我了解的荒谬，我太了解荒谬了，当别人滔滔不绝地讲荒谬，说辞却差不多的时候，我甚至会感到非常的讨厌。总之，如果要讨论这个话题，太阳是我们终将回归的地方。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没有人能自己准确地说清楚。但他不是什么样的人，通常是能说清的。每个人都是急于求成的，荒谬地以为已经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其实还在追求的路上。数不清的声音在跟他讲，他找到的是什么宝贝，但只有他自己清楚，自己什么也没得到。他当然应该不去理会别人说什么，继续寻找自己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他也一定要替自己做些解释。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在怎么给它取名这件事情上，我非常小心，也频繁地在各个反面自我重复、自我否定，因此，有时候我在进步，有时候也会后退。我非常反对就这样定一个条目，以后就不费力气的做法，即使很多人都觉得我该这么做。我想说的是，一旦给一件事物定下它的特征，那它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要信我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朋友，他是本身的那个人，也是他妻子以为的那个人。假设社会是他的妻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一个别样的说法在作家的看来，只是用来表达整个情况内的情感，但因为人们对其的评论，他被孤立了，而且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说的事已经不相干了，在作者面前，也要再说一遍。说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这孩子的爸爸是您么？”“是的。”“那您的儿子就是他了。”“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肯定！”于是，在一个冷清的夜晚，奈瓦尔两次上吊自杀，为他自己的痛苦死了一次，为这段自言自语又死了一次。现在，一些人在他这段自言自语的帮助下，得以接着生活。什么是真实的不幸？关于幸福，什么是它真实的瞬间？没有人能写出来，我也不愿意在这里这样做。但我可以描绘这一段自言自语，等一会儿，或许我们就能给出答案。

有一些人说自己不是为了让别人读才写文章的，但我们一定不能信，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就是为了被人读才写作的。于是，他越来越严重，他在法国写东西也是为别人赞他作品多而写，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对他的肯定，使人们不再阅读他的作品。事实上，想要扬名立万很简单，只要找些销路很好的出版商，专门给他们提供些稿子就可以了。不过，那些人想要的只是他的名字，再看些别人为他写的传记，根本不去读他写的东西。从这点看来，他短时间的出名或被人们遗忘都跟他自己没有关系。记者匆忙间把他描写成了什么样，在人们眼里他就什么样了。因此，要想在文学界有个好名声，只需要让晚报写上一笔，让人们觉得已经成功完成了一部杰出的作品，剩下光阴里，就可以安享美名了。

这种名声，或大或小，无疑都是在骗人骗己。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让我们想想这种骗人骗己的好处。从医的人知道，有人得了某些病反而是件好事，如果没有这些病调节着病人某些紊乱的人体机能，它们可能表现出一种更加严重的病患。所以说，患便秘或者患关节病的人都可能是幸运的。那些夸大的言辞，及太早下的定论，现在已经把群众活动淹没在海里，那海是浩大的肤浅的。但它至少教会了法国作家一些品行，那就是要谦逊沉稳，这些在一个国家中是缺少不了的。当某人的名字出现在两三份大家熟知的报纸上时，必然会在精神上被赋予特殊权利，这其实是个严苛的考验。

这样的话于我们说说也就罢了。说一下就好，随便别人怎么样。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得知自己的肖像挂在牙科的候诊室，或是理发厅的大厅里，即使觉得那种行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性。这使我想起一位作家，他很时尚，每天晚上，他都去鱼龙混杂的夜总会主持，那里有赤裸的漂亮女人，她们长发及腰，画着浓烈的彩甲。可是他的作品多得可以放满书架的好几个格子，人们感到很困惑，他从哪儿找的时间写这些书呢？实际上，他与同行并无差别，他晚上睡觉，是为了白天多几个小时的写作，为了给肝脏减压，他只喝矿泉水。每个人都知道法国的中产阶级洁身自爱，而一些作家却整日灯红酒绿，不知节制——这样的人很多，让那些中产者很是不满。我自己有个诀窍，实用又简单，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有分寸的好名声，可以提供给大家。事实上，我也有这样一个拖累我的美称，它让我脸红，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它，朋友们经常拿它取笑我。举个例子，某报的一位名声不好的编辑邀请你一起参加晚宴，而你要做的只是拒绝他，这样就可以了。这时人人都会认为，你拒绝这位编辑是因为不想与名声不好的人为伍，更有可能是因为你是怕招致大家的厌弃。而事实上，那种过于正式的巴黎晚宴才是最招人烦的。

所以，遵从对人们来讲，是一定要有的。但多次以后，你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重复宣称自己不可能一直都是一个荒谬的画家，人们不可能相信一个不抱任何希望的文学家。当然，你写过一篇文章，来定义荒谬，又或者你很可能会写。你可以写写乱伦，但不用真的对可怜的妹妹做什么，这是完全可以的。现在，我读着的这个故事，就是索福克罗斯写的乱伦——杀了父亲娶了母亲。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一种想法，认为无论哪个作家肯定都在描写自己，或在书中映射自己的影子，这其实是十分幼稚的。实际上，情况正好与之相反，一个作家应该好奇和关心那些大家都知道的神秘事件，或是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别的时代的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他需要在作品中明确表达自己，这时才会让自己在文章中出现。一个人的作品，常常反映的是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或对欲望的感想，特别是表明写的是自传体小说时，基本上是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的。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描写出来，没人敢于这样做。

如果可能的话，我挺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客观型的作家。在我看来，客观型的作家从不把自己划在主题之列。可是，把作者作品中的人物，当成作者本身的一种折射，这已然成了当代的风气，那么，上文所言的有限的自由就被全部掠夺。他就这样成了荒谬的先行者。在现在这个时代，听到街头巷尾的消息让我产生一些想法，除了思考这些想法，我没有什么能做的。这观念我用了一生的力气去滋润养育它，有一部分现在还是，现在连句再见都没有，它就这样自己走掉了。我只有把它放到远的地方，这样我的注意力才能集中到它上面，用它的逻辑思考，从而得出结论。通过我写的所有东西，已经足够把它解释清楚了，创造一条警醒世人的永恒语录与发现一条细小的差异相比，前者容易多了。“但我依然是荒谬的”是他们选择的警言。

荒谬只能被当作非主流的，无论是在我很感兴趣的经验中，还是在我曾经的言论里。在我前进的途中，我一直有它的记忆和感受相伴，即便如此，再次说明这点没什么意义。人们不能强迫自己，一定去相信所有的事物都是虚无的，我们也不一定非得让自己处在绝望中。在还没找到某一事物的源头时，至少我们可以说没有完全的唯物主义，因为通过世界的创造，跟世间物质不一样的东西已被我们知晓。同样，也没有完全的虚无主义。“所有的事物都是虚无的”，这话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意义。否定世间所有的意义，就等于抛弃了一切最有价值的判断。举个例子，决断自我也表现在生活和进食上，你要活下去，那你就不能让自己饿死，所以，至少通过这个你可以认识到，生存自有它的价值，尽管是相对的。事实上，真正的绝望是寂静无声的，“绝望的文学”还有什么可表达的。但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你就能发现沉默的意义。对死亡的恐惧，冰冷的坟墓，无底的深渊，这些都是绝望。但是假如他说话、思考，并将这些诉诸文字，用不了多久，他的兄弟会帮助他，让他知道如何评判树木，爱便由此悄然而生。绝望与文学，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我与我的同龄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轰鸣中成长起来的，战争过后，我们的世界残杀不断，正义陨落，暴力事件频发。我自然并不惯于使用乐观的态度。事实上，还有比暴力和卑鄙更腐蚀人的，那就是纯粹的悲观主义。对于这种可耻的行为，我个人从未停止过斗争。我憎恨残暴，且只憎恨残暴。当虚无主义盛行时，身处其中的我不断寻求的只是如何超越它。在这里我有必要多说一句，我寻找的不是美好的品行，不是高尚的精神，而是光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沐浴在这光明中，即使饥寒交迫，仍学会了歌颂生命。我诞生于其中，忠于它，寻找它。埃斯库罗斯总是被无望的情绪笼罩，可是，他又总是能发光发热，给别人带来温暖。我们发现宇宙间万事万物核心是一个谜语，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很难被解开的意义，并不是什么没头脑的虚无，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辉煌，才可以灿烂。同样地，希腊那些没什么出息的后继者们，在这贫乏的时代中，似乎难以承受历史的热度，但他们硬是受住了，因为他们忠于祖先，愿意去了解。在文学作品的中心处，骄阳穿透黑暗，放射出永世的万丈光芒，直到今天仍在呐喊，这声音穿越山川湖海，响彻大地。

然后，就会燃烧起金黄灿烂的火焰。我们现在、曾经各是什么，它们消耗着我们的精力，已经让我们的生活足够充实。谁还会在意，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巴黎是一个洞穴，包罗万象。在洞穴里居住的人们，看到自己的影子映在墙壁上，就把它当作真实的，而且当成仅有的真实。在他们眼里，这城市像往常一样，每天拘泥于旧的守则，不敢违反，他们觉得这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一束光在我们身后打亮，它来自巴黎以外的遥远地方。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里，要绞尽脑汁为这束光确立名字，所以，我们解放自己，向后转过身，与那光相对而站。有一点是肯定的，任意一个艺术家都在追求他自己以为的真理。如果他这个艺术家是伟大的话，那么他的每一个创作使他更靠近中心一丈，或者至少一尺，那么终有一天，那看不见的红日让他感到热浪滔天。而如果，他只是个平常庸俗的艺术家，他创作的每一部作品，相反地，都会带他远离中心目标，而且离得越来越远，他会混乱地以为一些错误的东西是那太阳，太阳的光也就越来越暗淡了。能在艺术家坚持不断追求的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是那些爱他的人，那些他爱的人，那些创作的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激情里找到所有激情的方式，而且每一种方式他们都知道怎样去描述。

是的，嘈杂喧闹到处都是，什么时候平静祥和才能充满人间，并且能够在宁静里创造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耐着性子守护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为这太阳严肃得说不出话来。

1950年

邂逅安德烈·纪德 [1]

我十六岁那年，第一次读安德烈·纪德的书。那时候，我的一部分教育费用是一位卖肉的叔叔负责支付的，有时候他还送我书。那位叔叔生意还不错，不过，他喜欢读书和就读的书发表一些见解，这才是他真正快乐的来源。上午，他在肉铺照顾生意，剩下的时间就用在了图书馆、报纸以及当地咖啡馆，在咖啡馆里参与没完没了的文学讨论。

有一天，他给了我一本羊皮纸样封面的小书，认真地说我一定会对它感兴趣。在那段时间，我读书很随意，没有什么方向。我读这本《人间食粮》时，或许已经读完《女士书信》或者《帕吕德》。那本书中的祷告、咒符特别难懂，而且我也对其中赞扬大自然赐予的诗文很反感。这些东西在十六岁的我——这个阿尔及尔的少年心中已经多到饱和了。我迫切希望接触新的东西，这是肯定的。后来我又读到“我的小玫瑰——卜利达”，唉，我对卜利达也是非常熟悉的。我告诉那位叔叔，《人间食粮》很有趣，把书还给了他。之后，我回归了自己生活的轨道，艰辛的生活、无聊的学习、漫无目的的阅读，也回到海滩上。这次我并没有真正认识纪德。

次年，我与让·格勒尼埃相识，他送我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件是一本叫《痛苦》的小说，它的作者是安德烈·德·里什欧。这本书是那么让人赞叹，我虽然不认识它的作者，但从未忘记过这本书。一位母亲、穷困、夜晚璀璨的天空，第一次它跟我讲述了这些我熟悉的事情。就此，我不再遭受莫名的捆绑，我身上那个模糊不清的疙瘩也被它解开了。我像往常一样用一晚上读完了它，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身心无比的轻松自在，充满新鲜感，前方有一片非常陌生的领域，我迟疑不定地走了进去。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书籍不仅仅帮助你忘记忧愁，让你打发时间。我忽然明白，所有这些——我执拗地默不作声，那说不清却感受深刻的痛苦，我身边这个神秘世界，亲人的自以为是，他人的悲苦，我的不为人知的秘事，都是可以诉诸文字的。在这里，你可以宣泄，可以探寻真理，可以认识到贫穷的本质，这些东西说不清什么原因，我曾半信半疑，也曾心怀敬畏。在《痛苦》这本书中，我与安德烈·纪德再次邂逅了。他引导我看到了这个创造的世界，虽然只有短短一瞬。

在这之后，我才开始把阅读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很不幸，我生了一场病，离开了海滩和悠闲的日子。我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阅读观念，虽然我读的书依旧很混杂。那个我只看过一眼的世界，我一直想再次找到它，看起来我像是那个世界的人。我渐渐开启了生命的另一扇大门，从独自一人到联合一群朋友，从书上到想象。这种学生样的惊奇，经过很多年以后我仍旧记得。一天清晨，我在纪德的书里徜徉，我用两天就熟悉了他的《爱情的尝试》。《浪子回头》这本书，美得无法比喻，我永远也没办法恰到好处地谈论它。我只是把它改成戏剧，和朋友们一起让它在舞台上展现出来。与此同时，纪德的所有作品我都读完了，我曲折的经历，正好呼应了《人间食粮》中的描写。首次与作者接触时，我还是个没有觉醒的小屁孩儿，再读纪德时，这些我都理解了。作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现了那种震撼的坚定性，纪德自己赞同这种解释。但早在此之前，我已经尝试去读《人间食粮》，也把它当成自己需要的信仰，用来经历个人磨练。

我在那之后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是靠纪德来支撑的。那些曾经令我敬仰的，并且让我醍醐灌顶，使我的精神境界达到巅峰的人，我怎么不心怀感恩！不过，我从他那里收获的东西是其他方面的，除去这些，在写作上，或在思想上，我从来不觉得曾受到他的指导。基于之前提到的这些原因，对我而言，纪德更像典型的艺术家、王子、守卫者，我想居住在他守卫着的花园里。我们所在的时代与他的观点背向而行，且距离越来越远了，尽管如此，我几乎赞同他所有与艺术有关的叙述、观点。人们愿意相信一个改革的作家，认为他才是伟大的。假设如此，只有革命爆发才能证明历史，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切就都停滞了。除此之外，没有办法确定说纪德脱离了他的时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他的时代并不想靠近。问题在于，他会成功吗？或者，这个问题的实现只能由毁灭完成？我们时代的一些人看待纪德有些偏颇，他们仍然觉得，我们想被当作知识分子，所以才把我们的毫无希望到处跟人诉说。这借口很烂，所以讨论起来也并不复杂。

但纪德这个典范，我一定要忘记。我要趁早离开这个世界，尽管它被创造得那样纯真。我也要远离我的故土，这个生养我的地方。我们这代人，身上都被强迫背负着历史自身的重量。长长的队伍排列在这个黑暗年代的门前，我不得不找到自己的位置站好。我们向着目的地前进，但还没有抵达。在那之后，我变了。但至少，我还记得，在丰盈和光明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我也没有让它承担什么负荷。关于纪德，我仍旧持肯定的态度。

我与纪德的第三次邂逅，实际上是在这暗黑的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人在巴黎，寄宿于他的公寓中。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工作室，有阳台，还有一点非常独特，就是有一架秋千悬挂于房间中间。经常会有来访的文化人看到我在荡秋千，每当这件事发生时，我都想着要把这秋千拆了，我受够了。我在这间工作室里住着，安安稳稳过了几个月，一直到在北非的纪德回来。

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却一见如故。我没有受到过纪德的热情招待，但我知道，他害怕我们的友谊招来过多的流言蜚语。不过，他跟我打招呼时，微笑得那么质朴，快乐。不仅如此，我们相处向来都非常单纯。此外，我们之间相差四十岁，我们都害怕让彼此感到不自在。这是我们很少见面的原因，我们做了好几个星期的邻居，但几乎没怎么碰见过。隔断隔开的工作室和书房之间有扇双开门，非常偶然地，他会敲一下。在他的房间，有一只叫莎拉的小猫经常从屋顶偷偷溜进去，趴在他的臂弯里。有次，他被钢琴声吸引了，走过来。还有一次，广播里播放休战协议，他在我旁边听着。那一刻，我明白了于大部分人而言，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他们的孤独也结束了，但对于我俩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孤独，也是唯一的孤独。在那段坐在收音机旁的短暂时光里，让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感觉：这共同的时代责任，我与他正在分享着。在除此之外的日子里，他的脚步声，沙沙的声音，还有他静默思考的细小的声响，这些就是他给我的全部信息了。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他就在我的隔壁，他守卫着他的隐秘花园，用他最高的尊严，那花园是我曾经做梦都想到达的地方，也是我向往的地方，在反抗呐喊中依然向往。

如今，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这个老朋友是无可替代的，他守卫着王国的大门，照料着这个花园，一直等待着我们回去。他兢兢业业地守卫着，至死方休，我们应该永远感激这位真正的导师，他完全有资格接受。他离世后，有某些讨人厌的喧闹和故意的刁难，但这些一定改变不了他理当受人尊敬的事实。当然，即便是死，那些擅长污蔑的人也照样能絮絮叨叨地拿来说事儿。人们非议他得到的殊荣，好像公平正义就是把特殊的荣誉随便给人，充满了酸溜溜的嫉妒气味儿。他去世了，走得如此安详，这也能让人们感到愤懑，为此争吵不停。他每天都收到这种“敬意”，其中夹带着憎恨，还有那些实际上来自市井小民的傲慢，他们却自诩那傲慢来自红衣主教。

在这张小铁床四周，人们围绕着，得怎样才能让他们的思想协调。死亡对一些人来说是很恐怖的，但对于我来讲，因为有了创作，它倒变得欢快了。假如我是个信仰什么的教徒，就该从纪德的死中得到某种安慰。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信仰的，那么他们信仰的对象是谁呢？值得大方对待的人，只有那些失去了恩典的人。但是，教徒是得到恩惠的人，或者，至少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们什么都有。而我们呢？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两只手，但这手是富有的。这点肯定是萨特跟纪德分歧颇多，但还非常尊敬他的原因，这份敬意足够让我们敬仰学习。因此，那些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现了这知足、庄重的安详，这就是安详的秘密。于纪德而言，这秘密就是，即使生而有迷惑的时候，但是作为人从没有丧失尊严。这种境遇的一部分，就是接近死亡，他履行这种责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假如他在濒临死亡之时心惊胆战，那么，即使他一生都被荣誉的花环围绕，那只能说明他那些荣誉的时光是偷来的。可是，他没有，他像对待生命那样对待死亡，对着神秘的死亡自然微笑。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生命走到终点，最后一次赴约，他准时出席了。

关于让·格勒尼埃的《岛》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在阿尔及尔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它影响了我和我的朋友，让我们很受震动。《人间食粮》震撼了一代法国人，我把它与《岛》放在一起讨论，是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的最棒的一件事。但二者相比，从《岛》中得到的启示，完全不一样，它贴近我们的感受，而我们对纪德关于感受的赞扬只是充满佩服和困惑。赞扬土地的果实，或者脱离道德的束缚，这两者都一定不是我们需要的。它们在明媚的阳光下，挂在我们的门楣上，仅仅需要我们张张嘴，就能吃到。

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一些肯定知道存在贫困和厄运。但是，我们那么轻而易举地忽略了它们，因为我们有青春的力量和激情。这世界是有真相的，这真相就只是它的美和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所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表层，活在颜色中，活在波浪中，活在泥土的芬芳中，我们活着依靠感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间食粮》和它的幸福来得都嫌太晚了。什么是幸福？不过使我们自作主张宣告的一种信仰。相反的，那种穷开心的粗俗是我们需要脱离的，这得把我们的贪婪拿掉一些。当然，我们要用暴力还有嘲讽反击，如果那些忧郁的传道人在我们的海滩上撒野，扔投咒骂或缠绕我们的东西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教师，他在其他海滩长大，比我们还有诡计。关于阳光和肉体，尽管，他也和我们一样迷恋它们的灿烂辉煌，但他会一条一条地告诉我们，虽然外在的表象是美丽的，但它终将衰败死亡，所以，我们是带着无奈绝望热爱着它的。这个伟大永恒的主题，像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发现，迅速在我们心中回响，那么频繁。忽然，海、阳光、人们的面庞与我们之间，被一面隐形的墙隔开了，它们渐行渐远，但它们迷人的魅力依旧散发着。简单地说，《岛》这本书让我们发现了文化，它就这样让我们顿悟了。

这本书承认我们这个世界是物质的，除了这种现实之外，它还讲了一种关于我们忧伤青春的解释。它其中几篇好文章的灵感，来自某些非常快乐的时刻，还有一些说“是”的刹那，那些也是我们经历过的青葱时光。从根本上说，一切都是瞬间的存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腐败的，这就是格勒尼埃要告诉我们的。这感伤来得很突兀，但我们也很快理解了。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有一个人顶着阴霾的天空艰辛劳作，那是因为他抱着希望，梦想着另一个世界里香甜可口的食物，还有明媚的天空。但一个人，他生活的环境天晴气朗，山清水秀，他的欲望时时刻刻都能得到满足，他也就没有什么追求了，他只能向往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其他地方。因此，地中海的海边，或骄阳似火的沙漠成了北方人逃遁的目的地。但如果人们生活在阳光充足的国家，他们除了看不见的地方，还能去哪里？格勒尼埃就在描述这种旅程，像梅尔维尔在《星期二》中以另外的方式表述的那样，他的目的就是幻想和看不见的陆地，也是一座岛，又一座岛的探索。动物们每天都很快乐，然后享尽天年，死去了；人呢，时时感到诧异，最终也难逃一死。有一个问题贯穿整本书：他的港口何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直接。像梅尔维尔那样，格勒尼埃在对纯粹和神灵的思考中终结了自己的旅行。在提到印度教的时候，他写过一个没有名字也没法定位的港口，它存在于一个荒凉的岛屿，那是个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除此之外，一个年轻人，他从没有接触过任何传统宗教，对于他来讲，一种种小心翼翼且充满不明的比喻的途径，可能是仅有的让他思考生命的方式。说到我自己，阳光是我的神，夜晚和大海也是，所以我有很多神明。但这些神明都是耽于欢乐的，它们会让人们很充实，也会让人觉得很空虚。如果只有他们与我相伴，在尽情狂欢时，我会将它们抛之九霄云外。为了有一天，我的高傲能减少，得以回归自然神门下，我需要有人提醒我那些神圣的事物，告诉我人的本质是有限的，还有何种爱是不可能的。一些确定的东西，格勒尼埃从来没有给过我或者想要给我过，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激，但是他从没停止过的那种怀疑，让我很感激。它避免了我成为那种文人，像我今天所说的，让狭隘的确定性捆绑了手脚的人。《岛》这本书中充满着震撼，从开始读它的那天起我就非常佩服，它一直是我想要模仿的对象。

每当我散步时，伴随着阿尔及尔的夜色，我都会轻柔地对自己诵读这句话：“长久以来，我一直幻想着自己被掠夺了一切，一个人到了其他国家的小镇上，我一无所有，谦虚地活着。关于那个秘密，我仍可以守护着它，这才是最重要的。”我陶醉在这句话里，就像陶醉在音乐中。这片新陆地是一座花园，它四面的围墙像城市那么高，我经常路过它，它最终张开怀抱拥抱了我。金银花的幽幽香味传入我的鼻腔，我的脚步终于落在了我贫困时憧憬的地方。我确实没有搞错，一座花园向我敞开了大门，其内有独一无二的财富，在这里，我发现了艺术。我的身体里，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物在跳跃，他们有话要说。这样一个年轻人在读了一本书之后，或者倾听一场对话，然后获得了新生。在打开的书本中，一句话一跳而起，在房间里，一个词颤抖着，忽然间出现一个很确切的词，一个正确的音符，平息了所有混乱，矛盾本身也消失了。此时，一首歌在黑暗中慢慢响起，它怯懦又生笨地响应着那句完美的话。

我刚接触《岛》这本书时，已经就有冲动去写作了，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但是读完整本书之后，我才确定要这样做的。当然，读其他几本书时，我也曾下定决心，不过那些书，读完后就不记得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牢牢记着并反复阅读的只有这本《岛》。即使现在，我也不断温习这本书或格勒尼埃其他书中的某些语句，他们已然成了我的话。我不觉得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好意思，我甚至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在我最需要的时刻找到他这位老师，在所有人里面，我最需要尊敬他。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在每一篇作品中敬爱他，佩服他，一如既往。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一个人能让他疯狂地膜拜，即便这种经历只有一次，他也确实算得上是个幸运的人了。这是种积极的思想。文化界有些得到公认的名言，亦真亦假，但也可以找到这种思想，比如，在人的心里，任意一种道德都想致其他道德于死地。忽然间，我们成了主人和仆人的集合体，努力寻求着同生共死。但是，“主人”一词另含他义，它与“徒弟”一词相关联，后者表示的是崇敬和感恩。因此，一个精神追求杀掉其他精神的情况就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它是一种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的对话，让那些生命永远知足。从精神层面上说，长期相峙的师父和徒弟之间只是相互效仿，没有压迫也没有征服。徒弟离开师父，最后，徒弟取得师父不曾取得的成绩，师父感到欣慰，为他高兴，而徒弟虽然知道他报答不了师父，但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在师父那里学习的日子。就这样，精神创造了精神，一代代接力。庆幸的是，人类历史建立在钦慕与怨恨之上的比例，是等量的。

但格勒尼埃话可不是这样讲的，他向我们津津乐道的是，花儿的香味，小猫的死亡，某个以屠宰为业的人的病，还有时间的流逝。这本书并没有明确说什么，它只是以一种独特、强烈的敏锐暗喻这一切。这种细微的语言确切又朦胧，像流动的音乐。它飘经这里时非常快，但是那余音却久久回绕，连绵不绝。如果必须要举个例子，那就应把它比作全新的音符和旋律，那是夏多布里昂或巴莱士在法语中找到的。可是没有这么比较的必要，在独创性上，他们是比不上格勒尼埃的。他用天然的语言跟我们讲述经历，那些经历不复杂，也很容易吸引人。然后，他让我们复述它，用我们自己的话。艺术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礼物。我就是从这本书中受益良多的人，我深知这份礼物的轻重，也明白了自己受了多少恩惠。伟大的启蒙像好的运气，是可以改变我们的面貌的，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得到这种大启发的机会最多也不过一两次。《人间食粮》在出版二十年之后，才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又到这本书拥有一批新读者的时候了，我仍旧想加入他们，回到那个晚上：在街道上，我读了其中一个小篇章的前几行之后，马上合上书，把它紧紧抱住，迅速回到屋里，充满渴望地读了下去。多么美好的夜晚！我妒忌那些年轻人，他们第一次拿起这本书，却全然没有感觉。这妒忌并不苦涩，相反，它温暖、甜蜜……

1959年

若有若无之间

该怎么描述现在萦绕在我心头的感受呢？假如说失落的天堂才是真天堂，那么我就知道怎么表诉这种感受了。这是种不同于寻常的感受，温柔细腻像水一样。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后遭受的冷言相对，还有一些人故作姿态，种种人间冷暖，我记得非常清楚，好在一切的不愉快都已经过去，不管怎样，我已回归故土。我要说的很简单，没有再温习往事的意思。从这段已经遗忘的记忆里，我重新找回了往昔美好新鲜的感觉，它是一种纯粹的激情，是永恒中定格的一个瞬间。只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才是最真的，可是我明白得太晚了。当某人呈现一种姿态，不管是躬臂，还是弯腰，我们马上给予赞叹：遥望远山，看到一棵长得很舒服的树，我们也会赞叹，一个无人踏足的房间散发出来的气息，马路上奇异的脚步声……在我们的回忆中，尽是这些细小琐碎的事情，但也足够温暖我的爱心了。现在的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这时是在奉献中哺育爱心吗？若是，那我就回归我的自身了。因为我只有在爱心里才能被重新塑造。

这时光像往日一样镇定从容地又一次光临，平和宁静，还是一样庄重，令人心动。此时，夜色渐渐浓稠，光景惨淡，模糊不清的欲念在暗淡的天空中积聚。当这种场景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又进行了一次自我温习。我记得某日有人以“生活真是艰难啊！”这种腔调跟我说话。还有一次，有个人低声自语道：“给别人制造苦难，那可真是罪恶滔天。”生存的希望随着一切的消逝而泯灭。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在回味这种往事的时候，我们就把一切的事物看得太过平淡，颜色老旧的底幕是死亡的阴影。我们又回归从前了，因这悲惨的境遇，反而更加喜爱了。或许，抚慰自己的不幸就是幸福。

今夜，境况也是如此。夜已深，我在阿拉伯城边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这是家摩尔人开的店铺。此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但那并不是昔日的幸福。一幅几只金毛狮子的画挂在墙上，它们正在追赶五叶棕榈树下穿绿衣的酋长们。咖啡店的角落挂着一盏灯，灯光闪烁。镶着绿黄相间釉砖的小火炉里炉火很旺，倒是它提供了光源，照亮屋子的中央，我知道，有光影洒落在我的脸上。屋里只有我和店主两个人，我冲着店门落座，正对着海湾，店主目不转睛地看着薄荷叶沉在低端的空杯子，蹲在角落里。远处传来城市的喧嚣声，很是低沉，仿佛比海湾上的灯光还要悠远。阿拉伯人发出了沉重的呼吸声，但是在昏暗中，他那双眼睛却在闪着亮光。远处传来海浪声，仿佛是给我传来人世间节奏缓慢的叹息，将我万物的活力、冷静、平淡传送给我。画中的狮子在强烈的红色反光中，似乎要动将起来。鸣笛声从海面上传来，绿、红、白光交替，灯塔开始转动，空气变得越来越新鲜了。海上，仍旧频频送来人间的叹息，仿佛神秘的歌声在冷漠升腾。我已回到祖国，想起一个曾经生活在贫穷街区的少年。这是一个只有两层楼房屋的街区，楼道里没有灯。时隔多年，夜深人静之时他再次走进这与他身心相融的房屋内的楼道，他的腿脚清楚记得每级台阶的具体高度，他能用最快的速度没有任何磕磕绊绊地登上楼梯，但他的手本能地害怕爬满蟑螂的楼梯扶手，这个心结一直存在着。

夏天的黄昏，阳台上都是工人。他和家人为了纳凉，把椅子搬到家门前，因为他们家只有一扇小窗户。坐在那里，可以看到街道，附近的冷饮店，对面的咖啡馆，听到孩子们从咖啡馆门口欢笑打闹的声音。可以看到那片高大榕树间的蓝天，才是最重要的。在贫困之中，一个人独处让各种事物显得那么的珍贵。天空及璀璨的夜色在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富足后，似乎只是自然中的物质。但在社会的最底层，天空会彰显它本身的意义，它既是美丽贵重的宝物，又是夏夜群星闪耀的神秘居所，是无价之宝。孩子坐在破烂小椅子上，他一坐下，那椅子好像矮了半截，腥臭的味道从背后走廊里散发出来。有时他会看宽敞的电车，快速地驶过；有时可以听到街角传来某个醉汉的轻轻吟唱，但周围静谧的氛围却不会因此破坏，只要一抬头，就可以尽情地享受纯澈干净的夜空了。

孩子的母亲还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有时，有人会问她在想什么。她回答说：“没想什么。”确实这样，她拥有了她的一切，不再想什么了。在她这片势力范围里有她整个人生及对她好的事物，她的孩子也在这里。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是那么自然而然。她身体不健全，笨头笨脑，被她粗鲁独裁又凶悍的母亲长期控制着。母亲像野兽一样，很容易发怒，要求一切都要顺服她的自尊。女儿结婚以后，像解放了，但她的丈夫在大家所谓的为国捐躯之后，她又乖乖地回到娘家。她用一个金色镜框将丈夫的战争十字勋章和军功章裱了起来，放在家中最醒目的地方。她还保存着一块炮弹片，那是医院给她寄来的在她丈夫身上找到的。她不会悲痛已经很久了，忘了丈夫，但还是会说及孩子们的爸爸。她为了把这些孩子养大成人，在外面找工作，把挣的钱全给她的母亲。老母亲常用一根鞭子来教育她的小孩，孩子被抽得太厉害时，她说：“别打头。”她爱她的孩子，尽管她从来不说，她平等地爱每一个。有时候，她为别人做完家务，筋疲力尽地下班回来，她母亲出门去买东西，孩子们还上着学，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瘫软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无神的眼睛看向前方，盯着地面的一条缝隙。夜色加深，逐渐将她笼罩，这难以忍受的沉寂无声，看起来凄惨悲苦。这时她的孩子回来了，看到她身影后便不再前行。那是个肩部凸起，极其消瘦的身影，使他感到恐惧。许多感受开始被他觉察，他觉察到似乎自己不存在。但在没有人知道的沉默面前，他想哭，却哭不出来。他可怜心疼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这算不算爱。因为有障碍，他没有得到过母亲的抚慰。他呆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她，觉得自己是个陌生的路人，所以更加痛苦。她因为失聪听不见他的脚步声。过一会儿，她的老母亲就回来了，圆形的光圈从汽油灯里发出来，粗布上打了蜡，喧嚣嚷叫声很大，粗俗浅薄的话语，那时生活又回到常态。不过此刻的沉寂安静像暂时停摆的时钟，这一瞬间是永恒的。孩子有了这些模模糊糊的感受，通过这种激情，他以为这就是自己对母亲的爱了，这是当然了，她毕竟是他的母亲。

她不去想什么。这里是沉寂宁静与黑夜，外面是喧闹和灯光。孩子长大上了学，被别人抚养，并要他感恩，看起来像消除他的痛苦。他的母亲仍旧寡言少语，他将成长在痛苦中，但重要的是，他会长成大人。外婆会死去，之后母亲会死去，他自己也是要死的。

母亲吃了一惊，孩子像傻瓜一样看着她，这让她害怕。母亲让他去做功课，于是他就把功课做完了。今天，他去了一家咖啡馆，那家咖啡馆脏陋不堪，他现在已经长成大人，这是最重要的啊。可是，似乎不是，他得学习，成长，剩下的就是变得衰老了。

那角落的阿拉伯人用双手捧着两只脚，还在那儿蹲着。一阵烤咖啡的香味从平台飘过来，年轻人聊着天，声音时不时地传过来。鸣笛声再次响起，那是一艘拖轮，这声音粗重但不响亮，很柔和。所有的事情到这里都暂时结束，像往常一样。在这无穷无尽的周而复始中，只有未来的宁静是不变的。这来自异乎寻常母亲的冷漠多么沉重！只有人世间巨大的孤独可以帮我掂量得出。

一天晚上，她长大的儿子被人叫到她身旁，因为害怕她得了很严重的脑震荡。黄昏时刻走向阳台是她已经养成的习惯，她搬来一张椅子，把嘴巴贴在又冰又冷的栏杆上，很是咸涩。夜色渐浓，她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她前面的商店突然点亮了灯，变得通亮。接着，越来越多的灯亮起来，更多的人走到街上来。她目光游移，渐渐心不在焉。就是在这个晚上，一个男人在她背后突然出现，倒拖着她就走，还对她加以暴力，但他一听到人的声音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就昏死过去了。她儿子回来时她已经躺在床上了，按照医生的吩咐，他决定夜里陪着母亲，躺在她身边。她昏厥后，人们在屋里熏醋以唤醒她。当时正是夏天，热浪在屋里涌动，暑热混着醋味在屋里飘荡。那件事太过惊心动魄，让她仍然惊魂未定，时不时传来脚步声和门开合的吱吱嘎嘎声。她时而如梦魇般呻吟，时而挥舞手臂伸腿蹬脚，甚至浑身哆嗦。他总是刚入睡就被惊醒，然后猛地起身，继而感到汗流浃背。他借着守夜灯看了看时钟，火光照在上面，跳动了三下。他又睡着了，昏昏沉沉的。后来他才体会到在那个夜晚，他们母子是多么孤独。母子两人与所有人相反，大家像往常一样睡觉的时候，他们却被困在痛苦之中，这座房子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午夜的电车似乎带着人们的所有希望，和在喧闹的城市中感到的现实，越走越远。电车经过发出的回响在屋里回荡后渐渐没了，剩下的只有一片园子，寸草不生，回荡着生病的母亲那痛苦的低吟，久久不肯散去。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这里不是自己的家。所有事物似乎都不存在了，那种一天重复一天的生活幻觉也消失了，学习、理想、餐馆里哪个菜好吃、哪个颜色最好看……这些统统都消失了。他的生活崩塌了，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可是这时他仍然活着，并且最终睡着了。看上去，母子俩是那么孤苦无依，非常凄惨可怜。过了很久以后，他想起这个时刻，空气中弥漫着醋味和汗味，他提醒自己那是他的母亲。她如此投入，真实地出演着他命运中悲苦老太婆的角色，在他的四周洒下无限的怜悯之情，仿佛这怜悯的化身就是她。

此时炉膛里的灰盖灭了火，可以感觉到世间的呼吸仍然存在。手鼓的咚咚声阵阵响起，紧接着，一个女人的笑声传了过来。大概渔船回停船的地方了，海湾里好多渔灯都在向前移动。我看见自己头顶上的那片蓝天，呈三角形，非常晴朗。空气非常新鲜干净，好多闪烁的星星挂满天空。在我的周围，夜晚的翅膀悠闲地张合着，轻轻地，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夜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它已不是我的了。“简单”是个危险的词，我就在这个夜晚明白了：当生活的未来清晰可见之时，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有可能，人们选择轻生。当一个男人遭受一个又一个的灾难时，他委屈求全，安然于此，得到大家的尊敬。后来，他自杀了。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某天晚上，他遇见一个交情颇好的老朋友，他们只是随意交谈了一会儿。后来有人说，此事必有蹊跷，因为恋爱失败或者其他秘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一定弄清他为什么自杀，就是那位朋友说话没有用心。因此，每当我以为理解了生命的深刻意义的时候，却常常为它的简单平常感叹不已。有天晚上，我感叹的是我的母亲，还有她怪异的冷漠。另外还有一次，我和一些小动物们居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它们是一只狗，一对猫，还有猫下的崽儿们。小猫都是黑色的，它们一只接一只不停地死掉，因为它们的妈妈养不活它们。在它们的小窝里，粪便到处都是，我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都能发现一只小猫向上翻卷着嘴巴死掉，身体都僵了。有一天，我竟然看到，母猫在吃最后死掉的那只小猫，都吞掉一半了，剩下的残躯发出的臭味和屎尿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我于是坐在这悲惨的地方，闻着混杂腐朽的气味，将手伸到粪便里。那只母猫待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我看了它许久许久，像是有狂热的火在它绿色的眼睛里燃烧。的确，那个晚上确实如此：到了这般境地，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事情也都衍生不出任何结果，似乎没有理由说希望或者没有希望，这幅图像就是全部生活的缩影。然而，为什么要在这上面费心思，一切都是简单不复杂的。聚光灯有红白绿三种光。夜晚清爽新鲜，城市是简单的，污秽味也是简单的，它们不断向我飘来。在这天晚上，我回想起一个童年时期的形象，那就该接受我从这里面受到教育，关于爱和贫穷。这时刻既然像肯定和否定间的止休符，那就在别处留放我对生活的期望和厌恶吧。将逝去的天堂汇聚一处，只记下它的光明纯净。是的，就是这样，儿子前段时间到老街区一所房子里看望母亲，他们静静地相对而坐，彼此目光相接。

他说：“嗨，妈妈！”

“哦，你来了！”妈妈说。

“我不怎么说话，您心里烦躁吗？”他问他妈妈。

“你的话一直都挺少。”她回答。

她脸上几许抿嘴的慈爱笑意，慢慢消失。他真的从没主动和她说过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母子，不用刻意怎样，事情也会清晰的。

她可以对他说：“你也知道啊？”

她双手在膝上放着，盘着两脚坐在卧榻下边。他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烟，不去瞧她，沉默了一阵子。

妈妈说他：“你抽这么多烟不好。”

“一点没错。”他答。

从窗户里可以感受整个街区：手风琴声从不远的咖啡店里传来，此时街上车辆最多，街上的某个孩子的哭声，松软的小面包混着烤肉的香味。母亲站起身去拿一件毛线活计，她干活很慢，常常三遍才能做好一针，或者整个一行都要拆掉，时不时会发出不大的噼啪声。她的食指被关节病侵蚀得都变形了，又僵又木。

“这是件小坎肩，我配黑色的大衣和白色的假领子，可以穿一季了。”她说，“现在白天变短了。”说完起身扭开灯。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夏天已经过完了，秋天马上来了。蓝天下，雨燕啾啾地叫着，声声入耳。

她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怎么这么问？我还没走。”他答。

“没话找话而已。”她说。

开过去一列电车和一辆汽车。

“我和爸爸长得像吗？”他问母亲。

“是的，当然和你爸爸一样，他死的时候你只有六个月大，你不记得他，如果你留小胡子会很好！”

她觉得提到他父亲也没什么，她不记得以前的事，情绪也不激动。

或许他跟别的男人没什么区别。他激情昂扬地出发，却在马恩河上被爆了头，伤得很严重，勉强活了一个星期，看不到任何东西，很快就死去了。他的名字刻在了本镇纪念烈士的纪念碑。

“其实，这也不错，如果回来成了瞎子、疯子的话，他会多么可怜呀！”她说。

“谁说不是呢！”他应和着。

因为相信“这也不错”使她在这屋里待下去，她觉得世间所有荒谬可笑的单纯都在这间屋里躲藏着。

“我知道你有事要做，但你会回来吗？有时间的时候再回……”她问他。

现在我在哪里？咖啡馆空荡荡的，如何把它和以往的房间区分开来呢？我现在是在这样生活，还是在回忆过去呢？我也不知道。眼前是灯塔发出的光。那位阿拉伯人站在我面前，告诉我，我该走了，店门要关了。这下坡路很危险，我不想再走一次。我最后看了看海湾，还有海上的灯光，可迎面而来的不是关于时光美好的期待，恰恰是对所有包括自己在内的冷漠苛刻，如此安静深远。我要保持清醒，将这委婉简易的曲线折断。所有事都很简单，复杂的是人们，人们将它们复杂化了。说话时，人们大可不必转弯抹角，只要告诉死囚“你要被砍头了”即可，不用说他是在“赎对社会犯下的罪”。看似一样，其实还是有些微差别的。再说了，有些人就是想直面自己的命运。

阿尔及尔的夏日——致雅克·厄尔贡

诚挚的热爱一座城市的时候，常常表现得却不那么明显。像巴黎、布拉格、佛罗伦萨那些古老的城市，他们是自我封闭着的，也因此确定了自己的地域范围。但对于海边小镇，像阿尔及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它们是被眷顾着的。面对苍天，它们像一张巨大的嘴巴或者一个伤口一样敞开怀抱。在阿尔及尔，想看就看的大海，厚密的阳光，好看的人群，这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最热爱的。除此之外，像往常一样有一种隐秘的香味散发出来，这是由不吝的奉献和无所顾忌发出的。巴黎的人们可能特别喜欢广袤的天地，或者是展翅翱翔的鸟类。但是，人们生活在这里，开心、满足，他们的欲望是有保障的，他们的拥有可以量化。

或许，只有在阿尔及尔小住过后，你才能有一种体会：太多的大自然的赐予也是很枯竭的事。假如你想要接受教育、追求知识和自我完善，那么这里是肯定满足不了你的，它是片没有任何教育意义的土地，不要指望从这片土地上得到任何的承诺和提示。但是，它很高兴地慷慨地赠予着所有的一切，用眼睛看到的，享受着的，你知道这是多么丰富的赠予！没有什么能救得了这种欢乐，希望也在享乐中熄灭了。这片土地不需要寻求安慰的灵魂，它要的是那些有着明丽眸子的灵魂。它要求人们，像追求信仰那样采取明确利落的行动。人们的苦痛和灿烂同在这片神奇的国土上接受着滋育。敏感的人在这个王国里，会同时得到丰盛的感官享受与极端的贫乏，就像世上的真理都有其苦痛的一面，这都是正常的。所以，我最爱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处在极度贫困的人群中时，这不足为奇。

人们年轻的时候，跟他们的美很和谐的话，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就不会那么圆满了，他们会慢慢忘记。他们打一场明知会输的赌，赌注是自己的身体。年轻人充满向上的活力，对于他们来说，在海滩中，在阳光下，在高处向下看大海旁露台上的赌博，还有新鲜的花朵，运动场，长着美腿的年轻女孩们，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都是找乐子的由头。但是，一个青春已逝的人就会变得孤苦无依，愁思难解。年轻身体里流淌的热血和孤独才是为此地所要求的。但是，在像意大利的户外平台，欧洲的修道院，普罗旺斯起伏的群山，这样的地方生活的人，他们能够自我救赎，从人性的捆绑中挣脱出来。历史记住了濒临死亡的歌德呼唤的光明。然而，在贝尔克特和巴布莱沃埃德，在某个咖啡馆的一角，稚嫩的年轻人天马行空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而老人们也只是坐着听。

