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动世界史的思想家格斗：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Author: 茂木诚
Date: 2018-06-30T16:00:00+00:00

撼动世界史的思想家格斗

——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日] 茂木诚 著

王宗瑜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言

第1讲 法律与正义

1 艾希曼有罪吗？
2 “人权”的真正意义
3 暴走的“世界最早的民主主义”
4 与教会斗争的国王
5 束缚王权的最强法律——普通法
6 法国启蒙思想
7 卢梭创造出的反乌托邦

第2讲 战争与和平

1 古希腊罗马的战争观

2 “正义战争”思想的时代——从十字军到大航海时代

3 对“正义战争”理论的否定——马基雅维利和格劳秀斯

4 克劳塞维茨的现实和康德的梦想

5 美国为什么继续“正义战争”？

第3讲 理性与情感

1 知性与理性
2 笛卡儿的冲击
3 道德来自何处？柏拉图哲学
4 灵魂不死——古代印度哲学

第4讲 “我”与世界

1 “我”的边界何在？
2 超越二元论的康德哲学
3 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
4 叔本华的“盲目的意志”
5 尼采的“永恒轮回”

后记

出典

序言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前来参加我为期4天的特别讲座。

我在大学入学考试预备学校讲授“世界史”。所谓历史学，就是搞清楚“什么时候、在哪里、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等事实关系的学问。关于动机部分——也就是“为什么”的问题——倒并不太追究。

比如，“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进行了远征”，这是事实。至于其动机，各种说明都是可能的。

“罗马教皇想要通过支援拜占庭皇帝来展示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这是受到‘由基督进行的末日审判就要来临了’这种末世思潮刺激后的一种武装朝圣”，“这是在普及三田制和大开垦造成人口激增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多余人口的宣泄口”，等等。其实上述说明应该都是糅合于一处的众多动机之一。

要想在掌握这种历史事实的背景基础之上加以说明，就必须要有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地理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但是在涉及包罗万象的各种知识的“世界史”课堂上，没有办法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如果以高中的科目来说，这还会牵涉到“政治经济”“伦理社会”“地理”等各个领域。

本次讲座主要是讲解“思想和哲学”如何在世界史中诞生，它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了让毫无哲学和世界史基础知识的人也能跟得上，我会每次定下一个主题，带领大家去了解思想家们就各个主题都进行了怎样的讨论。因此，有的思想家会出现好几次，也有的则完全不会出现。本次讲座的内容并未囊括从古至今所有的哲学史。

我们第1天的主题是“法律与正义”。主要讲的问题有：法律是什么？正义是什么？法律与正义相冲突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办？人类是如何给权力套上笼头的？

第2天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主要围绕战争的原因来揭示两大对立概念，对人类抑制战争的智慧成果——国际法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联合国）——的形成加以说明。

第3天的主题是“理性与情感”。西方哲学的超级明星柏拉图和笛卡儿将会在此登场（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直接从这里开始读）。

第4天的主题是“‘我’与世界”。我们会谈到“人类的意识是什么”这一终极问题。这是哲学与宗教、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康德、克尔凯郭尔、尼采将会在这里登场。

我们采用的是小班进行的研讨课形式，在讲座期间欢迎大家随时提出问题或者吐槽。我很期待能通过与大家的对话和交流来深化讨论。（本书以为学生授课的形式展开，其中学生的发言以楷体标出。——编者按）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1讲
法律与正义

法律是什么？正义是什么？法律与正义相冲突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办？人类是如何给权力套上笼头的？从世界史当中，学习从世界最早的民主主义到法国大革命的思想。

1 艾希曼有罪吗？

法律与正义相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以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为例，对此加以思考。

“法律与正义总是正确的”，这句话对吗？

——法律是为了防止犯罪而存在的，所以这种说法应该算是正确的。但是，什么是正义，这可能会因人而异……

你说得很对。不过，也曾经有过法律引发可怕犯罪的先例。

里卡多·克莱蒙特是一个50多岁的德裔阿根廷人，秃头，戴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担任一个工厂的主任职务，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认真的男人。

1960年的一天，他想起当天是与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在回家途中买了一束花。当时，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人跟踪了。两个月后，他在自己家附近被几个男子围住并绑架。

最后，那几个男子表明了身份，说自己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情报人员。

“这15年，你瞒过了整个世界，阿道夫·艾希曼中校。”

阿道夫·艾希曼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

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德国失业率达到45%，希特勒在混乱中掌握了政权，并让国会通过《授权法案》，攫取了立法权。总统令也就成为法律了。1935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上发布的《纽伦堡法案》规定，“为了保护德国血统”，应当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其与德国人结婚。此后，对犹太人的迫害不断加强，先是将其强制送往临时犹太人居住区，然后是送往集中营，最后演变成大屠杀。

艾希曼是直属于希特勒的武装集团——党卫队（SS）旗下帝国保安总局的犹太处处长。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将德国占领区内的犹太人装上货运列车，送往集中营。作为一个务实的党务官僚，艾希曼的能力非常强，运送犹太人的速度大幅提高，就连列车运行时间都能与时刻表保持一致。

艾希曼曾亲眼看过枪杀犹太人和在毒气室的行刑，也曾于1942年在纳粹高官通过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的万湖会议上担任记录秘书，能够获知集中营的实际情况。

在耶路撒冷进行的艾希曼审判被现场直播，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当时，有不少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幸存者还活着。

艾希曼看起来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年男人，与“在大屠杀（Holocaust）中为虎作伥的罪大恶极之人”的形象相去甚远。即便是在死刑判决下达之后，他也不认罪，也没祈求饶命。

如果被告知“你爸是一个叛徒”，即便是亲生父亲我也会杀了他。我当时对于服从命令并忠实地加以执行这件事——应该怎么说呢——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选自《艾希曼供词》
[1] ，
1

艾希曼自己曾说过，他在参观用卡车排出的废气杀害犹太人时“想吐”。可见他的人性并未完全扭曲到对大屠杀大加颂扬的地步，但他服从了命令，并且是在了解这会导致多么不人道的后果的情况之下服从了命令。

如果艾希曼拒绝了元首的命令的话，会怎么样呢？

——应该会立即被开除吧，甚至他自己都可能会被送进集中营……

这种事情，历史上曾反复出现，如今仍在继续。不管什么样的独裁者，如果没有能够成为其工具的官僚组织，他们也就无法行使权力。对独裁者问罪，是否要放过作为他们工具的官僚？将“只是遵从了法律”的人裁定为有罪，这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法律呢？存在着超越法律的正义吗？

也有与艾希曼相反的例子。

16世纪时，西班牙国王赢得了对穆斯林的“圣战”——收复失地、统一伊比利亚半岛之后，驱逐了穆斯林和犹太教教徒。而为了在美洲大陆“讨伐异教徒”，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率领的远征军极尽掠夺之能事。

德国的马丁·路德和瑞士的约翰·加尔文对天主教会的腐败进行激烈的批判，并开启了宗教改革。自诩为“天主教会守护者”的西班牙国王设置了宗教裁判所，认定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等“异端”有罪，对这些异端分子进行严刑拷问并强制其自供，他们一旦被判定为有罪就会被处以火刑（烧死）。

荷兰的很多居民都属于加尔文教派，统治当地的勃艮第公爵血脉断绝后，因为婚姻关系，该地区成为西班牙国王的领地。

荷兰执政是奥兰治亲王威廉，他精通荷兰事务，妻子也是荷兰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向他发出了命令：

“依据西班牙的法律，把荷兰的异端全部处以火刑！”

这意味着要将荷兰的大部分人都处死，这将是一场种族灭绝。

权倾一世、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王国的最高掌权者腓力二世的命令具有绝对性。奥兰治亲王被置于和艾希曼同样的境地，不过他采取了与艾希曼完全相反的行动。

奥兰治亲王拒绝执行法律。

——那奥兰治亲王怎么样了？

他被当场革职。新任执政阿尔瓦公爵赴任，设立了名为“除暴委员会”的特别法庭，把荷兰人不断送上火刑架。见此情景，奥兰治亲王站到了荷兰人一边，开始反抗西班牙国王。这就是荷兰独立战争（1568—1648）的开始。

西班牙的法庭对奥兰治亲王进行了缺席审判，以“叛国罪”的名义判处他死刑，而荷兰7个州的代表则齐聚乌得勒支，通过了《荷兰独立宣言》（1581），选举奥兰治亲王执政（总统），同时否决了腓力二世的统治权。

一国的君主是由上帝设立为民众之首的，是为了庇护民众免受各种不公正、压迫和暴力侵犯之苦的，就如同牧羊人必须守护他的羊群一般。（中略）如果他不但不这样去守护其民众，反而还试图压制、迫害民众，剥夺他们自古以来的自由、特权和普通法，且如对待奴隶般役使其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再将其视为君主，而不得不认为他是专制暴君。当此之时，民众（中略）不再承认其为君主，放弃他并另择他人做守护自己的君主，这就是符合法律和道义之事，而不再被视为是一个错误。

选自《荷兰独立宣言》（1581年7月26日）
2

上述决议书中君主“由上帝设立”这一提法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通过提及“上帝”彰显了国王的权力并非绝对权力。

根据加尔文的思想，天主教会的领袖罗马教皇和国王均不被视为“上帝的代表”，每个基督徒是直接与上帝紧密联系的。

基督徒首先要遵从的是“神法”，“王法”是第二位的存在。加尔文认为，如果“神法”和“王法”相冲突，那么就应当毫不犹豫地遵从“神法”。英国的加尔文派信徒（清教徒）就因为反抗国王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而进行了清教徒革命（见第52页）。

“神法”与“国家法”这一组对立的概念，可以向前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人们认为，在雅典、斯巴达等城邦所制定的“人法”（nomos）之上存在着诸神所定的“自然法”（physis），人们可以通过诸神赋予人类的理性（logos）发现自然法。

苏格拉底把这种理性的声音称为“神灵（daimonion）之声”。他为了遵循这一声音而寻求真理，不断向雅典城邦的领袖们挑起辩论。最后，苏格拉底被控“违犯了雅典的国法”，在民众审判当中被判处死刑（见第33页）。他恪守作为雅典公民的义务，选择遵从判决、接受死亡。他认为如果表现出反省的态度，乞求饶命或请求减刑，那就会违背“神灵之声”，因此才选择了接受死亡。这是一种与奥兰治亲王完全不同的做法，但可以说苏格拉底也是为正义而牺牲的。

后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东方，建立起一个从希腊到波斯、印度的大帝国，进入希腊化时代。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开始重视超越城邦框架的“自然法”。到了统一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时代，对于不具有公民权的外国人也适用的“万民法”成为帝国的共同法律而得到施行。

——就像现在的国际法一样吗？

是的。关于国际法，稍后再说。

西罗马帝国崩溃，进入中世纪之后，天主教会成为唯一一个存续下来的超国家性的组织（天主教的词源具有“普遍的”“世界共通”的意思）。因此教会的神学家们（比如奥古斯丁）就认为存在着“上帝制定的永恒不灭之法”（神法），并将其中由人类的理性所“发现”的部分称作“自然法”。

中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表示，人类制定的法律（实在法）应以《圣经》所启示的自然法为其法理依据，违反自然法的实在法都是无效的。

西班牙神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从自然法的角度看待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征服活动，认为原住民的权利乃自然权利，对皮萨罗等西班牙征服者非人道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这对拉斯·卡萨斯的印第安人保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见第107页）。

把近代的自然法思想进行理论化的，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1583—1645）。他生活在荷兰独立战争时期。他是一个天才，14岁就毕业于莱顿大学，16岁就成为律师。

宣布从西班牙独立的荷兰成为新兴的海运国家，向全世界派出武装商船，四处抢夺敌国西班牙的属地葡萄牙的殖民地。当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发生荷兰扣留葡萄牙船只的事件时，格劳秀斯为此行为辩护，写下了《论海洋自由》（1609）。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提出了“公海”这一概念。

——是“大家的海洋”这个意思吗？

是的。他所采用的逻辑是这样的：国家主权仅能支配领土，不能及于海上。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自说自话地把世界分为两半并扣留荷兰船只的行为是违法的。荷兰反过来扣留葡萄牙船只，完全是为了保护通商自由的正当防卫。

“海洋究竟是属于谁的？”这一争论其后也一直持续，直到18世纪才最终形成延续至今的共识，即沿岸部分是“领海”，而海上则属于“公海”，国家主权只在领海有效。

格劳秀斯晚年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斗争，不得不逃亡法国，他在巴黎发表了其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1625）。在这部著作中，他站在自然法的立场上提出了即便是在战争时期也应当遵守的规则，这对后来国际法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见第116页）。

格劳秀斯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思想，与他是荷兰人有很大的关系。荷兰在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在这里，我请大家再次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艾希曼有罪吗？”

如果我们假定在“国家法”之上有世界共通的自然法存在，那么与自然法相冲突的“国家法”自然就无效，遵守法律的义务也就自然消失了。荷兰否定腓力二世统治权的决议中所谓的“法律和道义”，就是自然法。奥兰治亲王的行为，从西班牙王国的法律来看确实有罪，但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则无罪。艾希曼的行为虽然是依照德意志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的法律而进行的，但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则是有罪的。

自然法思想就是这样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和“人法”思想，然后在超越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会）传统中成长，在加尔文教派的手中被打磨成针对王权的思想武器，后来成为荷兰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源泉，最终成为近代人权思想的基础。

[1] 本段译文系译者根据日文译成。以下引用文字中除引自《圣经》和《日本国宪法》第97条及《墨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内容之外，凡未标注者皆为译者根据日文译得。——译者注

2 “人权”的真正意义

“人权”思想诞生自何处？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对此进行说明。

学校教过人权吗？

——教过。小学的时候进行过人权教育。“要消除霸凌现象”之类的……

为什么必须保护人权呢？

——老师教育我们说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和平主义是《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则。

但是宪法是人制定的吧。也就是说，宪法是可以修订的。如果将来出现一个叫嚣着“我会拯救这个国家”的强人，终止了宪法，或者取消了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在那个瞬间，这个国家的人权就消失了吗？如果你是公务员，你会帮助政府压制人权吗？

——怎么会，那不就变得跟艾希曼一样了吗？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我会反抗，或者逃亡。

以什么为依据进行反抗呢？

——嗯……就依据上一节所说的那个自然法。

也就是说，“人权”的依据，不是人类制定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而是自然法。自然（神灵）为所有人提供保护的权利就是人权（自然权利）。从这个认识出发，就产生了如下思考：人们成立政府、制定法律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权。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中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选自《独立宣言》（1776年）
3

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这篇格调高雅的《美国独立宣言》（1776），以及受其影响而由拉法耶特起草的《法国人权宣言》（1789）当中都明确提到了人权，让我们看看人权的具体内容吧。

○ 不被杀害的权利（生命权）。

○ 不受奴役的权利（自由权）。

○ 不受歧视的权利（平等权）。

○ 不被剥夺财产的权利（财产权）。

○ 追求幸福的权利。

威胁到上述权利的“国家法”是无效的，而人民为了使威胁人权的“国家法”无效而采取的行动（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正确的。这种思想认为“对国家的反抗权”也是人权之一。人权思想，在日本明治
[1] 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之际，就由福泽谕吉、植木枝盛等人以“天赋人权思想”之名翻译和介绍到了日本。

但是，日本历史上（除了织田信长这种例外）从未出现过专制君主，也未发生过市民革命，因此共同体式的国家意识比较强。这种国家观在欧洲也存在，被称为“国家有机体说 ”。这种思想认为君主和人民并不是对立的，两者均为国家的一部分。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国家观就是这样的。在德国学习宪法学的伊藤博文就是基于这种思想起草了《大日本帝国宪法》。

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美浓部达吉所提出的“天皇机关说”，就是严格沿袭了上述宪法解释的学说。但是，美浓部的学说遭到了希望将天皇塑造为绝对君主的超国家主义者、右翼思想家的围攻，讨论宪法的自由也就此被封锁起来。

社会契约论式的人权思想在日本人当中得以普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的事了。这一思想是由美国占领军（GHQ/盟军总司令部）传入日本的。

日本国民为本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长年斗争的结果。这种权利，在时间与经验的熔炉中，已经受住了对于永久性的严酷考验，被作为永世不可侵犯之神圣委托而被赋予现在及将来之人民。

《GHQ日本国宪法草案》第10条
4

经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手下担任GHQ民政局局长的考特尼·惠特尼之手拟就的英文草案，基本未经改动地被写入了《日本国宪法》。

本宪法对日本国民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多年努力的结果，这种权利已于过去几经考验，被确信为现在及将来国民之不可侵犯之永久权利。

《日本国宪法》第97条

虽然战后日本一直在实行“保护人权”“严禁歧视”的教育，但是在被问到人权的“依据是什么”的时候，还会有人回答是人所制定的法律，这本身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日本人似乎到现在都还没能理解人权（自然权利）的真正意义。

这并不是由于日本人在思想上比别人差，而是这个社会具有将自然尊为诸神的多神教传统，基督教最终没能真正植根于日本。而人权思想是基于一神教的“神法”之上的，因此要想让人权思想扎根于日本社会，完全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那么在《日本国宪法》公布之前，日本社会是否就完全无视人权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日本虽然不及古希腊历史悠久，但也是足以和西欧各国匹敌的拥有漫长历史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当中，也孕育了防范国家专横粗暴的权力、保障人民幸福的普通法。例如镰仓幕府所制定的《御成败式目》中，就禁止守护、地头等人随意征税，还有限制奴隶买卖的规定。在欧洲各国中，英国的情况与日本很相似。关于英国，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详细介绍（见第46页）。

[1] 明治是日本明治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时间自1868年1月25日至1912年7月30日——译者注。

3 暴走的“世界最早的民主主义”

古希腊民主主义的实际情况以及对此持批评态度的柏拉图的思想。

关于《日本国宪法》的另一个支柱——国民主权，学校是怎么说的？

——学校说的是“国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不再是战前那样任何事情都由天皇和军部做决定，而是由国民做决定的政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民主主义。

这样啊。那么，民主主义是怎么做决定的呢？

——大家进行商讨，最后少数服从多数。

这样一来，最终就会归结到“依据多数意见决定的事情总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上来。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民主主义开始的时代来思考吧。

罗马贵族塔西佗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对公元1世纪左右的古代日耳曼人（后来的德国人和英国人）的社会组织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写。

小事由部落酋长们商议，大事则由全体部落民讨论决定。（中略）他们会在一定的时期——新月或满月之时——进行集会。（中略）他们会带着武器入座。（中略）祭司们会要求大家保持安静。然后酋长们会按照其年龄之大小、身份之高低、战功之多寡、口才之巧拙先后发言，大家聆听他，不是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的话有说服力。如果发言不合大家的意，听众们就会大声喧哗，对其不屑一顾。而如果发言合大家的意，他们就会敲打自己的长矛。最高级别的赞成方式就是用武器表示赞成。

选自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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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古代也曾由元老院的300名贵族通过协商来管理整个国家。后来由于领土扩张和贫富差距扩大，受到平民狂热支持的恺撒、屋大维等军人政治家崭露头角，建立了元首制（军事独裁体制）。生活在帝国时期的元老院元老塔西佗把由元老院统治的古罗马视为一种典范，他在北方蛮族日耳曼人社会当中看到了与自己理想典范相似的东西，并对此产生了共鸣。

在热带的非洲大陆、新几内亚、亚马孙雨林等地区的所谓未开化社会当中，一般也不存在独裁者，而是由部落成员大会来对事务做出决定。

——日本以前是怎么样的呢？

关于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是如何进行决策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不过从神话传说中可以推测，很可能是由共同体内的权威人士一起商议决定的。

根据《古事记》记载，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在天界高天原行为粗野，屡教不改。于是众神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决定将须佐之男驱逐出高天原。这应该是日本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民主决策”。

圣德太子（厩户王）的《十七条宪法》的第一句就是“以和为贵”，这应该也是受古代部落成员大会的影响吧。

如果说，由共同体所有成员商议决策，而不是一个人做决定，这种形式可以被视为民主主义的原型，那么，也许可以说民主主义是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共有的政治体制。

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由于文字的出现和官僚制度的建立，权力开始集中，产生了自称神的化身或者神的代言人的专制君主，出现了古埃及的法老（王）和秦始皇等独裁权力。

——这也就是说，民主主义的历史比独裁的历史更为悠久？

不过，也有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仍然保持了民主主义传统，甚至这一传统还得以强化的比较特殊的文明，这就是希腊文明。

在拥有无数岛屿、山峦一直延伸到海岸、平地甚少的希腊，要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极为困难。所以这里形成了众多的城邦，每个城邦的人口少则数百人或数千人，至多也不过十余万人，城邦之间不断征战。

男人们都拿起武器，一同修筑城墙，守卫城邦。只有战士才是城邦的公民，拥有参政权。在雅典，每10天会在城市中心的广场召开一次公民大会，以制定法律、选出代表。

在希腊，既有像雅典这样没有国王、由公民大会选出的执政官负责政权运营的城邦，也有如斯巴达一般国王仅仅是军事指挥者、重要事项交由公民大会决定的城邦。不管是哪种类型，都不存在独裁的国王，这是古希腊城邦的特征。

除了公民大会之外，还有由长老和贵族组成的贵族会，它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起着防止公民大会失控的作用。这是类似于两院制的一种政治架构。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雅典。

原来的雅典城仅限于城墙内部的范围，居住于此的人是雅典公民。后来随着雅典的不断发展，其领域也扩展至城墙之外，外来人口也逐渐增多。居住在城墙之外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参政权，不过其中的富裕阶层购买武器并作为雅典军队的步兵参军，他们要求拥有参政权作为回报。因此，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梭伦的政治家承认了富裕阶层的参政权。这样一来，贫困阶层就被排除在外，所以不满情绪反而高涨。

有一个叫庇西特拉图的野心家利用了贫困阶层的不满，他煽动革命，希望打倒贵族。他将贵族放逐，把他们的财产分发给下层民众，以此获得他们的狂热支持，然后在此基础上将以前制定的雅典法律全部废止，建立起独裁体制。

煽动民众，自己掌控独裁权力，他可以算是后来的罗伯斯庇尔（见第77页）、希特勒的原型了。希腊文将这种政治家称作“tyranus”，译作“僭主”，是英文tyranny（专制政治）的词源。

吃够了僭主政治苦头的雅典公民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想出了一种新的体系。僭主是通过获取贫困阶层民众的支持掌握权力的。换言之，民众也会出错。因此，他们创造出这样一种制度，让被选上的政治家事后也能被罢免。

——和现在日本的“召回”制度一样的呀，通过居民投票可以罢免市长……

是这样的。具体而言，雅典人是把想罢免的政治家的名字刻在选票上——当时没有纸，用的是陶片——进行投票。选票超过6000票即有效，其中票数最高者会被放逐出雅典10年时间。所以，这也被称为“陶片放逐法”。

确立这一制度的是克里斯提尼。他废除了基于门第的贵族制度，承认下层民众也拥有在公民大会上的投票权，但并未认可他们参加竞选的权利。因为克里斯提尼认为，贫穷而无法购买武器的下层民众并未参军，从对于僭主的狂热中也能看出他们缺乏政治判断能力。

但是，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战争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情况。雅典一度被波斯军队占领，甚至连帕提侬神庙都在被洗劫之后付之一炬。

最终决定胜负的是海战。当时的军舰是有许多桨的桨帆船，除战斗人员之外还需要几乎同样数量的桨手。由于能够买得起武器的富裕阶层的男人们都成了战斗人员，成为桨手的就是下层民众中的男人们了。

在雅典城西边海湾进行的“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中，为雅典军队的大胜做出贡献的是来自下层的男人们。

萨拉米斯海战后，贵族会议的权力被剥夺，下层民众也能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下层民众作为政治家参加竞选的权利也被认可。

——下层民众也能竞选政治家，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啊！

不过，这里又出现了问题。当时的选举中，竞选者会公然邀请公民到自己家中饮宴并请求后者投票选自己。那时可没有什么《公职选举法》。因此，能够让更多的公民参加饮宴的竞选人就能当选，这种选举明显有利于富裕阶层。

为了消除这种弊病，雅典人将所有公职人员的选择方式由选举产生改为由抽签产生。这样一来，不管其财产多少，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政治家。

雅典民主制度就此完成。

完成这一制度的是伯里克利将军，但他在公职抽选制当中设置了例外。他认为军队司令官应当同以前一样由选举产生，因为军队的指挥问题无法委托给通过抽签产生的非专业人士。

这样一来，以执政官为首的所有的政治家都由通过抽签选出的非专业人士担任，只有军队司令官是由通过选举产生的职业军人来担任的。拥有巨额财产、通过款待众多公民而连续15年都以最高票当选司令官的，正是伯里克利本人。他的朋友——军人兼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此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名为民主主义，实为一人之统治。”

——伯里克利自己是完全不相信民主主义的吧。

是的。政治家们全都通过抽签决定，占据最高决策机构公民大会多数席位的也都是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可以说伯里克利通过自己出任领袖的方式对民主主义的弱点进行了修正。不过，这也是由于有伯里克利这种极为罕见的政治家存在才能奏效的非常危险的制度。

雅典最大的竞争对手斯达巴采用的是寡头政治，只有10%的斯巴达公民才有权参加公民大会。所谓“寡”即“少”，寡头政治也就是“少数人的政治”的意思。

后来，为了争夺希腊的霸权，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被陆军国家斯巴达所包围的海军国家雅典据守在城墙之内，打算通过舰队来一决胜负。

在与斯巴达开战之初，伯里克利将军在追悼战死者的演讲中曾自豪地宣布：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得来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其宗旨为废除少数人的垄断，守护大多数人的公平。（中略）只要一个人的优秀才能为社会所知，（中略）就会被授予与世人所承认的能力相称的很高的公共地位。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选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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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是陆军国家，雅典是海军国家。伯里克利看到了在陆上进行战争的不利之处，所以决定让居民全部搬进雅典城内，通过海战一决雌雄。

但是，意外发生了。到处都是难民的雅典城内爆发了不知名的瘟疫（有人认为是鼠疫，也有人说是天花），三分之一的雅典市民染病身亡。更为致命的是，领袖伯里克利也感染瘟疫身亡。

在失去了伯里克利的雅典，公民大会很快就成为那些既无见识又无经验、只长于诡辩的煽动家们大放厥词的地方。雅典完全陷入了“船工多了打烂船”的状态，昏招迭出，最后走向了灭亡。这种情况被称作“众愚政治”。

——具体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眼看着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由于瘟疫陷入劣势，原本追随雅典阵营的各城市投向斯巴达一方。爱琴海东北部莱斯博斯岛的中心城市米蒂利尼也背叛了雅典。

