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上几个人渣 / 马家辉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495-3455-5

Ⅰ. ①爱… Ⅱ. ①马…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315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雷 韵

字数：110千字

2013年9月第1版

目录

序/湾仔酒馆里的人渣回忆

代序/张家瑜，对不起。

Part 1/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A. 民国美男子

去吧！去南京总统府开派对！

负来负去负不完

余英时论汪精卫

笨蛋汪精卫

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不知道如何是好

哪有你，这样你

B．南方的宽容

开宾驰的出租车司机

我不要坐在吴彦祖旁边

在上海滩遇见梁朝伟

你输了，但你很有面子

南方的宽容

增添一点卷舌音

没有人是赢家

普通话与狗

笔记簿上的虎落平阳

C．半夜里搬家

沈从文，那时候

那山

山中教育

告别刽子手

老师与老屎

D．重庆来的男人

机上读禁书

中国吃食策略

谁被中国威胁了？

重庆豌杂面

棒棒军

重庆来的男人

Part 2/在机场里写作

A．小女孩，大女孩

占领墨尔本

张望英女皇……的背影

水饺和拉面

大女孩，毕业了

小女孩，大女孩

B．跟大象相遇

旅行上瘾者

机场里的作家

呼愁

城市书写者

向德波顿提问

长长的廊道

买不到，旧衣裳

书店脸容

只是为了书名

风景的另一种写法

在飞机上缓步跑

不是旅游

如果在草原上裸奔

跟大象相遇

远离非洲

Part 3/能不能叫我一声老爷？

A．快乐的日子

请问，有没有「被揼骨DNA 」这码子事？

能不能叫我一声「老爷」？

风水

我这边也有一间深夜食堂

宿舍岁月长

那些年的火锅

怀念那时候的脑袋

我老了，所以伤得起

快乐有这么重要吗？

我在厕所里放烟火

我的茶餐厅

B．哀伤的粉丝

选择相信，或不信

放心，妈，我会给你烧一副纸麻将！

选择快乐的女子

我的天堂曾是一部小小的机器

哀伤的粉丝

指尖之间的月色

温柔的力量

Part 4/爱上几个人渣

A．如何谋杀一个帅哥？

港女胜利宣言

志明为何爱春娇？

少年与熟女

张国荣为什么叫做「哥哥」？

非关离婚，只关抉择

情迷梦露

当你遇上这样一位teaser

你是自己的胡佛

谁谋杀了乔治·克鲁尼？

下流即风流

沉郁的理由

B．时间背后的眼睛

那些年的秘密

追不到的女孩

单车背上的恋情

圆脸美学

那张圆得像月亮的脸，我爱

如果说你像王伟

许冠英和他的哥哥弟弟

古天乐与丁丁

时间背后的眼睛

你在哪里？我又在哪里？

因为有人活下来了

C．英雄与老人

老去的声音

许鞍华骗了你

香港电影的气场

因父之名

当王羽遇上独臂刀

六十年前的台湾禁片

后设武侠电影

我是毫不敬业的小小茄

这其实是一部孤独之车

序/湾仔酒馆里的人渣回忆

骆以军

我记得二○○六年香港书展期间，有一个晚上，家辉大哥带我去湾仔的一间酒吧。同桌还有莫言、黎紫书、胡淑雯。如果以「酒馆」── 如卡尔维诺的《命运交织的酒馆》，以二十二张「大阿尔卡那」和五十六张「小阿尔卡那」的塔罗牌阵，水平、垂直、不规则轮廓、搓洗、排列组合，形成一套建构故事的机制，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或我们置身的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所有「形成小说」的话语── 以「酒馆」作为一座城市「不断累聚向下望的身世」，我们眼前的这个酒馆的景观，似乎正是所谓的「香港」。各种老外（英国的、美国的、印度的、北欧的或南欧的，各种肤色和发色的），大部分穿着优雅的衬衫、衣香鬓影的女人们，他们拿着酒杯，用英文交谈着，像群鸟憩聚在一座森林不同的阴影里，啁啁啾啾。没有台北的pub里你总觉得是老外男人搂着穿着紧身短裙长发台湾正妹那种「性的殖民地不对称张力」。但家辉大哥似乎在眼前这间「湾仔酒吧」之上，用回忆说故事，再复视藻井地叠现出另一个时空的「香港」：他回忆他少年时光鬼混的湾仔，美国水兵、香港妓女们，燠热潮湿的南方、女孩们浮花浪蕊、男孩们偷拐抢骗，在这烧灼着繁华和屈辱的灯泡橱当前穿梭的少年眼中，则是一座「伤害启蒙的游乐园」。

这或许也正是马家辉式的「香港」，面对北京的小说家、台湾的小说家、马华的小说家，所欲描述的「妖怪的自我」：「人渣」们如混杂淌流的记忆数据，早已在我秘密的身世结构中了。

所以我在读日本小说家宫本辉的《道顿崛川》，那个深情回望，暗影错纵的、战后的、败坏的大阪，民间黑市却又如废墟里的蝼蚁们充满生机忙碌的，和美军勾结盗卖军用轮胎、黑道、想成为撞球世界冠军的浮浪少年、毁了好几个女人一生的酒馆老伯伯、华丽的脱衣舞娘、毁掉的毒虫酒鬼赌棍、互砍让对方残废的帮派小混混……像一条脏污、被倒弃了化学毒废物，却浮着一层艳丽七彩油斑的悲伤的河流。我总认为，能写出这样藏污纳垢却如唐卡之繁复回旋的小说，浓缩隐喻了一座城市「海上花」之梦的，是像家辉大哥这样的眼睛。

他知道江湖里那些男女欢情薄、谎言里的虚无和眷恋；知道经济关系、权力交涉、尔虞我诈背后的人情义理；在这绞肉机般无情的资本主义峡谷耸立而起，那死生无常、冷酷异境后面，一些老文人老报人老生意人们的尊严和不为人知的温暖事迹。

后来有一次到香港，其中一个夜晚，家辉大哥又拉我到旺角的小酒馆，我们互相喷烟吐雾，他不像平日那个媒体明星的自觉，脸在黯影中无比向往与虔敬，跟我说他打算写一部自己身世之谜的流浪家族史小说（其实我想那或也是「香港」的某种隐喻）。我听得入迷，后来他又拉我陪他去附近的「麻雀馆」假装赌客「观察场景」。但可惜的是我们走到那一整排店家全是「麻雀馆」的暗影同时迷丽之街时，一间一间店家正拉下铁门打烊，那些穿着背心短裤叼着烟或戴着厚镜片、表情模糊、说不出的惫懒厌弃的牌客们，挨挤、零落地走出。家辉大哥嗒然若失，说他想从这「麻雀馆」充满杂乱声响、人脸杂沓的场景写起。我惊呼那正是我喜欢的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故事幻术起点啊！他有一个词：「底层的珍珠」。一座城市的文明、身世、记忆，就是从这样藏污纳垢、压扁挤塌的垃圾场废纸块，妖妖袅袅长出来的啊。

我说没关系，你下次可以自己再来啊。但家辉大哥沮丧地说，不行，他走进去，随便就被人认出来。（他的脸透过电视，在香港走到哪都会被人认出。）

这种「湾仔／香港」的嬉弄，「在之外」，像边境或细胞膜、不同城市酒店旋转门穿梭的「业余间谍」、流动的微型摄影机、过客……他形成了一种奇幻的自我戏剧：一座一座城市如镜廊、万花筒、默片……那有一种香港仔特有的「阿飞气氛」，世故的、冷的、嘴角带着讥诮笑意，无法真正入戏进入他人梦境中当真的身世自怜和排外争吵，所以他也讲民国沧桑，也议论北京与香港人的「指人为狗」事件，或是微博、语言的巴别塔，薄熙来事件，讲重庆的吃、北京的出租车……但那一切似乎都是「在旅途中」的转场，都是电影般的浮花浪蕊。剧终了，观众席灯亮起，他抹抹脸上的冷泪，站起身，提着皮箱，钻进的士，或穿过机场海关，便又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那样的萧瑟孤寂。

人物品藻时，你发现他爱挑漂亮的人讲（不论木心、汪精卫、梁朝伟、吴彦祖）；笔下人各自命运诡谲、颠沛飘零，身份或身世在历史激流的折湾暂缓处，但他似乎皆从其美丽脸孔启动其感慨。而闲笔城市（或写香港，或写「我」这个香港人在别的不同城市移动），光影转换处，你发现他极爱聊那些市井杂谈「俗气味」的细节作为落点：譬如重庆火锅、揼骨的感叹、香港的菲佣、北京的爷、风水……龙蛇杂处，相濡以「沫」（挨挤、擦撞之各色人种、各阶层人的体热汗臭与唾沫），这种挨挤感，层叠杂沓，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里喜欢的街车声，油哈味，袄裤疾行在窄弄的糜蒸空气里的散文性格，书名曰《爱上几个人渣》，其实或必须是一香港湾仔出身的，贪恋繁华骨子里却虚幻之眼，泅泳过城市最底部污脏水沟却打捞浮世绘最艳丽之油彩的「阿飞灵魂」，才得以调度如此灵活跳跃，蒙太奇，闪回，剪接幻觉，穿透……一种既旧又新、亦庄亦谐、知识分子之高蹈姿态浑进市井杂语，将不同时间镜面之城市缝接，观看之窗口。

整本书最动人处，当属Part 3「哀伤的粉丝」这一章：诸如《选择相信，或不信》、《放心，妈，我会给你烧一副纸麻将！》、《选择快乐的女子》、《哀伤的粉丝》……篇篇皆沉静深邃，像中年伤秋在一人生的时点，淘洗记忆河流里那几颗被磨圆刨光，如今剩下怀念或哀矜的小卵石。

但紧接着到了Part 4「爱上几个人渣」，那像是萨克斯风手骤转进乱世浮生的花腔颤音之炫技：从《志明与春娇》，到《盛女爱作战》，到《张国荣为什么叫做「哥哥」？》，到玛丽莲·梦露……我有时觉得，马家辉大哥是田纳西·威廉斯那个年代，或费兹杰罗《大亨小传》那个世界里的人物。看遍灯红酒绿、禽鸟般的漂亮人儿在跑马灯换片的新时代奢华想象中，匆促草率地登场下场。他冷眼旁观，却从不犬儒，他看到那浮华男女一些愚蠢行径时，也会笑骂一声：「人渣！」但你发现他是软心肠的，甚至宝爱着这些虚幻搭景里庸碌趁热闹活得起劲的人们。他本该有香港知识分子的冷和酷，但他有时却近乎浪漫地同情且理解这些「香港／湾仔」风格的「漂亮」（未必是美）。因为他自己也是漂亮的。

代序/张家瑜，对不起。

马家辉

在这本书的最后排版阶段里，某夜，张家瑜蹲在睡房床边地上，微皱眉头，嗫嚅道：这样的书名，这样的封面，人家一定以为你就是人渣……

真是一位善良的女子。明明反对这书名这封面，却不强烈坚持，只是婉转担心，还怕伤害我向来脆弱的自尊心，说时，吞吞吐吐，声音似有若无。

我坐在床上，安慰她道，不会的，安啦，我会在自序里严正说明，我不是人渣，书名只是来自彭浩翔电影《春娇与志明》里的逗趣对白：「一世人流流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

「流流长」是广东话，意指悠久漫长；「一世人」，就是一辈子。

张家瑜听了，没表情，没表示意见。

我怕她未能释怀，于是进一步诠释，我也会在序里说明，这其实是个尚未写完的书名，我真正想强调的是，正因曾经爱上几个人渣，始会成熟，始会懂得，始会明白眼前人并非人渣，始会珍惜眼前人。更何况，人渣并不必然是男人啊，女人渣亦是人渣，你怎可以性别歧视？

张家瑜听了，笑了，不再或懒得再说半句。

我对书名的「后设诠释」其实来自我跟于丹的某回对话。二○一一年初春，我和她和几个朋友到东非肯尼亚旅行，坐在小飞机上，她忽道：「家辉，你可记得四年前我们初见面，我曾说，女人只有爱过混蛋之后，才会成长？我说得很好，对不对？」

我笑道：「是呀，说得好。所以四年前那天，回家后，我立即对老婆张家瑜说，恭喜，你成长了！」

于丹掩嘴笑道：「我是说爱上一个混蛋，可没说嫁了一个混蛋呀！嫁，不一定会成长！」

我不甘示弱，回道：「我可没说让她成长的那人是我啊！她爱过的混蛋是别人啊！」

舌剑唇枪，朋友之间的戏谑从来不谈胜负。

混蛋，人渣。或许等级相同，都是让人不齿的标签，然而不知何故，我却总偏爱于这类词儿，总喜或不避影射或对号入座地把自己的头送到这些帽子之下或附近。我上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书叫做《中年废物》，下一本呢，打算叫做《人间垃圾》，而这本，以人渣为名，算是同类作品三部曲。

如果真要强迫我寻找理由，我可能又要搬出令读者打呵欠的湾仔故事了。湾仔，是香港旧区，龙蛇混杂，三教九流，啥人都有，我在这区成长，看尽了毒虫妓女小偷流氓乞丐赌徒的嘴脸，也听尽了他们的故事，不觉可怕，只感可亲，甚至经常为他们辩护扬声。每回听见有人轻易指摘某某某是人渣垃圾废物之类，我便忍不住说他们或许有苦衷有理由他们其实亦是受害者之类，甚或在心底暗暗反问一句：「你自己真的很圣洁很高贵很道德吗？」但为保礼貌和谐，我忍住没把问号抛出。

可是这本书并非旨在替人渣垃圾废物辩护扬声。它只是日常生活的随想随笔，部分曾经在《中国时报》的「三少四壮」专栏发表，其他则散见于香港和大陆的报纸杂志；至于内容，有电影，有旅行，有议论，有杂感，你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它都有。

感谢骆以军被迫替这本书写序。他真的是被迫的！

事缘二○一一年初他在香港，我请他喝酒，他说过如果我出书，他愿意写文章评论推介，尽管当时他指的书只是我计划中的小说。而我，不管了，出版这本散文却仍透过出版社邀序，但他竟然以赶赴中国大陆演讲没空为由，向出版社推辞。老子心有不甘，深夜亲自电邮狙击道：「你不守诺言，我决定向《苹果日报》投诉，并在微博骂你，揭发你感情诈欺。这像一个男人把女人骗上床，女人脱光了衣服，男人却道我们只是纯聊天。情何以堪？下回你来香港，如果在旺角被人斫手斫脚，你报警时，不必乱猜，大可直接指控是我所为，一定是我做的，不会有错。」

骆以军立即回邮道：「我会写的，别叫人斫我啊，大哥！」

我又回他：「好吧，我已经请福建刀手暂时撤回，让你保住手脚！若不对劲，我立即派他们搭船偷渡经金门马祖到台北找你算账！」

骆以军的最后一个电邮是：「好可怕！我写！我写！」

这样我就依靠「暴力胁迫」抢得了一个大作家的序，真好，真简单，怪不得世上有这么多人想做流氓。

── 嘿，对不起，张家瑜，看来我可能真是人渣。你爱了又嫁了，恭喜你，你有了双重成长。

Part 1/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A. 民国美男子

去吧！去南京总统府开派对！

负来负去负不完

余英时论汪精卫

笨蛋汪精卫

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不知道如何是好

哪有你，这样你

去吧！去南京总统府开派对！

出发到南京前夕一直提醒自己，不管行程有多紧密多忙碌，一定要抽个时间去中山陵，这是辛亥百年，能够在中山陵前走一趟，感觉特别适时浓烈。

然而计划归计划，去不了就是去不了，在南京，就只去过总统府门前，但在辛亥百年的日子里来到这里，尤其遇上夕阳西照，感觉难免特别复杂。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从清末到民国到如今，无言看尽百年沧桑，或许早已「麻木」，但游人们仍有记忆与想象，否则也不会纷纷站在「总统府」三个字下面，挤起笑脸，举起V字手势，拍照。

在一九一一年现身的中华民国，结束了前一个灾难王朝，却亦是另一个灾难王朝的兴起，灾难轮替，王朝延续，只不过换个名号罢了。

站在南京，莫名其妙地想到台北，眼前这间总统府的办公室，蒋介石坐过，李宗仁坐过，汪精卫坐过，蒋经国倒无缘得坐，李登辉与陈水扁和马英九，更是想也甭想坐。然而，当连战和宋楚瑜来此访问时，不知道有没有特地安排一项行程，让他们去坐一坐，阿Ｑ一下，过干瘾一下？

这两个倒霉的老人家，瞎忙了大半辈子，始终没法尝到在双十节当天被群众高喊「总统万岁万万岁」的虚荣滋味，唯有临老分别以国民党主席和亲民党主席的身份到中国大陆「耀武扬威」。但威则威矣，终究未算完美，尤其来到南京，来到中华民国故都，站在总统府门前，肯定心有戚戚，觉得自己的政治版图欠了一块缺片。这时候，如果能够坐一下那个总统办公室，幻想一下自己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即使只是三五分钟的出神想象，亦聊胜于无。

所以呀，如果之前从未坐过，连战和宋楚瑜下回再去南京，一定要安排一个「余兴节目」，要求南京市政府特准在晚上把总统府租出，让他们包场，请来满堂宾客，大家穿上民国服饰，统统展现「民国范儿」，权充假扮四○年代的文武百官，连战和宋楚瑜则轮流穿上当年的大总统礼服，接见他们，接受他们朝拜；一夜尽欢，一夜风流，一夜虚拟，夙愿得偿，此生无憾。

世事往往吊诡难测。当年假如不是老宋分裂捣局，连战早已坐到台北「总统府」内，以此头衔，实难前赴南京。四年之后，又假如不是出现了两颗神秘的子弹，连宋亦很可能成为一正一副的台湾领导人，同样没法顺利到南京和北京跟胡和温握手。但，失于彼，得于此，失去了台北的「总统府」，却有机会立即去了南京的总统府，并令两岸关系高速解冻，这对于连战和宋楚瑜固是「补偿」，对于两岸和平气氛亦是好事。

去吧，去南京总统府开派对吧，连宋这对难兄难弟辛劳了几十年，有权利放松一下，「还都南都」，虚拟上任，就从这场派对开始。而于派对结束之后，请勿忘记对中南海领导者说声多谢，感谢他们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因为目前惯把「中华民国总统」称呼为「台湾领导人」而神经过敏地把南京总统府改名为「领导人府」。历史记忆，总算留下了最后一条t-back。

「中华民国总统」在中国大陆，唯一能够光明正大地直呼「总统」的机会就是在南京了，从正面看，「中华民国」仍是有希望的，跟我同姓也同样出生于香港的台湾领导人，你说对不对？

负来负去负不完

站在南京总统府前，当然念及民国人物。

奇怪，身边朋友似乎没有太多人觉得《建党伟业》好看，只我一人对之颇为着迷，或许因为我对民国人物的言行风范向来极感兴趣。

戏里，其中一个抢我眼球的角色是陈道明的，他饰演的是顾维钧，他的演技当然好，但若跟现实对比，当然完全不像，跟周润发演袁世凯一样，都是造型彻底相反，令看过民国照片的人忍不住发笑。袁世凯外号「袁大头」，又矮又胖又丑又粗，到了银幕竟然变成又高又瘦又俊又斯文的发哥，这真是「史上最强」的袁世凯，廿一世纪的年轻人都是看戏多而阅读少，或会从此一想起袁世凯三个字，便想起周润发的俊朗五官，袁宫保泉下有知，可以含笑矣。

顾维钧的处境则刚好相反。

陈道明演他，亦是跟现实造型距离甚远，但并非陈影帝不够英俊，而只因为，他的长相过于阳刚，属于「魅力大叔」型，跟顾维钧的五官形格刚好相反。顾大使是民国赫赫有名的官场美男子，一对丹凤眼，几层双眼皮，颇具摄魂之魅，他的脸是圆的，嘴唇是薄的，是典型的上海帅哥特征，陈道明尽管以浙江绍兴为籍贯，但或因成长在天津和北京，吃得太多饺子和羊肉，看上去比顾维钧「雄性」得太多太多了。

然而，令人最感突兀的倒不是造型而是演说，戏里，陈道明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发言竟然是汉语，而在现实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顾维钧是语言能力极佳的外交官，留学时曾经担任全校学生会长，带着洋同学参加全美辩论比赛，他连跟唐德刚教授做口述历史计划亦是以英语交谈，其英语，比中文好。可惜到了戏里，陈道明面对欧美强权领袖时所说的竟然是普通话，未免失真，一辈子以巴黎和谈演说为傲为荣的顾少川若知此事，恐难闭目。

民国人物说不完。说到美男子，顾维钧是其一，汪精卫当然是其二，而我深觉前者比后者好看和耐看得多了，年轻时如此，晚年时更是，顾大使老了，住在纽约，照片上看去，神采依然，光芒仍在，或因在美国生活，尽管无权无势，却可自由自在，腹有诗书气自华，老了仍然有效。汪精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南京下海搞所谓「和平运动」，整天跟日本人打混交手，必须谦卑赔笑，有几张照片他站在东条英机等战争恶魔旁边，满脸阿谀，难再言美，只是恶心，可怜得很；中老年的汪精卫，眼皮和脸皮都垂下来了，愈看愈像一位老太太，跟其妻陈璧君愈来愈有「夫妻相」。

汪精卫出名惧内，可笑的是，惧内者仍然有小三，更曾有女人为他自杀，可见女人不管如何控制男人，欲求达到「零危机」，实在不易。五十年前，有一位叫做李焰生的文人写过一本《汪精卫恋爱史》在港出版，市面找不到了，我手上有一本，读得入味，其中细述汪兆铭如何周旋于不同的女人身边，以诗谈情，凭词寄意，浪漫指数极高。他于方君瑛自杀后，悲恸撰诗，末句是「恨煞护花无力后，负卿负我负生平」，我觉得非常动人，念给张家瑜共享，而她的反应是：汪精卫后来不是又有其他女人吗？死了一个又一个，他应该把句子改为「负来负去负不完」才对！

余英时论汪精卫

汪精卫诗词集于香港「天地」重刊出版，余英时教授写了长序，细探词句，旁引史料，索隐寻义，结论于兆铭先生只是为了求全而忍辱，所以，他是爱国而非卖国。

这其实是必然之事了，而经余教授娓娓分析，更见可信。

观乎汪精卫之立身言行，由清末而民初、由民初而民国，所思所想所言所谈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念兹在兹，杀亲王不畏，挨子弹不惧，除了稍怕老婆以外，任何艰险都阻止不了他对中国的保护和关爱，若说他为权为钱卖国，谁都不会相信，除非他忽然人格
分裂── 恐怕甚至连蒋介石都不会相信，只不过基于政争立场，他和他当时的国民党同志必须坚持抹黑，把汪精卫骂作「卖国贼」。

可是，话说回来，有没有卖国的动机是一回事，事实上是否卖国又是另一回事。政治人物接受历史检定的其中一项关键质量在于「判断力」，尤其举足轻重的政治领袖，更是如此，成也判断力，败也判断力，历史无情，一旦失足，势难翻身。

面对日本，不知何故，精明的汪精卫屡屡判断错误，遂成大错。

首先他犯了「战必亡国」之「认识判断」错误，更犯了对此认识之「策略判断」错误。

余教授虽已指出，「战必亡国」之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可是，汪精卫终究不是普通人，他乃民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是国家领袖，他所得到的各路情报理应比谁都多也比谁都准。以其身份地位，一来应该比其他人更了解军情国情，知道中国尚有可战之力（其后的战事对决亦证明了中国确实可战），二来应该比其他人更具信心或强迫自己更具信心，即使确实察觉「战必亡国」之隐隐危机，亦不容许有任何软弱表态，别人可以有，你汪精卫却不可以有，因为你是大人物，你的任何动静皆足削弱军民意志，令本来或许不会发生的亡国加速成为事实。

历史进程就是这么诡谲，「战必亡国」只是预设，可能会发生，亦可能不发生，而你一旦相信它会发生并予以配合，那么，不必等待全面战争爆发，国家即有可能提早覆亡。你汪精卫相信什么预设是一回事，作为「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必须公开相信什么又是另一回事，许多时候，政治领袖说谎，其实是一种「责任」甚至「道德」，this is part of your job，你必须扮演某种特定角色，哪怕是眼睛含着泪水。靓仔汪精卫太忠于自我了，可惜。

笨蛋汪精卫

汪精卫基于爱国而不惜「卖国」，关键理由恐怕在于失去了政治领袖应有的判断力以及伴随判断力而来的沉着冷静，他担心「全面战争，必致亡国」，乃愿自我牺牲，戴上「汉奸」帽子，向日本求和，跟日本合作，到沦陷区维持小朝廷的小和平。

当时汪精卫心里想的必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到了沦陷区，能救一个中国老百姓就救一个中国老百姓，能为中国老百姓争取一分安稳就争取一分安稳，我跟蒋介石，「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我对中国的贡献绝不逊于蒋介石。

可是他终究忘记，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他跟你谈和平谈合作，岂会是真和平真合作？小日本打的如意算盘是引你下海，做他的傀儡，你一旦成为他们的人，便要唱他们的戏，岂容你来做主？

所以，汪精卫又犯了另一种错误判断：他不但高估了日本人的战斗力，更高估了日本人的好心肠，到了沦陷区之后的他根本救不了什么中国人；或者，换个说法，不管谁到了沦陷区做日本人的傀儡，所得的成绩跟汪精卫不会有重大差异，反而因为汪精卫之出走而令小日本可耀武扬威，并对沦陷区取得了某程度的「统治合法性」，汪先生之爱国遂易变成误国，但当他发现，已经太迟，他回不去了。

下海前后的汪精卫确是误判重重。他派手下跟日本人签订「重光堂密约」，原意并非在上海做汉奸，而是在西南地区另立党中央，取重庆政府而代之，他深信只要「义旗一举」，蒋介石身边的军人必响应倒蒋。岂料，他错了，他脱离重庆之后，根本没人理他，势成骑虎，加上跑到越南后遭戴笠派人追杀，亲信代他而死，他悲恸大哭，决心去上海，再去南京，又去日本，走上了一条可悲的不归路。

所以，汪精卫又误判了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力，也低估了蒋介石身边军人对蒋光头的奴性。

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施政」，跟小日本所订的各式条约无不对中国利益构成损害，「救国」也者，纯属梦幻，难怪他在南京日夜流泪，救国不成而变了卖国，其悲其哀，不问可知。

曾跟汪精卫到南京的陶希圣说过：「向日本人求和，如饮毒酒，我喝了一口，知道被骗，便不肯再喝，汪先生则是喝了一口，明知有毒，仍然坚持把酒全部吞下。」

呜呼汪精卫，英明前半世，上当后半世，知他罪他，不可不从判断力的角度思之论之。

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出门前，从书架上抽出《琼美卡随想录》，带着木心去南京。闻说周日在乌镇将有一场追悼会，可惜我于周六便要赶回香港陪大女孩过圣诞，停留不了。而且想象中的木心应该不会渴望更不会稀罕谁去追悼他，但也不会坚决反对，他应是淡然恬然的，年轻时如斯，活到八十四岁了，更必如斯。

他在书里不是感叹过吗：「蒙田，最后还是请神父到床前来，我无法劝阻，相去四百年之遥的憾事。」可见他对生命风格的一致性看得颇重，尤其对生命尽头的操守，更重，所以在淡然恬然的木心的追悼会上如果大家又哭又号又叹又哀，他肯定摇头，不知道应该对朋友们说些什么。

有好长的时间误以为木心是「台湾作家」，因为一直在台湾报纸副刊上读他的文章，那时候，他在中国内地早就坐完牢了，远走美国，不归，不愿归，不愿归，但仍继续写作、画画和思考。文章刊登出来，八十年代，我是台大学生，每回读后都惆怅半天，连面对女朋友都说不出话来。

怎么说呢？木心在报上发表的大多是语录式的短散文，任何一句、两句、三句，是中年的他的个人感悟，却成为年轻的我的思考启发，似懂不懂，若虚还实，足够放在心头咀嚼半天。

是的，咀嚼，木心说过：「快乐是吞咽的，悲哀是咀嚼的；如果咀嚼快乐，会咀嚼出悲哀来。」那时候的我只觉这位英俊的作家很有玩弄字词的本领，唯有当活到某个年纪，才真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但到了那个年纪，欲辩已忘言。

是的，英俊，木心之于年轻的我的另一个吸引自是他的俊朗，脸部五官像雕刻出来的石像，笔挺，坚毅，另一个有着如斯脸容的中国作家是民国的邵洵美，美得令人舍不得不看却又不敢注视太久，怕会沉溺。邵洵美也像木心一样写诗，也画画，但前者有妻有情人，后者呢，据说是耽美界的同志，美得只爱属于他的性别的物种。当木心谈及拜伦之死，意见是死得其所也死得其时，万一他鸡皮鹤发地活到老年，简直破坏西方文学史的美感。依此逻辑，木心其实活得已经够久够长，毕竟八十四岁了，老来又能回到故乡看山看水，老去，逝去，告别中国文学史，依然能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美感，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功绩与奇迹。

别了，木心，他写过：「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那就让我们去该地寻他，一定寻找得到，因为，谁都有悲喜交集，谁都逃不脱这生命的宿命。

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南京的演讲活动结束后，好些本来飞回北京的朋友都改变了计划，改往乌镇，出席木心先生的追悼会。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香港有事，没法去，其实是在心里坚持那个想法，木心应该不会高兴朋友为他追悼些什么的，别打扰他了，虽然他已离开人间。

但又或者木心先生也不会反对朋友为他追悼，他是淡然得无所谓，自己的离世，朋友的哀伤，反正人间无秩序，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

木心不是在《很好》文内写过吗？「昨天我和她坐在街头的喷泉边，五月的天气已很热了，刚买来的一袋樱桃也不好吃，我们抽着烟，『应该少抽烟才对』。满街的人来来往往，她信口叹问：『生命是什么呵？』我脱口答道：『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既然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便做什么都好也或都不好。你想就去做吧，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自在如意。

木心眼中的「如意」是这样的：「集中于一个目的，作种种快乐的变化。或说：许多种变化着的快乐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了。」

木心如此定义快乐：「迎面一阵大风，灰沙吹进了恺撒的眼皮和乞丐的眼皮。如果乞丐的眼皮里的灰沙先溶化，或先由泪水带出，他便清爽地看那恺撒苦恼地揉眼皮，拭泪水。之前，之后，且不算，单算此一刻，乞丐比恺撒如意。世上多的是比恺撒不足比乞丐有余的人，在眼皮里没有灰沙的时日中，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然而难以构成快乐。」

读木心文章，感受到强烈的「境界」二字。他仿佛站在一个位子，察看我们，而这个「我们」，理所当然地包括他自己；偶开天眼，红尘里，他亦是可怜的眼中人。

所以木心也曾说：「不幸中之幸中之不幸中之幸中之……谁能置身于这个规律之外。理既得，心随安，请坐，看戏（看自己的戏）。」

一位看戏的人走了，他从别人的戏里看出自己的戏，也从自己的戏里映照别人的戏，用文字记录下来，幕闭了，幸好仍有文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说说唱唱的痕迹。木心写过一篇《不绝》，开首道：「一个半世纪彩声不绝，是为了一位法国智者说出一句很通俗的话：人格即风格。十八十九世纪还是这样的真诚良善。」由是他抒发了一些关乎现代的感慨。

是的，除了境界，就是格。有格，木心告别中国，中国告别木心的格。

哪有你，这样你

南京气温是零下三度，对我这南人来说，已是致命之寒，出门必须穿上男装丝裤；嗯，对了，南京之于北京，亦是「江南」，但彼「南」终究属于我们的「北」，至少在咱们香港，没有「零下」这个可怕的概念。

于是穿上丝裤的我这南人便很容易摆乌龙。好几次了，换装准备离开酒店房间，穿上大衣，伸手开门，无意间低头一看，始发现原来忘记穿外裤。假如没有这个「无意间」，往搭电梯，电梯门打开，站在里面的人恐必笑得弯腰流泪。

尴尬之事常有，有时候并非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作为旁观者，我也尴尬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像有一回，在男厕遇见其他部门的同事，站着聊了两分钟，离开时忽然看见他的裤裆湿了一大片，极明显，很可能是尿尿时不小心，或是洗手时被水龙头喷到而不自知，总之，难看，回到办公室时肯定惹笑。

于是我便非常挣扎，不知道是否应该提醒他。想说，但说不出口，不希望看他在我眼前显现窘态；不提醒，又好像眼睁睁看着他稍后出丑，等于看见别人快堕进陷阱而不阻拦。

结果我是保持沉默。自我安慰，说不定他直接回到房间，不会遇见任何人，何苦要我把糗事揭穿。我向来是个短视的人，只顾眼前一刻的快乐如意，日后的愁，管他的，日后再说了。

所以我很容易感动于一些好心地的人，自己做不到，唯有羡慕的份儿。

像在办公室看见男同事的西装肩上满布头皮，我通常懒得提醒，但当看见有其他同事提醒他，我便忍不住在心里暗道：呀，这是一个好人，我们的办公室毕竟有好人。

然而说到底，我对好人的欣赏感动依然远低于我对诗人的崇拜仰慕，如木心先生，他的诗，他的情诗，令人根本忘记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文字面前，好坏让路，最重要的是时间能够凝固于美丽的瞬间。像他说：「十五年前∥阴凉的晨∥ 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哪有你，你这样好∥哪有你这样你。」

因为木心去世的缘故，因为圣诞新年交替的缘故，我重读了《我纷纷的情欲》书里的一些诗，在旅途中，读得恍恍惚惚，在飞机上，缓缓睡去。醒来时香港已在脚下，你在家里，我或许也在你的梦里。

B ．南方的宽容

开宾驰的出租车司机

我不要坐在吴彦祖旁边

在上海滩遇见梁朝伟

你输了，但你很有面子

南方的宽容

增添一点卷舌音

没有人是赢家

普通话与狗

笔记簿上的虎落平阳

开宾驰的出租车司机

每回从香港北上中国大陆，尤其是到北京，皆深深记住朋友的提醒和警告，路上愈来愈难搭的士了，搭的士时也千万别乱说话，那些「的哥」，都是「爷们」，你得罪不起。

果然，句句中的，然而中的又有屁用，我句句都提防不了，因为没法不搭的士，搭的士也没法不多讲话，那些「爷们的哥」确有办法把你的嘴巴引开，然后，受其嘲弄。

譬如这个四月前赴北京，搭了三四趟的士，每回几乎都要在街头奋不顾身地把车子拦下，或者死不要脸地跟别人抢截车子，只因心知肚明，一次拦截失败，可能又要再等廿分钟才会出现一辆空车，那么，抢就抢吧，反正在此城市总该没人认得我。但我又猜错了。想不到还真被人认出。晚上十时多，一辆的士从远处驶来，我已经站在路边等了廿五分钟，绝不可以再有错漏，于是立即冲到马路中间。我这中年人挡的只是区区一辆出租车，而另一位大婶路人亦跟我做着相同动作，可是我终究是男人，大婶毕竟速度稍逊于大叔，车子最后归我所有，她只好脸色青黑地瞪我一眼，但忽然眼神变得柔和，并且弱声地问了一句：「咦，你不就是『凤凰卫视』那位马老师？我读过你的书，也看过你的电视节目，我是你的粉丝啊。」

我唯一能做的是尴尬地点头。粉丝就粉丝吧，谢谢你，但的士照抢，因为我实在太累，必须赶回酒店休息，如果阁下真是我粉丝，想必知道你的偶像体力不济，请原谅。

上车后，「的哥」问我要去哪里，我回答什么路上的某某酒店，他竟说不知道在哪里，要求我打电话回酒店问问。我手里没电话号码，打不了，他便开始冷嘲热讽，表示提供清楚地址是乘客责任，他不负责找路。我说，我是外来人，不知道路线是正常的，他住北京，又是司机，理应清楚。他竟道：「我也是从湖南来的，我也是外来人，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一路上，两人就为了谁应该为路线负责争辩着，北京照例塞车，晚上亦是，整整四十五分钟没停过嘴，终于来到了酒店大门，但我发现很显然他是懂路的，否则也不会轻易找到，可是偏偏要说不懂以便跟乘客吵嘴以图过瘾。司机爱吵嘴，北京的哥，真的，请相信我，真的是「爷们」。

然而我遇过的最「爷们」的一位的哥可不在北京而在上海，但严格来说那应该是一位「前的哥」，他开了十多年出租车，其后转业，从商发财，如今已是小企业的小老板，每天驾着宾驰（奔驰）上下班，好不耀武扬威。我到上海演讲时，他来接机，我捧他几句，问他什么时候把公司弄到香港股票市场上柜，他耸肩苦笑道：「发了财，又如何？还不是照样辛苦命？习惯成自然了，到了今天，在路上看见有路人举手招唤出租车，我经常竟仍忘了身份，立即把宾驰停在他们面前！」