阿尔及尔的夏天就这样把我们人生的起落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座城市在最热的那几个月被人们抛弃了，只有穷人和天空是走不了的。我们和穷人一起朝海港走去，那里是有着温润海水与古铜色女人肉体的宝地。到晚上，他们尽情享受这两样珍宝，然后便回到点着昏暗油灯的房子里，与屋顶的油布相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在阿尔及尔，人们称“游泳”为“击水”，不必太过在意到底该怎么说。人们在海湾中畅游，累了就在海中的浮标上休息一下。当你游向一个浮标，到近前才发现，她已经被一个美女占了，你会跟朋友开个并无恶意的小玩笑，大喊：“快来，这里停着一只海鸥！”大部分人冬天也是这样过的，他们减去衣服的束缚，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下，吃简单的午餐。对年轻人来说，能这样生活自然就享受。自然主义的理论索然无味，他们是没读过的，那些人是崇尚肉体学说的新教徒，这种学说和心灵学一样枯燥。但他们这种只喜欢“沐浴阳光”，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赞扬这种风气都不会言过其实。两千年以来，人们摒弃希腊人的傲慢与纯朴，尽力增饰衣物，减少肉体的裸露，让自己显得体面有礼。而如今在海滩上，人们毫无顾忌地裸露身体，这在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跨越那段历史，在地中海的沙滩上疯狂地奔跑着，仿佛重现了古希腊提洛岛上运动健将的身影。在对身体充满欲望的生活中，人们感知着每一寸肉体的生命力和韵味，可以说肉体也有自身的“心理学”。请允许我对此做简单陈述。纪德觉得如果想要让肉欲更强烈，就先要抑制它。我并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用妓院里的行话来说，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个怪胎。基督教也主张节欲，不过他们的方式还算合情理，觉得这是一种修行。说起来，我的朋友温森特——他是初级蛙泳冠军，同时也是个修桶匠——对这件事的态度倒是更加值得借鉴。他觉得，渴了就去喝水；被哪个女人吸引，就想办法把她弄到床上；爱上她了，就娶了她（不过，他还没要娶谁）。事后，他总是说：“真是舒坦呀！” [2]

像精神演变一样，身体的演变也有它转折、前进、后退的历史。肤色的差异很小，它变化的极限不过从白皙到黄色，再到棕色，最后变成烟草样的颜色，这种现象，在夏天海边游泳的每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有一片可以俯看海湾的小方屋，它们是白色的，位于喀斯巴区。朝着水平面的方向看去，以光亮的阿拉伯城镇为背景，成群的人体好似一条棕色的缎带，镶嵌于海滩之上。到了八月，在愈发强烈的阳光下，那些房屋白得更加耀眼，这条“缎带”的颜色便更深，也更加夺目。太阳与激情一同变化着，礁石和身体亲切交流着，在这种情景下，人们会觉得自己已融入其中。

独木舟旅程花了人们整整一个早晨的时间，水花在货轮的摇橹中飞溅，他们围绕红白相间的货轮发出阵阵欢快的大笑。这里要说下，关于货轮，散发着木头味的是挪威的，石油味的是德国的，酒香和旧木桶味的则是在各个港口间穿梭的。天空把阳光洒得到处都是，这时候，我们坐着小船回家，船上挤满身体，行驶得像疯了一样，非常快。摇橹洒满阳光，节奏明快地在水中升降，突然节奏终止，我们进入了宁静的内港，开始缓慢滑行。这一船闪着古铜色光芒的人，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是我在给神带路。他们将为我的兄弟。

夏天沉寂宁静，厌烦疲倦，在城市的另一边的我，享受这夏天赐予的珍宝。但是这种寂静不总在同一个地方，它取决于阳光直射的情况。寂静在十二点时，出现在政府广场上，阿拉伯人在树木包围的阴凉里叫卖着冰镇的柠檬汁：“好凉呀！非常凉！”这种饮料有股橘花的香味，每杯售价五分。广场上空荡荡的，叫卖声回响着，当回响消散，寂静就再次出现在烈日下。小贩的水罐咚咚地响着，那是冰块在里面翻动发出的声音。这是午休时的寂静。芦苇丛中苍蝇的叫声节奏分明，在街道边，码头边，乱七八糟的理发店都可以听到。在别的地方，比如喀斯巴区摩尔人的咖啡馆，沉寂的是人的身体。在一杯茶面前，它们迂回不进，神形销寂，在跳动的脉搏里，再也找不回时光了。但还好，还有寂静的夏日夜晚。

白天慢慢悠悠地走近了黑夜，在彼此交接的短暂时光里，各种神秘的影像和呼唤填满了我的心，是它们将我和阿尔及尔紧密联系起来。在这些日子里，夜幕即将到来的时刻在我心中留下幸福的印记，使我即使远离了这里，心中还是对它们念念不忘。

在鸟瞰小镇的小山上有条小路，沿着它可以到达乳香木和橄榄林的深处。而这里，正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天际都是郁郁葱葱的，一群鸟儿从那里起飞，黑压压的。忽而，太阳消逝于空中，有东西慢慢扩散开，原来那是一朵晚霞，它渐渐舒展开然后又不见了。瞬间，渐渐亮起第一颗星，在愈发浓重的夜色中，它慢慢地越来越清晰。接着，嗖的一下，黑夜笼罩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

阿尔及尔夏天的夜晚，非常短暂，这里到底有何特别之处，能让感到我如此自由？它将蜜糖送至我的唇边，可是这甜蜜很快又消失，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这就是所谓的时间过得越久，越让人难忘吗？这个王国会一股脑地将柔情呈现出来，但是却那么短暂。至少，在它还在时，人们整个儿都醉心于它了。位于帕多瓦海滩的舞厅，很大，长方形，邻海，没日没夜地开放着，周围没钱的小伙子来这里唱歌跳舞直到晚上。在这里，我常常等候着一个特殊时刻的来临，晚上，已经撤走了白天用来遮挡阳光的木篷，这时候，在天空和海洋的双层笼罩下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绿光，它布满大厅。假如，你坐在与窗户有一定距离的位置，就能看见天空，陆陆续续走过的舞者，他们面无表情，如同木偶，这时候，你会有种是在看皮影戏的感觉。当他们奏起一曲华尔兹，人们随着舞曲起舞，绿光中一对对黑影转着圈儿，就像在看唱片机上的小人儿。天瞬间就黑了下来，灯火通明。我醉心于这奇妙的一瞬，它带给我的心灵震撼，我永远无法描述。我记得一位女性，颇具风情，她跳了一个下午的舞，汗流浃背。茉莉花的花环戴在她的头上，修长的身材被蓝色裙子紧紧包裹，她甩动着脖子，又舞又笑，每张桌子在她飘过的一瞬都留下她的混合着花香的体香。夜晚来临，我看到她盘在一起的黑发和洁白的茉莉花，在天空的映衬下，十分耀眼，但是，我再没看到她与舞伴贴身热舞了。我见她摆动着挺拔的胸部时爽朗地发出清脆的笑声，她的舞伴的身体也突然随之倾斜。应该就是在这一夜，我领悟了什么是天真无邪。同时，我领悟到他们那狂热的精力与这充满欲望的天空关系密切。

在阿尔及尔，社区的电影院里有时会卖一种薄荷糖，它刻着关于爱情的红色箴言。它上面刻着两组问答：“你什么时候娶我？”“明年春季”“你爱我吗？”“爱得发狂”。在短暂的考虑后，男的把这种糖递给旁边的女性，她做出同样的回答，或者直接不说话。就这样通过薄荷糖的交换，贝尔克特的有些人决定婚姻大事，结下良缘。通过这种景象，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国家的子民心地有多赤诚。

很容易得到快乐，是年轻人的一种天赋，这种天赋具有某种奇异的力量，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为年轻人的标志。他们迫切追求放纵奢侈，荒淫无度。在巴布莱沃埃德的人们就像贝尔克特一样，年纪轻轻就结婚了。他们出来工作的年纪也早，仅用十来年，就把人生经历了一遍。一位工人，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饱览了人生，在妻儿的陪伴下等待老去，他的生活和快乐消失得非常快，也相当残忍。所以，你明白了吧，这片土地赐给他的所有，最后还是要全盘收回的。生命在这种繁杂、富足中前行，沿着充满激情的壮观的曲线，它一起一伏，大方的同时又很苛刻。思考或者让自己更完善根本不适合这里，因为生命耗尽但没有被创造。举个例子，在这里只有高尚的人才会思及“地狱”的意义，在普通人那里，地狱只是是一个玩笑的说法。在阿尔及尔，人们不讲“美德”，但不是没有原则，他们有已经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对母亲要有礼貌；尊重妻子；对怀孕的女性加以照料；不做卑鄙的以多欺少的事。就是这样，如果连这些最起码的规范都做不到，是不能称其为人的。我认为这些规矩很有效，也很充满正义。这种街头的规范，我们大多数人依旧遵守着，这是我知道的一部最公正的法典。不过，人们不会过问开小店的人是否知道什么道德。看到警察押送的人时，我周围的人都会向其投出同情的眼光。人们议论他说：“真是个可怜的人儿。”或艳羡地说：“真厉害！他是真正的海盗。”但此时，他们还没弄清楚这个人是因为偷了东西，杀了父亲，还是举动异常才被押起来的。

有些民族为了生命诞生，同时也是为了骄傲。他们天生耐性不足，且最抵触死亡。他们贪图感官的享乐，但获得快乐的方式却非常简单：滚球员的俱乐部，联谊会的晚宴，一场三法郎的电影，还有公共节假日的庆祝。这些是多少年来，三十多岁以上的人所有的娱乐。在阿尔及尔，最抑郁的日子是星期天，关于生命中最深的恐怖，这群头脑简单的人怎么来伪装呢？在这里，所有与死亡相关的事物，都是荒谬的或令人厌恶的。阿尔及尔的人们热热闹闹地出生，孤独落寞地死去，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个人崇拜。布鲁林荫大道的公墓是我见过最让人不忍直视的地方，它对面有一个景区，风景之美，闻名于世。墓碑全都是黑色的，阴森森一片，让人一眼望去，顿生恐惧与悲凉，这里显露的是最真实的死亡，面目可憎。心形的墓碑上写着：“所有都已经逝去，只有记忆永恒。”深爱我们的人用有限的金钱，刻意地想买来永恒，这是多么荒唐啊。人们还会直接向逝者表达哀思：“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借着这惨兮兮的词句，把自己的身体和欲念加之于坟墓中的一摊黑水，殊不知，里面饱含的全是绝望。另一处墓碑上很随便地写着：“鲜花将会永远盛开在您的墓前。”这段文字刻在一团阴沉的花簇和飞鸟形的石像中间。不过，不必担心，已有石灰制成的金灿灿的花球环绕着碑文，这是个好办法，被生者用来节省时间，例如，有种花叫“永恒”，这个花徒有虚名，恰恰是那些依然鲜活，坐着汽车的人取的。由于要紧跟时代，让人惊讶的珍珠飞机代替了传统的夜莺，驾驶员是个呆头呆脑的天使，特别是天使还有一对华美的翅膀，这是多么的荒谬。

即使这样，这些象征着死亡的东西，从来都是与生命相连的，我该怎么解释这种情况？他们的价值何其相似。在阿尔及尔，驾着空灵车的送葬的人最喜欢开一个玩笑，那就是冲着路边的姑娘叫：“嘿，宝贝儿，上来吧？”这种黑色幽默的玩笑，象征的意义很容易理解。当收到要去吊祭另一个人的消息后，人们会多少有点亵渎的眨着左眼说道：“可怜的人呐，以后一嗓子也叫不出了！”或者，像那个奥克兰女人：“上帝将他带给我，现在又带走了。”其实，她从来没有爱过自己的丈夫。他们说的和做的，让我觉得死亡没有一点尊严，反而让我体会到恐怖和尊重的不同之处。在呼唤生命的国度一切都流露出对死亡的厌恶，然而贝尔克特的年轻人在公墓的围墙下忘我地幽会着，小伙子们亲吻抚摸着姑娘们。

有些人会无法接受这样的民族，我十分能理解。在意大利，知识受到莫大的追崇，相反，这里的知识是浅薄的，乏人问津。因为，这个民族称颂的是肉体，他们一点也不关心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延伸出一种厌恶世俗和幼稚轻浮的力量。人们对这个民族议论纷纷，看不惯它的“民族心理”，这个民族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备受人们指责。当然，在这种热烈的生命中，也包含着不公。可它只是一个诗意的民族，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我对这种诗意有种深深的体会。它有种特别品质，硬朗、肉感，它是不温柔的，也不朴实，它不同于那片阿尔及尔的天空。它是一首独一无二的诗歌，引导我走向归途，让我充满感动。一个民族在还没有脱离蒙昧的时候，它通常具有很强的创造力。那些未经开化的人们，在沙滩上虚度着光阴，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愚昧的希望，他们创造了一种可明显显示人类之伟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塑造是在他们无意识间完成的。这是个没有任何神秘的种族，它也用不着寻求什么安慰，它的身心完全交付于当前。它不避讳死亡，因为它已将它所有的财富送给土地。它尽情地展露着它的肉体之美，完全不考虑明天。阿尔及尔人不考虑未来，讨厌一成不变，这些从他们所有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来。人们急匆匆地奔向生活，即使在这里产生了一种艺术，它也将会像多里安人以木雕成的首根圆柱一样，厌恶永恒。然而，无法否认的是限制和无度同时存在于这个种族狂暴的脸上。这片夏天的空中，已不再有温柔，也不再有仰仗希望和救赎来欺骗世人的神明，在这里，可以说出所有的真相。在仰望天空的脸庞和天空之间，只有礁石、身躯、星辰，还有可触碰的真理，那些传说、文学、准则、宗教的领域都不存在。

人们牵挂土地的感受，爱恋一个人的感觉，总会有一片土地可以可以让心灵休憩。所以，一个人的一辈子中肯定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有把握的，但只有这些又肯定不够。让灵魂有个可以回归的地方，这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是人们非常渴求的。“的确，这是我们的归宿。”在人世间，能不能找到普罗提诺追求的和谐呢？碧海蓝天用自身诠释着和谐。通过身体，心灵感知着和谐，同时，和谐的高尚和苦涩也是由肉体组成的。我领会到，幸福不会超出人之外，不朽也不会超出生活之外。这财富虽然不值得到处宣扬，但是，它却是很重要的，相比之下，这些真理在所有真理中是最让我感动的。我自认愚昧，涉足不了其他“理想中”的真理。我并不是让人们学习禽兽，只是我体会不到天使的幸福。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会用完的，但是时空是没有界限的，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除了这在人死之后仍然不会消亡的事物。在这里，我想表达的跟某种生物暗自庆幸自己所处境地是不同的两件事。人之所以为人，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做一个思想没有杂念的人。什么是思想没有杂念？它意味着要重新寻访灵魂的归宿。人们的脉搏在这里与世界连在一起，在午后暴躁阳光的照射下，人们也热血沸腾着与之感应。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会认出自己真正的故乡，除非到了我们马上要失去它的时候。那些不被故乡接受的人，自我折磨着，我这样说并不轻率或夸张。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命中，否定就是最初的谋杀。所有让生命升华的事物，也同样让生命更加荒谬。阿尔及尔的夏天让我体会到，做一个快乐的人，比遭受灾难更加不容易。但是，它告诉我们不要欺骗，是一个让生命更加高尚的办法。

有许多人，他们佯装成热爱生命，但其实，他们是在躲避爱。他们以一种追求智慧的方式，尝试着享受快乐，去“亲身体会”。要有特殊的天赋才能成为一个直觉主义者。一个人的一生，有时有人陪伴，有时孤独无助，当没有精神支柱的时候，他就会患得患失。在贝尔克特的那些人，他们工作着，照顾着妻小，从来不曾埋怨过什么，看看他们再想想自己，真羞愧。自然，我不去幻想，在我描写的生活中，爱很少出现，以后也不会出现。但是，最起码他们面对着。像“罪”等词，我一直没有很透彻地理解过。这些人不曾欺骗过，我知道对于反生命的这种罪，他们从没犯过，即使存在这种罪，那也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此生的悲怆也无可奈何，只好靠希求来生来逃避。他们二十岁渴望生命，并由此成为夏日之神，现在，他们已经被剥夺了所有希望，但是他们仍旧是神。我曾亲眼看到过两个人非常害怕但无声无息地死去，这反而是件好事。各种魔鬼从希腊人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最后一个恶魔，也是最可怕的恶魔，是希望。这是个很形象的说法，因为这与人们坚信不疑的正好相反，有希望预示着就会有屈服，但活着，就是一种不屈服。

阿尔及尔的夏天，最起码给了我们这样酸涩的教训。季节不停变换着，夏天也将要过去，像大地解放后的第一滴眼泪，九月的第一场雨在经历过那么多狂烈和暴躁之后忽然来临。这个王国，仿佛在温柔中连续沐浴几天。角豆树同时把爱的气息弥散到整个阿尔及尔。在悠长的夏日的阳光照耀之后，暮色来临之际，雨后湿润的土地里，散发着苦涩杏仁味的种子开始酝酿着发芽了。这种芬芳再一次将人与土地连在一起，“慷慨但也有个限度”，这是它激发的我们对世间唯有的阳刚的爱恋。

贾米拉的风

精神在有些地方是被遗弃的，当它渐渐消亡时，真理才得以生长。在我到达时，贾米拉春风遍地，太阳高高地照着，不过，这件事不是我要讲的。在这里，首先必须要讲的是，像无法打破的天平的平衡一样，那种无法突破的深沉厚重的寂静笼罩着贾米拉。很多的声音相互交叠着，有空中传来的悠扬的声音，有莺燕的啼啾，有短笛低鸣，有羊群放牧时的踏地声，在这些声音的衬托下，它越发的荒凉、沉寂了。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惊鸣，一只在杂乱石头中休息的小鸟飞了起来。假如你随意开启一段旅程，途中可以邂逅古老的房子，沿着一条幽静的小路，走上通达的大路立身在光滑的柱子之间，穿过凯旋门，穿过被小山丘和寺庙包围的宽大广场，无论如何走，最终迎接你的都是像一幅纸牌一样围绕着贾米拉的山谷丘陵。它们就这样敞开着，面向无边的天空。你在那里面，停下脚步，全神贯注地看着沉寂和杂乱无章的石头，阳光倾泻下来，山峰耸立，升腾起道道紫烟。时常有风拂过这些山地，阳光汇融着细风，形成一幅壮观的美景。城中一片死寂，古迹被阳光照耀着，在这种静谧和孤独中，感知到自己，找到我自己。

用了好久才来到贾米拉镇，它是一个需要认真仔细观察才会了解的地方。它闭塞隔绝，只有一条路，来回都要经过这道路。它迂回曲折，似乎没有尽头，尤其是每一处转折都好像没前路，但转折过了你又会发现新的风景，这座沉寂的城镇就位于这条路的终点。在一处色彩斑驳的高处，凸显出泛黄的丘陵骨架，此时，贾米拉像是化身成爱情和信心，用这种方式引领我们走向跳动着的世界心脏。在干枯的草皮上、稀拉的树丛间，它安静地挺立着。为宣告自己不是人们猎奇的目标，不是人们的幻想，它以自有的丘陵和杂乱的山石为保护，与俗陋的谄媚抗争着。

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荒凉的景色中徜徉。山风在午后渐起，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强，又细又密地穿过我们，向整片田野吹将过去。东方远处有座山，风从山口吹过来，它掠过天际，翻滚着向前吹，在阳光下的石堆上跳跃着，欢笑着，奋力前进着。它呼啸着在古迹间穿过，回旋在某处乱石堆中，或者圆形的泥丘中，树根圆柱都环绕着它的气息，数不清的石堆的创伤都被它抚摸过，它不停地呼号着，冲向古代广场——那个向上天开放的场地。风中我自己仿佛成了一支桅杆，腰间发出声响，瑟缩着颤抖。我双眼灼热，嘴巴干得快要裂开，这干燥，让我的皮肤也失去了感觉。我向来都是把世间的事写到自己的皮肤之上，以这种方式，感受人情冷暖。在那里，夏天的风很温热，冬天的雪能把人浸没，如此这些都被世界写在我的每一处皮肤上，我记录着世界的情绪。这风很大，把我们吹打得左右摇摆，站立不定，坚持抗衡了一个多小时后，我的身体终是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大风吹磨着我，就像流水击磨鹅卵石，我已经身心疲惫。这股能量非常之大，包围着我，把我变成它的一部分，而且，渐渐地我完全与其融合了，最后，分不清这跳动到底是来自我的脉搏，还是大自然遍布各处的心跳。我被这风打磨成周围那些激烈裸露的形象，成了石块中的一员。它神奇的拥抱给我带来屹立着圆柱的气概，或者是在晴朗夏日里橄榄树孤傲的姿态。

阳光的照射，再加上大风的吹打，我耗尽了所有力气。微弱的力气，对生活的怨言，反抗无力的精神，这些，我都只能很轻微地感觉到一点。我很快就会飞散向周围的宇宙，忘记一切，我在风中，我就是风，就是圆形柱，就是拱形的大门，是那像火焰一样炙热的石板，是那孤寂之城周围的山峦。我脱离了自身，又确实存在于这宇宙，我第一次有这么深刻的体味。

我的确仍然存在。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向前进，这令我很吃惊，就像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他来说，能拥有的只有当下。然而，又好像一个对未来不再怀有希望的人，很清楚地知道未来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当一个人了解到他现在的处境是怎样的，他就会绝望了。即使风景有感情，那也是很普通的情感。在这个王国里，我追逐着的东西是属于它自己的，并不属于我，这类似于每人都知道的：体会死亡的感觉。此刻，在傍晚阳光的照射下，像受了伤的小鸟，圆柱投下斜斜的影子，这大气溶解了焦虑。心灵生机勃勃，焦虑充满其中，并且溢了出来。而清醒又干又涩，它代替了焦虑。属于平静的那颗躁动的心，掩饰得很好，关于这一切，我都能清楚地看到。白天马上就过完了，暮色从天边沉降下来，埋葬了万物和光亮，有股连绵的力量在我体内，我没有力气反抗它吞噬我的心，我放弃了自己。

只有极少的人知道，存在一种拒绝，无关尘世。那些词“将来”“上进”“好工作”等，它们的意义何在？升华心灵的意义何在？我想继续拥有现在已有的财富，所以我不考虑将来如何，坚决不去想。死亡是一道门，通过它开启另一段生命，这个说法，我从不相信。在我看来，死亡是扇大门不假，但它是紧闭着的。我想表达的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迈过死亡的门槛，而是，死亡是一场冒险，惹人讨厌、让人恐怖。别人教引我们是在给予我们帮助，意在除去我们身上的重担。但是，当我看到沉重的大鸟从贾米拉的空中飞过的时候，我明白了，这种“有所担负的生存”就是我所追求的。假如，我也处身在这种被迫的激情中，那么，其他的所有都与我没有关系了。我一说到死亡，就会十分激动、亢奋。但是，想要对它描述一番的话，那一定会到来的死亡，无望的死亡，可以在这里的死寂和可怖中找到更加合适的词语来表述。

我们会遇到各个阶层的人，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并不断改变、协调自己的想法。很少有人会持有完全相同的想法，一个人要有值得拿出来说说的想法，要让这个想法酝酿十多年才可以。这个说法的确有点让人丧气，但我们在此之中也得到了一些东西，在它的鼓励下，使我们与这个强悍的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如果说此前我们只是与世界彼此对视，那么现在却需要跨出一步，去从侧面领略一下这个世界。正面直视世界，是年轻人的习惯，虽然他们总是对恐怖的事物关注很多，但对于死亡或虚无的概念，他们却没有多少时间用来矫正。对阳光充满热爱的动物，很难面对死亡。死让他们很痛苦，这是处在青春期的年轻人肯定会出现的态度。人们总是说年轻人满脑子都是幻想，然而不管人们怎么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根本没有幻想。建造某种幻想，需要时间，也需要虔诚的信仰，但年轻人没有。而且，我为什么要面对这种景致呢？土的凹坑，土的山坡，风在石堆中阴森的号叫，临近傍晚，这没什么人情味儿的贾米拉。暮色中的贾米拉，各种色彩与希望渐消渐逝。在这里，有一点我非常肯定：年事已高的人，应该重新与世界正面交谈，承认自己过去的小想法是不对的，肯定前人发现的真理，肯定与命运搏击时清澈的眼神。在拥抱死亡的刹那，他们又回到了青春的时光。从这方面讲，病患是最可恨的，它是一种药物，用来治疗死亡，为死亡留出了准备。它首先训练人们要怜爱自己、自我的训练。在它的支撑下，人们拼力挣扎，逃脱死亡。可是，贾米拉……我在此时此刻忽然觉悟到，自觉死亡的构建，是真实唯一的文明，也是时间流逝人们身处其中的进步。

我们非常善于讨论各种课题，可唯独对死亡知之甚少，这让我非常吃惊。这种情况，喜忧参半。这让我感到恐惧，或者，像他们说的，这让我满含希望，但这也同样说明了，我们把握不了所有简洁、单一的事物。死亡这里也有类似“什么是蓝色？蓝色带给我怎样的想法？”的难题。我们讨论不了死亡，色彩也是。然而，在我面前站着的像大地一样敦实的人，我的未来由他揭示，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这样的想法真的正确吗？我只能体味到他人的死亡，即使我告诉自己：“你马上就要死了。”但是，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说的这种话，所以，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亲眼见过人的死亡，但见的最多的是狗的死，在它们快死的时候，我很难去抚摸它们。在此之后，我想到新鲜的花朵，微微的笑意，我对女性的渴望，我意识到：我对生命的急躁不安中，包含着死亡带给我的全部的恐惧。我羡慕那些生存着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身体因为对鲜花和异性的渴求变得有意义，我很妒忌他们。我只能变得自私，因为我对生活爱得那样深，那样多。与我而言，永恒不值一提，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躺着，别人说给你听：“您的身体那么强壮。”但我应该告诉你实情：你命不久矣。你就在床上躺着，审视着你的一生，眼睛无神，身心哀戚。我能感到热血冲上了我的脑门，任何事物都那么脆弱，可以一把捏碎，别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濒临死亡的人，已经不由自主了，这一点，是身边的环境也无可奈何的。有人告诉他们：“等你好一些的时候……”可是，他们依旧没逃出死神的囚牢，我弃绝这种情况。虽然大自然有时也会说些不是自己本意的话，但它还是会在一些时候实话实说的。在今天晚上，透着坚决忧伤之美的贾米拉，坦诚地把真相告知了我。我在这个世界面前，不愿说谎，也不愿被谎言欺骗，我想让自己一直保持清醒，我要以我人生的所有富足和艳羡来正面死亡。死亡最令我恐惧的地方是，那些活着的人，我再也不能关怀他们了，它把我与这世界阻隔了，我只能静静看着这恒久的天空。构建自知自觉的死亡，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再也找不回来这世界上的很多激情的事物，同时，我们近距离地面对世界，一点也不快乐地走向结束。而在贾米拉哀伤的歌唱下，我的心灵牢牢记住了这份痛苦的训诫。

接近傍晚，我们在通向村子的山坡上爬攀，认真倾听讲解：“这个城市，属于异教徒，基督徒住在荒野以外，后来……”确实这样。以前，在这里也有人流川息的时候，征服者们的文明在这里留下印记，这文明是没有经过同意的。他们以国土的辽阔程度来定义是否伟大，这套观念相当粗俗荒谬。可他们遗留下来的文明所在的城址，正好成了那套观念的反面事例，这堪称奇迹。因为，假如以凯旋门迂回飞翔的白色鸽子的角度，俯瞰这座千疮百孔的小城，看不到任何它的征服和强烈的欲望在空中留下的印记。在历史和世界的战争中，前者终将败战。在贾米拉的山谷、天空、寂静中，回荡着岩石的呼号：清朗、淡然，标示着真正之美，或者也可以称其绝望，我能很深刻地理解其内蕴含的诗意。此时此刻，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身后，心中非常抑郁。贾米拉的天空，依旧水汪汪地哀伤着，花的香味和鸟的歌唱从高处传来，奔跑的羊群忽然在山坡出现，傍晚的天空寂静愉悦，在一处祭坛门的上端显现出一张长着角的神灵栩栩如生的容颜。

灵魂之死

我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来到了布拉格。一到地方，我立即把行李送到了寄存处。找旅馆的时间尚余两个小时。由于手里已经没有了两个箱子，我身上此时获得了一种奇特的感觉：我已经解放。走出车站后，我顺着花园往前走，不加思索地来到了万塞拉斯大街。街上人流如织。上百万活到今天的人聚集在我周围，他们没有对我泄露任何他们存在中的东西。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生活着。我很熟悉这个国家，但是我和它距离非常远，也不懂他们的语言。所有人都走得非常快，我被所有人超越。我感到茫然。

我只有少量的钱，而这些钱是我六天的开销。六天之后，我会得到别人的资助。但在目前，我所面临的情况是严峻的。我开始寻找一家价钱便宜的旅馆。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新城。我感觉这里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光芒，到处都是哭声和女人。我像逃离似的加快脚步。我到达旧城，时间为8点左右。在那里，我注意到了一间门面很小，看起来不是很贵的旅馆。我走进旅馆。首先是填表格，然后是拿钥匙。房间是4楼34号。打开门，我看到一间十分奢华的房间。我看了一下价目表，发现价钱两倍于我的预算。毫无疑问，钱的问题已经不容忽略。身处这样的大城市，我只能把花销降到最低。现在，刚才还不那么明显的担忧变得分明凸显起来。我开始感到不痛快，心里无所归依。一瞬间，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感觉：在金钱的问题上，大家对我抱以了最大的冷漠。我并不是不明白，在此时此刻，我这种愚蠢的忧虑没有任何意义，但思维的活动已经开始。接下来最先做的事情是吃饭。应该出去找一家便宜的饭馆。而且还要注意，此后每顿饭的花费不能超过十克朗。根据以往的经验，最少人去的饭馆就是最便宜的饭馆。我在一家门前冷落的饭店门口徘徊着。店里的人注意到了我。我想我应该进去。那是一间地下室，光线非常暗，饰有画工粗糙但非常艳丽的壁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在一个角落里，几个姑娘抽着烟，在严肃地谈论着某事。男人们都在吃东西，大多数脸色灰黑，不容易看出年龄。侍者是一个身材高大，有着一颗很大脑袋的男人。他穿着一件油腻的无尾常礼服 [3] 向我走来，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在菜单上迅速点了两个菜，上面写了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但是，似乎还有做一番解释的必要，因为在问我话的时候，侍者用的是捷克语，我回答的语言却是少量的德语，而他是听不懂德语的。我有些恼怒。见此情况，他叫来了一个姑娘。姑娘笑意盈盈地向我走过来，摆出的是一副惯用的姿态：左手叉着腰，右手拿着香烟。她坐在了我桌子旁边。她问我问题，用的是和我一样烂的德语。一段时间后，所有的问题都清晰明了了。于是侍者开始向我推销时鲜菜。他是一名出色的表演者，我要了时鲜菜。姑娘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只是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听不明白。“是——是——是”，我只是一个劲地这样回答，表情深刻，但心思并没有在谈话上面。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恼怒。我晃动身体，觉得似乎已经不饿了。我的肚子感到不舒服，这是我一个固有的难题。我像往常一样请那位姑娘喝一杯啤酒。时鲜菜已经上桌，我开始用餐。味道很差，让人想要呕吐。我吃的是一道用玉米粉和肉混在一起做的菜，里面有一种类似孜然的东西。但是我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上面，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想，只是全神贯注地凝视对面那个女人的嘴巴。那张嘴巴非常油腻，但是却带着微笑。我不确定劝说是否对她有用：她已经黏在了我身边。但因为我的一个无意识的动作，她终于不像之前那样放肆（我时常想，关于随后发生的一切，如果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我会尽量避免让其发生，但她是一个很丑的女子）。这里的人似乎都在做一种可笑的准备。身处其中，我害怕自己患病。何况，我一个人住旅馆，缺钱且心情低落，只有我自己和我可怜的思想。我这样懦弱和恐惧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自我？这个问题我直到今天 [4] 然在思考。我走出旅馆，在旧城里徘徊着。但长时间停留在自身是我所不能允许的。于是，我跑步回到旅馆准备睡觉。一到床上，我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只有不给我任何教益的国家，才是我不讨厌的国家。我因这句话而恢复了勇气。然而，我不能确定是否要把以后的日子描写下去。我回到了我住的旅馆。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我都要忍受那让人呕吐的孜然类的食物。所以，那一整天我都想呕吐。然而，我并没有让自己吐出来。我知道，我必须吃进去东西，否则就得找别的饭馆，而这样做完全是在折磨自己。在这里，别人至少是“认识”我的。大家虽然不会和我语言交流，但至少会对我露出微笑。再说，我已经臣服在了焦虑之下。我把头脑中的这样一个极端看得太重了。我做出决定：安排白天的时间，把支撑点在白天扩大。我开始尽可能延长起床的时间，从而使白天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梳洗一番后，我再次缓慢地探索这个城市。我进入华丽的巴洛克式教堂，想在里面重新找到一个家园。但在走出教堂的时候，因为自身所处的这种让人沮丧的独处，我感到更加空虚和绝望。我徘徊在被人流阻塞的伏尔塔瓦大街。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宁静空旷的哈拉特辛区度过。太阳已经快要落山，哈拉特辛区的教堂和宫殿投射出阴影。我漫步在街道上，带出一串串脚步声的回响。我觉察到了这种声音，开始感到惊慌。晚餐我吃得很早，八点半的时候，我已经上床睡觉了。我次日起床完全是太阳的功劳。我想方设法通过教堂、宫殿和博物馆等一切艺术作品来让焦虑减轻。通过忧郁来把自我的反抗消除，是我经常采取的做法，但在这里，这个方法并不起作用。只要一走到街上，我就会成为外来人员。但是，我有一次却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巴洛克式隐修院①里，却感觉到一种想流泪、几乎让我得到解放的沉默。这是由里面温馨的时光、缓慢的钟声、成群的鸽子飞出塔楼、一样有某种类似香草气和虚无香气的东西作用产生的。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写下了上述事情，完全一气呵成。由于在表达的过程中我又感到当时品味到的复杂性，我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下来，这种复杂性就是：我还要从旅行当中得到怎样的好处。现在，我衣着普通，城里的招牌上的奇异文字一个字也认不出来。我也没有能够顺畅交流的朋友，没有任何可以打发时间的项目。我在一个房间里能够听出陌生城市的声音。的确，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我逃离这里，带我到一个光线更柔和的家园和让人喜爱的地方。我产生了一种想呼唤和呐喊的冲动。在我面前，将要出现的都是一些从未谋面的面孔，以及教堂、沉香和金子，我将因为它们而陷入一种平庸的生活。我的焦虑在这种生活中让所有事物都变得有了价值。这种生活是习惯最好的掩饰。在这种生活中，心灵在沉睡中渐渐苏醒，并最终呈现忧虑的苍白全貌。当一个人剖析自己，我不认为这个人是幸福的……但是，旅行却是因此达到对他指引的目的的。不仅如此，旅行还在他和各种事物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和谐。这样一颗不那么坚固的心，较为容易接受世界发出的声音。终于，一棵最小的孤独的树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变得温柔和脆弱得过分。艺术作品和妇女的微笑，都是旅行构成的鲜活而感人的景色，家乡土地的人种和对历史的概括，是它们最初的产生源。但是，一天又过去了，在旅馆的这间房子里，我的身上被某种东西再次像灵魂的饥饿那样打出一个“坑”。我沉睡正是因为这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拿不准自己是否需要承认这一点。一种在醋里浸泡过的黄瓜味，是我对布拉格的印象。这种黄瓜在当地哪个街头都有卖，吃的时候人们多是站着匆忙地吃。此时，我的焦虑因为这种黄瓜的酸辣味再次产生。当我跨过旅馆的门槛，我忧虑更甚。或许，这种气味所产生的影响是由某种手风琴的琴声造成的。我看到一个断了一条手臂的盲人坐在我的窗下，他坐在乐器上，将乐器用半个屁股固定，用仅存的一只手拉琴。他拉的永远是一首曲调，幼稚而柔和。每天早上，都是这琴声让我醒来，让我遽然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毫无遮掩的现实世界的。

此外，在伏尔塔瓦河边，我还记得我突然停下过。当时，我心里就产生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气味或抒情的曲调。我对此感到惊奇。我轻声问自己：“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然而，我无疑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边缘。第四天，为了去看前几天没有找到的犹太人墓地，我在十点钟的时候准备出门。这时，我听到隔壁房间有一个人在敲门。那人先敲了一次，没有得到回应。沉默一段时间后，他又敲了一次。这次敲门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似乎依然没有人回答。他开始往楼下走，脚步声颇为沉重。我心不在焉、头脑里空无一物，阅读着已经用了一个月的剃须膏的使用说明。天气非常沉闷，古老的布拉格的塔楼和圆屋顶沐浴在一束从多云的天空射出的、赤褐色的光线当中。报贩在叫卖《纳罗第·波利第法报》，这是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做的事情。我竭力逃离了缠住我的麻木。离开的时候，我再次碰到了楼上的侍者，他手上已经拿了一把钥匙。我停下脚步。他再次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门。他想把门打开，但由于里面的插销可能已经插上，他未能如愿。他再次敲门。这一次，房间里发出一种凄凉而压抑的空洞声音。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于是离开。我来到了布拉格的大街上。这时，一种痛苦的预感包围了我：我始终无法忘记楼上那个侍者愚蠢的面孔和他那弯曲得很怪异的漆皮鞋，以及那件脱落纽扣的上衣。我开始吃中饭，其间，我厌恶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下午两点左右，我回到了旅馆。

有人在大厅小声说话。为了更快地看到早已经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我迅速登上了楼梯。事情如我所想。房门打开一半，视线所及之处是一堵涂着蓝漆的墙，我上面所说的那种阴沉的光线照射着这堵墙，映出一个躺在床上的死人的影子，以及一个看守尸体的警察的影子。两条影子呈直角分开。看到这光线，我感到心烦意乱。这光线是真实的。它既是无可置疑的生命之光，也是生命进入尾声的光芒，也是让人发现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光。他死了，孤身一人留在了自己的房间。我非常清楚这不是自杀。我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倒自己的床上。从影子来判断，我认为这个人和许多人一样，是个又矮又肥的男人。他死去的时间无疑已经非常长。但是，他在旅馆里，生命是直到侍者去叫他才真正终结的。当侍者到那里的时候，并不认为他已经死掉，但他的确已经孤单离世。而在那个时候，我正在看剃须膏上的说明。整个下午，我很难描述自己是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只是躺在床上，头脑里一团乱麻，心里感到难过异常。我修剪自己的指甲，数着地板上的小坑。我告诉自己要数到1000，但发现在数到50或60的时候就数错了，难以为继。我对外面的声音充耳不闻。但有一次却唯独没有漏掉走廊里一个沉闷的声音。那声音是一个女人发出的，她用德语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于是，我带着一种无比绝望的心情，想起了我远离此处地中海岸边的城市。我对那绿光下的温柔的夏夜非常迷恋。在那里，每当到了夜晚，到处可以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接下来，我连续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但是，被压制的呐喊和反抗却在我心里发酵。我保证，当时如果有谁向我张开双臂，我一定会像孩子一样哭出来。日落前后，我全身非常疲惫，插上门栓的动作也是在狂乱当中完成的。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把一首手风琴曲翻来覆去地想着。除此之外，我不能再想起任何东西，不能想起家乡、城市和自己的名字，不能想起疯狂和征服，以及向往和被侮辱。这些东西我还会再记起来吗？敲门声传来，走进来的是我的朋友。于是，我尽管失望，但还是被拯救了出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我想我当时或许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可以确定我当时只有这番表白，而我在他们眼里，仍然只是那个曾和他们分别的人。

没过多久，我离开了布拉格。对于以后所经历的一切，我自然也是感兴趣的。我不会忘记堡赞的哥特式的小墓地。在那里，红色的天竺葵开得灿烂无比，早晨的天空一片碧蓝。同样，我也能够描述一番西里西亚无情而又没有收成、长长的平原。我跨越西里西亚平原的时间是在黎明时分。在雾霭茫茫的早晨，一群黑压压的飞鸟飞过不大顺溜的大地上空。柔美而深沉的摩拉维亚，它那一望无际的原野、道路两边的挂满酸果的李子树，我同样喜欢。但我在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震惊，震惊于那些长时间观看深不见底的地沟的人们。维也纳我也去过，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永远都被自己囚禁着。

但是，当我坐火车从维也纳去威尼斯的时候，我在火车上产生了对某种东西的期待。那时的我，就像一个用米汤喂着在康复当中的病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吃第一块面包。我看到了一丝光亮。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正准备迎接幸福。我不打算讲那么多，而只准备讲述一番在维尚斯附近的山丘上度过的6天时间。我仍然没有离开那里，或者说在有的时候，我仍然感觉身处那个地方，并且因为一切而感受到一种迷迭香的香气。

我踩在意大利的土地上。这是一块专为我灵魂而设的土地。我靠近它，次第辨认出它的各种标志：石鳞瓦的房屋；杂乱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爬满经硫酸铜处理而变青的墙上的葡萄藤；性格爽朗的男人；柏树（它非常纤细而挺拔）和土灰色的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在意大利的小城里，阴暗的广场随处可见。中午，迟缓而懒洋洋的鸽群在寻找栖息之处。此时，灵魂正在一点点地放弃反抗，激情正在被眼泪一点点吞噬。我来到维尚斯。这里的白天时光是完全个人的：隐藏在柏树林后面的蝉鸣声不断响起，从鸡鸣不息的早晨一直持续到这最甜蜜、温柔、光滑的夜晚。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伴随产生了陪伴我的、内部的沉默。拥有了对着平原的房间，以及其中古朴的家具和挂钩的花边，我应该感到满足了。我仰望天空，感受时光的旋转，觉得自己似乎能够原地不动、永不停歇地跟着它旋转。我希望能够获得专注而友好的意识，而这也是我能够得到的唯一的幸福。整整一天，我都在散步。我从山丘上下来，走到维尚斯，或者走到更远的田野那边。我有理由给予这一切无限的爱，我碰到的每一个人和街上的每一处气味都让我有理由这样做。我看到度假区的年轻妇女们，买冰淇淋的商贩吹的喇叭（装有轮子、有铺位的平地舟就是他们的车），摆满红瓤黑籽的西瓜和透明甜黏葡萄的水果摊。我注视着它们，感到每个不再感到孤独的人都有了依靠。然而，对于不得不孤独的人来说，在九月的夜晚，大家发现知了既尖锐又柔和的鸣叫，流水和群星的香气，乳香黄连木和芦苇丛中香气扑鼻的通路都是爱的标识。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阳光耀眼夺目的时刻快要过去，夜晚即将到来，周围的景色因为落日的金色和柏树的漆黑变得光芒四射。于是，我走向大道，朝远处鸣唱的蝉声走去。我不断地向前走。我发现鸣蝉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变小，最后寂然。我缓步前行。因为被如此多的热烈的美所簇拥，我感到有些窒息。蝉在我伸手时竞相鸣叫得更大声，最后干脆唱了起来：这是用冷漠和美来落幕的天空的神秘。落日尚余一丝光亮，趁着这光亮，我读着一座别墅三角楣上的字：“精神产生于高尚的自然。”当到了那里，我想自己应该停下来了。第一颗星星已经高挂天空，对面的山丘上随后出现三处灯光。在悄无声息中，黑夜来临了。一阵耳语以及一阵微风在我身后的灌木丛中响起，在获得白天所馈赠的温甜之后，我离开了。

