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 (悦读经济学)
Author: 布鲁斯•施奈尔
Date: 2014-04-02T16:00:00+00:00
Publisher: 机械工业出版社

悦读经济学

我们的信任

——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

Liars and Outliers：Enabling the Trust that Society Needs to Thrive

[美]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　著

徐小天　译

ISBN：978-7-111-42185-6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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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赞誉
译者序
致谢
第1章　概论
第一部分　信任的科学
第2章　防御的历史
第3章　协作的演变
第4章　信任的社会历史
第5章　社会困境
第二部分　信任模型
第6章　社会压力
第7章　道德压力
第8章　名誉压力
第9章　制度压力
第10章　防护机制
第三部分　现实世界
第11章　利益冲突
第12章　组织
第13章　公司
第14章　机构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5章　社会压力是如何失效的
第16章　科技进步
第17章　未来
后记

赞誉

这本书深刻地说明了防御的实质。

——大卫·洛佩克（David Ropeik）

How Risky is it, Really？一书作者

施耐尔完成了一部恢弘的巨著：跨越历史、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来寻找信任与防御的真谛，是一本必读之作。

——亚历山德罗·埃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

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因茨学院信息系统与公共政策系副教授

《我们的信任》这本书能让大众很好地理解社会问题，也可以帮助读者应对生活中日益增多的风险。阅读这本书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彼得G.诺依曼（Peter G.Neumann）

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无论是银行对劫匪的防御，还是好莱坞电影对盗版下载者的防御，防御往往是大多数人为推行其意愿与企图推翻壁垒的少数人所进行的动态抗争。《我们的信任》将改变读者对冲突、防御以及人类自身的看法。

——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

剑桥大学安全工程教授

Security Engineering一书作者

阅读布鲁斯·施奈尔的《我们的信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技术的进步和它的影响，从而成为更为娴熟的从业者。

——巴勃罗G.莫利纳（Pablo G.Molina）

乔治敦大学技术管理学教授

《我们的信任》不仅是一本关于防御的书，而且是该领域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施奈尔独特的幽默使他即便在探讨防御这类严肃的话题时，也显得游刃有余，会带给你一种愉快的阅读体验。

——弗兰克·弗莱迪（Frank Furedi）

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社会政策、社会学及社会研究学院名誉教授

A Defence of Moral Independence一书作者

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为理解防御和信任提供了深刻又令人信服的框架。

——杰夫·严（Jeff Yan）

纽卡斯尔大学网络犯罪与计算机安全中心创始人兼研究主任

施耐尔通过分析防御、信任以及社会的基本构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社会的关键模式、压力、杠杆以及安全漏洞。《我们的信任》以清晰的思路进行跨学科的分析并保持作者一贯的机智风格，为解决各类社会困境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杰里·康（Jerry Kang）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

施奈尔在这本书中将信任和防御等社会维度概念作为其讨论的核心，在兼顾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的前提下开拓了新的思路。

——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

哈佛大学法律与计算机科学教授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And How to Stop It一书作者

睁开眼睛，布鲁斯·施奈尔将为你理解今天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打开全新的视野。

——斯蒂芬A.勒布朗（Steven A.LeBlanc）

哈佛大学馆藏主管

Constant Battles：Why We Fight一书作者

《我们的信任》是针对信任在维持社会完整、实现进步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进行的一项杰出研究，它在安全与经济学领域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安德鲁·奥德利兹克（Andrew Odlyzko）

明尼苏达大学数学院教授

施奈尔关于信任和背叛的论述为理解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对不断规模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的一次重要探索。

——吉姆·哈勃（Jim Harper）

CATO研究院信息政策研究主管

社会的运行依赖信任，《我们的信任》揭示了为了使社会运转得更好所需要弥补的信任缺失。

——M.埃里克·约翰逊（M.Eric Johnson）

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格拉思迈尔/麦克纳米

数字化战略中心主管

本书对人类社会中合作与背叛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醍醐灌顶而又引人入胜的分析。《我们的信任》以其严谨的论述和轻松的会话式写作风格改变读者看待世界的视角。

