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Band of Brothers by Stephen E. Ambrose
Copyright© 1992 by Ambrose-Tubb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95号

书  名　兄弟连：纪念版

作  者　【美】斯蒂芬·E. 安布罗斯

译  者　王喜六 祁阿红 等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张遇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3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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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1章 “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

托科阿营地 1942年7—12月

第2章 “起立，挂钩！”

本宁堡，麦考尔营，布拉格堡，尚克斯营 1942年9月—1943年9月

第3章 “厕所勤务兵的职责”

奥尔德本 1943年9月—1944年3月

第4章 “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

斯拉普顿沙滩，厄波特里机场 1944年4月1日—6月5日

第5章 “跟我来！”

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第6章 “开始行动”

卡朗唐 1944年6月7日—7月12日

第7章 疗伤及任务被取消

奥尔德本 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第8章 “地狱公路”

荷兰 1944年9月17日—10月1日

第9章 岛屿

荷兰 1944年10月2日—11月25日

第10章 休息，恢复，重新装备

大莫米昂 1944年11月26日—12月18日

第11章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巴斯托涅战役 1944年12月19—31日

第12章 崩溃边缘

巴斯托涅 1945年1月1—13日

第13章 攻击

诺维尔 1945年1月14—17日

第14章 侦察

阿格诺 1945年1月18日—2月23日

第15章 “世间最美的感受”

莫米昂 1945年2月25日—4月2日

第16章 开始认识敌人

德国 1945年4月2—30日

第17章 喝希特勒的香槟

贝希特斯加登 1945年5月1—8日

第18章 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第19章 战后生涯

1945—1991年

鸣谢和资料来源

译后记

再版附言

注释

献给1941—1945年美国陆军伞兵不对中所有荣获紫心勋章的英雄。

他们不是把紫心勋章视为一个装饰物而是视之为所在单位的徽章。

① Ste. Mère-Eglise 圣母教堂

② Les Forges 勒弗尔日

③ Culoville 库洛维尔

④ Vierville 维尔维尔

⑤ St. Côme-du-Mont 圣古姆德蒙

⑥ Douve R. 杜沃河

⑦ Carentan 卡朗唐

⑧ To Isigny 通往伊斯格尼

⑨ Ste. Marie-du-Mont 圣玛丽德蒙

⑩ Brécourt 布雷库尔

⑪ Tidal Area 潮波区

⑫ La Madeleine 马德莱娜

① Lower Rhine R. 下莱茵河

② Opheusden 奥菲犹斯登

③ Waal R. 瓦尔河

④ Maas R. 马斯河

⑤ Aar R. 阿尔河

⑥ Uden 于登

⑦ 'Hell's Highway' “地狱公路”

⑧ Wilhelmina Canal 威廉敏娜运河

⑨ Nuenen 奴南

⑩ Eindhoven 艾恩德霍芬

⑪ Dommel R. 多默尔河

⑫ Helmond 海尔蒙德

⑬ Wilhelmina Canal 威廉敏娜运河

⑭ Maas R. 马斯河

⑮ Veghel 威格海尔

⑯ Grave 赫拉弗

⑰ Nijmegen 奈梅亨

⑱ The island “岛屿”

⑲ Zetten 泽滕

⑳ Polish 波军

Driel 德里尔

Arnhem 安海姆

Hemmen 亥门

Son 索恩

① Recogne 雷考涅

② Bois Jacques 雅克林（树林名）

③ Luzery 卢塞里

④ Bastogne 巴斯托涅

⑤ Bizory 比索里

⑥ Halt Station 奥尔特车站

⑦ Foy 福瓦

⑧ Noville 诺维尔

⑨ Rachamps 拉尚

⑩ To Houffalize 通往乌法利兹

⑪ Cobru 考布卢

第506团首任也是惟一一任团长罗伯特·F.辛克上校（1）；E连第一任连长赫伯特·索贝尔上尉（2）；E连排长理查德·温特斯中尉（3）。1942年7月在佐治亚州托科阿营地组建的E连就是由他们训练和锻造出来的。辛克和温特斯严厉而公正，因而赢得了尊敬；索贝尔严格但却刻板、吹毛求疵，因而普遍不受欢迎，然而，正如二等兵罗德·施特罗49年后所说，“赫伯特·索贝尔造就了E连”。正是美国国内的严格训练在欧洲作战中挽救了许多兄弟的生命。

（本页照片由福里斯特·古思提供）

1943—1944年冬，训练得到进一步强化。1944年3月，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视察E连时，E连官兵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求战热情高涨。6月5日傍晚，在厄波特里机场，E连行至C—47运输机前，登上飞机，参加其第一次战斗跳伞——“降落以后，对你们的真正考验就会开始。”

（本页照片由美陆军通信兵部提供）

E连的中士伯顿·克里斯坦森画的这张图显示出他自己跳伞时的情景。温特斯中尉第一个跳出飞机，克里斯坦森紧跟着跳了出去。月光加上炮火把夜空映得通红。伞兵弟兄们在飞机里面、降落过程中以及落地时，都有炮火打来。

二等兵福里斯特·古思

（照片由沃尔特·戈登提供）

二等兵约翰·尤班克斯和沃尔特·戈登1944年6月6日展示他们的第一批纪念品。

（照片由福里斯特·古思提供）

二等兵古思、弗朗西斯·梅利特、戴维·莫利斯、丹尼尔·韦斯特、弗洛伊德·塔尔伯特、C.T.史密斯1944年6月7日于圣玛丽德蒙的广场。后排是从犹他海滩来的第4师的3位步兵。

（照片由沃尔特·戈登提供）

卡朗唐。E连打的第一次毫发无损的大仗就是在此处进行的。温特斯率领弟兄们从左边沿道打过来，对右边房屋内的一处德军机枪阵地进行正面攻击。

（照片由艾尔·克罗奇卡/美陆军通信兵部提供）

拿下卡朗唐后，E连进入镇外的防御阵地，就在这里，E连多次打退德军反击。这是沃尔特·戈登和弗朗西斯·梅利特在主防线的机枪阵地上。

（照片由福里斯特·古思提供）

1944年9月18日，艾恩德霍芬的群众欢迎他们的解放者——来自E连和第506团其他单位的官兵。

二等兵戴维·韦伯斯特在艾恩德霍芬。韦伯斯特是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本科生。他想当一名作家，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并且对它有敏锐的见解。

（照片由汉斯·韦森哈根提供）

1944年10月温特斯上尉在荷兰时摄于斯特雷耶上校的指挥部外。就是在这里，他计划了对莱茵河对岸安海姆附近英国伞兵的一次大胆的救援行动，该行动于10月22日夜进行，大获成功。

（照片由艾尔·克罗奇卡/美陆军通信兵部提供）

E连3排12月18日下午在莫米昂登上棚车车厢的情景。德军已经打破美在阿登地区的防线。E连虽然缺乏食品、弹药和冬服，仍不得不抢在德军前到达巴斯托涅。

（照片由美陆军通信兵部提供）

军士长卡伍德·利普顿在巴斯托涅他自己的散兵坑里。E连就是在这里守了近1个月，冒着严寒，顶住了德党卫军装甲师的进攻。

（照片由福里斯特·古思提供）

1月中旬，美军开始反攻。在进攻福伊的关键时刻，罗纳德·斯皮尔斯上尉就任E连连长，率领全连进了村。他要比看上去更坚强，是一位杰出的步兵连连长，深受全连弟兄的尊敬。

（照片由美陆军通信兵部提供）

二战欧洲胜利日当天的刘易斯·尼克松上尉。

军士长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站在希特勒的指挥车上。塔尔伯特接到上缴该车的命令后，先对它进行了检验，看其窗玻璃是否真的防弹，结果发现它防不了穿甲弹；然后，他放空了散热器内的水；此后才把车交到团部人员手上。

（上图与下图由艾尔·克罗奇卡/美陆军通信兵部提供）

47年后，温特斯少校又来到荷兰，站在1944年10月时拍过照的那个大门下。

（照片由霍利斯·安·汉兹提供）

“从今天起直到世界末日，

……我们将会被人们记着，

……我们这一支兄弟的队伍。”

《亨利五世》

威廉·莎士比亚

前言

2000年6月，汤姆·汉克斯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来到新奥尔良，要在这里住几天，参加国家D日博物馆的开馆盛典。他们受到参观者、董事会成员、记者和电视台记者们的大量关注。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二战老兵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其中最壮观的当数庆祝游行的场面。数十万人站在街道两侧，许多人举着“谢谢你们”的标语牌，有的挥着该市《皮卡尤恩时报》二战欧洲胜利日或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报纸的头版。二战老兵们乘军用卡车沿街缓缓前进，不断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车队竟然长达两英里。这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游行。军乐队高奏雄壮的乐曲，成建制的部队齐步行进，有的人化装成二战时的模样，天上有飞机编队低空飞过。当然，参加游行的还有二战时期的老兵。当一支突击队员的队伍走来时，汤姆从检阅台上下来，与他们握手，请他们签名，并提出和他们合影。斯蒂芬也走到老兵面前，请他们签名和合影。明星们也当了一回追星族。

于是，汤姆和斯蒂芬便以本书为蓝本着手为HBO拍一部连续剧。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每写一集便把稿子寄给我。我知道怎样写书，但对写电影剧本和连续剧却一窍不通。尽管如此，他们对我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还是很重视。他们还把稿子寄给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征求意见。他们对E连的官兵进行采访获取新的信息。而且，演员们也与所扮演的人物原型进行接触，询问他们当年在这件或那件事情发生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觉、笑了没有、是否很兴奋、是否很沮丧，等等。汤姆甚至还说服迪克·温特斯飞到英格兰的拍摄现场。

我在本书的鸣谢中已经说了我是怎么想到要写E连的。汤姆和斯蒂芬读了本书后决定把它拍成连续剧，但是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首先，描写二战的书就有成百上千本。他们二位之所以喜爱《兄弟连》是因为本书的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西北欧战场——更因为本书集中描写的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轻步兵连队及其指战员的个性和所作所为。正是后者深深吸引了他们二位、我以及众多的读者。这场战争太大，人物太多，著名的和不很著名的将军与政治家不胜枚举，人们对艾森豪威尔、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对罗斯福及其统帅部、对二战的战略等等方面的书籍已经厌倦。人们的兴趣已经转向参战的陆海空军具体人员，想要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怎么会那样做的？自然，人们想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增长见识；也许更想得到鼓舞和启迪。

汤姆和斯蒂芬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二战十分钟情。他们深知那些参战人员为我们大家付出了多少；他们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来颂扬二战老兵，来表达对老兵的敬意，并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

我与汤姆和斯蒂芬怀有同感。我为能够与他们一起将这些老兵们的故事再次展现出来感到高兴和欣慰。

第1章　“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

托科阿营地
1942年7—12月

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官兵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农夫，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山里人，有的是南方人的子弟；有的一贫如洗，有的出身于中产阶级；一位来自哈佛大学，一位来自耶鲁大学，两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原本是军人的只有一位，来自国民警卫队或预备役部队的也仅有几位。可以说，E连的成员原本都是老百姓。

他们是1942年夏天走到一起的，当时，欧洲人已经打了3年。到1944年暮春，他们已经成为一支优秀的空降兵连队。D日凌晨，在E连的第一次实战中，他们一举歼灭了位于犹他海滩的一个德军炮兵连，缴获了4门105毫米的加农炮。该连领先进入卡朗唐，遂在荷兰作战，坚守了巴斯托涅环形防线，在突出部战役中率先进行了反击，参加了下莱茵之战，并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该连承受了150％的伤亡率。在其战斗力最强时，即1944年10月在荷兰，以及1945年1月在阿登地区，该连都表现得与世界上最精锐的步枪连队一样出色。

战争结束后，E连解散，大家各自回家。

*　*　*

E连是在佐治亚州的托科阿营地组建的。全连140名士兵和7名军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有几点是共同的：都是一战以后出生的，很年轻；全连都是白人，因为美军在二战时期实行的是种族隔离制；除3人外，均未结婚；大多数在中学时都打过猎，当过运动员。

他们的价值观与众不同。他们都注重健康的体魄和严格的逐级服从，都很看重自己作为精英团队一员的身份。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渴望投身于一个为某种目标而奋斗的集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积极努力，真诚相待，亲如一家。

他们说自己是冲着伞兵生活的刺激性和伞兵的特殊津贴（士兵每月50美元，军官每月100美元）而自愿当伞兵的。但其实，他们之所以自愿从飞机上往下跳，完全是出于两大原因。一是——用罗伯特·雷德的话来说——“想要比别人强”。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和理查德·温特斯一样的体验：不是像有些人，就如他们在征兵站和训练营看到的那样，常常找些借口在军队里混日子，那没意思；而是豁出力气干，感觉好得多。他们希望自己不辜负在军队里的日子，把它变成一种学习的过程、成熟的过程、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

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要去打仗的，他们不愿和那些疏于训练、害怕吃苦、缺乏斗志的应征入伍者为伍。他们情愿去当伞兵，在进攻中担任突击队而不愿当普通步兵，因为普通步兵中有一些人连身边的人都不能信任。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希望身边的战友个个是英雄好汉，而不是胆小鬼。

大萧条时期，他们吃尽了苦头，身上都有那个时期留下的伤痕。他们中有许多人在缺吃少穿中长大，没有小汽车，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或是由于大萧条或是因为这场战争，他们不得不中断学业。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我的国家，现在依然很爱。”48年后，哈里·韦尔什说道。无论生活对他们多么不公，他们都没有对它失望，没有对国家失望。

他们是带着一些正面的影响走出大萧条的。他们学会了自食其力，适应了艰苦的工作，习惯了服从命令。通过体育运动和打猎，他们具备了自尊和自信。

他们知道自己正步入巨大的危险，明白将付出很多。对于不得不把青春年华牺牲在一场强加给自己的战争上，他们感到怨恨。他们想打棒球而不是甩手榴弹，想参加小口径步枪射击运动而不是使用M—1步枪。但是既然碰上了这场战争，那就得全力以赴把兵当好。

他们选择当空降兵倒不是因为对空降有多少了解——其实他们只知道这是个新玩意儿，且都是自愿参加的。有人告诉他们当空降兵的体能训练要比他们见过的艰苦得多，比陆军中任何其他部队都苦。但是，这些年轻的雄狮却铁了心。他们盼着训练结束时体魄能更加健壮、意志能更加顽强，盼着今日训练场上的队友能成为明日战场上的战友。

卡伍德·利普顿回忆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大萧条过去了，我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这种新生活将在我身上产生深刻的变化。”不错，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　*　*

来自芝加哥的赫伯特·索贝尔中尉是E连的第一任连长，他的副手（副连长）是来自加州北部的克拉伦斯·赫斯特少尉。索贝尔是犹太人，城市里长大，入伍前在国民警卫队任职。赫斯特原先是士兵，在候补军官学校授的衔。连里大多数正、副排长都是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新提拔的少尉，其中有：宾州来的迪克·温特斯，加州一个跑马场来的沃尔特·穆尔，耶鲁来的纽约市人刘易斯·尼克松，还有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备军官训练队的S.L.马西森。在E连的军官中，索贝尔年龄最大，28岁，其他的都不超过24岁。

E连和D连、F连及营部一起构成第506伞降步兵团第2营。营长是罗伯特·斯特雷耶少校，30岁，来自预备役部队。团长是罗伯特·辛克上校，1927年西点军校的毕业生。506团是支试验型部队，是第一个全团一起进行基本训练和跳伞训练的伞降步兵团。一年以后，它将配属被誉为“啸鹰”的第101空降师。军官和士兵一样，也都是跳伞的门外汉。当教练的有的仅比学生早学了一天。

原有的军士都是陆军。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二等兵沃尔特·戈登回忆说：“开始时，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因为他们都佩有银翼徽章，都是合格的伞兵。不过，嗨，他们也只是知道怎样立正，怎样向后转，比我们强一点罢了；我们可都是新兵啊。可是到后来，我们就瞧不起他们了。他们根本没法跟我们中升到下士、中士的人比。”

E连中，最早来的是珀康特·弗兰克、赫尔曼·汉森、韦恩·西斯克和卡伍德·利普顿。组建前几天，E连就已满员，共有132名士兵和8名军官。组成3个排，1个连部。每排有3个12人的步枪班和1个6人的迫击炮组。作为轻步兵连队，E连每个步枪班配1挺机关枪，每个迫击炮组配1门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E连组建时的原班人马中，在托科阿训练营地坚持到最后的没几个。温特斯说：“军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你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不行。有的简直是泥巴捏的，笨得连卧倒都不会。”想进第506伞降步兵团的也大都如此。500名候选军官中只有148名通过了在托科阿的训练；提出申请的新兵共有5300名，仅有1800名训练合格。

*　*　*

正如上述数字所示，托科阿是一道难关。辛克上校的任务是对这些人员进行基本训练，磨练他们，教他们基本的步兵战术，培养他们进入跳伞训练班，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团，带领他们前去作战。赫斯特少尉回忆说：“我们从中挑人，挑选精干的，淘汰胆小的。”

二等兵埃德·蒂波谈到他在E连的第一天时说：“我抬头看了看附近的科拉希山，跟身边的一位说，‘我敢打赌，这里的训练结束时，他们肯定要我们爬上那个山顶。’（山倒是不高，但与阅兵场的相对高度有1000英尺，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我刚说过几分钟，就有人吹哨子。我们站好队，就被命令换上靴子和运动短裤，换好后，又站队，然后就叫我们跑上离我们约3英里的山顶再跑回来。”第一天就有几个人掉队。这一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得跑，至少是整队跑一个来回。

蒂波说，第二周的周末，“我们得到命令：‘休息，今天不跑了。’午饭时，我们给带到饭堂，美美地吃了顿意大利通心粉。刚走出饭堂就听到哨子响，站队后得知‘命令变了，今天跑。’我们只好跑起来，救护车在后面跟着。上下山的路上，都有人呕吐。实在受不了的就听了卫生员的劝，上了救护车；结果，他们当天就给运了出去”。

据说，“科拉希”是印第安语，意思是“自己干，没人帮忙”。这正好与这些伞兵即将进行的作战方式相吻合，于是便成了第506团的作战口号。

官兵们每星期得上下山跑三四个来回。这样做，为的是能在50分钟内跑完6英里多的全程。此外，每天得完成艰难的障碍科目，得反复练习俯卧撑、引体向上、屈膝下蹲等各种健身动作。

不演习时，他们就进行士兵基础训练。从站队走路开始，进而是全副装备夜行军。第一次夜行军就走了11英里，以后逐次增加一两英里。夜行军途中，不准休息，不准抽烟，不准喝水。二等兵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回忆说：“我们很惨，累坏了，觉得要是一口水不喝，肯定会倒下的。”行军结束时，索贝尔总要检查各人的水壶，看看满不满。

那些熬过来的人都是因为铁了心，想要大家承认他们与众不同。和世界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101空降师有自己独特的徽章和标志。一旦通过了跳伞训练，他们就能获得银翼徽章，可以别在军装的左口袋上，左肩和军帽上都能佩戴一个特殊的标志，有权穿伞兵靴并将裤腿扎进靴子内。戈登1990年时说：“这在现在看来没有多大意思，但在当时，为了取得空降师这些装备，我们可是都愿搭上性命啊。”

只有在听课时他们才能喘喘气。上的课包括：武器，地图和指北针判读，步兵战术，代码，信号，野战电话，无线电器材，交换机和有线通信，爆破。而进行徒手格斗和拼刺刀时，就又得要靠肌肉了。

步枪发到手后，他们被要求像对待妻子那样爱护武器。要形影不离，在战场上即使睡觉时也要抱在怀里。他们非常熟悉手中的武器，都能做到蒙上双眼熟练进行拆装。

为了使他们适应跳伞训练，托科阿训练营地设置了一个35英尺高的模拟跳伞塔。降落伞背带与上方的15英尺长的降落伞吊带相连，吊带顶端有一滑轮，可沿钢索下滑。受训者缚好背带，从塔上跳下，沿钢索下滑落地，大体可以获得跳伞和降落的真实感受。

在所有这些活动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伴有齐唱、齐声呼喊或吼叫，语言粗俗，不堪入耳。这些19、20岁左右的士兵，脱离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缚，从美国的四面八方走进了清一色男人的世界，说出的话也都是一个味儿。最常用的字是“操”，什么话都要带个“操”，简直是“操”字不离口。来自哈佛大学英语专业的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承认，开始时对这种“粗俗、单调、毫无想象力的语言总感到难以适应”。但正是这种语言使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伙子觉得特别带劲儿，觉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说话。甚至连韦伯斯特也渐渐觉得顺耳了，只不过他自己从来不喜欢用。

训练营里，大家除了学着说粗话，学习步枪射击，还逐渐懂得了身体的忍耐极限要比原先设想的大得多。此外，还学着无条件服从命令。如有违反，轻者当场受罚，通常是做20个俯卧撑；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权利，或被罚在阅兵场上全副武装连续行进数小时。戈登说，军队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我们无法强迫你做什么，可我们能够让你觉得你该这样做。”由于大家都有苦难的背景，在训练营里又一起喊号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渐渐成了一个大家庭。

连队学会了行动整齐划一。E连组建几天后，四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卧撑，全连140人就做到了整齐得像一个人，“是，长官”、“不，长官”的应答做到了全连一个声音。

以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每个部队都能做到。此外，还学着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于营地大都不在市镇上，就到军人服务社去喝。一面牛饮，一面唱着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后来，就有人嘴里骂骂咧咧，骂人家的娘，骂人家的爱人，骂人家的家乡，骂什么的都有。接着就会打起来，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吼着战斗号子，互相搀着架着，跌跌绊绊地返回营房，和好如初。

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他们亲密无间，这种关系是任何外人所无法感受到的。战友情比朋友情更亲，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恋人关系有所不同。他们相互绝对信任，彼此了如指掌。每个人的身世，参军前是干什么的，在何地以及为什么报名参军，有什么饮食爱好，有什么能力和本领，相互都能一口报出来。夜间行军，从咳嗽声就听得出是谁；夜间行动，从侧影就看得出是谁。

他们同在美国陆军空降兵506团2营E连，甚至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空降兵513团的库尔特·加贝尔谈自己当兵体验的话同样适合E连的弟兄。他说：“我们三个人，杰克、乔、我成了……不可分开的实体。在我们严密的组织机构内，有许多这样的实体。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通常都同在一个班或一个小组里，构成了小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一个个核心成分，作为实体，很容易识别。这样的实体一旦形成，绝对不分开，也绝对不重组。三个这样的实体构成一个班，打起仗来效果极好。同一实体内的三四个人同生死、共命运，一起挨饿，一起受冻，一起赴死。班里的任务总是按实体下达，责骂也是三四个人一起受，从不分开。这样组成的步兵班、机枪小组、侦察小组、开路小组简直是绝了。”[1]

哲学家J.格伦·格雷在其经典著作《战神》中说得十分准确：“和平时期为实现某一普通的具体的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内是不会具有战时组织内的那种战友深情的……在战时，战友情可以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只有到了每个人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危，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而死时，才算是真正的战友。”[2]

这种在训练中形成、在战斗中强化了的战友情是终身不忘的。49年后，当时来自俄勒冈州的在托科阿受训的二等兵唐·马拉其在写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经历的开始，我成了E连的一分子。这一天我终身也不会忘记。我得感谢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给了我机会，使我与一生中认识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组人结了缘。”本书作者在采访E连成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这样的感受。

*　*　*

随着训练变得越来越紧张，按照原来陆军模式培养的军士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军士渐渐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E连的13名士官全都为原有的士兵所替换。其中有：军士长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伦·迈克·兰尼，中士利奥·博伊尔、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罗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说：“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好的带兵人，我们尊敬他们，愿意跟他们上刀山下火海。”

军官中，除了连长索贝尔以外，都与众不同，也都深受大家的尊敬。二等兵雷德回忆说：“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有温特斯、马西森、尼克松等这样的人存在。这些人都是一流的。他们关心我们，整天和我们泡在一起，这种情况简直是奇迹。他们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信任。”雷德继续说道：“温特斯改变了我们的一生。他对我们十分友善，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体能训练。他这个人挺害羞，说话从来不带脏字。”戈登说，如果有谁大声问他：“嗨！少尉，今晚你是不是有约会啊？”温特斯的脸会“刷”地变得通红。

不久就升到营部担任人事行政参谋而最终成为正规陆军少将的马西森是E连里最有军事头脑的年轻军官。赫斯特像个“慈父”，尼克松比较注重外表修饰。但温特斯和他们都不一样，既不幽默也不固执。用雷德的说法：“无论什么时候，迪克·温特斯都从不装扮成上帝，却也从不失大丈夫的风度。”他特别注重要求部下表现出色，因为他唯一的期盼是大家都做得最好。“弟兄们太喜欢他了，谁也不愿使他失望。”E连的弟兄们过去崇拜他，现在仍然崇拜他。

*　*　*

温特斯少尉一直感到有个人不好相处，这就是赫伯特·索贝尔中尉（不久，他晋升为上尉）。

索贝尔连长个头挺高，身材细长，满头黑发。细而长的眼睛，大大的鹰钩鼻，长脸，下巴内凹。入伍前他是卖衣服的，对野外活动一窍不通。他行动笨拙，身体不协调，不是当运动员的料。连里的弟兄个个都比他体质好。他的举止“怪怪的”，“说起话来也与众不同”，浑身上下满是傲气。

索贝尔挺霸道，在职权范围内独断专行，容不得人。看哪个不顺眼，即使人家没有过错，他也会找个理由，把人家开除。

此人还挺残酷。星期六早检查时，他总是在队前走上一遭。如果有谁使他不悦，他就停在人家面前，给一顿臭骂，并取消其周末请假外出的权利。这样整了三四个人后，他会转而使用“轮流外出”的办法，硬把另外六七个人留在军营内。如果谁星期天夜里归营晚了，那么，星期一晚上，经过一天的紧张训练后，他会罚那人用工具挖一个6英尺见方的坑，然后再把土回填好。

索贝尔下决心要使E连成为团里最好的连队。为此，他对弟兄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弟兄们操练的时间比别人的长，跑得比别人快，练得比别人起劲。

跑步上科拉希山时，索贝尔总是在全连最前面领跑。他迈着大而平的脚，头一点一点地，两臂一扇一扇地，宛如一只忧伤的鸭子。他不时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掉队，嘴里不停地喊着：“快呀！快呀！日本鬼子就要来抓你了！”

蒂波回忆说：“我记得有许多次大家跑完后，个个筋疲力尽，都等着‘解散’的口令。可索贝尔却在队列前走过来走过去，喊着‘站好！站好！身子站直了！’只有到每个弟兄都符合了规定的动作要领使他满意后，他才叫解散。这当然太过分了，可是我们还是照他的要求办。因为我们都想要佩戴银翼徽章啊。”

戈登恨死了索贝尔。1990年时，他说：“直到D日凌晨我在法国降落时为止，我一直在跟这个家伙干仗。”戈登和其他一些弟兄都咒他死，说：“打起仗来，弟兄们手里有了真子弹，索贝尔准活不出5分钟。”即使敌人没有打死他，E连有十几个弟兄也一定会要他的命的。背地里，弟兄们都叫他“该死的犹太鬼”。

索贝尔对连里的军官也是这么狠。在体能训练上，对军官们的要求与士兵的一样；但是训练结束时，士兵们听到“解散”的口令就可以回到铺位上去，军官们却不能，他们得研究野战教范，然后参加考试——凡是索贝尔布置过的内容都得考。温特斯回忆说，在他开的军官会议上，“他总是一人说了算，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不是像平常人说话，而总是提高嗓门，沙着喉咙吼叫，十分刺耳”。军官们给他起了个外号：“黑天鹅”。

索贝尔没有朋友。在军官俱乐部里，军官们总是躲着他。没有人和他一起外出游玩，谁也不愿和他在一起。E连里，没有哪一位对他的过去有丝毫了解，也没人想打听。要说跟他熟些的，那也有几个；最熟的是威廉·埃文斯军士长，他俩有时勾结在一起，在弟兄中制造摩擦，拉一个，打一个。

凡是在军队里待过的都见识过这种人。这种人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吹毛求疵，小鸡肚肠。索贝尔就是个典型。保罗·富塞尔在其著作《战争时期》中，对“小鸡肚肠”行为下过很好的定义：“它指的是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军事生活变得糟糕；强者总是找弱者的小麻烦；公开为名利地位吵吵闹闹；把病态的残忍说成是执行必要的纪律；经常炫耀往日的成绩；对规章制度不看精神实质而一味强调机械执行。之所以不称之为‘马牛肚肠’、‘大象肚肠’，是因为它只关注无关紧要的小事，把琐事当大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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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弟兄们，索贝尔讲绝对权威，而温特斯却赢得了尊敬，因而，他们两位注定要发生对抗。没有谁直接这样说，而且，并非每个弟兄都意识到他俩之间的问题，再说，温特斯也并不希望这样。但是，他俩却的确在领导问题上较着劲。

索贝尔对温特斯的反感是从在托科阿营地的第一周开始的。那天，温特斯带着全连练军体操。他站在台子上，示范着：“想帮这些弟兄一把，使他们能够通过。这些弟兄都很灵，专心致志地看着我做。”辛克上校正好路过，便停下来看。等他们练完，辛克走到温特斯面前，问：“少尉，这个连军体操练过几次了？”

“三次了，长官。”温特斯答道。

“非常感谢。”辛克说。几天后，在没有征求索贝尔意见的情况下，辛克把温特斯提为中尉。在索贝尔看来，温特斯那天是出了风头。于是，索贝尔就总是把检查厕所卫生和伙房值星一类的脏活交给这位排长干。

保罗·富塞尔写道：“小鸡肚肠的表现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它与赢得战争胜利毫无关联。”[4]温特斯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至少索贝尔所做的有些事情——如果撇开方法不谈——还是必要的。如果E连能够比其他连队跑得再远些，跑得再快些；如果E连能够在阅兵场上多待些时间；如果刺杀训练时总有“日本鬼子就要来抓你了”等话语的激励，那么，E连就会比其他连队更好。

温特斯反对索贝尔的，除了只关注小事和武断的方法外，还有缺乏判断力。索贝尔既没有常识又没有军事经验。他连地图都看不懂。野外演习时，他常常问他的副手：“赫斯特，我们到哪里了？”赫斯特总是在地图上指给他看，同时又不使他丢面子。赫斯特后来说：“谁都知道这是哪里。”

索贝尔往往不经思考也不和别人商量就拿主意，因而常常出错。在托科阿，有一天夜里，E连到树林里演习。预定的任务是打防御战，待在指定位置，等着敌人进入伏击地带。温特斯回忆说：“一点也不难，容易得很。只是把队伍疏散开，进入各人的位置，要求大家别出声就是了。我们等啊，等啊，等啊。突然，一阵风刮起，树叶哗哗作响。索贝尔跳起身，大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天哪！要真是打仗，整个连队不就完蛋了嘛。我当时就想：‘可不能跟这个家伙一起上战场！他可是一点儿常识都没有啊！’”

温特斯承认索贝尔“信奉严格的组织纪律，把E连整得很棒。无论什么时候看E连，弟兄们个个都精神抖擞；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我们都是名列前茅”。二等兵雷德说索贝尔，“他把我们的平民习气连同尊严剥得干干净净，但却使我们成了出色的士兵”。在温特斯看来，问题在于索贝尔看不见“队伍里不安和鄙视的情绪在滋长。带兵有言传和身教两种方法，索贝尔用的是前者”。

在为写作本书而进行的采访过程中，我问每个E连成员：E连弟兄关系出奇亲密，部队凝聚力特别强，战斗力始终那么强，是否是由于有索贝尔的缘故。有的回答说既是又不是。而罗德·施特罗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得直截了当：“是赫伯特·索贝尔造就了E连。”也有的回答与此大同小异。但是，几乎个个都表示很讨厌他。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全连拧成了一股绳。温特斯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下层军官，军士，士兵，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心情，一种感觉。”但是，他又加了一句：“大家都想到了一起，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索贝尔手下活下去。”

大家对索贝尔的反感太强烈了，甚至在他本该赢得尊敬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得到。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每个官兵都必须通过体能测验。到快测验的时候，弟兄们个个都已经练得棒棒的，谁也不担心通不过。例如，做俯卧撑。几乎每个人都能做35个，有的甚至能做40个，而规定的标准只不过是30个。但是，正如蒂波所说，大家都格外兴奋，因为“我们都知道索贝尔最多只能做20个。每次带着全连做时，他总是做到20个就停了下来。如果这次测验公正的话，他准通不过，准会被刷下来。

“对索贝尔的测验是公开而公正的。我像有些弟兄一样，带着并非无所谓的态度，站在离他约50英尺处看着。做到20个时，看得出他已经很费力了，但还在继续做。到24或25个时，他的手臂在发抖，脸涨得红起来，可还在慢慢坚持着。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他是怎样完成30个的，但他的确是完成了。我们都成了哑巴，摇着头，但没有笑。这家伙真还挺有决心呢。尽管如此，想到他毕竟仍然是块笑料，我们才得到了一些安慰。”

空降兵都是志愿者，这支队伍里的任何人——无论是官是兵——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许多人退出了，但是索贝尔却没有。他本可以免受这次挑战，从空降连队军官的位置上退下去，到不十分艰苦的后勤连队去任职，然而，他下定决心要闯过这一关。他的决心绝不亚于E连的任何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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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E连磨练得比D连、F连更强是很困难的，因为2营营长斯特雷耶少校几乎与索贝尔一样狂热。感恩节那天，辛克让全团会餐，放松放松；可是，斯特雷耶少校却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在整个2营组织一次为期2天的野外演习。演习包括长距离行军、对一个设了防的地点发起进攻、经历一次半夜毒气袭击警报、享用一次K级干粮（全部是听装食品，包括炖菜、饼干、糖果、果汁粉）。

为了使大家对这次感恩节留下更深的印象，斯特雷耶还设置了额外的难题。他叫人在一块场地上离地18英寸高平铺了一层铁丝网，新杀的猪的内脏——心、肺、肝、肠，什么都有——在网下的地面上铺了一层，机枪就紧贴着铁丝网的上缘平射。利普顿回忆说：“军队对‘爬行’和‘蠕动’两个动作总是有非常清晰的区分：婴儿是爬行，蛇是蠕动。我们简直就是在蠕动。”当时的情景，谁也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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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月底，基础训练已告结束。E连的每个成员都掌握了使用迫击炮、机关枪、步枪、通讯联络和战地包扎等各自应有的本领。排里的任何工作，每个人都能干，至少都能应付。每个兵都了解下士、中士的职责，必要时都能替补。另外，在托科阿营地培训出来的每个人都经受过非人的锻炼和折磨。克里斯坦森说：“我们都认为，经过了这一切，什么样的苦都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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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托科阿前的一两天，辛克上校在《读者文摘》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日军有个营在马来半岛用72个小时行军100英里，创下了世界纪录。辛克说：“我的人能比他们更强。”他选择了训练中最能吃苦的2营来验证。他命令1营乘火车到本宁堡，3营乘火车到亚特兰大，2营徒步前往。

9月1日7点整，2营的D连、E连、F连及营部每个人背着自己的全部行装和武器出发了。步枪手尚且不容易，像马拉其这样的迫击炮班战士和戈登这样扛着机关枪的就更加艰难。斯特雷耶营长选择的路线长118英里，其中100英里是乡间土路。天气很差，下着冷雨和小雪，道路或光滑或泥泞，很不好走。韦伯斯特回忆说：“第一天，我们在红土路上跌跌绊绊地往前赶，嘴里诅咒着鬼天气，心里盘算着还有多久休息。”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了还在走。雨、雪停了，风起来了，寒气刺骨。

到23点，全营行军40英里。斯特雷耶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作为宿营地。这里没有大树，没有小树丛，没有任何避风的地方。气温下降到华氏20度。由于无法使用行军锅，大家只发到涂有黄油和果酱的面包。6点醒来时，发现一切都蒙上了厚厚一层霜，靴子、袜子都已冻实，官兵们不解下靴带，肿胀的脚就无法塞进去。步枪、迫击炮、机关枪都和地冻在一起。半幅双人帐篷冻得满是裂口，宛如花生酥糖。

第二天，走了好几英里，僵硬、疼痛的肌肉才暖和过来。第三天最糟糕，已经走了80英里，还有38英里要走，而且最后有约20英里是通向亚特兰大的公路。泥路固然难走，水泥路走起来脚更加难受。那天夜里是在亚特兰大郊外的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操场上露营的。

马拉其和他的同伴、外号为“指挥官”的沃伦·穆克支起小帐篷躺下休息。听到“开饭了”时，马拉其已经站不起来，只好爬过去吃饭。他的排长温特斯看看他，叫他次日早上乘救护车前往最后的目的地——亚特兰大市中心一个叫“五点”的地方。

马拉其决定坚持走到底，其他弟兄也几乎全都表示能够坚持。这时，由于报纸和广播的报道，他们的行军已经在佐治亚州家喻户晓，因而，道路两侧站满了欢呼的群众。斯特雷耶已经安排军乐队在离“五点”1英里处迎接他们。坚持步行的马拉其“听到雄壮的军乐声，精神大振，忘了疼痛，像在托科阿接受检阅似的与弟兄们一起走完了全程”。

这次徒步行军，行程118英里，前后共用75小时，实际使用的时间为33小时30分钟，即平均每小时约4英里。全营586名官兵，最后一天有的是在战友架扶下坚持到底的，未能走完全程的仅有12人。辛克上校相当自豪地告诉记者：“没有一个人掉队。即使是摔倒了，也是脸朝着前方。”全营中全员走完全程的只有E连穆尔中尉的3排。作为奖赏，3排走在了入城队伍的最前头。

第2章　“起立，挂钩！”

本宁堡，麦考尔营，布拉格堡，尚克斯营
1942年9月—1943年9月

本宁堡，尤其是那个正用于跳伞训练的平锅地区，情况可能比托科阿还要惨。那是团的驻地，是荒凉的沙土地上的一些矮小的木屋。不过，对E连的人来说，本宁堡还是个比较轻松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不是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行体能训练，而是进行空降兵的实战训练。

伞兵学校的训练本应从体能训练开始（A级），然后按每周一个级别训练，逐步转入B、C、D级。可是第506团却跳过了A级。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1营先期抵达后就进入了A级训练。这一来使得伞兵学校派来带体操和跑步的士官觉得很尴尬。从托科阿毕业后过来的学员就笑那些士官。在跑步方面，他们要从倒着跑开始，向那些士官发出挑战，要和他们比赛，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训练之后，他们问那些已经气喘吁吁的士官什么时候能通过热身活动，开始进入真正的训练。经过两天的不恭敬对待之后，那些士官就向指挥官汇报说，506团的人体能比他们强得多，所以这个团的所有连队都立即投入了B级训练。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E连每天早上都跑步来到伞包棚，学习如何收叠降落伞。接着，他们又跑步回到平锅去吃午饭。下午就从一个悬吊在离地面4英尺的假飞机机身的模拟门里往下面的锯末堆上跳，练习如何卸去悬吊着的降落伞背带，或者从一个30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背着另一端固定在钢缆上的降落伞背带往下跳。

随后的一个星期，进行的是C级训练。他们从250英尺高的伞塔上进行自由跳伞或有控跳伞的训练。有一个塔上还有座位、减震器、导伞绳，其他每个塔上都有4顶伞，到达悬臂高度的时候，这些伞就会自动打开。白天每个人要从这些塔上向下跳好几次，晚上还要跳一次。

C级训练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一台鼓风机在地面上鼓起一阵大风，把伞和人都朝一个方向吹，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学员如何在着陆之后控伞和收伞。

经过一个星期在跳伞塔上的训练之后，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受D级训练的准备。这可是动真格的，要从C—47运输机上下跳5次。完成5次动作的人就能获得伞兵的银翼徽章了。前一天晚上，学员们把伞包打好，然后认真检查，接着又重新打了一遍，再度进行认真检查，一直忙活到当晚23点。第二天早晨5点30分吹起床号后，他们就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劳森机场，一路上歌声和口号声都很响亮，显得信心十足。他们背起降落伞，在一排排长凳上坐下，等候登上C—47的通知。有人在开玩笑，有人在说笑话，有很多人在抽烟，有人笑得很不自然，还经常有人上厕所，有的则在反复检查降落伞和挂在胸前的备用伞。

每24个人乘一架飞机。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第一次乘飞机。C—47攀升到1500英尺之后，开始在空中盘旋。跳伞长是个士官教官。红灯亮起来后，他高声喊道：“起立，挂钩！”大家都把自己主伞包背后的引张索钩到座舱上方中间的拉伞钢缆上。

“设备检查情况报告！”跳伞长大声下达命令。

“12号检查完毕！”“11号检查完毕！”报告依次进行，直到1号。

“靠拢，站到门前面去！”

第一个人走到打开的舱门口。给每个人下达的指令都是两眼平视，不要向下看，这显然是从心理因素来考虑的。此外还要求大家把双手放在门的外侧，绝对不要放在内侧。手放在门外侧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留在飞机上了。只要轻轻一碰，甚至连感觉到后面的人要走上来，都足以使他脱离飞机。正如戈登说的，如果他把手放在门的内侧来稳定一下情绪，“如果他不想跳，后面有12个人也别想把他推出去。这就是恐惧的力量”。跳伞长一旦发现有人把手放在门的内侧，就会把这个人拽回来，让别人先跳。

根据戈登的说法，大多数人“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到了即使不带降落伞，也敢往下跳的程度。第506团总共有94％的人考核合格，创下了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的纪录。第一次是一个一个地跳。只要谁到了门边上，腿上被跳伞长轻轻拍一下，他就往外跳”。

“我慢慢地走到门口，纵身跳进让人惊心动魄的广阔空间。”韦伯斯特回忆说，“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钩在拉伞钢缆上的引张索把主伞包的背后盖拽掉，系在伞顶的分离索把伞衣从背包中拉出，接着人就离开了飞机。突然产生的气流使降落伞立即张开，跳伞者可以感觉到张伞时的剧烈震动。

“从这时候开始，跳伞就很有趣了。我飘浮着向下落，不断地摆动，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作来回打晃。我很高兴地四下张望，只见天上飘着许多意气风发的伞兵，相互大声呼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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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打开的机舱门口，显然是一种考验。那些以前在训练中表现出色的、那些后来像普通步兵一样英勇作战而获得军功章的，都可能会愣在那里发怵。有时候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在别人都跳下去之后，就是在第二天。通常，一个人只要发怵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跳了。

E连就有两个人发过怵，死活不肯往下跳。其中一个是二等兵乔·拉米雷斯。他被推到机舱的尾部。可是等大家都跳下去之后，他又对跳伞长说他愿意跳。飞机继续在空中盘旋。这一次他跳了下去。正如二等兵罗德·施特罗说的：“比起第一轮就往下跳，这需要更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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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E连又跳了第二次。这一次还是一个一个地跳。接下去的一次就是密集跳伞。一组12个人来到门口之后，跳伞长大声下达了一连串“走！走！走！”的命令。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每个组都是在6秒钟之内就跳出去了。卡森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已经到了跳伞狂的地步，因为我在地面的时候总是想到跳伞的时候那股刺激劲，于是还想再跳它几次。我一想到张伞时那猛然的一拽，我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

第四跳安排在圣诞前夕。圣诞节全连放假一天，还吃了一顿丰盛的火鸡宴。连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不在家过圣诞。卡森写道：“一点也不像过圣诞节，既没有雪，也没有树，更没有礼物，妈妈和爸爸也不在。”

12月26日进行了最后一跳。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证书，证明他“从即日起已经具备了作为合格伞兵的资格”。接下来就是最令人自豪的时刻——佩戴银翼徽章。为了这一时刻，他们进行了半年的艰苦训练。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是E连的每个成员，也是506团的每个成员终身难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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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克上校举行了一场全团分列式阅兵。之后，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宣读当天的命令（后来每个人都得到一份打印件）。“你们现在已经是我们团的成员了。”辛克宣布说，“这是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团之一，当然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他说要给他们放10天假去探亲，并提醒他们说，“有些事情希望你们能做到——不仅是休假的时候要做到，而且要成为一种信念去指导你们的人生。”他要求他们走路要昂首挺胸，要有军人姿态，注意个人仪表，还要记住：“我们的战斗口号和格言‘科拉希’，意思是‘独立作战’。。”

他命令士兵们“别被投进监狱”，然后就让他们解散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个个都佩戴着银翼徽章，穿着擦得铮亮的靴子，裤脚是束进靴子里的。他们回到家里之后，父母和亲朋好友都赞叹不已，显然是因为他们有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半年中建立起了自信心。他们所通过的训练课程，5个志愿者中有3个都通不过。他们经受住了索贝尔的惩罚与折磨，他们从飞行中的飞机上跳伞成功。他们都是佼佼者。

不过，他们可不能成为无视美国陆军规章制度的佼佼者。辛克上校告诫他们假期一结束就回本宁堡。可是1943年1月时的美国航空、铁路和公路交通系统的运输能力很差，506团的休假者中有一大批人都没有能如期返回部队报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辛克上校组织了一次全团阅兵。所有的人都穿上最好的军装，或者叫作军礼服。他们齐步从一条砂石路上走到炊事兵简易住房后面的一片空地上。辛克先下令大家立正，然后下达“稍息”的口令。大家注视着一名中尉，鸦雀无声地听他念着一串名字，每个连一个，都是最后回来报到的。

“E连二等兵约翰·多伊。”中尉大声喊道。站在中尉身边的小鼓手敲起一阵柔和、悲哀的鼓声。两名挎着冲锋枪的士官走到多伊前面。多伊出列，脸色苍白。两名士官站到他的两侧，随同他向前走。小鼓继续敲着。他们走到中尉面前，听他宣读命令。二等兵多伊被从伞兵中除名，送到步兵连队去。

中尉把多伊手臂上的506团臂章、胸前的银翼徽章、帽子上的伞兵徽章摘下来，全部扔在地上。这简直太侮辱人了，在场的官兵都在暗暗诅咒。韦伯斯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把我们气得简直要打人。在鼓手旁边的，是个行为不得体、让人倒胃口的混蛋中尉，替每个走到前面来的人拍照。在朋友面前丢人现眼已经够倒霉的了，在这种时候还被人拍照——真该把那个中尉枪毙掉。”

还不仅如此。一辆吉普车开过来，把二等兵多伊的军用背包和背囊扔了出来。他还得脱下靴子、换上普通鞋子，像普通步兵那样把裤脚露在外面（伞兵们称之为“直筒”裤）。他捡起自己的背囊和背包，在两个冲锋枪手的押送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小鼓继续敲着，一幅凄凉的情景。这个场面重复了9次。

从那以后，506团再也没有发生休假逾期不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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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末，E连随506团的其他连队一起跨过查特胡奇河，进入本宁堡在亚拉巴马的营地。这简直就像从监狱走向自由。这里的营房很舒适，伙食也好。除了军人服务社，还有一座电影院。训练以班作战为主，尤其是逐屋作战比较有意思，经常有一些爆炸。大家用空包弹相互射击，投掷烟幕弹。又进行了第六次跳伞训练，而且这是第一次携带步枪。

卡森的日记捕捉到这些冬日的情趣。

2月8日：“昨天夜里，我们简直像翻了天，打起枕头战，在营区里闹得不亦乐乎。闹腾了三个多小时，我们觉得累了，才去睡觉。”

2月11日：“（下士乔·）托伊、（中士乔治·）鲁兹和我去了哥伦布。打电话找姑娘们聚会，开心又开心。在聚会的时候，我碰见了哥伦布的关键人物贝蒂，最后我们不得不返回，回到这里已经是凌晨4点45分。”

2月12日：“回到哥伦布的奇克索花园，度过了又一个愉快的夜晚。贝蒂跟我情投意合极了。真的很有意思。凌晨4点45分返回，5点半就睡眼惺忪地上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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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就要“收拾行装，准备开拔”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麦考尔营是一处令人赞叹的战时建筑。1942年11月7日，它占有的荒地有6200英亩。4个月之后，就在里面修建了65英里长的铺装道路、一所1200个床位的医院、5座电影院、6个巨大的啤酒园，一座完整的有3条5000英尺跑道的全天候军用机场，此外还建起了1750座房屋。营房都有取暖设备，轻便床上都有床垫。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二战中牺牲的第一个美国伞兵、第82空降师的二等兵约翰·T.麦考尔。11月8日他死在北非战场，营地破土动工也在这一天。麦考尔营是空降兵的大本营。

训练的强度加大，复杂程度也提高了。跳伞时不仅要携带步枪，还有其他小型武器。跳伞时，火箭筒是不能拆卸的，轻机枪也不能拆卸（虽然支架可以卸下，由另一个人携带）。60迫击炮和它的底座要由两个人携带。此外伞兵还配备有食品、弹药、地图、手雷、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有些人跳伞的时候超荷负重达100磅。

跳伞训练完成之后，就是连续两天或者三天的树林中的作战训练，重点放在部队的快速机动和敌后大部队作战。到黄昏时分，排长们被叫去看了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并被告知第二天早晨应该到达的位置。

索贝尔上尉让外号叫“泡泡眼”的二等兵罗伯特·温给他当通信员。他把温派去确定各个排的位置。温最后“迷了路”，找个地方补觉去了。到了早晨，索贝尔让温说明为什么会迷路。

“因为太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温回答说。

“你最好学会在黑暗中观察。”索贝尔说了他一句，然后让他回自己的班里，把埃德·蒂波调来代替温当通信员。“由于我的‘帮助’，”蒂波讲述说，“索贝尔就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把地图、罗盘和其他一些东西放错地方。他还得到其他一些人类似的‘帮助’，所以被弄得晕头转向，比以前更容易丢三落四。我们都希望他犯个大错误，然后被撤换掉，这样我们到打仗的时候就不用受他指挥了。”

“你们的步枪是你们的第二生命。”索贝尔总是对部下这么说，“它任何时候都应当由你控制着。”有一次进行夜间演习，他决定给部下一个教训。他和军士长埃文斯悄悄地潜入连阵地，把那些睡觉的人的枪都给摸出来了。他们这一手干得很漂亮。到天亮的时候，索贝尔和埃文斯总共摸出来将近50条步枪。埃文斯得意洋洋地把全连集合起来，索贝尔就开始骂他们不是好兵。

正当他大声数落部下的时候，F连连长带着约莫45个手下的人走过来。原来索贝尔和埃文斯摸错了地方，跑到F连的营地上，把人家的枪给摸来了。这件事把他弄得非常尴尬。

过了一两个星期，索贝尔在一次跳伞中扭伤了脚。于是他就和埃文斯先回营地去了，连里其他人仍然留在野外。连长和军士长回去之后，进行了一次私访。他们检查了E连所有人的军用小手提箱、衣服、个人物品。他们搜查了每个衣服口袋，撬开箱子，拆开女朋友和家人的来信，没收了在他们看来违禁的所有物品。“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卡森很有意见地说，“当时还没有毒品嘛。”

索贝尔张贴了一张清单，写明了违禁物品、违规者姓名以及处罚办法。从野外训练回来、又累又脏的人们发现，他们认为是个人物品的每一样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像内衣、袜子、牙膏、牙刷全都堆在床铺上。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有东西被没收。主要是私藏的弹药、违规的衣物以及色情物品，还有高档衬衣、从伙房里偷来的水果鸡尾酒和桃片罐头，全都被没收了，后来一件也没有发还。有一个兵一直在收藏避孕用具。有几只安全套显然是可以允许的，可是200只就违反规定了。它们被列在索贝尔的没收物品清单上。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蒂波回忆说，“在索贝尔这次袭击之前，我只是不喜欢他，还没有真正恨过他。这件事之后，我认为他是我的私敌，我不欠他忠诚，也不欠他别的什么。每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

有人在私下议论，连队投入战斗之后，谁会对索贝尔开枪。蒂波认为这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不过，另一方面，我感觉E连里头有一两个伙计虽然少言寡语，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完全有可能就把索贝尔给宰了。”

在接着进行的一次野外演习中，E连接到通知说，要他们指派一些人做模拟伤员，给卫生员提供包扎伤口、上石膏和夹板、用担架撤离伤员之类的实践机会。索贝尔得到通知，要求自己假扮伤员。卫生员给他打了一针真麻醉剂，脱掉他的短裤，真的在他的皮肤上划开一道口子，模拟阑尾手术。他们把切口缝合之后，包上绷带，贴上医用橡皮膏，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索贝尔火冒三丈，这也在情理之中。他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却不见下文。在E连找不出一个人能指认搞恶作剧的是哪些卫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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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连的人究竟有多棒的问题，终于在麦考尔见了分晓。陆军部对斯特雷耶的2营（该营因向亚特兰大的行军早已大名鼎鼎）进行一次标准的体能测试。这个营的合格率为97％。这是陆军有史以来得分最高的营。来自华盛顿一个姓雅布隆斯基的上校认为斯特雷耶在比分上做了手脚。温特斯回忆说：“他们让我们重新来了一次。当官的、当兵的、后勤人员、炊事兵、所有的人——结果这次我们达到了98％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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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晋升的好运转向了E连。它的3名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克·兰尼原来都是这个连的士兵，是从二等兵一步步上来的。其他的中士，像利奥·博伊尔、比尔·瓜奈若、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埃尔默·默里、鲍勃·雷德、鲍勃·史密斯、“莽汉”泰勒和默里·罗伯茨等人也是如此。卡森当了下士。马西森中尉提到团里当参谋，尼克松、赫斯特和乔治·拉文逊3名中尉都调到营里去当参谋了。（直到战争结束，2营的每个职务空缺都是由E连出来的军官填补的，D连、F连和团部都没有一个军官到营里任职。温特斯作出了如下的评论：“这就是营、团部和E连之间的通联总是这么好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重要任务似乎都是交给E连的原因。”）

5月初，哈里·韦尔什少尉被分配到温特斯的1排任职。他是个很难得的军官。1942年4月，他主动要求到空降兵来，分配在第82空降师504伞降步兵团。他经过空降学校的训练，当上了中士。总共当了3次。每次都是因为打架被降为二等兵。不过，他是个意志顽强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明显有着当领导的潜力。他的连长发现了这一点，推荐他上了候补军官学校。

韦尔什被分配到506伞降步兵团2营E连。他原来想回504团，但是陆军条令规定，候补军官学校毕业生都要分配到新单位，因为怕他们回原单位会跟那些当兵的朋友过于熟悉。索贝尔把韦尔什分到温特斯的排。他俩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基于相互尊重，这种相互尊重来自他们对领导艺术的共同看法——即韦尔什所说的：“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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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E连打起背包，与506团的其他连一起，乘坐一列走走停停的火车来到肯塔基的斯特吉斯。在车站，红十字会的姑娘们给他们送来咖啡和油炸面圈。这一点小小的享受将是他们此后一个月里的最后一次。他们行军来到乡村地区，支起帐篷，挖露天厕所排便沟，吃的是陆军最喜欢的野战食品——“SOS”，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奶油牛肉片面包。

1943年6月5日至7月15日在肯塔基、田纳西和印第安纳州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这是迄今为止伞兵与滑翔机载部队的规模最大的联合空降演习。虽然这还不是打仗，但却是陆军能做出的最接近实战的安排。

6月10日，506伞降步兵团被正式编入第101空降师，这一天也就成了该师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日子。506团的编入显然鼓舞了101空降师的士气，至少E连的人有这样的看法。

这场以红军对蓝军的演习是在一片广阔而又偏僻的、森林覆盖的丘陵与山地进行的。E连进行了3次空降。克里斯坦森对其中一次至今记忆犹新。在C—47运输机上又热又闷，从山地升上来的热气流造成了飞机的颠簸摇晃。“大牛”丹佛·兰德尔曼下士排在他那一组的最后，离打开的舱门最远。他开始朝头盔里呕吐。坐在他前面的人才看了一眼，就把午饭都吐出来了。这个过程依次向前传递着，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吐的时候都用头盔接着，结果地上被吐得一片狼藉，机舱里一股难闻的气味。坐在前面的克里斯坦森一直在忍着，可是谈何容易。“我的胃要造反……‘他们怎么还不亮绿灯？亮了！’后面不断有人喊‘走！走！妈的，快走啊！’我纵身跳进外面的新鲜空气之中。我觉得好像有人用魔杖在我头顶上挥了一下说：‘克里斯坦森，感觉真美呀。’的确如此。”

这次演习中还安排了夜间长途行军、徒步涉水、抢登敌岸。爬三步就要滑下来两步，经常被石头、树桩、树根绊倒，或者被密集的灌木丛划出一道道口子。不过有时候也能尝到田纳西州的山民做的油炸鸡。大家是疲惫不堪，身上又脏又痒。

将近6月底的时候，演习结束。101空降师师长威廉·C.李少将嘉奖506团2营，说他们“有顽强出色的表现、充分合理的战术原则，还有明显训练有素的战士”。李将军还信心十足地说：“从未来的考验中，将进一步看出你们优秀的训练与领导艺术。”

E连从斯特吉斯转移到肯塔基的贝克林里奇营。那里有营房，有热水淋浴，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舒适的条件。可是这个营地现在已经人满为患，又要支起小帐篷，以地当床宿营了。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大多数人都获得10天的休假。他们回来销假后不久，整个师就乘火车去了北卡州的布拉格堡。

全师都在做开赴海外前的准备，所以有一点很快就看得很明显了：布拉格堡是部队出国作战前的集结转运点。伙食比较好。营房里有床铺，还有热水淋浴，其他条件也好一些。但是真正让人看破玄机的，是整个部队的重新装备。当兵的全发了新衣服、新武器和新的装备。他们一连几天都到靶场去，校验步枪和机枪。

他们要去哪儿？向东还是向西？去欧洲战场，还是地中海或太平洋战场？谁也不知道。猜测在排与排之间飞快地传播。很多人在打赌。

周末的时候，当兵的都到费耶特维尔去“拉动消费”。放肆的聚会成了家常便饭，大多数是伞兵搞起来的。他们往往会拿布拉格堡的当地驻军出气，有时候还欺负滑翔部队的人，尽管那些人也是101师的。

滑翔部队是由分配到滑翔团的正规军士兵组成的。虽然他们也是机载部队，可是他们不是自愿来的，被陆军看成是二等军人。他们拿不到每月50美元的补助，也没有专门的徽章，不穿皮靴，也不穿束裤脚的裤子。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制作出一些招贴画，上面贴着坠毁或者烧毁的滑翔机的照片，下面加上一些文字：“参加滑翔部队吧！没有飞行费。没有跳伞费。但是绝对惊心动魄！”

E连有几个人到布拉格堡的机场去，乘坐了一回滑翔机。在这种胶合板制作的箱子里降落的体会使他们坚信，跳伞着陆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有一次李将军做了一次滑翔机飞行，降落的时候摔断了几根肋骨。“下一次我就跳伞了。”他说道。“我们告诉过你了！”滑翔兵们大声说。（1944年6月，滑翔兵们终于得到了每月50美元的危险任务补助，还有了专门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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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全师以团的建制编队集合，排着队走上等候在那里准备送他们上战场的20节列车。乐队演奏着《就在那边》。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都哭了。上车后刚刚坐定，赌局就开始了：向北开往纽约，然后欧洲或者地中海，还是向西开往加州，然后去太平洋？

火车沿哈德逊河向北，朝着离纽约城30英里的尚克斯营行驶。原先说是要让他们在纽约城的大街上列队行进的，可是没有兑现。结果却是一遍遍的检查，接着就是预防注射。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一针接一针，打得胳膊就像挂在身上的一根软塌塌的绳子。”军官和军士都得熟记《海外行动准备手册》上的内容。

索贝尔写了一封固定格式的信，准备寄给每个伞兵的母亲。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女士”，接着写的是：“很快，您的儿子，上等兵保罗·C.罗杰斯（每个名字都是打字打上去的）就将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与敌人作战并打败敌人。他将配发到最精良的武器和装备。为了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他已经接受了几个月艰苦而又紧张的训练。

“请您经常来信，给他以关爱与鼓励，这将增强他的战斗意志。有了这个，他就会一往无前，为自己争得荣誉，使您为他而自豪，他的祖国感谢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为国家服务。”他在每一封信的结尾都用花体签上“连长赫伯特·索贝尔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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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弄到了一些威士忌。他们喝惯了啤酒，所以喝威士忌还真受不了。克里斯坦森喝得醉醺醺的，“总想跑厕所”。刚开始喝威士忌的年轻人很多人都这样。兰德尔曼下士发现之后，把他架回去躺下。第二天早上，那些喝得晕晕乎乎的人还在哼哼唧唧地呻吟。全连列队走到码头，一条摆渡船把他们送到登船的码头上。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送上咖啡和油炸面圈，这才使那些半死不活的人缓过劲来。

很多人都骂骂咧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原本希望出征前能在纽约的大街上步伐整齐地走一遭，可是未能如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让他们穿伞兵服，因为敌人的间谍看见之后就会知道有一个空降师要出国了。他们还不得不把肩上的101空降师的“啸鹰”徽章取下来。

温特斯只记得一桩“跳板热”的例子。有一名军医官“鬼得很，知道吃什么就可以被收进病房，从而躲过这一次航行”。其他人都背着背囊和武器，成单行走上跳板，登上这艘由客轮改装的运兵船。这时候有人在念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名单上画一个钩，表示他们到了。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5000人才全部上了这艘原设计运载1000名旅客的客轮。最后，这艘运兵船先由驳船拖离码头，然后径直朝海上驶去。E连的人站在护栏边上，看着自由女神像逐渐偏离船尾方向。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第一次离开美国。他们心中不禁产生想家的情绪，同时还意识到“过去的一年是多么美好”——这从团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就能看出。

第3章　“厕所勤务兵的职责”

奥尔德本
1943年9月—1944年3月

“撒马利亚号”是一艘由旧印度邮客两用轮改装的运兵船。它原先的设计能力是运载1000名旅客，可是这一次上了506团的5000人。由于过于拥挤，条件变得非常恶劣。淡水是严格配给的。按规定，每次喝水的时间只有15分钟，全天加起来才一个半小时。淋浴用的是海水，而且是冷的。所有的人整天都得把救生衣穿在身上，水壶和子弹带也一起背着，不断发出磕磕碰碰的声音。睡觉的时候不脱衣服，而且一张铺位分配了两个人。这就意味着一张铺分两人轮流睡，有一个晚上就要睡甲板或者过道或者任何能躺下睡觉的地方。船上的气味实在难闻。

每天只供应两餐。克里斯坦森在描述他们第一顿早餐的时候说：“饭厅在最底层，而且楼梯上因为有油比较滑，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不会不下去的。等我们最后下到底舱的时候，那股难闻的气味简直让人窒息。供我们吃的东西盛放在几只大锅里，有水煮鱼，还有番茄。炊事兵穿着脏兮兮的白衣服，那斑斑污迹说明他们的衣服有好几天没换了。”大家都很饿，把这猪食般的东西都吃了。在韦伯斯特眼里，这个饭厅有点“水上疯人院的气氛”。

吃饭至少打破了死气沉沉的一日生活，因为每天的活动就是在甲板上走动走动，倚在栏杆上看着护航舰只，或者就是赌博。赌博一直不断：打扑克，玩二十一点，赌双骰。大量的钱在不断的输赢中转手。有一天晚上，卡森就赢了125美元，可是第二天就输得精光。有人在看书，可是书实在是太少了。索贝尔上尉想带领大家做操，可是没有地方。这件事又成了索贝尔的笑柄之一。

9月15日，“撒马利亚号”抵达利物浦港。第二天，一列向南去的火车把他们拉到了奥格伯恩圣乔治，在火车站，卡车把他们拉向新的驻地。天黑之后，他们靠手电筒照路，步行了一英里半的路程。战时的灯火管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作战地区。他们进入营地，眼前是一些尼生式活动房，里面有两只大肚子的烤火炉。他们领到了一条盖上身就让人发痒的毯子和一只床垫套，然后被带去看了供充填床垫套用的稻草。很快他们就睡下了。

韦伯斯特写道，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觉得自己是在好莱坞电影现场过夜的。这一地区全是童话书上那种小屋子，顶上盖着草，墙上爬满了蔷薇。一匹匹高头大马甩动长长的马鬃，踏着弯曲狭窄的卵石路面向前。在一片柔软的乡村绿地的映衬下，有一座古老的11世纪罗马式教堂。每到整点，教堂顶上那只钟就发出跟大笨钟一样的报时声。这里还有5家古老的小酒吧。它们的招牌在微风中晃动，仿佛是在欢迎我们来到这片盛产淡味苦啤酒的土地”。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威尔特郡的奥尔德本，在伦敦正西方向80英里，靠近亨格福德，离斯温顿也不远。E连将在这里驻扎将近9个月的时间，这也是它在一个地方驻扎最长的时间。

奥尔德本和托科阿、本宁堡、布拉格堡差别很大。托科阿、本宁堡、布拉格堡都是与外界隔开的训练营地，E连官兵在那里过的是全军事化的生活。在奥尔德本，他们驻扎在一个小村子里。这里的人非常保守，墨守着自己的成规，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进入他们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可是美国陆军提出了一项非常奏效的指导方案。从第一天早晨开始，他们用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向官兵详细介绍英国的风俗、礼貌、习惯等等。尽管他们都很守纪律，但他们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想法，那就是要把宣泄留到到斯温顿、伯明翰或者伦敦以后。在奥尔德本这里，需要入乡随俗，在酒吧里喝啤酒时，他们都应该像英国人那样保持安静。

他们还学着吃英国人吃的东西：奶粉、鸡蛋粉、脱水杏子、脱水土豆、马肉、抱子甘蓝、芜菁甘蓝、大白菜。军人服务社的东西是定量供应的：每个星期7包香烟、3条块状糖、1包口香糖、1块肥皂、1盒火柴、1包剃须刀片。

索贝尔没有什么变化。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请假到斯温顿参加星期六晚上舞会的人拿到了外出通行证。索贝尔做了一项规定：跳舞的时候，谁都不准脱军上衣。二等兵托马斯·伯吉斯（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中部的农村青年）羊毛的军上衣里面还穿了一件羊毛衬衣，跳舞的时候觉得有些热，就把上衣脱掉了。

星期一上午，索贝尔把伯吉斯叫到办公室。“听说你星期六晚上在城里跳舞的时候把军上衣给脱了？”

“是的，索贝尔上尉。”伯吉斯回答说，“可是我查了陆军的规定，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在运动、跳舞或者干其他事情的时候，如果里面穿了羊毛衬衣，就可以把军上衣脱掉。”

索贝尔把他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伯吉斯，我来跟你说说我打算怎么办吧。你要把军上衣套在工作服上穿它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要穿着它睡觉。”

白天的时候，伯吉斯一直穿着军上衣，可是他觉得到了晚上索贝尔不会来查他，于是就把上衣搭在床沿上。到了星期六下午，他又到索贝尔的办公室去拿通行证。索贝尔把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伯吉斯，”他说道，“你的上衣可不像是晚上穿着睡过觉的样子。”于是就没有给他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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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英国不是来跳舞的，而是准备进入欧洲作战的，所以训练计划安排得很紧。马拉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托科阿。他们每天在野外要训练8到10个小时，每个星期要训练6天。他们进行15、18、21、25英里的长途行军，进行夜战训练，每天用1个小时进行近战演练，还进行巷战、地图判读、急救、化学战以及德国造武器的性能与使用等方面的训练。他们进行了一次携带全部野战装备的演练，在24小时内行进了25英里。几天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携带作战行装，在12小时内行进25英里的演练。此外还安排了饵雷、排地雷、通联之类的特种训练。

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就要到外面进行一次两到三天的演习。所设计的问题不仅给他们一些战斗机制运作方面的知识，而且教会他们步兵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如何判读地形，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如何根据地形采取不同战术，尤其是如何在地面生存，在不影响体能的情况下一次在地面生存好几天。他们的军官都强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说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第一次就必须本能地不犯错误，因为是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所以，E连的人逐渐了解了英国的乡村。他们对市镇、山丘和树林进行模拟攻击。他们挖了无数的散兵坑，就睡在里面，学习如何在雨天、冷天和饥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

到了12月初，连队又回到野外，在很高、很荒凉、迎风的山坡上挖工事。排长要他们把散兵坑挖得深一些，可是在石头很多的土地上，这是很艰难的。不久，一支由谢尔曼坦克组成的装甲部队就开始进攻了。“它们就像史前的怪物一样，轰隆隆地往山上冲。”韦伯斯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然后停下来，调转车头做横向运动。有一辆朝我冲过来。我的散兵坑深度不够，如果坦克从我上面开过去，就不一定很安全，于是我拼命大声喊叫：‘冲我来吧！’‘冲我来吧！’它还真来了。”卡森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坦克第一次从我的散兵坑上轧过去。真吓人哪。”

戈登回忆说，当时夜间作业很多，“我们进行越野跋涉，翻越篱栅，通过树篱缺口，穿越树林，蹚水过河”。各个班排的人原本就比较熟悉，通过这样的训练，关系就更亲密了。戈登说：“夜间我看见一个侧影，就能告诉你那是谁。通过他帽子的戴法、钢盔是怎么戴的、步枪是怎么挎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他是谁。”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学到的大多数东西，在后来的作战中都非常有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在英国的那些漫长、寒冷、潮湿的夜晚所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完全信赖与战友情谊。

