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叛者/（匈） 马洛伊著；赵静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6

　　（马洛伊·  山多尔作品）

　　ISBN 978-7-5447-6228-1

　　Ⅰ. ①反… Ⅱ. ①马… ②赵… Ⅲ. 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4204号

Zendülők by Márai Sándor

Copyright © Heirs of Márai Sándor

Csaba Gaal (Toronto)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delphi Edizion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119号

书　　名　反叛者

作  者　〔匈牙利〕 马洛伊· 山多尔

译  者　赵 静

责任编辑　方 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4

字  数　144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28-1

定  价　4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录

序

两张红桃A

原始森林与温室

青铜蛇

喷香的奥玛德

木版画

存货

序曲

逃亡

秘密

前戏

预演

音乐

猜疑

满大人

当铺

五月节

序

这部小说是一套长篇小说系列中再经修改、最新再版的一本。这套长篇小说系列曾于1934年至1947年间，由当时的布达佩斯列沃伊（Révai）出版社出版，全套系列中的三部书分别为《反叛者》、《忌妒者》和《愤怒者》，三部书总共分五卷。第六卷，也就是这一系列收尾的一卷，原名为《艺术与爱情》，1948年春已经准备付印，但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变故迫使我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这一卷更名为《落伍者》，也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画上了一个句号。

或许，在这套长篇小说系列完整、统一出版之际，也是笔者应该向读者告知自己写作意图的时候了。《反叛者》和《忌妒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面世的，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还在以余震的形式存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 里。这三卷也发行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但是，在1940年至1943年的这几年中，后续的《愤怒者》，我只是为了抽屉注而写作，因为随后发生的政治变故也没能给它与读者见面的机会。现在，借由这新一次的出版机会，1947年第一次面世的这些小说得以再版。在校对样稿的过程中，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又再次复苏，那是一段我在近乎窒息的孤独中拼命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的回忆。

与这些小说的再次相见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些书封存在船舱的货箱里，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漂洋过海，这也是迫于迁徙的生活境遇。阅读时，有时会产生那样的感觉，好像很多我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那一段时间的现象，在总体上和局部上都与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相吻合。奥斯卡· 王尔德说过，生活模仿艺术。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是再近一些仔细看却没有了意义。生命是一串行为的过程，独立于精神的影响。笔者从那些已经固化了的、变革的风险中拼凑出一幅图画，之后这幅图令人惊奇地显示出，它好像预见了时代的一些现象。但是，乌托邦总会落在现实的后面。法国有一个说法：越变革越是跟以前一样——这一句其实更准确。制服和徽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变换不停，但是那一串行为的过程却还是一模一样：专制，扼杀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就业，而且还时不时地挑起战争，因为寄希望于能以此摆脱内部和外部的麻烦。制服有时是棕色、黑色或红色，但是，那被套进制服里的人却是一样的，因为他做着一样的事情。徽章有时是这个图案，有时换成了那个，但永远都是命令式的统治。那命令让人们把徽章别到胸前，然后限制人们自由地相处。那位老年的德国作家，在小说的第五卷中，在1939年的囚禁中向一位伪英雄述说他生活在其中的窒息和压抑，四十年后，他仍然在相似的境况里艰难地喘息。在富有节奏、熙攘纷乱的大市场，民众的演说家发表着他的“无阶级社会”信仰的言论，今天他仍然在说谎，因为没有阶级只会剩下人群，而没有社会。

在世纪的大案中，在命令式的统治体制对自由民主的案件中，改变的只有战略。案件中的材料仍旧是那些。

“市民作家”做出了尝试，就是对这一时期做出陈述，那么，读者自然询问： “格仑们的作品”注到底是怎么回事？……“市民”在当今的争论中成了怪物，被称为布尔乔亚，成了有着啤酒肚和狰狞面目的剥削者。人们听到过，在封建制度灭亡后市民创造了一种文明。人们也听过，市民发挥了作用：创造。中产阶层——在人群渐密集和技术上以我为主的世界里——继市民之后，已经不再创造，而只是消耗： “消费”，生产出了消费文化。市民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城市，在人群渐密集的世界里，中产阶层将城市连带空间塞进水泥，取名为住宅。“格仑们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气氛。一种氛围，人的生命在其中，除了存在之外还需要意义和地位。如果格仑中的一两位仍在哪里存活，在耄耋之年他们被迫般感到，地心引力似乎已不能再把他们留在地球了。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生物学者：生命是什么？无机物发生转化，变为有机物，门槛在哪里？——他的回答是： “生命是一个化学反应。”在生物学者的专业领域，这的确如此。但生命还是别的什么，还需要气氛。格仑们熟知此道，在他们建设了城市和房屋的同时，还特别为此生产了气氛……

注　意指并非为了出版而写作。

注　一部小说套集的名字。

两张红桃A

医生的儿子痛苦地蜷紧身子躺在床上，浑身像是被汗水淋洗了一遍。他感觉自己在发烧。他朝窗子望去，透过四方的窗框能看到街景：一棵树，一个房顶和三扇窗户，它们渐渐变得模糊。对面的烟囱里冒出又细又直的烟缕。房间低矮，拱券式的，屋内光线晦暗，跟外面的街道相仿。初夏的闷热从打开的窗户里灌进来，在这潮湿的黄昏，燃气街灯发出绿色的光。春季的夜晚，常会落下这种看不见的薄雾，将街道晕染成绿色。厨房里，女仆哼着歌在熨衣服。熨斗注内炭火发出刺啦的声响，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好像黑暗中唰地擦燃了一根火柴注。他知 道，女仆一定是正在轮转那滚烫的熨斗。

医生的儿子蜷缩地躺着，目光直视，阵阵干呕。三点时伙伴们已经离开了。他感觉自己是从噩梦里突然惊醒，然后自我宽慰：没事，只要醒过来，一切都没事了，生活仍会继续，规矩和勤奋将会使你成功。他苦笑了一下，慢慢坐起身，感觉四肢也逐一回到自己身上。他坐在床边，呆呆地环顾周围，然后动作迟缓地下床，腿上好似灌了铅。他走进厕所，在黑暗中摸索到一只水壶，在池子上方低下头，把壶里的温水淋到自己汗湿的头发和前额上。他朝门口走去，头上的水滴滴答答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盲人，好不容易才摸索到灯的开关。他在桌旁坐下，心不在焉地用柔软的毛巾擦起头发。

床头柜上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七点钟了，他们一定已经在等他了。男孩已经这样浑身痉挛地在床上躺了四个小时，一动未动。他转了转脑袋，又把手指塞进领子注与脖子之间，领口似乎太紧，不太舒服，需要调整一下。他喉咙发干，于是进厕所洗了个手，用漱口水使劲漱了漱口。厨房里的女仆大概是注意到男孩的房间亮了灯，她停止了哼唱。男孩把领子从衬衫上解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八点钟了，可是姨母还没有回来。

很早以前，在他还是孩童时，姨母曾说将把财产都留给他。根据姨母的描述，“财产”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全到连“证券交易员和典当员”都不可能会发现的地方。姨母痛恨证券所，却从未解释过为何如此地痛恨。于是在一个孩子的想象里，证券所俨然成了一个位于悬崖峭壁上的黑暗山洞，山洞前，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正跟全副武装、誓死保卫财产的勇士们搏斗。他对黑色星期五的印象也是来自姨母的讲述。姨母经常提到那些财产，有时还特别强调她刚刚去那里查看过，一切安好。姨母说，阿贝尔用不着为未来发愁，那些财产全都是他的，他这辈子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有一次，阿贝尔偷看了那个藏宝处——姨母洗漱柜抽屉里的一只锡盒，他从里面找到一些陈旧的、已经不再流通的抵押票据和一些并不值钱的算命纸牌。姨母的财产恐怕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他暗自思忖。站到镜子前，他直直地注视着自己眉头紧蹙的面孔，随后又坐回到桌子旁。这的确是个问题，他想，钱在这里难道真的有用么？或许能够用钱买到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旅行，遥居异乡，以及健康，但在有些事情上，钱根本就没用。他坐在桌边，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有摆放整齐的本子和写满字迹的纸张。他看到一首小诗。他完全忘记了这首诗，于是往前探探身，低声读了一遍。这首诗写的是一条狗趴着晒太阳。这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女孩从厨房走过来，站在门口，问他是否留在家里吃晚饭。她懒懒地倚在门框上，用手撑着胯，自信地笑着。男孩从头到脚打量她，耸了耸肩。女孩浑身带着厨房的味道，她的裙褶里积满了或酸或碱、十分难闻的厨房味儿，他忍不住捏住了鼻子。男孩问，姨母还没有回来吗？女孩回答要到八点才回来。

近来男孩常这样希望，希望每时每刻都看到自己整个的生命过程。回首张望，看自己身处的这个变局，看自己经历的所有这一切，这一刻，他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父亲，听到母亲在讲话，姨母正弯下腰哄逗他。他惊醒过来环顾四周，女孩漠然不知地追随着他的视线。

房间里一团糟。伙伴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得七零八落。书被撕成两半散在床下，一本《卷烟纸》注浸在一摊从翻倒的酒瓶里流出的黏稠、略带甜味的液体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把椅子的绒坐垫上留着一只带泥巴的脚印。枕头也掉在地上。上午十一点钟，他去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考完后他在学校的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他的三个伙伴。由于考试按照名字的首字母排序，他们要稍晚才能考完。考完试后，他们毫不耽搁、如离弦的箭一样飞奔回家，回到这里。食品店主的儿子贝拉在这里给父亲打电话，报告自己没有考砸，另外，不用等他吃午饭。迪波尔，他没有通知家里他考得很糟，他觉得还是等一等好，等到晚上或者第二天再让重病的母亲知道吧，反正这个消息已经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以至于他们根本也不谈论它。六周后，不管他们是否情愿，都要应征入伍，即便算上入伍前的培训，最晚也要在八月底上前线。

男孩坐到床上。他看着女孩，心想，如果我不是这么胆怯，我现在就想把她拽到床上，然后将头枕在她的胸脯上。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可惜她身上有厨房的怪味，这让我实在难以忍受。况且我是个上等人，我祖父曾是个庄园主，我父亲则是位医生。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也许我这么想是可耻的，但是有时，臭味会压倒理性。她没准也受不了我的气味，就好像中国人觉得白种人很臭，人与人之间难免有这样的隔阂。女孩已在这里做了一年的仆人。有时她丰满到下垂的乳房会侵入男孩的遐想，出现在他的梦境，或在隐秘而频繁的自慰中成为他的幻想对象。她的面孔温和，白皙细嫩，金色的麻花辫快乐地在她的头顶盘成发髻。

女孩开始打扫房间。男孩颇不自然地悄声问她要了一杯奶。似乎因为自己小孩子般的需求，他略感羞怯。男孩小口小口地喝着牛奶，这忠实而润滑的童年饮品。接连几日他们不断地喝酒，葡萄酒和水果白酒——尽管男孩的胃并不需要，也不接受那些又甜又黏的酒浆，但他还是纵情豪饮，醉到失态。牛奶则不同，那是另一个世界，是逝去了的美好。男孩走到衣柜前，系上一条干净的假领，并用刷子刷了刷外套。女孩在清扫屋子，整理床铺。看着女孩用笤帚将丢得满地都是的纸牌扫拢到一处，他突然想到自己身上没钱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找到三枚硬币。他一下子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早上他出门考试之前，姨母还塞给他一张纸钞。他现在需要想一想，钱是在哪里花掉的？……吃完姨母做的庆祝午餐，男孩们开始玩一种叫“劳姆什利”的纸牌游戏，他几乎输个精光。他隐约记得自己本来并不想玩，但是他的伙伴们，不是迪波尔就是埃尔诺，或是格仑家的兄弟，强迫他玩起了纸牌。他用手捏了捏口袋里剩下的那点钱，告诉女孩不用等他回来吃晚饭了，他可能很晚才会回来。男孩站在门口，看到一张红桃A躺在门槛上，他漫不经心地捡起这张又油又脏的纸牌——其他牌都散乱地摊在桌子上，女孩刚把它们收拾起来，堆成一堆。他注意到最上面那张也是一张红桃A。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将那张脏兮兮的纸牌轻轻捏起，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两遍，并跟刚从门槛拾起的那张仔细对比。在匈牙利纸牌注里，应该只有一张红桃A，可这里有两张红桃A，而且看上去两张牌都被玩过很久，稍有破损，油腻腻的，色彩含混，这是蓝色牌底、能带给人自信的牌。他在桌旁坐下，将纸牌按四种花色叠成四摞。他又发现两张橡子A，两张绿叶10和两张葫芦10。最后四张在“二十一点”游戏中可以坐成庄。他们通常会在玩完“劳姆什利”后接着玩“二十一点”。这些成对的牌看上去和其他纸牌没有任何区别。那个作弊者的手法非常巧妙，这些作假的扑克肯定已被玩了好几个月了，而且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这副牌是他之前从父亲的书桌里摸出来的，是一副已经玩了很多年的匈牙利纸牌。

注　老式的炭熨斗，通过装入燃着的炭块将熨斗烧热，装炭块的铁盒四壁有透气孔以保证燃烧，往往通过轮转熨斗来增加空气进入，促进炭燃烧。

注　老式的硫化磷火柴，也称摩擦火柴，能在任意处擦出火。

注　旧时衬衫上所系的假领，可拆卸，便于清洗。

注　匈牙利20世纪初的一份情色周刊。

注　匈牙利纸牌分为红桃、橡子、葫芦和绿叶四种花色，最小的牌是7，最大的牌是A。

原始森林与温室

男孩把纸牌揣进兜里，朝父亲的房间走去。人总是能够很准确地感知，他在什么时候可以永远地离开那个他曾经生活过很久的地方，或是房间。他什么也没想，伫立在门槛处朝房间里张望。母亲曾在这个房间里住过一段时间。家族中有三代人都在这幢房子里生活过，而这一间总是归女人和孩子居住。或许正因如此，在房间里那精巧、女性、明亮的樱桃木家具之间，在低矮的拱顶下，充满了孩子小恙的气味，以及甘菊茶、紫罗兰根、杏仁奶和蜂蜜酒的味道。母亲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大约只有三个年头；但是，就像浓烈的东方香水，只要有一天忘记把盛它的小玻璃瓶盖上，挥发出来的气味便足以余留在屋内一整年；有关母亲的记忆同样装满了整个房间。屋子里的那些物品：母亲用过的杯子、缝纫机和针包，都附着家人对母亲的记忆，变得神圣，好似被一个罩子罩住了，与旁边的一切隔离开。在男孩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位非常虚弱、年纪不大的姐姐。他知道，在父亲心中，早逝的母亲也留下了同样的形象。男孩环顾这个房间，这是他出生的地方，母亲死去的地方。然后，他关掉了房里的灯。

在街灯透进的昏暗光影里，父亲的房间看上去仿佛是不久前才在这里埋葬了谁——而关于这个人的记忆，活着的人从不敢碰触。那些物品原封不动地摆在原位，带着逝者的印记，犹如死掉的尸体，慢慢变得僵直，仿佛变成了纪念碑。父亲还活着，如果没错的话，此时此刻他应是在前线医院的某张手术台前，锯着谁的腿；或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抽烟，用一只手捋着胡须，摘掉了眼镜。屋里的手术椅被姨母艾泰尔卡用一块钩织的装饰布罩了起来，为了不让人触景生情，同时更有美感。因此，这把旧手术椅看上去就像一张古老的摇椅。男孩没有开灯。他站在门口，将手深深地插进口袋，用汗湿的手指不停摸搓着纸牌。他全身热流涌动。纸牌游戏是从圣诞节时开始的。那个时候在他们的小团体里突然萌生出一种无法克制的不安；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他们始终生活在这种不安之中。也许，某个人从第一刻起就开始做手脚；他本人总是在输钱。参加课外班的钱，姨母给的钱，父亲偶尔寄来的钱，全都被他输光了。难道赢家做了手脚？……也许，现在输家也开始做手脚，那么最后这次呢？在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张面孔，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近几天，他重又一次次地想起父亲。在男孩的梦里，父亲走近他的床边，弯下腰，眼神严肃而伤感。每个人都有父亲。每个人都在某个地方出生。关于这一切，他还能知道些什么呢？也许当一切都过去之后，自己仍活着；会有那么一天，自己也有了啤酒肚，长了络腮胡，漫无目的地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游荡，突然，他必须要停下，因为父亲朝着他走过来。父亲的脸渐渐变大，像是在电影院的银幕上，变得巨大，向他逼近；父亲张开他那巨大的嘴唇，说了句什么，用一个词对一生进行了概括。有的时候，一座城市也是这样在黑暗中显现，从昏暗变得一点点清晰，之后，每片树叶都可以清晰地看见，房子的大门向两边打开，人们走到街道上，开始彼此交谈。最后，一张嘴朝另一张嘴靠拢过去，他们的眼睛下意识地闭上。

屋里阴凉。玻璃柜里的仪器熠熠闪光。抽屉里存放着父亲做学术研究用的各种工具，一些大脑切片标本；父亲曾写过一部研究它们病变的著作，并且自己花钱将书出版。这些书在书房里堆放了几百本。在那个时期，战争的前夕，父亲已不再接诊新病人了，只有三位病人还经常来，他们都是从很久以前就向父亲求医的老病号：一位是法庭的法官，一位是脑袋抖动不停的老妇，还有一位患了痴傻症，他原是在饭馆里为就餐客人表演小提琴的吉卜赛乐队首席小提琴手。父亲对他的这三位病人就像对待家庭成员。病人们尊重父亲。他们通常坐在这个房间，在晚饭之后，像一家人一样，彼此谦和、礼貌地聚在一起。脑袋抖个不停的那位女士和艾泰尔卡一起做着针织；法官衣着正式、表情严肃、怀着期盼地坐在一盏大落地灯下，怀里揽着阿贝尔；吉卜赛小提琴手握着琴弓，腋下夹着提琴，模仿著名音乐家们的潇洒造型，微微倚靠在钢琴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好像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谁都不说一句话。而父亲则俯身坐在桌前，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摆弄那些大脑切片，并不注意他的病人们。将近十一点钟，父亲给出一个手势，表示他们可以走了。这时，他们会深深地鞠一个躬，然后离开。只在极少的情况下，父亲会在这种独特的聚会上开口讲话；这种时候，三位病人都会倾尽他们全部的崇敬之情，以一副严肃到要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转身朝向父亲，聆听他的圣旨。父亲通常会说“今天天气很冷”——他们点头，然后重又回到各自冥想的世界。脑袋抖动不停的女士以她高频率的眨眼表示自己的完全赞同，法官和吉卜赛小提琴手则眉头紧蹙，继续琢磨这句话里更深层的含意。这样的夜晚填满了男孩的童年。

他还记得两个场景，它们同样发生在这间屋里。其中一个场景更是深埋在他所有记忆的最底下。当时他只有四五岁，独自一人坐在房间的地板上玩耍。父亲走了进来，挨着他坐下，什么也没有说，直接开口给他唱歌：

在月光下

我的朋友皮埃尔……注

男孩会唱这首歌，姨母以前教过他。父亲的嘴时张时闭，做着古怪的鬼脸冲着他笑，从两排硕大的牙齿之间，用滑稽的孩子腔挤出这首歌。男孩明白，父亲想把一切都做得完美，包括自他降生后发生在他们父子之间所有的一切——沉默，孤独，距离，以及全部的魔幻，他们至今生活在它们的幻影里；然而，他仅想通过这样一个举动来解决这一切，就像现在这样，坐在儿子身边滑稽地唱童谣。他难道疯了么？男孩暗想。父亲的嗓音听上去变得更加怯懦。他继续唱着：

我不想把我的笔

借给一个老笨蛋……

唱完后，父子俩彼此望着对方的眼睛，沉默无语。在主庭院中央竖立着一座雕塑，那是一尊高大的士兵铜像，他端枪指向暴君的胸膛：男孩感到这从头到脚一身戎装、荷枪实弹的雕像似乎要从基座上跳下来，开始手脚并用地奔跑起来。老笨蛋……他嚅动着双唇重复着，以此安慰父亲；这个时候，他对父亲萌生出无尽的悲哀。父亲站起身来，走向桌子，在书本之间摸索着，像在寻找什么，他意识到孩子正在注视着自己的举止，于是耸了下肩，快步走出房间。从那以后，他俩很久没再这样对视过，仿佛两个人被一次伤人的、撒了谎的秘密捆绑在一起。

很久以后，十年之后，父亲在这里，坐在桌旁，在灯的光伞下，仔细观察一个切片。这时，男孩走进屋来。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男孩止步，站在光伞外的昏暗中；但是父亲伸出手招了招，让他靠得更近一些。两个玻璃片间黏附着那发蓝发干的物体，那些斑块与线条，看上去就像地图上描绘的某个国家的版图。父亲用他嶙峋的手指，沿着这幅特殊地图上的线条，摸着分叉与凸点，手指尖小心追随着蜿蜒曲线的所有转折，一直到这根线条延伸至边缘，出现断点。他对着那里轻轻弹着玻 璃片。

“这是我做过的最漂亮的一个切片。”父亲说。

男孩知道父亲的手指正在一个人脑的图画上游移。这幅画变化多端，充满了危险和不安的转折。这是一幅多么神奇的地图啊！他想。父亲俯身凑近玻璃片，反光映在他的脸上，那张脸浮现出一种好奇的神情，那是一种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好奇——这种紧张情绪在他的脸上挤出一抹露齿的微笑，一改他平时一贯模式化的表情。他并不情愿地也将身子探低下去。父亲的手指绕着圈，摸索着画中的一个点，在那一点，曲线纠缠成一个结并四下发散。他就像一位地理学家，看着一处陌生地的地图却完全不知所终；他又像是一个医生，在病人身上焦躁不安、无能为力地摸索着，查找一个并无迹象的隐秘痛处。

“这是一个卢森尼亚注的农民，”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有一天他杀掉了他的全家：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是我做过的最漂亮的切片。”

他朝那发蓝、变干的物体俯下身。父亲的脸上饱受折磨的、紧张的好奇消失不见，他的脸变得空洞漠然，没有一丝表情。他用皮包骨头的手将切片推到一边，毫无生气的眼睛困惑不解地望着前方。晚上，父亲拉了一会儿小提琴。他每天晚上都要拉；他拉琴的时候，谁都不能进入他的房间。晚饭后，父亲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与那自高自大、与他作对的乐器进行搏斗。那件乐器发出杀人般的声音。父亲从未学过拉小提琴，是某种惭愧和羞耻的情绪拽着他，让他从未向任何人求教。拉得真是糟透了，男孩暗想，他感觉父亲存心这么拉琴。父亲自己也知道，他的琴技是一种自高自大的无望尝试，可是不能容忍有人当着他的面挑剔他的琴技。这折磨人的琴声充斥了整幢房子。父亲一晚又一晚地跟小提琴苦苦搏斗，在男孩心里，像是父亲在每个夜晚都独自在屋里做着丑陋不堪、令人唾弃之事，而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为此感到幸灾乐祸。每逢这种时候，男孩就将自己关进房间。他坐在黑暗中，用双手捂住耳朵，紧咬着嘴唇愣愣地发呆，等待，好像父亲正做着什么伤害人的龌龊事。那把小提琴现在被搁置在仪器柜的顶上。

男孩将父亲的死亡，想象成一幅山崩地裂的末日景象。不过至今为止，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全部算上，也无非是父亲假期回家时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男孩戴上帽子，不情愿地朝那书桌鞠了个躬，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在楼梯上碰到了姨母。姨母身穿正装，叹息一声停了下来，他们彼此亲吻了面颊。姨母要男孩穿好大衣，并且不要回家太晚。就在这一刻，他忽然希望姨母能把自己搂进怀里，他想向她倾诉一切。

楼梯很陡，盘旋成一个半圆形。楼梯旁的墙上挂着一些描绘这座城市古老的石头房屋的版画，将整栋楼烘托得品位高雅。楼梯上铺着用多种颜色编织的厚重地毯。玻璃门廊一度曾是父亲病人们的候诊室，那里浸着陌生人的气味，还有从父亲医用橱柜中轻微渗漏出的、刺鼻的碘酒和乙醚的气味。埃尔诺父亲的气味是面粉胶与生皮子味。贝拉父亲的气味里充满了各种东方香料、鲱鱼和未加工的水果枯萎的味道。迪波尔家里弥漫着薰衣草味和贫穷、疾病的气味，还有战争和腌制皮革的味道。每家每户都填满了代表着父亲的手艺的特殊气味。然而格仑兄弟家的房间是无味的，就像一件已经过时了的夜礼服。阿贝尔对于那里的记忆，像是轻度的、未过量的乙醚的麻醉，以及艳丽却令人迷乱的各种气味的混合。

屋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根据气味存留在他心里；他只须辨识味道，一个个房间便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厨房与饭厅中间的黑暗走廊上，姨母储存着家中的医用物品：松节油、乙醇、氨水、汽油、氯水、矿物油，并且每一种都有大量的存货，因为战争期间，商品变得尤其稀缺，姨母现在也是刚完成了一次秘密、精明的采购回来。在她那钩织的网兜里装了两公斤抢回来的淀粉、大米和新鲜的咖啡。只要她去城里，总会把网兜挂在手臂上。她黑色的帽子戴在她浓密的头发上，帽檐下总是垂着为悼念某人的黑纱。她坚挺的黄色鼻子碰触到男孩的脸颊，很凉。当初，艾泰尔卡作为客人和一位远亲来到这个家时，只打算住一小段时间，但是因为母亲过世，她留了下来，像是女仆，也像母亲的替身，她不领工钱，时刻准备离去，她是一个固执的人。阿贝尔爱她。她是他钟爱的“另一个世界”，她说话总是很平和，她自己没有孩子，却以她的坚定和爱宠对他们——对这两个人，父亲和男孩——不离不弃，她在他们身上也构筑了她自己。代替小狗小猫，这位老姑娘把这两个人养在身旁。阿贝尔知道，艾泰尔卡会愿意为他们而死。然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敞开心扉地交谈了。这幢房子很压抑，房间低矮，把它比作温室会更恰当。房子里潮湿，闷热，像蒸笼一样。双层屋顶下的房子是黄色的和压抑的。红色的雨水槽勾勒出黄色外墙和门的轮廓，门用油漆漆成了绿色，两边挂着铁质的灯。院子也是一样，城市老房子巴掌大的院落，只有几平米，拥挤得让人感觉像温室，三面都围着高高的防火墙。夏季，院子里长满茂密的杂草。自从母亲过世，共有三个人生活在这幢房子和这个院子里：艾泰尔卡、父亲和阿贝尔，他们像是隐居在此，人员很少发生变化。阿贝尔后来想，也许艾泰尔卡曾爱过父亲，也许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在她对父亲的敬重里曾包含有别的成分。但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这个。他也只是记得在童年时期，有过暴风雨欲来的气氛；顷刻之间，房间暗了下来，而在电闪雷鸣的黑暗中，并未落下一滴雨，光明很快驱赶走了暴风雨，只剩下期待还留在人们的神经里。

“你睡了很久，”姨母说，“我本想要等你醒来。亲爱的，我看到你们还喝了水果白酒。把白酒戒掉吧，在你这个年纪，它是非常有害的。阿贝尔，我能够要求你的只是要你多保重自己。你也该长大了，我的孩子。对你们晚上干的事情要小心点！男孩们总是不加小心。晚宴什么时候举办？……无论你多晚回来，都记得过来告诉我一声。淀粉又涨价了，鸡蛋也是。如果你爸爸能回来的话，最好能带些食物来。明天我们就给他写信，告诉他你考试考过了。现在跟我道别吧。”

她弯下身，用脸贴了贴男孩的面颊，然后他们这样停顿了一下。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生活，而且一起生活了很久，但对那个人仍一无所知。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这个人已经与他再不相干。姨母，母亲的家具，院子，父亲，拉小提琴，儒勒· 凡尔纳，诸灵节注与姨母在墓地散步，它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如此之强大，强大到无论什么都不能从外部摧毁它，哪怕是战争。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它们事先并不可知。就在那时，他知道了原来还有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改变了。之前是甜的，现在变成苦的、酸的，如同胆汁。温室变成了野外的原始森林。而姨母，像是一个死人，甚至比那还不如。

他关上玻璃门，铃铛响了起来，铃声飘荡在空气里，穿越过安静的房子。在大门口他回头望去：姨母正站在玻璃门后，紧扣着双手，怔怔地望着他。

注　这是一首著名的法国童谣、催眠曲《在月光下》，源自18世纪。皮埃尔是法国哑剧中涂白脸、身着白短褂的定型小丑。

注　乌克兰境内生活的一支少数民族。

注　天主教节日，每年的11月2日，又称万灵节、追思亡者节。

青铜蛇注

剧院的窗户里透出灯光。一辆马车在侧门外等候着。男孩横穿过中央大街，他决定去埃尔诺的爸爸那里。

这位肺部有严重弹伤的鞋匠，一年半前回到了家，至今还不停地咳血。他住在渔夫巷内一间又窄又高的出租房的地下室里。这间屋子既是他的作坊，也是住所。要到这个地下的小黑屋，还要从街面再往下走五级台阶。屋子的入口饰有许多木板条，鞋匠在这些木板条上亲手书写了美术体的文字，它们是让人困惑的《圣经》语言，掺杂着含混不明的示意与词藻，教导人们要谦卑地生活，要回到基督那里。“年轻人，高高举起你信仰的盾牌！”其中一块木板条上这样写道。在另一块上写着： “神不会因为你的学识、地位、力量或对信仰的忠诚而赞美你，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把你的心交予耶稣，他将拂去你过往生命中的阴霾，并将你塑造，使你沐浴他的荣光。”另外还有： “像青铜蛇一样，我们的救世主，向上攀爬，去接近每个人的心灵，让那些被生活抛弃了的人们，通过你的怀抱得到拯救。”还有一块木板上全部用了大写字母： “死亡的起点并不是垂死的一刻。在我们中间已有很多人如行尸走肉。心中默念着死亡，今天就请将你的生命交付给耶稣吧，从此你便不会再惧怕死亡。”

人们停下来阅读，不停地摇头，然后诧异地走开。

作坊里非常阴暗，容器里煮着的面粉糨糊在咕嘟冒泡，碱和发酵的酸味充满了小屋。鞋匠蜷坐在一张低矮的桌子旁，在瓦斯灯的光亮里，他像一条大毛虫，坐在光线的魔法圈里。看到男孩进来，他小心翼翼地把手里和怀里的东西放在桌上：一大张做鞋掌的皮子，一把小刻刀，线和一双黄色的、又脏又旧的矮帮鞋。他这才站起身，深鞠了一躬。

“赞美主的名，他坚定了我们的信仰，帮我们战胜我们的敌人。”

他总是用这种丝毫不带任何感情，又相当随便的腔调说出如此郑重和高贵的问候语，就好像只是在说一句“你好”，这着实令阿贝尔觉得吃惊。鞋匠是个矮个子：疾病过度地消耗了他，甚至皮围裙的重量都在往下拽他，好似要把他拽倒在地。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略短，这发生在肺部中枪之前。在他骨瘦嶙峋的脸上留了很长的唇须，跟他毛糙的胡子与不修剪的头发缠搅在一起。头发也向上支棱着，很难弄平整，像是用钢丝做成的假发，多刺又蓬乱地覆盖着下面的头盖骨。高高的额头下是又大又黑的眼睛，目光散乱。

“这位少爷是来找我的儿子埃尔诺的。”鞋匠说道，并用他那苍白、小巧、明显露出病态的手示意了座位。他的举手投足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高贵。鞋匠并没有坐下，他拄着一根不太长、弯曲了的拐杖，就这样站在客人面前。“我儿子埃尔诺没有在家。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也应该明白今后不能指望他留在父母的陋室里生活。少爷们今天都考完了试，在神和人的面前，他们在绅士阶层里又上了一级台阶。”

他始终用一个腔调说话，丝毫不带任何低落或兴奋的语音。他的声音从不具有任何色彩，如同在祈祷，或在滔滔不绝地念祷告词。

“今天，在新一代的绅士当中，我愚钝的儿子埃尔诺也获得了一席之地，”他继续说道，“种种迹象表明，神做出的安排，并不是让我的儿子埃尔诺成为他父母老年的依靠。神的意愿是让我的儿子进入绅士阶层，在未来成为我的对立面。即便我又笨又蠢，我也不敢抗争神的意愿。今天，我儿子在绅士阶层里又跨入了更高的等级，也因此成为了他下等阶层的父母和亲戚们的敌对者，和这一阶层所有人的敌人。”

他的手在空气中比画着，好像牧师在为信徒们做弥撒。“谁若能从凡间的事情中看懂那是神的旨意，那么即便是病痛、厄运，哪怕是家人身陷险境，对他而言也都是快乐的。我的儿子埃尔诺沉默寡言，他鄙视他父亲的这类训诫，但这正是神的赐予，神在帮助我完成我的使命。大洪水就要涌来，马上就要山崩地裂。毫无疑问，警钟已经鸣响，绅士老爷们也付出了流血牺牲。数以百万计的尸体躺在地下，卑微的我却得以侥幸活下来；而上等阶层的绅士们不得不成为牺牲品，祭献给大地与 河流。”

“是的，泽高尔高先生，”阿贝尔说，“我可以跟埃尔诺说 话吗？”

“好的，”他并不为所动地继续说着，“请您想一想，这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我们通常会看到，只要神没有传达特别的旨意，学富五车并在各个方面都显示着卓越才华的绅士们，总是能够免于灾祸，比如地震、洪水、火灾和战争。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阶层，这个阶层与那个阶层彼此相邻，然而它们之间却少有联系，就像蝗虫之于熊。请您仔细地想一想，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上等人与下等人一起躺在撒着石灰的坑里注。大火毁灭了世界。先知们出现了，他们的声音变得清晰。神的旨意使我的话也能被听到，也能被执行。”

在瓦斯灯刺啦发响的光焰下，鞋匠的身影被投射得很长。他偶尔咳嗽，每次咳嗽时他都会说“请原谅”，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角落里咳上好长一阵。

阿贝尔坐在那儿，前倾着身子。他知道，他也只能等鞋匠把他的唠叨都说完。墙边的一个书架上，在几只旧咖啡杯中间，平放着一本《圣经》，墙上悬着一个孩子般大小、长达一米的十字架。鞋匠走路摇摇晃晃，使劲拄着他的拐杖。长咳之后，他的喉咙里好像是塞着什么，他继续道：

“至于我的儿子埃尔诺，”他把手掖在皮围裙下面，“好心的少爷们接纳他进入自己的圈子，为此他会终生感激，即便是在少爷们不在世了之后。基本上来说，埃尔诺，我的儿子，由于他尚未发育好的身体和遗传性疾病，跟那些对他友好的少爷们相比，他会幸存下来。跟我可怜的儿子相比，那些少爷们被证明是更适合效仿他们父辈的英雄榜样的人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疾病和弱小也是有原因的。少爷们将奔赴战场，在那里，在死亡面前，我们都变得平等。但是我的儿子埃尔诺，会留在这里。他会成为上流的绅士，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终将过去，那些得到神的特别眷顾的人们将存活下来。我也想目睹这一时刻的到来。”

说完这番话，鞋匠十分礼貌地轻轻点了点头，好像请求谅解似的微微躬身，像是他也只能做这些了。阿贝尔盯着墙上的十字架。鞋匠目光严肃，也寻向阿贝尔凝视的地方。

“少爷们对我的儿子很是慈悲。尤其是那位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的儿子。这个我肯定不会忘记。年轻、尚未享有爵位头衔的普洛高乌艾尔少爷，他父亲有着极高的地位，身处极高的阶层，也正因如此，他的慈悲能够时时刻刻地关照到我儿子身上。埃尔诺知道他应该如何回报绅士们。他从没跟我提起他的感恩之心；也许由于他不善言辞，或者因为我太愚钝，也不可能明白绅士们话中的深层含意。但是，醒着的人所不说的，有时睡着的人会说。我的儿子埃尔诺在睡梦中常会喊出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

“迪波尔？”阿贝尔问。他的喉咙紧巴巴的。

鞋匠走向这间小屋里睡觉的一块区域，这是用帘子单独隔出来的一块空间。

“我就睡在这儿，在他的脚下，”他说，一边伸手撩起帘子，一边指向带抽屉的一张床，“我就蜷在地上睡，躺在那里感觉很硬，我把床让给我的儿子，这样能让他更好地适应将来要过的绅士生活。很多次我听到他在梦中喊叫出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人们通常只在痛苦不堪时才会在梦里呼喊某人的名字。我说不出来，我的儿子在梦里呼喊这位少爷的名字时，到底是因为什么痛苦不堪。”

他放下帘子，好像一个人用遮羞布遮住一个令人不悦的景象。阿贝尔想，原来埃尔诺就睡在这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敢设想过：埃尔诺在哪里睡觉？吃些什么？回家后都说些什么？最近这一个星期，他来过鞋匠的地下室好几次，但都是埃尔诺不在的时候。鞋匠从来没让他看过他们的卧室，他和他儿子凑合睡觉的地方。原来埃尔诺和他爸爸就睡在这儿，那么他的母亲很可能是在作坊里支一张床睡。

“也许，”鞋匠说，“我儿子呼喊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是因为对他充满了感激。这位少爷从很早开始就惠顾我的儿子。早在学校里读低年级时，我儿子就有幸帮上校的儿子把书本背回家。再后来，当少爷情有可原地稍不能顾及他的家庭作业时，上校先生又恩准我儿子帮他儿子做作业。老爷们的慈悲无穷无尽。承蒙上校先生的仁慈关照，我也能有幸在前线得到洁净。”

“什么？”阿贝尔往前探了探身。鞋匠则向后挺直腰背。

“我获得了洁净。现在还没有到我们什么都可以说的时候。只有置身于伤害之下的人才能得到洁净。上校先生的儿子给了我儿子那么多恩惠；上校先生又给了我机会，让我被选为可以对死刑犯行刑的人，我的灵魂也因此获得了洁净。我一共有过三次获得洁净的机会。”

他向前伸出两只手：

“一个人，交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对他来说，所有夺去生命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请您想一想，我们是多么应该感激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我儿子不仅可以帮助他儿子学习，还能穿上他儿子的旧衣服，能够体面地现身在上等阶层，现在，我儿子也成为了其中一员。而我呢，他的爸爸，同样也受恩于他，使我可以在大洗涤中，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有三次机会获得洁净。就用我的这两只手。难道您不知道？……”

“您说什么，泽高尔高先生？”阿贝尔问道，然后他站了起来。他只是深感吃惊，但并没有觉得震撼。

“有过三次。我的儿子埃尔诺从没有跟少爷们提起过吗？也许他不想以此炫耀，他这样做很对，虽然少爷们出于好意接纳了他，但是穷苦命运的人依然要保持谦谨。我曾三次成功地得到洁净。您知道，战争，作为上帝对我们仁慈的赠予，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孽，除了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之外，也给了人们得到洁净的绝少机会。比如，端枪瞄准，然后隔着一段相当的距离消灭一个人，这跟赤手空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一样，我的理解是，后者更彻底更直接，跟前一种情况并不一样；你是徒手掐住某人的脖子，然后再把他的颈椎拧断，还是使用利器在同类的身体上割出伤口，或者是从距离很远的地方，借助火药的爆发力将一枚铅制子弹射进一个人的身体里，这些情况都不一样。递进的层次非常重要。而一个人只能在不依靠中介、直接致人死亡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洁净。另外，那三个人还都是上等阶层的绅士。”

“他们是谁？”男孩问。

他俩面面相觑地站着。鞋匠向前探了一下身。

“他们都是叛国者。是我从上校先生那里获得的特别恩赐，他把上等阶层的绅士们，而不是普通的百姓交给了我，为此我对他心怀感激。正如我所说，我们全家都欠了普洛高乌艾尔先生一家的情。我听说他那位有爵位的夫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

“您什么时候听说的？”阿贝尔问得很急促。

他一下子又后悔问出这个问题。鞋匠的目光在房间里打转，然后突然刺进他的眼睛，那是一种锐利而炽烈的眼神。阿贝尔仿佛看到一束强光，他赶紧把眼睛闭上。已经有很多天了，迪波尔母亲的身体状况差得令人担忧。这样的担忧带给人们一种特别的感受，以至于没有人去谈论它。上校夫人已经卧床三年了，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是再没能从床上站起来。她的大儿子，几个月前带着剩下的一条胳膊从前线回家，他固执地认为母亲能够下床走动，只是她不愿下床而已。他说，夜深的时候，当男孩们都睡着了，母亲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假如迪波尔母亲的身体状况真出现任何好转的迹象，那么她真应该立刻表现出来，因为上校已经准备随时在家里把她葬掉。阿贝尔不敢看鞋匠，然而鞋匠就腰板直挺地坐在他跟前，而且昏暗里他好像还变得高大了。阿贝尔知道，鞋匠其实和他一样高，但他还是感到自己不得不抬头仰视他。鞋匠眼里的光渐渐黯淡下来。他垂下了双眼。

“不关我的事，”鞋匠说，“我请求少爷不要告诉迪波尔先生。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的大儿子也来过我这里。他也是来找我的儿子。是他在交谈中告诉我的。”

“什么？”

瓦斯灯的火苗往上蹿着。鞋匠朝着灯一瘸一拐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火焰调小。

“就是我们在交谈中时常会说起的。劳约什少爷，如果允许我这样称呼他，这位曾经在前线出生入死的战士，他为了祖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过来一次，每次我们都会仔细谈论许多事情。劳约什少爷跟我提到，迪波尔少爷有许多麻烦事。我不得不说，在残酷血腥的战争中，劳约什少爷不仅是失掉了一条手臂，他的心灵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很多他说过的事情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即便他说了什么，没过多久，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了。是他在聊天时跟我说：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上校夫人的情况会变得更糟。应该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了。”他说，“这个我清楚。”

阿贝尔对此并不知情。也许是那个独臂小子在臆想。普洛高乌艾尔家的长子从前线回来后，有的时候举止怪异。过去，他对弟弟的小群体和他们的娱乐活动避之不及，不屑一顾，如今他却想方设法地凑近依附。慢慢地，他们也就把什么都告诉他了。他是第一个与那位演员相识的。阿贝尔想：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那位演员了，但是演员并不认识他们；独臂小子是第一个认识演员的人，他跟演员相识后，就把他介绍给了大家。这次肯定又是劳约什大嘴巴给说了出去。

既然他跟鞋匠讲了迪波尔的麻烦事，这也意味着，他透露了他们共同的秘密。最好能知道劳约什到底对鞋匠泄露了多少。泽高尔高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即便他的讲话方式有些特别。他跟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不一样。阿贝尔从埃尔诺那里知道，鞋匠并不去小酒馆那样的场所。他的关于贫富阶层新秩序、世界毁灭与重生的世界观的演说，只是有所选择地对某些人才说。

鞋匠是不是不太正常？男孩总是这样猜测；可是他阐述自己理论的情态，是那样的平静而谦和，与他四目相对，也不会觉得这比其他成年人的长篇大论更疯狂。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在自己的气场里，所有的事情也就显得既有意义，又理所当然。一旦想到鞋匠，阿贝尔总是无法摆脱掉一种让他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在鞋匠的疯狂言论中，有些东西很吸引他，有些东西让他无法逃脱，也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是鞋匠把他吸引过来，这跟埃尔诺、迪波尔的吸引不一样，是的，跟演员的吸引也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种吸引。在这充满矛盾的吸引中，有些东西他无法抗拒。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来找一趟鞋匠。

鞋匠是埃尔诺的父亲，埃尔诺是他们小团体的成员之一。没错，埃尔诺还是小团体的核心成员。他从没有发起过什么，可是每到最后，阿贝尔却总觉得似乎既安静又寡言的埃尔诺才是发起者。关于鞋匠在前线的工作是把人绞死，这显然是一桩新闻。阿贝尔感到吃惊，却没感到恐惧。他看着鞋匠，看着那双曾经帮助其获得“洁净”的手，阿贝尔既没感到恐惧，也没感到厌恶和憎恨。所有的这一切都太深奥了，无法凭借思考去理解。所有的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童年，温室，父亲的小提琴练习，这之后是一件被他们称之为“战争”的事情，但它对阿贝尔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忽然之间，温室被打碎了，他就这样站在成年人中间，被谎言和罪恶压着，战栗着，无论生或死，他都与小团体绑在了一起；而小团体的伙伴们，就在一年前，一天前，或者一个小时前，也跟他一样，只是个孩子，活在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同样丝毫不知危险的存在。至于成年人都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关心。爸爸们都走了，年长的哥哥们也都被带走了，对于他们在远方所做的事情，对于那些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习以为常和无聊的事情，阿贝尔他们既弄不清楚，也根本不感兴趣。至于埃尔诺的父亲在前线还绞死过人，这更是一个额外的信息，阿贝尔也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是爸爸们和哥哥们的事情。其实，更糟糕的事情人们也不是没有听过。那个他曾经了解的世界已经破碎了，现在他已走进原始森林。几个星期之后，几个月之后，他的工作也可能是把什么人绞死。如果说泽高尔高先生因为绞死过人，从而获得了洁净，那是他的收获。每个人应该都有各自获得洁净的方法吧。

鞋匠总喜欢使用“洁净”这个词进行表达。阿贝尔为此很受吸引。但是他不能准确地明白，鞋匠到底想做什么？鞋匠总是搬出《圣经》里的话。阿贝尔很喜欢他的表达方式。鞋匠说话的风范对他的影响就像是一种刺激的歌声，音准都是错的，而且断断续续，却动听而有磁性。从他的身上能感到一些街头传教士的气息。曾有过一次，鞋匠称自己为“低级别的牧师”，然后他低垂下了眼睛。

有时候他感觉鞋匠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他还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不寻常的事情。他极少离开这间地下室小黑屋，但好像有隐形的信使为他通风报信；他偶尔说出的一个一个的词，显示出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之中。鞋匠在他的儿子面前从不说话。如果埃尔诺走进来，鞋匠会深深鞠上一躬然后息声。说到自己的儿子，鞋匠总是毕恭毕敬，即使他的儿子在场时也是如此，但他从不直接对儿子讲话。阿贝尔专注地凝视着鞋匠。每次都是这样，他来到这里，待上一会儿，就会惊讶于自己居然有想向鞋匠坦白一切的想法。这一次也是如此，当他走在街上，“去找鞋匠，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不能克制的欲望紧紧抓着他。他想，也许我该请求他把灯关掉，在黑暗中这会容易些。他跟鞋匠的交往只有几个月，之前他并不认识埃尔诺的父亲。他每次想到鞋匠，都不相信他是疯了。鞋匠的年龄并不明确。与其他的成年人相比，他感觉鞋匠距离他更近。好像鞋匠也生活在一种过渡状态里，在童年与成人的世界之间，如同他们一样。鞋匠既不是大人，也不是孩子。好像他也生活在好与坏的世界中间。他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事实，就像是藏了一个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有点害怕鞋匠，有时又隐隐觉得，似乎也只有他可以帮他了。从外表上看，鞋匠属于成年人中的一员，但是有时，阿贝尔觉得他是戴上了假胡须，然后穿上了大人的衣服。

阿贝尔始终不能得出结论：鞋匠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鞋匠总是泛泛地、粗线条地发表言论：绅士阶层，穷人的阶层。只有罪人才能获得洁净。每每这时响起的他的话语都像是传道士说的。他嘶哑的、没有色彩的声音低沉地充满这间小黑屋。

