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遇荷马

重读《奥德赛》

第二章 领会荷马

19世纪文艺界关于荷马的争吵

《荷马史诗》里那些动人的诗句

蒲柏的译本对济慈的影响

雪莱：荷马是真与美的根基

第三章 爱上荷马

苏格拉底读荷马

荷马存在于欧洲的每一处海滩

《荷马史诗》里的离别

第四章 探寻荷马

“单荷马”和“多荷马”之争

荷马史诗的历代手稿遗迹

荷马的本质不是优雅，而是真实

关于荷马生平的争议从未停止

第五章 发现荷马

《荷马史诗》在古雅典盛极一时

迈锡尼文字书写的荷马史诗“乙抄本”

在伊斯基亚岛寻找英雄的遗迹

第六章 陌生的荷马

荷马研究界大咖帕里的新见解

最接近荷马的时刻——欧洲山村的诵诗人

远古流传下来的史诗可信吗？

第七章 真实的荷马

《伊利亚特》是一首赞歌

《荷马史诗》的语言遗迹

《荷马史诗》的考古遗迹

第八章 金属和英雄

《荷马史诗》：唯一记载青铜时代北方草原的地方

杀戮是《荷马史诗》的真相

现存的青铜时代的遗迹

第九章 草原上的荷马

阿喀琉斯的故乡

荷马时代的希腊语

荷马时代，马的地位举足轻重

第十章 匪徒与城市

《伊利亚特》：战斗是希腊人的故乡

《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人

特洛伊为何成为被劫掠地

特洛伊代表对“大团圆”的渴望

第十一章 再思荷马

《辛奴亥的故事》：荷马史诗的镜像

《辛奴亥的故事》：对荷马式英雄的重新定位

第十二章 荷马的《奥德赛》

无法捉摸的奥德修斯

《奥德赛》与一帆风顺无缘

前言

本书的核心内容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荷马史诗》从何而来？其重要性何在？我知道，宏伟的《荷马史诗》卷帙浩繁、令读者望而生畏；但我深信，时至今日，其对战争和苦难的描述仍响彻人类耳际——天命、暴虐行径、人性、人性之弱点、宇宙苍生……如此种种各有其旨，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却神秘莫测。《荷马史诗》里的内容，就像达雅克人 [1] 一样陌生，像瓦努阿图 [2] 一样遥远；然而，为什么，这些4000年前青铜时代 [3]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和事仍然对我们影响至深？大家为何对如此遥远的事情如此割舍不下？

在陈述发问之前就给出答案也许稍欠妥当，但这些问题的背景过于复杂，所以，首先交代答案也算明智之举。何况，未风先雨也符合荷马的叙事风格。所以，如果大家要问——《荷马史诗》如何应运而生？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意义深远？那么我就告诉大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同一个——因为荷马要讲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今日这番模样。

可惜这个答案并不符合现代人的学术标准。现下正统的说法是这样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为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作品；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史诗中所描述的世界应是希腊的铁器时代，亦被称为希腊的文艺复兴时期。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希腊文明散布于诸多相互隔绝的贫穷岛屿上，爱琴海 [4] 上的很多岛屿已经破落不堪。虽说其中有一两座岛屿仍然富饶，并且与近东地区 [5] 和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还包括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联系密切，但早期宏伟华丽的希腊宫殿已经坍塌，希腊文明陷入了低谷。尽管如此，到了公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迎来了大范围的复苏（原因后表）。希腊及诸岛上的人口上涨，生活节奏加快；依靠进口而来的锡，希腊的铸铜技术在400年时间里第一次得到提升。殖民地、贸易、改良的船舰、竞技场、铸币、庙宇、城市、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希腊运动会（首届古代奥运会举办于公元前776年）、文字、陶器及圆柱体上描绘的人物、首部成文法、编年史、城邦制的雏形……这些文明复兴的火种在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上诸岛屿之间迅速蔓延开来。如此看来，《荷马史诗》诞生于希腊历史上一个活力四射、政兴人和、文明繁荣的新时期；而荷马，是一位盛世诗人。

但本书的观点与之不同。本书认为，荷马出现的时间比上文所述的还要早1000年。他的影响力和史诗并非源自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地区一些零星浮现的状况，而是诞生于一个更宏大更重要的历史时期。那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时的希腊文明，是两个迥异的世界相融合的产物——一个是黑海北部和西部地区欧亚草原上崇尚武力的半游牧文明，另一个是地中海东部城市和地区里服从政权的发达开化的城市文明。希腊文明——亦即欧洲文明的源头——就是在上述两个世界的碰撞和融合中产生的。而荷马就是那段历史的印记——所谓“碰撞”，体现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绝望以及最终的和解；所谓“融合”，体现在《奥德赛》中各方的适应和同化。荷马的紧迫性源于上述两个世界碰撞所带来的痛苦，而其直观性则来自于危急关头的信念和抉择：哪个更重要——个人还是集体、城市还是英雄？人生是什么——是一种永恒的价值、还是无可奈何的沧海一瞬？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荷马时代的史诗都是传奇，它们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出现而成形的。这个民族经历了上述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希腊”；而此过程所发生的地点，即希腊人的地中海故乡。这些史诗，是讲述“希腊意识”起源的神话传说，虽然不尽完美，却复杂而动荡。作为一种文明而言，希腊地区结出的果子，与青铜时代北方草原上的文明、与近东地区的专制政权都有不同，却融合了二者的特质于一身。《荷马史诗》是一个基础的神话框架，它讲的不是人，不是自然界，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亦即希腊人的自我定义；正是这种心境造就了希腊人，也以多种方式遗传到今日欧美人身上。正因如此，对我们而言，荷马所描述的混乱世界仍留有难以言表的熟悉感。

本书同样会论及史诗及其在我们生活中的价值。史诗不是记忆的载体，不仅仅是人对过往的回顾；因为人类的记忆只能覆盖三代人的跨度——我们多多少少了解祖父辈的某些事情，但从情感上，在内心而言，我们对祖父一辈之前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同理，史诗也不是历史，因为后者的年代过于遥远，我们已经罕有方法或无法触及。史诗这种载体，跻身于记忆之后、历史之前，占据了二者之间的空档，形成了人类追忆往昔的第三种方法：它尽力拉伸人类的记忆，使之接近历史的始发点。史诗旨在使遥远的过往一如发生在今生今世，使那些伟大而古老的传说在今日仍能美丽而痛苦地绽放。

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幅生动的史诗壁画保存至今。 [6] 迈锡尼城因而得名。迈锡尼文明是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克里特文明。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迈锡尼人开始在巴尔干半岛南端定居，到公元前1600年才建立王国。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呈现衰败之势，后多利亚人南侵，宣告了迈锡尼文明的灭亡。这是古希腊青铜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包括《荷马史诗》在内，大多数的古希腊文学和神话历史设定皆为此时期。1939年夏天，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的考古学家卡尔·布雷根（Carl Blegen）及其希腊工作队开始发掘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的迈锡尼时期的皮洛斯（Pylos）王宫。王宫的中央位置是一个宏伟的柱式大厅，在残垣断壁的大厅地面上，布雷根发现了一幅意义深远的壁画，它是在公元前1200年那场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大火中轰然倒塌的。

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史诗壁画

壁画的背景较为粗糙，画的也许是远处的山峦。画面上，一位诗人——就把他称作“荷马”好了——坐在一块明亮的彩色石头上（这石头颇有现代社会夜店里的风格）。他身穿一件条纹长袍，半袖上衣，露出古铜色的前臂。他的头发编成了辫子，弯弯曲曲地搭在肩膀上，垂在背后。他似乎是刚洗过澡，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他的身姿和表情都是全神贯注的——睁着明亮的眼睛，身子绷紧而镇定，腰杆笔直，似乎做好了演奏的准备。他怀里抱着一个大号的五弦竖琴，右手手指扣住琴弦，琴弦则应力而弯。

他身后的背景是红色的——不是血液干了之后的暗红，而是生机勃勃的赤红色。在这红色的背景左侧，是最令人惊讶的内容——一只灰白色的大鸟。鸟的颜色与右侧吟游诗人身上的长袍颜色一致，其双翅上绘着与背景一致的红色条纹。它的眼睛与诗人一样明亮而圆睁，鸟身比诗人的身体还大一些；它巨大的身形悬在壁画上方，似要振翅而去，身后留下的，是纹丝不动的、正在吟唱的吟游诗人。

这只鸟其实就是诗的化身，却生出了双翅；它体型之大之强壮，胜过了荷马梳着辫子、指扣琴弦的身形。它是翩翩的文辞，是“epea pteroenta”——“飞翔的文字”，它承载着荷马时期史诗中英雄人物的传奇人生。“epea”与英文“epic（史诗）”是同根词，而“pteroenta”的意思是“有翅膀的”：轻巧、灵便、来去自如，传递着信息，正如荷马口中的诗，其美其义展翅而翔。

这幅壁画，是有史以来把诗歌具象化的超凡之作；化身为鸟的诗歌朝远方粗糙的地平线飞去，其生命力蓬勃而不息。壁画的寓意既非无法捉摸，也不含混朦胧，它是飞翔在大厅里的另一个现实。然而，这里却有一个极大的悖论，也是《荷马史诗》宏伟篇章里的中心要素：诗歌的“虚无”特质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它没有“实体”，但其精妙的整体、其人文的现实感都在岁月的侵蚀中保存下来，像这幅壁画连同其所属的宫殿一样，一同掩埋于公元前1200年那场大火的厚厚灰烬之下；可另一方面，诗歌的“真实性”也无出其右，其永恒和持久令人赞叹。荷马就像一道神奇的光线，它从人类文明的一端射向另一端，不息不灭。

荷马不是狂野的哥特式人物 [7] 。他身上所展现的，是极致的自控力，与其所在的开化文明一样，平静从容、井然有序。这里有巨大的储藏室，有宽阔的档案馆，这里的人衣着华丽、遍身香气。荷马即是端庄品质的代表。这幅壁画完工之时，希腊人已经有了250年的文字历史，其经济以王宫为主体，复杂而精妙；其行政制度已有文字记录——管理着税收和军务，还处理着与其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准帝王制国家的商务和外交。

荷马也许存在于这个时代，但他史诗中吟唱的却不是。史诗中的故事，年代更久远，更粗糙，更原始。他吟唱的，是这座宫殿的主人身后的人和事。正因为有了这段时间间隔，大家才能以我认为妥当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荷马时代的史诗：公元前1800年的暴虐行径和陌生感，在平静安宁的公元前1300年被回忆起来，然后度过希腊黑暗时代 [8] ，在公元前700年付诸纸笔（也许不是最终版本）。《荷马史诗》久久笼罩在历史上空。他的智慧，他越过传说本体、超凡入圣般的存在，都是千百年往事的积淀和追溯、而非灵光闪现之下的即兴之作。荷马的诗融合了时代的气息，其内容充实丰满，就像浪涛一般，在希腊的礁石海岸涌动了若干世纪。他的诗还受到了悲痛的驱使，那是一种因探索“存在的本质”和“死亡的痛苦”而产生的喧闹而绝望的焦虑感。《荷马史诗》是讲述“起源”的传说，而苦恼和忧虑是其永恒的驱动力。

本书将一路追溯到壁画所描绘的年代，通过本人及他人对《荷马史诗》的解读，通过人生经历，通过考古发现，通过实地探访荷马时代气息奄存的地点，去寻找有关荷马的任何蛛丝马迹。这是一段热情洋溢的追寻之旅，因为这些史诗通过一组独特的镜头、描述了人生在世的方方面面，描述了人生的悲伤、胜利、苦难和荣耀。这些史诗，阐述的是人生有所启迪的时刻。在这里，大家将会读到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洛格（Christopher Logue）笔下特洛伊海滩的样子——“海水与陆地交接之处，一如霓虹灯的边缘。”在这里，大家将会读到人类对生存的恐惧：“利刃扎入温暖的脑壳，冒着热气。”——这是蒲柏 [9] 所译《伊利亚特》中对一场杀戮的描述。在这里，大家将会读到震人心魄的陌生与不安——阿喀琉斯那双猫头鹰般的眼睛在微敞的头盔缝隙中闪烁着光华，在诗人洛格看来，就如同“炉门之内熊熊的烈焰”。

在本书写作过程的思考和奔波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伯罗奔尼撒东南海岸托罗（Tolo）附近一个小型岩石半岛的夜晚。此前我一直在思考乔治·塞弗里斯（George Seferis）：他是一位希腊诗人、外交家，在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二战之前曾到访过我脚下这片土地，那时考古人员刚刚证实——这个微微探进爱琴海的小地方正是阿细恩卫城（Asinē）。此前这里已完全被历史遗忘，只在《伊利亚特》中留下了一个地名——它是希腊士兵踏上征程去攻打特洛伊的出发点之一。

那天晚上，海湾里的海水是淡淡的乳灰色。内陆是一片橘林，寒夜里，果园内为保持空气流通而设的小型柴油机动力风扇散漫地转着。天阴欲雨。我席地而坐，身边的海葱和干草在阿尔戈利斯海湾 [10] 的海风吹拂下摇曳着。我读着塞弗里斯所写的一段话，说的是人类与往事的关系。他如此写道：

“荷马史诗无处不在。有时候，我们幻想的人生会与之相伴而行。就像海豚和金色的帆船在阳光下并肩前进；片刻过后，它再度消失不见。”

这种熠熠生辉的接触，这种与海豚短暂的不期而遇，也是本书将要谈及的话题，正如塞弗里斯所说的那样：

“……就像风的翅膀乘风飞翔。”

[1] 达雅克人（Dayak），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古老民族，分布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3国。

[2] 瓦努阿图（vVanuatu），瓦努阿图共和国，位于南太平洋西部，属美拉尼西亚群岛，由83个岛屿组成。

[3] 考古学上指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有早有晚。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较晚，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

[4] 爱琴海（Aegean Sea），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大海湾，位于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

[5] “近东”一词，过去主要指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亚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如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等。

[6] 迈锡尼文明是古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它由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oe）位于希腊南部，古称“摩里亚半岛”。

[7] 哥特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特点是黑暗、恐惧、孤独、绝望。

[8] 希腊黑暗时代，Greek Dark Ages，又称荷马时代（Homeric Age），指的是希腊历史上多立斯人入侵及迈锡尼文明灭亡的公元前11世纪直到公元前9世纪最早的希腊城邦之崛起；以及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等最早的希腊文写作的出现。

[9]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启蒙主义者。

[10] 希腊东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深海湾，爱琴海西臂之一，是希腊迈锡尼文化和多利奥文化的中心地带。

第一章 初遇荷马

十年前的某个夜晚，我第一次读到英文版的《荷马史诗》。此前我跟老友乔治·费尔赫斯特刚刚经历了一次远航。我们从英国的法尔茅斯（Falmouth）出发，目的地是爱尔兰西南部的巴尔的摩（Baltimore），横跨凯尔特海 [1] ，全程250英里。我们于3天前出发，驾驶的是一艘木质双桅帆船“海雀号”。这艘船全长42英尺 [2] ，其大小足以胜任法尔茅斯海港的航行，可到了大西洋上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这次航行很不顺利。刚驶出法尔茅斯港口1英里左右，船上的仪表就坏了；可是，我们为此次远航筹备了太久，两个人都渴望成行，不愿就此打道回府。当天晚上，风暴来袭，开始时的8级大风又升级到9级、10级。当时我们是在锡利群岛西部 [3] ，天气晴朗时我们根据天上的星星辨别航向，阴雨天里就用指南针。在接下来的一天半时间里，我们俩轮流驾船，每4小时换一次班。海浪有时很大，整个船首都扎进浪涛里面，船首的斜桅都淹在水里，一直没到斜桅的梁座。海水漫过前甲板，冲到舵轮位置，舷边甲板就像磨坊的水槽一样，任大西洋的海水进进出出。

重读《奥德赛》

40个小时之后，我们抵达巴尔的摩。乔治的脸色暗红，伴着青肿，眼窝下陷，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一般。我们在巴尔的摩海湾中心位置抛锚停船以作休整。平静的水面上，倒映着码头周围地区的亮光，我们的到来稍稍打破了这份静谧。我一口气睡了16个小时。第二天晚上，我们把“海雀号”停靠到码头上。我躺在床铺上，翻看着美国著名诗人学者罗伯特·菲格尔斯 [4] 所译的《奥德赛》。

小时候我曾读过《荷马史诗》，却怎么也看不懂。学校讲授的是希腊文原著，对我而言如同天书一般。老师在黑板上写着鬼画符一样的希腊文，我们在下面像剔鱼刺一样一行行记录着每句诗的意思。《荷马史诗》里的古代词汇，诗节里长音短音的格律，遥远而枯燥的希腊诸神……听这样的课，就像午饭时间听别人讲述他昨晚的梦境一样。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学这个有什么用？跟眼前的人生现实、跟我们的欲望和焦虑相比，这些古老的异国文字有什么值得研究的？艰涩的文字，陌生的背景，对我而言就像阴暗的地牢一般；考试刚过，我就如释重负地将其束之高阁了。那时的我认为，荷马与我毫不相干。

现在，菲格尔斯的译文就在我的面前。当初我把这本英译本的《奥德赛》带上船来，为的是在北大西洋里航行无聊时随便翻翻。可是，真正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已到中年的我突然发现，诗里所写的，不是“往时别处”，而是“此时此地”。诗里描绘的，是任何一个读诗、听诗的人的内心世界。这首长诗的每个部分，都是一则宏大的暗喻。奥德修斯的远航所穿越的，并不是地中海，而是人之一生中的恐惧和渴望。书中诸神并非高高在上的造物主，他们的冷酷，他们的薄情寡义，他们的冷漠，他们的自私，他们的欺诈手段，他们惊天动地的脚步……对应的，都是普通人的性格特质。

当天晚上我读完了菲格尔斯译的《奥德赛》；在“海雀号”沿爱尔兰西海岸一路向北航行期间，我又读了第二遍。我渐渐觉得，荷马可谓人生的领路人，《荷马史诗》的意义与《圣经》经文不相上下。《奥德赛》中的大海吞噬着生命——赫尔墨斯是奥德修斯人生的主神，他一度说道：“有谁愿意越过无边的海水来到这里？附近没有凡人的城市。” [5] ；但其中却掩藏着各种各样迷人的岛屿，充盈着不可思议的愉悦之源——美女如云，果实鲜美，风景宜人，无须劳作，犹如人间仙境；每到一处，都有其各自的诱惑和凶险。但任何一处都不是奥德修斯的好归宿。女神卡吕普索（Calypso）美艳不可方物，7年时间里夜夜与他同床共枕；喀耳刻（Circe）用美味佳肴挽留了他1年时间。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伙伴劝他道：“看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们不可如此生活下去。如此以往你会沉沦至死。” [6]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奥德赛》讲的其实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死亡路途中航行：大海是致命的，岛屿是致命的；在长诗的中段，他甚至遇见了冥王哈迪斯；故乡的亲人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早已化作天际海滩上的一堆白骨。他渴望正常的生活，却苦苦寻觅不得。在听到有人讲述他的生平时，他无法忍受这种悲伤煎熬，于是“提起宽大的紫色外袍”，遮住脸面，为失去的一切而哭泣流泪。

那个夏天，我们驾船一路北上，经过了赫布里底群岛、奥克尼群岛、法罗群岛；在此期间，我真正爱上了奥德修斯这个足智多谋、狡猾灵巧的人，亦即《奥德赛》首句所说的“那位聪颖敏睿的凡人”。此处的“聪颖敏睿”，希腊原文中所用的词是“polytropos”，菲格尔斯的英译本中用的是“the man of twists and turns”。他四处漂泊，经受苦难，在广袤的大海上肝肠寸断。他的人生是曲折的。我想，也许这正是他的天命：在任何一个故事情节里，他总是波折不断，从未有过消停的时刻；而他漂泊途中的那些岛屿，正是他的弱点。故乡，伊萨卡岛，是他久久期盼的地方；而只有在最后，当他克服了弱点之后才能抵达。所以，奥德修斯的困惑正是其角色的魅力所在。

但奥德修斯并不是弱者。他苦难加身，却并不垂首认命。他的美德在于其韧劲和弹性。逼迫之下，他会弯曲，但随即他会反弹；在我看来，这种能屈能伸、借力反弹正是阳刚之美的模范。他在海上漂泊了十年之久，他狡猾多变，闪避暗礁，说谎骗人，并最终生存下来。只要形势所需，他可以表现得决绝、狂躁、暴虐，也可以是机灵、滑稽、慈爱。而这些性格特征并非水火难容、非此即彼，奥德修斯将其兼具一身，毫无冲突。

就像莎翁戏剧和《圣经》《典故》一样，《奥德赛》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在那个夏天，在乘着“海雀号”远航期间，《奥德赛》的一段情节深深打动了我。前一天晚上，我们离开了爱尔兰西岸的阿伦郡岛（Arans）。深夜里，乔治驾船沿着戈尔韦市海岸向北驶去。拂晓时分，我们俩换班。清晨，我掌着舵，手里拿着一杯茶，看着朝阳从爱尔兰陆地冉冉升起。我驾船向北，朝着伊尼什凯群岛（Inishkea）和梅奥郡方向驶去，然后掉头，转向苏格兰方向。

从梅奥郡山地吹来强烈的东风，太阳白刷刷的，气温却不高。乔治、我儿子本（他在中途上了船）都在下面船舱里睡觉。海鸟在波涛顶端伴着帆船飞行。这些黑色轻灵的海鸟就像海浪在空中的化身。一只管鼻藿 [7] 乘着气流伴着我们前行，不时地在前桅帆和主帆之间穿过。这天早上，“海雀号”乘着风势破浪前进，从大西洋里一路向北驶去。我感觉从未如此愉快。

我把握着船舵，随着海浪的来去或控或松。我把罗伯特·菲格尔斯版的《奥德赛》放在罗盘箱上，用弹力绳将书页绑定，以防被风吹乱。当天早上，我读到了塞壬（Siren）的故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奥德修斯明白——自己即将面临这种鸟身人首的生物的歌声。塞壬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过往船只上的水手，使船只在海滩搁浅，随后吃掉他们。奥德修斯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蜂蜡切开，在手中揉捏，借阳光的热度使其软化，然后塞进水手们的耳朵里。在确定水手们都听不见声音之后，他又指使水手将自己绑在主桅杆上。如此一来，哪怕他受到了歌声的蛊惑、想要将船驶向塞壬的方向，船员们也不会听从他的命令。 [8] 只有他失去了行动能力，才能聆听妖女塞壬从“繁花争艳的草地”上传来的美妙歌声。

塞壬们栖身的草地，是男人的梦想乐园；但这个海岛，是船毁人亡的死亡陷阱。海面上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水手们卷起风帆，坐到各自的桨位上。他们的船正在塞壬歌声所及的范围之内。她们逗弄着路过的奥德修斯。她们说，只要他肯去到她们身边，聆听她们的诉说，她们就能使他的见闻更加渊博；只要他愿意，她们会令他通晓一切；她们会为他奉上舒适的生活和诸多美女。她们用歌声引诱奥德修斯，后者心中涌起了渴望；在此，菲格尔斯的译文说的是——他的心脏为她们而“悸动”。奥德修斯朝水手们使眼色，让他们给自己松绑，但他们只是躬身划桨，很快将船驶离了海岛。

这段故事是《荷马史诗》中讲述速度最快的一处。就像奥德修斯那“乘风破浪”的帆船一样，整段故事只用了40行诗就讲述完毕了。如此简短的叙述极少会激起巨大的涟漪，但问题在于：塞壬的歌并非流传已久的勾魂摄魄的浅唱低吟，她们所唱的，恰恰是《伊利亚特》的传说：

船的主帆卷起，奥德修斯被绑在主桅杆上，抵抗着塞壬歌声的诱惑。本图取自一个希腊储酒罐。此陶器于公元前480年烧制出窑。现收于大英博物馆。

“我们知道，在辽阔的特洛伊，

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按神明的意愿所忍受的种种苦难，

我们知晓丰饶大地上的一切事端。”

塞壬吟唱的，是英雄的传说。这就是塞壬栖身的草地的致命之处。她们想用诱人的、与奥德修斯过往经历有关的故事将后者吸引过去。奥德修斯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和漂泊，还曾在卡吕普索——其希腊文名字的意思为“隐藏”，是遗忘女神——温柔的怀抱中经历了失落和沮丧，现在的他，渴望回到凡人的世界，那个他在特洛伊时就熟知的简单、朴素、坦率的世界。塞壬则狡猾得多：她们洞悉他内心的渴望。奥德修斯渴望聆听英雄的事迹，他挣扎着要挣脱捆绑。但他的水手们，如同诗文本身一样，比奥德修斯更明白事情的真相；所以他们把他绑得更紧了。他们不会沉迷于虚幻的怀旧情怀，不会渴望年代久远的英雄世界。因为，正如《奥德赛》所要阐述的一样，要想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就必须抵御怀旧之情的诱惑：与船共存亡，把握现实，调整风帆，应对海浪，留意风向，小心巨浪。换句话说，就是接受人生的混乱彷徨、表里不一和艰难险阻。《荷马史诗》似乎透着令人神往的朴素情怀，但你不能受其诱惑。这就是当天我从荷马、从塞壬、从罗伯特·菲格尔斯那里听到的话。

直到现在，我眼前还能浮现当时的情景：那天早上，阳光照射在海浪的拱背上，海浪从我的脚下起伏而过，带着白色的泡沫冲刷梳理着船底。每个浪头都承载着大西洋深处风暴的记忆，它们朝东面的海滩奔涌而去，然后散灭在那里。“海雀号”伴着海鸟向北而行。这番情景将铭刻在我心中。而本书的创作历程就从那一刻开始了。

感谢上苍让我在那个夏天与荷马重逢。他突然之间就来到了我的身边，成了我的同伴和盟友；他的诉说，是我此前从未听到过的最可信赖的声音。读荷马，就像探索诗之本质，抑或是聆听死者的倾诉。我一遍遍读着《奥德赛》的英文译本，突然意识到其中蕴含着最为自然的真理。这里，有人在讲述“人的命运”和“何以为人”，而除他之外，其他人的理解似乎都有失偏颇。而这种直白，这种“我与本源之间毫无遮挡”的感觉深深打动了我。紧接着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此前从未有人跟我说起过这些？”

此后，我又读过不同的荷马译本，还捧着词典啃完了希腊文原著。渐渐地我发现，《荷马史诗》其实是人生的指南。它蕴藏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深知犯错、任性、虚浮在所难免，再渊博的知识也无法压过对高尚、诚实、正派的渴望。在我读到蒲柏为《伊利亚特》所写的序言，以及马修·阿诺德 [9] 就翻译《荷马史诗》所写的著名文章之前，我就知道，《荷马史诗》其实是一丛人文精神的火焰。它迅疾如电，如奔如流，不断迸出启迪，就像黑夜里引擎的齿轮擦出的火花。它们速度飞快，数量巨大，带着暴力和威胁，但每一粒火花都闪烁着人性。

[1] 凯尔特海，大西洋的一个海域，位于爱尔兰南方。

[2] 42英尺，约合12.8米。

[3] 锡利群岛，位于英格兰康瓦耳郡西南方群，由50座小岛和许多礁石组成。

[4] 罗伯特·菲格尔斯（Robert Fagles，1933-2008），美国教授、诗人、学者，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长期教授英语和比较文学。因翻译许多古希腊经典作品而闻名于世，他的《荷马史诗》的现代英语译本广受称赞。

[5] 本书所引《奥德赛》诗文，借鉴了王焕生所译《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及陈中梅所译《奥德赛》（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本书所引《伊利亚特》诗文，借鉴了陈中梅所译《伊利亚特》（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及罗念生所译《伊利亚特》（上海出版社，2004年版）。

[6] 此处为菲格尔斯从希腊文译出的英文。在王焕生译本中，此段译为“糊涂人啊，现在是考虑回乡的时候，如果你命里注定得救，能够返回到那座高大的宫宅和你的故乡之地”。

[7] 一种海燕。

[8] 据《奥德赛》所述，女神基尔克曾向奥德修斯预言，说只有他可以聆听塞壬的歌声，但须被绳索捆紧；所以奥德修斯事先吩咐水手们，如果他恳求、命令他们为其解绑，他们反而要将其捆紧。

[9]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年），英国近代诗人、教育家，评论家。其诗作主要收集在《诗集》（Poems，1853）、《诗歌二集》（Poems：Second Series，1855）和《新诗集》（New Poems，1867）中。其批评论著有《评论集》（Essay in Criticism，1865）、《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9）《文学与教条》（Literature and Dogma，1873）《评论荷马史诗译本》和《评论集》等。

第二章 领会荷马

19世纪文艺界关于荷马的争吵

1863年5月11日，巴黎。马格尼（Repas Magny）是一家小餐馆，位于塞纳河左岸第六区的一条鹅卵石小巷里。同往常一样，巴黎杰出的颇富怀疑精神的文人汇聚于此，这是他们每两周一次的聚餐。真可谓群贤毕至：评论家、历史学家沙尔·圣伯夫 [1] ；多才多艺、广受爱戴的剧作家、小说家泰奥菲尔·戈蒂耶 [2] ；肥胖的法国布列塔尼哲学家、十九世纪最有才华的人文分析家欧内斯特·勒南 [3] ；唯心主义者、热情洋溢的圣维克托伯爵 [4] ，他是个名气不大的诗人，是传统价值观的支持者；主持此次聚餐的是暴躁易怒的儒勒·德·龚古尔，以及他的哥哥埃德蒙 [5] 、弟弟儒勒·德·龚古尔，均为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龚古尔文学奖的创立者。

马格尼的聚餐，在每隔一周的星期一举行，每人缴费10法郎。这里的食物相当“普通”，每个人都在大吵大嚷，吞云吐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据说，这里是巴黎唯一言论自由、思想驰骋的地方。以下有关聚餐情景的叙述来自儒勒·德·龚古尔的日记。 [6]

“朴素为美。”侍者端上酒来。这时圣维克托伯爵开口说道。每当要发表自以为重要的言论时，他总会仰起脸，就像一只正在孵蛋的鸵鸟。“《荷马史诗》中人物之美，无与伦比。时至今日仍然青春依旧，鲜活如初。他们的美就在于朴素。”

“上帝啊”，埃德蒙看着弟弟，抱怨道，“不是吧，又要说荷马？”

圣维克托伯爵顿了顿，脸色先是变白，接着又红了，就像机械玩具似的。“你不舒服吗？”戈蒂耶隔着桌面问道，“荷马好像弄乱了你的血液循环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荷马，怎么说呢……荷马……荷马是深不可测的！”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大多数人读到的荷马，都是18世纪那蹩脚的译本。”戈蒂耶平静地说道，“他们笔下的荷马，都像是玛丽·安托瓦内特 [7] 在杜伊勒里宫 [8] 中细嚼慢咽地吃面包似的。但是，你若是去读希腊文原著，就会发现——荷马是一个怪物，他笔下的人也是怪物。整部史诗就像是野蛮人的宴会。他们不用餐具，徒手吃饭；他们在心烦的时候会把泥巴糊在头发上；他们一半时间都是在用壁画描绘自己的事。”

“当代随便一本小说都比荷马好看。”埃德蒙说道。

“什么？”桌子对面的圣维克托伯爵尖叫道，他用小拳头捶打自己的脑壳，一头卷发为之震颤不已。

“是的，比如说本杰明·康斯坦 [9] 那本伤感的爱情小说《阿道夫》——男女主角之间的亲昵，他对她的淡淡痴迷，她不承认想跟他上床的矜持，她双腿之间蒸腾的欲望……都比荷马更能打动人心，其实比《荷马史诗》里的任何故事都更有趣。”

“上帝啊”，圣维克托尖叫道，“我真想从窗户里跳下去。”他的双眼瞪了出来，就像两颗太妃苹果糖。

“你这想法倒是蛮有新意。”埃德蒙说道，“明天的报纸头条一定是这样的——《某诗人因不堪忍受他人贬低荷马，跳窗而出被路灯杆穿腹而亡。》你跳吧。人们已经有好几周时间没听说什么奇闻逸事了。”

有人推椅而起，有人打翻了一瓶酒，侍者站在门口，吓傻了。圣维克托一边跺脚一边嘶吼，好像进了斗牛场的牛犊子；他的脸涨得通红，就像听到有人骂他的父亲是屠夫、母亲是妓女一样。大家都在吼叫着。

“希腊人都死绝了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真是这样倒好了！”

“但荷马是非凡的。”

“从他那里屁也学不到一点！”

“他不过是个小说家罢了，却从没学会该怎么写小说。”

“他总是反复唠叨同样的事。”

“可是，当你读到——奥德修斯的老狗见到回家的主人时最后摇了几下尾巴就死了——的时候，不觉得很感人吗？”圣维克托恳求般地说道。

“这话对恶霸而言倒是有道理。”埃德蒙平静地对弟弟说道，“恶霸总是比狗的主人更爱狗的。”

“唉，荷马，荷马……”圣伯夫在骚乱中嘟囔着。

争吵过后，儒勒对勒南说道：“真是奇怪，你可以议论教皇，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可以质疑任何事情，可以抨击天堂、讽刺教会、诋毁圣餐……却不能说荷马的坏话。”

“是啊。”勒南说道，“真正的狂热总是源于对文学的信仰。”

10月的某次马格尼聚餐中，荷马再次成了谈论的焦点。大家起初谈论的是上帝，交流的内容是上帝是否是可以界定甚至是否是可知的。勒南的发言以一个比方结束：他极为虔诚严肃地将他所认为的、独特的上帝，比作一只牡蛎。独特，自给自足，无法完全为人所知，既有无穷的魅力，又平淡无奇，它简直是绝妙无比。所以说，牡蛎可不就像上帝一样吗？他诙谐的话语令大家捧腹大笑，笑声洋溢在饭桌四周。

就在这时，他们的话题转向了荷马。龚古尔兄弟吓了一跳：这些思想前卫的、富有怀疑精神的、鄙视信仰的人，这些有史以来法国最胆大包天的、敢对上帝品头论足的人，竟然齐声高唱起了荷马时代的一首赞歌。龚古尔兄弟觉得有些恶心。这些马格尼餐馆的食客本应是崇尚进步的狂热者，可他们却一致认为——在过去的某时某地，在人类文明发祥之初，的确有人写出了一部神圣的作品，这一点无须讨论、也无需检验。接着，大家开始意乱神迷地讨论起《荷马史诗》中的一些词句。

“长尾鸟！”丹纳 [10] 满腔热情地喊道。

“焦躁不安的大海！”圣伯夫高声叹道，提高了嗓门，“辽阔的大海，却连一粒葡萄都没有。还有什么景象比这更凄美？”

“焦躁不安的大海？”什么意思？勒南说，有几个德国人曾考究过其中的深意。“是什么呢？”圣伯夫问道。

“我记不清了”，勒南答道，“但真的很棒。” [11]

龚古尔兄弟置身事外，用其惯常的、挑剔的眼光看着大家喷涌而出的荷马之爱。

“哎，你们俩什么意见？”丹纳朝龚古尔兄弟喊道，“你们不是写过么——古事不过是教师们的生计所在？”

迄今为止，龚古尔兄弟未发一言。他们任凭大家对荷马的赞美之辞在房间上空升腾，却不作任何评论。但此时儒勒说道：“哦，你们知道的，我们俩觉得雨果的才华比荷马强多了。” [12]

这简直是亵渎神明。坐在椅子上的圣维克托像篱笆桩一样绷直了身子，继而抓狂不已。他像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用其尖细的声音高叫着，说儒勒这样的言论简直让人无法接受。太过分了。他们兄弟俩竟然侮辱世间文人的一致信仰。不论是谁，对荷马只有仰慕而已；要是没有荷马，哪里来的雨果。雨果比荷马强多了？！龚古尔兄弟懂个屁啊？！他们最近写了什么狗屁小说？他高喊，尖叫，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就像一个通了电的木偶。龚古尔兄弟也朝他吼着，声音越来越大，对这个身材瘦小、目空一切的诗人大发脾气；这个圣维克托，他竟然认为比他们兄弟俩更了解事物的意义，他红色的鼻尖上挂着对他们俩的讥笑；而他们俩只能蔑视这个人，从此之后将其看作一个讨厌的、可鄙的、自大自满的荷马仰慕者。

《荷马史诗》里那些动人的诗句

现在看来，这些文人的争论和交流已像青铜时代那么遥远。现在，还有谁会为了维护某个诗人而大发雷霆？谁会对荷马如此仰慕？龚古尔兄弟带着他们的怀疑精神、前卫思想和对远古时代的蔑视，赢在了最后。他们的预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荷马那古老的世界已不是学校老师的生计所在，而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今天，荷马可谓人尽皆知，起码都知道《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这两部史诗，有些人也确曾读过其中诗句；但在今天，再没有人会因为荷马而在吃饭时争吵。现在若是在吃饭时提起荷马，你会看到对方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那是一种羞愧的反应，也许是怕你觉得他蠢笨无知。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喜欢荷马的诗，也不会因其诗句中反复出现的某个词句而狂热。

是啊，何必呢？在我们的文化中，属于荷马的那块土地早已枯萎。我只能说，对我而言，随着对荷马的了解，因为生命中有了他的存在，我的人生似乎有了根基。他就像是一块美丽的石头，是一个纪念碑式的存在，是一个父性的基石；重大，稍带晦涩，阳刚而可靠。他不是朋友，不是情人，不是妻子；与这些相比，荷马的意义更加深远一些。他会令你感觉安心，因为他最后带给你的，是对世界的某种理解。歌德 [13] 认为，如果当初欧洲人将《荷马史诗》、而非《圣经》奉为圣典的话，那么我们的历史将会大有不同，且会更加美好。

这种品质并非表现在什么虚浮的形而上学层面，它就体现在荷马的用词上；而正因如此，像“贫瘠的大海”这样的词句才显得如此美丽。除它之外，荷马还反复使用了另一个程式化的词句，恰恰与之押韵、合拍，可谓其孪生的对应词——“丰产的大地”。为什么说这样的用词很美呢？因为“贫瘠的大海”这个简短的词句浓缩的是一种感觉：站在海滩上，看着海中的碎浪，你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决绝无情的、盐水堆成的荒漠。这是“有”和“无”的碰撞。这个词句立刻会让你想到，在你看着眼前满是敌意的大海时，你的身后，是大地所赐予的丰富物产——橄榄，葡萄，安宁的家，干草的香气，满满的麦仓，打出的麦粒，粮仓里成麻袋的麦子，碾出的面粉，早餐时的面包，还有蜂蜜和油……“贫瘠的大海”——希腊文是两个词“pontos atrygetos”——它是一种浓缩的智慧，暗含的是大地上生命的境况。它表达的是众所周知的、显而易见的事，却同时摆出了残酷的现实；在令人痛苦的同时又给人启迪。荷马的魅力就体现在这样的词句里。

这些词句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多次出现，且往往打动人心。奥德修斯先是参战攻打特洛伊，此后又在返乡途中痛苦漂泊，他的儿子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苦苦等了他20年之久，大多数人都认为奥德修斯早已不在人世。在《奥德赛》长诗刚刚开始，特勒马科斯就决定动身去寻找父亲，到希腊大陆、皮洛斯、斯巴达去打探父亲的消息。

荷马用了35行诗，为这个词句的出现做好了铺垫。特勒马科斯需要为远行做好准备，于是就返回伊塔卡（Ithaca）的宫殿，下到父亲的仓库里。楼上混乱不堪——那些向他母亲佩内洛普（Penelope）求婚的年轻人长期赖在家里，他们大吃大喝，蚕食着家里的财产。但在下面的仓库里，仍像20年前奥德修斯离开时一样，封存着家中的财物。仓库里，堆放着黄金、铜器和一箱箱的衣物，墙边成排摆放着芬芳的橄榄油和成罐的陈年美酒。这里贮藏着大地上所有积攒下来的财物。在仓库里，特勒马科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远离战争”——遇到了一个老妇人。她名叫欧律克勒娅（Eurycleia），是特勒马科斯的奶妈，小时候曾喂养过他。现在他长大了，不再需要她的照料，她就到仓库里来，照管保护这些大地赐予的宝物。特勒马科斯让欧律克勒娅为他的旅行水壶装满美酒，再往布袋里装满面粉。他要带着这些大地的宝物出海远行。

但欧律克勒娅奶妈——财物的照管人，其名字的意思是“盛誉”——害怕让特勒马科斯前往他父亲的死地。在听到特勒马科斯的计划之后，她痛哭起来，像多年前喂养他时一样好心地劝他不要如此：

亲爱的孩子，你怎会产生这样的念头？

你是家人宠爱的独生子，

天地广袤，你要去何方？

宙斯养育的奥德修斯远离故土，

已经死在遥远的异域他乡。

你一离开，他们立即会暗中作恶，

把你谋害，把你的财产全部瓜分。

你还是留下来看守家产，

没有必要到贫瘠的大海上受苦受难，四处漂泊。

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贫瘠的大海”是不能去的。那里是死亡的领地。在奥德修斯最终返回故土时（特勒马科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荷马用了一个词对大海做了评价：不祥之地。而欧律克勒娅在劝说特勒马科斯时所说的“漂泊”一词——“alaomai”——也带着深深的暗示。这个词往往用来修饰海上的水手，也会用在乞丐和客死他乡的人身上。欧律克勒娅用尽一生去抚育、照管、呵护的，是家里的财物，是安定的生活的产物。她眼前站着的这个年轻人，也是其中之一。而“贫瘠的大海”就是地狱，在这个词里，特勒马科斯的人生，欧律克勒娅的人生，佩内洛普的人生，特洛伊战争后未能返回故乡的伊塔卡人的生与死，佩内洛普编了又拆、拆了又织、直到奥德修斯回家才织好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与这个词息息相关——“pontos atrygetos”。

虽说龚古尔兄弟的才智与怀疑精神令人钦佩，但我还是站在勒南这一边，也赞成依波利特·丹纳、圣伯夫、甚至圣维克托伯爵的观点。荷马，他是西方文化里最不可思议的、最古老的瑰宝，他来自一个与“生存的本质”邂逅的时代。放到现在，若再有人用“贫瘠”来形容大海，那是很荒谬的；但这种表达依然美丽而感人。圣维克托对“简洁”的称赞虽然受到了嘲笑，但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荷马的简洁朴实，他那不容置疑的直白，都是一种启迪。他的诗句透着赤裸裸的直率，没有华丽的装饰，但这正是他的价值所在。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晚年时是这样说的：

“每次读罢《伊利亚特》的某个译本，或再次读罢阴郁壮丽的希腊文原著，在放下书的那一刻，我都像是饱经了人世苍苍一样。我深信，那一刻，在超越了艺术的层面上，我与‘生存之意义’直面相对。别的文学作品也能给人同样的启迪，但远没有荷马那么深刻，那么纯真，不带丝毫的借口和托词。”

我之所以创作这本书，其驱动力就是去寻找这种直率和认知的源头。

蒲柏的译本对济慈的影响

1816年早秋，约翰·济慈 [14] 尚不到21岁。他开始写诗已有2年了。他跟别的药剂师学徒一起，住在伦敦桥南端“层叠的一片灰色建筑里” [15] 。他当时在伦敦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当“dresser”，即外科医生助手、伤口敷裹员。他过得很不顺，虽然工作干得不错，却对其满心厌恶。他对所处的“粗俗的时代”看不入眼，渴盼一种与周围平淡庸俗的世界不同的、更广更深的生活。

济慈曾在埃菲尔德学校（Enfield School）上学，校长的儿子查尔斯·考登·克拉克 [16] 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他想成为一名诗人、文人。他把济慈引入了历史和诗的世界，带他“认识”了莎士比亚、弥尔顿 [17] 和华兹华斯 [18] 。他给了济慈一本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伟大史诗——埃德蒙·斯宾塞 [19] 所写的《仙后》。克拉克晚年时回忆说：

“济慈喜欢这本书，拿着《仙后》，他就像春天草坪上的马驹一样雀跃不已。他就像是个真正的诗人——天生的，而非后天学成的诗人。他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诗人。他特意挑出一些词句，这些妙语佳句正是斯宾塞出彩的地方。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坦率地、居高临下地说道：这是怎样的景象啊——肩扛大海的鲸鱼！”

年轻的济慈看到风吹过青郁郁的麦田，他跳到台阶上，朝着下面的克拉克喊道：“麦浪！麦浪！”这个年轻人，这个伦敦马夫的儿子，他渴望达到深刻的境界，渴望一种汹涌澎湃的现实，渴望着只有诗能给予的那种博大和奇异。正如安德鲁·姆辛 [20] 所说的那样——对济慈来说，诗既是“与世界愉悦地脱离，又是与之融合的一种方式”。它与美丽、高雅、藻饰无关，而是——用姆辛的原话——“一个平行的宇宙”；它的本质，比眼前世界里的任何事物都更真实、更深刻。诗能提供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宏伟壮丽，是每天的物质生活所遮蔽的现实。济慈的情感好像已经做好了接纳荷马的准备，就像一个待孕的子宫；万事俱备，只等荷马喷涌而入。

也许是听从了克拉克的建议，济慈早就读过1713年到1726年间年轻的亚历山大·蒲柏所译的《荷马史诗》。18世纪及19世纪初的英国人大都是通过这个译本认识了荷马。但浪漫主义者对此译本嗤之以鼻，认为它与真实的远古文明差之千里——这个译本流于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它将简单的事实译得花里胡哨；蒲柏译出的《荷马史诗》，就像是坐在安逸的客厅里的人，而把战场和海上的风暴远远地抛在身后，置之不顾。

比如说，有一句诗，荷马原文的意思是“使牧羊人乐在心窝” [21] ，而蒲柏译的是：

神志清明的乡间少年，为眼前的景象欣喜若狂。

他望着幽蓝的苍穹，赞叹这璀璨的星光。

用18世纪80年代的眼光来看，蒲柏笔下的荷马，就像个膝上抱着羊羔的德国牧羊女。

如此评价蒲柏似乎有失公允。他为《伊利亚特》所写的《序》发表于1715年，是有史以来以英文书写的、阐述荷马之影响力的最震撼人心的文章。在此之前，欧洲北部的文明长久被一部写于公元前20年的拉丁文巨著所统治，即维吉尔 [22] 所写的《埃涅阿斯纪》 [23] 。荷马代表的，是人类文明的雏形，是与自然、与超凡力量的亲近；荷马的诗，不是那种令人敬而远之的阳春白雪，而是一个旋涡，能把读者或听众吸进其中世界。年轻的蒲柏曾经如此写道：“任何具有诗之精神的人，在读荷马的时候，都会变得身不由己；他的诗充满激情和狂热，所向披靡。”

所谓翻译，并非希腊文和英语之间的意义传送带，而是一种思想转换的过程，就像一个烧红的坩埚，译者与被译者的情感在其中熔合成一块崭新的、闪烁的合金。

蒲柏也许一直都是统治阶层的宠儿。在他的《序》中，他向一串18世纪的伟人表示了感谢——约瑟夫·艾迪生 [24] 、理查德·斯梯尔 [25] 、乔纳森·斯威夫特 [26] 、威廉·康格里夫 [27] ；此外还有很多公爵、伯爵、勋爵及政客。但是，尽管如此，他对荷马的痴迷是毋庸置疑的。荷马就像自然之本身。他是一种原始的存在。当时的普遍观点都认为，他那伟大的史诗和人物都是来自这个“原始的天堂”。

他所写的，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生机无比的世界。

所有一切都在移动，都有生命，都有活力……

他的诗句，就像他笔下所描述的军队——

像火一样倾泻而出，扫荡眼前的一切。

令蒲柏激动不已的，正是荷马与其笔下世界的不可分割性。在蒲柏看来，荷马就像一个远古传来的声音，那时的人类境况简单而朴实，与“后代的奢华复杂”截然不同。这股“诗之火”正是荷马的本质要素。“在荷马的诗里，也只有在荷马的诗里，这股烈火扫荡着一切，不可阻挡。”

蒲柏恰恰领悟了荷马的这一本质：荷马跟维吉尔不同，他不是古典时代的一分子，他与审慎的层级、与管理有序的人生和社会没有瓜葛。荷马出现在这种“有序”的世界之前，是“前古典时代”；他放纵，强硬，绝不会为了优雅而牺牲叙事的真实性。

维吉尔小心地雕筑着壮丽；而荷马慷慨地散播着富饶。维吉尔是一条温顺的河流，永是平缓地流淌，不出河岸半步；而荷马就像尼罗河，用暴虐的洪水带来沃土。

就《伊利亚特》的《序》而言，蒲柏可谓英语文学界最了不起的荷马评论家，但他的译文如何呢？他对荷马这种“毫无斧凿痕迹的壮丽”的深刻理解，能否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呢？够呛。举例来说，在《伊利亚特》故事接近尾声时，有一段令人惊恐的杀戮描写。在整部书里，阿喀琉斯（Achilles）基本上都是待在帐篷中，心中充满对阿伽门农（Agamenmnon）的不满和厌恶，但他的朋友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被赫克托（Hector）杀死了，于是阿喀琉斯走向战场去为挚友复仇。他怒火冲天，满腹仇恨，冷酷无情，仿佛天命加身。他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里，有一个年轻的特洛伊战士。阿喀琉斯杀气腾腾地俯视着他，特洛伊男孩仰头望着他。接下来蒲柏的译文是这样的：

年轻又如何，乞求又如何，

你求他是没有用的，哪怕带着哀哀的悲号，

哪怕你与他一样年轻！

可怜的孩子，无须哀求，无须甜言蜜语；

不要妄想软化这颗无情的复仇之心！

特洛伊男孩抱住他的双腿，祈求他手下留人，

但对方的利刃已扎入他柔软的腹中；

哀吟的肝脏涌出黑血，浸染了胸前的衣裳，

魂息离去，黑暗蒙住了他的眼眶。

“毫无疑问，”蒲柏在《序》中如此写道，“这种‘诗之火’正是译者应该牢记于心，并且在译文中体现出来的。”可蒲柏的译文恰恰失之于此。《审查者周报》 [28] 的编辑利·亨特 [29] 曾评论说，蒲柏译的《荷马史诗》琐碎冗长，“像布谷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除此之外，蒲柏的译本还有其他缺陷：他漏掉了荷马那种扣人心弦的、以身体为线索的叙事方式。在《荷马史诗》的希腊原文中，几乎句句不离人体。男孩蜷伏在阿喀琉斯身前，抱住了后者的双腿。阿喀琉斯对他的哀求充耳不闻，他满心怒火，满脑仇怨。男孩把手放在阿喀琉斯膝盖上苦苦哀求。荷马的原文中没有刀剑的描写，只有一支扎入肝脏的长枪。肝脏从伤口里被长枪拽了出来，黑血浸透了男孩的膝盖，“黑暗蒙住了他的眼眶”。

荷马对人体的描写毫无遮拦，他的文字力量就在于其赤裸裸的表达，可蒲柏在译文里给他穿上了衣服。“哀吟的肝脏……魂息离去。”——这种译文太干净了，干净得几乎令人作呕；就像蒲柏一边整理着袖口一边观看一场暴行。塞缪尔·约翰逊 [30] 曾评价蒲柏所译的《荷马史诗》，说它是“一块瑰宝，代表的是诗之高雅。”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毫无疑问，济慈一定读过蒲柏所译的荷马，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有对蒲柏译文的回应。但济慈还想接受一些别的事物。他一直被困在伦敦南部拥挤贫苦的街巷里，这里到处都是“放债的恶霸”和借债度日的穷人。他曾跟兄弟们去过马盖特 [31] ，在北海的浅滩上“看海”，却仅止于此。10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到克勒肯维尔 [32] 去拜访老朋友查尔斯·考登·克拉克。当时克拉克寄居在妹夫家里。克拉克借到一套美妙的、早期的对开本巨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英文译本，译者是乔治·查普曼 [33] 。接着两个人就徜徉在那17世纪的书页中。

雪莱：荷马是真与美的根基

克拉克有个朋友名叫利·亨特，亦即前文提到的《审查者周报》的编辑。他刚刚刊登了雪莱 [34] 的一首诗——这也是雪莱的诗首次以铅字的形式出现。在8月份的一期《审查者周报》上，他撰文称赞了乔治·查普曼，说他的《荷马史诗》译本是“保存完好的陈年老酒，原汁原味”。几天之后，济慈将与亨特会面，借这次机会，他很有可能将自己的诗也变成铅字印刷出来，一举成名。当晚的空气中酝酿着宏大的希望、一种与他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截然不同的堂皇。通过查普曼与荷马会面，也许是与“起源”的一次邂逅。

想象一下济慈当时是怀着怎样的渴望去读查普曼的译本，那番情景真是令人感动——他在200年前的书页中寻找一种地地道道的味道，寻找那古老的汁液。他和克拉克并肩坐在克拉克的房子里，“品味着那些‘名扬四海’的诗句；这些诗句，我们在蒲柏的译本里多多少少有了些了解。”查普曼的译本发表于1598-1616年间，同样不是译自希腊文原著，而是来自拉丁文和法语译本。翻译过程中，查普曼一遍遍读着荷马，后者仿佛出没在他的左右。有一天查普曼在故乡希钦 [35] 不远处的赫特福德郡 [36] 遇到了他。当时查普曼正在城外的山丘上漫步，他看到荷马假扮成“香杨梅”的模样。对查普曼来说，这是一个找到了启迪和人生意义的时刻，所以后来他如此说道：“眼前是荷马的灵光闪烁，而我有如醍醐灌顶。”但他的译本在18世纪并未得到人们的认可。蒲柏曾评论说查的译本“松散，杂乱无章”，他说查普曼只是一个“狂热者”而已，他“凭着一股冲劲胆大妄为地译出了《荷马史诗》，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荷马未满14岁时所写出的文字”。塞缪尔·约翰逊也认为查普曼的译本“不值一提”。但柯勒律治 [37] 对其给予了肯定。1808年他给他爱恋的女人莎拉·哈钦森（Sara Hutchinson）——亦即威廉·华兹华斯 [38] 的妻姐——寄去了《荷马史诗》的查普曼译本，并在信中说道：“查普曼的译文、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荷马本人就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并写出了两部史诗……大体上来说，查普曼的译本，完全可以看作一本英文的英雄史诗，只是从古希腊借鉴了故事情节……”

查普曼的遥远，他粗糙而自然的文笔，都超脱于启蒙运动 [39] 的精致优雅之上；他就像是那个旧世界——亦即荷马所生存的旧世界——尚未被优雅污染的、仅存的一块绿地。在查普曼的译文里，浪漫主义文人读到了“恐惧之王”的阿喀琉斯，读到了战争过后的战马都喜欢“冷却它们的四蹄”。考登·克拉克与济慈躬身趴在渗透着古老气息的书页上面，远古的幽魂在书页上方飘来游去。

18世纪时觉得古怪的东西，在这两位年轻人的眼里似乎真实无比。他们一起手不释卷地读着查普曼的译本。考登·克拉克后来写道，“我必须推荐他读的一段场景描写，就是《奥德赛》第五卷里奥德修斯遭遇海难那一段。接着他读到了下面这段诗文。看到他欣喜若狂的眼神，我觉得非常宽慰。”

Then forth he came，his both knees falt'ring，

both His strong hands hanging down，

and all with froth His cheeks and nostrils flowing，

voice and breath Spent to all use，

and down he sank to death.

The sea had soak'd his heart through.（译注：译文见下页）

这是荷马与一位英国诗人的最著名的邂逅。表面的遮蔽物散去，露出他一直苦苦寻找的本质；济慈满怀欣喜地读着这些诗句，心中惊骇不已：这是顿悟的时刻，这是希腊人称作“anamnesis”或“铭刻于心”的时刻。

此时奥德修斯已经出海20天，在这近二百行的诗句里，奥德修斯一直在承受海神波塞冬的诅咒所带来的痛苦折磨。

有如秋天的北风吹动原野上的蓟丛，

稠密的蓟丛随风摇摆簇拥在一起，

风暴也这样把木筏在海上推来逐去。

整部长诗中，这里的大海是最刻骨崩心的；此处大海的狂暴和愤怒无出其右。奥德修斯的木筏被打翻、击碎，巨浪拍打着令人粉身碎骨的礁石。这是奥德修斯的大考验之一。他的名字源自希腊语的“odusato”，意思是“被仇恨的”；这个形容词在此次风暴中出现了两次。他是个被仇恨的人，漂泊在可恨的大海上。这是他受苦受难的时刻，而他寄身的大海正在疯狂地自虐。

纵观整部《奥德赛》，奥德修斯可谓一个多面孔的人。他精明能干，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但在这里，他只能饱受磨难——在种种艰难险阻面前无畏，承受，忍耐。最后在女神琉科忒亚（Leucothea）化身的海鸥、以及雅典娜本人的帮助下，他才终于爬上了海岸。

下面是上段诗文的直译，讲的是奥德修斯上岸后的情景：

奥德修斯游上海岸，他双膝跪地，低垂无力的双臂；

咸海已耗尽他的气力。

他浑身浮肿，口中和鼻孔不断向外喷吐海水，

他气喘吁吁难以言语，

只觉一阵晕厥，精疲力竭倒地不起。

被查普曼翻译成“The sea had soak'd his heart through”的希腊文——亦即济慈为之倾倒的词——是“dedmito”，意思是“降服”或“驯服”。这个词来自动词“damazo”，其历史相当悠久。它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亚欧草原，原意为驯兽，后又指锻造金属。从本质上说，它与英语中的“tame”、拉丁文中的“domo”是同一个词，一般用于表示压制、在战斗中杀戮、驯养和统治。在《伊利亚特》中这个词也有出现，意思是引诱，更多的是指对女孩的强奸。在《荷马史诗》中，年轻的女孩、敌人、小母牛、妻子，涉及这些人或物时，用到的词也大多来自同源的词汇。所以，此处的奥德修斯是被大海“驯服”了，被“阉割了”，大海毁了他。往日的英雄，在大海面前变成了小母牛，他比一具尸体强不到哪里去——全身浮肿、落魄潦倒、魂不守舍、精疲力竭。

而蒲柏在译这段文字的时候，因为制约于行文的优雅，反而显得有所欠缺：

his knees no more Perform'd their office，

or his weight upheld：

His swoln heart heaved；

his bloated body swell'd：

From mouth and nose the briny torrent ran；

And lost in lassitude lay all the man.

读罢这段英译，大家也许会问，蒲柏笔下的奥德修斯，这是躺在了沙发上吗？

其他译者也曾有过尝试，但均铩羽而归。如1919年奥古斯都·泰伯尔·默里教授（Augustus Taber Murray）的“For the heart within him was crushed by the sea”；1945年埃米尔·维克托·里厄 [40] 的“Odysseus bent his knees and sturdy arms，exhausted by his struggle with the sea”，他翻译的《奥德赛》是散文体，是战后企鹅丛书的畅销书之一；1967年美国学者兼诗人里士满·拉蒂摩尔（Richmond Lattimore）的“his very heart was sick with salt water”；还有1996年罗伯特·菲格尔斯的“The sea had beaten down his striving heart”。

济慈是对的。以上译本，无一能与“The sea had soak'd his heart through”媲美。也许是因为查普曼的英译本中吸收了大海——奥德修斯所漂泊的大海——那复仇的本性；他知道，奥德修斯的灵魂已溺死在海里；但他仍保留着荷马世界里的物质性，所以奥德修斯的心就成了一个承载痛苦的器官。读他的英译本，会令人联想起一具浸泡已久的尸体，在海水中泡得惨白，满是褶皱，就像漂过的牛百叶。查普曼领会到了“dedmito”这个词的深意：奥德修斯那被海水浸泡的心，是一颗没有了心的心。

克拉克和济慈一起读了一宿的查普曼。第二天早上6点，济慈回到自己位于迪恩街（Dean Street）的住所——“蜿蜒曲折、脏乱不堪的地方”；一路上查普曼的诗句在他的脑中萦绕。在横穿伦敦市区回家的途中，他构思着一首十四行诗 [41] ，进门之后就将其写了下来。接着他雇了一个小男孩，把手稿送到克拉克家，赶在10点之前放到克拉克的早餐桌上。当天早上的手稿，与后来发表的诗有细微不同。

On the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Much have I travell’d in the Realms of Gold

And many goodly States and Kingdoms seen；

Round many Western islands have I been，

Which Bards in Fealty to Apollo hold.

Oft of one wide expanse had I been told，

Which low deep brow’d Homer ruled as his Demesne：

Yet could I never judge what Men could mean，

Till I heard Chapman speak out loud，and bold.

Then felt I like some Watcher of the Skies

When a new Planet swims into his Ken，

Or like stout Cortez，when with wond’ring eyes

He star’d at the Pacific，and all his Men

Look’d at each other with a wild surmise—

Silent upon a Peak in Darien —

正式发表的定稿为：

Much have I traveled in the realms of gold，

And many goodly states and kingdoms seen；

Round many western islands have I been

Which bards in fealty to Apollo hold.

Oft of one wide expanse had I been told

That deep-brow’d Homer ruled as his demesne；

Yet did I never breathe its pure serene

Till I heard Chapman speak out loud and bold：

Then felt I like some watcher of the skies

When a new planet swims into his ken；

Or like stout Cortez when with eagle eyes

He star’d at the Pacific—and all his men

Look’d at each other with a wild surmise—

Silent，upon a peak in Darien.

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

我游历了很多金色的国度，

看过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国，

还有多少西方的海岛，歌者

都已使它们向阿波罗臣服。

我常听到有一境域，广阔无垠，

智慧的荷马在那里称王，

我从未领略的纯净、安详，

直到我听见查普曼的声音

无畏而高昂。于是，我的情感

有如观象家发现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

凝视着太平洋，而他的同伙

在惊讶的揣测中彼此观看，

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

这是济慈所写的第一首大作。这首诗与“第一次读荷马”无关，甚至与“第一次读查普曼的译本”无关；它书写的是“伟大”。它所说的，是初读查普曼所译的《荷马史诗》时在其片段中第一次领会到了荷马的深意。那本1616年的书，就像一个水族馆；济慈跟克拉克心怀惊骇之情望进去，在其深处发现了游弋其中的“美”和“珍稀”，继而抬头对视，瞠目结舌。《荷马史诗》的其他译本从未令济慈对古希腊有如此透彻的观感。之前他看到的译本，大都披上了优雅的外衣；但荷马的本相更偏向于尚武、庞大、困斗、愚钝、烦扰，继而在原本纷乱彷徨的风暴之地或战场上浮现出一幅平静温和的景象，给人启迪。济慈听别人说过，荷马的诗里暗含着这幅景象；但他在此前读过的译本里看不到。终于，他读到了查普曼的译本。此刻，一幅全新的、更深更广的、难以言喻的景象在他眼前展开。《荷马史诗》也许被打扮成了一部文雅的古典名著；但本质上他并非如此，且与之恰恰相反：他粗鲁，阳刚，浩瀚，凶暴。

有一件事济慈弄错了：最早发现太平洋的人，不是科尔特斯，而是巴斯克·努涅斯·德·巴尔波亚 [42] 。在发表之前进行修改时，他并未改正此处，而是修改了其余一两个词；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是第七行。在10月的那个早晨所拟的初稿中，第七行是：

Yet could I never judge what Men could mean.

这一句是全诗的重心，意思是他抛弃了此前所受的教导、学到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译本带给他的浩大的感悟。在发表的最终稿里，他把这句诗改成了：

Yet did I never breathe its pure serene.

与初稿相比，此句温和了很多，但无法与其他诗句完全融合起来。除此之外，这句诗还从蒲柏的《伊利亚特》译本中借鉴了动词“breath”和名词性的形容词“serene”：

The troops exulting sat in order round，

And beaming fires illumined all the ground.

