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在布达（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残酷真相） (马洛伊•山多尔作品)
Author: （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
Date: 2016-05-31T16:00:00+00:00
Publishe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手在布达/（匈） 马洛伊著；舒荪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6

（马洛伊·  山多尔作品）

ISBN 978-7-5447-6252-6

Ⅰ. ①分… Ⅱ. ①马… ②舒… Ⅲ. 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93号

Válás Budán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分手在布达

作  者　〔匈牙利〕 马洛伊· 山多尔

译  者　舒荪乐

责任编辑　许 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4

字  数　94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52-6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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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炙热还没散尽。这是一个初秋的午后，白日里的气温还弥漫着秋老虎的余味。青年法官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在办公室研究手里的离婚案卷宗。

其中有一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很久以前，他认识双方当事人。判决协商定在隔天，他认识这位痛苦的丈夫，这是个年轻的医生，是首都一家诊所的主任。两人从前就读于同一所中学的低年级，上大学后又经常在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舞会、聚会中遇到。法官时常回忆起他这位优雅、深沉，神色羞怯的同学。现在，他整理着这些材料，医生的形象便跃然眼前了。早前的某次大学舞会上，他看见他，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在大饭店辉煌的前厅里徘徊，面带尴尬的笑容，不谙世事地卖力回应着大人物们亲切和蔼的关切。他也立在人群中，年轻的实习法官不免同情起这个早已被他忘诸脑后，差点没认出来的同学。这是一阵瞬间爆发、毫无来由的情感冲击。但马上，一股无法抗拒的钳制力量将他俩分开，零星客套的一番寒暄和礼貌的微笑致意之后，两人又匆匆地擦肩而过。像这样沉默的相聚在两人之间周而复始地发生着。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碰面是毫无意义的，只是简单地握握手，礼节性地问候几句；是的，如果“聊些别的什么”呢？别的？聊什么呢？法官站在窗前，思绪飘散开去。

透过打开的窗户，就能听到从看守所院子里传来的卡车车轮的转动声，看守的口号声，接着是重物，也许是大麻袋被重重抛下的声音，劳作的声音。法官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看守所那面布满通气天窗的防火墙，夏日里闷热异常，冬日午后则早早地便天昏地暗了。按照他的官职，这个事业刚刚起步的政府官员只能暂时在大楼里委身一隅。临街舒适、宽敞的办公室只分给职位较高的法官，不过他也觉得这样安排完全合情合理。楼下院子的空地上，犯人们正从卡车上卸麻袋，他们把重物往肩上一扛，排着纵队消失在地下室活动门的背后。法官已经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三年，每天都会看几分钟院子里的动静；犯人在这里散步，前来探视的被拘押或被判刑的犯人的家属从这里匆匆走过，参加听证会的拘押人员也从这里被带入法院大楼。他对这幅画面，这个悲伤、单调的世界了如指掌，但假如下班前不在窗前站上一会儿，不像猎奇分子需要确认搜寻到了奇闻异事一般怔怔地盯着窗外看一会儿，他的一天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结束的。看守所里的日常生活循规蹈矩，就像工厂里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地分配好一样——这里发生的一切，也许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惊悚恐怖，却也是哀伤绝望的。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每天对着看守所的防火墙和铁门紧闭的院子盯上几分钟。

格雷纳尔· 伊姆莱，格雷纳尔医生，他无意识地默念着。这是医生的名字，现在他准备和妻子离婚。法官仔细地审阅了老同学的个人档案，往事一幕幕浮现。格雷纳尔医生出生在北部地区的一个撒克逊人家庭。现在他才知道医生长他半岁，六月份就满三十八了。尽管两人是同学，可他要到十二月才过三十八岁生日。不知为何，得知这个信息让他有些惆怅。他妻子的年龄也让他大吃一惊：她也过了三十。案件的双方在他的脑海中鲜活起来，活灵活现地站在他面前：九年前，一个热得人汗流浃背的夏天，他在玛尔吉特岛的网球场上第一次看见法泽卡思· 安娜；那会儿，这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不可能认识格雷纳尔医生；至少没听说他俩订婚的消息。某天夜里，他们在岛上散步，朝玛尔吉特桥的方向走去。他提着姑娘的球拍，法泽卡思· 安娜穿着蓝白条纹的夏装。路上漆黑一片，他们聊起了多瑙河之旅。他在马车站边的一盏路灯下仔细端详法泽卡思· 安娜的脸庞；年轻的姑娘在昏暗的灯光下微笑着转向他，嗓音温软柔和；但她的温柔，她嗓音中模糊的、淡淡的意蕴也许只是他的想象。他们一行四人，有一个姑娘是法泽卡思· 安娜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位稍年长些的先生，是那姑娘的父亲。在此之前，她只见过法泽卡思· 安娜两次，最多三次；关于她的情况，法泽卡思· 安娜只知道她父亲是名校园督察，几年前退休，随后就搬来了佩斯；姑娘从小在佩斯的一家学院里长大。安娜是个营业员，近几年来，她总是流连于各色舞会。她们聊了些什么呢？他已记不得了，不过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姑娘的声音。接着四人便静悄悄地在这段迷迷蒙蒙的路上走了一会儿。他在第一个路口那儿驻足，姑娘突然转向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他把她的脸看得清楚分明了。他们已到桥边，又默不作声地继续走着。第二天清晨他出发去度假，在奥地利的温泉度假村里待了四周，他就是在那儿遇见了自己的妻子。不过他们一年后才成为情侣。那年，他已经向妻子求了婚，在那场非正式的订婚仪式上，他娴熟地周旋于众人之中——他加入了一个叫“女孩之家”的社团，但热衷于散播小道消息的妇人和姑娘们早就知道他订了婚——他还遇见了法泽卡思· 安娜。这姑娘身材匀称，也许称得上漂亮……漂亮？法官低头看了看院子，像是在找什么人。卡车的车斗已经倒空，守卫押着最后两个扛重物的犯人朝铁门走去。法泽卡思· 安娜的面容早已模糊。

他把文件摞放整齐，把准备好的文件按照法律条款排列好；双方声明已分居六个月，以“非法遗弃”为由申请解除婚约。他坐下，弯腰从桌子底下的抽屉中翻出一盒廉价卷烟，塞进公文包里。又从另一个抽屉中翻出几根上等香烟——这些香烟是为来客准备的，他自己只抽赫塔或者女佣在家里卷好的廉价香烟。但现在他准备去参加聚会，也许需要给别人递烟；因此，在公文包里塞几根过滤嘴饰有金线的香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这一举动也并非是完全不情不愿的；他觉得公文包夹层中出现这些“惹眼”的高级香烟这类炫耀的小细节能够为他减轻少许经济上的压力，也许生活，至少他和他的个人生活会舒适、平和、富足些——他满足于这种廉价的香烟，也不排斥其他风格的服装或者住宅，甚至更单纯些的社交方式。揣着金线过滤嘴香烟，他便属于这个“大千世界”——他早就熟悉这种思维方式，不过当下这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因为他参加聚会，无论过程中的体验是好是坏，他都不用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只需“在场”即可。他轻叹一声，厌倦地笑了笑。他叹息是因为生活，他承受了太多生活中的“社会”责任；而他笑则是因为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他整理好材料，机械而熟练地把香烟和其他几样个人物品锁进抽屉：钢笔、放大镜、一小瓶绿色墨水。他尤其中意这种特殊的颜色，假如助理法官或是他自己不小心让绿色墨水干结成块，甚至不在桌子上时，缺失感便会立刻浮现出来。

他边想着法泽卡思· 安娜和格雷纳尔· 伊姆莱，边把钥匙塞进口袋里。已过六点半。这个时候，大楼早已人去楼空，悄然无声了。还有四份离婚案卷宗躺在他的案头，他一一取来浏览，最后不耐烦地往其他文件堆里一扔。他搜寻着最后一次与法泽卡思· 安娜相遇的回忆，却没有成功。法官近几年已很少参加聚会了——他不声不响地退出，也许是因为家庭原因，也许是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时机的原因，他过早地进入机关，被圈入婚姻的围城；这是他不愿细思的一面，他的意识深处隐藏着某种他一直不愿用机敏的目光搜寻的东西。法泽卡思· 安娜结婚的消息是他从报纸上得知的。后来几年，他再也没听说他们了。他突然回忆起那一刻，陌生得让人吃惊，那一刻，他听到格雷纳尔· 伊姆莱，就是这个格雷纳尔· 伊姆莱，这个他少年时期、大学时期萦绕于思绪中之人，这个他愿意满怀热情地与之促膝长谈之人，这个与他时常照面却永远无法深入交谈之人，娶了他认识的姑娘，她……回忆就此打住。法泽卡思· 安娜是谁？除了那些肤浅的、比逢场作戏更浅薄多余的社交关系，对他来说，她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只在青年时代，在网球场上遇见过她两三次，结婚后还在另一些地方遇见过她；可关系如此粗糙生疏，一如他在社团中认识其他年轻姑娘或妇人那般，连名字都不曾知晓。他还是觉得，正巧是这个格雷纳尔· 伊姆莱娶了这个他在玛尔吉特岛上一起散过一次步，这个在昏暗的小路上转向他片刻、欲言又止的姑娘法泽卡思· 安娜，是一件极不可思议之事。那时，她什么也没说。而现在，格雷纳尔· 伊姆莱夫人法泽卡思· 安娜的资料就摆在他桌上。生活就是如此，他不免戏谑地想；他讥讽似的低声笑起来，就像在指责自己的这个粗俗结论。

离婚诉讼是女方提出的，她控告格雷纳尔· 伊姆莱犯有非法遗弃罪；同时，还有另外三份“非法遗弃”卷宗散落在他的办公桌上；法官焦虑地看着这些文件。刑事案件中，他一定会因为熟人避嫌的原则回避，例如在这种曾经是校友、有点头之交的熟人案件里，他是不能审判的；而这桩离婚案件的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若不出什么差错，最后也调解无果，那么第二天下午离婚判决便可生效，格雷纳尔· 伊姆莱与妻子法泽卡思· 安娜就正式离婚了。他认识离婚当事人的这一事实当然无法成为他要求主持调解会的理由。他将桌子上的一切都摆放整齐，时间不早了，他又向楼下看守所的院子里望了一眼。他确信那儿没有人后，便拿起帽子，娴熟地在走廊中踱着缓步离开了大楼。大楼年迈的门房朝他恭敬、亲热地打了声招呼；每当这位年轻的法官进入或是离开大楼时，他便会奉上自己的热情，而别人应该无法察觉。他刚刚萌芽的自尊心有些受伤，但同时又感觉良好；这个卑微、低级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此向一个与他级别相差悬殊、比他社会地位显赫得多、在政府这个集体中更吃得开的法官打招呼的；法官体会到了各种内涵，也感觉到了带有敬意的慈爱，他努力维持着尊严，同时也友善地向门房点点头，因为农民出身的老门房属于这个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集体，而他也正是这个集体中高贵而优秀的一员……他在门边停下来，照着大楼上的钟校准自己的手表。他想起了看守所的院子，想起了放在桌上的文件，也想起了将他与这栋大楼和其中的人群、法官、办事员、执行官融为一体的清晰内敛却又生机蓬勃的归属感。就像往常一样，作为最后走的法官，他满怀内疚、歉意和迟疑地离开了这儿——他勉为其难地离开工作岗位，就如同修士迈步走向大千世界那般迟疑不决。在这一刻，这种感觉，除了用面对陌生环境时从心底生发的对世俗无缘无故的恐惧来解释外，他无法给出任何其他理由。他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疑惑地四下张望。在他身后，门房关上了厚重的松木大门，插上了门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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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定在下午茶和晚餐之间的时段——时髦的市侩俚语打趣地把这种聚会称为“早晚餐会”。因而，受邀者大都会在晚餐时间之前，也就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抵达，主人则用大托盘奉上茶水、咖啡、葡萄酒和烤肉冷盘；宾客们站在小餐桌边，来去自由，这样的聚会有时会持续到深夜。此类随性的邀约比起过去的“正式”盛大晚宴，自然为主人减轻了不少负担，让聚会变得更简单。节省时间是关键因素，而中产阶级，也就是那些只雇一位女佣的家庭、对退休金和工资收入锐减忧心忡忡或是盲目乐观者、坚守日益萎缩的尊贵上层阶级“贵族”特征的保守主义者、坚韧而低调地怀着阶级自省意识的中产人士，尝试着以这种开放的方式维持随性的社交生活形态。科密沃什夫妇也去朋友家参加过这种风格与过去极尽铺张之能事的时髦宴会相去甚远的含蓄“早晚餐会”——不管怎么说，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宴会形式都为主人和伺候宴会的下人们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赴宴的路上，法官想，这几年世界变化得太快了，连社交形式都开始改变。他熟悉也倾心于这种低调的中产阶级生活，因为他就是其中一员；他甚至觉得整个中产阶级就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故事在社会习俗形成的过程中保存下来，阶级的追求便是他的追求，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他把大众的幸福与安全视为己任。

他缓步从桥上向布达的方向走去；他摘下帽子，双手背在身后，上身微微前倾，双眼盯着地面，迈着缓慢而随意的步子，跻身于行色匆忙的夜行者之中，他的模样比实际年龄苍老不少。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头上早就生了白发，自从进入总部后，最近几年他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身体也开始发福，这让他感到困扰。内心，他鄙视一切粗俗之物，包括形态上的不堪入目——他推崇节制的生活，满怀热情地奉时下流行的健康生活方式为《圣经》。总体来说，他认为过于纵容身体追求舒适之辈在精神上也总是懈怠的。其实他并不胖，生活过得一丝不苟，吃喝都很有节制；但几年来，这种他一直无法苟同，甚至有些鄙视的轻松闲适的生活开始在他身体中膨胀，他一度决心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投身于时髦的健康饮食的想法毕竟持续不了太久，对他来说，这有点儿太女性化，太有失身份了。可令他困惑的是，这个问题，这个体形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像个四十岁的男人，两鬓斑白，挺着尊贵、显眼的肚子。他有时也和密友谈起自己的体形，自嘲说： “大腹便便。”不时进行的探讨让他意识到，这样的体形有助于平衡年龄突显的经验不足之感，彰显威望。他的外表、谈吐、生活方式代表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和法官；退一步来看，他若真是这样，就应该承认近年来他对自己的确有些放任。这个过程相对复杂，也时常让法官深陷其中，颇为苦恼。他倾向于认为发胖是“令人不快”的——相较于生活中的其他情况，比如“事业”起步、家庭琐事、生活困惑和声誉名望，这种体形出现得太快或者说太早了。过速发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在陷入迷茫或不安时会认为，也许是死亡。一定是某种隐秘、黑暗、无法广而告之的求死欲望或是死亡恐惧——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两者毫无二致。这个“一段时间”，事实上在他自己的日历中，是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的；那一刻，也就是一年半以前的两场调解会之间的休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奇怪的晕眩，接着又不断地在其他时刻感受过那种晕眩。晕眩让他惶恐、害怕，其中还掺杂着一些自卑和羞耻；这不符合法官的形象，也不是一个中产阶级市民应有的精神面貌，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悄悄地在灵魂深处鄙视自己。他当然没法这么做，不行……身体的困扰引起糟糕的自我感觉，导致精神困乏，医生也是这么说的；有一次，他本应下午从市里开车回家，但走路时晕眩又不合时宜地出现，科密沃什便去了医院，医生们给他做了全面体检。第一次“爆发”后不久，第二次，紧接着第三次接连而至。不过，医生们安慰他“没什么器质性问题”，心脏也很健康——他父母两边的亲戚都很长寿——他们过着节制寡欲的生活；一切变得敏感、沉重起来。然而，体检和疾病指征还是能给他些许安慰。几个月以来，他摄入尼古丁更谨慎了——抽烟曾经是他唯一的爱好，他根本无法，或者可以说他根本不想戒掉——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舒坦些。今年，那些细密的回闪、针刺般的麻木、仅仅持续数秒的意识模糊的晕眩不再出现，起码不如从前那般来势汹汹，也不再有自卑感。是的，现在他感觉好多了。规律地生活，少抽点儿雪茄和香烟，少干点儿工作，也许再做些运动，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散步——这几个月，他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无疑都是有好处的。他的自卑、羞愧源自对即将发生之事的预感……是的，这件不合时宜的事似乎即将显现……这种感觉再也没出现，却像仍然逗留在他某处神经中。

是的，神经。现如今，大家都有点“神经紧张”；科密沃什看不上容易紧张的人，不知怎的，他觉得这样的人既粗俗又没品。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这种观点，只是在潜意识中模棱两可地认为高贵者是不会坐立不安的——当然，假如某些人后天得了或是遗传了神经疾病，那就另当别论了。他相当嫌恶“神经紧张”这个词，这种表述，这个用来轻松随意地推脱某些繁复、严肃的责任时抛出的廉价借口。人或“生病”或“健康”，绝不可能“神经紧张”；他就是这么想的，也绝不会坐在法官椅上听任这一想法保持缄默。这是个脆弱不堪、喋喋不休、贪得无厌、毫无底线的浮躁世界——他对此类“现代”生活中紧张的婚姻关系嗤之以鼻，男人和女人如此随意地在法官面前作鸟兽散！他也对那些“情绪不稳定”的罪犯们怀有成见，他们用臆想中年少时所受的伤害为借口，大言不惭地向法官确证，他们意志坚强、胸怀壮志，是某种“隐形的驱动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们走上了犯罪道路！科密沃什根本不相信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生活中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当然那都是些沉重艰难的责任，有时需要作出牺牲。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知道去同情、可怜别人，却不知该如何帮助他们。他相信意志；他相信，一切都源于意志，都是意志与自愿承受的妥协。说得婉转些便是谦卑，对圣主的谦卑能帮助挣扎的人们度过生活中无法承受的——这个词不会显得太夸张、太现代、太矫情吗？——生活中越不过的坎儿。无法承受？他内心的天平向这个词倾斜了一下。他对词汇的选择总是锱铢必较，在说话或是思考的过程中，他习惯把不经意间从嘴边冒出的词汇都细细品味一遍，对“可疑”词汇更是会慎重地检视一番，他关注的不是词汇表面的意义，而是它们的深层含义。生活是无法承受的？科密沃什并不经常思索此类像闪烁的光标或轰鸣的发动机般纠缠着他的社会文明问题；他清楚，即便算上审查制度，文明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推崇隐匿的力量和规范的保护，这样便能够与当代掌控一切的冲动和平共处，隐身其间。而审查必定要付出代价；确保与文明秩序背道而驰的狂热冲动不会破栏而出就是他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他的职责从来不曾如此过，同平静时期一样，法官的工作就是拯救、教育社会；科密沃什全然领会了这份职责，他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一切意志与信仰。对于法官来说，惩戒罪犯、防止无辜的伤害事件不止关乎当下！它还关乎其他问题，一切问题，它关照的是被神秘而可疑的手撕碎、污染的整个社会的文明、安定、形式以及保持生活形态的力量——不管怎样，他都会警惕防范，他有自己的底线！可文明消受得了如此义无反顾的保卫吗？它是清白的吗？如此迅猛发展、崇尚享乐的文明究竟拥有怎样的道德内涵？罕见的晕眩，这毫无意义，感谢上帝，没有导致任何身体或器官病变的晕眩。神经这复杂又稍令人感觉卑怯的非正常运作，是否在暗中勾连着对内心深处多种控制形式的有效性的怀疑，也连接着对义无反顾地捍卫文明的道德内涵的疑虑？疑问，科密沃什必定会在法官席上严正地大声驳回的“应景”疑问，在他灵魂的深渊中日渐膨胀，科密沃什以沉重、抵触的情绪给出回应。在社会的癫狂之中，他再也无法相信。他在寻找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这是他的责任，是一个法官的责任。有意无意中，有些人因为怯懦胆小，神经和性格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抵制旧时的社会审查制度，这都需要法官去处理。

他还是个年轻人；但他的体形却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一个深谙自己职责之人，他便是如此建立起能够定位信仰和疑惑的某种灵魂形式。他仔细审查自己的信仰，并大声宣扬。拯救、顺应，这是他的使命。而建设这样令人敬畏的责任则应委托他人。他带着疑虑，孤独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在家庭和法院里。谁也不能指责他闲适与软弱，他并非无条件地将自己交付给职业、国家和社会提供给他的丰厚待遇——科密沃什是个明眼人，他满腹疑虑地环视周遭。一切责任都让他深刻体会到自己的附庸性和在机关中相对较高的地位。严格来说，应该这么评价：他时而感觉，假如探身望向时间的无底深渊，就会发现法律落在了时间后面；法律没有预见这次“爆炸”，这次席卷一切事物根基的风暴；在残酷的永恒中，相对于时间的专断性，法律有时看上去相当柔弱无力。他，一个法官，被迫以现时的内涵充实法律的字句；“整体”藏匿于所有案件的背后，以骇人的音色讪笑着；高论建设的一代人，以徒手之力在爆炸过后的废墟中翻刨；现在你站在那儿，做个决断！——他有时会这么想。可当他站在那儿怀着最忠诚的信仰做决断时，他看到法律精神是无可辩驳的。同时，他又会抬起头，骄傲地说：是的，这是项伟大的事业！它是沉重而崇高的，它既超越人，又以人为本！“装置”，那庞大的司法组织，便如此出现在他周围？没人知道有什么比它更好，而人类也只是它渺小敏感的组成部分。那些栽培他的年长法官当中，没有一个感受到这份时代的责任；他们知道，现在谈论的是“整体”——是的，在法律的条款之外，在“真理”的理想之外，这是关于某些实在、具体的危险抵抗行动。社会需要拯救，不光是它的组成形式、它的内涵、那些活生生的人，还有孩子们的灵魂、成年人的生活、它的框架、两居室带厨房或是两居室带客厅的公寓、政府官员的薪资以及商人的贷款，都需要拯救……他们谈论过这种“装置”吗？很少；不过，当他宣读判决时，他想到了这些。

每次，他都会想到这些？他走在桥中间，每天黄昏，他都斜靠在护栏上，抬头望着眼前浸在氤氲暮色之中的城市。一座崭新的大城市昂首屹立于古老的水道左岸，那里遍布住宅区和外墙醒目、样式单调的公寓楼。这些楼房墙体单薄，无力抵挡任何侵扰。这里住着疲惫的人们，女人为仙人掌辟出一隅，在铺着条纹床单的小床上方搭板子摆放书籍；这些书点亮了流光溢彩的新世界——这些书满怀疑虑，躁动不安；这些书循循善诱，各抒己见。法官也会不时对一些有价值的法律书籍作出专业的评论。他不断地读这些书，却同时担心失去内心的平静，又让卑怯占了上风。静静地躺在左岸的就是这种用石头和混凝土砌就的新城，遍布满怀疑虑和躁动、在坚石的废墟中掘金的人。遍地都是焦虑不安、紧张难耐、无法控制冲动天性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和爱好、不同的谈吐和视角，他们的疾病、健康、幸福和疑虑千差万别，可到头来，他审判的却是他们！他真心地了解、理解他们吗？这一切都如此陌生，生活就是那外墙醒目、样式单调的公寓楼！陌生而崭新的生活表现形式就是“客观现实”——不过，这种经过人工修饰的客观现实背后孕育着躁动的、达至灵魂深处的对一切戒规、法律和“原则”的怀疑。科密沃什手托下巴，凝望着这座熟悉的陌生之城；这座大城，这座“罪恶”之城，这座疑惑之城，这座气喘吁吁地追寻财富、幸福和权力之城，它的思想、潮流、学术、商业、贸易等各方面都在迎合西方这个大千世界；它消化，或者并未完全消化挪用的新形式，就像披着西方的衣衫上演欧洲最后的潮流；他望着城市，感到陌生。这是座发展不平衡的大城市，散发着不安、疏离的气味。每天早晨，他过桥去上班，在法院，他为城市的疑惑、欲望和罪恶作出判决，这感觉就像在很久之前的孩提时代走下将他从故乡载到这儿的火车，也像很久以来他认为自己无法完全正确地理解大城市人的语言，让他产生了一股迷茫的羞愧感。的确，他至今仍说北部郊区的方言，他想到这儿笑了笑。

接着，他转身慢慢朝右岸的“历史之窗”走去。他看着这幅熟悉的画面，倍感轻松，仿佛回了家。右岸的风景才是这座城市真实的过去；秋日清澈的阳光映照着神圣的古物和保存完好的古迹。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布达如画般的景色：城堡花园中九月的色彩、多瑙河畔垂满果实的栗树、见证这座城市辉煌的古建筑，它们对科密沃什的意义早已超越回忆和历史。加冕礼教堂注四周搭起的脚手架让他从内心体会到一种亲切熟悉的有产阶级的快乐，他将这看作贵族社会的遗迹；一组模仿高大的骑士城堡建造的高楼就是对以石头和铠甲为载体的历史思想的表达。教堂背后从容平静地依势绵延着老城区，那儿的街道还沿用居民祖辈的名字；所有事物都息息相关，都在整体的内部紧密连接。他无法相信，历史的思想，那超越时代和潮流的响亮而骄傲的发声者，早已日薄西山。若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像这个法官一样忠于职守，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尽自己的义务，也许就能挽救他们曾宣誓守护一生的家庭，这个大家庭！近视的法官向左右两边各扫了一眼。对他来说，“忠于职守”和“尽义务”这些表达所包含的就是毫不夸张、触手可及的最简单、最平凡的意义。他坚信，有家庭归属感的人才能认清自我，才能深刻而直接地审视自我。“义务”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缺乏激情的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信仰的习俗有关，与简洁的生活方式有关，与适宜的相处条件有关，它与包含一切可见、可证的事实、情感、愿望与记忆的总体内容有关，并排斥一切怀疑、崩塌、溃败、冲动的自负和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而“牺牲”和“放弃”，在他看来，则是原始和力量的代名词；它们比忏悔的召唤更有力、更直接。因为在家庭的自我意识深处，在新的一代中间，有一种力量正在发酵；这是一种不满，正搜寻着共同的关键词以表达自我，家庭中的年轻一辈在政治的终极鸿沟前相聚，他们都相信，隐没的一代已经无法用他们锈迹斑斑、即将散架的仁慈工具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了。年轻人，深深隐藏却高高站在中产阶级市民阶梯上的年轻人，时刻准备着！科密沃什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受到了这股冲动，同样他也发现自己不再年轻。

注　这里指布达城堡山上的马伽什教堂。

3

科密沃什恰巧出生在分界线，两个世界的边界上；有时他认为，正是这种隐匿于历史中的瞬间重重地折磨着他；世纪之交那会儿，中产阶级市民阶层正幸福而满足地享受着家庭财产的红利，那时，国家还保持着完整的历史边界，毫不吝啬地将各个阶层、种族的人民拥揽入怀；而地下运动梦魇般的灯标和远处传来的地动山摇的轰鸣声提醒仍沉浸在田园牧歌中的有产者，危机正在逼近。谁会有所警觉？生活还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在最后十年的和平时期快要结束时，他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小贵族家庭。母亲是撒克逊人，也许他从母亲那儿遗传了平和的个性和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以及对“看不清”“摸不着”之物的敏锐感受；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特质又与父亲沉默寡言、无所信仰和相对坚强的性格结合了起来。他的父亲科密沃什· 高博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老派法律世家；祖父也叫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是科密沃什家走出的第一个七人法官团注成员。因而，法官这一职业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祖辈延续下来。科密沃什家的人都跟法打交道，祖父是法官，曾祖父是律师，后来成了国王内廷的专职律师；显然，某种暗藏于内心的神秘力量把他引向了“权利”、真理和法律。这家人连续七代供职于法律系统，他们是用拉丁语说话思考的律师、老派的法官，与其说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倒不如说政府机关衬托了他们的荣耀。有些人被威严的政府收编入册，有些人则对政府敬而远之。他们像其他匈牙利小贵族知识分子家庭一样，他们是法律世家；这个家庭的后代对一切法律和权利有着天然、血缘的亲近感；而拉丁教育则渗透后代的思维方式。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这个上世纪末最有名望的司法委员之子，便顺理成章地在这种本着人文主义精神、自成一体的严格教养中成长起来，这是家族传统。父亲有两段婚姻；克里斯托弗是他与第二任妻子，一位凯什马尔克医生之女所生；父亲那时五十出头，事业和名声正如日中天。表面看来，这第二段婚姻相当意气用事，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合常规”。这段婚姻打破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和家族规制，成了违反家规的叛逆典型。婚后八年，大儿子还不满六岁，他的第二任妻子便离家出走，后来嫁给了城里的一个总工程师；克里斯托弗一直无法理解她这种诡秘、冒失之举和她不可理喻的自私自利。父亲深受打击；妻子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伤及了他隐秘的内心平衡点，那是一个人内心完全不可复制的稳定点，只有在那儿他才是完整的。表面上看，母亲也无法承受叛逃的风险，也许是因为后来一段时间，在这段婚姻永无止境、逐渐演变为隐藏于潜意识之下的混沌中，她生命的力量终于被耗尽——离婚三年后，她仍未在新的婚姻中苏醒过来，最后她死于产褥热。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是个病恹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从未见过他；后来，这孩子和他沉默的残疾父亲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相较于克里斯托弗后来耳闻的，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他也许是一个懦夫，被妻子绝望的冲动卷入了这场市民的冒险；男孩没有熬过战争，他没有上前线，牺牲得也并不“壮烈”：只是因为患上肺炎，几天后便死在他帮忙的兵营指挥部里。

这场不幸的再婚之后，科密沃什· 高博独自度过了生命中余下的时光；那时他已经在首都定居，在法官生涯最后孤独的二十年中，他成为了法律界的典范。比他有野心的同行们也许运气并不输于他，可在仕途上却没有什么人能达到他的高度——直到逝世，他一直担任法官团主席，之前他只是个审判官，后来到了法官团里他才功成名就。他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了羞涩、含蓄与庄严三相并重的魅力，以“大法官”之名行走天下；他是灵魂的审视者，也是法律条款的化身，抚慰崇尚法律的社会，而他却对自己一以贯之的正直，是的，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公正感到恐惧。这是他的名声。年轻的法官愿意以他为榜样，效仿他低调冷静而有内涵的行事方式；科密沃什· 高博擅长以眼神和手势引起关注，以点头或冷若冰霜的眨眼动作在被躁动情绪点燃的议事大厅中保持冷静，他从不与辩护律师、原告律师、证人辩论；曾经，他就是法庭中不可辩驳的存在，就是权威与高不可攀的象征；谁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圈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他被称为“创始学派”的大师、伟大的精神导师。科密沃什· 高博自然从未想过要“创始学派”——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人文的、个人的影响，在他创造的丰功伟绩中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就像明主般端坐于法官席上，以他自由的智慧将公正分享给众生。也许他的异教徒祖先，或是可回溯至安茹王朝的小贵族先辈们认为这种大公一类人物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家族首领式的优越性远胜野蛮的奴隶制，因而他们的后代以手势动作捍卫家族在法庭中的判决权力。很少有人知道，十年来，这个集一切优点于一身，情绪极度自制冷静、少言寡语、高不可攀的人内心已几近崩塌，甚至比瘫痪病人更可悲、更不幸：他心里充满了怀疑与伤痕，还有被超人的力量所掩饰的绝望。克里斯托弗也是在长大后才洞察到父亲内心世界的崩塌。