“总之，”他直截了当地给出结语，“我的儿子埃尔诺和少爷们一起在咖啡馆。按照习俗，他现在已经有权公开去那些成年绅士们造访的地方了。”

他鞠了一躬，然后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拿起一只鞋，就好像没有人在他的作坊里。阿贝尔站到他的旁边，看了一会儿，他看到鞋匠朝那块做鞋掌的皮子弯下身，用锥子快速地在皮子的边缘扎出一个个的小孔。之所以来这里，阿贝尔其实是想把一切都告诉鞋匠：迪波尔，还有演员；他想在危险中向他求助，因为这种危险已经危及他们每一个人。他安静地道了别，勇气全失，然而鞋匠已经不再注意他。当他走到楼梯时，鞋匠吭了一声。阿贝尔一惊，转过身，看到鞋匠在笑：

“我们都会得到洁净。”他说。然后，他拿起小刻刀。他的脸上映着光。

注　源自《圣经》第二十一章第九节，传说摩西以青铜铸造一条蛇的形状并将它镶在一根柱子上，若有人被毒蛇咬到，只要到柱子下注视着青铜铸的蛇，就会马上痊愈。

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还不知道向坟中的尸体撒石灰以预防瘟疫的方法，因此一战中大量的死亡和腐尸引发了瘟疫，后来人们才开始用石灰防止疫情的发生。

喷香的奥玛德

或许，我们都能得到洁净。他思索着，沿着墙根慢慢走着，漫无目标，好像是在流浪。伙伴们已经在等他了。在他的口袋里，一盒纸牌沉甸甸地坠着。这是一个酷热的夜晚，潮闷得让人心神不宁。下午大概是下了一场温热的雨，雨水似乎又细又软，马路像被发光的涂料粉刷了。傍晚时分，山风袭来，又吹干了道路。空气里充满蒸人的闷热，是从雨后松软的大地里散发出来的；就像每到春季起了雾，潮气就黏附上人们的身体。

四月份，阿贝尔过了十八岁的生日。他看起来年岁比实际更小。在学校会议室外的走廊里，挂有很多往年毕业班的集体照。很多次，他看着这些照片，都会讶异于他和他的伙伴们与二十年、十年前毕业的学长们相比，是多么的不一样。那些学长们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又高又瘦，或是充满男子汉气概，或是长得结实强壮。他们每一位看上去都是风华正茂的成年人，有着男子汉气概。还有的人蓄起了不短的唇须。与他们相比，阿贝尔他们却像还只被允许穿着短裤的少年，像病弱、消瘦、脸庞稚嫩的小孩子。似乎跟他们的年龄越接近的往届毕业生，容貌的线条看上去越柔和，越稚嫩。他发现了父亲毕业那一年的集体照：基津达伊，那位法官；克罗纳乌艾尔，那位军团医生；还有他父亲……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克罗纳乌艾尔的唇须被搓捻成缕，尖尖地支棱着翘向两边，他的裤子是棋盘格图案。他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膀阔肩宽。照片里的父亲跟阿贝尔了解的父亲相比，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后来留起了胡子。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当时，二十四年前的父亲蓄须会是什么样子。阿贝尔想，如果他自己长出胡子或唇须，会是什么样子呢？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可行，因为他的脸非常白嫩，干净，没有一点须发。他的手也很小，像小孩子的手。也许，一届一届的人在逐渐退化。但是也有可能，人们这样是在进步。日本人就都很小，看上去也更老。

他开始阅读已经有两年了。他的阅读谈不上很规律，但是他读所有能搞到的书。有一天他写了一些东西。那年他十五岁。写完后他看了看写满字的那张纸，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把它塞进抽屉。第二天，他又把它拿出来读。那不是诗，但看上去也不是文章。他被吓坏了，当即把它撕掉。这个惊吓持续了好几天。那时候，他还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不和别人交流。这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一个人拿起笔，然后写下什么，亲笔写下一些完整、完美的文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作家也是这样写作吗？他与皮特聊过这些。皮特只是耸了耸肩。阿贝尔猜想，皮特肯定也在写东西。有一次，阿贝尔得到一本书，是一本从前线带回来的书。那是一本俄文书，上面印着俄语字母。那是一本小说。是一个不知名作家写的作品。一想到这些，阿贝尔就充满了惊惧。一位在俄国生活的陌生人，徒手变幻出一些形象、一些场景和一些悲惨故事，并把它们保存在纸上；于是，一个灵魂穿越过遥远的距离，来到他的双手之间。很有可能，这些全都是杜撰？……

阿贝尔站在书店的橱窗前，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那些书籍。一定有什么秘密躲在这些书的后面，而不是书的里面，不是在书中的语句里；他想问的是，这些文字为什么要被写下来？他不知道该跟谁探讨这事。有时他试着跟埃尔诺讲，但是埃尔诺总是会说到别处，说到书的“内容”上面去。阿贝尔知道，其实内容只是次要的。真正应该知道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书？那个把自己的所想写下来的人，因此获得快乐了吗？可是他认为，与其说快乐，不如说是痛苦。那些东西被人写下，也就被丢下了，从此再跟这个人无关，变成他内心痛苦的记忆，像是一宗犯下的罪孽，从那之后永远让那个犯罪者为他自己的罪行 负责。

阿贝尔写过几首诗。有一首写了一个人的外观，还有一首写了一段在街上听到的谈话。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小团体里也没有人知道，姨母也不知道。迪波尔只对体育感兴趣，再有就是对剧院和女人。贝拉只对时尚和女人感兴趣。独臂小子只对女人感兴趣。格仑· 托马斯只对钞票和游戏感兴趣。埃尔诺对什么感兴趣？阿贝尔给不出答案。埃尔诺总是在忧郁地下棋，他的数学很了不起。但是，至于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深夜坐在房间里，在纸上记录下他所见所闻的秘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引起埃尔诺的兴趣。

深夜，他独自坐在房间里，眼前铺着一张纸，父亲秘密、羞惭的小提琴练习闪现在他的脑际。他气恼地从桌旁站起来，躺到床上，然后迅速关掉了灯。他知道，他的写作并不是真正的写作，就像父亲拉小提琴。写作，并不仅仅是写下作者每天所看到或所听到的东西。每一件事情背后都另有意味、秘密、内涵和某种关联：这些才是应该知道、应该探究到底、应该表达出来的东西。有一次，他拿到一本《战争与和平》。阅读时，当他读到公爵从战场上回到家，看到死去的妻子，妻子脸上的表情好像在问： “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他打了一个寒战。他感到，有人在这里说出了或许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那是所有人类事情的轴心问题：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阿贝尔折回到中央大街。城市的光亮像病房里一样微弱。很多伴侣在便道上散步，剧院里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几位军官和熟知这城里许多人家隐私的驼背药剂师在一起，站在贝拉父亲开的那家规模不小的美食店前。他们上下打量着姑娘们，药剂师向他们讲着别人家的私事，取悦他们。那伙人中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他们都是在战争中伤残、回乡疗养的军人，其中一位还穿着前线的军装。药剂师抬起手，遮挡在嘴边。

在剧院对面，咖啡馆的前边，演员靠在一个贴告示的圆柱上。他和独臂小子待在一起，正在大声地解释什么。当阿贝尔走到他们跟前，演员深情地向他问候。

“我们正在等你呢，小天使。”演员说。

演员随着剧团在秋初时节来到这座城市。他总是强调自己此前在首都演出，只是后来剧院倒闭了。演员四十五岁，却声称自己只有三十五。除了这一点小团体的成员们并不相信之外，演员所说的其他话他们都深信不疑。他在剧团里担任舞蹈小丑的角色，但他坚持要所有人都称他为芭蕾大师。剧团的演出合同中规定，剧团在每个演出季都要演几场歌剧，并且剧团的几位女高音和男高音都要出场。这种时候，舞蹈小丑会在剧团里教几段舞蹈。

演员已经发福，肚子凸起来，有了双下巴；这在舞蹈小丑的圈子里是很罕见的。但是观众喜爱他，因为他在演出时总把一些当地的八卦抖出来逗观众开心。他戴着浅栗色的假发。他脑袋的形状很像马头，下巴往前翘。他近视得很厉害，连舞台上为演员提醒台词的提词孔都看不到，但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漂亮些，他从来不戴眼镜，就像他自己说的，“一辈子都不 会戴”。

他叫奥玛德，在演出节目单上，他的全名是：沃尔鲍伊· 奥玛德。他说话有些大舌头，好像嘴里嚼着一个球。他穿着宽大松垮的衣服，刚好遮挡了他的肥胖。在舞台上他穿着特殊的束身衣——把自己箍得紧紧的，以至于被勒得血液全都涌到了脸上——因此，他看上去变得不及现实中一半胖。在他与这个世界之间，这好像成了唯一的误会：他的肥胖。他自己也总是对此发表议论。他总是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地表白，告诉所有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并不胖。说到这个话题，他会使用精确到厘米的数字，并引用医学测量指标来证明自己很苗条，就像一只火烈鸟，无论从任何方面考量，他都是对一个完美男人身体幻想的现实版本；但是，他的肚子此刻凸了出来，因为说得忘情，他忘记使劲把肚子收回去。

他因此在街上也总是用芭蕾舞步踮着脚尖行走。他踩着轻柔、舒缓、摇曳的小碎步，用足尖驮着那副沉重的身体，却感觉那只是一根鸿毛，他还得小心别被风一下子吹跑。他总是把下巴刮到干净得皮肤发蓝；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没刮胡子的模样。他在刮好的双下巴上薄薄地涂上膏和水白粉，然后把这个似乎是身体的一个独立部位小心地安放在深领口的V形区域。他偶尔会用又短又胖的、白皙的小手轻轻碰触一下他的双下巴，好像要确认它是否完好地待在原位，是否一切 正常。

演员整天都在街上出没，在中央大街最热闹的地段，在教堂和咖啡馆之间，从那里可以看到剧院的小门。从早到晚的每个时间段里，都能在这儿看到他走来走去，通常是跟一群人一起，都是他在说话。只有在午饭之后，他才撤到咖啡馆里，坐在中间位置的玻璃窗后，以至于所有从咖啡馆前路过的行人都不得不看到他，他也从那里可以注意到每个路人。他不玩纸牌。他不喝酒。他尤其回避剧团里的其他演员。他的衣服里散发出甜甜的肉桂香味，香得令人窒息。在街上这个味道也弥漫在他的周围，走在他前面的人可以嗅到：沃尔鲍伊· 奥玛德就在附近。

在他肉乎乎的手指上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红宝石的印戒和一枚婚戒。他从不否认自己是单身。戴戒指只是为了让一切看上去都很好。

演员抵达这座城市时，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混在一起了。在所有人类的集体中都会发生一种结晶的过程，只是我们尚未了解它的法则。事实上，他们从四年级开始才来到同一个班级。埃尔诺是唯一在这个班级里从头到尾熬了八年的人，他始终没离开这所学校。贝拉，那位美食店主的儿子，在来这儿之前，因为学习成绩差已先后试过三所学校；有一个学年他还在首都上过学，他基本上是在校园里长大的，住那种三十个人睡在一屋的宿舍。他从小就佩带跟校服成套的佩剑，是那种装饰短剑。迪波尔四年级时才转学到这里，那时上校被调来这里服役。阿贝尔在三年级时第一次来这里听公开课，此前他在家里学习。格仑兄弟是在这里出生的，与其说他们是城市的居民，不如说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四年级时，他们班里总共有五十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十七个。关于战争，他们从不谈论，好像那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战争深入、隐蔽地带来某种看不见的破坏，哪怕是对他们而言，在生命中这个闭塞、狭窄、黑暗的一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地方，在一座外地城市一所中学的一个班级。战争爆发那年，他们在读五年级，全班一共五十个人。现在，四年过后，只有十七个学生毕业。很多人就这么消失了。农村的男孩们返回老家，去顶替他们父亲的工作。很多人无法承担学费。还有很多人不来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也许他们生病了。也许他们死了。确实有很多人死了，人们为他们送葬，举着印有祭奠花图案的校旗，合唱队为他们唱着挽歌。据说这几年有一百万人死在了各处的前线上。或者是两百万人？也有人说是三百万。而他们，深深躲藏在战争的背后，生活在大山之间。这座城市，似乎裹在襁褓与缠尸布里休憩，一切都很平静。战争只是通过发丝一样的管道渗透进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这些发丝般的管道，仿佛在看不见的、巨大的气筒的压力下，把城里的生命吸了去，换回的是泵进来的战争空气，就像来自前线的特殊毒气，在完全稀释和消减之后才渗透到这里，但仍旧具有足够的毒性使人四肢瘫痪，灼烧人们的肺脏，摧毁那些体弱的人。战争爆发时，他们班有五十名学生；明天，只有十七个人能坐到摄影师的面前。

有两年的时间，一直到七年级之前，小团体的成员们还并没有那么彼此在意。他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在彼此身边，但各顾各的。迪波尔痴迷于体育，阿贝尔钟情于文学，埃尔诺忙于学业。格仑家的男孩：皮特和托马斯，他们基本上不务正业。很难讲，究竟是什么把这些人的命运系到了一起，特别是当人们还小的时候，那时候利益还不会编织出友谊。贝拉坐在最后一排，几年来他都是班级的落后生之一；除了偶尔的礼貌用语，他几乎不跟阿贝尔和皮特搭话。阿贝尔偶尔会亲近埃尔诺，但总会得到一个小小的回击，一种解释不清甚至意识不到的拒绝，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了鞋匠的儿子。

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通常不是对彼此的好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受折磨的痛苦感受，让两个人感到，他们应该走到一起。

阿贝尔有三年时间都坐在从门口数的第三列注。在他的身后窝着埃尔诺，靠右的第一列坐着迪波尔。四年级刚开学不久的一堂物理课上，阿贝尔无聊地盯着空气发呆，随后，他的目光开始在一列列的座位间游荡，他发现迪波尔正神情漠然、全然不顾地将脑袋埋在手掌里，在课桌下面读着什么。谁也不能说此刻的阿贝尔感到了震动。他最初感到的是这很无趣，便把目光移向别处，去看别的地方。但是，当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再去注意别处时，他才暗自感到惊讶。他再次环顾教室，乱哄哄的课堂让人困倦，教室窗户上爬着很多只颜色发蓝的大肚子秋蝇。当他确信是迪波尔牵扯住了他的心绪，便再次好奇地朝他望去。也许在迪波尔身上还有什么他至今尚未发现的东西。也许那天他梳的头不一样，或是系了条特别的领带？他很仔细地观察着他，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迪波尔的头发剪得极短，像士兵的头发。他穿着卡其色的衣服，系了一条绿色领结，有意无意地揉着太阳穴一带。他在阅读。他用手掏了一下鼻孔，抠出了什么，但他完全没在意，一直捏在手里揉搓；另外一只手在桌下翻着书。显然，他完全沉浸在了书里。他八成是在读关于体育的书，马术或是足球？阿贝尔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明白迪波尔因为什么吸引了他。

他盯着迪波尔的耳朵。他在用手指揉按太阳穴，手指像钩子一样弯曲，手的轮廓柔软、圆润。从迪波尔四分之一的侧脸里，他看到他的鼻子。他脸部的线条硬朗，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更柔和一些的剪影，而且年轻了三十岁，他脸上长有雀斑。阿贝尔看得很仔细，紧蹙着眉头。事后他隐约发觉，似乎在那一刻，或者说在那几分钟里，他其实只是表述了那些早已在他的认知里存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关于迪波尔的看法。比方说，他早就知道迪波尔的脖子上有雀斑，就在他金色头发长成一个尖儿的后发际处，脖子的后面，就在突出的颈椎大骨节的上方。好像苍蝇拉下一堆屎，弄脏了他极白的皮肤。

迪波尔这会儿挪动了一下，把书塞进课桌里，好奇地向四周环视，好像他又回到了这个世界。这一刻，阿贝尔正好看到迪波尔瘪起来的、流露出不屑的嘴，以及挂在嘴角的不满的无聊。在这一刻，阿贝尔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下午，他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画了一幅画，之后他把画板放到一旁，玩弄起画笔：在两个动作之间，他又感受到了那股惊奇，比上午的时候也更强烈了。

一个星期之后，小团体成为了小团体。松散的物质在一个瞬间结成了晶体，人们无法知道的是，在这一刻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人们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一些人聚合到一起，就在不久以前，他们甚至还并不了解彼此，现在却集结到一起，只是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便融为一体，好像同谋犯们出于恐慌而紧密地聚拢在一起，甚至要比孩子跟父母，要比恋人们或杀人犯们都更紧密地抱团。他们努力从教室的各个角落往一起聚拢，迫不及待地，仿佛这一刻他们已等待了许多年，仿佛他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聚在了一起，然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几乎彼此都不搭话。一直有点被大家瞧不起的贝拉，也很迫切地加入了进来，好像生怕因为来迟而错过了什么。但是，当他们在走廊的角落里，四目相对地聊着什么时：埃尔诺摘下了眼镜，所有人都沉默了。迪波尔站在中间。他本来正说着什么，但嘴里突然卡住了。大家全都沉默了，随后，所有人都不声不响地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们站在咖啡馆的旋转门前。他很快地跟演员握了一下手。罗马皇帝真不愧为真正的统治者。奥玛德身上有着尼禄注的某些气质，他这样想。没错，尼禄也当过演员。你是第一个我可以以“你”相称的成年人，只须使用你我的称谓，就像一个成年人跟另一个成年人说话。他说他曾到过巴塞罗那。这也许是在说谎。应该搞明白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父亲这时应该在用晚餐。也许他下午锯掉了四条像演员的腿一样粗的下肢。劳约什也在这儿，他的一只胳膊也被锯掉了。今天奥玛德系了一条浅棕色领带，这是我见过的他的第四条领带。基津达伊先生来了，他被满大人判了死刑。他的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圆点。黄色的丝绸，有绿色条纹。白色丝绸，有大个的蓝色圆点。艾泰尔卡有一件罩衫，是白色丝绸料子的，配大个的蓝色圆点。但她现在已经不穿了，一年前她还在穿。又是奥玛德身上的肉桂味。我和管家的女儿在院子里一起玩，我们后来去了放杂物的工具房，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就是我来惩罚她；她得趴在地上，我掀起她的小裙子，打她光着的小屁股，直到把它打红为止。这时，艾泰尔卡进来了，她看到了我们俩，她打了我一顿。当时我四岁。小女孩三岁。艾泰尔卡四十岁。有一次她忘记关上装内衣的柜子，我从里面拽出一块破布玩了起来，我把它系在我的额头上，就像女佣头顶上包着布的发髻。这被艾泰尔卡看到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她从我手里抢过那块破布，然后打了我的手。今天我已经知道了，她拿着慌忙跑走的那块破布是她的胸衣，是洗完后刚被送回来的。现在的我又是从哪里得知，那破布是姨母的胸衣？谁也没跟我说过。那么姨母有乳房这件事，又有什么好让人恼怒的呢？奥玛德今天戴上了那个更漂亮的假发套。他的手是多么热啊！他的手那么软，以至于我的食指陷入了他食指下方的小肉垫里。奥玛德的假发很服帖。当我在柜子里，在一堆书的后面发现姨母的头发，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揭示伪装了。姨母戴的不是秃子用的假发套，而是装饰用的假发。我发现的是两条很粗的，闪着光泽的大辫子。也许今天晚上我会告诉迪波尔。或者告诉奥玛德。也许对他们两个我谁也不说，我只对埃尔诺说。如果我告诉奥玛德，他肯定会回答： “小圆圆，小球球。注我的小朋友，我现在要惊得下颌脱臼。”然后他会张开嘴，在他厚厚的嘴唇间伸出他的肉舌头，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他此刻笑了起来，我看到了他的金牙。演员放开了阿贝尔的手。他们一起走进了旋转门。

旋转门转动，挟着他们进了咖啡馆。外地城市的咖啡馆里，这种时候只有些不做正经营生的人待在那里。在咖啡馆后部独立出来的牌室区域，那些还不肯去睡觉的家伙们还在硬撑着。在一间厅室里坐着两位销售员，还有一位当地报纸的编辑，他是一个矮个子，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中分，穿着像一个上等人，但让人看着很不对劲。正对门坐着郝瓦什。他手里拿着纸牌，秃头上的汗水泛着光。他偶尔把手伸向口袋，然后摸出一块鲜红的巾帕擦拭额头。他是城里的当铺老板，以前曾是磨坊经理。当他们路过他的面前，他嘴里在念叨：三张顺，主牌国王，主牌王后注。演员和阿贝尔停下脚步向他问好。作为回应，郝瓦什做了一个好像是要从座位上起身的动作，但这其实只是幻象；他那硕大的身体纹丝不动地粘在椅子上。他说，祝你们好运，朋友们都已经到了。从他的身上折射出消遣的欢乐，这把他很快又拽回到牌桌上。他嘴里又念叨了一句“四个对”注。比起咖啡馆前部更宽敞的厅堂，牌室里的空气要更酸一些。也许是因为小屋里的通风比较困难，打牌者的汗出得厉害。打牌者把雪茄屁股扔在地上。一些人往还没熄灭的烟头上吐唾沫，慢慢地，刺啦作响着熄灭的烟草冒出呛人的烟雾，把飘浮在咖啡馆里的烟雾的底层也填满了。小团体的成员们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跟以往一样，跟他们还被禁止公开光顾咖啡馆注时一样。演员坐在主座上。阿贝尔坐到了埃尔诺的身旁。

“有人骗了大家。”阿贝尔平静地说。

他拿出扑克牌，摊开在桌子上。

“我不想等了。”他说。他惊奇地听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的平静。“在来这里的路上，我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还是不说，但现在我还是说了吧。我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欺骗了很久，还是今天只是第一次？……他自己带来了两个A，一个红桃A和一个橡子A；还有两张10，一张葫芦10和一张绿叶10。在我们看牌的时候，他在自己十一点注的牌面上偷偷加上一张10；或者，他已经拿到的三张牌加起来一共是十，这时他不再要牌，而是悄悄地自己添进一张A。你们看这些牌，牌的背面和我们玩的牌的背面一模一样。根本无法区分哪个是我们的，哪个是骗子的牌……”

埃尔诺望着空气，摘下了眼镜，蹙紧眉头。贝拉脸色煞白，他把单片眼镜夹在他胀鼓鼓的、长满青春痘的脸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戴上这只镜片。迪波尔微微张开了嘴唇，紧咬着牙关。

“你们现在就来我家，”贝拉说，“就现在。你们来查我的抽屉、柜子、我的书和衣服口袋，你们也可以把里衬都给剪开，全部都查查。你们可以把我家整个房子查一遍。如果要搜身的话，在这里立刻就可以搜。”

“蠢货，”迪波尔说，“你坐下。”

他的脸此时更白了。他的额头白得就像用白灰刚粉过的墙。他的嘴在抖着。

“没错，你真蠢。”阿贝尔接过话，“问题不是我们要搜你的身。谁的身都不能搜。劳约什当时还只是在一旁观战。但是证据摆在这里。两个A，两张10。有人自己带了作弊的牌，揣在兜里，或者藏在袖口折起的地方。总之我们中间有人欺骗了大家。”

“你小点声说话。”独臂小子说。

他们靠拢了些。“问题是，”阿贝尔压低了声音继续道，“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他是谁。懂么？永远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分别检查每一个人，但是我们都一样的可疑与无辜。这和钱有关。今天下午谁赢了？”

他们推算了一下。贝拉和埃尔诺大约赢得差不多。贝拉玩得很莽撞，埃尔诺则玩得很谨慎。阿贝尔和迪波尔都输了。“欺骗的也可能是，”阿贝尔说，“输了的人。也许他欺骗是因为他输钱了。所有人都同样的可疑。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很可疑。是的，是我发现了这个骗局，但是也可能，我这样为自己找乐，我喜欢这样冒险。也许是我骗了你们，现在我来到这里，提出质疑，而我从你们的痛苦中获得了享受。所以我说，搜身的说法是再愚蠢不过的。我们都一样有嫌疑。”

“所有人都有嫌疑。”独臂小子高兴地说，咧开嘴笑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阿贝尔看着空气，嘴角露出痛苦的表情。

“也许还不会是我在欺骗。”他思索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真的不寻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涉嫌。看起来，所有有嫌疑的人也都有罪。”

“够了。”独臂小子说。

演员点了一份火腿，配了酸黄瓜、半熟的鸡蛋和加了柠檬的热茶。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说话。他用两只手仔细地、一下一下轻轻触碰地调整好他的假发，然后轻轻咂巴着嘴，动作优雅地开始吃东西。他用两根手指轻柔地捏起小勺子，用一副精致到滑稽的样子轻轻敲碎蛋壳，然后慢慢剥掉，再用两个手指尖掰下一小块面包，在鸡蛋黄里蘸了蘸，仔细得不能再仔细地把火腿带脂肪的边缘切掉，然后割下火腿上一块带筋的肉。他举起餐刀，就像指挥家举起他的指挥棒。

“够了，”他说得不容反驳，带着温柔的严厉，“劳约什说得对。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劳约什说的总是对的。这太过分了，我的朋友。”他转了四分之一的身子朝向阿贝尔。“我们都知道你的内心既善良，又敏感。”

他往嘴里塞进一片火腿。

“别生我的气，但是的确只有年少无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一般来讲，我在大千世界中的体会是，凡是我到过的地方，甭管是什么事情，人们都会让它过去。只要人们还活着。”

他俯身在鸡蛋上闻了闻。

“你是一个哲学家，鉴定完毕。这件事当然让人不舒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朋友阿贝尔说的都是真的。在你们之间有人欺骗了大家。并不是坏事。”他打了个响舌。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并不是为了钱而欺骗。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做出什么。这真让人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当然他做好了准备，因为他自己带去了牌。也许他只是想大胆地冒险。不过都是游戏，我的朋友们。”

他轻轻地碰了碰那些纸牌，然后放下刀叉，向后靠了靠，用思索的眼神环顾四周。他被男孩们脸上折射出的专注神情吓了一跳。在他的人生中，他早已习惯了不被人关注，无论他说些什么，人们都会嘲讽地，满不在乎地听他讲话。但是在这个群体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都是重要的。他感到满意。他得意地露出微笑。

“现在我先不管我们的朋友阿贝尔的揭发，”他边说边把纸牌推到一旁，“纸牌算什么？钱算什么？我想的是别的。当我的朋友劳约什出于好心带来了你们……我年轻的，年轻得多得多的朋友们……在你们留给我迷人的第一印象之后，我问我自己：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维系？因为，你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对于如何评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对自己说：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系在了一起。他们对此并不谈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想这个问题。他们之中有人在欺骗。”

他优雅地吃着。在他的手里，火腿变成“小腿腿”，鸡蛋变作“小蛋蛋”。所有的，就连撒盐瓶也被他像“小瓶瓶”那样小心地拿起。

他说话轻声，用词讲究，有着深意。有一刻，他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深深地自省。隔壁小房间里传出郝瓦什的嗓音和重重落牌的声音。一位女士一直走到咖啡馆的另一头，手中提着铁皮水桶和抹布。服务生在昏暗中坐在台球桌旁，好像日落时僧侣坐在自己禅房的窗下。劳约什饶有兴味地用微笑的眼睛在房间里环视。

“现在，这个人只是又增加了一种纸牌的欺骗，其实已经无所谓了。”演员继续说道，“他是你们中的犹大，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我甚至不敢去猜想他是谁……因为对我来说，你们四个都是一样的可爱……他欺骗你们已经很久了。用他的每个词藻。用他的每个眼神。现在，之所以加上了纸牌，因为他想要大获全胜。他想要享受这种骗了你们的感觉……德国人说：都忘记吧。说得非常对。别再为此烦恼了，我的朋友们。我们还在一起。你们身后还是晴天。你们再也不用对老师们负责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演员咂巴着嘴，吃得很满足。

阿贝尔慢慢地，一张一张地收起牌。A不作数，发牌，爆牌，摞牌，要牌，过牌注，不过牌。埃尔诺从来都是不让过牌。郝瓦什在重重地落牌。郝瓦什算哪号人物？城市当铺的老板。为什么几周来他总会梦到他？在他的梦里，郝瓦什走进房间，用手背蹭着他长长的唇须，鞠了一躬，然后舒服地解下他的领子。他笑着，眼睛被脸上堆起的肉挤得不见了。迪波尔的嘴角显现出坚毅、痛苦的表情。

他把牌装进口袋。他们往桌边靠得更近，小心地瞧着彼此，只是用眼光一下下地去碰触彼此，却又立刻转向别处。服务生站起身，点着了灯，客人们到来了。两个当官的，然后是城市的财务总管。吉卜赛人注也小心翼翼地贴边溜了进来。

郝瓦什站到了小包间的门口。他挺着将军肚，西服背心被肚子顶起来满是褶皱，上面积着雪茄的烟灰。

“你好啊，奥玛德。”他说，语气很重。

“你好，艾米尔。”

大家都转过身朝向他。“乐意为你们效劳，先生们。”郝瓦什说，“致以我最深深的敬意。”

“就到五月节注了。”独臂小子说。

下午他们商量了五月节的事。是独臂小子提出的主意，每个人也都愿意。因为是独臂小子想到的，所以必须被批准。五月节的活动要在富尔察注举办，在山上。他已经让一个跑买卖的人去通知店主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是在富尔察。独臂小子下午在城里运作得也很顺利。一切都准备好了。他订了灯笼，和教务办公室也约好了，还得到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富尔察已经展现出春天的迹象。需要的话，到了午夜，他们也可以撤到饭店里。那里欢迎所有亲爱的客人。郝瓦什坐到他们中间。他抽着烟嘴，发出空气振动的鸣声。他说，过五月节是个让人高兴的主意。天气变暖和了，有点像夏天。他，郝瓦什，本人从不喜欢在户外的大自然里消遣。半夜三更，人们还坐在草地上，屁股坐得受凉，请原谅我这么讲。郝瓦什，如果去消遣，他喜欢裴多菲咖啡馆。

“我只上到小学，”他自豪地说，“但是我热烈推荐裴多菲咖啡馆。它乍一看没什么。是间平房，入口也很简朴。但是在那里面，我的先生们，人们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店老板因为组织卖淫坐了四年牢。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犯过几个错误。在那里我还在台球桌上跳过舞。如果你们也想上台球桌跳舞，我向先生们推荐裴多菲咖啡馆。”

他望着前方，好像还在梦里。演员终于停止了进餐。

“你亲爱的爸爸那里还没什么消息么？”当铺老板开始问询迪波尔。

他的声音谦卑又满怀敬意。奥玛德盯着自己的手掌。阿贝尔猛地抬起头，偷偷地瞟迪波尔。独臂小子在无聊地瞪着空气。迪波尔动了一下，那动作像是要弹起来。“没有任何消息。”他回答道。

“英雄，”郝瓦什说得简练，“英雄的上校。瓦列沃注的英雄。”

他往桌边靠了靠。“多么令人惊叹，我的先生们，年轻的劳约什先生也是英雄，是伊松佐注的英雄。现在，年轻的迪波尔先生也将有机会展示他的实力！英雄的一家人。”

“别说了，蠢驴。”埃尔诺说。

当铺老板极勉强地笑了。所有人都轻舒了一口气。埃尔诺是唯一一个与当铺老板——奥玛德的朋友这样说话的人。如果他们遇见，都会把脸扭向一边，并且垂下眼睛。

在正式打交道的场合，当铺老板显得既专业又礼貌。“请出示物件。小姐，请录入：一块女士金链表，八十克，估价一百二十，当一百，手续费和利息折损四块六。付给您九十五块四。请下一位。”当迪波尔带去银器时，他没有抬头。那是普洛高乌艾尔家族著名的银器，上刻着首字母，表示“普洛高乌艾尔贵族”。上午，演员和迪波尔谈了话。迪波尔的母亲被带到医院检查，已经去了有六个月了。1917年，10月13日。到期日是1918年，4月13日。“小姐，请记录：一套二十四人份的银餐具，二十四千克，带签名。估价八百。当六百。”他始终没有抬眼看，用手快速地把钱塞出了窗口。

“比如我晚餐从不吃火腿。”郝瓦什说，“我认为不是食物的原因。我的朋友奥玛德总把节食挂在嘴边。那么，我节食了又会怎样呢？十克我都减不下来，但是我的头会开始疼，这感觉折磨得我只想骂人。我要说，身体需要好的给养，还有一些运动。爱情也会让人消瘦。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我的先生们，爱情，使人消瘦。但是今天的人们在哪儿才能找到一点儿爱情呢？少之又少。人们都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肥猪。”埃尔诺说，之后扭过身子。

大家强忍着控制不住的笑。演员也笑了。他的一排假牙笑得都露了出来，好像埃尔诺说了一句多么智慧的话。人们使劲控制着自己，却仍然笑得刻薄伤人。阿贝尔的脸都红了。在埃尔诺与郝瓦什的对话里，让人难受和让人舒服的成分同时存在。郝瓦什有一百三十公斤。埃尔诺知道，如果不发生奇迹，一切都将取决于郝瓦什：取决于他的好心肠。迪波尔的母亲还没有发现银器失踪。但是上校每天都可能休假，或是受伤返回家，那时候他可能会找这些银器。实在不敢想象，假如这银器没有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曾经有一次，上校赤手空拳地将一位车夫打得爬不起来。这不仅跟劳约什和迪波尔有关，也跟他们每个人命运攸关。如果银器没有了，如果在他们弄到钱以前郝瓦什不想再留着那银器，上校不是不可能将他们都告上法庭。还是偷偷摸摸的为好。在过去半年中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郝瓦什再给延期几周，一直延到他们的战前训练结束。只是，没错，即便到那时，银器这事还是得有个了结。上校可以追着他们一直追到前线，追到战壕里，追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只须用一根打狗棒就可以把他们教训了。父亲们的能力是无穷的。

埃尔诺与郝瓦什说话时，当他不得不跟他开口时，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伤害。当铺老板忍受着对方的这种态度。埃尔诺对当铺老板有股威慑力。这股威慑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也许他知道当铺老板的什么事，了解他肮脏的交易，知悉他放高利贷。只要当铺老板朝他们走过来，埃尔诺都会把头扭开，给出一副受罪的嘴脸，好像这个情景让他恶心得想吐。当铺老板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到他那些伤人的损话。只要是埃尔诺说的话，他都迅速表示同意。他总是在微笑。微笑的时候，他唇上的胡须僵硬地往上翘着。迪波尔说，郝瓦什害怕埃尔诺。

演员正在出神，又时不时快速地转下眼睛。

“一切都很好，”他对迪波尔说，“郝瓦什是我的朋友，他知道你们都是尊贵的绅士。按照规矩并不是必须……他不会再问什么的。”郝瓦什没有再问什么。那些钱，这几个月里所有的钱，都没见到影踪地就花没了：他们用钱救出了贝拉；奥玛德遇到了一些麻烦，也拿了些钱。他现在缄口不语，面挂微笑。他就这样带着僵硬的微笑注视着前方，眼睛好像是玻璃球。白皙泛蓝的双下巴僵硬地塞在V字领口里。他的额头泛着油光，有些瓷质感。他微笑着，嘴上叼着牙签，僵直地望着前方，用那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眺望远处。当铺老板又取出一支雪茄插进了烟嘴。他俩木然地互望一眼，脸上挂着冻住了的笑容。演员稍稍耸了下肩膀，这个动作几乎让人无法察觉。他们两人都在微笑。

“埃尔诺先生说得没错，”当铺老板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很胖，是的，我很胖。难道我要因此虐待自己吗？我这种胖子，就是那种因吃得太多而发胖的人。比如奥玛德也胖，他是那种不吃什么仍会发胖的人。是细胞在作怪，我的先生们，是那些脂肪细胞在繁衍。如果我不好好吃饭，我会死的。一块肥肥香香的烤猪肉，连同脆脆的皮一起烤，再配上葱香的土豆和腌黄瓜，在牙齿间咀嚼那发硬的猪皮的感觉可真好，这才是我需要的。还有配着圆白菜的油饼。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我的命运，还是请这样看待我吧。”

大家全都瞅着他。阿贝尔在迪波尔脸上看到勉强做出的礼貌微笑，他很喜欢这种微笑。在这种微笑里有羞怯和困扰，还有高贵。迪波尔的这种表现，感觉像是他出于礼貌而忍耐了郝瓦什的肥胖。贝拉瞪着死鱼眼看着郝瓦什，好像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埃尔诺在擤鼻子。

“大家来想想看吧……”埃尔诺厌恶地说。

“在我脱光衣服的时候，”郝瓦什平静并且严肃地说，他使劲吸了一口雪茄烟，点了点头，“是的，很可怕。要知道，我穿了塑身衣。不是全身的塑身衣，而是绑在肚子上的。如果我脱光了，我的整个肚子会一下子掉下去。”

他用平和的目光充满好奇地在人群中环视了一圈。演员使劲地清着嗓子。

“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吗，艾米尔？”

当铺老板慢慢站起身，戴上了帽子。帽子扣在他头的偏后部，额头上沁出油光。

“非常感谢邀请，”他平静地说，“但今天我不能留下来和先生们一起了。”

迪波尔突然做出反应。

“明天我想跟您谈谈，郝瓦什先生。”

当铺老板的眼睛在他肿胀的眼皮里被挤没了。

“随时等待您的召唤，普洛高乌艾尔先生。”

“不是在典当行里。”

“那么，”郝瓦什说，“两点钟在我家。请您屈驾。”

迪波尔四处看了看说： “也许，也许阿贝尔先生也跟我去。”

阿贝尔顿时脸红了。迪波尔扭头看了他一眼，阿贝尔马上应道： “我也会去。”当铺老板点点头，好像对此并不惊讶。他没有跟任何人握手。他离开后，迪波尔坐回到座位上，揉了揉眼睛。

“现在让我们去娱乐一下吧。”演员说。

注　匈牙利学校教室里的座位是按列排的，每一列都在底部由一长条铁板把这一列的所有桌子和座椅依次固定在一起。列与列之间可以有过道，也可能某两列是并排挨着的。

注　古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最神秘的皇帝之一。

注　源自一首哄小孩子的，结合手指游戏的匈牙利童谣。

注　匈牙利扑克中最大的牌是A，再往下是国王、王后，然后是10至7，共四种花色，但是可以有一种花色为主牌。主牌里的国王和王后同时在一个人手上时，如果此人在开始玩牌前喊出“主牌国王，主牌王后”，则最后的得分可以乘以四倍；如果此人在一局游戏结束之前喊出，则得分只能乘以两倍。

注　同一个人抓到一样大小的牌，每个花色各一张，一共四张的对子，叫四个对，分值为八十分。

注　在匈牙利，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被允许到咖啡馆消费。

注　二十一点游戏中，手中的牌是十一点时可以喊“óneász”，意味A不作数，因为A自身表示十一点，这个时候如果喊“A不作数”，则再拿到A的话，不算爆牌，可以再重拿一张。

注　过牌是让下一家优先，自己不动作；不过牌则是自己优先。

注　这里指的是吉卜赛乐手，他们在消费场所根据客人的召唤上前演奏，然后赚取小费。

注　匈牙利迎接春天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五月初，人们通常通过野外郊游来庆祝。

注　饭店名字。

注　塞尔维亚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士兵作战的前线之一，交战对方是塞尔维亚。

注　意大利城市，匈牙利士兵作战前线之一。伊松佐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著名的战役，持续数年。

木版画

城市沉睡在群山之间。三座高塔漠然地伸向天空。房子里亮着电灯，也有供水管道；火车站里，一个机车头正在倒车，鸣笛声音拖得很长。三座高山包绕着城市，山里的矿藏不仅有一些铜，还有少许的镁。一条河穿城流过。河水从山里流出，水流湍急。空气清冷而坚硬。山坡上生长着浓密的森林。中间那座山的山顶上，积雪常年都不融化，住在城里的人们为此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可以把它当成阿尔卑斯山的美丽风光来欣赏。快老掉牙的有轨电车从火车站开往城市的中央广场。城市临海，不过只有一个海湾，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城里的居民为自己临海而居感到骄傲，不过，他们对海的实际利用却并不多。一栋栋的房子都建得狭窄，瘦长，相互紧贴着，因为这座城市曾经是一座城堡，人类在这里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光。修道士们的修道院是黄色的，人们可以见到他们在晚上和早上穿着棕色的袍子，踩着拖鞋，腰间系着绳子，挂着念珠，去教堂祷告。主教的宅邸很宽敞，铁艺的阳台上有着后巴洛克风格的装饰，阳台上方还有能插旗子的支架。主教在每天下午三点会和他的秘书一起出门，他挺括的高帽子闪着丝绸般的光，帽子后面的边沿垂着带子。主教向每个问候他的人回以深深的致意。他起得很早，因为上了岁数，他睡得不多。清晨，他已经站在高高的案桌前，写着小巧、圆润的字。市政府的地下室里售卖红酒；红酒像石头一样冷。地下室的拱顶是用很重的巨石搭建的，这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饮用红酒了，火把照明时烟熏的印迹至今留在墙上。潮湿的橡木桶的味道、好闻的浓醇酒香和硬脂酸做的蜡烛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这里使用粮票。这是关门的时间。望不到头的一趟趟火车接连不断地在城市中穿驶而过。两百米、三百米长的火车开过去，铁路巡视员连头也不抬起一下，装载伤员和运送休假兵士的火车车轮滚滚；这是一个休疗站点，车厢的门会打开一个小时，从车厢里往外漫出碳酸液和碘水的气味，还有深深的寂静。这个味道渗透进城市，尤其在火车站附近格外浓烈。摆放在火车站内的很多大铁桶里装满了石灰；有的时候需要从车厢里抬下一些乘客，然后把石灰撒到他们身上。但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四年了，这个城市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搭乘这些长长的列车的乘客也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尤其是那些需要往他们身上撒石灰的乘客，根本不发表任何意见。现在的车站，已经不再站着那些围着雪白的围裙、袖腕上和头巾上绣了红十字、穿着闪亮的医护制服、好像大商场柜台里护士模样的白嫩蜡娃娃般的女志愿者们；现在最多是来两个医务兵，一点儿也不惹人注目，如果需要抬起担架，他们会一起喊一声号子： “吼嘿”。

这里能听到战争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尖声嚎啸。就好像燃起了一把大火，飘落到远处的只是些烟灰。在这里，战争也仅仅落下了一些灰尘。最初是一封封电报在喧嚣，接下来，一列列火车穿城驶过；一所小学校被改成了医院，那所不小的修道院也腾出来一半的地方用来安置伤员。城里的很多居民都因为他们的爱国表现受到了嘉奖。文具店老板，那位微胖却相当灵巧的老先生，也不再每天早晨亲手为得胜的部队在地图上安上小旗子；事实上，他已经什么都不往地图上安了，他瘦了，也没有谁再关心地图。这个城市已经习惯了战争，已经没人再谈论它，地方报纸的战事专刊不再被人们一抢而空，也不再有人冲着首都运来的报纸而急匆匆地赶去火车站。这个城市已经厌倦了战争，如同一个人可以习惯于自己慢慢地衰老，习惯于想到自己终将死亡，想到这个世上的一切。道路变得脏了，很多人穿上了丧服，熟悉的面庞消失了，但是不能否认，也有人在这个废墟里生财致富。在别处，战争是炸飞的土石混杂着人的肢体。但是在这里，上午，可以看到城市的财务长官穿着下摆剪裁成圆弧形的灰色礼服和垫了透气脚垫的黄色皮鞋，出没在修剪过的漂亮公园里；姑娘们挎着胳膊在街上遛弯，四年前她们还都是孩子，现在长成了让男人们有想法的高挑的大姑娘；而这期间，战争徒劳地进行着。城市很小，多彩又干净，像装在盒子里的玩具城市。现在，到处落满了灰尘，房屋无人翻新，食品店的橱窗里也需要贴上纸条，告知有咸鱼到货了，也不过就这些变化。还有就是很多蓝色、黄色、红色注的告示贴在专门用来张贴告示的圆柱上。那些技巧嬗变的人，在这里同样可以有好的营生。下午，在圣亚诺什广场，城市的行政长官带着他的猎犬散步到河边，去打灰山鹑；晚上，电影院里坐了很多人，剧院里更是座无虚席，尤其是在上演歌舞剧，并且沃尔鲍伊· 奥玛德登台戏耍的时候。在一座大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皮特独自坐着，嘴里念叨着一个词： “世界大战”，但他不再记得别的什么，比如迪波尔，或者奥玛德；另外，比如焦虑和好奇。故乡不再是什么教堂的高塔，不是什么带喷泉的广场，也不是发达的贸易和工业。故乡是一个门洞注，在那里，你第一次想到了什么，座椅，你坐在上面想不明白一件事情，在水流下面的那一刻，当你幻觉回到了某种原始存在的记忆里；打磨得滑滑的一粒石子，当你在一张旧桌子的抽屉里找到它，已经记不起当时是想拿它来做些什么；是宗教课老师的帽子，那上面有个丑陋的棕色的脏点子；一堂历史课开始前的紧张气氛；那些特别的游戏，其他人全都不懂的游戏，而这游戏的结局你将在一生中都会梦到；一个人手中拿着的一件物品，夜晚透过敞开的窗户听到的声音，从此再无法忘掉，一间屋子的光亮，一幅窗帘底下坠着的两个穗子。阿贝尔将不会在膝上摇着他的孙儿们，如果是要给他们讲述战争，因为战争中，他的神经里也装进了恐惧和焦虑，但是这个恐惧是迪波尔，这个焦虑是奥玛德。六万颗灵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里还有网球运动场。现在，城市在睡觉，市长心脏不好，平躺在床上，床头柜上有一杯水，这杯水里泡着一个牙套；父亲们穿着睡衣，在潮湿发霉的卧房里躺在母亲们身旁，他们的厉害能制住一切。城市那边的森林里，动物们全都醒着。演员说道：

“可惜你们还不知道伏特加。很纯的、真正的伏特加，能让人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蓝色的。”

注　欧洲建筑物大门外延的门洞较深，天黑时这里是个无论从外面还是从里面都难查看到的地方，因此通常成为恋人们依偎的地方。

注　影射这座城市的旗帜的颜色，暗示都是官方的告示。

存货

他们是从十一月初开始偷东西的。

曾有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大约有那么几周，这个小团体活动得无忧无虑，即便没有钱他们仍旧可以玩得很好。他们聚集的地点一般是在迪波尔家，有时也在阿贝尔家。在阿贝尔那儿时，只要他们能够安静地待着，不吵不闹，一直耐心地等到姨母眯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不睡觉一直玩，熬一个通宵。格仑家的男孩子们，皮特和托马斯，更像是小团体里打酱油的。哥哥皮特，总是要提醒着弟弟托马斯别偷得太多。最初，他们在游戏中并不需要钱。直到他们为了完成某些实验和任务而需要置备复杂的装备时，钱才成为了问题。贝拉是第一个偷东西的家伙。

他会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不是他们劝他去偷的。不过每当他开始为此辩解，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一起使劲挖苦他的狡辩。为了买一双他在一家新开张的鞋店橱窗里相中的、手工缝制、双层底的深棕色皮鞋，贝拉偷了他爸爸的钱匣子。他买下皮鞋，带到迪波尔那里，试着穿上，然后在屋子里一瘸一拐地走了半个小时。他不敢穿着上街，因为他一想到万一会碰到父亲就胆战心惊；父亲一旦看到这双鞋，很可能会问他这鞋是哪儿来的。