As when the moon，refulgent lamp of night，

O’er heaven’s pure azure spreads her sacred light，

When not a breath disturbs the deep serene…

此时的济慈即将迎来自己的21岁生日。然而，尽管这首十四行诗宣告了他的新发现——荷马的深刻与存在感；但从其改动可以看出，他仍未摆脱18世纪传统的影响。

尽管如此，贯穿整首十四行诗的，是一种踏入丰富多彩的新世界的感觉，仿佛济慈的空间突然发生了转换，一下子摆脱了日日纠缠着他的单调和庸俗。在这14行诗句里，济慈有了众多化身：天文学家、自己、查普曼、荷马、科尔特斯以及“他的同伙”。在这拓展了经纬的开悟时刻，这些化身共存于此。蒲柏在《荷马史诗》里找到了激情，而济慈找到了浩大。从此之后，他的诗作里就带上了浩大的情怀；这种情怀就像一种隐蔽而多愁善感的升华，一种苦苦挣扎的豪情，爱与死亡紧紧交织其间。

荷马，或者说至少是荷马的理念，涌进了济慈的诗里。不友善的保守派评论家在《布莱克伍德杂志》 [43] 上开始称他为“伦敦腔的荷马”。《恩弟米安》是济慈在创作上文所述十四行诗期间开始构思、第二年春天开始动笔的一首长诗，在这首诗里，他与考登·克拉克当晚的阅读经历影响着其中的核心诗句。此诗的开篇可谓人尽皆知了：

美的事物是一种永恒的愉悦：

它的美与日俱增，

永不湮灭，永不消亡；

为了我们，它永远

保留着一处幽境，让我们安眠，

充满了美梦，健康，宁静的呼吸。

［译注：本段及本章下文出现的诗句，均出自济慈诗作《恩弟米安》（Endymion）。］

这就是如同“香脂”——甚至像安德鲁·姆辛所说的那样——如同“药剂”一般的诗，这种风格济慈在其诗人生涯中将其抛弃了。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济慈继续以这种方式让“美”自然显露，给人慰藉——“老树与新枝”“水仙及周遭的绿色世界”“清溪和树荫”“满洒着盛开的麝香蔷薇”……接着，在本诗首段中间位置，在一片莎士比亚式的甜蜜柔情之中，突然传来了荷马式的低声吟诵；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阳刚之气，一种包裹了深刻过往的想象之美：

在我们想象之中的古代伟人，

壮丽的命运，也是这样的事物。

荷马是“真”与“美”的根基，济慈则会很高兴地说：“我们”曾想象过荷马的诗。荷马会扩大你的人生。荷马能纵跨人类时间，直抵人心深处。荷马活在每个有心人的体内。荷马即人性。里士满·拉蒂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末翻译了《伊利亚特》。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重译《荷马史诗》？”他总是这样回答：“对那些事先不知道答案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是啊，为什么又要写一本关于荷马的书？为什么要出去散步？为什么要出航？为什么要跳舞？为什么要存在？

[1] 沙尔·圣伯夫，即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1869），法国作家、文艺批评家。

[2] 皮埃尔·儒尔·泰奥菲尔·戈蒂耶（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十九世纪重要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

[3] 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研究中东古代语言文明的专家、哲学家、作家。

[4] 圣维克托伯爵，Comte de Saint-Victor，即Paul Bins，comte de Saint-Victor（1827-1881）。

[5] 龚古尔兄弟，即哥哥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

[6] 除小说之外，龚古尔兄弟的另一重要作品是他们坚持写作数十年、多达22卷的《日记》。

[7] 法国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原奥地利帝国公主。

[8] 巴黎旧王宫。

[9] 本杰明·康斯坦（1767-1830），瑞士洛桑出身的法国小说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心理主义小说《阿道夫》（Adolphe）闻名。法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10] 即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简称丹纳（Taine），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被称为“批评家心目中的拿破仑”。他的艺术哲学对19世纪的文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 勒南记不起来的，也许是以下情况。公元2世纪的希腊-罗马文法学者海洛迪恩曾在评论荷马的文句时提到，此处往往被翻译成“不安分的”，意思是“永不疲倦的”“不安宁的”。所以在19世纪的几个译本里，都将其翻译成了“焦躁不安的大海”；也许是考虑到荷马不会如此搭配词语，故而大多数当代译本都将其译为“贫瘠的大海”或“荒芜的大海”。

[12]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作家，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在法国及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13]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

[14]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杰出的英国诗人、作家，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

[15] 出自济慈诗作《哦，孤独》。

[16] 查尔斯·考登·克拉克（Charles Cowden Clarke，1787-1877），英国学者、专于莎士比亚研究。

[17]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六位诗人之一。其代表作《失乐园》与荷马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并称为西方三大诗歌。

[18]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诗人”的领袖，被誉为继莎士比亚、弥尔顿之后的一代大家。

[19]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对后世英国诗人有很深远的影响。

[20] 安德鲁·姆辛（Andrew Motion），1952年出生，英国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

[21] 前文为“……宛如天空中的星宿，在皎皎明月的周边熠熠闪烁，其时空气静滞、凝固，所有高挺的山峰、突兀的崖壁和幽深的沟壑展现清晰的容貌，透亮的大气，其量无限，从高空泻泼，所有的星座均可见着，使牧羊人乐在心窝；……”

[22]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拉丁文：Publius Vergilius Maro，常据英文Vergil或Virgil译为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其作品有《牧歌集》（Eclogues）、《农事诗》（Georgics）、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三部杰作。其中的《埃涅阿斯纪》共12卷，是代表罗马帝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巨著。被罗马人奉为国民诗人、被当代及后世广泛认为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23] 《埃涅阿斯纪》，又译《伊尼德》，是维吉尔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整个罗马文学的顶峰之作。全诗12卷，9896行，用拉丁语书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取材于古罗马神话传说，它叙述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率众来到意大利拉丁姆地区，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这段经历，是一部罗马帝国的“史记”。

[24]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剧作家、政治家。

[25] 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与约瑟夫·艾迪生齐名的散文家。

[26]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作家，政论家，讽刺文学大师，著有《格列佛游记》等作品。

[27] 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英国著名剧作家。

[28] 《审查者周报》（The Examiner），由利·亨特和约翰·亨特于1808年创办，1886年停刊。

[29] 利·亨特（James Henry Leigh Hunt，1784-1859），英国评论家、散文家、诗人。

[30]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

[31] 马盖特（Margate），英格兰肯特郡东侧的海边小镇。

[32] 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位于伦敦中心区。

[33] 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英国剧作家、诗人、翻译家。

[34]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简称雪莱，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

[35] 希钦（Hitchin），赫特福德郡北部一个集市城镇。

[36] 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英国英格兰东南部一个郡。

[37]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38]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39] 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又称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是指在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知识及文化运动，该运动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媒体上的“启蒙”，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启蒙运动后期，约18世纪末前后，浪漫主义接续并取代启蒙运动思维成为19世纪的主流。

[40] 埃米尔·维克托·里厄（Emile Victor Rieu，1887-1972），古典主义学者、诗人、发行人，“企鹅经典丛书”的发起人兼编辑。

[41] 又称“商籁体”，是一种定型诗的类型，起源于意大利，由贾科莫·达·伦蒂尼（Jacopo da Lentini）创始，于13世纪成形，之后传布到欧洲各国。十四行诗的原始字面意思是小诗、小歌谣。在全诗共十四句，其押韵结构与文字构成皆有严格限制。但是随着历史演变，这些约定俗成的限制也有所改变。现在常见的十四行诗有两大类：意大利类（彼特拉克类）和英国类（莎士比亚类）。

[42] 巴斯克·努涅斯·德·巴尔波亚（1475-1519），西班牙探险家，于1513年穿越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

[43] 《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1817-1980年间英国一份杂志、诗文杂集。创办者为出版商威廉·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

第三章 爱上荷马

对荷马的爱就像一种绝症，一旦得上，终生无法摆脱。它会渗入你意识的每一个角落。荷马早饭吃什么？（橄榄油、蜂蜜、酸奶，还有美味的面包。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不吃面包。）野餐吃什么？（葡萄、无花果、李子、豆子。）史诗里的英雄们吃什么？（烤肉及全熟的香肠。）他对聚会的看法是怎样的？（他喜欢聚会：对一个男子来说，与朋友们围坐在满是美酒的桌前，那种快乐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

这些都是希腊学者们问过的问题。比如说，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苏格拉底 [1] 就对《荷马史诗》中的一个“潜规则”印象颇佳——《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从来不吃冰蛋糕。苏格拉底评论说：“职业运动员都知道，要想保持身体健康，就不能碰这种食物。”蛋白质——腌制但不煮熟——才是英雄人物的能量来源；而且，他们只能吃瘦肉，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吃鱼；而那时鸡这种家禽尚未从远东地区 [2] 传到希腊——它们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被带入爱琴海地区，那时的希腊人将其称作“波斯鸟”。

苏格拉底读荷马

现在，荷马对我而言已是招之即来、无所不在。在我眼里，任何遭遇、任何景象，都带着荷马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荷马已经成了我的圣典。它是一本古书，咄咄逼人，意义深奥；其中大部分甚是模糊，令人迷惑。它是一个智慧源泉。像这种头脑被想象出来的古事所占据的情况，一定应该有个词来形容——“着魔”？“Mindjacking”？ [3] 在苏格拉底的一次对话里，柏拉图曾生动描述过《荷马史诗》深深吸引听众的秘诀何在。 [4] 对话在苏格拉底与伊安（Ion）之间展开。后者是个诵诗人，以吟诵、讲述荷马谋生；是一个有点可笑的人。伊安首先说道：“我在颂诗技艺上就费过很多的心力啦。”即便是2500年之后看这句话，伊安扬扬自得的样子也是如在眼前。他继续说道：“谈到解说荷马，我敢说谁也赶不上我。”要是希腊人有蓄须的习惯，伊安当时一定是在得意地捻着胡须。

苏格拉底略感惊讶，随后就以稍带狡猾的方式——他把智慧隐藏在恭维话中——向伊安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苏格拉底如此说道：

“你这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驱遣你，就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长锁链，这些全是从一块磁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缪斯 [5] 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又把它递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苏格拉底还对伊安说，“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荷马也不是长胡子的魔法师，而是像鸟、蚊子、飞虫——诗人本身什么都没有，而是受到了诗的控制和支配。“没有得到灵感，没有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

柏拉图假装看不起诗歌，因为后者会干扰人的理性；但很明显他是热爱诗歌的，就像伊安所希望的那样为诗歌所打动。此外，他还发现了诗的真谛：热爱荷马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不是你掌握了荷马，而是荷马俘获了你。故而，就像伊安一样，你就是受荷马磁力吸引的一个铁环，荷马是受缪斯磁力吸引的一个铁环，缪斯的磁力则是来自他的父母——主神宙斯和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

荷马存在于欧洲的每一处海滩

只要是走在英格兰南部的任何一块土地上，我都忍不住想象：冰冷而沉闷的《伊利亚特》一定曾在这里咏唱过。英国每一座青铜时代的圆坟，在其堆建期间，人们都会唱着此类英雄颂诗。赫布里底群岛 [6] 和爱尔兰海岸上，也有荷马的踪迹；在这些地方，吟唱英雄史诗的传统由来已久。在18世纪，苏格兰麦克劳德家族（Macleod）的族长曾将哈里斯地区（Harris）一栋房产送给一位吟游诗人，条件是“每年一首英雄颂诗”。这就是史诗的价值。朴素荒蛮的山水、非凡的古迹，都在召唤荷马，都在追寻过往的传说。蒲柏认为，对维吉尔而言，荷马和大自然是浑然一体、无法辨别的；对我而言，荷马则是无处不在：从北大西洋到特洛伊平原，从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山地（Extremadura），到意大利的伊斯基亚岛（Ischia），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现在的欧洲，任何一处海滩都有荷马的回响。海滩是英雄的领地，是大海和陆地之间的、伟大的中间地带，是他们的竞技场。在这里，任何结果都是未知数。在《伊利亚特》中，海滩是一个比喻，暗指希腊人的地位。除了战斗，特洛伊人从未在海滩上出现过；反而是希腊人，在海滩上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海滩是一个典礼之地、渴盼之地：在《奥德赛》第三卷里，皮洛斯人在海滩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在《奥德赛》第五卷里，奥德修斯在卡吕普索的岛屿海滩上因伤心事及思乡之情而哭泣。海滩是一个希望之地：在《奥德赛》第六卷里，奥德修斯发现了瑙西卡娅（Nausicaa）和她的女仆们，知道能从她们那里得到衣食和安全，他被海水浸红的双眼耽耽如烈火。海滩还是一个危机四伏之地：在《奥德赛》第十一卷里，奥德修斯和他的伙伴们被冥王哈迪斯所困，他们的船被哈迪斯拖入寒冷和黑暗中，他们心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而恐惧不安。海滩尤其是一个模糊的地方：在《奥德赛》的中段，奥德修斯的船抵达了伊萨卡岛，沉睡中的他被水手们抬上陆地，醒来之后，他不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故乡，也不知道有麻烦事在等待着他，继而心怀犹疑地走进了这块可被称为“家乡”的岛屿深处。

在《伊利亚特》第四卷，奥德修斯和埃阿斯（Ajax）要去劝说阿喀琉斯重回战阵、一同对抗特洛伊人，他们俩一同行走在沙滩上，另一侧是咆哮的大海，其狂暴、壮阔表现出海神波塞冬的恐怖。

他们选择的道路就在深海的一侧海滨，

海浪不断冲击攀爬着陆地。

他们再三祈祷，对环围和震撼大地的尊神，

希望能说服埃阿科斯的孙子那豪壮的心胸。

海滩还是一个悲伤之地：在《伊利亚特》后文中，阿喀琉斯因挚友普特洛克勒斯战死而心怀不安和悲痛，他难以入睡，于是走进黑夜里：

他精神恍惚，去到海边，在那里徘徊，

曙光降临大海和沙滩，

照见他在那里漫行。

这是荷马常用的一个技巧：将一个庞大的故事浓缩进一个短暂的时刻。人与风景合而为一。晨曦里的阿喀琉斯满怀悲伤，徘徊在惊涛骇浪的沙滩上。在《荷马史诗》里，与海滩相比，再没有其他地方承载着如此悲情。就在海滩之上，阿喀琉斯为普特洛克勒斯举行了盛大的火葬；这个他爱的男人，已经死了，而不久之后，阿喀琉斯也会随他而去。

《荷马史诗》里的离别

作为海滩的延伸，在《荷马史诗》里，最为震撼的时刻当属驾船出海之际。出海远航，代表的是不再优柔寡断。为离岸所做的准备，就像为了战斗而穿上盔甲，或像是准备晚餐；在《荷马史诗》中，这些情节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背后是最古老的希腊韵味；在这层层叠叠的史诗里，它们是最深的一层。它们是荷马能表现的最古老的东西。

今天，我的朋友马丁·托马斯（Martin Thomas）站在浅滩里，挽着裤腿，小腿浸泡在海水中，双手叉腰，在海滩上向我诉说、而非大喊着送别的话语。《荷马史诗》里的离别，往往带着冗长的絮语，每次船下海时都要唠叨一番，反复叙述那几个必需的出海动作。在诸多译本中，译者好像觉得这种诗句的重复颇为尴尬，往往会将其隐藏；有些译本将这些重复的诗句略作变化。但这种程式化的本质是很重要的，这些反复出现的诗句就像咒语、像例行的离别咒文一样，是为出海做准备、把船只武装起来的方式之一。出海前船上的一切都应准备到位、井井有条，描述出海的诗句也应如此。

所以，就像个英雄一样，马丁不断询问着——你是否还好？你准备好了吗？桅杆是否已竖在桅座上？吊索检查过没有？缭绳是否穿进导缆孔里？舵轮是否安在了枢轴上？主桅帆操纵索是否拴好？水和食物准备得怎样？手机有没有信号、充满电了吗？……

《荷马史诗》里的船员们，几乎从来不是划着船走完全程的。从港湾或码头区出来之后，他们总是驶进巷道去寻找风向，然后乘风远航。今天在苏格兰家乡，风向已变，海湾里水平如镜，波澜不惊。若想搭上顺风，就在今天早晨了。乍看之下，海水更像是油，而不是水。半英里之外，一只黑鸟站在一棵欧洲赤松的树枝上唱着歌。某块礁石旁边，能听到一只麻鹬在叫，却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树的倒影漂在水面上，海水现出绿幽幽的颜色，就像揉碎融化了的枝叶。

但在海湾外面，在这两个岬角远处，我能看到松德海峡 [7] 有起风的迹象。我必须将船驶到那里，然后借风而行，就像《荷马史诗》里写的一样。我慢慢将船驶离海岸，马丁则回头向岸上走去，其间一两次回头看了看我，船底的沙滩渐渐被蓝色的海水取代。

《荷马史诗》里的离别往往是在清晨，在起风之前的静谧中。新的一天拉开帷幕，旅程亦随之开启。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荷马史诗》里的黎明是女性化的，其手指是“玫瑰红色的”，有时会“登上金铸的宝座”，仿佛她就是天空之神。或者，她会披上“橙黄色的长袍”——krokopeplos，那是用克里特岛上的番红花染成的橘黄色布料；那是世间最温暖的色调，洋溢着奢华和安乐。光彩照人的清晨从水面升起，衣服的颜色就势铺开，盖在她身下的海面上。伴着美丽的清晨，一个湿透的、染色的世界展现在眼前。清晨主导着船的下海和出行，但船上的英雄需要引领伙伴们前进。若没有人的意志，航行不可能顺利。于是，在女神的陪伴下，在他的指令下，奥德修斯和船员们行动起来，他们松开缆绳，离开海岸，坐在桨位上，“桨板击打着海水”。

眼下的情形也是如此。马丁已经回家了，我坐在小船的主划手座上，将船桨放在桨架上，桨板探入绿色的海水里。此刻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古老的感觉，仿佛我的生命编织进了往事的经纬之中。小船入了航道，乘上了一股海流，由慢吞吞的蠕动变成了顺畅的飞翔。划桨，稍弯的桨杆阻抗着海水；提桨，桨板上的海水一串串滴在完美的海面上。伴着一次次划桨，我加入到绵延不断的过往之中。不论是什么人最先发明了船这种交通工具——哪怕是最简单的撑杆平底船，或单桨的独木舟——他一定也曾看到、体验到这种魔法般的流动和流畅，这种有别于地面的、悬浮的生存方式。

但我想要风，我想象着起风时的情景；我在海面上寻找风的踪迹。这种心情与乞风，甚至与祭风所差无几。《荷马史诗》里有一个惯例，每逢出海，总要为你的守护女神举行一个祭祀仪式。继而你的守护女神就会召唤出她的风为你护航。在特勒马科斯去伊萨卡岛寻找父亲奥德修斯时，从不温和的、鹰眼的、洞悉一切的、超越所有人类理解力的雅典娜就为其“送来阵阵疾风，呼啸着扫过蓝色的海波”。在这样一位严厉的导师驱使下，特勒马科斯的旅程充满了焦虑和无常。

与此同时，在幻想和迷失的某处，他的父亲奥德修斯也得到了卡吕普索送来的起航的顺风。这位多情的女神将其囚禁在她美食充盈的岛屿上长达7年之久。他坐在海边哭泣，渴盼回乡。终于，现在，卡吕普索把他放了。她送来的风，跟她的人一样，包罗万象，充满温情和诱惑，倾诉着与君共眠的柔情，送他上路。奥德修斯高兴地迎风展帆，鼓起的风帆把他带离她的温柔乡，回到残酷的现实世界中去。

风起时，他们升起“白色的风帆”，继而“风和舵手掌握航向，风帆鼓满气流航行于海上。”这是人与世界的合作，是人类意图与外界条件的融合。船，是一种美丽的工具，它像诗一样近乎“量身定做”，像衣物一样，是文明的标志；而风，《奥德赛》里的风，若是和善的，那就是“船伴”，是船员的一分子，它不是你驾乘的自然元素，而是你甲板上的“伙伴”。人和非凡的现实在此相遇。

现在，我已经驶入松德海峡。顺风起来了，我如此想着，欢迎它的到来。顺风起来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好像世界遂了我的心愿一般。这种天遂人愿、如释重负的时刻在《荷马史诗》中也曾出现过，最明显的就是当特洛伊人发现己方陷入可怕困境，战局不妙，突然看到赫克托和他的弟弟帕里斯（Paris）冲出城门，全副武装前来支援的时候。与之类似，当船员们奋力划桨，手臂酸麻，祈祷顺风的到来，这时，在上天眷顾之下，顺风起来了，一扫他们的疲累，他们得以在风的威势中放松休息。正如上文赫克托和帕里斯现身战场一样：“他们俩出现在阵前，特洛伊人渴盼已久。”

与这种如释重负、满怀喜悦相对的，是在《伊利亚特》的结尾处。这里的风也是英雄不可缺少的伙伴。阿喀琉斯在沙滩上为挚友普特洛克勒斯举行火葬。木柴已经备好，柴堆四围皆有100英尺。祭祀的牲口已屠宰好，其油脂洒在了木柴上。但木柴却无法点燃，阿喀琉斯突然意识到自己漏了一件事：他必须向西风和北风祈祷，祈求它们的降临。终于，它们驱赶着云雾，从遥远的居所赶来。野蛮的火焰冲天而起，在劲风的鼓噪下，火堆爆出一个又一个火花。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将普特洛克勒斯的遗骨烧为灰烬，之后风才停息。

他们掉转头脸，回返家门，

扫过斯拉凯洋面，掀挽巨浪，引发轰鸣。

风绝不会不招而至，或者一来就是最猛烈的样子。最初的强度只有一两根手指，你的脸颊稍微感到有些冷，或后颈感觉有风拂过；但接着风力渐大，一根手指变做五根，船帆轰动，像床上的狗一样躁动不安，随即被风鼓满，船也开始随风而行，先前船帆被海浪溅湿时正缺少这种风帆合一的和谐。船后尾流慢慢出现，身后留下一条白色的带状泡沫；而在《荷马史诗》中，船后“闪烁的尾流”象征着生命和卓越。风吹过驾驶舱，排水沟发出汩汩的声响；手中握着舵柄和横帆缭绳，我坐直了身子，选好了航向，乘风而去。这就是属于奥德修斯的时刻：一切都是流动的，却有明确的目标；一切都是变动的，却都相互关联。海，船，风，充满了各种可能。仪式已经完成，循着套路，只需天气保持晴朗即可。

在《荷马史诗》的所有离别中，最震撼人心的，当属《奥德赛》中段奥德修斯和船员们去找冥王哈迪斯，向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Tiresias）询问返回伊萨卡岛的路。喀耳刻——埃兹拉·庞德 [8] 曾说她是“剪发的女神”——将他们送上了这条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提瑞西阿斯能告诉他们回家的路。索具都已固定稳当，食物和水也已准备充足。起风了，风力和舵手掌握航向，引导着“黑色的帆船行驶在明亮的大海上”。但是，不论是奥德修斯还是他的船员，对此次航行没有丝毫愉悦。因为他们要驶向世界的背面，去到黑暗中，去到自我的深处、去到宇宙的边缘。帆船顺风而行，他们却坐在各自位子上，满怀悲怆，令人心痛的大滴泪水落在苍白的甲板上。这风，是要把他们送向可怕的目的地；那是死亡之地，此前奥德修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躲避的正是它。可天上的风对此一无所知，只是继续把他们往前吹；他们的船首涂得鲜红，随着海浪起伏不定。海浪在船首冲击、碎开，但在这生命的泡沫面前，风从不踟蹰犹疑：

风吹着帆，帆因风鼓动，蓝色阴影的海浪在船首回响；船进入航道，向海里驶去。

振起风帆，驶入大海，直到日暮。

太阳入睡，阴影笼罩海面。 [9]

[1]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和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古希腊三贤”。

[2] 远东地区，以欧洲为中心，把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西亚附近称为“中东”，把更远的东方称为“远东”。远东一般包括今天的东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东南亚和南亚，即阿富汗、哈萨克以东、澳洲以北、太平洋以西、北冰洋以南的地区。

[3] 这个词是网络朋克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创，意为“心灵入侵”。

[4] 《伊安篇》是柏拉图较早的一篇对话录，约写于公元前390年。它通过苏格拉底与诵诗人伊安的对话，探讨了诗人文艺才能产生的原因，即诗人是凭借专门的技艺还是凭借灵感来创作的。柏拉图通过与伊安的辩论得出诗人是凭借灵感来创作的结论，并描述了灵感产生时的状态，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缪斯（Muse），希腊神话中主司艺术与科学的九位古老文艺女神的总称，能赐予艺人鼓励和灵感。

[6] 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位于英国苏格兰西部。

[7] 松德海峡，也叫“厄勒海峡”，位于瑞典南部同丹麦西兰岛之间，接通波罗的海和卡特加特海峡。长110公里，宽4～28公里，水深12～28米，是波罗的海最深的水道。

[8]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

[9] 后两句诗出自埃兹拉·庞德的《诗章1》。

第四章 探寻荷马

“单荷马”和“多荷马”之争

所有《荷马史诗》的现代版本，都是法国贵族让-巴普蒂斯特·加斯帕尔·德安西·德·维罗伊森（Jean-Baptiste Gaspard d'Ansse de Villoison）版本的后裔。1788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印刷版的希腊文《伊利亚特》。10年前他曾受开明的法国国王指派，到威尼斯小广场（Piazzetta）上的圣马可图书馆里“寻宝”。维罗伊森为自己所找到的东西狂喜不已，随即给他遍及欧洲的朋友们写信通告这一事情。是的，他的发现的确令人震惊：一部拜占庭 [1] 版本的《伊利亚特》；它似乎出自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之手，他们在托勒密王朝 [2] 在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里收集到很多材料，经过精心筛选之后编纂成了这本书。维罗伊森写道，这本书是“germana et sincera lectio”，即“真实且纯正的《伊利亚特》文本”。

维罗伊森认为自己发现了某位名叫“荷马”的诗人的作品真髓。但他却未料到，他的发现反而会令自己的观点受到反噬。18世纪时，有一种观点已经颇有市场：荷马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荷马史诗》是一整个文化的产物，而非一个人的天才之作。维罗伊森的发现无疑是颠覆观念的导火索。当初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摈弃的材料，恰恰给“一个人独创了整部史诗”这种观点挂上了问号。他们决定塑造出唯一的荷马，但往时间深处看去，好像待选的荷马有许多个。威廉·柯柏 [3] 在读到维罗伊森的信之后，因偶像荷马的支离破碎而目瞪口呆。他于1790年给朋友沃尔特·巴戈特（Rev. Walter Bagot）写信说：

我要为你转去维罗伊森写给我的一些趣事，你看了以后一定会毛发悚立，因为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些事，将对不朽的《荷马史诗》的真实性和信誉造成可怕的影响……

荷马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而其中绝大多数已无从考证。1795年，德国一位善于分析、名叫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沃尔夫 [4] 的年轻学者对维罗伊森出版的《伊利亚特》提出了质疑。维罗伊森怎么知道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在编纂史诗时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妥当？因为大家都知道，维罗伊森所出版的《伊利亚特》，是一部后期编纂的、有了改动的、不可靠的文本；虽说汇编成了一首长诗，但这些文本大都来自吟游诗人，而且在代代相传过程中都经过了加工改动。最原始的版本已不可恢复，所以，荷马，无论他（他们）是谁，是永远都无法弄清楚了。

沃尔夫所提出的，亦即后来世称的“荷马问题” [5] ，从那时起争论就从未停息。英国著名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曾在1841年的某篇文章中开玩笑般写道：“有人说，从来就没有这个叫荷马的人；其他人则说，没有荷马这个人？！恰恰相反，荷马有一大把呐！”尽管如此，“单荷马”与“多荷马”的争论，其文本基础恰恰就是维罗伊森与1788年出版的那本。

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出现。最早的希腊文印刷版《荷马史诗》出现于1488年的佛罗伦萨 [6] ，出版者是雅典人德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 [7] 。他来到意大利，向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者教授希腊语。很快，意大利米兰、德国海德堡、德国莱比锡、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就都有了《荷马史诗》的印刷版。而在这些最早印刷的《荷马史诗》背后，有一个关于其手稿的长史。很多中世纪的荷马手稿后来都流入了欧洲的书房里，因为欧洲人尚未读过中世纪早期的《荷马史诗》。在作品《神曲·地狱》中，但丁 [8] 借维吉尔之口称赞荷马为“至尊的诗人”；但欧洲人早已失去了阅读希腊文的能力。即便是14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 [9] ，尽管他收藏了一本《伊利亚特》，并且常常亲吻其封面来表示自己的敬畏之情，但里面的字词，他一个都看不懂；他曾如此写道：“荷马于我，如盲人点灯；我于荷马，如对牛弹琴。”

荷马史诗的历代手稿遗迹

尽管如此，荷马还是潜伏在欧洲人的意识里，遍及欧洲，却极少显现。中世纪的《奥德赛》分散于欧洲的学界，如英国剑桥、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慕尼黑、意大利那不勒斯、俄国莫斯科、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德国斯图加特、奥地利维也纳……《伊利亚特》则跻身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图书馆（入馆时间在12世纪）、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据传这本书来自神秘的阿索斯山（Mount Athos）］、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10] 、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处。通过这些珍贵的手稿，荷马得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存活下来。

所有这些版本，尽管其流传轨迹已无迹可寻，但追本溯源，它们都源自东部说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的学术传统。最早的完整本的《奥德赛》成稿于公元10世纪末，现存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由米开朗琪罗设计建造的劳伦森图书馆（Laurentian Library）内，是其琳琅满目的宝贝中的珍品。时间再稍微往前一点，最早的《荷马史诗》完整手稿，是维罗伊森于178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里重新找到的《伊利亚特》。这部手稿非凡而迷人，共有654页大羊皮纸组成，书页上的竖琴状框纹理，绘有拜占庭式的英雄图像，还有注解。这本手稿被称作“甲抄本（Venetus A）”，是公元10世纪中叶的一位抄写员在君士坦丁堡 [11] 完成的。这位抄写员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书页的空白处加入了大量来自于拜占庭、罗马、亚历山大港的前辈学者们的注解和引文。“甲抄本”于15世纪初传入意大利，1468年收藏于总督府，1554年被收进雅各布·桑索维诺 [12] 修建的圣马可图书馆。除了“甲抄本”之外，还有更早的、同源的一些希腊文手稿流传下来，分别藏于意大利的梵蒂冈（Vatican）、埃及西奈沙漠里的圣凯瑟琳修道院（St Catherine's Monastery），但其内容的完整性均不如“甲抄本”。

埃及考古学者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尼罗河谷考察大基地

维罗伊森发现了“甲抄本”之后，荷马就被这部手稿推回了一千年前拜占庭学者的书房里。19世纪，欧洲人又在埃及有了一系列可喜的发现，从而将荷马的成文时间再次前推。19世纪初，埃及人从坟墓里找到一些成卷的莎草纸 [13] ，并拿来卖。这些记录在草纸上的手稿渐渐流入欧洲绅士的书房。从19世纪中期开始，埃及考古学者在寻找此类上古文献方面更加频繁，但说起其中的佼佼者，当属一位蓬头垢面、精力充沛、不爱穿袜子的英国人——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从少年时起他就明白，要想看清历史，就得一层层剥开历史的积淀。1887年冬天，在尼罗河谷西部法雍洼地（Fayum）的哈瓦拉（Havara），他开始发掘一座大墓地。

墓地里，几乎每一具木乃伊都伴有一幅本人的画像；画像上，其凝视的双眼、项链、耳饰、细心编好的头发都栩栩如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陪葬品，如串珠、小瓶子、镜子等。在儿童木乃伊的旁边，还有布娃娃。这些布娃娃都是木雕脑袋，上面镶着真人头发，还有可更换的衣服、小桌子、木质床架等供女孩子玩过家家的物品。他们的棺材由莎草纸糊成，在这些莎草纸上，弗林德斯·皮特里发现了一些文字。

为了弄明白这些文字的意思，弗林德斯·皮特里请来了他的老朋友、牛津大学亚述学专家 [14] 阿奇博尔德·赛斯教授（Archibald Sayce）。挖掘工作开始后的第二年，赛斯教授如此记录道：

沙漠里的流沙下面，满是写有希腊文字的莎草纸……这些似乎是官方抄写员办公室里的东西，却被风吹散在无尽的沙漠中。

这仿佛是自雪莱的名诗《奥兹曼迪亚斯》 [15] 里的场景，描述的是奥兹曼迪亚斯身后的世界：无尽的埃及沙漠里，古文献的纸片和碎屑随风飘零。

埃及沙漠里发现的莎草纸上的《伊利亚特》的文字

不久之后弗林德斯·皮特里就邂逅了那件无上的瑰宝：1888年2月21日早晨，他在一具无名女尸的脑勺下面发现了一大卷莎草纸——一个莎草纸枕头。这绝对不是什么零散的纸页。“纸卷的所有人是一位女士，这卷纸是其殉葬品。”赛斯教授如此写道，“从这具木乃伊的头骨可以判断，此人生前年轻貌美，五官精致小巧，脸部轮廓分明，与当时的希腊人容貌大有不同。”

纸卷的外层已经破损，但当皮特里将其展开的时候，他仿佛钻进了一个蜂巢一般；翻过外层，他在展开的书页上认出了希腊数字12和80，还有“阿伽门农”“亚加亚人”“柯林斯”等人名地名。这个女人的陪葬品，竟然是《伊利亚特》的前两卷。这就是当时的情景——弗林德斯·皮特里在撒哈拉的风沙中读着《伊利亚特》的第二卷，荷马正在列举希腊人起兵前往特洛伊的情况。 [16]

这卷发掘于撒哈拉沙漠的《荷马史诗》，大概成文于公元150年，现存于牛津大学图书馆（1888年8月，弗林德斯·皮特里为其诗文标上了行数）。它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痴迷的古物之一。书页左侧，一列大写的希腊字母清晰地浮现在莎草纸页上；词与词之间没有间隔，但丝毫不妨碍阅读和理解；一行行娴熟而自在的笔迹犹如连绵不断的海浪。这是可以随你前往身后世界的文字。每个字母的笔画都直中带弯，所以，相邻的字母“o”“u”“w”和“k”“n”“t”的上端连在了一起，其大气和美丽简直无与伦比。弗罗斯特·皮特里发现的其他同时期的手稿，其字迹要潦草粗放得多，书写的工整程度也有欠缺；但这都是荷马的不朽印记，可谓圣典，可谓济慈所说的“在我们想象之中的古代伟人，壮丽的命运”。

撒哈拉沙漠出土的荷马手稿以及在同一地区出土的其他莎草纸文本，其迷人之处在于——与800年之后传入拜占庭、由那里的学者们编纂的“甲抄本”相比，其内容的相同程度有多少。而在这位无名女士带着这个珍贵的“枕头”在撒哈拉沙漠坟场里入土之时，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荷马就已经成型了。

在荷马的“制造过程”中，这是一段关键的时期；古罗马时期、拜占庭时期、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早期的欧洲，都将其视作无可争辩的优秀的荷马文本，且曾被收藏在位于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王朝的图书馆里。在公元前2世纪至3世纪之间，一大批亚历山大港的学者兼纂修官在当时埃及的统治者——托勒密王朝的资助下，编纂完成了一座荷马的丰碑。它的内容采集于撒哈拉沙漠的坟场，呈现在拜占庭的经典“甲抄本”上，后来流进了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济慈的心中。可以这样说：亚历山大港时期是一个狭窄的路径，早期的、别样的荷马从中穿过。

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并非仅仅是一个文献汇集地，与之相比，它要更积极、更有活力。它是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研究机构，如果说那时的亚历山大港是世界文化中心的话，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这个中心的发动机。托勒密王朝曾有圣旨规定，任何抵达亚历山大港的船只，只有在检查了船上的书籍之后才准入港。船上的每一本书都被逐字逐句一字不差地抄写下来，并归入“来自船上”的目录之下。有时候，图书馆的馆员甚至会将原本扣留，只将抄本返还船上。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希腊文化的知识库，其中收藏着雅典悲剧的剧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它的设计和运转却是近东式的。数千年里，伟大的近东国王们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着这个图书馆兼档案馆，就其规模而言，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得望其项背。亚历山大港将巴比伦 [17] 、尼尼微 [18] 与雅典、斯巴达融合到了一起。

在图书馆里工作的，是国家供养的30～50名学者；为首的是国师，在他的带领下，馆员们搜刮收集着地中海地区的所有书籍：巫术、音乐、玄学、动物学、地理、宇宙学，以及其他巴比伦人、犹太人、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智慧结晶。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个巨大的中央知识库。它是一种文化统治方式：通过控制文字来实施专制。到公元前1世纪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藏已达700，000卷，其中120，000为诗和散文，全部以亚麻或羊皮做封，加书标、编目之后收藏起来。

这种工业规模的文化帝国主义行为，在《荷马史诗》上留下了印记；而与其他版本相比，亚历山大港的《荷马史诗》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甲抄本”书页上加上了大量的页侧注解。大约在公元950年，一位拜占庭的学者（抄写员）将亚历山大港的前辈传下来的书抄了一本。在宽敞的页侧空白处，他还抄下了很多前辈学者所做的注解。这些注解，不仅有关于荷马的，还有关于先前的注释者的。“甲抄本”就像一个千层糕，数个世纪下来，历代学者一层层累积不停。除了“甲抄本”之外，其他中世纪的荷马手稿也有其“加注”和“评注”，有些莎草纸文本碎片中——包括在撒哈拉沙漠坟场里出土的《伊利亚特》——都有这些编纂者的评注。

由此我忍不住想到：这些亚历山大港的编纂官们，他们把自己局限在“评注”而非“裁接”上面，只想把荷马弄成“妥当”的样子，为他“杀菌消毒”，将他变成一种管理有序的城市所能接受的样子，将他改装得庄严高贵，以供撒哈拉沙漠的那位无名女士的家人将其放在她的枕下陪葬。而如此“处理”荷马，其传统由来已久。柏拉图于公元前370年左右写了《理想国》一书，在书中，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在理想化的城市里，《荷马史诗》对年轻人来说是“灾难性的”。 [19] 他还说，诗如果扰乱了市民的心态平衡，那么它就是不可靠的、危险的。但是在有的地方，荷马就表现得有些过火了。他引用了《奥德赛》第九卷开始的一段诗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时奥德修斯正在费阿刻斯人的华丽王宫里享受晚宴。

奥德修斯说，与朋友共进美餐，桌上气氛喧闹，侍者马不停蹄地给人们倒酒，这才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我认为，”奥德修斯愉快地说道，环顾着身边的新朋友——这些把他从贫瘠的大海中拯救出来的伙伴们，“这是生命中最好的馈赠。”但对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来说却并非如此。

荷马的本质不是优雅，而是真实

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是最早的悲剧作者；但我们得时刻牢记：能在我们的城邦中吟唱的诗，只能是对神的圣赞和对名人的颂扬。

这种观点无疑左右着亚历山大港学者们的纂修过程；其间处处显露出其想当然的自以为是。在《伊利亚特》第八卷结尾处，赫克托向特洛伊人做战前演讲。对作战双方而言，刚刚过去的一天是个漫长的煎熬。在战死的人里，普里阿摩斯（Priam）的儿子戈尔古西昂（Gorgythion）是被利箭穿透了胸膛。

他脑袋一晃，斜倒在肩上，犹如花圃里的罂粟，

垂着头，受累于果实和春雨的重压；

就像这样，他的头颅耷拉一边，吃不住头盔的分量。

夜幕降临，赫克托给特洛伊人打气，让他们为明天的战斗做好准备。在白天的战场上，他追逐着希腊人，仿佛一只猎犬在猎杀野猪。他砍断眼前敌人的双腿，他的眼睛在杀戮中炯炯闪光，宛如战神一般。尸体堆积在战场上，就像新割的草坪上的草茎一样横七竖八，挤挤攘攘，难以插足。赫克托把特洛伊人带到“一片干净的泥地安营扎寨”，向他们叙说了当前的战局形势。他号召大家喂饱战马，点燃火把，烤熟牛羊，喝“醇香蜜甜的酒”，吃面包。在特洛伊城里，老人和男孩站上城墙，女人在家中点燃大火，保持警戒，以防希腊人“趁我军离开之际夜间袭城”。其中“偷袭”一词，希腊文原著中用的是“lochos”，与《奥德赛》中描述藏身木马中的希腊士兵时用的是同一个词。这个词由“lechomai”变化而来，意思是“伏倒，躺下”。其中意思十分明显：特洛伊人光明正大地战斗，而希腊人却狡猾耍诈。偷袭和佯攻是希腊人的惯用伎俩。这是身为特洛伊城定海神针的赫克托所做的战前演讲，他迎击反叛者，保护着身后的城池，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族人的心声。

亚历山大港的纂修官们毫无异议地接受并保留了这番高尚的陈词。这几个段落的诗句里，赫克托甚是符合那个时期的希腊人对荷马的要求。但随后赫克托就高举长枪，大声说着第二天的战斗和他的打算。他说希腊人不过是“一群犬狗，死的命运用乌黑的船把他们带到这里”。第二天早上，他将向狄俄墨得斯（Diomedes）搦战，并将其杀死，“用长枪挑开他的胸膛，把他送入死去的希腊人的行列。”继而他就能享受自己的胜利：

亚历山大港的《荷马史诗》里，在书页上加上了大量的页侧注解。图为《伊利亚特》书页的一侧空白处，拜占庭的学者们小心转录的评注；评注的内容，彰显着亚历山大港的纂修官对这些诗句中的粗俗野语的担心。

但愿我能永存不灭，长生不老，

一生中如同雅典娜和阿波罗那样受到敬重。

书页的一侧空白处，引号和逗点之间，是拜占庭的学者们小心转录的评注；评注的内容，彰显着亚历山大港的纂修官对这些诗句中的粗俗野语的担心。

这简直是自作主张、肆意妄为，这能是荷马的本意吗？公元前3世纪，泽诺多托斯 [20] ——托勒密王朝任命的首位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就对“死的命运和黑船”一句不以为然。公元2世纪时他的继任者阿利斯塔克 [21] 也与他意见一致。并且，关于赫克托宣称自己的不朽那两句诗，阿利斯塔克认为其言辞“太过自大”，夸口，好大喜功。在他看来，尽管尚无确凿证据，但这几句诗也许不是荷马的原文。

这些纂修官们，似乎是要把荷马变成另一个维吉尔，把赫克托变成埃涅阿斯（Aeneas），把希腊史诗变成道德上完美无缺的高雅传说；所以他们要尽量减少其文辞中的情绪和心理波动。但荷马比其身后的纂修官们要高明得多；他更粗粝，多一些变化，少一些文雅。身为诗人的他知道——在大战前夜的动员讲话中，士兵的领袖身具两面：一是文明，一是狂野。

2003年3月19日晚，在伊拉克国境以南20英里的科威特沙漠里，蒂姆·柯林斯中校（Lieutenant-Colonel Tim Collins）向英国皇家爱尔兰团第一营的士兵们做了战前演讲。我们可以将他的演讲与赫克托的演讲做一番比较。当时的蒂姆·柯林斯中校戴着雷朋眼镜，手拿雪茄，趾高气扬，在遍是尘沙的院子里，即席向围在身边的800名士兵讲话。他的战前动员讲话，与荷马笔下的赫克托如出一辙。

“我们是去解放，而不是征服。”柯林斯开口说道，隐约中，仿佛钦定版《圣经》、莎士比亚、叶芝 [22] 等都在他的耳际交杂混响。

“我们进入伊拉克，是去解放那里的人民。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唯一飘扬的旗帜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一面。伊拉克有着深远的历史。它是伊甸园 [23] 的所在，是大洪水 [24] 经过的地方，是亚伯拉罕 [25] 的出生地。到那里之后，行事要小心谨慎。如果出现战斗伤亡，大家要记着：他们早上醒来穿上衣服出门时，并没有打算当天就死掉。让他们死得有尊严一些。妥善埋葬他们的尸体，并为其坟墓做好标记。”

在对敌人的尊敬和大度之外，在伟大文明的代言人的感觉之外，还有别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他看着眼前这些大多出身于北爱尔兰天主教贫穷家庭的年轻士兵们，继续说道：

“去掀翻他们的世界。消灭他们，如果这就是他们的选择……敌人应该心知肚明——我们就是他们的报应，我们施予的，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临死之前，他们就会明白，这都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的结果。不要心怀怜悯……要是有人向你投降，记着他们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你要保证他们有一天返回故乡与家人重聚。而那些顽抗到底的人，你们就满足他们战死的愿望吧。”

与之相同，赫克托也是想让自己的士兵去掀翻希腊人的世界。在柯林斯和赫克托的演讲中都有自负自夸的成分，但不论是当代英国军官，还是青铜时代的诗人，他们都比藏身亚历山大图书馆围墙里的学者兼纂修官们知道得多。荷马的本质不是优雅，而是真实——不论这真实是多么残酷。

但亚历山大港的纂修官们渴望的，不仅是一个阳春白雪的荷马。他们从古代世界、从过往船只上精心收集而来的、庞大的文献资料，就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库，是一个网状的河道；他们想把它净化、简化，想把此前的众多荷马融合为一。

在编纂过程中，他们恪守学者的风度：有时删掉几句诗文，留给后人考证；常常在评注中对荷马诗文的本意提出疑问；在原文旁边的页侧空白处标上短剑号（obelos），仿佛当场钉死了一处错误。如果荷马犯了什么错儿，如前面死掉的士兵没隔几行又出来了；如有一句或几句诗出现了毫无变化的重复；如有些内容看似是在后期强加进去的；如出现连荷马研究者都看不懂的古代词汇——这些都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纂修官们需要发挥判断力的时候。在他们看来，荷马需要一个单一稳定的标准。

在亚历山大港的编纂本面世之前，荷马并不是一个古代丰碑式的、标杆式的存在，而是多个纷扰不断、喋喋不休的声音。古代的学者们所引用的荷马诗句，有的并未出现在亚历山大港的编纂本中。有时候，某张莎草纸记录的《荷马史诗》文本与后世所熟知的某些诗句很不相同。不同的希腊城邦有其各自不同的荷马，克里特岛 [26] 、雅典……均是如此。在编纂工作开始的时候，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已经知道多个荷马版本，如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哥斯古城（Argos），位于黑海海滨、现属土耳其的锡诺普（Sinope），还有希腊西部的马萨里亚 [27] 。除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外，希腊史诗还有很多；我们所知道的《荷马史诗》中有很多故事只是一笔带过，而这些“编外”的希腊史诗恰好填补了其内容的缺口。据说这些史诗都是荷马的作品。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手里的荷马就大不相同，并且，他为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古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公元前336年继位成为马其顿国王，在位期间东征西讨，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一个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庞大帝国。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16岁之前一直由亚里士多德任其导师。准备了一个别样的荷马，供其远征亚洲期间阅读。从此荷马的涟漪波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甚至延伸到了他征讨过的地方，继而染上了当地的色彩。那时的荷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首诗，而是一种闪烁变幻、屈伸多变的事物，每到一处都吸收容纳了当地的元素。这些不同的版本虽然仅存于古代学者所做的评注里，但它们所包蕴的史料曾让威廉·柯柏、亚历山大·蒲柏毛发悚立、惊讶不已。亚历山大港版本之前的荷马，是多种多样的。

现在看来，为了迎合罗马世界的“得体”和“正确性”，在亚历山大港编纂期间，荷马那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胡子和头发都被细细清洗梳理过了。而在这番清理之前，统治世界的是“粗糙”和“蓬乱”。从这一点来看，荷马与其他史学作者是不一样的。按常理说，誊写的次数越多，文本的质量就变得越差；但在荷马身上，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而是恰恰相反。随着《荷马史诗》的代代传承，尤其是经过亚历山大港学者们的严谨梳理之后，其文本变得愈发齐整。美国休斯敦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哈佛大学“荷马史诗多文本研究项目”主任凯西·杜伊（Casey Dué）曾这样说过：“越往前追溯，荷马文本的形式就越是多样，也越‘混乱’。”荷马并不是整齐有序的。若是怀着探根寻源的希望去研究荷马，最终只会迷失在其纷乱的枝丫里。荷马的特性即是其多样性，其本质即是“没有本质”，轻触之下，他很快就退到来时的世界里去。

关于荷马生平的争议从未停止

荷马从未存在于彼。他是擅于缺席的人，常常从人们的指缝里流走，就像一片蜡面上的一滴水银。与他有关的信息——出生地，父母，人生经历，生卒年，甚至他存在与否……全都站不住脚。荷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者是很多人？这些荷马是男是女？维多利亚时代 [28] 杰出的《奥德赛》译者塞缪尔·巴特勒 [29] 认为，《荷马史诗》的作者一定是某位出身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特拉帕尼 [30] 的女孩，且“年轻，任性，未婚”。之所以有如此论断，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在“描述史诗中的每一位女性角色时都惟妙惟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在诗中犯了一些年轻女孩才会犯的错误。比如说，男人怎么可能认为船首船尾应该有两个船舵？但是“荷马”就犯了这个低级错误，而且是两次——分别是在《奥德赛》第九卷的第483行和540行。

荷马的这种不确定性激发了很多怪癖，疯狂的事情层出不穷。中世纪的意大利人尚未掌握希腊语，却都喜欢珍藏《伊利亚特》，并亲吻其封面以求好运。“阿拉伯的劳伦斯” [31] 认为自己有资格担当《奥德赛》的译者，因为，除了共通的资质之外，他与其他希腊学者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他“曾杀过很多人”。他认为，若是手上没沾过血的话，读荷马是没有意义的。意大利一部学术著作透露说，荷马其实是瑞典人，《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地中海，其实是波罗的海。近期的另一部学术著作认为，《伊利亚特》其实是观察星象的说明书。某位荷兰人曾做过认真且巨细无遗的研究，他的结论是：荷马出身于英国剑桥郡 [32] ，而特洛伊战争其实是发生在切里欣顿 [33] 的歌革玛各丘陵（Gog Magog hills），而《荷马史诗》里的“斯巴达”其实是在西班牙，“莱斯博斯岛（Lesbos）”其实是英国的怀特岛。美国芝加哥一位名叫亨利艾特·默茨（Henriette Mertz）的专利律师曾举证说，海中女神卡吕普索其实是生活在亚速尔群岛 [34] ，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 [35] 描述的其实是芬迪湾 [36] 的潮汐现象；而瑙西卡和她的父亲其实是生活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

这种争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46年-120年）就认为，卡吕普索的岛屿其实是在北大西洋，距离不列颠岛5天航程，也许就是法罗群岛 [37]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早的历史文献，都记录有《荷马史诗》中的远古时代的信息；其中有些中世纪的手稿，现存于欧洲的一些大博物馆中。这些手稿同样有翔实的记录，但与其他荷马文献一样，它们也都是杜撰的。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图书馆中，藏有一份14世纪的手稿，其中记录了荷马的生活、工作和唱诗活动；此份手稿中说，荷马出生、生活在土耳其海岸不远处爱琴海里的希俄斯岛（Chios）上。据一份现存于罗马国家图书馆里的9世纪的手稿记载，荷马出生在士麦那 [38] 。有一个说法是荷马出生在伊萨卡岛。此说法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据称出自是奥德修斯的孙子之口；还有一个说是罗马皇帝哈德良 [39] 询问德尔斐的皮提亚 [40] 时，后者如此答复。有人说，荷马生活在阿格利斯半岛（Argolid），那是阿伽门农所统治的迈锡尼的一个地区。有人说，荷马生活在希腊北部荒芜、未开化的塞萨利（Thessaly），亦即阿喀琉斯出发的地方。据一份现存于罗马的手稿所说，荷马生活的地方其实是在埃及，因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有彼此亲吻的习惯，而这是埃及人的传统习俗。罗马人也来添乱，说荷马是他们的同胞。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外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里的皇家图书馆存有一份11世纪的手稿，上面所述的荷马的出生、生活地点是希腊雅典。有些史料宣称，荷马出生或死亡，至少是曾经生活在希腊基克拉迪群岛（Cyclades）中的伊奥斯岛上（Ios）……换句话说，荷马的故乡有千千万，却无一准确。

荷马的人生就是以这种方式潜伏在欧洲人的想象中。他记录在文献档案里，却又如谜一般虚幻。所有这些文献记录，都被认为是一个观点的共同出处，那就是荷马应该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而笼罩在它上方的，是一大块疑云——荷马真的来自以上所述地方吗？即便是以古代人的传统来衡量，荷马也像是一团雾，像是细微的迹象；他更像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庞大，影响深远，却并不存在。

在这一团乱麻般的模糊文献中，冒出了一两个振奋人心的线索。罗马国家图书馆中藏有一本9世纪的《荷马的人生》；其作者不详，但他收集整理了前人的定论，并引用了现已遗失的亚里士多德所著《诗论》。“亚里士多德说，伊奥斯岛上的人留有记录，说荷马是某位与缪斯共舞的神灵——亦即希腊语中daimon——的后代。”荷马的母亲是伊奥斯岛的居民，她与这位神灵交合，生下了荷马。这种观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就像耶稣、像阿喀琉斯一样，荷马是神与人的后代。他的体内不仅流淌着神的血液，还有诗的灵感。所以，就像伊索 [41] 并无其人，只是诸多传统寓言的“代言人”一样，荷马也只是希腊史诗的替身而已。

亚里士多德用于描述此人神结合时刻的词，带有很多绝妙的含义。希腊语中的“共舞”一词是“synchoreuo”，意思是“加入到歌舞之中”。所以，缪斯女神与荷马的神灵父亲所加入的“choreia”，是一场歌舞——有说话，有音乐，有舞步。“choreia”一词的本意是舞曲，其拓展意是任何有序的环状物或转圈动作。甚至基克拉迪群岛——伊奥斯岛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像一个大圈一样包围着神圣的提洛岛；所以基克拉迪群岛也被认为是“choreia”。究其本质，这个词其实可以表示任何美丽的、动作一致的转动，特别是星座的转动。所以，在荷马那谜一般的血统之下，是一个共识——他的诗即是宇宙的乐章。

还有一个说法，据称出自公元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笔下，但其著作已经佚失。他直截了当地说，荷马的故乡不在人间，他的先人来自“天界”。“他不是凡人之子，卡利俄佩 [42] 是他的母亲。”卡利俄佩是史诗之神。她的名字意思是“声音悦耳”。她的父亲是强大的众神之主宙斯，母亲是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现代人的认知。它甚至有些令人不快，因为它太过玄幻，总是令人联想起天主教堂穹顶上那些模糊的圣经图画；但它说的似乎有些道理。没有人名叫荷马，他的诗句都是记忆和影响力的后代，是有着美妙声音的缪斯女神的子孙。这种神话般的解释，恰好弥补了史料和地理学的空缺。荷马就是两部史诗。没有人认识一个叫荷马的人，把荷马当人来看反而没什么用。所以，更简单也更好的办法是——把荷马抽象化，把他看作人们收集传承下来的远古伟大事迹的替身。而荷马的两部史诗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开篇，都是先将缪斯女神称作神母——权力和能力的源泉——然后请她讲述下面的故事。

荷马（Homer）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发音是一个短音“o”，后接一个长音“e”，即“Homeeros”。乍听起来似乎有些怪。这个词源自一个遥远的世界，意思是“盲的”——至少在莱斯博斯岛的希腊方言中是这个意思。从其意思可以推断出，荷马是个盲人；但这种说法同样引发了古代学者的激烈争论。

“荷马”这个词或许还有更古怪的意思：“连接”或“结合”。所以，“荷马”也许是一个通过诗的形式将某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的那个人，若不是他，这些东西就会分崩离析；比如说：他把流传下来的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组合到了一起，或是把故事与听故事的人结合到一起。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传说，而这种说法在荷马的所有古代传记中都有记录：荷马并非作者本名，也许只是他瞎了之后，或是被俘之后（据说荷马是战俘，被抓后沦为人质）人们对他的称呼。在这种说法里，荷马的本名是“Melesigenes”，也许是因为他出生在梅勒斯河畔（Meles）吧；这条河流经士麦那，亦即现在的土耳其伊兹密尔。更迷人的是，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照顾族人”。如此说来，荷马这个人是在照顾他的族人、他的传承、他的血统、他的缘起、他的根。荷马是照看“源头”的人，他发现、记忆并传递着远古以来的真相。以这个意思而言，荷马的本质就不在其新颖性，也不是他连接古今的能力，而在于其故事的古老。他即是回忆的化身。

所有的诗都是为纪念而书写的。有些诗本身就是挽歌。维多利亚时代的考古人员在苏美尔地区 [43] 挖掘出了最早的诗歌。这些诗是将楔形文字压在湿黏土上、晒干成型。黏土上的这些零散的诗歌大约写于公元前2600年，比记录在莎草纸上的《荷马史诗》还要早2000年。这首早期创作的苏美尔诗歌，其内容并非歌颂春光明媚的世界，而是以回顾美丽的往昔开始，歌颂了粮食女神阿什南（Ashnan）及其7个儿子。全诗以下列简单的、公式化重复的吟唱开始：

呜唻呜唻呐呐

唧唻唧唻呐呐

哞唻哞唻呐呐

白天，在那些白天，

夜晚，在那些夜晚，

岁月，在那些岁月……

诗人一直是在回顾往昔，一直延伸到你我想象力的尽头；他们的诗歌就生存在古今之间的空隙中。还有一首诗歌，发现于伊拉克的乌尔 [44] ，其书写年代与上一首诗相同。诗里说的是让诗人去——

照顾好古老的事物，使其免遭忽视之祸。

一切都不可忽视，

让他致力于唱诗。

让书记员一旁伺候，将这些古老的诗歌记录，

让唱诗者做好准备，将这些诗歌唱给他听。

如此一来

这些诗歌将永存于记录之中

如此一来

我的颂歌就永不磨灭

如此一来

我的诗句就不会在传承中遗忘。

这首诗所说的，其实就是“Melesigenes”——荷马的本名——的意思。大家也许认为荷马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复述者，复述着族人的传说；但他远不止于此，他本身就是一个接力棒，是记忆中的诗句所珍藏的古老意蕴。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传说，它常常出现在年代久远的虚构的传记里，暗示了荷马与有序的世界无法相容。其版本有很多，其中最逼真的一个记录在11世纪的某份手稿上；这份手稿现存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外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里的皇家图书馆里。传说是这样的：

迟暮之年的盲人荷马坐在海边。这里是基克拉迪群岛中的伊奥斯岛。他流浪了一辈子，在希腊各地吟唱他的诗。这里不是他的家。双目失明的荷马孤独地坐在沙滩上，这时他听到几个渔夫走上沙滩，朝他走来。他们这是刚刚出海归来。荷马朝他们喊道：“阿卡狄亚 [45] 的渔人们啊，咱们的收获怎么样？”（此处并未说明为何荷马身在基克拉迪群岛，却又出来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卡狄亚。）此处他用的称呼是“咱们”，稍带些亲热，或许是一些讨好的意思。渔人们的回答并不和善：“抓住的都扔海里了，没抓住的都带回来了。”他们如此说，其意思是此次捕鱼一无所获，但是坐在海上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们就在彼此身上找虱子。逮到的虱子，都掐死扔海里了；没逮到的虱子，就还藏在衣服里被他们带回来了。

这本是一个玩笑，一个谜语，是对一位眼盲老人的戏弄，但荷马没能领会过来。被寂寞和忧愁纠缠已久的荷马，在未能理解这句玩笑话之后不久，就死在了伊奥斯岛上。他的碑文是自己早就写好的：

这块土地下面，长眠着一位圣贤，

他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谱写了美丽有序的篇章，

他就是神圣的荷马。

据这个流传已久的传说所述，最终导致荷马之死的，是那个浅薄的玩笑，是对他眼盲的嘲弄，甚至是别人身上缺少的高尚品格。如此说来，荷马就是一个“外人”；他游离于我们的视野之外，他不属于这个人们相互熟悉的世界，他徘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边缘。他无法融入常人的生活，甚至无法理解其中愉快的喧闹；他仿佛是在苦行，却带着一种壮丽，以及一个紧迫的、别样的现实。

以赛亚 [46] 可谓荷马同时代的“邻居”。他也是一位传播智慧的人，其生卒年和确切身份模糊地散布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与他一样，荷马也是所有伟大先知的原型：他是荒原上的李尔王 [47] ，是瑞士比尔湖（Lac de Bienne）中小岛上沉思的卢梭 [48] ，是拦住了新郎门前贺喜宾客的老水手 [49] ……荷马存在于他的另一个世界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我们有着无法理解的隔阂；他的世界如此遥远，以至于身边环绕起了超然的幻想。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空间，而他的伟大不断延展，将其填满。

这里所说的，并非荷马对现代的影响，而是对古代希腊的影响。他就像来自遥远古代的声音，甚至是来自那个无声世界的声音；这个声音，不受现代世俗的限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荷马并非描述了英雄的世界，他本身即是英雄的世界。正如他的碑文所说的那样：他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谱写了美丽有序的篇章；所谓“kosmos”，在希腊语中即表示有序、世界、美丽、荣耀，这个词在《伊利亚特》中曾经出现，用于描述首领们整顿军队准备战斗；这个词，还用来描述诗人遣用故事中诸多元素的方式。这些特质可谓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现。只要是与英雄事迹有关的东西——高尚、直率、活力、宏大、对真相的无比尊重、勇气、敢作敢为、连贯一致、真实——都是宇宙的一个方面，而以上都是“荷马”的含义。

[1] 拜占庭（Byzantine），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即东罗马帝国，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帝制国家。核心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领土也曾包括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极盛时领土还包括意大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高加索和北非的地中海沿岸。是古代和中世纪欧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对于今日的东欧各国有很大的影响，其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史料、著作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也为中世纪欧洲突破天主教神权束缚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历史。

[2] 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公元前30年），或称托勒密埃及。是在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将军托勒密一世所开创的一个王朝，统治埃及和周围地区。亚历山大港是托勒密王国的首都，也是当时希腊化世界的重要文明中心以及贸易枢纽。

[3] 威廉·柯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和圣诗作者，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1791年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希腊文翻译成了英文。

[4] 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e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德国文献学者、评论家。

[5] 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指对荷马的身份、《荷马史诗》的原创作者、《荷马史诗》的史实性（尤其是《伊利亚特》）的疑问和争议。

[6] 佛罗伦萨（Florence），意大利中部城市，15至16世纪时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也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

[7] 德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1423-1551），希腊著名学者、政治家、哲学家、外交家。

[8]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中世纪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以史诗《神曲》留名后世。他被认为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西方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9]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他以其十四行诗著称于世，为欧洲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世人尊他为“诗圣”。他与但丁、薄伽丘齐名，文学史上称他们为“三颗巨星”。

[10] 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scorial），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全称“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王家修道院”，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西北约50公里处的瓜达拉马山南坡。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宗教建筑之一。该建筑名为修道院，实为修道院、宫殿、陵墓、教堂、图书馆、慈善堂、神学院、学校八位一体的庞大建筑群。

[11]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旧名，它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12] 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1486-1570），意大利佛罗伦萨雕刻家、建筑师。1505年赴罗马，研究古建筑及雕刻，并受雇于教皇，修复古雕像。1527年任威尼斯首席建筑师。

[13] 莎草纸是为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载体，它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莎草纸在干燥的环境下可以千年不腐。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莎草纸，并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甚至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

[14] 亚述学（Assyriology）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语言、文字、社会和历史的学科。

[15] 《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埃及神话中的死神，中国大陆更习惯译成奥西里斯。

[16] 埃阿斯带来12条战船，狄俄墨得斯带来80条战船。

[17] 巴比伦（Babylon），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国都巴比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致在当今的伊拉克共和国版图内。

[18] 尼尼微（Nineveh），意为“上帝面前最伟大的城市”。西亚古城，是早期亚述、中期亚述的重镇和亚述帝国都城，最早由古代胡里特人建立。位于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

[19] “……我们要请荷马与其他的诗人不要生气，假如我们勾销了这些以及相似的段落，这倒不是由于它们是坏诗，也不是由于它们能悦一般人的耳朵，却是由于它们愈是美，就愈不宜讲给那些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青年人与成年人们听……至于我们的城邦中，我们只需要一种诗人与故事的作者，他的作品必须对我们有好处，必须只模仿好人的语言，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的设计教育时定的一些规范。”

[20] 泽诺多托斯（Zenodotus，前280年），古希腊文学家，荷马学者。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第一个校注者，并将其编为24卷。

[21] 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5年-公元前230年），古希腊第一个著名天文学家。他是历史上最早提出日心说的人，也是最早测定太阳和月球对地球距离的近似比值的人。

[22]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

[23] 出自《圣经》，上帝耶和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类的祖先男人亚当，再用亚当的一个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并安置他们住在伊甸园中。《圣经》记载伊甸园在东方，有四条河从伊甸流出滋润园子。这四条河分别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基训河、和比逊河。

[24] 出自《圣经》，“洪水泛滥地上40昼夜，水往上涨，把（诺亚）方舟从地上漂起。”

[25] 亚伯拉罕，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同时也是传说中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

[26] 克里特岛（Crete），位于地中海北部，是希腊的第一大岛。塞浦路斯（译注：Cyprus，地中海东部岛屿）。提洛岛（译注：Delos，爱琴海西南部的希腊岛屿）。

[27] 马萨里亚（Massalia），即现在的法国马赛。

[28] 一般认为是1837年至190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的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其领土达到了3600万平方公里，其经济占了全球的70%。

[29]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是一位反传统英国作家，活跃于维多利亚时代。两部最有名的作品是乌托邦式讽刺小说《埃瑞璜》和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他是基督教、演化思想史、意大利艺术、意大利文学史研究家。他翻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版本沿用至今。

[30] 特拉帕尼（Trapani），位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特拉帕尼省的一个城市。

[31] 即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年8月16日－1935年5月19日），是一位英国军官，在1916年至1918年的阿拉伯起义中担任英国联络官。劳伦斯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解放事业的贡献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和接受，其事迹已成为英国军事历史上的著名传奇。

[32] 剑桥郡（Cambridgeshire），英国英格兰东部的郡。

[33] 切里欣顿（Cherry Hinton），位于英国剑桥郡，在剑桥市郊区。

[34] 亚速尔群岛（Azores），位于大西洋北部。

[35] Scylla and Charybdis，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荷马笔下的斯库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六头十二臂。与另一著名海妖卡律布狄斯分别驻守在狭窄的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两侧。Scylla在荷马所著的《奥德赛》中曾经给返乡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吃掉了奥德修斯的6名船员。现实中的斯库拉是位于墨西拿海峡（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海峡）一侧的一块危险的巨岩，它的对面是著名的卡律布狄斯大旋涡。

[36] 芬迪湾（Bay of Fundy），加拿大东南海岸大西洋海湾。

[37] 法罗群岛（Faeroes），位于北大西洋，由18个岩石岛屿组成，现为丹麦的一个海外自治领。距挪威西方约602公里，苏格兰西北方约310公里。

[38] 士麦那（Smyrna），今称“伊兹密尔”，土耳其西部一港口城市。

[39] 哈德良（Emperor Hadrian，公元76年－138年），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117年－138年在位。

[40] 皮提亚（Pythia），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殿的女主祭祀。

[41] 伊索（Aesop），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著名的寓言家。他曾是奴隶，并被转卖多次，但因知识渊博，聪颖过人，最后获得自由。伊索环游世界，为人们讲述寓言故事，他后来被德尔菲人杀害。公元前5世纪末，“伊索”这个名字已是古希腊人尽皆知，当时的古希腊寓言都归在他的名下。

[42] 卡利俄佩（Calliope），希腊神话中掌管英雄史诗的缪斯，9位缪斯（文艺女神）中的最年长者。

[43] 苏美尔地区（Sumer），古地区名。在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

[44] 乌尔（Ur），古代美索不达亚南部苏美尔地区的重要城市。

[45] 阿卡狄亚（Arcadia），古希腊一山区，民风淳朴。

[46] 以赛亚（Isaiah），《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是《以赛亚书》的作者，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先知。

[47]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是英国的一个古老传说。故事发生在8世纪左右，讲述了年事已高的国王李尔王退位后，被大女儿和二女儿赶到荒郊野外，成为法兰西皇后的三女儿率军救父，却被杀死，李尔王伤心地死在她身旁。

[48]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

[49] 典故出自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名作《古舟子咏》。

第五章 发现荷马

《荷马史诗》在古雅典盛极一时

从《荷马史诗》所用的希腊文可以清晰地看出，亚历山大港编纂本的主体文本应该来自希腊雅典。在《荷马史诗》的数层诸代希腊文中，都有雅典希腊语的痕迹。除此之外，在《伊利亚特》中希腊人发兵之际，来自各地的领袖和士兵前往特洛伊，此处有一处明显而笨拙的插叙，它浓墨渲染了雅典人的重要角色，却把附近其他城邦的贡献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只有雅典人会以这种方式改动原文本。

在古雅典 [1] ，听《荷马史诗》就像家常便饭一般寻常。诵诗人都是些职业艺术家，他们将精选的诗段结合起来，用心学习传承下来的史诗文本；并且，用一种传统主义者不以为然的方式，在宴会或庆祝活动上售卖他们的服务。《荷马史诗》还被用作学校的课本，从中阅读伟人的传说，危亡时刻的壮举，面临人生抉择时人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对古雅典来说，《荷马史诗》就是一部道德选择 [2] 的百科全书。

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泛雅典娜节” [3] 上，也有吟诵《荷马史诗》的节目。尤斯坦修斯（Eustathius）是12世纪赛萨洛尼卡 [4] 的拜占庭主教，据他所说，在“泛雅典娜节”上，《奥德赛》的诵诗人身着蓝紫色衣服，而《伊利亚特》的诵诗人身着红褐色衣服。“蓝紫色代表奥德修斯在大海上的漂泊，红褐色代表特洛伊战争中的杀戮和鲜血。”若说《奥德赛》的诵诗人是腓尼基的蓝紫色 [5] ，《伊利亚特》诵诗人是英雄鲜血样的红色，那么荷马在古雅典人心中的地位就不言而明了。在这个古雅典人最神圣、最自觉的时刻，他们聚集在一起，沉浸在《荷马史诗》的传说里，如痴如醉。而诸多伟大的悲剧都从《荷马史诗》借鉴了人物和情节，将其视作本源。

爱琴海东部希俄斯岛上的一些诵诗人自称“荷马族” [6] 。他们宣称自己是荷马的后裔，持有伟大祖先传下来的珍贵史诗手稿。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暂时难辨，但确定无疑的一点是：《荷马史诗》中大部分诗文所用的希腊语，在其雅典的外层色彩之下，是爱奥尼亚语 [7] ；它是希俄斯岛上的语言，在安纳托利亚 [8] 西部地区也有人说。除此之外，在《写给德洛斯的阿波罗的荷马颂诗》（Homeric Hymn to Delian Apollo）中也有对希俄斯岛有利的证据。它以荷马式的六韵步格写成；在诗中，诵诗人如此唱道：

今后的日子里，要把我牢记于心。不论何时，若是有世间人，在看过了世间万象，受过了百般折磨之后，来到这里问道：“女孩们哪，你们觉得，在到访此地的诵诗人里，谁的歌声最是甜美？谁给了你们最大的愉悦？”你们要众口一词地回答：“是一个盲人，他住在希俄斯岛上。他的诗歌无与伦比。”对我而言，我将带着你们的名望周游四海，去到繁华的城市。那里的人也会相信，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

《伊利亚特》里同样提到了希俄斯岛的事。其中不仅描述了特洛伊附近的这个岛屿的形状，还有那里的风向、岛屿的样子，以及那里的海洋情况。荷马若是想要选一个特定的地方用于比喻，那么他的选择往往也会是这里。

希俄斯岛距土耳其海岸只有7英里。干燥的石灰岩峡谷探入山中，海边的耕地里，一眼望去，全是成片的橄榄树林、葡萄园，还有斑驳的黑绿色的乳香灌木丛——它们能产出一种清澄的可咀嚼的树胶，自古以来都是岛上的瑰宝。

现在，宽阔的海洋里已几乎看不到船的身影，只有寥寥几艘快艇，一艘渡船，或者一两艘货柜船。但在码头一侧，仍环绕着一圈咖啡店，里面传来多米诺骨牌与桌面碰撞的声音，岸边有大包的货物等待搬运。咖啡店的后面，是破旧的新古典风格的别墅。那是19世纪希俄斯岛的商人阶层的居所，他们在地中海地区来往贸易，积累了大笔财富。现在的希俄斯岛风格依旧：它是一个商业岛屿，以岛上出产的农产品为基础，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岛上仍有几个商船家族）；岛上出产的红酒曾深得维吉尔青睐，因其深红的颜色闻名地中海，此外还有辛辣的绿地橄榄油。

在希俄斯岛小镇南面很远处，是一个珍稀而非凡的荷马世界。一条狭长的公路蜿蜒着纵贯小岛。到处都是干旱的景象，天空炫目，岩石仿佛烧着了一般。岩石中有一些水池，美丽的池水藏在暗处，储存着旱地里的一丝清凉。岩坑中间即是池水，上有岩石作盖，遮挡着炽热的阳光。在这样的暴露和炎热里，这些池水仿佛是生命延续的保证。

这是一个干燥的世界。从6月初到10月底，希俄斯岛上都没有降雨。冬季的雨水渗入地下，又从这些“岩石水库”中冒出来，就像泉水一般。有了这些水，其周围有了肥沃的土壤；其他地方则只是一片枯枝干草而已。于是，希俄斯岛的风景可谓泾渭分明，两极分化：一边是绿洲，一边是荒漠；一边是人间乐土，一边则是杳无人烟。

在这样的地方，人的生计完全取决于水。有泉水——即现代希腊语中的“vryses”——的地方，就有蔬果园；希腊人说“我要去泉水那里”，其意思就是“我要去园子里”。这个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bruein”一词；这个词用于描述水的时候，意思是“涌出”“跃出”“向上冒泡”。除此之外，“bruein”还可以表示“膨胀得即将爆炸”，喻指“充盈、繁茂、丰产”。它是一个用于表示生命涌现的动词。

岛上潮湿的角落里，是长满了葡萄、无花果、李子、黑莓的蔬果园，它们即是浓缩的糖分和汁液；但在民居远处，干旱肆虐，那里的植物一边把根深扎在岩石缝里汲取养分，一边还要抵挡动物灭顶的吞食。存活下来的植物，其叶子要么苦涩不堪，要么进化成了刺状，有的甚至分出了枝丫，刺上长刺。在这里生存，远不像温带地区或森林地区那么闲散，而是浓缩而集中的：城市、村庄、聚居区……都是对稀薄的生命的反应。

迈锡尼文字书写的荷马史诗“乙抄本”