我毫无疑问仍然是以前的那个我，不同的是变得更加孤独。在布拉格的时候，四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在此处，身处这个世界之中，我被我排斥在外。我目前还没有谈到太阳，因此我往宇宙塞进许多和我相似的形象。直到现在，我才模模糊糊地明白看着我诞生的故乡以及太阳给我带来的好处。我在接近中午的时候离开，走向一个可以俯视维尚斯广阔平原的熟悉的地方。此时天空是深蓝色，微风和煦，太阳已经差不多爬到了屋顶。山坡被天空投射下来的一切光照耀着，柏树、橄榄树、白色房屋、红色屋顶因此都蒙上了一层最火热的颜色。随后，这些光隐没在阳光下烟雾弥漫的平原上。最后，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身上存留了那矮胖男人的影子。现在，我是身处在这些随着太阳旋转的平原，身处这些光秃、遍地是焦草被烧过的斑点的山丘，身处尘埃当中的。我的手指触摸到的是我赤裸而毫无吸引力的自身。我因为这个国家而回归内心，因为这个国家而直面我秘而不宣的焦虑。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我的焦虑，而是布拉格的焦虑。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嗅到的已经追随我一个月之久的死亡和非人的气味，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清晰。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一种充满我身体没有快乐的和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一种不会再出现在我身上的东西的清楚意识：彻底放弃和漠不关心。这就好比一个即将要死亡并且已经知道自己将要死的人，并不会在乎自己妻子的命运（小说当然不能包括在内）；他意识到自私，即绝望，是人的天性。我认为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不朽的诺言。我很难想象，如果自己没有用眼睛去看维尚斯，没有用手去触摸维尚斯的葡萄，没有让皮肤去感受从蒙特拜里科到瓦勒玛拉纳别墅途中的夜晚，我怎样能够重新活跃于我的灵魂当中。

这一切都是事实。我的身体此时进入了混合太阳和某种无法言说的东西。一切都在这个极端意识的顶峰汇集起来。在我的面前，我的生活成为应该被抛弃或者接受的整体。此时此刻，我迫切需要一种伟大。我找了这种伟大，它藏身于我深深的绝望和世界上最美的景致的隐秘冷淡的对抗中。为了成为一个有意识又勇敢的人，我从这种伟大当中汲取力量。于我而言，碰到这样困难而荒谬的事情，就算只有一件也已经足够。但是，我或许已经对当时感觉得这样准确的东西加以压制。现在我经常回到布拉格。也就是说，我又回到我在那里经历过的沉闷的日子当中。有的时候，我的忧虑会被一缕黄瓜酸味和醋味重新勾起。在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想到维尚斯。但在我的心里，二者的分量是无差别的，我无法分开我对光明、生活的爱和我对要描述的绝望经历的留恋。这一点大家想必已经非常清楚。我也无意下定决心去进行选择。阿尔及利亚郊区有一处很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把它一直走到尽头，就能够看到山谷和海湾。当身处这块和大海在一起呻吟的祭拜之地，大家能够长久地在梦想中沉醉。然而，如果人们往回走，眼前就会出现一块被人遗忘的墓上的墓碑，上面写着：深切哀悼。世界上有各种理顺事物的理想主义者，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生之爱

巴马的夜晚，市场后面喧闹的咖啡馆逐渐成为生活的所在地。在黑暗当中，安静的街道一直延伸到有灯光和音乐声的百叶窗前。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其中一家咖啡馆度过。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很矮小的厅房。墙壁是绿色的，有玫瑰花环作装饰，红色的小灯泡缀满了木制的天花板。但这个小小的空间却创造了奇迹：容纳了一个乐队，一个放置着五颜六色的酒瓶的酒吧，以及摩肩接踵的全体宾客。男人，是这里唯一的一种人。有一块两米左右的空地在厅房的中心，上面都是酒杯和酒瓶，它们会被侍者送到各个座位。这里所有人都是意识混乱的，都在喊叫。其中一位像海军军官的人对我说了些很有礼貌的话，他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一名侏儒在我的桌子旁边向其倾诉着自己的生平，很难看出他的年龄。我并没有听清他在讲什么，我太紧张了。从始至终，乐队都在演奏乐曲。客人也始终都抓着它的节奏：所有人都在随着节拍踩踏自己的脚。忽然，门打开了，一个刚进来的人在叫喊声中被大家拥挤到两把椅子中间。

一声没有任何征兆的钹的声音之后，在咖啡馆中的一个小群落当中，一个女人猛然跳起舞来。军官告诉我，她21岁。听到这话，我呆住了。那是一张年轻姑娘的脸，只是非常肥胖。她身高约1.8米，体重很可能有300磅，双手叉腰，身着一件黄网眼的衣衫，满身白肉透过一个个格子往外鼓胀。她微笑着。她一微笑，肌肉就从嘴角流向耳根。激情在咖啡馆里似乎就要失控。这里的人无疑很爱这个姑娘，并且对她抱有某种期望，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她总是微笑。在沉静和微笑当中，她扫视了一遍周围的客人，把自己的腹部向前起伏。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在大喊大叫。紧接着，她唱起了一首似乎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那是一首唱起来有鼻音的安达卢西亚 [5] 歌曲。打击乐器敲着几乎都是三拍的鼓点，声音非常沉闷。她尽情地唱着歌，全部的爱都通过每一节拍表现了出来。肉体真实的波浪，在这单调而激烈的运动中产生于腰，然后延伸到双肩。大厅里如痴如狂。在唱副歌的时候，她就地旋转起来，把乳房用双手托着，张着红润的嘴加入了大厅的合唱当中。只要大厅里还有人没有卷入喧哗声当中，她是不准备停止的。

她在房间的中央稳当地站着，全身都是汗水，头发乱糟糟的。她耸立着自己那粗笨的、在黄色网眼衫中鼓胀的腰身，猛一看去，就像一位刚从水里出来的邪恶女神。她愚蠢地晃动着低矮的前额，把生命的活力就像骏马奔跑一样完全寄托在膝盖的轻微颤动当中。周围那些兴奋地直跺脚的人们，把她衬托得就像一个不顾脸面、让人感到激越的生命象征。但是，她空洞的眼神充满绝望，肚子上满是汗水。

如果缺少咖啡馆和一张印有自己语言的报纸，旅行可能会非常困难。傍晚时分，我们在某地试着和别人搭讪。在那里，我们会使用熟悉的动作，以展现我们过去在自己家乡时的模样，但这模样和我们是有距离的，让我们感到它非常陌生。这是因为，恐惧就是旅行的代价，我们身上的一种内在背景被它所粉碎。如此一来，弄虚作假，把自己隐藏在办公室和工作时间之后就变得不可能（我们同这种时间的抗争非常激烈，为了让我们能够对抗孤独的痛苦，它非常可靠地保护了我们）。于是，我总是渴望写小说，其中主人公会说“如果没有办公时间，我会成为什么样子”，会说“我的妻子去世了，但所幸我明天还要写一大堆要寄出去的邮件”。但是，这个躲避风雨的地方被旅行夺走了。我们没有了伪装（我们对有轨电车票价一无所知，而且一切似乎都是这样），在自身的表层整个地暴露了自己，因为我们远离亲人，语言不通。但是每个人和每个物件，因为感受到了病态的灵魂，又获得了我们还回的它们自身的神奇的价值。在一块幕布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好像完全没有思考的跳舞的女人，是一瓶在桌子上放着的酒；每一个形象都成为一种象征。在此时此刻，如果我们的生命概括在这种形象当中，那么它的全貌就被反映了出来。无论哪一种上天赋予人的禀性，我们的生命都能敏感地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么，我们怎样把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各种相互冲突的醉意（直到那种醉意明明白白）叙述出来呢？对我来说那样遥远的又亲近的国家，只有地中海。

我在巴马咖啡馆当中的激情无疑也是由此产生的。但到了中午的时候，情况完全变了。当我身处人烟稀少的教堂附近时，身处坐落在清凉院落的古老宫殿中时，身处被阴郁气氛笼罩的大街上时，我产生了某种“迟缓”的念头。这些街道上空无一人，一些动作缓慢的老妇人在观景楼上。顺着房屋，我往前走，当走到长满绿色植物和竖着灰色圆柱的院子里时，我停下了脚步。在这宁静的气氛中，我被融化了，正在将自己的限定丧失。我完全成为了自己的脚步声，并且只是自己的脚步声，或者成为了我在被阳光照射的墙上方看见掠影的一群鸟。此外，在旧金山哥特式的小修道院当中，我也曾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非常惊叹它那无比精美的柱廊上的西班牙古建筑所独有的金黄色。院子里有玫瑰、淡紫花牡荆以及一口铁铸的井。一只生了锈的长把金属勺悬挂在井中，以供来往的客人喝水。时至今日，我仍然会偶尔回忆起勺撞击石头井壁时发出的清脆响声。然而，我并没有从这所修道院里找到生活的温馨。每种表象都有专属于自身的玩乐方式，我清醒而微笑地面对着这些方式。在这个水晶球当中，世界的面容在微笑。我似乎认为一个动作就可以轻易地击碎它，然后迸射出某种想要的东西。鸽子已经不再飞翔了，而是一只接着一只地张开翅膀落下。有一种十分类似于幻觉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我的沉默和精致才能让它可以被接受，我参与了其中。金黄的太阳温暖地照射着修道院里黄色的石头。在井边，一位妇女在打水。一切都有可能崩溃，发生的时间或许在一个小时之后，一分钟之后，一秒钟之后，甚至可能就在当下。然而，紧接着就发生了奇迹。世界羞怯、讽刺而有节制地继续持续着，平衡也依然存在，但是却产生了对自身结束的忧虑。

这是我对生活的热爱：对或许将离我而去的事物怀有隐秘的激情，那是烈火蒸油般的苦涩。我每天都像挣脱自身那样离开修道院，就好像在世界的持续短暂中留名。以前，我为什么会想到多利亚的阿波罗那呆滞的眼神或者纪奥托笔下热烈而又迟钝的人物？其原因我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时候，我真正地明白了这样的国家能够带给我的东西。人们居然能够在地中海沿岸找到信念和规矩，在地中海满足自己的理性并非一种乐观主义和一种社交精神提供依据，我感到无比惊叹。因为，世界最终并非为人造就的，但是又向人关闭。这也是那时让我吃惊的问题。如果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我内心深处发出的回响是协调的，那只是因为它让我的这些问题成为无用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它回答了我的问题。这是否是一种能从嘴里说出来的宽恕行为？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当太阳被粉碎的时候，它才能诞生。对生活的绝望，是产生对生活的爱的前提。

在伊比札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去沿海港口的咖啡馆待一会儿。五点钟左右，顺着两边的栈桥，那里的年轻人开始散步。那里进行着全部的婚姻和生活。在那个时候，人们不禁承认有某种面对世界开始生活的伟大存在着。我坐了下来。我发现所有东西都漂浮在白天的阳光里，白色的教堂、白土灰墙、干枯的田野和高高低低的橄榄树随处可见。我喝着一杯巴旦杏仁糖浆，清淡而无味。我向着前面蜿蜒的山丘极目望去，群山缓和地倾向大海。夜晚正在变成绿色。最后的海风吹动着最高的山上的风磨，风磨的叶片开始旋转。所有人都把声音降低了，这是这个大自然造就的奇迹的功劳。这导致只有天空和向天空飘去的歌声存在，这歌声似乎来自于十分遥远的地方。在这转瞬即逝的傍晚时分，存在着一种短暂而忧伤的东西。感觉到这一点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我仅仅是一个渴望爱的人，就像其他人渴望哭一样。我睡眠中的每一个小时，我似乎都认为他来自于对生命的窃取，即来自于对无对象的欲望的时光的窃取。我静止而且紧张，对要把世界放在我手中的巨大激情无法反抗，这就好比在巴马的小咖啡馆和旧金山修道院度过的激动时刻那样。

我非常清楚我错了，同时明白有一些规定的界限存在着。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人们才可以从事创造。然而，真爱无界，我如果可以拥抱一切，拥抱得是否笨拙是无足重轻的。在热那亚，有一些我整个早上都迷恋其微笑的女人，但是我已经无法再见到她们。这已经是最简单的东西。但是，我仍然是遗憾的，这种遗憾，词语是无法抹去的。在旧金山修道院中的小井中，我看到了鸽群的飞翔。这让我忘记了自己的干渴。但是，我又感觉到总会有干渴的时候。

反和正

这个女人始终一个人，很不一般。她和聪明的人有亲密的来往，并且偏袒那些人。她同时拒绝接见自己家族中在自己那一阶层当中被人轻视的一些家庭成员。

她姐姐留给了她一笔5000法郎的遗产。这笔钱给她带来了麻烦，因为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如何处理这笔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假设所有人都能够支配一笔巨额财富，那么当这笔财富变得很小的时候，怎样尽量节约着花就成为一个问题。对待自己，这个女人始终忠实。死亡近在眼前，她要把自己的衰老身躯埋葬。一个好机会来了。在她所处的城市的墓地中有一块地，地的主人在那块地上建造了一个地下墓穴，墓穴由黑色大理石筑成，有着简洁的线条。目前，这块地的租期已经到期。这块地是一块风水宝地，主人告诉她可以把这块地转让给她，只要她出4000法郎。她把这处墓穴买了下来。那块地是与众不同的，它具备一种逃离纷乱的交易和政治事件的真实可靠的价值。因为即将要容纳自己的身体，她让人把墓穴内部整修了一番。她已经做好决定：等一切准备工作做好，让人把自己的名字刻成金色的大写字母。

她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非常满意，一种对自己墓地的爱整日充斥着她。在刚开工的时候，她过来察看了一次。后来，察看的周期变成每个星期六下午一次。除此之外，她不再有什么外出和打发时间的项目。下午，大约两点钟，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之后，她来到了这处位于城墙边上的墓地。她走进墓穴，把墓穴的门小心关好之后，她开始跪在地上祈祷。她就这样把自己放在自己面前，对比着现在的她和她应该成为的样子，把一直断裂的链子失落的接环重新找了回来。她很轻松就把上苍秘密的意图找了出来。在某一天，根据一种独特的象征，她甚至知道自己在世界看来已经是一个离世的人。万圣节到了，这一天，她来得比平时要晚。到了墓穴之后，她发现有人诚心诚意地把许多紫罗兰放在了入口。一些有怜悯心的陌生人把自己的鲜花分出一部分放到了这座墓前，哀悼了这位没有人怀念的死者——他们细心地发现了这座墓前没有鲜花。

现在，我着手叙述眼前发生的事情。注视窗户另一边的花园，我看到了院墙和洒满了光线的树叶。如果再把视线抬高，看到的仍然是树叶，再抬高视线看到的则是太阳。对于这些从外部世界感受到的兴奋，这些往世界泼洒的快乐，我唯一能从中分辨出来的东西是我白色窗帘上婆娑的树影。房间里射进了五道阳光，它们在释放一种干草的香味。一阵微风吹过，窗帘上的树影开始跳跃。树叶的影子遮住了太阳，然后又离开了。离开之际，有一束由插着含羞草的花瓶射出的黄光出现在阴影里。此时此刻，只要出现一束光，我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模糊而不安的欢乐，哪怕那束光非常微弱。在某月的一个午后，我面对着人生的反面。然而，还有一丝寒意弥漫在空气中。指甲能够轻易划破薄薄的阳光，而一切事物又都因为这层薄薄的阳光而拥有一种永恒的微笑。如果我不参与树叶和阳光的嬉戏，我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许，我只能是这道阳光（在阳光中，我的香烟慢慢燃尽）、这种温馨以及这种在空气中呼吸维护这份激情。这光线的最深处，是我唯一想达到的地方，如果我想达到什么地方的话。在宇宙的最深处，我只会找到自己，如果我试图理解并且品尝一番世界的秘密的话。什么是我自己？就是那种让我摆脱伪装的嫉妒的激情。

还有一些事情在刚才发生：一些人的事情；他们买下墓地的事情。对于这一分钟，请允许我把它从无尽的时间当中抽离出来。还有一些人则把一朵花留在了书页里。在那里，他们构建了一个街头花园，爱曾走过他们身边。我也在散步，但我得到的是神明的抚慰。生命如白驹过隙；谁如果浪费时间，谁就是在犯罪。有人说我活力四射，但当人迷失方向时，充满活力也是一种犯罪。今天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我的心要去遇见它自己。倘若我仍然受到焦虑的折磨，只说明我感到这飘忽的时刻像水珠一样划过我指间。让那些要违背世界的人自生自灭吧！我是看着我诞生的，因此我没有怨言。我的整个王国在那一瞬间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这太阳这阴影的一部分，这来自空气深处的炎热与寒冷的一部分。是否有某种东西正在消亡？人们是否忍受痛苦？我这样问自己的原因是因为这扇窗上写满了一切，天空在和我的怜悯相遇时，把自己的完美无瑕洒在上面。我想说，朴素和人道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接下来还会这样说。我或许也说错了，真实才是最重要的东西——真实已经包含了朴素和人道。我比当我是世界的时候更加真实是在哪一刻？在欲望产生之前，我已经感到满足。那里就是永恒，而我希望能够找到它。现在，我正抱着这种希望。这已经不是幸福，而仅仅是一种意识。

一个人在冷眼旁观，另一个人在挖自己的坟墓。所以，人们始终是荒谬的。这种荒谬是天空的微笑。阳光不断地膨胀，夏天是否快要到来？这种荒谬也是充满热爱的人们的眼睛和声音。我所有的动作，是我和世界产生联系的纽带；我的怜悯和感情，是我和世人产生联系的纽带。我并不需要在世界的正面和反面之间做出选择，而我也不喜欢选择。一个人清醒和充满嘲讽，是人们不乐意看到的事情。“这就说明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们会这样说。但是，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当我听见一个人说别人不道德，我会理解为那个被指责的人需要让自己拥有某种道德；听见哪个人说另一个人轻视智慧，我会理解为那个人无法忍受被指责的人的怀疑。我讨厌弄虚作假，所以我欣赏像面对死亡一样全神贯注凝视阳光的伟大的勇气。阐述把对生命的热爱引向这种神秘和绝望的纽带，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我察觉到隐藏在事物深处的讽刺时，它就会开始显山露水，同时闪动着小而亮的眼睛说：“不如像……一样生活！”我进行的探索不可谓不多，但我全部的科学就在这里。

我不认为我一定是对的。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我想到这个人们向我讲述的女人。她就要死去，她女儿在她活着的时候就给她穿上了入殓的衣服。这是很好理解的，在四肢还活动的时候做事情无疑更加容易。但这仍然是怪异的，有如我们生活在匆忙的人群中那样怪异。

该隐的后代

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反叛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的。当旧社会的思想瓦解，现代社会开始，反叛的各种结果在此后接连不断地出现。甚至可以说，当代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后果造就的。那么，这是否表明在此之前的形而上学的反叛没有意义？要知道，在很久以前反叛的模式就已经开始，因为我们的时代喜欢自称为普罗米修斯 [6] 时代。

通过最初的神话，我们了解到普罗米修斯被捆在天边的一个柱子上，是一个无法被原谅、而他自己也拒绝被原谅的殉道者。在俄希勒 [7] 笔下，这位英雄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起来。俄希勒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彻底明白的人，让他大声呼喊对诸神的痛恨：把我投入绝望的致人死命的狂风暴雨的海洋当中吧。把我奉献出来，让我的生命在电闪雷鸣中终结，让你们看看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如果是这样，我们说古人对形而上学的反叛一无所知就是错误的。要知道，在撒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把反叛者痛苦而高贵的形象建立了起来，创造出了反叛智慧的最伟大的神话摆在我们面前。对于神话的黏附力和适度性，希腊人无穷的才华将其看得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却从叛逆当中建立典范。在我们所经历的反叛历史当中，普罗米修斯时期的某些特征无疑又出现了。比如为反对死亡和斗争（“我搭救人们脱离死亡的困扰”），比如仁慈（“宇宙的敌人……因为对人类过分的热爱”），比如救世主降临的观点（在他们的身上，我建立了一种盲目的希望）。

但我们不能忘记俄希勒在三部悲剧的最后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带着火”，反叛者被原谅的时代就是因为这句话而开启的。希腊人保持了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丝毫没有毒化它们的迹象。这是他们在最放肆的行为当中仍然坚守的尺度。在以前，他们曾轻视这个尺度。希腊人塑造的反叛者从来没有对所有的创造都持反对态度，而仅仅是反对只是诸神之一的宙斯，因为宙斯的光芒是可以计算的。普罗米修斯自己也是半人半神。这是一种秋后算账，是一种对善的指责，而非一场善与恶的全面战争。

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古人如果相信命运的无可更改，由于自身就生活在大自然当中，大自然会是他们首先相信的东西。反叛大自然，无疑是在背叛自己，他们那样做，完全是在自找苦吃。自杀，是唯一彻底的反叛。命运承受住自身，一如人承受自然力，因此希腊人的命本身就是没有目的的。用杆击海，本来只是原始人做的事情，但它却是希腊人能做出的最过分的行为。因为有这样的做法，希腊人才对这种行为加以描绘。此外，希腊人也给了过分行为地位，而界限也因此产生。帕特洛克罗斯 [8] 战死后，阿喀琉斯 [9] 发起挑战。后者抱怨：我们命运的悲剧英雄们的批评，只起到有限的作用。阿喀琉斯是无辜的，俄狄浦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犯罪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他自己也被命运摆布。他虽然有怨言，但是不要求被原谅。如果说安提戈涅 [10] 也反叛，那么，以传统的名义让自己的兄弟在坟墓中安息，让人们尊重礼仪，就是她的反叛。她的反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反动的性质。俄狄浦斯那永恒的言论，因为希腊人的思维这种两面的思想，几乎总是在最悲伤的语调之后以点题的形式的出现：俄狄浦斯尽管两只眼睛都瞎了，命运非常凄惨，但他仍然认为一切都很好。就这样，“是”和“否”保持了平衡。于是，当一个人对法律采取拒绝态度，他甚至会说出“自然”这个词语。例如，柏拉图在用卡里克莱斯的形象预示尼采式的俗人时，就是这样做的。卡里克莱斯大声说：让充满天性的人出现吧……他避了开去，我们的用语、咒语、巫术以及那些违反自然的法律被他踩在脚下。我们的奴隶造反了，要成为主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形而上学的反叛对创造持有一种简单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不可能出现在希腊人身上的。在前者眼里，半人半神是不可接受的，只有从最高到最低的等级。希腊人和同有罪的思想对立的无辜的思想，以及用善与恶的斗争来概括整个历史的观点，一点关系也没有。由于认为过分是唯一最终的罪恶，他们的世界里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罪恶。完全历史的社会（它可能成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只有罪恶而没有错误，适度就是最大的罪恶。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希腊的神话中，人们会感到一种残忍和仁慈的奇特混合了。希腊人从来不沉思，我们却防备周密。由此可见，反叛也仅仅是认为要反对某些人。人想要获得反抗之名，非人自己的神不能做到，即造物主不能做到。所以，说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反叛的历史和基督教历史有密切联系是有道理的。反叛出现在过渡阶段思想家的作品中，是古代思想到了最后时刻才发生的事情，直到那个时候，在那些比伊壁鸠鲁 [11] 和卢克莱修 [12] 更加深刻的人身上，反叛才得到表述。

伊壁鸠鲁那让人恐惧的忧郁已经有些让人耳目一新。对死亡的焦虑，是这种焦虑的产生源。在希腊精神当中，这一点是司空见惯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焦虑悲情的基调能够让人有所启发。“人有应付一切的能力，但不包括应付死亡。当死亡来临，我们同那些城堡被拆毁的城堡里的居民没什么两样。”卢克莱修说得很清楚，“死亡以及毁灭，才是这一辽阔天地的实际拥有者。”既然如此，及时行乐又有什么不可以？“等待，我们始终等待。我们就这样让自己的生命消耗殆尽，而他们将在困苦中丧生。”伊壁鸠鲁如是说。所以，伊壁鸠鲁认为应该享受快乐。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怪异的享乐，就如同隔离城堡的墙，如同在静寂无声的阴影中把面包和水准备充足。我们既然被死亡所控制，那么死亡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埃比克泰特 [13] 、马尔库·奥勒雷 [14] 以及伊壁鸠鲁认为并没有存在的死亡。他们认为，由于已经分解了的东西不可能有感觉，而有感觉的东西又算不上什么，因此死亡也算不上什么。但死亡也不能算是虚无，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属于物质。重新回到元素状态，才是死亡的真正意义所在，即“一块石头已经涵盖了存在的意义”。伊壁鸠鲁所说的怪异的快乐，指的就是石头的快乐，即痛苦的消失。伊壁鸠鲁运用一种匪夷所思的做法（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在以后的伟大古典主义者身上看到）把感觉抹去了，想以此来避免命运的束缚。他最先做的事情是，抹掉希望，抹掉这一感觉最初的触动。因为，希望是人类一切不幸产生的根源——将人从城堡中唤醒，然后又将他们抛弃在城堡上等待救援。这一切违反常理的做法并没有起到治疗的作用，而是把已经缠上了绷带的伤口重新打开。希腊哲学家对神的看法也只能这样理解。因此，不能说伊壁鸠鲁否认神。他选择绕道而行，把各种神避开。然而他这样做，又让人感到费解了。于是，灵魂只剩下一条能走的路：封闭自己。卢克莱修作了更深入的解释：“喜乐且不朽的人没有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他们也不会让别人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自身拥有的特质，众神灵诚然在最彻底的安宁中享受着永恒。但这已经与我们无关，因为她已经脱离了我们的习俗。”既然这样，忘掉神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忘掉神，“不论是在白天的思索当中，还是在晚上的睡梦当中，我们就能够永远保持宁静。”关于反叛这一始终会存在的主题，我们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还会提及，唯一的不同是，两者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如果要说反叛者有宗教象征，那么这个象征就是一个不被奖励也不受惩罚，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的神。维尼 [15] 后来斥责了神灵的一言不发。伊壁鸠鲁则认为：人难免一死，既然如此，在准备迎接这种命运的问题上，人的沉默优于神明的启示。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人，为了把人和其他事物隔离开来，把人重新置于一个坚固的城堡中，进行了长时间的努力。他把人类无法抑制的产生希望的冲动冷酷地压抑住了。这样就可以理解，伊壁鸠鲁为什么只有在完成这一意图之后，才能像一位生活在尘世的神一样，通过一首凯歌来表达自己的胜利：“命运，你的阴谋已经被消解，你唯一可以赶上我的一条路已经被我封堵。我们决不让自己被你以及任何一种邪恶的力量所战胜。如果眼前就是出发的时刻，那么我们会通过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表达对那些苟且偷生的人的轻视：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尊严得到了保持。”

发展这种逻辑，并且让它出现在现代人当中的人，在卢克莱修那个时代，卢克莱修是唯一的一个。当然，他并没有补充伊壁鸠鲁思想，也对一切不清楚来龙去脉的解释原则持否定态度。无论是卢克莱修还是伊壁鸠鲁，他们唯一能获得幸福的标志都是：原子只是最后的避难所；存在在那里将自己恢复成最初的元素，并且向往一种永恒的不闻不问，一种永恒的死亡。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原子并不接受一种高级的规律，并不能单独结合。到了最后，他们仍然承认自己想否认的命运是存在的，存在一种原子赖以相互聚合的偶然的运动。请大家注意，现代社会的大问题到这里已经出现：要让人脱离命运的束缚，在现代社会中，智慧发现那是在让人依赖于偶然性。所以，通过不懈努力，智慧重新给了人一种历史的命运。不过，这一点卢克莱修并不认同。由于对命运和死亡的仇恨之情，他始终坚持认为：存在是原子意外生成的，原子是存在意外分裂而成。但要肯定的是，他的表述透露出一种新的敏感。在他的笔下，防守严密的城市，变成四处设防的兵营。卢克莱修修辞学当中关键的用词之一就是Moenia mundi，即世界的防御工事。不可否认，在这个城堡中，彻底扼杀希望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伊壁鸠鲁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他那有步骤地对希望的绝对抹杀会让人必须要进行一种让人恐惧、苦行僧似的修行，这种苦修有时会给人带来悲惨命运。虔诚于卢克莱修而言，能够让人“以一种完全不受外物影响的精神探视万物”。但是，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也动摇了这种精神的根基。在关于物的本性的伟大诗篇当中，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的犯罪、无辜和惩罚等新概念是一个主旋律。其中有“宗教的原罪”，即伊菲革涅亚 [16] 以及她已经被消除的无辜，也有“在通常的情况下，神会以有失公允的判决标准诛杀无辜者，但却对有罪的人网开一面”。倘若说卢克莱修对另一世界恐怖的惩罚进行了嘲讽，他嘲讽的方式也和伊壁鸠鲁不一样。伊壁鸠鲁是在一种防御性的反叛行动中推理，而卢克莱修却是在一种侵略性的行动当中推理。所以卢克莱修说：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既然没有看到善有善报，也就不能认为恶有恶报。

卢克莱修在史诗中把伊壁鸠鲁也塑造成一个反叛角色，但伊壁鸠鲁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那一刻，人们认为人类在地球上苟且偷生，承受着来自天堂的某种宗教居高临下的重压，并且还被它用青面獠牙的面目恐吓。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希腊人，一个人，首先具备抬起头轻蔑地仰视它，并且起身反对它的勇气……宗教能够垮台，并且被践踏，以及我们能够获得胜利，完全有赖于这个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别出心裁轻视神的话，不同于古代对神的诅咒。希腊的勇士们有完成一种升华的基础，即渴望变成神、同已有的神一起成为神。卢克莱修的作品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他引发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遗弃了犯下累累罪行应该被轻视的神，自己取而代之。如此一来，人就离开了满是防御工事的城堡，以人类痛苦的名义发起向神明的首次进攻。谋杀在以前的社会当中是无法辩解的，也没有办法进行弥补。但卢克莱修作品中的人的谋杀，仅仅是一种回应，回应对神的谋杀。倘若说卢克莱修的诗的结束语总是一幅一成不变的画面——神圣的殿堂总是惊人地躺满死于瘟疫者的尸体，则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这是作者刻意为之。

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时代的人的情感，如果不能逐渐形成人神的观念，那么上述新的叙述就没有办法被理解。归根结底，反叛是在让人神还清他们欠当事人的账。从人神统治的第一天开始，抱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心态，反叛也开始产生，并且无可置疑地否定着人神。当该隐出现的时候，首次反叛和首次犯罪重合。同我们现在经历的一样，如果说反叛的历史是追随普罗米修斯的人的历史，说它是该隐的子孙们的历史或许更为恰当。所以，也可以说，反叛的力量是《旧约》中的上帝造成的。如果人们像帕斯卡那样，为反叛的智慧生涯划上一个休止符，反而应该遵从亚伯拉罕 [17] 和以撒 [18] 、雅各 [19] 所信奉的上帝的意愿。于是，疑惑最深的灵魂，就希望获得最伟大的冉森主义 [20] 。

如此，便可以以一种该隐的子孙们事先做出的回答来看待《新约》。因为有了这个回答，上帝变得慈眉善目起来，而上帝和人之间也多了一个矛盾的化解者。罪恶和死亡，是基督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而反叛者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它们。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基督主张：首先要对因这两个问题而起的问题负责。无论是邪恶还是死亡，我们都不能认为这是人神的罪孽，因为人神同样忍受着痛苦。在人的历史上，各地 [21] 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天晚上之所以会具有一定的意义，是因为在当时，神公开放弃了自己一直以来都拥有的特权，而是始终以绝望的心情被死亡的焦虑所折磨。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萨巴克达尼喇嘛和基督临死时为什么会有那令人恐惧的疑惑了：如果心怀永恒的希望，临终就变得可以忍受；神必须要感到绝望才能变成人。

为了反对犹太思想，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和基督结合的产物——诺斯替教 [22] ，曾试图强化这一解释。众所周知，瓦朗丁假设了许多矛盾的化解者。然而在古希腊文明中，这种形而上学的主保 [23] 瞻礼节 [24] 的起源所起的作用，同中间真理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将可怜的人和冷酷的神会面的荒谬性削弱，是这些起源的目的所在。会出现这种情况，马赫修所塑造的残忍而好战的第二神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这位创世神把世界和死亡创造得尽善尽美。对于我们来说，恨马赫修固然是必要的，但是通过苦修来让他的创造遭到否定，甚至用禁欲让他的创造流产，同样也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说的苦修，是指一种反叛而充满傲气的修行。马赫修所做的事情，只是在一位低级的神身上倾注反叛，以使得高级的神得到赞美。由于这位神产生于希腊，诺斯替教派始终充当着一个和解人，并且尝试把犹太人的痕迹从基督教中清除出去。如果奥古斯丁派学说为一切反叛提供了论据，那么诺斯替教派也要避开奥古斯丁派。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巴齐利特看来，殉道的人是有罪的，既然这些人被痛苦所折磨，那么基督也是有罪的。这固然是一种离奇的想法，但我们不能忽略它的目的：让困难不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诺斯替教派只是把独断而有着强大力量的圣宠，用希腊奥义传授的理论替换了。希腊思想这种不遗余力、全方位的努力也在第二代诺斯替教派的众多派别中得到体现。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让基督教进入的门槛不再那么高，并且清除掉被古希腊文化看作万恶之首的反叛的理由。对于这种做法，教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它越批评，反叛的力量反而越来越强。

在连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该隐的子孙们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多。如此便可以说，《旧约》中的这位神取得了它原先没有想到的成功。对神明不敬的人，想要让那位被基督教抗拒的嫉妒之神复活是于理不合的。将嫉妒拉入自己那一派，让基督的历史仅仅限于十字架和临终时发出的呼喊，是对神明不敬的人最冒失的行为之一。现在，仇恨之神冷酷的面貌更加契合了反叛者塑造的样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前，冷酷而专制的神明是反叛唯一的攻击对象。但这样的神明没有理由拒绝该隐的供奉而只接受亚伯的供奉。所以，该隐进行了第一次谋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都极大地拓宽了反叛思想的疆域，并对爱神进行了问责，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想象当中进行，而尼采是在现实当中进行的。在同时代的人身上，尼采发现上帝已经死去。由于有道德作为遮羞布，上帝的幻想仍然在当代的精神领域当中停滞不前，鉴于这种情况，尼采和他的先行者斯蒂尔纳一样，对上帝的幻想发起了攻势。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无神论思想所做的事情仍然非常有限，能做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否定基督的历史（就像萨德所说的，“这是一部乏味的小说”），其二是把令人恐惧的神的传统限制在对他的否定当中。

而当基督教仍然是西方的主流时，在天地的沟通上，《福音书》曾充当过媒介。反叛每发出一声孤独的呐喊，就意味着一个苦楚至极的形象同时产生。但是这所有的痛苦形象，每一个基督都曾经忍受过。这样一来，不公正的苦难就不存在了，每种痛苦就都变得有忍受的必要。为什么有基督教令人生厌的教义的传授？为什么会有因为这种教义而产生的合乎情理的悲观主义？原因只在于：在人的眼里，普遍存在的不公正和完全的公正都是可以忍受的。谁能为无辜所遭受的无休止而广泛的煎熬做出合理的解释？唯有牺牲一位神明！要想人的那种极度痛苦得到缓解，上帝必须要遭受最深重的苦难。如果痛苦是从天上到人间的一切事物都必须忍受的东西，并不是不可能出现一种怪异的幸福。

然而，当基督教的胜利已经丧失、被理性大肆攻击时，人又不得不遭受痛苦了，因为基督的神奇尚没有被肯定。在那种情况下，深陷苦难折磨的耶稣不过是多了一个无辜的人，对于这两个人，亚伯拉罕——上帝的委托人毫不吝啬自己的折磨。如此，先前分开主人和奴隶的难以跨越的界限重现，反叛始终被敌视。这名敌视者始终藏在满怀嫉妒的上帝后面。为了迎接这种分离的到来，无神论思想家和艺术家谨小慎微地对基督的伦理和神性发起攻击。这种奇怪的乞丐世界，在卡洛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到了最后，乞丐最初的窃笑升到天堂里面，碰到了莫里哀的唐璜。18世纪末，一场兼备革命和对神明不敬双重性质的动乱正在发酵。从那时起之后的两百年时间里，无神论思想所作出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将基督变成一个无辜者或傻瓜，从而使得无论是在人的高贵和卑微的方面，基督都是人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大举进攻敌对天国的行动就准备好了。

反叛的歌颂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反叛对“是”持否定态度，并且只局限于不留余地的否定，那么终有一天，形而上学的反叛会体现出来。并且，当满足一个条件，它还会最终融入行动，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这个条件就是：它对存在的事物情有独钟，不对现实的一部分有不同意见。伊凡·卡拉马佐夫，可称得上在“是”和“否”之间顺其自然的代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说也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从痛苦的意义的角度来看。文学和强力意志，理性和非理性，绝望的幻想和冷酷的行动，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反叛诗歌经常摇摆不定的两个极端。我们从看清过渡到行动的捷径，就是这些诗人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诗人让我们发现的。

“他不相信神，但他却无法因此得到安宁。”在谈到梅尔维尔 [25] 的时候，哈沃托尔纳说。而那些想挑战上天的诗人们，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在想让一切都破产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对秩序的不舍。面对可以说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想从不合理当中获取智慧，让非理性成为一种方法。“把诗歌变成一种典范，从诗歌最让人悲伤的部分当中找到真正的生活。”这些伟大的浪漫主义继承者如是说。对神灵不敬的话被他们弄得冠冕堂皇，诗歌被他们弄成经验和做事的方法。其实，他们以前那些声称要影响人和事的人，早就已经在理性的标准下这样做了，最起码西方是这样。兰波之后的超现实主义者则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即在混乱和颠覆中寻找重建的需要遵循的标准。关于如何寻找的问题，兰波已经通过他的作品告诉了我们，而这也是他告诉我们唯一的方式。但我们还要注意，他告诉我们的方式非常迅猛，人们在那疾风骤雨当中看到了那种寻找方法的一个尾巴。让那种方法全面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为我们指明方向的，是超现实主义。非理性的反叛的实践理论，被它通过自己的过渡和后退焕然一新了。另一方面，在另外一条道路上，反叛思想建立起了对绝对理性的崇拜。要求展现的非理性愿望是通过什么方法，把反叛引导到行动最反对自由的形式的呢？这个问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 [26] 和兰波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洛特雷阿蒙和平庸

洛特雷阿蒙告诉我们，反叛者身上显现出来的愿望，从这个人平庸的意志下面也找得到。这样的人始终想成为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无论是处在成长实力变得强大的阶段，还是处在不断在被削弱的阶段。同时，为了让大家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他还会跳出来。这种让人悲伤的矛盾，也在洛特雷阿蒙的对神灵不敬的话和对旧习惯的沿袭当中有体现。但是，它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什么观点的改变，而只是在没有一点可取之处的意愿中和当事人一起找到出路。马尔道洛尔对神圣的初夜的呼唤以及他《诗歌》当中体现出来的极不轻松的平庸，也在相同的毁灭的疯狂中得到体现。

通过了解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大家已经知道，反叛还处在成长时间不长的阶段。我们搞破坏的恐怖分子和诗歌恐怖分子才刚刚脱离童年。《马尔道洛尔之歌》 [27] 是中学生作品的杰出代表，里面所塑造的对创造和自身持反对态度的儿童的内心冲突，是这部作品的感人之处。在《彩图》中，兰波对世界的限制提出了反对。和他一样，洛特雷阿蒙不是接受无法遵守的规则，而是把世界的末日和毁灭首先拿出来讲。他因为无法遵守的规则而成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

洛特雷阿蒙隐晦地说，他自己推荐自己保卫人类。如果要确定马尔道洛尔是否是一个善良的天使，由于他可怜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但他为什么怜悯自己，原因还需要更深入地探索。他因为失望的、被侮辱的、不愿意承认的和被否认的怜悯而走向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极端。马尔道洛尔自己也说，他接受生命如同接受创伤，并且反对用自杀来让伤疤痊愈。同兰波一样，他也饱经痛苦，并挺身反抗。但是，他也说自己反叛是因为热爱人类，而不是说反对他当下的自己，前者是绝大部分反叛者所用到的理由。

“善良的人在哪里？指给我看看。”这句话出自这名毛遂自荐来保卫人类的人之口。在这种无穷无尽的行动中，我们就能发现里面有不着痕迹的反叛行动。然而，否定的冲动，在大家也对反叛的这种合理性感到无力的清醒瞬间，已经侵入大家想要保卫的事务。人们宁愿把它淹没在依然普遍的不公之中，而这不公亦将与毁灭混同为一，因为不公正无法通过伸张正义得到补偿。“我们彼此对对方造成的伤害都太大了，因此，这种伤害不可能是刻意为之。”自称无辜以让自己不怨恨自己，对于孤独的人来说太难了。因为，他了解自己，而这恰恰是阻碍他自己的东西。“所有人都是无辜的，尽管都被认为是罪人。”人们至少能够这样说。这样一来，上帝就成了一个罪犯。

从浪漫派到洛特雷阿蒙并没有获得什么发展，唯一的发展用了不同的语气。亚伯拉罕上帝和路济弗尔叛乱者的形象，在被洛特雷阿蒙再次进行某些完善的过程当中复活了。在他的处理下，上帝坐在“人粪和黄金堆成的宝座上”，身上披着没有洗干净的单子做成的裹尸布，脸上现出一副白痴般的傲慢神态。他说上帝是“蛇蝎心肠令人恐惧的上帝”，说人们看见“老人和孩子被那个狡猾的强盗燃起大火烧死”，说他“醉意朦胧地在沟里打滚或者在妓院里胡搞”。上帝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倒下。马尔道洛尔被描绘成一个身穿黑袍的传统骑士的样子。洛特雷阿蒙可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魔鬼，他认为“让自己的眼睛看那带着强烈恨意的笑容落在自己身上丑陋的样子是不应该的”。他认为，父、母、神明、爱、理想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他自己一个人。这再次把一切否定了。这位英雄会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他被傲慢折磨得非常痛苦，并且有着“更富有人性像宇宙一样悲伤、像自杀一样美好的相貌”，后者是所有并不认真钻研形而上学的人所具备的特点。同浪漫派反叛者并没有什么不同，马尔道洛尔容忍了罪恶，因为他不认为神有公正的时候。他所围绕的唯一一个主题就是：让人遭受苦难，自己也遭受苦难。《马尔道洛尔之歌》就是一片不断赞颂恶的文章。

在这个改变的时刻，人们只会“用各种方式攻击人——这头野兽和造物主”，而不是对创造物加以保护。《马尔道洛尔之歌》要表达的意图就在这里。一想到自己在和上帝为敌，马尔道洛尔就感到大为吃惊，在罪恶到极点的巨大孤立当中（我单枪匹马反对全人类），他迷醉不已。对于造物主和创造，马尔道洛尔提起百倍勇气予以反抗。《马尔道洛尔之歌》展示了一系列“光荣的罪恶”，对“罪恶的光辉”加以了颂扬。但到了第二首歌第二十节诗开头，它甚至把罪恶和暴力言传身教。

在当时，一种这样狂热的热情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非常常见。这也不是洛特雷阿蒙的特色所在。在人的孤独和神的冷漠之间，浪漫派通常保持一种哪一边都不靠的态度。因为，人的这种孤独在文学上的表达是通过与世隔绝和花花公子来表达的。然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谈及了更深刻的悲剧。他似乎无法忍受这种孤独，似乎想要把创造的一些藩篱都摧毁一样，他对创造进行了反对。他想要做的事情，只是把一切统治杂糅在一起，而不是想方设法加固人的统治。他让创造回归到了原点。在那里，道德与一切问题都失去了自身的意义。他认为，灵魂的不死问题，是这些问题当中一个可怕的问题。他只想在一种毁灭当中把人和世界混合起来，而无意塑造一个面对创造的反叛者或纨绔子弟的让人惊异的形象。他猛烈地攻击人和宇宙边界。如果说完全的自由特别是犯罪的自由是存在的，那么就说明人的边界已经不存在。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攻击人和自身，而且还和人们看见的一样拒绝理性意识。这种对理性意识的拒绝，这种重新回到原始的方法，人们发现是反对自身文明众多标志当中的一个。这已经是意识，而不是通过意识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由于马尔道洛尔不承认大地和大地的界限，所以《马尔道洛尔之歌》当中的创造物都是两栖的，植物则局限在藻类植物。马尔道洛尔的祖国是古老的海洋，他的城堡建立在水面上。对他来说，海洋既是毁灭的地方也是和解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马尔道洛尔把那种已经不存在的渴望——被自己和别人轻视的灵魂的最强烈的渴望——极大地予以了缓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道洛尔之歌》可以说是我们的《变形记》，古代的微笑，在里面被剃须刀划破的嘴露出的微笑所取代。这完全是一个疯狂的、不和谐的幽默形象。对于人们想从里面发现的意义，这位斗士并不能全部隐藏。但有一点也不容否认，他让我们看到一种毁灭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从反叛的最核心产生的。帕斯卡尔说：“变得愚蠢吧！”于他而言，这句话有表面上的意义。为了生活而必须忍受的冷酷和无情的清晰，洛特雷阿蒙似乎没有能够经受住。他说：“我的主观性还有一位造物主，而对于一个脑袋来说，这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限量。如此，他决定把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变一个样，变成在黑漆漆的水里游得飞快的鱼。”在大海里，马尔道洛尔和雌鳖鱼圣洁而丑恶地交配了很长时间。这一段文采斐然的文字，尤其是那个马尔道洛尔变成一条章鱼攻击造物主的故事有象征意义，一个象征是逃向存在的边界，一个象征是对大自然规律遽然的违背。