——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

新英格兰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Less Than Human：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一书作者

施奈尔以其出众的才华和海量的研究使许多关于信任的问题迎刃而解，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带给读者的阅读乐趣。

——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

MIT数字化业务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书联合作者

布鲁斯·施奈尔是安全领域的领军专家。这不仅是一本阐述如何规避风险的书，还是讨论人类、社会以及生存规则的一本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著作。

——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

Public Parts：How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mproves the Way We Work and Live一书作者

《我们的信任》的论述深入浅出且发人深省，使读者从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安与焦虑中解脱出来，进而理解自己的日常角色是如何维持社会健康运转的，真是一本必读之作。

——戴纳·博伊德（Danah Boyd）

纽约大学媒体、文化及通讯学研究助理教授

信任是网络时代的必备条件，而它又以防御为基础。布鲁斯·施奈尔这本有趣易读的著作对人们应如何改善这个充满猜疑的世界提供了启发。

——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

Macrowikinomics：Rebooting Business and the World一书联合作者

这本书对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进行了有趣而广泛的思考，极力推荐读者阅读。

——约翰·米勒（John Mueller）

俄亥俄州立大学梅尔尚中心高级研究科学家

Overblown：How Politicians and the Terrorism Industry Inflate National Security Treats, and Why We Believe Them一书作者

译者序

信任是人类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石，是社会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期望。在多种形态社会压力的作用下，信任让社会生活变得可以预测，从而使人们得以建立合作关系，在相互抵触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寻找相对平衡。尽管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信任的内涵和作用机制有了不断深入的理解，但是当今社会中由于传统机制的失效而导致信任危机的情况却层出不穷，成为全球化的共性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互联网欺诈、区域无核化的失败，甚至政府公信的丧失和社会契约机制的崩溃——旧有的游戏规则似乎已不再适用于这个信任缺失的时代。

布鲁斯·施奈尔作为信息安全领域的知名技术专家，在本书中阐述了其对人类社会信任的形成过程、作用机制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作者在书中援引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生动的实例，由浅入深地探讨了社会压力作用下信任机制产生、运转和失效的机理，并为此涉猎进化论、社会关系学、博弈论多门学科的内容。作者用简洁风趣的语言帮助读者解读枯燥晦涩的社会原理，使其对人类信任的理解更为细致深刻。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信任的科学，作者介绍了与社会信任相关的社会学、经济学、生物进化、计算机安全等诸多领域的背景知识，并给出了社会困境的基本概念和部分实例，以方便读者用更广阔的视角对后文的阐述进行理解和思考；第二部分：信任模型，作者通过对四种基本社会压力（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和防护机制）分别进行阐述，建立了本书使用的信任的社会学模型；第三部分：现实世界，使用前面建立的信任模型，对真实世界中更为复杂的社会困境和利益冲突进行深度剖析，并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结论，作者讨论了社会压力的失效、技术变革的影响以及社会压力未来可能的形态。

本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为了更加直接地传达作者的意思，并尽可能还原其本来的写作风格，本书通篇尽量进行直译，在保证译文意思准确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原著的句序、用词等。翻译过程中的部分概念，如作者频繁使用的"security""cooperation"等词，由于中文难以找到相同应用场景下的合适词汇，译文可能与常见中文表达方法存在偏差，这在学术类著作中在所难免。译者主要参考了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尼克拉斯·卢曼的《信任——一个社会复杂的简化机制》（瞿铁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郑也夫的《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等几本相关著作，并借助部分网络资源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本书的翻译前后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在此向参与翻译以及提供帮助的曹海恒、马海粟、凌鑫、陈默等众多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王金强编辑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也向他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本书翻译尚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致谢

执行编辑

卡罗尔·朗（Carol Long）

项目编辑

汤姆·丁泽（Tom·Dinse）

高级制作编辑

黛布拉·班尼戈（Debra·Banninger）

文字编辑

金·科弗（Kim Cofer）

编辑经理

玛丽·贝丝·韦克菲尔德（Mary Beth Wakefield）

自由编辑经理

罗斯玛丽·格雷厄姆（Rosemarie G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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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经理