希俄斯岛的南端，是小镇安普里奥（Emporio）。这里只有一两栋建筑，一家酒馆，码头上也只有一根木桩，供渔船拴缆绳用。外面是马蹄铁状的海湾，爱琴海的海水拍打着灰色的沙滩。“Emporio”这个词对应着英语的“emporium”，意思是“商业中心”。它无疑反映了古时候这个弹丸小镇的用途。1952年6月，这里迎来了20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两位荷马学者：年轻的英国考古学家、英国雅典考古学院副院长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以及年轻的建筑师迈克尔·温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不久就发现了用迈锡尼文字书写的《荷马史诗》“乙抄本”。

他们是从海湾那里走上来的。博德曼在报告中如此写道：“今天，一位正常体质的人，空着手只需20分钟就能从海湾走到卫城，大气都不喘一口。”他们爬上山谷，站到一个干燥的、锥形山丘的顶部，俯视着山下的小海湾。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古代的小村落。这是一个小型的石头城堡，有着厚重的城墙，以抵御来袭的海盗。博德曼说，这些石头城墙的建造工艺“十分低劣”。

这不是一个大城市，而是一个穷困、废弃的村庄，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建成。在卫城的石墙外面，有几条石板铺就的台阶小路，道路两侧是单个房间或两个房间的房子，房子旁边有牲口棚和谷仓。这里只是一个生活的居所，而且，因为此后再没有增建什么东西，所以，地面上的一切都保存如初，与公元前600年被废弃时没有多少区别。山腰上长着长春花，高挑的花茎上绽开着白色的花朵。卫城里面有一个小型的雅典娜神庙。博德曼和温特里斯在里面发现了几个小盾牌，这是村里的战士供奉给战争女神雅典娜的。神庙里面还有一个megaron，即圆柱结构的大房间。这个房间长60英尺，宽20英尺，是一个集会厅。其石板地面的中央位置，有三根木质圆柱。房间里在集会时能容纳80个人。它与撒克逊人 [9] 、维京人 [10] 的会议厅不同，不是人们听《贝奥武夫》 [11] 和《萨迦》 [12] 的地方。它是此地居民的大会堂，也是卫城城墙内唯一的一个。从圆柱结构的长廊居高临下看过去，脚下的山丘和海湾一览无余。在大厅里，博德曼的发现寥寥无几，只是捡到一个陶器碎片——一个酒壶的把手，其釉质“如浓奶油一般光滑”；但是，身在今日的大厅，就能立刻感觉到一条通往8世纪荷马世界的路。

希俄斯岛的草地之外，爱琴海的水面在北风里闪烁着光芒。向海滨深处望去，灰色的山脉撤入亚洲大陆，那里的广袤和富饶远超岛屿生活的限制。公元8世纪的大海，危险无处不在；即便是在阳光之下，安普里奥也给人的感觉是踌躇不前，缩手缩脚，一派守势，就像是在光亮中消失的香烟烟气。这里的设计初衷甚是聪明：从卫城可以看到下面海湾的情形，但在海湾位置几乎看不到上面的卫城。从这里能看到岸边酒馆里的人，能看到煎锅上冒烟的烤鱼，但他们却对你的注视一无所知。

博德曼认为，当初，在这10多英亩的土地上分布着50个房子，住户约有500人。族长或首领就住在大厅里，那里就有英雄的传奇故事诵唱。这里本不宏伟壮丽，但其权力结构是粗糙而明晰的。卫城下面的平原上，覆盖着橄榄树和乳香灌木丛；海湾也在近便处，所以其居民可以出海前往其他陆地。尽管微小不堪，但这个城邦也需要守护。安普里奥可谓“封闭”与“开放”的结合体，既可偏安一隅，又可从此出发探寻外部世界。这里是一个销赃的窝点，多少与海盗有些牵连。它需要粮食以维持生计——或许是来自埃及，或许是来自黑海地区；同时卖出红酒、橄榄油和树胶换来货币。但它无法躲开暴力的影响。在安普里奥，很有可能会觉得荷马是一个远离了伟大的文明的、边缘世界的产物；而其首领，虽然无法身为宏伟事迹的一分子，却痴迷于这些英雄事迹。

如果荷马确实如我所想，是公元前8世纪的遗物，那么，到公元8世纪时，他已经有了1000年的历史；而安普里奥正是这份记忆应该得到珍视和呵护的地方。这里的年轻人在听过荷马之后，也能感受到后来济慈所感悟到的宏大和澎湃；毫无疑问，这必将激发他们对爱和暴力的幻想。就像雅典和亚历山大港一样，干旱而苦涩的安普里奥也是长链上的一环。

希俄斯岛的东岸，只生存着糙苏属植物 [13] 和荆棘。这里仅有的颜色，是被沙子洗刷过的蓝色海洋，还有石灰岩悬崖上的锈斑。不时有紫色的蓟花 [14] 从荆棘中探出头来。海浪在沙滩上冲击破碎，在一条石头小路上，我发现了一个男婴的尸体。他大概是当年春季出生，现在却躺在石头上，尸体已经枯干。由于天气干燥，尸体保存得很好。他的脖子上还挂着皮圈和铃铛，双耳钉有黄色的塑料耳标。他的小脚蜷在胸下，肋骨像一根根扁平褪色的铅笔似的从衣服下面凸起。他的嘴唇已经干皱萎缩，牙齿凸了出来。除此之外，一切完好如初，就好像是在某个干燥的日子里倒地而死。令人心颤的是，他的脑袋歪向一边，似乎想要去舔自己的侧腹。他的两个眼球都没有了，透过眼窝，可以看到脑壳里面去。这是荷马世界里的景象：残忍，完美，直接，却不知怎的，珍藏着一种对美好、温柔、宽恕的渴望。

《荷马史诗》，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些版本，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写出来的；也许是在公元前725年左右，或其1个世纪之后。在这一点上要想做到精确是不可能的；《荷马史诗》的创作时间绝非标尺下的地平线。

如若荷马是出自这个时刻，那么其史诗就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文化产物；他一边寻找未来，一边回首过去，对往昔那正直、朴素、高尚和直率怀着深深的旧情。《伊利亚特》是在回顾，而其孪生的《奥德赛》则充满了英勇的冒险精神和可能性。如果说《奥德赛》是一首美洲诗歌，那么《伊利亚特》就是它在欧洲的呼应。

毫无疑问，《奥德赛》的作者是了解《伊利亚特》的。《奥德赛》是围绕预先存在的《伊利亚特》而精心编制的，其中对很多《伊利亚特》中没有的故事细节进行了详细描写，如特洛伊木马、阿喀琉斯之死等等，同时对《伊利亚特》中已有的故事情节不再赘述。从更深层面来看，这种斟酌处理和两诗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说《伊利亚特》说的是命运以及命运对个人的要求，说的是不可逃避的过去和无法避免的死亡，说的是每个人都被天命禁锢；那么《奥德赛》所说的，就是开拓新天地、创造新生活的机会，是为个人——至少是那些杰出的人——改变既有环境和条件、与命运对抗的机会。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首诗相隔而谈。《伊利亚特》的根基是特洛伊人的痛苦，是把各方牵连其中的人祸；而《奥德赛》则不受约束，时时别出心裁。这种区别反应在两首诗中的两个主角身上：阿喀琉斯是“固定”的，暴怒是他的常态，他只知道去履行他的天命，一心想着为他的挚友普特洛克勒斯复仇；而奥德修斯是“游走”的，他四处漂泊，目睹了世间万象，无所不想，无所不为，他创新创造，改变了一切。

它们代表的，是人生的两面：或者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或者巧妙地绕开命运扔在你人生路上的障碍。这种选择其实正是《荷马史诗》所提出的问题。你想跟谁一样，阿喀琉斯还是奥德修斯？你选择固执与豪情，还是拒绝信任、怀疑一切的狡猾？是头脑简单的英雄，还是足智多谋的凡人？

《伊利亚特》蕴含的是一个更早、更原始、更英勇、也更悲伤的过去；而《奥德赛》则是向前看，它描述的是现代的贸易和冒险，并为之施加一道魔咒，从而为其中的贸易和殖民生活披上了一层奇怪而理想化的色彩。《伊利亚特》是一幅图画，画的是我们的过往和传承；而《奥德赛》看到的却是我们的现状和未来。无须为这些景象加上时间刻度：无论是回顾还是展望，它们都反映了永恒的人类境况。不论在什么年代，“现在”都是站在“过往”的台阶上，身后有所抛弃，眼前有所启迪。与所有伟大的艺术形式一样，《荷马史诗》本质上也是变迁的、逐层进化的，它总是存在于“已然”与“未然”之间。

在伊斯基亚岛寻找英雄的遗迹

也许是在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文字从近东的商港传到了希腊，其影响至今犹存、却含糊不清。那时，近东地区与爱琴海地区的交流非常频繁，工匠、食物、香料、药草、贵重金属及其冶炼工艺、神话传说、玄学思想、诗歌、故事……像洪水一般从东方奔涌而至，那里的文字也随之而来。与以前复杂的文字不同的是，简单朴素的腓尼基文字并非上层社会书记员的专享；普通希腊民众迅速将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并往其中加入了元音字母，以及ph-、ch-、ps-等腓尼基文字中原本没有的字母组合。与《荷马史诗》一样，这种新文字在希腊各地有着不同的变化，而从8世纪传下来的早期的希腊文本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伊斯基亚岛上流传下来的一件古物。

伊斯基亚岛位于希腊语世界的西端，扼守着那不勒斯 [15] 海湾的北面入口。现在的伊斯基亚岛，是一个人间天堂；它像一个精心拼制的沙拉一样，中部是高耸的埃博梅奥火山（Mount Epomeo），四周是海水浴场。这里是风湿病的天然疗养地，而满目的葱郁，又是爱琴海上的水手们向往的绿洲。它像《奥德赛》中卡吕普索女神的岛屿一样，温馨、性感、诱人，悬浮在尘世之外。太阳从维苏威火山 [16] 背后升起，下面的柠檬树和无花果树沐浴在阳光之中。叶子花和牵牛花的花丛从山腰倾泻而下。整个上午，宁静的海面上都笼着一层柔和的白雾。迷迭香的花间，是嗡嗡的蜜蜂；草丛里，是鸣叫的蟋蟀。

对铁器时代的希腊人来说，伊斯基亚岛并非仅仅意味着雅致的舒适。公元前770年左右，第一批定居者从爱琴海的埃维厄岛来到这里，建立起最早的、最靠北的、最偏远的希腊殖民地。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此地定居，是因为伊斯基亚岛作为一个防御型的商港，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其卫城高耸险峭，维科山（Monte Vico）两侧各有一个隐蔽的海湾，一个只在北面有个出口，另一个只在东面有个出口。两个海湾之间，是一个较浅的鞍状山口。这里有肥沃的火山灰土壤，松树树冠下的别墅和泳池之间，现在仍生长着一些葡萄树和果树。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考古学家乔吉奥·毕希纳在此发掘了500个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坟墓，也揭示了当初此地居民的生活情况。对他们来说，《荷马史诗》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这个希腊的石头小镇名叫匹德库塞（Pithekoussai），意思是“猿岛”。这个名字或许是源自他们初到此地时发现的猴子，或许，更有趣的，是用来形容被欧洲大陆视作粗俗或爱冒险的商人。他们满载现金，粗俗无礼，无视道德，在已知世界的边缘地带发财致富。（“pithekizo”的意思是“胡闹”“捣蛋”。）这里是一个令人瞋目却又精彩绝妙的熔炉。到公元前700年时，这里的人口已有4000，既没有怀有异心的，也没有穷兵黩武的。其中有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人，他们说着一种方言；还有来自苏尔 [17] 、西顿 [18] 、朱拜勒 [19] 、迦太基 [20] 的腓尼基人，以及来自今日叙利亚和希腊地区的阿拉姆人。在墓地里，毕希纳未发现人种分区的迹象。这里的居民混住在一起，死了也埋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很少存在种族隔阂。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世界。原料铁从厄尔巴岛 [21] 、托斯卡纳内陆 [22] 运来，在这里的铁匠区里加工，然后卖给近东地区的客户。通过贸易，这个小岛与阿普利亚 [23] 、卡拉布利亚 [24] 、伊特鲁里亚 [25] 、拉丁姆、以及对面的坎帕尼亚 [26] 建立起了联系。在铁器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就脉络的覆盖范围而言，伊斯基亚岛在全希腊可谓首屈一指。

在这些坟墓里，毕希纳没有发现任何与英雄贵族有关的物品。仅有的带刃物品只是一两把铁刀、锥子和凿子。匹德库塞的主流阶层是商人，有些人有自己的铁匠铺或铜匠铺，有些人有自己的奴隶。从他们入土的方式可以看出其阶层差异：奴隶的尸体像婴儿一样蜷缩成一团，埋在又浅又小的坑里，身边没有陪葬品；而他们的男主人、女主人和小主人，则是仰卧平躺，朴素而庄严，且伴有简单但精美的陪葬品。

匹德库塞人所用的陶器，大部分来自柯林斯和罗兹岛；而不能进口到的东西，他们就自己动手仿制。埃及样式的小金龟子饰品常常作为护身符戴在孩子身上，死了也不会摘下来；还有来自叙利亚北部的石头印章、一两个埃及彩色陶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产于非洲北海岸迦太基的精致红色陶罐，以及来自埃及的银胸针和银戒指。在一个入土时间在公元前700年的年轻女士的坟墓里，其尸体旁边环绕摆放着一些来自柯林斯的餐具和油膏罐，一共有17个，足够摆满一个梳妆台。在男士的坟墓里，也有宽腹小油瓶等陪葬品，有些高不及1英寸、宽不及1英寸；这种小型的祭品也许是葬礼上用的。一位渔夫的陪葬品是渔线和渔网；但保存至今的只有铜鱼钩和铅吊坠。这些人都是以《荷马史诗》中英雄的方式下葬的，其尸体在柴堆上烧成灰烬，然后与烧成黑炭的木柴、他们生前的财物一起埋进小坟坑里。

陪葬的这些陶器并不粗糙简陋。在其灰白色和赭色的陶器表面，点缀着大眼的海蛇和线条流畅的鱼。其中有平底的酒壶，很适合放在船上的餐桌上。有一个大盘子的花纹是一个二轮战车的车轮，也许是记录着又一个英雄事迹。有些陶罐上的图案是格里芬 [27] ，其样式可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有些上面画的是十字图案，其源头大概是里海平原 [28] 上的古印欧语文明。

融合、混杂、精神的流动，是这个小城市的识别标记。这里并非什么奢华的文化中心，但只要花上一上午时间，在匹德库塞博物馆那空荡荡的、凉爽的大理石大厅里转一转，看看这些馆藏的古代陶器，你就能感觉到2700年前在这片遥远而危机四伏的地方那震撼人心的生活情景。酒在碗中混合，在杯中喝掉，或从罐子里倒出来，渔网里拖上来闪闪发亮的鱼，货物从远方的港口或海滩装船，又在这里卖给意大利内陆满怀好奇的买家。

匹德库塞博物馆里还有令人惊喜的藏品。这是一个公元8世纪末的cratēr——用于混合酒水的碗，它产于阿提卡 [29] ，上面的花纹描述了一个混乱的世界。

其罐身为灰色，图案是急促的线条，画的是一艘在海上颠簸的船。船被大风吹翻了，船底浮在水面，船首船尾指向海底。船上的人和物都掉了出来。虎背熊腰的男人漂在海里，他们的头发蓬乱，挣扎着四肢寻找支撑物。鱼身上画着平行线的花纹，有些鱼的体形跟人一样大，有些鱼在周围旁观，轻松地游走在这片混乱之中。上方画着一排十字花纹，却也无法令这充满恐惧的水中世界变得圣洁一些。一条最大的鱼吞掉了一个人的脑袋。这是一场灾难，充满了希腊人对海洋生物的恐惧。它们都是令人厌恶的动物，就像阿喀琉斯嘲弄他的手下败将一样：“躺着吧，在鱼群中逍遥，它们会舔净你伤口上的血污。” [30] 这幅图绝非初次落笔，其线条迅疾而轻松，显然是此前已经画过很多次了。

无须将奥德修斯与这幅画联系起来；相同的还有约拿——被鱼吞掉的希伯来先知，他的故事也恰好与这个陶罐处于同一时代。这幅画说的，仅仅是铁器时代的海上生活，说的是海难，说的是满是贪婪怪兽的、能吞噬一切的恐怖海洋。 [31] 稍晚一些，在一幅描绘大型海难的西方油画中，船是其焦点；但在陶罐上的这幅画里，船被置于边缘位置，似乎与主题无关，画的焦点是人——他们头发凌乱，手脚乱舞，挣扎在生死磨难之中。以此观之，这幅画呈现的是荷马式的思维。

在匹德库塞博物馆深处的一间展室里，有一件藏品会令我们对匹德库塞人刮目相看：他们会写字。在出土的公元前8世纪的陶器碎片上，有古希腊语的片段。有一块陶器碎片上标有“Teison”字样，也许是这件陶碗主人的名字；第二块是一个杯子的陶器碎片，上面写有“eupoteros”，意思是“从这个杯子里喝更好”；第三块碎片上也是希腊文，其文字从左向右书写，就像腓尼基人的书写方式一样，并且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上面断断续续如此写道：“……inos m’ epoies。”动词“poieo”与“poetry”（诗歌）是同根词，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本陶器由×××制作而成”，这个×××的名字末尾是inos，但到底是Kallinos、Krokinos、Minos、Phalinos还是Pratinos就不得而知了。这句话绝非乱涂乱画，而是设计进了陶器的图案之中。这是欧洲最早的艺术品作者署名。

最晚到公元前750年，书写已经渗入这个广袤的、四通八达的、商业的、多语言的世界。匹德库塞只是其中之一。在爱琴海地区和爱奥尼亚海 [32] 地区保存下来很多公元8世纪的碑文或铭文，其中大多数都是口语体或日常用语，没有什么特殊的、重大的意义。它们都不是什么官方的言辞，而是一些日常交际中的俏皮话。

在伊斯基亚岛出土的一件陶器上，我们找到了荷马的影子。出土的坟墓，其主人是一个年轻男孩，大概14岁年纪，死于公元前725年左右。他是希腊人，而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他是被火葬的。这是成年人才能享有的荣耀。在他的坟墓里，他的父亲放了一些珍贵的物品：一对埃维亚岛的调酒碗，出自他们故乡岛屿的著名陶工；几个陶壶、几个陶碗、还有一些用于装饰的小油瓶。

其中有件珍宝。它并不起眼，乍看之下，只是一个原已破碎现已修补完整的酒杯，产自罗兹岛，杯口直径约7英寸，灰褐色，上有黑色饰纹，两侧各有一个短柄。杯侧的下表面有些字样，起初很难看清，但借助刻刀的打磨，三行希腊文现于眼前。其第二、第三行是典型的荷马式六韵步格。这不仅是现存的最早的文字形式的希腊诗——与《荷马史诗》首次付诸文字形式处于相同时代，也是第一个有关《荷马史诗》英雄的笑话。

在《伊利亚特》中，希腊人从一场残暴血腥的战斗中返回，美丽而善解人意的女奴赫卡墨得（Hecamede）——她是特洛伊人，被阿喀琉斯俘虏后送给了奈斯托尔（Nestor）——为伤兵们端上药酒，还有红色的烈酒、大麦饭，以及令人心动的山羊奶乳酪，再配上洋葱和蜂蜜。赫卡墨得用于调制药酒的大金杯，是奈斯托尔专门从家里带来的，它做工精美，上有黄金的铆钉，把手上面雕有金鸽，“满斟时，别人要竭尽全力，才能从桌面把它端起。但奈斯托尔，虽然上了年纪，却能轻易将其端起”。

近东地区流传着很多此类故事：巨大的、常人端不动的酒杯，是上古英雄的专属用品。在埃维亚岛上的公元前9世纪的士兵坟墓里，其陪葬品除了兵器和盔甲之外，还有一些巨大的青铜乳酪磨碎器。现在看来，它也是士兵们的战场用具之一，也许是用于制作药物，也许是用于制作零食。所以这种情况——奈斯托尔的传说，常人无法端起的杯子，埃维亚岛的遗物，酒会上美妙绝伦的女人——都有很深的渊源。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基亚岛发掘出的杯子上，以上所有因素汇聚成了一句玩笑话兼劝词：

此杯属奈斯托尔所有，乃上等酒具。用此杯饮酒，头戴王冠的美女阿芙洛狄特 [33] 将瞬间占据你的心灵。

匹德库塞的商人乱用了《荷马史诗》的典故。这个小杯子明显不像是奈斯托尔的，却恰恰与之相反：它太轻，太容易端起。里面盛的酒也不是为了治愈战场上所受的伤。它只是聚会上用的酒具。用它饮酒，不会令人记起年迈的奈斯托尔那冗长的英勇往事。杯子和里面的美酒，只会令人想起阿芙洛狄特司职的日常生活：性爱。这个从遥远故乡带来的精致酒杯，它在财富迅猛增长中珍藏至今，它与金银胸针，匹德库塞人的成功和欢愉，以及从意大利内陆送来的美丽女奴共处一堂，其作用只是饮酒催情。而酒杯上的铭文，也只是公元8世纪的一句劝词，邀你共享欢愉。

于伊斯基亚岛出土的公元前8世纪的酒杯，烧制于罗兹岛，杯身上有现存最早的六韵步格，其内容是最早有关《荷马史诗》英雄的笑话。

酒杯上的希腊文，第二、三行是荷马式的六韵步格。

遥远的过往可能常被认为是庄重严肃的。但埃维亚岛上出土的这个酒杯，对此观点做了纠正。杯子上的铭文虽是首次牵扯到了荷马，但匠人对其故事情节是如此熟悉、又如此轻松地做了引用，它所模仿的荷马式六韵步格反而颠倒了荷马的那种庄重和严肃。荷马及其史诗在公元8世纪中期到末期的希腊文化中扎根如此之深，人们甚至将其用在了父子间的玩笑话上。以上只能证明一点：公元前725年绝非荷马的源头，原初的荷马仍是遥不可及，在远方大海中闪烁着光芒。

有关这个陪葬的杯子，在其复杂的乐观和愉悦中，还有一点隐晦的悲伤。父亲将这个杯子投入14岁儿子的火葬堆中，它随之变成了碎片，考古人员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将其收集起来并修补完整。这些陪葬品所蕴含的成年人的欢愉，都被死亡拒在这个男孩身外了。而这又是荷马世界的浓缩：《奥德赛》中所承诺的欢愉，却套上了《伊利亚特》中“人终有一死”的枷锁。

[1] 古雅典（Classical Athens，公元前508—公元前322），是一个古希腊城邦，位于阿提卡平原，核心是高地卫城。在古希腊文明中，它在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发展出了人类最早的民主政治体制。特别是在黄金年代，雅典成为希腊城邦中的人才荟萃之地，许多闻名后世的学者、文学作品、建筑物都出现在这个时代，被认为是全希腊的学校，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

[2] 道德选择（moral choice），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面临几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时，依据某种道德标准在不同的价值准则或善恶之间进行自觉自愿的选择，做出符合一定阶级或社会道德准则的决定。

[3] 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又名Panathenaic festival），古希腊宗教节日。起初每年在雅典城举行一次，后改为每四年举行一次。节日期间，雅典所有属地的代表都要到雅典城参加庆祝。届时，人们要向雅典娜奉献一件崭新的绣袍和动物祭品，并举行盛大的体育竞技和音乐比赛。

[4] 赛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希腊中北部港口城市。

[5] 腓尼基是希腊人对迦南人（Canaan）的称呼，迦南一词在闪米特语的意思是“紫色”，这同他们衣服的染料有很大的关系，迦南在希腊语中的意译便是腓尼基。

[6] 荷马族（Homeridae），又译“荷马后人”，是个有组织的活动群体，类似于后世的（同业）行会。行会成员最初可能由荷马的子孙和亲属组成，以后也吸收其他吟诵诗人入会。后者常对《荷马史诗》进行各种自以为有必要的改动，包括大幅度的增删。行会成员中或许有某种形式的手抄文本流传，《荷马史诗》最早的抄本（或录本）很可能出自他们的手笔。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或许正是他们的活动传播和扩大了荷马的影响，也为荷马是“希俄斯岛上一位盲诗人”的说法奠定了基础。

[7] 爱奥尼亚语（Ionic），又译伊俄尼亚，爱奥尼亚人是古希腊人的一个重要分支，原先栖于希腊本土，后受多里斯人逼迫，由雅典一带向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移民。

[8] 安纳托利亚（Anatolia），亚洲西部半岛小亚细亚的旧称。

[9] 撒克逊人（Saxon），日耳曼人的一支，最早居于波罗的海沿岸和石勒苏益格地区，后内迁至德国境内的尼德萨克森一带，称为撒克逊人。公元5世纪初撒克逊人北上渡海，在高卢海岸和不列颠海岸登陆入侵。史学界为了区分，把在不列颠定居的萨克森人称为撒克逊人。

[10] 维京人，泛指北欧海盗，他们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北极广阔疆域，其祖籍是挪威、瑞典和丹麦。

[11] 《贝奥武夫》（Beowulf），欧洲最早的方言史诗，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甫的英勇事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

[12] 《萨迦》（sagas），尤指古代挪威或冰岛讲述冒险经历和英雄事迹的长篇故事。

[13] 被子植物门木兰纲野芝麻亚族下的一个属，该属多为多年生草本。

[14] 多年生草本植物，菊科蓟属。花紫色，可入药，亦称“大蓟”。生长于海拔400米至2100米的地区，一般生于荒地、草地、山坡林中。

[15] 那不勒斯（Naples），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

[16] 维苏威火山（Vesuvius），意大利西南部的活火山，位于那不勒斯湾东海岸，是世界最著名的火山之一，海拔1281米。

[17] 苏尔（Tyre），现黎巴嫩城市。

[18] 西顿（Sidon），现黎巴嫩西南部港口城市。

[19] 朱拜勒（Byblos），黎巴嫩一古城，位于地中海岸边，贝鲁特以北42公里。该城自新石器时代便已建城，约有7000年历史，被认为是“延续至今的最古老城市”。

[20] 迦太基（Carthage），现突尼斯城市。

[21] 厄尔巴岛（Elba），意大利西岸岛屿。

[22] 托斯卡纳内陆运（Tuscany），现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

[23] 阿普利亚（Apulia），现意大利城市。

[24] 卡拉布利亚（Calabria），现意大利一行政区。

[25] 伊特鲁里亚（Etruria），意大利中西部古国。

[26] 坎帕尼亚（Campania），意大利一行政区。

[27] 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

[28] 里海平原（Caspian），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内陆交界处。

[29] 阿提卡（Attica），希腊首都雅典所在的行政区，也是古希腊对这一地区的称呼。

[30] 出自《伊利亚特》第二十一卷。

[31] 1934年，在现雅典集会场（Agora in Athens）地区的一个水井里发现了一块长须鲸（成年长须鲸平均身长可达60英尺）的肩胛骨，与其同时被发现的陶器，其年代比伊斯基亚岛上发现的cratēr还要稍早一些。可怕的大鱼无疑已经游进了《奥德赛》的世界。这块肩胛骨也许是被屠夫或鱼贩用作切板。

[32] 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地中海的支海。在希腊（西）、西西里岛（东）和意大利（西和西北）之间。

[33] 阿芙洛狄特（Aphrodite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

第六章 陌生的荷马

匹德库塞出土的这个酒杯，体现了文字形式的荷马的局限性。它就像是个时间的悬崖：站在崖顶，后退，眼前的陆地就会消失不见。在公元8世纪之前那个动荡虚幻的世界里，荷马尚未有文字载体，只存在于知道他的人的头脑中。

对现代文明而言，那种境况无疑是令人百思不解的：如此重要，如此丰富的作品，怎会没有实物载体？希腊人对自己的头脑就如此有把握？在苏格兰故乡时，我有时会到房子不远处的海边悬崖上，看着脚下的管鼻藿在400英尺的空中盘旋。一圈又一圈，这些海鸟在这块空域自由地画着圈子，重复而完美；它们在阳光和悬崖的阴影之间出入，面对涡流，几乎不用动一根羽毛，就能从容而冷静地应对身边气流的变化。然后我就想到，也许，就像管鼻藿的飞翔一样，荷马也有一个思维的模式。不用专门去记忆，而是在一遍遍重复中熟稔于心；这一次次的重复，既非完全一样，又无太大区别。大家甚至会发现，在这种微调的模式里，你所获知的东西，是那些死板固执的人永远无法触及的。“飞翔”存在于飞翔中，而不是在记录里。所以，真正走进了误区的也许是我们，而非荷马。现存的3000种语言中，只有78种有自己的文字，其余只存在于人的脑中口中。语言——人——本质上说就是口头存在的。

20世纪之前，没有人会想到荷马竟然可能以这种奇怪而无形的形式存在。人们一直认为，荷马跟其他诗人一样，其作品是“写”出来的。维吉尔、但丁、弥尔顿等人不过是如法炮制而已。大家所争论的也只是：为什么这些诗在有些地方写得如此糟糕。他为什么不把诗写得好一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内部，漏洞、矛盾百出，任何一个自尊心强的诗人都不会允许这种拙劣的情况出现。

荷马研究界大咖帕里的新见解

亚历山大·蒲柏认为，18世纪剑桥大学者理查德·本特利 [1] 是同时代的人里最愚钝的一个。在《愚人志》中蒲柏曾这样描述本特利：“那双挑剔的眼睛，就像充满智慧的显微镜一般，看得见毛发和毛孔，纤毫毕现。”而本特利认为——

荷马创作了一系列的诗歌和叙事诗片段，在庆典上和节日里为人诵唱，挣点小钱，赚些欢呼。他为男听众诵唱《伊利亚特》，为女观众诵唱《奥德赛》。这些零散的诗歌并非一首史诗的片段且有所关联，直到500年后才组成了一个整体。

本特利认为，荷马并非什么天才，他所做的只是收集和编纂而已；也许与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来的学者甚至认为，《荷马史诗》的作者并非一人，而是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诗人。其作品被伟大的雅典人，甚或是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编纂成册。荷马走下了神坛。学者们赢了。于是，19世纪学界的争论就活跃在两派人之间：一是认为荷马是很多人的多元派，一是仍然认为荷马是一位天才的一元派。

这个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元荷马”所带来的震撼和晕眩感。如果荷马分裂成了很多民间小诗人，那么西方文明的一座丰碑将土崩瓦解。尽管如此，这些争议却构成了一个前提条件，为20世纪早期一位深爱着荷马的杰出人物的巨大发现做了铺垫。

密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是荷马研究界的大神级人物。除他之外，再没有人将荷马的现实世界展现得如此清晰。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正像他的同代人所描述的那样——他整洁，专注，“温文尔雅，言辞犀利，做事心无旁骛”。

帕里身上并没有什么独到的闪光之处。他曾做过一年时间的农夫，以饲养家禽为业。他与沃特伯里 [2] “音响专业公司”（Sound Specialties Company）的技术人员一起，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录音设备，无须每隔4分钟就得停下来更换磁带。随后他携妻带子去了巴尔干半岛，踏上了录音的冒险之旅。白天他四处收集地方史诗，晚上就模仿着唱给妻儿听。后来他在哈佛大学做了助理教授。他在城市的饮用水水库里为他的大白狗洗澡；他头戴一顶黑色大帽子在校园里游荡；他用拉弗格 [3] 、阿波利奈尔 [4] 、艾略特 [5] 、卡明斯 [6] 的诗来款待他的学生。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家时说克罗地亚语，早期有关荷马的文章和论文是用法语写成，就是他把荷马从学术界的荒漠拉回到了绿洲中。

帕里1902年6月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是一名贵格会教徒 [7] 。贵格会的教义强调生活简朴，不参与任何世俗娱乐活动；所以他少年时期远离了外界的纷扰。后来他考入伯克利大学，专业是古希腊文化。他在伯克利大学的硕士论文中，提到了一个观点：荷马既非一位独创了《荷马史诗》的天才诗人，也不是编纂到一起的零散的民间传说；而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结合体。荷马是一位遵循了伟大传统的诗人，而这个传统具有极深的渊源和众多的来源。《荷马史诗》是一个人编纂而成，而他是站在了众多前人搭建的金字塔尖上。如若没有脚下的金字塔，荷马不可能站到如此高度；而构成金字塔的，不仅有传承中的前辈诗人，还有他们的听众。荷马的史诗就在这一整套的假想和期望中徜徉。荷马是一个复数名词，是一整个文化凝固保存下来的词句。在史诗演化的不同时刻，它们也许稍有不同，但无须假设，之前的诗句一定是比后期诗句更粗糙更拙劣的。无论在哪一时刻，诵诗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表演；听得得法，远古的声音和意义才会进到你的耳中心中。

帕里是一个浪漫主义学者，他热爱古老文化的那种韵味以及它与20世纪美国文化的不同。济慈对荷马的那种痴迷，在帕里身上也有。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古典主义学者大多出身于精英和贵族阶层，他们把荷马视作同时代的产物。他们认为，荷马那些颂扬荣耀和牺牲精神的诗句可被采纳，借以解说与时代相符的高尚生活。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荷马“洗干净”，让他变得更像他们这些人一样，把他修磨成古典样式，去掉其重复出现的诗句，再注入文雅的成分。在翻译时，要像蒲柏所做的那样，用更赏心悦目的词句将原本粗糙的古希腊语遮盖。

而对帕里这位来自奥克兰的美国人来说，这绝不能是他研究的起点。对他而言，荷马既陌生又遥远。只有意识到这种距离，才能真正理解荷马。帕里的引路灯是欧内斯特·勒南，亦即马格尼聚餐中的主角之一。勒南一贯认为，要想理解过去，只能从其原汁原味的文本下手。他曾如此写道：

如果不能深入到当时人们所构建的个人生活和道德生活里去，不能置身于他们的社会环境，不能亲眼看见并亲身感受当时的情景，不能有片刻时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话，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一部早期文学作品的全貌和本原？

在帕里的论文里，曾多次引用这一自由主义的、人类学的荷马理解方式，但在当时的古典主义学界，这种观点过于超前了。而且，这种对古代文学的洞察，其关键就在于探究诗句的本质。帕里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其诞生、成型的那个世界，《荷马史诗》从本质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他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史诗中的英雄和事物始终伴有固定的、有时是不甚搭调的形容词和绰号，这种写作规律是《荷马史诗》的基石；二是史诗中的词句所起的作用，而这是“荷马”——公元8世纪那位将其付诸纸笔的书记员——未能理解的。

1922年，伯克利大学古典文学系的导师对帕里说，如果他继续硕士阶段对荷马写作规律的研究的话，他将拿不到博士学位。后来帕里在家里养了一年的鸡，可这显然不是一位美国古典学者该干的事儿。巴黎似乎是个大有可为之地，所以，22岁的他又去了巴黎，在巴黎大学修博士学位。他着手研究的，似乎有些晦涩难懂；但事实上，它正是通往青铜时代思想世界的一条通道。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所有古典主义诗歌的理念。《荷马史诗》并非某位天才诗人的独创，而是年代久远的传承，它经过历代文化的次次修整，最终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它有时就像制陶的工艺或在陶器上作画的工艺一样，是口口相传逐渐成形的。《荷马史诗》是大量口传成形的诗歌，不是写实主义 [8] 的作品；它像歌剧一样有别于现实，且有着自己的创作规律。在史诗的世界里，其主导因素是韵步。

《荷马史诗》本质上属于“hexameters” [9] ，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六步”，因为在每行诗里都有六个韵步，而这行诗里的每个字（词）都要套进固定的韵步里去。这种格律本质上是对语言有严格要求的。在每一个六韵步里，语句的构成方式有所不同。请看下例：

— u u | — — | — ^ u u | — — | — u u | — —

Down in a deep dark hole ^ sat an old man chewing a beanstalk.

— u u | — — | — ^ u u | — — | — u u | — —

Out of his mouth came forth ^ yester day’s lunch of jelly and cream.

由一个长音两个短音构成的韵步（如例子中的“Down in a”）称作“dactyls”——“扬抑抑格”（又称“强弱弱格”或“长短短格”）。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表示手指，即“daktulos”，描述的是手指的样子：一个长关节加上两个短关节；而且这个词也是由一个长音两个短音构成的，其本身即是一个“扬抑抑格”的词。由两个长音构成的韵步（如例子中的“deep dark”）称作“spondee”——“扬扬格”（又称“强强格”或“长长格”），这个词的希腊语意思是奠酒祭神，即把酒洒在地上向神献祭；而且这个词也是由两个长音构成，本身就是一个“扬扬格”的词。绝大多数韵步既可以是“扬抑抑格”也可以是“扬扬格”，但有一个死规定：第五个韵步常是一个“扬抑抑格”（如例子中的“chewing a”），第六个即最后一个韵步往往是一个“扬扬格”（如例子中的“beanstalk”）。

在实际表演中，以上诗句常常会有变化：如扬扬格的“old man”可能会换成扬抑抑格的“suffragette”；而用于修饰“hole”的扬扬格的“deep dark”可能会变成一个扬抑抑格的修饰词。这种格律并非一种枷锁，而是为了方便人们记忆，方便故事的行文。

每一行诗里都有一处停顿（在例子中，“hole”和“forth”两个词后面的“^”符号即是）。这种停顿称作“caesura”，即“节律的休止或停顿”。有了它，一句诗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前后两截。在现实中，《荷马史诗》的格律有很多变化，但它是全诗的基底结构，是变化与节奏的统一体，决定着诗句的组成方式。它是诗句的发声规律，虽然与任何人说话的方式都不相同，但体现了希腊人的英雄世界。

帕里认为，在《荷马史诗》中按照这种节奏性重复的方式组成的诗句里，有比例惊人的诗句是由现成的元素组成的；而这些现成的字词经过代代演变，为的正是适应六韵步格的套路。任何一个按照格律诵唱《奥德赛》或《伊利亚特》的人，都有现成的、能极其轻松套用这种格律的字词。在《荷马史诗》中，近三分之一的诗句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完全的重复，或者是重复了全文中的某个字词。在全部27803句诗里，有9253句是重复的。一遍又一遍，反复叙述同一件事，或同一件事稍稍换了表达方式，这正是《荷马史诗》的根基所在。

蒲柏认为，诗歌的卓越之处在于“所思常有，妙笔罕至”；荷马的理念则恰恰相反：要用司空见惯的方式把真实的事物表达出来。所思常有，表达也近乎一致。荷马本质上是反对标新立异的，为了保持诗歌的真实性，他套的是固定的六韵步格律，用的也是前人传承下来的字词。他的诗，与纺织、造船一样，其工艺亘古不变。在历经无尽的考验，历经无数成功和失败之后，他的史诗终于找到了将素材利用、组合起来的方式，有效，坚固，可靠而真实；可以应对夜间的大海和风暴，可以保持其优雅和价值，就像其丝线在烛光中也能闪闪发光；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代代传承。

若论程式化用语的使用，首当其冲的当属荷马对英雄和诸神的称呼。他们的名字前面往往缀着形容词或修饰性的短语，位于一行诗的第二截，刚好填补了诗句停顿处至结尾处之间的空档。比如说，在荷马诗句里需要填补的空档中，上例中的“old man chewing a beanstalk”就可以一遍遍反复使用。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37位主要角色的名字之前都有此类程式化的用语来填补诗句的空处。如“polutlas dios Odysseus”——“饱受苦难的神样的奥德修斯”——就一共出现了38次。除此之外，还有“podarkis dios Achilleus”——“捷足的神样的阿喀琉斯”；“bouopis potnia Hera”——牛眼的女神赫拉；“thea glaukopis Athene”——“猫头鹰眼的女神雅典娜”；“anax andron Agamemnon”——“民众的王者阿伽门农”……如此等等。与之类似的程式化词句，往往还会出现在诗句的其他位置，如“他如此答道”“她微笑着说道”等等。如此一来，整句诗、整个诗段里的用词，就不仅仅是为了这些词的语义强弱；而是一种手段，只为保持这种乐律，让各种角色都活灵活现地不断浮现在诗句表面。

一旦了解了这种重复规律（在荷马的译本中往往没有体现）的精髓，再看荷马的这两首诗，它们就会变得非常陌生，在时间和思想上与我们愈发疏远；以至于其中的故事和角色就像能剧 [10] ，或一种神秘的众所未闻的礼拜仪式一样，只有揭开其程式化的面具，才能看得到其中真相。特洛伊战场上的勇士们，奥德修斯十年的外乡漂泊，都变得像是用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写就一般，形同陌路。这就是勒南的观点：接受“过往”的陌生感，而不是把我们的意志和猜测强加其上，将这些位于人类意识另一端的事物变得“清晰”起来。

帕里曾如此写道：

《荷马史诗》里，诗人并不是自选用词、费尽力气去保持韵律。这些东西早已经过了数个世纪的积累——其措辞，其遣词用句，其韵律，一直是整个民族喜闻乐见的。

为了保持乐律的完整性，诗中这些随手拈来的词句甚至常常讲不通：即使是在白天，天空也是“繁星点点”；待洗的麻布竟然“闪闪发光”；一个人刚刚被杀、现已身在冥府，他的鬼魂却称奥德修斯为“饱受苦难的神样的奥德修斯”；克吕泰墨斯特拉 [11] 的奸夫埃癸斯托斯（Aegisthus）、杀死了阿伽门农的凶手，其修饰词竟然是“清白的”；船被变成石头之时竟然是“迅捷的”……到了《荷马史诗》成形时，这些描述词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拒绝为希腊人作战，而是躲在帐篷里没完没了地读书，那时他并不是“捷足的”；在特洛伊城下的诸多希腊统领中，奥德修斯也并不是“饱受苦难的”……据帕里分析，这些修饰词之所以变成了有用的“填充物”，只是因为它们符合六韵步格的要求，是传承下来的惯例，而与诗句要表达的意思毫无关系。

这是对传承至今的荷马的扒皮晒骨。从亚历山大港的学者们开始，欧洲人就试图将荷马从其错误中“解救”出来。而帕里，他怀着20世纪早期的一种迷恋——去探寻未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文化里陌生的真相——把荷马拽回了前古典主义的世界，在此过程中把他拆解得七零八落。因此，帕里又被称作“荷马学界的达尔文”，他把一个神变成了一只猿。可是他更像是荷马学界的高更 [12] 或斯特拉文斯基 [13] ，为荣格 [14] 的世界创造了一位诗人；他把自己的逆向推理法的有效性考虑在内，去找出《荷马史诗》中那些被古典传统视而不见、企图抹除的美丽。帕里眼中的荷马，就像非洲图腾、波利尼西亚的面具一样美丽。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人都将荷马看作绅士生活的日用品；而帕里不把荷马当作传统的艺术形式，对他而言，荷马的意味原本就是遥不可及、无法理解的。

帕里从历史深处挖出来的，是一个陌生而混乱的荷马。这位诗人痴迷于传承下来的史诗素材，盲目地将其倾诉出来，“他就是一部记忆的机器，审美能力非常有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文学评论家詹姆斯·L·波特（James L. Porter）曾如此描述荷马，“其素材源自史诗时代的深层熔岩。”荷马就像夏威夷的火山，从地幔下渗出历史的浆液。帕里甚至认为，《荷马史诗》中充斥着大量古希腊文的词语；这些词语符合六韵步格的规律，可是，连“荷马”这位8世纪希俄斯岛的爱奥尼亚诗人都不懂其词义。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有201个词只出现过一次，此后在整个希腊文著中再未出现过；若把专有名词也算在内的话，这个数字会增加到494个。这些词语源自古老的希腊语，其中有些词属于希腊北部塞萨利 [15] 地区的方言，但在希俄斯岛以及安纳托利亚的爱奥尼亚边远地区都已经废弃不用。有些词从未被翻译出来，因为无论是公元5世纪的希腊人，还是公元3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学者，都不明白它们的意思，而其词义至今无法破译。

但对帕里而言，以上都是口传史诗的特点——《荷马史诗》重乐律，轻意义。对久远的过往，我们要正眼相待；而其特质之一，即是晦涩难懂的语言。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诗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其传统当属诵诗人的数量。有人或许认为，这种传统标志着一位诵诗人其实是众多诵诗人的合体。”他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Rhetoric）中关于史诗诗人的理想化形式：“其风格应与日常用语不同。因为，这种疏远的特质会令人惊奇，而惊奇是最讨人喜欢的。”也就是说，“不清不楚”似乎比“清清楚楚”更有魅力。帕里眼中的荷马，近似于中世纪欧洲农民眼中的、难以理解的罗马天主教弥撒 [16] ：因为无法理解，所以才意味深长。艾略特曾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及但丁：“真正的诗歌在被理解之前就已经和你产生交流了”；与艾略特相比，帕里的观点则要激进得多。在他眼里，荷马是一种文化形式，他驾乘着诗歌来到未来，但其深处遥不可及。

巴黎大学的教授给了帕里一些点拨：此前他所探寻的一切，其实都指向一个结论——荷马最早的载体不是纸，而是嘴。《荷马史诗》这种程式化的行文，是口头诗歌的标志；在既有的基础上，诵诗人可以做到现编现演。这些诗歌，既非神奇记忆力的表现，也不是时时的即兴发挥；而是借助于古老的行文规律去讲故事。这种行文规律代代传承，是诵诗人赖以生存的韵律基础。他们不必学习任何诗歌理论，但必须学会这种行文规律，亦即如何往诗行里堆砌词语。

如此对比也许有些不妥，但在我看来，任何曾在众多听众面前做过演讲的人，都明白“现编现讲”的意思。大家如果以前曾做过同一话题的演讲，或在短短数月时间里要就同一话题、面对不同听众、在不同气氛中、带着不同的目的去做多次演讲，那么你一定对此深有体会。对要讲的故事，对要表达的寓意，你早已成竹在胸。你知道听众何时会感动不已，何时会大笑不止。你知道哪些句子以前曾博得满堂喝彩，哪些句子会败了听众的兴致。你知道怎样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搭建精神桥梁，你知道怎样察觉观众的体会，你知道故事要怎样开展才合适；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就不得而知了。

这并不是即兴创作。因为你至少知道讲述的“路线”是怎样的。无论是有意的、无意的，还是半有意半无意的，你都有自己的“套路”，那都是你的特色，是你身上的传承。你的语句按照熟悉的方式汩汩而出；凭借直觉，你知道自己的叙述将如何成形，如何发展，要达成什么目的。并且，你有现成的“作料”，现成的“生产线”，那些语句无须改动，只要沿用以前的形式即可；有些语句可以轻松加以调整改动，而这里所指的调整改动，不是为故事编造新的内容，而是找到合适的字词。如果你演讲或表演的地方光线再暗一些，听众看不到你的神情，那做起来就更轻松了。

这并不是说我要按照六韵步格的规矩来讲述，我不需要精心设计什么复杂的、引人沉思的情节或讽语，也不需要记住14000行诗句及1000个角色。但我知道，从根本上讲，“记忆”“眼前的时刻”和“我的讲述”是三位一体的。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跟我玩这种《荷马史诗》样的游戏：我把我们的生活、假期、乘船或火车时的“冒险故事”编成带有韵律的长诗，讲给他们听，只为哄他们睡觉。而讲得最多的，就是每年暑假和圣诞期间带他们搭乘夜班火车去苏格兰时那充满兴奋和期盼的经历。这些诗每讲一次都有不同，但用到了史诗的简单技巧：重复的语句及明显的韵律。这些技巧在粗劣的史诗中被滥用，而在优秀的史诗中非常罕见。（当年帕里带孩子们去波斯尼亚，他在途中给他们讲故事时也用到了这些技巧。）

但在今日的英格兰，夜晚，我家二楼卧室里，“史诗”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这些长诗已多次重复，套话堆积，带有文化印记，满是回忆，轻柔而催人欲睡。此前我从未将其记录下来；现在，坐在电脑跟前，我也是随想随写，没有任何酝酿，只有套路和以前讲故事的记忆：

那天晚上，夜幕沉沉

车站在黑夜里等待着

长长的火车一如往昔模样

黑色的车厢带着奇异的光彩

那是车站的灯光照在车厢上

车厢里也有灯光闪烁

孩子们在站台上

看着黑暗中的火车

他们交头接耳：咱们爬上去

到车厢里找个床铺躺一躺

父亲说不行，还不行

我们得等着列车员开门

于是他们就在寒冷中等待

心怀对温暖的向往

长长的夜班火车，即将驶向北方

他们站在黑夜里，缩成一团

等着开门的一刻

终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声响

人的呼喊

门的碰撞

列车员拿出巨大的钥匙

车门打开，夜晚登场

……

我常常会被其沉闷的韵律蛊惑，孩子们还未犯困，我就先睡着了。但这就是《荷马史诗》的套路：都是单句，没有从句，细节接踵而出，行文迅速，程式化的短语占据诗句的关键位置，对回忆的珍视，将平凡普通的事物披上英雄的色彩，注重讲述者与听众的共鸣，对事实真相的妄作处理。

对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这种韵律十足、传承已久的叙事方式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故事开始的那个世界，是这种基础才智的自然结果和成就。在那个世界里讲故事，可不是父亲在床边哄孩子睡觉，而是讲述者面对着集会的人群；对后者而言，那些故事就是他们生活的根基，是万物之中唯一永恒的东西。

最接近荷马的时刻——欧洲山村的诵诗人

1933至1935年，在巴黎大学导师的激励下，帕里踏上了旅程，深入南斯拉夫的偏远山村收集素材。这是一个庞大的团队：有他的助手、哈佛大学学生艾伯特·罗德（Albert Lord），数名记录员，数名翻译，还有尼古拉·伍杰诺维亚（Nikola Vujnovià）。尼古拉是一名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歌手，负责与当地人打好交道。他们与700名诵诗人会面，并看了他们的表演。这些诵诗人在表演时，都用一种名叫“gusle”的单弦琴伴奏。帕里一行人用了800本记录本，记录了13000首长诗，还有数百首记录在3500个12英寸的铝质磁盘上。回到哈佛时，帕里交给学校图书馆的各种材料近1吨重。

他们的兴奋和激动是真真切切的。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血与肉、胡子碴和香烟所构建的过往；其史诗也随之在他们眼前展开。在赶集的日子里，他们就到饭馆里四处询问：附近有诵诗人吗？他们水平高不高？能邀他们过来吗？一天上午，在黑山共和国北部一个名叫“比耶洛波列”（Bijelo Polje）的山区小镇，在一个小饭馆里，他们看见一个土耳其人手拿古银烟斗坐在凳子上。他叫柏根·鲁特萨·尼克希奇（Bégan Lyútsa Nikshitch），“身材高瘦，令人印象深刻。”他跟帕里一行人说话的架势，就像来自遥远古代的战士一般。

与伙伴们相比，柏根是非常上相的。他的父亲是土耳其著名的穆罕默德上尉，因此他对自己的家族传承甚为自豪。我们在比耶洛波列期间，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他跟斯坦科·皮卓维奇一样，都是诵诗的高手。我们曾用数小时听他讲述英雄故事。

柏根认识一位名叫阿夫多·梅迭多维奇（Avdo Medjédovitch）的农夫；他住的地方离这儿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柏根劝这些美国人一定要听一听阿夫多唱诗。

“终于，阿夫多来了。他开口唱了起来……我们在一边听着，兴致越来越高。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夫，身材短小；他甲状腺肥大，喉咙位置都变了形。他盘腿坐在凳子上，手里拉着单弦琴，身子随着音乐摇摆不已。他唱得很快，有时不是那么合拍；琴弓在琴弦上来回，他用最快的语速唱着史诗。人们聚集了过来。镇上几个时髦的小伙子在一边玩扑克，起初很是喧闹，但最后还是散了牌局。”

“接下来几天，阿夫多的表演令我们大开眼界。他的诗比此前我们听过的都长、内容也更好。他的一首诗能唱好几天，有些诗甚至有15000或16000行之多。别的诵诗人也过来为我们表演，但都无法与阿夫多——这位南斯拉夫的‘荷马’——媲美。”

他们的长诗大多与战争和灾难有关。这些诵诗人在表演时往往不遗余力，声音很大，音调很高，全身都紧绷着。这不是什么浅吟低唱，而是心灵与身体的激烈碰撞。

“这种表演方式，真的需要全力以赴。演奏乐器时身体的动作，发声时所需的肺活量，吐字时喉咙和嘴部肌肉的张力，都使得唱诗变成一件苦力活。在表演了半个小时之后，一位优秀的诵诗人也会被汗水浸透衣裳。”

单弦琴的声音不算悦耳，他们唱的诗也没什么动听的韵律。伴随着一行行诗句，单弦琴发出刺耳的尖声。诵诗人也不想奏出什么添彩的装饰音 [17] 。这是一种专注的声音，比一般的音乐形式要严肃、单一。诵诗人在唱出程式化的词句时，单弦琴的声音会起到强化作用。连绵不断的琴声并不是为了给唱诗提供伴奏，而是表达一种陌生感，是不同世界的标志。

每位诵诗人每次能表演20到40分钟。他们把单弦琴放在膝盖上，边拉边唱，每分钟最多能唱20行诗。刚开始时他们的语速较慢，在故事达到高潮时语速加快，然后他们就停下来，或是喝杯咖啡，或是抽根烟，或是喝杯梅子烈酒，或是去趟厕所。他们的诗往往会在夜晚来临时到达终点，而有些诵诗人甚至都不知道结尾是怎样的。真唱到结尾部分时，与开篇时相比，其内容往往富于变化。

1935年6月，39岁的波斯尼亚偏远山村的牧人哈利利·巴日果利奇（Halil Bajgori ）为帕里一行人表演了一首有关一位足智多谋的年轻英雄的长诗，名字是《穆斯塔伊贝之子别齐日贝的婚礼》（The Wedding of Mustajbey's Son Be irbey）。首先是30秒的单弦琴前奏，为唱诗定下节奏，帮诵诗人找好韵律；甫一开口，大家就立刻听出来，巴日果利奇的故事是按照固有的套路在演进，不仅单个的语句是程式化的，连场景的塑造也是如此。

巴日果利奇的史诗内容很简单，却与《荷马史诗》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一个就是，像《荷马史诗》一样，他们的故事都是以黎明时英雄从睡梦中醒来开始：

哟！杰特勒兹·阿里扎很早起身，

哎！阿里扎，沙皇的英雄，

住在萨拉热窝的维索科，

黎明未至，天空未明，

离天亮还有足足两个小时，

天亮日升之时，

晨星露出脸庞。

在史诗中，“一天早上”这种背景交代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拓展开来，为故事做好铺垫，为诵诗人赢得时间。而为了赚取时间，还可以继续用玩笑话来铺叙：

年轻人起床之后，

点燃了灶火，

放上咖啡壶；

阿里扎泡好咖啡，

为自己倒了一杯，两杯。

一杯，两杯下了肚，

还没醒过盹儿来；

三杯，四杯下了肚，

他觉得有点清醒了；

七杯，八杯下了肚，

嗯，差不多了。

终于，在咖啡因的刺激下，程式化的叙事开始了：备马出行。马是长鬃的栗色马，配饰华丽，“就像山坡上无忧无虑的年轻牧羊人一样，头戴兜帽，身披杂色上衣”。然后是主人公的装备。宝剑，匕首，还有漂亮的双枪，一把来自威尼斯，一把来自英格兰。最后他踏上旅程，稳坐在马背上渡过一条大河——无须开口，它就知道主人在想什么。最后他抵达一个城市。

他用两杯深红色的酒浇熄了口渴

又抽了两斗烟。

把荷马时代的情形代入20世纪初的欧洲山村，这首诗的意蕴便豁然洞开。而这正是帕里的观点：这首诗不是独一无二、灵光闪现的天才之作，而是一整个世界的产物。在这个世界里，口头史诗为载体，将其意蕴从往昔运到现在；在这个世界里，一遍遍重复这首诗是应需而为，而且是其最终成形的最大驱动力。程式化的诗篇是对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反应。

对这个无意中发现的世界，帕里迷恋不已。他的学生艾伯特·罗德后来曾如此写道：

帕里最难忘怀的时刻，是1933年夏季在塞尔维亚山区采风时。几天的活动即将结束，他们到了一个内陆村庄，碰到一位诵诗人。这是帕里碰到的第一位史诗诗人。他说自己年轻时是战士，曾砍掉6个敌人的头。整个下午他为帕里他们唱的都是自己的战场经历。日落时，他才把单弦琴放下。他们又让他重复了几个诗段。帕里已经很累了，他嘴里嚼着苹果，从黑塞哥维那抄写员尼古拉的肩头望过去，在落日的最后一缕阳光里，看着那位诵诗人斑白头发在脏兮兮的脖子上晃来晃去。后来，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他总是半闭着眼睛、轻快地说道：“我想，那是我最接近荷马的时刻了。”

这个时刻，与当初济慈和考登·克拉克夜读查普曼的荷马译本一样，与1939年夏天考古学家卡尔·布雷根发现了3000年前大火灰烬下吟游诗人的壁画一样，都是历史上了解荷马的重要时刻。帕里听着这些诵诗人的表演，那刺耳的琴声，沙哑的嗓音，这是数千年时间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史诗。此刻，希腊文明里文字出现之前那段真空突然间有了实体。

借助黑塞哥维那歌手尼古拉·伍杰诺维亚的翻译，帕里问哈利利·巴日果利奇是从哪里学来的唱诗。他回答说，是从父亲那里。可是他那时还很小，怎么可能学会这样的弹唱呢？哈利利解释说，他是趁着父亲睡觉的时候把单弦琴偷出来，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弹唱一会儿。

尼古拉：你为什么想把琴偷拿出来呢？

哈利利：我想学弹唱。我看到他在人们中间是有地位的，因为他会唱诗。每当有集会、婚庆活动的时候，他就会去。也带着我去。到那里以后，就看到有很多人。他们会让出一块地方，对他说：“来吧乐手，到前面来，坐在泡咖啡的人边上。”

尼古拉：啊，是这样。

哈利利：看到这个，我就也想学弹唱了。

当时的情景一定是这样的：父亲被听众围在中间，儿子在圈子边缘。眼前的父亲，与每日在家里共进早餐的那个人截然不同。男孩意识到了史诗的涌流，心中激起一股壮志，他也想要这样令人瞩目的生活。他暗中想象，他的听众，他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表演；他的信心与日俱增，程式化的唱诗他也能掌握。当他感觉自己的生命中、心中也流淌着那股涌流的时候，他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动。

“口传长诗的词句和主题组成了一张网，诵诗人的思绪完全缠入其中。”帕里后来曾如此写道，确立了传统凌驾于诗人之上的地位。“诗凌驾于诵诗人之上，只有在他手里或成或毁的时刻才属于他。”“或成或毁”——这正是小哈利利藏在房间里用父亲的单弦琴偷偷练习时心中的念头。

易卜拉欣·贝西克是一位70岁的伐木工，他来自黑塞哥维那中部地区，人们都叫他“易卜”。通过尼古拉的翻译，帕里问易卜拉欣，他那些诗歌的歌词是从哪里来的；他再次诵唱的时候，是否能与前一次一字不差？易卜回答说，是的，一字不差。

尼古拉：歌词是什么，举个例子吧。

易卜：嗯，是这样的，这就是歌词，“高耸而精美的堡垒顶上，克拉杜莎的穆卓很早起床”。

尼古拉：可这是一句了，不是歌词。

易卜：嗯，是的，对我们而言，这就是歌词；你们可能不这样认为，可在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比如在上面那句歌词里，“克拉杜莎的穆卓很早起床”——这就是“早起”的歌词；“天尚未亮，太阳尚未升起”——这也是“早起”的歌词。

长诗的歌词不是个别分开的词，而是整句诗、半句诗、程式化的韵律单元和故事情节单元，能将其契于诗中。将其比作砌墙的话，这不是一块砖一块砖地在砌，而是一排排地砌。黎明起床，整理战车，披上战甲，装备战船，逐风而行，捷足的阿喀琉斯，饱受苦难的奥德修斯……这都是荷马的用词。“一字不差”地复述一首诗，就是在脑中挑选可用的程式。与书面形式的《失乐园》 [18] 或《埃涅阿斯纪》 [19] 不同，口传史诗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从古代倾注到现在的、像辫子一样把各种可能性编在一起的一股溪流；它本质上是多种多样的，每次诵唱时都会将既有的素材重新编排，而在设想的复述中保持不变。这是一种奇妙的、柏拉图式的故事概念，仿佛史诗的本质就在于其纯粹的、无形的、事先存在的形式，而诵诗人唱出的诗句近乎一种偶然进入我们世俗现实中的、有形的体现。叶芝曾说：“柏拉图认为自然不过是水泡，戏弄着事物的幽灵式千变万化图。” [20] 这种描述同样符合帕里眼中的荷马：荷马认为他的诗就是水泡，戏弄着远古流传下来的幽灵似的事实。

帕里深信，他把荷马推离了公元8世纪那个已经有了文字的希腊世界。他认为，在南斯拉夫诵诗人这种程式化的现编现演中，他听出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方式。荷马无疑是最了不起的唱诗“从业者”。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比，巴尔干山脉 [21] 里传唱的这些长诗是单薄而空洞的，但这是荷马独领风骚的“行当”。帕里后来曾如此写道：

“对南部斯拉夫 [22] 的史诗了解越深，对口头诗歌的统一性了解越多，我似乎越发明白，《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一样，每一部都是一位诵诗人圆满的、成型的作品……刚才，我甚至想象着这样的时刻——《奥德赛》的作者一边口述，另一个人在旁边拿着书写工具将其逐行记录下来；甚至是诵诗人不时停顿下来，看着尼古拉的笔在空白纸面上唰唰记录着，知道何时继续诵唱下一个诗段。”

帕里突破了一个屏障，进入了荷马所占据的精神世界。33岁的帕里凯旋，为哈佛大学带回1吨重的笔记本和磁盘。他毕生的研究事业即将展开。但在当年12月，在去洛杉矶看望岳母时，他死于一次离奇的事故：他把一支左轮手枪混在衣服里装进了手提箱，手枪走火，他死了。他身后留下很多未完成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打算写一本有关荷马和诵诗人的书；他的学生兼助手艾伯特·罗德曾在这位眼光独到的老师带领下去了巴尔干山区，在完成老师的遗愿的同时，他漫长的事业获得了累累成果；后来他把这本书完成了。

* * * *

赫布里底群岛。这是一个早秋的雨天。云层紧紧地压在岛屿上空，雨中的草地闪烁着亮晶晶的光华。我们忙着把羊群聚到一起，准备赶到9月份的集市上去卖。周围的海水在风中荡漾。整个上午，我们四个人都没怎么说话。我们在山腰上站成一条半英里的线，每两个人之间相隔二三百码。我们挥舞着手臂，用鞭子驱赶着四处蠕动、不听招呼的羊群。天上遍是斑驳的云块，仅有的人声就是我们对牧羊犬的呵斥。

终于羊群被赶进了海滩上的圈里，准备明天早上用平底船和渔船运走。牧羊犬隔着栅栏朝着里面的羊群狂吠。三位牧羊人——肯尼、诺娜、托比——倚在羊圈的横栏上，谈论着我们眼前的羊群。羊毛在雨中变得不再蓬松卷曲，其卖相不尽人意。

诺娜：都是因为今年春天太潮湿了。

托比：对啊，所以它们长得不好。

诺娜：对，夏天又太干了。

托比：对啊，这也是长得不好的原因。

诺娜：再加上前几个星期一直很冷。

托比：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诺娜：这些羊长得不好。

托比：有几只还是挺大的。

诺娜：好大的块头呢。

托比：有几只羊羔也不错。

诺娜：看那只长角的母羊，还有那一对小羊。

托比：有几只羊羔挺沉的。

肯尼：要把它们弄上船可不是个轻快活儿。

托比：（朝牧羊犬喊道）滚一边去。

诺娜：不是每年都能养出好羊啊。

托比：对啊，不是每年都能养出好羊。

肯尼：是啊，不是每年都有好羊；不是每年都能称心如意。

这是在干活间隙休息时的一番私人交谈，一根卷烟，一杯热茶，帽子掀到后脑勺上；可它也是新石器时代 [23] 以来的老生常谈。其暗含的乐感，其词句的重复，彼此之间平等的交互轮唱，都是在字面之下蠢蠢欲动。也许这才是我们自然的交谈方式，在音乐的边缘游走；但在文字的世界里，这种语言特性往往被否定和拒绝。

* * * *

帕里对《荷马史诗》的新见解，无疑将其推到了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前文字”时代。荷马来自一个口耳相传的世界，一个公开演说、公众倾听的世界。但是能有多么早呢？还有，那个古老世界里的故事，有多少能在讲述和复述中流传下来？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说希腊语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南下来到地中海地区，来到这个遍是帆船和城墙的世界；而现在，真的有人能凭着荷马的诗句追溯到那个时刻吗？

真正棘手的问题是：诵诗人是否可靠，其可靠性有多少。他们继承了过往，他们也知道手上有古人留下来的遗产，但他们把传承的东西改变了多少？密尔曼·帕里一行人曾问那些塞尔维亚的诵诗人，他们的故事里是否有史实存在；而问完之后他们立刻发现，那些诵诗人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

前文提到的易卜拉欣·贝西克，亦即“易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甚是随意。他认为自己唱的都是真的；“即便是后来又增添了一些内容（正如你知道的那样），也是让它变得更好了。”若想让听众相信，他的故事就需要有各种英雄的道具——刀剑、战马等等；但加进这些东西之后，并不会削弱故事的真实性，甚至还可能增加其可信度，使其更像易卜脑中的英雄事迹。真还是假？这种分辨没什么意义。他们唱的是史诗，是超越了时间的、记忆的延伸和拓展，而不是历史。他们颂扬的是英雄的气质，其目的不是保存历史事件。它们存在于“现在”，像一座桥梁一样架设在“当前”和“远古”之间。

远古流传下来的史诗可信吗？

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上，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发现人是希腊裔美国学者詹姆斯·诺托普洛斯（James Notopoulos），是帕里和艾伯特·罗德的后继者。当时看来，这个发现似乎是把“史诗中的史实问题”丢到了垃圾桶里。詹姆斯·诺托普洛斯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大学的教授，他的父亲从希腊伯罗奔尼撒移民到美国，起初甚是贫穷，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镇建造、经营小剧院而发家致富。诺托普洛斯从牛津和哈佛大学毕业，后接触到帕里的卓越发现，继而对荷马痴迷不已。他是一个深入骨髓的浪漫主义者，在学生的印象里，他在哈特福特大学的希腊语课上，常常在烟斗的烟气中凝视着天花板出神；他同时还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每当有学生希腊语发音错误或用错了格律，“他的脸能拧成包子褶”。

1953年，在古根海姆博物馆 [24] 的赞助下，诺托普洛斯来到了克里特岛西部这个欧洲最富英雄色彩的地方。在斯法基亚（Sfakia）这个荒芜的山区，贫瘠干燥的白山（White Mountains）里，数千英尺的峡谷深不见底。在这里，我曾见到用生锈的旧机枪枪管扎成的羊圈围栏；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小餐馆里吃午饭，邻桌的一位男子先是擦拭了一会儿他的半自动手枪，然后朝着门外开了一枪试了试火。

诺托普洛斯来到这里的时候，二战刚刚结束8年时间。二战期间，克里特人艰苦而英勇地抵抗了德国入侵者。诺托普洛斯发现，斯法基亚正酝酿在诗中。每到一处，这位美国的民族志学者都能听到人们在传唱二战期间的种种事件：1941年的空降入侵，德国人的残忍，他们将村庄烧为白地，他们射杀无辜平民，斯法基亚人的英勇斗争，其英勇的儿郎与其父辈祖父辈相比毫不逊色，还有他们针对叛徒和间谍所展开的艰苦报复……岛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英勇的男子气概，抢亲，难以化解的世代血仇，还有排外情绪——不论罗马人、阿拉伯人、威尼斯人还是土耳其人在这里都不受待见；以上种种都附体在新一代的长诗里面倾泻而出。这是一个颇含暗示的联系：战后的岁月可否算是史诗的伟大契机？可怕的现实灾难过后，史诗的雾气是否会降临？

这里，山区里的吟游诗人披着黑色的流苏方巾，脚穿齐膝长靴，下身是宽松长裤。他们所唱的，正是在帕里的指引下、诺托普洛斯所期望的东西：程式化，重复不断，现编现唱，同样的诗段在早间和晚间都有不同。诺托普洛斯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位名叫安德里亚斯·卡夫卡拉斯（Andreas Kafkalas）的吟游诗人，他年龄不大，只有39岁；他尤其擅长诺托普洛斯所称的“自发的即席表演”，即无须演练即可诵唱一首首次接触到的史诗。

在听完卡夫卡拉斯的一首有关德国人入侵、占领的史诗之后，诺托普洛斯对卡夫卡拉斯说，他很惊讶，因为卡夫卡拉斯竟然对德军在克里特岛的驻军指挥官克莱佩将军只字未提。卡夫卡拉斯答道，是的，但在这位美国人（诺托普洛斯）的鼓励下，他说，他可以马上为他唱一首有关克莱佩的诗。诺托普洛斯打开录音设备，卡夫卡拉斯随即唱了起来。他的故事与精简版的《奥德赛》差不多长，他的程式化语言贯穿始终，所有诗句都是以克里特岛传统的15音步格律组成。诺托普洛斯事后问卡夫卡拉斯，他怎么知道在每行诗里放进15个音步。“我不知道每句诗要有15个音步，”卡夫卡拉斯答道，“我不用数，我能感觉到——它是构成诗句的旋律。”口传史诗的惯例就在他的血液里流淌。