跳伞训练是定期进行的，而且是全副武装，学习利用降落伞的吊带引导自己避开灌木丛、道路、电话线杆、石头墙或者小树林，降落在开阔地或者耕作的庄稼地上。由于英国的气候寒冷潮湿，他们坐在C—47上等绿灯亮起的时候，双脚已经麻木了，落地时的剧烈撞击使他们感到钻心的疼痛。这些跳伞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学习在人员着陆后如何迅速集结。第一次进行这种训练的时候，E连2排的弟兄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降落在离空降地带25英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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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比较紧张。驻扎在附近的第82空降师的人，把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场的情况说给101师的弟兄们听。军官们尤其感到了战前的压力，但谁都不像索贝尔。温特斯说过这样的话：“这从他的性情上就表现出来了。他的脾气变得更乖戾，更像个虐待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士厄尔·黑尔回忆说：“有人在搞抽奖，赌的是谁会干掉索贝尔。”索贝尔弄到了一件空军的羊皮夹克，觉得很自豪，在野外训练中就把它穿在身上，使他变得越发显眼。蒂波记得，当时连队准备进行一次实弹突现靶演习：“索贝尔有几次差点被打中。从背后和侧面打来的子弹不止一次地从离索贝尔脑袋很近的地方嗖嗖地飞过去。他连忙把身体向下一缩，猛然回头喊上一两声，然后一跃而起。很多人因此发出笑声，或者打起手势。我不相信索贝尔会认为那是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过也许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那样跳上跳下、跑来跑去的，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下面的人继续在捉弄索贝尔。二等兵乔治·鲁兹能模仿别人的声音。有一天晚上，在进行越野行军的时候，E连走在全营的前面。行进速度老是因为碰到铁丝网而受影响。走在前面的是索贝尔。

“索贝尔上尉，”一个声音喊道，“遇到什么障碍了？”

“铁丝网。”索贝尔回答说。他还以为是在回答营长奥利弗·霍顿的问话呢。

“把铁丝网剪开。”鲁兹继续大声模仿着霍顿。

“是，长官。”索贝尔回答后就下令把铁丝剪拿到前面去。第二天上午，威尔特郡的农民就找到了斯特雷耶中校，一个劲儿地诉说铁丝网被剪开的事，说他们的牛现在跑得到处都是。斯特雷耶把索贝尔找去。“你们为什么要剪铁丝网？”

“是命令我剪的，长官。”

“谁？”

“霍顿少校。”

“不可能。霍顿有事上伦敦去了。”索贝尔傻了眼，可是一直也没搞清楚是谁在捉弄他，所以也无法进行报复。

E连的军官、军士和士兵最担心的不是他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他的乱发脾气、动辄“嗨哟，还想当伞兵呢！”的挖苦以及他对战术问题的鲁莽态度。他们对他的不满日益增长，尤其是军士们。私下里叽叽咕咕有不少议论，不想要索贝尔率领这个连去打仗。其中起领头作用的一个是1排那个来自北达科他州21岁的中士迈伦·迈克·兰尼，还有一个是3排的“讨厌鬼”哈里斯。军士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采取行动，就会使他们面临战时不服从命令或者企图哗变的指控，不采取行动就会使全连遭到覆灭。

兰尼、哈里斯和其他军士都希望排长们能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辛克上校那里去，也希望辛克本人能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悄悄地把索贝尔换掉。不过这样的想法太天真。年轻军官的责任就是支持连长的工作，他们怎么会到上校那里去反映连长的问题呢？他们会反映什么呢？E连在全团、在野外作业中、在营区里、在体能比赛中一直是走在前面的。在一群中士和下士的不满与压力面前，辛克上校怎么可能不支持他手下的连长呢？这些人正准备去和世界上最可怕的军队作战，而不是去进行比赛或者辩论。

所以，私下的议论仍然在继续。虽然索贝尔和军士长埃文斯依然很孤立，但却有很大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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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外出以及英国铁路的优良服务使他们可以暂时脱离这种紧张的气氛。对于来自美国的年轻军人来说，1943年深秋初冬的英国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跟他们同龄的英国青年军人都到意大利或者到离家很远的训练营地去了，所以感到孤独、厌世、没有男朋友的女人到处都是。美国军人的薪饷很高，大大高于英国军人，而且伞兵每个月还有50美元的额外补贴。啤酒非常便宜，而且很多。只要出了奥尔德本，所有的羁绊都没有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去消灭敌人或者牺牲自己的准备，况且他们大多数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

在10月23日的一篇日记上，温特斯是这样写的：“虽然我并不喜欢陆军的生活，可是这支部队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次度假。这些年轻人在家的时候一直在从事劳动，现在参了军，什么负担也没有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醉过。”

当时的兴奋、不断进入他们头脑的万花筒般的印象、躲避严格训练的迫切需要、即将去打仗的种种想法，还有索贝尔小鸡肚肠的吹毛求疵，所有这些统统搅在一起，造就了这一令人难忘的时光，也驱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去充分享受这段时光。“伦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块魔毯。”卡森写道，“在它的大街上行走，可以看到来自自由世界各个国家的军人。他们的青春活力洋溢在每个公园和每家酒吧。他们的足迹留在了皮卡迪利广场、海德公园、莱斯特广场、特拉法尔加广场、维多利亚公园。他们来自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抵抗运动、波兰、比利时、荷兰，当然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军人。

“这些日子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即使在20岁这样的年龄，我知道自己所看到的和正在经历的一些东西，也许将不复存在。战时的伦敦是个很独特的地方。”

酗酒、泡妞和打架斗殴的事屡见不鲜。年纪较大的英国评论家们不满地说：“你们美国兵的问题是，拿钱太多，纵欲无度，而且是随处可见。”（对这些话，美国兵的回答是：“你们英国人的问题是，拿钱太少，阳刚不足，而且受到艾森豪威尔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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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加强了军官队伍，每个排配两个少尉，因为考虑到战斗开始以后的伤亡。有一名新来的外号叫“莽汉”的少尉林恩·康普顿，他于1921年的最后一天出生在洛杉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棒球队全美接球手，曾代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了1943年1月举行的玫瑰碗橄榄球赛。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去了本宁堡。在伞兵学校训练结束后，于12月分配到驻扎在奥尔德本的E连。几年之后，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当时非常羡慕在托科阿待过的那些人，而且作为这个连的新成员，还有点‘局外人’的感觉。”

康普顿很快就了解到，营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讨厌“运动员”。尼克松让康普顿管全营的体能训练。这就意味着康普顿要领着全营进行长跑，他是唯一必须这么做的军官。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经历，还是因为他的运动员背景，或者是因为他喜欢赌一把，他跟军士以及一些士兵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些军官觉得这种关系有点过于密切。有一次他与士兵在一起赌骰子被发现，被温特斯中尉批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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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按照安排，斯特雷耶中校要在上午11点视察E连。索贝尔命令副连长温特斯中尉10点钟的时候去检查厕所。几分钟之后，大约是9点30分，斯特雷耶中校让温特斯去检查一下士兵的邮件。这样的事不能在连部进行，所以温特斯蹬上自行车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是在奥尔德本一个私人家里租的一个小房间。10点钟的时候，他就迅速返回，把自行车停在营房外，赶紧进去检查厕所。使他惊讶的是，索贝尔正亲自在那里检查。

索贝尔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好像没有看见他这个副连长。跟在他身后的是个一脸苦相的二等兵乔基姆·梅洛，手里拿了一根拖把，浑身湿漉漉、脏乎乎，胡子还没有刮，头发乱蓬蓬的。索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温特斯看了看厕所，发现梅洛把它打扫得很干净。

10点45分的时候，温特斯走进连部办公室，准备全连集合。军士长埃文斯似笑非笑地递给他一份打印的文件。上面写的是：

伞降步兵第506团E连

1943年10月30日

事由：根据战［时条令］104条进行处罚

送交：R.D.温特斯中尉

1.你必须在下面以签名的方式说明［原文如此］，对于你没有按照我的指示于今日9点45分去检查厕所的事，是愿意按照战时条令接受处罚，还是愿意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很大的花体字签名］

连长赫伯特·M.索贝尔上尉

温特斯去找索贝尔。他先敬了个礼，然后请求允许他讲话。“我接到的命令是10点钟去检查厕所。”

“我把时间改为9点45分了。”

“没有人通知我。”

“我打电话了，我还派了通讯员。”温特斯咬了咬自己的舌头。他的房间里并没有电话，也没有通讯员找过他。

视察的时间到了。斯特雷耶从队列前走过，然后走进营房。包括厕所在内的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满意。这时候，温特斯想好了怎样对索贝尔做出回应。他在那张条子的下面用笔写了下面一段内容：

事由：接受战104条处罚或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送交：H.M.索贝尔上尉

由于今天9点45分没有去检查厕所，我要求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E连副连长R.D.温特斯中尉

第二天，索贝尔做出了如下的回复：

1.1943年12月15日（含）以前，取消你48小时的外出。

2.根据军法审判手册上的程序，你将自己于备［应该是准备；显然，埃文斯中士不是打字水平低就是拼写能力差］自己的申诉材料，提出你的反对理由，同时提出交军事法庭审判的要求。

温特斯窝了3天的火。他猜索贝尔想跟他说：“听我说，别傻了，接受处罚，不要搞军事法庭了。”索贝尔知道温特斯对“处罚”感到无所谓，因为这只是要求这位副连长周末待在营区，看看书，做点体育运动。可是温特斯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想迫使问题尽早解决。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索贝尔争夺E连的领导权，但是现在这个争端必须解决。这个连还没有大到可以容纳他们两个人的地步。

11月4日，温特斯对按战时条令第104条进行处罚的事提出申诉。申诉书说：

1.签字人不会撤销由他做出的上述有关违纪问题的处罚。

2.在接到比我职务高的军官交代的任务［斯特雷耶让我检查信件的任务］时，你应当把检查厕所的任务交给另一位军官，在此之前不应当放手不管，在首长到达之前大约10分钟是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

索贝尔第二天表示“认可”（这一次埃文斯又把“认可”一词拼错了）。下面还是他的花体字签名。

在这种时候，对2营的军官们来说，温特斯提出要军事法庭审判的要求就不是什么很滑稽的事了。这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军官们拿出军法审判手册，认真进行研究，想找出一个办法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最后他们找到了。斯特雷耶把处罚取消了，并宣布结案——不上军事法庭了。

索贝尔并不善罢甘休。第二天，也就是11月12日，埃文斯又递给温特斯一张打印的命令。

事由：没有指示厕所勤务兵

送交：R.D.温特斯中尉

1.你必须对没有指示二等兵J.梅洛完成打扫厕所的原因做出解释。不许找借口。

2.你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允许他不刮胡子就于10月30日10点30分去执行任务。不许找借口。

“我认输吧。”温特斯下决心，“那就枪毙我吧。”带着这种情绪，他做出了回复，并签了名。

1.没有指示二等兵J.梅洛完成打扫厕所的原因。没有借口。

2.为什么允许他不刮胡子就于10月30日10点30分去执行任务。没有借口。

第二天，斯特雷耶从E连的利益出发（在连里，在大家意料之中的索贝尔和温特斯的最后摊牌，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决定把温特斯调出该连，到营里担任伙食军官。

在温特斯看来，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这种工作只能交给什么本事也没有的人去干。”

*　*　*

温特斯走了之后，索贝尔依然执掌大权。随着战斗日益临近，军士们大有骚动之势。兰尼与哈里斯召集了一个会议。除了埃文斯和其他一两个人外，E连所有的军士都参加了。兰尼与哈里斯提出给辛克上校递交一份最后通牒：不把索贝尔换掉，他们就把肩章交上去。他们强调一定要采取联合行动，不要有持不同意见者，也不要有可以指认的领头人。

这个激进建议引出了许多评说、问题和关注，但是到了最后，小组形成的决定是，在索贝尔的指挥下去打仗是不可思议的。能让斯特雷耶和辛克知道他们强烈不满的唯一办法，是上缴他们的肩章。于是，每个军士都打了请辞报告。利普顿的措辞如下：“我交回我的肩章。我不愿意继续在E连担任军士。”他是当晚的内务值班军士，住在连部值班室，随时准备处理当晚出现的任何问题，第二天早晨负责叫醒大家起床。他把收集起来的一叠请辞报告放在索贝尔的“收件”篓里。

军士们还考虑了下一步怎么办，决定找温特斯商量商量。他们把他请到连部，然后由兰尼把他们这些人所做的事告诉了他。

“不行，”温特斯说道，“连想都不要想。这是哗变。”

军士们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就在他们继续讨论的时候，索贝尔走了进来。大家都不说话了。索贝尔什么也没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一本书。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兰尼语气平和地说：“温特斯中尉，在改进体能训练的计划方面，我们应当怎么做呢？”索贝尔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径直走了出去。

温特斯觉得索贝尔应当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见鬼，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因为兰尼把埃文斯也请来了，埃文斯肯定已经告诉了索贝尔。

确实，这时候全营都在议论索贝尔的斗争，先是跟温特斯，现在是跟他的军士们。如果辛克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他是故意装聋作哑，或者视而不见。对温特斯劝说军士们不要下最后通牒，他应当表示感谢。几天之后，他下到E连，找所有的军士开了个会，就像利普顿回忆所说的，“把我们狠狠骂了一顿。他说我们给我们连抹了黑，他可以把我们全都关上几年禁闭。他说，由于我们正准备打仗，大敌当前，这可以算是兵变，我们每个人都够得上枪毙。”

辛克也算是交了好运。101空降师刚刚在附近的切尔顿弗里亚特村开办了一个伞降学校，为的是把医务人员、随军牧师、通讯联络人员、炮兵前沿观察人员以及其他将在D日同时进行空降的人员都训练成合格的伞兵。办这样一个训练营地，还有谁比索贝尔更合适的呢？

辛克把索贝尔派到切尔顿弗里亚特，把A连的帕特里克·斯威尼中尉调到E连担任副连长。把B连的托马斯·米汉中尉调到E连担任连长。把温特斯调回E连担任1排排长。兰尼中士被降为二等兵。哈里斯被调离。E连的索贝尔时代结束。

*　*　*

米汉与索贝尔截然相反。他身材修长，个子较高，稍显瘦弱。他很有常识，也很干练。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但是一视同仁。他善于通过口头下达命令。温特斯说：“我们在米汉的领导下，成了一个运作正常的连队。”

*　*　*

训练的力度加大了。12月13日，连队进行了一次夜间降落。由于降落伞的故障，1排的二等兵鲁道夫·迪特里希不幸遇难，成了E连的第一个伤亡人员。各个班排都被派出去体验3天的问题，尉官和士官被宣布为丧失了战斗力，他们的指挥责任由不同的人来担任。“假定我是排长。”

卡森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这是实际的安排。他们在学习如何动脑子，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包括把手雷扔进河里“钓”鱼，或者在乡村猎取脑袋上愿意挨上一枪的鹿来改善生活。

圣诞节放了1天假，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火鸡。除夕过得比较平静。卡森写了这样两句话：“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等待新年的到来。不知道新年将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能看到1945年。”

1月18日，第21集团军司令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到切尔顿弗里亚特来视察。这时101空降师已编入他的麾下。他检阅了伞降团，然后让大家解散，集结到他的吉普车周围。他爬上吉普车的发动机罩，称赞他们非常棒。他说：“看了506团的英姿，我对德国人产生了恻隐之心。”

*　*　*

白昼开始变长，意味着理想的作战天气日益临近。紧张气氛增加了。这些年轻人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死。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是韦伯斯特却能坦然面对。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要求她“不要为我担心。我参加空降兵是为了打仗的。我要去战斗。如果有必要，我将战死在疆场。不过不要因此而难过，因为没有年轻人的牺牲，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那些珍贵的东西，只有通过牺牲才能保全”。

*　*　*

2月份，训练变得更具有大部队作战的性质。101空降师——实际上是7个多师的整个登陆部队——开始了攻打诺曼底的演习。

3月23日，506团2营和3营进行了联合空降演习。这是战争开始以来该团最大规模的一次跳伞演习。前来视察这次演习的有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美国陆军第1军军长奥马尔·布莱德利、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李将军2月份突发心脏病，被迫返回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大人物。

这次跳伞非常成功。由C—47所组成的巨大而完美的V形编队机群从天空轰隆隆飞过。丘吉尔和将军们在一个专门搭建的检阅台上观看。伞兵们开始分组跳出飞机，1000多名张开降落伞的伞兵像天兵天将似的布满了天空。他们一落到地面，立即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一面拼命朝集结点跑，一面把分解开的武器组装起来，而且速度丝毫不减。观看表演的人惊叹地赞扬他们的运动速度。正如团日志上所记录的：“来自科拉希的弟兄们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过了一段时间，全团在检阅台前面集合。泰勒将军请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检阅部队。他们开始检阅部队，有时候还停下来问官兵们一两个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马拉其面前停下来。“年轻人，你是哪儿的人？”（在D日之前，艾森豪威尔在这样的检阅中，跟数以千计的士兵交谈过，而且第一个问题总是“你是哪儿的人？”）

“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马拉其答道。

“战前是干什么的呀？”马拉其回答说他是俄勒冈大学的学生。艾克接着问去年秋季的俄勒冈—俄勒冈州橄榄球赛谁赢了，还问马拉其战争结束后是不是还打算回到大学去学习。然后他转向丘吉尔，请首相提个问题。

“唔，小伙子，喜欢英国吗？”马拉其语气肯定地说他非常喜欢，因为他一直就很喜欢英国文学和英国历史。丘吉尔答应说会尽可能快地让他回美国。马拉其说“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时刻”。

丘吉尔视察后不久，立即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演习，其目的是协调空降兵、滑翔兵、地面部队与空军、海军部队的行动。整个英国西南部，到处都在进行演习，包括大规模空投和两栖作战演习。

在一次演习中，瓜奈若命令二等兵沃伦·穆克和马拉其把迫击炮弹发射到他们前方大约600码处的沙丘上一个6英尺见方的白色目标区。马拉其打了一发，落点太前。又打了一发，落点太后。

这时候，几个参谋走过来，泰勒将军也跟着他们走了过来。一名参谋让瓜奈若叫迫击炮班再朝目标打一次，演示给将军看看。

瓜奈若让马拉其和穆克再打3发。他们迅速把炮弹装进炮筒。轰的一声，首发命中靶心。接着又连响了两声，都打在刚刚被摧毁的目标上。

“军士，你们班总是打这么准吗？”泰勒问道。

“是的，长官。”瓜奈若答道，“我的兵百发百中。”

101师乘火车回到韦尔特郡和伯克郡的营房。泰勒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都意识到，取得战争胜利要靠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来自科拉希山的弟兄们对小单位战术已经掌握得很好，能否使他们在大棋盘上发挥作用，就靠这些将军们了。

第4章　“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

斯拉普顿沙滩，厄波特里机场
1944年4月1日—6月5日

奥马尔·布莱德利指挥的美国第1集团军由第7军和第5军组成。第7军由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和第4步兵师组成，第5军由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组成。艾森豪威尔给布莱德利的任务是，在杜沃河入海口两侧建立滩头阵地。法国的海岸线在杜沃河入海口处形成一个直角，东侧是卡尔瓦多斯省的海岸，向北则是科唐坦半岛的基部。第5军的任务是攻占卡尔瓦多斯海岸（目标地区的代号是“奥马哈海滩”），第7军将攻占科唐坦半岛的基部（代号“犹他海滩”）。登上犹他海滩的第7军将处于登陆地区的最东侧——登陆地区从左面（东侧）的奥恩河入海口一直延伸到科唐坦半岛，长达65至70公里左右。

艾森豪威尔要给登陆作战提供足够的宽度，以便在第一波攻击中投入足够数量的步兵师，形成压倒优势，在希特勒的“大西洋墙”背后构筑工事。[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犹他海滩是5个攻击目标中最容易的。在由英军和加拿大军负责攻击的海滩（“奥马哈”东侧的“剑滩”、“朱诺滩”和“黄金滩”）上，有许许多多度假别墅、小商店、旅馆饭店与娱乐场所，为德军的机枪掩体提供了极佳的保护。在奥马哈的海滩上，是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高达200到300英尺，使德国守军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战壕体系中，向从峭壁下离开登陆舰船的部队开火。可是在犹他海滩既没有悬崖峭壁，也没有任何房屋，只有一些固定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里面配备的是大炮和机关枪。规模最大的工事在犹他海滩中段的马德莱娜——这个要塞是根据附近一处由当年北欧海盗时期留下的神龛而命名的。不过，犹他海滩的地势是舒缓的斜坡和低矮的沙丘。这就意味着通过这里的海滩不会像通过奥马哈海滩那么艰难。

犹他海滩的问题是在占领滩头之后。沙丘的后面就是低地，是当年罗马农民放牧的地方。从海滩有四条狭窄、失修、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道路通向内陆。德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元帅放水淹没了土地，想迫使进入内陆的军队与装甲车辆使用道路（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制订者们把它们称为“堤岸道路”）。隆美尔把他的大部分大炮都部署在伪装的阵地上或者强化的工事与碉堡中，它们都处于水淹地区之外的可以对这些道路进行炮击的地方。他还让他的步兵随时准备占领路西一侧的防御阵地，以便击溃任何企图攻占他们阵地的部队。

艾森豪威尔交给101师的任务是，夺取这些堤岸道路的出口，使用的方法是夜间空降。此举的目的是打乱德军部署，造成敌人的惊慌与混乱，控制这些道路的出口，不等德军做出反应，就把他们的大炮摧毁。

这将是一次非常复杂，变数很多，危险性极大的行动。要想有机会成功，就必须不断演练。要使演练具有真实性，就必须在英国找到一段与犹他海滩相似的海滩。

英格兰西南德文郡的斯拉普顿海滩，就与犹他海滩非常相似。狭长的海滩与内陆干地之间是一个浅水湖，湖的四周是沼泽地。有两座桥横跨在海滩与高地之间。所以，第7军就在斯拉普顿海滩，演习拟在D日准备担任的角色。

4月末，整个第7军都投入了代号为“虎”的演习。E连乘卡车来到托基海岸的一家度假旅馆，在里面美美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他们乘车到了斯拉普顿海滩后面一个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全部撤空转移了。部队在露天里睡到半夜，然后又乘车来到一个模拟空降地带。全连集合起来之后，在薄雾中行进到离海滩1英里的一个高地上，构筑防御工事，以便守卫那里的一座桥梁。

根据韦伯斯特的记载，到了黎明时分，“我们看见一支庞大的两栖舰队逐渐靠近，准备登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集中这么多的舰艇。准备登陆的舰队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不过，他没有看见前一天晚上的一场灾难。德国鱼雷艇悄悄地混进运载第4步兵师的运兵登陆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中间。德国人击沉了两艘运兵登陆舰和一些其他舰艇，造成900人溺水身亡。盟军对此事秘而不宣，因为害怕它会挫伤部队士气，因为他们将乘坐运兵登陆舰在法国登陆（这件事被掩盖了40余年，显然是出于尴尬）。

韦伯斯特看见第4步兵师的人从海滩攻上来，从E连阵地前面穿过。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嘴里骂骂咧咧”。他的日记中还记录了军官对士兵们说的话：“我们不能写有关托基演习的情况。”下午，E连进行了25英里的长途行军，然后在树林中露营。4月28日早晨，他们乘卡车返回奥尔德本。

*　*　*

那个周末，马拉其、查克·格兰特、沃伦·穆克和乔·托伊获准去伦敦。同去的还有穆克最好的朋友，来自纽约州托纳万达，在501伞降步兵团服役的弗里茨·尼兰德。他们在伦敦见到了尼兰德的哥哥鲍勃。鲍勃是第82空降师的一个班长，曾在北非和西西里参加过战斗。他们晚上就在一家酒吧里，听鲍勃·尼兰德讲战斗经历。他说了一句使马拉其终身难忘的话：“如果你想成为英雄，德国人很快就会成全你——死的。”在返回奥尔德本的火车上，马拉其对穆克说，从鲍勃·尼兰德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　*　*

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奥尔德本的E连演练了更多的科目，包括袭击炮兵阵地、桥梁、堤道等。有一次演练的是跳伞后的直接袭击行动，其他时候则是模拟空中飞行，然后从卡车上“跳伞”。

从5月9日至5月12日，101空降师举行了由全师所有人员参加的代号“鹰行动”的D日进攻预演。E连使用的厄波特里机场就是它在D日将使用的机场。人员与装备都上了实际攻击那一天将使用的飞机。起飞、跳伞与集结都是尽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计划进行，包括在空中飞行的时间都要求相同。[6]

由于每个人所携带的装备都很多，所以登上C—47也不容易。每个人的负载都超重，因为几百年来军人出征之前，总是要为能想象到的各种紧急情况做些准备。发放到每个人手上的背心与长内裤都经过浸渍处理，能防止可能的化学武器的伤害。这就使他们行动受到影响，身上发出异味，浑身发痒，体热难以散发，不断冒汗。战勤服的上衣与裤子也是经过处理的。每个人军上衣的衣领里都有一把军用小刀，如果跳伞后降落在树上，就可以用小刀割开降落伞并割断绳子解脱自己。在他们肥大裤子的口袋里，有小勺、刀片、袜子、盥洗用品袋、电筒、地图、三天的K级干粮、一只紧急充饥袋（内有四块巧克力、一包“魅力”牌口香糖、咖啡粉、糖，还有火柴）、弹药、罗盘、两枚杀伤手雷、一枚反坦克雷、一只发烟手雷、一只甘蒙式炸弹（两磅重的塑型炸药，用来对付坦克的），再有就是每人两盒香烟。士兵的军装外面还披挂有子弹带、拉索、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军士与军官为配发，二等兵得自己去弄，不过大多数都有）、水壶、工兵锹、急救包，还有刺刀。在这些东西上面再套上伞兵装具，包括背在后面的主降落伞包以及固定在胸前的备用伞。防毒面具绑在左腿上，伞兵刀或刺刀绑在右腿上。士兵的胸前还挂着野战背包，里面是他的换洗内衣和弹药，有时候放的是一管管的炸药，此外就是分解开的步枪、机枪或者迫击炮呈对角线斜挎在备用伞下方，双手则空出来控制降落伞的吊带。在所有披挂的上面，他还要穿上飞行救生衣，最后再戴上头盔。

有些人还再带上一把刀，有些人还能腾出一些地方多带些弹药。戈登觉得自己带上机关枪之后，总共的重量是正常体重的两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别人的扶助下才上了C—47的。登机之后，他们挤得动都动不了。

泰勒将军千方百计为“鹰行动”调来足够数量的C—47。在整个欧洲战区，都需要用这种飞机来提供不间断的后勤保障，在飞机调用方面，部队运输机指挥部的排名被放在最后。这种飞机在装备方面很不完善。它的油箱上没有防高炮火力的护板。

5月10日至11日，E连接受了“鹰行动”的简令。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可以控制海滩的炮兵阵地。5月11日黄昏时分，E连起飞。飞机在英格兰上空进行了“一段飞行”，时间达两个半小时。午夜刚过，他们就跳伞了。对E连来说，这次演习非常顺利。其他连则碰到了一些麻烦。2营司令部直属连所在的机群正好遇上德国飞机空袭伦敦。高射炮火对空射击，机群编队被打散。飞机驾驶员找不到降落场地。运送502团H连的9架飞机中有8架把伞兵空投到距空降地带9英里的兰姆斯堡村。有29架飞机载着机上的伞兵尽数返回机场。其他一些人胡乱地跳伞下去，发生了许多事故。将近500人骨折、扭伤或受了其他伤。

在这一片混乱中，空降兵的司令官们唯一能聊以自慰的是，根据传统的说法，不成功的彩排预演将带来非常成功的首场演出。

*　*　*

5月31日，全连整队被带到沿亨格福德路停放的卡车上。奥尔德本有一半的人，包括几乎所有的未婚女孩们，都到那里向他们挥手告别。许多人在流泪。小伙子们留下的包裹给人们留下了希望：他们还会回来。

训练已经结束。整个训练持续了24个月，而且几乎是不间断的。战士们个个都经过了千锤百炼，达到了人的身体所能达到的极限，就连职业拳击手和橄榄球运动员也难以相比。他们遵守纪律，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他们不仅善于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知道如何使用其他武器，还熟悉并能够使用德国武器。他们会使用无线电，知道各式各样的手语，能识别多种烟雾信号。他们在战术方面也是行家，无论他们面临的是炮兵阵地、碉堡、战壕，还是由机枪守卫的小山头，都能够对付。每个战士都知道班长和排长的义务与责任，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代行他们的义务与责任。他们知道如何炸毁桥梁，如何使大炮失去功能。他们能很快构筑起防御阵地。他们能在野外生存，能在散兵坑里睡觉，能日夜兼程地行军。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在E连，他们交了最好的朋友，这是以前没有交过，以后也不会再交到的朋友。他们随时准备为这样的朋友去牺牲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为自己的朋友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他们做好了准备。当然，第一次上战场是一种终极体验，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做好充分准备的。上战场是多年前就有思想准备的，它是一种考验，而且会引发焦虑、渴望、紧张、害怕失败、期待等。它很神秘，而增强这种神秘感的原因是，那些经历过这种神秘的人无法描述它的样子、它给人的感觉，除了他们自己中弹，或者打死别人时的异常情感反应。无论经过怎样艰苦的训练，无论这种训练有多逼真，对于真正战斗中的紧张激烈程度，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有充分的准备。

E连官兵信心百倍，也充满恐惧地离开了奥尔德本。

*　*　*

E连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集结地距离海岸大约10英里，是厄波特里机场旁边的一块开阔地。连队住在金字塔式的大帐篷里。韦伯斯特写道：“我们的生活标准大大提高了。食堂［方形帐篷］对我们很热情（‘孩子们，再吃点儿？随便吃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把烤鸡、水果鸡尾酒、抹了很多黄油的白面包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够。我们意识到这是屠宰前的催肥，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第二次再去吃。”

穿着德军军服、携带德国武器的军队在集结地区到处闲逛，为的是使攻击部队的人熟悉敌人的模样，熟悉他们使用的武器。

6月2日，向连级军官们传达简令的，是从E连调到2营当情报参谋的尼克松中尉和当作训参谋的赫斯特上尉。根据显示地貌特征、房屋、道路、沙丘等情况的沙盘以及地图，两位参谋解释说，E连将空降在圣母教堂以南大约10公里的圣玛丽德蒙附近，目的是消灭村里的德国守军，夺取2号堤道的出口，也就是从海滩通向布贝维尔村北面的那条路。3排的任务是炸毁从马德莱娜通向内地的通信线路。

由尼克松、赫斯特以及其他参谋向各连下达简令时，所提供的信息之详细实在令人吃惊。他们所展示的空降地带航拍照片上，不仅有道路和各类建筑等，连散兵坑都清晰可见。506团的一名成员回忆说，他们给他所在的连介绍情况说，在他们的目标地圣古姆德蒙的德军指挥官有一匹白马，与一名法国教师相好。这名教师所住的那条小街，离瞄准一号堤道的大炮掩体只隔两幢房屋。每天晚上8点他都要出来遛狗。[7]

每一位军官都要记住自己连队的任务，知道自己所在的排以及其他排任务的细节。要能根据记忆绘出整个地区的地图。有一点向他们讲得很清楚：德国人所依仗的，主要不是固定的海岸防御工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反击能力。只要发现第4步兵师的部队企图在某个地方跨越堤道，他们的机动预备部队就会进行反击。传达简令的参谋向各位军官特别强调：不管他们的排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们集结起多少人，只要他们发现德军向堤道运动，就必须用全部火力向敌人射击。即使只能拖住敌人5分钟，也会对犹他海滩的胜负产生很大影响。每项任务的重要性都强调得清清楚楚。温特斯说：“我的感觉是，我们一旦进入之后，整个的就他妈靠自己了。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6月3日，温特斯和其他排长们分别把自己的部下带进作为简令室的帐篷，让他们看沙盘和地图，并向他们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情况。

*　*　*

瓜奈若中士有些内急，抓起一件上衣就往厕所走去。他坐下之后，把手伸进口袋里，结果摸出一封信来，是写给马丁中士的——他错拿了马丁的衣服——不过，瓜奈若还是看了这封信。信是马丁的妻子写的。他们是1942年在佐治亚州结的婚，所以连里大多数人他妻子都认识。她在信上说，“不要告诉比尔（瓜奈若），他哥哥已经在意大利的卡西诺阵亡了”。

瓜奈若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我当时怒火中烧的情况你简直难以想象。我发誓到了诺曼底之后，德国鬼子一个也别想活。我简直要疯了。他们把我送到法国，等于放出来一个杀手、一个疯子。”

*　*　*

6月4日E连收到了弹药，还发了相当于10美元的新法郎（都是刚刚在华盛顿印制完成的），一只应急救生包，里面是一张绸质法国地图、一只小铜罗盘、一把钢锯。他们还得到一面美国国旗，然后把它缝在跳伞服右边的袖子上。军官们取下军服上的标志，在钢盔后面画上竖杠。军士的钢盔后面画的是横杠。每个人都得到了暗号，是“电闪”，口令是“雷鸣”，回答是“欢迎”。他们还领到了在廉价杂货店就能买到的小型金属蟋蟀信号器，以用做相互识别的另一种方法：按一下这种信号器（发出咔嗒声），对方的回答是按两下信号器（咔嗒……咔嗒）。

战士们一整天都在一遍遍地擦武器，磨刀，调整降落伞，检查装备，而且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许多人都把头发剃掉了，也有的剃成莫霍克族人的发型（两面都剃光，中间留一道或两道一两英寸长的头发，从前面一直延伸到后脑勺）。二等兵弗里斯特·古思和约瑟夫·利布戈特给大家剃头，向每个人收取15美分。

辛克上校下到连里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大家在剃头。他微笑着说：“我忘记告诉你们了，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得到正式通知说，德国人对法国老百姓说，盟军的登陆部队将由美国伞兵打先锋，他们都是被判过刑的坏蛋和精神病患者，很容易就能识别，因为他们都剃着光头，或者剃的几乎是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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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施米茨中尉决定来点体育活动消除一下紧张气氛。他向温特斯挑战，要和他进行拳击比赛。“来吧，温特斯，我们到帐篷后面去打一场拳击吧。”

“不去，走开走开。”

施米茨缠住他不放。最后温特斯说：“那好，我们就摔跤。”

“去你的吧，够了，你一直在让我跟你摔，走吧。”

上大学的时候，温特斯就是一名摔跤手。他立刻就制服了施米茨，不过把他摔得太狠了。施米茨的椎骨两处骨裂，被送进了医院，没有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他在3排的副手罗伯特·马修少尉取代了他的职务，由利普顿中士担任副排长。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他们把降落伞背上准备出征的时候为止，不断有人找温特斯，面带微笑地要他把他们的手臂摔断或者把他们的椎骨摔裂。

泰勒将军深入到士兵当中对他们说：“给我狠狠地打它3天3夜，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轻松了。”这谈何容易。3天3夜呢，温特斯心下思忖着：这我可以相信。泰勒将军还说，C—47在飞越法国海岸线的时候，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如果有人被高炮火力击中，他希望这个人能站着，要像个男子汉。这条命令不是要大家装得很勇敢的样子。如果飞机被击中，已经挂上钩并准备跳伞的人才可能还有机会跳出去。泰勒对马拉其那个排的人说，要用刀子战斗到天明，而且“不要抓任何俘虏”。

6月4日夜晚，全连享用了一顿美餐：牛排、青豆、土豆泥、白面包、冰淇淋、咖啡等，而且都没有限量。这是他们到英国9个月以来第一次吃冰淇淋。马丁中士记得有人对他说，“晚饭吃上冰淇淋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那天晚上了。”可是那天夜晚风很大。正当部队准备整队去乘C—47的时候，却接到通知让他们不要登机。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登陆行动，因为天气太恶劣。

E连到一个方形帐篷里去看电影。戈登还记得那是由加里·格兰特与拉蕾莲·戴主演的《幸运先生》。利普顿和埃尔默·默里（连作战士官）没有去看电影。他们一个晚上都在探讨可能出现的不同作战局势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

*　*　*

到6月5日下午，风渐渐停了，天空稍稍放晴。有人发现一些听装的黑色与绿色的颜料。有些人开始模仿小比格霍恩的印第安苏族人把脸涂上颜色，在鼻子和脑门上画上竖道道。还有些人用炭把脸涂得黑黑的。

晚上8点30分，全连按18个人一组，根据自己要上的飞机排好队，齐步走向机库。温特斯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唱歌，没有人欢呼。就像是一次死亡进军。”他记得他们从驻守机场的英国高射炮部队旁边走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英国佬真情流露，他们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在机库，跳伞长们都领到了两沓纸，然后分发给每个人。纸上有艾森豪威尔当天发布的命令，还有辛克上校的一段话。“今天晚上是一个特殊的夜晚。”辛克说，“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优秀的军人同在。”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开头是：“盟军远征军的陆海空三军将士们：你们即将开始伟大的十字军征战。为此我们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们……祝你们旗开得胜。让我们共同祈祷，愿万能的上帝赐福于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除了这些鼓舞士气的话语，跳伞长还分发了防晕机药。是谁想到了这种药片，确实是个谜。为什么要分发这种药片则是个更大的谜，因为晕机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

还有些事也很新鲜。英国空降兵想出了“腿袋”的办法。这些袋子里放有弹药、无线电、机枪三角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一个快速释放机械装置将它们释放后，一根20英尺长的绳子把它们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伞兵就负载着腿袋的重量。他拉动绳索，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下落到绳子的底端。腿袋先于伞兵着地。从理论上来说，伞兵应当落在腿袋上，无须花时间去寻找自己的装备。这似乎非常合理，可是之前美国伞兵中没有一个带着腿袋跳过伞。美国人很喜欢这个办法，尽量把东西往腿袋里塞，像地雷、弹药、分解的冲锋枪等等。

他们把自己的装备、降落伞和腿袋都扔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上，然后自己爬上去，随车来到待命起飞的飞机旁。

温特斯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到了之后，我们开始披挂。此时此刻，正是一个出色的跳伞长为手下人做最多事情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挂在身上之后，要把它们捆扎紧，要做到既舒适又安全。然后把降落伞放在最上面，而且要头脑灵活，说得大家满意，觉得一切都好了为止。”

他们全副武装地坐在机翼下面等候着。紧张情绪在加剧。他们相互之间说道：“这次跳下去之后，你的问题就开始了。”这是一次“万元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有些人费力地站起来，走到跑道边上放松一下紧张心情，走回来，坐下，可是过了两分钟，又开始重复刚才的动作。乔·托伊记得米汉中尉来到他的飞机下对战士们说：“不抓俘虏。我们不要抓任何俘虏。”

晚上22点开始登机。跳伞长推着他们上扶梯，因为他们每个人至少负重100磅，许多人负重达150磅。101空降师有一名士兵走到C—47机门口的时候，转身面朝东大声喊道：“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他的话代表了两个空降师的13400名官兵的心声。

连长托马斯·米汉坐在飞机上，草草给妻子写了几句话：“我最亲爱的安妮：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将率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连队进入法国了。我们会狠狠地打击那些混蛋。奇怪的是，我并不特别害怕，但在内心深处，我特别希望能将你拥在怀里。

“我爱你亲爱的——永远，你的汤姆。”

米汉从打开的机舱门把纸条递给机组的一个朋友，请他转交给安妮。

5月26日那天，米汉曾经给安妮写过一封比较长的信，写了为什么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坐在飞机里，准备去解放法国，征服纳粹德国。他在信中写道：“作为美国人，我们很幸运。至少我们没有欺负那些受压迫者。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并没有所谓‘美国人’——不过是一帮移民；抑或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太仁慈了；或者是因为‘美国人’是那些讲求逻辑、仇恨压迫、热爱自由胜过生命的欧洲人的后代？那些雄伟的山脉与高耸的树木，清凉的深湖与宽阔的河流，绿色的山谷与白色的农舍，空气、大海与风，平原与大城市，生活的气息——这些都是原因。可是，即使有了这一切，我们也无法避开其他的东西。我们千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掌握着这些珍贵的东西，可是还有数百万人在为生命的胜利而呼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想生活幸福并给别人以幸福。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要把它从我们手上夺走……

“这些人总是想办法得到自己的发言权，战神总是近在眼前。我们知道怎样赢得战争。我们现在必须学会赢得和平……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再经历这一切，但是我想让他强壮有力，这样就没有哪个傻瓜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和美国一样应当强大无比，但又要像耶稣一样仁慈。”

23点10分，发出隆隆巨响的C—47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飞机爬升到1000英尺之后，开始盘旋，每3架组成一个V形编组，随后组成一个巨大的V形编队机群。在飞往法国的途中，大多数人都发现，即使想不睡觉都做不到。这就是那些药片的作用。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伞兵们都有点发困。乔·托伊在飞行途中就睡着了。他回忆说：“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镇静过。见鬼，跳伞演习的时候，我反而更激动。”

在温特斯的飞机上，二等兵乔·霍根想唱一支歌，可是立即就被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像大多数飞机上一样，戈登的飞机上，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在默默地祈祷。来自弗吉尼亚的二等兵韦恩·西斯克打破了沉寂。他大声喊道：“有没有人想买一块好表？”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使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整个途中温特斯都在祈祷，祈祷让他活着回来，祈祷不要让他失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遇到对方开火的时候，我怎么反应？’”

*　*　*

由于施米茨中尉住进了医院，利普顿担任了他那架飞机的跳伞长。飞机驾驶员给伞兵们一个选择：在飞行途中，他们可以把舱门开着，进些新鲜空气，如果飞机被炮火击中，他们还有机会往外跳；他们也可以把门关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抽烟。他们选择把门开着，这样利普顿就可以躺下，头还可以略微伸出门外。大多数人都睡着或几乎睡着了。这就是晕机片的作用。

C—47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利普顿看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这是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也是使那天晚上从空中看到它的人终身难忘的景象：6000艘舰船组成的攻击舰队正在向诺曼底进发。

戈登·卡森与韦尔什中尉在一起。飞机在飞越海峡的时候，韦尔什告诉坐在前面的人说：“向下看啊！”他们向下一看，“看到的是舰船的道道尾迹。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舰艇和船只”。卡森感慨地说：“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与这样大的行动相比，你太微不足道了。”

*　*　*

6月6日凌晨1点，机群飞越根西岛与泽西岛之间的小岛。温特斯机上的飞机驾驶员对着他大声说：“还有20分钟。”乘务长把舱门打开，给站在一号位上的温特斯送了一股新鲜空气，也使他看到了下面的海岸线。“起立，挂钩！”大声下达指令。红灯亮了起来。

凌晨1点10分，机群飞越海岸线后，遇到了厚厚的云层。机群编队开始分散。领头的V形编组径直往前飞去，跟在后面的两个V形编组则改变了方向。处于右侧的向右转弯，而处于左侧的则左转。这是飞机驾驶员做出的自然反应，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他们害怕发生空中相撞。他们飞出云层——它的宽度仅仅一两英里——每个飞机驾驶员都与其他人失去了联系。只有领队的3架飞机上有导航装置，能指引驾驶员飞向空降导航员的“尤利卡”信号。[8]由于编队已经不复存在，其他飞机的驾驶员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或者到什么地方该打开绿灯。他们只能靠估计。

驾驶员们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心里很害怕，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担心。地面的高射炮开始向他们射击。蓝色、绿色和红色的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是小口径的，20与40毫米的。它们击中飞机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像把石子放在铁皮罐里摇动时的声音。在哈里·韦尔什的飞机上，有些高射炮弹片击穿的地方，就是他一分钟之前坐过的地方。

在打开绿灯之前，驾驶员应当减速，可是戈登却有这样一段记载：“他们突然陷入猛烈的防空炮火之中，他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作战经验，所以绝对吓坏了。他们像是用脚在思考问题的笨蛋，非但没有减速，反而踩下了油门。他们说：‘上帝呀，常识告诉我，越早离开这个地方，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对坐在后面的伞兵们来说就糟糕了。不过还是随它去吧，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于是许多驾驶员都把速度提到每小时150英里。尽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只知道是在诺曼底上空的某个地方，他们就打开了绿灯。

伞兵们开始嚷嚷起来：“跳吧，跳吧。”他们想离开这些飞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急切地想往下跳。利普顿的飞机在颠簸摇晃，伞兵们都大声嚷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的飞行高度只有600英尺，40毫米的高射炮曳光弹离他们越来越近。利普顿记得“就在曳光弹从离开机尾不远的地方蹿上去的时候，绿灯亮了”。他跳了下去。第二个跳的是二等兵詹姆斯·阿利。第三个是二等兵保罗·罗杰斯。阿利根据要求把腿袋扔出去并随之跳出去，可是却摔倒了，头和半个身子挂在机舱的门外面，那只腿袋就悬在门下面，都快把他撕成两半了。人高马大的罗杰斯一把把他掀了出去，自己紧接着也跳了下去。

利奥·博伊尔是他那个小组最后一个往下跳的。绿灯亮起来之后，出现了“极大的骚动”，人们开始跳进夜空。飞机突然发生倾斜，他重重地摔倒。飞机是在带坡度拐弯。他只好伸手抓住门的下方，把自己向门口拽，然后翻滚着离开了C—47，进入夜空。

到处都是曳光弹。第66编组中的领头飞机是由哈罗德·卡佩鲁托中尉驾驶的。来自地面的子弹击穿飞机后，又从机身顶上飞出去，打得火星直冒。飞机暂时保持其方向与速度未变，接着开始缓慢的横转飞行。后面一架飞机的驾驶员弗兰克·德弗利塔回忆说：“卡佩鲁托飞机的着陆灯开始闪亮。就在他们似乎即将成功的时候，飞机撞到一丛灌木，随即发生爆炸。”在那架飞机上的有米汉中尉、埃文斯军士长，以及连部所有其他人，包括曾经与利普顿长谈过如何处理战斗中出现的不同情况的默里中士。

他根本没有能够体验到他与利普顿所谈到的任何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E连在还没有投入作战的情况下，就先失去了排长施米茨、连长米汉和军士长。

*　*　*

二等兵罗德·施特罗也是超负荷的士兵之一。他没有能打开备用伞。“我记得当时心里在想，妈的，如果你需要它，却打不开，那很快就完蛋。如果你不需要它，那就用不着了。”他的飞机被击中，高度开始下降。他那个跳伞组都跳下去了，“驾驶与副驾驶和我们一起跳了出来”。

*　*　*

乔治·鲁兹在韦尔什的飞机上。登机时，他差点上不来，因为他除了正常的负载之外，还携带了一台无线电和一些电池。当时是几个航空兵帮了他一把，才把他推进飞机的。上了飞机之后，他跟韦尔什说：“中尉，你把我排在跳伞组的第五个，我恐怕连门口都走不到。”所以韦尔什让他跟二等兵罗伊·科布换了个位置。高射炮火开始后，（鲁兹回忆说：“你可能就在它的上方。”卡森则说：“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跳出去。”）科布喊了一声：“我中弹了。”

“你还能站起来吗？”

“站不起来。”

“把他的挂钩解开。”韦尔什命令道。迈克·兰尼把科布的挂钩从拉伞钢缆上取下。（二等兵雷德回忆说：“科布有些垂头丧气。经过两年的紧张训练，现在不能参加这次重大的空降，是很倒霉的。”）就在这时候，红灯开始闪亮，一秒钟之后，飞机被击中。韦尔什说：“我没有办法解释了，只说了一声‘走！’就跳了出去。”鲁兹把装着无线电与其他东西的腿袋踢出舱门，随后跃进夜空。

13400名美国最优秀的青年军人就这样扑向了希特勒的“欧洲堡垒”。为了这一时刻，他们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训练。

第5章　“跟我来！”

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他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飞得太低，太快。他们携带的装备太多，而且运用了一个未经检验、结果证明有严重错误的技术。他们一跳出飞机，腿袋就开始松脱，径直坠向地面，后来几乎一个都没有找到。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螺旋桨气流的冲击。在这种超重、超速的情况下，张伞产生的震动比他们以前感受到的要剧烈得多。从500英尺高处或者从这个高度以下跳伞，从张伞到着陆，前后仅有几秒钟时间。他们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在几天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温特斯中尉曾写了如下一段话，想再现他当时在天上那几秒钟之内的想法：“我们的时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装备都下去了。当心，小伙子。当心。妈的，他们想用机关枪把我打下来。滑落了！滑落了！尽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丛里了！那挺机枪，真他妈的。那是条路……树木——但愿别碰上它们。‘砰’，不算太糟。现在赶快离伞。”

紧跟在温特斯后面跳伞的是伯顿·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训练中学过的动作。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他的腿袋松脱，“成了历史”。他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看见镇上有燃烧的火光。机关枪子弹“离我越来越近。我爬到降落伞吊带的上面。见鬼，我朝着那排树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从树木上方飘过的时候，把腿向上收缩，以免碰在树上。“我突然吓坏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处，一挺德国四管联装的20毫米高射机枪正朝着它上方的C—47开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运，德国人的火力线正好是背对着他，尽管他离他们才40码左右，但由于噪声太大，他们并没有听见他着地的声音。

克里斯坦森从降落伞中解脱，拔出6响的左轮手枪，蹲在一棵苹果树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浑身上下纹丝不动。

“突然我看见10码开外的地方有动静。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影正匍匐而来。我伸手拿出信号器一按，发出‘咔嗒’的响声。没有回答。那个人影又朝我这边爬过来。”

克里斯坦森用左轮手枪瞄准那个人的胸部，然后又按了一次信号器。那人举起双手。“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开枪。”原来那人是他的机枪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

“你这个小笨蛋，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用信号器？”克里斯坦森压低嗓门怒冲冲地问道。

“我信号器上的按键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脑里的肾上腺素降下来了。他俩开始退出德国人的阵地。他们碰到比尔·兰德尔曼的时候，发现一个德国人死在他的脚下。兰德尔曼说，他从降落伞中解脱之后，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个德国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他冲过来，兰德尔曼挡开那个德国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这个德国佬玩拼刺刀找错了对象。”克里斯坦森说。

*　*　*

韦尔什跳伞的时候，他的飞机高度只有250英尺（“顶多就这个数”——他后来回忆说）。他跳出飞机之后，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坠毁。他说，爆炸的气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后向外抛去，“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坠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时，他的降落伞及时张开了。他“砰”的一声着了地，虽然很疼，但却没有把命送掉。

E连的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能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判断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够时间准确调节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行动彻底砸了锅。他们原本希望在圣玛丽德蒙附近的降落地带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连能很快集结起来，可是现在全泡汤了。这都是因为那些飞行员遇到黑云层之后所采取的规避行动，结果E连的人散落在从卡朗唐到拉万诺维尔的20公里范围之内。E连的空降导航员理查德·怀特和卡尔·芬斯特梅克尔因飞机被击中，掉进了英吉利海峡（他们后被英国皇家海军“鞑靼号”救起，由空海搜救队送回英国）。

二等兵汤姆·伯吉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空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会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后面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绷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个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

*　*　*

戈登着地时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应该干什么——把机枪组装起来。他躲进藩篱，把机枪装好。组装完成之后，“我注意到有个人影过来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看出他是约翰·尤班克斯”。过了不一会儿，弗里斯特·古思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戈登对尤班克斯说：“问他口令。”还没等尤班克斯发问，那人就大声说出“电闪”。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鸣”）给忘了，也没有想到信号器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另一种方法，就回答说“闪电”。那人朝E连这3个人扔过来一只手雷。他们赶紧散开，手雷爆炸了，所幸没有人受伤。那个人也不见了。这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显然那个人太紧张，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开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篱向海滩方向运动。他们看见一名美国伞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后跳进一条排水沟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云很稀少，能见度比较好）。戈登让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动，他过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沟边，“我看到的是两只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对着我脸的手枪枪口”。

“戈登，是你？”原来是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这下有了4个人。他们继续朝海滩方向匍匐前进。在拂晓前大约4点半左右，古思听见了一个声音，并确信那是两吨半的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隆隆驶来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海上登陆根本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有车队登陆了。从内陆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回答了这个问题：古思听见的声音来自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炮弹，是离海岸不远的战列舰上16英寸大炮打来的。

E连这4个人与502团的一个小组合为一股。那个小组刚刚攻占了德国人设在农家大院里、控制拉万诺维尔海滩北面交叉路口的一个要塞。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进行防守，打退敌人的反扑。在D日后一天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南去寻找自己的连队。

*　*　*

吉姆·阿利着陆时摔在一幢房子后面的围墙上。这种法国围墙的墙头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缩到花园的一个角落，正准备割断绳索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来是一个站在矮树丛中的年轻法国女子。

“我是美国人。”阿利低声说。

“走吧，走吧。”她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东西集中在一起（13发60迫击炮弹、4枚地雷、M—1的弹药、手雷、食品、迫击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刚爬上墙头，就引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子弹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溅了他一身，他赶紧跳进院子里。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该怎么办。他吃下一块“好时”巧克力，决定从前面出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动，那年轻女子就从房子里出来，看了他一眼，就从前门出去了。阿利心想：“原来如此。那我就守在这儿了。”她很快就回来了，紧跟着她进来的是一个当兵的。“我用枪对着他，他用枪对着我。”他们都认出了对方。那人是505团的。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阿利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圣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团的行列中。拂晓时分，他遇到了E连的保罗·罗杰斯和厄尔·麦克朗。当天以及那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随同505团一起作战。

在整个科唐坦半岛上，从当天夜里一直到D日，美国伞兵都是如此——进行小规模作战，组成临时战斗单位，防守阵地，骚扰德国人，设法与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出发前就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动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德国人听到的报告是，到处都在发生战斗。他们从总体上过高地估计了所面对的伞兵的数量，所以在行动时由于情况不明，犹豫不决。

*　*　*

温特斯降落在圣母教堂的边上。他能看见教堂附近的大火，能听见教堂响起的让人们前去救火的钟声。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里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开教堂广场的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伞兵在他附近降落。温特斯帮助他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后对他说：“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伞兵有些犹豫。“跟我来！”他以命令的口吻说完就要返回。一挺机枪向他们扫射。“去他妈的腿袋吧！”温特斯说着开始向北运动，绕过圣母教堂，而后转身向东朝海滩运动。不一会儿他就看见几个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发出联络信号，得到了利普顿中士发出的两声“咔嗒”，他顿时把心放下了。

利普顿降落在距离圣母教堂有一段街区的乡村旅社（市镇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他也像温特斯一样，丢失了腿袋，从而丢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战背包里，除了一把双刃短刀，还有两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装置。他翻越了一道门，沿大街朝前走，离开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镇的边缘，有一个低矮敦实的钢筋水泥标牌，上面是这个小村镇的名字。利普顿把脸凑到标牌跟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圣母教堂”。

伞兵陆续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经紧张的美国人一枪，所以当他看见有2名相互离得很近的伞兵即将着陆时，他就跑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开枪的问题时，利普顿就先跟他们搭话了。他们是82空降师的，现在的降落地点距离预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马拉其、乔·托伊、“泡泡眼”温与他们会合。过了几分钟之后，利普顿与温特斯相遇。

“我在那边看见一个路牌，是圣母教堂。”利普顿报告说。

“好，”温特斯回答说，“我知道那在什么地方。我从这儿就能找到它。”说罢他就领着大家朝圣玛丽德蒙方向走去。途中，他们与502团的一部分人合为一股。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由4辆车组成的德国巡逻队从路上开过来。他们决定进行伏击。在这次战斗中，瓜奈若炸毁了在前面的2辆车，第一次为他哥哥报了仇。后面2辆车调头就逃，不过有几个德国人成了E连的俘虏。

突然一挺德国人的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那几个俘虏想乘机从美国人手中逃脱。瓜奈若举起手枪就把他们射杀了。他在47年后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毫不后悔。决不留情。就像踩死几个臭虫那么简单。”稍事停顿后，他接着说了一句：“现在，我们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大约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D连的杰里·克罗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领的40多个人。两路人马合为一路，向位于东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圣玛丽德蒙运动。不久，他们又遇到了2营参谋率领的40余人。温特斯发现了一支M—1，接着又发现一支左轮手枪、一根皮带、一只水壶和许多弹药，“所以我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尤其是我从一个士兵那里弄到一些吃的东西之后”。利普顿捡到一支卡宾枪。其他人也都武装起来了。

*　*　*

就在美国人向圣玛丽德蒙运动的同时，驻守在当地的德军指挥官、第6伞兵团的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该地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在德国陆军服役，曾率领部队在波兰、法国、俄罗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战。由于师长们都在雷恩地区和塞纳河地区，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职务最高的指挥官了。他在圣母教堂里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在圣玛丽德蒙部署了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则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有些试图与美国人交火。然而这里、那里，似乎到处都报告有空降，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组织起协调的反击的。

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想亲自看一看。他驾着摩托车从卡朗唐来到圣玛丽德蒙，爬到离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楼上，把犹他海滩的情况尽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惊失色。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朝海滩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数以百计，每条船上都下来了三四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他们的背后是战舰，舰上的大炮在猛烈射击。谁也没有见过一支舰队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舰艇。”

而在教堂周围、小村子里，在灌木藩篱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随着白天的到来，夜晚发生的零星战斗逐渐停息。弗雷德里克·海特既看不见美国人，也看不见德国人。

他从塔楼上下来，骑上摩托车向北行驶了一两公里，来到布雷库尔庄园。那里有德国炮兵的一个连，总共有4门由工事与伪装隐蔽起来的105毫米加农炮。大炮附近看不到炮兵，显然是昨天夜间空降开始之后散去的。弗雷德里克·海特又骑上摩托车回到卡朗唐，命令他的1营攻占并守住圣玛丽德蒙和布雷库尔，还让他们把炮兵找回来，让大炮发挥作用。那些大炮的位置很好，可以轰击犹他海滩的登陆船只以及在海峡中的战舰。

*　*　*

到了早晨大约7点的时候，E连已经有了2挺轻机枪、1个火箭筒（没有弹药）、1门60毫米迫击炮、9名步兵和2名军官。2营在进入离圣玛丽德蒙3公里左右一个叫格朗希蒙的小村庄时，遭到猛烈的火力拦截。他们暂时停下。温特斯和他带领的几个人坐下来稍事歇息。过了10到15分钟光景，从E连调到营里担任人事参谋的乔治·拉文逊从路上走过来，对温特斯说：“温特斯，他们要你到前面去。”

作训参谋赫斯特上尉、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都是温特斯的好朋友。他们告诉他说，在大约几百米开外，隔了几道藩篱与空地，有个叫布雷库尔的法国大庄园，在庄园的对面，是德国人的一个炮兵连，总共有4门105毫米加农炮。原先的情报侦察没有发现这些大炮，因为它们处于灌木丛中的半地下阵地中，上面用树枝加以伪装，阵地之间有堑壕相通。德国人有一个50人的步兵排（隶属于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的第1营）在防守。这些大炮已经投入战斗，正在轰击四五公里之外的犹他海滩。

斯特雷耶中校的2营负责格朗希蒙村四周，可是他手下当时还不到100人。他想使人数恢复到满员时的600人左右，以防敌人的反攻。他只能拿出一个连的兵力来攻击德国人的炮兵连。赫斯特让温特斯去对付那个炮兵连。

*　*　*

上午8点30分。索贝尔上尉即将对希特勒进行一次小小的报复，美国陆军也将由于在训练和装备上的投入取得巨大收益，美国人民也将因为培养了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军人而获得回报。由索贝尔、由陆军、由国家培养与造就的这支部队，为的就是现在的“用兵一时”，他们即将投入战斗了。

*　*　*

温特斯立即本能地运筹起来。他让E连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只带武器、子弹和手雷。他解释说，这将是一次快速的正面攻击，要得到来自离敌人炮连尽可能近的几个火力点的支援。他让机枪提供火力掩护，然后带着其他人朝出击阵地运动。

那几门加农炮所在的阵地形状很不规则，四周的灌木藩篱有7处呈锐角状。这就给温特斯提供了从不同方向袭击敌人的机会。

他把两挺机枪（其中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和沃尔特·亨德里克斯，另一挺的机枪手是二等兵克利夫兰·佩蒂和乔·利布高特）部署在通向目标的那道藩篱边上，并指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就在温特斯向出击阵地匍匐前进的时候，他看见了一顶德国人的钢盔——那人正猫着腰在战壕里运动，只有脑袋露出地面。温特斯端起M—1，瞄准那德国人射出两发子弹，把他送上了西天。

温特斯叫康普顿中尉带领瓜奈若中士和马拉其中士到左边去，在开阔地上匍匐前进，尽量接近炮连的第一门大炮，然后向战壕里扔手雷。他指挥利普顿中士和兰尼中士沿藩篱运动到右侧，顺着一排灌木前进，命令他们从侧面向敌人阵地射击。

温特斯自己将率领其他人沿着藩篱向前冲。与他一起的是二等兵杰拉尔德·洛兰（团部的兵，是替辛克上校开吉普车的）、二等兵“泡泡眼”温以及下士乔·托伊。

以前的训练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利普顿说：“我们协同作战，没有突出的明星。我们就像一部机器。我们谁也没有从地上跃起冲向敌人的机枪。我们依靠运动、协同以及迫击炮把它击倒，或者迫使它后撤。我们表现很出色，但没有很多闪光的英雄主义行为。我们知道英雄主义非但不能完成任务，反而会把命丢了。完成任务才是更重要的。”

兰尼与利普顿沿藩篱向前运动，可是他们发现，由于低矮的灌木丛和地面的遮挡，他们看不见德国人的阵地。利普顿决定爬到树上看一看，可是找不到一棵粗一点的、可以躲在上面进行射击的树。他选中了一棵有许多小分杈的树。他小心翼翼地坐在它的前杈上，把身体的重量分散在几个树杈上。他面对着德国人的阵地，如果德国人朝他这边看，他一定暴露无遗。他看见大约75米开外，有大概15个敌人，有的在堑壕里，有的就趴在没有任何掩护的地方。他们都在向E连开火，无暇顾及他们的正面，所以没有看见利普顿。

利普顿的卡宾枪是夜里捡来的。他朝空地上一个德国人开了一枪。那人的脑袋似乎耷拉了下去。利普顿又开了一枪，这下他的目标一动也不动了。他不知道这支卡宾枪是否经过校正，就瞄准刚才那个人脑袋下方的地面开了一枪。就在他瞄准的地方，扬起一阵尘土。他知道这支枪很准，他第一枪就把那人干掉了。于是他在这个不很稳的地方，向敌人进行快速瞄准射击。

康普顿中尉的汤普逊式冲锋枪也是夜里弄到的（这枪原是D连一个中尉的，那人在跳伞的时候把腿摔断了）。他利用自己运动员的本领，成功地从开阔地爬到了藩篱旁边。随同他一道行动的是瓜奈若和马拉其。德国人此刻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袭击，一是来自左侧的机枪火力，一是来自背后的利普顿和兰尼的攻击，一是来自温特斯小组的正面攻击。他们没有注意到康普顿的到来。

康普顿到了藩篱边，纵身从上面越过，然后钻进其中。他给德国人来了个冷不防，敌人的炮兵和步兵就在他的眼前。可是当他扣动那支借来的冲锋枪时，却没有射出任何子弹。子弹卡壳了。

就在这时候，温特斯喊道：“跟我来！”攻击小组飞快地顺着藩篱奔向康普顿。几乎与此同时，瓜奈若纵身跳进康普顿身边的战壕。第一门大炮的德国炮手由于受到三面夹击，弃炮而逃。那些德国步兵随他们飞快地从战壕撤退，离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而去。E连的人把手雷扔向逃跑的敌人。

康普顿曾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棒球队的全美最佳接球手。他离敌人的距离相当于从本垒到第二垒的距离。他把手雷平扔过去——没有弧度——手雷砸中一个德国人的头之后炸开。接着他和瓜奈若与马拉其一起向战壕里扔手雷。

这时候，温特斯和他所率领的人也赶到，用步枪向战壕里射击，往里面扔手雷。他们热血沸腾，大声呼喊着，他们的肾上腺素给了他们超人的力量。

“泡泡眼”温的臀部中弹，掉进了战壕。“我真倒霉，中尉，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真倒霉！”他不停地大声喊叫。一颗德国的木柄手榴弹落进战壕。大家都迅速卧倒。

“乔，当心！”温特斯冲托伊大喊了一声。托伊趴到地上，那颗手榴弹就掉在他的双腿之间。托伊急忙翻了个身，手榴弹碰到他的步枪爆炸，把整个枪托都炸飞了。可是乔却没有受伤。1990年，托伊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要不是温特斯，今天我就要唱女高音了。”

温特斯向战壕里扔进几枚手雷，然后就在逃跑的炮手后面猛追。跟在他后面的是二等兵洛兰和瓜奈若中士。有3名德国步兵开始穿越开阔地朝布雷库尔庄园方向跑去。

“干掉他们！”温特斯对托伊大声说。洛兰用冲锋枪撂倒了一个。温特斯用M—1瞄准了另一个人扣动了扳机，子弹打进了那人的后脑勺。瓜奈若一枪没有打中第三个德国人，但温特斯一枪打穿了那家伙的后背。接着，瓜奈若把一连串冲锋枪子弹送进那个受伤的德国佬的身体。那家伙不停地喊“救命”。温特斯让马拉其往那人脑袋上再补上一颗子弹。

第四个德国兵在距藩篱大约100码的地方跃出战壕。温特斯看见后，卧倒在地，仔细瞄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从他发起攻击到现在，只过了15到20秒钟。E连夺取了第一门大炮。

温特斯顿时意识到，在前面的战壕里还有许多德国人，他们很快就会组织反扑的。他立即卧倒，开始匍匐向前，来到一个连接战壕，朝下一看，“我清楚地看见两个人支起一挺机枪，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我第一枪打中了射手的屁股，另一枪打中了另一个人的肩膀”。

温特斯让托伊与康普顿对第二门大炮射击。他派了三个人去看看缴获的那门炮，让另外三个人封锁住前方。这时候利普顿从树上爬下来，朝温特斯这边运动。他在中途停下来，往温的臀部撒了一些磺胺粉，然后给他缠上绷带。温还在一个劲儿地为自己受伤而连声道歉。团部的安德鲁·希尔准尉从利普顿后面赶上来。

“团部在哪里？”他大声问道。

“在那个后面。”利普顿指着后面说道。希尔伸出头看了看，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前额，然后从耳朵边上钻了出去，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出了这件事之后，他们的所有运动都限在战壕之中，而且都是猫着腰进行的，因为德国人的机枪火力几乎一直不间断，子弹贴着战壕上方嗖嗖地飞。马拉其看到温特斯干掉了30码开外开阔地上的一个德国兵，发现那人的腰带上有一只黑套子，他以为那肯定是一支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他很想把它弄到手，于是朝开阔地上跑去，结果发现那原来是105毫米加农炮的瞄准具的皮套。温特斯冲着他大喊道：“白痴，这儿到处潜伏着德国佬。快回来！”显然，德国人以为马拉其是个卫生兵；只是在他向回跑时，德国人的机枪才开始朝他扫射。子弹打得他四周尘土飞扬，他一下子钻到一门加农炮下面。

温特斯在大炮旁边，想把它毁掉，可是没有爆破装置。利普顿走过来说他的野战背包里有，可是背包放在攻击出发点了。温特斯叫他快去拿。

该解决第二门炮了。他留下3个人守住第一门炮，然后领着另外5个人沿战壕向前冲，一面朝前面扔手雷，一面射击。他们从被温特斯打伤的2个德国机枪手旁边经过，抓了他们做俘虏。第二门炮的炮手开始后撤，E连只用了一人受伤的代价就把它缴获了。

由于夺取了2门大炮，加之弹药也不多了，温特斯派人通知4名机枪手全都到前面来。与此同时，6个德国兵觉得走投无路，用手捧住头，从连接战壕朝第二门大炮走过来，边走边用蹩脚的英语喊：“不要打死。不要打死。”

A连的二等兵约翰·D.霍尔加入了温特斯的小组。温特斯下令夺取第三门大炮。霍尔冲在前面，结果中弹倒下，不过那门炮被夺过来了。温特斯派了3个人守住它。他们虽然只有11个人，可是却控制了3门105毫米的加农炮。

在第二门炮的阵地上，温特斯发现了一个装着文件和地图的公文包。地图上标明了科唐坦半岛上所有的大炮与机枪阵地。他派人把文件和地图送回营部，同时把俘虏也一起押送回去，再领一些弹药，搬一些援兵来，因为“这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压力太大了”。他开始用手雷来摧毁炮阵地上的无线电、电话和测距仪。

赫斯特上尉亲自出马，带来3箱TNT炸药和一些磷燃烧手雷。温特斯在每门炮的炮筒里装进一箱炸药，然后把一颗德国木柄手榴弹扔进去。这样引爆之后，炮筒子被炸得像剥了一半皮的香蕉。利普顿带着爆破装置回来的时候感到很失望，因为已经用不着了。

由D连的罗纳德·斯皮尔斯中尉带领的5个援兵赶到。其中有一个是F连的“老顽固”霍奇。他直起身朝炮连阵地扔出一枚手雷，结果被机枪子弹打在背部与肩部，当时就死了。

斯皮尔斯率领几个人攻打最后一个炮连阵地，将其夺取并摧毁，但有2名弟兄被打死。

温特斯下令撤退，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布雷库尔庄园方向密集的机枪火力的威胁。既然大炮已经被摧毁，再占据它的阵地已经没有意义了。先撤下去的是机枪手，然后是步兵。温特斯最后一个撤离。他离开之前，最后向战壕里看了一下。“我们没有理会那个被我们打伤的德国佬，他却企图用机枪对我们开火，被我一枪击中脑壳，结果了性命。”此刻是11点30分。自温特斯受命对付那个炮连到现在，3个小时过去了。

*　*　*

E连以相当于一个班的兵力——12个人（后来得到了斯皮尔斯等人的支援）消灭了一个扼守2号堤道、控制了犹他海滩的德国炮兵连。那个炮连有一条电话直接通向2号堤道出口处一个碉堡里的观察哨，他一直在报告登陆的第4步兵师的位置。很难对E连取得的这一战绩做出精确的估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避免了许多人员的伤亡，同时使坦克得以从海滩顺利向内陆运动——也许首先还是使这种运动成为可能。如果说E连拯救了D日的犹他海滩，那是言过其实，但是说它对登陆作战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却是恰如其分。

温特斯他们的伤亡是4死2伤。可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却击毙敌人15个，打伤了许多，此外还抓获12个俘虏。简单地说，他们消灭了德军一个50人的排。这是守护这些大炮的德国精锐伞兵部队的一个排。他们还把炮手打得东逃西散。利普顿于1985年写过一篇分析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这次攻击，是指挥得当的小攻击部队，压制并调动在预筑阵地上数量较多的守军的经典战例。E连以高昂的战斗意志、迅速大胆的正面攻击、不同方向的侧翼火力，挫伤了德军的士气，使敌人误以为受到了大部队的攻击。”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该连所受的良好训练。这一次对他们是战火的洗礼。这一次他们冒了极大的危险，以后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冒险了。利普顿说，如果他当时是个老兵，他是绝对不会爬到那棵树上，那样暴露自己。“可是那一天我们浑身充满了激情。”

