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91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叔／马家辉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02-1380-3

Ⅰ．①大…　Ⅱ．①马…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1133号

大叔

DASHU

马家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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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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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10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380-3

定价：3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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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摄影／褟灿雄

序
颠倒梦想

我的长相说好听是“少年老成”，说不好听呢则是“少年老残”，早于十七岁时到某官方单位打工担任编辑助理，同事们都猜我是廿七岁，只不过不好意思言诸于口，终于在我辞职当天才问一句，为什么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做这小职员。

我笑笑，没答腔。长相天生，毫无辩驳余地，任何执拗皆属枉然。

后来呢，廿七岁被视为卅七岁，卅七岁被视为四十七岁，终于到了五十岁，或许在好些人眼里已有六十岁的模样，而我同样不答腔，只因，仍然，毫无辩驳余地，仍然，任何执拗皆属枉然。

第一次被正式唤作“阿叔”时的场景倒记得清清楚楚。在罗湖往深圳的海关柜台面前，我不小心，站错队，被误会打尖，一位男子大大声声地说：“喂，阿叔，唔该排队！”

我愣住，不确定是否唤我，瞄对方一眼，明明他才貌似阿叔，怎么变了我是？在那一刻，透过别人的眼睛，我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衰老面目。

其后当然变成真真正正的阿叔，甚至开始向阿伯的年龄进军，许多时候遇见朋友或同事的子女，他们毫无犹豫地唤我“伯伯”，我便知道，岁月已经倒数，终点在望，很快地，我将荣升“公公”或“爷爷”辈，最后，又将变成碑石上的一个名字，什么都不是了。

于是我变得更加放肆。言谈上的，行为上的，思想上的，我把放肆权充自由，努力过自己想过的每一天；如果在傍晚时分发现今天的日子未如己愿，我会非常沮丧懊恼，容易愤怒。

别人的修行目标是如《心经》所言“远离颠倒梦想”，我的生活方向却似刚相反，亲近颠倒梦想，愈发朝着狂野的终点前冲，仿佛黑夜飞车，隐隐期待突生意外，车毁人亡，在刺激里消失，便是最美满的结局。胡兰成曾说：“富贵荣华原一梦，仍爱此梦太分明。”我亦如此。前阵子曾经有人用一种隐秘的方式提醒我：“我想说的是，你的少年时代几乎已形成你后来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之原型。即便你后来受损得多么厉害，后来怎么样地被丑化、扭曲，以至如何在应对世界时有着不同的面貌。但那个少年时所隐藏的你，总会悄悄地召唤着甚至守护你。但如果你那时已经损坏，可怜的，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要加倍地努力。”我唯有说句感激，可是，在行动上，我走向的显然是另一极端。

话虽如此，这本《大叔》并不是我的亲近颠倒梦想的心情记事。这书只是零散的杂文整编，既已有稿，选而出之，聊作记念；取此书名亦只是为了跟另一本《小妹》相映成趣，并没有太多的弦外之音。《小妹》主要收录跟女儿有关的文字，《大叔》则谈电影谈教学谈生活谈旅游，零碎，却希望有趣，至少我在编辑的过程里回望岁月，偶有领悟，那便找到足够的出版理由了。

两书编辑完成之日，正是五十岁来临之夜，告别大叔，转型大伯，或许终有一天会把亲近颠倒梦想的事儿形诸文字。别心急，我仍活着。

辑一　领悟

Side A　大叔控

“大叔控”是个好东西。

可是，我仍有责任提醒一句，

千万别沉溺大叔，

找一个大叔，吃饱了便走，

因为那是危险的游戏，

小妹妹，你伤不起。

淡定。离场。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Steven N. Austad写过一段关于老化之谜的提醒：

“老化是生物学上的矛盾现象，很少人懂得欣赏它。以美国妇女为例，在其一岁时，死亡率是千分之一，但到十岁时，这个几率降到了四千分之一，然后生命又开始变得危险，死亡率在十二岁时开始增加，而且速度不断上升，到了三十岁左右，变得跟出生时一样脆弱，从此以后，持续变坏。所以，若说‘老化’应从死亡率最低的那一刻开始算起，是合理的，所以，在美国，老化应该开始于十或十一岁。”

哦，是吗？真的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老化”所予人的心理恐怖重量应是降低而不是增加，“老化人口”的范围拓大了许多许多，自十岁以上，你老他老我也老，原来人人皆已在老化的轨迹上运行前进，差别只在于急促不急促、自知不自知、承认不承认、敏感不敏感。梁实秋好像说过“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属同类，谁会先死都不知道”之类幽默话语，假如他读过Austad，或会把四十五之数骤降为十；“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都一样，都是老国子民，相煎何太急，除非阁下年龄未满十岁，否则哪来资格嘲笑别人老去？

所以“老”这个字既是形容词，亦是动词；打从十岁开始，它已发生，到了五十岁，如果死不去，仍须面对它的挑战和冲击，月月的，日日的，时时的，秒秒的，它发生得或轰轰烈烈，或沉静无声，但，总在发生。

所以每年生日的“庆生”的真正意义，恐怕不在于庆祝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有幸降临人世，而是或无奈或雀跃地庆幸此年此月此日此时你仍能活着，在跟老化搏斗的这场强迫游戏里，至少到了此刻你仍然未被打败，不管身体和心灵已经有多么颓败残缺，是的，你仍活着，你仍然可以呼吸和感受以至享乐。你撑住了，恭喜，于是你广邀朋友前来共贺与见证，切一块蛋糕，拍一张照片，立此存念，证明人间曾经有你。

生日之后，你继续老去，直至游戏结束。如果没有轮回，game over，到此为止了，非常高兴；万一真有轮回，I am very sorry，一切还得重来，你出生，你降临，你成长，你老去，你逝世，然后，从头再来一遍，如是我闻，万世流转生死疲劳只不过你自己蒙然不知。

所以你其实已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五十岁生日了。又来一个，再来一次，再吃一次蛋糕，再唱一次happy birthday，再拍一张照片，然而每回都是感觉那么真实那么唯一，这或正是生命给你的bonus，让你错觉这是唯一，于是珍惜，于是抓紧机会和耗尽心力去领受去掌握去体会，否则生命实在虚无，毫无意义，唯有当我们有了唯一的错觉，始可勉强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活有活的技艺。说严肃一点吧，活有活的哲学。不管是忍受痛苦或寻找趣味，皆如八仙过海，神通自理。没法跟别人相比，只能跟自己较量，或应说，只能跟自己相处、沟通、劝慰、和解、勉励。到了最后，如果不太倒霉，你会有了你的“格”，或，生存之道。村上春树谈及老去时曾说：“我认为要顺利上年纪也很难吧。我也才刚上年纪，老实说，没有自信，不知道会不会顺利。所谓‘落幕’，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不过我所能做到的地方，只有确实地继续保持自己的步调，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全部。”

村上春树也说到，老去，头发疏落了，性能力低落了，百般不顺，但至少有一个好处是不再大惊小怪，因为生命里的许多悲喜剧皆已见过听过经历过，再遇上时，会在心底对自己说，噢，又来了，放心，就是这样了，没啥大不了，吓不倒我的。淡定，是老去的另一种bonus。

就是这样了。淡定地活着，淡定地离开，算是一种美好的生命格调吧，我猜。几年前我在北京得到止庵送赠《茶店说书》，夜里在酒店房间里一口气读完，读至后记，看见其中感言，极为惊动，因那完完全全是我的生存技艺。止庵谈及某小说，谓男主角出门经商：

“中途在巴塞罗那收到家中女仆来信，告知他的妻子出事了。他没有读完信，决定暂不面对妻子的事故及造成事故的原因，他用三天时间饱览城市和寻欢作乐。之后他继续读信，知道儿子不幸溺死，妻子因而自杀。于是他也举枪自尽。读罢我想，我们所希望的无非是晚些得到那消息，所努力的无非是晚些看完那消息，所谓人生正在其间展开，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所以对老去与死亡，以及五十岁前五十岁后，我就只写到这里了。

专栏卅年：写出城市的气味，你的城，我的城

想来也确有点心惊胆战：我从十九岁开始在香港报纸上撰写专栏，起初只是客串，每周用笔名写个两三篇乱七八糟的小方块，其后，愈写愈红，愈红愈写，每天笔耕不断，从香港到两岸，从报纸到杂志，都有我的笔墨与名字，直到今年，刚满三十一年。是的，二〇一三年是我踏入“专栏界”的三十一周年纪念，请向我致敬，请对我祝贺。

按一下计算器，假如平均每天撰写两千字（其实应该不止此数！），一年便写了七十多万字，十年便有七百多万字，三十一年即有两千两百六十万字左右。若换算成书页数量，以每页可印六百字计算，共可印成三万七千七百页。若换成书本，以每本书两百页计算，共可出版大约一百八十九本书，早已超过了“著作等身”的境界，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姚明始可追及我的著作高度。

可是，在这两千两百六十万字里面，仅有两千字是小说，其余的，都是杂文和散文，从暴烈的评论到温柔的游记，都有。两千字，就只两千字，唉，说来惭愧，便是我到目前为止的“小说成就”。

为什么我只写专栏，只写杂文，只写散文？

原因太多了。才情不足，写不出小说；学养不够，写不出论文；耐性不佳，写不出长篇；贪念太强，依靠专栏赚钱……诸如此类都是真实的理由，不太值得一一述说。反而，真正值得一谈的是，在我这个拥有三十年专栏写作经验的人眼中，“城市专栏”或“城市书写”到底有何意义？有何贡献？有何作用？

初写专栏时当然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喜欢写作，只喜欢写作，不管别人把我唤为“作家”或“作者”，我都是如此认真地写，每天写。最近我女儿介绍我阅读某网站，上面刊载英国作家Neil Gaiman的某回演讲记录，他没读大学，就是闭门写作，写出了一片天空，其中有一句话我极喜欢：I did not have a career；I just did the things in my list. 这正亦是我的写作态度甚至生命态度。我没有计划，就是想到就写，经常想出一堆想写的题目，心里记着，或用笔记在簿上，然后，按部就班，就写了。

多年以来，我的笔下题材主要是城市生活，自己的城市，别人的城市，我选择用散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想感情感受感觉。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书这两年被引进大陆，但中文译笔稍嫌酷硬，不像原文般柔情滑顺，我倒特别喜欢作者替中文译本写的总序，那叫做《我的作品在中国》，他自道写作历程，很有意思：

“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最后他自觉地选择了“随笔作家”的书写定位，他说，就是那种“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闲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他最终写出了一片随笔宇宙，而我们，也沉溺其中，不愿离开。

在德波顿以外，我也念及帕慕克。我常暗想，自己爱读帕慕克的理由除因喜其小说想象，亦爱其于散文创作里对于写作这回事的省思与严肃；或许“同类”最是嗅觉灵敏，最能彼此察觉到深刻，以及，不足。

前两年去了伊斯坦布尔一趟，在途中，一读再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生于斯，长于斯，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出他的情深款款的古城今貌，然而眼前世界又盖印着昔时叠影，两重的伊斯坦布尔，或许只有跟此城有着深厚共生关系的帕慕克才看得出来、写得出来，我真有点担心，即使我去了，看到的亦只能是匆匆旅程的繁华喧闹。

帕慕克笔下刻画的伊斯坦布尔或可总括为“伟大的废墟”，人活于此时此刻却又不止于此时此刻，脚下每片颓垣败瓦几乎都曾有过光荣的过去，此城毕竟是东西交汇的边界，欧洲人来了又去，东方人去了再来，一道窄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把两个宇宙分离了又相连了，少年的他牵着父亲的手坐在渡轮上，抬头看天望云，历史仿佛被凝固浓缩于天空上，他茫然若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往后数十年他便抱着这个问号并且重复找寻答案：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省，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地方，问起自己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

对伊斯坦布尔，帕慕克抓住了“呼愁”的线索，认定这个城市的气味。他说“呼愁”就是huzun，是土耳其语的“忧伤”，但有个阿拉伯根源：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tul huzun，即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然而帕慕克深信另有一层呼愁意义，伊斯坦布尔居民意识到失去了昔日的宏伟光明，但也由此迫使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伊斯坦布尔人在废墟里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快乐地也伤感地。对这城市，伊斯坦布尔人既爱且恨，如同帕慕克引用另一位作家所探问：“我将这些残败的街区当成一个象征。唯有时间与历史剧变能够赋予街区此种面貌。其居民得蒙受多少征服、多少败战、多少苦难，才得以创造出眼前的景象？”

《伊斯坦布尔》书里，帕慕克用了整整一个章节谈论“城市专栏作家”。被谈的是十九世纪末的拉西姆，他在报上撰稿多年，身份是当时流通的法文字feuilletoniste所称的专栏书写者，在帕慕克眼中，“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令他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名作家。”

拉西姆把笔触置放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和场景，一写就是十年十五年廿年，题材宽阔，“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擅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他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

因为太爱城市，拉西姆其后把专栏文章结集成书，书名就叫City Correspondence ，《城市通讯》，把城市的讯息收集和广传，但当然不止于此，而更是，“他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使他们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对于城市专栏作家，帕慕克是何其感恩。他说：“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了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他们还帮忙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商店、船、桥、广场的礼仪。我们之所以熟知一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一百卅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

我爱死了帕慕克这段文字，而最爱的是下面几句，毕竟，我亦是城市专栏作家，我特别愿意把帕慕克的这段话跟大家分享：

“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我便马上想起母亲说的‘切勿指指点点’。”

人书俱老

天气潮湿令警钟经常误鸣。我亦是“苦主”，午夜惊醒，三魂仍在，却失六魄，茫茫然不知道身处何方，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误鸣之最大恐怖在于你永远没法确定那只是误鸣。从熟睡中挣扎爬起，双眼仍是半闭，尤其在冬天，冷，坐在床上，把厚厚的被子搭挂在身上，窝缩着脖子和腰背，头发蓬松，窝囊得像一头刚从水池里爬起来的老狗，甚至像一只遭追赶了九条街的老鼠，只欠没有尾巴，没法摇动尾巴以温暖自己。

很不愿意下床，却不能不下，责之所在，必须执起电话打给警卫，问问怎么回事，是否需要让学生疏散逃命。管理处通常已经乱成一团，前线员工和主管人马都在查探原委，电话筒那头传来他们的粗犷语言，是直率的反应，人之常情，如果他们在慢条斯理你才会觉得有人失职。

问了几句，听到“潮湿，误鸣，没事，放心”之类答案，立即把电话扔到远处，懒得理会它是否撞到墙上或地上，睡觉要紧，重重叹一口气，身子往后仰倒，回到梦乡，努力寻回刚才的仍未做完的买中了六合彩头奖的春秋大梦。然而好梦易发难寻，通常回不去了，不仅回不去，反而因为心意已慌，导致噩梦连连，梦里犹见兵荒马乱和声音嘈杂，恍如一九四二年饥荒逃亡，人相践踏甚至人相食，清晨醒来，睡了几乎没睡，双目浮肿，苦不堪言。

有一回更惨。半夜三点，警钟误鸣，好不容易睡回去，到了五点半，电话响起，原来又是那些商业传真之滋扰讯号，我早已向电讯公司投诉，却无效果，滋扰继续，经常把我吵醒。此番当然气上加气，看看窗外，天色仍暗，远处却已浮起微微白光，应是距离日出不远，索性不睡了，走到客厅，坐于沙发上，按键看电视，但望着重播的时评政论主持人的几张傻脸，尤其那女的，眼歪嘴邪，语无伦次，多看几分钟便等于做噩梦，于是，不看了，关机，给自己冲泡一杯热咖啡，随手捡起小木几上的书报，乱翻乱看，心情始可逐渐放松。

那小木几在鸭脷洲的家私店内购得，三千元，专供摆放于沙发旁，承托茶杯或杂志。那是质地很好的红木，我喜欢用手掌抚摸几面，感受它的厚实，抚久了，竟有一股热气隐隐冒起，似在跟我回应对话。我没养猫狗。家人睡了，我醒着，最好的朋友竟是一张小木几，陪我静迎天明。人书俱老，物我毕竟尚未两忘。

不要法拉利，只要保时捷

当我看见法拉利

一位议员朋友从日内瓦返港，去开会，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但坐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时却绝口不提会议详情，让他口沫横飞、说完再说、整整说了一个多小时的只是那辆超跑LaFerrari。

说之不足，还掏出手机，用大拇指高速疯狂刷屏，用现场拍下来的照片“强暴”我和朋友们的眼球。站在那辆红彤彤的跑车面前的他，笑容璀璨满足如性高潮，亦似九〇后的小朋友站在心爱的玩具旁边，几乎没流下口水。

“买了没有？”有人问他。

他摇头，叹气道：“唉，买不到呀！全球限量四百九十九辆，其实有一半早已预先被下了单，剩下的两百多辆，一个钟头内已经卖光！”

他还边说边眨眼：“听车展的人说，有十辆被中国顾客买去！我不相信！中国人不可能只买十辆，哈哈，要买，咱们一千辆也买得起！”

大国崛起，我们都笑得很开心，尽管我自己是买不起的，却亦懂得佛家说的“随喜”慈悲，替买得起的人感到高兴。

可是，话说回来，即使有钱，我也不会买法拉利，尤其红色的法拉利。没啥特别理由，当然是好车，像这回日内瓦车展里的这辆LaFerrari，再一次重新定义的超级跑车的新规格，6.3L V12引擎，我的妈呀，驾驶它，简直像在开飞机；造型设计不必问亦是经典法拉利的嚣张与飞扬，双门往上飞升如双翼，车尾高翘如超人被劲风刮起的红袍，酷到不能再酷，爱车人士看了即易激动得流鼻水。但也正因太酷太嚣，我没法想象自己如何衬托得起这辆血红之车，承认吧，我和你都不是（我那位想买却来不及买的企业家朋友更不是！）周杰伦或郭富城或黎明或黄晓明，我们只是捧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肚皮的中年男人（甚至已算是中老年！），若要憋着气把肚皮内缩才坐得进它的狭窄车厢，即使别人不觉得可笑，自己也会难受吧？更会严重影响健康，有碍长寿。

所以啊我实在佩服有勇气开法拉利的中年男人。在香港中环的街道上，常可目睹一辆鲜红似血的法拉利呼啸而过，我往往弯腰偷瞄一眼车内的驾驶者，发现是个中年港男，身穿窄身横纹T-shirt，肥肚腩高高撑起顶着轪盘，鼻梁上架着墨镜，尽管面目模糊却又志得意满，这时候，我没有妒忌，更不会嘲笑。我只是百分百暗暗支持。他正在打他的第二场生命之战，一辆红色跑车等于一颗蓝色药丸，伟哥吞进肚子，黑车辆跑在路上，他向整个城市炫耀他的成就与快乐。这样的男人，应该获得香港特首颁发最佳勇气奖。

我只想买保时捷

坐在半岛酒店大堂的下午茶座里，眼睛欣赏朋友手机里的LaFerrari，脑海想着的却是这个问号，如果我真有钱在日内瓦车展下单，最渴望拿到手的是哪一辆？

看完照片，跟朋友再聊车展战况，听他说了十五分钟，即有答案。他提及保时捷911 GT3，白色的，像雪地里的一头白豹，对了，不必再问了，肯定是这一辆。

理由非常简单：今年乃保时捷911诞生五十周年纪念，亦是我的五十岁生日，把这辆第五代911 GT3买回家，既是支持保时捷，亦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岂不快哉？

“保时捷911之父”是费迪南德·亚历山大·保时捷，去年四月初病逝，留下了他设计的超级车，柔顺的车身曲线，远看像鸟的翅膀，又似鱼的竖鳍，在红尘闹市里疾驶奔驰，仿佛把大地转化成天空和海洋，自由自在，无有阻拦。

这位第三代家族传人，是最后一代，乳名Butzi，设计了911，也爱驾驶911，五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开它一趟，简直是自己跟自己谈恋爱。他父亲也叫费迪南德，乳名Ferry，设计了356，其实是911的概念原型，早已锁定车身的线条美感，让汽车跟艺术设计挂了钩。

其实Ferry的父亲费迪南德才是保时捷的原创者，人们把他唤作professor，汽车、货车、装甲车、坦克车皆曾设计，但最着迷跑车，自组赛车活动，有专属车队。老费迪南德的最大本领在于引擎设计，他的理想是“让人类在地面上飞起来”，最简单的装置，最惊人的动力，最超劲的速度，最完美的汽车。这理念相传三代，小费迪南德离世后，人间路上仍然到处可见保时捷，保时捷的家族传奇却已结束。

小费迪南德的父亲和祖父都坐过牢，因为帮助过希特勒设计坦克。老费迪南德比较惨，坐了三年，七十岁入狱，七十三岁放监，老病侵袭，熬了两年，便死了，死前仍然深深不忿，认为自己绝非战犯，只是服从领袖，依指示工作，而且希望从希特勒手上取得资金，完成跑车设计梦想；他没有蓄意害人，他只是不惜一切代价，“让人类在地面上飞起来”。

Ferry也被抓进牢里，但很快获释，重振家族汽车事业，把家族姓氏铭铸成道路上的永恒碑石。对于驾驶保时捷的乐趣，我有发言权，因为过去几年我每天都在掌控它的轪盘，尽管开的并非911而只是初级档次，却已获得极大享受。许多人直觉以为保时捷是一部“泡妞战车”，最大作用在于炫耀与诱惑，把女孩子骗到车上，呼啸而去，直驶到钟点酒店，租房狂欢。

错得厉害。

泡妞如果需要动用保时捷，胜之不武，跟上床需要借用伟哥一样，即使成事，亦毫无快感或成就感可言。跟众人错觉相反，保时捷其实是一部“孤独之车”，最大的驾驶乐趣在于把世界隔绝于外，把一己困于车内，全神贯注，享受透过两只手掌传来的操控感。精准，威猛，爆发，像两道电流源源不绝地注入身体，把你的热情jump start，像手机充电，使你对生命重新有了撞击的冲动。

保时捷像一匹懂得跟你说话的野马，一旦驯服了它，它便对你死心效忠，依照你的指挥与暗示，闯前守后，陪伴你在红尘里杀出一条又一条的血路乐路。跃上马背，你再也舍不得纵身下马，轰隆隆的引擎声响令你顿忘时间的存在，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你只看见一道道的影子在眼前左右闪烁飘流，你是电流里的其中一束强光，往前射去，到了目的地，脚掌一扭，鞋底从油门转到煞车，戛然而止，你与车子一起重归寂静。

所以车内有乘客是一桩颇扫兴的事情。你必须分神跟她说话，你必须避免让她受惊，你没有法子想把音乐转到有多响便多响，你没办法随心所欲地体会车子的每一吋威力与温柔。吃食之事，分享能令快乐变成双倍，但驾驶保时捷却刚相反，唯有孤独，始能尽情，你不会喜欢让狭窄的车厢内的“第三者”干扰你和保时捷之间的亲密约会，说真的，你还蛮想一脚把她踹出车外。

孤独之车，让保时捷永远留下一个空位，这才对得起保时捷家族，以及你自己。

也所以，当天步离半岛酒店，走在尖沙嘴街头，午阳正烈，我第一时间赶回家里，打开电脑，进入银行网站，查看户头存款，盘算自己够不够钱和应不应该下单订购第五代911 GT3。匆匆五十岁了，生命苦短，及时行乐，对自己好一些，总不为过。五十年来有着太多太多的人嘲笑我、奚落我、打击我、伤害我，买一辆五十岁之车送给自己和鼓励自己，亦算是“治愈系”的生存之道吧？亦可接受吧？

五十之男，开五十之车。某年某日，在香港街头，如果有一辆保时捷在你身边呼啸而过，卷起一股沉重强风，流金百载，车厢里，有的或许正是我这老头的满足笑声。

车手

连续下了几天雨，潮湿到人都发霉了，坐在车内，错觉车外以至自己身上都长苔，没完没了，情绪难免低沉。幸好有所谓国民教育争议，被我写文章骂骂，泄泄气，真好。执笔之人某时候确受心情影响，情绪灰沉，下笔重些，聊作宣泄，如同有人打麻雀输了钱便回家打老婆，我不打老婆，只打官僚，算是另外一种“厚道”。

下雨久了，整个人像生活在雨伞里，雨哗啦哗啦地淋下，伞篷挡着，只听到喧闹的声音，窒闷难受，雨伞就是我的房我的屋，被困住，蜗居于此，动弹不得，唯一娱乐是用耳机把耳朵塞住，听手风琴演奏，脚步于雨水之中竟变轻盈；最近迷上手风琴，尤其爱看YouTube上的演奏者，半眯着眼睛，右手弹，左手拉，满脸陶醉，令空气震动成美妙音符，令人间变得立体。

噢，不对，另有一种娱乐是在雨中开车。飞车是太危险了，故只能缓慢地开，找一条没有塞车的路往前开去，车轮辗过雨水溅起水花也激荡起泼剌声响，很能挑拨起刚劲的生命力，正好对抗阴雨的沉闷。如果走在观塘绕道或东区走廊，对线的车往往会溅起如浪的水花向你的车窗扑来，欠缺经验的你或会恐惧，明明有窗子把水隔开，却仍不自觉地把身子向左倾斜，猛力避开脏水，但你旋即发现自己的可笑，于是，也真的笑了，似在迪士尼乐园里玩那冒险游戏，有惊无险，剩下的只是欢愉。

而如果你稍有经验，心知肚明水是水你是你，便可享受另一种乐趣，淡然地、欣然地向前直望，望着车子的挡风玻璃，望着脏水如巨浪般向你迎面冲来，但你完全不必躲避，你只需施展“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本领，脏水泼于前而眼不眨，双手坚定不移地握住轪盘，右脚继续踩油，沿着既定路线行走，很快地，你穿越了水浪，复见光明，雨仍在下，你仍在前行，刚才短暂的两三秒仿佛摩西越过红海，你征服了恐惧，你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是喜欢雨中开车的，为生命增添一点点的冒险刺激，尤其当驶过弯道，假若发现前后无车，对线也无车，我便加油奔驰，让车身在雨水中微微倾侧，有若干“飘移”的速度快感。

而最好的时刻是当驶达目的地，刚好停雨了，推门而出，抬头望天，简直有比赛冲线的喜悦。所以每遇雨天，我便出门，拿起车匙，犹如车手上场，追求只属于我的微微快乐。

为何“大叔控”？

解放欲望的语言

《北京遇上西雅图》在内地受到热捧，除了因为剧情元素“接地气”，除了因为有汤唯，还有一个关键理由：它有吴秀波，它让“大叔控”享受了名正言顺的欲望满足和幻想实现。

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当看见吴秀波的胡子与白发，以及那副玳瑁框眼镜，不知道有多少年轻女观众登时春潮洪爆，甚而暗暗发出两声咬唇呻吟？

大家都知道“控”是complex的日式缩读了，中译成“控”，同时包含控制和失控的双重意义，有着吊诡的动感，展现了语言的矛盾暧昧，是民间的文字创意。近年“大叔控”泛滥流行，某内地传媒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在十八至廿五岁之间的女子有七成属于此类，数字不一定真确，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人性的复杂分殊远超于一般想象或所愿意承认，到底“控”到什么程度才算“控”呢？即使“控”了大叔，是否表示不“控”少年正太？会不会是，如同男子往往又爱熟女又爱少女，女子亦是欲望多元，熟年少年，冀图兼而得之？千万别低估了女子之贪欲，她们亦是人，跟男人相同，古往今来都一样，只不过时空处境和身份位置有异，遂有了很不一样的宣示表白。

所以与其拿着放大镜到处检查谁是“大叔控”，不如思考为什么年轻女孩愈来愈敢于承认甚至自豪于成为“大叔控”。“大叔控”现象肯定不是新鲜事，敢于公开表白始是今之流行。

“控”这个字显然帮了很大的忙。在“控”出现以前，对欲望的描述字词最常见是“癖”甚或“狂”，病态味道浓厚，让人难于启齿或不愿面对。恋慕成熟男子，沿用弗洛伊德式术语，以前惯称“恋父狂”或“恋父癖”或“恋父情结”，有了情有了结，便怪怪的，在汉语世界不太容易被接受，那是心理病啊，被许多人等同于神经病，或多或少是可怕之事儿。然而，一旦把狂和癖和情和结改称为“控”，隔了一层，有了距离，有了comfort zone，焦虑压力自会降低。

更何况，“控”字被用于不同状态，爱上网的叫“微博控”，爱玩车的叫“跑车控”……字词是会贬值的，当被一再使用，正面和负面重量都会稀释，“大叔控”不再是需要坐在长椅上接受心理分析的精神疾病，而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取态、立场、口味，并跟其他“控”不互排冲突。

字词的力量把女子从欲望焦虑里解放出来，不可告人的变成挂在嘴边。快乐的世代从此可以勇敢地直视大叔，甚至，嗯，跟大叔睡觉。

熟男的魅力

《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吴秀波，四十五岁，正处于大叔生涯的高峰年龄，很难不成为“大叔控”的追逐对象。他在电影里轻轻抬头一笑，或稍稍把眉头一皱，想必足令女观众们的心跳加速百分之五十，甚而红唇微张，白齿轻露，至于嘴角有没有冒出少许泡沫，抱歉，戏院太暗了，我们看不见，唯她们自己晓得。

吴秀波是个有故事的中年男人（其实哪个中年男人没有如斯如彼、或真或伪的百般故事？）。祖籍苏州，成长于北京，跟汤唯一样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但汤唯读的是导演系，也比他年轻十二届，他念的是汤唯想进却进不去的表演系，其后到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工作，专演主旋律剧种，这样的小演员在中国好歹有几万个。幸好，他觉悟了，不干了，改行做歌手，但同样红不起来，直至跑去演了电视剧《黎明之前》，获奖无数，始算崛起；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一岁。内地的电视剧愈来愈似八十年代的TVB剧集，足以培养明星，是明日之星的训练基地，只因“入屋”，大角小角，只要演了，都很难不红，差别只是大红与小红。

对了，在演电视剧以前，吴秀波曾经下海从商，却一如所料地失败了，艺人从来不是好商人，东方西方都有太多的破产例子。可是从商又给吴秀波带来了故事，在商场民间所见的尔虞我诈，成为他在多次访问里的谈资，亦支撑了他对于戏剧角色的人性演绎，坐下来，他可侃侃而谈昔日挫败，在成熟的脸孔上增添几条精神伤痕，由之更惹女性怜爱。

曾有内地媒体引述所谓心理学家之言，分析“大叔控”的所谓心理成因，包括欠缺父爱，包括父女情深，包括情伤难愈，包括受韩剧影响之类，都是阴暗负面。其实，都是屁话。因为所谓心理学家不愿也不懂承认，熟男的生命故事是好听的吸引的，熟男的恋情态度是细致的体谅的，熟男的性爱技艺是温柔的多变的，熟男的经济条件是充裕的稳健的，甚至，跟熟男交往有着危险的刺激感，像玩高空跳伞；当然熟男总有他的毛病和缺憾，但“大叔控”并不一定愿意嫁给大叔，只是一夜风流或几度浪漫，只取其优点而懒理其缺憾，正是喜欢熟男的女孩子的聪明和精明。

“大叔控”是个好东西。如果你在青春岁月里不曾遭遇大叔或诱惑大叔，我替你感到抱歉，那必表示你太封闭太懦弱太胆小；可是，我仍有责任提醒一句，千万别沉溺大叔，找一个大叔，吃饱了便走，因为那是危险的游戏，小妹妹，你伤不起。

坐在木椅上

有些情景有些感觉说浅不浅说深不深，却总缠绕于脑海心头，每每遇上类似场面必立即像跌进陷阱般重回往昔，恍如昨日，再一次体会当天的强烈情绪。执笔忘语，正是其一；而忘的，是英语。

中五毕业那年，会考成绩不弱，可以申请升读中六和中七，我有几个选择，但我偏偏因为某个奇特的理由入读了一间政府中学，我有点“降尊纡贵”，在客观上吃了大亏但自己并不觉得。

一个于怒气下所做的决定，对我日后的成长路途，影响不轻。但更不轻的尚在后头呢。

话说那间政府学校有一间不错的图书馆，安静，书多，至少有我爱读的胡适鲁迅巴金殷海光之类，我发现这个宝藏后，不仅把许多用来拍拖的时间改用于阅读，甚至连许多课都懒得去上，除非老师点名，而英文课的老师刚好彻底采取放任政策，所以我是肆无忌惮地避不露脸，完完全全把英文课的时间消耗在图书馆里。

听来非常文艺也非常浪漫，对不对？对极了，确是文艺，实在浪漫。天真的我一心以为学英文等于学游泳或骑脚踏车，学懂了便学懂了，不会忘记，不必练习，殊不知，我错了，英文的读写能力皆会退化，读完中六和中七，经过两年的阅读深思，来到A-Level的考试日，我的中文和中国历史知识进步神速，临场挥写，如有神助，轻易取得优良成绩，但英文考试则刚相反，完全报废，像清水在太阳光下完全蒸发殆尽。我记得写作文时，拿着笔，对着纸，好久，好久，真的是好久好久我都写不出半句英文句子，懊恼得坐在木椅上脸色惨白。单字是懂的，但挤来挤去就只是那几个简单词汇，而且没法把词汇拼凑成句，最后只能胡乱写了一堆像密码般的东西交差，甚至故意把英文写得有多潦草就多潦草、有多微小就多微小，暗盼阅卷员因为懒得耗神细察我的龙飞凤舞而马虎地打个合格分数。我果然合格了，但就真的只是刚好合格，尽管中文、中国历史、经济学等科目都成绩不错，却仍没法报读香港大学。如果当年不嚣张逃课，我的英文考试分数应可不止于合格；如果英文成绩不止于合格，我应能顺利入读港大；如果顺利被港大录取，我应不会到台湾读书。一个如果接上另一个如果，往后卅年的生命路途被彻底改变，而这一点，当天坐在试场木椅上执笔忘英语，脸色惨白的我，肯定没法预料。

电话情仇

家里的电话有多久没响过了？应该至少两个月了。七月上旬，大约凌晨两三点吧，一阵铃声像催魂般把我从熟睡里吵醒，电话就放在床头，闪亮着小小的红灯，如幽灵的眼睛，狰狞地望着犹在半昏迷状态里的我，我没戴眼镜，一千度近视，朦胧一片，心头涌起莫名的恐怖感。去他的，好梦正甜，左拥右抱，财富满屋，所有潜意识里的愿望与欲望皆在眼前，活生生地被拉回现实世界，沮丧到真想自杀。

垂头丧气抓起电话筒，喂，揾边个？

原来是大学宿舍的警卫。不得了，马sir，你没关妥车门，灯亮起来了，车头也发出呜呜响声，有学生打电话投诉，万分抱歉，能否请你处理一下？是这样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来！挂断电话，换衣冲到地面，岂料步出电梯时才记起忘记携带车匙，唯有再度回家取匙，再下楼，赶往车子旁边，但才走两步，忽然想起，既然车门打开了，还需要车匙吗？刚才是白跑了一趟。

好不容易安顿好车子，门关妥，声没了，深夜的宿舍社区恢复宁静，我抱头遁窜回家，隐觉四周楼房必有许多学生隔窗看我出丑并且哈哈大笑。身为大学宿舍的舍监，向来只有由我投诉年轻人过于嘈吵，从没料到会倒过来，让大学生嫌弃舍监扰人清梦。

我真是一个失败的大叔，在大学宿舍管理史上留下一笔尴尬的注脚。

自从有了手机，住宅电话确实甚少派上用场，不管是亲人或朋友或同事有事联系，理所当然地拨打手机号码，住宅电话早已成为“救亡电话”。这其实对于家庭和谐甚有帮助，一人一手机，积极地看是方便联络沟通，你找我我找到你，而且可以互发短讯，文字传情或传怒，不必恶言相向或肉麻对话；往消极方向想，则是不必由于电话被家人占用而挑发矛盾，你不妨碍我我不妨碍你，各有天地，相安无事。

年少时代我便曾因姐姐占用电话而跟她发生冲突，幸好年轻姐弟之间的冲突通常经由冷战解决，互不理睬几天，终于经由饭桌上的故作不经意的搭嘴而解开死结，一句笑话，一座怒怨冰山即在笑声里融化无形；即使没有如初，总算已经和好。

我的姐姐，十八岁便结婚了，十九岁当母亲，儿子廿一岁时她才刚满四十，笑称自己从此“回复自由”，仍有许多无牵无挂的岁月可以享受生命。所以她经常劝告女孩子早嫁人早生子，包括对她的侄女，即我的女儿，一样。

佛法教学

大约五年前，梁文道首回告诉我他的法号叫做Visuddha；那是在从香港到吉隆坡的旅程中，我们站在机场门外空地抽烟闲聊，谈及学佛修持，他不经意地说。

Visuddha？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梁文道耸肩淡然道，大概是指清静、纯静，是师父给我取的。他修持的是南传佛教，师父长居于马来西亚。但那一回并非往访他的师父，而是巡回演讲，我和他，被《星洲日报》所邀，从吉隆坡到槟城到马六甲到新山，一口气跑好几个城市。他的情绪修为向来极好，说话语调平和，学佛以后，更见功力，连声调亦充满暖意，连走路亦步伐稳重，他说这叫做“走路禅”，一边行路一边修行。

其实我也皈依了，我也有法号。我不甘示弱地说，但没有说谎。

梁文道微感诧异，追问道，哦，是吗？请教法号。

我的法号是“智辉”，如果你愿意，从此可以唤我为“智辉居士”。我一本正经地说。

本来一脸严肃的梁文道终于忍不住笑出来了，但也有点似只是被烟呛到。

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每个人听见我叫做“智辉居士”都会发笑，或许是难以把我的嬉皮笑脸跟我的学佛经验联想到一起，也或许，在广东话，“智辉居士”听起来太像“自废居士”或“自费居士”，所以无不认为我又在搞笑。

其实我是认真的，对于学佛之事，我从不搞笑。

故事必须由六岁那年说起。

幼儿院毕业后，父母把我送进一所佛教小学念书，他们说，佛教学校比较单纯，适合男孩子；我姐姐和我妹妹念的都是天主教学校，在香港，不同的宗教团体皆有办学，天主教基督教孔教伊斯兰教都有，佛教自不例外。我小学是佛教的，中学亦是佛教的，前者六年，后者五载，中小学加起来，我有整整十一年时间每天早上必须在学校的佛堂里向一尊庞大的释迦牟尼佛合十问信，甚至唱佛经、诵佛号，甚至每周要上至少三小时的佛学课程，并要考试，不合格者留级。十一年的熏陶感化，我不可能不觉得佛教亲佛教近。

然而我在十七岁那年才正式皈依，那一天，周末，下午，天气炎热，我在家里百无聊赖，索性回到学校看看有没有什么球类活动。没有，只见一群法师在佛堂内围坐念佛，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绪驱使下（又失恋？），我跟其中一位法师聊完十分钟，立即主动要求进行皈依仪式。皈依也者，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宝，从此决志成为在家修行的佛家弟子，名曰居士；出家人则为比丘或比丘尼。仪式非常简单，大致是向佛像上香问信，跟随法师念诵一段佛偈，便结束，法师嘱咐我一周后到某佛堂取回一份小小的黄色的“皈依证”，上面清楚写明我的法号是“智辉”，辉者乃我的名，智者应是我在佛教团体里的辈分属性，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未想过追查“智字辈”的历史定位，其上辈是啥，其下辈又是啥，我甚至连那纸皈依凭证也忘记了放置于何方，但只深深记得，我是不折不扣的佛教徒，佛教是我的宗教信仰。

这样说当然是应该感到惭愧的。这么多年以来我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皆远离正道正见甚远甚遥，虽未至于无恶不作，却绝未众善奉行，有一两年我甚至经常参与基督教的讲道聚会，唱圣经，念圣诗，实践了许多跟智辉居士这身份不太相配的信仰行为。然而那趟马来西亚巡回演讲之旅意外地把我拉回佛教修行的状态，或因一路上，有七天时间，日夜听梁文道谈到学佛种种，其中许多概念和名词皆为我熟悉，似是亲人重遇，啊，对了，十二因缘我在中学三年级已经学过，由无明生行，行生识，识生名色，名色生六入，六入生八法；六度波罗蜜我更是耳熟能详，打从十岁起已经要背诵要考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彼岸理想之所依所靠；还有啊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于中学年代简直把它当作流行歌般唱得朗朗上口，我更经常独自在家打坐，甚至坐在我母亲的麻雀桌旁，她和阿姨们竹战激烈，热闹喧哗，我仍有本领八风不动，盘腿而坐，闭门止思……原来我曾经是那么忠诚笃定的佛教徒，只不过堕落红尘，八色盲目，八音乱耳，忘记了在人间以外尚有这么美好的解脱愿景。

过去五年我遂慢慢重回学佛之路，但没法不承认，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前进速度非常缓慢，后退之时却极快速，恶缘易惑，善因难求，可幸每次挫败皆令我更立志向前，只好对自己苦笑道，所有挫败都是“增上缘”，有助于修持之路的究竟精进。

二〇一二年十月，我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文化与历史”通识课上用了两小时讲授佛学的基本教义，于钟声响起前，我引导八十位同学齐声诵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下课了。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里，必仍有机会再遇，再见，再念。

高跟鞋的诱惑

能不能让我透露一个小秘密？

每回出席婚礼，吃喝至半途，男女双方家长致词完毕，新郎新娘通常会被朋友推到台前玩游戏，嗯，就是那种带点粉色暧昧的成人游戏，例如两人分吃一根香蕉，又如男方压在女方身上做伏地挺身，还有，偶尔新娘会被要求脱下一双高跟鞋，在鞋里倒入红酒或香槟，让男方仰颈喝尽。这时候我总恨不得自告奋勇，举手代劳，冲上去替新郎喝那杯美酒，我猜，必是又甜又香，可让我一夜好眠；仅是这个场面已足让我觉得今夜不管付了多少红包贺礼，都，值得。

这应不算是“恋鞋癖”。只是非常微细的阴暗欲望，附着于女性的高跟鞋，看见了即心旌荡漾，却又不会特地去寻去找，仅仅“随遇而安”，故谈不上无它不欢的执着癖好。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欲望，不必求助弗洛伊德亦可自我分析，小时候的我在女人堆中长大，母亲外婆姐姐妹妹以及经常出入我家的阿姨阿婶，她们进门，都把鞋子脱掉，随意摆放于门前，我下学回家，看见了，尤其看见那一双双的高跟鞋，立刻明白家中又有热闹，阿姨阿婶们都来了，家人都在了，又有一番嬉笑热闹；而在成长发育中的我久而久之又把伴随亲情而来的温暖感觉转化为情欲想象，忘不了，甚至一直将之带到成年之后以至中年。

对于高跟鞋，我的最爱是Jimmy Choo，每双鞋子都像一袭华衣，穿在女人脚上，你不必看她的脸，仅看那双小小的翘翘的弯弯的鞋子，已觉动人诱人，不管脚趾是露是藏，皆似有着神秘故事。

Jimmy Choo设计的鞋子，通常鞋跟四吋，国际潮人向来誉之为“黄金四吋”，Vogue 杂志甚至早于八十年代已经戏称那是“一支足以开启情欲大门的四吋锁匙”。Choo先生的解释是“我父亲亦出身于鞋业，替成千上万的女人设计过鞋子，他明白，这是最适合的高度，太矮了便显不出美感，太高了则有碍健康。我相信父亲的判断”。果然是孝顺传统的马来西亚华人子孙。

但Jimmy Choo的魅力来源当然不止于鞋跟高度。我真的觉得他设计的不是鞋而是衣服，或倒过来说，他是用时装的概念来设计鞋，看看二〇一三春季那双纯白的晚装鞋吧，鞋面铺了耀眼的碎钻如璀璨的黑夜，谁说不像佩戴在女人粉颈上的钻链？还有还有，两条幼细的带子直缠上足踝，简直像晚礼服吊带，轻悬滑肩之上，召唤你，诱惑你，看你敢不敢前来将之或暴力地或轻柔地扯开。你敢的话，你输了；若你能抗拒，对不起，你也没有胜利，因为你错过了一些生命的美好可能。在Jimmy Choo的高跟鞋面前，除了把它穿在脚上的女人，我不相信有其他赢家。

是的，输赢。在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学理领域里曾有不少人对高跟鞋提出不少分析。高跟鞋的穿着感受想必是不舒服的，尽管比缠足好得多，却又残留着缠足暗影。中国传统说法是缠足的作用在于取悦男子，一来是提供视觉上的变态美感，二来是限制女子的行动自由，再往生理上看，是令女性的阴道肌肉结构因扭曲而狭窄而有张力，终而在肉体上让男子“获益”。

高跟鞋之心理机制亦有类近。鞋子上脚，腰挺了，臀翘了，腿也看起来修长了，作用或如雌性动物于思春期间所渗发的特殊香气体味，目的在于提醒男人，喂，老兄，别懒惰，要开工了。

至于身体上之改造功能，穿与不穿，个中差异，唯待有心人予以研究或比试。

曾有英国科学家指出，高跟鞋穿久了，生理有变，女士遂易享受强烈的性高潮。若此为真，原来不仅“女为悦己者穿”，亦是“女为己爽者穿”，利他行为同时是自利行为，衣饰文明背后，另有一门性别政治。

说到高跟鞋，想起多年以前某个晚上，买完了票在戏院门外等候进场，看见旁边竖起一幅庞大的广告牌，红鞋荡漾，黄灯射照，似是一弯湿润的舌尖从两道孤勾的薄唇间吐出，呼气如兰，勾诱你，问你，怎样，敢不敢，尝一尝？

等候五分钟，看见不少善男子善女子从广告牌前走过，男的见了都是眉眼一扬，嘴角稍稍抽动，似在压抑趋前吻舐的暴烈欲望。女的呢，抱歉，我不太懂得女人，猜不透她们想的是些什么，但观其眼帘翼动的密切频率，应该亦是有所冀盼与渴求，说不定是在想象如何把自己的脚掌伸进鞋内，再把带子扣好缚好，然后红尘扰攘，好让女子羡慕、男子舔舌。

那一夜，我进场，在黑暗的戏院里，仰颈望着大银幕，心里惦挂着的却是门外广告牌上的那对小红鞋。心不在焉，看戏无味，六十元港币的那张戏票，唉，是白花了。

微信的两种用途

十秒钟的诱惑

因为联络的需要，终于安装了微信，从此拥抱十秒钟的诱惑。

十秒钟，只需十秒钟，按下“你可以开始对话了”的键，留下几句话语给久未谋面的朋友，然后，很快，朋友亦传回几句留言，声音如故，听声如见人，重温久未有过的亲切。这么美好的感觉，自成诱惑，不易抗拒。

十秒留言能够说些什么呢？

其实不多，却又其实可以很多。

十秒钟，就字词数量而言仅可容纳一两句简简单单的问候语言，just want to say hello，你好吗，我很好，顶多加一句“改天有空再约见面”之类的客套礼貌，便可结束。离手，放键，轻松平常，不耗半点精神。

然而字词背后却有着温馨重量，那些于十秒钟内未被说出的心意思量，其实很多很多，远非十秒钟的区区字词所能承载。但因失联已久，浮世乱事都不知道从何说起，甚至也没必要过于详细述说，反而言简意赅更足为贵，十秒钟便成为最好的时间幅度，向对方传达一个清楚暗示，我记得，我仍然记得你；我不善忘，我并未忘记你。山遥路远也好，近在咫尺也罢，既然有了这么方便的联系平台，我自然要用之使之，在相忘于江湖已久之后，重新接上轨迹，互传问候信息，道个平安，说句好话，替彼此的心头稍添暖意。

文字当然也可做到。传个短讯或脸书私信之类，亦是问候，但总比不上声音言词的亲切真实。熟悉的语调是活生生的你的代表，声音里面有感情，重听再重听，感情不减不弱。文字如挥手，是隔空的善意；声音却像握手，是带着质感的接触。人与人毕竟需要沉实的触碰。

本来打电话也可以，但握起电话筒稍嫌过于煞有介事，而且断不可能只讲十秒钟，有点担心直接通话会有冷场，无话找话，最后变得尴尬，挂断线时反而隐隐后悔，懊恼于电话沟通让双方失去了时间缓冲，心理感觉是负面多于正面。

所以十秒钟才是对的时间。你说你的，说完罢休；他听他的，听完之后，把话语在心里过一过，然后决定回答或不回答，也决定如何回答，这是可让双方都感到舒服自在的心理距离。至于开始对话之后会否再有延续，随缘随喜，没必要勉强，总之彼此多珍重，人面不见声音见，缘分在虚空间里留存流转，不随肉身而灭，亦是宝贵的人际功德。