战争接近尾声时，在贝拉父亲那家规模不小的食品店里工作的助手们大多被军队征走了，年少的学徒们被派到柜台负责销售；家里的这种情况使得贝拉可以轻而易举、不引起任何注意地从商店的钱柜里偷钱，先是少量地，后来是大量地偷。下午的时候，如果爸爸开始了他半小时的午睡，贝拉就可以完全不被察觉地走进商店阴影中的玻璃小屋，爸爸的钱包就放在那间屋里书桌的抽屉里。店里一天的流水相当可观，所以被偷走的那点钱根本就不会被人察觉。

贝拉的手脚非常利索，用这钱买了不少衣服。他还是个能吃的家伙。他的姐夫曾是县里的法官，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把自己吊死在了窗户的把手上，就因为他害怕会跟妻子一起饿死。在他岳父的商店里，堆积着磨盘一样圆的瑞士奶酪、鲱鱼、小麦、土豆、大米和沙丁鱼罐头的储藏室，丝毫没能安抚他对痛苦地挨饿至死的想象，而毁掉了他和他的家庭。贝拉回到家里，即便是在物资紧缺的战争期间，他也可以在家里的桌子上，或在店里放着的好吃的东西中间挑来拣去。但他却不能从他父亲迦南注一样存储富足的美食中找到快乐。他拿着偷来的钱偷偷跑去陌生人开的食品店，花高价购买东海的鲱鱼、方块软糖、沙丁鱼和油浸的凤尾鱼罐头，而那些食品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的商店里批发来的。

贝拉惧怕他的父亲，就像一个普通人惧怕大自然带给他的灾难与不幸。一听到父亲的名字，他就会变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在小团体成员的想象里，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那位终结的宿命，他会不期而至，然后把一切摧毁，残余下的只有一片荒芜和冒烟的废墟。但是与遥远的终结的宿命相比，贝拉的父亲更像是一个掌管日常命运的神，虽然不那么辉煌，但每天都有故事发生。贝拉父亲那双骨节突出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到儿子身上，动作幅度不大，但下手很重，是心脏病人特有的那种冷静的出手，颇有惯性的一连串耳光，因为，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们害怕激动会刺激到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他朝一个逃跑的小学徒掷去一柄短斧，其实是一把切刀，那刀的刀刃之前就插在瑞士奶酪里，在货架的边缘闪着 寒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贝拉在偷东西。大家都很注意地让贝拉独自花掉这些钱。用偷来的钱买来的食物，贝拉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全部吃光，小团体里没有人会帮忙。埃尔诺会坐在小偷的对面，用带刺的目光严厉地监督着，直到这个窃贼瞪着他噎得直往外凸的眼睛，用塞得胀鼓的嘴把最后一口也咽 进去。

他把买回的衣服藏在迪波尔家里。他也买一些玩意儿，比如：双筒猎枪，能放大很多倍的放大镜，一只巨大的、纸做的地球仪，一副有着精致系带的皮质绑腿，勃朗宁手枪。当他买回了自行车后——他从来没敢骑上去过，因为他不会骑车，也怕被熟人见到后告诉他的爸爸——也到了该对这些存货的命运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物品在繁殖。迪波尔也害怕某一天上校回到家，他已经不敢再承担这“窝赃”的罪名。需要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最初他们只是指使贝拉。贝拉不情愿地苦笑了一下，不过还是完成了他们的指令。他在两天之内买回一大堆花炮，晚上，他们一起把花炮全部扔进了河里。妙主意都是埃尔诺出的。比如，他出过这么一个主意，叫贝拉去偷六十块钱，然后买一束花派人送给主事的牧师。正像送花人描述的那样，牧师惊诧地收下那件礼物，窘得满脸通红。他笨拙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手捧花束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困惑不已，不知所然。

在阿贝尔家，他们也玩别的游戏，比如纸牌。他们还非常投入地讲故事，编织没边没沿的谎话。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下午我路过剧院，迎面走来一位红衣大主教。”这个时候需要给出解释：这位红衣大主教是怎么来到城里的？还有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有关红衣大主教在这里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了故事的主题，接下来，它需要被一点点地搭构，通过有据可查、有处可考的现实元素，以及生活在此、就住隔壁街道的证人来搭构，似乎对于他们所言之事的真实性，人们可以去向那些人求证。他们讲述的故事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所有的细节却需要讲得明确而简洁。

他们四个人走成一排，占据了整条人行道。他们一天到晚偷偷摸摸地在小路上出没，就像是肩负重任的特种部队，正在执行一项事关重大的使命。埃尔诺和阿贝尔负责将他们执行的任务控制在“有意思”和“不靠谱”的界限之内。大路货的主意会被他们很不屑地淘汰掉。经过几个星期的集体游戏，贝拉也开始领悟其中的奥妙。皮特出于本能的每一个举止都能跟这个小团体达成良好的默契。如果说这项游戏、这项任务存在着规则——即便他们从未就此达成过什么——仅仅是：所有的发起的动机都必须是无功利的。正如埃尔诺所说，“其本身就是目的”。贝拉在偷窃，用偷来的钱买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那些衣服他从来不能穿，那些工件他并不懂该如何使用。

他们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就是给小团体的成员们做一套统一的制服，用来在家里穿；但是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有一回，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小团体的全体成员一起去城边的一家裁缝铺里定做了一套他们根本没法穿的衣服；那些裤子和上衣，不是肥得夸张，就是瘦得滑稽，而且使用的是最为奇特、几乎无法找到的布料。

有一天，埃尔诺带来了裁缝的地址。

每个人都单独去找了裁缝。迪波尔用白色帆布定做了一件燕尾服，里衬是黄色的丝绸。埃尔诺选了一套非常肥的、棋盘格图案的西装，肥得能装进去好几个他，最后只得在脚踝处用皮筋收紧了裤腿口。阿贝尔要求给他做一件后摆长到脚跟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注，配了一条浅灰色裤子。独臂小子的衣服完全没做衣袖，只在肩膀处平整地扎了一道边，是一件无袖的紧身背心。格仑· 托马斯不知从哪儿找到一顶热带的帽子，不过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皮特才会允许他戴上。

贝拉做了一身简单的骑手装，红色的燕尾上装配着黑色的长裤。他还买了马刺和平顶的礼帽。他们在裁缝那里长时间地、总是不能放心地、以厘米为单位反复地测量了阿贝尔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那垂到后脚跟的后摆，看是否比需要的长度多了那么一两厘米。裁缝以为他们是在为狂欢节做准备，他把这一批定制的衣服一道寄了出去。

无私是友谊最高贵的内涵。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列一份存货清单，然后相互分配这些物品。

贝拉用友好的微笑向埃尔诺推荐了那把双筒猎枪和那一对马刺。埃尔诺则向他回赠了他从父亲店里拿的三块做鞋掌用的皮子和一尊马利亚与耶稣的陶瓷像。

这样的交换开始后，打酱油的成员们也不肯落后。托马斯起先从家里偷来了书，《石心人的儿子们》第二卷，还有《圣人传》。大家并不是很认可地接纳了这些书。当迪波尔偷来了上校先生的、刀柄是鹿角做的小刀时，阿贝尔突然鼓起勇气毛遂自荐，说他要把姨母的财宝拿来给小团体。对于这个主意，大家的意见有所保留。“财宝”这个称谓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在他们的想象里，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成捆的现金，以及存折和宝石。最终他们一致同意找一个下午的时间，让阿贝尔把那财宝带来。那个下午，他们都穿上了他们标志性的服装，阿贝尔拿来了那个钣金盒子，经过仔细地查看后，他们把已经不流通的算命纸牌、抵押票据和已经没有价值的旧纸币登记入册；阿贝尔把小盒子放回了它原来的位置，就好像从未被拿走过 似的。

所有的人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共同的存货做着贡献。指导原则是偷得要越危险越好；至于被偷东西的价值有多少，并没有人在意。一个被视作勇敢的行为是：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走盖了学校印章的大部头书卷，然后用纸和胶水把盖有印章的地方遮住，再把这件经过加工的偷来的物品，转卖给高价销售学生用品的二手货商。这件事带着极大的危险，因为从学校偷走书并且还把书卖掉，一旦被发现，不仅会被学校开除，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埃尔诺承担了这项任务，而且他干得很成功。据说，他是在售卖的过程中把二手货商给催眠了。用钱得“做好事”。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用攒起来的钱在市内珠宝行购买一条精致的金链子。在漫长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们付了款，离开时链子被忘在了柜台上，他们也再没有回去取回它。

小团体决定，对于几年来他们想方设法欺负的那些老师们——尽管并没有明说，但他们却是极尽能事地相互折磨——从此之后，他们将仁慈地、关心地对待。在课堂上，他们安静地坐着，交叉着双臂，虔诚地集中着注意力。贝拉从最后排的座位急奔到前面，只为能给班主任帮上一个小忙。他们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学习，偶尔在一个个科目上取得完美的学习成绩，令老师们瞠目结舌；他们交出的作业，表现出远超过老师要求的渊博知识，他们以此作为炫耀。他们也会号召班里的同学们守纪律，注意听讲。班上的人满腹狐疑地注意着他们，但是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与那些仍使用老掉牙的、愚蠢透顶的恶作剧和笨法子折磨老师的同学们相比，他们所耍的顽皮要有趣得多；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做出自始至终都在努力的样子，他们用完美无缺的表现安抚了那些心怀疑虑、遭到欺负但最后还是缴械投降的师长们。这比粗鲁又顽抗的恶作剧更有意思。班主任在圣诞节前的简短致辞中，不得不让贝拉和迪波尔作为榜样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好像是欢迎迷途知返的羔羊。

贝拉已经停不下来了。他买了万能钥匙和橡胶手套等这些他根本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因为父亲抽屉里的钱袋子无所限制，就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内。他已经不知道还能用钱做些什么。小团体固执地坚守“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每天都把钱花在毫无用处的东西之上。贝拉有两个嗜好：身体护理和时尚。在他长时间的恳求之后，大家终于同意他按照最新的时尚给自己做了两件优雅的衣服，同时配了一件丝绸衬衫、一条做工精细的领带、一副柔软的鹿皮手套和一双羚羊皮内里的漆皮面皮鞋。他还买了浅色的兔毛礼帽和一根很轻的竹手杖。每周他都可以在迪波尔的家里穿戴一次；大家会一件一件地把衣服递给他，独臂小子乐此不疲地帮贝拉打扮得极漂亮。他站在镜子前，满身的装饰，头顶礼帽，戴着手套，挎着手杖；每每这样的时候，大家会让他在房间里走上几趟，就像时装秀场里的模特女郎。他们纷纷赞赏这身行头如何如何的漂亮。最后，他坐了下来，咬着牙，坐在一把椅子上，对着镜子，长时间地打量镜中的自己。然后，他慢慢地脱下衣服。迪波尔接过那些衣服，小心地锁进柜子里。贝拉重又穿上他那身邋遢不堪的学生服，裤子还是用父亲的一条旧裤子改做的。

对身体护理的热衷他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个连小团体的成员们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所谓的嗜好，不过就是被润发油、香草、擦脸膏、梳子和香皂深深地吸引。然而这一嗜好并未得到小团体的批准。他没能用上那瓶价格不菲、买回来去痘的药膏；小团体的成员们粗暴地把它夺了去，他们脱掉他的衣服，把那瓶据说几天内就可以把脸上的青春痘和瘊子都除掉的药膏涂到了他的屁股上。

要想与“让事情和东西变得有用”的理念背道而驰地做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值得称道的典型例子是：花很多天的辛劳和努力从一本瑞典书里背会十行文字，而这些文字在这个外地小城里是没人能听得懂的。在这样的死记硬背中，阿贝尔当仁不让地赢得了大家的盛赞。同时，被视为严重错误、遭到严厉禁止的例子是：为第二天的拉丁文课或历史课做准备。脑力劳动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除非是不涉及任何现实目的的脑力劳动。身体的能力也被限制了。迪波尔是个弹跳能力非常好的人，他非常热爱跳远和跳高，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跳那些挡在路上的椅子或障碍物。跳跃带来的快感并不是没得到大家的批准，只是，他只能从距离足够远的地方跳那类高得让他已无法跃过的东西，只有在十有八九会在跳跃的过程中摔倒摔伤的情况下，他才会被允许跳高或跳远。

东西越聚越多。目前，它们都被堆在迪波尔的房间里。但是这个存货地点因为自行车的到来而变得更挤了。普洛高乌艾尔一家住一层，要想进入男孩们的房间，首先要穿过他们生病的母亲的卧室。但是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普洛高乌艾尔兄弟的卧室的窗户是朝向庭院的，分量较重、比较复杂的东西会从窗口递进去。人也可以翻窗入室，当然，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吸引住母亲的注意力。当他们吃力地从窗口往里爬时，通常是埃尔诺扮演这个角色。他双手交叉着坐在母亲床边，膝盖上放着帽子，垂着眼帘盯着地面。

劳约什和迪波尔的房间里几乎已经无法落脚了。慢慢积攒起来的东西摆满了桌子、柜子顶和他们的床。现在，在小团体的内部已爆发了竞赛一般的攀比和狂热。阿贝尔拿来了他父亲的钳子和镊子、一台旧照相机和姨母年轻时的一部分嫁妆注，系着的紫色丝带已经泛黄，变脆，好像在讲述着一个从未被偷走处女之身的女人的渴望。出于礼貌，为了回赠阿贝尔寻来的物品，迪波尔给了他一副上校的全套马具。这些家什从一所房子里被搬到另一所房子里，仅仅是换了个地方。这都只是游戏，是前奏曲。迪波尔时常会在夜里满身汗透地醒过来，然后出神地看着堆满了的房间：他梦到父亲突然回到家，向他问起自行车、帆布燕尾服、医用钳子和镊子。目前还只是贝拉在承担真正的危险，因为就他偷钱。至于这些钱并不能产生价值，这显得并不是很重要。

他们决定找一处存货的地方。姨母——尽管对孩子过度轻信，并且有无尽的耐心——还是发现了阿贝尔房间里的马鞍和整套的马具。这年秋天，上校夫人也感觉自己的病好多了，还说要从床上起来。目前暂时还不用担心会有直接的危险，因为普洛高乌艾尔夫人在每个季节之初都会这样威胁她周围的人，说自己要下床了，要起来走路了；但是她的这个承诺几年来都没能兑现过。一个秋天的午后，他们租了辆车，驾车去了富尔察。他们在那里吃了晚餐，然后独臂小子开始在房子里溜达。溜达的结果是他在楼上发现了有房屋能出租。

富尔察建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离城里半小时的路程，坐落在一片人们经常在那里伐木的森林的中央。它的后面是一片长得又细又密的杉树林，岩石错落，一堆堆地散布着，光秃秃的山脊直通到山顶，那里还覆盖着影射了阿尔卑斯山美景、熠熠闪光的积雪。从楼上房间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大海，只有一艘军舰停靠在那里，像一位退伍的老兵。曾几何时，这里是个温泉胜地，在上世纪末，这所旅馆的周围还有几座荒废了的空荡荡的小楼；夏天的时候，城里的人会到这里来避暑。阿贝尔隐约记得，在很久以前，还在他的幼年时代，当他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年八月，他们曾来到这里度假。直到现在，泉眼里还在汩汩冒出酸味的、富含硫化物的泉水。在旅馆那狭长的、泛着霉味的餐厅里，吊着很多大型的汽油灯，它们会唤起人们对久远的、用树枝和树叶装饰的安娜舞会注的记忆。在地板与墙面的接缝处生长着厚厚的松菌。酷热的夏季，偶尔会有外出郊游的人们误打误撞地走到这里。旅馆楼前铺着白色的鹅卵石，在树冠已稀疏的庭院里，摆了桌子，还铺着桌布。空荡荡的金属灯架插在土坡上已经开始腐烂的木桩上。摆在桌子上的蜡烛外面罩了防风玻璃罩。这个地方有着湿漉漉的、被荒弃的感觉；在它的这种荒弃中，也有着某种宿命感。

“没有，秋天没有人来这里。”旅馆的主人说。

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已经十年了，他艰难地经营着这块地产。地是他在竞拍中购得的，现在却成为了负累的家产。他说，几年前，还是和平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已经不会记得了——还有很多情侣从城里跑到这里来。对于许久以前在情侣们温情的媾和中所做生意的愉悦记忆，闪现在他布满皱纹的疲惫的脸上。正是那个时候，他在楼上布置了三间客房。然而，这样欢快愉悦、温情脉脉的时光随着战争逝去了。今天的年轻伴侣们再也不想在这个世界面前藏躲起来。于是，这些客房也几年如一日地空置了下来。他和他的妻子在楼上放一两个铁炉子，整个冬天都会待在这里。

小团体的成员们哼哼哈哈地回应着，心不在焉地咀嚼掉并无滋味的萨拉米香肠和立普妥奶酪注，喝光了啤酒，没有人吭声。独臂小子结结巴巴地开始聊起了什么，不过没有人注意他。阿贝尔感到自己轻微的心跳。尽管没人开口说出来，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会是一个转折点。每个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没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如果能早些发现它：这个秘密的小岛将会多么神奇地减轻这么多年来都无处藏躲和重创了心灵的烦恼！他们排成纵列，踏着颤颤巍巍的楼梯，安静地上了楼。房间里积攒了几年都无人触碰的脏污和阴暗。窗户是朝向杉树林的。床是裸露的，没有被褥和床上用品，排列在布满蜘蛛网的墙边。到处都有老鼠啃咬的痕迹。桌子上布满了老鼠屎。

“棒极了，”独臂小子说，“这里已经完全不能住了。”

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从床头柜上捏起一把覆着尘土的女士发梳。这脏污的物件讲述了一次久远的冒险的记忆。看到它，他们都眼睛放光。那个“这里已经不能居住”的评判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房间租了下来。

两个房间的租金是由贝拉出面谈妥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以最繁琐的程序搬了过来。房东曾以为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是要为他们秘密的幽会寻找一个屋檐。但是一周后他就发现，他猜错了。货物每天都被运过来，每天都靠自行车来运输。每天都来一位不同的年轻人，他的背包里挤满了奇特的，且难以解释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学生们会有他们自己的物品，房东也许会开始担忧。但是，这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同学们，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到来的人消失在房间里，用钥匙把自己锁在里面，然后是长时间的窸窸窣窣。房东会在房客们离开后小心翼翼地进去瞧瞧，但是那些特别的衣服，那巨大的地球仪和很多无辜的书籍，实在没有什么让他好怀疑的。

小团体从“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里做出了让步。他们拥有了这样一个独立的、最大限度地与世隔绝的藏身之地。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房间是可以用钥匙给锁上的：这个认知慢慢地把还算清醒的人也给迷醉了。下午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气味糟糕的小屋子里，在烧得通红的炉子旁，在很浓的烟雾中激烈地争辩，创造并完善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游戏。这是真正的游戏时间。这是第二个童年，更加罪恶，更不受管束，更刺激，也更甜蜜。

冬天的下午，他们一起吃完了午饭，早早便会赶到这里。自行车归值日生轮流使用，以便最先抵达给火炉生上火。这里已经配上了喝茶、喝朗姆酒、喝水果白酒和吸烟的用具。朗姆的味道浸透了这个空气本不大流通的小房间，阿贝尔认为，凡是进来屋子的人都会以为自己钻进了船屋。阿贝尔固执地坚持，所有的船屋都有朗姆的味道。马鞍摊在床上，旁边放着猎枪，进来的人会以为，只在这里偶尔居住的房客是刚刚逃过了追杀躲回到这里，他想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肢体得到彻底的休息，他的马还在外面的雪地上溜达呢。这个小屋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独立于世的地方，父亲们，老师们，长官们都不会知道这个地方。终于，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开始一种生活，一种与他们知道的任何生活都不相似的生活。这种生活跟父亲们的生活迥然相异，当然他们也并不希望自己过父亲们的生活。所有的一切，生活中的所有困惑、暧昧、不知如何应对的话题，他们都可以在这里谈。那个捆绑了他们童年的严厉监管，再也不能将触角伸进这里。

他们已经很久没再做过孩子了，而在这个房间里，他们发现自己敢于做那些他们在城里时会在彼此面前感到害羞的事情：像小孩子那样毫无顾忌地戏耍，做他们自己体内那个真正的孩子，其实他们还从来没能真正地做过孩子。他们从这里，只有从这里，可以敏锐地看清楚成年人的世界，交换着彼此的经验。独臂小子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娱乐。他那神经质的笑容在这里得到了纾解。而富尔察的这间小屋，是唯一一个能够偶尔看到埃尔诺笑容的地方。

注　《圣经》故事中，迦南被称作“应许之地”，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物资富足，应有尽有，也被看作天国的象征。

注　一款礼服，名字取自匈牙利皇帝费伦茨· 约瑟夫，用以表达对该皇帝的爱戴。

注　为出嫁姑娘准备的，通常由床上用品、内衣等构成。

注　安娜舞会是匈牙利的一个传统舞会，人们为了纪念夏天将要结束而举办。

注　以一个盛产此种奶酪的城市的地名而命名的奶酪。

序曲

他们是在这里开始彼此探知的。这种隐秘、确凿的合谋关系，让他们远离城市，并把他们绑缚在一起，也给他们提供了以另外一种方式彼此探知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讲述“发生了什么”。很显然，这里的“发生了什么”，只涉及他们还生活在父母的威权之下的那段时光。他们慢慢地明白了：他们能够混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他们组织了“恐惧的下午时光”活动。每个人都要讲出来，是什么令他在“那段时光”里最感到恐惧？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件恐惧的事，只是至今为止，他们谁都不曾谈起过。这些“恐惧”从遥远的过去，在说不出具体何时的久远时光中孵化出来。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天几乎全黑下来的时候，大家蹲着围拢在快要熄灭的火炉旁，独臂小子讲道，他曾在那个时候最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后来在如织的炮火中，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也再没有那样地恐惧过——那是在他七岁那年，透过从门廊通往院子的玻璃门，他看到父亲在向母亲施暴，他们互相撕扯，后来母亲用双手推开了丈夫，朝房间里逃去。那一刻他是如此害怕，好像死亡正赤裸裸地威胁着他。在他讲这些的时候，他变得结巴，并开始神经质地打嗝。坐在窗户旁边的贝拉望着发光的湖面，说出了他不寻常的感受。

“恐惧挺好的。”他说。

然而，要讲明白恐惧的这种“挺好的”含义，却是难之又难，并让他痛苦不堪。这个活动持续了数周时间，他自己也在探索着，嗅触着自己惧怕的因由，其他人则在这段时间已经在了解彼此上走得更远了。当他发现在自己的记忆里，除了羞涩本身还有更多连他自己也不了解的阻碍，于是他更畏惧、更沉默了。阿贝尔和埃尔诺用一连串的盘问试图帮助他找出答案。

“我实在不好意思。”他难受地说。

他得到两天的宽限。这个讲起黄段子会兴奋得使用丰富无比的词汇的家伙，现在却羞涩腼腆地进行自我防御。他这样的有所保留，最终使小团体更感到惊奇，因为经过长久盘问，最终浮出水面的是，在他那羞臊的记忆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污秽的事情。倒不如说是可笑的事情；而他却是背负着极大的痛苦才讲述出来。

“我们住在一层，”他红着脸，痛苦地说，“你们转过身去。”

好像这些就是最难以启齿的部分，现在他却急促快速地接着说：这层走廊的尽头通向一个院子。贝拉是一个容易受惊的孩子，一直受到严格的管教，即使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也会有时被一个严厉的词语惊吓到，尿到裤子里。这样的时候他会把外裤晾干，而把湿漉漉的内裤捏成一个团，再把这罪证丢进隔壁家的院子里。他这样销毁掉了八条裤子。等待着自己的行为终有一天被发现，以及对将要被羞辱和惩罚的想象，在他心里引起高度的紧张，也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这个幼儿才会犯的毛病的牺牲品。当人们终于发现时，父亲一个巴掌掴过来，而那种放松如同涌起的海浪灌满了他的整个身心，他至今再也没感受过能够与此相比拟的舒适和幸福。

“你们知道，”他支吾着，受伤地说，“恐惧挺好的。我猜到自己会受到惩罚，我等待着。慢慢地我学会了。我知道什么能换来一记耳光，什么能换来殴打和禁食。这都是可以预计出来的。真正恐惧的是等待，而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刻，真的是很好。”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埃尔诺开口说：

“你们都认识我爸爸。他是渐渐才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阅读也是他在成人之后才学的。他读了两本书，《圣经》和《小镜子三部曲》。我不为他感到羞耻，你们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他谈论富人的时候，他是对的。富有并不仅仅是某人有很多的钱。它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我永远也不会有，而对于你们来说，却与生俱来，从来不曾缺少的……”

“我是从那时开始害怕的，那天我爸爸站到了镜子前面。那应该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在作坊的角落里，我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作坊里养了一只瘸腿的乌鸦，那是爸爸有一次带回来的；它翅膀的羽毛被剪掉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坐在小板凳上和乌鸦一起玩。爸爸也坐在作坊里，在做活。他那时还没蓄胡须，也没有瘸。他忽然站起来，朝抽屉柜走去，就好像我并没有在那儿，他把镜子取了下来，拿到窗户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我盯着他，发不出声：我把乌鸦搂进怀里。爸爸用两个手指捏住鼻子往上翻，然后龇出自己的牙。他开始转动眼珠和扭动他的嘴，做着我从未见过的挤眉弄眼的怪相。他这样做了很久，深深地沉浸在里面。我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一开始也许我应该笑吧，但是我很快明白过来，根本没什么可笑的。爸爸奇怪地转动着眼珠，我慢慢地开始害怕了。他向后退了一步，好像要捧腹大笑似的，把他的嘴张到最大。之后他又皱紧了眉毛，然后生气地龇牙。这时，我哭了出来。他冲我过来，就好像现在才看到我在这里。我尖叫起来，因为我以为他要杀了我。他俯下身，他的脸是如此扭曲，是我从没看到过的，也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他用一只手夺走了乌鸦，扭断它的脖子，然后把它摔到我跟前的地上。然后，他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那只乌鸦就躺在我面前，已经死了。我跟它一起玩了有一年的时间。我捡起它，它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开始摇晃它，爱抚它。妈妈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从未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想，我这样觉得，这件事情与她无关。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回家。当他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只盒子，他把乌鸦装进盒子里，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院子里。”

“我们在这里埋葬了乌鸦。爸爸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挖好了一个坑，这期间他愉快地与我交谈，以至于我完全不明白昨天他是在生谁的气，又为什么要掐死这只瘸腿的乌鸦。但是从那之后，每当我独自一人待在一个有镜子的房间时，我会开始害怕，我害怕我也会站到镜子前然后开始让自己的脸变得扭曲。”

迪波尔身体的纤长轮廓，被白色的燕尾服优雅地勾勒出来。他们有时会穿上那些衣服。贝拉穿着他红色的燕尾服懒散地窝在椅子上，戴着平顶的礼帽和手套。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是最微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他们开始游戏的理由。小孩子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地玩一个摇铃，就像他们玩味着一个主意、一件物品、一个时刻所提供给他们的想法。他们也发现他们四个人都有着表演的天赋。

独臂小子忘我地导演着。他用简明的词语布置任务，然后立刻设计场景。他们扮演法官、士兵，表演家庭关系、征兵检查、教师会议、沉船上的驾驶舱。他们执迷在孩子们与生俱来却又被遗失了的表演天赋里，在这唯一的补偿中，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表演，在那遗失的世界中还可能有一点点是他们的。这个世界深藏在各种为人所知的表象的背后。阿贝尔相信，他有的时候仍然能记起一些那个世界的词语和场景。

当他们彼此面对面地站着，穿着“戏服”，远离了城市，在这用钥匙锁起来的房间里，浸在炉子与烟草的酸腐的烟雾里，在两支蜡烛忽忽闪闪的光线里，在四处堆放的偷来的东西中间，这个被捆绑在一起的小团体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只是感觉到一股胁迫的力量：有时，在游戏的两句话之间，他们会陷入沉默，然后长久地、呆呆地看着彼此，好像最终得要搞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这样玩，为什么活着？而在这样的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苦涩的无聊。阿贝尔会提议一起玩“突击”的游戏。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从房间里退出去，然后他们三个穿上戏服，把他们自己交付给隐秘的轻松与舒适感。埃尔诺重重地敲响了门。任务是这样的：用他们词汇库里的所有词汇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代表外面的世界来进行审问。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称谓或身份。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秘密警察，也可以是军人、宪兵，或者最简单的，是闯到这里来的父亲们，他们审问这些“下人”——阿贝尔坚持使用这一个称谓——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格仑家的男孩们一直很神秘。无法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些什么。

埃尔诺来提问。独臂小子立正地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学校总管站在校长的身后，士兵站在中尉的身后，或是一个没有那么厉害的成年人——比如幸灾乐祸的叔叔——站在爸爸的身后。埃尔诺戴着帽子，挎着贝拉的竹手杖，戴着贝拉的鹿皮手套，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时不时地摘下眼镜，用两根手指捏着它，然后举到眼前擦拭。“需要声明的是，”他说，“人赃俱获的事实证据显示，学生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没有得到家长、老师、长官、行政和军政界的领导们的许可下，甚至违规犯法地蓄意反叛，离开城市，将自己锁在一个名声并不好的温泉疗养区的旅馆房间里，吸烟，喝酒，长达几个小时地单独待在这里。不管谁来到这里，都会意识到这里的情景非常特别。”

“普洛高乌艾尔，请你站起来！且不说你在学业上的进步是多么令人遗憾地微乎其微，当然，必须承认最近一段时间里你在学校的表现确实让人无可非议。但是现在，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情况，都是违背校规的严重事实。这是什么？朗姆酒。这一瓶呢？白酒。这一盒呢？东海鲱鱼罐头。我看到了什么，鲁扎克注？请起立。是我猜错了么，如果我假设这个咖啡豆来自你父亲的食品店？”

贝拉站起身，玩弄着他的手套。

“是错了。从食品店我只偷了钱。咖啡是我用偷的钱从别处买来的。”

从一个质询到下一个质询。埃尔诺的讯问很细致，在形式上也完美无缺。没有人推脱。他们都自愿承认了物品的来源。劳约什望向埃尔诺，眼里带着怒意。埃尔诺用慢节拍的盘问步步紧逼，把最锐利的问题丢向阿贝尔和贝拉。

“请住口，普洛高乌艾尔。我有话要单独与你说。这算什么，这个小丑服装？你们就是这么在准备考试么？爸爸们都在前线浴血战斗，你们就是这样在为人生做准备么？”

“我很抱歉，”阿贝尔说得很坚定，“我们并没有在为人生做准备。”

埃尔诺点了两支蜡烛放在桌上，然后坐了下来，礼貌地向独臂小子指了指座位。

“这是什么废话？”他说，“如果不是为了人生，那是在为什么做准备？”

“我们根本不曾准备，长官。”阿贝尔平静地说，“这正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我们所努力的是我们不要有所准备。生活正在为什么而做准备，那是生活的事情。我们肩负的任务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贝拉附和道。

“闭嘴，鲁扎克。住口吧，用偷来的钱去买咖啡豆的人。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的任务，”阿贝尔用在学校里回答问题的声音答道，“是维护我们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小团体，请注意。成年人的所作所为与我们毫不相关。我们也不需为此负责。”

“说得有些道理。”独臂小子说。

“你离开了这里，结果被截掉了一只胳膊，”阿贝尔回敬道，“你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那个世界是你认同了的。很多人因为你而死去。很多人也因为埃尔诺的父亲而死去。拙见是，所有人都要为自己所认同的事而负责。”

“你们很快也要被征兵了。”埃尔诺冷冷地说，“到那时你们还这样讲吗？”

“到时候我们当然就不这样说了，我们也都将对此负责。但至少到那时为止，我还不需要知道他们的世界的规则。也不需要上音乐课，不需要上这堂我刚用一张假的假条逃开了的课。我也不需要知道剧院的墙根是不可以公开撒尿的。也不需要知道世界大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我明白了。”埃尔诺说，“那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沉默无语。贝拉望着他的指甲。迪波尔卷着烟卷。

“我们在这里，身处在他们的事情里。”阿贝尔说，“你还不明白吗？我痛恨他们教我变成的这样子。我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我不敬重他们所敬重的。我总是孤单一人和姨母在一起。现在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我不想吃他们的食物。所以我在这里。因为在这里，我才能破坏掉他们的那个规矩。”

“他们？他们是谁？”埃尔诺问道。

他们这时同时叫喊道：

“比如锁匠。”

“或者律师。”

“老师，面点师，随便是谁。”

“所有人，所有的人。”

他们语无伦次地叫嚷。贝拉扯着嗓子吼着。阿贝尔站到了床上：

“我告诉你们，”他喊道，“我们必须逃走。骑自行车或者骑马。现在就动身，穿过这片森林。”

“骑自行车没办法穿越森林。”迪波尔回答得很专业。

但是他们也感到已经离问题的实质不远了。也许，他们现在就触碰到某个秘密的所在。阿贝尔狂热地吼道：

“我爸爸是个大混蛋，”阿贝尔大声宣称，然后他抬起胳膊指向埃尔诺，“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姨母总把我撵到楼下的庭院里，让我在那儿玩，因为房间里潮湿。那好，那我就在外面玩。你爸爸说，富人们是敌人。这不是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敌人，更加危险的敌人。并不在于是富人还是穷人。”

他拢起双手架在嘴前：

“他们，所有的人！”他惨白地细声说。

“我们也会成为成年人的。”埃尔诺严肃地说。

“也许吧。但至少在那之前我要进行防卫。我要说的就这些！”

他们卧在床上。阿贝尔脸庞滚烫。迪波尔坐到他身边。

“你认为，”迪波尔睁大双眼平静地问，“我们能够防卫得住吗？”

春季很多游客也来到富尔察。他们的会面也更加谨慎。每个星期，他们都有一两个下午逃来这里，只有到了周日，他们才会在这里待一整天。庭院里偶尔有情侣们在幽会。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都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为此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另一个世界与这里毫不相干，他们凌驾于体系、规则和监管之上。目前，“另一个世界”的含义只不过是不能在马路上公开抽烟，还有，比如世界大战。无论是没有面包票就买不了面包，还是拉丁语老师不公正的判卷评分，无论是某位家庭成员死在了战场，还是没有老师的同意就不能去剧院观看演出，所有这些他们因这个世界而受到的伤害，都无差别地激发起他们的反叛。他们感到，这些与他们作对、扼制着他们的体系，无论是在大事小情上，都同样严酷地与他们对峙着，很难区分出哪个更严重。在街上恭敬地向成年人问候，这件事现在变得如此无法忍受，就如同很可能会到来的，几个月后要向部队教官行敬礼。

他们在这个春天失去了尺度。无法说得明白，是在何地，又在何时，游戏变得严重起来。劳约什独自游离开，他们则忌妒地观望着。从某种角度来说，劳约什被视为成年人。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他将自己从成年人的群体中放逐，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他随时都可以回到敌人那边去。他再次穿上军官的制服，整天和演员混在一起。他好像厌倦了在富尔察的厮混。他又开始去咖啡馆。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将他开除。但是独臂小子更快一步地，在早春时节，将这个小团体介绍给了演员。

这个介绍仪式是在迪波尔的房间里进行的。演员一下子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第一次礼貌地来访时，就从窗户爬进了房间。

迪波尔是小团体的核心。迪波尔是那个因为以他为中心一切才得以成行，为了他大家才聚在一处的人。他们都会把贡品带给他。当小团体放弃掉“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后，围绕着迪波尔的一种物质上的竞争也渐渐形成。阿贝尔为他写了一首诗，却不敢拿给他看。贝拉用礼物来讨好他。埃尔诺会帮他背书，为他擦鞋，成天围着他做一些类似仆人和搬运工的工作。尽管迪波尔身处这场争相讨好、浓情热意、互不相让的竞争风暴的核心，但他仍旧维持着他那与众不同、彬彬有礼、温和善良的风度。

暂且抛开那个与年龄段有关的粉刺问题，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小儿子在小团体成员们的眼里是一个神秘的生灵，完美无瑕的化身，他们对他全都抱有这样的感觉。由于漂亮、温和，年龄较小的普洛高乌艾尔男孩在城里也颇有名气。迪波尔跑步，游泳，骑马，打网球，尤其喜爱跳跃，尽管他有着所有这些男孩子的出色表现，他还具有柔软、精致的外表。他的皮肤极白，额头上覆盖的刘海微微有些卷，金色的头发、蓝灰色的眼睛更加强调了这一特征。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毅、厚实的嘴唇以及肌肉健壮、手指短粗的双手。但是鼻子和额头的线条却柔和又柔美地呈现在这张娃娃脸上，脸的上部和下部之间的不成比例，撩惹起人们内心的躁动。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半大小子特有的那种笨拙。好像孩童时期某个幸运的瞬间，这个男孩的面孔从此停止了发育，雕塑家从模子上移开双手，然后满意地说：就这样吧。迪波尔即使长到三十岁，看上去仍会像一个孩子。

他所有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比如他向某人发问，或是微笑着做出回答，都具有他独一无二的特征，轻柔温雅，像是带着羞涩的礼貌。他并不像贝拉和埃尔诺，不像大多数与他同龄的伙伴们：他勉强才能吐出一两句粗鲁的言语，像是先得进行一番自我抗争。那些粗话若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则像是他出于礼貌才说的，是出于对其他人的贯注，像是在别人爆粗口时，他不愿因为自己的沉默伤害到大家。

他少言寡语。好奇心会显现在他的整个人身上，显现在他时时刻刻的目光中。如果阿贝尔或埃尔诺说了些什么，他会缓慢地转过脸，然后瞪圆了眼睛，全神贯注。他会吃惊地问很简单的问题，又总是用微笑表示对答案的感谢。无法断定的是他内在的这种关注，是出于他无可挑剔的礼貌，还是出于无知的好奇。他害怕书，假如阿贝尔偶尔发自内心地想与他分享对一本书的感悟，他会带着特别的反感触碰这本书，好像是触碰某种复杂的、有点不洁的、碰上去感觉很不舒服的东西，真的只是因为要讨好他的朋友，他才去碰。

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偏不倚地在他们中间，没有选择党羽。他就像一位仁慈、高贵的君主隐忍地穿行在他们之间，好似他并不十分确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出身和命运迫使他永远彬彬有礼地跟这些缺少耐性的爱臣们相处在一起。他也并不十分确定地预感到，小团体是一个终结的宿命，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如同所有的命运一样，它极其简单，也极其痛苦。这些男孩子每天只有在睡觉的那几个小时里才会互相分离，有一种力量把他与他们卷在了一起，比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更复杂，然而，他并不明白这种力量的含义与目的，事实上，他们并非是与他投缘的那种类型。这样一种反叛的类型——令人难以理解、出于某种无形的暴力的迫使而被他们选择的反叛的类型——其实并不是他的喜好。周遭的环境，无序的秩序，不可知尤其是不可忍的、爆裂的外部世界的秩序，在他的内心也撩拨起了他的反叛，却是这个反叛的另外一种形式，触手可及的、简单的、更能付诸行动的形式，这才更合乎他的心意。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在他心里也扎下了根，他同样无法抗拒这股否定一切的、特殊的、反抗的魔力，那些魔力的游戏也在他心里扎了根，而这魔力的源泉也许来自阿贝尔，也许来自埃尔诺。他觉得，可能简单一点的解决方法更是他所爱。比如，迪波尔永远不会反对那样的计划，譬如在教堂前架起重型武器，然后发起自卫战争；还有，如果有人建议在一个起风的夜晚点燃这座城市，那么会让他感觉头疼的，倒不如说是这计划实施和操作起来的难度。

这些迫不及待地突然将他包围在中间的男孩子们，这样的一支护卫队，并不真的对他的胃口。但他没敢向任何人承认。他必须要接受这个小团体，跟它生死与共，因为小团体也接受了他。父亲的气场，一种经过过滤后遗留下的、几乎难以辨识的军人自知之明的残片在他的体内发生着作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个“我”便是他。

偶尔，他会抱着惭愧的渴望去关注其他的小团体和团体；他痴望着其他同学的冒险，看他们跟这个世界秩序的压迫进行抗争，他们只是简单地表达他们的反抗和不满，通过野蛮的玩笑，通过体能训练的游戏，特别是通过对身体本身的强调与展示。迪波尔并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身体的勇敢更美好的事物。而小团体对于这一种形式的勇敢——如同对待所有具有现实性目的的任务那样——厌恶地把它排斥掉了。

他并不明白，在他们之间他到底要什么？他不能逃开，也不想逃开，但他仍然觉得在这些男孩子中间自己只是一位客人，因为他们对他的敬慕，大家才走到了一起。他们所做的一切，带给他的是糟糕的和酸涩的快乐。将来会是怎么样？每当他想到这个，他的嘴就瘪起来。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能这么甩手离开。他感到，在小团体的这些游戏背后，有一个世界隐约可见，这个世界他也还记得，那是一个年轻、真实、无法形容、令人振奋的世界。小团体想用这个世界的碎片建造起什么，在这个天空下建一个小的玻璃罩，他们可以藏在玻璃罩下，然后透过这玻璃，苦涩而不屑地眺望另一个世界。

他是唯一一个不用关心这个玻璃罩碎了该怎么办，他们要去入伍了该怎么办的人。战争，与毕业前的焦躁，与丢人的、四下躲避的、地下的奴仆生活，与在这个世界里必须要过的生活相比，难道真的更糟糕吗？战争八成也是奴役和伤害的一种形式，是成年人发明出来的东西，是他们用来折磨彼此和比他们更羸弱的人的东西。

就这样，他留了下来，跟这个小团体待在一起，因为他感到在唯一的、无法明白的威权面前，在成年人的威权面前，这个团体把他保护了起来。另外，也因为他感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他们集结在了一起，尽管他并不了解这种千丝万缕的捆绑力量究竟是什么。并不存在任何人的指令，他们一方面处于跟所有威权对立的反叛状态，一方面却轻柔地来到他的身边，将他们的命运交到他手中。也许那种感受是同情，他怀着同情在他们中间穿行，也可能是出于宽容和善意。他们只索取一点点，如果他连这一点点——比如一个微笑，一个手势，或仅仅是待在他们中间——都不能给他们的话，他们会非常难过。

在富尔察的这间房子里，在这几个月中，所有的这些只是偶尔、轻微、无从察觉地吸引着阿贝尔。他们厌恶的东西、他们共同的班级、他们零散而雷同的记忆、他们相似的生活方式，无形中把他们捆绑在了一起——跟小团体里的另外那一半成员相比，他们两个被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在他们俩之间，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东西只属于他们俩——也许由于他们在孩童时期一旦没能用好刀叉就会挨打，也许由于他们向人打招呼或回复别人问候的方式。阿贝尔因为发育不良长得矮小，脸上有雀斑，头发是淡淡的红色——在他的身体上，特别是在手上，他有另外两个同伴所没有的东西。就是那个埃尔诺曾说过的，富足并不是钱，而是别的什么。

这是一个罪恶的念头：与他们俩相比，也许另外两个伙伴离现实的世界更近。但是，他们俩却拥有他们特有的东西，一种无价的优势，这是另外两个伙伴这辈子也不会得到的——在小团体的同谋里，还存在有他俩自己的同谋。

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在他的人生旅程中被派到一个又一个悲哀的城市，因此，在迪波尔童年的记忆中，也携带了许多关于兵营和外地城市的空洞的记忆。独臂小子劳约什，更多地得到他父亲的遗传：服从原则，贪婪和暴力。迪波尔有时会吃惊地说，在兵营大院里，在父亲军人式的恐怖管教下，独臂小子也跟他一样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童年，因此同样的渴望把他也吸引到了小团体的中间：是反叛的迫使，也是那个已经遗失了的、再难找回的另一个世界的诱因。迪波尔惊奇地看到，劳约什从成年人的世界里回来，带着麻痹和一条胳膊。几个月前，他从他们共同的卧房里，从学校的课桌后走出去，到了那里，现在他自愿回到他们中间，回到这个与他相关、处于奴仆阶层的受苦人中间。劳约什走近了这个小团体，在他的处事风格中有着谦卑的神经质；谦卑和莫名的、无法控制的火冒三丈总是彼此交替。

他也要求参与进他们的烦恼中，他也悄悄地抽烟，也愿意深夜里和他们一起在小巷里溜达；当他们心里像在打鼓一样去往郊区偏远的小酒馆，他偷偷地站在他们中间。对他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自由的。这些都是家长们禁止他们做的事情。在长辈们的复杂体系中，家长的熟人会扮演起敌人和危险的角色，就像老师或巡逻的军人：他谦卑地让自己背负起他们的命运，而他其实早已从中解脱了。

自打从前线回来，独臂小子的心里就有某种渴望和不满足在悄悄地发酵。对此他从来没有详细谈过。埃尔诺向小团体报告，独臂小子经常去找鞋匠。他们在一起能一口气嘀咕好几个小时。当他们问起劳约什，他会结巴着回避这个问题，然后走开。小团体充满不信任地注意到了这个退步的迹象，即劳约什一次又一次地回去找那些成年人。劳约什不安稳地游荡在两个世界之间，小团体和成年人之间。好像他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样丢失了的、他却不知丢在哪里的东西。

贝拉说，他是在找他那条胳膊。

但是，这个愚蠢的解释得到的是大家的哄笑，于是，贝拉羞臊地闭上了嘴。那条胳膊已经不可能寻找了，难道他能知道它在哪里？最初肯定是放进了木桶，然后被丢进撒了石灰的大坑里。埃尔诺自信地说，人们不会如此热衷地寻找无关紧要的东西。阿贝尔一再强调劳约什是在找他的位置。因为他不能相信，他曾经如此渴望的一切：自由、成年人的特权，最后竟比不上他们小团体的。他在寻找什么，可能是他很久以前错过了的、没有找到，也没能在成年人那里找回的东西。

他们对成年人并没采用什么特别的称谓，“他们”——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了那是谁……

他们对他们进行侦查，然后彼此交换信息，聊一些期待的进展和结果。假如那个永远戴着礼帽出门的大主教的秘书查多尔先生在路上跌倒在水坑里，那么对他们来说，就会像听说基津达伊法官因为牙痛已经失眠好几天了一样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并不挑选对象，也不轻易地原谅谁。他们达成了一致，在战争中，可以用任何武器来打击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中，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是独立于成年人的战争之外的战争；他们对此毫不怀疑。

劳约什是个间谍。他出没于敌人的阵营，然后忠诚地回来汇报。很少能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更猛烈的打击：敌人全副武装，残忍，并且不可信。他们的巨爪伸向他们，不久之后，那只爪子最终会将他们捉获。

演员来自另一个阵营；没错，他是从窗户爬进来的。他是成年人，有肚子，下巴刮得干净得发蓝，佩戴怀表，衣服很特别，还戴假发。经过长久的讨论之后，劳约什把他介绍了过来，而他们也以对待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会见了他。

很快，就在会面的第一个小时，他就提出使用“你”的称谓。他们警惕地站着。演员坐着，溜达着，夸夸其谈。他有着说不完的话。他抽着他们的烟，聊了很多城市，讲了很多段子。他讲剧院的生活，女演员们的八卦，并且透露了姓名和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被重视，因为这让他们看到了敌人隐秘的底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演员都十分可疑。他总是说些这样的词汇：大海，巴塞罗那，甲板，柏林，地下铁，三百法郎。演员说道： “后来船长走了下来，于是黑人们都跳进了水里。”这一切都显得非常可疑。演员说： “那时候我已经三天没合眼了，我的行李落在了热蒙注，我困倦难耐。后来，火车停下，我往车上瞟了一眼，看到站牌上写着：科恩。于是我想，科恩，回头让我们想想办法看。”这样的话可以听上几个小时。但是可疑却加重了，因为现实中所有的一切是另一副样子，至少在演员的现实中。他们所有的经验都与他相对抗，即在“他们”中间没有人可以信任。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了教训，敌军阵营的人只有在有所图的情况下，在惩罚或索取的时候，才会跟他们发生对话。总之，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有目的地与他们接触。很难相信演员会更愿意待在他们中间。他完全可以坐在咖啡馆敞开的窗户后，或嘴里叼着长烟斗，戴着礼帽在大路上漫步，他也可以在合唱团的姑娘们和女歌手们的爱情中逢场作戏；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带任何的意图，只是数小时地与他们争论。