我不要坐在吴彦祖旁边

在北京时抽空到三里屯逛了一圈，不为吃喝，只为买碟，那边有一间以洋顾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小店，卖的多是「闷片」，甚为可观，然而到了该地，发现在一条窄窄的巷道里另外开了三四间光盘店，都不错，那便不必执著了，择一而逛，也很好。

巷道两旁摆了不少地摊，卖饰物，卖烧烤，卖烟卖酒，还有不少烟视媚行的华女子，眼睛不断盯住每个走过的洋汉子，她们卖的，想必是照人春色。既然来了，总要光顾一下，但我非洋人，故没光顾春色，只买了两根散装雪茄，回去酒店房间抽抽嗅嗅。

特别喜欢在路边买雪茄。摊开的木架上杂乱地放着各式各类的烟品，盒装的、散装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来的各地珍品怪品，站在架前浏览观赏了半天才挑选购买，感受或许有点似女子在服装店试穿衣服时的亢奋满足。有时候甚至只看不买，纯粹window shopping，亦是另一种享受。

每回来到三里屯都觉得又有变化。商场范围愈来愈大，往外延伸吞占了外围民居，路边小店愈来愈少，但幸好仍然存在，杂乱肮脏衬托了商场的干净整齐，其实令整个区域更有特色。像写文章，长句短句，参差映照，读来比较不容易觉得沉闷。北京在我的感觉里愈来愈像曼谷，高高的华厦之间夹杂着矮房矮宅，小店老板在喧闹的城市里喘息生活，傍晚时分，店前路边经常坐着一家子，有老有少，把寻常生活展示在所有过路人的车辆的眼前，替混浊的空气沉淀了一些暖意。

连塞车也像曼谷。塞得令人感到绝望，望向窗外，颇想变成恐怖分子，扔个炸弹，同归于尽。

那夜更气的是在三里屯商场门外出租车站排了半小时，没有半辆车。明明是有的，但大家不守规矩，远远在路口便把空车拦下，开车师傅竟也让他们上车，狼狈为奸。傻傻地排队的只是我们这群香港人和洋人，我忍不住了，请站在路边的警卫出手阻止，他冷冷地瞄我一眼，理都懒得理我。

因为约了朋友，我没法再等，只好跳上三轮车，在污浊不堪的北京空气团里赶返酒店。车子横冲直撞，视红绿灯如无物，但让我有机会看清楚市容，华厦，小店，华厦，小店，浓淡相隔，轻重并置，夜灯下的北京突然变得非常魔幻。

终于，到了。纵身下车，满脸灰尘，我倒难得地见识了北京的另一个侧面。

匆匆四天，办妥该办的事情，离开京城，搭机返港。中午起飞，四时许顺利到达，回家后看电视新闻说，北京今天下午忽然行雷闪电、狂风暴雨，水浸了，几十班飞机被严重延误或干脆取消。真幸运。这趟北上也幸运地近距离见到了吴彦祖，我主持电影论坛，他是主讲嘉宾之一，坐在我旁边，我仔细观察他的眼耳口鼻五官长相，哗，我的妈，真的帅，360度全帅，没有死角，没有盲点，帅得惊人。

于是我开口向他要求：「Daniel，能不能请你换个位子，坐在舞台的另一边？」

「为什么？」洋名Daniel的吴彦祖纯良地问。

我耸肩回答：「因为你长得太帅，坐我旁边，更让我显得像中年废物，我很沮丧。」

Daniel礼貌笑笑，竟然像三里屯那个警卫一样，理都懒得理我。

那个论坛的下午，我确是非常他妈的沮丧。

在上海滩遇见梁朝伟

去了上海一趟，主持梁朝伟和刘青云和尔冬升在复旦大学的讲座。

我属兔，玄学家早已提醒我今年「犯太岁」，时运不滞。果然，近几个月一连主持了几场演讲，好巧不巧地都坐在超级俊男旁边的座位上，先是吴彦祖，再是古天乐，再来是黄晓明，哎哟，好了，这回轮到梁朝伟，任谁坐到这些帅哥身旁都会显得「相对地丑」，而且，观众们的眼睛以及摄影机都会只瞄准他们而把我非常无视，令我「个人感受」非常不良好。

唯望兔年快点结束，到了明年，让我坐在葛优、冯小刚之类才子身旁，相对之下，我便变成「梁朝伟」级的文化人了。

咳，说回正经的。到了上海，住在外滩旁边，当然趁着清晨好天气出门闲逛。外滩的白渡桥旁有一幢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邮政局，我进去逛逛，迎面看见一位六十来岁的妇人，正填完一张表格，问一位站着的女职员该把它放进什么地方，女职员给她指示了，她也做了，女职员竟然大声地、用带着戏剧化的声音说：「对！你做得真对！你很聪明！」

妇人很开心，轻轻点头，慢慢离开。我忍不住笑了笑。女职员想必是背熟了邮局的「服务守则」，按规定随时随地给予顾客鼓励和表扬，可是她的语调和表情都极生硬，确像背诵台词，不带半点感情，有几分似日本百货公司的机械人说「多谢光临，欢迎再来」。但也总比臭起一张冷脸好得多，或许中国的进步，向来是点点滴滴，急不来，先从台词开始改善和友善，台词背诵得多了，希望能够「戏假情真」和「弄假成真」，到最后，变成真诚的善意。

对于中国，可以抱持乐观，尽管尺寸没法太大，一点点，已是好。

对了，这回在上海逛了邮政局博物馆，走路到外滩，遇上一位中年男子，捧着萨克斯风在吹爵士乐，我忍不住举起相机拍他。男子穿的是深蓝色的短夹克，最寻常的那种，上海街头有几千几万件的那种，头戴一顶鸭舌帽，该是为了挡雨。闭起眼睛，吹奏得非常投入，技术虽然不太高超，音调歪崩，应是初学不久，但因全神贯注，而且在外滩桥旁，配衬着远处的旧楼房，配衬着微雨，特有一番老上海的独到风情。

上海街头就是上海街头，或如张爱玲所曾说，到底是上海人。在北京或其他城市极少见到打扮优雅或至少干干净净的中老年，无所事事地站着或蹓跶。别地亦有中老年，但这里的关键词是，优雅和干净，从服饰或发型上显现出来，也从眼神和微笑，有着特别的自信和从容，唯上海独有，在其他地方不易看见。

我当然替男子拍照了。初时他有点腼腆，还弱弱地问了一句，「你拍来做什么？」我答道为了留念而已，也可以电邮给他，他便开心地左摇右摆让我拍尽各种姿态。而好玩的是，远处忽然不知从何处啪啪地跑来一位男子，我以为是警察或便衣，但原来不是，只是好奇旁观，只是前来八卦我们在做些什么。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内地网民很流行使用「围观」二字。中国人，太多了，真的不管在任何时间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围观，反正闲着，看看也好，许多时候还边看边指指点点。

在中国，其实每个人都是「时事评论员」。

你输了，但你很有面子

在上海主持梁朝伟讲座，朋友传来电邮探问详情。

详情其实都在网上了，随手上网一抓，已有清晰视频可看，本来毋须再说，但既然朋友问及，终究有必要细述详情；因为，那位朋友是女性朋友，我从来极少拒绝女子的要求。

话说当夜的交流主题是「梦想与挫败」，梁朝伟说一直想经营老人小区，照顾老人家，他说这主意是从《挪威的森林》小说里得来的。我忍不住调侃他：「你的境界真高，我读那小说，想到的只是青春少女的年轻肉体。伟仔，放心，万一你没法开老人小区，让我来替你完成志愿，将来也把你收容到小区之内，找来几百个影迷照顾你。」

刘青云的梦，相对之下比较「阳刚雄伟」，他想做航天员，登陆月球，如今当然已经超龄，不可能了，于是他改变梦想，希望赚更多的钱，支持其他年轻人追梦做航天员。

尔冬升的梦呢，则开宽得多，他希望自己切勿一辈子都只有电影电影电影，他希望能够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经验，像爬山，像赛车，像潜水，像开飞机，对他来说都是曾经有过或尚待追求的梦境。

至于挫败，难免都跟演艺工作有关，大致都是觉得自己演得不好，懊恼失眠，诸如此类。对此，梁朝伟说得稍较具体，他说有一年拍电视剧《新扎师兄》，太进入角色了，跳不出来，回到家里跟母亲说话，用的语态和表情和思维仍是戏里人物，突然，觉得失去了自我，心中惊恐，从此努力学习如何跟角色保持距离；戏是戏，我是我，互不相干。

我再次忍不住促狭地说：「幸好你拍《色，戒》时没有跳不出角色的烦恼，否则，一天到晚在床上，累死了。」

现场学生哈哈大笑，心照不宣，都是成年人了，都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也因为都是成年人了，所以应能自己选择和安排生活，包括逃不逃课，包括要不要去听某场演讲。据闻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因为班上有廿多位学生逃课去看梁朝伟，气忿难平，在网络上破口大骂，甚至兴起了「亡国」之叹。

咦，有必要看得这么严重？实在不懂。这世上，有哪位大学生没有翘过课？美国哈佛大学曾经调查学生，发现没有一位受访者没有翘过课，工作赚钱、阅读自修、对教授表示不满、拍拖约会、睡觉休息……谁都能为自己的逃课选择找到「合宜」理由。学生都是成年人了，如果有廿多位成年人因为去看梁朝伟而反映了「亡国」在即或会导致「亡国」，这个国家的存在基础也未免太脆弱了吧？动不动就感叹「亡国」，这位教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未免同样太脆弱了吧？

大学生逃课，普遍而正常，没必要鼓励，也没必要震惊。试想想，如果学生经常逃课，那夜他或她多翘一回，又如何？有何关系？倒过来，如果学生平常绝不逃课，那夜他或她为了看看偶像而翘一回课，又如何？有何问题？如果大学生统统不逃课，这个社会实在自律得变态，那才可能是「亡国」之兆呢。

而且，亲爱的教授，你在那一夜PK梁朝伟和刘青云和尔冬升，学生选择他们而不选择你，你是「虽败犹荣」啊！其实你应该拿出一些幽默感，大大声声地张扬：我输给了三位大明星，但别忘了，当夜至少仍有十位同学选择留在课室，那又表示我赢了他们，多有面子！

南方的宽容

南方好，温柔的所在，北地只是旅行或工作之去处，短暂停留尚可接受，而每回到达，也才更想念南方的宽容。

二月。北京。来此有活动，在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内地年轻人流行把北京唤作「帝都」，相对于上海的「魔都」，同时隐含着自嘲与自豪的意味。

我发现这一两年从香港搭飞机去内地，延迟起飞的情况愈来愈多、愈来愈严重。有的，只要你细心注意，一定有的，甚至粗心大意，亦必察觉得到，除非你麻木不仁，对外在事情毫无反应。

经常是这样的：十二点卅五分起飞前赴北京或南京的航班，到了十二点廿分，机门仍未关上，空中服务员用她美妙的声调透过广播宣布：「各位亲爱的搭客，敬请耐心等待，我们仍在找寻最后四位搭客，如果阁下认识以下搭客的名字，麻烦你跟我们联系一下，协助我们找到他们……」

然后，再过十五分钟，已经延迟了，又广播一次，内容相同；再然后，又过十五分钟，到了十二点五十分左右，终于有几个身影闪入机舱，手上提着大包小包，通常都是时尚名店的纸袋，也通常是内地女游客，施施然，她们走进来，脸上毫无愧色，一派若无其事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来。于是，机门关上，航班终于可以起飞，几百位无辜搭客一起陪伴这几位购物狂女子，延迟到达目的地。

喔，必须稍作更正：迟到的人并非通常是女性，我见过太多次了，也有男人，看来衣冠楚楚，应是受过良好教育，但照样若无其事地延迟登机，年龄层亦是老中青皆有，老幼无拘。

曾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当一位迟到女子走过身边，我抬头狠瞪她一眼，未料，她停下脚步，把我狠瞪回来，仿佛打算出手挥拳揍我；我唯有低头沉默，唉，我真是没胆的中年男人。

愤怒绝非没有理由：我们知道你没礼貌，但不明白为什么你连羞耻心也欠奉，而或许正是这种「错而不认」的态度使得香港人怒火难平。

不管如何，飞机起行，到达了。二月的北京仍然冷，但我学乖了，懂得在牛仔裤里另穿一条衬裤打底，年纪稍轻时是打死也不肯穿的，因为南方父辈们称这为「肾亏裤」，有损颜面，但终究到了某个年龄，颜面不再是最主要的考虑，健康为上，哪管得什么肾亏不肾亏。

去年亦是二月来到帝都，零下四度，只穿一条薄薄的裤子等候过马路，刚好碰上黄昏，据说是帝都的长官下班了，封路，一封便是廿分钟，伫立在长安街头等呀等，双腿冷得比雪条更像雪条，不断跳、跳、跳，身边的北佬朋友看见，掩嘴暗笑，笑我这个南蛮没水平。我只好回敬一句：「笑吧，你们北方汉子身体好，瞧不起南方人，若有机会来到香港，到处都是强劲冷气而你们又不惯随身带备外套，冷死你，轮到我笑你。」

朋友或许不明白我其实话中有话。我是阿Ｑ，当我唤人「汉子」的时候，未必是称赞，我向来喜欢活在老黄历里，魏晋时代的胡人把汉人称为「汉子」，实在贬义，意指自高自傲、吃不起苦头，此之后来出现了「好汉子」的说法，汉子都不是好东西，除非在最前头加个「好」字，负变正，始可看。

不做汉子，乐做南人。活在北地，上街必须臃肿穿衣，脱衣更要一层连一层，费时失事，若于激情勃发之际，待得衣裤脱尽，热火早已冷却。南方好，温柔的所在，北地只是旅行或工作之去处，短暂停留尚可接受，而每回到达，也才更想念南方的宽容。

增添一点卷舌音

名牌时装Dolce & Gabbana在香港引起争议，事缘有港人在店门外拍照，遭店员阻止，并谓「内地游客在店内购物可以拍，你们要拍，只准到马路对面拍！」颇有歧视港人之嫌。事件在网上曝光后，群情汹涌，数百港人围集该店门前示威抗议，场面浩瀚，成为国际传媒的花边新闻。

或因身边的女性朋友都不算年轻，没有太常把Dolce & Gabbana挂在身上或挽在手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这个中年男子遂也对这个偏向花俏的意大利牌子没有太大好感。

所以最近读到关乎该牌子该名店的「禁拍照」闹剧新闻，没有丝毫愤怒或悲凉，只觉可笑，简直是只会发生在香港这个城市的夸张事情。不好意思，勿嫌噜苏，又要谈谈张爱玲了，她说的：香港是个夸张的城市，在这里跌个跤，感受亦必比在其他地方来得痛来得深。换句话来说，在这里闹个事，戏剧化程度往往亦必比其他城市来得热闹来得瞩目。

此事闹完一个周末，像发烧一样，痛苦几天便会平息，该说明时说明，让致歉时致歉，便好了，没啥大不了，然而香港名店对于内地游客的优待礼遇倒是实实在在，只要在香港逛过中环和尖沙咀，你便知道。当你踏进名店，店员立即对你全身上下打量一番，先用眼睛判断你是香港本地人抑或内地游客，然后，听你说话，或逗你说话。你一开口，如果说的是广东话，立即露底，她们的热烈笑容立即收回七分，尽管不会变为臭脸，却通常热情不再，任你自由逛览，不会花时间对你有所招呼。

如果你说的是普通话呢？又如何？

通常是这样的：她们会对你细心推介各式名贵商品，新款式的，价位高的，总之是假设你即使到了最后不买亦必只因看不上眼而并非舍不得花钱或无钱可花；许多时候，她们更会每隔五分钟便问你要不要喝茶喝水喝咖啡，殷勤地招呼你稍坐休息，以免累坏双腿。如此服侍，相信我，百分之九十只会出现于对待内地游客身上，这一切，只因你是香港人，免谈。没法子，人民币不断升值，港币不断贬值，此增彼减，大国崛起，小城衰落，如果我是依靠佣金收入过活的店员，很难亦不如此；凡事只要合法，不管是否合情合理，人人有权照做，这便是「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懂。

于是我便对妻子作出这样的建议：她在台湾成长，说的是流利的「台式国语」，但在闲逛名店时，必须在「台式国语」上添加一些卷舌音，让店员误会她来自上海、北京或成都，这应可替她的购物经验增加几分轻松愉快。在这年头，台湾女客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比不上内地女客，至少在香港，这是真理，审时度势，精明如我和我妻子，没理由不向内地看齐，对不对？

没有人是赢家

我们需要「完整的语言」，但也需要「沟通的语言」，人间万象本来就不是二选一，不管是官方或民间，都何苦庸人自扰？

在广州演讲，不管是在大学或书店，总有热血青年热切举手，站起来，朗声质问：「点解你唔讲粤语？这是广州，广东人明明占绝大多数，你又识讲粤语，是不是你唔撑广东话？可唔可以讲一下粤语、撑一下广东话？」

见其天真烂漫，我既是「长辈」，无所谓，粤语就粤语，让年轻人开心一下亦是好的，以免对方过于激动，终而忧郁病发，贻误终身，「咁就唔多好啦」。

于是我立即改说广东话，甚至加插几句广东粗口以嘲讽许多广州人几乎「唔讲粗口就唔识讲口野」；于是哄堂大笑，快乐到不得了。可是，说完几分钟粤语，我又立即改口说回「港腔普通话」，向一些皱着眉头的听众发问：「你们刚才听得懂吗？如果听不懂，是不是会觉得浪费时光，白白花了宝贵的几分钟生命？」这些听众通常会鼓掌欢呼，再度哄堂大笑，再度快乐到不得之了。

这样做，绝非纯为搞笑，而是别有微言大义。我只是想让此等热血青年领悟，撑广东话的方式和场合有千百种，不一定要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讲广东话才算是撑。我来此地是为了演说，我来演说是为了沟通意见和挑动情绪，假如我说的话没人懂或没法令在场人士全都听懂，即自觉塞责，非常对不起专程而来却空手而回的观众。当然，我可以于事前预告，本讲座全用粤语进行，不懂勿来，但这又等于把部分观众拒诸门外，绝无必要，他们虽是「外省人」，却仍是「广州住民」，有权利享受和参与发生于此城此地的文化活动，这就叫做城市公民的「文化权利」，人人平等，不应设限。

我是明白的，热血青年们觉得广东话近年受到内地官方压迫，焦虑了，紧张了，由之激化对立，有人在抗议时高举标语，嚣张地说「广东人讲广东话，唔识听就返乡下」，把其他语言社群排斥在外。对的，广东人讲广东话，半点不错，完全有权，可是，「唔识听」的人为什么要被迫返乡下呢？为什么不能学听呢？为什么不被帮忙学听呢？即使不愿学或没机会学，即使在广州居住了卅年仍然听不懂广东话，那又如何？难道就没资格住在广州？难道没权利享受和参与各式活动？

这其实便是官方打压广东话的无形代价了。激化了不同语言社群之间的对抗情绪，让不同语言社群各走一端，绝对不利于和谐共融。有打压的地方便有抗争，有抗争的地方便有伤害，影响往往深远，只不过眼前不一定看得到，而那又总是要还的。大家都欠债，大家都受害，没有人是赢家。

王安忆曾经在某回访谈里述及语言本质，她说，选择用这种语言或那种语言，所考虑的不仅是功能性的「工具价值」，而更是感情性的生命意义；我们喜欢选择使用自己惯熟的语言，往往只因那是一种「完整的语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沟通，更在遣词用字里，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感觉。

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需要「完整的语言」，但也需要「沟通的语言」，人间万象本来就不是二选一，不管是官方或民间，都何苦庸人自扰？

普通话与狗

与其说「不讲普通话是狗」，不如换个角度说，许多时候，某些人，一把普通话放到唇边，便易沦为「狗」，变成「语言的狗」、「政治的狗」、「权力的狗」。

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内吃喝饮食，被拍下录像放置网上，激起港人「民愤」，留言怒骂。甚至有香港年轻人组成「唱蝗团队」，创作嘲讽歌词，于城市街头扯开嗓门大声唱歌，对内地游客予以攻击羞辱。

内地网民看了，当然不爽，遂留言号召大家到地铁车厢集体吃食，目标数字是五万人，若成事实，必成国际新闻，聊作「大国崛起」的另一例证。只可惜至今尚未实践，「大国崛起」者，略带遗憾。

其实，既然号召无力，不如改变策略，看看能否生效。譬如说，在全港所有地铁加设「内地人专用车厢」，专供有需要的内地同胞使用，甚至可以细分类目，愈细愈妙：饮食专用车厢、大声讲电话专用车厢、吐痰无限专用车厢、躺地乱睡专用车厢、打架动粗专用车厢、大小便随意专用车厢、行乞讨饭专用车厢、北京大学所谓教授专用车厢、地方话专用车厢……统统可以，只要有市场便可以了，彻底按照商业规律运作，随时添减。收费倒是个问题。由于清洁成本会被拉高，或可采用「定价分殊」策略，搭乘专用车厢的人，必须额外付费，别让港铁万千股东吃亏。

好了，一切就绪，恭请香港四大玄学家掷毫择吉开通，并邀那位痛骂「不讲普通话的香港人是狗」的所谓北大教授南下主礼剪彩。两地和谐，在此一举，我们都支持。

嗯，对了，对那位说「香港人不讲普通话便是狗」的所谓北大教授，香港人固然反应激烈，但其实，微博之上亦支持者众，许许多多内地同胞── 亦即那位所谓北大教授的亲爱的不是狗的同胞── 出于义愤，提出异议，把那所谓北大教授骂个狗血淋头。

骂人狗者而遭淋狗血，现眼报，可笑复可哀。

微博之上，骂些什么？

你自己搜索一下吧，什么都有。有人骂他：「香港人是狗，又如何？总比有人猪狗不如来得好！」；有人掀其老底，指他曾在电视评论里如何歌颂朝鲜，恨不得化身变为朝鲜人；有人批评其所谓学术成绩，说那是地沟油式的所谓文学研究，只适合拿去电视节目里谈谈，没资格授学上庠；有人揭发其助理曾经以利刀刺伤新闻工作者，理由是，新闻工作者负面报道了他；有人嘲笑其鲁迅研究错漏百出，把历史写成小说；有人贴出当年的旧文章旧学报，重提他如何被广笑为「北大之耻」……微博对他的攻击比香港传媒来得狠来得猛，只不过，内地不准游行抗议，否则很可能会有不少网络义士在各城各市现身，遥远声援在中联办门外举牌的香港人。

其实，语言确是重要的，但问题必须倒过来看：与其说「不讲普通话是狗」，不如换个角度说，许多时候，某些人，一把普通话放到唇边，便易沦为「狗」。这里说的「狗」，是指权力下的附庸与奴性，是文学比喻。因为，当某些人讲广东话时，沿用南方边陲的跳脱思考逻辑，头脑灵活多了，创意百无禁忌多了，但一讲普通话，立即陷入六十年来的僵化的政治语言陷阱，舌头把脑袋套住了，变得易受权力摆布，左一句「凡事必须有个过程」，右一句「这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诸如此类，变成「语言的狗」、「政治的狗」、「权力的狗」。

普通话与狗，关系应作如是观。这一点，不必所谓教授也知道，只是愿不愿意承认而已。

笔记簿上的虎落平阳

把几本从北京潘家园买回来的旧笔记簿放在办公室桌上，一位内地学者来访，看了，呀了一声，脸容浮现激动情绪，口里低声喃喃道，恍如隔世，恍如隔世啊。

幸好他没心脏病，否则，当场猝死，阴魂不散，从此我便不敢再坐在这个小房间；这间小房，我一坐十四年，椅子从来没换过，屁股与椅座有了深厚的「摩擦感情」，实在舍不得离开。

前辈学者之所以情绪波动，只因他是「文革」过来人，而那几本笔记簿正是「文革」年代的寻常用品，现身眼前，马上触动他的怀旧记忆。不堪闻问，未敢忘记，老时光里的大疯狂，太深刻了，谁都记得。

笔记簿，小小的，薄薄的，封面当然都是红彤彤的，里面密麻麻地写满关乎马克思和毛泽东作品的阅读心得，又或是上政治学习班时的听讲记录，偶尔加插一些自我励志语句，例如「我必须深切反省灵魂，跟旧社会决裂，切勿堕落」之类，上周我去北京，顺道去了潘家园，什么都没买，就买了这些，理由是喜欢簿子的稳重质感，更喜欢透过字句遥想那狂乱年代的私密心情。

我这购买癖好源起于四年前游逛潘家园。那回逛荡，左挑右选，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买回了九件假古董，有碗有碟有杯有筷子，还有一根似铁又似铜的假阳具，摊贩说是清末之物，是深宫怨妇们用来自慰的，我快快乐乐地统统买了，卖的人信口旦旦地说是真货，我当然不会相信，明明知道是假的，但仍买，像买纪念品，只图个开心，可是我万料不到买了九件假古董却合共带了十件假东西回家，因为，我付他们真钞，他们竟然找赎了假币；卖假货而用假币，这些可恶的摊贩，可真「表里一致」。

但那回可买了两本货真价实的「文革」笔记簿，其中一本记录的主要是工厂机械操作原理，有文有图，想必是「文革」时某位工人的学习笔记，而我在某页某处赫然发现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句，「虎落平阳被犬欺」，后面还有一个「!」号。

我乃想象，这位笔记簿主人必是一位被下放到工厂劳动的知识分子，本读文科，如今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在辛劳工作中领悟阶级立场。他的态度尚算认真，这从笔记秩序大致可以看出，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某天，突然不爽快了，或许是被其他工人或工厂领导欺负了，心底有感，笔下有怨，遂有虎犬之叹。

我颇爱玩这种在字里行间探索小小秘密的「窥听游戏」，觉得像在猜谜，猜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像看一出于脑海自我投映播放的电视剧，仿佛眼前有了那位工人的五官和表情，能够清楚看见他的无奈与哀伤。

此后，我去潘家园，必买笔记簿，很便宜，有十元人民币的，有五十元的，也有一百元的，卖书的地摊上都有在卖，摊主也很精明，把内容比较具「戏剧性」的本子卖贵些，纯属读书笔记的则售价较低，我蹲在摊前，挑个痛快，最后只花了一百廿元。

买回「文革」，放在桌上；也买回了前辈学者的片段历史时光。

C ．半夜里搬家

沈从文，那时候

那山

山中教育

告别刽子手

老师与老屎

沈从文，那时候

奇怪，在炎然的香港的炎然的下午，望向窗外，忽然想起沈从文，想起去年那趟凤凰之旅。

那年七月，车子一路由长沙平稳的路面直驶，我们先在老干妈什么的餐馆吃顿地道的面条，然后，目的地是沈从文的凤凰。

我的小舅子爱看沈从文，为了他，几年前专程由台湾到凤凰，还出了一部黑白摄影集叫《凤凰集》。摄影家眼中的凤凰，不是沈从文笔下的凤凰那么的悠静闲美，但，反正都是被沈从文召唤去的。沈从文的魅力从来都存在于他的文字之中，谁都曾被打动过，而心中有一条河缓缓地流过，有一座城静静地躺卧，有一个叫翠翠的女孩和她的老爷爷摆渡于许多人生镜面上。

这个人那么的倔强，只读到小学，没有正式的学历，但却在各个有名的大学任教。「文革」后，说不写小说散文就不写，连平反了都硬心不回头，一直到死，创作的活水他不眷恋，转到历史文物研究，跟着过去的死物度过余生，想来是活着的人与事太令人失望。掷了笔，说走就走，那些优美的小说边城、长河，都承载了那年代一种文人色彩的抒情气氛，似儒雅似温良，他的情书，如此的淡美动人。他的人，如斯易感。

评论家夏志清说他的小说《静》：「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可这个人的性格那么的刚烈，一点都不似他创造的文字，「文化大革命」，有人来烧书，他说：「要烧就烧。」

苖人沈从文，或许我们错看了他，他的另一面是野生边陲特有的天真无邪。他和鲁迅如一体两面，一样的是那种睥睨，不同的是那种风格。

车经过小小大大的城镇，进入小道，我们开始在颠簸的地面上跌宕，但景色也就换上乡村田野的布景，那如回旋曲般的梯田，绿油油的秧苗，浅水滩，小矮屋，我们是要去边城，没有大山大海，僻远如一个阿里巴巴要寻觅的石洞，还心存冀望那里有被时光错留下的沈从文的宝藏，我们自私地祈求，那唱着山歌的人儿还留着两条小辫子轻柔地唱着歌呢。

「到了。」司机师傅终于说。「古城还在里头，被圈起来，车子不能进，你们得拿着行李走进去。」师傅又说。那被围住的、在里头出不来的、害怕被庸俗染污的古城，在眼前等着踏入，我们已经被警告别抱太大的期望，幸好，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对许多地方可以淡然处之的年纪，我们进城，放下包袱，走下城墙，观光者而非旅人在群聚拍照，我们也要走到一个地方去拍照，寻找一条河，和船，和一个女孩。

而那个苖人沈从文或者端坐在河边，那时，他还未对这世界失去信心，他还未心中狂喊「我搞的全错了」，他还是个理想的青壮男人。那时候，他也还是一个写情书的人，尚未崩坏，尚未绝志遗弃我们。

那时候那时候，我多么渴望看见那时候的沈从文。

那山

又去张家界。少年时首回听闻「张家界」三个字，隐隐觉得既古雅又老土。古雅，在于「界」字暗含古意，眼前仿佛出现一幅图画，荒野山头，一群人，几户人家，弯着腰，分头合力用树枝在土地四周圈了一圈，欲向人间宣示，圈内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地，外人别闯，从此，我们有了王国；而这个王国的住民都姓「张」。

老土，在于总觉得这些怪山异岳只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前往旅游，譬如我的爸妈，参加旅行团，一群中老年男女高高兴兴进山游历一番，下山后，吃吃野味，饮饮啤酒，打打麻将，已经没有其他娱乐。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去曼谷去百胜滩去巴黎去伦敦，这些地方才有刺激才是潮。

幸好少年日子很快过完，自己的当下年龄比我爸妈当年去张家界时还要大还要老，于是也才懂得怪山异岳背后的另类刺激另类潮，这样的潮和刺激，才久远才含蓄才是真正的值得细细回味。于是，又去了。

第一次来张家界是前年七月，因在长沙有讲座，顺道来一趟，搭三个小时多的长途巴士摇呀摇，本来深深后悔浪费时间，但当到达，抬头望见群山矗立、孤岭傲然，整个人被震住了，转为后悔没有早些前来，但也庆幸没有等到太老才来，否则，走不动了，会难过得坐在山下悲哭。

那回也去了沈从文的凤凰，感觉相若，听许多朋友说过这个古城愈来愈商业俗气得不可忍受，跟廿年前完全没法相比，而我觉得，来晚了总比更晚来好得多，它愈是走向俗艳，我们便应抢时间前来，赶在它前头，用眼睛和记忆把古意留住，否则廿年后必更不堪，必更懊恼。

去看中国的山水要趁早—— 对不起，又要套用张爱玲式语法了—— 来得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愈是好山好水，也愈要早早早，因为中国人对好山好水打的「发展」主意打得极大，我们有必要跟山水争分夺秒，多望它几眼，从悲观的角度想，也就等于看望它的「弥留」脸容。

所以我上回面对张家界的天门山，暗暗许愿，尽快带我家的大女孩来此看望，别让她跟我一样，晚了迟了，错过得愈来愈多。廿个月后的今天，我到了，大女孩到了，从山下到山上，我们用脚也乘车，兜兜转转，黄昏来了，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程离去。那山，仍在，让她改天再陪别人前来。

山中教育

在张家界与袁家界的山与山之间兜转逛荡，雾浓云重，山岳在虚无之间隐现再隐去，其中两座山峰之间连结着一块五米厚的石板，形成了一道天然石桥，号称「天下第一桥」，远远望去，桥下都是云雾，因为无风，云锁雾定，不动如山，乍看误以为是一条沉静的河流，定睛细察达两分钟之久始能确定，不是的，那纯属心中幻影，空无一物，桥下什么都没有。真是好禅意。

桥下无物，山上却有，每走十来分钟路便见休息亭站，有小贩喊售玉米、肉串、葱饼等吃食，我们最爱的是小青瓜，五毛钱一根，新鲜，执起来张嘴就咬，希望没有农药残余吧，至少没经油炸，吃起来稍稍安心。

吃食摊档旁边又站着几个少女，身穿少数民族服装陪伴游客拍照，十元一张。那是土家族，但不知道真假。

我对大女孩解释道，土家族是中国排行第七（按人口）的民族，老大当然是汉族，然后是壮族（旧称僮族），再来是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再下来，便轮到这些曾被唤作「土人」或「土民」的土家子女了。

到内地旅游总是「国民教育」的大好时机，好的不好的，都在眼前，都在嘴边，现场开讲总较印象深刻；在学校课本里学到的所谓知识，只为考试，唯有亲眼见亲耳闻，始可入骨入肉。

于是也顺带向大女孩说说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各处乡村各处例，即使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地区亦有不同的习惯，譬如在云南中西部祥云县居住的苗族，有「半夜搬家」的怪癖，即使已经搬到城市，已经汉化，若要搬迁，白天搬走了九成家具，仍然坚持留下一成到半夜里才来取走。据说他们先祖屡受汉人地主压迫，欠了一屁股债，需于半夜逃债，却遭地主抓到，活生生打死，后代子孙为了铭记家仇族恨，保留了半夜搬家的传统习俗，别人来问原委或许说不上来，但传统这码子事儿一旦成为仪式，不必再问理由了，照做便是，在行动实践之际隐隐觉得跟前辈有所牵连，人便不会感到那么孤绝凄凉。

苗族以外，还有居住于高山上的景颇族，喜欢以实物代替书信，送辣椒代表爱情，送石头表示怨恨，送牛肉表示哀伤，尽在不言中却又意在实实在在的手信之间……

「好了好了，」大女孩的母亲阻止了，「我们来旅游，不是上课。」

只好闭嘴。否则我怕她们忍不住把我推到山下，我买了不轻的保险。

告别刽子手

香港有直飞张家界的航班，可惜时间没凑上，唯有先飞长沙，再搭长途巴士四小时，座椅破旧，微飘霉臭，甚至有乘客违反规则吞云吐雾，我回头狠瞪他一眼，当发现是一位彪形北方大汉，立即把脸转回来，并且提醒大女孩，别理他，以免挨揍。

大女孩却早已沉沉睡去。早上九点的航班，六点半便须起床，必然爱困。好不容易，摇摇晃晃，到达长沙，下车后理所当然地被的士司机包围，其中有不少是女子，豪迈粗犷，湖南妹子的典型样式。我们选择了一位男司机，女的开价车资两百，男的只收一百五十，纯粹经济计算，跟性别歧视无关。上车后，身边的人用广东话唠叨碎念：「旅游指南明明说只需一百元，我们吃亏了。」我劝解道：「没关系了，多付五十元，赶快脱身，总比被司机们围困好得多。」那感觉像遭群蚁纠缠，非常难受。

出租车内照例放置着小小的毛半身塑像，像神主牌，让我联想到在欧洲搭的士经常看见圣母像或十字架，神灵何辜，不知道是否仍能赐以宽恕微笑。对了，伊拉克昔日亦是每辆车内都摆放着小小的侯赛因塑像，暴君倒台后，不知是什么样的一种微妙心态，据闻仍有司机把塑像留着，希望只是为了反讽，我在德国倒未见过公然悬挂希特勒肖像，各地民情各处风，看看笑笑，亦有悲凉。

幸好那位的士司机颇有喜感，一边开车，一边突然用湖南口音的广东话说：「唔紧要啦，唔系好贵，冇问题啦！」原来他曾在广州做了九年武警，学了不少广东话。那年头，他的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枪毙死囚，每周至少一次，枪下亡魂，累积计算起来便曾杀了几百人。「很简单的，法医会在死囚背上画出一个小圈圈，我用枪口贴紧它，扳机，轰一声，便解决了，然后会有另一个人再对倒地的死囚多开两枪，确保他死翘翘，必死。」