开启微信，寻找旧友，轻轻送上十秒钟的致意。这是日常生活的快乐诱惑，希望你也喜欢。

吵架的艺术

微信除了可供寻找旧友并留下十秒钟的致意问候，还有什么好用途？用来吵架，尤其夫妻或情人吵架，其实不错。吵架有时候是个好东西，透过冲突，突显矛盾，既可把双方的观点角度弄个清楚明白，更可让双方的情绪宣泄释放，犹如开闸排洪，避免水位终有一日冲破堤防而一发不可收拾。也像焖了一场既冷且热的三温暖，忍住温度变化的冲击碰撞，结束之后，全身上下污垢被挤出皮肤毛孔之外，浑身舒坦，如享受乐。

然而吵架亦要讲究好技术。首先要懂得守住情绪底线，别动辄说出翻台话语，恶言可出，但如果出得太恶，往往回不了头，损人也害己。其次是最好避免叠声。吵架虽然不是开会，很难你讲一番然后才轮到我讲另一番，更难斯文有礼，唔该前麻烦后。可是如果要在吵架过程里寻求和解共识，某程度的冷静和礼让仍是需要的，至少要给对方机会完整表达看法和感受，你自己，亦是，必须抢到空间把真想说的话说得清晰，否则，你在讲时我在说，不仅没法互相了解，更如火上加油，令争执温度热得沸腾。在平常日子里，言谈和聆听都是艺术，在吵架时，这更是艺中之艺，极少人做得到。

微信在这方面肯定帮得上忙。用微信吵架，往往有助降温。一来不像面对面般容易因见对方五官而催发怒气，二来不像讲电话般叠声连连甚至最后其中一方愤而挂线。用微信的交互方式，你面对的只是手机屏幕，是机器，手掌和手指的触感都是冷的，冷得可以帮助你镇定冷静。然后，按键，发言了，你可以或口若悬河或结结巴巴地讲出心底想法，不怕被打断，不会被抢白，言说的空间空空白白地在你眼前，等待你使用占用。来吧，讲吧说吧，讲完松手，把你的话语漂流出去，且看对方是否有缘于精准接收。

相同的处境，当对方回复，他亦能完整表达，你也没法打断他抢白他，只能选择聆听或不聆听，开放耳膜或关闭耳膜，但很少人能够拒绝聆听的诱惑，对方的留言悬浮在手机里，闪亮着一个小小的微细的红色讯号，如海妖于怒潮里对你引吭高歌，你并非尤利西斯，所以你没法不纵身跃入海里。而当听完也说完，若仍无助于冰释矛盾，那不如，分手吧，别再纠缠了，那不值得。不管分或合，用微信，你都能把缘分看得更清楚。

送来了一个世界

一个人工制造的“光棍节”竟然推动了数百亿的网购行动，人多好办事，中国大地的任何集体行动都是能量惊人，商业消费的，运动体育的，政治热议的，统统可有疯狂规模。怪不得福尔摩沙才子詹宏志亦离开出版界而投身网购界，他的“露天拍卖”平台即将上市，凭其眼光，依其智慧，肯定能把它打造成另一个淘宝金矿，想赚钱的股民，要好好注意了。

淘宝网的威力不仅在于货源繁博而更是物流畅顺。网购的人都焦急，看中了，下手了，若要等待一段日子始能把心头爱取得手上，快乐便不那么过瘾了。成名要快，享受也要快，速度是一切事情的致胜关键，张爱玲年代已经如此，二十一世纪更是加倍，世景荒荒，胁迫惘惘，大家都讨厌一个“等”字。

我没有在淘宝购物的经验，却常因它而喜。

大学宿舍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总驶进一辆小货车，深灰色，停在圆形广场上，从我家窗外望向下面，可以清楚看见一举一动。车停好，走下一个穿浅啡色制服的男子，有时候戴帽，有时候不戴，把车背门掀起，里面堆放着大包小包大箱小箱，这时候通常已有几位学生来到旁边，或排队，或不排，等着轮流领取网购商品。男子也边忙着边侧着颈拨打电话找其他学生前来领物，一个多小时里，一包包一箱箱地把物件送走，或收钱，或不收钱，到了黄昏时分，远处太阳下山，夕阳染红染黄了半边天，送罢收工，男子把门合上，坐回车内，开车而去─当夜总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取得了心头爱而嘴角挂着满足微笑。

这景象持续一年多了。刚开始时前来领物的学生不多，其后稍稍增加，再其后，更多，更多，不断来到车旁，而且大多是准时来到，依时依候，似在赶赴一个欢喜的约会。当然也有学生当场翻包开箱，发现对象不如网上所见合意，登时扁嘴，顿足转身，如同跟男朋友吵架，负气终夜。

记得曾听一位内地作家前辈忆记，小时候住在偏远山区，邮差每周来一次送信送物，村民鱼贯来领，孩子们跟在父母亲旁边，嚷着要求邮差说说山头之外的人情万象，那是没电视没广播没互联网的孤绝年代，远处来了人，便像把整个世界带来了；人走后，大门关上，世界也暂时停止运转，直至下个星期，他再来。

网购年代的送货密度以日计，不必这么等待了。但物流男子送来了世界，个中欢乐，恐怕亦近。

Side B　最美好的时光机器

视觉上的美，

联想上的美，

都跟颜色脱不了关系。

色彩把无形的节日气氛凝固成

可观可赏可感的美态水晶，

生命摊开如书册，

一年四季，色无空白。

时间的声音，颜色，重量，以及气味

节日的颜色

这样一年比一年地冷下去，会不会到了某年某月某个圣诞，真的会下雪，而香港，终于有了白色圣诞？有些节日应该是白色的，像圣诞。只因节日的起源地是白色的，至少传说中是白色的，大雪纷飞，智者来朝，在严寒的季节里有人降生，替人类受苦，亦为人类带来福音与希望，“我要有光”，而降生了，便有了。

圣诞不是不可以没有白色，如在澳洲，正值炎炎夏日，也能够，也可以，但总欠缺了一些对应的味道；唯有增添了干干净净的白茫茫，圣诞才更像圣诞，在白色里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或花几个钟头为家人亲人挑选一份细致的礼物，即使没有壁火炉火，只要仍有电暖炉或再加一杯热腾腾的朱古力奶，已是极有温度的回忆。

另外的节日自有另外的颜色。农历新年也很冷，但不应该是白的，只能够是红色，红封包，挥春，红衣红裤红外套，都是红彤彤的似火焰，映照出中国人的尘世热闹，红尘红尘，中国人不都是这样口口声声唤叫的吗？一旦换了白封包和白帐，像话吗？大吉利市。

至于另外一些节日，如复活节，必然是色彩缤纷和金光灿烂，像彩虹，用各种颜色搭架起一座高桥往天飞升，让你走上去、坐下来，仰可观圣灵天使之美，俯可望人间万物之奇；复活节容不下单调，博杂是它的名字。另有些节日，如中秋，如端午，如果真添上颜色，前者应是澄澄的黄，后者则是青青的绿。举头望明月，坚持望上两分钟，视网膜都黄了，但黄得清澈，绝对不是黄疸病的黄。龙舟破浪行，海水是绿的，划船健儿的汗水亦是海水般的咸所以必然亦是绿的，绿在春芜中，春夏之交有着喜洋洋的绿意。

有没有节日是黑色？

或许万圣节吧。传说中的精灵出没，尽管人类喜欢扮鬼扮马，背景却仍是月黑风高的阴森夜晚，无黑不欢，唯黑是美。而若说阴森，中国人的七月十四日必是黑中之黑，即使含白，亦不等同圣诞的白，而只是愁云惨雾的白，以白为底色以衬托黑色的恐怖，在街头，在巷尾，路人急步疾走，避之则吉，若有美感，亦只能是凄美。

节日的欢愉既可以是行动的亦可以是审美的，视觉上的美，联想上的美，都跟颜色脱不了关系。色彩把无形的节日气氛凝固成可观可赏可感的美态水晶，生命摊开如书册，一年四季，色无空白。

节日的重量

飞到天津，重逢旧友，已是一月中旬而且接近农历新年了，竟仍喜洋洋地送我一句Happy New Year。不能不觉得莫名其妙。

内地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注重洋人新年了？而且注重到过了期仍送上祝福，如斯新年，实在有点过分沉重。

理由应该跟手机社交平台的普及有关吧。其实不止是洋人新年，而是所有节日的“重量”皆跟社交平台的流行旺盛程度形成正比，当人人有机在手，轻轻按键，送上祝福问候，零成本，共喜庆，乐此不疲，层层叠叠，如同一人一砖块，遂令节日的质感年年攀升。

不妨查看一下你手机里收过的各式节日贺讯。脸书的，WhatsApp的，微信的，短信的，肯定一年比一年多，更是一年比一年形式丰富，从文字到声音到动画，应景的幽默的黄色的无厘头的，陆续有来，络绎不绝，从新年到圣诞，从端午到中秋，数之不尽，仿佛大家关心大家，每个节日都是互赠关怀的好时机。中国人，从未如此滥情过。

滥情并不一定代表虚情。滥情可以是playful的游戏，充满尝试与探索，在网上找来各式现成图像或贺词，甚或自行创作或二次创作，借着节日，把摸索和付出的结果传送出去，在网络沟通的过程里，证明自身的存在感。所以所有节日统统复活，那被遗忘的重新记得，那已淡出的再度兴隆，科技工具成为诱因，让你积极参与一个由众生共构的喜气场域，而在传出祝福的刹那，你跟无数看不见脸孔的陌生人共建浓厚的节日气氛，在节日的重量里，有你的一份微薄的重量；也正因大家都乐于付出微薄，节日才由微薄变成沉重。中国人，从未如此重视过所有节庆。

中国人是愈来愈把节日当作一回事了。找寻之，发现之，提醒之，节日的意义早已不太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必须参与其中，在虚拟国度里，感受众生的共存，而也在众生的共存里，感受自身的主动位置。因为有了手机社交平台，节日不再只是相互问候的时间点，而更成为创作付出的共振场域，时间与空间在节日来临之际做出诡异的结合，我们记得别人也看见自己。

当节日来到了虚拟世界，变成了“二次元节日”，我乐于过节，过每一个节日，不断向世人送上祝福的声音，遂替自己的寻常日子添了热闹。

至此，我乐于过节，与你无关，你接受祝福也好，麻木无感也罢，我只想自得其乐，寻个开心。

节日的重量，有我的份儿。

当鞭炮响起

香港人真是听话的子民，一声令下禁鞭炮，果然就禁了，这么多年来，除了新界角落的特殊违规，市区内基本上不闻炮声，农历新年到了，空气里只有人声车声就是偏偏没有炮竹声响，滚滚红尘仍然热闹，终究少了一些年味。

由扩音器或在电视上播放出来的人工鞭炮不算数，真实的炮竹，不仅有声音，也有味道，这是时间的声浪亦是时间的气味，抽象无形的时间到了新年，经由鞭炮燃放，忽然有了具象，实实在在地呈现眼前；告诉我们，时间到了，到了新年的时间，这是个终点也是个起点。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听听，嗅嗅，跟时间道个别也说声好，去旧迎新，忽然有了质感。

内地的子民当然不会像香港人这么听话。政府也有禁炮令，但到了春节，睁只眼闭只眼，马马虎虎就算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街里巷道皆有炮响，或轰轰隆隆，或零零落落，虽有火灾的危险，但水清无鱼，好歹是新年，也就算了。

澳门向来最有弹性，黄与赌，皆横行，暧昧之城做暧昧之事，有着中国民间的古时粗野，亦可说是质朴，如果不是被内地游客攻占沦陷而酒店房间动辄四五千元一间，新年时分值得往住数天。现在即使真要去，也只愿当天来回，登船，上岸，找个幽静的山头，在碎石小路上缓慢闲逛，再找间葡式餐厅喝杯浓浓的咖啡，然后到由市政府划拨出来的特区燃放鞭炮，玩到九点才去吃饭，避开人潮高峰，饭后坐船回港，是不错的散心娱乐。放鞭炮，要小心，人多，玩疯了，炮竹和火箭前后左右直飞，风险不低。但人多有人多的好处，挤在人群中，自己不玩，仅做观众，已感刺激。在各式烟火往天上呼啸直闯之际，站着的人纷纷抬头，同声张嘴高喊“哗！哗！哗！”，等同对烟火的地上呼应，构成了立体声的震撼感受。在冷落的场地放鞭炮，就像在迪斯科内一人独舞，索然无味。

于是澳门的烟火成为时间的黑洞。声音和气味在此凝聚，呈现了时间，也仿佛把时间困在中间，成为炫目的景观，让我们看见也嗅闻。于是我们顿然跟时间打了个照面，赤裸相见，甚至隐隐觉得伸手可以摸到时间。时间的质感令烟火鞭炮成为快乐的游戏。桃花又见一年春，在炮声里，我们跨进了另一个时间的维度。

麻将桌前的老父

到了过年便会想起鞭炮，或因早上起床，启亮电视，总会传出阵阵炮声，或是广告片段，或是贺年节目，砰砰隆隆提醒我们又到除旧布新的时间了，唇干舌燥，唯恐我们忘了或不知道。好像有人说过，旗帜在风里飘晃，展示了风的存在；那么鞭炮声音之于时间，亦是。它画出了时间的形状，一个特别的时刻，不管你喜欢与否，这是初一，华人的新年。

在鞭炮以外当然亦有其他证明时间存在的方式，因人而异，譬如于我，没有了炮声隆隆，热闹气氛固然淡薄了些，但幸好仍有麻将的声响，啪啪哒哒，沙沙嘞嘞，洗牌的声音亦是动听的，尤其到了新年，亲友聚首，把一百四十四张麻将牌从盒子里倾倒到桌上，犹如点燃爆竹，四方城开战了，便是一年一度的新年。

好久没打牌了。年轻时哪天不打牌即浑身不自在，像梁启超说：“唯有读书能令我忘记麻将，也唯有麻将能令我忘记读书。”两大娱乐相生相克，像太极图里的黑白阴阳。长大后，打牌次数跟随年龄增长成反比，十年前尚结交了一群比我年轻十多岁的朋友，每月找个周末围打一场至深夜三四点，为的是赌钱也是吹水，色欲男女，天下宇宙，皆属方城之内的顺带话题。

其后这群朋友都成家立室和生儿育女，忙着揾食也忙着凑仔，难得见面。于是老子也绝迹方城，除了大年初一的拜年聚会。那不是赌，而是“孝心”，陪伴老人家，姐姐妹妹舅舅一起来，麻将桌上闲话家常，其实比大吃大喝更健康。

父亲七十多岁了，行动不太灵活，但坐在麻将桌旁，双手异常敏捷，洗牌叠牌摸牌堆牌，以至叫碰叫吃皆反应机灵，看他这样，子女们便稍放心了。有一回他摸了一只麻将牌，握在手里，半晌没动静，双眼不眨，嘴巴不动，脸无表情，把我们吓了一跳，还以为他是突然中风。他有一边打牌一边喝白兰地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喝得满脸通红，一旦情绪激动，谁都保证不了不会出事。

但那回，不是；他静止十秒后，把手里的牌高高举起，再重重放下，沉沉地击打到麻将桌上，啪一声，如鞭炮鸣响，然后大声高喊：自摸！

——好家伙，把牌翻开，是单叫一筒，清一色，自摸三辣！

子女们输了，却高兴得拍起手来，齐声大笑。

那记响亮的麻将牌声便是最感动的炮声，记录了一家人的欢乐时光。欢乐的时间仍在，父母仍在，我们仍在。新春庆团圆。

麻将馆的功德

许多食肆在新年期间休业暂停，幸好，麻雀馆倒是年中无休，让许多无事可做的平民百姓仍有地方可去，在噼里啪啦的麻雀声浪里经历热闹，像洗了一场三温暖，开怀解忧──只要不是输掉身家。

有位长辈昔日经营麻雀馆，常说自己是“积阴德”，对人间，做好事。

诱人赌博，赢人金钱，还说是阴德？

年轻的我曾经跟他抬杠，故意挑衅。青春是最大的奢侈，亦是最好的借口，可以放肆，可以不避讳。“年少”二字后面当然是“无知”，所以有胆量畅所欲言。

长辈呷一口功夫茶，笑道，俗人眼中看见的是赌钱，我们眼中看见的是快乐，人生苦短，既然能用赌博这么容易的方法求取快乐，为何不做？买名牌，大吃大喝，还不是同样花钱？来麻雀馆散点小财，算什么？更何况总有好手气的时候，会赢。

然后长辈略说了一些雀馆故事。

有位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每天准时由一辆豪华房车送来雀馆报到，坐下打四圈或八圈，一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从不缺席；他对雀馆员工说，如果哪天我没来，九成是病了或死了，你们到殡仪馆拜我，记得送帛金！

这么“勤力”，只因妻子已故，子女也都在外国，孤身一人，只有菲佣和司机为伴，而他又没有其他嗜好，独爱竹战，万一香港没有麻雀馆，可以想象他每天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坐在家中沙发上，等死；在这意义上，麻雀馆给了他生命，等于“起死回生”。

又有一位中年师奶，家庭生活不太幸福，日子过得郁闷，忧郁症发作，吃药求医勉强控制住，但真正让她坚持活下来的理由竟然是打麻雀。这可是她亲口告诉我长辈的。有一天，她烦了，不想活了，站在窗边打算跳楼，但不知何故，忽然想起曾在麻雀馆内拿过一手好牌，自摸发财，吃个满堂红，个中快感令她心里又痒又乐，随而涌起一股冲动，先别死，先到麻雀馆再打它个天昏地暗，看看生命里的好运气会否重来。

那一天，她去了，没有再次自摸发财，但打牌的刺激把她的注意力从绝望忧郁里拉扯出来，浑然忘记死神约会，之后，每日报到，药照吃，牌照打，死念不再重来。

开医馆的人常有病人送赠匾额，其实开设麻雀馆亦应得此回报，墙上应该除了关公神台，还应挂满“惠我良多”、“救世济民”之类谢牌才对。麻雀馆是另类心理诊所，让我们对一百四十四张麻雀说声感恩。

即使做不成夫妻

廿四岁时听我母亲说过这样的话语：“即使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嘛！”

我便深深记住；但，从未成功，或许只因，从未尝试。

我母亲倒是做过身教示范。

十四岁时曾经和姐姐妹妹跟随父母亲到沙田看望一位长辈，不知道是叔叔抑或伯伯，应是伯伯吧，年龄应该比我父亲大，很斯文的一位先生，个子高，戴眼镜，瘦瘦的，语调温文，看起来像个读书人，但听母亲说，他以前是个生意人，生意还做得蛮好蛮强。

我母亲还说，年轻时，她在工厂工作，他是上司，曾经追求她，来往过一阵子，她没有接受，最终选择嫁给我的父亲，那便有了姐姐有了我有了妹妹，那便有了后来的历史。

我母亲又说，她那年头的人非常纯正，追求就是追求，饮茶看戏跳舞散步骑单车，朋友交谊却又暗有情愫，但不会总想上床暧昧乱搞乱来，不是不希望，而是不急，不行动，慢慢来，该来的事情总会来。

嫁给我父亲后，我母亲仍跟这位先生保持联系，但那是没有手机没有电邮的简朴年代，就依靠电话了，每一两年会见个面，但都是一家人去见，像见老朋友，坐下来，孩子们在旁边蹦蹦跳跳，大人则喝茶话旧，天凉好个秋，云淡风轻，聊天道别，下回再见可能又是一两年后。

我母亲是在我父亲面前跟我们述及这位先生的往事，父亲笑着听，没说话，我猜他早已知悉一切。或许我母亲主要是对我姐姐说。她已经拍拖了，交男朋友了，我母亲借机对她进行“感情教育”，那是在探望这位先生后搭巴士回家的路上，那年头没有地铁，从新界返回港岛，必须搭完巴士再转渡轮，好长好长的一段路，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困坐在车上船上，孩子们没手机可玩，正是两代沟通的大好机会。

不知何故，我虽然只是“次要听众”，却仍印象深刻，仿佛暗暗知道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接受类似考验，交往，分手，决定保持或不保持朋友关系。

十年以后，我终于由“次要听众”变成“主要听众”，因为那一年我跟交往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分手，情绪极度哀伤，在我母亲面前，哭了，性格向来达观甚至迹近病态地达观的她笑道：“使乜咁难过！人生缘分，有来有往，有聚有散，就像打麻雀一样，有输有赢，这盘吃糊了，下盘可能放炮，你的偶像许冠杰不是唱过几句歌词‘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时定，赢咗得餐笑，输光唔使㷫’吗？世事难料，事在人为，即使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嘛！”

我不哭了，看她一眼，心中暗骂一句：赌鬼！

但其后我并未跟分手的女朋友转型为朋友，只因天涯海角，找不着了，其实也没有找，散了就这样散了，尽管曾经爱得以为没有对方便宁可不活了，但发现，原来是可以的，确实可以活，而且活得很不错，虽然生命没法重来所以也不能比较，如果当时没分手，如果往后的日子都是跟对方一起活，会否更不错或反而宁可不活了。

没有找，所以没法验证我母亲的朋友理论能否应用到自己身上，但仍隐隐相信她是对的。理由不仅是她做过示范，而更因为在理论上确能成立，且想想，“朋友”的交往状态可以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深浅，做了朋友，不一定是亲密朋友；做了亲密朋友，也不一定无所不谈；无所不谈，也不一定能够常谈长谈，所以即使我跟前度女友重逢重聚，坐下来聊聊天，当然也算是朋友了，但不一定是密友，那可以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朋友状态，或倒过来说，世上每一种友谊状态都可以独特无二，不管男女，不管身份，视乎你如何经营和愿不愿意经营。

这是我经常引用的“感官原理”：如果听觉有千百万种，味觉有千百万种，嗅觉有千百万种，触觉有千百万种，生命是如斯细致，为什么感情关系只能容纳区区几种？夫妻，朋友，炮友，就没了？不会是这样的，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只因我们不察或不敢，我们其实是也应该是比自己想象中的细腻分殊。

四十九岁了，我的朋友数量是多是少，视乎跟谁比较和采用什么衡度标准，但我毫不计较，我只在意如何跟不同的朋友以不同的方式相处，只看重如何拓展不同的朋友状态以享受不同的友谊交往。我常想，如果我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或许我也全无兴趣跟马家辉这种人做朋友，我是心知肚明的，但我没法子，四十九岁了，改变不了自己，也无意改变自己，唯有随缘行之，善男子善女人，合则来不合则去，谁都千万别勉强谁。

数年前我曾午夜电邮给香港女作家黄碧云，借引洋人之言感叹：“一个混蛋到了四十岁，就一辈子混蛋定了。”

黄碧云回邮，嘲笑道，“如果四十岁系混蛋，廿岁时一定亦早已系混蛋，唯一差别是四十岁以后混出了一些格调，便不太容易找到人陪你玩。冇人陪，唯有自己玩啰，如果唔系，难道去死？”

说得正确。所以我看清楚了两项真理：一，自己玩，这是王道；二，年过五十，朋友炮友，都会愈来愈少了。

选择快乐的女子

就我记忆所及，我妹妹从小到大的考试都是第一名，而且是不必用心读书而得，否则，年年第一，不算稀奇。我妹妹总是吃喝玩乐地从学期初放任到学期末，然后在考试来临前草草读读课本，bingo，便行了。我家人已是见怪不怪，初时，我妹妹从学校取回成绩单，进门高喊一声“妈，我又考第一了！”，坐在麻将桌前的母亲雀跃万分，尽管双手仍然忙着搓牌，至少会用嘴巴遥远地表扬几句；但后来，年年第一，听多了，没感觉了，当我妹妹再喊“妈，我又考第一了！”或“妈，我又取得了流行歌曲填词冠军了！”之类，我母亲双手继续忙着搓麻将，嘴巴说的却只是一句淡然的“嗯，知道了”。

我却曾因考试成绩而欠我妹妹一个头颅至今未还。话说中学毕业那年她考大学，全港联招，她考九科，故伎重施却又变本加厉，竟于考试前夜还跟男朋友往看电影。我看不过眼，调侃她道：“你肯定自讨苦吃！如果你考试过关，我往脖子上横斫一刀，把头颅搬下来，让你用作椅子！”

她冷笑一声，没答腔。日后公布成绩，她考了八科A一科C，成为香港的女状元；她本来可以是九科皆A，但因过于自大，匆匆写完答案便提早交卷离场，看漏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道题目，饮恨没法取得圆满。

然而有饮恨之感的人只会是我，绝对不会是我妹妹，她不会的，她的意志非常坚决，当她选择了快乐，便会拒绝任何懊恼，踢走所有遗憾，全心全意把眼睛放在事情的光明面上。许多年后我阅读帕慕克的散文，他讨论快乐，说自己向来觉得快乐是一件很没水准的事情，只有忧郁才够酷，但终于发现，不，不是的，令自己快乐原来需要很大的勇气，更是一种伦理学上的行为艺术。在那刻，我联想到的是我妹妹，她果然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

人生需要运气，但运气这事儿，再厉害的天才也控制不了，意志再坚决的人也操纵不来，然而这就更需要用勇气去对抗运气了，用选择快乐的勇气，告诉命运，你如何狂妄嚣张亦没法成功把我打倒，当我决定了让自己快乐，我便快乐，快乐地顺遂，快乐地倒霉，我才是自己的主人，你不是。

我妹妹其后在英国、美国都读过书，现居北京，专事写作，在她的字典里，除了“快乐”，没有其他词儿。

她不知道，真的，我是如此地妒忌。

我父亲，我舅舅，我的道歉。

对于金钱这玩意儿我的最深刻印象来自童年时的大年夜，或该说，是大年初一的凌晨，大约三四点左右，门锁转开，咔一声，把我吵醒，我知道父亲回家了，于是，起床了。

那是维持了好久好久的“家族传统仪式”，父亲在报社上班，那年头，法例不严，假期未定，新闻工作者年中无休，由大年头忙到大年尾，最高兴的日子是大年夜从报老板手上接过一封大利是──等于当下流行的年终奖金──深宵半夜回到家中，跟妻儿子女坐下来，吃一顿素菜，并且向安置在客厅的祖先牌位恭恭敬敬地上香叩头。

报老板是个人物，江湖气重，喜用现金派发利是，出手阔绰，少则五千，多则一万，在那年头，对打工仔来说已是非常丰厚的数字，而且，报老板习惯派发新簇簇的钞票，一百元，红彤彤，喜气洋洋，我还记得父亲每年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公文袋，放在桌上，母亲穿着睡袍从房里走出来，双瞳发亮，冲过去把袋内钞票倒出来，一大沓，繁华盛世，尽现眼前。

写着写着我仿佛仍然闻嗅到钞票的奇特味道，有一股淡淡的腥气，不臭，只觉浓重，想必是油墨的余韵，那是纸的气味，亦是丰足的气味，摸在手里，硬硬的，也滑滑的，父亲喜欢捡起一张钞票，假装它是刀片，拿近腮脸，一边上下磨刮一边笑道：“家辉你看！新钞票可以剃胡须！”

吃过斋菜后，便是“分钱”时刻了。父亲把不同数量的钞票分进不同的红封包里，给我母亲，给我姐姐，给我，给我妹妹，给我外公，给我外婆，给我舅舅，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我父亲是个性格严肃的人，眉头通常紧皱，每年几乎只有在这个时刻他才稍稍放松，眼睛、嘴角，皆有笑意，显然非常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少年的我当然不会懂得这份成就感的意义何在，直至许久许久以后，自己做了人父，也仍是人子，更是人夫，一副肩膀挑起家庭的全部支出使用，才渐领悟，真不简单，也不容易，这是一个快乐但沉重的责任担子，每年有这么一个短暂片刻让他感受到责任之圆满完成，把钞票带回家，把钞票分出去，他绝对有理由心满意足。而当农历新年过完，又是新的开始，他的眉头将重新合拢。

对了，舅舅，我说的是小舅舅，他在我家住了十年，跟我一起成长，我一直欠他一个跟钞票有关的道歉。

那是小时候，大概十岁左右，年龄我忘了，总之是很小很小，而舅舅比我年长六岁。有一回我要买一份生日礼物送给父亲，舍不得自己掏钱，竟然从我父亲的蓄钱铁盒里偷取，那是一个“丹麦蓝罐牛油曲奇饼干”铁盒，这牌子在那年代十分流行，曲奇饼干吃光了，圆圆的盒子通常被用来盛放杂物，我父亲用透明胶带把铁盒盖子封住，再用小刀在盒顶割开一道小缝，便可投入铜板，用作扑满，愚蠢的我趁家人不在时，把胶带拉开一半，抓开盒盖，伸手进去取走十元硬币，然后把盒子封回原状，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罪行不必说是立即被发现了，但我父亲没有责怪我，因为他以为是我舅舅所为，但他也没有责怪我舅舅，因为舅舅终究不是他的儿子，他不希望事情闹大，被我母亲认为他在欺负她的弟弟。这是我父亲的善良。然而这都是我自己想象的前因后果，我从未向父亲或舅舅求证，我只是分别从他们的言词反应里推敲两人的心中想法。我父亲捧着曲奇饼干罐喃喃地说：“咦，奇怪了，怎么铁盒的盖子好像被人碰过？”说时，眼睛瞄向舅舅。舅舅没有说半句话，只是低着头，表情是百词莫辩、委屈含冤，他跟随父母──亦即我外婆外公──住在姐夫家中，显然一直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受，或许正是这种凄凉令他不欲自白、不敢自白、不肯自白，无论遇上什么冤屈都往肚子里吞下算了。

我舅舅是乐观的人，极有幽默感，不管有什么不幸遭遇都能嘻哈大笑，从悲剧里看出喜剧成分。我经常被人说“言谈幽默”，若真，必是受到舅舅的熏陶感染，不知不觉地向他看齐。但有一点我终究学不来：他一辈子只喜悠闲度日，能够工作八小时便不肯多做半个钟头，而我呢，稍有半个钟头悠闲便觉无比焦虑，仿佛已遭世界遗弃。我是个工作狂，他不是，广东人说“外甥多似舅”，就这点而言，我们毕竟属于两个世界。

蒋家菜的八宝鸭

出生和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殖民地香港，政治冷感，政治恐惧，因冷感而恐惧，因恐惧而冷感，不管先后次序和推理因果是什么，结论都是，我对于蒋介石三字几乎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感，如同对于毛泽东。

仅从电视新闻或长辈嘴里大概明白，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跑了，跑到台湾，毛泽东是成功者，蒋介石是失败者，而且，毛泽东的长相比蒋介石好看靓仔，如此而已，没啦。

八十年代从香港赴台读书后，当然对蒋介石的认知加深了也拓阔了。报上每天提到他和他的子子孙孙，大学校园里更有他的铜像石像，昂首远眺，不可一世，或因受到李敖著作的深刻影响，我是打从心里讨厌这个家伙。万料不到的是，许多年后，我竟然跟他的家族成员合作做了一趟短期生意，并且，大亏，令我垂头丧气了好一阵子。

那是二〇〇三年的事情了。某天接到电话邀约吃饭，朋友做东，到铜锣湾某人家里，尝尝“蒋家菜”。

“蒋家菜”？会不会跟《古惑仔》电影有关系？我摸不着头脑，向朋友追问。

《古惑仔》系列电影里有一位黑社会头目叫做蒋天生，由任达华饰演，是洪兴堂口的大哥大，颇有教父气势，我是该片的铁杆粉丝，听见“蒋”字，立有联想。

朋友笑道，可能也确跟黑社会有关系，那个蒋，是蒋介石的蒋，他有一位亲族晚辈煮得一手好菜，尤其八宝鸭和炒猪腰，江湖第一，不可错过。

朋友没骗我，八宝鸭和炒猪腰，味浓，肉甘，用筷子夹放到嘴里，真的舍不得吞进胃里，甚至于吞进胃里以后亦恨不得能像电影片段倒转般将之还原，再吃一遍，再享受一遍。下厨者是主人，六十多岁的女士，朋友们都唤她“蒋小姐”，从厨房走到客厅，边走边用手拨理头发，仪容优雅，笑容温婉，让我不由得联想到白先勇《游园惊梦》里的贵妇人。她用带着浙江口音的国语问我，好吃吗？好吃就常来吃，没关系的，今天认识了，便是好朋友，我就把你当作小兄弟，你就把我看成大姐，但不是“大姐大”啊。

那顿晚饭吃得心满意足，当时我才四十岁，各式健康指数尚可，不必戒口，放肆无忌，任何食物都是福德，回不去了，那样的流金岁月。

打听了一下，蒋小姐确是蒋家成员，还有照片为证，小时候跟蒋介石宋美龄的合照，还有被她唤作堂哥们的蒋氏兄弟，小小的旧式的黑白照，述说着逝去的美好故事。约略得知，蒋小姐早年离婚了，跟儿子们在香港住了好几年，住在港岛半山，财力充裕，后来出了一点生意上的差错，据说是错信朋友，几千万港币说没就没了，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半山搬到闹市，因这么多年来享尽华衣美食，见过世面与场面，厨艺精湛，干脆下海，想找几个可靠的朋友合伙开设“私房菜”，既可谋利，也可消磨时间。就这样，或因朋友觉得我靠谱，找我加入，五六个人凑了几十万港币，择地设店，走高档路线，食客必须预订座位，每位收费三百元，食谱由蒋小姐亲订，也由她带领两位助手亲自主理；这家店，简简单单，名字就叫做“蒋家菜”。

“蒋家菜”筹备了不到一个月，高速开张，初时生意极佳，必须提前一周预订始有座位，我看在眼里，狂在心里，在股东会议上请蒋小姐加油，待基础打好，我们训练厨房，杀回台湾，开设分店，我连宣传字眼也预先想好了，未来的海报单张上就这么印吧：国民党倒台，蒋家菜仍在！

二〇〇三年的台湾是民进党执政的绿色年代，国民党下台在野，尚未出现马英九的“第二次政党轮替”，但台湾民心已经怀旧，蒋介石开始浮现成为商品消费符号，我的脑筋转得快，嗅出市场商机，早作预谋，希望不到五十岁便发财退休。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的脑筋快，坏运气却来得更快，那一年，香港多变，世界多变，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新病毒，香港人称之为SARS，“沙士”是也；沙士一来，全城皆静，香港顿变鬼域，所有食店同时遭殃，我们的蒋家菜，不例外，没有半张订单，没有半个电话，没有半个客人，蒋小姐每天苦哈哈地坐在店里，努力保持雍容华贵的笑容，但任谁都看得出笑容背后的苦涩。

蒋家菜在沙士里苦撑了三个月，资金耗尽，股东们开会，决议再投钱、再苦撑，我则止蚀离场，没钱了，不玩了。又过了两个月，蒋家菜终于关门大吉，闻说股东内讧，不欢而散。那一役我赔了不少钞票，元气大伤，由此我迁怒并更讨厌蒋介石那老小子。

在地狱里做大佬

“第一次跟大佬出去讲数，我还算是镇定的。”二舅猛力吸啜夹在指缝间的香烟，都快烧到烟蒂了，还不愿放手。然后，瘦骨嶙峋的胸肺颤抖一下，像陈旧的巴士从车屁股排放废气，两道浓浓的黑烟从他鼻孔喷出来。“至少没有被吓得屎尿齐标！”

我也抽着烟，“哈”声笑了一下。我抽的是骆驼牌香烟，是最浓最猛的进口烟，二舅让我抽的，我平常跟同学抽着玩的通常是红色万宝路，也很强，却仍比这差得远。“标”是广东话，是喷射出来的意思。

二舅瞄我一眼，似在责怪我不相信他说的话。客厅很黑很暗，没开灯，角落有一个高高的木柜，架子上供奉着祖父母的黑白照片，旁边有一个小香炉，炉上吊挂着一盏小小的红色灯泡，长年亮着，光影闪烁在二舅的脸上，脸颊深陷，眼皮垂下，眼眶比脸颊陷得更深，是彻头彻尾的道友模样。“道友”是广东话，就是毒虫的意思，香港也流行唤作“老同”，应该是江湖暗语。

“真的会标屎标尿！”二舅把烟屁股在火柴盒上死死按熄，冷哼一声，摆出认真。半小时前他蹲在客厅地上用火柴盒追龙，也就是吸食白粉。程序是把白粉撒在一张小锡纸上，用蜡烛燃烧锡纸底部，粉末受热，冒起一道道白烟，往上飘浮缭绕，他轻轻咬着火柴盒的外壳，猛力吸索，把烟吸进嘴巴，经喉咙和气管进入肺部。烟是龙，他在追，耗尽生命的力气去追。吸饱了，躺在地上，半闭着眼睛和嘴巴，貌似云游太空，魂魄早已离开身体。我看过他追龙，大概两三回吧，每回皆在心里暗想那到底是何滋味，曾经开口问过他，是不是很过瘾，他苦笑，摇头道，千万别碰。

那个下午，家中无人，他又追了。刚回过神，我刚好下课回家遇见，他抽烟，递来一根，我接过，陪他抽，那时候我没有烟瘾，十四五岁，纯粹装模作样，假扮成熟。我坐在地上，他坐沙发，聊起来了，二舅平常沉默，只有在追龙和醉酒之后才多话，香港人把吸毒叫做“上电”，形容贴切，等于如今说替手机充电，电池吃饱了，便有精神对世界聒噪。那个下午他对我谈到十四五岁时在黑社团里的打滚经验，大佬带着他们一群江湖新丁到大排档跟敌军谈判，没有武器，赤手空拳，他坐着，他们站着，双脚因恐惧而微抖，却仍须站着。

二舅又点燃香烟，又递来一根，我不抽了，再抽，喉咙会痛。“当然会怕，但必须催眠自己，挺住，否则会被别人睇死，我唔想做衰仔。大佬跟对方谈了十来分钟，突然，大佬用力拍一下桌子，大喝一声‘仆街！’，似是要翻桌开片了！我被吓得稍稍退后一步，旁边那个家伙却‘呀！’了一声，立即湿了裤子，而且传出一股恶臭，原来是怕得当场撒尿拉屎！大佬回过头瞪他一眼，大家都忍不住爆笑，对方人马也笑了，绷紧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二舅愈说愈亢奋，手舞足蹈，口沫横飞而手里夹着的香烟也烟灰横飞，我听得高兴，忍不住也再抽一支香烟，边抽边咳嗽。

外公是二世祖，年轻时把祖业败得七七八八，去了跑船，每年回港一趟见妻子，去了八年，让妻子亦即我的外婆生下六个子女，家贫，无力也无心照顾，儿子在街头玩耍，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学坏了。二舅自小“闯荡江湖”，逞英雄，加入黑社会，做小喽啰，后来变成道友，出入戒毒所与牢房，在跳楼自杀以前，一辈子几乎半份正式工作也没做过。有好几年他在我家借住，从他嘴里我听了不少江湖悲喜杂事，例如大佬在裤子左右口袋里各放一沓钞票，左边的是小沓，只有几十元，遇上门生前来借钱，他便豪气干云地掏出来，道：“这里有的，全部拿去！别说大佬不够义气！”其实右边的才是大沓，有几百元，是用来行贿警察和自己花用的；又如那年头的黑分子仍会掉书袋、打暗语，念上几句“你说我流不是流，山河万水任长流，低头饮过三河水，你说我流你亦流”之类社诗，“流”在广东话里有“假伪劣”的意思，这几句诗是说，老子乃正牌黑底，绝无冒充。

二舅还告诉我一个秘密，他曾被同门师兄搞过屁股，那是在他第一次因偷窃入狱的时候，师兄也在牢里，说要保护他，其实是想侵犯他。他屈服了，出狱后，第一件做的事便是追龙，唯有在白粉的云雾里他才感觉到自己是人也不是人，在失神的状态里，他做回自己也做回自己的大佬。

二舅自杀时我不在香港，事后得知，完全没有哀伤感觉。像他这类人，若有天堂，应该不会有他的份吧；而当去了地狱，幽暗恐怖，便是另一个黑色世界，另一个“黑”社会，只希望，这回，他能够好好当当大佬。

哈德逊河畔失去了一位沉思者

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忙完了白天的学生迎新活动，他坐到电脑前面，很想敲打键盘，传封简短的电邮问问先恒：死亡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

这是他的习惯。每当遭遇一些重要的疑问，尤其有了一些足令他睡不着觉的烦恼，他首先想到的便是问问陆先恒，因为他知道这位朋友一定会把他的问题认真对待，而且，一定有办法引领他从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去把自己的问题认真对待。刚开始时当然不是这样的；他抱一堆问号去找陆先恒，只是因为嘴馋，很想吃到他家烤的乌鱼子。

陆先恒攻读博士班三年级时，一九九一年，他和妻子刚抵美国，认识了不少台湾留学生，课余交谊，相濡以沫，彼此在异乡雪地造就温暖。而只要有先恒在场，“温暖”二字必被加温至“热情”程度，先恒有个绰号叫做“大炮”，人如其名，声如洪钟，直言爽朗，总爱呼朋引伴在家吃饭聊天谈学问，并且不肯轻易放人归家，有酒有肉有话题，欢迎客人埋头大嚼，留得愈久，谈得愈多，先恒的脸上表情便愈显快乐。

他是精明的香港人，明白这是一个好去处，于是很快便经常有事没事都去敲门找陆先恒，借故问东问西，其实是想吃东吃西，尤其喜欢先恒太太美珍所烤的从台湾带来的乌鱼子，切成薄片，慢火轻烤，加葱，蘸酱，放进嘴巴慢慢咀嚼，舍不得吞下，徘徊享受那阵曾经熟悉的故园甘香，再灌几杯黄酒，肚皮的异国风寒俱被驱赶。

对此，陆先恒岂会不心知肚明，然而又岂会介意。先恒常说自己的交友信念是“君子可欺不可罔”，用心论交，吃亏又何妨，而他猜先恒亦必在心暗想，朋友来吃乌鱼子，代价是要当话无止境的本人的忠实听众，到底谁占的便宜比较大，实在难说。若干年后在一封电邮信中，先恒即曾写道，“想起我们在梦到她湖畔煮酒论道的日子，往往一个话题你已受不了离席了，我还没讲过瘾”，可见朋友的光临就是先恒的娱乐，区区乌鱼子，何足道哉。梦到她湖，是Lake Mendota，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分校位于其旁，陆先恒在此苦读九年，取得博士，本想返回台湾执教，可惜屡找工作皆遇挫败，反而哥伦比亚大学聘其为助理教授，多间重量级学术机构亦拨款支持其研究计划，塞翁失马，缘福自来。然而可恨的是癌症竟也找上门来，从不抽烟的陆先恒两年前突感肺部疼痛，检验证实是第四期癌症，医生认为化疗无效，先恒转求气功治疗，经过半年习练，初步控制住癌细胞，但一年之后不幸复发，历经搏斗，究亦败阵，二〇〇五年七月廿日，陆教授病逝于美国新泽西州，终年四十有六。

四十六年的生命绝对不能算长，唯一可幸的是陆先恒没有浪费半分半秒。先恒生命力之旺盛，在朋友之间是出了名的，每天大概只睡五小时吧，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治学、论政、交友、陪伴家人。陆先恒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学，但其学问之博之杂之深，显非其他等闲留学生如吾辈所能企及，先恒二〇〇四年在《明报》写过一篇文章，自述成长经验，有此回忆：

年少时与友人相聚常免不了臧否人物、论人是非。学生时代为改掉闲谈间论人是非的恶习，常往来的友人，我会建议以读书讨论为乐。茶余饭后，让话题绕书本，的确可以收到论理不论人的效果。不管作者是今人还是古人，只要选的书不差，总是会让大家尽兴而归。宋儒朱熹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确不假。想来要除去这个毛病得下大决心，直接去面对自己论人是非的习气。换言之，为自己立个戒去守它，守久了或许可以改进。

这正是他后来慢慢觉得跟陆先恒聊天比吃乌鱼子更有趣味的理由，也令他逐渐培养出有疑问就跑去找陆先恒的习惯。正因喜把话题围绕谈书论学，朋友有苦相吐，先恒总能把朋友的苦恼焦点引导到更广阔的理论宇宙，让朋友恍然了悟，啊，原来类似苦恼早已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去面对过、思考过、探索过，何不从中汲取开示与智慧，何苦沉溺于自叹自艾？经此一谈，顿觉苦恼被冲淡了，即使问题于一时之间尚难解决，苦味却已不再像原先的浓了。曾有许多个暴雪横飞的晚上，他在先恒家客厅吃过了消夜、吐完了苦水，因为开始打呵欠或须替香港报刊赶写专栏而戛然告退，先恒却意犹未尽，坚持披上那件他猜至少穿了六年没洗的厚绒雪衣，陪他走路回家，在路上，夜沉雪静，他专注于聆听两人微弱的踏雪步音，先恒倒不在乎他的心意，只管侃侃续道远见宏论，仿佛听众绝非眼前人而是古往今来的跟自己有同一学术志趣的所有智者。

然而先恒毕竟存活于现实世界，来自台湾，对福尔摩沙的沉沦色变自必忿忿，即如其文所道，“看到报上报道政坛上的跳梁小丑，张牙舞爪，也还会忍不住与人议论一番”。台湾之于陆先恒，是故园，但岛屿上的所谓“本土化”浪潮常令作为所谓“外省子弟”的陆先恒感到陌生和被排拒，此或所以先恒于李登辉主政年间对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异乡人”概念倍感兴趣，意图从中窥探族关系如何演变出亲疏差距。先恒还拉他合译了齐美尔的文章投寄给台湾《当代》杂志，他则把朱天心那勾勒外省子弟心情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借给先恒，后来问先恒有何感想，经常微笑的先恒反问：“我哭了整个晚上，你相不相信？”博士毕业后，陆先恒从美中迁往美东，家旁的水从梦到她湖变成哈德逊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哈德逊是一条我很陌生的河，为了工作，全家四口，从麦迪逊鹰岭，搬到离河不远的新泽西州博根郡。从一九九九年暑假到现在，几乎每天都要跨过哈德逊河一趟。但哈德逊河对我而言，只是漂泊途中的一景”。而在漂泊途中，陆先恒在《明报》世纪版上写过一系列总题为“非常沙龙”的专栏文字，谈美说艺，论理析时，引起了不少香港学院派读者的注意。发病后的陆先恒于抗癌之余，如常教学和研究，并且再提健笔，在世纪版上开设了“现观边缘”双周专栏。这回，先恒除了如常谈学论道，免不了触及生死大事，以有限的时间严肃对待这无限的困惑。照例，先恒以古今典籍入经、以中外哲人为纬，铺陈思绪，努力替生死之问找寻答案坐标，然而先恒终究提及从不在文章内讨论的私人生活，诸如死后的经济安排，又如家人的临别交代。先恒曾在《面对死亡》文内细述处境：

结婚快二十年，向来是左手进右手出。物质条件的改善，只反映我每月所得的增加，以及随所得增加而被容许的负担增加，没有积蓄需要烦恼。经济的担子，我走了，还是只能交给美珍。惭愧之余，唯一可能做的，应该是与女儿们好好谈一谈，但不知从何说起。

小女儿还没过六岁生日前，为我大致解决了她的部分。在我进出医院几次后，她来卧房画了一张卡片，写：爹地，我希望你能变好，但我甚么也不能做。我爱你。

上高中的大女儿，每天被功课与课外活动压得透不过气来，不忍心再给她增加额外的负担……绝症在身，面对她，似乎像以往出门参加会议的心情一样，等到不得已时，从女儿的日常活动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便成了。但去面对死亡，还是与去开会不一样。走前是应与她好好谈一谈。不是为了顾虑她对失去父亲有罪恶感，只是想应该与她好好话别，找机会重复一次几年前说过的：中国的父母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我是爱你的。

前些日子，终于很刻意地与她读了些《论语》。虽然只读了《学而》篇第一段的前两句，但一想到或许她有一天真能体会孔子“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的邀约，就安慰些了。或许她也能在妹妹长大后教教妹妹这一段。

“现观边缘”专栏最后一篇文章刊发于六月十六日《明报》世纪版，标题是《平等与贫穷》，谈的是人口理论与救弱扶贫，陆先恒主修人口社会学，惦记的是人间好秩序，念兹在兹，有始有终，自发如常。执笔写完文章，五天后，陆先恒传电邮给他说：“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my doctor told me that there is not much time left for me. His prediction is 'a couple of weeks to a couple of months'. I have not given up yet. However, I do want to prepare my discontinuation on the writing for Mingpao if his prediction is correct. I will talk to you to find out the best arrangement.”他回信：说别担心，反正可写就写，写不了就停。他又打了电话到美国，陆先恒接听，第一句话是“差不多了，时间到了”；他的响应则是“兄弟，撑住呀，我在八月中飞来美国看你”。他还跟先恒谈了，应该把文章结集成书。先恒于十六年前曾把硕士论文出版为《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现在应是出第二本书的时候了。