瓜奈若说：“你是意识不到的，那是你的第一次。我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再干那天上午所干的事了。”康普顿说，如果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他是不会穿出那道藩篱的。利普顿说：“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死，觉得如果有子弹朝我飞过来，是会发生偏转的，要么就是我能避开。”

保罗·富塞尔在《战争时期》中写道：第一次参战的军人心里总是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很机灵／敏捷／受过良好训练／模样很帅／很讨人喜欢／行为非常严谨，等等。”可是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这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最好还是小心些。只要我在利用掩蔽物／挖工事／暴露身体射击时更谨慎些／只要我随时多加小心，我是能避开危险的”。[9]

温特斯在分析这次战斗的时候说，这一时刻（他称之为“巅峰时刻”）要归功于陆军对他们进行的良好训练。他当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对阵地的观察、掩护火力的部署、作战任务的布置（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最优秀的人去完成——把康普顿、瓜奈若和马拉其放在一组，把利普顿和兰尼放在一组）以及在最佳时刻亲自率领发动攻击。

温特斯认为，如果由索贝尔来指挥，他一定会亲自率领这13个人从正面发动攻击，他自己牺牲不说，还要搭上大多数人的性命。谁能说他那么做是错误的呢？可是，如果不是索贝尔，谁又能知道E连的人有如此良好的纪律、耐力（他们从半夜1点30分出发，经过一个无眠或几近无眠的夜晚，又经受了张伞时的剧烈震动以及摔落在地面时的冲击与伤害）以及进行这场短兵相接较量时使用武器的技能呢？

辛克为温特斯报请国会荣誉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每个师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在101空降师，这项荣誉被授给了率领部队进行白刃搏斗的罗伯特·科尔中校。温特斯被授予战时优异服务勋章。康普顿、瓜奈若、洛兰与托伊荣获银星勋章；利普顿、马拉其、兰尼、利布高特、亨德里克斯、普莱莎、佩蒂以及温荣获铜星勋章。

*　*　*

过了一个来月，温特斯被叫到团部。辛克、斯特雷耶和参谋们都坐在帐篷里。坐在首席的，是陆军的战史专家S.L.A.马歇尔。温特斯回忆说，桌子四周的气氛是“带电的”，“那些西点毕业的人就是‘豁出性命’也想有我当时的机会：坐在与马歇尔面对面的椅子上”。

“好吧，中尉，”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说，“把你D日那天的作战表现跟我说说。是你端掉了那个105加农炮连，对吧？”

“是的，长官。”

“说说看，你是怎么干的。”

“好吧，长官。我布置了掩护火力，我们在火力掩护下接近敌人，我们夺取了第一门炮。接着我们布置了第二次火力掩护，夺取了第二门炮。然后是第三、第四门炮。”

“好。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长官。基本就这些。”作为一名下级军官，面对着这么多大官，他想自己最好别说得太啰嗦。所以他就像汇报常规的训练问题一样。

使温特斯感到特别恼火的是，马歇尔在他那本《天兵夜降》的书里，竟然对E连只字未提，仅仅说“部署在那里的（2）营不断对远处那个德国炮兵连进行袭击……”他的书中确实有关于攻占炮兵阵地的描写，但那发生在1号堤道附近的霍尔迪，是506团1营干的。马歇尔说，该营用了190人的兵力夺取了那个阵地。温特斯评论说：“要是有那么多E连的人，我就可以攻占柏林了。”[10]

*　*　*

大约在12点15分前后，利奥·博伊尔也归队了。他落在82师的空降区，迷失了方向。他弄清自己的方位之后，就朝圣玛丽德蒙方向运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连队。“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温特斯。他非常疲惫。我向他报到，他只是嗯了一声，再也没有跟我说别的。我想他见到我之后也许会高兴一点，不过他的压力太大了。”

连里的人在相互祝贺，谈论着他们的战绩，想通过回忆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拼接起来。他们是胜利者，兴奋、自豪、喜不自胜。有人从地窖里找来一些苹果酒，就把它传给大家喝。当大杯子传到温特斯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渴得要命，需要喝点东西提提神”。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把别人都惊呆了，因为他以前是从来不喝酒的。“我当时以为喝下去会使我的思维和行动变得慢一些，可并不是那么回事。”

韦尔什归队报到。他与82师的几个人一起，沿途与敌人有过一些短暂的交火。在他的背包里，装着他那顶备用伞。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他都把它背在身上。“我想把它带回去送给基蒂，把它做成一套结婚礼服，留着我们战后结婚的时候穿。（乐观主义？）”

来自布雷库尔庄园方向、道路对面藩篱中的德军机枪火力越来越猛烈。温特斯命令机枪手也对敌人进行骚扰表示回敬。马拉其把他的迫击炮管找来了，可是没有底座与支架。他把炮管支在地上，朝着庄园打了十余发炮弹。瓜奈若也用一根迫击炮管支起一门炮。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打出的每一发炮弹，都击中了目标。“像这样的技能不是教出来的。”温特斯评论说，“这是天赐的灵气。”马拉其把炮弹打完之后，他的炮管已经全都埋进土里了。一个法国老农找来一把铁锹，帮他把它挖了出来。

到了中午时分，第4步兵师的人马开始通过格朗希蒙。韦尔什记得“从海滩那边过来的第一批步兵各个人的面部表情。他们看见那些横七竖八、扭曲变形的伞兵和德国兵的尸体后，连肠子都要吐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为止，E连已经有了50来个人，可是还没有人知道米汉中尉的命运，温特斯也就成了实际上的连长。

尼克松中尉走过来，带领着4辆谢尔曼式坦克。他让温特斯把敌人的阵地指给坦克兵们看，然后让E连为坦克攻击提供步兵支援。温特斯从后面爬上第一辆坦克，对指挥官说：“我要沿着那一边、那一边，还有那一边的藩篱对那个庄园实施火力打击。把剩下的所有目标都摧毁。”

坦克隆隆地冲了过去。对那些坦克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实战，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向敌人开火。坦克上满载着弹药，有0.5与0.3英寸的坦克机枪子弹，也有75毫米的坦克炮炮弹。

“他们把那些藩篱打得飞上了天。”韦尔什回忆说，“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会停止射击呢！”

到下午三四点钟，布雷库尔庄园一带被控制。瓦拉维耶勒一家人都从大宅里出来了。领头的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德·瓦拉维耶勒上校，后面跟着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路易和米歇尔。米歇尔双手举过头走进通向场院的过道。和他一起的是一些留下来准备投降的德国军人。一名美国伞兵朝米歇尔背后开了一枪，如果不是因为错把他当成了德国人，就是认为他是德国人的同伙。米歇尔没有死，不过他在医院里住了6个月（他是从犹他海滩撤退到英国的第一个法国人）。尽管发生了这一不幸事件，这弟兄俩还是和E连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米歇尔后来当了圣玛丽德蒙的市长，是犹他海滩博物馆的创办人与建设者。

*　*　*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撤离了圣玛丽德蒙，E连与2营的其他连队进入该地区，然后向西南偏南方向2公里外、只有6幢房屋的库洛维尔村挺进，因为斯特雷耶把2营的指挥所设在那里。温特斯把连里的人安顿下来过夜，并在几个地方布置了哨兵。他们吃的是K级干粮。温特斯独自去巡逻。到了村子外，他听见卵石路上有部队行进的声音。带铁钉的皮靴声告诉他，那是德国人的军队。他急忙卧倒在沟里，一个班的德国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已经能闻到德国人身上的特殊气味。那是汗透的皮革与烟草的气味。他想，离得太近，这气味真难闻。

韦尔什中尉记得，他当时正在熟睡的人中间走动，心中思忖“这一整天，他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闻到的都是死亡，可是从来没有想到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不是来感受恐惧的，也不是来送死的。他们是来取得胜利的”。

在睡觉之前，利普顿回忆了与默里中士过去的谈话。当时他们曾经谈到了战斗以及如何应对所出现的问题。他悠悠乎乎地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好，他很满意，很欣慰”。

正当温特斯准备抬起身子，他听见“德国人的手提式冲锋枪响了。显然是在放空枪，这是没有危险的，就像一伙喝醉酒的年轻人在晚会之后胡闹”。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情况。

在睡觉之前，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忘记跪下感谢上帝，是他保佑我安然度过了这一天，我请求他在D日后的一天也助佑我。”他为自己立下誓言：如果他能活到战争结束，他要找一个偏僻的农场，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第6章　“开始行动”

卡朗唐
1944年6月7日—7月12日

6月7日天刚蒙蒙亮，赫斯特上尉就来找温特斯。“温特斯，”他开口说道，“你们昨天打了一整天，我现在真不想这样做，可是我想让E连打先锋，向维尔维尔进发。”

2营已经达成了D日的各项目标。第4步兵师已经在海滩立足。堤岸道路已经被控制。下一个任务就是南下杜沃河对岸的卡朗唐，与从奥马哈海滩登陆后向西挺进的美国军队会合。行动路线是从库洛维尔出发，经过维尔维尔到圣古姆德蒙，然后渡河进入卡朗唐。

2营在解决了维尔维尔的守军之后，开始向昂格维尔奥普莱因运动。E连作为预备队。这一天后来的时间，都是在对付德国人，打退了冯·德·海特上校的第6伞兵团的多次反扑。第二天，506团1营攻占了卡朗唐以北大约3公里处的圣古姆德蒙。这是可以俯瞰杜沃河河谷与卡朗唐的最后一块高地。辛克上校把指挥部设在昂格维尔奥普莱因，让E连作为团部的警戒部队。这也是E连此后3天的任务。

*　*　*

E连利用这段时间充分休整，恢复体力。E连的人也从卡朗唐半岛的各处纷纷归队。睡觉的时间仍然很少，因为有狙击手打冷枪，偶尔还有敌人的反攻、大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掩埋死人和死动物是个大问题，因为尸体已开始腐烂变臭。

此外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而且在随后的一年都对空降部队产生着影响。在每一个被解放的法国村庄，以及后来的比利时、荷兰、德国和奥地利的村庄，都有大量的葡萄酒、科涅克（白兰地）、白兰地以及其他品种优良的酒，其质量之好、产量之多，都是这些普通军人前所未闻的。二等兵希夫提·鲍尔斯和一个朋友发现圣古姆德蒙有一家酒馆，就破门而入，开始品尝各种酒，以“找到我们喜欢的酒”。他们每样拿了一瓶，回去以后慢慢地喝。“隔不了一会儿就有狙击手对我们打冷枪。他想把我们干掉。我们经常听见身边有子弹的撞击声和反弹声。我们还挺喜欢这个的。”

韦尔什中尉发现了一桶上等科涅克白兰地。温特斯回忆说：“我以为他想一个人独吞呢。有时候我跟哈里说话，发现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听力有什么问题。过了几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事情并没有真正解决。周围的酒实在太多了。年轻的军人面临的压力太大。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

6月10日，二等兵奥尔顿·莫尔请马拉其跟他一起去圣母教堂，去找一个他曾看见的、堆塞在一个空架子上的野战背包。莫尔是个性格粗犷的人，很像约翰·韦恩，是怀俄明州人，父亲在卡斯帕开了一家沙龙酒吧。莫尔与他中学时代的心上人结了婚。他在英国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马拉其同意跟他去，可是等他们到了之后，他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背包都是从死去的伞兵身上取下来的。然而，他还是和莫尔把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把糖、卫生用品、配给的食品和钱都收集在一起。

突然，奥尔顿跪在地上，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他妈的赶快离开这儿。”马拉其朝莫尔看了一眼，发现他盯着一双编织的婴儿小鞋子。他们把捡起来的东西全都放了回去，然后回到圣古姆德蒙，决心将来要尊重他们死去的战友。

德国的死人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只要有空闲间隙，他们就去寻找纪念品。鲁格尔手枪是最受青睐的，其他还有手表、匕首、旗帜，任何带纳粹十字记号的东西都要。在D日后第四天，罗德·施特罗终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利布高特看见他，赶紧跑过来。“嘿，施特罗，施特罗，我把我的拿给你看看。”他拿出一枚戒指，这是他用刺刀捅死了一个德国人，并把他的手指砍掉后取下来的。

*　*　*

这时候，从奥马哈海滩方向过来的第29师攻占了距离卡朗唐12公里的伊西尼。大约有4000名居民的卡朗唐，扼守着瑟堡到卡昂和圣洛的公路，巴黎到瑟堡的铁路也经过此地。德国第6空降团丢掉了北面的高地，现在正在卡朗唐设防。冯·德·海特上校接到埃尔温·隆美尔元帅“死守卡朗唐”的命令。[11]

6月10日，从奥马哈海滩方向过来的第29师与101师在卡朗唐东北会师。这就使滩头阵地得以巩固。但是，如果美国人不把德国人赶出卡朗唐，这个滩头阵地就不可能向内陆扩大或延伸。进展非常艰难，主要有三个原因：缺乏足够的装甲车辆与火炮；守军的作战技能与决心；再就是灌木藩篱。这些藩篱一般都在6英尺高，或者更高，藩篱之间的狭长地面就像战壕似的，连坦克遇到它也无法施展，每一道藩篱都是一个敌人的主要阵地。而且这些藩篱特别的多。好不容易攻下一道藩篱之后，50米，或者不到这个距离，又有一道。在这样的地方发动步兵攻击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其难度不亚于逐房逐屋的城市巷战，也不亚于一战时对战壕体系发动攻击。但这又是非攻打不可的。

科林斯将军命令第7军向北进击，主攻方向是瑟堡（诺曼底地区的第一大港口，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及其西面，向海滩的方向（目的是切断在科唐坦的德国人的交通线），可是成效非常有限。不打破卡朗唐的瓶颈，就不可能取得多大的进展。这项任务落到了101师的肩上。

泰勒将军决定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第327滑翔步兵团从北方、501团从东北方向展开进攻，506团将夜行军绕到已接近被包围的卡朗唐西南方向发动攻击。协同进攻的时间定在6月12日拂晓5点。

*　*　*

E连在索贝尔上尉带领下曾进行过几个月的夜间训练，包括夜间越野、穿越树林的强行军、夜间罗盘使用、部队夜间行动可能碰到的问题以及部队夜间行动的控制。E连的人对夜间作业是驾轻就熟，有些人甚至说他们夜间的视力比白天还好。

根据温特斯的回忆（他当时已担任代理连长，米汉仍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人员，还没有列入阵亡人员名单），不能应付夜间作战的，是团部的那些参谋。在训练问题上他们“溜了号”，没有经过士兵和一线下级军官那种连续几个夜晚的夜间作业。这个问题在D日那天夜里就暴露出来了。温特斯说：“在判定方向和寻找目标方面，有问题的是他们。在穿越藩篱方面他们的问题也很大。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能应付自如，在寻找道路和目标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不用地图。”

在6月11—12日的夜行军中再次暴露出问题。F连作为先头部队，E连紧随其后。他们开始向卡朗唐运动，首先穿过一片沼泽，通过一座大桥，然后向西经过一些田地，来到一条铁路旁。穿越沼泽和灌木藩篱不是一帆风顺的。各连之间不断失去联络。F连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段，想方设法通过之后，立即加快了行进速度，没有考虑后续部队通过那段瓶颈地区的问题。团部不断下达命令，改变1营与2营的前沿。各连就不断停下，修筑工事，架设机枪，接着又收到前进的命令。

在2营的行进路线上，不断发生较大规模的战斗。这一地区尸体与武器装备随处可见，有美国人的，也有德国人的，但在黑暗中看不大清楚。E连在过了杜沃河，向铁路线运动的过程中与F连失去了联系。“当时我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靠我们自己不可能找到前往目标的道路。”利普顿回忆说，“而且队伍拉得太开，是无法组成防卫队形的。”

温特斯想通过无线电接通营部。报务员的声音含糊不清。一挺德国MG42机枪（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机枪）从左侧每个地方打来几个点射。利普顿来到自己的机枪手边上，低声告诉他把机枪对准敌人火力的方向。利普顿回忆说，就在他悄悄转身去指挥排里其他人占据各自的位置时，“我吓了一跳，（那人）把他的机枪来了个上膛。在这样一个静悄悄的夜晚，一挺上膛的轻机枪，两度拉枪栓，两度让其复位的声音，半英里之外就能听见。我们保持安静、准备打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的全部努力，都因此前功尽弃”。不过此后再没有发生敌人的袭击，利普顿的呼吸也自如了一些。

联络恢复了。E连继续前进。在行进途中，他们看见一个死去的德国人右手高高地指向天空。每个人都从他身上跨了过去，等二等兵“瘦子”

韦恩·西斯克走到那里的时候，他握了握那家伙的手，还在他鼓胀起来的肚子上踩了一脚，那具尸体还“打了个嗝”。

“对不起了，伙计。”西斯克低声嘟哝着走了过去。

他们来到一个急弯处。卡森记得“那里有个德国人端着步枪对着你。他肯定把连里一半人都吓了一跳。我心中暗想，‘他为什么不开完枪就算了？’可是他已经死了，尸体就这样僵在那里，像一尊雕像”。

E连到达铁路线之后，开始构筑防御阵地。命令传来，要他们注意德国人的装甲部队。利普顿把蒂波和他的火箭筒布设在堤岸上，这是个背水一战的架势，没有任何退路。

“蒂波，”利普顿小声说道，“我们都靠你了。不要打偏了。”

“不会的。”

蒂波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麻烦。他的送弹手、二等兵乔·拉米雷斯似乎很紧张。蒂波对他说：“我们不会有事的，乔。只要保证有两枚火箭弹随时备用就行了。不能耽搁时间，半秒钟也不行。”拉米雷斯回去，跌跌撞撞地捧着两枚火箭弹过来了。他说他把销都拔掉了，这一下把蒂波吓得不轻（拔掉保险销之后，一枚装弹的火箭弹只要从两三英尺高的地方掉下来，就会被引爆）。

“把销装回去。”蒂波低声说道，“需要的时候，我会让你把它们拔掉的。”

“我不知道它们到哪儿去了。我已经把它们给扔了。”拉米雷斯回答说。他捧着的火箭弹离他的身体还有一点距离。

“我的上帝呀！去找回来！”拉米雷斯没有找到。蒂波趴在地上到处摸。他们终于把销找到了。蒂波小心翼翼地把销装回去，拉米雷斯的手臂在阵阵抽搐。蒂波后来说道：“把销装回去之后，乔的紧张心情才消除，手臂也不抖了。可是我的手臂却开始抖起来。”

后来德国人没有来进攻，这是因为经过6天的激战，冯·德·海特上校的弹药已经不多，也没有得到补给，所以他把大部分军队都撤出了卡朗唐。他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要他们把这座城市守得时间长一些，与此同时他去请求补充，准备从东南方向发动反攻。卡朗唐市内这个只有50个人的连有一个机枪阵地，可以直接控制通向西南方向的那条道路，80毫米迫击炮的炮口瞄准了城市边上一个重要的丁字路口。

E连再次出动，向东北方向运动。到5点30分，506团2营已经进入攻打卡朗唐的位置。他们的目标是由德军第6伞兵团一个营把守的丁字路口。通向该路口最后100米左右的道路是笔直的，而且是个缓缓的下坡，路两侧各有一条浅浅的沟。E连直接沿公路前进，F连在左翼策应，D连作预备队。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进入卡朗唐，与从北面来的第327团会合。

一切都很平静，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由E连调到营部担任人事参谋的拉文逊中尉走到一片空地上去大便，在拂晓的微光中可以看见他白白的屁股。一个德国狙击手朝他开了一枪，打中了他的臀部。（他被撤离到英国，后来在被运回美国的途中，他的飞机在大西洋上空失事坠落。）

到了这个时候，温特斯真的火了。团部折腾了一整夜才使部队进入作战阵地。停止前进、出发、停止前进、再次出发，折腾了这么多次，把人弄得疲惫不堪。“根本不应该这样。”温特斯评论说，“事情没有那么困难。我们磨蹭了一夜，才来到攻击阵地。”由于没有时间进行侦察，E连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没有任何炮火准备，也没有任何预先的空袭。

命令下达了：6点发动攻击。

温特斯把韦尔什中尉率领的老1排布置在道路的左侧，也就是道路拐弯后就变直的那个位置，把2排放在路的右侧，让3排当预备队。他们卧倒在路边的沟里待命。德国守军没有暴露任何机枪火力点，也没有打迫击炮。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到了6点整，温特斯下达命令：“开始行动！”韦尔什一马当先，率领他的排朝大约50米开外的丁字路口冲去。德国人的机枪开了火，子弹顺着道路射过来。这挺机枪处于消灭这个连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此刻也是最好的时机。

机枪火力使韦尔什的排断成两截。韦尔什身后的第7个人在浅沟里没有动。再后面的将近30个人也没有动。他们都面朝下趴在道路两侧的沟里，想以匍匐前进的方式尽可能接近那个机枪火力点。

温特斯非常恼火，跳到路中间大声喊道：“开始行动！开始行动！”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那些兵还是一动不动，低着头卧在沟里。

温特斯听见身后斯特雷耶中校、赫斯特中尉、尼克松中尉和营部其他人不满的叫喊声：“让他们上啊，温特斯！让他们上！”

温特斯扔掉自己的装备，端起M—1，跑向路的右侧，“像发了疯似的大声吼叫着‘快上！’”他开始用脚踢那些人的屁股，然后冲到路的另一侧，重复他的命令，同样踢了那些人。

“我当时像发了疯，”温特斯回忆说，“以前谁也没有见过我像那个样子。”他又从路的那一侧跑回来，机枪子弹嗖嗖地打在路面上。他心里在想：上帝呀，我的命真大。我受到了魔法的保护。

他同时也觉得要豁出去了。他最好的朋友哈里·韦尔什冲在最前面，想敲掉那个机枪火力点。温特斯心想，如果我不有所动作，他就死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这些兵不愿意上。他们头也不抬。温特斯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抬头看我的时候，脸上那种惊讶与恐惧的神情。”德国人的机枪似乎锁定了他。他成了一个公开的目标。“子弹横飞，把我周围的路面打得尘土飞扬。”

“每个人都僵住了。”罗德·施特罗回忆说，“没有人能动弹。温特斯一跃而起，站在路中间大声喊道：‘来吧！上啊！快！’”

这一下起了作用。连里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见温特斯像这样大声喊叫。施特罗说：“这跟他平时的为人截然两样。我们一齐冲了上去。”

根据温特斯的回忆：“这就是纪律所起的作用。他们明白了之后，就冲上去了。”

塔尔伯特中士从温特斯身边冲过的时候大声问道：“打丁字路口从哪个方向？”

“向右。”温特斯命令说。

（1981年，塔尔伯特在写给温特斯的信中说：“你站在路中间的情景，我终身难忘。你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我手下的兵也都有这样的感觉。”）

这时候，韦尔什正在攻击那个机枪火力点。他记得“当时只有我们几个人。我真不明白其他人究竟到哪儿去了”。温特斯在路上来回这么一跑，分散了德国机枪手的注意力，使他们失去了韦尔什和另外6个目标。韦尔什向机枪火力点扔了几个手雷，接着用卡宾枪一阵扫射。其他人也是这样的打法。那挺机枪被打哑了。[12]

*　*　*

E连的其他人一齐冲向那个交叉路口，夺取了那个阵地。温特斯指挥1排向左，2排向右，进行逐房清理：一个人把手雷从窗户里扔进去，另一个人守在门外，手雷一炸响，门外这个人就把门踢开，搜寻并歼灭残敌。

蒂波和利布高特清理了一幢房子。正当蒂波从前门出来的时候，“一发迫击炮弹击中了我，把我掀进了房子里。我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也没有感到任何疼痛，只是有些站立不稳，M—1还握在手上”。德国后卫部队让他们预先部署的迫击炮发挥了作用。利布高特一把抓住蒂波，扶着他慢慢坐下，把卫生员找来，并安慰他说他会没事的。

韦尔什过来给蒂波用了一些吗啡。蒂波坚持说自己还能走，这其实是瞎说。他的两条腿都断了，而且头部也伤得不轻。利布高特和韦尔什连架带拖地把他弄到街上。他“记得躺在一个墙根下面，街上爆炸不断，散弹劈里啪啦地打在我头顶上方的墙上”。韦尔什把蒂波送到后方20米处在一个谷仓临时设立的急救站。

除了不断落下的迫击炮弹之外，还不时有狙击手打来冷枪。利普顿率领3排来到路口，拐进右边的路上。街上的爆炸此起彼落，他紧贴在一面墙上，大声命令手下的人跟着他上。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他前面大约2米的地方，弹片飞进了他的左面颊、右手腕和右腿胯部。他的步枪咔嗒一声掉在地上。他也摔倒在地上。他用左手摸了摸右颊，摸到了一个大洞，不过他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右手，因为血不住地往外直冒。塔尔伯特中士来到他面前，在他的手臂上扎上止血带。

这时候利普顿才感到胯部的疼痛。他伸出左手往下一摸，只见手上血糊糊的。

“塔尔伯特，我大概伤得不轻。”他说道。

塔尔伯特用小刀划开他的裤子，看了看伤口后说：“你没事。”

“那真是个莫大的安慰。”利普顿回忆说。两块弹片打进了大腿上部，但“没有打中任何要害部位”。

塔尔伯特把利普顿扛在肩上送进了急救站。卫生兵给利普顿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给他进行包扎。

根据马拉其的回忆，在这“硝烟弥漫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诵读‘万福马利亚’。我抬头一看，发现是约翰·马洛尼神父手捧《玫瑰经》，走在道路中央，为在交叉路口战斗中死去的人安魂”。（马洛尼荣获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温特斯也受了伤，是一发跳弹穿进他的靴子后打进腿里造成的。他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检查弹药供应情况，与韦尔什讨论构筑防御阵地以防敌人反扑的问题。（韦尔什曾想用小刀把他腿上的子弹拨出来，后来还是放弃了这种尝试。）

到了上午7点，这一地区已经巩固了。这时候F连已经与327团会合。卡朗唐被攻克。斯特雷耶中校进入城里，与327团3营营长见了面。他们来到一家酒店，开了一瓶酒庆贺胜利。

温特斯回到营急救站。他连里有10个人在那里接受急救。一个医生用镊子把他腿上那颗子弹夹了出来，把伤口清洗之后，撒上磺胺粉，然后替他包扎起来。

温特斯挨个看了看他的伤员。其中有个伤员是二等兵艾伯特·布利思。

“你怎么样了，布利思？是怎么回事？”

“我看不见了，长官，看不见了。”

“别紧张，要放松。你已经有了离开这里的条件。我们要很快把你从这儿送走。你将回到英国。你会好起来的。要放松。”温特斯说着准备离开。

布利思开始站起来。

“别紧张！”温特斯对他说，“别动了。”

“我能看见了，能看见了，长官！我能看见你了！”

布利思站了起来，随后返回了连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温特斯说，“他太害怕了，连眼睛都看不见了。怪事。这小伙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是他所需要的只是有个人跟他谈谈，让他心情平静下来。”

*　*　*

德国人肯定会反扑，而且肯定会从西南方向过来，走E连来的时候走过的那条路。地形是决定行动进展的重要因素。从那个方向进入卡朗唐要经过那片半岛高地。在铁路线的北面，在公路的南面，都是被水淹没的土地。泰勒将军决定向西推进几公里，在高地上构筑防御阵地。

温特斯接到命令：E连将处于最右侧，沿铁路展开。他检查了弹药的状况。利奥·博伊尔跟1排的其他几个人发现并“解放”了一辆装满弹药的农用二轮大车，把它拉到城边上眼下作为急救站用的那个谷仓。正当博伊尔准备把它朝前拉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喊道：“敌人坦克！”

“我小心地朝门外望去，模模糊糊地看见几码开外的藩篱后面的坦克炮塔轮廓。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坦克上机枪射出的子弹就打进我的左大腿，我顿时就栽倒在地上。”博伊尔被卡车送往犹他海滩，准备撤到英国。在途中“我们碰到了索贝尔。他正用吉普车下前线运送给养”。

敌人的坦克被火箭炮击退。温特斯把连队力量进行了调整，然后沿铁路线向西南方向推进。他们运动了3公里，没有遇到大的抵抗。他停下来在一道藩篱后面构筑防御工事。

德国人就在他们正面，从一道藩篱背后对他们进行火力骚扰。任何人只要一动就会遭到他们瞄向这边的火力。天色暗下来之后，连队得到了食品和弹药的补充，准备安顿过夜。温特斯接到营部命令，要他们于拂晓5点30分出击。

6月13日零点30分，德国人向两道藩篱之间派出一支侦察队。那不是悄悄进行侦察的部队，而是大约两个班喝醉了的兵。他们一边用手提轻机枪射击，一边辱骂美国人。“真把我们给吓坏了。”温特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因为我们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担心是敌人的夜袭，可是德国人很快就退回去了。

戈登带着机枪与西斯克、古思处于最右侧，背对着铁路，担任外侧警戒。戈登“心里很不踏实，而且非常害怕”，因为他们没有可供隐蔽的物体，他觉得“非常暴露”。塔尔伯特中士检查了这个哨位，觉得它太暴露，就把他们撤回主防线。

塔尔伯特中士整夜都在防线上巡查，让大家轮换放哨，这样每个人都能稍稍睡几分钟。他让步兵都上了刺刀。夜晚很凉。他拿起一件德国人的雨披披在身上。到凌晨大约3点钟的时候，他用左轮枪拨了拨二等兵乔治·史密斯，让他去换岗。史密斯正睡得迷迷糊糊。他醒过来后，看见惨白的月光下有个穿着德国雨披的人站在自己面前，还用枪捅他。

史密斯立即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跳起来，朝着塔尔伯特的胸部猛刺过来。塔尔伯特力图制止他，大声说：“史密斯，我是塔伯，别乱来！”可是史密斯的刺刀还是刺了过来，刺进了塔尔伯特的胸部。所幸的是，没有刺中肺，也没有伤及心脏，可是塔尔伯特毕竟失去了战斗力。他被人拉开，然后送到离前沿3公里的后方急救站。

5点30分，温特斯下令全连准备出击。就在他即将下达出击命令的时候，冯·德·海特也下达了命令，让他的第6伞兵团发起反攻。双方动用了所有的大炮、迫击炮、机枪、步枪以及其他武器，一时之间枪炮声大作，天昏地暗。疲惫不堪的军人那一点点肾上腺素早就枯竭了。泰勒将军在敦促行动要快。当兵的发出阵阵叫喊。有一度，E连还与101师另一个连队相互打起来。有些谢尔曼坦克甚至向左侧的友邻部队发射了支援炮火。霎时间一片混乱。

处于E连左侧的F连顶不住猛烈的炮火，开始向后退却。（斯特雷耶中校当场撤了该连连长的职。）这就使右侧翼完全暴露的D连也向后撤退。阵地上只剩下E连。它的左侧是铁路，右侧已经空了。

E连在阵地上坚守。戈登把机枪架在藩篱开口处一扇门上（D日那天，他的机枪支架丢了），猛烈扫射。一发迫击炮弹在他前面10米处爆炸，他的肩部与腿部中了弹片。这发炮弹还炸伤了罗德·施特罗。可是他们仍然坚守在阵地上，继续射击。温特斯、康普顿、韦尔什和其他军官在前沿阵地上来回跑动，鼓舞士气，解决出现的问题，确保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阻击德国人的反扑。

一辆德国坦克开始冲破E连左侧的藩篱。那里原本应该是F连的防守地段。韦尔什命令二等兵约翰·麦格拉思带上火箭筒跟着他上去。他们冲到开阔地上蹲下，装上火箭弹后，韦尔什让麦格拉思开火。火箭弹击中坦克炮塔后被弹开了。德国人把88毫米坦克炮对着韦尔什和麦格拉思开了一炮，炮弹从他们头顶上刷地飞过，落在他们身后几英尺的地方。坦克上的炮手无法把炮管压得很低，因为此刻那坦克正车头上翘突破藩篱障碍。韦尔什开始二次装弹。麦格拉思嘴里不停地叽咕着：“中尉，你这是把我置于死地。你这是把我置于死地。”说归说，他还是一动不动地进行瞄准。那辆坦克此刻处于爬坡状态，炮口指向天空。就在这个庞然大物的车头即将向下，完成翻越藩篱动作的时候，麦格拉思开了火。火箭弹击中了坦克没有防护的腹部。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部位。顷刻之间，坦克爆炸起火，冒出滚滚浓烟。

这是整场战斗中最关键的时刻。德军坦克在被麦格拉思击毁的那辆坦克后面排起了队。那些坦克上的驾驶员纷纷挂上倒挡，开始倒车。这时候，营部已经命令D连与F连不准后退，并把他们集结起来，让他们向前推进了150米。这就大体上堵住了左侧的缺口。

德国人仍然在向前冲。他们想从铁路北侧实施迂回包抄。温特斯指挥迫击炮进行阻击。E连牢牢地守住了阵地。他们在6月12日攻打卡朗唐的战斗中有10名伤亡，在13日守卫卡朗唐的战斗中又增加了9名伤亡。

*　*　*

戈登从火线上退下来，找到了温特斯。刚才他的小腿肚子上被弹片打了个贯通，他的肩部也中了弹片，血流不止。可是使他恼火的却是他右腿上靴子上方位置的一个疖子，让他疼得难受。他告诉温特斯说，他要去把这个东西切开。温特斯同意后，他就一瘸一拐地上急救站去了。

卫生兵看了看腿部和肩部都在流血的戈登，觉得这个人就像3个晚上没睡觉，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激战。“你疼吗？”

“呃，是的。”戈登回答说，“不过这倒问题不大。问题是这个疖子。给我弄一下。”卫生兵替他把疖子切开处理了一下，然后看了看他身上的两处伤。他说肩部的伤倒关系不大，“可是你的腿伤得很厉害”。戈登小腿肚子两侧的伤口已经闭合，可是腿已经开始发紫。“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我们要把你撤下去。”卫生兵对他说。

“不行。”戈登表示反对，“我还没有告诉温特斯中尉呢。”

“我托人带话给他，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戈登这才表示同意。

*　*　*

16点30分，第2装甲师的6辆坦克在刚刚调上来的第29师一些步兵的支持下，把E连替换下去。温特斯回忆说：“看到这些坦克从我方阵地冲向德国人的藩篱，同时用0.5英寸机枪向敌人射击，还有新调上来的步兵随同坦克前进的场面，觉得实在太精彩了。”

47年后韦尔什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搓着双手兴奋地说：“哦，他们打得真带劲！”

*　*　*

当晚23点，E连和506团的其他连队都后撤到卡朗唐，到师里当预备队。军官们把士兵安排到没有被毁的房子里去住。温特斯为自己的连找到了一家被遗弃的旅馆。睡觉之前，军官们到各个班、排进行了一番巡查。韦尔什巡查回来之后，坐在旅馆的台阶上就睡着了。温特斯睡的是有铺有盖的床。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个觉。

第二天，也就是6月14日，理发店开门营业。当兵的都在排队理发。（他们在被遗弃的商店和房子里，见到酒、食品和其他东西，是会“自助”

的，可是对于服务项目，他们全都付钱。）温特斯到急救站去处理腿上的伤。随后的5天，他过得比较轻松。也正是在这几天，他把D日的经历写进了日记。前一章就引用了其中的内容。韦尔什负责连里的日常工作。辛克上校到连里来，感谢温特斯的E连在6月13日的战绩，因为他们守住了右翼，阻止了德军的突破，对卡朗唐的战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辛克还说，由于温特斯D日在布雷库尔庄园的战斗表现，他已经为温特斯报请国会荣誉勋章。温特斯心想，这当然很好，可是连里其他人怎么办。

辛克上校在接受华盛顿《明星报》记者沃尔特·麦卡勒姆的采访时，谈到了卡朗唐的战斗。他说：“正是由于温特斯的领导，他们才坚守在这条防线的关键阵地上，用迫击炮与机枪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他是那个战场上的一名优秀军人。在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能坚守阵地，与他个人的勇敢与作战方面的知识是分不开的。”[13]

*　*　*

E连进入卡朗唐以南的防御阵地。第二天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有个人沿藩篱走过来，要见唐·马拉其和沃伦·穆克。这个人是弗里茨·尼兰德。他找到了穆克，跟他谈了谈；他找到马拉其的时候，只剩下说一声再见的时间了。他将飞回美国。

尼兰德走了几分钟之后，穆克去找马拉其，“他皱着眉头，往日脸上那爱尔兰人顽皮的微笑消失了”。他问马拉其，尼兰德跟他解释为什么回国的原因了没有。马拉其说没有，然后把事情说给他听了。

就在前一天，尼兰德到82师去见了他哥哥鲍勃。鲍勃在伦敦遇到马拉其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他想成为英雄，德国人很快就会成全他，当时马拉其得出的结论就是他已经失去了勇气。弗里茨·尼兰德刚刚得到消息，他哥哥在D日那天阵亡了。鲍勃的排陷入了包围，他用一挺机枪对敌人进行骚扰扫射，直到全排冲出包围圈。他打完了几箱子弹，最后牺牲在战场上。

弗里茨·尼兰德随后搭一辆便车来到第4步兵师的阵地，去见他在那个师里当排长的哥哥。这个哥哥也在D日那天在犹他海滩阵亡了。等弗里茨回到E连的时候，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正在到处找他，告诉他说，他有个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当飞行员的哥哥也在这个星期阵亡了。他现在是家里唯一活着的儿子了。陆军决定尽快地把他从作战地区撤出。

弗里茨的母亲同一天收到了陆军部的3份阵亡通知电报。

桑普森神父把弗里茨送到犹他海滩。他搭乘一架飞机去了英国，踏上回美国的旅途。

*　*　*

E连在构筑工事。双方在卡朗唐以南都没有发动步兵攻击。但是，双方都发送和接收了大量信件，也都得到了大炮与其他重武器的增援。美国人的增援来自海滩方向，德国人的增援则来自法国内陆。

在散兵坑里，E连的人都隐蔽在地下，随时准备击退敌人的地面进攻，但在白天，他们都处于隐蔽位置。营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想知道E连阵地对面德国步兵的实力。温特斯到一线，问有没有人愿意于中午去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没有一个自告奋勇的。他就指派瓜奈若带些人去。尼克松中尉在给瓜奈若下达简令之前，先给了他一张标明所有藩篱的地图，图上还标出了大约1公里之外的一簇农舍，看来是德国人的指挥所。

瓜奈若带领二等兵布利思、来自宾州伊利的约瑟夫·列斯尼耶夫斯基以及其他两个人出发了。他们利用藩篱的掩护向前进，布利思走在最前面。他到达最后一道通向那些农舍的藩篱时，脖子上中了德国狙击手一发子弹。

“快他妈撤！”瓜奈若大声喊道。侦察小分队后撤的时候，德国人的手提轻机枪开了火。等小分队撤回E连防线时，连里的机枪便开始回击。

后来，马拉其也带了一拨人去侦察敌人的情况。这一次，走在前面的二等兵希伊运动到离藩篱很近的地方。马拉其也上去了。可是在他向前运动的时候，他踩在一根树枝上，把它踩断了。突然在藩篱对面冒出一个戴钢盔的德国人。希伊的卡宾枪立即打得他满脸开花。

马拉其发现了更多的德国人，立即让小分队快速后撤。身上背着一台300无线电报话机的罗布·贝恩在后面跟不上。他们安全返回之后，贝恩说道：“侦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让别人把你尾巴打掉的好办法。”

*　*　*

第二天比较平静。在E连阵地后面的地上，肥壮的诺曼底牛在地上吃草。1班机枪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在离开克里斯坦森的散兵坑15英尺的地方挖了掩体。

“嘿，克里斯，”他大声说道，“我们到地里去弄点肉来！”克里斯坦森不愿意离开散兵坑，可是就在罗宾斯爬到一头母牛跟前把它射杀的时候，比尔·豪厄尔也爬了出去。他们把那头牛宰杀后，把一条腿拖了回来。罗宾斯还把牛排分给了全班其他人。他们在散兵坑里点起火堆把肉烤熟了吃。那天夜里，罗宾斯与豪厄尔把剩下的牛肉吊在防线后面的一棵树上。

他们用一件雨披把它盖了起来。班上的人打算先吃它几天牛肉而不吃K级干粮。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连续不断、四处横飞的炮弹碎片。这些碎片钻进了牛肉里。等他们第二次吃牛肉的时候，不断有人的牙龈被这些碎片扎破。

*　*　*

6月23日。一名狙击手从600米开外的地方向克里斯坦森打冷枪。克里斯立即卧倒在藩篱后面，并大声让罗宾斯向打冷枪的地方扫射。罗宾斯朝远处的树丛中打出了50余发子弹。克里斯坦森回忆说：“我能听见防线上有些人发出紧张的抱怨声。在非常安静的情况下，如果有机枪连续发射这么多子弹，总是会引起紧张情绪。”在远处，迫击炮发出砰、砰、砰、砰的闷声。“这种令人心惊的声音说明，4发迫击炮弹正向我们的方向飞来。等待中充满了不安，难以名状，令人痛苦。接着‘咣’的一声，第一发炮弹在罗宾斯和豪厄尔的机枪前顶多7英尺的地方爆炸。”

豪厄尔跳出自己的掩体，跑向克里斯坦森的散兵坑。这时第二发迫击炮弹几乎就在同一个弹着点上爆炸，“近得能闻到呛人的火药味”。豪厄尔跳进了克里斯坦森的散兵坑里。

克里斯坦森说：“我直不起腰，也动不了。由于弯着腰，被夹在里面，我连气都透不上来，可是我看到豪厄尔那双瞪得像铜铃的眼睛，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每一次炮弹炸响，他嘴里总要叽叽咕咕地说‘见鬼’或者‘上帝啊’之类的话。这个压在我身上的胖子突然使我感到一阵惊恐，因为我感到窒息。”幸好炮击停止了。

*　*　*

在主防线上坚守了两个星期之后，E连的人身上都臭了。他们没有洗澡，也没有冲凉，连刮胡子的机会都没有。许多人拉肚子。每个人都是经常弄得一身臭汗。他们的头发因尘土和灰沙而打起了结，总戴着钢盔而出的汗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严重，加上从6月6日以来就没有换过衣服，他们显得邋遢不堪。他们看上去就像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威利和乔等形象。[14]

6月29日，第83步兵师来接101师的防。克里斯回忆说：“他们看上去真干净。每个单位都是满员。就从他们钢盔上的油漆也能看出，它们是刚刚拆包的。看到我们这些邋遢的乌合之众，他们一定会非常震惊。”

对于E连来说，从前线下来，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是一种解脱。想到能不受干扰地美美睡一觉，不受炮火的骚扰，不用被派去巡逻，能吃上一口热饭，能穿上干衣服睡觉，特别是能洗上一次热水澡，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　*　*

6月6日那天，E连在诺曼底地区跳伞的官兵总共有139名。6月29日从前线被换下来的时候，具有战斗力的官兵只剩下74人。（在这次战役中，506团是伤亡最大的一个团，伤亡人数达983人，大约占了总人数的一半。）在战斗中阵亡的尉官是托马斯·米汉和罗伯特·马修；中士有威廉·埃文斯、埃尔默·默里、默里·罗伯茨、理查德·欧文和卡尔·里格斯；下士有杰里·文策尔、拉尔夫·怀默和赫明·科林斯；二等兵塞尔焦·莫亚、约翰·米勒、杰拉尔德·斯奈德、威廉·麦戈尼格尔、欧内斯特·奥茨、埃尔默·泰尔斯塔德、乔治·艾利奥特和托马斯·沃伦。

*　*　*

对于101空降师来说，卡朗唐之战是诺曼底战役的最后一仗。该师逐渐被调到犹他海滩北面的一个有无线电、电话、布告栏的野战营地，负责当地治安，保养武器装备、操练地面队形，还有一个训练计划。作为一种补偿，那里有热水澡洗，还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捞外快的机会。

二等兵奥尔顿·莫尔是E连捞外快的行家。他找到了一个进入犹他附近一个主要供应仓库的办法。他第一次出马就弄回来两纸箱东西，一箱什锦水果，一箱菠萝。“这些东西吃起来就像是你生平第一次吃的最好的东西。”哈里·韦尔什回忆说，“我的身体从来没有那么糟糕过。我们还不适应那样的食物。”打那以后，莫尔每天出去，总要带一些新花样回来享用。

泰勒将军路过时也到连里来了。他赞扬E连在卡朗唐之战中孤军坚守最右侧的阵地。大家都想知道他在D日前的一句承诺是否能兑现。那时他曾说：“给我狠狠地打它3天3夜，到时候我就把你们撤出来。”

奥马尔·布莱德利将军来参加了一次颁奖大会。他站在野外搭起的小平台上，宣读了给11个人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的嘉奖令。这11个人中有泰勒将军、马洛尼神父和温特斯中尉。温特斯说：“那的确是个值得自豪的时刻。”颁奖仪式之后，布莱德利将军让部队打散原来队形，都聚拢到他的周围。“有记者在场吗？在场的有新闻记者没有？”他问道，“如果有，我希望下面我讲的话不要报道。”

“我想说的是，”他继续说道，“战局发展很顺利。在我看来，现在有一种可能，到圣诞节，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柏林。”

温特斯心里在想：“上帝呀，我可以坚持到圣诞节前。让我回家过圣诞节吧。”

7月1日，温特斯得到晋升他为上尉的消息。7月10日，全连到达犹他海滩，准备乘船去英国。温特斯说：“这是第一次看见这块海滩，目力所及，到处都是舰船。看见海滩上飘扬的美国国旗，我感到双膝一阵发软，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二等兵莫尔最后到那个大仓库去捞了一把。他破门进入摩托车车库，偷出了一辆带边座的摩托车。他把它藏在一个沙丘后面，然后问温特斯上尉能不能把它弄到登陆舰上带回英国。温特斯的回答是：“你看着办。”

第二天，连队登上巨大的登陆舰之后，莫尔把摩托车推到离海岸最近的沙丘背海的一面。他与马拉其事先约定了一个手势暗号。大家全部登舰之后，就是他开始行动的时间。马拉其给海军的人来了点贿赂。他站在登陆舰的坡道上，看看时机已经成熟，就给莫尔打了个手势，莫尔骑上摩托车，翻越沙丘，一下就冲上了坡道。

在舰上，舰长问韦尔什中尉：“你的兵想吃点什么？鸡还是牛排？冰淇淋？鸡蛋？”

7月12日登陆舰组成的船队到达南安普顿。第二天上午，一列火车把他们送到了奥尔德本（莫尔与马拉其是开着摩托车去的）。

“能回去真是太好了。”温特斯说，“大家见到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就像回到家一样。”

第7章　疗伤及任务被取消

奥尔德本
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这一次，陆军把事情做到了点子上，我感到这是唯一的一次，”戈登·卡森说，“让我们上了那些坦克登陆舰，带我们进了南安普顿，又带我们回到了奥尔德本，发给我们两整套全新的军装，还发了欠我们的薪饷——150美元或者再多一点，还给了我们7天假。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

E连的弟兄们对在伦敦度过的那一星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美国伞兵是最早从诺曼底返回英国的军人；报纸上登满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请他们吃顿饭或喝杯啤酒——不过也许只是第一天罢了。但年轻的英雄们表现得有些过火。他们喝得太多了，打坏了太多的窗户和椅子，与伞兵之外的人之间也发生了过多的打架事件。这是伦敦历史上最为失控的星期之一。一家报纸把美国兵们造成的损失比喻成一次闪电式的突袭。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在伦敦的宪兵队将会受到总统的嘉奖，因为他们在101师在伦敦的这段时间付出了超常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伦敦。哈里·韦尔什去了爱尔兰探亲；温特斯留在奥尔德本休息、思考，并给死伤弟兄的父母们写了信。戈登和利普顿伤愈后去苏格兰观了光。

*　*　*

戈登从诺曼底撤离后被送进了医院，接受了皮肤移植，他的一条腿从臀部到脚趾都打上了石膏。在他住的病房里，他是唯一一个因为战斗而负伤的人，其他人要么是生病要么是在英国因意外事故受的伤。因此，他成了“极受尊敬的人物，他们都敬畏我”。整整3次，军官们来到这儿把紫心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我总是谦逊地低垂着眼帘，轻轻地对来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谢。”然后他会把勋章藏起来等待着下一枚。

在医院住了8个星期后，他回到了E连。（把康复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连队是空降师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队，伤兵身体复原后，将被派往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所有的伞兵都把前一种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队最英明的举动；而后一种做法在每个人看来都是陆军做出的最愚蠢的决策。）

塔尔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时回到E连的。由于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伤的，而不是被德国人打伤的，他失去了获得紫心勋章的资格。戈登叫他别难受，他可以把他额外获得的一枚勋章给他。3排的弟兄集合起来为塔尔伯特举行了一个专门的仪式。在这之前，戈登和罗杰斯已经写了一首诗，想使塔尔伯特、史密斯和“插到他俩之间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诗名为《刺刀之夜》；值得后人庆幸的是，这首诗并没流传下来（也许是因为该诗的作者不想让我在此书中发表吧）。愤怒的塔尔伯特宣称，“这小杂种刺我的时候我本可以朝他开6枪的，但在那时，我想我们应该饶他一命”。

一些伤兵担心自己会终身残疾。马拉其发觉了这点。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里，利普顿刚好经过。“嗨，残废。”马拉其喊了起来。利普顿转过身抓住他俩的脖子，把他们从椅子上拎了起来，并宣称他会一次解决他们中的一个或一块儿解决。他俩脸都吓白了，赶紧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过了一会儿，利普顿又回来了，红着脸说他很抱歉自己发了脾气，但他确实害怕手上的伤会造成终身残疾，使他再也无法在大学里打橄榄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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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伦敦之行使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尽管戈登有时候试图说点笑话逗逗乐，但是，弟兄们想着曾经面对过的现实，想着将要面对的现实，气氛仍然被压抑和忧虑所笼罩。

从诺曼底回来后的第一天晚上，马丁中士四处看了看1排的驻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这儿的弟兄有一半已经不在了。他对瓜奈若说：“哎呀，比尔，现在我们只剩半座营房的弟兄了，可我们还没开始打仗呢。看来我们不可能活过这一仗了。”

“如果说我们在诺曼底这个该死的小行动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道，“算了，别再说啦，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去苏格兰休了假，在那儿他们文了身，什么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这么多弟兄，还有整个战争等着我们去打，为什么不呢？”

二等兵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曾在D日和2营营部直属连一起空降，几天之后受了伤，被送到英国，在2营前面回到了奥尔德本。当“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队伍行军到这个地区时”，韦伯斯特躲在红十字会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脸。他们问：“韦伯斯特，德国佬在卡朗唐的另一边发动大反攻，F连撤退，E连的侧翼暴露时，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韦伯斯特虽然挺尴尬，还是很高兴看到朋友回来。“营里的弟兄们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写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里的一分子。你和这些弟兄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亲近得多。”

韦伯斯特申请调回E连。他在营部直属连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当弹药手，因此在诺曼底，只打过一次机关枪，然而“我渴望战斗。我想尽快把战争打完；我想在前线连队中作为一个步兵去战斗”。于是，他成了1排的一员。

韦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给父母的信中写的那样：“我每活一天都觉得是赚来的。我从不认为自己会在下次空降中幸存。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想开点。我希望能说服你们，让你们和在战场上的我们一样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战争的硝烟中，你可以预料到伤亡，预料到某人被杀，当你的战友被机关枪打中脸部时你不会觉得惊讶。你只能继续。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亲回信给他，对儿子这种看法感到大为惊慌（她还为韦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担忧，他的弟弟刚刚加入了伞兵部队），韦伯斯特给母亲的回复非常直率：“你难道更希望别人的儿子死在泥泞中吗？你希望我们赢得战争，但很显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流血牺牲。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

“总得有人去打仗、杀敌；总得有人在步兵或伞兵部队。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是你这种态度，就没有人会去打仗了，每个人都想待在后方勤务部。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利普顿感到“弟兄们处在战斗中时，出现不可避免的事是没有办法的。人在战场上，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现实，那就只得接受。一下子，他们对死亡、尸体、毁灭、残杀、危险就都变得习以为常了。敌人的死伤对他们的情绪不构成影响。自己人的死伤也只是给他们留下短暂的印象，这种印象里夹杂着一种转瞬即逝的庆幸和成功感，庆幸死伤的并不是自己。（当他们的战友倒下时，对许多战斗着的军人来说，‘感谢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不过，过一阵子，可能会生出一种罪恶感。）许多事还等着去做，仗还要靠他们去赢，他们考虑的是这些”。

利普顿继续评说：弟兄们一旦离开前线，回到军营休整时，“他们开始思考。他们想起战友们是怎样受的伤或送的命。他们记得有多少次他们自己就与死亡近在咫尺。远离战斗了，死亡与毁灭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可能结束，任务可能被取消。带着这些想法，弟兄们开始害怕重返前线。然而，他们一回到战场，那些疑虑和紧张全都不见了。冷漠、无情和镇定又重新回到他们身上。又一个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过去的自信重现了，战斗的兴奋感回来了，渴望优秀和胜利的欲望又会再次占上风”。

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却的的确确是事实；利普顿和E连的许多其他弟兄，空降师的许多弟兄，乃至整个美国陆军——甚至德军和苏联红军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战争中就都是这样的。但这决不是说利普顿的分析适用于所有的军人。二战中参战的军人成千上万，一个人的话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然而，利普顿对参战军人情感状态的洞察依然能够对试图理解弟兄们如何忍受战争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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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诺曼底之后，E连的许多弟兄拼着命与德军作战，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同盟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我希望能快点回到战场去，”韦伯斯特告诉父母，“因为我还要偿还德国人不少子弹，我还要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扔手榴弹。”德国人抓住还穿着降落伞背带的伞兵，割断他们的喉咙，用刺刀刺他们，剥光他们的衣服，朝他们开枪，还摧毁了一座救护所。因为这些暴行，“我们决不打算对他们手下留情”。至于战争结果，“在看到了滩头阵地，看到盟军那种令人振奋的军事力量以后，我知道我们不会输。对伞兵来说，他们就是来流血的。我想回到与敌人的厮杀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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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弟兄得到了提升。韦尔什和康普顿从少尉升到了中尉。团里需要年轻的军官来接替伤亡的军人，温特斯推荐詹姆斯·代尔接受战时军官委任，因为他在诺曼底时就已经是连里的二级军士长。辛克上校批准了，于是代尔成了少尉并被委派到506团的另外一个连里。温特斯让利普顿取而代之，当了军士长。利奥·博伊尔升为连部的上士。比尔·瓜奈若也成了上士。唐·马拉其、沃伦·穆克、保罗·罗杰斯和迈克·兰尼从二等兵升为中士（兰尼原先就是中士，但在索贝尔兵变中被降为二等兵）。帕特·克里斯坦森、沃尔特·戈登、约翰·普莱莎和拉文·里斯从二等兵升为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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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斯特是个极有抱负的小说家，英国文学名著贪婪的读者，哈佛大学的学生，战争老兵。他在个人观察和敏锐的洞察力基础上对陆军有表扬有指责。他写给家里的一封封长信提供了E连打过第一仗后一些弟兄的真实写照。

二等兵罗伊·科布在诺曼底上空于哈里·韦尔什的飞机中被击中，因此没有空降，“他是一个老兵，拥有值得称赞的9年军旅生涯。他曾参加过一次容易的空降，这在陆军里很长时间内一直罕见。截至此时，他那曲折多变、丰富多彩的战时经历包括：1.和第1装甲师一起在非洲实施过突击空降；2.受到黄疸的长期折磨，在他的运兵船被鱼雷击沉后，他被用驱逐舰送回美国；3.在伞兵学校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4.在诺曼底的上空非常合时宜地被高射炮炸伤了腿。他又高又瘦，爱喝酒，有着始终如一的温顺性情”。

1排1班“由约翰尼·马丁领导，他是个杰出的军人，又是最会逃避勤务的懒汉，他思维敏捷，作战和驻守中无论出现什么难题都能处理，总是有装备、食物和好的住宿条件”。

2班长是“大牛”兰德尔曼，他总爱发牢骚，但又是个“很照章办事的人，这是我从一件小事中看出的，那次他在食堂叫我把我的羊毛帽摘下来，我朝他嘻皮笑脸，于是他就把我交给了军士长。军官们都很喜欢‘大牛’，他们对马丁中士轻率的态度却是大皱眉头”。

韦伯斯特所在班的班长是罗伯特·雷德。“我想雷德从未偷懒逃避过勤务；他是理想的守备兵，他熟悉密集队形训练的所有口令，对手中武器使用娴熟并以此为豪，对称病逃避夜间勤务者非常反感。”

副班长是威廉·杜克曼、帕特·克里斯坦森和唐·胡布勒。“他们总让最下层的士兵干活。杜克曼有办法逃避夜间勤务，每个周末都能溜到伦敦去，让人看了觉得不可思议。”克里斯坦森做兰德尔曼的助手，韦伯斯特认为这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兰德尔曼和雷德一样，非常认真负责。克里斯坦森“中等个儿，运动健将般的体魄，一头金色的鬈发，是E连唯一的帅哥。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布勒都与克里斯坦森相反。胡布勒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真正喜爱打仗的人；他从战斗中获得了乐趣。战时的巡逻和守备时的危险任务这个镶着金牙的乐天派总是自愿承担。他是连里最好、最受欢迎的弟兄之一”。

在韦伯斯特看来（他在营部时曾接触过不少人），E连1排的成员“比其他任何连的人都更年轻、更聪明”。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部队里头一次发现准备战后去上大学的弟兄，有这一打算的有下士杜克曼和中士穆克、卡森、马拉其。

韦伯斯特称这些人为“新型陆军军士”。他们的平均年龄21岁，他们对陆军法规不能倒背如流，对这本“支配着如此多常备军人生活的书”也不关心。他们与自己弟兄打成一片，他们没有在巴拿马、夏威夷或菲律宾服过役。“他们是平民军人，是美国的拯救者。”

一些军官也给韦伯斯特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他这样描述温特斯：“他是个大块头，具有强健的体魄，他相信军体操在守备部队的作用，相信进取精神在战场上的作用。”韦尔什当时是温特斯的主任参谋，在韦伯斯特的眼里，他“又小又黑，还懒，但思维敏捷，2营军官中只有他才能做出既风趣又令人大开眼界的时事新闻讲座”。韦伯斯特觉得2排排长康普顿友好亲切，最受每个人的喜爱。他让想上大学的弟兄们相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唯一真正能接受教育的地方。

1排由托马斯·皮科克中尉领导，他是个替补进来的军官。韦伯斯特写道：“他对待命令总是不进行思考，不提不同意见，一味地严格执行。”韦伯斯特感到皮科克“深受上级军官的器重，但却受到自己手下弟兄的深深厌恶。他太死搬教条了”。一次，排里弟兄在结束了10小时的越野行军后回到了奥尔德本，皮科克叫弟兄们打棒球，原因是计划表上是这样规定的。“皮科克迷信书本，他在诺曼底当营军需官的时候得心应手，但作为排长，他的弟兄们甚至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

皮科克的助手是鲍勃·布鲁尔中尉，他很年轻，是块当运动员的好料，韦伯斯特说他“块头大，孩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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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E连住在条件优越的兵营里。军官们住在公共绿地旁边称心如意的砖瓦房里。砖瓦房的后面有一排马厩，清理干净以后，弟兄们住了进去。马厩由一排分格间组成，每格里住四个弟兄，是一个受到大家欢迎的黑暗的隐蔽之处。他们可以在这儿隐藏起来，很多弟兄都这样干了，夜间训练重新开始后，温特斯不得不形成挨个查看马厩的习惯，以保证没有人躲在铺后面或躲在挂着的衣服中。除了隐蔽和躲藏的功能，每个分格间都有一个炉子，一扇又大又厚、隔音良好的门和一个通风的、高高的天花板。空间很大，挂了军装和行军包以后，还有足够的地方打牌或赌博。

娱乐消遣方面，弟兄们可以收听武装部队广播网的无线电广播，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有节目，偶尔还会转播喜剧演员鲍伯·霍普的演出。每小时都能收听到BBC新闻，还有旋转舞曲。比起BBC来，弟兄们更喜欢听武装部队广播网的节目，尽管他们不得不忍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多次告诫，包括要求他们保持清洁，多敬礼和不要打架。（“弟兄们，如果你在找架打的话，请等着和德国人打吧！”）

当他们不喜欢武装部队广播网的调子时，他们可以拨到德国广播听阿克西斯·萨利和哈哈勋爵的节目。这些宣传家们演奏那些受欢迎的曲子，间或插上几句粗制滥造的对白，常常惹人发笑。

除了广播，还有一星期两次的电影供兄弟们观看，放映的通常都是牛仔的惊险故事，很少有新片。美军慰问协会偶尔会来到该地，但大明星们通常都只去伦敦。

格伦·米勒却是个例外。在马拉其看来，7月25日是“那个夏天最令人激动的一天”。那天，米勒和他的空军乐队在纽伯利举办演奏会，马拉其是连里六个得到演奏会票的弟兄之一。47年后，马拉其依然记得当时的曲目，米勒以《月光小夜曲》（此曲在马拉其看来是有史以来最发人深思的主题曲）开场，紧随其后的是《好心情》。

周末，弟兄们只要不在集结待发区域内或没有担任警戒任务，就可获得外出许可。马拉其和莫尔常常跳上摩托车向南方海岸——布赖顿、伯恩茅斯或南安普顿开去，在那儿他们可以游泳和晒日光浴。一次类似的短途旅行回来后，他俩从索贝尔上尉那儿得到了个口信。索贝尔告诉他们，他早就知道他们有摩托车，而且车是偷来的，但他不会对车采取什么行动，不过，下次重回战场的时候他将把车没收。对索贝尔这一还算合情合理的态度，马拉其认为那是因为索贝尔不想和温特斯上尉作对。

训练就不像住宿条件或无线电广播和周末那么惬意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因为去了诺曼底而受罚。”韦伯斯特写道。枯燥的训练程序包括走队列、阅兵、野战训练、夜间训练和靶场打靶。

温特斯从诺曼底偷偷地带了一些实弹到奥尔德本。他用这些真枪实弹给新兵们制造一种在火力掩护下前进的感觉。这种训练是有风险的，对处在行动中的弟兄们，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对温特斯来说，同样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这种训练方式没有得到上级批准，任何人负了伤都会归咎于他。但温特斯感到，冒这个险是值得的，从6月6日在布雷库尔庄园的经历中，他认识到进攻成功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稳固的火力基础，然后就在此基础上实施攻击。由于做得正确，直到训练任务完成都几乎没有人受伤。

为了给连里新兵（那时，几乎半个连的弟兄都是新兵，他们刚从伞兵学校毕业，从美国来到这儿）一种真实火力的感觉，将他们融入整个连队，训练是有必要的。但不论必要与否，弟兄们都很不乐意。可无论如何，比起1943年在奥尔德本的经历，1944年的夏天还是令人愉快的。马拉其解释说：“我们不用再忍受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和埃文斯中士的苛刻规矩和睚眦必报了。迪克·温特斯的公正和同情心取代了前任的不讲道理。E连的团队精神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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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训练多么严格，这个夏天毕竟是在奥尔德本而不是在诺曼底度过的。这多少提高了E连弟兄们的士气。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太平洋的那帮伙计们，是睡在丛林里和珊瑚礁上的；身处法国的步兵们是在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娱乐的情况下艰难前行，直到负伤或被杀的。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不禁感谢上帝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让我们回到了英国。”奥尔德本的所有弟兄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D日那天的伙伴——第4步兵师此时正在前线流血牺牲，睡在战壕里，吃着K级干粮，根本无法洗澡。

谣传从未间断过。8月10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检阅了整个师，这让每个人都相信下一次战斗空降马上就要来了。8月12日，上面下发了崭新的装备，这让大家更加确信了这种猜想。有些人认为这次是空降到南太平洋，另一些人认为是印度，还有一些人猜测是柏林。

当然，这些传言是可笑的，实际情况是，空降师在那个夏天计划了16次行动，但每一次都被取消了。问题在于，一直到7月底，诺曼底的前线几乎纹丝未动；接着，布莱德利的第1集团军在圣洛突破了重围，巴顿的第3集团军已开赴诺曼底，在伞兵部队完成计划和实施空降前，美军地面部队已经占领了原定的空降区域。

8月17日，E连开始了警备状态，接受了在沙特尔附近实施空降的任务，目的是建立路障阻断诺曼底德军的供给和增援，堵死德军的逃跑路线。E连和营里的其他连队一起坐巴士来到了集结待发区域——位于奥尔德本外面的蒙伯利飞机场。他们吃了牛排、鸡蛋、炸鸡、白面包、牛奶和冰淇淋，检查了武器装备，再次研究了任务，讨论了此次的作战目标。

新兵们很兴奋、紧张、焦急。老兵们很担忧。“我不愿意再出战。”韦伯斯特在日记中写。他最害怕的是在背着降落伞空降的过程中被打死，或无助地在空中飘来荡去或被挂在树上、电线杆上，或在还没解开装备前就被刺刀刺死或被枪打死。他领到了一把点四五手枪，但这决不是射程远的机关枪的对手。他想如果能活过这次空降，后面不论发生什么他都能够对付。

韦伯斯特在飞机场和坐在周围的老兵们说着话，发现“小伙子们已经不像诺曼底空降之前那样热情高涨或迫不及待了。没人想再打仗了”。

希望也还是有的，巴顿的部队正快速穿越法国，盟军在意大利主动出击，苏联红军正一刻不停地在东线推进，德国国防军的最高司令部在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之后正处在混乱中，种种迹象表明德国说不定哪天就覆灭了。按理说大多数弟兄都应该对这种形势感到高兴，然而韦伯斯特却不这样想，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都希望战争快点结束。我不希望这样，除非我们把战争的恐怖留给德国自己，除非我们在他们的村庄里战斗，炸毁他们的房子，炸开他们的酒窖，杀掉他们的家畜当食物，除非我们让他们的大街小巷都布满腐烂、可怖的德国人的尸体，就像德国人在法国干的那样。德国人准备好了作战，却毫不理会战争的可怕。在这场灾难结束之前必须让德国人尝一尝失败的苦果；盟军过快的胜利和德军突然的覆灭给德国留下的将是相对完整的国力和人们对复仇的渴望。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我不希望留下导致另一场战争的祸根。”

8月19日是在沙特尔空降的日子。按计划这是一次白天空降。那天早晨，在蒙伯利的弟兄们天一亮就起床了，前一天晚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失眠，几乎一晚都在行军床上出汗，设想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大家默默地穿着衣服，没精打采地接受分配。没有人理莫霍克式的发型，也没有人喊“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更多的人是在默念着“妈妈，如果你曾为我祈祷的话，请现在就为我祈祷吧”。

广播里传来了好消息！巴顿的第3集团军坦克占领了沙特尔的空降地带！空降任务取消了！弟兄们大喊起来。他们欢呼雀跃，放声大笑，祈求神明保佑乔治·巴顿和他的坦克。弟兄们欢呼着、跳着舞。当天下午他们返回了奥尔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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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是星期天，这天上午，506团为诺曼底阵亡的烈士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这个占用弟兄们星期天上午的决定刚一宣布就激起了极大的牢骚和抱怨。有位伞兵说，他可以用星期六上午或星期一全天来悼念死者，但如果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做这事的话，那他可真该被诅咒了。

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发牢骚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还是穿上A类军装和其他人一起出发了。

E连坐上巴士来到了团部，团部位于利特尔科特的威尔斯勋爵的庄园，在切尔顿弗里亚特的外围。到那儿之后，E连和其他连队在一块柔软的绿色草地上集合。乐队演奏的葬礼进行曲过分缓慢，所有的人都走错了步子。全团集合完毕，2000个年轻的美国战神犹如紧密的棕色地毯一般覆盖在草地上，宏伟的城堡耸立在他们前面，构成了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

军中牧师麦吉发表了讲话，称赞这些阵亡者是英勇的，美国是值得他们为之牺牲的，死去的人并没有白白送命，等等。弟兄们对牧师朗读的由詹姆斯·莫顿撰写的团祈祷文印象更为深刻：

“全能的上帝，我们跪在您的面前，请求在重击罪恶势力的行动中成为表达您怒火的利器，这一罪恶势力给地球上的人类带来了死亡、悲痛和堕落……当我们从飞机上跳下黑暗的深渊时，当我们身背降落伞冒着敌人的炮火降落时，请与我们同在，上帝。当我们从降落伞中跳出拿起武器开始战斗时，请给予我们钢铁般的意志和充足的勇气吧。罪恶的军团数不胜数，上帝，承蒙您的洪恩，让我们以您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以捍卫人类尊严的名义面对并战胜敌人吧……我们那以刀剑为生的敌人，惟恐自己死于刀剑而滥用暴力，就让他们自食其果吧。上帝，请帮助我们勇敢地为您而战，谦逊地面对胜利吧。”

泰勒将军接着讲话，他的演讲被刚好飞过头顶的C—47飞机编队的轰鸣声淹没了。接下来是宣读阵亡烈士和失踪者名单，名单似乎没完没了——一共414个——每读出一个名字都会让班、排、连里的幸存者猛地倒吸一口气。每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韦伯斯特就想到“他的家人正静静地坐在一个永远不再完整的家里”。名单在一个以Z开头的二等兵那儿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全团在《前进，基督战士》的曲调中整队离开了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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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空降师当时是盟军第1空降部队的一部分，盟军第1空降部队包括美国第17、82和101空降师（美军空降部队共同组成了第18空降军），波兰第1伞兵旅和英国第1、第6空降师，再加上空运的第52苏格兰低地人。马修·李奇微将军指挥第18空降军，第1空降部队由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指挥。泰勒将军依旧统率101师；詹姆斯·加文将军指挥第82空降师。