「担不担心……嗯……错杀好人？」我嗫嚅着问。

「不会的！都是确认了的死囚！」司机斩钉截铁地回答。但不到两秒后，补充道：「就算有错……亦不是我错，只是法院判决的错。」

然后便沉默了。

他最终没把我们载到张家界。但并非因为心理纠结，而是中途坏车，他停下，替我们拦截另一辆的士。我们说再见，告别刽子手，告别那阵从他身上隐隐发出的阵阵阴风。

老师与老屎

到湖南长沙某书店做了一趟演讲，书店设计古雅，卖书，也卖茶和饭，桌子与桌子之间的距离比香港六星级酒店的咖啡店还宽敞数倍，空间终究是内地旅游的优势，只要不嫌弃有人在室内抽烟，找寻一个美好宁静的下午，仍是可以。

书店负责人亦很有意思，算是代表了一九八九年的年轻一代，学运上街头，口号喊得比谁都激烈，八九后没被分派工作，是轻微的秋后算账，唯有自求多福，透过亲戚关系到工厂劳动（连做工人亦要拉关系！）造砖，弯腰弓背，所有学问知识都被炉火烧融了。幸好其后做出了成绩，再做其他事业，发财了，开间书店，既是尽「文化责任」，亦是对于失去的「文化岁月」的心理补偿，而受益者是长沙的文艺青年，自是好事。

书店采取会馆形式经营，入会年费两百元人民币，但会获得同等价值的赠书，等于免费了，只不过希望顾客有commitment，付了钱，会比较认真对待这个空间；平常到来，再付二三十元茶点费便可闲坐半天打书钉，比去做脚底按摩更有益身心，可是我对店主开玩笑道，如果能够附设脚底按摩，边看书边按脚，才叫做美满，这里便变成「社会主义天堂」了。

我其实是个很易令人感到烦厌的演讲者，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像这回，来到舒适的书店会所，老毛病又犯了，忍不住对店主提了一个很扫兴的建议：这里太豪华了，不适宜看书，只适宜看电视。看书的环境必是愈窄愈乱愈能激发求知欲，而且你的客人以中年为多，故你应该重新装潢，把宽敞的空间区隔成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只有一张小板凳和一支小桌灯，书本杂乱无章地丢弃于地，让顾客坐于凳上或地上，重温当年被困于学生宿舍的凄凉绝境，在绝境中渴求知识，用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房间，取名「思苦房」，每小时收费一百元，保证来者众多。

店主很有风度，笑着说：「谢谢马老师指点，考虑，考虑。」

内地流行互唤「老师」，你是老师他也是老师，初听不太舒服，后来习惯了，无所谓了，甚且觉得这样才较「安全」。唤老师，总比唤「同志」来得顺耳吧？若唤先生小姐，又太见外，倒不如客客气气，彼此舒坦。

—— 唯一烦恼是我没法把「师」字念得标准。我都把别人唤成了「老屎」。

D ．重庆来的男人

机上读禁书

中国吃食策略

谁被中国威胁了？

重庆豌杂面

棒棒军

重庆来的男人

机上读禁书

下雨天出门最讨厌是航班延误起飞，红雨，坐在登机口一等就是个多钟头，望天打卦，唯有跟朋友互通短讯，相濡以沫，只因对方从深圳出发，跟我前赴同一个目的地，他也同样坐在机场，等；深圳也下雨，也没法起飞。

登机口倒是热闹成一片。几间店铺都挤满人，反正是等，内地游客们趁机购物，名牌非名牌，都买，「给我统统包起来！」之声此起彼落，人民币万岁，在港消费愈来愈便宜。

我也挤进书店打书钉。人好多，大都是男的，围站在书堆面前翻看「禁书」，什么《王立军事件真相》，什么《薄熙来下台内幕》，尽管大多只是翻炒报纸上的传言与网络上的讹说，却已够尽抢眼球。

广播了，终于，登机了，终于，起飞了。好不容易坐到位子上，四周偷瞄一下，八卦左邻右里在看什么，原来都在看书，「书香四溢」，真是盛世景象。哈，原来小小的飞机内小小的商务舱，十二个座位，连我在内坐了十一个男人，竟然有九个在读着刚买的「禁书」，目不转睛，聚精会神，脸容稍稍挂着焦灼，都在探究雾都重庆的血腥风雨。

另一个男人没在读书，而是看报，但看的亦是港报，大字标题踢爆洋男暴毙的黑金纠结。

两小时航程，雨中前往，机身摇摇晃晃，总算平安抵埗。下机时，我再次八卦偷瞄，有四五个人像偷运毒品般把「禁书」塞进随身行李，企图挟带进关；余下数人则把书丢弃于座，书封面上的王立军薄熙来，垃圾的人被弃置如垃圾，倒也应景。

中国啊中国，百年沧桑，千古兴亡，没有人是赢家，短短书页，见证了一切。

中国吃食策略

飞机到达成都已是下午四点，当地朋友来接，二话不说，直奔市区，吃四川火锅去也；但照例，大塞车，短短一段路塞了八十分钟，比北京状况好不了多少。

开车的小兄弟笑道，北京塞车，是因为车多，成都塞车，是因为开车的人都开得懒洋洋，慢吞吞，四川人嘛，「懒汉」多，爱享受，尽量把日子过得舒服。

成都人确是喜欢过好日子。喝茶，听戏，打麻将，路边各处都是享乐的馆子，门外门里都坐着一群光头的粗犷男子，抽烟，摆龙门阵，仿佛日日是好日—— 咦，奇怪，怎么这边的男子都流行把头发刮个精光，而且大多体型肥壮，害我根本认不出谁是谁，只能依凭高矮予以分辨。

既来之，则安之，让我也过过好日子吧。小兄弟把车开到「皇城老妈」，早已订了满桌的菜，让我们尝尝据说是非常地道的四川鸳鸯锅，我和深圳朋友一坐下，埋头大吃，更喝了几瓶「青岛原浆」啤酒，吃食完毕，摸一下肚皮，真想躺下就睡。真堕落。

「青岛原浆」的酒瓶设计精致，用麻纸包起来，颇具日本风格，似高档的清酒；售价亦是高昂的，七十五元人民币一瓶，因是「严选」，保鲜期只有六天，要喝趁早。

火锅亦是好的，怪不得店旺人多。担不担心地沟油？我从不担心，因为我在内地吃食向来有个阿Ｑ策略，坐下来，立即问问服务员或店主：「你们不会用地沟油吧？」

对方当然回答：「没有，没有，请放心。」

于是我便放心了。他们说没有，我便选择相信没有，吃了再说，一时三刻总死不掉的，只要把恶心的想象丢在旁边，便可吃得快快乐乐。行走中国，自得其法，遂也自得其乐。

谁被中国威胁了？

毒胶囊之后是毒奶酪，再来，是毒猪肉，之前当然还有毒菜毒汤毒油毒汽水，中国啊中国，几乎无一不毒了；毒海沉沦，伊于胡底，中国恐怕成为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多人口的毒国了。过去数天，类似「毒闻」好像减少了见报率，是否因为情况有所改善？看看微博吧，别天真了。

微博早已有内地传媒工作者爆料，有关部门已经下达指令，停止「炒作」类似「毒闻」，以免影响民心，破坏国家形象，间接帮助了一小撮人对于中国盛世的恶毒攻击云云。原来又是掩耳盗铃，鸵鸟政策，眼不见为干净。中国啊中国，你真是百年不改，任你的GDP每年是保七保八抑或保十，都没用，因为中国民众根本享受不了几天好日子，保住了经济增长，却保不了百姓健康，这样的时代，赚了钱，有何用？

难怪口袋里稍有个钱的老百姓都急于疯狂消费，今天不花钱，明天没命活，消费才是王道，犹如抗日时期的沦陷区最是纸醉金迷，人在愈高风险的时势下，愈需要把自己弄至麻木不仁，否则，每天张开眼睛，怕这怕那，日子怎过？

更难怪口袋里有更多钱的老百姓都急于移民或强迫子女移民，走吧走吧，别在这样的国度里受尽折腾侮辱了，在此生活，即使保得了命亦保不了尊严，更何况，两者皆难保。有的，每个时代，在每种貌似疯狂的集体行为背后，其实都可以找到某种把人逼向疯狂的结构理由；疯狂背后是焦虑，焦虑背后呢，往往有着一条可悲可哀的困局穷巷。赶狗入穷巷，尚且发疯乱噬，何况是人？无路可退，只好人咬人。

六年前，中国知识界兴起一阵子关乎「中国威胁论」的大辩论，纷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妖魔化」中国，把中国视为对于西方霸权的最大威胁。我当时写了文章，提醒大家，「中国威胁论」确实存在，但受到中国威胁最大的其实并非洋鬼子而是中国人，因为生活于中国环境，从吃的菜到喝的水，从住的楼到坐的车，从言论到思想，从写作到行为，从做生意到搞政治，无一不受到扭曲的结构权力压制、欺凌、剥削、羞辱……「中国」二字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大恐惧了，「中国」二字一直在威胁中国人，世上之悲，莫过于此。六年之后，吾思吾论，再次确认，我真的是先知啊。

重庆豌杂面

在「世界读书日」在重庆图书馆畅论书籍之出生与死亡，读者举手发问：「请你说说眼中的重庆味道。」一语双关，显然是想我谈谈对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之看法。

不是不敢谈，而是不想谈。谈了便会陷入无休无止的辩论争议，我来此，只为谈读书。于是四两拨千斤，笑道：「重庆味道就是火锅味道，我从成都吃到重庆，现在全身上下都是麻辣味和地沟油的味道，不相信，你过来嗅一嗅。」

读者笑了。坐在台下的政府官员也笑了，原先绷紧着脸犹如大祸临头，做官，压力真大，怪不得曾经有人统计，在内地做官，官位愈高，健康愈差，日压夜压，左怕右怕，愁眉深锁，步步为营，不敢做自己，不敢说真话，自找苦吃，自欺欺人，可怜。

重庆的火锅好吃，但其实我最爱的还是那碗小小的「豌杂面」。到达重庆已是深夜，朋友领去路边吃消夜，看看那些黑麻麻的酱料，我肠胃不佳，不敢进食，只喝了一点酒，对方道：「没关系，留着肚子，明早带你去吃重庆最著名的豌杂面。」

翌晨一早便被他唤醒了，走两分钟路一间叫做「花市豌杂面」的小店，又是窄而脏的店面，却挤满了人，店内，路边，都有人蹲着吃面，我原先也不敢吃，但盛情难却，尝了一口，便停不下来了；吃完不辣的，再吃麻辣的，面爽，味浓，豌豆甘香，怪不得墙上贴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推介新闻，还曾被市民票选为重庆十大必吃食物呢。

如果你去重庆，记得试试，民生路85号，这是火锅以外的另一种重庆味道。

吃完，走进市区，走进没有薄熙来没有王立军的重庆，抬头望天，天色果然特别清朗舒坦。

棒棒军

散步于嘉陵江边，瞩目颓垣败瓦，重庆楼房只要有卅年历史以上的，几乎全部拆的拆，围的围，半垮的半垮，扬尘处处，灰扑茫茫，即连商业区中心亦是如此，乍看还以为是六十七年前的鬼子大轰炸尚未结束或才刚开始。

怪不得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早被国人戏译为「拆那」。日本鬼子当年没法把你轰掉的，留下来让你自己动手拆走，拆个欢天喜地，以发展之名，拆走所有城市的所有记忆，然后再造出一堆又一堆新簇簇的仿古楼房，告诉世人，这才是值得你去观光玩耍的好去处。

上回到重庆只够时间到蒋毛谈判旧址匆忙走走，这回可以奢侈地在江边菜市场蹓跶两三小时，倒也写意；腿酸了，坐到一群「棒棒军」旁边歇歇，看他们抽烟，听他们摆龙门阵，尽管除了「格老子」以外完全听不懂半句，亦颇逍遥。

「棒棒军」是「重庆三宝」之一，其余二者是美女和火锅。棒棒军也者，指的是市内挑夫，从早到晚在路边或站或坐或蹲，招揽途人花十元八块雇其代扛重物。重庆乃山城，路有斜坡，行走于市，大可找棒棒军代提手里重物，他们的揾食工具是一根粗粗的木棍或竹担，以及几条麻绳或尼龙绳，多重多大的东西，从行李箱到电冰箱，包搞掂，冇问题，如果一人不行便二人合作，在斜坡与斜坡之间嘿咻嘿咻地走来跑去，构成繁华城市里的苍凉小景。

四月艳阳天，棒棒军汗流浃背，旁观者或有不忍，但若想想这些从乡村流落城市的农民若没生意就要饿肚皮，便更不忍。不忍中国，中国不忍，在这国度生活，必须练就一颗同时懂得温柔和残酷的心。

重庆来的男人

从成都搭动车往重庆，需时两个钟头，一路平稳，免去了开车四小时之苦；唯一懊恼是挤上列车时被前后左右男人的身上臭熏得想死。

猜想这群男人至少四五天没洗澡了，或洗了澡但没换衣服，自己久而不闻其臭，跟他们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则成为受害者。话时话，在香港闹市，愈来愈容易嗅闻到类似味道，内地游客带来了人民币也带来了各式气味，亦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流」。

到达重庆，演完该演的讲，忙里偷闲，在市区闲逛了数小时。真喜欢speech或talk的汉译「演讲」，又演又讲，连演带讲，缺一不可。演是情，讲是文，情文并茂之谓也，一场精彩的演讲必须有情有文，缺了前者会枯燥，失去后者则空泛，唯有两者兼具始是出色的功课，我没法做到完美，但一直朝这方向前进，自问所得分数应该高于合格。

此回在此城，不管是演讲或聊天，自难避开薄熙来王立军的杀气话题，但内地朋友又十有九回没有直接道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说时还先用视线向四周扫射检查一遍，很明显是担心隔墙有耳，惹祸上身。

这便是「白色恐怖」了。这便是没法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了。可怜的中国人，受压久了，即使身边没有情报员，自己心中却有个情报局，左惊右怕，自我设防，做中国人，惨。

我难免联想到《哈利波特》里的佛地魔，小说里的孩子们都不敢直呼其名，只用「You-Know-Who」代之。恐惧起始于一个小小的名字，一个名字，就只一个名字，已经把你困住锁住，让你走不出去。

无论如何，那两天的谈话聚会都是有趣的，几乎听尽了所有可能的故事版本，碰见的每号人物，不管是教授或商人或司机或侍应生，好像都曾潜伏在薄熙来王立军的办公桌底下似的，偷听了所有秘密，知悉了所有细节，故能绘影绘声地为我解构「事件真相」。当我略表怀疑，反问一句「真的吗？」，他们必皱紧眉头，斩钉截铁地强调：「真的！真的这样！骗你，我是王八蛋！」

所以这一阵子，从重庆来的人必是全中国最有趣的人，他们有故事可说，十个重庆人，有十个关乎薄熙来事件的真相版本，选择信哪个或完全不信，随便你。

我又如何？我当然选择全部相信。「听故事千万别反驳」，老爸很早就有此提醒，我是好儿子，自当听从。

Part 2/在机场里写作

A ．小女孩，大女孩

占领墨尔本

张望英女皇……的背影

水饺和拉面

大女孩，毕业了

小女孩，大女孩

占领墨尔本

从酒店出发步行，走了卅分钟才到达Treasury Gardens，本来大概只需十五分钟，但我照例迷路，应该左转时右转，应该右弯时左拐，白白多走了一倍路程已是常事，许多时候还迷了路，根本找不到目的地之方向，索性不找了，随遇而安，当时当刻唯有引用自己惯用的书扉题字以作自我安慰：「旅行是为了迷路，迷路是为了遇上美好。」

前往Treasury Gardens只是为了拍些照片，但不是拍花草树木而是拍人，拍下一些年轻激情的脸孔，拍下他们的理想与热切。他们，就是「占领墨尔本」的行动者，根据Occupy Melbourne网站所载，下午五点他们来此集合，进行Direct Action Training，呼吁大家支持参与，我便来了，而我的「直接行动」只是，用摄影机瞄准他们，按下快门，拍照。

只可惜拍不了几张照片，因为现场没有几个人。由于迷路。到达公园时已是五点十分，急步找寻人影，也竖起了耳朵倾听，心想，既是激情群体的直接行动训练，理应有昂扬的口号呐喊，凭声索路，肯定没错。岂料公园内宁静得很，十月好阳光，暖熏熏的，稀落的游人们或坐或躺于草坪，但大多都不阅读了，眼睛只顾盯着手里的iPad或手机屏幕，应是在看各式搞笑网页或视频，这是新时代的新游戏，文明好坏，恐怕要百年之后回看始可裁定。

所以我又在公园里迷路了。公园占地颇广，树多，阻挡视线，我在高树之间穿来插去，找了廿分钟，没结果，想放弃了，因为约好了大女孩见面吃饭，但正当寻路离开时，忽然看见一棵大树下坐着七八个年轻男子女子，草地上横躺着一些横额字牌，远远望去，年轻男女的脸容表情于轻松之余夹带激动，其中一人应是头领，站着发言，手舞足蹈，似是革命前夕。

好了，找到了，这就是了，这几位男子女子应该就是「占领墨尔本」的核心引擎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制，从马克思百年之后往下传承，以不同的方式，由不同的群体，理想火种依然在燃在烧。最近一波全球占领运动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九六八年的火红年代，但那年代，占领大学校园占领金融中心的年轻人纷纷独创另类生活，有人组成花童公社，在迷幻药和滥交和摇滚里过着集体生活；有人往南方去，在黑人族群和伊斯兰的滋养里寻找明天；不同的人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跟资本主义决裂断裂。

如今呢，在全球，许许多多人在嘴巴上喊完「反对资本主义」，翌晨睡醒，依旧穿起西装、结起领带，拎着名牌公文包往跨国企业的大门里走，上班。大断裂，大决裂，成本愈来愈高，故，愈来愈难。

我们在思想上或许都是齐泽克的信徒，但在行动上，都跟随比尔·盖茨或乔布斯或华伦·巴菲特的脚步走去。革命成为一种美艺的姿势，爽，过瘾，也很好。

张望英女皇……的背影

没法不承认自己是有「种族歧视」的，如果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中国大陆，我必感到万分厌恶，随之感叹「中国人真是没文明没水平到没得救了」之类，可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这里的人身上，我却反觉颇为天真可爱。

这里，就是墨尔本。这里的人，就是住在墨尔本的洋婆子。这样的场景，就是这样的场景：十月下旬英女皇伊莉莎伯二世出访澳洲，其中一站正是我身处的墨尔本，反正闲着，大女孩在学校上课没空出城陪我，我乃匆匆吃完一客难吃之极的芝士bagel早餐便挤到联邦广场的火车站前凑热闹，站在前胸贴后背的人群中间，耐心地，恭敬地，迎接她。

那天刚好有一位台湾朋友也在墨尔本，晚上见面吃生蚝，我笑对他说：「你知道我白天见了谁吗？我的英女皇呀！我的尊贵的女皇陛下呀！」

朋友嘲笑我：「对啊，你终究是港英时代的『殖民余孽』，听说五十多年前，英女皇的照片被挂在香港许多地方的墙上，还曾成为不少港青的意淫对象呢！」

被他这么提醒，我才想起，真的，年少时看见学校墙上的照片和邮票上面的肖像，确实觉得女皇陛下颇有韵味，但那时候的她已经五十岁了，比照片和肖像里的她老得多，两者差距甚大，不无「欺诈」之嫌。

今天的伊莉莎伯女皇早已八十有五，更老了，是彻彻底底的老妇人，但仍壮健，穿着她的或红或蓝或黄或绿的优雅套装，全球到处访问出巡，笑容依然灿烂，生活依旧精彩。

这一天的她穿的是鲜艳的红粉，帽子当然是不会不在的，在墨尔本的初夏的太阳下走动，对映着足履下的红地毯，掀动了一阵甜甜的空气，或因令人联想到口香糖，远远望一眼，口腔竟然泛起一阵痒痒的酸味，忍不住吞口水。

望这一眼，的确隔着颇远的距离。火车站与联邦广场之间横隔着两条电车轨，英女皇穿越广场而来，跟男男女女挥手，接送小孩和妇女献花，缓慢地，来到轨道旁，再用更慢的脚步登上一列早在等候的皇家电车。我就站在火车站前，距离大概一百米，远眺了英女皇的粉红背景，不知何故，或真是「殖民余孽」的基因作祟，心底竟然泛起轻微的激动，仿佛有人在说，终于见到了，看了照片和肖像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了；十四年前的「前朝」首领，终于见到了。

这天挤在火车站前的人潮里等候「我的英女皇」的时候，前后都被六七十岁的澳洲老妇包围，尽管未算是浓妆或隆重，但打扮显然都用过心，充分显示其对此事之重视与敬意。有三位妇人站在我前面，高头大马，把我的视线挡住了一半，可能是「老友记」，谈笑嬉戏，不断拍照，跟八○ 后的年轻女子其实没有太大分别。

我们眼前静静地停着一列挂着Royal Tram牌子的皇室电车，英女皇却仍在联邦广场上施施然行走，比政府预告的登车时间迟了大约卅分钟，其中一位老妇忽然抬高声调，故作紧张地喊叫：「快点吧，尊敬的女皇陛下！我的妈咪说，电车从不等人，not even the Queen !」

大家听了，都笑了，英女皇却必听不到；她仍在百米之外享受着人民的欢呼拥戴。

终于，该献的花献完了，该握的手也握完，英女皇来到电车面前，缓缓登车，车厢把她的矮小身影遮挡了大半，只露出隐隐约约的鲜艳粉红色裙装，但在火车站前久等的人群已经亢奋莫名，纷纷把身体往前挤推，都想多看一点、看清楚一点。这时候我才发现身后站着两位跟英女皇同样矮小的澳洲老妇，由于视线被阻，急得竟然想哭，反复用略带颤抖的语调说：「我看不到！老天啊，我看不到！」

我唯有尽量把身子往左移，让出最大的空间给她们探头窥看英女皇。而我右前方站着一位不知道是华裔抑或韩裔的亚洲人，身高一米七六左右，整整比那两位老妇高出半个身子，其中一位妇人竟然压制不住想看英女皇的强烈愿望，踮高脚尖，从后伸手往前轻推一下那小子的后脑门，仿佛那个脑袋只是一盆花草，可供其随意摆动摆放。不知何故，年轻人毫无反应，我也看不出其脸上表情有任何变化，亚洲人毕竟是亚洲人，在自己的国家或会情绪起伏，一旦到了异地，特别宁静自制。

正是在这一刻我想：如果这是中国大陆，如果那妇人是华人老太婆而不是洋婆，我必在心底涌起万般厌恶感受，觉得她「没有文明教养」、「不把人当人」之类，可是，此时此地，此邦非彼邦，我竟然没有，不仅没有，反而觉得老妇人颇为天真可爱，为看英女皇而不惜脱轨做事。

英女皇走了，人潮散去，老妇人也转身离开。望着她的背影，我竟隐隐为自己感到哀伤。

水饺和拉面

到墨尔本当然不能不去吃越南牛肉河粉，位于市区边缘的那间什么什么记，曾被赞誉为「地球上最好吃的越南河粉」，信不信由你，而我，上回来时，宁可信其有，前往吃过一回，完全没有惊喜或惊奇，倒是听带路的朋友说了一些好玩八卦。

话说该店旁边另有一间越南食肆，是什么什么记的前妻所开，两人于十多年前日捱夜捱把生意做得兴旺，赚钱了，发财了，感情却亦变化了，吵闹多年，终于离婚，前妻心生不忿，索性在同一条街道上另开新店以作对抗，据闻还真抢了老店的不少生意。

那回在老店吃食，柜台收款机旁坐着一位艳丽女子，朋友向来是立场保守，扬起下颏，隔空用颇为不屑的语气发出攻击，你看你看，糟糠妻当然敌不过这种人；我立即严肃回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谁都没权怪谁，外人更没资格说三道四了。

于是，两人低头食河粉，气氛有点尴尬。我就是这么别扭的人，总忍不住直接反驳保守的情爱或政治观点，得罪朋友，在所不惜。所以朋友本就不多，也愈来愈少。

其实上回在墨尔本吃越南菜，另有新发现。位于市区中心有间叫做「湄江」的小店，牛肉河粉非常美味，热腾腾上碟的蒸粉卷更令我感到肠胃饱满，喝一口那浓浓的可能混合了四五种乱七八糟的茶叶的热茶，走回寒冷的街道，觉得一天非常充实。这回再去，同样觉得食物可口，但理所当然地感受不如上回强烈，任何事情都是第一次最难忘，之后便会打折再打折，幸运的话，打折到某个地步，忽会重生「回春」，另有一番滋味，但亦可能一沉到底，从此拜拜，相见亦不是朋友。于人，于店，类似的经验历程，都像。

这回在墨尔本四五天，照例吃了生蚝牛扒羊扒之类，西餐厅的气氛总是好的，跟台大外文系的教授老友谈天说地，开心尽兴，食物口感如何只是次要考虑。倒是临上机回港前，在市内蹓跶，喝完咖啡，忽遇一间叫做「家家乐」的小店，吃了很地道风味的羊肉水饺和兰州拉面，拍一下肚皮，推门而出，回酒店取行李，快乐地搭的士去机场，十小时后已到香港。

那两顿飞机餐难吃死了，而愈是难吃，愈想念刚才的水饺和拉面，不知不觉间打了个盹，梦里，好像又吃了一碗温吞面，醒来，不无内疚。愈来愈爱吃，真是堕落得无可救药。

大女孩，毕业了

大女孩高中毕业了，搭十个小时飞机，飞往澳大利亚出席她的毕业典礼，出发前，怀旧心情发作，翻箱倒柜找出多年以前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录像片段，看了又看；我看了，没哭，妻子却是边看边哭。

十多年前替小雯拍了不少录像，那年头，只能用录像带，一盒盒的，厚厚的，跟如今的光盘相比或甚至根本没有实物而只有数码档案的拍摄方式相比，显得甚为古老可笑，古老得像恐龙了。幸好我有先见之明，七八年前已把一大堆VHS录像带送往专业摄影公司请求转录到CD光盘之上，如今重看，只看薄薄的CD即可，录像带仍然堆放在储物室，免受惊动。

回看录像带，小雯幼儿园毕业，才六岁，在校园，学生们齐集礼堂台上唱歌，是许冠杰旧作《父母恩》，童音朗朗，好不动人，台下家长听得入神出神。当时我在场，当然亦感心头暖暖，丝毫没感不妥当，直到事隔将近一年，重看片段，始发现歌曲唱至中段时稍为停顿，坐于舞台旁边的老师用感性语调念出几句旁白：「亲爱的爸爸妈妈，感谢你们照顾我、抚养我。多谢爸爸咁辛苦出外工作，赚钱养我。多谢妈妈咁辛苦照顾我的生活，半夜起床帮我盖被。」

我的天，都什么年代了，性别角色仍然如此刻板分工。

小孩子的爸妈，至少对小雯的爸妈来说，是应该对上述旁白感到可笑与悲哀的。难道她的父亲没在半夜起床帮她盖被吗？为什么他的细心不获肯定？难道她的母亲不曾出外赚钱养家吗？是否就因为相对地赚得比较少，她的辛劳就不获肯定？

同样的可笑与悲哀，经常引爆于我陪小雯温习功课的过程中。课本里对家庭形态的描述，总离不开「一对父母，一对子女」的所谓「标准」想象，总是说爸爸好、妈妈好、兄弟姐妹也很好，从没把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等状况纳进书内文字或图像，完全不符离婚率高、再婚率高、独生子女比率高的社会现实，更别说提及什么同志家庭之类的多元化声音了。就以独生子女为例，我实在不知道小雯在阅读课文时，怎能在内容里找到认同、投射的对象与基础？课文总是说兄弟姐妹欢天喜地，那对小雯来说，独生岂不注定成为悲剧式的「欠缺」？在学习的过程里，她岂不是一再被诱导把「欠缺」放置心中，成为终身遗憾？兄弟姐妹真有如此美满？独生子女真是如此不堪？我真想冲到学校对老师问个清楚明白，深入了解他们会否在课堂讲解上补充课文的不足。

但当然，老师是不会让我去问的。开学第一天，校方早已声明：若无必要，不要来找老师问长问短，学生在学校里出了状况，我们自然会通知家长！

荒天下之大谬，莫过于此。然而，当时间流逝，任何荒谬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小雯快快乐乐地变为成年人，由小女孩变为大女孩，而我，看着她成长，看着自己老去，「世代交替」，也很好，不是吗？

小女孩，大女孩

回程了。我和身边的人回到香港，小女孩，喔，不，应该已是大女孩了，却仍留在墨尔本。

来此一趟只为出席她的中学毕业晚会。看她穿着墨绿色的校裙夹在同学群里走到台上，洋孩子们都高大而她却又特别个子矮小，几乎望不见她，但或许是出自父母亲的直觉吧，张望了大约一分多钟，嗯，找到了，那不就是她？就是我的大女孩。一路走来，从三岁上学到十八岁多毕业，她都是班上最矮小的那位学生，然而在我和她母亲的心中，这不算啥，重要的只是，在，她在，她站在那里，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里，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阶段开始，生命如此走来，我们都在观看着欣赏着支持着鼓励着分享着，那就够了。

晚会结束，学生们群唱goodbye song，家长们纷纷站起，骄傲地，这也是我们生命里的某个阶段的毕业典礼。欢迎加入我们的成年世界，亲爱的，大女孩。

然而，喜悦之后另有哀伤，那确是我的不对，尽管后来我传了手机短讯对大女孩道歉，到如今，两星期了，仍然感到愧疚。

话说那夜晚会结束已是十点钟，大家都饿了，搭出租车前往唐人街觅食，找了一间日本餐厅，坐进去，又拉面又鱼生又清酒地吃个痛快。我对大女孩说：「十八岁多了，已是可以结婚的年龄了，喝点酒吧。」

大女孩向来是保守派，摇头不肯。

她愈是保守，我愈喜欢调侃她，故经常用认真的语气问道：「你到底什么时候嫁人呀？赶快嫁出去，我和你妈妈便自由了！最好嫁个富二代，那么我和你妈妈便可变成自由的有钱人或有钱的自由人！」

大女孩明知道我开玩笑，没有生气，只是懒得理我。

但这夜，我忽然认真起来，要求她给我一个「毕业之吻」，我说：「老爸花了十八年心血在你身上，今天你中学毕业，送我一个亲吻，不算过分吧。」

她摇头不肯，说怎么会有女孩子愿意在大庭广众上亲吻老爸。

敢情是酒精作用，我闹情绪了，硬是要求，她的性格沉默的母亲见我们僵持对峙了五六分钟，终于插手劝她，她便听了，移到我的座位旁，轻轻在我脸颊上送了一吻。我笑了，但她哭了，哭得我很心痛。

就这样，这是一顿难过的消夜。当夜她返回宿舍，我则往酒店，而在回去酒店的路上我传短讯致歉。向女人致歉是我的强项，幸好，积累卅多年经验了，所以，大女孩再次被我逗笑了，原谅了她的顽固的老爸；幸好。

B ．跟大象相遇

旅行上瘾者

机场里的作家

呼愁

城市书写者

向德波顿提问

长长的廊道

买不到，旧衣裳

书店脸容

只是为了书名

风景的另一种写法

在飞机上缓步跑

不是旅游

如果在草原上裸奔

跟大象相遇

远离非洲

旅行上瘾者

计划出门，想找出保罗·索鲁的书瞧一瞧算是预做「功课」。

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是美国作家，大学毕业后立即绕着全球跑，到不同的国家打杂工和教英文，往往每到一处，一住就是两三年，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全心投入当地生活，然后把所见所闻和所幻所想写出来，出版了一部接一部的游记和小说。他写过不少关于非洲的纪实和想象故事，其写作生涯亦是由非洲开始，有一天，在异乡，他觉得孤单，提起笔，让墨水在纸上滴染出一段文字，从此开展了往后数十年的新生命。

找书时，我只发现保罗的《旅行上瘾者》，书名原为Fresh Air Fiend ，我以前不懂fiend字的意思，还误读为friend，以为他指旅行家都爱呼吸新鲜空气，所以跟空气结为好朋友，其后翻查字典才知道fiend指「沉溺」和「酷爱」，若用中国潮语来说，其实可以译为「旅行控」。

我很爱《旅》书，那是他的杂文结集，零零碎碎记录旅游写作心得，一位当代旅行家的狂野身影活灵活现于纸上。狂野？当然是狂野。保罗·索鲁游历数十年，醉酒打架偷窃越境几乎「无恶不作」，有时候是被迫的，否则难以自保；有时候则纯属贪玩，为了寻求刺激。

然而于漫长途上，随着年龄变化，心境亦自流转，如同他在书前摘引波赫士诗集《诗人》内的句子：「有个人立意要描绘这个世界。随着时间流逝，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港湾、船舶、岛屿、房舍、器具、星辰、马匹和男女。临终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的纵横线条竟然汇合成自己的模样。」

说得好极。但真正吸引我的其实也不是保罗所说的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他于行文之中常带幽默和愤怒，这令我读得高兴，也暗暗觉得有几分像自己。台湾女作家韩良忆曾说：「我有时一边读他的书，心会忍不住一边嘀咕：你这么讨厌那里，干吗还要去呀？可是嘀咕完了，照样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没办法，这家伙太会写了。」这正是我的感觉。

但读其书最好别看其照。一位秃顶阿伯，七十岁了，廉颇老矣，再也跑不动了吧？哀矜毋喜，唉，我们终究都会老，「旅行控」也相同。

机场里的作家

遇见北京的出版界朋友，忍不住说：「弄些好玩的吧，你出钱，我替你去住酒店，甚至去住机场，把中国大陆的不同城市的旅馆和驿站故事写出来，一定能够看出浓厚的人情味。」朋友笑着答应，其后认真地开会研究，听说出版计划书真的快出来了。「驻站作家」的概念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全世界都有写作人在做，进驻不一样的场所空间，酒店、机场、商场、公园……或是一星期，或是一个月，把深入观察和亲身体验写成优雅文字，所以，是纪实，亦是文学。

英国作家Alain de Botton不是在希斯路机场酒店住了七天吗？中文版取名《机场里的小旅行》，比原名直译《机场内的一星期》更具诗意，德波顿先生（台湾译艾伦·狄波顿）把人来人往的飞机驿站视为天地山水，在每个区域、每间商店无所事事地、无所用心地闲逛，却又万分用心，和认真接触到的店员、机师、地勤、侍应聊天扯谈，最终扯出几许深刻。

例如他写机场角落里的擦鞋先生佩达德：「我非常佩服他面对每一双鞋的乐观态度，不管状况有多糟，他总是毫不气馁，用他手边的工具修补鞋身上的一道道伤口。顾客虽然是付钱请他擦鞋，但他深知自己真正的任务其实在于心理方面。他知道一般人很少会因为一时兴起而寻求擦鞋服务：一般人会想要擦鞋，通常是因为想和过去划清界线，或是希望外在的改变能够激发内心的变化。」

德波顿的书几乎全被引进中国大陆了，但中文译笔稍嫌酷硬，不像原文般柔情滑顺。作者替文集写了一篇总序叫做《我的作品在中国》，自道写作历程，很有意思：「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最后他自觉地选择了「随笔作家」的书写定位，他说，就是那种「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闲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他最终写出了一片随笔宇宙，而我们，也沉溺其中，不愿离开。

呼愁

到伊斯坦堡以前是不可能不再读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堡》的。成于斯，长于斯，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出他的情深款款的古城今貌，然而眼前世界又盖印着昔时叠影，两重的伊斯坦堡，或许只有跟此城有着深厚共生关系的帕慕克才看得出来、写得出来，我真有点担心，即使我去了，看到的亦只能是匆匆旅程的繁华喧闹。

帕慕克刻画的伊斯坦堡或可总括为「伟大的废墟」，人活于此时此刻却又不止于此时此刻，脚下每片颓垣败瓦几乎都曾有过光荣的过去，此城毕竟是东西交汇的边界，欧洲人来了又去，东方人去了再来，一道窄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把两个宇宙分离了又相连了，少年的他牵着父亲的手坐在渡轮上，抬头看天望云，历史仿佛被凝固浓缩于天空上，他茫然若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往后数十年他便抱着这个问号并且重复找寻答案：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省，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地方，问起自己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

对伊斯坦堡，帕慕克抓住了「呼愁」的线索，认定这个城市的气味。他说的「呼愁」就是hü zü n，是土耳其语的「忧伤」，但有个阿拉伯根源：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 l hü zü n，即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汇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然而帕慕克深信另有一层呼愁意义，伊斯坦堡居民意识到失去了昔日的宏伟光明，但也由此迫使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伊斯坦堡人在废墟里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快乐地也伤感地。对这城市，伊斯坦堡人既爱且恨，如同帕慕克引用另一位作家所探问：「我将这些残败的街区当成一个象征。唯有时间与历史剧变能够赋予街区此种面貌。其居民得蒙受多少征服、多少败战、多少苦难，才得以创造出眼前的景象？」