七月廿二日晚上，他接到一通电话录音，是美珍的留言，请他回电。心忐忑，他按电话键时手指头微微发抖。电话接通，美珍说“先恒前天过去了”，然后，是静默。他深吸一口气，用极缓慢极缓慢的语速请美珍把先恒的文稿整理好，烧成光盘，寄过来，让他安排出版事宜。哈德逊河畔失去了一位思考者，但思考者留下了文字，华文读者应该好好聆听这样深沉的思考声音。

七月卅日，星期六，朋友们在台北替陆先恒举行追思会，他因为需要留在香港出席学生迎新活动，去不了。但他当然知道这只是推搪借口。他只是需要储存足够的冷静去写一篇文章悼念远去的朋友，也需要挽住宁静的心情去替朋友完成编书遗愿。他从不善于处理哀伤。这个星期六，唯一遗憾是，他想写一封电邮给陆先恒，想问问有关死亡的体验和心得，但忽然，眼泪掉下来了，他不知道应该send去哪个email。

大将军的最后一场硬仗

高信疆先生，一九四四年出生于陕西西安市，祖籍河南省武安县，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历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出版总编辑等职，八十年代与作家陈映真合办《人间》杂志，报禁解除后担任《中时晚报》社长。但八〇年代未了，他便辞去副刊职务，远赴美国进修两年。

高信疆一九九六年转往香港担任《明报》集团总务编裁近两年，二〇〇一年赴北京参与《京萃周刊》创办及顾问，一年后杂志收刊，他则担任企业顾问，旅居北京。高先生曾被台湾传媒评为“纸上风云第一人”，李敖亦曾称赞高先生：“前瞻大陆，回首台湾，人生徜徉至此，亦高人矣！”

我于一九九七年获高先生邀请从台北返回香港出任《明报》副总编辑，主责策划人文副刊。十二年间，从高先生身上学习和领悟了不少宝贵的人生道理。这篇文章，写于高先生大去后的第三天，记下了我所亲见的高先生临终点滴。

二〇〇八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大约下午三点多，我照例从香港打电话到台北向高信疆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照例说。

电话那头，高先生频说谢谢，笑得很开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觉到笑声已经不如往年开朗。

还好吧？我问。在北京一切顺利吗？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节日子，当然回家，但此前两个月我们在北京见过面，那时候高先生说过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已经减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烟。他有太多朋友了，来自两岸三地四面八方，几乎从早到晚都有人前来找他吃饭聊天，向来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为此付出精力和时间。有好几次，他对我感叹有点吃不消，故每隔一阵子便把手机关掉数天，算是“闭关静养”。

这几个礼拜在北京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勉强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许多。高先生在电话里说。过完年，一定要去检查了。

高先生的癌病就是这次检查发现的。过年后两个月，我打电话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发始末像说故事般对我说得仔细清楚，还边说边笑，很能从说故事中寻得乐趣。他显然是个爱说故事也爱听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别人的自己的，都爱。

如果我没记错，高先生是这样说这个故事的：过年时他与李敖吃饭，李先生见他剧瘦却仍未到医院检查，调侃他道：“你的文化意识是二十一世纪的，但你的健康意识仍然停留在十八世纪，太可笑了。”说毕，掏出手机打电话到和信医院找相熟的医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检查，并且代付十万元体检费用，作为送给他的“过年礼物”。

检查结果：末期大肠癌，癌细胞并已扩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疗程序了。

大约每隔三四个礼拜我会打电话到台北找高先生，听他边笑边说“治疗故事”。真的是边笑边说，电话里的声音，没有太多的伤感，反而像在写他昔日鼓吹的“报道文学”般用尽各式细致词汇来描述过程细节。例如他说，化疗就像战争，先是空袭，派飞机从高空投下炸弹，把癌细胞轰个头昏脑涨；然后是抢滩登陆，派遣战车和军队攻上滩头，建立阵地，跟癌细胞面对面作战；再来是巷战，士兵在大楼和小巷之间不断巡逻搜索，务求把敌人杀光，不放过半个。记得二十多年前读过一篇谈论高信疆传媒生涯的杂志文章，标题大概是《失掉了战场的将军》，当时我替高先生的事业波折颇有感慨，然而二十多年后的此时此刻我却感觉，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高信疆这位大将军所须面对的最严峻战争，这是一场大硬仗，他必须冷静应战，也没法不冷静应战。

高先生是够冷静的，而且乐观，他甚至自豪于能够经常把医护人员逗笑。他说做化疗的日子，有时候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体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候则须把手脚紧紧并拢，方便移动病床，这是“埃及文明”的身体语言，他变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师称赞的语气得意地说，医护人员极欣赏他的幽默感。

高先生就是这么一位懂得悠然自处的人。他当然有发火的时候，也有郁闷的时刻，但不管顺境逆境，他都为自己在心底竖起一把理想标尺，努力朝此迈去，然后，替自己打分数。曾有一次跟他谈及“性格决定命运”之类话题，高先生说，不，家辉，对普通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能是对的，但对我们这类人，应该是“理想决定命运”，我们相信的，我们信仰的，我们就去做，义无反顾。

以他长居北京的八年为例吧。到过高先生家里的人都知道，屋内堆满书籍和电影光盘，他替内地和台北的一些企业做顾问工作，但绝非吃老本，而是不断汲取新知识和新理念，把别人交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八年，高先生也培养了一项新习惯：陪太太朗读圣经。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诚教徒，高信疆虽仍未全心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劝告和要求下，依然每天三次——早中晚——透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长途电话陪她读经。曾有一夜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十点半，他瞄一眼手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的电话。”我随同高先生回家，坐在书桌前，亲眼看他拿着电话筒一句句诵读经文并夹杂呼喊“阿门！”和“感谢主！”声调如此温柔和善。

待他挂上电话，我问高先生：“你是不信神的，这样读经会否令你觉得很不自在？”

“没办法，你爱一个人，便也要爱她选择的事情。”高先生合上圣经，点燃香烟，在烟雾里缓缓地、认真地说，“而且读经久了，我也找到了一些趣味，经文里有许多历史和神话，给我许多启发。”

高先生总是“元馨”前“元馨”后的，病前如此，病时更是。高先生的第一阶段化疗颇为顺利，癌细胞有明显的消退迹象，各种健康指数亦渐好转，故他对治疗充满信心。有一回他还笑道，有一位同龄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仅看照片，还以为对方才是病人。然而进入了第二阶段化疗，不知何故，形势逆转，癌细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右肩部分，疼痛无比，唯有依靠注射吗啡镇住；大将军有了逐渐败退之颓势。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他躺在和信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头发掉光了，但笑容仍是开朗的，细述治疗的转折过程，仍像说着传奇的“报道文学”，直至说到肉体之痛，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红道，每当痛到受不了，我便回忆跟元馨的约会过程，去哪里看第一场电影，第一次在哪间餐厅吃饭，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想到这些，身体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床旁边，听着，笑着，偶尔说一句，感谢主。

二〇〇九年五月一日是高信疆和柯元馨首度约会的“四十三周年纪念”，高太太记得，高先生也没有忘记，因此在那天高太太特地买了一个蛋糕到和信医院六〇六号病房以示庆祝，尽管高先生已经处于半昏半醒之间，没法进食了，但于醒来之际见到蛋糕，仍然精神一振，轻声说了一句“好漂亮”。

四十三年前的五月一日，高信疆约柯元馨同游新店碧潭，事前明明说好还有其他朋友，但高先生暗中嘱咐朋友们提早一天出发，好让他有机会跟柯元馨独处。柯元馨问他，咦，其他人呢？高信疆回答，他们昨天已经来过了，今天就只有你和我。为了应付这场约会，高先生典当了一条裤子，换来十五元，他把钱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饭、吃西瓜、买雨伞上面了，而后来，有了一个家庭。二〇〇九年二月中旬，高信疆受浸成为教徒，站在病床边，高太太谈起此事，一直眯着眼睛，笑。

我是五月二日早上从香港飞往台北探望高先生，他仍然处于半昏半醒状态，昏睡时，眼睛半闭，对外界似乎已无知觉，但当偶尔转醒，半张眼睛，嘴唇抖动，仿佛想说些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他，高先生说了一句“对不起”。他的二儿子高英轩解释，父亲一定是歉疚于没能以最得体的仪容招呼访客；高先生还勉力抬起左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头皮，他忘记了发已掉光，那只是惯性的梳发动作，他向来要求自己以最佳姿态面对别人。

张大春也来了，他踏进病房时，高先生睡了，不久，突然转醒，肯定是看见了我们，眼神忽然变得激动，同时把双手伸前，我和大春赶紧握住他的手掌，他亦用力握了一下，是的，确是用力，而那已是他所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后的力气了。

下午四点多，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别，没料到他竟有反应，睁大眼睛，轻动嘴唇，说了一声“你来了？”我和高先生对看了五分钟，他很明显是很想说话，嘴唇一直动，但发不出声音，良久才说出一句“谢谢”。

我用力握着他的手，回道，高公，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啊。

五月五日，我早已回了香港，晚上十一点四十三分，手机响起，我没接到，稍后查听录音留言，是高太太的声音：“信疆已经在九点二十四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代他向人间宣布了战事终结；大将军从此离开战场，该打的仗，已经打完。

美枝美枝，你嫁人了未？

到福尔摩沙度圣诞，台北往南走，搭高铁，一小时已到台中，开着朋友借出的车子往山上走，左轪车，在弯多路窄的山间开了一个多钟头，不无惊险，五十岁人，这已是小小的冒险之旅了。

过了清境农场再往上走，便是合欢山，住了一间英格兰别墅风格的民宿，由五六十岁的夫妻经营，包早餐晚餐，本来以为是西餐，却仍是地道的台式清粥和小炒，有点不搭调。山上民宿大多数是英式、欧式、美式，号称什么小瑞士小巴黎小爱尔兰，但山上餐厅全是台菜或云南菜，十三不搭，勉强说是mix and match吧。

然而风景是好的。把车子停在山间路边，看日落，观云海，下午两点的天空是淡淡的蓝如幻灯片打出来的舞台布景，可以想象内地游客来到这里必更感如到仙境。怪不得来过的人都嚷着移民台湾。

回程时把车子还给朋友并往探望其母。廿多年没见面的朋友，是大女孩母亲的大学室友，脸容当然如你如我如她般苍老了，但声调语速都在，没变，话匣子打开后，立刻被彼此的声音卷回当年的好风景好时光，仿佛即时接上了廿多年前道别那天的那分那秒，宛如昨日，不必热身。这便是老友的好处。任何寒暄都多余，不管分别多少年，一旦见面了，当时在哪里停顿如今便从哪里重来，无缝接合，中间没有失去任何光阴，或，假装没有失去。

其母已经八十四岁，记忆力不行了，但记得六十五岁以前的事情，故见到大女孩的母亲仍能牵着手亲切地喊唤“美枝，美枝”。见到大女孩，问几岁了。哦，快廿一了？嫁人了未？嫁人了未？不断问；终究是古早人，于其心里，女子的生命意义在于找一个好人家，嫁出去。念兹在兹，仅此而已。

朋友的祖父曾是台中首富，传到第二代，即朋友的父亲，吃喝嫖赌，都败光了，以前整条街的房子差不多全卖了，只剩下两幢楼，各三层，兄弟姐妹及第三代第四代几乎都住在这里，如果全部坐下来吃饭，恐怕要有三桌。故除非是年节，否则沿用台式老规矩，厨房有张大桌子，桌上从早到晚摆着大大小小的饭菜，用纱罩盖着，谁回家，谁饿了，自己夹来吃。

家里有老人，便有听不完的台式老故事。从日治说起，国民党来了、二二八、蒋介石、李登辉、陈水扁，以至有个被骂不完的马英九，福尔摩沙的历史都在家族笑谈里。台中的夜，是连续剧的好情节。

沙滩上的肥猪

在杨照五十岁生日那天，我到台湾，和他家人以及张大春等开车前往宜兰，吃好喝好看好聊好，痛痛快快玩了两天一夜。翌日傍晚，开车返回台北，高速公路严重堵塞，唯有改走海边比较远的路途，一路上，左边是山，右边是海，曲曲折折，兜兜转转，湿湿答答，像催眠般把我召唤入梦，眼皮重重地往下垂。

但当车子驶到某处，一个靠近台北的地方，车上有人轻声说，瞧，窗外那个海滩便是福隆，夏天很多人到这里游泳。

我精神一振，脑子像被敲了一敲，遥远的记忆也被敲出来了：大脑内，被敲出了一个炎热的太阳、一个文艺年轻人、一堆或洋或中的书、一条浅蓝色的游泳裤，以及，一头死猪，是的，一头非常恶心的猪的尸体！那是大约卅年前的事情了。那年头，我在台湾大学读书，当文艺病发作到最浓烈的高潮时刻，喜欢一个人提起一个袋子和一本书，先搭大巴士，再转小火车，用上大约两个钟头来到福隆海滩，静静地，阅读。话说也就是在文艺病发作的某个下午，我如常来到福隆，躺下翻书，投进文字世界，读到眼睛累了，把书本搁在脸上，身子直直躺着，用一条大毛巾覆盖着自己，在太阳下沉沉睡去。每回这样睡去，我都想起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里的美少年，结实的身躯，如火山，随时爆发不可收拾——那一年，我才廿一二岁，嘿，谁没有过逝去的青春？

然而青春亦会受到惊吓。那天下午，我睡死了，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迷迷糊糊，恍惚之间，把眼睛张开，瞧见右脚下方不远处，躺着一具肥大的身躯。我大吃一惊，第一时间用手肘把身体撑起，肾上腺以最快速度射出，让我对那身躯进入最具警觉性的防备状态；我还真担心那身躯是一个变态男子，对我做出跟《威尼斯之死》相似的同性粗暴行径。

幸好不是，不是男子，而是一头死去的肥猪，不知何故，不知何时，被波浪推冲到滩上，在我呼呼大睡的时候，来到跟我接近的所在，陪伴我睡了一觉，而我竟懵然不知。忽然，一阵强烈的厌恶感从心头涌起，想到自己曾经和一头死猪共睡于一个海滩，并且如斯接近如斯亲近，实在恶心。卅年后的这个傍晚，车子再度驶经福隆海滩，在我的想象里，那头死猪仍然躺在滩上，还突然睁开眼睛，对我狞笑。搞不好还会说一句，老朋友，long time no see。

黑键白键

朋友的女儿在深圳音乐厅钢琴演奏，跟台北爱乐合作，前往欣赏，掌声里，十五岁的少女穿着红彤彤的长裙走到台前灯下，自信的笑容中带着腼腆，毕竟是青涩的年岁，尽管已经去了德国习乐也已刚取得英国一项青年钢琴大赛的首奖。

然而坐下来之后，双手轻轻举起然后再缓缓放下，放到琴键上，即像有人施展了催眠魔法，笑容眼神顿时有异，是专注的投入，是成熟的投入，不似是她带出深沉的音乐而像刚相反，乐曲唤醒了隐藏最深最沉的她，把她召引出来，如精灵般在台上琴前回旋舞跃。

台下这群叔叔伯伯阿姨阿婶当然是感动的。她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刹那，已有两个身影在眼前重叠，见过她小时候在台北家里练琴的模样，是心甘情愿却亦不情不愿，虽热爱音乐，每天练习四五个钟头终究是苦事，更何况是在老师和父母的督催下，有压力，难免有时候一边在弹一边在心里思量如何逃离。

后来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台湾的比赛，国外的比赛，参与和胜利，竞争与挫败，都尝过了，来到了音乐专业的关口，挽起大志，前面的路很幽暗也很光亮，深吸一口气，迎上前去，从此不会再回头。叔叔伯伯阿姨阿婶，以及父亲母亲，能做的只是浅浅的陪伴和深深的祝福。

好久没去音乐会了，说来惭愧。有一阵子迷过欣赏钢琴，当然是年少岁月，当然是受余光中的《音乐会》感染，“所有的白键刚刚哭过，一只黑键，委屈一隅幽幽地泣着，黑键哭得很玄，白键哭得很哀怨，那女孩，还不来，白键白键黑键啊白键，那女孩，还不来，白键白键黑键啊白键，那女孩，还不来”。年轻时读得流泪，自己浪漫了自己，常约女朋友到音乐厅，为的既是乐声亦是站在门外时的忐忑等候，其实最好她别来，我便可以享受失恋哀伤的快感，而当她现身眼前，想象失恋的快感立即结束，一起牵手进场，好多次，其实是几乎每一次，当灯光转暗而琴声响起，不到半小时，我的眼皮便重重垂下，睡去。

但这回没睡。早已远离哀伤的快感岁月，如今最享受的是温馨与感动，看年轻人坐在琴前舞动手指，上半身摇摇晃晃，像引擎加足了马力，准备往前奔去了。两小时的台北爱乐和李其叡演奏会，我在精神利落里，度过。

李其叡是台湾作家杨照的女儿。

杨照本名李明骏，她女儿，当然不姓杨。

最美好的时光机器

为什么喝醉了的男人总喜欢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送给别人？

这是我小时候对于喝酒的最大困惑。喝醉了，把手插进裤子口袋，伸出来，手掌里满是钞票或零钱，把钱递向别人，道，来来来，给你给你，别客气，尽管拿去，老子有钱。我遇见过四五位长辈，包括跟我住在一起的外公，都有这样的醉态，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翌晨宿醉酒醒，心里有何感受？后悔？自责？抑或自豪，急不及待地再醉一次，再送一次钞票？

稍稍长大之后，透过观察，透过猜测，我开始理解他们的送钱理由。这几位长辈年轻时都是有钱人，后来家道中落，或穷或病或又穷又病，总之是堪称穷途潦倒，昔日风光不再，唯有在酒醉朦胧之际坠入时光隧道，重回旧境，重温旧梦，错觉自己仍然是当年的有钱人，有资格任性挥霍。所以当他们于酒醉时把口袋里所剩无几的钞票送给别人，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自慰独白，安慰自己，老子有钱，老子仍然有钱，醉乡里的境况才是真实，现实里的际遇仅是虚假，千金散尽还复来，今朝有酒今朝醉，老子此时此刻很快乐。

快乐最重要。原来酒精就是最具美好的时光机器，可以把你送回你想去的时空，让你找回不再掌握的快乐。原来生命的快乐秘诀非常简单：只在于你敢不敢和肯不肯把自己灌醉。

当然一个人的快乐可以是另一个人的忧伤。父亲好酒，早年想是因为工作关系，每天在报社忙完十二小时，下班后，吃消夜，喝酒是最有效的松弛方法，几乎每夜喝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家，门锁咔嚓开启，把我和姐姐和妹妹吵醒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竖起耳朵，屏住呼吸，察听父亲的关门声音是大是小。如果是小，那没事，可以放心睡觉了，他会走进睡房，跟母亲轻声聊几句，然后倒头大睡。如果是大，譬如说，砰然一声有如楼房快将倒塌，那便灾难当头了，他必是喝得大醉，或开门冲进睡房，找个琐碎的理由跟母亲大吵特吵吵翻天；或者颓然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走出睡房劝他早睡，结果又是大吵特吵吵翻天。孩子们在自己房间床上偷听战况，心里无比恐惧、惶然、担忧，许多时候，暗暗落泪。这样的心理威胁从小到大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我在一九八三年离港赴台升读大学。

我开始学懂喝酒和喜欢喝酒，正是在台湾。交往的一群同学都是不必读书却能考取好成绩的“天才痞子”，每天下课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呼朋引伴觅食逐酒，通常又当然是找来其他学校的辣妹美眉同往共乐。我那年头其实不流行“辣妹”或“美眉”之词。我们把女孩子叫做“马子”，一个女孩子便叫做“一管马子”，追女孩叫做“拔马子”，词义来源原来非常下流恶俗，但我们不知道也不在意，只当是潮语，大家都这么说，我们怎可以不这么说。

“拔马子”必须有酒精助兴，那年头流行去“啤酒屋”，也就是布置得像西餐厅的台菜馆，点了一桌子这个那个台式小菜，再来一打两打台湾啤酒，加上两三包“长寿牌”香烟，便是一夜狂欢的好开始。那年头刚流行“十五二十”的港式酒拳，输拳罚酒，杯杯干杯，把多少酒精吞进胃里，体内便涌起多少荷尔蒙，然后，大家尽量别喝醉，因为还要把马子带回家或带到宾馆，下半夜的欢悦犹在前头等着，谁喝醉了便没戏唱，酒醒后必抱头痛哭、悲欢可惜。

喝了四年酒，倒只醉过一回。是真的喝醉，醉到不省人事的那种醉。那是大学四年级，尚未毕业，同学们仍须上课考试，我却早已找到了广告公司的创意文案工作，课职两忙，非常神气。那是一九八七年的四月底，上班刚满一个月，发薪水了，我找死党们到啤酒屋喝酒，说好由我请客，不必于埋单后分账凑钱。我是主人，为免同学们不好意思吃喝，我特地多点几打啤酒，仰颈狂灌，以示大方，结果便是眼前天摇地晃，世界仿佛塌下，我冲到街外，蹲坐在路边，深夜时分，路上没人，没车，只有垃圾和空酒瓶，我随手捡起地面的一个酒瓶往自己头上敲下，他们赶过来阻止，我狂笑，然后……便没有然后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醒来时，已是翌日下午四五点，躺在自家床上，衣服没换，显然是死党们把我像一只死狗般硬扛回来。我口袋里的钱全部不见了。我没有像长辈们般于喝醉后把钱送人。我是于喝醉前已答应付钱，我毕竟比长辈们稍具豪气。

摄影／刘茔

辑二　回转

Side A　异色

看泰女，看洋男，也看那些闪闪缩缩地

前来猎奇猎艳的东方游客，

脑海自会冒起种种人间情节。

醉在异乡甘为鬼，“同是天涯沦落人”，

所谓complex，指的不止是场所，

亦是情绪与人情的暧昧复杂。

记忆深处的一潭春潮

第一本旅行文学书？

有点不敢写出来。因为不确定什么才叫“文学”，是否必须被文评家理论家肯定了的，才叫文学？抑或带着文艺腔而又能令人读得深有感触的文字，也算吗？

不管别人说算不算，在我年轻时，确曾有一本以“旅行文学”之名的书让我感动过感慨过，可是，嘿，在“旅行文学”后头尚有“环宇香艳猎奇”六个字，作者叫做“杨巨详”，用广东话来说，就是“阳具长”的同音字。

那年我大概十五六岁吧，经常在家“博览群书”，因为父亲和几个舅舅都常把杂七杂八的刊物带回家中，有文字的，有图片的，有文图并茂的，内容主题离不开活色生香和吃喝玩乐，对了，还有旅游，那年头香港刚刚出现所谓“旅游产业”，开始有旅行社了，旅行社开始针对港人口味大搞旅行团了，甚至开始出现所谓自由行，各式港人背起行囊遨游天下，开眼界，长知识，是方方面面的知识，当然包括饮食男女的上方下面。那本书，就是这方面的时代产物。

我清楚记得那本颇厚的书是黄色封面，香蕉皮的黄，很有视觉刺激感，印着书名和一个比基尼美女，以及一杯鸡尾酒和一支雪茄，都是异域文化符号，让你感受奢华富贵。那年头的香港经济正值起飞，港式“土豪”现身了，强调奢华消费，曾有一款白兰地的营销口号是“Hey，Big Spender！”，译成中文，正是“土豪”，既是它针对的主要客户，亦是它鼓吹的生活方式。当时连号称全亚洲最豪华的夜总会亦干脆取名“大富豪”，酒色财气是王道，打正名号，without apologies香港万岁。

《旅行文学：环宇香艳猎奇》是摆放在我家中客厅杂物架上的其中一本书，另有一本白先勇的《台北人》，好像没有其他了；我把自己的书堆放在睡房和走廊，个人独享，客厅里的始为公用“共产”，谁都可以翻看，包括我外婆我妈妈我姐姐我妹妹。是谁把这本书拿回家？我没深究，也不会去管，关键是它写得很好看，我很快便看完，还再看，又看，至少看了五六遍，印象深刻。作者杨巨详想必是一个颇有文学根底的文化人，我猜是“南来作家”之类吧，从内地来港后，在报社担任编辑或记者，年龄应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在某报撰写专栏，抄集数据，号称自己曾经遍游五大洋七大洲，见尽全球红灯区的红黄蓝白黑美女，并常跟她们聊天谈笑，知道她们不少辛酸故事，如今老了，把故事写出来，怀人忆旧，不为性感，只为感性，希望读者诸君关注世上风尘女子的不幸境况云云，然而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理所当然地出现许多春潮泛滥的细节描述，甚至有花间柳巷的消费信息，几乎可让读者把书本放下后，立即启程，按图索骥，寻欢作乐。

我年少，没本钱这样做，而且是个“文青”，没兴趣这样做，故确实把该书当作“文学作品”，认真阅读，乃被杨巨详先生笔下的女子悲情所深深撼动，但，嘿，认真之余亦不忘稍稍意淫，无伤大雅，天理当容，此为“寓淫乐于文学”，一物两用，效率奇佳，也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反映。

我特别记得其中一章谈及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黄色事业，该地有“性都”之名，民风开放，女男情事无拘无束，切切实实地贯彻“情欲自主”的自由主张，因此“性工业”也特别畅旺，成为推动国民经济的“文化创意产业”，杨巨详细述如何跟当地的“性工作者”嘻哈畅游，身体接触快感倒是其次，最让他感到快乐的是跟一位妓女坐在河边喝酒抽烟到深夜，畅谈人生以至天下大事，谈到最后，谈到他自己的贫穷童年，竟然忍不住投进女子怀里嚎啕大哭，女子把他紧紧抱住，像母亲一样伸手轻抚他的头发，最后，在其额上深情一吻，作者说，这一吻，成为他的“浪荡生涯”的深情记忆，一世难忘。

读至此段，我亦想象自己坐在河边，深切感受到他的感触；我真是“少年老成”，早熟得很。感慨一番之后，亦暗暗立志终有一天要去丹麦开开眼界，亲身体会“河边吐真情”的特殊经验。然而，长大之后，成熟之后，终究没有圆梦，从未去过丹麦，而从报上新闻得知，不知何故，丹麦亦立了禁娼法律，不准买卖。或许“性都”余威犹在，但仅存于男女自愿的开放心态，而不再是商业性质的身体贸易。

三十多年了，《旅行文学：环宇香艳猎奇》当然成为一部过时之书，但在我心里，却仍占着一席位置，是深藏于记忆深处的一潭春潮和一个绮梦；文学与否，不再相干。

收行李

旅途上，朋友问我为什么突然不怕飞了，以前都是甫上飞机立即手心冒汗，机身稍为震动我更会头晕呕吐，可是最近两年，所有的怕飞症状都不见了，我恢复“正常”，做了一个“正常人”。

坦白说，我也没有答案，唯一想到的理由是“习惯成自然”。近两年经常因为公务或旅游而要出门，既然没法不去，只好勇敢行之，用意志力把怯弱赶走，久而久之，遂忘自己曾是飞行恐惧症患者。

然而未敢全盘乐观；心理病，是会转移的，而我觉得自己的病已有转移迹象。

先说一说别人的转移经验。

好久好久以前，我曾协助一位心理医生治疗某位恐惧搭电梯的病人，采用“行为治疗法”，先用纸板制造一部假电梯，让他适应，然后，搭真电梯，逐层逐层增加，由一楼搭到二楼，行了，再由一楼搭到三楼，又行了，便去四楼，如此这般尝试了半年，终于成功，他不再害怕，已可以快快乐乐地搭电梯。Happy ending？

才怪呢。半年后，他回来找心理医生，再度求助，他现在恐惧过马路了。就本人的情绪个案而言，对于旅途的恐惧轨迹基本上已由搭飞机转移到收拾行李之上，每回出门，我几乎总在开车途中手忙脚乱地打电话回家询问菲佣或家人，快替我找找或想想，我的那个什么什么有放进行李箱吗？是不是遗漏在家了？我真的有把那个什么什么带出门吗？

而几乎每次想想或找找的结果都是，有的，已经带了，只不过是我自己不放心，神经过敏，紧张焦虑，疑神疑鬼。就算到了异地酒店，check out时的情况仍然相似，每回拖着行李箱到大堂，几乎例必搭电梯重返房间，再查一遍，是否遗漏了什么什么，好不烦人。甚至在离开房间前亦是烦恼多多，我必须按照某个“行李收拾程序”逐步整理才会安心，某回，收拾整理好了，突然被朋友打电话来催促，接完电话，我忘了进行到哪个步骤，干脆把所有细软全部倒到床上，重新收拾一遍，像按一按遥控器的倒转键，倒带回放，而且要慢动作。

所以这回又被朋友电话催促，我不敢接听，顺利完成“程序”后，连跑带跳出门，走到电梯口时错觉遗漏了东西，回房间找，没有，再往搭电梯，终可赶在集合时间前十秒到达。朋友骂我为何不接电话，我说，接了便会迟到，不接反而准时。他们听不懂。我这焦虑病态，没经历过的人，真的不会懂。

歌舞伎町案内人

七月底又热又湿，不易熬，干脆取个假期往外跑，瞄一下日历，咦，东京浅草不是每逢七月的最后周末都有“花火大会”吗？那就去吧，闻说东京这阵子亦极闷热，但在烟火艳照下，灿烂目眩，理应比较舒坦。

于是便去了。周五早上的飞机，原先还担心航班会因暴雨误点，幸而准时起飞，抵达成田机场时才是东京时间四点多，搭上五点的巴士前赴酒店，本以为七点已经能够坐在榻榻米上吃鱼生，岂料一路塞车，饥肠辘辘，直到九点多才可开餐。

此番住在新宿，为了方便找李小牧聊天喝酒。你读过他的《歌舞伎町案内人》吗？初版是日文，长踞畅销书排行榜，译成中文后在内地亦甚流行，毕竟是独特的华人故事，异乡求生，求出了一片混合着绯色与黑色的暧昧天空，读来像小说却又是实况，别有一番阅趣。

李小牧出生于湖南长沙，在歌舞团里成长，廿岁出头来到东京修习服装设计，毕业后留下来，过日子，初时担任杂志摄影师，混呀混地混进了歌舞伎町，做皮条客，在黑红二道之间讨生活，结婚又离婚，离婚再结婚，结结离离，至今已是第六度婚姻了。十年前出版《歌》书自道身世，忽然大红，还有电影公司把他的故事拍了片，美国Newsweek 的日本版也找他撰写专栏，这小子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不愁吃不愁穿，每夜又嫖又赌，输光身家，尽管未至于沦落街头，却已够狼狈。三年前，又有日本报纸访问他，文章出街后，有一个日本老板主动找他，在新宿歌舞伎町投资开设湖南餐馆，很快便回本了，但日本老板自杀身亡了。

为什么？我好奇八卦，问李小牧。李小牧笑道：“忧郁症嘛！忧郁的理由也很搞笑，他说自己中年发福，脱光衣服后，女人都嫌弃他的肚腩太大。没女人喜欢，他觉得生不如死，就真的寻死！”

真真假假，我也懒得分辨李小牧口中的故事可靠度，反正世上所有故事都一样，愈离奇，愈不靠谱，愈可让人听得出神。

李小牧至今仍在替Newsweek 写每周专栏，亦出版了廿一部日文书，也定期回内地参与电视清谈节目，五十二岁却看似四十出头，他笑说，或许因为离离合合、长期在女人堆里打滚，心境开朗，青春便常驻。

那夜离开他的湖南餐馆，走在歌舞伎町三丁目，处处灯红酒绿如妖魔狞笑，我暗想，或许男女情事确实有“养颜”之功，李小牧应该再写一本书，取名：《女人让我青春》。

和服女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了：在日本观赏烟花，与其说最大乐趣在于抬头望天，不如说最值得低头细察的是熙来攘往的人群，善男子善女子，老的少的，在街头缓慢地走动，或坐着，甚或躺着，构成了另一种美目景致，在悠闲的七月底，在浅草的街头巷道。

“花火大会”于晚上举行，但那天中午便从新宿出发到浅草了，喔，不，应该说是中午便从新宿出发到筑地市场了，搭地铁才廿分钟，饿了，先找一间食店吃个brunch寿司，再找一间咖啡店歇歇脚，等待闲逛购物的同行者。

本来打算在小店与小店之间边走边吃，海胆、串烧、鱼生，或掏钱购买或免费试吃，但天气实在闷热，左手摇晃扇子，汗仍不断从颈上背上额上滴下，大女孩比我更惧热，唯有坐下来叹冷气，保留体力给烟火夜色。

离开筑地市场，搭地铁往北走，在藏前站下车，散步往雷门区，抵达时才是下午四点，距离花火大会尚有三个钟头，但行人路上已经铺满了颜色各异的麻布胶布，是游人预占位子，或因布上都有搞怪图案，仿佛是一场小小的美术展览，不会让人觉得突兀霸道。

游人们的穿着打扮当然亦是视觉美术，日本人，fashion是他们的王道，加上奇奇怪怪的发型和头饰，看人如看花，美。而最让我深情注目的当然是“和服女”们的那半截粉颈，艳阳照下，白肤相映，我看得出神。

浅草的花火大会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停过，再举行；又停，又举行，传统未裂，犹如他们的和服。男的女的在这天许多都把和服穿上身，还脚踏木屐，咯咯咯地前后轻轻摇摆着身体走于路上，把古典复兴于红尘，优雅而自然。或因和服美学在日本从来未被连根拔起，如细水流下，不会让人误觉装模作样，试想如果在国内有某个节日忽然男男女女都穿汉服像拍古装电视剧，场面肯定唐突离奇，令所有人笑得弯腰。

但此番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年轻和服男女而是四个日本中坑。一个走在最前面，白色夏威夷，黑西裤，脚蹬木屐；另三人走在后头，约莫距离两步，一字排开，亦是白上衣黑裤子。四人都戴太阳眼镜，都半露出胸前和手臂文身，昂首阔步，气焰嚣张，应都是社团中人，仿佛从北野武的戏里走出来，或正要去拍北野武电影。我拉一下大女孩的衣袖，唤她瞄他们一眼。她笑了，好一副灿烂笑容，看在我眼里，已经像即将来临的夏日花火。

终究变回日本人

花火艳丽，但有必要燃放达整整一个钟头之久吗？

这是我在东京浅草抬头望天时的深刻问号。

花火大会于傍晚七点正式开始，天色刚暗，半月当空，气温摄氏卅二度，但有微风，故不感闷热，更何况路上游者的打扮或古典或时髦，构成了温暖可喜的人世风景，跟天空上的灿烂烟火映成对比，两更可观。

向来没有对比便不成故事。试想如果仅得烟火在天空上烧来燃去而地上空无一人，那是多么苍凉并诡异的图像。又或，地面人来人往，天上漠然空旷，又是多么单调拥挤。唯有天上有花火而人间有喧闹，相互对应，似是弦歌唱和，吵杂便不成其吵杂而转为热闹。

然而热闹亦会显露疲态，如果花火燃放太久的话。那夜的花火，从七点一直燃放至八点半，整整九十分钟，轰轰隆隆，每炮花火之间仅有两三秒间歇，颜色不同，形态各异，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问题是眼睛会累，仰颈超过卅分钟，肌肉亦会酸疼，那便开始有点扫兴了，或许这就是所谓“审美疲劳”，如同娶个刁蛮任性的大美人回家做老婆，一年之后，美仍是美，美的“震撼效果”却已大大减弱，你不会再迁就她、顺从她，不再甘心被她耍来转去；此时此刻你的最大心愿是回归寻常生活，找个性格相投的人住在一起，过日子，这才叫做自在写意。

所以啊我们于七点四十分左右便已散步前往地铁站，寻路返归，可惜也可怕的是许多人皆亦提早离场，犹如烛光晚会结束，人潮从四方八面拥入车站，差别在于，香港有警察维持秩序，这里没有，或因主办单位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提早离场，来不及派调人手，于是人潮完全失控，在地铁站口挤成一团，有人进，有人出，有人从左杀入，有人从右迫至，像几道方向各异的旋风碰撞到一起，身贴身，肉碰肉，其中又肯定隐藏着不少痴汉痴女，如果此时突然有人高喊一声救命或忽然晕倒于地，想必引起人踩人的大混乱。不是说日本人很守规矩吗？不是说连地震逃难都排好队吗？如今是怎么回事？难道都因外来游客在搅局？

我最后决定撤离车站，往外挤出去，找间餐厅坐下吃饭，等候两小时再去搭车。已是十点多了，车站外仍有人潮，但警察来了，大家井然排队，人龙虽长，却很快便已安全入站上车。日本人终究变回日本人，失望之后，总算捡回了若干乐观的信心。

侍奉师

每回到日本，最让我感动的片刻是早上出门走动了许多个小时之后，下午或傍晚返回酒店，打开房间门，看见所有东西都被放置得井然有序。

本来凌乱弃置床上的衣服被规规矩矩地吊挂于椅背上或衣柜里。本来比衣服更凌乱的电线插头等等杂物被分类放置于书桌上。鞋子放在衣柜旁，鞋头排列成一条直线，恭恭敬敬，像一位恭谨的客人站在那边守候着我的回来。纸和笔当然亦被安排回归原先的位置，或在电话旁，或在电脑旁，仿佛前一秒仍然有人在使用，写字的人忽然离开了，它们遂静止；写字的人忽然回来了，它们满心欢喜，脸有喜色。

床单和被子，不消说，干干净净，气味清新地铺展眼前，床边有柜，柜上通常放着一只小小的纸鹤，或蓝或红或绿或橙，有颜色的，宁静地躺着，似是预祝旅人能有充足安详的睡眠，人在途上，它是你的伴。

于是我把搜购回来的大包小包放到房间一角，踏进洗手间，打算洗脸洗澡洗去一天的疲累，而明亮的灯光启动后，必会看见梳洗用品整整齐齐地排列于洗手盆旁，像士兵等待检阅，各有端庄仪容。旅行时，我习惯用一个不大不小的黄色尼龙袋子盛载牙刷、牙膏、须刨、隐形眼镜、牙线、剪刀之类理容杂物，每天早晨把它们倒出来，用完，便懒得放回，洗手盆旁乱成一团，如战后废墟，故当发现废墟被“重建”得如斯稳当，心头难免震动，一方面暗暗惭愧于自己的粗疏暴烈，另方面汲汲感恩于侍奉师的细心体贴，很想亲口对她们说声感谢。

是的，侍奉师。在日本，不管是住现代五星级或复古传统式酒店，总常感恩于侍奉师之用心，那虽是她们的受薪工作，但从工作的细致程度看来，她们对陌生的房客有着一番敬意，那当然亦是对于自身专业的敬意，而且从日本文化的角度看，那更往往是对于天地的大敬。能把卑微的侍奉工作做好，便是志气，卑微便不再是卑微，甚至侍奉亦不再是侍奉，而变成招待，“反客为主”，她们变成房间的主人，把房间和物件统统整理妥当，如使天地安稳，好让酒店用者回来睡个清明好觉，如同在她们怀里。

当侍奉的志气到达某个境界，如日本人之收拾榻榻米上的床被，侍奉更成仪式，如表演艺术，隐含着不可言传的道。日人于天地之间总可见道，而这正是，我们常喜日本的理由。

这一天的教训

搭地铁，从荃湾到柴湾，长途路远，偏偏没有座位，“人老脚先衰”，实在疲累，但忽然想起前两周的某个场景，忍不住哈一声笑出来，旁人斜瞪我一眼，恐怕心里暗笑我是癫佬。

我唯有低头，但不是不笑，而是把脸埋在自己臂弯里，继续笑，惭愧地笑。

不可能不惭愧的，尽管只是无心之失。话说那场景是在东京浅草，观赏完花火大会，吃过晚餐，好不容易排队挤进了地铁往新宿方向前进，路程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大概耗时卅分钟，车厢内人挤人，我站着，前面坐着两个六十岁左右的妇人，我不小心用脚尖碰到了其中一人的脚尖，她立即用凌厉凶狠的视线仰颈向我脸上横扫，非常不友善，非常不日本，但也，嗯，非常香港。

两个妇人的打扮倒是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容略施脂粉，颇有日本风格，我理所当然地视之为东洋女子；于是我点头笑笑，以示道歉，岂料对方没有理睬，把脸别开去，显然仍然愤愤不平。

“估唔到婆咁鬼小器……”我在心里无声嘀咕。

如是者，我继续站着，她们继续坐着，我的大女孩稍后找到了位子，坐在她们旁边，跟我四目无言相对，一直到了尾站，临到下车前，腿真的酸软了，所以我忍不住发牢骚了，低头用广东话对大女孩说：“唉，今晚真系当黑，累到呕电，行到脚痛，估唔到又企错咗车厢，呢几个阿婆由头坐到尾，死都唔肯落车，好似同我斗命长咁……”

我说话时，没瞧两个妇人半眼，因为不想引起她们注意，反正她们听不懂广东话，便不会有不良感受；反正我只是语言刻薄，说来好玩而已，没有认真的恶意。然而，写到这里，你应该猜到故事的结局了：是的，两个妇人原来亦是香港人，遭我出言冒犯，立即抬头用比先前凌厉凶狠十倍的眼光拼命瞪我，我立马知道闯了小祸，想道歉，却又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难道说“哎呀，唔好意思，我唔鬼知道你哋识听，其实你哋好鬼后生好鬼靓女，绝对唔系阿婆……我无位坐，系我自己抵×死，唔关你哋事……”？

说不出半句话，唯有面懵低头，假装无事发生。此外能做的是，在心底暗暗道歉，对她们说，sorry，系我口贱，有怪莫怪，算系你们前世欠我或我今世欠你的吧……

问题是踏出车厢后，我和大女孩在站内察看街图指示，忽然发现两个妇人站在背后，亦在察看，“冤家路窄”之谓也；嘴巴检点，是这一天的教训。

筑地市场的日子

在东京筑地市场遇见了许多香港人，眼睛都瞪得大大亮亮，洋溢亢奋，几乎口水直流，显然对于鱼生毫无抵抗能力，彻底投降，在鱼生店与鱼生店之间奔走觅食，如饿狮猎杀，不到满嘴血腥的境界不肯罢休。

其实一直好奇日式料理于何时和为什么会在香港兴起得如斯快速繁盛，不知道有没有人写过专书研究。希望有。台湾曾受日本殖民统治，日吃在福尔摩沙已属寻常，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被英国殖民统治了许多许多年的香港，非常困难于找寻一间比较像样的fish and chips吃店，却遍地都是东洋料理，而且几乎所有料理店门外皆排长龙，不管早午晚，只要门前高高挂起鱼生或寿司或拉面的照片招牌，肯定有人在站着坐着守候空位，并又是眼睛瞪得大大亮亮，洋溢亢奋，几乎口水直流。

你有没有见过倒闭的日式料理店？我没有，相信实在不容易有，除非本身真的经营不善，否则势必长开长旺、多开多旺；一旦老去，退休了，我也打算开一间鱼生吃店，穿起和服，足踏木屐，在血腥甘味里度尽余生。

当天在筑地市场是前所未有地涌起开店的强烈冲动，看来必须做好准备，返港后，应找一间料理店实习，由低做起，掌握了所有know-how才可成事，而忽想起，有此冲动或许跟出发前读过的一本中文翻译书大有关系。

那书叫做《筑地鱼市打工的幸福日子》，作者福地享子，是日本女子大学家政学系食物科毕业生，曾经任职广告公司和杂志社，其后自由创作，接了一个job，是替筑地市场的一家中盘商撰写广告传单，她极敬业，不惜到市场接受特训，亲身接触鱼生买卖的各个环节，并且做上了瘾，欲罢不能，一做四年，变成百分百的“河岸人”；河岸，就是筑地旧称，源于江户年代的日本桥鱼市场，市场搬迁了，名字却保留下来。

不知道是译笔或原著的关系，《筑》书的文字和内容其实都不算有趣，欠缺戏剧张力，略嫌平淡。但某些细节仍是感人的，例如市场内的女员工如何在满手血腥的工作环境下依然爱美爱化妆；再如中盘商和小盘商之间如何结盟合作，共抗逆境；又如鱼生的处理和保存过程如何充满挑战性和讲求谨慎专业……如果你亦是嗜鱼生如命、一年不去筑地市场一次不舒服的香港人，便应读读这本书，读读细节，深入了解鱼生的前世今生和背景故事。这，才更对得起被塞进你胃里的那些可怜的鱼儿啊。

两个半小时后的遁逃

十二月应是去曼谷避寒的好时节。飞两个半小时便到，不似去澳洲要飞八九个钟咁死辛苦。下机后搭半小时的士即到市区，再花半小时办理酒店入住手续，计计埋埋，由你踏出家门那一刻起算到你坐在酒店泳池旁边晒太阳，大概只差五六个钟头。由于旅途毫不疲惫，体力犹健，纵身入水，闲闲地游番十个八个池都冇难度。

但这当然只是指年轻力壮的你。至于我个人，上回游水已是三年前的事情了，这回再次入水，只是系咁咦左右开弓拨了十五分钟水，自觉像一条老狗，脱毛，肥胖，溺水，狼狈不堪。再次想起郑愁予先生那段诗句，“三十未死，四十有何话说”；好了，如今，四十也未死，五十已至，更是无话可说，欲语还休。唯有气喘咻咻地爬回池边，躺于椅上，用毛巾遮掩脸部以免被其他港客认出，鼓起一个大肚皮，在太阳下静静地让苍白的皮肤吸收一下紫外光线。

两年没来曼谷了。上回来住在半岛酒店，没游泳，倒吃了一顿难忘的半自助晚餐。酒店内小小的餐厅，没有几个客人，更幸运地没有遇上大陆游客，遂可安安静静享受红酒美食，该有的龙虾生蚝都有了，连传统的泰式木瓜沙律亦有供应，这是我家人的最爱，但年纪大了，胃肠脆弱，不敢再像年轻时坐在路边摊有乜吃乜，难得在此重遇，口中吃进去的是滋味，心底感受到的是温暖。

此回来泰，舍弃了半岛，改选闹市里的一幢酒店式住宅，喜其交通方便，走到巷口左转或右转都有BTS，适合我一家三口大懒虫。房间颇大，一千三百呎，两厅两房两浴兼有厨房，租金每天约两千五百港元，抵过住酒店豪华套房。我强力推介，但不特别点名了，反正上网可以找到一大堆类似住宅，以免你住得不高兴，回头骂我靠害。

两回来泰的最大对比感受是物价有异。两年前，港币兑泰币是一比四，比今天一兑三点八只差一点点，但当时觉得物价颇高，吃喝玩乐都不畅快。如今却相反，觉得百物皆便宜，想想，理由很可能是这两年的香港物价高升得太厉害了，随便到快餐店吃一碟根本没有几片肉的碟头饭亦要二三十元，等于一百泰铢，远高于曼谷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其他衣食住行亦如此。

难怪长长的BTS列车内，从车头到车尾的车厢都听见广东话。两个半小时机程的遁逃所在，香港人的最爱。

Nana Complex

曼谷被国际媒体评为“全球最丰富夜生活城市”之首，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住在彼城，当夜幕低垂，灿烂生活才刚开始。

我说的当然不是去滚。你当然可以去滚，没人阻止你，高风险艾滋淋病，贵客自理，反正洋人早就说过曼谷是sex supermarket，你选择走进去，推一架车，只要口袋里有钞票，看见什么都可以从货架上取下来，塞进车里，埋单结账，回到酒店后是否真的吃得下，或吃完后会否大泻特泻，与人无尤，缘是你的孽也是你的，个人承担便是了。

但仅仅坐着看人去滚便可以成为一桩非常有趣味的娱乐项目，但最佳时段其实并非晚上而是黄昏，大概六点左右吧，搭BTS到Nana站，下车，走路三分钟到一个叫做Nana Plaza的地方，随意找一间酒吧，坐下来，即可开始。

Nana的发音近似广东话的“嗱喇”，即系叫人“嗱喇淋，爽啲手”的那个“嗱喇”，用泰语女声读来，尤具骚软媚态。这是旧区，位处BTS天桥底，靠近JW Marriott酒店那边酒吧林立，对面马路则是“小中东”，几条街布满埃及、伊拉克、伊朗、约旦、土耳其餐厅和廉价酒店，中东佬坐在路边抽水烟和喷口水，全身包裹着黑布的中东女子拖着小孩走来走去，不同的语言乡音在街头回荡，阿拉伯文字在商店招牌上呐喊，shawarma的烤肉香气在空气里飘浮，逛着，看着，异乡情浓，恍惚之间忘记了身处曼谷。

好了，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Nana Plaza的酒吧Complex，集中了四五十间小酒馆，异色的变色的无色的，荤素俱备。Complex入口是一条稍窄的巷道，道旁也有酒吧，因占据地利之便，坐在那里等于守住闸口，看尽春色流转、凤去凰往，足以联想不少故事。

酒吧于七点半开张营业，六点开始是女子们的上班时间，素颜，朴服，眉目之间犹带昨天狂欢宿醉的风月遗痕，婀娜着身子，慵懒地回到这黑暗与灿烂的纠结场所。入口处供奉着四面佛，女子们都不忘合十低头，是尊崇的仪式亦是谦卑的心愿，也是习惯吧，成为生存下去的指定动作，如同夜里必须灌进肚胃的啤酒和必须拥抱的洋男，没法不如此，不敢不如此。