他们在演员面前闭口不谈富尔察。他心甘情愿地爬窗户进出，因为他们无法公开会面。他们在街上也无法公开跟演员走在一起。如果他们跟演员一起散步，会招致老师们、亲戚们的训斥。演员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就合他们的窘境，和他们一起躲躲藏藏。

他对待他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友好。他会严肃地、皱着眉头地讲出来很可笑的事情。人们听演员说话，他们会相信：在这世界的每个地方，生活都会凶险地开始，然后再无条件地变得柳暗花明，生活是各种不可思议事件的轮番上演。演员说： “小黑人们。”还有一次他说： “那座比萨小塔塔其实并没有那么斜。”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加以昵称，从他那好像永远含着个球的口中，什么都变成了“小不点儿”。而对这个，他们必须要加以适应。

他们还需要适应的是，他如此投入地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猜不出其中的原委，也不能发现他的弱点在哪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坐在房间的正中央，坐在一把椅子上，剃须后的皮肤闪亮，他穿着棋盘格图案的衣服，头上的假发好像是用胶水粘上的，紫色的丝绸手帕垂在胸前的口袋里，他穿着漆皮高帮皮鞋的脚跷在膝盖上，闪光的、略微近视的眼睛好像是在他们身上快速爬行的小虫子，他声音纤细，像清着嗓子一样谈论着世界上的事情。可以看得出，只有遥远的事情才会让他感兴趣。

阿贝尔有一天说：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他说了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之后他会忧伤地呆呆望着前方。”

在这样的时候，他平滑的、白得泛蓝的脸上的所有线条都会松弛下来，鼻子伤感地拉长，肥厚的嘴唇耷拉着，眼睛也掩藏在半垂着的眼皮之后。他那灵活、白皙、布满胖鼓鼓的肉垫儿的手颓丧地垂在身前。他就这样独自坐着，永远坐在房间的正中央；这一点他极其在意。如果是桌子摆在了房屋的中间，他会把桌子推到一边，然后把椅子拉过来，不偏不倚地落座在中心点上。

还需要适应的是他身上的香气，还有他永远在吃留兰香型的水果糖。偶尔，在他难过的日子里，他使用香料会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通常会用肉桂味道的香料；但是如果他很难过，就会使劲往自己身上倒香料，麝香和欧丁香，素心兰和玫瑰油，处在自己的香雾中他会感到万分的喜悦，他会给领带喷上一种单独的香味，然后时不时地拿到鼻子下面嗅一嗅。

他又大又沉又忧伤的躯体却有着特别的柔韧。如果他站起来，他会顺势旋转一个圈。鞠躬时他踮着脚尖站立，一只手抬至唇边，然后甩一道大大的弧线，扬起一个飞吻。然后他立刻解释： “小丑们会这样来致敬……”——然后他像一个不能这样做的人一样目露忧伤。

他会解释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他会说上几个小时，为什么这样做，什么是他所不喜欢的。“我憎恨，”他说，然后又说，“我热爱。”没有中间路线。但是，如果他自己一再重复这两种表述，他之后会稍作沉默，然后问道：

“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啊！多么歇斯底里，不是吗？我憎恨！我热爱！只有女人和喜剧演员们才会这样说话。”

他对于女人和喜剧演员有着最糟糕的看法。

如果提起女人和喜剧演员，他绝对会使用那个完全一样的称谓。如果谈论起他的同事们，他的脸会因为愤怒的痛苦而变得扭曲。他会抱怨连天，讲起那些偷走了他许多个上午的试演。后来他有一次站起身来宣布： “我要什么？到最后我不过是一个小丑。”

但是他给出了提示，就是只是到最后才是小丑。

在他们相识后的第二个星期，他邀请他们到他的家里。

演员住在一个宽阔街道上一所出租房二层的出租屋里。他房间的窗户朝向那个宽敞、肮脏的院子。房里的所有家具紧靠着墙摆放着，把屋子的空间四四方方地包围起来。房子的中间铺了宽大的地毯，在两扇窗户之间，迎接来宾的是一面很大的长形镜子。

把房间租给他住的是一位寡妇，年轻的战争寡妇，她和她的孩子艰难地度日。如果母亲去市场了，演员会教那孩子芭蕾舞步，那是一个驼背的小女孩。

“有一些人，”他说，“他们的工作是把那些体毛一直长到肚皮上的人或是有两个头的人买回来。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知道哪里有毛一直长到肚子上的姑娘，但是她的妈妈并不愿意卖掉她，他知道在哪儿有长着三只手的男孩。他一直关注着他们。有的时候，他会跑过去看他们的成长状况，给他们的父母写信。然后他把他们卖给怪人马戏团。他发了大财。”

小团体带着无可否认的兴奋跑去找他。如果说他们进屋时看到床下躺了很多海狮，他们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他穿了一袭黑衣等着他们，扣眼里别着鲜花。他以最隆重的礼仪去门口迎接他们，用见识过世面的做派，动作自如地为他们指座，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洗手盆旁边，还有一个坐在飘窗上。他好像一位伯爵，正在举行自己的招待会。而他自己，依照惯例，拽一把椅子到房间的正中央，然后他从那里往各个方向送去微笑和亲切的问题。

需要承认的是，演员确实厉害。

他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东西，但是一直到他们逗留的最后一刻，他们都能感受到他为他们变出了盛大晚宴般的奇特氛围。他聊着那些距离遥远的事件，对于质疑，他一概用微笑回应，他表扬了迪波尔的仪态，还有阿贝尔专注的眼睛，埃尔诺的专业知识。至于埃尔诺在什么领域很专业，他并不明说。他还送了贝拉一条香喷喷的领带。

独臂小子满怀喜悦，得意扬扬地微笑着来来回回地在他们中间穿行。他把演员带进了他们的生活，而演员在这个下午旗开得胜，大获成功。小团体放下了戒备之心。在第一次做客即将结束时，一种似乎只有他们小团体待在一起的气氛几乎呈现了出来。

要等到天色变暗他们才可以在黑暗的掩护下离开。他们是一个个离去的，阿贝尔留到了最后。演员把客人们都送到门口，告别时深深地鞠躬。最后只剩下阿贝尔与他独处。他站在窗边，并没有理会男孩。阿贝尔只能看到他的侧脸。每一刻都有某一种表情从演员的脸上消逝。首先是微笑，然后是紧张的关心，单纯的近视的目光，嘴唇也垂了下来。他静默着，看着暗下来的街道，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窗。

阿贝尔没有动。演员的变化令他感到震惊。他等着他说些什么。好像是因为极其疲惫，好半天他才向他转过身，动作迟缓，软塌塌的。

“你还在这里，”他严肃又忧伤地说，“你在等什么呢，我的孩子？”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宽大的背部遮住了窗户。阿贝尔等了一小会儿，然后紧张地朝门口快速走去。他在楼梯间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着他。

夜里，演员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进入他的梦里。

他们需要知道，演员来到他们中间到底想干什么？敏锐的听力告诉他们，演员的声音是真诚的。他所有的外表特征都表明了他彻头彻尾地属于敌人的阵营，但他不曾犯下一个错误，也不曾发出一个不真实的声音。他没有放低自己，没有过分地松懈，也没有无所顾忌地谈论私人信息。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毫不费力地轻松走过了这条横跨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大道，只要他想，他随时可以走近他们。他们尖锐的听觉从不放过一个不真实的声音。过分的亲热、真诚和坦白，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可疑，像是演绎出来的讨好。当演员在他们中间不真诚的时候，他会调试半个或四分之一个音高，用这个方法对自己的声音进行加工，这个加工是如此精细，以至于若是时间长了，连他自己都再受不了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换气。他们知道成年人彼此之间并不真挚，也并不坦诚。演员的白天是在成年人中间度过的，在试演中，在咖啡馆里，跟这个城市中闲散的人们在一起。他的身边总是站着身材矮小、举止优雅的编辑，这个人向每个人都庄重、深沉地问候；还有一个是剧团的台词提示员，对于这个人他只是含混地解释为他“在国外认识的”，是他的秘书、取信员和处理复杂财务问题的委托员；他的另一个委托员是胖胖的郝瓦什，他是一个当铺的老板。

“郝瓦什很有钱，”当阿贝尔向他询问时，他神经质地动了动身子，这样说道，“他不仅有钱，还有很多宝贝。你们也许还不知道，应该和当铺老板永远保持良好的关系。我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第一件事就是和编辑以及当铺老板建立友谊。我一旦遇到一个人应付不了的事情，这两个人就能帮助我：永生和活着。一个人只有在还一直活着的情况下，才能够永生。”

很难去拒绝。跨越了如此遥远的距离，他来到他们中间，或者说在城市里的那些个下午，他们去到他那里。在演员面前，他们把富尔察的秘密一直隐瞒到最后一刻。讲述的时候，每个语调他们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

但是，演员的确有些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本领。这是出于他的本性，或者本事，也可能是本能的反应？他跟他们说话的方式，是任何一个别的成年人所不会的。成年人总会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总像对待其他成年人那样跟他们说话。演员从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他不会去搭一座人工的桥，也不会为迁就他们而放低自己。

他说话的方式，好像是一个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穿上了睡袍，感到特别舒适，他也讲他们的语汇，说只有他们才用的暗语，似乎他并不用刻意去学。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某处，坐到他们中间，神经质地将眼珠转来转去，然后说：

“你们是多么年轻啊。真的很特别，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在我将近十八岁时，我要比你们老许多。我是后来才慢慢变得年轻些的。”

他不再那么高大，当他坐下来，坐在地上，他显得很小，这样一来，小矮人们也不再惧怕与他一起玩耍：他是个变种的小矮人，有着巨大的身躯，戴着假发，用来供成年人娱乐，然后到了晚上，他才疲惫、失望地回到他的小矮人伙伴们身边。

他有时会把他们偷偷带到剧院二层的内部人员看台上。他们局促地坐在最里面，看奥玛德为他们演出。那些动作只有他们才明白，那些眼神和临场发挥的台词，都是在强调他们之间的同盟，而其中的关联也只有他们才能知晓。演员在表演，同样是被迫地在表演，如同他们的表演，那是把现实扭曲着藏到一个外壳里或藏在一副表情痛苦的面具后面的表演。对他来说，这表演是一种胁迫，就如同规则强加于他们。也许，演员只有在表演中才展示出了他生命的真实动作，就像他们感到现实背后的人生才比所有的现实都更加真实。

注　贝拉姓鲁扎克。

注　法国城市。

逃亡

在这段时间，阿贝尔向着迪波尔逃亡。而君王以他温和的、不经意和善意的忍耐接受了他的靠近。阿贝尔总是去叨扰他，而他也无法逃开他的叨扰。

早上他会在迪波尔的家门前等待，吹出熟悉的口哨，然后他们一起沿着河岸走向学校。迪波尔每个星期会在阿贝尔家吃一次午饭。姨母很赞成这份友谊，这个温顺、内向的男孩很符合她内心里其实是对阿贝尔的设想和期许。

在朋友们中间，迪波尔是唯一一个不会让姨母忌妒的人。如果是小团体来串门，只会得到姨母冷淡的接待，她带着神经质的好奇招待他们，时不时地将目光瞟向他们，然后试着把他们那些无法弄明白的话语译成她自己的语言。她无能为力地追随阿贝尔，而男孩好像是被什么给掠走了。夜晚，她不再敢走进他的房间亲吻这个沉睡的男孩，但是就在一年之前，她还可以那样去做。她踮着脚尖，悄悄走到他的房门口，听着男孩睡梦中的呼吸，眼泪盈满了她的眼眶。她生命的内容被偷光了，她却不知道小偷是谁，也不知道这灾难是何时发生的；她悄悄踱回自己的房间，无法入眠，怦怦的心跳和找不到答案的心事，沉重地填满了她的夜晚。

阿贝尔很愿意跟姨母友好相待，在各种示好的背后，他藏起了自己的冷漠和叛逆。姨母能感觉到，这示好只是阿贝尔出于不得已和慈悲才这样做的。

“这个埃尔诺我也不喜欢，”她突然说，“他好像是在谋划着什么，以后你会发现的，我的孩子。他的父亲也是个疯子，好像他在什么时候将鞋钉凿进了自己的脑袋。还有，我不喜欢劳约什的笑容。不过他是值得被原谅的，因为他受过很多苦，但是，偶尔他毫无缘由地冲着我龇牙笑时，我的背上会突然蹿上一股寒气。小心一点儿，我的心肝。想想你的爸爸。你爸爸什么都能够搞定，而且明白所有的事理。他肯定能搞明白这个泽高尔高，他能马上发现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能说出年轻的普洛高乌艾尔为什么会那样突然发笑。贝拉也不是我喜欢的孩子。他的脸那么皱巴，只有上帝知道他在夜里都做了什么。那张脸黄得像是羊皮纸，还有满脸的青春痘。我的宝贝儿，他们都是化了装的行尸走肉。你一定要听我的。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的小提琴去哪儿了？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如果他突然回到家，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把它拿在手里。”

阿贝尔没法告诉姨母，小提琴已经放在富尔察的仓库里有几个星期了，并且，一个音符都不认识的贝拉会拿着父亲的小提琴，完美地模仿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伟大的艺术家们，表演无声的音乐来取悦大家。如果他的琴弓碰到了琴弦，他就会被处以罚款。

“还有你的朋友迪波尔，”姨母继续说，“你知道我喜欢他什么吗？他的目光。你发现了没有？他有时会脸红。如果我跟他说话，他会抬起眼睛看向上方，随后面色绯红。如果一个大男孩儿红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他也很有礼貌。他爸爸对他管教得很严格。”她积极地、热切地希望能共同享有阿贝尔，只是她并不敢承认，她其实早已没有什么可以与他人共享的了。她已经失去了那个曾经全部属于她的阿贝尔。

这房子现在又大又空。这座城里没有了男人，也显得空荡了许多。生活对她来讲，再不具备完整的意义。阿贝尔跟她说话的时候会垂下眼帘。有许多次，她感觉到他并不情愿跟她说话，准确地说是出于怜悯。他在跟她说谎。他说谎的方式让人觉得，其实他的本意是不想用实话去伤害她。她也不敢对这些谎言刨根问底，无论男孩说了什么，她总是仓促地表示认同。

阿贝尔身上的童年气味慢慢从房间里蒸发了。他们两个人都嗅着熟悉的线索，寻找着原来的生活，还有眼里信任的目光和举止中的柔情。她还是投降了，就像幡然醒悟到一个生命中的重大错误；有时，平静的漠然会让她投降。男孩被什么人给掠走了。他的父亲也被什么人给带走了。

阿贝尔围着迪波尔转，这种感觉并不好。自从演员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在他俩的关系中也充斥了紧张和焦虑。有的时候，阿贝尔会突然被一种激动的恐惧所捕获，使得他在下午或夜晚从家里溜出去，沮丧地走到迪波尔的窗下，然后努力向自己证明他是在家的。或者，在演出结束后的晚上，他会埋伏在演员的住所前，等上几个小时，直到演员回来，伴随着突突的心跳，他偷偷观察是谁回来了，然后再害羞、释怀地悄悄离开，回到自己家。

他努力地想把迪波尔从小团体里拉出来，好能单独与他相处。这是个痛苦的尝试，因为他知道迪波尔跟他相处时会感到无聊。阿贝尔以最大的热情做一切可能取悦迪波尔的事情。他向他透露家里的秘密，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送给他礼物，帮他办事情，和姨母一起下厨为他做他最爱吃的菜。他弹钢琴，努力想掌握跳高、拳击、器械体操的本领，以博取迪波尔的欢心。他找一些羞涩的理由，好能分给他一些钱，当迪波尔在小团体的促使下后来做了那件特别的事儿，就是把他家祖传的银器抵给了当铺：那趟危险的旅程也是由他陪他去的。也许他是为了能成为迪波尔犯错的现场目击者，借此能变得对他有一些威慑；也许他是为了成为堕落了的迪波尔的盟友，如果迪波尔为此受苦，他也能陪着一起承受。

与阿贝尔的相处却让迪波尔感觉厌倦，他狡黠、礼貌地厌倦着。阿贝尔担心极了，因为他发现迪波尔为了装作讨好他而变成了一个话多的人，还表现出对书的兴趣，请阿贝尔为他讲解书中的内容。一本库普林的《决斗》放在阿贝尔的桌上。“读不懂又无聊，不是么？”迪波尔问道。阿贝尔急迫地想要开口回答，但是他却低下了头，没有说出来。“是读不懂，又无聊。”他说，然后用犯了错似的眼神望着前方。

这算什么，为了讨迪波尔开心而向他兜售文学的要义？架子上有一部《卷烟纸》的合订本，迪波尔对这本书有着浓厚的兴趣。阿贝尔和他一起翻阅着一页页的色情内容，心里很不舒服。迪波尔小心地为他讲解着那些笑点，阿贝尔紧张地发现，迪波尔为自己懂得这些知识颇为得意，而他却对这些讲解陷入困惑。他能给他什么呢？如果没有和他在一起，痛苦的烦扰和无知感会紧紧地抓住他。他时刻在为能与他见面做准备，在每次见面的机会里为他准备一些惊喜，好让自己显得有吸引力。迪波尔小心地用手挡着嘴打了个哈欠。

他感到很害怕，害怕自己的矮小，害怕自己配不上迪波尔。他站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淡红色的头发，近视眼，满脸雀斑，不够高，驼背，这些会不会让迪波尔觉得不想接受他？因为迪波尔的目光中有温顺的骄傲和自信，脸庞上有坚毅又柔软的孩子般的表情。

“他是我的朋友。”他这样想，感激之情充满着他的内心。他把迪波尔哄回来，哄回家，哄回那另一个世界来。他动着脑筋观察房子里的一切，从内庭、花园，依次到工具库，找寻着它们的秘密，试图发掘这个曾经的王国里的所有宝贝，好讲给他那些故事和游戏，那些他在自己曾经的温室生活里所听到的。迪波尔只是礼貌地，略微无聊地听着。他们也聊姑娘们。阿贝尔觉得他们都在撒谎。他们攀比着，聊那些想象出来的、下流的冒险经历，这期间他们都不去看对方的眼睛。他们坦白有很多的情人，都是很特别的、不一般的情人，并且跟她们秘密地保持着关系，一直到现在。

他们坐在花园里，在一次这样的叙述中间，阿贝尔停了下来。

“我在说谎。”他说，然后站了起来。

迪波尔也起了身。

“为什么？”

“我对你说过的，关于女孩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撒谎。没有一个词是真的，没有一个。你也说了谎。承认吧，你说谎了，你告诉我，迪波尔，你对我也说了谎，对不对？”

阿贝尔抓住了迪波尔的手。

“是的。”迪波尔极不情愿地说。

迪波尔抽回了手。阿贝尔把自己对父亲的回忆也贩卖出来了，为了能与迪波尔分享。因为爸爸已经成为了回忆，一个令他困扰的模糊的人，一个飘摆在上帝与死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幻影。这是唯一一个看上去迪波尔很乐意谈，也能很轻松地与他聊天的领域。他们交换有关父亲的那些记忆，那些最初的惧怕，以及所有的小故事，透过他们至今为止的人生经历去回顾。那些小故事有着传奇般的虚幻。迪波尔讲到了他的震惊，当他有一次在爸爸的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一个鱼鳔注。他也用混 乱的、备受折磨的词语讲述了他的惧怕，当他的爸爸第一次没能兑现对他们的承诺，还对他们说了谎，那个时候他和劳约什逃到军营的马厩里躲了一天，躲在他们巨大的恐惧里，他们甚至想到了死。关于父亲，他们可以说上很多很多。这里是所有问题的源头，爸爸们不曾是真诚的，他们逃避直接的答案，他们也不说他们为什么而苦恼。在这片天空的边缘的宝座上，爸爸们坐在那里，已经变得模糊，天上下起了失望的灰色的雨。如果有一天他们会和爸爸们达成协议，也许那时才会有最后的和平。

“这我不相信，”迪波尔战栗着说，“他也有可能会宰了我。反正他在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我认为他也有权力这样做。明天他回到家的话，找不到银器或是马具……他们从前线回来，这你怎么看？”

阿贝尔闭上了眼睛。如果爸爸回家，将会是个特别的节日，介于死亡与国王的生日庆典之间的重大日子。大概还会有钟声伴随他们的归来。然后他在桌子旁坐下来，惦念着他日思夜想的小提琴，在找寻几把剪刀和镊子。阿贝尔走进房间，然后站住。

“您好。”他说，然后鞠躬。在这一刻，一切都已经变化了。爸爸也许会抬起手，然后冲他吼骂起来；但也有可能会靠近过来，然后他会紧张地设想他是要把他抱进怀里，接着他们互相亲吻。然后他们就这样都不知所措地望着彼此。

“也许，”阿贝尔怔怔地说，“他是要请求原谅。”

“或者宰掉我。”迪波尔固执地重复道。

十月初，终结的宿命降临了。贝拉的父亲在查账时发现了亏空。暂时只发现了一些小金额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怀疑到 贝拉。

这个发现引起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个十六岁的实习生被法庭判了两年的劳教。

劳教所的高楼正好矗立在去往富尔察的路边，每次他们去他们的小王国时都会从劳教所的围墙边走过。从关押着孩子们的戒备森严的楼房窗子里，有灯光照出来，夜晚，在他们返回城里的路上，那里的灯光会在他们的头顶照亮。在高高的围墙后面，矗立着那些巨大的红色砖房，大门有武装的警卫在把守。

查账结束，父亲轻松地宣布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和房子里的人们都是有诚信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雪崩已经被启动。已经被父亲注意到的这些违规行为，把实习生——替代了贝拉——害进了劳改所，数额其实微不足道。令所有人吃惊的是，那个实习的孩子承认了所有的罪行，没有丝毫的否认。除了入室行窃，贝拉还“真正”地偷盗。而这个“真正”的偷盗行为每一天都有可能被曝光。如果被发现了，他们所有人都会完蛋。

演员对这个转折也不高兴。他没有发火，而是接纳了这个消息，那就是贝拉偷了钱。他也没有谴责他们，因为他也从偷来的钱中受益了。他自己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会用自己的钱把账还清，遗憾的是，他也没有办法。

在一次办事中贝拉偷了六百块。钱是他父亲委托他准备通过邮局汇给一个客户的。贝拉留下了那笔钱，他仅告诉父亲他已经把钱汇出了，只是到处都找不到汇款单。收款的客户是一个运米商，过不了几天他一定会来找这笔钱，那时候他们就完蛋了。

不寻常的是，对于这笔庞大的数字是如何花销的，贝拉并没有向小团体详细地汇报。他们也早已习惯了从贝拉那儿总会冒出小笔的钱款。百元的整钞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贝拉的衣兜里熔化了。在百般询问之下他们才知道演员，据他自己说是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有三次从贝拉那里得到过钱。裁缝的账单也是他们不敢置信的一笔大数额。贝拉在朋友们面前隐瞒了这账单的最后金额，当裁缝一再索要并且威胁要把账单寄给他的爸爸时，他才最后付清了尾款。

钱都流走了，贝拉平静地如是说，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先令”。贝拉万分平静地用最后一张纸币买了一把手枪，这把枪后来被大家硬夺了下来，并委托给埃尔诺保管。这些天来贝拉都神不守舍，脸颊消瘦得陷了下去，他已经准备好去寻死。

小团体因此没白天没黑夜地坐在一起紧急磋商。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些钱变出来，然后在无可挽回的麻烦发生之前，用电报寄给父亲的客户。阿贝尔对姨母施展了浑身解数，迷惑加引诱，但是能从姨母那儿变出的钱实在是太少了。

正是这几日，他们让演员知道了富尔察的秘密。演员带着有些困惑又有些无聊的微笑尾随他们过来，他没有否认自己从贝拉那儿拿了钱，他耸了耸肩说，他并不知道那钱的来源。“我以为你们很有钱。”他这样说，然后呆呆地望着前方。

他们并没有钱，但是那些“货品”，埃尔诺这样称呼富尔察的那些存货，也许可以帮到他们。就这样演员来到了富尔察，在大难临头的最后时刻。所有人都上到甲板，演员说，然后他演得好像一艘沉船的船长，在发布最后的指令。“有一次，在拿波里和马赛之间……”他说道。他需要发誓至死保守富尔察的秘密。

演员非常乐意地发了誓，只是他要求穿上他的礼服，并且桌上要点四支蜡烛。他谨慎地走进富尔察的房间，他的表情显示出他并没有什么兴致，他没有摘下手套，手上托着帽子，站在了屋子的正中央，嗤着鼻子嗅了嗅房里的气味，然后用很官方的腔调，表情僵硬地说： “非常吸引人。”当他看到那些服装时，他的眼睛里放出了光。“你们马上就把它们穿上。”他的一声声惊叹传达出他的兴奋和喜悦，他亲自为男孩们打领带，心不在焉和打官腔的语调已荡然无存，他往后退了几步，蹙着眉头查看如何能穿出更好的效果。这个下午，贝拉的事情并没有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演员的热情也让男孩们很投入。贝拉因绝望而忘我地把衣服一件接一件地穿上又脱下，演员则在那些领带中、丝绸衬衫中，以及贝拉尽管惹了麻烦却又因为实在喜爱而积攒起来的各种护肤品中翻翻找找。当所有人都穿上了他们的制服，演员以一个指挥的姿势张开了他的双臂，向后退了一步，以既严肃又担心的表情审视着他们每一个人，然后他向后仰起头，半闭上眼睛，消化着这场景给他留下的整体印象。“你们应该到舞台上去，”他说，一个略微思考之后，“为了慈善的目的。”

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应该登上舞台。但是这个计划根本不可实现，这也让每个人都很失望和难过。“是在封闭的舞台上……”演员说，“当然，你们并不需要学习表演，每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现在，第一次，他们的价值这样被外人发现了，他们非常惊喜，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富有！而这里的财富，他们所积攒下的，每一件都是一个宝贝，只是，无论到哪儿它们都不能换回钱来。晚上，他们带着肯定要完蛋了的心情悄悄地返回城里。分别的时候，劳约什向迪波尔打了个手势，然后把手搭在迪波尔的肩上。

“银器。”他说。

“银器，”演员兴奋地重复道，“什么银器？如果是银器，那我们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他讲出这样很专业的释义，以至于所有的人都静默了。他们都知道这银器是指什么。是上校夫人床下皮箱子里的银器。只有演员不知道是怎样的银器。但是看得出来，这问题对他而言无关紧要。

“只要能是银器，”他有些提心吊胆地说，“我回头和郝瓦什说。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懂得银器。”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迪波尔慢慢转向贝拉，孩子气地，一顿一顿地问道。听得出他的声音里有无尽的吃惊。“你是怎么打算的，应该如何解决？你应该知道，钱不见了是迟早要被发现的。”

他们站在街角，在煤气灯的光影里，在他们黑暗的小团体里，互相紧紧地依靠着。但是这一刻，贝拉不能再平静了。

“噢，我，”他非常冲动地说，“我没有任何的打算。我又能怎样打算呢？……为什么，也许，”他停顿了片刻，好像因为什么感到无比惊诧，“那你们当时又是怎么打算的呢？……”

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一刻该说的话吧。这是第一道让他们清醒过来的闪电，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在他们的头顶上打闪。这话说得极对，把迪波尔的问题也推回他们的真实世界里，把所疑问的毫无意义都照得明明白白。这个问题爸爸可以问，市长可以问，随便是谁都可以问；只有迪波尔不可以。他们在这一刻才明白过来，在他们所建造的这个世界，在包围着他们、封闭的这个世界，一旦他们破坏了规矩，那么一切也都朝着他们坍塌下来。

他们把母亲送到医院监护了两天，阿贝尔和迪波尔一起给郝瓦什送去了银器。贝拉给父亲的客户寄去了钱，带着不舍，好像那钱应该被花在更好的地方。阿贝尔要求大家一起去探望那个代替贝拉被关了起来的实习生。

贝拉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那个孩子。他们得到探视许可后，带上水果和食物，紧张地在劳教所的会客室里等着，惊慌的不安慢慢地捕获了他们每一个人。透过玻璃窗，他们看到许多劳教工坊，是那些同命运的孩子们干活儿的地方，木匠车间，铁匠车间，还有做面点的车间，在长长的花池中间，督导正在指挥的一支穿着蓝色工装背心和劳教所统一制服的队伍迟缓地移动着。他们有很多人，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更使这里的劳教人员激增。他们呆呆地望着劳教所里卧房的铁窗，望着他们此刻无言身处的这个空荡荡的会客室，这里只有靠墙摆放的长条凳，上面铺着烫了蜡的粗帆布，还有墙上挂着的十字架。这是他们自己世界的一个特殊的武装机构。他们也许还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到过：就在这里，就在他们等候的几分钟里，他们与成年人的社会竟是如此隔绝。他们需要明白的是，他们一半出于故意、一半出于无知所玩耍的这场游戏，连同他们建造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另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独立于成年人社会之外、他们自己的小社会——的一个分子。存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那里的法规、道德标准和体系，都跟成年人的是那么的不同；然而，这个世界的所有驱动力，也同样令成年人为之震颤并被他们摧毁，这个世界同样有它的秩序和它神秘的凝聚力！他们需要明白的是，他们在这些年里所做的一切，并非没有原因。也许是他们的使命，也许是他们的任务，让他们停留在了“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里。他们互相靠得更近了些，用同情的目光望着窗外那些不相识的同类们。

那个孩子疑惑不安地走了进来，他在管理员不断地催促下迈着拖沓的脚步，他把帽子捧在手里，带着疑惑的表情走近他们。他们把他围在中间，低声向他问话。这是一个目光里闪着机灵，脸上表情专注，有想法，有反抗性的男孩。

“你为什么要认罪？”贝拉小声地问。

男孩将谨慎的目光瞥向管理员，管理员此刻正望着窗外。他用手势向他们讨了一支烟，然后速度极快地偷偷掖进了帽子的衬里内。

“因为我偷了，你这个蠢货。”他小声地回答，一脸的不屑。

他们不解地看着他。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快速地说：

“你以为呢，难道我是傻瓜么，如果不是他们抓到了我的罪证，我愿意把自己关在这里？我偷了，比他们知道的还要多。小团伙没有出卖我，这真是幸运。我们全都在商店里偷了，我们还有仓库。”他停了下来，怀疑地盯着他们的眼睛，然后又放心地继续道： “你当然也偷了不少，这我很清楚，但这关我什么事？这是你的事。小心，管理员在看我们。”

管理员走了过来，他们把带来的东西递给他，垂着头道了别。他们穿过很大的院子，没有人说话，劳改的孩子们停下手中的活儿，目光追随着他们。当他们已经离开大门很远了，埃尔诺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他们也有小团体。”他吃惊地说。

“他们还有库房。”贝拉附和道。

他们深思着，漫无目标地朝城市的方向返回，在那里，还可能有更多这样的小团体，就像他们自己的这个，还有很多这样的仓库，就像他们在富尔察的。这些小小的偷窃团伙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成年人的城市里，在成年人的兵营中，在教堂与教堂之间生存着，他们有上百万人，他们有自己的仓库和独特的规矩，他们屈从在某种特别的指令之下，在反叛的指令之下。他们感到他们还可以是这个特殊世界的一员的日子已经不会太久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会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成为敌人。在这里面，有一种无可追回的无奈与痛苦。他们都垂下了头。

注　当时被用作安全套。

秘密

但是，至于他们四个都是处子，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对彼此，对他人所撒的弥天谎言是那么的复杂，以至于他们当着演员的面坦白时，与其说是让演员，倒不如说是让他们自己大吃了一惊。有关爱的这门学科，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和准确无误！同龄人中的每个人都——并非没有缘由地——试图夸耀自己，夸耀他们已经获得的爱的经验。关于爱和女人们，他们不厌其烦地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以至于他们现在的坦白，让人听上去是那么不真实。他们也知道他们都有自慰的行为，特别是贝拉，完全不用怀疑他经常自慰，因为他自己也从不否认。

演员的鼓泡眼快速地在眼皮后面转动。“你也没有过吗？”他开心地转向阿贝尔，阿贝尔咬着嘴唇，否认地摇头。“啊！”他转向迪波尔，“那么，迪波尔，你也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一次也没有过？……”迪波尔涨红了脸微微地点头，表示他也从来没有。“贝拉！你呢，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塞钱给去年还在剧团里的那个女演员！你自己说！”演员喘着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搓着手。“那么你呢，埃尔诺？……”埃尔诺取下了眼镜，每当陷入困境他就会摘下眼镜。“没有。”他含糊地回答。演员变得严肃起来。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犹豫地说。

他走向房间的角落，双手交叠地背在身后，之后他明显地振奋起来。他一边低语，一边来回地踱步，不再理会他们。“处子！”他说，然后把双臂举向天空。“你们没有在撒谎吗？”他怀疑地转向他们。“不，不，你们怎么会说谎呢。”他自我安慰道。“那么……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的朋友们！”他喊了出来，“你几岁了？刚满了几岁？……我的好孩子！那么你？快到十八岁吗？噢，我的小羊羔。我亲爱的小天使们！”他张开双臂，高声笑起来。

“请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他担心地说，“我是想笑话你们。这是多么美好，你们还不曾知道这个罪……你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你们有自己的守护天使。要是我也能有个守护天使，”他放下手臂，变得悲伤，“很遗憾我从未有过。”

阿贝尔站了起来。

“我发誓，”他说，举起了两根手指，“我发誓，我永远不曾有女孩子！”

“永远？”贝拉问，“那么以后呢？”

“我发誓。”他们说。迪波尔红着脸，确定地、大声地说。埃尔诺低下头，好像是面对堕落的诱惑不敢再一次地考验自己的道德底线。

他们用目光审视彼此，然后开始互相盘问起那些久远的、令人困扰的、夸张的谎言。贝拉撒谎说自己有一个孩子，每半年他会去看望一次。他们曾如数家珍地谈论妓院，好像每天都是那里的座上宾。然而，现在才真相大白，除了迪波尔是唯一的一个，但他也只是胆怯地走到门口又退了回来，其他所有人根本就没敢踏过那点着红灯的房子的门槛。

“我当时上二年级，”迪波尔用略带歌唱、有一点梦幻的语调说，“有一天早上，在我们当时居住的那座城市里，我绕道经过那栋房子。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房子，知道什么人住在里面，也知道人们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我知道里面住的是姑娘们，我相信我甚至还从谁那儿听说了价格。我往那个方向走，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既没有感觉很糟糕，也没有感觉很快乐，仅仅是会往那边扭头看一眼。我还背着书包，里面装满了书。那一天，当我走过那里，早上七点半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戴着帽子，脖颈处衬衫敞开着，他关上门，铃铛叮当地响起来，然后他在门口停住，抬起一只脚蹬在台阶上，开始悠闲地系鞋带。他没有左右张望，也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他就那样悠闲地系着鞋带，好像是在自己家里，就坐在自己的床上。这也并没什么特别的，我也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从哪里出来，我也大概知道他在里面干了些什么。他刚才跟姑娘们在一起。我当时还不能准确地知道，他和姑娘们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我猜一定是那些成年人在我们面前撒谎、保密的事情。只有勤务兵们几乎什么都会说。最令人震惊的——以至于我必须要停下来，用背着的书包抵在房子的外墙上——并不是这个年轻人曾待在姑娘们那里，而是他在屋里脱掉了鞋……他做了什么，是不是做的都是需要脱掉鞋子的事？对此我真的一无所知。也许正因如此……就因为这个，我至今没敢真的去找一个姑娘。有一次我都已经走到那栋房子的门口，一只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这时候，那个在街上系鞋带的年轻人跳进了我的脑海。这太傻了，和一个女孩睡觉，他还脱了他的鞋。但是我呢……你们尽管笑我吧，对我来说这真是糟糕透了，好像他是杀掉了那个姑娘，或是他在里面做了完全不能理解、不能猜测、可憎的事情。”

“是特别糟糕。”埃尔诺严肃地说。

“真的么？”迪波尔瞪大了眼睛，吃惊的目光转向了埃尔诺，用没有起伏，好像唱歌一样的声音继续说，“我也相信那确实是特别糟糕。那个男孩舒适地把两只鞋都系好，然后把帽檐压低，愉快地吹着口哨离开了。那是个清早，街上还没有人，已经很远了我还能听到那皮鞋踏出节拍的声响。我停在那里，靠着墙。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和一个女孩，脱了衣服……可能衬衫也脱掉了……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里混乱至极……但是为什么鞋也要脱掉呢？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裸露，我想，当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脱掉鞋，在床上躺下，躺在另一个人身边，没有穿鞋。”

演员不停地眨着眼睛，处在兴奋的期待中，他噘起了嘴巴。

“是的，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他频频点头地说道。

“没错。整个上午我都在想这件事。我不敢问任何人。但是就是这样，你知道，总会发生一些事让恐惧增加……中午，当我回到家，放下我的书包，我仍然因为刺激和厌恶感到阵阵的干呕，我感觉非常难受……总之，我走进餐厅，爸爸坐在那里，在沙发上，他正在咒骂着。我亲吻了他的手，然后等在那里。爸爸从驯马场回来，穿着夏季的军装、靴裤，还有马靴。他在到处找勤务兵：这就是他在咒骂的原因。但是那个小伙子不知道去哪里了。爸爸于是命令我为他脱掉靴子，然后把他的拖鞋拿过来。这其实没什么，但是我从不记得他曾对我们两个兄弟提过这样的要求，在那之前没有，那之后也没再发生过。只是那一天，那个时候……我看到爸爸满是灰土的马靴，我无法伸出我的手。但是爸爸已经向后靠进了沙发里，开始读起了报纸，已经不再理我了。他只是把他的脚伸给了我。我的手碰上那靴子，然后一下子……”

“你开始呕吐。”独臂小子用回忆的腔调漫不经心地说道。他平静地坐在角落里，隆起腿，把脸撑在他唯一的一个手掌里，蜷坐着，等待着。

“是的，我开始呕吐。问题是当我稍后回过神来的时候，爸爸已经拿了马鞭开始抽打我。他怒气冲天，并没有想到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他的脚厌恶而感觉不舒服。其实我从未感觉厌恶，因为我甚至都不曾想过爸爸是有脚的……”

“所以你一直是处子。”演员用一种下结论的语气说。

“所以我一直是处子。”迪波尔用他歌唱的、没有起伏的声音重复道。他睁大着双眼，平静地环顾着房间。

“这也并不是很难。”

独臂小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他慌乱地说，“自从这里被截掉……我不敢让女人看到。”

演员来到他身边，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他环抱住他的肩膀，但是独臂小子把演员推开，从衣兜里拽出那空荡荡的袖管，冷笑着，用两根手指捏着它，把它举到高处。所有人都赶紧走过去围拢住他，和他说话。贝拉抚摸着那本应有胳膊的地方，现在那里只剩下骨头。劳约什已经说不出一句整话，他的嘴唇毫无血色，打着颤，整个身体也抖得厉害。他们把他放躺在演员的床上，无声地围坐在他的身边。独臂小子的颤抖慢慢地缓和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大家只是安静地坐着。迪波尔握住独臂小子的手。一滴眼泪从他闭紧的睫毛后面流出来，滑过他的面庞，滴到他的衣服上。独臂小子咬着嘴唇。迪波尔轻轻地站起来，谨慎地，轻轻地穿过房间，他朝阿贝尔摆了摆手，让他也过来。

“你不知道，”在窗户旁他低声地说，“劳约什从来没有哭过。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在他的生命中还从来不曾哭过。”

演员一直等到他们全部离开才从自己的住处溜达了出来，嘴里嘬着香喷喷的糖。佝偻病的女孩正在门洞里玩耍。演员从兜里找出一粒酸味的糖，要求孩子为他做几个踮脚尖的芭蕾舞动作。他自己也踮起脚尖，他们一起在门洞里旋转了一会儿；在演员高高举起的手里，那粒圆溜溜、白颜色的糖果闪着诱人的光泽，孩子小狗一样的眼神紧紧地向上盯着，艰难地让自己的小身躯转着圈，脚一崴一崴的。演员与她一起转了几圈，然后难过地摇了摇头，好像一个最终还是无法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人。他泄气地把糖塞进了孩子的嘴里。门口站着一个消瘦、裹着头巾的妇女，严肃而关注地看着跳舞的男人和孩子。演员友好地向她问了好，然后轻微摇晃着朝树下走去。他想，他晚上需要跟剧院——那个大家都讨厌他的地方——预支上一笔钱。他笑了一下，自满地往空中看去。他想，他要把他那件浅绿色的春装送去洗一下。他想，在这个国家里已经不能买到好用的美国剃须刀了，但是德国刀片的质量又赶不上美国的。他想，从下周开始他要减肥了。一个按摩师的名字突然闪进他的脑海，这个按摩师在他那儿待过一周的时间，之后吊死了自己。“可能他的手捏着我脖子的时候他就疯掉了。”他感觉很不好，于是他摇了摇头。他看着微微发绿的树木，轻声吹了一首来自一部最新的歌剧、很流行的曲子。在这里应该往后退两步，还要有一个弯腰，要这样……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不行，这里没法跳舞。他想，过不了多久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如果战争结束，他就去做手术把他的疝气做掉。他路过卖蜂蜜饼干的铺子，然后他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一次弟弟买了一整盒蜂蜜饼干送给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缘由，只是给他做礼物，来到他住的城市看望他。当时他还在一个摄影师那里做实习生。弟弟第二天就回去了，好像完成任务然后就返回了。他后来成了一名机械师。后来他消失在法国的某个地方便再没有了音讯。他想，需要提防着一点儿埃尔诺。话不多的人都很危险。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个缺了一只眼睛的残疾人，一天夜里，他惊醒过来，看到那人拿着刀就龇着牙站在他的床边。每个人都需要提防，对独臂小子也是一样，但对埃尔诺更需要提防。他吹着口哨。在一个香料店的门前停下了脚步。他长时间地盯着商店展示的橱窗，强烈的诱惑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想走进去买一小包樟脑球，并不是为了防虫，只是为了他嗅觉的需求。樟脑那强烈的、清新的、酸涩的气味能够填充他全部的感觉末梢。

他心情低落地走开了。没有谁不能买樟脑，即使是最穷的人。仅仅需要不咸不淡地走进门问好，无所谓地提出需要买一百克的樟脑。没有人会怀疑樟脑不是被买来防虫，而是买来闻的。只是他身上没有一分钱，去剧院之前他得和郝瓦什谈谈。他感到很不舒服。从来不曾有过，也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生命中的每一刻，他都不能确定：难道晚上不收拾好行李，难道不离开？他战栗着，探寻着，在空气中他感到一种不安。他感到一种朝着各个方向的坍塌。他擤了擤鼻子。他想和郝瓦什谈谈，他想告诉他，要他小心点儿自己的手指头。其他的没什么，就是让他小心点儿自己的手指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很浓很清冽，有沉重的土地的味道。

当铺老板独自一人，坐在护栏的后面。演员吹着口哨走了进来，小心地往后摘掉了帽子，生怕他的假发挪了位置，他把手杖晃得霍霍发响。当铺老板站起来，靠向前，用肘撑着护栏。演员用梦幻的眼神看了看周围，好像他是第一次来到这儿。他望向黑板： “动产收购”，另外一块： “动产出售”。他们互相没有打招呼。演员背靠在护栏上，呆望着前方。

“想想看，”他不动容地说，戏谑地转动着眼睛，“全都是处子。”

前戏

剧院的演出结束了。旋转门旋转着，演员们随着夜客们也纷纷零散地来到了这里。男一号还没把脸上的颜料全洗掉，他从小包间前经过，停了下来，他的金牙露了出来，他在低声和台词提示员说着什么，然后两人都笑了起来。演员并没有注意他们。他刚结束了关于伏特加如何对人们的色彩感觉发生作用的长篇演说。这会儿，他坐了下来，呼呼地喘着粗气。

女一号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坐在她们的专座上。演员用窥察的目光朝门外张望。经理还没来，女一号右手边留给他的位置还是空的。经理因为要收钱，总会最后一个离开剧院，好像一位船长坚守他的沉船。只有在清洁人员开始清扫看台后经理才会离开。

“我们再等等，”演员用手挡在嘴边小心地说，“等我的助手通知我。如果能等到那时会好得多。”

他有自己的计划。整个晚上，这个有着秘密企图的计划被艰难地揣测着。他们都感觉很不好，都懈怠地用胳膊肘撑在桌上，喝着啤酒，望着过往的客人们。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第一次能够以市民的权利自由地坐在这里，完全不用害怕地坐在咖啡馆里。他们之前也来过这个小包间，但总是躲在拉起的门帘后面，每次在这里的半小时，他们都提心吊胆地蜷坐在里面。今天晚上，他们第一次没有干扰和羞愧地坐在这里。

他们以完全平等的权利，在这个成年人的地盘上度过的第一个“半小时”里，他们已经觉得这整个冒险没那么有趣了。跟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与他们昨天所设想的相比都要无趣得多。娱乐中所有的兴奋点都荡然无存。就在几个星期前，他们来到这里，还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并没有觉得——服务员偷偷摸摸地为他们服务，倒咖啡的人不时地来给他们倒咖啡——这些保护和隐藏他们的行为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现在，这种密切的关系却让他们感到难受和被侮辱。他们沮丧地坐在这里，第一次发现这里的装饰是那么破旧和简陋；他们疲倦地、频繁地吞咽着这里闷热、酸酸的 空气。

阿贝尔苦涩地笑了。

“你们都还记得吗，每次走过这里，我们是怎样透过窗户朝这里面张望的？”

无聊的情绪慢慢变成一种莫名的紧张。如果所有的一切，那些至今为止他们仅仅从外部认识的事物，将来都变成这样该怎么办？如果所有曾经是隐瞒、陌生的东西，现在全都靠近过来，然后他们可以没有任何紧张地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些秘密，还有金钱、自由、女人——为了获取这些，成年人们不断地争斗——然后，所有这一切会不会突然被发现，其实和他们设想的截然不同，甚至无趣得多？

“好无聊啊。”贝拉涩涩地说。

他把单片眼镜戴上，挑衅地往四处看。很多笑容从各个桌子向他们投来。历史老师从十一点的方向走了过来，穿过咖啡馆。埃尔诺低声给了一个指令，然后他们全都蹦了起来，深深地鞠躬，用唱歌的语调齐声问好：

“向您致敬，老师。”

他们的问候在屋子里荡漾出节拍。那个眼睛鼓出来的老人困扰地用学校式的问候回敬了他们，笨拙地鞠了个躬，然后不自然地说： “向你们致敬。”阿贝尔坚持声称：老师红了脸，然后匆匆地逃掉了。他们自己也开始醒过味儿来。

“必须得这样，”埃尔诺说，“我们得小心。从明天开始，在街上如果有人靠近，我们还是要把点燃的香烟遮挡在手掌里。要比以往更尊敬地向人问好。让服务员把帘子拉上。咖啡服务生负责让人们别看到我们。”