本想带着《伊斯坦堡》上路，但最终还是把它放下。那终究只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堡而非我的。我只期望，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轮上，能够想象属于自己的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旅行始终是非常个人的事情，谁都代替不了，作家也不行。

城市书写者

我常暗想，自己爱读帕慕克的理由除因喜其小说想象，亦爱其于散文创作里对于写作这回事的省思与严肃；或许「同类」最是嗅觉灵敏，最能彼此察觉到深刻，以及，不足。

像在《伊斯坦堡》书里他用了整整一个章节谈论「城市专栏作家」。被谈的是十九世纪末的拉西姆，他在报上撰稿多年，身份是当时流通的法文字feuilletoniste所称的专栏书写者，在帕慕克眼中，「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令他成为伊斯坦堡的名作家」。

拉西姆把笔触置放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和场景，一写就是十年十五年廿年，题材宽阔，「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善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他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

因为太爱城市，拉西姆其后把专栏文章结集成书，书名就叫City Correspondence ，城市通讯，把城市的讯息收集和广传，但当然不止于此，而更是，「他将全体伊斯坦堡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使他们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对于城市专栏作家，帕慕克是何其感恩。他说：「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堡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了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他们还帮忙建立伊斯坦堡街道、公园、商店、船、桥、广场的礼仪。我们之所以熟知一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堡不幸之人——他们一百卅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

我爱死了帕慕克这段文字，而最爱的是下面几句，毕竟，我亦是，专栏作家：「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我便马上想起母亲说的『不要指指点点』。」

专栏有它的传统和光荣。我们优而写之。

向德波顿提问

在离开伊斯坦堡的当天还真想延期留下，因为听闻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要来演讲，讲题关乎爱情与旅行，都是他的散文集的关键母题，极想极想多留一阵子，亲眼看看这位英国大才子在说话时的眉目神情。两天前才在专栏里谈过他的中文译本。如果我真留下来，如果我真能听演讲，是否应该举手发问，看他如何响应我在心里酝酿已久的一个悲观问号？

在说问题以前，还得先再谈谈德波顿说了什么。

他那本 The Art of Travel 分为出发、动机、风景、艺术、回归五个专辑，各有文章，细腻刻画旅途中的直觉思绪。他认为旅行是生命的搅动器，能够催发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产生的想法之间，几乎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观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所在。」

对于各样旅行方式，德波顿特别看重搭机，尤其是坐在机舱内、起飞前和起飞中的那个独特时刻，他感叹：「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现的力量能激动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腾飞，摆脱现实中赫然逼近的人生困厄。白云带来的是宁静。在我们脚下，是我们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关轻重。我们乘坐的飞机是一位渊博的哲学老师。」

同意同意。坐在机舱窄窄的座位上，不管是经济或商务，我们最能感受的是孤绝与困限，你没法阻止误点，半途更没法喊停下机，除非你想劫机；你只能无助地被动地坐着，唯一的活动是脑海的活动，如果你愿意把座位前方的小小的电视屏幕关掉的话。所以容易浮想翩翩，容易壮志凌云，容易潇洒豁达—— 但问题是，当飞机降落，回到自己的城市，一切又是那么容易烟消云散，宛如春梦一场，什么事都没发生。

怎么办？我们如何把美好留住，如何踢走惰性，让旅行里的变革愿望成真？德波顿先生，回答一下，好吗？

长长的廊道

在伊斯坦堡的老城巷道之间左转右蹓，累了，不是找间咖啡店坐下，而是找一幢老房子，找一个宁静但开扬的角落，坐在地上或把背偎靠在墙边，忙碌地休息。

休息的是双脚，不必走动，停下来，让肌肉放松。

忙碌的是双手，牢牢抓紧照相机，看见有意思的路人或景象，瞄准，拍下来，不一定刊发也不一定出版，只为在计算机相簿内留下一格0与1的位置，日后重看影像即如重游故地。喔，对了，还会挑选一下在微博内跟熟或不熟的朋友分享同观，他们通常会有补充的意见或经验，可以扩阔我的旅行视野。我的微博设在新浪，名为「马家辉在香港」，若打繁体字找不到，请试用简体。

我把微博名称告诉旅行朋友，她笑着反问：不在香港，还在哪里呀？倒真一言惊醒梦中人。当初设立微博，纯为跟内地读者沟通，故欲突出自己的香港身份，但亦未尝不是港式思考的惯性反射，每当面对中国大陆，总是迫不及待地表明「正身来源」，隐隐唯恐被吞被融被误认，说来也有几分像萨义德在《流亡者之书》内所谈的巴勒斯坦人，永远觉得自我表达得不够，有时候是被迫，有时候是因为不被聆听，有时候则是焦虑，而到了最后，分不开了，总想把模糊的身份说个清楚明白，但又偏偏仍然不明不白，悬在某个所在，暧昧地，悬着。

在伊斯坦堡四天确是拍了蛮多照片，尤其喜欢的这张，是一个早上，大概十一点多吧，在大巴札旁的一幢老房子的二楼，我在走道上站着，把镜头对准庭园，往外拍。大巴札就是Grand Bazaar，建于一四五五年，做了四五百年的买卖生意，不知道养活过多少人家。那天，忽然，远处走来一位老者，拄着拐杖，长长的廊道在其背后如长长的故事，朝阳探射，泛起一番沧桑。我忍不住央请编辑腾出位置刊此照片，让我们一起重回，伊斯坦堡。

买不到，旧衣裳

假如不是旅途同伴问了一句「旧衣服怎么能穿啊？」，我还真从不觉得穿二手衣服有何不妥当。小时候家贫，常穿旧衣，而长大后也一直隐隐相信，如果懂得挑选，再加上一点点运气，找得了真心喜欢的旧衫旧裤，穿到身上，满足感远胜新衣。

同行者是在旅游巴士上向我发问，因为我向他们抱怨伊斯坦堡二手衣店的营业荒谬。

那店在Taksim市场旁的巷道内，Taksim是巴士总站，有灯火璀璨的步行街，像香港铜锣湾和日本原宿，我当然避开，转到附近老区的小店蹓转，走到某条石头暗巷的角落，见到一间餐厅，望进去，一位白衣白帽的女子盘腿坐着，弯着腰，双手用力搓着白白的面粉，我举起照相机，她察觉了，立即挺起腰脊，正襟危坐，微笑面向镜头。庄严正大，不输容颜。

我回笑，拍完照，挥手道别。

往前走，有一间二手书店，门外铺着折扣书，店内则站着四五个全部穿着或墨绿或卡其色衣裤的年轻男女，其中一位留着乱七八糟的头发和胡须，手舞足蹈地说话，似在提出一些什么指示。恐怕都是文艺青年，或是讨论着埃及和伊朗的革命形势，或是筹划如何在土耳其推动相同的革命，青春的心情都是沸腾激烈，全球一样，古今相同。

二手书店旁便是二手衣店了。在地库，需弯腰走进去，凌乱地挂叠着男女衣服，我逛了廿分钟，挑选了两件干湿褛，打算付钱时才发现店内根本无人，等候了十分钟，仍是如此；再出店外抽烟，再等十分钟，又是没人；索性到街角餐厅吃一客烤羊串，喝杯土耳其茶，又过了廿分钟，回到二手衣店前，竟仍无人，因为根本早已关灯打烊。

那刻我有点后悔没有随便留下些钞票（但衣服上没写价格），把衣服取走便算，但也或许幸好没这么做，否则一旦被误会偷窃，在此回教国度，要斫右手。

把此挫败经验告诉同行者，他们瞪起眼睛，不敢置信我对旧衣感兴趣。他们的问号令我花了十秒时间思考一下旧衣的意义，想完了，也想通了，必须承认：我依然不认为买旧衣有何不妥。买得开心，就只怕，像这回，买不到。

书店脸容

在伊斯坦堡好几间二手书店转了转，有小的有大的，始终是前者好。

书如商品亦如人，应该按照它的年龄和身份配上不一样的气氛。曾经走进一间大卖场，空间宽，书架多，连地板亦是新簇簇的，连女店员亦是穿着时髦，红的绿的往身上披戴，令我仿佛走进的是珠宝店而非书店，尤其不像二手书店。

另一些，刚相反，都是小小窄窄的，灯光不够明亮，暗暗的，有几排书架面前甚至全无光线，几乎要用电筒照射才看得到书名；书架更是歪斜倾侧，仿佛只要把其中一本书抽出，立即失去平衡，颓了，倒了，倾塌了，你站于其前，唯有小心翼翼，连呼吸亦不敢太用力。

至于店员，男的不知何故总是胡须满腮，双眼浮肿，似是连续三晚都在酒吧里畅论革命或在睡床上翻云覆雨，甚而每隔十分钟便要往店外站，猛力抽烟，像是生命电池快用完了，必须充电。

女店员呢，则多是用一条墨绿或深蓝的围巾紧紧包住肩颈，似在保护自己，亦似是在自己和世界之间筑起一道围墙，让两者隔绝。眼神亦是照例地故意淡漠，拒绝跟任何人接触。请注意，我说的是故意。其实她们的眼神余光都在飘浮，探索有没有其他人在偷看自己，她们其实在等待用激烈的方式跟世界撞击，或是借点小故狠狠地吵一场架，或是措手不及地谈一场恋爱。总之务令自己或别人受伤，太完整太平安的生命对她们来说，都不够味道。

正是这些男女店员的脸容替二手书店增添感觉，「重口味」，但绝非儿童不宜。

我在书店与书店之间逛荡，好不容易找得了帕慕克的Istanbul ，土耳其文原版，尽管看不懂半只字，却仍欢天喜地。书名倒看得懂，Istanbul之下有个副标题，中文译为「记忆与城市」，我亦是明白的，但仍故意请店员用土耳其语念给我听，很爱那种陌生的音节刺激。

也买了一本出版于我出生之年的土耳其旅游手册，英文版，是官方旅游局的宣传品，薄薄的，泛黄的，印着六十年代的土耳其女子照片，左手扠腰，站姿撩人，隔着四十多年的时空向我微笑。

前世今生，我像交了一位新朋友，放在袋里带回香港，幸好不是二奶。

只是为了书名

旅途上找书，有些书，明明半个字也看不懂却仍买下，反正不贵，看见封面吸引或书名能够牵动足够联想，便掏钱了，算是买下「掏钱买下」的那个瞬间感觉，亦已很好。

其中一本买了却读不懂的土耳其书籍是 H ü z ü n:1964—1983 ，作者Ay ş e Kulin，我完全没概念，也没法用手机上网，唯有站在书店内，唐突地向身旁的另一位陌生顾客询问：「不好意思，你懂英语吗？懂？太好了，能否麻烦你跟我说说，这位作家是谁？这一本是什么书？」

书封面印着一位土耳其女子的五官脸容，棕黑色眼神，眺望虚空远处，略带哀伤；我猜她就是作者，我也猜这是她的回忆录，因为此书旁边另有一本书叫做Hayat:1941—1964 ，封面亦有她，两书是配对，时间年份也衔接，想必是前世今生，细说从头。然而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她是谁。被我冒昧提问的顾问亦是土耳其女子，她瞧一眼封面，答道，这位是很有名的土耳其作家，写过很多传记和小说，Last Train to Istanbul 就被译为英文。这两本说的是她的个人故事。哦，果然被我猜中了。是回忆录。于是，刷卡，买了。

其实是不是回忆录于我全然无关，买书显然只因喜欢书名。Hayat，我不懂，问了土耳其女子，始知是「生活」的意思；Hü zü n我则是懂得，帕慕克在Istanbul 书内就有专章谈它，说是忧伤，中译为「呼愁」，他认为这是伊斯坦堡子民的性格特质，看见眼前的，念及消逝的，曾经伟大的奥图曼帝国，现仍拥有的亚洲和欧洲的连结海峡，华厦与废墟，虚幻与真实，一切凝固在结结实实的五个字母上面。把书买走，隐隐错觉是把伊斯坦堡的乡愁买走。反消费主义的人认为消费庸俗，但像我本就庸俗的人倒觉得消费主义真是方便的工具，把H ü z ü n 带回家，每回抚看封面，望着香港的海回想伊斯坦堡的海，旅途记忆统统回来了，一本书可以不止是一本书；它亦是记忆的搅拌器。买了书，随手带着，随带请导游女子教我用土耳其语发音，她的普通话比我好，故懂得对比教导，叫我把「Hü」读成「呼」，也真呼应了中译的「呼愁」意义，可见译者何佩桦之好功力。

然而，口拙的我，呼呼呼了半天始终说得完全不像土耳其语。真是愁呀愁，没法子了。

风景的另一种写法

土耳其文的H ü z ü n 我读不懂，英文的The Bridge 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薄薄的一百五十页，初版于四年前，如今我才买了，在旅途上，初时只为应景，读后才真喜欢上它。

作者是Geert Mak，六十五岁的荷兰作家，用母语写作，译本早已通行各国，七年前那本In Europe 被誉为人文历史普及书籍的经典，他于大学研究法律和社会学，亦精通音乐与绘画，对城市建筑尤其敏感，是活生生的「复刻版」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人。但真正的成功关键当然在于书写策略和笔触感觉，不管是谈历史或风景，他皆惯由眼前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说起与结尾，听完人的故事，等于听完故事背后的时代面貌。他刻画人的五官神态，如同速写历史的潮落潮涨，一枝笔写出了一个宇宙，一个好的作家，永远是半个造物主。

The Bridge 沿用既有策略，写桥，由人写起，不断述说在桥上讨生活的流浪汉、摊贩、钓鱼客、扒手的悲凉细节，奥图曼帝国的历史仅被穿插其中，但读完整本书，整张历史图谱已被深刻地铭铸于读者脑海。

桥，是伊斯坦堡欧洲部分的Galata Bridge，横跨于金角湾（Golden Horn）上，把两个半岛连在一起。

早于六世纪，拜占庭的君主已欲在此建桥，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来了，奥图曼帝国来了，桥梁被认认真真地搭建与替换，达文西曾为此桥设计雏形，米开兰基罗亦曾被邀出谋献策，帝国的版图其后扩张了又缩减了，大桥亦被改建再改建，目前竖立的已是第五代了，由早到晚，桥上两边人行道站满钓客，更有人由南走到北、由北走到南，身上拿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具小电器，你提出任何价钱，他都卖。

一位贩者提醒Geert Mak，提防扒手啊，我敢说，这里的扒手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扒手，number one，无人能及。

Geert Mak写出了许多桥上故事，乡镇来的老实农民，或做小生意失败，或被无良老板开除，或遭坏蛋行骗，或受亲戚离弃……为了不同的理由沦落到在桥上桥边苟且过日子，大海瀚瀚，再也跟他们无关，他们的世界已经缩小到眼前难得的一杯土耳其Ç ay和一份羊肉Kebab。

烟消云散的奥图曼帝国，如桥上夕阳，遥不可及。

在飞机上缓步跑

这么多年以来我都跟所有香港人一样把Kenya唤作「肯亚」，旅途同伴们来自内地，却都称之为「肯尼亚」，我虽不大明那个「尼」字来自何方，但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和谐」原则，吾从众，一路上也肯尼亚啊肯尼亚地叫个不停。

同伴们从北京出发，到杜拜（他们称之为「迪拜」！）转机；我也是在杜拜转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但因从香港启航，比他们早了整整七个小时便踏足杜拜机场，只好苦苦地等，等他们中午到达，再一起搭乘下午三时多的航班前往「朝拜」大草原上的大动物。

旅程是顺利的，其实应该是比顺利更顺利，我是乡巴佬出城，首回搭乘A380，商务舱的座位空间宽敞得可让我把五本书放在身边，读是不可能读完的，但有书在旁，总觉踏实。然而真正让我坐得欢天喜地的理由是那个小酒吧，有两排小沙发，有一张小酒台，加上大大的电视屏幕，简直可以在这里缓步跑或耍太极。

由于心情放松，我变得前所未有地多言多语，跟一位英国肥佬聊了半天，他做的是贸易生意，三个月内在莫斯科、伦敦、杜拜之间来回飞了十遍，笑道「A380是我的半个家」。我边听边在心里猜度，哇噻，你这贼眉贼眼的家伙说不定是个军火商，枪支和导弹就是你的贸易商品，生人勿近，早晚在新闻上看见你。

在这样的舒适气氛下，十个钟头航程转眼即过，睡醒后吃完一顿鲑鱼早餐，还真有点不愿意下机呢，我从来不曾如此依恋天空。

但在杜拜机场商务贵宾室的经验却完全相反。本来可以是很好的，空间亦是大大大，有好几个餐饮区，有好几个躺睡区，有异常充足的酒料和食物，连洗浴区亦有两三个，只要不会人满为患，感觉肯定非常良好。可惜偏偏人满为患，杜拜是欧亚旅途的中转大站，尤其清晨六七点之际，各路英雄都来了，一堆人挤在贵宾室，喧闹之情几乎可比湾仔红尘。举个例：我肚子痛，排队上厕所，竟然等候了整整廿五分钟。去完厕所，想躺睡一下，也要等候一个钟头才如获至宝地得到一张空长椅。

当度过了清晨的高峰期，一切回归正常，便好了。人潮散去，安静的长长的躺睡区，开放式设计，躺在椅上，面朝机坪，悠然赏看晨光慢慢爬上玻璃，我于半睡半醒之间，很想对肯尼亚的动物唤句：等着吧，我马上到达。

不是旅游

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前往西南方、跟坦桑尼亚国境接壤的马赛马拉（Masai Mara）野生动物保护区，说难不难，说易也不太易，至少对我这类惧飞人士而言，是如此。

只要搭一程飞机便可以了，只需五十分钟，比从香港飞上海或台北更近，但问题是，搭那程飞机有点似在香港搭小巴，几乎可以高声喊叫「唔该，街口有落！」首先飞行大约四十分钟，机身缓缓降落，停在一个大草原的停机坪上，放下一群乘客后，再起飞；飞了五分钟，又降落，又在大草原上停一停，又放下另一群乘客，又再起飞；过了五分钟，又降落，又停在大草原，幸好这回终于轮到我们下机了。

飞机算是中号的了，并非承载十个八个人那种，而是四十人，双螺旋桨，飞行状况尚算稳定，只不过在起起降降时必须穿越云层，机身摇晃剧烈，我早于登机前吃了晕机丸，坐在狭窄的机舱内，受不了了，胸口滞闷，想吐，连忙再吞一粒，身旁坐的是于丹，她可能是除了麦玲玲以外我所认识的最健谈的女子，不断找话题跟我聊，探问我正在撰写的小说内容、查索我的成长经验、把她五岁的女儿如何解读李白唐诗的趣事娓娓细述……我不好意思不回答，但撑不了十分钟，投降了，很想闭目睡觉，但刚好其他乘客下了机，有空位，于教授把我抛开，改坐到前头座位去了，我才不致过于冷淡失礼。

于是我又不睡了，往窗外看去，云淡风轻，日照无穷，辽阔的草原在机身下延伸连绵至无边界处，看着看着，隐隐衍发催眠作用，一股宁静的韵律打从心底浮起；别忙别急，别烦别乱，来到这里了，就是这样了，且用最原始的节奏观看动物最原始的生存状态，总有领悟，总有可悦。

来到这里，于丹亦必有她的哲学心得：「我相信人类本来就是野生，只不过被豢养久了，忘了本我。如今我们有机会暂时恢复自我。」

这却是我联想到的戏谑：不是说全球人类远祖全皆源自东非吗？任何人来到肯尼亚，便都不算旅行，而是「归乡」，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这里游客其实都是归人。

如果在草原上裸奔

清晨六点起床坐在草原上喝咖啡抽雪茄，终究是可以让人产生微微的醉酒感觉，天仍未亮，但远处已有微光，淡淡的橙，淡得像黄，似鸡蛋白与鸡蛋黄衔接的交界，薄薄的云雾在微亮的天色映照下，白里透蓝，有几分似液体宝石。

我呷一下烫热的咖啡，深呼吸，闭目，真想再度沉睡。

然而必须保持清醒。来到马赛马拉动物保护区，住在总督帐篷酒店，就在草原上，帐篷便是房间，篷外有警卫持枪守夜，但仍有河马、羚羊之类动物偶尔闯入营区，替住客带来安全的刺激感。这天特早起床，为了搭乘吉普车在草原上迎接太阳，万一不慎因睡去而错过，用内地说法便是，太「杯具」了，悲剧。

所以我匆匆把咖啡喝完把雪茄抽完便换衣出发，特地买了一件美军野战衫，配一条绿围巾，煞有介事地投入气氛，这叫做「入戏」，我向来是入戏的旅行者，也唯有这样才好玩。草原上的日出味道跟从山峰上看的截然两样。

从山上眺望朝阳，气势是雄奇的，或因眼前山峦起伏，视角乃有高低之别，顺着太阳出处远远看去，常有错觉自己跟它非常接近，难免宏图跃起，打从心底冒出凌云壮志。从草原上开车追逐日出，由于四周环境是无休无止地辽阔宽扬，明亮的太阳在你前头缓缓升起，由平面而半圆，由半圆而完整，光线如水泻下亦如箭射下，把草原上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草树河花照耀得神清气爽，我站到吉普车的软椅上，半个身子撑到车外，瞭望环顾，心里是前所未有地解脱奔放。如果这时候有人迫我裸跑，我愿意；动物见了有「早餐」供应，想必亦雀跃万分，但请别嫌人老肉垮，将就吃，好过冇。

观日之后，便是赏鸟看兽之旅，三辆吉普车在草原上左转右寻两小时，该看的大抵看了，乃停在一个小山丘上，拉开两张大毛毡，从车内搬出香肠腌肉鸡蛋之类，吃个痛快。我们都边吃边幻想，来吧，狮子们犀牛们，让我们好好搏斗一场，这是原始生存定律，不是你吃我便是我吃你，在城市丛林里其实我们早已玩惯，谁怕谁。

狮子犀牛当然都没来。我们唯有吃饱上车，往找它们，说再见。

跟大象相遇

出发前到鸭寮街走了一转，买了一套美军外衣，一个军用水壶，两条野外军裤，一条军用皮带，一个卡其色布袋……卖货的店主笑着问我：「马先生，怎么忽然有兴致玩枪？是参加了气枪游戏俱乐部？」

「不是！我是去肯尼亚！假如猎杀了一头大象，把象牙带回来送给你，让你挂在店前作装饰！」我调侃道。

肯尼亚确实仍有打猎，只不过拿枪者绝对不是我。打猎在当地早已全盘遭禁，任何猎杀皆属违法，都是盗猎，但，「赔本生意冇人做，杀头生意有人抢」，如同中国大陆的盗墓，无有休止。从内罗毕搭机往马赛马拉，翻阅机上杂志便见到猎杀报导，两周前便有五头大象被杀，保安全员赶至，跟盗猎者驳火，抓了几个，但已救不回可怜群象。

到肯尼亚，不为打猎，只为safari。其实safari源自非洲史瓦西里语系，原指「用脚旅行」，后来被英国人类学家理察·波顿转用为英语，普及开来，泛指所有在草原、沙漠、森林的游历探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本相关书籍是Rick Ridgeway的The Shadow of Kilimanjaro ，他是旅行作家，曾在东非徒步行走五百公里并记录过程点滴，其中谈及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走着、走着、走着，忽然看见远处走来六七个男子，身披鲜红色的麻布，从脸到脚皆是图案刺青，他们低头不语，表情严肃，似在赶赴一场部落杀戮的生死对决，令旁观者从心底冒起寒气；但忽然，当走近时，走在最前面的男子轻轻抬头，微笑示意，令紧张气氛突变温馨。作者站在原地，强烈感受到原始生存状态的微妙变化。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场面是，作者转述当地工作人员之言，回忆为了阻吓象群别胡乱闯入住民小区，被迫在众象面前枪杀一只小象，群象立即发出悲鸣嚎声，似在替同类幼辈哀悼，然后从此不来此地；但背后理由不知道是害怕抑或不忍—— 不忍触景伤情，想起幼象遭杀惨况？

此番我没在大草原行走，一直只搭吉普车，途中，跟一头大象迎面相遇，大象愈走愈近，而不知何故，有两只小白鸟一直跟在它身边脚下，构成了另一种温柔与暴烈的碰撞情景，把我的心碰软了。

远离非洲

站在凯伦·白烈森（Karen Blixen）故居的花园草坪，宁静的下午，有点闷热，把帽子摘下，搧着风，不远处忽然传来引擎隆隆，一听即知是螺旋桨小型飞机，于是，疑幻似真地，我像回到《远离非洲》（Out of Africa ）的文字和电影场景，忍不住想象那正是哈顿的最后航程，稍后将再响起一阵吓人的爆炸声，哈顿随机下坠，也带走了凯伦的心。

哈顿是凯伦的情人，凯伦在回忆录里说是在跟丈夫分开后才跟他相好，但关于她的传记都说两段情缘曾有时间上的重叠，她，确实出轨。电影与其说是改编自她的书，不如说是取材于其他人写的侧传，所以戏里的罗拔·烈福（台湾译劳勃·瑞福）和梅莉·史翠普在荒山野地有过动人的缠绵。

其实谁能拒绝哈顿呢？真的很难。英国牛津才子，来到非洲游荡，有情有趣，跟白人贵族们打猎吃喝，长相或许不如罗拔·烈福，却亦是眼睛深邃，似在邀请你陪他一起到原始森林冒险探索。凯伦，来自丹麦的富二代，跟丈夫在此开拓经营一直亏本的咖啡事业，遇上他，没有错过每个浪漫的黄金机会，恋情一发不可收拾，算是对得起自己。梅莉·史翠普在戏里把凯伦的情火欲念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是她的演艺高峰，时隔廿六年了，观众如我，看后记忆犹近。

凯伦本人的文字亦写得哀伤，说他本来答应带她一起搭机，但临时改变主意，只在出门前亲她一吻，道：「张大眼睛等我回来，我在周四应该来得及回到这里跟你吃午饭。」但结果没有回来，永远没有。戏里的凯伦站在草坪上，听见远处坠机巨响，从此心碎。

凯伦历经破产、离婚、情人身故的折腾后，返回丹麦，活到七十七岁，去世前有段长时间每晚走到某扇窗前向外凝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指着窗外回答：「因为那处面向非洲。」

凯伦在肯尼亚的庄园已被开放为纪念馆，从洛奈比市中心坐车，塞了一小时。我到了，参观了，也意外地在草坪上听见了轰隆，产生了意外联想。我呆站了一会儿，同行者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也没说破。「I had a farm in Africa, at the foot of the Ngong Hills.」《远离非洲》的经典名句，我暗暗念着，上车，离开。

Part 3/能不能叫我一声老爷？

A ．快乐的日子

请问，有没有「被揼骨DNA」这码子事？

能不能叫我一声「老爷」？

风水

我这边也有一间深夜食堂

宿舍岁月长

那些年的火锅

怀念那时候的脑袋

我老了，所以伤得起

快乐有这么重要吗？

我在厕所里放烟火

我的茶餐厅

请问，有没有「被揼骨DNA 」这码子事？

十四岁以前常被父亲唤到床边替他捶腿敲背，广东话叫做「揼骨」，姐姐不愿意做，我却优而为之，但非为孝道，而是为了钞票，因为捶半小时骨便有五元港币可领，积少成多，储存下来的钱足够我去买模型车、气枪、色情杂志之类。

父亲在报社工作，几乎天亮才回到家里，许多时候是醉醺醺的，更多时候会先跟妈妈吵一架才睡觉，睡至翌日下午两三点，吃过简单的午饭，又要出门上班了，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馆生涯，别看《花样年华》里的梁朝伟那么潇洒浪漫，「报馆佬」的泪水和悲酸，含在心里，只是旁人不易看见。然而年少的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如果不肯付费，除非施用暴力，即使泪水比海水多、悲酸比尿酸酸，我亦没有太大兴趣予以侍候。想来确是有失孝道，但会不会是「基因决定」？嘿，闻说科学家近年愈来愈倾向把所有行为归因于基因，善妒、小器、仁慈、怯懦，所有的好与不好皆是隐藏于身体最深最深处的那几组DNA在左右作用，这倒妙，凡事从此有了借口，包括拖稿和偷情，别怪我，要怪就怪百代以前的老祖宗，没有他们没有我。

替爸爸揼骨多了、久了，自然练就一番好骨功，所以我在亲戚邻里之间「骨名」颇盛，谁的腿累了，谁愿意每半小时支付五元港币，我便可抽时间替他们服务；外祖父、外婆、姨婆、姑婆、伯婆、舅舅、母亲，以至母亲的麻将搭子都曾经是我的顾客，每回他们躺在床上或沙发上，我蹲坐于其脚跟旁，用力捶打他们的小腿大腿，心里总感纳闷，奇怪，「被揼骨」真有这么爽吗？怎么他们都闭目不语，脸容松弛，嘴角暗带微笑，仿佛此乃人间极乐享受？有一位身材婀娜的阿姨还常在「被揼骨」时爽快得发出轻微呻吟，我虽年少，却仍隐隐感受到暧昧，她每发出一声「嗯……呵……」，我的心便似是被她用又长又尖的指甲刮扫了一下，只有她，真的只有她，即使不付费我亦肯效劳，即使要我每半小时付她五元，我亦干。

「被揼骨真有这么爽吗？」这问题在十四岁以后便被我抛在脑后了，因为，那一年，我发育了，发育之后的我已经甚少把时间花在家里，整天在外游荡胡混，其后，中学毕业，赴台升学，一头栽进另一个文艺和爱情世界，从来不想去揼骨，更不会有人雇我揼骨；再其后，做记者，再升学，放洋毕业回港时已是卅多岁了，身处「前中年」阶段，返回香港这个热闹城市，每天忙呀忙地不知道在忙个啥，瞎忙一轮之后，偶尔周末，或在港，或北上，做完其他应该做的事情后，找间清静也干净的桑拿中心做个脚底按摩，当两只脚掌被另一个人用双手不断摩挲搓揉，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重，有时轻，有时温柔，有时暴烈，你感觉对方仿佛在用十根手指跟你的十根脚趾沟通对话，你忽然明白，不是的，「被揼骨」的快乐绝对不止于一个「爽」字，而是，在被捏被按被揉被压的刹那，你感受到被照顾被承担被保护被修复，这一刻，你彻底放松，暂把世界阻隔于外头，在这里，在眼前，对方用手搓走了你的疲累，也替你稍稍清理了心底累积的倦意。揼骨结束，你穿回鞋袜，站起来，走出去，又是顶天立地。

于是我由「揼骨少年」变成了「被揼骨中年」，从卅多岁到四十多岁，「揼龄」长达十五年，经验丰富。偶尔在闭目享受按腿之乐时，脑海忽会浮现那些曾被我揼骨的长辈脸容，都老去了，甚至许多都已不在了，但当年呈现在他们嘴角的满足感会不会一模一样地挂在如今的我的脸上？按摩室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有宣传字句，「树枯根先烂，人老脚先衰」，显然地，如同当年的他们，现在的我正朝老后迈进，陌生人对我双腿的照顾竟然可以令我感动莫名。

但此刻，我解答了一个问号，却又多了另一个问号：会不会「被揼骨」其实亦受基因决定，我爱按摩，跟什么照顾什么衰老全无关系，纯粹只因我拥有强顽的「被揼骨 DNA」，代代相传，别人是诗礼传家，我姓马的却是揼骨传家？

继续思索，来日方长，总有可能找到答案。

能不能叫我一声「老爷」？

我是正港金牛座，出生的日子跟白羊和双子的双方边界几乎等距，没有偏颇，没有倾斜，据闻这属于「天煞孤星」的冷僻格局，人缘不好。此或所以今年生日，几乎如同每年生日，没有半个朋友传短讯向我说半句恭喜祝贺，除了一位远在菲律宾的女子，唉，我的前任菲佣。

香港人把菲佣唤作「家务助理」，这是礼貌和正式的叫法，日常则仍惯称之为「菲佣」或「宾妹」或「宾宾」或「宾记」或「姐姐」，视乎场合和心情而定。我从美国回港十四年，先后只雇用过三位菲佣，宾主之间，相处融洽，不像身边某些朋友喜欢每隔一年半载便换一个，这类人，在香港被笑称「Terminator」，菲佣终结者，由之遭雇佣公司列为拒绝来往户。

我还曾被菲佣组织选为「年度最佳雇主」呢，在十二年前。其实理由很简单，那时候我刚踏离美国学院，认同了洋人的随和风格，要求菲佣不必唤我做「sir」而只需直称我为「Ka-Fai」，对于寻常家务处理我亦放任自由，随她想怎么处理便怎么处理，我不管，懒得管。一个开明的雇主当然容易被定义为好雇主。

回港久了，岁月消磨，我也当然愈来愈走向封闭，其后的两位菲佣都只能对我称「sir」，如果她们懂广东话，我还真希望她们叫我「老爷」。然而我跟她们的关系仍然良好，只因我早出晚归，根本没有太多时间管她们理她们。上任菲佣在我家工作六年了，去年八月底「告老还乡」，八月廿三日那天是最后的工作天，正巧那天在菲律宾发生枪杀香港人质惨剧，电视新闻从早到夜现场直播，替我们的离情依依增添了尴尬气氛，面对屏幕，我不太好意思痛骂菲律宾政府的颟顸无能，她亦于脸上明显流露愧疚之情，替自己家乡的荒唐警政感到不齿。那夜，无语，双方都在沉重的情绪里度过。翌晨，她向我家告别，离开家门时倒又发挥了菲律宾人的幽默本色，对我和张家瑜说：「Sir and Madame，我要走了，goodbye！回到老家，我有一片田地和一座房子，请放心，我会记挂你们在香港，替你们仍然住在这个小空间感到难过！你们真惨！」

这便是我的菲佣，Emmy女士。有丈夫，却等于无，丈夫只爱喝酒赌钱而不爱工作，拈花惹草更是常态。有两个子女，儿子在马尼拉打工，女儿仍在攻读大学，但预期跟许许多多菲律宾女性一样，即使有了学历亦难找工作，到最后，亦是来到香港或台湾或新加坡做女佣，侍候别人的家庭，照顾别人的孩子。Emmy本身亦读过大学，护理系，但过往十二年一直在香港人的家里洗碟子和熨衣服。

Emmy给我看过她手机里的短讯，她经常写给子女，劝勉他们努力做人，敬仰天父；她还不断提醒他们查阅《圣经》的某章某节，永远记住，以爱待人，相信自己，相信神，生命的尽头自有出路。她返回菲律宾已经半年了，居然还记得向我短讯祝寿，这不一定是爱，亦必是温情。

不知何故，我忽然有点后悔，当初没教她叫我「老爷」。

风水

在九龙半岛与新界的中间地段，有个区域叫做九龙塘；九龙塘里，有座山峰叫做塞拉利昂，因山形似狮，故得名，刘克襄来港时，据说一周之内去爬了五次。因为工作关系，我于七月底搬到了塞拉利昂下，做了四十多年的「港岛人」，忽然变成「九龙佬」，还真需要一段时间始能适应。

昔日，开车往九龙，一想起拥挤的海底隧道便感觉路程累人，挂在嘴边的是「今天要塞车过海」，叹气连连。如今呢，偶尔往港岛，隧道塞车依旧（不知何故，这条可恶的红隧连凌晨一点亦常塞车！），但心理上总觉好像从某个「蛮荒地带」前往「文明胜境」，唉，到底是「港岛人」，怀着深深的「港岛偏执狂」或「九龙歧视情结」，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可纠正。

对于搬家事宜，朋友一直反对，自称懂得风水玄空的他摇头叹曰：「得不偿失呀，老兄，此地大险，君不见山下小区，人事纷乱，是非纠缠，瓜葛蔓藤，绝非吉地，避之为妙。」

我的反应是苦笑道：「我知我知，可是搬家事大，搬一次家如脱一层皮，那种累，累进骨子里，若再重演一回，伤不起！更何况，塞拉利昂下，豪宅成群，即使地利不宜，想想有这些富豪相陪相伴，也甘心了，有木有？」

其实我在心里想的但没说出嘴巴的是，我向来相信两句话，一是「我相信世上有玄学命运，但正因相信，我才不信世上有这么厉害的人能够准确预知甚至改变命运」；另一是「信术数，不如修因果；与其看果，不如观因」，守因顺果亦是另一种改变命运的好方法，而且便宜，比动不动便找风水师命理师来得省时省钱。

所以呢，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我甘愿对塞拉利昂下的风水危机「逆来顺守」，在很大程度上，只因我吝啬孤寒。看风水并且信风水是一桩非常昂贵的事儿，记住，风水阵局之摆设绝非一劳永逸，每年时运有变，势头便须跟随配合，否则吉局易变凶局，吃不完，兜着走。此之所以即连大富大权之人亦难以风水长期助阵，风水与人运之间有着太多变量，谁都说不准，亦谁都难以精准配合。