所以当你坐在入口处，看泰女，看洋男，也看那些闪闪缩缩地前来猎奇猎艳的东方游客，稍稍动用联想力，脑海自会冒起种种人间情节。醉在异乡甘为鬼，许多老洋男与不少嫩泰女其实“同是天涯沦落人”，所谓complex，指的不止是场所，亦是情绪与人情的暧昧复杂。

异色

坐在曼谷Nana Complex入口处的小酒馆，黄昏时分，没有门户的酒馆，其实跟大排档差不了多少，素颜吧女挤着南亚式的热带笑容趋前探询是否需要陪坐，我也挤起香港式的笑容摇头婉拒，但问她索取了Wi-Fi密码，然后键入手机，跳入另一个热闹的虚拟世界。

曼谷是无线上网“大国”，到了任何地方，酒馆也好餐厅也罢，甚至是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几乎皆有免费Wi-Fi，但要密码，你要开口去问，或把手机交给店员由对方替你输入。网络无处不在，所以你亦可以无处不在。

所以成为致命的诱惑。重临故地本来应该好好细察人间，我却偏不，偏要把眼力和时间耗费在另一个虚拟国度，查看新闻网站，探览友朋音信，仿佛在手机屏幕的世界才更具价值。

查着看着，过了十分钟，忍不住苦笑，真是愚不可及的网瘾患者，不可以的啊，不可以如此。于是把手机关掉，把头抬高，把眼睛望向四周，重回现实人间——幸而我仍能有此省察，网瘾未至于真的无药可救。

两层高的开放式的Complex，数十间酒馆酒场，看似大同小异，实则各有春色，尤以二楼右边的几间所谓人妖吧最为扰攘，七点半营业时间开始，一群高大艳女坐在门外扯着嗓门拉客，英语日语闽南语普通话甚至“靓仔，入嚟睇睇啦！”都懂得讲两句，音调是尖亢的，却仍未彻底洗涤了粗线条，或因是刻意地尖亢，所以更对比出沉睡于音调底层的粗；底层就是底层，你可以不喜欢它，可以不想要它，可以努力遮掩它，但既是最根底的一层，它总仍在那里，减弱了，却仍在，你唯一的对应方法是将之视为美感，这是暧昧的美，纠缠的美，变异的美，从发自喉咙间的声音到悬吊于身体下方的器官，都是。

以前做记者时曾替杂志撰写变性专辑，访问了好几个泰国人妖，故事颇为雷同，大概都是十三四岁时被老师或叔伯或学长性侵犯了，哭完后，回不去了，从此以变异为乐，终于甘为女子，或引刀成一快，或狂打荷尔蒙，走上了男与女之间的另一条不归路。

当然贫穷亦是关键，宁为女子，加了肉之后便可以去卖肉，正色有价，异色更贵，她们以青春和皮肉换取钞票和快感。

坐在酒馆外，抬头看见人妖吧门外有一个肥胖的中年妈妈生，我笑对自己说，搞不好那就是廿多年前曾经接受我访问的变色艳女呢。岁月很公平，变得了身子，变不换时间，是人是妖是人妖，都相同。

Side B　楼外楼

山不青山楼不楼，

西湖歌舞一时休，

暖风吹得死人臭，

还把杭州送汴州。

数星星

回到台北时天气极差，又雷又雨，幸好飞机掌控得稳当，只是稍稍摇晃，然后降落，只不过误点一小时；降落之日是清明，夜了，机窗外雨打风吹，灯光昏黄，真有萧萧索索的落寞感受。

在香港机场等候时，机长每隔十分钟广播一回，是纯正美语，是老外，一听我便放心了。真是汉奸。真是殖民遗老。每次听见机长的声音是华腔华调，心里便凉了半截，因为经验告诉我，不知何故，遇上华人机师，飞机通常摇摆得特别厉害，而且途中也几乎从不讲话，从不对搭客稍稍说明飞行状况，即使说了，亦只是寥寥几语，语气像老爸教训子女，不似老外机长般亲切直白如朋友。

困在机舱的时候，忽然想念一位老朋友。是大学同学，算是唯一的朋友，头脑极聪明，性格也极幽默，经常领我探索福尔摩沙的阴暗而美好的江湖天地，酒精和女子，他都在行，简直像一个“小教父”，到处有人给他面子。

那年头认识了一些同学，都不熟，只知道都是不简单的年轻人，因为台大的心理学系是理学院，同学们的第一志愿都是当医生，考试失手，进不了医科，唯有“屈就”改读心理学，等到毕业再考“学士后医学士”。这群家伙大多来自台湾的中南部，由小学到中学的履历表上写满得奖荣誉，全省辩论赛冠军，全市演讲赛冠军，全校钢琴比赛冠军，诸如此类。我看过其中几个同学的履历表，厚厚四页，很可怕，而我的，只是短短几行字，出生于香港，喜欢阅读和写作，大学二年级时出版了一本书，除此以外，啥奖都没取过——噢，不，我取过“青年文学奖”，但只是小说佳作，卑微得自己都忘了。闻说今年是第四十届，你，投稿了未？参赛了未？

说回那位天才同学。大学毕业后，他当兵去了，我则做记者，偶尔联络。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一九八九年我在芝加哥，他在洛杉矶，原来他陪朋友应考飞行员，对方落选，他却选上（听来真像张曼玉当年陪朋友报名选港姐，对方不入围，她却胜出！），刻下在美国受训。

电话挂断后，转眼廿五年失联，去年在台北街头偶遇，原来他已成为某航空公司的总机长，但他总结廿五年生命，只得一句结语：困守机舱，天昏地暗，从来不曾脚踏实地。

会过去的。如斯或如彼的生活，都会过去。机长老兄，别急，我们都老了，很快你便飞不动甚至走不动，跟我一样，坐在地上，仰颈细数天上繁星。

上山

新年依例上山向逝世的亲族长辈上香叩拜。新年好，问安。

是阳明山区所属的天祥宝塔禅寺。从天母开车出发，气温摄氏十六度，不高不低，微寒，但因地势高，感觉特别冷，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转，路窄，车多，互相闪避，不能说不惊险，但比起在内地行走路况已算万般平稳。在内地走动多了之后，回到福尔摩沙，顿觉这是安全之城，吃得安心，行得放心，至少目前尚幸未被“自由人”攻陷，是个livable的好所在。

因是习俗，寺里人多，汽车停泊亦要稍等空位，但奇怪的是人多而不吵杂，走进寺内到处看见人头，却仍然是宁静的，即使说话亦都把声音压低，保住了佛门场所的庄严肃穆。大殿前，摆放着一张张塑胶矮椅，红红蓝蓝的，跟黄澄澄的灯光和墙壁对比出突兀的视觉趣味，人们或坐或站，分享免费供应的素食便当和水果和热汤，寺外微雨，雾色浓重，吃食进了肠胃，倍有充实感，天地慈悲正是常常以肠胃的安全感和充实感作为起始，自己有了活力，始可对人间有爱。

先人的灵骨塔供奉在殿旁区域，要登记，再脱鞋，始入内，一排排的小盒子，有门，有锁，有名字或号码，晚辈们跪下合十低头，对长辈喃喃问候致意；不存在的长辈，却又依然存在的长辈。

离开禅寺已是中午一点多了，三辆车，十二人，再在山路之间兜转下山，中途停下十分钟，吃了盐酥鸡和米粉汤，福尔摩沙的路边小吃总让人没法拒绝，尤其在家人的热闹陪同下，美好的吃食构成了双倍，不，n倍的享受。

忽想起前阵子看降旗康男的《给亲爱的你》。老男人丧妻，妻子留下遗书，说寄了一封信到远方，要求他亲自往取。老男人索性辞职，开车去了，千山万水，沿途遇见奇妙的人和事，终于到达目的地，读了信，原来只有一句谢谢你。坐在海边，他恍悟妻子只是担心他独困家里，沉溺悲伤，故刻意引他出门，遇上生命里的种种可能。这是“愈疗系”的旅行方式，妻子临终前还用心替他设想，爱的延伸，死而未已。

上山祭拜想必算是“团聚系”旅行吧？尽管并非预设，但也只有这能让分散台湾各处的亲人每年按时按刻聚在一起，行走，吃喝，回忆往事，在述说笑声里跟已逝的长辈仿佛重遇，时光不再却又可在，原来久别确可重逢。

时间并非直线。直线从来不比曲线美。

黄春明的红砖屋

跟杨照和张大春从台北开车往南走，目的地是宜兰，翌日回程，绕个弯到罗东一趟，为的是一间叫做“红砖屋”的咖啡馆，但真正为的，其实不是屋而是人，是咖啡馆的主人，黄春明。

罗东是镇，归宜兰县管辖，人口仅七十余万，面积仅十一平方公里，原名叫做“老懂”，但跟懂不懂无关，而是当地原住民噶玛兰的土语，意指“猴子”。古早古早的时候，此地有甚多猴子，或应说，猴子比人还多，而故以猴子做了地名；汉人来了，嫌其野俗，改用同音字。地名总是由俗入雅，但其实所谓“俗”往往才是生命力之所在，多少历史，几许悲喜，皆在其中，一“雅”，便抹杀所有，把历史扔进了记忆的垃圾箱。

黄春明在罗东小镇做什么？这是他的故乡，这是他的家，所以，这是他的咖啡馆。他在咖啡馆里给孩子们讲故事。

红砖屋便是黄春明的咖啡馆，位于罗东火车站前，小小的，以前是政府的货仓，丢弃多年，终于廉租给殿堂级作家做讲故事的立足点，带动“文化旅游”创造生机，更给当地的孩子带来想象力的起飞机会。咖啡馆内，卖饮料，也卖书，但大部分空间摆设了矮矮的桌椅并设置了一个低低的舞台，家长和学校可以随时租场地做教育活动，或可任意前来，让孩子静静地坐在书海里，浸润，熏习，比去什么汉堡快餐店有意思得多。

至于黄春明本人，除非外游，否则每天必现身于店，跟家长和孩子聊天谈笑，更重要的是，会坐在木台的矮椅上说故事。我去的那天，张大春在车上先跟他打了电话，确定他的在场时间，到达时，他亦刚好来到，大伙进门，他笑道，你们先坐一下，我讲完故事才跟你们聊，然后，二话不说，坐到台前，手舞足蹈地对着二三十位早已等候的孩子说个不休。孩子们有三四岁的，有十多岁的，或听得懂，或听不明，但皆投入气氛，因为父母都在，有安全感，也因为有连番笑声和鼓掌，再小的孩子都把注意力集中到黄春明身上，甚至有一两个孩子爬到他脚边，他弯腰，把他们抱起，一手抱一个，七十八岁的他是个慈祥的老爷爷，也肯定比一般老爷爷善于说故事。

如果不善于说故事，怎可能写出《莎哟娜啦·再见》《儿子的大玩偶》《锣》《苹果的滋味》等等动人小说？那书写的笔迹在读者心中划下深刻的感动，当黄春明坐在眼前，我唯一能做的是，失语，禁语，专心聆听。

聆听以外，也买了一本新版本的《莎哟娜啦·再见》，请黄老师给马雯签名。夜里，回到台北，睡前在房间重读书里所收的几篇早已读过了好几遍的故事，真是温暖感动。那时看了真心酸啊。但新版有了一篇序，黄春明自己写的，成篇都是国峻国峻的，那么令人疼的幺儿呢，那么会讨老父开心的幺儿呢，这时，就真的为这七十八岁的老好人家流眼泪了。国峻啊，你真幸运。

黄国峻，一九七一年出生，二〇〇三年自缢。小说家，忧郁症，据说为情所困。他的父亲叫做，黄春明。

行低，人不低

偶尔周末到深圳，但行走动线早已离开市中心而向东或西转移，愈来愈似美国了，中心区只是行色匆匆的揾食地带，东南西北的新小区才是hobby area，依嗜好不同而各觅所喜。爱打球的有个大大的高尔夫球场；喜钓鱼的有个大大的湖静静的水；钟情文化的有大大的美术馆和展览馆，至于买书，更不必说了，尽管市中心的四层楼高购书中心关门了（原因并非亏本，而是赚得不够多。该中心位处地铁出口，地利极佳，背后的母公司换了总经理，决定把空间移作别用，另搞高盈利商场，请书本让让路，换了是我，亦会如此，宁可把多赚的钱支持别人在其他地方开书店！），却仍有人前仆后继地尝试探索，像在四川成都起家的“西西弗”，十一月在万象城商场内开了第一间书店，东部华侨城亦有间“旧天堂书店”，装潢似海明威的四十年代的黄金巴黎，卖书本也卖黑胶唱片，咖啡很好喝，坐下来，午后悠长，隐隐似走过旋转门穿越到欧洲。

华侨城附近的“欢乐海岸”也发展起来了，本来只有主题公园，如今有了一些大大的食肆，韩菜日菜川菜，每间都是豪宅别墅式格局，吃惯了这种地方，回到香港的狭窄名店真似去了小人国。我最爱的是“紫苑”，徽州老宅式建筑，据说许多建材确是由徽州转移过来的旧材料，主要是喝茶，也可用餐，价格属于高档，但在幽静的厅房里似把时间定格，原来在这现实的意义下，“用钱买时间”，不是不可能。

曾有一夜在紫苑欣赏豫剧名家们的清唱聚会，远从河南来这里，九十一岁、七十三岁、六十九岁，都是专业的老艺人，站着，在老宅大厅里扯开嗓门，喊唱中原文化的老故事。因距离近，因在目前，我这外行人被听不懂的曲词和歌调深深感动。年逾九十的苏兰芳女士，十三岁开始学戏，二战时，躲在森林逃避日兵，好几年不唱了；“文革”来了，又不唱，最近十年才再唱，她说，唱戏苦呀，但自己喜欢，没法子。她说，戏行不被尊重，尤其地方戏，更没被重视，可是，“行低人不低，人若低，只因自己做得低。”真是庄严的大志。

苏女士演唱时，撑着拐杖，腰背弯了却仍用力挺直，起初我微微为她感到难受。但满足之情在她脸上，毅然决然也欣然，遂让我很快释然，艺术之美把观众和表演者都催眠到另一时空了，不太在乎当下艰困。人不低，比天高。

五台山路上

选了个周末匆匆去了一趟五台山。先从香港两个半钟头直飞太原，预订了车子，在机场接候，直驶山西的台怀镇，全程高速，不用三小时已经到达；司机说前几年尚未接通公路，要转车再转车，大约要开九个钟头，屁股被乱七八糟的泥路山路磨破了皮才抵埗，到时，头也晕了，必须休息半天始可复原。

所以说，中国有些地方是迟来比早到好，就交通的方便性来说是如此，然而迟来的代价是地方早已变成“景点”，被“开发”得灯红酒绿，恶俗不堪，失去了原先的古风旧貌，像湖南凤凰便是好例子。

但五台山未至如此沦落，终究是佛教重地，“开发”受到限制，酒吧食肆卡拉OK洗浴中心等等皆被拒入，佛寺庙宇依然原貌原地保持着庄严端正，尽管游客是多的，因为距离北京近，才三个半小时车程，周末便涌入不少京客，纷纷驾着奔驰宝马保时捷甚至法拉利前来上香，“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佛法平等，有钱人亦有权来，反而贫穷者不易远道前行。

当天我于一点半从机场起程，一个多小时后已经驶过火焰山隧道，黄土高山，远处是煤矿，黑脸黑肤黑手黑脚的工人在冒险开采，“富可流油”的山西煤老板及其家属此刻或许正在上海北京香港伦敦巴黎扫货享乐。

车程很顺利，仅停下来一次，但不是为了上厕所，而是让一位老先生搭便车。司机先征我同意，我当然与人为善，不拒绝。车子在公路中途稍停，一位头戴草帽的老先生携着两三个布包已在路边守候，还有一个塑胶箱，里面有两只乌龟。对了，还有一床红被子，彻头彻尾的农村美学色彩，喜气洋洋的过年或迎亲气氛，很有乐意。

老先生上车后，坐前座，跟我点个头，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堆山西土话，我听不懂，只好由司机翻译，而老先生也听不懂我的港式普通话，亦须由司机翻译，中国人对着中国人，竟像外国人对着外国人。我其实已常暗想，当年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判，两人的乡音都浓重到根本就是浙江话对着湖南话，不知道是否需要翻译，搞不好国共之间多少恩怨情仇皆跟语言不通隐隐有关，历史之微妙，难以尽说。

坐在后座，望着老先生的背影，我苦笑并且暗暗立誓，回港后要到城大的校外进修课程报名恶补普通话；我不希望成为一个在中国行走不通的中国人。

素人作家

从太原往五台山的路上，一位老先生搭了便车，坐于前座，每隔一两分钟便转身侧脸望向后座的我和张家瑜，笑着，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是亲切友善的笑容，还不断微微点头，仿佛仍然因为中途挤入我的汽车而觉得不好意思。

然而又似有话想表达，却因他听不懂我的港式普通话，我又听不明他的山西土话，而作罢；所以就只能一直笑，笑，是最普世的沟通语言。我就唯有不断对他笑回去、点头回去。

但幸好，除了语言，尚有文字，老先生忽然从随手的布袋里掏出几页纸，边递过来，边说“给你看看”；这四个字我其实也没有完全听懂，可是他有动作配合，我便猜对了。

接过那三页纸，上有密麻麻的手写字迹，是一篇文章，我初时以为这是老先生的上访控诉书，打算到五台山交给地方领导，要求无理逼迁赔偿之类，但瞧瞧标题是《母亲三次痛哭为何因？》，明显不像，细察内容，始知是他的回忆故事。

生于一九五八年，山西太原台怀镇农民，十五岁离乡进城，母亲送他到村口，望其背影，失声痛哭……文字写得感人，尤其是由这样的老先生于这样的旅途上亲手递来的稿子，更让我觉得有感染力。

“所以，老伯伯，你是作家啊！”我对他说。

他摇头笑笑，叽叽喳喳地说了几句话，我请司机翻译一下，大意是说，他仍在务农，每天下田，有空便写文章，把往事写出来，给亲人们看，留个纪念，如此而已。说着他又再掏出另两篇文章，之后，意犹未尽，再掏，此回从袋里掏出了一本厚厚的装订成册的稿子，全部是他的生平故事或儿时听过的乡野传奇，我匆匆浏览题目，都很有趣，是大时代的小侧写，如果活在台湾，这样的老先生想必被誉为“素人作家”，说不定会有报纸传媒前来访问，替他做个小专辑。

车子在公路上奔驰，我眼力不好，把书稿还给老先生，但对他说，如果你有兴趣在香港刊登其中一两篇回忆录，我可以帮忙试找门路。司机把话翻译给老先生听，他眼睛边听边发亮，听完，笑不拢嘴了，简直像遇见神仙一样，想必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这么有缘分竟能在路上遇见，由之能在香港发表文章？

抵达五台山后，老先生下车，说回家会再抄两份手稿，晚上亲自送到酒店给我。我笑道，好啊，我等你，结个善缘，善哉善哉。

带箭文殊

中午时分的菩萨顶，飘着雨粉，云厚天低，远处还不停地打着雷闪着电，跟早上的炎热晴朗迥然两样。不测，无常。人间色变。

那就必须争取时间逛荡。出发前打算在五台山上难得地放慢脚步，走到哪里看哪里，岂料来到山上，青庙黄庙，四方密布，贪婪乃起，早上包车出门，请司机快快快，加油往前，欲把应看和不应看的庙统统看完。想想于是自己也笑起来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抛不开贪念，看庙诵经，有啥用？

青庙，属中土佛教；黄庙，乃藏佛之寺，五台山是和尚与喇嘛共修之地，千多年来皆如此，往后想必亦然。闻说即使“文革”时期亦有出家人居住，只不过门户常关，像躲在黑洞里，算是修习“忍辱”智慧吧。

菩萨顶是黄庙圣地，始建于五世纪，初名“大文殊院”，因传说文殊曾经于此现身，文殊经里亦曾预言中土将现此地。文殊在佛教里是大智慧的符号，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老死”，一起修法，几乎是佛院的“发言人”，当然依经传说是法力无边，有卅二相八十随好，即使现眼于你，你亦不一定认得识得。此或所以菩萨顶的大殿内有个“带箭文殊殿”，来历正跟文殊现身有关。

故事当然有不同版本，却又有着共性，便是文殊化身为和尚跟美女共浴惹祸。话说两百多年以前的康熙来到五台山上狩猎，看见一个和尚赤身露体跟美女泡在河边水里，意态淫乱，不消说旁边肯定摆满酒杯肉食之类，皇帝气死了，二话不说，拉弓射箭，霍一声，直伤和尚右肩，和尚却仍气定神闲地站起来，走了。

其后康熙来到菩萨顶，竟在殿内看见文殊菩萨的泥塑像右肩上插着异物，往前察看，正是他刚才所射之箭。皇帝大惊，知道得罪了菩萨，并恍悟“文殊幻像与民共乐，射汝，吾之错也！”，急急补镬，敕封该殿为“带箭文殊殿”，命人日夜上香，不得冷落。

文殊菩萨右肩上的箭一直留着，直到一百年前，十三世达赖来此，不忍看见文殊受伤，命人把箭拉出，供奉殿前，该箭后来被班禅喇嘛取走了，所以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只见人头涌涌挤站在像前，用着不同的地方口音普通话或土语，细声互道关于带箭文殊的粉色故事。

我转身离开，走到内庙的清凉处，好不容易找到一片没有游客的角落，坐着，听雷，以及，等待雨来。

打赏给菩萨

在菩萨顶看罗汉看佛像，欣喜悦目之余，亦忍不住哈哈发笑，因为有些善众的“中国式拜佛礼仪”非常逗趣，彻底反映了现实人间的价值取向，其中之尤，是“打赏”钞票给满天神佛。

礼仪是这样的：善众来到殿前，鞠躬烧香，叩头合十，然后，在侧殿的罗汉佛像前来回逡巡，似在挑选其中最合“眼缘”的一尊塑像，以便伸手进裤子口袋或打开手袋，掏出几张或红或绿的钞票，虔诚地塞夹到塑像的手或腿上，而我站在远处偷看，难免联想到酒楼食肆门前的打赏镜头，客人掏钱给代客泊车的金毛强，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于是，笑了。

当然绝对不是人人如此。一路上，有不少善男子善女人沿着长长的阶梯往上慢行，朝山膜拜，三步，九叩，整个身子趴伏下来，伸直双手，额头轻轻碰地，起，趴，再起，再趴，直至到达文殊大殿。

毅忍与谦卑，悲愿与盟誓，是这趟叩拜旅程的最大功课，他们做了，也懂了。我坐在殿前广场，一位中年女子趴伏进殿之后再趴伏出来，朋友趋前把她扶起，她嚎啕大哭，那是欢喜的眼泪，想不到自己终于完成了当下功课，往后的生命路途，建立在这基础上，恐必万般不同。

这天下午，我没趴伏，也没塞钱，最享受的时刻是与同行者静静地坐在真容院后小院的地阶上，喝着随身带来的热茶，不言不语。院内有一通高约五米的白玉碑，上刻汉满蒙藏四种碑文，为乾隆于两百多年前第六次来到此地时所书，“六度重兹到五台，默符天地数中该。不期再至却常住，即曰言归底幻来。大士如如据莲座，金容永永镇华垓。梵宗儒理本无二，七字因缘讵辩才”。

不远处再有一碑，上有他第五次来五台山时所写之诗：“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台称以五崇标顶，乘列维三普度车。萦缪抒诚陟云栈，霏微示喜舞天花。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

“曼殊”就是文殊，是智慧之义，满族皇帝最爱文殊，理由之一是“曼殊”的满音很像“满族”，故被视为族裔源头，替满族戴上了神圣光环。

碑文在此，文殊殿在此，我们也在此，在小院角落里，所谓智慧，所谓历史，都不见了。宁静便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宁静是空，即使只有片刻，也好，谁的生命到底都是由无数片刻组成，每个片刻，都count。

遗憾的城市

杭州五月。

刚过了满城桃花的好日子，距离桂花遍地的九月天尚有一段时间，但五月有五月的宁静幽雅，不热，不冷，偶尔下几场微雨，在西湖旁边或散步或闲坐，几乎出神得忘记了岁月纠缠。选择在这个时间前来，选对了。

这几天的杭州刚好碰上西湖音乐节，本来以为是官办活动，打听一下才知道由民间企业和媒体发起，一连两天，在湖畔草地上，遇上搭篷，风雨无改，不见不散。几个舞台高高建起，摇滚与二胡齐飞，古典与hip-hop共舞，人们从四方八面凑过来，平常会觉得这叫做“拥挤”，唯因有了音乐在空气中渗透激荡，这便只叫“热闹”。

稍稍不好的是路上车子终究太多，大车小车长车短车都堵住马路上，废气倒不说了，最糟糕的是几乎所有车辆照例无故不断响起喇叭，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等于用最恶俗的声音替演出伴奏，是对音乐节的污蔑，对耳朵的干扰。

此之所以记者探问我用什么词汇形容杭州，我选择了“遗憾”二字。这样的城这样的湖这样的树与花与历史与故事，本可让杭州成为另一个不舍离开的京都，可以行行走走，走到哪里坐到哪里，抬头看湖看水看这看那，触目都是美。就只可惜挤得不堪的交通以及更更不堪的汽车使用者严重打扰了城市的清幽，到最后，她就只能是杭州。杭州就只是杭州。

此之所以杭州最美的时刻是沉沉的深夜。车子消散，市声沉落，趁着月色，在杨公堤旁缓慢地步行，蛙声鸟鸣作为伴乐，沿途袭来花香，偶尔几道人影，仰颈望月，西施的月，岳飞的月，你的月，都在。

湖中也有月，也都属于你。

五月杭州。

山不青山楼不楼

尽管路窄车多，到了杭州，总是不能不尝试踩单车。骑在车背上，或缓或急，从不高不低的视觉水平线看湖看山，这个城市与你之间的关系别有一番亲近熟络。

杭州街头到处停着单车，鲜红色的由市政府提供，用市民卡或蓄值卡即可租用，一小时内还车，免费，逾时亦只不过每小时收费三元。单车都锁在巴士站旁，用卡开锁，记录时间，自由骑走，谁都不管你，你也不必管谁。其他五颜六色的则由民间经营，十元一个钟头，按金三百，千万别留下回乡证做抵押，否则你永远不知道证件会被复制伪造几个拷贝。

西湖宽广，踩车游湖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切忌贪心，如果企图环湖一周把湖游尽，不仅双腿疲软至极，更是浮光掠影难得湖色之美。所以最好严选三四个景点，骑车而至，把单车停在路旁，坐下静心欣赏湖光水色，便够了。我的建议是先到“曲院风荷”，那里人少，找张长椅静坐远眺荷景湖景人景，一颗心沉淀下来，天朗气清人更清。

傍晚时分则骑车到“断桥”观赏落日，桥上人多，你是不可能停下的，但过了桥则有湖边长椅，可供占坐，望向湖上舟子轻摇，摇摇晃晃，夕阳片片沉降，足把你催眠入梦。

日落之后，是医肚的时候了。湖边有一大堆以“楼外楼”、“海外海”、“天外天”之类为名的食肆，不算太贵，择一而试，亦是好。此等名号倒令我想到明朝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引述的嘲讽诗句，“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时移事往，山楼仍在，歌舞不休，流莺遍地，张岱这大才子若再游湖，必有另一番梦忆梦遗。

湖山还是故乡好

匆匆从上海赶往杭州，出席了陈雪的新书发布会，旋又赶返上海，再搭机回港，幸好路上交通畅顺，若换了在塞车再塞车再塞车的北京，肯定没法在一天之内办这许多事情。

在京城生活过的朋友都明白，在那地，城市大，车子多，从南城往北城办个事，车程来回包括塞车转车总要耗上三四个小时，加上空气污浊，精力耗损得快，一天之内能把一桩杂事办得完已算运气好。最近再度听朋友有此感叹，我更忍不住挖苦道：“能够活着回家已经很好了！搞不好半路还会被洪水淹死呢！”

上海终究比较适宜人居。空气远胜北京，是其一；城市较小，是其二，有街道有小巷有树有荫，足供散步，尤其秋天有枫叶有梧桐，是浪漫的拍拖城市。如果我是香港年轻人，刚出道时若能被公司派驻上海一两年，算是福气；若有类似机会，记得争取。

杭州当然更是过日子的好所在，尤其对IT行业人才来说，该城有不少跨国网络集团的总部或关键办公室，阿里巴巴的老巢就在杭州，“巴巴族”横行于市，昂首挺胸，神气活现，替城市添了几许生气。可笑的是杭州的地下铁修筑了四五年仍是乱七八糟，有人说是因为地质不宜，施工难度特别大；但更多的人说其实又是因为招标过程乱七八糟，黑暗重重，品质不良，严重浪费公帑也延误了进度。再好的城市，杭州，终究仍是中国。

从杭州返回上海时，搭高铁，庞大的车站从前面广场已经挤满了人，或因是市内车站，故人多，跟其他城市的高铁状况不太相同。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车站皆在市郊，大如机场，便显得空荡，我曾在上海搭早上十一点的车，十点半先到站内的麦记买汉堡，以为三分钟买完，再用三分钟便可登上列车，殊不知买食要耗上十分钟（一来有人打尖，二来服务员手慢脚慢！），从麦记走到闸口又要十分钟，走得我气喘咻咻，几乎猝死于地；愈来愈像朱天心在《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里所感叹，老了，吃不动了，走不动了，做不动了。

于是坐上高铁之后是彻底地放松。朋友代订的位子，A1座号，有如当年董太搭飞机，才一百多元人民币，豪华商务舱，比飞机商务舱更豪华。半躺着，窗外树林屋顶呼啸而过于眼前，隔着玻璃看，特别宁静，但心里记挂着赶回香港，不为别的，只为是自己的家，“湖山还是故乡好”，城市也可以是故乡，没湖但有海，有山但不高，却，仍是好。

交换故事

到杭州是为了陈雪的新书发布会。既是新书，亦是旧著；在台湾是旧的，来到内地变成简体字，便是新的了，并且一口气出了三本，《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都是映照着作者身影的虚构小说，探索女作家的成长历程，家庭的变异，情欲的启蒙，背叛的堕落，诸如此类，写出了深刻的血腥味道，等同“暗黑三部曲”。两年前我在北京向出版社推介陈雪，开玩笑道，她的作品题材肯定能够得到无数“变态女文青”的追捧，因为在内地几乎没有一个女人不认为自己受过伤害，受伤的人透过阅读互相舐血，亦算是一种疗伤方式。

那时候陈雪其实快要跟其他出版社签约了，我代表北京朋友联络她，考虑过后，她决定转换合作对象，而我既是当日的“媒婆”，今天当然要在新书现身时撑场加油。陈雪乃从台北飞到内地跟读者见面，拉我去做拉拉队，我是乐于遵命。

遵命之余决定吃她一个小豆腐。在发布会的开场白里，我说，每回读完陈雪小说，感觉总像刚跟她有完性爱。为什么？这可是她在书里自己写的，我完全认同：“每次恋爱的时候，我都会跟爱人交换童年的故事。我真的好喜欢在第一次做爱之后，两个人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说一整夜的话，那样的夜晚，好像就该把过去摊在对方面前才能表达爱意似的，或者说，如果我想在享受过对方的身体之后，更完整地保存对她或是他的记忆，就得连哄带骗地让他们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是秘密，就是不可告人，难以启齿，无法言宣，没人可倾吐的过去，对我而言，如果在美好的性爱之后没有加上个人的秘密，爱情就无法完整。”

这段文字令我想起英伦才子德波顿在近著How to Think More about Sex 里所道，邂逅时的最强烈感觉是longing to know，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对方的一切尤其一切秘密，甚至是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令我们生起其他欲望，交换故事，令性爱完整而美好。

阅读小说亦即聆听故事，尽管并非躺在床上，尽管跟肉体全然无关，但于听取后，总多了一份浓厚的亲近和疼惜；这或是另类恋爱，精神上的高潮，另一种满足。

笑容

年节的中国其实是很美好的中国，咳，至少是相对美好。人都回乡过节了，城市是难得地清静。车少了，人少了，绝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或因平日过于吵闹，此时此刻，不觉萧索，只感安宁，总算可以缓慢地在街头蹓跶，无所事事地，百无聊赖地，于是难免想起近日广被传诵的木心诗句，“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倒过来说，当城市过于喧哗，极容易事事都应生气，尽管不知道为何生气。日常的中国，日常的香港，正是如此。

春节里的中国的另一特色是人脸上多了笑容。即使是客气的笑，公式化的笑，亦是笑，总比臭脸或冷脸好得多。这里看见了传统的制约。平日的民间百姓何尝不知道应该以礼互待，店里服务员更必明白这是商业规矩，但，都做不来，或都不愿做，仿佛做了便吃大亏了，就算勉强做来，亦假到全不像真。唯有到了春节，似乎有一种传统氛围由空气外面往身体里面贯注，同时有一种心理状态由身体深处缓缓冒升，令大家自动自觉地对陌生人扯出笑容，陌生人对看一眼，接受下来了，或因心知肚明“机会难逢”，每年就只有这么一两天会有这温暖相逢，春节过后，回归正常，陌生人又再冷脸互对，所以更值得好好享受此时此刻。

中国人不受规条管，不受伦理管，但对于春节之类的传统时令，终究怀抱敬意。美食，红包，笑容，吉祥话语。该有的都要有。这是民间社会的人情底线。

在中国过年，若能在朋友家里吃食，固然好，否则到街头寻找仍在营业的食肆终究有点难度，需要一点运气。曾有一年在重庆过春节，店铺门门深锁，好不容易在一条窄巷的斜坡梯阶上找到一个面摊，站在对街望过去，白花花的热汽从锅里碗里冒起，戴着帽子、挂着围裙的老板娘笑着忙着招呼客人，仿佛不是因为有钱可赚，而是因为有缘招待这些千辛万苦才找到吃食的陌生人，我感动极了，几乎流泪。

重庆是山城，斜坡处处高高低低，许多小摊开设在梯阶上，每层梯阶放置两张小桌子，五六层便有十多桌，客人坐着，参差有致，构成了活力生猛的风景图，似是舞台布置，却又是真实不虚的民间生活，如果刚好有瞎子拉着胡琴行乞走过，中国千年，立即重现眼前，也把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拉回古代。

那天我吃了一碗麻辣牛肉面。坐在古代的梯阶上，我变成了古人。

夜游

如同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以“发展”之名，成都古貌早已全消，剩下的旧物，只有这里半道墙，那边半幢楼，然后在这之上加盖再加建，名为“仿古”，其实统统是海洋公园老香港式的观光胜地；像女人整容，鼻翼鼻骨可能全是人工后设，唯剩鼻孔里面的几根幼细的鼻毛仍是主人的原装货。

真正值得走走的，倒是像文殊院和大慈寺之类宗教宝地，毕竟格局仍在、佛钟长响，挑一个游客不多的下午或清晨，在寺院内把步速放慢放轻，沿着长长的回廊走上半小时，心情总能意外地沉淀光明。

是的，挑选。游中国，必须学懂严选，选空间、选店铺、选食物，而且要选时间。许多地方不是不能去，只是有太多人了，再雅致的地方亦变得恶俗难耐。上回去湖南凤凰，在沈从文故居前挤站着几百名内地游客，都头戴鸭舌帽，是本土游的“鸭舌旅行团”，每团的导游一手举起小旗子，一手持着扩音器猛喊猛叫，活像盛世版的一九四九大逃难，远远看见，我立即头晕，转身疾走，宁可返回旅馆上网，然后等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出动，再到故居门前蹓跶徘徊，即使进不了门，已够温故回味。

夜游确是好策略。在杭州的河坊街，我亦是十点半才到，店铺皆已关门，在昏黄的街灯下漫步于砖石路上，街头有人吹笛子，街尾有人拉二胡，悲凉萧瑟的音符在空气里盘旋飘浮，我坐在路中央，隐约感应到一个遥远的古代中国。

此番在成都的宽窄巷子亦是。夜里的店铺关得七七八八了，走到转角处，忽地迎头遇见一位瞎眼老翁站着拉二胡，吱吱哑哑，背后是一道厚厚高高的仿古木门，悲不成调，拉出了另一个中国。

摄影／廖伟棠

辑三　嘈切

Side A　凶老师

人子人师人父，

岁月在循环，

宿舍岁月，

时间过得未免太快。

第一眼

学期肇始，看见大学新生的欢欣脸庞，但又在眼里隐含惶恐，于是，难免想起自己的第一天。时移事往，有些事情却宛如昨日昨分昨秒，记得的，你一定记得，不仅记得场景情节，即连声音气味亦似存在，声音在你耳轮里纠缠，气味在你鼻孔里徘徊，只要闭上眼睛，马上重回现场，仿佛你根本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年，一九八三年八月底，我独自从香港搭机飞往台北，为的就是读大学；为了到台湾读大学，我付出了，我取舍了，我没法确定前头有些什么，但我知道如果不作这种付出和取舍，我睡不着觉，我将深感后悔。人总是后悔于放弃了的东西，不是吗？

赴台那天，一个人去机场，一个人上飞机，背着个大背囊，托运了两箱大行李，不到两小时，飞机降落于机场，通关后，我搭巴士到市区，再转计程车到辅仁大学，还记得等待计程车的时候，看见路边摊卖蚵仔煎，食客们叽叽喳喳地说着闽南语，在我听来全像外文，那股香气那番喧闹把饥肠辘辘的我勾得口水直流，但当刻无心吃食，大学啊大学，我为你而来，你亦必在心急等我，我只愿用最快的速度跳进车厢去跟你会合。

有车子了，我坐进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张字条递给司机先生，我从出生至当刻从来没有学过“国语”，有口难言，唯有预先把“麻烦你送我到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写在纸上，以笔代言。司机从照后镜瞄我一眼，亲切地笑了，踏油而去，那是我来台湾所接受到的第一个笑容，或只是他的职业礼貌，但我心领了，永远记住。

更是永远忘不了抵达大学门前的那个镜头。

对，想象这是电影里的一幕吧，播放着缓慢的背景音乐，摄影镜头从车内往窗外拍去，计程车从桃园驶往新庄，开了大约卅分钟，一路上，市景朦胧，最后来到这个在廿八年前仍是非常简朴的小市镇，此时，音乐转急，伴随心跳，更急，更跳，更跳，更急，但忽然，音乐和心跳用最突兀的姿势停下，镜头定格，原来已到，我望见窗外竖着一块白色的石碑，上面刻着四个字：辅仁大学。

心头一震，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得来不易。这是我的大学第一天，第一眼，眼中出现了“大学”两个字，从此便没离开过这个看来还似是讲道理的人间场所。

舍堂文化

开学了，感谢城大学生宿舍办事处的努力，同学们能够顺利迁入，只要申请成功的，必可“分房”，不必担心每天的交通劳累甚或需要暂租临时居所。这阵子看学生拉着行李箱在舍堂之间快乐进出，暗暗为他们感到高兴，而他们显然不知道有许多人替他们付出了多少个熬夜加班的晚上。

开学了，宿生会在大堂设摊，谁进入舍堂都会取得一张小小的单张，被邀参加迎新营，在学期之初始，痛痛快快地玩个三天两夜，只因“来日大难”，很快踏入十月，又要做present又要赶报告又要考笔试，课业忙得叫人喘不过气，今天不玩，还待何时？今天不玩，日后回想，说不定后悔得想哭。

开学了，不少外国学生迁入舍堂，眼神对这大学对这城市充满探索好奇，所以经常站在大堂跟本地学生尽兴闲聊，用不同腔调的英语交换对于世界的意见和常识，譬如说，你从哪里来，你用什么母语，懂说几句广东话，有没有去过兰桂坊，诸如此类。例牌公式的对话，却是不可缺少的对话，算是破冰，接下去的一个学期或学年，交上了朋友，来日方长，自有更深入的沟通。

开学了，内地学生都来了，而且愈来愈多，社区内除了广东话和英文，普通话亦是强势语言，尤其周末，本地生返家，内地生留守，卷舌音更几乎成为九龙塘的主旋律，他们来读书，他们来生活，他们来观察，而到毕业，据闻许多人拒绝返回内地，只因尝过自由的滋味，回不了头，不愿回头。

开学了，不少内地爸妈护送他们的子女前来入宿，依依不舍总是有的，但更有人“动手动脚”，卷起衣袖，蹲下来，替他们的乖宝宝洗衣服和抹地板，甚至有人在家长会上不断向舍监追问各种舍堂细节，譬如说，餐厅营业到几点，附近有几个篮球场，如果孩子出外夜游怎么办，万一感冒了又怎么办，诸如此类。责之所在，当然知无不答，然而回答到了结尾处，不管家长满不满意，不管家长高不高兴，我必提醒这些可爱的家长们，孩子长大了，都是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了，许多事情喜也好悲也罢，确实只能由他们自己取舍自行负责，谁都管不了也不一定应该管。放手吧，回家去，请放心，你们的孩子应该会很好。

开学了，每天早午晚进出舍堂，看见大孩子们的笑脸，抬头望望蓝天白云，岁月无声，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三年

开学了，新制旧制的两条梯队皆来报到，课室不管新设了几个，皆被占满，一班接一班的学生如车轮战般在门外门内进进出出，热闹喧哗，青春的荷尔蒙在冷气走道上飞扬喷发，加上男孩子的汗臭酸气，难免有点混浊刺鼻，唯望秋天快些来临，让凉风冲淡气味，想会好些。

这阵子颇想买个隔音耳机，大大的那种，像在北方雪地里戴着的那种，把两只耳朵牢牢地密盖，让耳根暂得清净，以免踏进课室时心神紊乱。有利教学。

然而不敢，犹豫着，最后恐必不了了之。

只因担心戴成了习惯，耳根久享寂静，一旦把耳机摘下来，噪音重新涌入，四面八方如海啸，足把我冲得头晕脑摆，搞不好难以承受而跌坐于地。耳机如温室，让耳朵在里面“养尊处优”得太久，到了外露的时候便抗拒不了声音的细菌。

另一个犹豫的理由是恐惧清晰。曾经试戴这类耳机，据说隔音率高达九成八，把噪音过滤，英文叫做noise cancelling，效果还真神奇，周遭的喧闹果然全部消失，像水点蒸发，挥散于无形，唯独站在你面前的人开口说话，每个句子每个音节每个抑扬顿挫都变得非常非常立体，怎么形容呢，或许就像观看现下流行的3D电影，当蜘蛛侠往空中跳跃，城市的背景统统隐退，唯独他悬腾半空，整个人突出于你眼前，除非闭目，你根本回避不了。

假如那是在谈恋爱或听音乐，固然是极佳享受，但冲进你耳中的假如只是在街头偶遇的一个人所讲的一句话，譬如说，“阿叔，唔该借借！”或“阿辉，好×耐冇见！”，简简单单之言肯定被放大成为世上最可怕的噪音，像一把匕首，朝你薄薄的耳膜直插下去，不见血，不收手。所以想想还是算了。不戴了。让耳朵用最原始的方式面对人间，喧哗就喧哗吧，嘈杂就嘈杂好了，且当声音是兴奋剂，把心情鼓动起来如江海波浪，让我暂时稍稍回复青春年少，跟着那些孩子扯开嗓门大喊大叫地聊天说话。新制旧制的学生齐聚校园，人口繁多，至少要维持三年，之后始回复所谓平常状况，清一色四年制，统一天下。昔日每年一度的“城大夜宴”皆已人头涌涌，如今学生名额双倍，肯定更要筵开数百席，或要分两个晚上进行，夜宴之一，夜宴之二，如港产片之续完再续。

热闹的三年，缤纷的三年，耳朵要好好接招。

通宵咨询

宿舍的学生组织每年都要改选，连续两天的投票时间，晚上十点截止，十点十五分开票，全部过程由学生会代表执行操作，有板有眼地点票，有眼有板地唱票，围观的人不可触碰选票，平常嬉笑惯了的学生暂把笑脸收藏起来，非常认真，连我这负责监票的老头儿都不敢跟他们开半句玩笑，只能静静坐着，待一切完成无误，在纸上签名，不可干预，不可插手，这便叫做“学生自治”。

自己读大学时从没参与任何学生活动。说不好听，我是冷漠自我，独来独往，在台湾大学不跟任何侨生或本地生往来；说好听则是“少年老成”，廿岁出头已跟出版社的前辈朋友吃喝交往甚至投身这样或那样的策划工作，在我眼里，其他同学都是“小毛头”，老子最有成就。

其后当然知道这纯粹是无知自大，各人头上一片天，既是大学生，做回大学生该做的事情便好了，不必急，日后的工作岁月还很漫长，什么艰辛什么奸诈都有机会尝到，反而在大学年代若不参与学生事务，不跟同辈嬉戏，错过的实在太多，下半辈子如何追补也补不回来。

所以对于当下的年轻热情我是难免有了莫名的感动，或因感到陌生，因陌生而刺激，原来都比我想象中的诚恳投入。我预想中的宿生会长选举，通常只有一队出战，没有竞争，没有对决，理应简简单单，纯属走过场般按流程办一办便足够，殊不知，不，不是的，从报名到提名，从候选到拉票，无不投入十成功力，不偷懒，不留手，仿佛不把每分激情呐喊至最高峰不肯罢休。对了，最让我动容的是每年的咨询会，不知何故皆于晚上八点举行，候选内阁男男女女穿着黑西装黑套裙，坐在课室内，任由同学轮番质询，一直到翌日早上十一点，整整十五个钟头。发问者要报学号和姓名和系别，经评议员批准后才提问；回答者站立，同样要报学号和姓名和系别，亦要经评议员批准才回答。

很准确的民主流程，什么叫做一丝不苟，这便是，有内地学生站在课室外观看，看得呆了，瞪着眼睛说，哗，在我的故乡，如果不是沉默噤声，便必是抢着说话；对他来说，如斯程序便是最佳公民教育示范。

终于熬完了。由参选至开票，持续廿多天，总算有了结果。我的宿生会代表是个大男孩，带着他的内阁成员在草地上吵闹至深宵。是有理由高兴的，由他们吧，“管理者”总应有只眼开只眼闭的时候。

温习周

大学进入了“温习周”，学生不必到校上课，可以全力读书，应付那可恶累人的期末考了；校园所以这阵子也特别宁静，对比起前阵子“竞选周”的喧哗嘈切，简直像天国。“竞选周”的校园气氛其实已经不止喧哗嘈切四个字所可形容，如果有什么叫做“厌恶指数”，那肯定爆灯。

当然不是说学生活动不好不对，乖乖不得了，这年头，谁敢得罪年轻人？以年轻之名，几乎做什么事情都理直气壮，你感到厌恶，是你阁下自己的修为问题，是你的错，切勿怪罪于青春少年，否则，“高登见”，你将在网上被臭骂围攻得体无完肤。所以我是不敢对“竞选周”有什么负面评价的。民主万岁，校园民主更万岁，竞选拉票，只要合法合制，任何人都要支持鼓励。所以我怨恨的“厌恶”对象主要指学生于竞选时所发出的呐喊声浪，一连串的口号，一连串的呼叫，从早到晚，在狭窄的校园四周响起，像行雷闪电般，也像敲锣打鼓似的，不断捶击过路者的耳膜，每回虽是短短几秒钟，但这处几秒那处几秒，喊叫无所不在，加起来便是一段长长的足以使人头痛心裂的青春噪音了。

在“竞选周”期间穿越校园，没法不承认，经验是痛苦的，每天数回，入校一次，午饭一进一出，下班离校一次，还不算偶尔要在会议与会议之间走动，每一回来来去去，眼看身穿黑衣黑裙的学生会候选者占据了所有空间，本已不算宽阔的校园更见闷。而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嘶号与咆哮，年少力壮，不必保护声带，用尽全力喊出口号承诺，但因声浪过大，其实根本没人会听得到他们的喊叫内容，路过者所能听见的，必然只是跟鞭炮声具有相同震撼力的一些音节，有高有低，有韵有调，如鬼哭神号，但又是激烈而欠悲壮。

好几回我都极想去找工学院的教授朋友借个仪器，跑来量度“学生菁英”们所发出的声浪指数。空气有污染指数，灯光亦有所谓“光害指数”，口号呐喊想必也有可供人类忍受的上限范围吧？万一超过了标准，能不能报警？该不该报警？万一听力因“声害”而受损，能不能申索赔偿？该不该申索赔偿？