他们想到一个主意，就是在教研组放假之前，也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在下午分别或一同去拜访一些学科的老师们，就课本中一些还不太明确的问题寻求一些补充的解答。去提问的人需要怀着极度的崇敬，支支吾吾，不安地把手里的帽子打着转，红着脸，磕巴着提出问题，完全跟以往一样。

埃尔诺站了起来。

“比如你去找顾尔高，然后你说：‘尊敬的老师，请您原谅，我来打搅您了，老师。’他正坐在书桌旁。他把眼镜扶到额头上，咳了下嗓子，然后眯眼看了一下。‘是谁啊？ ’他用很重的鼻音问，‘是学生吗？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走近了一些，把帽子卷成一个筒，嗓子里发不出声音。你是那么紧张，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顾尔高慢慢站起身来。‘怎么了？’他问，‘我的眼睛没在骗我吧？这不是鲁扎克么？没错，是鲁扎克。’然后他走向你，向你伸出手，莫大的困惑让他变得结巴。因为就是他，两次都没让你通过考试，这次也仅仅因为是参军前的毕业考，而且监考官提出了要求，他才让你过了关；就是他，一直到四年级还在扇你的耳光；就是他，总是躲在街角，躲在女生们的住处附近，一连几个小时地站在门洞里，等着抓那些偷偷幽会的学生，因此他时常患上感冒；就是他，总是将衣领高高地立起，高到耳尖，遮挡住脸，为了不被别人认出，可以不被怀疑地在街上靠近别人。总之，顾尔高，他揣测着各种不是好事的可能性，皱紧了他的眉头。他不知道是否该让你坐下。你就站着，别说话，看着他。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居然向你伸出了手。这个学生到底想怎样呢？肯定不会是好事情。也许他在策划什么坏事，也许他的兜里揣了指节套环，或者是小刀。‘那么你说吧，鲁扎克，’他喘着粗气，‘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但是你只是颤抖着，脸上的颜色都变了。”

他们更聚拢了些。他们都一下子明白了这个游戏。服务员拉上了门帘。

“你把帽子弄掉了，你咳嗽了一下。”阿贝尔说。

“可以。这时候你说：‘我之所以胆敢……老师，我请求您的允许……我胆敢叨扰您’……你的重心要在两条腿上左右摇摆。顾尔高安下了心。他把一只手放在你的肩上。‘鲁扎克，你说吧，不用害怕。我明白，我的孩子。造物主不能平等地分给他的每个孩子以同样的智慧。你嘛，鲁扎克，很多时候我都得激励你……没错……也许我跟你说过，鲁扎克，你是一个非常蠢的蠢货。请你不用再介意。它们都已经发生了。有很多工作并不像教师的工作这样，对聪明才智有很高的要求，我的孩子。你可以去做食品商，鲁扎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工种，重要的是人们要安分地待在生命为他安排的那个地方。’”

“但是你只是结巴着。当他在你的肩头拍了两下的时候，你不再结巴了。‘我之所以来，老师，是因为我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请说吧，鲁扎克。’‘塔西佗注的那一部分。’你说。‘什么塔西佗的部分？’顾尔高看向窗户和门，并不很明白。‘这一小部分，’你说，‘就是这里，老师，我带来了书。’然后你把书掏出来。顾尔高把眼镜又架在鼻子上，这里瞧瞧那里瞧瞧，没了主意。这个学生到底想干什么？但是这时候你只要很放松并且很谦虚就可以了。他敷衍地解释着。‘就是这一句话，老师，’你翻开书并且指给他那一段，‘我觉得这一句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后来我产生了许多困惑。这些问题折磨着我，我大概是误解了这一段。’”

贝拉把身子往前探去，咧开嘴笑着。

“这个过去完成时我还没有弄明白，求求您了。”他摩拳擦掌开心地说。

“是的。这就是你要回去找老师的原因。你恳请顾尔高不要生气，因为你不想心里带着这个困惑跨过人生的这一道门槛注。你不想在还没搞清楚塔西佗这一段的意思之前就奔赴战场。”埃尔诺继续道。

“有两个动词前缀我还不明白，”贝拉说，“就两个小前缀。”

“顾尔高让你坐下。他从鼻梁上摘下眼镜，长久地看着你。‘你吗，鲁扎克？’他说，‘现在么，在毕业考试之后？要我告诉你什么呢，鲁扎克？’‘对不起，老师，’你充满尊敬地回答，但是语气要坚定，‘我有困惑。我在老师的手下已经学习了八年的时间……有八年，老师，请求您……我知道这个教材的重要性。这里有……比如贺拉斯注。这里有西塞罗注。如果老师能慈悲为怀……这几个是还比较模糊的部分……’”

台词提示员把他的脑袋从门帘缝中塞了进来。

“场子是你的了。”他说道。

门帘缝里只露出他光秃秃的脑袋和额头，还有那只大酒糟鼻；他将身体藏在了帘子后。他对舞台的路数早已熟记在心。他的头向右再向左，好似一台机器在转动，然后闪电一般迅速消失不见了。

音乐高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甜蜜激动的喧哗、对话、碗碟的碰撞声和最简单的四分之三节拍。演员开始准备起来。他用装在兜里的小镜子照了照他的假发，用大拇指和食指沾着唾液捋顺了眉毛。他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演员每一次戴上它们，都像在戴一副崭新的手套，是第一次戴上它们：他首先把四根手指藏进那皮套里，稍等一下，再不好意思地、极迅速地把大拇指滑进它的位置，追随在它的四个兄弟身后。

“我先过去，”演员说，“你们再过来，排好队。劳约什，你留在最后。我在剧院的演员入口处等你们。”

他把食指压在唇上，闭上眼睛。

“安静，小心。”他轻声说。

然后他把门帘啪地合拢在自己的身后。他们则听到尖声的、歌唱腔调的声声问候。

“你去找莫拉维茨，要他做出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约瑟夫二世不受人民的爱戴？”埃尔诺继续说，“这匹肥马是教父，陛下，另一匹是贵族，这一匹精瘦的瞎马是人民……你感觉历史上的这个怪胎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而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不会离开，直到老师给出一个评价……”

“在拉约什一世在位期间，北、东、南星会在三个海里落下注，”阿贝尔说，“这又是为什么？”

迪波尔严肃地、满腹思虑地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需要特别注意提问的重音，”埃尔诺说，“这是最难的，你要满怀尊敬，却又充满坚定。你终究不会向他们要求什么……这一切简单得就像你回到同一家商店，之前你曾在这里买过东西，现在你再去确认一下商品的质量，或是询问一下该如何使用。仅此而已。重点是你无法入眠，因为你被塔西佗这部分搅得心烦意乱，情绪不宁。这一点你必须要让他知道。明天我们可以再练习一下。”

“其实还可以再加点儿别的，”贝拉说，“尤拉克可以去向音乐老师道歉，因为他唱歌跑调了。也许他还可以申请补课，就现在，补一下课。费用我们可以一起凑一下。”

“奥玛德到底想干什么？”阿贝尔问。

没有人知道奥玛德到底想干什么。劳约什也不知道。贝拉用一只手谨慎地把门帘撩起来一点儿，他们透过这道缝隙向外窥察。他们坐在那边：在女演员右手边的是经理，他刚过来，正在吃廓尔巴斯香肠；女演员左手边坐着药剂师。编辑坐在桌角，饥渴地留意着能从哪里听到一两句小道消息。两个穿着冲锋连制服的年轻军官在喝着香槟。

咖啡服务生黑着脸靠在一只镜柜上，那是一张心脏不好的病态的脸，他蜡黄的、病态的手往下垂着。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并不是必须待在这里的人要逗留于此。喧哗声中每个人都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阿贝尔想起他孩童时期的那些个晚上，他在父亲的房间里跟那三个温顺的疯病人在一起时，都比现在有意思。

那巨大的紧张已经渐渐从他体内消解掉。中午，小团体离开后，在他心里爆发出的那些羞涩、困扰与惊奇，和它们搅在一起的不安，现在被麻木和漠不关心所置换掉。大家都无力地坐着，呆望着这个成人世界的肮脏的城堡，这个粗陋的天堂。

“我们在围墙里。”阿贝尔酸酸地说。

大家都不解地看着他。迪波尔的脸色今天晚上尤其惨白。他中规中矩地安静坐着，把头撑在手掌里，散发着死囚牢房一样的宁静。阿贝尔不敢问他到底怎么了。关于迪波尔，永远也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他总会给出让人诧异的回答，有时他会涨红着脸说出一些愚蠢的话。他可能会回答说，上周日都是铁匠队的失误，所以在比赛的最后才没能靠那个任意球取胜。每当迪波尔看起来是那么的忧心忡忡，他的思绪就不知道是闯荡去了哪个未知领域。阿贝尔总是担心他说出一些在埃尔诺那里会降低朋友分量的话来。他只担心埃尔诺；贝拉和劳约什从不会严厉地批评迪波尔。他担心迪波尔犯错，说出不过脑子的话，然后让他为他感到害臊。

到底会持续多久？阿贝尔想。然后会怎么样？也许只几分钟后，这个把他们紧紧抓在一起的魔法就会消失。只差那一句话，就像一根负荷过载的电线，电路的保险丝爆断后，一切都陷入漆黑一片。他们已经期待这个晚上很久。阿贝尔无法准确地说出他在等什么，在等一种怎样神奇的解脱。只是，让他如此深深地诧异的是：他们竟全都这么无精打采。他从来没有想过，大家会是如此没有兴致地迎来这解脱的一刻。

二等公民的地位让他们感到难受：从他们自己世界秩序中的最高阶层一下子跌落下来，跌到成人世界的底层。阿贝尔静静地说：

“我们现在可以从头再来。”

没有一个人想离开迪波尔先走。

“谁先走？”埃尔诺问。当大家都沉默不语时，迪波尔也不动弹，他也在安静地等待着。迪波尔盯着桌子的大理石台面，并没有抬起眼睛；他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现在他们都紧张地围拢在他的身边。他顽强地保持着沉默。那明争暗斗的对他的示好和狂热的对他的亲近，从各个方向发散出来并向他聚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也更争风吃醋——尽管他在抗拒，仍然灌满了他。好像受了伤的帕里斯注，他自傲地坐在那里，咬着嘴唇。

这所有射向他的、汇聚到一起的争风吃醋，他应该感觉到了它们的狂热力量，它们使他震惊，并让他痛苦。他焦灼着，无法确定地感知自己。这种友情已经变成了负担。当他想到，这个至今为止将他们牢牢地捆在一起的纪律，今天将要土崩瓦解，他感觉非常的好。当他这样想时，自由和轻松便在他体内升腾。他再也不需要这份友谊了。实在是太多了，简直要把他捆死。阿贝尔的痴迷，埃尔诺的吃醋，贝拉那感觉像是冷血动物一样的黏着，还有两个格仑家的男孩，好像鬼鬼祟祟的间谍。演员的游戏以及他这个人，全都够了，他再也承受不了更多。他神经放松地设想，或许再过几个月后，他就能生活在兵营里了。在那里，不会有母亲、劳约什、阿贝尔，这些总是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刨根问底的人；不再有埃尔诺，他那时刻审视的目光实在让人受不了；他也不用再看到贝拉这个花花公子的影子。所有这一切，他全都受够了。他满心渴求地幻想着前线。关于前线，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所唯一知道的，是那里将代表他目前的生活终于可以完结，而他已经不能再忍受这个生活的一点点压迫了。一尊铜铸的父亲的脸在遥远的地方浮现出来，像很多英雄雕塑中的一个，是那样的真实，仿佛可以触摸到，尽管它那可怕的重量沉甸甸地压着他的生活。明天早上他要跟母亲谈谈，也许他会承认一切，但是，他想付清欠郝瓦什的钱，他想要回那银器；然后，他就可以轻松地跟阿贝尔和埃尔诺道别，拍一下贝拉的肩头，从演员带的路上折返回来，吹着口哨到兵营里去，尽管有战争，他也要到成年人中间去，在那里，他担负责任的压力将获得释解；他不用再做这个朋友圈子里的偶像，这对他太过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回馈。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管怎样，一切都会正常起来；也许，只要说出那一句话，他们都会从这里面，从这折磨人的、痛苦的聚合里面得到解脱。他已经不认识他自己了。这游戏令人困扰，令人不明白。所有人就这样坐着，好像都在等待着发生什么。发生了什么？是谁的错？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他只是被动地接受，是他们都来找的他。事实就是这样，他没有区别地、被动地接受了他们每一个人。他感到他给自己挑上了一副已经不能忍受的重担。得把它丢下，带一点粗暴，然后离开。他不需要这个游戏了。他受不了这个刺激在他体内搏动，而他的每个神经都抗争地抵制着。

他想到了阿贝尔，于是目光触及他。这个医生的儿子一下子感受到这目光，然后带着激励、热烈的疑问和心甘情愿回应着他——时刻准备着，只要一个召唤，他就会跳起来，然后去完成他的指令！——迪波尔不开心地，带着罪恶感地把眼光往上方瞟去。把人们摆脱开怎么这么难！我们都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当我们想要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连动也动弹不得。一个人没有任何想法地只是笑了一下，然后另一个人就立刻像线轴卷线一样卷进了他的友谊中。他不知道这到底算什么友谊。对于朋友，他有着不一样的设想；这友谊中应该包含轻松、愉悦的散步，没有负担的感情，是完全没有索求的。人们聚在一起，交换着想法……现在，他第一次感到，在人们之间也可以挂上沉重的、打不开的枷锁，而斩断它的代价只能是伤害。

粗暴的分手可能会给他们造成痛苦，但是，对于这种可能性他一点也不会感到难过。如果他们会感到痛苦，这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用拳头击在他们脸上，把埃尔诺鼻子上的眼镜打掉，狠狠地抽阿贝尔一个耳光，用指头弹贝拉的鼻子，然后昂首挺胸地走掉。然而一个秘密却是：他无法从他们中间走开，就像一个人无法从他的世界，从他自己的环境里，他自己建筑的环境里离开一样。他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大气层里，他们中间谁也不能从这个大气层里脱离开；他们背负着他们自己的大气层和太阳系，而那强大的引力把他们吸附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中间谁也无法承受割离。

也许可以和每个人和平相处，他满怀希望地想。他可以度过这一切。需要跟郝瓦什谈谈，然后明天，当阿贝尔再吹起口哨，我就跟他说我没空。也许我该给爸爸写封信，请求他回家。如果他在这里，并且原谅了我，那么再也没有谁敢靠近我。

他的脸上现出痛苦又自傲的线条。他们在看什么？他难受地想。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往我这儿看。他们在等我站起来，然后紧跟上我，哪怕是一步，他们也不会允许我独自走开，他们害怕我逃掉。这一切都过去了！忘掉吧！去玩别的什么，完全不同的游戏。现在已经可以了……要忘掉这些年，这个小团体，这些偷窃行为，这种惊惧，这整个游戏，这令人无法理解的、折磨人的反叛。他要给他们带来痛苦。他隐隐约约地想：如果明明是被所有人爱着，为什么还感到痛苦？他所有的神经都紧绷起来，抵抗着那些从他们涌向他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想单独占有他，他心里暗想，他们全都那么喜欢忌妒。他自傲地，几乎察觉不到地笑了一下。

在他们中间有人欺骗了大家，他想。这整个游戏都是肮脏的，已经肮脏了很久很久。这游戏是某个人的利益使然。他以奴隶主一样厌恶的眼光望着前方。我得找到那一句话，他想，那句话，然后把它说出来，只一下子，所有的都将崩裂，这个小团体的意义从此无存，就像鼓胀的膀胱，只要一句话，如同一个针尖那么碰触了一下。我恨你们，他想，如果我现在就站起来，然后喊出来：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你们全都打我的算盘，我再也不想要这些，够了！我想一个人待着，我想要新朋友。这份友谊让我痛苦。我再也受不了这份友谊了。

他几乎是乞求地环顾着周围。

我们不要再交往了，他想着，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没有唤来你们任何一个。他抬起一只手，这一刻他们全部毫无遮拦地看进他的眼睛。埃尔诺的眼里燃着嘲讽和冰冷的光。他们都憎恨我，他这样想，那炙热的抗争再次填满了他。

他不情愿地舒展开身子站了起来。

“都来吧，”他简短地说，“我受够了。”

他们一起穿过咖啡馆，紧密地走在一起；打头的是迪波尔，后面跟着他们三个，最后面是劳约什。男主角朝经理探身过去。人们的目光追在他们的背后。“他们是奥玛德的朋友。”某一张桌子旁的人们说，讥笑声在他们身后响起，还有好奇的张望。阿贝尔感觉到自己红了脸。桌边的人们在谈论他们。他们走到了旋转门边。那门停住了，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转了它。“人们的目光从各个方向追过来。也许还是书本更好些。应该留在书本中间；从别处得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痛苦的和不清楚的。父亲现在一定已经睡了。艾泰尔卡也许还没睡，她在我的房间里坐着。关于迪波尔的母亲，鞋匠说了些什么来着？早上她的病情还没有加重。如果夜里她死掉了，然后上校明天或后天回到家参加葬礼……得和郝瓦什谈谈。为什么还要叫上我呢？我们去请求他还回银器，然后我们给他写下字条。如果我们没死的话，我们也变成了成年人，我们会还清这笔债务的。我会给他写一封信，我死后他可以交给父亲或者艾泰尔卡。也许，半年后我想都不会想起这些人。也许我能活下来，那么，某一天我也能写点什么。这也让人痛苦，但是不会像生活在人们中间这么痛苦。现在我们站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他们在嘲讽地看着我们，编辑朝我们指指点点，嘴里说着什么。也许他们知道奥玛德在等我们。他们都不喜欢奥玛德。他们在奥玛德的背后龇着牙笑，还交头接耳。现在他们也在龇着牙嘲笑我们。也许他们以为我们是去找姑娘们。在这样的时候，这确实也是惯例。奥玛德会带我们去。这也不坏。大块头的尤拉克，那个铁打的人，上个星期去了姑娘们那里。他说现在那儿有一个金发的、从首都过来的姑娘，她还给他看了她带过来的执照注。尤拉克把那张纸整个读了一遍。警署甚至写明了她只可以走哪条路，可以在哪里向路人微笑和招手，在歌剧院和国家剧院里她只能去二等座席，还有房东可以从她的收入里扣掉多少。这是需要读一读。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读一读，看一看，凡是人们写出来、造出来、编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一切。我们为什么还不走？我想我们都彼此憎恶。我恨奥玛德，劳约什的那些愚蠢问题也总让我怒火中烧。没有任何过渡地，他就会说起别的，从我们正谈的事情上跳走。如果迪波尔是我的朋友，我愿意跟他走，而且我愿意照看他，什么我都愿意跟他讲，即便我知道他并不能明白，或者他并不在意。也许，如果我送给他点儿什么会有帮助，比如礼物，或者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已经什么都跟他说过了，我已经没剩下什么还能给他了。每个人都会走上自己的道路，然后我们会彼此忘记。应该去找姑娘们。如果我知道我们都一起去……也许奥玛德现在就要带我们去那儿。你们赶快走啊。女舞蹈演员也往这里看了，她还笑，还招手。也许是迪波尔招她喜欢。我该怎样做呢，如果奥玛德把女舞蹈演员介绍过来？其实明天就可以了。我需要知道是谁在欺骗。我应该从奥玛德那里，埃尔诺那里，郝瓦什那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想梦见他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旋转门带着他们转了起来。他们来到了街上。

广场在华丽的光影下铺开，抹了厚厚的、月光亮闪闪的糖皮儿。几座有着大肚子一样拱顶大门的巴洛克式房屋在甜甜的光亮中白花花地胀起来。音乐的一个节拍也被旋转门带了出来，然后在巨大的安静中随风消散。教堂封住了广场的一边，它那巨大的体重压迫着周边矮小的房屋。大主教住的房子的一扇大窗户还亮着灯光。一座小花园在广场的中间，围着一口正逐渐枯竭的喷泉，栗子树上盛开的鲜花宛如一支支点燃的蜡烛。

空气温热而稠密，好像夏季的夜晚。没有人还在外面。小花园前笨拙地矗立着有高大舞台空间、外部轮廓不成比例的剧院，仿佛一个废弃的牲口饲养房；房子墙上黑漆漆，蛛网密布的窗户瞎子一样往外瞥着。这城市正在沉睡，做着它的第一场梦。从火车站的方向传来火车头刺耳的鸣叫，仿佛是提醒着居民们，把头埋进羽绒被里是那么的徒劳，火车不断档地拉着那些不说话的乘客们来来往往。然而可以看得出，这提醒对这城市来说不疼不痒。兵营前两名头戴钢盔的站岗士兵变着步伐，频繁交换着他们守着的大门的两角。

主教坐在亮着灯光的窗户后面，靠在一把高背扶手椅里，读着报纸。茶几上有一杯水，旁边的盒子里是小白面饼注包了安替比林注。他偶尔会把他瘦骨嶙峋的手伸向杯子，咽一小口，润湿一下嘴唇的周围，然后惬意地继续读着。主教像皇帝一样也睡一张军用的折叠床。在这张床的上方，悬挂着象牙做的十字架，靠墙放了跪伏祈祷的矮凳，上面铺着红丝绒的软垫。窗帘也是用沉甸甸的红丝绒缝制的。主教的睡眠不好，他朝一个书柜走去，然后用他雪白的、皮包骨的食指划过一排书籍金色的书脊，就像碰触管风琴的键盘，想找寻出这个时刻的真实声音。很多本书都被他钩出来又推回去，最后他把一本极厚的、黑色的书费劲地拿了出来。这个易碎的人慢慢把这本很沉的书拿到床头柜上，放在平日使用的祈祷书和祈祷珠链的旁边。他翻开书，凝神地看了几张图。这是布雷姆注的，写动物生活的书。主教已经很老了。他无声地呻吟着，在折叠床的边缘坐下，叹着气解开他系扣的皮鞋。

医院里灯火通明，每个窗口都透出灯光，像一座运行良好、劳动火热的工厂，连晚上都不会把生产停下来。在街的尽头，桥的下面，一座大型的蒸汽磨坊也开着工。他们慢慢走过广场，光线里，他们自己那巨大的影子投射在他们身后。走到花园中间他们停了下来，这里的灌木丛中接骨木开了花，那生腐的气味像在触摸着他们，刺激着他们的观感。他们点上烟，无声地站在那里。周围的这几座房子，被涂上了黄色的光，是他们童年时代的舞台道具。他们知道每一间房子里住的是谁，知道每一扇窗子后面睡的是谁。书店招牌上那些字母的镀金已经被抠得差不多了。在那些入口低矮的商店里，他们购买过铅笔、书本、假领、帽子、好吃的东西、手工锯子和手电筒，这些都记在父亲们的账上。请记上账吧……他们在哪里都不用付钱。父亲们的信用看上去是那么无穷无尽，支撑了他们的整个童年。药店的卷门已经落下，透过一个小的四方口，还有很强的光线从里面照到路上。药剂师在里面，还没有睡，大约还有人在他那儿；从军官那儿过来的女士们，以及几个军官，在用“药用干邑”酒消磨着时间。报时的钟声突然打破了寂静，拖着回响，仿佛打碎了一块非常清脆的玻璃。他们围着接骨木丛，一只手捏着烟，另一只手用来弄裤子，放了水。独臂小子只能用嘴叼着烟，因为这个动作需要他用上自己唯一的一只手。

迪波尔开始低声吹起了口哨。沿着小花园的围栏，踩着松软的草地，他们继续往前走去。鞋匠在他的小黑屋里，坐在一盏烛台边，怀里有一本图册，他断断续续地、低声地读着一篇将军的生平介绍。他时不时会停下来，往前方望去，用右手捻着胡须，然后低低地呻吟着。在城市的图书馆里，三万册的书籍中间，在那被月光照得发亮的巨大房间的地板上，老鼠们兴奋地享用着它们的盛宴。这座古老的城里到处都有老鼠。有一次，市议会请来一位灭鼠人。那人把自己关进剧院的楼里，仅仅几个小时，在他离开的时候，成百的老鼠尸体堆积在观众看台、舞台、看台包厢和走廊上。阿贝尔仍然记得那个捉老鼠的人，他只在城里停留了一个下午；他把公共建筑中的大小老鼠都清除干净，然后第二天带着他的秘密和议会给的佣金消失不见了。人们说那是一个意大利人。

春天的月亮有一个特点，就是会让那些投射上月光的物体变得膨胀。那些物体，房子，所有的广场和城市，会吸满这春天的月光，然后肿胀，就像泡在水里的人的尸体。河水急速地冲着他们——直穿过整个城市——冲着这些尸体。他们赤裸地游泳，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来自大山中间的小溪流里，然后调整旅途的方向，汇入这条大河。他们快速地游，借着春季的潮期，直奔他们的目的地：大海的方向。有时他们会结伴到达，三三两两的，夜里他们比着赛地穿过这城市；河水知道他们的使命，于是尽可能地在夜晚完成尸体的运送，以很快的速度运出这座城的地界。这些游泳的尸体从很远的地方出发，冬季时在冻河的冰里休息，腌制。第一次春季的融冰把他们带了过来，然后继续去往奥尔福尔德注方向。他们有很多人，也不再年轻。脚面和肚皮会从水面露出来，头稍稍沉在镜子般的水面下，身体上裂开着一道道伤口，有的在脸上，有的在胸上。有时他们会被桥墩挡住，清晨，磨坊工人把他们打捞上来，从他们的脖子上摘下防水的板金盒，然后认真地拼写着封在里面的官方身份信息。这样的人可以有很多，因为在春季的每个星期都会到来那么几个。如果有人留在这座城里，留在他们中间，磨坊工人又能够读懂他们脖子上挂的信息，编辑就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写出那些陌生访客们的名字。

战争初期时城市周围的松树林已经被风暴摧毁殆尽，但是春风吹来，总能从各个方向把树胶的味道吹进城里，然后在热起来的夜晚，这味道和被松树沁香的温泉水的浓稠气味一起混合进了空气。在渔人巷的拐角处，屠夫和他的两个女儿睡在一间小屋里；通向店铺的那扇门敞开着，月光照亮了躺着睡觉的躯体和墙上大钉钩上挂着的肿胀、被肢解开的牲畜尸体。大理石的屠宰台上躺着一个切下来的牛头，它紧闭着眼，鼻孔中有黑色的血滴在大理石的台面上。年迈的律师总是城里最晚入睡的一个，他坐在书房里的一把樱桃木扶手椅上，红色呢子的椅面被一排头部镶了白色釉的钉子绷着；他的怀里捧着一摞布满尘土的玻璃盒，他望着那里面的蝴蝶标本。上百只的蝴蝶装在这样的玻璃盒里，围着墙壁挂了一圈；律师自己用一只白色的捕蝶网将这些蝴蝶捉回了家，然后把它们封进硫酸罐里。即便是去会谈，或是去法院，他也会背着硫酸罐和捕蝶网，就装在他长礼服的后兜里。他的两个儿子在战争中阵亡了，他们的照片摆在书桌上的铜相框里，相框上缠绕着悼念的丝带。但是他已经不再哭他们了，因为他已经老了，距离他们的死亡也已经过去两年了。两年的时间里，一切痛苦都可以被人们挨过去。现在他用放大镜看着一套菜蝶的系列，观察得极其认真。桌子上摆了一个烟嘴和一柄短烟斗。律师已经摸索这些蝴蝶有七十年了，每个天热的季节里都可以看到他在城市的周围，手里拿着网子，在菜地里跳跃，追在蝴蝶的后面，他的白胡须飘着，他的长礼服的两片后摆在他的身后荡漾。

还有很多别的人，很多的人，他们只是从外表上认识他们——只是他们的脸庞或声音——他们把他们全都存放在某个地方，某个在他们心里形成记忆的地方，然后便再不能忘却；他们不能忘却那些残疾的人、牧师、年老色衰的女人们的面庞，他们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些舞台道具的中间；他们也都守在这里，有着不同的身份与职业，他们生活在彼此周围，没有什么事情他们相互不知道，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能知道得千真万确的。但是，也许在他们濒死的一刻，他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那个住在教堂广场的瘸腿玩具商的面孔，他为大家介绍着一种新出品的魔匣。还有一个职业魔术师也住在城里，每逢秋天，他都会在剧场举办演出，空闲的时间里则去调试钢琴。他们生活在一座岛上，他们想从这里彻底地逃离，但这也许永远没有可能；如果他们死去，家人也会把他们的尸体带回这里，挖个坑，埋在这座岛的土地里。阿贝尔扔掉了烟头。

“来吧。”演员的话含混地传过来。他站在剧院演员入口的外面，没有戴帽子，他的金牙在月色里闪着光。他在龇牙笑着。

注　古罗马历史学家。

注　意指从学校到社会的这道门。

注　古罗马诗人、批评家。

注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

注　指当时的国家领土面积扩展到极大。

注　特洛伊小王子。

注　当时的妓女可以从警察局申请合法执照。

注　这是教堂里做弥撒时被“祝圣”成耶稣的圣体而给人们吃的，在没有胶囊和糖衣时也被用来当作胶囊裹着药物以下咽。

注　一种用来退热、止痛的药剂。

注　艾尔弗莱德· 布雷姆，德国著名的鸟类学家。

注　匈牙利大平原，是多瑙河中游大平原的组成部分，地势平坦。

预演

他用手电照亮了第一级台阶。光线好奇地蹿到墙上，一块罩了护网的玻璃后面悬着一张纸： “1/2 10，弄臣。预演。”演员踮着脚尖走在前面，在半层楼的地方他推开了一道铁门。

长长的走廊是如此狭窄，以至于展开双臂便能碰触到两边的墙。他们这样往前走着，不稳当地排着一个纵队，摇摇晃晃。走在最前面的是演员，步子摇摆，像是手电光。他把光前前后后地打着，每迈一步都是门，一道道有着磨砂玻璃的门，有时是铁门，楼梯或上或下地通向这些门。在剧院的内部只看到楼梯和门。处处都填充了甜腻和腐败的气味，不是香水、阴霉或胶水味，而是帆布、颜料、九十度的酒精、人体、灰尘、污物和不流通的空气相混合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混入了一种特别的、没有任何雷同的、剧院自有的味道，像是从那些华丽辞藻和舞台朗诵中萃取蒸馏出来的，又和言语、彩色的灯光与动作的蒸馏物黏着在一起；非常肉体的、刺鼻的味道，附着在那些在剧院工作的人们的衣服上、皮肤上和头发里——即便他们没在舞台上，依然能从他们的身上嗅到。阿贝尔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演员对那些陌生、粗糙、袭人的香料有着特殊的钟爱。演员是在用香料的味道包裹住这舞台的味道，如同没人喜欢被别人嗅出自己职业的特殊味道一样。因此，带着厨房味道的女仆要洒上廉价的香水，皮匠要涂抹香得刺鼻的头油膏，食品店的伙计要搽上麝香；出于同样的原因，演员把自己调成了西普香。

人们永远也想象不出一所房子里会有如此多的楼梯。有如此多的楼梯和门。他们爬了有两层楼那么高，演员推开一道又一道的门。铁质合页的回力门嘎吱作响，抗着劲儿才肯被推开，看不到尽头。演员低声吹着口哨。他走在他们的前面，手里拿着手电，低声吹着一个甜蜜的、断断续续的调子，一遍遍反复地吹着。他在一扇有磨砂玻璃的门前停了下来。

“这就是美发室了！”他打开了灯。“你们坐吧。”靠墙有一条长板凳，从天花板垂下的一块红色条纹的帘子把房间的一角隔成一个单独的部分。一张没有刨过的桌子上放了一面廉价的、镜面有着斑斑锈点的直立镜，往后斜着，桌前是那张凳子。“你们得尊敬发型师。”他用一只手掀起了帘子：墙边成百的假发套垂在长长的支撑杆上，金色的和棕色的，已经花白的和烫着小卷的，大波浪的和直顺的，带着说不出的伤感与无奈，以及它们因为生活窘迫而有的忧伤。头发里会留下某种人的东西，即便那是已经被剪下来的。角落里，一个金色的女子发套上垂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瞅着那个从它下面离开了的女子；两根辫子失望地在空气中找寻那个它们可以搭上去的肩膀。一个黑色的、又长又浓密的发套，本应飘起飘落地轻轻拍打在库鲁克注英雄的肩头，可现在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轻拍，那长长的头发盖着看不见的额头，惶恐而凌乱，以至于已经无法用理性再去理解它。一个秃顶的头套上，光滑的皮肤两侧有几缕白发，遮住了蜡制的苍老的耳朵，那是一对已经听过太多故事的耳朵，却狡猾地把秘密都藏在心底，不与人说。每一个头套都存留有那个人的特质，那是从人的发根里生长出来的。成百的、看不见的人挂在这些垂着的头套下面。这引起人们对某种古老的大屠杀的记忆，而刽子手是时间，是这个最大的刽子手在这些头发的主人之间进行的。“发型师有着超越人类的力量，”演员说，“他有一点像大自然，”他深吸了一口气，“只是灵巧得许多。”

他坐在镜子前，长久地盯着自己。

“有些假发，它们自己就可以演戏。”他拉开一个抽屉。“这一个，这个金色的……有多少次，是它代替了我在那里演！”突然间，他一把拽掉他的假发套。这个动作是那么的突然，发生的影响是那么的粗鲁，以至于原本痴迷地、默不作声地在长凳上蹲着的他们，现在全都一下子往前倾身。迪波尔更是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巴。他们是知道演员戴着假发套的。他们也知道他总会根据时节的更替变换头发的颜色。有时是梦幻的浅金，有时是火红或是黑色。但是这个把头发一把拽下的动作，在他们身上引起了感同身受的痛楚。假如演员更加大胆地进一步卸下他的一只胳膊，或拧掉自己的脑袋，他们也不会感到更震惊了。演员那雪白的、涂了蜡一样光滑的脑壳一下子从摘掉的发套底下冒了出来。那秃头里有着如此的赤裸和肉性，脱光了示人的不羞耻，好像是演员把他的衣服都脱光了，然后如此赤裸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刚降生的婴儿。他用白皙的手抚摸着他暴露无遗的光滑的头，漠然地朝镜子弯下腰，专业地审视着自己的脑袋。

“要格外小心，”他说，他用一个拳头撑起那个死掉的金色发套，然后轻柔地抚摸着一缕缕的发卷，“需要特别注意，不能让水碰到头发。这是最重要的。你们还年轻，所以我告诉你们。很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过我。有些人在淋浴时把头放在水下冲洗，然后用肥皂洗头。要知道，这是人们所做的最不谨慎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在擦洗身子后把头浸到水里。水会让头皮产生皮屑，头发也会变得干燥，失去光泽，容易折断。你们永远也不要让水碰到头发。有非常好的洗发水和干洗的洗发粉末……等一下！”他向镜子靠得极近，眯缝着眼睛盯着自己 的脸。

镜子前，在他没戴假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特、漠然、没有生命力的神情。只有眼睛还是活的。所有的表情都死一样地垂着，好像那个一把拽掉假发、使他赤裸示人的动作一起抹去了他脸上被生命和时间刻上的所有记号，抹去了表情和个性的鱼尾纹；现在他赤裸，空洞，没了生命。他成了一件物品，可以让人随意摆弄，随意加工。他用两根手指捏住鼻尖，好像那是一个身外之物，他上下左右地晃动着脑袋。一个寂寞的、从未见过的人坐在他们的面前，就像一块原材料，任凭它的主人把它弄成想象中的任何模样。他把自己的脸揉揉捏捏，异常仔细，好像只有他自己在这里。他垂下眼皮，转动着眼珠，用手掌遮住自己的下巴，然后好像画家在欣赏自己的画作，从眼缝中审视着他自己。

“我大约有三十四张脸孔，”他随意地说，“三十四或者三十六，我已经很久没有数过了。我有一张黑人教父的脸，亲爱的……我还有一张西哈诺注的脸。我还有一张凯撒的脸，没有头发，一个不用作假的秃头，只要嘴边上有这么两道注……看 这里！”

他拾起一支炭笔，在颧骨两侧画了两道线。他的脸一下子瘦了下来。他脸部所有的线条变得硬朗、坚毅，这个秃头开始鲜活起来，像命运的标识符，是深藏在一个人内心的全部痛楚所清晰折射出来的标志，也是所有成功、胜利和凯旋都不能弥补的。

“这是我的凯撒，”他说，“他头顶没有戴桂冠。他抗争地把羞涩丢进空气。人们看见他，人们战栗着。这个光秃秃的脑袋承载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他慢慢地把金色发套又戴回到头上：

“生存或是灭亡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他庄重地走过他们身边，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跟你说，波洛尼厄斯注。”

好似哈姆雷特那样的神经错乱，他神情变得紧张起来。他把金发的一缕慢慢卷到额头上方，扁起嘴巴，恍惚地向前走了几步。现在他又变了一个人，一个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角色的人，只有嘴角在挑衅地微笑，好像某个在街上擦身而过的路人。“它总是代替我在表演……”他忧虑地说。他坐回到镜前，重又把自己脱成个秃子。他从一个抽屉里刨出半打假发套，胡乱地拨弄着，然后一个个地戴在头上。他的脸每分钟都变换一个样子。有时是个彻头彻尾的年轻人，转眼又变成一位尖酸的老汉。生命在他脸上一一浮现，一个个时代和一个个人的折射，却都只是一闪而过；他并未解释他是想起了谁，只是用面部在表演，就像一个大艺术家演奏着他的乐器。他可以把鼻子鼓起鼻孔向上翻，把有弹性的脸庞隆起，让五官都皱在一起。

他的手里抓着一堆工具：粉刷，色棒，棉花团和纤维线团，酒精和胶水。他在自己的下巴上面粘上一撮小胡子，在颧骨两侧粘上很窄的胡须，低低地呻吟，好似犯了痛风。他抬起一条腿，不时地发出嘶嘶声，只发出一半的声音发号着指令，让人们把烧热的红酒端来。他用他的脸和那些纤维线团戏耍着，好像用变脸的戏法变出一张张的面皮。久远历史中的人们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被他复苏了，只需不经意地画上一两道隐约的线条，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误判。然后他又把所有的工具从身边推开。

“也许，”他说，“有一天我会找到一张脸孔，在那张脸里我可以一直活下去，能活很久很久。这并不容易。纤维、头发和颜料都只能帮上一点忙。是这个，”他用两根手指敲打着自己的脸，“这个听话的东西。需要知道的是该如何对付它。它当然会缩水，变硬。肉也有生命，我的朋友们，就像灵魂一样。需要给它下指令，需要训练它。我的这副躯体，”他陌生地从头至脚看了一遍自己的身体，然后沮丧地挥挥手，“已经被我用得透支了，我已经厌烦它了。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里，最近的一个，我渴望能活在另外的一副躯壳里重新示人。也许像一个鲜花般的少年。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耄耋的老人。皱纹都变硬了，舒展不开了。我已经老了。”

他厌恶地弹着自己下垂的下巴。

“我非常喜欢这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一把纤维线团，“还有这个，这个。”他将一把发套抛向空中。“你们要相信，如果我戴上这个猩红色的泰特斯注的头套！……有谁还能认得出我？……”

然后他给自己套上这猩红的泰特斯的头套。棕红色、闪光的发卷覆在他的额头上，一直垂到鼻梁上。他轻轻地用手指给自己涂上口红，他的嘴唇年轻地胀鼓了起来。他用一根火柴头上的黑炭描画了眼睛，然后他疲乏又散乱的瞳孔一下子有了光亮。这张脸焕发着年轻、红润，并且快感地邪恶着，没有丝毫的羞涩，甚至为此还有微微的骄傲。他的声音也变了。他用嗡嗡的、发号施令的声音说话。

“我有三十四张脸孔，”他大喊，挤出他的双下巴，“或者是三十六？谁会认出我？我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灵魂，我消失不见，从人们的指缝间溜走。我的世界是不死的，因为我也会从死神的指缝间溜走。他不会认得我的脸。即便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也无法认出那个真正的我。注”

他四处环顾了一下。轻声说：

“每个人都有许多张脸。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哪个会是最终的一张，在那背后不再有别的脸，而只剩下骨头……”

他摘下泰特斯的发套，用手巾从脸上抹去颜料。现在他又一次地在镜子里检查着这块原材料注，然后沮丧地说：

“这个秃子，没有牙齿的猪头难道就是我吗？不。让他进地狱去吧。”

他把牙套也摘下来，丢到假发的旁边，好像那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稍后，他又用一块手巾仔细地擦拭起牙套，再小心地戴进嘴里。

埃尔诺站了起来，悄悄走到他的身后。演员找出烟，把手巾搭在脖子上，嘴里叼着点燃的烟，怀疑地审视着自己。

“在巴黎，”他说，“餐厅的服务生们在干完活后就是这样坐下来吃午饭的。用餐巾纸卷成一根绳子，把它在脖子上搭成一个环，好像那是块手巾。”

“肯定是这样的。”阿贝尔说。

他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进来。他们会跟演员混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比起那些低级的、在妓院里打着快要吐出来的醉嗝的毕业狂欢派对，演员所准备的这些则显得更丰富，更有趣。他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给演员。他们痴迷地观赏着他缤纷的变换。贝拉被演员的大量的纤维线团、色棒、粉扑盒所深深地吸引。阿贝尔想，演员也许还有另一张脸，一张他自己也不曾见过的脸，而今天夜里他将穿上这一张脸。他忽然想起演员独自待在他的房间里，靠在窗前的那半分钟。寒意沿着他的脊梁蹿上他的后背。但是他知道，无论外面有怎样的宝贝，他也不会离开这里。这个晚上，他要跟他们一起度过，跟这个小团体一起，跟演员一起；演员不摘下最后的一张假面，他便不会离开。演员此刻坐在镜子前的样子：脖子上搭着手巾，脸上有少许胡楂，光头，嘴里叼着烟，跷着二郎腿，手随意地支在胯上——好像是另一个人种的人，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不知道他说什么语言，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他从哪儿来，他可能是做什么的，他揣有怎样的目的。他歇着，抽着烟，晃着腿，是那样陌生。如此之陌生，以至于他们全都有些畏惧地沉默了。这里的一切都掌控在演员的手里。墙边有很多的发套，很多的命运，和发套阴影里吊着的很多人们的特征；这里是演员的王国，只消他挥一挥手，庞大的军团就会涌现出来，有着恐怖面孔的人们从过去，从一无所有中爬出来。演员自傲地、确信地、满意地微微笑着。他把烟嘴在双唇间从一边拨弄到另外一边。

只有埃尔诺抱着一副有所保留的态度审视着演员。

“你准备干什么？”他平静地问。

演员扔掉了烟嘴。他说： “让我们行动吧。”然后他跳了起来。

演员让阿贝尔坐到镜子前。他把双臂抱在胸前，他的一只手指按在下嘴唇上，头略向后倾，看着阿贝尔。他又走向窗户，背靠在窗台上，然后长时间地审视着阿贝尔。好像一个画家在摆弄自己的模特，他摆了下手，让阿贝尔转过身把侧面给他。然后，就像一个终于发现了自己正在苦苦寻找的东西的人，他一下子跳到桌边，从黑色的纤维团里揪出一小缕，晃着脑袋，吹了一声口哨。他用两根手指转动着男孩的脑壳，深深地惊叹，不时发出一个个“啊，啊”的感叹音。“我准备干什么？”他声音夸张、好像开玩笑似的问。“我按摩，我做准备。我要办一个小小的庆典。一个人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找出一个发丝花白、梳着偏分头的假发套，用梳子梳理它。“你变老了，我的孩子。最近这段时间你明显地老了。是痛苦摧残了你。”他小心地用梳子把发套梳成中分。“我想是为了道别……”他说，“因为我们可以去找姑娘们了。我们可以去裴多菲咖啡馆了。”他把一个棉花团缠在一根火柴棍上，又找出很多瓶瓶罐罐。“坐到镜子前来。我已经开始看见三十年后的你是什么样子。到时候你会想起我。”他突然把发套按在阿贝尔的头上，好像一块磁石一下子吸过去，一个猎物被粗鲁地捕获。阿贝尔整个人都变化了。镜子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从镜子里看着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吃惊的眼睛上方是衰老的额头。演员用指间夹着炭笔，正给他描画着眼周。“我的设想是一个小小的庆典……为了尊重我们所有的人，我所办的庆典是今后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却的。有一次我们曾说起过，我们要一起登台……穿上全副的道具，每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台词。我所想的是那种很业余的节目……就是这样，当然，每个人都自己独立表演。”他把一撮花白的山羊胡须粘在阿贝尔的下巴尖上，又把它扯掉，丢到一边，然后试着为他在下巴两侧粘上胡须。“这个时刻来到了。所有的戏服都任由你们差遣。舞台也是。这所有的道具。观众席是空的。我们就为我们自己演。就我们，可以一直到早上，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这所剧院，这观众席，这舞台，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他嬉笑着。最后他决定使用脸侧的胡须。他把两道花白的、细长条的胡须粘在阿贝尔的两只耳朵旁。甜甜的胶水味充满了整个房间。“这样并不赖，”他说，然后他满意地望着阿贝尔，“嘴唇要薄一些……这里要有些失望。然后这里要有些疑惑。然后这里……辛苦了我的小天使，我就好了……有一些彻悟和傲气，某种无能为力的原谅与释怀。”在他的手下，阿贝尔每刻都在变化着。男孩们站在阿贝尔身后，安静地看着他。“不是戏法，不是巫术。”演员说道，他用梳子和炭笔，以几个非常快速的动作在他的脸上画着。演员调整着阿贝尔的发丝。一道道笔画软化了阿贝尔脸上硬朗的线条。“我并没有和魔鬼达成什么协议，”他刷着他的眼睫毛，“只是手巧和我的专业知识。你的钟表往后拨了三十年。我们终于好了。”他把手巾夹到腋下，把梳子别到耳后，以一个费加罗注的动作深鞠了一躬。“先生们，请用掌声鼓励一下。有请下一位。”

阿贝尔犹豫不决地站起身。身后的男孩们往后让开了一步。演员已经在瞅着埃尔诺了。“冰冷的心，绿色的胆——阴谋的刺，蛇的信子，在哪里现出驼峰的位置。至少你会长出一个瘤子。注”他把埃尔诺按到镜子前。阿贝尔站在角落里，双手背在背后。假面里有一种让人平静的东西。人可以活在它的后面，可以随便去想什么。他看着迪波尔，得意地微笑着。大家笑着把他围在中间。独臂小子好奇地嗅着阿贝尔，围着他转。迪波尔睁大眼睛看着他。阿贝尔笑起来，从伙伴们的脸上他看出来，就连他的笑容现在也变化了；他们严肃地、惊奇地望着他。“我们把大自然给提前了，”演员说，他完全沉浸在了工作里，“并且我们改进了它。仅此而已。你们的成熟度，”他把火红色的假发戴在埃尔诺的头上，“这才是我想强调的。如果长大了，那就长大吧，”然后他用猩红色的胡须盖住了埃尔诺嘴唇上方、长着雀斑的条形地带，“然后承担后果。大师手中的笔刷是由本能来驱动，不过他的老师却是学习、注意力和吸取经验。我说了你是驼背吧。”他用两只手捧住埃尔诺太阳穴的位置，把他的头向后仰去，然后深深地看进他的眼睛。“小怪物。现在我剥掉你的皮，然后把蛇蜕下来的皮给你粘上，做你的新皮。”他用两根手指按下埃尔诺的眼皮，然后冲他们挤了下眼睛。