长居香港的玄学权威紫微杨曾经撰文忆述，一九九二年他到台湾考察蒋孝文和蒋孝武的墓穴，那是淡水墓园，「七运造坐甲向庚，是为上山下水、星辰颠倒且全局伏吟的格局，懂玄空风水学者几可已断蒋家会有日渐没落的趋势。何以至此，我觉得源头还在蒋介石慈湖墓园开始。本来，中国自古以来，帝王将相在去世后，都求入土为安。清室的皇帝在登基时，已命风水师去找身后安葬的吉地，预为营谋。哪有希望死后让人参观的道理。但自孙中山推翻清政府后，不知是谁人发起，孙中山的遗体竟不下葬，注射防腐剂保存下来，让后人参观，接着蒋介石和毛泽东去世后，也同样效法。若论风水，此种阴阳界颠倒的做法，在理论上对其后人并无好处」。

我的联想是，如果连有权有势的政治头领亦找错墓地和做错判断，平民百姓如吾辈欲花区区钞票以求好风水，岂不只是奢望幻想、纯属运气？

我这边也有一间深夜食堂

学期末的大学宿舍气氛是意料之外的暧昧，年轻人不必上课了，除了跑到图书馆做group project，便是留在舍堂温习和赶报告，廿一世纪的大学课业都比以前繁重得多，学生被压得喘不过气，每个人的脸上神经都绷得紧紧，仿佛无不处于崩溃边缘，然而，又都算着手指头期待噩梦尽快过去，憧憬着两个星期后的好日子，所以眼神同时闪灿着丝丝压抑着的亢奋。

青春的脸容，此时此刻最复杂。在舍堂碰见好多学生，在电梯里，异口同声诉说自己有几天几夜没睡觉了：「我三天！」，「我四天！」，「我一个礼拜！」。青春的脸容挤着皱着，各有一腔苦水要吐。诉苦的话语难免稍涉夸张，但痛苦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我们都当过学生，我们懂。望着他们，想起距离九月开学时分只不过一百多天，怎么都成熟了，也都消瘦了，或许真的是因受着课业压力的煎熬。

好日子尚有多久才来呢？

大概廿天吧。当好日子来时，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大概是打工赚取零用，约朋友无日无夜地吃喝玩乐，狠狠地谈一场圣诞恋爱，出外短程旅游开开眼界，参加各式各样的义工活动，筹备下学期到海外放洋做exchange students，诸如此类。最不济亦可留在家里无聊闲散，总之必须储存足够的心志和体力，很快又开学了，下学期，再战江湖，又是另一场折腾压迫。

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大学「舍堂」特地把活动中心廿四小时开放，摆满桌子椅子，谁要来熬夜Ｋ书，欢迎，请自便，算是在黑暗里点燃若干光明，算是「黑中送光」，此乃舍堂办事人员的善良体贴，学生必能领受，只是没有肉麻地说出感谢。

学生们在活动中心开夜车，肚子饿了，总得带备干粮，塞塞肠胃，饱饱肚皮。有时候是独吃，有时候是共享，宁静的活动中心内此起彼落地响起滋味的咀嚼声音，变成了温暖的另类配乐。今夜，这里，既是「考试备战室」，亦是大学版的「深夜食堂」，若干年后，学生或会深深怀念。

好了，看看手表，十二点了，活动中心外忽然爆出欢呼的歌声和掌声，原来有人的生日来临了，有些同学们暂停读书，推门而出，群集于舍堂小区的草地上为她祝贺。生日歌重复唱了三遍，广东话、英语、普通话，都唱起来，凌晨的草地变成舞台，大家都是主角，谁都不能欠缺。庆祝歌声持续了十来分钟，最后以一声响亮的「Yeah!」和一阵热烈的掌声为终结，然后纷纷返回活动中心，继续温习备战，然后草地重新恢复宁静，十二月中旬的香港已经转冷，宿舍位处塞拉利昂下，凉风劲刮，呼啸咆哮，室内虽有暖气，仍有学生缩着脖子，却遂令战意更浓，且在书前苦Ｋ到天明

刚才我没有加入唱歌，只站在自家楼上的窗边听听看看，并且隔窗遥对同学说了一声，生日快乐。

宿舍岁月长

香港上周吹台风，大学课堂全部取消，却仍有一些从中国大陆来港的大学生不懂行情，一大早爬起床，没有上网，没听广播，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向邻房同学打听打听，刷牙洗脸后背起书包，出门上学去，像毛主席的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然而搭电梯到了宿舍大堂被保安员劝言，今天没课可上，大可回去房间再睡一觉。

年轻的孩子脸立即涌起一阵暧昧的情绪，有几分失落，白花了挣扎起床的力气，可是又同时有几分亢奋，不必坐在沉闷的课室聆听沉闷的课堂，心情顿然轻松下来，像在法庭上被判「无罪释放」。

台风天过后，在大学宿舍的大堂遇见学生，问他们：昨天有挨饿吗？饭堂没开门，房间里有存粮吗？是不是吃了一整天的饼干和泡面？出乎意料地，学生无不高高兴兴地说：没有啊，房间里备有食物，即使不吹台风，平常亦要吃消夜，空着肚子睡不着；即使真的没有存粮，亦会跟邻房同学借或要，有福同享，一起挤在狭窄的厨房里玩煮饭，玩得非常开心。

这我就放心了。年轻人总有办法解决问题，住在宿舍的其中一项好处是有机会学习「相濡以沫」和「雪中送炭」的四字真谛，他日混迹江湖，反只易明白什么叫做「锦上添花」和「跟红顶白」，若干年后回忆起来，今天的岁月是何其难得与真实。

本地学生比较不必担心，因为有家可归，搭巴士或地铁回到家里，就算路程远了一些，踏进门，有饭可吃有汤可喝，再好好睡一觉，明天回校再战。外地生则有点孤苦伶丁之感，被风雨困在小小蜗居之内，家在远处，稍为感性便易触景伤情，有内地同学说，打手机回贵阳老家，按键时快快乐乐，但当听见妈妈的一声「喂……」，再望一眼窗外风飘雨摇，鼻子一酸，眼泪便流出来。

人在外地，若在风雨天遇上生病日，更是惨上加惨，此时若有人伸出援手，不管过了多少年，忘不了就是忘不了。大一那年，住宿舍，有一回发烧生病，适遇三四天的长假期，台湾室友都回家了，剩我躺在床上，体力全无，没法动弹，半闭着眼睛望向天花板，天旋地转，幻想这是香港湾仔的老家，泪水从眼角渗出沿腮边流下，惨若秦汉的文艺国语片；幸好其中一位台湾室友忽然回校取物，见我「病危」如斯，慈悲发作，扶我起床，用机车载我返家，由其母亲煮粥煲汤照料了一天一夜，那股温暖感受同样令我如置身于悲情国语文艺电影。

我一直记得那段路程：整个身体瘫软在室友的背上，他骑着铁马，疾速前行，风声在我耳边呼啸嘶叫，我觉得背部极凉，但胸部极温暖，脑海一片空白，只是不断在问，到了吗？怎么还未到？到底还有多久才到？重复地问，不知道问了多少遍，问到几乎放弃了，电单车便停下来，室友扶我进屋，小狗吠吠地叫，四周因是假日所以异常宁静，我松了一口气，感觉这就叫做「快乐」。

人子人师人父，日子往前走，忽遇台风天，宿舍岁月长，此刻，时间仿佛暂时慢下了脚步。

那些年的火锅

问大学生你们年轻人最爱吃些什么，十问十答，其中九个都说「打边炉」（即台湾说的「吃火锅」）；剩下的一个，不是不喜欢吃火锅，而是说：「唔知呀，我哋其实乜都中意食」。

没再追问吃火锅之受欢迎理由，或许不必问也猜得到吧，看看那些火锅店，都是九点后特价优待，百多元，任食，于是大学生们纷纷相约九点十点始出笼觅食，一来「贪平」，二来贪它食得饱，年轻人的肠胃毕竟弹性较大较宽，须用更多更厚的肉肴将之塞满，所以，吃火锅，没有其他选项了。

也所以，若干年后，吃火锅势将成为这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他们老后会津津乐道，当年呀，在中学的年代，在大学的年代，我经常跟某某某等等等去吃火锅，围着热腾腾的锅子，蒸气往上冒升，隔着白呼呼的烟，喝了许多啤酒，我窥视了同学们暧昧的脸容，那么清纯那么美丽；对方也曾把我看回来，我连忙低头，有点窘，有点羞涩，但心底涌起暗潮如锅中的浓汤热泡，幸好我把半边脸隐藏在烟雾里，我用烟雾遮掩，不让你看透我的心事。

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边炉，如斯让人回味，而那些年以后，我们各奔前程各散东西，可是那些年的记忆早已融化在边炉的汤底里，那些年的边炉，其实从未散席。

所以我常猜想当新世代的年轻人回顾大学生涯，对于火锅店的铭印记忆恐怕远深于图书馆或课室，后者的空间是如此冰冷，前者却是温暖的所在，从身体到心灵，热浪把你重重包围，给你最大的安全感。

你们的毕业庆典，其实应该别吃西餐，改吃火锅，这才叫做真正的感恩。

怀念那时候的脑袋

某回担任大学生的歌唱比赛评审，对方邀约时，我本来拒绝，自暴「五音不全」，连听歌的资格也不太够，遑论判断别人的唱歌技巧。但年轻人笑道，没关系的，马Sir，其实你的听歌水平愈低愈好，因为，如果能把一个不懂听歌也不懂唱歌的人唱得感动万分，他才是一位好歌手。年轻人能言善道，我没辙了，唯有遵命。

那个晚上我听了大概十五首歌，最令我感慨良多的并非自己跟流行音乐的距离愈来愈远，而是，在竞艺舞台上，竟然有三分之一参赛者一边唱歌一边用眼睛盯着手机屏幕，歌词在屏幕上而不在他们脑子里，他们没有背诵歌词，他们懒得背诵歌词，前来参赛，竟然不肯事先花卅分钟去背诵歌词，如斯文化，诚意何在？当你必须分神注视歌词，怎可能把感情百分百投入到歌曲里？歌词不从心底涌起而从眼睛进入，眼睛视线分散了心灵力量，难道真的不会影响唱歌素质？如斯文化，无以名之，只好弱弱地称之为「依赖文化」。

「依赖文化」是否源自Google的诞生和流行，有待研究，但依赖与Google之间肯定有着浓重的拉扯关系。我常跟年轻人聊天，谈及某些信息，不管是多深奥或多浅显，若有疑问，他们的第一反应几乎必是：「喔，这个嘛……Google上面有，待会儿到Google查一查……有的，肯定会有。」仿佛Google便是他们的脑子，亦是他们的「云端」，把所有知识和信息重量寄存于天上，脑袋轻松了，便可随心所欲。

对成长于Google年代的人来说，「背诵」一词已属过气，既然搜索引擎上什么都有，还花时间去背去诵，岂不愚笨？而他们当然没有想过，或许正因他们把所有信息渴求都寄望于搜索引擎，表面看来是节省了时间，但这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并未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智慧，反令他们更趋愚笨；脑袋腾空了、空虚了、空荡了，当知识基础单薄贫乏到某个境地，即使可在Google上面寻得泛滥信息，他们却已没有能力予以消化、过滤、连结、发挥、批判，他们仅能做的事情是，按键、找寻、浏览、复制、贴上，机械性的处理（亦即所谓data processing），创造性的倒退，人类的思考运作轰轰烈烈地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个时代的信息特质，是可以被前所未有地方便攫取，但为了享受这个方便，我们可能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或如美国作家卡尔（Nicholas Carr）在一篇争议文章所指，「Google把我们变笨了，我很怀念那时候的脑袋」。

我老了，所以伤得起

活在「塑化剂」蔓延时，吃食变成一桩需要若干勇气始可进行的事情。

实在防不胜防。原来爱吃的「剉冰」里可能有。原来爱喝的果汁里可能有。原来爱吮的巧克力棒里可能有。原来爱狼吞虎咽的泡面里可能有。原来这里有那里有，原来似乎所有食物都可能有，更原来，已经有了卅年历史，都在里面，一直在里面，只是我们懵然不知，一直还吃得津津有味。

应该如何过滤眼前食物？To be or not to be? To eat or not to eat?本来简单到极点的行动竟然变成了严峻挑战，口腹之乐竟然变成头脑考验，我们愈来愈必须在把食物送进嘴巴以前挺胸深吸一口气，因为我们愈来愈难知晓到底把什么东西送进了自己的肠胃，扑朔迷离，悬疑十足。

于是，活在「塑化剂」蔓延时，吃食亦变成一桩哀伤之事。

我们竟然被迫要跟自己喜欢的食物告别。拜拜了，剉冰。拜拜了，果汁。拜拜了，巧克力棒。拜拜了，泡面。拜拜了这些或那些曾经把我的胃肠塞满让我拥有幸福感满足感的各式各样食物，我老了，身体虚弱，套一句大陆人的流行语，我老了，「伤不起」了。

就算不全盘「拜拜」告别，当心里有了怀疑，在把食物吃进嘴巴之际，所能享受的口感满足想必亦大打折扣吧？不再肆无忌惮，不再全情放纵，喉咙深处悬挂着那么一点点疑问甚至反感，像搭公交车时你身边不巧坐着一个不断打喷嚏的家伙，即使他早已戴上口罩，细菌早被挡隔于罩布背后，你仍必浑身不自在，隐隐觉得已遭传染，你跑不掉了，无所逃于天地间，你陷入重围，草木皆兵，跟昔日所爱恋的食物之间的关系已然变质。说来还真有几分似男女恋情，当裂痕出现，情欲爱慕都不再痛快，塑化剂之最大可恶或正在此：它杀死了我们跟食物之间的纯洁爱情，它令我们坐在食物面前，手足无措。

怎么办呢，应该？怎样做，才可重拾吃食之乐？

如果这是评论版面，我会严肃地撰写「如何重建食品安全检测制度」之类文章以求在未来的日子里吃安心。如果这是医疗版面，我会善良地探讨「如何严选食物以保健康」之类方法以求替自己的肠胃把关。可是，这不是呀，这是《人间》副刊，这是文艺版面，所以我可以高兴万分地以文学的修辞和思维告诉自己：别管那么多了，想吃啥就吃啥，地球危机多得很，地震风灾车祸水淹谋杀误杀自杀，任何一种意外都可让我跟世界拜拜，吃了再说，吃进嘴巴再说。更何况，还是那句老话，我老了。老了，其实非常「伤得起」，吃也快死，不吃也快死，何苦薄待自己？

又更何况，据说塑化剂对男子的最大杀伤力是产生「雌性化」效果。听来恐怖，但，嘿，男子到了中年如我，其实没有塑化剂也已经很「雌性化」了，至少，已经不太需要过于雄性，那么，吃又何妨？

所以我又吃得欢天喜地了。吃食不再哀伤，也无须勇气，只要你口袋有足够的钞票，胃肠有足够的纳量。吃食万岁，我是快乐的中年男子。

快乐有这么重要吗？

到天津开会，主题是「低碳城市」和「低碳生活」，坐我旁边的Terry来自美国加州，曾任该州的能源和环境局高官，据闻是明星州长阿诺的竞选左右手；主办单位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老马，本来坐在你旁边的应该是阿诺，可惜他去拍戏了，来不了，否则你便可跟他拍照了。

拍不拍照完全无所谓。我一不参政，二不做生意，不需要在办公室墙上贴满跟权贵高官的大头合照。我办公室里有的，除了家人照片，就是林青霞的香港书展演讲照、李敖的签名和题字鼓励、高信疆的照片、鲁迅的「恶搞照」 （有人把他的大头贴在网吧背景上，嘲讽如果他活在今天，也会「酗网」），没有其他了。一见高官权贵的皮笑肉不笑，即感恶心，避之则吉，把其照片贴在墙上于我简直是酷刑。

可是我这回又确有若干遗憾没法跟阿诺同台，因为他和史特龙说到底曾是我在少年时代的雄性偶像，健硕，阳刚，完全是我「欠奉」的性质，而如果有幸站在他身边，不一定合照，但肯定会偷偷问他，为什么早前曝出来的女佣绯闻如此搞怪？世上是否所有健硕男士的审美品位都如此低劣？是否只求窝边草吃得方便，完全不理会窝边草的口感和营养？

且看阿诺如何回答。

这回开会，主题跟低碳城市有关，也涉及城市生活状态。主持人抛给我的第一道问题是，为什么城市人总是不快乐？

这可难不倒我，因为我也曾有一阵子以为自己很不快乐，但原来，假的，世上不管你住在哪里，城市也好，乡村也罢，只要去找，总能找到不快乐的理由，但又明明存在着许许多多其他值得快乐的理由，问题只是，你到底想用眼睛去看什么理由；你，你，到底希望自己快不快乐。你总可以选择。

所以城市人并不比乡村人更不快乐，只不过，城市人比乡村人更容易「认为」自己不快乐或误信自己不快乐，城市资本运作必须刺激消费，企业营销广告不断替你洗脑，唯有消费其商品你才快乐，倒过来便说，一旦欠缺了什么什么你便「应该」不快乐。你被「植入」了「不快乐」的想象元素，你真笨。

所以我在发言中引用美国作家冯内果《第五号屠宰场》的小说对白。

书中男主角被外星人绑架，他问：「为什么是我？」外星人不屑地回答：「这真是一个地球人的莫名其妙问题啊！为什么不能是你？你们地球人很奇特，我访问过卅多个有人居住的星球，读过几百份关于宇宙生物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只有地球人这么关注自由意志问题，只有地球人这么关注自己自不自由。」

也就是说，只有地球人这么把「我」放在一切事物的前头。

城市人，一样。当城市人过于关心快乐，自会易感不快乐；忘了快乐，反会快乐。「城市人为什么不快乐？」只是伪问题，在什么地方生活便过什么日子，城市人，用平常心过活，总有自在的空间。

我在厕所里放烟火

早前到暨南大学演讲，在珠海校园，周五晚上七点半，宽广的演讲厅，容纳三四百人，坐满了，还有不少人坐在窗边和梯阶，亦有人站在靠门处，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辛苦了，小朋友们。

更辛苦的是，空调故障了，完全没冷气，炎热的九月中旬，同学们都一边听站在台上的我胡说八道，一边不断摇动手中的笔记簿或书以搧凉风，可以想见，他们流出的汗早已令衣衫尽湿，湿答答的，非常难受。

于是我只好讲得加倍卖力，希望把他们逗笑，也让他们觉得思考受到启发，这个晚上，有所收获。

效果如何？没有半个人提早离场，掌声满载，应该是成功了吧。我忽然觉得自己似鲁迅，闻说鲁迅当年到暨南大学亦是如此场面热闹，嘻，自大狂又发作了。

这回去珠海，先从香港搭船去澳门，再走陆路过关。当然顺便在澳门吃喝一番了，行经旅游胜地大三巴，忽想起，时间好快，十二年了，十二年前我曾在此替电视台主持澳门回归直播节目，当时，大三巴被布置得光明璀璨，绿灯侧照，黄灯直射，说是欧式浪漫嘛，又带着几分东方玄异，加上牌坊前人头黑压压，幢幢身影折射于墙，风摇蠢动，有着说不出的神秘。尤其站在高处观之，刹那间竟觉牌坊似墓碑，孝子贤孙在墓前抚拜，灯光是烟火，飘尽人间。

那夜，我参与TVBS的回归直播专辑。拍摄现场为大三巴对开的利马窦中学，楼高六层，主播台设于天台水塔之上，制作人员架起四根竹篙，扯开两张透明挡风胶布，我与主播陈若华坐于摄影机前，一坐五小时，夜风劲吹，冷得我们直打哆嗦。我的国语本来就非常广东，大脑被寒风所慑，舌头更是僵硬，勉强在镜头面前装出笑脸、开口呻吟「我……你……我们……你们……」，失控竟至有点语无伦次，失礼得紧，令台湾观众误以为香港人的口才不堪如此，罪过罪过。

到接近尾声处，连笑脸都装不出了，舌头几乎完全不受控制，陈若华问我什么，我都只能板着脸孔点头回答「是，是，是」或给予简单答案。最惨是寒风「利尿」，极思厕所，但在直播途中不能离座，江泽民致词，桑帕约致词，这位致词，那位致词，旗升，旗降，急得我双腿在主播台下乱蹬狂踏，难过得几乎想纵身跳下大三巴与人群同归于尽，演出另类「回归」。

好不容易忍到导演喊OK，二话不说，冲往厕所让热腾腾的尿液喷出，低温里，尿柱竟然泛起一阵白烟，跟夜灯里的大三巴同样诡异。那夜澳门本来点燃烟火，但因天气恶劣，取消了。夜空里没有烟火，但我似在厕所里「放烟火」。

其后与制作人员到街头小摊吃了一碗热粥。滚烫粥水沿喉咙而下，肯定是心理作用吧，隐约竟闻冰柱融化剥坠之声，呖呖作响，又像死鱼在微波炉内解冻。粥水至胃，暖气从胃而升，顺喉而上，脑部似于冰冻后苏醒，恍悟人间天国原来就在这方圆狭小的胃囊之内。

我曾在澳门遇见天堂。舒服死了。

我的茶餐厅

香港特区有一间连锁经营的茶餐厅上市招股，我在犹豫，是否应该认购若干，权充「老板」，以后每天光顾，尽管埋单价格加完又加，仍可聊作阿Q，想想，只不过是把钞票从自己的左袋送进自己的右袋而已？

帮衬茶餐厅成长的人，眼看小店变大店，大店再变企业，多少总有一点「与有荣焉」的骄傲心情。不是常有人说「香港文化就是茶餐厅文化」吗？混血，杂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既有云吞面亦有鹅肝酱，甚至印度飞饼、越南米线、泰国河粉，茶餐厅就是「茶楼＋餐厅」，把世界宇宙包罗在碗筷刀叉之间，是具体而微的全球化象征。

《时代》杂志曾于五年前把重庆大厦标举为「亚洲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的好例子」，其实，开设于重庆大厦四周的茶餐厅才是或亦是，廿四小时不打烊，贫富黑白皆来此揾食，贤愚贵贱不屑，只要口袋里有四五十元即可解决民生胃欲，如果只喝不吃，廿元便有找赎，坐一会儿，歇一歇，大门为你而开，比去什么汉堡店快餐店更具格调，说到底，这里既是茶楼也是餐厅，这是香港地道创意，「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从董建华到曾荫权以至梁振英都喊过这句口号，但唯有茶餐厅真真正正做得到。

上市招股的茶餐厅属于「新派」，菜色常有创意，搞搞新意思，每隔两三个星期便在菜单上给食客带来惊喜，保持了新鲜感，所以长做长旺。

可别小看这点小小的惊喜。

你知道上班的日子有多无聊吗？每天早上从九点钟踏入办公室开始，相同的计算机屏幕，相同的电邮沟通，相同的上司嘴脸，相同的同事八卦，相同的竞争斗争，相同的蜚短流长，相同的提心吊胆，相同的工作内容……分分秒秒在复制着分分秒秒，所谓工作成就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只会出现于每个月底上网查看薪资入账数字的那一刻，其余的时间，只是在熬，差别只在于是大熬抑或小熬，是尚且熬得住抑或根本熬不住。

于是偶尔到新派茶餐厅享受点点惊喜，乃成刻板上班日子里的其中一项自制高潮，这高潮，很容易获得，不必卖力，无须争斗，只要口袋里有五十元，便可到茶餐厅替嘴舌寻找新发现。哗，原来今日多了一道新花样？瞧瞧餐牌上的照片，卖相不错，取名亦可，什么冰加什么火，不如试试，好或不好，待会儿回到办公室都有话题可跟同事闲扯。

有多少个下午了，你曾经在这里跟同学吃喝打屁，隔着玻璃窗，嘲笑街外的成人奸险世界？或者你曾在这里跟初识不久的女朋友相对谈笑，她年轻，你也年轻，隔着玻璃窗，想象街外的绮色天空？再或者你曾在这里怠工偷懒，曾在这里苦恼，曾在这里睇波睇马睇奥运睇电视剧，隔着玻璃窗，你拥有了一小段属于自己的孤独时光，周遭环境非常嘈杂，但你毫不介意，因为大隐于市，你被滚滚红尘护荫着，坐在这里你暂时安全，饮食费用变成「保护费」，你支付得心甘情愿。

茶餐厅不是你的家，但有时候它比家更让你有温暖感，尤其于独居的午夜，肚子忽然饿了，你穿衣下楼，走到白天经常光顾的茶餐厅，坐回相同的座位，人不多，不必跟陌生人搭台，你独占一桌，摊开餐牌慢慢挑选，吃饱喝足，摸摸暴胀的肚皮，推门而出，寻路归家。你感动得想在付钱时在柜台对那婆娘说句多谢。

唯一遗憾或许是：茶餐厅的冷气通常太冻，而且烟民又会讨厌它不准抽烟，倒要扣回三分，但这也不妨碍你买它的股票。你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茶餐厅，满足了吧，你？

B ．哀伤的粉丝

选择相信，或不信

放心，妈，我会给你烧一副纸麻将！

选择快乐的女子

我的天堂曾是一部小小的机器

哀伤的粉丝

指尖之间的月色

温柔的力量

选择相信，或不信

第一支手机是在一九九七年买的，在香港，在报社工作，那时候我的上司是高信疆先生，他笑道，当年的他亦是拼命三郎，从早到晚向别人约稿谈稿，每天至少要打卅通电话，幸好那时候没有手机这玩意儿，否则他必从拼命三郎变成拼命十郎，提早烧掉了十年生命。

我记得高先生说此话时是坐在香港报社的编辑台前，他担任香港某报的编务总裁，统领着几份报纸和刊物，他一边抽烟一边笑道：「那时候我身边朋友极多，离开台湾的报社后，朋友立即减少了八成，如今重回传媒，又掌握报社编务，朋友立即又多回八成。这就是人生，现实的人生。」

三年前，高先生因病辞世，才六十岁出头，或许真的只因当年太拼命。

我在报社仅做了一年多的全职工作，即使做不了拼命三郎，至少亦是二郎，下班后的唯一娱乐是跟「突发新闻部」的记者同事去喝酒鬼混，他们每天面对社会百态和人间万象，红尘玩乐，所以最懂。严格来说这当然是自我开脱的借口了，自己做的事情必须自己负责，但当时总觉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下推拉，那几百天的日子恐怕是我生命里最沉沦不堪的岁月。

所以离开报社时的我是满心喜悦。

然而在拼命年代里所做的业障仍在发酵，在鬼混的日子里，曾在某夜某回把手机号码在某个不适当的场合里留下了给某位不适当的女子，我早已忘记，她却依然记得，而于我重回校园工作后，某夜某回，在家里，我放在客厅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是她打来，而我当时，正在洗澡。

「喂，我想找……」电话那头，她说。

「哦，请问是谁找他？」电话这头，我的妻子问，「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电话那头，她用娇滴滴的声调问：「你又是谁呀？能不能请你告诉他，我好久没见他了，有空请他来找找阿红，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我，我很想念他。」说完，挂线，没留下姓名或电话。

我洗完澡，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妻子眼睛盯着电视，没说半句话。卅分钟后，她回睡房，坐在床上看书，我也进去，也坐在床上，也看书。又过了卅分钟，她忽道：「刚才有个女人打电话找你，叫阿红，叫你去找她。」说时眼睛仍然望着书页而不是我。

我也望着书页，故作镇定地淡然反问：「阿红？哪位阿红啊？我认识十五个女性朋友都叫阿红，一定是打电话来戏弄我，恶作剧的，别理她，神经病。」

她没回应。又过了卅分钟，伸手把床边小灯捻熄，盖被子，闭上眼睛，但不知道是否睡去；我也捻熄我床边的另一盏小灯，也闭目，但几乎一夜难眠。

后来她从没问过半句关于阿红的事情，我也学懂了手机不离身，永远不让手机距离自己超过一米。好多回，我想主动跟她谈谈阿红以及其他，但又因为某些理由而选择了不去开口。是的，我选择，我选择了让事情蒙混淡出，如同她选择了不去问不去理，或许，她也选择了相信。爱情的背后支柱往往是意志而非爱情本身，选择的意志，选择去信，或不信。

而我知道她自廿岁以后一直喜欢某人说过的这句话：「择其所爱，爱其所择。」前四个字是前半生，后四个字，便是余下的岁月了。

放心，妈，我会给你烧一副纸麻将！

小时候一家九口住在一个五十平米的小单位，挤呀挤，毫无生活上的舒适度可言，除了有着一种非常独特的便利：打麻将，完全不必担心找不到牌搭子，四人一局，整整足够开两局，还剩下一位挤不进局的倒霉鬼可以负责倒茶递水。

所以我家是热闹的，几乎每个晚上都有麻将局，有时候一局，有时候两局，若有邻居或亲友到访，还可以背贴背地坐开三局，四局是从来没有过，房子小，塞不下。

狭窄的空间奔腾着喧闹，劈劈啪啪，叱喝笑骂，麻将桌上的高低情绪在局促的房子里翻江倒海，如海啸，但不是淹没房内的世界，而刚好相反，是把外面的世界远远隔开，让麻将桌变成一个孤绝安全的小宇宙，你沉迷在里面，忘记今夕何夕，甚至如广东人所常说的，「连老爸到底姓甚名谁都不太记得了」。

成长于此，我乃练就一心二用的好本领。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或吃过晚饭，家里有人设局，人声牌声，嘈杂于耳，我却仍可蹲坐在麻将桌旁的小桌子前做功课，偶尔还抬头瞄一下牌局的高潮迭起，八卦一下谁输谁赢，算是做功课过程里的中场娱乐。九○ 后年轻人经常自诩善于multi-tasking（多元操作），面对计算机同时进行几项活动，我呸，老子于四十多年以前早已如此，自六七岁接受母亲的「麻将启蒙」以来（我母亲的教育哲学是：只要懂得加减乘除便可学懂打麻将，同理，学懂了打麻将便更有利于学习加减乘除！），就如此，十分钟读书写字，三分钟围观家人的麻将活动，再五分钟读书写字，又围观八分钟，有时候更会被临时征召加入战局，客串十五分钟，结束后再度把眼睛放回书本和作业本之上。

广东佬梁启超亦是爱打牌的，还说过「唯有麻将可以让我忘记读书」，所以我把他封为偶像，而我更进一步，自认「围观麻将但不忘记读书」，我比梁启超更梁启超。我也喜欢把读书人那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改写为「书声牌声电视声，声声入耳；马事女事八卦事，事事关心」，唉，年少的我真是无耻得无可救药。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成长于此，如果要我追溯一个最深刻的少年梦境，理所当然地跟麻将有关。其实可能还未算是少年，应是儿童年代，大约九岁或十岁，甚至可能更早，那年头我犯了梦游毛病，偶尔于午夜熟睡时跳起床，走到客厅，跟随梦境内容做些怪异行径，或引吭高歌，或拳打脚踢，家人初时吃惊，其后见惯不怪，像看电视剧般偷瞄几眼便懒得再理。话说有一个晚上，大概十一点多，牌局结束后，我睡觉，舅舅姐姐外婆等人仍在客厅看电视，我清楚记得做了一个怪梦，梦里，跟几个人打牌，刺激亢奋，突然，不知何故，手上有几只麻将失去踪影，我慌张地大吼大叫大哭，跳起来，在桌下椅下到处寻找，甚至拉开客厅杂物桌的所有抽屉，发狂地一边高喊「我的牌呢？谁抢走了我的牌？快把我的牌还回来！」，一边查找，歇斯底里，像疯人院里的病人。

翌晨睡醒，如常返学上课，回家后，晚饭时，舅舅和姐姐不断看着我笑，是讥讽地笑，是愚弄地笑，是好奇地笑。我问你们这是干啥，他们反问我昨夜干啥，原来那个怪梦不仅是虚拟梦境而更附随实质行动，我确实曾经从床上跳起来，冲到客厅，边哭边翻箱倒柜地找寻麻将，他们厉声喝止，但无效，我自言自语哭喊悲恸，就只为了那几只本来就不存在的麻将牌，在梦中，我曾被麻将伤透了心。

桌上乾坤大，麻将岁月长。麻将桌是我跟亲人交流得最紧密最开心的所在，多年以来，坐下聊天，闲话家常，经常聊到第二十分钟之后便扯出家族史的恩怨情仇，翻脸了，不高兴了，谈不下去了。然而坐在麻将桌前，专心打牌，输也好，赢也罢，都是刺激紧张的情绪交流，而这交流，有着「纯净」的面向，纯粹由一百四十四只麻将牌堆砌而得，成于此，败于此，成败转眼空，当牌局结束，众人离场，把麻将灯捻熄，一切灰飞烟灭，无负担，无责任，不涉感情却又能够拉拢感情，是非常妥善的家庭娱乐。

所以到如今，家庭聚会，我和姐妹们依然争取机会跟父亲母亲打个三四小时麻将，在麻将桌上忘掉岁月，忘掉怨怼，忘掉恩义；在桌上，我们平等对待，所以轻松愉快。

我七十多岁的「哲学家」母亲便曾在麻将桌前感叹过，能多打一场就多打一场吧，天下无不散之牌局，最终谁都要离桌。

我笑道：「放心，妈，日后你去了，我会在你灵前烧献一副纸麻将，附带三个纸人，做你的牌搭子；呀，对了，另外再烧四个佣人，替你们斟茶按肩。」

「你真乖，儿子。」母亲一边伸手摸牌，一边回应。

选择快乐的女子

我有一个妹妹，但我的妹妹更像我的姐姐，她帮助我的次数，远比我帮助她的多，她比我能干，比我聪明，比我坚强，比我敏锐，而更关键的是，她比我快乐；她一直不晓得，我其实非常非常妒忌她，不为别的，只为她的快乐。

我没法想象做「天才儿童」是啥滋味，但我绝对有资格对「做天才儿童的哥哥」说点经验，我妹妹，是的，她是，她是天才儿童。

天才可以有不同定义，唯物的和唯心的，都可以，而我妹妹，两者兼备。

先说唯物的，就是考试成绩，我妹妹跟我和我们的姐姐读同一间幼儿园，但我和姐姐是鸦鸦乌地毕业然后升上鸦鸦乌的小学，我妹妹呢，是第一名毕业，然后去最好的小学，再去最好的初中，又去最好的高中，而考试成绩，就我记忆所及，从来都是全年级第一名。

我妹妹的第一名都是不必用心读书而得，否则，年年第一，不算稀奇。我妹妹总是吃喝玩乐地从学期初放任到学期末，然后在考试来临前草草读读课本，bingo，便行了。我家人已是见惯不怪，初时，我妹妹从学校取回成绩单，进门高喊一声「妈，我又考第一了！」，坐在麻将桌前的母亲雀跃万分，尽管双手仍然忙着搓牌，至少会用嘴巴遥远地表扬几句；但后来，年年第一，听多了，没感觉了，当我妹妹再喊「妈，我又考第一了！」或「妈，我又取得了流行歌曲填词冠军了！」之类，我母亲双手继续忙着搓麻将，嘴巴说的却只是一句淡然的「嗯，知道了」。

我却曾因考试成绩而欠我妹妹一个头颅至今未还。话说中学毕业那年她考大学，全港联招，她考九科，故技重施却又变本加厉，竟于考试前夜还跟男朋友往看电影。我看不过眼，调侃她道：「你肯定自讨苦吃！如果你考试过关，我往脖子上横斫一刀，把头颅搬下来，让你用作椅子！」

她冷笑一声，没搭腔。日后公布成绩，她考了八科A一科C，成为香港的女状元；她本来可以是九科皆A，但因过于自大，匆匆写完答案便提早交卷离场，看漏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道题目，饮恨没法取得圆满。

然而有饮恨之感的人只会是我，绝对不会是我妹妹，她不会的，她的意志非常坚决，当她选择了快乐，便会拒绝任何懊恼，踢走所有遗憾，全心全意把眼睛放在事情的光明面上。所以对于那份尚未写完的考卷，如同对于她日后生命上所遭遇的种种大小挫败，我从没听她发出过半句怨言或后悔，做了就是做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好与坏，她全收，而且是快乐地全收。许多年后我阅读帕慕克的散文，他讨论快乐，说自己向来觉得快乐是一件很没水平的事情，只有忧郁才够酷，但终于发现，不，不是的，令自己快乐原来需要很大的勇气，更是一种伦理学上的行为艺术。在那刻，我联想到的是我妹妹，她果然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