无论如何，“竞选周”总算过去。在取而代之的“温习周”里，我特地在校园走道上伫立好几分钟，不动，深呼吸，好让耳朵感受一下久违的宁静。

深夜食堂

学期末的大学宿舍气氛是意料之外的暧昧，年轻人不必上课了，除了跑到图书馆做group project，便是留在舍堂温习和赶报告，廿一世纪的大学课业都比以前繁重得多，学生被压得喘不过气，每个人的脸上神经都绷得紧紧，仿佛无不处于崩溃边缘，然而，又都算着手指头期待噩梦尽快过去，憧憬着两个星期后的好日子，所以眼神同时闪灿着丝丝压抑着的亢奋。

青春的脸容，此时此刻最复杂。在舍堂碰见好多学生，在电梯里，异口同声诉说自己有几天几夜没睡觉了，“我三天”“我四天”“我一个星期”，各有一腔苦水要吐。诉苦的话语难免稍涉夸张，但痛苦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我们都当过学生，我们懂。望着他们，想起距离九月开学时分只不过一百多天，怎么都成熟了，也都消瘦了，或许真的是因受着课业压力的煎熬。

好日子尚有多久才来呢？大概廿天吧。当好日子来时，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大概是打工赚取零用，约朋友无日无夜地吃喝玩乐，狠狠地谈一场圣诞恋爱，出外短程旅游开开眼界，参加各式各样的义工活动，筹备下学期到海外放洋做exchange students，诸如此类。最不济亦可留在家里hea它一hea，总之必须储存足够的心志和体力，很快又开学了，下学期，再战江湖，又是另一场折腾压迫。

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大学舍堂特地把活动中心廿四小时开放，摆满桌子椅子，谁要来熬夜K书，欢迎，请自便，算是在黑暗里点燃若干光明，算是“黑中送光”，此乃舍堂办事人员的善良体贴，学生必能领受，只是没有肉麻地说出感谢。

在活动中心开夜车，肚子饿了，总得吃些干粮塞塞肠胃。有时候是独吃，有时候是共享，宁静之中响起滋味的咀嚼声音，变成了温暖的另类配乐。今夜，这里，既是“考试备战室”，亦是大学版的“深夜食堂”，若干年后，学生或会深深怀念。

好了，看看手表，十二点了，活动中心外忽然爆出欢呼的歌声和掌声，原来有人的生日来临了，同学们暂停读书，群集于草地上为她祝贺。生日歌重复唱了三遍，广东话、英语、普通话，都唱起来，凌晨的草地变成舞台，大家都是主角，谁都不能缺席。

我没有加入，只站在窗边听听看看。并且遥远地对同学说了一声，生日快乐。

自由，以及不自由

走过大学民主墙，依旧看见满板满页的攻击谩骂和影像羞辱，印象中，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一年比一年升级，或许，攻击与羞辱有如鲨鱼之嗜血，一开始了，便停不了，欲望滋养更多的欲望，怨恨引爆更多的怨恨，终而变成一种或可叫做“时代风气”的社会氛围，谁一旦进入了这个系统，便谁都没法逃脱，管你年龄是老是幼，管你身份是高是低。

听年轻人说，民主墙上的攻击和羞辱其实已属小儿科，网络上的更厉害十倍百倍，满页粗言，骂娘闹爹，所有可能想象出来的生殖器官名称都被摆出来了，学生流氓，流氓学生，从此再无界限。

我不由得想起Daniel Solove的The Future of Reputation 一书，直译应为《名誉的前途》，台湾中译本改名《隐私不保的年代》，并取副题“网路的流言蜚语、人肉搜索、网路霸凌和私密窥探”，的确吸引得多。作者沙勒夫为美国的隐私法权威，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他在书里引用了数百个例子分析网络恶搞的种种恐怖状况，其中一项重点正是，网络讯息透过影像威力“放大”了渲染力量，化理论为攻击，令言谈变羞辱，并产生了“未审先判”和“片面审判”的不良效果。关于“片面审判”，书内引述了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最后审判》里的一个片段，非常动人。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死去的罪犯到了天上法庭，接受审判，但上帝此回不再主导一切，交由人类担任法官，审了一轮，法官判他下地狱。罪犯接受宣判后，质问上帝，为什么你不出手判决，上帝回答：“因为我知道每一件事情的细节。如果法官跟我一样，知道每一件事，完完全全的每一件事，他们也一样没法做出裁判；他们将了解每一件事，同时感到心痛。我怎么可能审判你呢？法官看到的只是你的罪行，但我知道的是你的所有事情和背景和选择……这就是我无法审判你的原因。”

人类的审判总是没法完美，法院和新闻界向来都有严格的专业把关制度，算是勉强于不完美中求取接近完美，但，网络没有把关者，你审我审他也审，表面看来，每个人都是裁判，结果却是，所有人都是罪犯；原来大家都“罪孽深重”或被以为“罪孽深重”。

每个人都是法官也是罪人，在网络影像年代里，因为网络的自由，我们全部都不自由。可悲的时代。

摄影／@番茄小王子

大学民主墙上的照片

十一月中旬的校园照例热闹，毕业生都来了，群聚于广场上跟家人和朋友拍照，青春的笑脸像大河决堤般灌注每个空间，甜蜜的水灾，不惧不怕，只有欢悦。

广场不远处另有一群学生，拉开布条横额，抗议这个抗议那个，大声疾呼，为理想的未来提出盼望。民主墙上亦如常地贴满大字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有理无理，都是年轻的观点与期许。然而，或许我已属老派人了，总觉最近流行把同学的照片放大贴到墙上，选择的当然又是面目狰狞的龇牙露齿大头照，很明显是受网络文化和小报八卦版的影响，透过图像视觉的强大效果来羞辱对方。

于是，民主墙由文字触媒摇身变成“视觉狙击”平台，论理仍可论理，但最容易入脑入心的仍是那几张大头照，看后难忘，比写上千言万语更具感染力。又何况，每天途经民主墙的学生不见得有兴趣或有时间驻足细读文字，但仅远远瞄见大头照上的不堪面目，往往已能有“先入为主”的负面效果。

这就是某程度上的“未审先判”，像中世纪的欧洲村民，把被怀疑背德或邪恶的人揪出来，不理三七廿一，先在脸上画上红色的十字记号，画了再说，羞辱了再说，事实真相能否澄清是以后的事情。万料不到，中世纪的游戏，到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都是年轻人，不太明白，怎么如此苦大仇深？怎么如此不留余地？

文字理论与影像狙击是截然迥异的表达方式，前者是邀请，把论据和材料摊出来，像晒太阳般摆在地上，让有耐心和有理性的同学前来思考和辨证。后者呢，则是把弓拉开，以镜头为枪炮，以数码为子弹，一放手，利箭射出，朝同学脸上直直地狠狠地射去，首要目的很明显是把同学置于死地，杀死了再说，当同学横躺地上，变成死尸了，才来论理也不迟，反正死尸没法辩驳。

民主墙，既名民主，当然百花齐放，不管是论理内容或表达方式都有自由，都被保护。所以，选择吧，用文字也好，用照片也罢，都是你的自由，都是民主的一种，但别忘记，选择背后和过程里所反映的，往往是个人品格的高低雅俗和进退分寸，简单地说，就是反映了“个人品质”。你选什么，你就是什么人，自己负责，与人无尤。

但虽然与人无尤，当你的选择是如此不公道地伤害了别人，那么伤害，终究是实实在在的；如你知悉，年轻的心，会安乐吗？

电梯里的黑人

毕业礼进行得颇长颇久，或该说，即使典礼结束了，气氛仍在，学生和亲人朋友在周末假期依旧回到校园拍照留念；周末的大学校园本来静悄悄，但到了十一月中下旬，温度提高，笑声延续一周七天，星期天无休。

为了体贴学生，校园广场摆放了两座高高的塑胶人偶，一男一女，身穿毕业袍，手持毕业证书，笑口常开，让学生站在前面拍照，学生和亲友排着长队，欢天喜地，笑得比人偶还开心。

人偶竖立在一个小平台上，偶尔有老人家坐在台边，疲倦了，让双腿休息一下，但仍不忘扭侧腰背偷瞄或排队或上台的儿孙辈，年轻人笑得灿烂如七月艳阳，老人家的笑容则似冬日阳光，暖洋洋，温柔和善。

那天我上班，才九点钟，广场已经挤满人，我穿越广场旁边的小门往搭电梯，发现电梯口站着四个男子，身高一米八三以上，体形瘦削，短发或没发，皮肤黑得比芝麻糊更像芝麻糊，站于其旁，我像一个白色的侏儒。

所以你可想象我在电梯内的尴尬。

被四个高大黑人牢牢包围，我的身高大概只到他们的腋窝，但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嗅闻到的并非体味狐臭，而是浓浓的香水气息，很独特的香气，从没闻过，坦白讲，我有点打喷嚏的冲动。

而那四个黑男人也没有忽视我。电梯往上爬升卅秒，他们一直冷冷狠狠地瞪着我，没放松过半秒钟，并且叽叽呱呱地交换了几句我完全听不懂的台词，令我于刹那间感受到意外的神秘，仿佛搭了时光机器到了遥远的星球，被几位外星人挟持到不知名的远处。

终于，到了，卅秒如三分钟，被陌生人包围挟持的感觉颇不良好。电梯门打开，迎面见到两位校园警卫，脸色有异，很明显是没想过我亦在电梯之内。此时我便恍然明白，这四位黑人老兄想必是津巴布韦总统的保镖随从之类，那电梯本来临时被征用为“总统专梯”，我却乌乌龙龙地冲入其中，阴错阳差地跟一群陌生“巴打”在一个封闭空间内度过了莫名其妙的短暂时光。

踏出电梯后，四位黑人老兄快步前往贵宾室，其中一人边走边回头瞄我一眼，嘴角展露奇怪的微笑。或许他也感到莫名其妙，怎么我这华人中年会现身于“总统专梯”之内。

返回办公室，同事取笑我，说我一定是看起来也像黑人，否则没法进入电梯。而我的响应是，我一定是看起来像总统，无人有胆量阻止。我乐观，所以我快乐。

微笑泪痕

每回对内地年轻人谈及“大学生宿舍舍监”，对方例必瞪起双眼，不敢置信。

于是我问对方，你以为那是什么工作？

对方总是耸肩回答，舍监嘛，就是宿舍的管理员，负责点名、关灯、清洁之类，通常是个又凶又丑的老头子，不是吗？

我哈哈大笑道，我确是又凶又丑的老头子，那没错，但问题是香港的大学舍监可不一样。点名关灯清洁之类，有专业团队负责，舍监则是负责营建宿舍的教育学习和生活环境，亦即所谓“舍堂文化”，每个舍堂有不一样的活动取向，像人，各有性格。舍监是关键岗位，用你们年轻人的网络语言来说，不妨称之为“堂主”，尽管舍监一词其实是古雅的语言，鲁迅在书信里屡次评论大学舍监的功过与优劣，萧红亦是，可见在民国留日文人的心中，舍监有个位置。

做舍监，当然是有意义，而且发挥意义的方式和管道可以多元，正襟危坐地在活动室里主持活动，是其一，另一是跟学生们坐在宿舍门外草坪聊天扯淡，亦常有“教育”作用。毕竟食盐多过食米，随口谈到一些什么见闻典故，他们听了，表面上或许没有反应，心底却或有感受，回家写在网上，我读了，才知道他们已有感悟。

像前两天吧，出席了舍堂的乒乓球赛，跟几个学生坐在场馆外闲聊，谈及生命里的课业压力和境遇变化，我笑道，请千万记得陈文茜写过的话，大意是，“即使你把我丢弃在墓园，我亦能在墓园里开咖啡馆，并且弄得人声鼎沸，生意兴隆”。听后，学生脸上没有表情，但到夜里，微博忽然写了感想与领悟，于是，我笑了，能把自己喜欢的话语跟年轻人分享而且看到回应，终究高兴。

陈文茜是极有生命力的女人，写作，电视，政治，演讲，都精彩，她去年出版《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写欧洲金融危机后的废墟世界，她在台北办了一场演讲会，当时我在场，她朗读内容章节，许多年轻观众都听得，怕了，哭了。感染力极强大的女子。

陈文茜又出新书了。书名《微笑刻痕》，亦是“时报”所出，封面哑黑，上有三点银色眼泪，似钻石，哀伤得耀眼，最特别的是整本书被切走了右上角，形成圆圆的一个弯位，有点诡异，却也令哀伤更显哀伤。内文呢，像微博集合，写尽了作者对于生命流转的敏锐感怀，而且几乎每页都配照片，必又是一本畅销好书。

我爱陈文茜，如同我爱她的好朋友李敖先生。

六呎七

大学舍堂每年都有篮球比赛，我所属的舍堂，咳，必须承认弱势，每年的成绩都不算太强，除了这一届比较突出，极有可能取得史上首个冠军。

理由？

球员当然是关键，突然出现了几位擅长篮球的舍生，便亮了，尤其有了一位身高六呎七吋的交换生，担任中锋，控球在手，前后左右皆在其视野之内，传球予队友，得心应手，在输赢分数以外，替球赛创造了不少刺激乐趣，即连输了球的对手亦觉得好玩，面对他，有点像在打NBA的奇幻错觉。这位六呎七吋的年轻男孩，就被我戏称“六呎七”，英文比较尊重，我叫他做Mr. Six Feet Seven，他听了，笑得既自豪也腼腆。

六呎七先生来自奥地利，父亲比他矮，弟弟却比他高，足足有六呎九。刚见他时，我惊问，怎么办呀同学，我们的宿舍睡床只有六呎长，不够你睡，这样吧，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你每天站着睡觉，顶多我们只收你一半宿费；另一是，干脆我们在两间相连房间的墙壁上打一个洞，你横着睡，上半身在A房，下半身在B房，可是这样做，我必须收取你双倍的住宿费用啊。

六呎七先生知道我在说笑话，哈哈朗笑，回应道，好呀，随便你，我都可以。

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只要在他床头添放一张桌子，高度尽量跟床相等，铺上厚厚的被垫，便行了。他睡得安心甜美，夜夜好梦。他说出外旅游住在酒店，亦是采取这样的安排，习惯了，不以为苦。

才廿二岁的年轻人，不管言谈或神态都非常成熟，远比大部分两岸三地的大学生更像大人。或跟出游经验丰富有关，成长于奥地利北方，通晓三种语言，到其他欧洲地方走逛，开车只需半小时或一个钟头，没有签证麻烦，简直比从柴湾到大屿山更方便，世面见得多了，便不容易大惊小怪。我接触许多由欧洲来的交换学生都有类似背景，所以廿岁出头已是小大人，能够坐在餐桌面前跟你畅谈金融风暴和高龄化趋势，他们说，从中学开始已经要做project报告这类题目，读了一堆，也抄了一堆，即使没有创见，至少肚皮里面收藏了不少基本常识。

愈来愈多交换生来到香港，能否刺激本地学生“见贤思齐”？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愈来愈多本地生出外交换学习半年，是极好之事，开过眼界，回来后都成熟了，至少在说话时勇于或愿意直视对方，不会过度害羞或无故张扬。大学之间的“交换贸易”，愈多愈好，是教育投资的好生意。

台风假期

八号台风天不必上班上学，却仍有一些外地来港的大学生不懂行情，一大早爬起床，没有上网，没有听广播，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向邻房同学打听打听，刷牙洗脸后背起书包，出门上学去，像毛主席的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然而搭电梯到了宿舍大堂被保安员劝言，今天没课可上，大可回去房间再睡一觉。

年轻的孩子脸立即涌起一阵暧昧的情绪，有几分失落，白花了出门上课的力气，衣服白换了，头发白梳了，早知道一觉睡到自然醒；可是又同时有几分亢奋，不必坐在沉闷的课室聆听沉闷的讲课，无故多出了八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心情顿然轻松下来，仿佛在法庭上被判“无罪释放”。

那个早上我在宿舍大堂见到几个学生，他们气冲冲地、裙拉裤甩地冲出电梯，得悉课堂取消，不约而同地高举紧握的拳头，凌空抽动一下，低声喊句“yeah！”，而我相信，不管是小学生或中学生或大学生，当遭遇类似情况，反应亦必类似。

但我总是扫兴地问学生一句，宿舍饭堂也休息了，你有饭吃吗？会不会饿肚子？

学生都是先皱一下眉头，但马上释怀，回答道，没问题，我房间里有饼干和泡面，饿不死；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冲进电梯，揿掣，冲回房间，享受意外得来的台风假期。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忍不住笑了；真像，如果我家大女孩在异乡遇上台风天而不必上课，开心反应亦必一模一样。有点奇怪的倒是，宿舍平常颇为嘈杂，学生们挤来走去、进进出出，创造了一阵又一阵的青春骚动，可是到了台风天，明明都留在宿舍里，不知何故，楼层之间反而变得非常宁静，听不见半分嬉笑喧闹，宁静得异乎寻常而略带诡异。

都留在房间内睡回笼觉？坐在书桌前上网？瑟缩在被窝里看书？抑或，坐在common room的落地大窗面前，凝望着横风暴雨，想想前途想想家，想想爱情想想人？

台风天的大学宿舍，减了热闹，添了肃穆，这是我在搬进来以前从没想过的情景。喧嘈有时，安静有时，年轻人自有他们的一套心情取向。

然而一切到了下午三点以后便恢复正常。该睡的都睡醒了，上网的人也玩累了，书本更是不会长久阅读，想家想人亦已足够，年轻的心情重新跃动，待风雨稍歇，都联群结队出门吃喝寻乐去了。

喧哗重临，热闹回归，又是一个青春不眠的夜晚。

宿舍岁月

台风天过后遇见学生，问他们，昨天有挨饿吗？饭堂没开门，房间里有存粮吗？是不是吃了一整天的饼干和泡面？出乎意料地，学生无不高高兴兴地说，没有啊，房间里备有食物，即使不吹台风，平常亦要吃消夜，空着肚子睡不着。即使没有存粮，亦会跟邻房同学借或要，有福同享，一起在小厨房里玩煮饭仔，有粥食粥，有饭食饭，玩得非常开心。

这我就放心了。年轻人总有办法解决问题，住在宿舍的其中一项好处是有机会学习“相濡以沫”和“雪中送炭”的四字真谛，他日混迹江湖，反只易明白什么叫做“锦上添花”和“跟红顶白”，若干年后回忆起来，今天的岁月是何其难得与真实。

本地学生比较不必担心，因为有家可归，搭巴士或地铁回到家里，就算路程远了一些，踏进门，有饭可吃有汤可喝，再好好睡一觉，明天回校再战。外地生则有点孤苦伶仃之感，被风雨困在小小蜗居之内，家在远处，稍为感性便易触景伤情。有内地同学说，打手机回贵阳老家，按键时快快乐乐，但当听见妈妈的一声“喂……”，再望一眼窗外风飘雨摇，鼻子一酸，眼泪便流出来。

人在外地，若在风雨天遇上生病日，更是惨上加惨，此时若有人伸出援手，不管过了多少年，忘不了就是忘不了。大一那年，住宿舍，有一回发烧生病，适遇三四天的长假期，台湾室友都回家了，剩我躺在床上，体力全无，没法动弹，几乎没任何东西下肚，连爬起来上厕所的力气亦欠奉，半闭着眼睛望向天花板，天旋地转，幻想这是香港湾仔的老家，泪水从眼角渗出沿腮边流下，惨若秦汉的文艺国语片；幸好其中一位室友忽然回校取物，见我“病危”如斯，慈悲发作，扶我起床，用电单车载我返家，由其母亲煮粥煲汤照料了一天一夜，那股温暖感受同样令我如置身于悲情国语文艺电影。

我一直记得那段路程：整个身体瘫软在室友的背上，他骑着铁马，疾速前行，风声在我耳边呼啸嘶叫，我觉得背部极凉，但胸部极温暖，脑海一片空白，只是不断在问，到了吗？怎么还未到？到底还有多久才到？重复地问，不知道问了多少遍，问到几乎放弃了，电单车便停下来，室友扶我进屋，小狗吠吠地叫，四周因是假日所以异常宁静，我松了一口气，感觉这就叫做“快乐”。

人子人师人父，岁月在循环，又是台风天，宿舍岁月，时间过得未免太快。

蹲地教书法

在课堂讲学的最大快乐是看见学生的眼睛里有“火”，被你的某个观点挑动了情绪，或启动了潜藏他们心底的知识好奇，眼睛会说话，定神地望着你，等于在大声渴求，请多说一些，请说多一些，我极想极想进入这个神秘领域探索知识、分享知识的滋味。

快乐之上更有“超快乐”。

当学生不止于专注聆听而更热衷于表达意见，加把口，参与讨论，甚至跟其他学生激烈辩论，你站在旁边，先别插话，让他们尽情发挥，观点意见或相冲或相合，或言之有物，或逻辑不通，都可以，都没关系，学生之为学生就是因为不懂才要来“学”，且让他们在不通与不懂中领悟，想错过了，回头读点书，自会有机会想得对。

更何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亦不一定能由授课的人说了算，大家都有发言和思考的权利。

又更何况，世上有许许多多事情需要时间酝酿领悟，尤其关于文化社会的曲折变化，如同民国作家所曾言语，“来日大难，任你讲得唇干舌燥，他们仍是不懂”。唯有在岁月流转里有了某些自身经历，到了某年某天，始会恍然，呀，原来如此，于是记起了某天某年曾听某位老师说过的某些话语，原来早已有人提点，只是当时惘然。

然而快乐的反面是挫败。当学生的眼睛明明有“火”，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理由不肯或不敢发言，沉默地，望着你，没有半个人提出半个答案。你实在气馁。

于是我曾出怪招，突然蹲在地上，仰望他们，邀请他们发言。我说，可能因为我站你坐，这种相对位置令我变成“权威”，你们便不敢表达意见，或只愿被动地接受意见。现在我蹲着了，你尊我卑，你们才是权威，你们拥有了“身体位置”上的话语权，那么，请吧，请放心说话。

果然，第一位同学开口了。接着是第二位。再来是第三第四第五以至于第n位，一位接一位说话，一个接一个见解，交锋激荡，把课室内的讨论气氛炒热如楼市。于是我“功成身退”，可以站起来了，头有点晕，中年人不应蹲太久，几乎猝死。

我会不会是史上第一个蹲着讲课的老师？我不知道。世上无奇不有，可能早已有人采用此法。我只知道，这招有助于激发思考，得到了我希望得到的效果。但当然一招只能用一次，也只须用一次，启动后，学生的脑袋自行运转，日后的课堂我便省力得多。

等到下学期来临，换了一批学生，看来，我又要再蹲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

视频教学法

视频是个好东西。尤其在教学的早上。尤其对于早上的教学。

九点钟的课堂，学生都带着熊猫眼来到课室，其实我也是，懒洋洋的，没精打采的，疲累懒倦的，尤其这是星期五，holiday mood，期待周末来临的好休息和好节目，实不容易集中精神。

于是索性在等待学生或准时或迟到之际，按键放下课室前方的大荧幕，再启动电脑，再启动网站，播放一段《江南 Style》视频片段。音乐奏起，肥佬出场，美女伴舞，强劲节拍有点似妖巫的咒语，或似印度街头的玩蛇人，盘腿而坐，嘟起嘴唇吹奏笛子，学生们的沉重眼皮即如软蛇，由沉睡状态慢慢苏醒，缓慢地，摆动起来，往上爬升，终而昂首吐舌，跟随音乐轻摇肩膀，精神亢奋了，把假期前夕的早上的疲懒全部驱赶，像喝退强敌，彻底地进入备战状态。

音乐停了，舞蹈停了，学生的眼睛脸容充满笑意，我亦一样；好了，准备妥当，可以开始听课授课。

视频可以从YouTube或土豆网寻找，这样那样的视频网站其实是可以用得其所的教育工具。

曾问学生，有老师用音乐把你们唤醒吗？

都摇头，眼神带着微微诧异。他们太笨了吧？为什么不用呢？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但除了讲求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亦应包含教学方式的自由，如今的所谓“以效益为本的教学模式”，亦即劳什子 OBTL，其实假设了学生和老师都是罐头或机械人，替每个课程每节课堂预设了各式框框条条，以为有了一个在冷气室内闭门造车弄出来的课程纲要便可套用于所有学生所有老师身上，完完全全“去人化”，不把师生当“人”。全香港的大专学院，都一样，把行政管理的官僚模式套用到教育领域上，是否有效，抑或适得其反，的确值得好好想想，并不应该由教资会的某个所谓洋专家说了算；如果连大专学界都不敢对不合宜之事 say no，别再奢求大学生有什么独立思考了。

讲完一堆教育理念，开始授课了。但其实授课早于播放视频之际已经展开，我用《江南 Style》引导学生思考“性别”和“本土化”问题。为何是韩国肥佬？为何身边总有艳女？为何每个国家都予以复制模仿？谈不尽的思考话题皆可以一段三分钟的劲舞视频作为起始，忽然之间，《江南 Style》非常具备“教育意义”。

三小时的课，在思考与辩论之间极快过完。下课后，休息去，闭门跳番一跳骑马舞。

凶老师

显然新学期又将开始了，所以我竟然梦见踏进教室，并且，迟到，学生走了大半；惶恐万分，愧为人师，忐忑不安至从梦中惊醒。

这阵子进出校园，从早到晚皆见年轻男女丧奔疾走，穿着统一颜色的 T-shirt，喊着不太整齐的口号，是在参与 O-Camp，组爸组妈师兄师姐，识途老马，带领组仔组女师弟师妹探索校园生活的启蒙一课。

这类活动每年都有，今年稍为特别，所谓double-cohort，新旧两制的中学生皆来报到，人数几乎比去年倍增，人山人海，去年早已喧哗拆天的校园如今更像年宵市场，加上远处的新大楼赶工不停，轰轰轰，砰砰砰，不知是什么机器无日无夜地在敲地锤墙，声浪恐怖紧张，像在跟时间拔河竞赛，争取让城大校园以全新面貌迎接新生。

在声浪音海里出出入入，几天下来，头有点痛，于是便有噩梦，在梦中直冒流汗，茫然不知所措，仿佛在荒野迷途，进退不得，于是更渴望回家。

记忆中，跟医生、律师约了会面时间，他们常会迟到，或，已经明明坐在办公室里了，却仍要你坐在门外等候一阵子。跟他们相比，教学工作应该算是准时的专业，上课时间到了，便踏进教室；下课铃声响了，便阖上课本。一切按照“时间表”处理，很少有偏离，偏离即突兀。

为什么？

试想想，当你走进教室，数十对甚至数百对眼睛盯着你，即使不是盯着你而是盯着他们手里的iPad或手机，亦有数十个甚至数百个人头坐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巨大的压力，你一个人迟到甚至失场，便是同时对不起这许多人，你敢？

更何况，为人师表有所谓身教，以身示范迟到或失场，其实是颇严重的“专业失德”，老师应该罚抄一百遍“我以后一定准时”，然后放到网上，供学生查验考核。

我于十八年前在美国开始教书，第一天上课，担任助教，带领导修，竟然遇上风雪挡路，汽车遭困，整整迟到四十分钟才回到教室，班上学生已走了一大截，却仍有七八个人留下，或许不是为了等我而只是为了避雪，我仍感动得几乎流泪，亦同时惭愧得几乎想哭。这虽说是天灾，但自此以后，我教书，只有早到，没有迟到，当然也不会早退，一来是尽责，二来亦是因为心底曾有“伤痛阴影”，对时间的准确掌握有近乎病态的偏执。所以当学生迟到，我总不自觉地斜瞪他们一眼。先说好，我是个凶老师，最好别来修我的课。

不回去

内地留港学生毕业了，忙于揾工，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也望数年之后取得身份证，“永久性”地，有了一个叫做“香港人”的身份符码。

香港生活压力大，居住环境差，为什么不回去呢？有时候我这老天真忍不住向学生探问。

我知道有些学生是“富二代”或“中产二代”，爸妈会在香港买楼让其居住得舒舒服服，但另有一些，而且是更多的一些，只不过是小老百姓家庭的独生子女，留下来每月赚个万把块薪水，须花去四五千元租个斗室房，一百多平方呎，实在不算是舒适的生活状况。假若愿意回乡回家，往往可在一千多呎的楼房里拥有自己的小房间小天地。

对于我的提问，年轻人通常不会提供具体的答案，大多只是耸肩道，没关系啦，反正年轻，熬一下苦，碰一下运气，在这大城市开开眼界，也是好的。但也有几位学生苦笑回答，爸妈希望我留在香港，别回去，最好找机会出国去，取得外国护照才回来，他们认为“先做了外国人，才再做中国人”，始可获得最起码的尊严和尊重。

其中一位学生更直接引用我在某回演讲里的说法：“留在香港或移民外国，主要为了享受做好人的自由。”那就是说，回到内地，找了一份差事，每天承受大环境的污染与扭曲，出门的交通乱七八糟、吃食的菜肉有毒有害……不出两三年，怨气积压，很容易变得性格阴暗甚至同谋合污，自甘成为“共犯结构”的合谋者。他们不愿意也不甘心，所以，决志留港。

回去，不回去。选择去留，其实也是生命格调的选择。

回去吧

在路上被一位高高的男学生唤住，堂堂六呎，抬头望去如竹竿，而我习惯戏称这类男子作“阿凡达”。他们初时听了，会愣一下，然后便哈哈大笑，知道只是没有歹意的恶作剧。或该说，只是港式幽默，总比开口便骂“忽茎支那人”文雅得多。

被唤住，当然停下来打招呼，还以为是上过我课的旧生，原来是在中山书展演讲时认识的年轻朋友，大学毕业后，来港读硕士班，九个月便毕业了，毕业了便可以留港了，男的揾工，女的通常既揾工也揾男朋友，再住几年，取了香港身份证，始做下一步打算。交了几万元学费，可以取文凭，又可以留港成为“香港人预备军”，非常划算，这笔小钱就当作登陆香港的“移民手续费”，性价比非常高。每个人的心里有一个小算盘，不容旁人置一词。只要香港法律容许，这是他们的选择权利，不偷不抢，应被充分尊重，谁叫特区政府近年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来来来，尽管来，来了再说，老少无拘——于是香港才会沦为今天的接近“陆沉”。

可是，尊重归尊重，当年轻朋友问我意见，我仍愿表达真实想法，声嘶力竭地建议他们考虑“趁少还乡”，如无特别具体的理由——例如必须替父亲长辈来港洗钱，例如在港已有不错的专业工作机会，例如在港有了恋情而舍不得离开——根本不值得花费数年青春换取一张香港人的身份证。理由很简单：反正香港早已门户大开，日后若想再来，合法管道多得很，不必要急于一时。反正，应该睁开眼睛看看在港生活的痛苦代价，工作不好找，即使找到了，碍于时势，限于语言，乏于创意，困于规模，极不容易有高速的发展平台，结果呢，每月领个万把块薪水，工作十多小时，租住房或跟友人合租分住小单位，早晚在路上跟几百万人在有限的空间里挤迫抢拥，过不了几年，青春不再是青春，志气亦早被消磨，尽管取得了身份证，却进退维艰，三十岁了，才回内地起步再闯，便迟了。这样的留港代价其实不算太低。

反而趁着青春年少，拿到香港文凭，回到内地，依凭实力或关系找到工作，起步的薪水福利或许较逊，但胜在内地城市化的力道强劲，如果不太懒惰，如果不太差劲，如果不太倒霉，不难于几年间寻得广宽的发展领域。

This city is dying. 回去吧，无谓来港抢食兼浪费青春了。这是忠实的建议，年轻人，好好听听，好好考虑。

Side B　揸的士

“用减法过日子”，

意味割舍生命里的不必要执着与贪恋，

别给自己制造太多包袱，

要轻轻松松过日子。

然而这个“减”字，

往往是被迫的、强制的，

并且具备一点点的闹剧，

甚至悲剧性质。

风水

终于搬到了狮子山下，做了四十多年的“港岛人”，忽然变成“九龙佬”，还真需要一段时间始能适应。

昔日，开车往九龙，一想起拥挤的海底隧道便感觉路程累人，挂在嘴边的是“今天要塞车过海”，叹气连连。如今呢，偶尔往港岛，隧道塞车依旧（不知何故，这条可恶的红隧连凌晨一点亦常塞车！），但心理上总觉好像从某个“蛮荒地带”前往“文明胜境”，唉，到底是“港岛人”，怀着深深的“港岛偏执狂”或“九龙歧视情结”，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可纠正。

对于搬家事宜，朋友一直反对，自称懂得术数玄空的他摇头叹曰，得不偿失呀，老兄，此地大险，君不见山下社区，人事纷乱，是非纠缠，瓜葛蔓藤，绝非吉地，避之为妙。

我的反应是，苦笑道，我知我知，可是搬家事大，搬一次家如脱一层皮，那种累，累进骨子里，若再重演一回，伤不起！更何况，狮子山下，豪宅成群，即使地利不宜，想想有这么多富豪相陪相伴，也甘心了，有木有？

其实我在心里想的但没说出嘴巴的是，我向来相信两句话，一是“我相信世上有玄学之奇，但正因相信，我才不信世上有这么厉害的人能够准确预知甚至改变命运”；另一是“信术数，不如修因果；与其看果，不如观因”，守因顺果亦是另一种改变命运的好方法，而且便宜，比动不动便找风水师命理师来得省时省钱。

所以呢，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我甘愿对狮子山下的风水危机“逆来顺受”，在很大程度上，只因我吝啬孤寒。看风水并且信风水是一桩非常昂贵的事儿，记住，风水阵局之摆设绝非一劳永逸，每年时运有变，势头便须跟随配合，否则吉局易变凶局，吃不完，兜着走。此之所以即连大富大权之人亦难以风水长期助阵，风水与人运之间有着太多变数，谁都说不准，亦谁都难以精准配合。

玄学权威紫微杨曾经撰文忆述，一九九二年曾到台湾勘察蒋孝文和蒋孝武的墓穴，那是淡水墓园，“七运造坐甲向庚，是为上山下水、星辰颠倒且全局伏吟的格局，几可已断蒋家会有日渐没落的趋势”。我的联想是，如果连有权有势的蒋家亦找错墓地，平民百姓如吾辈欲花一万八千以求好风水，岂不只是奢望幻想、纯属运气？

不搬了，也没法搬。人，除了运势，毕竟也有责任。为了工作搬来此地，故须负责到底，这也是因果，也是命运的一种。

用减法过日子

经常听见台湾朋友说“用减法过日子”，这话在福尔摩沙应该算是文艺腔，意味割舍生命里的不必要执着与贪恋，别给自己制造太多包袱，要轻轻松松过日子，无欲则刚，朝着真正觉得有意义目标轻身妙手地迈步踏前。台湾许多中年人，尤其文化中年人，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并且已经说了好多年好多年。

来到香港，来到我日日夜夜生活的香港，来到我出生并生活了四五十年的香港，愈来愈发现“用减法过日子”亦跟自己非常贴近，然而这个“减”字，往往是被迫的、强制的，并且具备一点点的闹剧，甚至悲剧性质；不能不如此，没法不如此，已经成为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什么是“港式减法”？

举些具体的例子吧，譬如说，周末出游，以前难得有了一两天假期，不管是否拥有汽车，大可天地南北随意走动，想去哪就去哪，不会太困难，去到现场，亦不会觉得太难受。可是如今，不行了，愈来愈困难了，随心所欲愈来愈成为奢侈之事，只因，人口爆炸，长期的、过境的、永久的、暂居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涌入香港，数目多到令香港接近“陆沉”，出门去哪里，已经成为一项非常伤脑筋的选项。

去大屿山走一转，搭乘圆圆小小的缆车，升到高空，俯瞰香港景色？可以，但你必须上山排队两小时，下山也排队两小时，然后始可享受那十来廿分钟的车内宁静。等等等等等，是获得享受之前和之后的指定动作。

到海洋公园？祝君好运，你同样需要等等等等等。搭巴士去，要等。搭巴士返，要等。到了公园门口，排队买票，要等。入了场，玩乐各式游戏，更要等。久候成为悲惨的指定动作。

到迪士尼？命运相同。要等等等等等。

本来嘛，等一下，没关系，世界各地的主题乐园都一样，愈好玩的地方愈要等，如同去吃一碗美味的名牌云吞面，往往亦要等。但问题是，在等待的时候，会否因为被强横插队而心生愤怒，会否因为目睹孩子随地大小便而生起悲哀，会否被前后左右的人声杂声吵架声嘈闹到心绪不定，效果便极不一样。等待多久是一回事，在什么状况下等待又是另一回事。在我城，等待已成苦事。

以至于如果想到旺角购物、想到铜锣湾逛街、想到稍有名气甚至根本寂寂无名的食肆享受一顿早午晚餐，无不需要苦苦等候座位，或排队，或抢挤，最后，把座位弄到手了，亦须要在吵杂的环境进食。

所以，在“用减法过日子”的年代里，日常生活——其实不管是否假期——一旦考虑踏出家门，思考逻辑往往并非问自己想去哪里，而是首先提醒自己有什么地方不能去、不应去、不敢去，想呀想，想到最后，干脆放弃，干脆把许许多多的本来应该不错的好去处排除在外，不敢“光临”，不愿踏足，宁愿清清静静地留在家中。

而家中，香港家中，一般就只有不到六百呎面积空间，又窄又闷，但这已是你的唯一天堂。

用减法过日子。香港的现实，香港人的悲哀。

尖嘴黑衣人

早阵子写过《用减法过日子》谈香港的生活状态，早已确认，许多地区已经“陆沉”，被大陆客的人潮洪水淹没了，必须从城市走动名单里剔除。只可惜，写一套，做一套，上个周末却仍因为某些理由跑去了尖沙嘴，下午三时，是人潮洪水的最最高峰，情状之惨烈，不问可知。

首先是塞车。驾车从九龙塘出发，经公主道，到了靠近红隧入口处右转进入漆咸道，车子已经开始接龙游戏，无数车辆塞在几条狭窄的道路上，像一群饿兽抢吃骨头，亦似一群饥民落难逃荒，车速缓慢到近乎停滞，尽管坐在冷气车厢内，却仍有窒息的感觉。

前后左右观察一下，明白原来又是巨型旅游车惹的祸。一车又一车接载“自由人”的旅游车任意停泊在路边，像原始时代的巨兽于咬噬厮杀后，稍稍安静下来，喘一口气，以便稍后再战，这使得三线行车线变成两线甚至一线，从漆咸道到金马伦道都是如此，其他私家车和的士唯有像无数精虫挤向一个子宫般竞争激烈地往剩下的空间抢去拥去，由于焦灼，也因危险，于是不断按响喇叭，之声此起彼落，替炎热的午阳添加了热度，是城市里的癌症般的无敌噪音。这便使得香港愈来愈似内地。内地城市交通的一大特色便是按响喇叭，随时随地按，无缘无故按，显然是驾驶者互不信任，必须依靠响声向别人咆哮。香港以前无此现象，如今，有了，这些或那些都有了。

然而有些香港特色仍是内地未有，譬如说，聚集在美丽华商场以至其他商场门前的一群群年轻黑衣人。男的居多，也有女的，但不知何故，九成身穿黑衣甚至打着黑领呔，密密麻麻地站在路上，严重阻碍了人流之进出。我去商务印书馆买书，没法不穿越商场大门，乍看还真吓了一跳，误以为美丽华改了做殡仪馆，刚好有江湖叔父去世，大佬吹鸡，门生穿上黑衣前来送丧，如同经常在报纸新闻和八卦周刊所见。

原来只是派发新楼盘的单张，并且把路人拦截下来，问“有冇兴趣睇楼？”。可笑的是我看见他们连路过的七八十岁的外籍老先生老妇人也要问一问，或因政府辣招奏效，楼市冷静，他们饥不择食，搞不好连小猫小狗去睇楼都无任欢迎。

尖沙嘴，又名尖嘴。尖嘴黑衣人，香港一景。左有“自由人”，右有“黑衣人”，尖沙嘴想不人口爆炸也很难。

卷舌音

名牌时装Dolce & Gabbana在香港引起争议，事缘有港人在店门外拍照，遭店员阻止，并谓“内地游客在店内购物可以拍，你们要拍，只准到马路对面拍！”，颇有歧视港人之嫌。事件在网上曝光后，群情汹涌，数百港人围集该店门前示威抗议，场面浩瀚，成为国际传媒的花边新闻。

或因身边的女性朋友都不算年轻，没有太常把 Dolce & Gabbana挂在身上或挽在手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这个中年男子遂也对这个偏向花俏的意大利牌子没有太大好感。

所以最近读到关乎该牌子该名店的“禁拍照”闹剧新闻，没有丝毫愤怒或悲凉，只觉可笑，简直是只会发生在香港这个城市的夸张事情。不好意思，勿嫌噜苏，又要谈谈张爱玲了，她说的，香港是个夸张的城市，在这里跌个跤，感受亦必比在其他地方来得痛来得深；换句话来说，在这里闹个事，戏剧化程度往往亦必比其他城市来得热闹来得瞩目。

此事闹完一个周末，像发烧一样，痛苦几天便会平息，该说明时说明，让致歉时致歉，便好了，没啥大不了，然而香港名店对于内地游客的优待礼遇倒是实实在在，只要在香港逛过中环和尖沙嘴，你便知道。当你踏进名店，店员立即对你全身上下打量一番，先用眼睛判断你是香港本地人抑或内地游客，然后，听你说话，或逗你说话，你一开口，如果说的是广东话，立即露底，她们的热烈笑容立即收回七分，尽管不会变为臭脸，却通常热情不再，任你自由逛览，不会花时间对你有所招呼。

如果你说的是普通话呢？又如何？

通常是这样的：她们会对你细心推介各式名贵商品，新款式的，价位高的，总之是假设你即使到了最后不买亦必只因看不上眼而并非舍不得花钱或无钱可花；许多时候，她们更会每隔五分钟便问你要不要喝茶喝水喝咖啡，殷勤地招呼你稍坐休息，以免累坏双腿。如此服侍，相信我，百分之九十只会出现于对待内地游客身上，这一切，只因你是香港人，免谈。没法子，人民币不断升值，港币不断贬值，此增彼减，大国崛起，小城衰落，如果我是依靠佣金收入过活的店员，亦很难不如此；凡事只要合法，不管是否合情合理，人人有权照做，这便是“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懂。

于是我便对妻子作出这样的建议：她在台湾成长，说的是流利的“台式国语”，但在闲逛名店时，必须在“台式国语”上添加一些卷舌音，让店员误会她来自上海或北京或成都，这应可替她的购物经验增加几分轻松愉快。在这年头，台湾女客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比不上内地女客，至少在香港，这是真理，审时度势，精明如我和我妻子，没理由不向内地看齐，对不对？

地铁车厢

从九龙塘搭地铁到尖沙嘴，早上十点半，不算是繁忙时间吧，月台竟然排了长长的队伍，一重又一重，前身贴后背，窄窄空间，人满为患，再这样下去，地铁公司恐怕要派筹才准市民入站。

香港确是愈来愈多人了，有接近“客满”的感觉，不仅是九龙塘，不仅是尖沙嘴，不仅是铜锣湾，而是所有地区所有街头，经常都是人头涌涌，每个人的体热往空气里渗透，再渗透回身体之内，如沼气，使人有窒息之感。所以没有必要绝不出门，除非开车，把车子停好，立即冲到要去的地方，或办公大楼，或食肆餐厅，谈完该谈的事情，立即冲回车上，回到应回的地方，亦即，家。

这个城市似乎愈来愈不宜生存。地铁车厢当然是拥挤的代表空间，然而，人多人少是一回事，是什么样的人在使用又是另一回事；我常暗想，地铁愈来愈挤或跟下列理由有关。

首先是随身袋之流行。以前，女人用手袋，男人是啥也不用，轻身妙手上路去，爽快无比。但近年不知何故，不管年少年老，每个男人于出门时几乎必带布袋，尤喜那种大大的背在双肩之上的“龟背袋”，站到车厢里，占去不少多余空间，一个人变成一点五个人，非常挡路，可厌度也非常高。

其次是手拉车之普及。许多人除了肩背袋子，手里更常拉着一部长长的折叠式双轮小车，上面叠着一堆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东西，不仅占地方，更常压到旁人的脚背，雷同于攻击性武器。

再来是在车厢内疯狂地使用手机或iPad，双手不自觉地往前伸去，或双肘自然而然地往两旁叉开，那又等于多占了零点五分量的面积，加上那个可厌的“龟背袋”，便是一人变两人，吞没了双倍空间。

地铁车厢的“平均能够容纳人数”是一回事，车厢内的“实际能够容纳人数”又是另一回事，试想如果人人都占双份面积，一节本来可容廿人的车厢，即使只走进来十五个乘客，便已超爆，非常拥挤。

更何况，别忘了尚有“心理容纳人数”这码子事。当这十五人都在讲手机，吱吱叽叽，叽叽喳喳，喳喳啦啦，噪音堵塞在车厢内的空气里，现场便似挤站着卅个人，仿佛有卅个人同在搭车，令车内环境沦为不堪，心理感受极度恶劣。

好几回了，听见身边乘客对着手机大声谈笑，我极想到鸭寮街买一个电波干扰器，放在裤袋，暗中按键，令身处车厢的所有手机失灵无效。希望这不犯法。我是良好公民，犯法的事，我不干，但，别逼我，please。

疯狂时光

住港岛时，欢乐时光，例牌开车到湾仔谢斐道与卢押道口的Joe Bananas，主要因为贪平贪方便，门口可以乱泊车，每天五点到九点，人家是happy hour，它则提供crazy hour，所有酒类比其他酒吧便宜三成。

搬往九龙后较常去的地方是宝勒巷内的一间德国酒馆，门口亦可偷鸡泊车，只不过偶尔抄牌，我于三个月内中过四次招，颇肉赤。但仍喜欢光顾，因为贪图安静，小小的店面，小小的空间，坐在吧台旁边，饮客们大多是鬼佬或日本仔，即使有华人亦多是中坑男女，沉静地坐着，仿佛在反刍回味前世今生的挫败与光荣，疲惫的五官脸容，复杂暧昧的表情，构成了一幅幅足以下酒的想象图画。

去的次数多了，饮客之间竟然有了“互助默契”，门口摆放着一桌两椅供客人坐着抽烟，当有交通督导员走近，门外“抽客”便会冲进酒吧朗声提醒大家把车开走，分秒之间，鸡飞狗跳，如同逃亡，又是另一幅诙谐滑稽的浮世绘。

我极少到本地饮客集中的酒吧，嫌吵杂，又抽烟又玩骰盅又有啤酒妹过来唠叨，烦死人。happy hour于我是个人的清静时间，白天属于工作，晚上属于家人，唯有这个短短的黄昏短短的一个钟头，属于自己，坐着，呆着，百无聊赖亦是一种难得的生活乐趣。少年人有少年人的hea，中坑亦有，欢乐时光便是中坑之 hea，唯因志在发呆，喝酒绝不超标，请放心。

然而偶尔亦会光顾九龙城的一间小酒吧，那简直是中老年的“怀旧场”，顾客最低年龄从四十五起跳，电视轮回播放梅艳芳张国荣关正杰，岁月于此停顿，世景荒荒，我们在这里，活得非常非常地高兴。

揸的士

不看冯肯专栏我也不知道原来好多香港麻甩佬跟我一样，暗暗有个愿望系退休之后揸的士；一车在手，天下我有，想去边度走就边度走。如果不是纯粹为了揾钱养家，揸的士确是“自由业”。

一来系开工自由，时间任择，早班晚更，可以自己话事，不必由工头拿着一个簿子对你点来点去。“自由业”的收入不稳定，是缺点，但再多缺点仍比不上一项优点：唔驶睇上司脸色，想开工就开工，想放假就放假，千金难买自在行，比揸飞机更为自由写意。

另一项自由写意是再冇下属，从此不必扛着“上司”的负面标签，不管你对下属曾经做过多少好事，只要稍有一回让对方不如意，不管是你对抑或他错，对方总会在背后甚至公开把你抹黑为地球上最恶毒的魔鬼。你有口难言，因为“下属”两个字永远能够博取最大的同情分数，反之，“上司”一词本身已是恶名，当你离职时，如果能够听到下属讲句“虽然你……总算是个好上司”，恭喜，你已赢了，饮得杯落，鞠躬领受，不必再去介怀那些无中生有或小事化大的“……”了。揸的士还有另一个好处，至少对吾辈如我是好处：有离奇百怪的故事可听。坐在你车厢的善男子善女子，密封于局促的空间里，总会发出声音，或吵闹，或哭泣，或私语，或八卦，人间万象被浓缩在短暂交流的口水泡沫中，或喜或悲或哀或乐，皆足把你单调而平面的世界拉开拓阔，人老了，眼力不好了，小说不容易多看，唯有依靠耳朵听取故事，那些故事便是小说，至少是可以让你延伸想象的小说材料，绝对是上佳娱乐。