雅典人震怒，派出舰队将米蒂利尼包围。斯巴达的援军始终不出现，粮食也被吃光，米蒂利尼不得不向雅典投降。

雅典的公民大会就如何处理米蒂利尼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讨论。

皮匠出身的政客克里昂对米蒂利尼的背叛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

“应该把米蒂利尼的成年男子全部处决，把妇女和孩子全部变成奴隶！”

公民大会的表决结果是克里昂的提议得到通过，通知这一结果的传令员受指派乘船前往米蒂利尼。

不过，第二天公民们回过神来，怀疑“头一天的决议是不是太过分了”，于是重新进行表决，通过了新的决议：“只处决米蒂利尼的领导人。”

这一新决议必须在行刑之前通知到，于是新的传令人被派往米蒂利尼。船上的桨手们被告知，如果能在行刑前赶到，他们将会获得一笔奖金，于是桨手们不眠不休地拼命划船。当船进入米蒂利尼港口的时候，雅典人正要行刑。在千钧一发之际，那些米蒂利尼人得救了。

“把米蒂利尼的成年男子全部处决”是雅典的民意。

“只处决米蒂利尼的领导人”也是雅典的民意。

——一夜之间，民意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交战国斯巴达也由于长期的战争而疲惫不堪，于是向雅典提出议和。

是否要结束战争？雅典公民大会再次陷入激烈争论。这时，经营乐器店起家的政客克里奥丰跳出来主张抗战到底。受到煽动的公民大会通过表决拒绝了斯巴达的议和提议。雅典就此失去了媾和的机会，战争长期持续下去。

克里昂和克里奥丰这种政客，都出身于手工匠人等下层阶级，并未积累任何的政治经验，仅靠能言善辩就爬上了高位。在不问出身和身份、任何人均可自由发言的公民大会上，他们完全是“如鱼得水”。

人们把这种为了获得更多支持而总是发表强硬看法来左右社会舆论的政客称为“煽动家”——希腊文叫作demagogs，德文叫作demagog。这是由意为“民众”的dēmos和意为“领导”的agogos组成的复合词。

——日文的“散播流言”中的“流言”就叫“デマ”（念作“dema”）嘛。

德文把为了收到政治效果而有意散布的虚假信息叫作demagogie，日文的“デマ”一词应该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战争末期，雅典为了扭转局势，建造了150艘军舰，对斯巴达取得了一场大胜（公元前406年，阿吉纽西海战）。但是，欢喜一瞬间又变成悲剧。由于突然袭来的暴风雨，雅典海军损失了25艘军舰，大量士兵遇难。

在接到消息的公民大会上，人们情绪激动，以“未尽职尽责救助战士”的罪名对6名指挥官进行审判。雅典的法官也是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最后的判决是死刑，指挥了一场大胜的海战的将军们，就这样被情绪化地处决了。

失去了领导的雅典海军一蹶不振，在第二年的羊河战役（公元前405年）中大败于斯巴达军队，12艘军舰被斯巴达军队俘获，实质上就此覆灭。

最终，雅典向斯巴达投降，斯巴达的将军就像是麦克阿瑟那样进入雅典，将主战派（民主派）肃清。雅典是被自己的民主政治所摧毁的。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众愚政治培养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他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从出身于下层阶级这一点来说，他和煽动家是一样的。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能言善辩去寻求权力和名望。他一生坚持只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用他的话来说叫作“神灵之声”——而行动，甚至为此不惜危及自己的政治处境。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遵从自己的良知”吧。

可以这么说。对于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性教育的苏格拉底来说，雅典的广场就是学校。在那里，他与雅典的公民反复进行问答，暴露出对方的矛盾，让对方对此前自己所以为的常识产生怀疑。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使他在雅典树敌甚多，但他也在年轻人当中获得了狂热的支持。

而当时正是众愚政治的时代。苏格拉底对那些煽动与斯巴达进行战争的政客抱有怀疑，在前面所说的判处海军司令官们死刑的审判中，他投下了反对票。这些都足以引起雅典公民大会中的多数派（民主派）的憎恶。

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与众愚政权对立，于是逃亡国外，趁斯巴达军队占领雅典之机回国，与斯巴达占领军合作建立了被称为“三十僭主”的亲斯巴达派的寡头政权，并对民主派大加弹压。

雅典民众非常厌恶三十僭主，不久之后民主派发动起义夺回了政权。斯巴达王以“不对亲斯巴达派进行报复”为条件，承认了民主派重新掌握政权。

但就在民主政治恢复之后，苏格拉底被告发并受审，因为他被视为亲斯巴达派的精神领袖。

而为了遵守与斯巴达王之间达成的“不进行报复”的协议，民主派对苏格拉底控以其他的罪名，即“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神，败坏青年”。

——这完全就是在找碴儿嘛！

关于这场审判，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幸亏有这本书，我们才能了解2400年前审判的情况。

苏格拉底首先一一否认了对自己的各项指控。

然后，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表示自己被神灵赋予了使命，要让雅典的人们清醒过来，走向正确的道路。如果打个比方，为了让雅典这匹行动迟缓的骏马早日苏醒，苏格拉底就像是一只叮在马身上的牛虻。苏格拉底表示自己是一个为了祖国雅典而战斗的爱国者，不管是怎样的判决结果，自己都决不会因畏惧死亡而改变一直以来的信念。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死刑，500票中有361票赞成。

苏格拉底拒绝了柏拉图等弟子们劝他逃走的意见，认为“恶法也是法律”，所以他接受了裁决，服下毒药从容赴死。

先生们，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因为罪恶比死亡跑得更快。（中略）我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将去受死，因为你们已经判我死刑，而他们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事实本身判明他们是堕落的、邪恶的。他们接受他们的判决，就像我接受我的判决。事情必然如此，我认为这个结果相当公正。

选自《苏格拉底的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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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老师苏格拉底的死而遭受了极大打击的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政治感到绝望，在周游列国之后于雅典城外的“阿卡迪默斯庄园”开设了私塾，这就是柏拉图学园（Akademiea），是英语Academy（学会）和Academic（学术的）的词源。

实际上苏格拉底并未留下任何著作。他的所有思想都可以通过他学生柏拉图的众多著作而获知。柏拉图将自己的思想通过苏格拉底与弟子们对话的形式（《对话录》）进行了阐述。

柏拉图将这个丑陋的现实世界视为诸神创造的理想世界（理念世界）在地上的一个不完整的投影。

——这是因为他很讨厌现实生活中雅典的众愚政治吧。

柏拉图认为，曾经生活在理念世界的人们的灵魂，如今被束缚在地上；不过人们可以通过理性感知到理念，能够判断什么是真理；这种遵循理性而生活的人才是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哲人），受感情支配而生活的民众应该接受哲人的领导。

他指出，理性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身体则随感情而动。头脑能够控制身体的才是人类，由身体控制一切的也就与动物无异。同样的，由哲人统治民众的才是理想国家，由民众统治的国家则会陷入混乱，而后者就是雅典的民主制。

我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中略），否则，（中略）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

选自柏拉图《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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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话不就变成认可独裁了吗？

确实如此。柏拉图有过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一苦涩的教训，所以对于民主政治已经绝望，将希望寄托在由哲人王施行的独裁统治上。为了实现他“哲人国家”的理想，柏拉图曾应邀前往西西里岛上一个强大的城邦叙拉古，希望能将年轻的僭主小狄奥尼西奥斯培养成理想的君主。但是狄奥尼西奥斯是一个平庸的人，他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而将希腊的学者装饰在宫廷里。柏拉图非常失望，离开了叙拉古。“哲人政治”未能实现。

柏拉图在最后的著作《法律篇》中，把波斯君主制的衰退和雅典民主制的崩溃进行对比之后，改变了自己的一贯立场，认为应当避免专制和自由这两个极端，寻求君主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政体。

柏拉图一生追寻理想却遭遇挫折，他的弟子、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则将世界上的各种国家体制进行比较和分类，完成了《政治学》一书。他将统治方式分为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统治这3类，然后将统治目的分成为了公共利益的统治和为了私人利益的统治这2类，将国家体制划分为如下6种类型。

离开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接受了新兴大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成为当时年仅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后来，由于父王被暗杀而年仅20岁就即位的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帝国，统一了希腊和东方。一直致力于远征的他于32岁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活得再长久一些，是否就能建立一个理想国家呢？

罗马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柏拉图在人生的最后时期视为理想政治体制的混合政体。罗马共和国的统治形态当中有相当于国王的执政官、相当于贵族会议的元老院、实现了民主制的平民会议，三者相互牵制，分散了权力，比较接近于后来的三权分立。

从一个城邦起步的罗马后来不仅统一了意大利半岛，最后还成为一个统治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帝国。这样一来，全体公民都参加平民大会商议决定各种事宜的方式也就变得不再合适了。

——确实不可能把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都集中起来开会了。

住在意大利本土之外各殖民地的人们，即便拥有公民权也没有投票的机会。在罗马的民主逐渐流于形式的过程当中，各殖民地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上升，各地分别选出了自己的皇帝，这样一来，罗马就进入了好几个皇帝为了争夺正统性而彼此征战的内乱期（军官皇帝时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戴克里先提出，皇帝权力的正统性不是通过公民集会的选举获得的，而是来自神授。此后，罗马帝国建立起如同古埃及和波斯帝国那样的专制君主体制。后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又在基督教里寻求皇权的正统性，于是教会与国家权力开始结合起来。

自古希腊以来的民主主义就此消亡。

[1] 本段译文在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2] 本段译文在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3] 本段译文在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4 与教会斗争的国王

从宗教权力和世俗王权的斗争中诞生的国家主权概念。

如果说古代的民主主义消亡了，那么如今的民主主义又是何时开始的呢？

下面我们就会讲到这个问题。故事的舞台是中世纪的欧洲。

民族大迁徙使得西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的中世纪各地处于一种“长期持续的无政府状态”。

日耳曼的部落首长们虽然自称“英格兰国王”“法兰西国王”“德意志国王”，但他们的王权受到了两个方面的限制。一个是来自罗马教皇的“从上往下的限制”，另一个是来自封建诸侯的“从下往上的限制”。这使得国王独裁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罗马城是被视为耶稣基督门徒之首的圣彼得的殉教之地。

被称为暴君的第五代皇帝尼禄以抓捕罗马大火纵火犯的名义将彼得逮捕。随后，彼得在罗马城西部梵蒂冈的小山丘的竞技场被公开处死，遗体被埋到地下。

公元3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后，在梵蒂冈的彼得墓上修建了圣彼得大教堂，这里成为与耶稣殉教地耶路撒冷齐名的圣地，众多的朝圣者来到这里参拜。守护这个教堂的罗马教皇后来被视为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

日耳曼部落的国王们也为了获得权威而向教皇靠拢。统一了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法兰克人国王查理，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于梵蒂冈举行了加冕典礼。神在人间的代表罗马教皇亲手为他戴上了皇冠。

——也就是说，罗马教皇比皇帝厉害？

作为查理继承人的德意志国王们也在罗马加冕，自称为“神圣罗马皇帝”。同样的，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分别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兰斯大主教为他们加冕。由于大主教是由教皇任命的，这也就意味着教皇权位于各国王权之上。教皇命令各国国王“讨伐异教徒”，于是就出现了十字军东征。

还有反对教皇的国王被逐出教会、遭到废黜的例子。英国国王约翰与教皇争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免权，被逐出教会。约翰王为了避免被废黜，向教皇献上了整个英国国土以请求宽恕，然后成为教皇的臣子才又被授予国土。

当时，被称为“基督的代表”的罗马教皇极具权威。

而所谓“从下往上的限制”，是指王权会受到公民大会决议的限制这一古日耳曼传统。在无政府状态中，割据于各地的贵族、大主教和主教等神职人员以及有实力的城市都各自拥有征税权。13世纪以后，使他们的代表汇聚一堂的身份制议会被制度化，而议会能够对国王的征税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上有罗马教皇的压制，下有贵族和公民的限制，中世纪的国王就好像中层干部一样啊。

后来，由于十字军东征失败，教皇的权威下降了。此外，无法适应货币经济的渗透和通货膨胀的贵族阶级也随之没落，对王权的束缚越来越少。16世纪之后的近代成为国王绝对权力——“主权”——得以确立的时代。

——什么是“主权”啊？

意思是地上的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英语叫做sovereignty。sover与super一样，都表示“上等的、特级的”。

脱离了罗马教皇支配的国王想要掌握王国内的最高权力。16世纪的法国国内，新旧两派之间的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导致的混乱达到了顶点。年幼即位的国王并无实权，实际权力掌握在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手里。1572年，凯瑟琳宣布将公主嫁给新教徒的首领纳瓦拉国王亨利。但是，为了参加结婚典礼而聚集到巴黎的数千名新教徒（胡格诺教徒），遭到了天主教徒的袭击并被屠杀（圣巴托罗缪之夜）。

目睹了这一事件的法学家让·博丹发表了《国家六论》（1576），认为要想结束宗教战争，就应当将所有权力集中于国王之手，以对国王的绝对服从为条件，承认信仰自由。并且，他将国王应当拥有的最高权力命名为“主权”。

所谓主权，就是国家的绝对且永存的权力。（中略）我们有必要在此给主权下一个定义。（中略）

一个国家的人民和领主们将至高无上且永存的权力纯粹并单一地交给一个人，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对财产和人身以及整个国家进行处理，也能将国家托付给他所选择的人。

选自让·博丹《国家六论》“主权论”（15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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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为了结束内乱，必须要有国王主权，是吧？

是的。这个国王主权所及的范围就成为“领土”，要画出明确的国境线。“主权国家平等”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理也产生于这个时代。

从大屠杀当中逃生的纳瓦拉公爵亨利开创波旁王朝之后，发布了《南特敕令》，承认信仰自由，结束了内战。在波旁王朝时期，“基督的代表并非教皇，而是国王”这一君权神授的说法得以确立，这对国王主权论起到了加强的作用。

法国国内从司法、立法、行政方面将贵族排除在外，国王将行政委托给由自己直接任免的官僚机构，停止了身份制议会。国王独裁——绝对主义得以确立。路易十三停止召开三级会议，而镇压了贵族叛乱（投石党运动）、采用君权神授论的路易十四的权力更是巨大无比，这从那句著名的“朕即国家”就能看出来。

没落的贵族再也没有对此进行反抗的实力，代之而起的是都市的工商业者。市民阶级面对王权挺身而出，市民革命爆发。本书开头介绍的针对西班牙国王的荷兰独立战争（见第7页）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市民革命”。

5 束缚王权的最强法律——普通法

持续至今的议会制度为什么会诞生在中世纪的英国？

接下来爆发市民革命的是英国。英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

——怎么特殊了？

西欧各国中的大多数都曾被罗马帝国统治，以罗马的语言拉丁语为通用语，实行的是以皇帝敕令的形式发布的罗马法。但是，作为最边远的岛国，英国虽然曾有过罗马驻军，罗马帝国的影响力却相当有限。

民族大迁徙开始后，罗马驻军就从英国撤走，取而代之的是从德国迁徙来的日耳曼民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与原住民凯尔特人通婚之后产生了如今的英国人。他们使用的不是拉丁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他们遵循的不是罗马法，而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传统普通法。他们的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描写了日耳曼人合议制形式的政治方式（见第20页），英国自古以来的决策方式也是如此。

——因为是岛国，所以会有古老的传统留存下来。这一点跟日本很像嘛。

13世纪，约翰王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大败之后，贵族和神职人员共同逼迫他签署了《大宪章》，使约翰王正式承认了他们自古以来的特权。

第12条 所有的楯金（引用者注：意即“兵役免除税”）及援助金（引用者注：意即“临时课税”），若不经朕之王国一般评议会（引用者注：意即“贵族会议”）许可，在朕之王国将不再征收。（中略）伦敦城的援助金也同样处理。

第13条 伦敦城享有其自古以来的所有自由，同时也享有自由关税——无论是陆上还是水上。其他城市、郡、市镇、港口，朕亦许可它们享有所有的自由与自由关税。

选自《大宪章》（12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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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王之子亨利三世由于拒绝承认《大宪章》，与贵族之间发生内战。贵族的首领西蒙·德·蒙德福特召开的1265年的议会，除了历来的贵族会议（贵族和神职人员）成员之外，作为各城市代表的市民、作为各郡代表的骑士（下级贵族）也参加了。之所以将这次西蒙议会（1265）当作英国议会的起源，是因为有市民代表参加。当时的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原本是研究罗马法的，后来认识到英国自古以来的普通法的重要性，于是第一个对其进行了系统化。

——什么是“普通法（common law）”啊？

Common意思是“大家的”，law意思是“法律”，所以普通法的意思就是“大家一直遵守的规定 ”。布拉克顿的“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这一著名论断明确指出了英国王权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

1295年的模范议会以后，英国国王定期召集议会，将其制度化。

最初实行的是一院制，后来出现了由贵族和神职人员代表组成的上院，以及由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的下院，形成了两院制。这与古希腊的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之间的关系很相似。

上院议员是世袭的，下院议员则由选举产生。

这种制度并不是像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那样让所有的公民聚集到广场就法案进行审议，而是一种间接民主制（代议制），也就是说，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代议士）在议会就法案进行审议。不过，能参选下院议员的仅限于拥有一定资产的市民，普通民众是被排除在外的。

普通法和代议制 ——这就是英国民主主义的特征。

中世纪末期的内战（玫瑰战争）使得贵族没落，王权得以加强，于是开始出现国王轻视普通法和议会的情况。在日本织田信长诞生的时候，统治英国的是亨利八世。他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是一个问题人物。

当时的超级大国是征服了美洲新大陆的西班牙。英国仅仅是一个与丹麦、挪威差不多的岛国，没有任何的殖民地。为了讨好西班牙，英国国王让长子迎娶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为妻。没想到长子早逝，于是次子亨利八世就娶了哥哥的寡妻。

凯瑟琳王妃所生的孩子中，最后平安长大的只有女儿玛丽一个人，想要儿子的亨利与凯瑟琳的侍女安妮·博林私通并使其怀孕。

英国的王位继承法规定，情人所生的孩子是庶子，其继承权不被认可。

如果安妮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亨利八世就必须在她生产之前与凯瑟琳离婚，然后再与安妮正式结婚。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天主教会是不允许离婚的，除非是获得了罗马教皇的同意。

亨利八世向教皇诉说：

“尊敬的教皇陛下，我的王妃凯瑟琳原本是我哥哥的妻子。《圣经》上说娶了兄弟妻子的人是罪人。因此，这场婚姻是无效的。请您允许我与凯瑟琳离婚。”

教皇拒绝了他的要求。西班牙是罗马天主教会最大的保护者，教皇不可能让出身于西班牙王室的凯瑟琳丢丑。

焦急的亨利八世突然宣布脱离天主教会，并颁布了《至尊法案》（Supremacy Act），规定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这部法案并不简单，它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离婚问题，而是一部排除教皇介入权、承认英国王权绝对性（国王主权）的划时代的法律。

——虽然是一个一塌糊涂的国王，不过他为英国主权的确立还是做出了贡献的。

但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反对者。托马斯·莫尔是亨利八世的亲信，也是大法官（相当于日本的首相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坚持说：“国王在法律之下。我身为大法官要遵从法律。”

亨利八世暴怒，以叛国罪逮捕了托马斯·莫尔并将他斩首。

“国王在法律之下 ”——这是“法治”的原则。这里所说的法律就是英国自古以来的普通法。

即便是在被称为绝对主义的时代，在英国，“法治”思想也被继承下来，甚至有人为了守护它而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16世纪国王权力日渐扩大、英国的优良传统面临危机的时刻，为了守护它，人们挺身而出。托马斯·莫尔是其中的先驱，之后的英国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人们想在暴君的统治下守护好英国的优良传统。

但是，英国革命的主导权反而被希望完全破坏上述传统的激进派所攫取。

查理·斯图亚特的所有邪恶的企图、战争以及罪行，都是为了扩展和维持其本人及其家人的意志与实力，以及被称为特权的私人利益而进行的，是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权利、自由、正义与和平背道而驰的。

（中略）

鉴于上述所有叛国行为与罪恶，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的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选自《查理一世死刑判决书》（1649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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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实现国王独裁的查理一世在与议会派的内战（清教徒革命）中战败被俘，并在议会设置的特别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查理一世登上临时搭建于伦敦白厅宫前广场的断头台，进行了最后的祷告之后，跪在断头台前，刽子手的斧头从他头上砍落。

——为什么英国会发生如此阴暗悲惨的事情呢？

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她去世之后，从邻国苏格兰被邀请来当英国国王的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一世主张君权神授论，他模仿法国式的绝对王权主义，在英国强行实施专制政治。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即位之后，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1628），要求国王遵守自古以来关于权利的习惯。起草请愿书条文的爱德华·柯克是国王身边的法学家。他在研究13世纪议会成立过程的历史时，重新发现了当时已几乎被遗忘的《大宪章》。他这样说道：“《大宪章》之上没有国王。”

这是对认为“国王拥有唯一绝对的权力”的国王主权论的明确否定。

但查理一世对此的回应却是解散议会。十几年后，他与议会派之间的内战终于爆发。之所以将这场内战称为“清教徒革命”，是因为清教徒掌握了议会军的主导权。

——什么叫清教徒啊？

反对罗马教皇权力的运动被称为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德国的路德教派、英国国教派、瑞士的加尔文教派等教派。其中加尔文教派尤其认为通过苦行式的劳动积蓄财富、进行投资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这一教派在多个国家的工商业者当中不断发展，最后也进入了英国。英国人将他们称作清教徒。

加尔文教派的特征有以下三点：

1.不承认除上帝以外的任何权威（否定王权和教皇权力）。

2.认为上帝的旨意是绝对的，否定人的自由意志（预定论）。

3.崇尚勤劳，避免饮酒和娱乐（彻底的禁欲主义）。

而英国国教会将英国国王视为教会的首脑，他们与清教徒展开了全面对决。受到国王詹姆士一世迫害的清教徒们为了寻找新天地而前往美洲大陆，继续留在英国的人们则参加了革命。

议会军在与国王之间的内战开始时陷入苦战，后来多亏清教徒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指挥方才逆转形势。他所率领的军队被称为“铁骑军”，他们真正践行着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把国王查理一世称作“上帝的敌人”，唱着赞美诗进行冲锋。真要说起来，他们都是“十字军”。

克伦威尔处死了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依靠武力驱散议会，自任“护国公”，掌握了独裁权。伦敦的剧场和酒店都被关闭，酒、音乐和跳舞都被禁了。这是与英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毫无关系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强制性措施。原本为了抗议独裁政权、要求言论自由的革命运动，结果反而被宗教激进派摘取了胜利果实，这种现象在21世纪初期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的“阿拉伯之春”当中也再次出现。

转眼之间就失去人望的克伦威尔的共和体制在他死后崩溃了。逃亡法国等地的查理一世的王子们重新回到英国，宣布王权复辟。大家以为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就此恢复。但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影响的王子们并未接受教训，企图再次施行专制统治。

——路易十四，就是宣称“朕即国家”的那个国王吧。

因此，英国议会通过决议废黜詹姆士二世（查理一世的次子），同时邀请嫁给荷兰执政的查理一世的女儿玛丽二世与其丈夫一同返回英国登上王位。眼见荷兰军队登陆英国，詹姆士二世不战而退，逃亡法国，不流血的革命就此成功。这就是“光荣革命”（1688）。

新的国王应议会的要求在《权利法案》（1689）上签了字。这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它让国王自《大宪章》以来再次确认了传统的臣民的权利。

前国王詹姆士二世（中略）企图（以如下手段）彻底破坏新教及本王国的法律和自由：

[1]未经国会同意，僭取（引用者注：“夺取”）并行使权限以无视且拒不执行法律，甚至停止（中略）法律（的效力）（后略）。

[4]借国王特权之名，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时间、以未经国会允许的形式征收金钱以供国王使用（后略）。

[7]侵害国会议员的选举自由（后略）。

上述所有事项皆违背本国已知的法律和自由。

选自《权利法案》（16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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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室不仅仅具有传统，而且还经历了与议会之间的不断斗争呢。

通过光荣革命，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这样看下来，英国革命并没有要破坏什么的意图，反而是推翻了试图破坏自古以来的传统的暴君并恢复了秩序。表示“革命”的英文单词revolution原本的意思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斯图亚特王朝终结之后，其远亲德国的汉诺威选帝侯受邀作为英国国王即位，是为乔治一世。不懂英语的乔治一世全权委托内阁，议会多数党的党首作为首相掌握行政权的责任内阁制度就此成立。

从此，“国王君临而不统治”——王权象征国家权威但不干预行政——的原则确立，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有人从盛行于荷兰的自然法思想出发来解读英国革命。所谓自然法思想，就是认为神定的、超国家的、全人类共有的自然法保证了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等自然权利（人权）的一种思想。

托马斯·霍布斯出生于伊丽莎白女王迎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那一年（1588）。他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在清教徒革命中崩溃、克伦威尔独裁统治结束、王权复辟实现的时期。为了躲避清教徒革命而逃亡法国的霍布斯将革命所导致的混乱视为无政府状态，对结束这一无政府状态的王权复辟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从结果而论，他赞同法国式的国王主权、专制主义，但其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君权神授论，转而向自然法寻求王权的正统性。

霍布斯在其重要著作《利维坦》中提出了如下理论：

1.所谓自然状态，就是无政府状态。

在原始社会，国家和社会都不存在，每个人都各自生存。为了守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每个人都武装起来，与他人进行斗争，这种自然状态长期持续（霍布斯在另外的著作中把这一状态称作“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2.社会契约下的和平。

为了恢复和平、保护自然权利（人权），每个人都订立契约（社会契约）、选出代表并将所有权利都交给他，禁止争斗。

3.主权来自人民。

人民的代表才是主权者。主权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民。

如果主权不够强大，就会回到以前的无政府状态。要想维持和平，就应保持主权强大，就像《圣经·旧约》中出现的怪物利维坦那样。这就是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的核心内容。

如果要建立具有这种能力——能抵御外国人的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并以此保证大家的安全（中略），让大家可以满意生活——的共同权力，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交给某一个人，或交给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所有人的意志转化为一个意志的由多人组成的集体。（中略）这样统一至一个人格当中的一群人就被称为国家（commonwealth）。（后略）

而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被称为主权者，并被说成是具有主权，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

选自霍布斯《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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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wealth是指“以共同利益为目的而组织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国家”的意思。最初把commonwealth当作“国家”意思使用的是克伦威尔的共和国。霍布斯根据主权者的数量把国家分为三类：主权者是一个人的叫君主制，少数人的叫贵族制，多数人的叫共和制。

被视为王党派的霍布斯在清教徒革命爆发之前逃往法国。被克伦威尔处死的查理一世的王子逃往法国后，霍布斯就成为其家庭教师，在王子作为查理二世即位之后，霍布斯就把手写的《利维坦》进献给了他。但是，不承认君权神授论的霍布斯被视为“危险的无神论者”，这本书也被禁止出版。