我妹妹于三四岁时已展露出让我惊讶的勇气。我到幼儿园接她下课，我才十岁左右，过马路，要求她说「阿哥，请牵我的手过路」，她拒绝，不管我如何威迫利诱，不肯说就是不肯说，拉扯了一阵子，她干脆踏开小小的步伐，独自一人穿越那条汽车不断呼啸而过的轩尼诗道大街。从后望着她细小的身影，我愣住了，何其坚毅又何其决绝的女子。

另一回印象深刻的是，母亲带我们去「饮茶」，我花两块钱买了一本儿童画报，在茶楼内轮流阅读，离开时我要求她拿杂志，她又拒绝，又是不管我如何威迫利诱，不肯拿就是不肯拿，又是拉扯了一阵子，她干脆把杂志扔在地上，说：「不要了，我不稀罕。」说完立即自行走路回家。我又愣住了。

在成长的过程上不管玩什么游戏我都从没赢过我妹妹，打电玩也好，打麻将也罢，都是，她的脑筋转得快，心够硬，志够坚，十玩九胜，即使输，亦只是输运气。运气这事儿，再厉害的天才也控制不了，意志再坚决的人也操纵不来，然而这就更需要用勇气去对抗运气了，用选择快乐的勇气，告诉命运，你如何狂妄嚣张亦没法成功把我打倒，当我决定了让自己快乐，我便快乐，快乐地顺遂，快乐地倒霉，我才是自己的主人，你不是。

我妹妹其后在英国、美国都读过书，现居北京，专事写作，竟然跟我是同行，但我每天写作时喊苦连天、怨气冲天，而她，想必是写得快乐，因为在她的字典里，恐怕除了「快乐」已经没有其他字词。

她不知道，我是如此的妒忌。

我的天堂曾是一部小小的机器

怀写旧事时我通常有固定的「写作仪式」：透过编辑小姐的电邮取得本期关键词，坐下来，面对计算机，闭起眼睛，像招魂一样召唤我的深层记忆，看看有什么影像从大脑皮层的曲折处浮现。

嗯，来了，第一个影像现身了，立即抓住它，或该说，牵着它，温柔地牵着这只记忆之手，像跳探戈般跟这记忆影像翩翩共舞，左右旋转，高低抑扬，耳畔仿佛有乐章响起，很奇妙，过不了多久便有其他影像相继冒起，像音符般在我眼前飞扬；然后，我便陷入回忆，享受回忆，感慨回忆，隐约似是重新活过生命里的某时某刻，如胡适的诗说：「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我似是活了两遍。

那么对于「录音机」这词儿，当我闭目，不消半分钟，脑海便浮起一幅画面，那是一片海洋，我站在沙滩岸边，天气极热，我穿着红色短裤，黑色背心，汗水从额上脸上背上胸前渗出滴出，但我不怕，年轻的我，本就什么都不怕，更何况我的鼻梁上面架着一副于一九七○年代最炫最酷的Ray-Ban太阳眼镜，两片椭圆形的墨黑镜片—— 香港人惯称之为「苍蝇镜」—— 把我的喜怒哀乐情绪全部掩盖，藏身镜后，我昂首挺胸，得意洋洋。

那一年，我十七岁。

十七青春好年华，炎炎夏日，跟几个死党趁着暑假到沙滩，以晒太阳为名，但其实只是为了泡妞，我所掌握的「武器」，除了一身结实的肌肉，更有提在手里的那部录音机，黑色，长长的，宽宽的，沉沉的，硬硬的，体积比廿一世纪流行的笔记本电脑还要大个一两倍，但我同样不怕，反因它而感到骄傲，因为我走到哪里它便用声音替我预先开路张扬到哪里，扰攘之物配上扰攘之人，简直相得益彰。我还记得那天在沙滩上，我利用这台录音机重复播放谭咏麟的《夏日寒风》，刚出炉的新曲，的士高节奏，狂野，劲爆，歌词淋漓奔放，彻底配合夏天海边的热烈情怀：

「挤迫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烁暑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缩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她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她∥今爱着谁∥我虽不怪她带走旭日∥却一生怪她∥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她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做∥玩耍器具∥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她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

当然是为了泡妞强唱愁，但这本是少年特权，此时不说，尚待何时？难道等到如今坐四望五才去说？如今生活忙乱到什么是愁什么是乐都经常混淆不清了，无语无言，欲说还休，懒得再谈。少年时代则是另一个故事，若能把愁唱得激情动听，那些躺在沙滩上的女孩子会主动走过来结识我、搭讪我，至少，会把目光从远处投掷过来，像勾魂一样，想把我的身子勾引过去。

所以那个十七岁的暑假我和死党几乎变了「沙滩党」，三天两头有事没事结伴到沙滩闲坐，出门前，他们总先打个电话来提醒我，别忘了带录音机和录音带，仿佛战士到战场，录音机和录音带是子弹和枪械，没了它们，便没我们；它们是我们的命。

又长又宽又沉又硬的录音机年代终于过去了，换来的是小巧的「随身听」，亦即Walkman，尽管相对于今天的iPod，它仍算是庞然怪物。而当我把眼睛张开，沙滩的摇滚记忆消失无形，代之而来的是另一幅阴亮黑暗的影像，那是九龙的庙街，夜市的所在，暧昧的所在，在一九八○年代，卖淫的吸毒的都在这个地方，我亦在，但不是买春也不是贩毒，而是在街头巷尾的小摊档处找寻某种口味特殊的录音带，那种充满着呻吟浪叫的录音带，大概卖十五元港币，一盒带子仅有卅分钟声音片段，其中约有五分钟对白，由一把女声一把男声轮流述说各式幻想情事，最原始的欲望，最犯禁的想象，在字句之中迸发喷射；其余廿五分钟，是呼吸和喘气和哎呀哗啦的失神叫喊，没有故事，却能传达足以把少年撞击得天翻地覆的隐秘讯息。

我把录音带买回家，到了深夜，或把自己盖在被窝里，或把自己锁在厕所中，戴上又厚又重的罩式耳机，按下Walkman的播放键，把自己推进卅分钟的迷离仙界，沉溺如醉，几乎不愿回到现实世界。

黑色禁夜，录音机曾是我的情欲天堂，我的天堂，竟曾是一具小小的机器。我竟然曾是如此的无力卑微。

哀伤的粉丝

果然又见到她了，在吉隆坡的华文书展上。又是抱着一堆书，要求签名，可是这回只有一人，孩子和丈夫都不在身边，脸上亦是少了笑容、多了哀伤。

那是我的「粉丝」，曾经。

第一次见她是在五年前，亦是在吉隆坡华文书展，她带着两个女儿，抱着一堆我的书，兴高采烈地拥到台前，用尖吭的声调喊索签名。我极有耐性地逐一签妥，抬头瞄她一句，说句「谢谢」。我向来对读者很有耐心，或因心虚吧，凭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美好的其他事情你不去做，偏来看我听我，那要花钱花时间，是可贵的成本。而这位卅来岁的脸庞瘦削的女粉丝又比其他一般的夸张，签完名，要求合照，眉开眼笑宛如等你千年，仿佛前世今生就是等你见她一回，我当然答应，她举高手向远处摇了一下，立即跑来一位中年男子，灰色长衭，白色短袖衬衫，头发淡淡地抹了一层油，有着典型南洋男人的海风沉静气息，笑容腼腆，隐隐夹着歉意，想必是她的丈夫吧，夫妻俩的脸容神态很不一样。

拍完照，那女子对我鞠躬道谢，男子伸手跟我用力握了一下，仿佛我帮了他一个大忙；然后我看着他们一家四口消失于会场人群之中。

翌年我再去吉隆坡出席文化活动，女子又来了，又是一家四口拍照，又是万般热情的笑容，她的丈夫再度现身，又是满脸歉意，仿佛很「歹势」于对我构成打扰。正是这暧昧的表情对比令我印象深刻，非因其他，我对读者心怀感激是一回事，但我对「粉丝」向无幻想，对方今天喜欢你，绝不表示只喜欢你，更不表示会一直喜欢你，粉丝和偶像之间本就应该「相敬如宾」，那就够了。尤其在网络年代，「粉丝」二字早已贬值，动一下手指头按键，关注你，便是「粉丝」了，分量很轻，甚至有不少性格阴暗的人以「粉丝」之名躲在屏幕背后盯着你，随时对你攻击抹黑，友敌难分，反正谨记一位美国企业家说过的提醒便很管用：「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从来不会像别人称赞你的那么美好，却亦不至于像敌人痛骂你的那么劣坏。」

因此我的最大感受只是暗暗好奇，到底有着什么理由令她热情如此、令他腼腆如此。忍不住向马来西亚的书商朋友打听了，朋友哈哈大笑，提醒我千万别自作多情，她是所有作家的粉丝，谁来了吉隆坡，她便买书去捧谁的场，追逐作家是她于照顾家庭以外的最大娱乐，听说她情绪很不稳定，经常打电话到出版社投诉芝麻绿豆的事情，抓住电话筒便不放手，唯有站到作家面前，她才谦卑，立时变了另一个人。

哦，明白了。她丈夫的表情想必不止是歉疚而更包含欢喜和担心，歉疚于妻子过度热情或会令作家感到不自在，欢喜于看见妻子跟在作家见面的短暂过程里享受了美好的片刻，担心妻子回家后再次陷入情绪翻腾的漩涡煎熬；他能够帮得上忙的，似乎就只是陪伴在旁，替她和作家拍照。一位善良的南洋男子。

这回再遇女粉丝，没拍照了，我也没问她为什么丈夫没在身旁，签完名，轻轻握了手，拜拜道别。她有她的故事，只不过没写出来，我只能用想象去弥补空白，留下了我的文字，她的痕迹。

指尖之间的月色

这两年都有去香港铜锣湾区旁的大坑看看中秋火龙，不为什么，只为那分红尘热闹。

大坑的夜晚，从港岛天后地铁站清风街那段已经开始酝酿人气，窄窄的街道两旁都是吃食之店，大江南北都在这里了，店老板和老板娘操着不同腔调的普通话，有些甚至只讲普通话，令特区一角高速转型为岭南城市。

记得听长辈说过，五十年前的北角和筲箕湾亦是如此，亦是北人南来的集居地，上海的，福建的，潮州的，外来人都住此，所以说的都是「外省语言」，亦有普通话，广府话反成「次等用语」，不常听见。其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有了短暂的「本土化」，所谓「香港人」现身了，「外省人」也被「同化」了，广府话夺回主导地位，老广占了上风，但想不到「本土化」了匆匆廿年，又向北看了，普通话和人民币当道，香港重新「回归母体」，谁都挡不住。

夜里的清风街，在九月中旬的日子，炎热里偶有凉风，稍稍符合了街道名称的寓意。车位少，车子乱泊于路上，警察不常来抄牌，或许是为了体贴民情，不想打扰市民的觅食胃口。但亦有抄牌的时候，可连抄牌亦是体贴的，我曾遭遇一位年轻警察，站在我的车旁，不断看手表，显然是心里划了一道缓冲底线，他等，如果车主过了某个时刻仍不回来，才动手。

我刚好在对街买外卖，瞧见了，立即飞身救车，及时赶回，警察先生瞄我一眼，耸肩笑道：「等了你一分钟，现在是五十九秒，算你运气好，把车开走吧。」说完转身，但手里仍然拿着抄牌簿子，因为路上有其他车，他走在另一辆车子旁边，再次站着等，又是另外一分钟的善良等待。

从清风街徒步往大坑，快步，大约需要十分钟，吃饱了，刚好当做运动，亦算是挤在人潮里观看舞火龙前的暖身。观众必然是多的，如果这样的时节这样的场合仍然人少，香港特区经济注定沉沦。观众亦必然大多说着普通话，而且做着相同的动作，把头仰起来，甚至把脚尖踮起来，又把手举起来，想方设法用手机拍下烟雾弥漫里的跃动火龙，以便在微博里分享，在记忆里回味，企图把岁月留住，误认只要抓得住影像，便等于能够把生命时间延长，有限顿变无限。

我也相同，拍照是好玩之事儿，没理由被八○ 后九○ 后垄断。年龄有别，体能各异，然而站在街头路上，拍照的动作可以令六○ 后跟九○ 后公平竞争，你我他的影像分别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影像记忆，谁都抢不走。

火龙在大坑，火龙在我的手机里，火龙在我的计算机里。我的手机和大脑便拥有了中秋的月色，我按键，中秋即来。我们活在手机里计算机里，中秋亦是，今夜中秋，月色在我的指尖之间，露脸了。

温柔的力量

前阵子，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在缅甸和翁山苏姬见面。

两个女人，一个强势，一个温柔。同着白色的套装，她们面对面坐着，姿态有着共解和对于彼此的女性共鸣。她们都非常优雅地、以两种不同的面貌去实践一种力量，坚持一种奉行的真理。那并非为着自我的追寻与利益，而是为着大众推动软性阴性的动力，那力量，源自温柔。

翁山苏姬那篇著名的《恐惧与自由》的宣言，告诉我们，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为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勇气」可以被描述为「压力下的优雅」─ ─所谓优雅就是面对残酷、持续的压力而不断地更新自己。

但温柔的源头必得来自慈悲。若没有慈悲作为全程长跑的目标，那么表面的温柔就成了一种悦目愉人但实为个人目的的过程。而温柔的过程应辅以坚持，若无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内里，那表象很快就因某种刺激而改变。而最后，温柔才成为一种力量，不外求，它会自生自增并给予外在，它改变人，改善环境，那缓缓的行步，并不急躁也不苛求，我们明白目的地在彼端，但亦明白那结局并不是我们可以强求也不是我们可以掌握。

我们照行日常之事，如不急不缓的、不轻不重的呼吸，温柔的累积实质在于一种当下不被挑衅、不应毛躁，甚至不冀望有力量的产生。时日既久，效应才会产生。这种温柔的表态，先是为了自己，它不会伤身伤肺，心情平静，心肝脾脏就不会因高低猛烈而失去平衡。你自己得先有这种能耐能量，才有不被破坏伤害的力量。那不是过于厚重而刚硬的盔甲，而是如一薄膜般轻微地保护着你，不容易被激怒，不轻易沮丧，当然，也不过于软弱。

有时这真像老天的一种试炼。别以为自己很温柔和善，那是因为没人踩到你的痛脚，我们是希腊神话里的阿奇里斯，他骁勇善战，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是他的唯一弱点。这时，你就要提醒自己，要为自己留一个火种。像一个出门狩猎的人，他先把取暖的熊熊火堆给拔小，唯剩火种，火种可以变大也可以微弱，出门去应对残酷的世界，有暴烈的异族、有嗜人的猛兽，那小小的火光，像个灯塔的光，你会信任它并把所有的怀疑给予销毁。它平静地导向一种目标，你可以和气地看待所有的人事物。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星球，温柔可以令自己平息，也可以令他人平息，它不是以暴烈的行动显示力量，但它源源不绝。

那火种，留在一个善心的身体里，你随处可见：一个母亲、一个笑脸、一个无国界医生、一个帮着老婆婆过街的时髦女士或是一只小狗的主人。他们的眼神特清澈，他们的动作不夸张，他们会在冬日散发一股暖意，而炎夏有着冷静的气息。

温柔的力量慢慢如空气般散发时，别拒绝，接着棒，那是长跑者的竞赛，有青茂的树林和清新的空气，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环境，我们想接触的、许久未见的善良。当力量凝聚，你身边就有一个美丽的庄园。

培养温柔，这是我在龙年给自己的期许。

Part 4/爱上几个人渣

A ．如何谋杀一个帅哥？

港女胜利宣言

志明为何爱春娇？

少年与熟女

张国荣为什么叫做「哥哥」？

非关离婚，只关抉择

情迷梦露

当你遇上这样一位teaser

你是自己的胡佛

谁谋杀了乔治·克鲁尼？

下流即风流

沉郁的理由

港女胜利宣言

《春娇与志明》在内地几乎引起公愤，看看微博，不少女子反应激烈而又可以分成三类回响。

保守阵营的，看不惯春娇及其女朋友的粗口烂舌，左一句仆街，右一句臭X，认为她们有欠教养。然而，这阵营也同样不屑于空中小姐的主动逢迎，一群女人围着志明摆腰扭臀，迹近发姣（发情），在其眼里，简直跟「淫荡」是同义词。

自由或所谓妇解主义阵营的，理所当然地不满意春娇的最后抉择，人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于伤心悲恸之后终究回心转意，太没有骨气了，影衰（严重打击）了女人的尊严；相比之下，空中小姐之敢爱敢恨，即使放手亦要用摄影机微微恐吓志明并留下对方的某个部分，反比港女更具自主权力。这阵营认为，电影的完美结局其实应改为，春娇不要志明，空中小姐也不要志明，空中小姐应该向春娇下手，追求她，诱她上床，跟她谈一场激激烈烈、荡气回肠的同志恋爱。没有男人在身边，女子死不了。

好了，不管保守或自由，都有不少内地女子对于春娇夺得最后胜利极表不满，她们这出电影是「港女胜利宣言」，是彭浩翔对于北方女子的挑衅攻击，于是有人在微博留言发炮道：「彭导这两年进军大陆，赚咱们的人民币，竟然把胜利旗帜留给港女，不想活了，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抵制他的下一出电影，让我们对彭浩翔说不！」

彭导演，吃不完，兜着走。

我没注意香港女子是否亦在网上热论春娇与空中小姐和志明先生的三角战争，是否会沾沾自喜于港女胜利的衣锦荣归。我不是女子，只是「彭迷」，所以唯一感想是很高兴彭浩翔北上两年，没像其他香港导演般抢拍不太擅长的群星大片，所以不会像他们般十居其九把大片拍成烂片，既惹笑于内地，也蒙羞于特区。彭浩翔守住了香港风格的方向与味道，把香港故事搬到北京，加入了北女，但北女并非主线，港女才是，港女在北京闯荡却可完成她的香港梦想，奇迹中的奇迹，想必受到港男港女的集体礼赞。

「男人过了罗湖桥，就唔系人。」戏里有此对白。但在彭浩翔的镜头下，香港男人此番做回了人，或该说，香港女子此番成功地把不是人的香港男人收回身边，必能在某程度上有助舒解香港女子近年萌发的强烈集体焦虑。

戏末，春娇仰天笑了。这一笑，是港女之笑，笑得好甜好罕有，好珍贵。

志明为何爱春娇？

北女们看完《春娇与志明》后极不服气，摇头叹息，不解于志明为何最终选择了春娇：我们北方姑娘又娇嗲又能干又性感又主动，空中小姐的职业又强于化妆小姐，春娇不娇，我们才娇，志明实在太愚笨。

志明为何爱春娇？

北方姑娘永远不会懂得，关键理由或许在于，春娇可以陪志明讲粗口。

也可以陪志明食公仔面。

也可以跟志明一起把流行歌词当做想象中的情诗，自淫意淫。

当然更可以陪志明蹲在屎坑面前，认真地看着干冰冒烟，天真烂漫地，衷心感动地，享受那五分钟的厕所内的爱恋。

相比于春娇，北方姑娘太世故了，港男不一定接得了招。

第一眼看见志明，北方姑娘便主动索取手机号码，然后传出短讯暗语「我们上床吧」，一语相关，作出既性感也安全的挑调，把志明的心情抛上半空却又落回地面。

当发现志明随身携带保险套，她会瞇起眼睛，嗲声调侃「你看事情还蛮远的」，暗示接下来必有下文，那个套子，用得着。绕着圈子说话，志明应该听得懂，但不懂得如何响应，倒不如像港女般扯开嗓门，厉声喊叫：「吓，你为什么带着这么恶心的东西？想怎么样呀你这个变态佬！第一次见面罢了，有必要这么急进吗！」骂得干脆，明刀明枪，港男才受用。

还有还有，北方姑娘会带志明跟她的朋友们喝酒聊天，用叽里呱哩的普通话谈着世情与未来，投资什么生意，开设什么小店，语调快速轻盈，志明这回肯定听得懂，却不一定跟得上，唯有默默含笑低头玩手机。

当然还有还有，北方姑娘追随不了港男的玩冰游戏，看着从屎坑里冒起的白雾云烟，她皱起眉头道：「好脏呀！」志明无奈，忍住扫兴，独自沉溺。

你是什么人便会遇见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便会选择什么人，「门当户对」，不限于财富家世，亦可指性格嗜好。北方姑娘再如何诱惑吸引，终究填补不了某些港男的某些空隙，她们往往只是摊摆在华丽桌子上的一盘游戏棋子，玩乐过后，总要过回寻常日子，港女才是港男的柴米油盐。「一辈子很漫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戏里有此对白，算是看得透澈，但问题是，爱上人渣的人，通常又是什么人呢？这倒也值得问自己一问。

而且，别忘了，倒回来也一样，征服港男的北方姑娘不一定享受港男，如果志明选择的是空中小姐，说不定六个月后，空中小姐将会另选一位北方大爷。那时候，志明哭着回港找春娇，春娇一边骂他「仆街」，一边问：「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煮碗泡面给你吃？」

天生一对，港男港女，吵吵闹闹地，欢天喜地地，携手走下去。

少年与熟女

香港无线电视最近制作了一档游戏节目，叫曰《盛女爱作战》，找来美容专家、服装专家、爱情专家之类专业或半专业人士，帮忙把四五位参赛「剩女」包装成美艳熟女，并带她们出席各种社交场合，让她们有机会结交男朋友，唯望爱情之树开花结果，不再剩，不再哭。

这节目极受欢迎，却亦有人写信向政府投诉，认为它「意识不良」，把爱情关系比喻为「战争」，破坏了男女之间的纯洁云云；又谓这节目强调爱情攻略技巧，只谈「求爱」，完全没谈爱情本身，等同侮辱了爱情。

课堂上，有学生请我发表意见，我当然全不同意。

把「剩女」唤作「盛女」，当然是神来之笔，扭负为正，简直是逆转胜的文字精品。「盛女」是个好名字，语义丰富，足供延伸解读。这个「盛」，既可是财力强盛之盛，也可是经验隆盛之盛，更可是欲求旺盛或肝火猛盛之盛，或如佛家语，是五阴炽盛之盛，好端端的一群女子放在眼前，视乎你是否懂得爱惜欣赏；而无论是哪个盛，多歹强于残山剩水之剩。

至于「爱作战」，亦无不妥，谁认为这节目只重谋略而抹杀爱情，谁便是低估了现代观众的智慧，或自己本身根本成见有余、智慧不足。

为什么？

「战」是极具意义诠释弹性的文化符号，世上任何挑战都可用战争比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同样适用于对个人心志的严峻考验。在一个流行冷嘲热讽的社会里，独身女子站出来对全世界呐喊「我不是剩女而是盛女」，必须拥有超强勇气，而且，在游戏过程里，既要过五关斩六将，努力避免差池出丑，亦须冷对事前事后的评头品足和狗仔跟踪，稍为软弱，便易崩溃。盛女们最后都做到了，挺胸而立，争取自己渴求的人和事，在世人眼前挣扎变身，结局不管是胜是败，皆脱胎换骨，以今日之我打败昨日之我，这场战争，打得光荣，不必愧疚。

是的，爱情当然也重要，但谋略和爱情本非对立对决，电视节目提醒盛女学习人际攻略，并不代表引使她们忽略爱情，动不动以「正义」之名写信投诉的文化人，恐怕只是对世情看得太少、把自己看得太重。

更何况，许多女子自小被课本或小说或电视剧洗脑，过度迷信爱情，误认有情有缘便可一生一世，故才屡战屡败。如果她们有机会早些接受攻略教育，日子脚步绝对走得不太一样。电影《食神》说饮食之道「一字记之曰心」，对，但即使有心，终究要懂得放多少油盐才可烹调佳肴呀。爱情来去无踪，故才更需要依靠攻略辅助相成。

而我在看这个以盛女为题的节目时忍不住暗暗好奇，在每集追看的观众群体里面，有多少是体力爆盛的少年男子？

少年爱熟女，常见多见，绝不限于日本AV的淫乱剧情，只不过受制于社会成见，大部分人不敢公开宣达，唯有躲在计算机面前独自意淫；然而影片里的熟女说的都是日文，不一定有字幕，而且纯属情色，欠缺心意交流，没法满足少年的全方位期待。千万别低估年轻人，少年不必然咸湿，即使咸湿，亦不必然只懂咸湿，年轻人如同所有人，对于生理心理都有盼望。

好了，守得云开，如今总算有了一个打正名号的广东话熟女节目，少年乃可光明正大地坐在家中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强忍口水，欣赏一群盛女扭臀走动、搔首弄姿，并看她们眼神迷离地面对镜头诉说心事，她们的喜，她们的悲，她们的笑容，她们的泪水，统统展现于少年眼前，让他们于恍恍惚惚之间，似跟盛女熟女有所沟通交流，甚至已成朋友，个中状态，说实在，比看AV 「健康」得多也丰富得多。

而从长远看，男子于年轻时被培育对熟女的认识了解，口味扩阔了，日后长成，便不会只慕少艾，一味认定青春肉体才是可爱。到那时，盛女市场肯定大旺；到那时，请别忘了谢谢今天的盛女节目。

我爱熟女，我爱盛女，但当然我也爱少女。如同女子们可以爱少年，也可以爱熟男，甚至可以爱老男（想想杨振宁教授几岁再婚，妻子又几岁！）。赏美无罪，爱情更无罪，唯一问题是，我已婚，那就真的只能寓喜爱于欣赏而已。

张国荣为什么叫做「哥哥」？

内地传媒于「世界读书日」前来邀谈《红楼梦》，经典之书，亦是老掉了牙的书，我懒得谈了，想想，这是四月，年轻女记者最爱张国荣，倒有兴趣提醒她，哥哥也曾拍过《红楼梦》。

记者原来全不知情。

于是我清一下喉咙，说，这电影以《红楼梦》故事作为恶搞题材；这部电影，叫做《红楼春上春》；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名叫张国荣。

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曾有一股「红楼热」，仅是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便先后出现五六出关乎《红楼梦》的电影和电视剧，有正经八百的《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演贾宝玉，张艾嘉演林黛玉；也有由凌波演贾宝玉和周芝明演林黛玉的《新红楼梦》，导演是俊男金汉，是凌波的丈夫；也有香港佳视和台湾华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甚至，有邵氏出品的风月片《红楼春梦》，但人物主线放在贾珍贾琏贾蓉贾瑞王熙凤尤二姐尤三姐秦可卿等之上，乱伦诱奸，胡作非为，终究未敢亵渎林黛玉和贾宝玉。咳，是的，风月片，轮到张国荣出场了。《红楼春上春》，这应是他投身娱乐圈所演的第一部电影，贾宝玉，男主角，稚朗的脸容，色欲的眼神，让少年的我难忘至今。

当时报上的电影广告词是：「盛大献影，红楼春上春！春上加春，当然更盏（更妙），欢迎一比高下！姐儿都说二爷好，累得二爷忙不了，风情竞卖为争欢，二爷乐得尝遍了！都云够大胆，可知其中味！张国荣饰演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后，潇湘馆尝禁果！粤语对白，儿童不宜！」

张国荣在片里当然有情欲演出，露两点，要呻吟，颇多肢体动作，最后一场戏最是经典，贾宝玉要出家，老和尚找来两个女人诱惑他，考验他，他投降了，在床上，三人翻风覆雨，好不激烈，女方抱着男方不断「哥哥」前「哥哥」后地唤喊，风月无边，记忆有痕，日后张国荣成名了而仍被普罗影迷唤作「哥哥」，其实是一语相关的暧昧双关，既是亲切，亦是戏谑。

「哥哥」远去，影像犹在，而我也仍记得，那年初春跟两位死党于周末到电影院看《红楼春上春》，血脉澎湃，思绪流窜，一入红楼深似海，色欲无边，回头无岸，不管成长后潜心读了几遍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做不成端正破执的好人。

非关离婚，只关抉择

印象中，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 ，台湾译《分居风暴》）是我看过的唯一没有涉及第三者的离婚电影，一对夫妻，一个女儿，寻常生活吵吵闹闹，像在一根木条上不断增加压力，琐碎，但沉重，刚开始时或不觉得严重，可是重重叠叠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并到了一定的时间，啪的一声，甚至是无声无息地，木条断裂，站在上面的人都要被迫选择。

选择放手，往下堕落，回到地面开展另一段新的生活；或者搬出强硬的意志，或躺或卧地在裂痕斑驳的木条上坚持下去，是好是歹都留在原地，不愿告别，不敢告别。

但要紧的是任何选择都不仅是自己的选择而更直接影响到另一些生命：孩子的、亲友的，环环相扣，几乎没有尽头。台湾作家骆以军在《脸之书》里转述过他朋友的故事，出门倒垃圾，身穿简便衣衫、没带钱包、也没有信用卡，通常只需花上两三分钟时间，但那夜或因风雨飘摇，情绪比寻常时间特别起伏激荡。站在小巷口，抬头望望屋子里的灯，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这个小方格里过着如常日子；而他，站在屋外，心底忽然涌起一阵冲动，极想一走了之，离开他们，走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尽管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和为什么要走，却偏偏想走，偏偏非常渴望脱离原先的生命轨道，仿佛不管去哪里都比留在原地好得多、强得多、有趣味得多、有意义得多。

可是，他离开巷口，往前走了几步，忽然想到：「我的孩子在十年后、二十年后，可能终其一生会反复追问，重现这一个台风天，为什么我会没有任何理由地离家出走，从此改变他的一生。」像被一桶冷水迎面泼来，冲动立即止住，出走之火，全盘熄灭。

然后呢？骆以军问。

「废话，我当然熄灭了最后一根后，又乖乖上楼，回去那屋子里，我老婆我孩子本来该有的人生。」他的朋友犹有不忿地回答。

《伊》片说的岂不亦如此？这戏说的不仅是爱情而更是选择，不仅是离婚的选择亦是生命的选择，男女主角、女儿、法院执事、跟男主角发生矛盾的另一对夫妻……各有取舍的困难，各自皆要拿出勇气作出选择，选择信或不信，选择诚不诚实，选择跟从或违背真相，而每个人的选择皆互相紧扣互相影响，只是当事人懵然不察。

透过一段婚姻的分合和另一段人际的争执，导演拍出了生命的层次感，无常与无奈，令人沮丧，但再无奈再无常，人亦必须选择，选边站，替自己也替别人选择一个未来。电影情节开展得缓慢，有三分像拍纪录片，却仍戏味十足，尤其末段，忽而爆发，峰回路转，深深撼动观众。导演拿走了奥斯卡，我们开心买票入场，抱持困惑离场，这便是，好电影。

情迷梦露

电影《梦露与我的浪漫周记》虽然没有谈及她的死亡，但戏内所描述的她，已足说服观众，是的，她的离奇死亡很可能根本跟肯尼迪无关、跟FBI无关、跟任何人无关，而只是，她于情绪极度低落的冷雨夜晚，亲手把自己送往鬼门关；或许本来并不真的想死，求的只是一夕好眠，又或只想吓吓别人，无奈弄假成真，回不了头。戏里的玛丽莲·梦露充分拥有自毁与毁人的双重欲望，S和M都在她的身上，她总喜欢勾诱，然后捕获，诱惑男人如猎人在丛林内诱捕迷乱的小白兔，她在林中设洞，洞前有草，洞内有饵，兔子心甘情愿地往洞里跳，堕下后，仍在梦中，不懂悔恨，待到梦醒，悔恨也已太迟。

问题是，抓到了兔子的女猎人，快乐吗？

当然不会，否则便难成其为SM了。当兔子堕入洞里，女猎人会走近，蹲下来，用怜悯的眼神检视它、察看它，并用手一把揪住它的大耳朵，把它拎起，凑近鼻尖，跟兔子四目相顾，互相好奇探索。然后，女猎人会对它轻柔说话，对它的遭遇表示同情，并伸手轻抚它的柔毛，再用指尖轻刮它的皮肤，让兔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畅。一阵暖流游过全身，像触电。

但当兔子犹在享受温柔，女猎人早已变脸，双眼一瞪，眉头一皱，痛斥它为什么这么愚蠢这么贪婪，为了那么一点点诱惑便甘于自投罗网。骂完一阵子，骂够了，骂爽了，女猎人站起，把兔子狠狠地往天空一抛，待其落下，伸脚用力一踢，把它踢到远远林间，懒理它的喜乐生死。

而当兔子消失于视线之后，女猎人再次蹲下，抱头痛哭，哀伤于自己的运气不济，怎么老是遇上贪婪愚蠢的兔子，怎么总是这么容易让小动物伤透了心。她难过非常，悲哀于自己的命运，悲怜自己，怜惜自己，泪流一发不可收拾，深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女子，于是，暗暗痛下决心，再设另一个陷阱，再等另一只兔子，看看有没有可能遇上一只拒不受惑的小动物，若有，她愿意随它走到天涯海角，不离不弃。

拥有这般病态性格的女子，注定一辈子在男人之间周旋，亦几乎注定必为男人而死；她同时有着「女王病」和「公主病」，而到最后，双病齐发，唯一出路是在酒和药之间了结自己。

路是人行出来的，坟墓却总自掘。情迷梦露，再见梦露，死亡才是她的解脱。

当你遇上这样一位teaser

《梦露与我的浪漫周记》的梦露是个teaser波霸，喜于也善于诱惑男子，然后，在男子上钩之后，猛然一脚，把他踢开，让他记住自己一辈子。这是teaser最常挂在嘴边的分手台词：「明天睡醒，你把我忘掉吧，忘记我，从此忘记我，就像这事从没在你的生命里发生过；嗯，可是，如果你真的忘了我，我肯定非常伤心失落。」婉转的声调，迷蒙的眼神，男子听了，更必一辈子把她记住。

精于戏诱的人是可恨的，但，可怕的是，她又同时是不可拒的，面对她，你明明不断提醒自己要小心小心小心，要谨慎谨慎谨慎，要提防提防提防，可是偏偏于有意无意之间把她发射过来的诱惑讯息全盘接收，她向你射箭，你心里立志闪身躲开，双脚却完全不听使唤，呆站原地，任由利箭直直刺向你的胸口。你很痛，但又痛得很快乐。为什么没法拒绝？

如果欠缺足够的魅力，戏诱的人早已难成戏诱的人，她既是了，你便逃不了了；在她的魅力笼罩下，你手足无力，付出一切，她像一根绳子已把你牢牢捆绑于船桅之上，风吹雨打，你躲不开也不愿躲开。《梦露与我的浪漫周记》里不是有这么一句对白吗？梦露拍电影，例迟，大家等她一两个钟头是平常事，即使到了片场，亦常发脾气，或掉头而走，或马虎入镜，令所有人恨不得把她压在地上，用皮鞋狠狠地在她脸上踩几脚，或者冲过去，左手按住她的肩膀，右手举起，用尽全身力气往她脸上打几个耳光。

可是，如果你能够耐住性子，等她，忍她，让她的情绪和精神慢慢进入状态，突然之间，脱胎换骨，她变了另一个人，在摄影机面前变成一个发光体，闪闪亮丽，诱使所有人注视，于是有一位演员吁气感叹，「当玛丽莲演得出色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再想移往其他地方」。她就是宇宙的中心，你甘愿跪下膜拜。

颠倒众生，世间或许有好些人拥有梦露的诡秘魅力，但不见得有很多人懂得用它，更不见得有太多人沉溺于用它。梦露却三者兼是，有它，懂它，用它，乐此不疲，她实在喜欢用魅力来翻转周遭的世界。讽刺的是，像梦露这种teaser经常抱怨没人爱她，或爱上她的人总是很快抛弃她。其实啊，短命的女神，是你从未懂得什么是爱，你从未真心去爱，而你，却最懂抛弃别人。在梦露闭目死去的刹那，恐怕仍然不知道这点浅显的道理。

你是自己的胡佛

克林·伊斯威特把美国情报头子胡佛的故事拍成《强·艾德格》，电影里，胡佛生前曾对女秘书说：「万一我有不测，记得把我的秘藏档案全部拿走，千万别让别人读到。」一年后，他倒毙家中，女秘书第一时间把档案裁碎成纸屑，非常忠诚，不愧跟随了他卅多年。

现实中确有此事，女秘书其后在国会听证会里表示，她所处理的档案都只是胡佛的信函、笔记、账单等等，皆属私人物品，跟机密无关；唯因死无对证，大家只好选择信或不信，奈她不何。

我当然不信。

理由非常简单：当有权或有机会滥权去探索机密，极少人能够抵受得住诱惑，尤其胡佛这种很明显具有「强迫性格」的病态患者，面对分分秒秒经由偷听、偷拍、偷窥、跟踪、告密而涌入的名流私隐情报，简直像一个色情狂走进曼谷的「金鱼缸」按摩院，口水直流，全身僵直，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把身上每一毫升的睾丸酮尽情喷出。倒过来说，如果不是这样的人，胡佛当初亦不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弄到FBI的首席位置，其后也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令FBI扩权。若说他没在办公室内私藏档案，太不可思议了。