当然揸的士还有其他优点，包括可以免费找人搭讪聊天，可以找其他的士大佬打边炉饮啤酒，可以在老婆打电话找你时假称唔得闲，可以偶遇廿年不见的亲朋戚友……唔怪之得近年有不少六十五岁以上的男人揸的士，我猜，或许是为赚钱，却又或许不是，只是醉翁之意不在揸，在乎其他乜乜物物。问题只是他们自得其乐，乘客却难免担心他们手腾脚震，有碍马路安全。对了，重遇旧友。日前搭的士，司机大佬是位阿叔，忽然问，你系唔系阿边个？廿几年前系唔系住过台大宿舍？原来是台大比我高一年级的侨生师兄。廿八年没见，相逢车厢，话旧谈事，唏嘘之余亦惊讶于生命幻化。诗人木心说过“寻我于悲喜交集处”。在的士车厢内，寻我，亦是个好地方。

跨境学童

新学期于九月开始后，预计跨境学童将激增四成，每天大约有一万七千个孩子经由罗湖前来香港，把关卡挤爆，把学校迫爆，对特区的教育资源构成了沉重压力。然而在边境口岸却有着另一番天真童趣，谁见了，都会笑。

我有幸见过两回，一回在大清早，一回在傍晚黄昏，上课与下课，孩子们背着小书包，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牵着手，穿着颜色相同的校服，摇摇晃晃地像小鸭子般在老师的引导下往前走，可爱极了。

孩子们的小眼睛隐隐流露睡意，一大早起床，过关过境上学去，当然累；下课后，学习了半天，嬉玩了半天，更累。所以稚幼的五官上都有疲倦的痕迹，甚至挂着口水鼻涕，衣领亦有果汁汽水汤汁甚至白米饭的遗痕，如同白领男子于下班时的领呔总是松垮，OL呢则口红褪色和眼影淡薄，在忙碌的城市里，大人小孩都不易熬。

但孩子毕竟比大人欠缺自由，老师们带队过关，他们只能乖乖听话，前脚接后跟地依从命令，老师说停就停，说走便走，不可违拗，稍稍反应缓慢即易被老师喝骂，有如行军远征，在拥挤的关口里，人声喧嚣，世景荒荒，还真让人联想到国民党于战败前的强迫拉夫，茫茫人海你必须跟着我走，走进另一个茫茫人海，你们是彼此的另一依靠，一旦放手，你便落单，不会有人知道你在地球何方。

那回我看见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孩子不知何故突然在队伍里放声大哭，同学们被他吓着了，呆呆地看他，有几个孩子的眼耳口鼻开始扭曲，仿佛准备跟随，一场不可收拾的嚎啕悲剧即将发生；流眼泪如打呵欠，是会传染的。幸好，说时迟那时快，一位长相温柔敦厚的女老师飞身趋前，半蹲下来，轻拍他的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神奇地，孩子不哭了，却也没笑，只是把哭声止住，把嘴唇抿住，仿佛隐忍着一肚子闷气委屈等待回到家中才对爹娘诉苦。

他不哭了，其他孩子遂亦安静。扭曲的脸容回复平静，嬉笑声再度响起，孩子们鱼贯地亦步亦趋地往前过关，离开香港，回到深圳，回到他们的社群。香港于他们终究只是“使用”之地，来了，用了，便走了。

我常好奇许多年后成长之后，这类孩子将如何忆述这段过关历程？他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何模样？有的，或终有天，有人会出版一本《跨境学童回忆录》之类，让我们看见他们所曾看见的宇宙天地。一定会有。

城市的崩溃

《寒战》把香港呈现得何其美艳却也何其恐怖，典型的城市，典型的香港，欢喜处处却也危机重重，从高位俯瞰，从低位仰望，皆有一种浓浓的暧昧的美感。

香港导演，不管是年轻或资深，无论是初出道或老经验，几乎都有把握拍出城市的暧昧。毕竟都是城市里长大的人，生于斯，长于斯，城市的血液就是你我的血液，仿佛每个人的血管都是道路，建筑物高低排列，有华丽有寒酸，排列出一个隐形的迷宫，让你我在迷宫的狭路里互相追逐，寻找，相遇，迷路。

所以当你观赏港产片，好看的固然好看，即使有些所谓烂片或闷片，通常仍能在某些镜头运动下抓到一些动人的城市影像，人在城中，如蚂蚁入林，总有震撼与惶恐。香港导演几乎像呼吸一样非常自然地把强烈的城市感铭刻于镜头菲林上，把你我打动，也把他自己打动。

城市之于电影镜头，总是占优势的。街道狭窄，巷道曲折，危机四伏，只需把镜头架设在巷口街尾，静静不动，几乎必可拍下一些神秘的身影，闪动在暗处，没法确定是打算伤害别人抑或在逃避别人伤害。所以总有故事。

至于楼房的高低起落构成了繁华与苍凉的对比，城市是立体的，我们是立体魔方里的一只小小的变形虫，当魔方挪动，我们没法不妥协变形。

但如果城市是香港导演的优势，那么，历史肯定是有待他们积极开发的锻炼蛮荒。香港导演能够把城市拍得非常立体，却又通常把历史处理得非常平面，几乎所有涉及历史时空题材的电影情节，不管是民初民国也好，是唐宋元明清也罢，到了好些港导手里，总被拍出浓浓的现代感甚至城市感，从对白到眼神，从故事到镜头，通常都是如此轻如此佻如此薄如此空泛，像用刀叉吃小笼包，或似用筷子吃西冷牛扒，放进嘴巴里，味道走了样，不一定不好吃，而只是，不搭调。

说了一大堆，主要是惊艳于《寒战》里的城市香港，夜色凄迷，在我们足下，让我们依仗，让我们躺靠，却又非常可能突然之间令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真的，非常可能，轰隆一声，坚固的都遭烧融，厚实的都变松软，一切归零，我们不敢置信却又没法不相信，如香港，如香港的核心价值，如我们所曾深深信仰的美好与渴望。城市不存在了，香港不存在了，这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和喜欢的香港。

那些年，我们打过的边炉

天变了。香港本来属于亚热带气候，到了冬天，竟亦出现寒冬，是前所未有地寒，而且是持续地寒，气温一连四五天低至摄氏七八度。怕冷的中年男如我，最佳娱乐当然是打边炉，也就是内地人一般所说的吃火锅。

其实不止中年人钟情于打边炉，在我城，男女老幼皆迷恋，甚至不止在寒冬打，在炎夏也打，把空调控制在摄氏十八九度，自制寒流，强风阵阵，坐在火锅桌子旁边吃喝谈笑，痛快无比。

打边炉，一桌子，坐满人，桌面中央放着热腾腾的锅子，锅里有菜有汤有肉，味道随心所欲，你爱吃什么便添加什么，口味愈来愈多元化，四川麻辣、皮蛋香茜、番茄牛肉、豆腐猪骨、天麻醉鸡、马来沙爹……亦可以来个“鸳鸯”，亦即把锅子分隔为两半，各放一种汤料，即广东人所说的“汤底”，各吃所需，各取所好，不会引起口舌上的纠纷矛盾。

有好“汤底”，亦要有好牛肉，牛肉是港式火锅的最佳拍档，而目前流行全国的“肥牛”更是香港人的独特发明，出自香港旧区九龙城的方荣记。

九龙城方荣记，五十年老字号，是第一间发明用“肥牛”打边炉的火锅店，创始的老板姓方，头发全白，人称“白头方”，数年前去世了，如今是第二代接手，两兄弟合作打理店铺，只此一家，不开分店，桌上除了普罗百姓如我亦有明星如梁朝伟，可见其盛。

记不记得好久以前有一出港片《PTU》，电影的第一场戏在九龙城一间叫做“方荣记”的火锅店内拍摄，那就是了。当大银幕上亮出招牌上的三个大字，坐在戏院的黑暗里，旁人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默然笑笑。那是我多么熟悉的一间火锅店，曾几何时，那可能是香港最有名气的一间火锅店，一个传奇故事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发生，作为观众的我很难不产生额外的共鸣与亲切。

昔日的方荣记诞生于九龙城寨的窄巷之间，儿时的我曾跟在报社工作的父执辈于下班后前往光顾，那年头确实非常花样年华，缓慢的节奏懒散的步伐，夏威夷恤的口袋上插着原子笔，花旗装加上黑框眼镜，在幽黯的弄巷里与友朋喝啤酒吃火锅便是忙碌工作十二小时之后的最佳享受，儿时的我在父执辈的嬉谈笑闹声里窥探了人生的初阶奥秘，好像是暑假吧，因为不必上课，父执辈吃喝到多晚我便相陪到多晚，夜，漫长无休的夜，比人生更长。

隐约记得九龙城寨的巷弄地面很湿很不平，成长后的我讶然领悟那等于文学上的暗喻以比拟城寨的暧昧身世。方荣记的创店老板有个外号叫做“白头方”，须发皆白如雪崩后的遗痕，嘴角经常叼着一根烟，儿时的我甚矮小而他甚高大，从低往上看，他的上半张脸仿如隐藏于云雾里的神秘山峰，高深莫测。而对小孩子来说更高深莫测的当然是他的赤手取炭绝技，那年头吃火锅用的仍是旧式小炭炉，白头方可以不靠任何毛巾或手套隔热，直接用左手执起炉上已被滚烫的锅子，再用右手慢慢拨执锅炉里的热炭，温度于他如无物，毕竟靠温度吃饭的人，没有资格怕温度，这是功架，也是命定。

九龙城寨其后跟随殖民年代土崩瓦解，方荣记也搬了家，白头方也去世了，第二代接班，第三代也已经大学毕业了，不再花样年华的我偶尔带着吾家第二代前往光顾，店主相见不相识，客气地笑问客从何处来。时移事往，理之所当，只有在观看《PTU》电影的刹那，看见方荣记三个招牌大字，味蕾忽起化学作用，一股鲜嫩的肥牛肉香气从牙底涌起，喉咙低低咕噜了一声，幸好，陶醉在光影世界里的其他观众听不到也不在乎。

最近一回去方荣记，是一月上旬，请几位年轻的大学生同吃同喝，小时候的我初来此地，才七八岁，远远比今天坐在我眼前的大学生来得年幼。时间啊时间，我无言。

这夜，问大学生，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最爱吃些什么，十问十答，其中九个都说打边炉；剩下的一个，不是不喜欢打边炉，而是说，“唔知呀，我哋其实乜都钟意食。”

没再追问打边炉之受欢迎理由，或许不必问也猜得到吧，看看那些火锅店，都是九点后特价优待，才一百多元港币，随意点吃，吃到饱，于是大学生们纷纷相约于九点十点始出笼觅食，一来喜其便宜，二来喜其饱足，年轻人的肠胃毕竟弹性较大较宽，须用更多更厚的肉肴将之塞满，所以，打边炉，没有其他选项了。

也所以，若干年后，打边炉势将成为这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他们老后会津津乐道，当年呀，在中学的年代，在大学的年代，我经常跟某某某等等等去打边炉，围着热腾腾的锅子，蒸汽往上冒升，隔着白乎乎的烟，喝了许多啤酒，我窥视了同学们的暧昧的脸容，那么清纯那么美丽；对方也曾把我看回来，我连忙低头，有点窘，有点羞涩，但心底涌起暗潮如锅中的浓汤热泡，幸好我把半边脸隐藏在烟雾里，我用烟雾遮掩，不让你看透我的心事。

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边炉，如斯让人回味，而于那些年以后，我们各奔前程各散东西，可是那些年的记忆早已溶化在边炉的汤底里，那些年的边炉，其实从未散席。

所以我常猜想当新世代的年轻人回顾大学生涯，对于火锅店的铭印记忆恐怕远深于图书馆或课室，后者的空间是如此冰冷，前者却是温暖的所在，从身体到心灵，热浪把你重重包围，给你最大的安全感。

你们的毕业庆典，其实应该别吃西餐，改打边炉，这才叫做真正的感恩。

亲爱的我的大黄鸭

非常天涯浪子

黄鸭移师高雄，遇上台风“天兔”，游客却步了，大黄鸭更泄气倒地，鸭兔同笼，鸭兔激战，兔子小姐先胜一仗，算是遥遥呼应台北“九月政争”的喧闹景象，北台湾南台湾，到底是一家人。

在高雄，大黄鸭栖身于光荣码头，跟对岸的真爱码头遥遥相对。“光荣”与“真爱”，简短的名字灌注着浓重的福尔摩沙腔调，前者彰显的是国民党时代的宏伟心愿，让人联想到《八百壮士》之类的抗日片；后者则是文艺腔加宗教腔，若亦以电影比喻，便是林青霞和秦汉和邓光荣和秦祥林在沙滩上奔跑追逐的镜头。两岸码头其实铭刻了台湾的“本土风格”。

但再本土，亦比不上高雄的旧名：打狗。

不是打狗棒，也不是打狗巷，就只是打狗，但跟狗无关，只是六百年前的原住民的土语Ta-Kao发音，意指“竹林”，他们保卫部落，在四周植满竹子，故得名，汉人来后，把Ta-Kao唤为中文的“打狗”，是很忠于原词且又带着幽默的音译，可是日本人不喜欢，占领台湾后，把“打狗”改唤“高雄”，发音是日语的Taka-O，又高又雄，切合了军国主义年代的攻击魔性。

高雄是直辖市，是绿营重地，男女大多长得粗壮偏矮，圆圆滚滚的，像一个短短的圆柱子，或因从荷兰到日本管治以至蒋家王朝的高压时期皆有过抗争，悲情格调成形了便难磨灭，到了今天，在地人之间的交流聊天，仍以闽南语为主，甚至常带脏语，很有粗犷味道。至于衣着打扮，除了十来岁的年轻人稍为摩登，其他人等仍跟悲情时代差不了多少，市长陈菊是典型代表，一张横脸，当地叫做“肉饼脸”，代表富态，配着圆胖身材，像个生了六个小孩的好妈妈，丈夫被国民党抓走了，家中老少全部由她照料，白天在菜市场卖饼卖肉，晚上回家在夜灯下教导孩子读书写字，然而一咬牙，桌子一拍，怒眉一皱，又可以用最慓悍的姿态跟随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等走上街头，毫不恐惧坐穿牢底。在高雄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陈菊型”的好女人，能入厨房，可上议会；能菩萨低眉，可金刚怒目，貌似十项全能。

若到高雄，记得到街头巷尾的小店吃饭。总是那么台日混血情调，即使供应的是台菜，店内往往播放着日语歌，而其实台曲本来就很日式，非常富士山，非常港都夜雨，非常天涯浪子。刹那间，仿佛踏进了侯孝贤的摄影棚，不用购买入场票，你免费参观了小小的影城。

人世风光

大黄鸭在高雄栖身于光荣码头，对岸是真爱码头，爱河经此入港，站在岸边遥望高耸耀目的鸭子，视野开扬，别有趣意。但我猜，震撼程度终究比不上香港的尖沙嘴。

为什么？

就是因为视野太开扬了。

或可倒过来说，尖沙嘴之所以震撼，正在于视野不够开扬，在人多楼多船多的海港旁观鸭赏鸭，本应是局促的，可是局促过了某个界限，反而构成别处无法可比的喧哗热闹。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拥挤是香港的宿命，但拥挤有拥挤的美感，如果这个城市不是这么多山这么多人这么多楼房这么挤呀挤地把人挤得喘不过气，又怎会促成这么动人这么璀璨这么夺目的如珍珠宝石般的夜景？

高雄没有这么挤，所以大黄鸭的存在，可以是妙趣横生，却形成不了震撼。

想想尖沙嘴的情况吧。站在岸边，抬头仰望大黄鸭，维港本就很窄并且愈来愈窄，对岸中环和湾仔错觉是伸手可及，刹那间，你不似站在岸边而像是跟大黄鸭以至许许多多的陌生人共处于同一个小小的浴缸，水波漂荡，水面的浮木如儿时浴缸里的肥皂和毛巾，所有遥远的记忆都被唤起了。

更重要的是，黄鸭很高很大，但跟它紧贴的是许许多多比它更高更大更雄伟的商场大楼，白天的玻璃被太阳照射，耀目得虚幻；晚上则是张灯结彩，红的蓝的绿的各色幻化。童趣的黄鸭置身于人世的风光里，把这个城市的现实变得有点不太现实，或可说是，变得“超现实”，看着它，望着它，我们被震撼得出神。

这一切一切在高雄，不是没有，而是不够，或稍嫌疏远。因为海港太宽阔了，海岸线太长了，不管来了多少欢天喜地的游客，都不会让人觉得拥挤。即使都拥挤到大黄鸭面前好了，但望过去，楼房很远，对岸很遥，失去了都在眼前的强烈对比，也就大大减低了惊动的强度。只能是有趣，只能是得意，不容易享受“超现实”的幻觉。

大黄鸭在其他城市，北京、悉尼，统统如此，虽各有妙趣，却仍难跟尖沙嘴相比。张爱玲早就说过香港是个夸张的城市，在这里跌一跤，感觉亦会比在其他城市来得痛楚。至今有效。任何东西来到这城市，放置在拥挤得夸张的人世风景里，所有能够产生的感觉都注定以倍数增加。如果大黄鸭能够自主，选择一个永远的归宿，不知道它有没有胆量以港为家，落户在这喧哗人世？

暂借一夜美好

大黄鸭暂时漂浮于高雄光荣码头旁边，是爱河的入海口，爱河是高雄地标，于谢长廷担任市长期间，整顿治理，化肮脏为纯净，再变纯净为繁华，少了江湖味道，多了喧闹气息，是必游之地。

廿年前的爱河可不是这样的。那是漂满垃圾的一道河流，臭，乱，脏，甚至偶尔浮起一具死猪狗尸，行经河畔，必须掩鼻，除非你是早已麻木适应了的在地人，倒喜在河畔夜市里找寻刺激快感。

河畔夜市是有历史的，从日据时代开始，卖吃的，卖喝的，卖春药的，卖补品的，卖杂用的，到了晚上都来这里，热闹如台北艋的华山寺前。当然亦有不少茶室，门开门闭，传出阵阵淫声浪语，是中老年男人的寻乐天堂。也传出歌声，日语歌，闽南语歌，靡靡旋律在诉说凄凉，词意大多是说爱人出海跑船不回，女人在岸边等呀等，等到容颜老去，未知生死，却仍甘心守候下去；或倒过来，说浪子天涯终有尽，挽着行囊回来了，登岸寻旧，店关楼空，爱人不知去向……港都总是飘着夜雨，苦雨凄风，茫茫夜色，亚细亚的孤儿未明前景何在。

谢长廷在高雄市当选后，留下的一项德政是治理爱河，发动年轻人参与，甚至从台北南下，投入义工，从技术团队到人文队伍皆具阵容，这其实是一场“文化革命”，让高雄新一代开了眼界，明白到什么叫做疼惜土地山川。谢长廷远于做高雄市长前已在台北长期支持大学生搞文化杂志和团体，在文化扎根上付出不少，积聚了力量，到了九十年代才爆发收成。

我常想，当年的“长扁之争”如果是长胜扁败，由谢长廷代表民进党出战，打败连战，也败老宋，选上了，民进党的气运或会兴盛十多年，至少不会被陈水扁骗光败光。然而天有意志，人有时运，谢长廷偏偏被陈水扁挤走出局，后来虽可代表民进党竞选，终究败局已成，无力回天，唯有人随党衰。从某个角度看，历史往往是参与者的气运较量，人有三衰六旺，你衰时碰着他旺，或你旺时他比你更旺，你能做的只是在家叹气。王金平正是国民党里的谢长廷，碰着马英九，战战皆输，徒呼奈何。

到高雄，今天必游爱河夜市，吃好玩好，比台北诸夜市更有慢活趣意。试试当地流行的“百元烧烤”，从活虾到生蚝到山猪香肠都是台币一百元一份，热腾腾的，用炭烤，配冰冻“台啤”，远眺河流出海处的大黄鸭，足以暂忘香港烦气，借来一夜美好。

黄鸭华丽缘

晚上十点左右到了尖沙嘴，人头未算涌涌，所以刚刚重新出动的大黄鸭显得特别可爱，尤其我从海运大厦走向香港酒店，沿电动楼梯而下，从高处张望，清晰可见鸭仔在海里载浮载沉，背景是迷蒙的海水和变幻的灯光以及站在岸边围观的人群，合构出一幅华丽的人世风景；看着望着，一刹那的快乐，总是有的。

可以想象，如果是白天前来，华丽变成热闹，必又是另一番景象，必有另一番感受。那时候，孩子们多，看见大黄鸭，会大叫大笑，哈哈之声不绝于耳，童稚笑脸如花，即使你自己的生命早已耗损破坏，若心未死，那一刻想必仍会被感染出快乐。

痛苦不易让别人分摊，快乐则可轻轻松松地供众人分享，完全不费力，不费吹灰之力，你只要站在那里，把笑容开展，把笑声流出，即像把快乐的细菌流播于空气，其他人吸入了嗅闻了，自有喜悦。而且传播快乐是无本生意，当你让别人笑了，对方的笑声笑脸亦会倒过来把你感染过来，你的快乐，便是双倍。谢谢大黄鸭替香港创造了片刻的快乐。

当然有人会对这种快乐不解，所以多次有内地传媒追问，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喜欢大黄鸭？——而我的回答必是：能否把问题倒转，思考一下，怎会有人不喜欢大黄鸭呢？

大黄鸭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常见符号，孩子们的洗浴玩伴，象征童真梦想，是城市人的共通经验。当一只六层楼高的黄鸭出现眼前，出现于你熟悉的城市，怎会不使人又笑又叫又喜又惊？别说是香港，即使把黄鸭放置于泰晤士河或哈德逊河，英美洋人照样会欢天喜地。若放在北京台北东京首尔曼谷慕尼黑布拉格等等等等，反应一样，或许只有放在平壤或巴格达才会被视为恐怖物，当地人民即使想笑想看，亦不敢，政府首长也很快便下令军人前来，瞄准开枪，把黄鸭枪毙。

大黄鸭的创意是值得鼓掌的。快乐难求，一刹那的快乐亦是快乐，能够如此轻易催发，更是功德。所以往后不妨继续，让黄鸭休息，让他物顶上，譬如说，威猛如李小龙，温柔如张国荣，谐趣如周星驰，把一些本土化的人物形象化为塑料巨物，漂浮海上，亦是好玩的事情。即使是一条大白鲨亦好。玩游戏，总要有底线，可以惊吓，但别过度惊吓，但求快乐，那就很好。

终究不是忠诚的朋友

大黄鸭唤起大家的童年记忆，小时候的浴缸里，它曾是玩伴，浮在水面，左旋右转，排遣了我们的枯坐寂寞。

为什么儿时的小黄鸭能够吸引眼球？

一来因为颜色。纯洁的鲜黄，夺目的鲜黄，像阳光般替浴缸或澡盆添注了灿烂，不仅孩子喜欢，父母更是开心，在黄澄澄的映照下，孩子的笑脸更像天使。

曾有神经学家告诉我们，儿童对黄色具备极高的视觉敏感度，或许是人类文明的远古遗传，阳光就是生命之源，是万物生长之母，孩子从出生那一刻起已对“黄色谱系”最有反应，这是自我防卫机制的基因围墙，人皆有之，小黄鸭成为欲望引线，在浴缸里，点燃和召唤了我们的生机情绪。

如果黄鸭变成红鸭，血色黄昏，恐怕我们的心情会是沉重而非欣喜，正如黄色的圆形笑脸才是王道，换了其他色调，就不对劲。我们的大脑神经早有伏线，绝非白纸一张，对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有相同的反应。

小黄鸭的另一个吸引关键，在于轻盈、浮水、漂悬于或冷或热的水面，摇摇晃晃，左左右右，兼具笨拙与灵敏的暧昧特性，其实对坐在浴盆里的孩子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互动挑战”，他们轻轻拨一下水，鸭仔在浪波中慢慢漂远；他们把水往自己方向拨来，鸭仔便乖乖地、像不断点着头般往回漂至。鸭仔是听话的鸭仔，由你操控，它满足了童年时代的第一回控制欲。

但那又是一只顽皮的鸭仔。它浮在水面，摇头摆脑，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你，仿佛对你说，来吧，来抓我吧，来把我压到水里吧，你不一定有这种本事，信不信？要不要试一试？于是你伸手过去，企图把小黄鸭的小头头朝下压，压往水下，你以为成功了，但才两秒，鸭仔又顽强地冒起头来，把尖尖长长的嘴巴朝你戳去，似在对你喊话，怎么样，信了吧？你可以令我前进后退，却没法控制我的高低浮沉，除非你狠狠地用剪刀把我插破，把我毁了，把我坏了—但你肯定舍不得。

所以这么多年以后，你长大了，你老去了，回首前尘，面对那只小黄鸭，其实你曾经如此无助无力无奈，没法把它全盘操控。今天站在尖沙嘴海旁，面对那只大黄鸭，前世今生，似曾相识，你于快乐微笑之际隐隐记起一些挫败一些忧伤一些沮丧。

你想不起那是什么理由了。且让我提醒你，那是因为，它终究不是你的百分百忠实的朋友。

如果有个大大的孙悟空

大黄鸭告别香港，但众多“鸭迷”不必伤心，因为几乎一模一样的山寨黄鸭依然存在于内地的各大城市，下回到内地旅行走动，如果想念它，不妨前往找找，探望一下，捏起两只手指拍张照；相似的黄鸭，不同的空间，却仍可以挑动相同的笑容。

“黄鸭之父”当然是不高兴的了；他咆哮道，中国人应该尊重创意，拒绝抄袭，不应该把他的黄鸭创作搬移到中国内地。

从版权的角度看，“鸭爸”的抱怨是成立的，他的创意他的念头，理应受到保护。然而，假如大黄鸭的艺术概念根本没在内地登记注册，任何人都有权照搬照抄，在不受法律规限的状况下，这其实不叫做抄袭，而只叫“模仿”。模仿也是一种人权，甚至说，模仿你就是尊敬你，是向你致敬呀。你应该说声谢谢而不是咒骂。

创造力和模仿力其实都是人类的自然能力，缺一都建构不了文明，但文明一旦建成，创造为王，模仿反成弱势，甚至被贴上“抄袭”的负面标签，受到后设的法律概念严重框限，几乎成为犯罪的同义词。对于模仿，被誉为“认知神经科学之父”的加州大学教授加扎尼加曾经这样提醒：“创造力和模仿力推动了大脑的演化。我们人类大部分的所作所为，都是起源于某一个人的好点子，然后我们都学他。是谁用那些长相毫不起眼的豆子弄出第一杯咖啡的？是和我有着不一样脑袋的别人。不过幸运的是，我不需要凡事都靠自己从头做一遍，我可以利用别人的聪明点子。发明和模仿普通存在于人类世界。”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事物在“被发明”以后，就一直以原始形态存在，其后任何所谓改良或别出心裁的创意，都只是模仿，或充其量是在使用过程上的附加实践，譬如说，轮子吧，从“被发明”的那一刹开始，它就是圆滚滚的，其后千年百载，没有人能够改变它的形态，所以，世上所有轮子都只是模仿。又如筷子和汤匙，从“被发明”起它们都是长条形和弯陷形，其后千年百载，所有改变都只是建基于模仿的额外想象，不算是完整的创造。但话说回来，聪明的中国人于照搬大黄鸭之余，不妨考虑稍为变形，例如把大黄鸭改为孙悟空或观世音，照样有六层楼高，照样直立水面，不是更具中国特色，更吸引人吗？

寓创造于模仿，才更显出中国的威武。否则，中国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邵逸夫和我们的年代

邵逸夫校长

吾辈于少年时代最感好奇的其中一个英语字词是Run Run Shaw，看电影时在大银幕上看见，中文名字明明是“邵逸夫”，用广东话来译，再怎么样也译不出这样的英文，回学校问老师，好像是小学六年级的英文课老师，她脸色一沉，道，你也实在太诸事八卦了。

很明显，她其实也不知道。

但她是个好老师，过了两天，又上课了，踏进课室，她清一下喉咙道，邵逸夫只是他的号，正如陆游，号放翁，他本名邵仁楞，把宁波方言的发音译成英文便是Run Run Shaw了。说完，老师笑了一笑，洋洋自得。很明显，她替学生查考了答案，而且这位很有幽默感的老师从此把在学校走廊里低头疾走的男孩子们戏称为“Run Run Shaw”，她喜欢把学生喝停，然后调笑说，哗，你跑得比邵逸夫还快啊。

但邵逸夫先生替香港人带来的当然不止于一个奇特的英文译名和嘲讽的诨号。

他和他的邵氏公司为香港人示范了什么叫做动能强大的“文化产业”，从电影到电视，从南洋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邵氏帝国版图覆盖远近，替一代又一代的华人观众创造了无数的星光幻梦，用当下流行语来说，邵先生是第一位把香港影视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文化企业家，由是，成为传奇，势必被一代再一代的华人观众述说下去。

在企业经营以外，邵先生也向香港人示范了如何把赚来的大钱捐献于各式各样的慈善领域，尤其教育，贡献之大、付出之多至今无人可比。邵先生的名字里正有个“仁”字，仁乃人之本，对于人才的培育与培训，他最看重、最懂、最内行，所以两岸三地的大学皆蒙其惠和几乎皆有“逸夫楼”或“逸夫图书馆”或“逸夫书院”，或气派，或简朴，无处不在的堂堂建筑彰显了中国文化里对作育英才的高远理想。

亦正因为看重人才，邵氏王国多年以来透过训练班形式栽培了无数明星、演员、摄影、美术、灯光师、化妆师等等演艺界专业工作者，在邵氏旗下企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于薪酬高低的水平标准，老板与员工之间容有异议，但对于员工在专业专才上的提升，老板总是支持并奖励。早已有人说过“邵氏是影视界的少林寺”，不在邵老板手下工作过，不算英雄，所以后来有些竞争同行皆原是邵先生的下属或助手，师出邵门，不同凡响。“邵氏出品，必属佳品”，其实指的不止是电影而更是人才。邵先生，其实是华人影视界的老校长。

邵氏与华语语系

邵逸夫先生出生于光绪年间的大门大户，四岁时，枪声一响，民国来了，他跟同代人可说都是“遗少”。

成长年代，走过军阀混战，走过南北对抗，时混势乱，兄弟们毅然从上海转进南洋，在椰林蕉雨里描画光影彩虹，但事业起飞不久，遇上日本鬼子，唯有低头受侮笑、隐忍就功名，跟敌人周旋敷衍，好不容易熬过了艰辛岁月，重见天日。

然而艰辛未完。鬼子走了，日本人不打中国人了，却轮到中国人再打中国人，而且打得比日本鬼子来前更激烈更血腥，兄弟们从南洋杀回大陆的心愿暂时搁下，改到香港，选择在英国人的管治下建立他们的电影帝国；其后开枝散叶到台湾，在国民党的有限自由下发挥无限想象，但同时不忘继续联结南方宇宙，终于，在牢牢锁上的大陆门外，筑构了一支无敌影视舰队，把中原世界团团围住，却亦等于替中原世界的未来打开了无数窗口。

是的，邵氏的或古旧或摩登的影视作品确如一支舰队，有巡航舰有驱逐舰有潜水艇有航空母舰，大大小小俱备，各级兵将皆全，邵逸夫是总司令，手持望远镜，眺望远方，带领华人观众在光影汪洋里探索冒险，寻找所谓“正统中国”以外的新天地，让华人观众的“想象版图”变得更丰富更宽广，在这版图上，我们重新认定什么是新时代的情爱欲望、什么是老传统的核心价值、什么是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什么是中国与异国的恩怨情仇。

邵氏作品不仅让华人观众抬头看见大银幕的声光幻影，其实亦引导了他们低头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导演和老板追求的可能只是票房，观众买票入场时期待的可能只是娱乐，然而电影之为文化创作，邵氏帝国之为帝国，在论述言说和意识形态上的建构威力其实远超票房和娱乐，过去有许多年头，不知道有多少华人观众透过邵氏作品想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透过邵先生旗下出产的电影有意无意地学做人，学做男人，学做女人，学做华人，学做商人，学做好人，学做城市人……正是在这意义上，我才称邵先生为邵校长。

华人学界近年不是热衷于“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吗？

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邵氏作品正是最突出的“华语语系电影”（Sinophone Cinema），异音之于正统，从福尔摩沙到殖民维港到南洋雨林，开拓和散播了无数的有别于规范思维的杂声乱声。如果没有邵逸夫，华人难免寂寞。

他的大东亚共荣梦

邵氏兄弟源于邵氏父子，邵氏父子源于南洋影片，南洋影片源于天一影业，天一成立于一九二四年，距今正好九十载，邵逸夫当时只是十七岁少年，眨眼已变一百零七岁人瑞，寿终而去，也带走了华语电影的现代化尾巴。

天一之创，具体象征了“现代性”在中国电影界的落实与拓展，它投资拍摄的电影，不限于热血革命或激情抗战，也不止于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而是把大量的都市爱情故事搬上银幕，在种种半虚构半写实的故事里，想象现代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何去何从，亦即，如何开展异音混杂的现代生活并从中自在享乐。天一的电影常被批评为“俗”，但当时所有现代事情无不“俗”，凡摩登的即是“俗”，凡有违官方主旋律的亦是“俗”，邵门兄弟可不吃这一套，俗就俗吧，最要紧的是观众高兴、票房受落。

现代性亦展现于空间与人才的安顿处置。天一曾遭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组的“六合影业”杯葛，有了所谓“六合围剿”，失去了院线支持，邵门兄弟自备三轮车，派人把影片用“人肉宅配”的方法送到乡镇，觅地放映，这可能是中国“流动电影”的史前阶段，创意既传统也大胆。然后呢，天一影业换成南洋影片，在蕉风椰雨里觅疆抢土，开拓了南方版图，之后北上，先香港，后台湾，甚至曾经企图东进日本和西侵好莱坞，让华人的邵氏沾上国际气息。

中文大学的邱淑婷教授写过专文《邵氏电影的日本因素》，罗列详细材料，展露邵逸夫的日本眼光和口味。邵氏请过不少日本明星演戏（李香兰便是邵氏演员），也请过日本摄影师并代表邵氏取得过国际奖，更跟日本公司合资拍过《白蛇传》和其他电影，至于灯光师化妆师剪辑师技术指导武术指导等工作岗位，更常见日人身影，枪炮下的“大东亚共荣”是邵先生所痛恨的，他追求的只是光影艺术上的“大东亚共荣”，如同他说过，“亚洲电影制片业中，日本和香港都站于领导者的立场，有着不少相同的文化背景，要是有心把亚洲电影发扬光大，香港是不能不跟日本电影界合作的”。

中国现代政治历程走走退退，邵逸夫和他的电影现代化工程却从未停步。我常想，如果邵先生能够返老还童，当互联网兴起时他仍只有五十岁，凭其眼光与魄力，必对网络与华人影视之结合作出更大的格局的创意推动。在邵氏影城以外，这是邵逸夫的未竟之功。可惜了。

他的未遂之功

邵逸夫先生享寿一百零七岁，影视帝国雄霸一时，但毕竟有几项未竟之功。然而绝对是“非战之罪”，只是生不逢时，当他老去，机会才至，若他年轻五十岁，凭其眼光与魄力，想必大有作为，再创一番新局面。

其一是互联网上的声光幻影。网络兴起，尤其在台湾和大陆兴起，替流动影像提供了能量惊人的扩散平台，邵氏手里拥有大量资源，如何透过科技平台把资源好好利用，是网络商机的大好所在，亦是有待开拓的影视疆土。年轻时的邵逸夫向来触觉敏锐，亦精于合纵连横，他若仍有精力主理业务，必有突破。

其二是科技特效之于影视制作，大家都知道邵逸夫有“顽皮”性格，年轻时引进科技于电影制作，让华语片在灯光摄影化妆音效等各个技术层面皆曾突变，其事业之每次跃进亦皆跟科技有关，例如先后从好莱坞和日本引进最前卫的摄影冲拍技术，为求突出，不惜工本，如果邵逸夫仍然年轻，面对3D模拟之类的先进平台，必亦爱玩，并且勇于大规模投资尝试。

其三是内地市场的开发与介入。邵氏家族有着宁波人的经商高明手段，善于拿捏世局，出手精准，所以，日本人占领南洋时，压不倒他们；国民党高压管治台湾时，他们仍是“自由影业”的龙头老大；到了“大国崛起”的“盛世”年代，邵逸夫先生也以慈善家姿态备受尊重，尽管框框条条仍多，但若年轻五十岁，凭其地位与智慧，只要甘愿，必可在灰色地带里打拓出暧昧的影视色彩。但当然，邵先生不肯在内地发功，或许正因拥有足够的世故与聪明，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勉强去做，搞不好会令老本受损受耗。

其四，唉，可惜了，是那在将军澳的邵氏影城，好地好土好建筑，矗立多年，却迹近荒废，用途与规模不成比例，如果邵先生正值年轻力壮，亦逢两岸交流开放，把影城营造为主题公园和梦幻乐园，不仅可把香港的文化产业产值提高若干个百分点，更可替全球华人提供一个做梦天堂，来到这里，把自己亲身投进声光幻影的喜怒哀乐，所有虚拟化作现实，香港始真真正正成为一个“梦幻之都”，将军澳的地皮价格亦必高速飞升。

或许邵先生如同所有凡人，不管生前有何成就，不管去世时享寿若干，回看前尘，总仍有未遂之憾。人生难免无憾，谁都一样。

辑四　迷乱

Side A　梦中人

中国人是很现实的民族，

不一定功利，

仍然有梦有想有远见，

但心底深处最爱最喜的

仍然只是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到亲的东西，

不怕它小，只怕它远；

不图它大，只恋它的细致动人。

电影，亲

《北京遇上西雅图》成为内地最卖座的爱情电影，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这样的剧情和组合都不卖座，那必表示，导演肯定水平严重不够；只要稍为拍得认真，只要稍为有点拍摄技法，这样的流行商品很难不流行。北京。西雅图。东方。西方。汉语。英语。小三。医生。情妇。老爸。汤唯。吴秀波。理想。现实。笑点。哀伤。该有的元素都有了，最最切合当下内地年轻人对于生命与世界与浪漫与未来的想象与理解，只要拍得稍为出彩，肯定能把观众拉进戏院并令他们于笑声里渗透出眼泪。

用内地流行语来说便是，这是一出非常“接地气”的华语片，虽然所谓地气里面其实包含太多的虚构欲望，但毕竟跟地面贴近，至少比近年屡战屡败所谓大片来得牵动人心，让年轻观众觉得它亲。

其实回看十多年来的内地电影，只要是“接地气”的电影几乎没有败北的余地，差别只在于大赢或小胜，总之都有观众拥趸，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群客户。中国人多，即使只是“一群”，已经很多很多，已经有赚没赔，不会让投资人吃亏。反观那些所谓大片，不管宫殿建筑得有多宏伟，不管围墙堆砌得有多高耸，不管瞄准天空远处发射出多少支箭，不管演员明星嘴里吐出多少吨血，皆只如同在天上横扫飞过的一道光芒，因在远处，看了充其量只会惊讶慨叹，甚或只是发笑嘲弄，因为发现原先以为是飞碟异形的那个怪物原来只是一堆童稚气球，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威力。最后是，没了票房，也没了口碑。

中国人是很现实的民族，不一定功利，仍然有梦有想有远见，但心底深处最爱最喜的仍然只是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到亲的东西，不怕它小，只怕它远；不图它大，只恋它的细致动人。观诸最受中国人追捧的生活用品也好美学文物也罢，都以亲打底，以亲为轴，离了地气便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甚或干脆不把它看成存在。

内地近年的许多卖座电影，就香港和台湾观众看来，都是怪怪的，或嫌它过时，或厌它媚俗，这主要因为它的亲并非我们的亲，不跟我们同步呼吸，我们对它只能观看而没法感觉；当没有共鸣，一切顿成虚话。

从《人在囧途》到《北京遇上西雅图》，热闹非常的中国银幕走出了一条繁华的俗世路，像民国的鸳鸯蝴蝶派和嘲世幽默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掌声。唯望掌声持续，终于出现下一个电影界的张爱玲。

当有人说你长得像汤唯

汤唯被誉为中国影坛的首席“演技派女星”，当遇上一位北方女子，如果你不管是有意或无意地说一句“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去有点像汤唯，至少总令我联想到她”，对方必视之为高度称赞，并由此对你平添五分好感。

百试百灵，屡试不爽。

为什么内地女子喜欢认同汤唯？理由之一或许是汤唯的五官长相其实不算太美，充其量只算是略有姿色，干，瘦，脸庞圆宽，鼻梁不高，眼睛虽然偏大，却又未至于桃花勾魂。换句话说，这只是一张平凡的年轻面孔，在此城彼城，随处可见，即使在足浴店里替你做脚底按摩的那位小姐，如果你留神细看，亦不难找到类似容颜。

正因平凡，故易认同；难道不是吗？难道有人敢轻易自认长得似林青霞或钟楚红或林志玲或徐若瑄？她们都太美了，要把自我投射到她们身上，女子必须拥有超劲勇气，不怕被人取笑，物以罕为贵，这样的美女毕竟太少太少，其他女子是心知肚明的，不敢僭越，以免遭嘲。

认同汤唯却没有这种风险。平凡的脸孔，谁都可以从中找得跟自己相像的部位和角度，认同便认同，没啥恐惧。而更关键的是，当女子认同汤唯，其实最渴望认同的是汤唯于从影以来所展现的坚强性格，亦即，她的脸不仅平凡而更是一张“有性格的平凡脸”，那就提供了极大的认同诱因，让神州大地上许许多多自知长相平凡却又不甘平凡的女子甘愿把她视为偶像，把自我投射到她身上，从而把自我尊严往上推高三分。

汤唯的突出性格源自她的从影遭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但最喜欢的还是演戏，因演话剧而被赏识推荐予李安，在《色，戒》里大红大紫，然而惨遭封杀，备受内地掌握话语权的卫道/虚伪叔叔伯伯炮轰辱骂，其后远走异乡，在美国与韩国之间游走探索，当然也来过香港尽展所长，最后回归，在一部又一部的北方电影里吐气扬眉，终而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赢尽年轻观众的掌声与眼泪。汤唯的奋斗史简直是许许多多女子的委屈缩影和恐惧阴影，亦是许许多多女子的成就欲望和努力目标；望着汤唯，想到自己，中国女子在她那张平凡而镕铸着喜怒哀乐的脸容上同时看到了希望与失望。

说吧，说一句“你有点像汤唯”吧。

这可令原先讨厌你的人变成接受你，更可令原先喜欢你的人有可能爱上你。这是到内地追女子的时代秘诀。

民国才女与大银幕

萧红忽然红了起来，已有一部《萧红》上映，另有一部以《黄金时代》为名的萧红传记亦在拍摄之中，民国才女，薄命红颜，透过声光幻影重现廿一世纪的国民面前，既是怀旧，亦是猎奇，相信对提升普罗百姓的“文学意识”不无效益。

但我暗暗好奇，为什么至今仍未有人把张爱玲传记搬上大银幕呢？小屏幕的电视剧倒是早已有了，但拍得不好，拍得过于婆婆妈妈，实在有辱张小姐的果断英明；真希望有人尽快把这位民国“首席才女”的生平故事拍成一百廿分钟的好看长片，而徐克，或陈可辛，都是我心中的首选导演。

其实《小团圆》于数年前出版之后，就理论理，必能令更多人心动筹拍《张爱玲传》，可恨有些人对所谓“汉奸”情事依然耿耿于怀，《色，戒》惹起的麻烦便是前车之鉴，看来，唯有再等五十年了。在中国，理论与现实终究不是同一回事。

如果要拍《张爱玲传》，如果不担心拍得too Hollywood，整出电影的起始场景或可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当然是以张爱玲为主导。

前两年有一些出土旧信，收录于《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书内，据张爱玲自白，晚年经常失眠，怀疑家里有蚤子，故三天两头挽着几个大塑胶袋仓皇搬家。有一回，坐在巴士上晃晃摇摇，睡着了，迷糊间被一个男青年过来抢走了身上仅剩的几百块美金。欲哭无泪，呼救无门，只能呆坐在异国街头。这便是非常好的故事场景。电影开始时，老去的张小姐在巴士受辱，颓然坐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望往窗外，窗外市容由九十年代的L.A.渐变成四十年代的上海，一位青年书生在路上向她挥手，示意她下车。张老小姐撑起精神急步下车，镜头一转，回复风华正茂的“盛世”年龄，书生趋前牵扶她的手，她笑喊一声，兰成……

第二个选择可以是宋以朗。

其实宋以朗身上拢聚了许多戏剧元素。他是文学家宋淇和邝文美的儿子，留美取得统计学博士，读古龙琼瑶多过读张爱玲，返港后，从父母手上继承了张爱玲的遗著处理权，好大的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宝藏就在手边，《小团圆》之所以能够出版，正是他的重大决定。所以，电影开始时，可以拍宋以朗坐在家中床边，母亲去世了，他承接了所有张爱玲遗物，一封封遗信拆开来看，一篇篇遗稿拆开来读；然后有张爱玲的画外音，透过书信和遗稿重建她的一生，在过程里，又有他的出现，描述宋先生如何把张小姐的遗作整理出版，如何面对困难和挣扎、挫败与掌声，两个时空穿错交迭，一张张脸孔，看似眼前人，却又隐约有着旧时影子。

《张爱玲传》是值得拍的。纵地看，凭其家世，透过张爱玲的故事可以刻画中国整整一百年的历史氛围；横地谈，凭其交往，透过张爱玲的生平能够反思一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取舍。

唯一不拍张爱玲传说的理由只是，中国创作仍多避讳。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梦中人

十八九岁时有一段没上学，也没工作，留在家里，每天清闲，读书写作，过着至今以来唯一的“零负担”日子。

白天家里没人，父亲出门上班，母亲出外打牌，在黄昏来临以前，家中客厅变成我的“书房”，卧躺沙发，跷起双腿，爱翻什么书便翻什么书，看累了便不知不觉间睡去，有时候执起望远镜偷窥对街住户，隔窗看女孩子换衣服或洗浴；形而上与形而下合为一体，是生命中最快乐的岁月。

睡觉，难免做梦，梦中常现各式人物。我是个多梦的孩子，小时候经常梦游，梦中跟不知名的人打麻雀、下跳棋，啥事情都做过。到了青春期，梦中场景更为多样，能说的不能说的，所在多有，但已没有梦游了，只有脑海影像而没有肢体动作，省下不少力气。

那时候迷上台湾作家的书，故常入梦，作家们现身梦里跟我谈笑论事，梦过白先勇梦过王文兴梦过李欧梵梦过林文月，后来，也梦过朱天文朱天心以及张大春。不太记得跟谁做过什么了，只见过梦中的隐约脸容以及欢喜心情，如粉丝见偶像，不，不是“如”，真的是粉丝见到了偶像，影像是假的，强烈的感觉却是千真万确。

还有一张脸容，是张爱玲的，那仰起的脸，那傲气的眼，那浅浅的笑，仍然记得，或因当时看过她的照片所以梦见，日后也常见到相同的照片，故把照中人和梦中人合而为一，就算不是一样，亦当作一样。

阅读张爱玲的起点是《心经》。在湾仔的艺术中心看过荣念曾改编的舞台剧，没有剧情，只是照例地非常荣念曾式地有一群人在舞台上缓慢地从左边走到右边，再从右边走回左边，有音乐，有投影，却没有太多对白。然而仍是感动的，有浪漫而哀伤的力量。离场后我亦缓慢地走回家，平日很短的一段路途，忽然觉得好长好长。

看完《心经》，理所当然地往《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的方向探索过去，从此迷途，在张小姐的文字花园里千转百荡，不肯走出，并由文字迷上脸容，由现实迷到梦境，好多回于午睡的恍惚里见到她，她朝我笑笑，我很紧张，每回都很紧张，然后，通常转醒过来。再看过对街住户，再诱人的胴体亦已变成庸脂俗粉。不屑一顾。

那时候买的张爱玲的书多年以来一直在我身边，加上后来的，家里书架有了一个“张爱玲专柜”。她写的，写她的，都有。十年前在香港的一趟饭局上遇见几位台湾来客，说正在筹备张爱玲电视剧，我一时慷慨，把几本难得的参考材料借给他们，对方答应要还，过了两三年却未见消息，我忍不住厚着脸皮托台湾朋友追讨，终于讨回部分，心始释然，尽管并未全部释然。此乃老子生平首次亦是唯一一次把书借出去了却仍主动索还并且是隔山越海地索还，只因，跟张爱玲有关，不可失，不应失。

曾有一段日子我在地理杂志担任记者，专驻东南亚，在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等国家之间游走，飞机于我如巴士，并且常要坐在候机室内作漫长等待。所以随身行李里必有一本张爱玲小说集。耐看，不必担心看不下去，不必担心很快看完，随手翻开一页，都可读之再读，如见熟悉的朋友，如有朋友做伴，心情顿然宁静沉着，或可用“舒服”二字形容。像游走得累了，回到家里，见到亲人，最强烈的感受总是舒服。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某回在旅途中遇见女子，她约我晚上见面，我心动了，却没去，夜里独躺在酒店床上，不无后悔与遗憾。那是不可救药的滥情与浪漫，却又是惋惜于某种技艺之浪费，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那位娇蕊，她与振保坐在阳台，喝茶，调情——