约翰·洛克在长老会（温和的清教徒派别）家庭长大，在革命风暴中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在王权复辟时代，他作为议会派法学家和政策顾问崭露头角，但他卷入了与拥立詹姆士二世、企图恢复专制王权的王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得不逃亡荷兰。

菲尔默在《父权制》一书中把《圣经·旧约》中人类的始祖亚当视为最早的君主，并得出了非常勉强的结论，认为“上帝赐予亚当的君权，如今由英国王室继承下来”。这一说法经常被当作王党派的论据引用。

洛克为了批驳王党派，完成了《政府论》一书，对菲尔默进行了批判。书中第一篇论文对菲尔默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彻底批判，第二篇论文则提出基于自然法的君权具有正统性。

随着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即位成为威廉三世，洛克也从荷兰回到英国，并出版了他的《政府论》。这本书作为将光荣革命正当化的著作受到了高度评价，洛克本人也受到威廉三世的厚待。

洛克对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如下批判：如果人民将主权完全交给国王，那么即便是詹姆士二世那样的专制君主出现，人民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把主权交给国王，原本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自由和平等），如果国王滥用权力迫害人民，那又该怎么办？

洛克的理论如下：

1.自然状态。

每个人都只遵循自然法，都被赋予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对于侵害自然法的人，任何人都有权将其逮捕并进行惩罚。

2.所有权的产生。

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身体，也能够拥有通过对自然物（土地）的劳动（耕作）所得的产品。在货币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将剩余产品换成货币的人，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3.社会契约。

随着不和与纠纷增多，仅靠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保护自然权利，这时每个人尝试订立契约形成国家并通过国家的法律（实在法）来保护自然权利。

4.反抗权（革命权）。

立法机构（议会）和行政机构（政府）之所以被组织起来，是为了接受人民的委托而保护大家的自然权利。如果政府背叛了这一委托，人民就有权反抗该政府并重新组织政府。

在当今英格兰这种国家体制下，（中略）君主拥有国家的武力、财富以及官员供他使用，并且他往往自信，（中略）认为身为元首就毫无羁绊，（中略）所以只有他才能（中略）大幅度地对立法机构进行改革（中略）。

（引用者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可以为了自己的自由与安全，（中略）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前立法机关的新机关，以此实现自身的追求。

选自洛克《政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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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洛克主张，人民并非无条件地将主权交给政府，而是以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为条件交出去的。

——虽说同为社会契约理论，但与霍布斯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呢。

洛克最大的功绩就是把人民对于政府的反抗权（革命权）加以理论化。

洛克的思想影响了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独立战争爆发14年之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毫无疑问，他是改变了世界史的思想家。

[1] 本段译文在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97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2]  本段译文在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6 法国启蒙思想

为法国大革命做好启蒙工作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思想。

英国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时候，隔海相望的法国还处于波旁王朝的独裁统治之下。三级会议也没有召开，大部分不承认君权神授论的新教徒纷纷逃往英国、荷兰、美洲大陆等新教地区，留下来的人们则继续过着对波旁王朝口是心非的生活。启蒙思想就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所谓启蒙（enlightenment），其原本的含义是“强（en）光照射（lighten）”。这是把理性视为“光明”，把非理性的迷信和习惯视为“黑暗”，意即以理性之光打破迷信。这是把被君权神授论和封建身份制牢牢束缚的法国社会看作是“黑暗”了。

为大家介绍一下法国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伏尔泰出身于法律世家，他因发表讽刺波旁王室的作品而被判有罪，出狱后就渡海到了英国。伏尔泰亲眼看到“国王君临而不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之后，将自己感受到的冲击记录在《哲学通信》（俗称《英国通信》）里。

英国国民是世界上唯一与国王持续抗争并最终成功抑制国王权力的国民，也是唯一通过不断努力建立起那么贤明的政治制度的国民。在那种政治制度之下，君主若行善则全能，若作恶则备受束缚；贵族诸侯虽拥有实力，但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蓄养家臣；国民虽参与政治，但政治并不会因此而陷入混乱。

选自伏尔泰《哲学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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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出身于地方名门贵族。他不仅考察了英国议会制度，还对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都进行了考察。此外，他还对古罗马、波斯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中国的清朝以及日本的江户幕府等古今中外的各种政治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集20年研究成果之大成者，就是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他把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分为3类：

第一种是共和政体，即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第二种是君主政体，即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第三种则与此相反，是专制政体，在这种体制下，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选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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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所谓的“君主政体”指的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专制”则在指代亚洲各国政治体制的同时，还指代了当时法国的专制主义。所谓基本原则，指的是维持该体制的原则。孟德斯鸠认为，民众失去道德心后的共和制会堕落为众愚政治，不顾名誉的君主制（贵族制）会成为单纯的阶级统治，恐怖消失后的专制会引起叛乱并走向崩溃。

共和政体并不一定能保障政治自由，这一点看看克伦威尔的共和制就知道了。能否保证政治自由不在于有无君主存在，而是在于是否认可向国家各机构进行分权。

在共和国里，如果一个公民突然取得过高的权力，便将产生君主政体或者是更甚于君主政体的情况。在君主国里，有满足政制上需要的法律，或是同政制相适应的法律，君主又受政体原则的控制。但是在共和国里，当一个公民获得过高的权力时，则滥用权力的可能也就更大，因为法律未曾预见到这个权力将被滥用，所以未曾做任何控制的准备。

选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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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已经实现了分权，法国从前也曾实行国王（行政权）、三级会议（立法权）、高等法院（司法权）的分权（三权分立）。如果能恢复这一优良传统，即便是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也应该能够实现政治自由。三权分立论导致民众舆论要求重新召开三级会议，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汹涌波涛。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均把英国君主立宪制视为法国政治改革的模范。他们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功绩被汇集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当中，所以也被叫作“百科全书派”。波旁王朝担心对政府的批判扩大，因此不仅禁了伏尔泰的著作，连《百科全书》都列为禁书。

卢梭虽然也是《百科全书》的执笔者之一，但他的思想是如此独特，与其他的思想家完全不同，而且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后的俄国革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将在下一节介绍卢梭的思想，然后一起了解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可怕结果。

[1] 本段译文在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5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2] 引自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译者注

7 卢梭创造出的反乌托邦

从卢梭的思想来解读法国大革命为何会变成恐怖政治。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在卢梭的大脑中诞生的。正如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无法理解俄国革命一般，不了解卢梭的思想也就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

让——雅克·卢梭出生于瑞士西部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之家。日内瓦属于法语圈，宗教改革者加尔文曾在此活动。

伏尔泰和狄德罗出生于富裕的市民之家，孟德斯鸠出生于贵族家庭，而卢梭则是平民出身。卢梭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10岁的时候父亲与哥哥失踪，他从此成了孤儿。卢梭曾在一个镂刻匠那里当学徒，但因无法适应这一工作，15岁就离开了，在法国各地流浪。他自称“日内瓦公民”，却又不返回祖国，作为居无定所的自由职业者、贵妇的情人、作家而度日。

被家人、共同体和国家抛弃的卢梭从未正式接受过学校教育，仅靠读书来不断加深自己的思考，后来他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中，在政治学方面，《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非常重要。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论证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对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所建立的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批判。

1.卢梭认为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胡思乱想。所谓的自然状态是这样的：

在森林里流浪，既不敏捷，也没有语言，没有居所，没有战争，没有同盟，对于同胞没有任何需求，也没有任何损害他们的欲望。（中略）野蛮人只会受一丁点情感的支配，自给自足，所以只有适合这种状态的感情和知识。

选自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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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下，没有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也没有不公正，有的只是完全的自由与和平。后来人类开始拥有智慧，开始学会使用工具耕种土地、设置陷阱捕获猎物，于是产生了财富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不断扩大。

2.私有财产出现后，产生了战争和阶级社会。

谁第一个将土地圈起来，胆敢说“这是我的”，并且能够找到一些十分天真的人相信他，谁就是国家真正的奠基者。假如这时有人拔掉木桩，填平沟壑，并且向他的同胞大声呼吁：“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果实为大家所有而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你们就全完了！”那么，人类可以避免多少罪恶、战争、谋杀、苦难和恐怖啊！

选自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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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暴力代替了立法，不平等和身份制度固化。

战争的胜利者自称为“调停者”，制定法律，保障所有权。于是产生了职业的从政者和法律专家，他们的身份一代代传下去，奴隶制和君主专制随之诞生。

——和霍布斯、洛克的观点完全相反呢！

你说得很对。霍布斯和洛克认为“人民相互订立契约并选出了主权者”，所以主权来自人民。卢梭则认为围绕私有财产而发生丑陋的战争的胜利者制定了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使地位得以世袭化并僭称为“君主”，而不是人民将主权交给君主的。

那么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什么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以这一名句开篇的《社会契约论》，并不是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对远古时期的社会契约进行论述的著作，而是讨论如何订立把人类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所描写的现实的专制国家和不平等社会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新的社会契约的著作。因此这本书作为未来社会的设计图而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方针。

1.社会契约＝放弃所有权。

只要个人基于私有财产制而打算守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人民相互之间的不和、争端就不会停止，作为其结果，不平等和阶级制度就此诞生，众多的百姓变成了为他人服务的奴隶。要想从这一矛盾中解放出来，就只能通过人民间契约形成共同体（国家），并由构成共同体的全体人民将其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让渡与这个共同体。

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中略）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条件便都是同等的。（中略）

最后，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

选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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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主权。

国家的最高意志——主权，只属于构成国家的每一个人民。主权是单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让渡，也不可由谁代表。

卢梭认为霍布斯关于人民将主权交给了君主的说法是错误的，洛克所提倡的由人民代表的议会代行主权的说法也不对。如果说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那么国家主权如何能够统一呢？

3.特殊意志与公意。

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有想要满足个人欲望的特殊意志。由于某个个体的特殊意志会与其他人的特殊意志相冲突，所以将它们集合起来所构成的全体意志当中会存在众多矛盾，无法统一。另一方面，人民也有着为公共利益进行奉献、尽到做市民的义务的公意。由于公意是所有人共通的意志，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统一起来。为了维持国家，国家的构成者必须服从公意。

事实上，每个个人作为人来说，可以具有个别的意志，而与他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公意相反或者不同。他的个人利益对他所说的话，可以完全违背公共利益。（中略）

因而，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

选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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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这样一来不就没有个人自由了吗？

所谓“个人自由”就是特殊意志。卢梭认为，仅靠各自为政的特殊意志是无法维持共同体的，个人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何况人民是因为归属于共同体才得以保全其生命和财产的，那么就应该为了维持共同体而奉献出它们。而损害共同体的人，自然应该被定罪。

谁要依靠别人的牺牲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中略）就应当也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中略）当统治者对公民说：“为了国家的缘故，需要你去效死”，他就应该去效死。因为正是由于这个条件他才一直都在享受着安全，并且他的生命也才不再单纯地只是一种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赠礼。（中略）

一个为非作恶的人，既然他是在攻击社会权利，于是便由于其罪行而成为祖国的叛逆；他破坏了祖国的法律，所以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他甚至于是在向国家开战。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两者之中就有一个必须毁灭。（中略）就应该把他当作公约的破坏者而流放出境，或是当作一个公共敌人而处以死刑。

选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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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的形态。

立法权属于人民，执行权属于行政官。行政官是一个人的话就是君主制，是少数人的话就是贵族制，如果是多数人的话就是民主制。在城邦当中，通过公民的互选来实行民主制是比较容易的事，但如孟德斯鸠所说，这需要公民有道德。缺乏道德的民主制会变成众愚政治。君主制比较适合维持一个大的国家，但一旦行政权化为君主的个人意志，国家就会成为君主私人所有，很容易陷入专制体制。

5.关于代议制。

如果人民懈怠其向国家进行奉献的义务，用佣兵制代替兵役制，用选出代议士代替自己出席公民大会，那么这个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

公意是绝不可能被代表的。（中略）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中略）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中略）

古希腊时代，希腊人民应该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由他们自己完成的。他们不断地在广场集会。（中略）劳动是由奴隶进行的，人民最大的关注点在于自己的自由。

选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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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这是一边诅咒英国人是“奴隶”，一边赞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希腊直接民主制啊。

如果总结一下卢梭理想的国家形态，应该是这样的：

○ 个人将生命权和所有权等全部自然权利（基本人权）都让渡与国家。

○ 代表个人意志的“特殊意志”服从于为公共福祉服务的“公意”。

○ 代议制是一种欺骗，应通过直接民主制进行立法。

卢梭所设想的似乎是如同古代雅典或者他的祖国日内瓦那样的城邦，所有人能彼此相见。他也曾说过这些原则很难适用于大的国家，大国只能采用联邦制。

有一个人想要把卢梭这白日梦一般的理想加以实现。

他就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他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最高领导人断然实行恐怖政治，将数千人当作反革命分子送上了断头台。

出生于法国北部阿拉斯城的罗伯斯庇尔，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10岁的时候身为律师的父亲为了逃避债务而离家出走，于是他拖着年幼的弟弟妹妹成了“家长”。

——跟卢梭很相似呢。

但是，与过着享乐主义式的流浪生活的卢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轻易将感情表露于外的少年罗伯斯庇尔由于作为“家长”而自立，在奖学金的资助下坚持刻苦学习。在他上高中时，结束了即位大典的路易十六一行经过他的学校时，成绩优秀的罗伯斯庇尔朗诵了一首赞美国王的诗。

这个时期，罗伯斯庇尔贪婪地读着卢梭的著作，并秘密前去拜访晚年的卢梭，还写了一篇献给卢梭的热烈的献词。他毕业后成为律师，对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平民们——弱者的同情不断加深。

如上帝一般的人。（中略）让弱小的我理解了自己天性的尊严，让我反省了社会秩序的大原则。古旧的塔就此分崩离析，在其废墟上一座新塔的门就此建立起来。（中略）

我拜访了晚年的您。（中略）我凝视着您那高尚的脸庞，看到了人世的不公在上面刻画的阴暗而悲伤的痕迹。然后，我理解了高贵的生命的痛苦，那是一种奉献于对真理的崇拜的痛苦，而我在这种痛苦面前并未退缩。

选自罗伯斯庇尔《献给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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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贵族征收的地租和强制劳动以及数年来的自然灾害使得法国民不聊生，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城市中的富裕市民（布尔乔亚）和部分贵族希望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而路易十六为了向宿敌英国报一箭之仇而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参战的费用使得财政更为紧张。因此，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计划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而对此强烈反对的贵族则要求召开就此问题进行协商的三级会议——中世纪以来的法国议会，组成人员分别是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的代表。

1789年，在为了时隔174年重新召开三级会议而进行的选举中，罗伯斯庇尔以第三等级（平民）的身份参选并顺利当选为代表。当在凡尔赛宫召开的三级会议陷入僵局时，第三等级代表从会场离开，到室内网球场集合，宣布组成国民议会并宣誓在制定出宪法之前绝不解散（网球场宣誓）。

由于路易十六对议会进行弹压，巴黎市民发起了武装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不过，在国民议会掌握主导权的并非罗伯斯庇尔，而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拉法耶特侯爵。

拉法耶特是受到洛克思想影响的开明贵族。他希望能建立君主立宪制，进行以拥有土地的贵族为有选举权者的财产限制选举，并着手制定宪法，他起草了《人权宣言》以作为宪法的前言。两年后，法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发布。

——如果路易十六接受这部宪法的话，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娘家哈布斯堡家族联系，试图让路易十六全家逃亡国外，结果未能成功。担心国王全家安危的奥地利把军队集结到奥法交界处以对法国施加压力，导致法国革命政权分裂为君主立宪派（以贵族为主）和共和派（吉伦特派，以富裕市民为主）。

由于限制选举而被议会排除在外的罗伯斯庇尔等人，因为经常以雅各宾修道院为据点举行演讲会，所以被称为雅各宾派。他们在土地分配、普选等方面的主张得到了下层市民的大力支持。

在边境上，由于贵族的怠工，法国正规军未能阻止奥地利军队的入侵。雅各宾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全国各地大撒传单，呼吁大家加入义勇军。这一做法获得了很不错的效果，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农民和下层市民加入义勇军，集结到了巴黎。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和义勇军袭击了杜伊勒里宫，逮捕了国王一家（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接着，被视为保王党的人们陆续被逮捕，被用作监狱的宫殿里挤满了“反革命分子”。谣传这些犯人与敌人勾结，阴谋暴动，于是群众蜂拥至监狱，通过即决审判将犯人们处死（九月大屠杀）。

在这样的群众暴力背景之下，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人士胁迫吉伦特派，实施了法国第一次男性普选，召开了国民公会。在宣布停止王权和建立共和制之后，罗伯斯庇尔提出的处决前国王路易十六的提案被通过了。

路易曾经是国王，而现在共和国已经成立。（中略）如果路易可以被无罪释放，可以被推定为清白的，那么革命又成了什么呢？如果路易是清白的，那么自由的保卫者们倒都成为恶意中伤者了；（中略）路易到目前为止所受到的监禁本身也是一种不公正的侮辱了；联盟军（引用者注：来自地方的义勇军）、巴黎人民、法国的所有爱国者们都将成为罪人了。（中略）这一大审判将以罪恶与暴政的胜利而告终。（中略）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选自《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演讲》（17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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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革命的时候一样，主导权被激进派掌握了……

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在巴黎的革命广场被送上了断头台。断头台是根据国民制宪议会议员吉约坦医生的提议而采用的处决方式。因为它与人们的身份高低无关，非常平等，而且相比以前用斧头斩首的方式，断头台给人带来的痛苦更少，更为“人道”。

路易十六被处死一事对整个欧洲的君主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各国结成了反法联盟，开始进行军事干涉。法国大革命再次面临巨大的危机。

国民公会当中雅各宾派议员占了25%，富裕市民的代表吉伦特派也占了25%，剩下的50%是无党派议员。吉伦特派非常担心革命激进化，因此抨击罗伯斯庇尔是“希望独裁的党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实现限制大土地所有权等卢梭的一系列主张，他开始从民众的武装起义当中寻找出路。

“法国目前只有两个党派，一个是人民，另一个是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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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人民向那些腐败的议员起义，冲进国民公会！”
27 1793年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这样呼吁之后，民众再次起义，使用暴力将经过选举产生的吉伦特派的议员全部从国民公会当中清除了出去。雅各宾派垄断了公安委员会——也就是事实上的内阁，接二连三地制定法律。

○ 《风月法令》……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将其分配给人民。

○ 《最高限价法》……控制食品价格，防止通货膨胀。对违法者以反革命罪论处。

○ 无偿废除封建地租……禁止贵族拥有大量土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 采用共和历……以共和制成立的1792年为元年。废止基督教的格里高利历。

“如果说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基础是道德，革命时期人民政府的基础就是道德和恐怖（terreur）两者。没有道德的恐怖会产生灾难，失去恐怖的道德则毫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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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将这一句话加以实施，诱因是马拉被暗杀事件。

1793年7月，雅各宾派的公安委员马拉在自己家中被杀死。患皮肤病的马拉是坐在浸泡了药草的浴缸里疗养时，被一个求见的年轻女性刺中胸部而死的——她是吉伦特派派遣的刺客。

新当选公安委员的罗伯斯庇尔为了保卫革命政权，开始实行恐怖政治。革命法庭被改造得更为高效，凡是被控告为“人民公敌”的人，不需证据即可进行判决。正是在这一时期，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吉伦特派的人们被送上了断头台。

被称为“吉伦特的无冕女王”的罗兰夫人在登上断头台的时候，向立于一旁的自由女神像这样说道：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肃清运动也波及雅各宾派内部。丹东性格豪放，富有人情味，而且他那仿佛雄狮咆哮一般的雄辩技巧使他获得了民众狂热的支持。不过，也有传言说他与吉伦特派有勾结，还贪污受贿。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关系并不融洽，但他又需要丹东的领袖魅力。

于是在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会谈并谴责恐怖政治后，罗伯斯庇尔此前的怀疑变成了一种确信：

“丹东，叛变了……”

两人分别后，罗伯斯庇尔立刻下令逮捕丹东及其支持者。丹东在法庭上被禁止发言，然后被判处死刑。当丹东被押赴断头台，马车经过罗伯斯庇尔住所的时候，丹东这样叫道：

“下一个就是你！”

恐怖政治甚至波及地方。被国民公会委以全权的派遣议员在全国没收教会财产、逮捕反革命分子、实施征兵。

1793年，在西北部的旺代郡，由于革命政府对教会进行弹压并进行征兵，对此提起抗议的农民们发起了大规模的叛乱。行商出身的卡特利诺所领导的叛军自称为天主教保王党军，地方贵族中的保王党人也加入其中。

国民公会通过决议，要求“对有可能与叛乱相关的人，不论男女老少全部予以无情歼灭”，于是革命政府军开始了对旺代地区的歼灭战。卡特利诺战死，败兵和难民合流之后四处逃散，但最终仍然被革命政府军所灭，俘虏也被关入废弃的船只沉入卢瓦尔河。有的农民高喊“把我的上帝还给我！”然后倒地死去。旺代这些朴素的农民被革命政权视为“人民公敌”。

牧月二十二日法令（1794年）

○ 用强力或诡计破坏公共自由者是“人民公敌”。

○ 对革命法庭所管辖的所有犯罪的处罚都是死刑。

○ 判决的准则是由对祖国的热爱所启蒙的陪审员的良心。

罗伯斯庇尔在说“公共自由”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很可能是卢梭提出的“公意”。

从此，断头台的斩刀再无停止之日，为革命而疯狂的民众也如退潮一般散去，国民公会的议场也不再有讨论进行，只有罗伯斯庇尔揭发“人民公敌”的声音在回响。剩下的议员们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惨剧会落到自己头上，在疑神疑鬼的状态中反击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

1794年共和历热月（7月）九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演讲被“打倒暴君！”的怒吼所打断，国民公会通过决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罗伯斯庇尔到巴黎市政厅避难，在他正要在呼吁民众起义打倒国民公会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国民公会派遣的士兵冲了进去，罗伯斯庇尔在下颚被击伤后遭到逮捕。

第二天，革命法庭以威胁“公共利益”的罪名判处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死刑，并于当天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丹东的预言成了现实。

罗伯斯庇尔的独裁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仅仅在巴黎就有约1400人被送上断头台或以其他方式处决，据推算整个法国有2万人死亡。

罗伯斯庇尔死于36岁，丹东死于34岁。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就此结束。但是战争仍在持续，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独裁政权（执政府）成立。

这之后，从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到战败之后的王权复辟，再从七月王朝到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又从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到普法战争失败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再到巴黎公社失败……法国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政体变换，每一次都伴随着大量的流血。

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则在君主立宪制之下发展出了稳定的两大政党制，并逐渐扩大了参政权，这与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明治时期由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中江兆民翻译成《民约论》以后，在日本被视为民主主义的圣经，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在欧美，众多有识之士（伯特兰·罗素、汉娜·阿伦特、卡尔·施密特等）指出，卢梭的思想与专制主义紧密相连。

只有在道德上的善良者才有自由、有资格自称为国民并与国民同化。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参加政治问题的决策。政敌是道德上腐败的奴隶，必须将其无害化。如果清楚知道大多数人已经堕落，在这时有道德的少数派为了支援“道德”的胜利，就可以采用所有的暴力手段。（中略）《社会契约论》认为自由国民的直接自我统治是不能放弃的权利，并将其视为基本公理。它就是这样为专政的正当化提供支持、为自由的专制提供图示的。

选自卡尔·施密特《论专政》
29

到了20世纪，希特勒等人建立了长期的极权主义体制。他们要求人民将一切都奉献给共同体，不服从者则被称作“民族公敌”或者“人民公敌”并遭到杀戮。波尔布特所率领的柬埔寨执政党杀戮了一百多万名“遭到资本主义污染”的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

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而言，卢梭的理论之所以如此具有魅力，是因为他发现了一种能将多数人与单个个人进行置换的不加掩饰的手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谓公意——不论程度如何——正是将多数人联结为一体的手段。（中略）

罗伯斯庇尔及其他专政（引用者注：恐怖政治）理论，都假定整体利益必定会自发，甚至持久地与公民的特殊利益相敌对。

选自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4] ，
30

卡尔·施密特曾批判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后来又赞赏纳粹独裁；而汉娜·阿伦特则相反，她对纳粹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们虽然立场完全相反，但都注意到了卢梭。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大约10年前去世的卢梭，即便他本人未能预见到极权主义这一黑暗的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他的思想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毒素”。

为了不再经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这一20世纪的噩梦，我们需要谦逊地向历史学习。

[1] 本段译文在黄小彦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译林出版社，2013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下同。——译者注

[2] 引自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节选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译者注

[3] 本段译文在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节选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下同。——译者注

[4]  本段译文在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1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第2讲
战争与和平

围绕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现代为止战争爆发的原因来揭示两大矛盾，对人类抑制战争的智慧成果——国际法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联合国）——的形成加以说明。

1 古希腊罗马的战争观

“力量即正义”“战败即为奴”，古代人冷酷的战争观。

世界史是由战争组成的。今天是第二天，我们来看看思想家们对战争是怎么看的。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描写战争悲剧的文学作品。在希腊神话当中最有名的战争是特洛伊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10年，最后以希腊联军的胜利和特洛伊被付之一炬告终。

特洛伊王后赫卡柏目睹了深爱的两个儿子和丈夫战死，然后和其他幸存的女人们一起被当作希腊军队的奴隶带走了。等待她的命运是被分配给作为胜利者的男人们，而她最小的女儿则被献祭于敌将阿喀琉斯的墓前。

她最后的希望——年幼的孙子——被打算将特洛伊王室斩草除根的希腊士兵从城墙上推落下去。特洛伊王国未来的象征、年幼的王孙被摔得面目全非。

赫卡柏抱起爱孙的尸体恸哭不已，她给他穿好正装并将其埋葬。

她眼泪还未擦干，就被希腊士兵带走了。

各种不幸的最后，怎么能想象还不得不离开被付之一炬的故国，不得不背井离乡。（中略）

曾经统治小亚细亚的民众，意气风发地屹立于此的特洛伊城，即将丧失其光荣的名称。敌人放火焚城，将我们掳为奴婢，正要将我们带往远离故国的地方。

啊，各位神灵——不对，事到如今为何还要唱他们的名，明明曾无数次念诵他们的名进行过祈祷，明明他们从未曾听过祷告。

选自欧里庇得斯《特洛伊妇女》
1

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是写于2400年前的古希腊悲剧，但现代人看后仍会感到剜心般的痛。把故事的舞台换到现代的巴勒斯坦、南斯拉夫、阿富汗或伊拉克，不会感到任何的不对。