所有这些将军和他们手下的高级指挥官都急于让空降部队参与战斗，但每当他们制订好计划，交代好任务，把部队送到了集结待发区域，最后准备登机时，地面部队却总是抢先占领了空降地带，于是任务只得取消。

8月底，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30日半夜，泰勒命令连队编队出发。弟兄们被告知整理行装，第二天8时前往蒙伯利。在机场，弟兄们的活动包括兑换钱币：用英镑换取比利时法郎。这样一来，弟兄们在简令下达之前就已经知道这次的军事目标了（财务官对那些一个英镑也没有的弟兄说，“真不幸”）。

计划中的空降区在比利时的图尔奈附近，正好在法国边境城市里尔的对面。空降行动的目的是为英国第2集团军渡过埃科特运河进入比利时开辟道路。空降兵这边忙碌了两天，传达了任务，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每餐的好吃好喝。但是，9月2日，英国第2集团军的近卫装甲师又抢先了一步，占领了图尔奈，空降行动再次被取消了。和上次沙特尔空降被取消一样，弟兄们再次感到如释重负，但最高指挥部想要空降兵参与战斗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坐车回奥尔德本的路上，弟兄们都认为，总有一次，他们不用再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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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继续大举席卷法国和比利时。空降部队的高级指挥部越来越急于参与战斗了。空降部队拥有欧洲战区最好的士兵，最优秀的指挥官，最高涨的士气，无可比拟的机动性和精良的装备。已经被锤炼成作战好手的官兵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空降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空降部队是艾森豪威尔迄今为止还未使用过的最大的一张王牌。他试图保持进攻的势头。德军从法国的撤退前后长达6个星期，他想趁德军尚未从大撤退中喘过气来就给其致命的一击。当蒙哥马利提出将这支空降部队投进一个大胆、冒险但却具有潜在决定意义的大规模行动，让空降兵穿过下莱茵河的提议时，艾森豪威尔立刻同意了，这让空降部队指挥部欣喜不已。

此次行动代号为“市场花园”。目标是以近卫装甲师为先锋，使英国第2集团军穿越荷兰，沿艾恩德霍芬—索恩—威格海尔—赫拉弗—奈梅亨—安海姆一线，渡过莱茵河。美国与英国的空降兵将夺取并守住起始线和安海姆之间的许多桥梁，英国坦克将在这样形成的安全的“地毯”上沿一条公路北进。

英国第1空降师得到了波兰人的增援，将处于计划中的前进路线的最顶端——安海姆。第82空降师将攻取并占领奈梅亨。101师的任务则是在艾恩德霍芬的北部着陆，目标是攻占该镇并同时穿过索恩向威格海尔和赫拉弗开进，打开前进路线的最南端。伞降506团2营的任务是完好无损地夺取索恩的威廉敏娜运河上的桥梁，然后和3营一起进攻艾恩德霍芬，守住该城和城内各桥梁直至近卫装甲师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却又英明的计划。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分秒不差地执行，能否取得突然性，能否苦战，以及能否交上好运。如果一切运作正常，英国装甲部队将推进到莱茵河的另一边，处于德国平原的北部，这样，一条通往柏林的道路将畅通无阻地摆在盟军面前。如果行动失败，付出的代价将是对整个空降部队这张王牌的巨大浪费，无法为盟军打开安特卫普港口（艾森豪威尔为了发动“市场花园”行动而不得不同意取消原定用于打开安特卫普港口的部队的任务），整个欧洲战区将会出现供给危机，致使战争无谓地拖到1944—1945年冬天。

除了取消打开安特卫普港口的行动外，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巴黎东面的巴顿停下来，以保证英国第2集团军有足够的燃料启动“市场花园”计划。简而言之，这次行动是一次掷骰子的赌博，盟军押上了所有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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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E连坐巴士又回到了蒙伯利集结待发区域。15日，连里接到行动前的情况简介，紧张的情绪得到了抚慰。弟兄们被告知，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空降行动，参加空降的有3个师之多。这是一次日间空降，与诺曼底空降不同，这次将完全出乎德国人的意料。首次降落的地点只有轻型高射炮，地面抵抗几乎不存在。

在集结待发区域内等待着出发的弟兄们纷纷开始赌博。其中一个新兵，二等兵塞西尔·佩斯是个疯狂的赌徒，让老兵们懊恼的是，他在掷骰子中一共赢了1000美元。

辛克上校给团里的弟兄作了出发前的动员讲话。“你们将会遇到英国坦克，”他说，“其中一些是谢尔曼式坦克，另外一些是克伦威尔式坦克。别把克伦威尔式坦克误认为是德国坦克。

“至于那些近卫师——他们是很棒的部队，是英军中最棒的。你们是进不了这支部队的——除非有爵士头衔或者出身名门望族。但别嘲笑他们，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

“还有一件事，”辛克擦着脸继续道，“我不想看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戴着羊毛帽子在荷兰晃荡。在诺曼底，泰勒将军抓住了我们506团一个戴着这种帽子的人，为这他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可不想再挨骂了，我知道你们也不想，所以如果你要戴羊毛帽的话，就戴在钢盔的里面。可别再给泰勒将军逮住。

“我知道你们会干好的，所以我不需要谈打仗。我们是在诺曼底赢得过总统嘉奖令的优秀团体。老兵们要照顾新兵，大家会相处得很好的。”

韦伯斯特曾写过，听辛克讲话一直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谈打仗的事，总是用一种合理、现实和幽默的方式。泰勒将军则与他相反，在韦伯斯特的眼里，泰勒那种“乐观和热情的态度总是令人反感。辛克上校知道弟兄们不愿打仗，可直到战争结束，泰勒将军还坚持认为他的小伙子们非常渴望去杀德国佬。比较起来，我们更喜欢辛克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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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从6月13日起就住了院的二等兵施特罗从医生那儿获得了一天的假期。他搭便车到了奥尔德本，在那儿他碰到了正在把包裹运回蒙伯利的索贝尔上尉。索贝尔告诉施特罗E连就要行动了，施特罗说他想参加这次行动，希望索贝尔能让他搭车去机场。

索贝尔警告他说：“你这是无假外出。”施特罗回答说他认为回自己的连队参加战斗不会带来什么大麻烦，索贝尔便叫他上了车。

“我可真是做了件蠢事，”40年后，施特罗说，“我像小猫似的虚弱。”但他不想被他的伙伴们丢下。他武装好自己后就爬上了一架C—47。

“泡泡眼”温6月6日在布雷库尔庄园帮着摧毁大炮时臀部负了伤，他接受了手术后在威尔士的一家医院里休养，他得知如果90天内无法归连的话，当他重新能够作战时，将被派到其他单位。温无论如何不想这样。他说服了一位掌管出院事务的中士放他回到了奥尔德本，并给他开具了一张适合轻度勤务的证明。他于9月1日回到E连，扔掉那一纸证明，重新进了3排。

温还没有完全康复。在去荷兰的飞机上，他一直站在操纵杆的后面，因为他的臀部疼得让他无法坐下。但他来了，这是他想要来的地方，与E连的战友们一同奔赴战场。

第8章　“地狱公路”

荷兰
1944年9月17日—10月1日

这是欧洲西北部夏末美丽的一天，万里无云的天空没有一丝风。盟军的空降对德军来说完全出乎意料，因此，机群在空中没有遭遇德国空军的拦截。飞抵荷兰上空后，遇到一些防空火力，那是从空降地带发射的。打了五分钟，火力挺猛。但这次盟军没有出现在诺曼底上空时编队队形被打乱的情况，飞行员也没有采取避让动作。

E连在预定的地点准确降落。师里所有连队的落点也都基本准确。降落地的地面很软，是一片新耕的田地，这是E连弟兄们记忆中最松软的土地。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降落地。荷兰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极好的跳伞场。”101师的官方记载称“无论是训练还是实战，此次空降都是师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15]

在温特斯的记忆中，这次空降遇到的唯一的麻烦就是需要尽可能快地离开降落地带，以免被落下来的武器装备和着陆的滑翔机所伤。“钢盔、枪支、包裹，”温特斯说，“各种装备如下雨般地落下来。”马拉其记得他从降落地带向集合地点（由烟雾弹放着烟，很好认）飞跑，突然听到头顶巨响，两架滑翔机撞在一起，坠落下来。地面上没有德军的抵抗；连里的弟兄们迅速集合起来，朝目标出发。

*　*　*

他们的目标是威廉敏娜运河上位于索恩的桥梁。行军路线是从艾恩德霍芬到威格海尔再到奈梅亨，最后通往安海姆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这条路中间是沥青路面，两边铺着碎砖瓦，宽度足够两辆小汽车对开，但两辆卡车交会就有些拥挤了。和荷兰的大多数公路一样，它比周围的田地要高出一米左右，这意味着在路上移动的东西，在地平线的衬托下都会很显眼。

公路是“市场花园”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美国空降部队的任务是控制公路和上面的许多桥梁，为英国第30军打通道路。该军以近卫装甲师为先锋，将开赴安海姆进而覆盖整个下莱茵河区域。

E连的着陆地离前线有30公里，离艾恩德霍芬的北部大约有15公里。506团的首要目标是索恩，然后是艾恩德霍芬，这就决定了必须先向南行军。整个团开始了行动，1营穿过田地到公路的西边，2营沿公路前进，3营殿后。2营的行军序列为：D连打头，接着是E连、营部和F连。

队伍进了索恩。居民们纷纷站在路的两边，仿佛等待观看检阅一般。在诺曼底时，法国平民大部分都不见踪迹，这儿则不同，荷兰人民对能够被解放感到欣喜若狂。索恩的牧区牧师胡森向人群分发雪茄。被德国入侵者禁止悬挂的橘黄色旗帜在家家户户的窗口飘扬。人们纷纷把苹果等水果塞到走过的伞兵手里。酒吧服务员打开龙头一杯杯地分发啤酒。军官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让弟兄们继续前行。

弟兄们出了索恩，离桥已不到1公里，队伍受到一门德军88毫米炮和一挺机关枪的阻击，火力封锁了公路。好在没有伤亡。D连从公路的右侧，E连从公路左侧，奋力推进，步枪、迫击炮一起压了过去，打哑了敌人的抵抗。但德国人已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经过这番拖延，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时间为炸桥做准备。

当领先的美军分队推进到离桥约25米处时，桥在他们的面前爆炸了，木头、石块纷飞。温特斯和旁边的尼克松扑倒在地，大块的木头和巨大的石块在他俩周围落下。温特斯想，如果以这种方式在战争中死去，实在是太糟糕了！

辛克上校命令2营用火力掩护，1营设法渡河。E连下士戈登·卡森发现对岸有几条浸满水的划艇，决定立即行动。他脱光衣服，以一个完美的跳水姿势潜入水中，游了过去，弄回了一条划艇。1班的几个弟兄上了艇，刚划到河中央，艇就沉了。1营的一些弟兄更会因地制宜，把附近一个谷仓的门卸下来，在利普顿中士和E连另外几个弟兄的帮助下，把门搭到桥桩上。德国后卫部队见任务已经完成，便撤走了。配在团里的工程师对搭起的步行桥进行了改进，但这桥太不结实，一次只能承受几个人的重量。几个小时后，整个营才过了桥。

天黑了下来。辛克得到消息，近卫装甲师在艾恩德霍芬南部几公里处遭到德军88毫米炮的阻击。辛克由于不知道该城德军防卫力量的具体情况，便下令停下来过夜。

排长们设置了前哨。不值岗的人就睡在草堆上、木料间里，或找得到的任何其他地方。二等兵胡布勒和韦伯斯特是1排雷德中士指挥的2班的弟兄，他们找到了一间农舍，那个荷兰农民很欢迎他们。他带着他们走过谷仓，谷仓早已被团部直属连（他们的格言是“你们打他们，我们抢他们”）占据了，直属连的人看到这两个小伙子还颇不高兴。那农民带他俩到了厨房，给他俩6个梅森食瓶，里面装满了腌肉、桃脯和樱桃酱。胡布勒给了他一些香烟，韦伯斯特掏出D级干粮，拿了块巧克力给他。这个农民贪婪地吸着烟，这是他在5年里头一回抽上真正的香烟，但他把巧克力留给了他的儿子，说他的儿子从来没尝过巧克力的滋味。在那一刻，韦伯斯特觉得比起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他更加喜欢荷兰人。

*　*　*

第二天早晨，队伍继续前行，2营紧随1营沿公路南进。前方就是艾恩德霍芬城了。该市有10万人口，周围是平坦的黑黝黝的肥田沃土。这时，辛克上校将全团展开，派2营前出居左，E连在最左侧。温特斯用无线电下达命令：“布鲁尔中尉，派出侦察员，出发。”布鲁尔把1排按照教科书上的要求展开，侦察员在前，部队散开，快速前进。1排穿过商品蔬菜园和刚刚犁过的田地，朝城边的房屋走去。

只有一件事出了差错。布鲁尔走在队伍的前列，地图匣斜挎在一侧，脖子上挂着个双筒望远镜，一看就是个军官。更糟的是，他足有6英尺高。戈登想，他看上去像个来检阅的陆军元帅，成了极其显眼的目标。

温特斯对着步话机大喊：“低下来，伏下身子！”但布鲁尔没听到。他还在继续前行。E连的每个人，营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

一声枪响。一个狙击手从一所房子里开了枪。布鲁尔应声倒地，“像一棵树被一个专业的伐木工人砍倒了”。子弹正中他的喉部，就在颚下。尽管规定遇到伤亡，军人需继续前进，将伤者留给卫生员，戈登和几个士兵仍朝布鲁尔冲了过去。他们低头看着布鲁尔，鲜血汩汩地从他的伤口中涌出。

“哦，天哪，算了吧，”一个人说，“他不行了，快死了。”他们继续往前走，把布鲁尔留在了后面。

布鲁尔听到了这一切，并且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当他伤愈重返连队后，他让说这话的人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

在那之后，弟兄们只遇到了一些轻微和零星的抵抗，主要是狙击手。506团在进入艾恩德霍芬的路上再没遇到其他困难。荷兰人走出来欢迎他们，许多人会说英语。

“看到你们太好了！”他们喊着，“欢迎你们来！”“我们一直盼着呢！”他们搬出椅子，拿出热茶和新鲜牛奶、苹果、梨子、桃子。收藏了多年的橘黄色的旗帜和臂章飘扬在屋顶上，重现在衣袖上。掌声震耳欲聋，说话时必须大声叫喊才能听得到。“这是我们看到的最真诚的答谢场面，”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弟兄们这天剩下来的时间都花在了在人群中艰难前行、以保证多默尔河桥梁的安全。好在这种情况并没造成什么麻烦，英国的坦克兵直到当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才露面。荷兰人恰到好处地停止了欢迎仪式，他们着手忙起家务，沏起茶来。

温特斯设立了前哨。那些不值岗的人融入了欢庆的行列。他们摆着姿势照相，给群众签名（有的签“蒙哥马利”，有的签“艾森豪威尔”），他们喝一点科涅克白兰地酒，吃一些有新鲜蔬菜、烤牛肉、苹果酱和牛奶的丰盛菜肴。平民们继续围观他们，好像他们是电影明星。温特斯一想起这一幕还直摇头：“那场面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　*　*

在艾恩德霍芬东郊的汤吉热，E连在草草挖就的散兵坑里过了一夜。9月19日早晨，温特斯接到命令，要E连向东行进，到海尔蒙德去，目的是拓宽“走廊”上在艾恩德霍芬的部分并与敌军正面接触。从轻骑兵来的一个装甲连的克伦威尔坦克与E连并肩作战。一些人就坐在克伦威尔坦克的背部。这些坦克，韦伯斯特写道：“与我们一起前进，轰鸣声、劈啪声、叮当声不绝于耳。”

温特斯指挥着向奴南的强行军，大约走了5公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只是再次遇到了欢呼雀跃的荷兰人，为弟兄们提供水和食物。韦伯斯特说这是文森特·梵·高的出生地。“那家伙是干什么的？”雷德问。

过了奴南，美好的“野餐”结束了。德国人已经从惊愕中醒了过来，开始疯狂的反攻。“德国佬的坦克！德国佬的坦克！”韦伯斯特听到二等兵杰克·马修斯的喊声。

哦，上帝！韦伯斯特一面和其他弟兄从坦克上跳进水沟里，一面在心里喊着。在前方不到400米的地方，看得见打头的一辆德国坦克“在灌木丛中行驶着，像一头邪恶的野兽”。

驻守在海尔蒙德的第107装甲旅大约有50辆坦克在朝着奴南的方向西进。“我们从未一次看到过这么多坦克。”韦伯斯特回忆说。马丁中士发现一辆德国坦克就藏在大约100米外的一道篱笆的后面，一辆英国坦克正往那个方向开去。马丁向那辆英国坦克跑去，他爬到坦克上，告诉指挥员一辆敌军坦克就在下面右侧的地方，可是，坦克继续沿原方向前行。马丁警告指挥员，如果继续前行，德国坦克很快就会发现他。

“我没看见，老伙计，”指挥员回答，“看见了，我肯定能射中它。”

“该死的，你很快就会看见它了。”马丁一面大喊着一面跳下坦克走了。

德国坦克开火了。弹片穿透了英国坦克的装甲。坦克顿时起了火。坦克里的人从舱门里飞了出来，射手最后一个爬了出来，他的腿没了。坦克已经变成了一团火海，靠着惯性在自己前行，为了躲避它，“大牛”兰德尔曼不得不朝敌军的方向移动。第二辆英国坦克来了，它也同样被炸了。总共有4辆英国坦克被德国88毫米炮炸毁了。剩下的两辆坦克掉转头往奴南开去。E连跟在他们的后面。

罗杰斯中士中弹了，血流如注。“他们给你涂了点儿红，是吗，保罗？”利普顿说。“罗杰斯居然足足骂了一分钟的脏话，”利普顿记忆犹新，“这对他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莽汉”康普顿两边屁股都中了弹。卫生员尤金·罗赶来救护。马拉其、二等兵爱德华·赫夫龙和其他几个弟兄也跑来帮忙。

当赫夫龙赶来时，康普顿抬头看了看，呻吟着说：“她总是说我的大屁股迟早有一天会碍事的。”

他看了看聚集在他周围的5个弟兄，“走吧，”康普顿命令他们，“让德国人来照看我好了。”

他的块头很大，炮火又非常的密集，伞兵们几乎就想这样做了。但马拉其、瓜奈若和乔·托伊从一个农场附属建筑物上卸了一扇门，让康普顿脸朝下躺了上去。他们顺着路边的水沟，拖到正在撤退的一辆英国坦克边，把他脸朝下地放到坦克的后尾上。

击中康普顿的子弹从他的右边屁股进去，再出来射进了他的左边屁股，然后又出来。利普顿看着他，忍不住笑起来：“你是我这辈子唯一见过的被一颗子弹打了4个洞的家伙。”他对康普顿说。

康普顿咆哮着：“如果我下得了坦克的话，我会宰了你。”

其他弟兄也上了撤退中的坦克，坐在车尾上。原先处在前出侧翼位置的施特罗和戈登不得不跑着穿过一片空旷的田地，好赶上部队。施特罗扛着迫击炮，戈登拎着机关枪，武器的重量减慢了他们的速度。子弹打在他们脚下，击起了阵阵尘土。在他俩的前方，横着一道3英尺高的栅栏，“我们像两匹马一样跨过了栅栏。”施特罗说。安全地到了另一边后，他们停下来喘口气。

“我们再也不会干这样的事了。”施特罗说。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戈登回答。

接着，他们又跑着去追坦克。追上后，戈登从后面爬上了一辆坦克，但施特罗快不行了，他伸出了手，在他昏过去的那一刻，戈登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上了坦克。

处在前锋位置的兰德尔曼肩部中弹，掉队了。他躲进了一个谷仓，一个德国兵跟着他跑了进来，兰德尔曼用刺刀刺中了他，杀死后用干草把尸体掩盖起来。然后他用干草把自己也盖了起来。

*　*　*

进城后，弟兄们利用建筑物作掩护，四处活动，还建立了一些类似反击用的装置。E连成功地阻击了德军，但却无法迫其后退。许多人中了弹，查克·格兰特中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二等兵罗伯特·范克林肯手持火箭筒往前跑时被机关枪打死了。二等兵詹姆斯·米勒，一个年仅19岁的新兵，被一个落在肾脏部位的手榴弹夺去了生命。

二等兵罗伊·科布害怕得打起了寒战。韦伯斯特听见马丁中士在安慰他：“那方式就像妈妈在抚慰被噩梦吓坏了的孩子：‘没事的，科布，别害怕，我们就快离开这儿了。放松点儿，科布，别紧张。’”

马丁走到隐蔽在一座建筑物后面的一辆克伦威尔坦克边，指着教堂尖顶要指挥员把它给打掉，因为德国人正在用它作为观察哨。

“抱歉，老伙计，我们不能那么干，”指挥员回答，“上头命令我们不准毁坏过多的建筑。你知道，荷兰是我们的友邦啊。”

德军继续步步紧逼。他们的目标是打到从艾恩德霍芬到奈梅亨的公路——101师称之为“地狱公路”——然后切断它。但他们现在无法通过奴南。

温特斯已经决定在黑暗的掩护下撤退，但在撤退前他需要抓个德国俘虏来拷问情况。于是，他号召弟兄们自愿出来组成一个巡逻小组。没人响应。

“托伊中士。”温特斯喊了一声。

“是，长官，我在这儿。”

“我需要两个志愿者。”

托伊选了詹姆斯·坎贝尔下士和一个二等兵，三人一起出发了。他们踩着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尸体，来到了附近的树林，一个德国军人朝他们开枪射击。托伊告诉他的弟兄们原地不动，然后他匍匐着爬进树林，绕过那个德国人，爬到他身后，悄无声息地用刺刀顶住了那个德国人的后背。那个德国人没怎么反抗。托伊用刺刀抵着他走出了树林，把他作为俘虏交了上去。

E连退到了汤吉热。温特斯注意到那些早上还朝他们欢呼的荷兰人，此刻已经拉上了窗帘，收起了橘黄色的旗帜，看上去既难过又忧郁，不容乐观的战况让他们觉得德军会再一次占领艾恩德霍芬。“我们的心情同样糟糕透了，”温特斯说，“我们很狼狈地回到了小镇上。”

把弟兄们安顿下来吃了饭，温特斯去了营部。在那儿，他看到斯特雷耶中校和参谋们正在开怀大笑，吃着丰盛的晚餐，心情十分愉快。斯特雷耶看见温特斯，转过身来，满面笑容地问他：“今天情况如何啊，温特斯？”

温特斯冷着脸，回答：“今天我的弟兄有15个人伤亡，吃了大败仗。”屋子里顿时沉寂下来。

那天，E连得到了休息。连队睡在汤吉热，亲眼目睹了70架德国空军飞机轰炸艾恩德霍芬的英国供给部队。由于盟军在这个城市没有高射炮，德军可以无所顾忌地先投下浅黄色的照明弹，然后再一轮一轮地轰炸。整个城市被炸得面目全非。800多平民受伤，227人丧生。

第二天早晨，斯特雷耶把他指挥的其他两个连调入了奴南。他们发现兰德尔曼中士正在恪尽职守。德国坦克已经撤向西北方向的索恩。E连在艾恩德霍芬周围建立了近距离防御工事，在那儿守卫了两天。

*　*　*

9月22日早晨，温特斯接到命令让弟兄们坐上卡车，整个506团向位于“地狱公路”上的于登进发，据荷兰地下组织的情报，于登即将受到德国坦克的攻击，506团这次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个小镇。团部直属连、E连和3辆英国坦克组成了先遣队，由查尔斯·蔡斯中校（506团副团长）指挥。现有的坦克只能装载团部直属连的100来人和E连的一个排。温特斯、韦尔什中尉和尼克松上尉都在其中。

卡车穿过威格海尔，进入于登。途中没有遇到抵抗。温特斯和尼克松登上了教堂的尖顶，瞭望了一番。站在钟楼上，第一眼就看到德国坦克正在切断威格海尔和于登之间的公路。接着，温特斯发现一队德军巡逻队正朝于登开进。温特斯立即跑下楼，把一个排的弟兄集合到一起，说：“弟兄们，大家先别激动。情况很正常，我们被包围了。”接着，他组织了一次进攻，弟兄们出了城，迎着德军巡逻队狠狠地打，把他们击退。蔡斯中校叫温特斯组织防御。E连在团部直属连的协助下，在通往于登的所有路上都建起了路障。

温特斯让利普顿中士把他能找到的人都找来，不管是哪个部队的，一找到人，就把他们推上前线。利普顿发现两个路过的英国军人，便抓住其中一个的肩膀，命令道：“你们俩跟我来。”

那人很镇定地把利普顿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中士，在你们美军部队，你就是这样对军官说话的吗？”利普顿凑近一看，只见少校军衔赫然挂在他的英军作战服上。“不，长官，”利普顿开始结巴了，“真对不起。”那少校给了他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离开了。

德国人没有继续前行。要是他们知道于登只有区区130个盟军和3辆坦克的话，他们一定会踏平这个小镇的，很显然，温特斯对先头巡逻队的快速出击使敌人误以为于登有重兵把守。不管什么原因，德国人把进攻的重点从于登转向了威格海尔。

温特斯和尼克松再次爬上了教堂的钟楼，在那儿，南面6公里处威格海尔的整个情况一览无余。“简直不可思议，”温特斯回忆说，“我们就坐在德国战线的后方，看着坦克接近威格海尔，德国空军不停地轰炸，到处是枪林弹雨，一片熊熊火海。”E连的一些弟兄驻守在威格海尔，在他们的记忆中，威格海尔当时成了人间地狱，这是他们经历过的最猛烈的一次交火。

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是506团迄今为止打的最大一仗。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仗。“敌人切断公路，不仅意味着他们走过了一段沥青路，”101师的史志指出，“英国各种类型的运输车辆都在这条公路上。切断公路意味着被敌军抢占的车辆会全部被烧或被炸，意味着无法转移的车辆会将整条道路堵塞。对身处奈梅亨和安海姆的弟兄来说，切断公路就好像切断了大动脉一样，维系生存的各项物资——食物、弹药和药品都不再能运送到北面来了。”[16]

韦伯斯特这时在威格海尔。当德国大炮打来时，他和6个E连弟兄，还有一些荷兰平民躲在地窖里。“当时的气氛真让人痛苦，”韦伯斯特写道，“耳边是这些平民的呻吟声和尖叫声，他们还不停地唱赞美诗或祈祷。”

二等兵唐·胡布勒和1排3班的弟兄一起躲在大门下。他想和二等兵法里斯·赖斯开个玩笑，就用口哨模仿了炮弹打来的声音，赖斯立即趴到地上。这使胡布勒捧腹大笑：“哈！哈！哈！伙计，你上当了！”

“胡布勒，你这该死的，对弟兄这样太不够意思了。”

“嘶……咣！”炮弹真的来了。胡布勒不笑了。

辛克上校乘着吉普车呼啸而来。他跳下车，开始四处喊叫着下达命令。他叫E、D、F连的弟兄们建立起一道环形防线，并下令：只要是看见移动的东西，就开枪。

韦伯斯特和其他弟兄从地窖里爬出来，走进一个果园。韦伯斯特和二等兵唐·怀斯曼开始疯狂地挖散兵坑，足足挖了有2英尺宽，6英尺长，4英尺深。他们还想再挖深些，但是地下水已经开始往外渗了。

眼睁睁地看着密集的炮弹打过来却又无能为力纯粹是受罪，开枪打也只能是白费力气。炮弹一来就是3发。“我和怀斯曼坐在散兵坑的角落里不停地诅咒。每当听到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声音，我们都闭上眼睛，把头埋进两腿之间。每当炮弹爆炸后，我们都会抬起头朝对方苦笑一下。

“蹲在洞里我觉得难受极了，我说我宁愿少条腿也不愿再在里面了。洞里尽是呛鼻子的火药味。一块一英寸见方的发烫的钢铁落在了怀斯曼的大腿上。他笑了笑。

“又是3发炮弹打来。又是3发。又来了3发。难怪人会得上战争衰竭症。”韦伯斯特在后来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大炮带走了生活中的一切欢乐。”

炮火稍稍稀疏下来。供给人员带来些英军应急口粮。韦伯斯特大声喊胡布勒扔一听罐头过来。胡布勒正在地面上坐着，说笑着，和另外四五个人一起开着野餐会。“过来吃吧，”他回应韦伯斯特道，“88大炮在休息呢。”

正在这个时候，一发88炮的炮弹打了过来。胡布勒慌忙跳进他的散兵坑，那几个伙伴也急忙跳了进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一夜，弟兄们就是在散兵坑里度过的。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大家冻得瑟瑟发抖。他们坐在地上，头放在膝盖上，雨衣盖在肩膀上，就这样对付了一夜。

*　*　*

在于登这边，温特斯和尼克松失去了他们那具有绝佳角度的瞭望点。一个德国狙击手发现了他们，朝他们开火，击中了钟楼上的钟。尖锐的声响让两个军官吓了一跳，他们飞也似的下了楼。“我的脚几乎就没挨地，差不多是飞下来的。”温特斯说。

温特斯把指挥所设在小镇最南边十字路口的一个仓库里。仓库的主人全家都住在仓库里，他们欢迎完美国兵就下到地窖里去了。温特斯叫弟兄们把家具和厚地毯都搬到一边，然后把机关枪、弹药、燃烧瓶和炸药搬进来，准备对付各种进攻。温特斯的计划是，如果德国人乘着坦克来的话，他们就把C类炸药和燃烧瓶从二楼的窗户里往坦克上扔——这是俄国人对付坦克的方法。

这边安置好后，温特斯又来到小镇的另一头，西北角的地方。进镇公路的左侧是一所庄园的大宅第，路的右侧是一家酒馆。温特斯命令韦尔什在两个建筑物之间设一个路障，由一辆英军坦克作后盾。他还指示韦尔什在那所宅第里建立指挥所。

温特斯检查了其他路障，晚上8点，他重新回到西北角的路障做最后一次检查。那辆英军坦克还在应该在的地方，但里面和附近却一个人也没有。路障这边一个E连弟兄也没有。温特斯被大大地激怒了，他跑到宅第那儿，敲了敲门，一个女仆开了门，她不会说英语，温特斯也不会说荷兰语，但她大致弄明白了温特斯是想知道他的兵在哪儿，于是她领着温特斯从一个过道走下去，打开门，里面是一间宽敞、豪华的客厅。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温特斯回忆说，“在一个燃烧着炉火的大火炉前坐着一个漂亮的荷兰女孩，正与她一起分享火腿鸡蛋大餐的是一个英国中尉。”那个荷兰女孩朝着温特斯微笑，那中尉转过头来，问道：“我的坦克还在外面吧？”温特斯大发雷霆，那中尉这才行动起来。

温特斯回到街上寻找韦尔什和他手下的弟兄。“哈里这家伙钻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朝街对面的酒馆里看了看，答案有了。他走进酒馆，发现韦尔什和他手下的弟兄在酒馆的吧台上呼呼大睡。

“我和哈里讨论了一下整个形势，”温特斯委婉地解释当时的场面时说，“好歹总算是又建了个路障，这样我就可以睡一个好觉而不必担心会被德国人突破，然后我就离开了。”

*　*　*

在威格海尔，德军的攻击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最后终于被英军的飞机和坦克所击退。506团再次出动，9月24日下午进入于登。E连那些原来憋在威格海尔的弟兄们以为原来分散在于登那一小部分弟兄早就全体牺牲了，而那些在于登的弟兄也同样认为在威格海尔的战友都已遇难。当两路人马重新会合时才发现全连弟兄都在这次反击中活了下来，于是便相互庆幸，一片欢欣的气氛。

全队着手准备在于登过夜。经历威格海尔炮火的战友们挖的散兵坑足有4英尺深，这让原来就在于登的弟兄们大吃一惊，他们只是挖下大约6英寸深就停手不干了。军官们在于登找到了可以住宿的地方。1排的皮科克少尉来到韦伯斯特所在的散兵坑，叫韦伯斯特跟他走，韦伯斯特从坑里爬出来。他们走进了皮科克的宿舍，宿舍在村子广场边的一个酒窖上面。

“拿那把扫帚把屋子打扫干净。”皮科克下了命令。

“是，长官，”韦伯斯特一边回答一边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啊！他暗下决心，“我宁愿当贫民乞丐饿死街头，也不愿在军队里当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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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失去了于登和威格海尔，却仍不甘心。9月24日傍晚，德军从威格海尔的西面和南面对“地狱公路”发起了攻击。他们成功地推进到了公路对面的一个突出部。公路再一次被切断了。

盟军只能再一次打通道路。尽管“市场花园”的战略目标已经失去（9月20日，德军从英国第1空降师约翰·弗罗斯特上校指挥的营手里重新夺回了位于安海姆的那座桥，整个英国第1空降师陷入了防守的境地，9月22日，近卫装甲师在安海姆以南5公里的地方被阻），保持这条公路的畅通仍是十分关键的。成千上万盟军的供给完全依赖于它。位于威格海尔北面的部队有：在于登的美国101师，在奈梅亨的第82师，在下莱茵河北部、安海姆外围的英军第1空降师，还有在奈梅亨和安海姆之间的近卫装甲师、第43威塞克斯师、波兰伞兵团、英国第4多塞特和第2王室骑兵团。如果101师不能重新控制公路并保持它畅通无阻的话，已经失败的定局将变成十足灾难性的悲剧。

泰勒将军命令辛克上校歼灭在威格海尔南面突出部上的德军。9月25日凌晨零点30分，辛克命令各营准备出动。4点45分，506团在倾盆大雨中上路了，从于登南面向威格海尔开进。行军的队形是1营在右侧，3营在左侧，2营殿后。大约7点钟时，精疲力竭的弟兄们穿过了威格海尔。8点30分，1营和3营开始对突出部发起攻击。开始阶段进展顺利，但很快德国大炮和迫击炮就加强了反击。全新的装备有88毫米口径炮的德国“虎王”坦克沿路稳扎稳打，加强着机关枪和大炮的火力。冯·德·海特上校指挥的第6伞兵团——E连在圣玛丽德蒙和卡朗唐的老冤家——也来增援。德军的火力疯狂地集中在狭窄的前线，对弟兄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大约中午时分，3个营被迫停止战斗，开始构筑工事。

辛克命令斯特雷耶中校指挥2营由后卫变为前锋，向左翼运动，由英国谢尔曼坦克火力支援。公路的左（东）面有一片不高的松树林，可以为侧移行动提供屏障。E连将为营的侧翼运动打头阵。

E连在荷兰的第一次进攻是向南攻打索恩和艾恩德霍芬。第二次是攻打东面的奴南。第三次是攻入北面的于登。眼下这次进攻则是向西面，这样东南西北就全占齐了。这就是被包围的部队的作战方式，这就是空降兵被训练出来的作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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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随温特斯一起去查看地形。他们发现在树林的边上有一条小路干燥而坚实，为坦克的行进提供了附着摩擦力。整个地形还算不错，但树林距公路有350米，树林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无法为最后的突击提供屏障。

温特斯的安排是：侦察兵前出，其他弟兄成两路散开行进。他们走到半路上时，德军的机关枪开火了。所有弟兄全部卧倒在地。

瓜奈若和马拉其架起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瓜奈若大声喊着射程和方位，马拉其操纵着迫击炮，他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趴下的人。迫击炮的第一发炮弹打哑了德军的一挺机关枪。

温特斯叫喊着指挥着弟兄们。他叫机关枪开火。机枪手发现地上有一小片凹地，便立即过去架起机关枪，开始进行火力掩护。温特斯发现了一辆“虎王”坦克躲在路另一边一个能向外观察且射击的隐蔽之处，他立即下令机关枪手朝它开火。

温特斯又来到右侧，他发现尼克松在检查他的钢盔，还满脸堆着笑。原来，一发德军机关枪的子弹把他的钢盔打了两个洞，但子弹的角度很巧，仅仅在尼克松的额头上留下了一道灼痕，连皮都没有擦破。

德军的火力过于密集，温特斯决定把连队撤回到树林里。整个计划是机关枪手先留下来掩护，步兵先撤回；步兵回到树林边后开始火力掩护机关枪手往回撤。

利普顿来到树林边温特斯的身边，温特斯告诉他：“他们（机关枪手）需要更多的弹药。给他们拿点儿来。”利普顿跑到一辆谢尔曼坦克那儿（所有的坦克都在树林后面，远在德军看不到的地方——这让E连弟兄们感到极为不耻）。谢尔曼坦克用的是0.3英寸口径的机关枪，和E连的机关枪是一个型号。利普顿从英国人手上拿了四箱弹药，他给了塔尔伯特中士两箱，自己留了两箱。他俩朝机关枪手那儿猛跑，枪手还在不停地射击着。他俩撂下弹药箱，掉头就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树林边。“德国佬的枪法太臭，”利普顿回忆道，“我俩毫发未损。”

正当德军伞兵部队开始朝机关枪手打迫击炮时，E连的步兵开始了火力掩护，机关枪手们成功撤退了。

温特斯回过头来朝坦克跑去。他爬上最前面的一辆坦克，“脸贴脸地对着指挥员说话”。温特斯向他指出，一辆“虎王”坦克正隐藏在路的另一边。“如果你到树林边上的斜坡后面的话，就能把自己隐藏起来，还可以瞄准它开火。”温特斯刚下坦克，这辆坦克和左边的一辆就发动起来，径直向那片小松树开去，松树纷纷被撞断倒地。

第一辆坦克到了树林的另一头，正朝左转弯以便瞄准“虎王”坦克开炮，“砰”的一声，一发88毫米炮弹打过来，正打在盟军坦克的炮管上，擦着坦克外壳而过。很显然，德国坦克的指挥员是在盲目地开火，他瞄准的是倒下的松树的树顶。

英国指挥员把坦克往后开了开，但还没等他从后面撤出来，德军坦克又一发炮弹打来，穿透了英国坦克的装甲。指挥员的双手被炸掉了。他试图用胳膊打开舱门，从坦克里爬出来，但坦克自身的弹药开始爆炸，巨大的爆炸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尸体被抛到了半空中。坦克里的其他乘员死在了车身里。坦克一直从下午燃烧到了晚上，里面的弹药还时不时地发生着爆炸。

德军坦克调转88炮口，一炮击毁了第二辆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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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接下来的时光和整个夜间，E连的弟兄们一直冒着可恶的大雨，用迫击炮朝公路上打。团部直属连带来了一些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来增援火力。威格海尔的大炮也加入了进来，不过，他们非常小心谨慎，因为第502伞降团的小分队正从南面向突出部发动进攻。

那天晚上对E连来说，是一个可怕、危险的漫漫长夜，但营里的情报参谋尼克松上尉却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瓶烈酒，自酌自饮起来。他觉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感到高兴，因为今天下午当子弹擦过他的钢盔时，他侥幸地捡了条命。他喝醉了，整个晚上又唱又笑直到失去知觉。

9月26日凌晨，德军从突出部撤离了。天一亮，506团就上路了，沿途没有遇到抵抗。美国空降兵们经过与德国空降兵的激烈交锋，再一次占领了阵地。

当天下午，506团冒着雨回到了于登。E连直到天黑后才精疲力竭地到达目的地。第二天的下午，弟兄们收到了信件，这是他们离开英国10天来第一次收到信件。这使大家，至少使美国兵们相信在荷兰的战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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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猜想后来被证实是错的，但战斗的进攻部分的确结束了，而且是以失败告终。

无论是对E连，对101师，对82师，还是对参战的英国装甲和步兵部队来说，“市场花园”行动都是一次令人沮丧的经历。对英国第1空降师来说，这更是一场灾难。9月17日，第1空降师在下莱茵河着陆时共有10005名士兵。到9月26日疏散时仅剩2163人了。将近8000名弟兄被杀、受伤或被捉。这样巨大的损失却没有赢得任何战略或战术上的优势，而且，目前盟军除了占据了突出点外，没有任何可以守卫的区域了。突出点是插入德军战线的一个狭窄的尖顶，三面都被德国的一支精锐部队包围了，只能依赖脆弱的“地狱公路”来进行供给。

10天前，盟军的军营里还充溢着乐观、愉悦的氛围，大家都以为只需一次行动，战争就将结束了。大家都以为自打诺曼底一役打响后，从8月初到9月中旬，德国人就一直在溃逃。大家都很高兴地以为德国的部队不再团结了，他们的装甲没有了，他们的弹药用完了，他们的士气跌入低谷了。事实证明，这些假设成了战争中最大的假情报。

事实上，到9月中旬，德军仍在努力实现他们所谓“西方奇迹”的计划，他们把部队重新调集起来，重新装备、整顿，征集了新兵，建立了连贯的防御线。艾森豪威尔从实践中吸取了教训，1945年3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直到德国人被关进了我们的监狱或被埋葬的时候，我才了解了德国人！”[17]

“市场花园”这个高风险的行动失败了。这个行动的执行是以拖延其他两个进攻计划为代价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将战争供给分给了“市场花园”。第一个受到牵制的行动是加拿大在通往安特卫普路上的进攻，安特卫普是欧洲最大的港口，控制该港口可以对莱茵河沿岸任何一支盟军部队的进攻行动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结果，直到1944年底，盟军才开通并控制安特卫普，这意味着一直到秋天，同盟远征军一直依靠不足的供给作战。另一个受牵制的是巴顿的第3军的进攻行动，在阿登的南面。巴顿认为如果蒙蒂在“市场花园”中获得的供给能够给他的话，他在那年秋天就能渡过莱茵河，开辟一条通往柏林的坦途。这一假设看上去也令人生疑，但结果永远无法得知，因为这条路毕竟没有被尝试过。

在晚年时期，艾森豪威尔依然坚持“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必须去冒的险。在1964年到1969年我对他的采访中，我们曾无数次地讨论这个行动。他总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在追击败军时的首要原则是紧跟在他的后面，与他保持接触，利用一切机会压迫着他打。从北面接近德军的路线是最短的，（一旦渡过莱茵河后）那里的地形也最适宜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觉得这些有利条件让“市场花园”计划极易成功，如果不试一下的话，他也许就将成为罪人。

我在开始研究E连之前，一直都同意他的分析。但现在，我有些怀疑了。E连决不逊色于同盟远征军中的任何一个连队，它曾在诺曼底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在荷兰着陆时弟兄们个个士气高涨，装备精良。E连还是老兵与新兵、老手与新手的完美组合，连队军官既专业果断又骁勇善战，军士们个个出类拔萃。

尽管这样，在荷兰着陆后的头10天，在攻打奴南的当晚，正如温特斯告诉斯特雷耶的那样，E连吃了大败仗。他们没能打下索恩的桥，在去海蒙尔德的路上受阻于奴南，第一次被迫撤退，在前往于登时遭到了失败，在对德国在威格海尔南面突出点的首轮进攻中也失败了。

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每次德军反抗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大大超过了E连。空降部队没有足够的大炮和兵力对德国的装甲部队发动成功的进攻。第二，对手都是德军的精锐部队，包括其精英伞降团。他们虽然敌不过E连的弟兄，但打得和美国人一样的好。第三，英国的坦克手和美国的步兵之间的协调性差。E连和近卫装甲师没一起进行过联合演练，这一缺憾在奴南、于登、威格海尔南部都使E连深受其害。在布雷库尔庄园和诺曼底的卡朗唐，E连和美国坦克部队联手作战，效果很好，而在荷兰，和英国的坦克部队一起作战时，效果却不好。

从更大范围上说，“市场花园”行动的问题在于：这一进攻的战线过于狭窄。在莱茵河流域的笔形突入致使侧翼脆弱易受攻击。德国人看到并抓住了这一弱点，对这个狭长的战线的全线进行了猛烈的夹击。

回顾起来，由英军、美军、波兰军队等数个师组成的一支部队可以只通过一条公路提供后勤保障的主张只可能为过分自信的领导者所接受。约150个连为这种盲目自信付出了代价，E连便是其中之一。E连于7月17日伞降到荷兰时有官兵154人，但是，10天以后，该连的实力降到了132人。

第9章　岛屿

荷兰
1944年10月2日—11月25日

跟美国空降师的所有部队一样，E连是作为一支轻步兵攻击部队接受训练的，重点是快速运动、大胆机动、轻武器射击。在诺曼底战役荷兰头10天的战斗中，一直都是这样使用它的。然而，从1944年10月初直至11月快结束时，该连却受命打阵地固定的堑壕战，这让人觉得更像是一战而非二战。

E连作战的地区是一个5公里宽的“岛屿”，北临下莱茵河，南依瓦尔河。分别位于下莱茵河与瓦尔河上的两座城市安海姆与奈梅亨是101空降师最东端的防线；而分别位于下莱茵河与瓦尔河上的两座小镇奥菲犹斯登与多德瓦尔德是西端的界线。德国人占据着下莱茵河以北和奥菲犹斯登—多德瓦尔德一线以西地区的领土。

该岛是一个平坦的农业区域，处于海平面以下。7米高的防洪堤坝，顶部宽阔，足够双车道行驶。堤坝两侧坡面有些地方很是陡峭，但是更多的地方坡度平缓，因此堤坝的根基处宽达200甚至300英尺。无数的排水沟渠纵横交错。下莱茵河北面有一些小山，这对德国人的炮兵弹着观察尤为有利。他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弹药（德国人的工业心脏就在沿莱茵河向上约50公里处），足够他们对在野外发现的单兵打88炮。岛上的所有行动都在夜间；白天部队待在散兵坑、观察哨所、房屋以及谷仓里。与通常一样，西北欧的秋天天气恶劣：寒冷、潮湿、多雨，作为一战电影的背景倒是非常合适。

岛上部署了整团整团的英国炮兵，火力支援101师。这意味着岛上的战斗是炮兵对决，而步兵的主要作用是准备击退德国地面部队的进攻，并充当炮兵部队的前方观察员。巡逻部队每天夜间出击，进行侦察，保持对敌人的监控。然而大多数情况下，E连以及101师的其他连队只是坐守在那里，像他们的父辈在1918年那样。面对猛烈的炮火，战士们只能望而兴叹，束手无策，他们原本就觉得窝囊，这下又给他们的心头增加了几分沉重。

但是这当然不是1918年。在岛上，E连战士们首次看到喷气式飞机投入战斗。他们还看到世界上第一种中程弹道导弹V—2火弹拖着蒸汽尾巴，从头顶飞向伦敦。另外，和1914—1917年的西线战士一样，其战斗没有坦克支援，因为在岛上坦克是十分显眼的目标。

E连的给养更让人想到他们并不是在进行一场真正的1944年的战争，而是在上演一场一战影片。该连的给养是从英国人手里领取的，非常糟糕。戈登下士称，英国的十四合一[18]“只能维持生命，不能鼓舞士气”。罐头牛肉和太腻的约克郡布丁尤其令人讨厌。同样令人生厌的还有牛尾汤，“油腻而且里面漂着骨头”。大多数人喜欢将十四合一里的所有东西扔进一个大锅，从乡村找来能够找到的各种蔬菜，然后加进去，炖成一锅杂烩汤。幸运的是，新鲜水果非常丰富，主要是苹果和梨。奶牛鼓胀的乳房急等着人们去挤，这下终于得以释放，牛奶可是帮了大忙。不过没有咖啡喝，而战士们很快就喝厌了茶。

最糟糕的是英国香烟。罗布·贝恩下士将它们描绘成“一小撮烟叶加上大量难闻的草”。最好的东西要数每天的朗姆酒。其次是能够找到德国兵的给养。饼干硬得像混凝土，但是罐装肉和林堡干酪味道很好而且营养丰富。

与1914—1918年西线战场两侧的法国村庄一样，该岛上的平民均被疏散（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这下子就给了战士们无数大肆搜刮财物的机会，这些机会他们很快就抓住了。韦伯斯特写道：“老百姓有一种误解，认为只有德国和俄国兵才会撬门入室、翻箱倒柜、偷鸡摸狗，其实我认识的每一个美国兵也都养成了这么个习惯。”钟表，珠宝，大小家具，当然还有白酒——即英国士兵搜掠一遍后剩下的一切——迅即便不见踪影。

岛屿上的情况跟一战僵持阶段的前线很是相像。E连在那里度过了将近2个月，每天都有战斗。他们共派遣巡逻队约100个，击败敌人多次进攻，耗用弹药数量令人难以想象，自己也有伤亡。但是最后换防时，E连交给接防部队的阵地却寸土未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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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于10月2日登上岛屿，乘坐卡车驶过雄伟的奈梅亨大桥（大桥现在依然挺立在那儿），该桥于9月20日20点被第82空降师攻占。卡车载着战士们过了瓦尔河，约15公里后，来到泽滕村。途中他们看到数十门有伪装的英军大炮。

他们夜晚到达，接替英军第43师。第506团将接管的一段前沿防线曾由一个整师防御，长度超过6英里。2营的防线在右（东）翼，其中E连处于最右端。501伞降步兵团位于最右翼。E连只有130人，但必须承担近3公里的防线任务。

英军士兵在泽滕村迎接E连，并且护送先头分队来到其新的阵地。“这里情况怎么样？”韦伯斯特问。

“这是一片血腥的‘死亡阵地’，兄弟。”对方回答道。韦伯斯特看到，105毫米口径和88毫米口径的炮弹刚刚留下的无数弹坑，他怀疑自己像是正在进行独家采访。经过3个小时的行进，巡逻队来到目的地，一片房屋偎依在一条巨大的堤坝旁边。堤坝的另一边是下莱茵河，下莱茵河和堤坝之间有一片大约1公里长的平坦潮湿的放牧地。牧地上散落着动物的尸体，烧毁的房屋，空空的机枪子弹带和弹药箱。这是一个无人地带。

为了守卫自己的前沿防线，温特斯安排2排和3排沿大堤南侧进行巡逻，1排待命。他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布防整个这段防线，因此他在那些他认为敌人最有可能进行渗透的地点安排了前哨。他通过无线电、有线电话以及接触巡逻队与前哨保持联系。他还派3人一组的巡逻队来到河岸，观察敌人动向，并充当炮兵的前方观察员。他的指挥所设在兰德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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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凌晨3点30分，温特斯派遣阿特·尤曼中士出去巡逻，命其在堤坝南侧一座风车附近的房屋里布岗。和尤曼一道行动的还有二等兵詹姆斯·阿利、乔·勒斯纽斯基、乔·利布高特和罗德·施特罗。建筑物位于一条南北向的大路边，大路向北通往河边的渡口，向南通往尼杰伯村。

巡逻队来到路边，尤曼叫勒斯纽斯基登上大堤顶部观察一下情况。勒斯纽斯基按照吩咐紧贴地面来到大堤顶部时，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一挺德军机枪的轮廓，机枪架设在通往渡口的道路与大堤的交会处。黑暗中，他只能分辨出在机枪的后面，一个德国兵正准备向大堤南侧根基处尤曼的巡逻队扔手雷。

与此同时，其他巡逻队员也听到了大堤北边德国兵的声音。断后的利布高特喊了声：“尤曼，是你吗？”

就在勒斯纽斯基发出警告的同时，那个德国兵扔出了手雷，其他德国兵也将手中的手雷扔下大堤。勒斯纽斯基被弹片击中颈部。阿利被炸倒在地，他的左肋、脸部、颈部和胳膊负伤32处。施特罗和利布高特受了一些轻伤；施特罗的电台也被炸飞了。

他们遭遇的是党卫军的一整个连。该党卫军连当晚早些时候乘渡船过了河，企图渗透到大堤南边，进行牵制性攻击，以掩护德第363师准备在拂晓向位于奥菲犹斯登的506团左翼发起的主攻。巡逻队并不知道另一个党卫军连已经越过大堤，渗透到美军防线的后面。尽管101师还蒙在鼓里，但是向506团的1营和2营发起的进攻决非是一次局部性的反攻；德军的目标是要扫除整个岛上的盟军。

遭遇了与第一个党卫军连的小规模战斗，E连巡逻队开始撤退。这里离温特斯的指挥所整整有一公里的路。“快，阿利，”施特罗不停地说道，“我们必须赶快撤离这里。”

“来了，来了。”一瘸一拐的阿利回答道。

凌晨4点20分，施特罗回到指挥所，报告了德军的渗透情况。[19]温特斯立即组织一个巡逻队，由待命的1排派一个半班组成，另外还有营直的利奥·博伊尔中士，他带着无线电报话机。

塔尔伯特中士跑回谷仓，他的战士正在那里睡觉。“起床！全体起床！”他吼道，“德国佬已经打过来了！你们这些混蛋，给我从床上滚起来！”韦伯斯特与其他人醒过来，抓起步枪，冲了出去。

温特斯带领自己的15名巡逻队员沿大堤南侧迅速向前行进。当接近党卫军连的时候，他看到曳光弹正朝着南边飞去。这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他明白那个方向没有任何东西，因此猜想德国兵一定很紧张、混乱。于是他决定让巡逻队停下，自己去侦察一番。

温特斯把巡逻队交给博伊尔中士负责，自己离开了巡逻队，爬到大堤的顶部。在大堤的另一侧（北侧），他看到有一条1米深的沟，与大堤平行。这条沟正好可以为他们接近公路提供一些掩护。他返回巡逻队，命令2名战士待在原地断后和右翼保护，然后带领其余队员爬过大堤，下到北侧的沟里。队员们顺着沟小心翼翼地向大路方向移动。

离大路还有200米的时候，温特斯再次让巡逻队停下，独自一人向前移动，侦察情况。靠大公路——大路高出田地1米左右——的时候，他能够听到另一侧传来的声音。他朝右边看去，看见大堤顶部机枪的旁边，几个德国兵的轮廓映在夜空。他们身着冬大衣，戴着显眼的德军钢盔。温特斯位于下面的灌溉沟里，离他们大概有25米。他想，这简直就像电影《西线无战事》中的镜头。

他匍匐回到巡逻队，介绍了情况后，发出命令。“我们必须匍匐到那里去，半点声响也不能发出，压低身体，动作要迅速，夜幕的掩护时间没有多长了。”

巡逻队来到离大堤上机枪约40米的位置。温特斯来到每个队员跟前，耳语着向每个步枪手和每个机枪手分配了打击的目标。温特斯低声告诉克里斯坦森架起0.3英寸口径机关枪集中攻击德军MG42机关枪。在克里斯坦森身后，中士穆克和一等兵亚历克斯·潘卡拉架起了60毫米迫击炮。

温特斯退了回来，用低沉、坚定和清晰的声音发出了命令：“预备，瞄准，开火！”12杆步枪同时开火，全部7名德军步枪手应声倒下。克里斯坦森的机关枪张开了大口；他使用的是曳光弹，看得出他射得太高了，不过就在他调低枪口的时候，穆克和潘卡拉向德军的机关枪打出了一发迫击炮弹。博伊尔中士“对这一发射向敌人的精准重炮震惊无比”。他后来告诉利普顿说，他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射击。

巡逻队员开始遭到来自通往渡口大路对面的轻步枪的射击。温特斯将巡逻队员顺着灌溉沟回撤约200米，这个地方与另外一个与之垂直的沟相通，从大堤通向河边。撤出德军的视野后，温特斯使用博伊尔背着的报话机和韦尔什中尉通话。

“把1排的剩余人员全部派过来，”他命令道，“把直属连轻机枪组配属给E连。”

巡逻队员等候增援的时候，威廉·杜克曼中士站起身来，喊着叫队员们疏散开（因为回忆这一事件的戈登·卡森说，“队员们会迅速聚集在一起”）。躲在大路下的涵洞中的3个德国兵射出一枚枪榴弹。杜克曼一声叹息，一头栽倒在地。他是唯一被击中的队员；一大块钢片从他的肩胛骨处打进去，穿透心脏后出来，夺去了他的生命。其他队员举枪向涵洞里的德国兵开火，将其歼灭。

在等待1排的其他队员到来的同时，温特斯走出灌溉沟，来到两条防线之间的牧草地，独自一人思索着。他想到三个事实：敌人躲在坚固的公路护堤后，而自己的队员却在一个浅的沟渠中，没有安全的退路；敌人占据了有利位置，可以利用侧翼包抄将巡逻队员们逼至右边的空旷地带消灭；河岸的南边无遮无拦，德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顺公路而下，直捣位于亥门的2营指挥部。在这种情况下，温特斯认为除了进攻别无选择。此时天已放亮。

回到巡逻队员身边，他发现增援已经赶到。此时他手头有差不多30个人。他将弗兰克·里斯中尉、托马斯·皮科克中尉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召集到一起，命令道：“塔尔伯特，带领3班从右翼进攻。皮科克，带领1班从左翼进攻。我带领2班从中路进攻。里斯，将你们的机枪放在我们的各路纵队之间。我需要很好的火力掩护，直到我们到达公路。之后收起火力，赶上去，与我们会合。”他告诉塔尔伯特和皮科克，要他们的队员上好刺刀。

部下分头执行自己的命令去了，温特斯将2班队员召集到一起，说明自己的计划。二等兵胡布勒站在他的正对面。当温特斯发出“上刺刀！”的命令时，胡布勒咽了一大口口水。温特斯能够看见胡布勒的喉结在上下移动。他的肾上腺素在涌动。

“我的肾上腺素也在涌动。”温特斯回忆道。接到他的信号，机枪开始形成基础火力，所有三路纵队开始全速穿越离公路200米宽非常湿软的田地，他们尽量压低身体。

此时，对通往渡口的公路的另一边到底有多少德国兵，温特斯心里并没有多少把握，因为公路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德国兵并不知道美国人即将发起进攻；不可原谅的是，德军在第一轮进攻中损失了机枪手和步枪手之后，竟然没有在公路上或是在大堤顶部安排观察哨。

温特斯一马当先，第一个冲到公路边。他跃上公路。就在他的面前，不过几英尺开外，一个德国哨兵正低着头，躲闪着里斯的机枪的猛烈火力。在他的右边，温特斯用余光能够看到一大群黑压压的人，有100多个，挤作一团，伏在大堤与公路交会处。他们也都低着头躲避机枪的扫射。他们全部身穿长长的冬大衣，背着背包。人人面向大堤，温特斯在他们的背后。他们就在15米开外。

温特斯突然转身，退回到公路的西侧，拔出手榴弹的引线，朝单个的哨兵扔过去。与此同时，那个哨兵也向他回扔了一颗手雷。温特斯扔出手榴弹的一刹那，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忘记撕下为防止事故而缠在手榴弹柄上的一段胶带。

在手雷爆炸之前，温特斯向后跳到了公路上。哨兵蜷缩身子，双手捂着脑袋，等待温特斯的手榴弹爆炸。他在3码开外，温特斯从腰上取下M—1将他击毙。

枪声惊动了整个党卫军连。党卫军部队开始起身，转而一起向温特斯逼近。温特斯翻身向右，向黑压压的人群开枪射击。

温特斯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德国兵的动作在我看来简直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从地上爬起的动作相当缓慢，他们转身看我的动作也是非常迟缓，他们开始举枪向我射击的动作也是相当相当缓慢。我射完了第一个弹匣［8发子弹］，依然站立在公路的中间，装上了第二个弹匣，大大咧咧地向德国兵射完了第二个弹匣。”

德国人倒下了。有人开始用步枪瞄准温特斯，也有人开始从这里逃走。但是他们的所有行动都非常迟缓，都是他们那些长长的大衣惹的祸。他跳回到道路的西边，他向右边望去，看见塔尔伯特率领自己的手下猫着腰正往前跑着。他们离公路还有10米。温特斯自己的纵队，从中路进攻，正奋力穿过田地。左边的皮科克的一队离公路还有20米，被横穿田地的铁丝网拦住。

温特斯压上第三个弹匣，开始打冷枪，打一两枪就换个地方。当其他两支纵队抵达公路的时候，德国人便不要命地逃跑。

“狠狠地打！”温特斯高声喊道。

一阵猛打，德国兵四散逃跑。E连步枪手们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我干掉一个！”韦伯斯特听到胡布勒喊道。“娘的，我撂倒一个！”韦伯斯特说：“胡布勒可是大显神威，他将德军打得落花流水。”

一队德国兵被切断退路，躲在高高的草丛里。克里斯坦森发现了他们。“有人会说德语吗？”他喊道。韦伯斯特走出来。“出来！”他吼道，“快！举起手来！快！快！”11名德国兵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他们声音沙哑，面无表情，声称是波兰人。克里斯坦森示意他们到后面去。

韦伯斯特回到公路，继续加入射击。一个德国兵转身向后开了一枪。“感觉有点类似于棒球棒之类的东西重重地击中我的右腿，”韦伯斯特回忆道，“将我击得转了一个圈，栽倒在地。”他能够想到要说的就是“他们打中我了！”这句话甚至当时在他看来也只是一句“不够充分而又缺乏想象力的陈词滥调”。（跟所有的作家一样，他是想实事求是地描述当时发生的一切。）

韦伯斯特的伤算是干净。子弹穿透小腿，没有伤及骨头。一个百万美元的伤口。是我赚来的，他心里想。卫生员尤金·罗来到跟前时，韦伯斯特咧开大嘴，脸上露出笑容。罗包扎好伤口，叫韦伯斯特休息去。韦伯斯特将他的子弹带交给马丁——“马丁依然非常平静、满不在乎，是我见过的最冷静、最无畏的人”——又把手榴弹交给克里斯坦森。他保留着手枪和M—1，一瘸一拐到后面去了。

*　*　*

温特斯看到大约100码开外有更多的德国士兵，他们从南边蜂拥爬过大堤，这是先前没有发现的党卫军。他们与撤退的党卫军会合，向东边猛冲过去，想避开E连的火力。这样，目标就更大了。里斯中尉此时已带着机枪赶到；二等兵科布架起机枪开始向溃逃的德国兵进行远程射击。

逃过一劫的德军抵达一个树林，那里有另一条道路通向河边。温特斯看到他们向左迂回，开始顺着公路向河边进发。

温特斯用报话机请求炮兵支援。英军炮火开始向溃逃的德军部队发起猛轰。温特斯想直接赶往河边，在河边将德军切断。但是35名队员要想对付150来个逃命的德军，谈何容易。他再次要通2营指挥部的电话请求支援。指挥部答应从F连抽调一个排支援。

等待增援的同时，温特斯清点了人数，进行重新组合。有1人牺牲（杜克曼），4人受伤。11名德军投降。利布高特胳膊受轻伤，仍然能够行走。温特斯命令他将俘虏押往营部指挥所，然后请尼福斯医生治疗。

接着他回忆道，利布高特是一名优秀的战士，有“虐待俘虏”的名声。他听到利布高特接到他的命令时回答道：“噢，瞧吧！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这里有11名俘虏，”温特斯说道，“我要11名俘虏一个不漏地带回营部。”利布高特开始大发脾气。温特斯将M—1挂在腰间，关掉保险，指着利布高特说道：“利布高特，卸掉所有弹药，清空步枪子弹。”利布高特骂骂咧咧，嘟嘟哝哝，但还是依命行事。

“听着，”温特斯说，“你可以在你的步枪中上一发子弹。如果你打死一个俘虏，那么剩下的会围攻你。”温特斯注意到一个德国军官来回走动，显然是感到紧张，对利布高特刚才接到任务时表现出来的过度兴奋感到担忧。很明显这个军官懂英语；听了温特斯后来的命令后，才放松下来。

利布高特将全部11名俘虏送回了营指挥所。温特斯当天后来与尼克松核实此事的时候，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　*　*

德国兵先前过河的渡口，位于温特斯所在的公路的一端，因此德军现在必须再回到这里。温特斯希望赶在德军前占领渡口。F连的支援排赶到了，补充了更多的弹药，温特斯重新分配了弹药，然后下达命令。他将60人左右的队伍分成两拨，一拨由自己亲自指挥，建立一个火力点，另一拨向前进100米，停下来在那里建立一个火力点。第一拨沿公路前进，跳过第二拨100米，停下来再建立起火力点。他要用这种交互式前进的方法打到600米外的河边。

离河边还有大约200米左右时，温特斯的部队抵达几栋厂房。德军炮兵开始轰击。党卫军部队拼命想要夺得渡口，组成了一支75人的队伍，从美军的右后侧发起进攻。温特斯意识到自己过于冒进了。应该撤退以图改日再攻。于是部队又采取交互跃进返回大堤。

就在最后一批队员翻越大堤的当口，德军集中炮火对准公路与大堤交叉口狂炸起来。他们的炮火精准无比。伞兵们左右散开，但还是躲闪不及，伤亡惨重。

温特斯一把抓过报话机，请营部派来医生和救护车。尼福斯医生接的电话，他问有多少伤员。

“有两个棒球队。”温特斯答道。

尼福斯对体育一窍不通。他让温特斯解释清楚一些。

“你他妈的扔下电话，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炮兵支援，”温特斯吼道，“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三个棒球队的伤员。”

就在这时，博伊尔“听到一阵迫击炮弹飞过来的声音。你可以判断出非常近”。博伊尔的动作不够快捷，因为他已经精疲力竭，这主要是因为在诺曼底战役留下的伤口尚未痊愈。“我一头扑到大堤上，一个弹片正好从身后击中我的左侧，穿进左腿，从大腿一直钻到膝盖，就是这样。非常可怕的穿击，但并无疼痛。”就在他失去知觉之前，温特斯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会得到照顾的。

瓜奈若和克里斯坦森将其裤腿剪掉，在恐怖的伤口（博伊尔的左大腿的大部分肉都被炸掉）上撒上磺胺药粉，给他注射了吗啡后让担架员将他抬往后方。

*　*　*

韦伯斯特孤身一人，试图穿越一片空旷地带，抵达救护站。他沿着奶牛走的路爬着，姿势比他训练时的还要低，一路从泥泞和牛粪中爬过。他的裤子被铁丝网扯破。爬到远处，他冒险站起身来，一瘸一拐的想冲过最后100米来到安全地带。一个德国观察哨发现了他，惊叫引来了一通88炮炮弹。三声爆炸，一左一右，还有一发打在后面，让韦伯斯特感到“魂飞魄散，猛然惊醒”。他赶在88炮还没有完成调试之前，拼命逃离了这个地方。

一些F连的人将他扶到公路交叉口。两名医生开着吉普车，从大堤回来将他接了上去，将他放在了引擎盖上，并“让我放松。他们说我们要快点，因为在后方担架上的伤员博伊尔中士伤势严重，需要紧急救护”。

加到一起，E连和F连的两个排在这次炮火轰炸中共有18人受伤，没有人死亡。

*　*　*

温特斯建起了牢固的工事来掩护公路与大堤的交会处。尼克松上尉过来了。“情况怎么样？”他问道。自从战斗开始以来，温特斯这是第一次有空坐下来。“让我喝口水。”他说。他伸手去够尼克松的水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他累得不行了。

克里斯坦森也是精疲力竭。直到细算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知道他总共打完了57个M—1弹匣的子弹，共456发。那天夜里为了不在哨位上打瞌睡，为了在极度紧张之后恢复平静，克里斯坦森共撒了36泡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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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的一个排35名队员击溃了德军两个连大约300人。美方伤亡（包括F连）为1死22伤。德军50人被击毙，11人被俘虏，约100人受伤。

之后，温特斯意识到他和自己的队员们“非常非常幸运”。在一份分析报告中，他说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德军糟糕的指挥。德军竟让一个班坐在田野里等待增援的到来。德军窝在一起，形成大片密集人群，这在温特斯看来简直不可原谅。德军让两挺机枪给牵制住了，从而让E连的三个纵队成功穿越了200英尺的田野发起刺刀冲锋。当温特斯从公路开枪射击的时候他们反应太过迟缓。当射击开始之后他们未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火力点。

相反，E连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得当。温特斯称之为“整个战争中E连所有行动中的最精彩的一仗，甚至比D日更要出色，因为这次战斗展示了E连在步兵战术的每一个阶段都胜人一筹：侦察，防御，火力掩护下的进攻，撤退，最重要的是高超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的射击技艺”。

值得说的还有很多。例如，E连的战士们身强体健是一个必备条件。他们释放的能量比打完一场15局重量级拳王赛的拳击手还要多，他们释放的能量要比连续打完三场橄榄球比赛的运动员还要多。E连的通讯系统也值得一提，无线电信息、信使和手势信号都得到有效运用。交互式前进与撤退展示了他们在托科阿进行的训练内容，而且严格按照教科书的方式完成。伤病员的疏散与撤离同样完成得从容而高效。与英军炮兵之间的协同合作也相当出色。

温特斯的表现同样相当出色。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英明决定，有时是出于本能，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最英明的决定就是认为进攻是其唯一的选择。他展示的不仅是智慧还有领导才能。“跟我来”是他的准则。他亲自打死的德军以及他所冒的险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但是尽管506团的E连非常杰出，陆军中也没有别的轻步兵连能够比得上它，但是对战场上的恐怖杀手——现代炮兵，它却无能为力。E连必须越过大堤才能返回营地。它不能待在空旷地遭受轰击。但是要穿越大堤，E连会将自己暴露给已经瞄准好的德国炮兵。在经历几分钟的恐怖轰炸之后，E连的伤亡就超过了白天早些时候与德军步枪手们交战时的伤亡。

“炮兵是可怕的东西，”韦伯斯特说道，“上帝啊，我恨它。”

*　*　*

101空降师公共关系办公室广泛宣传了这次行动，用典型的战时套话说道：“温特斯的命令不得不是而且确实是打刺刀冲锋战。由于这一勇敢的命令，党卫军的两个连遭到惨重打击，找不到任何机会发动原定在此时发动的进攻，被迫撤退。”

就德军363师当天拂晓在奥菲犹斯登向506团的左翼发起的主要进攻而言，大堤上发生的小规模行动恐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军党卫军的两个连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大堤南侧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在辛克上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菲犹斯登的时候，袭击团指挥所。

辛克很是满意。他签署了将军令，嘉奖E连1排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在描述了刺刀冲锋战之后，他写道：“通过这次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发起勇敢进攻和灵活运用战术，该排给敌人造成惨重伤亡，并且挫败了敌人从后翼攻击营指挥所的企图。”