如果把苦楚的王国和孤独放在那些被遗弃的、从公正和激情终于获得平衡的和谐国土的人面前，让他们去选择，他们会宁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在苦涩的王国里，词语不再有意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漫无目的创造物的力量和本能。实际上，这种挑战也是一种侮辱，在第二首歌当中，它在天使的争斗中随着天使的失败和腐化而消亡。于是，天和地又回到原始生命漫无边际的液体，并未与其相混合。如此一来，“只有在受到一些不知名的罪恶的救赎般的惩罚的时候，鳖鱼的脚和手臂前端（即人）才能获得新的变化”，《马尔道洛尔之歌》当中的这句话才能说得通。的确有一种罪过或犯罪的幻觉（不排除是同性恋）存在于洛特雷阿蒙的隐秘的生活中。任何一个读过《马尔道洛尔之歌》的人，都会产生一种感觉：它缺少一种斯塔福金纳的追悔态度。

因此，在《马尔道洛尔之歌》当中，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神秘的救赎意志的增强。在非理性冒险结束的时候恢复理性，是反叛的某些形式所特有的行动。这种行动的关键在于：先让其混乱，然后达到治理的目的，并且使人心甘情愿套上一副较之人们想摆脱的锁链更加沉重的锁链。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这样一种犬儒主义和一种如此强烈的简化意志描述这种行动，这样，这种转变就不可能不具备一定的意义。于是，在颂扬过《马尔道洛尔之歌》之后，一种绝对肯定的理论就产生了。于是，在彻底的反叛之后，对一成不变的旧俗的遵守就产生了。所有这一切都清晰地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之与《马尔道洛尔之歌》，《诗歌》给出了最好的解读，“文学中的大家由于被幻影生活的绝望沉着而坚决所诱惑，于是开始把神和社会的法则大规模地废除，并被引向理论和实践的恶性循环”，“从虚无当中经过，并充满快意地轻视自己的某个作家的罪行”，也被《诗歌》大白于天下。然而，要想对付这种罪恶，《诗歌》只能采取形而上学的老方法。“怀疑的诗歌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死气沉沉和恶意的程度？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真的东西。所以，由于不应该讨论原则，人们不应该在诗歌中大谈原则。”（《给达拉赛的信》）唱诗班儿童和军训教材的道德，被很华美地进行了归纳与包装。狂热的遵循传统，因此也存在异常的可能。当人们对做坏事的鹰战胜希望的龙加以颂扬时，希望是他们唯一的歌唱对象。“我在我寸草不生的家园中希望你注意光彩四射的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和我在伟大时代中的庄严。”他们会这样说。除此之外，还要能够让人心服口服。以下的做法仍然代表绝望：安慰人类，对待人类就像对待兄弟，重新归顺那些如苏格拉底、耶稣基督、佛教、孔教等连饭都吃不饱，走遍乡村的道德家们（历史上或许不是这样）。所以，品德、规矩的生活，在罪恶最中心的部分具有一种追忆过往的性质。对于洛特雷阿蒙来说，基督教只是一个道德家，因为他不想祈祷。如果说得更确切，他提倡的东西就是不可知论和要竭尽全力，也就是他向自己提倡的东西。如此一来，一种引人入胜的主张就要遭受厄运了，它要想产生，必须要有舒适的夜晚、内心必须没有痛苦，而且思索要轻松。“我唯一知道存在的东西只有降临时间的恩泽。”说这句话的时候，洛特雷阿蒙的心情一定起伏不平。然而，在他说另一句话，我们知道他一定正在拼命坚持：“在一种完全公正的精神看来，这种恩赐是完整的恩赐。”反叛者和洛特雷阿蒙一起往荒漠逃跑。然而，哈勒尔是凄凉的，这遵循传统的荒漠同样凄凉。由于追求绝对和极其热衷毁灭，洛特雷阿蒙变得非常单调。马尔道洛尔追求彻彻底底的反叛，同他的出发点一样，洛特雷阿蒙也表示要彻彻底底的平庸。曾经，他也想把意识扼杀在原始当中，想把它归结为野兽的吼声。曾经，他想让意识通过迷恋数学而消融，现在，他又要让缺乏生气的循规蹈矩扼杀它。对于隐藏在自己反叛深处的存在的呼唤，反叛者干脆来个装聋作哑。要么就是拒绝成为任何东西，如果那种呼唤不再存在，他就愿意成为任何东西。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与之产生关联的都是老套的幻想。平庸同样是一种姿态。

对控制我们大部分精神史的反叛来说，遵守旧的规则是因为受到一种虚无主义的引诱。通过这部精神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在采取行动的反叛者如果把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抛在了脑后，遵守旧的传统对他就会有极大的诱惑力。这样一来，这部历史就解释了20世纪。洛特雷阿蒙有纯洁反叛的鼓吹者的美誉，但他的兴趣却在我们社会流行的精神奴化上。《诗歌》仅仅是一篇序言，是“未来之书”的一篇序言。这部未来的书即是文学反叛的理想成果。所有人都在畅想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在当局者的要求下，反对洛特雷阿蒙的书出的数量已经达到几百万本。不可否认，天才也有非常一般的地方。但这种一般和其他人的一般并不相同，这种一般，大家想和它相融，这种一般，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警察和造物主聚在一起。天才都是与众不同的，然而又是一般的。如果天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他就毫无价值。如果涉及反叛，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反叛从来不缺少自己的仆人和表面上的追随者，然而，它真正的弟子并不在这些人当中。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对于兰波，我们在这里几乎不会提及。已经再没有关于他的话，甚至，关于他的话已经说得有点过度。但是，为了让我们的主题更鲜明，我们仍然要说明一点：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兰波才是一个反叛的诗人。如果我们以不偏不倚的态度阅读一下《哈勒尔的来信》就会发现，他一生因反叛而起的传奇并没有从他的一生当中得到证明，他的一生，唯一做到的只是表明了赞同最糟糕的虚无主义。兰波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而这可以说似乎让他拥有了一种超人的德行。他也是因为这一原因而被抬上神坛的。这一切，无不让我们当代人的理由变得没有说服力。但即便如此，说意味品德存在的只有天才而不是不承认天才，仍然是有必要的。兰波在查尔维尔首次发出的胜利的欢呼，以及他在哈勒尔做的交易，并不能算作他的伟大之处，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某一时刻，赋予了反叛过去一直没有做到的正确的定义，把反叛的胜利和焦虑、和世界分离的生活以及无法逃离的世界说了出来，同时为我们展现了为不可能提供的声援以及应该把握住的不公正的现实。在那一刻，醒悟和地狱在他身上糅合，他既口诛笔伐，又对美表示颂扬，把无法消除的矛盾变成了一首协奏曲。那时，他不仅仅是一位反叛的诗人，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最伟大的反叛诗人。不可否认，他的两部作品的构思之间相隔的时间太短，但这一点无足重轻。何况，兰波曾同时构思《地狱的一季》和《彩图》两部作品。这一点，我们通过观察所有艺术家从生活当中得出的绝对信念就能知道。如果说他的这两部作品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他同时忍受着两部作品的折磨，就可以说他真正的天才就在于这种破坏他的矛盾。

毫无疑问，对矛盾采取回避态度，在没有把自己的天才充分发挥之前就抛弃它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品德的人。于兰波而言，他的沉默算不得一种新的反叛方式，最起码从他发表了《哈勒尔的信件》开始以来是这样。他出现的变化无疑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是，同样有让人不解的地方，也存在于因为婚姻而成为金钱的提供者和诱惑人的女子平庸中。兰波所构建的世界，决定了在《地狱的一季》之后，已经不再有能超过它的作品。如此一来，很难想象这位智力超群的创作者，这位有着绝世才华的诗人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很难想象在《诉讼》 [28] 《白鲸》 [29] 《群魔》 [3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1] 出现之后，还能有什么更优秀的作品。但是，依然有伟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出现之后问世。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学习这些作者们身上最值得称道的东西，直到作者去世为止。当看到这样一部超过《地狱的一季》的作品，没有人不会起惋惜之情。当这部作品被抛弃，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

谁能确定阿比西尼亚就是修道院，确定让兰波一言不发的对象是基督教？因此，我们自然不能仅仅根据这些信件来判断，否则，到了今天，这位基督就只能端正地坐在银行窗口了。在这些信件当中，基督的钱成了令人讨厌的诗人唯一谈论的主题。在他们的笔下，基督成了一个只在乎自己的钱能否保住、能否给自己持续不断地带来利息的人，成了一个面对酷刑放声高歌、诅咒上帝和美、攻击正义和希望、光荣地丧生于罪恶的气氛当中、愿意和一个“前途充满希望”的人缔结姻缘的人。占星家、通灵者以及苦役、在牢狱被终身监禁、棘手的囚犯，总要把8公斤黄金挂在腰上，甚至在无神的大地上的人间最高的统领也这样做。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抱怨这根腰带给他们带来了负担。人们向最广大的年轻人推崇的神话中的英雄，无疑不应该是这些人！年轻人愿意在尘世生活，但每当想到这条腰带，他们就会感到非常难为情。必须抛开这些信件之后，神话才能得以保存。对于这些信，人们知道几乎不会有人去评论，因为它们对神明不敬，就像真理在有的时候也会对神明不敬。兰波无疑是一位伟大并且卓越的诗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一道猛然披露的神的启示。但是他并非人神，不能算作愤世嫉俗的代表，也不能算作大家让我们学习的诗歌的修道士。只有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快要痛苦地死去的时候，他的伟大才重新焕发出来。那时，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让人感动，即便那个人平庸到极点，如果他们说：“我太倒霉了。我身上有钱，但是我甚至没有看管它们的能力！”当面临这种悲惨境地，兰波曾说：“我现在不愿意死。”他幸运地因此而成就了伟大。在面临不测之渊的时候，青年兰波苏醒了过来。这时，他既是一位资产解释商人，也是我们曾真心热爱过的尝遍酸甜苦辣的青年。于是，通过那些不知道珍惜幸福的人最终会面临的恐惧和让人无法忍受的苦痛之中，他又找到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热情和真实才算真的起步。

人们确实从作品中发现了哈勒尔，但是这种发现却是以最终舍弃的形式完成的。具有“毁灭的冲动”这一所有反叛者都要付出的代价，采取的就是最经常的方式：美美地在沙滩上睡一觉。在兰波的笔下，有一位始终放荡、不断杀害自己臣民的亲王，这位亲王所犯下的可怕的罪行以及那种持续的放荡，都属于后来超现实主义作家不断提起的反叛主题。但是，到最后，这一主题仍然让位给了虚无主义的疲乏，已经疲惫不堪的灵魂，最终无力承担争斗和罪孽本身。人们没有勇气说，为了始终记住通灵者，狂饮终于在大醉中沉沉睡去。对于这一切，我们同时代的人心知肚明。大家已经沉睡，或沉睡在沙滩或沉睡在雅典。对于这个世界的秩序，他们已经采取被动而不是主动地接受，即便这种秩序已经逐渐减弱。兰波的一言不发，无疑促成了那个统治者屈服一切但唯独不屈服斗争的国度同样沉默。这个突然屈服于金钱的伟大灵魂，提出了一些其他要求。总的说来，这些要求有一部分比较过分，但到后来都是一些为警察服务的要求了。无疑，提出这样的要求，说明这个灵魂已经对反叛自身产生了倦怠。无疑，这可以算是一种精神自杀。同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比起来，这种精神没有那么受人尊敬，但是能产生重大的后果则都是一样的。这个伟大的反叛运动结束的时候，也是超现实主义产生的时候。可以说，超现实主义是因为曾尝试继承唯一能赢得人们温情的兰波才具有意义的。从那封关于通灵者的信件当中，以及从信里面提出的方法当中，超现实主义找出了反叛苦修要遵循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在存在的意志和毁灭的欲望之间，在“是”和“否”之间进行的交战提供了证明，也证明了我们在反叛的各个时期都遭遇过这种斗争。所以，我们不如从兰波后来的追随者的作品中去发现兰波，而不必去把那些关于兰波的评论翻来覆去地重复。

诉讼一切东西，永远重新开始，就是超现实主义最初的目的，如完全地服从，彻底地反叛，有规则地破坏、崇拜荒谬以及诙谐。一切规矩性的东西，都被超现实主义拒绝，并且拒绝得简明、毫不拖泥带水。阿拉贡 [32] 说：“我们是反叛专家。”超现实主义是一部让精神感到战栗的机器，在“达达”声中，它完成了震撼的目的。浪漫派和它对时髦乏味的崇尚，是“达达”运动 [33] 产生的根源。因为自身的存在，无意义和矛盾得以保存下来。“对于‘达达’运动，真正的达达派成员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所有人都是达达运动的领头人。”除了这句话，还有这样的话：“美是什么？丑是什么？伟大、强大、弱小等又是什么？我一无所知。”这些不值一提的虚无主义者的目的很明显：用奴仆的身份提供最死板的正统思想。但是，超现实主义并非只包括兰波、布列东 [34] 用“我们应该在那里留下全部希望”的概述所留下来的东西以及刻意追求不同的炫耀，而是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通常，一个人对超脱的生活发出伟大的呼唤，也意味着他完全拒绝现在的世界。“我没有办法对自己天生的命运痛苦地忍受。这种不公正待遇，在我的意识最深处对我造成了伤害。我始终保持警惕之心，不让自己的存在适应整个卑微的存在条件。”布列东的这句话说得太巧妙了。他认为，精神要想稳固，只能在生活当中实现，对于这种无穷无尽的不安，超现实主义想给出答案。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布列东认为是“掉转头反对自身，并且决意不计一切代价把这些阻碍清除的呐喊”。对于死亡和脆弱条件“不值一提的期限”，超现实主义采取诅咒的态度。面对不甘寂寞的情绪的控制，超现实主义采取驯服的态度。在被伤害的愤怒之后，在代表着某种严正道德和自傲的对立之中，都可以找到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混乱的力量之源，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它就肩负着创造秩序的任务。摧毁，在用诗歌诅咒之后又用物质的棍棒攻击，是它最先想做的事情。如此，说它是对现实世界的诉讼，说它是对创造的诉讼自然更恰当。推理和有条不紊，即是超现实主义的反面命题。超现实主义首先认为，人是无罪的，人应该收回自己曾经赋予上帝这个词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当绝望产生，这种绝对无罪的观点也应运而生，然后逐渐变成一种疯狂的惩罚，这也是整个反叛历史当中的情况。在大肆宣扬人类无罪之后，超现实主义者也对谋杀和自杀持认同态度。在他们眼里，自杀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在克雷韦尔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最正确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他、里戈、瓦歇都是自杀身亡的。阿拉贡批判了漫无边际谈论自杀的人。但就算是这样，人也不可能在不和其他人一起亲身参与的情况下，因对毁灭的欢呼而获得任何荣耀。对此，对于自身讨厌的“文学”中，超现实主义把最倒霉的“顺畅”留了下来。另一方面，它还声援了里戈那让人战栗的呐喊：“你们都是诗人，但是却与死亡为伍。”

但是，超现实主义却不仅仅只这样做。它认为，维奥雷特·诺齐耶或不知道名字的刑事犯都是英雄。如此一来，在罪恶面前，它就肯定了创造物的无罪。然而，超现实主义也有勇气说，拿着手枪走到街上，朝人群胡乱开枪，是超现实主义者最直接的做法。这些话也是1933年以来，安·布列东感到最后悔的话。可以说，如果不算个人的决心以及个人欲望的决心，一切决心都是被拒绝的，如果不算无意识优先，一切优先都是被拒绝的。一句话，超现实主义同时对社会和理性持拒绝态度。对绝对自由的诉求，也是非理性活动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我们所有财富的权力如果都掌握在我手里，我将杀掉所有人然后离去。”如果上述自由在雅里对孤立下的定义当中是这样一回事，那么就无伤大雅。阻碍被否定，非理性获得胜利，是问题的关键。假设，在一个不存在意义和荣誉的世界当中，唯一合理的欲望只是各种形式下出现的欲望，那么这种对谋杀的推崇就具备了一定意义：唯一应该提倡的纯粹的真理只是生活的激情、非理性的呐喊、无意识的冲动，应该果断否定一切与欲望对立的东西（主要是关于社会的）。安·布列东评价萨德 [35] 说：“这个人和本性融为一体无疑只有在罪恶中才能发生。这是否是最炙热的、最无可置疑的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到了这里，我们对他的这一评价便能够理解了。人们定然能够发现，这里说的爱，是一种受到创伤的心灵的爱，是一种无对象的爱。但是，社会需要加以扼杀的疯狂行为，恰恰是这种空虚而贪得无厌的爱，这种占有欲。所以，布列东虽然也不完全明白自己说的这番话，但是仍然极力褒奖背叛，同时声称：“唯一合理的表达方式是暴力。”

然而，组成社会的是人，社会也是一种机构；超现实主义者不会杀死所有人，因为他们自命高贵。如此，他们就必然会持有一种态度。因为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他们认为颠覆社会以及把欲望解脱出来是最先要做的事情。他们已经确定目标：服务于自己的时代。通过造成本文主题的那种一致性，他们从瓦尔保尔发展到萨德，从萨德又发展到爱尔维修 [36] 和马克思。但毫无疑问，他们进行革命，并不是因为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超现实主义者做出的努力目的恰好相反：让引领他们去革命的那些必然要去和马克思主义和解。甚至可以说，超现实主义者恰恰是因为最厌恶马克思主义才去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对安·布列东的要求的核心和它的高贵之处心知肚明。因此，在承担了一种相同的痛苦之后，他们就想告诉布列东，他的做法把构建一个“绝对公正的权威”和专政当作了标准，把政治狂热、拒绝自由言论和主张死刑的必要性当作了标准，尽管他们在告诉他的时候有些犹豫。对于“毁灭”“告密者”等这个时期的怪异用语，人们也感到匪夷所思，但是起捍卫作用的革命用语正是这些词语。但是，这些疯狂的人用发起一场不在乎形式的革命，所得更简单点就是，只要能够让他们不再身处这个他们被迫生活在其中、利字当先和妥协的世界就可以，其他的他们不在乎。他们既然无法获得最好的，索性选择最差的，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一群虚无主义者。对于他们当中那些在今后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和他们最初遵循的虚无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他们并没有找出来。口号才是毁灭超现实主义者渴望的语言的真正罪魁祸首，而不是分崩离析或者规律性。不可否认，阿拉贡是因为揭露“不光彩的主义态度”而为大众熟知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这种态度当中找到了道德的完全解放，尽管这种解放同另一种奴役曾经不谋而合。对于这个问题，超现实主义当中思考最深的人是皮埃尔·纳维尔。他寻找革命行动和超现实主义行动之间的共同点，并在悲观主义中深刻地确认了这种共同点，这就是，“这种毁灭因为伴随人类走向灭亡和不忽略任何东西的意图”。20世纪的革命实际上是奥古斯丁学说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混合统领的。对于当代的虚无主义，人们已经找不到更勇敢的表达方法。从绝大部分原则上来讲，超现实主义的背叛者都是遵从虚无主义的。如果让他们以某种方式去死，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安·布列东和其他一些人如果背叛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原因，有一些虚无主义之外的东西出现在他们身上，即他们产生了对更为纯洁的东西的次要的忠诚：不愿意去死。

“我们非常愿意从波将金号战舰上起义 [37] 的原因中辨别出这让人恐惧的部分。”毫无疑问，超现实主义者曾经相信唯物主义。但是，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对这让人恐惧的部分并不友好，甚至不愿意仅仅从精神上表示友好。这腐朽的让人恐惧的部分只做到了一件事：把现实世界形象地展现了出来。反叛者反对它，正是这个现实世界导致的。“反叛让一切变得合法”，如果要这样说，反叛并没有解释任何事情。革命对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只是一种绝对的、安慰人的幻想，而不是人们在重复的行动中实现的一个目标。艾吕雅 [38] 说：“革命与爱情无异，它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卡朗特拉，他的朋友，就是在这种生活当中丧生的。“天才的共产主义”，是他们唯一的追求目标。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要反叛历史，并且对英雄的个人大加赞扬。“人的低劣行为影响的规律，是历史的支配者。”安·布列东也想同时得到两个水火不容的东西，即革命和爱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革命是在爱一个还没有成型的人。如果一个人真的爱某个人，那么为爱的人去死，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革命对于安·布列东来说其实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反叛。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切政治思想来说，真实的东西唯有相反的观点。对于历史，安·布列东并没有采取能够让它增光添彩的行动。没有永恒的幸福，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馈赠幸福给人们，算不得革命的益处，幸福只是“尘世当中一种可抛弃的安乐”。布列东反而认为，人类不幸的条件应该得到凸显和净化。阻止完全人为的社会条件的不稳定因素，给人类条件现实的不稳定一块遮羞布，是世界革命和它包含的重要牺牲带来的唯一一个好处。人为这种进步超过限度唯有布列东一人。这无疑是在宣布：革命应当效命于内部的苦修；人通过苦修可以让现实变得美妙，而这也是人的想象力的一种有力的报复。在安·布列东眼里，美妙占据的地位和理性在黑格尔作品占据的地位相同。这已经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最为全面的对立。如此，就可以理解被阿尔多称作阿弥埃尔的那些人为什么会长期犹豫了。超现实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约瑟夫·德·梅斯特被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远远不能比。反动分子用现实世界存在的不幸拒绝革命，他们要让历史的状况不被破坏。而马克思主义者曾用现实世界存在不幸做相反的事情，即让革命变得合乎情理，他们要建立一种新的历史状况。总之，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在用人类的不幸为自己服务。布列东则让革命为超现实主义的冒险服务，他始终都在用革命完成悲剧，无论自己的杂志叫什么名字。

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超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可以得到解释。大家认识到超现实主义是在全力维护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则是要求非理性服从自己。同一切精神经历一样，超现实主义希望得到统一，但马克思主义总希望总体服从自己。总体要想让非理性服从自己，只有一种情况：理性可以征服世界。但是，较之让非理性服从自己的意愿，要求统一的意愿还要更强烈。即便一切都是理性，也无法满足这种意愿。希望理性和非理性无差别，是它尤其强调的诉求。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存在支离破碎的统一。

安·布列东认为，总体只是统一过程中的一个或许必要、但未必足够的阶段。到了这里，“一切”和“一无所有”的主题就又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超现实主义希望获得一种普遍性，布列东之所以要批判马克思做出的奇怪而深刻的指责，正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具备普遍性。超现实主义者的意图，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世界”和兰波的“改变生活”。但这两者又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想让世界的总体屈服于自己，后者想让生活得到统一。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一切总体都具有局限性。现实主义者最终被这两种解决方式劈为两半。布列东站在兰波的一方，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指的仅仅是苦修和精神的经历，而非一种行动。导致超现实主义运动产生的深刻而特殊的因素，再次被他放在首要位置。所以，他专注于思考反叛、恢复神圣和取得统一。但是，他对这种特殊性的钻研越深入，他离他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自己某些初衷就越远。

荒谬和自杀

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之后，才能判断生活是否有过下去的价值。其余的问题都是次要的，都是一些游戏，例如这个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精神是否分为九个或十二个范畴。根本性的问题，是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回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决定性的行动靠回答来指引；如果尼采的观点正确，一个哲学家要想赢得尊敬必须亲自作示范，你就能明白这一点。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心灵要察觉到非常容易，但理智若想察觉到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问题就比那个问题重要呢？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的答案是：根据它将要引发的行为来判断。因为本体论而死的人，我闻所未闻。伽利略掌握非常重要的真理，但这个真理不危及他生命，是他坚持这个真理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这一真理还没有值得赔上性命的价值。

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说真的，这个问题完全不重要，尽管我知道有些人赋予人生意义或者幻想轻生，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做法（死亡一个绝好的理由就是生的依靠）。所以我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和回答所有本质的问题一样（在这里，我指的是把人引向生或者死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堂吉诃德式和拉帕利斯式两种思考方式。要让我们既获得情绪的感动又获得理智的清晰，唯有把实证和抒情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个卑微而沉重的话题。对于这一话题，不能够以古典的学究式的辩证法来思考，而应该要用一种产生于人类共同的同情和理解当中的更为谦逊的思考方式。

在以前，人们讨论自杀只局限在社会现象的范畴。在这里，我们换了一个考虑的角度，一开始就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的联系出发来考虑。完全可以以一件艺术杰作来看待自杀。在心灵的幽僻处，自杀情绪不断地发展和升华，但是那个人却完全不知情。于是，在某一天夜晚，他扣动了扳机或从某个地方跳下。我曾从别人那里听来一个故事。有一个想自杀的公寓管理员，在五年前女儿去世后性情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终日被过去的阴影“侵蚀”。我认为“侵蚀”这个词已经准确到了极点。人一开始思考，就代表侵蚀迈开了步伐。要想探寻病因，要去深藏当事人内心的阴影当中去找，与社会无关。人们应该由此出发，去理解这要人性命的游戏，去理解是因为什么原因，一个人从存在的清醒的状态遁入了黑暗的深渊。

有多种原因可以造成自杀，最显而易见的，通常是最不致命的。在深思熟虑之后自杀的人，几乎（但也不排除）没有。我们总是没有办法确定是什么导致自杀的冲动的产生。“极度痛苦”和“绝症”是报纸对此的解释。从表面看来，这些解释似乎是可信的，但要想真正弄清自杀的原因，还需要弄清那位绝望的人自杀当天是否被朋友用冷漠的语气对待过。如果有，那个人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绝望者完全有理由因此确立愤恨和厌倦的情绪，从而坚定自杀的信念 [39] 。

如果没有办法把握住那一瞬间，心灵因为那微妙的发展进程而倾向于毁灭，那么更加容易的做法莫过于从行为本身来分析后果。在剧情片当中，自杀代表着坦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世界的自杀也的确是这样。一个人自杀，是在坦白他不需要生命，或者坦白他不明白一生的意义何在。但是，在这种对比中太过深入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最好还是回到日常用语当中：他仅仅是承认，“生活不值得自己为其耗尽心力”。当然，活着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生存，你不断地摆出各种姿态。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习惯通常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想要解脱？因为已经发现了什么；即便是本能地意识到习惯的荒谬、生命的枯燥、骚动的疯狂以及痛苦的无价值。

既然如此，生命所必需的睡眠，又是被怎样一种强大的感觉所扼杀的呢？一个世界如果能够被理解，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让人感到亲切的，不管这一假设多么缺乏提出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宇宙丧失了光明和环境，那么人就会认为自己无家可归或者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放逐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结局，因为往日家园的记忆已经消逝，但是又没有办法回到承诺要找到的美好家园。所谓荒谬的感觉，或许指的就是人被生活驱逐，演员被布景驱逐。如此一来，对于所有产生过自杀念头但是未遂的人来说，这种荒谬的感觉和对死亡的渴求无疑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关系，根本不需要作更深入的解释。

对荒谬和死亡的这种联系以及自杀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避免荒谬的解决办法的探讨，是本文的宗旨所在。如果说一个真诚的人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可以支配自己的行动，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他坚信荒谬的东西，那么他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如此一来，另一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明白而坦诚地提出来了：人们是否要因为这一重要性把一种复杂的境地抛弃。无疑，我所说的人们，指的是那些希望言行一致的人。

从表面看来，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简单而又麻烦的问题。但你能够认为简单的问题答案仍然简单，清晰的东西依然清晰吗？显然不能！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因到果推导还是从果到因推导，都只有“是”或“否”两种哲学方式的解答，就好比决定要自杀还是不要自杀一样。从表面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还有一批持续追问但不下结论的人。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嘲讽，事实上，这类人占大多数。我还注意到另外一部分人，他们给出“否”的答案，但是却采取“是”的行动。如果我们认为尼采的观点是对的，实际上就可以确定，他们想的其实都是“是”，不管有着怎样的情况。而那些自杀的人，通常是已经把人生的意义确定了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甚至可以下一个断言：矛盾变得这样尖锐，正是在需要逻辑的地方发生的。人们很容易将哲学理论和宣扬他们的人进行比较。但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如果不算属于传说 [40] 的波勒格里诺、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 [41] 、属于幻想的儒勒·勒吉埃，在那些不认为人生有意义的人当中没有人会因为固守逻辑而放弃生命。叔本华坐在满桌美味佳肴前颂扬自杀，他因此而被世人嘲笑。但人们不应该以此作为笑料，因为这种以娱乐地对待悲剧的态度并没有什么，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一点看清一个人。

我们已经讨论了以上各种冲突和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说，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他自杀的行为并没有联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说出这样的大话。事实上，有一种比世间一切苦难更具力量的东西存在于人对生命的眷恋之中。对于死亡，肉体是本能害怕的。所以，肉体的判断应该和精神的判断同等重要。活着是我们最先产生的一个习惯，其后才有思考的习惯。从出生奔向死亡，无可置疑的引领者始终是肉体。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一种所谓的“逃避”的行为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和帕斯卡所谓的“转移”是差不多一样的。“逃避”是一个会永远玩下去的游戏。“希望”是最典型的逃避行为，本文的第三个阐述的主题就是它。希望是一种憧憬，表示想获得另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当然，它也可以是一种幻想，即为了某种伟大的理念而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活。理念高于生活，对生活起升华的作用；也可以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甚至和生活背道而驰。

事情因为这一切而变得更加一团乱麻。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喜欢在文字上做文章，并假装相信拒绝赋予人生意义就是在表明人生没有过的价值。人生是否有意义和人生是否值得过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固定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最好简单一点，直奔主题，不要使心智被上述的各自独立、矛盾、无序所扰乱。一个人自杀固然是因为人生没有过下去的价值，但这个道理又有谁不知道？所以，要想找出问题的答案，必须要弄清这种对人生的存在的侮辱，对人生的彻底否定是否是因为人生无意义，以及要避免人生的荒谬是否一定要通过希望和自杀才能做到。此外，还有一个远在一切纷乱的思考方向和冷静的思维方式之上的最重要的问题：死亡是否是由荒谬操控的？意义的晦暗不明、矛盾的冲突以及一个“客观”心智善于接受的心理学等一切，在这种思索和激情面前都应该让位。一种不属于公正之流的思考，即逻辑的思考，是这里唯一需要的思考方式。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让事情合乎逻辑并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坚持到底却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事情。寻短见的人坚持到底，依凭的是情感的力量。在醉心于思考自杀问题时，我发现自己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那就是是否存在一种逻辑让人直达死亡。在这里，我要指出：要想从推理的根源中有所收获，必须要有适度的激情，以及以真实证据为探索的依据。这就是我认为的荒谬的推理。这种推理很多人已经开始，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有始有终。

“我因为这种局限性回归本真，从而不再龟缩在一个完全是我想要呈现出的客观观点之后，自我也好，他们的存在也好，都不再是我的对象。”在解释世界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雅斯贝当斯 [42] 这样高呼。这种让思想走入绝境的沙漠，以前有很多人尝试过要意识到它，现在，他又让人想到了这一点。没错，的确有很多人这样做过，但是他们也非常希望摆脱这种困境。思想选择最后的路口也在这里，包括那些最卑微的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到达过这里。最后，他们放弃了生命，放弃了这个他们最为珍视的东西。那些精神上的王者也同样放弃了自己，不同的只是采取的方式：用最纯粹的背叛进行思想自杀。尽可能地坚持，以及凝视和端详那遥远城邦的稀奇的花草，或许反倒是真正的努力。在这场残酷的演绎中，耐心和理智是特别的观众，对于荒谬、希望和死亡三者之间的争论，它们冷眼旁观。根据这一点，精神可以充分地分析这种简单却精到的演出，从而把它解释清楚并重新回忆它。

荒谬的墙

和伟大的作品一样，深邃情感的内涵通常在陈述之外。在行为和思考的过程中，在灵魂本身无法觉察到的情况下，灵魂中亘古不变的冲动的厌恶通常会重新出现，并且被复制。伟大的情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个世界可能是卑微，也可能是辉煌的。凭借着一点激情，它把一方天地点亮了，在那里，它找到了适合的氛围：有的人嫉妒成性；有的人只考虑自己；有的人志向远大；有的人非常大方。如果换一种说法，这一方天地指的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或一种心智形态。比起最初的情感，那些已经分化、精妙的感受甚至要更加真切，因为前者是晦暗难明的。它是模糊的，但又是决绝的，是遥远的，但又近在眼前，一如那些带来美感或唤起荒诞的感情。

无论是谁，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随时都可能遭遇荒谬。荒谬是那样直接而不尚装饰，让人感到非常沮丧。它虽然明亮，但是没有光芒。它是极其狡猾而难以捕捉到的。然而，我们思考的价值也就是这种困难之处。任何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在避开我们无法抑制的东西，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但是，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采取一定的方法认识和了解某个人，这种方法就是观察他的行为以及他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可以定义那些表面看无法捉摸的非理性感受，并对它们进行评价。从智力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感受所造成的全部后果，看清它们的面貌并且标记出来，从而把它们所构成的一个世界描绘出来，就是我要采取的办法。当然，我即便把一个演员看无数次，从表面看我也未必能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但是，我如果采取下列的做法就不无道理了：总括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把其中的许多个角色遍观之后，再说自己已经对他有所了解。如果只看表面，这样的理论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则寓言。一个人在定义自己的时候，他真诚的冲动和他的伪装是不相上下的。所以，无疑还存在另外一种解析情感的门道。在心灵中情感无迹可寻，但却能在感情所引发的行动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姿态当中找到踪迹。我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分析方法，而非认知方法。因为只要是方法，就避不开形而上 [43] 的问题，在悄无声息的过程中，它们通常能把被认为是未知的结论揭示出来。比方说，一本书的第一页其实已经包含了最后一页的内容。这种联系是必然的。在这里，我所定义的方法表明，无法认识所有真的东西，只有表象可以被列举、氛围可以被感知的情感才能够被了解。

由此出发，我们或许能够触及那躲避的荒谬感，把它从那些完全不相同但是却亲密的世界当中找到。生活艺术的世界、艺术本身的世界、智力的世界都属于那样的世界。荒谬氛围产生，于是荒谬感产生。在荒谬专属的世界和精神的姿态当中，荒谬感又消失。这个世界被这种精神姿态用自身真实的色彩点亮了，那些条件优越却无法调和的形态被这种精神姿态分辨并显露出来，从而变得光芒四射。

荒谬的发端是不值一提的，一如所有伟大的行动和所有伟大的思想的开端都不值一提：街角的转弯处以及饭馆的旋转门前通常诞生伟大的作品。甚至可以说，荒谬的世界比其他世界更能从卑微中汲取伟大。当被问到“在想什么”的时候，人们通常喜欢用“什么也没有想”来回答，在某种情况下，这或许是一种敷衍。对于这一点，恋爱中的人能体会得很好。然而，如果这个回答很诚挚，并且把当事人的灵魂的奇特状态表达出来，这或许就是荒谬产生的第一个信号。因为，它让虚无具备了内涵，日常行为不再有禁锢的作用，但为了让自己禁锢作用恢复，心灵仍然在做徒劳的寻求。

但突然在某一个时刻，这一切演绎的元素失去了效力。一种同样的节奏统治了起床、有轨电车、办公室或工厂的四个小时；统治吃饭、有轨电车、工作的四个小时；统治吃饭、睡觉，以及紧随其后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此时，这种进度在大部分时间当中还能够被当事人跟上。但是，在以后的某一个时刻，“为什么”的问题在那个人头脑里产生了。于是，一切就开始于这让人吃惊的疲倦当中了。事实上，“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中，疲倦产生了，意识的冲动也开启。疲倦让意识苏醒，并且把随后的一切触发。如此就剩下两条路，一是彻底地觉醒，一是重新纳入链条。到了最后，觉醒会不失时机地促成复原或者自杀。有一种让人呕吐的东西存在于疲惫当中，在这里，我认为这种东西是有好处的。因为意识是一切的开端，也是一切有价值的先决条件。这一看法并不出众，但是它显而易见。有了这个看法，如果只是对荒谬起源的问题进行大概的探索，短时间内已经足够。就像海德格尔 [44] 所说的，万物都产生于单纯的“焦虑”当中。

一样的道理，在我们晦暗的一生当中，我们有赖于时间夜以继日的承载。但谁也不能否认，在某一天，我们必须承载时间。“明天”“等你将来有出息”“过一段时间”“长大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些互不干涉的话都很有趣味，因为它们最终指向死亡——我们是依靠未来生活的。一个人总会发现自己已经年满三十，并由此判定自己已经不再青春，同时把自己放在漫漫时间当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会承认自己站在一条尽头是死亡的曲线当中的某一点上。他已经处在时间的控制之下，在害怕被抓住的恐惧的之中，把自己最害怕的对手辨认了出来。他希望明天到来，但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是抗拒明天的到来的。荒谬指的就是这种肉体的反抗 [45] 。

我们发现了世界的复杂难明，发现我们竟然对一块石头感到这样陌生，发现自己正被大自然甚至是一道风景所否定，而我们却无能为力。这样，陌生感就要进入我们的身体了。有某种不属于人类的东西存在于一切的美的核心当中，连绵起伏的山脉、温柔的天空和婆娑的树影刹那间都失去了意义，那些感觉只是我们赋予那些事物的一种幻象。于是，那些事物变得遥远而缥缈了，堪比失落的天堂。于是，世界把原始的敌意重新展露了出来，跨过千年的岁月对我们进行直接袭击。在那一刻，我们迷惑了起来：我们理解世界一直按照预想的样子和轮廓进行的，但之后这种方法将无法再使用。由于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世界躲开了我们，那些以“习惯”作伪装的布景以真实形象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并且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我们对一个曾经爱过的女人重新审视时，我们发现她熟悉的面孔下居然是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上述的情况和这种感觉是类似的。或许，这种抛弃我们，让我们变得孤单的东西是我们一直想得到的，因为这种复杂难明和陌生感就是荒谬。

这种不属于人性的东西，同样存在于人的身上。我们身边的一切，因为我们机械、无聊如同哑剧一般的手势，在某些一切都明明白白的时刻变得愚蠢起来。这种感觉同一个人隔着玻璃打电话是一样的：他可以看见对方如哑剧一般让人难以理解的表演，但是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当看到这种情况，你不禁会怀疑那个人为什么还活着。当今某位作家所指的“恶心”，指的就是这种在面对自身的不输于人性当中的部分时所感到的不安，这种在面对自我形象时所感受到的震撼。这种“邪恶之心”也就是荒谬。在某一个时刻，当我们在镜子中遇到了一个陌生人，或者在相片当中发现一个自己曾经认识的又让人恐惧的兄弟，我们也会产生荒谬的感觉。

到结尾，我想论述一番死以及我们对死的态度，这是早该提及的。从古到今，人们对这一点的论述已经足够多，避免过度的悲悯，是其中的关键。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人们似乎并不“明白”，这是让人惊异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人们没有体验到死亡。能算作体验过的东西，准确地说只能是存在过，并且被意识到的事物。我们无法在这里谈论别人的死亡体验，因为它从来没有被别人真正相信，只是一种想象和一种代替物。有人会说，还有那悲哀的习俗呢？但它同样不能够让人信服。事实上，事件的数学层面，才是恐惧的产生源。我们倘若对时间感到恐惧，原因只有一个：它把上述困难解决了，答案紧随其后。不可否认，关于灵魂的演讲非常美妙，但灵魂不美妙的一面也会被证明。在这鞭笞也无法留下印记的疲懒肉体，灵魂无影无踪了。荒谬也指这具有冒险性质的基本而决定性的一面。因为感受到有宿命的存在，于是产生了无用的感觉。这是一道控制我们命运的残忍的数学题，在它的面前，谈不上什么先验 [46] 的道德律令和个人努力。

我再次声明，上面所说的都已经是陈词滥调。做一个快速的归类，并且把一些很容易发现的主题指出来，是我在这里唯一想做的事。在文学当中，在哲学当中，在平时的闲谈当中，它们是普遍存在的。我这样做不能算是重新研究他们，而只能说是确认这些事实。这是有必要的，因为确认了这些事实，我们就能对根本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请允许我再次重申：如果要在探索荒谬和研究荒谬造成的后果当中选一样，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如果一个人确认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他会得出怎样的结论？还有多远的距离，他就选择逃避一切？他是无视这一切依然抱有希望，还是选择彻底了断？同样快速的提问，我们需要先在智力上做一番同样粗略的清理。

把假的东西去掉，把真的东西留下来，是心智的第一要务。但是，在思想已经启动自我反省之后，我们会发现一开始要面临一个矛盾。如果一个人身处这样的情况，怎样做都没有办法让人信服。几百年以来，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是最准确和详尽的：

这些结论根本经不起考验，这也正是它们可笑的地方。原因在于，如果说一切都是真理，那么也即是在说一切的反面也是真理，而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命题不会承认与之相对立的命题是真理）。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说一切都是错误的，那么这种观点本身就不正确。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说只有我们的命题正确，只有和我们的命题相对立的命题才错误，我们就更惨了：我们要不断地证明真或假；我们如果说某一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是在说它是真理，而这是无穷无尽的。

精神对自我进行反思，但是却迷失了方向，这种恶性循环只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步。这些悖论已经趋于简化的极限。理解就是统一，无论是文字的游戏还是逻辑的游戏，都是这样。精神最深刻的渴求始终会和人在世界表面的潜意识情感携手共进，不论是在怎样精微的运作当中。这种欲求，是一种对亲切感和明智状态的渴望。什么叫理解世界？一个人谈理解世界就是指让世界变得人性，在它上面刻上人的印记。猫和蚂蚁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人格的痕迹存在于任何思想当中”，这样老生常谈的话只有这样一种意义。所以，要想让精神能够服务于理解现实，必须要把这个话题归入思想术语。一个人想要和世界讲和，如果他认识到了世界也有情感，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现象的变化中，思想如果发现了永恒的联系，并且能够以一个单一的法则归纳这些联系，同时还能以一个单一的法则归纳自身，那么就可以说：思想是一种智力的嬉戏，其中“有福者”的神话，仅仅是在东施效颦。人类戏剧的本质冲动，从这种对统一的眷恋、对绝望的渴求当中得到了解释。然而，存在这种眷恋，不是说它一定会得到满足。原因在于，我们如果认为巴门尼德 [47] “单一的现实”是有道理的，即把欲望和征服连通，不论它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们都会陷入另一种足以扼杀我们希望的恶性循环：总是产生一种可笑的精神矛盾；所有统一都由它判定，差异性和多元性也被它通过自身的判定消解。

这一切仍然是陈词滥调。这些道理本身并不吸引人，它们演绎出的结论才是吸引人的地方，我有必要再次这样重申。此外，我还知道一种陈词滥调，它告诉我们：人总有一天会走向生命的终结。从其中推导出极端结论的智者，其数目可以数得清。我们认为了解的和我们实际了解之间的差距，以及我们假装不知道和我们世界赞同之间的差距，是本书一直作为参考的东西。我们因为假装不知道而得以和理念共存。如果我们真的践行那些理念，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一团乱麻。这是精神的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我们应该把我们与我们的创造之间的区别充分把握。在希望的静止世界当中，如果精神一言不发，所有的事物就能反映在对“统一”的眷恋当中，并且能够秩序井然。它必须静寂无声，否则这个世界就会坍塌，理解就会无偿获得那无穷无尽的闪着光芒的碎片。如此一来，我们将丧失重建它亲切宁静的表面的信心，这一表面能让我们的心灵获得安宁。探求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已经有无数的思想者消逝，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对一切知识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不算职业的理性主义者，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对绝对真的知识抱有希望。如果人类思想要书写一段历史，且这段历史是唯一重要的，那么，充满人类无穷无尽的软弱、悔恨和怀念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

“我了解它。”无论是针对什么人和事，我们都能够这样说。比方说，我能够判定我体内有一个心脏，因为我能够感受到它的跳动；比方说，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能够触碰到它。我全部知识的顶点就在这里，剩下的全部都是想象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如果试图捕捉这确切感受到的自我，并尝试去对它进行定义，它就只能成为一样事物：我手指上滑落的水。对于自我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我能够逐次将它们全都描绘出来，我也可以描绘出如身世和教养、热情与沉默、高贵与卑微在内的所有别人赋予它的形象，但是也有一个前提：这些形象不能重叠。对于我来说，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心将永远是个未知数。有一条永远无法消除的缝隙始终存在于我对自己存在的认定，以及我为这些确定注入的内容之间，我永远不能认识自己。对逻辑和心理学来说，可以说真理无处不在，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所具备的价值，我们在忏悔室里所说的“要有德行”也具备，二者并没有量上的差别。二者都揭示了无知，又都把眷恋表现了出来。二者都是在进行一种单调的演练，其对象为某一个宏大的主题。只有在近似的严格范围内，这些演练才合理。