一切都只关乎他爱的这个女人，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埋葬第一任，也就是为他生了个女儿的妻子时，他并没有感到特别悲痛。可第二任妻子却让他悲痛欲绝。他并非为她的离去而心痛，因为这“不合常理”。对科密沃什家的人来说，一切否定习俗、法律、人类惯例的反叛精神他们都会自动远离；当然伤痛的外壳还是留存了下来，这颗忠贞的灵魂痛苦地承受着打击；但痛苦并非只从忠贞中吸取苦涩的毒素。她的离开让他疼痛，而他的爱则让她疼痛。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里斯托弗从不知晓。父亲去世后，他在父亲那张带抽屉的大写字台的一格中找到了一摞用黑带子捆好的资料；这些是父亲与第二任妻子自订婚以后写给对方的一封封矜持而含蓄的信，内容包罗万象的便条，母亲的日常开支账本、手写菜谱、各种收据和铅笔记录的各种信息——一切都与妻子有关，即便是这些最琐碎的杂物，也能串起与她之间的某种联系，能感受到她手中的力量，勾起生活的回忆——例如一张酒店的收据就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去捷克度假时留下的——父亲细致地把一切收集起来，妥善存放，并用黑带子捆好。这就是生活，最好的也是最坏的，这是生活留给父亲的。克里斯托弗激动地翻阅了一会儿这些平淡的信件，虚微的侠义豪情让他想把这些从未被第三人看过的手写回忆，这些讲述着一出自我毁灭、无从逃脱、无法解释的悲剧的资料，直接投进火炉；可这些资料保存着两个给了他生命之人的秘密；他们是否有保护自己秘密的权利？信件并没有透露什么特别的信息。书信的笔触谨小慎微，仿佛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通信，男人和女人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着，陌生的两个人，对任何字句都战战兢兢，字里行间完全展露各自的拘谨。母亲在一封婚礼前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定会倾尽全力，请务必信任我。”克里斯托弗把信收好，再没去看这些私密的收藏，可这句话就像彷徨的呐喊，在他耳边回旋良久。他想，这么写的人想必是需要博取别人信任的。接着，他想到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的父亲。他理解，父亲爱这个女人，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假如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不论是逃婚还是出轨，不管什么行为，都可以容忍么？他有些激动地想。

孩子们都在寄宿学校。节假日，三个孩子纷纷回到父亲家；但这个“父亲家”只是首都一套位于楼房三楼的出租屋。他们搬来首都前，父亲把北部家乡的老房子卖了。为老法官操持家务的女人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这个穷亲戚必定极为警醒地生活在这些尊贵亲戚的阴影中，她从来不敢当着孩子们的面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亲戚。二儿子，也就是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在军官学校读书；同父异母的姐姐艾玛在外地跟随从事慈善医疗的修女们学习护理。他则留在父亲身边，在距离首都半小时车程的修道院学习。节假日总是在拘谨、混乱的气氛中度过，似乎错失了些什么，比如介绍自己的近况，或是不可避免的促膝长谈。这样的长谈能使一切明朗化、直接化。他们熟悉对方，彼此之间并无秘密可言。即使谈不上亲密无间，他们也能直接找到一种化解家庭成员间疏离感的基调。但这样的长谈却从未出现过；克里斯托弗一直期望能有人起个头，也许是弟弟。军事化的教育也未能平息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家庭的渴望，三人中，孤独的童年对他造成的伤害最严重——冷酷的保育员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克制力，她永远摆着一副苦行僧般冷若冰霜的面孔，仿佛刚从平淡无奇的梦中醒来，对白昼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期待。不过，后来他很快意识到，现实中是不存在这种长谈的，语言根本无力把控生活的真实境遇，那些沉重与艰辛就像自亘古留下来的岩石一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也许只有地震或是某种本质上的命运重置才能改变他们的存在状态与连接方式。但就如不存在这样的长谈一样，克里斯托弗孩提时代暗自期望的那种能够改变一切、碾碎所有顽固与陌生生命物质的命运重置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极为罕有、永不得见。或许，父亲的离世便是，可他的死也无法解决孩子们关系中的终极问题。孩子们在父亲的公寓里度过节假日，紧张的等待蔓延在他们之间，午餐与晚餐的间隔，克里斯托弗总是焦虑不安，好像他知道，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马上要说些什么，是父亲或者弟弟；他们数目相对，放下刀叉，期待着“有事发生”。可什么也没发生。父亲在桌边一年比一年严肃，就连去学校短暂而隆重地探访时，他也是这样——永远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不容置疑，刚正不阿，既是提问者也是回答者，就像医生，或是……对，就像问话的法官一样。他身体中的某些东西破碎了，伤痕累累的人只剩下防守、规则和拒人千里的冰冷。一直以来，克里斯托弗只从这种行为模式中感受到了无可救药的冷硬；当他得知在父亲业已崩塌的生命废墟中，支起的屏风背后掩藏着历经灾难的碎片，而父亲却如约伯注般数年、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悲惨绝望地坚守时，深深的罪恶感笼罩了他。他们，孩子们，无意中残忍地将父亲独自遗弃在痛苦的深渊中，也许这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这“痛苦”是高傲的，克里斯托弗一直认为：这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后来，克里斯托弗对这种“男子气概”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他认为，“男子气概”并不是某种令人无法承受，以致最终崩溃的东西——也许尽可能地妥协、找到解决途径的做法更具男子气概。有时，“寻求结果”与自我贬损或自揭伤疤毫无二致；这就像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赌场中运行着不成文的条规，需要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但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父亲切断了与外界交流的所有通道。

战后三年，父亲因病去世，摆脱了长久以来圣人般崇高的评价为其带来的苦闷。他千疮百孔的灵魂平和地接受了身体的妥协，仿佛在说： “现在自由了，终于自由了。”国家分崩离析，共产主义的昙花一现直接摧毁了他破碎的灵魂。时间在灵魂无力抵挡之处刻下了累累伤痕；他能承受个人的伤害，却无法与家庭、国家的创伤抗衡，最终心止于此。他这样的人，他这一代人中，许多都是以这种姿态离开人世，并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对父亲来说，“祖国”是家庭的集合概念，两者有共同特点，其命运在家庭的等级制度内，由高级成员决定。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感受到了命运的重置，仿佛有人摧毁了家人的身体，以他们用来侵害国家的可耻行径打击他的个人家庭。他的消亡也是一种清算，是为业已发生之事承担责任，现在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偿还。他知道，他父亲，作为个人，与其他人一样，与他们这一代人一样，彻底失败了。在谁都没有开始询问失败时，在孩子们都还未曾意识到这失败的重要性时，甚至在他以完美的手法，有时以惨重的代价推迟清偿的步伐时，他就已经失败了。他在病床上躺了数月；最后一周，他失去了耐心，颤颤巍巍地站起身，经过几小时与死神的搏斗后，在看护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挪步至书房，从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把老式自动手枪，企图结束生命。他紧握着手枪跌倒在书房地板上，身体呈中风病人的瘫痪姿态，正上方便是家族画像。别人发现他时，他已经昏迷了。几小时后，他陷入了弥留状态。父亲试图用来自杀的手枪已来不及让他解脱了。那些家族画像则是克里斯托弗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所有遗产。其中有一幅上色照片，是他母亲怀抱着一岁的克里斯托弗。她穿一件黑衬衫，胸口别着一枚宝石胸针，照片上的她，眼中透着疑惑与彷徨，仿佛在问： “我是对的，谁觉得不是？”照片拍摄于婚后不久。克里斯托弗把它放在自己家的书房里，挂在书桌上方的墙上，正对着父亲的画像。

注　18和19世纪匈牙利最高审判机构有两种形式，七人法官团为其中一种，由七名成员组成。另一种是国王审判团。

注　《圣经》中的人物。他行事正直，在遭遇灾祸时，毫无怨言，依旧敬畏上帝。

4

他在修道院长大，童年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在内心深处，科密沃什家是信仰宗教的。但这种宗教态度自发地生成于内心，并非教育的结果。父亲用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宗教行为，他会在重大节日出现在教堂，会在复活节领圣餐，但克里斯托弗却不知道，他也会经常前往教堂忏悔。父亲自愿做礼拜时克里斯托弗并不会感到惊讶，但他从不与孩子们谈论他对宗教的热情，他对心灵发展过程中各种隐秘、复杂的图景也毫无兴趣。他会在每年最后一天的午后和孩子们去一次市中心的教堂。他们在昏暗教堂的最后一排条凳上并排坐开，此时教堂里总是拥挤不堪。尤其是一年来从未踏足上帝之所的人们都在这个下午被恐惧、罪恶、希望与疑惑引领，前来接近这个聆听却从不言语、清醒却从不发问的上帝，寻求内心的平衡——人们怀着这样的感受，怀着些许敬畏，或坐或跪于他们身边，克里斯托弗感觉父亲也是这样的临时信徒。他们每年盛装前往阴冷的教堂，在肃穆的人群中默不作声地坐在条凳上。父亲穿着制服，身佩短剑，坐在外侧，右手边艾玛、克里斯托弗和卡洛伊依次坐开。克里斯托弗对“最后的下午”心怀恐惧——私下里，他就是如此看待这种造访教堂的特别方式——他害怕也可怜父亲。每个家庭，每个人在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习惯：比如逝世周年纪念、自律的斋戒日都是非常个性化的节日。父亲选择一年的最后一天，明显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孩子们沉默地坐在他身边，对父亲的心意一无所知。一般人都在周日或重大节日去教堂，若是有人去世或是有需要达成的心愿，也会在平时去。父亲每年最后一天雷打不动的灵魂之旅隐含着一丝无法言说的不悦。每年，他们都如筹备一场悲痛、哀怨的仪式或葬礼般为去教堂做准备。午餐被强势的沉默笼罩，父亲从早上便开始穿戴礼服。在教堂时，他将脸埋入双手，双肘抵着膝盖，不在胸前画十字，也不诵读经文。这样坐上一个半小时后，他开始浑身发抖。这一天，父亲和他们进城时会驻足于商店的橱窗前，询问孩子们的愿望并一一满足。在完成了上述安排，从教堂出来之后，晦暗、清冷的氛围弥漫全家，孩子们也确实再没胆量提什么“愿望”了——三姐弟间从不谈论此事，但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照顾父亲难得的慷慨，情愿只选择“有用”的物件，比如手套或文具，这些只有在节日气氛的渲染下父亲才会偶然想起购买的东西勾不起任何人的兴奋情绪。他们从不谈论这些，但私底下却明白父亲的这种好意之举缘何而起；他们通过各自偷听来的信息得知，父亲在这一天要“赎罪”。为什么？他亏欠谁的？克里斯托弗总是称这为“一年中最后的奉礼”——他们之间从不坦诚相待，但沉默也能揭露真相。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在那天下午选择了什么“多余”的礼物，比如某些玩具或是精致高雅的物件，父亲也许会痛苦地挣扎，不，这些东西是连想都不能想的。在这条每年年末循环往复的环路上，小男孩卡洛伊遮遮掩掩地稍有抱怨；但他从不敢说出自己的愿望，也就乖乖地闭上了嘴。慷慨的父亲为他买好铅笔或圆规，狠狠地塞到他手中。回家后，他便把它们放到某个抽屉里，再也不拿出来。克里斯托弗早就注意到，三人中，卡洛伊最无法忍受父亲教养方式中有意识的“目的性”。节假日里，小男孩总是没精打采地回家，一声不吭，食欲欠佳。年龄稍长的克里斯托弗则怀着一颗慈父的心关照弟弟，每当夜里听弟弟在黑暗中啜泣，他也会心底一颤。

作为年龄最大的男孩，他非常适应修道院的生活，也没有想家的念头。在住校生中，很多人都跟他一样，觉得节假日是个沉重的负担。圣诞节或放长假时，他们满脸愁容地回家，却在假期结束前早早地回到学校——是的，他们欢天喜地、活蹦乱跳地回来，消除家庭休假的疲惫，在另一个陌生却温暖的大家庭中，穿上拖鞋，舒服地将自己扔回来。他不是唯一一个在学校找到归宿感的孩子；即便谈不上家庭的温暖，也一定感到某种柔软的、发自内心的心旷神怡，不会觉得过度热情，却也不致让人大起寒战。节后，很多男孩胆战心惊地从家里回来——他们往往需要数周时间来平复内心，以重新获得自我角色的安全感，确认自己至少属于某个地方，某个小集体，在这里，性格与能力能为他们作为人的角色提供保障。家庭的氛围、恐惧和担忧的影子能在他们身上徘徊滞留数周，他们被回家的紧张感、不安全感填满了。大多数人都与这样破碎、冰冷的家庭纠结一体。一定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关系，住校生中也有怡然自得的阳光乐天派、浑身散发着纯真气息的男孩——他们身上有一股“真正的”家的温暖，那种轻飘飘、软酥酥，被人呵护备至的温暖和安逸的气质。克里斯托弗被这种浑身散发温暖的男孩吸引，但从他们身上，他无法知道究竟“真正的”家庭与其他家庭，比如他的家庭之间存在什么差别。的确，在他们家里母亲缺席；但很多住校生的家中父母双全，可他们却情愿假托社会或教育的名义将孩子们送到学校来；还有，许多父母双全的住校生如克里斯托弗一样无家可归，他们同样渴望得到集体的归属感，这个集体补偿了家庭的缺失。这些住校生也在身边寻找散发着家的气息的人。后来，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到了考虑成家的年纪，他回忆起孩提时代在学校度过的毫无怨言、心中从未感觉自己受伤或得不到满足的那些年月。他觉得没有母亲，没有家庭中的那些秘密，他一样能保持平衡（这是受到了幸运的眷顾）。这还要感谢诺伯特神父。

诺伯特神父给予他的，大多数母亲、家庭、兄弟姐妹都无法做到：这位智慧的师长无意间将他收入门下。人要有所归属，这就是全部意义所在。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后来经常思考，他是否能为孩子们营造一种隐秘感，是否能为他们在家中建起一座安全屋？他对现代教育的理论不以为然。当他奔波于生活，结交来来往往的人，识破命运的真相后，他发现，那些能够保持平衡的人，那些能够站起来反抗的人，大多无法拥有特别幸运的家庭环境——他们往往来自贫困和拥挤的家庭，钱财、担忧和欲望把家人的心灵破坏得千疮百孔，却没有把家庭的灵魂之盏碾得粉碎，为什么？是什么滋养了如此这般的灵魂？那时，心理教学法盛行一时，市民阶层家的孩子除了要接受精神科大夫的检查外，还要被隔离、看管起来，接受心灵的滋养——新式教育却禁止父母使用威胁手段和生硬的惩罚措施，提倡通过解释、宽容和指导的方式与孩子相处。科密沃什相信，父亲的内心是善良的，即便他对现时流行的教育方式置若罔闻，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意识到，“全体”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家庭氛围决定了是否可以称为“真正的”家庭，父母及子女间是否真正心灵相通。如果这种内在的连接维系着家庭，那么不论是父母吵闹打骂、对孩子大呼小叫，还是母亲威严厉色，父亲脾气暴躁、小肚鸡肠，这个家庭仍然可称为一个整体，谁都不会感到寒意，孩子们不会因为父亲的一记耳光而感觉受伤，心灵受到伤害。父母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极其脆弱或极其稳固，他们可以大打出手，也可以漫步月下——这一切都像出生与死亡、洗涮与烹煮一样，与家庭同生共存，是家庭的一部分。孩子在“严厉”的父亲身边同样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认为，这就是决定一个年轻生命基本感受的关键因素，这就是归属感。这种真诚，这种凝聚力，这种在善恶之间徘徊不定、由性格中柔软的部分编织起的归属感当然只能在坦诚相待、无欲无求的状态中得到。可谁能从内部视角评判一个家庭？他的家庭安静而祥和，展现着温和、顺从的表象；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尽力在家中敞开胸怀，不戴任何面具地与妻子和孩子们亲近……但正是这种家庭决定孩子性格与基本感受的理论才最难实践，也无法有意识地去判别。他内心深信这样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家里“一切安好”，一切照常，安静而祥和。

诺伯特神父慈爱的接纳填补了克里斯托弗童年的缺憾——这是心灵的滋养，是母乳般的滋润；克里斯托弗通过这种治疗方式获取力量。这位神父接收克里斯托弗时已年近半百；每个孩子他都“亲自抚养”，细致地考察他们的家庭状况，对克里斯托弗家的情况他也了如指掌：他知道他来自单亲家庭，是伤害导致他心理畸形；他也认识克里斯托弗的父亲，两人聊天时彼此恭恭敬敬，他也许是从并非流于表面的谈话中了解到父亲那颗骄傲的心灵受伤的来龙去脉，甚至比科密沃什· 高博忏悔的内容还要具体。他给克里斯托弗的爱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学校的精神导师，掌管精神与道德层面的教导，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不要对某个学生表现出特别的关爱。诺伯特神父并不特别关照哪个学生。但是有一群如同遴选出的贴身护卫般的学生很自然地聚集在他身边；刻意隔离避免不了这种团体内的分化，不论多么谨小慎微，个体的感觉往往会打破相处的固有模式。总有一天，羊群会分化成白羊和黑羊，而牧羊人则只能窘迫地感知到白羊更得他的心。诺伯特神父爱克里斯托弗。他不想夹在这对父子之间，也不想做这个家庭的“替补”；他以腼腆、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孩子难以抑制的宠爱，他是伙伴，也是导师。神父五十岁时遭遇了多数男人在这个年纪会遇到的坎儿，他病倒了。克里斯托弗又孤身一人了。但在神父身边的这三年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来充实童心，他就像一台结构精密的储能设备，浑身充满了神秘的能量。三年来，克里斯托弗体内积聚起的能量足以支撑他生活多年。他从来无法完全理解神父：很明显，他的心中埋藏着克里斯托弗不了解的秘密，那是一种力量，是激发性格发展的源泉。但即使真的有这个秘密，他也完全无法窥探。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里斯托弗越来越无法参透神父的秘密：他的笑容、内心平衡，和他对生活由衷的满足……他没有家庭，两袖清风，他谨遵禁欲的教义，甚至比克里斯托弗听闻过的最贫苦的人更清贫：几件素衣，几本书，就是他在尘世的全部家当。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也不承担任何激进的传教任务，他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生活、布道，低调而安静。只有来到他身边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个人还活着。他没有深陷于祷告和教义中，他懂得如何微笑；诺伯特神父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他并不在意自己弱不禁风的身体，也从未因不时偷袭的疾病倒下。他五十岁那年的大病源自折磨人的心脏病，他默默地经年挨着缺医少药的日子，教友和学生们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他的生活节制而规律，从不屈从于身体的欲望，他不抽烟、不酗酒、睡得少、做得多。而工作于他从来没有什么时间表，他就像个羞怯的精神病患者，急切地从内心纷乱嘈杂的无序状态遁入如时钟般精确的教规中；工作经常不期而至，对他来说，就是一切活动、行为、感觉和意志的综合体，这就是这位无名而伟大（克里斯托弗的观点）的教育者赖以度日的信念支撑。他不墨守成规，不回避生活，不追悔莫及，不兴高采烈，也不自怨自艾。他是个神父，孤独的神父，他的生活波澜不惊，直到某个模糊的时刻，身体器官在黑暗中举起反抗的大旗，向这个腼腆、卑微的灵魂发出指令，要他改变生活规律，改善酝酿疾病的身体环境。

他并没有“英勇”地面对疾病：他像常人一样，时而哀叹，时而又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仿佛他通过苦痛看破了那些在“另一种”生活中卑躬屈膝，却至今无法找到答案的俗人。宗教是最为直接简单的，就像动植物旺盛的生命欲一般，自然而然。诺伯特神父并没有折磨自己，也没有沉溺于困惑中无法自拔，如果他被这些情绪诱惑，就失去了要求身边的教友、他悉心抚育的学生们对信仰怀抱无限虔诚的权利。他隐约知道，这种心理状态是非自然的，只需对之付出高尚和慈悲，灵魂便会充满平和，点亮其中阴暗角落的通常不会是生硬无情的直射光芒，而必定是柔和的微光：这就足够了。他为这一刻做好准备：不需要任何繁文缛节；宽恕需要的只是决心和谦卑。“我们不用抗争，这样就足够了。”有一次，他对克里斯托弗说。这个低调的建议在数年后层出不穷的生活危机中，看起来历久弥新。也许这就是说：无需抗争……人的内心呐喊是绝不会被误解的；只是不能充耳不闻地与这呐喊擦肩而过。但“不抵抗”就几乎意味着我们在行动、作为上表现怠惰、懦弱，这不是我们的思想，而是隐匿于个性深处、不容篡改的规律发出的指令。诺伯特神父懂得如何妥协；他的内心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将这种高贵的怠惰和谦卑的意愿传达给了最钟爱的学生。克里斯托弗长久以来都能听见这个声音。后来，声音消失了，他周围的空间被巨大的沉默充满，这是惬意的沉默。他一直如此生活着、工作着，在家里、在法院，作出决定和判决，他知道应该“抵抗”，但沉默的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却发出不同的指令……这种状态类似于清醒前的半梦半醒，朦朦胧胧；我们能听见外界的嘈杂，却无法清楚地了解这一切，而睡梦忽明忽暗的阴影却不动声色地拥我们入怀，也许应该拼尽全力从梦中醒来……有时，沉默的微光能保持数年，将我们隐匿于无形之中。科密沃什熟悉这样的状态，他再也不反抗了。他毫无保留地将原本属于这世界的全部还了回去。他应该遵循另一种法则——世俗法则，去生活、评判，并维持自己的境况。他无意间认识到，这种世俗的归顺并不常见，只是他某种模糊的感觉。但谁能说得清？世界只向我们展示了这些。

诺伯特神父有更深的了解；有时，他仍然会回忆，但那已不是一帧一帧的画面，而成了某些粗糙的文章，某些只能隐约朦胧地看见或听见的词。（另一些时刻，他只能无言地用感觉思考：看，他也死了！神父的去世仿佛掀起了一块幕布，这幕布掩藏了他愧疚、无奈的模样，他的失败和他的脆弱。神父的死让他觉得愤怒，无法释怀，但他从未审视过这种感觉。）后来，当遇到那些用欲望、欺骗、金钱与肉体这些“身外之物”来引诱他的人时，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神父弱不禁风的形象，他微笑着“不反抗”，坚信自己一无所有，没有“无法抵御的”欲望，没有任何财产，但他依然，依然能够微笑着……每当此时，他都会往法律文件投去坚毅的目光，寻找一项适用于他眼前这桩口吃当事人的“案件”的准确而严密的法律条款。在他看来，对神父的无尽回忆是他的个人习惯，好的、坏的、无法书写的可能性统统集聚一身，这是他的表达方式。

每年，他要去曼雷莎修道院住三天，在那儿和其他法官一同参加复活节前的静修。外界传说他是个虔诚的教徒，私底下他也是个恪守道德规范的法官。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的个人生活确实在向外界的猜想靠拢：表面上尊贵得体，私底下两袖清风，全心全意地为工作奉献，竭力避免犯政治性错误，只接触与自己脾性相投的人，任何政治势力都可以随时随地对他进行审查……他认为自己是个受人尊敬、有正面影响的社会成员。是的，这样的感觉还稍带些物质色彩。他永远不知道，诺伯特神父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人尊敬、有正面影响的社会成员。大多数人在紧张疲惫的时候会产生神经性的，运气好的话，就是“单纯神经性的”身体痉挛，而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学会了在脑海中思索，诺伯特神父对他的生活会提什么建议呢？他会活在“仁慈”中吗？是的，基督徒大多过着有益、忙碌、诚实的人生。然而诺伯特神父却不会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也从没有人期待诺伯特神父换一种方式生活、信仰或是质疑……克里斯托弗在工作中广受好评，所有人都认为他有美好的前途。

5

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一定会走上法官的道路；科密沃什家的大儿子不可能干别的；当他羞涩地向同事们做自我介绍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就在家里，在一个更大、更温暖的家庭中。他们信任地接纳他，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只是清楚地认识到他进了这个与他自身相得益彰的圈子，并融入进来。科密沃什家在全国的律师界享有传统的地位，这是世袭的家族权益。他的名字、出身规定了他必须极为严格地遵守职业准则；科密沃什似乎并不情愿出风头，不论他还是他的前辈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任何利益问题。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就像那些尊贵家族的成员往往比职业军官在军队中担任低级别职务的时间更长一样——依照常识或公平原则来看——科密沃什从步入法院大楼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法官圈的上流阶层，一步一步，在自己的职业通道中缓步上行。没有人怀疑他会就这样一直往高处爬，直到最高层，六十岁或更年长时成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大法官之一。他自己对此也从不怀疑。从坐上法官椅的那一刻起，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蓝图了：可以心无旁骛地、健康端正地坐在这儿，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技能；只要不犯大错，严格遵守法院的规章制度，一切听从上级安排，就够了。当年他还年轻，实习时第一次踏进法院，他猛然感觉到一种家的亲切，身边全是熟人——那些上了年纪的法官大部分都是父亲的旧识——假如他违反了法院的规章，或是犯了什么非主观性错误，法院给他的处罚不会比他对家族中任何一个亲戚犯下小差池所判的罪更重。

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在这儿，这是他的安全港：这儿的声音、行事方式、人们关注的焦点、职位等级的分配和工作氛围、纸张的气味、人身上的汗味都是他熟悉的，这就像手术中乙醚的气味之于医生，教堂中的熏香之于神父一般。这是他的世界。在家里也一样，父亲房子里的一切皆然：书桌上永远摊着文件，屋里飘散着墨水的气味，书架上排列着猪皮封面的法律书籍，还有那些旧识的面孔、法官的容貌、他们的络腮胡和唇须、亲切的脸庞、充满回忆的声线。他需要沉浸在这熟悉的氛围中，这是他身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不管怎么说，他很早便了解了这个机构，这其中神秘的潜规则、隐形的弹簧和上升的空间，很久以前，他在孩提时便知道了；因而他也不需要特别学习，这就像他童年玩过家家时扮的刑事案件审理，现在他只需要重温一下，回忆起来即可……有关父亲，这位老一辈法官们的精神领袖的回忆影响着他的神经、他的思想，也许还有他的梦境。法院，这个致力于寻求正义的机构冗杂、庞大，必然也不完美，犄角旮旯免不了锈迹斑斑、尘埃满布：可谁又能做得更好呢？没有人能找出比这更称心的地方了。这里的人依靠它，要在这里终老。法官也全心全意地迎合着这台机器。他潜意识里觉得，比起文字和“现实”，正义更像是别的什么东西——噢，混乱而模棱两可的“现实”世界已在法庭上令人震惊地扭曲了本来的面目，很多时候法官只能自己总结“真理”的含义，每个人打破随身携带的哈哈镜，这镜子把矮子照得伟岸，把胖子照得苗条，把瘦子照得丰腴！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对的。这不是谁教他的，而是他根据现实情况、前辈们的经验教训和自身的危机意识得出的结论。乍一看，坐在法官席上的他并不是那种“严肃”的法官：他不“严厉”，也不世故，而是显得庄重；他陶醉于这种作风，以简短的、组织严密的语句提问或讨论，显得既有深度又有内涵。愚蠢、暴躁和谎言从不会刺激他，假如有人问他，他也许会承认，每天走上法庭处理不同的案件时，他都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这颗“惴惴不安的心”、这份虔诚、这种自然流露的庄重感并不会随着“案件审理”的进行而消失。老法官们在官场中表现出的世故圆滑和过分严厉他都看在眼里，他想步他们后尘——这是一种旧做派，有些脾气暴躁的朱庇特式人物的生活也像是一场判决，有的人听到谎言或见到卑鄙行径便怒不可遏，与被告或证人展开激烈争执，就像是他本人受到了什么严重伤害。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警惕自己的行为，以免情绪爆发有损他在审理案件时的威严。老法官们第一次看科密沃什正式审理案件时，愉快地回忆起了“科密沃什做派”。他们微笑地耸着肩，摇头晃脑。这些老法官甚至看过科密沃什的父亲和祖父审理案件。行为、方式和“做派”在年轻法官身上怪异地融合。克里斯托弗不安地接受了这些在笨重的书桌边耸着肩膀的法官们的肯定。是的，有时他会疑虑，哪种“做派”更人性些？这些老法官们循着实践与经验的轨迹，仍然能够亲身参与到人类永恒的官司中，他们指手画脚、怒气冲天，他们坐在台上神气十足，也许还会在亲近的同僚圈内，向比如他这种乍看上去只懂得宣判的刻板、正派之人，传布“法律”的意义和正义的内涵。在实践中，对于法官来说究竟何为“正义”？这世界与官司、凶手、名利、嫉恨、饥渴相融合；这里有法律；这是一所具有固有结构、正规仪式、审理制度、秩序和态度的组织机构，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一同站在法官面前；最后才轮到法官，他们用各种死亡的原材料烹煮从法律的化学图谱来看适用于正义的食物。但正义超越法律范畴，它永远是“个性化”的；而那些撼天动地的老法官们擅长“指手画脚”，知道该如何引导辩论，仿佛在为私事争吵。他们循循善诱，指导有方；他们痛加斥责，也懂得温情抚慰。他们维护着存留在法律用语与司法框架范畴之间的个性，以及每个家族中领袖们世代流传下来的审判做派，也许他们是比人们想象出来的完美形象更世俗、更现实的法官。是的，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正义”；但也许只有永远对世俗之争深恶痛绝之人，才有资格行使裁决之权。