艾米·柯尼斯（Amy Knise）

制作编辑

蒂姆·塔特（Tim Tate）

副主席兼出版集团经理

理查德·斯沃德利（Richard Swadley）

副主席兼出版经理

尼尔·埃迪（Neil Edde）

副社长

吉姆·曼特尔（Jim Minatel）

项目协调、封面

卡蒂·克罗克（Katie Crocker）

校对

南希·卡拉斯科（Nancy Carrasco）

索引制作

乔安娜·丁泽（Johnna Dinse）

封面设计

赖安·斯尼德（Ryan Sneed）

封面创意

卢克·弗雷特维尔（Luke Fretwell）

第1章　概论

就在今天，一个陌生人来敲我家的门，声称自己是来疏通卫生间下水道的工人。我没有检查证件就直接让他进屋，他在修理排水系统前也专门脱下鞋子以免污泥弄脏了地板。工作结束以后，我给了他一张支票，上面要求我的银行付款给他，他没有细看就收下了。他绝对不会尝试偷我的财物，我也绝对不会对他做那样的事。实际上，我们都不必担心对方会那样做。我的太太也在家，但我却根本没有去想他可能是来偷情的，我应该宰了他。

同样是在今天，我在街上与很多陌生人擦肩而过，而他们都没有攻击我。我在一家副食店买了些吃的，却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东西可能不适合给人食用。我锁上了自家前门，却完全没有防备某些人会轻松地破窗而入。就连那些路上飞驰的汽车也没有吓到我，尽管这些充满敌意的钢铁巨兽可以像碾死虫子一样把我压扁。

最令人惊奇的是，上面这些例子中都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防御。我没有携带枪支进行自卫，也没有穿上铠甲。我没有在家里安装入室警报器，也不会测试食物是不是有毒。我甚至不需要努力装作很擅长打架的样子来恐吓遇到的陌生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任”。实际上，我们把它称为“文明”。

所有复杂的生态系统——无论是生物生态系统比如人体，还是热带雨林这样的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社会生态系统比如露天市场，还是全球金融体系这样的社会技术生态系统，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这些生态系统中的独立个体则是互相依赖的：一面扮演好自身的角色，一面也需要其他个体恪尽职责。这既不罕见也不困难，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充满了类似的例子。

与此同时，所有的复杂生态系统中也都存在寄生者。在每个相互依存的系统中都有一些败坏风化的颠覆分子，它们可能是我们消化道中的绦虫、露天市场中的小偷、假扮成管道工的强盗、互联网上的垃圾邮件或者把利润转移到海外逃税的企业。

在复杂系统中，有两种行为间存在着天生的矛盾，我把一种称为合作，或换种说法叫追求群体利益；另一种则可称为背叛，就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相背离。柏拉图时代的政治哲学家们就发现了这一对矛盾行为。我们也许都想得到别人的东西，但如果人人都尊重产权且不去偷窃，那么大众生活将更加富裕。我们也许都希望不付出就能获得政府红利，但如果人人都自觉纳税，那么社会福利将更有保障。每个国家也许都希望可以为所欲为，但国际协议、公约和跨国组织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总而言之，如果社会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那么群体的利益将得到保证，反之，如果行为不受限制，个人利益将得到提升。然而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绝非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总是存在寄生阶级——仍然有人偷窃、逃税、无视国际协议，或者无视其他对个人行为的限制——我们还是需要防御。

社会的运转基于信任。我们都需要相信与自己接触的随机人群是会合作的。不能完全、盲目地相信他人，但是我们应当理性地确信（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任是有理由的，而且对方也是值得信任的（不管那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寄生阶级的数量过多，如果太多的人去偷盗、去逃税，社会将无法继续运转。社会停转一方面由于存在太多的窃贼，以至于人们无法保证个人财物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最老实的人也可能遭到他人的猜疑。更加严重的原因则是社会契约机制的崩塌：社会不再被认为可以为成员提供福利。信任是一个大的风气，当一个社会丧失了足够的信任，人们就不再相信他人了。