在德军占领克里特岛期间，最英勇的行动当属活捉克莱佩将军一事。执行这次任务的是英国的两位特工：派迪·利·弗莫尔（Paddy Leigh Fermor）和比利·莫斯（Billy Moss），为他们提供协助的是“andartes”——克里特岛的抵抗军。1944年4月末的一个晚上，克莱佩乘车从位于阿卡尼斯（Archanes）的司令部前往位于克里特岛中部克诺索斯（Knossos）的营房时，两位英国特工及一队克里特岛抵抗军将他的车——一辆新欧宝——拦了下来，他们用棍子打晕了司机，把他从车上拽了下来（后来被杀死），然后把克莱佩捆起来，把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将其赶到汽车后座上。两位英国特工坐在汽车前排座位上，莫斯扮成德军司机，弗莫尔则头戴克莱佩的军帽，扮成将军模样。

他们提心吊胆地缓慢地驶过了伊拉克里奥（Herakleion）：一路上共经过22个德军检查点，还小心翼翼地驶过挤满了从电影院里出来的德军守军的街道，最后将车开进了艾达山（Mount Ida）山脚下的荒野里。他们弃车步行进入这片荒凉、干燥、满是裂缝的山地。随后20天里，德国人试图包围他们，还出动了侦察机寻找他们，却一无所获。此时克莱佩被押解着西行穿过克里特山，已经走过了一半路程。白天，他们躲在羊圈中或山洞里；晚上（常常是下着雨）则在崎岖的山路上匆忙赶路。最后，他们抵达了罗达卡西诺（Rodakhino）西面的一个小海湾的南岸。然后他们登上一首通过无线电召唤来的英军潜艇（或是汽艇，说法不一。）；大家满怀胜利的喜悦，将克莱佩安全地押上潜艇，驶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我曾重走这条押解路线，从他们弃车的地方开始，到罗达卡西诺附近的、他们登艇的小海湾为止，一共用了两周时间。白天我赶路，晚上在小教堂或葡萄园里过夜。白天，在太阳下暴晒；晚上，在海拔6000英尺的艾达雪峰上冻得瑟瑟发抖；还常常在干燥的空荡荡的山谷里迷路。兀鹫在天空盘旋。我在路过的村子里吃樱桃，还曾一连几天穿过干燥、芳香的灌木丛。两周过后，我的皮靴已经被山上的石灰岩碎片磨烂了，我身上生了很多虱子（从睡觉的地方得来的），但我的心中充满了那首在这段山路上长途跋涉的史诗，还有美丽的海岛风景。一位牧羊人教给我一句呼号——“Yiassou pantermi Kriti！”——“祝福你啊，荒凉的克里特岛！”这是我在面对像烟雾中延展的沙漠一样的、干燥的、空荡荡的群山时唯一的话语。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而德国人为报复克莱佩被俘一事，曾在当地展开残忍的屠杀。当初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小山村，在樱桃树、无花果树、小酒馆和悬铃木树之间，都建起了高高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着在二战中死掉的亲人的名字。

其实，弗莫尔一行人从未西行到斯法基亚那么远，但卡夫卡拉斯在诵唱中并未有多少犹疑。这段传奇故事是他在雅典住院期间从另一位克里特人那里听来的，而现在，他对诺托普洛斯说，他唱给他听，为的是“践行克里特人好客的义务”。可是，卡夫卡拉斯所诵唱的史诗带着一种迷人的古怪。原初的故事被改得面目全非；为了宣扬英勇精神，真相也只能让步。一位英国将军（与事实不符）独自来到克里特岛（与事实不符）；他请斯法基亚一位名叫莱夫泰里斯·唐伯蒂斯（Lefteris Tambakis）的英雄与其会面（与事实不符，历史上唐伯蒂斯确有其人，但与抓捕克莱佩的行动毫无关系。）。英国将军为德军对“荒凉的克里特岛”上的人民的暴行而落泪，他向唐伯蒂斯这位斯法基亚英雄宣读了一道命令——不论死活都要捉住克莱佩（都与事实不符，并没有这样一道命令。）。

为了克里特军人的荣誉，唐伯蒂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乔装潜入伊拉克里奥，在那里找到一位美丽的姑娘。（与事实不符）她是克莱佩将军的秘书。（与事实不符，克莱佩并没有女秘书。）唐伯蒂斯对她说，她若是能帮助他，那么她的名字将在克里特人的心中不朽，她将成为英雄的一员。她同意帮忙，并愿“牺牲女人的贞洁”。克莱佩——在这首诗中被称作“凯瑟里”——在与她同床共枕之际，向她吐露了军事计划。（与事实不符，克莱佩当然不会这么做。）她把听来的计划告诉了唐伯蒂斯，唐伯蒂斯又到克诺索斯与英国将军会面，将情报告知了他。（与事实不符，克诺索斯这里并无会面。）他们设下了埋伏。克里特抵抗军设法弄来一辆“长汽车”堵住了公路。（与事实不符，他们并没有做这件事。）唐伯蒂斯则骑着一匹骏马等待时机。（与事实不符，抓捕的过程中并无马匹牵扯在内；但在克里特岛的传统故事里常常有马的角色。）此时英国将军已经从故事中淡出了。克里特人拦下了克莱佩的汽车，剥光了他的衣服。（与事实不符，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克莱佩用孩子的名义祈求他们放过他。（与事实不符，克莱佩并没有这么做；但在克里特岛的故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接着他们就踏上了艾达山的长途跋涉。德军派出军犬（与事实不符，德军并未使用军犬进行追捕。）和飞机——诗中称其为“战鸟”——追捕他们却无功而返。最后他们抵达斯法基亚，（与事实不符，他们并未到斯法基亚。）那里的人要杀了凯瑟里，（与事实不符，没有人要杀他。）这时一艘潜艇赶来，将其运到了埃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希特勒绝望至极，（这个倒是无从考证，但1944年6月正是德国行将溃败之际，希特勒的心情估计好不到哪里去。）他说：“这种事前所未有。”

故事讲述的时间距离事件发生只有9年，而除了活捉德军将领和用潜艇将其押走之外，故事里其他情节都是虚构的。故事里的人物、斯法基亚的地貌，以及玛塔·哈里 [25] 一样的美女间谍都与史实有出入。如果在一个现代故事里，仅仅时隔9年就已演化成如此地步，那么，在年代久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我们怎能奢望能有史实存活至今呢？

* * * *

詹姆斯·诺托普洛斯听着用克里特岛方言诵唱的《活捉克莱佩》，原先深信不疑的“远古事件通过史诗流传下来”的理念土崩瓦解；而就在同一时刻，在欧洲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发生了。1953年9月，受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邀请，40位来自欧洲各地的凯尔特文化学家聚集在斯托诺韦 [26] 。据通知，此次活动的主题是“民间传说的现实例证”，乍看之下无趣至极；事前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在会议上听到的东西，将会颠覆帕里的观点。

同样受邀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亦即此次活动的明星，是一位来自南尤伊斯特岛（South Uist）山村的70岁的石匠；南尤伊斯特岛是赫布里底群岛里的一个小岛，从那里赶过来，需要换两次渡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车程。

他叫邓肯·麦克唐纳（Duncan MacDonald），身材矮小，泰然自若。他的本名其实是“Donnchadh mac Dhòmhnaill’ic Dhonnchaidh’ic Iain’ic Dhòmhnaill’ic Tharmaid”——“诺曼的儿子唐纳德的儿子伊安的儿子邓肯的儿子唐纳德的儿子邓肯”。他们是麦克路里（MacRury）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是世袭的吟游诗人，曾在现已废弃的邓图尔姆城堡（Duntulm）里为麦克唐纳族的头领表演。邓图尔城堡位于明齐海湾（Minch）岸边，距离斯凯岛 [27] 北端只有咫尺之遥。他的父兄均为说书人，他的母亲是一位著名歌手，他的舅舅是一个广受爱戴的风笛手兼诗人。邓肯·麦克唐纳是20世纪欧洲地区最有才华的说书人之一，他传承的是伟大的凯尔特说书艺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盖尔人时代。 [28]

这份悠久的传承，与密尔曼·帕里当初在巴尔干地区找到的任何一位诵诗人相比都毫不逊色；而邓肯也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众多民俗学者的注视下表演了；在斯托诺韦的这个下午，他为大家讲述了一个传说，名字是《有癖好的人》，时长约1个小时。这个故事他曾为一些书记员讲过4次，分别是在1936年、1944年、1947年和1950年。这天下午，与会代表都领到一本小册子，上面即是1950年时他所讲述的故事内容及其英文译本。

说书人邓肯·麦克唐纳

他开始讲了。据一位听众说，他的盖尔语“简练，优雅，条理……详略、轻重兼顾”。而随着故事慢慢展开，这种老实本分的石匠对传承的信任，慢慢体现出毫厘不爽的精度；他口中的语句，几乎与听众手里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致，只出现了几处微小的错误，如将“subhachas”（高兴）换成了“dubhachas”（悲伤），有一两个感叹词与文本不同，还有一些同义词的换用等；但整个7000多字的故事与3年前他所讲述的几乎毫无差别。经过对比分析，他所有的5个版本几乎完全相同。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讲故事，从学成之日以来就一直如此表演。他们整个家族，都把这个成形于至少200年前的英雄故事——1817年曾有记录——作为无形的传家宝牢记脑中。它不仅是作为故事情节流传下来，而是一字不差地代代相传。

在一个久被帕里的“现编现演”观点所统治的世界里，邓肯·麦克唐纳的表演给人带来了震撼的启迪。他展现的，是另一个看待荷马的方式：不是独创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诗人，不是把所学诗歌改编、应用到身处的现状中的诗人；而是这样一种诗人：他带着博物馆馆长的严谨精神，拒绝随时间而改变，将古物丝毫未动地保管下来。对此类诗人而言，古代的传说就像盛放圣物的宝箱，里面珍藏着先人的智慧和理解力；任外界风云变幻，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诗是被封在神龛里的记忆，它的乐律永生不灭。

在荷马史诗的希腊，这种对诗之作用的认知可以用一个特殊的词来概括：kleos aphthios。其中“a-phthios”的意思是“不死的”“永恒的”“不朽的”“永久的”；而“kleos”，在所有荷马式的意义里，其最突出的意思是“故事”“名望”“荣誉”“荣耀”。在荷马式的思维里，这四种东西其实是一体的。“故事”本身即是一种“荣誉”；“荣誉”存在于讲“故事”中；“名望”在“故事”里的英雄身上；英雄人物的毕生“荣耀”就体现在“荣誉”上面；而“荣耀”的“故事”是永生不灭的。“故事”只有在时间的侵蚀中保持毫发无损，才配称作“荣耀”的载体。永恒的“名望”既是《荷马史诗》的体现，又是其目的。

从那时开始，民族志学者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传统的口头长诗。它们并不遵循帕里“现编现演”的套路，并不是完全的程式化诗句；而是相信人的脑力，凭记忆精确存储了古代的名称、故事情节和词汇。邓肯·麦克唐纳去世之前，他的儿子听其口述记录下了15万字的故事。18世纪杰出的盲诗人邓肯·本·麦金泰尔（Duncan Ben Macintyre）能记住自己所写的6000句诗。据苏格兰的荷马学者道格拉斯·杨（Douglas Young）调查，在赫布里底群岛的本贝丘拉岛（Benbecula）上，有一位名叫安格斯·麦克米伦（Angus McMillan）的耄耋自耕农：

他的脑子里装着70多个故事，每个故事时长至少1个小时，有几个故事长达7至9个小时；其中有个故事共有58000个字，几乎与《奥德赛》一样长……他能不间断地连讲8个小时。在附近的巴拉岛（Barra）上，一位名叫罗德里克·马克奈德（Roderick MacNed）的人，据说他每年冬天都在晚上为大家讲故事，15年来从未重样。在苏格兰内陆的洛哈伯（Lochaber），有一位名叫约翰·麦克唐纳（John MacDonald）的人，他被录下的故事有600多首；每一首都是一个较短的完整的故事。一位爱尔兰说书人被记录下来的故事有50多万字。

这种把大脑当成存储器的观点，使得我们可以将荷马再往前推，推到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10世纪之外。被视作最古老的记录手段的史诗，将荷马从时间限制里解放出来，他的故事得以扎进文字出现之前的数个世纪。这种时间的解脱，并不像是站在达利安山巅、看着过往像太平洋一样在眼前展开。 [29] 帕里的观点只有部分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他所提到的只是《荷马史诗》成形的其中一种模式，但不是唯一模式。荷马整合了“程式化的框架”“精准的记忆”和“灵光闪现的创作”。《荷马史诗》，实质上继承了多样的传统：既是灵活的、现编现演的诗歌；又是永恒不变的、像墓前的石碑一样的、前人伟业的丰碑。多元的源头，多元的方式，多元的意义；就此而论，荷马既通晓过往，又超越过往。他是南尤伊斯特岛与斯法基亚的结合体。于是一个问题浮现出来：荷马的记忆里盛的到底是什么？

[1] 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472），英国著名古典学者、评论家、理论家。

[2] 沃特伯里（Waterbury），美国康涅狄格州中西部城市。

[3] 朱尔斯·拉弗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象征主义诗人。

[4]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法国诗人。

[5]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

[6] 爱德华·艾斯特林·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美国著名诗人、画家、评论家、作家和剧作家。

[7] 贵格会教徒（Quakers），又名教友派、公谊会，兴起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创立者为乔治·福克斯。“贵格”为英语Quaker一词之音译，意为颤抖者，贵格会的特点是没有成文的信经、教义，最初也没有专职的牧师，无圣礼与节日，而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始终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全世界共有成年信徒20余万人，主要集中于美国。

[8] 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9] 六韵步格。

[10] 能剧（Noh-play），日本独有的一种舞台艺术，为佩戴面具演出的一种古典歌舞剧，从镰仓时代后期到室町时代初期之间创作完成。能剧是日本作代表性的传统艺术，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知名度。

[11] 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阿伽门农的妻子。

[12] 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1848-1903），生于法国巴黎，印象派画家。大部分艺术史家将他归于后印象派。他死后作品才开始名声大噪，除去绘画之外，在雕塑、陶艺、版画和写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他对色彩的使用导致了综合主义的产生，加上分隔主义的影响，也为原始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13]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Стравинский，1882-1971），又译斯特拉温斯基，俄国作曲家，20世纪现代音乐的传奇人物，革新过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被誉为音乐界的毕加索。

[1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

[15] 塞萨利（Thessaly），又译色萨利，希腊中北部一个行政区。

[16] 又称感恩祭，是天主教会拉丁礼的祭祀仪式。

[17] 装饰音一般是用来丰富曲调，给曲子增加色彩而出现的，使乐曲更加有特色，增加效果。常用的装饰音有倚音、颤音、回音、波音、滑音等多种。在我国民间音乐中有大量装饰音；西方音乐的某些时期，装饰音曾是旋律风格的重要特征。

[18] 《失乐园》（Paradise Lost），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所写的神话史诗。

[19] 见前文译注。

[20] 出自叶芝《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

[21] 巴尔干山脉（Balkan Mountains），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山脉，为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脉的延伸。西起南斯拉夫边境的蒂莫克河，横贯保加利亚中部，东抵黑海，绵延555公里，平均宽50公里。

[22] 南部斯拉夫（South Slavic），是斯拉夫民族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及保加利亚一带。南部斯拉夫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均属于同一语系，因此彼此之间的语言都有一定的互通性。

[23]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考古学词汇，指的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24]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索罗门·R·古根海姆（Solomon R. Guggenheim）基金会旗下所有博物馆的总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也是一家全球性连锁方式经营的艺术场馆。古根海姆基金会成立于1937年，发展到今天，古根海姆已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跨国文化投资集团。

[25] 玛塔·哈里（Mata Hari），荷兰舞女，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间谍之一。

[26] 斯托诺韦（Stornoway），英国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西部群岛）的一个城镇，位于该群岛最大岛屿刘易斯岛上。

[27] 斯凯岛（Skye），苏格兰西部岛屿。

[28] 盖尔人，亦称盖尔族，今苏格兰山区住民及爱尔兰人的祖先。起源于爱尔兰，公元5世纪—6世纪扩张至苏格兰与曼岛。其语言起源于海岛凯尔特语支，随后又分化成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曼岛语三个分支。

[29] 典故出自济慈诗作《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全诗见本书第二章。

第七章 真实的荷马

《伊利亚特》是一首赞歌

荷马史诗一直受到无常的威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有过误，意义会发生偏移。而这种意义的弱化就体现在诗中最敏感柔情的时刻。所以，在《伊利亚特》第六卷中，战斗即将打响，两军都在咆哮，两军统领“催激起酷战的喧响”，这是粗重的、野蛮的呼号。就在这时，别样的事情发生了。希腊勇士狄俄墨得斯，仅次于阿喀琉斯的嗜血战士，满心狂怒，急于厮杀。他驾着战车，他的“aristeia”，在特洛伊阵中横冲直撞，他所碰见的敌人，只有死路一条。

怀着厮杀的狂怒，狄俄墨得斯碰到一位年轻的特洛伊战士；后者来自利西亚 [1] ，是特洛伊人的盟友。他名叫格劳科斯（Glaukos），意思是“闪闪发光的”；这个词荷马一直用来修饰大海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双眼。当然，后来他也成了狄俄墨得斯的刀下亡魂；但此刻他并没有投降，也没有示弱，反而周身闪耀着神样的光彩，一如他的名字所示。狄俄墨得斯猜想格劳科斯可能是天神下凡，极度危险。但格劳科斯不是，他只是一个凡人。所以狄俄墨得斯就问他的家世，问他的祖父和父亲是谁。

这是战场上惯例的对话，对英雄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的自尊与此休戚相关，他杀掉的对手，不仅要有好的家世，还是一个时间的印记：战场上对垒的两位战将并非仅仅代表自己，还承载着各自的家族历史。《荷马史诗》是古老的传统在今日的传唱，与之类似，战场上的儿郎也是他们祖父、父亲所期待的梦想。

然而，格劳科斯却拒绝了这种期待。“为何询问我的家世？”他反问狄俄墨得斯。此时，战场的暴戾和悲伤里，出现了一丝停顿，时间也走得慢了下来。身后的喧嚣仍在继续，但在这一刹那，这里，眼前，在你们这些听众的注视之下，在这个宁静的气泡样的小空间里出现了另一幅景象，仿佛是在周遭的杀戮惨况中现出一个宝贵的、个性化的绿洲。接着，格劳科斯说出了生与死的意义；这也是《伊利亚特》中的名句：

凡人的人生啊，就像代生的树叶一样，

秋风吹扫，把枯叶刮在地上，

春季回临，树枝又有绿叶生长。

人同此理：新的一代崛起，老的一代死亡。

对格劳科斯来说，永恒的声望是不存在的；那只是空洞的幻想。所有的生命终将归于尘土，如此反复轮回。大地的富饶和冷清其实是一回事。但是这种对死亡的朴素认知，这种哲人般的冷静，这种把聚集在特洛伊平原上的军队看作“像春天的绿叶和花丛”的浪漫，不是荷马世界的普世观。格劳科斯也许认为自己只是数个世纪里落叶中的一片，是一个短暂的存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这种人生如朝露的观点并非《荷马史诗》大部分内容的主旨，也不是其中英雄人物的宿命。对他们来说，对荷马来说，“转瞬即逝”是人生的终极悲情，是无尽的痛苦的根源；它还是《荷马史诗》打算治愈的东西。一幕幕场景闪过，荷马安静地向听众展示着他所知道的、他能回忆起的，都比常人要多。整部《伊利亚特》就是一首赞歌，颂扬着史诗的记忆规模。世界是健忘的，史诗是博闻强记的；而这种认知，正是荷马怀着悲伤对人生本质的、穷追不舍的、一遍遍的讽刺。史诗所容纳的事情，已经与神知道的一样多。

在《伊利亚特》开篇处，特洛伊人第一次走到城外，到平原上迎击敌人，去迎接死亡，或名望和荣誉。此时荷马描述了城门之外的风景。在开阔的平原上有一座坟墓。这是一个很高的古坟，在青铜时代的欧亚大陆上，这种坟墓四处可见：从巴林 [2] 到瑞典，从苏赛克斯 [3] 到哈萨克斯坦 [4] 的荒漠里都有其身影。这是希腊神话中伟大的阿玛宗 [5] 女王慕里奈之墓；她征服了安纳托利亚 [6] ，牺牲在战场上。《荷马史诗》的作者知道这段历史，特洛伊人却将其忘得一干二净。慕里奈已经淡出了他们的记忆。他们以为，这座土丘或者是他们特洛伊人的女王芭提雅（Batieia）的坟墓，她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高祖；或者只是名叫“灌木岗”的一个土丘，因为“batieia”还可翻译成“灌木丛生的土丘”。关于这座土丘的记忆，已经消散进了此处的风景里；只有荷马和诸神知道这位伟大的女人埋葬于此。

在城门前方，平野的远处，孤耸着

一座土丘，两边均有平整的地皮空出，

凡人称之为灌木岗，但长生不老的

神祇却叫它善跳的慕里奈的坟墓。

除此之外，荷马还知道有关慕里奈的另一件精妙的小事：她是一位舞者——“poluskarthmos”。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跳跃”，甚至可以表示“欢跃蹦跳”，常用来形容春天草地上玩耍嬉戏的牛犊和羊羔。这个小插曲要表达的是：史诗是美妙的、宝贵的，因为它能从遥不可及的远古唤回短暂易逝的人或物，就像这位离世已久的善跳的阿玛宗女王。

人的记忆最多覆盖三代人的跨度，与之相比，诗就强得多了。诗不是记忆，而是纪念。诗把人、物、事记录下来，否则它们很快就会被忘记。阿伽门农贪求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以便后人有所遵循，记在心底。”但他错了。我们不知道那些战利品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诗里写了什么。

史诗与人生不同。“当前时刻”可被视作刀刃，它把“过去”与“现在”一刀切断；但“诗”把“时间”割开的伤口缝合了。正如奥德修斯所说的那样，缪斯用诗歌铺好了从过往到未来的道路。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尽管身在现编现演的压力之下，史诗却并未专注于传承的现实，反而超脱于公元前700年之外或荷马首次有文字记录之后，其诗句里漂浮着远古的气息。比如说，那时候，铁已经是安普里奥和匹德库塞两个希腊小镇上制作农具的材料；可在荷马的世界里却常被视作极其珍贵稀有的金属，与黄金、青铜一样作为战利品带回家中，还被视作黑色的珠宝；连赫克托说起阿喀琉斯时，也是用“心灵像灰铁闪耀，在神秘强大的红焰中无所不能”。这正是铁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青铜时代的地位。《荷马史诗》里的战士们手持的武器是“铆银的剑”，这种剑在公元前16世纪之后的迈锡尼坟墓里经常会有发现，但此后就几乎没有了。巨大的葫芦形盾牌或梯形盾牌都是荷马史诗中常见的武器装备，手持盾牌，如同藏身于城墙之后一样；但在公元前14世纪之后的遗迹中，考古人员就再也找不到这种盾牌的身影了。头盔是在皮套上缝上猪獠牙制成，一个头盔至少需要40头猪的獠牙；这种头盔，在迈锡尼的古墓里有，在《荷马史诗》中也有记载，但在铁器时代的文献中却杳无记录。所以，它们都是远古世界的装备。

在《奥德赛》里，《荷马史诗》中的吟游诗人为聚在一起的贵族及其从人表演。他们在结构复杂的、多个房间、多层的宫殿里，围在体面的壁炉四周，听诗人的诵唱；这里，国王和王后们过着一种幸福而秩序井然的生活。从考古学方面而言，此种情况，在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再也看不到了；但在此之前的迈锡尼文明里，它却是社会的常态。在《奥德赛》里，大部分内容说的都是漂泊的苦楚，混乱的房子里礼仪的缺失，以及欠开化的希腊民众；但其他的内容，描述的都是迈锡尼一样的世界，一个战争已经结束、希腊人终获安定的世界。这些诗一定经历过此种宏伟的生活阶段，因为它们对那个世界的运转和建筑是如此熟悉。而在《伊利亚特》中有一个特殊的、与宫殿的生活环境有关的因素，它似乎足以证明——《荷马史诗》至少部分属于青铜时代的希腊文明中那个宏伟的生活阶段。

《荷马史诗》的语言遗迹

19世纪末及20世纪中叶，杰出的爱琴海考古学家海因里奇·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亚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和卡尔·布雷根在迈锡尼古城、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伯罗奔尼撒的皮洛斯展开考古研究，后来还在干尼亚 [7] 、底比斯 [8] 以及梯林斯 [9] 开展考古工作。他们发现了很多泥板，上面有一些类似文字样的划痕，是刻好之后又烘干的。这些泥板体积不大，颜色灰白，做工稍显粗糙，显然不是公共物品，而是供个人参考之用、而非公共展示的土质的记录本。

本书第一章里曾经提到过，卡尔·布雷根在皮洛斯王宫遗迹里发现了一幅精美的壁画，上面画有手拿竖琴的吟游诗人以及化身为飞鸟的诗歌；而在皮洛斯，这些泥板出土的地方距离壁画出土的地方只有寥寥数码。随后几十年时间里，没有人能够破译这些泥板划痕的意思。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英美两国专家的综合分析（借助于二战时期发展的密码学知识），这些划痕的意义终于弄明白了：泥板上的文字，是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200年间的一种希腊语。这种字符被称作“B类线形文字”（Linear B） [10] 。经过破译，原来，这些泥板上记录的，是清单和储藏室的账目，其作者是在早期希腊宫殿里工作的文职人员。这是一些账本，上面记录的是雇工、神职人员、战车及其他军事装备、食品仓、牲畜、地区官员、宫中仆人的数目和情况。

从泥板上的压痕可以判断出，这些泥板原先都是被捆成一堆，或是放在架子上的篮子里，后在那场灾难性的大火中掉到地上，而大火的高温恰好烤干了这些泥板，使其保存至今。泥板上记录的内容，与日常的、非官方的生活没有一丝一毫关系，更不用说会有《荷马史诗》中那种激情澎湃的现实了。这些泥板，只是一个档案系统，跟绝大多数官僚系统的运作方式类似，藏匿于广大民众的视线之外：它是那个世界的运转方式，是生活其间的人民难以理解的东西。

1939年的一个上午，在现被称作皮洛斯王宫档案室的地方，卡尔·布雷根开始了刻有“B类线形文字”泥板的挖掘工作。第一阶段的挖掘工作结束时，他们一共发现了600块泥板；在同一个房间的南面角落处，他们还发现了焦木的残片，以及7个腐蚀严重的小合页。1900年，埃文斯曾在克诺索斯发现了同样的合页。这些合页，以及附于其上的小钉子，都太小了，应该不是什么盒子上的东西。它们也不像是放置泥板的容器上的零件，因为就合页的尺寸判断，其所属的容器太小，装不了多少泥板。谁都猜不出这些合页和钉子到底是什么盖子或门上的。

直到1982年，伴随着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这些小物件的重要性才被破解出来。土耳其西南部有个小镇名叫卡什，在其东南方6英里处的乌鲁布伦地区，即利西亚古国的海边，当地的一位潜水者发现了一艘青铜时代的沉船残骸。船上有一块砍痕如新的木柴，其年代要追溯到公元前1306年。

沉船上的物品为我们了解公元前14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提供了有力的物证。这艘船当初是从近东地区驶往爱琴海地区，船上载着产自塞浦路斯 [11] 的10吨重的大块青铜锭，还有1吨重的锡锭，也许是产自阿富汗的锡矿区，要运到地中海去。制作青铜的标准铜锡比是10∶1。而乌鲁布伦沉船上所载的两种金属，若是用来制造青铜武器的话，其数量足以装备一支军队。

跟这些散装货物在一起的，是一大批宝物：玻璃铸块，埃及黑木块（一种黑檀木），鸵鸟蛋壳（也许是用来制作杯子），嵌贝戒指，象牙，十多颗河马牙齿，乌龟壳（挖掘人员认为这是用来制作某种乐器的共鸣箱）；除此之外，还有装在小罐子里的胡荽种子和黑种草种子、玫瑰精油、橄榄油和杏仁油；还有产自迦南 [12] 和埃及的金首饰，以及珍贵的锡杯。船上还有一些用于建筑、捕鱼和战争的装备，也许是为了售卖，也许是送给权贵人士的礼物，同时也是船上乘客的个人财物。船上的乘客大部分都是塞浦路斯人 [13] 或迦南人，他们都是带着东方的奢华货物前往西方世界的商人。但船上有3个人的来历很不寻常：其中一人配有一把刀，其最接近的相似物在西西里岛 [14] 和阿尔巴尼亚 [15] 出土；还有一个青铜胸针，若干长矛和一根石头狼牙棒，其最接近的相似物在黑海西岸的罗马尼亚 [16] 和保加利亚 [17] 出土。此人来自陌生的欧洲北部地区，在地中海地区活动，现在是乘船西行，也许是去希腊，也许是要回家。

另两个人来自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他们的财物也是成对出现——一人一份。他们携带的物品有家里使用的碗和盘子，还有剃刀，青铜匕首，还有刻有字符的石头——这是他们的印章，用于签署文件和包裹（将字符印在捆绳上的黏土球上）。在希腊内陆，很多古代的印章和印鉴保存至今。也许这两个人是从近东地区押送一些贵重物品返回希腊王宫，将其交给国王复命；据埃及语和希提语 [18] 的文献记载，这种由外交人员负责押运兄弟国王之间贵重物品交换的行为，是青铜时代两国外交的惯例。

乌鲁布伦沉船上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末期的物品，现在都摆放在博德鲁姆 [19] 博物馆那美丽、清冷、昏暗的展示厅里。与之相伴的，是另一个绝妙的东西：一块用两片黄杨木板做成的写字板。这块写字板的一边是用象牙做成的合页，可以像书本一样展开，而两片木板的里面都已挖成框状，可以倒入蜡液形成书写面。木板内侧的框底上，是笔画粗糙的纹路，用于蜡液的固定。木板的外表面有固定装置，使其保持闭合的状态，不会轻易开合；而这也许正是沉船时写字板的样子，因为其表面的磨损情况比内部要严重得多。这个写字板在海里泡了33个世纪，其中的蜡早已分解不见。而且，或许是因为由木头或动物的角制成，在沉船上同样未发现写字板上附带的“笔”。但在安纳托利亚发现了一个金属的“笔”，一端是笔尖的样子用于书写，另一端是平头抹刀用于改动。

当年的大火将皮洛斯和克诺索斯的王宫烧成平地，现在看来，在皮洛斯和克诺索斯发现的合页似乎是那场劫难中保存下来的便携式写字板的唯一零件。但这些物品所反映的情况——书写作为王室专享的记录方式；用于记录信息的可折叠的写字板，普通民众无缘触及和理解，但可以携带登船来往于国内外；这些写字板是王宫行政系统的记录用品——在《伊利亚特》中都有鲜活的例证。

狄俄墨得斯在战场上与利西亚的战士格劳科斯相遇，当狄俄墨得斯询问格劳科斯的出身时，他告诉了狄俄墨得斯一个故事。他说，他的祖父是一位年轻俊美的英雄，名叫伯勒罗丰忒斯（Bellerophon），他生活在柯林斯城堡 [20] 中。柯林斯的王后爱上了他。王后来自利西亚，是安纳托利亚国王之女。她对伯勒罗丰忒斯一见倾心，他却不为所动。王后的失落感与日俱增，渐渐生出恨意：如果不能得到他，那就毁了他。她到丈夫那里诬陷伯勒罗丰忒斯，说他勾引她，想强奸她。还说，身为丈夫兼一国之主，他若还有脸面的话，就应该处死伯勒罗丰忒斯。国王不想亲手杀死伯勒罗丰忒斯，而是：

交给他一篇记符，让他去了利西亚，

可在一块折起的板片上，足以把他的性命断送，

要他转交安忒娅 [21] 的父亲，让他在那里终结。

伯勒罗丰忒斯看不懂板片上写的是什么，继而带着自己的死亡判决书踏上了旅程。到达利西亚之后，他将板片交给了国王（他也是能读懂文字的）。国王分派给他一连串凶险的任务，但英勇的伯勒罗丰忒斯凯旋，利西亚的国王将他招为驸马，后来有了3个孩子；格劳科斯的父亲即是其中之一。

这则简短的小故事与亚瑟王传奇 [22] 极为相似：至高的荣誉感，王宫里的秘密奸情，对战场伦理观的有意跨越。事实上，这是一个流传深远的民间传说，其细枝末节在近东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广有分布。但是，故事中所提到的“书写”，那些神秘而危险的字符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段有关书写的描述，又与荷马的时代有何关系？

希腊国王让人写了一些东西，很可能是某位书记员，但伯勒罗丰忒斯看不懂。文字是王室的专享，朝廷里的小臣子是无权使用的。其中记录的内容，讲述这段传说的诗人也无缘得知；在他看来，它是神秘的，像魔法一般。伯勒罗丰忒斯递送的这个折叠式木质写字板上，写着的是凶险的字符；利西亚的国王能读懂，或者让别人读给他听，但仍带有咒符般的意味。

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文盲对文字的描述，他将其看作一个物品，而非信息；对他来说，这种通信手段是神秘的，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范畴。这是对迈锡尼世界的惊鸿一瞥。它与公元前750年之后的希腊世界不同，那时的饮酒者能在酒杯上镌刻下六韵步格的诗句；它与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750年间的世界也不一样，那时文字尚未出现，王宫和档案馆也不存在。换言之，伯勒罗丰忒斯的传说标志着——《伊利亚特》的故事至少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一样古老。

而事情远不止于此。这个王宫为主导的世界也许正是《伊利亚特》——或《伊利亚特》中的某个故事——所处的情境。它不是《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情境，也不是《伊利亚特》故事开始时的情形。在这个世界中，希腊军团在一个非希腊人的城前大军压境；在这个世界中，希腊的海洋冒险者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里，这里的生活与他们原先漂泊、掠夺、动荡的生活截然不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知道了黄金、武器等美好的事物，但在他们眼中，王宫和城市都是别人的。这个世界应该更古老一些。

在《荷马史诗》中，这些古老的幽灵般的印迹随处可见。艾米丽·沃缪尔（Emily Vermeule）是哈佛大学考古学系教授、美国在青铜时代领域的大考古学家，她曾如此评论她所热爱的《荷马史诗》：“古老的传统浮于整部诗之上，就像空气中悬浮的尘埃。”《荷马史诗》的原稿中有20%的内容是以一种古希腊文书写，这种文字比“B类线形文字”（亦即在公元前1400年之前）还要古老。这种情况可以从用于修饰动词的所谓的“前动词”（pre-verb）的使用方式上看出来。在“B类线形文字”中，以及在古希腊语后期，“the situation described earlier” [23] 可能是写成“the aforementioned case”。在《荷马史诗》里，以及在印欧语系中一些早期的语言里，同样的句子是写成“the afore case mentioned”。“前动词”与被修饰的动词脱钩了。“predetermined outcome”这种表述方式会在《荷马史诗》中看到，但在后期的希腊语中，其样子就变成了“pre outcome determined”。通过这个小小的线索可以看出，《荷马史诗》中所用的希腊语，在很多方面都要比“B类线形文字”中的希腊语要早。

长久以来《荷马史诗》的学者一直有个问题迷惑不解，那就是《荷马史诗》中有些诗句并非完全符合韵律。但是，如果在某些词中加入一个字母，即在英语中发音为“w”的“digamma”或“wau” [24] ，那么其韵律就合适了。这个字母在“B类线形文字”中已经不复存在，在保存至今的荷马文稿中也不见身影。比如说，在现存的荷马文稿中，阿伽门农是“anax andron”——“民众的王者”，但只有在前面加上“w”的发音，亦即“wanax andron”时，它才真正符合韵律。希腊语中，“酒”是“oinos”，但它最早的形式是“woinos”，与英语中的“wine”更接近一些。这些词，包括巨人埃阿斯拿到战场上的巨盾的描述，只有其原初形式才最有效果和韵味。到公元前14世纪早期，这种巨盾已被一种小圆盾所取代，但巨盾的修饰词却在史诗中被保存下来。战斗装备、词形、韵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荷马的根基存在于王宫为主体的世界之前，《荷马史诗》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

《荷马史诗》的考古遗迹

以上列出的都是语言方面的证据，而在考古学方面也有证据。若论壮观程度，首屈一指的当属在迈锡尼发现的“竖穴墓” [25] 。走进雅典国家博物馆那美丽的展厅（最好选在冬季中段的星期三左右去游览，那时几乎没有游客，整个展厅都是你一个人的。），在那里，你会发现激动人心的古物。竖穴墓中出土的物品都来自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人的尸体及其陪葬品都陈列在方形土穴中，当初曾有土堆建于其上。这些墓穴的年代，要在希腊大陆上出现堡垒和王宫之前。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大门和堡垒年代都在其后。墓穴中丰富的陪葬品均来自希腊战士们的世界，其价值反映在人的个体及其装备上。那是一个动荡的世界，人们爱的是马、战车、船、兵器、狩猎、饰品、美女、黄金和诗歌。毫无疑问，墓中人所迷恋的，是克里特文明的富饶和魅力，以及埃及那不可思议的财富。从这些文化中借来的（或偷来的）物品在陪葬品中随处可见。但竖穴墓所处的世界，并非以壮丽的王宫为主导。黄金充盈的，不是公元前16世纪的迈锡尼城，而是权贵人物的身体。这些国王和王后活着的时候一定是黄金遍体，耳朵手腕都是叮叮作响的金首饰，而他们身前都是围观者，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带着高高的尖顶王冠、身披完美不朽的金箔。

这种披金戴银却速朽的生活明显与《伊利亚特》中希腊战士的世界相似。1867年那个潮湿的秋季，当德国商人兼浪漫主义者海因里奇·谢里曼开掘迈锡尼墓穴之时，他给朋友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写了封信，信中着重描述了出土物品的重量以及他震惊的心情：

坟墓一共有5座。昨天，在最小的那个坟墓里，在一男一女两具尸体上，我一共找到5千克纯金打造的首饰，其饰品精美绝伦，令人震惊。他们身体上每一寸地方都盖着金箔。哪怕是简要描述一下这些珍宝，至少都需要一周时间。今天我把这个墓穴清空了，又找到了0.6千克装饰用的金箔……今天我给《泰晤士报》 [26] 发电报说了这件事。

谢里曼将墓穴中的战士认作《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这被视为他的大谬之论。 [27] 之所以被列作他众多另类观点中最过分的一个，是因为正统说法认为（一如古希腊人的观点），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而迈锡尼竖穴墓比其至少要早350年，与特洛伊战争毫无关系。可是，这种时间的推测，并不比古希腊人的观点高明多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系列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180年间的、特洛伊城遭到毁坏的证据；其中任何一个似乎都可以印证《伊利亚特》中的战争时间，但只有这一个理由说不过去：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希腊，发生在王宫为主导的文化产生之前，与迈锡尼竖穴墓中身披金箔的国王所处的世界相仿。一个是把荷马与公元前1200年的特洛伊联系起来，另一个是把他与更早了数百年的一个城市联系起来，与后者相比，前者的理由也好不到哪里去。

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

所以，与谢里曼一样，本书的观点有些独辟蹊径：迈锡尼的竖穴墓与萌芽时期的荷马史诗是同一时代，或比其稍晚一点点。墓中的陪葬品就是最好的证据，它们所处的是一个城邦出现之前的、边缘的、英雄为主导的世界，那时的人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极其相似。

谢里曼无意中找到的那些金箔人面，与《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人脸是一样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张面具，其耳朵在脸侧展开，与正常脸庞有异，也使其严肃性打了折扣。而从金箔上的折皱可以看出，两只耳朵、大部分下颌胡须以及面具的上沿都是可以向后折叠的，折叠之后，面庞就凸显出来了。

这是一张战争中的人脸，不是普通人的模样，而是英勇国王的脸庞：严厉，强势，拒人千里，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异端审判官一样刚直。若论其决绝的神态，表现最抢眼的当属其宽阔、紧闭的双唇和坚毅的下颌。这是不朽荣耀的面盔。看着其单调无趣的面庞，向其示好，它只会不理不睬。面具上金光闪烁，它却无动于衷。它会带来杀戮，你却伤害不了它。这是“aristeia” [28] 上的阿伽门农，是他对霸权的疾驰；这是他最光辉的时刻，就像“aristeia”这个词的意思一样，是卓越，是他英勇的时刻。在这种权势的光环下面，他那奇怪的、咖啡豆一样的双眼既可被看作是闭着的，仿佛正在沉思；也可被看作是眯着的，仿佛是在凝视。面具上还有一些浮华的表现：嘴唇上两撇胡子的尾部上翘，下唇有一小撮胡须；但从根本上说，它表露出的，是王权的冷酷无情。

把这张面孔记在心里，再去读《伊利亚特》第六卷里阿伽门农在“人杀人和人被人杀的战场上”跋涉的情景。在他的暴行之下，敌人像樵夫斧下的大树一样棵棵倒地。他把长枪捅入一个特洛伊战士的面部，“青铜的面盔挡不住矛尖，透穿坚硬的边层和颊骨，捣出颅内的脑浆喷溅。”他碰到的第二个特洛伊战士，被他用“投枪扎进胸脯，奶头的上面”；第三个被他一剑劈在耳朵上；接下来两个特洛伊战士是兄弟俩，他们祈求阿伽门农饶他们一命。他俩“对着王者说话，话语柔怜，哭得悲伤”，他们说，活捉了他俩，他们的父亲会用青铜、黄金和铁来赎人；但他们“听到的却是一番无情的回答”。“无情”一词，在英语译本中大都用“ungentle”，而原文用词是“ameiliktos”，意为“unsoothing”（不令人宽心抚慰的），是“darling”（仁慈）的反义词。言罢，阿伽门农一枪捅进其中一个人的胸膛，又挥剑斩断另一个人的双臂，砍下了他的脑袋。那人的头在四周的战士们脚下滚动，就像一块圆石。阿伽门农是林中的烈火，是山中的猛狮。他啊的双手涂满飞溅的浊血。无主的战车在战场上乱窜，“驭马思盼高傲的驭者，而他们却已躺倒在地，成为兀鹫，而非他们的妻子，喜爱的对象。”

特洛伊人纷纷从阿伽门农身边躲开，宛如被猛狮惊散的牛群，看着它撕咬着自己的幼崽，却束手无策。阿伽门农就是那头狮子，它杀掉对手，吞食着它们的内脏。随后他杀死了一位名叫伊菲达马斯（Iphidimas）的特洛伊战士。伊菲达马斯刚刚成亲，他的妻子再也无缘与他共享幸福。随后，阿伽门农又杀死了伊菲达马斯的弟弟，还割下了后者的头颅。这是生离死别的时刻，是涂炭生灵的时刻，更有甚者，是截断人间联系的时刻。此处所显示的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两个世界之间的区别，可谓显而易见：阿伽门农是刀锋利刃的暴力，他的手下败将则是筋肉。这是刀刃与血肉的会面。

就在此时，阿伽门农伤了胳膊，这才从战场上退了下来。他的伤口渐渐止住了血，剧痛袭来。

像强烈的阵痛袭扰临床的产妇，

掌管生产的精灵带来难忍的痛楚，

同样，剧烈的疼痛碎剪阿伽门农的英武。

《伊利亚特》这首美丽而恐怖的诗，其优雅和智慧就反映在以上词句中。代表终结与死亡的阿伽门农，他体验到的痛苦与女人临盆时的剧痛是一样的。一直以来阿伽门农所做的，就是斩断敌人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甚至人与马之间的联系，但是随着以上意义的流失，荷马用新生命的诞生作为补充，这是感情上的突然爆发，也是人性的根本关联。

如此看来，竖穴墓里的希腊人，是刀刃与面具的主人，是“编织”与“拥抱”的特洛伊人。一个代表割断和拒人千里，另一个代表编织和拥抱；但荷马超于其上，将以上两种兼容并包。他把一首描写死亡的诗编织成了美丽的画卷。这正是《伊利亚特》的真面目：一匹写满了历史的布，一张承载了悲伤的织锦。在这幅画卷中，“非城市”对抗着“城市”，“动荡”与“不安”对垒的是“稳定”和“安全”。《伊利亚特》依赖于这种区别：“受宠”与“受虐”，对生命的“创造”与“毁坏”。事实上，这首诗本身即是一种卓越的“织物”，它把各种区别编织在一起，编织成一匹闪闪发亮的、无与伦比的理解力的织锦。

荷马的这种对复杂性的热爱同样在出土的文物上得到体现。举例来说，在博物馆展厅的物品里，有一个美丽的金杯。它无疑是某种多人仪式上用于招待的酒杯。这个金杯上镌刻着交织的螺旋花纹，这些花纹生动表达了那些场合的情形。杯身上的螺纹形成上下两个螺旋，顺着一条线看下去，你会发现，两条线一个是S形，一个是反S形；两条线在螺旋中心位置结成一个点，然后继续旋转而出，流向下一个旋涡。与此同时，每个螺旋里的线各自探出头来，与上方或下方的螺旋相接。

饮酒的金杯，上面镌刻着交织的螺旋花纹，是荷马世界中令人迷醉的宝物。

这个文化，着迷于碰头，交接，缠绕，绞合，以及逆流的相接。螺旋无处不在：画着驾着战车奔赴战场的长矛兵的墓碑上有它，瓶瓶罐罐、建筑石材上有它，迈锡尼国王那凿工精美的王座底台上有它，一个黄金护胸甲上满满的也是它。这些螺旋可被看作是抽象的海浪，却不止于此：这些纹路代表的是聚与散，分与合，是存在的本质，是人的思路，是心路历程，是“交织”与“分离”的世界。

在《伊利亚特》第十四卷中，希腊联军陷入不利局面，皮洛斯的老国王奈斯托尔站在营帐外面，惶然地看着眼前的混乱场面：

恰似辽阔的洋面涌起一股巨大的漩流，

无声无息，预示着一场啸吼的暴风，

没有汹涌的激浪，朝着这里或那边奔腾，

等候宙斯卷来狂飙，打破虚静的无争；

就像这样，老人思考斟酌，仔细权衡。

这是诗歌最贴近考古学家所谓“对立螺旋”的一次；后者在迈锡尼的装饰和思想中占据了太多位置：动态，自我交织，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流动、复杂、充满活力。

但这里也有细腻和敏感。在3号墓里，谢里曼发现了3个女人、2个孩子的骸骨。他们头戴金箔做成的、上有太阳浮雕图案的精美王冠，他们的衣服展开，就像春天里点缀着黄金圆盘和黄金花朵的草坪。谢里曼在墓中还发现了一个极其单薄的黄金天平。悬挂秤盘的秤杆用很薄的金箔做成，比蝴蝶稍重的东西都能把它压弯。秤盘上，有迈锡尼的工匠精心压出来的图案：腹部肥大的蝴蝶，其双翅展开，翅缘恰好与秤盘的圆形边缘相契合。

以上证据说明了一件事：早期的、在王宫为主导的世界出现之前的《伊利亚特》，并不是某种充满了杀戮和暴虐的野兽派的粗陋之作，也不是对作为诗中组成部分的微妙的道德氛围漠不关心。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伊利亚特》一样，早期的《伊利亚特》同样兼顾了讽刺、悲情、辛酸和人性。艾米丽·沃缪尔曾对一些美国古典派学者如此说道：

语言学学者往往不喜欢或者拒绝承认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早期的《伊利亚特》同样很优秀，很有欣赏价值；为保持其本色，历代唱诗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尽力传承其古词和过时的韵调。语言学学者们更倾向于一个后期的天才的荷马，认为他统一了史诗的构思，给其中人物赋予新的微妙特色。这是因为，我们仍是喜欢相信“进化”，我们习惯认为新的一代总会比老的一代有所提高改善；所以我们习惯认为，荷马应该像开明的、惹人爱的“我们”一样，而不是什么远古的唱诗人。……但是，不论是诗，还是考古，“早期”与“原始”并非常常一致。

以《伊利亚特》中两位博人同情、令人震撼的人物之死为例。一个是阿喀琉斯的挚友普特洛克勒斯，一个是特洛伊的捍卫者赫克托，在描述他们的死亡时，荷马用到了同样的一段诗句；全诗也只有他们俩才享有如此待遇：

他言罢，死的终极将他蒙罩，

心魂飘离肢体，坠入死神的居所，

悲悼他的命运，将青春和刚勇全抛。

在迈锡尼出土的金箔天平。其金箔薄如蝉翼，秤盘上压有蝴蝶图案。

这些诗句中所使用的希腊文，与《荷马史诗》中其他诗段同样古老，却带着深深的辛酸。心魂飘离，除了遗憾什么都没带走。死亡不是一种解脱、化身为美丽的无形；而是被驱逐出了鲜活的人生。死亡是远离光明的流放。普特洛克勒斯和赫克托那原本秀丽的肢体和双眼，现已变得形如槁木、呆滞无神。离了它们，灵魂近似于无。

后期出土的希腊陶器上，有时会有这样的图案：在刚刚死去的英雄的肩上，飞着一只翅大身小的蛾子样的东西。艾米丽·沃缪尔联系到德国杜塞尔多夫市（Dusseldorf）一个晚期病人护理机构的医生，他将濒死的病人的床置于极其精确的秤上，从而测量人死刹那之间的体重变化。据他的测量报告所称，人死前后的体重差是21克，他认为这就是灵魂的重量。

这岂不是荷马在公元前16世纪迈锡尼希腊时细腻情感的表现？阿伽门农那拒人千里的面具；蜉蝣样的灵魂悲伤地离开曾经发光发热的鲜活肉体；在抉择中，人的思想对立而交织；每天的生活中，柔情与令人绝望的暴力相伴而生……

在一个又一个明喻中，荷马知道，生命是脆弱的，爱是痛苦的，伤害和死亡是难免的；春日的山坡上，花如繁星，羊群哺乳，越冬的森林里隐约有了嫩叶……这番景象，要比战场戮敌、奸污敌妻、载金而归更为珍贵。

俯视过往是没有必要的，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知怎的就有了一种荷马和竖穴墓所代表的战士文明无法触及的高尚的价值观——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个早期希腊人的时刻能否再往前推一推？在迈锡尼文明的遗迹之前，是否还有荷马的根？答案是肯定的。希腊和爱琴海是《荷马史诗》确凿无疑的故事场景；但是从这出发，有两条路分道扬镳：一条向西、北而去，进入欧洲，到达欧亚交界处；另一条则向东、南而去，前往克里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东岸的伟大的宫廷文明。荷马存在于两条洪流的交合之处；在很多方面，《荷马史诗》的故事就诞生于两条河流交合之时。荷马常被视作后期东西方相遇的模板，但更好的理解是，他是南北方伟大的相会，是北方的冒险家在南方的经历。这是希腊文明根处的交汇，也是此后欧洲历史的主干。

[1] 利西亚（Lycia），小亚细亚西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古国，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

[2] 巴林（Bahrain），西亚国家，位于亚洲西部，为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邻近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

[3] 苏赛克斯（Sussex），又译萨塞克斯，是英格兰东南部一个郡。

[4] 哈萨克斯坦，中亚的内陆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领土横跨亚欧两洲。东南连接中国新疆，北邻俄罗斯，南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接壤。

[5] 阿玛宗（Amazon），相传曾居住在黑海边的一族尚武善战的女战士。

[6] 见前文译注。

[7] 干尼亚（Chania），位于希腊克里特岛西端，现为克里特岛上的第二大城市。

[8] 底比斯（Thebes），又译忒拜，位于中希腊维奥蒂亚州。这座城市是卡德摩斯、俄狄浦斯、狄奥尼索斯、七将攻底比斯、特伊西亚斯等故事的发生地，所以在希腊神话中占有重要地位。

[9] 梯林斯（sTiryns），位于纳夫普利翁以北4公里，它是迈锡尼的卫城，传说是由独眼巨人建造，1999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10] 另有“A类线形文字”（Linear A），它与“B类线形文字”类似，但时代更早，属于克里特岛的文字，但意义尚未破解。

[11] 塞浦路斯（Cyprus），地中海东部一个岛屿。

[12] 迦南（Canaan），又译“客纳罕”，是由巴勒斯坦或其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古代地区，主要是指今天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圣经·旧约》中被称为乐土。它就是希腊人所称的“腓尼基”。

[13] 塞浦路斯，位于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一个岛国，位于地中海东部。

[14] 西西里岛（Sicily），位于亚平宁半岛西南部，是地中海里面积最大的岛，现属意大利。

[15] 阿尔巴尼亚（Albania），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岸，北接塞尔维亚与黑山，东北与马其顿相连，东南邻希腊，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

[16] 罗马尼亚（Romania），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一个国家。

[17] 保加利亚（Bulgaria），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一个国家。

[18] 希提语（Hittite），希提人，又译赫梯人。公元前2千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出现的古印欧语系民族，大概来自黑海以北的地区。

[19] 博德鲁姆（Bodrum），土耳其穆拉省的港口城市，位于这个国家爱琴海地区的西南部，博德鲁姆半岛的南部海岸。

[20] 柯林斯城堡（Corinth），希腊海港城市。

[21] 安忒娅，王后的名字。

[22] 传说中的亚瑟是不列颠国王尤瑟王与康沃尔公爵之妻伊格赖因的私生子，在亚瑟一出生开始就被尤瑟王托付给魔法师梅林，梅林将亚瑟偷偷抚养成人。尤瑟王死后国内形势动荡不安，亚瑟拔出石中剑，继而继承了王位。他率领众骑士抵抗外敌入侵，锄强扶弱，行侠仗义，曾帮助苏格兰王国抵抗爱尔兰，他还率领配下的骑士统一英国，征战于整个欧洲大陆，甚至远征罗马。为了感谢亚瑟的鼎力相助，苏格兰国王将爱女桂妮薇儿许配给他，但桂妮薇儿深爱的却是英俊的兰斯洛特骑士，即使婚后仍然无法忘怀，之后两人秘密幽会，最终被亚瑟王发现，兰斯洛特被迫逐出宫廷，远走法国布列塔尼。后来亚瑟王追踪而至，捉拿了兰斯洛特，将他关押在一个堡垒中。后来，亚瑟王的外甥莫德雷德违背了与亚瑟王的约定，他私自占领了卡美洛王国，并在全城散播谣言说国王已死，还企图霸占王后桂妮薇儿。亚瑟王与莫德雷德交战，二人在战场上同归于尽。

[23] 意为“上述情况”。

[24] 古希腊字母f。

[25] 竖穴墓（Shaft Graves），古代墓葬构造形式之一。新石器时代开始流行，为后代沿用。由地面向下掘一个较规整的长方形或方形土穴作墓。

[26]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张综合性全国发行的日报，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挥着巨大影响，创办于1785年。

[27] 谢里曼在给一家希腊报纸的电报中声称，看到墓中遍身珠宝的国王尸身，他觉得“此具尸体与我在很久之前就设想的权倾天下的阿伽门农的形象极其相似。”但他从未说过自己曾凝视过“阿伽门农的面容”，也未提到现已广为人知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这位英俊时髦、留有胡须的国王，其面庞是青铜时代最著名的，其面具是在另一个墓穴中发现的。就在发出电报之前，谢里曼发现了一具尸体，“圆脸，其肤肉保存完好，”眼睛和牙齿都在。尸体的面部同样裹着黄金面具，但奇怪的是，这张面孔上一点胡子都没有，脸像足球一样圆，脸颊肥胖，眼睛小而圆，是迄今为止尚无合理解释的国王形象。

[28] 阿伽门农的战车。

第八章 金属和英雄

《荷马史诗》：唯一记载青铜时代北方草原的地方

石器时代，人类尚不知主动寻找金属。他们有时能在地面上、岸边沙中拾到瘤状或块状的铜。有些地方，如安格尔西岛 [1] 派瑞山（Parys Mountain）的大铜矿，当地地下水中的铜含量如此之高，以至于泥土中常常会有纯铜的树枝、茎叶和果仁——埋在泥里的植物中的有机物已经被铜所取代。

欧亚大陆上，这种天然铜往往被打造成铜盘、花饰、徽章、胸针，有时会被做成用于加工皮具的铜钻和刻刀。公元前8000年左右，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铜已经进入了常人的生活。最早的铜匠是代表着“炙热”和“奇异”的魔法师，他们将金属从人们常见的矿石中提炼出来。陶皿的高温足以将氧化物和硫化物中的铜分解出来，但即便如此，这种在烈火中浮现、冷却时仍红彤彤的物质的确令人敬畏。《亚瑟王传奇》里的“石中剑”甚至也可能是对这种奇迹的俗世记忆：从石头中得到的闪耀的力量。 [2]

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欧亚大陆上的人开始设法把铜弄得硬一些。起初也许是巧合，他们在熔炼过程中将砷掺到了铜汁里，从而炼出了铜砷合金。但不论是纯铜还是铜砷合金都太软了，都不是公元前3000年之后为欧亚大陆带来剧变的、那种划时代的金属 [3] 。直到那时才有人——也许是在安纳托利亚——发现，若是往铜汁里掺入锡，就会得到一种新的金属。它不仅色泽光亮，带着黄色的、视觉的强度；而且的确坚硬，可被打磨出锋利耐用的刀刃。这种铜锡合金就是青铜，而它将改变世界。安纳托利亚有锡矿，但在绝大多数地区，锡极其罕见，甚至储量为零。在大多数制作青铜的地区，锡都要依赖进口。这些引发了青铜革命的锡到底来自哪里，至今无法知晓：也许是来自今日捷克共和国的波西米亚地区 [4] ，也许是来自康沃尔 [5] ，更有可能是来自阿富汗。不论其源自何地，借着锡矿的进出口，来往与联系都成了欧洲文明的中心。在欧洲的青铜时代，外邦首次变得讨人喜欢，遥远之地也开始享有声望。此时的欧洲，变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个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文明。思想，信仰，生活方式，通过海上航线和河流在欧洲和西亚流通不止。

布里斯托尔 [6] 的考古学家理查德·哈里逊（Richard Harrison）曾如此写道：“当时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一个以为只有自己这一个世界的大洲，通过来自遥远地区的物品，他们得知还有其他世界的存在，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用着同样的物品。”一串琥珀项链，在英格兰的维尔特郡 [7] 的一个坟墓里出土，其串珠产自迈锡尼；内布拉星象盘（Nebra Sky Disc），在德国中部出土，是用产自奥地利的铜、产自康沃尔的锡和黄金制成；英国德文郡南部海岸发现了一艘青铜时期的沉船残骸，船上有造于西西里岛的剑；在巴伐利亚州 [8] 伯恩斯托夫（Bernstorf）发现了一块琥珀，上面刻有“B类线形文字”——迈锡尼时代所用的希腊语，此外还有几个黄金王冠，与考古人员发现的迈锡尼时期的王冠极其相似；希腊人的坟墓里，有阿富汗的青金石 [9] ；丹麦的坟墓里出土的折叠椅，借鉴的是希腊和埃及的样式。

这种物的交流，是否伴有人的迁移？或者只有物品在欧洲大陆手手相传？青铜时期斯堪的纳维亚 [10] 的船匠，他们的造船工艺与希腊的极其相似。一些瑞典墓碑上雕刻的水獭样的动物，与迈锡尼图章戒指上的也极其相似。这些认知是如何到来的？青铜时代的希腊文明真的接触到了丹麦吗？

在英格兰南部巨石阵 [11] 不远处发现一个青铜时代早期的墓穴，其中发现的牙齿里的微量元素表明，墓穴里的人应该是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地区长大。在他旁边，还埋着一个人，应该是其亲属，也许是他的儿子。因为两个人的骨架结构上有相同的轻微缺陷。据其牙齿判断，后者是在英格兰南部长大。跨越大洲的迁徙在青铜时代是可以实现的，但欧洲原始人是否都是冒险家和旅人呢？或者这些人的迁徙也是被迫的？在英格兰肯特郡东北部的萨尼特（Thanet）的克里夫森德村 [12]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青铜时代晚期、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时的墓穴，里面共有24具骸骨。经过牙釉质化学分析，发现他们的出处是多元的。有三分之一是来自肯特郡（饮用水中的锶和氧的同位素带有鲜明的化学特点）；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挪威南部或瑞典；有五分之一来自地中海西部地区；其余出处不明。其中很多人是在3到12岁之间离开了故土。在肯特郡的古墓中发现了一位老妇人的骸骨，分析表明，她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生，童年时去了英格兰，最后，其漫长的一生在肯特郡终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都是奴隶。

某些人类基因（单倍群E3bIa2）主要分布在阿尔巴尼亚的铜矿地区（现在也是），很少会出现在欧洲其他地方，但只有两个例外：一是今日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地区，一是在英国威尔士西北部。这两处地方都是青铜时代早期主要的铜矿中心。毫无疑问，这些基因分布就是活生生的记忆——青铜时代的人们为了探寻铜这种神奇的金属而在欧洲大陆大范围迁徙。

青铜开始改变近东地区，也影响了中国、印度河谷 [13] 和爱琴海地区。而位于城市地带边缘的特洛伊，就成了一个交易中心，把控着向北的要道。城邦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文字，行政机构，专职商人，中央集权政府。纺织品卖到高加索地区，从那里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铜矿区换来铜。在这个东跨亚洲大陆的地带上（亦即特洛伊城和奥德修斯拜访过的那些美丽的城市），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在更靠北的地区，这种新的金属也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同等、但截然不同的影响。一种以青铜为基础的、与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出现了。从里海附近的大草原开始，穿过巴尔干，直到北欧地区，一系列经济、社会、军事及心理变化蔓延开来。这些改变促成了一种文明，阿喀琉斯即是其象征：它不是一个遍布城市的世界，而是战士的家园，野蛮的男性是其主导，信奉的是男性神祇，暴力是其教化，对居处和公共建筑毫无兴趣，而是痴迷于武器、速度和暴力。这个战士世界中的英雄们，与遥远南部地区城市里的公职人员、砌墙的工人或城门的守卫截然不同；而是这样的人其个性体现在大型的个人葬礼上，其坟头高高地堆在郁郁葱葱的牧场的高处显眼位置；“肉”在这个战士的世界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活着的时候，它们是可移动的财富象征，屠宰烹饪之后，它们是宴请嘉宾的菜肴。

公元前8世纪的青铜矛头。1908年收入锡拉库扎博物馆。

这种“半放牧式”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是一种游走、迁徙的战士文化的滋生地，而它最终蔓延了整个欧亚大陆。这种文明中存在着一些区域性的差异和特点，其年代也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有很多时间间隔，也就是说，这种文明先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尽管如此，一种青铜时代的酋长文化延展到从大西洋到亚洲大草原的整个欧亚北部地区。这是一个嵌入了英雄精神的世界，它与地中海东部地区发达开化的文明截然不同，它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以竖穴墓为下葬形式的希腊人所处的世界。

在描述希腊的英雄人物时，荷马提到了这个北方的战士世界。荷马史诗，是唯一能听到青铜时代北方草原上战士们说话、畅想、哭泣的地方。除此之外，青铜时代欧洲的其他地方都是鸦雀无声的。在现代民族志学者搜集复原的传说和诗歌里，也能听到爱尔兰或德国森林中时代的回响；但只有在《荷马史诗》里才能找到其直接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双向的：荷马描述了青铜时代欧洲的情形；后者也反证了荷马的世界。

在大家最想象不到的地方，阿喀琉斯所处世界的回响却在你耳边翁动。处于核心位置的，就是武器。在英格兰维尔特郡、意大利那不勒斯、意大利锡拉库扎 [14] 、土耳其博德鲁姆、希腊雅典、希腊纳夫普利翁（Nafplion）、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国巴黎、英国爱丁堡、英国伦敦、英国波士顿等地的博物馆里，我曾见过大量收藏品和出土的文物。每到一处，只要看到青铜时代的武器，都能被其威势而震撼：引人注目的长刀刃，绿色的青铜锈（现在往往是斑驳的海水颜色），柳叶状的枪尖，黄金剑柄的锋利长剑；枪尖的基座几乎与枪尖一样长，偶尔还有仍裹着油布保存完好的。

公元前8世纪的青铜枪尖，在一个大陶皿中发现，1908年收入锡拉库扎博物馆。

大家若能以荷马的眼光来看这些枪尖，就能明白其设计的用意：渐窄的双侧刃，锐利的枪尖，侧刃如柳叶一般，散发着缓慢流动的死亡气息；枪尖基座像一条主脉一样延伸到枪尖，越走越窄，渐渐变成针尖一般；枪尖下端是枪杆上最细的地方，很可能会因被刺者的痛苦挣扎踢打而折弯或折断。

这些枪尖可谓设计精妙，用意明显，兼并所有必须的功能，可切可扎；两条侧刃加上施力方便的枪杆，便于将金属枪尖扎入血肉之躯，渐宽的枪刃用于撕裂伤口，使对方流血致死。

这是《伊利亚特》中最棒的兵器：

披挂完毕，全身铜光闪烁，

众人迈步向前，由裂地之神波塞冬率统，

厚实的手中握拿夺命的长剑，薄利的锋口

闪照寒光，像闪电打出：痛苦的仇杀中，人们

谁也不敢近前，出于恐惧，全都退缩在后头。

这些兵器既令人胆寒又美不胜收，像《伊利亚特》一样令人反感又魅力非凡。一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冰冷无情，二是因为其工艺之精美，是材料与用途的完美结合。在迈锡尼古墓中出土的刀剑往往设计得非常平衡，其柄部重量正好中和了刃的重量，因此拿起来时非常趁手，就像是身体的延展，扩大了人体的控制力和破坏力。长矛在狩猎时是很有用的，因为它可以投掷出去，也可以向围困的猎物反复戳击；但刀剑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刻：它们是首个只有唯一设计目的的物品——杀人。刀剑的攻击范围太小，对围捕困兽没什么用处；其用处体现在一个人面临另一个人的暴力威胁、准备做出反击之时。考古人员发现，一些装饰精美的刀剑几乎没有使用过；它们只是仪式用品，是荣耀的象征。但其余的，绝大多数都有战斗的印记：刀刃因互砍而有了卷口和缺口，还有以备再次使用而磨过的痕迹。

即使隔着博物馆的玻璃展柜看过去，即使已经经过消毒、贴了标签、交付给博物馆收藏了，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兵器的威慑力和魅力。有时候它们就像笼中的猛兽，其四分之一英寸厚的利刃下面潜藏着嗜血的暴力。任何人，只要曾经拿着称心的猎枪打过猎，或拿着趁手的钓竿钓过鱼，那他都能领会其中的感受。那是一种称心如意的感觉，就像谢默斯·希尼 [15] 描述手中的笔一样：“像枪一般顺手”。武器扩展了你的能力，使其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它所带给你的感受，就像鱼儿上钩、钓竿弯曲，你能感觉到另一个生命在你的把控之下挣扎；或像看着被你打中的飞鸟，它缩成一团，头翅无力，翻滚着从空中坠下，像足球一样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对争勇斗狠的世界中引以为乐的暴力，现代社会的我们也许会心生反感；但不能理解那种乐趣，就不能理解荷马。对那种死亡的声响，荷马有一个专用的词：“doupeo”；其意思是“像尸体倒地时所发出的沉闷声响”。其反义词是“arabeo”，意为“碰撞时的铿锵声”，即人倒地时盔甲发出的磕碰声。这种搭配也是一种程式化的表达，往往会用一句诗表现出来，一遍遍记录着敌人的死：

Doupesen de peson，arabese de teuch’ ep’ auto

此君轰然倒下，铠甲在身上锵响震敲。

沉闷的“砰砰”声与响亮的“铿锵”声标志着人与生命的分离，其连贯性因死亡而消除。闪亮的青铜所赋予的威势，新金属统治下的欢欣，彻骨的阳刚之气，力量的教化，都随这声音分崩离析。锋利的刃改变了人的关系。

杀戮是《荷马史诗》的真相

我这一生中，被人用刀架住脖子只有一次。那是在30年前，我25岁的时候。当时我是在叙利亚沙漠的帕尔米拉（Palmyra）。傍晚，我独自走在绿洲南缘的棕榈树林里。在太阳神庙废墟旁边的树林里，有弯弯曲曲压着车辙的小路，我就沿着小路随便走着。阳光的光柱穿过树丫射下来，照亮高挂在树梢上的串串果实。光柱之间，空气是温柔的灰色，就像牛奶一样。傍晚的暖风钻进衬衫，在衣服和皮肤之间流淌。一个小男孩从我身边经过，高兴而甜美地用英语向我打招呼：“hallo”。

我思考着前些日子我们到来时的情形：沿着一条坚硬粗陋的道路从大马士革 [16] 出发，经过广袤的沙漠，最终来到这片美丽的绿洲里。我陷入沉思之中，用靴尖踢着路上的尘土，漫无目的地溜达着。天渐渐暗了下来，一会儿过后，我觉得该往回走了，回到我住的季诺碧亚酒店（Hotel Zenobia）去。这家酒店位于太阳神庙遗迹1英里处，就在帕尔米拉这个现代化的城镇中。