他在一个审判委员会中担任了四年陪审法官，不知不觉竟被派为“离婚案件法官”。这个新职位，至少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颇让他松了口气。他只需解决问题即可，再没有人强迫他宣判；他觉得，自己还太年轻，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审查这个世界上恐怖官司内幕的地步。对于别人的生活，他又能了解些什么呢？年轻的法官能了解些什么呢？一切想象都是苍白的，每一天、每一次协商、每一个证人的每一句证词都在展示着新的病态、陌生的疾病和隐秘的伤痕。法官面前，站着满面须髯的古稀老童，拧着劲儿要求他们的游戏对手去墙角罚站，或是那些老气横秋的早熟幼童，激动得浑身颤抖，死乞白赖地央求他满足自己的心愿或是索求赔偿。他初为法官时，社会还未从大革命的创伤中完全复原——科密沃什有时想，经历了这样的动荡后，每一种理想、每一种共存都伤痕累累，是否还存在宁静，是否还能步入生活的正轨，是否还能让时间倒流，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行动是否真正阻止了那些明显不是出于某些人的意愿，却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种“某些人的意愿”也许不只是一个公共政党或一部分心怀不满者蠢蠢欲动的意愿……正是在这些岁月中，生命开始寻找新的形式；关于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更容易理解人们绝望的行径了。一切都在改变，潮流、机器、思想、妥协，一切都归于沉默，年华逝去，潮流变换……但法官的首要任务并非理解，而是决断。社会对他的要求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这样的动荡过后，人们开始修补被损坏楼房的裂缝和缺损，粉刷楼房的外立面，每个人都坐回办公桌前，商店逐渐恢复营业，铁路开始谨慎地运行起来，人们精心粉饰生活的边界；法官没有权利质问他们要什么，信仰什么，期待什么。法官意识到，这个社会黏滞于旧时的形态中。只是滚烫的物质仍未冷却，那是爆发而出的物质；而旧时的气候温和宜人，仿佛文明的沃土之上没有波涛汹涌。人们的内心喷涌着岩浆、烟尘和黑色的沥青。人们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苏醒，极度饥渴地追随着金钱的脚步，在最初的几年中，一切是向钱看的，那卷着边角、皱皱巴巴的纸币。一方面，金钱控制了一切公共事务，掌控了家庭、个人情感和思维逻辑——另一方面，比起从前，人们失去了目标，失去了评判价值的标准，只剩下简单的麻木，就像被注射了吗啡的吸毒者一样，对日渐加大的剂量仍欲求不满。他们撒谎、欺骗、造孽、杀人，他们迷信妄为，这破败架构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都能听见战栗之声，而疯狂的税务员则伙同走私贩在大街上公然贩售大麻——现在，你站上审判席，作出判决，为某些人，某些“事件”，站上去，作判决！他有时会这么想：也许假如每一个大法官都出身作风老派的审判员，那么法官们就都变身为教士，宣扬神谕，神色严厉，一个个都成了萨沃纳罗拉注——萨沃纳罗拉的印记却无从寻找。法官也没什么其他事要做：他只要拿出案卷，传唤双方，并作出判决即可。

他在这股大潮中将自己拴在了离婚案的孤岛上——起先，他认为这片土地更平和安宁些，也许更明朗些，也许更痛苦些，但无论如何，都是一方充满人性的净土。这里发生的事，大多应该是他和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他们犯下了悲哀的，有时是悲剧性的错误，说出了一句句人间悲剧中的最后台词，而这幕悲剧永远始于阳台的惊鸿一瞥，终于法官的办公桌前。他的任务，只是判定两个人无法继续共同生活，没有别的。很多人经常以这个理由来到法官面前；其中一人坦白自己的罪过，但法官却清楚地知道，两人都有责任，又或许两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别的人或别的事——每当他“宣判离婚”时，都会深刻地体会到人类意志干涉了上帝权力。科密沃什相信，婚姻是神圣的。这种信念是他信仰的根基。婚姻是神圣的，这是特殊的仁慈，是神的意愿；人就像接受其他一切上帝赐予的事物一样接受婚姻，肮脏的双手应尽量远离。婚姻不存在“完美”或“不完美”，婚姻只是一种道德的坐标，是不同性别的人们为共同的生活规定上帝的框架。而人类还能要求些什么？“更完美的”婚姻？人类伸手索取的一切都变得丑陋扭曲，变得残缺破败，人类无法遵守十诫，他们偷盗、撒谎、私通、贪恋他人财物与妻子——只有疯子才会想着“现代化”十诫并始终恪守。上帝的法则是完美的，无力承受的人类则是破败残损、终将消散的。他就是这么想的，这一信念从他的内心深处，从比意识的推理更神秘的源泉喷涌而出。人们在承受家庭和婚姻的负担时都表现得令人失望么？是的，所有现象——都是些骇人的现象！——表明家庭的楼宇垮塌时，人们便纷纷逃离行将崩塌、冷却的家，各种假冒的塔托斯注纷纷显现，还有赶时髦的、讨厌的预言家，他们口头上说着“合作婚姻”、“试婚”这些概念，也滔滔不绝地谈论“婚姻危机”——科密沃什厌恶这种虚伪的预言家和他们的信仰，厌恶那些神经紧张，也许只是胆小怕事、不负责任又渴望幸福的生活伴侣，可有一天，他们却因为“无法忍受”婚姻的义务和重担，低眉顺目地来到他面前！就像有人曾经说过： “数字的真理”也遭遇了危机，A加B不再等于C；抑或上帝也遭遇了“危机”，他的旨意不再有效力，世俗当局应顺应时代，承认上帝播撒在人间的慈悲之爱，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之共存……在处理了几年离婚案件后，他发现，在所有法官中他的工作是最繁重的；他用被亵渎了的双手破坏那早前已由上帝联结起的婚姻。

年复一年，人们排着可怕的长队来到他面前，撒着谎，发着誓；除此之外，他们的眼睛从不对视，也不敢看法官的脸；他们捏造美德和罪孽，承受着耻辱和压力，只希望赶紧逃离这种“被胁迫”的状态，从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解放出来，麻木地站在法官面前——而他则遵章守制，根据法律条款的规定为他们解开枷锁。可在宣读判决时，他也低下了头，因为他知道，他只是宣读人类的法律，他宣读的这一切都与上帝的精神相违。这些年来，“离婚案件”法官们总是事务繁忙。婚姻失败的夫妻哀求着，排着队来到法官面前，所有人都一副事态紧急的模样，只希望把自己从对方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法庭便成了全科诊所，人们像是精神病诊所里那些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一般，乞求将他们从疯狂的思绪中解救出来。但科密沃什相信，并不存在什么解脱。做了“离婚案件”法官几年后，有时他会觉得，自己仿佛阅尽了人世的哀求，这些离婚案就像隐藏在组织的血液中最神秘的疾病一样，向他展示了家庭溃烂的病态。有时他又认为，这就是一切“危机”、病态压力和社会恶行的单细胞结果：一桩桩这样的离婚案件，除了与他和她有关，与别人谁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想再遵循上帝的旨意共同生活了……他看见细胞在成倍地增殖，看见一部分人，社会的细胞——家庭。细胞，也就是家庭，能清除一切慢性恶疾。不论在国会还是民间，教堂的神父们纷纷在神坛上宣讲“家庭危机”。措辞严厉的人们要求提高离婚的“难度”。科密沃什仔细考量了多种观点，他就像医生埋首于平日的病例之中，有时怀疑人们是否还有痊愈的能力，是否还存在像耶稣撒播于人间的新希望那样的新疗法？

注　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以反对文艺复兴艺术和哲学，焚烧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毁灭他认为不道德的奢侈品以及严厉的布道著称。

注　匈牙利民间流传的一类拥有特异功能的人。

6

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九年前结婚，妻子是奥地利将军的女儿；他岳父是维斯梅耶· 卡洛伊将军，就是在战争初期那场进攻波兰的特别战役之后，获得了玛利亚· 特蕾莎奖章的臭名昭著的维斯梅耶。女孩十岁时来到匈牙利，她的母亲是出生于匈牙利北部的撒克逊人。女孩虽然说匈牙利语带外国口音，但绝没有半点儿语法错误。

维斯梅耶· 赫塔貌美如花。她的美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柔和，她匀称纤细的身形、大气的脸庞散发着恬淡清爽的气质。她的美恰如其分，从不咄咄逼人，她不刻意卖弄风情，不会显得“妖冶诱人”——但人们总是无法将目光从这张脸上移开，他们不自觉地盯着她。街上的陌生人盯着她远去的背影；他们的眼神绝不会伤害她，因为谁也无法靠近她，她从未有过与陌生人交往的经历。她应该意识得到自己的美，就如同敞开的大门中传出美妙绝伦的旋律，只要不是双耳失聪，谁都会情不自禁地将这旋律收入脑海。她的脸上展露着宁静、端庄、克制和女性自尊的完美平衡。两次生育后，她依然身材匀称，她从不运动，也不崇尚时髦的健身，她天然这么高挑。同时，她也并非时下流行的那般“骨瘦如柴”。她的步态和身形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协调，眼光流转、一颦一笑都像悠扬的旋律，传达着她的美丽与端庄。人们惊讶“世间竟有这等美貌”，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她的背影。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惊叹地以目光追随她。

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二十八岁时遇见自己的妻子。晚上六点，在滨湖采尔注的湖边。赫塔正和一名船夫争执。不明就里的克里斯托弗彬彬有礼地听着两人争论，姑娘焦急地向他转过身，手中拿着一张船夫无法兑开的大面额钞票——姑娘望着他，科密沃什也转过身。他不安地望着四周，感觉自己满脸通红。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俩就这样盯了对方片刻：两人保持着恭敬之态，姑娘手里拿着钞票，而他手中则是一顶帽子。一如这个季节的其他夜晚，天空飘着细雨；姑娘身穿一件薄如蝉翼的雨衣，没戴帽子，栗色头发已被雨打湿。此刻，科密沃什感到深深的愧疚，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后来的日子里，他和赫塔有时会谈论他们的相遇。在他们眼里，这样的相遇绝非一般，个中趣味不是能从日常琐事中体会的： “记得吗，你就站在湖边，我正巧从那边经过，突然停了下来。”他们惊叹将两人撮合在一起的力量是多么“出其不意”，而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地自然……科密沃什后来对赫塔坦承，在相遇的一刹那，羞怯烧灼着他，几乎想要钻进地缝逃走的尴尬紧紧地攫住了他。“这样坦白太不绅士了！”赫塔吃惊地说道，她笑了起来。是的，稍后，克里斯托弗自己也发现，他的这种表现实在有失体面；不过随后他对妻子解释说，人只有在“缘分”面前才会想逃跑，看见其他人就不会想逃。那晚，赫塔身披一件红色雨衣。这也是令他不安的一点。但这股引起误会的逃跑欲望和几乎压倒一切的呐喊控制着他，要他跑开，以一种可笑的方式，完全不顾及姑娘受伤时的激动情绪，就像有人误闯森林，一个劲儿地向后跑，他只想着逃离那儿，逃离湖边。（后来，他经常梦见这次相遇，这幅发生在湖边的尴尬画面经常带着极大的怨恨，不断地回到他的梦境中，就像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则用大写字母做标题且内容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新闻！）这种惶恐感受鲜活地留在他关于初次相遇的记忆中；对此，也只能一笑而过。

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从未与女人发展过亲密关系；他在一群男人中间长大，关于女人，长期以来，他只有点儿模模糊糊的想象，并不很确定。那些下流的经验，那些他的同学们纷纷模仿的花花公子做派，那些猥琐的、臭名远播的冒险行为，都没能为他真实地描绘出女性的模样；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以他的耐心和专注，倾听着别人口中各种夸张、肮脏的事迹，却未曾感受到一丝一毫想要成为那些冒险行为主人公的欲望。他性格内向，即便在出乎意料地得到第一次恪守礼仪的性体验时也不例外，在内心，他羞涩得一塌糊涂。长大后，他毕业拿到了学位，但在女人问题上，仍然一筹莫展；还有一说话就脸红的毛病也照旧；他避免使用任何与性别或性话题相关的粗鄙词汇，也不把无拘无束的花花公子做派看作男人友情的根基，尽管那是时下最为时髦的风流男子气概。尽管别人奚落他、嘲笑他，对他的内敛表示怀疑，他也毫不迟疑。每当有人表示这就是谈论女人的唯一方式，这就是世界，这就是男人的行事标准时，他就只是微微一笑，同时也对自己无法赞同这种行事标准感到遗憾……这样的微笑总是能战胜各种奚落与嘲笑。而在女性周围，他也只是笨拙地保持沉默。他含蓄内敛的名声引起了女士们的注意，但克里斯托弗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不应该去寻找另一半。

维斯梅耶· 赫塔心慌意乱地盯着他。他为什么不按照社会礼仪对她的要求说些什么？他沉默，因为他害怕了。而这恐惧源于何处？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是隐约感到有些不对，而他害怕的正是这个。所以他鞠了个躬，含混地吐出几个词后，便疾步朝宾馆的方向走去。姑娘目送他离去。她习惯了男人们直勾勾地盯着她；但这双眼睛中闪现的逃避却吓坏了她。后来，他们俩认识后，她对克里斯托弗说，那一刻她想追上去。两人在第一次相遇时都感受到了某种痛苦的不安。这就是爱情？克里斯托弗回到房间，一直坐到晚餐时分，这时他内心的不安和自我意识开始逐渐分离；他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像个“无缘无故”作出可笑举动的人一样，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罪恶感，他愤怒不已。接着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一刻，初次相遇后第二天夜里，他犹豫是否当时就打包离开更明智些。这一切都很幼稚、笨拙。显然，他的本质和关键品质并没有通过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表现很拙劣，是的，但又不是什么缺乏教养之举。究竟发生了什么？晚上他“平静下来”——无论如何，“他已经将一切都抛之脑后了”——他没看见这个耸着肩膀、穿着晚礼服的美丽姑娘来吃晚餐，觉得有些吃惊。餐厅里，姑娘先看见了他；她坐在两位年长的女士中间，紧靠餐厅入口，正对克里斯托弗的桌子。饭后，他向赫塔走去，为自己下午的行为道歉，做了自我介绍。赫塔笑起来。两人一起去花园散步。他们在湖边散了几小时步。后来，谁也无法准确地回忆起第一次两人在湖边谈论的一切。克里斯托弗只是感觉，他像个孩子一样，直截了当、毫无保留、不假思索地对人类的本质发表见解。他不需要字斟句酌，只是痛快地说着，这一切他早已成竹在胸，他早就组织好语言，只需要一次对某人倾吐的机会。赫塔的回答很简洁，时而点头，时而惊叹，好像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而他也这么认为——她像一个老相识一般询问细节，两人频繁使用暗语，好像一对老朋友、老夫妻。这种坦诚、这种熟悉就如同不期而至的自然现象般令人惊颤。有时，语尽沉默处，两人无言地望着前方。他们之间产生了变化；散步时，克里斯托弗会不时令人惊讶地挽起赫塔的手臂，如此自然而单纯，就像一个人挽着他久未谋面的亲人一样，不带任何“情爱”色彩；他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散步。午夜过后，他们回到宾馆。整个晚上，两人都对各自的“感觉”只字不提。克里斯托弗讲起了他的孩提时代和工作。赫塔惊讶地摇头，笑着说道： “法官。”他们站在小径拐弯处的弧光灯下。姑娘唱歌般拉长了词的元音。接着，他们又聊起是否应该住在布达，克里斯托弗何时回家，赫塔秋天去哪儿等等一些问题。回到宾馆楼上的房间后，克里斯托弗立刻上床，沉沉睡去。后来再回忆起这时他有些轻飘飘、忘乎所以的心理状态时，他觉得自己是怀着终于得到救赎的心情入睡的，他终于“开口”了；什么？他睡了很久很久。

三天后，他向赫塔求婚了。他给在维也纳的将军发了份电报。父亲彬彬有礼，但因为爱驹之死而满心悲伤，情绪低落。维斯梅耶将军受过伤，就像大多数过去的人那样，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伤痕。尽管如此，他眼中仍燃起挑衅般的、傲慢的求生火焰，克里斯托弗的父亲就不幸陷入这样的伤痛中，没有生还。将军是那种“打死也不闭嘴”的人，他是极右翼政党成员，极力为共和国精神、为政府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助威呐喊。他在身边营造牺牲奉献、不计回报的恐怖气氛，但似乎只能让酒吧服务生、邮递员和检票员这类人群信以为真。克里斯托弗熟悉这样的人，他平静地盯着将军狡猾的双眼，他确信自己更有威慑力。这名年轻的匈牙利法官平和冷静的行为、完美无瑕的风度、儒雅坚定的态度在第一天就激怒了维斯梅耶。维斯梅耶居高临下地谈论匈牙利人，说他们是全人类中最高傲又难以相处的“好士兵”，还用忍无可忍的口气讲述米科施注的逸事。克里斯托弗礼节性地静静听着。他的性格和出身决定了他与这名将军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提起要向赫塔求婚，将军反应激烈，眼里闪着愠怒，仿佛这是件多么丢脸的事——也许是羞于父辈的无能，这一刻，终于要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揭开他们一直竭力掩饰的力量关系。赫塔比父亲坚强。她平静恭顺地回应父亲，以一种胜于忍耐的品格应对此事。将军的妻子多年前患上了更年期偏头痛，她只在两次头痛发作的间隙才能壮起胆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到阳光下参与家庭生活。起初，夫人展现了极大的热情，只为博得克里斯托弗的同情。她无意间表现出的痴恋般的渴求之态，在女儿婚后转变成了典型的与女儿争宠。赫塔笑着说，这是“妈妈的爱”，“这是最危险的攻击，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忍受情感绝望的时代；克里斯托弗，哄着她吧”。一开始，赫塔的建议在克里斯托弗的内心激起了尴尬的回声，让他震惊；赫塔总是能够平淡从容地谈论复杂的情感世界；她观察细致，用词精准得当，总能一针见血地“说出”关键问题，看破隐藏于大多数人内心的约定俗成。姑娘无法评论母亲“爱上”女婿之事——连调侃都不行，只因这话听着太刺耳，太不堪，太无礼了——可她也并不惧怕这些评论。克里斯托弗吃惊地意识到，赫塔非常“聪明”——那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而是更懂得变通，更具自我主张。当然，他从不觉得赫塔愚笨——但这独特的“智慧”仍然让他吃惊，就像在赫塔身上发现了某种神秘的身体特征，比如瞳孔改了颜色，或是乌发变了银丝。

她的“智慧”令他不安。赫塔从初次相遇的那一刻起，便以熟谙世事、行事谨慎的长者之态对待他，似乎将这视为悉心育人的工作，要将知识传授给她精心挑选的伴侣。她情绪高涨地仔细倾听克里斯托弗的道德、社会、政治观点，不住地点头，似乎在与一个坚若顽石之人融洽相处时，心里还想着： “他不能这样，应该去适应这一切，这些观点比我的要强势。”她耐心地保持微笑。克里斯托弗有时会突然抗拒她的微笑；但同时，他也能感觉到赫塔是他的后盾，她的微笑就是对他的支持，而不是什么高傲的姿态，只是一个成熟理智的生活伴侣的优良品质。眼下，他的命运就是要承受这样的品质。是的，从他见到赫塔第一眼起，他就需要承受，这并非什么“甜蜜的负担”；这对赫塔来说是家常便饭，她对此驾轻就熟。这是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最亲近的女人。有时他相信，即使赫塔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们从未曾谋面，两人之间也会这么亲近；或者，也许他会“永远寻找她”，就是她，唯一的赫塔——他就是用这种童话般的想象安慰自己的。同时他应该承认，找到赫塔算是“安慰了自己”，而他也时刻准备着，无论好坏，都要“承受”赫塔。订婚时，他浑身都是这种感觉。

从两人初识后的交往进展来看，即使短期内举行婚礼也不足为奇。不过，大半年后，他们才在布达的教堂里完婚。这半年，赫塔住在维也纳的父母家，克里斯托弗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日坐着周末游轮去看望她。他对于时间安排是相当执着的。赫塔知道克里斯托弗的抵达时刻，即便他一时心血来潮想看望赫塔，或赫塔病了，或休息日法院发生突发事件，他也绝不会突然提前拜访，只会预先调整行程。赫塔要他经常打电话，但克里斯托弗对经济问题尤其在意，这方面他一点儿不大气，有点儿斤斤计较。他认为花钱打长途电话是一种“浪费”，订婚的那个月，他一次电话都没打过。克里斯托弗极为严肃、庄重地看待“成为新郎”这件事——大致把它当作一个拥有一定额外补助的新基础职位——他永远都是手捧大束鲜花出现在未婚妻面前，不然也一定会准备一大堆礼物，他给她买贵重的钻戒，赫塔不情不愿地带着些许讥讽的微笑伸出手指，惊讶地盯着他。他庄重地把戒指、花束交给她，严肃的样子仿佛每递出一样东西就要发一次誓，保证将会履行一个丈夫、公民和人类最基本的义务。偶尔，赫塔会当面嘲笑他，笑得直不起腰来，她以法院的职务或学术头衔称呼他；每到这时，克里斯托弗总会涨红了脸，面带愧色而悲伤地站在她面前，像是他明白这种行为背后的权威性所隐含的讽刺意味，但除了恳求原谅之外，他别无他法。赫塔了解他的疑虑，懂得如何安慰他。克里斯托弗真如他表现的那般令人失望透顶；但他仍然是克里斯托弗；他们还是亲密无间，很有共同语言。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婚约关系被渴望了解对方的彻夜长谈所占据。身体仿佛沉寂了一般；但两颗心灵却怀着激动、迫切的真诚向彼此敞开了。他们很少亲吻，若两人之间闹起别扭，他们大都会选择无奈地放弃亲吻；他们的亲吻更像是例行公事，他们认为身体上的亲近只属于世俗法规意义上的合法夫妻；他们手指上戴着金戒指，有时还去挑选家具；但还未到熟悉彼此身体的地步，而且对婚后是否马上进入这一阶段也并不完全确定。应该耐心等待。克里斯托弗的矜持感染了赫塔，这不是一个正直的、鄙视婚前性行为的市民阶级未婚夫所表现出的矜持，只是发自内心的羞涩，克里斯托弗实在是太腼腆了。赫塔明白他的内敛，她用倾听、眼神和行动告诉他，她理解他，他的感受也是如此。他们对了解彼此的身体并无太大兴趣，却急切地渴望与对方交流，这份渴望日趋强烈。赫塔在追寻一切人性的、世俗的或超越现实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思想、思路以及追求真理的勇气，触动了克里斯托弗。这颗灵魂并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和各种讨价还价的条件；她无情地追问克里斯托弗，迫切地想要知道一切，要在这个她自己挑选的伴侣内心朦胧的角落搜罗各种熠熠生辉之物，连克里斯托弗自己都从未顾及之处，那些“不适合”照亮之处，那些克里斯托弗害怕审视之处，她也从不放过。有时，这个正直自律的未婚夫结束维也纳送花之旅后，会带着隐约的恐惧回家，回到工作和大家庭的世界中，仿佛若他辜负了全世界的道德准则，一切便旋即消散。他轻松地坐到法官桌边，内心激动地想：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假如赫塔一直这么“好奇”，像某个高级机关或不可辩驳的法官一般凌驾于他之上评判他的生活，该如何是好？他该拿这个“法官”怎么办？赫塔有时怀着过分的敬意提起克里斯托弗的职业，好像在说： “是，我知道，你干不了别的，你是个法官，是个言行正直的人，但你别忘了，我就在这儿，我正看着你呢！”若是她向这颗冷漠的心控诉一切感觉、愿望和评判，法官该怎么办？

他们的深夜促膝长谈都在维也纳大宅的客厅里进行；这个房间有些特别，类似匈牙利贵族家的沙龙，但在格调上略有区别，它的装饰更高雅，也更精致。两人出身同样的阶级，拥有同样的品位和眼光，使用刀叉的手法一致，像科密沃什家的人一样，高冷、严肃的贵族气质充分展现了赫塔父母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克里斯托弗仍然觉得赫塔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存在着某些陌生的东西；也许，赫塔比他更高贵、更挑剔、更有品位，也许这个奥地利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物资配比不同。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同，娱乐方式更为风雅，他们的社交、饮食、生活方式、物质追求都截然有别。将军家自然是悄无声息的，寂静得就像令人胆寒的兵营。赫塔追求的是这世界里的另一种美好——一枝鲜花就能打动她；就连一样物品在她手中的样子都显得与众不同。她怀着最谦卑的愉悦之心接近太阳底下的一切事物，她内心自然流淌着享受一切的美好意愿——她站在透过阳光的窗户边的样子、听音乐的样子、兴高采烈的样子、在餐桌边吃饭的样子，甚至是跌倒的样子，都特别“优雅”，特别细腻，也比克里斯托弗至今所熟知的感受生活的方式更直接，更自由。将军争吵时会因为职业习惯不自觉地提高音量大喊，就像演一出喜剧似的。但这个在战争中因战术需要将四千名官兵送上死亡战线的奥地利军官，竟然能潜心演奏小提琴。他还是维也纳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每个周末他会背上酒囊，穿上钉鞋，前往维也纳郊区的森林，采些鲜花回家。他很快便把克里斯托弗唤成“克里斯托菲尔”，把他牢记在心上；有时他像个敏感的朋友一般，幼稚地努着嘴寻求他的陪伴。“文化不同，语言也不同！”克里斯托弗想着，耸了耸肩。但他暗自有些害怕这个“不同”，也许就是这股恐惧耽搁了订婚的时间。这个“不同”就是赫塔，这诱人而高贵的物质生成的“不同”是克里斯托弗从来无法完全用语言解释、消化的，婚后他们是否能解决肉体相处的问题？赫塔有自己的节奏，她头脑中总是涌动着不着边际、天马行空、如音乐般美妙的点子，就如一首狂想曲；赫塔是独一无二的，她无时无刻不在幻想以某种全新的个人魅力震撼自己，或是身边的人。他们已经相识半年了，克里斯托弗开始怀疑，赫塔是不可捉摸的——她并不神秘，一点儿也不；但有时，就是他与赫塔对视的某一刻，或仅仅是他盯着她的背影时，有一股微电流涌遍克里斯托弗全身，他觉得总有人在盯着他。

他们的婚礼在布达的一座老教堂的小礼拜室中举行。将军穿着军礼服站在赫塔身后，泪眼汪汪。婚礼后，他们没有安排蜜月，而是直接住进了新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爱斯特出生于次年年底；很快，第三年，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现在，六年过去了，赫塔过得宁静而平和。克里斯托弗也觉得幸福。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比他们想象的简单。赫塔也很“单纯”。他们在婚姻的烦恼和孩子们的情感需求之外，寻找到了某种深藏于心、从不言说、拘谨而虔诚的情感基石，这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灵魂。赫塔不常去教堂，也从不倾诉自己在精神层面的情感，不久克里斯托弗便发现，赫塔并不特别热衷宗教活动。也许她只是有信仰——克里斯托弗时常想起诺伯特神父，还会想象神父会对赫塔的信仰说些什么。令他安心的是，赫塔的信仰正是美好却并不完美，也不完整的真实信仰，这也是他所追求的；那么，这就够了。

注　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小镇。

注　汉斯· 米科施（1898—199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高级将领。

7

布达城里的房子门廊都习惯开向内侧小小的、封闭的院子。这个闷热的夜晚，晚宴的餐桌沿着门廊的柱子排开。克里斯托弗到得很晚，客人们已在小桌子边就坐。穿过大门，便可来到楼房的前厅，房子底层有两个房间，分别是前厅和餐厅，卧室则在楼上。房子的一部分建于土耳其时期；在这座圆顶建筑的屋檐下，所有的房间都隐约透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大门和窗户颇有粗糙的原始感。这里是城堡山，在这条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慵懒的老街上，这些逼仄的家族老宅毫不起眼地散布在上流社会的豪宅之间；木板镶拼的尖顶之下，大都住着技艺早已失传的手工艺者的后代；附近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们则住在窗台上种着天竺葵的出租屋里；收入微薄，或是只拿退休工资的贵族家庭往往挤在祖上传下来的狭小楼房里，他们是这片住宅区里的原住民；而在他们身边，生活着一群心情愉悦、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新居民，有势单力薄、初来乍到的中产阶级市民，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时刻与“时代”抗争、随时在这四五条街上寻找人间疾苦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他们寻找的“风格”正是这与贵族世家比邻而居、彰显与众不同的挑剔品位，追求的也正是俯瞰于城市上空、弥漫于拱顶屋舍和逼仄楼宅之中及破败屋檐之下的独一无二的宁静。“居于城堡山”颇为耐人寻味，对那些既不是贵族又不是手工艺者后代的人来说，意义也是一样的：微妙而有些紧张的局势，激昂的情绪，思乡、诉求、野心，还有各式各样的世界观，夹杂着些许怀疑。最终，这些住在狭窄街道边散发着阵阵霉味的房子里的人们——公爵，出租屋里有着双中间名的公务员，嗓音洪亮的小市民和多半皈依了基督教、生活中悄无声息、完全承袭了豪宅中的古怪生活作风的犹太人——在此处相遇。克里斯托弗熟悉这片区域，每天清晨，他都去渔人堡那儿散步，他了解碉堡深处的栗树，碉堡和城堡之下绵延着一片充满了封建时期市民的赤诚之心和高贵品质的街区；他熟悉城堡山上的大多数房子，认得渔人堡步道上的孩子们，育婴员们的手推车里坐着年幼的公爵或公爵夫人，他们时刻注意不把这些孩子和从克里斯蒂娜区蹿上来的穷孩子们搞混。克里斯托弗在门槛外停住脚步，环顾四周。他的视线触碰到了熟悉的画幅、房间，房里陈设他再熟悉不过，就如同一个人了解自己所属阶层的装束一样。他站在那儿，穹顶房间的深处摆着一架盖着土耳其花布的钢琴、立式台灯和一张上面放着银质烟灰缸的波斯尼亚小桌子，墙上挂着两幅风景画——一幅是瀑布，一幅是林中日出，都是女主人学生时代的考试作品——墙边是带雕花的火炉栏，还有几把铺着白色针织毯的樱桃木圈椅和一张椭圆形的梨花木桌子，天花板上垂下往常那盏看上去乱糟糟的金色六角吊灯，伸展的灯枝正好环绕着一只拿破仑式头盔。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里曾是他的家。这儿少了一架钢琴，那儿的书架边多了一个烟斗架。家族画像挂满了抽屉桌边的那面墙，满满一玻璃柜的霍丽奇瓷器注中，最近又添了几只线条流畅的手工幻彩小鹿和几只面带神秘笑容的半蹲小狗。