《特洛伊妇女》的原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古希腊有数百个城邦，相互之间征战不断。最有实力的城邦是海军国家雅典和它的竞争对手陆军国家斯巴达。这两国开始一决雌雄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弱小的城邦不得不选择加入哪一方阵营。

米洛斯是由来自斯巴达的移民所建设的一个弱小的城邦，它不希望与雅典开战，于是宣布中立。但是雅典向米洛斯派遣了舰队，要求它无条件依附于自己，因为在对斯巴达发起进攻的时候米洛斯岛是一处军事要地。

米洛斯的代表恳求道：

“为什么不承认我们的中立呢？难道正义是不存在的吗？”

对此，雅典军队的使者明确答复称：

“正义只是向对等的对手要求的东西。强者对弱者只有命令。”

“如果对弱者妥协，就会被其他国家瞧不起。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诸君所知，也如我们所知，这世上仅仅在彼我之间实力相伯仲之时才可根据通用的道理决定正义与否。在强者与弱者之间，仅存在着强者如何获取更大利益以及弱者如何做出更少让步这两种可能。

选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

米洛斯公民大会为了保障自己的独立而拒绝了雅典提出的要求，于是战争开始了。

结果，在雅典大军的进攻之下，米洛斯战败了。城邦里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性全部被处决，女性和儿童则被当作奴隶卖往各处。雅典人进入空无一人的米洛斯岛，建了一座新城。

这个故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雅典方面并未主张战争的正当性，而是不加掩饰地提出了作为强者的权力，要求弱者米洛斯屈服。要求正义的反而是米洛斯方面。雅典的胜利并不是正义带来的，而是纯粹依靠军事力量得到的。雅典人认为，即便是口头上主张正义，实力弱小者还是会被灭亡。

这一冷酷无情的战争观在罗马时代也被继承了下来。

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共和国通过3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146）灭掉了位于北非（现在的突尼斯）的强大商业国家迦太基，从而成为地中海的霸主。

迦太基的英雄汉尼拔率领骑兵部队和大象军团攻入罗马本土，在坎尼战役中重创罗马军队。其后，成为受伤老虎的罗马军队在大西庇阿将军的率领之下攻入迦太基本土，在扎马战役（公元前202）中逆转战局，获得胜利。

罗马方面向迦太基提出如下要求：

①割让海外的所有领土，支付赔款。

②限制军备，军舰不能超过10艘。

③没有罗马的许可不得进行战争。

迦太基接受了这些条件，卧薪尝胆，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重建国家。

后来，迦太基不仅把原本规定50年偿还的赔款提前还完，他们的商人甚至威胁到了罗马的商业。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机构元老院当中警惕迦太基的论调甚嚣尘上。

加图站在元老院讲坛上，一只手拿着迦太基出产的新鲜的无花果，一边大声疾呼：

“距离罗马仅仅3天的距离，有一个能出产如此优质无花果的国家。

“迦太基，应当被灭亡。”

迦太基多次受到与罗马结盟的邻国努米底亚的军事挑衅，而罗马则对此视而不见。于是迦太基最终决定进行自卫，开始重新军事化。对此，罗马借口迦太基“违反了早先签订的放弃军备的停战协定”，对其宣战，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

迦太基被罗马军队包围了40天，导致全城断粮，饿死了很多人，终于沦陷。幸存的迦太基市民全被罗马军队当作奴隶带走。建筑物的每一块砖都被榔头敲碎，城市变成了一片白地，甚至还被撒上了盐。

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方面也没有主张自己是正义的。对罗马而言，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迦太基已经构成了对罗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所以罗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才将迦太基灭亡的。

罗马帝国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地中海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对抗它，于是从结果来看实现了长达200年的和平。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将这一现象称作“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在吉本生活的时代，英国海军拥有压倒性的实力，实现了19世纪的“英国的和平”（Pax Britannica）。罗马的和平以及英国的和平之所以得以实现，并不是由于罗马和英国秉持和平主义，而是因为他们以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压制了其他国家。

被罗马军队侵略的苏格兰原住民的领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罗马人）把破坏、杀戮和掠夺谎称为‘统治’；制造了一个荒凉的世界后，又美其名曰‘和平’。”
3

被英国军队所蹂躏的非洲和印度的人们也许会持有同样的想法。

在罗马帝国逐渐走向崩溃的时代，圣奥古斯丁写出了《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神学基础。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古罗马的多神教衰退、基督教即将收获最后胜利的时代。圣奥古斯丁度过了一个“为肉欲所支配的疯狂的”青春时期，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柏拉图哲学到摩尼教（起源于波斯的主张禁欲的二元论宗教）的洗礼（他内心的纠葛在其自传《忏悔录》中有着赤裸裸的记录）。

30岁之后，他终于改信基督教，成了一个修道士，10年后当选为故乡北非希波市的主教。不过就在这之后不久，民族大迁徙开始了，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西罗马帝国很快就灭亡了。

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将罗马城洗劫一空。信仰传统的罗马诸神的多神教信徒将这一灾难解释为古老的神灵对于人们改信基督教的愤怒，对基督教进行攻击。

《上帝之城》就是基督徒方面为了在这一背景下对多神教信徒进行反驳而写的。奥古斯丁在书中指出，存在着正确的战争和错误的战争，为了给君主扬名、获取领土等出于贪欲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当正义消失之时，王国就只不过是盗贼而已。（中略）

一个海盗被逮捕后回答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席话非常贴切，也道破了事实。大帝质问海盗：“你为何要为祸海上？”海盗毫无惧怕地答道：“与陛下为祸全世界一样。只不过我是依靠一条小船来完成的，所以被叫作盗贼；而陛下用的是庞大的舰队，所以被称为大帝。”

选自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4

这个小故事引用自罗马共和国的代表性政治家西塞罗。西塞罗是终生独裁官恺撒最大的政敌，他是一个不顾危险坚持对政府进行批判的“硬骨头”。恺撒在元老院被刺杀之后，西塞罗被怀疑为刺杀者的幕后黑手，被恺撒的亲信安东尼所杀。对亚历山大的讽刺其实也可理解为对恺撒的讽刺。

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也说过与此基本相同的话。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中略）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中略）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选自《墨子·非攻》
5

杀一人、十人、百人被认为不义，这样的罪大恶极之人必将被处死。而君主攻伐外国，杀人数千、数万，则被称为大义。这不奇怪吗？这就是墨子的逻辑。不过墨子对防卫战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墨家还可被视为专业的雇佣兵集团。虽然他们绝不主动攻伐别人，但若别人进攻，他们就会抵抗到底。这是与空想和平主义完全相反、基于彻底的现实主义的“专守防卫”思想。

2 “正义战争”思想的时代
——从十字军到大航海时代

宣扬博爱的基督教是如何改变战争的？

基督教普及之后，战争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十字军所象征的那样，主张“打倒邪恶，实现神之正义”的正义战争思想开始普及。

——这是基督教独特的思想吧。

那倒不是。这种正义战争的思想在基督教的母体犹太教当中已经非常清晰了。在犹太先知摩西的领导下逃离了埃及的犹太人，在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的率领之下对异教徒的城市耶利哥城发起了进攻。《圣经·旧约》中非常自豪地对这场战争的情况进行了记载。

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中略）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中略）

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选自《圣经·约书亚记》
6

在此之后，他们继续征服巴勒斯坦的各个城市，自豪地记录了不断的杀戮和对居民的统治。

——《圣经·旧约》当中居然有着如此残酷的记录。

有一个可怕的词叫“圣绝”（herem），意思是“将属于异教徒的所有事物均予以毁灭，以此奉献给唯一的神耶和华”。不接受俘虏，不允许收为奴隶，即便是妇女和儿童也全部用剑杀死；家畜也杀掉，收获物也烧掉，以敬献于上帝。“圣绝”这个词就是正义战争理论的起源。从犹太教“圣绝”思想中生发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相关教义。伊斯兰教当中，“圣战”（Jihad）被视为与礼拜和朝圣并列的信徒的义务。不过除了实际拿起武器的圣战之外，对于饮酒等异教徒的习惯实施回避、遵从戒律等行为也被称作“心的圣战”。

耶稣曾说：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如此看来，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绝对非暴力的宗教，但经过了罗马帝国残酷的镇压后，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以及基督教内部的派系斗争——与异端之间的斗争——逐渐被正当化。因此，即便是奥古斯丁也将遵从上帝之命而进行战争——对异教徒和异端行使武力——视为“正义战争”，对此表示认可。

——依照这种逻辑，《圣经·旧约》中才能对耶利哥大屠杀以“上帝之命”为由加以正当化吧。

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承认之后，基督教与国家权力相结合，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纯粹性。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反弹，出现了主张原教旨主义的教派，教会内部的对立也严重起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是对这些异教徒和异端（基督教内部的其他派别）进行反驳的著作。所以他才会得出不得不进行“正义战争”这个结论来。

——十字军就是从这以后出现的吧。

民族大迁徙的混乱持续了数百年，其间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势力兴起并侵入欧洲。为了对抗伊斯兰教势力，日耳曼人裔的法兰克王国复兴了西罗马帝国，并对罗马天主教会及其首脑罗马教皇实施保护，利用其权威进行统治。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罗马教皇依旧作为西欧各国的最高领导人而君临天下。

11世纪末，教皇乌尔班二世召开了克勒芒宗教会议并大声疾呼：

“圣地耶路撒冷的基督之墓在被伊斯兰教蹂躏。起兵夺回圣地吧。这是主的旨意！”

参加十字军的人除了获得土地和财宝等战利品之外，还得到了免罪的保证。无论是何等罪人，只要参加十字军，打倒了异教徒，其罪孽都会被赦免，死后灵魂都会上天堂。

这样，以法国人为主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开始了。十字军不断在各地劫掠，同时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前进。

他们抵达耶路撒冷后，绕行城墙9圈之后发动了总攻。这是从《圣经·旧约》当中攻袭耶利哥城的故事中学来的。

守卫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法蒂玛王朝）的军队接受劝降建议从城里退出之后，入城的十字军不仅屠杀被视为异教徒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甚至对被视为基督教内异端的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派正教徒以及科普特教会信徒等普通市民也举起了屠刀。在把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血海之后，他们前去参拜基督之墓（圣墓教堂），带着感动的泪水向上帝汇报了自己的胜利。

——还真是“圣绝”啊……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与葡萄牙），与穆斯林之间的长期战争（收复失地运动）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最后以西班牙的胜利告终。西班牙人在此后仍一直继续战斗，向海外派出了远征队。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跨海来到美洲新大陆的西班牙人所看到的，是祭祀着奇奇怪怪的神灵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于是断定他们崇信的是恶魔，在对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掠夺之后，又派遣传教士强制性地让幸存的当地居民改信基督教。新大陆也遭遇了“圣绝”。

拉斯·卡萨斯曾作为征服者的一员经营着一家以原住民为奴隶的农场。在古巴亲眼看到原住民所遭受的虐待之后，拉斯·卡萨斯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回国成为一名修道士。后来，在哥伦布的儿子所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中作为随军牧师再次来到新大陆。

下文就是他为了保护原住民而向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提交的那份著名报告书的一部分。

有一次，一个大村子的印第安人带着食品和礼物来到离村子远达10里格（引用者注：约50千米）的地方来迎接我们。到了村子里，印第安人拿出了大量的鱼和食物，还有其他他们能够拿出的东西。不料，基督徒们突然被恶魔附体，当着我的面毫无道理地用短剑把坐在我们面前的男女老少——总计有3000人以上——杀死了。在那时，我目睹了前人未曾见过也未曾想象过的残暴行为。

选自拉斯·卡萨斯《关于西印度群岛毁灭的简述》
7

拉斯·卡萨斯的报告打动了国王的心，于是《新法》得以颁布，原住民从奴隶劳动当中被解放出来。但这一报告遭到了征服者们的强烈反对，站在他们一边的神学家塞普尔韦达挑起了公开辩论。塞普尔韦达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权威，他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成为奴隶的人是天生低劣的人”——为把原住民变作奴隶辩护。

拉斯·卡萨斯对此进行了反驳：“我不认为原住民更低劣，他们反倒更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品德高尚者的条件。”最终拉斯·卡萨斯赢得了辩论的胜利。

在奴隶制被废除后的中南美各国，西班牙人征服者与原住民女性生下了许多混血儿，天主教文化本土化之后形成了独特的拉丁美洲文化。不过，从西非“出口”的黑人并未被视为“人”，而是被当作奴隶残酷役使，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19世纪。

3 对“正义战争”理论的否定
——马基雅维利和格劳秀斯

介绍近代初期的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思考战争观的转变。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随着货币经济的渗透和通货膨胀的发生，陷入财政困难的骑士阶级逐渐没落，也就无法完成从军的义务，取而代之的就是雇佣兵制度。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参战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成为雇佣兵参战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步枪（火绳枪）的普及也是从这场战争开始的。当时的意大利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大大小小的领主和城邦之间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战斗。

——就像是战国时期的日本呢。

非常像。就像是延历寺的僧兵曾大显身手那样，罗马教皇也一心一意地组织雇佣兵去扩张领土，完全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法国国王为了统治意大利而趁乱出兵，导致意大利战争爆发。

诞生了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城邦之一，在从北方推进的法国军队面前，佛罗伦萨的独立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作为共和国的外交官负责与法国进行交涉的就是马基雅维利。

“应该如何将这个内乱不断的城邦联合体——意大利——统一起来并对抗大国法国的威胁呢？”

马基雅维利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就是《君主论》一书。该书被视为近代政治学的经典名著，意味着权谋和权术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也是由此产生的。

他认为意大利陷入混乱的最大原因是缺乏忠心的雇佣兵，主张应该废除佣兵制，组建直属于君主的常备军。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中略）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它（中略）不仅能够使那些生下来就当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曾许多次使人从老百姓的地位一跃而高踞这一地位（引用者注：意指君主）。

选自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1] ，
8

马基雅维利还认为，君主若想加强臣民的团结，赢得他们的忠诚，展示他的冷酷比展示慈悲更加安全；若要统帅军队就更不能缺少冷酷，因为君主冷酷的判断所带来的秩序总强过因慈悲所导致的混乱。

马基雅维利还表示，从历史上来看，君主之中那些狡猾、能欺骗对手之人明显比遵守信义之人更加成功，更能建功立业。在这一意见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那段著名的文字：

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该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恶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恶狼惊骇。（中略）

因为人们是邪恶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须对他们守信。（中略）不知有多少的和约和承诺由于君主们的不守信用而最终作废和无效。（后略）

选自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9

——说得真够直截了当的。

这应该就是意大利当时的现实吧。或者应该说，不管在哪个时代，身处同样情况的人们都会有着基本相同的想法吧。在长期战乱的古代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也说过这样的话：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选自《荀子·性恶篇》
10

人生来性恶，善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人为的。人生来就好利，如果任之发展就会产生争执，相互谦让之事就会消失。

荀子的弟子韩非留下了这样一段逸事：

魏惠王问大臣：“你听到我的声望究竟怎样？”

大臣答复说：“我听说大王慈惠。”

惠王欣喜地说：“既然这样，将会带来什么效果呢？”

大臣答复说：“将会造成亡国。”

惠王说：“慈惠乃好事，为什么会造成亡国呢？”

大臣回答说：“仁慈的人不狠心，就不会惩罚有过错的人；施惠的人喜欢施舍，就会对没有功劳的人加以赏赐。”

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选自《韩非子》
11

这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思想，即犯了罪却不被惩罚，没有功劳却被赏赐，这样的国家即便是灭亡了也是应当的。人不是由慈悲和施惠所驱使，而是受赏罚驱动的。

马基雅维利也对人的道德完全不抱期待，他认为只有冷酷且拥有强权的君主统一意大利，才能够结束战乱和无序，带来和平。

——就像织田信长那样的？

是的。后来确实出现了一个信长式的武将——恺撒·博尔吉亚。他是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作为教会军司令开始了统一意大利的伟业，但最终壮志未酬，战死沙场。马基雅维利非常赞赏他，认为他是体现了自己思想的人物。其后再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物，意大利的统一也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得以实现。

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作为“上帝的代表”的罗马教皇凌驾于各国国王和领主之上，起到了超国家的调停者的作用。对于天主教世界内部的纷争，教会所命令的“上帝的和平”——对于非战斗人员的保护和对战斗区域的限制——勉强得以实现。

16世纪，德国的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使罗马教皇权威扫地，使得基督教世界也分裂开来。自此以后，相信教皇的绝对性的天主教徒与否定教皇权力的新教徒（路德派、加尔文派）之间的宗教战争爆发。这也就意味着西欧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正义战争开始了。其中，荷兰独立战争（1568—1648）、法国胡格诺战争（1562—1598）以及德国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打得尤其惨烈。

同为基督徒，且都是邻居，却在正义的大旗下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杀戮，这给西欧的人们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目睹了胡格诺战争（见第43页）的法国作家蒙田在介绍了美洲大陆原住民的食人风俗后曾这样写道：

我感到悲伤的，并不是我们指出这种（食人）行为中的野蛮、恐怖之处，（中略）而是我们在评判他们错误的同时，对我们自己的错误却熟视无睹。

我认为，吃活人要比吃死人更野蛮：将一个知疼知痛的人体折磨拷打得支离破碎，一点一点地加以烧烤，让狗和公猪撕咬致死（这些我们不仅从书上读到，而且不久前还曾看到；不是发生在古代的敌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邻居和同胞之间；更可悲的是，还都以虔诚和信仰作为借口），要比等他死后烤吃更加野蛮。

选自蒙田《随笔集》
[2] ，
12

作为士兵参加过三十年战争的数学家笛卡儿（见第164页）创建近代哲学——怀疑所有“真理”、只相信自己的理性的哲学——也是受到了宗教战争的影响。

从教皇权力的统治之下脱离出来的君主们倡导君权神授论，认为掌握国家权力（主权）的君主是人世间握有最高权力者，由他统治国境线所划分的领土和领海。主权国家的概念就此产生。作为宗教战争而开战的三十年战争也逐渐变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由于周边各国的加入使得德国变成一片废墟，也让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分裂成300多个小国（邦国），使得一种依靠主权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军事同盟）带来和平的新的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从此诞生。于是，像这种理性而冷酷的思想又重新得到大家的认可，即“在多个主权国家中，A国的国家利益与B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于是引发战争，并不存在哪方正义的问题”。

——这就是对正义战争理论的否定吧。

是这样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见第11页）以自然法（上帝所定的万民通用的法律）为依据，认为国家如个人那样也拥有正当防卫的权利（自卫权）。

（西塞罗）认为，自然的第一法则就是所有动物自出生开始就有着保护自己、（中略）躲避有可能引发破坏的事物的法则。

在自然的第一法则之下，没有任何与战争相矛盾的事物。或者说一切事物对于战争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战争的目的就在于保全生命和身体各部位，以及保持或获取有利于生存的事物，所以战争与上述自然的第一法则是完全一致的。（中略）究其原因，自然对一切动物都赋予了充分的力量，以便它们进行自我防卫和自我保护。

选自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
13

在此基础上，为了减少战争的惨剧，需要通过国际法对战争加以规则化。拿足球比赛来打比方的话，就是并不禁止足球比赛本身，不过需要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不允许手球，不允许越位，要服从裁判，比赛时间45分钟为一个半场，等等。

国际法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各种协定和条约逐渐累积而形成的，到了20世纪初海牙和平会议时，战时国际法才得以完善，也就是禁止虐待俘虏、禁止屠杀非战斗人员（一般民众）等规定。

三十年战争以后，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当中，对穿着军服的职业军人（多数为雇佣兵）与非战斗人员（一般民众）也进行了区分，关于开战、停战、媾和的规则也得到了制度化。由于职业军人也不想死，因此稍微战斗一阵到胜负已分之际就会立刻停战，于是就出现了可以被称为“战争的游戏化”的情况。将包括一般民众在内的所有人全部杀死的情况就此消失。

三十年战争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争夺德意志邦国主导地位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普鲁士王国在明君腓特烈二世即位后，因领土问题而与德意志邦国的盟主奥地利开战。

奥地利与法国和俄国结盟，包围了普鲁士。腓特烈并不进行决战，而是将战争引向持久战，以此消磨敌方的战争意志，最后趁俄国女皇驾崩之际转入反攻，赢得了奇迹般的胜利。这场七年战争也是以雇佣兵为主力的“游戏化”了的战争。

法国大革命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在推翻王权、实现了国民主权的法国，国民意识（nationalism）诞生。服兵役成了拥有参政权的国民（主权者）所应尽的义务，法国开始实施征兵制。国家与国民成为一体（国民国家），国民军登场，这使得战争大规模化，一般民众也通过征兵制而被卷入直接战争。这样一来，只有作为职业军人的雇佣兵参加战争的那种田园牧歌般的时代结束了。

——所谓nationalism，是指的爱国心吗？

这里应该译成“国民意识”更为准确吧。法国大革命废除了身份制度，也创造了“法国人”意识，而且率领这支法国国民军的是天才拿破仑，于是法国军队所向无敌。依靠雇佣兵，一直进行着游戏般的战争的专制君主们，相继战败。

不过，战败的冲击也使得各国的国民意识高涨，通过与拿破仑的战争，各国也开始采用国民国家的逻辑，实施了征兵制。遭到欧美列强侵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废除了身份制度，成为国民国家，开始采用征兵制。国民意识就是这样“传染”到全世界的。

[1] 本段译文在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下同。——译者注

[2] 本段译文在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译林出版社，1996）译文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4 克劳塞维茨的现实和康德的梦想

思考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国际联盟的理想与现实。

沉醉于腓特烈大帝的荣光中的普鲁士贵族们对平民出身的法国国民军很是瞧不起。结果普鲁士军队大败，拿破仑率军进入了普鲁士首都柏林。

普鲁士军人克劳塞维茨在这场战争当中成为法军的俘虏。虽然他回到战败的祖国，成为普鲁士士官学校的教官，却秘密地制订了出逃计划，逃亡到俄国。成为俄军士官的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的莫斯科远征进行了正面迎战，并取得了胜利，然后回归普鲁士军队，攻入法国本土。在参加滑铁卢战役并目睹宿敌拿破仑的失败之后，克劳塞维茨开始撰写名著《战争论》。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中略）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不过是其手段而已。（后略）

选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1] ，
14

在上述著名的定义之后，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有三个倾向：

1.对敌人的盲目憎恶……国民（基层士兵）。

2.游戏感觉……军官（职业军人）。

3.政治的工具……政治家。

专制君主使用雇佣兵进行的战争只是以上述第2项和第3项为动机的有限战争。但是，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了全民皆兵的军队，于是开始出现由第1项来左右战争的情况。各国的职业雇佣兵军队被士气高昂的法国国民军打得落花流水。

拿破仑的幸运和大胆使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都变得一文不值，许多第一流的强国几乎被他一击即溃。西班牙人（中略）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中略）总的说来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中略）1813年的普鲁士进一步说明，紧急地建立民兵可以使军队增加到平时兵力的六倍，这些民兵在国外像在国内一样可以使用。

选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2] ，
15

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著作《孙子兵法》在其开篇之处也曾这样说道：

兵者，国之大事。（中略）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中略）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选自《孙子兵法·始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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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战争是国家的重大事宜，道、天（天气）、地（地理）、将（军官）、法（军制和战略）5个方面非常重要。所谓道，就是指人民的心意与领导者相同，可以让他们毫无疑惧地生死与共。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见第57页）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会进行武装，会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战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为了从这种状态中解脱，人类订立了契约，建立了政府”。荷兰的格劳秀斯（见第116页）认为，国家如个人那样也拥有作为自然权利的自卫权。但是如果国家之间的战争无休无止，就反而会威胁到自然权利。

——这样就会出现所谓的“所有国家对所有国家的战争”吧。

因此，格劳秀斯认为“需要有战争的规则——国际法”。

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哲学家康德（见第204页）则认为，如果各国签订条约，实现超越国家主权的超国家统合，则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

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的1795年正好是法国革命战争（共和政府与周边各国之间的战争）中实现了临时停战的时候。康德为了借此时机实现永久和平而提出了如下建议：

1.建立各国国内的民主政体。不再让少数人的独断引发战争。

2.通过建立各个国家的联合体（欧洲统一政府）来限制各国主权。

3.完全废除常备军。

理性从其最高的道德立法权威的宝座上，又要断然谴责战争之作为一种权利的过程，相反地还要使和平状态成为一种直接的义务。可是这一点没有一项各民族之间的契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或者得到保障。——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

选自康德《永久和平论》
[3] ，
17

康德自嘲地表示，自己的提议“也许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美好梦想”。

拿破仑失败，长期持续的战争结束，欧洲各国为商讨战后秩序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参加这一会议的各国首脑对康德的提议置之不理，欧洲联合政府未能实现。在这之后，即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五大国——四大战胜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再加上王权复辟的法国——的军事平衡（势力均衡）之下，和平得以维持下来。

到了20世纪，战争更加大规模化，开始被称作总体战（totalwar）。康德的超国家机构的构想，在人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杀伤之后，终于以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这样一个不完全的形式得以实现。

第16条 联盟会员国如有（中略）从事战争者，（中略）应即视为对联盟所有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各会员国应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后略）

选自《国际联盟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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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国之攻击将被视为对（国际联盟）所有会员国之攻击，由会员国一致加以制裁”，这条规定叫作集体安全保障（军事同盟则叫作“集体自卫权”）。《国际联盟盟约》认为要制止战争必须要有强制力，所以认可进行经济制裁。

未加入国际联盟的大国美国的国务卿凯洛格则与在国际联盟处于领导地位的法国外相白里安签订了《巴黎非战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1928）。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条约，它认为战争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包括日本和苏联在内的当时主要国家均签署了该条约。

第1条 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行为，并以各自人民的名义严肃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

选自《巴黎非战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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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非战公约》并未禁止自卫战争，而且对于违反公约的国家并未设置惩罚措施。因此，在次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面临严重失业问题的各国，开始再一次尝试采取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带头的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

结果，《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都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类经历了规模更大的尸山血海之后，终于重新构建了名为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并使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以进行武力制裁。

——康德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吧？

没有，离康德的理想还早着呢。

重新组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经过五大战胜国（美、英、法、苏、中）的商议，可通过暗示将会进行武力制裁的形式对对象国加以威胁，以此吓阻侵略行为。《联合国宪章》同意在安理会指挥的“联合国军”组成之前，可组成由受安理会认可的会员国各自指挥的“多国部队”并进行武力制裁。不过，这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也仅有朝鲜战争（1950—1953）和海湾战争（1991）这两次而已。

[1] 本段译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译文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2]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3] 引自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5 美国为什么继续“正义战争”？

验证“美国的正义”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经历了高举“正义”的大旗将对手杀得一干二净的暗无天日的宗教战争之后，近代欧洲各国认识到“战争无正义，要想抑制战争只能靠军事实力的平衡”。不过也有国家即便到了现代还在践行中世纪式的“正义战争理论”。