我看到树，我知道它表皮的粗糙；我看到了水，我知道它味道的清冽；在群星闪烁、充满了青草芬芳的夜晚，我获得了心灵的愉悦。如此，我自然不能否定这个能让我感受到力量和生机的世界。但是，我没有办法认定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让我得出这一认定的知识。您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向我描绘这个世界，叫我怎样区分它；向我分析地球运行的原理，让我信心倍增；为我一一罗列地球的规律，让我能够在渴求知识的时候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临末还要告诉我是原子构成了这多姿多彩的世界，而原子又由电子构成。而我，我期待你继续下去。您还向我描绘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行星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电子围绕一个核运转。您把世界用一张图像向我解释。这让我发现，您已经把事情上升到诗的层面，我已经永远无法弄清。如此，我已经没有时间气愤，因为您把理论改变了。所以，科学本身将会让我知道：一切科学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那种明智的状态存在于一个隐喻当中；只有在艺术作品中，那种不确定才能得到解答。如此，我便不必耗费那么多的心力，因为我能够从那群山温柔的曲线，从那哀愁得到安慰的黑夜当中学到更多。此时，我重新回到了原点。我会懂得一个道理：我无法理解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即便我能通过科学把握住现象并将其都列举出来。我所知道的仅仅限于这么一点，即便我不辞艰辛地探索。您告诉我，在描述和假设之间做一个选择。我想说的是，描述非常可靠，但是它没有教会我任何东西，假设有教我的意愿，但是它靠不住。我无论是对自我还是世界来说，始终都是一个仅仅抱有一种一旦肯定就立即自我否定的陌生人。我要想获得一种安宁，唯一的办法是把“知”和“生”隔离在门外。我的处境是：征服的渴望止步于藐视它进攻的阻力。让意志发挥作用就是制造悖论。这是一条通往被腐化的安宁的道路，其安宁来自于思想的缺失，心灵的麻木和致命的舍弃。所有的生物都被安排在这条路上。

所以，通过独特的方式，智力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荒谬的。盲目的理性，即智力的对立面，反而在告诉大家：一切都是清晰明了的。我等待盲目的理性得出这一结论的证据，我希望它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它是错误的，尽管已经度过了那么多不凡的世纪，已经经过了那么多名震一时的出色的雄辩家。最起码在这方面可以说：我如果无法“知”，也就无法获得幸福。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在看到这种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的普遍的理性，看到那种所谓的决定论以及那些对万物范畴所做的解释之后，不会哑然失笑。因为它们否定了被禁锢的真理，同精神一点关系也没有。到了这里，在完全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的有限的宇宙中，人的命运的意义便呈现出来了。但在这个时候，它被许多非理性者包围，一直到结束。它开始复原并寻求一种理智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荒谬感开始变得清晰而明确。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什么事情都非常急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个世界缺乏理性。不过，也有各种对抗出现在这种非理性和对理智的渴求之间，它们长久地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而这是让人感到荒谬的地方。荒谬以人作为依赖，也以世界作为依赖。此时此刻，人和世界唯一的沟通桥梁就是荒谬。同仇恨能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一样，它将它们当中的一个束缚在另一个之上。这些就是我从这个我冒险遨游的无限宇宙当中领悟到的全部。到了这里，我们不妨暂停一下。对于规范我和生活关系的荒谬感，对于这种探索科学所必须具备的理智状态，我如果采取相信的态度，同时产生了这种在世界面前控制住我的感情，我就会为这种确信鞠躬尽瘁，正视和维护它们。更重要的是，我会根据这一点把我的行为做调整，并尽可能地坚持它们。正直，是我这一次谈到的话题。这块贫瘠的土地是否可以让思想生存，是我首先要知道的事情。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中，我最起码知道思想已经进入了。它在里面找到了食物，并且还发现了自己以及完全是在靠幻想让自己不饿。人类思想当中那些最为迫在眉睫的主题，在它那里得到了证明。

荒谬到了这里就被承认了，并且开始变成一种最让人痛苦的激情。一切问题的症结只在于，人是否能够靠自己的激情生活，能否接受这激励心灵又灼烧心灵的激情的法则。但是，我们探讨的并不是这些。我们可以以后再来谈它，因为它处于这经验的核心。现在，我们不妨先把那些生长于贫瘠的土地当中的主题和冲动承认，它们有被一一列举的可能。时至今日，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它们。为非理性者的权利进行辩护的人，从来都不缺乏；那些所谓的卑贱思想的传统，从来都是存在的。大家不厌其烦地批判理性主义，频繁的程度甚至可以让理性主义看起来已经不需要再继续。这些相互冲突的体系，似乎又重新兴起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且像以前是理性处上风一样要想办法颠覆理性。这是否表明理性的有效性的例证等同于它的炙热的希望？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情是这样的：这两种态度的恒久对立，对人的一种撕裂状态进行了解释；人最根本的激情就是，在统一召唤与清晰地看到自我的禁锢之间耗尽心力。

不过，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是攻击理性最厉害的时代。“理性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我宣告永恒的意志无法处于万物之上，这时，我就赋予了万物理性。”查拉图斯特拉 [48] 这样大声疾呼。克尔凯郭尔 [49] 得了一种致人死命的疾病，他认为“这种疾病将让人死亡，并且死亡之后什么也不会留下”。当这两件事情发生以后，便开始产生荒谬思想中那些非常重要又让人感到痛苦的主题，或者至少开始产生关乎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的主题。对故土的眷恋联结了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到舍斯托夫 [50] 、现象学家到舍勒 [51] 这一整个智者的家族。由于方法和目的的不同，他们争执不休，他们披荆斩棘，把那通往整体的坦途重现，把理性的通天大道堵塞。对于这些思想，我在这里假设它们将会被人知道，并且会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下去。

那个矛盾丛生，充满冲突、焦虑和无力的世界，是它们最开始产生的地方，无论它们现在或是曾经有过怎样的追求。现今已经被揭示的主题，就是这些思想的共同之处。由这些发现而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把这些发现一一验证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在目前阶段，他们的发现和他们最开始的尝试是我们唯一谈论的东西，他们的共同点是我们唯一关注的东西。如果有谁指责我们对他们哲学的探讨太过大胆，我们就要回应说，这些已经足以表现他们思想的共同倾向。

海德格尔冷静地观察了一番人类的处境。然后他说：存在是放低身段的。他认为，人在各个阶段感受到的“焦虑”，是唯一的真相。焦虑对于在这个世界上迷失方向的人和他的消遣来说，是一种短暂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意识到自我之后，又会变成一种苦恼。对于处于理智状态的人来说，这种苦恼是他身上经常固有的气质，这种气质当中就凝聚着存在。“人本身较之于人存在的有限性原始性要更逊一筹。”这位哲学教授用最抽象的语言这样写道。对于康德，他唯一感兴趣的部分只是：康德认识到了“纯粹理性”的局限性。“世界不会再给苦恼的人提供任何东西。”通过分析，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眼里，这种“焦虑”的重要性是胜过一切事物的，这甚至让他思考和谈论的主题仅限于“焦虑”。他把“焦虑”的每个方面都罗列了出来，如普通人想方设法摆脱“焦虑”时产生的厌恶，精神在对死亡苦思冥想时产生的恐惧。他也没有将荒谬和意识独立开来。他认为，死亡的意识就是“焦虑”的呼唤，如此，“通过意识这一媒介，存在呼唤自我”。死亡的意识也产生于苦恼。它对存在提出恳求：从他们匿名的迷失中重新回来。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必须保持清醒，不应该沉睡，至死方休。身处这个荒谬的世界当中，他把这个世界短暂的特性揭示了出来，在支离破碎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

雅斯贝尔斯已经不再寄希望于任何本体论 [52] ，他认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天真”。他非常清楚，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始终处于现象所玩的一场致命游戏当中。他明白，失败是精神能够获得的唯一结果。他止步于历史安排的各种精神冒险，并且把每种制度的不足无情地阐明。此外，他还把拯救一切的幻象阐明，揭露那完全不加掩饰的说教。在这个衰朽的世界当中，认识已经被证明为不可能，唯一的现实似乎只有虚无，人唯一的姿态似乎只有无法摆脱的绝望。于是，雅斯贝尔斯尝试把导向圣洁奥秘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53] 重新找回来。

舍斯托夫则在自己所有的单调得出奇的作品中探索同样的真理，不遗余力。他认为，在人类的非理性思想面前，那个最天衣无缝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将要碰到阻碍。他重复地证明这一点。他能够分辨出贬低理性的任何嘲讽的事实或可笑的矛盾。他只对精神和心灵的领域感兴趣。通过观察尼采式剧烈的精神冒险、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刑犯体验、哈姆雷特式的诅咒或易卜生式的苦痛的贵族生活，他发现和阐明了人类对无法挽救的事物的抵抗，并对其进行了升华。他坚持不认为理性合理，并决心行进在阴暗的荒漠中；一切确然性在其中都变成僵化了东西。

在这些人当中，克尔凯郭尔或许是最有魅力的一个。最起码，他在自己的一些经历当中体验到了荒谬，而这已经超越了发现荒谬。“最坚固的沉默是说话，而不是不说话。”他如是说。他首先就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如果一个存在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真理能够满足它。他是现实世界当中的唐璜。他多次变动笔名，因此导致许多矛盾产生。《布道词》和犬儒主义 [54] 唯灵 [55] 教科书《引诱者日记》都是出自他的笔下。他对道德、安慰和可靠的信条采取拒绝态度。在内心深处，他感受到了矛盾，但他对它带来的痛苦并不反抗，反而促使它苏醒。他凭借自己的清醒、伪装和否定，带着一种宁愿做一个受难者的绝望的喜悦，一步步建立一种魔鬼附身的形象。这一形象同它的现实斗争的荒谬精神，指的就是它那柔和带着冷笑的脸，它的缠绕不息，它的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呐喊。克尔凯郭尔那些会沦为丑闻的精神冒险，也是从一种模糊而无序的体验当中产生的，这种体验已经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混沌状态，不再处于舞台背景当中。

在方法问题这一非常不同的方面，胡塞尔 [56] 以及现象学家们也把放纵做到了极点。他们让五彩斑斓的世界重现，并且对理性的超越能力持否定态度。精神世界在他的不竭努力之下极大地丰富了起来。里程碑、玫瑰花瓣、双手以及爱情、万有引力定律或欲望同等重要。思维即意味着统一已经成为过去，它以一个伟大原则的名义让表象变得亲切已经成为过去。什么叫思维？重新学会观察和专注就是思维，引导个人的意识就是思维，将每一种意象、每一种观念运用普鲁斯特的方法转变成一块特权领地就是思维。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所有事物都享受特权。思想的极端意识，是思想正确的一个证明。同克尔凯郭尔以及舍斯托夫相比，胡塞尔要积极得多。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胡塞尔就根本否定了理性的古典方法。他把希望消灭，转而描绘直觉和心灵数不清的现象，这些现象固然是丰富的，但是其中包含了一种非人的东西。胡塞尔的方法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通向所有科学，一种是达不到任何科学。它表明手段的重要性高于目的，“一种了解的态度”，而非一种安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一开始事情就是这样，请允许我再次声明。

我想知道怎样才能不感受到上述这些思想家之间的亲近关系，想知道怎样才能不感觉到他们是在一个希望一文不值、痛苦的独立领地周围聚集起来的一群人。我只追求一种结果：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对一切洞若观火。何况，当心灵在向理性求援时，希望想不出一点办法。这种要求激发了精神探索，这种探索苦苦追寻，但是却只找到各种矛盾和没有道理的言论。这种没有道理的言论，就是我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世界就是这样到处都是非理性的。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非理性的东西，我并不了解它独有的意义。“这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有人这样说，就算只有一次，一切就会得救。但是，这些思想家一个个争着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混乱不清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清楚明白，人只拥有自身的明智状态以及对他难以逾越、让人受困的东西有限的认识。

这一切经验都是相互认同的，也是步调统一的。精神如果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点，做出一种判断并选择自己的一种结论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自杀和答案所处的位置就在这里。然而，我抱有另外一种愿望：从智力的冒险出发，把追寻研究的顺序推翻，重新回到日常的行为当中。我们无法离开的贫瘠的土地，就是精神的各种经验产生的地方。这些经验走出了多远的距离，是最起码要知道的问题。到人的努力达到这种程度，就与理性相向而立了。人的需求默默无语地对抗着世界的无理性，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荒谬。人生的全部结果可能都依赖于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它，并且还要牢牢地把握住它。这场悲剧的三位主角就是非理性、人的眷恋以及产生于二者相遇当中的荒谬。同时，这场悲剧一定会与存在能够具备的全部逻辑共同消亡。

1955年

荒谬人

若塔斯夫罗金有信仰，他自己不会相信。若他没有信仰，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歌德说过一句非常荒谬的话：时间便是我的能力范畴。做什么事都不要求永恒，但又肯定永恒的存在，这就是荒谬人。当然他并非完全不理解怀念，但是相比之下，他更热爱自己的勇气和推理。他从勇气中学会了勇往无前、随遇而安地生活，又从推理中了解了自身的不足。他的自由已达到极限，反抗对未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能意识会就此磨灭，这些他非常清楚，但是在有生之年，他还是要不断探险。他的能力范畴与他的行为就是如此，他摒弃所有评价，观察自己的行为。来生的生活并非他心目中更了不起的生活，如若不然，便会有失公平。在此，我根本不想谈及那种所谓来生的滑稽永恒。罗兰夫人 [57] 将来生作为自己的寄托，如此草率，结果是自作自受。后人很喜欢援引她的话，却不记得评论。对于罗兰夫人，后人的态度很淡漠。

道德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我看到过一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却在作恶，也时常看见公正并不需要规章制度。荒谬人只能接纳一种道德，即完全不会脱离上帝的道德，原因在于其源自上帝之口，但荒谬人却刚好在上帝的范畴以外生活。而其余道德（也包括背弃道德），荒谬人不想为其辩解，因为他们发觉人们在盲目为其辩解。我在此选择的切入点，便是荒谬人的无辜这项原则。

如此无辜，让人畏惧。伊凡·卡拉马佐夫 [58] 惊讶地叫道：“所有一切都被准许！”若能不鄙陋地理解这句话，那其不免有些荒谬。关键在于对痛苦的确认，而非一种呼喊，其中带着解脱与欢乐，这点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确认上帝将意义赐予生活，远比免于惩处的罪恶势力更具诱惑力。可以比较容易地做出选择，可若是没有选择，就会感到痛苦。荒谬是制约，而非解脱，所有荒谬的做法都被准许，是不可能的。“所有一切都被准许”，不表示抛开所有顾忌。荒谬仅仅是将同等价值的回馈，赐予了行动的结果。荒谬并不幼稚，因此不会引诱人们犯罪，不过，后悔的徒劳无功，却因荒谬得以复原。而如果一切经验都不重要，那义务的经验便会跟其余经验一样符合情理，也是一样的道理，到时大家就能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了。

一切道德都以下列观点为基础：行为的结果让行为符合情理，或让行为被取消。内心充满荒谬的贤人只判断应该心平气和地思考行为的结果。他已做好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也就是说，没有负罪之人，只会有应负责之人。他最多能认同这种说法：用以前的经验为将来的行为奠定基础，时间为时间负责，生活为生活负责。除了能理智观察到的，其余都难以揣测，这是他的观点。何种规则诞生于这一难以理解的秩序中？在他看来，只有一项真理能让自己受到教育，但它并无形式，却在世俗人之间活动、推广。因此，推理过后，荒谬贤人追逐的可能不是伦理规则，而是多种实例及世俗生活氛围。比如接下来要描绘的几种形象，这些人继续进行荒谬推理，同时展现出荒谬贤人的状态与热情。

还要我再多说什么吗？典型案例并非必须作为参照（如果可能的话，这在荒谬世界中尤甚），实例也不一定会因为这样变成典型案例。若没有责任感，荒谬就会变得滑稽，比如世人根据卢梭的原文判定人走路时一定要爬行，根据尼采的原文判定人要粗鲁对待自己的母亲。有位现代作家写下这样一句话：“荒谬是很自然的，但被骗就不应当了。”务必要对后文牵涉到的形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考察，才能找出其一切意义所在。只要有相同的意识，邮局的临时工和征服者都可以实现平等。一切经验在该领域都无关紧要。有些经验是助力，有些却是阻力。经验对觉醒的人来说是助力，反之便是徒劳：人要将失败归咎于自身，而非环境。

我只会挑选一直在消耗自身的人，或者我察觉到其在极力消耗自身的人。不过，就说到这里吧。我现在只想探讨一个思想、生活都已丧失未来的世界。希望能推动人们的工作、生活，所以只有没有结果的思想才不会欺骗世人。观念或是生命的价值在荒谬的世界中，都是以没有结果的程度为依据度量的。

唐璜主义

如果说只有爱就足够了，那也太简单了。荒谬会随着爱的加深而加固。唐璜不是因为缺少爱，才不停地玩弄女人，可若是将他展现为一个因为获得神明启发而追逐完美爱情之人，就很滑稽了。他之所以要重复这一天分，加深这种爱，恰恰是因为他在爱所有女人时，都带着相同的冲动，倾注所有的精力。各个女人因此都想将其余女人从没给予他的东西给予他。然而，她们全都错了，错得离谱。这样一来，他只会觉得自己更需要不断玩弄女人。有个女人忍不住叫起来：“我到底把爱情给了你呀！”他说：“到底？不是，仅仅是又多了一次而已。”面对唐璜这种讥笑，有人会觉得吃惊吗？一定要少用情，才能用情深，这是为什么呢？

唐璜未必会感到悲伤。我基本不需要按照时间顺序考察，一切都很明显：他的讥笑，他的骄傲放纵，他的嬉笑打闹，他对逢场作戏的喜爱，他的快乐。所有健康之人都有繁育后代的倾向，唐璜也不例外。且悲伤者之所以悲伤，原因有二：愚昧和怀有希望。但唐璜二者都不具备。人们会由唐璜联想到某些了解自身极限、断然不会超越的艺术家。在那忐忑的间隙中，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精神寄托，像主人一样自得其乐。利用智慧找到自身极限所在，这便是天才。直到临终，唐璜依旧不明白何谓悲伤，等他终于明白了，立即大笑起来。人们能原谅他的所有，原因就在于此。过去只要他怀有希望，就会悲伤。现在他从身旁女人的嘴唇上再度品尝到苦涩但宽慰的味道，这是仅有的学识遗留下来的。苦涩吗？不完全是吧，幸福因为这种不可缺少的缺憾，反而愈发突显。

只有上了大当的人，才会尝试从唐璜身上找到阅遍圣书的传教士形象。因为在唐璜看来，世间一切都是虚空，除非对来生怀有希望。他居然如此大胆，亲自去验证来生便是对天堂的背弃。懦弱者常会后悔在享乐中耗光了欲望，但唐璜绝不会这样。浮士德倒是能做出这种事来，这位上帝的忠实信徒完全有可能向魔鬼出卖自身。唐璜的情况要简单多了。面对地狱的威胁，莫利纳 [59] 的嘲弄者往往会说：“请宽限更长的时间吧！”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不重要了，擅长生存之人的生命才漫长呢！浮士德想得到人世间的财富，这个可怜人只要伸出手就足够了。不擅长取悦自己的灵魂，便是对灵魂的出卖。与之相反，唐璜追求的是满足感，他断然不会因对一个女人失去欲望而离开她。面对美丽的女人，男人总会有欲望的，至于他会不会对别的女人有欲望，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他很满足于今生的生活，最恶劣的情况就是丧失这种生活。疯狂的唐璜拥有大智慧。但借助希望生活的人，却与世界完全不相容。这个世界的良善屈从于慷慨，温柔屈从于刚强的沉默，随和屈从于孤单的勇气。所有人都指责道：“他一度是懦弱之人，是理想主义者，抑或是圣人。”那种让人高高在上的伟大，必然会被人们铲除。

世人被唐璜说的话，还有他引诱所有女人时说的相同的话惹怒了（或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人会心而笑，却让他们推崇的事物贬值了）。然而，只有成效才能说服那些追逐极致快乐的人。命令已暗暗发出去了，再将其变得复杂，又有什么必要？无论男女都只能听见发出命令的声音，而不去理会命令本身。这里所说的命令，即规则、协定、礼仪。发出命令后，执行命令才是最关键的，早就做好准备的唐璜怎么会用一个道德问题给自己找麻烦？米洛兹 [60] 的玛纳拉一心想要成为圣人，因此主动下了地狱，但唐璜不是这种人。地狱在唐璜看来，是由人的怂恿产生的。他在神的愤怒面前只有一种回应，即人之为人的荣誉。他告诉神的使者：“我对外拥有荣誉，我是骑士，因而会履行自己的承诺。”然而，视他为道德背弃者未免太过荒谬，他在该领域拥有自己同情或是厌憎的规则，跟其余人没有区别。只有一种人能完全了解唐璜，这种人一直效仿唐璜的普通象征，四处引诱别人，寻花问柳。唐璜就是个普通的浪子， [61] 唯一的不同是，他是荒谬的，因而存在意识。浪子无法彻底洗心革面，其生活常态便是放浪。浪子洗心革面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小说中。但可以说一切都未改变，一切又都改变了。跟圣人对道德质量的追逐刚好相反，唐璜追逐的是道德数量。荒谬人的既定特征是，对事物的深层次意义持质疑态度。他逐一观察、存储、烧毁那些或是热忱或是惊讶的脸庞。时间紧随着他，荒谬人绝不会脱离时间。唐璜无意“搜罗”女人，他在追逐女人的数量中，耗光了自己的生命与生命的机会，搜罗便表示能依靠过去活下去。然而，他并不接受别离的悔恨，因为这属于希望的另外一种形式，借鉴别人的经验是他不擅长的。

因此就能说他自私吗？从他的方式来看，好像是这样的，不过还是应该说清楚。有的人为了活着而活着，有的人为了爱而活着。不管怎么样，唐璜是愿意说明的，只是他把要说的精简了，付诸行动。此处探讨的爱情，已被伪装以永恒的幻想。永恒的爱情都会遭遇创伤，一切爱情专家都这样说。如果丧失了热情，斗争也就没必要了。唯有在死亡这一最终矛盾中，才能终结这种爱情。或是变成维特 [62] ，或是选择消逝，而自杀的方法有很多，忘我付出便是其中一种。跟其余人一样，唐璜很明白此举能打动人心，但跟极少数人一样，唐璜也明白这并非关键所在。伟大的爱情能让人彻底放弃自己的生活，他们或许会变得充实，对方却必将变得空虚，对此唐璜同样心知肚明。一个母亲，一个充满热忱的女人，拥有一颗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心，因此这颗心必定又冷又硬。可专一、忠贞、永恒的爱情却吞噬了所有事物。唐璜被另外一种爱情打动，它属于解放者，附带着世间各种面容，它明白自己终将消逝，因此如此迷人。唐璜选择了“消逝”。

清楚地观察一切，对唐璜来说才是关键所在。我们说某些人与我们建立关联的事物便是爱情，这是一种源自书籍、传说的普遍观点。我认为爱情仅仅是一种在我和另外一个人之间建立密切关联，其中混杂了欲望、温情、智慧的东西，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混杂。我无权为全部经验取相同的名字，为所有经验套上相同的套路，是没有必要的。在此，荒谬人又让自己无法统一的事物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他由此找到一种新方法，最低限度，这种方法解放了他，一如解放靠近他的那些人。能称得上高尚的爱情，必须确知自身的短暂与独一无二。唐璜的生命之花是靠一次又一次死亡与重生塑造起来的，这就是他给出的自己的生存方式，请大家来判定这能不能称为自私吧。

我想起了那些执意要惩处唐璜的人，今生就要惩处他，而非只在来生。我又想起了那些讲述唐璜晚年的故事、传说和对他的讥讽。事实上，唐璜早就做好了准备。衰老与其可能出现的情况，不会让觉醒之人感到意外。不将衰老的恐怖向自己隐瞒，便是他觉醒的原因所在。雅典有座供养老人的神庙，人们会带着孩子到神庙去。唐璜越是遭人耻笑，其形象就越是突出，他因此不接受浪漫主义者赐予自己的形象，虽然那会避免痛苦、悲惨的他受人耻笑。上帝会在他被世人同情时救赎他吗？不会。讥讽在唐璜这个模糊的世界中是合理的，他觉得自己理应受到惩处，游戏的规则就是如此。他的大方之处就在于，他接纳了所有游戏规则。然而，那算不上惩处，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命运未必能算是惩处。

他的罪过就是如此，我们能够明白为何追逐永恒的人要称其为对他的惩处。他领悟了一门摒弃了幻想的科学，否认了人们传播的所有事物。他的认知方法便是爱和占有，征服和耗光。《圣经》很喜欢“认知”这个含义深刻的词语，说其是爱的行动。他若看不起其余人，便会成为其余人的大敌。有位编年史学家援引了这样一件事，方济各修会的诸位修士杀死了真正的“嘲弄者”，这些修士“因唐璜出身高贵免于受到惩处，所以决定终结唐璜的放荡以及对宗教的亵渎”。他们在随后公告世人，唐璜被上帝打雷劈死了。这一离奇的结局未获得任何人的证实，而其反面也无人试图证实，但我却能说这跟逻辑是相符的，而用不着考虑其是不是跟实际状况相符。我在此只记住了一个词语“出身”，可以据此引申一下，他的出世便是他无罪的保证，只有在去世以后，他才会成为罪人，但时至今日，他却因自己的罪行闻名。

除了能代表被号召去惩处勇于思想、热血沸腾、勇敢的人，冷冰冰的神明使者石像还能代表什么？其汇聚了永恒的理智、秩序、普遍道德的所有权力，甚至是坏脾气的上帝所有古怪的权威。这块庞大的石头并无灵魂，只是被唐璜永久否认的权势的象征，这便是神明使者的全部使命。电母雷公能够重返人造的天堂，他们原来就待在那里，他们和真正的悲剧产生一点关联都没有。不是神明使者的石像杀死了唐璜，不是的。我情愿相信传说的反抗，相信这个健康的人在狂笑声中挑战并不存在的上帝。特别是，我相信神明使者并未在唐璜在安娜处过夜时出现，不信教的唐璜必然在午夜过后品尝到了那帮义正词严之人承受的巨大痛苦。我情愿接纳对他的如下叙述：他最终隐去姓名，遁入修道院中。不是有新意的故事就是真实可信的。他能祈求上帝如何庇佑他？不过是展现出被荒谬彻底腐蚀的人生合理的结局，及时行乐的短暂人生如履薄冰的结局。此处的享受，结局却是苦行，享受与苦行能够作为一无是处的两面，这点务必要清楚。没有比肉身不由自己掌控之人更恐怖的形象了，因为没能在恰当的时候死去，一演完戏就退场，这种人只能像努力生活一样，努力侍奉自己并不尊重的上帝，向虚空下跪，朝天空伸出自己的手臂，同时却很明白上帝并不巧舌如簧，也没有深刻的内涵。

我好像看到唐璜处在一个坐落于偏僻山区的西班牙修道院中，在其中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如果他在注视某种事物，断然不会是已经消逝的爱情幻影，而可能是透过窗户上漏光的小孔，远眺西班牙一座寂静的平原。那片土地十分美丽，却空无一人，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确应在这悲伤、灿烂的形象中结束了，结局被期待，却绝无可期待之处，不值得作为范例。

戏剧

哈姆雷特曾说：“戏剧即设下陷阱，我会利用这个陷阱，捕捉国王的意识。” [63] 这个“捕捉”用得真好，因为意识不是迅速转移，就是悄悄撤回，一定要在意识落到自己身上时将其捕捉，那是极为难得的一刹，转瞬即逝。一般人都对拖沓没有好感，所有事情都反过来在催他奋进。然而，他却只对自身特别是自身可能做到的事存在兴趣，对戏剧、表演的喜好就这样产生了。他能在戏剧中接受多种命运，不必承受个中煎熬，却能享受个中诗意。普通人最低限度也能在戏剧中辨识出那些未曾醒觉之人，看其继续朝未知的希望奔波。普通人的终点，便是荒谬人的起点。荒谬人在此终止了自己观众的身份，决定成为演员，进入一切戏剧角色的生活深处，从多种角度体验，相当于亲身表演各种生活。我的意思是演员的命运是荒谬的，可能会让有智慧的灵魂受到迷惑、引诱，而不是演员一般都会遵从这样的号召，或是演员就是荒谬人。我需要做出这种说明，以免大家会在后文中曲解我的意思。

演员的生命短暂易逝，演员的荣誉是一切荣誉中最短暂的，这点无人不知，最低限度，大家闲聊时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所有荣誉都很短暂。从星象角度出发，一万年以后，歌德的著作将变作尘土，无人会记得他的姓名，不过可能会有几名考古学家寻觅我们这个时期的“证据”。不管怎样，上述观念都是有教育价值的。借助这种经过深入思考的观念，世人的烦躁转换为存在于冷漠之中的纯粹高尚，特别是将世人的担忧导向当前事物这种最值得信赖的事物。亲眼看到的荣誉是一切荣誉中最值得信赖的一种。

所以选中无数荣誉就是演员在亲自评价自己，感受自己的荣誉。演员得出的最佳结论是，一切事物终会死亡。身为演员，只有成功和失败两种结局。反观作家，就算得不到赏识，也能继续怀有希望，他可以将自己的作品作为自己经历的证明。但演员至多只能将一张照片留给世人，无法让世人看到自己的行为与缄默，自己急促的喘息或爱情的呼吸，乃至自己的一切。演员没有名气就不能演戏，就相当于和他原本能在台上表演、赋予其生命的各色人物共同死上一百回。

何必要吃惊于以最短暂的作品为基础建立的荣誉，会如此短暂易逝？在三个小时内，演员变成了伊阿古 [64] 、阿尔塞斯特 [65] 、费德尔 [66] 或葛罗斯特 [67] 。演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五十平方公尺的舞台中，让以上人物从生到死。这是对荒谬最充分、最持久的展现。在几个小时内，这些神奇的生命，独特又完整的命运铺展、终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巧妙的途径拥有更强烈的启发性呢？西基蒙斯 [68] 一旦走下舞台，就丧失了一切身份。人们在两个小时过后，看到他在城里吃晚餐，此时可能更符合人生如梦。有一个人物在西基蒙斯之后出现，复仇后大声叫嚷者被难以做出决定者取而代之。如此这般，演员走过了几多世纪，领会了几多贤人，效仿了自己或许会变成或亲身体验过的人物，之后又和另外一个荒谬人——旅行者结合。在将一样事物耗光后，演员又继续不停地走下去，跟旅行者没什么两样。他是时间旅行者，甚至在被灵魂追赶。数目规范必然只能从这一奇异的舞台上寻觅到粮食，而戏剧角色能带给演员多少获益，却难以判定。不过，这并非重点所在，演员变成那些无法取代的生命的替身的程度如何，才是重点。某些情况下，那些角色的确会紧紧依附在演员身上，他们会略微超出自己生活的时空。演员有他们相伴，就难以摆脱过去的状态。有时，演员会用哈姆雷特的动作举起杯子。他令其活起来的那个人物，跟他本人其实没有太大差距。就这样，他在时间的推移中为丰满的现实做出了充足的证明，从而消除了人们迫切想获得的与真实状态间的差异。他证实了演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的存在，他因此一直用心表演，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便是属于他的艺术，一定要佯装真实，在他并不拥有的一些生活中尽量深入。他的责任会在竭尽所能中明朗化，一心追求“消逝”或变成“多个人”。他要塑造的角色越受限，越需要动用他的才华。在今日这种角色中，他需要度过三个小时，之后便死去。他被迫要利用这三个小时，将这种独特的命运完整体验、展现出来，所谓重生便是如此。他利用三个小时走完了这条阻塞的道路，看台上的观众却要为此花费一生。

在模仿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时，演员仅仅停留在外表的展现与精进中。灵魂只借助动作、身体，或借助展现精神、身体的声音来表现，来让人理解，这便是戏剧传统习俗。所有事物都要夸张，都要生动表现出来，这便是戏剧艺术的规则。如果在台上一定要像真正的爱情一样爱，一定要利用无法取代的内心的声音，一定要像真正的注视一样注视，那台词就变为了密码。此处，缄默务必要有所指，爱情能提高声音，静止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舞台被身体掌控。“戏剧化”被错误轻视了，实际上，它包含了一系列美学与内涵，不是任何人只要有想法就能做到的，人的生命有二分之一的时间都用来暗示、躲避、缄默。在这方面，演员不请自来，其消除了被缚的灵魂承受的魔咒，激情因此得以在台上现身。激情在表达时借助了各种各样的手势，不过，其生命的维系却只依靠叫嚷，演员就这样将自己塑造的人物展现了出来。其要么在描绘，要么在塑造，在自己想象出的人物框架中加入自己的形象，在人物的灵魂中输入自己的鲜血。这自然是指那些了不起的戏剧作品，演员在其中能得到展现自身真实命运的良机。参见莎士比亚，人物一出场便在疯狂的驱使下跳起舞来。疯狂含义深刻，疯狂的缺失将导致所有事物的崩溃。李尔王 [69] 原本不会与疯狂缔结誓约，但他粗鲁地流放了考狄利娅 [70] ，并惩处了埃德加 [71] ，因此改变了这一点。正因为这样，让疯狂主宰这部悲剧的发展是很合理的。灵魂被交给了魔鬼，跟魔鬼一起疯狂。在这部戏中，疯子最少有四个：一个变成疯子是因为自己的职业，一个是因为自己的意愿，剩余两个是因为承受的痛苦。四具肉身都陷入混乱，在相同的情况下，展露出四张无法形容的面孔。

如果只是人的身体构造，还不足够。面具与厚底靴，基本改变了面容的化妆，浮夸或是精简的服装，简而言之，为了外在形象，牺牲了这方面的所有事物，只是为了获得视觉方面的满足。借助荒谬的奇迹，肉身也能让人产生认知。我原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伊阿古，直到我饰演了他。单是听伊阿古讲台词还不足够，要领悟这个角色，一定要与他面对面。从荒谬的人物中，演员掌握了单一，获得了独特的轮廓，如此吸引，如此怪异，又如此亲和，被他用在了自己塑造的人物身上。这同时表明，了不起的戏剧对统一格调会有帮助。 [72] 演员的矛盾就在于此，要单一，也要多样，作为一个人，却要拥有多个灵魂。然而，这种矛盾属于荒谬自身，一个演员非要实现所有，体验所有，是一种无意义的尝试与执拗。在演员身上，矛盾的事物却获得了统一。由于失败而疲倦的灵魂投靠了自己最忠诚的同盟，因此肉身与灵魂在他这里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哈姆雷特曾说：“他们理应获得祝福，他们不再是被命运信手吹奏的笛子，他们的鲜血与结论实现了一种十分奇异的融合。”

演员这样做，教会怎么可能不去指责？教会指责戏剧艺术中精神异端剧增，感情放纵，精神需求过度，惹怒了世人，而精神急不可耐地放纵自身，只因其不满足于单一的命运。当前以及普罗透斯 [73] 式的胜利完全否认了教会的教导，因此教会不允许演员喜好这二者。永恒并非游戏，疯狂到喜欢戏剧多于永恒的灵魂者，将无法获得救赎。“到各地表演”与“永恒存在”间并无妥协的余地，所以这种卑微至此的职业，引发过火的精神冲突的概率很大。尼采说过：“永恒的生命力才是重要的，永恒的生命并不重要。”其实这便是一切悲剧做出的选择。

弥留之际，阿德里亚娜·勒古弗勒 [74] 躺在床上，渴望忏悔并接受洗礼，可是她并不想废弃自己的职业，她因此丧失了忏悔所能获得的裨益。她这样做不就相当于舍弃了上帝，以维护自己强烈的热忱吗？这位濒死的女士哭着拒绝否认她口中属于自己的艺术，展现出了她在舞台灯光中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崇高，她最美丽、表演难度最高的角色就是这个。长久以来都存在一种悲剧，在上帝与某种不值一提的忠贞间做抉择，拒绝永恒或被上帝的掌控，忠于自身。而在这种悲剧中，必然有一个位置属于她。

彼时，演员都知道教会会将自己驱逐出去，做演员就等于选择了下地狱，他们被教会视为最大的仇敌。几名作家愤怒地表示：“怎么回事，居然不给莫里哀最后的帮助！”但本来就应该如此，特别是对莫里哀来说，他完全奉献给娱乐事业的人生，终结于舞台上、化了妆的面孔背后。谈到他时，有人表示天才会宽恕所有事。不是这样的，天才拒绝宽恕，他们不会宽恕任何事。

可知对自己将受到的惩处，演员心知肚明，其最终接受的惩处被生活保留了下来，与之相比，以上模糊的威胁又算得了什么？对于这最终的惩处，他已经预测到了，并全部接纳。对演员而言，早亡是不可逆的，在这方面，演员跟荒谬人一样。无论何种事物，都无法补偿他涉猎的大量脸庞与世纪相加之和，可是毕竟关系到死亡呀。身为演员，必然要到很多地方，时光会紧紧追随他，在他身上打下烙印。

演员的命运有何意义，稍有想象力的人都能感悟到。他们在时间中塑造、罗列不同的角色，又在时间中掌握塑造这些角色的技巧。对各种角色的体验越深，他就越能与角色相互独立。他务必要在规定的时间，在舞台、上层社会中死去。他的各种体验都清晰展现在自己眼前，毕生的危险引发的悲痛及无与伦比的事物，他都感知到了，他明白自己可以死去了。年老的演员拥有自己的归宿。

征服

征服者说：“不要觉得我喜好征战，就会忽略思考，不要有这种想法。刚好相反，我可以准确定义自己的信仰，因为我完全相信自己的信仰，且对其观察入微，以至于能透彻了解内情。有些人宣布：‘我了解太深，反而无法表达。’对这种人，我们应多多防备，他们若真表达不出来，不是因为自身完全愚昧，就是因为太过懒惰，不肯多做努力。”

我的思想并不繁杂多样。临死前，人们会对自己追逐一生的真理豁然开朗。然而，如果某种真理十分清晰，就一定能作为某个个体存在的依据。而我的确要对与个人相关的道理发表一些看法，我绝不会隐瞒什么，更有甚者，我会加上一些恰当的轻慢，以满足个中需求。

人能成为人，不是因为其发表的言论，而主要是因为其能真正坚持自我。我有很多事都应保持沉默，但我坚持认为，所有判定过个体问题之人的经验，都远比我们判定他们时用到的根据少。智力，振奋人心的智力，对应予以证明的事物可能已经有了预感。但借助废墟、鲜血这种明显的事实，这个年代让我们如愿以偿。古代乃至较为近代的民族，甚至当今机器时代的民族，都可能为社会、个人的品德做出衡量，都可能调查谁是服务者，谁又是被服务者。首先，这或许是因为人内心不可动摇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人生而为人，不是成为服务者，就是成为被服务者。第二，这或许是因为社会、个人的才能尚未完全展露出来。

我遇到过一些优雅人士，他们惊叹于荷兰画家为弗朗德勒血战创作的佳作，感动于西里西亚神秘主义者为恐怖的三十年战争发布的祷词。在他们震惊的眼睛里，永恒的价值在当今乱世上空浮荡。然而，时移世易，现在的画家已无法做到冷静自持。由于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了，连圣人也不例外，因此就算画家们实质上拥有创作者必不可少的内心，我的意思是淡漠的内心，也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可能这就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永恒的损失中包括各种形式的战争失利，各种特征，如暗喻、祈祷乃至被钢铁碾碎。我下定决心要和时间融合起来，因为我已经察觉到我与我的时间无法切分。若非感觉个人太过微小，受尽侮辱，我也不会如此看重个人。我对失败的事业产生了兴趣，因为我明白，所谓胜利的事业是不存在的。面对失败的事业，要有完整的内心，平等对待失败以及短暂的胜利。文明的反复冲击会让那些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拥有共同命运的人产生忧虑。我将这当成了属于我的忧虑，并准备参与一场赌博。我喜欢凡事都稳固可信，因此在历史与永恒中选了前者，最低限度，我对历史是有把握的，力量已压在了我身上，我怎么还能拒绝？

迟早都要决定是旁观还是行动，真正的男人由此产生。这种痛苦十分强烈、恐怖。骄傲的心灵无法妥协，不是上帝或时间，就是十字架或刀。 [75] 这世界存在一种高尚的意义，凌驾于人间的动荡之上，或者除人间动荡以外的所有事物都是虚假的。应该和时间同生共死，或是脱离时间，以追求更崇高的生活。世人能够妥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信仰永恒，这些我都清楚。这便是所谓接纳。这个词语让我厌恶，得到一切或一无所有，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选了行动，也不会对旁观完全陌生。不过，我的确无法从旁观中获得一切，但当永恒不复存在时，我就会想与时间联合。我只求看个一清二楚，而不想将怀念、酸楚都记到自己账上，就这样结束。比如说，你们明日就会被征召参军，这对你们是种解放，对我也是一样。个人无法做成任何事，又可以做成任何事。你们会在这神奇的预备役阶段，了解我激励且打压个人的原因。打压他的是世界，我却解放了他，这才是真相，我给予了他所有的权利。

行动自身没有用处，征服者对此心知肚明。重塑人类与大地，是唯一一项有用处的行动。我永远无法重塑人类，不过应该佯装自己能做到这点。我被斗争之路导向肉身，肉身是我仅有的能够确定的事物，即便肉身已被作践。我的生活唯有依靠亲眼看到的事物维系，肉身便是我的故乡。我选中荒谬且无意义的奋斗，原因就在于此。我选择支持斗争，原因就在于此。我提到过，这个时代已经为此准备妥当。征服者的伟大直到现在依旧是地理性质的，以征服土地的面积为衡量依据。征服不再指代打了胜仗的将军，其意思已经改变了，而这是有原因的。伟大已被列入反抗与无意义的牺牲，脱离了原先的范畴。这并非出于对失败的喜爱，人们依旧期待胜利。然而，只余下了永恒的胜利这唯一一种胜利，这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我在其中受尽挫折，却始终不肯放弃。胜利的革命，结局都是对众神的反抗，这源自现代征服者的头号人物——普罗米修斯的革命。人为了抗争自己的命运，才会产生这种需求，而穷人的需求不过是借口。然而，我要跟这种精神结合，就必须在人类的历史行动中把握住这种精神。不要误会我很喜欢做这种事，我在实质矛盾和自己的人性矛盾面前，会选择支持后者。我在否认它的事物之中构建了自己的清醒。在人被打压之前，我给予其鼓励。就这样，在紧张、理智、过度重复中，我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抗争与热忱的融合。

人是其本身的目的，且这个目的独一无二，这是事实。其有何愿望，都是在人生中实现的，眼下我终于领悟到了。某些情况下，征服者会探讨战胜与克服，但“自我克制”才是他们想表达的意思，这说明了什么，大家都知道。所有人都会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像神一样，最低限度，说是这样说的。但这只是人在瞬间觉得人类精神达到了让人惊讶的伟大程度。征服者也属于人类，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足够用来维持他们的高水准生活，同时让他们对这种伟大有充足的认知，这多多少少是个计算题。征服者能变成最伟大的，但无法在人们执意这样做时超越人类自身。因此，就算他们投身最炙热的革命灵魂之中，也永远无法脱离人类的炼狱。

在此处，他们找到了一些残骸，不过也找到了人类与人类的缄默，这是他们唯一喜欢并欣赏的价值，这是他们的贫穷，也是他们的财富。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利用，是他们仅有的奢侈。谁会不知道所有与人性相关的事物，在这脆弱的世间都会拥有更广为人知的意义？关切的神色，险境中的真情，强烈又单纯的友情，全都短暂易逝，因而都是真正的财富。精神就是在这些财富之间，对自身权力与局限，即效力，有了最充足的感知。有些人说到天才，可是我更愿意用智慧，用“天才”一词太草率了。智慧能够非常突出，智慧将荒原映照得一片光明，并掌控了它。智慧了解并展现出了自己的责任。肉身死去时，智慧也会一同死去，然而，认知却让其重获自由。

全体教会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对此我们不是不知情的。我们紧张的内心逃避着永恒，但所有教会都是永恒的，不管其是为神还是为政治建立的。幸运与勇气，回报与正义，都只是教会的次要目的。我们要遵从教会确立的所有理论，但我跟理想或永恒格格不入。适合我的真理近在眼前，我要时刻与之相守，因此，你们无法指望我。征服者的一切事物，乃至他们的教条都无法维持太长时间。