夜晚天色疏淡，竟还有一丝亮光，带着夏日的气息。几棵乔木、灌木和唯一一株被悉心栽入土中并用白色小石子圈起来的玫瑰组成了“花园”，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它变成了一座砌着石墙的院子，这院子的外侧紧靠渔人堡小径，开着一扇绿色的小门。目光从台阶越过花园的石墙，便落到布达北部的山上。这儿飘着一股发酵的气味，是混合了少许叶子和熟透水果的香甜气味。小径边长着一棵核桃树，圆桌上铺着色彩缤纷的桌布，克里斯托弗看见了妻子和姐姐。他微笑着，轻快愉悦地和她们打招呼；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环境时，他总会因为羞涩的性格觉得浑身不自在。他顺着她们的方向看去。赫塔温情、白皙的脸庞映入眼帘；她柔软的嘴微微笑着，眼睛闪亮发光；她熟悉的身体正亲密地转向姐姐，赫塔在说话，两人笑起来。“他们在嘲笑我！”克里斯托弗轻松地想，没有任何敌意。他知道，他紧张而隆重地出现在这所房子门前是有些别扭、古怪；赫塔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独自烦恼……他把自己丢进熟人们进退有度的交际洪流中，莞尔一笑，大致在四周找了一下女主人。他认出了女主人的弟弟。他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帆布制服，无所事事地站在石墙边，手中握着一盏葡萄酒杯，正与一位头发花白、身着白衬衫、体形臃肿的上了年纪的女士说笑。这儿就像他的家，他对这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羞涩渐渐退去，他冷静下来。摆放着葡萄酒和雪茄的餐桌边，宴会的主人周旋在一群聊得火热的客人中间，与两位最年长的贵客——一位是法官团首席大法官，一位是著名律师——坐在那盏立式台灯朦胧的光中。他面向他们，为自己展露的包容、亲切而沾沾自喜，因此他立刻与两位老人亲近起来。

是的，这里曾经是家。它不好也不坏，无法评判，只能接受，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是无法解开的结。克里斯托弗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中感觉棒极了，他伸展了一下身体。“早晚餐”已蒸腾出一股浓郁的葡萄酒气息。年轻人在打牌，隔壁房间的唱片机吱吱作响。克里斯托弗看着他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 “年轻”。他把自己排除在外，认为三十八岁是一个真实的年纪。他想，生活只真实存在于人四五十岁之前。那时，人已经懂得一些真切、实在的东西；这样的知识并不智慧，也不“深奥”，无法令人满足；那时，人早已见过亡者与胜者，生活总在惊人地重复，没有什么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式发生，也没有什么能再令人震惊。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震撼，一生一次：当我们认清自己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从个人来讲，我们也行将消亡。克里斯托弗是在三十八岁时发现这个事实的。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可耻的、不幸的，人在意识到事情真正发生了的瞬间，仅剩紧张的身体状态了……发生了什么？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一定与预期相反；接着，世界冷漠而熟练地停下来，仿佛一颗玻璃眼球一瞥便凝固了白云、屋舍和人们的面容……他点上一根烟，望着前方。隔壁的“年轻人”手里不同花色的牌上下翻飞，还有人和着极为挑逗的南美口琴翩翩起舞。克里斯托弗静静地听着这不合时宜、不知廉耻、卖弄风情，却谈不上诱人的音乐。“应该隔离那些被音乐撩拨起欲望的人。”他暗暗思忖着。他为这种颇为流行的随意而廉价的狂欢感到羞愧，不禁黯然一笑。是的，这样的“年轻”也是他曾经熟悉的。对于他们，他又知道些什么？他狐疑地瞥了他们一眼。他向女主人问好，接着自然而从容地转向“老人们”。

老人们个个小心谨慎，少言寡语。首席大法官用父亲般亲切的手势招呼克里斯托弗去身边坐，为他点上烟，慈爱地看着他。他曾教导过克里斯托弗；他骄傲地看着他。成熟稳重，对事业和家庭毫无保留地接纳，以及忠诚、威望和自律，都是初见时克里斯托弗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些唤醒了这位老法官深埋心底的雄心壮志；克里斯托弗是可以托付传统、传授精妙的律师执业技巧、传承思想精髓之人。老法官从不怀疑，克里斯托弗能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在这条严苛、高标准的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了解这颗灵魂，从视线的相遇和只言片语中，他感受到克里斯托弗令人动容的特质。克里斯托弗是个可以亲近之人。他不需要被征服，孩提时他便对做人的基本原则了然于胸，这是老法官相信能够与之共处的基础。老法官明白，克里斯托弗希望拯救社会——这点毋庸置疑，感觉、信仰、信任从他的内心、他的一言一语中表现出来。他完全可以被社会寄予厚望……可老法官仍以掩藏在烟雾后的目光审慎打量着这个年轻的法官。“他有些太正直了，”他这么想，“简直一身正气。从没见过他喝得烂醉，也从未听过他说一句不得体的话。”老法官年近七旬，阅尽世事，见过比暴露身体更赤裸裸的人，他认为自己有分辨能力。他焦虑不安地分析着克里斯托弗的“正气”。“如此洁身自好的人，”他这会儿想，“都是在等待一个答案。他们欲言又止，一定是心存疑虑。但这样的人不应有疑虑。他们是永恒的，不能有疑虑。”他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克里斯托弗。他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了解他的家庭生活，有时在法院会单独约见他，以朋友的身份关照他。“也许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正是一个天主教徒的本质。”他继续想，用一只手轻轻拨散了面前的烟雾，仿佛要将克里斯托弗看得更透。“一个宽容的天主教徒。但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老法官是新教徒，毕业于地方上一所著名的新教徒学校。他觉得，也许正是这份独特的“天主教气质”，这种下意识的“宽容”意愿，这份被完整隐藏的乡愁——老法官早已知道的复杂乡愁，对“另一个国度”的乡愁——吸引他接近克里斯托弗。

现在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真实可触、对老法官和年轻法官来说同样珍贵的国度而展开。老法官并不认为“爱国”比音乐声部或电视节目更重要。生活才是人的国度，才是一切。它才是需要拯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他狡黠、谨慎地瞥了一眼克里斯托弗。他想，这颗心灵千万不可柔软。他是精英，社会需要他。这不是“人性”的问题，也不只是“真理”的问题，还关系到其他一切，树木、土地以及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他突然转身，谈论起那桩著名的政治案件，几周里，这桩案件吸引了众人的眼球，报纸高调的评论版面充斥着各种关于案情的评论分析文章，被告是位高权重的州政府官员，出身名门世家，工作出了纰漏，庭审又一败涂地，法官严正宣读的判决如下：开除公职，剥夺一切法律权利，判刑入狱。严厉的判决未能平息众怒，各家报纸纷纷以感性的口吻将这种骚动摆上台面，判决过后仍能明显感受到人们的不满。老法官提起这桩案子，仰靠在扶手椅中，沉默着；尽管其他三人都等着他高明的论断，他还是放弃了说话的权利；主人、律师和克里斯托弗都惊讶地看着他，因为他们不习惯先于老法官发表关于司法案件的意见。他们似乎都等着老法官开口：他硕大的身躯舒适地靠在扶手椅中，用稀松的牙齿漫不经心地嚼着烟斗嘴，手背上布满老人斑，纤瘦、细腻、脆弱的手指上戴着族徽戒指，他随意夹起一根雪茄，透着智慧的疲倦眼眸饶有兴味地盯着天花板。大家有些坐不住了；稍后，主人小心翼翼地发表起意见。这位主人从埃尔代伊流亡来到首都，在这儿生活了十年；他在一座当时还属于匈牙利的大城市开展法律业务，破产后来匈牙利，一切归于平静，可他封闭、敏感的内心却并不满足于此。他妻子是埃尔代伊的女公爵，在瓦尔继承了一座阴森的家族大宅。就像每一个因外力或事故导致人生脱轨的人一样，相对于大多数同行来说，这个曾经的律师内心深处留存着某种几乎是无意识的、罪恶的恐惧感。他明白，真理并不存在，谁也触犯不了它，时间从他身边流逝，民族的命运盘结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在家乡他的大家庭中，每个人都希望他出人头地，而他却自愿从这命运的洪流中抽身。若他愿意，可以继续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不卑不亢地在命运面前低下了头，比理智和智慧更强大、更模糊的情绪迫使他用恐惧的眼神注视着昔日同行们的功成名就，他觉得匈牙利民族“一团糟”，失去了秩序，指控不再是指控，判决也不再是判决！他呜咽着小声说。他为这份严厉的判决辩护；也许，假如一个收银员或是个体雇员犯了错，公司或雇主只进行罚款，他能理解这是一种仁慈；而对这种位高权重的公职人员，只履行他神圣的政府职权注——他用骄傲的语气强调这个拉丁语词——这是流淌在他们血管中的血液，不能犯错。羞耻感以不同的方式也向他们，向上层阶级的政府官员们袭来。提出控诉，作出判决。辩护律师嘟囔着，首席大法官低垂着头，好像睡着了。

“你呢，克里斯托弗？”老法官突然厉声问道。他眼神如炬，小憩过后将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老厉目光倏地射向克里斯托弗。现在，老人简直就是一股压力。从慵懒的惺忪睡眼射出赤裸裸的肃杀目光，不经意间投向别人，绝少有人不被震慑。克里斯托弗惊呆了。老人亲切、礼貌地倾身向前，弓着背，身体展露出衰朽的疲态，可仍用隐藏在僵硬衰老身体中那骄傲、勇武的狡黠眼神看着克里斯托弗。这是认识这么久以来，这个威严的老同事第一次等着聆听克里斯托弗的个人意见。围坐在桌边的人都被立式台灯氤氲朦胧的光笼罩着：老法官、主人和律师都满怀期待地面向他。他们隐约感觉这是个重要的时刻；他们在等着克里斯托弗忏悔，等着这个后辈回答；这个人一旦迈入他们的地盘，是否就该无条件地、义无反顾地背负起他们的信任？克里斯托弗漠然不屑地环顾一周。他也感受到了这束眼光的重要性。当一个人突然做起自我介绍时，这是不容忽视的眼神。接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生活照常继续，法官审判，继续他的事业，以一己之力寻求公正。但远去的一代人在交出自己的接力棒前，会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接棒者。他的眼光扫过老法官的脸，正撞上他们的目光。克里斯托弗熟悉案情的材料，了解丑陋的政治背景，清楚这背后错综复杂的残酷关系，他认识这个可怜的当事人。他在组织答案，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他正为这唯一可能的答案搜寻词汇。最后，他用疲倦乏味的语调机械地说出了颇为令人惊讶的答案： “判决并不公正。”这回答简短而沉闷。老法官没有动弹，闭口不语，不赞同也不反对；他风度翩翩地注视着克里斯托弗，接着缓缓将雪茄放到烟灰缸里，双手交叉搭在肚子上，背靠圈椅，疲惫地闭上双眼，似乎准备睡觉了。克里斯托弗静默地坐着，像是在等待答复；但众人只言不发。他起身向隔壁房间走去。走到门槛时，他感受到了三人投射在他后背上的呆滞眼光。

注　创始于18世纪的匈牙利瓷器品牌，以精工细绘于器皿表面的植物画闻名，是匈牙利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必备餐具。

注　此处作者使用了拉丁语：nobile officium。

8

他站在门边。“我这是怎么了？”他思忖着，轻轻靠在门框上。沉思者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无数笑容和眼神向他投来，在他身上游移。他晕眩了。这是种势必触动神经的晕眩，或者也许是晕眩的阴影；因为这种“神经紧张”伴随着多种音调，克里斯托弗早已从这些变化多端的音调中识别出一部分。他随即感觉“没什么问题”，他做了个深呼吸，抽出一张纸巾擦额头，笔直地站着。不应该坐下。也不应该去喝水。不能回家，不能叫车回家，不需要向赫塔示意。这只是“轻微晕眩”，就像一阵短促的震颤，也许这是拉响警报的时刻。但现在已经过去了。房间又明亮起来，众人安坐在座位上，没人来回走动，谁也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克里斯托弗拘谨客套地微笑着，缓慢深沉地呼吸。现在，他重新振作精神，又吃了些东西，喝了杯兑水的葡萄酒，然后朝赫塔和姐姐的方向走去。他要坐在她们身边，整个晚上，再也不在这个社交场合挪动半步。他们要早早地回家。他才感到刚才血液在身体内激涌，面色在这次小小的“激涌”结束后开始恢复。他依然坚强。可他已经意识到，假如有人以粗壮的麻绳威胁他，疯狂如野兽般的身躯就会变得怯懦不安，继而平静顺从。灵魂就是一切，他想。他又随意地靠门框站了一会儿，微笑着目视前方，好像恰巧靠着门框思索，仍未决定坐在哪张桌子边。他坚强地站定，紧咬牙关微笑着，不拘小节地擦拭额头冰凉的汗珠。这是种什么感觉？发生了什么？这正是一种羞愧感；克里斯托弗无法用别的词汇表达这种感觉的实质，但有时他觉得，就是虚空都比这种羞愧感要强；没有比这更令人羞耻的了……现在，他考虑着：也许坦白也不会比这更羞耻。坦白？什么样的坦白？他该对谁坦白？他的生活没有秘密……他笑了。假如他今天就要死去，就在此时此刻，他身后也不会留下什么“值得窥探”的秘密，不，这个国家的检查官，就在这间屋子里，绝不会在克里斯托弗的抽屉中找到任何诉讼案卷，读到任何笔记，或查到任何通信内容，克里斯托弗没有“秘密”。赫塔从未在他的口袋、抽屉、柜子里发现过秘密。他的生活，该怎么说呢？是一本“摊开的书”。这个词品位不佳，感觉像张白纸。他的生活与书没有丝毫联系。可为什么他会感受到这种令人备受折磨、不堪忍受的羞愧感呢？他为什么羞愧呢？仿佛这就是他所恐惧的——下一秒，某种无法医治的感受旋即出现。现在，他又一次感到晕眩，血液从头顶一涌而下。只要赫塔别在这时望过来，便一切都好。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令人困惑的感受和神经短路居然有其意义和内涵……今天发生了什么？昨天呢？或是几分钟以前？是的，也许该给出别的答案……克里斯托弗早已明了，有些时候不能给出“别的答案”；机械的灵魂扩音器永远只能宣扬由自身特征决定的唯一答案；诺伯特神父也懂得这种无奈……人内心的有些东西是不可更改的。特征？那是什么？相比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在这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被称为他的特征的有多少呢？身体、本能、意识、职业、角色、出身？只要赫塔没看见他站在门口就好，这时的他已无法挪动半步。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过几张桌子，径直走向花园深处，搬了几把椅子到赫塔身边，在她身旁坐下，对面是姐姐。他弟弟也加入了这场家庭聚会。两人已经很久未见了。弟弟目前在外地工作，近期不可能搬来首都。姐姐住在佩斯的一个植被繁茂的偏远地区，离他很远。她足不出户，成日待在那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整个人被孩子们的疾病和迫切的需求吞噬了。如果在节假日“进城”，她必定只去坐半小时电车就能到的地方，剧院、聚会这样的去处就免谈了……克里斯托弗端详着姐姐，弟弟坐在核桃树下，现在他们都独自坐着，互不搭理，看上去有些不合规矩，就像大家族中的某一分支要脱离家族，在听取众人意见……赫塔扫视一圈，又转过身去，什么都没注意到。她的漠视反而令克里斯托弗安心，但同时又激发了他恐惧、受伤的矛盾心理；他试着感受赫塔，理解赫塔，今天又是“那个”日子……怎么说呢？牢骚满腹？假如赫塔无法“感受”，她将如何理解日常的人际关系？可她并不去感受。别人谈论孩子、学校。他姐姐僵硬笔直地坐着，就像块岩石，体态毫无柔美可言，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标准机械，她保持微笑，碧蓝的眼睛叫人不敢靠近。我一点儿都不了解她，克里斯托弗想，他只感觉到了惶恐。艾玛两手交叠放在腿上，端庄乏味地坐在核桃树下，朝每个人微笑，客套地与人交流；克里斯托弗看着她，觉得就像好几年没见了似的，他惊讶于自己越发执着地认为：我一点儿都不了解她，一点儿都不。这让他颇为不安。他想碰碰姐姐的手背或肩膀，引起她注意，想跟她说：你说点儿什么吧，总要聊些自己的情况……而她弯弯的蓝眼睛神色空洞。克里斯托弗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到，这颗灵魂紧紧闭锁着。艾玛为每一个对她怀有期待的人奉献自己，手足、父亲、丈夫、孩子……如今她却与所有人事——一切记忆、场景、手足、丈夫，也许还有孩子——都遥遥相隔，她仿佛生活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是的，艾玛在“尽义务”——但她并没有摆出一副殉道者的面孔，而是自然而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也许她就是“完美”的化身；从未有人问过她对生活有何期待，她承担了一切生活重担，她忍受着灰袍修女们注的教养，忍受着骄傲自负的丈夫。这是个极其难缠的家伙，他是突雷尼联盟注的成员，时常像个上等人一样盛装拜访克里斯托弗……但艾玛从未谈论过她的丈夫，也从未同克里斯托弗谈论“幸福”或“不幸”的话题，艾玛是个永远都不可能卷入痛苦官司中的人。这个一心一意、心思缜密的母亲养育着她蠢笨的孩子们。艾玛就是理想的化身，是的。她在有生之年只求沉静。旁人无法靠近这颗灵魂。这灵魂是从何时闭锁的？克里斯托弗已无法回忆起旧时的艾玛了。她一直这样吗？艾玛眉眼间并未展露这般“不幸”，而是弥漫着彻头彻尾的呆滞，就像一株出于本能和复杂意识将自己封闭在朦胧的危险情绪外壳中的植物。这外壳可以打破，也许简单的触碰便能将它摧毁，但这秘密不会自己显现……可这秘密究竟是什么？克里斯托弗自问。他安静地听着别人对教科书太贵、孩子们上学穿校服的事发表意见；这秘密是什么？今天我是怎么了？这敏感又是为哪般？这显然是“单纯的神经质”。这就是我身边的事实，我从法院来的时候，朋友们纷纷聚于我身边，有些人是因为好奇。之前的那个疑问也许能解开了；也许，是我今天抽了太多烟；我还未能得闲，身上负担着毒素、情绪和工作，明天还有四场庭审，我要为校友格雷纳尔· 伊姆莱和与我在岛上打过一次网球的法泽卡思· 安娜做离婚判决。赫塔晨起时说，我们别待太久，明天孩子们要上学，她想去教堂里坐一坐。是的，我们可以走了。这是社交生活，早晨和下午则是工作；我们一会儿就回家，那是家庭生活。这一切都是可感知的，多样的生活是真真切切的。缺了什么？我想知道，艾玛在想什么。

毋庸置疑，艾玛所想的必定是她一直念叨的：统一教科书还需时日，家长应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书，让学校在冬天把课时从八小时调整为九小时。孩子去年十二月去教堂做辅祭，太冷时便不去了；今年，她和神学老师聊过，不想让埃尔文再去了。后来，她又聊起衣料；接着又说，艾尔泽伊夫妇离婚了，挺遗憾。“夫人惊魂未定，面无血色。”艾玛说，昨天艾尔泽伊夫人还去了她那儿，哭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她听。艾玛安慰说，她能理解，但现在也没什么挽救的良方了，这段婚姻完了，就像腐烂蛀空的家具，空有一幅他们仍在一起的假象，而内里却早已变成了破败、松软、细碎的木屑。这场悲剧令人哑然，也怨不得谁。两人的性格并不适合，多年来互相折磨让他们都积郁成疾；劳约什两次去私人诊所看精神疾病和胃病；看完后回家接着过之前的那种无法名状的恶劣生活。阿黛尔是个满怀浪漫幻想的天真女人，她不明白该如何理解、接受这个打击——“毕竟我们是相爱的。”这是她昨天抽泣着对艾玛说的。不过现在她已平静地接受，也预感未来的日子会更好——更好吗？生活中有什么会“更好”吗？也许会有。他们仍努力地生活；一切都比这毫无意义、运作迟缓的愚蠢地狱更好，这些年来，每一个家庭破裂时，都没有任何“借口”，双方也不会作出什么不体面之事。劳约什没有背叛阿黛尔，他们之间并没有第三者，阿黛尔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但现在她已经平静下来。他们沉默着。赫塔望着克里斯托弗，在他们之间孑然独坐，这个人是怎么了？每次家里人聚会，到了最后，她总是独自一人默默地坐着。克里斯托弗意识到，所有人都在看他，弟弟在看他，艾玛也在谈话的间隙偷偷地窥视他，仿佛在等一个答案；他们就像在说：你是法官，你懂行，这是你的专业，你说为什么劳约什和阿黛尔“相爱”却不能一起生活？艾玛盯着鞋子，放松地坐着，有些疲惫。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无聊的问题。为什么艾玛这么关心呢？克里斯托弗的目光在艾玛脸上缓缓移动，最后与她眼神交汇，这个问题引起的激动情绪在她脸上显露无遗。

我一点儿都不了解艾玛，现在他这么想。她已经离开，也许早就离开了，不只是离开我们，而是离开所有的人与事。做得很好！现在，她要过这样的日子：抚养孩子，不时来看看我们，询问为什么劳约什和阿黛尔不能在一起。——而她会立刻感到震惊，接着沉默下来。这是令人讶异的平静。这颗坚不可摧的灵魂。他应该学习她的这种坚韧不屈，克里斯托弗思忖着，也许有办法做到……她就像那些躺在火堆上的苦行僧……太过分了！这时，他已有些伤心——火堆在哪儿？这只是生活，艾玛的生活，她应该承受，这就是秘密，没有办法。“受着吧！”他高声喊，用仅存的豪言壮语把他模糊松散的意识组织起来。赫塔抬眼看他，眼里含着微笑。艾玛庄重地点点头。弟弟沉默着，站姿如此优雅，就像个精神紧张、身着华服的瓷娃娃，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和我相比，他的身体显得很特别——克里斯托弗的思绪又岔开去了……是的，他们理解他，法官又开口说话了，没有救赎，没有宣判，他应该承受生活。他没有挽救阿黛尔和劳约什，赫塔满足地望着他，满怀信任地把手伸向他；但克里斯托弗抽开了手。

注　蒙特利尔仁爱修女会成立初期修女们大都穿灰色修女袍，后改穿黑色或棕色修女袍，但“灰袍修女”的说法却保留下来。

注　突雷尼联盟致力于从学术、实践的角度考察匈牙利人的起源问题。

9

桌上杯盘狼藉，摞起的盘子边摊着一张晚报。第一版以不同寻常的大字号报道战事。“这些字体是哪儿造的？”克里斯托弗自言自语道，“可能是那家机械制造厂……”为了保持报纸清洁，他下意识地用指尖小心翻阅。突然，他的手停在半空，又放回膝头。这时，弟弟展开报纸，放在眼前，静静地读着报纸上令人不安的消息。天色擦黑，房子里点起了灯。城堡小径边一盏煤气灯的光透过树篱洒在他们身上。邻桌的客人聊起了战争。现在当然可以非常自然地谈论战争，不必一本正经，就像闲话家常。他弟弟放下手中的报纸，抱着胳膊，头靠树干。这会儿，弟弟对法官产生了无以名状的同情。他想拥抱克里斯托弗，跟克里斯托弗一起离开；他的姿态、他的头部动作都像个小孩，那么熟悉，清晰得令人悲伤，父亲拉着他的手，他就是这样从容地度过了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弟弟却不敢随心“奢望”……他想让自己有所期待。如今，弟弟已经长大成人，穿着制服，肩上扛着两颗星，极为自豪。科密沃什家的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也是。他们从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去触犯法律法规，弟弟是个出色的军人，尤为谦卑。现在也是，制服下透出一丝学生气，弟弟并不严肃冷酷，也不缠绵柔软——法官透过朦胧的灯光看着弟弟，他熟悉这样的人，他心想，这些年轻的士兵太不一样了，他们更像僧侣，年轻的俗世中的僧侣……他们如此低调，身上的制服不再闪耀，也勾不起咖啡馆里吉卜赛人载歌载舞的欲望，他们不喝酒、不赌博，从不随心所欲地口出狂言；他们在学校的凳子上一坐就是好几年，每年都一门一门功课地考试，手里拿着文件夹，乖乖地在公交车站等车，他们严肃、谦卑、虔诚，就像贫穷而圣洁的教士，生活在极为严厉的世俗教会中！他弟弟从不谈论自己的生活。他们闲下来有时会见面，平时他总在准备考试或是坚守岗位……是的，比起父亲印象中的样子，这已是完全不同的军人形象。这个比克里斯托弗小的孩子完全不同，是个苦行者。他对生活有什么期待呢？弟弟不参与有关战争的讨论，不卖弄，不炫耀，不承诺击败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骑着白马挺进敌方的首都，只注视自己的前方，表情凝重地侧耳听别人争论，不时微微点头。入伍后，他以静默、严肃、心甘情愿的态度投入战争，去上级命令前往的任何地方；同样静默、严肃、心甘情愿地在战争中受伤或献身，直到临终那一刻也不会吐露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现在，他静静地听别人谈话，仿佛他对战役和废墟毫无见解；他听别人高谈阔论，愈发像人群中唯一的“开化”之人，如此彬彬有礼，神情专注。

亲爱的弟弟！——克里斯托弗想；他很希望将自己的这份同情告诉他。但科密沃什家的人从不在人前流露怜悯之情。假如克里斯托弗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勃发的情感，弟弟也许会感到惊讶，甚至会面红耳赤。克里斯托弗也不喜欢这种没羞没臊的情感流露。今天有点儿神经质，就是这样。但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不可能正好如此“神经质”，他没有感到让他失去控制的闪光和晕眩。弟弟一直在听众人激情澎湃地发表关于战争的高见：太令人惊讶了，他们居然懂得如此之多，好像已经发生了什么似的，战争就像云烟般无法想象，让人感觉绝不可能发生。没有人相信，也没人希望如此，一切都遥不可及，战争与和平相隔遥远，他们仍在谈判和解释。谁也无法设想，“现代战争”拉开序幕后，谁将参战？反抗的又是谁？无法想象成千上万吨炸药和高浓度天然气爆炸的情景，这一切绝不可能发生，太疯狂了，没人感兴趣。无法想象，人们平静地坐在房间里聊天，下一秒钟伦敦或是盖雷尔特山便不复存在。这当然是一幅绝对可笑的画面。战争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至少不会像咖啡馆里嚼舌根的那些人和悲观主义者们设想的那般——无论如何，和平都在微笑，的确如此，带着点儿无可奈何的强迫意味。“经济复苏标志”在全世界开始显现，文明日益完善，战争不可能朝夕之间便摧毁文明。战争也许会如此开始……每一个人都不住地谈论，克里斯托弗默然地注视着他们，仿佛终于开始明白些什么。他逐渐明白，战争会这样开始：世界各地的人坐在房间里谈论日常烦恼和雄心壮志，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战争！”——这时，众人并未住口，也没人僵在自己的言论中，他们反而以不同的声调和谐地回应道： “战争。”他们在讨论战争是否有可能，何时开战，多大规模。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克里斯托弗逐渐明白了。在非常非常遥远却可以预见的时间，战争开始了；这当然是在人们灵魂中爆发的战争，心灵成为战场，死者、枪炮、浓烟滚滚的废墟终将永远印刻在人们的灵魂深处。艾玛用讥讽责难的语调愠怒地说道，胆小鬼已然冒头，他们在家里囤起了矿泉水、萨拉米香肠、面粉和汽油；还有些人在远离城市的郊外租了房子，因为他们惧怕天然气的威力。所有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太混账了。克里斯托弗不住地点头，似乎认为这些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可正因为如此，他才明白过来：战争似乎就是这样从储藏室中的萨拉米香肠和汽油，从懦弱惊恐的人们在远离城市的郊区租房开始的。克里斯托弗与邻桌的一位先生有点头之交——他听说过，这位先生是编辑，从事教会杂志出版，克里斯托弗隐约记得曾经在一篇书评下看见过他的名字——他说有宗教信仰的人除了用一颗净化的灵魂平和、谦卑地面对战争之外，别无他法。现在惊慌失措、惴惴不安、想要苟且偷生的人，比举着白旗慌忙逃出战壕的士兵还要恶劣。如果欧洲沦陷了——杂志编辑略微提高了声调，门廊上的人也望向这边——如果欧洲沦陷了，或是欧洲大陆的某一部分被敌人瓜分了，那么我们建造的一切，我们信仰的一切，城市、教堂、剧院、公寓，那么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将成为汉斯与格蕾特注的囊中之物。假如有人为了生存胡吃海塞，一口吃成个胖子，这样的事还有道德可言吗？克里斯托弗听着这些严厉的说辞，这一刻，他什么都能理解，一切都在相互纠缠，但又明确无误，只消这样说出口便行： “欧洲沦陷。”而人们逐渐明白之前发生的一些没头没脑的事；现在的问题不是“欧洲是否会沦陷”，因为对这种毫不确定的事情，谁都无法打包票；现在的主要问题很简单，就是它已经成为谈资，在这家的花园里、沙龙上，或是别人家的花园里、沙龙上，这世界的一切花园里、沙龙上——在北方潮湿多雨的城市，或是克里斯托弗总向往一睹其风采的南方砌着美丽石墙的塞浦路斯风格花园中——这一刻，他想，也许一切都完了。众人开始回应，克里斯托弗毕恭毕敬、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已经是弟弟的事了，”他轻松地想，“战争是弟弟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和平。”

他看看弟弟，又打量着这个被精心照料的精巧院子、杯盘狼藉的桌子边一张张整洁的脸庞，望着远处房间里的灯光和家具的轮廓。今晚，对他来说，熟悉的成了新的，就像他从未真正考虑过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的形状一样。“若一切都完了，”他轻蔑地想，因为他鄙视这种夸张，这种浮夸的恐慌，“假如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们需要在天然气爆炸之前逃到山洞中去，很可能我连一张桌子，甚至一条椅子腿都不会做；如果桌椅师傅死了，我们就该一直席地而坐了……我不会修理坏掉的电铃，也不会制造墙纸。这个文明社会中的一切，我都不会。”但这个文明社会暂时还能保护我们；电灯依然亮着，到处洒满了人工亮光；晚报依然摊在桌上，上面的大字依然醒目……房间里的年轻人关掉了不合时宜的舞曲；笛子和黑管的悠扬旋律透过敞开的窗子，四处飘散。