*　*　*

刺刀冲锋战几天之后，辛克上校来看望温特斯。“让你带一个营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暗示他正在考虑让温特斯接任2营副营长。（奥利弗·霍顿少校在10月5日的奥菲犹斯登战斗中牺牲了。）

温特斯今年26岁，任上尉和连长才三个月，他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报告长官，我知道在战场上我能率领一个营。作战我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行政管理，我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的经验。”

“不用担心，”辛克安慰他道，“这一块我会担待的。”10月9日，他任命温特斯为2营副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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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温特斯任E连连长的人并不称职。他来自另外一个营。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这样挖苦道：“他真的搞得一团糟。他不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不想学着去做。他卧床睡觉，从不巡查，坐享其成。”不久他就被撤换。

其他来接替的军官也不合格。克里斯坦森说起其中一个：“犹豫不决是他的中间名。……打仗的时候他的头脑完全没有方向，而且死脑筋。倒是我们排里的这些军士们取而代之，把活儿给干了；他倒是从来不抱怨，因为他知道在压力下他指挥起来力不从心。”

关于在奴南战斗中的一个排长的情况，韦伯斯特写道：“激战中我从未见到他的人影。他从未上过前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排里的老战士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因为作为士兵，如果在关键时刻失职已经很是糟糕，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官，应该身先士卒，如果失职则是不可原谅的。”

马拉其讲述道：“在战斗中，瓜奈若严厉批评了一位逃避危险的军官，告诉他应该率领全排战士……人们后来在一个医护站看见了这位军官，手被子弹击穿，被怀疑是其自己所为。”

军官是新的，新战士又没有达到原来托科阿营地训练标准，加上不断受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以及夜间侦察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让E连付出了代价。这些情况使得局势恶化。

根据保罗·富塞尔的观点，一个战斗员要经历两个理性化认知阶段——一是危险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二是如果我不加小心，危险就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另外还要经历一个“精确判断阶段：事情将发生在我身上，只有我不在场［前线］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20]有些人永远得不出这样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立刻想到。前线步枪连的成员一旦产生这样的判断，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再待在前线，尽心尽责。他的动机必须是内在的。战友情谊是迄今最强有力的动因——从积极意义来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伙伴倒下；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就是在自己最热爱和最尊敬的人面前不能表现成一个懦夫。纪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纪律依赖于惩罚，而军队所能给一个战士的惩罚莫过于派他上前线了。[21]

原因之一就是格伦·格雷所称的散兵坑里的“专制现在时”。“过去”和更重要的“将来”都不存在。他解释说：“在前线的散兵坑里比在安全的家里有更多思考的时间，有更多的孤独，时间并不是用时钟和日历来测量的，而是用另外的方式。”[22]对于冒着枪林弹雨已经达到极限的士兵来说，哪怕是最恐怖的部队监牢看上去也是诱人的。重要的是要活过下一分钟。

格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士拼命收藏纪念品的原因。在布雷库尔庄园，马拉其冲向正遭到机枪扫射的一块田地，去捡一把他认为是被打死的德国兵留下的鲁格尔手枪。在荷兰，10月5日，韦伯斯特拖着瘸腿返回后方的时候，在德军88炮火的射击中，他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件德国迷彩披风，这是一个理想的纪念品”。他停下来，“将其捡起”。格雷解释了这种现象：“主要来讲，纪念品似乎能给战士的未来以某种保证，它们象征超越了残酷现实的一种承诺，即他或许能够活下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了生存，几乎不可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这也正好解释了与拼命搜寻纪念品相反的一种现象——对待自己财物的随意态度，对金钱的冷漠态度。“在极端危险的战役中，”格雷写道，“战士比平民更清楚：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而生命不能。”[23]

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战友的尊重，但是对一个新入伍的战士来说，新来乍到，谈不上战友情谊，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坚守岗位。格雷讲述了一个逃兵的故事，1944年11月，他在法国的一个树林中发现了他。小伙子来自宾州山区，习惯于野营，在林中已待了几个星期，打算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所认识的、和我一道训练的人要么战死，要么调走了，”逃兵解释道，“我孤独……炮弹似乎总是越来越近，我受不了。”他祈求格雷放他一马。格雷拒绝了，说必须将他上交，但是承诺他不会受到惩罚。这个战士说他心里明白；他痛苦地预言，“他们”肯定会再将他送回前线——格雷将他带去之后，他果真被送到了前线。[24]

在前线，不仅内务卫生与礼仪礼节的纪律失效，就连命令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在有死亡危险的地方没有监督。“老兵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己做出决定。”韦伯斯特在受伤后不久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一次，我们的中尉命令我们的班长带领8名弟兄端掉正在对一小队滑翔机开火的几门防空火炮。就凭我们拿着步枪的9个人跟高平两用的88炮和40毫米口径的高炮干仗！中士口中称是，[25]凭着自己的判断，他救了我们的命，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一个新手将会鲁莽行事的。还是这名中尉后来命令两名侦察员进入德军阵地，但是他们更了解形势，也[26]。”

老兵们尽力帮助新来的兵，不过，他们也尽量不去问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认为新兵很快就会牺牲。并不是这些老手对新兵没有同情心。“我们的新兵，”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道，“他们刚满18岁，征兵入伍，但是太过年轻气盛，把他们送上战场似乎是一种犯罪。我们伞兵部队挑选的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人，但是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家或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来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悲惨的命运。”

1944年6月6日以前，E连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战斗，但是到10月的时候，6月5日晚从英格兰起飞的在荷兰仍然活着的所有成员，都经历了两次战斗跳伞和两次战役。很多人受过伤；一些伤员从医院不辞而别来到荷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打仗，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回E连参加战争，他们将会被和陌生人一道送上战场，而在欧洲战场上，步枪手的唯一出路就是阵亡，或是掉胳膊断腿的重伤。如果说他们一定得打仗的话，那他们倒是铁了心要与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

新兵们很少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认同感。另外，军队在加速训练为战场提供人员，新兵的素质已经达不到原来托科阿营地集训出来的水平。在威格海尔，韦伯斯特看到一名叫马科斯的新兵“哼哼唧唧地紧抓他的右手”。

“救命！救命！来人救命啊！”

“怎么啦？还有哪儿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好疼啊！”

“为什么不站起来跑？”

“他不想这么做。他惊恐不已，只是想躺下呻吟。……说起惊恐很有意思。有些小伙子脚被炸掉了，还是凭着自己的毅力拖着瘸腿来到医护站，而有些，像马科斯这样的，看到流血就吓傻了，拒绝自助。有人说惊恐主要是生理反应，但在我看来它与人的精神态度关系很大。马科斯没有进攻意识，不坚强，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

在经常不断的压力、紧张和极易遭到攻击的情况之下，军官和士兵精神崩溃并不出人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有这么多的人竟然没有垮掉。

*　*　*

接替温特斯的连长走后，“麋鹿”弗雷德·海利格中尉接管了E连。海利格毕业于美国候补军官学校，在诺曼底（在此被提升为中尉）和荷兰曾经担任直属连的迫击炮排长。早在美国时他就是E连的成员，从一开始温特斯就非常喜欢他。

海利格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夜间巡哨，本人亲自巡逻侦察。他注重让战士们发挥最大的潜能。跟散兵坑里的队员一样，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他的连队兵力太过分散，无法阻止德军侦察人员渗透进来，他的脑子里常常会想到，很可能会再发生像10月5日那种规模的突破的危险。他顽强地承担起责任，承担起压力，恪尽职守。

“英国人是谋划大师，”下士沃尔特·戈登说，“我不一定需要他们帮助我从侧翼进攻某个目标，但是我肯定会让他们做好计划，因为他们非常擅长计划。”

他指的是发生在10月22—23日午夜的“营救”行动。一周以前，被德军俘获的英军第1空降师的奥·多比上校（外号“安海姆的疯子上校”）从德军医院逃脱，游过莱茵河，与辛克上校取得了联系。多比称，有125名英军，大约10名荷兰抵抗战士正遭到德军的搜索，还有5名美国飞行员躲藏在下莱茵河北岸的荷兰地下组织处。他想救回他们，需要帮助。辛克同意合作。因为穿越地点要经过E连的阵地，辛克点名让海利格率领营救侦察队。按照戈登的话说，“我们提供人员，而英军提供想法，我想还有创可贴。按照英国人的标准，可真是公平的交易”。

多比通过电话联系上另一边的荷兰地下组织（不知何故德国人从未将这些电话线切断）。他定下行动在10月22—23日夜进行。美军第81防空—反坦克营将使用博福斯式高射炮向莱茵河上空发射曳光弹，照亮营救地点，到时荷兰人会将人员带到该地点等候营救。为了麻痹德军，消除其怀疑，行动前一连几个夜晚，81营都在午夜发射曳光弹。

行动的当晚，海利格和韦尔什中尉、爱德华·沙姆斯中尉，以及由海利格挑选的17名战士从大堤上顺着工程梯下到河边，头一天夜晚已经将英军折叠帆布艇藏在此处。跟往常一样，夜色黑暗，蒙蒙细雨更增加了黑暗。颤抖着的队员们将小艇缓缓移到河中。午夜时分，博福斯式高射炮向正北方向发射了数枚曳光弹。荷兰地下组织从河北岸用手电筒画出了代表胜利的V字形。E连开始尽可能悄悄地将小船划向对面。

队员们过河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但是没有发生事故。他们跃出小艇，向前移动。戈登将机枪放在左侧；然后架起机枪，准备防御进攻。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将机枪放在右侧。二等兵斯塔福德此时正在帮助队伍与荷兰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海利格紧随其后。

斯塔福德悄悄地向前移动。没有枪声，没有照明。这是敌人的地盘，美国人毫不熟悉，而且一片漆黑。“绝对的寂静几乎让我窒息。”斯塔福德回忆道。

斯塔福德小心翼翼地又向前移动了一步。一只大鸟从离他脸不到一英尺的地方飞了起来。“我肯定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塔福德回忆说，“我轻轻拨开我的M—1的保险，正准备射击，这时海利格中尉平静地说了声‘别着急。’”

他们继续向前，很快就见到了英国部队。斯塔福德看见的第一个英兵“拥抱了我，并且把他的红色贝雷帽送给了我，我保存至今”。一个英军准将上前一步，握住海利格的手，夸他是他所见到的长相最好的美国军官。

海利格提议让英军列队上船，叮嘱他们保持安静。但是他们就是憋不住。二等兵莱斯特·哈西记得有一个英军说：“我从没想到见到美国佬我这么高兴。”在河边负责船只的韦尔什中尉听到英国佬们不停地喊着“美国佬，上帝保佑你们”，他被激怒了，告诉他们如果再不闭嘴，大家就统统会丧命。

英军上船了；海利格用交互战术撤回了自己的队员；不一会儿，大家准备好起程。戈登最后一个回到船边，他坐在押后的小艇上，穿越了河流。“有些兴奋，也有些急迫。”他说，他肯定德国人随时都会将他们所有人击沉。但是他们始终未被发现。到凌晨1点30分的时候，全体人员安全抵达河的南岸，越过无人地带来到大堤后面的美军阵地。

第二天，辛克上校签署命令，嘉奖此次行动中的英勇行为。他声称“营救部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沉着是这次营救成功的主要因素。这次行动组织严密，实施完美，敌人根本不知道受困人员被撤离。

“这支掩护部队的所有成员勇于进攻，勇敢无畏，服从命令，忠于职守，特此予以表彰。他们的名单如下。”

其中包括戈登的名字。我对他说，对于这次危险的行动他主动请缨并且如此出色地完成，他应该感到骄傲，他回答说他成功的唯一原因是海利格选择了他。“这不是一次志愿行动。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会主动请战，我只是想说我并没有主动请战。”

*　*　*

10月28日，101师的责任区扩大。506团调防到河岸东面，正对安海姆。E连的防线位于德里尔村附近，这样使得E连处于盟军向德国发动进攻的最东端。E连是来接替一支英军部队的。

E连进入新的阵地之后，军士长利普顿和副营长温特斯与英军指挥官交谈起来。英军指挥官说他们能够看见德军四处调兵，并且沿铁路向东在挖战壕。（E连现在位于德里尔村，处于506团的右翼；在这个位置其防线正好形成一个锐角，有一个排面向南，另一个排面向东，还有一个排待命。）

“那么，既然你发现了他们，为什么不开火？”温特斯问道。

“因为我们开火，他们会还击。”

温特斯和利普顿将信将疑地彼此看了看。E连可总是尽力压着德军的头打，一旦抵达前线便采取积极防守战术。

在德里尔村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保持积极的侦察巡逻，炮兵也继续猛力轰击。德军依然凭借占据河北高地的优势，因此白天行动是不可能的。前线的两个排待在散兵坑里。雨几乎下个不停。没有人身上真正干过。胡须没法剃，没有澡洗，没有休息。真是痛苦的生存。

在后方，在指挥所以及更后的地方，条件有所改善。炮兵轰击仍是问题，但能够吃到热饭，还有其他一些补偿。队员们通过收音机收听一个德国宣传播音员“安海姆的安妮”的节目。在播放美国歌曲的间歇，她邀请队员们过河投降，享受舒适生活，直到战争结束。补给人员可以将《美国佬》和《星条旗》等杂志带给队员。101师的新闻日报《袋鼠纪事报》恢复出版。德国人散发一些小册子《为什么为犹太人打仗？》，506团的战俘审讯队也用喇叭向德国军队发出投降邀请。

双方宣传的唯一效果，就是引来一阵大笑。

*　*　*

温特斯干厌了。当副营长“不带劲儿，很不带劲儿。在军队我的最大的乐趣，我所做的最满意的事是当连长。当下级军官很辛苦，要从两个方面考虑，考虑自己的战士，也要考虑索贝尔上尉。但是作为连长，却可以施展自己的那点儿才能。我亲自上前线，在现场亲自做出许多关乎我们连队前途利益的决定，并完成每项任务”。

但是作为副营长，“我是个管理者，不用做出任何指挥决定或者类似的东西，只是向连长、向营情报参谋提些建议”。

我说，有些人认为得到这样的机遇是一种解脱。

“我没有这种感觉。”温特斯回答道。

*　*　*

哈里·韦尔什中尉带领的2排的防线面朝东。他的指挥所设在一个谷仓，离铁路大约50米左右，德军在铁路上设有岗哨。他的排兵力下降到了两打。即使他派一半的人担任警戒，那也意味着12个人要负责1500米的防线任务。间隔200多米设一个岗哨，德军侦察员就很容易在天黑以后渗透进来。他们经常这么做，目的并不是要发动进攻，而是要弄清美国人并没有增加兵力，因为他们也和盟军一样，已经接受了眼下这种静态的局面，他们自己的防线也很脆弱。

有了10月5日的经历，温特斯对前线漏洞百出的情形非常担忧。一名参加10月22—23日营救任务的战士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德军防线描绘为“神奇壮举”，他听到后没好气地说：“德军不也是这么‘神奇’地对我们的嘛。他们渗透进来两个连，我们却一枪未发，直到人家登上大堤。既然如此，那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温特斯对自己的新工作也感到苦闷。他渴望行动，对德军的渗透激愤不已。10月31日下午，他打电话给海利格，建议当天夜晚他们两人亲自查哨。海利格同意了。晚上21点，温特斯抵达E连指挥所。海利格电话通知韦尔什说他和温特斯正前往见他。

“我和‘麋鹿’顺着通往韦尔什的指挥所的道路走过去，”温特斯讲述道，“我们并肩走着，因为道路只有大约6英尺宽，稍微高出地面。道路的两边是落差大约在3英尺左右的灌溉沟。”

黑暗中传来一声命令：“站住！”

海利格是个冷静、随和的人，是个不轻易紧张兴奋的指挥官。因此当温特斯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的时候，温特斯紧张了。他猜想海利格是忘了口令。

海利格开口想说“麋鹿”，但是刚说了一半，就听到“砰！砰！砰！”——从10码开外的地方射来三发M—1子弹。

海利格哼了一声倒在路上。温特斯纵身跳入公路左侧的沟里。他担心撞上了德军侦察队，因为射击速度之快可能会是德军的冲锋枪。这时，他听到有人跑开。

温特斯爬回路上，抱起海利格，将他拖到路边。他的右肩中弹，伤口相当干净，他的左小腿也中一弹，伤势严重——他的小腿看上去好像已经炸掉。温特斯开始为他包扎左腿。

几分钟之后，温特斯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跑来。他正要抓枪，听到韦尔什高声喊道：“是麋鹿吗？是迪克吗？”

韦尔什和两名队员帮忙将海利格伤口包扎好。他们给他注射了吗啡，将他抬回了营指挥所。此时，他已经失血很多，注射了很多针的吗啡，脸色苍白，因此温特斯怀疑他能否挺得过来。

他挺住了。一周以后，他回到英国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被提升为上尉，并且因为在营救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被授予英军十字奖章。但是对海利格来说，战争到此结束了。

击中海利格的士兵当时很紧张，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这次事故毁了他。他是老兵，不是新手。温特斯决定不惩罚他。不久之后，他被调出E连。

11月7日，海利格从医院的病床上写信给温特斯。“亲爱的迪克：我现在躺在这里，清闲无忧。我要感谢你那天晚上在我中弹后对我的照顾。被打中的确是太蠢了。

“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光着身子，像一只松鸡。什么东西都没有穿。我知道你保存着我的银翼徽章和手枪，但是我急切盼望的是我铺盖上的衣服，还有野战包里的胶卷……

“天哪！迪克，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涂的敷料，闻起来就像床上的猫粪。真是无法摆脱这种臭味。

“不过时间不会长的，不过我的右臂还是很虚弱。代向大家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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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海利格担任E连连长的是小诺曼·S.戴克中尉。他来自师部。高挑的个儿，长得很帅，受过良好的教育，讲话一副军人腔调。给人的印象很好。

*　*　*

在营部当副营长，温特斯每天都能接触到尼克松，尼克松现在担任营的作训参谋。他俩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温特斯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尼克松的父亲却极为富有。温特斯10多岁的时候还没离开过宾州，而尼克松已经在欧洲的许多不同地方住过。温特斯毕业于一个小的学院，而尼克松毕业于耶鲁。温特斯从不饮酒，而尼克松嗜酒如命。但两人却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本职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为本书接受采访的每一位E连战士都说，温特斯是他曾见过的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而尼克松是他在战争中所知道的最睿智的参谋军官。

“尼克松早晨总是赖床。”温特斯说。11月的一天，温特斯想早点开始工作。尼克松和平常一样，根本叫不醒。温特斯走到他的床前，他还在睡袋中，温特斯抓住他的双脚，掀到他的肩膀上。

“还不起床？”

“走开，不要碰我。”

温特斯发现大水壶是半满的。于是扳住尼克松的双脚靠肩，又抓起水壶，开始将里面的东西往尼克松脸上倒下。尼克松睁开眼睛，吓傻了。“不要！不要！”他求饶道。但是已经晚了，水壶里的东西已经倒下来了。此时温特斯才明白，尼克松并未将酒后吐出的东西吐到外面，而是吐在了水壶里。

尼克松吼叫着，大骂着，继而开始大笑起来。这两位军官决定到奈梅亨去调查一下，听说那里的军官可以洗热水澡。

*　*　*

整个战役仍然拖着。每天阴雨不断，而逐渐寒冷的天气更增添了痛苦。终于，11月下旬，加拿大部队开始接替101师。E连的换防发生在11月24日夜，当时E连撤出了前线。早晨，队员们登上卡车，返回法国休整，接受新兵补充，再洗一个淋浴，这些士兵已经69天没有洗过淋浴了。

E连于9月17日出征，共有官兵154人。从荷兰撤出时官兵为98人。中尉布鲁尔、康普顿、海利格、查尔斯·哈德森及45名士兵受伤。阵亡的E连官兵有小威廉·杜克曼、詹姆斯·坎贝尔、弗农·门兹、威廉·米勒、詹姆斯·米勒、罗伯特·范·克林肯。在诺曼底，E连已有65人伤亡，因此到11月底，伤亡人数共为120名（其中有些两次战役均负了伤），没有一名被俘。

卡车沿着“地狱公路”行驶，荷兰人列队在公路两旁欢呼自己的解放者。车队经过奈梅亨、于登、威格海尔、艾恩德霍芬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听到荷兰人喊“9月17日”。

E连的战士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征服的英雄。军士长利普顿总结道：“在广播中‘安海姆的安妮’说过，‘你们可以欣赏我们的音乐，但是却不能在我们的街道上行走’。她说得对。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安海姆。”

第10章　休息，恢复，重新装备

大莫米昂
1944年11月26日—12月18日

11月26日凌晨4点，E连到达莫米昂兵营，位于大莫米昂村外（附近是小莫米昂村），距离号称大教堂城和香槟中心的兰斯大约30公里。莫米昂作为一个戍兵重镇至少有1998年的历史——裘力斯·恺撒和他的罗马军团在公元前54年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法国军队在这里建立军营长达数百年，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驻军。莫米昂地处平原，向南是马恩河，向北是埃纳河，位于历史上通往巴黎（或者通往莱茵河，这要看入侵者是谁）的通道，这块土地数个世纪以来见证了很多战争。最近，这里遭受1914年到1918年战争的摧残，上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弹坑和堑壕随处可见。美国步兵曾于1918年在附近的蒂埃堡和贝琉伍德作过战。

从前线转移到担任卫戍任务的过程很快。在兵营的第一天，主要任务是洗淋浴，找个机会洗衣服；第二天E连进行了行军操练；第三天进行的是炮火掩护下的常规撤退队形训练和检查。11月30日，邮件抵达队员们手中，士气为之大振。

人们也许会想，在前线待了两个多月，这些伞兵们一定想好好睡上一个星期。但是经过两个晚上战士式的奇妙睡眠，小伙子们需要体能的释放，需要用某种荒唐的方式来释放积聚已久的紧张。12月1日，每个人都获得了到兰斯的通行证。宿营在附近的82师的战士们也一样。两个师混在一块儿很容易引发骚乱。尽管兰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所在地，到处是宪兵，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喝酒。有很多人醉酒，有很多人想要打架。

“那只老鹰在叫个啥？”一名82师的士兵遇到佩戴“啸鹰”臂章的伞兵时，便问他的伙伴。

接下来便听到“救命！救命！救命！”。一场打斗即将开始。12月4日，所有到兰斯的通行证都被取消，因为正如一位伞兵说的那样，“小伙子们进了城就不乖了”。

师里想办法来释放小伙子们过剩的精力，举行了5英里行军、阅兵及许多健身操活动，还组织了棒球、篮球和橄榄球比赛。橄榄球设备是向空军借用的，是他们从英国空运过来的。506团和502团之间为即将在圣诞节进行的橄榄球比赛进行了选拔赛；参选的队员每天训练3个小时甚至更长。师里还举办其他一些娱乐活动，建起3个电影院，开放了红十字俱乐部。饭菜非常好。

来到莫米昂几天以后，吃完晚饭，士兵们在饭厅拿到了薪饷。马拉其中士领过后，正要出门，看到有人正在玩双骰子游戏。一位赌运亨通的人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大堆钞票。马拉其想，他不可能继续掷赢，于是就开始与他对赌，几分钟时间就输掉了3个月的薪饷。他离开食堂，想想自己真愚蠢——倒不是因为赌博，而是因为自己连骰子都没碰一下就输了个精光。

回到营房遇到“指挥官”穆克。另一场掷骰子赌博仍在进行。马拉其问穆克是否想赌，穆克回答不，他一直入不敷出。另外，还掉先前的赌债只剩下60美元了。马拉其缠着他借了60美元，又去赌上了。15分钟后，他就赢了一叠法国法郎、英镑、美元、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对这些货币汇率的争论在赌场周围非常激烈；这些家伙，大多数在中学读书时候讨厌数学，而且老不及格，不过现在却还能算清楚。）

马拉其拿着钱又来到了军士俱乐部，又加入了一场20来号人的赌博中。他甩出60美元（从穆克那儿借的数目），他赢了。他继续下赌注。又赢了。他赢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掷他押上3000美元。又赢了。

带着6000多美元，差不多接近全连的薪饷总数，他不敢退出赌局。他将大额法郎放进口袋，一直赌到将桌面上所有的美元、英镑、荷兰盾和比利时法郎全部输掉为止。回到营房，他归还了穆克的60美元，外加500美元的小费。他还剩下3600美元。

*　*　*

战士们开始整修兵营。之前占领该兵营的是德军的两个步兵师，还有几支轻骑兵中队。德军的每日评比表、宣传海报等东西仍贴在墙上。这些东西被弄了下来，马粪被清理干净，床铺修理好了，厕所和道路也整修一新。“贯穿始终的、像一条金线的是，”506团的《科拉希》报纸剪贴簿写道，“对获得通往巴黎的通行证的期待。早晨，中午，晚上，无论你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师里的政策是战士可以以连为单位进入巴黎，一次一个连。去过巴黎回来的人讲述的故事盖过了他们父辈在1918—1919年逛巴黎城的经历。而那些等待的人无休无止地讨论着他们到了那里将干些什么。

有些个人弄到了通行证。其中有几个人却浪费了。迪克·温特斯拿到了一个通行证；他来到巴黎，坐上地铁，一直坐到底，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当天最后一趟车。天黑了，城里停电，他只好步行，直到午夜后才回到旅馆，第二天坐火车返回了莫米昂。“那是我在巴黎的非常愉快的夜晚。”来自密西西比州朗兹县的二等兵布拉德福德·弗里曼，也弄到了一张到巴黎的通行证。46年后，他回忆了他在这座“灯光之城”度过的一天，“我不喜欢我所看见的东西，因此我返回了营地。”

看来进巴黎犯不着着急了，因为总的感觉是这些伞兵要在兵营一直待到来年春天好的出征气候来临为止。那时他们有望空降到莱茵河另一边的德国去。这一想法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因为泰勒将军飞回美国参加会议，讨论美国空降师的组织和装备方面的变化的提议。12月10日得到了证实，泰勒的副手杰拉尔德·希金斯准将和5名101师高级军官飞赴英国，要进行一系列关于“市场花园”的讲座。101师交由101师炮兵司令安东尼·麦考利夫准将指挥。

*　*　*

老兵陆续从医院回来，新兵也在增加。“莽汉”康普顿重新回到E连，他在荷兰受的伤已经康复。上周在荷兰前线补充进来的杰克·福利中尉现在成了2排助理排长，在康普顿的手下。福利回忆道，队员们“是一个混合的群体，有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些只是在荷兰初试牛刀，当然也有刚补充的新手”。

从美国来的新兵，十八九岁，天真无邪。尽管老兵只是大上一两岁，但已经足够让新兵感到害怕了。老兵们应该在离开荷兰的时候将尚未使用的弹药上缴，但是没有一个上缴。他们在莫米昂营地横冲直撞，皮带上挂着手雷，背带上别着一匣匣子弹，还有刀子和其他（未经批准的）随身武器。在新兵看来，老兵简直就像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帮杀手。而在老兵的眼中，新兵还很“嫩”。连长戴克中尉，韦尔什，沙姆斯，福利，康普顿以及其他军官一心想将新兵融入整个团队，使他们达到E连的团队精神标准和个人技能标准，但是由于老兵并不把野战演练当回事儿，工作做起来很困难。

到12月第二个周末，E连的士兵数量有所增加，达到编制数的65％左右，但军官的数量却达到112.5％，戴克任连长，韦尔什任副连长，每个排有两名中尉，另有一名备用。换句话说，空降司令官们认为在下一次行动中，下级军官的伤亡会最高。现在韦尔什成了E连最老的在任军官，但是他没有经过托科阿基地的训练。参加过E连在诺曼底战斗的只有韦尔什和康普顿；在荷兰待过一段时间的只有韦尔什、康普顿、戴克、沙姆斯和福利。

倒是那些士官们的存在保证了E连的连续性，将整个E连凝聚在一起。这些在托科阿训练营从当二等兵开始的军士有利普顿、塔尔伯特、马丁、鲁兹、珀康特、穆克、克里斯坦森、兰德尔曼、雷德、戈登、托伊、瓜奈若、卡森、博伊尔、古思、泰勒、马拉其等。许多托科阿时的E连军官升任506团部或者2营营部参谋军官，因此有助于E连保持着这种连续和统一。这些军官有海斯特少校（团作训股长）、马西森上尉（团后勤股长）、温特斯上尉（副营长）和尼克松上尉（营情报参谋）。然而，总的来说，经过半年的战斗，E连补充了许多新的官兵，但其核心仍然是那些军士们——那些在1942年炎热的8月在托科阿训练营地跟随索贝尔上尉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人员。

*　*　*

当初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弟兄中有许多现在正躺在英国的医院里，有些人永远不能再跑了。没有伤及骨骼的伤员正在恢复。牛津城外的美军110总医院里，E连1排的3名队员住在同一个病房。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和下士托马斯·麦克里里都是在10月5日受的伤，韦伯斯特是腿伤，利布高特是肘部伤，麦克里里伤在颈部。韦伯斯特在练习写作。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伙伴们：“120磅重的利布高特曾经是旧金山的汽车司机，是全连最瘦的队员。在经常囊中空空的情况下，他是E连最滑稽的队员之一。他还有个特点，他是伞兵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犹太人之一。另外，他和麦克里里已届30岁，是连里的兄长。麦克里里是一个无忧无虑、心地善良的家伙，身材不高，按他的说法，他是在啤酒瓶子里养大的，是在匹兹堡的‘汽车酒馆’受的教育。”

根据韦伯斯特的记述，“110总医院最快乐的病房是截肢病人监护室，那里的大多数小伙子明白对于自己来说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大声笑着，开着玩笑，谈论着家乡。”韦伯斯特使用“大多数”而不是“所有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些受了百万美元伤的弟兄当时是不会掏一个子儿的。利奥·博伊尔住在110医院的另一个病房，他写信给温特斯说：“亲爱的长官，现在我到了这个分上，天晓得我该写些什么！

“经历了这两次战斗，我觉得一个人要记住的并不是伤口带来的巨大惊恐，而是你知道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无缘战斗——对于我这种情况，将是很长的时间。

“我并不指望我能够在圣诞之前站起来，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恢复如初。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肌肉和组织损伤，但是面积大，不容易移植。

“长官，我希望你照顾好自己（不是仅仅锻炼身体），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真是难得，能胜任你的位置的人肯定没有。”他在信中还提到：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利奥·马兹、保罗·罗杰斯、乔治·鲁兹、比尔·瓜奈若等在不同时间住进110医院的弟兄都来看望过他。

44年后，博伊尔写道：“脱离‘伞兵’的生活——离开我的伙伴，不再跳伞——我从来都是心有不甘。对那种生活，我已经迷上了，可以说上了瘾。在医院长达一年的康复期间，我觉得受了愚弄，我常对此耿耿于怀，怏怏不乐。”

利布高特请求出院，回到岗位，得到了批准。麦克里里、瓜奈若还有其他人都回到了岗位。前面提到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战斗，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与别人一道去战斗，而他们希望是和E连一起战斗。“如果我有别的选择，”韦伯斯特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不会再打仗了。如果没有选择，那么我要回到E连，为下一次伞降做好准备。如果我会牺牲，我希望早点到来。”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认识到没有出路，认识到我们将飞赴德国，然后驱车直奔太平洋参加中国的战斗，这并不是说有什么值得乐观。跟步兵一样，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受伤，然后被送走。”

韦伯斯特转到康复病区，12月底，转到了位于英国蒂德沃斯的第12新兵站。这个新兵站和与之齐名的第10新兵站一样，在整个欧洲战区都是臭名昭著，指挥官虐待成性，效率低下，管理方法吹毛求疵，肮脏不堪，伙食差，总体情况比军队的监狱好不了多少。显然，军队希望这里差得一塌糊涂，这样那些伤病康复的，或者部分康复的，或者至少不用支撑能够行走的老兵们，就会考虑回到前线改善一下。吉姆·阿利在荷兰受的伤，在英国的医院康复，从第12新兵站不假而别，搭便车到阿弗尔，然后于12月15日抵达莫米昂。以同样方式回到前线的还有瓜奈若等人。

韦伯斯特没有这么做。很久以前他就养成了在军队生活的习惯，从来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他是个知识分子，既是这种军旅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同样也是一个参与者。他几乎是唯一一名从托科阿营出来却连军士也不是的成员。许多军官想让他当班长，但是他拒绝了。他来到这里是要履行职责，他做到了——他从未让一个伙伴在战斗中倒下，无论在法国，在荷兰，还是在德国——但是他从来不自愿做任何事情，他对升迁提拔不屑一顾。

*　*　*

在莫米昂，大家情绪很高。既然E连在此多少也算是永久性的驻守，那么战士们就有望收到更多的邮件，也希望圣诞包裹能够寄到他们的手中。还可以盼着全连休假去巴黎；运气好的话E连或许能在巴黎过除夕。另外，圣诞节将举行橄榄球比赛，之后是火鸡大餐。橄榄球比赛的赌注下得很大，练球的时间越来越长，难度越来越大。

从征战于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的一个步枪连的视角来看，圣诞节之后的前景似乎也相当不错。至少在3月中旬之前E连不会有战斗任务。3月中旬以后他们会空降德国，之后是飞赴太平洋到中国作战或者空降日本。但所有这些都还遥远得很，因此E连准备好好过个圣诞节。

士官们在莫米昂都有自己的营房。12月16日夜晚，马丁、瓜奈若和其他一些人买来一箱香槟酒，带回营房。他们喝不惯起泡的香槟酒。马丁打开几瓶，其他人拿来水杯；他给他们倒得满满的。

“噢，见鬼！约翰尼，”克里斯坦森说道，“不就是汽水吗，天哪！”

他们将世界上最好的香槟酒当成汽水喝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场打斗爆发了，“我得说我也参加了，”马丁承认道，“我们将所有的床铺都掀翻了，钉子露在外面，我的脚扎进了钉子，天哪！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战场。”

军士长卡伍德·利普顿走进营房，看了一眼，开始吼道：“你们这些混蛋是要当头儿的。一帮士官竟把这里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他叫他们把这一团糟清理干净后才允许他们睡觉。

同一天晚上，温特斯和尼克松是唯一留在营部的两个营级军官。其他军官都请假到巴黎去了。二等兵乔·勒斯纽斯基到莫米昂的一家剧院看电影去了。他看的电影由玛琳·黛德丽主演。戈登·卡森早早上床睡觉，他要为早晨的橄榄球训练养精蓄锐。

温特斯和尼克松在电话中得到命令说所有通行证全部取消。在剧院，灯光亮了起来，一位军官跨上舞台，宣布德军在阿登突破了防线。内务值班军士将卡森、戈登还有其他人叫醒，他打开灯，通报了德军突破的消息。“住口！”这帮爷们儿朝他喊道，“滚出去！”那是第8军的事，是第1集团军的事。他们又睡起来。

但是早晨，起床号响过集合的时候，戴克中尉告诉他们，“饭后原地待命。”他没有按惯例将他们带出去训练。“原地待命”是命令。戴克叫他们打扫营房来消磨时间。显然，阿登发生的事情肯定要波及到82和101空降师。

*　*　*

希特勒于12月16日在阿登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规模比他1940年在同样的地方向法国军队发起的进攻大得多。他成功地实施了突然袭击。在阿登的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与美军第8军对峙的德军有4个师的兵力。事实上，到12月15日，纳粹国防军在阿登地区对面的艾费尔高原有25个师。德军突袭成功，其规模比得上1941年6月的巴巴罗萨突袭，或者偷袭珍珠港。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这次进攻毫无意义。对希特勒来说，派上其所有的装甲部队发动一次毫无真正战略目标的进攻，是非常愚蠢的，这次进攻不可能持久，除非他的坦克能够幸运地完好无损地占领美军的主要油料库。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防御方的错误在于过分自信。甚至在“市场花园”失败以后，盟军依然相信德国人已经在垂死挣扎了。在艾克的指挥部，人们考虑的是盟军能够怎样对付德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可能会怎样对付他们。那种感觉是，如果我们能从大西洋壁垒后面出来将他们抓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这种态度自上而下直接波及到士兵层。101师的中士乔治·科斯基马基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又是一个安静的星期天。……电台宣布德军向第1集团军的防线发动一次大的进攻。这应该会折断德军的后背。”[27]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进攻者的隐蔽和欺骗手段很高明。他们在艾费尔高原集结了两支大军，却逃过了盟军情报部门的眼睛。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电台，将艾克的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引向了阿登的北部地区，以防德军发起的任何反攻（盟军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德军有可能发动反攻）。6个月前，D日的前夕，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几乎一字不漏地研究了德军在诺曼底的战斗序列。而12月份，在德军进攻的前夜，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对德军的战斗序列只是粗略地不求甚解地看了看。

让盟军上大当的地方还有德军的战斗意志、德军的物资装备情况、希特勒的大胆以及德国军官们在进攻战术上的技巧（盟军中的美国将军们没有任何防御德国进攻的经验）。

所有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最大的战斗，也是美国陆军所打的最大的一仗。人员伤亡大得惊人：在参战的60万美军中，阵亡将近2万，被俘2万，受伤4万。两个步兵师被歼灭；其中106师有7500人投降，是对德战争中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近800辆美国谢尔曼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被毁。

战斗于12月16日寒冷有雾的黎明打响。德军在多处攻陷第8军脆弱的防线。希特勒希望凭借恶劣天气瓦解盟军的最大优势——空中力量（在地面，无论是人员还是装甲，德军都超过美军）。希特勒指望出其不意，他做到了，他还指望美国人反应迟缓。他认为，艾克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意识到德军所做努力的重要性所在，再花上两三天的时间说服他的上司取消阿登南北的一切进攻，还要花两三天的时间才开始调遣重兵投入战斗。他希望到那时，德军的装甲部队将已经在安特卫普城内。

只是他这最后的算盘打错了。12月17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做出了全面战斗的关键性决定，除了自己的参谋人员，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他命令十字要道巴斯托涅市无论如何要守住。（在阿登崎岖不平的山区，巴斯托涅相对平坦，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为各条道路的交会口。）由于在阿登南北都部署了进攻的兵力，艾克并没有战略后备军可用，但是82和101空降师正在休整，因此正好可用。他决定利用这些伞兵来堵住防线的缺口，并占领巴斯托涅。

最终，艾森豪威尔使用他的秘密武器击碎了希特勒的梦想。德军的许多物资一度仍然靠马去拉，而美国人在法国就已经有成千上万辆卡车和拖车，用来从诺曼底的海滩将人员、物资、汽油运往前线。艾克命令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活儿，开始向阿登运送增援部队。

这种反应的速度只能被称为难以置信。仅仅12月17日一天，11000辆卡车和拖车向阿登运送了60000部队以及弹药、汽油、医疗补给和其他一些物资装备。战斗的第一周，艾森豪威尔就调遣了25万人和5万辆车辆进入战斗。这是一种高度的机动性。这一成就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越南战争，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都没有如此迅速地调集如此多的人员和如此多的装备。

*　*　*

E连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戏剧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多亏了运输大队及其司机们，他们多数是著名的红球特快运输队的黑人战士。12月17日20点30分，艾克给82师和101师的命令到达各师师部，命其向北朝巴斯托涅进发。命令逐级传达到团、营，直到连——做好战斗准备，早晨卡车到来后，他们就出发。

“我不走，”戈登·卡森说，“我要准备圣诞节的橄榄球比赛。”

“不，你不用准备了。”戴克中尉说道。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准备工作。莫米昂没有弹药库，队员们身上只有从荷兰带出来的一些弹药，其他一点弹药也找不到。E连的人员和装备均未补充完全。有些人没有钢盔（他们有橄榄球头盔，但不是钢的）。E连缺两挺机枪及机枪手。战士们还没有领到冬装。他们的靴子没有衬里，也不防水。他们没有冬天穿的长内衣，没有长的毛袜。他们搜寻着能够找到的一切，但是并不多。甚至连K级干粮也短缺。此时，E连要出征迎战德国防军的最后一次最大的进攻，但是却人员不足，服装不够，装备不充分。

E连的出征也是盲目的。甚至连麦考利夫将军都不知道101师要开往何处，那么当然辛克上校就无法传达给温特斯上尉，而温特斯也就无法传达给戴克中尉。大家知道的一切就是，德国人在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美国军队整个在后退，因此得有一支部队将这个缺口堵住，而这支部队就是空降兵。

由于天气原因无法空投，不管怎样，能否迅速集中足够的C—47运输机以满足需要，很值得怀疑。相反，运输大队以最快速度行动，千方百计从全法国尤其是阿弗尔和巴黎之间的地区调集了卡车。宪兵们将卡车拦下，军需部队将卡车卸空，卡车司机——许多在路上已经驾驶很长时间，非常需要休息一下——被告知要马不停蹄地赶到莫米昂兵营。

12月17日夜幕降临时，开始踏上征途了。到12月18日9点，第一批卡车和拖车抵达莫米昂。需要运输101师的11000人的380辆卡车中的最后一批于17点20分到达。到20点，最后一名队员登上卡车。

就在E连出发之前，马拉其一阵慌乱，他想起腰里还揣着3600块钱呢。他让康普顿中尉帮忙解决，康普顿帮他联系上师里的财务官，财务官说他必须将钱存起来，但是如果存起来的话，不到战斗结束不得动用。马拉其很是乐意，他递上钱，接过收据。爬上拖车后，他美滋滋地盘算着，战争结束后回到俄勒冈大学上学，用不着去洗盘子挣学费了。

*　*　*

“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二等兵弗里曼回忆道。温特斯上尉却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在那里你就像一头牲口，被装在运牲口的车里一样。”车队出发了，卡森有滋有味地回想着一直企盼的橄榄球比赛，而此时却身处异境，于是哼起了歌曲《今天大不同》。

卡车上没有凳子，也没有什么缓解颠簸的余地。每一次转弯的时候战士们都是东倒西歪，每一次颠簸都将他们颠起老高。这可真让肾脏吃不消——只有当卡车停下来靠拢的时候才能下车“方便”——还有腿也受不了。一路上，卡车的灯光打得通亮——为了抢速度不惜冒风险——直到比利时边界才熄了灯。

伞兵们乘坐卡车行驶在路上，第8军定下了使用他们的地方。82师将作为此次突防的北翼，前往圣维思；101师将赶赴巴斯托涅。

在离巴斯托涅几公里外，运送E连的卡车停下了。战士们跳出卡车——他们称之为“后挡板跳”——他们“方便”起来，伸展腰肢，嘟嘟囔囔，之后排成纵行，准备步行进入巴斯托涅。他们能听到交火的声音。“我们又来到战场了。”二等兵弗里曼说。

队伍在公路的两侧行进着，向前线进发；道路的中间是战败下来的美军，他们从前线落荒而逃，溃不成军，犹如乱众。许多人扔掉了步枪、大衣，所有的累赘。有些人惊恐万分，颤颤抖抖，筋疲力尽，喊道：“跑啊！跑啊！他们会干掉你的！他们会杀死你的！他们什么都有啊，坦克，机枪，空中力量，一切！”

“他们简直胡说八道，”温特斯吼道，“真可怜。我们为他们感到羞耻。”

E连和2营的其他连行军进入和走出巴斯托涅（居民们给他们端出热咖啡，但是没有太多别的东西）时，每个人首先想的都是弹药。“弹药在哪里？没有弹药我们怎么打。”溃败的部队可以提供一些。“有子弹吗？”伞兵们会问一些还没有完全被吓破胆的人。“当然有，兄弟，很高兴交给你。”（戈登讽刺地写道，交出了弹药，这些撤下来的人也卸下了自己继续坚持和战斗的责任。）E连尽管没有足够的弹药，但是仍然朝着战火的声音进发。

出了巴斯托涅朝东北方向前进时，炮声越来越大。不久，炮火声夹杂着轻武器的声音。“弹药究竟在哪儿？”

少尉乔治·C.赖斯得知了缺乏弹药的情况。他是第10装甲师B战斗司令部德索伯里分队（该部队在重大压力下经福瓦从诺维尔撤回）的后勤官。他跳上自己的吉普车，驶往福瓦，在那里将一箱箱手雷和M—1子弹装上吉普车，掉头驶来，遇到了从巴斯托涅出来的部队。伞兵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将弹药分发给他们。看到弹药还差得很远，便又返回福瓦的弹药库，找来一辆卡车，将卡车和吉普车装满武器弹药，驶回迎面走来的部队。他让自己的手下一把一把地将弹药抛给了伞兵们。官兵们手脚并用，拼命抢着一匣一匣的M—1子弹。交火的声音以及撤退下来的美军脸上的惊恐表明，他们拿到的每一颗子弹都用得上。赖斯少尉源源不断地运来子弹，直到每个战士拿不动为止。[28]

E连向福瓦进发，枪炮声更加激烈。走在前面的506团1营已经进入诺维尔，在激烈的战斗中正遭受着打击。辛克上校决定将3营推进到福瓦，命2营保护团的右翼。E连进入一片林地和空旷地，该地带在巴斯托涅—福瓦—诺维尔公路的东面，左侧就是公路。F连在该地带的右侧，D连待命。

枪炮声越来越近。在后方，即巴斯托涅南面，德军正要切断公路，完成对巴斯托涅地区的合围。E连没有炮火，也没有空中支援，他们缺少食物、迫击炮弹和其他必需的装备，气温开始猛降到冰点以下，他们却仍然没有冬装。不过多亏了赖斯少尉，他提供了手雷和M—1子弹。

101师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这样称赞E连、2营和506团：“到了这里，我们并不是特别兴奋的。传言说到处都是德国佬，而且其进攻凶猛。我们没有想到撤退，其实压根儿就没去想。我们只是认真地挖着掩体，挖得很深；等待着，不是等待神话中的超人，而是等待着曾经被你两次打败过而且还将被打败的敌人的到来。你先是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你的伙伴都在准备。看到比尔在那里，你觉得信心十足。你知道他完全可以信赖。”

第11章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巴斯托涅战役
1944年12月19—31日

12月19日，E连作为巴斯托涅环形防线的一部分进驻福瓦以南的前线。它实际上是这个包围圈上的一辆战车。圈内有第101空降师，第10装甲师第2战斗群，以及第463野战炮兵营。为了对抗这支队伍，德军竟派出了15个师，其中4个是装甲师，并有重炮兵支持。

仗打得十分激烈，损失惨重。19日和20日，506团第1营在第10装甲师德索伯里分队的支援下，把德第2装甲师拖住在福瓦东北部的诺维尔。第1营20日撤到福瓦后面时600人中共有13名军官和199名士兵阵亡。第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共同歼灭了至少30辆敌军坦克，伤亡敌军500至1000人。最为重要的是，在环绕巴斯托涅建造防御工事期间，他们拖住敌军达48小时之久。

在防御圈混乱不定的情况下，E连和其他连队都急需那段时间。E连的左翼在巴斯托涅—诺维尔公路上，与公路另一侧的第3营相连。位于2营右翼的D连，一直延伸到奥尔特的火车站，但却并未与第501伞降步兵团相接。温特斯担心3营不在指定位置；他派尼克松去团部核查；尼克松回来报告说3营已在指定位置。

E连在一个树林中，前面是一片牧场，斜坡一直延伸到1公里外的福瓦村。那片树林长着一排排直径有8—10英寸的松树。士兵们在树林内侧几米的地方挖了散兵坑，建起主防线，并在树林的边缘建了哨岗。温特斯在树林南部边缘、紧靠着E连后面的地方建起了营部。主防线的第一夜很平静，甚至无任何战事；战斗远在北面4公里外的诺维尔。

12月20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整片树林和牧场。温特斯起身巡视四周。在左边，他看到一个德国士兵穿着冬大衣从树丛中冒出来。那个兵没带枪，也没带背包，走到一块空地中间。温特斯身边的两个人本能地把枪抵到肩窝，但温特斯用手示意他们不要开枪。他们看着德国兵脱下衣服，扒下裤子，蹲下去解手。温特斯看到他完事后，便用他最好的德语喊道：“过来！”那个士兵举起双手，走过来投降。温特斯搜遍了他所有的口袋，只发现几张照片和一点发硬的黑面包片。

“想想看，”温特斯评论说，“一个德国兵，在清晨出来大便，在树林里转错了向，走到了我们的队伍里，竟然经过了连部和营部才被活捉！可想我们第一夜放的是什么哨！”

那天迷路的不仅仅只有德国兵。卫生员拉尔夫·斯皮纳和二等兵“宝贝”爱德华·赫夫龙回巴斯托涅去搞药品。在战地救护站斯皮纳弄了些想要的东西（101师的药品已经越来越少，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E连的人匆匆吃了顿热饭，虽然不想离开炉子，但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不得不归队。

赫夫龙提议从树林里抄近路，斯皮纳同意了。赫夫龙带路，突然他掉进一个坑里。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叫，随后赫夫龙下面有声音大叫：“欣克尔，欣克尔，是你吗？”

赫夫龙迅速跳出散兵坑，向反方向拔腿就跑，大叫：“去他妈的欣克尔，德国佬！”他和斯皮纳掉转方向，最后总算找到了E连的岗哨。

（斯皮纳回忆这件事后说：“直到今天，每次看到‘宝贝’，我就问他欣克尔还好吗，或者问他最近看到欣克尔了吗。”）

在连队中，卫生员是最受欢迎、最受尊敬、最受感激的人。他们的武器是急救箱，在前线哪儿有人喊受伤哪儿就有他们。福利中尉对卫生员尤金·罗就赞赏有加：“哪儿需要他，哪儿就有他，你经常不知道他是怎么到那儿的。他的勇敢、他对伤员的英勇救护从未得到承认。在一次激烈的交战中他的事迹尤为突出，之后我就推荐他获得银质奖章。可能我用词不妥，也许戴克中尉不同意，或者被上面的什么人搁在了一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有士兵因为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在枪林弹雨的旷野和森林里穿梭，应该获得一枚奖章的话，那他一定是我们的卫生员尤金·罗。”

*　*　*

12月20日，506团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的剩余人员撤离诺维尔，进入后方。E连等待的攻击并未发生。1营沉重地打击了德军，致使他们转而去攻打防御圈的其他地方。E连遭到了大炮和迫击炮火的轰击，但没有受到步兵的攻击。

12月21日下了一场雪，雪很软，但很干。雪不断地下，积了6英寸……12英寸。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甚至树林里也刮起了风。官兵们感到生来从未有过的寒冷。他们只穿着伞兵靴、作战服和战壕雨衣。没有羊毛袜，没有长内衣裤。有人跑到巴斯托涅，取了些面粉布袋和床单回来，可以稍稍御寒、遮挡一下。在散兵坑里和哨位上，他们把毯子裹在身上，把粗麻布裹在靴子外面。粗麻布在雪里浸湿后，靴子、袜子也都湿了，寒冷刺骨，不住地打冷战。战士们看上去就像是乔治·华盛顿在福吉谷的部队，而且还要挨子弹，没有藏身之地，更谈不上生火取暖。

与第1集团军在一起的情报处长拉尔夫·英格索尔上校是这样描绘刺骨的寒冷的：“我穿着毛内衣、毛军装、装甲部队作战服、一件有弹性袖口的装甲部队野战夹克、一件厚重的带衬里的战壕雨衣、两双厚厚的毛纺袜、一双作战靴，外面还套着橡胶套鞋、围着围巾，但行驶在阿登地区，我从未记得暖和过。”[29]

E连的战士们没有像样的袜子和橡胶套鞋，脚总是又冷又湿，战壕足病很快就成灾了。卡森下士记起有人教他按摩脚可以防止战壕足，于是就脱了靴子，按摩起脚来。一颗德军子弹射来，击中了他所在散兵坑上方的一棵树，碎片撕裂了他的脚，切入了他的大腿。他被撤回巴斯托涅。

在镇上建起的医院里，“我向四周看了看，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伤员。我叫来一名医生，说：‘嘿，你们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伤员？我们有部队在撤退吗？’”

“你没听说吗？”医生回答。

“我他妈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麦考利夫将军关照每个伤员都要有酒聊以慰藉。医生给卡森一瓶薄荷甜酒。“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酒，但直到今天我还爱喝这种薄荷甜酒。”德国空军当晚轰炸了那个镇。卡森趴在手和膝上以减少震荡。他病了。“谢天谢地有个头盔，我那瓶喝剩一半的薄荷甜酒在头盔里还绿着呢。”

大多数情况下，E连官兵的食物只有K级干粮，还不及当初在莫米昂的时候。连队炊事员想在天黑后给大家端碗热饭，但送到散兵坑士兵手中时早已凉了。饭菜主要是白色菜豆，据雷德中士说这种豆“看着就让人作呕”。炊事员乔·多明格斯找了些起酥油和玉米粉，做成玉米糊，送到时也已冰凉了。士兵们只得用K级干粮中的柠檬粉拌上雪做成甜点。

在前线，白天艰难，夜晚更加痛苦。白天，虽然炮火时断时续，有时还有机关枪打过来，但狙击兵却一直很活跃。到了晚上，不祥的寂静常被敌军迫击炮恼人的轰声打破，紧跟着是伤员的呼叫声和“大家就位，准备迎战”的命令声。随后又是一片不祥的寂静。

每隔两个小时，排里的士官就叫醒散兵坑里的两个士兵，带他们到哨位换岗。“去哨位的那段路总令人惶恐不安，”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你看着每个影子都觉得可疑，每个声音都好像不对头。很不情愿地走近哨位，哨兵的影子又看不清楚……是德国人吗？这个疑团总是不散……然后终于认出了美军头盔。你觉得这种情况挺可笑，但毕竟是给换下来了。你转身回到散兵坑。这一过程每两小时就得重复一次。”

在散兵坑里，弟兄们想睡会儿觉，但地方太狭窄了（通常只有6英尺长，2英尺宽，3至4英尺深，住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睡着。不过，两个人躺在一起至少可以相互取暖。赫夫龙和二等兵艾尔·维托第二夜倒是着实地睡了一觉。维托的腿重重地压在了赫夫龙的身上，把他弄醒了。维托开始摸赫夫龙的胸脯，赫夫龙用胳膊肘在他的肚子上捅了一下。维托醒过来，质问怎么回事。赫夫龙气呼呼地告诉他后，他笑了，说梦见了自己的妻子。

“艾尔，”赫夫龙说，“我帮不了你，因为我穿着作战靴、伞兵裤和战壕雨衣，脱不下来。”

在其他的散兵坑里，士兵们相互闲聊，以此来缓解紧张气氛。中士雷德和二等兵唐·胡布勒来自俄亥俄河边的同一个镇。“唐和我整夜地聊，内容涉及家乡，我们的家庭，那儿的人，那儿的地方，我们怎就落到了这个鬼地步。”斯皮纳还记得和他散兵坑的朋友闲谈的情景。“我们谈政治，谈世界上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愿先能喝上一杯，再吃顿热饭。我们谈回家后打算做些什么，谈想再过一两周去巴黎旅行，看看歌剧。但是，谈得最多的还是回家。”

托伊中士刚从医院回来，不喜欢夜晚炮声间歇时的寂静。他常用唱歌来打破沉默。他最爱唱《我就要见到你了》。赫夫龙叫他不要唱，德国兵肯定会听到的，托伊还是唱。据赫夫龙说，“乔打仗比唱歌棒多了”。

*　*　*

坐在前线散兵坑里不好受，站岗更难受，出去战斗巡逻最糟糕。但总得有人去。第8集团军就是因为人手不够，巡逻不严，才在12月16日德军发动大规模袭击时措手不及，引起一片恐慌。

12月21日，皮科克中尉派马丁中士前往1排的各个散兵坑，通知“所有士官回排部集合，马上”。人到齐后，排长皮科克中尉厉声喝斥，止住了种种议论。“稍息。营里需要组织一个排进行战斗巡逻，我们排被推举担任这项任务。”他停了停，没人说话，又接着说，“我们知道德国鬼子就在我们主防线前面的树林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他们的主防线和哨所分布在哪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这些情况，可能的话捉几个俘虏回来。”

接着是一连串的提问。1班长克里斯坦森中士问道：“袭击的计划是什么？”

“各班取何位置？”迫击炮班的穆克中士问。

“我们在树林里失去联系后该怎么办？”2班长兰德尔曼中士问道。

皮科克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到树林后你们自然就知道了。”他只能这么答。克里斯坦森暗骂：狗娘养的，情况知道得这么少，肯定又是一次乱七八糟的行动。

“我们13时出发。”皮科克最后说。

“妈的。”克里斯坦森心里骂道。跟着这么个糊涂蛋，不计划好就潜入德军前线一定又是个巨大的、草率的、战略性的错误。但回到队里，他什么也没说，只命令他们备好武器弹药，准备13点出发。

12点时，1排在主防线后几米处集合，围在神父马洛尼的身边。他咏颂了圣餐前的祈祷词，宣布将赦免各位信徒所有的罪孽，向想要圣餐的弟兄发了圣饼，并祝大家“好运”。

将近13点时，全排在主防线后面的树林里集合。皮科克“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看着克里斯坦森。他没有作特别的指示，也没有交代计划，只是说：“好了，弟兄们，我们出发。”

一排人沿着铁轨进到全营的最右边。他们经过D连的位置后就开始向德军方向前进，铁轨在右，树林在左。大伙走得很慢，排成纵队，时不时地停下来。走出主防线约200米处时，皮科克叫军士们到前边来，下达命令说：每班成两路纵队，并派出两名侦察兵；各路并进，直至与敌军交上火。

1排冲进树林。不一会儿，各纵队彼此失去了联系，各班和本班的侦察员也失去了联系。雪软软的，踏上去没有吱吱嘎嘎的声音，万籁俱寂。德国人一挺机关枪来了个短点射，打破了沉静。2班的侦察员二等兵约翰·朱利安颈部被击中，3班的侦察员二等兵詹姆斯·韦灵也中了弹。

E连的机关枪手架好机枪，准备还击。1班的二等兵“哑嗓子”罗伯特·史密斯朝德军机枪的方向打了个长点射。他停下来时，德国人又打来一梭子。克里斯坦森大声喊马丁，没人应。叫兰德尔曼，没人应。叫皮科克，没人应。只有德军的枪声。

克里斯坦森想，1排的人所剩无几了。他又喊了一声。“大牛”兰德尔曼从树林里出来答应。“看到马丁和皮科克了吗？”兰德尔曼说没有。又一阵机关枪火穿过树丛射过来。

“我们必须转移。”兰德尔曼说。他和克里斯一起喊马丁。没人答应。“离开这个鬼地方。”克里斯提议说。“大牛”同意了。他们朝弟兄们的方向喊了声“撤”，然后撤回到铁路线。在那儿，他们碰到了马丁、皮科克和排里的其他人。

这次巡逻不是很成功。1排找到了德军的主防线，并发现德军警戒分队人不多而且拉得很开，但1排有一人牺牲——朱利安，一人受伤，却未能带回一个俘虏。当夜，他们待在散兵坑内不住地哆嗦着，吃着冰凉的豆角和自拌的糊糊，盼着天气能晴一点，以便101师能得到来自空中的补给。

*　*　*

随后几天的情况也差不多。E连派人巡逻，德国人也派人巡逻。偶有炮击。机关枪火零零星星。寒冷刺骨。药品短缺。没有热的食物，吃不饱。不断打战消耗的能量得不到补充。二等兵们睡眠不足。军官们几乎没有觉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大家四肢几近麻木，反应迟钝。

子弹穿过树丛时木片、树枝、树杆、金属片纷纷落在散兵坑上方。为保护自己，大伙想用长木头盖住洞口，但没有斧头砍树很困难。为解决问题，有人把两三具德军尸体盖在上面。

最令人发疯的是美国大炮不能回敬德军炮弹，也无法中止德军的行动。每当E连的哨兵看到德军的卡车和坦克在敌方前线来来回回，运来美国兵最缺的子弹和食品时，均感到万分羡慕。在后面的巴斯托涅，美军也有很多炮，包括105和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被包围的前几天他们很活跃，德国人刚想冲过主防线，美军就全力开火。但到23日，弹药就所剩无几了。温特斯记得听说唯一一门在他左边封锁福瓦—巴斯托涅公路的大炮只剩下三发炮弹，还得留着对付德军坦克——说不定它们会来攻打那条路。这也就意味着E连和2营没有大炮支援。而此时连里每门迫击炮只有6发炮弹，每个步枪手只有一布袋子弹，每挺机关枪只有一箱子弹。

好在那天雪停了，天也放晴了。C—47飞机投下了装备、药品、食品和武器。美国炮兵重新恢复了行动，遏制了德军在白天的活动，壮大了主防线的士气。K级干粮随着弹药一起发了下来。但供30口径的轻机枪和M—1步枪使用的子弹还是供应不足，24406份K级干粮只够吃一天左右。投下的毯子也不多，不够每人一条。

*　*　*

军官们留意着精神崩溃的迹象。温特斯注意到二等兵利布高特已处于发疯的边缘了，就把他要回营部当勤务员。这样利布高特就可以休息一下，缓解从主防线上带来的紧张情绪。“离前线只有50码之遥，紧张状况却有天壤之别。”温特斯写道。

需要去巡逻时，真不想动弹，甚至更想以战壕足、手脚冻僵或严重腹泻为由去救护站待着。“如果所有有正当理由的人都借此离开主防线去巴斯托涅救护站的话，”温特斯写道，“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主防线，最多也只能剩下一溜前方哨所。”

想通过自残干脆离开战场的念头也很强烈。早上8点才出太阳，下午4点天就黑了。在16个小时的长夜里，待在外面冰冷的散兵坑中（一到晚上洞真会收缩，地面冻结），很容易就会想到给自己的脚射一枪是多么简单。只有一点点疼——脚冻僵后觉不出疼——然后就能被送回巴斯托涅。在温暖的救护站，有热腾腾的饭吃，有床睡，一切全解脱了。

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但E连所有的弟兄都抗住了这种诱惑。的确有人脱下靴子和袜子冻伤了脚，离开了那里。但对于其他人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决不离开。温特斯写道：“有人受了重伤要撤离时通常非常高兴，我们也为他高兴——他可以离开这里去医院，甚至回家，活着回家。”

“若有人死了——他看起来很‘安详’，他的苦难就此结束了。”

*　*　*

圣诞夜的早上天刚亮，温特斯就出去视察主防线。他走过戈登下士时，“他的头上裹着块大毛巾，外面套着头盔。沃尔特坐在自己轻机枪后面的散兵坑边。他看起来像冻僵了，木然地盯着前方树林。我停下来，向后望了望他，突然意识到：‘天哪，戈登已经长大了！他是个男子汉了！’”

半小时后，8点30分，戈登给自己煮了杯咖啡。他把咖啡渣放在手榴弹盒里：“我用小煤气灶化了些雪，煮了这杯可人的咖啡。”他刚呷了口，哨兵就进来通知有德军企图渗入E连的防线。他的班长“勇士”泰勒中士叫他“赶快架好机关枪”。

戈登擦掉枪上和枪边弹药盒上的雪，告诉助手二等兵斯蒂芬·格罗茨基注意观察，提高警惕。德国兵射来一枪。子弹击中戈登左肩，从右肩穿出，掠过脊柱，他颈部以下瘫痪了。

他滑到散兵坑洞底。“杯子跟着我落下来，热咖啡洒在大腿上。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热气向上冒。”

泰勒和厄尔·麦克朗出去找向戈登开枪的人，找到后就把他射杀了。希夫提·鲍尔斯住在旁边的洞里。正如沙姆斯所愿，他完全康复了。希夫提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山里人，有印第安血统。年轻时常常去猎捕松鼠，能发现树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看见树上有个德国兵，他举起M—1，一枪就把那人毙了。

戈登最好的朋友保罗·罗杰斯和吉姆·阿利以及3排另一名战士冲向戈登。他们把他拉出洞，拖回树林里。戈登说：“就像把角斗士拖出竞技场一样。”到了个有遮掩的地方，他们把戈登放平后检查。卫生员罗过来扫了一眼就说伤势严重。罗给戈登用了些吗啡并准备用血浆。

利普顿中士过来看能帮些什么忙。“沃尔特脸色灰白，眼睛紧闭，”利普顿回忆道，“他看上去已奄奄一息。”天气异常寒冷，利普顿觉得血浆流得太慢，拿过罗的瓶，塞进衣服，放在腋下温热。

“我正低头望着沃尔特的脸，他突然睁开眼睛。‘沃尔特，你感觉怎么样？’我问。‘利普顿，’他说话的声音大得惊人，‘你踩着我的脚了。’我向后跳起来，往下一看，正是如此。”无线电呼来一辆吉普车，把戈登撤到救护站。

德国人继续攻打，并加强了火力。由于E连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合力反击，加上大炮的巧妙配合，德国兵伤亡惨重，最终撤退了。后来，利普顿数了数躺在树林前的德国兵尸体，共38具。韦尔什中尉受了伤，被撤了下去。

*　*　*

圣诞夜那天下午，官兵们收到了麦考利夫将军的圣诞祝辞。“你们会问：‘圣诞快乐’，这有什么可快乐的？”祝辞以这个问题开头。“这是因为：我们顶住了从东、南、西、北投向我们的枪弹。我们已经见识了四个德国装甲师、两个德国步兵师和一个德国空降师……德国人包围了我们，他们的收音机大声宣布我们的末日已到。他们的司令是这样傲慢无礼地要我们投降的。”（接下来是四段“德军司令”致“被包围的巴斯托涅镇美军司令”的信，要求“被包围的美军部队光荣投降，以免全军覆灭”，签署日期是12月22日。）

麦考利夫的祝辞接着说：“德军司令收到的回答如下：‘1944年12月22日。致德军司令：屁话！美军司令。’

“我们给祖国和家中的亲人贡献了一件珍贵的圣诞礼物，有幸参加这次英勇的战斗就是给自己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A.C.麦考利夫司令。”[46]

前线的战士并不像麦考利夫将军那样快乐。他们的圣诞晚餐只是冰凉的白色菜豆，而师部的人却在吃火鸡宴，餐桌上铺着桌布，摆着小圣诞树，刀、叉、盘齐全。[47]

在外面的主防线上，雷德中士很不忍心在圣诞夜让士兵们去站岗。

温特斯那晚的晚餐是“五颗白豆和一杯冷汤”。

他儿时的老友唐·胡布勒下士建议：“今晚为何不由我们值班，让他们睡觉。把休息作为一件圣诞礼物送给他们。”雷德表示同意。

夜幕降临后，他们来到哨位。他们真是冻得可怜。刺骨的寒风让人觉得远在零度以下。雷德回忆说：“这一夜我们谈起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人，他们在怎么过圣诞夜。唐肯定家里所有人都在教堂为我们祈祷。”

圣诞节那天，德军又发起了攻击，所幸的是E连在巴斯托涅的另一头。第二天，巴顿的第3集团军，以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率领的第37坦克营为先锋，突破了敌军防线。101师终于被解了围，与美军军需品供应站取得了地面联系。很快，卡车送来了充足的食品、药品和弹药。伤员得以撤到后方。

泰勒将军回来了，视察了前线。据温特斯称：“他神采奕奕。临离开前，他的指示是：‘小心前方的树林！’妈的，他以为他在华盛顿时我们在干吗？”

（温特斯对泰勒有意见。在一次采访时他说：“那时泰勒将军在华盛顿度完圣诞假回来了……”我打断他说：“这么说不公平。”“是吗？”“他是被召回去作证……”温特斯打断我的话，说：“我不想公平。”）

解围后他们看到了外界的第一批报纸。101师的官兵得知作战期间他们就已经成为了神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载，这个神话“被世界各地的新闻、广播大加渲染，一天一万份的地图指出在现代史上美军最惨重的崩溃浪潮中这个仍然坚持作战的地方。报纸和广播说，一个忧心忡忡的民族正需要鼓舞与希望，而几天来，每天清晨，映入人们眼帘的正是他们在坚持作战这一鼓舞人心的场面。他们的故事也就因此更加神奇了。陆军部早在部队开始行动之前就已向外界宣布该师已经进入巴斯托涅，所以在他们血雨腥风的一个月结束之前，外界已经认为101师是巴斯托涅堡垒的坚强战士。报纸和广播让人们看到：惊恐和失败情绪笼罩下的他们却英勇顽强；在生活条件差、天寒地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却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乐观；德军的一封劝降信和美军的一封两字回信；真正的战友情谊；……勇气加上战友情谊炼就了一支德军打不败的队伍”。

当然，第10装甲师的第2分队也在巴斯托涅，但媒体并没有提及。而且82空降师在突出部北端的战斗同样奋不顾身、伤亡惨重，这场战斗无论如何也是和巴斯托涅之战一样意义重大的。但他们没有被包围，因而也没有受到媒体对101师那样的关注。

然而101师还是有怨言。今天人们所知的突出部之战的故事，是乔治·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的一部解救了被困的101师，就像骑兵去救大篷车上的移民！101师的官兵谁也不认为他们需要别人来救！

*　*　*

被解围之后，101师的官兵们认为能回到莫米昂好好享受一下盟军世界里的赞誉，说不定还能去巴黎过新年。但是在巴斯托涅时的英勇壮举只是防御行动；盟军若想赢得这场战争还要继续进攻；加之德军已经离开了大西洋壁垒的固定阵地前出，变得相当脆弱，艾森豪威尔想抓住这次机会；但是，12月下旬时他面临的问题仍和中旬时一样——兵力不足。残酷的事实是西线的德军远胜于盟军。美军并没有征集足够的步兵师在两个战线作战——其原因在于战前政府决定大量缓召工农业劳力，又避免征召中老年男性。而且，炮弹也很短缺，因为9月份时看来欧洲战事有望在几周内结束，政府决定不再优先生产弹药。而艾森豪威尔若决定发起全面进攻，101师和82师就必须上战场。

进攻只是个时间问题。艾森豪威尔想在12月31日之前就发起攻击，但由于在突出部北端指挥（部队全是美国兵）的蒙哥马利借故畏缩不前，进攻没能进行。

对E连而言，那就意味着待在前线。条件有所改善——大家穿上了套鞋和长内衣，有时还能吃到热饭。但天气仍然很冷，雪还没有过去，德军仍天天用大炮和迫击炮轰击E连，他们不得不派出巡逻分队，并把德军巡逻队顶回去。