我们都明白，万事万物都以死亡为终结，而死亡将终结所有。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地的坟墓会如此丑恶，我们中的部分人也被其所扰。世人只会装点自己喜欢的事物，而抵触、厌恶死亡，死亡同样需要征服者。鼠疫将帕多瓦变得人丁稀少，威尼斯人又围困了这座城，受困的最后一位卡拉拉 [76] 家族成员在自己空无一人的殿堂中奔跑、叫嚷，希望魔鬼赐死自己。这便是一种战胜死亡的方法，这可算是西方一种固定的勇气标识，将死神自觉荣誉满满的地方变得这样丑陋。死亡在抗争者的领域激励着不公正，真是罕有的耻辱。

其他人同样不肯妥协，但他们选择了永恒，将世间幻象揭示出来，在鸟语花香之中，他们的坟墓绽放了笑容，这非常适合向征服者清楚展现被其排斥的事物。征服者的选择却刚好相反，不是黑黢黢的铁栅栏，就是不为人知的阴沟。有时候，最出众的永恒者也会恐惧，他们因贤人能带着自身死亡的精神生存下去，而对贤人十分敬重，且十分同情，但由此这些贤人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力量，以及能证明自己存在的证据。我们挑战的是自己的命运，其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源自自尊，更源自对我们无意义状态的醒悟。我们偶尔也会同情自己，这种感情你们可能无法理解，且认为很懦弱，却是我们能接纳的仅有的一种怜悯之情。然而，这种感觉仅限于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人，我们并不推崇有勇无谋者，只将理智之人叫作勇士。

以上形象揭露的内涵只是一些素描，与判断无关，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展现，在此再度声明。恋人、演员、探险家能表演荒谬，也能饰演圣徒、公务员、共和国总统，只要他们喜欢。了解内情，却完全不加掩护，已经足够了。意大利博物院有些彩色的小屏风，过去教士用它们遮掩死囚眼前的绞架。这些屏风全都在遮掩荒谬，屏风上出现了各色跳跃，匆匆投身神圣或是永恒，在普通人或是理想的幻象中沉迷不醒。不过，我要说的却是部分并没有屏风的公务员。

我选择的是极致人物，从这方面说，他们从荒谬处获得了王权。他们的确都是没有王国的君主，然而，他们明白各类王国都是幻象，因此相较于有王国的君主，他们更具优势。他们明白，这便是自己所有伟大之处。谈论他们隐秘的不幸或毁灭的灰烬，都毫无用处。希望不见了，并不等于绝望。相较于天堂芬芳，世俗烟火毫不逊色。在此，我或是其余任何人都无权做他们的审判者。他们实际是想变成征服者，而无意提升自身。如果将安分守己、没有妄想的人形容为贤人，那公务员都是贤人。他们中最清醒之人，有精神领域的征服者，有认知领域的唐璜，有智慧领域的演员：“你把自己驯服的绵羊养得再好，都不可能换取人间、天上的特权。即便你没有满心的虚荣，没有摆出自封为法官的丑陋架势，你也不过是一只驯服的绵羊而已，唯一拥有的便是头上的一对角。”

无论如何一定要复原荒谬推理最富热情的面貌。想象力能招揽很多其余面貌之人，尽管被困在时间与放逐中，这些人依然擅长以没有将来和缺陷的世界标准为依据生活下去。这个不存在上帝的荒谬世界，因此被思维清晰、不怀有希望的群体充斥。但创作者这类最荒谬之人，我尚未谈及。

写给一名德国朋友的信

人类的伟大之处，是借助同时触碰到两个极点，而非其中一个极点展现出来的。

——帕斯卡尔

第一封信（1943.7）

你告诉我：“我的祖国之伟大，无法用价值衡量，所有造就这种伟大的事物都很好，并且所有事物在这样的世界中都丧失了意义。但我们这些德国青年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意义，即务必要牺牲其余所有事物，以维护国家命运。”在这方面，曾爱过你的我持有不同意见，我跟你说：“不，我不相信所有事物都务必遵从唯一一个目标。有些方法不可原谅。另外，我应该同时热爱祖国与正义，我无意由此获得伟大，若这种伟大产生于血缘与谎言，就更是如此。我期待这种伟大和正义并存。”你驳斥我说：“这说明你不热爱你的祖国。”

五年过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但在这么长的日子里（对你而言却转瞬即逝），我可以说自己每天都在回想你这句评判。现在，每次我回想起你说“你不热爱你的祖国”，就会觉得无法呼吸。在以下两种前提下，我的确不算爱国：点明爱中的非正义成分就不算爱，坚持自己所爱一定要契合祖国的最佳形象就不算爱。五年前，有很多法国人持有跟我相同的观点，但他们中有些人已开始抗击德国。虽然你们也许牺牲了你们的生命一百次，但相较于你们，这些被你们认为不爱国的人却为祖国做出了更大贡献。第一，他们征服了自我，这是他们最能称为英雄之处。不过，我在这里谈论的是两项伟大，一项矛盾，希望能给你启发。

我们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再见面了，不过，我们的友情也要走到终点了。你们会彻底失败，并且会极力记住之前的胜利，而不是为之感到羞耻。现在我在精神领域依然维持着跟你很近的距离，毋庸置疑我是你的仇敌，但由于眼下我对你完全坦诚，因此多多少少依然能算你的朋友，可到了明天，所有这些都将走向终点。你们会在尚未获胜的地区迎来失败。可不管怎样，我想在我们的关系彻底淡漠前，让你清楚了解一点：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无力将我的祖国的命运展现在你面前。

我们不断前进到底是受何种伟大的驱使，答案我将马上向你揭晓。然而，这就等于跟你说，我们认同了何种有别于你们的勇气。若你们长期为暴力做准备，且相较于思考，暴力对你们来说更加理所当然，这就无所谓了。再者说，明白了仇恨与暴力的内在虚无，能帮你更好地面对痛苦与死亡。更有价值的是一边看轻战争，一边又在作战；一边期待快乐，一边又接受失去一切的现实；一边怀有高度文明的理想，一边又要直面灭亡。我们超脱于战争以外，便是我们比你们优越之处。在心灵或智慧中，你们什么都不必征服。我们有两大敌人，单是军事方面的胜利无法让我们满足，但你们却什么都不必征服。

我们有很多需要征服。第一，想要模仿你们的冲动。因为内心一直有什么东西驱使我们推崇效果，忽略智慧，向本能妥协。到了最后，我们会厌倦于自己高尚的美德，智慧开始让我们萌生羞耻感，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假设一种能轻松获得真理的混沌状况。但要摆脱这种状况，其实也很简单。从你们那里，我们了解到这类想象将导致的结果，及时停下来。若我被历史的宿命论说服了，我想你们就会来到我们身旁，向我们这些智慧的奴隶发出指责。我们的内心将因此醒来，变得更加轻松。

然而，我们还是要克服对英雄主义的质疑。英雄主义在你看来，跟我们完全背离，这点我很清楚，但是你搞错了。我们对英雄主义既信仰，又质疑。由于数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英雄主义的高尚，因此我们信仰它；又由于数百年的智慧教会了我们保持自然的技巧与裨益，因此我们质疑它。我们一定要先来到死亡门前，才能跟你们面对面。我们落后于全欧洲那么多，原因就在于此。在有需要的时候，欧洲已经堕入谎言的深渊，但我们却在坚持对真理的追逐。你们进攻时，我们正全神贯注判断公理会否支持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会作战失利。

此外，我们务必要克服人的缺陷，抛开对和平的想象，这是我们一度笃信的信念，任何胜利都无法弥补，但其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同样无法弥补。我们务必要抛开自己所有的学识、憧憬、爱的依据和对战争的厌恶。简而言之，作为你的朋友，我说出这些话，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先搁置朋友之间的热情，这点我认为你应该可以理解。

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被迫绕了很远的路，且滞后了很多，而若非顾及真相对智慧的影响，友谊对内心的影响，我们也不会这样绕远路。此举的目的在于维护正义，在于让质疑者得到真理。我们为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受辱、沉默，忍受折磨与残酷刑罚，黎明之际，被送上断头台。我们遭到抛弃、孤立，终日忍饥挨饿，眼看着儿童越来越瘦弱。一句话，人之为人的尊严受到践踏。但这些全都从容不迫地发生着，我们耗尽一切精力，以明确我们有没有权利处决别人，能不能让这个痛苦至极的世界变得更痛苦。但现在我们法兰西人有权说，我们是跟被害人和死囚一样，带着干净的双手参与这场战争的，而这恰恰是因为这些曾经失去又被追回的时光，因为我们承受并战胜了这种失败，因为我们为过去的犹豫牺牲了鲜活的生命。当我们离开战场时，我们的双手依然会是干净的，同时还会取得胜利，在击败非正义的同时，我们更战胜了自己。

因为我们会取得胜利，这件事你们应该也已确定了。但我们是因为之前惨败过，之前走过漫长的道路，其后才回归正义，并从非正义的挫败中吸取了教训，才会取得胜利。我们得到了获胜的奥秘，要最终获胜，只要保留住这种奥秘即可。我们从中获得了与平时相反的认知：精神无法击败暴力，但精神与暴力结合，就能让纯粹的暴力落败。因此，眼下我们拿起了剑，并事先确定精神会跟我们共同战斗。我们先是被迫直面别人的死亡和自己死亡的威胁，我们被迫目睹黎明之际，一名法国工人穿越监狱走廊，经过多间牢房，鼓励其中的同伴鼓足勇气，随后走向绞刑架。到了最后，我们务必要承受肉身的痛苦，以获得精神。要真正获得，必须做出牺牲，我们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巨大的牺牲。然而，你们必将失败，因为我们拥有意志、理智、正义。

我从不相信真理本身的力量，可不管怎么样，我知道真理能打败谎言，这也是有价值的。这种平衡难度很高，而我们做到了。我们当前作战的力量就源自这种细小的差别，我们正为这种细小的差别而战，这种差别的重要性跟人自身没有区别，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我们作战是为了区分牺牲和神秘、力量和暴力、实力和残酷，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作战是为了区分真伪，区分有将来的人和你们信仰的懦弱神明。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些，我说这些时，不是在战争以外，而是在战争之中。先前，你评价我“你不热爱你的祖国”，我一直耿耿于怀，这便是我对那句话的回应。有些真相我想清楚地告知你，我认为，法国已经丧失了自身力量和长久维持的统治，因为其要重塑一切文化必不可少的声誉，只能借助长期坚持的毅力，借助带有警惕意味的叛逆。然而，我认为其已因自身纯真丧失了一切，我依旧保留着希望，原因就在于此。我写这封信的所有意义就是如此。你在五年前不满于此人对自己的祖国保持缄默，但此人现在要跟你，跟当代欧洲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说：“我的祖国让人敬佩，永不屈服。她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不足，同时保留着造就了自身伟大的高尚思想。为了向全世界更明确地展现这些思想，她的民众一直在努力，她的领袖有时也会加入其中。我的祖国在之前的四年中重温了自己所有的历史，在一片废墟中镇静、坚定地重建自己的历史，在一场全无胜利可能的游戏中把握住了时机。我将艰难而苛刻的爱给予我的祖国是值得的，并且她也值得拥有更高尚的爱，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她而战。反过来，我会说，你们的祖国只值得拥有子民盲目的爱，在这种国家中，正义是不存在的，你们之所以灭亡，原因就在于此。在取得巨大胜利前，你们已经失败了，既然如此，你们将怎样面对将要到来的失败呢？”

第二封信（1943.12）

我已用自信的口吻给你写了一封信。我在阔别五年后向你解释了我们何以会是实力最强的，因为为了追求理智，我们绕了很远的路，因为担心正义，我们遭遇了一些延误，也因为我们热烈地想要调和我们喜爱的所有事物，但这些回想起来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因为绕远路牺牲极大，这点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情愿忍受混乱，也不愿接纳非正义。可我们现在能获得力量，朝胜利迈进，却要归功于绕远路。

这些我的确都跟你说过了，以肯定的态度一口气说完。另外，我得到了充足的思考时间。你们让我们的城市和内心置身于黑暗三年，我们便在黑暗中思考了三年。现在，这种思考变为了针对你们的武装行动。由于我们当前的自信关系到一切事物都有因果循环、都将真相毕露，建立于从智慧中获取的勇气基础上，因此我终于能和你交流一下智慧了。我觉得这会让你格外吃惊，因为你曾经很随意地跟我说到智慧，说自己看见智慧从远方而来，看见智慧忽然又重返漫长的历史之中。我就是想从这个角度说说我的观点。

人不会因为心理的自信感到快乐，之后我会跟你说到这点。我写给你的所有内容，已经因为这些获得了某项意义。但过去我很喜欢清楚区分你、你的记忆和我们的友情。在我还能这样做时，我只想对我们的友情做一件事，就是让其清清楚楚，而世人在友情将要终结时，也会这样做。你时而会说我“你不热爱你的祖国”，我将永远铭记这句话，并且已对其做了回应。我现在唯一想回应的是，你对智慧这个词语的嘲笑。你告诉我：“法国一直在自身全部的智慧中否定自身，法国知识分子要么对失望情有独钟，要么追求不一定存在的真理超过自己的祖国。我们却把德国放在真理和失望以上。”这种说法从表面上说是正确的，但我已经告诉过你，有时候，我们对正义的爱好像超出了对祖国的爱，原因在于我们只想爱正义中的祖国，一如爱真理，爱自己憧憬的祖国。我们的差异就在于此，我们对自身是有要求的，我们想让祖国坚持真理，你们却只求效忠于强大的祖国。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政治，已足以让你们心满意足，但我们就算失去了方向，也依然隐约保有今日已获得政治名誉的观念。我口中的“我们”并非我们的统治者，后者不值一提。

我在此再度看到了你的笑容。你一直在质疑文字，我也一样，不过，我还会质疑自身。你一度想引我走上你那条路，智慧在其中为自己感到耻辱，但彼时我没有追随你，现在更加不会。你问过何谓真理，最低限度，我们也许能了解何谓谎言，这是我们从你们那里学到的。何谓精神？我们了解到，屠杀便是精神的背面。何谓人？这点我们非常清楚，因此我要中断你的疑问了。对暴君和神明的衡量，往往会终结该力量。实际上，该力量会对外展现。这种人类的真实，恰好是我们要保留的。将祖国的命运与真实密切联系起来的现实，恰好是我们的信心源头。你是对的，仅限于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时，可是不会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

我不想反复跟你说这些，我们的区别就在于此。我们将祖国转化为一种思想，借助这种思想，我们置身于其余大量的荣耀、友情、人、快乐、对正义的渴望中，这便是我们的位置所在。我们为此一直对祖国有很高的要求，但我们最后依然是正义的一方，我们没有为祖国抢掠奴隶或半点财物。为了将所有事物看个清楚，我们一度耐心等候。为了我们爱的所有事物，我们在贫穷与痛苦中作战，同时收获了幸福。你们作战却是为了跟祖国以外的人对抗，与我们相反。等级制度的恶劣和道德衡量标准的虚设，使得你们的牺牲全无价值。你们不只是心灵被出卖了。应该为智慧做出的牺牲，应该为使智慧明朗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你们都没做，智慧会向你们复仇。可以说，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源。

我想给你说个故事。有天早上，法国某地区的监狱中，十一个法国人正在被一批武装士兵押上卡车，运送到一片墓地，接受你们的枪决。其中有五六个人确实发过传单，举行过几次聚会，最严重的是拒绝合作。在卡车上，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他们肯定会觉得害怕，但我认为这很正常，不管什么人，在面对不可预知的将来时都会害怕，而这些人在害怕之余，还很勇敢。至于其余几人，却没做过任何事。但在这一刻，他们被告知，他们将会含冤而死，为愚蠢牺牲，这多么残忍。其中有个少年才十六岁，我无意细说，这种少年的面容你看见过。这个少年害怕极了，彻底不抱希望，也不再感到羞耻。他全身发抖，牙齿打颤。请不要不屑地笑。你们派出一名神父，走到他身旁，想让他们放松下来，接受这个残忍的结果。可我觉得，对将要被枪决之人谈论来生，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卡车上的犯人一句话也不说，要让他们相信墓地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太困难了。神父走向那缩在角落的少年，这少年竟听明白了神父所言。他回应了神父，从神父的言语中重拾希望。某些情况下，在最寂静的恐慌中若能听到人声，可能就会产生宽慰作用。少年说：“我根本没做任何事。”神父说：“对，但关键不在于此，你准备好接受死亡吧。”“他们不可能不相信我。”“我可能会相信你，因为我是你的朋友，可是来不及了。我会守在你身旁，慈爱的上帝也会。这件事很简单，你会明白的。”神父继续谈论上帝，而少年已扭回头。他会不会相信上帝？会，他会。此刻，他醒悟到一切都不重要了，只除了迎接他的寂静，少年害怕的就是这种寂静。神父继续重复道：“我是你的朋友。”

其余人什么话都不说，他们也应获得照顾。神父暂且背向少年，来到这群缄默的人身边。卡车缓慢行走在被露水打湿的路上，马达声低沉。这段沉闷的时间，早晨的氛围从他们身上散播出来。四周的乡村风景他们尽管看不到，却能感觉得到。有牲口套车时的叫声和鸟鸣声从周围传来，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车篷布动了一下，是少年藏进了篷布中。在篷布和车中间有一道缝隙，他看到了。如果他想，他就能从这里跳车。神父背向他，车前头的士兵则在暗淡的晨曦中专注地寻找前行的方向。孩子不假思索地掀起篷布，朝出口挪过去，跳了车。隐约有跳车声传来，随后是很快消失在路上的疾奔声，随后疾奔声便被广袤的原野吞没了。但神父和众位犯人都被篷布的响声和卡车内涌入的早晨强烈、潮湿的空气吸引了，扭过头来。那个瞬间，神父注视着安静看向自己的这些犯人，他要立即根据自己的职责决定，应该支持刽子手，还是支持这些殉道者。最后，他在隔开了他和几名同伙的隔板上敲了敲，提醒他们：“小心！”两个士兵迅速进入车厢，恐吓那些犯人，其余两个士兵下车追赶逃走的少年。在距离卡车几步之遥处，神父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极力想从雾气中分辨出疾奔的士兵的身影。卡车里的人只能听见车外的追赶声、喧嚷声，让人无法呼吸。随后一声枪声响起，周围一片寂静，之后响起了杂乱的声音，不断朝卡车移近，最终出现的是沉重的脚步声。孩子被带回来了，虽然未被枪打中，他还是停了下来，身边笼罩的敌对氛围让他一下子失去了勇气，彻底放弃了。说他被抱回来，比说他被抓回来更准确。有人打了他几下，不过不重，最恐怖的还在后头。他并未看神父或其余任何人。一个士兵代替神父坐到车厢里，神父到司机身边坐下。被丢到车厢一角的孩子并未哭泣，透过篷布和卡车底的间隙，他继续看着路不停地往后退。外边的天色越来越亮了。

我知道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可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你有必要了解一下。他是法国的一名神父，他告诉我：“这名神父让我觉得羞惭，可我认为，让上帝辅助屠杀，任何法国神父都做不出来，这点让我很欣慰。”我并无虚言，这名神父持有跟你相同的观点，就是这样简单。在他看来，让上帝效忠于他的祖国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并不忠诚。你们连神都不放过，让他们给你们做事。他们承认你们是被逼的，这点一如你所言。你们不过是冲动的奴隶，完全没有辨别力。眼下，你们作战只以盲目的愤怒为资本，忽略思想的作用，看重武器威力与速战速决的战术，执意要搅乱整个世界，只按你们制定的思想策略行事。我们却以智慧、以思考产生的犹豫为起点，我们一度在愤怒中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不过，眼下我们绕远路的日子已到尽头。我们因一个少年之死重拾智慧与愤怒，自此便成了二比一的比例。愤怒便是接下来我要谈论的。

请回想这样一件事，我曾惊讶于你的一名上司冷不丁地大喊大叫。你却告诉我：“这很不错呀，不过，你不会理解的。有种美德，也就是愤怒的美德，是法国人不具备的。”不，并非如此，在道德方面，法国人很苛刻。他们一般不会探讨道德方面的问题，除非有这种需求。他们的愤怒因此转化为沉默与力量。而愤怒向力量的转化，你们刚刚才体会到。我会探讨一下这种愤怒——我只熟悉这一种愤怒——作为这封信的结尾。

自信和自愿不等同，我已跟你说过了。在曲折的绕路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很清楚。为了统一作战，我们牺牲了什么，我们同样心知肚明。原因在于，对自己在受尽折磨却充满自信的战斗中不能获得补偿的事物，我们存有一种热忱。我们无法从战争中获得满足感，在这方面，我们的理智还没准备好。内战，坚持到底的集体作战，不需要评判的牺牲，这些便是我们的民众的选择。那场战争并非他们从愚笨或是可耻的政府处继承的，而是他们自行发起的，他们因此又聚集到一处，为一种自行酝酿的思想奋战。但为了这种奢侈，他们做出了恐怖的牺牲。他们在此具备的优势，超过了你的民众。因为他们牺牲了最出色的子女，在我的观点中，这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一种。滑稽的战争能造就滑稽的获益，死亡或许会在各地区漫无目的地出现。民众的勇气会在我们的战争进程中不断提升，但你们却终日想着怎样将我们更纯洁的精神毁于一旦。因为若预感消失了，你们的纯真也就不复存在了。你们明白要毁掉哪些东西，尽管对选举的方法，你们一无所知。作为精神的维护者，我们知道精神会在毁灭其的物质力量增强时灭亡。然而，我们却对另外一种力量持信任态度。某些情况下，你们会认为，你们已在这些被你们枪决、毁灭的面孔中毁灭了我们的真理的面孔。可这种观念缺少意志力，法国之所以能跟时间战斗，靠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意志力。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希望让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的同伴耐性超过刽子手，数量超过子弹。法国人同样会愤怒，不信你瞧。

第三封信（1944.4）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跟你谈论我的祖国，但也许从一开头，你就觉得我已改变了腔调，其实并非如此。只是相同的词语，我们的理解却不同了，我们所用的语言已不再是同一种。

一般说来，文字都会带着自身展现的行动或牺牲的色调。在你们那儿，祖国一词表示血腥与盲目；对我而言，这些永远都将是陌生的。祖国一词在我们这里表示智慧之火，尽管人们很少能从中发现英勇，但最低限度能发掘自身利益。这个词语在你们那里表示死亡，但我对其的理解却毋庸置疑，且将永恒不变。我在1939年对你说了什么，时至今日，我依然会这样说。

我即将跟你说的真心话，或许能作为更有力的证据。我们只是执着又安静地效忠于国家的那段时期，一种欧洲的观念与希望一直守在我们身边，让我们铭记于心。我们确实有五年时间没探讨过该问题了，因为探讨该问题时，你们的声调太高了。我们的语言在此再度出现分歧，我们的欧洲与你们口中的欧洲是不一样的。

不过，在向你表明欧洲的意思前，最低限度我想让你明确，我们的觉醒是我们跟你们交战的大量原因（我们一定要击败你们，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中最深刻的一种，因为我们的祖国被瓜分，让我们遭受了深刻的伤害，不仅如此，你们还将我们最美的形象扭曲为卑鄙、滑稽的形象，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眼看着其他人随意践踏我们深爱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最沉重的痛苦。从我们之中最出色之人处，你们抢走了欧洲的相关观念，还为其烙下了造反的烙印，以满足你们的需求，但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经过深入思考的爱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却要将这种爱形成的力量全部调集起来。我们在你们称贩奴军队为欧洲军队后，就拒绝再使用一个形容词，以便将该词的纯粹意义始终小心保存于我们内心，在此，我想将这种意义告知你。

你们在讨论欧洲，但对你们而言，欧洲是你们的，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只是附庸，这便是差异所在。你们这样讨论欧洲，始于你们失去非洲之时，这种爱很不正常。对你们而言，这片烙下了数百年烙印的土地，仅仅是一处将就的避难所，但此处却始终承载着我们最美的希望。你们是因为怨恨和需求，才突然变得热情起来，不会有人因这种感情获得荣耀，一切有资格称为“欧洲人”的人都会看不起这种感情，个中原因你们很快就会了解。

讨论欧洲时，你们却在思考士兵的土地、粮仓、遭受奴役的工业、温顺的学者领域。我偏题了吗？可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们说到欧洲时，沉醉于自己散播的谣言中时，哪怕在最好的时光中，都会不由自主联想到这样一种场面：德国引领一些温顺的民族，朝着神话一样、残酷血腥的未来奔去。以下差异若你能明确感知就好了：对你们而言，欧洲四面都是大海和山，堤坝将其切分开，到处都是矿井，每年都能有收成。在此，德国正在开展一次赌博，赌博的结果决定了它仅有的未来。可对我们而言，欧洲却是一片智慧的土地，人类智慧最冒险的活动从20世纪就在此处展开。西方人在欧洲这片自然环境十分优越的土地上与世界、神明、自身进行的战斗，如今已达到了最惊人的程度。我们采用了不同的衡量尺度，请你看一下。

我不会旧事重提，想要复原基督教传统，请别担心。这已经不是同一个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一早就以罗马庇护者的身份大肆探讨过了。你们不会畏惧帮基督宣传，受难之际，接受明确自己身份的亲吻当日，基督就对这类宣传习以为常了。何况基督教的传统仅仅是塑造欧洲的多种传统中的一种，我无权在你们面前维护该传统。维护这一传统务必要有欲求，还要有把自己的灵魂呈献给上帝的精神，而我一样都没有，这你很清楚。然而，每次我很自然地想起自己的祖国正代表欧洲发言，维护一个国家便等同于维护全部国家，我自己也是如此时，我便拥有了自己的传统，而这也属于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属于永垂不朽的民众。我的传统拥有智慧与勇气这两项精粹，有自己的精神巅峰，还有无数民众。这一界限是世人的庇护神，是全体民众在心底呼吁的欧洲，迥异于你们那个欧洲，你们在临时地图上兼并了大量土地，画满了彩色标记。

你曾嘲讽过我的愤怒，不妨回忆一下。你告诉我：“如果浮士德想打败堂吉诃德，后者根本无法反抗。”我跟你说过，人类并非为给世界带来灾难才发明了艺术，因此浮士德也好，堂吉诃德也好，都和赢输一点关系都没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你们都喜欢刺激。照你们的思路，世人应在哈姆雷特与齐格弗里德 [77] 之间做出抉择。而彼时我无意抉择，特别是我不觉得西方丧失了力量与知识的均衡。你却只为了探讨力量，对学识报以讥讽。眼下，我更加清楚了解，对你们而言，就算是浮士德也一样无用。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接纳了抉择在某些时候很有必要的观念。然而，我们若没有醒悟到抉择应与精神的崇高紧密相连，不应脱离人道主义，那我们的抉择也不会比你们优越很多。我们明白，此后要实现联合，你们却始终不明白。从头到尾，观念都是如此，但我们却从全局入手，这点请你留意。可是我们已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获取拥有这种观念的权利。因此，我一定要说你们的欧洲并不好，完全无法联合并激励民众。我们的欧洲却是，无论你们赞同与否，我们都会继续开展的集体探险，遵从智慧发展趋势的探险活动。

就说到这里吧。我偶尔会在道路拐角、在长期共同作战暂停时，回想起欧洲各个地区，这些全都是我熟悉的地区。作为一片神奇的土地，欧洲拥有漫长的历史，到处都被灾难充斥。我再度开始朝圣，之前我曾与全体西方人共同参与过这项活动。请看这些神奇、美丽的风景：佛罗伦萨修道院的玫瑰，克拉科夫教堂的球状金顶，赫拉德钦与其荒废的殿宇，伏尔塔瓦河的查尔斯桥上浮夸的雕塑，萨尔茨堡设计巧妙的花园。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又在其中栽种了多少树，建造了多少恒久流传的建筑！这些风景全都被我的记忆集中在我脑子里，变成了我了不起的祖国的容颜，这真是美丽的风景。这几年我每次想起，这充满生命力却受尽屈辱的容颜正处在你们的阴影下，便会觉得全身都在受压迫。过去，我们共同到过几个这种地方，彼时我尚未想过，将来一定要让这些地方摆脱你们的掌控。而我时而还会在愤怒、绝望中发现，在圣马尔科修道院，玫瑰在继续生长，在萨尔茨堡教堂顶上，成群的鸽子继续飞过，在西里西亚大片墓地中，嫣红的老鹳草继续旺盛生长，这真让人惋惜。

不过，其余时刻也会给我带来真正的喜悦。因为每到春天，这片历史最悠久的土地上这一切美丽的风光，这些花儿，这些辛劳都在说明，你们不能用残酷的手段毁灭所有。这封信可用这种风光完结。我尚无法放弃土地，因此不会为西方了不起的三十个国家的民众全都支持我们，便觉得心满意足。我由此了解到，欧洲从风光到精神，所有事物都在静静与你们对抗，这种对抗背后是必胜的信念，而非盲目敌对。这片不停开花结果、重生的土地，掌控着欧洲精神的武器。春天必会降临，我们的战争也必会取胜。

击败你们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所有问题，对此我很清楚。对欧洲来说，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而欧洲一直都是如此。然而，无论如何，这还是我刚才向你提到的那个欧洲，没有失去任何东西。请想象我们当前的状况，坚持信念，热爱祖国，维护全欧洲的利益，维持付出和对快乐的向往、观念与武器间的心理均衡。由于这是真理，因此我一定得跟你说，再向你重复一遍。你将能从中了解到，在我们维持友好关系期间，我的祖国和我走过了何种道路。我们从此将占据上风，你们将因此走向灭亡。

第四封信（1944.7）

人会死亡，且随时都可能死亡。不过，人会跟死亡对抗。请不要将可能遗留下来的空虚当成正义！

——奥波曼（第九十封信）

你们就快要失败了。我给你写信的这个城市已获得自由，这个跟你们对抗的城市正在为未来的自由谋划。这自由得来有多艰难，这个城市心知肚明，它明白自己务必要经历一个夜晚，比四年前你们来时带来的黑暗还要黑暗。在这个被夺走一切，找不到灯光、火、食物，却一直没被征服的城市中，我在写信给你。人的呼吸声将在不久之后出现在这里，你们却一无所知。我们若是幸运的话，用不了多久就能见面了。我们的斗争将在彼时开始，我完全了解你们在想什么，你也完全了解我们在想什么，双方知己知彼。

处在七月这个夜晚，放松之余又觉沉重。放松是因为塞纳河与森林，沉重是因为期盼黎明之人的情绪。在期盼中，我想起了你，我还有最后一点想要跟你说。现在我们成了仇敌，但原本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同一种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走到了尽头，但原本我很有可能会选择支持你。

我们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达成了统一：我们是全世界最理智的人，但会遭遇挫败。眼下，我依然从一定程度上坚持该观点。不过，我有了一种新结论，有别于之前你告诉我的，及这么多年你们一直想加入史书的结论。若始终遵循你的思维，我就必须认同你们的做法是有依据的——眼下我这样告诉自己。在这个盛夏的夜晚，我们满怀希望，你们却感受到了极大的危险，我完全无法搁笔，不去写这封信。

你一直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你由此推导出所有一切都是一样的，世人能随心所欲地定义好坏。你一度觉得一切人性的或神性的道德都是不存在的，暴力、阴险这两种主宰动物世界的规律才是仅有的价值。你还据此推导出人类毫不重要，可将其灵魂处决，人在最荒谬的历史中只有一项任务，就是追求权力，而征服便是其道德准绳。其实以前我也持有跟你相同的观点，彼时我基本找不到什么依据来反驳你，如果我不是那么热爱正义的话。不过，像突如其来的热情一样，我对正义的爱也是不假思索的结果。

我们有何不同呢？你很容易失望，但我始终没有失望，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你接纳了命运的不公及其余一些事物。反过来，我却越来越相信人应坚持正义，反抗非正义，抗拒悲惨的命运，建立幸福。你认同毁掉人类的成就，对抗人类，从而将人类最大的悲惨命运终结，因为失望已完全主宰了你，成了你的一项原则。我却只盼世人能再度建立友好互助的关系，对抗自己不愿遵从的命运，据此拒绝接纳失望，接纳正在被鞭笞的世界。

我们从相同的原则中，得出了不同的道德相关结论。因为走到中途，你就丧失了理智，觉得更恰当的做法是，让别人帮你和数百万德国人拿主意（你会表示这没什么）。因为你们已经对反抗命运失去了耐心，你们所有的工作就是探险，以毁损世人的精神和这个世界，这让你们非常疲倦。你们实际是选了非正义，自封为神明，只具备表层逻辑。

我却选了正义，对这个世界忠贞不二，与你们正好相反。我始终不觉得世间存在非凡的意义，不过，我了解人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人这一种生物指出，只要有生命，就是有意义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都拥有人的真理。让世界获得理智，反抗命运，便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但除了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其余理智，要先挽救人，才能挽救人在生活中产生的观念。何谓挽救人？你带微笑和鄙薄这样问我。我会高声回答，我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别杀他，给他机会获得正义。

我们因何会交战，因何要跟随你们走上这样一条路——起初身不由己，最后走向失利——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你们的力量源自你们的失望。在变为唯一、纯正、自信、无所顾虑的一刹那，失望便具备了一种冷酷的力量。我们还拿不定主意、还在期盼幸福之际，就被这种力量击败了。我们一度相信最了不起的成就、人们对抗命运取得的最大成就便是幸福。我们哪怕在失败后，还在为之感到遗憾。

我们被写入了史料，你们的目的实现了。能在凉爽的夜里听到鸟叫声，已是五年前的事了。暴力会让人们失望，我们国家的所有民众时刻处在死亡的笼罩下，因此切分开了我们与世界的关联。这个世界在这五年间没有出现一个没有灾难的早上，没有出现一个没有监狱的晚上，没有出现一个没有屠杀的中午。我们的确只能做你们的追随者，然而，尽管战争期间，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成绩变成了你们的功劳，我们却始终铭记对快乐的憧憬。我们穿越喧嚣、暴力，极力将对美丽的大海、难忘的山丘的记忆，一直保存在内心，将宝贵的笑容一直保存在脸上，这是我们永远不会舍弃的最佳武器。因为一旦舍弃，我们就会步你们的后尘，走向毁灭。但眼下我们已了解，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和鲜血，才能打造快乐的武器。

我们应对你们的哲学持赞同态度，跟你们学习一下，学习的程度深浅均可。一个丧失意义的世界只余下一种价值，就是盲目英雄主义，因此这便成了你们的选择。在帮自己选了这种英雄主义的同时，你们也帮所有人和我们选了这种英雄主义。我们被迫要以你们为榜样，以保住性命。不过，当时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英雄主义并非盲目的，而是有目的的，这便是我们的优势所在。眼下，一切都将走向终点，我们终于能跟你们说，更难获得的是快乐，英雄主义其实是次要的。

你们应该了解了我们是彼此的仇敌，以及其余所有情况。你们抗拒正义，而我最由衷反感的就是这点。不过，这只是一种愤怒的感情，个中原因眼下我已知晓。你们的逻辑与心灵都是有罪的，因此我要与你们开战。四年间，你们极力恐吓我们，相较于你们的本能，你们的理智一样无耻。所以我会全面批判你们，你们在我心里早就死了。可日后我对你们的残酷举动做出审判时，会想到你们跟我们源自相同的孤独，跟我们乃至全欧洲都遭遇了相同的智慧惨剧。我会帮你们保存人这一称谓，无论你们做过什么。虽然你们没有尊重过其余人身上的某样事物，我们却一定要尊重你们身上的这样事物，否则便违背了我们的信仰。你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明显的上风，相较于我们，你们杀人的难度要低很多。最终获益的会是与你们相似的人。可最终，作为你们的异类，我们却一定要站出来做证人，以便人类能超越自己犯下的最大罪过，获得辩护权，获得洗清罪名的权利。

因此，我才会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地狱般的城市中，穿越强行赋予我们的数不清的折磨、大量惨死之人的面孔、有着不计其数的孤儿的村子告诉你，我们对你们并无怨恨，尽管我们很快就会无情消灭你们。我们并无怨恨，哪怕明日就要跟很多人一样离开人世。我们只能竭尽所能维持理智，而不能否认自己的畏惧。不过，我们能保证，我们不会有任何怨恨。我会跟你说，我们会妥当处理当前全世界最让我厌恶的事物，我们不会毁灭你们的灵魂，只会毁掉你们的实力。

你们会保留你们此前优于我们的地方，不过，我们的长处也是由此产生的。今天晚上，我之所以觉得放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探寻世界的深层次内涵，就跟你们一样——我们的力量在于，直面悲惨的现实，在智慧的灾难过后，挽救了人类思想，在此基础上又鼓足勇气，重整旗鼓，但这自然无法减弱我们对世界的谴责。为了这种新思想，我们已做出巨大的牺牲，以摆脱绝望的命运。早上，无数人遭到杀戮，恐怖的监狱高墙林立，在欧洲各地，数百万具尸体置身于烈火中，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获取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其唯一的作用便是让更多人丧命。这的确很让人失望，可我们一定要证实，如此众多的不公正待遇，并非我们罪有应得。我们给自己规定了这项职责，明日便开始付诸实践。欧洲此刻的黑夜已满是夏季的味道，数百万武装及非武装人士正在为投身战争做准备。黎明将至，你们终将走向失败。无论是你们残酷的胜利，还是你们必然的失败，上帝都将冷眼旁观，这是其贯彻始终的态度，我很清楚，眼下，我依然对上帝没有半分期待。可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帮忙救助你们想孤立的人。你们中的无数人都会孤单地离开人世，因为你们反感遵从人类这种精神。我终于能跟你们诀别了。

在瑞典发表的演说——献给路易·热尔曼医生 [78]

发表于1957年12月10日的演说 [79]

能得到你们这个自主决定的文学院颁发的这项巨大的荣誉，我觉得很荣幸，在此向你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同时非常明白我的成就不足以与这项奖励匹配。所有人，所有艺术家，包括我在内，当然都想获得世人的认可，但我要明白你们做出这项决定的意义，就必须对比我的真实表现产生的影响。以下情况不可能不让人觉得恐慌：一个还算年轻之人，心底还存有大量迟疑，事业才刚起步，已经对孤独苦干习以为常，可以称得上离群索居，忽然获悉自己要暂停日常工作，被引到聚光灯下。现在欧洲有大量作家，乃至大量了不起的作家都在自己的故乡忍受着无尽折磨，而不得不保持沉默。此人在这种状况下得到这种荣誉，会产生怎样的情绪？

这便是我心中的忐忑与惶恐。这一荣誉只靠我个人的成就是无法与之匹配的，因此我一定要正确了解各位给予我的这一慷慨过度的荣誉，才能恢复镇定。我投身的艺术领域与我身为作家的使命，是我在困境中仅有的精神支撑，或者说我人生中仅有的精神支撑。请大家容许我带着感恩、友善的情绪，简单描绘一下这种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要靠自己从事的艺术工作，才能继续存活，但我并未让该工作凌驾于其他工作之上。反过来，若我要在该工作中倾注所有精力，也应在人群之中生活，绝不能让其独立于人群以外。跟所有人在相同的水平线上，我就是这么做的。在我看来，艺术绝对不是只能满足自己的事物，艺术作为一种方法，能感动大部分人的内心，同时给他们一种独有的方法，去感知共有的痛苦与快乐。所以它决定了艺术家不能离群索居，且要置身最淳朴、最普遍的真理中。由于觉察到自己有别于众人，一些人才会选择从事艺术工作，一般说来，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了解，要更好地孕育自己的艺术成果，发扬自己的特色，必须先了解自己和其余人的相同点。唯有在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循环往复中，艺术家才能获得磨练。艺术家不能在通往至善至美途中停止，或在通往相通道路途中犹豫不决。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不能忽略任何事，他不应该审判，但一定要迫使自己理解、感受。他若有意支持世间某个派系，那便是社会的派系，即创造者而非法官主宰所有事物，无论创造者是劳动者抑或学者，都是如此。这是尼采的名言。

而作家的责任也要联系其本身巨大的使命。作家从最初意义上说，应服务于在历史中生活之人，而非创造历史之人，否则就要剥夺其艺术才能。作家就算和专制暴政的数百万军队待在一起，也无法脱离孤独的感觉。但在世界某个角落承受侮辱的一位无名犯人的缄默，却足以结束该作家的放逐，前提是该作家能铭记这份缄默，利用艺术方法，在自由环境中释放这份缄默。

身负这种使命的我们，全都与“伟大”无缘。然而，作家在自己的人生中，不得志或短暂得志时期，被暴政压制或短暂拥有言论自由时期，都能找到跟民众相通的生动感受。不过，他务必要为真理、自由而战，这是他的两大使命。作家之所以是个了不起的职业，原因就在于此。作家不应向谎言、强迫妥协，因为尽量广泛地联合民众，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谎言和强迫会扼杀一个地区的所有生机。虽然我们本人存在大量不足，但我们却总能在这份高贵职业的驱使下，坚持和广为人知的谎言与压迫对抗，而这两件事是颇具难度的。

在二十多年的艰难探索中，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我也跟一切年龄相仿的人一样迷过路，不知向谁求助，然而，我却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在这种迷茫无助中坚持写作，最终得到了今日的殊荣。我能将我们那个年代的痛苦、希望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是被该做法强迫的结果。我拼尽全力跟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一同奋斗，虽然也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说的这些人都是一战开始没多久出生的，二十年间，这些人共同经历了希特勒建立政权，革命者内部首次出现各类矛盾，西班牙战争，二战，看到过被囚禁于各种集中营中的人，受摧残的欧洲，以及欧洲的监狱。现在他们养育子女、创作作品的世界，又时刻承受着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我认为，没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保持乐观。更有甚者，我赞同在坚持和这些悲观主义者抗争期间，我们也应对被不断膨胀的失望主宰而犯错之人怀有同情，这些人要求过一些不正当权利，并投靠过现代虚无主义。但包含我的祖国和全欧洲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抗议过虚无主义，还开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探索抗争的方法。为获得重生，与死亡的天性对抗，进而在这个时代中以全新的形象投入工作，他们务必要知道怎样才能在这个充满灾难的时代生活下去。

每代人都觉得自己在努力建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点毋庸置疑。可我们这代人明白自己有可能承担着更宏伟的使命，因此不能再做这项工作了。避免世界瓦解便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继承的世界严重分裂，其中存在变质的革命、日新月异的科技、逝去的偶像、信仰渐渐死亡的意识形态；其中存在昏庸的政权，无法在道理上让人折服，只能用暴力毁灭全部事物；其中智慧下降，沦为仇恨与压迫的走卒。所以这代人务必要以对自身的否认为起点，要在自己和周边地区建立一种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要保持尊严的精神。我们的大法官在这个可能瓦解的世界中，简直要建立起自己永不衰落的死亡王国了，而我们这代人明白，他们要想在不同国家间建立和平的氛围，就要争分夺秒，但这种和平不应是强迫的，另外，他们还要和所有人重新建立起神圣同盟，再度将劳动与文化的巨大沟壑填平。我们无法确定他们能不能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不过，这代人必然在世界各个地区下了双重赌注，以维护真理与自由，并能在必要时为此牺牲，而毫无怨尤。我们应该尊重、鼓励他们，尤其是他们为实现该目的付出自己的生命时。我认为大家都会感同身受，所以在这里，我只说一句，我想将大家赐予我的殊荣转送给这些人。

我会在谈及写作职业的高尚后，给作家这一称谓安排合理的位子：在受到众人的攻击时选择坚持，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会怀有成见，但依然伸张正义，这便是作家及其战友工作期间应秉承的精神。作家要能淡然将自己的作品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时常逡巡于痛苦与美中间，但最后他总能摆脱二者，依靠强大的精神，在毁坏中建造新事物。此外还能对他的有效举措和昂扬斗志怀有怎样的期待呢？真理神秘莫测，无论何时都要求世人去探索。自由很危险，能让人兴奋，也能给人带来折磨。虽然会很艰难，但我们还是应坚定地追逐这两个目标。前路漫漫，可以想象到我们会懈怠。可自此之后，在自身良知方面，哪位作家有勇气做道德宣传家？而我本人在该领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幸运地从自由生活中长大成人后，我一直在憧憬着光明。这种怀念过去的感伤，能为我的很多错误做出解释，不过我也因此对自己职业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并因此更愿意支持一切沉默之人，这些人是靠着对过去短暂的自由、幸福生活的回忆，才承受起了世间生活沉重的压力，虽然这带着一些盲目。