注　格林童话《汉斯与格蕾特》中的两位主人公。这里用指代的手法，隐晦地表示德国。

10

“莫扎特！”赫塔说道，她伸展身体，调整了一下坐姿，捋了捋头发，“弦乐小夜曲……”他们准备离开，正在与人告别。音乐缓缓流淌在暖夜的院子里。一颗灵魂随着音乐舞动，此时，唱片机廉价的指针轻击出一曲明快的旋律，仿佛不是来自人间，而是鸟儿的心灵在欢唱。神游片刻后，大家又回到现实。老法官已经离开，主人朝门廊瞥了一眼，想找克里斯托弗。赫塔专注地欣赏音乐，仿佛这是为她一人演奏。她面带微笑地看着克里斯托弗，接着又用陌生而熟悉的眼神瞥向树丛，就像一个终于听见熟悉乡音的人，而这声音只有她能领悟深意。“弦乐小夜曲。”她在黑暗中平静地呢喃。提琴带着物化的情绪，加入长笛和黑管华丽的轻柔和音中。这些声音自远方的虚无之地飘来；然而，至少这无从言说、遁入无形的虚无，也与发出这些声音的世界一样，是真实的。一颗灵魂的声音不知不觉地流转至众人的耳畔；有时，声音倾诉的对象消失了，灵魂却依然上下求索，轻声吟咏，魅力非凡地躬身行礼后便悄悄地说起了秘密。艾玛走在前面，在白色拱廊的角落里站住，显得格格不入，这音乐与她极不相称。赫塔等最后一个音符落定，才环顾四周笑起来，就像在等待一个结束词、一个结局、一个解释。

他们在渔人堡散步；夜已深，漆黑如墨；他们在步道边缘走，脚下躺着熟睡的老城。克里斯托弗眼神敏锐地搜寻他们家的窗子，从那儿透出两片灯光。“孩子们还没睡。”赫塔回答： “对，明天就要上学了。不过就是不上学，他们也睡不着。今天特鲁达也受不了他们，讲森林猎人的故事都没用。泰迪也肯定睡不着。”克里斯托弗点了根烟，温和地质疑为什么泰迪肯定睡不着。……泰迪是条狗，已经不年轻了，这条终日颤颤巍巍的宾格利犬总被克里斯托弗不太公正地讥讽为“毫无用处的东西”。他每次这么说都会引起赫塔的强烈不满；她女性的独特坚韧气质无法接受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生灵需要在任何场合都“有用”。克里斯托弗不喜欢泰迪，觉得它挑三拣四，管它叫“娇气的小怪物”；真正的狗应该浑身充满野性，皮毛厚重肮脏，上身结实，双耳低垂；“狗”这个概念唤起了克里斯托弗对乐园的原初印象，它象征着混杂了土地、泥水和酒精气息的清晨，以及摆弄猎枪的贵族生活，给人慵懒幸福的感觉。赫塔旋即意识到这是他对伊甸园的渴望，他在一点一点地拣拾一切夸张的贵族象征，并展示给自己观赏。赫塔不喜欢这样的人，她谈论起落魄贵族时，总爱提起他们单调而浮夸的“格子马裤”，但同时，聪慧如她，自然又懂得如何心情舒畅地释放这种情感需求。黑暗中，克里斯托弗含笑走在她身边，忍耐着她劈头盖脸地批判“格子马裤”；是的，他们了解对方……但无论如何，克里斯托弗还是怀着这点儿小小的渴望：她应该接受他，接受她用手指鄙夷地拣拾起来的他的闪现灵光和小小渴望。然而，她将它们从昏暗的潜意识世界中提取出来，耸一耸肩，弹指一挥，不见了。“是的，泰迪是有些神经紧张，”她说，“今天下午房子都震起来了……”“震起来？太夸张了。”克里斯托弗语气温和地指责她，带着明显的卖弄意味；他无情的一针见血是用来对付赫塔感性言辞的唯一武器；他们之间说话不必点透，只需有人说一句话就够了，这就像乐队中的某个成员给出一段旋律，其他人能立刻理解并接着演奏下去一样。那么房子震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家之主克里斯托弗耐心地询问。原因？赫塔开始讲述。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确凿原因的。震动是从孩子们的房间开始的。当时将近中午，克里斯托弗刚刚离开。高博不想睡觉，尖叫着追打爱斯特。他们打开昏暗的儿童房里的灯，要玩“三只小猪”的游戏，但只有两个人。特鲁达在熨衣服，没有时间。午饭后，赫塔喝第二杯药。早秋时节，她总会有段时间感到头部充血，季节变化引起的不适让她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情绪化，她正在衰老。克里斯托弗漫不经心地嘟哝着，他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她的确在衰老，赫塔说。她无法忍受任何改变，也不喜欢房间里的任何家具移位，她喜欢把每天的日程写下来，就像标准日历一样，永不更改。她不喜欢大自然反复无常的演出。“哦，演出……”克里斯托弗合上双眼，轻声说。这又是赫塔的夸张说法之一。是的，“演出”，也许是个过于轻率的词，赫塔答道。她非常希望克里斯托弗能适应这种夸张；这是一种善意的轻率，是活泼的表现。她活着就不能不使用夸张。他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思维方式更精确、更有条理，也许能够生存下来，只是毫无价值……但现在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在讨论高博和爱斯特没有为“三只小猪”的游戏找到第三只小猪。后来，他们关上灯，在黑暗的屋子里放下窗帘，开始尖叫。特鲁达把他们带了出来。这时，泰迪在克里斯托弗的房间里，从沙发底下往外钻，行为异常。“等会儿我们喂它点儿安眠药。”克里斯托弗轻蔑地说。但泰迪今天的怪异行为不是一点点讽刺和恐吓能解决的。赫塔的生活与词汇游戏息息相关：她把紧张不安的泰迪拴起来，这狗脖子上的毛都立起来了，四肢直立撑着身子，在房间中央低声哀嚎，它眼白上闪着某种“黑色恐惧”——克里斯托弗听到这些过分夸张的形容惊恐的意象，有些愠怒地挑了挑眉——竖起耳朵，连喊它或是用方糖逗它都驱散不了它的恐惧感，它还总朝门口跑，疑神疑鬼地到处嗅，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它吓坏了，完全不像平时的样子。“也许它是吃坏肚子了，”克里斯托弗平和了些，科学客观地分析道，“也可能想去外面。”可是不是，这正是最明显的，它不想去外面，带它去散步也不行，后来它又钻到沙发下面去了，在那儿低嚎。它抓着特鲁达的手，这动物是觉察到了什么。“也许它是老了。”克里斯托弗不耐烦道。他们已经走到老教堂前了；被灯光罩上一层朦胧薄纱的塔钟显示已十点半。克里斯托弗开始觉得累了；还有几步路就到家了。希望到家时泰迪已经睡下。通常这么晚，高博和爱斯特早就困得没法再玩像“三只小猪”这种既有意思又时髦的桌面游戏了。克里斯托弗很渴，他要独自在他的房间里，关上门，坐在台灯的光晕中，把头脑放空，静静地休息，完全放松，卸下一切紧张和负担，忘掉这一天……是的，这就是“那样的”一天。明天会更好。可能他也感觉到了季节的更替。他轻松地听着赫塔说话；现在，这女人还在用傲慢讽刺的口吻描述下午孩子们和狗的“紧张情绪”；她挖苦的语气比当她强调家中的喧闹时更激动，更不安。“你就笑话我吧，”她说，放开了克里斯托弗的胳膊，“你知道我有多讨厌迷信。但他们就像感觉到了什么似的……我也知道……现在每个人都在说战争啊，灾难啊，还好没人说起彗星……但这会不知不觉地影响高博，也影响爱斯特，泰迪还不会看报纸呢！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终于都睡下了。”两人站在栗树下，宽阔的环形路通向他们的家；他们在地窖里量取了些葡萄汁，路面上厚重的垃圾箱里装着一堆浅棕色的枯叶。克里斯托弗慢慢地走，赫塔跟在他身后半步远处。是的，有时低等动物会无缘无故地变得神经兮兮。这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规训它或是安抚它。克里斯托弗不想知道“黑色恐惧”究竟是什么；但他了解这种迷信，是一种乡下式的恐慌，有时的确“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动物身上；不管怎样，这些天，他要让赫塔注意一下孩子们的消化情况。他皱着眉，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然后手插进口袋里找大门钥匙。赫塔靠在门上，抬头望着天际，星星闪闪烁烁，像在寥廓晴朗的夏夜。“他们是感觉到了什么！”她还是固执地轻声说，只是有些疑惑。克里斯托弗没有回答；他让赫塔先进屋，跟着关上身后的大门，最后瞥了一眼今晚光线独特的天空，如释重负地想：这一天，这不同寻常，是的，这有些“不太合乎道德”的“陌生”一天结束了；夜，开始了。

11

前厅的灯亮着。特鲁达坐在一只老旧的德式木箱上，这是赫塔去巴伐利亚度假时带回来的。她衣衫不整，面色惶恐，困倦地蜷坐在这只乡村样式彩色大箱子上。“有位先生正在等法官先生。”她貌似亲密地说道，惶恐地面带负罪感；卖弄着低级廉价的女佣风情，把那张亚麻色的施泰尔注农村人脸庞转向回家的两人。特鲁达是“家里人”，她的父亲是米尔茨楚施拉格的邮政局长，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他总会寄一张一模一样的彩色贺卡，上面印着城里的景点“罗塞格小屋”；特鲁达是个“不错的姑娘”，她能上桌吃饭，但也要洗孩子们的衣服。赫塔的母亲，将军夫人不怎么喜欢她，觉得她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因为特鲁达每隔一段时间，大约在满月前后，总要天马行空地耍点新花招，还跟孩子们说蓝色雄鹿和生活在海洋里的人的故事。“她有的是想法，这个奥尔良姑娘！”将军夫人不无鄙夷地说道。但孩子们都喜欢特鲁达，他们喜欢她的蓝色雄鹿的故事——特鲁达的故事里，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色彩，比如，熊是“棕红色的”，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并帮助特鲁达继续编织她的“天马行空”。现在，这个“不错的姑娘”面色苍白，受了些惊吓。“一位先生？现在？什么样的先生？”克里斯托弗机关枪似的问了一串问题。赫塔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作出自我保护的姿态。一位先生，陌生的先生，晚上，在家里？他们悄声议论。

啊，特鲁达说，一位先生。法官先生请原谅。她不明白，什么也不懂。应该把他请进来；他是九点之前到的，当时孩子们已经睡了，听到敲门声时，她，特鲁达正要去洗头；不过，她没有马上让他进来，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法官先生从不在家见客，而且这位先生也从未来过这儿。法官先生是不见当事人的，是的。“你是怎么想的？”克里斯托弗有些生气；他把帽子和大衣丢在那只老旧的德式箱子上。动作不觉有些激烈。克里斯托弗眼神迟疑地站在前厅中央；但特鲁达还在滔滔不绝地解释，用她自己“天马行空”的理解方式，眼睛瞪得溜圆，激情洋溢地猜想可能的情况。一位先生，是的，不算年轻，也不算太老，与法官先生差不多，但也许稍微年长些。是的，要老得多。不过只有脸显老。特鲁达翻来覆去地说；赫塔向她走去，用戴着手套的手使劲地抓她的手臂。这动作把特鲁达拉回了现实。她低下头，直勾勾地盯着地板上乡村风格的地毯看了一会儿；接着，就像一个被泼了现实的冷水，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一样，平静从容地低声回答克里斯托弗的问题。她的声音中透着失望和冷漠。赫塔的动作将她从“天马行空”拽回地面。“哦，假如你们不相信梦想！”她受伤的眼神如此指责他们。而在这些亲密、狂热、激烈的表现中，特鲁达透露了这位“先生”的许多特点；她说楼下院子里有一只袋鼠在等这位陌生的先生，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这事“就会在周边传开”。赫塔使劲地捏了捏特鲁达，姑娘这才开始受伤般地照实回答。是的，他九点钟来的。是个挺体面的先生。他的帽子和手套还放在这儿呢。真的，罪证还在呢，旧德式木箱上正躺着一顶陌生的灰色软帽和一副浅灰色男式手套。那一个小时里，就在这套公寓中，这些东西引起了某种侵略性的陌生感。克里斯托弗不由自主地往箱子走去，把礼帽拿在手里翻看；礼帽并不是崭新的，但主人绝对是个城里人，属于一位“挺体面的先生”；克里斯托弗嫌弃似的把这顶陌生的帽子扔回箱子上。不，特鲁达说，这位先生从没来过这儿。名字呢？有名片吗？他没说名字。“蠢货。”赫塔怒气冲冲地低声咒骂道，痛苦地喘着气。他们两个像同伙似的，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这简直太过分了，克里斯托弗想。一般人晚上都要回家，而一位陌生先生……“擅闯民宅！”他从专业角度考虑起来。最终，楼下的角落站着警察。“你就这么让别人进来了，一个陌生人！”特鲁达耸耸肩。法官先生请您相信我，我应该请他进来。“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他逼你了？”赫塔觉得不可思议。暴力？……特鲁达又开始胡思乱想。不，没有暴力行为；她只是恰巧应该让他进来；她没法解释。他是九点钟不到的时候来的，门铃响了，他站在门口，也就是法官先生现在站的地方，手里拿着礼帽和手套。他说，他是一个朋友，认识法官先生。两人是朋友。然后，他就进来了。现在，他正坐在那间绿色房间里。特鲁达怀着强烈的罪恶感说道。两位房主听了她这没头没脑的话后，哑口无言，面色煞白，怒气冲冲地看着对方。

“去，到孩子们的房间去。我一会儿就……”克里斯托弗说。赫塔马上明白了，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到那间高雅的会客室——“绿房间”门口，安静地站着。房间里，这扇门的背后，悄无声息。这间熟悉的房间被巨大的沉默笼罩，被一个陌生人占据，这太恐怖了。紧闭的门下漏出一丝光亮。“无所谓了，不管他是谁，要干什么，你会保持镇定吗？”赫塔悄声问道。克里斯托弗点点头，一只手抓着赫塔的胳膊，猛地把她往儿童房的方向推，自己抽身回来，按下了门把手。来访者站在窗边，双手背后，直直地盯着窗外的远方。他慢慢转过身，平静地朝克里斯托弗走来，在台灯光中停住脚步。“格雷纳尔医生，”克里斯托弗认出了他，“格雷纳尔· 伊姆莱。”这熟悉的面庞，如同那些他早已埋葬在心底的少时神话，又跃然眼前，可同时这张面孔又陌生得可怕。“他真的老了。”克里斯托弗暗自思忖道。两人对视了许久。格雷纳尔· 伊姆莱脊背微弓，两手僵直地垂着，上身前倾，头歪向一侧，眼里透出无能为力的哀求神色。这张熟悉的脸孔蒙上了一层灰暗和严肃。那“严肃”的神情，仿佛有一只手要将盛怒从这张脸上抹除，像极了木乃伊的表情。科密沃什等着对方先开口，等着他道歉，礼节性的致歉，等着某种通常适合此场景的说辞，期待什么陈词滥调能帮助他度过这次深夜造访最初的尴尬时刻。主人和来访者终归还是“朋友”，这是无法解开的结。可是，说呀！道歉啊，解释一下啊，快点儿啊！可这开头的第一个词仍然没有出现。两人默默地站着，望着对方。“这是谁？”克里斯托弗突然惊慌地问自己，“这个陌生人是谁？他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沉默？我从不知道他能如此安静。”他还在等待对方客气的致歉说辞：他都准备好该如何回应了，同样非常客气。鉴于现在的气氛，要一个解释是再自然不过的，但两人依然相对无言。少年时代的友情并不能成为半夜闯入别人家中的借口……尽管道歉的话迟迟未说出口，格雷纳尔· 伊姆莱热切恳求的眼神依然坚定如初。克里斯托弗知道，这个人有权利站在他面前，在深夜的这间陌生公寓中——他有“权利”，这并非切实清晰地写在法律法规中，也不在道德规范中；然而他就是有权站在这儿，现在他也没法反对。

“我应该跟你说些什么。”格雷纳尔· 伊姆莱说；他没有伸出手，只是微微倾了倾身，动作轻快。这一礼节性的姿态平复了克里斯托弗的情绪，但又激起了他的应激反应，他倒没有怒气冲天，只是激动地随意想着。他想听他接着说下去，便朝来访者快走了两步。格雷纳尔医生用两根手指顺势接过克里斯托弗的手，接着又突然愤怒地放开，就像知道现在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似乎也别无他法，对现在这一时刻而言，对他而言，某些特定的共识依然存在。这张脸上写满了怨恨，他似乎极度痛恨现在这个场景和即将到来的开场白，但别无他法。就算客轮沉没、火山爆发，都别无他法；某些动作、词汇和笑容还能在最后时刻派上用场，不能放弃任何文明宝库中的精华，就连溺水者都有义务向救生员介绍自己……“你一定还记得我，”他确定地说道，“我是格雷纳尔医生，坐在你后面六年，在第三排。”这种在此刻看来并不非常合适的特殊而毫无来由的正常语调冒犯了克里斯托弗。终于，克里斯托弗找到了一个发泄愤怒的理由——一般人不会深更半夜在陌生人的房子里说什么“第三排”！他冷漠、高傲地看着来者。“是的，”他说，“格雷纳尔· 伊姆莱，多亏了你……”医生振作精神，恭敬而卑微地说道： “请别这样，是的，我发现别无他法。”他压低了声音，深呼吸着，发自肺腑地说。“请原谅，”他继续低声说，“你可以认为我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来打搅你，假如我还有其他……假如我还有其他办法的话……我觉得……其他解决的法子……”他痛苦得语无伦次，极力想找一些完整、平和的表达方式，却只是慌张、恼人地重复着那几句陈词滥调。克里斯托弗想，他就像在坠入裂缝前不得不为世俗陈规折腰的人。他希望帮助他，可他的心灵机制还未开启：心有嫌隙，运转不畅，两人的对话需要去除纠结的对峙，最终这些语句将组成极具礼节性的典范片段。“如果你能来法院找我，自然更合适。我今天也在那儿，七点下班，我觉得……”这句语义含混的“我觉得”把克里斯托弗自己震住了。这明显就像有人在说： “我觉得，今天下午我还活着，我记得，我曾经去过美国。”这个人怎么了？看上去“很正常”；而克里斯托弗现在就是个感受到优越性的“健康”人，一切抵触情绪都消散一空，眼前只有这个弱势者，这个倒了霉的人，这个遭遇了变故的熟人；他觉得应该帮他，马上，现在，就在这所公寓里，此时此刻，他应该为他提供第一手的帮助……“请坐，”很快，他客气地说道，“当然，你肯定是有很紧急的事才会来找我。请说。”他指了指沙发。“是的，很紧急，”医生直接说道，不过并没坐下来，“所以，我九点不到就来这儿了。那姑娘说你们不久就会回来。请原谅。我想，假如尊夫人……我也是没办法了。我应该来和你说说。就是今晚。我怕没那么简单。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所以就来了。”克里斯托弗把手搭到他肩上，像个随意家长或者朋友的“健康”之举；但他立刻又放下了。“那是自然，”他疑惑地说道，“你看上去很紧张，说吧……或者明天……在这儿，或是去单位……不管发生了什么，我想，假如你能稍稍安心一点儿……”可现在，紧张的却是他；医生反而平静、放松下来。“不，明天就来不及了，”他直说，“在法院里，我也说不出口。今天最晚……要知道，这跟你也有点儿关系。”科密沃什感觉自己脸色发白。这些话，如此直接地一下一下敲击着他。“我？难以想象……”医生理解地点了点头。“是的，很难相信。”他放松地说。

“今天早晨，我也无法相信，”后来他平静地用聊天的口吻说道，“的确，我也无法相信今晚我会站在你面前。你知道，你们就住在我家附近吗？过去两条街就是。我就住在博尔什路。”他说着，好像听见了什么好消息似的安慰房主，试图让他高兴起来。他的安慰体现在说话的口气中： “到了这条路上，我才知道你们住在附近。我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八年。不是很神奇吗？”克里斯托弗现在完全摆出一副主人的样子。“哦，是的。”他语气中透出淡淡的愉悦。“两家住得这么近，却都不知道。”医生突然不无遗憾地说道，他不自然地笑起来。“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你。我知道，你是审理我和安娜的离婚案的法官。”克里斯托弗听他继续说，“你知道这个案子吗？我说的安娜就是我妻子。”法官点点头，有些紧张。“卷宗在你那儿。明天下午我们就会拿到判决书。”科密沃什低头盯着他的鞋子。“是的，”他态度生硬地说，“但你如果想要和我说这事儿……任何有关案件的事儿……也许你应该通过官方途径和我联系，那才是明智之举。”医生就像在家里一样，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他双手交叉，走路时上身前倾得厉害。他的这一举动让克里斯托弗颇为惊讶。他又看了看他的朋友。格雷纳尔穿一件深蓝色衣服，脚蹬黑鞋，打扮有些正式。他的面容，这熟悉的面容，没什么变化，轮廓更为硬朗，脸也更消瘦，只是双眼老了。格雷纳尔· 伊姆莱身材矮小，也许比克里斯托弗矮一头。现在，他停下来，瞥了一眼克里斯托弗，接着又注视着天花板，背手弓背，自说自话道： “明天不能举行听证会。”克里斯托弗想马上帮他：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但他还没说完话，医生就打断了他，语气平淡、流畅地重复道： “明天不能举行听证会，因为今天下午我杀了我妻子。”他又弓着背专注地盯着天花板。

注　施泰尔，以及下文的米尔茨楚施拉格均为奥地利东北部城镇。

12

科密沃什朝儿童房门口走去，他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见里面赫塔轻柔平静的说话声；她在和孩子们说话；接着便是一片寂静。斗柜上的座钟显示十二点半。克里斯托弗又朝他的房间走去，打开门，轻轻地做了个为医生指路的手势。房间里还是午后一片狼藉的样子，沙发床上铺着毛毯，这是他午餐后看报纸和午睡时盖的；书桌上散着打开的文件，烟灰缸已被烟蒂填得满满当当。他在桌边坐下，一只手整理着桌上的几样东西，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匕首样的黄铜裁纸刀，他以不自觉的自卫姿态攥着这把不怎么锋利的刀，手肘撑着桌子。他想点根烟，可不敢。之前有那么片刻，他希望格雷纳尔· 伊姆莱是疯了，他在说疯话，他说的不可能是真的；或许他应该放弃一切，接着就会平静下来；但现在他知道“毋庸置疑”，他知道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这个有些驼背，手肘支在膝盖上、脸埋在手掌之间的人，就在下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法泽卡思· 安娜死了。”克里斯托弗想，他试图想象这个死去女人的脸；但现在，他只看见另一张脸，那是在岛上昏暗的灯光下，在他面前稍纵即逝的脸，好像要问什么或是回答什么。他没觉得特别震惊。他没有任何感觉。“这才是现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他想道，“我应该保持沉默。如果真的是这样……真遗憾，这是真的。”医生从裤子的后袋里掏出一个银质烟盒，熟练地用手指卷着烟丝，科密沃什递上了火。“谢谢。”医生说。克里斯托弗记起来，嫌疑犯在审理法官面前就是这么飘飘然地抽烟的。那些拘留了几周后被带到审理法官面前的不折不扣的恶棍们在坦白罪行时，也能得到香烟。他自己没有抽；他觉得这时候不适合抽烟。他现在有点儿像坐在法官席上；需要在这儿作出某种“决定”，再进行判决，决定……他有点儿摆出法官的样了，就在这一刻。他向后倒在沙发里，双臂抱在胸前；手指不自觉地紧握着裁纸刀。他保持着这种僵硬、专注、让人难以接近的姿态，很久很久。

“哎，人啊。”此刻他想。医生手托着头，上身前倾，坐在他对面，胳膊支在桌面上，盯着地毯上的花纹，接着又抬起头，用谨慎、好奇的眼神打量这间屋子。法官的目光追随着他。书桌对面镶金边的华丽画框中的人是他祖父。他盯着“克里斯托弗一世”的画像看；画家巴拉巴什用浪漫的笔法画出了他的头、脸，他严肃中带些戏谑的眼神，他紧闭的细腻而极薄的嘴唇，像是一位十九世纪末的神父；他的样貌有着法国神父的神韵。医生长久地注视着那高高的额头、智慧而稍带嘲讽的眼神。墙上的书是猪皮封面、镶着金边的厚重的《国法大全》；老式摆钟的指针已经停了。医生想要仔细看看这个法官生活的房间。两人之间产生了某种比任何语言所能表达的含义更丰富、更重要的情感联系；两人站在对抗的位置，衡量着对方的力量，感受着对方的气场，某种不明之气在两人之间汹涌澎湃。“哎，人啊。”两人都想。他们就像旅途中的过客，偶然间隐约地在一个站台看见一座久未耳闻的熟悉城市的名字。这城市名字代表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有“制度”吗？或只是过着某种随性放纵的部落式生活？法官觉得有些别扭，在这夜半时分，铺展在他面前的“事件”跟他毫无关联。一切都不符合规定，违反了案件审理程序。他明天下午要为这个案件作出判决，两人的离婚案；而不是现在，半夜三更，在他的公寓里——过去两个房间，就是孩子们熟睡的地方，面前的墙上挂着他祖父的肖像。离婚的一方高调地承认他杀害了“另一方”——法官直到此刻才真正明白这个“另一方”沉重、隐秘的含义；妻子！他暗自想。他双手交叉，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看着眼前的被告人，这就已经组成了完整的“科密沃什法庭”。实际上，这跟我无关，他思量着。假如他真的杀了她，那么接下去会根据他的供词进入刑事案件审理程序，那就与我无关了，是别的检察官、别的法官的任务了。但他隐约觉得这样不行，现在就应该审理这宗“刑事案”。生活时常就是如此不合程序，他暗自埋怨，皱着眉思考这半夜闯入他房间的“不合常规的生活”，回忆这不合礼数、规矩的重要对话内容。他谨慎地注视着格雷纳尔· 伊姆莱；现在，他已经开始用看待被告的眼神看他了。“一个人，”他想，“他会说的。他会撒谎，备受折磨，极力否认，但在撒谎的同时还是相信自己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最后，所有人都必须坦白交代，每一个人。”此刻，他身子微微一颤，第一次意识到真的有一场“重要对话”要展开，每个人都必须说出“真相”；是每一个人；也包括他。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好像在说： “我先说吧。”

医生抬眼朝这突然的催促声发出的方向看去。“她四点不到时死的。”他语气平淡，主动、信任地谈论起来。这种平淡的语调只会在谈到这种无法篡改的事实时出现。法官熟悉这声音；他专注地听着。“现在，她就躺在我公寓的客厅里。我把她放在沙发上，样子不怎么好看。大多数人的死状看上去都挺美。但那些被毒死的面色发青的死者就……昨晚她还很美呢。我已经记不起来她最后一次这么漂亮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六个月没见面了。将近七点时，她打来电话，说要过来。明天就要庭审了；她想和我说些事……也许，假如那时我坚强一点儿，不答应她，直接回绝她，或者离开家，或者口气强硬些……或许，她现在还活着。可我听到她声音的时候，觉得我们能‘聊一聊’是个不错的主意。人啊，就是这么脆弱。我觉得，假如我能预见，也许换个日子见面更容易让人接受。最近，我对这次庭审做了很多设想。你会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我们向你走去，法泽卡思· 安娜和格雷纳尔· 伊姆莱，而你，就是你，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将会作出宣判，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布我俩再也不属于彼此。”法官不喜欢“就是你”这个说法；他手指紧绷，想要抓点儿什么以示抗议。“哦，”他开口道，“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也永远不会那样。是否可以请您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为什么‘就是我’？”这个沉默的疑问在他们之间生根，法官感觉到无数沉默的疑问此刻正在他们之间生根发芽；一个人从过去的陷阱中逃脱，却失去了“过去”，失去了“角色”，失去了位置，只剩下一个真实，一个被诅咒了、无法言说却清晰可感的真实。“几小时后，怒火会蔓延至我周身，”医生说，“我觉得，几小时后，一种被称为司法公正的特别机制就要开始运转。出庭聆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调查员清楚我和事实向他展示的情况。他审查资料，寻找答案，我负责回答，一个委员会就要‘成立’，安娜躺在公寓里。然后呢？接着是什么？我交代一切，可他们能给我什么回应？总要有人作出回应。”现在，他完全是在默默地诉说： “几小时前，我还是个医生，是个执业医生。黄页中有我的名字、地址、门牌号码。我宣过誓，要帮助别人。是的，我帮助了别人。大家都是带着怨气而来，‘康复而去’，因为我给他们开药，送他们去诊所，接待他们，给他们动手术。我，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无法帮助别人了。但这个夜晚仍然属于我。所以我才来找你。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后，什么都不属于我了。这多少也取决于你。现在我能说，我不在乎……或者，生活到此为止。但我也不知道生活是否真的结束了。也许，明天早晨我依然想活着，只是没有安娜。生命极其顽强。关于这点，我是略知一二的。此刻，我不渴求什么，只求能够知道真相。你是最清楚的，这有多难……要了解真相。早晨，与我的真相无关的事情就要启动开关了。别人提问，我来回答。全世界都要来问我的个人信息，安娜的名字、年龄，接着盘问原因和时间。他们不知道。首先，一名官员开始询问，接着是法官，然后是专家和复核专家。我要如何应对？我要对他们说什么？早晨起来，所有词汇都拥有了不同含义。你别阻止我。我感觉到，也知道，到了早晨我就无法开口了。”这时，克里斯托弗听到他问： “几点了？过半点了吗？那我还有时间。我从你这儿争取到了今天这一晚。你别生气，你也是宣过誓的人。夜晚鼓动着我，很多时候，它将我从安娜身边推开，把我带回痛苦、尖叫、寻求真相的人群，他们只寻求真相，关于生命和死亡的真相。我应该在它身边坐下，夜晚。而现在，我病得如此严重。你应该忍受。你宣过誓，要为人服务。我应该解释。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医生，半夜被人叫走，因为病人疼得大喊大叫。一个人，不论如何，都需要医生。而今晚的我，则不惜一切代价要找一位法官。你知道，这很……很难说……我需要一位晚上还办公的法官。法官通常只在白天作判决，我的情况不一样。他能按照规定，根据自己所学作出判决。还能干什么呢？今晚，我需要一个在法官席就坐的法官，而且他自己也参与了案件。他要与白天截然不同。不只是表面上，也不只是法律层面的。我需要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是被告、控方律师、辩护律师的法官，一个真正的、举世无双的法官。你明白吗？不明白。很难说得清。救护人员夜晚也待命，他们全天候值班，假如有人在某地遭遇了不幸，他们就会出动，实施救援……我杀了安娜后，用听诊器听了听，根据所有的专业标准来看，这女人是死了，就是那个我爱着的，与我肩并肩、心连心地共同生活了八年的法泽卡思· 安娜——可她永远只是个‘身边之物’，你懂吗？——我当然知道，对我来说，现在有些东西结束了；不只是法泽卡思· 安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也不只是格雷纳尔· 伊姆莱和法泽卡思· 安娜的生活结束了。生命与生命之间有某种也许比肉体的存在更重要的东西，此刻，它也结束了。我们说，事故是一切事物的扰乱因子。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总之，安娜死了，而我只是站在那儿，手中紧握着匕首，袖子在手臂上高高挽起。我用药棉清理了她的皮肤表面，毕竟临终的最后一刻都有医生守着……你看，也许这是这一切中最可悲的地方，是对精湛技艺表现出的无可救药的忠诚。人永远是大师，我时刻准备着死亡。最后，我仍专注地依照计划要动用匕首……人在准备死亡的同时也会尽力保证自己不被毒害。这是最令我惊叹的。我发现我仍然是一名医生，最后一刻即便只剩下我自己，我也是一名医生。什么？我们是多么轻易地将字词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觉得，这么说，就像个醉鬼一样。我对干红下肚后的宿醉感觉是相当熟悉的，它对我来说很常见。我发现……你别生气，你是法官，你擅长从疯狂的思绪中提炼真实……所以我来找你。这是一种冷静的疯狂，我准确地感知了我所有的语言。我手中攥着匕首时，突然意识到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绝不会相信，那一刻我对死亡产生了恐惧……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或者谨慎些说，我已不再那么害怕了。有时，我仅仅是好奇。有时，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好奇，这种欲望，这种清除一切的欲望，鲜活地在一切行动的源头发挥作用。哦，这太强烈了。比性欲更旺盛。比爱意更浓烈。这是最强烈的欲望。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言说的。谢谢你没有打断我。你看，假如我早上跟你说这些，你必定会用铅笔砸穿我的脑袋。你一定会说‘请不要偏离主题’，所以我说，我需要一个敢于在夜晚宣判的法官。”