12月29日，E连已经在占领了的那个树林里待了9天。天空晴朗时，观察哨能看到下面的福瓦以及开阔地对面、公路沿线北边2公里外的诺维尔。

希夫提·鲍尔斯从哨所跑来向军士长利普顿报告。“长官，”他说，“在诺维尔方向上多了一棵树，昨天还没有。”鲍尔斯没有双筒望远镜，但利普顿有。他举起望远镜，并没有看见任何异常情况，鲍尔斯指给他看后还是没能发现什么。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那不是一棵孤立的树；那一片沿路有好几棵树。利普顿对报告表示怀疑，但鲍尔斯坚持昨天还没有。利普顿用望远镜盯着那个地方看，发现那棵树的附近有动静，还发现旁边的树下也有很大动静。接着他又看到一些炮管，看起来像是88大炮，炮管是上扬着的，88大炮是德军主要的防空武器和地面炮。利普顿意识到德军正在树与树之间部署一个高炮连，鲍尔斯看到的多出来的那棵树只是他们伪装的一部分。

利普顿打电话叫一名前方大炮观察员来。那人来后也看到了鲍尔斯和利普顿见到的情况。他通过无线电与巴斯托涅的105毫米口径的炮连联系。他描绘了目标后，对方马上同意全力开火，虽然炮弹供应短缺。

为瞄准目标，那名观察员请炮连对准他在地图上找到的方位打一发，大约在那棵树右边300米。那发炮弹射出后击中目标，然后他以左边300米处为目标，要求炮连的所有大炮都定在同一方位和射程上。在有人向他报告一切就绪后，他命令所有的大炮都准备好，每门大炮射出数发炮弹。

德军目标四周炸成一片。利普顿通过望远镜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爬出那里，抢出炮上的一些零部件，帮助伤员撤到后方。不到一小时那儿就荒芜一片了。

利普顿总结道：“这一切都归因于希夫提发现了1英里外多了一棵前一天还没有的树。”

*　*　*

德军派这个88炮连进驻此地是作为对巴斯托涅施加压力的措施之一。德军原计划跨越默兹河。计划失败后，需要巴斯托涅及其公路网以便守住突出部，并为后撤准备。他们猛烈攻击由南通进镇内的这条狭窄的道路，并全方位地对其施加压力。到年底时，德军包括3个党卫军装甲师在内的8个师在巴斯托涅地区作战。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北方攻打，向巴斯托涅进军；考特尼·霍奇斯将军（此时正受蒙哥马利领导）率领的美国第1集团军，计划“不日”从南部进攻。如果这南北两支部队能够及时赶到，就能切除位于突出部顶端的德军。如果德军能顶住巴顿的攻击，拿下巴斯托涅，就能夺取公路网，成功出逃。

这就是新年前夜的态势。午夜时，为了庆祝胜利之年的到来，为了证明过去几天巴斯托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斯托涅所有的大炮和主防线所有的迫击炮联合演奏小夜曲，向德军猛烈轰击。

*　*　*

戈登下士随同E连10多名其他伤员一起撤到了后方。连里有7人埋在了树林中的小坟里。另外，12天前，E连已经将121名官兵送上了回莫米昂的卡车。所以，现在E连的战斗力已不足百人。

戈登由救护车送往法国色当，然后飞往英国，住进威尔士的一家医院。医生给他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他严重瘫痪，昏迷不醒。他从腰部到头顶都打上了石膏，只有脸部露在外面。石膏箍着虽然能使他保持不动，但是因为打进来的子弹是从他的后背穿出的，石膏也妨碍了这个伤口的治疗。所以医生拿掉了石膏套，而使用了一种叫T形夹具的设备。为安装这个设备，医生在他的头罩上钻了两个洞，然后把钢夹子穿进洞，夹子的上端用螺栓固定，下端用线连着滑轮，提供牵引。这样没有石膏罩子也不会动了。他保持着这种姿势，平躺着，盯着天花板看。6个星期后，他的手脚渐渐地有了点感觉。

医生M.L.斯达迪厄姆少校告诉他，如果子弹往一边偏半英寸就打不中他，如果往另一边偏半英寸，那就成了致命伤。戈登认为自己“很幸运，十分幸运。负的是价值百万元的伤”。只有在巴斯托涅前线待过的人才会用这样的话描绘这样的伤口。

第12章　崩溃边缘

巴斯托涅
1945年1月1—13日

被困期间，E连一直处于守势，坚持不懈。在树林里防守，最大的劣势是炮弹打在松树上，把树击成碎片也会伤人。但在其他方面，防守是有明显优势的。到新年那天，有的地方雪有1英尺深，表层结冰后很滑，步兵即使进行短距离的行进也十分困难。要前进就得弯下腰，在雪地里艰难地挪动，还要避免碰掉树枝上的雪，暴露目标。地面上只能看到几米之外。进攻者和左右侧的同伴都很难联系，而且不到眼前就发现不了机关枪和散兵坑。树林里没有路，没有房屋，也没有路标，所以行进的分队只能通过无线电报告自己的大致位置。进攻的小分队只能靠指南针前进，直到撞到别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弹药补给平时总是靠人提到散兵坑里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送弹药的人又很难有明确的方向感。

在空旷的牧场上进攻也同样艰难。道路只有一条，即诺维尔—福瓦—巴斯托涅公路，路面上积着雪，雪下面又结着黑冰。德军的88炮对准路面，地下还埋着地雷。但不走公路就得穿越没有任何掩护的乡村野地。

*　*　*

E连待了12天的树林名叫雅克林，是个人工林。林子在E连的右边（东面）延伸出2公里，一直伸过铁路那边。林子的前方（北面）是一片空旷的坡地，一直到福瓦村。德军在雅克林的东北部。他们所在的位置揳入了101师阵地；这是德军离巴斯托涅最近的地方，只有3公里。101师若要发起大规模进攻，必须先把德军赶出雅克林，夺取福瓦，然后才能攻取下一个目标——诺维尔周围的高地。

元旦那天，白天很安静，但傍晚时，101师给506团2营下达任务，要求它攻打并扫除在雅克林中的德军。夜里，几架德国飞机向E连投下几枚炸弹。托伊中士的手腕被弹片击中。这是他第3次受伤，首次是在诺曼底，然后又在荷兰。卫生员要把他送回救护站包扎伤口。托伊离开前到马拉其中士处告别，马拉其说：“你这小子真运气。”

为了实施这次进攻，1月2日天一亮，2营转移到右边靠铁轨处；1营作为团的预备队转到2营原来的地方。2营沿福瓦—比索里公路散开，注视着东北方茂密的树林，等待着前进的命令（这正是12月22日1排开始巡逻的地方）。501团的一个营在2营的右侧，担任助攻。

温特斯发令：“出发！”部队开始前进。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在茂密的树林里行进也都很艰难，何况现在还带着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军刀、火药和干粮，更是苦不堪言。在树林里行军，士兵们浑身汗透，一停下来就出现了大问题：几分钟后，湿透的内衣会冰凉刺骨。

一进入树林，排和排之间，甚至班和班之间，有时甚至是人与人之间都会失去联系。因为雪和树吸收声音，所以听不到武器的碰撞声和身边战友的动静。孤立感加上紧张感总让人起疑心，担心撞上敌军。

突然，正前方德军的机关枪开始射击，正冲着E连的方向。与此同时，美军的支援炮火从士兵们头顶上飞过。德军炮兵很快回击，但并非是对付美军炮兵；德军炮弹就落在E连弟兄的身边。德军开火快，停火也快。克里斯坦森中士的分析是：“茂密的树林混淆了德军视线，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清楚。如果他们得知两营人正以庞大的散兵线朝他们的阵地压过去，德军大炮和机关枪的火力会猛得多。”

部队继续前进。先头分队抵达德军哨所时，机关枪又开始扫射。美军炮兵又开了炮，一排排炮弹压向德军阵地。德军也猛烈还击。“我受伤了！”的叫声和呼喊卫生员的声音在前线随处都可听见。部队仍在前进。弟兄们用手榴弹和步枪朝林子里开始后撤的德国兵开火。

前进了八九百米之后（E连的弟兄称此为“1000码进攻”），美军到达一条穿越树林的森林公路。大部分人停下来，但有些人从另一边探进树林几米，以确保没有德国兵躲藏在那里。克里斯坦森和1排的几名弟兄正站在路上，突然，他们在右边看到了最不可能的事——一个德国兵骑着马向这边跑来。

美国人看到他时他也看到了美国人。他急速勒马转而后退。胡布勒下士迅速开了3枪，笑着跳起来大叫：“我打中了！我打中了！”克里斯坦森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想法，倒很希望那个骑兵能逃掉。

左面远处，路对面的树林里，二等兵拉尔夫·特拉帕扎诺喊起来：“嗨，克里斯，我捉了个德国人。”克里斯坦森朝他走去，走过他身边5米，进入树林，举起关着保险的M—1步枪，摆出准备开枪的样子。他从右边朝那个德国兵逼上去。“那儿站着一个纳粹党卫军骑兵，看起来身体很壮，穿着迷彩服，左手拎着冲锋枪，两手直直地垂下，但枪口却朝着特拉普。特拉普正俯卧在地上，M—1对准了德国人的胸膛。德国兵的脸上毫无惧色。”

克里斯坦森把M—1对着德国人的胸膛，用高中时学到的德语命令他放下武器。德国兵盯着克里斯坦森的眼睛，看到克里斯坦森真要开枪，又看了一眼他的M—1步枪，发现克里斯坦森正在扣动扳机。他放下冲锋枪，举起了双手。

克里斯坦森对特拉帕扎诺说：“下次你再看到这种神气的畜牲，一枪毙了算了。”

*　*　*

E连到这时为止一直很幸运。E连进攻时，在右边的501团遭到了攻击。第12党卫师（希特勒青年师）的第26精锐装甲掷弹团用坦克、大炮和步兵攻击，造成该团重大伤亡。E连的左侧，党卫军第9师攻击了502团的其他连队。但E连所在的扇面相对平静。

天越来越黑。前线接到命令挖洞防卫。由于星星点点的机关枪火力和炮弹，士兵们无法行动，只能就近砍下树枝盖住洞口。这既危险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人员会暴露。机关枪和子弹一来，大家就拼命向洞里飞奔，肾上腺素在体内急速奔腾。挖好一个洞，人就累得筋疲力尽，衣服、身体全部汗透。坐下来后，会感到冷，越来越冷，接着就不停地打冷战。

“当你觉得身体再也挺不住时，”克里斯坦森说，“却发现你还是挺下来了。”

胡布勒打中了一个骑兵后非常兴奋。他转来转去，手插在口袋里，谁想说话他就和谁侃侃而谈。他右面的口袋里放着一把战场上捡到的鲁格尔手枪。一声枪响。他不小心扳动了手枪。子弹射穿了他的右大腿，切断了主动脉。胡布勒痛得在地上打滚，喊救命。1排的卫生员二等兵霍兰帮他扎住伤口。两个人把他抬到急救站，但刚到不久，他就死了。

*　*　*

这一夜奇冷无比，总不见天亮，好容易等来了黎明。一直没有交火。中士马丁来到1排的阵地。虽然大家说他很少提高嗓门，从不厉声严词，但这次他咬着嘴唇粗着嗓门喊道：“1排所有士官，10分钟内排部集合。”

中士雷德、兰德尔曼、穆克、克里斯坦森和下士罗伯特·马什、托马斯·麦克里里来到排部。马丁让他们坐下。中尉斯特林·霍纳、皮科克与福利也在。霍纳首先说话：“你们的排长皮科克中尉已被批准回美国休假30天，今天启程。”他解释说：师部的新闻发布员出了个不错的主意，认为让参加巴斯托涅英勇保卫战的每个团出一名军官回美国休假，可以鼓励士气，有助于舆论宣传。辛克上校决定抓阄选人。尼克松上尉赢了，皮科克在506团排在第二。尼克松说他已经回过美国了，不想回去，所以皮科克拿到了假期。

每个人都看着皮科克，皮科克结结巴巴地说：“我被给予这次假期感到很踏实，这都是因为你们在荷兰和这里的出色表现，我唯一能说的就是谢谢。”

麦克里里中士跳起来，冲向皮科克，不断拍着他的手说：“哥们，听到你要回家我真高兴，中尉！这是我离开莫米昂后听到的最棒的消息。”

皮科克完全误解了，脸都红了。他说感到太激动了，来自弟兄们的赞赏是最高的赞赏。士官们笑着相互对视着。他们看到皮科克要回家就像自己要回家一样高兴。士官们觉得是他们把他的担子从荷兰和阿登一路挑过来的。“没有人比皮科克更努力了，”克里斯坦森宣称，“不过，这副担子本不是该他挑的。”

皮科克宣布由福利中尉临时负责这个排。然后他兴高采烈地对大家说了声“祝大家好运！”就走了。

*　*　*

皮科克走时，约翰·马洛尼神父正用吉普车把乔·托伊从巴斯托涅的救护站接回来。他在路边把托伊放下。托伊开始穿过田地向前线走去。温特斯看到他时，他正往前线走，胳膊吊在胸前的吊带里。

“你去哪儿？”温特斯问，“你不必回前线的。”

“我想回来和弟兄们在一起。”托伊边答边继续走。

1月3日下午，温特斯带领2、3排和从第10装甲师配属来的一支火箭筒分队离开了有利的位置。他把1排留下暂时归D连，因为D连和101师的大多数连队一样，人员已不足编制的一半，守住主防线感到人手不够，需要支援。2排和3排开始往回撤，准备撤回到俯瞰福瓦村的那片树林里。

3点30分，先头分队决定抄近路横穿空地，在天黑前赶回散兵坑。其他分队紧跟其后。德军看到了他们。

他们刚钻进树林就注意到，德军大炮已轰炸过这里。散兵坑四周到处是弹坑和炸落的树枝。弹坑很大，分明是重炮炸的，可能是170口径的。不等有人下令，所有人都立即动手，加固散兵坑的防护。

利普顿抓过一把斧子，跑向离洞口50米外的小树。这是离他最近的树。听到德军的大炮打过来，他因为来不及逃回自己的洞里，于是就跳进一个敞开的小洞，那是个别人挖了一点就丢弃了的洞。洞太浅，即使平躺着，利普顿头部鼻子以上的部位仍露出地面。所以他看到第一批炮弹在树林里爆炸。

声音震耳欲聋，十分恐怖。地面像地震一样摇晃。火箭炮分队的人由于没有散兵坑，两人当即被炸死，数人受伤。

乔·托伊中士在外面叫士兵们躲好。他回忆说：“人们常说你若能听到炮弹打来，你就没事。我没有听到炮弹。”一颗炮弹就在他上空爆炸。落下的弹片打断了他的右腿，打中了他的肚子、胸部和双臂。（胸部的弹片单独做了两次手术才从背后取出。）

轰炸突然开始又突然停止。这是E连在本次战役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轰炸。树林里到处都有人呼救。利普顿估计会有步兵来袭，就跑回洞里拿枪。他听到隔壁洞中有人呻吟。原来是一棵直径16英寸的大树倒在洞口。利普顿想挪动那棵树，但挪不动。有士兵过来帮忙，从树边挖了个口，二等兵谢普总算从里边爬了出来。

托伊大声喊救命，想要别人把他拖回自己的洞里。瓜奈若中士第一个赶过来，动手拖他。

轰炸又继续了。德国人计划得很好。正如他们所料，停火时大家都走出散兵坑，救护伤员。一颗炸弹在瓜奈若头上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右腿，把腿炸烂了。几分钟后，炮火停息。

利普顿走出散兵坑。戴克中尉叫他。“我听到他那低沉的嗓音，”利普顿回忆说，“他离我25码左右，没戴钢盔，没带武器。‘利普顿中士，’他冲我喊，‘你收拾一下这里，我去找人帮忙。’说完他就走了。”

利普顿把未受伤的战士召了过来。“有些伙计已经快疯了，有些则异常平静。”他派一部分人照顾伤员，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准备回击步兵，因为他肯定会有步兵来袭击。然后利普顿就回去照看瓜奈若和托伊。

利普顿俯视着瓜奈若。瓜奈若仰视着他说：“利普顿，这次瓜奈若败在他们手下了。”马拉其也来了。据他回忆，瓜奈若和托伊清醒而平静，既没喊也没叫。“乔说：‘给我一支烟，马拉其。’我就点了支烟给他。”

我们的谈话停了下来。我催他讲下去。“我不想谈那件事。”马拉其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接着说：“乔吸着烟，看着我，问：‘天哪，马拉其，在这里，人想死该怎样做？’”

抬担架的兄弟先到瓜奈若身边。他被抬走时冲着托伊喊：“我说过会比你先回美国的！”

“莽汉”康普顿中尉指挥着2排。他和士兵们很亲近，军官们认为是过于亲密了。“康普顿是我的密友，”马拉其说，“他不喜欢军队里的等级差别。对士兵比对军官更亲。”他跟瓜奈若和托伊特别亲近。

康普顿走出洞时看到周围都是血。离他最近的伤员是他的朋友瓜奈若和托伊，他俩的腿耷拉着，血把四周的雪染得鲜红。

康普顿向后方跑去，喊叫卫生员或其他人来帮忙。他最后终于在救护站平静下来；因为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战壕足病，撤离了前线。

康普顿1944年6月6日在布雷库尔庄园获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诺曼底受伤，在荷兰再一次负伤。从12月17日到1月3日的这段时间里，无论德军怎么轰炸，他都挺住了。但当看到排里的许多人阵亡，两个好友被炸得遍体鳞伤时，他却几近疯狂。

*　*　*

皮科克离开了，戴克出走了，康普顿也走了，一名替补来的中尉因患战壕足病自己去了救护站（到这个时候连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这种病），还有一人自伤了手——朝自己手上开了一枪。在这种情况下，营长不得不注意精神崩溃的问题。温特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巴斯托涅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步，我知道只有我来了。早晚要我接管的，只是希望情况不要太糟。但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我觉得自己迟早会受伤。但崩溃，不会。”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你没有看到身边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受伤，没完没了——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会永远这样下去吗？我还能再回到家吗？”

他说，对军官们来说，没有觉睡，食品又不够，还得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不断做出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决定，精神崩溃也就难怪了。

当时美国陆军规定，步枪连应该在前线长期作战，步兵师里的步枪连更应该连续长期作战，伤亡人员由单个士兵替补。这就意味着替补来的新兵并不是和当初带他们一起训练、并且和他们一起来到国外的人并肩作战，而是和陌生人一起作战。这也意味着老兵们只有被打死或受重伤才有望逃离危险。于是，正如温特斯指出的那样，就造成了一种“遥遥无期”和“毫无指望”的情绪。

战场是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毫不相干的陌生的人却拼命要杀你；若你成功了，非但不用抵命，还会受到奖励，给你荣誉，为你庆功。战场上，白天躲在地下，晚上活动。人们讨厌健康；战壕足、肺炎、拉个不停的痢疾、断腿倒是珍贵的礼物。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战斗力是有时间限度的。有些人很快就精神失常；陆军的心理医生发现，诺曼底战役中，第一周步枪连就有人患上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不是逃跑就是不得不被撤离前线（当然，也有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原部队）。有些人虽看不出精神崩溃的症状，但却失去了战斗力。平民想象不出战争能使人产生多么强烈的情绪：

恐怖、害怕、气愤、悲哀、疑惑、无助、无用，每一种情绪都消耗人的精力，逼人发疯。

“根本没有‘习惯于打仗’这回事，”陆军心理学医生在一份关于“战场上的精神性疲乏”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战场上的每一刻都给人以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直接导致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程度因压力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不同而不同……战场上精神崩溃造成的伤亡和枪炮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可避免……大多数人在重压140到180天后便失去战斗力。普遍认为，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头90天里战斗力最强，此后就开始下降，渐渐地失去战斗力，直到完全没有战斗力。”[30]

到1945年1月3日为止，E连已在诺曼底前线度过23天，在荷兰78天，比利时15天，总共116天。根据统计学，全连的人随时都面临着精神崩溃的危险。

*　*　*

当夜，德国步兵并未再次发动攻击，次日上午也没有。军医对伤员进行了处理。尸体在外面搁了好几天，都冻住了。戴克中尉回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1月5日，E连被撤回福瓦南面，担任团的预备队。有两个人——代理营长和E连的二级军士长——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连里的领导。

温特斯是这么说的：“我看着低级军官和连队的领导人，咬了咬牙。基本上说，我们的中尉们软弱无能。我对他们没有信心。但对此我还能有什么法子？”他知道如果有幸有新的军官补充进来，那么他们也只是匆匆完成集训就从美国调来的。至于连长，温特斯说得直截了当：“戴克是师部的人照顾过来的，一来就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温特斯感到没有很快解决的办法。他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听你们的士官的。”

他的二级军士长有话要说。利普顿希望能私下交谈。温特斯叫他当晚在营部后面的树林里见面。

他们见面后，利普顿表达了对连长的疑虑。他十分细致地描绘了戴克的行为：简直是优柔寡断。最后他说：“戴克会使E连的许多弟兄送命的。”

温特斯仔细地听着，问了几个问题，没有谈他自己的想法。

替补人员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约翰·马丁坦言，“我不敢相信上面会派来替补人员，又叫我们去打仗。天哪，我还以为他们会带我们出去，给我们发些衣服什么的。但不，他们给我们派来替补兵，说：‘快点，伙计们，咱们出发。’然后我们又立即开始战斗。”

他说的一点也不错。树林绕着福瓦村呈U字形，村子被围在中间。1月3日的战斗中，美军已经控制了U字的右半部。现在要打左半部了。

1月9日，E连参加了对福瓦以西树林的清理行动。仅遇到轻微抵抗。连队完成任务后便开始构筑工事。

突然间一发炮弹在树丛中爆炸，然后一发连着一发，炮弹不断。乔治·鲁兹下士正在外面。他奔向自己的散兵坑。穆克中士和二等兵亚历克斯·潘卡拉叫他跳进他俩的洞里来，但乔治决心到自己的洞里。虽然到处子弹嗖嗖，满天树枝飞落，甚至整棵树木倒下，他还是跳回了自己的洞里。

利普顿那时与连部的报务员鲍勃·曼中士在同一个洞中。德军射来几颗炮弹。有一颗正好落在他们洞外，还好是颗哑弹。利普顿看了看那颗炮弹。曼点了支烟。利普顿从未吸过烟，但他要了一支，那晚抽了他的第一支烟。

鲁兹跑过去看叫他共用散兵坑的穆克和潘卡拉。那个洞被打个正着。鲁兹疯狂地在洞里挖，却只找到几片碎尸和一块睡袋片。

*　*　*

现在101师已经占领了福瓦外围东、西、南面的树林。但小山谷底下的福瓦不是目标；诺维尔和高地才是目标。泰勒将军曾希望在1月9日的进攻中直接夺下诺维尔，但那就需要坦克的支援，而坦克只能在公路上行驶，所以他必须先夺下福瓦。这个村庄已4次易手了。

506团2营受命攻取福瓦。2营从福瓦西面的树林转入南面的树林，准备从南面进攻。温特斯选择E连打冲锋。这是一次简单却又残酷的行动，即冲过200米大雪覆盖的开阔地进入村庄。但村里的每扇窗户都可能架着机关枪，每个德国兵都可能有砖砂墙掩护，情况就这么简单。没有深奥的东西，不需进行机动，只是冲上去，接近敌军后用手榴弹把他们解决在房子里即可。关键是通过开阔地速度要快。如果部队动作快，掩护的火力猛，那这一仗就很简单。如果慢慢腾腾，就可能损失惨重。

师部命令9点发起进攻。温特斯认为时间不好，他建议天一亮就开始，以减少暴露，但没被采纳。

温特斯看着E连进入位置准备出战。站在他身后的是D连的一位中尉排长罗纳德·C.斯皮尔斯。

*　*　*

斯皮尔斯这个军官有点小名气。他高高瘦瘦的，黑头发，很严肃，有种粗犷的美，一看就是个领导模样，打起仗来是个很棒的基层指挥官。同在D连的汤姆·吉布森中尉描绘他“是一个强悍、激进、英勇而足智多谋的步枪排排长”。他在军官中外号“火花”，在士兵中外号“冷血”。诺曼底战役中，他因领导一场刺刀战赢得银星奖章。

斯皮尔斯身上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传说围绕着斯皮尔斯中尉。没人亲眼见过这些事，但人们总认为肯定有人见到过。可能这些只是故事，但E连的人却相信是真的，至少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有个故事是说在诺曼底战役期间，斯皮尔斯排里酗酒成风，他下令全体人员一律禁酒。第二天斯皮尔斯撞见了一个喝醉的中士，他再次重复命令，那名中士还嘴，他就掏出手枪，对准中士的脑门就是一枪。

结局是：“以后斯皮尔斯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酗酒。”

还有个故事说在诺曼底战役中，有一天，斯皮尔斯独自在路上走时碰到一群德国俘虏，有10个人。有人监管他们在路边挖沟。斯皮尔斯停下来，拆开一包烟，给俘虏们每人发一根。他们感激不尽，斯皮尔斯索性跳下去，把一包烟全给了他们，并拿出打火机给他们每个人都点上，然后跳回路上，看着他们吸烟、聊天。

突然间，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取下随身携带的汤普森点四五口径的冲锋枪，就向那群人开了火。他前前后后不断扫射，直到所有人都被打死。监管的卫兵们惊呆了。斯皮尔斯转身就走。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汤姆·吉布森（其他许多人也告诉过我）评价说：“我坚信只有战士才有权对战士做出评价。只有步兵连的战士才知道保持冷静、履行职责同时保持一定的尊严有多难。对已经发生的事，你必须要学会原谅别人，原谅自己。”

吉布森说他几年来说了好多遍这个故事，从未指名道姓，只是作为战争中的一件奇闻逸事。他继续说：“我们都知道战场上的故事很有生命力，会被夸张和渲染。但是，无论细节是否精确，要点还是保持不变的。”

*　*　*

温特斯并不是在想着斯皮尔斯和他的名声，而是在看着E连进攻。斯皮尔斯和其他几个没有参战的连队的军官站在他身后。温特斯命令营部的两挺机关枪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为攻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掩护他们通过前面那块坡地。坡地从树林边到村边约有200米，[31]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树，还有几个草垛。

在这次攻击中率领1排的福利中尉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们知道前一天没有攻击福瓦，昨晚也没有去侦察。几天前我们就知道那边有卡车和坦克来来往往，我们见过那边多次的拉锯战。我们看到F连企图攻下这一据点但被打得稀巴烂。现在他们只是由一名少尉在领导。所以我们是前途未卜。”

E连呈一字散开，齐头并进。掩护枪炮齐射，村里只是零星地射出几发子弹。但温特斯说：“在那样的雪地里呈散兵线前进仍很困难，但是队形还是保持着，而且速度也挺快。”

在左翼的1排碰到几个牛圈和小谷仓。福利下令搜查这些小棚。1排的战士（只有其中的22人）去检查时，有人看到3个德国人爬进一个棚。福利下令包围那个棚，他踢开门，用最好的德语命令：“举着手出来！”没人回答。

福利拉掉手雷上的导火销，扔进去。爆炸之后，德国兵摇摇晃晃，流着血出来了。其中一名是少尉，其他两个是中士。福利开始询问他们德军的位置。其中一个中士把手伸进敞开的外套里。另一人也做了个同样的动作。第三个人大叫：“笨蛋！”

福利的一名战士用冲锋枪猛扫一阵，把德国人打倒在地。“我们没捉到俘虏，”福利说，“但我们发现了藏起来的手枪。”1排加快步伐跟上其他部队。

*　*　*

戴克往左边看，没有看到1排，其他两个排仍旧在向前推进。有人向他们开火，但没有伤亡。然而戴克总觉得左边没人，就做了个灾难性的决定，会让许多人送死的决定。他打手势示意2排和3排与连部队伍一起躲到两个干草堆后面去。

在温特斯看来，“队伍突然在离村庄75码处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在草堆后的雪地里蹲着等待，太没道理了。我用报话机呼戴克中尉，但他没反应。整连人在雪地里就像一群活靶子。”他担心自己的掩护火力还能保证多久。

*　*　*

1排追上连队，也在草堆后等。福利来到戴克面前请示。戴克不知该怎么办。福利执意要采取行动；利普顿和其他中士坚决赞成。

戴克想了个办法，即派1排从左侧向敌运动，包围村庄，从远处进攻。同时他在草堆后指挥机关枪和迫击炮。为此，戴克说他要留下1排的机关枪和迫击炮以便加强掩护火力。1排的18名步兵又进入雪地，试图从左侧迂回，进入福瓦。

福利中尉和马丁中士只有几分钟计划前往袭击点的行军路线。他们选的路线每隔10米左右就有一棵树可以躲藏。那排树一直伸向远方。

士兵们一个个出发了。没有几分钟，德军的狙击手就开始射击。“卫生员！”的呼叫声此起彼伏。1排进行回击，但未取得显著效果。福利走到最近的伤员身边。“这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史密斯。我打开急救包时，他呻吟着，呜咽着，我还没找到他的伤口，他就开始‘忏悔’了。想想看！他‘忏悔’的竟然是他和另外两名弟兄无意间发现了军用合作社的一份配给食品，就收了起来，里面有好时巧克力和香烟。我一边告诉他不会死的，一边撕开他的裤腿，往伤口上撒了磺胺粉，把腿包扎起来。”

马丁叫二等兵珀康特·弗兰克躲到另一棵树后，从那边向房子里射击。“于是弗兰克走过去躲在一棵比他头稍粗一点的树后，但它挡不全他的屁股。结果，他的屁股中了弹。”

（那天晚些时候，利普顿看到珀康特时，他正躺在雪地里的一摊血泊中，但还醒着，很坚强。利普顿问：“珀康特，你伤得重不重？”他笑了一笑说：“利普，是个漂亮的伤口，漂亮的伤口。”）

马丁指给二等兵哈罗德·韦布一棵树，告诉他在那儿开枪。福利打开报话机呼叫：“我们被狙击兵的火力挡住。找不到他们的位置。5人阵亡。你能确定他们的位置吗？请回答。”

连指挥所有人回答说可能就在福利右边的第一个草堆后面。福利大声命令：“耙了那个他妈的草堆。”其实已经有人在向那边开枪了。

*　*　*

利普顿判断，戴克中尉已经“崩溃了”。他僵在草堆后，没有计划，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旁观的温特斯来说，事情很明显。“他让所有人都蹲在雪地里等着毫无道理。”温特斯通过报话机联系不上戴克十分恼火。“前进！”他大叫，“冲啊！”没人回答。E连在遭受无谓的伤亡。唯一需要的只是有人领导，穿过最后一段空地，进入镇子。但没人领导。

温特斯抓起一支M—1就往前跑，冲向停滞不前的E连和被火力压制着的1排。他想接过领导权，带领大家前进。但跑着跑着他想到，哎哟，不行。我得指挥这个营，不能就这么往前冲。他掉头向回跑去。

“我回来时，斯皮尔斯正好站在我前面。‘斯皮尔斯，你去指挥E连，换掉戴克，带着大家上！’”

斯皮尔斯跑了出去。温特斯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的任务。福利是这样描绘后来的情况的：“温特斯指挥机关枪构成火力网，这样，我们（1排）就可以爬起来继续前进，迫击炮兵也能集中攻打那两个草堆。榴弹手打了好几发榴弹，那个草堆燃烧起来，那两个狙击兵也就呜呼哀哉了。”

团里把I连（有25人）放在右边打，但成败的关键在E连。这是对E连最后的考验。E连已经处于低谷。总的来说，它的官兵们都没有达到在诺曼底空降时的标准；带领E连投入D日作战的军官在1945年已经一个不剩；士兵有一大半是新的。老连队剩下的核心是军士们。他们都是从托科阿营地出来的，自从戴克在荷兰接管该连后，就是这些人把该连团结在一起。

他们活得很累，一直处于十分紧张、高度戒备的状态。他们坚持着，战斗着，压抑着自己的情感，那些情感一直都有，正如约翰·基根所指出的，那些情感“来自人的最深的担忧：害怕受伤，害怕死亡，害怕使那些弟兄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应该对这些弟兄负责。那些情感还涉及到人类最最暴烈的感情：仇恨、愤怒和杀人的渴望”。[32]

在这些感情的冲击下，一些无法控制的想法在他们脑中驰骋。他们看到军官们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吓破了胆，有的成了哑巴（就像戴克中尉在这次危急时刻一样）。就算他们不能选择开小差，但也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带头冲锋。没人能强迫他们这么做，就像谁也不能强迫戴克行动一样。

这些军士都来自托科阿。由1942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和索贝尔上尉训练出来的E连如今就只剩他们了。在连队长期缺乏有效领导、士兵蒙受重大伤亡的时期里，是他们把全连团结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场考验。1942年连队初建时的问题是：能否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队伍训练出来，进而使之为在西北欧战场上与德军长期作战做好准备？说不行的不单单只有希特勒。但究竟行不行，答案还要看1945年1月冰雪覆盖的比利时战场；对E连而言，现在就是考验。

士官们已准备好接受考验。连队的托科阿核心已准备好服从命令并实施领导。这个时候，斯皮尔斯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对着戴克脱口而出：“我来接替指挥。”

利普顿中士和其他人都拥戴他。他大声发布命令，2排这边，3排那边，迫击炮全力开火，机关枪全力射击，冲啊。他冲了出去，没有向后看，心里想弟兄们会跟上来的。果然，他们跟着冲了上去。

“我还记得福瓦前面那片开阔地，”斯皮尔斯1991年在一封信中写到，“当时，稍有动静就会引来火力。我独自穿越那儿时有一门德军88炮向我开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1年，和温特斯以及马拉其站在那儿时，利普顿回忆起斯皮尔斯的冲刺。他还记得他们到达福瓦外围的房子时，斯皮尔斯想知道I连在哪里。“于是他一直跑进德军防线，从另一边跑出来，和I连指挥官交换意见后，又跑了回来。天哪，那印象真是太深了。”

*　*　*

2、3排随着斯皮尔斯冲出去时，1排开始向他们靠拢。马丁中士做最后检查时发现二等兵韦布在一棵树后，保持开枪的姿势一动不动。“快点，韦布。咱们一起上！出来，快点！”没有回答。“嘿，妈的，他们还在开着火呢。我冲到树边，那棵树只比你的胳臂粗一点。我正好跳到他身上，因为没有办法跳到他边上。我把他翻过来，发现他两眼之间中了一枪。”

*　*　*

连队冲进福瓦。官兵们开足了连里所有的枪炮：M—1、冲锋枪、火箭筒、轻机关枪、迫击炮、手雷，还有大炮掩护。一时间，子弹从房子里嗖嗖地飞出，美军手雷在房屋里开了花，迫击炮一发接着一发，砖瓦乱飞，尘土四起。

即使这样，德军抵抗仍很顽固。避过美军第一次冲锋的德军狙击手开始回击美军，造成多人伤亡。没有哪个弟兄负了两处伤就在哪个角落里停下来。小时候常常爬到树上抓松鼠的来自弗吉尼亚山林的希夫提·鲍尔斯大叫“我看见了”，随即开枪。利普顿回忆说：“我们不再被阻在那里了，便跳起来继续进攻。”

所有弟兄都边打边进。尽管德军（党卫军第9装甲师第10掷弹兵团6连）只是在打后卫战，为向诺维尔撤退作掩护，但他们为了保障逃跑路线的畅通仍然顽强抵抗，打法灵活，毫不慌乱。然而，当斯皮尔斯率军前进，就要从德军阵地后面切断这条退路时，德军3辆“虎”式坦克才轰轰隆隆地缓缓开走——这是装甲连所剩的全部家当。约有一个排的步兵跟着坦克逃跑了。100名左右的德国兵——大部分是伤员——投降了。E连经受住了这场毅力的考验，夺下了福瓦。

利普顿和“泡泡眼”温看了看狙击手袭击他们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鲍尔斯瞄准的那一个兵。他们发现一颗子弹正中那人脑门心。

“要知道，”温评论说，“希夫提带枪时，朝他开枪可划不来。”

*　*　*

时间刚过正午。一个摄影组开过来，准备拍摄胜利的镜头。温特斯发现在树林边的高地上，两名摄影师正在拍摄担架员帮助撤离1排伤员的情景。“到离树林25码、很安全的地方时，一名摄影师放下摄影机，冲过去抓住那名战士，帮忙扛他。摄影师背伤员时尽量往自己的衣袖上和崭新、干净的羊毛厚外套的前胸上蹭鲜血。然后这个人转向在拍摄的同伴，摆出最后奋力奔向树林时疲惫不堪的样子。看到这里，温特斯当即就转身离开。”

那晚，辛克上校在团部召集所有主要参战部队的指挥官开会。辛克一上来就问温特斯：“对E连你有什么打算？”

温特斯回答：“解除戴克中尉职务，任命斯皮尔斯中尉担任连长。”

辛克同意这个决定，会议结束。福利中尉也表示赞同。他写道：“看到戴克要走，我们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他不能指挥1排，就是早先2排在树林里遭到树木碎片袭击时，也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散兵坑里的诺曼’不配当我们的领导。”

不久，情况就十分清楚了，斯皮尔斯当之无愧；其实，他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他冲向福瓦的时候。

第13章　攻击

诺维尔
1945年1月14—17日

“当接到这次进攻命令时，我恼火极了，”温特斯回忆说，“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已经受了那么多苦，打了那么多场仗，死伤了那么多人，他们还要我们去进攻。这真有点像是泰勒将军在刻意表现，他想表现给艾森豪威尔看：瞧，我泰勒一回来，我的军队就马上动身去打仗。”

这样看待泰勒将军是不公平的。其实，这次进攻是全面进攻的一部分，旨在切入北方，与美军第1集团军会师，以此把德军坦克困在突出部的顶端，或者由于蒙哥马利还下不了决心发动反攻，因此要尽可能多地拖住德军。德军已经开始将坦克往回撤。他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逃跑路线畅通。

命令E连这样一个已受重创的连队在光天化日的雪地里发起正面进攻，这并不是因为泰勒想争荣誉，而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缺少人手。他没有可供调遣的预备队投入这次进攻，但现在是进攻的绝佳时机，他必须调用前线所有兵力进攻。换句话说，E连正在为美国的有限征兵政策付出代价。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这项任务。

*　*　*

夺取福瓦之后，E连和2营的其他连队就作为团预备队驻扎在村子南面。翌日1月14日4点15分，德军用6辆坦克、一个步兵连对福瓦发起反攻。德军被打退了，但他们随后用14辆坦克、一个营的步兵发起攻击，把506团3营逼出了福瓦。E连处于临战状态，但3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进行了成功的反击，9点30分时再次攻入村庄。

这些行动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冷空气再次影响这一地区。白天气温是华氏20度，晚上水银柱突降至零度以下。几乎每天都下雪。因为积雪，加上其他地方对物资的需求，师里向巴斯托涅—福瓦一线提供物资非常困难。结果，E连的官兵们就像被围困时的第一周那样，各种物资极度匮乏。食物不够，套鞋、毯子、睡袋不足。床单都被拿来当作了滑雪衫。

E连前面的地势也很险峻。到达诺维尔要穿过一片空地，密林里的敌军还得要清除。德军居高临下，诺维尔坚固的比利时建筑为狙击手和机关枪提供了很好的位置，也为德军坦克提供了很好的隐蔽。

辛克上校告诉温特斯，2营将有幸在进攻诺维尔的战斗中打头阵。温特斯要在1月14日12点从福瓦南部的树林出发，绕道向左（西），占领雷考涅村，然后冲过一片白雪覆盖的空地，向诺维尔以东[33]1公里左右的另外一个小村考布卢发起进攻。在温特斯左侧，1营会向北穿越树林，一路扫清障碍。

温特斯听到这样的命令很是不快。到达考布卢他要穿越2公里的雪地，而且是在晴空万里的白天。为什么在大中午进攻？温特斯更愿意等到过了黑夜，天刚亮时过雪地。但是艾森豪威尔想要行动，蒙哥马利想要行动，泰勒想要行动，辛克想要行动，所以2营营部、D连、E连、F连必须听命。

在诺维尔西南面有一块很深的山肩地带，一直延伸到雷考涅附近。温特斯发现若是连队直接冲向山肩，那么越接近诺维尔，就可以得到越多的掩护。他把整个营只排成一列纵队，这样穿越雪地虽然危险，但速度很快。

在E连和2营的其他部队出动时，左侧的1营也出发了。德军在诺维尔的坦克发现1营后，几门88炮开始射击。他们没有注意到2营借着山肩的掩护，正在向诺维尔进军。

温特斯向左望去。88炮将1营炸得七零八落。“人都在空中飞，”温特斯回忆着，“几年后，在影片《日瓦戈医生》中，我看到军队过雪地时，遭到树林边大炮的轰炸，人被炸飞到空中。那些场景我看着很真实。”

E连也遇到了麻烦。德军架在诺维尔的机关枪向他们开火，美军暴露在外，吊桥和小溪又阻碍了他们的前进。斯皮尔斯架起2挺机关枪予以回击。美军机关枪每扫射一轮，就有8或10人趁机冲过小溪。

小溪很窄，多数人都能跳过去。但是二等兵汤尼·加西亚扛着一个装有6发迫击炮炮弹的大火药包，跌到了河里，浑身湿透。部队到达诺维尔时，“我的衣服都冻住了，一走路就咔咔地响。为了联系自己的一支队伍，我们要整夜巡逻，但我却因此不用去了。排里的中士说，我这样咔咔作响连柏林都能听得见，因此就安排我原地留守”。[34]

到15点30分，2营已穿过雪地，隐藏在山肩下面。天黑时，他们迂回来到考布卢东南角的吊桥前。

斯皮尔斯召集军官和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开会。他概述了早晨将夺取通向诺维尔的吊桥的进攻计划，2排在左，3排在右。友军坦克将沿福瓦—诺维尔公路从右方提供支援。会后斯皮尔斯让利普顿在进攻中率领2排。

利普顿集合2排人员，下达命令。温特斯站在一边听着。利普顿告诉他们，到达镇上的距离约有800米，他们要沿公路快速前进，进入房屋，并以此为掩护；大家要用步枪、手雷，协同作战，扫清屋内敌军；迫击炮手随时准备向德军战术据点开炮；机关枪手要建立起支援火力；大家不要聚集在一起，等等。温特斯只说了一句话，称那段距离大概有1000米。

散会的时候，大家听到附近有坦克马达的发动声和坦克开动的声音。无法判断是德军坦克在撤退还是美军坦克在福瓦—诺维尔公路上开过来。

温特斯记得那晚是有生以来最冷的一夜。几乎没有什么遮挡，只有匆忙挖起来的散兵坑。大家一路来到考布卢，衣服都汗湿了，整夜打冷颤。躺下刚要入睡，又被猛一阵冷战惊醒，因为此时衣服已经结冰。多数人索性不睡。这么难熬，温特斯曾想下令夜间袭击，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害怕混乱中误伤自己人。

利普顿要率领2排进攻，但是对前面的情况并不清楚，感到有些不安，所以他决定带一名无线电兵去侦察一番诺维尔的情况。两人来到村边的一个谷仓，从后门进去，摸到另一扇通向院子的门，院子在横贯诺维尔的一条主干道边。万籁俱寂。利普顿通过无线电呼叫连长斯皮尔斯，想告诉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并请求侦察诺维尔镇。他说发现前面有谢尔曼坦克，问斯皮尔斯是否知道美国装甲部队已经夺下这个镇了没有。斯皮尔斯不知道，他让利普顿查看一下。

利普顿悄悄地挨近坦克。这些坦克已经毁坏。已冻僵的美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边上，那还是12月20日德索伯里分队撤离诺维尔时留下的，已经快一个月了。德军还占领着这个镇。利普顿和无线电兵撤了回来。

*　*　*

进攻于1月15日黎明打响。敌军进行了抵抗，对公路右边3排的抵抗最为激烈。2排迅速进入诺维尔镇中心，来到烧毁的谢尔曼坦克后面。3排进入一座烧毁的房子，建立了指挥所。无线电传来消息：“右边有友军装甲部队支援。”

沙姆斯中尉和阿利中士一收到消息就听到屋外有坦克声。阿利心急，想一睹公路上的风光场面，于是便对沙姆斯说要去接应坦克。沙姆斯决定和他一起去。他俩经过几座烧毁的房子，绕过拐角，来到大路上。在前面两幢房子中间的小路上，他们发现了要找的坦克。

阿利走到坦克边，坦克指挥员正站在炮塔上，面对另一方向，于是阿利用盖过发动机的声音大声喊“这边来”。坦克指挥员转过身来，明白他俩误将德军坦克当作了美军坦克。德国人骂了一句，钻进坦克，开始把炮口转向阿利和沙姆斯。

两人一句话也没说，拔腿飞跑，速度之快甚至将雪都溅到了德国人的脸上。坦克紧追不放。美国人转了个弯。沙姆斯看到一扇敞开的窗户，便一头扎了进去。阿利大约比他多跑了3米，跳进门内，准备好步枪，他认为德军坦克后面肯定有步兵。

坦克转过弯，从沙姆斯和阿利旁边径直开过，来到毁坏的谢尔曼坦克附近，2排正在那儿逐屋扫除德军。利普顿和他的士兵有的钻进坏坦克底下，有的躲在墙后寻求掩护。德国坦克停下来，转过炮塔，对准每辆坏坦克开了一炮，以防自己的坦克经过时有人从这些坏坦克里朝自己开炮。利普顿回忆说：“炮弹击中谢尔曼坦克时，我们在下面，觉得这些坦克向空中跳起了一英尺高。”

坦克向镇外呼啸而去，向北转移到安全地带。结果它被一架P—47战斗机发现，向它发起攻击。一颗炸弹落在坦克身上，将其彻底摧毁。

阿利回头来找沙姆斯。他听到有人在呻吟，还在喊救命。他钻进沙姆斯冲进去的那扇窗户，看了看，忍不住大笑起来。阿利看到中尉被困在地下室里的一堆杂物里，有床，有弹簧床垫和家具，先前沙姆斯没想到这是一个地下室。

到中午时，2营已占领诺维尔并在四周建起了防御工事。从12月20日以来，这个小小的村镇及其周围的山丘就一直是101师的目标。现在，它终于到了美军手里。

*　*　*

“到达巴斯托涅不久，我们从福瓦村外的我军阵地向北瞭望诺维尔，”利普顿写道，“我们就认定，诺维尔将是巴斯托涅之战中我们最后的目标。”但是还要发动一次进攻；泰勒将军命令2营继续向北面的乌法利兹进军，夺下拉尚村。

拉尚位于公路右（东）边的一个山谷中。白雪覆盖着的这片土地，地势从四周向该村缓缓下降，给人的感觉就像从碟子的边缘向中心进攻。2营从南部和西南部进攻，而左侧由1营从村子的北边发起进攻。队伍布局合理，稳步推进。德军进行了一些反攻，主要是用装有白磷炮弹的大炮。但是当506团到达村边时，大部分德国抵抗军都逃走了。美军进村时，德军开始对村庄狂轰滥炸。

厄尔·黑尔中士是第一批进入拉尚的。他和利布高特弯腰进入一个谷仓，对里面的6名德国党卫军军官突然袭击，并将其俘虏。黑尔让他们面对面排好队，并告诫他们如果自己和利布高特被杀，那些德国人也休想活。他边说边用冲锋枪指着他们，以示强调。

这时，一颗炮弹在外面爆炸。黑尔站在门边，被一片弹片打中，倒在地上。一个德国军官从靴子里拔出一把刀，对准黑尔的喉咙就划了一刀。他没有切到动脉，也没切断喉管，但着实切断了食管。血喷涌而出。利布高特开枪将持刀人打死，又将其余德军一一击毙。卫生员罗在黑尔的伤口上涂上磺胺粉。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卢森堡，医生见状很是惊讶，帮他包扎好，从此他的食管就弯曲了。鉴于黑尔的病情，医生给他开了张医疗证明，允许他不戴领带。（后来，黑尔被恼怒的巴顿将军拦下，因为未戴领带被狠批了一顿。黑尔却得意地掏出他的那张证明，竟让巴顿一时哑口无言。）

*　*　*

101空降师轻而易举夺下拉尚，证明在与十几个德军精锐的装甲师和步兵师的正面交战中，他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与德军相比，这个月美军的日子难过得多。德军有畅通而充足的军需供应，但101师却是处于被围困之中，第一个星期没有军需供应，随后也不充足。正是那几个星期才考验了官兵们的精神，他们缺吃少穿，弹药不足。这是战争中要经历的最残酷、最艰难的一面。101师饥寒交迫又装备不足，他们的对手却是德国纳粹在战争这一阶段最精良的部队。那些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吃得好，穿得暖，武器充足，在人员数量上也远远超过101师。

这次战役是一次对武器、毅力和国家制度的考验，以纳粹的最佳对美军的最佳，德军占尽优势。但是101师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取得了胜利。无论是战场上的事实，还是这一事实所昭示的道理都可谓是史诗般的经典。打败德军二战中在西线的最大一次进攻，并且将此次胜利变成一个——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歼灭莱茵河以西所有德军”的契机，实为一个绝妙的军事奇迹。美军在精神上优于德军，这一点不是建立在装备或人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从艾克总部直到E连上上下下的团结、合作、领导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德军很少有这方面的品质。这种精神上的优势源于更为科学的训练方法、更为合理的指挥官选派方法，最终源于能够代表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一支更为开放的军队。实践证明，民主社会比纳粹德国更具能力培养出出类拔萃的年轻战士。

这些德国老兵都已身经百战，这一点可以从拉尚发生的一件小事上看出。雷德中士这样讲道：“我进村之后一个德国俘虏在笑我，我差点把他杀了。但有人抓住我的M—1叫道：‘中士，他没有嘴唇和眼睑！’他在俄国前线打仗时把这些部分冻掉了。”

这场战争造就了101师的神话。这个神话从诺曼底开始，在荷兰展开，在巴斯托涅战役达到高潮。101空降师是美军在二战中投入的89个师中最有名气、最受崇拜的一个师。此役以后，左肩上佩戴“啸鹰”徽章的人都感到无比自豪。

*　*　*

在拉尚时，斯皮尔斯把指挥所设在一座修道院内。自一个月前离开莫米昂以来，这是E连第一次把指挥所设在室内。当晚修女们把一群十二三岁的女孩带到大厅为E连演唱小夜曲。节目有法国和比利时歌曲，几首英文歌和德国进行曲《莉莉·玛莲》。

第二天即1月17日早晨，第17空降师在前线接管了101师的阵地。E连乘卡车前往阿尔萨斯。卡车载着他们沿着4星期前出发时走的那条横贯巴斯托涅的公路返回。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再次看到巴斯托涅——第一次是12月19日，他们向镇上进军，碰上惊恐万分的美国士兵从前线落荒而逃，躲避德军的屠杀，再便是1月17日小镇解放。

虽然大家没好好看过巴斯托涅，但这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连的一种经历——将永远留在他们心中。之后无论何时，E连的官兵们遇到寒冷、饥饿和无暇睡眠时，就会提醒自己在巴斯托涅的境遇更糟。

E连损失惨重。确切的数字无法统计，匆忙离开莫米昂时连队的花名册还没做完；一个一个地或是小批到来的补充兵员，也没有完整登记；伤员刚离开前线几天就又归了队。据估计，E连抵达比利时时有121名官兵，接收了大约两打的补充兵员，离开时为63人。E连在比利时战场牺牲的有沃伦·穆克中士，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还有二等兵A.P.赫伦、肯尼斯·韦布、哈罗德·韦布、卡尔·索沃斯科、约翰·欣德尔、唐·胡布勒、哈罗德·海斯、亚历克斯·潘卡拉和约翰·朱利安。

有关E连在突出部之战中的损失，二等兵韦伯斯特做了最好的描述，他是在卡车前往阿尔萨斯的途中重返连队的。韦伯斯特10月初受伤，此时为1月中旬，他写道：“当我看到1排剩下的人时，我差点儿哭了；40名兄弟只剩下11人；其中9名是老兵，他们有的参加了空降荷兰的战斗，有的参加了空降诺曼底的战斗，有的则两次都参加了。他们是：麦克里里、利布高特、马什、科布、怀斯曼、莱尔、马丁、雷德和肖提。虽然其他两个排幸存的队员多一些，但也减员甚多，和1排加起来也凑不成一个正常的排，更别说一个连了。”

除了受伤和牺牲的，巴斯托涅战役中的每个弟兄都饱受磨难，没有被大炮、子弹击中的人也仍然是伤员。在巴斯托涅没有未受过伤的人。正如温特斯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人在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而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只不过有些伤疤是看不见的。可能这就是使E连的战士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他们彼此了解，相互间的熟悉程度只有那些在各种各样战术条件下并肩作战的人才能达到，只有那些面对严寒、食品不足、没有睡眠而又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极度困难情况下同甘共苦的人才能达到。

他们共同面对恐惧。他们不仅惧怕死亡和受伤，而且担心所有的付出只是一场空。格伦·格雷写道：“在战争岁月里，我最为担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这种担忧仍然伴随着我……我经常在战争日记中写着，如果那些日子对我将来的生活没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付出的艰辛根本不值得。”[35]

他们之所以能在突出部之战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兄弟连。在福瓦村外的雪地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E连团结在了一起，是因为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和其他军士（他们几乎都出自托科阿训练营），给了大家领导、毅力和凝聚力。虽然来了个新的连长，虽然不断有军官和战士加入，但因为有那些士官在，E连的精神得以保存。温特斯作为2营的副营长，且常常代理营长（斯特雷耶中校大半个月都在团部工作，作为辛克上校的代理作训股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斯皮尔斯是一名优秀的连长，他能使整个连队发挥出最佳水平。

韦伯斯特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精神。那时韦伯斯特已经两次受伤，但两次都重返战场。他不允许父母利用他们的关系帮他离开前线。他不接受E连内的任何职务。他是一名哈佛的知识分子，他的任何决定都是依据他对二战的独到观点作出的，一经形成便坚定不移。

他博览群书，爱好阅读与写作，头脑冷静，观察敏锐，富有见地，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这里，他和没有多少文化的山里人、南方农民、矿工、伐木工人、渔民以及连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和他们一起挤在无篷的卡车上，行驶在丘陵地带冰雪覆盖的公路上，或是和别的弟兄同睡一个散兵坑。即使那些上过大学的人，专业大多也是商务或教育。总之，韦伯斯特和一群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拴在了一起。若在平时，他既不会喜欢他们，也不会讨厌他们，他压根儿就不会认识他们。

但正是在这些不相关的人群中，韦伯斯特结交了最亲密的朋友，充分享受到与他人的认同感。

他描写和排里士兵坐卡车去阿尔萨斯的那段话值得全文引用：

“我们咯吱咯吱地穿过泥潭，来到卡车边，爬上去。麦克里里和马什点上了香烟。马丁拿路过的一名军官开了个玩笑。我问胡布勒怎样。他死在了巴斯托涅。可怜的胡布勒就这样被踢出了战局，死在了雪地里。那其他人呢？穆克和他的同伴潘卡拉被炸死了。他们的散兵坑总是挖得最深，但被炸了个正着。索沃斯科在袭击福瓦时头部中弹。等等等等。荷兰那一仗打过后补进来的新兵有一些也死了。许多人都因为战壕足病被撤离了，麦克里里认为太多了。这个排再也不像当年了。”

韦伯斯特认为事实确实如此。他曾在重返E连前走了一段漫长复杂的弯路，那段时间他在新兵站，和一群身着卡其布军装模样貌似士兵的人待在一起，感到失意，感到寂寞。现在他回家了，回到了1排，回到了E连。

“回到我熟悉、能信赖的朋友身边真好，”他写道，“我在卡车上听他们闲聊，内心感到温暖而轻松，就像一个迷失在漆黑、寒冷的森林里的孩子回到了充满爱的明亮的家里。”

家里的一些椅子空着。那些椅子属于被打死，受重伤或精神崩溃的弟兄。但正如韦伯斯特感觉到的那样，虽然E连失去了很多老成员，加入了很多新成员，但因为有现在已经在团或营里任职的老E连的军官们在，因为有老E连的军士们在，E连仍然是个有机的整体。

第14章　侦察

阿格诺
1945年1月18日—2月23日

1月中旬，德军力图挽救突出部的兵力和装备，在阿尔萨斯发动了代号为“北风”的佯攻，企图把美军兵力从阿登地区引开。与12月中旬在阿登发动袭击时一样，他们袭击了前线兵力薄弱的地方。（巴顿的第3集团军离开阿尔萨斯去阿登后，美第7集团军不仅要防守自己的阵地，还悄悄从左翼接防了第3集团军的防线。）“北风”行动开始后，艾森豪威尔把101师调往阿尔萨斯，增援前线。

空降兵们听到要用卡车把他们运往阿尔萨斯的消息时，随之而来的谣言也被夸大：德军已经突破防线。温特斯心想：天哪，难道陆军就没有其他人能去堵这个缺口？

这是一次长途跋涉。阿尔萨斯在巴斯托涅的南偏东方向160英里处。天上飘着雪花，天气寒冷而恶劣。路面很滑，行车很危险。卡车的行进慢得像步行，跳下车解个手，再赶上去坐上车都来得及。解手的过程看上去很滑稽，因为他们从外到里依次穿着伞兵裤、橄榄绿军长裤、长衬裤和橄榄绿军内裤。所有的裤子都只用纽扣，不用拉链。他们戴着手套就想把所有的扣子都解开，有时候这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他们从巴斯托涅出发，途经贝尔方丹、维尔顿、艾当、图勒、南锡、杜林甘等地，1月20日到达目的地。506伞降步兵团成为预备队。

行进途中，利普顿中士病了，浑身怕冷，发高烧。他在杜林甘去看了军医，医生检查后说他得了肺炎，要转移到医院去。利普顿说他是E连的军士长，不可能离开。那天晚上医生无论如何也说动不了利普顿，就让他第二天早上再去检查检查。

当晚，斯皮尔斯中尉和利普顿中士住在一个德国人家里。（阿尔萨斯在法德边境，每战必易手。1871年成为德国领土；1919年被法国夺回；1940年又成为德国领土；1945年又给了法国。）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斯皮尔斯让利普顿睡上去。利普顿说这样不妥，说他是兵，要铺睡袋睡在地板上。斯皮尔斯只说了一句“你病了”，问题就解决了。

利普顿睡在床上。屋子里那对德国老年夫妇给他拿了些杜松子酒和苹果卷。利普顿从未喝过烈性酒，但他一小口一小口地把一大杯酒喝了下去，又把苹果卷也吃了下去。他美美地睡了一觉。早上，他的烧退了，精力也恢复了。他再去看军医时，医生简直不相信会好得这么快，连称这是奇迹。

看到利普顿康复，斯皮尔斯很高兴，说他和温特斯已推荐利普顿火线晋升，辛克上校要和他谈话。利普顿到了团里，辛克对他进行了一个小时作战经验的考察。

近两个星期来，E连一直作为预备队，几乎每天都要从一个村庄运动到另一个村庄。天气开始转暖。太阳出来了，雪开始融化，地上烂糊糊的。一辆军需卡车送来一批高腰靴，还配有防寒袜和毡鞋垫。“6个星期前在巴斯托涅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可是你在哪儿？”战士们冲着驾驶员大声嚷嚷。军需连把脏衣服、毯子和睡袋都收集起来，送到军队洗衣房。每小时能供215人使用的移动淋浴室被运来；E连每个人都进去洗了澡。水不热，但至少还不是冰冷的。大家一遍遍擦肥皂，搓了又搓——费了很大劲才搓掉6个星期积下的污垢与汗臭。

电影也到了，有《忧郁狂想曲》、《野牛比尔》和《我们年轻快乐的心》。《星条旗》、《美国佬》以及《袋鼠纪事报》带来了外界的消息（但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受欢迎，因为来自太平洋的消息表明，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于是就有谣传说101师将被海运至太平洋，在日本“大跳伞”）。

*　*　*

2月5日，506团接替驻守阿格诺镇的79师313步兵团，E连进入前线。阿格诺有近20000人口，在空降兵们看来算是欧洲的大地方了。卡朗唐的居民大约4000人，莫米昂大约4500人，巴斯托涅大约5500人。阿格诺横跨在莱茵河的支流莫德尔河上。E连的阵地在506团的最后侧，位于在此处呈环形的莫德尔河与截取了它的部分河水后穿过该镇的一条运河的交汇处。

“我们的位置有点像进入德军防线的钉子。”福利中尉回忆说。E连占据着南岸的房屋，德军占领了北岸的房屋。这条河河床很高，水已经溢出了河岸，而且水流湍急。河面宽度从30米到100米不等，手雷扔不过去，但对机枪、步枪与迫击炮来说却很近。双方都有大炮支援。在德军防线后几公里处，有一门一战时期留下的大型铁道炮（口径约205毫米）。它发射的炮弹与在犹他海滩支援美军的16英寸舰炮炮弹差不多大。

空降兵们进驻79师占领的房屋。韦伯斯特和1排的5名成员接管了莫德尔河与运河交汇处的一幢房子。韦伯斯特写道：“我们继承了空降部队依靠奋不顾身的人而不是弹药的优良传统，靠6个手持勃朗宁自动步枪的人，接替了79师配备一挺0.5英寸水冷式机枪和一挺0.3英寸常规机枪的18个人。”他们告诉1排的人，说这一带很平静，双方没有相互攻击，但韦伯斯特说，他们草草介绍了情况之后就匆匆离去。

1排1班所占的房子损坏严重。有几处墙壁被炸倒，部分屋顶被迫击炮弹炸塌，所有的窗玻璃都碎了，地上的灰泥、砖块和碎玻璃有脚脖子那么深，栏杆被拿去当柴烧了，厕所里粪便四溢，地下室里全是灰烬、污物和军用罐头。

托马斯·麦克里里下士看过房子后，说了一句代表全班心态的话：“我们把它收拾一下。”

这是班里所有人第一次在火线上住进房子。大家动手收拾，他们重新整理了地下室，把床铺和C级干粮放在一个房间里，把垃圾扔进另一个房间。有人找到几盏瓦斯灯和一个还能用的汽炉。他们把电话接在德军战地电话系统上，与1排指挥所取得了联系。如果要用厕所，就得去3楼，因为“那儿的马桶还没有满”。

1排指挥所的无线电报务员乔治·鲁兹过来看了看。麦克里里班里的人自豪地让他看了他们的住所。“如果这就算好，”鲁兹回答说，“你们该去看看连部。他们活得像国王一样。”他又看了看，说了一声“那些混蛋”。

（韦伯斯特和鲁兹深有同感。他尽量不去连部，因为“那儿都是大官，小兵没有立足之地”。）

就像在岛上时一样，大家白天不能行动。狙击手随时会把在外面的人一枪干掉。稍有动静就会引来迫击炮弹；两三人在外面，就会遭到88毫米炮的轰击。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最大的消遣就是吃。我们花在准备、烹饪食物和吃上面的时间比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的都多。”

E连的任务是守住防线，派出必要的侦察小分队与德军接触，并担任炮兵前方观察哨的任务。麦克里里的班负责2号观察哨，双人值班，每次一小时，一个在3楼的窗口，另一个在地下室守着电话。从窗口可以看到德军所占据的那半边小镇的情形。他们几乎可以随时让炮兵向对方开炮，这个特权以前倒没有发现。德军则会以炮火回敬。

很难说迫击炮、狙击枪、机枪、88型炮，还有那门巨型铁道炮哪个更危险。他们虽然听不见敌人后方那门巨炮发射时的声音，但却能听见从远处低速飞来的炮弹声，因为那声音很像火车。希夫提·鲍尔斯记得他在3楼观察时，听见炮弹飞来，还有时间赶在炮弹落地前跑进地下室。

虽然他们随时都会有危险——房子若被铁道炮直接命中，整个就完了——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仍是战争的旁观者。格伦·格雷写道，“战争的神秘吸引力”在于“享受视觉的乐趣、战友情谊的乐趣、毁灭的乐趣”。他继续写道：“战争很壮观，能看得见，但永远不会被人理解。”[36]格雷提醒我们，人类的眼睛是贪婪的，渴望看到新奇的、不同寻常的、壮观的景象。

与人类任何其他活动相比，战争能提供更多的内容来满足这种欲望。与7月4日最漂亮的礼花相比，纷飞的战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也刺激得多。韦伯斯特从2号观察点可以看到“炮弹在阿格诺的敌我双方占领的地区内爆炸，P—47左右扫射的情景”。晚上，离前线好几英里的高炮连用探照灯搜索天空，从云层反射回来的光把整个前线都照亮了。只要观察哨呼叫，双方就打照明弹。在户外遇到照明弹时，必须一动不动地等它熄灭。机枪发射出一串串曳光弹，使整个场面更加壮观。

大型炮弹能引起燃烧，产生劈啪作响、熊熊燃烧的火焰，把整个地方都照亮。“在战斗中，火是很怪的东西，”韦伯斯特写道，“双方都小心翼翼，连根火柴都不敢点，所以这肆无忌惮、熊熊燃烧的火焰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其声音是如此刺耳。”

战争不但能满足视觉的欲望，而且比严格的训练更能培养出战友情谊。韦伯斯特在2月9日写给父母的信上说：“我又回到了家里。”在描述2号观察哨的生活时，他提到了面临的危险，但更多地谈到了他对班里战友的感情。“危险是怎样打破自我的壁垒，使我们感受到集体的呢？”格雷问。他的回答是：“与战友们团结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在（危险的）时刻，许多人都有这种朦胧的意识：他们以前的生活是多么孤独与孤立，他们错过了这么多……随着自我疆界的扩大，他们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亲情。”[37]

（一天晚上，韦伯斯特和二等兵鲍勃接到命令，要他们在门廊里架起机枪，在必要时为侦察人员提供火力掩护。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一开火，就会完全暴露，河对岸的德军自行火炮无需观察哨就能发现他们。但是他们已下定决心，如果对方向侦察人员开火，他们将全力还击，“因为大约20个人的命都攥在我们手上”。一向不主动要求做任何事情的韦伯斯特评论说：“有时候我看到了当英雄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牺牲自己。现在就是一次机会。”）

格雷所说的战争带来的第三种“乐趣”出自毁灭。人类乐于看到房屋、车辆和设备遭到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某个建筑物要被推倒，就会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围观，这就是证据。对军人来说，看到一幢可能为敌军提供掩护的房子被己方炮火摧毁，就是一种快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人厄恩斯特·云格尔在日记里就写到了“徘徊在战场上空那进行毁灭的强烈欲望……一名中立的旁观者可能以为我们是兴奋过度了”。[38]

军人所关心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是毁灭而不是建设。终极毁灭就是杀死一个人。狙击手击中对岸的德国兵时，就会大喊：“中了！中了！”高兴得跳起来。二等兵罗伊看见一名不谨慎的德国兵在几百米外的一间小屋前来回走动。他一枪就打中了那个德国兵。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的二等兵克拉伦斯·莱尔说，那个德国兵脸上痛苦、复杂的表情值得一看。那德国兵企图爬回屋里，科布又朝他开了两枪。每打中一枪，他就大喊一声。

在前线往往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现在，而随时都有死于非命的威胁，则使得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韦伯斯特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严格地说，生命是以天或者小时来计算的。”

*　*　*

补充的兵员到了。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因为空降师通常是在基地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次伞降突击，如果在战场上得到增援，那就意味着这个师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在2号哨所，有“4名非常害怕、刚从伞兵学校毕业的小伙子”来到班里。韦伯斯特说：“我的心沉了下来。后方梯队里有的是成年的壮汉，在驻英国的空军部队里有的是膘肥体壮的人，为什么陆军偏要把这些非常年轻、没有经验、刚受过最基本训练的人派到前线来当步兵，来干世界上最危险的差事？”

新来的人当中有个少尉，名叫汉克·琼斯，西点军校毕业（1944年6月6日，约翰·艾森豪威尔那个班），12月底才从本宁堡伞兵学校毕业。他1月中旬离开纽约，在阿弗尔登陆，2月中旬抵达阿格诺。福利中尉说：“教会他们说‘跟我来’，然后把他们运到国外是补充兵员最快的办法。”琼斯很傲气，体型匀称，讨人喜欢。他渴望有机会表现自己。

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团情报股尼克松上尉想抓一些活口来进行审问，2月12日他让温特斯负责抓一两个德国人回来。温特斯仍然是个上尉，其他两位营长都是中校，与他们打交道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但温特斯在团的参谋中有朋友，斯特雷耶上校是副团长，尼克松和后勤股长马西森原来都是E连的。马西森为温特斯搞了几只德国橡皮艇，温特斯可以用来进行渡河侦察。温特斯选了E连去执行这项任务。

这个小分队比较大，有20个人，是从各个排和连部挑选的，包括团部两名会说德语的侦察参谋。福利中尉从1排选出科布、麦克里里、温以及肖提。侦察人员渡河之后将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由肯·默西埃中士和琼斯少尉领导。

被选出的侦察员用了2天时间在阿格诺外面练习使用橡皮艇。2月14日，温特斯和斯皮尔斯来到2号哨所。使1班的人感到紧张的是，他俩站在哨所前，举起望远镜观察德军阵地，还一边打着手势，挥动地图。“我们屋里的人都在诅咒他们，”韦伯斯特回忆说，“害怕德军观察哨发现他们，然后呼叫炮火来轰炸我们温暖的小窝。”

温特斯和斯皮尔斯制订的计划将用到E连经过艰苦训练所获得的许多技能。侦察尖兵是厄尔·麦克朗下士，他有印第安血统，以能“嗅出德国鬼子”而闻名。侦察小分队将在D连一个哨所前集合，在那儿喝咖啡，吃三明治，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于22点来到河边，放下第一条橡皮艇，它将拖带一条绳子过河，然后把绳子系在北岸的电话线杆上，这样其他橡皮艇上的人只要拉着绳子就能过河。进入德军防线之后，小分队将分成两组，琼斯少尉率领的那个组进入镇里，默西埃中士那个组将前往岸边被疑为德军前哨的一幢房子。