当演员去了他自己的更衣室，他们踟蹰地审视着彼此；但是没有一个人想站到镜子的前面。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外形里，人们可以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习惯他们自己。遗憾的是这些戏服并不是那么合身：比他们自己的尺寸都要肥，他们的手和脚都淹没在那些很肥的遮盖布下面。只几分钟的光景，他们都长大了，也变胖了。埃尔诺倚在手杖上，站在桌子前面，弯腰驼背。在他的老式披肩下面，他尖尖的驼背高高地隆起。一缕缕红色的头发从戴在他头上的高礼帽的下檐垂下来，垂在他的额头上，老款的燕尾服和丝绸制的及膝裤子垮垮地坠在他单薄的身上。在他的鼻翼旁安了一枚黑色的、长着毛的瘊子。他眼周的皱纹很深，小小的眼睛里闪着陌生的困扰、愤怒和抗争，他嘴角不愉快地弯曲出苦涩的、备受折磨的线条。阿贝尔低声、郑重地说： “生活教会了我要热爱真理。那高于一切的真理。”“还是系上你的裤子吧。”埃尔诺回答道。因为急促，他们把衣服穿得凌乱。阿贝尔合拢上他红色的袍子。贝拉——半身赤裸的西班牙水手男孩——头顶裹着头巾，额头上湿漉漉地贴着性感的发缕，用手撑着胯坐在窗台上。独臂小子隐藏在他身上的那件古罗马时期无袖长袍的一道道褶缝里。他坐在桌子上，踏着系带拖板鞋，光着的脚前后晃着，额头上缠了布带子。他自傲地、受伤地望着前方，带着庶民西维奥注的自傲，那个人同样是把自己的一只胳膊奉献给了国家，不过对此举劳约什并没有什么好的看法。

“罗马，”他说，“我失去了你！”

他们躁动起来，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着。这些无知的角色让他们摸不着头脑。他们都努力地不去注意迪波尔。

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儿子痴迷地躬身站在镜子前，带着一点儿纳雪瑟斯注的眩晕。两根长长的、金色的发辫顺着他的肩膀往前滑下来，高腰的丝绸上衣紧箍着他的身体，他用一只手提起裙角，穿着长筒丝袜的双腿交叉站立，一双漆皮鞋小而轻巧。伴随着每一次的呼气和吸气，他衣服深V领下方那漂亮的胸形一上一下地起伏着，那是演员用两块手巾为他完美隆起的一对乳房。他的手臂、脖颈和领子下露出来的胸部都扑上了白粉。他的眼睫毛也在演员的指尖下神奇地长长了，而青春痘则被演员为他轻柔抹上面颊的玫红色胭脂给遮住了。

埃尔诺弓着背，小心地绕着迪波尔走了一圈。他举起头上的高礼帽，嘴里念叨着一些听不懂的词汇。迪波尔则报之以微笑，然后又立刻转回身，回到镜子的吸引力里面。他高高地提起裙角，试着走了几步。假发把人弄得很热，味道也很难闻。

“我的汗出得很厉害。”迪波尔用低沉、窒息般的声音说道。

埃尔诺伸出一条胳膊。独臂小子却抢到了他前面。

“这只是一条胳膊，漂亮的女士，”他说，“但很强壮，让你可以握得到。”

阿贝尔打开了窗户。闷热的空气和夜晚沉重的、浓稠的泥土气味涌了进来。他们安静地站着，好像那窗户在提醒他们去注意现实，注意那些广场周围矗立的房子，和那些可能看进这里的人们。他们看着彼此，笑不出来。对这罪恶结盟的心知肚明，抱团在一起却又怀揣不安的快乐，以及对这个毫不知情、睡着了的世界嗤之以鼻的幸福感，一起充满了他们的内心。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地，延续最后一分钟地，演员把他们封闭在这个小世界里。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思绪里闪过：他们共同的记忆，将他们捆缚在一起的反叛精神，与一个世界相对抗的、他们暗中燃烧的仇恨，而那个世界却同他们自己的世界一样，无法理解，不够真实，如此不自知，满是谎言。而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这个友谊、渴望与惶恐，在他们的眼中闪烁出的是难过的光！迪波尔提起裙子，充满惊喜地转了一个圈。

“这裙子，”他说得极真诚，也带着惊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舒适。”

一个很胖的水手走了进来，穿着无袖条纹背心，肚子凸了起来。他穿着宽大的、蓝色的帆布裤子，脚上穿着厚皮鞋；他跨了一步站在门槛上，嘴里叼着烟斗；他抹了蜡的头发往前梳着，油油地贴在他的水手帽下面。他目光散乱，撇着八字脚站着。他从嘴里取下烟斗，摆了摆手，让他们往前走。

他的皮鞋踢踏作响，敲打在木地板上，发出空荡荡的回音。他不确定地往前走着，打开了灯。巨大的光一下子冲进他们的眼睛，从下方，从侧面，光的背后是深深的黑暗，是观众席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盖有一块块丧气的、散着萘注味的白布单子。演员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到处走来走去，如同机械师一样安然与放松，并不理会男孩们。他抬起扳手，打开开关板，光线被调暗了，所有的光最后都射向舞台的一个角落，聚集成一个彩色的、翻滚的光的水塘。到处都悬着拽绳的把手。一块块的幕布、电路的开关板、一条条的长木板都浸在一片隐隐约约里。他把一根绳子往下一拽，然后用另一只手从掉落下来的一坨绳子里抓住其中的一根；巨大的、彩色的帆于是慢慢翻转过来；这个嘴中叼着烟斗的水手站在酝酿中的风暴里，心不在焉地拨弄着那些拽绳和彩色的帆。一个装饰着棕榈树、有上坡台阶的道具摆件落了下来，封住了这场景的一边。侧面，一个破旧的玫瑰花廊的道具在被风卷起的尘雾中也降落下来。“风暴要来了。”演员漠然地说。他疾步向一面道具墙的后面走去，之后，从远处传来了尖厉的风声——嘶鸣着穿过玫瑰花廊吹了过来。短促、隆隆阵响的雷声紧随着风暴的鸣吼。演员从一棵满是灰尘的仙人掌后面走了出来，他满脸严肃，搓着手，点燃了烟斗，摇头晃脑地环顾着四周。

“我觉得这还是不够真实。”他说。然后只用一个动作，他就把里维埃拉地区注的风光变得消失不见了。“你们都站到中间来。”这片风景又升回空中，玫瑰花不舍地紧随其后也升了上去。很多简单、白色的墙从一无所有中冒了出来，魔法师把绳子往上方一抛，舞台神奇地变小了。当他们张望四周时，他们已经是一间船舱里的囚徒了。船舱的圆形窗户后面有风的呼啸和水浪的拍打声。墙上的很多圆形斑点表示两支火把在燃烧着，一道狭长的门在一扇窗户的旁边，一盏罩着破灯罩的吊灯从高处吊下来。水手用两只手攥着他的绳子，用菱形的天花板盖住了这间小船舱。罩着灯罩的吊灯也被点亮了。他们现在都干起活来：只听到演员一声声短促的指令和风声的嘶吼。阿贝尔负责控制风。不同于人们的想象，制造风暴并不是一个很难的技术活。只几个动作，演员就把阿贝尔领进这个秘密里。“激怒它们吧，埃俄罗斯注，”演员说，他把折叠腿的桌子拖到屋子的正中央，“你来差遣这世界四个地块上的风注。”驱使东南西北的风，这个技术活竟是难以置信地简单。独臂小子把一个大桶滚到墙边。他们也费劲地提来许多箱子，那里面应该装着烤馍和水。埃俄罗斯鞭打着他的奴仆们注，他的嘶吼在大海的上空发出阵阵痛苦的回响。

“所有人到甲板上去，”演员大喊，“女士优先。把箱子放到桌子的旁边。把窗户都关上。”他停顿了一下，“有一次那些黑人全都跳进了水里……不对，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他把一束遗落的玫瑰花束踢到船舱外。雷声震颤着空气，他们脚下的地板都随之发抖。阿贝尔无情地让风暴咆哮着。“这一道打得离我们很近。”演员专业地描述这一声雷，然后他吐了口唾沫，“歇歇吧，埃俄罗斯。”

雷声过后是出奇的安静。光，墙，道具，所有的一切都恰到好处，不是很真实，却又无法再去改变。阿贝尔已经步伐不稳了。他摇摇晃晃地走进来，试着平衡身体的重心以对抗船体的摆动。只用了几个步骤，他们已经把这个新天地变成自己的地盘了。埃尔诺礼节性地用手握住迪波尔，迈着庄重的脚步把他带到桌边。独臂小子站在大桶上，透过圆窗沉醉地看着外面几层楼高的大浪。阿贝尔走到他身边，环抱住他的肩膀。“多么壮观的景象，”阿贝尔用敬畏的声音说，“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回力门向上掀开，从地板下面首先浮出一个托着很多杯子的托盘，之后是一只赤裸的、男人的胳膊，最后出来的是演员的脑袋。演员小心翼翼地爬出来，用一只手高高托起托盘。他躬着身，像在船上工作的服务生们，用风暴般的动作，用身体和步伐的调节来保持托盘的平稳。然后他把所有玻璃杯都安然无恙地摆在桌子上。

“最重要的是，”他喘着气，“平静和酒精。有人在风暴里弄昏了头，也有人弄糟了他的胃。我们在以八节注的速度前进，气温变低了。我的先生们，来上一小口白酒、一块烤馍和冻肉，然后我们就可以平静地期待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了。”他站在船长的位置上，而乘客们都处在一片满怀希望的氛围中。

托盘里码着肉，烤馍也叠成了一摞，烧瓶里盛着水一样颜色的白酒。演员谦虚地微笑着。他在桌边坐下，磕着他的烟斗，正了正肚子上的皮带，把一大块肉塞进嘴里，大声咀嚼着。“劳动了之后，”他说，“人们会饿。”他用手背蹭了蹭瓶子嘴，喝了一大口。“这个真烧胃。”他转向迪波尔，“来一小口么，这位‘漂亮的陌生小姐’？”

这位“漂亮的陌生小姐”在第一瓶过后就坦白他快要吐了。演员知道有一种能对抗海上眩晕的药，需要在风暴来临前一小时服用。他们把“女士”放躺在箱子上，为他扇扇子，逗他开心。船舱里昏昏暗暗。实习水手每隔五分钟就会离开一下，去另一边鼓噪起东南西北的风，然后返回来再向大家报告天气。

是危险把人们彼此拉得更近了。演员放弃了斯巴达的原则注，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他是第一个喝高了的人。他们还从没见他喝醉过。埃尔诺谨慎地、极小口地嘬饮，始终观察着演员，因为他并不相信他是真的醉了。演员把箱子挪到窗户下，然后坐了上去，用两只手臂做出拉手风琴的样子，然后嗡嗡地用鼻音哼起伴奏的歌。“这是黑人们唱的歌，”他解释说，“在他们跳进水里之前。”那曲调单一的歌里流出伤感，回荡在空旷的舞台空间里；演员站起身，手里抱着那台看不见的手风琴，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在他身上好像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他唱着歌拉着琴，只几分钟后，他们惊奇地发现，演员好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肥胖的、醉得一塌糊涂的水手，坐在桌子的边沿：那么真实，怀里抱着手风琴，唱着那港口、片片水域，还有码头的忧伤。他的脸庞完全变化了。他目光斜视，笨拙地，好心肠地，身上有散发着酒香的欢乐，还有行动不变造成的困难。他什么也没做，却变了一个人。他用听不懂的语言嘟囔着，英文、西班牙文和其他不知是什么词语的混合语言。他嗤了一下鼻息，夸赞一些陌生的地方。从他的声音里透出对目的未知的旅程的伤感。

显而易见，他完全明了这个游戏。面对漆黑一片的观众席，一个醉汉，一个胖胖的水手坐在舞台的边缘，唱着歌。他们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轻声附和着演员梦呓一般打着节拍的曲调。风暴在外面呼啸，船带着它的乘客们摇摇摆摆，驶向未知的港口。船舱里漫布着浓烈的白酒味；危险的和要团结在一起的感受把他们牢牢抓在一起。只要船不停靠到岸，他们之中便没有谁能逃开彼此。迪波尔感觉好一些了，他狼吞虎咽地狂吃起来。贝拉坐在演员的脚边，用手掌托着头，看着他。他们在彼此身边旋转，那节拍是演员哼出来的，哼着他苦涩的伤感。

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第一次来到舞台上。通过一种特别的途径。他们感觉好像回到家一样。几条木板和三面围墙的世界就这样被他们自然而然地占领了。阿贝尔站在一排灯光前，低声向那看不见的人群言语着。演员沉醉地表演着。他的每个动作都让他与那个他们所认识的他差距更大；那些勒阿弗尔注的事情已经成为他的记忆，他无序地讲着那些在港口的浪漫夜晚，他的目光陌生地在他们之间游荡。伴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硕大的、半裸的躯体都在颤动。他这会儿没有收紧肚子，他的肉从背心里鼓出来，当他走到灯的前面，阿贝尔看见他胳膊上和胸部有文身。独臂小子大声喊道：

“文身的人！大家小心！”

埃尔诺用他的平顶礼帽扇着风。他的驼峰重重地落在他的后背上，压着他的上半身。阿贝尔惊讶地感到这里有如此之多的人，都是些不认识的人，是些陌生人；他时不时地要把他们数上一遍。演员在一个角落里，在他固执的寂寞里跳着舞。他一刻也不肯放开他的手风琴，他的鞋跟则怪异地敲打出某种令人不安的、僵硬的拍子。他们围着桌子坐着，阿贝尔拿出了纸牌。

“我不和骗子玩。”独臂小子醉醺醺地说。

但是纸牌却把演员引了过来。他仔细地检查，长时间盯着看每一张牌。他喝着酒，身上的每一枚钢镚儿都叮当作响，它们被输了个精光。他的表情陌生而受伤。他们用力地落牌，胳膊肘架在桌子上，把一盏灯拉得更近一些。贝拉再次建议搜他的身。之后是持续的安静。看得出船已经驶到了一片平静的水域上，风也停息了。演员在发牌的空当离开了船舱，然后，他拿回来一瓶新的酒。他满意地对大家说：

“夜晚星光闪烁。风向东南。早上我们会抵达比雷埃夫斯注。”

阿贝尔自从来到这里就一直想发言。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水手也会在大海上失去时间感。有什么关系？他这样想，幸福地眩晕着。真好，这肯定是一艘很稳的船，在天空和海水之间，到了早上它肯定会停靠在哪里。阿贝尔爬到台词提示员藏身的洞里，然后从那里窥视他们。贝拉双腿交叠地站着，用一只胳膊搂着演员的脖子，嘴里随意地叼了一根烟。他上身微微向前倾，很是纤长，很男孩子气，脸上挂着软绵绵、堕落的微笑。他黄色的脸庞潮热，他满足地、大声地咂着嘴，脸上折射出不自知的光。迪波尔坐在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中间，用两根手指支撑着下巴，很女人，差不多是女士的端庄姿态，把纸牌捏在手里。埃尔诺用硬纸板给他剪了一柄扇子。然后他慢慢地、轻轻地给自己扇着。

皮特注用胳膊肘撑在台词提示孔的洞口。他想，看比做要有趣得多。他有点晕乎。只有演员还保持得那么自然，好像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穿着水手背心，嘴里叼着烟斗，就在这艘船上。没有一个声音或是一个眼神出离了他的角色。他的目光困扰地寻找着什么，当他发现皮特躲在台词提示孔里，他急促地叫嚷起来。

“你是骗子！”他用颤抖的声音大喊道，“孤僻的私生子。你坐在岸上，然后看着我们如何被大水推来搡去！……窥视别人，很不错是不是？回来，你们去把他按到水里！”

他们朝他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藏匿的洞里拖了出来。皮特并不反抗。他躺在地板上，摊开双臂。演员鄙视地绕着他走，好像那是一座坟。他用皮鞋头碰了碰他，然后背转过身去：

“有一些彻头彻尾堕落了的人，”他以显而易见厌恶得要呕吐起来的表情说，“他们把自己交给了肮脏的嗜好。在他们中间，那些仅仅窥察别人嗜好的人是最恶心的。我总是憎恶这样的事。有一次在里约，我在一所房子里打断了一个这样的窥视者的牙。这样的人在墙上钻一个小孔，他们往往是拉皮条的和卖头油膏的。你们要小心这样的人。一个人做了一件无辜的事。而罪已经开始了。就在你站出人群开始旁观的时候。”

他绕着船舱走了一圈，然后放了一瓶酒在皮特身边：

“喝吧。”他说。像是疲惫不堪了，他在皮特身边坐了下来。“‘姑娘’，到这儿来！”他以父亲般的温柔把迪波尔的头搂在怀里。男孩则顺从地靠在他的身上。他把烟斗填上，像一个永远用谎言描述遥远地方的掘金人，或者老水手那样地喷吐着烟圈。“在船上要非常小心，”他频频点着头，“因为非常容易发生叛乱。没有人比船上的人生活在更残酷的奴役中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有一段时间……总之，船上需要铁一样的纪律。你们只要想一下，年复一年地被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像囚犯一样挤在彼此身边。水手会很快失去对大自然美景的好感。他们总是被其他人盯着，从没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这是人类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境况。在船上，叛乱随时可能爆发，船员们年复一年地做着苦力，即使只是压抑地表达不满也从来不敢有，一个语气稍有加重的语气词也不敢说出来，在第一次对抗时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到了港口便被关押起来。海事法庭可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但在这之后，偶然一次不知是何缘由，某个人就会跃过围栏飞进了海里。这样的事蔓延得极快，后来已经无法说清到底是怎么引发的。可能完全是愚蠢的原因：一块肥皂，一口白酒。没有人会明白。”

贝拉站在舞台的边缘，他在笑着。

“这个包厢是我们租下来的。”他兴奋地高声喊道。

他伸直了胳膊指着黑暗的观众席，他的胳膊上下晃动。“左边三号。”他大叫出来，感觉无限好。“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要坐在那里，头发梳整齐，还不被允许用胳膊肘撑在包厢的护栏上。糖果也得不到，因为爸爸说：‘如果食品店主的孩子吃糖果会被人们笑话。’”他冲观众席大声喊： “他有他的原则。我什么原则也没有。”

然后他笑得身子直晃：

“如果他现在能看到……”

“右边二号，”阿贝尔说，“那个是我们的，右边二号。迪波尔，如果你的爸爸也能看到这里！注意，你的裙子滑上去了。”

迪波尔坐了起来，把他的裙子往下捋平。阿贝尔忧郁地说： “你有没有试过把棉花团塞进耳朵里然后去读一首诗？或者是散文，或者随便什么……那会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试一次。”演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怀表一样的物件，然后他把里面的香水洒在自己的手掌上和脸上。强烈的西普香形成令人作呕的云雾，把迪波尔包裹起来。

“一个好船员，”演员说，“会喜爱香水。他的箱子里和口袋里会装满送给朋友们和未婚妻们的礼物。”

他从口袋中摸出小镜子、梳子和几块肥皂，然后像过节一样把它们分发给大家。最后剩下的一点西普香水全被他倒在了迪波尔身上。

注　匈牙利的一个骑兵兵种。

注　法国剧作家、诗人罗斯丹（1868—1918）代表作中的主人公。

注　意指凯撒大帝标志性的脸庞特征：从鼻翼到嘴角很深的两道法令纹。

注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注　古罗马皇帝。

注　源自西方关于死亡的一种说法，即死神会上门找到要死的人然后把他带走。

注　指他自己的脸。上文中提到他的脸像一块原材料，被他随意打造。

注　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人公。

注　源自莎士比亚《麦克白》里三个女巫的对话。

注　古罗马时期的一个传奇英雄，被俘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无所畏惧将一只胳膊放在火中烧掉，赢得了敌人的敬意后获得释放。

注　希腊神话中一位长相清秀的美少年，对任何姑娘都不动心，却对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爱慕不已，最后在顾影自怜中抑郁地死去。

注　制作卫生球的原料。

注　地中海沿岸的著名风光区，也称蓝色海岸地区。

注　希腊神话中的风神。这里指负责控制风的阿贝尔。

注　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风，也指全世界的风。

注　风神的奴仆们指东南西北的风。

注　海上行船速度的一种计量单位。一节等于一海里。

注　斯巴达人有简朴的生活原则。

注　法国北部第二大城市。

注　希腊雅典的外港。

注　这里指阿贝尔。原文中此处称呼为皮特。下同。

音乐

关于那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时，他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埃尔诺说，除了喝酒喝得最多的演员，其他人都醉了，而演员只是表演出他醉了。独臂小子固执地解释说，在那尴尬的一刻演员是彻底地醉了，因为即便只是用手指头碰了他一下，他也立刻像个麻袋一样地垮掉了。

但是，他们所有人都记得，凌晨时分演员的话多了起来，举止也变得特别不寻常。他来来回回走着，手舞足蹈，用混杂的语言说着谎。至于说了些什么，第二天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起。他抛出很多陌生城市的名字，骄傲地冲观众席摆手，冲着那黑漆漆的一片叫嚷了很多黄段子。有一段时间他们所有人都在同时讲话。独臂小子哭了，身子摇摆个不停。他逐个去找他们，抚摸他们的手臂，然后给他们看自己缺失手臂的地方。“这是你的，”他说，“但是我的在哪里？”他哭着坐在地上，机械地在自己的周围到处寻找。

“错了，”他说，“请你们也来找找。它应该在的。”

他们不知所措地站在他身边，对着他的耳朵讲一些安抚的词语，但却仍然没法让他安静下来。他大声哭喊，然后开始呕吐。他们帮他洗了脸。迪波尔坐下来，把他哥哥的头搂在怀里。独臂小子抽噎着，他的身体因为哭泣而颤抖。

“还要，”演员说，“你们还要喝。哭泣只是个过渡。我们该去向哪里？！”

他们直接对着瓶喝，演员时不时地消失一下，然后又拿回来很多瓶酒。看得出这附近储备了丰富的酒。埃尔诺大吼一声，打破了喧闹：

“你哪里来的钱？”

突如其来的安静。他们瞪眼看着彼此。没错，他哪里来的钱用来买这些酒？演员通常把每一枚钢镚儿都花得很仔细。这会儿他龇牙笑着：

“你们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不重要。是一个赞助人……”

他手里握着酒瓶，摇摇晃晃向台词提示孔走去。

“女士们，先生们……一个赞助商……一个赞助艺术家的人……为我的小朋友们……”

他大笑的身体直摇晃。

“音乐！”他说。

他从一只箱子里拿出留声机，颤抖的手指把一张唱片放了上去。

“低音唱针。”他说，“静静地，让我们来跳舞。”

他走到迪波尔身边，然后一鞠躬。独臂小子努力地想爬起来。“在箱子里，”他说，“你们去箱子里找。”音乐是那么的轻，以至于一开始根本无法听到。演员用手臂揽过迪波尔，然后他们开始跳舞。

阿贝尔不安地跟在他俩身后。演员严肃地跳着，好像他根本没有喝酒。他跳着舞，好像这才是他最自然的肢体形态，好像他的体重都在这动作里消失不见。他轻松地带起迪波尔，用两只手，看不出来地轻轻托着他。音乐是如此的安静，缓慢。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听到，而舞蹈裹挟着他们。那是好似猫叫，又好似抱怨的音乐，节拍哼哼唧唧、断断续续。演员伴随着音乐跳着一个不知名的舞蹈。他的脸很严肃，表情很享受。跟在他们身后的阿贝尔感觉演员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迪波尔。两个人都严肃地滞留在舞蹈中，专注地、对抗地、用严肃的表情看着彼此，谁都不肯哪怕只有一刻地把头扭转开。两双眼睛都带着焦灼的关注黏在一起——尽管腿和躯干都在旋转——好像不允许自己把对方从视线里弄丢掉似的，哪怕只有一刻。他们把头直直地挺着，脖子与头并不跟从身体的弯曲。谁教了迪波尔跳舞？阿贝尔想。也许他只是无能为力地顺从着演员，他把他带入自己的动作里，而迪波尔毫不反抗地跟随着。他们要跳去哪里？他们慢慢地移步，持续地、平静地、平稳地旋转，直到唱片停下来。演员放开迪波尔。男孩伸出手扶着额头：他步伐摇晃，他的手在空气中好像想抓住什么能扶着的东西。迪波尔就这样抬起手站在那儿，等着演员回到他身边。阿贝尔感觉迪波尔有些神志不清了。演员在留声机那儿拨弄着，他又放上一张新的唱片。

这张唱片的声音大了许多。独臂小子已经停止了呻吟。演员一把揽住迪波尔，然后把他拽进那独特的、舒缓的，却正以一个频率加快的节拍里。阿贝尔感觉这对舞者为了把他们步伐的节奏放缓慢，好像在一圈圈的旋转中战胜了重重的阻力。演员是如此的谨慎，他远远地架着迪波尔，好像架在他双臂上的，是令他嗤之以鼻的负担，必须得相距远远的，好像隔了一条沟壑——即便演员已经极其使劲了，他仍然努力着。在他们的舞蹈里，在这音乐里，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靠近，一个事件，正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无法阻止地在向他们靠近，无法遏制地加快着进程。演员跳跃着前进到一束光圈里，之后他便停留在那里，再不肯从中踏出来一步。贝拉站在留声机旁，调试着唱针，摇着摇把给机器上弦。他们没有换新的唱片。在两个节拍中间，在演员停留在空气中的一瞬间，他放开了迪波尔，以极快的动作一把脱去并且扔掉他的背心，拽掉了假发，然后抛向上空。

他半裸着继续跳舞。每一次旋转，他肥硕的胸部都微微颤动，他裸露的后背在灯光的照射下像块肥肉一样闪着油光，白花花地发颤。演员在尝试新的动作。几乎感觉不到地，他在靠近迪波尔，他并没有把他拽到身边，却仍然是身子贴着身子地一起跳着。那几乎看不出的靠拢，在每一次旋转后都把他们绑得更紧了。好像有纱布环绕在他俩周围，每一次旋转后那纱便用一种他们无法反抗的力量把他俩的身体缠绕得更紧。好像那音乐的节拍也被他们的旋转带动了：唱片跟随着他们那更加快速、更加不安、节奏更躁动的每一次旋转。

独臂小子爬了起来，偷偷走到阿贝尔身后。他伸长着脖子，以不同寻常的注意力看着那舞蹈。阿贝尔感觉很不舒服，往旁边让了一步。但是独臂小子又跟过去一步。他抓住阿贝尔的肩膀，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

“把音乐关掉！”

还没等阿贝尔做出回答，转折出乎意料地、完全无法预见地发生了，重重地打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以至于有那么一刻，他们都麻木地、动弹不得地只是看着，好像在看大自然出现的某种异象。

音乐停止了。唱针吱吱地摩擦着还在旋转的碟片。但是没有人理会它。演员与他的舞伴又转了一圈，然后他停了下来，微微朝一侧歪斜着，僵硬地停留在一个姿势里，好像雕塑，一瞬间凝固在某个动作里。他们就这样站着，往一侧倒着，静止不动。在灯光点燃的映射里，好似一幅真人画注，一幅题为《舞蹈》的画，既抽象又具体。演员的一只脚没有落在地面上，他的上半身大幅度地往舞蹈里最后一个动作所趋向的那一侧歪着。这雕塑开始慢慢有了生命：他跨了一大步把脚落下，站得稳稳的，胳膊也动起来，微微抬起迪波尔，迪波尔的头向后仰着，演员那巨大的、光秃秃的猪头往前压低了下去。

阿贝尔和独臂小子同时扑了上去。贝拉发出一声咆哮，朝演员的腿跳了过去，然后使劲用两只手试图扳倒他硕大的身体。但是他的大块头稳稳地支撑在他矮木桩一样的腿上，难以撼动，以至于他们很久都无法扳动他。阿贝尔搂住迪波尔的脖子往后拽。他是如此地用力，以至于他们都一起摔倒在地板上。他们打着滚到了桌子前，有一刻他们就这样不动弹、黏附着待在彼此身边。迪波尔是那样无助地与演员分离开，像一个死去的部分从母体的质量里和引力里撕扯着，然后失重地掉落了下来。贝拉摇晃着演员的腿，他像只狗一样愤怒，喘着粗气，发出呼噜的声音。独臂小子跳上前，把拳头砸在演员的后脖梗上。演员的身体慢慢倒向一侧，就像一个巨大的木偶被推倒了。

埃尔诺站在舞台的边沿。他把两只手挡在眼前，往黑暗中看去。

“有人在那里！”他大喊起来。

他们都僵住了。独臂小子是第一个行动起来的。他腾挪着膝盖，慢慢爬过演员的身体，朝埃尔诺靠了过去。鞋匠的儿子朝向观众席，使劲往前探着身，抬起了手杖，颤抖地指着楼上一排包厢中一个黑漆漆、偏远处的一间。有人坐在那包间的深处。贝拉的牙齿颤抖地上下打架，他努力地想说出话来。埃尔诺的声音在观众席的上空尖厉地、发狂地鸣响：

“有人在那里！你们看！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

没有人能动弹。在那巨大的安静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在远处，在包厢的深处，有一把椅子被碰翻在地，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注　当时的一种娱乐和艺术的形式，由多人就某一主题摆出一幅场景，并保持不动，供人观赏。

猜疑

上校夫人站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的手臂上挎着一件迪波尔的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他那鞋油打得锃亮的黑色系带皮鞋。她是踮着脚尖进来的，用她软绵绵的、打着晃的腿，费力地——踩在脚尖上——站在阴影里。两张床之间的四方窗户里已经透出微微的光亮。她气愤的、狡猾的目光在两张床之间看来看去。

劳约什枕在高高的枕头上，身体挺直，一动不动，像是死人。他唯一剩下的一只手搭在胸上，缺了胳膊的那个空空的睡衣袖管耷拉在床边。迪波尔的脸庞宁静、严肃、平滑，他几乎是横着躺在床上，一条腿也从鸭绒被里伸了出来，他的手紧紧抓着枕头。

上校夫人吃力地把手臂上的衣服举到她高挺的鼻子前。她闻了闻。透过布料的味道，她嗅到男孩身体的味道和廉价香水挥发后留下的味道，它们都是男孩夜里从外面带进家的。当她凌晨把丢得散乱的一件件衣服都拾到一起，用衣刷梳理它们时，那香味冲进她的鼻子。看看，她想，男孩晚上是和女人睡 觉了。

这是谁也骗不了的确凿事情，她想，男孩和女人睡觉了，如同所有的男人一样。男孩的父亲也是同样地，身上和衣服上带着这样的味道回到家，而她无眠地坐在家里的床上，消瘦的肩膀上散落着她稀疏的长发。她坐在睡袍里，在各种设想的恐惧中嘤嘤呜呜地啼哭着。因为她能在想象中看到那个男人，看到他四方的头往一个陌生女人的乳房中间钻去，他的大腿根往那个陌生的大腿根上蹭来蹭去。她被偷窃了，母亲被偷窃了，这个家的主人被偷窃了。这才是重点，也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他偷窃了她。他们全都偷窃了她，她这样想，她感到屈辱。在她被忌妒所折磨的这些年里，这个想法总是最令她痛苦的：就是猜疑他们偷窃了她。是她那奇怪的小家子气把这个家里各不相同、四散飘荡的目的聚拢在了一起。她吝啬地把一切都仔细地收起来，那些男人们从这个家里带走的：每一枚钢镚儿，每一滴血。这里的一切都是她的，因为是她固守着这个家，她本身就是家：她感觉自己是这个大世界里的一座岛，在这座岛上人们盖了房子，人们住了进来；她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身体上生发，在她的血肉之上。但是男人们离开她，去了别的女人那里。他们偷窃了她：这三个男人从家里偷到外面去说的每一个词都让她感到忌妒。他们把钱带去给陌生的女人，还有他们温柔的情话，都是从她这里偷走的，所有的那些动作，他们的血，还有他们的汗。然后有一天，他们全都离开了她，抛弃了这座岛，偷偷摸摸地，用那些虚假的借口；他们说是责任在召唤，是祖国在召唤，是誓言在召唤，然后，当他们回来时，再没有一个人和以前一样。其中的一个缺了胳膊。她看着那垂下的、空荡荡的睡衣袖筒。那胳膊毫无疑问是她的。是她生下来的。是她身上的一块肉，而男孩却不知在哪里把它贱卖了。他说是在战争里——但是她知道，这只是些说辞。战争是男人们制造的，让他们可以逃开家，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于家庭，也不想挣钱养家。

而这个小的晚上和女人睡了。她小心地踮起脚注，在枕头间的阴影里用目光寻找着男孩的嘴。那嘴张着，血红地肿着。他爸爸的嘴唇也是这个样。现在他也要离开了，只留下她自己，而这岛也将沉下去。

她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她已经活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知道，她应该死去了。也许再过一年吧，也许就在明天。她的腿涨满了积液注。夜里，她有时无法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已经习惯了死亡的想法。她谈起死亡就像谈论一项友好而亲密的家庭庆典。她已经可以想象自己的死去；只是她还是感到不安，因为她想到她的儿子们那时会走进来，带来医生和清洗尸体的阿姨，也就是布戴尼克夫人：她会为她脱去衣服，然后用加了醋的水清洗她瘦弱的身体和她死去的、软绵绵的腿，比起思维和感觉，那腿早已经死了。她当然不愿意以尸体的姿态在布戴尼克夫人面前展示自己。布戴尼克夫人曾经是接生婆，她看过她比裸体还要赤裸的样子，那是在她带男孩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布戴尼克夫人属于这个家庭，基于一种联盟，她属于所有女人的大家庭，也属于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家庭。奶奶也是由她给清洗了最后一次。小迪波尔是由她给洗了第一次。真可笑，她想，回头也由布戴尼克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让自己干干净净地上路，用醋水洗去她四肢上的汗液。但是，她不能忍受这期间男孩们停留在这个房间里。这一幅折磨人的画面——就是当布戴尼克夫人清洗她的时候，男孩们可能会停留在房间里，也许是出于慈悲，或者出于无能为力的不知所措——在她什么也做不了、动不了生病的这几年里，总在困扰着她。她知道为什么不能允许男孩们看到她赤裸的身体，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能够！她穿着高领的、领口闭合的长睡裙。男孩们从没看过她宽衣清洗，也从没见过她穿着稍有暴露的衣装。她知道，几十年来，这一道她亲手建立起来的、矗立在她的身体与儿子们中间的隔离墙，哪怕只是从一道墙缝间窥视过去，这一切也将坍塌不在。男孩们在她身上只看到母亲，不再有别的角色，仅仅是母亲，最高法律的守护者。有关肉体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可以被男人搂进臂弯，可以往她的耳朵里吹拂甜言蜜语，可以用手指逗弄她身体的某些部位的女人——在男孩们的心里从来不曾有过。在病榻上，她如果想到这里，便呻吟起来。在死之前需要和布戴尼克夫人谈谈。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要离开家了，夜里他和陌生的女人睡了，她感觉自己已经可以放弃那抗争了。死亡已经近了。

她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回到床上。三年来，从这张床上，她只有在夜晚，在其他人全都睡着的时候，才偷偷下来走动。男孩们不必知道她还可以走动。这几年来，男孩们已经确信了她是和床绑在一起的。这样很好，这个她所设计的战术是有一些益处的，那就是把这个家拢在了一起。她把钥匙都放在枕头下面，还有八千克朗的抵押和信用的票据，少量的首饰，镶了碎钻的几枚黑色釉彩徽章和她的一些耳坠。一根长的金链子和一小块金表也被她放在了枕头下面。床下的皮箱里放着银器。那是老式的手工打制的银器，是这个家族曾有过的辉煌的遗存。还有上校每个月从前线寄回来的少量现金，被她装进一个鹿皮的小口袋里，挂在她的胸前。这就是全部了。至于把所有这些都像装麻袋一样地收在一起——秘密地在她的掌控之下——是为了增强她假装无能为力的优势。这是有极大优势和目的性极强的战术，就是她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所有的一切，这个家整个的血液循环都绕着她的床边运行。她这样躺了三年，看上去不能动弹。她知道现在在打仗，但是在她真正的理解里，那只是借口和托词，是给予了她的丈夫一个可以离开家，不用坐在她的病榻边的一种途径。一年前，大点儿的男孩也是用这个借口离开了。现在要轮到小的了。他们全都欺骗了我，她疲惫地想着。

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夜里她梦见了牙齿。她梦到她所有的牙齿都掉了。她知道这意味着死亡，她的这么长的人生和所有的解梦书上的经验都告诉她，这表示死亡。她要死了，而男孩们会搜这房子，他们会找银器，那些有价的票据，还有首饰。她隐隐约约地在考虑一种基金会，一种由孤儿事务局管理的基金会，每个季度可以从银器中给男孩们和他们的爸爸一只勺子，或是一只叉子。她瞪着眼睛躺在床上，注意听着每个清晨都一模一样的一串声响。过上一段时间她就会疲惫，然后小睡一会儿。她总这样待在床上，夜里也是，穿着一件陈旧，并不很干净的蕾丝边睡裙，像在等待来探望她的人。她认为应该有很多人来看望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夫人，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长久以来并没有谁来看望过她。她人生的最大梦想从来不曾实现过，就是由她，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夫人来举办一次宴会，用上这房子的所有房间，一共是三间，还有装饰了灯笼的院子，搬到户外的家具，在几张小桌子上摆上红酒、冷餐烤肉和甜点：一次宴会，也许还要找吉卜赛人来演奏，团里所有的军官都要出席，也许师长，还有在市长带领下市里的官员们也能来待上半个小时吧。她时常会琢磨房间的大小够不够，也总是核算宴会的支出大概需要多少。她会和她的两个儿子站在院子的入口迎接客人。她会穿上那件灰色的丝绸衣服，那还是专为她的银婚而制作的，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了。而上校可以在这次宴会上戴上他所有的勋章。如果她想到这个幻想了无数次却从未能实现，但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认真又具体地设计好了的梦，她便开始哭泣。而这一切从没有任何人知道。

男孩们起床了，水开始哗哗地流。他们在洗漱，还低声说着话。女孩在厨房里做着活。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场特殊又复杂的抗争中，她动弹不得地参与其中。她在床上指挥着家务的维系和男孩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她把食物存放在正对着她的床的杯具柜里。她让杯具柜的摆放刚好可以看清女孩的一举一动，每一把面粉，每十克五花肉肠，每一枚鸡蛋，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女孩每次关好玻璃柜门，她都会把钥匙重新放回枕头下面。如果男孩们离开家，她会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直直的目光紧盯着他们的身后，穿过墙，追随着他们，一直看着他们。有时她会觉得她看到儿子们在城市里，当他们在街角闲逛，她能看到清晰的情节，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她会出神地想，他们与他或者他在说些什么？当他们晚上回到家，她会详细地问询他们，有时她所看到的真的和男孩们所说的相吻合。

女孩走了进来，亲吻了她的手，端进来早餐，拉起了卷帘。她把钥匙递给女孩，然后仔细地注意着女孩在杯具柜那儿的每个动作。她把糖罐抱进怀里，然后数出来五块。男孩们每人一块半，她和女孩每人一块。太阳的炎热从窗户灌进屋里，已经有了些夏日的威力。“今天的午饭要做肉，”她对女孩说，“打开一瓶樱桃。你用之前的那瓶李子果酱做水果馅饼，它就在那块肥皂旁边。”她闭上了眼睛。就让这一天好像他的生日一样。

这一天得送给他点什么。她把所有的资产都思量了一遍；但是每一件礼物都会带来损失，会为诱惑提供机会。如果她把金链子送给他，他会把链子卖掉或者当礼物送给一个女人。每一天都要为普洛高乌艾尔准备白色的手套。夏天里每两天要换一件衬衫。当他发情了，他会在洗澡水里混进一些香水。而她呢，家里的母亲，永远用普通香皂洗澡。

“他说我身上有膻味。”她只用了一半的声音，对着空气这样说。

女孩摆弄餐桌的手停了一下；但她并不抬头，她已经太熟悉这个病人的习惯，就是她时常既没有引语也没有关联的低声话语，而且从不期待回答。女主人斜眼偷偷观察女孩是否听到了她的抱怨。她其实并不在意会被听到。那反而会让她喜悦，就是她可以借着疾病的借口，时不时地，一次次地向这三十年来让她操心和折磨她的一切发出声响，对此她已经无法自拔。普洛高乌艾尔有一次发现她不用香味皂，也不用香水。如同大多数军官夫人的手，她的手有汽油味，因为普洛高乌艾尔的手套每天都要清洗。最近一段时间这些伤口总会让她焦心。很多幅普洛高乌艾尔的相片就挂在她对面的墙上，在床的上端，是他单调的军人生涯里各个阶段的照片，从中尉最后到上校，最后一张是他穿着前线的军服骑坐在马背上的相片。她对着这些照片说话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夜晚和下午时候，无声地，或者只是低声地和它们说话。普洛高乌艾尔逃去了前线，他在那里肯定大吃大喝还管高利贷借钱。想到这儿她感觉很高兴，因为这些高利贷的麻烦回头普洛高乌艾尔可要自己去解决了。从那蹙紧的眉头下，她尖锐的目光找寻着上校的脸庞。她嘲讽地望着他。

男孩们亲吻了她的手，然后坐到早餐旁边。这段时间劳约什又穿回普通人的衣服。他穿上很久以前的夏衣，衣服穿在他身上已经很小、很瘦了，他看上去又像个上学的男孩子。他空空的袖管塞在右侧的衣兜里。手术后他可怕地胖起来，变得胆小和贪吃。对于被严格分配的食物他总是嫌少。午饭时他总要从弟弟和妈妈那里接受援助，用抱怨的声音要求更好吃的，要求和别人换餐；女孩也抱怨他有时会把中午给晚上留出来的饭在下午偷偷地吃掉。母亲想，多么幸运，我把食物都存在了这间屋里。自打从医院回来，劳约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似被吹起来的球，母亲怀疑他是在哪里偷吃了东西。他嘴部神经质的颤抖已经好了，但是眼里的光暗淡了下来，只在他偶尔的幸灾乐祸时才能见到他眼中闪着光。

他的声音也变得陌生：很缓慢，好像歌唱一样；如果他要什么又没能得到，他会委屈地、扭扭捏捏地抱怨，好像他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变得爱偷嘴和行动迟慢。母亲没敢把他撵去工作。她不得不忍受这个二十岁的儿子与小儿子的朋友们每天一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他有时会穿上他少尉的制服，把奖章都别在胸前，长久地站在镜子前面，就在母亲的房间里，对着镜子把身子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好像他小的时候，完全不管房间里有母亲的存在，好像在玩模仿当兵的游戏。当着母亲的面他也没有羞耻感，母亲的问话他也不作答，像一个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的小孩子。

他们会要钱吧，她这样想。然后她闭上了眼睛。早晨了，战争开始了。这战争在夜晚，在她的梦境里都不曾结束。她紧闭着她那薄薄的、无血色的嘴唇。夜里，她已经在合计今天该给迪波尔些什么了：为了他的毕业集体照，还有毕业宴会。她想送给他一幅圣人的照片，是圣劳约什的照片，那是他们家族的守护圣人，因为父亲普洛高乌艾尔的名字也叫劳约什。但她不能确定圣劳约什的照片能否为迪波尔带来喜悦。不管怎样，她还是把那照片准备了出来，夹进祈祷书，然后放好在床头柜上。

“母亲，”劳约什用唱歌似的抱怨腔调说，“迪波尔需要钱。”

清晨，在他们洗漱时，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这最后的、共同的攻击。妈妈得把钱交出来。已经没有别人能帮得上了。妈妈把钱交出来，然后下午他们付清郝瓦什的钱，再把银器偷偷运回它的位置。迪波尔已经自愿到战前训练营报了名，小团体今天晚上就可以解散了。在他们中间再没有人说起那个晚上。是劳约什把迪波尔带回家的，他把他放躺在床上，为他脱下鞋子，照顾他，好像照顾一个病人。他为他盖好被子，然后坐在他的床边，直到他睡着。迪波尔无力地承受了一切。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劳约什床前，看到劳约什闭着眼睛睡着，他才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去了洗漱间，用肥皂和刷子开始洗他的嘴和脸。他搓洗了很久，洗完自己的脸，他又回到床上。

他清醒着，不安地躺在床上，偶尔抬起手到嘴边，蹭着自己的唇。慢慢地，床开始与他一起旋转；不过，在这眩晕里已经有了一些让他平静的东西。他感觉到了旋转的结束，现在，唱片马上就要停下来了，安静即将到来，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渐渐亮了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早上我要去游泳池，他想。他感觉到自己处在很深很深的坠落之后，已经可以踏实地躺着了，因为已经没法继续坠落了；只是此时此刻还动弹不得，因为还需要担心会不会因此断了胳膊或者是腿。他时不时地摸一下嘴，然后轻松地微微笑了。已经不会再有麻烦找上他了，所有的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妈妈交出钱，然后每个人都继续他的生活。可以好起来的，他想。如果我从这里逃开，我会好起来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代替了回答，母亲说，“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我在这里无能为力地躺着，也许连早上也等不到了；但是你们凌晨才回的家，从那该死的窗户。我还不知道，我的小迪波尔，你考试过了么？”

昨天以来，他们已经彻彻底底地忘掉了迪波尔的考试失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以至于现在母亲这样一问，他们需要使劲地想一下才想起来这事儿。“成绩呢，我的孩子？”母亲问道。独臂小子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母亲并不在房间里似的，他大胆地说：

“你看到了吧，她会给的。相信我，无论如何她得给。”

母亲的眼里淌出滴答滴答的泪水。只要她愿意，她总能哭出来。迪波尔带着绝望的漠然表情看着她，这三年来他已经习以为常，就是如果他们问母亲要些什么，她就会开始哭泣。

“成绩还没有发。”他安抚地说道。母亲一直平稳地哭，没有起伏，好似启动了一台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让它停下来的装置。当她擦干了眼泪，她找出圣人的照片，然后递给了迪波尔。

“这会保护你的，”她说道，抽着鼻子，“我也不敢问你们夜里是去了哪里。我知道你今天需要钱，小迪波尔。我已经了解过了。毕业宴会需要多少？”

“没有毕业宴会，”劳约什回答，“是五月节。”

“五月节？全新的习俗。”她不认同地说。“结束时天气肯定很凉了。劳约什，你要带上件大衣。”

“妈妈，”劳约什说，“我在伊松佐河旁边的一个坑里躺了四个月。在雨里。那时候你是没法说让我带上大衣的。你现在为什么要说这个？”

他站起身，把一只手背在背后，如同他们普洛高乌艾尔家的人惯常的那样，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母亲用胆怯的目光追随着他。这是劳约什早先时候的习惯：像他的父亲一样，把两只胳膊交叠背在背后，然后把指关节弄得咯噔作响。当然他现在已经无法这样做了，她有些同情地想。她胆怯地看着他。这里的纪律已经土崩瓦解。男孩们已经粗鲁地与她顶嘴。他们随时可以发动叛乱，朝她走过来，然后轻柔地、无需任何暴力地把她从床上抬起来，放到一边，然后去翻她的被褥，还有枕头，就在她的眼前，把银器、首饰和钱都据为己有，无论她怎么呼喊和乞求也无济于事。男孩们会凯旋地占据这所房子，而她如果呼喊求救，他们也许会用手巾堵住她的嘴。这里已经发生了什么，她已经丧失了对他们的权威。她用求助的眼神去看普洛高乌艾尔军人生涯中各个时期的肖像。与普洛高乌艾尔一起会容易得多。她知道，生命已经在不预期的某些时刻坏掉了，当人们把事情藏在心里不说，胆怯，不言语，然后任由事件发生发展。也许应该告诉普洛高乌艾尔，让他不要去前线，作为一个高级别的军官，他也许有办法阻止战争。