细节决定成败。比如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有人的财产被名正言顺地剥夺并被赋予他人：税收、罚款、缴费、走私品的没收充公以及统治者名正言顺却又备受鄙视的强取豪夺，等等。像“人人都需要纳税”这样的社会规范不同于任何关于“什么样的税收法则是公平的”的讨论。尽管人们也许会反对将自己列入这些社会规范的适用范围（那正是政治所关心的事），但当所有人都遵循规范时，社会的整体会得到改善。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有人可能会选择打破这些规范，这并非出于自私的寄生虫式的理由，而是受到了其个人道德准则的左右。他也许会因为奴隶制是错误的而协助奴隶逃往加拿大；他也许会因为不认可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而拒绝缴税；他也许会因为否定动物活体实验而解救实验室中的动物；他还可能因为反对人工流产而射杀施行人流的医生，等等。

有时，我们认为违规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有时，却又认为他们做错了；有时，观点能够达成一致，有时，我们又无法苟同；还有时，那些敢于挑战社会规范的人成了社会变革的催化剂。1969年在纽约石墙旅馆，一群同性恋者暴力反抗了警察的搜捕，这成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挑战者们在欧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藏匿并挽救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在美国南部组织拒乘巴士抗议来争取黑人的公民权利。当群体的规则在事后被公认为不道德时，历史将把这些不肯屈服的人称为英雄。

2008年，美国房地产行业崩盘，几乎令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导致这次灾难的原因很复杂，但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那些金融机构以及它们颠覆金融市场系统的雇员。他们为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批准了房屋抵押贷款，并故意隐瞒实际风险，而将这些贷款重新打包成债券产品进行售卖。而从事评级的金融分析师们则给予这些债券过高的估值来保证其继续流通。

这仅是信任危机的一个例子：一小撮人可以利用全球金融系统为其自身谋福利。这类事情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却真的出现了。如果社会不在信任机制和防护机制上有所改善的话，类似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

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

●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欺诈手段。假冒诈骗（现在被称为身份盗窃）比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更容易实施，也更加有利可图。垃圾邮件持续侵扰邮件服务的可用性。社交网站使人们更难有效保护自己的隐私。恶意攻击也威胁着几乎每一个网络社区。

●全球化改善了很多国家人民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全球化的恐怖主义。“9·11”恐怖袭击以及美国政府在之后十年中的过度反应都是信任危机的表现。

●金融网络允许人们与世界上的任何人进行交易，但是容易破解的金融账户意味着欺诈交易的收获极为可观，而同样易于攻破的系统数据库则意味着也存在盗窃信用卡账号和个人信息的全球化市场，从而方便了金融欺诈交易的进行。

●当前商品和服务已经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供货，从而大幅削减成本，但这项变革同时也带来了受污染的食品、不安全的儿童玩具以及在那些法律体系不同的国家进行数据处理的外包服务。

●全球化的生产意味着更强的生产能力，但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如果一家企业将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含氯氟烃、氮氧化物或者二氧化碳，那么这家企业可能因为低廉的生产成本而盆满钵盈，但其对环境的破坏会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当然，这并不局限于全球性的问题，更小的信任危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里仅给出几个例子：

●2009～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的公务员以频繁的兼职为借口，通过给自己发放异乎寻常的高额薪水，贪得无厌地侵吞城市的财政资金。

●像《星球大战之银河探险》等一些早期的网络游戏，因为游戏内部的欺诈而走向失败。

●世界通信公司、安然公司和阿德菲亚通信公司等一些企业的高管通过财务欺诈抬高公司股价，并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巨额红利，却损害了所在公司的利益。

这些例子中隐含的共同点是：社群的整体利益与社群中独立个体的利益相互抵触。社群中存在着一些行为准则，但却无法保证足够的人能够合作并遵循这些准则。相反，群体中的害群之马成长得过于庞大、过于强势、过于成功，以至于最后毁灭了这个群体。

本书讨论与信任相关的话题。确切地说，是讨论群体中的信任。保证背叛势力不在群体中占据优势是很重要的，然而同等重要的是，让群体的成员相信背叛者们始终处于劣势。

“信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被赋予了多种风格迥异的定义。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给出的定义是“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赌博”。而政治学教授罗素·哈丁则写道“信任是对他人是否会侵犯自己利益的判断”。这些定义着眼于个体间的信任，以及更进一步讲，个体的信用。1