无论能否抓到俘虏，小分队从河对岸撤回都将得到有力的保障。任何一组遇上麻烦或抓到俘虏，组长就吹哨子，示意撤退。这个信号将意味着两组人员在橡皮艇边会合，与此同时，斯皮尔斯中尉和马拉其中士将开始射击以掩护撤退。

在提供掩护火力时，连最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每个已知或预料到的德军阵地都有指定的步枪、机枪、大炮和迫击炮来对付。从师里借来的57毫米反坦克炮，被用来对准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因为那地方是间接炮火无法摧毁的。D连架起一挺0.5英寸机关枪（在巴斯托涅时从第10装甲师偷来的），准备扫射德军阵地。1排在2号哨所的阳台上架起一挺0.3英寸机枪，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扫射驻扎在河对岸的德军（渡河点就在2号哨所的正前方）。

2月15日晚，漆黑而又安静。德军只打了几发照明弹，有一两门88毫米炮零星射击。美军炮兵静静地等待着哨声。探照灯已按斯皮尔斯的要求关掉了。美军没有发射照明弹。没有轻武器的射击声。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第一条橡皮艇成功地过了河。另两条也过去了。麦克里里和科布坐的第四条橡皮艇翻掉了。他们顺着水流漂出100多米，钻出来之后又试了一次，但又翻了，最后只好放弃，回到2号哨所。

琼斯和默西埃把过了河的人集合起来，进行分组后便开始行动。和默西埃一起的有一名才补充到F连的年轻军官。他颇有一番雄心壮志，急于想表现自己，瞒着斯皮尔斯和温特斯，擅自跟上了小分队。他跟着默西埃到了北岸后不久，就踩响了一枚地雷而身亡。他上战场还不到24小时。

默西埃领着其余8个人继续向目标运动。接近德军那个哨所后，他对准地下室的窗户发射了一枚枪榴弹。爆炸声后，大家冲向那幢房子，朝地下室里扔手雷。手雷刚爆炸，默西埃就带领大家进入地下室。由于进去太快，手雷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二等兵尤金·杰克逊的面部与头部。他是在荷兰时补充进来的兵。在地下室里，美国人发现还活着的德国兵惊恐万状。他们抓住一名伤员和两名未受伤的人就冲了出来。默西埃吹响了哨子。

哨声一响，对岸的掩护炮火就轰然而至。大地在震动。后方的大炮一响，前沿的迫击炮、反坦克炮也跟着响起。在2号哨所进行观察的韦伯斯特是这样描绘当时场景的：“我们看到一阵火光，接着一个红色球状物钻进对岸一幢房子的地下室。炮弹在德军的道路和火力点上爆炸，发出橙红色的火光。我们正前方半英里处有一幢房子开始燃烧。我们的后方，D连的0.5英寸机枪在不停地射击。一串串曳光弹掠过河面射向对岸，德军以一间未毁的地下室为掩护，用手提式轻机枪向D连射出大量曳光弹。”

默西埃和他手下的人迅速返回橡皮艇边，与琼斯及其小组会合。他们准备渡河时，觉得那名德国伤员没有多少用，就把他丢在了河边。新补充来的二等兵艾伦·维斯特掏出手枪想把他打死，但被制止。那名伤兵对他们已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暴露自己的位置。有一部分人拉着绳子游回对岸，其他人则乘橡皮艇返回。

小分队一上岸就推着俘虏奔向2号哨所的地下室。他们一进地下室，德军的炮弹就在后院炸响了，随后便是德国人对整个E连阵地的炮击。

在地下室里，小分队成员把俘虏围了起来。美国人很兴奋，许多人在交谈——或者说是想盖过巨大的噪音在扯着嗓门叫喊——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他们热血沸腾。

“我来干掉他们，我来把他们干掉算了！”维斯特大声喊叫，掏出手枪冲向俘虏，但被人拦住。

“出去，维斯特。这帮混蛋是营里要的。”有人大声说。

根据韦伯斯特的说法，那两个俘虏“是很沉着的士官，一个是普通中士，一个是中士参谋。他们非常沉着，像磐石一样地站在一间气味难闻、热烘烘的地下室里，四周都是想杀他们的人。但他们连指尖都没动一下，面无表情。那是我见过的最冷静的人”。

外面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在侦察中受了伤的二等兵杰克逊这时开始大声叫喊：“杀了我吧！杀了我！求你们杀了我！我受不了了，上帝，我实在受不了了。杀了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杀了我！”他满脸是血，一颗手雷的碎片击穿了他的头骨，钻进了他的脑部。

马丁中士说：“当然谁也不会杀他，因为希望总是有的，那个该死的俘虏使我很生气，我拼命踢那个狗娘养的，我是说狠狠地踢。”他最后很勉强地解释道：“当时的情绪真的坏透了。”

有人打电话叫卫生兵带着担架过来，要快。罗说他马上就来。

杰克逊还在不停地喊叫。“杀了我！杀了我！我要默西埃！默西埃呢？”他在抽泣。

默西埃来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没事的，伙计，没事的。你会好的。”

有人在杰克逊手臂上打了一针吗啡。他那时痛得发了疯似的，要人把他按在床上。罗来了，同时还跟来另一名军医和一个担架员。他们把病人往急救站抬去，默西埃走在担架员旁边，握着杰克逊的手。还没有到急救站，杰克逊就死了。

“他还不到20岁，”韦伯斯特写道，“还没有开始生活。他边喊边叫，就这样死在担架上。在美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美国，跑马场上赌马的生意火爆，夜总会创下史无前例的利润，迈阿密海滩十分拥挤，根本找不到一间住房。好像很少有人在乎。天哪，这就是繁荣，这就是昌盛，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些。我们在读物上看到黑市餐厅，看到生产商要求立即逐步恢复生产和平时期的物资。我们怀疑人们是否知道，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军人正生活在恐惧之中，正在流血，正在骇人听闻的痛苦中死亡。”

德军炮火暂停之后，俘虏被押送到营部交给温特斯上尉。默西埃在交这两名活口的时候笑得嘴都合不拢了。那个普通中士交待了很多，可是那个中士参谋却缄口不言。

*　*　*

夜已不再平静。双方都在猛烈攻击对方。沿河两侧火光四起。曳光弹在水面上交织。

每到炮火间隙，2号哨所的人都能听见对岸传来的艰难的呼吸声、喘息声和呻吟声。被侦察小分队丢在岸边的那个德国伤兵是肺部中弹。韦伯斯特让手下看看该怎么办，是一枪打死他让他结束痛苦，还是让他自然死去。韦伯斯特主张杀了他，因为若把他留下，德军会派人把他带回，他就可能报告他所看到的2号哨所周围的所有活动。“那样他们就可能向我们更猛烈地开火。”韦伯斯特估计说。

韦伯斯特决定拉着刚才那根绳子过河，然后宰了他。麦克里里不同意。他说德国人可能把那个伤员当作诱饵，设下圈套。韦伯斯特觉得他说得对。比较好的办法是用手雷。

韦伯斯特带着二等兵罗伯特·马什，小心翼翼地来到河边。他听见了那个德国兵急促的喘息与呻吟声。韦伯斯特写道：“我很同情他，独自一人，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在一条肮脏的小河边，毫无希望、无依无靠地慢慢离开人世。”

马什和韦伯斯特拔掉手雷上的销子，把它们扔到那名德国兵的身边。一个爆炸了，另一个是哑弹。呻吟声在继续。他们返回哨所，又拿来一些手雷，再试了一次。还能听见呻吟声。他们放弃了；让他自己慢慢地死去吧。

炮击停止时，天已蒙蒙亮，那呻吟还在继续，搅得所有的人心烦意乱。科布觉得他再也受不了了，便抓起一枚手雷，冲到河边，把它扔了过去，终于把那个德国兵给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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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利普顿中士被一发迫击炮弹打伤，一块碎片打在他靠右耳的面颊上，另一块钻进他的脖子后面。他去急救站包扎了伤口。（34年后，脖子后的弹片开始作痛，他这才请医生把弹片取出。）

第二天，2月16日，温特斯把利普顿叫到营部，发给他一张士兵光荣退役证书，2月15日生效，另有一道命令，授予他战地少尉军衔，2月16日生效。“我受伤的时候已经不是军人了！”利普顿说，“我已经退伍，我的授衔令还没有生效。我经常想，如果我被那发迫击炮弹打死了，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件事。”他接着说，“我一直视那张战地授衔令为我所受到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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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少尉在第一次侦察中表现良好——很显然，意思是说他聪明地让默西埃来作决定。不到一星期，琼斯就走了，被提为中尉。“就侦察了一次！”福利中尉感叹道。“琼斯是西点毕业生，是西点保护协会的成员，他们都戴着该会的指环。‘你没有指环就什么都不是！’”琼斯被提升到团部当参谋。马拉其写道：“有人传言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西点的毕业生要在和平时期服务于军队，正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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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克上校对这次成功的侦察很满意，他决定第二天晚上再进行一次。但这时，天开始下雪，而且转冷。雪的顶层结冰了，走上去咯吱咯吱响。冷空气扫清天空，月光明亮。温特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去侦察无疑是去送死，所以他决心违抗命令。

辛克和一群参谋去2营指挥所巡视。他们随身带着瓶威士忌酒。温特斯说他要去河边看看侦察的准备工作。到了哨所之后，他让他们先不要准备。辛克喝了威士忌酒后，很快就会睡觉。小分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报告说他们过了河，进入德军阵地，但没捉到活口。[39]

有些当兵的也想弄些酒。虽然有白天不准外出的命令，科布和怀斯曼还是溜出去偷酒去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存放着很多酒的地窖，每人拿了两瓶，德国狙击手向他们开枪，他俩就像偷了苹果的小学生一样沿街飞奔。

怀斯曼膝盖中弹，一个跟头跌倒在地上，把酒瓶摔碎了。科布的酒保住了。他俩冲进一个地下室开始畅饮起来。“如果有一些大兵在一起喝酒，”马丁指出，“你不可能只喝几口。不喝完就不能停下来。”怀斯曼和科布各喝了一瓶。他们回到1排指挥所时，已酩酊大醉，科布还和马什打了起来。

福利中尉把他们拉开。他大声训斥科布太放肆，不遵守条令，醉酒之后胡闹等等。科布被激怒了，嘴里胡说八道起来。他根本不听福利让他闭嘴的命令，反而指责福利。两个人上来把他抓住，按在地上。马丁中士拔出点四五手枪。福利让他把枪收起来，叫人把科布抓起来，把他送到团部关禁闭。

与此同时，怀斯曼大声拒绝卫生员罗要他撤下去的命令，说要和朋友们待在一起。

福利把排里的事安排了一下，来到团部，为科布的事给军事法庭写报告。他写了几个小时。他把报告交给辛克上校，并向他汇报了详细情况。福利离开时，辛克对他说：“你当时真该一枪毙了他，那就省了我们大家很多麻烦。”

怀斯曼还是醉醺醺的，不愿接受治疗。他说他只想和雷德中士谈谈，别的人一概不行。雷德想跟他说道理，但是没有用。他也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雷德说：“胡布勒死了，豪厄尔在巴斯托涅受了伤，这次事件对我的精神又是一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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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E连变成预备队，由506团3营接替他们的阵地。E连离开才几个小时，德军就把2号哨所打了个正着。这一天，温特斯被晋升为少校。2月23日，36师接替了101师。这个空降师转移到位于后方的萨维纳，准备返回莫米昂。

101师没怎么到过后方。在那里看到的一切，让他们弄不明白军需品怎么竟然能运到前线。他们在阿格诺时有2次每人发到了3瓶啤酒。拿到的香烟是很差的切尔西牌或罗利牌。没有肥皂，偶尔有包口香糖，有次还拿到了一些牙膏——除了C级和K级干粮以及弹药，在前线能拿到的就这些东西了。由于住在离军需仓库很近的地方，他们弄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物品从美国用货船运来之后，在港口负责卸货的营拿走了一部分，负责铁路运输的营拿走一些“银河糖”和施利茨啤酒，然后把这列为“破损”，卡车司机们成箱成箱地拿走“幸运烟”（很好的牌子），之后师里的军需军官、团里的、营里的军需参谋又把最好的东西拿走了，前线步兵若能拿到C级干粮和罗利香烟就很幸运了。

*　*　*

希夫提·鲍尔斯得到了一把新的M—1步枪。对他来说这真是忧喜参半。他一直在用国内发的那支枪，他很喜爱它。“似乎我只要用它指向一个目标，就能瞄什么打什么。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枪。但每次一检查，我就挨批评，因为它的枪管里有个小凹陷。你知道枪管里的凹陷是弄不掉的。它原本就在那儿。”他听批评听烦了，就把那支枪交回去，换了支新的M—1。“我断定，我用那把新枪连一个谷堆都打不中。那是最糟的枪。”但至少他从此不必再听批评了。

辛克上校下达命令，作为预备队要进行严格训练。斯皮尔斯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提议，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告诉E连的人，他认为在基地时要进行严格合理地训练，在作预备队时就要好好放松。

但斯皮尔斯没法使连队免除两项规定的活动。一是通过抽签决定轮流回国的人。每个连可以有一个人回家休假30天，人选由连里抽签决定。中签的人必须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作过战，服役记录上没有不良记录。没有性病，没有不假外出，没有上过军事法庭。E连只有23个人合格。斯皮尔斯在一个钢盔里把名字摇了摇，抽出了弗里斯特·古思的名字。大家礼貌地欢呼。斯皮尔斯说，他不想失去古思，但祝他好运。几个人与古思握了握手。其他人垂头丧气地走开。用韦伯斯特的话说：“像是去地狱的人在路上看了一眼天堂。”

第二项活动是营阅兵。斯皮尔斯的想法是避免去做不必要的事情，但要打起精神做好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手下人，要精神抖擞。枪要擦亮，军装要洗干净。战士们架起一口大锅，把衣服和几大块肥皂放进去煮，这要花很长时间；二等兵赫德森决定不洗了。当他穿着脏衣服站在队列里的时候，被斯皮尔斯狠狠地训了一顿。排长福利也训了他一通。代理班长马什中士想让他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赫德森腼腆地咧着嘴笑：“天哪，怎么了，大家都找我的碴儿？”

泰勒将军来营里阅兵，跟他来的还有师里公关部的一名摄影师。巧的是，他停在赫德森面前与他交谈。那名摄影师给他们拍了张合影，问了赫德森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把照片寄到当地的报社，还给他父母寄去一张。当然，将军与刚下火线、经历战火考验的战士交谈的照片，要比和一群接受检阅的预备队士兵交谈的照片意义大得多。“所以，”韦伯斯特说，“E连只有一名穿着脏军服的人，而他也是唯一和将军拍照的人。”

*　*　*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温特斯说道，“不过我们走路时都变得小心翼翼的，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确保不遭人暗算。”他解释说，阿格诺之后，“我们突然信心倍增：‘上帝保佑，我一定能成功！’”

第15章　“世间最美的感受”

莫米昂
1945年2月25日—4月2日

2月25日，E连乘坐“40—8”法国铁路棚车穿越法国。这种棚车因可容纳40个人或8匹马而得名。这是该连官兵的一段独特的经历，但对他们的父辈来说，却是平常的事情。由于是兄弟们在战争中第一次乘火车行动，他们格外欣喜和兴奋。天气温和，阳光明媚。棚车里铺着一尺多厚的稻草，大家食品充足，而且没有人向他们射击。

“一路颠簸穿越法国时，”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把脚耷拉在车厢门外，不住地向农民们招着手，大口大口地喝着杜松子酒。我想，再没有比这样从前线上下来更好的了，这真是世间最美的感受。”

就这样，他们回到了莫米昂，但却没有回兵营，而是被安顿在可容纳12人的绿色大帐篷里。这里距离作为驻军营地的村庄莫米昂大约1英里。村里有六家酒吧、两所妓院、一个小型红十字俱乐部。韦伯斯特称该村为“自恺撒大帝时代以来就一直被士兵糟蹋得破得不能再破的驻兵点”。按照韦伯斯特尖刻的评判标准，“莫米昂比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还要差”。

到达后的首项任务是搞个人卫生。驻地有淋浴，虽然水充其量只是温热，但对于10周前离开莫米昂后就没有正经洗过澡的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乐事。他们打上香皂，使劲揉搓，冲去泡沫后再打上香皂，再揉搓，再冲洗，如此反复数次。洗完澡，他们分到了新衣服和新的A等军装。

但当他们重新拿到去巴斯托涅之前留下的行李包时，欢乐变成了愤怒。后方梯形的“卫兵”在第17空降师开进突出部时对他们开放了储藏室，17师的家伙们肆意抢掠，如同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一样。丢失的有跳伞服、衬衫、团标、跳伞靴、英国空降兵罩衣、参加诺曼底和荷兰行动时保留的降落伞小标牌、鲁格尔手枪和其他一些极其珍贵的纪念品。

温特斯少校制定的管理制度加深了他们的不满。新兵已经补充进来，为了将他们融入连队，温特斯制订了严格的训练计划。这等于全面地重新进行一轮基础训练，大家都很气愤。韦伯斯特烦透了这种训练：“有时候，我简直宁愿回到相对自由的战斗中。”

*　*　*

补充进来的新兵里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S.奥基夫。入伍时他才17岁，通过了跳伞训练以后，他由伊丽莎白女王号于1月下旬从纽约船运到这里。“船经过爱尔兰时我睡得正熟。”奥基夫回忆道，这点让他失望，因为他的父母都出生在横渡大西洋航行时抵达的第一块陆地——克里县。他是在E连返回后不久抵达莫米昂的。他对弟兄们的最初印象是“他们都很结实、老练，灰头土脸的。我对自己说：‘奥基夫，你可真是摊到了一块啃不动的骨头。’”他被指派到1排，归福利中尉和克里斯坦森中士指挥。

奥基夫在莫米昂的第三个晚上遇上了夜行难题。半夜出发后，弟兄们在黑暗中成一列纵队行进，走在他前面的人不见了，奥基夫跟丢了，他猛地倒吸了一口气，紧张地四处张望。

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没什么，小家伙！只要跪下向上看，就能在天幕上看到他们了。”奥基夫照着做了，果然看到了前面的人员。他轻声道了谢，跟了上去。后来他发现，那条建议来自温特斯少校——他的营部参谋在巴黎寻欢作乐，而他本人却亲自带着新兵在进行通宵演习。

天快亮时，奥基夫占据了第一侦察兵的位置。天一亮，就要进行一场模拟进攻。目标是一片旷野另一侧的固定的敌军阵地。奥基夫来到目标这边的最后一个山脊，挥手示意全营停止前进。一想到一个18岁的新兵在带领一队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就有些紧张。他向后面的第二侦察兵招手示意，要他上来；想和他交换位置。二等兵希克曼迅速走过来，未等他开口说话，就脱口而出：“老兄，很高兴你在前面打头阵！我是三周前才加入这个单位的。”

意识到营里很多人是补充的兵员，奥基夫又恢复了常态。“好的，小家伙，”他对希克曼说道，“我要翻过去，看看那边的动静。你回到原位去，准备传递我发给你的信号。”

两分钟后，奥基夫回到山脊的这一侧，双手举起步枪，示意发现敌人。福利指挥全排进入进攻出发位置，喊道：“射击！”进攻开始几分钟后，乔·利布高特跳起来，打了声印第安式的战斗唿哨，朝目标猛冲过去。他用上好的刺刀攻击机枪掩体，挑破沙袋，一副英雄的形象，给奥基夫和其他新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　*

3月8日，辛克上校对两个月来一直担任代理职务的军官们予以正式任命。斯特雷耶中校为副团长，温特斯少校成为2营营长。还有一些人员调整，比如，马西森少校从团后勤股长调任作训股长，原作训股长尼克松上尉调到2营任作训参谋。圣诞前夜受伤现已康复的韦尔什上尉任2营情报参谋，索贝尔上尉接替马西森任团后勤股长。

尼克松从团部降到营部，只缘于他的酗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辛克很了解他，知道他不仅是个勇敢明理的军人，还是个天才。虽然辛克自己也是一个酒罐子——人们在他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波旁酒鬼”——但尼克松每夜必饮、每饮必醉，还是使他无法容忍。辛克问温特斯是否能够管得住尼克松。温特斯表示没问题，他俩是最要好的朋友。

到3月份，E连里原来的军官都已在团（作训股长、后勤股长）和营里担任要职（赫斯特中校为1营营长，温特斯为2营营长，2营的情报参谋和作训参谋也来自E连）。他们中间，马西森最终成为一名少将，在越南战场上担任101空降师的指挥官。人们一定会说，索贝尔上尉1942年夏天在托科阿做的很对。

这一点绝不可能在温特斯那里得到证实，温特斯对索贝尔的印象就从未好转过。但索贝尔的归来的确让温特斯感受到了他一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时刻。那天，温特斯少校正沿着莫米昂的街道走，索贝尔上尉正从相反的方向走来。索贝尔看见了温特斯，他低下头，从温特斯旁边走过而没有敬礼。他刚走过温特斯身边一两步时，温特斯喊道：“索贝尔上尉，敬礼是看官阶的，不是看人的。”

“是，长官！”索贝尔说话的同时“啪”地敬了个礼。站在一旁的韦伯斯特和马丁看到这一幕很开心（“我喜欢看军官们互相比官阶”，韦伯斯特评论道），但他们的喜悦还比不上温特斯的一半。

（温特斯在莫米昂还有一件愉悦的事，而且这种愉悦的感受日日如此。德军俘虏当时在医院干活，每天黄昏时分，他们就整队回俘虏营。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唱他们的进行曲。“他们充满自豪精神抖擞地边走边唱。”温特斯写道，“实在是棒，不愧是真正的军人！”）

接替索贝尔和温特斯成为E连连长的斯皮尔斯上尉，也给官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韦伯斯特认为，“斯皮尔斯上尉有希望成为和温特斯一样的长官”，但他也意识到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讨厌斯皮尔斯，是因为他曾在诺曼底杀了一名自己人，还因为他固执、多疑，根本不相信有消耗战之说。”但是在韦伯斯特看来，“他作战中的勇敢简直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他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银星奖章、铜星奖章和3枚紫心勋章。斯皮尔斯遵从常理，重视军士的作用，着重实战训练，而不是纸上谈兵。我喜欢斯皮尔斯。”

在军士中也有一些变动。塔尔伯特中士取代利普顿，升为二级军士长。塔尔伯特待人真诚，不做官样文章，根据常理做事而不是照搬书本，因此受到士兵们的赞赏。卡森成为连部文书，鲁兹成为排里的通讯员。副排长都是托科阿时的兵并且都至少受过一次伤。查尔斯·格兰特在2排，阿莫斯·泰勒在3排，厄尔·黑尔在1排。

黑尔的升职在1排引起了一些议论。但是除了说他是一个门外汉（他一直在连部当报务员）外，黑尔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1排士兵散布了一个谣言，大意是，黑尔曾向温特斯抱怨说，他的妻子总缠着他要在符号上加一道杠，结果温特斯把1排交给了他。使得排里士兵不高兴的是，本该提拔的约翰尼·马丁却被跳了过去。“我推测长官们不会喜欢他冒失轻率的态度，”韦伯斯特评论道，“尽管他是我们中思维最敏捷，最合适的领导者，并具有当副排长的天分。”

马丁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在3次战役中都幸免于难并且毫发未伤的他决定让医生知道，他膝盖内有一块会突然支撑不住的软骨，使他不适合再参战。不久，马丁就启程回国了。

“托科阿时的弟兄升的升，走的走，已经像11月的槭树叶一样，留下的越来越少了，”韦伯斯特写道，“在莫米昂，老兵们的心里满是绝望和恼怒。可我们还得在这里，在草地里、沼泽中跋涉，在野外演习。”

老兵们想尽办法逃避野外演习。他们常常在早上就称病请假，斯皮尔斯询问一下情况，不满地咕哝几句，然后就送他们去救护所。在那儿，他们能获许住院一天，这一天里只是悠闲地躺着，看看杂志。称病住院休息很容易，他们都干过，但是从未超过两次，后来，就连韦伯斯特也宁愿参加演习而不去读书或无所事事了。

*　*　*

3月15日这一天，101空降师的弟兄们受到了他们应得的奖励。他们在曾见过的多数高级将领面前进行了一次师规模的阅兵。这些高级将领包括艾森豪威尔上将和泰勒上将，爵士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罗斯福总统的秘书斯蒂芬·厄利、马修·李奇微少将和其他高级将领。

阅兵准备期间，“官兵们把所有的武器都拆开清理，擦洗冲刷，磨光打亮，重新装配”。正像福利中尉回忆的那样，“绶带都找出来，一丝不苟地别在制服上”。钢盔都重新刷上油彩，在一侧印上“506”的标记，等干了以后再涂上油彩，直到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还进行了一次阅兵预演。当然，长官们命令受阅部队在艾克及其随行人员到达前3小时来到了阅兵场，同样的，弟兄们对长官的这种安排免不了骂骂咧咧。

艾森豪威尔终于到了。他乘车检阅了全师，然后走上阅兵台发表讲话。他宣布101空降师由于在巴斯托涅战役中的表现而获得总统特许嘉奖令。在美军历史上，整个师获得这样的嘉奖还是第一次。在简短的训话里，艾克毫不吝啬溢美之辞：“你们拥有了一次绝妙的机遇（在巴斯托涅），你们经受住了每一次考验……我因你们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他用赞许和勉励结束了训话：“伴随着无上荣耀而来的是相应的责任。正因为你们是这一先河的开创者，你们必须认识到，从现在开始，聚光灯将伴随着特殊的光环投射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不论何时，只要你们说出自己是101空降师中的一员，不管是在大街上，城市中，还是在前线，每一个人都会期待着你们的非凡表现。我相信你们会像在巴斯托涅战场上那样，经受得起未来的每一场考验。”[40]

韦伯斯特曾越来越看不惯军队的状况，变得愤世嫉俗；并且一直积极运用士兵的权利抱怨这抱怨那。但这次，他也不知不觉地被深深打动了。奥基夫评论道：“甚至像我这样补充来的新兵，在那次阅兵队列中也感到无比的自豪。”

对福利中尉来说，这是次“惊奇中的惊奇”。站在泰勒上将身后的他的高级随行参谋，不是别人，正是诺尔曼·戴克上尉。

黑尔中士在法国阿登时喉部受了伤，军医允许他不扎领带。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向他颁发铜星勋章时询问他为何未系领带，黑尔照实回答了。泰勒将军证实以后，艾克大笑着说黑尔是整个欧洲战区唯一一个不系领带的军人。

*　*　*

官兵们开始了休假，有去英国的，去里维埃拉的，巴黎的，布鲁塞尔的，还有去兰斯过夜的。斯皮尔斯上尉去了英国，因为他已经在那里与一位英国妇女结了婚，这个女人认为自己的丈夫在北非被杀害了。福利去了巴黎，回来后说他什么也记不得了。驻地还有一些美劳军联合组织的慰问演出，其中不乏一些大牌演员，包括玛琳·黛德丽。

守备部队的生活是安稳的，但也有它的代价。为了将军容风纪提高到后方梯队应有的水平上，陆军不得不采取措施强化制度与条例。对一个刚从前线下来、并将重新回到前线上去的步兵连的人来说，关禁闭没有多大威慑作用，仅仅是一种约束。而从那些正期待着去趟巴黎的弟兄们手中扣现金，却足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101师一名二等兵每月基本薪水是50美元，还有50美元的危险任务特殊津贴和10美元的战区额外补助。泰勒上将在莫米昂设立了一个简易审判庭，对违规者施行重罚。着装不规范，罚款5美元；口袋中私藏鲁格尔手枪，罚款25美元；吉普车或卡车超速行驶，罚款20美元；妨碍治安行为，罚款25美元。

训练在继续。从班到排，再到连，一直扩展到营的范围。全师在为一次白天的空降任务做着准备，此次是空降到柏林及周边地区，被称为“遮天盖日行动”。

对柏林的空降作战要到盟军渡过莱茵河之后才会开始。几个月来，E连的兄弟们一直期盼着参加空降到莱茵河对岸的行动，但任务下来后，却发现没有E连的分。艾森豪威尔决定把这次空降作战机会交给第17空降师，派其参加“主力队行动”——战时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参加单位除了第17空降师外，还有英第1、第6空降师），而留下第82师、第101师在对柏林作战时使用。

新补进来的弟兄都经过了跳伞学校的严格训练，进入了参加过比利时或德国作战的世界上最著名的空降师，却从未参加过战斗跳伞。这次无缘参加“主力队行动”，许多人感到大失所望。在莫米昂，部队运输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圆了这些人的战斗跳伞梦，让他们跳了几次伞，得到了些许乐趣，也使他们感到有资格领取伞兵特殊津贴。福利少尉跳了两次，但那毕竟和真的空降作战不一样。

因此，3月24日，E连的弟兄注视着一架架C—47运输机从附近机场的跑道上隆隆起飞，低空盘旋后，形成一个或多个“V”形编队，9架飞机一波一波地朝东北方向飞去时，心情十分复杂。福利后来回忆道：“这样美好的景象让你的心跳呼呼加速。像我这样的已经融入到一支曾经参加过两次伞降作战连队的人，确实感到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

一些老兵也有同样的感受。就连韦伯斯特也惊异地发现自己竟希望能和17师一起往下跳。“那该多有趣啊。”这时，他和弟兄们站在那里，欢呼着，手臂高举成代表胜利的“V”字形，喊道：“弟兄们，搞定敌人！让他们见鬼去吧！”后来，韦伯斯特写道：“我望着他们在沉闷的轰鸣声中消失在远处，突然间，我有一种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好像我已被甩在了后面。”

506团中有一位没有被丢在后面。这就是尼克松上尉。泰勒上将选派他作为101师的观察员同17师一起空降，尼克松幸运地被指派担任所在战机的跳伞长。后来飞机被击中，仅有尼克松和另外3个人在飞机坠毁前设法跳了出去。尼克松只有这一个晚上配属于17师，3月25日就被送回莱茵河这边，然后乘坐一架特种小飞机，回到了驻在莫米昂的2营。这次跳伞使尼克松成为506团中在伞兵服上佩带三颗星的两人之一。这3颗星分别代表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主力队行动”。另外一个是空降导航分队的赖特军士。在托科阿时，他是E连的人。

“主力队行动”遭到了德军的凶猛抵抗。同时，美第1军的步兵师和装甲师正经由最近占领的雷马根的吕登多夫桥，拥过莱茵河，然后北进，去包围在鲁尔保卫德国工业中心的德军。

艾森豪威尔需要加固在鲁尔周围形成的包围圈，82师和101师可以派上用场。3月底，命令下来了，要求E连开拔，返回前线，但这次是在莱茵河上空。

老兵们决定不做任何冒险了。战争结束在望；安全，这个在巴斯托涅时还不能相信的东西，现在他们相信了，他们将努力做到。安全！尽量完整无缺！他们想逃离这令人厌烦的驻军生活，他们知道怎样照顾自己，他们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但不是为了当英雄。

新补充来的弟兄却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莫米昂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在E连的传奇人物温特斯少校的严格管理下，日夜同老兵一起演练实战本领。他们学习了救生课，已经对老兵有所了解，也得到了老兵的肯定。他们为能在这个连，这个团，这个师感到骄傲，并且渴望证明自己当之无愧。

因此，3月底，当准备开拔的命令到来时，E连早已准备就绪。他们将乘卡车去莱茵河。韦伯斯特很高兴能够离开莫米昂，对重返战场既担忧又兴奋，且对不是空降参战感到失望。“我还想空降进入战斗，”他写道，“而不是乘卡车奔赴前线。因为执行空降任务很刺激，各种可能性都有——也许艰难，也许容易，也许根本就没有敌人。而步兵作战，敌人知道你在哪里，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达，相比之下，就显得平淡无味了。”

二等兵奥基夫将第一次参战。他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们头戴钢盔，手拿步枪，野战服下是轻便的毛衣，裤子束在作战靴外，右腿上绑着挖战壕的双刃短刀，手枪带连着野战背包，连同一枚磷光弹和一枚普通手榴弹都捆扎在胸前的降落伞背带上，野战背包里塞着军用水壶、急救药箱、K级干粮。放置弹匣的老式子弹带换成了布子弹带。野战背包装的是最少量的短裤、短袜、刮胡刀、针线包、香烟等等。”在听完随军牧师约翰·马洛尼的弥撒和对全体官兵的赦罪文后，奥基夫跃上卡车，向德国进发。

*　*　*

E连即将进入它征战历程的第15个国家。弟兄们非常喜欢英国和英国人民。他们不喜欢法国人，因为法国人看上去沉闷、懒惰、肮脏，而且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弟兄们对比利时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在巴斯托涅时，当地的平民曾竭尽全力支持他们这些美国人，双方关系密切。

他们热爱荷兰人，赋予了荷兰人大量赞美之词。勇敢、机智、感激之情超出一切，拥有欧洲组织最好的秘密团体，把藏满食物的地下室瞒着德国人却告诉了美国人，爱清洁、勤勉、诚实等等，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他们要同德国人碰面了。在敌军国土内的前线上与敌方的平民住在一起对他们将是第一次。有传闻说，他们将不住在散兵坑里，而是要被分配到德国人的房子里住。如果这一传闻属实，他们将能以密切的方式了解德国人。一旦鲁尔的小股敌军被消灭，挺进德国中部的行动开始，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到那时，他们每天晚上都将住在不同的房子里，而房主只能在几分钟前得知有人来住的消息。

他们将作为胜利者来到德国。在这之前，他们已被告知不要相信任何德国人，“不友善”政策禁止他们与德国平民有任何接触。但是，除了利布高特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战士们与德国人并没有世仇。他们中许多人钦佩与他们战斗过的德国士兵。韦伯斯特觉得所谓德军暴行大多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还有几位也有同感。不管怎么说，反正不久他们就会亲眼看到是否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分子，是否纳粹分子都像盟军的报纸、广播中说的那样坏。

第16章　开始认识敌人

德国
1945年4月2—30日

E连的弟兄们对德国人的认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先入之见和经历。一些人找到了加深对其仇恨的理由，另一些人则喜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但是，最终几乎每个人都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对德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般说来，美国大兵对在二战期间所遇到的外国人的看法大抵是：阿拉伯人是卑鄙的小人、说谎者、贼，并且肮脏、丑陋，无一可取之处；意大利人爱撒谎，是小偷，并且邋遢、怪异，他们有许多长处，但永远不值得信任；法国的乡下人老是愁眉不展、反应迟钝且忘恩负义；而巴黎人则贪婪、狡猾，他们谁都欺骗，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勇敢，机敏，优雅，但却保守、沉闷。荷兰人，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不管哪一方面都是完美的（但除了空降兵外，普通美国大兵都没有到过荷兰）。

然而，他们最后得到的认识却完全出乎意料。普通美国大兵们发现自己最喜欢、最愿意与之相处的、与自己最相像的竟然是——德国人。整洁、勤奋、守纪律、有教养，中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许多美国兵发现，就他们所知，除了美国人外，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抽水马桶和柔软的白色卫生纸看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民族），提到德国人，许多美国兵都说“他们跟我们太像了”。

美国兵带着赞赏的眼光注意到：战斗头一天刚进行过，第二天早晨德国人就开始清理战场上的瓦砾；而相比之下，法国人却是不会花费精力去清理废墟的。很显然，他们也极其欣赏德国的少女，而且也没有什么德国小伙子和他们竞争。他们喜爱德国菜和啤酒，但他们最爱的还是德国的民宅。

从莱茵河到巴伐利亚再到奥地利，他们住过许多民宅，有时甚至每晚换一处。在这些民宅里，他们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冷热水、电灯、舒适的盥洗室和手纸以及烧炉子的煤。

韦伯斯特曾记录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在陆军部队里，下防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是一件让人感觉无比兴奋的事。我们打开大门，将那充满敌意的黑暗抛到身后。屋子里罩着防空遮灯窗帘，灯光闪烁。我们把步枪挂在衣帽架上，抖干雨衣上的水。悠闲的聊天声从厨房传来，让人觉得温暖、安定。炉子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想喝的话可以自便。里斯正在说着他在伦敦时的情妇，詹诺威克、希克曼、科利特和肖提在玩二十一点。你可以在水池里洗手，这儿就是家，我们属于这儿。几个关系融洽的朋友，一间干净、明亮的房子，一杯咖啡——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更妙的是，在这儿弟兄们不会遭到攻击，也不用向别人开火。这就难怪他们中的这么多人如此喜爱德国。但正如韦伯斯特所说：“在解释美国大兵为何喜爱德国人时，恐怕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这个敌国土地上享受到的物质条件是在其军旅生涯中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享受过的。”

E连的弟兄们在德国的经历表明，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状况要比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好得多。当然，到1945年4月中旬的时候，德国的大城市已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模样，但在乡村和小城镇，虽然一些主要的连接主干道的道路受到了一定破坏，但房屋基本上完好无损，大多数人认为在1945年只有美国才有的丰衣足食的景象，在德国民宅里也同样存在。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士兵都被德国所诱惑，韦伯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进入德国的：他不喜欢德国人，他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但他也不完全相信宣传中说的集中营之类的暴行。他发现德国人“面部表情过于严厉”。他觉得法国人“死气沉沉甚至正在腐烂”，但德国人只是“一只失去战斗力的老虎，舔着伤口，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整，它的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而且它的确做得到”。

但即使是韦伯斯特也不由得被德国人所吸引。4月14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迄今为止我对德国人的印象是整洁，办事高效，遵纪守法。”他们是经常上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在德国，每个人都出门劳动，把士兵在野地里挖的战壕填平，不像法国人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比起英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更干净，更进步，更有进取心。”[41]

上级下达了不准与敌国国民亲善的命令。除公务外，士兵们不得与任何德国人交谈，甚至包括儿童。这明显违反人的本性的荒唐命令是不可能受到拥护的。可军官们，尤其是那些憎恨德国人的军官们都想千方百计使这一命令得以执行。韦伯斯特就对福利中尉过激的情绪感到忍俊不禁。韦伯斯特写道：“福利成了反亲善政策极度狂热的支持者，他甚至下令要求将所有的烟蒂都‘拆卸检修’（就是撕碎后再四散丢弃），这样德国人就无法享受美国烟草了。”

韦伯斯特还回忆起他和福利挑选民宅过夜时发生的事。“我们走到后院想仔细看看时，一个‘可怕’的场景映入眼帘：两个美国步兵正友好地同两个德国姑娘交谈。这一下子激起了福利的反亲善狂热症，将他俩一顿臭骂，‘恶劣透顶、令人发指、严重违规、绝对禁止’，然后命令他们离开。这两位风流男子意识到得执行反亲善政策，不容辩解，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现在让我们暂时打住话头，以E连为例看看作为征服者的美国人的作为吧。在德国，他们任意取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决不是说他们在德国奸淫妇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从他们强占民宅过夜而不给任何补偿这点来说，他们的确是无视了德国人的财产权，但至少在他们离开以后，德国人回来时会发现，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还算完整。当然也存在一些强奸、虐待个别德国人和抢劫的现象，但事实上，二战中的其他征服军，日本人、德国人，或许绝大多数的俄国人也会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韦伯斯特讲述了一个道破实质的故事：“里斯对寻找女人比交换鸡蛋有兴趣得多，为搜寻更多的鸡蛋，我们又向西走了1英里，来到一个没有美国兵的较大的村庄。像麦克里里那样，里斯对母鸡显得极不耐烦，却对女人发生了极大兴趣；甭管多大年纪、长得怎样，只要是女人，他都会对我说：‘她长得不错。嗨，伙计，她可真是个宝贝儿。韦伯，上去说说话，真他妈的！’不过，一来因为我生性腼腆，二来那些德国妇女看上去好像全都不谙世事，我也就不理会他那心急火燎的样子。另外，德国女人不会在邻居看得到的公众场合对敌人表示友善，她们的友好或许只会出现在室内或晚上。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农场，一个丰满的农家少女跟我们打了个招呼。里斯笑了。我拿了一些鸡蛋后，里斯还在不停地朝她使眼色，并且给了她一支烟和一块巧克力，眼看爱情之花就要绽放在D级干粮（一种新发放的食物包）和切尔西面包构成的美妙花园里时，我关上门走了出去，在太阳地里等着他。里斯出来时，只说了句‘落空了！’回家的时候，我带着满满一头盔的鸡蛋，里斯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但对那个农场，里斯仍不死心，‘还真是一个亲善的好地方呢’。当天晚上在6点的宵禁令实施之前，他又去了一次那个农场，依然无功而返。”

如果里斯是一个俄国、德国或是日本士兵，这件事也许就不会这样收场了。

*　*　*

E连乘坐卡车从莫米昂来到了鲁尔矿区。101师在莱茵河西岸驻扎下来，对面就是杜塞尔多夫。2营的防区北起斯吐尔塞伯格、南到沃林根，其右侧是82空降师，该师正面是科隆。

这里与其说是前线不如说是占领区。各排沿莱茵河设置了前哨，人员散居在各个小村庄的民宅里。这里，双方时不时地会有一些零散的炮击，但没有出现轻兵器的交火。

每晚都有弟兄放哨。二等兵奥基夫在这里站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岗。那晚他与同在莫米昂加入E连的二等兵哈里·拉格一起在堤坝边上挖好的散兵坑里放哨。突然，他们听见“砰、砰、砰”的声音。奥基夫在拉格耳边小声说：“你待在坑里，留一个位置给我，紧急的时候我会跳进来。我到堤坝上去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奥基夫后来回忆道，当他上了堤坝，“我什么也没看见，但那声音却几乎就在我头顶上。突然，一辆小型坦克的炮口破雾而出。我大喊一声，‘站住，谁？’接着就准备跳下堤坝，跳进拉格待的散兵坑里”。

坦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们是几个英国兵，我们迷路了。”奥基夫命令那人下来接受检查。那人照办了，是个英国中士，他说：“上帝呀，美国人，看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半夜从那个该死的堤坝出发，但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在响？”奥基夫问道。

“哦，那个呀，”这个英国人回答，“我们的一根链条出了毛病，每小时只能开行2英里。那是它着地时发出的声音。”奥基夫建议中士让他坦克上的同伴下来，走在坦克前面，否则他们在前面的关卡处还会被盘问。中士表示同意。奥基夫回到了散兵坑，高兴地看到拉格一直用M—1步枪做着防守准备。这个小插曲让拉格和奥基夫对自己有了信心，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摸着门路了。

又一个夜晚，在沿着河岸的另一个地方，奥基夫和一个新加入的二等兵詹姆斯·韦灵一起值勤。30岁的韦灵来自西弗吉尼亚，总以E连中年纪最大者自居。而奥基夫恰巧是年纪最小的。尽管韦灵刚刚加入E连，但他已是老兵了，他曾在突出部战役中受伤，从英国的医院出院后自愿加入空降兵，一天中跳了5次伞，全部合格，成了101空降师中的一员。

他们正站在齐腰深的散兵坑里放哨时，一辆10吨卡车沿着公路飞驰而过。奥基夫大叫了3次“停车”，没人理会。一共9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辆紧跟着一辆伴随着发动机的呼啸声从他身边疾驰而过。

“当你大喊‘停车’而你知道没人理会时，该怎么办呢？”奥基夫问韦灵。

“那你也没办法。”韦灵回答。

半小时后，卡车又全速开了回来，只是这一回只剩8辆了。

“吉姆（詹姆斯的昵称），这条路往下走是什么地方？”奥基夫问道。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45分钟后，斯皮尔斯上尉出现了。“简直疯了，”他朝韦灵咆哮，“你为什么不阻止那些卡车？那儿的桥塌了，一辆卡车现在悬在那里了。”奥基夫在这之前就听说过有关斯皮尔斯脾气很暴的许多故事，这时只能等待着最可怕的后果。但韦灵却咆哮着回击斯皮尔斯：

“我们怎么阻止那些不要命的见鬼的卡车？再说，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桥塌了呢？见鬼，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儿有座桥。”

“还有个哨兵在哪里？”斯皮尔斯问。

奥基夫从阴影里往前走了一步，行了个持枪礼，尽可能壮着胆子理直气壮地答道：“在这里，长官。”斯皮尔斯哼了哼，离开了。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一辆没有打信号灯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韦灵喊了一声“停车！”吉普车里坐着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一个上尉，后座上坐的是一位少校。韦灵喊了一声口令，斯皮尔斯用平时说话的声调答了回令。韦灵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口令。斯皮尔斯以同样的声调又答了一次，韦灵仍没有听清。紧张又有点迷惑的奥基夫用M—1步枪对准了后座上的少校，他再靠近一看，原来是温特斯。

韦灵第三次盘问口令。开车的上尉终于意识到韦灵没有听清楚回令，于是大声喊出回令。斯皮尔斯跳出吉普车对韦灵大骂起来。

韦灵打断了他：“我说‘停车’，你就得停车，我给出口令，就一定要听到回令。”斯皮尔斯气得要对韦灵进行惩罚，温特斯打断了他。“走吧，上尉。”他压低声音说。就在他们发动车子的时候，温特斯对韦灵喊了一声：“干得好！”

*　*　*

官兵们有时需要渡过莱茵河去巡逻，当时350米宽的莱茵河正发着大水，水急浪大，但除此之外，过河巡逻并没有什么危险。4月8日，温特斯接到派兵到河对岸去巡逻的命令，他决定在观察所里对巡逻队进行监控，以保证无人员伤亡。温特斯设定了巡逻目标，安排了掩护的炮火，巡逻队踏上东岸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监控之下完成的。韦尔什中尉作为营里的情报参谋，一直陪在他身边，对温特斯严格坚持按安全规定，决不往前多走一步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温特斯后来回忆说：“我们进行了作战巡逻行动，在对岸没有发现异常，所有的人都安全返回了。”

大多数的巡逻行动都像这样无功而返。马拉其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替补军官组织了一次巡逻，渡过河后向内陆进发了数百码，一个敌军步兵开了火。此军官通过无线电汇报说遭遇了激烈的抵抗，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友军的防区。他的弟兄们为他的脱险松了一口气，同时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齿。

几天后，事情就不再这么理想了。这次带队巡逻的是威廉·李奇少校，他刚被辛克提升为团里的情报股长。他佩着少校军衔一回到莫米昂就受到了大家无情的嘲笑：“李奇，你什么时候带队巡逻啊？”他的同级军官问他。大家嘲笑他是因为他从未参加过战斗，什么勋章也没得过。温特斯曾说他是“依靠人格和交际技能得到提升的一个好的参谋”。李奇决心在军队里干出一番事业。他感到自己需要一枚勋章。

4月12日晚上，他带领团部情报股的4个弟兄渡河巡逻。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这次巡逻行动告诉任何人。正在执行警卫任务的E连弟兄们听到巡逻队用划艇渡河时的划水声，对他们而言，只要没有被告知该时刻有美军的巡逻任务，那么所有的船只搭载的都是敌军。于是，他们朝船开了火，很快机关枪也加入了进来。船断成两截，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李奇本人，都被击中落水。他们痛苦地喊叫起来，而机关枪手根本不予理会，一直猛烈地朝他们射击，直到他们的尸体被水流冲走。几天后，他们的尸体在下游被发现。在E连弟兄们看来，李奇和4个弟兄“死得既不必要也不可原谅，因为李奇犯了一个显而易见、不可宽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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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到了E连。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好消息——麦利中士（F连）被提升为上士；坏消息——罗斯福总统逝世了。”

“就像春天和复活节的百合花那样，”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一向不大在意罗斯福的存在，但现在他真的走了，我才有点怅然若失起来。”

艾森豪威尔命令所有部队都要在4月14日星期日这一天为罗斯福总统举行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E连以排为单位举行悼念仪式。“从来不曾仰慕罗斯福总统”的福利中尉将排里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他从自己的野战背包里拿出一本圣约瑟祷告书，从中找了一段祈祷文念给弟兄们听。后来，他宣称自己是“唯一把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天主教徒而为之举行葬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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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E连在莱茵河边守卫鲁尔矿区期间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时间实在难挨，”心生厌恶的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无聊到每天都检修一遍步枪。我们除了晚上在交叉路口站站岗，白天听福利中尉做个简短的时事报告外，别的时间就没有事可干。”他们精力充沛却鲜有发泄的途径，只好靠体育活动来打发。他们找了一些网球拍和球，在后院的场地上打起了网球，或在附近的场子上玩垒球。

韦伯斯特没有什么运动才能，但他的好奇心却不小。一天，他和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爬上了一个高达250英尺的工厂烟囱，在那个高度上他领略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毕生的雄心壮志的感觉”。到达最高点以后，他们俯瞰着河那边的壮观景色。韦伯斯特觉得，尽管“我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工厂、铸造厂、钢铁厂、制糖厂和金属板材制造厂，但鲁尔区看上去仍毫无生气，就像是被肢解了的芝加哥、匹兹堡或圣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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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德国在鲁尔区的抵抗结束了，32万多名德军投降。

E连被派去守卫多尔马根的一个难民营。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有波兰人、捷克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一些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简陋的收容所，根据性别被隔离开来，个个饥肠辘辘，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刚一解放出来，他们最直接的冲动就是赶紧休息和娱乐，这是他们过去几年里最缺乏的。韦伯斯特描述说：“他们心满意足于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在德国人手下辛苦地劳动却只得到很少的食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难民们都很快乐，整日唱着歌，而且他们乐意听士兵们的吩咐，这使E连的弟兄们喜欢上了他们。帮厨已经成为过去了。在看守难民营之后，E连的弟兄们再也没有削过一个土豆、扫过一间屋子、洗过一个野战食具、打扫过一次空地。这些事都被难民们做了，美国人支付酬金时十分大方，这也让难民们乐于为他们做事。

还有不少的弟兄找到了既能当侍从又能做儿子的难民。鲁兹就收养了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穆其克，穆其克穿着一双过大的破烂鞋子，他的父母死在难民营。穆其克那黑黑的大眼睛和机灵的、充满活力的举止深深打动了鲁兹。他给穆其克找了一套军装，而且在德国服役期间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在行进的路上还教给他一些军队里常用的脏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记录的：“尽管上级严令禁止带着难民走，但种种迹象表明带难民行进的事时有发生，难民中的一些人从不在集合的队伍里出现，他们说着蹩脚的英语，并且看来做了大量的厨房杂务。”[42]

简而言之，E连就是这样开始了德国之行，这段日子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每天晚上都有舒适的房子住，绝妙的食物和酒，基本上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还能在专用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悠闲地坐在橡胶胎的大汽车上，欣赏着奇异的景象：一边是令人热血澎湃的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是德军——这支曾经是世界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戏剧性的溃败。还有随身“侍应”对他们的惟命是从。

但有一点却不如他们的愿。他们原想带走一些难民营中的女孩，但他们在这些女孩身上却和在德国女孩身上一样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像其他地方的美国兵一样，他们也以为D级干粮和几个切尔西面包就可以打动女人的心，不料这招根本就不奏效。

此前的一段日子，连里一些父辈具有捷克或波兰血统的人都特别兴奋。他们搭上了所有的空闲时间，不分日夜地用他们那点儿有限的语言能力去追求那些来自他们父辈土地上的结实而胸部丰满的农家少女。但这些带有天主教家教和中欧背景的姑娘们都很洁身自好，这让他们的期待又落了空。

对韦伯斯特来说，难民营激起了他对德国人的仇恨。“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他问自己。他们可是什么也没有做过啊，没有政见，没犯过罪，什么财产也没有。他们之所以在这儿只是因为纳粹需要劳动力。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韦伯斯特得出了结论，“德国人把这些人从他们的家乡抓来，强迫他们在第三帝国[43]的某个工厂里劳动一辈子。这里还有婴儿和老年妇女，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强制住在带刺铁丝网围着的简陋的收容所里，每天像奴隶一般为铁石心肠的雇主干12个小时的活，吃的是甜菜汤、发霉的土豆和黑面包。这就是第三帝国。对这些人来说，所谓的新秩序就是：干到死为止。这些德国人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一心想着德国自身的利益，要把整个欧洲大众变成自己的奴隶。”在韦伯斯特眼里，“德国人都有罪，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守卫任务仅持续了几天。重新回到莱茵河后，温特斯制订了一个训练计划，包括早上按号音起床，列队集合，检阅部队，军体操和密集队形训练，班战术演练，地图识别，一直搞到吹了降旗号才结束一天的训练。这就好像又回到了新兵基本训练阶段，弟兄们都颇有怨言。

由于部队又处于后方梯队的区域，上下级关系又得到强调，这就拉大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拉尔夫·D.里奇中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补充来的军官，在营里担任人事行政参谋，就特别地招人讨厌。一天他把连里弟兄集合起来检阅，一个德国的老年妇女骑着自行车不经意间从队伍中间穿过。里奇暴跳如雷，给了那妇女一拳，把她从车上打翻在地，那女人哭了起来，里奇朝她大发雷霆，叫她立即离开。弟兄们对他这种举止都十分不满。

第二天，E连的弟兄们进行时速5英里的强行军，由里奇带队。途中，弟兄们卷着衣袖，以尽可能舒服的姿势背着武器。里奇被激怒了。他叫连队停下后，把弟兄们痛骂了一顿。“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松松垮垮的连队，”他咆哮着，“连里120个人，我就看到了120种不同的背枪姿势。可你们这些家伙还觉得自己是军人呢！”

这件事激起了韦伯斯特的满腹牢骚。“这个人居然在快速行军中因为我们想舒服一点就责骂我们，他真让我们为身上的军装感到羞耻。”他写道，“这就是军队。军官们是绅士，只要我高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准顶嘴。你是个兵，你懂什么？你要是有一点能耐的话，你早就成军官了。来，替我扛铺盖卷儿。把我的房间扫了。把我的卡宾枪擦干净。是，长官。你为什么不向我敬礼？没看见我？那好吧，退回去好好敬。少尉、中尉们，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的特权总是高于职责啊。”

也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里奇那样。比如斯皮尔斯上尉，尽管他常朝人咆哮，而且名声不好，但他很关照弟兄们。他觉察出了大家的厌倦情绪，就组织大家去科隆观光。他想让弟兄们看看这座城市，看看遭空袭后的结果（科隆是德国遭空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有两件事情给弟兄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空袭的破坏程度之大。窗户全被震坏，教堂无一幸免，每条小街小巷都堆满了瓦砾。镇中心处宏伟的大教堂也有损伤，只不过还没有倒塌。俾斯麦骑马的雕像虽然还在，但手中那把指向法国的剑已被弹片炸飞了。

一群E连的弟兄们漫步到了莱茵河，他们笑着对汉格布鲁克悬索桥被炸后奇形怪状的废墟指指点点。一对年长的德国夫妇站在他们旁边。让美国兵们羞愧的是，这对夫妇看到他们的举动一边哭泣一边摇头。他们所有美丽的桥都被扭曲和破坏了，而这些美国小伙子却还在笑。

德国人也同样使他们难忘。福利中尉注意到“德国的居民自觉自愿地下决心清理和扫除战争废墟。大多数街上整齐地堆着尚可再用来铺路的鹅卵石。房屋的残垣断壁已经得到清理，虽然房子外形依旧残破，但已显出即将重建的模样。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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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对E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师军需官给每个排下发了34双袜子，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双，另外每人还领到了3罐可口可乐（要求空罐必须上交）和2瓶美国产啤酒。弟兄们领到了2月份和3月份的津贴，津贴是以同盟军马克的形式下发的，这是弟兄们第一次领到马克，上级要求他们把手上的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的货币都上缴以换成马克。

4月22日，全连坐上了德式的“40—8”货车。车厢里已用滴滴涕喷洒过，铺上了稻草。每个弟兄都领到了5份K级干粮。

他们即将开赴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布莱德利已经把101师配属给了美第7军。这次的目标是慕尼黑、因斯布鲁克和不伦纳山口，行动的目的是在德国人之前进入阿尔卑斯山，以防德国人建立起防守阵地继续顽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被假定为这次行动的总部。这次行动既是防御战的结束，又是对占领军游击战的开始。最令艾森豪威尔担心的是，一旦希特勒回到鹰巢，他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他就能通过无线电装置号令德国人继续抵抗或开展游击战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人既无周全的计划也无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建立高山防守阵地，但是别忘了，仅仅在4个月前，当每个人都认为德军完蛋了的时候，却突然在突出部地区遭到了抵抗，所以不安依旧存在。但实际上，E连的弟兄们在向贝希特斯加登开赴的时候距离前线已有100英里之遥，这里是后方，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因此，E连这次德国之行与其说是战斗机动，不如说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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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先是乘坐火车走200公里，共穿越4个国家。德国铁路系统遭到盟军严重的摧毁，以至于盟军从鲁尔区到德国南部必须要绕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弟兄们坐在露天的载货车厢里，睡觉、唱歌，把脚伸出车门外随着火车一起晃荡，在40—8车厢顶上晒太阳，颇为自在。“泡泡眼”温领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欧洲战区的主题曲——《让我飞黄腾达吧》。

火车仅离巴斯托涅不到25英里了。师部的大事记中记载道：“任何一点与3个月前艰苦卓绝的巴斯托涅战斗有关的蛛丝马迹，都会让参加过该战的老兵头皮发麻。但与此同时，回想起巴斯托涅的大雪、严寒、黑暗和可怕的森林的这些老兵，却惊异于在春日的嫩绿下，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是如此的美丽。”[44]

火车再次进入德国，来到了莱茵河的路得维希港。在那里他们下了火车，换乘一种被称为DUKW的交通工具，D指1942年制造，U指水陆两用，K指各轮均有驱动力，W指双后车轴。这些DUKW是在法国南部受到侵略时进来的。这是E连的弟兄们第一次见识它。DUKW的性能在各方面都很优越，但由于它是水陆混合体，陆军部和海军部都没有对它倾注太多的热情，二战期间仅制造了21000辆。

E连的兄弟们恨不得有21万辆甚至210万辆DUKW。一辆DUKW能让20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坐得相当舒适，它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每小时能航行5海里，它装有超大号的橡胶轮胎，能在陆地上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它行驶起来非常平稳，比运载大兵的普通卡车要平稳得多，也没有吉普车直上直下的剧烈颠簸。韦伯斯特说：“坐在DUKW里，上下悠悠然，就好像在平静的水面上行驶着的帆船。”

他们从欧尼派尔桥上驶过莱茵河前往慕尼黑，欧尼派尔桥是一座由工程师建造的浮桥。途中，韦伯斯特被海德堡的风光迷住了。“当我们看到所有没被破坏的桥和供游人散步的漂亮沙滩时，当我们看到那些安然自得的平民在阳光下漫步时，我真想永远留下来不走了。郁郁葱葱的青山、温暖的阳光、静静的迷人的河水、香醇愉悦的空气——海德堡以它的一切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天堂画卷。”

离开海德堡后，车队朝东南方开去，车队绕着群山在大路和小道上迂回行驶。韦伯斯特描述道，从头至尾“我们一直惊异于德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正如一位作家在《纽约客》中说的那样，这样的国家给了德国人，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浪费”。

每到下午3点左右，斯皮尔斯总是派卡森和马拉其两位中士先去某个村庄找房子作为连部。他们要找到最好的房子，并将最好的卧室留给斯皮尔斯上尉。

卡森中学时学过德文。他总是先挑选好房子，然后敲开门叫住在里面的德国人在5分钟内赶紧离开，而且不准带铺盖。斯皮尔斯曾对他们说，如果给德国人多于5分钟的时间，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搬空的。

一次，他俩找到了一幢三层高的公寓大楼，正适合作连部，而且住得下大半个连。卡森挨家挨户敲开门用德语叫他们在5分钟内离开。德国人哭着、哀号着惊慌失措地往外拥。“我又敲了一扇门，”卡森回忆着，“一个老年妇女开的门。我看着她，她也盯着我。天呐，她太像我的祖母了。对视了一会儿后，我用德语说：‘你就待在里面吧。’”

马拉其把故事接了下去。“斯皮尔斯不知到哪去了，两三个小时后才现身，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差劲的抢劫犯。一想到周围有项链啊什么的，他就一晚上睡不着。”一有机会他就把抢到的东西寄给在英国的妻子。“他需要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他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孩子。”

像其他欧洲战区的弟兄们一样，几乎所有的E连弟兄都参与了抢劫。这是一种战争现象。许多人在这之前从未拿过任何不属于自己的贵重物品，但现在只要想要，就可以拿走，这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抢劫既有利可图又有趣，而且没什么风险，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征服军都这么干，毫无例外。

鲁格尔枪、纳粹徽章、手表、珠宝、初版的《我的奋斗》和酒都是劫掠的首要目标。从德国兵手上抢是正大光明的事，从平民那里抢就有些许说不过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事也发生了。钱并不很受欢迎。爱德华·赫夫龙和卫生员拉尔夫·斯皮纳中士在一所房子里抓获了6个德国兵，德国兵投降后，赫夫龙和斯皮纳抢走了他们的手表和一个精巧的双筒望远镜等东西。他们从架子上找到了一个保险箱。斯皮纳打开一看，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薪金，全是马克，他们就把它拿走了。用斯皮纳的话来说：“来自费城南部的两个小伙用一支卡宾枪和一把手枪制造了一起抢劫钞票案。”

回到住所，赫夫龙和斯皮纳一口气喝干了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商量好如何处置这些钱。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天主教堂，把钱分给了那些做弥撒的人。“那些大面值的钞票当然是被我们分光喽，”斯皮纳坦白道，“我们还没醉到什么也不给自己留的地步。”

官兵们还强占了各式各样的军用车和民用车。在阿格诺加入陆军的二等兵诺曼·耐特塞克记得有一次，他所在的班正准备把一辆德国救护车开走，突然发现车后座上一位德国医生正在给一个妇女接生，于是美国兵们赶紧跳了出来。

一天早晨，一位德国妇女正对着美军车队拍照，里奇中尉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照相机，他没把它据为己有，而是把它扔到地上，对着它就是一枪。从此以后他便赢得了一个外号——“相机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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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车队向东南方向开进的路上也碰到了德军，但双方没有交火。起初，弟兄们看到的是准备投降的小群德军，接着是大群的，最后，超乎想象的漫山遍野的灰色军装开始出现。

E连驶入了大群溃败的德军之中，他们的供给线已经瘫痪。所有的德国士兵只想安全地进入俘虏营。“我无法抑制控制德国人的激动，不久以前，这些德国人还那么难以俘获，现在他们却作为投降者从山里走出来，绵羊一般地驯服。”韦伯斯特这样写道。美军车队开上了盟军专用的高速公路，该路向东通往慕尼黑。德国人顺中间的路向西步行前往俘虏营。戈登·卡森回忆说：“中间的路上放眼望去满是全副武装的德国战俘。没有人会停下来受降，我们只是朝他们挥挥手而已。”

韦伯斯特称在中部区域看到的投降的德军是“一个令人震颤的场面”。德国战俘“成群结队地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两个美国兵监视着大约2500名敌军”。看到这一切，E连的弟兄们意识到德军已经全线崩溃，这个春天，他们再也不能像去年秋天那样卷土重来了。

分散的、零星的顽抗依旧存在。德国工程师破坏了每一座盟军要经过的桥。党卫队的一些狂热分子偶尔也会从河的对岸向盟军射击。这些举动对盟军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或危险，只是感到有些恼火而已。美军会用一些轻炮武器将党卫军赶走，然后等工程师把旧桥修好或造一座新桥。

温特斯对德国人的狂热感到震惊，德国工程师们在这种狂热的引导下，把自己的桥破坏掉，尽管连傻子都知道这种破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既定的败局也毫无帮助。经常是一队准备投降的德军正沿着高速公路向北走，另一队德军正在破坏通往投降路上的桥，以放慢投降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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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E连在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兰茨贝格附近的布赫洛厄过夜。在那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这是一个劳动集中营，而并非用于种族灭绝的那种集中营。像这样的集中营有6个以上，都归达豪大集中营管辖。尽管它规模不大而且是用来生产战时物资的，但那种可怕的场景仍显示出德军曾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上千个犯人们穿着肥大的条形睡衣裤，四分之三的人都濒临饿死，集中营里还堆着几百具几乎只剩骨架的尸体。

温特斯在作为营指挥所的房子的地窖里发现了大量的成堆的干酪卷，他下令将这些干酪卷分给集中营里的人。温特斯还通过无线电向团部汇报了集中营的情况并请求援助。

E连在布赫洛厄停留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兰茨贝格的居民们出动了，他们带着耙子、扫帚和铁锹来到了集中营。弟兄们后来才得知，泰勒上将被集中营里的情形激怒了，于是下达了戒严令，命令所有14岁到80岁的居民都要集中起来到集中营里清理、掩埋尸体。当晚在回家的路上，仍有人呕吐不止。

“我至今仍记得那些饥饿和神智不清的人，”温特斯写道，“当我们从锁着铁链的围墙里看他们时，他们垂下了眼帘、低下了头，就像被殴打和虐待的狗那样战战兢兢，那种难以描绘的感觉让我永生难忘。这一幕给我的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不禁暗暗对自己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儿了！’”

第17章　喝希特勒的香槟

贝希特斯加登
1945年5月1—8日

5月的头两天，E连的弟兄们从慕尼黑乘车南下，在反方向行走的德军人流里缓慢驶行。常常是带着武器往北走的德国兵比南下的美国兵还要多。“我们很好奇地相互打量着，”温特斯回忆说，“我敢肯定双方都有同样的想法——别惹我。我只想结束这一切赶紧回家。”

5月3日，辛克上校得到命令，要求506团准备好次日9点30分出发，目标是贝希特斯加登。

*　*　*

贝希特斯加登对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的所有部队都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磁铁。这个巴伐利亚山中小镇位于萨尔茨堡的南部，是个供奉纳粹偶像、君主和首领的类似神社之处。希特勒在这儿有一处家宅，并在8000英尺高的山顶建有一座石头建筑物作为避难处，称为奥尔德绍斯特（鹰巢）。由于道路修建得非常好，车能够开到离奥尔德绍斯特仅几百英尺的地方停泊。有升降机通往山中心，从那里，乘电梯便可抵达奥尔德绍斯特，电梯的墙壁上还饰着金箔。

希特勒就是在贝希特斯加登使那些1930年后执政的欧洲领导人一个个面上无光的。过去，法国的达拉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英国的张伯伦等等都害怕希特勒，全世界都害怕希特勒。现在希特勒死了，恐惧不存在了，但这更增强了希特勒和他钟爱的老巢的神秘感，鹰巢似乎就是揭露他性格的关键所在。

纳粹的最高领导者们正是在贝希特斯加登聚集在他们的元首周围的。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马丁·褒曼都在这一区域建有自己的宅邸。党卫队也在这里建造了十分宏伟的公寓大楼。

纳粹从欧洲各国搜罗来的劫掠品有许多存放在贝希特斯加登。这地方储满了钱，有黄金，也有各国现行流通的货币，还有珍贵的艺术品（仅戈林一人就收藏了五幅伦伯朗、一幅梵·高和一幅雷诺阿的作品，还有其他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这是一个充斥着美酒、珠宝和豪华车的地方。

因此，贝希特斯加登有两点特别吸引人：第一，它是希特勒疯狂的权力欲望的象征地；第二，它是从欧洲各地劫来的宝贝的积聚地。每个人都想到这里来——法国兵与101师肩并肩地向这里开进，英军从意大利赶了过来，德国领导人也急于拿回他们的财产，在欧洲的每一个美国人也都同样地迫不及待。

E连是最先赶到的。

*　*　*

5月4日，以2营为先头部队的101师车队沿慕尼黑和萨尔茨堡中间的高速公路向南行进，途经罗森海姆和基姆湖。他们在塞格斯道夫右拐驶上通往贝希特斯加登的高速公路。刚刚行驶约14公里，弟兄们就碰上了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法国第2装甲师的尾部，他们的第1装甲师去了巴黎。

上星期，许多人以为法军第2装甲师在101师的右翼，但美军没能和他们保持联系。法军总是有些神出鬼没的。依美国兵的看法，法军在德国是走一路抢一路。他们只要抢了一两卡车东西就会把它寄回法国。现在他们正对贝希特斯加登垂涎欲滴，眼看着进山后再往南开一个小时就到了，却被一座断桥拦住了去路，桥下是一条很深的峡谷。他们没有架桥的设备，一些党卫队的顽固分子用自动武器和迫击炮在峡谷南岸死守。

E连以及2营的其他弟兄和法军混站在一起，一边等着101师的工程部队，一边注视着两边相隔甚远的交火，这样的战斗显然没有任何效果。温特斯请示辛克是否要派一个排去对德路障实施侧翼包抄。“不，”辛克回答，“我不想让任何弟兄受伤。”

这个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再发生伤亡实在是没有必要。但贝希特斯加登就在路障的同一侧，眼看唾手可得，辛克改变了主意。“带2营退回到公路上，”他告诉温特斯，“看看侧翼包抄路障能否得手，能否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如果成功了，辛克要温特斯把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旅馆留出来作为团部。

温特斯带领营里的弟兄们退到了公路上，然后向东到达巴特赖兴哈尔，那儿的另一座断桥迫使他们在此滞留了一夜。第二天，即5月5日早晨，由E连打头，第2营的弟兄们未遇任何抵抗就抵达了贝希特斯加登，最后未发一枪一弹占领了该镇。

贝希特斯加登美如仙境。白雪皑皑的山顶，郁郁葱葱的森林，闪亮的结着冰的小溪，豪华的宅邸，古雅多彩的民服，一切令人赏心悦目。美食，好酒，豪宅，大批的德国空军和国防军女服务生加上从难民营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侍从，让美国兵们如同生活在天堂。

膳宿是头等大事。温特斯和韦尔什中尉去了贝希特斯加登旅馆。他们走进旅馆的大门，看到服务员们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他们进了主餐厅，一个侍者正把一大套银餐具放进一只4英尺长的、镶着天鹅绒衬里的盒子里。