于是我转身走上来时的路。我走在路上，能看到自己来时的那串脚印。但随后我来到一个岔路口，一下子无法判断该走哪条路。一个年轻人推着自行车朝我走来。他看上去比我稍微年长一些，比我矮，一头浓发梳成偏分发型。“季诺碧亚酒店？”我问道。他抬头看着我。“季诺碧亚酒店？”我又问了一遍。

他脸上露出明白的样子，朝我微笑了一下，掉过自行车头，领着我走上他来时的路。因为不懂彼此的语言，我们俩之间的交流照例是没什么收获的。几分钟过后，我们又来到一个岔路口。他好像也不知道该走哪边了。我看着他的脸，想知道他打算走哪条路。就在这时，他扔下自行车，抓住我的手腕，想把我推倒在地。由于我比他高大，又抓着他，而他的胳膊却抓不到我，所以我一直没被推倒。他把腿别在我的小腿后面，想绊倒我，就像校园里的小学生摔跤一样，可也未奏效。想起来真有些滑稽——叙利亚沙漠里的绿洲中，我们俩在土路上扭抱在一起。但现在再看他的眼睛，我能看到里面闪动着野兽样的欲望。

我挣脱了他，向来时的路跑去，在第一个交叉路口右拐，继续往前跑。虽然心里没底，却希望能顺着这条路逃出棕榈树林，跑到废墟周围的空地上去。我继续往前跑，道路被旁边的种植园挤成蜿蜒的曲线，结果我又跑到了一个岔路口。该走哪边呢？我一边纳闷，一边停了下来，想认出回酒店的路。就在这时他追了上来，抓住了我。我低头看了看他，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块大石头。原来他在后面追我的时候，一直想把石头扔过来把我击倒。接着，他扔掉了石头，掏出一把匕首，其刀刃也就四五英寸长，但刀尖锐利，刀刃磨得亮锃锃的，上面还能看到磨刀石留下的划痕。

他抬手把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刀尖恰好抵在脖子大动脉处，亦即脖子与下巴的连接处。我能感觉到金属贴在皮肤上，却并未割下去。他用刀架着我的脖子，逼着我沿原路走了回去。我没有太多害怕。我的呼吸慢了下来，头脑渐渐失去知觉，无法连贯思考。他想到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去。我们走下土路，走进一块棕榈树间的灌木丛里。那里有几个小塑料容器，也许是油桶。我们俩都没有说话。他把刀架在我脖子一侧，逼着我脱光了衣服。那时我本应反击吧！回想起来，我纳闷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为什么不给他脸上一拳，把他击倒在地，再狠狠地踢上几脚呢？那不正是荷马史诗里英雄们的壮举吗？打碎他的头骨，杀了这个拿刀威胁我的人。这不是唯一该做的、有尊严的事吗？

但我没有那么做。我的反应，就像《伊利亚特》中“愚蠢”孩子们一样，在刀刃下屈服。想到刀子会给我的脸和身体造成的伤害，我就胆寒不已，不敢贸然反抗。荷马史诗中，女人和孩子常被扣上“愚蠢”的帽子，因为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敢冒着死亡的危险反抗，而是像疯狗面前的羊一样顺从、忍受。我可怜地跪伏在地上，伴随着他狂乱的动作，刀尖在我的颈部抖动；我的思想早已飘离身体，一边审视眼下的情景，一边意识到：最危险的时刻尚未结束，他完事之后，既有厌恶、愤恨和羞耻的心情，又面临我会报警抓他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他最后会杀了我。

我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这一切似乎那么平淡无奇，我既不害怕，也不惊诧，甚至连心跳都没有加剧。这就是我对平凡的死亡的体验，到那时为止，塑造、促成了“今日之我”的一切因素——我的父亲、祖父，我心爱的故乡，《伊利亚特》中战士们魂牵梦绕的果园和麦田，还有我远在英国的妻子——所有这些也许都要画上句号了；既不奇怪，也不神秘。这是生与死的抉择；而我的生命即在于身体里汩汩而动的脉搏。我觉得自己完全就像一只待宰的动物一样，仿佛我和身体要一并终结，而与我有关的一切都取决于这把刀不会切入我的身体，把我的性命喷洒在叙利亚的沙漠中。

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荷马史诗中所有的类似反应都在我的脑中闪过，既有在暴力下屈服的孩子般的愚蠢，也有冒险杀了他以证明自己的雄心；这是我递给荷马史诗中英雄们熟悉的那个世界的投名状，他们的存在，取决于敌人的死亡。

我们都站起身来。我穿好衣服，他提上裤子。他手里握着匕首，我随着他一起往回走，距他一臂的距离，微笑着跟他谈着帕尔米拉的事。随后，我们来到他的自行车那里，他把自行车扶了起来。他手握自行车把，刀仍在手中。我隔着自行车与他并肩而行，其间一直在跟他说话，眼带笑意地看着他，一副放松顺从的样子；一边却做好了他会停下来再次侮辱我的准备。我没有表现出丝毫愤怒，害怕，而是心态平静，头脑冷静。我一边走着，一边在路上寻找趁手的石头，时机一到，我就捡起一块，砸碎他的前额。

天已经黑了。我们经过了刚才他第一次抓住我的地方。我知道，走得越远，我就越安全。最后，我们走到了棕榈树林边上，眼前是夜里青灰色的沙漠。他指给我回酒店的路，然后右转，推着自行车走进幽暗的树林里。我穿过荒地，朝镇上走去。回到酒店之后，我去了卫生间淋浴，不知在喷头下冲了多久。这期间我悟到了一些道理：对一个人来说，自己的死不过是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与某位亲友的死相比，实在算不上可怕；死亡是“有”和“无”的不可思议的结合体；死亡既不美丽，也不辛酸；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人会变得异常镇定；还有，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你必须头脑清醒地反击它。

那时我对荷马还一无所知，但现在我知道了，以上那些感悟，都分布于荷马的方方面面。《荷马史诗》不是王宫生活里追求刺激的人的狂热幻想。这里没有玩闹的意思。《荷马史诗》真实性的一个保证，即是扎根于杀戮的朴素的事实。

* * * *

几年之后，受阿道夫·舒尔腾（Adolf Schulten）一本著作中某条脚注的启发，我又深入探寻了这个北方的、非城市的、金属为主导的、战士的世界。阿道夫·舒尔腾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毕生都在复原西班牙南部的古代遗迹。1922年，在《古代伊比利亚起源》（Fontes Hispaniae Antiquae）第一卷中，他声称自己知道冥府的所在。冥府是《奥德赛》中冥王哈迪斯的地盘；在《奥德赛》中段，奥德修斯和伙伴们前往冥府，向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询问回家的路。现在看来，我的那番举动真是头脑发热的冲动之举——坐飞机到那里，租一辆汽车，穿过西班牙海岸线上的现代混凝土建筑，只为寻找据说奥德修斯——这个青铜时代流传下来的变幻无常的传说中的虚构人物——得到荷马史诗中最深奥真理的地方。我的这次冲动之行，大概可以在汤姆·斯托帕德 [17] 的剧作，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回忆录中找到同类。几天下来，在安达鲁西亚 [18] 和埃斯特雷马杜拉 [19] 的交界处，我走过几条河谷，走过干燥的栓皮栎树林。这片地区可谓《奥德赛》中的天涯海角了，就在这里，我感觉好像是在荷马的世界里挖下了深深的壕沟。

初读《奥德赛》的时候，最令我震撼的情节当属奥德修斯的冥府之行。在这里，内外两种风景亲密融合在一起，此前我从未读过此类文字。伟大的奥德修斯的船员们，此前一直被困在喀耳刻的海岛上，现在，饱受时间和大海折磨的他们又冷又怕，却又来到了世界的极点。冥府的边界处是荒凉的，只有零星白杨和柳树，树上的果实未到成熟就已掉落在地。这里的情形与英雄的世界截然不同：黑暗，了无色彩，沉寂，悲哀。

死者的魂灵纷纷来到他们面前。“魂灵”——在希腊原文中用的是“psyches”——慢吞吞地、“四肢无力地”向他们走来。故去的逝者魂灵纷纷从昏暗处现身，有饱受苦难的老人，有温柔的少女，有新婚的女子，有未婚的少年，还有“大量战死的士兵，他们被锐利的铜尖长矛刺中丧命，仍穿着血污的盔甲”。他们不能言语，只有接触了献祭的汁液才能开口说话。

对死者而言，除了冥府他们别无选择。这不是什么报应，而只是一个地方——所有人，不论有多么善良多么圣洁，这里都是他们最后的归属。冥府是生命的禁地，它剥夺了作为人间生活之荣耀的爱和温暖。冥府是失落的过度。只有在奥德修斯摆上美好的物产开始祭奠——牛奶，蜂蜜，美酒，水，大麦粉，以及刚刚屠宰的羊的热血；只有他让这些魂灵啜饮了生命的血液，他们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们才能与人交流。

他们一个个走上前来，饮用祭品，开口说话：奥德修斯的朋友埃尔佩诺尔（Elpenor），特瑞西阿斯，还有奥德修斯的母亲。奥德修斯盼望与他们拥抱，但当他靠近他们、伸出手时，他们却“如虚影或梦幻从他手里滑脱”。他的怀中空无一物。魂灵只是人的虚影；他们在阳世的肉身早已灰飞烟灭。在这里，他们是灰色的、无形的存在，这就是死亡对他们的定义。在这里，一切美丽的、庄严的、称心如意的，都化为无，只留下沙沙作响、一掠而过的魂灵。

奥德修斯站在那里，泪流满面。这时他看到阿喀琉斯的魂灵向他走来。活着的时候，他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是其中最快、最强悍的人，被特洛伊的希腊人奉若神明；现在他死了，也是鬼魂中最伟大的一个。他的脸上写满悲哀，奥德修斯想要安慰他。阿喀琉斯却冷淡而激昂地说：“光辉的奥德修斯，请不要安慰我亡故。”阿喀琉斯此句话中所说的“光辉的”一词，在希腊原文中是“phaidimos”，在荷马史诗中往往用来修饰英雄；但在冥府中，这个词有着特殊的含义。这个词的词根意为“闪烁的”或“光辉的”，所以，阿喀琉斯的亡灵对奥德修斯说话之时，就是暗无天日的世界与光芒万丈的世界之间的对话；奥德修斯来处的光明阳间，阿喀琉斯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荷马史诗中最关键的时刻：《伊利亚特》中主角的亡灵与《奥德赛》中活着的主角之间的对话。隔着冥府的边界，一边是无与伦比、英勇无匹的阿喀琉斯，其人早已经历了命运的折磨；另一边是在世的、狡猾的、足智多谋的、“光辉的”奥德修斯，其人生和命运仍在闪烁。在这一刻，“死”怀着羡慕与“生”对话。

接下来，阿喀琉斯做了他在荷马史诗中最重要的一番陈述。“倘若有机会再次返回阳世，”他的魂灵眼含泪水地说道，“我宁愿为他人耕种田地，被雇受役使，纵然无祖传地产，家财微薄度日艰难，也不想统治所有故去者的亡灵。”这是在世时无比自豪的阿喀琉斯，他的荣耀和伟大导致了成百上千的人死掉，他选择了死亡和短暂的一生来作为个人荣耀的根基。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闪耀着毁灭之美：他是燃烧的星，是林中的烈火。“他的双手像似烈火，他的心灵像似灰铁闪耀。”他的双眼像炉中的火焰。他的守护女神、灰眼的雅典娜，在他心中点燃了熊熊不灭的火焰。在其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他都是迅捷的、无情的。他是力量的化身，像激流一样无视争论、不知妥协。但是现在，在《奥德赛》的冥府中，对阿喀琉斯那燃尽的、灰色的魂灵来说，任何阳世的生活、无论是什么样子、无论有多么卑微，都好过眼下这种半死不活、半明半暗、毫无感觉的境况。对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来说，死亡的纯粹没有丝毫吸引力。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感觉到的、分享到的现实，人心的现实，才是真正值得拥有的。

接下来荷马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剧作家和情绪控制大师的技巧。他又让阿喀琉斯对奥德修斯说话了，当时两个人仍然泪流满面，而阿喀琉斯的问题令所有冥府中的魂灵心碎：“请说说我那个高贵的儿子的情形。”此处的“情形”，英语中常译作“story”（故事），而在希腊原文中用的词是“mythos”，意为“话语”“传言”，还可表示故事的情节和格局。阿喀琉斯指的是他的儿子涅奥普托勒摩斯（Neoptolemos），他名字的意思是“新的战争”。阿喀琉斯接着问道，他也跟着希腊军人去了战场吗？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是否像是阿喀琉斯的儿子？这个少年是否令他的父亲感到自豪？奥德修斯，心怀对逝去英雄的敬爱和惋惜，将他知道的、涅奥普托勒摩斯的英俊和英勇一并讲给阿喀琉斯听。他说到了涅奥普托勒摩斯与自己一起在特洛伊木马的腹中等待时的镇定；说到了他毫不动摇的勇气；还有，也许更重要的，这位少年在战争结束时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地带着战利品和奖赏乘船返回家乡。但有些事，任何一位《荷马史诗》的听众都知道，而奥德修斯并未向阿喀琉斯提及：在有关特洛伊战争的其他传说里，涅奥普托勒摩斯是攻入特洛伊城时最残忍的暴徒——他在宙斯的祭坛上杀了普里阿摩斯；他把赫克托的孩子阿斯蒂阿纳克斯（Astyanax）从城墙上扔下摔死；在另一个版本里，涅奥普托勒摩斯把普里阿摩斯的孙子的尸体抓在手里当成武器，用其孙子的尸体活活地把普里阿摩斯打死。

阿喀琉斯没有听说这些事，却对奥德修斯对他说的话无法做出回应。奥德修斯所说的事，对任何一位父亲来说，哪怕是英雄中的佼佼者，也一时无法消化。所以，他只是穿过那个美丽而单调的冥府——那个像所有地中海地区的石头荒漠一样布满了灰白色高挑的水仙花的地方——离开了。那一刻所描述的，是死亡的孤寂、忧伤，以及光明世界与黑暗世界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阿喀琉斯把儿子刻在了记忆里，同时也知道自己已经再也无法再见儿子一面。涅奥普托勒摩斯不在这里，阿喀琉斯也无处可去。这里，是生命的禁地；这里，只有忧伤和悲痛。后来，奥德修斯对人说起阿喀琉斯接下来的反应：

我如此说道，埃阿科斯的捷足后裔的

魂灵迈开大步，沿常青的草地离去，

听说儿子很出众，心中充满了喜悦。

阿道夫·舒尔腾认为，上述场景的地点应是在青铜时代那个世界的最西端，亦即今天的西班牙西南部；因为那里就是喀耳刻让奥德修斯去的地方：

只要竖起桅杆，升起白帆，

静坐船中，让顺疾的北风推你向前。

青铜时代的帆船，在按后舷风行驶时，在北风的吹拂下能飞速向西航行。

当你坐船前行，穿越奥克阿诺斯的水流，你会

见着一片林木森郁的滩头，来到珀耳塞福涅的树林，

那里长着高大的杨树和落果不熟的垂柳，其时，

你要停船滩头，傍着水涡深卷的奥克阿诺斯的激流，

然后徒步向前，进入哈迪斯阴霉的地府。

这是很清楚的指示。奥德修斯的船必须驶出地中海的大门，穿过直布罗陀海峡 [20] ，进入大西洋。那里的海流是地中海的水手们前所未见的。在那里，他们要找到一个海滩，上面生长着奇怪的、冰冷的、海洋地带的数目，在海风的肆虐中，其养分早已枯竭。这些就是珀耳塞福涅 [21] 的树。她是冥府的王后，也是生命的王后，是植物女神，却被冥王哈迪斯抢来娶为妻子，负责掌管冥府中魂灵的苦难。只要找到果实未熟即凋的树，奥德修斯就知道来对了地方。

可是喀耳刻的指示还未结束：

在那里，普里弗勒格松，还有科库托斯，

斯图克斯的支流，卷入阿开荣 [22] ，绕着一块

岩壁，两条轰响的河流，汇成一股水头。

荷马把地理和寓意结合到了一起。这里提到的是冥府中的三条大河：“Pyriphlegethon（普里弗勒格松）”意为“燃烧”或“像烈火一样狂暴” [23] ，说的是大火燃烧的城市；“Kokytus（科库托斯）”意为“咆哮”或“尖叫” [24] ，即普里阿摩斯和听说赫克托战死之后特洛伊的女人们发出的哀号；“Styx（斯图克斯）”意为“可憎”“可恨”，在荷马史诗中一遍遍出现，用于修饰战争、死亡和天命。悲伤和恐惧从被称作冥府的暗处喷涌而出，随着河流，涌入四周无底的深渊。

舒尔腾认为他知道上述场景的地点：在瓜达尔基维尔河 [25] 西面，在直布罗陀海峡西面，有两条河流在韦尔瓦 [26] 注入大西洋：一条是力拓河 [27] ，其字面意思是“红河”；另一条是奥迪埃尔河 [28] 。两条河在韦尔瓦河口相汇，一并流入加的斯湾。1923年，河口地区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现藏于马德里的博物馆中。这两条河的交汇处位于一块巨岩之下，从中世纪起拉比达修道院（Santa Maria da Rabida）的僧侣就开始在这里修行，194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29] 在起航西行寻找中国之前在此做了最后一次祈祷。

虽然可能不是很多，但西班牙南部地区无疑与迈锡尼文明有关联；在科尔多瓦 [30] 东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蒙托罗 [31] 曾发现了迈锡尼的制陶术。英国康沃尔的锡要想进入欧洲大陆，这里便有航道。韦尔瓦的河口很可能就是荷马史诗中冥府的大门。

某年秋天，我曾独自在此逗留。南风徐徐，送来非洲大陆的温暖和香气。这里有若干海滩，如同《奥德赛》中说的那样——“他们收起索具，放下风帆”，等着看世界的尽头到底是何等模样。跟喀耳刻说的一模一样，这里果然有一个平坦的海滩，一块巨岩（至少是一大堆石头），两条河，但两条河既不咆哮又没燃烧。河口处的河水是黄褐色的，污染严重。从前码头的细木桩立在水里。岸边的游人蹚着水走过。这里的树，早已不是果实掉落、撒播种子的柳树，而是一片片成排的桉树和棕榈树。此地的浅水中曾挖出腓尼基、埃及、希腊、康沃尔的物品，但是，若说这里是冥府的大门，是幽暗的来世的海岸，还是有些牵强的。

向内陆走去，景色开始变化。力拓河和奥迪埃尔河的上游深入到韦尔瓦的北部。这里的河谷是青铜时代欧洲一个重要的金属出处，因为两边的山丘上满是铜矿、锡矿、金矿、银矿的矿脉和矿体。两条河的上游河段都受到流经的大片金属围岩的影响。《奥德赛》中满是食人怪兽和凶猛的涡流；它是一首恐怖的长诗，里面的内容似噩梦般可怕，其中英雄人物受到非人的折磨；而这些色彩艳丽的矿石山谷同样也有如此气氛：有毒的，金属的，非人世的，死气沉沉的，危机四伏的……都融入一种地狱般的色调。

停车，沿着河床走下去，身前的世界浸泡在怪异之中。眼前是一个艳丽的、血色的河沟，地球似乎变成了另一个星球。这里的岩石和河水都是铁红色的。水里的沙洲仿佛铁做的沙滩上的沉船。这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岛国风景，而是庞大、粗糙、内陆地区内在的暴力景色。条状的岩石中间，闪烁的是白色石英岩裂片，而那些岩石，红色，橘色，赭色，锈色，火焰色，肉色……令人心烦意乱。在这些红色的岩石中，夹杂着绿色的蛇皮样的富铜岩石，在周围橘红色的衬托下，像灰眼睛里闪烁的绿光。

河水因此自然而然有了毒性，这是地球对自身的污染。河水干涸的地方，是白色的化学残渣，那是含毒的河水退却之后，留下的头皮屑一样的痂痕。这里，只有一种奇异的、绿色长发般的水草能在水中生存。除水草之外，河水清澈见底。这种地方罕见生命迹象，果实来不及成熟就已掉落在地。这些摇曳的绿色长发，大都有7英寸、8英寸或9英寸长，它们顺着水流抚弄着鳞片状的河底岩石。水底，整个河床都铺着一层厚厚的含铁的泥尘，小铁块从水中沉淀而出，上面生着絮状的金属浮藻。在水涡中心位置，水流变缓，粥状的血红色的泥浆聚集成塘，一条鱼都见不到。

偶尔会有蜻蜓拍着晶莹的蓝色翅膀悬停在水面，却都是形影相吊，没有配偶，没有鸣禽。天空高处，有几只鹰。白粉虱毫发无损地死掉，黏在矿泥上。假如希俄斯岛上的荷马听说过这里的情形，他在史诗中当然会把哈迪斯和珀耳塞福涅放在此处。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适合他们的地方。

将这些矿石取出来是件极其费力的事。从姜黄色的覆岩中开采金属既艰难又危险。在地下洞室里点火，借热力使上面的岩石开裂，然后徒手搬开，或用鹿角撬棍撬动，或者直接用石锤砸。这种石锤腰部较窄，可用绳子捆绑固定木柄，在古代矿井中时有发现。锤头两端因敲打而磨损严重，最后被人丢弃。在古代的矿内巷道深处，这些石锤的旁边还常会伴有人的肢骨。

距力拓河20英里处，有一个名叫埃尔波苏埃洛（El Pozuelo）的村子，村子旁边的干旱的山里，在一个名叫钦弗隆（Chinflón）的地方，一个青铜时代的铜矿井保存至今，与3000年前废弃时并无太大变化。这个地方很难找，从最近的公路出发，也要花大约1个小时徒步穿过数个贫瘠的、稀稀落落长着栓皮栎和桉树的山丘。这是一片寂静的高地，因地下蕴藏的金属而近乎不毛；这里远离了海岸边工业化的农田，人迹罕至。山路上，有鹿的足迹。此处眼界分外空阔，向四面八方望去，20英里开外一览无余，近处是大火过后的林带残迹，远处是力拓河畔血红色裂缝状的现代矿场。天上有灰翼的秃鹰。四面都是尘土飞扬，咸涩的汗水淌进眼中嘴中。

钦弗隆山丘的顶部，仍堆积着从矿井里挖出来的、灰绿色有毒的泥土。红色和橙色的片状岩石掺杂其间。含铜的灰绿色苔藓铺在石头上。由于岩层呈线状排列，片状岩石就沿着峰峦形成一条条平行的窄带状波浪，其高处向上拱起，就像是恐龙的背鳍。岩层中间，孔雀石 [32] 和蓝铜矿的矿脉露了出来，青铜时代的人就此采矿。他们把矿井打入岩缝中，矿脉渐渐远离了空气和阳光，他们也手拿沉重的锤头，随着矿脉进入地底，像狗打洞一样追寻着金属。

现在，矿井周围布上了一条链状栅栏，以防人们靠近；但从栅栏下方，稍费点力气就能走进去。粗糙的围栏里面，是又深又窄的石头壕沟，长约20到30英尺，最宽处有6英尺，其他的则仅够放下一个梯子供人下到黑暗中。矿井口边，生长着含铜的蓝叶植物，似乎金属已经渗入了它们的叶脉里。块状石英岩像是肉酱上的肥肉块。红色而昏暗的矿井中，墙面上凿出了台阶，台阶的边缘比阶面要稍高一些，这样再下去的时候感觉会安全一些，不会失足下滑。尽管如此，下井时也要谨慎万分。在其中一个矿井中，留有19世纪建成的铁链梯子，那是后来的矿工所建，他们想到里面寻找前人留下的东西。下到阴影里时，立刻能感觉到冷飕飕的，被汗水浸透的后背变得冰凉，矿井的四壁将人紧紧包裹住。矿井底部，半明半暗之中，潮湿的岩壁上生满苔藓，仿佛冥府的围墙渗透着悲伤，一股流动的奇异的湿气给人抚慰。任何声音都伴着回响。这里，要想挖矿，一把鹤嘴锄即可。轻凿一下，小石子就哗啦啦地、翻滚碰撞着落到脚底。我捡了一些绿色蛇皮样的石头，拿起一块放在光线下，就能看到里面闪着微光的矿石。

矿井里到处都有精灵。达勒姆郡 [33] 的铅矿里，矿工们常把石头当成野兽，因为在你沿着竖井下行或在横坑中行走的时候，它们总是一副要上来推你的样子。康沃尔郡的锡矿里，人们把矿里的精灵称作“敲敲怪”，因为在矿工开凿矿脉的时候，它们总会敲人的后背。它们都是矿在显灵。据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理论家格奥尔格乌斯·阿格里科拉 [34] 所说，这些精灵被称作小矿工，“其形如侏儒，大概只有2英尺高。神态庄重，像矿工一样腰部围着皮围裙”。

大多数“敲敲怪”都是温柔、友好的，他们在竖井和隧道里游走，只有在受到嘲笑或咒骂的时候才会变坏。你得尊重他们才行。吹口哨会冒犯到他们。同样地，有意去窥探他们的行动也会冒犯他们。他们喜欢躲在暗处或矿井深处，甚至躲在石头后面，从里向外敲击。有些矿工会在矿井里放一些小食品或蜡油，以此来喂食及取悦他们。你若是好心好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指给你矿藏的位置。

中世纪潜意识历史学家罗纳德·费纽肯（Ronald Finucane）曾说，鬼魂“就像一个人的画作或诗作一样，代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鬼魂代表的是你害怕的东西或渴望的东西。如果上天眷顾，矿井能让人奇迹般地一夜暴富，这种奇迹在陆地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但这里所有的宝藏都深藏不露，直到你找到它们为止。而这种“无中生财”的意识，反映的是矿工对金属的态度。在康沃尔郡，人们相信，在伤口处敷上黄铁矿，伤口就能愈合；甚至从黄铁矿上流过的水都是有药效的，不需其他治疗，只需把伤口在这些水里洗刷一下，伤口就能愈合。但在康沃尔郡，以及美国的某些地方（康沃尔的锡矿工带着其古老的信仰迁徙而来），“敲敲怪”常被视作丑陋而有恶意的，据说有些矿工就被暴怒的“敲敲怪”打断了腿脚。一经冒犯，他们就跟你搏命。

这是人们心中矿井的概念：暗无天日，地底世界的精灵，对宝藏与幸福的渴望，受伤，治愈，半隐半现，令人畏惧，一个充满痛苦和力量的地域……这是阿喀琉斯所处世界中的黑暗的地窖，是金属的出处；它们通过一种大多数人不知不晓的过程现于世间，却不知怎的化身成了威力无比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嗜杀的头领们才能在地上称霸。

但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荷马史诗中的冥府是一个噩梦，素材来自青铜时代矿工们的地下经历。这里，精灵是明显存在，但无法捉住的；这里，生命从阳光中消退，进入一片死寂和虚无中；这里，那些地上生活地下工作的人，心怀遗憾地贪恋着地上耀眼的阳光；这里，一种神秘的强大的感觉潜伏在黑暗中。“而在掘出的地底，幻想便没了限制。”加斯东·巴舍拉 [35] 在《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中曾如此写道，在地下时，“昼与夜都无法与黑暗匹敌；即便手持燃烧的蜡烛，也会在黑暗的墙上看到阴影……地窖即埋藏的疯狂。”

钦弗隆给人一种犯罪的感觉，仿佛这里原先是有生命的，而矿工们却是将其杀死；他们在此搜寻，掘出它的精华；这是一种粗暴而无节制的攫取，就像从隐秘的地底深处拽出其命脉。独自身在深邃的钦弗隆矿井里，四周被石墙环绕，石壁之间是令人窒息的死寂……任谁都会觉得到了冥府的悲伤之地；在这个有毒的矿井里，深埋着荣耀的代价，痛苦无比。

现存的青铜时代的遗迹

此处向北，越过阿拉塞纳山脉 [36] ，在安达鲁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干燥、遍是片岩的交界处，另一种角度的荷马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广泛分布在葡萄牙南部和西班牙西南部地区的，是一些鲜活的记忆，记忆中承载的，是荷马史诗所描述的战士的世界。这是一些石碑或石板，切割于青铜时代晚期（从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750年）。这些石碑或石板旨在记录、展示某位英雄的人生。青铜时代遗留下来的石碑有很多，其中一些做成了人形，但这里的石碑是最精致的。所有已发现的石碑都已不在原地，但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英国布里斯托尔 [37] 的考古学家理查德·哈里森（Richard Harrison）曾对现存的约100个石碑做过统计，将其现存地点列了出来：其中一个位于西班牙巴达霍斯市（Badajoz）北部与葡萄牙交界处一个名叫圣马尔廷德特雷韦霍（San Martin de Trevejo）的小镇上，在其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 a）的围栏里；其余的，有些是在马德里，有些是在波尔图 [38] ，有些是在当地博物馆里，有些是在学校里，有些是在市政大厅里，有些是在人们的花园里和房子里；有一个放在庄园的入口处作了石凳，有一个被用作窗户的楣梁；有两个在很久之前被罗马人当成了墓碑，在青铜时代的石刻上面又刻上了死者的名字；有一些在巴达霍斯市的博物馆里成了精美的展品。毫无疑问，还有很多石碑或石板被隐匿于墙体或地基里，尚未被人发现。

美丽而硬朗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是天然的牛马牧场。放眼望去，四面八方皆是棕色。石头围栏上方和边角处全是带刺的荆棘——就像在《奥德赛》中所写的一样；深黄色的豆娘 [39] 在草间飞舞。灰色的公路在山上蜿蜒，出没于橄榄树和栓皮栎之间；羊脖子上的铃铛在其间“叮当”作响，仿佛一首不间断的金属乐。栓皮栎的树皮早已被剥落，现出年代久远的黑色，就像结痂的伤口。蚱蜢那琥珀色的后翅在阳光下闪烁。畜群聚集在树荫里。蜥蜴似乎是唯一活动的物体。这完全是一个岩石的世界：庄园的边界处，伫立着发白的片岩；茂盛的橄榄树从石墙上探出头来，遥相呼应；干燥的地面上分布着圆锥形石堆，犹如鹅卵石堆成的圆形小堡垒。

这些景象与三四千年前的情形并无不同。那时，繁茂的大草原上即树木林立，现在亦是如此。牲畜是人最基本的财富。四季常青的栎林下，草地孕育了畜群。对增秋膘的肥猪来说，树上落下的橡果是最好的滋补品。小麦、大麦、豆子，像现在一样种植在小块的旱田里。

在这个广阔、空旷、阳刚的环境里，石碑常被置于一些显眼的位置，如山腰上畜群必经的道路，或隘口、过河处。有些石碑的放置处，周围一览无余。它们注定是要让人看到的。你在穿越此区域时，注定要与它们相遇。这些石碑原本就是为了公共展示而造。有些石碑置于坟墓一侧，而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它们是缩影，是私人的纪念碑，旨在彰显某些伟人的存在和统治。

换个角度来看，这些石碑，即是伊比利亚半岛 [40] 的《伊利亚特》：史诗般英勇，充满人性，重复出现却个性非凡。它们标志着石器时代公共价值观的远离（那时祖祖辈辈群葬在一块墓地里），进入了一个以展现个人丰功伟绩为主流的时代。这些石碑，每个都不过两三米高，并非什么宏伟的公共纪念巨碑；它们只有墓碑般大小，却毫不歪斜。这里没有什么骑士般的死亡；每根石碑都是一个人生机与活力的丰碑。神未登场，人为主宰。石面上的人物形象常常是火柴人的样子，也许是用青铜凿子在石面上凿刻而成；人的周围还刻着其装备，亦即在他心中塑造了勇士的那些物品。这些英雄使用的物品所反映的，即是匠人想要记录下来的、战士世界的价值观。看着石头上的刻画，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突然之间，在这个距离伊萨卡岛1800英里、距离特洛伊城2000英里的地方，荷马史诗的世界就呈现在西班牙的石版画上。

一个又一个石碑上，都有显眼的盾牌图案。在年代最久的石碑上，盾牌甚至取代了人的位置，代表他、代表其世界，伫立在地。这些盾牌个头很大，与人一样高，圆形，顶部有凹口；盾牌图案以几个同心圆组成，这是抵抗与回弹的象征；在盾牌中央位置，手柄往往清晰可见。换句话说，这些盾牌是以内部面向我们；这是我们的盾牌，它保护、包容着我们。它庇护着此人所掌控的生命。而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一组同心圆即象征着此位战士要保护的完整的宇宙。在《伊利亚特》第十八卷中，锻冶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os）为悲伤的阿喀琉斯打造了“阿喀琉斯之盾”，而在此处，这个石板上的简笔画就是“阿喀琉斯之盾”的化身。

凭借流传至今的《荷马史诗》，我们才得以完全了解伊比利亚半岛上石版画的意思。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同心圆盾牌相似，“阿喀琉斯之盾”的盾边由三道圈围箍傍，盾神共分五层，上面铸满绚美的图案：天，地，大海，太阳，圆月，星辰，婚礼，宴会，跳舞的人，长笛和竖琴，一个关于血酬的争吵，还有被围的城墙上站着的女人和小孩。命运女神披着长袍在此现身，“肩上的衣服猩红，透沾凡人的血浆。”但这并不是一个伤感或悲惨的世界：盾面上包罗万象，耕地，收获，献祭，“柳条筐里甜美的果实”；还有一个舞场，跟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的那个大厅一样，男女欢聚一堂。赫淮斯托斯用青铜、锡、银、金描绘了一个欢乐与悲伤、公平与不公、丰收与痛苦、战争与和平种种并存的万象世界。荷马史诗中，很多盾牌都被形容为“完整的圆”，这是一个视觉的信号，对抗的是尖锐锋利的刃。甚至希腊语中表示盾牌的词“aspis”，其本意也是“圆滑之物”，所有粗暴迎之而解。“阿喀琉斯之盾”是所有盾牌中最完美的那个。不论在荷马史诗中还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盾牌都是战士之王那包罗万象的象征。

然后是进攻武器：刀剑、长枪、匕首、弓箭，偶尔画中会出现箭袋，但一定会有一辆战车，战车上套着驭马。画中的马都是侧面形象，战车也是二维的。这种画法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区常见的形式，但令人惊奇的是，在瑞典南部的青铜时期雕刻品中，用的也是同样的画法。

在尚武的生活中，兵器是必需的装备，是英雄情结的整合：阳刚，英勇的个性，武器，支配与统治。而紧随其后的，就是对青铜时代英雄气概的重新定位。它痴迷于男性之美。伟大的希腊英雄都有一头浓密的金发（而特洛伊人都是黑发），金光闪烁的浓发是英雄的典型特质。他们的头发到底长到什么程度呢？在荷马史诗中，当雅典娜想要阻止阿喀琉斯攻击阿伽门农时，她能抓住阿喀琉斯的头发拽住他；赫克托死后，他的头发在身下铺开；帕里斯——《伊利亚特》中最俊美的战士——其长发浓密异常，“如同一匹骏马，神气活现地高昂着头，颈背上长鬃飘扬”。男性诸神也是头发浓密。而统帅的美与其阳刚之气密不可分。

以上特征，在伊比利亚的石碑上所画的头领身上都有体现。在石版画上，除了武器之外，还精心摆放着美容用具和饰品：镜子、梳子、剃刀、镊子、胸针、耳环、戒指、手镯……这些装点男性之美的物品和饰品，并非是为私人的仪式之用。青铜时代，战士的俊美是一种主流思想。对一位俊美的头领而言，他的身着打扮以及他如何塑造自己在众多男性中出众的形象，这些都至关重要。若是离了青铜的兵刃，这个文化将残缺不全；但兵刃并非其终点，它们只是一种工具，为的是达到其他珍贵物品所述的境界：镜子用于欣赏自己强大的形象；梳子用于梳理美丽的长发；镊子用于拔眉毛、而非从伤口里取出碎片；胸针、耳环、戒指、手镯，都是为人锦上添花。《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陷入狂怒，被他杀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堵塞了特

洛伊平原上的河流，河神打算击杀他，一位河神对另一位如此怂恿道：

他的刚勇，连同他的俊美，全都无用。

以此看来，“俊美”也是阿喀琉斯令人畏惧的因素之一。所以说，在青铜时代的战争中，镜子、梳子、镊子亦是战士的装备。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它在诸多石碑画中都反复出现；对粗糙的火柴人形象来说，手的描绘似乎是个例外。石版画上英雄的手指，都是展开的，清晰且夸大。手似乎比其他身体部位更重要，也许是因为他用手将力量施加于周围世界的缘故。手是怒火中烧的战士的中介，是使用武器的人的根本手段。这同样也是手在《荷马史诗》中所扮演的角色。赫克托和阿喀琉斯都长着“一双可怕、屠人的大手”；在杀死家中的求婚者之后，大仇得报的奥德修斯，双手浸透了鲜血。仿佛是手赋予了他们英雄之破坏力。在《伊利亚特》大结局中，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来到希腊人的营地拜访阿喀琉斯，此处也是以手为线索展开了情节：

高大的普里阿摩斯走进，不为众人所见，站临

阿喀琉斯身边，展臂抱住他的膝盖，亲吻他的双手，

这双可怕、屠人的大手曾杀死他众多的儿男。

握手的情节像铃铛一样，每在高潮迭起时刻叮当响起。此处，“手”依然贯穿整个会谈过程。普里阿摩斯向阿喀琉斯乞要心爱的儿子赫克托的尸体回去安葬；这种卑微的父爱令阿喀琉斯想起了自己远在弗提亚（Phthia）的老父。听着普里阿摩斯的陈述。

阿喀琉斯心里激起悲伤，哭念老父。

他握住普里阿摩斯的手，把他轻轻推开，

两人忆想死者，一同哭泣。

哭泣过后，阿喀琉斯再次“握住普里阿摩斯的手”，向他说安慰的话，并对身处这个无情世界所受的痛苦表示理解。

在伊比利亚的石碑画上，战士展开的手指同样蕴含此种爱与暴力。

埃斯特雷马杜拉战士石版画：左图的战士携有盾牌、剑、镜子；右图的战士携有弓、长枪、盾牌、剑、气泡样手柄的镜子，还有一个仿似乐器的东西，两位战士均画有屠人的大手。

能把荷马与埃斯特雷马杜拉联系到一起的，还有一件东西。在一个又一个石碑上，在杀人兵器与美容工具旁边，有一个在青铜时代战士世界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东西：竖琴。有的石碑画中，竖琴是有弦的；有几个石碑画上，竖琴与大盾牌一般大小；还有些石碑画上，竖琴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上面还有两三根琴弦。但这些图案都标志着同一件事：画中的战士用这个乐器弹唱不朽的荣耀。兵器、美容工具、竖琴是他的世界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他存在于记忆中，在某种方式上，是“为了”记忆而存在。在与费阿刻斯国王共进晚餐时，奥德修斯诵唱了自己的冒险经历；跟奥德修斯一样，阿喀琉斯也会唱英雄人物的不朽的荣耀。这也正是在《伊利亚特》第九章里，当希腊盟军的英雄们前往阿喀琉斯的营帐，希望说服他上场杀敌时所看到的情景：

埃斯特雷马杜拉战士石板画：左边的战士携有长剑、弓；右边的战士携有长剑、盾牌、气泡样手柄的镜子（用于美容），还有一个仿似乐器的东西，两位战士均画有“屠人的大手”。

他们行至慕耳弥冬人的海船，傍临营棚，

发现阿喀琉斯正拨弄竖琴，愉悦自己的心魂，

此物做工精致美观，安着白银的弦桥，发出脆亮的乐声，

得之于掳来的战礼，当他公婆厄提昂的居城。

其时，他以此琴愉悦心魂，唱诵当事的英雄，

普特洛克勒斯独自坐在对面，静默，

等待埃阿科斯的孙子唱完他的段落。

在这个时刻，与格劳科斯讲述“人生如代生的树叶”时一样，荷马在此中止了时间；带着隐秘，怀着深情，充满血腥暴行的世界在竖琴声中暂且退却。这也是在西班牙的石碑画中，竖琴所要表示的意思：《荷马史诗》不仅是记载了英雄的世界，荷马史诗就是英雄的世界。这是一个群体暴力的天地，悲悯与诗占据了中央位置。

“歌”在英雄情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倘若对此心存怀疑，那么，2012年夏季欧洲西北部偏远之地的一个考古发现将打消一切疑虑。在苏格兰斯凯岛（Skye）的高地洞穴中（High Pasture Cave），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青铜时代后期竖琴烧坏的弦桥。荷马史诗——或至少是荷马搜集素材的战士传说——在青铜时期的欧洲广泛传播。

伊比利亚的石碑可被视作一种纹章，是全副武装的战士的符号群。但它们还是欧洲最早的传说：他驾着战车，引弓搭箭，挥刀弄枪，手持盾牌，俊美高贵，生活在此处，唱着自己的歌。从石碑的分布规律可以看出，每个军事领地都不大于25平方英里。若将其视作王国的话，那就太小了一点。可它若是某位强力人物的270000英亩的领地，那就相当震撼了。这不是一个小规模的帝国，而是一个巨大的庄园。这是一群人的领地，与荷马史诗中列举战船时所说的“王国”意思是一样的。这里没有宏伟的房屋或建筑物，所有的关注都聚集在头领一人身上。他的手下簇拥在他左右。他的命运与他们绑在一起，与王国的命运绑在一起。有些“王国”的寿命似乎并不比其创立者长。这是一个无止无尽、暴力反复、你死我亡的世界；在这里，“你的父亲是谁”非常重要，却还不够。荣耀必须代代重生。未经使用的剑在鞘中生锈，生命即是对前人的延续；正如格劳科斯所说的那样——秋风吹扫枯叶，春季绿叶复生。

有些石碑画即描述了这个故事。其中最翔实的一个，现收藏于西班牙科尔多瓦省考古博物馆（Museo Arqueologico Provincial in Cordoba）。1968年4月，一些农场雇工在一段古墙的墙角下发现了这块石碑，它有近6英尺高，30英寸厚。他们将其弄到拖拉机上，粗手粗脚地将其两侧磨平，还打磨了一下碑面；他们觉得它应是一块很好的建筑石材，就将其运到了附近的噶玛瑞拉斯庄园（Gamarrillas）。他们注意到石碑的碑面上有一些雕花。恰好附近有几位考古工作者，他们把它救了下来。

石碑上，是一个巨大的战士形象，他的手掌展开，阴茎垂在腿间。他的前臂上带着一个镯子，整个躯干都布满花纹，也许是花纹衣服，也许是盔甲，还有可能是遍布全身的文身。即便是被刻在了石灰岩上，他的风采依然震撼。他的脑袋旁边刻了一个小胸针，他的战斗装备都堆在身体四周：右手边是一支长枪，一个盾牌，一把剑，剑仍在鞘中；脚下是一把梳子，一个盾牌，还有个可能是梭织地毯的东西。这就是他人生最荣耀的时刻。但这块石头同样还记录了他的死亡。战车旁有两只猎犬，从图上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公的。人和犬的周围，站着一群送葬者，他们手拉着手，也许是在跳舞。画中人都没有刻出人脸，一切都表现在肢体上。这就是曾经有过，现已不复存在的人生。尽管如此，荷马所述的那种人生无常的气氛深深地浸透了这些小人像。像荷马史诗一样，这块石头也是对精彩过往的回眸，而那段过往也像画中人一样，早已逝去。

大多数石碑在立起来之后，最终都会被推倒，拉走，抛弃；其他的则是故意被人磨平。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里，在一个荣耀只能维持两三代人的乱世中，这种情况并不为奇。这些石碑是英雄情结的鲜活证据；它们因此而产生，也因此而被摧毁。就像武器、杀戮、美容、对身体的关注，以及竖琴一样，这种摧毁敌人所带来的快乐，在《荷马史诗》中随处可见，而最能给人带来狂喜的，当属敌人的尸体。

在《荷马史诗》中，一个英雄把另一个英雄杀死的时候，并不会伴有悲伤或同情。这是胜利欢欣的时刻，因为雄性的力量得到了原汁原味的表达。在《伊利亚特》第十一卷中，奥德修斯驾着战车，把长枪扎进了一位名叫索科斯的特洛伊战士的后背，枪尖插入双胛之间，透胸而出。索科斯轰然倒地，奥德修斯站在死尸前，说道：

索科斯，聪明的驯马手希帕索斯的儿男，

死亡赶上你并放倒了你，你躲不过它的追赶。

可怜的人，你的父亲和尊贵的母亲

将不能为死去的你合眼，利爪的兀鸟

会扒开你的皮肉，强劲的翅膀拍击你的尸体。

但若是我，假如我死了，卓越的阿开亚人会把我厚葬。

他的话语里没有丝毫怜悯。对奥德修斯来说，他所庆祝的杀戮是美好的。在他看来，已死的索科斯那茫然地盯着天空的双眼，其美无与伦比。奥德修斯对索科斯及其悲痛欲绝的家人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对此他甚是欢心。他摧毁了一个家族的荣耀，同时巩固了自己的荣耀。此处没有悲剧气氛。奥德修斯只是污损了索科斯家族的回忆。他们的石碑倒了，没了；而他的石碑依然伫立在地，得意扬扬，耀武扬威。

考古学家理查德·哈里逊曾重点论述过这种观念给英雄带来的孤独感。他曾如此写道：

他是一个独特而孤立的人物形象。他的手臂强壮而致命；他英勇善战；他脱离了平凡的社会空间，迅疾无比，能穿梭于不同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在社会上他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所以，最好把他外派出去，这样他就不会伤害普通人了。

很明显，赫克托是孤独的；自大、心中无爱的阿伽门农是孤独的；漂泊途中的奥德修斯是孤独的；甚至导致了战争的恶人帕里斯也是孤独的。自古英雄皆寂寞。而若论孤独，阿喀琉斯首当其冲，他是全世界文学作品中最孤独的人物之一。在《伊利亚特》第二十二卷中，描述了阿喀琉斯与赫克托的对战。赫克托杀死了阿喀琉斯的挚友普特洛克勒斯，阿喀琉斯做了一番有关英雄寂寞的阐述。而这种孤独感同样反映在伊比利亚的石碑画上：一位勇士，身边堆放着他的物品，极少情况下有送葬者甚至战友的陪伴，但说到底他是孤独的，被自己的暴力荣耀紧紧包裹。阿喀琉斯如此说道：“不要对我谈论协约，赫克托，我不会饶你！”此处的“谈论”一词，希腊原文中用的是“agoreue”；它的根词是“agora”，指的是市民和解纠纷的聚会场所。但阿喀琉斯不属于这种地方，他属于荒蛮之地。

犹如人和狮子之间不会有誓咒，

狼和羊羔之间也没有和解的心意，

二者永远是相互憎恨的仇敌，

所以你我之间没有情谊，也无须誓言协议，

唯有一人倒下，用鲜血喂饱

手拿皮盾的战神阿瑞斯的肚皮。

爱尔兰的凯尔特语地区，位于这个英雄世界的西部边缘，在这里的青铜时代沼泽里，出土了很多皮圆盾，也有英雄时代的故事流传至今。

在这些传说里，英雄们的遗志是把自己的尸体埋在山丘高处，下葬时身体站直而非平躺，且要全副武装。这样他们就能面向敌人，等待复活时刻的到来，进而继续战斗，继续保护他们的人民。

在冰岛的萨迦中，同样有这样的传说：站立下葬的士兵，仍对阳世恋恋不舍，像活着时一样暴怒好战。也许这些传说反映的，正是天地间至极的孤独；而这种英雄寂寞的心态，也许只有在普里阿摩斯与阿喀琉斯解甲释兵、双手相握的时刻才有希望消解。

[1] 安格尔西岛（Anglesey），英国威尔士西北部一个岛屿。

[2] 即英国“石中剑”的传说，参见前文亚瑟王传奇的译注。

[3] 即青铜。

[4] 波西米亚（Bohemia），古中欧地名，占据了古捷克地区西部三分之二的区域。现在位于包括布拉格在内的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

[5] 康沃尔（Cornwall），位于英格兰西南端，曾是世界著名锡矿区。

[6] 布里斯托尔（Bristol），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

[7] 维尔特郡（Wiltshire），英格兰南部的一个郡。

[8] 巴伐利亚州（Bavaria），德国一个州名。

[9] 拉丁语Lapis lazuli，中国古代称之为璆琳、金精、瑾瑜、青黛等，佛教称为吠努离或璧琉璃，阿富汗是主要产区。

[10] 纳维亚（Scandinavia），在地理上是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括挪威和瑞典，文化与政治上则包含丹麦。

[11] 巨石阵（Stonehenge），又叫圆形石林，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埃姆斯伯里，离伦敦大约120公里。几十块巨石围成一个大圆圈，其中一些石块足有六米之高。2008年的考古研究从该处挖掘出远至公元前3000年的古代骨灰，考古人员猜测该处最初可能为古时墓地。

[12] 克里夫森德村（Kliffsend），位于肯特郡拉姆斯盖特（Ramsgate）西部3公里处。

[13] 印度河谷（Indus），印度河，印度西北部的河流。

[14] 锡拉库扎（Syracuse），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港口城市。

[15]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爱尔兰诗人，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把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译成现代英语，轰动一时。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

[16] 大马士革（Damascus），叙利亚首都。

[17] 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英国剧作家，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18] 安达鲁西亚（Andalusia），西班牙南部自治区。

[19] 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西班牙中西部自治区。

[20] 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位于西班牙最南部和非洲西北部之间，是沟通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海峡。

[21] 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宙斯及农业女神德墨忒尔的女儿，被冥王哈迪斯劫持娶作冥后。每年母女团聚时大地上万物生长，但在珀尔塞福涅返回冥界的六个月时间里，地面上则万物枯竭。

[22] 希腊神话中冥间的深渊。

[23] 陈中梅的中译本中用的是音译，王焕生的中译本里将其译作“火河”。

[24] 陈中梅的中译本中用的是音译，王焕生的中译本里将其译作“哀河”。

[25] 基维尔河（Guadalquivir），位于西班牙南部，是西班牙第三长河，全长657公里，流域面积5.8万平方公里。

[26] 韦尔瓦（Huelva），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韦尔瓦省首府，位于加的斯湾畔。

[27] 力拓河（Rio Tinto），发源自莫雷纳山脉，流向西南，在韦尔瓦注入大西洋加的斯湾。流域内富有铜、铁、金等矿藏，早在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亚人就在附近开采矿藏。因河流流经矿区，故河水富含矿物，呈红色，并显酸性。河水中有耐酸的细菌、藻类。

[28] 奥迪埃尔河（Rio Odiel），源自阿拉塞纳山脉，注入加的斯湾，全长150公里，流域面积900平方公里。

[29]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探险家。一生从事航海活动，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人。他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先后4次出海远航，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他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从欧洲西航可达东方的中国和印度。

[30] 科尔多瓦（Córdoba），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也是科尔多瓦省的首府。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畔。

[31] 蒙托罗（Montoro），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科尔多瓦省的一个市镇，总面积586平方公里。

[32] 孔雀石是含铜的碳酸盐矿物，因颜色酷似孔雀羽毛上斑点的绿色而得名，古称“绿青”“石绿”或“青琅玕”。产于铜的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常与其他含铜矿物共生（蓝铜矿、辉铜矿、赤铜矿、自然铜等）。

[33] 达勒姆郡（County Durham），又译达勒姆郡或德罕郡，是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单一管理区。

[34] 格奥尔格乌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德国学者和科学家，被誉为“矿物学之父”。1556年其遗作《论矿冶》（De re metallica）出版，这部著作被誉为西方矿物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大体上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冶金成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35] 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法国哲学家，其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诗学及科学哲学。

[36] 阿拉塞纳山脉（Sierra de Aracena），位于西班牙韦尔瓦省北部，属于莫雷纳山脉的一部分，长58公里、宽15公里，最高点海拔高度962米，山体由片岩、板岩和石英岩组成。

[37] 布里斯托尔（Bristol），英国西部港口城市。

[38] 波尔图（Porto），葡萄牙港口城市。

[39] 属于昆虫纲，蜻蜓目，体形娇小，类似小型的蜻蜓。

[40] 伊比利亚半岛（Iberia），位于欧洲西南部，东临地中海，西面是大西洋，北邻比斯开湾，南部隔着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相望，大部分为西班牙领土。

第九章 草原上的荷马

阿喀琉斯的故乡

希腊人并非来自地中海地区。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他们向南、向西迁徙，想要寻找一块可以自封为主的领地。但从根上来说，他们在南部的海洋地区属于“外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的根在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上。那是一片海洋般广阔的草地，长5000英里，宽1000英里，从匈牙利一直蔓延到中国东北地区。

《荷马史诗》中充盈着半隐半现的记忆，记忆里承载着北地的过往，还有对另一个非地中海地区的世界的回忆。这里远离水，远离城市，深入内陆，天空一望无际，马匹遍地，牛羊成群，牛羊肉取之不尽，暴力，动荡，英勇好斗。这个草原世界正是阿喀琉斯的故乡。这里不是《荷马史诗》的主舞台，因为若是没有了帆船、城市和大海，《荷马史诗》将一无是处；而这些正是“特洛伊城”的特质：开化的文明，海上的劫掠，与东方的联系……尽管如此，北地的影响就潜伏在《荷马史诗》里，就像一个喃喃低语的、古老的潜意识一般。

虽然具体时间不详，但希腊人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至公元前1700年左右来到了现在的希腊地区。他们的根源至今不明，但很可能的是，最后一批移民来自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即希腊西北部都有早期的坟墓，它们似乎记录了即将在伯罗奔尼撒定居的那些人的迁徙轨迹。通过坟墓的建造方式和墓中的物品来判断，它们似乎是迈锡尼竖穴墓的前身。在此之前，希腊人——或“前希腊人”——可能生活在多瑙河的河岸地区，或是在巴尔干地区。而在此之前，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也许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大草原上，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地区。

以上所有推断都不很肯定，而线索也是七零八碎、零零散散。但是，稍稍后退一步再看，不去追求其准确性，而是着眼于广阔的北地文明——亦即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希腊人在欧洲出现时的情形，我们反而能有更清晰的理解。线索无处不在：语言方面，考古学方面，《荷马史诗》的用词方面，以及遍布欧亚大陆的《荷马史诗》的回响方面，可谓俯拾即是。

* * * *

在《奥德赛》中段，奥德修斯来到冥府深处，急切地与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对话。他问提瑞西阿斯，自己的未来是怎样的，他将会遇到什么事。提瑞西阿斯知道，奥德修斯长久期盼的就是“甜蜜而顺利的返乡旅程”；但是，他并未给奥德修斯直接的指示，而是给他讲了《奥德赛》后面的故事。他谈到了奥德修斯将要经受的痛苦和焦虑，以及他将在伊萨卡岛看到的“痛苦的世界”。接着，提瑞西阿斯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对古希腊人来说是古怪的，现代人看来，却是高深莫测的。

提瑞西阿斯说，在宫殿中杀了那些无耻的求婚者之后，奥德修斯还不算真正回到了家。为了“真正回到家”，他必须再次离开伊萨卡岛，再次踏上旅程；这次不是在海上，而是在陆地上，也是去寻找内心的平和。

这时你要出游，背一把合用的船桨，

直到你找到这样的部族，那里的人们

从未见过大海，不知道食用掺盐的食物，也从未见过涂抹了枣红颜色的船只

和合用的船桨，那是船只飞行的翅膀。

我可以告诉你明显的征象，你不会错过。

当有一位行路人与你相遇与道途，

称你健壮的肩头的船桨是扬谷的木锨，

那时你要把合用的船桨插进地里，

向海神波塞冬敬献各种美好的祭品。

到那时，在那个没有海水的地方，奥德修斯才算找到了家。那时，他心中的魔鬼才会安分下来，一直如附骨之疽的彷徨无措也会消散。那个北方扬场之地才是他的梦中家园。

奥德修斯要找的地方：伊朗西北部吉兰省（Gilan Province），农人用木锨扬场，借风筛选谷粒。

提瑞西阿斯继续说道，在祭祀完波塞冬之后，他还得向“执掌广阔天宇的全体不死的神明”奉献丰盛的百牲祭礼。他得放弃大海，转投天空。只有这天空的世界接受了他，他才能在“安宁之中享受高龄，了却残年。”（这是里士满·拉蒂摩尔的英译本中的译法。）海的世界已从奥德修斯的心中消退，现在，他的灵魂像北方幽深的淡水湖一样波澜不惊、光可照人。

在提瑞西阿斯深奥的指示中，聚集着形象的映象：船桨变成木锨，海洋变成陆地；而原本是要推着奥德修斯的船漂洋过海，或令他筏毁人亡的海风，也变成了将谷粒与糠分离开来的微风，随着每一次木锨抛起，轻尘都被它带走。希腊语中，“木锨”一词是“athereloigos”，意思是去除植物刺毛（ather，复数形式是atheroi。）——亦即谷糠的东西，但“ather”还可表示任何棘手或多刺的东西，如鱼刺或武器上的倒钩。所以，木锨还是除刺的工具，去钉的工具，是生命的裁缝。谷粒脱壳而出，而充满敌意的荆棘世界将随着微风飘散。只有在这里，内陆深处，“安宁”才能得以恢复。波塞冬是邪恶的神，他的起源（至少部分上）来自地中海地区；他是特洛伊的守护神，是奥德修斯的大敌；他掌控着风暴和地震，他掌控着《荷马史诗》的走向，他是诗中人物痛苦的根源；而他，最终也要偃旗息鼓了。

这件事是否也有史实依据？提瑞西阿斯的话是一个远古的记忆，他认为在远离希腊的世界某处有一个地方，奥德修斯在那里受到无尽的折磨，希腊人却无法到达，是吗？那里没有大海，甚至没有丝毫海的影响，与长年累月围困、冲击着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的地震和风暴毫不相干，是吗？提瑞西阿斯说的，是太久之前的事，那时希腊人还不知道希腊这个地方，却以半游牧的状态生存着，种植庄稼，照料畜群，对盐与海一无所知，是吗？换言之，这是否是一种怀旧的牧歌，一种希腊版的弃乐园？对希腊人而言，在半信半疑之间，他们是否觉得，原先未被地中海生活的诱惑和威胁扰乱的、安定的生活更好一些？南迁是否是一次冒险之旅？倘若如此，《荷马史诗》就是一个记录本，里面记录了他们决定冒险南迁之后所发生的事。

还有一个关于奥德修斯的传说，不是在《荷马史诗》中，而是留存在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对一些戏剧和神话的潦草的拉丁文评注中；若非如此，这些传说也早已失传了。特勒马科斯（奥德修斯的儿子）一个月大的时候，阿伽门农派了一个名叫帕拉墨得斯（Palamedes）的信使——其名字的意思是“发明家”——去征召奥德修斯讨伐特洛伊。奥德修斯的反应和阿喀琉斯一样，心存怀疑，不情不愿，想通过装疯来躲过征召。他把一头驴和一头牛一起套在轭上，让它们一同犁地——正常人绝不会这么做；而在犁出第一道沟之后播种时，他撒的不是种子，而是盐粒。帕拉墨得斯怀疑奥德修斯不是真疯，于是就把特勒马科斯抱过来，放在了将要犁到的草地上。

奥德修斯走到儿子前面时，把犁扭了一下，犁刃在儿子身侧划过；而此举证明他是神志正常的。他爱儿子胜过爱自己。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前往特洛伊战场受苦受难。而狡猾的信使帕拉墨得斯，在奥德修斯眼里就成了一个想要杀死他儿子的谋杀犯。后来，奥德修斯找机会诬陷了帕拉墨得斯，说他私通特洛伊，出卖希腊；最后用石头砸死了这个“骗子”和“叛徒”。

这是暗藏的怨仇，与提瑞西阿斯预言的遥远北地的最终安宁结对出现。南方人带来的只有数年的痛苦而已。面对征召，奥德修斯播下的是盐粒，不会发芽结实，而是毒物；不是陆地的丰收，而是大海的毒药；不是肥沃多产，而是不育不毛；不是北方的满足，而是南方的苦难。帕拉墨得斯是地中海人，他们发明了计数、货币、度量衡、笑话、骰子、军衔、字母、酿酒。帕拉墨得斯代表的是南方能给予的一切，包括对大统帅阿伽门农的服从。狡黠的帕拉墨得斯是奥德修斯的仇人。提瑞西阿斯预言的，是北方的舒适；帕拉墨得斯带来的，是南方的苦难。

一个是黑海以北的草原，一个是地中海崎岖破碎的边界地区，这两个世界的区别之大，再没有别的两个世界能够相比。在希腊，任何一处景色都被山容纳，被山定义。每处地方都遍是岩石碎片，怪石嶙峋，尖利无比；走在上面，皮靴都被磨得支离破碎。“与往日相比”，柏拉图曾有名句如此描写他眼中的希腊，“我们的国土就像被重病摧残后的身体，脂肪皮肉都已不见，剩下的只有骨头。”而在草原上，白骨都没在草中，无法得见；河谷间的高原上，随着南下的河流，草越来越茂密，一直蔓延到森林和沼泽地里。地中海地区地形突兀，山脊隔断其间，每处都各有不同；但在草原上放眼望去，看到的只是脚下这幅景象的无限延伸、千篇一律。

这里的一切都是连绵不断的。这里的空气纵贯天地。一望无垠的平地，就像陆地上的海面。这里的重心不是固定，而是移动，不是细节，而是事物的无休无止。倘若风景能塑造心态，能反映心态，那么不难想象，大草原就在阿喀琉斯思想的基底——眼界高远，探寻深远和永恒，天人合一，没有物欲，热情奔放，对死亡和命运的关系感到迷惑，赋予人之欲望和征服以意义却又否认其意义。

不难想象，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代表的是遥远的北地。他来自别处。他半人半神。他没有所属的城邦，由山中一个半人半马的生物抚养长大。在《荷马史诗》的人物里，阿喀琉斯的故乡是最靠北的。而他的故事也莫名地与《伊利亚特》有些脱节：他将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前被杀；他缺席了希腊人获胜后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搜刮战利品的过程；海伦被押送回国的情节里也没有他。

阿喀琉斯并不适应身处的这个世界。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都避着其他希腊人。他对希腊人直言不讳，而其他人则不会这么做。他是爱与暴力的结合体，二者在他心中合二为一；至极的爱（对他的挚友普特洛克勒斯）激起了至极的暴力（对他的敌人赫克托）。与他亲近的人爱慕他；与他疏远的人怕他、鄙视他。但他的核心品质，是无法与周围的现实世界相容。

这样的阿喀琉斯，遇上了复杂的南方世界，并与之对抗。他无法忍受一手遮天的阿伽门农；他鄙视权术，鄙视花言巧语的奥德修斯；他看不起恋家的赫克托；他想把“城市”这种庞大的机制从地面上抹去。荷马称阿喀琉斯为“城市毁灭者”（这个词同样也用在了北方战神阿瑞斯，以及奥德修斯身上）。阿喀琉斯残杀特洛伊士兵及其战马的时候，荷马脑中浮现的景象，不是人的死亡，而是“像腾升的烟云，冲上辽阔的天空，从一座被烧的城堡，受到神的怒气催怂。”阿喀琉斯身上带着的，是复杂的南方城市世界出现之前的那种纯粹和正直。

通过《伊利亚特》第九卷中阿喀琉斯对奥德修斯的一番话我们可以看出，在被普特洛克勒斯之死所带来的剧痛改变了心性之前，阿喀琉斯一直保持着他的本色。很多天了，战局对希腊人不利。阿伽门农从阿喀琉斯手里抢走了布里塞伊斯（Briseis）。布里塞伊斯是阿喀琉斯心爱的女子，他称她为“心爱的床伴”。阿伽门农认为他比阿喀琉斯高人一等，继而夺人所爱，于是阿喀琉斯撤出战场，还盼着希腊人遭受死亡和暴力的折磨，束手远观希腊人的溃败。面对特洛伊的节节胜利，阿伽门农深感绝望，他想弥补与阿喀琉斯的关系，就打算把布里塞伊斯还给阿喀琉斯，并给他整船的财宝。阿伽门农派奥德修斯前去说和，阿喀琉斯则做了一番答复，表达了自己高尚而苦恼的信条。

奥德修斯来到阿喀琉斯的营帐时，阿喀琉斯一直在给普特洛克勒斯唱歌听；他唱的是战士们的英勇壮举，唱的是英雄的过往。奥德修斯到来之后，阿喀琉斯做了一位英雄的分内之事：他请客人吃肥美的羊肉、肥猪的脊肉。这幅景象，是欧亚大草原上数千年里的数千个头领帐篷中常见的情形。

接下来，奥德修斯向阿喀琉斯罗列了阿伽门农要赠给他的好东西：七个从未过火的铜鼎，十塔兰特 [1] 黄金，二十口闪亮的大锅，十二匹曾在赛马中得奖的又快又壮的马匹，还有七名莱斯波斯女子，个个心灵手巧、女工精熟，其中就包括阿喀琉斯心爱的布里塞伊斯。除此之外，阿伽门农还许诺了很多：特洛伊的财宝，特洛伊的美女，阿伽门农要把女儿配给他为妻，还有希腊的几个城池，城池的外面是茂盛的草原，那里的草跟马的额头一样高，凭着畜养牛羊就能富甲一方。

奥德修斯是狡猾的。他近乎一字不漏地把阿伽门农对他说的话转述给了阿喀琉斯，却保留了那位眼高于顶的国王一句狂妄的话：“让他对我顺服，我乃地位更高的君主。”奥德修斯知道，草原心性的阿喀琉斯绝不会接受这种高高在上的狂语，所以才把这句话隐而不报。尽管如此，阿伽门农的提议中也暗含着如上潜台词。在阿伽门农累累的馈赠中，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他并不了解阿喀琉斯想要什么。《伊利亚特》开篇之时，阿喀琉斯曾称阿伽门农为“阿特柔斯之子，最尊贵的王者，世上最贪婪的人”。现在，阿伽门农赠给他的财宝，污浊了他呼吸的空气。阿喀琉斯知道奥德修斯对他说了谎。他称奥德修斯为“诡计多端的人”——骗子。他对奥德修斯如此评论阿伽门农：“我痛恨死神的家门，也痛恨那个家伙；他心口不一，想的和说的不是一套。”他说自己不懂南方人圆滑的言辞，“只有直抒己见，告说我的想法。”这种坚韧的、对个性的专一，驱使着诗句的发展。阿伽门农睡了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始终无法摆脱这个怨念。这句诗的时态用的是现在时，用于表现阿喀琉斯那如蛆附骨的煎熬。阿伽门农占有了她。现在，他仍然霸占着她，“我那心爱的床伴”。那个高傲的贪婪的人，连她都要抢。阿伽门农把布里塞伊斯也当成了物品，他不懂什么是爱。阿伽门农的脑子里只有“占有”；而阿喀琉斯脑中所想的，全是自己的女人被阿伽门农一遍遍可怕地占有。

这是荷马史诗中最富激情的陈述；阿喀琉斯困惑，自负，激愤，似乎不知道阿伽门农要把布里埃伊斯还给他。与之相反，夺人所爱的阿伽门农在阿喀琉斯心中永远是个不公、无耻的骗子，其荣耀早已生锈腐烂。“我厌恨他的礼物；在我眼里，这些就像须末。”接着，阿喀琉斯列举了南方的几个大城市。他提到了俄尔科莫诺斯（Orchomenos）和底比斯，还有特洛伊，“那里有最多的财富，堆积居所”。（有趣的是，考古学家海因里奇·谢里曼将以上诗句的描述信以为真，在俄尔科莫诺斯大肆展开挖掘，企图找到那些被阿喀琉斯蔑视的黄金。）但阿喀琉斯对此不屑一顾。城市是邪恶的。城市是腐臭的。多似沙粒尘土的礼物，也不会令他回心转意；除非阿伽门农“偿付揪我心灵的屈辱”。而这个要求恰恰是阿伽门农绝不会答应的。但阿喀琉斯认为“特洛伊的所有财富，都抵不过我生命的可贵”。

这是一番豪言壮语。它蔑视浅薄的占有。它毫不掩饰对贪婪的贬低；对强大的本质和对强大的渴望，它做出圣人一样精辟而逆耳的启示。接下来，阿喀琉斯再次提到了财物，但这一次他说的并不是城市的花言巧语，而是北方草原上司空见惯的物品：

牛和肥羊可以通过掠夺获取，

三脚铜鼎和栗黄的骏马可以赢得，

但人的魂息，一旦滑出齿隙，便无法

再用暴力迫回，也不能通过争赢复归。

死亡的意义压倒一切。在死亡面前，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阿伽门农幼稚而令人作呕，奥德修斯是个骗子，赫克托很可怜：只有退到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之外，才能找到真正的价值。阿喀琉斯的感悟是：我们其实都是流浪者，我们其实一无所有，我们的生命轻如鸿毛，而财物都是浮渣。我们都是浮萍，居无定所，在天地之间无家可归。这不是什么现代的哲理，阿喀琉斯也不是什么新型的存在主义的英雄。这是一个远古的哲理，逆鳞一般流传到现代世界——这里有城市，有只手遮天的王侯，有策略、妥协，有地中海世界的权力体系和富裕物产；所有这些“现代化”的东西都不是阿喀琉斯能接受的。这是来自北地的古朴的声音，在现下南方的物欲和轻贱面前，闪烁着震撼的纯粹。