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这一情况和美国的成长历程有关。

最早侵略美洲大陆的欧洲人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战争，在西班牙文中被称为“雷康吉思达”（Reconquista），意即“收复失地运动”。1492年，西班牙军人攻占穆斯林最后的堡垒格拉纳达，伊莎贝尔女王于同年资助哥伦布航海。

听说大海的另一边是异教徒居住的新大陆（西班牙文称作“Indias”，这是由于哥伦布误认为美洲大陆是“印度”），他们立刻情绪高涨。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的征服，皮萨罗对印加的征服，都是在收复失地运动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在进行了破坏和杀戮之后，西班牙士兵将原住民（印第安人）女性养作情妇。于是西班牙人与原住民之间的混血儿（mestizo）不断出生，最终天主教会也融合了阿兹特克与印加的一些祭祀和风俗习惯，形成了中南美独特的拉丁美洲社会。

但是进入北美洲的英国人对原住民的态度与西班牙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都是清教徒。

德国的路德和瑞士的加尔文发起的宗教改革（新教）运动，对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与堕落、拜金主义进行抨击，是一场希望根据《圣经》恢复基督教原本面目的运动。比如，《圣经》规定不得进行偶像崇拜（《出埃及记》第20章）。

——但是天主教会供奉着耶稣像和圣母像啊。

就是啊。基督教在欧洲普及的过程中，受到了供奉各种神像的希腊罗马的多神教的影响，雕刻了耶稣、圣母马利亚、使徒彼得和保罗等圣人的雕像，并将雕像供奉在教堂里。

路德和加尔文认为，这些“恶习”已经脱离了《圣经》原本的精神，所以新教教堂里只挂有十字架。在宗教战争当中，新教徒曾袭击天主教教堂并捣毁圣像。

这种思想被称为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意为“回归（《圣经》的）原典”。

——说起原教旨主义总会让人想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部分激进的穆斯林开始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一说法，是在伊朗革命（1979）以后的事情。原本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用词。

基督教的教义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

1.人生而罪孽深重，在世界末日将经受神的审判（末日审判）。

2.基督通过在十字架受死替人类赎罪，基督死后的第三天复活。

3.因此，只有信基督者才能得救并得以进入天堂。

宗教改革当中最大的争论点就在于“人如何才能得救赎”。天主教会主张得救赎的条件是行善，而最大的善行就是对教会的捐献。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向教会捐款。捐款之后就能得到教会发行的“赎罪券”。

——日本的佛教也是光取个戒名就要花几十万日元呢。

是的，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路德就批判这样做的天主教会是拜金主义，他认为得救赎“唯靠信心”。意思是只有在心里相信神的救赎的人才能得救赎。

与此相对，加尔文则主张“谁得拯救是上帝预先定好的，不可能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神预先的决定”。这就是“预定论”。

换言之，罪人是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被拯救的。即便进行捐献和忏悔也都是没用的。因此，人们应当接受耶稣的救恩，并认罪悔改，要抑制欲望而勤于工作，而且唯有认真工作才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加尔文将教义与工作伦理相联系，受到了工商业者的狂热追捧（见第217页），而打算在北美开拓殖民地的英国人中有很多都是加尔文派信徒。

英国在国王的主导之下脱离了天主教会，成立了英国国教会。不过这只是以英国国王取代了教皇而已，天主教的教义和特质都没有任何改变。对此感到不满的加尔文教派从国教会中分离出来，成为清教徒派（Puritan）。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是因为他们实践了《圣经》所主张的苦行式的道德，避免饮酒和奢侈等娱乐，过着纯粹（pure）的生活。

清教徒革命是清教徒为推翻国教会制度和王权，将英国打造为以《圣经》为法律的神权国家而发起的一场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不仅酒和烟被禁，就连歌舞等娱乐也被禁止，剧院和酒店都被关闭了。

——简直就像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一样嘛。

完全就是原教旨主义。清教徒的领导人克伦威尔率军攻打其天主教邻国爱尔兰，为了“净化”（purify）这个“堕落的天主教国家”，他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屠杀。与十字军一样，实施了“圣绝”。爱尔兰受此影响陷入了长期的苦难。

不过在英国本国，如此压抑的清教徒政权为大家所厌弃，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就实现了王权复辟并回归英国国教会。这样一来，被赶出英国的清教徒们就来到了新大陆美洲。他们对于英国国教会的批判后来也一直持续，贵格会、卫理公会、门诺会、浸信会等新教各教派纷纷出现。这些教派的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布教的。

清教徒最早登上新大陆的时间大约是在清教徒革命的20年前。乘坐“五月花号”在波士顿近郊登陆的102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清教徒）签署了与上帝的契约，誓言在此建设一个全新的共同体。他们后来被视为美国建国之父，被称为清教徒前辈移民（Pilgrim Fathers）。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后略）

《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
20

被命名为普利茅斯的清教徒殖民地遭受了严寒和饥饿的袭击。这些殖民者中一半人都饿死了，印第安人酋长马萨索伊特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情况，把玉米种子分给了他们，并教会了他们种植方法。第二年，玉米丰收，危机解除，于是殖民者们将印第安人也邀请到教堂向上帝表示感谢。这被视为美国节日感恩节（anksgiving Dayy）的起源。

——就是美国总统“赦免”火鸡的日子吧。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的话，就会成为一段象征异族文化交流的美谈。不过，他们所感谢的是他们的上帝，而不是印第安人。

随着白人移民者的增多，他们开始要求印第安人把土地卖给自己。但是印第安人认为土地是公有的，并没有同意。他们与那些将私有土地用围栏围上并禁止外人进入的白人之间的矛盾开始增多。一直极力忍受的印第安人终于无法忍耐下去，在菲利普王（白人们是这样称呼马萨索伊特的儿子的）的领导之下对普利茅斯殖民地发动了袭击。

对于受到上帝的恩宠来到新大陆，并希望将基督教文明传授给“可悲的印第安人”的那些白人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背叛行为，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

转入反攻的普利茅斯方面袭击了印第安人的部落，屠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4000人，然后把俘虏卖往各地（菲利普王战争，1675—1676）。这场战争成为其后北美各地纷纷进行的印第安人战争的开端。

到伤膝河大屠杀为止，印第安人战争持续了约200年，众多的部族被灭绝。这是辉煌的美国历史的阴暗面。

后来，由于无法忍受英国本土所强加的不当赋税，北美13个殖民地发起了独立战争（1775—1783）。13个殖民地的代表齐聚费城，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文件，请允许我再次进行引用。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后略）

选自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

这虽是一篇汇集有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理论、人民的革命权等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思想的格调高雅的名文，但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后来的第3任美国总统）是弗吉尼亚一个烟草农庄的经营者，他对于自己残酷驱使大量黑人奴隶之事，以及白人地主以武器威胁印第安人并强抢其土地的事情丝毫没有提及。

——这本身不就成为一个“谎言”了吗？

应该这么说，该文开篇之处所说的“人人”指的是“所有的白人殖民者”，印第安人和黑人并未被视为“人”。他们是不适用《美国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的，是如同野生动物一般被狩猎，如同家畜一般被奴役的。承认他们拥有作为合众国公民的权利的，是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

刚独立的美国是由东海岸13个州组成的人口约300万的一个小国。为了与英国、俄国等欧洲列强对抗，门罗总统提出了互不干涉——美国不干涉欧洲的纠纷，同时也拒绝来自欧洲各国的干涉——的原则（《门罗宣言》1823）。这其实是让欧洲各国别对美国的西进运动指手画脚的意思。

西进运动提速后，白人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越发频繁。美国西部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此颇为心痛，于是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即以从北向南流经美国中心地区的密西西比河为界，将居住于东部的印第安人强制迁徙到西部俄克拉何马的保留地（《印第安人迁移法》，1830）。不服从这一法令的部落则视为犯了叛国罪，政府派出骑兵队加以屠杀。由于被指定为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俄克拉何马的荒地也有大量的白人殖民者要求购买，因此后来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将印第安人又赶出了俄克拉何马。

与征服中南美的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血、融合的做法不同，美国人把印第安人当害虫一般加以驱赶、进行隔离。他们是为了维护白人的“纯洁性”，将“被神拣选之民”（白人）与“被神所弃绝之民”（印第安人、黑人）隔离开。从这里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的选民思想的影响。

顺便说一下，同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荷兰人在南非建立了开普殖民地，那里也实行了把原住民（黑人）彻底驱赶出去并加以隔离的政策——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这一说法在19世纪的美国非常流行。这一思想认为，西进运动使美洲大陆文明化 ——基督教化——并不是白人的权利，而是上帝所赋予的明确的义务。由于是在实现上帝的意志，因此他们不会产生罪恶感。而且，美国人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清教徒等新教派别，所以墨西哥以南的中南美地区众多的天主教徒也是被驱逐的对象。

——这完全就是十字军式的思想嘛。

专栏作家和记者约翰·奥沙利文在就俄勒冈州问题与英国发生纠纷之际表示，“基于扩展我们的昭昭天命并拥有整个大陆的权利”，美国应当领有俄勒冈全境。“昭昭天命”一词就是从这里开始出现的。

作为我们的人口不断向西推进这一普遍法则的必然结果，得克萨斯被吸收到了联邦（引用者注：意即“美利坚合众国”）当中。（中略）这与今后一百年内人口必将膨胀到2.5亿人（中略）这一庞大数字的我国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个大陆的占领是来自上帝的明确无误的意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选自约翰·奥沙利文《合并论》（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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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墨西哥，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不断融合，本地化的天主教信仰被传承下来。墨西哥自独立后就不断发生内乱和政变，导致国内民不聊生。美国人把墨西哥看作“被神弃绝之国”。

——在墨西哥看来，这应该是属于“多管闲事”吧。

由于得克萨斯的归属问题，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发生纠纷并导致美墨战争（美国——墨西哥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大胜，从墨西哥手中夺走了远至加利福尼亚的大片领土（1848）。美国首次获得了在太平洋上的出海口。5年之后，马休·佩里率军舰来到日本。

长期持续的印第安人战争在伤膝河大屠杀（1890）之后落下帷幕。被赶出故乡、彷徨于荒野之中的苏族的一个部落中，男人们大多战死，幸存者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幸存者们希望“向祖先之灵求助”，于是请来萨满，大家打起鼓来并随着鼓声开始唱歌跳舞。在积雪的伤膝河岸边，接到通报的第七骑兵队将苏族的营地包围起来。

“这种鬼舞是某种暗号！他们妄图武装起义！没收他们的武器！”

美军进入苏族人的营地，借着没收武器的名义强行去脱女人们的衣服。愤怒的苏族男人开枪进行反抗，于是骑兵队用机关枪对营地进行了扫射。骑兵队还追击抱着小孩逃跑的印第安人母亲，像狩猎一般将其枪杀。在这场单方面的屠杀当中约有300名苏族人被杀，印第安人战争就此结束。

“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说法。

对于这一场大屠杀，日本的世界史教科书上仅仅用“边疆（未开发地）消失了”这一说法一笔带过。

此后，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美西战争，1898）当中首次获得了海外领土菲律宾和关岛，在菲律宾，他们屠杀了谋求独立而进行抵抗的居民。这也被以“为了让野蛮的菲律宾走向文明而进行的战争”这一借口正当化。吞并夏威夷王国也是这个时期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首次军事介入欧洲战争。以德国潜水艇进行了无差别攻击为借口，威尔逊总统高举“保卫民主主义免遭德国军国主义的破坏”的大旗，放弃门罗主义，直接参战。将“正义”带入近代战争的，正是威尔逊。

我们感到欣慰，因为德意志帝国撕去伪善的面纱，使我们看清了真相，这样我们将为世界的最终和平，为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的解放而战。（中略）世界应该让民主享有安全。（中略）我们没有什么私利可图。我们不想要征服，不想要统治。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中略）亦不求物质补偿。

选自《威尔逊总统演讲》（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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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战使德国成为战败国，协约国通过《凡尔赛和约》（1919）剥夺了德国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本土的部分领土，同时还对其要求巨额赔款。

——这些都是“私利”吧。

的确如此。参加巴黎和会的理想主义者威尔逊，面对作为胜利者提出赔款和领土要求的现实主义的英法两国首脑的敷衍，失望而归。等待已久的在野党共和党对威尔逊的外交大加批判，于是参议院否决了对《凡尔赛和约》进行批准一事。

在国际联盟，除了美国之外的战胜国四大国（英、法、日、意）成为常任理事国，可以对侵略国施以经济制裁。而战败国则大受排挤，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不被理睬。原德国殖民地被战胜国重新瓜分。换句话说，国际联盟其实就是“战胜国的好朋友俱乐部”。

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期间的短暂和平，在陷入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全球再次被卷入殖民地争夺战争。欧洲的纳粹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日本以新秩序为口号不断扩张自身领土。对此，国际联盟和《巴黎非战公约》都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谴责，在宣布中立的同时对日本进行石油等军需物资的禁运，而对与日本战斗的中华民国政府则给予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政权）虽然是在极为腐败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却成功地在美国媒体面前扮演了“与日本军国主义战斗的民主中国”这样一个形象。日本继而对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发起袭击，这给大多数的美国人留下了“日本＝野蛮”的印象。

在战胜日本和德国之后，和平仍旧未能到来。

这一次出现的是共产主义这一“敌人”。

——历史总在循环……

为了驱逐新的敌人，美军介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只因为一直对法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抵抗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的胡志明政权是共产主义者的政权，美国就对越南进行军事干涉，并实施了无差别轰炸。越南人的游击队充分地利用了沼泽地等特殊的地理环境进行抵抗，越南民众为他们的斗争提供了帮助。从直升机上空降的美军士兵无法区分游击队和普通民众，制造了“美莱村大屠杀”。美军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与在印第安人战争中的基本相同。

“只有死去的越南人才是好的越南人。”

这句话在美军士兵中间也曾非常流行。

美利坚合众国的不幸在于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失败。

他们自建国以来从未被其他国家占领，也从未遭受过空袭。虽然美军的不败神话和永远正义的说法在越南战争失败后受到了严重打击，但越军并未对美国本土进行空袭。“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之所以会表现出那种可以被称为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是因为该事件是首次针对美国本土普通民众的攻击。

之后小布什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对传统模式的一种回归——他宣布阿富汗、伊拉克政权为“人类文明的公敌”并对其进行惩罚。

伊拉克政权曾使用毒气谋杀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中略）这个政权曾经同意接受国际核查人员的调查，但他们又将核查人员赶出国门。这个政权隐藏了许多不能为文明社会所知的秘密。

就是这些国家（引用者注：朝鲜、伊朗、伊拉克），以及他们的恐怖盟友构成了“邪恶轴心”，他们武装自己、危及世界和平。他们寻求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大。

选自《乔治·W.布什总统演讲》（2002年）
23

美军依靠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对伊拉克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使这个国家变成尸山血海。在最终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美国人宣告“解放了伊拉克”。但是侯赛因政权的残余分子与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合并，伊拉克逐渐开始崩溃。

“罗马人制造了一个荒凉的世界后，又美其名曰‘和平’。”

这一句2000年前的名言现在仍未过时。

第3讲
理性与情感

什么是“理性”？道德来自何处？从世界史了解思想家们的斗争。

1 知性与理性

成为自然科学基础的“理性”是什么？

下面介绍古希腊的思想。

我们在第1讲和第2讲分别以民主主义和战争为题对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从第3讲开始我们将回归到人的“内部世界”。

你知道伊甸园“禁果”的故事吗？

——是那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吗？

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选自《圣经·创世记》
1

在被称为“伊甸”的乐园中央有着神使之生长的两棵树。吃了“生命树”的果实就能获得像神一样永远的生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就能获得像神一样永远的知性。

世上的第一个男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受到蛇（恶魔）的诱惑，先是夏娃，接着是亚当，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于是人类成为拥有像神一样的知性的“知善恶者”。

如果他们再吃下生命树的果实，就将变得“如神一般”。

神担心人类反叛，就派天使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

于是，人类以获得像神一样永恒的知性为代价，被禁锢于由泥土所造、终将归于死亡的肉体之中，男人一辈子都将挥汗劳作，女人将忍受生育之苦。

——这是《圣经·创世记》的说明。

这个神话非常巧妙地表达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第一次获得知性时所产生的与肉体之间的疏离感。

——可以说只有人才拥有知性吗？

不会说话的动物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智慧”。

比方说狮子在捕食斑马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的气味被斑马察觉，一定是从下风方向悄悄靠近猎物的。这是经过经验的积累而得出的经验知识。幼狮通过跟着父母一起狩猎来获得知识的代际传承，所以人类喂养的狮子是不会捕猎的。

日本有猴子要泡温泉，那也是最开始有一只猴子进行了尝试，然后其他猴子也开始学，最终整个猴群都学会了泡温泉，然后这一习惯一代代地传了下来，也是属于经验知识的传承。

艺术家的艺术、手艺人的技术、运动员的能力，或者有关自行车和汽车的驾驶技术，这些都是无法加以语言化的经验知识，完全是依靠身体感觉的，只能靠经验的积累和不断试错才能掌握。制作陶器的手工艺人能够根据经验判断使用多少黏土就能制作多大的一个碗，但他却很难用语言向他人做出说明。

——这就是所谓的“手艺”吧。

比方说，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并开始打雷，这种情况任何人都可以根据经验判断说要下雨了。动物应该也能知道。

但是，能够淹没埃及大地长达数月的尼罗河涨水会从何时开始，这个是没有直接预兆的。在一整年都处于夏季般沙漠气候下的埃及，甚至连四季的变迁都没有。

即便如此，古埃及人一直在思考尼罗河涨水有无预兆的问题，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所以他们不断思考、不断观察大自然，终于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黎明时分东方的天空中，如果天狼星在日出之前升起，尼罗河就会开始涨水。”

天狼星是那颗仿佛一直在追赶猎户星座的银白色的一等星。

一旦“天狼星在日出之前升起”这个原因出现，就会产生“尼罗河开始涨水”这个结果。我们把这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称作因果关系。这种时候不需要对“为什么会这样”进行说明，只要能够经验性地判断“因为这样，所以会变成那样”就足够了。如果想要加以说明的话，讲一个神话故事就行了。

在埃及神话当中，天狼星是女神伊西斯的化身。她是猎户星座的神奥西里斯的妻子，被尊为丰饶女神。因为尼罗河涨水会滋润干涸已久的大地，为埃及带来丰收。

一颗恒星与太阳同时升起的现象叫作偕日升。

从地球观察天体时，会发现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每天都在位置固定的星座（恒星）之间发生变化。实际上，地球和行星是在围着太阳旋转，太阳回归同一星座之间的周期（365天又6小时）就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也就是一年。

古埃及人对天狼星偕日升现象的持续观察，使得人类在历史上首次知道了一年的正确天数。这就是古埃及太阳历。后来罗马将军尤利乌斯·恺撒远征埃及时，对于太阳历的正确性感到震惊，于是将其用在罗马帝国的历法（儒略历）中。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对此加以改良，形成了目前大家一直在使用的格里高利历。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依靠肉体感觉和经验的知性。

不过，人类同时还具有另一种能力。

比方说，如果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你将如何测量一个池塘的周长？

——绕着池塘走一圈，数一数多少步才能走完一圈。

是的，这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一个人的步幅为0.6米，他围着池塘走了3300步，那么池塘的周长就是0.6×3300＝1980米（将近2千米）。

拥有这种能力的应该就只有人类。黑猩猩经过特训也能将数字当作符号加以识别，但还是不能用数字进行计算。

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由于在尼罗河涨水后重新划分土地时需要用到，因此诞生在埃及，后来传到希腊并得到高度发展。公元前3世纪，希腊裔数学家欧几里得完成的平面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至今仍在全世界小学的数学课上被讲授和学习。我想每个人应该都学过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泰勒斯被认为是最初的哲学家，据说法老在他访问埃及时问道：

“你能测量出金字塔有多高吗？”

泰勒斯先求出了自己的身高和影子长度之间的比率，然后根据金字塔的影子长度算出了其高度，这让法老大吃一惊。

只要拥有了这一能力，就连地球有多大都能测算出来。

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裔天文学家埃拉托色尼就知道如下事实：

“在尼罗河中游的赛伊尼
[1] ，夏至那一天太阳位于正上方，能倒映在井底的水里。”

而他所居住的尼罗河口亚历山大在夏至那一天太阳并非处于正上方，而是存在一个小小的7.2°的倾角，会形成影子。

“同一天里太阳的位置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大地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球体。”

——厉害！那么，又如何测量地球的大小呢？

太阳光是基本平行的，根据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理，“两条平行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内错角相等”。

根据这一定理，太阳光在亚历山大形成的倾角α与赛伊尼和亚历山大之间的纬度差（地球的中心角）α相等，都是7.2°。

地球的周长：赛伊尼与亚历山大之间的距离＝360°∶7.2°。

因此，只要知道赛伊尼与亚历山大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就能计算出地球的周长。

——赛伊尼与亚历山大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啊？

跟从东京到旭川
[2] 之间的距离（924千米）差不多。

——这个距离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赛伊尼与亚历山大之间步行需要大约50天，只要把一个人一天所能走的距离乘以50就行了。埃拉托色尼把两地之间的距离推定为约5000斯塔狄亚
[3] 。

5000×360÷7.2＝250 000

因此，他算出地球周长为约25万斯塔狄亚（约4.6万千米）。

地球的实际周长是约4万千米。古希腊人通过理性计算居然能得出如此相近的数字，真是令人吃惊。埃拉托色尼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当时中国正处于秦始皇时期，日本列岛尚处于弥生时代，而日耳曼人还在北欧的森林里过着狩猎生活。

——古希腊人真的很厉害呢！

人类就像泰勒斯和埃拉托色尼这样，仅仅依靠纯粹的头脑活动——类推和计算能力——就能得知靠经验和感觉无法获得的知识。

希腊人将人类的这种能力称为“逻辑（logos）”。希腊文的“logos”原本的意思是“比率”，指的是从金字塔的影子长度推算出其高度的那种能力。古希腊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将以前只能用神话加以说明的经验知识用逻辑的方式进行了解释说明。

到了罗马时代，“logos”被译为拉丁文中表示“比率、比例”的词“ratio”，最终演变为英文中的“reason”。

在汉字文化圈，与“情”（情感）相对的概念，是表示宇宙法则的“理”，以及表示人理解“理”的知识能力“性”。

中国宋朝时候形成的朱子学认为，表示宇宙万物法则的“理”与人的理性“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性即理），而表示物质原理的“气”与表示人类感情的“情”是相同的。因此，朱子学在道德论方面认为，从“理”支配“气”这一宇宙哲学出发，人应该由“性”控制“情”。朱子学中对理性的绝对化与后面将加以介绍的笛卡儿的观点非常相似。

把“reason”译为“理性”的是活跃于幕府末期和明治时期的伟大翻译家西周。把“philosophy”（希腊文中的philos“爱”+ sophia“知”）译为“哲学”的也是他。

——我来总结一下这一段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有如下两种精神活动：

A.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所获得的经验知识。

B.仅仅在头脑中进行的寻求逻辑性的、数学性的、合理性的理性。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的。

其中把B项推向极致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什么？

比如说：

1.所有的猫都是哺乳类。

2.所有的三花猫都是猫。

3.因此，所有的三花猫都是哺乳类。

1.一只猫可以被养作宠物。

2.所有的三花猫都是猫。

3.因此，一只三花猫可以被养作宠物。

其实也就是三段论。亚里士多德将这种逻辑分为好几种类型，将其作为思考的“工具”加以系统化而著述了《工具论》（Organum ）一书。“organum”在希腊语中是“道具、工具”的意思，所以这本书就是“思考的工具箱”的意思。从“逻辑”（logio）一词创造出“逻辑学”（Logic）这门学问的也是亚里士多德。因此，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

逻辑学大概是自古以来就已经走上这条可靠的道路了，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它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不允许走任何回头路了。

选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序文
[4] ，
2

——也就是说，逻辑学“到亚里士多德那儿就已经终结了”。

要追求真理，逻辑上的正确性就是必须的。如果逻辑上出现错误，由此推导出的结论也会是错的。在进行学术争论时，指出对方的逻辑错误——逻辑矛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

亚里士多德介绍过他的老前辈哲学家埃利亚的芝诺，以此作为逻辑矛盾的实际案例。芝诺曾提出一个名为“阿喀琉斯与乌龟”的命题。

阿喀琉斯是一个跑得非常快的英雄，一天，他和乌龟赛跑。阿喀琉斯让乌龟在离终点更近的位置出发。

“各就各位！预备！跑！”

阿喀琉斯追到乌龟的出发点A。但是这时乌龟已经离开A，到了离终点更近的B点。阿喀琉斯追到B点的时候，乌龟又已经到了距离终点更近的C点。阿喀琉斯追到C点时乌龟又到了离终点更近的D点。阿喀琉斯追到D点时……

因此，“阿喀琉斯永远都无法追上乌龟”。

参考：http://www.spazioasperger.it/forum/discussion/3865/

这就是芝诺悖论，是一个逻辑上看起来正确，但推导出的结果却明显错误的例子。你能说清楚哪个地方有问题吗？

——实际上阿喀琉斯应该能追上乌龟的。但是到底是错在哪里呢？

乌龟从A点到B点的距离、从B点到C点的距离、从C点到D点的距离……是无限变小并最终归于零的，对吧？

——嗯，是这样的。

在归于零的那个点，阿喀琉斯就会超过乌龟。

换言之，这一命题仅仅说明了到达超越地点之前的阿喀琉斯与乌龟的位置关系。而在到达超越地点之前，阿喀琉斯无法超过乌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逻辑学和数学一样，都是追求合理性的理性的学问。数学是放之世界——不，放之宇宙而皆准的原理。同样的，优秀的逻辑学也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界线而为全人类所接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经由罗马帝国传入了阿拉伯帝国。

9世纪时，在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有被称为“智慧宫”的国立翻译中心。在这里，希腊文文献被有组织地翻译成阿拉伯文。负责对《古兰经》进行解释的专家——伊斯兰法学家们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有效性。

11世纪，塞尔柱王朝最高学府尼扎米亚学院的神学家安萨里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正式引入伊斯兰神学。12世纪，统治着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王朝（穆瓦希德王朝）的哲学家伊本·鲁世德对亚里士多德全集进行了注释。这些都被翻译成拉丁文后传入西欧世界，给基督教神学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托马斯·阿奎那在其名著《神学大全》中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基督教神学融合为一体。在古希腊的思想被视为危险，光是持有希腊文文献就有可能会被处以火刑的中世纪，正是《神学大全》对此表达了异议：“不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也可以用作守护基督教的武器！”