这儿不需要命令。温特斯和韦尔什径直走向他，侍者立即逃走了。于是，两个美国人把这些银餐具瓜分了。45年后，这两个伙计家中用的仍是贝希特斯加登旅馆的银餐具。

在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之后，温特斯在旅馆设置了双岗“以防发生更严重的抢劫”——在一次采访中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但是他却责怪自己，“我没让2营的弟兄们进去是多么的愚蠢啊”。因为后来相继到达的团部和师部的人拿走了所有可以搬动的东西。

温特斯挑选了一个纳粹官员的宅邸作为营部，这所房子建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个陡峭的山崖上。他叫他的后勤参谋考因中尉让房子里的人15分钟内离开。考因是2月中旬在阿格诺补充进来的军官，还没有被战争磨砺出来。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温特斯：“房子里的人说不，他们不搬。”

“跟我来。”温特斯说。他来到大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个妇女，温特斯宣布道：“我们要搬进来，马上！”说着，带着考因就往里进，德国人转眼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对此，我内疚吗？”在采访中温特斯这样问自己。“我会因为强占了这所漂亮的房子就感到良心不安吗？不！在诺曼底我们住在散兵坑里，在荷兰我们住在泥地里，在巴斯托涅我们睡在冰雪里，仅仅几天前我们还看到集中营的惨状。这些痛苦都是德国佬造成的。我对他们的麻烦一点都不同情，我也不认为需要向他们做什么解释。”

同样，士兵们强占党卫队的兵营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里的兵营是一群阿尔卑斯山一带风格的公寓楼，才建不久，设计得相当现代，铺设了管道，内部也装修过。军官和士官都住上了豪华的、可以俯瞰整个贝希特斯加登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是属于原纳粹军官的。

温特斯在镇周围设置了警卫，主要用来指挥交通，集合前来投降的德军并将他们送交后方的俘虏营。那天，二等兵赫夫龙正在一个交叉路口执行警卫任务，一支由31辆车组成的车队从山中开过来。打头的是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他是德军第82军团的指挥官。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是个怪人，这个35岁的普鲁士人几乎创造了国防军中晋升速度的纪录。他受过11次伤，他的手下称他为疯子托斯多夫，因为他从不顾惜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他对E连的弟兄们很有兴趣，1月3日，他曾指挥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在雅克林和福瓦、诺维尔附近与E连苦战。

托斯多夫希望在投降时能保住尊严，能获准住在一个相当有排场的俘虏营里。他的车队装满了私人包裹，酒、雪茄和香烟，还有众多随身女友。车队碰上的第一个美国兵就是赫夫龙。赫夫龙命令车队停下来，托斯多夫说他是来投降的；赫夫龙便就近叫来了一个少尉；托斯多夫很不满地打发这个少尉去找一个军衔合适的人来。赫夫龙抓住机会缴了上将的鲁格尔枪和公文包。在公文包里他找到了两枚铁十字勋章和500张色情照片。他心里暗想，南费城的一个小伙接受一个纳粹将军的投降，感觉还真不赖呢。

*　*　*

大家都在疯狂地抢劫。到处都是投降的德国官兵——国防军、武装党卫队师、纳粹空军、军官、士官、小兵，最早接受投降的是506团的D、E和F连。从那些官兵手上“我们得到了手枪、刀具、手表、带毛衬里的外套、迷彩的跳伞夹克”。5月13日，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里写道：“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很合作，但偶尔也有不愿交出手表的人，于是，就当面扣动扳机，给了他个大花脸。这显然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我现在有一把鲁格尔手枪、两把P—38和一支斯开麦塞若冲锋枪，还有两件跳伞服、一件迷彩的冬季夹克衫、几面约三英尺长两英尺宽的纳粹旗和一块手表。”

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早就把鹰巢翻了个底朝天，鹰巢的电梯已经不能用了。但对于上上下下科拉希山无数次的弟兄们来说，爬到顶端就像散步一样轻松，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奥尔顿·莫尔是最先到达顶端的人之一。他在碎石堆里发现了希特勒的两本相册，里面都是欧洲一些著名政客的照片，他们都曾是希特勒的贵宾。连里的一位军官命令莫尔把相册交给他，莫尔拒绝了。那军官就威胁说要对他军法从事。

莫尔是马拉其那个排的，马拉其到营部把情况向温特斯汇报了一下，温特斯命令他的吉普车司机：“你带马拉其回兵营，把二等兵莫尔和他的所有宝贝都带到我这来。”莫尔来了，温特斯任命他为营部的驾驶员。如此这般，莫尔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相册带回他的老家怀俄明的卡斯珀了。

*　*　*

住的问题解决了，但里面堆放的东西多得已经到了无法搬运的程度，弟兄们从未想过居然能抢这么多东西回家，这些美国小伙子们下一步需要的就是汽车了。车根本就不是问题：镇里和周边的停车场有德国军用卡车、轿车、大众公司产的车和其他类型的车，城里和山边住宅的车库里也停放着不少豪华汽车。黑尔中士得到了一辆梅塞德斯消防车，警铃、喇叭和蓝色闪光灯一应俱全。塔尔伯特中士得到了希特勒的一辆指挥车，车上装有防弹门窗。卡森中士得到的是希尔曼·戈林的车，他回忆道：“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车。我们甭提有多高兴了，大家孩子般又蹦又跳。那时候，我们就是公路之王！斯皮尔斯发动了车，一溜烟就不见了，他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绕着山路，一直驶过那风景如画的农场和乡村。”

5月7日和8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拥入贝希特斯加登，一个小小的上尉霸着一辆梅塞德斯就显得不大可能了。斯皮尔斯收到了将汽车上缴给团部的命令。斯皮尔斯宣布这个让人沮丧的消息时，卡森和比尔·豪厄尔还正围着车转悠呢。

卡森问豪厄尔这些窗子是否真的防弹，豪厄尔也想弄清楚。于是，他们向后退了10码，用M—1步枪对准左后方的窗子开了枪。窗户一下子全碎了。他俩把碎玻璃堆在一块儿，见团里一个上尉走过来提车，便溜走了。

塔尔伯特把梅塞德斯上缴之前也在车身上做了些实验。他把实验结果汇报给温特斯：窗户确实能防弹，但如果用穿甲弹，它就防不住了。温特斯对他的研究表示感谢，还认为指不定什么时候这种情报就能派上用场呢。

弟兄们还做了另外一种实验。他们把梅塞德斯车水箱里的水放干后看它还能否开动。作为实验品的第三辆豪华车也倒了霉运，弟兄们决定在上缴前看看如果它从30米高的地方掉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就把它推上了悬崖。

最后，那些将官们得到的是没有窗户、只剩空水箱或干脆是一堆废铁的豪华车（在试图爬上鹰巢的路上，塔尔伯特那辆梅塞德斯车的发动机被烧毁了）。弟兄们最后领到的是卡车、摩托车、大众车、侦察车之类。他们觉得还不错，而且和车一样，汽油也是免费的，美国兵们总是加满油，直接开走。

“那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感觉，”温特斯回忆道，“我们的权力超出你的想象。想要什么，尽管拿。”

*　*　*

住的问题和车子问题都解决以后，弟兄们又瞄上了酒。每个地窖都储有一些葡萄酒，但发现最大储酒窖的人却是营里少数几个不喝酒的人之一——温特斯少校。5月6日，温特斯独自一人出来巡视，碰巧找到了戈林的官邸和俱乐部。在一间房子里，他发现了一位德国将军的尸体，他穿着礼服，一颗子弹从耳朵里横穿头颅，手里握着把手枪。这是一位中将，后来被认出是卡斯特纳。

温特斯游荡着，随脚踢开一扇扇门，“天哪！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在一个长15米宽10米的拱形地窖里，放着一排排的酒架，酒架从地板一直顶着天花板，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世界著名的白酒。后来经估计，里面至少有一万瓶酒。温特斯在这个俱乐部的入口处和地窖口都设了双岗。接着他颁布了一项命令：不准再喝酒，营里的每个兄弟都必须戒酒7天。

1990年回顾这个不当的命令时，温特斯说：“我可不是傻子。这样的命令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执行，但我的目的很明确——把局势控制住。我可不愿整个营的弟兄都醉得一团糟！”

发现酒窖的当天下午，温特斯叫来了尼克松，“尼克，”他说，“你清醒清醒，我要给你看一些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

第二天即5月7日早晨，尼克松头脑清醒地来找温特斯，问他道：“你昨天说要给我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温特斯弄了辆吉普车，两人上车后直接开到俱乐部门口。温特斯打开地窖门时，“尼克松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升入了天堂”。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温特斯的话：“想要什么尽管拿，然后让各连和营部都开辆卡车来装一车走，由你负责。”

想拥有无尽美酒的梦想成真了，真是妙不可言。一来，他能从世界顶级名酒中随意挑选；二来有机会让弟兄们拣好的拿，拿个够；再就是庆贺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了——战争结束了，而他还活着。

结果呢，看看尼克松在5月8日早晨的照片就知道了。

对全连上下来说，庆祝活动可谓盛大而无节制。尽管温特斯有令在先，尽管要有人正常轮值，但庆祝活动照样进行。而且的确应该有个庆祝：5月7日，在兰斯的德军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投降了。停火令已传遍了欧洲，人们纷纷拿掉防空管制的遮灯窗帘，让和平之光普照大地。温斯顿·丘吉尔说，德国投降的消息是“人类历史上爆发出最大欢乐的信号”。E连的弟兄们也极尽所能让贝希特斯加登的欢庆人人尽兴。

卡森回忆道，戈林的酒被分发出去后，“你从早到晚都能听到香槟的软木塞冲出瓶口的‘砰’‘砰’声。”随着欢庆的声音越来越大，斯皮尔斯上尉开始担心弟兄们闹得过头了。默西埃中士——在奥基夫的记忆中是“我们之中职业军人味最浓的”——穿上了全套德军军官的军装，右眼戴着单片眼镜，他的滑稽行为正和那天的欢乐氛围相吻合。有个弟兄想了个怪招：用步枪把默西埃押送到连部办公室，交给斯皮尔斯上尉。

有个弟兄抢在默西埃一行到达前就泄露给了斯皮尔斯。一干人用刺刀抵着默西埃来到斯皮尔斯的办公桌前时，斯皮尔斯头也没抬。有人“啪”地向斯皮尔斯敬了个礼，说：“长官，我们抓住了这个德国军官，怎么处置他？”

“拉出去，毙了。”斯皮尔斯答道，仍然头也没抬。

“长官，”默西埃叫了起来，“长官，求您了，长官，是我呀，默西埃中士。”

“默西埃，把这套破军装脱下来！”斯皮尔斯命令道。

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把连队集合起来。他说他发现有些新兵对胜利的贡献不大，庆贺得倒挺起劲。他希望弟兄们节制一些，不准再打枪，特别是不准用德军的武器开火，因为枪声一响，会使大家心惊肉跳。

但企图阻止欢庆就好像企图阻止涨潮一样徒劳无功。就连斯皮尔斯自己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回到连部后，他和卡森中士坐在办公室里频频开香槟，空瓶就从法式玻璃门往外扔，很快外面就堆成了一座小山。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和卡森来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看着那堆空瓶。

“你擅长用点四五手枪吗？”斯皮尔斯问卡森。卡森说他枪法不错。

“看看你能不能把一只瓶子的瓶颈打飞。”斯皮尔斯说。卡森瞄准瓶子开枪，打碎了一个。斯皮尔斯开了一枪，也打碎了个瓶子。接着他们就砰砰地射击起来。

默西埃中士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他的脸涨得通红，准备惩治违反连里军纪的家伙。他先看见了卡森。“卡森，你的屁股是不是欠揍。”默西埃咆哮着。他刚要重复斯皮尔斯上尉禁止打枪的命令时，斯皮尔斯从卡森身后走了出来，手上的点四五手枪还冒着烟。

沉默了几秒钟后，斯皮尔斯开了腔：“我很抱歉，中士。是我叫他干的。我忘了自己宣布的命令。”

与此同时，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发现了通往戈林酒窖的路。可惜他们迟了，E连的其他兄弟早就来过这儿了，温特斯已经把警卫撤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就在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坐着鲁兹的大众车来到酒窖门口时，他们看见一股连绵不绝的由德国卡车、大众车甚至是装甲车组成的车流，正迤逦于来俱乐部的路上。

最后这一批E连来的弟兄带了个木箱，他们往里面塞满了酒。“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香槟的酿造年份都不长，而且品质一般，”韦伯斯特这样评价，“这儿没有拿破仑白兰地，香槟也只不过是30年代后期生产的。希特勒真让我失望。”

可韦伯斯特忘记了一点，尼克松在他之前已经来过了。尼克松可是个鉴定美酒的行家，他为自己和其他军官挑选了5卡车酒，而也自称是品酒行家的韦伯斯特却来晚了。“这一次，”对此忍俊不禁的温特斯评述道，“耶鲁男人（尼克松）的档次高出了哈佛小伙子。”

在俱乐部外面，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遇到了一群法军，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大喊着：“战争结束啦！战争结束啦！”有的还用冲锋枪朝空中放枪，他们拍着美国兵的脊背讨要香烟，并把酒递给他们。

三个美国兵散了香烟，和周围的人握了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驾车回营。韦伯斯特写道：在营房里，“开始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庆祝会”。满眼是横飞的软木塞、喷射的香槟、摔碎的瓶子；满耳是喧闹的笑声、刺耳的尖叫和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的说笑。再来一、一杯。这儿，该死的，让，让我来开瓶，瓶子——该轮，轮到我了。真是太妙了，不是吗？给我、你满上。希特勒在哪里呀？我们要，要感谢希特勒，这个狗娘养的。贝希特斯加登，我爱你。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　*　*

每一个身处欧洲的人，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在欢庆战争的结束。欢庆队伍中最高兴的是身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被打死，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将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最有理由庆祝战争结束。

5月8日早晨，奥基夫和哈里·拉格出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一个位于林中空地上的农舍，袅袅的炊烟从烟囱里升起。他们一脚踢开门，端着步枪冲了进去，随时准备开火。里面两个意大利逃亡者吓得僵直地跳起来，呆住了。

桌上有一瓶香槟，离得近的那个意大利人迅速抓起瓶颈把香槟伸到奥基夫面前，此时，奥基夫的步枪正指着这个意大利人的腹部，意大利人示意让他喝酒，并说了声“和平！”

紧张消除了。他们为和平共饮之后，美国兵们继续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了林中的一个小木屋。“小屋四周环境优美，”奥基夫写道，“一个穿着平民衣服将近30岁的男子正站在房前低矮的门廊下。我们踏上门廊前的台阶时，他微笑着走下台阶，用英语对我们说：‘战争结束了。我一直在听无线电广播。’

“他努力使身体保持竖直，但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右腿受过严重的伤。看见我盯着他的腿，他解释道：‘我一直在非洲军团里干，右腿受了重伤，被送回了家。我也曾是军人。’

“他请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葡萄酒。我们说‘不用了’，他说，‘等一下，我把酒拿出来’。接着就进去了，出来的时候端着三杯葡萄酒。我们举起杯向他致敬，他说，‘为战争结束干杯’。我们也举杯一饮而尽。都是当兵的，某些基本的东西可算心意相通。”

他们找到一些鸡蛋后回到了营房，用炒鸡蛋和希特勒的香槟庆祝战争的结束。

第18章　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5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碴，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们”。德国参谋告诉温特斯他在东线服役时和在巴斯托涅与101师作战的故事。他对温特斯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应当联合起来消灭俄军。”

“不，谢谢，”温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声，包括德国人。然而，在释放任何一个德军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监视。德国人的营地里隐藏着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换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认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着德国空军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营地里，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过着不错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发现了他的行踪，突击队实施了突然袭击，将他抓获，送往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利普顿中尉是2营营直属机关枪排的排长。温特斯派他去监控一个有几百名犯人的营地。其中的一个犯人便是大众车、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彻。5月中旬，利普顿清理出了150名准备释放的犯人。一个德国高级军官，是一位上校，请求在他们被释放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利普顿同意了。

“他的讲话很长也很精彩，”利普顿回忆说，“他告诉他们德国战败了，但他们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他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他们应该重返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还说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讲完之后，那些德国人报以响亮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动身离去。

*　*　*

那些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以战争罪起诉的德国高级将领正躲藏在山中。有难民告诉斯皮尔斯，这个地区有一个纳粹分子，曾是奴隶营的纳粹首领，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斯皮尔斯进行了调查，又问了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斯皮尔斯叫来了军士长林奇，把情况解释给他听，然后向他下达命令：“你带着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后干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齐后向他们宣布了任务，弄了一辆兵器载运车就向山上开去。途中，穆尼盘算着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为难。他很明白斯皮尔斯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仅仅基于从难民那里搜集来的证据就下达处决的命令是不合适的。但斯皮尔斯是连里的指挥官，而他穆尼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最后他决定：“我不会遵循这种胡闹的命令。如果说必须要有人下手的话，那可不是我。”

他们到了农场，没怎么费劲就逮住了那个纳粹狱官。利布高特盘问了他半小时，然后断定没错，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他犯的罪和难民们指控的一致。几个美国兵用枪口顶着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载运车，然后开动了车子。最后，林奇把车停在了一个峡谷旁。他们把犯人推下车，利布高特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犯人尖叫着转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开枪。

“还是你来吧，”穆尼回答，“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枪对准逃犯，一枪击毙了他。

*　*　*

把战俘和难民进行分类，然后用船运出这个地区的工作完成后，下一项工作是对缴获的德军装备以及战争不再需要的美军装备全部进行分类和汇总。这些物资被集中起来登记造册之后，就由卡车车队运到在法国的军械库。

军官被要求上交诺曼底空降前领到的丝制法国地图，这是一种标明了逃脱路线的地图，不上交的要被罚款75美元。这些地图对于参加过D日空降的老兵们几乎是一种圣物，因此这个决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当被告知不上交地图就要被罚款时，温特斯借用了麦考利夫将军的一句台词——“屁话”，代表全营对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做出了回答，作为团供需官的他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　*　*

由于没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到5月的第3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美国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帮厨、勤务、洗衣服、清扫营房以及建筑方面的任务，都被那些急于赚钱或想要食物和香烟的当地居民承担了。于是，时间对于这些渴望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太难挨了。

温特斯让人修了一条跑道、一个网球场、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射击场。连、营、团乃至整个欧洲战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温特斯还组织了日常密集队形的训练。

有的弟兄很喜欢这些活动。对那些把运动当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将来能上大学或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绝好机会。他们被免除了各项勤务，住在独立的运动员宿舍，每天都有训练或比赛。对几个想当职业军人的人来说，这也是个培训职业技能的好机会。

但对大多数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想当职业军人的弟兄来说，训练和竞赛是令人厌烦的。他们找到了另外4种发泄方式：游览阿尔卑斯山、打猎、喝酒和追女人。滨湖采尔是一个大约4公里长2公里宽的湖，景色非常优美，5月底6月初那些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的日子里，在湖里游泳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我的游泳裤太破旧了，”韦伯斯特5月20日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请你尽快从阿伯克龙比和菲奇给我寄一件颜色鲜艳的游泳裤来好吗？32的腰围，最好是短裤，而不是游泳裤。”

卡普伦后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馆。通往那里的缆车已经彻底坏了，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山间小路爬上去。温特斯制订了一个计划，每3天派一个排到这所房屋内疗养、休整。屋内有奥地利的用人和厨师、滑雪教练和打猎向导。滑雪和捕猎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这里是欧洲贵族的主要狩猎场，因此这儿最少有上百头鹿。101师总是最后才拿到分配下来的食物。每个从瑟堡和阿弗尔港口来的人有机会最先领到食物，但他们都有平民女友要养，同时活跃的黑市交易也在诱惑着他们，所以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来的食物并不够吃。空降兵们组织了打猎队去猎杀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支勃朗宁猎枪，用它打来的鹌鹑和其他鸟丰富了餐桌上的内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妇、德国小姐、法国小姐：这就是小伙子们想要的。”韦伯斯特写道。他还描述了大家在这方面的成果：“厨师们包养了情妇；排里的情侣频频光顾库房；麦克里里在镇上有了一个已婚妇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处私宅里；卡森养了一个受过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兰金发女子（后来她与卡森结了婚）；排里当官的每晚都去光顾难民营里的女人；滨湖采尔是欧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龇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象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的车没油了，他在车上坐了4个小时，直到他的司机找到了一个5加仑的大汽油罐。福利没有站出来坦白，他说：“辛克并不在意大家伙儿有没有听他说的话，他只是很生气地把我们痛骂一顿，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听，只是一字一顿地大喊着让我们见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个星期后，他宣布7月4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4号下起了雨，5号仍然下雨。不过没关系，6号是一个好天，庆祝活动开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们对这次事件的称呼。

各种体育活动层出不穷。滑翔机乘着高山气流飞越湖面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天下午，伞兵运输机司令部借给弟兄们一架C—47，有12个人从这架飞机上空降到了湖里。食物和酒的供应十分充足。公园里，当地的音乐家穿着皮短裤演奏着《翁巴，翁巴》的调子。美国兵们要他们演奏美国流行歌曲，可惜他们演奏得并不熟练。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个女孩都戴着难民的臂章（反亲善政策仅适用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难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当地山区的女孩子们也有许多标识难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样，“狂欢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难民”。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　*　*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唯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

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元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　*　*

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唯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　*　*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两个穿着德国军装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喊着‘见鬼，你干吗拦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们的空降兵，但不是我们连的。我们警告他们：‘该死的，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他们最后答应减速行驶。我们告诉他们再开约10英里会遇到另一个岗哨，他们必须小心而且开得像爬那样慢。他们打包票叫我们放心。

“我们下了岗之后才得知那两个该死的傻瓜试图高速穿过韦灵驻守的关卡，韦灵大喊：‘停下！停下！’喊了三声后，韦灵开了一枪打中了开车的那个家伙。”

后来韦灵到医院去看望了这个被他打伤的人；这位受伤的老兄说他并不怨恨韦灵，如果换成他，他也会这样做。

格兰特中士是托科阿时的老弟兄，他来自加利福尼亚，身强体壮，长着一头金发，总是笑眯眯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荷兰曾摧毁过德军一门88炮——也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开车带着几个二等兵去关卡换岗。他们到了以后发现出了事。

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兵站在那儿，手里握着把手枪，他的脚下横躺着两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的汽油用完了，就强迫这两个德国人停车，并向他们索要汽油。但他不懂德语，德国人也不懂英语，他就认为德国人在拒绝他，于是就开枪杀了他们。

一个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英国少校刚好驾车从旁边经过。他和一个中士走下吉普车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美国兵用枪指着他们要他们掉头走路。

恰在此时，格兰特开车经过。美国兵对着格兰特就是一枪，偏了。英国少校上前一步想夺下他的凶器，美国兵转身朝他射击，他应声倒地而亡。接着，他又一枪打死了英国中士。见格兰特向他跑过来，美国兵开枪打中他的头部后跑了。

斯皮尔斯非常敬爱格兰特。他一听说格兰特受了伤，立即和福利中尉跳上吉普车赶往事发地，他们把格兰特抬上担架，车呼啸着朝团救护所开去。救护所里乱糟糟的，医生胡子拉碴，穿着一件满是污迹的衬衫，一副邋遢相。他扫了格兰特一眼说：“没救了。”

“胡说。”斯皮尔斯说着，把格兰特抬上担架，又一次呼啸而去，这次去了萨尔费尔登。斯皮尔斯听说这儿住着一些德国专家，其中一位是来自柏林的脑科专家。这位专家立即给格兰特动了手术，救了他的命。

枪击事件迅速传遍了整个兵营。E连的弟兄们集体出动搜捕肇事者。凶手是在滨湖采尔企图强奸一个奥地利女孩时被发现的，是才加入I连的一个新兵。尽管许多弟兄表示了对他无法抑制的厌恶，大家还是把他活着带到了连部。

他觉得他还不如死了好。连里的一半弟兄都围在他身边拷问他，威吓他，对他拳打脚踢，恶毒地咒骂他。弟兄们还没来得及对他施加更严重的刑罚，斯皮尔斯上尉就冲了进来，他是直接打医院来的。

“枪在哪？”斯皮尔斯对凶手咆哮道。

“什么枪？”

斯皮尔斯拔出自己的手枪，手握枪管，用枪把对准他的太阳穴狠敲了一下。凶手尖叫起来。“跟军官说话，要称呼‘长官。’”说着，斯皮尔斯又敲了一下。

那美国兵瘫在椅子里，昏了过去。与格兰特同在2排的哈克·汉森是格兰特的亲密好友，他冲进总部，拔出手枪，“你这狗娘养的，你比我杀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一边骂一边把枪抵在那人的脸上。4个人从身后抱住汉森试图把他拉开，他们喊着：这样就让他死了太便宜了这个畜牲。汉森扣动了扳机，偏了。

“你真该看看那个家伙的样子。”采访中，戈登·卡森对我说。

弟兄们把那个家伙打得失去了知觉，把他抬到团禁闭所交给宪兵。他醒来后，宪兵们又把他打得血流不止。

辛克来到连部，一跨进门就问卡森中士：“斯皮尔斯在哪里？”

“在二楼，长官。”

辛克上楼后从斯皮尔斯那里了解了情况。大约半个小时后，辛克走了，斯皮尔斯走下楼。

“怎么样？”卡森问。

“挺难办。”

“那么，辛克怎么说？”

“他说我应该把那个狗娘养的给毙了。”

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很难得的。我从E连几个弟兄那儿得到的一种解释是，斯皮尔斯肯定是对那个抓来的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肇事者有所怀疑。当我向斯皮尔斯求证时，他回答：“在对格兰特中士开枪一事上，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当时我肯定有这方面的怀疑，因为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我还从未犹豫过。”

但我却认为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机会杀死那个懦夫的不只是斯皮尔斯。格兰特刚遇到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发现这个I连的酒鬼时就有机会当场毙了他，而且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E连弟兄都觉得那个畜牲应该被干掉。但当肇事者被带到连部时，虽然E连的很多人都在场而且都带着手枪，但他们中真想杀掉这个美国兵的只有一人，而且还被其他弟兄拉住了。

当年那个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杀过人。面对凶手，他们的血在上涌，面对凶手，他们只剩深深的仇恨和冷酷的心。但在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用手枪敲打，也不是殴打，而是弟兄们的自制。

他们已厌倦了杀戮。

*　*　*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斯皮尔斯给弗里斯特·古思中士写了一封长信。古思正在英国的医院里住院，他曾在给斯皮尔斯的信中流露出害怕被调到其他师的想法。斯皮尔斯喜欢古思，觉得他是一个好军人，他欣赏古思总是能将所有的武器都保持在最佳状态的能力。尤其让他佩服的是，古思只要用一把锉刀在M—1步枪的自动解扣装置上摆弄几下就能让它变成全自动的。（古思改造过的枪温特斯拿了一把。他一直保留着，参加朝鲜战争时也带在身边。不幸的是，古思自己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弄的了。）

在回信中，斯皮尔斯讲述了他这边的情况。这是一封冗长而且啰嗦的信，讲的是自打古思住院后E连发生的事，都是些古思最想知道的消息：“鲁兹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胳膊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塔尔伯特中士不想当二级军士长，所以我叫他负责2排。2排的林奇中士现在是二级军士长。阿利中士又喝醉了，我们只好降了他的衔。利普顿中尉正在苏格兰度假，过得非常开心。我熬到最后总算获准去英国度假，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鲍尔斯中士坐卡车回家，路上车翻了，摔断了头骨，现在在住院。施特罗中士（3排的）现在正在返回美国家乡的路上。格兰特被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开枪击中，他的头不是太好，现在住在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正在恢复中。马拉其中士刚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回来。莱茵哈德中士刚从里维埃拉回来。麦格拉思不愿去休假——他正在省钱。”

斯皮尔斯详详细细地告诉古思铜质紫心奖章的事，说古思因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的战役而有权得到一枚，并许诺这件事一变成现实就尽快通知他。最后，斯皮尔斯还加了一段附言：“克拉克现在是军械技工了，伯林盖姆因为不能让你设计的杀德国佬的自动枪正常工作而重新回到了他的排里。我们在奥地利这里每天都有电和热水供应。

“顺便告诉你，现在不管你到了哪个部队，你都有权佩戴别着栎叶形小徽章的‘总统通令嘉奖单位’绶带——表明你是在101空降师赢得这个荣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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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处于解体的过程中。泰勒将军把所有积分高而还没回过家的弟兄都调到了驻于贝希特斯加登的501团。501团就快要被撤消了，它现在的作用是把所有的高积分弟兄从师部送回美国退役。E连的其他老成员不是在医院住院，就是已经退伍。在莫米昂或阿格诺入伍的新兵现在已经算是老兵了。

泰勒将军回了趟美国，6月底回来后，他宣布，回美国休过冬假后，101师将移师太平洋。同时，陆军部坚持既然101师要重新参战，该师四分之三的成员是新兵，就必须建立完备的训练体制和严格的训练程序。

因此密集队形训练和军体操又成了家常便饭。弟兄们不得不重新温习M—1、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卡宾枪的编类名称和功能。公路行军、手势信号、班战术、兵营检查、野战炊具检查、军事礼仪和军纪、急救和卫生知识、着装检查、识图、携枪体验演习、连续7天的三角测量、打靶。“就这样，”韦伯斯特写道，“我忍受着这一切，厌烦与日俱增。”

皮科克中尉回来后变得比以往更加琐碎无聊。“对于他强加给我们的超负荷训练，”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都感到忍无可忍，那些在荷兰或巴斯托涅就认识他的弟兄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这些训练弄得我极为恼火，快要发疯，要是我的积分还没有达到85分，我就宁可志愿到日本打仗，也不愿在皮科克手下多受一天基础训练。”

*　*　*

到7月中旬，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们都走了，除了长期受罪的韦伯斯特，因为他仍无法使人事参谋相信他的总积分数。辛克上校给那些高分弟兄们做了一次临别讲话：“身为团长，看着你们这些优秀的官兵离开，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和战斗使你们有资格回到你们的家乡和朋友身边。

“看着你们离去我感到难过，因为你们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战友。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我熊过一两次。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你们从未有过任何恶意。

“我要求你们争取总统嘉奖令，你们做到了。这将永远是你们的光荣。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7月底，101师奉调乘40—8到了法国。E连来到位于巴黎南部的小镇茹瓦尼的兵营。温特斯、斯皮尔斯、福利和其他一些人在英格兰度假。8月6日，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消除了弟兄们到太平洋再打一场战役的担心。从那之后，空降师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积分低的弟兄被调进第17空降师，其他的调到了第82师。101师的杂志《啸鹰》不满地评论道：“整个部队不像一个作战师，倒更像是一个补充兵集中配拨站。”[45]

8月11日，辛克上校被提升为副师长。8月22日，泰勒将军离开101师，后来成为西点军校的校长。不久以后，506团全团撤出，编入了在柏林的第82空降师。据说当辛克的手下弟兄行军至茹瓦尼兵站以便乘船到82师的时候，辛克哭了。韦伯斯特认为他的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我们团的灵魂和核心”。1946年，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那绣着科拉希山、一道闪电和六个降落伞的漂亮的深蓝色丝绸团旗，已经卷放在盒子里，正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落灰呢。”

1945年11月30日，101师被撤消。E连解散了。

*　*　*

E连1942年7月诞生于托科阿。差不多3年后，它在奥地利的滨湖采尔结束了使命。在这3年中，E连的弟兄们经历过的复杂情况、忍受过的艰难困苦、做出的贡献，是大多数人一生所无法企及的。

陆军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厌烦、没有人情味和琐碎的代名词，他们厌恶陆军。他们发现战争是丑陋的，极具破坏性的，充满了死亡，他们也厌恶战争。再没有比血腥和残杀、艰苦和肮脏、非人的肉体负荷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抛弃战友却比这一切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在战争中，他们还感受到了世界上最亲密的兄弟情。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无私。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爱同一战壕中的战友胜过爱自己。他们发现在战争中，热爱生命的人可以为了战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连曾有3个出色的人担任连长：赫伯特·索贝尔，理查德·温特斯，罗纳德·斯皮尔斯。他们每个人都对E连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温特斯这位从E连建立的第一天到它解散的总共1095天里都与连队息息相关的人，让全连弟兄最为难忘。接受过我采访的那些曾在E连服役的人都把E连叫作迪克·温特斯连。

军士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在托科阿时是二等兵，后来在战斗中成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们——他们在E连生活了整整3年。军官们有来的有走的，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作为2营或506团的干部继续和E连保持着联系。但是，能够见证和说明E连每一天经历的却只有温特斯和这些军士们（除非住进医院）。是他们把E连弟兄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枪林弹雨中，在攻打福瓦而斯皮尔斯尚未取代戴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根据文字材料还是实际情况，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尔、卡伍德·利普顿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等军士长都是公认的军士领袖。

*　*　*

1945年9月30日，塔尔伯特中士住在印第安纳的本杰明·哈里森堡的医院里。他给温特斯写了一封信。他虽然远不是韦伯斯特那样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且他道出了每一个曾在E连服役的弟兄的心声。

在信中，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温特斯一起交谈，因为他有许多事想要告诉温特斯。“我想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当兵或和你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弟兄都爱你，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靠自己的领导赢得了这一切。你是我做梦都想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某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似乎总是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或别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你明白为什么。

“好了，就暂时写到这里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样优秀就好了。战斗中，你是我的榜样，是我的动力。那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少校用两个词来总结你的为人，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最无畏的军人’。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不过我对他说你是最优秀的。我愿永远跟随你，即使是去地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时，我知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　*　*

温特斯对弟兄们怀有的感情与弟兄们对他的同样深厚。1991年，他总结E连的历史和意义时说：“第101空降师由许许多多优秀、坚强的连队组成。但是，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更是出类拔萃，因为弟兄们之间是通过一条特殊的纽带而彼此紧紧相连的。

“这种非常特别、纯粹和亲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时，在索贝尔上尉施加的压力下萌发的。在那种压力下，弟兄们得以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后来，军士们搞兵变靠的也正是紧密的团结。

“承受了训练的压力之后，E连在诺曼底为取得对犹他海滩的控制权而争取关键性的战斗任务又遇到了新的压力。在战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到的奖励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E连在荷兰—巴斯托涅—德国的征途中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E连的弟兄们在训练与战斗中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结果，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永久性的纽带。”

第19章　战后生涯

1945—1991年

E连兄弟中，有48位为国捐躯，有100多人受过伤，其中许多人受过重伤，不少人受过两次伤，有几个受过三次伤，一位受伤多达四次。大多数人都受到过精神上的压力，而且通常是很严重的压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们视为最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战争。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习惯于战场上的打打杀杀，迅猛的作战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战前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大多数人掌握的本领只有一个——步兵作战技术。

战后，他们决心挽回失去的时间。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这个被老兵普遍赞誉为美国立法机构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们迫不及待地进了大学。他们尽可能快地结婚生子，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他们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决心大，有抱负和工作勤奋，部分也归功于他们在陆军这三年里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同样也成功了。

他们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们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间，是大萧条中的孩子，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的战士，战后快速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接受了大兵法的赐予，但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富翁，有几个拥有了相当的权势；他们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过着好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战争中为之奋斗所保存下来的自由。

*　*　*

让我们还是从受过重伤的人说起吧。沃尔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时背部中弹，瘫痪了。在英格兰的医院里，他无助地躺在T形支撑夹里待了6个星期后，下肢开始有了些感觉。为他疗伤的斯达迪厄姆大夫经常站在床尾拿话激他：“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戈登。”戈登也总是生气地跟他顶嘴。由于斯达迪厄姆医生不愿放弃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救治他，戈登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我会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

支撑夹被拿掉后，斯达迪厄姆扶戈登练习走路，其实只不过是挨着地面拖着脚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为“能够行走的伤员”，乘坐医疗船回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劳森总医院缓慢地恢复。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时，他还在这个医院里。无论是走、坐还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伤痛。他什么体力活也不能做，很显然，他对陆军已经没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退役，戈登做出的唯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体检。年轻的医生告诉他，他将被转到本宁堡，被列为适合有限勤务者。就戈登的理解，这位医生的理由是：“神经上的损伤恢复起来很慢，像我这种伤残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会获得一大笔补偿金。再多留我几个月，我的情况无疑会好转起来。”

戈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知他这一消息，却激起了他父亲的满腔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经受了两次伤，而现在呢，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残废。他觉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现在是该让我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命令儿子把他这个口信告诉军医。

尽管有点难为情，戈登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戈登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从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想法的，并申明他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关系。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账。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领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依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待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依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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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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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役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腿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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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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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兰被自己兄弟误伤了两次，被用飞机送进了格拉斯哥的一家医院，然后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去了纽约。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又转过三次院，还接受了皮肤和神经的移植，于1947年2月退伍。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的津贴，他进了马萨诸塞大学，1950年毕业并取得了园艺装饰学的学位。在以后的40年里，他为各种景观公司工作，并为高尔夫球场当顾问和供应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然保留着用带倒镞的箭打猎以及观鸟和野营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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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博伊尔中士在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的医院里住了共9个月后于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为30％残疾。他找到了一份铁路司闸员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过度劳累。后来他又在邮局工作，分拣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无法支撑下去。“那时，我十分难过和困惑，便去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院检查。几天后，一个由三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小组宣布我的残疾程度为50％，然后就让我出院了，对我将来的前途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点。”

博伊尔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的津贴上了俄勒冈大学，他主修政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中学教师的行列，最后致力于残疾人教育。“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回报的职业。残疾人与老师之间总有一种温暖和友好的感觉。”1979年退休时，他因为从事残疾人士教育的领导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授予了职业教育方面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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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里的另两个成员——最后一任军士长和第一任连长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身上也有伤和伤疤，这倒没对他造成什么大影响，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却打倒了他。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酗酒者。为了谋生，他干过许多职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当过渔夫、猎人，做过向导，有时还用捕兽机捕兽。他还曾犯过几次心脏病。

塔尔伯特是E连为数不多的与大家失去联络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争取到所在州的国会议员和乔治·鲁兹的儿子史蒂夫的帮助去寻找塔尔伯特。迈克·兰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寻工作。最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找到了他，并劝他参加1981年在圣迭哥举办的连队战友聚会。

兰尼把塔尔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温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们给他写了信。塔尔伯特给温特斯回了信，在这封手写的3页长的信中，塔尔伯特追忆了他们过往的经历。“你还记得那次你带领我们进入卡朗唐的时候吗？看着你在路中央还想继续走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荷兰准备后撤的情景吗？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宾枪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证，当时我叫他把枪捡起来，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走的话我就毙了他，他最终还是照我说的做了。我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照章办事的军官，但他不是个战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们的那段时间里，我俩相处得还挺不错。

“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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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又离婚了，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力公司当会计。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吃了一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20年后，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连的弟兄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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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尼·西斯克在摆脱有关战争的记忆之前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1991年7月，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战后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摆脱那些记忆：我曾在荷兰拦截一卡车德国人，我曾追进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段杀死那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老莫·阿利断言说我干过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实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以前的事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只好开始喝酒了。哈！哈！

“后来有一天，我妹妹4岁的女儿来到我的卧室（家里的其他人都无法忍受我这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烂醉如泥的人），她告诉我，耶稣爱我，她也爱我，如果我忏悔的话，上帝会宽恕我总是想把那些人再杀一次的念头。

“这小女孩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间，让她去找她妈妈。然后我就在我母亲的那张旧羽毛褥垫床上开始忏悔，上帝宽恕了我参加了战争和那些年我曾做过的其他所有坏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为牧师，请相信我，迪克，从那以后我只责骂过一个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干的。我现在有4个孩子，9个孙子和2个重孙。

“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会中见到你们大家。如若不然，我将会与你在最后一跳中会面。我知道你是绝不会在舱门口腿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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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对国防事业的贡献并没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结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陆军。原先连里的军官马西森中尉曾经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团里任职，后来成为中将并担任101师的师长。鲍勃·布鲁尔当了上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爱德华·沙姆斯在预备役部队里任上校。

克拉伦斯·莱尔留在了伞兵部队里发展。他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国第29伞兵团担任顾问。第29团驻守在越南奠边府。莱尔是在驻军投降的前两星期离开奠边府的。他是少数几个完成4次战斗空降任务的人，当然他也是唯一一个参加过突出部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两次军事行动的人。

罗伯特·伯尔·史密斯也留在了伞兵部队。在伞兵部队里，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终成了一名中校。他在旧金山指挥特种部队一支后备队。1979年12月，他写信给温特斯说：“最后，我在后备队的任职让我走上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新的职业生涯，随之而来的是8年在老挝作为一支大型非正规军的平民顾问的生活。1974年前我还经常跳伞，后来我对跳伞的兴趣消失了，我又转而开始玩滑翔机，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释放激情的一种方式……目前，我被委任为三角洲部队司令官的特别助理，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队。我专门负责（一定会令你吃惊！）：空降行动，轻武器和小分队行动。

“我的办公室在巴克那尔街，只要穿过当年我们准备出发去英国的那条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后一次看到时一样，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诉你一些‘现代军队’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我现在任职的部队是被誉为美国陆军中最好的部队——三角洲部队，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从战友的角度看的话，无论何时，我都会选择战争年代咱们的E连！那3年我们所拥有的某些东西是无可比拟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执行解救人质任务，但当中央情报局得知这一计划后，阻止他去执行该任务，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机密。“所以，我失去了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冒险机会，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大约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和三角洲部队一起生活、工作和训练；迪克，老实说，我讨厌被甩在后面。”

这使史密斯的话题转到了领导问题。他在信中这样评价温特斯：“你享有（有的人会说你赢得了）120名战士的一致尊敬和钦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战士，他们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我几乎是一成年就当了兵，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的优秀战士只有几个，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战期间认识的，但是E连中却有两个——你和比尔·瓜奈若。我们其余这些人还过得去……大体上还算好士兵，少数几个比一般人要强一些，但是，‘重压之下出好汉’，这一点，我和大多数弟兄都一样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汉。”

1980年，在一次悬挂式滑翔机试飞过程中，史密斯摔了下来，受了重伤。在对他实施肺部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从洪水区中拉出来的里德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在一起玩了一种有关名字的游戏——一个人报出一个托科阿时的老兵的名字，另一个人用几句简短的语言对这个弟兄进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动部的远东司里工作，有时候在华盛顿上班，但经常在海外。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他不愿多说，只是说“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有两个威胁极大的国家，一个是共产党中国，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苏联。这些都与我的工作中心有关。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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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斯皮尔斯上尉回到英国后发现与他结婚的那个英国“寡妇”给他生了儿子，但她当初根本就不是寡妇。她的丈夫从一个战俘营里回来了。她选择了原先的丈夫，抛弃了斯皮尔斯。这对夫妇还拿走了斯皮尔斯从欧洲大陆用船运回来的所有战利品。斯皮尔斯决定留在陆军。他在朝鲜战争中空降了一次，并在那场战争中指挥一个步兵连。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学习俄语，然后被派往东德的波茨坦，担任同苏联军队联系的联络官。1958年，他当上了柏林施潘道监狱的监狱长，鲁道夫·赫斯就被终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1962年，他作为老挝皇家军队美国顾问团的一员去了老挝。

现在，E连的老弟兄们打电话给他时，往往这样开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们曾在战争中共事。”斯皮尔斯往往会问：“哪一场战争？”他的儿子罗伯特出生在二战中的英格兰，现在是皇家步兵军团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绿夹克”（陆军特种部队）。他是斯皮尔斯的“骄傲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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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韦伯斯特无法理解怎么竟有人愿意留在陆军。他想当个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写作和发表文章期间，他通过打各种零工过活，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了一本记述自己战争经历的书。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但他无法为他的书找到出版商。他当了记者，开始时在洛杉矶的《每日新闻》工作，后来为《华尔街日报》效力。1951年，他与一位艺术家巴巴拉·斯托塞尔结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波兰、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

韦伯斯特一直对鲨鱼很着迷。巴巴拉写道：“对他来说，鲨鱼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征。他开始为写一本关于鲨鱼的书收集资料。他的研究持续了好几年。他身临其境地观察鲨鱼，在水下或在鲨鱼之间游泳，他还抓住了不少。他有一条11英尺长的小舢板，他叫它图斯塔拉，意即‘说书人’，他就是从这条小船上用无竿钓丝抓鲨鱼的。”书完稿后，虽然前后努力多达29次，他却始终没有让一个出版商相信有人会读有关鲨鱼的书。

1961年9月9日，韦伯斯特带着作鱼饵用的枪乌贼、一根粗钓丝和捕鲨鱼的钩子从圣莫尼卡扬帆起航了。他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的搜索发现图斯塔拉被冲到了离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只桨不见了。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韦伯斯特的关于鲨鱼的书（《传说与食人鱼》，诺顿出版公司，1963年），这本书还有英国版，在澳大利亚还出版了平装版。1975年《大白鲨》上映时，戴尔公司发行了这本书的平装版，结果很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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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连弟兄中，有3位士官发了大财。约翰·马丁靠着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规定的退伍费进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然后又重操旧业，回到了铁路部门。他当上了铁路督察员，有了辆小轿车，有秘书，津贴费也在增加。作为副业，他还投资盖房子赚钱。1961年，他放弃了所有这一切，不顾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几个孩子的强烈反对，搬到了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开始投资房地产。当时，他的全部资本仅有8000美元，大家都说他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税款就超过了他在铁路上赚到的所有的钱。很快他就开始建公寓大楼和私人疗养院。他把生意扩展到了得克萨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区买了一座养牛的牧场。现在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仍然喜欢冒险，只不过已经不再跳伞。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他的产业，可他顶住了诱惑；如今，约翰·马丁是马丁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副董事长和财务主管。他俩同时还兼任经理，是公司股份的唯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的退伍费进了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广告界。穆尼在公司里平步青云，到1973年已是纽约一家大广告公司凯赤姆、麦克莱德和格罗夫公司的董事长。4年后，51岁的他退休了，在佛罗里达盖了一处家宅，在那里定居，生活相当豪华安逸。

卡伍德·利普顿在马绍尔学院（现为大学）主修工程技术，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乔·安妮给他生了3个儿子。利普顿为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的职位稳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伦敦，担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8家玻璃厂的生产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内瓦，管理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1975年，乔·安妮死于心脏病。第二年，利普顿娶了玛丽·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顿的好朋友，玛丽也是乔·安妮的好友。应联合玻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要求，利普顿写了一本名为《领导者》的小册子，这一方面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利普顿于1983年退休。他写道：“现在我在北卡罗来纳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这是我在麦凯尔营地训练时下决心一定要过上的日子。我的爱好是周游世界、打高尔夫、制造模型、做木工和读书。”

刘易斯·尼克松一直都很富有。他从父亲手中接管了经营范围极广的家族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包括制造业，还包括农业。他一边进行经营管理，一边周游世界。如今他的主要爱好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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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汉”康普顿中尉从事的是公共服务业，因此他的名声比财富更加引人注目。从1947年到1951年间，他在洛杉矶警察局做侦探，以后的20年担任地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最后当上了地区首席副检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对西尔汗的调查，并担任该案的公诉人。1970年，罗纳德·里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担任陪审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他在弟兄们中一直享有声誉，因为他始终是E连最优秀的运动员，据说他是个打高尔夫球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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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兰尼中士在北达科他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他在记者、报纸编辑和公共关系顾问等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亚有5个女儿和7个外孙。1980年，他开始出版他命名的《E连通讯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节选：

1982年3月号：“宾夕法尼亚小组在迪克·温特斯家中集会，为哈里·韦尔什举办了一次聚会，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事先并没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尔、施特罗、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1980年号：“这年夏天在纳什维尔的聚会是E连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单：原军官中到场的有迪克·温特斯、哈里·韦尔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汉’康普顿；其他有‘查克’·格兰特、保罗·罗杰斯、沃尔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龙、兰尼、约翰·马丁、乔治·鲁兹、珀康特、吉姆·阿利，当然还有‘嗄嗓子’史密斯。”

1983年号载：“唐·穆尼从广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顿在新奥尔良聚会了一次。”

除两位外，这些弟兄们都没有业务或工作上的来往。没有哪两个人住在同一个镇，几乎没有人住在同一个州（除了宾夕法尼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1年1月，穆尼写信给温特斯感谢他的圣诞礼物，并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们的最新消息：“塔尔伯特最终被找到了，这真是个大好消息。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在互相臭骂了几句后，我们交谈起来。我一直都喜欢他。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很照顾我。元旦那天早上我这边刚6点钟，他就打来电话祝我新年快乐。他喝醉了，但讲话还算有条理。就像我们猜想的那样，他承认他遇到了酗酒的问题，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场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这些‘特殊’场合中的一个吧。

“唐·马拉其在新年前夜那天的凌晨3点钟打电话给我，他也过得很好。”

兰尼退休后打算写诗和回忆录，但还没来得及动笔，就在1988年9月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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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海利格、马丁、瓜奈若和托伊，还有几个弟兄从事的也是建筑、工程或制造等行业。克拉伦斯·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当了屋顶材料承包商，“泡泡眼”罗伯特·温成了大楼和桥梁的钢铁构架工。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在华盛顿州的高速公路部门工作。“大牛”丹佛·兰德尔曼是路易斯安那一家重型建筑承包公司的管理员。沃尔特·亨德里克斯从事了45年的抛光业务，和花岗石打交道。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在太平洋电话与电报公司工作了38年，他的工作是安装新线路，最后他当了督学和教师。吉姆·阿利中士是木匠，后来在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边界上高耸的水坝工程上工作。最终，他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除了利奥·博伊尔，还有若干弟兄也加入了教师的队伍。利奥·哈施伊中士在俄勒冈波特兰的红十字会里讲授水安全，后来成为健康与安全教育方面的主任。罗伯特·雷德在加利福尼亚的帕叟罗伯斯中学教了30多年残疾人。哈里·韦尔什上尉回国后立即结了婚，他的新娘基蒂·格罗根穿着由韦尔什的后备降落伞制成的礼服。韦尔什在诺曼底登陆的D日就穿着这套伞服；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把这套衣服带在身边。韦尔什进了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当了中学辅导员，后来成了学校的管理者。弗里斯特·古思是教绘画、林业、电力和电子的教师，退休前，他还一直在管理学校生产的音响和舞台布景设备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特拉华的威尔明顿的销售。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讲述了他的战后生活：“我毕业于1953年，开始是在沃斯堡教6年级。教了3年以后，又当了27年小学校长，我非常喜爱这一职业。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我被选为得克萨斯州教师协会达拉斯—沃斯堡分会（拥有20000个会员）的主席。

“1950年我和消防局的几个伙计们一起去打鸟。我打中了一只，当我低下头去看它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悔。这只鸟儿没妨碍我，也不可能对我有什么危害。我回到卡车那儿，一直等到其他人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猎。”

埃德·蒂波中士进了密歇根大学，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又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后来他在丹佛郊区的中学教了近30年书。退休后，他写道：“我到哥斯达黎加去看望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那儿我遇到了34岁的罗泽。我用老掉牙的办法追了她大约一年后，不顾周围人的强烈反对结婚了，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反对我们的结合，除了迪克·温特斯。我也很难责备这些反对的人，特别是因为与一个61岁的老头子结婚，就几乎没有可能生育子女，而子女问题对拉美妇女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女儿克里几乎是在我们结婚刚满10个月时就降生了。”后来，罗泽去瓜达拉哈拉的医学院读书，于198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最近，蒂波因患癌症而接受了手术。“我的妻子、女儿和我刚刚才搬进了一所新房子。也许一个70岁的老头还买房子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我们蒂波家信奉的格言是，‘永远也不迟’。”

罗布·贝恩中士1950年从西华盛顿学院（现为大学）毕业，同年结婚，有4个孩子。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当了25年的教师和管理人。夏天的时候，他会“像漂浮的海网那样，追逐着四处逃散的红色大马哈鱼”。

埃德·蒂波用一个问句总结道：“如此之多的原E连的空降兵们都当了教师，这是一种偶然吗？也许对一些人来说，生活中一段时期的暴力与破坏，使他们想在另外一段时期里寻求某些创造性的工作来作为一种平衡。我们在重聚中还发现，在我们当中，从事建筑和其他类似行业的人数也超出正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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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兵布拉德福德·弗里曼退役后回到了农场。1990年，温特斯写信给他，说他经常到南方看望沃尔特·戈登，想哪一天顺便到弗里曼那里看看他的农场。弗里曼回信说：“如果你来密西西比看我们的话将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夏天我们可以坐在一块顶好的阴凉地中，冬天我们有很不错的取暖设备。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夏天栽培花木和给奶牛割草，在冬天喂养牛群，其余的时间都用来钓鱼和打猎。我们这里离汤比格比河很近，我经常看着驳船在河面上来来往往。给你寄去一张我们房子和奶牛的照片。前廊下有一块很舒适的地方可以供我们坐着聊天。期盼着你的来临。”

温特斯去了。他们的会面很愉快。他请弗里曼为本书写一些有关他战后生活的文字。弗里曼在文字的结尾写道：“我写的东西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我的确拥有一段真正的好时光，这段时光我是不会与任何人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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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温特斯少校也为他的战后生活写了个材料。他写道：“1945年11月29日我退役那天，刘易斯·尼克松邀请我到纽约与他的父母会面。他的父亲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成了尼克松家族在新泽西的尼克松硝化厂的人事部经理。工作期间，我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提供的条件在拉特格斯大学学习了商务和人力管理课程。1950年，我被提升为尼克松硝化厂的总经理。

“1948年，我与埃塞尔·爱斯托佩伊结婚。我们有2个孩子。蒂姆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吉尔在奥布瑞特学院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朝鲜战争的时候我又被召回了军队。在新泽西迪克斯堡，我被任命为团里的计划和训练参谋。退伍后，我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开始经营农场并把动物健康产品和维生素预混合料销售给饲料公司。1951年，我在沿布卢芒廷脚下的地方买了一个农场——在印第安敦山口以东7英里的地方，在那儿我找到了我在D日时就想着要获得的和平和宁静。”

这是典型的温特斯式的轻描淡写。诚然，他在他的农场以及赫尔希的一栋小型城镇住房里过着朴实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有殷实收入的人，他通过发明、生产并经销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牛饲料和其他动物的饲料产品取得了成功。

他还极富绅士风度。1990年7月的一天，他对我讲完了1944年10月5日他在荷兰那个堤上几乎全歼一个德国步兵连的故事后，我们出来向他的池塘走去。一群大约30只黑额雁飞了起来；一只雁落在了后面，对着飞走的同伴哀鸣不已。温特斯解释说那只雁有只翅膀断了。

我建议，趁狐狸还没来抓走它，用一支步枪打死它，“冻起来留作感恩节的大餐”。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那么做！”他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

他无法再使用任何暴力了，他从不提高嗓门说话，他瞧不起夸张、自吹或故作姿态。过去想要的东西，他已经完全得到了。他得到了1944年6月6日夜里躺下来小睡一会儿时希望将来能过上的和平、宁静的日子，得到了他在二战中指挥的E连弟兄们的永恒的爱和尊敬。

*　*　*

在最后的一篇通讯稿中，迈克·兰尼写道：“在我回顾E连的风雨历程时，我的一个孙子问我，‘爷爷，战争中你是英雄吗？’我很欣赏自己的回答：

“‘不是，但我是在英雄连里战斗。’”

鸣谢和资料来源

1988年秋，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老兵在新奥尔良聚会。我带着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中心我的助理主任罗恩·德里兹到他们住的旅馆，对他们进行集体录音采访，请他们谈谈D日的经历，因为中心要弄一个参加过D日行动的老兵的访谈录音集。对E连老兵的采访进行得特别好，因为该连在犹他海滩附近对德军一个炮兵连进行了大胆的进攻并取得了成功。

理查德·温特斯少校阅读了那次采访的录音文字整理稿后，感到其中有一些夸大不准确之处。温特斯是E连的老成员，后来担任该连连长，最后升任2营营长。他希望能把材料搞准确。1990年2月，温特斯，弗里斯特·古思，卡伍德·利普顿来到密西西比州帕斯克里斯琴看望沃尔特·戈登。我住在圣路易斯乡下，和沃尔特的住处仅隔一个河湾，可以说是邻居。他打电话问是否我能对E连的老兵再进行一次采访。我欣然应允，便邀请他们到我家来聚会并吃饭。那天下午，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进行了长谈。当时，桌上摊着地图，录音机也一直开着。后来，在我夫人莫伊拉准备的烤牛肉宴席上，E连的这几位老兵向我简述了D日后他们在诺曼底、荷兰、比利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经历。

他们都看过我写的《彼加索桥》——艾森豪威尔中心给接受过采访的每个老兵送过一本。温特斯建议说E连的战斗史很有意义，完全可以写成一本好书。

当时，我正在写尼克松传记的第三部即最后一部。我对温特斯的建议深以为然。这有几个原因。我想在尼克松一书完成后，重返军事史的题材，打算写一本D日的书，但又不准备马上动手，因为如果到1992年时开始写，就能正好在1994年6月6日D日50周年时出版。我这个人每天不写点东西就不舒服，所以当时正在找一个二战中和D日有关的小题材。

E连的战斗史正合我意。在我为写《彼加索桥》而进行研究和采访的过程中，我弄清了D日那天位于战场最左翼的英军第6空降师的故事；而了解位于最右翼的美军第101空降师某个连的故事当然就成了很有意思的事。

另一个因素更使我感兴趣。那就是：与我同餐的这4位老兵关系十分亲密，这在我长达25年对老兵采访的经历中即使不算是唯一的情况，也绝对是非常难得的。听他们谈论E连的其他成员，谈论几十年来历次聚会的情景，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保持着兄弟的情谊。虽然他们散布在北美洲甚至海外，他们熟识彼此的妻子、儿女甚至第三代，了解彼此的愁苦和欢乐。他们定期互访，保持着通信和电话联系。他们遇有大事和困难总是互相帮助。而导致这种亲情的唯一根源就是在二战中在美国陆军中不期而遇，一起战斗了3年。

我对他们之间何以建立如此亲密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E连成员间的这种兄弟情是有史以来所有的军队都孜孜以求但极少达到的。满足我这种好奇心的唯一办法是对该连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写出来。

1990年5月，德里兹出席了E连老兵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聚会并拍下了长达8小时的集体采访录像。同月，我在办公室对戈登进行了3天采访。7月，我去温特斯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对他采访了4天。第4天，住在东海岸的6位E连老兵驱车来到农场接受了集体采访。后来，还是在1990年，我在南派恩斯卡伍德·利普顿的家里和他共度了一个周末，比尔·瓜奈若也来了。我还飞到俄勒冈与唐·马拉其以及一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度过了一个周末。

此外，我还对E连的另外十几位老兵进行过电话采访，并与E连的几乎所有幸存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其中有10位应我之约写出了战时的回忆录，篇幅少则10页，多则200页。有的还给了我他们在战时的信件、日记和剪报的副本。

1990年11月，莫伊拉和我一起到诺曼底和比利时E连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还采访了E连战斗时就在当地的法国人。1991年7月，我们与温特斯、利普顿、马拉其一起走访了E连当年在欧洲战斗过的所有地方。温特斯、莫伊拉和我还到慕尼黑附近，在上校弗雷德里克·冯·海特男爵家里和他谈了一个下午。

二等兵戴维·韦伯斯特的遗孀巴巴拉·恩布里夫人将戴维写给父母的信件以及长篇二战回忆录手稿的影印件送给了我。韦伯斯特是个很有见地的观察家，又是个出色的作家。他的贡献是极有价值的。

由詹姆斯·莫顿撰写并由第506伞降步兵团在1945年出版的《科拉希》也极有价值。唐·马拉其非常慷慨地给了我这本非常珍贵的书。由伦纳德·拉波特与小亚瑟·诺思伍德合写的关于第101空降师历史的专著《与命运约会》不仅提供了整个概况，还提供了事实、数据、细节、氛围等。其他资料来源均已在本书的正文中注出。

在我写《彼加索桥》时，我决定不把手稿拿给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D连连长约翰·霍华德少校看，也不给另外30名我曾采访过的英滑翔机空降伞兵部队的老兵中的任何一位看。当时是限期完成，不可能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征求意见。参战的老兵们在一些小问题上经常说法不一，在大问题上说法相左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果我拿给他们征求意见，肯定不会有一个人承认我写的完全准确；而且我还担心我可能会在事件的具体时间、经过和原因上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缠之中。

我觉得，哪个说法符合事实，哪个情况是记错了，哪一点过分夸张了，哪些壮举又因本人过分谦虚或不善言表而未能充分加以展示，这些都得由我自己进行判断。

总之，我感到虽然书中写的是他们的故事，但毕竟是我写的书。约翰·霍华德因为无法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而挺不高兴。该书出版后，他使我看清了他是对的。如果我时间不是那么紧，如果我给约翰他们一些机会提意见、提批评、进行修正，那本书就会准确得多也好得多。

所以，这本书成文后，我就把手稿复印了多份，分发给E连的老兵广泛征求意见。结果，我得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其中有批评，有更正，有建议。温特斯和利普顿还特意逐字逐句阅读了全文。因此，本书应该说更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我们不敢说这是E连绝对完整的历史——因为成员中有的在作战中牺牲了，有的战后去世了，我们不可能得知他们的说法和想法。但是，我们认为：通过众多老兵的反复核校，通过我们频繁的电话和书信往来，加上我们对所有作战地点的实地考察，我们可以说，再也不会有比本书更接近E连历史的记载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二战结束时我才10岁。和许多同龄的美国人一样，我对美国大兵们一直充满钦佩——准确地说是敬畏之情。过去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怎样赞誉都不过分；现在我仍坚信这一点。能够对“啸鹰”这个最著名的几个师之一中的一些人了解得这么具体，这么深透，是我的造化。使我不胜荣幸的是，他们视我为E连的荣誉成员。由于我已经是牛津郡和白金汉郡D连的荣誉成员，我对左右两翼的战斗都进行了描绘。实在是功德圆满，可喜可贺！

斯蒂芬·E.安布罗斯

写于贝圣路易斯市艾森豪威尔广场

（1990.10—1991.5），

威斯康星州邓巴小木屋

（1991.5—1991.11）

译后记

本书终于赶在译制的同名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不是同名连续剧的译本，而是原书的译本。原书是作者根据他本人对原E连多位幸存者的采访记录、按照时间顺序加以归纳整理写成的。据原作者说，耗资上亿美元的同名连续剧主要便是依据他的本子加工而成的。

我们认为，将安布罗斯的原书翻译出来是颇有意义的。固然，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二战西线战场的大致轮廓，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全面描述该战场的资料早已数不胜数，中译本也有数十本。我们认为，本书从微观上描述了原美军第101空降师第506团2营E连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伞降小分队从组建、训练、作战直至解散的全过程，特别是该连指战员在将近3年时间里的战斗生活，他们的所见、所为、所思。其中，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受挫时的苦闷和咬牙坚持。应该说，描绘是真实可信的。正因为比较真实，才更值得我们去阅读和思考。尤其是，兄弟连成员间的战友情谊，值得我们军旅中的同志和广大读者分析、欣赏甚至学习。

本书是数位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好友祁阿红教授成功地翻译了第2—6章，并承担了第14章的校对工作。孟庆凯同志翻译了第9、10两章并帮助校对了第13章。陈兰芳同志初译了第11—14章。在学研究生李晓文经两度修改，拿出了第7、8及16—19章的基本译文。其余部分的翻译、校对和全书的统稿由我承担。

因是赶译出来的，虽然我用了近60个日夜，但来不及有更多的斟酌，难免有不当之处，请读者谅解，并请行家批评指正。

王喜六

2003年8月28日

于金陵板桥

再版附言

《兄弟连》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内容，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当初为赶时间，译得比较匆忙，书中存在一些硬伤。不少读者出于对本书的厚爱和关心，通过网上留言、来函等方式对译文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具体的修改意见。现借重印之机，除对原译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进行校正外，特对提出意见的读者，尤其是对西安的韩靖先生等在译林网站上提供信息的读者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王喜六

2003年10月20日

注释

[1] 见库尔特·加贝尔著的《一个伞兵的成长：二战中空降兵的训练与作战》（堪萨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2] 见J.格伦·格雷著的《战神：对战斗中人的关系的反思》（纽约：哈泼与劳出版社，1959年），第43、45、46页。

[3] 见保罗·富塞尔著《战争时期：二战中的理解与行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4] 见保罗·富塞尔著《战争时期：战中的理解与行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5] 空降兵们说：“希特勒在构筑大西洋墙的时候，只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忘了加盖屋顶。”

[6] 见伦纳德·拉波特与小亚瑟·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101空降师简史》（肯塔基州坎贝尔堡：101空降师协会，1948年），第68—89页。

[7] 见唐纳德·R.伯吉特著的《科拉希！》（波士顿：休斯顿米弗林，1967年），第67页。

[8] 空降导航员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志愿者，比大部队提前1个小时在空降地带降落，在那里设立起无线电信标，指引领队飞机。E连的空降导航员是下士理查德·怀特和二等兵卡尔·芬斯特梅克尔。

[9] 见富塞尔著的《战争时期》，第282页。

[10] 见S.L.A.马歇尔著的《天兵夜降：美国在诺曼底的空降突击》（波士顿：小布朗，1962年），第281—286页。马歇尔因其书中的错误而受到许多批评，特别是参战的空降兵对他的批评。我对他很同情，准确地描写一场战斗的确很不容易，因为你得到的是目击者和参加者们相互矛盾的证词。战史专家只能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11] 见拉波特与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166页。

[12] 1990年，温特斯曾写了如下一段话：“后来，在战争中我与赫斯特一起回顾了这次战斗，他对E连那天作战的评价，使我一想起来就为它而自豪。赫斯特是作训参谋，有机会看到另一个连队在同样遭到机枪火力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情况。它先是处于瘫痪状态，接着就全被打散了。可是E连冲上去了，而且完成了任务，并没有被机枪火力打散。”

[13] 1944年6月25日，华盛顿《明星报》。

[14] 比尔·莫尔丁是美国连环漫画家，毕业于芝加哥美术学院，1940年应征入伍，以描绘二战时前线士兵生活的讽刺画而初露头角。——译注

[15] 见拉波特与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269页。

[16] 见拉波特与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359页。

[17] 见约翰·S.D.艾森豪威尔编著的《给玛米的信》，第244页。

[18] 一种配给食品。——译注

[19] 1990年我集体采访了施特罗和温特斯，对话如下：安布罗斯：罗德回来告诉你，“我们这里有德国兵渗透进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呢？温特斯：我来告诉你，他进来的时候刚打完仗。他气喘吁吁，只要看他一眼，你就知道这里站着的是一个刚从死神手里逃脱的家伙。毫无疑问。施特罗：我好像没有那么狼狈吧。温特斯：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有人在后面拿枪打你嘛。施特罗：他是在说我吓了一裤子尿。我才不会呢。

[20] 见富塞尔著《战争时期》，第282页。

[21] 某些死亡除外。比如，在诺曼底战役中，德国纳粹国防军派德国中士们站在外籍士兵的身后。国防军中的一个荷兰人在奥马尔海滩就想方设法成为了俘虏。审讯他的时候，问及前线部队是如何顶得住空军和海军的猛烈轰击的。“你们的炸弹很有说服力，”他回答道，“不过手里拿着手枪站在我身后的中士则更有说服力。”当然美国军队并无此类现象。

[22] 见格雷著《战神》，第119页。

[23] 见格雷著《战神》，第119页。

[24] 见格雷著《战神》，第17—18页。

[25] 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译注

[26] 同上。

[27] 见拉波特和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422页。

[28] 见拉波特和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462页。

[29] 见拉尔夫·英格索尔所著的《绝密》（纽约：哈考特布雷斯，1946年）。

[30] 见约翰·基根所著的《作战面面观》（纽约：企鹅书局，1976年），第335—336页。

[31] 1991年，我和温特斯、利普顿、马拉其站在一起时，温特斯指着我妻子莫伊拉的脚下说当时他的一挺机关枪就架在那里，莫伊拉往地下看了看，弯腰捡起一枚30毫米口径的弹壳递给他（这片地最近已成耕地）。

[32] 见基根所著《作战面面观》，第16页。

[33] 书上原文是east，但地图上是西。——译注

[34] 加西亚记得那天还有件事：“有件事对我触动更大。我看到一匹马，一条前腿被弹片打碎，无助地站在雪地里。有个中士好心地朝它的头开了几枪，解除了它的痛苦。虽然人类之间的残杀已经很悲哀，但看到无助的动物因为人类的行为而受苦更让人觉得悲哀。”

[35] 见格雷所著《战神》，第24页。

[36] 见格雷著《战神》，第28—29页。

[37] 见格雷著《战神》，第43—46页。

[38] 见格雷著《战神》，第52页。

[39] 格伦·格雷在《战神》第189页中写道：“前线的军人常常遇到这样的事，要求他们执行由那些经常远离现场的人下达的有关现场的命令……前线的军人常常有可能不执行这样的命令，因为当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监督并非十分严格。这对他们倒挺有利。许多按良心办事的军人发现自己可以在执行前先对这种命令作出自己的解释。”

[40] 见拉波特与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697—699页。

[41] 写到美国士兵和德国人相处的经历以及“他们跟我们太像了”的感觉时，格伦·格雷指出：“敌人是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从野兽变成人的。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美国士兵们原先是被恐惧、仇恨和自己政府的宣传蒙住了眼睛。”见格雷所著《战神》，第152页。

[42] 见拉波特与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715页。

[43] 1933—1945年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译注

[44] 见拉波特与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723页。

[45] 见拉波特与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775页。

[46] 见拉波特和诺思伍德合著的《与命运约会》，第545页。

[47] 《与命运约会》第549页有一张当晚晚餐的照片。虽然军官们面色忧郁，但E连的官兵却指给我看环境有多豪华（他们也承认一切都只是相对的）。其中有一位军官是中校（后来升为中将）哈里·W.O.金纳德。20年后，在有关突出部战斗的访谈中，金纳德说：“我们从没想到这回会打败仗。我们当时不是顶住了他们打来的一切了吗。在这里，我们有房子，很暖和。而他们在镇外，在冰天雪地里。”所有E连幸存的战士都给我寄来那篇新闻报道的复印件，附着刻薄的评论文字，其中最委婉的是：“他在和谁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