在这个挤满了无用家具的狭长房间里，每个物件上都附着了微酸的、不洁净的味道，病人房间的味道和被冷落的、孤独的人的房间的味道。他们都得在这间屋里用餐，在母亲躺着的地方。有一次她在马戏团看到一个女人，那女人与两只狼一同登台，拿着鞭子，穿着晚礼服，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用眼神就控制了那两头野兽。她觉得她需要吸引住男孩们的视线，然后秩序就会恢复。她用目光去联系他们，但是男孩们躲开了她的目光。这联结已经终止。她再没有了对他们的权威。他们来到她的房间，他们沉默着。她知道，这沉默很危险。男孩们已经这样沉默了几个月了。她无法知道他们离家出门的特别理由，他们也不让她知道他们的烦恼，他们在准备着什么。也许他们已经有了计划，只是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每一刻他们都有可能揭竿而起；他们兴许还有同谋：仆人或是别的什么人。也许他们已经决定了，只要一个信号，他们就会走过来，用他们强壮的手臂抬起她瘦小的身体；其实只有迪波尔能抬起她，然后劳约什用他的一只胳膊去搜被褥。那些她带在身上的现金他们也许还不敢碰，她快速地想着。她开始害怕起来，她开始发抖。

她坐起来，把枕头垫在腰后。

“你们出去，”她说，“我给你们钱。现在就出去。”

独臂小子耸了下肩，冲迪波尔招招手，然后他们走回自己的房间。母亲竖起耳朵听着，两只手在胸前摸索着。现在他们也在偷听，她想。也许他们还在偷看。还好她把床摆放的位置是即便透过钥匙孔也无法看到的位置。每一次需要给他们钱，她都会让他们先出去。她的手在胸前摸着，然后她想，多么的特别，最后的时刻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她想到怀上迪波尔的那一刻，在他们婚后的第八年里，在他们分居了几个月之后。一天下午，普洛高乌艾尔从训练场回到家，他穿着马靴，满身灰尘，手里拿着皮鞭和手套，站在屋子的中间，额头因为出汗而闪着光。他把军官帽丢在桌子上。只有他们俩在屋里。小劳约什在外面的院子里玩耍。几个月来他们几乎没有交谈过。普洛高乌艾尔睡客厅的长沙发，她和小劳约什睡卧室的双人床。这样的分居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他们已经过了找寻憎恨彼此的借口的阶段了。长久以来，他们俩都饱受煎熬，然而在第八年里，所有的憎恨都淡化了。也没有退回到最初的彼此相拥，不过那持续的、让他们都要发狂的战争——为了彼此和对抗彼此的战争，也变得平静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几个月都这样平静地、无言地，几乎是领悟地和小心翼翼地憎恨着彼此。她坐在窗边的摇椅里，正使劲清洗着普洛高乌艾尔的黄色马裤——一条非常漂亮的玉米黄裤子上的一个油污点。那大概是从油腻的马鞍上沾到的，在膝盖附近的位置。这个污点又大又显眼，如同普洛高乌艾尔周遭的一切事物，让她现在仍然记忆深刻。她全情投入地在清洗这个污点。普洛高乌艾尔平静地走到她跟前，因为骑马回来，他的气息略微有些喘。他停住脚步，没有说话，而是伸出了手，一把抓住她后颈的皮肤，用一只手把她从椅子上提了起来，好像他平时拎起他趴着的狗：他会抓动物身上痛感最小的那一块皮，如果是要把它拎起来。她差不多是无意识地，出于厌恶与反抗地，在普洛高乌艾尔的怀抱里执拗着，挣扎着，一股甜蜜的痛感和对生命的感知——就是她是活着的，就在此时此刻——灌满了她的全身。而她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往后便走上了下坡路，也许是朝着死亡的方向。现在她回想起了这一刻，她生命里唯一一次有着完完全全的自知自觉的这一刻，当她在普洛高乌艾尔的双臂间挣扎，几乎无意识地感觉自己是活着的，现在还活着，就在此时此刻。这感觉她之后再也不曾有过。就是这一刻，迪波尔在她的腹中成形。普洛高乌艾尔后来也偶尔靠近过她，但她已经都不记得了。她用手摸索着，小心地解开胸前的衣襟，摸出装钱的小袋子。她于是不得不回想起那一刻。小袋子由一枚安全别针别在她的衬衫上，她把钱放在床头柜的圣人照片上，然后她放松地往后靠进枕头里。

她用微弱的声音唤他们进来，用怯懦的微笑示意了钱的位置。劳约什并没有说话，而是盯着她，然后与她面对面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迪波尔点了点头，把钱揣进了衣兜。

“我知道我们没有钱，母亲。”他友好地说，“我也不想问你要。我现在得出门了。我想请你在我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六百块。明白了么？六百。”

“六百。”母亲快速地说，好像那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简单的比喻词。

“你会给么？”

“六百。”她重复道。她用手往空气中抓去。“六百。”她往后靠进枕头里，脸上有僵硬、麻痹的微笑。她呆望向前方。

“他们的父亲为了国家在前线打仗。六百。”

她发出特别的、短促尖厉的声音，使劲摇晃起她的头。

迪波尔在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等待她平静下来。“别激动，母亲，”他说，“我看出来你没有明白。你别激动。”他站起来，“总会有办法的。”

“六百。”母亲重复着，“慈悲的神啊。圣劳约什啊。”

他们把她放躺在枕头上。从她惨白的嘴里不停冒出些没有意义的词语。迪波尔把手放在母亲的额头上，然后他向独臂小子摆了摆手，表示没有希望了。

“还有一个办法，”他说道，一边向劳约什俯过身去，“下午我去和他说。”

独臂小子严肃地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母亲现在低声喘息着，双眼紧闭地躺着，好像是在睡觉。独臂小子朝母亲俯下身，一脸的严肃和好奇，仔细地盯着母亲，好像在她脸上发现了一种新的表情。他的脸上浮出好奇又困扰的微笑，沉浸在对母亲的审视里。“晚上，富尔察见。”迪波尔低声道别，然后踮着脚尖往外走去。“晚上见。”独臂小子说，依旧直直地盯着母亲。他把一只手指压着唇上，示意不要发声。迪波尔关上房门后，他就这样无声地站着，弯下腰盯着母亲看。他就这样持续地盯着她看，竖起了耳朵，全神贯注地、好奇地注视着她。母亲突然睁圆了眼睛。四只眼睛于是近距离地交汇在一起。他们看着彼此，都瞪圆了眼睛，好像人们是第一次，或者是最后一次地看着彼此。母亲的眼里直直地透出恐惧，好像两盏警示灯，她无神的双眼开始燃烧起来。她做出防卫的动作，把手护到胸前。独臂小子坐回到椅子上，用手托着下巴，好像已经打定了主意：只要得不到回答他便不会走开。

女孩走进来收拾桌子。母亲想向她发号指令，想坐起来，想对她说点什么。但是独臂小子举起他的手指，用警告的、严厉的动作把指头按在了唇上。母亲开始颤抖，上下的两排牙齿抖得打起架来。女孩走了出去。他把椅子拉得更靠近了一些。他弯身靠过去，靠得非常之近，他安静地、平和地说：

“你需要把钱交出来。”

他的声音里没有严厉，也没有威胁；母亲眼神迷茫，她赶紧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她抬开眼看一下，在男孩淡定、顽固、坚持的目光下她又再一次合上眼。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相持了很久；母亲的颤抖停止了；她偶尔眯缝眼偷瞟男孩，确认他是否仍守在那里。时间变得极慢。母亲紧抓着胸前的衣襟，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知道她已经再没什么期盼了；但是，在她把自己交出之前，她一动不动地僵直着，像一只感受到威胁的甲虫。独臂小子把椅子拉得更近了些，靠在床边，好让自己的姿势更舒服些。

注　当时的床都做得很高。

注　水肿病。

满大人

阿贝尔在富尔察的房间里睡着。窗帘没有拉上，他很早便醒来了。温热的早上，窗前的山丘和松树林新鲜地显现出来，有着圆滚滚和慵懒的轮廓，好像一个胖姑娘。他只穿着衬衫。他朝向窗户坐起身，让自己的脸对着太阳。阳光像是把他空荡荡的胃给灌醉了。他睡得很沉。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记得。幸福感遍布他的全身，以至于他不敢动一动，他怕一动弹这眩晕的幸福感便会消失不见。他的身体暖和起来了，冻僵的四肢也和缓了。

十点钟他要到城里。他们要在学校的操场上拍集体照，这照片也会被挂到爸爸们的照片中间去。整所房子都是空的，房东正在院子里挂灯笼。他漫无目的地在屋里踱步，穿越在积攒起的物件堆儿里。所有的这些都是废物和无聊的垃圾。他用一根手指拨动了一下地球仪，然后等着那转动的球体停下来。然后他把手指点在非洲中部的位置。天啊，他想，非洲。演员吻了普洛高乌艾尔· 迪波尔，又有什么紧要？……

夜里他并没回家。在剧院门前分手后，他朝家的方向走去，但是又折转了方向，走上了去富尔察的路。途中的一段他跑了起来，为了能更早地离开这城市；到了河边他才放慢了脚步；夜晚很明亮也很热。后来他甚至都不曾有过应该回家的念头。也许，他随意地想，我以后再也不回家了。现在有了新的情况，与至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不一样，与艾泰尔卡、父亲、老师们、迪波尔和演员都不一样，也许要简单许多，舒服许多；所有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说，自由地，放到光明处查看。然后他想，这只是怯懦的安慰罢了。富尔察的楼房在月光里泛着白色的光，显得很不真实，很有画面感。他轻轻地、悄悄地进了房间，朗姆的味道和空气稀缺的霉味令他喘不上气。他打开窗，把自己丢进床里，一下就睡着了。演员朝他走来，裸露着上身，假发滑歪到一边，迪波尔的头往后仰去，阿贝尔一遍遍地摇晃演员的胳膊，他吼起来： “天气凉了，天上满是星星。”梦渐渐变得模糊。他沉沉地、一动不动地睡着。

他穿好衣服，朝城里出发。黑色的正装让他感觉很热。兜里露出纤维线团。他把假发套拽了出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看是否有人看到，然后他把那假发套丢到地上。那个死了的脑袋躺在路面上，像只被踩死的毛茸茸的动物。他用皮鞋头挑起它，然后又厌恶地把它踢开。他想，那个曾几何时披着这一头头发的人，在这一刻也最终死去了。他急匆匆地走过劳教所的围墙。空气很干净，空气里飘荡着钟声。需要整理一下今天的日程。五月十八日。星期五。先是照相师。然后和迪波尔谈谈。两点钟是郝瓦什。也许再去看下姨母。晚上一起回富尔察。这一切都让他提不起兴致。他停了下来，四下里瞧瞧，有那么一刻，他想：现在就回富尔察去，然后在那里等到晚上。然后得和迪波尔谈谈。他又疾步往前方走去。

很多果树的枝丫从围栏里支棱出来。昨天下午的雨把花朵打落了一地。他走过游泳池边，柳树弯低着腰，枝丫都垂进了水里。他在桥上停下来，看着那涨起来的、黄色的河水，这曾是他孩童时期非常重要的玩伴。水中酸腐的味道冲进了他的鼻子。

桥上走过来早已被满大人判了死刑的基津达伊法官。

阿贝尔抵着护栏朝水面弯下身。事实上基津达伊早就应该是死人了，因为满大人三年前就已经判了他死刑，主要原因是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在基津达伊的一生中他判处过很多人死刑，光是吊死的就有七个，基津达伊也都亲自观看了执行。最后一个是个吉卜赛人。

满大人是阿贝尔最早的一个老相识，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是他孩童时期的各种听闻中，不是故事里的，而是阿贝尔自己创造的一个形象。也许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刻说起过，如果一位中国的满大人按下一个按钮，就会怎样怎样。当阿贝尔与这个城市进入一种敌对关系后，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从哪里拆下来的、已经不响了的铃铛，然后，如果敌人变成了他的负担，他就按下铃铛的按钮，消灭他的敌人。比如有人撒了谎，然后谎言被揭穿了，于是这个贡品就要被摧毁掉。在短短三年里，已经有四个人不得已地被这样判了刑，其中的三个已经被行刑了。第一个是斯卡尔，他是动物学老师，五年级时他扇了迪波尔一个耳光。第二个是牧师林甘，在猎人公园他在暗处偷窥他们。第三个是费亚拉，是他六年级时的同学，他把阿贝尔出于信任而讲给他的秘密说了出去。第四个是这个叫基津达伊的人，他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朋友，当他在一个小酒馆里撞见了他们，曾威胁说要写信给他们的爸爸告发他们的所作所为。

满大人只是阿贝尔自己的秘密。他和谁都没有说过。就连小团体他也没让知道。满大人住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在一间用黄色丝绸装饰的房间里，他有着长长的、尖尖的指甲，半米长的发辫，他站在一个涂了亮漆的小桌后，他面前是这个装置，他只需用指甲尖碰一下这装置的按钮，这世上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就会报销掉。满大人既不好，也不坏，他只是淡漠地服务着真理。如果在旧金山有一些人挑衅地看着别人，或是粗鲁地对别人说话，满大人就会蹙紧眉头审查这个案子，然后有所行动。他的威力可以辐射整个地球。他只要用他精致的、长长的指甲尖碰那个按钮，那个在阿贝尔的想象里是一个简单的铃铛的按钮，这世界另一端的那个人便头一歪地倒下了。这事没人知道。人们以为动物学老师斯卡尔是喝酒喝死的，牧师林甘是死于动脉硬化，而费亚拉是被那倒霉的肺结核早早地带进了坟墓。只有阿贝尔知道，这些全是借口：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满大人，是阿贝尔的私人守护者。他把他的威力的一小股让渡给了阿贝尔。阿贝尔感到自己是满大人在这个城市的授权代表，在类似的判决事务中，他可以自由地，但也要更加严肃认真地处理和审判。满大人是阿贝尔雪藏的秘密。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个做屠夫的念头。在他参照最高机密和战时法庭的标准而定夺的四个判决中，有三个都意想不到地在极短的时间里被满大人批准执行了。但是对基津达伊的判决已经有几年了，犯人却依然以显而易见的健康状态欢快地在城里到处穿行。他略微有些喘，但还是状态颇佳地信步走上了桥。阿贝尔知道那只是因为基津达伊有点迟了。与他以前所想的相比，对他而言这游戏早已变得富有严肃意义。那个宣判的工具——不响的、从走廊拆下来的门铃——在一个抽屉里落满了灰。几天前他把它找了出来，然后惊惧地看着它。在费亚拉的案子里，阿贝尔后来一直被不确定所折磨着。就算这审判里没有不公正，也许还是太过严厉；也许判他终身做苦力也足够了：在一家银行或是一个税务局里。一个人难免会犯错，阿贝尔想。现在基津达伊过来了……“学生中的学生。”那个被判了刑的人说，带着独一无二的好脾气；他的好脾气在全城都是出了名的。“成年的感觉好吗？”阿贝尔从下往上仰望着基津达伊肿肿的脸：在他威廉二世的胡须注下，他黑乎乎的牙齿看上去十分污浊，他灰黄色的眼睛在阿贝尔头部的上方望进空气里。他们一起走过了桥。基津达伊问询了他的父亲，然后以长辈的姿态盘问阿贝尔到底有多希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上前线去。他也曾经这样盘问了劳约什，那是在劳约什离开之前。在他的问题里并没有什么坏念头。基津达伊会截住所有十七到十九岁之间的年轻人，然后问询他们旅程的出发时间。他们朝着城里，在成排的冷杉树之间慢慢地穿过。河上浮起薄薄的雾，是那种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大清早时飘起的薄雾。

基津达伊充满鼓励地说，与他那时候相比，现在的战前训练时间已经短得多了。“你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他略微有些抱怨地说，“怎样才叫真正的训练营。你们又能从哪里知道呢！……你们不会在兵营里遭罪了，只要三四个星期的练习，你们就已经可以上前线了。在我那个时候，”他打开双臂——如同他一贯的做法，每当说起“他的那个时候”，取代更准确表述的是用手势来表示，好像那是全人类将马上度过，也永远回不去了的光辉时代——“在我的那个时候要蹲起和卧倒，在酷暑中拉练。你们呢？三个星期，然后就可以去了。”这几年里，基津达伊极少错过可以向慢慢驶离，装载了一拨拨的年轻人，原本是运送牲口的火车车厢挥帽道别的机会。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在前来送行的达官贵人们中间，基津达伊总会站在最前面。这个位置也适合他，不仅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也因为他的青年之友的形象。他们在法院楼前分了手。阿贝尔不得不向基津达伊承诺，他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他的旅程的出发时间。基津达伊总是巧妙地把那个远行称作旅程。在凉爽的楼梯间，基津达伊像一座塔一样往上走去。阿贝尔追随在他背后的目光一直到楼梯半层的拐弯处。然后阿贝尔开始干呕。通往学校的操场有三级台阶，他缓慢地往上走着，看到他的班级在一棵菩提树下站成一个半圆。他躲进队伍的末尾；班主任带着记录历史的表情坐在整个班级的正中间，他腿旁蹲着的贝拉和迪波尔像两只被拴住的獒犬。摄影师已经立好他遮着黑布的武器。他尖声喊了一个调整的指令。对他们来说这将是在这个操场上的最后的指令了。拍照前的最后一刻阿贝尔快速把他的后背转向镜头。这被埃尔诺发现了，他也仿照阿贝尔的做法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背转过身。这个班级也将挂在学校的照片走廊，进入永久的存档里。

“后面的年级会摸不着头脑，”阿贝尔说，“这两个轮廓是谁，难道是用后背以示永存？”

班级解散了，他们在阳光下困倦地战栗，无目的地走着。贝拉因为一夜无眠牙齿不停地抖得打架。

“睡觉，”他说，“总之，晚上。”

“晚上。”

埃尔诺突然探身到他们中间。

“我早上去了他那里。”他小声说。

当他们都垂下眼睛不说话，好像冻住一样，抗争地呆望着，他快速地继续道：

“他没有让我进门。他隔着门说自己很好。他还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

寂静无声。埃尔诺说完这些后，也惊讶地息了声。迪波尔点了支烟，然后把火递了出去。“那么我们就不等他。”他漠然地、礼貌地说。迪波尔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然后鞠了躬，伸出手去握了一下。“那么，今晚见。”然后他把胳膊挎进阿贝尔的胳膊里。

还需要在游泳池门前等一会儿，现在还是女士的时间。售票处前，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受潮变腐的木板味，湿漉漉的青苔味，贴身衣物的霉臭味，这些熟悉的味道穿过更衣间木板墙的缝隙透了出来。女人的尖声细语飘了出来。“女人们。”迪波尔说。炎热铅一样把水面压得平得好像熔解的金属溶液。这热黏着，稠密，触手可及。迪波尔往后靠去，开始吹起口哨。

“你别吹了。”阿贝尔说。

迪波尔看着自己的指甲。没有感情地，用唱歌的腔调说：

“我不喜欢妈妈。今天早上她好奇怪。其实我想说的是……回头中午我们去和这个郝瓦什谈谈。”

他又吹了几个音符，玩味地忽闪着眼睛望着河水。

“我想说的是，”他继续道，“半小时前我去了城里的司令部。司令是我父亲的熟人，我在他那里报了名。我已经拿到了自愿参军注的许可。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报到了。”

他见阿贝尔没有吱声，便把手放在了他的膝盖上。

“我实在受不了了，阿贝尔，请别生我的气。”他抬起一只胳膊，在空中挥舞，“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卷了一支烟，在木桥的边沿坐下来，晃起他垂着的腿。

“你是什么意见？今天晚上每个人都从富尔察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拿回家……无论如何我得把马鞍带回去。”

他用唾液把烟卷粘上，又把它点着。长时间地等不到回答。他不确定地又问：

“你怎么想？”

阿贝尔站起身，向后靠在木板墙上。他脸色灰白，然后他平静地说：

“这么说，都结束了。”

“我想是的。”

“小团体，还有富尔察？”

“我想是的。”

他们喘着粗气。他放下手臂，在板凳上坐下来，把头埋在手掌里。阿贝尔慢慢走到桥的尽头，停了下来，靠在护栏上，然后朝向水面弯下腰。桥上有人在身后哒哒地走过。迪波尔一直等到这脚步走远，然后才走到阿贝尔身边，用一只手臂揽住了他的肩膀。他的脸上满是泪水。

“你相信上帝么？”

“我不知道。”

“你怎么想？”他怯怯地说，“我们能劫后余生吗？”

“我想是的。”阿贝尔缓慢地、惊奇地说，“现在我已经希望我们能够劫后余生。”他看向前方，打了一个寒战。

“之前我还不能知道。”

注　威廉二世皇帝的胡须很特别，成为自成一家的胡须款式。

注　如果不是自愿要求，可以等应征令到了再去入伍。

当铺

两点整，他们来到当铺门前。这是在一条羊肠小路上的唯一一栋楼房。炎热灰沉沉地扩散着，黏附着，像从骨头里熬出的胶。当铺的正门拉下了卷门。他们来到侧门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儿，并没有人应答，迪波尔于是压下门把手走了进去。昏暗的楼梯间充满了发酸的霉味和酸白菜味，狭窄的木头楼梯通向楼上，当铺老板就住在那里。

墙皮都剥落了。污物，蛛网，一种长期无人清扫的污浊遍布了楼梯间的各个角落。阿贝尔问：

“你怕么？”

迪波尔停下脚步，四顾望了望。

“不，”他说得并不确定，“现在还不怕。不如说，我憎恨，就像演员总说的那样。空气真是糟糕透了。”

他转回身，低声说：

“相信我，你别做声。”

他们是在游泳池吃的午饭。他们安静地度过了上午。迪波尔只是偶尔才从水里爬出来；他走上岸，平躺下来，呆呆地瞪着天空，这样一瞪就是半个小时。他们合租了一间更衣室，一起在里面换了衣服，没有羞涩，期间两个人大声地交谈，比平时大声许多。阿贝尔神经质地使劲发笑，他们还在下水前冲彼此叫嚷着，说了许多的黄段子和话语。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试图淡化掉在这些叫嚷出的词语身上已经附着了的记忆。他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谈论他们的计划，还有未来可能的机会，假如一切都会正常发展，如果这个正向他们接近的小小悲剧——被基津达伊称作“旅程”的兵役——不会把他们的计划全部打乱的话。迪波尔想在奥尔福尔德注办一座养马场。为什么是养马场呢？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他透露说他已经有所准备了，在偷偷地收集有关马匹交易的知识，也在读相关的专业书籍。他说得很起劲，然后他止住了，好像突然回过神来，然后礼貌地问阿贝尔： “那么你呢？”阿贝尔耸了耸肩，说： “也许会出国吧。”

天阴沉了下来，远处传来隆隆声，雨仍然落不下来。他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地沉默着。阿贝尔先进了更衣室，穿好衣服后来到街上，一直等到迪波尔也走了出来。

二层的走廊上有两扇门；他们无措地站在那儿，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当他们正准备敲门试试的时候，其中的一扇门打开了，郝瓦什从里面走了出来。

后来，每当阿贝尔回想起这个下午——这几天，这天下午，还有这天晚上——强烈冲撞他的心扉、令他最为难忘的记忆，竟是他看到当铺老板出现在房间门口那一刻带给他的震惊。郝瓦什站在门口，用手背蹭着他长长的唇须，微笑着向他鞠了个躬，用一只手在脖颈处整理敞开的衣领。在他微笑的时候，他的眼睛被眼周堆拢的赘肉给挤没了。他用了一个“有请”的姿势撑开了房门，把他们让了进去。他的气息——阿贝尔想——好像厨房里的臭气，好像洗完东西剩下的污水和冷凝的油脂的味道。也许他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是因为走廊里也满是腐坏了的食物的臭气；而他们走进的房间里，摊了半张桌面的带把儿的杯碗里、盘子里和饭碗里堆满了残留的食物。如果不是那个“这一刻他已经见过并且经历过”的记忆比现实还要现实地震撼着他，阿贝尔也不会震惊到不能再震惊了。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他的确从未来过这里。是在梦里，他在梦里见到郝瓦什，就是这样地走向了他：蹭着他的唇须，衣领解开，露出脖颈。还有这冷掉的食物的味道，这一刻，这所有的细节、味道、光线、声音，他都好像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他知道，当铺老板也只会这样走向他：蹭着胡须的手部动作，摆弄着领口的扣子……这从来未曾发生的一刻的又一次重复令他惊得倒退了一步。但是，当铺老板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困扰。鞠了躬后他把他们让进房间。他们走进了屋子，郝瓦什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

“请你们屈尊落座，”郝瓦什说，他拉了两把椅子到桌子旁，“少爷们应该是吃过午饭了。恳请你们能允许我把午餐用完。”

他礼貌地等待着，直至迪波尔点头，表示了允许；他又坐回到桌子旁边，把餐巾系在脖子上，扫了一眼那些带把儿的碗和碟子。终于，他说： “我想，我是停在这里了。”然后他把一个盛满泥状食物的深口盘子拽到跟前，用一把汤勺深深地挖了进去，又把那勺子塞进嘴里。“请不要奇怪，”他一边说一边咂着嘴大嚼着，面带羞涩的微笑，“我吃肉是不配面包的。面包会令人长胖。但是肉不会。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已经完全戒掉面包了。先生们想喝点什么吗？”

“不用麻烦了，郝瓦什先生。”迪波尔说。

“来点康图舒佳注？不用么？”他把桌子上的陶制酒瓶抓在手里，瓶口没有瓶塞。“像我这样有病的肥胖者，要非常小心自己的肠胃。”他说，然后从瓶里嘬了一大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该减肥了。”他随意地用他肉滚滚的手示意了一下桌上的杯杯碗碗和深深浅浅的盘子。桌子上满是冷凝在油脂中的肉食的残余，肉泥酱，还有廓尔巴斯香肠，看不到一点儿新鲜烹制的食物。看得出当铺老板是个肉食动物。所有残羹冷炙他都会收起来。“我是一个孤单的鳏夫，所以我需要注意我的饮食。”他重复道，切下一块已经变冷、煮熟的牛肉，他用手抓起那块肉，大口地吃下去。“因此，后来我发现一种补给营养的方式。肉是最容易分解的，我的先生们。非常好消化。每个星期只要找人做上两次饭，星期六和星期三。只做肉。我没法去餐馆，”他说，一边垂下了眼睛，“因为我一次用餐的饭量实在太大了，总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人一旦步入了某个年龄阶段，就会开始避免公众的注意。我嘛，”他停了一下，把油光的手指头放进嘴里嘬了一下，又擦进桌布里，“每次用餐都要吃掉一公斤的肉。”

他抓起已经被切掉一半肉的大火腿，举在光亮下看了看，然后对准有肉的地方一口咬了下去。

“否则我会感觉自己生病了。”他轻松地说，“不多不少，我要吃一公斤肉，不配面包，中午，还有晚上。我让人给我做那种能存放几天不变质的肉。我还要留意各种肉类的变换。我的胃很特别，必须吃上四五种肉它才会感到舒服，甚至，它渴望消化一公斤的肉量。如果我只吃一种肉，比如午饭时一公斤都是牛肉，那么到了下午我的胃就开始难受了。我最主要的菜肴就是肉泥酱。我在家里总是存了各种肉的肉泥酱，因为这个储存时间最长，而且不会变质。有时候我下午还得来上点儿。想不想尝一口？”

他把灰色的泥酱推到他们面前。“请随意。”他从火腿上咬下一大口，用牙齿一下一下地撕扯那顽固的肉，最后从骨头上拽下了那块肥嘟嘟的肉。“在吃各种肉的时候，我得喝上点儿康图舒佳。这是真正的、纯的、波兰的康图舒佳酒，我的先生们。它能把肠子里变得井井有条。肠子会咕咕作响，然后康图舒佳可以在肠子里灭火，就像消防员那样。只要一两小盅，就足够让肠子安静下来。所以我推荐给你们。”他一仰脖，把瓶口对上嘴，又嘬了一口。

“我想，”他不确定地说，“感谢先生们的宽容和耐心，我已经吃完了。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把食物放起来。”

他吃力地站起身，手里端了几个盘子，手指头勾了带耳朵的杯子，往房间一角走去。他打开一只陈旧的碗柜，仔细地把食物一个个放回到隔板上，再把只剩了骨头的火腿丢进壁炉前的箱子里。当他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拿走、放好后，他用钥匙仔细地锁上柜门，之后抱怨地说：

“我不能接受有其他人在这里同住。我的房里堆满了东西，我无法信任一个外人来看护这些东西。此外，我也喜欢一个人在家里。”

他把钥匙揣进裤兜，站到窗前，有那么一瞬房间阴暗了下来。他找出一支雪茄，缓缓点燃，坐回到座位上。他把自己的坐姿调整得很舒服，把自己的肚子也调整到舒服的位置上。他把肘撑在桌上，冲着灯吐出烟雾，目光飘在他们头部的上方，然后他用很官腔的语调问道：

“有什么需要我为少爷们效劳的么？”

房间里腐坏的、发臭的、肥肉的味道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要让阿贝尔窒息。他们就这样不说话也不动弹地坐了好几分钟。郝瓦什的整个人和他的进餐对他们的影响就如同一种被过分夸大了的自然现象。如果他拿出一只活生生的小羔羊，然后撕扯下那动物的肢体，开始香喷喷吃起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吃惊。房间里到处是苍蝇。是食物的味道透过半开的窗户把苍蝇引进来的，这些飞蝇的毒刺叮咬在他们的腿上和脸上。“要下暴雨了。”郝瓦什说，一边抓挠着手背，“苍蝇真是无耻。”他抽着雪茄，耐心地等待着。

房间被很多特别的物件塞得满满的。三盏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但没有一盏是点燃的；一台硕大的相机被三脚架支撑在墙边；在一只柜子的顶端摆了很多落满灰的锡壶；很多盏七杈银质烛台在桌子上列着队；很多报时钟挂在墙上，只是它们的钟摆都静止不动。

“都是上乘的好东西，”郝瓦什追随着他们的目光说道，然后抬手朝那台相机摆了摆，“滞留在了我这里。有许多东西迫不得已地留在了这里！先生们是否认识摄像师维兹？他是拍摄婴儿照的专家。他现在远在前线。是他妻子拿来了这台机器。她身无分文被留在这城里，又不懂这专业。我又能拿这大块头来做什么？我只能先暂时保存着。维兹如果回来了，他就拿回这机器。它的估价是两百。他就又可以给婴儿们和家里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照相了。你们是否还记得？少爷们的相片也是由他照的。他站在机器的后面，逗趣地摆弄出各种手势，然后说：这里飞过一只小鸟，呼！一个好玩的职业。其实我也拍过这样的照片。我赤裸地躺在一张熊皮上，我肉滚滚的小腿儿蹬来蹬去，谁会相信这就是我？如果我现在脱光了躺下，躺在一张熊皮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我肉滚滚的腿开始在空中踢来蹬去……维兹可以拿回他的机器，郝瓦什是个好心人。”

“真是很漂亮的收藏，郝瓦什先生。”迪波尔说，然后他很轻地清了清嗓子。

他的目光礼貌而好奇地在房间里环顾了一圈，好像他们只是为了来看这一屋子珍藏的宝贝才坐在这里。房里被一种特别的秩序统治着，那秩序无法在第一眼就被看出来。走进来的人会感觉扑面而来的是胡乱堆在一处的旧货的杂乱无章；但是，如果他的眼睛开始适应这昏暗的光线，也适应了这一派杂乱，他就会看出，所有的东西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一个填充的狐狸标本站在一只美国皮箱的上面，墙上挂着一个空鸟笼子。阿贝尔的眼睛盯在那鸟笼子上。这座小鸟的住房与郝瓦什和他的整个房间都是那样的不相称，以至于他问道：

“郝瓦什先生难道喜欢鸟么？”

当铺老板只顾喝他的康图舒佳，他嗅着酒瓶。

“天知道，”他不愉快地说，“连这个都被做假了。这是从波兰来的，八成在那里就做了假。真正的康图舒佳会烧人……鸟么？”他转向迪波尔，“这要看情况。这曾是一件典当品，先生们。它被送过来，而我已经不知道我为什么接纳了它。我并不做买卖动物的生意。但是，它是那么小的一只会叫的鸟……金翅雀，如果先生们知道这种鸟。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如果早上醒过来，它在那里叫。先生们可能并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孤单的人，和一只鸟多么和谐地相处在一起。只是它的肠胃接受不了肉食。总共只叫了两天。”

他满是忧伤，回忆的目光望着前方。

“我当时想，我为什么要给它买小米和种子呢？如果这里有足够的肉？燕子就吃苍蝇。那么为什么金翅雀不可以吃肉呢？柜子里总是装满了肉。我给它吃很碎的肉末，是最容易消化的肉，小牛肉。可它仍然受不了。”

他沮丧地挥了挥手。

“我没能把它养得很久。我重复一遍，我不做买卖动物的生意。这是受时间局限的买卖，如果先生们能够明白。我绝不会把动物买进来。但是郝瓦什有个好心肠，有一天来了一位女士，从衣着上看得出她有些窘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把这只鸟笼递进护栏。当然，她一直哭哭啼啼。我笑得厉害，笑得胃都疼起来了！您想什么呢，尊贵的女士？”我说，“一只金翅雀值什么钱？大家都是怎么了！当然，她的说辞与泪水都滚滚而出。她承诺这样，承诺那样，说三天后就会拿钱来赎，她发了各种各样的誓，说在她的生命中，这鸟是她最最亲爱的。还有这样的生意，我这样想。但是她不走，然后鸟儿开始叫。就三天，我说道。因为我心情好，而且我的心肠好。少爷们一定很难想象出人们都拿些什么到我这儿来。这些人中有很多高贵的人……这整个城市里。我当然什么也不会说。但是金翅雀会叫。我想它是饿了。它不肯吃肉，之后它也不再叫了。我知道，反正它也会滞留在我这儿。我能拿这鸟儿怎么办呢，一个孤独的鳏夫，和一只鸟？”

他用手撑着额头，把雪茄塞进烟嘴里：

“请你们现在想象一下：第三天那女士回来了。她站在护栏前，把钱递进来：‘这里是四个克朗，可爱的郝瓦什先生，上帝发了他的慈悲，我来赎回我的鸟。’‘什么鸟？’我问。她开始发抖，愣在了那里。她说：‘那只鸟，郝瓦什先生，我的鸟，金翅雀，是您慈悲地收存了两天，是我亲爱的金翅雀。’然后她攥紧了护栏。我看着她，心里想，确实得把鸟还给她。问题是，它那时候已经不会叫了。”

他朝壁炉的方向挥了挥手，指着那装满骨头和食物残渣的垃圾箱：

“幸运的是，这里的卫生到了晚上才会有人打扫。我又放下一道护栏，走到楼上的房间，从垃圾箱中翻出了那只鸟。它已经有点儿僵硬了。但幸运的是，它还在。我想，来展示一下吧，郝瓦什，给她看看，在你的店里什么也丢不了，所有的客户在我们这儿都会被服务得很好。我抓着那只鸟，规整地把它装进一个盒子，如同处置典当品的惯常做法那样。鸟的身体并不比一块怀表更大。我把盒子用很正规的方法系上，盖上戳，完全按照对待典当品的处理方式。我隔着护栏把盒子递给了她，然后我等着看她会说什么。‘这是什么，郝瓦什先生？’她问，翻转着盒子。‘天啊，这是什么？’你们真应该看看那女士的表情，我的先生们。她戴的手套是那种钩花的，半遮挡着她的手。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小草帽。‘一块金翅雀。’我回答说。然后我就等着。她撕去封条，扯去系带，看到躺在里面的金翅雀。她把它拿出来，捧在手掌心，看着它。我以为她会吼出来。请你们设想一下，她没有叫喊，只是说：‘噢，噢。’”

“她说什么？”阿贝尔问，身子往前探去。

郝瓦什看向他。“她说：‘噢，噢。’”他重复道，“她没有再说别的。但是她也没走。她站在那儿，手里捧着那鸟，眼泪滴滴答答往下掉。这一刻我突然很生气，因为每当我听从了内心，就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冲她说：‘您干吗哭那只鸟，尊贵的夫人？它不吃肉。您不害臊么，为一只鸟掉眼泪？’她说：‘郝瓦什先生，害臊？’我怒了，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听从了我的内心，然后我就尝到那苦果。‘您不知道现在正在打仗么，尊贵的夫人？’我说，‘当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死掉，您哭一只鸟难道不害臊么？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说完我就一下子关上了护栏。我不是一个坏人，但是我的内心忍受不了。你们知道她回答什么？她说：‘请问那我该哭谁呢？’她这句话真把我激得冲着她吼叫起来。‘稻草人一样的丑陋女人，’我对她说，‘金翅雀小姐，上百万的人死了，就没有一位值得您为他哭泣的人么？’她说：‘没有。’‘那就请您哭那几百万的人吧。’我对她说。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该愤怒还是该嘲笑了。请你们想想看，她回答说：‘可我并不认识他们。’”

他把瓶里的酒倒进一只水杯，倒满了半杯，然后他喝掉一大口。

“我不做鸟的买卖。先生们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用拳击了一下桌子，“对不起。但是每当我想到这个老女人和她的金翅雀，都会感觉怒不可遏。人还是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的。我什么都收：银制品，小望远镜，八九成新的衣服……但是鸟，不。”他抗争地仰起头，吐出烟圈，又用手把烟圈挥散开，“不，不。”

房间渐渐黑下来。路上的风卷起一团团的尘土，暴风雨来临前，第一袭黑暗在房间里和房间外扩散着。苍蝇忍无可忍地在阿贝尔脸上叮咬，房里令人窒息，蒸腾的臭气搅着他的胃。他哀求地看着迪波尔。当铺老板时不时地嘬上一口酒，那只鸟还总缠绕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个记忆把他挑得尤其激动，他用手指头在桌上敲打，唏嘘不已。刺鼻的萘的味道统治着这里，战胜了从物件和食物里蒸腾出来的气味。

“我们是为银器而来，郝瓦什先生。”迪波尔在憋闷的安静中说道。

他们屏住呼吸不再说话。当铺老板转动着眼睛，在房间里到处看，好像在寻找一个论据，一个能够解释他所听到的这句话的意义的辨识物。

“为了银器？”他问，“什么银器？”

迪波尔掏出钱袋，把字据递了过去。

“这是我们家族的银器，郝瓦什先生。”他说得极快，“我不瞒您。家父非常在意它。所以我们过来找您。”

“但是这个早过期了，我的先生们。”当铺老板说，“完全是合规的。一个月之前过的期。”

“我们以为……”迪波尔说，然后他又顿住了，“奥玛德难道没和郝瓦什先生说么？”

郝瓦什站起身，手中捏着那字据。

“奥玛德？”他说，“先生们是指那位芭蕾大师？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说。先生们难道还不知道？”

“什么？”迪波尔问道。他也站起身，向郝瓦什靠近了一步。

“哦！”郝瓦什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们知道了。中午他走了。后会无期。上午他还到我这里道别。”

“和演员们相处总是会这样，”他摇晃着脑袋，朝窗户走去，然后仔仔细细地读那张字据，“很遗憾这个过期了。家族的银器？也许是古老的、很值钱的银器？我们一般只支付银子的价格，不会额外支付附加的艺术价值。太令人吃惊了，他居然没有向先生们道别。因为据我所知，正是先生们……和先生们的友谊，才是他不得不离开的直接原因。”

他小心翼翼地关上窗户。

“你们看，起风暴了。如果晚上它停下来，天气会变得凉爽。不，这实在太令人惊讶了……少爷们实在应该知道这件事的。”

他们的每根弦都绷紧了。阿贝尔说不出话来。当铺老板又坐回到桌子旁。每过一刻房间都变得更黑暗些。黑暗中他们谁也看不到谁的脸。郝瓦什就像一坨无形无状的黑暗，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背对着窗户。

“少爷们，”他礼貌又坚定地说，“请坐下。让我们来说说这件事。”

他等他们坐下之后，才慢条斯理、深思熟虑地继续道： “他是上午来的，带着车和几只箱子。他当然是为了钱来的。很奇怪的一个人。大流士一世注的宝藏也满足不了他。我这个疯子当然还是给了他钱，特别是当他解释了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我没有办法说‘不’……我得明白，很严重的危险在威胁着他。”

他钝声地、困难地笑了两声。

“这都是些多么容易行动的人啊！”他感叹道，“打上包裹，几个小时后就能走了。对他们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法说走就走的。请你们也看一看。请你们再想象一下下面的仓库，真正的仓储。因为在这里的只是些剩余，是那些大手大脚的人们遗忘在我这里的。都是些多么不可思议的人。突然缺钱了，随便把什么往腋下一夹：银器，表，耳饰，然后到郝瓦什这里来。六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想，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概念，就是六个月之后会怎么样？然后有一天，他们站在这里，开始哀求。”

他又把那字据举到离自己远远的地方看。

“六百。多好的数字。很多人可以用这笔钱活上半年。二十四件套银餐具……”他站起身，朝床走过去。他呻吟着弯下腰，把一个没什么色泽的绿箱子拽了出来，“是不是这个？”

他打开那大箱子，普洛高乌艾尔家族的银器出现在他们面前，闪着惨白的光。迪波尔抓住了郝瓦什的胳膊：

“我就知道它还在这里，郝瓦什先生……您是不会不管它的！您不知道，如果它不在了那会有多恐怖！我们想处理好这一切，郝瓦什先生。我们给您写赎它的字据。”

当铺老板没有说话，他推掉迪波尔抓着他的手，关上了箱子，用脚又把它踢回床下。

“典当人，”他说，“名字是要求不被标明的。请你们想想看，我不能知道这银器是谁的。这个嘛，”他坐回到桌子旁，看着那字条，“已经过期了。办理延期的时限典当人也错过了。典当物已经在公开的拍卖会上被拍卖了。”

“是谁买了？”迪波尔问。

“我。”郝瓦什平静地说，“作为出价最高的人。拍卖会的时间也发过公告。”

“但是那时候，郝瓦什先生，”迪波尔用唱歌一般、吃惊的腔调说，“没有关系。那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您给我们银器，我们给您写赎它的字据。在最短的时间里我们把钱付给您。您认识我们，您知道我们是谁。您要理解我们。您不要想歪了，郝瓦什先生。我们在那段时间……奥玛德没有跟您说么？”

“无论说了还是没说，我的先生们：依照法律与法规，银器都不再属于你们了。”

“依照法律与法规，郝瓦什先生？”迪波尔问。

“依照法律与法规。我是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的。少爷们会明白的：这是一个残酷的行当。谁的名字我都不能问。”

“我们昨天刚刚通过毕业考试，郝瓦什先生。”迪波尔兴奋地说，“请您理解，我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请您也想一想！……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会付清钱。奥玛德也是您的……朋友？”

“奇怪，这个演员是个奇怪的人。”当铺老板嗲声嗲气、出神地说，“来了又走了。我这样的人，坐在这里像是一面悬崖。他那样的人好像是从里面长着翅膀。什么都捆不住他。他怎么会没跟你们道别呢……”

风把窗户使劲地晃。“开始了。”他平静地说，“少爷们难道不明白？太令人惊奇了。早上侦探去找了他。”

他做出一个手势：

“他得到建议，需要……偷偷地……立刻离开这座城市。否则他将被驱逐。”

他用手撑住桌子：

“有人举报了他。真是件让人难受的事情，我的先生们。有举报说他在小范围的人群里做了不得当的事情。他怀疑是他剧院的同事干的。关键是，他被举报了。这是一件令人非常不舒服的事，我的先生们。”

阿贝尔紧紧抓住桌子。他极小声地问，以至于在一片安静中也几乎无法听明白他说什么：

“发生了什么？”

“人们说他性侵了少爷们。的确有这样的人。这件事令人很不舒服。对少爷们的未来也同样没有好处。这城市太小了。”

“这不是真的。”迪波尔战栗着说。

当铺老板频频点头：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说有证人。这城里流言传得很快，我的先生们。小城市里的人都闲得很。这样的丑闻一下子就被放大了。很难想象会发展成什么样，如果，比如说有证人出来作证？”

“证人？证明什么？”阿贝尔问。

“证明性侵。请你们想一想。他们说演员是个道德彻底败坏了的人。而对他的控告是他性侵了少爷们。他们说他组织了一个烂醉的聚会。举报说他在夜里把很多出身好家庭的男孩偷偷带进了剧院，然后和他们一起搞了一个烂醉的聚会。”

“这不是真的！”迪波尔战栗地吼了出来。

“举报是这样说的。”当铺老板无可撼动地说，“少爷们肯定知道得更清楚。这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否则他也不会这样没头没脑地逃走。他就像飓风一样走掉了，我的先生们。在这种人身后只会留下一片狼藉。”

阿贝尔朝他走近一步：

“您坐在了包厢里，郝瓦什。您……您看到了我们。您安排了这一切……您委托了演员……”

他步伐不稳当，嘴唇煞白：

“您想怎样？……迪波尔，你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走！……”

“很抱歉，下雨了。”郝瓦什说，“也许，少爷们还是等到暴风雨停下来吧。”

他望向风暴。雷一下一下劈在窗户上。积水像洪水一样涨满了整条街道。他轻柔地摇摇头。

“少爷们，”他安静地、平淡地说，“你们还不了解人生。人们总是很晚才会知道什么。我也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什么也不知道。请你们听我说。现在正下着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我只是个出身普通的人。但是，也许我可以对少爷们有所帮助。事情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四十岁之前也什么都不知道。不能只这样简单地说：你是个什么人，你是这样的人。请你们现在想象一下。我曾经有家庭，有妻子和一个女儿。我懂得人生。即使是最简单的人也不能知道，他第二天醒来时，会变得怎样。”

他困难地、迫切地大口喘着气：

“我是个暴饮暴食的人，我的先生们，但是我有一颗心，没人能说我是个没心的人。我非常能理解少爷们的困窘境地。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会做的。在一些条件之下，如果少爷们，比如说，明天晚上之前，你们付清欠款及利息，我是一向很乐意将典当物出手的。没人能强迫我这样做。但是郝瓦什说：‘是优雅又年轻的少爷们，请原谅他们还只是孩子，很特别的孩子。如果可以的话，你帮帮他们。’郝瓦什只会听取他疯狂的内心，然后，他又把一切都深深埋藏。”

“明晚之前？”迪波尔问。“会有的，郝瓦什先生。肯定会有的。明晚之前。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在这里说了些什么？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奥玛德性侵了我们？那是什么意思，他们看到了我们？我们只是在玩耍，郝瓦什先生。那不是我的错……我什么也做不了。”他开始发抖。“看在上帝的分上，郝瓦什先生，到底是什么举报，他们怎么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恳请少爷们不要问我这种我也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恳请你们的认同，就是我只能用我认为是正确的解释来向你们作答。我所认为正确的是：也许我可以帮你们把面前的局面变得明朗。至于演员做了什么，少爷们又是否有罪，这些我都无法回答。如果你们确实做了举报里说的那些事情，对我而言，是否你们就真的有罪，也永远要打上一个问号。”

他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他的脸孔。阴影里，只有他的声音飘向他们，低沉，缓慢，是一种钝的响动，偶尔像是某种动物预警的低声嘶鸣。