荷马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明白这种差异是无法调和的。《伊利亚特》的主题不是战争或其邪恶，而是生存的抉择。你是否像阿伽门农一样，想要支配整个世界？你是否像奥德修斯一样，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上？你是否像赫克托一样，把家庭放在首位却因此而畏首畏尾？你是否像阿喀琉斯一样，信奉爱的高贵和荣耀的纯粹，认为它们才是死亡面前唯一重要的东西？对荷马来说，这些问题非常紧迫；而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一个草原文明已经兵临一个城市的城门之外。而阿喀琉斯的故事却不仅如此，随着诗的进展，他受苦，成长，心怀剧痛迷失在暴力之中，最后得到了新的、深层的感悟。但通过这番震撼人心的、对草原意识形态的倾诉，荷马将欧洲文明中第一位决绝的理想主义者展现在大家面前。

荷马时代的希腊语

希腊语属于原始印欧语 [2] ，这个语系覆盖范围甚广，从爱尔兰到中国西部，从瑞典到印度，从西班牙到立陶宛，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从18世纪末就已确定，以上诸地的语言都是彼此的“亲戚”。以上任何一种语言里，都能直接找到动词的直接对应词，不论在词汇中还是在语法中都是如此。这种联系意味着，以上“子语言”都是远古时期某处一个“母语言”的后代，随着人的迁徙慢慢分布到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角角落落。比如说，古爱尔兰语中的“brathair”一词，在拉丁语中的对应词是“frater”，在古英语中是“brodor”，在立陶宛语中是“broterèlis”，在古教会斯拉夫语 [3] 中是“bratrǔ”，在希腊语中是“phreter”，在梵文中是“bhrátar”，在已失传的一种名叫“吐火罗语B”（Tocharian B）的语言中是“procer”——它是远古时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干旱河谷地区的语言，而此地距离爱尔兰及大西洋海岸的僧侣聚居地有8000英里之遥。所以，这些语言之间不可能直接借用词汇，从而证明了它们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它们各自带有不同的传承标记，就像词的坟墓一样，铭记着它们各自的历史。

语言学家早就意识到，如果能够找出覆盖面积如此之广的诸多语言中的共通词——尤其是现在广泛使用的几种语言——他们就能重建原初那个说原始印欧语的世界。它体现了语言的两面性：字词是形成意义的最无实体的东西，却又是最能清晰反映远古情况的载体。随着时间流逝，有实体的物品消磨殆尽，无实体的东西反而存活下来。在使用中流传至今的语言，对时间的侵蚀是免疫的。

经过两个世纪的努力，语言学家已经能够构建出一幅内容翔实的文字图片，还原的是5000年前的原始印欧世界，亦即阿喀琉斯所处的那个世界。乍看之下，这简直是一个梦中的世界，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狼，猞猁，麋鹿，马鹿，野兔，刺猬，鹅，鹤，鹰，蜜蜂，海狸，水獭（“水獭”与“水”，以及表示“水”的前缀“hydro”是同根词）都存在于原始印欧语的词汇中。但表示“月桂”“柏树”“橄榄树”的词没有共通词。所以，原始印欧语所处的地方，不会是在地中海地区。然而，原始印欧语中有表示“牛”和“羊”的词。这是一个有牛奶和乳酪的世界，所以，他们的词汇里有黄油、奶酪、肉、骨髓、粪肥，还有阉牛、牛犊、公牛、奶牛。这里的人是耐乳糖的，他们通过干草和乳酪，把夏季的青草转为冬季的食物，从中获取重要的营养。一个表示驱赶畜群的动词，以及一个表示大型牲祭的词在整个印欧大陆都有广泛使用。最早的表示“狗”的词，与表示“羊”的词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印欧大陆上最早的狗似乎是牧羊犬；而表示羊的词，其词根为“pec-”（与意大利语中表示“羊奶酪”的词根相同）与表示财富的词［如“pecuniary”（与金钱有关的）］关系密切，所以，那时候人的财富即是其牲畜。

这种语言反映的并非一个完全游牧的世界。在原始印欧语中，有表示“猪”和“猪肉”的词，所以他们是养猪的；但猪并不是游牧民族喜欢的牲畜，因为它们不像牛羊那样听从驱赶。所以，原始印欧人一定（至少是）处于半定居状态，故而才有了与农耕有关的词：谷物、播种、石磨、耕地、镰刀、牛轭、耕牛。由此可以得知，他们的生活摇摆于“固定”和“游走”、“扎根”和“流浪”、“突袭”或“被赶出家园”和“田间灶台的家园之乐”之间。

原始印欧语以北的语系叫作“原始乌拉尔语族”（Proto-Uralic），其使用者是欧亚北部地区森林中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在其语言中，除了帐篷之外，没有任何表示建筑物的词。但原始印欧语与之不同，其中有这样的词：房子、灶台、柱子、门、门框、栏杆、板条、墙、土坯。所以，他们的建筑物是木制的、坚固的、紧密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表示“避难所”或“堡垒”的词，却没有表示“城市”的词。而且，其语言中也没有表示公共建筑的词，如“寺庙”“宫殿”“广场”等。

他们的村落是簇拥在一起的房子，而他们表示“村落”的词，与表示“部落”的词是同一个。从其语言可以清晰看出：对这些地方而言，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里面的人。这不是一个不朽的世界，他们关注的，是以部落形式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会使用金属，他们会纺线、织布、缝纫。而且，他们有带轮子的运输工具，有船可以穿江过湖，有桨，却没有帆。

这种对远古世界的重塑，是语言学界的巨大成果。他们对原始印欧人情况的研究结论绝无一点猜测，全部都是从现存语言中逆推而来。而这种重塑甚至穿透了事物表面，探寻到一些深层的东西。很明显，原始印欧语的世界是一个父系文化，父子传承，女孩离开娘家，与丈夫及其家人一起生活。在其语言中，“结婚”一词与“引领”一词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是男人将女人“引领”到婚床上，那么“婚姻”就形同绑架，而“结婚”与“强奸”就没什么区别了。从其语言来看，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这还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原始印欧世界的年轻男子会组成兵团（也许是某种突击部队），其词汇中有弓、箭、弓弦、棍棒、刀剑。这个社会由三个阶层组成：农民、祭司、战士精英，从中产生头领甚至国王。其语言中，表示国王的词体现的是秩序，这个词义在英语中仍暗含“rule（统治）”之意，与“rex（君主）”“right（权力）”关系密切——亦即管辖和支配。在其流传至今的语言中，还有证据表明，这个社会对“好客”与“恭顺”极为重视。“guest（客人）”与“host（主人）”是从同一个根词分化而来，其中暗含着两者的亲密联系。“ghost（幽灵）”也是这个根词的一个衍生词，意为“陌生人”——或许不如客人那么受欢迎，或许是不如主人那么好客。互换礼物、宣誓，以及源自以上行为的预期的忠诚，在原始印欧语的后代语言中得到清晰的体现。由此可见，“信任”与“爱”是原始印欧语社会中道德意识的组成部分。

从而我们可以继续深挖，从其生活表象进入其精神世界。表示“信条、教义”的“creed”和“credo”，其在原始印欧语中的根词词义为“全心全意付诸于”，这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身外之物的认同和同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词表示将心意付诸他物，反映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生活。但是，从原始印欧语中，无法重建希腊神话的神谱。《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几乎都是从地中海文化中“借来”的；唯一的例外是宙斯（Zeus），男性天神，其名字的意思是“天空”。这个词的词源更深，因为“天空”这个词的词根意思是“闪耀的（人或物）”。神是闪耀的天父，生灵存在于天地间的光明之中。伟大的英雄们在荷马史诗中被描述为“闪耀的”或“神样的”，其联系是一致的：他们在神的光辉中闪耀，而这种光辉，既神圣又普遍。他们的力量来自宇宙的力量。天空是伟大的永恒。在这种神圣的光辉中，一切都亘古不变。

在这草原上统治一切的天空之下，原始印欧世界的意识之中存在一个平行但矛盾的方面。在每一个子语言中——伊朗语、印地语、赫梯语、希腊语、古罗马语、罗曼语、斯拉夫语、日耳曼语、爱尔兰语、凯尔特语等，动词都有精准的时态。在原始印欧语的世界中，任何事都契合其发生的时间。在其他语系中，其时态可以是模糊的，因为即使没有时态，某个动作在发生时其意义也是明显的；但在原始印欧语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特殊的意识形态与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唇齿相依。荷马与阿喀琉斯苦恼于荣耀的短暂无常；史诗作为一种抵抗时间影响的方式；从巴林岛到克莱尔郡（County Clare），遍布欧亚大陆的、数以万计的青铜时代坟墓……它们都是这种以时间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对万物流逝的意识就在我们思维方式的最底层。这是终极的两极对立：天空是超脱时间之外的存在，而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都无法永恒。《荷马史诗》就是围绕这一认知展开的，而这种意识，像弥赛亚 [4] 这种圣贤也不具备。永恒与短暂之间的鸿沟无法填补。诸神可能与人云雨并产下后代，但这些半人半神的英雄也终有一死。

悲伤与欢欣；一种讽刺甚至悲剧的感觉；压倒一切的、争强斗狠的男子气概；摇摆于半游牧和安居在小木屋里的生活方式；小却等级分明的社会；鲜明的、自然界的生活背景；以牲畜和牛羊肉作为价值衡量方式；对城市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与海有关的事情……以上种种，在这种重建的语言中都有反映。而这一切，都与特洛伊沙滩上营帐中希腊人所处的那个世界极其相似。

但那个世界存在于何时何地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证据有很多，但确凿的一个也没有。语言学无法解释文字出现之前的考古学遗迹，而现代遗传学也无法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尽管如此，我们能从子语言的记忆中准确推断出——说原始印欧语的人，来自一个可以农耕的地方（至少是收割野生的谷物），并且在大片牧场上畜养牲畜。以此推断，他们不是生活在沙漠、山区或森林里；不在干燥的南方，也不在冰冻的北方。在其源语言中，有表示“山毛榉”“桦树”“橡树”的词；还有一个词，意思可能是“大马哈鱼”或“海鳟鱼”“鳟鱼”。如此看来，他们应该是生活在温带的河谷地带。还有，放牧牲畜需要大片的草场。此外，其语言中有表示“蜜蜂”的汇，而在乌拉尔山脉以东没有蜜蜂。所以，他们是生活在乌拉尔山脉西部的欧洲地区。其语言中有大量与农耕有关的词，这表明他们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有了农业；而从此之后，其族人渐渐分散开来，蔓延到欧洲和北亚。

然而，仅凭这些证据，尚无法明确原始印欧人的聚居地；而人们假设中的原始印欧人“Urheimat” [5] 遍布在整个欧亚大陆。最早的观点是，原始印欧人发源于阿富汗，后迁徙到巴克特里亚 [6] 、波罗的海、波兰的普里皮亚季（Pripiat）大沼泽、匈牙利、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德国纳粹扭曲了人种概念，宣称生活在德国的雅利安人即是原始印欧人。有些观点认为，原始印欧人的聚居地是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亚美尼亚。但现代较统一的观点，将其聚居地确定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大草原上。

若是为了探源荷马，那么原始印欧人的原住地究竟在何处就无关紧要了。荷马世界遍布于西部大草原的河谷与牧场，从多瑙河到高加索山脉之间都是其生活环境。而在其聚居地的遗迹上，在点缀此间的坟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古物和生命迹象，它们都是确凿的证据，仿佛阿喀琉斯就曾在此经过。

荷马时代，马的地位举足轻重

在所有表明荷马与大草原有关的证据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马。在公元前4200年左右，马已经在草原上被人驯养；起初是作为食物，后来才用作骑行。在现代欧亚平原上，一个徒步的牧羊人能放牧200只羊；若是骑在马上，则能放牧500只。有马无马，区别极大。这种早期的马上生活，尚不是斯基台人 [7] 或蒙古人那种军事化的游牧生活。后一种生活方式直到公元前800年之后才会出现。但马的速度，马嚼与马勒的发明及其赋予骑手的控制力，骑马放牧所产生的大量牛羊肉储备，以及突袭、从聚居点的迅速撤离，以上种种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骑在马上，广阔的草原就变得可望而可及，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是数不清的牛羊；而能够管理畜群的人，就成了族人的头领。马带来的是迅捷的移动和无上的魅力，马即是一种力量，只有豪杰才能将其驯服、控制。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被迅捷而迷人的马上生活所取代。草原文化开始崇拜马的魅力，将人的力量与马的俊美融合到一起。在原始印欧语中，“马”这个词的词根意义是“迅速”；而马，马的速度，马身上肌肉的轮廓和光泽，渐渐变成人们心目中对“伟大”的定义。

四肢与躯干分离的马匹形象，在史前欧洲广泛出现。硬币上、岩刻上，到处都是这种迷人的、抽象的马匹形象。这种形象只能是一种概念，而非写实。其眼睛往往奇大无比，腰部凹凸有致，其身姿呈奔腾状，所有的肌肉都集中在颈部和背部，其身上散发出的张力与海上张帆疾驰的船并无二致。整洁、迅疾、伸展是其特质。这里的马，就像是风，不是与其共存被其操控，而是生命的可能性的延伸。

在一个木材小镇上，还留有一些与那个马的世界有关的线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Kazakhstan）边境的乌拉尔市（Urals）东部是一个草原，草原上流过一条名叫辛塔什塔（Sintashta）的宽河，这个小镇就位于河岸上。这个小镇名叫辛塔什塔，方圆只有140米而已。小镇四周，是圆木组成的围墙，上有大门和岗楼，墙外是一条横切面为V形的壕沟。围墙里面，大概有50个房子（有些已经被河水损毁），在这些房子里，人们曾打造青铜和铜的刀剑、匕首和斧子。

很明显，这是一个好斗的、战士的社会，既有战斗用的武器，又有防御用的围墙。在附近的墓地里，有一半多的人把武器当作陪葬品，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男性；还有人的陪葬品中出现了一种新事物：轻质轮辐战车。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战车，大概是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的东西；它几乎与本书观点中所说的《伊利亚特》的发生时间一致。所以，辛塔什塔人不可能是希腊人的祖先，因为彼时希腊人早已到了南方。但在考古人员看来，他们很可能是原始印欧人的祖先，当时他们正向乌拉尔山东部及印度北部迁徙。

辛塔什塔，以及迄今为止发现的大约20个类似的聚居地，都是荷马世界的“表亲”。《伊利亚特》中，普特洛克勒斯的坟墓里就用整匹马作为祭品。驭手的墓中陪葬着骨头制成的圆形颊扣，这是用于控制驭马的马勒的关键部件。墓中出土了一些枪尖，估计是用来制作投枪的——这是一种轻质长矛，可由地面或战车上的战士投掷而出。战车是又快又轻的战争器械，与大草原上流行的重型四轮马车截然不同。战车上的轮子，是直径1米的非实心轮，速度极快。整辆战车非常“瘦削”，只有少数几根支架而已。在《伊利亚特》中，一个人就能将一辆战车搬开。

这是荷马世界中诸多元素的汇合：在《伊利亚特》最后一卷中，阿喀琉斯为普特洛克勒斯举行的葬礼上，举行了一些竞技表演，其中就有赛车；而驾车、转弯的技巧，只有在这种新型马勒的协助下才能完成。而且，从赫克托和普特洛克勒斯的葬礼可以看出，这些活动，都是大型的公共盛事，是人群攒动的英雄的厚葬仪式。在辛塔什塔的坟墓中，埋有6匹马、4头牛、2只羊的骸骨，它们都是在某位大人物的葬礼上用作了祭礼。考古人员估算了一下，这些牲畜所提供的食用肉，可以分给3000人，每人2磅。而恰好，肉宴旁边的巨大的坟墓，需要3000个人工 [8] 才能完成。而在《荷马史诗》中，无论是特洛伊人，还是希腊人，都是花了数天时间才搭建起他们各自英雄的火葬柴堆。马匹，战车，青铜兵器，多种多个牲祭，丰盛的肉宴，族人的首领，围墙内的营地，大型的丧葬仪式，壮观的公众竞技：《伊利亚特》和辛塔什塔均属于同一个文化世界，这个世界即原始印欧人的大草原。

辛塔什塔还有一个迷人之处：一些杰出人物享有盛大的葬礼，在群情激昂的爱和悲伤中，他们的荣耀得以巩固。在这些葬礼上，云集了对此人的赞颂。而在世时，在辛塔什塔的木屋中，他们的荣耀并非如此显赫；这里没有宫殿，没有可见的壮丽宏伟，也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那时的辛塔什塔，战士的头领痴迷于速度，痴迷于马匹，痴迷于名誉，而对财富的多少和居处的舒适与否不甚关注。换句话说，他们是阿喀琉斯，不是阿伽门农；是凭战斗挣得一身荣耀的人，而非痴迷于财物的贪妄之人。辛塔什塔人不仅是希腊人的远亲；辛塔什塔还是阿喀琉斯的故乡。

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眼里，马的地位举足轻重。波塞冬和雅典娜都是马的神，其神力来自不可预知，来自马的遒劲身躯，来自于暗含欲发的暴力和迅捷，来自于眼中的火焰。原始印欧人那深远的用马历史，在《荷马史诗》中昭彰共睹。这是来自大草原的传承，带着些许神秘。在《荷马史诗》中，没有骑兵的对垒。把希腊人送到特洛伊的，是船而不是马。战车在战斗中的作用也不过是一种乘坐工具。特洛伊人是城市居民，他们的城市位于海边，扼住了爱琴海到黑海的战略航道；在他们的生活中，马匹在运输方面并不占多少比重。但在荷马史诗中，马匹具有统治性的地位。

阿喀琉斯、奈斯托尔，甚至奥德修斯，与马都有极深的联系。在特洛伊时，阿喀琉斯甚至有自己的一群马。他的马会哭，会说话。有时候，他大步疾行，“像拉着战车的赛马扬蹄”。并且，正是他的一匹名叫“桑瑟斯”（Xanthos）的马，告诉他死期将至。而把对马的想象和马的能力融入生活的，是特洛伊人及其盟友。特洛伊人也是原始印欧人，他们比希腊人更早来到安纳托利亚；尽管生活在城市里，他们仍保留了先人在大草原上的一些习俗。跟希腊人一样，他们也是草原的后代，是荷马世界中善用马匹的人。《荷马史诗》中，最好的马来自特洛伊的盟军色雷斯（Thrace）；荷马认为，色雷斯的疆域从爱琴海开始向北延伸，没有边际。这些马是北地的精灵，比雪还白，像风一样迅疾，像太阳一样闪耀。

“驯马人”是特洛伊人在阵前呐喊时的一个用词，他指的就是赫克托。而在《伊利亚特》中所有的勇士里，赫克托的微笑是最具魅力的。

如同一匹棚厩里的骏马，在石槽上吃得甜香，

挣脱缰绳，蹄声隆隆，飞跑在平原之上，

直奔常去的澡池，一条水流清疾的长河边旁，

神气活现地高昂着马头，颈背上长鬃飘扬，

他陶醉于自己的勇力，迅捷的脚步

载着他扑向草场，马儿爱去的地方。

马也许是英雄们梦中的化身。阿喀琉斯的马是北地天神宙斯的马的后代。特洛伊人在流经城市的思卡曼德罗河（Scamander）上献祭活马。“快马”“奔马”“战马”“黑马”“好马”都为特洛伊而战，乍听之下像是一支卡曼切人的部队。 [9]

正是这种双方共有的、北地的、对马的崇拜意识，使希腊人想到了能送给特洛伊人的“最好”的东西，那是这个城市无法拒绝的“礼物”。特洛伊人会将其看作波塞冬——特洛伊人的守护神、海神、马神，特洛伊城墙的建造者——的赏赐：一个像巨型堡垒一样的木马。将心比心，两个文化中共通的信仰，交汇于对这种雄壮生物的敬畏。《伊利亚特》中没有讲到木马攻城的故事，这篇荷马的战争史诗竟然未录入那段经典战役。而在《奥德赛》中，以回忆的方式，这个故事出现了两次；每次都稍有不同，却全都专注于其柔情和悲伤。

《奥德赛》中，第一次出现木马攻城的故事时是这样的：墨涅拉奥斯（Menelaos）是海伦的丈夫，帕里斯拐走了他的妻子，随即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墨涅拉奥斯告诉了特勒马科斯（即奥德修斯的儿子）木马攻城的来龙去脉。那是一个妙计，是瞒天过海，是奥德修斯谋略的体现，是他“坚忍和毅力”的结晶。但在讲述过程中，墨涅拉奥斯脑中唯一浮现的，却是妻子当时那神秘的亲昵举动。那时，特洛伊人已将木马拖进城里；晚上，海伦来看木马。这是个充满魅惑的时刻：海伦贴近木马，绕着它缓步而行，指尖拂过木马的躯干。她猜到希腊士兵就藏在木马中，所以，她隔着木板温柔地喃喃低语；她像会变身的女巫一样，一一同木马腹内的希腊伏兵说话，声音就像他们抛在身后的妻子，他们远在希腊的、日思夜想的爱人。 [10] 都说兵不厌诈，这是怎样的诈？木马内的希腊伏兵是突袭特洛伊的诡计，而只有墨涅拉奥斯听得出来，木马外的声音真是来自他的妻子。而她却曾背叛了她的丈夫。她做出此番亲昵举动，是不是要再次出卖他们所有人？

当时海伦并非独自一人，她的身边是一个名叫得伊福波斯的特洛伊人。他是赫克托和帕里斯的弟弟，现在是海伦的新夫。海伦对他心存厌恶，一心想要背叛他。暴力和欲望，背叛和冷淡，暗藏杀机的木马——以上种种，像一团酸辛的雾气笼罩在整个场景之上。

《奥德赛》中第二次出现木马攻城的故事时，奥德修斯已身在费阿刻斯人（Phaeacians）——他们是文明和完整性的缩影——的宴会上。众人围在火炉四周，主人请来一位吟游诗人，她可以给这位陌生人（即奥德修斯）唱诵任何想听的故事。奥德修斯说，他不想听有关胜利和智谋的传说，而是想听听特洛伊城陷落时的情景。城陷之时，奥德修斯在墨涅拉奥斯的陪同下寻找得伊福波斯的下落。找到他之后，他们俩狂暴地将其砍死，就像维吉尔在《埃涅伊德》中描述的那样：“躯体四分五裂，脸部血肉模糊，脸手耳早已移位，鼻孔豁成烂泥。”

可当吟游诗人按他的要求开始讲述的时候，奥德修斯却听不下去了。荷马在《奥德赛》中记述道，当奥德修斯听到这个故事时，“他融化了”。这个词描写的往往是遇热雪融，糖融入水，云化为雨，腐尸肉落，或因失去同伴而心神憔悴。在描绘奥德修斯的悲伤时，荷马可谓不惜笔墨：

奥德修斯心怀悲怆，泪水夺眶沾湿了面颊。

犹如妇人悲恸着扑向自己的丈夫，

他在自己的城池和人民面前倒下，

保卫城市和孩子们免遭残忍的苦难；

妇人看见他正在死去作最后的挣扎，

不由得抱住他放声哭诉；在她身后，

敌人用长枪拍打她的后背和肩头，

要把她带去受奴役，忍受劳苦和忧愁，

强烈的悲痛顿然使她的面颊憔悴；

奥德修斯也这样睫毛下流出忧伤的泪水。

在《荷马史诗》中，只有此处，战争的悲惨才表现得如此彻底。木马屠城反映的，是现实的深层本质。奥德修斯是攻陷特洛伊的始作俑者，也是残酷杀戮的暴徒之一；可现在，他却为自己的暴行而哭泣，仿佛惨案的受害者。反省、共鸣、同情，这些词都不足以表达此处的人之感悟。这是残忍现实的写照。在场的每一个人——吟游诗人、国王、战士、哭泣的寡妇、旅人——都能心领神会。荷马史诗的寓意在此处贯彻天地。

这位吟游诗人是一个盲人，名叫得摩多科斯（Demodocus），意思是“取悦别人的人”。他接下来的话揭示了两个核心问题：《荷马史诗》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其重要性何在。

须知那是神明安排，给无数的人们

准备死亡，成为后世歌唱的题材。

歌，诗，刚讲的故事，都是战争的神圣目的。有了战争，也就有了史诗。

这是《荷马史诗》中最非凡的时刻。《奥德赛》中说，费阿刻斯人对此精辟之论心悦诚服；大家也有同样的感觉，对吧？大家都身不由己地喜欢上这段对悲伤的描述，而悲剧带给人的愉悦感也是《荷马史诗》的意旨所在。诗人对诗中这些场景的可怕心知肚明，也明白听众能从中获得愉悦。这不是理论上的空谈，其中的矛盾也无法解决，但从这几句话里我们能够明白，史诗之美就在于其内容的惨骇。

1939年，西蒙娜·韦伊 [11] 在论文的第一段里，旗帜鲜明地作了如下陈述：

那些梦想着进步使力量从此仅仅属于过往的人，大可以把这部诗当成一份档案；那些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能在人类历史的中心辨认出力量的人，则会把它视为一面最美丽最纯粹的镜子。

“Le plus beau，le plus pur des miroirs” [12] ：这也正是费阿刻斯的吟游诗人的意思。《伊利亚特》中，没有隐瞒，没有谎言，没有半遮面的惊骇惨状，没有鲜血面前心酸玩笑的勉为其难，没有对残肢断躯的美化；割破肚皮后，内脏会从中掉出，落到腿间脚下，对此，它没有佯装不知；长枪穿透头骨时，脑浆会从中流出，对此，它没有避而不谈；受伤濒死的人在抽搐挣扎中渐失生息，在杀人者的脚下无助抓挠 [13] ，对此，它没有讳而不言；没有屏障为听众阻挡扑面的大火；没有比喻来文饰人的暴行；“最美丽最纯粹的镜子”上，也没有涂色。《伊利亚特》中，这段故事是清清楚楚、直直白白的，木马屠城从而成了文学史上最令人不安的场景。

* * * *

阿喀琉斯的生命，是对草原的继承。伴随马匹、驯马而来的，是自负、豁达、雄心壮志。马是他们古老的伴侣，草原文化以此为基。有了马，有了双轮拖斗和四轮大车，草原上的人得以四处迁徙。他们也许是受到大草原上干旱的逼迫而不断西行（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里的旱情达到顶峰）；也许是受欧洲肥沃土壤的吸引而迁徙；每到一处，他们都会留下坟墓。这些古代的坟墓现在广泛分布于大草原等处——马拉松 [14] ，特洛伊，索尔兹伯里平原 [15] ，丹麦，德国，希腊，也许曾经压在被夷为平地的迈锡尼竖穴墓上方。

这些古坟——俄语中称之为“kurgan”——是大人物死后的房屋，犹如壮丽的、安静的、用土堆成的史诗，还是曾生活在此无垠之地的伟人浓缩的记忆。它们最早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大草原上，其中的陪葬品，都是希腊英雄装备的“前辈”：螺旋状的铜别针，常是成对出现，用于挽住辫子，也是美丽的小饰品；产于别地的铜珠，肯定是缝在衣服上的，但时间太久，到现在衣服都不见了；还有仿似盔甲一样的金属薄片，以及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陪葬品中还有斧子，以及河蚌壳样的、美丽的铜挂饰。还有一些河蚌样的挂饰是用汉白玉雕成。有些草原英雄的尸身上围着一条河蚌壳串成的腰带，每个蚌壳上都小心翼翼地穿了孔，再由线将其串联起来。

在乌克兰北部，距离白俄罗斯边境数英里的地方，有个名叫卡拉高德（Karagod）的地方。在南方的草原与泰卡（Taiga）针叶林区的交界处，有一个青铜时代的坟地。下午，阳光下一片静谧。沙质土壤上面，车辙和野猪的刨痕历历可见，但它们对风景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绵延的草地在眼前展开，就像托尔斯泰 [16] 说的那样，脚下与天际毫无二致，放眼望去，全是点点繁花：乳白色的轮峰菊，黄色的茜草，蓝紫色的风铃，犹如洒在无边的黄绿色草原上的墨彩。

穿行其间，绿色的蚱蜢振翅飞起，仿佛刚倒入就被香槟泛起的气泡翩翩起舞。用望远镜看去，眼中只有绚丽的色彩和薄薄的雾气；远处空气中似静似动，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锅中慢慢沸腾。我从未见过如此倦怠却不定的美景。水洼中，昆虫飞掠而过，但其他一切都在炎热中放缓了节奏。远处有放牧的畜群，其四肢在团团雾气中时隐时现。燕子和崖沙燕在畜群里出入穿行，仿佛在寻找暗处的航线。微风吹送，酸橙树的芳香飘飘荡荡；野生的覆盆子在树下生长结果。小橡树的树荫里，点缀着簇簇铃兰。一条宽河从北方缓缓流过，仿佛反刍的奶牛一般，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芦苇丛生的岸上，豆娘乱舞，鲜艳的身体上双双暗色的翅膀格外显眼。微风从柳条下拂过，柳叶仿佛镀了银边一般。风中的睡莲翘起花瓣，稍稍远离水面。

还有其他地方能像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一样，如此诱人，如此令人沉思？这个内陆的下午，眼前的一切都像是荷马时代自然界的重生，先知提瑞西阿斯的深层记忆再次浮现。傍晚时分，我来到卡拉高德附近的坟墓处。这时，一小群马穿过我面前的柳树和赤杨——大概10、11匹的样子，有杂色的，有灰色的，其鬃毛和尾巴在微风中拂动。这群马体形不算太大，却无拘无束、趾高气扬、轻松自在。它们走过河边的芦苇荡，穿过草地，鬃毛和尾巴在东风中轻轻飘荡。

一百码之外，它们侧着身子对着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群野马，但我们之间充满了紧张与刺激，启示与威胁。此时我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埃德温·缪尔 [17] 那首著名的启示录一般的诗作；夏天将尽时，几匹陌生的马走进了他那崩溃的世界，这些动物伙伴再次回到人类身边：

我们不敢接近它们，而它们等待着，

固执而又害羞，像是早已奉了命令

来寻找我们的下落，

恢复早已失掉的古代的友伴关系。 [18]

一个记忆中的天堂在《荷马史诗》中一遍遍反复出现，不是作为战争与混乱的当前场景，而是为了凸显满是悲伤的存在方式。战争占据了特洛伊的显著位置，暴虐的大海贯穿《奥德赛》始终；但和平驻留在内心深处，并不断冲破外壳浮到诗的表面。“化作鸣禽的模样，栖居山峦之中”“赫克托酷爱的儿子，像一颗明星闪烁”。在这种类比之中，自然往往是充满暴力的，其间满是狼、狮子、鹰，还有汹涌的河流和海上的狂风；但纵观整部《荷马史诗》，不论在记忆中，还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和平的世界总是不断浮现，闪烁着责难和渴盼。

通过一个又一个类比，战争被劈开一个又一个窗口，露出太平的过往。阿喀琉斯战车的驭马踏过死尸，就像健壮的公牛，在铺压坚实的打谷场上脚踩雪白的大麦；墨涅拉奥斯与阿伽门农肩并肩闯过特洛伊人的战阵，像两头牛拼命拉犁耕田。荷马非常喜欢把自然看作一个巨大的和谐的素材库。比如说，特洛伊战事正酣，形势吃紧，此时全副武装的赫克托在鼓舞士气，而荷马却说他“像一座积雪的山冈”。有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荷马想说的或许是“雪崩”，可在希腊语中找不到相关依据。所以唯一的解释便是：恐怖的战争望眼欲穿地召唤出一幅大自然的景象，宏大、平静而美丽，而暴力在其中没有一席之地。

那是一个伊甸园般的下午。我坐在卡拉高德的古坟旁，听着秧鸡和鹌鹑的鸣叫。古坟的地势稍高，从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浅谷，这倒是稍微有点睥睨天下的感觉了。古坟里埋着的，无疑是一位战士的骸骨及其少量财物。这个坟墓从未被挖掘过，但按惯例来说，他的亲人和后代会陆续埋在他的身侧，一代接着一代，不会干扰到他的安宁，而是簇拥在他的周围，借光于他的荣耀。有些人或许是作为伟人的陪葬者入土的，就像普特洛克勒斯下葬时阿喀琉斯埋下的12个特洛伊年轻人一样。

现在，狐狸和獾已在这座古坟上筑了窝；一小簇荆棘旁边，旧时的泥土被它们扒出来，堆在窝口。在这里，或在特洛伊，或在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Epirus），英格兰的高地，丹麦，多佛 [19] 的白垩山区……每一座古坟都诉说着同一个故事。这些坟墓就像文身，或更准确地说，就像划痕或永久的记号，旨在为我们这个星球的皮肤赋予意义。它们是草皮上的史诗，其目的是抵抗时间的侵蚀，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洪亮而永恒的声音；而不是白驹过隙、一闪而灭。每一座古坟都承载着建造时歌唱的记忆。它们是哀歌的土丘。每一座古坟都铭刻着当时那悲痛的时刻。财物也被一同陪葬，因为财物代表的东西已随此人逝去。土丘无法言谈，史诗即是其代言。

坟墓、子宫、洞穴，源自同一个原始印欧语的根词。所以，坟墓可以看作一种地底的家，一个可在另一个世界降生的子宫；那是一个与当世永隔的黑暗世界。把人的尸身埋进土中，即是引领此人前往另一个世界，合上石板或棺木，即是关上了他在今世的大门。这是生与死的结合，也是其分离。

坟墓中，既舒适又古怪。尸身大都是平躺的姿势，有的是向上屈膝，有的是似胎儿状蜷曲。尸骨上铺着一层赭石粉。墓底的赭石上，画着脚印及其他符号。尸身下面，铺着一张苇席，或布席，或是动物皮，或是羊毛毡。这是床。死亡只是睡一小觉。

敖德萨 [20] 位于黑海西北海岸，其附近有个名叫乌萨多伏（Usatovo）的地方，这里的古墓群和古代聚居地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很可能是希腊人的老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仍是海边草原上马背上的牧人，但已经接触到了东到高加索、西到欧洲的世界。他们也许是划着桨、乘着独木舟，沿着黑海的海岸线漂流而来；也许是骑马横跨草原，与邻地的居民贸易、战斗。波罗的海琥珀做成的珠子和纽扣是他们的陪葬品，此外还有安纳托利亚的银器、近东的锑 [21] 。大人物的墓中，常有斧子、凿子等陪葬品。其他的墓中，则有铜匕首；很多匕首脊部较厚，旨在为扎刺动作提供支撑，而这一刺杀动作在《伊利亚特》中屡见不鲜。而且，这些匕首并非仅仅为了实用；有些匕首上镀了银——暴力早已有了荣耀的色彩。

这些埋葬远古英雄的坟墓，沿着黑海的海岸线向西延伸，一直到达多瑙河三角洲 [22] 地带，有些是建在为死者而造的小石室的上面。一些古墓位于乌克兰以南、敖德萨东北的印古尔河畔（Ingul），有些古墓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与希腊的墓葬形式愈发接近。

在印古尔河畔的古墓中，死人都是戴着面具躺在墓穴里，跟迈锡尼的希腊人一样。这些面具，有的完全是人脸的模样，有的却只是眼罩的形式。它们并不像迈锡尼人的面具一样由黄金制成，而是未经烧制的黏土，上面涂着赭石粉，或者用木灰或细细磨成的骨粉将其刷白，把黏土做出皮肤的样子。从面具的内部来看，很明显，它们是人刚死、皮肉尚未腐烂时戴上去的。通过这种染色的黏土，在死后的最初几天里，死者就被塑造成了不朽的存在。这一定是生者的愿望或者假想。黏土面具上，做出了嘴和眼睛的形状。有些人头顶的头发上抹了沥青，以覆盖头部。 [23]

这个文化早已开始关注个人及其命运，或者说，荷马对“人生无常”的苦恼早已存在于远古的草原世界；倘若有人对此心存怀疑，这里有无可争辩的证据。但是，就像在迈锡尼文化中一样，这种对待死亡、对待人及其骸骨的态度，并非仅限于战士身上。墓中的女人和小孩也跟男主人一样戴着面具，受到同样的尊重和重视。所以，这里对英雄主义的认知并非仅限于男性身上，而是没有性别差异的。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认知，保证了其文化的价值。这种对生活的认知取决于繁殖和传承，而女人和小孩是其中核心元素。对那些以畜群的大小和优劣来衡量财富多少的人来说，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它就像是一个母体，荷马时代最重要的世界观就孕育于此：这不是一个宫殿和制度的世界，而是战士及其家人的世界。而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俄国考古人员发现的这些坟墓，里面安睡的，是阿喀琉斯的精神和意志的继承者。

这一论点得到了诗歌的证实。统观整个印欧世界，持相同观点的类似诗作和转述层出不穷。学者们在整个诗歌的大陆上追寻荷马的同类，并找到了一组起源于早期的共同特性。

诗赋予英雄“不朽的荣誉”——这个观点其实并非荷马的原创。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民族史诗中都有同样的意向。“kleos”或“klutos”是“名誉”和“荣耀”的词根，在希腊语中会被加入人名里，如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kles”，这个词的意思是“赫拉的名望”，而赫拉是掌管婚姻和女性的天后。在印度-伊朗语系、斯拉夫语、挪威语、法兰克语、凯尔特语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公元5世纪的一位部落头领名叫“Clutorix”，其名字的意思有点像今日的摔跤手的绰号，是“名望之王”——我们对此人的了解来自他的墓碑，不知何时被当成石材砌到了彭布罗克郡 [24] 中部一个名叫兰迪西利奥（Llandissilio）的小村庄里的教堂墙上。

诗和战争融汇于一点：都是为了名望。在这片无垠的大陆上，那些追求名望的英雄人物同样都有类似的绰号。在爱尔兰和伊朗，有表示“杀戮者”的绰号；在希腊和印度，有表示“神枪”的绰号；在《荷马史诗》中，以及在俄国和威尔士，形容战场上岿然不动的人用的是“巨树”一词；跟希腊人一样，爱尔兰英雄的愤怒也像火焰一样；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希腊语、吠陀梵语、爱尔兰语中，形容人愤怒时，用的说法是头上火冒三丈；原始印欧人将大人物视作“火炬”；整个欧亚大陆，英雄的武器都是嗜血的；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对其家人和部落而言，这个嗜杀成性的人都是他们的“牧主”和“御敌的围墙”。这个世界里没有城墙，英雄即是家人和族人的卫士，是其力量。

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英雄像巨树一样伫立，敌人像被木匠或伐木工砍伐的树一样倒地。英雄死亡之时，黑暗便降临他头上。在原始印欧人的意识里，生命与光明密不可分，阳光尤其如此。阳光是英雄与宇宙共有的力量之源。对他们而言，勇气并不是日常生活中随意出现的东西；只有受到了战争的召唤，只有战争的喧嚣惊动了上天（在诸多子文化中均是如此），英勇的气概才会出现，英雄才会发现自己“一身勇力”。

这些用语，在荷马及其他诗人那里都有使用，范围遍及从大西洋到喜马拉雅山的欧亚大陆；它们在原始印欧人的脑中铭刻，并一代代传承下来。它们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古老的思想。荷马是他们的后人；跟荷马一样，我们也是他们的后人，是大草原的后代。

关于这个前希腊世界的记忆，始终盘旋在希腊人的脑中，首先一个认知就是——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是聚居在一起的数个家庭；他们的头领，似乎说着跟他们一样的语言，却从未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荷马认为希腊人就是一窝蜂，有活力，有好奇心，好斗，嗡嗡嘤嘤着各自的需求和欲望，却远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攻打特洛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正像奈斯托尔对阿伽门农说的那样，是不同的部落和帮派，需要一个个部落、一个人一个人地组织起来，却各有其主，几乎无法形成一个整体，而且拒绝听命于一个统一的领袖。说到底，他们是好多草原战士的团体，浩浩荡荡南下，来到一个组织有效、中央集权的城市跟前。

更有趣的，是其语言中所反映出的地理特征。在最早的希腊语里，没有海的一席之地。在原始印欧语中，没有表示“海”的词，只有一个表示“池塘”或“湖泊”的词。希腊语中的“海”是“thalassa”，却没有可靠的语源。这个词可能来自希腊人到来之前就在希腊土地上流通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大海是一个陌生的含义；荷马在谈及大海的时候，也只能将其视作大草原一样的事物。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有一个词句反复出现，且总是出现在六韵步格的后半部分：“ep’ eurea nota thalasses”，其意思是“大海宽阔的脊背”。战士们穿过大海宽阔的脊背，奔赴战场或踏上归乡之路；而船，就是草原上的马。海神波塞冬亦是马神，他“来到海底光荣的公居”，只见他的马厩“闪出永久的光芒，来自筑用的黄金，”与他平日统辖的世界大不相同。他驾着马，行走在湿草地上。

他行至那里，把骏马套入战车，长着铜蹄，

飘洒修长的金鬃，站挺追风的细腿，

然后穿起金铸的甲衣，在自己的躯体，

提抓编工密匝的金鞭，举步登临车里，

驾着它逐浪驶去。

水中的怪兽从各处冒出洋面，

从栖身的海底，嬉耍在他身边，知晓主子来临，

大海为他分开水路，兴高采烈；

骏马飞扑向前，车身下的青铜轮轴不沾水星，

朝着阿开亚人的海船，快马载着主人，跑得迅捷。

这幅海神兼马神驾驭马车的闪耀形象，就像一个等待描绘的巴洛克 [25] 教堂天顶壁画；波塞冬金光闪烁地穿过海洋，就像穿越北地无垠的草原。上文中，“nota”以为人或动物的脊背，比如野猪、马，或鹰，也可表示广袤的地面。这个词，其实就是连绵不绝的草原的代称，是远古希腊人在对海的理解上唯一可以借鉴的模板。

这种将海比作草原的意识深深地渗入史诗里。在埃涅阿斯的回忆中，特洛伊城出现之前，这里是一个凭着养马即能发财的地方。那些马匹俊美至极，北风——来自遥远北方的狂暴气流，背负着北地冰冷的寒气——“爱上食草的它们”，对其一见倾心；他化作一匹黑鬃的公马，与母马交配；而特洛伊的母马一共产下12匹神奇的马驹。它们能“飞掠过香熟的麦穗，不会踢断一根茎柱”。

当嬉耍着跨过大海宽阔的脊背，

它们会贴着浪尖，闪过咸涩的水峰。

在这个想象中，大海与陆地都是一望无垠的。飞掠过香熟的麦穗，与跨过大海宽阔的脊背，二者是一样的。奈斯托尔的儿子要去驾车，身为父亲的奈斯托尔给了他一些建议，在他的话里，马与船毫无二致：

舵手引导迅捷的海船，也须依靠技术，

任凭风吹浪打，在就蓝色的洋面上穿渡。

驭手超赶，同理，靠的也是技巧帮辅……

稳控车马，双眼紧盯领先的驭手。

风之于海上的船，即马之于草原上的战车。佩内洛普曾心怀遗憾地说“航行迅速的船只，是人们的海上快马”。当奥德修斯最终踏上返乡之路，帆船载着他，就像全速前行的战车：

犹如广阔平原上四匹迅捷的快马，

它们并驾受皮鞭不断地鞭策驱赶，

四蹄腾离地面，迅速向前奔驰；

船只后艄也这样腾起于喧嚣的大海，

紫色的巨浪推拥着船只高高扬起。

以上诗句中充盈着科技的力量。当乘坐的船只在海上加速前行时，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想象一下，若是荷马坐在一艘RIB [26] 上，后面装的是两台200马力雅马哈发动机；在体验到这种风驰电掣般的水上疾行时，他会是何等愉悦。战车与船的速度，改变了人在世界上的体验。而且，在《荷马史诗》中，真的有对机械的激动之情。在《奥德赛》里，国王阿尔基诺奥斯（Alcinoos）就有几条美丽的金属狗，它们是锻冶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制作，用于把守宫殿的大门，并且是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不会腐朽。赫淮斯托斯在为阿喀琉斯打造盔甲时，他的助手是用黄金铸成的机械女，会拿东西，会说话，会思考。除此之外，还有装有动力轮的三脚桌，能自动滑入诸神聚会的大厅。

但是，对这种科技智慧，荷马同样心存忧惧。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Daedalus）和伊卡洛斯（Icarus）父子俩发明了很多超出想象的、危险的机械，建造了克里特迷宫，还做出了翅膀，可惜在太阳下融化了。这则神话很可能就与科技进入爱琴海世界有所关联。能够拓展人生的新技术，带给欧洲人狂喜；而对它们的忧惧，同样体现在《伊利亚特》中。在第五卷里，在全诗第一场大战中，希腊战士墨里俄奈斯（Merones）追在特洛伊战士菲瑞克洛斯（Phereklos）身后，他击中了其右臀：

枪尖长驱直入，

刺进膀胱，从盆骨下穿过。

此人双膝着地，厉声惨叫，被死的迷雾掩罩。

为菲瑞克洛斯招来如此悲惨下场的，是其手中的技艺。没有他的话，帕里斯就不可能从希腊拐来海伦，希腊人也不会追到特洛伊来要人，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一切都因为——菲瑞克洛斯是杰出的造船匠。

他双手灵巧，所有复杂精致的东西都能制造，雅典娜爱他，凡生中最受宠褒。

正是他为帕里斯建造平稳的船舟，

导致了一场恶难，给特洛伊人

现在，也给他自己，

带来苦忧。

由此可见，机械也是输出死亡的便利工具。

这种不约而同的同步性令人惊异：新型战车技术可能来自北方，帆船技术则当然来自南方；它们几乎是同时——大概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来到了希腊世界。希腊人迁徙到地中海地区也极有可能是在这个时间。高速战车、高速帆船、北地的战士文明同时来到爱琴海地区；《荷马史诗》的诞生，亦是如此。这个精力充沛的新世界，即荷马记录下的文化的交融。

在语言学方面，也有很有趣的联系。在印欧语中广泛存在的一个词，它表示四轮马车或战车前面用于套住马匹的木杆［即英语中的“thill（辕）”］，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船上的舵柱。表示“舵杆”或“舵柄”的词，与车轭上的圆环是同根词。车轭上用于套住牛马脑袋的绳套，同样还表示连接船尾双桨的横杆。希腊语中，表示“船舵”的词，还可表示牵牲口的绳索。在这个最基础的层面上，对希腊人而言，帆船即海中的战车，大海即流动的草原。而以上所有都与英雄主义息息相关。

很久之前，地中海东部地区就有了航海工业，其年代甚为久远。克里特岛在至少500万年前与大陆分离，13万年前岛上有了能制作、使用手斧和石刀的人。他们大概来自安纳托利亚，而到达岛上的唯一方式即是乘船或木筏。整个基克拉迪群岛文明的创始及联系都与直船身、浅舷、用桨的独木舟密不可分；其中，保存至今的最早的船制造于公元前2800年左右。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才出现了帆船（很可能是发明于印度洋地区）。那时的帆船来往于埃及和黎凡特 [27] ，把各种原材料运到考古学家赛普伦·布鲁德班克（Cyprian Broodbank）所称的埃及“巨大的消费圈”。

从克里特岛的印章，以及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不断攀升的埃及和近东的奢侈品来判断，帆船开始大规模进出爱琴海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950年左右。帆船与老式的划桨独木舟大有不同，它船体更高，曲线优美，高高的桅杆，还有索具、帆和舵桨。爱琴海地区首次见到如此复杂精致的运输工具。最重要的是，它为航海世界带来了速度和力量。天气晴朗时，一艘人力划桨独木舟一天能行驶10到20英里，而帆船能行驶100英里。横风行驶时，鼓起风帆，这种船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到8海里 [28] 。帆船能载数吨货物，而独木舟只能携带人的必需用品。帆船的船身高，可以在大风大浪中行进，而独木舟做不到。航海史上，人们首次能在海上风暴中生存下来，并为他人讲述其中的惊心动魄。

若论荷马对船的惊讶，莫过于《奥德赛》第六卷中的一段描述。奥德修斯被海浪冲到了费阿刻斯人的斯克里亚岛上（Scheria）。《荷马史诗》中的斯克里亚岛，仿佛现实世界的南加利福尼亚州，或至少是近东地区都市化的、富裕发达的世界。那里人丁兴旺，人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城市毗邻美丽的海湾，四处都有花园，宫殿周围全是果园；人们的生活中没有痛苦和悲伤，快乐，高雅，富有，奢华和安逸的外衣下，难掩强大的实力。

北地在此处与南地相会：奥德修斯从未如此落魄，从未被人当成不知从何而来的流浪者；而他也从未见过如此井然有序、和谐完整、太平安定的世界。这是荷马两重天的经历。费阿刻斯是希腊流浪者的向往。奥德修斯被引见给一众人等（他们都认为这个陌生人是个海盗或流浪汉）；正如特洛伊人名中常会出现“马”一样，费阿刻斯人的名字中几乎都有船或海的词语。奥德修斯被引见给一些强壮的年轻人：Topsail、Riptide、Rowhard、Seaman、Sternman、Surf-at-the-Beach、Stroke-Oar、Breaker、Bowsprit、Racing-the-Wind、Swing-Aboard、Shipwrightson、Greatfleet之子Seagirt、Launcher之子Broadsea；国王的三个儿子分别名叫Ship-Famous、People-Dominator、simply Sea。 [29]

荷马的意图还不够明显吗？这里，在这个以海洋为主导的城市里，生活的愉悦和富饶均来自神奇的帆船。而令奥德修斯目瞪口呆、犹如井底之蛙一样的，是费阿刻斯人的船“能理解人的思想和心愿”。费阿刻斯国王阿尔基诺奥斯向他解释了他们的船是如何在这个漂浮的世界里运行的：

告诉我你的故乡、部族和城邦，

好使我们的船只送你回去时定方向。

我们费阿刻斯人没有掌航向的舵手，

也没有任何航舵。

船只自己定方向，

它们自己理解人的思想和心愿，

洞悉一切部族的城邦和所有世人的肥田沃土，

能在云翳雾霭弥漫的幽深大海上迅速航行，从不担心

会遭受任何损伤和毁灭。

费阿刻斯人的船，就像阿喀琉斯会哭泣会说话的马一样不可思议。他们的船，像飞鸟一样快，像脑中的念头一样迅疾。此处暗指的，也许是一个孤陋寡闻的北方人对初次见到神奇的帆船时的回忆。乘着帆船，无须用桨即可穿越海洋。只须做好出航的准备，向神祇献祭，帆船就能自行往返于天涯海角。

这些飞速的帆船，就像考古学家赛普伦·布鲁德班克所说的那样，“大幅度缩小了海洋的空间”。它是用于冒险的机械。有了它，从希腊到埃及仅需4天时间。有了它，迅捷往来、突然袭击、天降奇兵就成为可能。帆船能逆风而行，或至少是与风向呈50°航行；而桨船对此无能为力，或是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生活节奏提速了。大海与周围陆地迎来了迅猛的变化。这是一场大变革，与蒸汽机的发明可以相提并论。奇妙的帆船及其对动力学翻天覆地的影响，带来的是激动和惊愕；而这种情绪，深深地渗入了荷马的诗句中。在荷马笔下，帆船变成了英雄的“坐骑”。

虽然荷马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推断出来，帆船这种完美的感觉对希腊人来说是人生一大乐事。船速度快，平衡稳，制作精良。表示“稳”的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eisos”；它还可用于描述人的精神和心理；还可表示平等、平均（分享宴席），或表示在风中保持平衡。奥德修斯的智慧常被形容为“eisos”，也就是说，他过分自信的周全和细心，就像一艘制作精良的帆船。这些程式化的修饰词，将航海工业融入到了诗句中，它同时还是对帆船之精妙的反复赞美。战争结束后，希腊人离开特洛伊回家，墨涅拉奥斯记得那些船是多么快。正因有了快船，才能将美酒从希腊运达身在异国战场的战士。开战之前，通过列举战船的数量，荷马表述了各处盟军的军事力量。就像埃阿斯提醒他们的那样，只有坐船才能保证他们干爽地返回家中。他们要保护的，是船；战斗的怒火环绕的，也是船。大海又咸又涩，如此辽阔，海鸟难越；但帆船装有横坐板，有船舱，船身涂有防水沥青，装备周全，它们是南方海洋中生命的保障。

所以，每当海风吹起，你升起前帆和主帆，立刻就能感到船在加速；风帆鼓动，无法抗拒风的拉拽，这时你将领悟到荷马世界中一些本质的东西。站在船首，乘风破浪，你能听到耳畔风声呼呼而过，就像《奥德赛》中费阿刻斯人的快船载着奥德修斯回家一样。一个个海浪犹如蓝色的小丘，你在其间穿行，船身倾斜，前帆被下风鼓起。此刻，身在平稳、装有横座板、物资齐全的船上，你开始明白，你开始体会到那种无所不能的强大感觉——征服世界，扩展活着的意义，让它载着你去冒险，去战场，或踏上回家的路。

[1] 十塔兰特（talent），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质量单位。

[2] 原始印欧语（Indo-European language），原始印欧语是后世语言学家根据现时印欧语系诸语的特色，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倒推出来的假想语言。这种假想语言被认为是现时印欧语系诸语的共同祖先。虽然原始印欧语没有得到直接证实，但其基本的发音和词汇都通过比照法重构了出来。现代印欧语的很多词都是从这些“原始词”经过有规律的语音变化发展而来。

[3] 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是最早的斯拉夫语族的文字，由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塞萨洛尼基的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

[4] 弥赛亚（Messiah），圣经词语，与希腊语词基督是一个意思，在希伯来语中最初的意思是受膏者，指的是上帝所选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权力。

[5] 原住地，家园，原乡。德语词源，指的是语言学家根据文字和文物等推断出来的原始印欧人的发源地。前缀“ur-”表最初的，“heimat”同“home（家）”，因此“urheimat”就是“original home”。

[6] 巴克特里亚（Bactria），亚洲西部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一古国，即中国古称的“大夏”。

[7] 斯基台人（Scythians），又译斯基泰人、西古提人、叔提雅人、西徐亚人或塞西亚人，希腊古典时代在欧洲东北部、东欧大草原至中亚一带居住与活动的游牧民族，他们的领土被称为斯基提亚；是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

[8] 工作量的计算单位，即一个人做工一天。

[9] Comanche，定居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北美印第安人肖尼部落的一支。

[10] 海伦是宙斯跟勒达所生的女儿，是人间最漂亮的女人，具有模仿任意一个女人声音的能力。

[11]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犹太人，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欧洲思潮有深刻影响。曾就《伊利亚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其题目是《伊利亚特，力量之诗》（Iliad，The Poem of Force）。

[12] 法语，即上文的“最美丽最纯粹的镜子”。

[13] 荷马史诗中，说到伤者双手抓掏地上血染的泥膏，就像在收割成熟的谷物。

[14] 马拉松（Marathon），希腊的一个地名，在雅典东北30公里。

[15] 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位于英格兰南部，占地300平方英里。

[16]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17] 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1887-1959），苏格兰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

[18] 出自埃德温·缪尔的诗作《马》，王佐良译。

[19] 多佛（Dover），英国东南部港口。

[20] 敖德萨（Odessa），俄罗斯港口城市。

[21] 锑，银白色有光泽硬而脆的金属，常制成棒、块、粉等多种形状。

[22] 多瑙河三角洲，位于罗马尼亚东部黑海入海口处。

[23] 考古研究发现，古人早已开始使用天然沥青，在生产兵器和工具时用沥青作为装饰品，为雕刻物添加颜色。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于天然沥青的充足的蕴含量，沥青被广泛利用。生活在那里的苏美尔人用天然沥青覆盖在器皿和船的外面。另外，他们已经开始在黏土砖中使用天然沥青做结合剂。

[24] 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英国威尔士西南部的一个郡。

[25] 巴洛克（Baroque），是一种代表欧洲文化的典型艺术风格。它摒弃了古典主义造型艺术上的刚劲、挺拔、肃穆、古板的遗风，追求宏伟、生动、热性、奔放的艺术效果。巴洛克风格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男性化的风格，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是汹涌狂烈和坚实的。

[26] RIB，刚性充气船。

[27] 黎凡特（Levant），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相当于现代所说的地中海东部地区。

[28] 1海里约为1.8公里。

[29] 此处英文名字出自罗伯特·菲格尔斯的译本。

第十章 匪徒与城市

《伊利亚特》：战斗是希腊人的故乡

希腊人那时的兵营就在特洛伊的沙滩上。他们各自为政，没有稳妥的领导。这里充满怒火和忐忑。他们的意见无法统一，彼此的关系也时好时坏。他们的目标并不明确，他们的忠诚并不牢靠。女人，除了发泄性欲别无他用。他们住在简陋的棚屋里，棚屋则倚船而建。船上的索具已经腐烂。他们睡在野兽的兽皮上。他们的尸体被野狗吃掉。战场上，野狗无处不在；它们吞食尸体的生殖器，兀鸟在残骸上拍打着翅膀。夜里，在这片遍布死尸的地带穿过，就是从“甲械和黑红的污血”中择路而行。希腊人带着朴素的直率面对着生与死。没有亲人，没有安全，没有家，美德没有善报，弱者得不到庇护。他们不敢想象晚年的尊贵，也不期盼身处弱势时能有护佑。武力面前，一切都没有意义。

特洛伊久攻不下，此时希腊人的言语也愈带戾气。怒火中烧的杀人王阿喀琉斯，称他那名义上的领袖阿伽门农“狗眼狗脸无耻贪婪”，还说他是个酒鬼，像鹿一样多疑；阿伽门农则回骂说阿喀琉斯是“天底下最可怕的蛮子”。愤怒和厌恶充满二人“多毛的胸腔”，心魂被两个念头争扯。私下里，对自己，对自己的女人，他们都是温柔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咬牙切齿，恨不得让对方“黑血喷涌，把我的枪尖浇淋。”他们彼此厌恶，针锋相对。这是一个匪徒的世界，是外来者的地盘，荒蛮，绝望而惨烈。此处没有开化的文明，在这个故事里，希腊人即野蛮人。

平原对面的特洛伊城，则是截然不同的情况。这里的人都是城市的居民，他们有井然的秩序，有真诚相待的盟友，有众人敬仰的国王，有看似永恒的体系，兄弟姐妹父母妻儿，都相互依靠彼此相连。高贵的女人过着高雅的生活。家人之间也有争吵，生活中也有奢华和软弱；但这里不仅有屠宰的禽畜，还有纺绣的衣物——这种柔软而精致的东西，是他们奉给诸神的贡礼。

特洛伊人是在家中迎战来敌，与他们相关的一切像一张网紧紧地将他们包裹。特洛伊人的年轻统帅赫克托在战争间隙回到城里。

特洛伊人的妻子和女儿们蜂拥而来，一路颠跑，

围着他，询问起她们的儿子、兄弟、丈夫和朋友。

这即是特洛伊人的关系网。赫克托走入城里，走进父亲普里阿摩斯的宫殿中：

雄伟的宫殿有着光洁的石筑柱廊，

内有五十间睡房，取料石块，磨得溜光，

一间连着一间，里面睡酣普里阿摩斯的儿男，

躺在各自婚娶的妻侣身旁。

在内廷的另一边，对着这些居室，

是他女儿们的睡房，取料石块，磨得溜光，

一间连着一间，里面睡酣普里阿摩斯的女婿，

躺在各自温柔的妻侣身旁。

这是一个连贯的几何体，重复而连续，其中反映的，是人对“和睦团结”的理解和回应，与城外得过且过的希腊人有着天壤之别。于是，对立形成：匪帮vs城市，个人暴力vs和睦有序。

风不停地吹过草原，希腊人宣泄着膨胀的荷尔蒙，或者是激烈的竞技，或者是紧张的互不理睬。下面这番话出自希腊的年迈统帅奈斯托尔之口。他劝说大家不要打退堂鼓，不要在攻下特洛伊城之前就撤军。他如此怂恿道：

我们中谁也不许急于返航回家，

先于和一个特洛伊人的妻子睡觉。

只有杀了敌人，奸污了他们沦为女奴的妻子，才能抹平海伦被诱拐这件事给希腊人造成的悲伤和耻辱。在特洛伊城民心中，他们的象征物是光洁的石筑柱廊，以及奉给神祇的美丽织布；而在希腊人的军营里，其象征物是锋利的青铜兵刃以及出裆的阴茎。

《伊利亚特》并未局限在特洛伊的平原范围内，它的文思是游走的：其中的男女诸神在爱琴海的群岛上空轻松飞越，还带着一种考察地形全貌的意思在里面。《伊利亚特》的文思经常四处翱翔，有时是去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有时是去非洲，有时是去诸神偶尔小住的高山。小神有时候忙得不可开交，不是从安纳托利亚到埃及来回奔波，就是到西风的家里参加宴会。但《伊利亚特》的文笔从未触及希腊。诗中没有一处希腊家庭的场景。而出现希腊地名的时候，往往伴着程式化的修饰词“多山的”“山脊起伏的”“遍地牛羊的”；却全无特洛伊的现实感，没有河流、树林、泉水、洗浣处，甚至连独木和古坟都没有。在《伊利亚特》的诗感里，在它的深处，将希腊描述成了一个远离故乡的地方。

的确，希腊人偶尔会提及他们的起源地，但在他们的描述里，占据心理要地的不是建筑和城市。希腊人带着渴盼和失落回顾他们的家人，父辈、祖辈、妻儿、兄弟，部落，还有因聚集在周围的人而有了意义的灶台，却没有宫殿。他们热爱故土，那里有食物和生计，有麦田和果园。这与他们来特洛伊企图染指的、根深蒂固的稳定和积累的财富截然不同。他们思念的，是一遍遍在诗中反复出现的“父辈的热土”。在希腊语中，“父辈”与“故土”并无区别，都是“patra”这个词；而在《荷马史诗》中，它可以表示共同的血统、表兄弟姐妹，或一种家人或部族的归属感。父辈即是故土，血与心即故乡。

在希腊人心中，即便是热爱的故土，也有比不上的东西。伟大的鹰眼女神雅典娜施展可怕的神力，带着“aegis”——护胸甲——在希腊军队中穿行，往他们心中灌入对暴力的渴望，使他们不知疲倦地战斗，此时，家变得无关紧要：

此时，对于他们，比之驾坐深旷的海船回家，

返回亲爱的故乡，战斗要来得更加甜蜜诱人。

荷马用来表示战斗之“诱人”的词，是“glukos”，意为“甜蜜”，甚至会令人不舒服；这个词常用于修饰蜂蜜、甜酒，以及爱人。战斗，从某些角度来看，就是希腊人的故乡。希腊人抱着“断绝一切”的目标来到特洛伊，却同时被隔绝于故乡之外。而他们能想象得到的、最“甜美”的东西，就是一个无休止的暴力世界。

* * * *

“小心，不要掉入苦斗的灾坑”，利西亚人的英雄萨耳裴冬（Sarpedon）对赫克托如此说道，“那是广收一切的网兜。”战争吞噬着人的生命，它就像一张网，横盖天际两端，把凡人拖入网中。在这个恐怖景象的描写中，“网兜”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亚麻，从每个人出生时起，命运女神就用亚麻为其编织命运之网。此处，荷马用这个隐喻做了一个假设：战争是命运的一部分。战争并不失常，并不怪异。对荷马来说，战争就是一个剧院，里面上演着现实。

西蒙娜·韦伊等人曾将《伊利亚特》解读为反战诗歌。可是，若把它的意旨理解得如此片面，这就太小看荷马了。他知道痛苦的现实，却从未设想过没有纷争的世界。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锻冶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清晰地铸造了盛世与乱世的景象，且在盾面上一分为二。但即使是在太平盛世里，照样有谋杀和暴力。我们渴盼和平，却生活在战争中，《伊利亚特》表达的即是这种逃无可逃的、无法摆脱的感觉。

以上种种，就暗藏在《伊利亚特》那多如繁星的痛苦景象中。希腊人已在特洛伊的沙滩上苦熬了九年时间，在诗人的设想中，这已可算是永恒。事情就是这样。一直以来，皆是如此。今后，将依然如此。战争，是战士世界里的空气，不论情愿与否，都得呼吸。而伴随着这种永恒的悲伤反复出现的，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苦难只能详述。统计伤亡人数，不够震撼；战略上的概述，又无法反应残酷的现实。所以，要想给人真正的启迪，只能把胶着的战争与难分难解的痛苦和悲伤一并呈现，而这正是荷马的意图。

荷马的学者统计过，《伊利亚特》全诗中一共死掉了264个人。这个数字似乎并不算大，叙利亚北部边境村庄里的一次屠杀、地中海一夜间溺死的非洲难民、巴格达一周时间里死于汽车炸弹的人数，随便一个都在它之上。只有盲眼的毁灭女神阿忒 [1] 在史诗中现身之时，这些数字的意义才破茧而出。在毁灭面前，人是卑微的；可怜的他们满心希望，祈祷幸福便能避免毁灭。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荷马史诗》中，祈求女神都是残疾的悲惨形象的原因：

祈求是强有力的宙斯的女儿，

瘸腿，皱皮包裹，眼睛斜视，

她们留心跟在毁灭的后面，走得艰难：

须知毁灭迅捷，腿脚强健，远远地跑在祈求前面，

抢先行至各地，使凡人遇难；

祈求跟在后头，医治铸下的伤怨。

基督徒也许认为，祈祷便能得到神力的庇佑；但荷马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宙斯曾如此说道：“在所有喘息和爬行地面的生灵里，凡人的苦难最重。”在希腊原文中，荷马用的词是“o zuroteros”，用于表示悲惨和痛苦。这个词，源自一个表示哀伤挽歌的词；而在《伊利亚特》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这种缠绵不断的、悲苦的哀啼。

每当荷马想要对比“生命之可怜”与“杀戮之无益”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鱼的形象。也许是因为蚕食死尸它们总是很可恶；也许是因为，无论是在鱼钩上、渔网中、还是在鱼叉尖上，它只能听天由命。在荷马看来，鱼和渔夫都是荒谬可笑的。

残喘的鱼不仅是对无助的深刻描述，在《伊利亚特》中，捕鱼也是荷马惯用的、最辛酸最滑稽的类比。普特洛克勒斯是阿喀琉斯的挚友，是他童年的伙伴，在这个饱受冷落的世界里，他是阿喀琉斯唯一的亲人。特洛伊战争中，在希腊人的危急时刻，普特洛克勒斯穿上阿喀琉斯的盔甲，大步奔入特洛伊的战阵中，将其逼向海边的船舶。这是他的“aristeia”——他的伟大时刻，他的荣耀时刻。普特洛克勒斯狂暴地在特洛伊的死尸间往返穿行，残忍无比。

普特洛克勒斯冲扫在海船、河流之间，

杀敌甚众，为许多死去的伙伴报仇。

一位名叫开勃里厄奈斯（Cebriones）的可怜的特洛伊人，他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私生子。他被普特洛克勒斯用石头击中前额而死。开勃里厄奈斯的两颗眼珠掉在脚下的土中，其濒死的躯干抽搐着从战车上滚下，扑倒在地。俊美、优雅、受人爱戴的普特洛克勒斯取笑着他的尸体：

瞧啊，此人有多巧的身段，跳得何其舒展！

倘若在那海上，在鱼群拥聚的洋面，

这家伙定能潜水捕摸牡蛎，使许多人开怀饱餐，

他能从船上跳下，即使浪水翻滚，一如现在，

一个筋斗，轻巧地从车上落腾地面。

尸体像捕摸牡蛎的潜水者：这是多么可笑的受害者，多么狂傲的杀人者。诗中，为了描述普特洛克勒斯的英勇善战，荷马未用任何华丽的文笔，只是列举了被他杀死的特洛伊人的名字：

其后，他杀了厄鲁马斯、安福忒罗斯、厄帕尔忒斯、

达马斯托耳之子特勒波勒摩斯、厄基俄斯、普里斯、

伊菲乌斯、欧伊波斯和阿耳格拉斯之子波鲁墨洛斯，

任其挺尸在丰腴的土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放倒。

普特洛克勒斯所向披靡，就像罗伯特·菲格尔斯的英译本中所用的句子一样，“身上沾满鲜血”。接着他文笔一转，迅疾的虐杀场景暂停了一下，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特洛伊战士的死。这是一段详尽的描述，是英雄卓越的时刻：

普特洛克勒斯复又扑向赛斯托耳，

厄诺普斯之子，蜷缩在战车里，

躲避，吓得迷迷糊糊，缰绳从手中脱落。

普特洛克勒斯逼近出枪，

捅入他下颚的右侧，在齿间穿过，

然后将他挑勾起来，提过马车的杆道，

像个渔人，在突兀的岩壁上稳坐，

用渔线和闪亮的铜钩钓起神圣的海鲜一条；

就像这样，他把对手拉出战车，

嘴里衔咬闪亮的枪矛。

甩手一抛，头脸朝下扑倒，命息随之离飘。

人像鱼，躯体像布娃娃，杀戮像玩杂技，对待尸体竟然如此荒诞：战争竟然能跟钓鱼相提并论——这是令人惊骇的场景，犹如跳入了现实的黑洞。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洛格是现代最杰出的《荷马史诗》译者，在他的英文译本中，将上文中的钓鱼场景描写得更加传神：

Ahead，Patroclus braked a shade，and then and gracefully

As patient men cast fake insects over trout，

He speared the boy，and with his hip as pivot

Prised Thestor out of the chariot's basket

As easily as lesser men

Detach a sardine from an opened tin.