“不论清醒或是困倦，我都是一样的法官。”科密沃什平静、冷漠地说。他的声音不带丝毫高傲与恼怒。医生抬眼望着他。“哦，请原谅，”医生道歉说，语气中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歉意激怒了科密沃什，“我当然不是那么想的，我当然不敢让你念及旧情……”这时，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进行专业的评判。他熟悉这声音。这狡诈、欺瞒、虚伪的声音，它透着尊敬和歉意：这是被告常有的表现。每个被告都生活在法官面前。“你听着，”他声音干涩、尖锐，语调抑扬顿挫，就像他在庭审现场一般发话了，“我还不是很清楚你带来什么了。我对你的……对你的印象有点儿模糊。已经深更半夜。老实说，我不习惯……从来没有这种事，没有跟任何人……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到头来，你还是我的朋友。说起来，你还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你妻子……你妻子她……我都听到了些什么？现在，你来找我，坐在这儿。说说你自己吧，假如你一定要这样的话。发表一下对判决的意见吧……你别介意，就是聊一聊。你也不敢真的谈论些什么……没有这种同时具备两种特点的法官。深夜，只有一个法官，那就是良心。我晚上不办公。城里的政府机关可以帮助你。你说，判决。你需要判决。判决是神圣、伟大的，朋友。我没法依据现场的氛围和当事人的自白作出判决。判决，是崇高的。我们，人民，法官和被告，我们只是工具。作出判决的，则是他者。”沉默。他的声音生硬地敲击着冰冷的房间。医生低头——也许，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猜疑的“卑躬屈膝”之态——听着。克里斯托弗低声轻缓地说： “你不用对法官有所期待。也不用想在这个钟点聊什么。但假如你需要朋友的帮助……我不会离开的，我会一直在这里听你倾诉。振作起来，老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个人样，像个体面的匈牙利基督徒。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了解你的。你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你不可能有罪。你说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不相信……你要知道，我不相信。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么我也不能帮你。现在不能，明天不能，永远都不能。就像你说的，法官不能帮你。但作为个人，我可以为你提供建议……我们是人。但这并不是在帮你脱离困境。”他谨慎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他疲乏至极，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他很久没有这么对着一个人长篇大论地谈话了。医生眼神专注地望向他。这眼神透出狡猾和欺瞒。这是一种“卑微”、罪恶的眼神……“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他紧张、不悦地说。“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这时，医生古怪地重复道。“有些东西是你没有理解的。你不想当法官了？你不能？不允许？请问？”这句空洞的“请问？”触动了法官的神经。他动了动，想要站起来，驱逐这位夜半来客。他想，谁都无权惹恼我，谁都无权这么对我说话。不论他是否杀了人，都无权探听我的想法。不过，医生固执地步步逼近，急切地继续说道： “你应该忘了你坐在这儿成为证人。你问我为什么来找你？我来回答你。”但他并没回答。他忘我地把手举向嘴边，用手碰了碰下嘴唇；动作幼稚，显得有些笨拙。“你看，克里斯托弗，”他用略微亲切的口吻直接说道，“这一刻，我还有控制能力。我可以自杀，比如去卧轨，可以逃跑，我可以到隔壁的警察局去自首。此时此刻，我在决定是活还是死。现在你明白这个夜晚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多么无价了吗？每一分钟都是。我要向你坦白，我口袋中就揣着护照，护照和钱。我离开那儿之前……离开家之前……我把今晚可能要用到的一切都装进了口袋。护照、钱，还有……是的，还有这些。”他伸手从裤袋掏出东西，在书桌上一字排开：一只旧皮夹、一本棕色封面的护照、一个灌满无色液体的小瓶子和一把小刀。法官几乎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些物品。他同情地说： “你不觉得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儿，有些太幼稚了吗？”医生的手僵在半空。“幼稚？你是想说，我身体中的意志已经消失，我是懦夫，想要退缩？一个想死的人就不能摆东西了？可我并不想死。如果还能活着……假如还有什么办法，任何办法……”法官这时完全以俯视的姿态审视着这些物品、这个陌生的人。“还有比死亡更坏的事，”他平静、客观地说，“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此刻，他们第一次对视，他的身体向医生微倾，目光如炬，略带些疑虑，也带着决绝，仿佛手中握着武器，法官觉得自己头脑充血。

“这些东西，”医生说，“在你看来太难了。”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至少你能看到我是真诚的。在你眼里，这样的真诚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懦弱的一种表现。是的，我想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医生直言不讳。法官惊讶地发现，这样的言辞并没有伤到自己，似乎他的身体和灵魂已经对无情和残忍免疫了。谁都可以用刀子捅他，陌生人也能半夜在他的家里评判、中伤他；他麻木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听见了对方说话。也许他心中存着恶，也许他疯了，也许他脾气暴躁。现在，他已对来访者失去同情，但没有丝毫鄙夷；只有纯粹的疑惑。“这不关我的事。只是意外。一会儿就过去了。”他暗自思忖。之前，他还想不动声色地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把这些刻意的东西丢到陌生人的大腿上，为他指明门的方向，命令这名闯入者带着他的秘密、罪行或是污点滚出去；这一切与他有何相干？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一直配合着。他惊讶地发现，这些都与他相关。他们之间，不只是校友那么简单，也不只有点头之交，他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也许已不可修复，也许只是误解——可他关注的并不是罪行和污点，也不是自己是否有介入这桩意外、站在这个迷途的受伤者身边的慷慨意愿。他关注的只是人，活生生的人。这个坐在这房间里的人。从个人来看，他与他有关。“对我来说，绝不可能就这么死去，或者就这么继续活着。”医生说道，“不可能就这么死去。坦白不是一切。坦白也需要回应，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说法：需要判决。到那时才能去死；假如没有审判，也就无法继续活下去。早上，我是不了解这点的。这很简单，我应该知道我是否清白。清白，多么崇高的一个词，你现在想想！是的，大词。谁是清白的？信仰告诉我们，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但我什么都做了！”现在，他提高了声调，彷徨迷茫地喊起来。“人类能做的一切，有时我都做得近乎完美。假如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和她有关的男人能帮助她，我就会为她去寻找。有一段时间，我为她介绍了很多男人……我相信……不，你无法理解。如果我知道她有生病的征兆，我一定会为她治病，假如我能看到，但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我只是个医生……是什么？医生？还应该是别的什么……我知道，我说的这一切亵渎了上帝……但假如一个人选择生活在人群之中，并乐于帮助他人，那么上帝至少应该显露些恩惠……可实际情况呢？灌肠？开刀？得糖尿病，注射胰岛素就能继续活下去。我能用手术刀和放射线减缓癌症发展的速度。如果我非常认真地工作，也许几周或几个月就能改善重度贫血的症状。关键时刻如果有我在现场，就可以复苏一颗被疾病侵害的心脏。我懂的很多。新生儿的死亡病例越来越少，成年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但人类怎么了，这种被人为延长的生命背后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人们无法容忍彼此，为什么纠结，为什么不能融洽共存？死亡，也许是最美好的……它是物质的终点，灵魂安息之处。但我还未见过这样的死亡。也许，有一次……我的老师……那是他的临终时刻……大部分死亡是爆发，是一种罪行。在时间面前杀死我们的不是自然，而是我们自己。”他在“克里斯托弗一世”面前停下来，长久地注视着他。“这是一张不同的脸，”他平静地说，“你的脸，再看看这鼻子、这额头、这眼睛……这张脸上展现出的不和谐是另外一幅景象。那是可以调和的。”他摇着头说： “我从不相信这是个表面问题……关于污点的问题……这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得不到回答，无法生存；得不到回答，也无法死去。这是应该提前处理的问题。”他站在书桌前，低头看着克里斯托弗。“你应该允许我说出来。也许你也在猜测我们俩之间还存在其他感觉，比如此刻，一个受惊之人灰溜溜地逃走。这和你稍有些关系。你说说，克里斯托弗，”他突然语气亲密地问，“过去的八年里，你有没有梦到过安娜？”

法官没有立即回答。他圆睁眼睛等着来访者，突然僵住了，脸上挂着悲伤的惊恐。

13

“你不了解安娜。”医生说道，他有些傲慢。他向书柜走去，抱着双臂站在那儿，头微微向后仰靠着厚重的英文词典。“你一共只跟她说过四次话。”他掰着手指数，“一次在一场律师舞会上，他们把你介绍给她。你和安娜跳了舞，是你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和她跳的是沙龙舞，就是第二支沙龙舞，伴奏是匈牙利乐队。记得吗？”克里斯托弗不确定地、谨慎地摇摇头。“跳完舞后，你陪她进了酒店的酒吧，坐在高高的吧台边。也许你陪了她一个半小时，那会儿那里还有其他人，舞会服务员、律师，还有安娜孩提时代的白马王子。第二次是在西弗街上。那是舞会过去半年后四月末的一个上午。安娜刚下英文课，你从法院出来；你认出了她，还送她回家。你说回头给她电话。后来你却没有去电话。第三次是在岛上，你们玩了羽毛球双打。后来还一起回家，一路从岛上步行至布达那侧的桥头。她的一位女朋友伊蕾也跟你们在一起，后来就自己溜回家，去找那个男高音歌唱家了……你还记得吗？我忘了那个歌唱家的名字……而且她朋友的父亲也在，叫萨沃兹迪· 帕尔，是个商务代表。你第二天就去了奥地利，后来很久没见过安娜。还有一次，是的，是三年后；那时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你也成了家。我和安娜在剧院里；我们站在走廊上，你从一个包厢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你的妻子。舞台上，音乐还没结束。你记得吗？”克里斯托弗神色迷离地望着前方。他沉默着。“太神奇了，”他颤抖地低声说道，“是的，突然间，是的，这种社交场合都在记忆中模糊了。但现在，就像你说的，我又想起来了。那天演的是《唐璜》。我想起来了。”“那么那次在西弗街的相遇呢？后来在岛上的呢？”克里斯托弗就像个被审问的嫌疑犯似的，被迫无奈地回答道： “岛上，是的……当然。你说的是萨沃兹迪？萨沃兹迪· 伊蕾？是的，也许是的……不过西弗街那次？是上午吗？”他停住了，不安地沉默下来。他没有看着医生。是的，他也想起了那次相遇。就像大多数的相遇一样……他表现得很尴尬，两人客套地寒暄。也许还要更直接一些……现在，他全都想起来了。刺眼的阳光。那是四月末的一天，太阳很大，天特别热。他们朝环路的方向走着。他们用英文交谈，姑娘刚刚下课，两人的英文都不太好，嘴里磕磕巴巴地蹦着外语，可笑极了。克里斯托弗笨拙地用英语赞美姑娘。他本来要去法院办事的，已经迟到了……早上，安娜跟着老师读了莎士比亚，她拿出课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克里斯托弗看了一眼表，已经迟到了，可他仍然把安娜送回家，情急之下，他拙劣地引用了一句罗密欧的台词： “让我被拘捕，让我被处死。我无怨无尤，如果你有意如此。”安娜为自己能够以同样的语调回应他而炫耀、兴奋： “哦，现在你快走吧，天越来越亮了。”的确，这是个多么明亮、灿烂的上午，比春天平日的光线更充足、更光亮。他们在大门口停下，握着手。这时，应该说一句能够让这一刻平静下来的话，这一刻，没有意愿，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只是独自闪耀着，就像一滴阳光下的水珠……水珠落下就永远消失了。是的，稍后去电话。他望着姑娘的背影，在这一刻呆呆凝望着。可现在真的应该赶紧去法院了。“哦，现在你快走吧，”医生嘟囔道，“天越来越亮了。”克里斯托弗手肘撑着桌子。“是的，”他答道，“你怎么知道的？”医生耸了耸肩，说： “她说的。”“什么时候？”克里斯托弗思忖。“昨天夜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小时之前。昨天夜里她说了很多关于你 的事。”

“你不了解安娜，”他又重复道，“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不了解她。是完完全全地了解一个人！后来，你去了奥地利，就在岛上相遇后几小时，第二天。你知道伊蕾的父亲，就是那个老萨沃兹迪，对安娜死缠烂打吗？老头儿，上帝啊，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老头儿。当时我二十八岁，安娜二十二岁，萨沃兹迪四十三岁。那个轻浮、放荡的人。安娜总是嘲笑他。四年，等等，是五年后，我们也要到老萨沃兹迪的年纪了。我知道，你比我年轻。这个商务代表听见了总是由年轻女孩子们奏响的弦乐：你熟悉这种电影配音，成熟男人深厚的欲望之声……他想变成这样。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不会因为我而发生。但我那时已经在安娜身边了，就像是空气、影子、黑夜。我是个年轻的医生，几乎谈不上事业。我继承的遗产刚够买一些必需的器械，在协会里待上一两年。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够了。我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实验的文章后，受邀去荷兰的大学访学半年，这位商务代表非常确定有补助金。但我没去。现在也去不了了。安娜也很穷，但跟我不一样……她的穷困是工薪阶层的。我的问题是，我出生在贫苦的环境中，这是另一种贫穷，是穷困潦倒……我爷爷以前是个吹玻璃匠。母亲是个农妇，是佃户的女儿。父亲是工人，在玫瑰山的工厂里上班，后来去了美国，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作家，也往回寄过钱，再后来就不写作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有一段时间，我让人去找过他；但没找着。我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大学时，我大舅负担我的学费，他很有钱，是个贪得无厌的巴尔特法地区的农民。我继承的就是他的遗产。但那时……你还记得我坐在第三排那会儿的情形吗？我住在一个老鞋匠家，和男仆一起睡在厨房里。我不想对你施加任何影响。对这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巴尔特法的舅舅决定让我接受教育，把我培养成上等人。他想让我做一个最善良的神父。直到我成为上等人之前，母亲一直都在做工，舅舅不喜欢母亲，他讨厌她。他内心深处那种原始、本能、黑暗的恨意，让他处处容不下母亲。后来，整个家族都被这股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名之恨笼罩着。我想，他也是因为觉得把我送入了上层阶级，我就能自然而然地脱离母亲，才让我接受教育的。他寄钱给我，但每次都是零碎的分分角角，数量之少，也就能保证我不被饿死。他害怕给我钱，害怕被我骗了，害怕我把他给的东西寄给我母亲。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我舅舅家邻村做活。她的头发花白了，脸上总挂着惊恐和悲伤。有几次我回家过圣诞节或是放暑假都必须住在我那富裕的舅舅家里；为了迎接我，他叫人杀鸡宰猪，但也寸步不离地守着，仿佛总要防备我偷点儿吃的给我母亲似的。有一次，他看见我口袋里装着吃剩的酸奶酪面饼在花园里闲逛就起了疑心。母亲就在外面的机器边干活，她已经是个老妇人了，帮着做点儿杂活，和陌生人住在一块儿，过着女佣的生活；舅舅怀疑我偷面饼给我母亲，就冲我举起斧子；还是被他的司机拦了下来。现在我算知道了，我的这个恩主就是个疯子。我只能等到夜半时分，躲在村头见我母亲，就像两个鬼鬼祟祟的情人一样。她那么可怜，只知道畏惧她的兄弟，这让我感到害怕。贫困和恐惧让她变得有些痴傻，假如有时她的眼中还能闪耀一些意识的光彩，那也都是因为想起了我。可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在她看来，舅舅折磨她，把我抢走，不让我和她住在一起，我穿着华服，每天在他家吃两顿大餐，而她却一周都吃不上一次，这都是正常的。我不理解。事过境迁，人才能明白这种难以解释清楚的疑惑。假期我必须回家，因为舅舅期盼着我回家，他炫耀地带着我去拜访各位大人、神父，愉快地傻乐着，听我说拉丁语，就像牵着一头被成功驯服的动物，周旋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觉得，他非常好心地在我的鼻子上拴了一个环，这和城里的吉卜赛人对小熊崽做的事没有任何区别。他没有成家，只和一个年轻的斯洛伐克裔女佣过着同居生活；但那时，他已经是个膝下无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了，他们没有生孩子。如今，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扼杀了什么，这一次次的假期探望摧毁了什么，他在我内心堆积了多少愤恨、无奈的怒火、恐惧、耻辱和绝望，知识没有任何作用，成功、财富都没用，把舅舅的事归咎于安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灵魂的罩布已被焚毁，谁也无法将它重新修补好。我不能因为他去谴责社会。的确，我进入了上流社会，做了医生，手里有钱，身着华服……只是每一次当我走进这种装修华美的陌生房间时，我都要长久地环顾四周，我不敢与女佣们对视，我害怕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脸，我不敢接受女佣们的服务……是的，我病了，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安娜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很紧张，但并非食不果腹，安娜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女佣的服务，但我却永远有些羞于面对。假如我要了一杯水，我会脸红，早上我家女佣为我拿来鞋子的时候，我会背过身去……安娜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羞愧。她生在一个幸福的、充满安全感的家庭。她认为有些人就是应该从事服务他人的工作，而有些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人的服务，这就是规矩。当然……也许是这样……可还能怎么做呢？也许这就是规矩。一个人累了，就要休息。我听说，苏联也有女佣……那时，我还没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了解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注的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以后——从我们婚后第三年起——我开始有些受不了；那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回去为她送葬，那是一场女佣的葬礼，我也不想办成其他形式的……我不想用她的死来欺骗自己和全世界……下葬吧，就像她活着时那样，穷困潦倒，把她放在一块四根木条拼成的木板上，下葬吧……可是回家后，我却扛不住了。有一段时间，我要求女佣和我们同桌吃饭。我的这一决定让每个人都备受煎熬，女佣也是——有一个女佣跑了，她再也受不了了。安娜很痛苦，我也一样。也许，安娜的痛苦程度最轻。她尝试去‘理解’……后来，每当女佣走进房间时，我都要起身……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但那时我毫无意识地放纵这种强迫行为，固执、决绝地想要一探究竟。安娜都忍了下来。接着，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可悲、可笑……两个世界平行地存在，我究竟想要哪个？我能怎么做？我思考着。我知道，我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此追求者。安娜从不会因为女佣而产生负罪感。她说：‘这是为她们好。’她看着我的眼睛，平静地重复道：‘她们需要的，什么都有了……’是的，的确如此。她们什么都有了。但我总是想起母亲。她也是‘什么都有了’吗？这一切，都是在我婚后第三年才开始显现的。”

“我们都是可怜人。”法官客观地说道。

医生抬起眼。“是的。”他疲惫地回答道，“但那不一样……那是另一种困苦。那更像是在谈论一种情感需求的感觉，一种权利和义务，而并非物质所有……我认识安娜时正意气风发，圆滑世故。我从疯子舅舅那儿继承来的遗产那时还没影儿呢。舅舅是在战争结束时去世的，母亲也是那时去世的。我去看望她，提出让她和我一起生活。但她并不愿意。后来，我想在村子里盖楼、置办家具……但她什么都不要。她表现得很抗拒，行为粗鲁。她希望我像对待女佣一样对她，从不接受我的一分一厘。一直以来，我都不理解她的行为举止。起先，我以为她是在替我着想，不敢从我维持上层阶级生活所需的资金中拿钱……但其实并非如此。她是后来才开始讨厌我舅舅的钱的。起先，她并不反感。她贪婪地搜刮我舅舅的旧衣服、破烂和满是洞眼的平底锅，她那张贪婪的脸上浮现出只有极度贫穷的人在看到破衣烂衫、废铜烂铁时才会出现的喜悦……只不过，她不情愿离开村子，不想要房子，也不喜欢闲适安逸，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她想要干活，紧紧地攀附着支撑她生命的动物本性。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挑战，还是不确定？这是一种小农的谨慎，也许她什么也不信任，她不相信生活除了她深刻体验的切实存在的经历外，还能有其他模样。我不知道，无法理解。过了很久，当我的称呼和头衔都清楚表明我是个医生时，内心里，我已放弃了这个身份。我看着或听着病人们说话，把他们期待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以抚慰他们的紧张情绪，或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我知道，我根本无法告诉他们何以致病的科学结论……这个无法碰触的点被封锁在内心，成了一处圣地……人只能与命运相伴，陌生人永远无法闯入一个人性情的暗室……我懂得、理解了母亲的犹疑后，才意识到那也是同样的道理。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了。人们总是紧抓着决定他们命运的法则不放。我母亲没敢从生活为她安排的这条幽深的小径中出来。对她来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她的生活经验告诉她，只有痛苦、放弃和贫穷才是确定的……她相信这一切，就像别人信任公爵和骑士一样。我应该放下，这是一个人的宿命。早晚都该放下，这是每个人的宿命。那时，我还不知道……但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很陌生吧！也许你还没有了解……你不可能知道，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帮助。没有比帮助别人更困难的事了。你只看到，一个和你很亲密、对你很重要的人在自找麻烦，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他失去了理智，悲伤、痛苦，觉得天旋地转，完全无法忍受，进而崩溃……你走过去，想要帮他，可突然间你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你太脆弱了吗？是你不够优秀吗？你表现得足够真诚吗？足够无私、热情、谦卑吗？是的，我们从未充分拥有那样的品质……但即使你是个预言家，你的双手间流转着强烈的吸引力，还说着先知的语言，那也没用……你谁也帮助不了，因为人的‘兴趣所在’并非那些美好的、有意义的事。也许他需要的只是痛苦。也许他需要的只是从所有意义上来说与‘兴趣’完全无关的东西。没有比一个人的‘兴趣’更复杂的秘密了……我们可以解读现象，头疼了，可以开点儿药。因为什么头疼却无从知晓。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这就是安娜的故事。”他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注　托尔斯泰出生、生活、长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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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风流，”他微笑着说，“追求安娜很有一套。我的衣服都是在高级裁缝那里做的。试想一下，我走进舞蹈学校，学会了跳舞……有一段时间，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假如安娜希望我涉足政坛，公开发表演讲，我也会照做的。但她什么都不想，只是忍受着。我觉得，她很愿意看到我的态度、行为跟那些协会中的年轻男人一样，只要别戴装饰着羚羊皮的绿色帽子就行。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看我的。是和她平等，还是只是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安娜总是出奇地平静，仿佛睡着了似的。无论是在舞会、剧院还是社交场合，她与任何人在一起都是那么和蔼亲切、有礼有节、高贵典雅。她的脸上总挂着微笑，有人和她说话时，她便笑得更灿烂，半睁着眼，机械地、不带任何个人情感地笑着看对方，眼神虚空。追求她的人很多。她很穷，可是对金钱却完全没有概念。她的父亲把一切都给了她，让她在城里的裁缝那里做衣服，她住在一所四居室的公寓里，安娜当然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里面摆着最时髦的家具，一切都是最精致的。她父亲为这个独生女花起钱来就像一个老男人对待爱情一般，毫无节制，毫无理性。他六十岁去世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受人尊敬的一家之长，这个节俭的城市居民、模范丈夫、出色的公务员，为国家服务了四十个年头，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从没抽过一根古巴雪茄，一件衣服穿十年……这个严肃的学校观察员留下了两万潘戈的欠税。我为他补齐了这笔税款；准确地说，我现在还在为他偿还。他的大部分来源不明的债务都是欠投机银行的……这些钱，就像他的花销和节约下来的存款，都是为安娜花的。安娜在佩斯护理最细致的保育院里长大，圣诞节的礼物是一串珍珠项链。结婚前半年，他们更换了她房间里的家具。安娜穿贵气十足的毛皮大衣，夏天和朋友们去瑞士的度假村度假。我从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老人如此纵容安娜，满足她的各种愿望，为什么他愿意让她如此挥霍？这位父亲一定是将自己毕生埋藏于心底的热情、日积月累的温柔全都倾注到这个业已成年的女儿身上了。我认识安娜时，她对自己的生活还是一无所知，不知钱为何物。在家里，这个老人连几菲列都和厨子斤斤计较，同时却又二话不说，怀着愉悦、天真的美好意愿，为安娜支付七十潘戈的礼帽账单。安娜只是笑笑。她的微笑、行为、说话的语气都透出一股恍惚的冷漠。她仿佛永远心不在焉，眼神空洞。从来听不见她发自内心的笑声……可她却永远在微笑。她也是如此笑着接受我的。”

他低下头，眼望着黑暗，笑了起来。“昨天夜里，我第一次对她说起我母亲，”他释然地说道，没有丝毫抱怨，“她从没问起过她。也许最初……但我想，那时我大概说不出口。她突然停住了，只是说了句抱歉。安娜对这种不允许任何灵魂，甚至呼吸靠近的独特氛围很敏感，她感受到了，因为她的脸色迅速一沉。我的家庭、童年、母亲，可以这样说，我的一切社会背景她都不感兴趣。也许并不是一定如此，也许我说她不感兴趣太过武断，有失偏颇……她只想从这种打探的局面中体面地抽身。她说，谁都有秘密，而这样的秘密应该由自己保守，才能敞开心扉接受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从安娜的手里重生了。仿佛他们从不曾拥有过去，仿佛过去，他们年轻初见时模糊、喧闹、痛苦的回忆，都可以一笔勾销。她感兴趣的，她在人群中搜寻的，并不是他们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的这种行为无异于懦夫的表现。我想，她把生活想象得过于舒适了。闭上眼，什么都不知道，只接受那一刻对她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也许这样更简单些；更简单，也更复杂了。你不了解安娜，这太遗憾了。”他声音很轻，用一种对话的口吻遗憾地述说。法官一动不动，专注地听着。“另外，她的性格还是比较随和……表现出某种飘摇的特点，就如她敞开的心扉……仿佛徜徉在音乐声中……我应该警惕的，因为我弄错了。我应该让你了解一下安娜的内心世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八年了……八年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的共同生活，说过的话，那些忘情的、精心组织的话语、亲吻、拥抱、睡梦，还有什么？很少，非常少。除此之外，我还应该知道些什么。起初，我很高兴她能忍受我在她身边。我坠入爱河了。安娜也是……是的，安娜也是。假如你不知道，我应该告诉你，安娜爱过我。昨晚我才知道，她也爱我。我是春天认识她的，四月初……一切爱情都是重生，我的也一样。一周之后，我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赚钱。我生活中的一切黑暗都开始发光。我懂得为身边的事物高兴了。我敢沉浸于幸福之中了。我那蒙尘灰暗的童年正在一点点地瓦解。一切都变得无比轻松，工作、人际关系、巨大的困难，我都能一笑而过。一切都不期而至，人们突然全都向我拥来。可能在认识安娜三个月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忙碌。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打听到我的地址的，诊所里挤满了人，新病人半夜起床来排队，还有人邀请我去远郊出诊，一时间，我猛然看清了一些东西。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一道检测血细胞的程序，降低了诊断难度，也不是我发明出来的。不过，手术还是件大事，花费昂贵，而且如果没有病房和手术室，也不行……我也只是写了使用说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简化、推广了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发明。也完全不是原创的。但我突然就成功了，我的名字家喻户晓，被邀请去做讲座，市立医院化验科请我去领导一个小组。这些就是如此这般不期而至……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安娜的身影，她的微笑、呼吸，我知道晚上我就能看见她，或者下午就能去见她，我突然开窍了，甚至有些左右逢源、轻松自在，因为这都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光是表现得深沉、谨慎是不够的……我很世俗，也懂得精打细算，会耍些小花招讨好上级，跟下属相处融洽，我能笼络每一个对我有利用价值的人。目的是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安娜。我坐在她的房间里等她；她不在家；突然，我感觉到她来了，就在这儿，正上楼呢，我感觉到了她的脚步，我看见了她，知道她穿什么衣服，我了解她的一切……有人在敲门，正是她，就穿着我看见的那身衣服。你说这是超感能力。是的，超感……就跟动物一样。我不避讳这个词。我体内被埋葬、被压抑的一切本能开始复苏，绽放。需要钱吗？我来到城里，拜托，就跟条野狗带着它的战利品一样，我有钱。头衔，社会地位？三年后，我就是自己的老师了。安娜需要一件新的毛皮大衣？我就像拉普兰的猎人一样，走进森林，找到一个地方，用精密的武器射杀珍稀动物，安娜便可以穿它的毛皮。她想要新的珠宝？我就做风险极大的手术，为她挣来，就像培育珍珠的锡兰渔民一样。你要知道，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危险和顾虑。一切皆有可能，也并不特别复杂。我不能荒废了自己的才华，我什么都去尝试，一直保持清醒、健康，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一切都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中运转。我善于学习，在实验室里废寝忘食，早晨六点我就去为病人看病，八点半和安娜一起骑马，晨练后我才出发。中午，安娜在一家装饰店等我，我们一起去挑装饰卧室墙壁的墙纸。下午安排得很满，为一位患癔症的女士做催眠治疗，她根本不抱任何痊愈的希望，却相信、期望在这几个月中自己能舒服些，还能戒除吗啡，几年后再从窗口跳出去。我下午接待病人，还要准备演讲，抽空给书商打电话，让他给安娜寄些新书过去，我觉得这些书对她诉说着她自己的故事，诉说着我也不确定、不敢言说的故事……我站在成功的火光中；有时我已经听到了掌声，我由衷地感恩这份善意的关怀。日日夜夜，无论是清醒着还是在梦境中，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无法想象、无法解释的严阵以待，身体、心灵、周身的神经和肌肉都处在这种盲目的严阵以待中，就像一个杂技大师在两架秋千之间作出死亡的摆荡一样，我也在这样做。我闭上眼，往前跳了一大步，而在内心深处，我早已听见了褒赞的掌声……安娜都看见了吗？还是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都源于她。她的内心涌动着某种情绪，让这无声的结构如此精密、完美、天才。没有了它，没有了她的意志，我还能是谁呢？格雷纳尔· 伊姆莱，斯洛伐克女佣和修鞋匠的儿子，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人，身份模糊，并不拥有高超的职业能力，一个在睡梦中仍会被不明梦魇袭扰的人，一个如同荒原上空飘浮的兽形风暴云一般的人，一个被孩提时代的回忆充塞头脑的人。但现在我不再恐惧。我和安娜相伴，活在巫术之中。就像我了解咒语一样……但所有的咒语，其实只有一句话：我爱着一个人。”