如此回想一番真正的我、我的受限、我欠的债、我要求苛刻的信仰，让我觉得自己在向大家阐述刚才赐予我的这项巨大荣誉的意义、大家慷慨大方的精神时，就能更自由了，在向大家说明我接纳这项荣誉，是为致敬我的战友们——他们遭受迫害和众多折磨，却未得到半分奖励——时，也能更自由了。我还要由衷感谢大家，同时公开强调忠诚这个陈旧的誓言，所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都应时刻在自己身上静静展现出忠诚的美德。

发表于1957年12月14日报告会上的演说 [80]

有位东方贤人总在向神明祈祷时，请求让自己远离充满阴谋诡计的地方。神明没有特别照顾我们，因为我们并非贤人。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这片充满阴谋诡计的土地上生活。但在这个冲突不断的年代看来，我们的能力并不足以脱离其掌控，这一点现在的作家都很清楚。一连串的批判与进攻会在作家发表言论的瞬间来袭，如果慎重地维持缄默，又会引来别人对这种缄默的大肆讨论与批判，再度闹得沸反盈天。

作家待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中，就别指望能有个安静的地方，心平气和地考虑、架构人物形象了，可身为作家，这些又是非做不可的。世人在此之前的历史上，还多少懂得控制自己。有些人不满时政，就经常保持缄默或改变话题。可现在所有事情都改变了，连缄默都能让人恐惧。艺术家在自我控制被当成对惩处和奖励的二选一后，就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到了阴谋诡计之中。在此使用“裹挟”比“参加”更合适，这是我的观点。因为艺术家不是自愿参加的，带着些服兵役的味道。现在所有艺术家都被裹挟到了时代的军舰上，他只能服从，尽管他嗅到了军舰上的鲱鱼味，发觉军舰上有太多残暴的窥视者，航行的方向也出现了偏离。我们从此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汪洋中，艺术家只能拿起船桨划船，和其余人没有区别，还要尽可能地维持生计，即谋生与创作兼顾。

说实话，这并非易事，我明白这一变化有些突兀，艺术家十分怀念旧日优越的生活环境。历史的斗兽场的确少不了殉道者和狮子，支撑殉道者的是永恒的心理抚慰，但维系狮子生命的却是鲜血淋漓的生肉。截止到当前，艺术家始终坐在斗兽场的雅座中，唱着颂歌，赞美自己，或至多激励一下殉道者，或吸引狮子的注意，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艺术家却来到了场中央，情况调转过来了，他们唱歌的声音很没有信心，肯定跟原先的声音不一样了。

艺术在这种坚定的使命中丧失的一切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第一，艺术丧失了宽松与神明赐予其的自由，从莫扎特的作品中，能感受到这种自由。所以我们的艺术作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惊恐、执拗的面容，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忧虑，之后又一下崩溃了，都有了更明确的解释。为什么现在记者比作家多，绘画领域很少出现塞尚 [81] ，却出现了很多以童军为主题的画作，原因也已明确。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查尔特勒修道院》会被爱情小说和黑暗小说取而代之，原因也很清楚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应坚持与人道主义挽歌对抗，毕竟实际问题无法依靠悲伤解决。由于时代在向我们发出强烈召唤，因此我认为投身时代是最佳选择。掌管一切者、拿着茶花的艺术家、安乐椅中闲坐的天才，这些人的时代已走到尽头，平心静气地接受这点，是最佳做法。现在为要创作承担风险，一部作品便是一项行动，行动不能罔顾一切，其彰显了对一个时代的热爱。所以与艺术中是否存在遗憾无关，艺术从业者只需面对一个问题，即搞清楚创作需要的特殊自由，在众多意识形态的警察监督下（如为数甚多、无助求援的宗教派系），能否变为现实。

单说艺术在该领域深受政权压迫还不足够，因为若只是这样，只需从反抗和投降中二选一即可，不算复杂。但从此以后，艺术家内部的矛盾便展现出来了，这才是更复杂、更要命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中，如艺术方面的彼此排挤乃至怨恨之类的案例数不胜数。由于这种怨恨是艺术家本人的行为，因此目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的前辈艺术家由此生出的焦虑，对自身艺术生涯乃至生命都造成了直接威胁。假设拉辛 [82] 活在1957年，也可能会请求大众宽恕他没有挺身而出保护《南特敕令》 [83] ，因为他正忙于创作《蓓蕾妮丝》。

艺术家引起的这种艺术冲突原因众多，我们应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对这种冲突的最佳解释是，面对历史的灾难，现代艺术家有没有说谎或说空话。眼下这个时代的特色在于，社会大众已经进入各类事物和他们的艰苦生活引发的现代敏感问题中。他们进入各类事物一事，我们很清楚，却趋向于对此置之不理。若能理解该问题，就该明白是艺术家或其他人，即该人群中的佼佼者实力增强了，不准许我们对他们置之不理。

此外还有一些原因，有些的确是非正当的。不过，无论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艺术家的这些内部冲突都只能损害自由创作的勇气与创作最重要的原则，后者便是创作的信条。伊莫逊 [84] 说：“出色的信条是能顺从自己的本性。”的确如此。还有一名18世纪的美国作家补充道：“人能对自己忠诚，便能让政府、社会，乃至太阳、月亮、星辰，所有事物都顺从自己。”现在这种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似乎消失了。大部分时候，艺术家都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天分（若其拥有天分）是一种耻辱。他们要先解答自己的一个问题，才能去做其余所有事：艺术是不是一种欺骗性装饰？

一

对该问题首个诚实的解答是，对，艺术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是一种欺骗性装饰。大家都知道，在艺术家所在的军舰艉楼中，颂歌基本没停止过。与此同时，工人们却在舱中划动船桨，疲倦不堪。在马戏团的雅座中能听见上层社会优雅的交谈，在斗兽场上却能听见狮子嚼碎人骨头的声音。在历史上，这种艺术曾极为成功，要提出不同意见相当困难。然而，世界却出现了一些变动，尤其是受难的劳动者与其余受难者大幅增长。若艺术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却还是坚持做装饰，那其在今日就只能是欺骗性的。

可它到底想展现什么呢？若想迎合当今社会的需求，它就一定要改变自身；若艺术一味拒绝迎合当今社会的需求，艺术家执意不理世事，那艺术也只能展现对参与其中的排斥。我们因此只能拥有食客和研究古文者两种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艺术，与真实的社会彻底决裂。在最近大约一个世纪，我们所处的社会没有将金钱（金钱、财富会唤醒人的欲望）视为最重要的，却存在金钱的抽象象征。可将商品社会视为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所有事物都服务于符号，以至于事物都不存在了。例如，统治集团不再以自己拥有的土地和黄金的数量为依据，衡量自身财富，转而以某种数字及其能交换的其他数字作为衡量依据。从实质上说，以符号为基础建立的社会是人造的社会，其中物质的真相被淹没了。因此不必奇怪，该社会会选择信仰一种徒具形式的伦理规则，更有甚者，它还在自己监狱的墙壁上和教堂中写上了自由、平等之类的口号。亵渎者会遭受惩处，不过，自由的意义却是当前被扭曲得最厉害的。这种意义被扭曲的自由，在理智者（一直以来，我都坚持智慧分为聪明的智慧和愚蠢的智慧两种）看来，会阻碍今人前进的步伐。但煞有介事的愚蠢也能高声发表意见，因为商品社会在最近一个世纪已将这种自由变为了单方、独占的方法，其更像是一项义务，并借着自由的名义，肆意实行高压政策，根本不像一项权利。所以我们还会惊讶于这种社会要求艺术变为无意义的社会活动与简单的娱乐，而非一项使人类获得解放的工具吗？在1900年前后，欧洲的资产阶级艺术生产商（我还未提到艺术家呢）便开始这样缺乏责任感。因为他们认为，责任感就可能意味着耗尽一切精力，跟这个社会彻底断绝关系（兰伯、尼茨什、斯特兰贝格都跟这个社会彻底断绝了关系，他们为此牺牲了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在那段时期，产生了缺乏责任感的另一个版本：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为了艺术而艺术，艺术本身的活力，最终在敏感性或现代抽象性领域，这些作品迥异于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二者的对比一如走在没有农作物生长的荒原中和走在农作物遍布的农田中。

二

就这样，艺术变为了一种欺骗性装饰。所以不必惊讶，有些人或是艺术家曾想走回头路，或是想重回真实之中。他们从这时便开始否认艺术家有独居世外的权利，还给艺术家确定了创作的主题，该主题是世人一起经历过的现实，而非他们个人想象出来的。不管是从作品主题还是展现风格上说，为了艺术而艺术确实都不能获得世人的理解，因此这些人就想让艺术家用作品展现大部分人，服务大部分人，用语言展现世人的各种情绪。这种作品应获得全体世人的理解，他们会和世人彻底沟通，以回报对现实的百分百忠诚。

的确，所有了不起的艺术家都拥有这种和世人彻底沟通的理想。一个无权独居世外的人就应是艺术家，这点迥异于广泛存在的成见。艺术家不应是黑暗中的自白，在请求继承者帮助自己时，孤单、无名的艺术家只能再度强调自身职责所在。他只能向数量更多的后人求援，与之交流，因为他已无法和同时代那群既聋又哑的人交流。

然而，一定要展现民众熟知的事物，展现民众生活的真实世界，才能在作品中展现民众，为民众创作。这是一个怎样的真实世界？是海洋、风、雨，是民众的需要与憧憬，是对抗死亡。我们便是靠这些关联起来的。在我们共同经历的见闻与痛苦中，我们实现了共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梦想，然而，这一真实的世界却是我们共有的祖国。现实主义理想与艺术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其是十分合理的。

所以我们就变成或尽可能变成现实主义者吧，只要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只在嘴上说，不一定会变为现实，所有人未必都能如愿变为现实主义者。首先，我们应考虑纯现实主义在艺术方面有没有可能实现。现实主义便是原样复制实际存在的事物，19世纪的自然主义者这样表示。如此一来，艺术就变成了给画拍照，摄影家将自己挑中的画拍下来。可此举复制了什么呢？什么才是现实呢？就算能将照片拍得跟原物近乎一模一样的一流摄影家，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纵观整个世界，有什么比人生更加现实？如何能用比拍照更鲜活的方式，展现这种现实的人生？这种照片在何种条件下，才算是真正鲜活的现实？唯有依靠想象，想象有一台摄影机不分昼夜，将一个人最细微的行为都拍下来。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人的生活都被这些底片记录下来，观众却是那些宁愿牺牲自己的部分生活时间，也要去关注别人生活细枝末节的人，但这种电影称不上现实，因为其无法给予人想象的空间。我们可根据这个简单的依据，判定人生的现实不仅局限于其存在的区域，其存在于其他生活中，而一个人生活的形式，只能从其他生活中获取，此处的其他生活，便是被世人喜爱的生活。这种生活占据首位，要将其拍摄下来，而世人籍籍无名的生活也包含在内，统治者与受难者，一般的公民、警察、老师，在矿井中、工地上没白没黑忙碌的工人，外交官与独裁家，宗教改革人士，其创作能给世人生活、神话带来改变的艺术家，具有代表性的卑微人士都包含其中，而高高在上、能主宰世人的君主，在某些情况下也包含其中。这导致只剩下了一种电影，即在人生舞台上，用一台隐形放映机一直不间断放映给世人看的电影。若存在上帝，他便是仅存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其他艺术家都无法对现实忠诚。

抗拒资本主义社会及该社会形式主义艺术的艺术家，不理会其他事物、一心想展现现实的艺术家，从这时开始便为找不到未来陷入苦闷。他们无法如愿成为现实主义者，他们想让自己的艺术遵从现实，却描绘不出现实，找不到一种能用独有的艺术手段展现现实的选择。这种苦闷在俄国革命初始阶段优雅的悲剧作品中，得到了非常真实的展现。彼时，波洛克、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马雅科夫斯基、爱森斯坦等俄国作家，以及以钢筋水泥为描绘对象的小说家，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在形式与选题方面壮美至极的尝试，同时又彰显了巨大的惶恐与疯狂的追逐。在不能实现现实主义的情况下，如何变成现实主义者？这点一定要清楚说明。然而，有人却断言，现实主义首先是必要的，其次只要其愿意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也是可能的。如此断言，代表了什么？

他其实也坦诚地表示，完全复制现实是不可行的，虽然19世纪西方已经出现了现实主义理论，但他不可承认，有意挑选一项能让众人遵从的原则。最终，他选出来了，不过是在还未出现，也就是未来的现实中选出来的，而不是人们都熟知的现实。也就是说，一定要展现未来，才能更好地复制当前，即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展现的刚好就是还未达成的现实。

其中的矛盾非常明显。简而言之，从表达方面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呢？例如，不管过去还是当前，已实现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还会出现吗？这样便只能从当前或过去的现实中挑选描绘的对象，具体就是未来能实现完美的理想现实，或是能服务于那种现实的事物，就是这样简单。因此，便在向非社会主义的现实发起肆无忌惮的进攻、否认的同时，对可能变为社会主义现实的事物大加赞颂。此举必然能在艺术方面做出宣传，能进入单方面赞同的粉红书房，但是会和复杂、鲜活的现实彻底隔离，跟形式主义艺术没有区别。这种艺术绝对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其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的。

这种美学观念的初始含义是现实主义，结果却朝新理想主义迈进了，一如真正的艺术家不会接纳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他们也不会接纳它。唯有被理顺的现实才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动摇，艺术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一种能发挥控制作用的工具，但控制它的却是人。现实主义者只包括能正确描绘现实的人，他们应受到人们的赞扬，至于其他人，只能在他们接受赞扬时接受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著作或许会不为人知或少有人知，但到了集权社会，却有可能让其他作品全都得不到重视。此处依旧是真正的艺术遭到扭曲或压迫，以至于无法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沟通。

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承认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堪称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创作时采用了不起的艺术手段同样是可取的，而革命家也应寻觅一种特殊的审美观，以维护革命的获益。然而，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辩护家高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艺术。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然而，我坚信他们只是执意要让革命的标准限制艺术的标准，对于以上言论，他们本人也不相信。如果能坦承该观点，就能将讨论简单化了。有些地区，民众遭受苦难，艺术家却拥有特权，二者的差距让当地人无法接受，在这些地区，我们便能接纳以上观点。我们能够对这些人表示理解，同时愿意跟他们交流，例如能告诉他们，要战胜、强迫、取缔创作自由也许不算是好方法，在众人发声之前就剥夺部分人发声的权利，绝对算不上英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确应承认自己和政治现实是双胞胎。它在普遍意义的艺术之中，又加入了一种有不同目的的艺术，同时确立了不同的标准。简而言之，它取缔了艺术，以确立公正，但当未知的未来领域确立了公正时，艺术就会卷土重来。他们在艺术领域，为现代知识分子找到了这样一个巧妙到极致的方法，但我们却不会上当。因为不能为煎一盘鸡蛋，就打碎无数鸡蛋。在我看来，打碎多少鸡蛋并不能作为烹饪水准优劣的衡量标准。与之相反，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大厨却生怕打碎了好几筐鸡蛋后，依旧无法煎出人类文明的鸡蛋，艺术到最后也无法东山再起。然而，野蛮是无所谓“临时”的，所以这一野蛮的举动从艺术扩张到风俗中，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某些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文学作品，大量新闻，大人物的肖像，教育诗歌就从苦难、鲜血中问世了，在其内部，宗教被憎恶取而代之。艺术因此达到了至高无上的乐观主义，作为装饰品的至高地位，以及用谎言欺骗的最卑鄙的程度。

我们该怎样表达我们因此产生的惊讶？作为一个主题，人类的痛苦十分宏大。似乎无人有勇气触碰该主题，只有济慈那种感情极为充沛的诗人是例外，这样的痛苦唯有他能亲自触碰。为了艺术而艺术总是用无知来面对人类的痛苦，好像自己不必为此承担半分义务，其欺骗性就在于此。而现实主义若能勇于承认世人的痛苦，并极力扭曲这一痛苦，据此对美好的将来赞赏有加，就会将一切神秘化，将一切真相向世人隐瞒，其欺骗性就在于此。

很久以前，这两种审美观就开始彼此对立，其一认为应完全不理会眼前的现实，其二认为应完全摒弃当下现实以外的事物，结果二者都在欺骗的掩护下远离现实，取缔艺术，从不同的道路走向了同一条道路。右翼学院派对左翼学院派利用的人类痛苦没有了解，以至于该痛苦在艺术遭到否认时变得更深切了。

三

是否应据此推导出这种欺骗就是艺术的实质？我的观点刚好与之相左，我提到的诸多表现，到目前都是没有多少艺术成就之人所说的大话。在谈到究竟何谓艺术时能够确定的一点是，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难以清楚解释给喜欢大喊大叫，又将一切事情简单处理的人听。在有些人看来，天才应是荣耀又孤独的，但与此同时，世人又希望天才能平凡如普通人。但现实就不可能这么简单了。关于天才的实质，可参考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天才跟世人一样，世人却无法跟天才一样。”所以脱离现实的艺术无法取得任何成就，脱离艺术的现实同样不值一提。既然如此，艺术高于现实，并遵从现实，是如何做到的？艺术家与他的描绘对象是互相选择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艺术在神秘莫测与尚未定型的阶段，给予了现实一种受限的形式，而现实又是艺术的灵感源头，据此可以说，此时的艺术是对人类的抗议。所有人从这个角度说，无一例外都属于现实主义者。艺术不会完全排斥或完全接纳客观存在，然而，它又是排斥与接纳兼备，因此只可以成为一种持续更新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而艺术家也只能一直处在此种模糊的状态中，它无法否定现实，却在艺术成型之前，一直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画家为描绘静物，要跟一个苹果持续彼此冲突、矫正。在脱离了人们赐予的光明后，各类形态便自行赐予自己光明。世间一切事物，之所以能够成型、建立起来，是因为其自身就拥有至高荣耀，而其维持这种荣耀的方法，便是从自身之中获取另一种荣耀。了不起的才华据此一直位于艺术家与其描绘对象之间。

所以关键是把握指导现实的尺度，以避免作品在虚无的要点中失去踪影，或屈从于沉甸甸的压力，而非判断艺术应逃避还是臣服于现实。所有艺术家在该领域都应以自身感觉与才能为依据，做出处理。艺术家对现实的抗争，使艺术家达到平衡的现实重量，才是更强大的。但艺术家的孤独感却是这种现实重量无论如何都清除不了的。最出色的作品都能在对现实的接纳与排除中达到均衡，比如希腊悲剧，比如托尔斯泰、莫里哀的作品。其中，接纳与排斥接连呈现，彼此激励，如此一来，对快乐与痛苦的描绘都将富于生命力。久而久之，一个全新的世界就会诞生，这不是我们终日生活的世界，但又是这个世界，这个新世界很特别，又很普通，天才的能量，以及对现实不满引发的短暂安全的威胁充斥其间。这个新世界因为这些，又不是因为这些，变得什么意义都没有，又充满意义，所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发出的两种不厌其烦的呼吁就是如此。艺术家因呼吁瞪大双眼。在这个睡得正酣的世界中，这种呼吁逐渐将众人对现实刹那又永恒的幻想唤醒。我们认识这种现实，但从来没有与之碰过面。

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面前，艺术家也是一样，不能回去，也不能迷路。回去会让他语言空洞。反过来，他若以这个时代为描绘对象，便会将自己视为该时代的成员，也就不会对该时代惟命是从。即在选择跟其他人享有共同命运时，艺术家就表明了自己将一直是该时代的成员。艺术家在该时代直接与间接的见闻、感受，决定了其对历史的态度，也就是由真正处在眼下的事件和生活中的鲜活人物决定，而生活在当前环境中的艺术家，不应由眼下发生的事和无法预知的将来的关联决定他将如何对待眼下发生的事。只有女巫才会以还未出生之人的名义，对生活在当下之人做出判断。艺术家应根据神话对今人的影响，确定该怎样评判神话。艺术家的评判不能被宗教或政治领域的预言家做出的绝对或不绝对的评判取而代之，艺术家不可以这么做。若也要做出绝对评判，艺术家就得摒弃自己与其他人的差异，投身于现实的良善与邪恶中，创作一幕情景剧。反之，艺术的宗旨首先是对世人的理解，而非立法或主宰所有事物。某些情况下，它会因为对世人的理解，发挥主宰作用。天才的作品绝不会以怨恨、歧视为建立的依据。所以在发展之路上，艺术家不会审判，而会宽恕。他是修理工人，而非法官。他是永远的生命创新律师，因为无论何时，创新都是活生生的。他辩解，不是为了那个远在他方、让现代人道主义失去尊严的基督教法庭，而是出于对世人的爱。反过来，到了最后，了不起的作品都会让全体法官无话可说。艺术家利用这样的作品，致敬人类至高无上的形象和最后一个有罪之人。被囚于监狱期间，王尔德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被囚禁在这个恶劣的地方，没有人与我同病相怜，此处与生命的秘密只存在象征性关联。”这种生命的秘密和艺术的秘密的确是统一的。

商品社会的作家在一个半世纪内，多数都觉得自己能在一个不用负半点责任的快乐环境中生活，不这样想的人少之又少。他们确实是这样生活的，之后又跟过去的生活一样孤单离世。但身为20世纪的作家，我们断然不会是孤单的。反过来，我们应了解自己无法逃避共有的灾难，应了解我们若只能做一种辩护，就要竭尽所能帮不能说话者辩护。我们确实要帮那些还在承受痛苦的人辩护，而对手便是压迫民众者，无论这些过去、将来的政坛大人物地位多高，从属于何种政党，都是一样，刽子手在艺术家看来，是没有特权的。所以在当前，尤其是在当前，美不能效忠于任何政党，只能为人类痛苦与自由牺牲，这是早晚将出现的结果。只有这样一种艺术家才会参与战争：拒不参加正规军队，即拒不成为自由狙击手，不过断然不会拒绝参加战争。从美那里，他获得了教化。对这种教化的正确掌握，会让他坚定不移地热爱众生，而非建立个人主义。一直以来，这种美都未对什么人发挥过强迫作用。反之，其数千年来无时不在解除无数人所受的束缚，更有甚者，让部分人获得了完全的解脱。

这种永恒的紧张关联永远存在于美与苦难，人类的爱与自然的爱，难以忍耐的孤独与同样难以忍耐的喧嚣，以及排斥与接纳之间，我们在此好像已经谈及艺术的伟大。在两道深渊中间，它徘徊不定，这两道深渊分别是极致的游手好闲和热情的宣扬与教育。在这两道深渊的界限中，艺术家往前迈进，每走一步都是一次幸运与冒险。但艺术的自由刚好就在且只在这种冒险中。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种好不容易才取得的自由好像苦行者的戒条？有艺术家能否认吗？有艺术家能说在这场无休无止的奋斗中，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了吗？只有身体和精神都健康，只有内心拥有力量，并有强大的耐心，才能获得这种自由。跟一切自由一样，这种自由是种无止境的冒险和能耗光人精力的奋战。今人之所以像对要求太过苛刻的自由一样，远离这种冒险，为此情愿忍受各类约束，最低限度能得享内心的平静，原因就在于此。然而，艺术帮自己辩护，不正说明其是一种冒险吗？不是的，自由的艺术家已经不再是自由的平凡人或得享悠闲者。自由的艺术家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帮自己建造合理的秩序，其应主宰的事物越松弛，戒条就应越严格，对自身的自由也应越肯定。纪德说过一句我觉得极易产生误会的话：“约束让艺术生，自由让艺术死。”这是一项真理，不过，不应据此误会旁人能掌控艺术。艺术在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中生，在其他人对它的约束中死。反过来，艺术若不约束自己，就只能向其他人的约束妥协。最典型的艺术和耗费精力最多的艺术，是最自由、反抗性最强烈的艺术。一个社会与其艺术家若不想身陷虚无主义和一事无成，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付出自由的努力，而不能放任自己过着懒散的生活，或安分守己为了艺术而艺术，或一心沉迷于现实主义教条。我这样说是为了表明，我们要具备高瞻远瞩的勇气，勇往直前的信念，才能实现现代文艺复兴。

这一复兴确实就掌控在大家手上。所以我们应为自由奋战，不惧怕一切风险。关键不是能不能维护自由，而是我们要清楚，自由的缺失将导致我们毫无建树，并丧失将来的公正，丧失过去的美。要让世人摆脱离群索居的状态，唯有依靠自由，至于强制，只能让大家滞留于寂静的空间中，而艺术，鉴于我极力想要限定自由的含义已将自身裂缝填平了。彼时还有什么必要为敌人利用所有强迫手段展现的事物感到吃惊呢？还有什么必要为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变成现代暴政（无论该暴政是左翼还是右翼）的首批牺牲者感到吃惊呢？全体暴君都知道艺术作品存在一种力量，能跳出约束，对不相信它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神秘的力量。所有了不起的作品都能让人类拥有更美、更崇高的容颜。其所有秘密就在于此。形象鲜明的严肃证据，断然不会因无数集中营、监狱变成一片模糊。因此，不要误以为对新文化的酝酿，将结束当前的文化。我们不会停止自己的呼吸，同样的，我们也断然不会停止人类对自身灾难与崇高的连续见证。有继承才有文化，我们的所有遗产，也就是西方的遗产，不能也不应遭到排斥。它们拥有这一秘密，是勇气与自由的产物，是各时代、各国家的艺术家用勇敢的精神孕育而成的巨大成果，无论以后的作品是什么样的，都不能改变这些。现代暴政的确是掌握了证据，才跟我们说艺术家是大众的仇敌，可现代暴政也借助艺术家，向人类的某种形象表达了敬意，时至今日，依然不存在什么力量能毁灭该形象。

我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即在这个吵闹、疯狂的历史时期高声宣布：“我们要快乐。”我们的确应该快乐，因为我们看见那个说谎、安逸的欧洲死去了，我们看清楚了这一无情的现实。一个维持已久的骗局被戳穿了，胁迫我们的对象也已昭然若揭，因此我们应为成为真正的人感到快乐。而艺术家已经觉醒，勇敢地直面民众的灾难、监狱和血腥，不再对外物置之不理，因此我们应作为艺术家感到快乐。若我们能在这些悲剧面前，记住彼时的情况及人物形象，反过来，又能在人类的美面前，铭记过去遭受的侮辱，那我们这些西方艺术家就能将已经丧失的力量与辉煌，循序渐进再找回来。如此众多的艺术家遭遇如此众多的大考验，在历史上确实罕有。但同样是这些艺术家，牺牲自身自由乃至生命，只为了几个词语、句子，乃至最简单的几个句子，在此基础上，他们才明白了怎样使用它们才不会超越限度。范例诞生于危险之中，一切了不起的作品都是从危险中生长起来的。

当前这个时代，需要艺术家负起责任了，很遗憾，我们丧失了过去的大好时机，但我们却从这种挫折中获得了真正的好机会，我们应接纳该挑战。艺术要想维持自身的宝贵，艺术的自由就不能只是提升艺术家的生活条件。首先要拒绝谎言，才能在社会中为某种价值或是道德打下基础。如果自由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那它就已不再处于妓女的地位了。不过，说今人道德败坏，我同样不会赞同。他们的说法表面看来有理有据。然而，真正的道德败坏，却发生在过去道德沦为书房中几名人道主义者的玩具的那段时期。道德现在虽处在真正的威胁中，却有再度建立、再度获得世人敬重的可能。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跟卢·萨罗美绝交后，尼茨什便被无尽的孤独淹没了，他的事业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援，他因此崩溃了，但这种未来又刺激了他，一到夜里就去爬热那亚海湾附近的大山，堆起树枝、树叶点燃，旁观大火直至烧完。为了考验一些人和作品，我也时常会想象这种大火，想象自己就在现场。我们的时代也是大火，我们的大量作品都将被其冲天的烈火烧光！余下的作品将拥有更坚固的盔甲，我们便能畅快地分享这种精神领域的快乐。

我们，包括我在内，必然都能期许有种温柔的火，有种短暂、有利的休憩，存在于思想之中。可艺术家唯一能够拥有的，应该就是在激烈战争中的短暂休息了。一如伊莫逊所言：“一切墙壁都是大门。”所以墙壁上就有出口，不用再去寻觅，对着墙壁就能活下去。反过来，我们应去寻觅合适的休憩时间，即在战争期间找个时间休息。因为我认为，我短暂休息的地方就是我的演说结束的地方。有种说法称，是鸽子的爪子将了不起的思想带到了世间。彼时，我们若能认真聆听，或许会从喧嚣的声音中分辨出轻微的生命与希望的声音，好似鸟儿轻微地抖动翅膀。有人说是一个民族带来了这种希望的声音，有人却说是一个人带来的。而我的观点有别于他们，我觉得是无数孤独之人造就、发展、庇护了这种声音，每天这些孤独之人的行为、作品都在穿越国界，修缮历史粗粝的外壳，以此让真理释放灿烂的光辉，而这种真理一直处在危险之中，由所有人在自身痛苦与快乐中，为所有人建造而成。

监狱里的艺术家

创作《王尔德狱中记》与《瑞丁监狱之歌》期间，王尔德已用自身经历证实了，最高超的智慧、最伟大的天才都无法缔造一名创作者。然而，他却一心想要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艺术家，将其他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王尔德将艺术当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上帝，他不觉得自己这个心愿会被这位上帝驳回。从头到尾，他都相信存在真实世界与艺术世界这两个世界。世俗世界单调往复，艺术世界却傲然独立，因此，他只想在自己觉得光辉、理想的美的世界中生活，对真实世界仅以后背相对。为此，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想将其变为艺术世界，既和谐又精致。

他是最疯狂的艺术追逐者，也是这一时代中最不像艺术家的人。他用美来鄙薄这个世界，可要用真正的艺术作为衡量标准，他本人却基本一无是处。彼时，他的作品就好比道林·格雷的画像 [85] ，将年轻美貌的原型画得皱纹遍布，十分苍老，而这一切就完成于极短的时间内，快得让人惊讶。他有意将生活变成了不起的佳作，参见他在《王尔德狱中记》中最开始的描述，他给出的评语就跟这差不多。在生活中灌输自己独特的性格，在作品中贯彻自己的才华，他表示这二者便是自己想要达成的。这种异常冠冕的说法得到了纪德的赞许和大肆宣扬。可这只是一句话而已。一种性格或才华，对生活与作品而言已经足够。才华断然不会跟奢侈肤浅的生活一点关联都没有，而只造就一种人造作品。整天在高级酒店吃夜宵跟才华一点关联都没有，更有甚者，这种人也未必是贵族，唯一的条件是有钱。在纪德笔下，王尔德好像亚洲的酒鬼、美男子、罗马的帝王。纪德表示：“他光芒万丈。”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身处监狱中，王尔德又是如何说的？“肤浅是最严重的缺点。”他这样说道。

很难确定在获刑之前，王尔德有没有想过世间存在监狱。就算想过，他心里也不会觉得监狱的设立是为了他那种人。更有甚者，他还会觉得司法机构唯一的用处就是为他提供服务。原因在于，他拥有特权。但世事如此难料，他竟在法庭上获刑。他本来想利用法律，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他从此了解了世间是存在监狱的。此前，他不会想到这点，毕竟高档酒店住得那样舒服。

虽然他对将众多贵族朝臣送进监狱的莎士比亚推崇备至，但可以说，由于他的一切思想与行为都跟监狱里的平民百姓一点关联都没有，因此他只是推崇莎士比亚，却不懂得他。若他只信仰艺术，那他便成了艺术领域的伪君子。他应当可以为此做出证明，这种想法他不是没有过。然而，他一直都把其他人当成观众，而非演员，他的想象不够充分。他是一个太喜欢引人注意的富家子弟，却不曾为任何现实乃至快乐动容。在服装店试衣服，是他仅有的快乐。在《王尔德狱中记》中，他表示：“只在花园树木向阳的那面滞留，避开有树荫和阴影的另外一面，便是我犯下的错。”

然而，阳光一下子暗下来，他因那起案子在法庭上获刑。忽然之间，他所处的卑劣世界将真实面目暴露出来：这帮争权夺利的家伙公然采取了可耻的行为，以达到可耻的目的。不用再去探寻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什么，在监狱中，他这个穿着囚服、奴隶一样的罪犯就醒悟了。有什么人会帮助他？若仅有的现实是光芒四射的生活，那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将他丢进监狱的刚好就是这种现实。若只有在树木向阳的那面，人们才能活下去，那王尔德就应在他厌憎的腐烂、臭烘烘的背阴面死去。然而，人比黑暗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人活着不是为了死亡。虽然处在痛苦中，王尔德还是选择了活下去，因为他从痛苦中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许久过后，他告诉纪德：“你知不知道，我是因为同情，才没有选择自杀。”处在痛苦之中的人，只可能为同情心动容，唯有同情心是源自跟他一样痛苦的人，而不是从特权中而来。囚禁苦役犯的监狱院子中，有个陌生的囚犯从未跟王尔德说过话。有一次，这个人忽然在王尔德背后轻声说：“奥斯卡·王尔德，你应比我们更痛苦，我怜悯你。”王尔德很不解，告诉他不是这样的，此处的人全都很痛苦。我觉得，王尔德在这一刹那找到了他先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快乐，莫非我搞错了？他可能会失去孤独感。一名高贵的人在服刑期间，尚无法确定自己是清醒了，还是继续在恐怖的梦中，忽然就进入了一处明亮的地方，再度面对过去的一切。他在这一刻感受到了一种奇耻大辱，而不仅是普通的羞辱。身处这个世界中，他因为犯罪接受审判、获刑，在准备去参加烛光晚宴时，被囚禁到了监狱中，这种羞辱太强烈了。他知道在监狱院子里放风的囚犯才是自己的同伴，这些人含混地说着什么，在那儿走来走去，而在那个精彩世界生活的人，已经不再是他的同伴了。这个人同样如此，他还能在早上，跟众人一起摇摇晃晃走在监狱走廊中，讨论王尔德的《瑞丁监狱之歌》。此时，王尔德写信给先前那帮轻佻肤浅的朋友说：“在这个不幸的地方，除我之外，找不到一个命运悲惨之人，此处和生命的奥秘只存在象征性联系。”

然而，他却在同一时间找到了艺术的秘密。一天，一名受害者的代理人，一名经过精心装扮的先生，将王尔德告上了破产法庭。王尔德被两位法警押着，捆绑着两手。他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一名故友，在很多讥诮的旁观者中间，这名故友严肃地举起自己的帽子，朝这个处境悲凉的人致敬。王尔德就在这一天醒悟了，表示这一极易遭到忽视的行为，帮自己“开凿了一切同情的水源”。他终于明白了莎士比亚，过去他读过很多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并不明白后者。他终于能创作一部优秀的作品了，而他悲惨的遭遇便是这部作品产生的基础。《王尔德狱中记》从第一句就颇具力量，这样的语言王尔德一度找寻过，却未能如愿，而他此前的作品构建的脆弱、璀璨的高楼，也在这时一下崩溃了。《王尔德狱中记》从宗旨方面说，仅仅是个人的忏悔，他坦承自己在生活之路上走偏了，在艺术之路上也未能走远，他希望借此机会，将个人生活重新建立起来。他承认自己切断了艺术的一条根，以切分开艺术和痛苦。他愿将美凌驾于世界以上，以真正服务于美，不过他却穿着苦役犯的制服，还要承认对自己的艺术重新做了装饰，依据便是人类的共同特征。因为对被夺去所有的人来说，这样的艺术已经无法带给他们半分裨益。《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不存在苦役犯该有的半点反应，《李尔王》或《战争与和平》中倒是存在一种痛苦与快乐，能得到在矮草屋中流泪或抗争之人的认同。在王尔德清扫自己的牢房地板之前，他那双手保养得非常好，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只除了拿过贵重的花，这一刻，他此前的作品全都无法帮助他，结果他的灵魂却因他凭借自己的天才，为命运悲惨者发出痛苦的呼声而得到了救赎。此外，他那些华美的用词和神奇的童话，同样无法帮他半分。然而，遇到紧急关头，俄狄浦斯 [86] 也能说几句话来赞美人世间的秩序。所以索福克勒斯 [87] 称得上创造者，王尔德却称不上。创作了为那名苦役犯争取荣耀的作品，达到了世人和他自己心目中最悲惨的程度，便是对王尔德最高天赋的展现。创作这种作品，若不能让痛苦具备一定意义，那有何意思呢？莫非只是为了说明，该痛苦让人无法接纳？在这种非正义与罪恶的厮杀中，美便呈现出来了。就这样，推翻判决和所有指控，为所有一切辩护，成了艺术的终极目标。为生命、为人辩护的并非美，美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有了不起的天才的作品，都不会以怨恨、鄙薄为基石。不管在心灵的哪个地方、人生的哪个时期遭遇了怎样的不公，真正的创造者都会将化解怨恨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一种相同的标准就这样产生了。

什么样的艺术家才不肯支持社会地位卑微者？他们真正的才华，必须从这种“卑微”中得来，这是他们达到上述标准的必要条件。而缺少了这个条件，他们就只能违背自己的心意，置身于这一相同的标准中，被其奴役。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坚持一旦达到了该标准，就能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并且他们真的达到了，可一直这样坚持，对他们来说有可能吗？这份热忱能让自身缺陷得到补足。然而，不接纳世俗真理的艺术就会丧失活力。尽管对艺术家而言，这种活力必不可少，但只有活力是不够的。不抗拒现实的艺术家，应更好地评价现实。可正确的评价，岂是执意不理会现实的人所能做到的？但是若任由现实奴役，不思反抗，又怎么可能改变现实？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碰撞到一起，安静而别致，宛如伦勃朗画作中的光影，如此方能将自身才华保留下来。所以王尔德从监狱出来时，筋疲力尽的他再无精力理会别的，只创作了伟大的《瑞丁监狱之歌》，他的呼喊因此再度响起。那是一个早上，他的呼喊突如其来，瑞丁监狱所有牢房的囚犯被权贵打压的呼喊都被其取而代之。此刻，他在监狱中一起受过苦的伙伴和其中因损伤风化获罪的那个人，成了他仅有的关怀对象。他在《王尔德狱中记》末尾几句话立誓，自己从那时便开始将艺术与痛苦当成一个整体了。雅科·布尔将他的《瑞丁监狱之歌》翻译成法语，法语译文文采斐然，感情充沛。该作品应继续遵守这项承诺，据此循着这条惊人的道路往前走，另外引导他从沙龙艺术（此处的其他人都只理会自己的呼喊）走向监狱艺术，其中所有牢房的囚犯都在冲他发出相同的焦躁呼喊。

就这样，也许会有另外一种狂热，伴随着一切生活都带着痛苦的盲目观点产生。然而，此时除偏袒、赞颂外，王尔德已一无所有，这要归咎于他所处的时代与他生活的世界。没错，那个卑躬屈膝的社会准许的犯罪行为将痛苦和约束强加给了他们，就跟我们的社会没有分别，虽然从快乐之中，他们也能看见一些模糊的现实。可这需要花费多少力气？相较于大人们的承诺，真实的奴役状况的价值往往更高。就是对快乐的追求造就了王尔德了不起的灵魂，其源自痛苦，凌驾于虚荣以上。他一定要逾越痛苦，才能获得快乐。据此，他表示：“我接下来就要学习如何才能获得快乐。”然而，他未能如愿。为朝现实迈进所做的努力和监狱的所有一切，都会让人朝自我放纵产生的阻力迈进，耗尽其精力。王尔德写完《瑞丁监狱之歌》后，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毋庸置疑，他心底存在艺术家的一种无法言表的痛苦，即他知道怎样走那条能发扬自身才华的路，但他已没有精力再走了。痛苦、怨恨、冷淡，便是仅余的一切。可能那个作为他生存动力的人已根据他过去的行为，断定他被判终身监禁了。他于是跟那个在已消逝的快乐时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分道扬镳了。就这样，他重新为自己做出了判决。此外，那人还根据他在困境中发表的肆无忌惮的观点，而非他过去有悖道德的德行，向他的诗人身份提出指责。更有甚者，纪德表示自己和王尔德在巴黎见面时觉得很窘迫，彼时，王尔德已无以为生，并已停止创作。王尔德说想再度加入大家时，感觉十分尴尬，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纪德这种不加掩饰的表现。王尔德说：“请别再怨恨一个遭受挫折的人。”彼时的王尔德悲凉，孤单，无力写作，然而，他偶尔也会想再做一次“生活的国王”，因此会想着再回伦敦去，不过，也许他也明白，彼时的自己已经失去了所有，乃至失去了在监狱院子中感受到的真理。不是这样的，他将《王尔德狱中记》与《瑞丁监狱之歌》留给了世人，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他去世时，就在我们身旁，就在海峡左侧该国的大道上。艺术与工作在此处受到了相同的约束。艺术大道上的平民百姓，而非他过去颇具地位的老朋友来参加他的葬礼，可这刚好就是他重生的证据，同时向了解内情之人宣布，那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前不久才出生，现在已经过世了。

罗杰·马丁·杜·加尔 [88]

请大家阅读一下《变化》这部小说对父亲马兹赖尔及其妻子的描述。罗杰·马丁·杜·加尔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中就表现出了长于用深刻的笔法描绘人物的特色，时至今日，这种写作的诀窍好像已经消失了。他的作品因这种三维空间写作方法得到拓展，在现代文坛中，这有些反常。此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然如此，我们从托尔斯泰处汲取经验，就不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处汲取经验了。在他那儿，大批拥趸寻觅的是对命运思考的各种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人物自然也兼具立体、突出、活泼、生动、深刻的特征，可这并不是他的创作原则，在这一点上，他跟托尔斯泰是相同的。心灵的激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追逐的首要对象，但托尔斯泰却追逐形式。《群魔》里那些年轻女子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差异，跟电影和戏剧人物的差异都是鲜活过头，但不够有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通过补充说明，弥补了这种写作上的不足。然而，现代有些作家却传承了这些，这是相当脱离现实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处，他们承袭了一些阴影。我们有些艺术家受卡夫卡（想象超越艺术是卡夫卡的特色）及美国现代小说创作技巧的影响，极力想要推进历史发展的速度，牺牲深度，以求广度。我们的文学因此醉心于刺激，让人失望。因为制定了过高的目标，所以才会如此平庸，没有人能说这开启了文学创作的新阶段。

罗杰·马丁·杜·加尔从本世纪之初开始文学创作，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能归入托尔斯泰体系的只有他一个。而能预示当代文学到来的，能接纳并根据对将来的憧憬，将某些残留问题处理掉的，应该也只有他一个。跟托尔斯泰一样，马丁·杜·加尔也非常热爱世人。现在已不再流行他那种描绘世人的方法、对世人的宽容态度了。托尔斯泰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被相同信仰刺激的有机整体，他塑造的所有人物都在追逐永恒的至高境界。这些有形或是无形的人物，都被安置在自身历史环境的某一处，最后的结局都是屈服。托尔斯泰自己也从舒适的贵族家庭逃离，去感受世人与世界的悲惨处境，以及他始终笃信的众生无罪的生活。而马丁·杜·加尔笔下的世界却不存在这样的意志，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具备这样的意志，以至于他的作品同样被迷惘、失望、自觉愚蠢、对人类未来的迷茫充斥。他的作品借助所有这一切，借助他隐藏在世人背后的勇敢探寻，以及他本人承认的情绪的矛盾，变成了当前这个时代的。他的作品现在能为我们解释所有这一切，以后还可能帮到后人。

我们的作家非常幸运，能据此实现自己真正远大的理想，也就是经过对《群魔》的对比、汲取，我们也有可能创作出自己的《战争与和平》。虽然他们不肯承认，但在长期的奔走，在战争与否认过后，他们还是能为了让自己塑造的人物饱满生动，永久流传，而将能找到某种相通点的艺术愿望保留在心底。然而，在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尚不确定这种了不起的作品有没有可能在西方或东方诞生。可我们完全能怀有这样的期待：如果没有内讧引发的广泛动荡，这两种社会就能变得富强，彼此交流，新创作便会由此萌生。面对能施展自己才华的良机，我们要好好加以利用，同时期盼出现新的艺术家，面面俱到地描绘自己遭遇的压迫与折磨，同时将当代社会万事万物的精华吸收过来，这样一来，他的作品便能将他真正的命运记录下来，并能为将来的发展做出预测，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就是如此。应将这些现在还很难想象的工作与过去的艺术秘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秘密包含在马丁·杜·加尔作品的安静与稳重中，还让我们对其加以利用，自己却毫无察觉。我们在他那儿兼具主人与仆人两种身份，在找到了自己不具备的事物后，我们又找到了自己。

福楼拜曾表示：“了不起的作品就像一头一直保持着镇定神态的巨大野兽。”的确如此，可是其血液中却涌动着激情，既神奇又年轻。马丁·杜·加尔作品中的炽热与勇敢的精神正在靠近我们，但其神态却更加镇定了。近乎冷漠的理智隐藏在单纯的外表下，要找到这种理智，务必要进行思考，但其会在被找到后继续往前拓展。