别低估了诱惑的力量。王尔德不是说过这个你早已听腻的金句吗：「我什么都能够抵拒，除了诱惑。」我们都不是王尔德，然而诱惑亦绝对不会只对旷世天才发生作用，它存在着，呼唤着，从早到晚对你心底最黑暗的部分发出号令，叫你前来，跪求它，膜拜它，服从它。除了或欣喜或羞愧地被它驯服，你别无他法。

甚至，刚开始时，是诱惑前来诱惑你，让你接受它，但到了某个阶段，诱惑本身的存在已经构成诱惑，无须它来找你，你会自动去找它，你会花尽力气去探索诱惑的存在，你寻寻觅觅，把自己奉献给它。

如果诱惑是黑暗的海洋，刚开始时，是你站在岸边，海洋的波浪把你溅湿；其后，是波浪把你卷走把你吞噬，但你仍有少许力气拒抗，爬回岸边；但很快，你在恍惚之间，自行走近岸边，深呼吸一口气，纵身跳入海洋。别责怪诱惑，你其实已经变成诱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你是什么人，便会遇上什么诱惑，因为都是自找，你往你喜欢的诱惑方向走去，你喜欢，所以诱惑才成其为诱惑，正如哲学家早已点破：「我们并非被对象挑发了欲望，而是，刚相反，心底有了流动不居的欲望，才去找寻对象。」

在胡佛年代，没有网络，所以只有情报机关才可收集私隐。但，值此时势，任何人坐在计算机面前按动手指头已可窥探任何人的点滴私隐，没有人强迫你，只是你自己拒绝不了窥探的诱惑。所以你不断寻找寻找再寻找，寻找陌生者或你身边的人的隐私，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厚颜无耻。

你，其实就是自己的胡佛。

谁谋杀了乔治·克鲁尼？

乔治·克鲁尼最近连续现身于两部电影，《选战风云》和《继承人生》，各有戏味，各有造型。

《选》片的英文原名是The Ides of March ，三月中旬。大家都知道，预言家曾经批算恺撒大帝死于三月十五日，当天中午，恺撒趾高气扬地来到议政厅开会，在门外遇见预言家，他不屑地问：「你不是说过我活不过这天吗？嘿，我今天还活生生的，你有什么话说？」

预言家笑道，尊贵的恺撒，今天还未过完呢！

恺撒沉下脸进议政厅开会，会议尚未结束，他已被最宠信的布鲁塔斯从后狠刺一刀，他转身惊问：「怎么还有你，布鲁塔斯？」然后，毫不反抗，任由被杀。

乔治·克鲁尼筹拍此片，戏名套用了历史典故，情节亦跟美国三月初选直接相关，意在言内也在言外，戏味，由电影名字已经开始，充分反映了好莱坞的专业深度；香港和台湾版译名突显的只是选战主题，终究传达不出背叛之意。

背叛，是这部电影核心里的核心，在导演眼里，所谓政治，就是一场背叛和被背叛的漫长过程，所有人都在利益的大前提下，对别人的承诺背叛，对自己的理想背叛，唯一忠诚的服务对象，只是个人的生死存亡。剧情至此，其实已经跟政治无关。背叛既是人性的本质，亦关乎人性本质的取舍与抉择，不会有人用枪指着你背叛，你舍不得放弃利益，唯有选择拥抱邪恶。所以别把责任怪到政治头上，你始终才是一切抉择的原点，你必须选择立场，好的坏的，都是你选的，政治，商业，文化，家庭，莫不如此。你可能才是自己的布鲁塔斯，好的坏的，都是你。

而不论邪恶抑或正义，《选》里的乔治·克鲁尼西装笔挺，俊朗的中老年男子，魅力丝毫不输站在身边的那位年轻写手。可是，同一个乔治·克鲁尼，到了《继承人生》的镜头下，演技纵使更能发挥，造型扮相却走样了百分之七十或以上，看过去，整个人垮了、坍了，如果仍有魅力，那股魅力只来自剧情细节而非人物自身。

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

主要因为没有了身上那套笔挺西装。

《继》片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夏威夷，因剧情需要吧，乔治·克鲁尼几乎由头到尾都穿夏威夷恤，衣服是松垮的，所以穿衣服的人亦显得松垮，毕竟是中老年了，满身赘肉一旦失去西装的撑持护荫，像沾湿了的叉烧包，完全勾不起食客胃口。

于是，克鲁尼先生立即变成克鲁尼阿叔，甚至，几乎是克鲁尼阿伯。其实任何年逾四十的男子都只宜于穿西装，如同年逾卅五的女人最好随时随地把围巾披在肩上胸前，否则极易露出皮松肤弛的不雅马脚，除非自己毫不介意，一旦被拍下照片，便要难过了。夏威夷绑架了乔治·克鲁尼，夏威夷恤则谋杀了他。

幸好他的五官令他复活了。或因导演跟我有相同领悟，所以《继》片经常把镜头推近到乔治·克鲁尼的苍颓脸庞，那是极有味道的一种苍颓，高挺的鼻梁，如钩的嘴角，眼神沉静如午夜海洋，短而软的灰白头发，似把时间停住，成为厚厚的床垫，邀你入梦。所以这类男子如果不穿西装，便应把衣服全脱，抱着你，把五官贴紧你的眼睛，如一场盛宴，让你把他吃个够喝个饱。

相信我，地球上，不会有男人能够把夏威夷恤穿得好看。千万别碰它。

下流即风流

《选战风云》里的乔治·克鲁尼把胡子刮个干干净净，西装笔挺，站在讲台之上，比谁都更具总统模样，就算肯尼迪再生也难跟他相比。

但当然，如果乔治·克鲁尼真的当上总统，好色猖狂的程度亦难跟肯尼迪相比，最近有一部洋书说肯尼迪曾把十九岁白宫练习生带到自家睡房床上夺走童贞，之后又逼她淫乱杂交，其雄性荷尔蒙之爆发效应，死而未休，续为传奇，就文学比喻来说，可谓「勃起」四十载而不颓，足为大美国主义垂范。

然而该洋书只是一个洋婆的回忆自传，一面之词，单口独白，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尚待查证，譬如说，作者表示屡跟肯尼迪在酒店幽会，读者难免怀疑，总统真能这么方便爆房？不怕酒店员工看见吗？不怕记者或政敌跟踪？不怕贴身保安泄密？作者又说多次进入白宫总统睡房，这更可疑，不是说白宫守卫森严吗？怎可让一位妙龄少女如入无人之境？做爱时，不发声？毫不担心被管家发现？

如果作者所说属实，最能让读者感到惊讶的其实并非肯尼迪的好色（对这点，猜也猜得到了吧？），而是肯尼迪的保密工夫做得极为到家，瞒过了所有人，压住了所有秘密，消灭了所有证据，如此掩藏功力，亦作为所有美国大男人垂范。香港立法会有一位尸位素餐、「三点不露」的银行权贵议员曾把世侄女带到巴黎不伦幽会，但因把刻有名字缩写的皮鞋置于房门之外而遭揭发，或许，他是其中一位最急于阅读该书的读者，从中窥秘，从中学习，下回，学精了，学乖了，肯定有办法飞得更远玩得更癫。

不管是风流或下流，肯尼迪的造型，人间无敌，马英九如果坐在他身边，亦输三分。

马英九的脸相，脂粉气太浓重了，而且整天把嘴角抿紧，自己压力大，别人看见他，也感压力大。肯尼迪的表情则变化多端，沉静时，眉心拢聚，仿佛把所有意志集中到一个小小的中心，那是他的大脑，他在计算，他在思考，一旦有了结果决策，立即爆发劲力予以实践。当他笑时，似把笑容贯注到全身每一块肌肉，能够让人如沐春风，不似小马哥般皮笑肉不笑，如同一尊弄坏了的蜡像。至于穿衣打扮，马英九只得闷字一个，肯尼迪则可宜西装可合短裤，再配一副方形黑超，跟乔治·克鲁尼般活像荷李活明星。

这样的男子，咳，好吧，其实下流即风流，这是他的「特权」，我们连羡慕的资格也欠奉。

沉郁的理由

《继承人生》的最后一幕几乎是全片唯一轻松的一幕，父女仨，挤坐在沙发上，眼望银幕以外，是在观看电视，亦是在注视观众，观众不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他们也没告诉观众自己在看些什么，总之是在看，生命的戏码，从头开始，the show must go on，停不下来，直至死亡。

而某人的死亡可能是另一人的重生，人不是中心，戏码才是；总有戏码在演出，在生命里，在地球上，在，人间。

这甚具寓言意味的一幕总结了先前一百分钟的沉郁并将之抛诸脑后，观众便可轻心自在地离开电影院，不会被沉郁压垮。这正是所谓「娱乐产业」的关键底线，让你悲，却不会让你悲到底悲到沉溺，放心吧，电影结尾处总会有一个热吻或一个笑容把你从悲伤的海洋里打捞起来。

《继》片说的是死亡故事，亦是重生故事。片中乔治·克鲁尼的妻子意外受伤躺床，不言不食不醒，植物人了，等待死亡，克鲁尼先生带着两个女儿挣扎求生，努力在妻子和母亲的死亡历程里找回生存的意义，「再见了，我的痛苦，我的喜悦，再见了，我的爱人」，克鲁尼先生含着眼泪送别妻子，却亦迎接自己的新生命。

死亡当然是沉郁的，但戏里最沉郁的理由并非死亡本身，而是伴随死亡而至的沉默。丈夫发现妻子原来有外遇，不理，愤怒，站在病床边对她咆吼，问她为什么这么做，问她有没有爱过情人，问她到底还爱不爱丈夫，问她知不知道情人其实并不爱她，无言无语，妻子没法答话。愤怒而得不到响应和答案，遂令愤怒加倍愤怒。愤怒是火，沉默是柴，柴令火光加倍旺盛。

然而我忍不住想，变了植物人的妻子如果听得见他的怒吼，难道不也会愤怒吗？她会不会也有千百个问号想向丈夫提出？问他为什么忙着工作没顾家庭，问他为什么失去了昔日的体贴与雄风，问他知不知道她仍有浪漫梦想，问他有没有想过她不愿把生命消耗磨损于照顾两个女儿之上，她有太多问题想问，可是被迫沉默，沉默同样把她的怒火煽得炽热。

沉默。没有答案。多么让人沮丧。沮丧加愤怒，便等于沉郁了。乔治·克鲁尼住在夏威夷，理应是快乐的，但当沉默压顶，任谁都快乐不起来。在一个应快乐的场所里沉郁，构成了最大的反讽，遂成为电影最大的张力。这分张力不一定能替克鲁尼先生取得奥斯卡，但得到观众的掌声，是够了。

B ．时间背后的眼睛

那些年的秘密

追不到的女孩

单车背上的恋情

圆脸美学

那张圆得像月亮的脸，我爱

如果说你像王伟

许冠英和他的哥哥弟弟

古天乐与丁丁

时间背后的眼睛

你在哪里？我又在哪里？

因为有人活下来了

那些年的秘密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继续火红卖座，男女老幼都去看了，即使未看，或亦在心底冒起过一个问号，「嗯，该不该去看呢？」

当然是值得瞧一瞧的，看看新一代的台湾才子如何把一个老生常谈的爱情故事拍成传奇，并能勾动这么多人的近梦与远梦。对台湾的了解，总不能永远停留在龙应台林怀民侯孝贤之上了，他们是好的，但并不表示新的不够他们好，新一代的人，有新一代的世态敏感度，他们细致而不悲情，幽默而不沉重，他们懂得笑也懂得逗别人发笑（对了，你不妨想想，上述三位台湾才佬才婆什么时候笑过？你看过他们脸上有笑容吗？你在欣赏他们的创作时，或曾流过眼泪，但，笑过吗你？），他们所呈现的世界，比上一代的人，立体得多了，复杂得多了，有层次感得多了。

而且新一代有新一代的流行手法。就以九把刀为例，别忘记他拍过的其他电影都不太卖座，但这一出，BINGO，打中了红心。理由之一是其他电影都拍得稍嫌支离破碎，很明显没能准确驾驭影像元素，并在心底深处仍然抛不开模仿杨德昌和蔡明亮的春秋大梦，结果，艺术不够艺术，商业不够商业，两头不到岸，看得观众莫名其妙地大打呵欠。

这出戏则是鲜明地进步，百分百向主流电影叙事策略前行，美女，少年，歌曲，每五分钟一个笑点，每卅分钟一趟哀伤，像荡秋千般把观众的情绪上下推动，年轻的心经不起如此折腾，看完电影离场，整个人像被抛散了，魂魄仍然留在戏院内，剩得肉身离开；所以有不少人愿意重看这部片，其实是来捡回遗留的神魂。

更重要的是，进场的不只是年轻观众，尚有许多中年善男子善女人，或许，他们不知道九把刀是谁，但都被「那些年」三个字吸引住了。

是的，那些年，那些年，谁不曾有过那些年？逝去的日子，回不去了，却可透过别人的故事来遥想忆记，去看看别人的那些年，顺带想想自己的那些年，一百多分钟的情节，像招魂般把你的梦想与挫败统统叫喊回来。台湾只是朦胧的背景，毫不相干，可以是美国或澳洲或法国或泰国或任何一个你曾经有过难忘的那些年的所在，都可以，关键只是，你跟戏中人一样，曾经年轻，曾经爱过，所以你便买票看戏，看完也高兴也伤心。

你好久没进电影院了。而且从未试过跟这么多年轻人一起回味那些年，这一回，满足了吧你？

追不到的女孩

不管在什么年头，那些年，这些年，甚至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国家是什么民族，追过的女孩，只要是追不到手的，总能长长久久地在你心中活得很好，一直好下去，好到地老天荒，好到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还记得她，你已经很老，但她，依旧年轻。被你追到手的女孩，下场通常只有四种。

一是后来被你抛弃了，不管你当初是真心追求抑或只为满足一下征服欲，你得到了，感觉也改变了，爱情终止，关系断裂，从此相忘于江湖。

二是你后来被她抛弃了，不管她是为了什么理由，总之她决定离开，任你苦缠哀求，她仍不愿回心转意，缘尽于此，没法再盼望奇迹出现。

三是你们协议分手，或好聚好散，或恶言相向，反正大家明白前路再也无法一起走下去，唯有分道扬镳，反正年轻，最好谁也别来妨碍谁。

四呢，是你把她娶回家了，由女朋友变成妻子，甚或变成你孩子的妈妈，名号变了，角色变了，关系也变了，像棋盘上的两颗棋子，这分钟各占其位，有着特定的相对权力，下分钟，位子变了，权力高低遂有起落，也回不去了，再也没法重回昔日的关系角色，是好是歹，眼前路唯有继续前行，或白头偕老，或行到了某个临界点，终于忍受不了，割席告别，再次变易彼此的生命据点。

这四种下场，都指向某组特殊关系的变化，当你开始追求时，她在你心中是她，而在追求得手之后，她便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她，因为你们也不再是原先的你们了，感情如河水奔流往前没法停止，如台湾诗人痖弦所说：「既然被视为河流便只好继续前进。」这是感情的宿命，世间本就没有不变之情，只因世间本就没有不变之关系。

除非那段感情只存在于记忆里，像凝固于雪库里的冰条，硬邦邦地躺在脑海深处，只待你用想象将之融化，把它重新变成甜滋滋的冰淇淋，让你亲密地，私密地，舐吃。这样的感情就只能是当初得不到的感情，唯有当某个女孩，无论你如何使尽浑身解数亦没法牵到她的手吻到她的颊更遑论其他种种，唯有当某个女孩无论你如何努力亦追求不到，你才会念她如昔，直到老后。唯有这样的女孩你才会用「那些年」三个字来忆述怀缅，唯有这样的女孩你才会用上十万字的文章或一百分钟的电影去细思念想。

唯有这样的女孩，最美。追过但追不到的女孩，让你永远爱她。

单车背上的恋情

《那些年》在香港掀起了炽热「台疯」，在网络上，有人拍卖台湾中学校服，或白或绿或灰或蓝，裙裤齐全，任君cosplay，让廿一世纪的香港少年买来体验美丽之岛的昔日纯情。

穿上校服，固然有助怀旧，但如果能够同时拥有一部台式单车，始算圆满；别忘了《那些年》里的好些动人镜头皆在单车椅背上跌宕完成，没有那两个轮子的支撑承抬，一段青涩恋情终究欠缺了若干暧昧气味。

别小看那两个单薄的轮子，它们把你们撑起，把你们跟地面分离，在椅背上，你们自成一个小世界小宇宙小天地，你们是小星球上的王与后，发施号令，天旋地转，你们心甘情愿地迷途不归。

在香港谈恋爱，其中一项可恨是没法踩单车。我不是说找个假日相约到新界乡村、花六十元租一二辆单车、各自戴上硬邦邦的头盔和穿上护膝护腕的那种踩法。我说的是，每天清晨，穿妥校服，背起书包，心情忐忑地跃上车背，双腿用力狂踏小小的板子，呼啸前行，赶到学校，为的当然并非上课而是暗暗盼望在回校的路途上遇见她，如果你够幸运，她果然在，她或在走路，或也在踩单车，于是，有戏了。

追女孩，快乐；踩单车追女孩，刺激。因为变幻莫测。她的单车轮胎可以突然没气或爆裂，你可以纵身下车，陪她把车子推到路边车房救急处理。或索性两人各自推着单车，一起走路，缓缓地却又心焦地，赶在上课铃声响起以前返回校园。或索性叫她把单车锁在路旁：「别骑了，我载你。」请她跳坐在车子的窄窄的后座，侧着身子，用双手轻轻抓住你的衣衫，摇摇晃晃，沿途风景都很熟悉，但两人的心情却极新鲜，像探险般用话语探索对方，即使嘴上沉默，脑海却极嘈吵，千百个问号同时冒起，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不确定下一句话该不该说，恼人的问号，甜蜜的问号，永恒的问题。

万一，下雨了，那更好，增添了若干同甘共苦的悲剧感和挑逗性，湿透的头发和校服，若隐若现，像有一只小猫咪在舐你的耳朵，你不知道应该拒绝抑或逢迎。

而如果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天气，不妨考虑跷个课，就算是一次小小的私奔，两个人，一辆车，吱嘎吱嘎地直踩向小城深处，沿途停下吃碗剉冰，红色的蜜糖淋在白色的冰上，预告了生命恋情之猛烈暧昧。这个早上，生命里至少有这样的一个早上，你非常非常快乐。

圆脸美学

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时已很喜欢陈妍希，于是吾妻笑我，汝非宅男，口味却跟宅男相同，惭愧不惭愧？

当然不惭愧，我说。因为我的赏美口味比一般宅男广阔得多，年轻的成熟的，肥胖的偏瘦的，开放的含蓄的，高的矮的，看在我眼里，都可各有美感，都可被找到某个方面的美态。请注意，我是说「被找到」，亦即，此等美态或于常人眼里不算什么，但在我这「资深赏美专家」眼中，却会跳出来、突显出来，只因我的人生资历够深够厚，我懂得如何在平常之中寻找美意。我其实是女子的「恩人」。

吾妻不信我，于是，又笑了，并且骂我「不要脸」。她总爱笑，也总爱骂我。

《那》之后，陈妍希的新片《爱的面包魂》最近在港上映，不知道卖不卖座？那些年的这女孩，人气指数不知道能否持续发烧？

其实陈妍希已经廿九岁了，用内地的标题来说，未嫁，单身，早已入列剩女名单，只不过长得一副娃娃脸，浅浅的酒窝，甜甜的笑意，加上在《那些年》里的清纯造型，依然觉得她是邻家女孩而不是熟女人妻。这是运气亦是福分，电影圈里的其他女人，求不得，恨不来。

陈妍希之于电影圈，除了运气福分，另有一项独特气质，那就是，廿九岁了，居然仍是圆鼓鼓的「包包脸」，而又居然能够「杀食」走红，肯定惹来不少妒忌羡慕。

华人电影圈尚有几个廿九岁或以上的女艺人没有打针磨腮？恐怕不易找到。当瘦脸成为时尚，又当打针如斯方便，圆脸自然成为「罪恶」，大家抢先恐后到美容医院排队轮候，找来找去都是那几位名医，或一针一针地打，或一刀一刀地磨，咬着牙根忍痛把「包包脸」改造成「瓜子脸」，为的只是（自以为）上镜显得更迷人更妩媚。陈妍希却显然没走这条路，她毫不忌讳地挺着一张圆圆饱饱的阔脸，充满自信地，望着镜头望着你，似对你说，这就是我，喜不喜欢，随便你，人家不会好端端地为你动刀动针，你如不爱，请转身，别烦我。

陈妍希示范的是一种「圆脸美学」，值此世代，实属异类，或因物以罕为贵，宅男们趋之若鹜，流了口水。

宅男早就应该学习欣赏圆脸了。亲吻，温顺柔软；轻抚，手感充盈。其他女孩的尖细得瓜子般的硬脸，其实只适合用来别牙。陈妍希才是王道，她的走红，希望能让圆脸女孩们不再自卑，乖，相信叔叔，你们才是最好。

那张圆得像月亮的脸，我爱

我确是曾经喜欢邓丽君的，理由却跟她的歌声没有太大关系，而只因为，我妈长得跟她有五分相似，咳，我主要是说，她们一样有着一张圆圆的脸，而我跟所有男人一样，或多或少有些恋母情结。

我忘记了从几岁起常听我妈说她自己像邓丽君，总之每逢报纸娱乐版出现邓丽君的照片，我妈见了，就会说：「唉，我当年就是长这个样子，脸圆得像初一和十五的月亮，而且我跟邓丽君一样，曾经参加过『工展小姐』选美，只不过她赢了冠军，我却没有。」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记错了，邓丽君并没参加选美，她是在一九六九年来港，在「工展会」上参与义卖，亦获得当届的「工展会慈善皇后」荣誉，我相信这是特别颁发的奖项，亦是预早安排的，不必争，不必选，而我妈则是明刀明枪地参加比赛，我从未问过她是第几届，也从未问过她得了第几名，因为在我当年的心里，她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

回想起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工作以来我所曾或明恋或暗恋过的女孩子，无一不是「圆脸美女」，满月的脸，是王道，是正道，是唯一之道，此乃女孩子进入我眼睛的第一门槛，先过了这关，再说其他。生平首次发现自己这个「癖好」是在高二，跟一位学妹交往拍拖，把她的照片带回家，我妈瞧见，酸刻地说，一张脸圆滚滚，正好用作制造月饼的模子—— 自己脸圆像满月，别人圆脸则似饼模，待己以宽，待人以严，嘴巴真毒。或许她其实亦有恋子情结，暗暗妒忌儿子的女朋友。

对于邓丽君，我妈倒是欣赏的，可能打从心底她把自己投射到邓丽君身上，所以爱听邓丽君的歌，爱看她的电视节目，爱读关于她的所有八卦。邓丽君于八十年代多次在香港开演唱会，我妈都买票捧场，即使到了今天，偶尔路经铜锣湾利舞台，她仍不忘提一句，邓丽君当年曾经在这里登台。所以你不难想象当邓丽君于一九九五年病逝泰国的消息传来，我妈是何等哀伤难过，当时我在美国读书，打长途电话回家问候，她匆匆应酬了几句便急于收线，我爸后来经常笑说那阵子她连麻将也不太打了，整天坐在客厅盯着电视，两三天没有笑容。我妈矢口否认，笑道除非病危，否则一辈子不会停打麻将，而我说到底是相信她的，记不记得我曾写过，她在我躺在医院加护病房床上之际仍有心情打牌，我是她的唯一儿子啊，连我都没法让她弃战，何况非亲非故的邓丽君？哀伤归哀伤，麻将好友，不可弃绝。

邓丽君远去十七年了，但我跟邓丽君／我妈有关的「圆脸钟情并发症」并未休止，直到如今，人老了，仍然在视觉欣赏上对圆脸女子给予额外加分，这是我，没法了，圆脸圆脸，我的永恒的soft spot。

如果说你像王伟

王伟先生逝世了，看见消息才想起，嗯，确有好一阵子没在电视上见到他了，也才忆起，昔日曾经对小屏幕上的这位高大汉子印象深刻。当然，那时候，他不算老，才三四十岁，充其量算是中年或「前中年」，可是在那时候仍是十来岁的少年的我眼中，已是非常成熟的男人，很man，很有格调了。

当报纸谈到王伟的电视剧贡献时，十有八九举的例子是TVB剧集。没错，于一九九○年代以后二十一世纪之初，王伟的主要演艺战场确在无线。他演皇帝，演侦探，演商人，都像。尽管并非什么一线演员，却总有最起码的戏份，算是红花旁边的绿叶吧，自己入戏，也有本领让戏剧本身更显戏味，这便是一般所说的「专业」成就了。

可是，大家似乎忘了在TVB以前，王伟曾在亚洲电视工作了几近十年，亦在亚洲电视的前身「丽的电视」工作了另一个十年，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演、演、演，把自己的身影气味灌注到港式电视剧的定式罐头里，让无数香港人深深记得他。

我最开始记得他，是一九七八年的《鳄鱼泪》，他饰演黄德，正邪难辨，似明乍暗，令人寒心。《鳄鱼泪》是经典剧集，等于第一代的《窃听风云》或《夺命金》之类电影的电视版本，股海浮沉，商战欺诈，道德抉择，钱权勾结，该有的「资本主义式腐败」都有了，充分流露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香港集体焦虑。那时候的TVB尚未「一台独大」，对手电视台好戏连场，而王伟正是其中一位关键战将，《浣花洗剑录》、《大地恩情》、《奇女子》、《巨星》、《天龙诀》等剧集，都有他的戏。「丽的电视」摇身变为亚洲电视后，一出又一出的古装电视剧亦曾持续了好几年热闹，王伟仍在助阵，只可惜，后劲乏力，每况愈下。那时候的亚洲电视，好演员仍是那些好演员，好演技仍是那些好演技，但因受电视生态的结构限制，好演员和好演技皆没法从收视市场里赢得合乎比例的肯定，那年头的王伟，想必暗带郁闷。

一九九○年代之后，王伟重回TVB，说是「重回」，只因他在加入丽的电视以前曾在无线工作两三年，一去十五载，回来了，如鱼进水里，一出又一出的电视剧让他过足戏瘾，也让观众看得过瘾。这时候的王伟，年纪更成熟了，由三十多岁的「熟男」变成五十多岁的「超熟男」，脸庞阔横了，眼袋深厚了，幸好头发没有变得太少，所以戏路宽广，时装古装，好人坏人，都能演，颇受街坊妇女的热烈追捧。当时我父亲也正五十多岁，我记得他穿上西装，常被朋友说「跟王伟有几分相像」，他高兴得要命，仿佛那是对于「初老男人」的最大肯定。当时我廿岁出头，听见了，看见了，忍不住发笑；等到如今我自己也坐四望五了，暗想，如果再老几年而能够像当年的王伟，已是幸运，我已满足。

王伟去了，在这消息见报当天，另有一段消息，邵逸夫将于明年初正式退休，不再直接管理。这是关乎时间消逝和流动的消息，在年终的日子里读到，特别令人有所感怀。

许冠英和他的哥哥弟弟

四年前的农历新年到香港大球场看许冠杰的演唱会，那是球场，亦是演唱会馆，可以容纳四万位观众，我小时候常来这里踢球嬉戏，曾经梦想自己代表香港队对抗日本队，在最后一秒把球踢进对方龙门，取得胜利，成为民族英雄。

英雄梦当然早已烟消云散，我很快便发现，只要努力不成为「民族败类」便已算是对得起自己和国家了；是什么料子便做什么人，把角色演好，亦算是卑微的英雄。

许冠英也算这样的一个吧？夹在哥哥许冠文和弟弟许冠杰之间，他们是大明星大歌星大导演大编剧，而他，这么多年了，永远只演闲角丑角配角笑角，勉强说是红花旁边的绿叶，但绿得时间久远，自成一格，反而常有电影可演，若纯以数量计算，演出机会不会少于哥哥弟弟。

难得的是哥哥弟弟又总是不忘关照，许冠文筹拍电影，可能没有许冠杰的分儿，却必有许冠英；许冠杰开演唱会，许冠文极少现身客串，许冠英却常在中场时间跳出来载歌载舞以撩拨气氛，四年前那回，亦是，许冠杰到后台换衣休息，轮到穿红着绿打扮得有如鹦鹉的许冠英霸占舞台，用歌曲用笑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乐。他说：「这是我弟弟的舞台，所以也是我的舞台，这是我的命运，你们尽管妒忌吧！」

当许冠英说「命运」二字时必是心情暧昧。家中的老三，哥哥弟弟都是大学生，唯他中学毕业后便混社会，在办公室里做小人物，跟惯演的电影角色保持一致。哥哥弟弟的长相，或精明，或俊朗，或高大，或峥嵘，唯他天生几分「猪头龟身」格调，除了谐星丑角，难有其他发挥空间。幸好他也发挥出属于自己的一套表演方程式，瞇起一双小眼睛，嘟起嘴唇，吞吞吐吐地说着含糊呢喃的傻话，你绝不会用「幽默」二字形容他，但他的点滴诙谐和滑稽已足让你轻轻松松笑几声，他尽了他的责任，你鼓不鼓掌都无所谓，他应能自得其乐，并且有钱可赚，懒得理你。这是他的生存之道，具体实在，无怨无尤。

但许冠英终究有他的幽默成分。电台主持人访问他，有没有妒忌哥哥弟弟，他笑道：「没有，老天给我这副身材样貌，我便用它到百分百便算对得住老天，而且，嘿，做小人物没有压力，我亲眼见过哥哥弟弟所承受的压力非比寻常，我担心自己受不了；更何况，每个人都会老，老了，样子都会变得大同小异，所以我会愈来愈跟他们长得相像。」

那是十多年前的访谈了，我在收音机的广播里听过，很深刻，因为很乐观，但事实又证明许冠英过分乐观。没错，老了之后，样貌趋同，但问题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变老呀，六十五岁，你便去了，还未老到跟哥哥弟弟相貌相像的年纪便去了，连做个小人物你亦没法比他们长命，你不能不算是个倒霉鬼。

话说四年前那场演唱会，当许冠英唱毕，我便离场。理由跟许冠英或许冠杰无关；只是我环顾四周观众，发现十居其九跟我属于同一个年龄层，破败残缺，不堪闻问，我像照了镜子，忽然颇倒胃口，受不了了，起立走开，从此，没再见过许氏兄弟，也不可能再次同时见到了。

古天乐与丁丁

尽管打着史提芬·史匹柏的高大名号，《丁丁历险记》在香港特区似乎没有受到热烈追捧。

其实不难理解，这套源自欧洲的法语漫画在美国和英国虽受欢迎，但跟其他英语作品相比，向来只算是「主流中的边缘」，即连史匹柏本人亦只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知道这位漫画英雄的存在，当时他的「奇兵」电影在法国大卖特卖，出现许多影评，他不通法文，读不懂，却在字里行间经常看到TINTIN的名字，问了助理，始知原委，法国人认为电影男主角跟其深爱的丁丁历险颇有相像，都是往地球各处跑来跑去，都是冒险犯难却又化险为夷，都是刺激紧张兼曲折离奇。

史匹柏心动了，眼捷手快地打电话给丁丁作者艾尔吉，更约定稍后亲身飞往比利时找他，可惜到达时，作者已死，但遗孀依约把版权卖给他，促成了生死之间的创意交集。可是史匹柏拖了廿多年才动手把丁丁搬上银幕，他一直构思如何把丁丁拍好，想呀想，终于，立体电影技术成熟了，他的想法才成熟，才有此片。

我也是很晚才知道世上有丁丁。在九十年代初，带小女孩在美国逛书店，童书部门，丁丁当头，她拿起书来看得津津入味，回港后亦是不离不弃，虽然不是最爱，但仍在她的排行榜十名之内，透过这位短发英雄，她游历了世界。

内地于七十年代已经有了丁丁漫画中译本，目前卅来岁的男男女女，许多都是读他长大，如今有了银幕形象，更是看得如痴如醉。法语世界有Tintinesque这个词儿，指的是梳着丁丁发型的男孩，善良、勇敢、幽默，喜欢往地球上每个角落闯荡探索。其实我觉得大银幕上的丁丁选角过于老成，减弱了漫画人物的稚趣，不好不好。如果《丁丁历险记》要拍华人版本，找王祖蓝来演，倒是最适合。杜汶泽也好，只不过略嫌超龄。对了，古天乐最近现身于报上娱乐版，梳的头发有几分似丁丁头，他可以演个「靓仔版丁丁」，加添一些恋爱情节，把丁丁「本土化」，亦是不错的选择。丁丁的世界，一位男子，一头白犬，发掘人间的真善美，但对于这份欧式爱心与善良，香港人未必领受得到。

看《丁丁历险记》，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那条可爱的小狗，它叫做「白雪」，SNOWY，忠诚机智，还爱喝威士忌并且醉态可掬，替漫画情节增添了两成魅力。但「白雪」只是英国人给它的译名，它在法文原作里叫做「米卢」，MILOU，是阴柔的名字，是一位女子的名字，漫画作者艾尔吉于年轻时追求过她，失恋后，把爱慕转化为创作，亦算是另一种痴心长情。

艾尔吉绝不是个天马行空的创作人，或因画的都是丁丁的探险经历，异乡外国，他为图像，切切不可凭空乱想，于是他参考了大量的游记、地图、新闻材料后，始敢下笔，许多时候更会在漫画再版时一改再改，务令丁丁置身的历史时空更贴近真实。他的工作室像个图书馆，排满高高的资料柜，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从时装到食物，从家具到建筑，能够搜集的他都努力拿到手，创作时，助手们根据资料勾画场景，他则亲自负责画出人物和构思剧情，数十年如一日，男女主角都是他的孩子，他从不假手于人照顾。那毕竟是没有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古旧年代，如果有了，数据柜的空间便可省去，但如果有了，丁丁的历险故事也不见得会红，在电子时代里，每个人都可以是丁丁，在网络上自行探索奇幻，用手指头代替双脚行走天下，不再需要代言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典型，丁丁的时代，终究过去了。

所以史匹柏拍出的《丁丁历险记》难免予人淡淡的过时感觉。无论是人物的观念想法，抑或是对白的台词腔态，甚或是服装的造型扮相，仿佛都只在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那逝去的故事，那昔日的故事，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惊险与恐怖，以及智慧和爱人，很动人，却又始终有点隔世之感，尽管有后现代电影技艺的支持，仍难引爆共鸣。电影放映了，据闻除了在比利时和法国引起轰动，其他国家的观众皆没太被打动。

史匹柏错了。他在一九八三年买下版权时，便该拍成此片。晚了廿八年，追不回来了。

时间背后的眼睛

奥斯卡颁奖礼的开幕歌词把马丁·史柯西斯调侃得非常准确，《雨果的冒险》明明是他的电影，却没有血腥没有枪杀没有炸弹，确实非常不像他的电影；史柯西斯哈哈大笑，美式幽默的精髓是，被嘲与自嘲，同时现身，缺一不可。

但《雨果的冒险》最后输给《大艺术家》，史柯西斯不知道还笑得出否？

应该可以吧，我猜，至少因为《大》片是向电影史致敬之作，怀缅黑白年代的黄金盛世，史柯西斯正是电影血脉的关键支流，回看前辈前尘，他也应看得笑中有泪。

两部电影，我都是喜欢的。喜欢《大》片女主角在嘴角唇边涂上的那颗小小的黑痣，如星如月，挑逗你的窥探欲望。但更喜欢《雨》片小演员躲在钟楼里往外窥探的那双明亮眼睛，那既是少年的眼睛，亦是时间的眼睛，远远的，高高的，静静的，俯瞰人间，仿佛暗示喜怒哀乐在拉长了的时间宽度里其实各有因由、各有位置、各有结局。别急别忙，是你的，总会归来，时间不一定公平，但通常公道，不会对你亏欠不还。

时间背后的眼睛，老去的史柯西斯，不再残酷，回归温柔。

至于《大艺术家》，那个「最佳影片奖」的评核标准想必包含「最佳勇气」成分，旨在表扬制片敢于尝新试鲜（或该说，回溯怀旧？）。

默片难拍，对导演构成极大的挑战，所以也对导演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几乎所有星级导演都拍过或企图去拍，但若非因为筹集不到足够资金而被迫放弃，就是基于市场考虑而折中迁就，只拍一半，透过剧情安排，让黑白忽然变回彩色，让演员突然发出声音，故就只算是有了「默片元素」而非认认真真的默片。