他说得更快了，好像在为自己说的话而羞愧。“唱这么高的音调，自然无法活下去，”他满怀歉意地、卑怯地说，“歌者过度疲劳，他的肺塌陷了，再也无法用升C调说日常用语，比如‘给我一杯水’，或是‘我中午不回家吃饭了’。但安娜不允许自己看见这样的塌陷。神奇的是，她默默承受着。也许她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的内心涌动着一股足以组织政党、纠集人群，是的，一股足以迫使某个人允许我靠近他，允许我靠近他的生活的力量——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而安娜却无法从我身边离开。起先，她缺乏安全感，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总觉得内心不安，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一切已由不得她，选择权不在她手上。一股陌生的力量影响着她，让她接受了我。我的条件很苛刻，我不接受软弱、肤浅的和平条约，我展开的是进攻式的战斗——事实上，有些人的生活与人类历史上的历次战争一样——收获的不只是战利品，还有真正的跳跃、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给予，我什么都想要，不只是那个叫法泽卡思· 安娜的女人温柔、善良的仁慈，还有她被时间浸染了的记忆、思想，我想要知道她孩提时代的秘密、最初的欲望，我想要了解她的身体和灵魂、神经细胞的组成方式，我很庆幸我是个医生，仿佛如此一来，我就能了解关于她的更多信息，我很高兴自己熟悉解剖学知识，我不只喜欢看，也喜欢听声音，我不只注意手上的动作，也观察令人叹为观止的结构，观察她的心和肺，我熟悉她皮肤的质地……吓到你了吗？很可怕吧？够瘆人的吧？……是的，她也很害怕。但请理解我，现在这已经事关生死了。失去安娜，不光是我格雷纳尔· 伊姆莱完蛋，就连某种存在于我和安娜体内的力量都会消散，它想在这种碰撞中表达自己。它随我而来，在这样的高温下，所有阻碍它的物质都将融化，没有例外——是所有的？是的，我认为是所有的。我还不知道，在那业已融化的物质中，是否还有什么能留存下来，独特的个人特质，一个人最真实、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一种任何诱惑和外力都无法分解的物质，一种不会更新，不会降解，封闭、自成一体的物质……也许这只是一团细胞内的物质，也许是几百万个神经元，是神经元的某个分叉……稍后，我会为这样的现象寻找科学解释。但解释不会改变现象的自然属性。有段时间我很高傲，挥霍无度，就像一辆攻击性很强的罗伯卡车。高傲，我的上帝啊……在安娜面前我当然很卑微，我关注她的一切行动，就像一个研究者从显微镜中观察他的实验对象颜色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在一千度的高温环境中发生了形状的改变？但安娜自带抵抗性，她经得起检验。这已经不是一个充满爱意的男人对她的追求和敬意了，不再是单纯的、从心胸广阔的灵魂中自然流露出的关怀，我的追求更猛烈、更急切，几乎就像我说的那样：更机械。这种感觉同样也能在运动时的紧张中找到。就像在赛场上，会有计时器将比赛的成绩精确到秒一样。也许这不一样？我生活的时代，所有的学徒都在幻想着人生巅峰，无论是在赛场上、医院里、政坛上，还是在实验室中，都能听见比赛计时器的滴答声，总有人或者什么东西在关注着成绩，一切都展现出更多的人工痕迹，焦虑地向四周延展……或许，爱情也染上了这样的焦虑、追求，这种独特的、备受折磨的欲望发生了延展，已不再是什么牧民的游戏，而成了一种竞赛？那么我就不必再细究这点了……但我的生活节奏、我的追求和成果、我的感觉，甚至连我的喘息都被这种扭曲的愿望填满了。我身边‘更迅捷的’一切都无法停下来。生活方式是僵化的，人们的表情是冷峻、漠然的，今后，当我对这个时代感到困惑、将身边的每一张面孔放大仔细观察后一定会惊讶：在现代人的脸上找到忘我与释然是如此难，竞赛者的心理都扭曲了，这是散发着玻璃般空洞眼神的坚硬面孔，当比赛者在接近那似乎意味着‘胜利’的终点时，新闻画面中摆出的冷漠表情或许同样意味着一切的终结？……我尽力冲向安娜。我怀念这种轻盈的感觉，它能平衡灵魂中的沉重负担。我也怀念笑容。‘我的一切时光’都属于安娜，我不知道这其实很少……也许假如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出现在她面前就多了，这些随机出现的时间自发地形成，自成气候，独立于日程安排之外。我总是想把‘一切’都给安娜，但我还是无法做到，只能不定期地多给她些，我们总是很随意地给予对方一些东西。我追求的就是某种充满爱意的英勇行径。安娜睁大双眼，从稍远处注视着我。这种距离是无法衡量的。只有我感受得到……安娜脸上生长着这种忘情，生长着微笑，安娜从不会显得窘迫，从不会为什么东西预留出特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她干什么都有时间。她无法从我身边逃离；再也不能了；也许她也从没想过。当我们从户籍登记处出来时，我站在门里不安地四处张望了一番，就像某个手中拿着银质奖杯、脖子上套着花环的跑步运动员一样，即便被相机围住，也不会吃惊的。而那扇门外，确实有几个摄影师等着我们……我不知道现在还流行这样的做法。

“我们十二月结的婚，现在已经是第九年了，”他带着忧伤的语气平静地说，“两个月后，你结婚了。最后的几个月里，安娜一直催着要结婚。”

15

他站在书架前，抽出一本书，轻松地翻阅起来，接着又把它插了回去。“是本好书，”他满意地说，“是的，近些年还有一些跟这个数学家一样的人……多令人着迷的性格！多有特点的思想者！你熟悉‘科学价值’这种观点吗？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把家里的材料寄给你。”他作出一副抱歉的样子，鞠躬说道，“真的，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应该习惯什么都没有了的现实。家里，那些家具、书籍还有我抽屉里的信；那些都没有了。家，我应该完全忘了它。请原谅。”法官一动不动。他双臂交叉地坐在那儿，身子在朦胧的光线中微微后倾。现在，他们都看不见对方的脸了。“那个家自然是安娜的杰作。那儿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重要，那个‘家’，那座建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清楚地看见，那个家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她想来布达。你知道是哪条路吗？就在这儿，就在你附近。是她挑的房子。我根本不喜欢这条街，从来没喜欢过。我也不喜欢这周围的环境，对我来说什么都是陌生的，我情愿住在闹市里某条吵吵闹闹的宽阔街道上。这里却像农村一样，就像一个小地方……但是老家却是我的回忆，一切，所有‘老家的’感觉都会立马勾起我的回忆，让我想起什么。安娜也喜欢老家。她说，来布达以后会想家。有一段时间，她很认真地要求我们搬回老家，她提出要我在地方上的大学里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后来我得到回复，才知道希望渺茫，所以我们就留在了布达。我在佩斯开了一家诊所，但经营不善。而且白天我离安娜太远了。我受不了这么远的距离。我需要知道她就在我身边，就隔着三个房间，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她。是的，我的朋友……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有几年，最初的四年中，每当看不见她时，我就无法忍受；最起码我需要听见她的声音或脚步，要知道她就在我的隔壁。医生会说这完全是一种牵绊。但这是一种疾病模式，白纸黑字地记载着……牵绊是什么？我想与安娜共度婚姻生活。不多也不少。这就是结婚誓言中所说的生活……我设想的事就像誓言中所说的，妻子离开父母，追随丈夫，白头偕老，共度一生。我把婚姻当作一种结合，是两人间独一无二的、无可拆解的结合。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愤怒地说道，以为法官要打断他，“安娜也不和我争辩，从来没有。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那最初的四年。我想见安娜。”他用手捂着脸，好像有人真的想“看”似的，“是的，我看见了，”他缓缓地说，“很清晰……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好像在等我。微笑着，身子向我这儿探过来，等待着。我差点儿要说：这微笑很令人愉悦。是的，还带着一丝好奇。是略带忧虑的好奇，极为吸引人的细腻、宽容和美好，这一切造就了安娜的行为动作。还有些别的。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她对关于我的一切都感兴趣，我应该把所有事都告诉她，我的工作、欲望、仇恨，以及如何看待她……她吸收一切，我的话只是移动了位置，在安娜那儿，我一切的想法都是安全的，她不会嘲笑我，也不会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那怎么可能……她只是不作回应。但她的不回应也正是对一切的回应！”他痛苦地喊着，“她对我的每一个问题都给出回答，从不限制我，从来不正眼看其他男人和女人一眼——因为自从她看了一眼后，我就缺乏安全感，我并没有限制她，限制这种事情是不人道的。哦，别以为容易吃醋是什么糟糕的事……到头来，所有横生的醋意只有一种意义……没人能与争风吃醋的人相处，安娜从来不认识对她感兴趣的人，安娜不是个轻浮的女人，从不会旁若无人地向其他男人投去女性的目光……这不是问题……反而让我更自信了。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那时恰好我醋意大发，对所有人都如此，当然对她的亲戚如此，对她的父亲也是如此。她的一名年迈的追求者去世后，我真是舒了一口气。活着的人都很可疑。假如安娜在路上抚摸一个小孩的头，她摸头的这个举动在我看来就是情感流露。我也受不了她对女性朋友作出这种举动；但她没有朋友；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的想法，我们经常聊起这个情况。她明白，这对她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她说，她不可能干那种事儿。越是相爱，越是伤害。我们害怕的全部就是我们所爱的人，从终极意义来看，也许我们害怕的是死亡。她是这么说的。安娜每天早晨都会告诉我她做的梦，因为我需要了解另一个，在她看来肇始于背叛那一刻的另一个世界，每当她闭上双眼，便会离开我，向无尽的暗夜漫游而去。我并没有太在意她对梦境的叙述，但安娜的梦有种朦朦胧胧的价值，在我看来，这些梦始于白天；‘梦也是一种冒险。’安娜说。每天早上她都会向我汇报她的冒险旅程。我们就这么生活着。十分美好地生活着。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只是后来，我应该是懂得了这种生活不是生活，这种‘幸福’并不真实，也充满罪恶……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造作而愚蠢的片段。要我说，安娜注意到了她在憧憬着什么。哦，见鬼，怎么可能。我们过着模范的婚姻生活。我什么都告诉安娜，安娜倾听。问和答穿插进行。可是，你看，有一天我意识到安娜不再回应了。”

他安静了许久。“你明白吗？”他接着问道，声音从手掌后面传出来，音色沉闷，像是从肚子里发出的。

“是的，”克里斯托弗真诚地轻声回答道，“是的，我想我明白。”

“也许我知道该怎么说，”他继续发出深沉、陌生的声音，“安娜是全心全意的。她意识到小市民阶级的愿景在她的睡梦中和想象中忽隐忽现；这种渴望源自她遥远的内心深处，像她孩提时代幻想的美好如天堂的远方，就像‘公寓’对我来说很重要。更不自然的是，年轻人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他们乐于展示自己拥有追随父辈的脚步建设家园的力量，热衷于在家中养金丝雀，守着火炉，穿着舒适的鞋，保留旧时德式风格的餐厅，使用蕾丝织物，在起居室挂上装着镀金画框的画作。当然我需要一个‘沙龙’，不要装饰得特别现代，但也不能完全布置成旧时的贵族风格，因为她不会踏足此处；但无论怎样，都要有个‘沙龙’的样子，我不在乎沙龙里是否装饰了马卡特花束或者是否有摇椅……一个‘文明人’自然需要从内心抗拒这样的欲望——但安娜更了解‘文明人’；她将生命交给了这些模糊、羞涩的欲望，渐渐地，我们的公寓日渐丰富起来，就像一个归于沉寂的旧时代壁炉工人的家一样，我购买了许多风格温馨的画作和一些银饰，我知道这些都是累赘的低俗之物，不是我这个时代的趋势，我和这些人工痕迹过重的装饰物完全不是一路的……这些欲望在我心底是被鄙视的，它们耻辱地存在着，不断地发出呐喊。我母亲没有用过马卡特装饰画，父亲也从未坐在摇椅中；安娜从不问起我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她知道我不敢回答她，她在等着那些伤痕累累的、干枯萎缩的记忆在某个时刻自动显现；可是，她在帮我，她在触碰这些伤口，想要给我支持，她忍受着摇椅和那富有浓郁的旧时代贵族气息的碗柜，等等。是的，我们‘忍受’着这样一间公寓；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品位都极其恶俗。安娜痛苦不堪。我小心翼翼地抓挠着身上的伤疤，不让自己感到疼痛。她如此善良，尽她所有的智慧在帮助我；她向我保证不让我感到羞耻，我要爱自己所爱，不要追求‘现代’感，不要期望变成一个‘进步、现代的年轻医生’——因为我也认为应该把家布置得现代一些，摆上简约的家具，简洁明了的线条突显出手术室的感觉，这才符合我的审美，最后我们也会变成‘时髦’的人——但安娜只是笑笑，依然买了些装饰用的抱枕。她不会阻止我哪天带回家一只金丝雀或是几条金鱼……她有的是耐心，你懂吗？她能忍受。她生活在公寓中，就像在期待什么，那东西却并不那么重要，某天会自动显现的。这一切，这些家具、遮遮掩掩的欲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想法背后究竟是什么在疼痛，什么在自我净化？——只是需要不停地忍受……她就是这么想的，真的吗？可她也是带着感情心甘情愿地生活。她愿意保持耐心……有时，她就像一个高级家政人员……”

他颤抖着说： “可是出于爱……唉，是的，爱。人们总说她有自己的出路。可安娜的‘出路’是什么？哦，就是义无反顾……我知道，就是义无反顾。安娜从不和自己较劲。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很久以来，我相信，了解……要完全了解，了解另一具肉体中的每一个秘密、每一个侧面、心灵中的每一丝情绪……也许了解一个人就像爱一个人一样。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实际上什么才是了解？能了解一个人到什么程度？能够和一颗陌生的心灵走多远？在梦里？接下来呢？我无法陪她进入器官的自我意识中。我不再需要等她闭上眼和我道别，将我带入另一个时空，引领我进入黑夜……因为存在着两个世界，我们生活在早已熟知的这一维度之外；也许我们在另一个世界会比在这个时空里生活得更加真实……现在我明白了，的确存在另一个维度，一个只属于我们、与他者无关的维度……即便如此，安娜还是会和我道别。白天也是，有时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午饭时，在我说话的当儿……我突然发现她不在了。这时，我就会把她叫回来。用力地喊她回来。我觉得我有这权利。对于此事，我拥有一切权利。安娜也跟我意见一致，没有附加条件，没有讨价还价。我们当然睡在同一个房间。我想要这样，我没法忍受分房睡，我不要来回跑，也不想在婚姻中弄什么个人空间，应该摆两张床加一个床头柜，就像在城外家具店的橱窗中看到的那样。或者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在床头挂一幅保佑婚姻美满的祷词。安娜睡在另一张床上。我们死后，安娜也会安葬在我旁边的墓穴中。我觉得，已经不能回头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很幸福，就像上帝与人类缔结的契约中规定的那样。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他就有权过上这种陌生的生活。可我总是无法知道什么是爱……理解得了吗？为什么要理解呢？完全没有意义。也许爱比理解更进一步。理解，本就十分罕见。那儿有一条界线……爱，也许是一种有韵律的节奏，出其不意，就像大千世界中突然出现的两个流浪者，在同一氛围中沿着相同的轨迹，由相同的物质组成。这是无法预期的随机行为。甚至可能并不存在。我已经见识过这般情景了？是的，可能吧……我终归不能确定。生活和爱情中的富有韵律的节奏。他们也喜欢做同样的事，听同样的音乐，以同样的速度在街上行走，用同样的节奏在脑海中搜寻对方……这样的情况是多么少见啊！这种现象……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相遇简直就是一种神话。真实的生活绝不是由这么多偶然事件拼成的。我相信，他们的分泌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分泌，同时他们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词汇思考各种现象……我理解，这就是以同一节奏生活。唉，这大概是闻所未闻的。一个快，一个慢，一个活泼，一个呆板，一个热情，一个平和。就是应该这样理解生活和结合……应该在这些不完美的例外中接受幸福。我毕竟是个医生，不是个无足轻重的梦游症患者。我的诊所每天都人满为患，他们抱怨爱情的缺失，‘没有勇气剖析自己’，迷茫地埋怨自己孤独的生活。我知道，即便在脱离单身的人群中，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已经有了人生伴侣的人中间，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各种欺骗、孤独，这些虚伪的人，连大自然都无法尊重他们。我并不孤单，安娜与我同在，她睡在另一张床上，沙龙里摆着一把摇椅，我们一起旅行，一起读书，安娜没有别的生活，她只有我了解的这种生活。她为我的三十二岁生日绣了一个衣领盒子，她揶揄着递给了我，用一种演员的风情配合我遵照传统的市民习俗庆祝。是的，毕竟在这个星球上，上帝与人类的契约允许我们很幸福。”

16

“一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回家，那是一点半。”他用一种上课的口吻汇报，“那已经是十月底了，下了两天雨。女佣在前厅帮我脱下外套，用擦鞋布把我的鞋擦干净。我们家在厨房里烧暖气，可以从前厅感觉到安娜已经差他们烧上了。你知道，这是这个家里一个小小的节日，‘首日取暖节’。前厅飘来一股取暖设备中淡淡的机油味，我不禁微微一颤，就像打了个激灵。我很喜欢温暖的屋子。我悄悄走进公寓，安娜坐在写字台前，正在写信。我早上让她为我订些新器械，好替换那些已经磨损不堪的旧器械，现在，她正趁着午餐未开始麻利地写信预订呢。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柔和、潦草的紫色笔迹。她脖子微微前倾，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外出服，上午她进过城。她没有抬头，忙着写信，将左手递了过来。我吻了一下她的手，站在她身后。窗上挂着一支温度计，我从那上面读出了房间的温度，十七摄氏度。很舒适。我还是觉得有点儿冷。就回诊所服了一片阿司匹林。可能很奇怪，我怎么对这一天，这一天的每个时间点都记得如此清晰准确。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一般只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记得这么准确，或者会通过毫无逻辑关系的线索，描述某个受人尊敬之人去世时的环境：那是周二，下午一点半，十月二十八日，或是我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接着，快到两点半时走进来一个医生，数分钟后，大约三点前，他要了一杯柠檬水，三点过四分，他死了。这些细节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却仍然无情地折磨着我们的记忆，无限放大。显然，这样的事无法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我们迷茫地牢牢抓住现实世界的碎片，这样的事件是如此令人难以理解，我们需要一些真实的、物质的、实实在在的支点，否则就会失去平衡。也就是这样。我们安静地吃着午餐。喝过咖啡后，我就去了诊所，我的一个病人三点钟过来找我。几周以来，我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痴呆前兆，产生幻觉的时间很长了。清醒时，他的思维非常敏捷，他四十岁，是国家部门的公务人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很清楚自己说的话，只不过感觉像是在做梦。他说话迟疑不决，唱歌似的拖着音调，表情僵硬，像被催眠了一样……我想起一个跟他类似的德国医生的病例，想在我的笔记中找找这方面的研究。我站在诊所的书桌前，翻着研究资料，突然发现少了点儿东西，我的手指在机械地翻找……啊哈，我一定是在找火柴。可并不是这样，我手里拿着火柴盒。点上烟。失落感强烈地刺激着我。也许是我忘记了什么，是的……肯定是落在隔壁房间了。我走过去，女佣已经收拾过桌子了，她们开着餐厅的窗子通风，我走到窗边关上窗子。我要找什么？我不知道。我抽着雪茄走回诊室，坐在书桌前，心不在焉地盯着一些物件，文件，听诊器，血压计，放大镜，锤子，玻璃柜里的剪刀、回形针、刀子、笔盘，药柜里的注射器，装着吗啡、胰岛素、硝酸银的小玻璃瓶，碘酒，秘鲁香脂，膏药，绷带，病人们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可以开始问诊、治疗了，就像昨天一样，就像五年前一样，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要各就各位。我也是，是的……我也有自己的位置，在我的诊室里，在我的家里。隔几个房间，安娜就在那儿等着我，我的钱存在银行里，不多，但今年不会有大问题，可能明年也没问题，谁会想得那么远？很明显，我身边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安娜负责打理我的诊室，到处都能看见她留下的痕迹，她把我的笔记和工具摆放整齐，把一切都安排得非常称手——但一件事一直让我很困惑，那就是不管我要找什么都找不到……不，什么都不会找不到的。我吃完午餐，吃得很撑，雪茄味裹着黑咖啡和淡淡的甜白酒的味道，在我的口腔里融化……是的，我轻飘飘，好像晕了。我没有忘记什么吧？我看了一眼工作日历。两点半是一个疑似痴呆病患者，接着是一个胃痛病人，再是一个失眠的将军，随后是一个守寡的法官太太，她觉得自己无法吞咽，却还在发胖。接下来是一个丢了工作的国家铁路局售票员，他勤勤恳恳地干了二十年，却在一次半开玩笑的聊天中冒犯了站长……是的，这些都‘没问题’。那么，究竟缺失了什么呢？我究竟遗漏了什么，忽略了谁？为什么这种不安在不断加剧？我打开门，轻轻地对着隔壁房间喊道：安娜……没人回应。我踮着脚尖朝她的房间走去，从门缝向里望，她躺在床榻上，身上盖着条绿色的毯子睡着了，看上去很疲倦，眼圈泛黑，现在她有的是时间……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又踮着脚尖走回去。一切都井井有条。我拨了一下立钟的指针，慢了三分钟。就在这时……或许，是这一刻吗？真的存在这样的时刻吗？可以这样衡量那种时刻吗？……我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所说的一点儿都不客观。我无法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也不指望你能相信……我只是在陈述我所了解的……该怎样就怎样，不会有别的方式。那一刻，我想什么都没意义了。我四下看了看。一切都是如此熟悉，一切都是如此完美地各就其位，电话本中有我的地址，这是我的家，门上挂着我的名字，我的安娜正在屋里休息……只是，正是如此，一切全都失去了意义。我没法解释。也不能理解。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就连赋予它们一些意义都不能作为最终的目标。这就是现实，是的……可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走到门厅，外套在墙上的衣架上，那是女佣半小时前挂上去的。墙上还有一幅牛津游览图，是一幅早前的平面图，下面是一只晴雨箱，里面放着一把男式雨伞和一把女式阳伞。主人正要迈出这座神奇公寓的大门。是的，雨一直在下。我又走回公寓，想把安娜叫起来；可是，应该对她说什么呢？我觉得，在我的病人到来之前，需要把有些东西理清头绪……我这样没法工作，没法治病，这种状态，恐怕连活着都很难。活着？我愤怒地讪笑起来。真是太过分了！我在诊所里坐下，客厅里有人找我。我听见那个疑似精神病患者嘴里嘟囔的声音和接待小姐回答他的声音。这样不行，我想。我需要很快地理清思绪。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家具的摆放位置。或者用烧柴取暖取代中央供暖。或者离开几天出去散散心，或是更聪明一点儿，干脆换个行当。也许应该跟安娜商量一下……可我该跟安娜说什么？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说透了，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或者事件是我想在这一刻跟她商量的了。我看着灯，打开，也许不够亮；现在，灯亮了起来，很快这一切就会有‘意义’的。但灯就是亮了也没用……我又跳起来，两只手捂着心口，我觉得这时的我应该脸色惨白。安娜，安娜！我无声地喊着。恐惧攫住了我。我感受到即将发生的事。我感受到了？不，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安娜还在睡觉，我不能无缘无故把她从梦里揪起来……不过，现在，或者稍早之前，或者可能很久之前，发生了什么？只是我现在才感觉到，意识和感觉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就像悲剧过后寂灭的星光一般向我们袭来，那是另一个空间，而我却觉得，那‘另一个’空间，那个‘现实’，变得越发逼仄、有限了，就像我自己的空间，那片模糊、无尽一样……已经发生了，是何时发生的？当两个人之间出现裂痕时，谁能把那一刻拍下来、固定住、触摸到？是在夜里，我们睡觉时？今天下午吃午餐时？还是稍早之前，在我回到诊所时？还是以前，很久以前，在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一起生活、交谈、亲吻，我们躺在一张床上，搜寻着对方的手和目光，像两个牵线木偶那样，即使弹簧断了，身躯依然在吱嘎作响，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活动……人死后，指甲和头发依然在生长，可能虽然血细胞已经死亡，但神经细胞还活着……我们什么都不懂。我该怎么办？我要点一盏多亮的灯，才能在这团迷雾和乱麻中找到那两人之间某种微妙的气场终止的唯一一刻，那千分之一的一刻？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安娜没有‘欺骗’——我几乎是盼着那一刻的，尽管可能有这样一个人，一个我能够看到或触摸到的敌人，我可以向他发起进攻，将他杀死……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并不存在。只有我们俩，她和我。这是一片迷雾。意义早就从这些家具、这套公寓、这份工作中消散而去，这只是一些化学方程式，其中的实质早就挥散无踪了。是的，这都是些朦胧、模糊的幻影。生活的实质、意义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还能活多久呢？哦，我知道的，很久。病人们来来去去，他们也就是这样，活上十几年，在黑暗中，永远在裂缝的边缘徘徊，而这条裂缝深不可探，没有意义也没有内容……被空虚、黑暗紧紧包裹。安娜还睡着，这时我觉得她睡得像个死人。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在这空虚的迷雾中探索着前进，这世界是灰色的、空无的、冰冷的……就这么活着，很久很久。吃饭、睡觉、做爱……是的，为什么不呢？就跟现在一样。因为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迷雾中存在或浓或淡的阴影，空虚也会变得拥挤或弥散！现在，我知道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昨天，也不是一年前，而是从我们相识之日就开始了。人们不会意识到这点。他们不会，也不敢意识到，有一天，他们的生活再也没有实质内容，再也没有意义……就连最伟大的人也无法承受。托尔斯泰在知命之年，才……才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这种空虚。他也承受不住。没有人受得了。我该逃去哪儿？可是，只要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有安娜的身影，那么一切就都有意义了。生命……安娜就是生命。她还睡着，我知道，她跟我没有共同之处，我俩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是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我特别想出发，去寻找、呼唤，看看接着会出现什么……也许我能将它带回来，让它和安娜同在，生命的形式多种多样。可是，空虚却不是。它就是如此开始的。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着。还生活了四年。”