一定要说明一下，第一，马丁·杜·加尔从未想到激情也能作为艺术手段。在隐居生活中、在同样坚持不懈的奋斗中，人与作品都承受了磨砺。马丁·杜·加尔在我们那些了不起的作家中相当罕有，他的电话是多少，居然无人知晓。这便是这位作家在文学领域的存在方式，且姿态如此强悍，他像糖在水中溶解一样，溶解在这里头。我鼓足勇气说这样一句话，他只为了荣耀和诺贝尔文学奖，多工作了一宿。他身上存在一种如印度人口中的神圣事物，即你对它的呼叫越是强烈，它越会远离你。然而，认识他的幸运儿都知道他是真正谦虚的人，谦虚得都有点异乎寻常了。而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世上确有谦虚的艺术家。可我的这一信条在认识马丁·杜·加尔后，就变得不那么坚定了，除他怪异的性情外，这种遁世、反常的谦虚还存在其他原因：他身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担心自己创作的时间会遭到侵犯。在他将创作视为生命的组成部分后，这项原因对他来说就必不可少了。时间变成了作品自身，而非作品问世的过程，一切娱乐、人际交往都会对他的创作造成阻碍。

激情和人工设计因这种信条遭到否认，然而，在所有创作的相关活动中，这种信条却接纳了一种百分百工人式的工作方法。马丁·杜·加尔刚刚进入文坛时，大家有些像参加宗教活动一样参加文学创作。时至今日，这已被全身心参加或表象上的全身心参加取代了。人们如闲暇时间在一起闲话家常一样展开谈论，此举影响了一些人，虽然他们讨论的对象仅仅是艺术作品中一些悲伤、感人的桥段。不过，绝对不能质疑马丁·杜·加尔在文学方面的态度是严肃的。《变化》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其中仅粗糙地论述了文学的概念，没什么特色。他偏向其中一个人物，他安排此人说：“天分，所有人多多少少都有，但信仰才是目前没有却一定要有的。”该人物不喜欢他口中的“阉割”艺术，因为其“修饰”过度，或是“青涩的未婚姑娘”一样的写作风格。作者在表述真理的同时，又很重视现实，这种特色希望读者能够体谅。简而言之，马丁·杜·加尔被评价为“粗糙”的小说在坦途上继续行进。“巴黎的作家似乎全都有很高的天分，但他们一直只会借鉴彼此的某项技巧，而没时间抓住什么天分。这是一种共有的财富，集结了大批个人的智慧。”

若艺术是种宗教，也并非讨人喜欢的宗教，这点我们能理解。马丁·杜·加尔在这方面，马上便跟为了艺术而艺术和象征主义理论区分开了，还给自己同时代的作家制造了很多混乱，十分巧妙，他本人却没受到半分影响，只是在文风方面有点投读者所好的意思，不过，这好比年轻人脸上的痤疮，只是很小的缺陷而已。创作《变化》时，他才二十七岁，就在其中援引了彼时已功成名就的托尔斯泰的话语，语气颇为敬慕。他从那时就开始谨遵艺术方面的禁欲主义与冉森主义，毕生都没有改变。他因此避免了对名利与浮夸的追逐，不断奋斗，以创作强大、永恒的作品。这位目光长远、早早成熟的作家表示：“将人物塑造得真实可信才是难点所在，是否塑造了人物则不是。”他这种天分确实有可能短暂易逝，结果他却获得了巨大的荣耀，寿终正寝，这得益于他努力的工作与强大的性格。从头到尾，他的自由创作都以自身勤奋、组织才能和谦虚性情为主体。要求马丁·杜·加尔将自己作品中的美学思想扩张到一定历史范畴，并要求他将个人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是很过分的，不应这么做。自由工作的艺术家的理智与快乐能忍受一切不公，只要不对其工作造成阻碍。不要拒绝他从外部获得特权，除非不再保留他工作的权利。

他的作品在不考虑其他特色的情况下，也已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整体，以《蒂博一家》为核心，以《变化》《让·巴洛瓦》《年老的法兰西》《非洲秘闻》及他的戏剧为支撑。我们可以探讨这些作品，并发掘其在哪些地方受限，不过，它们都已获得稳固的地位，且这种地位光明正大，带着无限诚挚，这点我们无法否认。评论家能在这里面增加或删除一些东西，但毋庸置疑在我们法国有这样一部作品，诞生于大批非同一般的作品之中，大家能像在一座宏大的建筑四周欣赏一样，在这些作品四周欣赏。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诞生了众多美学家，观察入微、文采斐然的文学家，以及一部由经历过考验的笔法完整创作、以世人和爱为展现对象、极具分量的作品。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艺术的严肃特性，建造了这座人类的殿宇。

在艺术领域中，有一项接近于规律的内容：所有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达到完美，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近乎窒息。因为种种原因，马丁·杜·加尔在艺术领域广受称赞的真诚遮掩了他利用时间的真相，他能从时间中获得写作的才华，获得临场发挥的空间。然而，他的真诚却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才华好像用不着时间，临场发挥好像也不必努力思考。在肯定他这种美德之余，外界的批评又表示，他在这一点上的做法有点过火，可美德同样是一种艺术方法，却被他们忽略了。无所顾忌的描绘是吸引读者的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无所顾忌的描绘基本都在追逐一种心理方面的现实，这种无所顾忌因此赋予了世人的含混不清以价值，心理上的现实在这种含混不清消失后，就丧失了意义。《变化》结局残忍的真实性已经让我们大吃一惊了，彼时，安德烈才忍痛将妻子入土为安，就看见自己喜爱的年轻的女佣人出现在窗下。我们据此猜测，承受着丧妻之痛的他，会在她的安抚下复原。

马丁·杜·加尔还坦率地描绘了性欲和性欲给生活带来的阴影，这种坦率并不突兀。描述这种内容时，他从来不吝惜笔墨。现代很多小说因为在这一点上吝惜笔墨，宛如礼仪课本一样，读来味同嚼蜡。单是篇幅长，对他来说还不足够，他还展现了性生活失常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容忽略。他身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用间接方式将性生活应有的状态描绘了出来，而没有一五一十地记录性生活。比如因丈夫出轨而堕落的德·丰达南夫人，却因此永远失去了性欲。从《蒂博一家》中，我们还找到了一个情节，其中性欲与死亡实现了怪异的结合（彼时天还没亮，利斯贝在老弗卢兰下葬前，教给了雅科这个诀窍）。此处毋庸置疑将会呈现出艺术家创作的特色，也就是一种展现技巧，能将性生活反常的状态展现出来。

然而，除了跟死亡的关联外，性欲还会让人类的精神一直无法清醒。好心的基督教徒老蒂博，将这样一句话写到了自己的备忘录中：“对他人的爱，与抚摸一个青年甚至孩子时产生的情绪波动是不一样的。”他随即又删除了“甚至孩子”，他据此将羞耻心和真情之间的关系理清楚了。而马丁·杜·加尔只用一个句子就将下意识和心灵感应清楚告知了世人：“他不自觉地伸手将她的裙带解开，他的嘴唇却在这个小女孩额头上落下了一个父亲一样的亲吻。”

这种真实的趣味充斥着整部作品。在《年老的法兰西》中，马丁·杜·加尔在向读者展现最丑陋的人，也就是邮差茹阿尼欧的同时，还将乡村民众的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到了最后一页，得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在《非洲秘闻》中，他只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将一个人所悔恨的乱伦举动说得再寻常不过。在《一个沉默寡言者》中，他居然有勇气在舞台上演一个极有身份的工厂老板与同性相恋的故事，且摒弃了恶俗的语言，要知道彼时还是1931年。这类奇异的事在《蒂博一家》中数量更多，相关情节能罗列出很多。如身为处女，基涅居然将自己的乳房紧紧贴到自己过去心爱的男子和别的女子生的孩子身上。

关于马丁·杜·加尔的创作“手法”还有一个范例，就是老蒂博假死。这是为了给他的死亡营造一种喜剧效果，对小说家来说，此举的确颇具创新性。快乐也好，抑郁也罢，这个心心念念想成为虔诚基督教徒的人都免不了要生病，且不知道这是一种能让自己丧命的病，于是临死前的喜剧效果就成了一种必然。为此，他怀着还算虔诚的心，将佣人全都叫到自己病床前，趁着自己未死之际，为他们排演怎样悲伤地哭泣，怎样同时怀有圣洁的情感。他自己则在一旁指点。如一切病人等着消除自己原本怀有的忧虑一样，老蒂博也在恭候此举生效。然而，由衷的哀痛让佣人们完全相信了这是老人在垂死之际向他们发出的指令，老人因此马上明白了自己病情的真相。他这幕喜剧非但没达到设想的效果，还将他病情的真相残忍地揭露出来。最终，他做的戏变成了现实，他的病情从这天开始越来越重，他的信仰也因对死亡的畏惧消失得无影无踪。“啊，上帝为何要让我沦落到这步田地！”他这声呼叫确定了他发觉自己的信仰如此贫乏、虚假这种悲剧的性质，也是他不可避免要走向的结局。

这一幕确实够宏大。小说家擅长描摹人物内心的变化，人的存在被内心视为展现的方法。我们只能将其视为范本，效仿并永远追逐，但无法做到。

1913年，《让·巴洛瓦》问世，反映了那个吸引人的事件。虽然采用了十分特殊的技巧，但这篇奇异的小说主题却是世人所熟知的。它在技巧上超越了所有传统，不带有半点小说的特色，这种例子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再也找不到了。作者好像对最不符合小说的小说创作技巧做了系统研究，所以用对话格式（并经常附加一些简单的解说，类似于戏剧舞台上的旁白）创作了这部小说，还援引了彼时很多没有加工过的初始资料。如此一来，读者就能一鼓作气将其读完，而不会觉得乏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对该主题进行了细致的加工处理。马丁·杜·加尔其实想过将自己之后的小说都写成这样的形式，但考虑过后，他认为除《让·巴洛瓦》外，别的小说都不适合该形式。我们能从这个角度，将这部小说评价为唯科学主义时期仅有的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作者本想比左拉 [89] 的小说更具科学价值），所以作者十分清晰地展现了小说人物的希望与失望。作为一部专题作品，这部类似于档案的小说在展现宗教危机时，比历史档案引发的反响更为强烈。然而，无论如何，记录下一个人内心的激动或是质疑，将其对外公开，都迎合了那个被科学宗教主义惹怒的时代需求。在小说中，巴洛瓦有了新的信仰，将旧的信仰抛诸脑后。就算他在死前最后一刻，又将新信仰抛弃了，但他依然能算是1914年就已瓦解的短暂新时期的成员。相较于用新方法讲述的经历，他个人的经历更加让人兴奋。这种类似于档案的小说用奇异的形式实现了与其描绘的历史的紧密联合，因此阅读时就像在读探险小说一样。借助马丁·杜·加尔特殊的处理技巧，质疑传统信仰、相信自己已找到更科学的信仰者，就拥有了更打动人心的转变经历。然而，不管是巴洛瓦还是其作者，都无法对科学感到满意，不过，鉴于艺术了不起的功能，这部小说却得以暂且升华科学的方法，最低限度也升华了科学的理想。在我们的文坛中，在马丁·杜·加尔的个人创作中，这都能算是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然而，在这部小说中，使他受到鼓励的信仰却遭受了胁迫，在原始、刻板、不加克制的发展过程中，它不是早就死亡了吗？无论如何，《让·巴洛瓦》都能算是遗言性质的作品，对过去信仰动人的证明与对将来的预测，都在其中展现出来了。

20世纪伊始，信仰与科学的矛盾曾引发巨大的动荡，现在动荡已经平息了很多。可是残余的动荡依旧影响着世人，《让·巴洛瓦》中就有对这一点的展现。为此只需列举一个例子：在小说中，没有宗教信仰已经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念实现了密切联合。我们的历史中力度最强的一次，已被该小说向世人公开了。巴洛瓦在避免单独跟上帝碰面期间，与人类相遇。在德雷福斯 [90] 开展大规模行动期间，他也摆脱了重负。人称《散播者》的那些人，实现了巴洛瓦和人道主义的联合，还借着人类的名义，让他身上长出了人称历史的快乐（也就是战争与胜利）的花朵与果实。而人们口中的历史觉醒，却反过来将人类逐渐导向了孤独、悲伤，让他在临死之际舍弃了自己的新信仰。某些情况下，人类整体会帮他生活，可是能帮他去死吗？马丁·杜·加尔这部小说的本质问题就在于此，还成了他悲剧的形式。由于上述问题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现代没有宗教信仰之人都只有短暂的狂热，甚至是平静的。所以现在大批拥有某种热忱的人公开表示，人类整体能将死亡阻挡在门外。马丁·杜·加尔并不相信这一点，没有发表意见。而在小说里，他却塑造了跟巴洛瓦对立的理性主义者，这种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理智地离开人世。彼时，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者里斯应该能作为马丁·杜·加尔观念的代表。可一旦相信了里斯其人，就会让理想变得非常残酷、黑暗。“我并无不同的道德标准，世人只需走一条真理的道路，不必被任何幻想迷惑，就能实现幸福。”可世人无法准确定义什么是舍弃幸福。我们只要铭记马丁·杜·加尔1913年便首次描摹出了这样一些人的模样即可：他们丧失一切希望，决定跟死亡斗争到最后一刻，其后又被放到了文坛之中。

之后，这个关于处在历史和上帝夹缝之中的个体命运的宏大主题，被以交响乐的形式放到了《蒂博一家》中，其中的人物全部迈向了那场发生于1914年夏的灾难，只是宗教问题退居幕后罢了。然而，该问题不断前行，因个体命运渐渐被历史遮掩，在前面几卷过后就消失了，可到了最后一卷，其又以消极形式，再度出现于对昂图瓦纳·蒂博孤独之苦的描绘中。这种再度出现并非无缘无故，马丁·杜·加尔终于还是无法忽略该问题，在这点上，他跟一切名副其实的艺术家没有区别。到结尾处，他这部了不起的作品再度回归人类的没落，这是贯穿他全部作品的主题，这点非常关键。马丁·杜·加尔的两大主角——神父与医生，在《蒂博一家》结尾部分《结局》中，前者消失或者近乎消失了，后者在最后死掉了，成了仅有的一个死掉的医生。马丁·杜·加尔跟昂图瓦纳是相同的，在各领域都没有问题，只除了人道主义水准方面。这是一种以强制形式问世的历史经验，为昂图瓦纳改变的原因做出了说明。时至今日，历史已偏向于无神论，最低限度表面上是这样的。总之，资产阶级基督主义崩溃的标志，就是20世纪历史的悲惨之处。从以下事实中，能发现这样一种具备象征意义的论述。老蒂博是昂图瓦纳心目中的宗教代言人，他在表明自己支持无神论后去世。战争也在同一时间广泛爆发，以商品和基督自居的社会也倾圮了。若将《蒂博一家》视为旧日的首部小说，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那我们也一定要强调其更加是今日的首部小说。因为有别于今日的小说人物，马丁·杜·加尔的小说人物在历史战争中有付出，也有牺牲。真实压力在发挥作用，更有甚者，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他们的存在内部。宗教与文化的内部既定传统构造，因该压力变得不那么稳固了。在该结构被以一种方式毁灭后，人类也就消失了。等候将来再现身，是其仅有的选择。昂图瓦纳·蒂博据此首度向其他人的存在开放了自己的内心，可他迈进的第一步只是让他获得了迎接死亡的勇气，谋求生存之道，而不带有半分宽慰与奢望。跟我们接触的那半个世纪的人，都因《蒂博一家》而问世，他们打算接纳一切，前提是我们不对他们是何种人做出判定。

在昂图瓦纳身上，显著地突出了该主题。雅科是兄弟二人中的榜样，时常获得赞扬、欣赏。可反过来，从昂图瓦纳处，我却发现蒂博家族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人物其实是他。而我们既然无意完整评价这部宏大的作品，最低限度也应表明这兄弟二人在其中的地位不相上下，这是我的观点。

我们谈到了第一主角昂图瓦纳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信仰，《蒂博一家》的开始与结束，都以他为中心，并不停扩张他的空间。另外，相较于雅科，昂图瓦纳与读者的距离似乎更加接近。小说家个人毋庸置疑能拥有自己小说中各类角色的表现与情感，因为其中各角色都能作为作者某种趋向或欲望的代表。马丁·杜·加尔就是如此，他以前要么是雅科，要么是昂图瓦纳，他给他们安排的习惯用语或许属于他本人，或许不是。然而，作者往往是最靠近这些角色及其四周冲突的，个中原因与上述原因相同。据此可以判断昂图瓦纳这个角色比雅科饱满很多，因为前者的性格很复杂，且十分灵活，以至于浪漫主义十足。最后来说我最重要的想法，相较于雅科，在昂图瓦纳身上展现《蒂博一家》深刻的主旨也更具说服力。两个角色也的确摆脱了个人的小世界，进入了人类共同拥有的大世界。相较于昂图瓦纳，雅科要更早实现这一点。可由于雅科的转变逻辑性更强，并且能够预测得到，因此其转变的意义要逊色于昂图瓦纳。从个人抗争向思想变革演变的简单程度超越了一切，不是吗？反过来，其在幸福之人内心引发的伟大热忱的深度与说服力也超越了一切，不是吗？

《蒂博一家》的首批读者解释了对雅科的关心，这点毋庸置疑。彼时，年轻人紧跟潮流，马丁·杜·加尔这代人又传承给了我们这代人推崇年轻人的风俗，让我们的文坛受到影响（现代所有作家遭遇需知道年轻人实际想法的事件时，都会感伤地问自己究竟能从年轻人处获得何种评价）。1955年这批读者能喜爱雅科胜过昂图瓦纳多长时间，我无法确定。最低限度应承认，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塑造的年轻人中，雅科的形象是最美好的之一，在对该角色的塑造上，马丁·杜·加尔取得了成功。这一典型角色勇敢、坚强、坦诚，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就像世俗人的想法都应说出来一样），珍惜友情，但不擅长恋爱，像个不懂世故的孩子一样率直、拘束，这让他本人和其他人都觉得不太自在。靠着这种执拗的精神和干净通透的品格，他行走在波折不断的生命旅程中。作者将该角色刻画得极其生动。

不过，小说展现出一种流星般转瞬即逝的特别的命运，也就是借助某种形式，雅科展现出了自己在应对生活方面的不足，证据就是爱情与革命这两项重要的人生经历。雅科将革命置于爱情前面，这点显而易见。在跟珍妮在一起后，他萌生了一种无奈的念头，竭力想实现爱情与革命的共同进步。既然如此，就不要再隐藏革命了，而他自己也因此失去了掩护。他希望能树立一种典范，突然抛开珍妮，孤单离世。要将他们的爱情永远保留下来，唯有借助这种分离。珍妮对世俗充满憎恶的情绪，她已对雅科心生怨恨，可她无法钟情于上层社会人士，其他人要亲近她，会让她无法忍受。她饱受思想矛盾之苦，但又活得像个寡妇一样，与雅科的距离那么遥远，跟他的感情也很冷酷，脸上连笑容都没有，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她能重新振作起来，是出于对已故情人应有的忠贞，对二人的孩子这种奇异爱情的产物的养育，这对处境“尴尬”的人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对昂图瓦纳的刻画难度更高，他站在雅科的对立面，用强烈至极的感情，真心真意地热爱生活。他非常实事求是，以医生的身份掌控着人体王国，他的理想在他的性格中得到了展现。他的友情与爱情都很实际，朋友的支援和女人的光华都能点亮他的内心，刺激他的才能，因此成了他情感的家园。某些情况下，相较于他相信的东西，他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更加可亲。尽管与基督教徒一点关联都没有，他还是坚持要在丰达南夫人处维持生理方面的基督教徒形象。

有时候，这种生理欲望会使人变得软弱或沉迷于享乐，可工作与自身性格却在昂图瓦纳身上达到了均衡，并相辅相成。他的生活井井有条，且全都关系到他的职业，针对性很强。对他来说，他旺盛至极的性欲也是很有利的，能推动他职业的发展，也就是能指导他清楚了解病人身体的内部机能，这对医生来说是不可忽略的。更有甚者，在很多领域，他都能自觉对性欲加以利用，因为他在品格方面存在不足，断然称不上完美，他的要求无法从孤独的娱乐活动中获得满足。

通过雅科与昂图瓦纳，我们能了解世间存在两种人：一种年纪轻轻就死掉了，一种一出生就已是成年人。既是成年人，便可能会将自己的安稳状态视为世界的规律。对这些人来说，悲惨的遭遇便是一种错误。昂图瓦纳好像将自己所在的社会当成了最好的，所有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心意，住在当地大学路上某个特殊公馆中行医——这份职业很是崇高——并频频致敬生活中的种种美好。他的局限就在于此，进而使得他表现出很多情绪，让人不快，至少在第一卷中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背景，让他对身边所有事物都感到心满意足，因此从小他就觉得身边的所有事物都会永恒不变。更有甚者，该信条构成了他的天性，平常一如他身穿蒂博之子的紧身上衣。他就像颇有身家的少爷一样行事，到了后来，居然演变为用钱买乐，还将自己能随心所欲的气派向众人展览，这些属于性欲方面的冒险行为。

昂图瓦纳不必向生活做出承诺，他唯一要做的是，明白世间并非只有他一人在生活。总之，他要走一条截然不同于雅科的道路，这样才符合他的性格。如此便突显出了小说包含的深刻哲理。马丁·杜·加尔明白，他们知道的必须要在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互撞击时才能发现，其他人在真实的环境中则无法发现，因此他们并未改变。昂图瓦纳蜷缩在其中的贝壳，是被一个女人打碎的，这是理所应当的。真理要与人类的肉身触碰，必须以肉身为桥梁。所以他们的路依然未知。这条路的名字就叫拉舍尔，在《蒂博一家》中，她跟昂图瓦纳在一起的情节，堪称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与很多文学作品的爱情相悖，昂图瓦纳和拉舍尔的爱情一点缠绵、浪漫的情节都没有。可不管怎样，由于这种事在世间是可以存在的，因此大家在阅读过后，心里满是模糊的快乐和对世界的感恩。蒂博家族完全被拉舍尔的物质欲望点亮了，昂图瓦纳陪伴她一直到她去世。从她身上，昂图瓦纳看到的并非自己习以为常的拜金和精神屈辱。她对昂图瓦纳的欣赏毋庸置疑，但她却不会向他屈服。她对生命有感触，有追求，并向他保留着自己的隐私，然而，她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她始终维持着对昂图瓦纳的爱，表示：“这便是我。”对于这种真实存在，昂图瓦纳选择了接受。这种存在方式在他看来，是美好而有特色的。他们已经因为共处的事实，实现了地位的平等。一个夏天的夜晚，外面狂风骤雨，昂图瓦纳在为一个小女孩做紧急手术，拉舍尔帮他举着一盏灯，神色庄重。昂图瓦纳发觉，只有身旁这个人才能为自己的医生生涯提供援助。两人之后都疲倦极了，一起入睡。昂图瓦纳醒来后觉得身上很温暖，拉舍尔正靠在他身上休息。他们很快恋爱了。他们实际已经恋爱了。他们相依相偎，将更了不起的精力灌输到对方体内。昂图瓦纳从那时就开始退出了，且心存感恩，很是快活。阔别多年后，兄弟二人在洛桑重遇，雅科发觉哥哥“改变”了，一个女人达成了一百名教士都无法达成的目标，但这个女人来自一个一直在不停地迁徙的游牧民族，而非那个被昂图瓦纳视作独一无二、永恒存在的世界。大家感受到她周围萦绕的氛围是自由，确实是肉体享乐的自由。昂图瓦纳从中首次发现了一种平等，堪称生理与心理的最高理想，存在于差异之中，而这同样是拉舍尔与其平等共处的成见的内心自由。她本人完全不了解这些成见，还用自身存在否定它们的存在，而面不改色。这便使得在她身旁的昂图瓦纳变得纯粹了许多。此外，他还发现了她的宽容、活力与鉴赏力，这些是她个性中仅有的有价值的事物。他并未改善自身，仅仅做了一件事：非常开心地在自己以外、与自己最接近的地方看清了某个人，并被这个人看清并致意。有些能称得上极致的真理，可总结为，在男人看来，有权成为想成为的那种人，并让自己全身心爱恋的人获得解脱，便是男人的真理。

该真理在他们分开许久后，依然让昂图瓦纳为之感动。“他纵声而笑，看起来很年轻，很活泼。在那么漫长的日子里，他一直自我克制，直至拉舍尔突然永久释放了它们。”他们的确分开了，分开那天晚上，已连绵多日阴雨，此后他们再未见过面，他们的这段情很明显很短暂。怀着一种虚无缥缈的追求，拉舍尔返回非洲，希望找到一个神秘的男人，能作为她的主宰（她的依据是那是一个带有少许浪漫主义的地方）。但她其实是在朝死亡迈进，与死亡为伍。如此一来，活下去的那个人就得到了一位与生俱来的合作者。可是由于昂图瓦纳越靠近她，就越靠近死亡，因此她是帮他成长乃至更好地死亡。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给雅科的儿子写下了这样的话：“别轻视你的昂图瓦纳伯父……他的遭遇很可怜，但他可怜的人生，无论如何还算是优秀的。”在此，用“可怜”一词有点过火了，可这毕竟是一个将死之人写于自怜自伤中。也许昂图瓦纳的爱情阅历不算丰富，可拉舍尔却是一个精致的爱情礼物，能赐予人财富，却不会给人带来义务。

拉舍尔激发了昂图瓦纳身上的两种品格，一是自由，二是谦虚。生活很恶劣，某些情况下，该说法就好像在针对昂图瓦纳：“他就像在跟一个乐观至极的人交流，这个固执的人非常乐观，而这是一种很笨拙的感受，这便是他——平常生活中的昂图瓦纳。”这个昂图瓦纳之所以能继续生活，靠的就是跟拉舍尔的厮守。他明白，生命很美好，不过也有可能在任何时间毁灭。所以如有必要，生命也能包含谎言，且要想效仿自己在大部分时间的做法，等待生命为这种信心辩解，而不丧失耐性。然而，被拉舍尔刺激产生的他身上的某种担忧，又将人性赐予了这种确定。就这样，这时候昂图瓦纳认可了其他人的存在，并了解到在爱情之类的事情上，不是只有一方得享个中趣味。这就是迈向世人的那条道路，非常符合实际，让人了解到，不是只有他一个在历史的进程中遭受考验。法兰西同样参战了，雅科对战争持反对态度，最后在反战斗争中丧命。虽然对战争并无好感，但昂图瓦纳还是上了战场，最终死在那里。他从自己名利双收的医生职业、崭新的特殊公馆中离去。刚刚刷好的油漆，被他的行军背包蹭掉了，天花板、墙裙的油漆确实都掉下来了。他知道那个自己已经舍弃的世界再也找不回来了，不过，他却将医生这个职业保留了下来，这是最重要的。战争期间，他能继续做医生，乃至能为了革命事业做医生，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昂图瓦纳在那段越来越荒诞的历史岁月中，舍弃了除原先的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可以说获得了自由。他已经了解，怎样为战争做出判定。他以医生的身份，根据伤兵的身体和大家的情绪，掌握战争的局势。他瓦斯中毒，十分虚弱，必死无疑。对于旧世界，他一点抱憾也没有。他在《结局》中为两件事忧心，人类的将来和雅科之子让·保罗。而他本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除了记忆。那是对拉舍尔的记忆，过去他生活的知识由这些记忆组成的，此时他又能在这些记忆的帮助下走向死亡。

《蒂博一家》的结局是那名生病的医生的日记，以及主角的死亡。伴随着他的死亡，那个社会也走到了终点。我们要了解，到底是什么能借助宽容豁达的个体行为，实现自身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过渡。世界各大陆与民众都被历史的洪流掩埋，随后，洪流急剧撤退。什么不见了，什么又得以保留，便都呈现在生还者眼前了。一战过后，昂图瓦纳幸存下来，将自己能从灾难中挽救下来的，留给了让·保罗或者说我们。人类的宝贵就在于此。从看到老师菲利普眼中的指责到最终孤独离去，昂图瓦纳的人格力量在持续增长，不过，该变化是伴随着他对过去自己的忧虑与不足逐一获得认知后出现的。眼下，这个微不足道的医生因能找出自己的愚昧之处感到心满意足。“我即将被处决，但我对自己和世界还没有太多了解。”百分百的个人主义无法立足，这点他很清楚。因为生命不光是年轻的力量、声势浩大的利己主义事业。平均每个小时都会有三个人出生，三个人死亡，全体个人都被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裹挟进生育的浪潮。而他也被丢进死亡的汪洋，要填平这汪洋是不可能的，他唯一能做的不就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同时竭尽所能联合起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吗？而他也算是奋力一搏了，他在临死时写的一句话，是他在该领域最让我难以忘记的：“过去，我只是个平凡的人。”这句话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成立的，但雅科却是相同衡量标准下的特例，这个平凡的人却让整部小说变得有力度，并点亮了其深刻的内涵。

这位埋头苦干的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两个迥然不同，却让人十分敬重的角色，但他本人却没有给二者半句评语，对于这样一个作者，我们应该怎样评价？

探讨马丁·杜·加尔作品的现实意义，是我的目的所在，鉴于此，我一定要说明一点，我们现在依然为彼时他的困惑而困惑。我们都能理解的一个问题，伴随着蒂博一家对历史的反思产生。《1914年夏天》在战争更进一步时出版，其中描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前程的重要时刻落败，并将作者在该领域的忧虑展现给读者，可马丁·杜·加尔一直很清醒。众所周知，《1914年夏天》是在《父亲的死亡》（1929年）之后出版的，当时是1936年，马丁·杜·加尔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对这部作品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最开始的写作计划被他丢在一旁，他给《蒂博一家》这部小说创作了一个新的结局。原先的计划将《蒂博一家》的篇幅定为三十多卷，之后的计划进行了缩减，变为十一卷。彼时，马丁·杜·加尔舍弃了继《父亲的死亡》后写完的《起航》手稿，他为此花费了两年，但他舍弃时却没有半分迟疑。1931年，他舍弃了这份手稿。1933年，他又订立了一个新计划，随即开始创作《1914年夏天》。期间有两年，他一直过着混乱的生活。从这部书的框架中，大家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机器在停了很久后再运转，一开头是很艰难的，第二卷才步入正轨。不过，我认为，这点从他的新视角也能看得出来。这幅大型历史画卷在希特勒上台时开始，彼时人们能感觉到二战已迫在眉睫，大家期盼着不再出现这部恢宏巨著遭遇的分歧与冲突，可又被其本身近乎否认了。在《蒂博一家》不被认可的几年间，《年老的法兰西》问世了。那名小学老师在其中提了一个问题，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惧：“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社会的错吗？……不是人的错吗？”雅科也在被相同的问题困扰，他的革命信仰遭受的打击最为强烈，一如昂图瓦纳的大多数态度都从历史的变迁中得到了诠释。我们这位作家也从未摆脱这些问题带来的烦扰，这点能够想象得到。

《1914年夏天》中或许过多的意识形态对话，将社会活动的大量矛盾全都展现出来了。暴力服务于正义事业，是其中最重要的矛盾。雅科和弥托艾格交谈时，曾多次细致探讨该问题。马丁·杜·加尔将那名瑜伽信徒与特派官有名的结论，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革命虚无主义在美奈斯泰尔这一角色中遭到孤立。在对革命虚无主义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时，这个人表示，无神论应在用人取代神后更进一步，再清除掉人。至于人要由什么取代，他表示：“什么都不行。”英国的帕特逊说美奈斯泰尔“是个绝望的人，不相信任何事物”。美奈斯泰尔采取了最恶劣的策略，跟一切在虚无主义的指引下朝革命进发的人没有区别。他一次性焚毁了雅科从柏林带回来的秘密文件，没有半分迟疑，殊不知这些文件能有力证明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参谋部勾结。若公开这些文件，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可能转变态度，那场被美奈斯泰尔判断为搅得天下大乱的“最佳王牌”的战争，就有可能被遏止。

以上例子足够作为马丁·杜·加尔的社会主义断然算不上幼稚的证据，他不会相信完美的世界会在某天早上在历史上降临。他若是不相信，便拥有了《年老的法兰西》中那名小学女老师涉及人类天性的困惑。“对于人类，他拥有无数的同情。他将所有爱都献给了人类，结果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于人类道德，他还是心存质疑。”但这种本质的困惑，无论如何还是隐藏到了爱的背后，同时让他的内心出现了最温情的震动。这一坦诚的描述，其实也是我们的观念，因此让我们感动。人之为人，一定要坚持这样做，从而避免被真正的历史动荡波及，以摆脱暧昧的态度。昂图瓦纳在这个问题上，留给了让·保罗一项兼具两种性质的规劝。其一是要慎重地将自由视为义务，“避免显露出自己所有的才能，独自在黑暗中探索前进，是好事，而非羞耻的坏事”。其二是轻易相信人会带来危险：跟其他人共同在道路上坚持前行，在黑暗中跟随大家，人们已经如此朝着未知的未来踉跄而行了数百年。

大家从中能够看出，他对其他人的规劝全都是否定的。不过，大家也能从该作品中看到对勇气和独一无二的信仰的彰显。在探险行动中抛开迟疑，忽略灾难，倾尽全力，最后回归对恐怖且无法取代的生活的赞颂，一如昂图瓦纳。这种精神贯彻了整部小说，这便是蒂博家族对生活炽烈的爱恋。作为父亲，老蒂博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日薄西山的命运，用自己的方式拒绝接受将要到来的死亡，他和他让人预想不到的死而复生，跟死亡抗争的方法等，全都是范例。据此联想到卡拉马佐夫那种对生存与享乐的爱恋，岂非不可避免？可援引季米特里的悲观论调：“我对生活热爱到了近乎厌憎的程度。”不过，季米特里也很清楚，生活没有这么优雅，但是以多种方式展开的了不起的战争，以避免灭亡，共同组成了历史的真相与其发展的动力，而这同样是他的思想与作品的一种现实。这部作品刚好就属于那些在极力反抗死亡基础上产生的作品。马丁·杜·加尔的作品全都有野蛮，有柔情，对此的解释就包含在上述对死亡的极力反抗、对世人与世界非同一般的留恋中。他们被迫依附于自己降生时的生活，这是被性欲的耻辱与享乐的沉重压力压迫的结果。然而，借助他们无情的现实，一种极大的宽容改变了他们的模样，减轻了他们的重压。昂图瓦纳写下这样一句话：“无论何时，相较于自己已知的范畴，人的生命都要更广阔。”卑微、平凡的生命也能在隐蔽的角落中找到一样东西，可以体谅、宽容自己。这幅了不起的历史画卷包含很多人物，就算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基督教徒，就算是他们之中最见不得光的，也能在某个瞬间展现出自己的良善。或许对生活的排斥和对世人的批判，才是马丁·杜·加尔眼中仅有的罪孽。人类价值在于擅长做出判断，能够宽恕，而非能说出多动人的话，能拥有多庞大的秘密。艺术深邃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无论何种宣传手法与怨恨心态，都不能对其加以利用。马丁·杜·加尔和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一样，以宽恕的心态对待自己塑造的全部角色。虽然抗争和战争在其生命中占据第一位，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是不会树敌的。

托尔斯泰离世后，该作品的关键词——仁慈，就再难有作家写出来了。有一点一定要点明，此处的慈悲有别于那种用作掩饰的“仁慈”。在人们看来，那种仁慈背后躲藏着伪造的艺术家。这帮所谓的艺术家因为“仁慈”，无法看清世界的真面目。马丁·杜·加尔为某种类型的资产阶级限定的仁慈，是一种能够宽容好人的缺陷以及以其宽容的度量原谅恶人理智的美德。这两类人都属于一种人性：痛苦却抱有希望。于是，在离家出走数年后，雅科重返家中时，他不久于人世的父亲激动极了。而雅科看到这具过去在自己心目中象征着压迫的身体已身患重病，无药可医，大吃一惊，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个满身大汗的人，忽然让他怔住了，他因此做出了一种意外的反应，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激动情绪，一种远超过同情或怜惜的初始感情，以及人对同类利己主义的感情。”这种描绘真正展现了一种艺术技巧，未与任何事脱节，凌驾于人与时代的矛盾之上，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对其含义、痛苦、抗争、死亡有所体验。其中包含着一种共性，而快乐与和解的共性期待，只能建立在该共性基础上。能接纳该共性的人，能从这里面发现一种高尚的道德、忠贞、理智，能接纳他的忧虑，而这会成为他艺术的深邃源头，前提是他是艺术家的话。在这混乱、痛苦的刹那，人们醒悟到他不应独自一人去死，而应让全部人跟他一起在相同的巨大振荡中死去。在这种情况下将一个人跟大家分离，怎么可行？从这以后，就永远拒绝他这种高尚的生命，又怎么可行？就算艺术家以宽恕为立足之基，世人以正义为立足之基，能让他死而复生吗？我提到过的现实的秘密，就存在于此处。不过，这种现实就是平时生活的现实，仅有的有价值的现实。马丁·杜·加尔被其塑造得很宽恕、很正义，且永远跟我们处在相同的年纪。

[1] 安德烈·纪德（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伪币制造者》，小说三部曲《背德者》《窄门》和《田园交响曲》，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译注

[2] “真是舒坦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满足”，这个总结太到位了。——原注

[3] 指一般场合下穿的礼服。——译注

[4] 照教会法建立的、完全与外界隔离独立会院。——译注

[5] 西班牙最南的历史地理区。——译注

[6] 古希腊神话中最具智慧的神明之一。——译注

[7] 俄希勒，又译为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底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译注

[8]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是阿喀琉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友。——译注

[9]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参加特洛伊战争的一个半神英雄，希腊联军的第一勇士。——译注

[10]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作品《安提戈涅》当中的主人公，她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因为不顾国王的禁令，将自己反叛城邦的兄长安葬而被处死。——译注

[11] 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是他学说的主要主张。——译注

[12] 罗马共和国末期哲学家，阐述和发展了伊壁鸠鲁的观点。——译注

[13] 古罗马斯多葛学派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专注于思考具体的生活伦理学，重视心性的实践，主张遵从自然过一种自制的生活。——译注

[14] 古罗马帝国皇帝，同时是一名思想家，崇尚斯多葛学派。——译注

[15] 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思想家。他创造出来的哲理诗歌采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人生的孤独和冷漠，真正伟大的哲学思想只有沉默。——译注

[16]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深得古希腊剧作家喜爱的悲剧人物。——译注

[17] 《圣经》中的人物，是上帝从地上众生当中挑选出来并加以祝福的人；也是传说中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译注

[18] 亚伯拉罕的儿子。——译注

[19] 以撒的儿子。——译注

[20] 冉森派，加尔文派的一个变种，信奉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说。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帕斯卡也接受了冉森主义。——译注

[21]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译注

[22] 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流行的许多神秘主义教派的统称，起源于公元1世纪，略早于基督教形成的时间，盛行于二三世纪。诺斯替教主张，物质和肉体都是罪恶的，要想让灵魂获得救赎，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希腊文，真知、灵知的意思）。——译注

[23] 在宗教当中，主保指被某一位圣人或天使保护的人。——译注

[24] 基督教的宗教节日。——译注

[25] 19世纪美国作家、散文家和诗人，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译注

[26] 19世纪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者。——译注

[27] 洛特雷阿蒙创作的一部长篇散文诗。——译注

[28]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译注

[29] 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的小说。——译注

[3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译注

[31] 尼采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小说，他的全部思想几乎都体现在内。——译注

[32] 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作家。——译注

[33] 指产生于一战之后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试图通过废除传统的文化和美学形式发现真正的现实。——译注

[34] 法国诗人和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译注

[35] 法国作家，以描写的色情幻想和社会丑闻而闻名。——译注

[36] 法国启蒙思想家。——译注

[37] 发生在1905年6月14日，起因是抗议沙皇政府的恶劣待遇。起义最终失败。——译注

[38] 法国诗人，参加过超现实主义运动。——译注

[39] 在这里，我也想把本文的相对性质指出来。自杀未必不可以因为更荣耀的考虑，中国革命那些所谓的抗议性质的政治自杀就是一例。——原注

[40] 波勒格里诺有一位竞争者，这名竞争者是一名战后作家。我曾听说他在写完一本书之后，用自杀来让那本书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确那样做了，但是那本书仍然不被看好。——原注

[41] 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人物，在书中，基里洛夫提出了一番关于自杀的理论。——译注

[42]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译注

[43] 哲学名词，指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现象，自身即是超自然的存在。——译注

[44] 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45] 这里的荒谬，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荒谬，说是对荒谬的列举或许更加适合。列举是有限的，但是荒谬感是无限的。——原注

[46] 通常意义上的先验指先于经验、是经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东西。但因为语境的不同，这个词词义会略微有些差别，因为它涉及近代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译注

[47] 古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认为没有事物会改变，我们感官的认知靠不住。——译注

[48] 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是琐罗亚斯德的波斯语译名。——译注

[49] 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现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译注

[50] 俄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译注

[51] 德国著名教思想家，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译注

[52] 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译注

[53] 阿里阿德涅线团源于古希腊神话，用来比作走出迷宫的方法和路径，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译注

[54] 犬儒主义，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其主要主张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译注

[55] 唯灵，当出自于唯灵主义，指主张灵魂和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译注

[56] 20世纪现象学学派的创始人，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译注

[57]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临刑前，她在自由神像前留下传世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译注

[5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角。——译注

[59] 莫利纳（约1582-1648），西班牙著名喜剧作家，其代表作《塞维利亚的嘲弄者》中的嘲弄者便是唐璜。其后，法国戏剧作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唐璜》、英国拜伦的长诗《唐璜》，都是仿照嘲弄者的形象写成的。——译注

[60] 米洛兹（1877-1939），法国作家，他在自己的戏剧《米盖尔·玛纳拉》中描绘了一个孤独、痛苦的唐璜。——译注

[61] 这是一种包含他的缺陷在内的完全意义上的普通，就算是健康的态度也会存在缺陷。——原注

[62] 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角，为爱情自杀。——译注

[63] 这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的台词，哈姆雷特用戏剧的方式验证了自己的叔父，也就是此处的国王，便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译注

[64]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的反派角色。——译注

[65] 莫里哀的喜剧《愤世嫉俗》的男主角。——译注

[66] 法国戏剧作家让·拉辛的戏剧《费德尔》的主角。——译注

[67]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的主角，即理查三世。——译注

[68] 西班牙戏剧作家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戏剧代表作《人生如梦》中的角色。——译注

[69] 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的主角。——译注

[70] 《李尔王》中的角色，李尔王的小女儿，被父亲放逐。——译注

[71] 《李尔王》中的角色，误入圈套，被迫逃亡。——译注

[72] 在此，我想到了莫里哀所写的阿尔塞斯特。所有一切都如此简单、明显、粗鲁。阿尔塞斯特反抗费林德，瑟里曼娜抗拒奥隆特，整个主题以被推向结局的性格引发的荒谬后果为核心。诗本就是“糟糕的诗”，为展现人物单调的性格而倾吐出来。——原注

[73] 希腊神话中早期的海神，能变化出多种形象，荷马称其为“海洋老人”。——译注

[74] 阿德里亚娜·勒古弗勒（1692-1730），法国著名女演员，死后尸体被教会鞭打。——译注

[75] 参考《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译注

[76] 中世纪意大利一个大家族。——译注

[77] 北欧神话中的英雄。——译注

[78] 加缪幼时，路易·热尔曼曾对他有知遇之恩，因此加缪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并在此提到了他。——译注

[79] 根据惯例，我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办的诺贝尔颁奖礼后的酒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原注

[80] 这场报告会是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大型阶梯教室举行的，报告以“艺术家与其所处的时代”为题。——原注

[81] 塞尚（1839-1906），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译注

[82] 拉辛（1639-1699），法国戏剧作家。——译注

[83]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签署颁布的一道宗教宽容敕令，因在布列塔尼的南特城颁布而得名。敕令中承认了法国新教徒的一个派系胡格诺派的宗教信仰自由，从而遭到了法国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译注

[84] 伊莫逊（1803-1882），美国哲学家。——译注

[85]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创作的一篇小说。——译注

[86] 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人物。——译注

[87]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9），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代表作有《俄狄浦斯王》等。——译注

[88] 罗杰·马丁·杜·加尔（1881-1958），法国小说家，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有《蒂博一家》《变化》等。——译注

[89]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著有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小酒店》《萌芽》《娜娜》等。——译注

[90] 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的犹太裔军官，1894年被诬陷犯下叛国罪，处以终身流放，因此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反犹太人的浪潮。这便是《让·巴洛瓦》的故事背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