——不过，所谓宗教，不就是对于无法用理性加以说明的部分进行阐述的吗？

你说得很对。如果用人类的理性就能将所有事物说清的话，那就没宗教什么事了。托马斯·阿奎那也遭遇到这一矛盾。

《圣经》中有许多无法用理性加以说明的地方。比方说耶稣是由处女生出来的，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能让死者复生，在被处死后第3天又复活……

对于这些“令人头疼的描写”，阿奎那绝不说“因为这是违反理性的，所以是错误的”。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圣经》里写的都是正确的。理性并非万能的。”作为守护天主教会的神学家，他朝着理性踩下了刹车。

——托马斯老师这话说得有点勉强啊。

这是由于受中世纪这一时代的限制吧。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使得天主教会的权威扫地之后，真正的理性时代才终于到来。

不过基督教也并非阻碍了理性的发展。由于相信“唯一的真神创造了全世界”，因此人们想要了解神所创造的、适用于整个宇宙的法则，在这种求知欲之下，近代科学的基础才得以形成。这一点与构筑了高度文明的印度、中国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乎没看到后三者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什么新发现和新理论的出现。在这些与自然共生的多神教文明之中，没有产生揭开大自然神秘面纱的欲望。

在同信奉多神教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认为整个宇宙都有神存在（泛神论）。中世纪期间，认为“宇宙是由神创造的”——神存在于宇宙之外——的天主教会将泛神论视为异端。不过，泛神论为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学者尼古拉斯·库萨所秘密传承，到了近代，乔尔丹诺·布鲁诺和斯宾诺莎再度给予泛神论高度评价。布鲁诺被作为异端逮捕，经罗马的宗教审判之后被处以火刑（1600）。

在这样的时代，动摇了神的唯一绝对性的“危险人物”出现了。

他就是笛卡儿。

[1] 此即现在的阿斯旺。——译者注。

[2] 旭川是日本北海道中部的城市，人口数量为北海道第二多。——译者注

[3] 此为古希腊长度单位，1斯塔狄亚=185米。——译者注

[4] 引自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译者注

2 笛卡儿的冲击

笛卡儿的思想让判断标准从“神”转变为“人的理性”。

勒内·笛卡儿生活的17世纪上半叶，正是法国黑暗的胡格诺战争（见第43页）结束的时期。在内战中获胜的波旁王室的亨利四世即位，发布南特敕令（1598）保证信仰自由，因此言论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笛卡儿出生于贵族家庭，从小体弱多病，但他从幼年时期就显示出在数学方面的天才。他在依靠亨利四世的捐助而成立的、由耶稣会经营管理的名校学习。在这里，除了自中世纪以来的天主教神学（正规教育）以外，笛卡儿还学习了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巨大发展的天文学和医学，以及当时叫作炼金术、被人视为诡异事物的化学。

他上学期间发生了国王亨利四世被刺杀的事件，年少的笛卡儿也手持国王遗物参加了追悼仪式。当时法国的社会形势非常混乱，而笛卡儿选择一头扎进与这种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混乱完全不相干的、追求合理性的数学和逻辑学的世界当中。

我特别喜爱数学，因为它的推理确切明了；可是我还看不出它的真正用途，想到它一向只是用于机械技术，心里很惊讶，觉得它的基础这样牢固，这样结实，人们竟没有在它的上面造起崇楼杰阁来。

选自笛卡儿《谈谈方法》
[1] ，
3

——笛卡儿是厌烦世上的混乱所以逃避到数学这一充满确定性的世界中去了吧。

当时，起源于希腊的几何学是由建筑师等使用的，起源于伊斯兰世界的代数学是由商人和高利贷者使用的，而数学是独立于这两个科目之外的。将几何学和代数学这两门学问融而为一，这正是作为数学家的笛卡儿的功绩，这一功绩的象征就是“笛卡儿坐标”。

也就是以x轴为横轴，y轴为纵轴，用平面坐标上的直线或曲线来表现方程式的东西。

正是笛卡儿才使得以未知数为x的x＝2a这样的公式能进行运算。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过的。原来是笛卡儿发明的这个坐标啊。

虽然（x，y）坐标的出现是稍后的事情，不过好像是为了颂扬笛卡儿的功绩，人们将其命名为“笛卡儿坐标”。用图表来表现公式的解析几何学也是笛卡儿的功绩之一。

笛卡儿到了20岁完成学业之后，就合上书卷，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于是趁年纪还轻的时候就去游历，访问各国的宫廷和军队，与气质不同、身份不同的人交往，搜集各种经验。（后略）

选自笛卡儿《谈谈方法》
4

对于当时的贵族青年来说，通过旅行拓宽自己的眼界、结识各地王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笛卡儿生活的时代正是宗教战争的狂风暴雨的时代。

西班牙的飞地荷兰的新教徒，激愤于西班牙王室强制推行的天主教措施，展开了殊死的独立战争。笛卡儿首先奔赴荷兰，加入新教徒领袖拿骚伯爵莫里斯（荷兰执政）的军队里。莫里斯就是以“荷兰国王”名义向德川家康发出亲笔信、与日本展开长崎贸易的人物。

不过，笛卡儿在荷兰没有工作，无所事事，受到荷兰数学家的启发写了几篇数学和物理学的论文。不久，德国的三十年战争爆发，立志从事“大社会的学问”的笛卡儿立即动身前往德国。

——笛卡儿老师还真是积极得出人意料呢！

当时的德国还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在宗教权威罗马教皇之下，哈布斯堡王室的皇帝原本应当是政治方面的最高统治者，但他的势力已经衰弱，所以德国实际上处于由300多个诸侯（贵族）和自治城市割据的状态。

为了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改建工程，教皇利奥十世深陷财政困境，于是依靠销售赎罪券（免罪符）来筹集资金。此事遭到马丁·路德的谴责，教皇和皇帝施加压力想要对路德进行宗教审判，而对此表示反对并一直保护路德到最后的，就是萨克森公爵等具有实力的诸侯。

诸侯们分为皇帝阵营（天主教）和萨克森公爵阵营（新教）两派，引发了内战。这就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

笛卡儿在出席了皇帝的加冕礼之后，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率领的天主教联军。笛卡儿在法国接受的是耶稣会（天主教）派系学校的教育，在荷兰加入的是新教徒的军队，在德国却又加入了天主教的军队。

——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宗派差异之类的其实完全无所谓？

笛卡儿作为实习士官在德国境内转战的某一年初秋之际——当时的惯例是冬天会停战——一直待在住处炉边的笛卡儿通过长期思考得出了如下结论：

“比起从小城镇经过漫长岁月逐渐扩张而成的古老城市，由一个设计师在旷野中按照自己的思考进行整体设计而成的城市会更美。”与此相同，真理也并不是由多数人发现，而是“由一个人所发现的”。

笛卡儿指出了这个设计师应当遵守的四条准则：

1.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除非我明明白白知道它确实为真；

2.将我们所要检查的每一难题，尽可能分解成许多部分，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

3.依照次序引导我们的思想，由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最复杂的知识；

4.处处做周全无误的核算与普遍不漏的检查，直到能够保证没有遗漏任何一件为止。

很多时候感觉会欺骗我们，所以要摈弃它。此外，由于人是会犯错的，因此对于迄今为止被认为是真理的所有论据都应加以摈弃。

我下决心认定：那些曾经跑到我们心里来的东西也统统跟梦里的幻影一样不是真的。可是我马上就注意到：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发现，“我思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中略）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

选自笛卡儿《谈谈方法》
5

怀疑主义是一种认为世上没有任何正确事物的悲观的态度，而笛卡儿与此不同，他是将能够运用数学逻辑的“我”的理性作为绝对基准——就仿佛是xy坐标轴的中心点，并认为由此出发可对整个世界加以分析，这是一种可怕的自信。“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正是笛卡儿上述自信的表现。在此之前，上帝是整个宇宙的基点，笛卡儿则把人的理性置于这个基点之上。

——人的理性就是“上帝”？！

这一思想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视为对天主教会的反叛，成为异端审判的对象。实际上，与笛卡儿同时代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就继布鲁诺之后在罗马被当作异端审判，并被强制要求收回日心说。

笛卡儿为了在这样严酷的时代生存下去，不仅明确表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提出了诸如应该“遵守信仰，遵从最稳健的立场，遵守法律和习惯”“在为当时情况所迫时应该选可能性最高的那个方法”“与其改变世界秩序，不如改变自己的欲望”等处世名言。

笛卡儿退役后居住于荷兰，他写了第一本著作。这本书有着长长的书名，叫作《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简称《谈谈方法》，被视为近代哲学的宣言书。

笛卡儿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绩已经被牛顿等后继者们所超越，早已被人们所遗忘。

反而是他将宇宙从上帝的神秘当中解放出来，把它视为可以用人的理性进行分析的对象，这成为笛卡儿最大的功绩。

笛卡儿的机械论式的宇宙观后来发展成为自然神论，即“上帝创造天地之后就放弃了对宇宙的所有动作，宇宙只根据自身的运动法则而进行运动”，后来为牛顿所继承。牛顿的功绩在于将笛卡儿的宇宙观以实验和观察的方式进行实证。

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盛行的18世纪，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希望推翻传统的各种制度，重新设计基于理性的理想国家的思想——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逐渐普及，并最终引发法国大革命。关于其功过我们在第1讲当中已经讲过了。可以说笛卡儿的冲击余波一直持续到现代。

对于既身受现代文明的恩惠，又深知其害的我们来说，确实无法对笛卡儿一味地大唱赞歌。

笛卡儿的方法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确实有效。不过，人的精神层面还有“善良”“道德”“美好”等无法用公式加以说明的部分。

“理性地生活”与“好好生活”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正是由于人们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才导致了现代文明的病态。

——比方说环境污染问题。

在“道德”缺失的情况下，任由理性主导所导致的最坏的结果就是核武器诞生。要释放如此巨大的核能，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正确运算，从数学和物理学层面来说应该算是完美的。但制造核武器这件事在道德上真的是正确的吗？

再说基因工程学。对受精卵进行一定操作以制造出符合自己喜好的人，这种技术正是由理性所催生出来的。但是像制造工业产品一般“大量生产”人，对“问题产品”进行淘汰销毁，这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道德的善恶标准既非由经验知识，亦非由数学的理性所决定。这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心灵的问题，不过所谓“心灵”又是什么呢？

笛卡儿视情感为不确定之物而予以摈弃，也有一些思想家与之进行了不懈斗争。我们下面就为大家介绍这些思想家。

[1] 本段译文在王太庆译《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16年）译文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下同。——译者注

3 道德来自何处？柏拉图哲学

柏拉图的道德哲学及作为其基础的理念论。

善良、正义、美，这些价值观并不能用公式进行表现。但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这些价值是“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有一种说法叫作“心情上无法容忍”吗？

苏格拉底被告发的时候（见第31页）曾说过：“我能听到神灵之声，这神灵之声令我自律。”苏格拉底被敌对者们控以“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神、败坏青年”的罪名，但他所谓的神灵之声其实应该近似于现在所说的“良心”一词。现在，部分国家允许“良心拒服兵役”。苏格拉底就是因为遵从良心，对显贵的雅典公民进行了批判才被控告的。

所谓道德，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善恶进行衡量的基准。这一基准并不是由外部注入的，而是作为“内在之声”被倾听。苏格拉底的这种想法以一种更为明确的形式为弟子柏拉图所继承。

柏拉图在讲述自己的思想时，采用的是老师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的对话形式，而且会将其写成话剧一般的作品。这些作品被称为《对话录》。在初期的对话录当中有一篇不为公众熟知的名为《美诺篇》的作品。

这是老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来自异国的年轻客人美诺之间的对话。对话是以美诺的如下提问开始的：

“你能回答吗？苏格拉底，人的德性是被人所教出来的吗？还是说通过训练而被人所掌握的呢？或者是生来就有的呢？”

苏格拉底回答说，道德是无法对人进行传授的。本来人要学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将自己的灵魂原本就记得的真理“回想”起来而已。而帮助人进行“回想”，就是优秀教师的工作，这并不是如同往空瓶里倒水那样。

为了证明这一点，苏格拉底将美诺的随从——估计是奴隶身份的少年——叫来，开始进行实验。

他首先在地面上画了一个正方形ABCD（图1），然后问：“我想要一个大小是这个正方形2倍的正方形，每边长度应该是多少才好呢？”

少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这个正方形边长的2倍。”

苏格拉底又画了一个边长为原边长2倍的正方形EBFG（图2），让少年数一数这是原来正方形面积的几倍。

少年回答说：“啊，是原来的4倍了……”

然后苏格拉底在最初的正方形ABCD中画了一条对角线AC（图3），问：“三角形ABC的面积是正方形ABCD面积的多少呢？”

少年回答说：“是一半。”

最后，苏格拉底在其他三个正方形当中也分别画上了对角线CP、PQ、QA，形成了一个新的正方形ACPQ，然后问道：“最初的正方形ABCD和新画的正方形ACPQ的面积分别是多少个三角形？”

少年回答说：“ABCD相当于2个三角形，ACPQ相当于4个三角形。”

“4个是2个的几倍？”

“2倍。”

“也就是说ACPQ的面积是ABCD面积的2倍。要画一个2倍面积的正方形，一边的长度应该怎么定，你已经都清楚了吧？”

“是的，用最开始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作边就可以了。”

苏格拉底并没有不由分说地直接灌输“以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为一边的正方形，其面积为原正方形的2倍”这一定理，而仅仅是从旁协助少年依靠自己的理性思考对这一定理进行了证明。这是非常优秀的教育方法。完全未接受过几何学教育的少年，竟然理解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础知识。

柏拉图认为，不仅这个少年如此，任何人都是生来就具有这种能力的。这并不是通过经验得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他认为人的知性当中，既有经验过之后才能掌握的能力，也有出生之际——或者出生之前——就具有的能力，而这个例子就正好是后者的案例。

如果他以现在这种形式存在，当他还不是人的时候，这种意见就已经在他那里存在，并由于提问而得以恢复，最终成为知识，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灵魂永远处于有知识的状态，是吗？

选自柏拉图《美诺篇》
[1] ，
6

人们拥有一种仿佛精神的铸模一般的东西，它甚至能够理解几何学和代数学等客观概念。与其说人是在客观地看世界，还不如说人是通过被刻印于灵魂之中的这种铸模在看世界。柏拉图将这种先天的仿佛铸模一般的存在称为“理念”，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则将其称作“范畴”（后文详述）。

——刚才的事例是关于几何学的，美诺想了解的不是道德能否被传授的问题吗？

关于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柏拉图认为，道德也是与生俱来之物，是早已被刻印于灵魂之中的。那么，灵魂又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学习的呢？

柏拉图猜想，那应该是在出生之前的事情吧。

既然灵魂是不朽的，重生过多次，已经在这个世界和哈迪斯的王国（引用者注：意即“冥界”）见过所有事物，那么它已经学会了这些事物。如果灵魂能把关于美德的知识，以及其他曾经拥有过的知识回忆起来，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惊讶。（中略）因为探索和学习实际上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选自柏拉图《美诺篇》
7

哈迪斯是希腊神话中冥界之神、地下之神，与众神之王宙斯和海神波塞冬是三兄弟。在身为冥界之神这一点上，他与埃及神话中的奥西里斯很相似，但是基本上没有如奥西里斯那样对死者进行审判或让其复活的故事。

不过古希腊也有一种叫作俄耳甫斯教的宗派，他们相信灵魂的复活和投生——轮回转世。

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是竖琴大师，为了救回被毒蛇咬后死亡的妻子欧律狄克而下到冥界。哈迪斯听了俄耳甫斯的恳求之后非常同情他，允许他从冥界带走妻子，不过要求俄耳甫斯在回到地上之前绝不可回头看她。

俄耳甫斯在即将回到地上之际朝妻子的方向回过了头，于是欧律狄克的身影像梦幻一般消失。这很像《古事记》里“伊邪那岐前往黄泉国”的故事。不过，我们不清楚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根据俄耳甫斯教的教义，进入冥界的死者亡魂会依照其生前的行为分别沿着两条路前行。行善者会沿右边走，与神合为一体。

而作恶多端者则沿左边走，喝下位于一棵侧柏根部的“遗忘之河”的河水，失去在人世的所有记忆，在经受长达1000年的地狱折磨之后，再次被抹去记忆投生人世。

“冥界的审判”和“灵魂的轮回转世”思想原本在希腊是没有的，在古印度、伊朗和埃及却是非常普遍的。

将这些思想在希腊进行普及的是俄耳甫斯教，他们遵守素食主义和冥想等戒律，对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等著名的哲学家们也造成影响。

被称为“数学之父”的毕达哥拉斯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以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克罗托内为活动基地。他听着铁匠铺里回响着的打铁声，就注意到了铁砧的长度与音阶之间的比例关系，更进一步看出琴的音阶与弦的长度之间存在着数学性的关联。于是，毕达哥拉斯宣称万物都是按照数学秩序被设计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热衷于发现以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中的两直角边的平方之和一定等于斜边的平方”——为首的各种定理。后来集大成的是欧几里得。

柏拉图曾三次前往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他似乎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们那里学习几何学，并受到了俄耳甫斯教的一些影响。

柏拉图在描写老师苏格拉底服毒自尽之前最后几小时的《斐多篇》中，明确谈到了“灵魂不死”这一话题。在慨叹伟大的哲学家即将赴死，希望对其进行抚慰而聚集起来的人们面前，苏格拉底非常平静地表示：

“你认为哲学家所探求的，是食欲和性欲这类享乐吗？他会在意购买华丽的衣服、鞋子等东西吗？

“这都是与肉体相关的事物，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

“肉体会让灵魂上当，如果灵魂与肉体相结合，就无法求得真理与知识。”

如果灵魂以纯粹的姿态离开了肉体，那么灵魂中就不会再有任何肉体的要素。因为灵魂在其一生中（中略）都在努力回避肉体，试图专注于自身。这是灵魂不断练习着的事。而这一练习才是正确进行哲学思考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在练习真实而平静地面对死亡。

选自柏拉图《斐多篇》
8

俄耳甫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所不断推广的“灵魂不死和转生”思想，经由柏拉图的打磨之后，成了柏拉图哲学的中心主题——理念（Idea）论。

——理念是什么呢？

希腊文中“idea”意味着“能看见的事物”，是英文“idea”（观念）和德文“Idee”（理念）的词源。

柏拉图哲学把那些并非具体的事物，而是其本质的真正的形态称为“理念”（Idea）。比方说，他们说“猫的理念”时，指的不是叫作“三花”或“小玉”的具体的猫，而是指猫本身、猫本来应该有的形态。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与之对应的理念，实际上，神是以理念为设计图来创造现实事物的。

把这一认识与“灵魂不死”的想法相结合就会形成如下思想：

灵魂原本居住在天上的理念世界当中。这里才是真理的世界，地上的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不完整的“投影”而已。灵魂从天上落到地上并获得肉体，然后看到各种事物。虽然这里的狗、人、国家等都不过是不完整的、不断步向消亡的“投影”，但灵魂可以通过它们“回想”起原本在理念世界所见到的理想的狗、人和国家。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让现实中的“投影”不断贴近理念。

柏拉图还曾使用诸如“理念”、“形式”（eidos）、“真实存在”等各种说法来表达这一概念，将“理念论”这种说法普及推广的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

每个人的灵魂由于其本性使然都天然地观照过真正的存在，否则它就绝不可能进入人体，但要通过观看尘世间的事物来引发对上界事物的回忆，这对灵魂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有些灵魂曾经观照过上界的事物，但只是片刻拥有这些事物的景象；有些灵魂在落到地面上以后，（中略）忘掉了上界的辉煌景象。（中略）

但对美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过去有一个时候，我们看到美本身是光辉灿烂的。那个时候，（中略）我们沐浴在最纯洁的光辉之中，而我们自身也一样纯洁，还没有被埋葬在这个叫作身体的坟墓里，还没有像河蚌困在蚌壳里一样被束缚在肉体中。（后略）

选自柏拉图《斐德罗篇》
[2] ，
9

——居然把活在这个世上看作是居住在“叫作身体的坟墓里”……

希腊的古老格言——“身体是灵魂的牢狱”——多次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当中。如果不能搞清楚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无法理解理念论的。

[1] 本段译文在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下同。——译者注

[2] 引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译者注

4 灵魂不死——古代印度哲学

对西欧哲学造成巨大冲击的古印度奥义书哲学。

最早对“灵魂不死与再生”进行深入思考的应该是古印度人。骑着马自中亚而来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北印度，也孕育了祭祀大自然诸神的婆罗门教。这是一种祭祀雷电、太阳、大地和火的朴素宗教，与日本的神道教颇为相似。他们的祭司被称为婆罗门，他们的圣典被称为《吠陀》。

——他们的圣典用日本式的说法就是神主
[1] 诵念的祝词吧。

《吠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到第三部记载的是赞颂诸神的赞歌和举行仪式的程序，第四部《奥义书》
[2] 则是论及宇宙和生命起源的哲学书。这部经书的思想是通过由婆罗门老师直接传授给其最优秀弟子的形式进行传承的。因此，《奥义书》采用的是问答形式。

这身体原本是速朽的，它属于死神。但它确实是那不死且无身体的阿特曼（自我，Atma）的住处。

（中略）而当他想到“我要说话”时，那就是阿特曼。（作为机能的）语言只不过是为了说话而存在的。而当他想到“我要听”时，那就是阿特曼。（作为感官的）耳朵只不过是为了倾听而存在的。

而当他想到“我要思想”，那就是阿特曼。（作为思考功能的）意识是阿特曼的天眼。

选自《歌者奥义书》
[3] ，
10

这一著作认为身体不过是自我（阿特曼，灵魂/意识）的寄居处而已。电视本身不过是一个盒子，但接收信号之后就能出现图案和声音；电脑本身不过是一个盒子，但安装了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系统）或苹果操作系统（Mac系统）等基本操作系统（OS）之后就能上网和编辑文件。身体也如此，它本身不过是一堆肉，但自我入住之后就能看、听、思考了。

蜜蜂采集花木的精华酿蜜，将这些精华融合为一，（中略）它们就不能辨认说“我是这棵树的精华”“我是那棵树的精华”。（中略）万物虽都进入存在，却浑然不知“我们原来已进入存在”。

不管它们在世上为何物，不管它们是虎，是狮，是狼，是野猪，是蛾，是牛虻，或是蚊子，（中略）这一切都是以它为本性之物。（中略）它就是真，就是阿特曼，就是你。（后略）

选自《歌者奥义书》
11

如同每个家庭的各式电视都能接收相同的信号、每个人的电脑都能安装相同的操作系统一般，每一具身体中的阿特曼所具有的“本源”也是相同的。他们把它称为“梵”（Brahman）。梵文中的“Atma”与希腊文中的“Psyche”、日文中的“魂（たましい）”的意思可以说是相同的。

作为不死存在的阿特曼，居于会老、病、死的身体之中，这就是人类。因此，所谓“生”，就是不灭的阿特曼被束缚于身体之中。所谓“死”，就是阿特曼从身体之中被解放出来。这与普通的生死观是相反的。

——啊，柏拉图也说过同样的话呢。

柏拉图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而奥义书哲学成于公元前8世纪，明显是古印度这边更早。

《奥义书》中将脱离身体的阿特曼重新与梵融为一体称为“解脱”，将解脱失败再次进入另一具身体称为“轮回”，就像是被释放的囚犯无法适应监狱外的花花世界而再次回到监狱里一样。

《奥义书》的基本思想就是告诉人们，为了解脱就必须正确理解阿特曼与梵是一体的，身体不过是一个临时寄居处。

奥义书哲学所诞生的年代，正是北印度战乱不休的时期。随着自东方传入的铁制农具的普及，恒河流域的森林被开垦，有关土地的冲突变得激烈起来。古婆罗门（神官）的权威衰落，人们开始追寻新的救赎。

位于现在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释迦国）的王子乔达摩，在物质丰裕之中却无法得到灵魂的平静，于是舍弃王位和领土，抛下妻儿，出家成为修行僧。

他通过严格的禁欲和禁食不断苦修，在濒于死亡之际为一个名为输伽陀的牧羊女所救，在菩提树下开始冥想，最终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

1.永恒的灵魂寄居于会毁灭的身体当中，所以生为苦；

2.苦皆有因，执着于如幻的现世（烦恼）即为其因；

3.若断其因，则苦消失，若断了对现世之执着，则苦消失；

4.要断其因，有八种修行法（八正道）。

将妻儿、父母、财宝、谷物、亲戚和其他一切欲望全都舍弃，如犀牛之独角般独自前行。

选自《经集》
12

乔达摩后来被弟子们称为佛陀（意为觉者）、释迦牟尼（释迦族之圣者），于北印度各地布教。佛教由此成立。他的祖国迦毗罗卫国后来为近邻强国拘萨罗国所灭。即便乔达摩没有出家而是继承了王位，最终也会失去一切的。

80岁后的佛陀在旅途中经过的一处村庄布道时，吃了铁匠之子纯陀供养的菌类食物后开始难受，不久就停止了呼吸。这可能是由于吃的蘑菇有毒。不过，佛陀告诫说：

“纯陀，是你给了我最后的供养。一切事物都会变迁，要勤于（修行）。”

据说年轻的纯陀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修行僧。

关于佛陀之死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可能的是公元前4世纪80年代。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两人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不过相互并不知晓。即便如此，佛陀最后的言行与平静地喝下毒药的苏格拉底却是如此相似。

希腊人初次来到印度，是在此半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东方之时，而基督的诞生则还要再过300年。

[1] “神主”在中国指的是供奉祖先或死者用的小木牌；在日本原指神社的最高领导者，现代日语中与“神职人员”同义。——译者注

[2] 原文如此，实际上吠陀的第四部应当是《阿闼婆吠陀》。——译者注

第4讲
“我”与世界

“我”是什么？神又是什么？世界呢？让我们通过历史来了解思想家们的苦战。

1 “我”的边界何在？

“我”是什么？

探索“精神”与“肉体”、“意识”与“心灵”的分界线。

——话题逐渐变得具有宗教色彩了，这让我有点不安。灵魂的存在等在科学上能够证明吗？

不能。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是对人所认为的外界——从宇宙到自己的身体——从物质层面探索其性质的学问，是了解“人之外的世界”的材料和使其运动的规则的学问。

——啊，等一下。自己的身体应该不是“外部”而是“内部”吧？

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说，那是“外部”。

比方说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感觉有些反胃、不舒服，就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就想起来：“哦，是因为昨晚参加聚会喝多了。”

这样你就能发现有一个对“自己身体”的变化进行冷静观察的“自己”——你可以称其为“自己”，也可以称其为“意识”。换言之，自己的身体并非意识，而是被意识所观察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外部”的。印度哲学中把这种意识称作“阿特曼”（自我，灵魂，真我）。

——那心理学呢？人的心理总属于“内部”了吧。

从大脑的特定部位和神经传递物质的作用方面对人的心理加以说明的时候，大脑和神经系统等硬件会被认为是属于“意识的外部”。这属于脑生理学，是医学的一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