《伊利亚特》中，直到第2380行，才有了第一场战斗。但从那里开始，血腥渐浓，紧张渐增，蛮性渐狂，直到剧痛中的阿喀琉斯化身狂暴的嗜血杀手，大肆屠杀特洛伊人时到达高潮。但故事的顶点在于赫克托之死；来自草原的人与来自城市的人相遇对决，后者战死。希腊人也许觉得战争是甜美的，希腊战士也许是把战斗视作一种乐事而非负担；但荷马并不这样认为：

翌晨的太阳晖洒农人的田野，

从微波荡漾、水流深淼的奥克阿诺斯升起，登临天上。

双方人员相会清场。

尸体很难辨认，不易逐一看察，

他们用清水洗去上面的血污，

淌着热泪，将死者搬上车辆。

了不起的普里阿摩斯不许部下哭号，

后者只得默默地将尸体垒上柴堆，心里悲伤，

点火焚烧完毕，返回神圣的伊利昂。

此处，被里士满·拉蒂摩尔译成“难以辨认”的希腊词组，原来有着多重意义。“chalepos”——“困难”——既可表示感情的痛苦，也可表示做事的不易。既可用于表示无比的悲伤，也可表示蹒跚行走的艰难。“diagnonai”——“辨认”“识别”——意为区分，辨识，在一堆混乱中挑出重要物品；在血污中、尸堆里找人。所以，这个词组既可表示在屠戮后的惨状中辨别死者身份的困难，也可表示在尸堆里找寻亲人的无比悲伤，或者二者皆有。特洛伊人默默流下的热泪，还有沉寂的大海、洗去血污的清水，它们都是荷马留给我们的灿烂的遗产。这是一种永恒的信仰——在残肢和焦土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依然重要而美丽。

《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人

荷马对身处特洛伊的希腊人的描述，符合公元前2000年之后数百年里的历史情况。北地的战士有了帆船和战车，如虎添翼；他们盯上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富裕的贸易城市，掠夺其女人和财物。同时这也是一幅亘古如斯的景象：一个安居乐业、铜墙铁壁的社会，正遭受外来者的攻击，他们向往它、妒忌它、想要摧毁它。特洛伊围城，常被视作一种战争，是两个国家的交战；而事实上，它更像是来自贫民区的匪帮与城市富人的交锋。外人与当地人，居无定所与安居乐业，贫穷与小康，冒犯与被冒犯。

现代美国城市中，伊利亚特式的场景屡见不鲜。犯罪学家布鲁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和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曾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St Louis）做过调查。他们请美国黑帮成员谈论自己，他们的生活，野心，对命运的看法，暴力的作用，以及与《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莫名相仿的复仇方式。

在希腊人的道德体系里，“复仇”居于中心位置。它是对不公、对受到的非人对待所做出的再三、愤怒、暴力的回应。在圣路易斯的街头，明显没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或合法性。权威在他们自己身上，在于如何控制和支配他人。雅各布斯和怀特说：“这种对一报还一报的渴望，就像饥与渴一样。”街头犯罪变成道德表现，复仇成了一种公正。

跟《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一样，这些黑帮分子都是“城市游民”。他们不在自己家里处理事务，而是居无定所，依心情和时局的变化在不同地方“待一阵”或“歇歇脚”。他们漂泊无依，什么事只能靠自己，而他们的荣耀，就表现在身体上、外表上、饰物上，以及臂弯和床上那些性感的女人上面。

他们不能指望别人，只有独自打拼：“在每天的你来我往中，维持一种强硬的统治力。”而任何报复行为，都是为了打消对方再度报复的念头；所以，在帮派斗争中就有一种一触即发的气氛。哪怕是一丁点侮辱，一丁点怠慢，一丁点轻蔑，稍有不敬，即会招来残酷的、严重的、惩罚性的暴力报复。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阿伽门农一直怀有杀心，因为阿伽门农夺走了他心爱的女奴，在众人面前令他蒙羞。圣路易斯的黑帮在复仇时根本毫无顾忌。

一天晚上，一个名叫雷德的人在酒吧中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陌生人，杯中的酒洒在了对方身上。而那位陌生人回应雷德的，是一个“大大的耳光”，不是握紧的拳头，而是打女人时才会用的伸开的巴掌。“大家都看着”，雷德回忆道，“我颜面尽失。”随后雷德离开了酒吧，在黑暗的停车场里等着。那个人刚走出来，雷德就连开数枪把他打死了。

在争勇斗狠的社会里，这是唯一能证明你自己的做法，也是唯一能保护不断受到冲击的脆弱内心的做法——而周围人亦是如此。

在谈到极端而可怕的暴力行为时，荷马常常会带着一种神秘的端庄。也许他是将其看作历经数代的史诗的产物，所以，在史诗中的暴力场景中，总是带着一种语言上的高雅。但毫无疑问，这些词句反映了荷马世界的现实。在《伊利亚特》第十卷中有一段描写，它的用词过度残忍，所以，很多荷马学者它认为并非出自荷马本人。当时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二人闯入特洛伊的战阵中，“像两头雄狮，跨越尸横遍野的战场，穿走堆堆甲械，污血满地”。

他们俩遇到一位夜间外出的年轻特洛伊人，名叫多隆（Dolon）。他们尾随其后，“像两条尖牙利齿的猎狗，受过训练，盯上一头小鹿或一只野兔”。接着他们把多隆捉住了。多隆站在他们面前，满心恐惧，口齿不清，泪流满面。他们俩微笑着，审问一切可用的情报。但多隆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结局。他求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饶他一命；他伸手去摸狄俄墨得斯的下颌，祈求他们宽宏大量。可是狄俄墨得斯：

手起一剑，砍在脖子中段，

劈断了两边的筋腱；

多隆的脑袋滚落地上，口中仍在喃喃。

这是《荷马史诗》中最骇人的时刻：在黑暗中追逐，凶杀，接着潜入特洛伊的营地，大肆屠杀尚在睡梦中的特洛伊人，攫取骏马、战车为战利品。回到本方营地后，奥德修斯畅怀大笑，又到海里舒舒服服洗了个澡。这种从残暴中得来的欢愉，给读者的心中留下一个空洞。而希腊人在敌人死尸上的“夸耀”，将其称作蠢货，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卓越，宣扬他们对敌人残尸的为所欲为——以上种种都无法将这个空洞填上。这种“脏话”同样也是黑帮分子的惯用伎俩。一位外号“山猫”的黑帮分子曾对某位受害者如此说道：

“给我站好，看你这样儿……早把钱交了，早他妈没事儿了，你个倔孙子，非流点血才长记性啊……什么，你肋骨断了？又怎么了？” [2]

这种话只会加重受害者的痛苦。这是英雄在主持公正：告诉受害者及周围的看客他们有多么威风。雅各布斯和怀特对此解释说：“抓住、惩罚那些冒犯了他们的人，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强大，同时还能掩盖其色厉内荏的本质。”一位被调查者在回忆自己的一次施暴行为时，说：“我当时热血沸腾，好像我就是天王老子，想怎样就怎样。”另一个被调查者，有人刮了他的车，他就用棒球棒打断了那人的腿，他说：“那感觉很爽。”

这种以极端暴力的形式摧残别人身体所带来的自我膨胀感和性高潮一样的快感，正是荷马的潜台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一个上演性与暴力的剧院。被拐走的女人海伦；被人掳走两次的布里塞伊斯（一次是被阿喀琉斯抢走，她全家都被他杀了；另一次，就在阿喀琉斯喜欢上她的时候，又被阿伽门农抢走）；希腊人屠杀特洛伊的男人，抢走他们的女人，就像他们在其他城市里所做的那样；一众求婚者对佩内洛的垂涎欲滴，奥德修斯回家后，将那些对佩内洛普心有邪念的人残忍杀死，又将与求婚者睡过觉的家中女仆一一杀死。这是《荷马史诗》中的核心现实，在帮派的世界里屡见不鲜。

科尔顿·辛普森 [3] 来自洛杉矶中南区 [4] ，生于1966年。斯迈利（Smiley）是他在帮派里的大哥，是他的“铁哥们”；在他眼里，斯迈利是个大英雄。就像阿喀琉斯或原始印欧时代的每一位英雄一样，浑身闪烁着英雄的光彩。

他微笑的时候，就像身后有太阳一样，光辉闪耀；我，以及每一位在他跟前的人，便都沐浴在阳光里了。

倘若法不公正，那么，情理之中唯一寻求公正的方式就是报复；而在《伊利亚特》的希腊人心中，这是他们的道德准则，是特洛伊沙滩上希腊匪帮的黑暗之心。“在这里，侮辱是家常便饭，争斗也司空见惯；在这里，一丁点蔑视都会被理解为对其人格的打击；在这里，荣耀属于那些在争斗中表现英勇的人；在这里，名誉跟钱一样慢慢积累；在这里，名誉就是以牙还牙，以此在同辈人眼中抬高自己的声望；在这里，睚眦必报会赢得尊重，力量就是一切的保障。”引号里的句子，是雅各布斯和怀特用于描述圣路易斯贫民区的残忍生活的，它们同样也是《伊利亚特》中希腊世界的写照。

特洛伊城漂浮在不远处。那是一个太平乐园，那里的战士不用时时面对生死考验，他身边的人和亲人都可以依赖。而边缘化的匪帮都被挡在城墙之外，带着羡慕和憎恶望之兴叹。在匪帮的世界里，暴力是生存、发达的手段；没有了暴力，他们就会枯萎凋谢，就会被城市打败，被城里的聪明人和祭祀、贵族打败。暴力顺应的只是公正的要求。暴力是他们的命运。帮派也一定有自己的史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桑切斯·杨科夫斯基 [5] 曾如此写道：

“谁，在哪里，因为什么原因被杀，这些事没人会忘。有些芝加哥的黑帮成员能跟你说出20年前、他们出生之前有谁被杀；因为这都是流传下来的，而那些狠角色已经成了不朽的人物。这些传奇，能让后辈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也能解脱其内外的约束力。”

帮派非常看重“kleos aphthios”——不死不灭的荣耀，因为他们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有今天没明天，除了身体和对其壮举的回忆，再也留不下别的什么东西了。所以，与城市里那些遵纪守法、受法保护、生活稳定的幸运儿相比，他们更需要荣耀加身。

帮派之内各有规矩，《伊利亚特》的希腊军团中亦是如此。桑切斯·杨科夫斯基发现，他调查过的38个黑帮中，都严禁械斗和强奸。同样的规矩也存在于希腊的军团中。阿喀琉斯就差点带着自己的队伍从阿伽门农的大军里脱离出去。现代帮派生活中，难免粗鄙的言行。比如说，在黑帮里，他们把开口的伤口称作“阴门”；而在史诗中，荷马并未将这一特点表现出来。洛杉矶的帮派世界里，露骨的脏话洋洋洒洒——性，暴力，颐指气使，辱骂，而且他们以此为乐；然而荷马却不是这样，两部史诗中暗流涌动的性从未真正浮上水面。他的文笔可以做到极度的直白和翔实，但绝不脏，仿佛在数个世纪的变革中，其语言经过了冲刷和洗涤。特洛伊沙滩上希腊士兵的脏话都得到了净化，以防其史诗在皮洛斯王宫里污了贵人的耳朵。洛杉矶中南区和圣路易斯那些肆无忌惮的言辞，都是对荷马所掩盖的那些语言的挖掘，剥掉其端庄的外衣，露出里面的身体和痛苦；但它不应被视为什么返璞归真的处理方式。荷马的真实性，荷马的意义，在于取其精华将其融合，在于其无上的智慧——他对战士的狂怒和暴虐心知肚明，凭借的却是城市里的耳朵和眼睛。

特洛伊为何成为被劫掠地

对希腊人来说，地中海地区卓越的城市文明是南方的闪烁的诱惑。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在所有这些城市里，荷马为何选中了特洛伊来作为南北文明的首次相会之地？是否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希腊人南下的那些年里，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数个世纪里，特洛伊是个值得劫掠的地方？

特洛伊绝非近东地区最富、最大、最强的城市。与又富又强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港口城市黎凡特相比，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角的特洛伊只不过比边陲小镇稍强一点而已；虽说也有城堡，也有不算高的城市，却是城市世界里的边区。但换个角度来看，就像牛津大学兼谢菲尔大学考古学教授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所说的那样：“在北地邻居的眼中，特洛伊就是天际最明亮的光。”特洛伊是远古时代的一个交通枢纽，其地位即后来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6] 。它扼住爱琴海到黑海、安纳托利亚到欧洲东南部两条交通要道。这里北风不断，达达尼尔海峡的洋流也是从北向南，也就是说，帆船无法北上。每份货物都得从此上岸转为陆运，每个从安纳托利亚运来的贵重物品都必须经过这个枢纽之城。从北方地区去地中海，从地中海地区去多瑙河、去特兰西瓦尼亚 [7] 的金矿，去本廷（Pontic）草原及那里的铜矿，去高加索寻找金属——特洛伊都是必经之地。

海因里奇·谢里曼发掘出的特洛伊宝物，二战结束时落入苏联之手，现存于俄罗斯。金银容器、青铜器、珠宝首饰、精美的石斧……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最晚的是在公元前1800年。谢里曼把自己发掘出的古物称作“普里阿摩斯的珍宝”，而从一开始这个名字就招来同行的嘲笑。因为这些古物所出土的地方是青铜时代早期的特洛伊II [8] ，它比公认的特洛伊战争时间要早1000年以上，根本与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沾不上边。

然而，就像迈锡尼古城一样，谢里曼的观点是值得探讨的。他发现了一个遗址地层，还有一个大门、一个岗楼，于是就认为这是“特洛伊城的废墟和灰烬”。同样的，他的助手威尔海姆·多菲尔德发现了毁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特洛伊VI；辛辛那提 [9] 的考古学家卡尔·布莱根（Carl Blegen）宣称找到了毁于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的特洛伊VIIa。曼弗雷德·考夫曼（Manfred Korfmann）是德国蒂宾根大学考古学教授，他所牵头的大规模考古发现，使得上述观点成为当代学界的共识。但是，英国考古学家唐纳德·伊斯顿（Donald Easton）曾如此写道：“这是三组不同的物证，本应鉴定出同一个城市，确定同一个事件。”特洛伊的考古发现中，没有一个能与荷马挂起钩来。仅有的能把特洛伊战争确定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是希罗多德 [10] 在其著作《历史》中所做的猜测而已。但是，他及其他古典希腊时期的学者的猜测都是没有确切依据的，因为那时尚没有远古的纪年方法。一个是把荷马与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特洛伊挂钩，一个是把他与更早1000年的特洛伊挂钩，二者相比，前者似乎更合理一些。并且，仅从考古发现来判断的话，与谢里曼宣称的普里阿摩斯在位时的特洛伊相比，后期遗址地层里的特洛伊要贫穷很多。迈锡尼竖穴墓中埋葬的战士不是荷马时代的英雄的祖先，而是其儿孙；同理，谢里曼的观点——公元前2000年左右特洛伊人居住的城市就是希腊人南下围攻的那座城池——也是说得通的。

在其后的遗址地层中发现的古物，无一能与谢里曼发现的“普里阿摩斯的珍宝”媲美。那是一堆金银：6个金手镯，2个金头饰，1个金王冠，4个小篮子状的金耳环，56个贝壳状的金耳环，8750个金珠、金片、金发夹。这些首饰大概都是在特洛伊制造的。大量证据表明，那时的特洛伊已经出现了熔炼工艺。但这些首饰同样还表明了特洛伊与南北地区的联系。炼制青铜所需的锡来自阿富汗。谢里曼发现的美丽的篮子状耳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发现的耳饰极其相似。这里的琥珀产自斯堪的纳维亚。一个刻有浮雕的骨匾，也在青铜时代西西里岛一个名叫卡斯特鲁希欧 [11] 的地方发现了同类物品。在青铜时代的欧洲，特洛伊是一个重要的转口港 [12] 。阿富汗的锡，美索不达米亚的黄金冶炼技术，要想到达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特洛伊是必经之路。往西或往北，再没有第二个特洛伊了。若论交通要塞，公元前2000年之后数个世纪里，只有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才可与特洛伊一较高下。就像维京人眼中的拜占庭，十字军眼中的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对特洛伊也是垂涎欲滴。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宝物，它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其来历不明，但暗含着惊人的历史线索：倘若希腊人或原始希腊人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抵达特洛伊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见过它。这套首饰似乎来自“土耳其西北海岸”，即特洛伊所在的省。它制作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是贵妇的陪葬金饰：沉重的狮头手镯，用于装饰衣服或头发的日月金箔，金发夹，金发卡，金王冠，金戒指，金绶带。

这些首饰为早期的特洛伊人奢华的生活增光添彩，但其最迷人的一点在于，它们很可能是来自埃及，或出于身在特洛伊的埃及金匠之手——他带着埃及的黄金来到这里，为特洛伊的王后装点尊贵的仪容。随之而来的，是埃及的蜷伏狮子、莲花等形象，它们都是埃及王室司空见惯的装饰形象，现又传到了北方的王室中。

在所有与希腊人来到这个城市林立的世界同时代的物品里，若论炫目、神圣，无一能与4个现收藏于俄罗斯莫斯科的特洛伊斧头相媲美。它们精美绝伦，通体晶亮，仿似金属，散发着力量。其中3个由翡翠制成，另外一个的材质则是带有金色斑点的阿富汗青金石。它们在土耳其的希沙里克（Hissarlik）出土，这块遗址属于英国外交家、古文物收藏家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所有，他是谢里曼的同行，也是其劲敌。1890年，在谢里曼人生的最后一年，他从这里把这套斧头偷走了。

1890年被谢里曼从希沙里克偷走的公元前2200年的特洛伊斧头，现收藏于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最下方的那个斧头是用阿富汗的蓝色青金石做成，其余三个用软玉和翡翠做成。四个斧头都极似青铜斧。

这个近代历史上肮脏的偷盗行为倒是说得过去。谢里曼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阿伽门农”，以此来说，他就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贪婪成性之人”的后代。看着它们，一种占有欲便会油然而生。通体的光滑，冰冷的坚固，炼乳一般的表面，金属一样的躯体——它们本就是为了展示或诱惑而造，甚至是为了炫耀。暴力之美蕴含其中。用稍带物欲的眼光看着它们，你就能感觉仿佛阿伽门农附体一般，不能自拔。

这套斧头，谢里曼将其偷运出了土耳其，土耳其要其归还，后落到德国人手里，纳粹将其藏了起来，后又被苏联（今俄罗斯）得到，又将其藏了近50年，现在弗兰克·卡尔弗特的后人又宣称拥有其所有权……连希沙里克那积灰的烂墙里出土的东西都能如此，可想而知，当初希腊人垂涎的到底是什么了。精美的异国情调就是控制人心的工具，它体现了一个伟大城市的核心作用，它融汇了富裕与陌生，然后作为一种统治的标志将其展现在世人面前。

* * * *

如果说希腊人安营扎寨的平原是一个隔绝的地带，是“青铜般冷酷无情”的体现；那么城市就是一个彼此相依的地带，是“如织如绩”的体现。在特洛伊，织物就是《荷马史诗》的媒介。在这个方面，特洛伊的考古发现，与《伊利亚特》中对它的描述有着惊人的联系。谢里曼之后的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纺织在特洛伊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其发现并确定为普里阿摩斯在位的特洛伊II，谢里曼找到一个陶制小圆盒，里面装着一些麻织物，上面装饰着青绿色的陶珠，还有一个缠满了线的纺锤。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卡尔·布雷根在一架织布机的残骸周围发现了数百个小金珠，还有一个待缝的半成品织物。遍及全部特洛伊遗址地层，一共找到10000多个陶制纺锤锭盘，纺锤上系着重物，借其惯性协助纺纱。特洛伊人纺纱织布，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海伦是《伊利亚特》第一女主角，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她，她的不忠引发了战争，她喜欢上了特洛伊人，同时又思念故乡，对帕里斯，她的激情中带着负罪感，对远在希腊的家和家人，她心怀愧疚。换句话说，她是一个“隔绝”与“联系”的混合体。而她首次出场亮相时，是在家中大厅里织布。

她的织布机上，是一件“精美的紫色织物” [13] ；这个词，有的版本中写作“marmare?n”，有些是写作“porphure?n”。这都是些有魔力的、含义深远的词，与她的过往、与大海都密切相关。“Marmareos”可表示像阳光闪烁，像粼粼水纹；“porphureos”可表示起伏，或像海浪起落，或像血液喷出，或像战场上蜂拥的死者，或像绚丽的彩虹 [14] ，或像乌贼紫黑色的墨汁。荷马仿佛是把整个海边惨剧、把海伦的灾难都融进了这几个词里。海伦织的，是一件双层的紫袍，她往上“织出驯马的特洛伊人和身披铜甲的阿开亚人一场场搏斗的图案，为了她，双方在战神的击打下受尽了苦难”。

海伦记着自己悲伤的原因，即便如此，她也变成了荷马一样的、“编织”故事的人。荷马是讲述，海伦是纺织。她穿上光亮的裙袍，在两位侍女的陪伴下，跑到城墙上看城外的战况。城头上，长老们像夏蝉一样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他们看到海伦，看到她美丽的脸庞，交头接耳道：“她长得像极了长生的仙女。”这是一个双关语，还暗指了红颜祸水之意。城外，战事正酣。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正站在墙头，看着城外战场上的双方战阵。这时，他做了一件很优雅的事。他把海伦叫到身边，重新让她感受到彬彬有礼的对待：

过来吧，亲爱的孩子，在我身边坐下，

看看你的前夫，还有你的乡亲和朋友。

我没有怪你，在我看来，该受责备的是神，

他们把我逼向与阿开亚人悲苦的战争。

这种爱，就像纺织，它把被战争撕裂的东西又织补到了一起。梭子来回走，利刃却有去无回。城市的创立和维持是件很复杂的事，有来有回，有应有答，这是战场杀敌、灵魂从齿间流走、坠入冥府所无法比拟的。这就是特洛伊人用织物贡奉女神雅典娜的原因。

她自己则走下拱顶的藏室，

里面贮存织纺精致的袍衫，

出自西冬女子的手工，

神一样的帕里斯亲自把她们从那里带回，

穿越浩渺的大洋，在那次远航，

当他载回出身高贵的海伦，一起还家。

赫卡贝提起一件织袍，作为礼物献给雅典娜，

做工最为精美，体积最大，

像星星一样闪光，在裙衣的最底层收藏。

这是特洛伊藏室里最好的东西，这是织物的精华。这是一个女人和孩子的空间，里面都是来自东方的精纯和优雅。这是个伟大的城市文明，其中心地带位于西亚和埃及，而远在西北的特洛伊只是其边区。在这里，荷马再次描述了不同世界的交汇。这是从海滩上的希腊营地望去、遥远城楼深处的宝藏。正是在此处，荷马展示了他对非凡的女性及女性气质的赞美和钦佩。

在希腊人的军营里，女人则是被当成货物。一个女人，再加一个三脚鼎，是战车竞技的奖品；而一个三脚鼎值12头牛，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仆才值4头牛。这是与特洛伊截然不同的情形，与《伊利亚特》中最诱媚的场景——天后赫拉准备云雨——也大不一样。若论与诸神的关系，特洛伊比希腊更近一些。特洛伊城与奥林匹斯山有种同样的氛围，而美丽的织物，特洛伊的精华，轻易地俘获了诸神的心。赫拉用芳香的脂膏抹遍全身，然后缓缓穿衣，充满了媚惑。这一切都发生在奥林匹斯山赫拉自己的内室里，房门上了门闩，这是一个女人的密地。她把清油抹遍娇嫩的肌肤，其芳香由此飘袅，溢满人间天穹。她用雅典娜为她做的神袍裹住双肩，又用金胸针别好胸襟，腰间束着饰带，又从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那里借来神奇的彩带，上面编织着情爱和性欲的冲动，“编织着多情者的窃窃私语，足以使一个明智者失魂落魄”。织物所知道的秘密，冰冷的青铜器不能奢望、无法企及。

对这种女性的欢愉，《荷马史诗》持有一种警惕之心。它们并非平原上战士世界的产物。特洛伊盟军中，有一支来自安纳托利亚某处的卡瑞阿斯（Karians），其头领是纳斯忒斯（Nastes）。他身着一身黄金装饰前来参战，就像参加聚会的小姑娘一般，不久就被杀了。对此，《伊利亚特》中如此评述：“蠢货，金子没有替他挡开死的凄惨，埃阿斯赫尔腿脚迅捷的阿喀琉斯结果了他的性命，在那条河里，还剥光了他的金件。”

阿喀琉斯——大自然的代言人——大开复仇杀戒时，那是一场潮湿而凌乱的杀戮。除了可悲的纳斯忒斯，还有帕里斯。他的色欲是战争的起因。现在，他只是一个城市里轻浮的花花公子，英俊潇洒，招蜂引蝶；他是一个偶像派战士，在他的城市最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宁愿躲在芳香的卧室里与美人儿共寝。他头盔上的颏带，饰有精美的刺绣，却差点因之被一个希腊士兵勒死。幸好某位神祇救了他，把他挪回了卧房里。城市里的美和秩序无疑令人向往，但荷马对其中潜伏的懦弱心存疑虑，而这种疑虑总是在诗句中喷薄欲出。

随着战事的进展，这种两极对立愈发强烈。希腊人变得越来越凶蛮；特洛伊人越发依赖坚固的壁垒，认为城墙能够阻挡外面野蛮人的冲击。兵团作战的场景慢慢被一系列个体的悲剧取代。眼前全是鲜血喷涌。暗层涌动，一个蛰伏的念头浮现：这些人都是野人。

类似情形其实在全诗开端处就有体现。阿伽门农曾说，希腊人在杀死特洛伊的婴儿时不要心慈手软。宙斯也曾训斥赫拉，因为她想“穿过城门，进入高墙，生吞活剥了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男，连同所有的士兵，如此方能平息满腔的怒火”。而行至全诗中段，这种对身体的虐待再次升级，战场上全是兽性的展现。

伊多墨纽斯刺中厄鲁马斯，

无情的铜枪插入他的嘴中，铜尖深捅进去，

从脑下往里挤扎，捣烂白骨，震落牙齿，

使他的双眼浸溢血浆，

大口喘着粗气，倒出血流，从嘴和鼻孔喷洒，

死的黑雾将他裹上。

慕耳弥冬人是阿喀琉斯从弗提亚带来的队伍，他们像一群生吞活剥的饿狼，胸中装填不带消偃的狂烈：

在山脊上扑倒一头硕大的长角公鹿，

争抢撕食，颚下滴淌殷红的鲜血，

然后结队跑去，啜饮泉流，颜色昏黑，

深处溜尖的狼舌，汲舐浊暗的水面，

翻嗝带血的肉块，心中仍在念想捕食的贪婪，

虽然早已足饱，肚皮溜圆。

战局对希腊人不利。阿喀琉斯拒绝出战。他的挚友普特洛克勒斯披上他的盔甲杀入战阵，将特洛伊人驱离希腊人的战船。但他过于深入敌后，被赫克托杀死了，横尸焦土。于是，战役中期，赫克托站在普特洛克勒斯的尸身旁，做了一番豪壮的评述。这是城市对平原的抨击：

普特洛克勒斯，你以为可以荡平我们的城堡，

抢夺特洛伊妇女自由的时光，

将她们塞进海船，带回你们热爱的故乡。

不，蠢货！在她们面前，奔跑着赫克托的快马，

可怜的东西，兀鹫会把你吃光，

连阿喀琉斯，以他的勇力，也救不了你的死亡。

为了抢夺普特洛克勒斯的尸身，又是一番恶战，荷马用了数百行诗句将其详述。混战中，英俊的特洛伊战士欧福尔玻斯（Euphorbus）被墨涅拉奥斯杀死，他的发绺，“往日美得如同雅典姑娘的秀束，用黄金和白银的线丝扎箍”，现已沾满血污。墨涅拉奥斯满心战斗的狂怒，“像一头山地哺育的狮子，坚信自己的力量，从食草的牛群里将一头最肥的牛犊暴抢，先用利齿咬住喉管，将其截断，然后大口吞咽血液，生食牛肚里的内脏”。赫克托剥下普特洛克勒斯身上的盔甲——从阿喀琉斯那里借来的、精美的盔甲，然后拖起普特洛克勒斯的尸体，想斩下他的头颅，“再把残躯丢给特洛伊的野狗饱尝”。赫克托对手下的士兵说，谁能把普特洛克勒斯那赤裸的尸身拖进城里，就给他重赏。而普特洛克勒斯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具鲜肉，他的意义已被剥夺，只剩下喂狗喂鹰一个下场。

一位名叫希波苏斯（Hippothoos）——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快马”——想要抓起盾牌的背带，将其绑在普特洛克勒斯的脚踝上，然后就能将其拖进城里喂狗。但埃阿斯一枪扎进他的头里，“脑浆掺着浓血，从豁口喷涌而出”。在这仿似屠宰场的一幕中，一个希腊人被杀，锁骨下方插着一条长枪；一个特洛伊人被杀，一柄长刀扎进腹中，“他翻身倒地，手指抓挠着泥尘”。还有个希腊人被杀，一条长枪插进上腹肝脏。

此番鏖战的目的是抢夺普特洛克勒斯的尸体，占有他的尸骸。这是战争中最恐怖的争夺，双方撕扯尸体的情形，就像人们在争夺一张牛皮：

人多手杂，将它扯得绷直溜平，

双方挤在一块狭小的地方，争扯着尸体，

各朝己方拽紧：

特洛伊人希望拖尸伊利昂，心怀希冀，

而阿开亚人则意欲把它抬回深旷的海船。

鲜血沾满双方诸人的手脚，“就像一只狮子，撕吞了一头公牛”。墨涅拉奥斯就像蚊蝇一样：

即便把它赶离人的皮肉，

但此君迷恋血浆的甜美，执意叮咬。

赫克托不离普特洛克勒斯的尸体左右，“犹如村野里的牧人，不能把一头毛色黄褐的狮子赶开，使其丢下撕食的躯干”。他一心只想把尸体拖进城里，这样才能“割取松软脖子上的头颅，挑挂在墙头的桩尖”。这不是优雅、高贵、新古典主义的荷马。这是残酷的真实展现。嗜血的战神阿瑞斯成了战场的主宰，除了痛饮人血，他什么都不想要。

普特洛克勒斯之死使阿喀琉斯陷入悲狂，他不像文明人一样坐下来吃饭，他绝食，只想在赫克托的尸体旁大摆筵席。接下来，他就像一个端着枪杀进露天市场的疯子一样，一连杀了24名特洛伊人：一枪扎进脑袋，一枪穿透头盔，又一枪扎进脑袋，一枪扎进后背，又一枪扎进后背、透胸而出，一枪扎进脖子，一枪扎进膝盖、接着一刀毙命，又一枪，又一刀，一刀扎入肝脏，一矛穿透双耳，一刀砍在头上，一刀砍在臂上，一枪扎入胳膊，一刀斩下头颅、“骨髓从脊椎骨孔汩汩而出”，一枪扎入小腹，一枪扎入后背，其后7人没有被杀方式，只留下了名字。

杀人杀累了，他就活捉了12个特洛伊年轻人回去，在普特洛克勒斯的葬礼上献祭：

他把这帮人带上河岸，像一群受到惊吓的鹿仔，

将他们反手捆绑，用切割整齐的皮绳，

他们自个的腰带，将松软的短衫扎住，

交给伙伴们看押，走向海船的旷深，

自己则转过身子，仍欲挟着狂烈杀人。

阿喀琉斯现在全无人性，已经变成了“天降横祸”。他温和不再，也失去了爱的能力。后来他对悲伤的吕卡翁（Lycaon）解释了自己狂暴的原因：

现在，谁也别想逃生，别想，

倘若神祇送人到我的手心，

在这伊利昂城防，

特洛伊人全无例外，尤其是普里阿摩斯的儿郎！

所以，朋友，你也只有死亡，何以如此悲伤？

普特洛克勒斯已经死去，一位远比你出色的英壮。

没看见我吗，我的长相何其英武高大，

有一位显赫的父亲，而一位女神是生我的亲娘？

每个人都会死，你为什么就不能死呢？他对特洛伊人说：“统统死去吧，你们，直到我们追杀到伊利昂城堡。我在后面追杀，你们在前面窜逃。”

整个战场变成了无情无心之地，围城里的魅力和美德变得更加珍贵。全诗在此处到达高潮。阿喀琉斯是平原上无拘无束的世界的化身，他说：“我要不停地砍杀高傲的特洛伊军兵，直到把他们赶进城去。”他在这个世界里横冲直撞，直到特洛伊人真的转头，有的跑，有的拖着脚步，纷纷向城门跑去。城墙是波塞冬为他们建成的，又厚又高，固若金汤。只留下了一个人——赫克托，他们的统帅。他必须留在城外的平原上，面对他的终结者。

此处，荷马将特洛伊人的命运与城市本身捆绑在了一起。而普里阿摩斯——赫克托的父亲、特洛伊城美德的化身，他与城墙、城门一起，变成了兵勇逃亡的终点线。

年迈的普里阿摩斯站在神筑的城楼瞭望，

眼见魁伟的阿喀琉斯和特洛伊人，

后者惶惶奔逃，溃败在他前头，

斗志尽丧，全然无有。

他长叹一声，落脚地面，走下城楼，

嘱令光荣的门卫行动，沿着墙头：

大开城门，把住，用你们的双手，

以便让我们的人跑进城里，

正在溃败之中，

阿喀琉斯逼近，紧追在后。

这是《伊利亚特》中最犀利的对抗。特洛伊人撤回城里，城门紧闭；而阿喀琉斯在平原上“提着枪矛追赶，凶猛、炽烈的疯迷总在揪揉他的心胸，渴望荣耀加身”。在这几行诗里，《伊利亚特》中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特洛伊的士兵跑进城门，与城里的父母、妻儿重逢，“他们再也不敢留在城墙之外”。

因为城外的平原上，阿喀琉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只有赫克托，孑然一身，留在城外，“被命运锁住”。他等待着与杀红眼的阿喀琉斯那非人的暴力相遇的时刻。

诗人在此处用了很多表示地点和建筑的词语，以做比喻之用。这不是阿喀琉斯与赫克托的对决，而是对世界的两种不同认知的死亡的碰撞。诗句中有这样一些关键词：“城市”“城垛”“城墙”“伊利昂”“城门”“拥挤”“城市”，又一个“城墙”与“城市”，以上词语都出现在《伊利亚特》第22卷开篇处。而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个世界，是平原，是开阔之地，“pedion”。阿喀琉斯在上面纵横驰骋，像一匹在战车竞技中获胜的马，他半人半神，光辉闪耀，像天狼星一样，挟着愤恨，裹着盔甲；身着青铜盔甲的他，像天上最亮的星，闪烁着恐怖，把不幸与痛苦带到人间。

在描写普里阿摩斯站在墙头，苦劝城门外的儿子赫克托进城时，荷马的真性情表露无遗。赫克托落单在后，而特洛伊人都明白，集体才是安全的。普里阿摩斯说道：“回来吧，我的孩子，退入城里，如此方能挽救特洛伊人和他们的妇女。”接着，这位老王说了一番言语，带着莎士比亚式的心酸和震撼：

我曾目睹灾邪，

眼见我的儿子被杀，女儿全被拖着掳去，

聚宝的房室被洗劫一空，

无辜的儿童被抓，在可恨的战争中被碎掷在地；

儿子的媳妇会被掳走，被阿开亚人的双手侮辱。

最后，我将接继，家门前的狗群将把我连皮生吞，

待到有人用锋利的铜枪刺捅，

或投枪中的，从躯壳里抢夺我的性命；

那些个恶犬，我把它们喂养在厅里，

食在我桌边，看护门第，

会痛饮我的血流，心里昏迷，

然后在后院里躺息。

一个战死疆场的年轻人，他的一切都是装点，

尽管被锋利的青铜划开，躺倒，死了

却仍然足显俊美。

然而，当一个老人死去，躺息，

任由狗群撕剥亵渎，污损他灰白的发须和私处的隐秘，

悲苦的人生中，还有什么比这凄楚。

狗吃掉他的生殖器，灰发被血染污——这就是普里阿摩斯看到的、阿喀琉斯获胜后的情景；那是匪帮对城市的胜利，是混乱的暴力战胜了数代的传承和团结。赫克托的老母亲赫卡柏（Hecabe）站在护墙上，她敞开衣襟，拖着双乳，对赫克托哭喊道：“亲爱的孩子，看看这个，我曾用它平慰你的痛凄；记住这个，击退这个强敌。”

然而，赫克托的荣誉感，他对这个城市肩负的责任，都不允许他撤回这个“爱的堡垒”。于是，死亡的追斗拉开帷幕。赫克托和阿喀琉斯绕着城墙追逐拼斗。赫克托打，阿喀琉斯追。宛如梦境，荷马写道，逃者难以逃远，追者亦难以赶上。这是梦中的地狱出现在了平原上，而结局已是命中注定。有时候赫克托躲在城墙之下，而阿喀琉斯总是抢在城墙和赫克托之间，将其逼回平原。

带着一贯的无情，荷马展现了地域的对抗：城市代表美德和集体，平原代表恐怖和凄惨；城市是赫克托的软肋，平原是阿喀琉斯的力量之源；城市是特洛伊人及其家人、女人、孩子的，而平原只属于阿喀琉斯一个人——在这个悲剧的高潮处，其他希腊人全都在视野中消失了。

终于，阿喀琉斯使诈截住了赫克托。他们面对面交谈。阿喀琉斯面露狰狞，他说：

我要挟着狂烈，卷着激情，割下你的皮肉，生吞活剥，

报复你的所作所为。

接下来发生的，都在意料之中。阿喀琉斯找准赫克托盔甲的缝隙，一枪扎进后者的脖子，“枪尖长驱直入，将松软的颈肉破开”。杀死赫克托之后，阿喀琉斯继续虐待后者的尸体。他驾乘飞驰的战车，拖着赫克托的尸体狂奔。赫克托的头发和脑袋在泥尘里颠簸，而这幅景象正是悍匪胜利的象征——用平原的泥土污损城市人的残尸。

赫克托死了，犹如城市里的织物撕裂，再也无法缝补。他的老母亲甩丢纱巾，大声号啕。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尚未得知这一噩耗。当时她正在家中高楼的内室里织布做衣，那是一件紫红色的双层衫袍，精织多彩的图案，与数千行诗之前海伦做的大不相同。她还让女仆准备热水，好让从战场归来的赫克托洗个澡。接着她听到女人的哀号，手中的梭子掉落在地。她跑到城墙边上，只见丈夫的尸体被阿喀琉斯拖着绕城示众，满头污泥。阿喀琉斯胜了。安德洛玛刻后仰晕厥，“喘出魂息飘荡”，发带、束腰、头巾纷纷落地，而“丈夫的姐妹和兄弟的媳妇们围站身旁，把濒死的她抱住，搀在人群中间”。她记起来，家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衣物布匹，“做工细腻华丽，是女人手制的精品”。安德洛玛刻说：“我将把这所有付之一炬，烧个干净。因为你再也用不到了。”“编织”与“隔绝”：这正是荷马的意旨所在。

特洛伊代表对“大团圆”的渴望

平原最终战胜了城市。行文至此，《伊利亚特》本该画上句号，可它没有。特洛伊是关爱、孩子、家的象征，其命脉就在于集体的美德；不是与敌人你死我活，而是在心底认识到，不论敌人做过什么，人性是共通的。特洛伊代表的是一种对“大团圆”的渴望，不可避免的暴力过后，“大团圆”也有可能实现。世间本没有“不可避免的悲剧”。

《伊利亚特》全诗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前结束，但在可怕的军事胜利之外，荷马还加入了一些微妙的深奥的东西。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之后，整个特洛伊城陷入了绝望和悲伤之中。女人哀号，男人从街边抓起粪便抹在脸上。这幅绝望场景是全诗的低潮。阿喀琉斯仍在威胁要生吃了赫克托的尸体，似乎在希腊人胜利的牙齿间，城市珍视的任何事物都毫无意义。普里阿摩斯决定穿过平原，到阿喀琉斯的营帐去乞还儿子的尸体。

老王普里阿摩斯慢慢准备着，他往车上装满特洛伊城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其中包括各种织物：长袍，斗篷，毯子，披风，束腰外衣，似乎是要把阿喀琉斯层层包裹。而这正是意旨所在。普里阿摩斯这是要把城市带到平原上去。在《伊利亚特》一卷又一卷诗中，在一个又一个死亡之后，那里才是一切错误的发生地。普里阿摩斯此行，是历经恐怖之后的平复。当晚，他牵着骡车（此处没用北地勇士的战车），走得很慢。终于，他来到阿喀琉斯的营帐，毫无前兆地，老王普里阿摩斯在阿喀琉斯身前跪下，抱住他的双膝，“亲吻他的双手，这双可怕、屠人的大手曾杀死他众多的儿男。”普里阿摩斯的亲吻令阿喀琉斯开悟。他想起了远在弗提亚的老父亲，也突然明白了一些东西——一些迄今为止他生活的世界没有的东西。两个人同时陷入悲痛之中：

普里阿摩斯热泪难抑，

悲悼屠人的赫克托，

蜷缩在阿喀琉斯脚边。

阿喀琉斯则时而哭念他的父亲，

时而又为普特洛克勒斯举哀。

悲惋的哭声在营棚里传开。饭做好了，是串烤羊肉：

各位伸出手来，抓起面前美味的佳肴。

当他们满足了吃喝的欲望，

普里阿摩斯凝视阿喀琉斯，

诧慕于他高大魁梧，俊美的相貌，看来像似神的外表。

阿喀琉斯亦在注目面前的老王，

准备聆听他的话语。

两人默默对视。这种英雄相惜、彼此欣赏的对视，是《伊利亚特》的胜利。普里阿摩斯把城市的美德注入了阿喀琉斯的心里。赫克托的尸身将会还给他的父亲，然后在城外荣耀下葬。这样一来，特洛伊人也赢得了战争。阿喀琉斯，这个来自平原的人，领悟到了普里阿摩斯的智慧之美。对杀死儿子的人心怀赏慕，这是一种超人的美德。就在这种和睦与智慧启迪中，在城市与平原修好之时，未来的遭遇蠢蠢欲动。阿喀琉斯很快就会死掉，特洛伊城很快就会陷落，特洛伊人很快就会被屠杀（普里阿摩斯就是城破惨死的人之一，他被阿喀琉斯的儿子残忍杀害），特洛伊的女人很快就会惨遭侮辱、沦为奴隶……但是在此处，在诗中，在擦肩而过之间，一个更好的世界暂时——事实上是永久地——露出了曙光。

[1] 阿忒（Atē），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女神，她是天父宙斯和女神厄里斯的女儿。她是邪恶和谬误的化身，能使人和神在短时间内精神错乱、失去理智而把事情办坏。

[2] 出自布鲁斯·雅各布斯和理查德·怀特合著的《街头正义》。

[3] 科尔顿·辛普森（Colton Simpson），2003年被捕，2007年因抢劫盗窃等罪名被判126年监禁，著有《Inside the Crips：Life Inside L.A.'s Most Notorious Gang》一书，描述了他的帮派生涯。

[4] 洛杉矶中南区（South Central LA），洛杉矶治安最差的地区。

[5] 桑切斯·杨科夫斯基（Sánchez-Jankowski），著有《街头的岛屿：美国黑帮与城市社会》，下文即摘自此书。

[6] 均指同一个城市。拜占庭是古希腊城市，4世纪中期，该城发展成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中心，更名为君士坦丁堡，1930年又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7] 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一战结束后，成为罗马尼亚的领土。

[8] 特洛伊II，自1871年发现特洛伊城遗址废墟后，考古学家陆续于该址发掘出更多座不同时期特洛伊城的遗址，而这些遗址分别被考古学家以特洛伊“I-IX”命名。Troy II，公元前2500年，特洛伊在一场大火中烧为灰烬，后来人们在其原址又建起了一个更大更好的城，即“特洛伊II”，此城在公元前2250年再度毁于大火。

[9] 辛辛那提（Cincinnati），美国中部俄亥俄州西南端工商业城市，俄亥俄河河港。

[10]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约前484年-前425年）的古希腊作家，被尊称为“历史之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

[11] 卡斯特鲁希欧（Castelluccio），翁布里亚的一个村庄。

[12] 转口港，是指以从事转口贸易为主的港口。

[13] 表示“布”“织物”的古希腊词，还可表示“网”“织布机上的轴”，甚至可以表示船上的“桅杆”。

[14] 希腊人认为彩虹是凶兆。

第十一章 再思荷马

《辛奴亥的故事》：荷马史诗的镜像

换个角度来看荷马。关于希腊人迁徙到地中海地区的故事，我们不听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是怎么说的，而是听听地中海沿海地区那些开化的、王权统治、官僚制度完备的文明自己是怎么说的。

现存的文献中，没有关于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的直接记录；但有一两个埃及语、赫梯语、希伯来语的文献填充了荷马史诗中希腊人的文化空间：北地的原始印欧战士来到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在这里，他们就像野人一样，一行一动都不自在。这些毫无情面的荷马传说版本甚是令人不安。转眼之间，阿喀琉斯就变成了敌人眼中的负面形象；奥德修斯被聪明、富有、洋洋得意的城市人品头论足；希腊的英雄主义被说成帮派的流氓主义；希腊抢女人的风俗被描述成强奸；《荷马史诗》中战士的健谈品质也变成了浮夸可笑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文献就是剥离了荷马——高贵、通情达理、充满悲剧之美——的荷马史诗。

《辛奴亥的故事》是一位埃及公职人员所著诗歌样式的传记。它是一件了不得的古物——最早的记录在二次使用的莎草纸上的文献。它埋在公元前1800年尼罗河西岸埃及底比斯的一个公职人员的坟墓里。也许是被盗墓者挖出，1843年出现在伦敦的一个拍卖行，现与其他莎草纸文献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公元前1000年左右，《辛奴亥的故事》流行于埃及，但截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埃及古物学者将其破译，它已有3000年未发一声。

《辛奴亥的故事》的流行时间，恰好与希腊人迁徙到地中海地区的时间相同；这是一群劫掠成性、暴力成性的人，他们垂涎于这里的黄金（很快黄金就出现在了人们的穿戴中，以及迈锡尼竖穴墓里），其思想却与地中海的原住民有着天壤之别。《辛奴亥的故事》是一个高雅、忧郁的小说，是古代世界发达文化的产物；它与《伊利亚特》《奥德赛》的最初版本出于同一个时代，却对后两者毫无好感。

辛奴亥所处的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天神一般的法老官仆成群，而辛奴亥即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文书——埃及宫廷中的书记员——兼官员。对辛奴亥而言，这也许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一份同时代的莎草纸文献曾如此写道：“当上廷官，四肢整洁，手变柔软，身着白服，光宗耀祖，廷臣瞩目。”

荷马认为，生存即是受苦，就有矛盾冲突，人生本质上是种煎熬。这种观点在《辛奴亥的故事》中是没有的。他的生活是围绕重复、稳定、千篇一律、精确和安定而建立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的故事开始于“法老登基20年的尼罗河汛期的第3个月的第7天”。而荷马那种粗略估计的时间，荷马故事那大跨度、模棱两可的时代，那些未留记录的一代代人——都是另一个概念中的宇宙。且不论史实如何，对辛奴亥而言，不论人的想象力能追溯到多么早，法老的统治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天下太平。法老代代相传。那是无法描述的伟大权力，呈线形交接至今。对那时的埃及人来说，幸福就是服从于王权。法老“励精图治，民富国强”。辛奴亥如此说道，“他独一无二，天赋王权。在位以来，欣欣向荣。他文韬武略，扩展疆域。他爱民如子，恩泽天下。他以德治国，民心所向”。看完上面这段描述，再去看看《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给阿喀琉斯送礼修好时的描写，大家就会发现，阿伽门农大有成为法老的潜力——一方诸侯，野心勃勃，在正直朴实的阿喀琉斯面前显露高高在上的地位。

其时埃及穷人的生活状况惨不忍睹。他们的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千上万的人住在济贫院里，日复一日服着劳役，为的是维持法老的政权和不灭的野心。比他们高的阶层，是辛奴亥所处的官员阶级，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大概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他们负责国家的文字和文化。荷马的世界里，深深地浸着一种危机与破坏的气氛，而在埃及人身穿亚麻的优雅中，这种气氛一丝也无。生活是平稳持续的，没有必要逞英雄，也不存在希腊人那种对荣耀的渴望。对古埃及人来说，美德就是服从法老的统治。在他们看来，法老的统治与宇宙的存在毫无区别，人生即是升入天堂的前站，越安静稳定越好。

辛奴亥喜欢身上的白亚麻衣袍以及工作的官邸中井然的秩序。他不是一个自负的英雄。他没有生存的危机，没有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他是法老的“随侍”和“心腹”。他的人生取决于他服侍的主子。他的职责之一是照料法老的孩子。故事一开始，这种安稳有序的生活就被突来的惊骇打破了。他无意中听到一件事，王宫里一位法老被杀了。他真不希望听到这些事，而在这个极权的国家，他害怕自己受到牵连引来杀身之祸，于是就逃跑了，离开埃及，穿过叙利亚国境，昼伏夜行，藏身于田间地头，最后来到一个叫“上瑞特奴”（Upper Retjenu）的地方。

瑞特奴即埃及语中的黎巴嫩，也许是在黎巴嫩的边远地带。但“Retjenu”这个词不是闪米特词汇，不属于近东地区的语言。它是原始印欧语，也许是利西亚语。利西亚人是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部落，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人的一支盟军。换句话说，辛奴亥这是深入到了蛮荒之地，深处北地的战士世界中。他来到了荷马曾描述过的地方。这里，与他逃离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据他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地域，生长着无花果和葡萄，酒比水、蜜、油还多，树上挂着各种累累的果实。这里有大麦、小麦，还有“各种牲畜无数”。这个地方名叫“伊亚”（Iaa），意为“大草地”，富饶、肥沃、牧草茂盛，与他的出生地埃及相隔十万八千里。

起初，这种感觉很是可怕。“这是死亡的味道”，辛奴亥如此说道。他被周围的无序和混乱吓坏了。这里找不到一点埃及那种安定的气氛。接下来，他遇到了一位酋长，或说是一个部落的王子，类似于狄俄墨得斯或萨耳裴冬样的人物 [1] 。后者做了此种情况下英雄的分内之事：他请辛奴亥享用丰盛的熟肉和美酒，还有美味的烤鸟肉。他们一起打猎。酋长拥有数不清的牛羊，若没有它们，一位原始印欧时代的酋长就像一丝不挂一般。酋长请他吃的“每道菜都用牛奶烹饪而成”。而这正是荷马世界中文明的标志：白汁牛肉。

辛奴亥就这样被同化了。他扔掉白色的亚麻衣服，穿上了盔甲。他变成了战士。“我的孩子个个都是英雄，每人都有自己的部落。”战争，原本是埃及文官世界中不存在的东西，只会发生在国境线上，远离埃及中央的安定生活，但现在也成了辛奴亥生活的常态。他劫掠牲畜，把男女俘虏变成奴隶。他像原始印欧勇士一样一次次杀戮，赢得了头领和酋长的欣赏，“他对我青眼有加，深知我的勇猛”。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危机浮现。原始印欧部落也有内乱分裂，而这种情况在《伊利亚特》中是没有的。

一位瑞特奴勇士到我帐外挑衅；

他勇猛无比，占领了多处领地。

在其部落的建议下，他向我挑战，

打算劫掠我所有财产和牛羊。

荣誉，争斗，尊严，残忍的自信，暴力的需求，对团结的蔑视：突然之间，我们仿佛又置身于特洛伊城外希腊人的世界，却是在一个埃及的故事里。不难想象，公元前1850年一个温馨的傍晚，沙漠上太阳西垂，尼罗河上的倒影拉长，在底比斯的一个聚会上，《辛奴亥的故事》听众在听到这里时定会因担忧而震颤：那里的人，真的是这样吗？

辛奴亥接下挑战，并打败了那位不知名的勇士。他一箭射中勇士的脖子，接着用斧子砍死了他；看着对方倒下的后背，他发出傲慢的狂喊。但他根子里还是个埃及人，此刻，他脱口而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洪亮的问题：“莎草纸如何在山野立足？”这同样也是荷马想问的问题。在一个被暴力和优胜劣汰统治的世界里，可有文明的立足之地？与争勇斗狠的世界里的崎岖巨岩相比，莎草纸是何等纤弱？二者怎能兼容？

辛奴亥成了一位杰出的原始印欧勇士。他的牲畜多得都数不过来。可是，他对埃及的思念时时萦绕心头。“还有什么能比落叶归根、魂归故里更重要呢？”他如此问道。机缘巧合下，埃及的法老听说了辛奴亥的思乡之情。很快，他就发出邀请，邀辛奴亥回国；不仅对他既往不咎，还要赐他荣耀。于是，辛奴亥把财产留给了长子瑞特奴，然后起身回到埃及。“他踏上斯芬克斯 [2] 之间的土地，站在景仰尊崇的神王面前。”

“勿要再做有违本心之事。”法老如此对辛奴亥说道。听到这句话，辛奴亥觉得又重新融入了埃及的社会。法老说“你无须害怕”。辛奴亥官复原职，他徜徉在法老的恩宠所带来的快乐里，在其面前伏地而拜。在这“不朽的安定里”，是秩序之美，而他最终获准回到其中。天恩浩荡，他在荒蛮之地渴盼多年的东西一朝而至：

我王把王子的宫殿赐予我，

里面奢华非常，

浴室、镜子一应俱全，

圣洁的白亚麻，

没药 [3] ，橄榄油；

每个房间都有我王宠信的侍官，

仆人各就其位。

年月从指尖溜走，

胡子有人刮，头发有人梳，

身穿亚麻，

肤抹油脂，

安睡在床。

天恩浩荡，美梦得偿，

再无其他卑贱人，能有如此境遇。

安享我王恩宠，

直到入土为安。

“入土为安”是埃及人对死亡的称呼，生活完美，此生无憾。而辛奴亥返回埃及，就像回到了天堂。尽管冒险游历，埃及才是最初塑造了他的地方。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找回自己；只有臣服、依附于埃及的王权，他的入土之日才算美满。

用奥德修斯的眼光来看，辛奴亥重返故国并非胜利的凯旋，而是铩羽而归——挣扎拼搏的斗士所代表的生机活力，败给了沐浴修面身穿亚麻的“随侍”所代表的柔弱的沉沉死气。为了平淡舒适的“入土为安”，就放弃华美的印欧式发型和胡子所代表的自信和独断，值得吗？我们是否像荷马的后代一样，对暴力上瘾？为什么不认同辛奴亥的选择，认同千秋万代的埃及文化；一个是不舒服、不安定的瑞特奴，还时时会有其他“勇士”的威胁和挑衅，一个是身穿白亚麻的法老独裁世界，后者不是比前者更好？这些勇士，到头来，是否就像埃及人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一群只知道在族群里争夺交配权、传宗接代的土狼？人之一生，不止于荷马式的悲剧性和必然性吧？或者干脆用辛奴亥的话来说：这种必然性真的是必然的吗？为什么不能接受谦逊的美德和王权的现实？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与辛奴亥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也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命运取决于法老及宫廷的恩赐。辛奴亥的一生，以这样一种感悟画上了句号：在家安居乐业，屈服顺从，承认“王权即天”；这样更好。而统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却从未有过如此观点。荷马眼中的世界是复杂而令人不快的。争斗无处不在；权力是打拼来的，而非屈从其下；诸神纷争不断；大自然也许是美丽的故事背景，但它也浸透了冲突和痛苦。个人的胜利，永远无法与集体的爱、社会的需求和谐共处。在这些信念中，人生就是个永恒的战场，荣誉与美德、自己与他人，从不妥协。阿喀琉斯认为战争是人类悲剧的本源，奥德修斯认为战争是自我发展的机会，而荷马凌驾其上，他通晓一切，却注视着我们，不做决断。

《辛奴亥的故事》是《荷马史诗》的镜像，它立在荷马的对面，探索着城市与战士世界的两极性。但二者也有相似点。辛奴亥可被视作埃及的奥德修斯，他深入蛮荒之地，收获智慧，生活美满，思念故土，最终返乡，心怀忐忑，回到他称之为“家”的地方。而通过一个惊人的细节，可以看出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妙：到家之后，他们均是沐浴更衣，焕然一新。

在《荷马史诗》中，沐浴总是一个回归的象征，喻指重回家园的怀抱。在古希腊的传说中，最著名的洗浴情节，应该是特洛伊战争之后返回迈锡尼的阿伽门农在洗澡时被变心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所杀。但它不是《荷马史诗》里的故事，而是埃斯库罗斯 [4] 在《额瑞斯忒斯》（Oresteia）中的悲情演绎。对荷马而言，无论是鏖战之后奥德修斯的沐浴，还是特勒马科斯到皮洛斯拜访奈斯托尔时的沐浴，都是美好的，都是专注的时刻。

有趣的是，沐浴并非希腊语的原创。荷马原稿中，表示“沐浴”的词是“asaminthos”，就像风信子和迷宫一样，这个词来源于希腊人到达地中海地区之前这里所说的一种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也许是克里特语。南下的脏兮兮的希腊人不仅学会了使用地中海人的洗浴用品，养成了洗澡的习惯，还借用了他们的词。归家的英雄舒心地洗澡——这个情节遍布在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故事传说中。洗澡是舒适、安乐的象征。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是古代伊拉克南部乌鲁克 [5] 的国王，为了寻找智慧，他曾深入蛮荒之地。返城之前，他清洗了全身的污垢：

洗净他的长发……扔掉兽皮衣服，任海浪冲走，露出俊美的身体。换上一条新头巾，穿上华丽的新衣，裹住赤裸的身体。他的行程将尽，他就要回到城邦，他的衣服不要有任何岁月的沧桑，光鲜崭新。 [6]

《圣经·创世纪》中，雅各（Jacob）返回迦南时，对家人说的也是“先去清洁，更换衣裳。”近东地区的文化中，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艳羡的思想世界里，没有洗澡所带来的干干净净和焕然一新的感觉，“回家”就不算圆满。辛奴亥、吉尔伽美什、雅各、奥德修斯均浸泡在滑腻的舒适之中。

在克里特岛的宫殿遗址，以及在内陆的皮洛斯、迈锡尼、梯林斯，仍能看到美丽的浴缸。有些浴缸的内壁雕饰有鱼和柔顺的波浪线。在发掘出的干燥清冷的废墟中，这些浴缸象征着荷马世界中长久的渴盼。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安定祥和与开化的文明是最诱人、最令人安心的。它们与奥德修斯在广袤的大海上的苦难有着天壤之别。躺在浴缸里，身体浸泡在荡漾的热水中，浴缸内壁上的大鱼与他做伴，海浪的波纹也只是悲伤的回忆。

奥德修斯逼着可怕的女巫喀耳刻发誓不会加害于他，然后，他才让其侍女服侍他沐浴。

她们全都出生于山中的泉水和丛林，

或是出生于淌入大海的光辉河川。

其中一个侍女在宽椅上放下美丽的紫色坐垫，

坐垫下面铺上麻布；

另一个侍女在那些座椅前面摆上镶银的餐桌，

餐桌上放一只黄金提篮；

第三个侍女把令人快慰的甜蜜酒酿

在银杯里调和，摆好黄金杯盏；

第四个侍女提来清水，

把熊熊火焰在一座巨大的三脚鼎下燃起，

把水烧热。

等到水在闪光的铜鼎里沸腾起来，

她便坐下用大鼎里的热水给我沐浴，

把令人愉悦的热水倾洒我的头和肩，

从全身各肢节驱除那令人难忍的困乏。

待她给我沐浴完毕，抹完橄榄油，

再给我穿上缝制精美的罩袍和衣衫，

领我前去，让我坐在一把镶银钉的精美宽椅上，

椅下配有搁脚凳。

公元前14世纪中期的克里特陶制浴缸，现存于美国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迈克尔·C·卡洛斯博物馆。

但这里有一个不同之处：躺在浴缸里，辛奴亥、吉尔伽美什、雅各都知道自己即将回到可以信赖的家；他们的浴室里，气氛是奇异而安心的。而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希伯来那些讲故事的人相比，荷马则要精妙很多，因为他的中心意旨是复杂、多样、意义的搅拌和融合。奥德修斯在缓缓滑入喀耳刻那芳香诱人的浴缸里时，距离“回家”还有数年时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另有思虑，心中思忖着不幸”。喀耳刻只是“家”与“爱”的幻觉，是美梦得偿的幻境，异乡人无力抵抗。她的浴缸既是嘲弄，又是惩罚。奥德修斯——以及故事的听众——必须等待幻梦醒来的一刻。

* * * *

哈图萨（Hattusa）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博嘎斯盖尔（Bogaskale）附近，是古代希提人的都城，在这里出土了30000件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泥板，像《辛奴亥的故事》一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荷马时代的希腊。此处也是差异与相似共存。希提人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数百年里南下来到安纳托利亚。他们抓紧渗透蚕食，继而占领了非印欧希提人的领土，并一路向南扩张，疆域逼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诸豪强甚至埃及帝国。

这种与南方古老文明的接触，意味着希提人比希腊人更早地接受了近东地区城市化的习俗。到迈锡尼文明中出现竖穴墓时，希提人早就有了一个庞大的、制度森严的帝国，其疆域内军事要道如网状密布，从黎巴嫩到爱琴海滨都在其影响之下。

他们用希提语和阿卡德语 [7] 两种语言记录文字。后者是一种巴比伦语，当时已是外交和行政方面的通用语言，适用范围涵盖安纳托利亚中部、底格里斯河地区和尼罗河河口地区。在哈图萨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其实是希提的外交官员存档用的副本，其原本由青铜（偶尔是用银或铁）做成，当时已被送往目的国。

《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的国王普里阿摩斯膝下有50个儿子、50个女婿，可谓子嗣繁茂，龙脉兴旺。而哈图萨的泥板上，记录的是一个类似的王权世界。这种聚会上洋溢的类中世纪气氛，与希腊诸侯会谈时暗藏的混乱危险有相似之处。一份希提人的文献泥板记录了一次大型的仪式性的聚会，这次会议在一个名叫尤瑞基纳（Urikina）的城市举行，出席的人有：皇太子奈瑞卡里、塔什米—沙侞玛王子、汉奴提王子、呼兹亚王子、卡尔凯美什领主伊尼—泰什阿普、伊舒瓦领主沙侞玛、阿玛尔—慕什（官职不详）、右军统帅哈尔帕—兹提、赫矢尼王子、塔塔马鲁王子、御马总管尤帕拉—慕瓦王子、乌哈—兹提王子、木板文书总管撒胡鲁努瓦、哈图沙—库伦塔将军、塔浑塔·匹亚王子、左军统帅卢伽尔·达拉玛、内务大总管阿里—兹提、库房大总管图徒、赫玛城城主帕拉、文官总管瓦尔玛—兹提、酒宴总管阿拉里米、御膳房总管卡玛利亚、祭礼总管玛乎兹。

无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还是特诺奇提特兰 [8] ，或是中世纪的波西米亚，或是幕府时代的日本，或是小说《豹》 [9] 中，或是青铜时代的安纳托利亚……这是任何一处宫廷中的常态；各种皇亲国戚政府高官云集，充满魅力和特权，也隐约带着一种经久不衰的“红地毯狂热”：因与王室沾上边而欣喜若狂。

这种自大在《荷马史诗》中，突出表现在费阿刻斯人那种目空一切的傲慢上面。他们屈尊就卑地把遭遇海难的奥德修斯带到阿尔喀诺俄斯（Alcinous）的王宫里。而费阿刻斯的居民一向难容外来人。他们不喜欢奥德修斯，他也不喜欢他们。即便身在对方的王宫中，接受他们的款待，荷马在描写奥德修斯时用的还是与阿喀琉斯、战神阿瑞斯一样的修饰词：“ptoliporthos Odysseus”——“攻掠城市的奥德修斯”。

费阿刻斯人认为奥德修斯可能是个船长，他船上的乘客都是“prēktēres”——这是个很有趣的词，其词根的意思是“倒腾”；也就是说，费阿刻斯人认为来到他们岛上的奥德修斯不是个懂得体育竞技的贵族，而是一群投机倒把的人的头领，换句话说就是商人，贩子，或像罗伯特·菲格尔斯译本中所用的词“倒爷”——介于商人和强盗之间的小商贩。

被人误认为是海盗或商贩，令奥德修斯极为烦恼。他不是个英雄吗？他不是在特洛伊打过仗吗？他不是在海上受过苦难吗？可是费阿刻斯人的这种看法一直阴魂不散。奥德修斯与伙伴们遭遇独眼巨人时，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陌生人，你们是谁？”独眼巨人如此问道，“你们从哪里航行而来？你们是生意人，还是凭运气到哪里算哪里，就像海盗一样？”

也许，这些诗句反映了《荷马史诗》中的一个现实，而诗人一直将其隐而不发。奥德修斯及其他希腊头领也许自认为是高贵的王，是史诗无愧的主角。荷马也竭尽全力如此塑造他们。但地中海地区开化的城邦从未如此看待他们。奥德修斯常说他们这些人是“四处游荡的海盗”，可以肆意攫取周围世界的财富；他们自以为显赫无比，可在被抢劫的人眼里却不值一提。这正是在离开特洛伊时，奥德修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描述。他对费阿刻斯人说：“离开伊利昂，风把我送到基科涅斯人那里。”基科涅斯人是个部落，是特洛伊人的盟友，他们居住在爱琴海岸的伊斯马洛斯（Ismarus），即位于希腊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北部。“我攻破城市，”他的话很直白，用的词也是表示洗劫一空的意思，“屠杀居民。我们虏获了居民的妻子和财物，把他们分配，每人都有份。”在这里，荷马不动声色地将奥德修斯思想境界的局限性表露了出来。大英雄奥德修斯认为，他这是在向对方展示自己是多么公平无私，他保证不像阿伽门农一样，他绝不会亏待伙伴。但他忽略了在公平分配战利品之前他的所作所为，那是对一座城市的劫掠破坏、对其中女人的掳掠。

在奥德修斯某次施展计谋时，这种模糊的海盗之王身份再次体现出来。当时奥德修斯和伙伴们被独眼巨人所困。独眼巨人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奥德修斯答道：“没有人”。这个希腊语词可能是“outis”，其发音很像是某个醉汉或大舌头的人在说“Odysseus”；也可能是“mētis”，其发音很像一个希腊词语，意为“聪明”“狡猾”“技巧”或“阴谋”。所以，当独眼巨人喊人帮忙的时候，其他独眼巨人就问他——打伤了他弄瞎他眼睛的人是谁，他的回答就是“没有人”或“聪明”。而他的伙伴，以及故事的听众，只会哭笑不得。

这是个诡计，却暗含深意。奥德修斯的确是个无名之辈，他无家可归，他对幻想中的故乡伊萨卡总是漂浮在无法触及的天际。他闪烁其词、迷迷糊糊地自称“无名”，恰恰反映了费阿刻斯人对他的印象。他是伊萨卡之王，是拉厄耳忒斯（Laertes）之子，他声名赫奕，直贯青云；但《奥德赛》中的世界并不如此看待他。在《奥德赛》中，无论他到哪里，他都是个无名之辈，没有身份，默默无闻。即便重返故里，他也更像是个乞丐，而非这里的王——妻子、儿子、臣民都没有认出他来。这种双重的身份正是《奥德赛》的意旨。它也许描述了一种历史状况——自认为是英雄的人的边缘化；也可能是论述了一种永恒的人类境况——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孕育成长、声名显赫，甚至是光芒万丈的英雄人物，但离开了家园的疆界，这些“标签”还有什么意义？“在尤瑞基纳，在皇太子奈瑞卡里面前”，奥德修斯可能是什么身份？

《辛奴亥的故事》：对荷马式英雄的重新定位

公元前1350年，希提国王曾与一个名叫修恰纳（Huqqana）的人有过谈判。修恰纳来自哈亚萨（Hayasa），这是位于希提帝国边界处的一个地区，此地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亦即后来的亚美尼亚。哈亚萨的情况，与公元前2000年之后数百年里希腊的情况有些类似，是一个部族散居的地方，没有统一的领袖。因为如此，也因为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所以，这里不像希提国一样属于文明的世界。希提国王自称“朕”，他以政治联姻的形式将妹妹嫁给了修恰纳，但双方仍有芥蒂。希提国王无法真正接受修恰纳，对其德行心存疑虑。

希提国王对修恰纳并不抱太大幻想。他称妹夫为“出身低贱之狗”，他怕修恰纳管不住嘴，在外胡说八道，就如此警告道：

你已获准进入我的王宫，也听说了诸多规矩。牢记！不论是你知道的事，还是听到的事，都不准在外胡说。

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男女之事：

除了下嫁于你的这个妹妹，朕尚有诸多直旁血亲的姐妹。希提人的风俗里，男子不得与其姐妹、堂表姐妹有肌肤之亲。此为禁忌。如有违反，定将处死。你来自蛮夷之地，上下无法，混乱不化，常以此事习以为常；但在希提，此为禁忌。