“没有办法知道，魔鬼是何时藏进一个人体内的。请允许我为你们讲一个例子。请少爷们听一听。相信你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愿意听一听。我很愿意讲这个例子，因为很有必要，它使你们能够明白人生。我再重复一遍，并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找一个例子，一个人。一个已婚男人，有一个女儿。他是个生意人。在一座城市里有一个很兴旺的当铺，但是魔鬼藏进他的身体，他是个大吃大喝的人，追逐在所有他看到的石榴裙的后面。他需要钱，于是，好像是魔鬼把持着他的手，他做任何事情都手到事成，他的自信开始过度膨胀，他远行去了利沃夫注，为军队运肥皂，他做买卖易如反掌，直到他在利沃夫犯下错。生意场上，很遗憾，并不罕见，人们会犯错。四个月。躺在一张硬木板上，足有四个月。他调换了病号饭，每天两个小圆面包和一升牛奶，而这是一个那么能吃肉的人！他是137号，四个月的时间，只是坐在和躺在牢房里，与魔鬼辩论着，他不能明白。请你们想一想，那个木桶，为解决生理需要而安放的木桶，就在牢房里面。尽管喝了牛奶，他仍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鹬。他躺在那里思索着，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利沃夫他成了这个137号。他备受折磨，因为他是个淫欲无度的人。他是鳏夫，女儿经营着生意，他给她写信：亲爱的女儿，生意上的事务无法预料地把我留在了这里，自己保重，来信请寄至：存局自取，利沃夫，总邮政，137。四个月。难免会这样。”

他大口地喘气。点上一支雪茄。“据我所知，少爷们还不了解男人的事情。是出于友善的考虑我才被告知的。总之，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性欲亢奋的家伙。只要一小口水果白酒，便再无法平静地从石榴裙旁走开。四个月的时间，他却只是蜷缩在那里。有一次我在火车站见到一只猎犬。它是用木箱子运过来的，投递中出了错，让这只狗迟了一天才被送到。整个路途中它都没往自己蜷卧的箱子里排便，抱歉请原谅我这么说，抵达时它已经痉挛了。它是被人们给抬出来的，后来是医生为它通的便。请你们也这样想象一个人。他终于被释放出狱，来到街上，已经是十月底的一个下午。他摇摇晃晃，招手叫来一辆马车，对车夫说：‘带我去最好的窑子，第一等的窑子，立刻。’天在下着雨。他坐上马车，摘下帽子，把脸仰起在雨里，为什么不下得更大一些，尽管下吧，他这么想，舔舐着雨水。他还从不知道雨水的味道竟是这么好。马车在石子路上颠来滚去，有一位女士在路边停住脚步，她打着伞，穿着棕色的鞋和黑色的丝袜，这是四个月以来他见到的第一张女人的脸。他看着她，那位女士笑了笑。少爷们不明白吗？他去了非常棒的窑子。那房子里长着棕榈树。‘是的，鸨母，’他说，‘一个，两个，什么样的都行。’‘姑娘们到了晚上才会来。如果先生不会反感一头迷人的棕发的话……’那个女人果然是棕发，有金牙齿，鼻翼旁有颗痦子，但是很迷人。她没看到他。他脱掉外套，感到蹲监之后有股味道留在了人的皮肤里。镜子上写着金色的字：‘新年快乐’。”

“现在请你们想想看，”他继续道，抬起手竖起一根食指，“在这样长的一段等待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得足够明白。什么也没发生。他慢慢穿上衣服，衣服已经是半干了，热烘烘的雨水气味和牢狱的气味从衣服里蒸发出来。这算什么？他这样想。那姑娘穿着小睡裙坐在镜子前，吸着烟。他的目光跃过肩膀望向她。‘哦，’他说，‘对不起。这也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过来。很远很远的路。’‘那么就下次吧。’他已经站在了门口。真蠢，他想，你四十二岁了，这到底算什么？通宵在台球桌上跳舞一直到早晨六点，其间独自干掉两三瓶香槟，再来半瓶干邑，再狼吞虎咽吃上一根廓尔巴斯香肠，还有四五个煮鸡蛋，对你都算不得什么。他把帽子在手里转个不停。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不能忍受就这样走了。他既无法走开，也不能留下来。他害怕自己会把这里砸个稀巴烂，或者把谁打趴在地上直到爬不起来。那姑娘慢慢踱了过来，每一步她的身体也都向前涌动一次。她走近了，认真地看着他，把香烟丢开，用两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立起脚跟，闭上眼睛，开始亲吻他。很轻柔的那种吻。他们又折返回房间。那姑娘吊在他的脖子上，就这样贴着他走了进去。他坐了下来，傻傻地看着周围，他不明白。那姑娘安静地开始各种尝试：她在房间里走动，往身上擦香水，侍弄她的头发，扑上香粉，脱掉她的小睡裙。她穿了黑色的丝袜，吊袜带则是红色的。一个漂亮的姑娘。从她脸上的皮肤可以看出她过量地饮酒，但是，是一个漂亮姑娘。她的身体是黄色的，冰凉的，结实的，正是你所喜欢的，他这样想，没有一点儿的赘肉。她走过来。‘闭上眼睛。’她说。他闭上眼睛。那姑娘靠过来，然后吻他。肉体也不过是一种装置，他这样想，而这姑娘是个懂行的。他对自己说：‘你想点儿别的，想点儿愉快的事情，那些先辈们：大卫，所罗门。所罗门有一千个妻子。不，这并不是开心的事情。’他也将手伸向那姑娘的脖后。”

当铺老板伸出他的双手。他们俩向后躲闪开。郝瓦什的胳膊于是在空气中画了个圈。

“那姑娘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扔给他。这样的女孩。就那样扔在他身上，肉拍上了肉。她搂着他亲吻，她的头到处晃动和游走，好像失去了理智。那姑娘的身体开始痉挛，她嘴里有欧多尔注的味道，香烟的味道，还有一点酸味。看样子这一天她都还没吃过东西，她的胃是空的。对于这一点，他后来总会记起来。那姑娘亲吻他的眼睛，把自己丢在他的身上。过了很长时间。他好不容易才把那姑娘的手从自己的脖子上掰开。他得坐起来，他感到他要憋死了。那姑娘慢慢退缩了。她穿着漆皮的皮鞋，是双船鞋注。她提上丝袜，坐到床的边沿，然后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你从什么时候不能的？’那姑娘问。他耸了耸肩。一个躺着的人耸肩是件很可笑的事情。我不知道先生们是否还在听……”

他好奇地等了一会儿，直到他们给了回答。好像现在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一定是犯了什么错，他想道，但是在哪里呢？什么时候？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枚妈妈的黑色胸针。妈妈用黑色的丝带把它挂在脖子上，每当她朝他弯下身，那枚胸针就在他眼前荡来荡去。真的很特别，我的先生们，大多数人会在他生命的重要时刻想起很遥远的事情。比如会想到他的礼服是用他父亲的一件黑色大衣做的，所以袖子特别长。那姑娘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个人，他这样想。她坐在铜床的一角，给自己裹了一块红色的丝绸，她的发帘垂在额头上。她慢慢地把长长的烟嘴抬到嘴边，然后认真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她不说话，但是死死地盯着他。‘你看什么？’他问她。那姑娘只是看，把两个胳膊肘支在铜床的扶栏上。她说：

‘你不能跟女人做！’

他朝她走过去，抬起了手臂。那姑娘却已经站到门口了。然后她又说了一次，更大声地。请先生们想一想，她好像是宣布了一个判决：你不能跟女人做。她已经站到门外了。鸨母迎了过来。‘这是第一等的窑子。也许到了晚上我们就会有好运气。’她说，‘这里有最多的选择。’他走下楼梯：为什么不呢？我得回来。雨洗刷着街面。是个漂亮的城市。有一点单调，如果是长时间停留的话。他走进一家小餐馆，点了茶。他在波兰籍的犹太人中间坐下，喝着茶，配了水果白酒，还吃了填肉馅的薄饼。他晚上又回到那地方。他一周没离开，每晚都去。他找别的姑娘，也找过之前的那个。所有的人都开始笑话他了。他来的时候，姑娘们站在走廊上，只穿着衬衫，对他指指点点，都在讥笑他。他不能忍受自己就这样离开。他把牙齿磨得要碎了，把头往地上撞，他哭泣，要家人汇钱来。白天他发疯一样在街上走，望着周围，也许他还低声自语。他不明白。好像一下子，没有任何理由地，他就变成了哑巴，他就变成了瞎子，一只胳膊就掉落下来。少爷们是不是觉得厌烦了？”

雨水敲打在窗玻璃上，一道道雷电把窗户震得直晃。他提高了说话的声音，像是要压过那暴风雨。他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他想：利沃夫不是你的福地。一天晚上，他偷偷来到火车站。你是有家的，他想，你那位过世了的女人流过那么多的泪，因为你的夜夜笙歌和纵欲无度，但是，那你也曾是有家的，你也曾算个人物，冬季总是有客人上门拜访。离市政要员你也曾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现在，你什么都不是了，比一只臭虫还不如。为什么？他不明白。他有心去死。死去的人会在亚伯拉罕的臂弯里注得到安息。我不知道少爷们是否熟悉《旧约》？那火车在雨中行驶。两个波兰农民睡在他的脚边，散发出大蒜和水果白酒的刺鼻气味。他呆望着前方，摇晃他的头，像个中风的病人，支吾着喃喃自语。人们都看着他。遗憾的是，就在两个星期前，他的女儿跑掉了。先生们可能还没听说过，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人们说，倒霉事不会独自到来。他唯一的女儿和一位伤残的骑兵上尉私奔了。他撕碎了衣服注，不再和任何人谈起她。你只不过是一个人，他对自己说，一个人，只是想在这地球上活上一段时间。不，你是只臭虫，他对自己说，你谁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神把你踩踏在脚底下。利沃夫的女孩说了什么？他一想起来就会感到浑身战栗，头晕目眩。他总能看到那些姑娘们，她们坐在楼梯上，只穿了件衬衫，对他指指点点，还在讥笑他。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他就这样活着，走着，不跟任何人搭话，但他也不再去姑娘们那儿了。每当他想到那个利沃夫的女孩，眼前的世界就像是被掀翻了，他的脑子会充血，他想捣烂一切，他最希望的是坐上火车，回到利沃夫，找到那姑娘，然后把她的头往墙上撞。当他独自一人，他会祈祷，或者酗酒，骂人。再也认不出他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他对自己说：你一句好话都没对你死去的女人说过，神要罚你坐牢，夺去你的力量，如果你想起利沃夫女孩所说的，先辈们的诅咒便降在你的身上。他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他去找拉比注，他付了钱，和他说话。‘拉比，’他说，‘神在惩罚我。我不能和女人做。’拉比看着他。一个圣人，他能懂什么呢？‘你只需要等待，’拉比说，‘神在考验你。因为你的罪。你只要耐心地等待。’‘我的神啊，我会等待。’他说。‘你曾是个纵欲无度的人，’拉比说，‘你不遵守习俗和规矩。你欺骗。追逐在石榴裙后。你嗜酒，是个酒鬼和花心人。现在你又想向神要求什么呢？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有它自己的时间表，’拉比说，‘有希望也有失望，有富足也有贫乏。你是怎么想的呢，难道那些神圣的规矩和约束都是白白设立的么？你去教堂祈祷吧。’他去教堂祈祷。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凄惨，以至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他站在教堂里一根立柱的旁边，像个麻风病人。他并不明白那祷词。他只站在那里，不停地前倾后仰注，然后喃喃诵念。但是他已经不哭了，也不再唉声叹气。一切也都没有变得更好。他就这样过了一年，不与任何人说话。他在城市里行走。走在街上，他会害怕自己突然跑起来，然后把挡路的人撂翻在地。他不吱声，安静地，紧咬着牙齿，这样走着。”他止了声，点着头，两只手抓着桌子。“这一声雷打得很近。”他很知晓地说，但并没有把头转向窗户。

“先生们要知道，”他慢慢地、高声地说，“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城市里，他连出门都提不起兴致了。愤怒在他的体内酝酿，好像他的胸膛里埋藏了炸弹，他害怕它会爆炸，害怕自己会让这城市遭殃。他感到有如此大的愤怒和力量，让他可以点燃这座城，然后在耕田里种下盐粒注。是那个利沃夫的女孩，他想，是她说了出来。这样的一个女孩，她怎么会知道？不久前就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难道这样的人身上有什么记号？别人也看出来了么？噢，神啊！不能这样活着，他这样想。他在街上低着头走，不敢看向年轻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的眼睛。他憎恨小伙子们，他们是那么清新又健康，他们可以去找姑娘们。总有一天，他要把他们逮住，他这样想。他怨声载道，活像一个老妇人。他责备自己。不能仅仅为了肚子和所有你喜欢的事情而活着，他这样想。那些立下严格规矩的先辈们是英明的。但是你笑话他们的规矩，你淫欲无度，嗜酒，是个肉球，你伤害了天下的兄弟姐妹们，神因此要惩罚你，他这样独自言语。不能这样活着，他想，神把酸雨降在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注，火烧一样的雨水，把肉和骨头都烧净了。我们都有罪，他这样想，神也将因为你的罪降下火一样的雨，在你的头上。”

他把酒瓶举到嘴边，喝了一口，又缓缓地小口咽下。“有一天，他坐在他的店铺里，一个瘸子走了进来，他留的胡须像是在参加狂欢节的派对。瘸子拿了一台布谷鸟报时的摆钟，恳求把它当掉。钟被扔了出来。然后他一瘸一拐地慢慢向门口走去。瘸子又停了下来，说：‘我们都有罪。’就在刚才，你也是这样说的，他这样想。于是他把瘸子喊住，让他回来。瘸子站到护栏前，开始布道：‘只有有罪的人才会得到洁净。’他还含糊说了很多有关青铜蛇的言语。他则听着：在见过那么多的聪明人后，终于遇见一个疯子。‘小姐，请录入：’他说，‘一台布谷鸟报时钟。’又是一个鸟类物件，是个不祥的征兆，他这样想。那个大胡子走了，但是他要求继续的援助，还留下了他家的地址。如果是和钱有关，至少这个人还没有全疯，他这样想。他继续过他的生活，但是食物没有味道，喝下的水也是酸的。有时，他眼前所见到的会变得恍惚起来。如果他看到女人，他会别转开，然后垂下头。神的手正在压迫他，他这样想。有一天下午，他往胳肢窝下夹了一双旧皮鞋，记起那个疯子住在渔人巷里。鞋匠看到他，立刻从那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他，开始为他讲起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和炖肉注。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家里存了炖肉？他这样想。大胡子坐回到他的小板凳上，继续演说着。这是非常好的娱乐，尽管有些困扰，他想。角落里坐着一个男孩，正在一支蜡烛旁读书，并没注意这里。‘这是我的儿子，’大胡子说，‘他将成为绅士阶层中的一员。站起来，埃尔诺，向尊贵的先生问好。’”

郝瓦什的上半身几乎趴到了桌子上，他用两个臂肘支撑着，黑暗里，他的眼睛和两个男孩的眼睛靠得极近。他放低声音，一停一顿地细语。阿贝尔把身体往后靠去，两只手紧紧握住椅子腿，一动不动。

“非常聪明的小男孩，”他静静地、轻轻地说，“体格瘦小，但是非常聪明。几天后是他送回了鞋。和他说话可以非常容易。他常来，就在这个时候，午饭后的时间，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交谈。他什么都知道，如果说起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又能智慧地闭嘴倾听。一个严肃的人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苦恼都说给他听，在这方面他很好用。这是个非常穷的男孩，但是非常鲜嫩，拥有雄心壮志。他有很多计划，比如出国。与他相处是一种愉悦。他是那样衣着褴褛，以至于一个好心人会顷刻间对他心生爱怜。他想变得有钱，如果长大了，变得有学识和有权力。他就想在这座城里定居，这座他曾在这里当过穷人的城市，这座他得为他那些富家子弟的小伙伴们背书本，为那些有钱的同学们辅导功课以换取下午茶、咖啡和午饭，有时还要为他们中的某一位擦皮鞋的城市里。他那些富有的伙伴们总会同情他，让他把他们的鞋带回家，交给他的爸爸，为这些鞋修鞋掌，因为他们想帮助他和他的家。男孩需要很努力地学习，因为他来自穷人阶层，因为他需要免学费。此外，在身体和体格上，他也没有得到上帝特别的眷顾。他很瘦小，如同他的父亲。那些既高雅又有钱的伙伴们让他无法企及。他雄心勃勃。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午都来，在这里吃饭，并不嫌弃这个孤独的鳏夫的炖肉。他为他的父亲从这里带回礼物。他的父亲偶尔也来，只有在男孩不在的时候才来。他的父亲频频地点头哈腰，然后说：‘只有罪人才能得到洁净。感谢尊贵的先生向我的儿子所展示的慈悲的好意。’小男孩每天都来。一个这样的男孩子需要太多东西：衣服，书，内衣……他在为出国求学做准备。他在邮局开了存折，偶尔拿到钱就存进存折攒起来。他什么都向我汇报，特别是当他聊起他的那些小伙伴们。他说：他有三个小伙伴，其实还有第四个，只是已经不是学校的学生了，但是还和他们混在一起。”

暴风雨好像突然止住了。四周变得静谧。房里的物件以及他们自己都凝固在这寂静里和一种恍惚的一动不动中。随后，风一下子把窗户撕开，只那么一击，掀翻了房里的物件，把雨也灌了进来。当铺老板并没有动弹。这一刻，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

“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有一天，小男孩说：‘多么精致的男孩子们。他们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即便是现在，他们的父亲并不在家，也依然如此。他们的问候与谈吐，也跟我们不一样。’显然，他们已经亲密到能如此无嫌隙地交谈了。后来小男孩还讲了他们的游戏——‘他们已经说谎了。’他说。后来有一天：‘已经偷窃了。’再之后：‘今天我们认识了演员。’后来有一天，他说：‘他们开始偷东西了，有一天他们会到这儿来的。’演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我们相识不久，我也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出我俩是惺惺相惜的。演员也有着某种困扰。有时演员也会说起：他认识了一些多么有趣、多么精致的先生阶层的男孩子们。就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演员说：‘他们全都反叛。’他这样说：‘为了某种原因，他们在抗争。’有一天，年轻的埃尔诺不再来了。我能看到他只逗留在另外三位年轻先生的身边。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对其中一位年轻先生的一举一动都亦步亦趋。演员说：‘是时候了，我来组织一次和男孩们的小型的闭门演出，怎么样？一次完全非公开的演出。回头你坐在包厢里看。没有人会知道。’这当然是需要付费的。演员负责组织。”

他走向窗户，费力地把窗子关上。地板上已经积成了个小水塘。

“多么可怕的大风！”他摇着头说，“真让人担心这暴风雨会败了先生们今晚的兴。”

他看着空了的酒瓶，扫兴地把它们推到一边，又绕过了桌子。

“很遗憾，演员的名声已经坏掉了。”当铺老板说，然后站到了他们面前，把双臂抱在胸前。“他被注意上了。也许是剧院里的人。也许是别人。他被举报了，少爷们要倒霉了。如果这个闭门演出，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位目击证人出现了。少爷们依然处在父母和长辈们的权威之下。只一位目击证人，一位知道少爷们所作所为的人，便会给少爷们带来再大不过的麻烦。那样的话，少爷们便会无颜再见他们亲爱的父母和其他的亲人了。”

迪波尔朝门的方向慢慢地后退。听着当铺老板的话，他的嗓子眼里一个声音也发不出来。这会儿他打起了嗝，然后用卡壳的声音问：

“您想怎么样？”

没有人作答。

“阿贝尔！”

他一步跳到阿贝尔身边，摇晃起阿贝尔的手臂：

“你说话呀！……这是怎么回事？……他要怎么样？……”

阿贝尔用他惨白的手握着自己的喉咙，像是在领口调整着什么，之后他才开始说话。当铺老板微微笑着：

“郝瓦什是个好心肠。少爷们现在一切都明白了。郝瓦什在想：两位这样优雅的男孩子，也许哪天能来我的陋室，看望我。你则凭借你的天赋来愉悦他们。现在他们就在这里了。”

他微微笑着，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们。

“郝瓦什愿意为少爷们效劳。比如说，明晚之前。也许，普洛高乌艾尔先生先把这张家族银器的典当票据收好。然后明天，比方说，还是这个时间，我仍在这里恭候先生们，你们或者带钱来，或者不带均可。我不想打扰了你们今天的娱乐活动。请少爷们再通盘想一想，然后请遵照你们的意愿做出选择。郝瓦什是不会离开的。郝瓦什也不会不理智地行事。他就在这里，像一面悬崖。他的财产状况和身体状况都把他拴在了这里。你们的一位小伙伴将会帮助少爷们知晓，郝瓦什对人总是那么友好，而且出手大方。在任何领域，他的关系网都是最上等的。请先生们遵照你们所领悟的来行事。郝瓦什并不喜欢不清不楚的生意。他已经坦白地告知了一切。请少爷们自己做出决定。”

他四顾看了看。“已经是小雨了。如果少爷们现在想要离开……”他打开了门。

“祝你们玩得愉快。那么，明天，这个时间。”

他礼貌地把他们让出了门，很困难地鞠了躬。之后，他们站在楼梯间，听到他用钥匙在他们的身后锁上了门。

注　匈牙利大平原。

注　来自波兰的酒精饮料，由茴香口味的伏特加制成，微甜，是17世纪深受波兰贵族喜爱的佳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一种廉价而广受欢迎的饮品。

注　波斯国王，以富有著称。

注　现为乌克兰城市。

注　一件牙膏和漱口水产品的品牌。

注　当时还只有妓女才敢穿会露出脚部皮肤的鞋。

注　犹太民族对于死亡的描述是安歇在亚伯拉罕的臂弯里。这里也暗示了郝瓦什是犹太人。

注　犹太人治丧的一种礼仪。

注　犹太人中一个很重要的阶层，是智者的象征，是可以去请教的人。

注　犹太人祷告时身体会不停前后左右地晃动。

注　古罗马人攻占一座城市后在耕地里种上盐，让土地从此寸草不生，逼迫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离家出走。

注　《圣经》中的两座城市，因为城里的人不遵守上帝的戒律，同性性交，与动物性交，被上帝毁灭。

注　隐喻富足，富有。

五月节

他们在教堂广场上叫了一辆车，乘马车赶往富尔察。他们把车篷掀开，在有着老鼠味道的破旧马车厢里，两个人各自蜷缩在一端。雨仍滴滴答答地下着，轻轻敲打在马车的皮质车篷上。阿贝尔忽然想到自己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能好好把身子洗一下，没有换内衣，也没有吃上一口热乎的东西了。他抖得牙齿在打架，窝在车厢的一角。他们随着车子一起，在石子路上慢腾腾地颠簸着。在每次剧烈一些的晃动里，阿贝尔都会抬起眼皮看一下：然后一座房子的墙，一个不大的石堆，一棵杨树的树桩，一堵围墙。当他感觉到迪波尔的手的碰触时，他们已经走在劳教所的石头围墙旁了。“你相信吗？”迪波尔问。“相信什么？”他反问。不过只有阿贝尔的嘴唇在嚅动。寒冷、颤抖和滚烫同时在阿贝尔的身体里过了一遍。他的牙齿抖得打架，他感觉自己在发烧。“他说的有关埃尔诺的事？会是真的吗？……”阿贝尔回答不出来，他于是又闭上了眼睛。

他们让车停在富尔察前。然后他们步行穿过泥泞、胀起来的耕田。果树全被打落得东倒西歪。散落在犁过的垄里、已经变小的冰雹颗粒还在熠熠闪光。他俩高一脚低一脚地横穿过这块泥巴地，来到围墙后部，从后门走了进去。他们绕过正面的院子，然后悄悄地上楼，进了他们的房间。

屋里的一切都跟阿贝尔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阿贝尔犹疑地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拉下了卷帘，然后瘫倒在床上。迪波尔坐到桌子旁。院子里空无一人。那些灯笼和残破的、染色的碎纸条被浸湿透了，死尸一样地吊着，垂在挂绳上。院子里桌子七零八落地被掀翻在地上。远处松树林的上方升起了雾。但是，楼下的房间里传出来喧哗、说话和杯碗的碰撞，透过木地板漾出尖厉刺耳的声响。看样子，五月节的宾客们都已经到了，只是他们都挤在昏暗的餐厅里。潮湿又清冽的雾升腾起来，天色渐晚。迪波尔瞅了一眼腕表，六点半。他们在郝瓦什那里待了四个多小时。

“现在你来说说，阿贝尔。”迪波尔说，他把胳膊肘抵在膝盖上，身子向前躬，“关于这一切，你都知道些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之前知道郝瓦什和演员还有埃尔诺……”阿贝尔闭着眼睛，摊开着四肢。远远地，他听到这个问题。他使劲地坐起身，在床头柜上摸索着，然后点燃了就快要燃尽的烛台。这还是前一天晚上余留下的。房间里已经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阿贝尔慢慢地说。他困难地转动着舌头，处在似梦非梦的状态。安静了片刻。他不太确定地——声音也尖了一些——继续道： “你们难道从来没感觉到，埃尔诺总在说着别的什么？很难讲得清楚。如果我说‘晚上’，或者‘笔’，或者‘人’，然后他说‘晚上’，或者‘人’，是并不一样的。和陌生人在一起时我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和你在一起时我感觉不到，即使你并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和埃尔诺在一起时却总会有。有什么东西把他和我们隔开了。”上校的儿子伸手去够桌上的烟盒，然后用神经质的手指卷了一支烟。他俯下身，用烛台的火把烟点燃。“所以，你不知道？”迪波尔问，嗓音发干。“我不知道。”“那么，上午你跟我说的呢？……”阿贝尔躺在床上，用一只胳膊撑起上半身。这会儿他用完全不在意的轻松语调如释重负地说： “你明天就去参军了。但是，我并不想与他们为伍，我不需要郝瓦什和基津达伊的世界，还有你父亲的世界……我宁愿死掉。我们并不相信他们的法则，所以才有了这一切。所以才有了这场游戏，这个谎言和富尔察。得有个地方可以逃离，得有个地方可以对他们施以报复，因此有了这个房间！但是，有人欺骗了我们，一切都因此而变了。你明白么？有人骗了我们。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变得肮脏，你是不是也同样觉得很恶心？”

阿贝尔倚着床栏垂着头，像是要呕吐起来。门被打开了。并没有敲门，埃尔诺和贝拉走了进来，然后迅速地划上了插销。贝拉已经微醺。

“下雨的缘故，”贝拉困难地说，他的舌头已经不太听使唤，“师长们早早地就醉了。”

埃尔诺靠在划上了插销的门上。“你们去了郝瓦什那里？”埃尔诺问道。他站在那儿，没有戴眼镜，一只手揣在兜里。他的声音尖厉，有攻击性，是恶狠狠地嚷出来的。迪波尔向他迈近一步。“别动！”埃尔诺用命令的口吻说，伸出手摆出阻止的姿势。“还有你。”他对贝拉说。贝拉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一切。“你别从床上起来。”他发号着施令。“说吧。他都说了什么？他全都说了？”迪波尔的身子动了一下。埃尔诺重复道： “我说过了，你待在原地别动。如果你们攻击我的话，我也不会客气的。我受的罪已经够多了。该来的终归要来。我已经等了一年了。我受够了你的优越感，普洛高乌艾尔。”他的手从裤兜里抽出来一半，却又快速缩了回去。“请吧，普洛高乌艾尔，说吧。”

他的声音变得完全不认识了，就像个陌生人在讲话。“你是不是疯了？”迪波尔低声问他。迪波尔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动不动地杵在那里。“这个你去问别人。”埃尔诺说，“快说！他全都说了？……”埃尔诺的目光在他们几个中间闪烁，每过一刻他都又会盯住另外一个人。“你们还是进去了？很有意思吧，普洛高乌艾尔？”他们仍然不说话。埃尔诺接着说： “我警告你们，对我来说已经全都无所谓了。不管你冲我吼叫，还是朝我啐唾沫，这世界上的一切，对我来讲都已经完全无所谓了。”这沉默不语使埃尔诺困扰，他不是很确定地继续说： “上午我去了他那里。我求了他很久，让他不要说，让他放弃这一切……你不相信么？但他不是人……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他是终结的宿命。”

埃尔诺立刻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我不会让自己被欺负的。我警告你们，如果他什么都说了，我会进行防卫，即使你们有三个人，即使你们把小团体都叫来，把整个城市和军队都找来，我也能够进行防卫。如果你们不善待我，我就揭发你们。从郝瓦什身上可以学到这经验。他不是一个人，你们对此还不清楚，在他背后还有很多人，他想怎样就能怎样，他挑中了谁，谁就会完蛋。他应该也没有全说真话。他讲了很敏感的事情，对么？关于我……他说了我什么？”忍耐不下去的焦灼让他的脚不停地在地板上踢踏。他声音粗钝地吼道： “你到底为什么不说话？”

“是真的么？”迪波尔问。鞋匠的儿子昂起了头。“我的问题是，他说了什么？”“就是你和郝瓦什，还有演员……”“怎样？”迪波尔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把头埋进手掌里： “现在的一切，当我看这所有的一切……好像这段时间我是被下了迷药。你们难道没有这种感觉么？……”无人回答。他静静地转向埃尔诺： “郝瓦什说，你去拜访过他很多次。”“我不回答这个问题。”鞋匠的儿子说。“但是这个很重要。”迪波尔平静地继续说，声音也变尖了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想说……这终究是你的事情。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的出卖。你把关于我们的消息带给了郝瓦什，是真的吗？你向他说了一切——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计划，没人知道的我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是真的吗？”“是真的。”埃尔诺尖声回答。迪波尔点了点头： “很好。那么你和演员……你们受托于郝瓦什，合伙算计了我们，是真的吗？”“胡扯。”埃尔诺不耻地说，“演员只是个虚华的猴子。他知道什么？他也是被郝瓦什控制在手心里，只是，和我又不完全一样。演员为他另外的企图而工作……”“那么你呢？”“我？”“你想怎样？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你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也陷入这个复杂的局面，会怎样？你又有什么好处？我们难道不是你的朋友么？”“不是。”他扯着嗓门吼叫。他们都不说话了，望着埃尔诺。

“你难道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迪波尔静静地问。

“不是。”他再一次地否定。

埃尔诺现在也平静了下来。他精准、快速地说了起来，好像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好像他很久以前就把这演说的每一个用词都斟酌好了。“你不曾是我的朋友，普洛高乌艾尔。你不曾是我的朋友，有钱的鲁扎克。你也不是，你这细皮嫩肉的家伙。”他很不屑地扭过头，看向迪波尔，“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普洛高乌艾尔，很愿意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就跟他们一样。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也是才知道的。我跟你说，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在这一生里还将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的东西……你并没有做错什么，是它把人们带到你的身边，特别是带来某一类人。但我不可能是你的朋友，因为你就是你，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无论我怎样做，这也是掩藏不了的事实。我真的希望可以是你的朋友，但是你的母亲好心地递给我一双鞋，在几年前一个接近傍晚的下午，我在你们家里时，她让我拿鞋回家去修鞋掌，因为她想用这个活儿帮助我贫穷、生病的爸爸。在你们那里我还拿到过咖啡。从贝拉的父亲那里我得到面包和奶酪。阿贝尔家的老姑娘把水果罐头塞进我的兜里，当我要道别的时候。谁也不会给你们的兜里塞水果罐头，如果你们也到别人家做客。还要我全说出来么？一千天和每一天的一千个分钟里，你们就是这样在我身上践踏。不，这不是你们的错。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对此负责。你们的替我着想还有这好心肠。”他呸地啐了一口唾沫。“我憎恨你的替我着想。我憎恨你的好心肠。我憎恨你，当你把刀叉握在手中，当你向人问好，当你对人微笑，当你为一样东西、一个回答而致谢……我憎恨你的动作，你的眼神，你站起来和坐下去的姿态。不，它们是没有办法学会的。我明白，没有可以用来弥补这些的金钱、能力、力气和学识。即便我活上一百年，变成百万富翁——当你们早已入了棺木，开始腐烂；当然，在死亡里你们也会去不一样的华丽灵堂，不像我们这些狗，活着也是住在地窖里——我终归还会一样的不幸，因为我会想到普洛高乌艾尔· 迪波尔，只用一个手势和一个微笑就能说‘对不起’，当他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了谁。每想到这些，我会在夜梦中呻吟，我会喊出你的名字，我痛苦地喊‘迪波尔’。偶尔我会因此惊醒，然后我看到我的父亲，他就睡在我的床脚下，他坐起来，点着头，然后他说：‘你因为年轻高贵的先生而觉得苦。需要得到洁净。’洁净，是的。我不能得到洁净，但是，如果我想到你们也身处这肮脏之中，你们也将死得很惨，我就觉得自己更干净了。”

“我是个悲惨的人，从彼岸走来，却没有一条能通向你们的世界的路，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有，永远不会！我爸爸说，是蝗虫与熊。我憎恨你们。你们都去死吧，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毁了你们。在那个即便你们不承认，也仍然对你们很重要的世界里，我要毁掉你们。是我欺骗了你们。我撒了谎。我出卖了你们。我用纸牌，在所有的事情上，用我的每一句话，是我欺骗了。”他从口袋里抓出一把油腻腻的纸牌丢到桌上。“明天你就去郝瓦什那儿，普洛高乌艾尔。不管你愿不愿意。那套索很结实。你不要挣扎。上帝会饶恕你的。”

他的声音卡在那里。然后他怯怯地看向周围，完全变了一种声音，差不多是可怜兮兮地说： “我是想成为你的朋友的。但是我总是害怕用餐时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说我。因为有一次，你说了我什么，因为叉子或是餐刀。”

“这个是能学会的。”贝拉气愤地说。

贝拉这会儿第一次开口，所有人都瞪向他。贝拉不知所措地垂下了眼睛。蜡烛已经燃到了根部。黑暗中只看得到一个个的轮廓。迪波尔静悄悄地站起身。“那么，”他说，声音里带着无措和茫然，“也许我们可以走了。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坐在这里？已经什么都清楚了。”然后他好像是讲一个重大的论据： “蜡烛也要燃尽了。”

“你们先走。”埃尔诺含糊地说，“全都走在我前面。我不许你们中的任何人在我的背后。”

他的手还揣在兜里。他闪身让出了房门。迪波尔举起烛台，烛光照亮了埃尔诺的脸。迪波尔极轻地惊喊出来：那张脸是如此扭曲——折射出一种他所不了解的痛楚——以至于迪波尔倒退了一步。

“当然，这里得收拾一下，”走到门槛时迪波尔不是很确定地说，“我们离开之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拿上。这些破布我们就可以丢在这里了。”他指着衣柜里搅在一起的衣服团，“我想，也没有谁再需要它们了。总之，这游戏已经结束了。”

“多可惜啊，迪波尔，”阿贝尔说，他的嗓音灼热，至此之前他都一直僵在那里不曾说话，“你看看这里。以后它再也不会有了。”

他们踮着脚尖走下楼梯。埃尔诺走在队伍的最后。埃尔诺处在一种无法理解的胆怯中，好像是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拖沓地落在最后一个，即使是在这样短的一截从楼上到楼下大堂的楼梯上。他的胳膊紧紧夹着他的身体，手并没有从裤兜里拿出来。不过无论是在这段楼梯短途中，还是在这天晚上后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三个人中都再没有谁和他说话。让他们最感到吃惊的，是稍晚些时他们不得不去寻找他。

那狭长的、充斥了啤酒味道，为五月节的举办而刚粉刷过的餐厅里，与以往相比，气氛意想不到地热烈非凡。

一张拐着直角的长条桌上，在较短那一边的上座位置，坐着莫拉维茨、顾尔高和校长。让走进来的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基津达伊坐在校长的右手边。城市的财务总长坐在体育老师和绘画老师的中间，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对面，他是他们的同学。在他父亲的注视下，他一声不吭，不知该如何是好地紧绷着；他时不时要溜到另外一间酒屋里，并不坐下只是站着，把将近半升的一盏水果白酒一饮而尽。后来令他父亲惊奇不已的是——整晚他都不曾见到儿子碰过哪怕是一杯酒——所有的醉酒症状在午夜时分同时涌现出来，他的儿子始料不及地摔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在这一派混乱中，有人给出了一个出发的信号，于是大家把男孩放在担架上，大部队熙熙攘攘地撤退了。

留下来的几个人——基津达伊；那位严酷的君王顾尔高，他在这所有人都亲密无间的场合里，始终以他的各种尊贵姿态，在自己与毕业了的学生们之间维持着他的威严；以及莫拉维茨——在长条桌上座的一端靠拢在一起后，向留下来的学生们发出可以坐到他们身边来的准许。埃尔诺整个晚上都一言不发地坐在寡语的顾尔高旁边。当小团体和几个顽固、兴高采烈的同学受邀于莫拉维茨，推推搡搡并不情愿地挪到另一拨醉汉注的旁边落座时，埃尔诺起身离开了餐厅。

关于这次五月节，不仅是在学校非正式记录的年鉴中被谈论了好多年，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活动。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是这所历史悠久又知名的学校一次最成功的毕业晚宴。

出于避暑的考虑，教师们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就和学生们一起出了城，来到被灯笼装饰的富尔察阴凉的院子里。只是没过多久，撕裂的天空就把他们从院子里驱赶进了餐厅。这让人喘不上来气、有霉臭味道的餐厅不可思议地、极快速地、成功地让那些只是偶尔小酌的人也在这个酒精弥散的氛围里努力想把自己灌醉，以至于按理说本该是用餐和致辞都同样重要的晚宴，最终在一群喝高了的人的一片杂乱中消散不见。高温下，酒精对人们的思维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损害。自我感觉尤其好的基津达伊把整个年级所有将轮到去前线的年轻人都招到自己跟前——摸一摸他们的肌肉，用鼓励的话提醒他们被缩短了的战前训练——他提起独臂小子。

“是男孩普洛高乌艾尔的主意。”——他固执地又重复了一遍。“独臂小子普洛高乌艾尔在哪儿？”

迪波尔礼貌地，以双臂普洛高乌艾尔的名义，多次告诉他：哥哥应该是留在了母亲的病榻前。当这个解释不留一点痕迹地在微醺的基津达伊的意识中消失殆尽——法官几分钟后又固执地追问起独臂小子普洛高乌艾尔来——迪波尔不再做声了。他们自己也聊起劳约什，说他八成是被恶劣的天气挡住了。暴雨天里独臂小子总会躺在床上，然后把一个个的枕头叠在脑袋上面。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阿贝尔不安地说。

迪波尔好像是什么也没听见。午夜过后，屋子基本空了。他们开始执着地饮酒。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喝酒经验，然后发烧得厉害的阿贝尔的行为举止开始反常地大声起来：他敲打桌子，要求大家听他说话。迪波尔没好脾气地沉默着，偶尔预警地四处张望，像是在找谁，然后又朝着杯子低下头去。贝拉欺负着顾尔高。他坐到顾尔高对面，隔着桌子不停地探过身去，眼神涣散，用一个没有好好用功却极渴求知识的学生的谦卑声音，不停盘问起有关塔西佗的课文中的几个部分。阿贝尔站起来，手里举着杯子，狂热地诵起了诗。不过并没有人关注他。

快三点的时候，他们走到院子里。院门口站着一个模糊的影子，提一盏手提灯，拿着一柄巨大的弯头手杖，那手杖比他的身影还要高。他正低声和房东说话。他慢慢朝他们走了过来，把提灯高高举起，每走一步，他那巨大的手杖就画出一道高雅的弧线。

“你们在这里，”他说，然后停下了脚步，用灯照向他们的脸，“我来找少爷们。是我前线的战友——普洛高乌艾尔少爷要求我走上这一趟夜路。”

现在他们认出了他。他们站在他面前，很是困惑。那是鞋匠。

“准确地说我是来找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鞋匠说。即使是在这样的场合，鞋匠也以他一成不变的特有腔调讲着话。“当然，如果我准确地理解了那些话的意思，这信儿也是带给所有的少爷们的。”

迪波尔向前走了一步：

“泽高尔高先生，我的母亲怎样了？”

鞋匠提着灯，握着手杖，慢慢地把身体转向迪波尔。他点头的动作好像在感谢一个关切的问题。

“有爵位的夫人，”他满意地说，“与周遭的事情相比，一如既往地好。晚间，她的状况无可否认地好转起来。下午时候，她看上去似乎还很虚弱。她曾那样的虚弱，以至于五点左右，普洛高乌艾尔少爷找人把我叫到有爵位的先生们的家里，一旦有任何需要时让我可以在那里待命。我想说，普洛高乌艾尔少爷以极大的自我奉献精神，一整天都在照看他生病的母亲，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她的床榻，一直在看着她。下午，有那么一刻，有爵位的夫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普洛高乌艾尔少爷有机会来到另一个房间里找我。我一直在那里候着。他把一只手指压在嘴上，然后摆摆手，表示那令人伤感的事情正在临近。但是，晚上突然发生了令人欣慰的转折，神显然又将健康还给了有爵位的夫人。”他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感谢上帝。”

他把提灯放在身旁的地上，两只手都握在了手杖上。

“这是一个舒适的夜晚。遗憾的是，行走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了。但是，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恳求打动了我，让我无法拒绝。他提出，由他出钱雇一辆车送我过来。但是我宁愿步行。因为以我卑微的地位，我更适合走路。耶稣的圣徒们也总是自己行走。虽然这样一来，这消息也许迟了几分钟才被带到，但是与永恒相比，几分钟又算得了什么呢。”

“您带来了什么消息，泽高尔高先生？”迪波尔问。他已经浑身战栗： “您快说啊。”

“遵命。”鞋匠慢慢地说，好像一架机器，运行起来人力便无法再将其阻止。“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洁净的时刻正在临近。特别是对少爷们而言。我的恩人，上校先生回家了。”

“上校，”迪波尔问，他的手向空中抬了起来，“什么上校？我父亲吗？……”

鞋匠频频点头。“他对我还是那么仁慈，”他满足地说，“当他在勤务兵的陪同下全副戎装地走进房间时，屈尊跟我说了几句话。‘老刽子手，’他说，‘你来我这儿找什么？’他仁慈地将这些话说与我听。上校先生是在暗示我得到的洁净。少爷们需要明白，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要上校先生肯跟我开口，就已经是极大的仁慈了，根本无所谓他说的是什么……重逢的喜悦把有爵位的夫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我有机会得以听到他们的对话。在令人感动的问候之后，有爵位的夫人问上校先生：‘那块金腕表被你丢在哪里了？’上校先生回答了很久。我不认为在少爷们，特别是在迪波尔少爷面前重复那回答是合宜的。劳约什少爷立即来找我，恳求了很久，让我把这个好消息捎给少爷们。他再三嘱咐我提醒迪波尔少爷，不要忘了那副 马鞍。”

迪波尔开始大笑起来，把两只胳膊抬起在空中。他走了几步。“我爸爸回家了，”他大声喊，“阿贝尔！我爸爸回家了。”停下来后，他揉搓着额头： “完了，完了。你听到了么，阿贝尔？”

鞋匠注意地四处张望。“我的儿子埃尔诺，”他声音粗钝地说，“大概跟老师们在一起吧。”贝拉朝楼上指了指。烛光从窗户透出来。迪波尔走到鞋匠面前。“您的儿子埃尔诺是叛徒。”他静静地说，“您小心点他。您知道叛徒会有怎样的命运。”

“是的，”鞋匠点点头，“子弹。”

“马鞍，”贝拉大喊，“地球仪！只要是能带的都要带走！”

低处的山谷里已经开始有朦胧的灰暗。鞋匠拿起提灯，迈着并不犹豫的步伐走在前面，向那间房子走去。他走上楼梯，就像是认得这里的路。在他们的踩踏下那楼梯承受不住地嘎吱作响。他径直朝房门走去，把巨大的牧人手杖靠墙放下，把灯小心地放在门口，然后他打开了房门。鞋匠的儿子坐在桌子旁，头枕着一只胳膊趴在桌上。他穿着黄色的燕尾服，火焰一样的红色假发向一侧滑落在额头上，那是演员送给他的。有那么一会儿，鞋匠就平静地站在原地。然后，他一瘸一拐地、坚定地走进房间，弯下腰，从地板上拾起手枪，仔仔细细地察看，之后把它扔在桌子上。令人吃惊的是，他神色轻松地搬起儿子的身体，用两只手臂将那身体水平抱起，然后他朝那脸庞低下头，脸上露出亲密无间和请求原谅的微笑。他轻轻地说：

“请你们看：他在演戏。”

他看着那面庞，摇晃着头：

“早在孩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对表演狂热地喜爱。”

他把他抱到床边，把他放平躺下，用两只手指合上他的双眼。与此同时鞋匠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就像他不想破坏一个有趣的玩笑。阿贝尔的嗓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尖厉的叫声。鞋匠跛脚走到他跟前，用手掌捂住他的嘴，然后用了极大的力气才把阿贝尔从头至脚都在抽搐的身体按在了椅子上。之后鞋匠轻轻地说：

“让我们不要吵醒他。请先生们自己带好马鞍。我们最好能在天黑之前赶回城里。”

鞋匠拿起马鞍，撂在迪波尔的肩膀上。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又把地球仪塞给了贝拉。然后他把手杖和提灯递给阿贝尔，用建议的语调轻声对阿贝尔说：

“好心的先生，可否请您走在前面。天已经开始灰暗，路上满是坑洼。”

他用手臂抱起那副躯体，慢慢走下了楼梯。大门的微光下站着房东和几个仆人，他们的脸全都被映成黄色注。当手臂上托了男孩躯体的鞋匠出现时，他们全都向后退去。鞋匠不满意地锁紧了眉头。

“嘘！”他轻声地说，眨了一下眼睛，“请让开一下。”

他径直穿过院子。扛着马鞍的迪波尔和双手抱着地球仪的贝拉跟在他的身后，跑得一步一崴的阿贝尔落在了最后，他的手里拿着鞋匠的提灯和牧人手杖，那只手杖有他的两倍那么高。鞋匠用他强壮的手臂托着那躯体，把它在身前举得很高。他快速、稳健地迈着他跛着脚的步伐；他们吃力地跟在他身后。贝拉的令人发寒的哭泣已经变为了抽噎。从院子外他们拐上马路的地方，他们看到富尔察餐厅的窗户灯火通明。哄笑声和歌唱声弥漫进冰冷的寂静里。阿贝尔听出有基津达伊的声音。这是一段下坡路，阿贝尔疾走两步来到鞋匠身边，举起灯为他照路。每一刻，天色都在暗起来。低处的山谷里，有很多尖塔和屋顶的城市已隐约可见。在一个下坡的拐弯处，他们停了一会儿。鞋匠低声说着话。他们在那儿听着，牙齿抖得打架。鞋匠低下头，俯向那面庞，他那好似钢丝做的假发一样的头发蓬乱地四处支棱。他低声自言自语，以至于他们都没能听明白他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发了，快速步入了山谷。每前进一步，他们看到的城市的景貌都像图画般变得愈加清晰，仿佛他们是在演出台的沉降梯上，渐渐落入帷幕之下。他们已经走到城市的街道上，鞋匠一瘸一拐，鞋子在石子路上踩出忽轻忽重的节拍。整条街上再听不见其他的声响，只有鞋匠的鞋子踢踏作响，以及贝拉有节奏的抽噎声。

（终）

注　这里指这几位老师也都醉了。

注　暗指他们脸色煞白，因此才会被光映照成黄色。

Table of Contents

序

两张红桃A

原始森林与温室

青铜蛇

喷香的奥玛德

木版画

存货

序曲

逃亡

秘密

前戏

预演

音乐

猜疑

满大人

当铺

五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