他举起食指： “医学术语叫作：感觉无能。这是一个被偷换的概念，能很好地适用于工作，却无法在生活中作出解释。有一天，四年的婚姻啊，在突破重重困难走到一起后，我应该知道，安娜是如此……到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穿的……安娜自己也不知道。表面上一切照常。现在看来却如此明显……我看见了它，我小心翼翼地审视着，我收起诊所里的物品，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是多么平常！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与此相似的东西。我拾起了散落的悲剧，这是一种底色。家庭分崩离析，人们或向着死亡奔去，或失去了工作技能，迷失了对职业的追求，社会责任感逐渐弱化……家庭缺位，感情匮乏、消散，有一天，生活终将分崩离析……而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冷漠的生活伴侣。我不相信。于是我开始研究。我拒绝一切理论，抛开所有用于科学验证的辅助工具，独自一人挥起斧头，一路往那片原始丛林冲去。我需要穿过去。决不能停下来。我在寻找能聊以自慰的表象。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当然，我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得出这个结论的……我小题大做起来：冷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问题。原因可能是教育、环境、恐惧，也就是一切文明的代价。那些在阶级社会中对文明肩负责任越大之人，其问题就越严重。阶层越低，这种问题就表现得越温和，也越容易解决。我发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阶层中，大部分女人都很冷淡。”他语调尖锐、语气生硬地说道。法官用裁纸刀轻叩桌面。这个动作魅力十足，很引人注意，尽管声音很轻，却非常有力。“请原谅，”他说，“这是很正常的事。一切平常之事都是廉价货。廉价而危险。”他咳嗽起来。格雷纳尔医生等着法官的咳嗽声完全停下来。“我谨慎地说过，”他僵硬地说起来，“我说过，大部分女人是这样。而且就是我们社会阶层中的女人。看上去，这就是文明程度提高所导致的结果。这些受到影响之人都失去了行动能力。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瘫痪了。有时，我能找到原因，偶然性、运气和执着会将有些东西揭示出来……但大多数时候，我什么都无法了解。我只能判断现象，却无法弄清原因和结果。有时能平息这种纷乱……但很少能做到。有段时间我觉得很惭愧，我被说成拥有神秘力量的巫医。那些病重的人们不会放过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当然，我也没法帮他们。只能缓解病痛，解释病情，安抚他们的情绪，是的。我并不是心怀善意之人：我根本不在乎这些病人。想象一下，如果你爱的某个人病得很重……医治他的前提就是解剖一些活人，或者用一些活物做实验，这样才会有用……我想治疗安娜。现在，她也明白了。我们之间有些东西正阻碍着她与我完全合而为一。身体很顺从，灵魂也没有异议，剩下的秘密就是个性，它没有完全投入进来。她最看重的就是一颗灵魂，一片赤诚，一个人或一件物。与生命无尽的组成物质相比，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虚无？自然挥霍无度的运作方式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知道大脑有六十亿个细胞，除了如此这般的物质铺张之外，一种隐秘的感觉，一种连我们自己都毫无意识的情绪又算什么？有时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我又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我试着让自己相信生命的意义是唯一的，就是为人类服务。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我剖析自己，绝不手下留情，我躺在手术台上，毫无保留，彻头彻尾地审视自己的情感、记忆，然后我希望：我错了，我犯了个错误，我并不爱安娜或者爱她爱得不够多，我不够聪明或者不够狡猾……也许就是需要这样。爱情不是田园牧歌！我病倒了。同事帮我做检查，我只是选择性地听了一下他们的意见。首先出现问题的是男子气概。这还有名字，什么东西都有名字：压力，他们说，造成了心律不齐。当精神无法处理一种情绪时，它往往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扰乱身体的机能。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表现为机能退化。有时会发生一些少有的，连我们自己都发现不了的变化。这是一种压力感，也就这样了……不期而至。再然后，就没事了。你对这种事肯定不熟悉，你很健康，不存在让你喘不过气来的压抑情绪。”他飞快地、不带情绪地说。法官感觉自己脸色惨白；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下意识地抽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或者还有一个理论认为，这是一种感觉，这种特殊压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僵化成文明，成为一种溃散的文化。你说得对，这只是一个理论。然而，这些症状却相当顽固。恶心的感觉。这是一种……羞耻感。就好像你犯了什么弥天大错。谁听见了？我们就这么生活了四年。然后，安娜受不了了。表面上看来，是她受不了这种压力。婚后第八年，我们决定离婚。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觉得震惊，为我们感到惋惜。我们一直是一对模范夫妻。别人都以我们为榜样。我们从不欺骗对方。也从不争吵。只是，我们再也受不了在彼此面前保持沉默。你知道，就是性格的问题。安娜走了。我独自生活了六个月。”

17

“这四年，也就是我们婚姻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他自问道，眼睛盯着窗外。街上还是一片漆黑。公寓仿佛凉透了。法官感到很疲倦，开始浑身发抖，不停地搓手。格雷纳尔医生两手交叠地坐着，时而目光盯着手掌，时而不停地绞着手指。“这种……我试着抵触这种观点。我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在与之对抗。生活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需要互相陪伴，共同承担生活，抵抗压力。倒是有这样的意愿。是的，有的……有很多可做的。也会痊愈。我看到过。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痊愈。我鄙视这种晕眩，它是一种缺乏道德的行为。请务必保持完整，保持身体和灵魂的完整，去相信，去仰视，向着意义的方向。它在明亮的高处……只是在深水中，深重的阴影、恼人的冷血动物、长相奇特的鱼类不停地在水底爬行、逡游，没有任何意义……去明亮处！我想。现在，我终于懂了，没有别的方法，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环境把命运变成了一种偶然；我们得到了该得的一切。都是些碎片。也许我也可以……你知道，当事情关乎整体或一切，或是与什么都无关时，人就会变得平和。安娜跟我在一起时，并没有全心投入……这很难说……即使到今晚，还是很难说。有段时间，她还想寻求解决办法，她想受点儿折磨，就像一个全优生要完成繁重的课业一样。安娜很优秀，也很单纯，安娜爱我。这样终究也能生活……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着。假如每个人都想变得完美，得到真理或者找到唯一的解决之道，他们又该往何处去寻找！还有别的。耐心、人的奉献、望不见尽头的世界……只不过，你看，如果这股诡异的暗涌无法改变我们的意愿，那么这一切都将成空，神秘的虚空。你与其他生灵之间的这股特殊的潮涌……这就是生活。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在填满生活。但这架机器在空转，什么也无法碾磨。也许我还能忍受。但有一天，安娜终于逃离了……公寓，我们昨天还共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装饰和摆设，与我们毫不相干。语言在昨天还有意义，而今天却只是陈述事实的工具。

“就这样过了四年，”他轻声说，“四年。四年的等待。四年的尝试，治疗方式、生活方式、集合、个体、麻醉药物。四年的炼狱。”

“请原谅，”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也同样柔和地低语道，“你从来没有……我理解……你什么都不相信？”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医生说。

沉默许久。门悄悄地打开了。泰迪从半开的门进来了，这是一条胆小的宾格利犬；它谨慎地试探着靠近他们，浑身毛发直立，不停地颤抖，看上去很自卑。也许这会儿它很紧张，克里斯托弗稍有走神。他想用命令的手势赶走这条狗，但他的手就像灌了铅似的，行动的指令无法传到手上。而且，他也觉得有些不自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他在《圣经》中读到的，上一次又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他想大声地说出来；但他的喉咙被封住了。时间不早了，也许快要天亮了。他还不累，注意力特别集中，思绪活跃，他记不得最后一次这么精神、这么清醒是什么时候了。泰迪站在医生面前，下巴搭在他膝盖上，用疑惑、宽容的眼神盯着这个陌生人。医生缓缓地抚摸着它的头。“我能对这四年说些什么？”他的语气好像是在问这条狗，狗抬眼看着他，“这里的一切都是黑暗的，毫无尊严……失去尊严是活不下去的。至少她这样想，安娜，她没法卑微地活着。所以她走了。她离开了六个月。律师递交了离婚申请。昨天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还是前天？我忘了……时间全都混淆了。将近晚上的时候，过了六点，电话来了。她的声音在电话中听起来如此陌生。她住在旅馆里。是的，她知道明天下午要……律师已经写信告诉她了。她在电话里没有说话。我六个月没见她了。这段时间她都干什么了？她在哪里生活？她过得怎么样？这些都‘无法解释’，需要一鼓作气说清楚，我只能听见她的呼吸声，或许是完全的沉默。她的沉默从城里某个遥远的电话听筒里传来。随后她说，她想和我谈谈。她说得很快：让我别担心，没什么事。一切还像我们之前决定的那样。她知道这样不对，也许还是不要见面比较明智。但如今，我们已经明智了这么长时间。当我听说她非常疲惫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去找她。她住在那儿，多瑙河岸旅馆。她让我记下房间号；又跟我说不用告诉前台我的名字。这一切都非比寻常，这种陌生感让人背脊发凉。安娜让我去找她，还不让我告诉前台姓名……接着我们会交谈，谈些什么呢？……谁会出现在我面前，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接下去该怎么办？摇铃叫客房服务？让他们上点儿茶？这一切都有种无法言说的怪异，我在电话中痛苦地发出了可笑的声音。我手中拿着高礼帽，站在安娜面前，就在旅馆的房间里，眼神犀利地盯着她。她命令我坐在她身边……她大约是想让我放松下来，让我觉得像在家一样自在……房间里到处散落着她的衣服和行李，那肯定是我一年半以前在多罗乔路给她买的那瓶红酒的包装……但也许是人家新买的东西；也许？肯定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害怕‘新’东西。也许她还买了一件新礼服，这六个月里我没少给她寄钱，我知道她在施泰尔马克的疗养院住了很久，接着又去了柏林，住在她一个很久以前就移居到那里的朋友家里。也有可能她和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这样也好，我想。但就在那一刻，痛苦深深地刺进我体内，刀锋触碰我的腹膜，就像扎入了一个麻木的身体……不，熬过这种痛苦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我没法完全确定在受到痛苦侵袭时，一个人究竟该如何表现。也许应该拳脚相加……一切决定和尊贵的意愿都无法挽回。我应该待在家里，否则我就应该避开这次见面。我一直很厌恶这类好搭档似的夫妻，他们即便在离婚的过程中或是离婚之后，也能愉快地见面、共进晚餐，互相信任，做彼此的知心朋友。我不要做什么好朋友。明天中午我们就要离婚了。我知道法官的名字，他是我的校友，他会宣读离婚判决。我也不想再见到安娜。我的心胸没那么开阔。我也不要做她的好友，宽容的朋友。我一点儿也不想再与安娜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能那么做，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可她现在已不在欧洲了……是的，或许当我听说她死了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那些在‘事后’还能轻松而不失礼节地与对方做朋友的，都是些什么人呐？……一股黑暗、强劲、纯粹的情绪将我与安娜紧紧绑住。我曾经想要爱她，毫无保留地爱她……但现在，我却想要带着我所有的秘密，完完全全地逃离她。我不想神色哀怨地去见她。我看不起这样的人。这时她突然说道：你在家里等着。她挂了电话。”

他双手捧起狗的脑袋，两根大拇指掰着它的下牙床，观察它漂亮、健康的琥珀色牙齿。“诊所已经没人了，所有人都走了。我不停地在公寓里转来转去。这六个月里，我一直一个人生活。我把女佣解雇了……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女佣背景有点儿问题，有犯罪记录，不过你的材料里没有她的名字。打扫卫生的女佣还来，我用不算高明的手段欺骗她……是啊，人总是不知道有一天会因为什么而感到愧疚。有几个早晨，我不让她进卧室，好像那儿有个过夜的陌生人一样。但其实什么人也没有。六个月来，谁也没来过。这六个月……这也不是最糟的。这儿成了一个空旷的广场，回忆空空荡荡。四年，八年，三十八年前更糟糕。我的内心失去了平静，却并没有感到特别痛苦。这是一种畅快淋漓之感，就像病入膏肓，突然一切就要完结了一样。而现在，这种畅快之感即将走向终点。我该怎么办？我浑身的神经都想要逃离。我们在公寓里不停地踱步——我最终还是无法让安娜在沙龙里坐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像最初那样，一起选家具？一段婚姻就是这样开始的，也将以相同的方式结束？我站在黑黢黢的前厅里，似乎听见警报拉响的声音。我就这样等着安娜。她到了，门铃响了。门铃，在一片寂静中，轻声响起来。接着，一切都改变了。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我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迎接她，是该吻手还是只握手？……安娜怎么样？还是那么熟悉……但她的鞋、保暖套袖和礼帽都是崭新的。她很疲倦。我们朝诊所走去，就像两个在工作时偷懒的人。安娜像那些疲累不堪或是恶疾缠身的病人一样躺在沙发上，就是那张已经摇摇欲倒的沙发上。我煮了些茶。安娜不做家务，也不随便说话，她不关心公寓里的一切，也不会像受了冒犯似的指责这个或是那个没有放在原位。她闭眼躺着，小口啜着茶，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无力地微笑着，紧闭双眼。谁都没说话，我看着这张熟悉的，熟悉得令我格外痛苦的雪白面孔。一切疑问都会显得多余而绝望。她为什么要来？她还有什么要说的？明天下午，在法官面前，她挽着律师的胳膊走进审判大厅，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走完我们这被肢解的八年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刻，不是更明智吗？我沉默着，因为一切鲜活的词汇都无法像过去舞台上呈现的那样指涉他物，一切词汇都将一股脑儿地揭示出事件的原委，我无法知晓什么样的事实会倾泻而出……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将近午夜时，她躺在沙发上，不肯放开我的手，她开了口。她想对我说话。她早就想说了；但想说和确定想说完全是两码事。人活着，知道一些事情，这种知识编织起了这个人的思想与梦想，他总会去想象，却从不组织语言，只是形象地去想象。然后，有一天，他就会了。而这时，他却无能为力。这就像下棋一样，他只能走一步到这儿，或者那儿。一步，就这么点儿机会，也可以放弃；一步，生活就许你这么点儿机会，而对手，那个无形的对手不会直接将你的军，你也不可能永远这么活着，一步一步，绝望地活着。不管怎样，只能陷在这棋局中，怨艾这一步一步的机会。上帝啊，怨艾……这些话啊。她的手握够了。我沉默着，两根手指不自觉地搭在她脉搏上。她的心脏平缓而安静地跳动。她一点儿都不紧张，神经舒缓。她说话思路清晰，还不时停下来，沉默一会儿。她的话条分缕析、情感丰沛、深思熟虑，我们就这样理智地谈了一个晚上。

“这时她可以谈了，因为不再痛苦。”格雷纳尔医生说道，他聚精会神地检查这条乖狗的牙齿，“能够认识到这点，需要的是孤独，深沉的孤独。那时，她已经拥有了孤独。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斗争，探索灵魂的本质，为得到这种认识而武装自己。她终于可以说：遇见了。一个人和自己的相遇。也许会很恐惧……我一直不敢。我的工作、本性、角色，我的一切都建立在我未曾完全认识自己的基础之上。安娜已经度过了这样的时刻，不可能逃跑了。这是种无休无止、无法衡量的孤独感，她说。在这个空间中，谁都无法靠近去帮助她。只能独自承受。这始于柏林，有一天，她接到了离婚判决当天代表她出席的律师的信函，律师告诉她，审判日期已经定下，还告诉了她法官的姓名。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博士，这是法官的姓名。律师还写了点儿其他内容，跟我谈了好几天安娜的赡养费问题。现在她都知道了。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那就好像是一道命令，一次打击。也许，令人惊讶之处就在于这是一股能让灵魂在这命令面前封闭起来的力量！八年，九年！安娜准确地算出：十年零三个月。她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你的。那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你已经是法官。还没成家。其他么……不过其他的你也都知道。现在，你都知道了。你不用否认；这跟你没关系。没人会指责你。做不了什么……谁都做不了什么。我的确对你有一个疑问。就一个。之前我已经问过了。现在，我再问一遍……也许……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现在你已经猜到我的问题了。这八到十年里，你梦到过安娜吗？”他卑屈地问道，声细若蚊；他神色若乞丐，说话像医生。科密沃什用裁纸刀敲了三下桌面；接着，把手里的工具丢到一边。“梦……它是什么？”他兀然鄙夷地问道，“生活不是由梦组成的。”“哦，不是的，”医生急忙掩饰尴尬，“梦，你说对了，梦并不代表什么。它们没有建构的力量，也无法反射光线照亮生活……起码鲜少发生过影响白昼的情况。只有在科学、艺术和文学中才有这样的例子。但梦，你说对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干扰。没有意义。梦极少成为事物的原因，几乎永远只是一种结果。你看，”他低三下四地说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我要的并不多。对你来说这没有意义。很简单……在我投案之前……我想要知道真相。一个处在我这种情况下的人，要求的已经不能更少了。你就像在用一菲列施舍大街上的乞丐。而对我来说，这一菲列就足够了。你说……不，这太过分了，太粗鲁了！你发发慈悲，替我想想，把这些蒙在迷雾之中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真相送给我吧，就当是纪念我。这些年你梦见过安娜吗？”他固执地重复着。法官浑身一激灵，伸展了一下麻木的四肢，一动不动地坐了几个小时后，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透心凉。“梦，”他说得很慢，仿佛要将每个词按词汇组合的本质拆解开来，“梦境，疯狂。”他缓慢、吃力地重复着。“是的，是的，”医生赶紧安抚他，“梦境，疯狂。比迷雾还少见。我们不能这么做。暗影在玩弄我们。你梦见了吗？”法官眼神迷离。“十年，”他说，“你说，十年了……我不记得了。”医生想要扭转态势，说道： “我想是的，怎么会不是呢，我想是的。如果还要提条件，那也太大胆了……人们总会忘记自己愚蠢的梦。假如我今晚没来这儿，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心灵时常会创造一些幻境。它会将一种思想、记忆和欲望置入真空中……完完整整地。你看，安娜很久以来什么都不知道。当她遇见你以后，当她知道人们了解现实的方式，知道人也有手有脚之后，她还是无法理解自己从何处得来这些能力、力量，能让她在这十年中与世隔绝。她说，这样的移情几乎是完美的。当然，是那些梦……但那些梦已经无法让她像十年中的每一天，挽着我的手臂度过的每一天那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是爱我的，否则还能怎样？但她一直牵挂着你。人们是不相信这种事的。但我需要证明这不是真的。所以我来了。现在，这一切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安娜死了……是的，我杀了她。对我而言，现在只有理论意义了。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检验。当然，我个人也是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安娜死了。你知道，那天夜里，她说十年前她见到你，而这次相遇的意义对她来说是天翻地覆的；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相遇……让我想起了这样一种召唤。我无法装聋作哑地陪伴她左右，我也不可能误解她。她就是这么认为的，那天夜里她还说，你也应该听从这种召唤。一个人不可能听不见，这召唤声比惊雷还要震耳欲聋，一个人不可能在这召唤声中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地继续前进，成为一个耳目闭塞之辈。这样的相遇一生只此一次。但生活，你知道……另一个人……有时就径直前行了。得不到任何解释。谁都无能为力。生活还在继续，清晰的召唤声一直在回响，你们有时能遇到彼此，但后来你成了家，再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接着便天亮了，青年时代继续前进，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万物秩序’，我介入进来，一切就停留在了朦胧、模糊的自我意识中，一个人的声音和动作、某次在岛上手中握着球拍的相伴而行。这比虚无还要缥缈。你会时常进入她的‘脑海’吗？年轻的女孩总是不乏追求者；而你只是没有追求安娜。尽管如此，追求……口头上什么也没有错过。而这一切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的幻想。但后来，生活将安娜转交给了另一个男人。我就是这个男人，我们相爱了，不惜一切代价地相爱了。她把一切都给了我，唯独缺了你。她不知道，她从不谈起，也从不想起。可能这就是矿藏的燃烧方式，缓缓地升腾起烟雾，像灵魂保守秘密。白天的景象被梦境替代，出现了千变万化的情景、面孔、人物和状态；你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她和我在一起时神情一直很警觉，她其实没有和我在一起。然而这些时候，她都认为自己与我同在，最后，你还是向她走去。”“这简直就是疯了。”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说道。他想要跳起。但医生冷漠笔直地、一动不动地僵坐着。“你看到了，这个病症只有你能诊断。也许，是疯了。是臆想。是歇斯底里的对女人的意淫。但如果我在你这儿能找到这个梦的另一半……那么臆想将会停止。回到现实。就像山河、房屋一样的现实。那时，只有在事情发生的地方才会有另一种现实；事实、行为，是的，事物本身只能反射另一种更真切的现实。假如你回应了，假如你能够回应，那么安娜便能说实话。只需要一句话。你不敢说吗？要我帮你？还是你不会说？回答！”他咄咄逼人地边说边站起来，朝法官走去，故意挺直腰板，好像长高了一样。他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挑战姿态站在科密沃什面前。“你受不了……我明白了，这很困难……是的，如果是这样，你在这儿建立的这一切，在你周围沉睡、栖息的一切，都将只是一个错误。是一场误会的产物……回答我！”他两肘撑着桌面，身子倾向法官。“她回答了，她已经回答了。她确信自己敢于面对。黎明时分，在她坦白一切后，我去厨房煮咖啡，因为她冷得发抖。等我回去时，她已经睡着了。我给她盖上毯子，坐在她身边。已经是早晨了。她睡得很沉，有时会在梦里发抖，我又去拿了一条毯子，盖在她肩上。她就这么睡了两个小时……那时我才注意到，她的嘴开始冒白沫。我在诊室的书桌上看见一个玻璃杯。那是她在我去厨房煮咖啡的十分钟里拿来的。大概早上五点半左右。毒药已经吸收进体内，我熟悉安娜的体质，就像全世界只有她这一个身体一样。人在这种时候只能机械地行动。我知道还为时不晚。毒药完全吸收需要四五个小时。医生的本能让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我从下面的抽屉里翻出空气泵，同时要打急救电话。这种时候，人一般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不会去想；你看，我突然又变成医生了，神经完美地配合着，我吸满一针筒强心剂，手里拿着强心针和空气泵朝熟睡的安娜走去。她已经昏迷了，但这会儿的无意识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死了……我把空气泵丢在桌上，两根手指拨开她的眼皮，反射已经没有了。我坐在那儿，你知道，是个人都知道……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就太悲惨了……我熟悉安娜的体质，也清楚安眠药的药理、剂量，我知道身体会在什么时候如何反应……我知道这剂量是致命的，但还没有完全吸收，我还能救她，这时候，也许还有半个小时……她的脉搏很弱很慢，但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试试所有的办法，也许我还能救活她。也许？如果我救不了她，就不是医生了。这是一个典型病例……可以用来教学和示范，这就是那种我们确实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挽救病人的病例。我把针筒放下，在她身边坐下，摸着她的脉搏，看着她。我用手绢把她嘴边的白沫擦掉。我一直看着她。这时我意识到，我不会去救安娜了。她选择了这条路，迈过了最难的那道坎，走出了第一步。她再也不知道了。多么简单的一步，就像做梦一样——是啊，真的就像做梦一样——现在她能从生活走向死亡了。摇摆不定的无意识状态，有些像她活着时一样……她不可能走得更美丽了……我抓着她的手，脉搏越来越乱，波动越来越大，随后逐渐慢了下来。这节奏很特别。这时我知道，我不会叫救护车了。过了一会儿，我放下安娜，清洁女工按响门铃，已经八点了。我走到前厅，把她打发走了，在公寓门上挂上一块牌子：‘格雷纳尔医生有事不在’。我走回安娜身边。现在……现在做什么都没用了。躺在我面前的身体，这具珍贵的、最可爱的身躯，成了一堆细胞团，身体正散发着自我意识的最后一束光芒。这具身躯从未完整地交付于我。我跪在她身边看着她。我为什么要把这具身躯救活？这是一场意外，一场不带感情色彩的愚蠢的意外……她在这尘世的喧嚣中与某个人相遇了，灵魂跌跌撞撞地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她无法痊愈了。前方有什么在等着她？还有什么在等着病人们？挂着我熟悉而深爱的疲倦、甜美、悲伤的笑容离开，竟是如此容易……这笑容就是她，安娜……我在这几个小时内，在她失去意识的脸庞上，找到了这笑容极为微弱的反射光芒。过了正午。脉搏已经感觉不到了。我在这儿，在安娜的尸体边坐了几个小时？早上五点半，我发现她失去了意识，那时我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过去了，我就这么坐着，我们俩。两个人……是的，这是属于我的。我理解了安娜，理解了这些力量后的几个小时，哺育了生命和死亡。我无法说出口，无法对此说些什么。我只是刚好理解了。快四点时，我用安娜经常披在身上的那条毯子把她裹好。我知道，是我杀了她。法律条文里，这种行为叫什么？非蓄意杀人？谋杀？是啊，我并不在乎是什么罪名。我走到浴室里，刮了脸。接着又回到诊所，把我想用来复苏安娜心脏的针筒扔掉，掏出另一支针筒，吸入吗啡；我卷起袖子，用蘸了消毒剂的棉球擦拭了一下皮肤……但这个动作把我吓到了。我还不想死。我还有事情没做完。这个微不足道的医学预见提醒了我，我并不是真心的，我不想死，至少现在还不想。我应该早点行动，应该了解些东西。现在还不能。我需要知道真相，我需要听到那句话的另外一半。然后，是的……安娜开了那句话的头，现在请你把它说完。我想，就算是回答一位女士的问题吧……我把安娜留在那儿，锁上门，就来你这儿寻找答案了。你不回答，我是不会离开的。这些年来，你梦到过安娜吗？”

这时，泰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它站在书桌前，又向克里斯托弗走去。法官站起来。他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房间里，清冷早晨的光线透了进来，还有些昏暗，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的脸在这昏暗的光线中有些发灰。“是的。”他用颤抖、浑浊的声音说道。“很多次？”医生问。“很多次。”医生善意地点点头，仿佛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似的，现在他只想知道一些毫无意义的细节： “是周期性地经常梦见吗？”法官想了一会儿。他所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犀利而干涩的，就像个独裁者： “这我不能回答。”医生又点了点头，无意识地、缓慢而痛苦地搓着手： “是的，这很难回答。也不重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他坚定而彬彬有礼地询问道： “在这十年零三个月里，你是否幻想过和某人发生身体接触……你在想象这种身体接触时，是否在你眼前鲜明、清晰、真实地浮现出了安娜的脸？”科密沃什开始缓慢地绕着桌子走，他往窗边走去，停下来，向外望去。他转过头说： “这我也不想回答。”“谢谢，这就够了。”医生恭敬地说，“没有其他问题了，请原谅，打扰了你这么久。”他鞠了个躬，朝门厅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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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把他送到前厅，为他递上外套，打开门。“上帝保佑你。”医生说道。他往上提了提外套的领子，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门口，又鞠了一躬，动作有些僵硬。“上帝保佑你。”科密沃什说道，在医生身后关上了门；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小会儿，听着医生小心迈出蹒跚的步履。他走回房间。泰迪在他身边没有动弹。“去你自己的地方待着。”他轻声地对狗说道。但泰迪这时也有点儿“神经兮兮”，它浑身发抖，毛发直立，低声咆哮着。法官靠近这只打着冷战的狗，坐在桌前的扶手椅中，一只手托着狗脖子，时而不经意地摸摸它耸着湿乎乎鼻子的脸。突然传来的房门开合声打破了屋外马路上的空寂。克里斯托弗看看钟：六点一刻了。还有半小时家里人就要起床收拾了。他觉得很冷，慢慢在冰凉的家里踱起步来。他停在孩子们的房门边，小心地转动门把手。泰迪轻轻地向前跑去，用身体顶开门，转头看了看主人。两张围栏床中间的小桌子上点着一盏笼着纱罩的灯笼；高博踢掉了被子，他样子胖乎乎，不时抽抽鼻子。爱斯特在梦里满头大汗，她长着金发的小巧脑袋从枕头上滑了下来，一只手抱着米老鼠，那是两周前将军夫人从维也纳带给她的时髦玩意儿。法官走到两张床中间，轻轻地为高博盖上被子，又把枕头塞到爱斯特的脑袋底下。他看着这两个熟睡的孩子，看着昨天下午还想玩“三只小猪”游戏的高博，可他没有找到那第三只小猪，所以，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整个白天他都闷闷不乐。现在，他平静下来了，这张胖乎乎的脸安静地微笑着，仿佛正梦见什么舒心事儿呢。克里斯托弗关切地看了看这张微笑着的孩子的脸。这男孩是科密沃什家族最年轻的后代；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胖孩子能做个干净、清爽的好梦，夜晚的黑暗力量千万不要靠近他；也许，也许天明时也一样，科密沃什· 高博的生命正迎着朝晖，不久便将迎来无限光明与灿烂。他站在两张床之间，思索着头天晚上侵入这个家庭的暗影。他走去赫塔的房间，在门边停了下来，看着睡在朦胧纱帐中的妻子，认真、仔细地端详起她沉睡的脸庞，深沉地吸着这房间里熟悉的气息，望着床头上方的十字架和圣水盆。赫塔信仰基督教，他想。我了解她的梦。这一切绝不会生出“歧义”，这个沉睡的女人和两个沉睡的孩子……他悲伤、疲倦地笑了笑。睡梦中的妻子感觉到了他的眼神，轻叹了口气，转过身去，抬起雪白的胳膊，在空中做了些无意识的动作后，便把手臂收回被子里。睡吧，克里斯托弗想。安静地睡吧。天亮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在身后关上门，从这温馨的生活氛围中抽身而出，回到书房伸了个懒腰。现在该干什么呢？睡觉已经来不及了：几小时后就要开始办公了，要去上班了。他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一样，睡眠不足，还有些紧张：就像一个夜里巡游了陌生之地的人一样，现在，他觉得与晨光一同射入他眼帘的熟悉和信任是如此令人欣慰。是的，他要去泡个澡，刮个脸，换身衣服，也许还要和孩子们共进早餐。十点钟要开始第一场调解会，他正好那会儿会出现在法院。需要调整一下日程，今天上午有一个案子取消了。可以确定的是，结婚或是解除婚约、调解或是离婚一直都是这样。

他站在窗边望着街上。在清晨金色的房间里，他看见这条街道时刻展现出的生动线条和无法忽略的绰绰暗影。他用一条胳膊撑着窗框，就这么站了许久。真的，这就像是晚间出游归来，在清晨终于望见自家屋顶时的感觉。那种清醒的疲倦隐隐刺痛着他，这是一种被疏解了的紧张感，是轻松的解脱，他觉得自己从某种陌生的危险中，也就是旅途和陌生感带来的威胁——是啊，又一次袭来——中逃脱了。从今往后，他就生活在家里了，而且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离开家。看上去，这就是现实，这些房子、隔壁房间里熟睡的可爱脸庞、工作、触手可及的世界。是的，这个晚上他走得太远了。应该卑微地活着，因为清醒和沉睡之间有一只异样的手，陌生的意志引领着我们。他想要相信；在这目之所及的世界里，他想要谦卑地信任一个自己都不熟悉的他者。他想为家庭和另一个他敬重的、他业已宣誓奉献的更大集体作出贡献；他要按照上帝的最高旨意和人类准则作出贡献。他管不了别人。别人……他擦了擦额头。他迷离的眼神从窗外的街道转了回来，停在“克里斯托弗一世”的画像上，停在那儿。这位大法官平和而充满感情的眼神望向时空；画中的他穿着礼服，神色庄严，毫无畏惧。他看着画像，仿佛听到了早已消失在时空之中的人的声音：醒醒，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醒醒，鼓起勇气！天亮你就该工作。保持谦卑，鼓足勇气！要有信心，要摆正思想！世界是柔和的；要保持你的专业精神！他低下了头，把脸埋在双手之间。

要什么时候才能罢休？这只是肉体上的倦怠、萎靡不振，肯定是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赫塔马上就该醒了，到那时再说吧……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坦诚地讨论着生死、日夜的话题。马路上送奶车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接着便听到了清晨的鸟儿啁啾。街边的房子沐浴在充沛的晨光之中，稳稳地、坚定地立于自己的地盘。炎热湿润的秋日清晨似乎苏醒了。黑夜已尽；白昼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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