修恰纳被迫学着如何合乎礼法地对待女性。这种差异在《伊利亚特》中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对待女性的不同态度方面也有体现。

随后，在此次谈判中段的显眼位置，希提国王向修恰纳提起一件旧事，或至少是给他敲敲警钟，但问题说得很清楚。来到王宫时，修恰纳应对女人格外谨慎。“路遇宫中女子，应速速让路。”他接着问修恰纳是否还记得马瑞亚（Mariya）——曾与修恰纳关系很好的一个哈亚萨族长：

你可记得，他为何被处死？王妃的侍女经过时，他是不是看她了？先王当时正在窗口，恰好看到他的无礼。先王说：‘你——为何看她？’随后就把他处死了。远观亦是亵渎，罪当死。你亦需谨慎才是。

《辛奴亥的故事》是对荷马式英雄的重新定位，并为其扣上了暴徒的帽子；而马瑞亚这个哈亚萨的部落头领，他竟然胆敢在希提王宫里看王妃的侍女，他的遭遇，标志着《伊利亚特》世界暗处的、冷漠的设想——女人是随意取舍的——彻底垮台了。此处，借着直白而威严的话语，还阐明了《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一个根本差异，并在其后将其揭露出来：对女性品质所持的迷恋以及些许钦佩。

在这些希提人的文献中，还透露出其他有趣的史实。这个放在下文中详述。到公元前14世纪时，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已在大陆上建起了自己的宫殿，其行政管理阶层都受过教育，并且统治着克里特岛和爱琴海。他们吸收了地中海世界的国家机器结构和智力，进入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这时，他们已经变成了特洛伊人一样的城市人。

以上种种，都在希提人的文献中有所体现。公元前1250年，希提国王曾与黎巴嫩北部阿姆鲁（Amurru）的国王有过会谈。在起草的协议上，希提国王交代对方该如何行事：

若埃及的王是朕的朋友，那他也是你的朋友；若他是朕的敌人，那他也是你的敌人。与朕平起平坐的，是埃及国王、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阿西亚瓦国王。

看到阿西亚瓦（Ahhiyawa），大家也许觉得有些印象。经过数十年的学界辩证，现在已经达成共识——阿西亚瓦即希提人所指的亚加亚（Achaea），即荷马时代的希腊。而它能出现在希提国王所列的青铜时代末期列强名单中，说明了迈锡尼文明的强盛。但这种准帝国的地位并未反映出《伊利亚特》的情况，也未反映出在南部海洋里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奥德修斯的情况。因为在这些协议拟定的时候，希腊人已不再是“外乡人”，他们已变成地中海权力网中的一员。

这并不是说那时和平已经遍及天下。这些国家仍然撕扯纷争，在两国交界处，各位英武的国王总是彼此图谋，动作不断。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是阿西亚瓦国王的势力范围，他一直在侵扰希提国的盟友。公元前1400年以前的某时，希提西部势力范围的一个盟国马杜瓦塔（Madduwatta）被“阿西亚”（Ahhiya）的一个国王侵犯，且被逐出了领地，最后希提出兵驰援挽回局势。希提老王去世后，继位的新王提醒马杜瓦塔勿忘旧恩：

先王救你于水火，还救了你的诸位妃子和王子、你宫中的奴仆、你的步兵和战车。若非如此，你们早就被饿狗吞食。即便你能逃出，亦会饿死。

在这段文献中，最有趣的就是阿西亚的统治者的名字，他被称作阿塔瑞西亚（Attarissiya）；这不是个希提名字，也不是希腊名字，但在希提人听来，其发音很像是“Atreus（阿特柔斯）”——这是《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的父亲的名字，其根词很可能是“atrestos”，意为“无畏无惧”。

通过以上线索，我们能够大概梳理出希腊和希提之间紧张、互相猜疑、暴力偶发的关系。阿塔瑞西亚出动步兵和数百辆战车侵入希提势力范围，还曾作为马杜瓦塔的盟友一起攻打过塞浦路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勇士，他是希提国王的兄弟，希提人叫他“塔瓦嘎拉瓦斯”（Tawagalawas）或“塔瓦卡拉瓦斯”（Tawakalawas）；这个词很可能源自希腊人对“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这个名字的发音，而厄忒俄克勒斯恰好也是《荷马史诗》中俄狄浦斯儿子的名字。哈图萨的外交文献中还留存有一封信，寄信人是一个名叫“卡噶木纳斯”（Kagamunas）或“卡塔木纳斯”（Katamunas）的希腊人，这个名字一直被译作“卡德摩斯”（Kadmos），他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人的最强者。

这仿佛是一幅后荷马世界的图画。迈锡尼王宫中的统治者也许对其有所了解，流传至今的却只是一些零散而神秘的碎片。公元前13世纪，希腊和希提犬牙交错的边境处有两个地方，文献中将其称作“塔瑞萨”（Taruisa）和“维路萨”（Wilusa）。希提学者们现已确定，这两个地方即《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和伊利奥斯。在《伊利亚特》中，它们也许是合二为一，或许一个地区及其首府。在一份希提人的外交文献中，维路萨的国王被称作“阿拉克散杜”（Alaksandu）。这是希提语中对希腊名字“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的发音，而这个名字恰恰是《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的别名。这些文献成文之时，特洛伊已是希腊人统治下的城市，已被希腊世界吸收；考古发现的遗址地层中，也有迈锡尼陶器的碎片。以此推断，如果特洛伊战争确有发生，那么此时战争早已以希腊人的胜利而结束了。

希提国王与特洛伊的希腊王子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哈图萨的外交文献中，记录了一些发自东部国都、寄往边缘附属小国的圣旨。希提王室热衷于把文字作为交流的媒介和辨别可靠性的工具。在信中，希提国王对阿拉克散杜如此说道：

“人心险恶，倘若谣言飞至，有人前来进谗于你，说希提之王欲对你图谋不轨，欲侵占你的领土，加害于你。务请写信告知于朕。此中真假，朕当回信于你，你且少安毋躁。”

这番话，就像是城市对农村的发号布令。前者是开化的近东文明，而后者尚未在行政管理中将文字重视起来。这是历史的剧变——希腊人一只脚已经跨过了荷马时代的地平线。

* * * *

第三个反应二者关系的记载，出人意料的，出现在了《圣经·旧约》中。公元前13世纪至12世纪，希腊国王阿塔瑞西亚入侵安纳托利亚和塞浦路斯；过去几十年里考古人员已陆续发现其定居点的遗迹。当时，迦南南部加沙 [10] 周围的城邦都被犹太人所称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占领。他们是被当地的集市，以及巴勒斯坦南部多草的丘陵吸引来的。这里的村庄是用土坯建造而成，周围果园里种着梨树和扁桃树，空旷的草原上，牛马以三叶草和大麦幼苗为食物。非利士人的领土——非利士——即现在以色列西南部的丘陵农田。“Philistine”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入侵者”或“侵略者”，而从其岩石墓穴，从其到达迦南之后制作的陶器，以及从其名字的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从西而来的非利士人，是迈锡尼的希腊人。他们在地中海里巡航，寻找新的土地，不惧战争。

迦南土地上，希腊人与希伯来人的战争激烈而漫长，而在战事最激烈之处，在《撒母耳记》第17章里，读者可以读到荷马式的最经典的两军对垒描写。伯利恒 [11] 西部数英里之外有个名叫犹太山地 [12] 的地方，在绵绵的农田中，有个名为“梭哥”（Socoh）的山丘。非利士人就在这里摆开战阵。从非利士人阵中走出一位战士，他名叫歌利亚（Goliath），他向对面山腰上的以色列人叫阵。

歌利亚体形巨大，笨拙，有点滑稽，恐怖而粗鄙。即便是在最早的带有夸张色彩的手稿中，也说他有6英尺9英寸高 [13] ，他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全副武装：头戴青铜头盔，身披青铜盔甲，腿绑青铜护膝，手拿青铜长刀和匕首。他就是硕大无朋、力大无比的巨人。他的盔甲近10英石重 [14] ，他的长枪仅枪头就有15磅 [15] 。

披铜带甲的歌利亚，仿佛是埃阿斯 [16] 与丹迪 [17] 的合成体。歌利亚隔着山谷向以色列人喊道：

你们为何要选择战斗，扫罗 [18] 的奴仆们？派人出阵，与我决斗。倘若他能堂堂正正把我杀死，我们就甘心做你们的奴仆；倘若我比他强壮勇猛，把他杀死，你们就得做我们的奴仆，服侍我们。此时此地，我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战，派人出来，决一胜负吧！

阵前的歌利亚无情而粗鄙，他不断口出狂言，盛气凌人的话语像鲸鱼喷水一样从口中滔滔而出。这正是《伊利亚特》中一个又一个希腊战士喜欢做、也有必要做的事。叫阵——“haka”——是希腊战役中的第一个环节。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惊惶无措，极其害怕。”你向我叫阵，我向你叫阵——这是荷马世界里的套路，而以色列人不知如何做出妥当的回应。于是，两军阵前的情形是痛苦中夹杂着滑稽：

上午下午，四十天，歌利亚都出来叫阵。

一个半月过去了，每天两次，歌利亚站在阵前，隔着山谷向以色列人叫阵，像一座巨大的、青铜做成的布谷鸟报时钟。

牧童大卫（David）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三个哥哥都在以色列军队中迎战非利士人。他父亲耶西（Jesse）让他把面包和奶油干酪送给以色列的统军将领。大卫来到以色列的战阵里，看到听到歌利亚在远处叫阵，十分惊愕。“这个未受割礼的以色列人是谁？”他开口问道。这不是一个希腊人问出的问题。任何一个希腊人都明白歌利亚是什么意思，而他们的回应就是穿上盔甲出阵决斗。挑衅和对决是荷马世界的现实。犹太人的国王扫罗最终答应大卫，让他出阵抗敌。扫罗想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上，大卫谦卑地接受了国王的恩赐，但稍稍犹豫之后，他说出了自己的不同之处：

“我不能穿盔甲，因为我之前从未穿过。”于是他把盔甲脱了下来。接着他拿起牧羊人用的木杖，又在溪水中找了5块光滑的鹅卵石，将其放在牧羊人的挎包里。然后他走到阵前，手持弹弓前去迎敌。

这是《荷马史诗》中英雄备战、独自迎敌的场景，是帕里斯和墨涅拉奥斯之间、赫克托和埃阿斯之间、阿喀琉斯与赫克托之间的“monomachia”——单挑，是《荷马史诗》中的经典对垒。但这只是其拙劣的模仿，不可同日而语。未穿护甲的男孩，身背挎包，手拿木杖，在严阵以待的两军之间的溪水里，把手探入水中，从里面捡了5块光滑的鹅卵石。没有青铜盔甲，没有锋利的兵刃，没有英勇的炫耀。大卫所做的一切，他缺少的一切，都在暗指一个强大的事实：以色列人有神护佑。在大卫的衬托之下，全副武装与手无寸铁，青铜甲胄与血肉之躯，其区别就像风中的烟气。

非利士人持着盾牌走近大卫，歌利亚定睛一看，看到大卫的样子，他甚为不屑，因为大卫只是个面容姣好的乳齿小儿。“拿着木杖来打仗，你当我是狗吗？”接着歌利亚以守护神的名义发誓，他说道，“放马过来吧，我要把你的肉喂给天上的鸟，地上的兽。”

大卫则说他将杀掉歌利亚，并砍下他的头颅。

“世人就会知道，以色列有神护佑。今日在场之人都会看到，神出手护佑子民，既不用刀剑，也不用枪矛。争战的胜败全由耶和华主宰，他必让你们败在我们手下。”

接着大卫探手从挎包中拿出石子，用弹弓打出。石子击中歌利亚的前额，嵌进额内，歌利亚趴倒在地。

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如此简单的故事，用得着跟《荷马史诗》一样长的篇幅？40天的呐喊叫阵，华丽的青铜盔甲，自大的荷马式的英雄风范，以歌利亚嘴里和鼻孔里的污泥画上了句号。卡拉瓦乔 [19] 年轻时曾画过一幅画，现存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Prado Museum），他画的是大卫与死去的歌利亚。以本段开端处的描述来看，他的这幅画是迄今为止对荷马的最美丽的评述。这是卡拉瓦乔所有同类主题的作品中暴力氛围最淡、最易理解的一幅。米开朗琪罗 [20] 曾在西斯廷大教堂 [21] 的穹顶上画过这个主题，画中的大卫手握大刀，即将砍下歌利亚的头颅。提香 [22] 则是以一个屠夫的视角重点描画了歌利亚无头的脖颈。卡拉瓦乔此后还画过大卫与歌利亚，那幅画残忍而悲惨，画中的大卫手持断头（断头是画家本人的面容凄惨的头像）；但他的首幅《大卫与歌利亚》笼罩着沉静的气氛。画中的大卫12岁上下，他身上松松垮垮地裹着一件白衣，小腿露出，双脚粗糙，脚趾轻扣，脚下踩着泥地，似在发力。死去的歌利亚大手按在地上，手指伸展，切掉的头颅中血已流净，额头正中，是被大卫的石子打出的伤口，通过伤口，他的英雄气概早已泄光。

卡拉瓦乔的首幅描绘大卫的画作。图中的大卫已将歌利亚的头颅砍下，正用绳子捆住其头发。这幅画作于1599年，现存于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画的主旨是虔诚战胜了荷马式的自大。

从这幅画中我们至今能感受到的，是少年的俊美，是他为歌利亚的头发系扣时的专注，是他的单纯，他的严肃，他的朴实无华。大卫单膝跪在歌利亚的胸膛上；歌利亚的脑袋已被割下，其躯体仿似一个工作台。大卫手上沾着鲜血，脸却在暗影中。这是一张充满人性的面孔，暗含着英雄气概。这就是《圣经·旧约》展示给我们的希腊英雄主义：一颗虔诚的心，其纯洁和力量是无可匹敌的。

[1] 二者都是《伊利亚特》中的部落首领。

[2] 斯芬克斯（sphinx），埃及金字塔附近的狮身人面像。

[3] 热带树脂，可作香料、药材。

[4]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3-公元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被誉为“悲剧之父”。著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

[5] Uruk，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幼发拉底河下游西岸，波斯湾以北。

[6] 此文出自《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在苏美尔人中流传，经过千百年的加工提炼，终于在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9世纪-前16世纪）用文字形式流传下来。是一部关于英雄吉尔伽美什的赞歌。

[7] 阿卡德语（Akkadian），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卡德人使用的语言。

[8] 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墨西哥特斯科科湖的岛上古都遗址，现在墨西哥城地下。

[9] 《豹》（The Leopard），意大利小说，出版于1958年，作者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书中描写了法国大革命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萨利纳亲王在剧烈的时代变动中的历程。

[10] 加沙（Gaza），西南亚地中海岸港市，巴勒斯坦的一部分，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

[11] 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中部城市，位于耶路撒冷以南，是耶稣的出生地。

[12] 犹太山地（Judean），是古代以色列地的南部山区地带，又叫中央山脉，位于巴勒斯坦地区中部，宽约15里、长约50里，高度平均在2000至3000尺之间。东连犹大旷野，南连南地，西连高原，北连以法莲山地。

[13] 约2.06米。

[14] 英制重量单位，1英石=14磅≈6.4千克。10英石约为64千克。

[15] 约7千克。

[16] 《伊利亚特》中战力仅次于阿喀琉斯的英雄，身材魁梧，力大无穷。

[17] 英国长篇连载漫画《丹迪》（The Dandy）的主人公，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可以单手举起一头奶牛。

[18] 扫罗（Saul），是便雅悯支派的后人，是一位大能的勇士的儿子，所以在以色列甚有声望。他是以色列犹太人进入王国时期的第一个王，公元前1047—前1007年在位。

[19] 米开朗基罗·梅里西·德·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1—1610），意大利著名现实主义画家。

[20]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

[21] 西斯廷大教堂（Sistine Chapel），位于意大利的罗马城中，始建于1445年，是罗马教皇的私用经堂，也是教皇的选出仪式的举行之处。1508年5月，米开朗琪罗开始作画，直到1512年10月31日那幅全长40米宽14米的巨画终于完成，整幅画面覆盖着天花板上。

[22]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490—1576），为西方油画之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

第十二章 荷马的《奥德赛》

无法捉摸的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的世界里，一切都不可靠。他那些关于妖魔异兽的故事——斯库拉、卡律布狄斯、独眼巨人、塞壬——都像真的一样；而真人和真地方——埃及、克里特、西西里岛——又明显是奥德修斯的谎话。奥德修斯是个撒谎不眨眼的骗子，他能在一笑之间将谎言变成荣耀的辩护，丝毫不露痕迹。在其蛊惑人心的优雅中，其言辞“像冬日的雪花片片飘落”。但他不是个怯懦的人。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彪悍的粗人：他的外祖父名叫奥托吕科斯（Autolycus），名字的意思是“豺狼”；他的祖父名叫阿塞修斯（Arceisius），名字的意思是“熊人”。他来自质朴的自然，却是个极为复杂的人，常用来修饰他的词有：“polymetis”，技巧熟练；“polymechanos”，心灵手巧；“polytlas”，百折不挠；更贴切的是“poikilometis”，多才多艺；他一身多能，就像刺绣的织物一样闪闪发光。

奥德修斯是无法捉摸的，在《奥德赛》中描写他的精神状态时，总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奥德修斯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荷马如此写道：“可他本人仍翻来覆去激动不安，犹如一个人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边，把一个填满肥油和牲血的羊肚炙烤，不断把羊肚颠来倒去，希望能尽快烤熟；他也这样辗转反侧，心中思考着如何对那些高傲无耻的求婚人下手。”“Entha kai entha”——辗转反侧，翻来覆去，颠来倒去，这个词在5行诗里出现了3次。他一定是饱受煎熬，忐忑心焦。奥德修斯是什么呢，厨师还是羊肚？他是自己在翻身，还是被别人翻动？他是人生的被动受害者，还是主宰者？或者二者兼具？

在《奥德赛》开篇之时，奥德修斯这种狡猾的言行并未加以描述，这是荷马的妥当之举。他远在天边，毫无影踪，盼而未归。自从他离家去特洛伊打仗算起，已经过去20年了。别的英雄都回家了，只有奥德修斯仍然音讯全无。过去10年里，没有人见过他。而在此期间，他的王后佩内洛普身边全是来自伊萨卡的年轻人和附近岛屿的领主，他们是来向她求婚的。他们企图得到她的身体以及她丈夫的王国。她暗自将他们稳住，不掩风情却令人却步。但他们的儿子特勒马科斯却对这些酒肉之徒反感至极。在希腊语原稿中将这些人称作“mnester”，意为“有企图、心怀不轨的人”。

在雅典娜的帮助下，特勒马科斯逃离了求婚者的困扰，跑到伯罗奔尼撒的宫殿里打听父亲的下落。在那里，年迈的英雄们告诉他：他父亲现被困于奥杰吉厄岛上，被海中女神卡吕普索羁留。在四卷书令2222行诗之后，奥德修斯这个久无音讯之人才首度亮相。

卡吕普索的淫乐之岛是地球的肚脐 [1] 。她像任何一位情人一样，许诺给被俘的男人长生不老，且像欲望女神一样将他牢牢抓在手心。她的小岛丘陵遍布，草木茂盛；她的山洞里飘出的雪松木柴燃烧的香气，弥漫全岛。猫头鹰和鸬鹚在洞口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喋喋不休。葡萄树探出藤蔓，结满了累累硕果。这岂不是令人神魂颠倒的毛丛丛的欲望之洞？而卡吕普索就是库尔贝 [2] 笔下那幅《世界的起源》 [3] 。几条清泉流过草地，草地上点缀着紫罗兰，密密生长着“欧芹”或“西芹”。这是个安乐窝，“即使不死的天神来这里见此景象，也会惊异不已，顿觉心旷神怡”。

一个春天的上午，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锡拉库扎北邻，我去了一个地方；而当天那里似乎洋溢着卡吕普索那诱人的气氛。那里现称马格尼斯岛（Penisola Magnisi），但古希腊人称之为“萨普索斯”（Thapsos）。那是一个低平的小岛，长约1英里，离海岸不远，以一条狭长的沙路相连。沙路的南北两侧，是两个避风的港湾。旁边的内陆边缘，密密麻麻的都是现代的炼油厂和油轮装卸区，而萨普索斯一直无人居住。沿着沙颈岬 [4] 向着小岛走去，看着眼前的大海，仿佛置身于容颜未改的奥德赛世界。

这个小岛上保存着西部希腊人年代最早的生活痕迹。他们南下来到爱琴海地区，又向地中海地区迁徙，公元前16世纪时生活在此，与迈锡尼出现竖穴墓是同一时期。考古人员在此地发现了很多迈锡尼、塞浦路斯、马耳他的陶器，还有一些西西里岛本地的陶罐和盘子。我想，在此处，在《奥德赛》的偏远海滩上，我能近距离地了解奥德修斯的世界。

在那个美好的上午，我来到萨普索斯，身侧是波光粼粼的地中海，那时我却发现，想要看看青铜时代的痕迹，或看看奥德修斯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或寻找一些不属于现代的景象，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当天上午，这个小岛上繁花似锦。这里有纯种的野生香豌豆 [5] ，它是全世界香豌豆的祖宗。石灰岩中还生长着一簇簇香雪球 [6] ，二者甜甜的香气混杂起来，数米开外也能闻到其蜂蜜三明治一样的味道。

罗马历史学家狄多奥斯 [7] 说过，西西里的野花如此之香，常常会干扰猎犬的嗅觉，使其“迷惑徘徊，半闭眼睛，鼻息咻咻，而猎物却早逃到数英里外，停下来愉快地吃草”。不止香气，萨普索斯的风景同样怡人：石灰岩间生长着酒红色的景天草；云朵般的玻璃苣无处不在，仿佛一团点缀着蓝色星星的粉紫色烟雾；高挑的牛舌草站在它们中间，仿佛盛装的骑士。所有这些都被地毯一般的、灿烂盛开的、粉色的地中海剪秋罗——团团包围，再敷上一簇簇黄色的金盏花和橙色的野菊花。

萨普索斯卡吕普索的花园，摄于2012年4月。

奥德修斯对卡吕普索的小岛渐生憎恨，他被困在此处太久，在《奥德赛》中初次露面时，他正躲在沙滩上哭泣——他思念故乡，思念那个远离了锦簇的花团、远离了卡吕普索之欺骗的地方。在萨普索斯岛的另一端，面对着希腊及波光粼粼的大海，是这个岛屿满是遗憾和失落的风景。在那片没有花草、只有礁石和海水的岸上，西西里岛上最早的希腊人埋葬着他们的同胞。他们的石墓又小又矮，先是熟练地在石灰岩地上开挖，开口处朝着大海的方向，再向下挖出墓坑。此地共有约300个石墓，就像在岩洞里生活的动物洞穴一样。而有两件事尤其令人震撼：它们的样式与迈锡尼和皮洛斯的圆坟相仿（即谢里曼所称的阿伽门农与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墓），都有宏伟的入口处——“dromoi”，高耸的墓门和巨大的拱顶。以此来看，英雄看待死亡的方式已经传播到了这个偏远的西部地区。然而，其庄严华丽却并未一同前来。萨普索斯岛上的石墓甚是简陋，因为是在岩石海岸上费力挖掘而成，它只是填充了美梦和幻想，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入口处两侧的墙壁高不过18英寸，墓门只能匍匐而进，而墓内的拱顶空间也仅能容下一个蜷缩的人。

《奥德赛》与一帆风顺无缘

在这个既令人绝望又美丽的一成不变的气氛中，荷马突然注入了相反的元素。他是诗中振奋鼓舞的化身，是雅典娜身边的神，是奥德修斯人生的主神：水银般闪烁的赫尔墨斯。他作为宙斯的信使降临人间，“他来到皮埃里亚（缪斯女神的居处），从晴朗的高空冲向翻涌的海浪，穿走大洋，像一只燕鸥，贴着苍贫的大海，贴着惊涛骇浪疾飞”。

赫尔墨斯的神通，是奥德修斯的梦想：他是窃贼、牧人、工匠、信使、乐人、运动员、商人的守护神。他诡计多端，精通各种魔咒。他是发明了音乐、发现了火的天神。他身上闪烁着危险的魔法与男性性能力的光辉。他活跃于常态和稳定的限制之外，所以，他是边界和界线之神，是道路和门之神，是变迁和异地之神，是矿山和矿工之神，是创造并改变世界之固定和预设之神。他是来去、变数之神。正是赫尔墨斯乔装之后领着普里阿摩斯穿过特洛伊平原去了希腊人的营帐与阿喀琉斯会面，而此次会面改变了世界。他是政治与外交之神，他是杰出的说客，是辩论的大师。以上种种使得他成了奥德修斯的守护神。

赫尔墨斯带来改变，所以，当他出现时，《奥德赛》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大海和岛屿不再是监狱，而是有更多动荡和变化的地方。赫尔墨斯对卡吕普索说，奥德修斯必须离开她的小岛，踏上返乡的旅程。为此，他得用她身边的大树造一个木筏。正是这片树林使得此地变成一个欲望的陷阱，而现在，其华美和茂盛，已被视作造船的木材。奥德修斯挑选那些死亡、干枯的树将其砍倒，因为这些树的“浮性最佳”，同时也因为它们是与卡吕普索最不相像的东西。棵棵大树纷纷在他的斧下倒地。

若论文笔中倾注的爱和细腻，在《奥德赛》中无一能与奥德修斯制造木筏的描写相比。各种元素汇集于此，整齐而有序、具体而精确：手斧、扁斧、钻头，木钉、铆钉，船筋、甲板、船缘，桅杆、帆桁、舵桨，帆索、吊索、帆角索……奥德修斯将其组合起来，就像荷马编写他的史诗，于是，他的船就变成了海上的诗。倘若船的组成无缺，船与人的关系无差，那么船就能顺利起航。卡吕普索往木筏上装了美酒美食，以备奥德修斯旅途之用；她还召唤来轻柔温暖的顺风，一路送他回家。一切就绪，奥德修斯等船出海——你甚至能闻见新伐木材的香气——他情绪高昂，坐在船尾，掌着船舵，仰头看着头顶上鼓起的风帆。

这是奥德修斯的光辉时刻。他是伟大的船长，他有坚强的灵魂，他像天神一样，“technēentos”地驾驭着自己的木筏。“technēentos”这个词同时具有以下词义：熟练、精巧、威风凛凛。他依照星座的指示行驶，就像卡吕普索嘱咐他的那样，始终将北天上的北极星和大熊星座保持在身体左侧。连续17个夜晚，他就是在西风的吹送下、在星座的指引下如此前行。“睡意从没有落上他那双仰望的眼睑，注视着北斗星绕着北极星转动，从不到大海中沐浴洗濯。”而北斗星与猎户星座相对，二者永恒互绕，无止无休。

只需一两次在星座指引下航行的经历，你与星座的联系就能一生永存。现在，每次抬头看仙后座，那个由5颗星组成的W，我就会立刻想起那次从爱尔兰南部出发、在暴风雨中向北行驶的经历；数个小时里，我始终都让它保持在“海雀号”的侧支索位置。而每次看到猎户星座，我就会想起那年夏天的某个夜里，我们在大浪中穿过北明奇海峡，其间这个英雄一样的星座像个勇士一样站在右侧的天穹，他的腰带和剑闪闪发光，珠光闪烁，他拉弓搭箭，直指昴宿星团的中心。

星座下的奥德修斯，是我感觉与他最为接近的时候；因为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夜间，海上，独船。虽然三四千年以来科技给航海带来诸多变化，但在无尽的天空下，在危机暗藏的深海中，本质上我与他的体验是相同的。这是我对已知世界的最棒的体验：宇宙好像不是背景，而是现实；而世间的一切都急剧缩小、化为乌有。这里没有历史的分离，我亦身在青铜时代的海上；奥德修斯睁着双眼，睡意全无，看着船的行驶状况和海洋的情况，我也是一样。我和他，在这一瞬间，不可思议地重合起来。

但《奥德赛》与一帆风顺是无缘的。此时荷马再起变化。奥德修斯即将抵达费阿刻斯人所在的斯克里亚岛，岛上“阴影层叠的山峦，距离他已经不遥远，在雾气弥漫的海上犹如一块牛皮盾牌”。而此后费阿刻斯人就能送他回家了。这时波塞冬发现了奥德修斯的船，意欲将他杀死。这是《荷马史诗》中最壮阔的鸟瞰视角：一叶小舟在下面无垠的大海中颠簸，波塞冬在天上俯视，在黑暗里，在惊涛骇浪的包围之中，我们的大英雄犹如蚍蜉一般渺小脆弱。

在接下来的160行诗句里，疾风巨浪，排山倒海。这不是庄重高贵的英雄史诗，而是恶毒的、近乎虚幻的、重复的毁灭。仿佛欧洲文学作品中所有与海上风暴有关的元素都汇集于此，维吉尔、奥维德 [8] 、莎士比亚，以及其他优秀的剧作家一时云集。波塞冬调集各个方向的劲风，搅动海水，招来云层遮住陆地，如此一来，连大海都变成了模糊一片。大浪扑面而来，撞在奥德修斯身上。他双膝酸麻，全身瘫软，他强大而威严的内心在波塞冬的死亡之力下颤抖。

波塞冬仿似一只“黑鬃的骏马”，他与奥德修斯那艘美丽的木筏所代表的端庄和连贯势如水火。先前在星座指引下一帆风顺的航行，此刻被搅入了重重焦虑。奥德修斯真后悔当初没有死在特洛伊。那样的话他起码是个战死的英雄，而非眼前这种可怜的下场。

木筏失去了方向。波塞冬的巨浪打来，奥德修斯的手从舵桨上滑开，海浪将舵桨拍得团团乱转，而奥德修斯则被抛入海中。卡吕普索送给他的衣服早已因浸透海水而变重，坠着他往下沉，一个又一个浪头把他淹没。在这大自然狂乱的暴力面前，只有他的意志——奥德修斯神圣最坚强的东西——依然保持完整。他最终浮上水面，嘴中吐出海水，海水顺着头发流下，就像从岩丘上冲下的泉水。他知道木筏是唯一安全的所在，是他能避免死亡命运的唯一依靠，于是就紧紧地与木筏靠在一起。可波塞冬还是不肯放过他。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海神召唤来东风西风南风北风，让它们轮流上场，企图将奥德修斯击垮。

奥德修斯命悬一线。紧绑的木筏与织成的衣服都是文明世界的产物，是他渴盼的世界、记忆中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过于脆弱，无法在狂风巨浪中持久。奥德修斯垂死挣扎，命若悬丝。就在这时，一只海鸟——希腊语中的“aithuia”——也许是只海鸥，也许是只燕鸥或三趾鸥——究竟是什么无人知晓——落在海水冲刷的木筏上，对他说起了话。

在《荷马史诗》中，这是过往与现在重合到一起的时刻。大家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听众围在诗人四周，如身临其境一般，提心吊胆听着奥德修斯经历的灭顶之灾，脑中满满的全是千钧一发的危机，为这个在波士顿的狂暴中无助地飘荡的人而揪心焦虑，而这一瞬间，当一只会说话的海鸟降临，他们心中顿时涌起了爱，也松了口气。这是充满希望的时刻。

这是每一位深海水手都有的经历。身陷风暴之中，船体呈30°左右倾斜，海浪朝你涌来，似乎无尽无休，耳边的狂风呜呜作响，狂啸不止。海面上浪涛起伏，风也不知罢休。海面皱折，交叠，再皱折，再交叠。海中的一切都不再完整，到处都是碎琼残玉。浪尖上的白色泡沫被风吹起，变成半是空气半是水的样子，又恶狠狠地扑下来，穿过气流，仿佛一阵急雨或大雪。这里反复无常，变幻莫测。这里没有永久，风暴中，前一刻与后一刻也是改头换面。尽管在物理学和气象学上讲不通，但确确实实的，海上的风暴会令人心生感触——即海面下大海那神秘的统治力。风暴中的大海会获得活力、变得邪恶，生出破坏的欲望；而这与风暴无关，一切都是来自大海内部的狂怒的躯体。你若曾有过这种感受，那就是你与波塞冬的相会。

在危急和狼藉之中，遵循《荷马史诗》那乾坤急转的惯例，一只灵巧、完美的海鸟落在了木筏上。在海上航行，若论好的征兆，无一能与落在甲板上或在你身侧咕咕飞过的海鸟相比。我曾在远离陆地的时候与燕子相伴；还有一次，一只小小的黑海燕伴在我的身旁，仿佛死地中的一个生命。

我相信，荷马时代的船员们，一定也会站在爱船的船尾，仰头看着尾流上空的海鸟。《荷马史诗》中的海鸟美丽非凡，他们一定也是这样看着它们——在沉重翻滚的浪涛上空，像神灵一样轻盈。我曾一连数天观看海鸟。它们羽翼丰满，如同有着完美船体和风帆的船。它们在你身侧的风中或直行或转弯，随着气流的起伏上下升降，其羽翼偶尔掠过水面，或是突然之间侧身冲进气流，腹部迎着风向，猛地向上空一窜，就像自行车运动员沿陡坡跃起一样，被一下子拽走，又高又快，御风而去，继而迎着风向慢慢转过弯来，在海天之间得心应手，自由流畅，尽在把握。

化身海鸟来指点奥德修斯的，是白色女神琉科忒亚。她原是底比斯的凡人，长着一双——如荷马史诗中所说——“最美的脚踝”，死后变成了神祇。她给了奥德修斯一块方巾，上面施有魔法。她让他把方巾裹在胸口，然后弃筏游向海岸。指点完毕后，琉科忒亚离开奥德修斯，潜入海中，“犹如海鸥，黑色的波浪把她淹没”。可是奥德修斯先前拒绝了卡吕普索赐予他的长生不老，他怀疑这又是什么阴谋诡计，于是就没有遵从。他太相信自己的木筏了，不愿在离岸很远时就弃筏。接着波塞冬与风暴就带来更大的恐惧。波塞冬召唤来一个杀人巨浪，其浪峰呈圆拱形——此处荷马用的词，常用来修饰山洞和大树的树荫，于是此处的巨浪就变成了巨型建筑物的黑暗的拱顶大厅，接着它像复仇之锤一样重重地砸在奥德修斯身上。

木筏被击碎，奥德修斯掉入水中，但他浮出水面，爬在一根木头上面，像骑马一样在海中漂行。在《伊利亚特》中，死亡是仲裁；人物出场就是为了死亡；他们就像阿兹特克人慢慢蠕动的祭典：芸芸众生，汇往一处。而奥德修斯不是这样，他与死亡多次相会，每次都能完好无损，似乎其血液中流动着一股不死的韧劲。他的意念，亦即《伊利亚特》到《奥德赛》的进化演变，那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有多种选择。

风暴又持续了两天。奥德修斯的精神即将枯竭，他的生存能力面临最严峻的考验。最后，风终于弱了下来，海面渐渐恢复平静。可海上波涛依然汹涌，一个大浪将奥德修斯托起，他看到不远处的斯克里亚岛。

犹如儿子如愿看见父亲康复，

父亲疾病缠身，忍受剧烈的痛苦，

长久难愈，可怕的神灵降临于他，

但后来神明赐恩惠，让他摆脱苦难；

奥德修斯看见大陆和森林也这样欣喜，

尽力游动着渴望双脚能迅速登上陆地。

奥德修斯本身即是一位失踪的父亲，他的孩子以为他已经死了、没了；对他而言，陆地有种父亲般的慈爱，像家一样敞开怀抱等待他的到来。但在这里，就在他即将登岸、苦尽甘来之时，荷马在这即将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奥德赛》的诗句也渴盼陆地，却久困于海上。奥德修斯离海岸只有人声能及的距离时，却听到海浪撞击硬物的轰鸣：眼前没有海湾，没有锚地，全都是高岬、礁石和悬崖。这几句诗的六韵步格，就像夏威夷土著的战歌一样，奇异、沉重、嘶嘶作响，仿佛大海的咆哮。

kai dē doupon akouse poti spiladessi thalassēs

他听到大海撞击悬崖发出的轰鸣，

rochthei gar mega kuma poti xeron ēpeiroio

巨大的浪涛号叫着冲向坚硬的陆地，

deinon ereugomenon eiluto de panth’ halos achnē

发出吓人的咆哮，浪花把一切掩埋。

在奥德修斯的心里，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赐予他启示，他再次借着海浪游向岸边，终于，谢天谢地，他找到一处没有悬崖的水流平缓的河口。这是通往陆地的大门，他终于可以登上陆地，得以休息。“他一阵昏厥，精疲力竭倒地；咸海耗尽了他的气力。”

* * * *

奥德修斯当然不会就这么死掉。而他这段经历——岛屿（卡吕普索的岛）、木筏、风暴、海鸟、海滩分别代表着颓废、力量、凶险、慈悲、幸存；在经过这一系列层层铺垫之后，《奥德赛》的核心内容拉开了帷幕：他即将遇到瑙西卡娅公主，随之到了她的父王阿尔基诺奥斯的亚洲式的王宫，然后为众人讲述了他的经历。而这些故事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累积的、对人之觉悟的探索。一个又一个岛屿，一点一点地，每个故事都逐渐揭开生存的本质。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每个岛屿都决定着上面的生命。登上任一个岛屿，将船推上海滩，此处的气氛即笼罩过来：或欢迎，或舒适，或陌生，或暴力。海滩、岩石、树木的词汇是同样的，但在每个岛屿上，它们都各有不同；诱惑或是肢解，变成猪或是赐予长生不老，吞掉你的伙伴或是让你忘记身外之事。

《奥德赛》这出大戏就像是个钟摆，摆锤在两个端点之间徘徊：内与外，雅致与荒蛮，包裹与暴露，故乡的记忆与远地的收获……《奥德赛》是奥德修斯“在广阔的大海上深受无数苦难”的生活；还有他每到一处所遇见的那些形形色色、致命诱惑的女人：她们的热情和亲昵，她们的毒药和魔法，她们内部世界的岩洞和石窟。

奥德修斯来到喀耳刻的岛屿时——喀耳刻的名字意为“包围”——他遇见的，是一个施毒的女巫，同时也是《荷马史诗》中厨艺高超的烹饪大师。她的珍馐美味数不胜数，她的伙伴受其魅惑都被变成了猪。奥德修斯知道这是个危险的地方，它四面环海，不知道太阳从何方升起又从何处落山。最后他的守护神、心灵手巧的赫尔墨斯给了他万能的解药，以及一个可行的计策：把剑架在喀耳刻的脖子上，逼她发誓不会像对待你的伙伴那样把你变成猪。

奥德修斯带着赫尔墨斯的机敏，重返喀耳刻的世界。他穿过宫殿大门，走进美丽的内室，坐在镶金缀银的椅子上，突然间“从腿旁拔出利剑”，控制住了喀耳刻；而她则恐慌地跪在他的身前。奥德修斯逼她起誓——不许用毒，不许施妖术，放了他的伙伴，解掉他们身上的巫咒，把他们变回人形。有了这个誓言的保证，在万无一失的控制下，他才“拥她躺倒在华丽无比的床榻”。

奥德修斯的每一次遭遇，其底层都是色欲的颤动：一面是男人对禁锢的恐惧，一面是他对依恋的渴望，二者难分难解。在冥府中——“Hades”——意为“没有光的”或“看不见的”，这种依恋与分离带有独特的悲伤色彩。阳世间珍视的爱、生命、成长、希望，在这里都已熄灭、枯萎，变成一种灰色的、幻影般的存在，是没有生命的生命。阿喀琉斯说，他的身边不是死人，而是“kata-phthimenoisen”，死人里的死人，死人的再次死亡。这是《奥德赛》内部世界最阴暗之处。在这里，奥德修斯看到灰暗的亡灵从身边走过，他们身上再没有荣耀——他们过于单薄，无法承载其重量；而当他伸出手臂想要抱住他们时，后者却又化成一缕青烟。

奥德修斯首先看到的，是他的母亲；他对她万分想念，想要抱住她的亡灵。接着他又看见一群王后，她们都是凡人，现已死去；她们美丽依旧，都曾是诸神的情人。她们一个个黯然地从他身边走过。她们都是冥后珀耳塞福涅的侍女，而身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府中的珀耳塞福涅，本身即是人所难免的心痛与震惊的象征。她是植物女神，本属于阳间光明的世界，但哈迪斯霸占了她，而此举导致了阳世寒冬降临。

这些女人都是英雄的母亲，她们一一回忆着当初与神交欢的情景：提罗（Tyro），波塞冬化身巨浪在河口占有了她；安提奥佩（Antiopē），宙斯在广阔的平原上与她共眠，后来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在此处建起了底比斯城；赫拉克勒斯 [9] 的母亲回忆自己当初怀孕的始末，他的妻子则回忆着与赫拉克勒斯的亲密时刻；俄狄浦斯 [10] 的母亲走了过来，悲伤地讲述了与儿子的不伦孽恋；伊菲墨狄亚（Iphimedeia）曾与海神波塞冬欢爱……她们人数太多，奥德修斯无法一一记清，但他讲述的这番故事——

在幽暗的大厅里人人听得心神迷醉。

在她们身后站着的，是一个伟大、高贵的女王的身影：奥德修斯的妻子佩内洛普。她并不在冥府，却笼罩在整幅场景之上。她没有死，而是在遥远的伊萨卡等着丈夫回家。以上每一位女王的幽魂，都是他思念依旧的妻子的身影。她是万妃之妃，贤惠、刚毅、聪明，与奥德修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奥德修斯眼前这些王后的魂灵，其实都是佩内洛普的化身。她们都忆述着不再翘首以盼亲热降临的时刻，她们都望穿冥海，回忆与神云雨之时。欲望，期盼，分离，卓越，以上种种像宫殿挑檐上的雕带一样在奥德修斯面前展开，每个魂灵都是他失联的妻子。

在经历过美丽恐怖的塞壬之难之后，奥德修斯又遇到了吞人的锡拉（Scylla），以及她的朋友噬骨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锡拉长着六个脑袋，生长在岩石上，下身是数条狗的脑袋，能从头到脚将人吞下；卡律布狄斯是个大旋涡怪，她长着巨大的嘴巴，能把人吸入肚中。驾船从此处经过，躲开了锡拉，就会掉入卡律布狄斯的陷坑；躲开了卡律布狄斯，就会被锡拉吃掉船员。可谓前有狼后有虎，该如何选择？她们代表的，是对女性的恐惧——或者夺取你的生命，或者将你吞噬淹没。冥府中奥德修斯对女人的爱，现在都变成了恨和惧。但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走锡拉礁岩这一边，因为卡律布狄斯会把人和船全部吞下，而锡拉只会吃掉一两个人，船能保存下来。这正是奥德修斯的优点：在面对人生抉择时，他能在旋涡和礁岩之间保全大局。

奥德修斯的外在智慧是其内心世界的反映。在荷马史诗的诸多英雄人物里，他是头脑最为冷静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一片狼藉，而外界的景象正是其破碎杂乱的投射。但他的每次遭遇都有收获，“他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荷马在《奥德赛》开篇之时就曾如此说道。奥德修斯“深深怀念着归程和妻子”，但《奥德赛》的主旨却是这种偶然性，“安定”“永恒”与之无缘。1986年米兰·昆德拉 [11] 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而小说是《奥德赛》的“后辈”，《奥德赛》才是首个“发挥想象的乐园”。所有原以为真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原来看似好的东西可能都是坏的。这个道理，在奥德修斯的目的地身上体现得最为真切：那是他梦中的伊萨卡，是他称之为“家”的地方，是“任何人想象中最可亲可爱的地方”。但在他真正抵达之时，就在《奥德赛》全部24卷诗的中段，他却发现，理想与现实有着天渊之别。

伊萨卡南端春季草地上茂盛的野生梨树

* * * *

伊萨卡岛与人们想象中“希腊小岛”的概念并不相符。它既不像爱琴海东部地区那样干燥裸露，也不像特洛伊平原那种干旱的亚洲平原。伊萨卡是绿色的，林木覆盖，更像是托斯卡纳 [12] ，而非希腊。这里有几处美丽的海湾，只有少许草地和耕地，大量山丘绵延至海，春天的草地上茂盛地长着野生梨树。但伊萨卡是多石的，以贸易为生计，若是仅仅依靠其自然资源，定会贫困不堪。林地有泉，石地的草皮上长着雏菊。5月的草地上，点缀着洋红色的海葵，日子再晚一些，教堂的墓地里就满是白色和紫色的鸢尾花。我曾在冬日将尽时去过伊萨卡，这恰好也是奥德修斯到达的时节。我知道这里的冬天很冷，因为奥德修斯曾借了一件斗篷御寒。我学他的样子，在冰冷的屋子里熬夜时，用葡萄藤当引火物，在橄榄树枝堆上点起火来；我在火堆旁喝着黑红色的黑月桂葡萄酒 [13] ，脸被火烤得赤热，后背却是冰冷。那一年，山径上还有积雪；大风刮过，掀动橄榄树叶，露出下面灰色的叶底；天空也是银色而非金色，清澈透明，仿佛净化了一般。

伊萨卡的设定，是荷马的精彩构思。在《奥德赛》中，伊萨卡是个北方国家，位于希腊世界的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带，与荷马熟知的、爱琴海东部中心地带那种亚洲色彩的文明开化之地相距甚远。而这种夸大的边缘化恰恰符合奥德修斯的特点，因为他是边缘小国的“海盗国王”。但这里是他热爱的故土。费阿刻斯人带他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到达时奥德修斯正在沉睡，他们就将他抬上了岸。第二天醒来时，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认不出伊萨卡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在雅典娜的提醒下，他才明白自己到家了。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俯身把生长五谷的土地亲吻”。

《奥德赛》从始至终在字里行间中都充斥着宫殿中舒适奢靡的生活。费阿刻斯人是富裕强盛的近东帝国的楷模，那里的宫殿、花园和果园都像出自亚述人的浮雕。远处的埃及像金山一样，是希腊人物质富足的梦想。皮洛斯和斯巴达的国王和王后生活在权势与奢华中。连喀耳刻居住的宫殿都是富丽堂皇的。

然而，回到故土的奥德修斯，眼中的情形可不是这样。他的王国一片混乱，远非他期盼已久的喜人的、甜蜜的、郁郁葱葱的、无忧无虑的乐土，它已被危难撕裂。而这种张力——渴盼与真相，梦中的“伊萨卡”与现实中的伊萨卡——最终导致了全诗暴虐的结局。荷马曾说“对一个人来说，家园才是最甜蜜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但在伊萨卡，情况却恰恰相反：尽管心怀对甜蜜家园的渴盼，但他的眼前却是一片狼藉。

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曾数度作为穷困潦倒的北方人出现，是地中海世界里的陌生人。现在他回到故乡，一个落魄的国王，一个人单力薄的外人，仅有的武器是计谋和隐匿，而雅典娜剥去了他身上所有的高贵痕迹。

雅典娜这样说完，用杖把他一击，

他灵活的四肢上美丽的皮肤立即现出皱纹，

头上的金色头发脱落，

整个身体显出年迈老人的模样，

先前美丽的双眼顿然变得混浊无光。

现在他回到了故土，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迷惘。但他并未迷失心智，他胡乱编造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处，为了最终的胜利，渐渐在暗中展开抗争。他像当初设计了特洛伊木马进入特洛伊城一样，一步步走入自己的王宫。此处，荷马将奥德修斯描绘成一个极为平凡的普通人：衣衫褴褛，孔武有力。但即便是乔装打扮了，奥德修斯也不愿假装来自荷马世界的边缘地区——他不是北地的流浪汉，而是来自富饶强大的中心地带——克里特岛。它是强盛的宫殿文明的中心，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发掘出了克诺索斯的宫殿群，并将其称作“米诺安” [14] 。奥德修斯在描述故乡时，说它是个位于酒色的大海中央的小岛，是个富饶之地，四面环水，人口数不胜数，共有90座城池，其中就包括“克诺索斯，米诺斯在那里九岁为王。” [15]

此时的奥德修斯已经过四处漂泊，他游历丰富，他在特洛伊奋勇作战，他去过人迹罕至的奇乡异土；他了解吸收了克里特的文化，现在准备实施可怕的复仇。十年的漂泊，他毫无损失。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融合的文化的信徒，准备通过战争手段在自己的王国里建立文明和礼仪。他用被海水浸红的眼睛看着伊萨卡，这是一位归来的国王冷酷无情的双眼。他要去除王国的赘肉，去芜存菁。奥德修斯返乡的讽刺之处在于，他离家越近，就变得越像阿喀琉斯一样坚决，一心想要消除混乱和复杂，将伊萨卡恢复到精炼的、伊利亚特式的境况。

与此强烈而危险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佩内洛普：她是奥德修斯无与伦比的王后，是《荷马史诗》中最伟大的女人。她还不知道丈夫已经回来了。家里的长廊里挤满了向她求婚的人。他们奢靡而下流，而她则是内敛而自保。在描述佩内洛普时，荷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periphron”，意思是“聪颖”，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对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到；不是机警或谨慎，而是“能把握全局”，有着眼光长远的睿智。佩内洛普的内心世界，是《荷马史诗》中最珍贵的地方，是美德美行的内部堡垒。她与家里的幸福安康是共鸣的。在求婚者身前露面时，她总是站在美丽的大厅的廊柱旁边，仿佛她自己也是其中一根柱子，“在众女之间闪烁着光辉”。这是个卓越不凡的女人，她缓步走下楼梯的样子，就像阿尔忒弥斯 [16] 与阿佛洛狄忒 [17] ，是众位女神中的佼佼者，是掌管“荒蛮之地”和“爱”的王后。

她的心坚强似铁，与丈夫一样，她也有一个“平衡的头脑”；与丈夫一样，她也能欺骗和控制敌人；与丈夫一样，她也满怀激情地爱着失踪的爱人，并为之苦楚流泪；与丈夫一样，她也心中烦乱，整夜难眠。有一次，她带着荷马史诗中最美的微笑说话。

犹如潘达瑞奥斯的女儿，绿色的夜莺，

在早春来临之际优美地放声歌唱，

坐在林间枝繁叶茂的浓密荫蔽里；

她展开嘹亮的歌喉，放声鸣唱，

心灵也一样凄惨不安难以决定。

奥德修斯常有的状态——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她也一样。但佩内洛普的夜半沉思和烦乱的思绪，其描述之美，是绝无仅有的。

与荷马史诗中诸位杰出的女性一样，佩内洛普也会纺织；而她为公公拉厄尔忒斯做的寿衣——白天织，夜里拆——无疑是文学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织物。她这么做，既是为了与众位求婚者保持距离，也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掌握主动的象征。 [18] 奥德修斯不在的日子里，她管辖人民，掌控公正，肥沃的国土上丰产着大麦小麦，畜群生生不息；她是当权的女王，其高洁苍天可鉴。荷马说，以上种种均来自她“圣明的治理”；而她的国民“兴旺昌盛乐享安宁”。

这是荷马对祸事的构建：一位卓越的女人，丈夫乔装返回，一群年轻的求婚男子；乞丐打扮的国王，目睹他们的放荡无状和粗鄙下流，吃他家的食物，喝他家的酒，睡他家的女仆。他用了4卷书的篇幅渐渐把紧张的气氛铺设起来，其中暗含雌雄相争的隐喻：狼群中，狼王失踪，狼后深陷危难；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

奥德修斯左右为难。他知道家里必有一场血洗，可就在他打算惩罚那些背叛了他的女仆时，他的心中涌起一阵焦虑。

犹如母犬守护着一窝柔弱的狗崽，

向陌生的路人嘶吼，准备上前扑咬；

他也这样被秽事激怒，心中咆哮。

他用力捶打着胸脯，以求思绪的安定。可是，奥德修斯到底是什么？是任怒火沸腾，还是强压下去？他是需要保护的狗崽，是护子的母犬，甚或是威胁到狗崽安危的路人？这里绝没有单纯的答案。荷马对人的动机及其复杂性的描述，丝毫不逊于其后的文学作品。

接下来的诗句，再次出现了《伊利亚特》中血腥的杀戮场面，仿佛积压已久的毁灭之力终于达到了高潮，得以释放。奥德修斯把108名年轻的求婚者全部杀死，其场景充斥着令人眩晕的暴力。这是一场狂暴的屠杀，是复仇的狂欢。宫殿的地面上血流成河。《伊利亚特》中曾有一段残忍的杀人情景：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抓住特洛伊战士多隆，后者求饶无果被杀，脑袋落地时口中仍在说话。此处，在奥德修斯的复仇屠戮中，同样的动作和语言再次出现，其受害者也更加可悲。他把众多求婚者屠杀殆尽，大腿因沾了鲜血而闪闪发光，“浑身沾满血污，犹如一头雄狮，那雄狮刚刚吞噬牧场的壮牛离开，胸部和脸颊沾满浓浓的血污，令人见了心惊惧；奥德修斯也这样手脚溅满了鲜血”。

这个故事绝非什么有趣的幻想曲，此刻恐怖无处不在。奥德修斯从一片狼藉中现身，在房子里巡视，看看有没有人还在喘气，有没有肢体仍在颤抖，活口一个都不留。

他看见所有的求婚人都已纵横陈尸，

倒在血泊和尘埃里，

犹如一群鱼儿，

渔人们用多孔的渔网把它们从灰色的大海捞到宽阔的海滩上，

它们热切盼望大海翻腾的波涛，

却全被洒在沙岸上，

太阳的光芒夺走它们的生命。

他们呆滞的愚昧只不过是奥德修斯胜利的反衬。这是狂喜屠杀的时刻，志得意满，心生愉悦：他大仇得报，消灭了敌人。他赢了，他夺回了自己的女人、房子、土地和生活。这里无须委婉。莫兰提奥斯（Melanthius）曾是奥德修斯的牧羊奴，但他背叛了奥德修斯，跟那群求婚人同流合污：

他们（奥德修斯的仆人）把莫兰提奥斯拖过前厅到院子里，

用无情的铜器砍下他的双耳和鼻梁，

割下他的私处扔给狗吃，

又割下他的双手双腿，难解心中之恨。

某个夏夜里，我在伊萨卡岛上，听着附近灌木丛中传来夜莺的啼叫，读到了这段诗文，却被奥德修斯归家后突降的战事吓了一跳：既没有政治解决方法，也没有补偿的协议，只是简单的一杀了之。我觉得很恐怖。奥德修斯所有的精明和优雅，到头来却化作一头食人的狂兽。这是《荷马史诗》中最令人困扰的地方。大家也许自认为了解《荷马史诗》及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可这些场景再次使其变得陌生。难道在尘埃落定之时，所有的船筏宫殿，所有的诗意，所有华美的衣服和面纱，统统都是假象；而我们只是一群食肉的野兽，站在血污堆积的尸体上咆哮着自己的霸权？

奥德修斯让人把房子打扫干净。他让女仆擦洗家具，熏蒸秽臭之气，用锄头把地面刮干净，又指挥她们把这些跟她们睡过觉的男人的尸体搬到屋外。清洁完毕，他找出12名不贞的女仆，拿出“一根黑首船舶的缆绳”，将其在廊柱和椽木上绑定，其高度刚刚好：若把人吊在上面，其脚刚刚能离开地面。

他把女仆们高高挂起，双脚碰不到地面。

犹如羽翼细密的画眉或野鸽，

陷入隐藏于茂密丛莽中张开的罗网，

本为寻地夜栖，却陷入了可怕的卧床；

女仆们也这样排成一行，

绳索套住她们的脖颈，

使她们忍受最大的痛苦死去。

她们蹬动双腿，仅仅一会儿工夫，

便香消玉殒。

这个时刻，在奥德修斯，是无情；在荷马，是怜悯。荷马喜欢鸟。就在刚才，雅典娜还到过这里，她化身一只燕子，落在宫殿的椽木上。在描述女仆们可怜的惨状时，荷马用的词是“oiktista”，这个词常常用来修饰夜莺嘴中悲伤的乐符。而夜莺是佩内洛普最爱的鸟儿。此处，荷马的悲悯之情展露无遗。被吊死的女仆们所承受的痛苦——高高吊起，双脚颤抖蹬踏，脚趾离地面只有1英寸的距离，其惨状不亚于别斯兰 [19] 、斯雷布雷尼察 [20] 、阿勒颇 [21] 冤死的鬼魂。在这场暴行中，充斥着渐浓的烦恼和忧虑，而我们对奥德修斯的每一处认同都岌岌可危。我们与奥德修斯之间仿佛裂开了一道无法连接的鸿沟。它太远，也太古老，但荷马还在我们这一边。所以，很明显，奥德修斯认为他可以通过对道德的残忍践踏来解决问题，但荷马史诗知道，我们不可以效仿。

* * * *

最后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奥德修斯与佩内洛普的别后复合。这里又是一个经典趣事：佩内洛普想要考验奥德修斯，就建议“把婚床从婚房挪过来”。自从奥德修斯动身去特洛伊，那张床就未动过。她知道，他也知道，但她不知道他知道——那张床是无法移动的，因为婚房是奥德修斯绕着一棵叶片细长的橄榄树建成，婚床即是树干；而这棵树在院子里活了太久，没有人能说清它的树龄有多老。他们的婚床不是临时的建筑，而是坚固的、永久的；不是漂泊在世间，而是扎根其中。奥德修斯这个杰出的讲故事的人，用有生命的、传承的材料做成了婚床，他砍琢、修葺，还用金银、象牙镶嵌其间，将其装饰得华美异常。换言之，这张床就像当初他制作的木筏，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史诗；这个传承物经过反复修建，反复休整，带有一种全新的、永恒的美丽意旨。

佩内洛普终于发现，奥德修斯明白她的心事——他们的婚姻是真心实意的，他们携手相伴是基于对世界的共识。此刻“她双膝发软心融化，热泪盈眶上前，紧抱奥德修斯的脖颈，狂吻其脸面”。

此处无须文饰，只须最直白的翻译就能表达荷马的内涵：

犹如海上漂游之人望见渴求的陆地，

波塞冬把他们的坚固船只击碎海里，

被强烈的风暴和险恶的巨浪猛烈冲击，

只有很少漂游人逃脱灰色的大海，游向陆地；

浑身饱浸咸涩的海水，

兴奋地终于登上陆岸，逃脱了毁灭；

佩内洛普看见丈夫，也这样欢欣，

白净的双臂从未离开丈夫的脖颈。

这些诗句仿佛是在柔情的边缘跳跃。奥德修斯从海上归来，双眼被海水泡红，但佩内洛普把他当成自己的故土，她在混乱的生活中漂泊已久，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踩在他的沙滩上了。换位思考才能达成理解。以上诗句中，程式化的表达再次出现，习惯用语行行皆是：“坚固的船只”“灰色的大海”“海水即是毁灭”“白净的双臂”……这些都是古老的词句，是传承不息的火焰，清醒而严肃，暗含着字面上无法体现的情感。痛苦与绝妙的真实，来自于对深邃而缥缈的远古的永恒的领悟。

[1] 地球的肚脐，是指一类包括自然景观和富有文化价值的地区，在人类文化中，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就将某些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而用地球的肚脐称呼，有时具有宗教上的意义。

[2] 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写实主义美术的代表。

[3] 《世界的起源》（L'Origine du monde），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于1866年创作的一幅写实主义画作。该画作表现了一个裸体女子的胸及下腹、分开的大腿和毛丛丛的外阴。

[4] 沙颈岬，指将岛屿与大陆连接起来的一个或几个沙洲或沙嘴。

[5] 香豌豆，别名花豌豆、腐香豌豆，花型独特，枝条细长柔软，产于地中海的西西里及南欧，分布于北温带、非洲热带及南美高山区。

[6] 香雪球，别名庭芥、小白花、玉蝶球，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地中海沿岸。株矮而多分枝，花开一片白色，并散发阵阵清香。

[7] 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历史丛书》。

[8]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古罗马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代表作《变形记》《爱的艺术》和《爱情三论》。

[9]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神话人物，主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他神勇无比、力大无穷，完成了12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解救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暗中参加了伊阿宋的英雄冒险队并协助他取得金羊毛。死后升入奥林匹斯山，成为大力神。

[10] 俄狄浦斯（Oedipus），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拉伊俄斯遭到诅咒，神谕表示他会被儿子杀死。为逃避命运，拉伊俄斯将儿子丢弃在野外等死，但执行命令的牧人心生怜悯，偷偷将婴儿送走，后被科林斯国王抚养长大。俄狄浦斯得到太阳神阿波罗神谕，得知自己将来会“弑父娶母”。为避免神谕成真，他便离开科林斯。俄狄浦斯流浪到底比斯附近，在路上与一辆马车发生冲突，杀死了马车上的人，其中正包括了他的生身父亲拉伊俄斯。当时的底比斯城被人面狮身兽斯芬克斯所困，宣布能解开谜题者可获得王位并娶国王的遗孀伊俄卡斯忒为妻。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的谜题，解救了底比斯，于是继承了王位，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妻，生儿育女。后来，底比斯不断遭受灾祸与瘟疫之苦，于是向阿波罗请示神谕，问为何会降下灾祸。知晓真相的伊俄卡斯忒上吊自杀，俄狄浦斯拿起伊俄卡斯忒的胸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11]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出生），捷克著名作家，1981年归化为法国公民。其作品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书》等，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2] Tuscan，意大利一个大区，首府为佛罗伦萨。托斯卡纳被誉为意大利最美丽的地方，以其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艺术遗产而著称。

[13] 黑月桂（Mavrodaphne）属红葡萄品种，在希腊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的帕特雷（Patras）周围种植最广泛，伯罗奔尼撒是希腊南部一个大的葡萄酒产区。

[14] 米诺安，即米诺斯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450年。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

[15] 在希腊神话中，米诺斯（Minos）是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也是克里特之王，古希腊的米诺斯文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16] 阿尔忒弥斯（Artemis），希腊神话中月亮与狩猎之女神。

[17]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

[18] 《奥德赛》第19卷中，面对求婚者的逼迫，佩内洛普如此说道：“年轻的求婚人啊，奥德修斯既已身死，你们要求我再嫁，不妨把婚期延迟；待我织完这匹布，免得我前功尽弃。这是给英雄拉厄尔忒斯织造的寿衣，当杀人的命运有一天让可悲的死亡降临时，免得本地的妇女指责我，说他一生积攒财富无数，故去时却可怜无寿衣。”但她白天织布晚上拆毁，以拖延时日，如此坚持了3年之久。

[19] 别斯兰（Beslan），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的一个重镇，2004年9月1日，别斯兰第一中学被车臣恐怖分子所占领，俄罗斯军方包围了学校3天试图解救被围困的平民和学生，事件在9月3日结束，但导致了326名人质死亡，从而成为俄罗斯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20] 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波黑塞族共和国东南部的都市，1992年开始的波斯尼亚战争中，塞尔维亚一方为了报复当地穆斯林武装对塞尔维亚人的攻击而对其中居住的波斯尼亚人展开屠杀。

[21] 阿勒颇（Aleppo），叙利亚北部城市，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大量无辜平民惨死。

结束语

倘若在读《荷马史诗》时领悟到的仅仅是暴力之用处、杀戮而无愧、女性之物化及买卖、杀降屠城、公正在于复仇，那么，《荷马史诗》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丝毫启迪。对开化的文明而言，这种匪帮的做派一直令人万分苦恼。蒲柏曾对“《伊利亚特》中明显的暴虐精神”而震惊不已；威廉·布雷克 [1] 曾将欧洲硝烟弥漫、遍地狼藉归咎于荷马身上；乔尔·巴洛 [2] 是托马斯·潘恩 [3] 的朋友，也是启蒙运动美德的倡议者，他曾如此告诫误入歧途的欧洲统治阶级：

荷马作为诗人还算差强人意，但他为尚武的生活方式赋予了难以抵抗的魅力，他把屠戮的惨状裹上荣耀的光辉，令任何旁观者都痴迷赞叹。在效仿阿喀琉斯的肉身魔鬼中，亚历山大只是其中之一；波斯与埃及的人口骤减，根源即是当权者妄图在武功 [4] 方面超越前任，而类似的国家比比皆是。

《荷马史诗》的价值和本质，恰恰与之相反：那是一种能力，是带着清醒、平静和同情，带着爱心和清澈的双眼，去看待生命的方方面面。荷马比诗中人物知道得多。荷马比特洛伊海滩上的希腊士兵知道得多。荷马比特洛伊城的市民知道得多。荷马比奥德修斯知道得多，他能带着父爱俯视身有缺点的奥德修斯。荷马的重要性在于，他像神一样，知道凡人所不知道的事。他甚至比神知道得还多，因为在《荷马史诗》中，诸神不过是陈腐、放纵、荒谬的存在。这就是荷马的价值所在——在没有绝对权威的宇宙中，超越了悲伤和动荡，通晓一切。

我知道此番评述在21世纪里会做何理解：荷马不相信形而上学；他是个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时接纳城市和帮派的生活；他是个联合主义者，将奥德修斯视作两个世界的美德汇聚一身的人；他甚至是个自由主义者和男女平等主义者，他深知女性的高贵和美丽及其在人类命运中的中心地位。然而，以上对荷马的印象似乎都是真的，而非感情用事。诗中对阴暗面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在读过西蒙娜·韦伊 [5] 那篇苛刻而极端的《伊利亚特，力量之诗》之后，苏珊·桑塔格 [6] 对荷马阴暗面的必要性做了思索：

在某些时期，对“事实”的需求并不像对“深入的真实感、广阔的想象力”的需求那么强烈。就我而言，我并不怀疑理智视角下的世界就是客观事实。可“事实”就是一切吗？对“事实”的需求并非恒定不变，对宁静安详的需求也是如此。倘若“事实”就是平衡，那么其反义词——失衡——也许并非就是谎言。

荷马对阴暗面的接纳，他对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的描述，恰恰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他并不是给我们树立楷模，他的史诗也不是布道和说教。我们不想把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当成男人的楷模，不想把佩内洛普或海伦当成女人的楷模，也不想对在青铜时代谋杀害命的圣祠里顶礼膜拜。我们想要的，是荷马式的智慧：在危机面前的无畏，对死亡的爱与恨，领悟力，活力和机敏，强忍的乡愁——或对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 [7] 所说的“耽搁”的抗争。罗蒂还说：

文学作品和哲学家大都厚古薄今。尼采 [8] 在人生低谷时想到的，是青铜时代一些自恋而不善言辞的乖戾肌肉男；克莱尔 [9] 想到的，是一些为中世纪一位仁慈的修道院院长种地的自得知足的农夫；而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偶尔会想到的，是父母或祖父母曾对我们讲述过的、他们出生成长的那个逝去的世界。

荷马不是这样。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尊古卑今的感觉。《荷马史诗》也许对往昔赞赏有加，但它存在于一个光芒四射的现在，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赞美“当世”。英国诗人爱丽丝·奥斯瓦德（Alice Oswald）最近就曾提到荷马这种热情洋溢的真实感。在她名为《纪念》（Memorial）的缩译本《伊利亚特》的前言中，她如此写道：古代的评论家“赞赏荷马的‘enargeia’——这个词的意思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真实性’；常用于形容不是乔装打扮化身而来，而是以真身现世的天神”。“enargeia”这个名词源自希腊语词“argos”，意为“明亮”或“闪烁”，指的是“具有光辉明亮的特性”，生动形象、历历在目。对希腊语修辞学家来说，“enargeia”是“叙述”或“ekphrasis”——字面意思是“讲述”——的必然要求。而这两个词语恰恰浓缩了荷马的精髓：荷马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生动形象的讲述。荷马不是希腊人，他是世间闪耀的光。

荷马不给我们提供答案。是否要屈服于王权？是否要自甘卑微？是否要沉溺于自我？是否要尊崇礼仪？是否要鼓励暴力？是否要有爱？对这些问题，荷马拒绝作答；他只是把这些问题的真实性编成了故事。在他的气息吞吐之间，是人生的复杂，是海上船筏汩汩的活力，是他一遍遍反复说的——你身后闪耀的复苏的晨光。

[1] 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伟大诗人之一，虔诚的基督教徒。

[2] 乔尔·巴洛（Joel Barlow，1754-1812），美国诗人、外交家、政治家。

[3]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撰写了铿锵有力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常识》，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民众的独立情绪，也被广泛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后来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潘恩撰写了《人的权利》，成为启蒙运动的指导作品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名称也出自潘恩。

[4] 武力，军事方面的功绩。

[5] 见前文译注。

[6]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著名女权主义者，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及评论家，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2000年她的历史小说《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7]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8]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主要著作有《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谱系》等。

[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甚具影响力。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3000年/（英）尼科尔森（Nicolson，A.）著；吴果锦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The Mighty Dead：why homer matters

ISBN 978-7-5399-8620-3

Ⅰ. ①荷… Ⅱ. ①尼… ②吴… Ⅲ. ①荷马（约前9～前8世纪）－生平事迹②《荷马史诗》－诗歌研究 Ⅳ.①K835.455.6②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01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6-102

WHY HOMER MATTERS By ADAM NIC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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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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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荷马3000年

著 者（英）亚当·尼科尔森

译 者 吴果锦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010-83670231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960毫米 1/16

印张 25

字数 380千字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620-3

定价 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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