默片难拍的主要理由是你必须精准掌握观众的投入心智。

打个比喻好了：拍片如上战场，我们目前看到的主流电影让导演手上拥有不同的军事武器，艳丽彩色、声音特效、数码科技、对白金句……全都是赌桌上的筹码，任由导演调配运用，进可攻，退可守，层层叠叠射向观众的眼睛，把观众包围于黑暗电影院的声光幻化之中，脱身无穷。

默片呢，色调只是层次相近的灰与白，金句只是简短精练的字幕，声音只是符合动作节奏的配乐，导演像手里短缺筹码的赌徒，必须步步为营，更谨慎更妥善地使之各安其位。

是的，观众。观众的心智投入是重要的，看默片比普通电影需要更大的专注力和想象力，因为默片有许多空隙，在镜头上，在画面上，在剧情上，观众必须自行把片段与片段之间的rupture连贯起来，始可明白电影到底在说些什么。

默片无声，遂令观众身不由己地在心底发声，看着银幕上的演员嗡动嘴唇，你必须想象他们在说些什么，你其实在替他们填补对白，像儿时在课堂上回答那些「填空题」；看着黑白银幕的朦胧影像，你必须更勤快地转动眼球，自动扫瞄前前后后的影像线索，并把线索组织起来，感受电影的震撼力量。默片无声，却其实是最嘈切的电影类型，声音响起于你心底。

默片对于导演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要求」非常严格，导演没法利用各式影像武器强迫或带领你走，导演只是伴你同行，你其实亦是电影编剧，跟他合作拍片。你是默片的一部分，为《大》片鼓掌，便是为你自己鼓掌，今夜，恭喜你也恭喜他们，你赢了。

你在哪里？我又在哪里？

拿到今年戛纳金棕榈的得主《永生树》绝对是一部异片。一部由诗的零碎语言所组合而成的、由那绝美光影所掌舵至彼岸而成的哲理之片。它远高于人间俗世的提问，所以悲悯所以哀矜。

所以，你可称之为曲高和寡；或是，故弄玄虚。

一开始，那悲伤的曲调就已奏起。奠下那对生命问题的无奈，与生俱来的赋予或诅咒都由我们的生命树开始。那二十多分钟的大自然的转合加上低语的旁白，打破电影叙事的传统，而指向一种大自然以至宇宙的大提问。也是导演泰伦斯·马力克挑战观众观影习性的歧路之作。

你可以说他「做作」，但你必须得把全部片子看完，别离座，你才可以充分和这位教哲学的导演对话。他对生命的寓意、他对构图与影像的敬意与专业，他对电影冀求表达的、超越电影的悲意才会渗透出来。

如果单就故事而言，简单不难懂。那是成年的杰克的童年往事。巧合的是，导演亦是长子，也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自杀身亡。影片中十一岁的长子杰克男孩，他成长得如《狗脸的岁月》、《伴我同行》那种典型的男孩成年礼，一如既往，当你有着一脸困惑的表情之时，你已告别甜美无知的童年，正式进入那充满不确定的少年人生。由男性成年礼式视角，告别童年的一种独白，以及男孩作为一个主体，冷冷凝视父子、母子、兄弟等家庭关系所产生的矛盾。像一个扫描仪，为自己未来人生做一个定位的吸纳。令即将蜕变的杰克要常常对着神提问：你在哪里，我该怎么做？男孩帮的群聚，漫走，无所事事，其实在累积着就将爆裂的如异形般的少年之我的旅程。

泰伦斯以一种干净洁美的画面结构他的童年记事，并用在记事上，以诗语、以呓语来旁奏。最动人的是那由初生婴儿到牙牙学语的相簿般的翻阅，那父亲母亲的陪伴呵护，那是每个人在远古记忆中最值得珍藏的时光。那是年轻父母最好的时光，闪烁着金黄色静静流淌的河水，但初生婴儿流向的，却是愈来愈暗涌的人间，要怎样才能对父子冲突或所有童年回忆所形成的黑暗阴影释怀呢？饰演长子的杰克对着他那暗示着金钱与权力的豪华办公室往外望，他没有欢颜，他死去的弟弟、父母在另一个世界等着，那淡然所反射的更强烈的忧郁折光，白花花地扫射在每个人底部所隐瞒的不可告人的往事之上，无所遁形。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可以很长，若以树喻之。也可以很短，如以花喻之。而要和解，必得要到此生彼岸，人人都卸下人生包袱，可以轻快地行走并找寻前世纠结在意的人与事，见到而重温一次。以电影、以艺术、以宗教。那另一世界，我们都把所有的困惑还给了上苍。

到最后我们终可以稍稍了解泰伦斯花了三年时间拍的这部电影，也可以了解花了大半辈子只出几部戏的那么慢条斯理的意涵了。他用大部分的时间在沉思和观看。他不急着要将所有的问题找出答案。

而若你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影坛得到尊敬，这部片为何可以得到金棕榈。

可能，只因为，你和他不是同类之人。

因为有人活下来了

1.一出看了三次却仍未看完的电影

说来连自己都觉得惊讶：其实，在观看3D版本的《铁达尼号》以前，过去十五年间，我从未把这戏看完。

但我清楚记得看过这戏两回。

一回是在一九九八年，在深圳买了质素很差的「非正常光盘」，坐在家里，利用那部当时价值三万元的投影机观看，把客厅的一道白墙当做银幕，把窗帘全部拉上，影像从沙发背后射出，光影暗淡，像素低劣，效果不佳，看了廿分钟，眼睛痛了，头晕了，干脆放弃。

另一回是在二○○四年左右，又是在家看光盘，但这回用电视机观赏，光盘质素也好，跟小女孩和她母亲坐在沙发上，一家三口，看得入神，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迫使我们停止看戏，陷入手忙脚乱的局面……

发生啥事？

我忘了，只记得是不太愉快的事情，正因不快，所以压抑，过去十五年间我完全没有想起此事，亦全无冲动或意欲把DVD看完，很明显我对这戏充满焦虑情绪，潜意识发生自卫作用，刻意将之遗忘。

直到3D版本现身了，已经不再是小女孩的大女孩嚷着去看，她母亲怀旧地忆述：想当年呀，真恐怖，和你在家看《铁达尼号》，看到一半，你突然呼吸不畅顺，脸色发白，把我们吓死了，立即送你去医院，原来是哮喘发作，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你有哮喘毛病，必须长期照顾，坐在医院里，我们非常难过。

我恍然大悟，呵，原来如此，原来我曾于看此戏时遭受惊吓，怪不得对它暗有抗拒。

幸而雨过天晴，一家三口又去看戏，看了新版本。一如所料，立体感非常不足，如同许多所谓3D电影，整出戏最立体的部分只是那突出于眼前的中文翻译字幕，其余皆近于平面，没有太大震撼。但一出拍成于十五年前的电影如今重看，无论是镜头或剪接或灯光或声效，竟仍完全不会让人觉得过时，实属难得，充分展现了金马伦的强大功力，而这回，我总算把戏看完了，只不过中途始终发生了小小的悲剧—— 我跑到电影院外接了一通电话，离场两分钟，重回戏院，大女孩和她母亲不怀好意地望着我笑，原来那两分钟正好包含了女主角的立体露点镜头，李奥纳多替她画画，肉体横陈，欲满流窜，统统被我错过。

我的天，可恶的《铁达尼号》，八字不合，跟我无缘。这戏我已看了三回，三回皆不顺心，看来有必要再看一次，第四回，总可以完完整整把它看个清清楚楚了吧？

2.一副望远镜和一艘邮轮

「铁达尼号」出事之际，有两位侦察员坐于船桅高处，负责监视提防突然出现的黑海冰山。气温太低了，天气太冷了，冷到眼睛都睁不开，为了避免昏昏睡去，唯有不断扯淡吹牛，交换一下黄色笑话，抱怨一下船上工作的辛劳与苦闷，想象一下到达纽约后取得工资如何狂欢作乐，以及，怀念一下故乡的妻儿老小。

侦察员的岗位不易做也很易做，因为冷，因为难受，为了确保视野清晰，他们每工作两小时即须换班，可以回到休息室，坐在火炉边，喝热茶，吃饼干，尽快恢复精神，以便应付两小时后的重新上阵。

这个夜里，这两位侦察员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急切期待换班，但忽然，船头前方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白色巨影，相映于漆黑的海面背景，令人错觉天地裂开，有个巨人用双手硬生生地把宇宙撕成两半。

其中一位侦察员吓得大叫：「冰山！冰山！」

另一位侦察员连忙向船务室传回讯息，然而，一切已迟，历史于那瞬间已成定局，百年悲哀，百年浪漫，百年故事，都在那一秒启动了笔墨。

侦察员其后活下来了，活下来的铁达尼号船员比活下来的二等舱和三等舱搭客总数还多。大难来时，穷人垫底，连船员亦踩在他们头上。

活下来的侦察员接受调查盘问，他承认，当时只用肉眼监控海面状况，如果能有一具望远镜，他相信，应可提早发现冰山；他相信，海难或能避免。

为什么世上最豪华的邮轮竟然没有望远镜？

有的，本来有两副专供侦察员使用的望远镜，但一副不知所踪，另一副，被一位正在休假的侦察员锁在船务室的某个抽屉，而无人得知锁匙在哪。

就在铁达尼撞上冰山的夜里，那位休假的侦察员或许正坐在远方某处的小酒馆里揽着吧女，或许正躺在家中温暖的睡房的温暖的床上抱着老婆，而他可能突然记起：哦，糟了，忘记告诉同事自己把锁匙收藏在什么地方，他们肯定找不到，真是抱歉。但，休假的侦察员转念又想：应该没关系吧，缺了一副望远镜是害不到铁达尼的，那不是一艘永不沉没的邮轮吗？小小的望达镜，存在不存在，不会有影响。

于是他继续豪情纵饮，醉酒狂歌；或转身睡去，甜甜入梦。

于是一千五百条人命，以及一艘船，以及一段百年传奇，在他饮酒或睡觉的刹那，在怒海深处，完成了他们的历史。

坐在戏院里，望向大银幕上的铁达尼，我忍不住有了上述的微小联想。

3.言说的力量

据说铁达尼号上的两位侦察员只用肉眼监看海面情况，因为船上只有一具瞭望镜，被锁在船务舱的某个抽屉里，而负责看管的船员刚好休假，他忘记预先向同事交代瞭望镜的去向。

活下来的侦察员接受调查盘问，他承认，如果能有一具望远镜，应可提早发现冰山，海难便能避免。

是的，如果。如果休假的船员不是忘记预先交出锁在抽屉的望远镜，铁达尼会否避过海难？

会，不会，都是事后孔明的感想怀想而已，最好别想，只因没法验证，对于没法验证的事情多想多虑，只会自寻烦恼，用佛家语说便是：无明。

但因铁达尼沉没得太具戏剧张力，巨船，首航，名流，权贵，穷人，勇士，懦夫，善男子善女子，太多人的生命故事在此结束，遂亦难免联想繁杂；情绪愈强烈的地方愈易无明，无明愈多便愈捣动情绪，何者是因，何者是果，已难说清。

若真要联想，大事小事可真多。

譬如说当突遇冰山，掌舵之人先是下令全速右转，然后又改令全速改转，并且边转边退。事后的海难调查报告说，这肯定是错误的决定，如果一直保持右转或者干脆直航，铁达尼应能避开冰山或者只是搁浅，死伤人数有限，百年传奇便将只是小小的伤痛而不是大大的悲剧。

再譬如，船长不为抢时间抢风头而加速航行，又或船身所用的铆钉不因赶工而混入太多矿渣以致脆弱不堪，铁达尼号或可逢凶化吉，首航顺利。

种种联想都指向某些一念之间的微小决定，因缘和合，共业相生，谱成了铁达尼的沉没故事。

而另有些微小决定则于悲剧酿成之际所作，只关乎个人，是自作业，自负后果，自受自背。譬如说，有几个女子本可登上救生艇，却偏不，她们选择与丈夫同生共死，其中一人挽着男人的手说：「我要留下来。这是我们共同计划的旅程，我们既然一起开始，便应一起结束，你的终点在哪里，我的终点便在哪里。」── 她们的男人是遇难，她们则是「牺牲」。

亦有一些女子于活下来后，深深懊悔于当初要求登上铁达尼号，丈夫本来是不赞同的，但她们为了不同的理由而坚持出游，其中一人挽着男人的手说：「我一定要参与这场壮观的航程，这将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有了它，死而无憾。」

结果却是，男子死了，女子活下，但深深有憾。

铁达尼沉没，死亡人数一千五百，获救者数百，事后或接受调查或撰写回忆，各有故事，铁达尼之能够成为百年传奇，其实不只是因为有许多人死了，而更因为有许多人活了下来，死者没法言语，生者的言说乃成传奇关键，言说延续百年，再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由文字而影像，由平面而立体，让船舰有了沉没后的另一种神奇生命。

而下一出铁达尼，恐怕必是4D了吧？放心，我一定去看，并且发誓，一定把它百分百看完，半秒不错过。

C ．英雄与老人

老去的声音

许鞍华骗了你

香港电影的气场

因父之名

当王羽遇上独臂刀

六十年前的台湾禁片

后设武侠电影

我是毫不敬业的小小茄

这其实是一部孤独之车

老去的声音

每个城市都有她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她的展示平台，在香港，欲听故事，稍通文艺者大可读读小说，从西西到董启章，从也斯到黄碧云，从叶辉到韩丽珠，皆见有血有肉的人在行动在说话，或想象或模拟，都是香港人的根脉。

如果把目光转向散文，不妨看看专栏，每日每天在大小报章内的方块其实都是故事文章，一个城市的喜怒哀乐和焦虑渴求，都在这里了，或金刚怒吼，或菩萨低眉，或喃喃细语，或滔滔议论，所勾所勒无不是香港社会的浮世绘，把时间轴拉长，便是一幅后现代的《清明上河图》。

假如不太计较文字，八卦周刊当然亦是可读的，那些专访那些专题，都是对香港人和香港社会的素描速写，有时候或容失真，但在某程度上是在替香港留下记录，让世人明白，这一代的香港人在担心些什么，在选择些什么。如果更细心地看，更必发现，那些图文并茂不仅仅是说香港人都是些什么人，而更是在张狂地宣达，香港人希望成为什么人。

好吧，若你不喜欢文字，大可听听广播，各个电台的各个时段，或清晨，或深宵，都有人在用声音替香港的世情变迁留下脚注，主持或嘉宾或烽烟或访谈，或低沉或亢奋的语调背后，皆隐藏着探究心情，努力替自己和大家解读大事小事的来龙去脉，这就是「传媒人类学」的大好研究题材，今时不察，百年之后，自会珍惜。

声以外，影像亦是，你可透过不同年代的港产片窥探香港人的浮沉悲欢，从徐克到吴宇森，从陈果到王家卫，以至尔冬升、刘伟强、关锦鹏、陈嘉上、陈可辛、陈庆嘉等等等等导演作品，都是用镜头在说香港故事，而其中，又以许鞍华最为持久用功，她的电影几乎有九成是替港人写传，但不是大写的History而是他们或喜或恸的琐碎日常，且年龄多变，身份各异，因而说完女人四十又有男人四十，说完大姨妈再有天水围，乃至桃姐，那分淡淡哀伤，代表着港人经常忽略以及被忽略了的含蓄，不会详细追索你老工人的谦卑身世，更不会八卦她跟老板有没有暧昧情事，连弥留前的泪眼相对亦欠奉，就只是婉约地告诉你，有些香港人这样活过来并这样死去，少言罕言，自有一分深刻的感情重量。

六十五岁的许鞍华用沉静的手法拍出了老去的声音，又是，动人的香港故事。

许鞍华骗了你

《桃姐》是一出令我非常「失望」的电影。

只因怀抱「希望」，或者说，只因怀抱「期待」。

那种期待是被多年以来所看过的有关「老工人」的电影所隐隐建构的虚妄想象，既然情节跟妈姐有关，这位女士于早年做「妹仔」的时候肯定跟老爷有路，导演和编剧没理由不把他们的暧昧情事细细挖出甚至重演眼前，让观众投射代入，意淫一番。说不定，最后揭发，刘德华原来是叶德娴的私生子。

如果拍得更有味，说不定，刘德华曾经暗恋叶德娴，或叶德娴曾经咸湿刘德华，两代之间曾有不可告人却又回味无穷的不伦性爱，如日本 AV的老套相奸情节，少年熟女，客厅风月，水过留痕。

至少至少，既然打正名号说是老工人之死之逝，那么于死前逝前总会有些挣扎场面，刘德华至少会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眯起眼睛，在叶德娴耳边细声说句「多谢你照顾了我咁多年」之类吧。又或者，叶德娴会一边喘气弥留一边睁大双眼对刘德华嘱咐，「少爷，对不起，我无办法再照顾你，你要生性做人，好好锡住你阿妈，佢虽然恶，但亦只系为你好」。

一切一切，都是习惯思维，如机械反应，一看见妹仔或工人电影海报便即从脑海冒起这番温情想象。殊不知，都没有，许鞍华骗了我，没有揭秘，没有翻案，没有风月，甚至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含蓄细致的眼神交流，以及，一些不必传言的心灵领悟，主仆之间，「母子」之间，都懂。

由是观众亦会懂得。把希望搁置一旁，在「失望」里寻得喜悦，许鞍华是位善良的骗子，她骗了你，可你仍要对她说声，谢谢。

香港电影的气场

进场看《桃姐》的时候不能不相信所谓「气场」的存在，除非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纯属过敏。

那个夜晚，九点五十分的电影，大女孩拖拖拉拉了一阵子才换衣跟我出门，累我迟到，踏进戏院时已经接近十点，灯光全暗了，桃姐—— 不，应是叶德娴—— 已经出场了，全院满座，黑压压都是人头，鸦雀无声，我隐隐觉得观众们是前所未有地聚精会神；都在期待一场感动，都在等候一场温馨，想必是观众与观众互相感染，共构了一股看不见却可实在感受到的沉着之气。

港产片于过去一年有了春阳复兴气象，尽管许多电影仍是门庭冷清，幸好另有一些片子能把观众吸摄进场，爆满再爆满，让看戏再度成为共同娱乐，明星们在银幕光影里讲广东方言，观众们在戏院黑暗中悲喜交集，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沟通，香港再度有了故事。

而不同的片子具有不同的「气场」。例如《3D肉蒲团》，坐满了观众，戏未开始，戏院的空气里已经飘浮着一种怪异的气味，那是荷尔蒙的集体发散，几百位男女像几百只发情的小动物般排排坐着，脑海期待着乳房和阳具，耳朵预先响起呻吟浪叫，悬想的魔力构成了一股沛然莫能御的姣气；当然，由于这出电影的血液多于精液，姣气很快逆转为喜气，哄堂大笑，笑出另一种反讽。

又如《窃听风云》续集，开场时或许不觉，待到演完第一幕，刘青云亡命飞车，吴彦祖暴烈追杀，观众的肾上腺被挑发了，神经高度绷紧，凝神屏息，却又呼吸沉重，戏院内像搬放着无数只玻璃杯，每只杯子里都斟满了水，只要稍稍吹动空气，气流荡过，水即溢出，所以没有人敢把身子挪动半分。

至于《桃姐》，那「气场」是软绵绵的温柔，观众们把身子放软，背靠椅子，仰颈进入刘德华和叶德娴的恩情世界，在导演镜头的引领下，陪伴他们逐步走向死亡和道别。一如既往，许鞍华努力地，沉着地勾勒人与人之间的细致日常，那份态度，冷静而不冷漠，不滥情，不张狂，似是把观众带到现场，担任隐形的第三者角色，聆听戏中人的细致琐碎。

散场时，观众站起，戏院是罕见地沉静，或在回味叶德娴的慈悲音容。像刚出席一场悼念仪式，不一定有眼泪，心底却必挂着一分惋惜惆怅。气场散去，被各自带了回家。

因父之名

陈可辛的《武侠》，说的不是江湖恩怨，而是父子情仇。

由早期的《如果·爱》到《投名状》，以及这部《武侠》，都显示他作为一个导演对题材、镜头和音乐的掌舵，有着一股独特的凝视和关注。我喜称之为冷静但悲观的浪漫主义者，那是电影工作者对他作品应该保持的距离，维持到恰到好处，否则，会失之无情或滥情。

做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危险在于滥情，但他把线捉得很好，《武侠》的张力不在开始，而在最后那一段的高潮。陈可辛把中国传统的武侠片，拍成了东方的《麦克白》，杀母弒父，如我们老祖先的悲剧，哪吒刳骨还父、刳肉还母，恩断义绝。对于江湖，他的解释在无奈、逃避，以及到最后终究要面对的冲突与借还。人身是他向父母借的，所以斩断血缘、「割席」个人历史，这些都是凄厉无助的，但意含着重生与出发。

《武侠》一片，最吸引观众的就是那决绝的张力到达最顶点时，那种黑暗面终于爆发出一线光明，故事不是主线，江湖之事不外乎退隐、被发现、再次进入腥风血雨，但《武侠》把金城武的角色以佛洛伊德的心理学介绍给观众，例如被骗过一次，再也不信他人，例如双重人格两面的对望，呈现偏执的恐怖会把人带往死亡并产生悲剧。

例如甄子丹所饰的唐龙，即便已然选择了做一个良善之人，但在冲突之时，他仍会把过去的暴力与邪恶，不自觉地散发出来。所以母亲惠英红在甄杀人后，肯定地说：你还是唐龙。

那欣喜之意，暗藏着同族同血的爱意。而这爱意，就是最恶毒的诅咒，《武侠》想说的，是爱之恶意。它比恨还要可厌可怖，借爱，不管是情人或父母，所行自以为是的举动，都是压迫与扭曲。

但身为一个浪漫主义者，虽然悲观，骨子里还是浪漫的。一闪而逝的昔日之恶我。仍努力为之抗拒否认，仍努力回去新生的善我，并由杀戮（这是江湖世界的规矩，一切都要以刀剑、死亡来终结所有的恩怨情仇），来肯定以恶行善的悲意与坚定。

陈可辛的野心我们明确地接收到，但陈可辛对此部电影的讯问，我们还在揣摩。

因父之名？这个题目可真大哉问，《武侠》的原罪问题，就如我们在对所有关系里面所展现的一场比斗，永远不知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并悲悯地想到，一无所获的梦幻泡影之倒影。

当王羽遇上独臂刀

《武侠》里的几位主要演员，各有一片日夜天空。王羽和惠英红这两人把这部戏高举到几近「演员论」的层次，也就是说，这两个好演员短短的出场，抢尽所有光彩，为此片加分进阶，而你会折服于他们面部表情、动作演绎，是不能取代的个人魅力。恶人谷里的所有族裔，并非全无可怜之处，而两人就将那对儿子的离叛所显现的悲愤，表达得淋漓尽致。

甄子丹的武斗场面，永远没有冷场，漂亮精准是近期武侠片的招牌；他的戏味要在平淡中才能显现，然而永远只有小喜，没有大惊。

汤唯则不亢不卑，导演显然刻意安排她在脸部表情上花力气、下工夫，好几场戏都要她先不断压抑感情，然后，再压抑，再压抑，压抑到极致了，才把眼泪喷出来，用眼睛说话，用眼神述事。自《色，戒》以来，汤唯一直被不同的导演锁定在「眼睛演员」的位置上，不是演得不好，而是演得太多，当演技成为「惯技」，便跳不开了，唯待突破，否则难以更上层楼。

金城武或算是小小的遗憾吧，把他塑造成一个「谐而不趣」的人物，失了分。不知何故，他的造型令我联想到《黄飞鸿笑传》里的谭咏麟，如果只是漫画人物，肯定好看，但化为银幕上的角色便嫌欠缺了血肉，搞笑片容得下他，放在像《武侠》般戏味浓郁的好电影里则稍觉突兀，或许导演受到去年最新版本的《福尔摩斯》电影启发，故意替推理主角加些喜剧颜色，可是下手过重，变成泼墨，有点难堪。

对人物选角，导演的心思是绝顶细致，否则恐怕不会找王羽来演西夏头领。谁都不会忘记王先生的成名作是《独臂刀》，四十四年前的往事了，风云色变，江湖路险，银幕上的年轻汉子早已几经折腾而面目模糊，如今重回银幕，面对用利刀自断单臂的甄子丹，一方面彰显了两个世代既传承也断裂的电影母题，另一方面召唤了不同世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如斯安排，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

而王羽亦没让导演和观众失望，他交足了功课，有了从影以来最独特的表现。只可惜，他最近屡向传媒谈及多年旧情恋史，沾沾自喜之色让人颇倒胃口，难免构成「反宣传」效果，间接破坏了电影名声。陈可辛唯有耸耸肩，叹口气，没法了，导演毕竟也得罪不起江湖大哥。

六十年前的台湾禁片

张美君教授邀请陈可辛到香港大学谈《武侠》，我作陪，笑论武侠电影的前世今生；事前当然要阅读材料，我向来是好老师亦是好学生，无论听课或讲课，从来不空枪上阵。

内地影评人写过几本相关的书籍，但大都是资料和访问堆砌，用内地俗语说是，「水分」太多，倒是香港影评人蒲锋写的《电光影里斩春风》非常实在，要观点有观点，要数据有数据，是很认真的研究著作，做博士论文稍嫌单薄，但比许许多多的硕士论文扎实多矣。

香港就是这么奇特的社会，看似浮躁不安，大家都在追赶着繁华乐事，可是，骨子里，就是有人在默默地、卖力地做着一些有板有眼的事情，不为什么，只为了四个字：老子喜欢。

那天的讲座里，一开场，我调侃陈可辛说《武侠》的结局很「雷」人，因为坏蛋王羽被雷劈死，突然之中略带老土。他很大方地笑道：「是呀，那是希望表达天命难违，人难胜死，本来考虑让儿子杀死老爸，但肯定通过不了内地电检，只好由老天出手了。」

我立即想起读过的一段数据，原来在武打片盛行的六十年代，在台湾，亦是电检严格到不可思议的荒唐地步，戏里经常有一大段父亲教训儿子或师父训导徒弟的沉闷文艺对白，只因若不尽点「道德伦理责任」，难以被批准放映，而更糟的是，「台湾」政府订定了以下六项标准，违反了，剪、删、禁，让你没法出街。

六项标准是：斩尽杀绝，充分表现杀人行为者，剪；武艺出众，枪法神奇，而草菅人命者，剪；利用武艺图遂其奸杀目的者，剪；乱刀乱枪，或以凌迟等凶狠方法杀人者，剪；头肢断，肚破肠流，骨肉模糊，惨不忍睹者，剪；动作或言语使人极度惊骇者，剪。

如果严格执行政令，其实根本拍不成什么武侠片了，拍了也没人看，而台湾六十年代武侠电影经常出现「盘肠大战」，显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作，不管是用游说的或收买的，总之电影公司有办法令电检官员睁一眼闭一眼。这是时代的悲剧但同样是时代的喜剧，回看当年荒谬，我们更对前辈电影人有了敬意，他们在狭窄的笼子里争取想象的空间，武侠片，那些鲜红的血浆，那些跳跃的动作，曾为我们带来许多刺激和欢悦。

承认吧，我们都曾在银幕面前享受SM之乐。向前辈武侠片导演们致敬。

后设武侠电影

在港大碰见陈可辛，忍不住问他，他前年监制的《十月围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拍成这个模样？我这问题当然是冒犯，但放在心里好久了，一直没问出口，心里颇不自在，唯望他别太介意。

他果然没有介意，只是有点不太明白我的提问，睁着一对圆眼睛，反问我道：「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一出商业计算的电影，在内地非常受欢迎，我敢说有八成观众说很好看，反而《武侠》的争议性较大，喜欢与不喜欢的人各占一半。」

我难免稍稍感到意外。《十月围城》的问题肯定不在于商业计算与否，这是生意，计算乃天经地义之事，绝无不妥，不妥者只在于如果真的经过精心计算，没理由会把黎明这个角色处理得如斯搞笑，睡在街头的苏乞儿，恋母成狂却又忽然清醒，一个打卅个，最后壮烈牺牲，彻头彻尾是四十年前的粤语片桥段。我清楚记得当黎明现身之时，戏院观众爆笑一阵；当黎明闭目死去，戏院观众再笑一番，其不屑也，不问可知。若能把黎明这角色「计算」删去，恐怕会替电影的口碑分数提高百分之二十。

至于《武侠》，内地观众颇多议论，其中一个焦点是该片「有武无侠」，挑逗不起足够的观影快感；对这评论，我倒觉得极不公道。

《武侠》不是打正旗号说「以《武侠》改变武侠」吗？在这电影以前的武侠片，不管正邪身份，是外族或同门，也不论剧情进展是缓慢或急速，它们皆对武术这门技艺视为理所当然，take it for granted，从不质疑「侠」之为「侠」的现实基础。《武侠》却偏去问，戏里的金城武透过生理学和物理学解开中国武侠的杀人奥秘，如何一拳夺命，如何轻功跳跃，其实都有物质和科学基础，找到了这条线索，等于还原了「侠」的本质。

是的，《武侠》并没着墨于侠义精神，但它退后了几步，细心审视武侠的立足原点，所以这其实是一出「后设武侠片」，是中国武侠电影史上的异种。

《武侠》只有三场打戏，期待看拳看剑的观众必嫌不够过瘾。陈可辛的胆子大，戏名赤裸裸地打着「武侠」旗号，观众自然带着一堆对于传统武侠片的期待进场，殊不知，被戏弄了，导演不是呈现武侠而是拆解武侠，观众自然不太自在，回家上网骂几句，是可以理解的。食得咸鱼抵得渴。求仁得仁，陈可辛不应生气。

我是毫不敬业的小小茄

《武侠》里有一场杀戮场面，血腥过后，尸横遍野，脸盖草席，幸存者站在旁边替他们穿袜、上香；武侠电影很少出现如斯「人性」细节，由于一对白袜，死人变成「活人」，有了镜头以外的故事悬念。

但幸好这组镜头只拍出死者的脚和生者的手，没有拍摄他们的五官脸容，否则，说不定他们会一边上香一边偷笑，或明明是躺在地上的死人，却偷偷摸摸地眨一下鼻子眼睛，把导演的苦心经营都糟蹋了。

这其实是香港电影的常见毛病，即使在内地制作，亦难找到专业尽责的「茄喱啡」（跑龙套、路人甲，源出carefree），大陆临时演员和香港临时演员一样，都是华人，字典里都不容易找到「敬业」二字。

华语电影，愈是大堆头大制作，愈易被临时演员的儿戏表现连累而扣分，像吴宇森的《赤壁》，千军万马、千箭万刃，气势庞然，然而摄影镜头所横扫之处，必见一些冲锋陷阵的士兵或将士，嘴角含笑，眼神鬼祟，仿佛刚从桑拿浴室或夜总会享受完全套服务后推门而出，猥琐咸湿有之，杀气威严全无，战争片几乎变成搞笑片，令人泄气。

我清楚记得《赤壁》里有几位老先生老太婆，每回出现逃难镜头便必见其身影，拄着拐杖，提着细软，衣裤褴褛，蓬头垢脸，可是，嘴角例必挂着开心笑容，可能那时那刻他们在心里想着：「哇噻，我拍的是吴大导的电影啊，这回光宗耀祖了，回到家乡，咱可有好多话儿可对乡亲父老说。等一下收工，赶快收钱，回家睡觉！」

临时演员之病，确是华语电影之病，我第一次有深刻印象是廿多年前看严浩的《滚滚红尘》，一九四一，上海逃亡，但难民潮里男男女女皆笑眯眯地像是在跑百里马拉松的起步阶段，令我在戏院里爆笑，把正在啃的卤水鸡脚跌到地上（那年头，真幸福，看戏可以自备任何食物，还可以抽烟！）。另一回类似经验是看张婉婷的《宋家皇朝》，宋氏豪门开派对，贵客光临，花团锦簇，喜气洋洋，但其中有几个茄喱啡竟然面无表情、脸无表情，甚至有一位老先生貌似哭丧，仿佛刚刚经历股灾，手上股票全部杀空消灭，破产在即，死期将至。

华语导演，无论如何专业认真，可惜总难找到同样专业的幕前幕后支持者，从灯光到配乐，从美指到武指，来来去去可用的人才就只是那几个人所熟知的名字，独力难撑，故常在电影细节上吃了大亏。

临时演员，正是其中的脆弱一环，或许下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可以颁个「最佳临时演员奖」以作鼓励，看看能否略为提升改善。

嗯，对了，我年轻时也做过临时演员，拍电视剧，在录像棚里通宵枯等五小时，开镜了，主角出现，我则只现身五秒钟，然后收取现金，回家睡觉。是苦的，但好歹也叫做「演过戏」，幕前有我，我也曾是毫不敬业的小小茄。

这其实是一部孤独之车

四月下旬某天, 早晨读报, 心里一沉: 费迪南德·亚历山大·保时捷病逝了，留下了他设计的911跑车，柔顺的车身曲线，远看像鸟的翅膀，又似鱼的竖鳍，在红尘闹市里疾驶奔驰，仿佛把大地转化成天空和海洋，自由自在，无有阻拦。

这位第三代家族传人，是最后一代，乳名Butzi，设计了911，也爱驾驶911，五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开它一趟，简直是自己跟自己谈恋爱。他父亲也叫费迪南德，乳名Ferry，设计了356，其实是911的概念原型，早已锁定车身的线条美感，让汽车跟艺术设计挂了钩。

Ferry的父亲费迪南德才是保时捷的原创者，人们把他唤作Professor，汽车、货车、装甲车、坦克车皆曾设计，但最着迷跑车，自组赛车活动，有专属车队。老费迪南德的最大本领在于引擎设计，他的理想是「让人类在地面上飞起来」，最简单的装置，最惊人的动力，最超劲的速度，最完美的汽车。这理念相传三代，小费迪南德离世后，人间路上仍然到处可见保时捷，保时捷的家族传奇却已结束。

小费迪南德的父亲和祖父都坐过牢，因为帮助过希特拉设计坦克。老费迪南德比较惨，坐了三年，七十岁入册，七十三岁放监，老病侵袭，熬了两年，便死了，死前仍然深深不忿，认为自己绝非战犯，只是服从领袖，依指示工作，而且希望从希特拉手上取得资金，完成跑车设计梦想；他没有蓄意害人，他只是不惜一切代价，「让人类在地面上飞起来」。

Ferry也被抓进牢里，但很快获释，重振家族汽车事业，把家族姓氏铭铸成道路上的永恒碑石。当保时捷在你身边呼啸而过，卷起一股沉重强风，流金百载，或许暗藏了老费迪南德的满足笑声。

我近年都开保时捷。是入门版Boxster-S，最便宜的那种，白色，敞篷，我极喜欢它的流线型「屁股」设计，那是我见过的最具诱惑力的「屁股」，所以我爱把它称作她，否则，若称他，便变 gay了。

许多人直觉以为保时捷是一部「泡妞战车」，最大作用在于炫耀与诱惑，把女孩子骗到车上，呼啸而去，直驶到时钟酒店，爆房狂欢。

错得厉害。

泡妞如果需要动用保时捷，胜之不武，跟上床需要借用威而刚一样，即使成事，亦毫无快感或成就感可言。跟众人错觉相反，保时捷其实是一部「孤独之车」，最大的驾驶乐趣在于把世界隔绝于外，把一己困于车内，全神贯注，享受透过两只手掌传来的操控感。精准，威猛，爆发，像两道电流源源不绝地注入身体，把你的热情JUMP START，像手机充电，使你对生命重新有了撞击的冲动。

保时捷像一匹懂得跟你说话的野马，一旦驯服了它，它便对你死心效忠，依照你的指挥与暗示，闯前守后，陪伴你在红尘里杀出一条又一条的血路乐路。跃上马背，你再也舍不得纵身下马，轰隆隆的引擎声响令你顿忘时间的存在，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你只看见一道道的影子在眼前左右闪烁漂流，你是电流里的其中一束强光，往前射去，到了目的地，脚掌一扭，鞋底从油门转到刹车，戛然而止，你与车子一起重归寂静。

所以车内有乘客是一桩颇扫兴的事情。你必须分神跟她说话，你必须避免让她受惊，你没有法子想把音乐转到有多响便多响，你没办法随心所欲地体会车子的每一吋威力与温柔。吃食之事，分享能令快乐变成双倍，但驾驶保时捷却刚相反，唯有孤独，始能尽情，你不会喜欢让狭窄的车厢内的「第三者」干扰你和保时捷之间的亲密约会，说真的，你还蛮想一脚把她踹出车外。

孤独之车，让保时捷永远留下一个空位，这才对得起保时捷家族，以及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