“娇蕊道：‘说真的，你把你从前的事讲点我听听。’振保道：‘什么事？’娇蕊把一条腿横扫过去，踢得他差一点泼翻了手中的茶，她笑道：‘装佯！我都知道了。’振保道：‘知道了还问？倒是你把你的事说点给我听罢。’娇蕊道：‘我么？’她偏着头，把下颊在肩膀上挨来挨去，好一会，低低地道：‘我的一生，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了。’半晌，振保催道：‘那么，你说呀。’娇蕊却又不作声，定睛思索着。振保道：‘你跟士洪是怎样认识的？’娇蕊道：‘也很平常。学生会在伦敦开会，我是代表，他也是代表。’振保道：‘你是在伦敦大学？’娇蕊道：‘我家里送我到英国读书，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去的时候年纪小着呢，根本也不想结婚，不过借着找人的名义在外面玩。玩了几年，名声渐渐不大好了，这才手忙脚乱的抓了个士洪。’振保踢了她椅子一下：‘你还没玩够？’娇蕊道：‘并不是够不够的问题。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

就于惘惘遗憾之中，我睡去。

但那夜出现梦中的不是张爱玲而是另一位远在花莲的台湾女子。

唯有上海出得来白相人

曾经买过两个版本的《今生今世》，一个是廿多年前的台北远流版，另一个是十多年前的台北远景版，前者留在台湾花莲家里，后者在手边，在香港，在书架上，厚厚一册六百四十三页，偶尔翻阅重读。

最近两个礼拜，由于预闻香港天地即将出版重新校订的《今生今世》，为了能对新版旧版有所比较，我特地把家里那个远景版拿下来，放在床边，每晚仔细地认真地重温旧梦。

胡兰成本身的江山旧梦和汉奸遗梦，胡兰成笔下的张爱玲的情爱旧梦和感情憾梦，胡兰成的其他女人的浪漫旧梦和温柔空梦，以及，民国一代的善男子善女子恶男子恶女子的浮世旧梦和世俗绮梦。此梦彼梦，皆成幻梦，然而胡兰成把梦境写得细腻感人，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视点，不管你于清醒之后是否赞同，在阅读的当儿，他的文字总能对读者产生不轻的催情作用和催眠能力。真是好看。再一次认定，非常好看。

有人认为胡兰成写女人好看。有人认为他写政治好看。有人认为他写文化感怀好看。我都不否认，但我认为，胡兰成写民国时代的上海“白相人”，是好看中的好看。

“白相人”就是爱玩的人，胡搞的人，在江湖里过日子的人，但他们绝不是广东话所说的“流氓烂仔”。上海白相人，有体面，有规矩，有要求，至少在胡兰成的书里，是如此。胡兰成在南京和上海做汉奸时，除了跟日本人勾结，更常与白相人往来，他后来在日本娶为老婆的畲爱珍的前夫，就是白相人出身的附日特工吴四宝，畲爱珍本身亦是火里来水里去，拿枪弄刀，从不手软，所以胡兰成对白相人的言谈行止极有第一手领悟和体会。

且看胡兰成如此道：“爱珍是什么都吃亏得，唯有做阿瘟不来，这是白相人的本色……白相人只是不做逆伦之事，不做欺侮孤儿寡妇之事，此外只要心思好，做什么都无碍，他做的有些坏事只是等于顽皮。本来善恶二字在西洋人便成罪福，在中国民间却只有是非，而且人可以对它调笑。是非分明，而亦可以相忘。是非分明是人世有限的面，是非相忘则是无限的面，人世有限而亦无限。白相人是无恶不作，众善奉行。如《三国演义》里有赞曹操的诗，曰：是非功罪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现代西洋技术组织的社会，人像珊瑚小虫，竟然建设起了珊瑚岛，亦那里还有人气，唯独中华民国的上海，虽一般是现代人的大都市，而仍能有人情意思，如高山流水，所以出来得白相人。”

夸张是肯定的了，但，真是动人。

香港天地的新版本《今生今世》由朱永锋先生校勘，他以包括日本原版在内的多个版本为底，逐字逐句，细心审订，努力还原胡兰成欲说之言。远流版和远景版都极多错字漏字，有此新版，不管是胡迷或张迷，二〇一三年，都应该很高兴。

好一个敌我相忘

胡兰成写《今生今世》，提供了动人美文的最佳范本，写婉约处温柔，述世情处细腻，加上老派文人式的生命感悟，常让读者看得停页，仔细思量，陷入了催眠式的沉思境界。

但老派文人的感悟特色往往是不知节约，尤其胡兰成的起伏经历，常使他在感悟之际急于替己辩护，故而过头了，过了极限，令读者有点倒胃口。譬如说，他对于上海白相人的处世态度本来勾画得甚有味道，可是把味道推上一推再推推到极处，由个人推到社会与国家与民族，味道由细腻而成轻薄，读来，不免冷笑。

且看他如何写黄金荣和吴四宝之流，说他们“结托中国民间，以与租界当局分庭抗礼，亦非合作，亦非对立，而要说合作，也是合作的，要说对立，也是对立的，总之大丈夫处世接物，自然响响亮亮。这等于潜移的租界革命，而与之廓然相忘。中国人是特有一种与世相忘，如辛亥起义，是以革命相忘，又如八年抗战，是有一种岁月相忘，乃至敌我相忘，彼时上海民间与租界亦有这样的一种相忘”。

写来真是轻松简单啊。好一句“敌我相忘”。真的吗？能有相忘吗？不管是在重庆或南京或上海或华北以至在广州在香港在中国任何一片土地的中国人，面对太阳旗的威吓与武士刀的血腥，或委屈求存，或毁家抗敌，采取的姿势立场不同，但都不会愚昧到诚心相信日本军国主义者之现身于中国和侵占于中国，确是为了推动实践所谓大东亚共荣，也绝不会善忘到对于眼前的威胁和血腥无动于衷。只不过，人在屋檐下，好歹得忍住，苟存性命于乱世，如此而已，何来什么相忘不相忘。若说真有“敌我相忘”，恐怕普天之下也只有胡兰成一人，于沦陷区内跟日本军民言笑交往、揽头抱颈，即使去了日本，亦仍跟日本的过气军国主义勾肩搭臂、嬉笑往还。多少烽烟，几许血泪，都在他眼皮底下忘得一干二净。就算把焦点移回到中国本土，胡兰成口口声声说“民间用兵”是中国应走之道，但其所谓“用兵”，也并非只针对日本，而亦包含对中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好一个胡兰成，天下唯他至大至尊至对至智，殊不知，最后亦是终老异乡，身葬他一直附托的日本土地，只留下几本美书，继续对中国人催眠，而幸好，中国人亦不至于全不清醒。

章子怡的决绝

《西游·降魔篇》被嘲笑抄袭日本电玩游戏《阿修罗之怒》，表面证供确有相似重叠之处，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叫做抄袭？是桥段情节相似，抑或视觉镜头相似？在抄袭和模仿以外，是否有另外一种形容标签叫做“致敬”或“启发”？

想想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以及他的其他电影吧。摆明车马是向邵氏年代的张彻和罗维吸取营养，也明码实价地与包括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内的西部牛仔电影看齐，有时候有在片头或片尾略为解说，有时候则无，反正知道的便知道，不知道的也懒得管它了，却从来不会有人把抄袭的帽子戴在导演头上。或许因为导演名气够大，也或许因为导演和观众都有足够的自信和智慧，足以分辨什么是抄什么不是抄，以及，明白所谓抄袭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所以不必耗费唇舌和版面辩论争执。

倒过来呢，来到东方世界，来到亚洲电影王国，不管是真的抄或假的抄，总会出现许多无谓的花边新闻，仿佛不把创作者踩死笑死便不够过瘾。嗜血的华文传媒，虐待狂的华文国度，构成了非常暴烈的文化性格。恐怕是有了一些观影经验了，“西游·降魔”没法引起我的太大惊喜，一切熟头熟路，熟口熟面，起承转合几乎皆可猜到，似是史蒂芬·周的过去作品自助餐大拼盘，要什么都有，却又都不够精致也不够新鲜，这才是关键，跟抄不抄无关。

所以我的注意力特别放在舒淇身上。调皮的女子，顽强的女子，死缠烂打，执迷无悔，对敌人，对爱人更是，极有泼辣的鲜意。遂令我联想到《一代宗师》里的宫二小姐，同样，对敌人，对爱人，对报仇，对报恩，对前事，对往昔，统统有着令人无法置信的顽强意志，爱了便是爱了，恨了也便是恨了，勇往直前，坚守自己选择的份位，至此，恐怕已跟敌人和爱人无关，而是对自己的选择坚持负责，对自己的份位有所承担，是自己向自己交代。

相对地男人则是多么软弱与犹豫。迟疑不决，瞻前顾后，自找种种借口去安慰自己和身边的人为什么没法取得应有之物和做成所欲之事，许多时候更看似正直而其实虚伪，貌似朴实而其实虚荣。可怜的男人，可恨的男人。

女人在电影或现实里往往都是更为诚恳的主体，男人却相对只是任由时代或机遇摆布的物体，看似是主角，其实只是命运的配角。女人可爱也可敬，这是重点。

彭氏电影理论

《买凶拍人》今年十岁，回想该片初现江湖，彭浩翔像一位少年侠士，才廿八岁，亮剑惊武林，令人人争问这位年轻导演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一出手便有型有格，既精准呈现了香港人的神经质状态（炒楼客之疯狂，暴发户之嚣张，黑社会之伪诈之类），复反思了电影这码子事儿的存在本质（谁在控制电影圈，影像与真相之间的关系，电影理想之败亡与生机之类），而更重要的是，导演能以不落俗套的镜头配置把一出荒谬剧拍出现实感，有三分似现身于七十年代法国的新喜剧，也有两分似九十年代的塔伦蒂诺式怪鸡片，余下的五分，则仍然非常香港，仍然港味十足，仍然是属于“七〇后彭浩翔式”的黑色幽默。难怪这部电影在国际上备受注目，更于此后十年，屡被重温，毅然向“经典”地位迈进。

《买凶拍人》据说只拍了十五天，彭浩翔在此片里充分展示了他的心和力，戏里其实有不少撷取自其他电影的角色元素，古惑仔片的，周星驰片的，吕克·贝松片的，他拿来就用，揉搓成形，使之成为他的演员和他的人物，得心应手之处，百无禁忌，是彻彻底底的香港精神。而情节开展出来的关系张力和荒谬转折，尤其那对于现实社会的反叛回应，那对于血腥和性爱的痴迷执着，更是百分百港味，毫不夸张地说，此后十年的“彭浩翔原型”都在里面了，他其后的作品既是创作亦是开展，有了名气和身份之后，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空间诠释自己那套关乎生和死和生死之间所有事情的“彭氏理论”，而这套理论的核心价值或许在于：只要处理得宜，不管是生（例如赚钱或偷情）还是死（例如自杀或他杀），抑或是不生不死（例如替自身的存在找寻生命意义），都可以成为一桩蛮好玩的事情；人间一切问题纯属技术问题，你选择了某个目标，别人没资格质疑目标的正确性，却可对你在目标达成和执行过程里所展现的技术高低给予赞叹或嘘声。

你的真正价值在于你的技术优劣，做得好，便备受肯定；做不好，便被人嗤之以鼻；彭浩翔用他的黑色喜剧提醒我们，这便是这个迷乱世界里的唯一真理。

看彭浩翔电影，十年了，这是我对“彭氏电影理论”的个人解读，并以此作为贺礼，恭贺彭导演的《买凶拍人》十岁生日快乐。

彭浩翔的放肆与志气

八个月前找彭浩翔到城大的学生宿舍分享创意心得，他已透露，有人打本，正在拍摄一部可以百分百“言论自由”的电影，完全不必理会内地市场，纯粹针对香港的目标观众，黄黑红蓝白，想要在内容上添加什么颜色便什么颜色，完全广东话，要讲乜都得……

当时我用了“放肆”二字作为回应，当然不是嘲弄，而是，羡慕兼妒忌。

转眼电影已经登场，《低俗喜剧》，我还未有机会观赏，但几乎每回遇见年轻人都听见他们在谈此片，什么爆炸糖，什么操骡子，什么西什么东什么能什么九，非常明显，彭浩翔的“放肆”取得了市场的积极回应，或如同他及其友所洋洋自道，第一回有三级电影打败了3D电影，甚至或如某报娱乐版所嚣嚣报道，杜汶泽KO了梁朝伟，不能不算是香港电影史上的一个小小艳色奇谭。

于是彭浩翔让我们看见这样的道理：原来“放肆”的力量可以如斯巨大，能够畅所欲言，即有机会撼动人心，或倒过来说，一旦缚手缚脚，不管是创作者或接收者，皆有压抑，而当压抑良久，性格想不扭曲也很难。

许许多多社会怪象，亦即一般所谓“人心大坏”，其实根源于此。压制自由的坏处如毒液渗地或如毒气漫天，我们或许看不见，却都是受害者。

香港的创作者，以及观众，有多久没尝过“放肆”的滋味了？导演们联群结队北上打天下，虽说可以开拓视野，却又遭受捆绑，这个不能拍那个不可提，一阵子后，港产片尽管仍是港产片，尽管仍常有可喜可看可乐可伤，却早已忘记了“放肆”是怎么样的一种爽快感觉，有点像戴着三个安全套进行性爱或穿着牛仔裤游泳，味道早已不是那么一回事。

长久以来，港产片的力量关键来源恐怕正是来自“放肆”，不管是谈色谈性谈情谈时局谈生命谈政治谈邪恶抑或谈光明，正因百无禁忌，所以百花齐放，两岸三地的观众对这类题材最感兴趣，总能从港产片里寻得满足。近年这种力量很明显是往弱走去，放肆不再成为力量，只因放肆无法放肆。放肆，其实是一种自由，亦是一种志气，当志气不再，强者难免变弱。

在《低俗喜剧》的宣淫笑声里，嗯，奇怪，我们重遇了放肆，也看见了志气，“仗义每多屠狗辈”，而志气，亦往往从人间情色里冒起，以色之名，我们再次遇上了港产片。

集体迷幻

好久没有见到大学生们把这么暧昧的笑容挂在脸上了，男男女女，听他们聊天，当有人提及什么爆炸糖什么“挨”骡仔什么西什么能，无不哈哈大笑，仿佛空气里有着一种隐而不宣的秘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做我做他做她做，但毕竟都很年轻，都不太好意思也都没必要把话说得太白太直接。

大家心照，各有经验，遂也各有回忆；如果没有，至少能有想象，透过同学们的绯色话语遥想个中滋味，别人的口水像台风，把你的池水刮动为高浪。

女孩子的处境稍为复杂艰难，看男同学口沫横飞地说这道那，她们只能相视而笑，用眼神传达讯息，似乎想补充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忽然觉得不便开口。有些比较开放，加入讨论，但总讲了几句便停下来，或只能围绕电影情节打住，不似男同学们口若悬河、理直气壮、放肆自为；女子终究是女子，有形无形的顾忌横在前头，她们不一定接受，但即使勇于闯关，亦会小心翼翼，时刻留神禁区边界。

能让香港年轻人雀跃谈色的电影，当然是彭浩翔的《低俗喜剧》。上一回集体公开展露暧昧表情，已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陈先生艳照出笼，年轻人们将之传之又传、谈之又谈，满城皆春色，简直是一场另类性教育。这一回，又来了，而且更进一步，涉及好些性爱技巧和床上道具，更具体更细致，年轻人们遂讨论得更起劲更积极，如果愿意把相同强度的热情投放到课业上，考试成绩的GPA肯定至少4.0。

确实偶尔需要这样的电影。如果戏院从年头到年尾都在上映警匪卧底或悲情爱情，未免变态；前者太阴邪，后者太沉溺，都不利于心理健康。唯有笑声满堂的电影能够引发正能量，银幕上下，粗口乱飞，屁股乱摇，似是进行一场集体迷幻的rave party，但不必吃药吞丸，只是natural high，在笑声里释放压抑的想象潜能，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不可能，情色天空上非常自由，跟导演和演员一起放肆，感觉非常良好。

而且派对在离开戏院之后尚未结束，网上讨论仍然在讲，朋友见面仍然在谈，绯色的想象被重温之后再重温，所以，笑声仍然延续。《低》片创造了一个集体绮梦，成为年轻人之间的口水orgy，蛊蛊惑惑地，嘻嘻哈哈地，他们左眼看见阳具，右眼看见阴户，这一阵子，所有人的荷尔蒙指数都高涨，色欲潮谈，低俗言语；这个八月，特区的夏天特别炎热。

港女胜利宣言

《春娇与志明》在内地几乎引起公愤，看看微博，不少女子反应激烈而又可以分成三类回响。

保守阵营的，看不惯春娇及其女朋友的粗口烂舌，左一句仆街，右一句臭×，认为她们有欠教养，然而，这阵营也同样不屑于空中小姐的主动逢迎，一群女人围着志明摆腰扭臀，迹近发姣，在其眼里，简直跟“淫荡”是同义词。

自由或所谓妇解主义阵营的，理所当然地不满意春娇的最后抉择，人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于伤心悲恸之后终究回心转意，太没有骨气了，影衰了女人的尊严；相比之下，空中小姐之敢爱敢恨，即使放手亦要用摄影机微微恐吓志明并留下对方的某个部分，反比港女更具自主权利。这阵营认为，电影的完美结局其实改为，春娇不要志明，空中小姐也不要志明，空中小姐应该向春娇下手，追求她，诱她上床，跟她谈一场激激烈烈、荡气回肠的同志恋爱。没有男人在身边，女子死不了。

好了，不管保守或自由，都有不少内地女子对于春娇夺得最后胜利极表不满，她们说这出电影是“港女胜利宣言”，是彭浩翔对于北方女子的挑衅攻击，于是有人在微博留言发炮道，彭导这两年进军内地，赚咱们的人民币，竟然把胜利旗帜留给港女，不想活了，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抵制他的下一出电影，让我们对彭浩翔说不！

彭导演，吃不完，兜着走。

我没注意香港女子是否亦在网上热论春娇与空中小姐和志明先生的三角战争，是否会沾沾自喜于港女胜利的衣锦荣归。我不是女子，只是“彭迷”，所以唯一感想是很高兴于彭浩翔北上两年，没像其他香港导演般抢拍不太擅长的群星大片，所以不会像他们般十居其九把大片拍成烂片，既惹笑于内地，也蒙羞于特区。彭浩翔守住了香港风格的方向与味道，把香港故事搬到北京，加入了北女，但北女并非主线，港女才是，港女在北京闯荡却可完成她的香港梦想，奇迹中的奇迹，想必受到港男港女的集体礼赞。

“男人过了罗湖桥，就唔系人”，戏里有此对白。但在彭浩翔的镜头下，香港男人此番做回了人，或该说，香港女子此番成功地把不是人的香港男人收回身边，必能在某程度上有助纾解香港女子近年萌发的强烈集体焦虑。

戏末，春娇仰天笑了。这一笑，是港女之笑，笑得好甜好罕有，好珍贵。

志明点解爱春娇？

北女们看完《春娇与志明》后极不服气，摇头叹息，不解于志明为何最终选择了春娇：我们北方姑娘又娇嗲又能干又性感又主动，空中小姐的职业又强于化妆小姐，春娇不娇，我们才娇，志明实在太愚笨。

志明点解爱春娇？北方姑娘永远不会懂得，关键理由或许在于，春娇可以陪志明讲粗口。也可以陪志明食公仔面。也可以跟志明一起把流行歌词当作想象中的情诗，自淫意淫。

当然更可以陪志明蹲在屎坑面前，认真地看着干冰冒烟，天真烂漫地，衷心感动地，享受那五分钟的厕所内的爱恋。

相比于春娇，北方姑娘太世故了，港男不一定接得了招。

第一眼看见志明，北方姑娘便主动索取手机号码，然后传出短讯暗语，“我们上床吧”，一语相关，做出既性感也安全的挑调，把志明的心情抛上半空却又落回地面。

当发现志明随身携带保险套，她会眯起眼睛，嗲声调侃“你看事情还蛮远的”，暗示接下来必有下文，那个套子，用得着。绕着圈子说话，志明应该听得懂，但不懂得如何回应，倒不如像港女般扯开嗓门，厉声喊叫：“吓，你做乜带住啲咁嘅嘢呀？你想点呀你呢个变态佬！第一次见面咋噃，使唔使咁进取？”骂得干脆，明刀明枪，港男才受用。

还有还有，北方姑娘会带志明跟她的朋友们喝酒聊天，用叽哩呱啦的普通话谈着世情与未来，投资什么生意，开设什么小店，语调快速轻盈，志明这回肯定听得懂，却不一定跟得上，唯有默默含笑低头玩手机。当然还有还有，北方姑娘追随不了港男的玩冰游戏，看着从屎坑里冒起的白雾云烟，她皱起眉头道：“好脏呀！”志明无奈，忍住扫兴，独自沉溺。你是什么人便会遇见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便会选择什么人，“门当户对”，不限于财富家世，亦可指性格嗜好。北方姑娘再如何诱惑吸引，终究填补不了某些港男的某些空隙，她们往往只是摊摆在华丽桌子上的一盘游戏棋子，玩乐过后，总要过回寻常日子，港女才是港男的柴米油盐。

但别忘了倒回来也一样，征服港男的北方姑娘不一定享受港男，如果志明选择的是空中小姐，说不定六个月后，空中小姐将会另选一位北方大爷。那时候，志明哭着回港找春娇，春娇一边骂他“仆街”，一边问“你饿唔饿呀，我煮个面畀你食吖？”。天生一对，港男港女，吵吵闹闹但走下去。

我们爱的终究是Man而不止是Super

亨利·卡维尔明明是英国人，长相却有八成似美国佬约翰·特拉沃尔塔，都是下巴尽头有个深深的销魂穴位，都有低压眼睛的长长浓眉，都有深深像在对你说话的迷离眼神，轻轻浅笑时，也有酒窝，两人确实相像；在看《超人》电影时，前世今生，我仿佛重见卅多年前初出茅庐时的少年舞神。

所以罗素·克劳的角色应该改由肥约翰去演，先不谈演技，反正这样的角色根本不需要演技，仅是造型扮相已可增加八成说服力，尽管这样的增强完全对这出戏的整体水平没有任何提升帮助；是什么片便是什么片，不管从任何角度去看去谈。

所以卡维尔不可谓不倒霉。跟斯诺登一样，他今年三十岁，前者在流亡生涯里做英雄，生死未卜，前途未定；后者在影像世界做英雄，一飞冲天，打救世界，但万料不到拍出了这么的一部科幻电影，不仅未能成功把其演艺生涯推往更高一层，反而形象受累，严重打击日后的从影之路。幸好他是有钱人，是Discovery Channel的大股东之一，口袋够深，不愁生计。

把《超人》电影拍成科幻片，注定失败。《超人》故事之所以吸引动人，除了因为大家永远渴望有超人救世，更重要的理由是，故事背景有着“人间张力”，可以让读者观众将之看成文艺片。超人以报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人间，戴着眼镜，鸡手鸭脚，当危难出现，冲进电话亭变装，又红又蓝，内裤外穿，伸直双手飞上天空，用眼睛发射电光穿墙破壁，虽可抱着女朋友作天际漫游，但当脚踏实地时，有口难言，结结巴巴，必须努力把身份掩藏……正是如此伟大与卑微的对立碰撞令超人故事变成戏剧，牵动我们的好奇、满足我们的幻想，我们所以才长爱超人。

我们绝对不是爱上他的能力他的肌肉，当然更对他的父爱母爱和家仇国恨没有太大兴趣。我们爱的，主要是他如何以超人身份来跟人间相处。这是最困难的所在，亦是最动人的所在。超人也是人，所以仍有个“man”字，我们爱的正是这个部分而不是“super”。

最新的《超人》显然拍错了焦点。把文艺片变成科幻片，虽然仍有暧昧的爱情，重心却始终是星际宇宙的家仇爱恨和父慈子孝，实难让观众看得入味。更何况打斗动画效果做得极差，几乎到了粗制滥造的不堪地步，而且收了3D钱却几乎全无3D视觉享受，是假3D中的假3D，简直消费诈骗，值得打电话给消委会投诉。科幻超人，大胆的尝试，失败的尝试。也幸好特拉沃尔塔没有参与。

可是，话说回来，新一出《超人》倒有新意，它把故事的惯常开头弄成了电影结尾，经历过家仇国恨的血腥厮杀，超人回归人间，选择做记者，到报社上班，第一天，跟同样是记者的女朋友面对面，交换了一个会心微笑，一切心照不宣，你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你更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心灵百分百交流——在女朋友眼中，超人从此变成一个没有秘密的男人。

没有秘密的男人，有多可爱？抑或，有多不可爱？

没有秘密的男人，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自是一种可爱魅力，但问题是，这样的魅力不容易持久持续，光明磊落的另一个说法或是“一眼看穿”，如无遮无掩的房间，从门外望进去，或直接坐在房里，一眼望尽，再华美的装潢陈设亦易让人于转眼间感到腻厌。

而男人的秘密像挂于房门外的帘子，或竹，或布，或素色，或有图，长长的窄窄的，悬在那里，风来了，微微飘晃，构成了视觉的想象风景，而当有人走过而掀动帘子，更如扔石进湖，牵动了春水荡漾，人气塑造故事，在人的身影浮沉里，总有哀喜情事。

懂得欣赏男人的秘密，是女人的明智。试探他，考验他，戏弄他，在拆穿与不拆穿之间，在追问与不追问之间，在想听与不想听之间，调戏他，也等于调戏了彼此之间的情爱，令关系添上张力，或许更恐怖，但也或许更具足堪咀嚼的趣味，能让两人同时感觉“历久常新”。

秘密是一种很暧昧的东西，貌似沉静地存在着，却又有着翻江覆海的喧哗能量，在心底，日夜担心遭人揭穿，且又犹豫是否应该先行自暴。掩藏，招供，生活里充满压力却亦充满刺激，远比所谓光明磊落来得勇猛有劲。站在对方的角度，秘密本身往往不是伤害的中心，反而，一旦揭露了秘密，伤害始会形成，不知者不罪，不知者也不痛，这并非“自欺欺人”的问题，而只是选择知道抑或选择快乐的问题。聪明的人都懂得选择，或懂得把选择当作紧握手里的权利和权力，随时可以选择知道，也随时可以选择拒绝知道，所以，你其实也是能量中心，不把谜底揭破，让秘密空间成为想象空间。

没有秘密的男人，可敬。有秘密的男人，或许可憎，却又或许可慕。视乎你想拥有哪样男人。更何况，让男人保留他的底牌，亦是对男人的一种尊重，不准男人藏有秘密的女人，本身就非常不够可爱，男人应该转身即走。

张家辉的腹肌，以及激情与柔情

中年男的励志片

《激战》里的张家辉有点似中年版的“化骨龙”，亦即那个他在《黑马王子》里扮演的古惑角色，轻佻，贱格，却又义薄云天；但“化骨龙”没有他现在所拥有的腹肌胸肌，那时候的他只是排骨龙，此刻的他始是钢铁长城。

年轻男子的胸肌腹肌可以叫做“健硕”，中年男人的则确可用“钢铁”来形容，因为指的已经不仅是肌肉而是意志。

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用强劲的意志把肌肉锻炼出来；二是用强猛的意志把肌肉维持下来；三是用强硬的意志承受肌肉消退之后必然涌现的肥肿丑态。唯有三志并立，始有资格享受张家辉的身材；也唯有三志并立，始有资格被赞誉为钢铁长城。

听健身界的朋友说，如果有专人在旁指点，每天花上四小时进行魔鬼式训练，加上针药催谷，加上打灯造型，即使吴孟达或卢海鹏亦有可能练出六块腹肌。但过程必然是苦的，而中年人往往什么都有，有钱有面有权力，最欠缺的正是吃苦的意志，除非有极大诱因，例如为了专业需要，再如为了悦己者容，否则能吃得下这苦头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然而更少的是于练出一身肌肉后而能将之长久维持的人。肌肉是具有强烈惯性的生物组织，松了，垮了，便是松了垮了，勉强将之锻造成钢铁模板，便需有比模板更钢铁的意志去将之定型固着，否则稍不留心，肌肉即用十倍速的可怕力度反弹超前，像报仇似的，变得比原先的更松更垮。所以这才是最困难的一个关口。锻炼肌肉或许有助纾解男人的“中年危机”，但潜在风险是，它将构成另一波“后中年”危机，迫使你跟肌肉作出长期抗战，本来不碰它，认命了，还好，一旦练成肌肉，曾经沧海，要重新面对一天比一天松一天比一天垮的肥腩赘肉，那种难过那种挫败，其实已非“危机”二字所足形容。

由贫入富易，由奢入俭难，世事皆如此。有人常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但真相往往是，只因曾经，故更痛苦，曾经之后所流的眼泪是风平浪静时的十倍。

佩服张家辉的意志。如果《狂舞派》是少年人的励志片，《激战》便是中年吾辈的。散场时，颇有立志明早六点起床到浅水湾跑沙滩的刹时冲动。然而翌晨仍是十一点半才睁开眼睛。或许唯一能学张家辉的，只是取个跟他在片里相同的花名诨号：贱辉。

人如其名。一辈子没法丢弃了。

中年男的擂台奖杯

为拍《激战》，张家辉速成了一腹肌肉，只可惜，露的时间太少了。

从电影的第一分钟开始，已有不少女观众期待肌肉现身，但，等呀等，一百多分钟的戏，等到九十分钟始见张家辉把T-shirt拉开，跳上擂台，展露六块腹肌，之前恐怕有不少人在心底一直追问，为什么还未脱？怎么会还未脱？

终于脱了，恐怕又有不少人在心底吁一口气道，哗，总算脱了，等了好久，终于，愿望达成，圆了心愿。

而最重要的是并无失望。那一身速成肌肉很结实很有格，横的直的，竖的弯的，该有的线条都在了，充分塑造了一个阳刚胴体，本身便像一支坚硬的阳具，昂首挺立于大银幕上，不知道引爆了黑暗的观众席上的多少春潮荡漾。

但毕竟是中年男人，速成肌肉仍然有别于年轻壮男的浑然天成。看看彭姓小子和他的擂台对手的躯体模样便一清二楚。年轻人的肌肉如山崖上的花岗石，仿佛天地肇始即在那里，结结实实地存在，挺立着，顶着风雨，结实之中带着平滑，紧绷的肌肤没有半寸多余的位置，而且配合同样紧绷的脸皮，由头到脚像一具完整的雕刻。中年男子的肌肉则似切割的艺术品，或合成的机器人，胸脯偶尔露出几丝松弛的空位，像艺术品的遗憾处，虽也造就了另一种沧桑美态。

而当顽强的肌肉配衬了稍松的脸皮，自有另一种颓废之美，似向世人宣告，我曾经倒下，却又奋力站起，卷土重来，向自己证明自己。

也只有中年男子的肌肉适合配上孩子的温柔笑脸。《激战》戏里有一位小女孩，既老成也天真，既纯情也世故，把激战的激情转化成温暖的温柔。印象中几乎所有让人回味的拳击电影都有小孩子的戏份，以至所有赌戏，以及所有讲述中年男子浪荡天涯的苦情戏悲情戏，都有孩子现身，他或她成为男主角的奋斗动力，或是催成男主角冒险牺牲的关键因诱。浪荡的一辈子，到了尚有余力的中年时刻，把余情化为激情，只因为了柔情，替最后的生命创造最后的意义。

或许也因为有了柔情，中年男子的钢肌铜骨虽然不如年轻人般完美无瑕，却更堪玩赏，更堪回顾，更让人久久难忘。即使走下擂台或在擂台躺下，即使他日老去松垮，亦不会惹人见笑，反让大家更珍惜难忘肌肉所曾带来的刹那光辉。

孩子便是中年男子的擂台奖杯，没有其他。

三个老男人的扫毒游戏

死亡是人间庄严

港产片怎么愈拍愈长了？像《扫毒》，整整两个半小时，晚上十点半开场，临近凌晨一点始可离开戏院，又冷又累，不无难受；幸好电影拍得紧凑刺激，一百八十分钟转眼过，不知今夕何夕，站在戏院门外的寂静的九龙塘区里，回想片中的枪林弹雨，顿觉世景荒凉如废墟。

有几位香港导演的作品终究是比较稳当的，如陈木胜，如林超贤，如陈可辛，拍出来的电影基本上只有“好看”和“非常好看”的差别，不会让你有半途离场的冲动，也只应该走进电影院看，若在网上或电视屏幕上，肯定看不出导演刻意营造的窒息效果。

《扫毒》便是陈木胜的作品。从电视导演到电影导演，廿三年前拍了第一出大银幕的《天若有情》，初试啼声，许多人想必仍然记得戏里拍出的孤绝与悲凉。积累了廿三年的经验在《扫》片的一百八十分钟里可说是一口气爆发得淋漓尽致，剧情的转折，角色的刻画，皆见深刻，唯一败笔或是卢海鹏的广东佬毒枭，一口流利的香港潮语，稍嫌无厘头，不经意地流露港产片的城市轻佻，实无必要，令电影张力打了折扣。

故事说的是三个男人的恩怨情仇，有点似三角恋爱，是兄弟情里隐含着基情，港产警匪片其实向来基情颇浓，谁拍都一样，而《扫》是把基情推到极致，兄弟之间必须选择谁死谁活，不为女人，不为钱财，不为权力，纯粹是男人之间的义气决定，三个大男人的眼泪由片头流到片尾，陈木胜拍了许多年的阳刚电影，这一回，一心一意把警匪片拍成文艺片，那些血浆与子弹甚至老婆女儿皆只是掩护与伪装，真正核心是男人之间那份入骨入肉的爱与恨。

片末那场终极对决难免让人联想到《英雄本色》。不仅因为三人联手，而更因画面影像上的鲜与红，像在庙宇里，也似在地狱里，黯红的灯光下你眼看我眼，谁留下来，谁豁出去，一念之间即为生死存亡，神明面前无戏言，死亡是人间大信亦是人间庄严，贪生怕死的从来不是好兄弟，而在港产片的父权逻辑里，也等于没资格做人。拒绝人间失格，向来是警匪片的核心价值。

然而一百八十钟当然可以不仅容纳《英雄本色》。戏里亦有《无间道》的影子，也有《窃听风云》的气味，陈木胜是向所有同行致敬。独行侠完全没戏，两人亦嫌不够过瘾，华语电影无三不成群，或因受刘关张结义的影响太深，现代桃园，就在血肉横飞的现代都市。

比两岸更中国

《扫毒》里的三个男人年龄加起来的总和应有一百五十岁了吧？算是中年男人的电影，却仍有着无限魅力，令男女观众的眼睛都离不开他们的五官表情。

说是“父权”也好，说是“歧视”也罢，这确是男人占的文化优势。我们不容易想象三个年届五十的女人能够撑起一张大银幕，好莱坞是有的，中老年女人演出群戏，但角色若不是癫癫丧丧的巫婆妖女便必是大婆寻仇的挫败怨妇，角色设定上早被设定于下风，不像男人，老了，颓了，脸皮眼皮都松垮了，却仍能够以英雄身份面对世界，镜头近摄，拍出他们的额纹眼纹却仍无碍于男儿本色。只因电影里的男子总是有情有义有勇有谋，他们的肉身只是工具，并非本体。

虽说“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但在梦工场的声光幻影里，英雄与美人终究不太对等，前者有着严重特权。

所以《扫》里的男主角们，不管以古惑仔打扮奔跑于庙街巷道，抑或西装笔挺地现身于警察总部，再或粗衣麻布逃亡于泰国山林，都吸引人，肢体动作都能引爆刺激想象，让观众全神贯注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

电影里，三个男人从小在球场一起踢波一起成长，也一起唱歌一起媾女，最后一起战斗一起挨枪，导演刻意把三个人的命运捆缚一起，衬托出古往今来的天意悲剧。其实这倒呼应了现实中的老生常谈，愈是好朋友，愈不应该在同一条路上发展，彼此之间有些距离，大家都好。即使不是一起做警察，即使只是合作做生意，好朋友变成坏对手的哀伤结局几乎没有例外，友情阻碍了沟通和判断，最后是大家揽住死。年轻时的友谊以共同经验打底，长大之后，最有味道的关系却是各有一个世界，各自各精彩，然后，有空坐在一起，喝杯酒，聊聊天，交换各自的故事传奇，等于互相拓展了生命宇宙。“疏离”不见得是坏事情，疏离意味安全，也可以创造趣味，于男于女，效果相同。

跟《无间道》一样，《扫毒》应可吸引洋片商，买进剧本，改编为好莱坞大片。但也如同《无间道》，换上了纽约背景的《扫毒》势必味道全失，洋人始终欠缺了华人传统那份情义纠缠，拍得出打斗悬疑，却很难拍出恩怨报答。香港盛产警匪片，个中情义，比两岸电影都浓重得多，香港不凉薄，香港，比两岸都更中国。

庙街的白日

《扫毒》开场时有一场庙街旧楼戏，警察在一方遥远监视，毒贩在另一方交易谈判，而古天乐，本是警察却卧底为毒贩，困于两方之间，非阴非阳，亦邪亦正，正好是庙街精神的最好映照，也令人联想到《无间道》里的梁朝伟。同样在庙街，同样在旧楼，同样地，正邪难辨。

香港庙街，或像台北万华的庙口。

《艋舺》里面那群太保少年，开口闭口“我们是庙口的！”既宣示了流氓帮派的独特字头，也自傲于帮会传统的深厚历史，所有华人小区几乎在初建时皆以庙宇为中心向外拓展，庙有神佛，神佛有灵，一来庇护住民的收成与生计，风调雨顺，里族和谐，都要向他的脸色；二来呢，神佛其实如电影里的警察，遥远监视所有好人坏人，好人坏人都要来到神佛面前宣誓交心，神明面前无戏言，对天命的承诺是人间大信中的最沉重最严肃部分，有了承诺，心便稳了，能否实现倒是后话，奖罚分明皆有因果，我们看不透并不表示不存在。

庙街亦源于天后庙，接近一百五十年了，看尽帝国沧桑与殖民幻化，人心变了，香火没变，上香客的祈拜仪式也大抵相同，神明如一，虔诚也如一，如果这么容易改变便没资格称神。电视台不是茶餐厅，庙宇也不是，不必改来变去。然而庙外空地的活动倒有变化，近年每周皆有外佣集会，是宗教性质的，抱着吉他，唱着歌，高举双手猛喊“哈里路亚！”之类，在中国的神明眼皮下祈拜西洋的天主真神，尽显多元趣意，庙内神明塑像的嘴角常挂微笑，说不定正因懂得个中生趣，有容乃大，中国神明向来有很好的幽默感。

庙街除了有庙有神，亦有夜市，当然也多藏身于巷道暗角的勾当买卖。如今是连白天亦有，早上时分，档摊尚未开张，街道静悄悄的，两旁电灯柱之间高悬着一面面小小的国旗区旗，印证了“愈是江湖愈是热血爱国”的坊间流言。而在国旗区旗底下，在旧楼的楼梯或铁门前，散落站立着几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子，向路过的男人抛媚眼，老幼无拘，高矮不论，像庙宇里的神明，有容乃大，来者皆是“恩客”。

偶尔有瘦骨嶙峋的男子走经女子面前，那种瘦，想必是瘾君子，他望她一眼，双方眼里都似在说话却又不说也罢。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迷城，在这暗巷，在这落寞的白日，我们都是被遗忘的人，只能彼此看见对方。

Side B　同代人

摄影／沈嘉豪

一位明星的起落

明喻着生命无常，

没有永恒的璀璨，没有永远的不朽，

生命如是，

不管是否自断自绝，

死亡的信息就在前头，

谁都一样。

刘与梁

刘青云凭《夺命金》得奖，相信没人异议吧？那时候电影上映我便写了观影感受，《夺》的精彩第一秒由刘青云启动撑起，他扮演一名义气先行的江湖小头目，造型是土气兼俗气十足，花衬衫、宽外套，把皮袋斜背于胸前，挺着个大肚腩，说话时即使跟对方只是距离一米亦把嗓门扯开至最大最尽，眼睛和脸皮亦不断抽搐，是彻头彻尾的暴躁中坑，这类人，走进旺角街头可以随时见到一千几百个。而亦正因有了这样称职的演员，观众的情绪才可以被带动，唯有当演员“入戏”，观众也才会“入戏”，这是电影艺术的基本原理，此之所以好演员永远有市场和值钱。

但其他演员亦是好的。苏杏璇、卢海鹏、谭炳文，老戏骨了，不必说，是演什么像什么，把角色血肉以“高清”姿势勾勒出来，令人惊喜的是连何韵诗和任贤齐和胡杏儿亦有吸引的表现，恰如其分地填充了戏里的所有情绪空当。或许好导演的其中一项功力正在于懂得找演员、安排演员、调教演员、引导演员，并用镜头和剪接替演员的演技加分，杜琪峰于此，是高手中的高手。

我曾在某个电影讲座遇过刘青云，也遇过梁朝伟，事前预先知道，特地跟一群年轻男女说起，故意观察他们的表情反应。意料之中，当提到梁朝伟的名字，大家哗一声叫出来，欢天喜地，亢奋若狂；但，意料之外，当提到刘青云之名，大家哗得更厉害、叫得更积极，很明显，是欢天更喜地，亢奋更若狂。原来后者比前者更“受欢迎”。

不明所以，追问原委，原来男女各有理由，殊途同归地把票投给刘青云。

不是不喜欢梁朝伟，而是因为他笑得太帅太甜美，女子们觉得顶多做做情人也不错，偶尔的浪漫邂逅，相约于数码港某餐厅，先喝喝酒，再爆爆房，短聚偷食当然是好的，可是太帅太甜美的男人总不可靠，再多的欢笑也抵不上伴随笑声而来的眼泪，如果只能二选一，终究要选外形样貌以至往绩情史都能给她们信赖信心的刘青云，这才是可供依靠的所谓“好男人”，sustainable，比强积金更信得过。又何况，刘青云有深深的酒窝，女子总是喜欢男人有酒窝。

至于男观众，梁朝伟的帅只会让其妒忌，反而刘青云似个“普通人”，证明了普通人也可以很有魅力，只要够勇够豪够man，以及能够找到自己的专长位置，丑男人也有春天。又何况，他有酒窝，他不丑。

恭喜刘先生。再接再厉。

桂与戴

桂纶镁以《女朋友。男朋友》取得金马奖，倒令我加倍怀念《蓝色大门》里的她。是十一年前拍的电影，初出道，十九岁，明亮却又略带迷蒙的眼神望向银幕，恰如其分地演绎了女学生的暧昧处境。

如同许许多多的台湾女明星，亦是在跟朋友同逛西门町时被星探发掘，亦是曾因家人反对从影而犹豫挣扎，亦是由清纯学生的角色开始而以成熟女子的身影攀峰，一路走来，蝴蝶蜕变，每个阶段都有艳丽，而像所有人都深深记得《窗外》里的林青霞，我们也都难忘《蓝》片里的桂纶镁。

但桂纶镁在大学主修法文，遂令她跟其他台湾女明星有了不太一样的调调。年轻时的胡茵梦在辅仁大学主修德文，一把长长黑发，一口美式英语，加上在纽约嬉皮区的一段浪荡经历和跟李敖闪电结婚闪电离婚的人间传奇，使她多年以来稳占了福尔摩沙演艺界的才女位置。桂纶镁略有相似。她的法文讲得是否纯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曾在里昂第三大学做了一年交换生，法国东部的迷离星空很难不让她浸泡出一股浪漫情怀，至少让她对身边的男人有了很不一样的要求，所以，她的男人是戴立忍。

两岸三地有不喜欢戴立忍的女观众吗？我好像没遇过。年轻的导演，才华爆炸，热情烧天，理想满泻，不管是演或导或监制，无不展现心底的一套信仰理念，直面社会现实，try to make a difference，永远像一个大学三年级的电影系大男孩。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深邃眼神，他的凌乱胡楂，他的浅浅酒窝，统统令人觉得他是一个有本钱耍坏却又不愿耍坏的自重男子，这令女人更心疼他，更珍惜他，更希望亲近他拥抱他。

曾在某场合遇过戴立忍。女子们涌过来要求合照，当然是跟他不是跟我，拍完，还要求他开口讲话。

戴感到奇怪，问，说什么呀？为什么突然要说话？女子们笑道，没关系，说什么都可以，我们只是想听你的声音，很厚实，很可靠，很温暖。

戴立忍尴尬地笑笑，闭嘴不言；女子们无奈走开。闻说戴立忍的声乐造诣颇高，那道磁性的声线非常杀死人。也闻说桂纶镁的生活嗜好是打鼓，音乐敏感度极高。两个低调的男子女子，即使闭门吵架，语调节奏想必亦像摇滚乐般扣人心弦。

香港女观众妒忌刘嘉玲，台湾女观众羡慕桂纶镁。本身已是高分，身边的男人的质素，却亦替她们添了彩。

红楼里的哥哥

内地传媒于“世界读书日”前来邀谈《红楼梦》，经典之书，亦是老掉了牙的书，我懒得谈了，想想，这是四月，年轻女记者最爱张国荣，倒有兴趣提醒她，哥哥也曾拍过《红楼梦》。

记者原来全不知情。

于是我清一下喉咙，说，这电影以《红楼梦》故事作为恶搞题材；这部电影，叫做《红楼春上春》；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名叫张国荣。

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曾有一股“红楼热”，仅是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便先后出现五六出关乎《红楼梦》的电影和电视剧，有正经八百的《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演贾宝玉，张艾嘉演林黛玉；也有由凌波演贾宝玉和周芝明演林黛玉的《新红楼梦》，导演是俊男金汉，是凌波的丈夫；也有香港佳视和台湾华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甚至，有邵氏出品的风月片《红楼春梦》，但人物主线放在贾珍贾政贾蓉贾瑞王熙凤尤二姐尤三姐秦可卿等之上，乱伦诱奸，胡作非为，终究未敢亵渎林黛玉和贾宝玉。

咳，是的，风月片，轮到张国荣出场了，《红楼春上春》，这应是他投身娱乐圈所演的第一部电影，贾宝玉，男主角，稚朗的脸容，色欲的眼神，让少年的我难忘至今。当时报上的电影广告词是：“盛大献影，红楼春上春！春上加春，当然更盏，欢迎一比高下！姐儿都说二爷好，累得二爷忙不了，风情竞卖为争欢，二爷乐得尝遍了！都云够大胆，可知其中味！张国荣饰演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后，潇湘馆尝禁果！粤语对白，儿童不宜！”

张国荣在片里当然有情欲演出，露两点，要呻吟，颇多肢体动作，最后一场戏最是经典，贾宝玉要出家，老和尚找来两个女人诱惑他，考验他，他投降了，在床上，三人翻云覆雨，好不激烈，女方抱着男方不断“哥哥”前“哥哥”后地唤喊，风月无边，记忆有痕，日后张国荣成名了而仍被普罗影迷唤作“哥哥”，其实是一语相关的暧昧双关，既是亲切，亦是戏谑。

“哥哥”远去，影像犹在，而我也仍记得，那年初春跟两位死党于周末到电影院看《红楼春上春》，血脉澎湃，思绪流窜，一入红楼深似海，色欲无边，回头无岸，不管成长后潜心读了几遍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做不成端正破执的好人。

也留下了愤怒

内地传媒派了不少人马来港采访张先生逝世十年，各报各刊都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为什么香港人这么怀念张国荣？

标准答案当然可以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消逝”之类。答得轻松，听得也高兴。交货与收货的都完成了责任，各自收工。

那个所谓“一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具体内容任由填写与想象，但大抵也离不开“香港娱乐事业由八十年代往上攀升到廿一世纪初的辉煌高峰”和“香港流行文化处处展露越界、禁色暧昧”之类，在宏观分析里探求线索。这都对。张先生努力了廿多年，个人身影纠结时代脉络，难以分清，见微知著，怀念他，亦是同时怀念他背后的人世风情，奋斗的，哀怨的，焦虑的，堂皇的，种种经验与经历皆可在公众人物尤其幕前人物的身上找到痕迹。

可是，也正因人纠缠时代，他的决定他的行动，亦即，他所选择的死亡方式和时间，在震撼了许多人对于安身立命的取舍思考，尤其对于跟他年龄相若的这一代香港人，在他的死亡面前，我们同时看见了勇气也嗅闻了怯弱，目睹了自主也感受到背离；也就是说，令许多人，至少像我这类人，对张先生最印象深刻的可能并非他的生存而是他的离去。他留下了许许多多问号，他是一个未完全的故事，而因此所谓怀念，包含的其实是一组非常复杂而细致以至我们不一定愿意面对的情绪，例如痛心、惋惜、疑惑，以及，是的，以及愤怒。为什么愤怒？