另一方面，试图“从内部”对心理活动加以解释的，是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这一学科究竟是否属于自然科学还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

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不能通过“重复实验”使得任何人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学说就不会被承认为真理。仅仅坚持表示“STAP细胞是存在的”是不行的，必须要公开发表论文说明按照怎样的程序对细胞进行操作才能制作出STAP细胞来，并且全世界任何一位生物学家按照这一程序进行重复实验后都能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样才能认定该学说是正确的。

但精神分析学既有对患者起了明显效果的情况，也有完全无效的情况；既有被治愈的患者，也有未能治愈的患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甚至可以算是宗教的领域。心理究竟属于意识的内部还是外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进行研究。

——意识是阿特曼这件事我大概了解了。不过，身体一旦死亡，阿特曼不也会死亡吗？就像关掉电脑的电源之后程序也就无法运行一样。

这种思考方式被称为唯物论，是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所倡导的学说。希腊人非常喜欢讨论构成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物质（诸如土、水、空气、身体）的最根本的物质究竟是什么。比方说泰勒斯认为这种最根本的物质是“水”，而毕达哥拉斯则认为不变的不是特定的物质，而是数学的秩序。

德谟克利特认为存在着眼睛看不见的极为微小的粒子——原子（atom），这是再也无法进行分割的物质的最小单位。而且意识、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所以人死之后灵魂也就四散消亡，什么都不会剩下。他认为不存在死后的世界，也不存在神的审判，这是一种像现代人一般的想法。生活于同一时代的柏拉图是相信灵魂转生的，所以非常反感唯物论，在柏拉图所著的《对话录》中也完全没有涉及德谟克利特。

原子论和唯物论都认为，首先世界（宇宙）是一个确实的存在，这与意识的存在无关。意识通过感觉器官来感知“外部世界”。人死之后感觉就会消失，感觉一旦消失则意识也就会消失。

“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是不存在的，一旦死亡存在则我们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不要畏惧死亡。说这话的是希腊化时代的伊壁鸠鲁。人们之所以将伊壁鸠鲁学派称为享乐主义者（Epicurean），就是因为他们主张“不要为死后的世界而烦扰，要活在当下”。当然，他们并不是在主张追求肉体的享乐。

古希腊罗马时代，宙斯、阿波罗等奥林匹斯十二神的多神教为世人所信仰，在这种环境下主张“神和死后的世界都不存在”的唯物论竟然还得到了一定的支持，这真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后来，到了宣扬“唯一真神的救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普及之后，在长达数世纪的时期当中，唯物论被视为危险思想而被排斥，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主义时期（18世纪），唯物论才终于复活过来。“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就是唯物主义者。

在更晚些时候，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开始宣扬唯物主义，对此有继承的是马克思。马克思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史的原动力并非神和人的理性或精神，而是生产资料——生产商品的土地和工厂——归谁所有的一种阶级斗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史观。事实上，马克思既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又是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因此，对共产主义产生共鸣的左翼知识分子对唯物主义表示赞赏，并开始避讳宣讲关于宗教和神话的东西。

原子论虽于19世纪初期为英国物理学家约翰·博尔顿
[1] 重新评价，仍然难以为人们所接受。长冈半太郎和卢瑟福提出有电子环绕于原子核周围的原子模型，已经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现代量子力学则认为电子是气状的、围绕原子核的粒子。

19世纪的近代文明把自然界仅仅视为一种“物”，于是为了人类的经济利益而对其彻底加以利用。原子模型提出仅仅半个世纪，人类就已经成功地释放出原子核裂变的能量并进而成功开发出核武器和核电站。

此外，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扩散至俄国、东欧各国、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确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仍然有其不足。

唯物主义者眼中的价值存在于经济上的丰裕和物质上的便利性当中。确实，只要有钱就能吃很多好吃的东西，也能过上冬暖夏凉的生活。但这样也会由于营养过剩而导致成人病的大量出现，造成大量的人身体虚弱，对一点点的温差都无法适应。

而根本的问题在于，不管如何挣扎，人总归是会老、会死的。老与死是身体的衰退和消亡，习惯于让身体保持安乐的人要面对老和死并非易事。

虽然伊壁鸠鲁老师教导说“反正死了之后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不要担心”，但这也不能成为一种安慰。面对死亡的唯物主义者却忌讳死亡，拼命地想要将寿命延长哪怕一分一秒。在医院里也不能自然死亡，而是在病人全身插满管子，为了不让病人乱动还要将其双手双脚束缚于病床之上。这样还能让病人安详地迎来死亡吗？

我总是会想起柏拉图的话：

“所谓哲学，就是练习如何平静地死亡。”

[1] 原文如此，实际应为约翰·道尔顿——译者注。

2 超越二元论的康德哲学

希望超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康德的思想。

古印度奥义书哲人对自我（阿特曼）曾这样说明：

不为他人所见而见者，不为他人所听而听者，不为他人所思而思者，不为他人所识而识者，（中略）此为汝之阿特曼，乃不死之内部之统治者。

选自《广林奥义书》
1

佛教开山祖师佛陀曾说，“色”（肉身/物质）、“受”（感觉）、“想”（识别）、“行”（意志）、“识”（认识）这五种心之作用（五蕴）是与本来的自我（阿特曼）不同的，执着于此五蕴即是苦之因缘（五蕴非我）。

人们由于执着于“自己之物”的事物而悲伤。因为（自己）所有的事物并非常住。应知这个世上所有事物都会变迁、消亡，所以（人们）不应仅仅停留于在家修行阶段。

人们所认为“这是我的东西”的事物，在（他们）死后都会失去。遵从我的人们须认清这个道理，不能屈服于“这是我的东西”这一观念。

选自《经集》
2

后来的佛教哲学（大乘佛教）中出现了对自我（阿特曼）的存在进行否定的“空”的思想，但在初期佛教典籍《经集》中，佛陀则主张不要把终将消亡的身体与永恒的自我（阿特曼）混为一谈。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奥义书的哲人也罢，还是佛陀也好，他们都将作为观察者的自我（阿特曼）和作为观察对象的心（感觉/意志/认识）进行明确区分，认为身体和心都处于意识的“外部”，为意识所随时观察（观照）。

将这一思想发展到极致的是印度哲学的数论派。数论派将宇宙分为精神原理普拉萨（Purusa，等同于阿特曼）和物质原理帕拉克提（Prakrti，也翻译为自性）。他们认为，为普拉萨所观照（观察）的帕拉克提分化成宇宙、万物、身体、心。但这正如观众观看演员跳舞一般，观众一旦不看了，演员也就不再跳舞，舞台也会落下帷幕。若普拉萨不再观照，则宇宙就会恢复成原本的物质原理帕拉克提。

在西方哲学当中，对
/感觉）的这种二元论属于常识。自我被混同为理性。即便是达到了“我思故我在”这一真理境界的笛卡儿，在这一点上也同样如此。笛卡儿所谓的“我”就是指的理性。将东方哲学中融为一体的“心”一分为二成为“理性”和“感觉”的正是西方哲学。

笛卡儿所构建的理性万能、轻视感觉的哲学——唯理论，在经由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之后，由德国的莱布尼茨继承下来。

另一方面，重视历史（经验）和习惯的英国哲学家们则希望构建一套怀疑理性的感性哲学。这就是始于弗朗西斯·培根，由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不断延续的英国经验论。在第一讲中介绍过的因社会契约理论而闻名的约翰·洛克（见第59页）著有一部名为《人类理解论》的哲学书。

我们就假定心灵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心灵是怎样得到那些观念的呢？（中略）心灵在推理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用一句话来答复这个问题，它们是从经验得来，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

选自洛克《人类理解论》
[1] ，
3

洛克认为，作为一张“白纸”出生的人，积累了感性经验之后，就会从简单观念产生出复杂观念，甚至复杂的抽象概念和时间、空间的概念也是以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

洛克与物理学家牛顿是同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基于实验和观察取得的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苏格兰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观念都是从对外界的印象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精神（理性）当中产生的。

与此相反，爱尔兰的神职人员贝克莱坚持认为只有精神才是实体，外界不过是精神所感知的印象而已，并非实体。

——这和主张“万事皆空”的佛教思想很像啊。

不过，由于贝克莱是英国国教会的主教，无法否定《圣经》，因此只能以“创造了人的精神（理性）的上帝是作为实体而存在的”的说法来应付对他的批判。

这些英国哲学家们都非常重视感觉和知觉，所以对笛卡儿的理性万能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们也将理性和感觉对立，这一点与笛卡儿是一样的。

不过，试图将两者融为一体的天才哲学家在德国出现了。

他就是伊曼纽尔·康德。

康德生活于18世纪。宗教战争的狂风骤雨于17世纪上半叶停息之后，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为止，是一段比较稳定、开明的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虽已开始，但劳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等负面效应尚未显现。此时的人们非常质朴地相信从“黑暗的中世纪”解脱出来的人类正在不断稳步发展。

康德是普鲁士人。当时并没有一个叫作德国的国家。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正式名称是神圣罗马帝国）在17世纪上半叶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之后分崩离析，分裂为300多个小国和自由城市。康德的祖国普鲁士王国在明君腓特烈大帝的率领之下，逐渐崛起为德国东北部的大国。

一说起德国菜，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肉肠和土豆，原产于南美的土豆就是腓特烈大帝为了减轻农村的饥荒问题而推广普及的。他还留下了一句名言：“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同时，腓特烈大帝也有理性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的一面，他曾侵略南边的大国奥地利并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后来，他深受痛风的折磨，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去世，终年74岁。成为德意志各邦国中最强大国家的普鲁士王国，于百年之后在另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俾斯麦的手中终于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伟业。

康德出生于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哥尼斯堡，并在这里作为大学教授一直活到79岁高龄才去世。他的一生是非常朴素的一生。康德比腓特烈大帝小12岁，他虽然一直遭受消化系统病变的折磨，却目睹了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的崛起这一系列历史大事。

不过，康德的哲学就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那样，完全颠覆了一直以来的常识，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康德在近代哲学当中的影响力应该可以与柏拉图在古代哲学中的影响力相提并论。

康德所致力研究的实际上就是“内部与外部”的问题。

人原本是一个空的容器，通过五感（感觉）从“外部世界”接受各种信息，然后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思考，才得出了“真理是这样的”的观念。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洛克的共同认识。

——就是洛克的经验论：“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

而柏拉图、笛卡儿的唯理论则相反，他们认为数学逻辑（理性）和善恶的判断力（道德）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是预先就已被注入人的意识当中的程序，就如同买电脑的时候就已经预装了软件一般。由于理性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因此只要正确地运用理性就能寻找到“共通的真理”。

另外，由于有“在经验之前”这个意思，因此有“先验的”、“先天的”、“事前的”（a priori）等说法。

请对以下命题的对错进行判断。

A.“猫型机器人（机器猫）哆啦A梦是机器。”

机器人是机器。由于哆啦A梦是猫型机器人，因此哆啦A梦是机器，是具有情感和能进行表达的非常高级的机器。这一结论仅仅是在头脑中进行推导的，这就是唯理论。那么，下一个命题又怎么样呢？

B.“猫型机器人哆啦A梦会游泳。”

大多数机器是依靠电能运行的，浸水后会引起短路而导致损坏。哆啦A梦如果是机器的话，很可能一进水之后就无法运行了。不过如果防水系统非常好的话也可能没事。换言之，依靠唯理论进行判断的话，会发现两种可能都存在，无法给出结论。

要想判断正误，就只能研究哆啦A梦是否真正游过泳了。

——哆啦A梦游过泳吗？

游过啊。

在《爸爸、大雄与游着酒的河》当中，哆啦A梦就在河里游过泳。“由此可以证明哆啦A梦会游泳”，这就是经验论。

（引用者注：针对“认识来自何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认为，主张起源于经验的哲学家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而主张起源于理性的哲学家的代表是柏拉图。到了近代，洛克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则继承了柏拉图。（中略）不过，洛克和莱布尼茨都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争论。

选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4

“这样的话，那就我来尝试一下”，所以康德哲学的目标是要将如同水与油一般完全不相融合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糅合在一起。然后康德说：“要从经验当中创造出观念，就必须要有先验性的框架。”

——“经验当中必须要有先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完全没搞懂。

嗯，比方说，魬鰤（hamachi）和鰤鱼（buri）有什么区别？

——魬鰤用来做生鱼片；鰤鱼用来做鰤鱼炖白萝卜，是很肥的大鱼。

但是，魬鰤其实也是鰤鱼啊。

鱼年幼的时候叫做魬鰤。一般不到60厘米长的鰤鱼幼鱼在西日本被称作hamachi，在关东被称作inada，长到80厘米以上的成鱼被称为buri。它的名称在日本各地还不一样，这种鱼叫作出世鱼
[2] 。

不过，在英语当中，hamachi、inada、buri全都叫作yellowtail。虽然是同一种鱼，日本人就划分得非常细，英美国家的人则不加区分。对于没有吃这种鱼的习惯的民族而言，确实完全不需要划分得那么细致。

也有相反的例子。我们到肉店去的话，会发现店里按照肋排、外脊、里脊、腰柳、肋肉等不同部位把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之所以几乎全写成片假名
[3] ，是因为进入明治时代之后肉食才在日本普及开来，在此之前的日文当中没有对肉的部位进行分类的词。即便到了现在，如果你问别人“这是哪个部位的肉”，估计几乎没人能回答出来。虽然都是同样的肉，欧美人就会分得很细，而日本人则不加区分。

对了，彩虹有几种颜色啊？

——7种颜色。

你数过吗？

——没数过。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对吧。你只是在经验之前认为“彩虹有7种颜色”。实际上彩虹的颜色是渐变色，可以分为10种颜色，也可以分为20种颜色。戴着红色太阳镜的人会将一座青山看成黑色。到什么时候为止是hamachi，从什么时候开始是buri？到哪里为止是外脊，从哪里开始是里脊？做决定的实际上是人。

如果像洛克所说的那样，仅仅依靠经验来创造观念的话，有的地方难以很好地解释。

康德对此是这样说明的：

“我们所见的并非‘事物本身’。”

“而是透过一个滤镜，一个预先的（先验的）观念的框架（直观形式）来进行观察的。”

“我们所见的不过是透过滤镜的表象（现象）而已。”

也就是说，康德认为，我们戴着红色的太阳镜所见的黑色物体实际上是什么颜色，我们并不知道。映射于太阳镜上的直观形式当中，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之外，还有因果关系、必然性等12种模板（范畴），能够统摄所有这些因素的是理性的作用。

心之感受性，即心在被激动时容受表象之能力，如名之为感性，则心由自身产生表象之能力（即知识之自发性，当名之为悟性。（中略）使吾人能思维 “感性直观之对象”之能力，为悟性。

此二种能力实无优劣。无感性则无对象能接与吾人，无悟性则无对象能为吾人所思维。无内容之思维成为空虚，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

选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4] ，
5

不管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在康德之前的哲学家们（除了贝克莱以外）都认为世界是实体，人能够通过理性或感性对作为实体的世界进行探索并追寻真理。但康德认为，人在理解世界的时候借助了一个滤镜，所以只能观察到世界的表象（现象）。现象界并非位于人的外部的实体，而是人所创造之物。因此，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区分并无意义。康德自己将这一思考方式的巨大转变称为“哥白尼式革命”。

此外，康德将把握现象界的先天认识能力、数学的理性称为“纯粹理性”，将对于无法依靠经验进行证明的事项——上帝是否存在，灵魂是否不灭，意志是否自由等——进行判断的理性称为“实践理性”，以此加以区别。他指出，支配实践理性的并非自然界的法则，而是道德观念。

康德在完成了大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以及倡导国际联盟构想的《永久和平论》（见第123页）之后，于近80岁时离开人世。他的墓志铭是《实践理性批判》结论里的话。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选自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5] ，
6

○ 探索“星空”的纯粹理性

○ 基于“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之上的实践理性

只有这两点才是可靠的基准。这就是康德的“遗言”。

康德不断努力，希望能从笛卡儿的二元论中脱离出来，最终在到达极限之处进行了妥协。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分成坚信理性的黑格尔和毅然舍弃理性的叔本华、尼采等不同派别。

[1] 引自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译者注

[2] “出世鱼”指随着不同生长时期而变换名称的鱼。——译者注

[3] 片假名是日文当中的一种书写形式，多用来书写自外文直接音译而成的外来语。——译者注

[4] 引自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译者注

[5] 引自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者注

3 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

这是一场对已形式化的基督教会感到绝望之后，转而追求真正信仰的思想家的艰苦战斗。

日本各地有无数的神社和佛寺，每当元旦之际都有大批的人前往进行新年的初参拜，在葬礼的时候人们也习惯请来僧侣为逝者取戒名。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宗教法人进行的调查（2006）结果显示，神道教有1亿700万信众，佛教有8900万信众，基督教有300万信众。之所以这些人数合计起来几乎达到日本总人口数的2倍，与日本人独特的宗教意识有关——在日本人心中，神道教的初参拜和佛教的葬礼是可以共存的。

不过，根据舆论调查的结果来看，约七成的日本人称自己“无宗教信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应该是大家仅仅根据习惯进行参拜和祭拜，而没有对宗教进行过深入思考的缘故吧。

是的，日本人只是依照风习进行神道教式的初参拜和佛教式的葬礼，并未理解神道教和佛教的教义，也并非有着对于特定的神或佛的信仰。

其实，这种倾向自江户时代
[1] 就已经出现了。

战国时代
[2] ，比睿山延历寺（天台宗）和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一向宗（净土真宗）等宗教势力不断以自身的军事力量与战国大名进行对抗。织田信长认为比睿山会成为自己一统天下的障碍，于是对其进行了讨伐，还对一向宗进行了彻底的镇压。丰臣秀吉则开始镇压基督教徒，德川幕府在镇压了岛原之乱
[3] 后，强制要求所有日本人都必须登记在佛教的某个宗派之下（寺请制度
[4] ）。佛教教团的存续被幕府认可，同时被幕府委托进行檀家（信徒）名簿（户口）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僧侣被公务员化了。

于是，在葬礼之际，逝者家属就会认为“我们家是某某宗的”，然后就会请来该宗的僧人举行仪式，坟墓也由寺庙进行管理。这一习惯一直留存至今。寺庙方面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也将葬礼、戒名、墓地加以商品化。于是，“葬礼佛教”就此出现。

事到如今，没人会向已经变成“葬礼企业”的佛教寻求灵魂的救赎。可以说，日本的佛教作为宗教已经“消亡”了。而起源于朴素的自然崇拜的神道教，由于没有特定的教义，也无法进行灵魂的救赎。于是现在大多数人就把精力集中于平日的工作和享乐，以排遣心中的不安，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们则转而向心理医生或新兴宗教寻求帮助。

西欧各国的基督教也开始面临与日本佛教相同的问题。在比织田信长稍早一点的时候，路德和加尔文发起的宗教改革就已否定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在那以前，人们从属于天主教会的“教区”，通过礼拜日的弥撒和节日来保持作为共同体的归属感。但新教教会（路德派、加尔文派）将其破坏掉了。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对此曾这样说明：

天主教会里的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教会全体成员共同基础之上的，（中略）但是新教却使个人独自面对上帝。（中略）个人一旦不得不独自面对强大的上帝，不禁会有被击溃的感觉，进而会彻底屈服以求得救。

选自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
[5] ，
7

一神教基督教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压倒性的存在，是创造宇宙和人类、惩罚反叛者、在进行“末日审判”时对全人类进行裁决的神。上帝与只要你诵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会无条件地前来相救的阿弥陀佛是不一样的。

路德和加尔文要求那些被抛出共同体的个人在可怖的上帝面前独自站立。大多数无法承受这种不安的人们开始远离宗教性的事物，转而将自己埋没于世俗的禁欲和劳动之中。英国、荷兰、德国等新教各国的人们将勤劳视为美德，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持此观点的是德国的社会学马克斯·韦伯。

为了获得（引用者注：自己会被上帝救赎的这种）自我确信，最好的方法就是严格传授不断的职业劳动精神。换言之，通过职业劳动，或者说只有通过职业劳动，才能将宗教上的疑惑驱散，使自己获得将被救赎的确信。

选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8

在天主教会得以存续下来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以及原本就不存在原罪意识的东正教影响之下的希腊，并未如西欧各国那般产生勤勉的伦理，人们更加注重享乐。因此，他们的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发展迟缓，政府备受慢性财政赤字困扰。导致欧元暴跌的希腊财政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不过，西欧的禁欲主义和南欧的享乐主义，究竟哪一个会给个人带来幸福呢？

有些在学生时代曾为人生的意义而苦恼过的人，踏入社会后变为“企业战士”拼命地工作，工作期间感觉仿佛从人生的苦恼当中被解放出来，在社会上也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是面对问题的态度，而只是在逃避而已。到退休之后，当从工作当中解放出来再次有时间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怀疑“我这一辈子究竟干了些什么”，于是再度陷入苦恼之中。

——然后再次逃避，转而继续努力度过“第二人生”之类的。

19世纪时的西欧社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随着人们逐渐远离教会转而向职业寻求“救赎”，国家权力对于徒具形式的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控制也逐渐强化。其典型就是国教会制度的设立。神职人员作为公务员为政府所任命并成为行政机构的基层，这是西欧版的“檀家制度”。

在法国，与王权相结合的基督教为法国大革命所否定，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明文规定政教分离，神职人员从公共教育领域被清退。统一了德国的俾斯麦在与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当中也取得了胜利，将政教分离的原则制度化。如此一来，在19世纪的西欧各国，“基督教之死”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19世纪，人们失去了不安的宣泄口，虚无主义和暴力革命思想，或者与其完全相反的宗教性的狂热主义（新兴宗教）也得以产生，精神疾病也大量出现，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因而获得极大发展。埃里希·弗洛姆认为，到了20世纪，这些思潮被注入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当中，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北欧的丹麦，现在其人口的八成属于丹麦国教会，葬礼的九成是由国教会神职人员进行的。但是，每周前往教堂的人只有5%。这完全就是和“葬礼佛教”差不多的“葬礼基督教”了。面对已完全形式化的丹麦国教会和世俗化的大众，索伦·克尔凯郭尔选择单枪匹马进行反击。克尔凯郭尔在19世纪上半叶度过了他短暂的一生。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原本是一个贫穷的牧羊少年，后来成为一个大企业家。不过他深受罪孽意识的折磨。

究其原因，首先，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记得自己还是一个穷孩子的时候曾经诅咒过上帝；其次，在他并未生育子女的第一个妻子刚去世不久，他就强暴家中女佣并使其有了身孕。后来，克尔凯郭尔的父亲与这个女佣结婚，生育了7个子女，克尔凯郭尔排行最末。

当然，克尔凯郭尔完全不知道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

他父亲的抑郁症逐年恶化，总是认为自己会受到可怕的惩罚。克尔凯郭尔在少年时期一直被父亲严格教育，甚至不能自由外出。他成绩优秀，为了成为丹麦国教会的神职人员而考入哥本哈根大学神学系。

不久，不幸就降临在他们一家人身上。

1819年，次子因事故身亡，12岁；

1822年，长女病死，25岁；

1832年，次女难产而死，32岁；

1833年，三子病死，24岁；

1834年，母亲病死，三女难产而死，33岁。

原本的9人之家就只剩下父亲、长子和幼子克尔凯郭尔。

——这真是遭到诅咒了……

为了逃避阴郁的家庭，克尔凯郭尔放弃学业，开始外出旅行。在看到父亲故乡那荒凉的景象后，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理解我的使命，了解上帝想让我做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也就是说，寻求对我而言是真理的真理……这才是最重要的。即便弄明白了所谓的客观真理，那对我又有何用呢？”

这之后的三年时间，克尔凯郭尔一直没有回家，而是靠着不断借钱过着享乐的生活。到了25岁的时候，克尔凯郭尔听了父亲那令人震惊的坦白之后在日记中将此事写作“大地震”。他明白了自己一家的不幸是起因于父亲的罪孽。同时，他也认为，若果真如此，那么自己也无法躲避上帝的愤怒，应该像姐姐们一样在34岁生日之前就死去吧……

——25岁的年轻人被告知自己“只剩下9年的寿命”。这太残酷了……

“余生”该怎样度过呢？克尔凯郭尔与父亲和解，重新回到了神学系。这一年，他父亲去世。虽然他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父亲，但正是由于与他的冲突和矛盾才使得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大哲学家。

对于年轻的克尔凯郭尔而言，抛弃一切进入宗教生活，这也太早了。在他父亲死后，他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9岁的名叫雷吉娜的姑娘并向她求婚。她接受了求婚，两人开始准备结婚。谁知不幸再次降临，克尔凯郭尔长兄的妻子在结婚9个月之后病死，克尔凯郭尔再次陷入深深的纠葛当中：

“与我结婚一定会给雷吉娜带来不幸。”

坚信自己“只能活到34岁”的人，怎么都不可能认为自己能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如果雷吉娜是能够接受这一苦恼的大气的女性那又另当别论，但遗憾的是，她只是一个追求平凡幸福的普通女性。于是克尔凯郭尔宣布与她解除婚约，并退回了订婚戒指。他的一系列著作都是为了雷吉娜而写的，却非但未能得到她的理解，反而被视为让年轻女性蒙受耻辱的没有责任感的男人，并被写进大众报纸的花边新闻，遭受社会的谴责。

——在她看来，确实是“最初就不该来求婚！”

后来，终于到了他34岁的生日。

“我竟然还活着！”

感到非常惊奇的克尔凯郭尔前往教堂确认自己的出生记录。出生日期确实没有错。

“是上帝让我活着的。余下的人生，我要奉献给重建基督教！”

何谓真正的基督教？

不寻求教会作为自己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每个人都“独自一人”与上帝相对，做好接受其审判的思想准备。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孤独个体”。

在上帝面前，他们总是单独的个人；坐在一个陈列橱里的人也不会像赤裸裸地面对上帝的人那样感到难堪。这是良心的关系。安排是这样的，通过良心，每一个罪后面都马上跟着关于这罪的报告，而且一定是这犯罪者自己写下了这报告。

选自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
[6] ，
9

克尔凯郭尔与遗忘了真正信仰的大众社会以及丹麦国教会之间的战斗就是由此开始的。因为著述了代表作《致死的疾病》，并在其后继续批判国教会，所以克尔凯郭尔无法成为一名牧师。没有稳定收入的他一边依靠父亲的遗产生活，一边继续自费出版，这一战斗一直持续到他42岁倒在路边猝死时为止。

——真是壮烈的人生啊……

克尔凯郭尔所面对的是“我的存在有何意义 ”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认为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哲学是无意义的。