站在困难与挑战面前，当一切尚未绝望，选择放弃与离开，虽是个人的决定，却显然不太切合香港人的惯有精神。撑住，顶住，企硬，顶硬上，天无绝人之路，穷则变变则通。香港人从战前到战后、从低迷到繁盛，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困阻与打击，但仍活得下来并且活得很好以至愈来愈好，飘雨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气总会再度晴朗。许许多多人比你愁惨却仍未宣告放手，你怎可以贸然说老子不玩了？太让人气馁了。尤其在沙士肆虐的二〇〇三，在政府无能横行的二〇〇三，你的离去岂不等于在其他人的心里狠狠再插一刀，雁行折翼，让大家更感孤立无援？

死生事大，谁都勉强不了谁。然而一个人的离去为其他人留下了悲愤，也缔造了悬疑，尚有太多的问号有待解开。张国荣之死，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死亡方式与时间，对许多香港人来说是一个未解谜题，港人的问号不会比内地传媒朋友的少。

同代人

怀念张国荣，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想必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看张先生，隔了一代，对于张国荣离世的记忆与感受，与其说是哀恸，不如说是深深的惋惜和感慨，“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一位明星的起落明喻着生命无常，没有永恒的璀璨，没有永远的不朽，生命如是，不管是否自断自绝，死亡的信息就在前头，谁都一样。

张国荣的荣耀与努力跟他们隔了一层，不在他们的偶像名单里面，故充其量只有悲，没有恸。

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呢，张国荣之于他们确是偶像，也就只能是偶像，因为亦是隔了一代，在成长的路程里，张先生已经是天上的耀目亮星，抬头仰望，远远的，像周刊和报纸和童话书里的传奇，看的听的都是对岸的故事，甚至是历史，从他们懂事以来，张国荣已经是张国荣，不是其他，而到了二〇〇三年，存在的张国荣变成不存在的张国荣，死了一位明星，名人榜里失去了一个名字。他们伤心难过，却仍只等同对人世灾难的诸般伤心难过。

至于在这两个年龄层中间的那一群，亦即跟张先生差不多同岁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过香港的辉煌年月，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见证路途上的种种不平与挫败、挣扎与成绩，张国荣之逝遂如同自身的离散崩坏，那种惊吓与惶恐，虽非确确实实地“切肤”，仍是确确切切的痛楚。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当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并确认，忽然间，像惯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套，像一同出发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下车了，或迷途了，召唤不回来，像一位极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联络，留下悬疑，留下担心，生者唯一能做的事是尽快接受事实，然后慢慢去习惯事实，承认它，却又惦挂他。

对这一群人来说，张国荣之成为“张国荣”是一段缓慢的养成历程，由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由落后于陈百强的“下把”变成香港演艺精神的代表，付出了也收获了，具体而微地映射着这一群人的乐观信念。而且，他美，他爱美，他懂美；又而且，他善良，他赞美善良，这一群人看着他变成明星也陪伴他变成明星，他是可以亲近的梦想，在他身上，凝聚了同代人的岁月记忆，以及，笑声与眼泪。

而他毕竟说走就走。把同代人舍弃于后，让同代人错愕悲哭，哭他也哭己身之逝。回不去了，张国荣，还有跟他同代的可怜人间。

冲浪者

内地传媒探问，在“后张国荣时代”里，香港乐坛是何景象？

未免说得有点严重，仿佛张国荣在那年代是独领风骚，创造了和主控了乐坛盛衰，一人独大，成为他那岁月的堂堂代表。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很难由一个人垄断了代表权，所谓时代精神充其量只能透过一个群体予以彰显或索隐，群体里的单独个体，各有岗位，各有山头，各有特色，却亦隐隐有互通互近的特征，把所有人合起来观之察之，始可窥见一场时代盛宴的大概轮廓。

所以“后张国荣时代”只具单纯的时间意义，即指“在张国荣去世之后”，亦即二〇〇三年之后，其实时代若果要变，他在不在，都一样，都会变，并不因为失去了张先生便山颓水涸。

张国荣从出道到死亡之间的廿多年，经历了香港乐坛的两个本土化阶段，先是多元，再是北望，都是关键的时代特征。以许冠杰为首的第一拔本土化于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广东歌正式取代英文歌和国语歌成为主流，直面本土生活的甜酸苦辣，百无禁忌，替本土认同打下厚实的底子。

然后，香港社会起飞了，香港乐坛也起飞了，一起迈进专业分工的灿烂年华，流行文化产业开始了打造明星的全方位行销策略，歌影视全线发展，替不同的艺人建构不一样的辉煌形象，在此以前的歌星都只是唱唱唱，唱的魅力大于一切，在此以后的歌星则是复合偶像，唱歌虽是本业，但被其他演艺行业的成绩严重地加了分，像白糖和白奶融在咖啡粉里，怎也分不清楚声色艺的贡献比例孰轻孰重。

张国荣有成为偶像的所有必需条件，是流行文化产业的宝藏，产业操手亦成功地把他推向亚洲乐坛，他使香港本土升了级，“冲出香港”，让香港乐坛忽然“跟世界接轨”，不让台湾的邓丽君和翁倩玉专美。

再往下走，是跟北方粉丝和大腕的接轨。参演陈凯歌电影是关键的一步，是首次有土生土长的香港歌星在这么严肃和被重视的中国电影里担起重任，偶像北上，他代表香港打了头阵，但这仍是大时代的必然趋势，他站在浪头，躬逢其盛，表现虽好，始终不是浪潮的创造者和发明者，即使当时不是他，亦会有其他的他或她，活在人世的背景里，他是特大号的冲浪者，并非兴风作浪的神话英雄。

别忘了，当时的偶像群体尚有他人。各人头上一片天，谁都霸占不了。

复制时代的明星

自八十年代以降的二十年间，香港乐坛水深浪高、繁星如沸，善男子善女子以不同的形态、用不同的速度，在音乐光谱上各建山头。张国荣是其中一颗姿势多变的明星，即连死亡亦使万众错愕，是悲剧性的行为艺术。最后一次演出。

真是美好的年代啊那时候还没有如斯精致的复制技术，所以大家都有耐性等待，也没法子不等待，偶像每隔一阵子才推出那么一张唱片或录音带，那时候叫做专辑，沉甸甸的重量感，积累着粉丝的热情热泪。粉丝仰望偶像，愈等待愈欢喜，愈欢喜愈渴求，距离造就美感，远远地看过去，光的更明亮，甜的更甜美，俊的更俊俏，大家都专心去听去看，因为很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看过了听过了便没有了，怎可掉以轻心。

于是愈专心愈深刻、愈深刻愈难忘。在复制技术泛滥以前的岁月里，流行文化产业把偶像以不可复制的方式维护、包装、行销、培养……终而凝聚了浓浓星味，各有风情与风韵，共构了香港乐坛的多元版图。

当复制技术普及，世界顿然变样。上载下载，流出流入，当一切被转成数码，当数码可被自由交换，偶像与粉丝之间的界限愈来愈薄，只要喜欢，你总能在广宽而阴暗的网络空间找到属于你的群体，并且互相交换“赞”或“顶”，你于他，他于你，互为暂时的偶像与粉丝，你是他的明星，他也是你的；“明星”二字几乎变成不及物动词。

至于传统意义下的明星，不管声音或影音，皆可被听赏者随意操弄、摆布、删减、增添、恶搞……当明星被缩小到普罗大众的股掌之间，其星味恐怕不再容易长期维持。复制技术把明星变轻了，甚至拆毁了，明星变成“铁甲万能侠”，非这样没法把愈来愈易变心的粉丝眼球hold住，但再怎样努力也就只能hold住一段短短的时间；复制技术早已赶走了耐心。

张国荣来自香港乐坛的“古典时代”，那年头，明星就是明星，不是别的，那时代造就了一个明星群体，那个明星群体也撑起了一个时代。但，十年过去，廿年过去，卅年过去，大多凋敝了，或自弃，或遭弃，星图换了天地，宇宙改了颜色，张国荣走进历史，带着哀伤而浓的血腥味道，一直缭绕我们的鼻子。不管属于那群体里的人于今天是否仍然存活，于时代进程而言，他们其实全部“消逝”了。张国荣选择了自杀，但其实已经“死”去的，不只是张国荣。

周润发的平常

第一次现场见到周润发，是十六岁那年，我的十六岁，周润发的廿四岁，他已经演过电视剧《狂潮》《家变》《奋斗》《大亨》《网中人》，已经是第一线小生了，《上海滩》犹未诞生，更美好的黄金岁月犹在前头，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坐在铜锣湾一间餐厅的椅子上，跟两三位朋友叹下午茶，仿佛预知未来将有更大的挑战更强的考验，忙里偷闲，总要学懂轻松。

那天下午的周润发穿的是白色长袖运动衣和白色长运动裤，戴着Ray-Ban墨镜，极高挑的身形，抱胸而坐，下颏微扬，向世界爆发年轻人都有的青春自傲，更何况是明星，任何人看见他，即使不知道他确切是谁，亦可猜到他不可能不是明星。This guy was born to be a star，这是我当时的妒忌感受。那天下午我和家人也去那间餐厅吃饭，推门进店即见他，遂被眼前的堂皇影像震慑住了，一慑廿一年。

卅七岁那年再次见到周润发，他四十五岁，男人的成熟高峰期，获香港城市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出席典礼，因我在该校教学，也获校方邀请观礼，算是权利也是义务，典礼其实亦是大学生的毕业礼，耗时长达三个钟头，每年举行一次，但每年我都回避不去，这回参与，竟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学生而是为了自己的偶像，说来不无惭愧。

毕业礼在大学礼堂举行，台下满满地坐着贵宾和学生，台上则是大学的管理层和包括我在内的二三十位老师，我们都穿上优雅古典的博士长袍，头戴宽帽，正襟危坐，必须承认过程是沉闷的，校监轮流逐一唤名，学生轮流逐一登台，鞠躬，领证，左上右下，重复再重复，缓慢的节奏像催眠的音乐，我偷瞄了其他前辈教授，许多都闭目养神或低头睡去，有点失礼，但没法子，教授也是人，而且是已经有了一些年纪的人，难敌睡魔。

当然熬到了最后阶段，轮到颁发荣誉博士了，当校监用英文喊出Mr. Chow Yun-Fat的名字时，全场爆出响亮掌声，教授们亦立即把头抬起来，醒过来了，睁开眼睛看着周先生一步步从台下走到台上，脸带微笑，谦卑地，温和地，慈眉善目地，上台领取他应该得到的那份光荣与肯定。

在周润发上台前，我有没有睡觉？不告诉你。我只想告诉你，在看着周先生缓步前进之际，我在脑海玩着高速回转的影像游戏，暗暗思忆周润发在大银幕和小屏幕上曾经出现的经典造型，或江湖英雄，或街角流氓，或富商巨贾，或白衣侠士，一幅幅虚幻影像在我眼前重叠着周先生的当下实在身影，他的历史，我这年代的观众的历史，从七十年代到今天的香港变迁历史，都被浓缩在眼前这短短几十秒，我的周润发，我们的周润发，香港的周润发。

如果要在演艺人找寻一位“香港之子”，首选想必是周润发。乡村，城市；贵气，市井；辉煌，朴实。种种矛盾的气质情怀和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瓜葛纠缠，mix and match，cross-over，正如香港。内地微博上前些时热传一张周润发搭巴士的偷拍照，坐在车尾座位，戴着鸭舌帽，灰白的胡须包围着嘴唇，眼睛望向前方而非窗外，默然，沉静，脸部肌肉没有显露半丝悲喜表情，双手垂下，犹如老僧入定。

内地网友纷纷留言。真的吗？真的是发哥？他这么有钱，又是国际明星，为什么要搭巴士？为什么单独出行？不同的问号贴在微博上，排山倒海，密密麻麻如碑林刻字；微博讯息又被流传转发，轮回千度，如蒲公英飘逸四散。

那确是很特别的照片，在红尘闹市的寻常生活里遇见闪亮明星，任谁都会惊喜，而忍不住咔嚓按键把影像拍下，亦属合理。但如果对香港娱乐新闻稍稍注意，惊喜或有之，倒不至于过度感到意外，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南丫岛的周润发”本就以亲切性格见知于香港，搭地铁四处走、蹲在大排档打边炉、着拖鞋到九龙城买餸、排队等候睇中医……所有你我他都会做的事情他亦乐于亲身去做，见惯不怪，香港人早已习以为常，或许内地网友平日看到的都是内地明星的超豪架子和排场，不敢相信周润发的屁股会坐在巴士的沙发上。这等于一辈子没遇见好人的人，不管碰见谁，难免都先假设对方是大坏蛋。

闻说周润发近年有两项最沉迷的嗜好：摄影和抄《心经》。前者是视觉艺术的追寻，后者乃心境艺术的修炼，两者不无融通。观乎周先生的巴士照，挺直腰板，双目半闭，也真有几乎打坐寻禅的幽远意景，莫非那时那刻他正在心里默念《心经》？巴士之于他便不止是交通工具而更是灵修道场，坐在红尘之中而不为红尘所动所惊所惑所魅，搭巴士如斯简单的行径便又变成修行实践，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对于像他这样的背景和身份来说，尤为困难，故遂尤为值得面对考验。

至于巴士上的其他搭客，处境或可相同。遇见了大明星，既然他不扰攘不惊世，大家便也毋须骚动不必过敏。他在修行，你也可以修行，以平常心看待平常人，“相敬如宾”，也就够了。

香港是容得下平常心的城市，繁华仍未过尽，却已享受平常，如周润发，正是香港精神的最佳映照。

福山大叔，阿部宽，以及张大春

上回在东京，市内到处见到阿部宽，大大的海报头像，无处不在，因他做了某保险企业的代言人，广告营销，力道凶猛。这回在大阪，市内仍然到处是一位日本大叔的海报头像，但不再是阿部宽而是福山雅治，由他主演的《盛夏的方程式》隆重上映，街头巷尾的五官影像换了人，却是相同地帅。

可又终究帅得各有特色。

阿部宽人高马大，身高一百八十九公分，走在日本街头似是阿凡达；身材亦是瘦削的，脸也瘦，总是有点憔悴落寞，总像刚跟老婆宣告离婚或被老板炒了鱿鱼。而福山大叔，虽亦拥有一百八十一公分身高，但腮脸肩圆，看上去比较“中产”，尤其在《盛夏的方程式》里饰演汤川学，戴着无框圆眼镜，身穿衬衫和西装背心，干干净净的，不像科学家而较似保险经纪，其实比阿部宽更适合做保险代言人。可是真心提醒福山大叔：日后尽量避免穿背心，因为把腰腹包裹得太紧，胃腩肚腩都突出来了，扣三分。

两人的年龄亦略有距离。阿部宽四十九岁，福山雅治四十四岁，五年之差让后者稍占便宜，可以担起比较活泼轻松的角色。而每当阿部宽在戏里故作搞笑的时候，我必皱眉，深深觉得角色跟造型不相衬，唐突得更替他感到难过。有些人，尤其有些男人，因脸容特色所限，永远只适合忧郁哀伤，例如跟女粉丝相拥投河自杀的“颓废作家”太宰治，什么时候笑过？你有看过他笑的照片吗？有是有，但就是不衬，那种笑，是强颜欢笑，笑得苦。阿部宽就是我想象中的太宰治，七级忧郁症，也适合扮演民国文人邵洵美，都是帅得吐血。

至于福山雅治，截然相反，年轻时唱歌，属于阳光少年系，跳舞时摇屁股，比猫王更猫王。其后唱而优则演，戏路亦广，演活了不少角色，从初入社会的进取青年到阴邪奸诈的白领主管再到穷途潦倒的失意中坑，都取得应有的掌声。卅五岁以后，成熟了，做人夫做父亲，皆合宜；四十岁后，变熟男，抛开T-shirt，披上西装，只要没有贴身背心，英挺俊帅，确是老少通吃，闻说还是不少基男的梦中情人。

日前福山大叔来到香港，报纸见他照片，炯炯有神的眼睛，定神望着女记者，含情脉脉，他不懂英语，女记者不懂日语，却亦足以眉目传情。而远处站着一个肥仔男记者，死命盯着福山大叔，几乎流口水了，当天晚上，基梦绮情，铁杆银枪，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了。

在大阪没看《盛夏的方程式》，回港后，亦正上映，立即入场，在东野圭吾的推理光影里动脑流连。

推理小说并不容易改编，尽管原著都有明显主线和戏剧张力，但搬上银幕，总要取舍，人物性格亦要透过小动作或小台词予以加工突显，这即容易脱离原作者的预设轨道而变成导演作品。

《盛》的导演西谷弘是成功的，五年前的《嫌疑人X的献身》便是他的作品，成功了，顺理成章地添食，这回表现合格有余，既有浪漫影像，亦有动人镜头，更能把剧情节奏调控得不缓不急，一路把观众的情绪牵动到底；尤其在电影末尾处，破案了，谅解了，余音未尽，仍有短短的片段交代各人的心境与思念，足可让观众在步离戏院时犹觉温暖。

两个月前东野圭吾的作品改编《DNA白金数据》亦已上映，却几乎把我闷得睡觉，明明是科幻式推理，却花了大量篇幅在街头追追逐逐，男主角在高矮楼房之间跃高爬低，让我看到头晕，那是对东野先生的一大侮辱，然而我暗想，东野必是不太在意的，闻说他为人非常低调，就只在意是否有机会继续写作继续出书，其他一切只是闲事。

东野的身世已是推理迷共知的常识了。本是工程师，但爱写作，于廿多岁时索性辞职做作家，作品销路尚可，但未算是最畅销的推理小说家，也一直没法取得文学大奖；到了三四十岁，开始转运，大卖特卖，总算吐气扬眉，而在此以前他写作极勤，出书率很高，因为他相信，“必须不断出版，保持知名度，才不会被读者忘记；也要不断出版，赚取版税，积少成多，便可专心写作”。如此务实的人，故必是把作品电影改编权卖出去，收了钱，便算了，不会过问太多，也不会在乎电影好坏。

那天看《盛》片时，看到一半，忽然在没有笑点的某处笑出来。大女孩问我笑什么，我回答，忽然想起台湾作家张大春。据杨照在文字里透露，张大春很喜欢恶作剧，经常跟朋友进场看悬疑片或推理戏，因他博学，早就看过原著，或因聪明，早就猜到答案，所以经常看至一半甚至在电影刚开始时便侧身对朋友，轻声道：“我对你说喔，杀人凶手其实是男主角的母亲……”

天啊，有了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敌人”吗？至少，张大春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却是最差的“戏友”，绝对不能跟他一起进场看戏。找人看电影？请敬张大春而远之。

王家卫的难堪，以及，悲伤

重遇了书名

看过《一代宗师》的香港大学生都爱把金句挂在嘴边，朗朗上口，特区年轻人好久没有这么文艺过。

有人觉得电影里的金句稍嫌过量。故作玄虚，拐弯抹角。云云。这当然要看跟什么电影比较了。若比诸于王晶的《大上海》，当然是深奥的，梁朝伟好歹不会像周润发般对女主角单刀直入地说“如果你想找我，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323873”。王家卫毕竟是王家卫。导演之间各殊胜，惯于用子弹和血肉射向观众的人就用他的暴烈，喜欢陪伴观众沉思的人则可把拳脚拍得前所未有地温柔。不必统一也没法统一。王家卫从《阿飞正传》开始本来就着迷于格律金句，闻说他是张爱玲迷，既是张迷，难免沉溺于寻章摘句，这是启蒙源头的血脉，王家卫放不开也无意放开吧。

更何况电影主角都是民国人，老派江湖不惯于把话说尽，好话坏话皆留三分是江湖规矩，千言万语的意思都被浓缩在三言两语的索隐密码里，深浅不一，听者自懂，万一听不懂，先留着，缘分来了，便懂。如果时代背景改为当下现代，金句或显可笑，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说话腔调，时间太短，杂事太多，有话直说便好，谁都没心情猜谜。老派人的语言艺术在此派不上用场，唯有耸肩笑道，回不去了。

《一》片的金句倒也分配得公道平均，以梁朝伟的金句起，解说功夫真义；以章子怡的金句终，感慨生命奥秘。善男子善女子互不相欠。至于那句令许多年轻观众频呼浪漫的“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则不属于梁也不出于章，而是释门佛义的文字转化，轮回流转，业孽纠缠，来世今生之所遇所见其实都是你我他。自己其实就是天地，天地其实就是众生，而众生，当然也就是自己。两年前内地早已出版了一本解说佛诗佛典的小散文，书名就是这十二个字，赤裸裸地以特大字号印在封面，作者署名“白落梅”，深含释意。《一》直接把旧书名字纳为己用，显见导演和编剧皆受打动，也间接显证了人间一切皆久别重遇，书名与电影，亦是。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曾道：“死亡并非你最后一次说再见的时候，我曾经多次做你的丈夫，多次被你抛弃，多次为你而死，多次被活炸只为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反之亦然。”其实是会重来的，也唯有在轮回的层次上，回不去的原来终究回得去。王家卫用十二字金句提醒我们，也开解了自己。

真的回不去了？

要看懂《一代宗师》以至王家卫所有电影，张爱玲应是最关键的通关密码吧？

《东邪西毒》是典型。那是用金庸的小说人物去拍张爱玲的小说情怀。善男子善女子，山头野岭，漠地客栈，迷蒙的眼神，懊恼的眉头，望向空茫而挫败绝望，低头感慨而怏然若失，所有烦恼都是时间的烦恼，或更精准地说，是空失了时间坐标的烦恼，恍似在迷宫里寻寻觅觅，才刚隐约看见转弯处的一丝光明，欢天喜地冲过去，原来仍然是死巷铁壁。纵使仍有窄路，人影仍在远处，唤不回来也追赶不及，唯一能做的事情几乎是坐在原地叹气。

时间啊时间是生命里最大的玩笑。想走的走不了，想留的留不下。时间坐标原来是个混沌的云团，身陷其中，连呼吸亦感困难。

《2046》和《花样年华》里的善男子善女子岂不亦是如此。如周作人说过，“都是可怜的人间”，谁都逃不开跑不掉。门里门外，进去出来，在窄道上相逢已是最动人的一刻但也只能是一刻，人间大信大爱大恨大败皆于此，电光火石的一刻便是硕果仅存的一刻，生命正由一刻复一刻组合拼凑而成，你只能活在一刻又一刻的相遇里，没有前头也没有身后，门开门闭，停留起步，皆已非原先所设所想，更非人力所为。所以每一刻都是自生的起却亦是前刻的灭。死亡缘起皆只一刻。没有了。没有其他了。

张爱玲写了千言万语就不过说这些罢了。时间，遗憾，最大的玩笑。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你走开了，等于我也走开了。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过。惘惘中的威胁。谁都做不了主。善男子善女子鱼贯出场，身份不同，名字各异，时代地域亦不一样。然而处境都是相同。都像《半生缘》里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王家卫说拍《一代宗师》以功夫为题，只因，“功夫就是时间”。这六个字也清清楚楚地印在台湾新经典文化出版的《一代宗师》电影书的扉页上。那是官方刊物，是王家卫的钦定说法。念兹在兹，时间是王家卫心底的最大悬念，若真有惘惘的威胁，于他，这便是。所以电影拍出了时间和时间坐标的崩溃，成住坏空，一切源于时间也毁于时间。从老民国到新中国，历史场景变了，生命的普世境遇却仍依旧。没有人跳得出时间的遗憾。

书内有张大春与王家卫对谈。张向王问及“你个人对于人生的特别回味”，王回答：“我认为一个最难堪的事情就是我们回不去了。”

一以贯之。可怜的王家卫，如你我他。

原来只是假命题

如果“回不去了”是王家卫对于生命的最大难堪也因此成为其作品母题，那么，到了《一代宗师》，母题依然继续，但在方向上有了转奏，在节奏上有了变题。因为导演终于明白，“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回不去了只是错觉，人间实相是，亦即佛法实相是，你其实从来没有离开，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回得去回不去。

《一代宗师》照例拍出了王家卫式的时间伤感，但这种伤感隐隐有别于前。咳，容我再引一次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他在《人间是剧场》书里打了个比喻谈论悲伤。他说一般的悲伤就像尝试将三颗草莓叠罗汉，你怀抱希望，当第二颗能够站在第一颗上面，你满心欢喜以为第三颗亦能站稳，殊不知，它于三秒钟后掉下来了，使你感到挫败。于是努力再试，再挫败。你由是感叹“自己还未好好活过”。烦恼相随，无止无休。

可是有另一种悲伤，修行者的悲伤，或可叫做“幸福的悲伤”，来自了悟实相，了解到不论你做什么，不论你多么接近成功，第三颗草莓终究只能站立一会儿便掉下来。无常。你哀伤了，但你也忍不住笑了。你是在嘲笑昔日我执。而你由是增长智慧，领悟空性。

从佛教轮回的角度看，对于死亡的悲伤亦有不同的立场。一般的悲伤是执着于没法永生永存。人会死，竟然会死。死亡如此可怕。幸福的悲伤则是既知道死亡之不可免但也明白重生之不可免，眼前的再见只是虚假的再见，“从昨天到今天我持续着，这种相续是我唯一拥有并且能指称为转世再生的东西，直到碰到阻碍为止”，而阻碍，就是修行的解脱；唯一当你跳出轮回，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再见。

所以何来必要感慨回不去了呢。王家卫仿佛了悟相遇与重逢只是一个实相的两种虚幻，以为是初识，其实是故旧；以为是脱逃，其实是回头。甚至任何初识或故旧或脱逃或回头都非人力所为，时间貌似长河，其实是一团混沌，时间的波涛是苦海的回声，浮沉其中，遇见什么便是什么，因为有缘有孽在背后搅动。只要仍在人间，只要仍在江湖，一切皆会重演。“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而有人，就必有贪嗔痴的老把戏。

从《阿飞正传》到《一代宗师》，多少年了，王家卫在时间的感伤里走了一趟漫长的旅程，到了岸口，领悟“回不去了”原来只是个假命题。

了悟之后，下一步，便应是修行的功课。

水中月

《一代宗师》的起始与终局都是湿漉漉的雨水，雨里，水里，男子在搏斗，而在拳来脚往的一刻，自己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众生；崩塌其一，即崩塌所有。

东方武术从来有着水的情绪。因为水是至大的温柔，谁能驯服这温柔，谁便有最大的力量。别说是有板有眼的功夫片，即使是搞笑立体动画如《功夫熊猫》续集，长眉白发的老师父的绝世武功不也是降伏一粒晶莹的水珠吗？傻头呆脑的熊猫面对强敌，几乎丧命，能让他绝地反攻的亦是这一招式，因有至柔始可至刚，老子庄子的处世智慧是最远古的思考资源；儒家的“仁爱力”或许是高远的理想，但当落实到生命的困难时刻，往往只能依靠道家的“温柔力”。

然而在《一代宗师》的影像语境里，雨水或于功力以外另有寓意。如电如露，如梦幻泡影。镜花水月，水里捞月。不管你如何驯服水珠雨滴，到头来，到了尽头，终究连驯服本身亦只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谁都没法抓住。水有武意，更有禅意。水是生命流转的起始与终局。

难道真的没法留住任何人间足迹？

不是没可能，而只是很难。或该说，能够留下的，仅仅是对于人间足迹的述说方式，述说就是记录，记录就是领悟，而随时地有变，又可改了再改，仍然如花如月如水，存在过便算是留下了。记不记得《2046》片里有这么一段：梁朝伟抽着烟、提着笔，镜头近摄笔尖，几乎看得见墨水滴下，一秒、五秒、十秒，镜头凝止不动，导演其实在向观众诉苦，这么多年了，我仍然在找寻自己的书写方式，你读懂也好读不懂也罢，提笔的人终究是我，我在对你说着一个说了多年的故事，到底应该怎样把这个故事说完，我仍然没有答案。电影展现的就是导演自身的试写和改写过程，一出拍了这么久的戏，等于是《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的完结篇，导演如作家，下笔踌躇，不知道如何圈下最后一个句号。

想不到导演心事原来尚未完结。对于时间坐标崩溃的惶恐，对于回不去了和停不下来的焦虑，依然在民国世界的功夫幻影里持续发烧。《一》里也有笔尖悬吊的镜头，下笔仍然踌躇，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

幸而千山万水到了最后终于找到出路。所有相遇，都是重逢。回不去只是假命题，卷土重来，生命原来可以replay，尽管众生懵然不察。那夜剪完了最后版本，步离剪片室，导演终于可以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李安的节制

李安很喜欢把文学或漫画作品改编电影，也很擅长，每回把文字转化为影像，总能抓住关键的起承转合，不多也不少，恰如其分地呈现和诠释原著的动人精神。他仿佛先扮演医生角色，把身体解剖，检查了每个细节和细节之间的关系，掌握了所有脉络；然后变身为考古学家，根据握在手里的残片断简，具体重建昔日王朝的本来面目。

个中关键字当然是“节制”。约束导演的无上权力，抗拒诱惑，不让自己无限膨胀，不把意念强加到原著头上，而只是利用影像把作者意念带到观众眼前。

但必须说我仍很不满意《色，戒》的终场败笔。几个男女被上海七十六号特工抓住了，缚赴刑场，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如台湾电视剧常见情节，彻彻底底地有违张爱玲的沉着性格。张小姐看了，想必哈哈大笑。

幸好《少年Pi》没有重复画蛇添足的过分发挥，回到了李安本色，诚恳谨慎地依循原著逻辑把一个故事好好地说，华丽而不渲染，奇幻而不散漫，尤其末尾，男主角面对镜头说出了历险经验的另一个版本，仿佛冷静地牵着观众的手，一步步走到故事的另一个出口，推开另一扇门窗，然后说，该你了，听完故事，该你自己做出选择，信谁不信谁，信这版本则如见天堂幻景，信那版本则似堕入无间地狱，我只是说故事的人，权力到此止步，接下来的权力，属于听故事的你，由你决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悉随尊便。

这亦正是原著小说的动人所在。很流行的小说，很浅显的小说，却以奇幻起始而以残酷终结，仿佛有了结局却又没有结局；语音落处，仿佛听见一头孟加拉虎犹在咆哮。

李安很幽默，拍《卧虎藏龙》后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青冥剑”，拍《绿巨人》后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绿巨人”，拍《断背山》后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他曾道，这样的句式非常好用，也很吸引，所以忍不住一用再用。如今拍了《少年Pi》，拍了那头奇幻老虎，恐怕亦会忍不住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头孟加拉虎”，人心之幽微黯哑，连自己都难以想象或不肯承认。

原著小说早已成为许多美国中学生的阅读材料，书末索性附录了十多道问题，帮助读者讨论书中真义。特区老师其实也可借这电影提升学生的英文阅读兴趣和能力，反正有现成的指引题目在手，省事。机会难得，错过自误。

谢谢你，老伍迪

《爱在罗马》在情节上没有太大的曲折新奇，但导演本人的粉墨登场终究让人惊喜，好久不见了，老伍迪，别来无恙，你好吗？

老伍迪昔日总是自编自导自演全盘包揽，然而近年淡出幕前，只导只编而不演，偶尔在戏里安排某个有其影子的角色人物，却仍然是替影子，未见真身，真身不见，难免让人怀念。欧洲三部曲的前两部，依然如此，想不到来到终结之处，忽然现身，算是压轴，怪不得他一出场已让观众席上爆出笑声；那番笑声，是亲切的欢喜，如同远远望见一位久违的老友，老戏迷们用笑声来跟老活地说声嗨。久违的老友，七十七岁了，脸容比昔日更颓更垮了，如同观众席上的老戏迷，但神经质依旧，是彻头彻尾的他，没有变，百年如一日，谁也冒充不了。

可是，观众或许变了，或许是心境不同，所以把老友看在眼里，感觉遂亦变异。昔日看老伍迪，喔，应说是看年轻的伍迪和中年的伍迪，尚觉那股神经质蕴含着强劲魅力，纽约的犹太裔才子，看一切都不顺眼，看一切都觉荒谬，怕这怕那，嫌这嫌那，于挑剔之中透现理想，于愤世之中暗挥洒浪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人。但当活到了七十七岁的这个年纪而仍然没法跟世界好好相处，声调仍然急促尖亢，说话仍然尖酸刻薄，如同十七岁时的状态心境，很难不让人暗暗狐疑不知道到底应该佩服他坚持得够久够深，抑或赫赫纳闷于他的庸人自扰。活了这么多年了，跟世界争辩这么久了，难道还不能够或没法接受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鸿沟？难道还没法或不愿意在混沌的世情里寻得一个让自己觉得舒服自在的视点空间？老伍迪，你累不累？你还要跟世界辩论多久？老戏迷们难免为你感到心疼。

但或许这才是老伍迪的最大魅力。惊人的坚持耐力，不肯放下，不愿妥协，人间万象在他眼中永远离谱荒唐，他不仅仍然是angry young man，更是forever angry，发了四五十年牢骚但仍然发之不尽，别人的牢骚像缸里的死水，发尽了便完了，他的牢骚却像从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汩汩而下，没有停。于是老伍迪成为我们不敢做或做不了的那个other，我们已经累了，躺下来，精疲力竭，幸好仍然有他在跟世界搏斗，只要仍然有他作为代表，我们便不算是全输。所以我们的掌声更为响亮。有种的老伍迪，且就争辩下去，谢谢你，我们向你致敬。

脱逃，不了

看在老活地的老戏迷眼里，《爱在罗马》很难说提供了什么惊喜笑点或思考启示，几乎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沿着老伍迪的老公式发挥进行。

起始处的罗马警察，当你举起双手指挥交通，你已猜到，下一秒钟必是轰隆一声，撞车了；当众人游历教堂观赏名画，老女子说米开朗基罗曾经躺着画画，她很难想象有人能够躺着工作，你必预料，站她旁边的年轻妓女立即回答“我可以想象”；当老伍迪现身于飞机客舱的座椅上，尚未开口，你应知道，他必是恐惧飞行，甚至呢呢喃喃地抱怨这个世界的所有所有。

是的，欧洲三部曲系列电影以此终结，或许算是老伍迪的“回归自我”、“返璞归真”、“维持风格”之类成就，因为我们打死也不肯亦不愿相信老伍迪已经“江郎才尽”，但当一个人拍了四十多年电影，尤其拍了这许许多多深刻电影，先前的每个步伐终究皆成痕迹，不仅展示了历历来时路，更形构和框限了眼前轨道，不易脱逃，不易找到突围的出路。能够不败不堕，对于资深导演如同对于资深作家来说，已可被视为另一种成功。

没错，脱逃，这或是最值得思考的电影吊诡。

老伍迪的电影从四十多年前开始直到今天，“脱逃”正是关键母题。从原有的生命轨迹脱逃，从既定的现实环境脱逃，从眼前的时空困限脱逃，不管我们知道或不知道，情愿或不情愿，伍迪·艾伦从年轻到老年都在荒谬嬉笑里提醒我们，世界如此混沌，必然不必然是必然，本来爱的可以忽然不爱，本来恨的可以突然不恨，从这一刻可以走回前一刻，从这空间可以跳到另一空间，生命没有本质，或者这么说，生命的本质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生命本质，你唯一能做的是，透过猜测或想象，又或透过选择或坚持，不管世界如何变动，你都大胆地拍胸脯说，我决定要这样，所以必然是这样。你错了，但你非常享受自己的错误。

老伍迪的所有电影其实都在述说“脱逃”的可能性和真实性。迷乱，混沌，变化，自愿或被迫面对另一种生命轨道，或繁花茂草，或敝景凋年，眼前宇宙总是有异。

多年以来正是脱逃的想象把我们深深吸引，那是老伍迪的魅力，没变，从《安妮·霍尔》到《曼哈顿》到《爱在罗马》都一样，我们没法不佩服老伍迪的不离不弃，尽管他自己没能或不肯脱逃于原先的风格轨迹，而正是这点，让我于离场时，未免有些暧昧的哀伤。

我们都爱鸡蛋

看《爱在罗马》时想起早前窝缩在飞往东京的机舱内重赏《安妮·霍尔》，卅年的老片了，不知道看了多少回的老片了，依然看得哈哈大乐，肯定惹来其他乘客的不屑白眼；幸好只有四小时航程，不至过于扰人清梦。

四小时航程最适宜做的事情肯定是看电影。以前总是看书的，如今堕落了，弃文字而喜影像，偷懒，省下眼力。最好是搭十二点左右的航班，起飞后，吃过中餐，点喝一杯威士忌加冰，把椅背放下，戴上耳机，安安静静地选择好戏，平日工作忙碌，不容易把自己困在一个小而温暖的空间全心全意看完一部电影，坐在机舱内却无所逃于天地间，像是向老天偷了一段真空的时间，像把自己关在罐头之内，谁也没法再来骚扰我，即使美丽的空姐带着笑容偶尔趋前问我还要不要添点酒，我亦忍不住皱眉摇头，隐隐流露厌恶神色；真没礼貌，但没法子，我太珍惜这段隐秘时光。

拍《安妮·霍尔》的老伍迪只有四十来岁，比当前的我还年轻，但当然初看此片之年我也才十五六岁，仰望着他，被他的笑话逗得笑得流泪，对于人间对于世界对于男女情事的许许多多观念即像打造楼房地基般被他塑造，不易回头，一路走来，直到如今仍在老伍迪所营造的荒诞氛围里打转，走不出来。少年时代的imprint，如洗脑，铭刻已深，难以清除。

还记得老伍迪的名句吗？生命只有两类景况，一是horrible，陷入没法复原之境，如失明，如残疾；其他的便都是miserable，迷惘混乱，悲哀愁苦，但相对于前者，其实已算幸福，我们应该很高兴。乐观悲观纠缠纠结，在于我们如何取舍如何察看，人生，只有这样的轨道，没有别的，也不可能有别的。

尔后的日子我还常得到此语的激励支持。每当遭遇不顺遂，心里暗说，还好，只是miserable，尚未至于horrible，那就撑着吧；然后果然撑得下去。感谢老伍迪，而在尔后的卅多年人生路上，每遇低潮，相信他亦曾用此语倒回来勉励自己。至于《安》片结尾处的弗洛伊德式笑话更是难忘：一个男孩要求心理医生救助哥哥，他错觉自己是只母鸡。医生唤他把哥哥带到诊所，男孩却犹豫地说，不行，因为我需要他生的鸡蛋。

老伍迪面对镜头，耸肩提出结论：这就是世人对于爱情的取态。谁不知道爱情荒谬荒唐？但，嘿，谁叫我们需要它的鸡蛋？

当时看了，只觉是纯搞笑，其后始知，原来是真理。老伍迪，原来是先知。

爱上传奇，可你家不是舞台——王李婚变二帖

人艰不拆

巨星离婚，男方发出声明，首句是“我要的是一个家庭，你却注定是一个传奇”，立即惹来轰炸连场——咦，谁骗你了？结婚之时她已是传奇，她没有“消费行骗”啊，如果你要的是一个家庭，或只想要一个家庭，为什么要娶她？为什么敢娶她？中途变卦，你还算是个男人？

仅是一句话已令男方被“王粉”们骂个狗血淋头，遑论其他。

咳，尽管我跟其他“王粉”一样对其夫妻关系的真正内容根本一无所知，却亦忍不住在逻辑层面上替男方说几句话。

娶了是一回事，娶了之后又是一回事。或许当初恩爱时他所要的确是传奇，但其后变心，年纪大了，做父亲了，忽然想要一个家庭，那又怎样？犯法吗？不可以吗？婚约有写明你当初要的是传奇就只能是传奇，不准改要家庭吗？男女之事，如同人世所有细微心事，变化总在朝夕间，或至少总在不知不觉间。甲方心意改变，别说乙方不察，往往连甲方自己也不察，等到察觉之日，已是分手之时，但互不亏欠，好来好去就是了，没啥大不了，若因此挨骂，实在委屈。

更何况，若细心阅读声明，“注定”一词始是重点。这两个字暗含了改变的时态以及背后的曾经努力。那或许是在暗暗抱怨，结婚时你明明答应给我一个家庭，结果依旧处处想做传奇，家庭角色守不住了，所以分手的日子也到了。“注定”是个动态词，切勿忽略。男女相处，守得住也好守不住也罢，许多事情不宜道破也没必要道破，所谓“人艰不拆”，人世艰难，能够不把真相拆开就别拆开了，大家漂漂亮亮便算了，还有明天，日后再说。

所以由这角度看，如果“注定”二字的解读成立，在这段关系里，说不定改变心意的人并非男方而是女方。当初答应给你的，没给到，不愿给，最后唯一能说的便是“你多保重”了。所以其实是女方欺骗了男方，并非男的三心两意。

但男方毕竟有责任。分便分，离便离，公众人物稍作声明以避猜疑，虽是需要的，然而暗有所指地又“家庭”又“传奇”，未免流于小器；一个小器的男人，到底不宜跟传奇相配，勉强配下去，男的不爽快，女的也不快乐，地球上没必要多出一对臭脸相待的夫妻。

分手总是难事，终究是结婚比较容易。结婚只需一句“我爱你”，分手却要寻理问由，即使不一定坦白从宽，仍要对世界交代。早知如此，何必去结。

家与传奇

爱上一个传奇，要到的却是一个家庭，确实伤透脑筋；但如果既爱传奇又要家庭，那就更为烦恼。

要解决类似两难，当然可以各施各法，各有抉择。而最简单容易的一个方案是，跟妻子离婚，另找女人，但这回必须睁开眼睛，好好选择，找个百分百属于贤良淑德的女子，娶她回家，做个所谓贤妻良母，廿四小时供你差遣，看顾你的孩子，你回家时，按铃，她开门给你，甜蜜蜜地唤你一声老公，并端然正色地把拖鞋送到你的面前，甚至蹲下来，替你穿上；然后问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碗面。

你累了，坐在长长的沙发上，把双腿搁在她的大腿上，她脸带笑容，先用双手替你轻捶小腿，再做半小时足底按摩，直到你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而当晚上躺到床上，你不关灯时她不会先关，你想聊天时她陪你聊天，你想怎样时她便怎样，只要老爷你喜欢，她都奉陪。

孩子的教育照料，不必说亦由她费神。生病了看医生，学校要见家长，你在不在都无妨，因为她都在，孩子的哭啼欢笑都有她陪伴左右。

好了，家庭的部分满足了，接下来便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传奇之上。为什么不试着把离婚的女子追回来，讨她欢心，让她笑，让她喜，让她激动，让她浪漫，看看她肯不肯做你的小三？如果她愿意或不忍拒绝，你便重新得到传奇在外，而又有一个家庭在内，鱼与熊掌，兼而得之，岂不快哉？

有些女人只宜做情人，不宜留在家庭；有些刚相反，只宜在家，不合陪你在情海爱浪里浮沉起落个没完没了，即使努力尝试，亦不像，达不成催发荷尔蒙的浪漫效果。女人常说“从一而终”，这个“一”，不一定是指一个男人，而是指一种角色，选定了就选定了，不易改变，不易变换轨迹，企图把情人型女子变成妻子，跟妄想把妻子型女子变为情人一样，注定是悲剧。没错，钱钟书曾经赞叹杨绛是世上最好的妻子和情人和朋友；这是有可能的，但可惜，世上只有一位钱先生，也只有一位杨先生，而你和我和他都不可能是他们。

男人倒是稍占便宜，因为种种理由，不管是先天之“贱”或后天之“纵”，仿佛大部分都有双重的本领，能文能武，能屈能伸，能内能外，可以顾家也可谈情，可以在两种角色之间变脸游移，尽管往往只能面对不同的对象。

爱上传奇，你家却不是舞台；唯有把传奇置于家外，或可双安无事。

老演员和老观众

戏院里的缘分

好莱坞愈拍愈多老人电影，都是昔日的大明星，有了年纪，上了岁数，独担大旗的机会仍是有的，却亦乐于合演一片，分担戏份，构成一出大卡司大堆头大阵容的猛料巨片。或四个女人，或四个男人，或两女两男，或文艺，或诙谐，甚至有音乐剧，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是不嫌弃老人的“慕古派”观众，必感快乐。

《最后的维加斯》自是最新举例。

拍这类老人电影（说好听一点是“银发电影”！），就制片家而言当然是为了掌握市场。于七十年代成长的善男子善女子早已惯于在戏院寻找梦幻，四十年的长久娱乐指定动作，到了五六十岁，依然未改甚至变本加厉，这群消费者，只要活着一天，仍未断气，即使撑着拐杖想必仍会依时依候前来戏院报到。看戏是良好习惯，比吸烟喝酒都健康，唯一风险是戏院冷气总是过冷，中老年观众进场时最好自备厚衣和暖水。

以我为例，他日老去，病在床上，近见死神，如果家人问我还有什么愿望，或许我的答案是：请把我扶进电影院，我极想极想再次感受坐在黑暗里的光影滋味。陪我看一场电影吧，再陪我一次，陪我最后一次，你来，家人来，老友来，让我们像昔日般同坐在暗处抬头仰望大银幕上的离奇幻化，坐在椅子上，不知老之已至，身体不老便感觉不到老态，隐隐约约望去左右，众人皆是少年，时光倒流戏院里，回到从前，宛如昨日，我们同笑同哭，泯灭恩仇。

正因有不少死不悔改的老观众，聪明的片商必会千方百计满足吾辈需要，而把我们惯看的明星拢聚在一起，正是妙法。仅由明星的名字开始已够吸引，追星绝非年轻人的专利，中老年亦可追星，只不过不会追车或接机或摇旗，而是看见名字便掏钱买票进场，乖乖坐下欣赏，像是一个不必宣告的约定，在朋友之间，你知我知，不去即会隐隐内疚。

然后，明星现身，在大银幕上或吃尽老本或尝试突破，但都不重要，真正要紧的是大家仍然存在，台上台下是两出戏却亦是一出戏，明星老了，跟观众一样，看着看着便感温暖，似见熟人。老人观众最讨厌看电影时喊不出演员名字，自觉过时，而一旦见到老明星，便感温暖。老后看电影，其实有着“取暖”的心理作用。所以必须感谢老明星们。片酬高低是你们的事，温暖多少则是我们的事。电影院里的缘分终究千金难买。

宁遇恶客，莫见故友

《最后的维加斯》说的是老男人故事，六七十岁的四个死党，其中一人终于结婚了，浪子落户，其他三人飞到拉斯维加斯跟他开个寡佬派对，喜剧悲剧遂同时上映，你的恨我的怨，我的爱你的情，在赌场夜灯的繁华掩照里给大家带来体悟。如最近被追捧的小说《繁花》，写不完的陈年遗愿，世间沧桑，大成大毁大劫，都可以是至大亦是至小的事体。

电影情节是漏洞百出的，有点破碎，有点拼凑，像写坏了的三流小说，原著或是较好的，但导演在剪辑取舍里有点手忙脚乱，还比一流的电视剧逊色得多。可是，有什么关系呢？买一张票进场而可以同时看见四个明星，依然奔放的罗伯特·德尼罗，风流如旧的迈克尔·道格拉斯，老成稳重的摩根·弗里曼，含蓄内敛的凯文·克莱恩，四个男人挤在一百分钟的戏里，观众简直像买了一个福袋，装得满满的，即使并非全合心意，至少感到喜气，是容易得到的热闹，足以慰藉寒冬。

至少四个男人本身亦必是快乐的，能够聚在一起而又各展所长，真的像现实里的四个老友聚首，都是各领风骚的一级巨星，在镜头前面斗戏，可以想见，拍戏的景况确如开派对，嘻哈不断，出神迷醉，尽管或仍会暗中吃醋或藐视，终究老了，没有太多可争的了，工作变成娱乐，昔日的竞争对手可以变成今天的调笑朋友，秋去冬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当然要老到一个阶段始能有此豁达。若年轻些，如在中年，旧友不见得是宝，反而是碍眼物，重遇时，不悦多于喜悦。因为他知道你的底细。因为他知道你的劣迹。因为他知道你的弱点。因为他知道你的出身与来历，你的能够与不能，你的丑事与羞事。而且他不会尊称你为乜董物总乜医生物大状乜教授物博士，他只会在公众场合高声喊出你的昔年诨号，例如“四眼明”或“肥仔强”，让你尴尬得想把头钻进地下。万一你在五官上动过手脚，对方更是一眼看出并且掩住嘴笑，你瞒得过新相识却骗不了旧朋友，他们是你的“记录黑盒”。

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宁遇恶客，莫见故友”，便是这个意思。但当然亦有善良解读，见了故友，徒添感慨，不见时往往忘了时间的存在，一旦遇见，立悟时间早已不存在。

故友常是伤心物，除非已到晚年，故友是宝，对方的存在证明你也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