每一个没有意识到（中略）其面对上帝的精神自身的人类生存状态，（中略）含糊地于和沉没于某种抽象的普遍性（国家、民族，等等），（中略）或者那种将他的能力仅仅视为产生的力量而不深切意识到这些能力的源头所在的生存，或者将他自己（中略）视为某种不可确定的东西的人类生存——所有这些生存，不论他们取得什么极其惊人的成就，不论它们说明了什么，哪怕是整个生存，也不论它们何等强烈地从美学角度享受生活；所有这些生存也还是绝望。

选自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
10

自笛卡儿以来的哲学家们，都是在有着“我”这一不变的视角以及如同上帝一般冷静且客观的存在的前提之下，观察外界——变换的宇宙和社会——并推导出某种真理或法则的。

在克尔凯郭尔那个时代，居于这一古典哲学的顶点的是黑格尔。

黑格尔是作为康德的后继者而完成了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家。他在学生时代得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后非常欢喜，认为这是新时代的到来。他担任耶拿大学讲师的时候，亲眼看到了率领法国军队的拿破仑进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自己“见到了马上的世界精神”。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发自内心的肯定终生未曾改变。

黑格尔的肖像画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食欲旺盛、喜欢歌剧的人。黑格尔曾和自己的房东太太私通并生下一子，还曾被要求支付抚养费，算是很好地“享受”了人生。这些事情如果让年轻时曾去过一次妓院并为此终生忏悔的克尔凯郭尔知道了的话，估计会晕倒的吧。黑格尔应该是一个“自我”极为稳定的人，他所关心的完全是“外部世界”。

黑格尔在康德整理好的理性问题当中加入了时间轴，他认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原动力是理性的进步。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理性一直在朝着更高的层次进步，自由也在不断扩大。而理性的进步是由于辩证法——A命题（正）与B命题（反）相对立并统一于更高层次的C命题（合）之下——才成为可能的。

——能讲一下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在宣扬自由和人权的法国革命政权和维持封建身份制度的普鲁士专制王权之间的战争之后，战败的普鲁士王国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取消了身份制度，这使得世界历史走向进步，自由进一步扩大。这就是黑格尔的想法。

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的普鲁士王国吸收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采取了废除农奴制等措施以进行近代化，不久后踏上了统一德国的征程。成为柏林大学教授的黑格尔对近代化之后的普鲁士所进行的德国统一大加称赞，于是为普鲁士政府所喜，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真是一个打造恢宏的哲学体系，同时汲汲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小市民。

克尔凯郭尔的如下语言应该就是对黑格尔的强烈讽刺。

一个思想家建立起一座巨大的建筑，一个体系，一个包容着全部存在、世界历史等的体系；然而，如果考虑到他的个人生活，那么令我们诧异的可怕而可笑的发现是，他自己却不亲自住在这座巨大的圆顶宫中，而是住在宫殿旁边的小棚子里，或在一个狗舍里，或最好也就是住在看门人的住所里。（中略）因为，只要他完成这体系，哪怕是凭借这错误来完成，他就根本不在乎处于错误中。

选自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
11

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脱胎换骨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当中的“理性”和“精神”抽出，主张唯物史观（见第197页）——“关于生产资料（物）的阶级对立推动历史发展”。他认为经过古代奴隶社会（奴隶对抗自由民）、中世纪农奴社会（农奴对抗领主）、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对抗资本家），最后再经由劳动者革命就能实现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极为乐观的思想。跟他的老师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是一个为了“生活”而拼命努力、只关心“外部世界”的人。

[1] 这是日本的一个历史时代，自德川家康1603年于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开始，至1867年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为止。——译者注

[2] 这是日本的一个历史时代，自应仁之乱（1467—1477）至1568年织田信长入京为止。——译者注

[3] 1637—1638年在肥前岛原和肥后天草发生的天主教徒和农民的暴动。——译者注

[4] 这是一种身份证明制度，日本江户时代施主请寺院证明自己并非天主教徒的制度。——译者注

[5] 本段译文在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6] 引自张祥龙、王建军译《致死的疾病》（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下同。——译者注

4 叔本华的“盲目的意志”

受印度哲学的触发而把西方文明完全否定的特别的思想家。

在黑格尔作为柏林大学教授而声名鹊起之际，这所大学里还有一位叫叔本华的与众不同的讲师。叔本华出生于但泽的富豪之家，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之后，致力于哲学研究，从康德一直上溯至柏拉图，甚至还研究了印度的奥义书哲学。

——就是那个主张梵与阿特曼为一体的哲学吧。

完成奥义书哲学的是古印度的吠檀多学派，他们认为“世界是阿特曼所见的幻影”。阿特曼本身是“观察世界之物”，不会被看见也不会被触摸到，它会毫无目的地无限重生。在了解了这一世界观之后的叔本华看来，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的进步推动历史发展”不过是幼稚的胡话而已。

如果是在能够理解“万事皆空”这种佛教哲学的日本，一切都好说，但在完全没有东方思想基础的德国，一下子开始讲奥义书哲学也没人能够接受。于是叔本华花了极大功夫著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试图使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对此加以说明。

（引用者注：作为认识的对象的全世界）都只是同主体相关联着的客体，直观者的直观；一句话，都只是表象。（中略）

这个真理（中略）已包含在笛卡儿所从出发的怀疑论观点中。不过贝克莱是断然把它说出来的第一人；（中略）吠檀多哲学被认为是毗耶娑的作品，这里所谈的基本原理在那里就已作为根本命题出现了，因此印度智者们很早就认识这一真理了。（后略）

选自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 ，
12

被聘为柏林大学讲师的叔本华选择与黑格尔进行正面对决，他把自己的课程开在人气指数最高的黑格尔教授的课相同的时间。

结果惨不忍睹。没有学生选叔本华的课，也就是说他的哲学完全不为学生们所理解，最后他不得不离开柏林大学。

后来，虽然叔本华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他将父亲那充足的遗产用于投资，所以生活仿佛也没问题。他总是穿着正装在饭店吃饭，他很喜欢狗，每天都会牵着一条取名为“阿特曼”的卷毛狗散步。

与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的黑格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叔本华一辈子单身，他还留下了一句名言（或者说是胡话）：“婚姻使男人的权利减半，义务倍增。”康德、克尔凯郭尔、尼采也都是终身未婚，似乎哲学家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反而黑格尔是一个例外。

纯粹就其自身来看的意志是没有认识的，只是不能遏制的盲目冲动。（中略）虽然我们不直截了当说“意志”而说“生命意志”，两者仍然是一回事，只不过是用词的重复而已。（中略）我们固然看到个体有生灭，但个体只是现象。（中略）诞生和死亡既属于意志显出的现象，当然也是属于生命的。生命，基本上就得在个体中表出，而这些个体是作为飘忽的、在时间形式中出现之物的现象而生而灭的。生命本身不知有时间。

选自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3

叔本华哲学认为，理性所认识的世界（表象）不过是虚幻，盲目地不断轮回转世的阿特曼（意志）才是世界的本质。这一看法在叔本华生前几乎未被人们所理解，但在他去世后却获得了很多的支持者。哲学家尼采、音乐家瓦格纳、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都从叔本华这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近代哲学发生了大型的地壳运动，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万能主义开始向浪漫主义方向变化。

——浪漫主义是什么啊？

这是一种主张不要任由理性（意识）压制情感，而应顺应情感（无意识）奔流的思想。浪漫主义在绘画方面的代表是德拉克洛瓦，文学方面则是维克多·雨果，音乐方面的代表是贝多芬和瓦格纳。他们都偏好使用一种能动人心怀的戏剧性的表达方式。

在德国，出于对法国式启蒙思想的一种反弹，开始出现对德国固有的民族文化进行重新发现的一种倾向。格林兄弟在农村进行调查之后收集了德国的民间故事；瓦格纳以中世纪时期的传说为基础，为《罗恩格林》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梦幻般的歌剧作了曲；而在哲学领域将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的则是尼采。

[1] 引自石冲白译《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下同。——译者注

5 尼采的“永恒轮回”

不断寻求能替代基督教的新道德却最终失败的悲剧性的思想家。

哲学领域的浪漫主义始于黑格尔的学弟谢林，到尼采这里达到顶峰。

尼采去世时正好是1900年，所以他是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人物。他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牧师家庭，年幼时就是在音乐和诗歌方面大放异彩的神童。

尼采5岁时父亲去世，此后就在全是女人的家里（母亲、妹妹和两个姑姑）长大。这种缺少父亲的环境以及尼采对父亲的憧憬，后来在其哲学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在波恩大学学习了希腊古典和泛神论（见第163页）之后，对基督教的怀疑逐渐加深，最终拒绝走上成为牧师的道路，让他母亲很伤心。

当时正值俾斯麦在“铁血政策”下开始武力统一德国的时代。年轻的尼采也报名参加了陆军，但由于高度近视和从马上摔下受伤而被命令退伍。这使他“想要变强”的梦想遭受了挫折。尼采的近视逐年加深，由此导致的剧烈头疼终身困扰着他。

当时，尼采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并且深受冲击，在与作曲家瓦格纳相逢之后沉溺于其罗曼蒂克的音乐之中。

他想要找一份哲学教授的教职，但没有空缺，最后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寻得了一个研究希腊罗马古典文献学的教授的职位。

但是，他分析希腊悲剧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被认为不符合学术规范而被学会拒绝，选择他讲座的学生也越来越少，最后甚至只剩下两人，这使他深感屈辱。

——跟叔本华很像呢。

由于头疼的老毛病不断恶化，后来甚至连上课都无法正常进行，因此他34岁时离开了巴塞尔大学。后来就依靠少量的退休金坚持著述。他夏天在瑞士，冬天到意大利，过着无国籍者的日子。尼采与瓦格纳之间曾经被称为“星一般的友谊”的的关系恶化了，他向出生于俄国的女作家露·莎乐美求婚也被拒绝，而且写的书也没人购买。

在44岁的时候，也许是由于预见到自己的死期，尼采执笔写下了自传《瞧，这个人》。

一天，尼采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的大街上，看到一匹被鞭打的马，他紧紧地抱住这匹马号啕大哭，最终丧失了意识并被送往精神病院。在尼采本人寄给瓦格纳夫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在印度时曾是佛陀，在希腊曾是狄俄尼索斯。……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是我的化身，我还曾是莎士比亚、培根爵士、伏尔泰、拿破仑。”
14

此后过了大约10年，尼采还是未能恢复，在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下过完了余生。

尼采这一生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怎么说呢……应该是“比克尔凯郭尔更悲惨”吧。

克尔凯郭尔好像是抑郁症，尼采则应该是患的精神综合失调症。此病也被称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将自我分裂成“真正的自我”和面向社会的“伪装的自我”。这种病会令周围的人束手无策，病人本人也非常痛苦。尼采到了最后恐怕也已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被鞭挞的那匹马”还是希腊神话当中的狄俄尼索斯了。（此外，关于尼采的发疯，还有一种说法是梅毒引起的，不过这并非定说。）

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所代表的追寻自己生活方式的哲学命名为“存在主义”的，是20世纪法国的哲学家萨特。“存在”（existence）指的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各个事物，例如具体的人。其反义词是“本质”（essence），这是超越了各个事物的总体的概念，例如“基督徒”“德意志民族”“工人阶级”等。

马克思用“阶级”来对人进行划分，认为能够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真理。这就是主张本质优先于存在。

与此相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追寻的则是现如今生活着的作为存在的人的生活方式。不过，克尔凯郭尔所面对的问题与尼采完全不同，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与他们的人生是密不可分的。即便你不了解康德的一生也能对康德哲学进行说明，但如果你不了解尼采的一生，那就无法谈论尼采哲学。

——请讲一下尼采的思想吧。

尼采首先在分析希腊悲剧的《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对立概念：

○ 阿波罗式的精神（日神精神）——明晰的理性。

○ 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酒神精神）——阴暗的冲动。对于食欲、性欲、死亡的冲动。

阿波罗是希腊的太阳神，是通过预言正确引导人们的神。狄俄尼索斯（巴克斯）是葡萄酒神。在他的祭祀仪式上，象征着狄俄尼索斯的男性性器塑像会在整个城市中游行，会上演那些引发情绪的剧目，市民们会大醉并胡闹，还允许大家不拘身份地交流，下层民众甚至可以戏弄身份尊贵的人。因此，“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就成了驱动人的动物性本能的“生命冲动”的意思。

——和叔本华的“盲目的意志”一样吗？

我认为是一样的。不过，尼采指出，这种“生命冲动”被基督教所压制，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是会对堕落者毫不宽恕地施以惩罚的令人畏惧的神，人类则成为被上帝烙上“原罪”烙印、战战兢兢地等待末日审判的可悲生物。

——那为什么基督教能得以推广呢？

作为少数民族而一直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在犹太教中将其苦难经历解释为“神的惩罚”“神所赐予的试炼”，认为通过忍受苦难能够成就与上帝的契约并得到救赎。这样就能成功发散对强者的怨恨（ressentiment）。

基督徒对此加以发展，认为“圣子耶稣道成肉身，背负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去”。在罗马帝国末期社会越发不稳定的情况下，基督教劝说那些置身于社会底层、怨恨之情不断增强的人们“舍弃这个世上的生之喜悦，追求那个世界中的救赎”，由此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尼采认为，基督教压制人们的怨恨情绪，将人们从原本的“生命”当中切割出来并强制人们度过灰色人生。它是“弱者的奴隶道德”，是“虚无主义的宗教”。

——啊，这一点上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是不一样的呢。

是的，克尔凯郭尔所批判的是徒具形式的“国教会制度”，并没有对基督教自身加以否定，反而试图以“单独的个人站在基督面前”的方式寻求救赎。

而尼采则对基督教本身加以否定，认为基督教的魔术已经不再适用，甚至不仅是基督教的上帝，所有的超人的存在都无法拯救人类。

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尼采提出“强力意志”这一思想以取代基督教。对抛弃怨恨、肯定真实的自我、肯定本来的“生命力量”“对力量的意志”并坚强生活的人，尼采将这种人称为“超人”。

超人是大地的意义。（中略）我恳求你们，我的弟兄们，忠于大地吧！不要相信那些跟你们侈谈超脱尘世的希望的人！他们是调制毒药者，（中略）他们是蔑视生命者、行将死灭者、毒害自己者。大地对他们感到厌烦。那就让走向死灭的他们灭亡吧。

从前亵渎上帝是最大的亵渎，可是上帝死掉了，因而这些亵渎者也死掉了。

选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 ，
15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以古波斯预言家琐罗亚斯德（德文发音为查拉图斯特拉）为主人公的叙事诗体作品，它宣扬了尼采的思想。作品处处显露出尼采作为诗人的才能。所谓“侈谈超脱尘世的希望的人”“亵渎者”，当然指的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是逻辑、逻辑、逻辑的堆砌，而尼采的作品则完全是文学。他在作品中使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直观和灵感，不熟悉学术性争论。所以尼采的作品为哲学学会所置之不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不该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诗人。

尼采的“超人”思想后来为纳粹所曲解，被宣传为“主张对领袖绝对服从的思想”。如果尼采还活着的话，肯定会批判说：“要求对领袖盲从、描绘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国的纳粹，才是新的奴隶道德。”

犹太教和基督教主张人生只有一次，要求人们死后乖乖地等待末日审判。但尼采对此加以否定，他这样表示：

假如有个恶魔悄悄潜入你十分孤独的寂寞中，且对你说：“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及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仍将重演一次，不，将会重演无数次。（中略）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欢乐，（中略）所有的一切皆会依照相同的顺序和脉络（中略）不断重现。那存在的永恒之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中略）”——（中略）为了不再想要除了这永恒的证明和确证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究竟需要怎样爱惜你自己和人生呢？

选自尼采《快乐的知识》
[2] ，
16

——就像是“轮回转世”一样呢。

印度哲学的“轮回转世”是根据前世的行为（业）作为别的存在而重生，而尼采的却是如同电视剧的回放一般永远重复相同的人生。

也就等于是说人生只有一次。因为并没有基督教中所说的“另一个世界”，所以是真正的只有一次，而“你要接受它，接受真实的它的一切”。这就是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过着病苦和孤独的人生、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死去的尼采，他最后到达的就是这一境地。

——怎么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查拉图斯特拉本人却领着最丑的人，拉住他的手，向他指点他的夜晚世界、大大的月亮和他山洞附近的银白色的瀑布。（中略）

可是在那时却发生了一件在那惊人的漫长的一天里最惊人的事。（中略）

“全体朋友们，”最丑的人说道，“你们是怎么想的？碰上今天这一天——我是第一次对我活了这一辈子感到满足了。

（中略）活在这个大地上，是值得的：跟查拉图斯特拉在一起过了一天，过了这一次庆祝活动，教会我爱这个大地。

‘这就是——人生？’我要对死亡说，‘好吧！再来一次！’”

选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 ，
17

“最丑的人”应该是指尼采自己。

在回顾真正充满痛苦和苦难的人生时，能够说出“好吧！再来一次！”这句话的，确实可以说是“超人”。

但是要保持这种确信，恐怕需要极强的意志力，需要应该被称为“宗教般的”意志力。尼采的意志如果更加坚强的话，说不定他已经成为“教主”了。但事实上，他的精神最终崩溃了。

日本全国每年有2万多人自杀。这些都是从小就被教育要将物质上的富裕和获得高学历作为人生目标，只能从出人头地和工作的成功当中找到生活意义的人们。他们一旦在竞争中失败，或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失去了工作，甚至连生存的意义都失去了。

对于无法回答“在没有上帝的时代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我们而言，尼采达到的境地以及他所希望达到的境地，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本段译文在钱春绮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三联书店，2007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2] 本段译文在黄明嘉译《快乐的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3] 本段译文在钱春绮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三联书店，2007年）的基础上依据日文原文修改而成。——译者注

后记

在面向普通读者的思想史（哲学史）的书中，笔者个人评价最高的是《苏菲的世界》。

作者乔斯坦·贾德是挪威的高中哲学教师。自1991年初版付印以来，这本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日文版（池田香代子译，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8）是一部厚达650页的巨著。全书采用“哲学家”和女孩苏菲之间通信的形式，在中学生也能读懂的简单文体中满是欧洲哲学史的精华。

本书模仿《苏菲的世界》，采用了虚构的讲座的形式。用对话形式来讨论哲学，这也是古印度的哲人和柏拉图都喜欢采用的手法。笔者所预想的读者群是从大人到高中生，不过优秀的初中生应该也能读懂这本书。

哲学的入门书已经出版了好多本，其中优秀的也不少。为了与它们相区别，笔者主要注意了以下两点：

1.把思想家们放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历史的脉络中加以生动地描述；

2.尽量引用思想家们的著作，介绍他们“自己的声音”。

笔者本人并非哲学专业出身，所以在写本书之际从众多专家的著作中获得了不少的启示。尤其是关于康德的部分从黑崎政男先生（《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入门》讲谈社选书Métier）、关于尼采的部分从永井均先生（《这就是尼采》讲谈社现代新书）、关于印度哲学的部分从宫元启一先生（《印度哲学七大难题》讲谈社选书Métier）等各位先生处获得了不少教益，笔者谨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推荐各位读者一读。

在笔者写作进度迟滞之际，大和书房编辑部的小宫久美子女士一直本着宽容的精神加以对待，此外还对笔者的不周之处进行了巧妙的控制。这才使本书得以出版，谨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5年7月
茂木诚

出典

第1讲 法律与正义

1 ヨッヘン·フォン·ラング編『アイヒマン調書——イスラエル警察尋問録音記録』小俣和一郎訳（岩波書店）p. 136

2 「ネーデルランデン全国議会の布告」1 5 8 1年7月26日（岩波書店『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5）p. 304

3 『アメリカ独立宣言』（『人権宣言集』高木八尺·末延三次·宮沢俊義編 岩波文庫）p. 114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www.archives.gov/exhibits/charters/declaration_transcript.html

4 GHQの日本国憲法草案（国立国会図書館『日本国憲法の誕生』）
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3/076/076tx.html#005

5 タキトゥス『ゲルマニア アグリコラ』国原吉之助訳（ちくま学芸文庫）p. 38 ─ 39

6 トゥキュディデス『戦史』久保正彰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64

7 プラトン『ソクラテスの弁明／クリトン』久保勉訳（ワイド版岩波文庫）p. 64

8 プラトン『国家』上 藤沢令夫訳（岩波文庫）p. 405

9 ジャン·ボダン『国家論』（岩波書店『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5）p. 324

10 『マグナ·カルタ』（『人権宣言集』高木八尺·末延三次·宮沢俊義編 岩波文庫）p. 40 ─41

11 「チャールズ1世に対する死刑判決」（岩波書店『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5）p. 351─352

12 『権利章典』（『人権宣言集』高木八尺·末延三次·宮沢俊義編岩波文庫）

Bill of Rights; Legislation. gov. uk（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ep/WillandMarSess2/1/2/introduction

13 ホッブズ『リヴァイアサン』（二）水田洋訳（岩波文庫）p. 32 ─ 34

14 ロック『統治論』宮川透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225, 227

15 ヴォルテール『哲学書簡』 中川信訳（中央公論社『世界の名著』35）p. 94

16 モンテスキュー『法の精神』井上堯裕訳（中央公論社『世界の名著』34）p. 376

17 同書p. 381

18 ルソー『人間不平等起原論』本田喜代治·平岡昇訳（岩波文庫）p. 80

19 同書p. 85

20 ルソー『社会契約論』桑原武夫、前川貞次郎訳（岩波文庫）p. 30

21 同書p. 35

22 同書p. 54 ─ 55

23 同書p. 133, 135

24 井上幸治『ロベスピエール─ルソーの血ぬられた手』（誠文堂新光社）p. 14

25 「1 7 9 2年12月、国民公会におけるロベスピエールの演説」（岩波書店『世界史史料』6）p. 30 ─31

26 桑原武雄編『フランス革命の指導者』（朝日選書）p. 269

27 桑原武雄編『フランス革命の指導者』（朝日選書）p. 269

28 同書p. 272

29 カール·シュミット『独裁─近代主権論の起源からプロレタリア階級闘争まで』田中浩·原田武雄訳（未来社）p. 138─ 139

30 ハンナ·アレント『革命について』志水速雄訳（ちくま学芸文庫）p. 116, 118

第2讲 战争与和平

1 エウリピデス『トロイアの女』松平千秋訳（『ギリシア悲劇Ⅲ』ちくま文庫）p. 701

2 トゥキュディデス『戦史』久保正彰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214

3 タキトゥス『ゲルマニア アグリコラ』国原吉之助（ちくま学芸文庫）p. 189

4 アウグスティヌス 『神の国』 第1巻 服部 英次郎、藤本雄三訳（岩波文庫）p. 273

5 浅野裕一『墨子』（講談社学術文庫）p. 64

6 『旧約聖書』ヨシュア記（『聖書·新共同訳·旧約聖書続編つき』日本聖書協会）（旧）p. 174 ─347

7 ラス·カサス『インディアスの破壊についての簡潔な報告』染田秀藤訳（岩波文庫）p. 42 ─43

8 マキアヴェッリ『君主論』河島英昭訳（岩波文庫）p. 109

9 同書p. 132─133

10 『荀子』性悪編 金谷治訳（岩波文庫）p. 189

11 『韓非子』第二冊 金谷治訳（岩波文庫）p. 272

12 モンテーニュ『エセー』Ⅲ 荒木昭太郎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324

13 グロティウス『戦爭と平和の法』一又正雄訳（厳松堂出版 第1巻）p. 75 ─ 77

14 クラウゼヴィッツ『戦争論』上 篠田英雄訳（岩波文庫）p. 58

15 同書p. 339

16 『孫子』町田三郎訳（中公文庫B I B L I O）p. 7

17 カント『永遠平和のために』宇都宮芳明訳（岩波文庫）p. 44─45

18 「国際連盟規約」（『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10 岩波書店）p. 148

19 「パリ不戦条約」（『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10 岩波書店）p. 154

20 「メイフラワー誓約」1620年11月11日（『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7 岩波書店）p. 74

21 オサリヴァン『併合論』（『歴史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7岩波書店）p. 378

22 上岡伸雄『名演説で学ぶアメリカの歴史』（研究社）p. 89

23 同書p. 243─245

第3讲 理性与情感

1 『旧約聖書』創世記（『聖書·新共同訳·旧約聖書続編つき』日本聖書協会）（旧）p. 2

2 カント『純粋理性批判』1 中山元訳（光文社古典新訳文庫）p. 144

3 デカルト『方法序説』 落合太郎訳（岩波文庫）p. 18

4 同書p. 19 ─20

5 同書p. 45

6 プラトン『メノン』藤沢令夫訳（岩波文庫）p. 68

7 同書p. 47 ─48

8 プラトン『パイドン』岩田靖生訳（岩波文庫）p. 79

9 プラトン『パイドロス』藤沢令夫訳（岩波文庫）p. 67 ─ 69

10 『原典訳ウパニシャッド』岩本裕編訳（ちくま学芸文庫）p. 186─187

11 同書p. 138─139

12 『ブッダのことば スッタニパータ』中村元訳（岩波文庫）p. 20-21

第4讲 “我”与世界

1 『原典訳ウパニシャッド』岩本裕編訳（ちくま学芸文庫）p. 228

2 『ブッダのことば スッタニパータ』中村元訳（岩波文庫）p. 181

3 ジョン·ロック『人間悟性論』上巻 加藤卯一郎訳（岩波文庫）p. 79 ─ 80

4 カント『純粋理性批判』 7 中山元訳（光文社古典新訳文庫）p. 263

5 同書2 p. 18 ─ 19

6 カント『実践理性批判』 2 中山元訳（光文社古典新訳文庫）p. 242

7 エーリッヒ·フロム『自由からの逃走』日高六郎訳（東京創元社）p. 125

8 マックス·ヴェーバー『プロテスタンティズムの倫理と資本主義の精神』大塚久雄訳（岩波文庫）p. 179

9 キルケゴール『死にいたる病』桝田啓三郎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230

10 同書p. 77

11 同書p. 73

12 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意志と表象としての世界』Ⅰ 西尾幹二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7

13 同書Ⅱ p. 247─249

14 http://www.thenietzschechannel.com/correspondence/eng/nlett─1889.htm

15 ニーチェ『ツァラトゥストラ』Ⅰ 手塚富雄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11 ─ 12

16 ニーチェ『悦ばしき知識』信太正三訳（ちくま学芸文庫）p. 362─363

17 ニーチェ『ツァラトゥストラ』Ⅱ 手塚富雄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p. 371─3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撼动世界史的思想家格斗：从苏格拉底到尼采/（日）茂木诚著；王宗瑜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086-8518-2

I. ① 撼… II. ① 茂… ② 王… Ⅲ . ①思想史－研究－世界 Ⅳ . ①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1274号

撼动世界史的思想家格斗——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著者：［日］ 茂木诚
译者：王宗瑜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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