当信任他人时，我们要么信任他的意图，要么信任他的行为，前者更为直接。当我们宣称信任一位朋友时，这种信任并没有与此人的任何具体行为绑定，而是相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选择的一种彻底的信赖：他是值得信任的。我们信任这位朋友的意图，并且确信他会在这样的意图下行事。2

而第二种信任就不那么直接，它被社会学家苏珊·夏皮罗称为非人际信任。当我们不熟悉某个人，不了解他的详细情况，也不知道他的潜在动机时，只能根据性格来决定是否信任他，但是我们可以信任他未来的行动。3 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会闯红灯，不会偷东西，并且我们确实也不担心他是否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宁愿相信他会遵守大多数被社会认可的行事规则，因为打破这些规矩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你可以把这种信任——相信人们将按照可信的方式行事，即便他们本身并不可信——看成是信心，而把这里的信用当成承诺看待。4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正把信任简化为一致性或可预见性。当然，一成不变的人不一定可信。比如假设某人是个惯偷，我就不信任他，而更愿意相信（或者换个词叫作信任）他会偷我的东西。我对那种意义上的信任不感兴趣，而更关心积极方面的信任。商务策略专家唐·泰普斯科特在《赤裸的公司》（NakedCorporation）一书中将信任描述为对同伴能够保持诚信、宽厚、负责和坦率的期望（起码在商业领域如此）。当两个人可以以这种方式保持一致时，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互相合作。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中，相对于信任个体我们经常更倾向于信任系统。相对于敲我家大门的管道工人，我更倾向于信任派遣他来的组织和能够保护我的系统。我信任为我提供建议的保险公司，信任假使管道工真的洗劫了我家，我仍然可以依赖的法律体系，信任培养人才的任何教育制度，信任能派遣可靠管道修理工的任何保险制度，最终还信任教给我们如何在社交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整个社会系统。类似的，我还信任银行体系、公司体系、警察体系、交通法规制度以及约束大多数行为的社会准则。5

本书更多地在群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讨论信任的话题。我并不关注于一类特定的人是如何信任另一类特定的人的。我也不关心管道工人是否足够信任我从而接受我的支票，或者我是否足够信任那些司机从而敢于在红灯时穿越马路。我关注的是社会中非人际信任的总体情况。这里援引弗朗西斯·福山所给出的颇为恰当的定义：“信任产生于那些基于共识性准则、成员行为规律、诚信且相互协助的社群中，是社群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期望。”

社会学家芭芭拉·米兹泰尔指出了信任的三个关键作用：①它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可预测；②它营造了社群的气氛；③它使合作变得更为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任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大气中的氧气。顾客越信任卖家，交易就越容易达成。司机们越是互相信任，交通就运行得越顺畅。信任赋予人们与陌生人交易的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对方多半会诚信待人、乐于合作、恪守公道有时甚至无私利他。相互信任的气氛越浓，社会就越容易走向健康兴盛。相反，越是缺失信任，社会就越容易变得病态而萎缩。如果这种信任缺失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的衰退和灭亡。

我在这里进行了必要的简化，信任是相对的、不固定的、多维的概念。我相信爱丽丝会偿还10美元的债务，却不能确信她会偿还10000美元；相信鲍勃会偿还10000美元，却不敢把婴儿委托给他照看；卡罗尔可以照看婴儿却不是保管房子钥匙的合适人选；戴夫可以保管钥匙却不足以担任秘书；埃伦可以胜任秘书，他却可能不会偿还10美元的债务。如果有朋友做担保，我就会信任弗兰克，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仅需要出示驾照，而只要盖尔没有喝醉我就可以信任她。没有任何人足以让我信任到托付电脑密码。我相信踩刹车能让车停下、ATM机可以从我的账户中提款，相信点评网站安吉清单（Angie's List）可以为我推荐可靠的管道工人，尽管我不清楚是谁在设计、建立以及维护这些系统，甚至不知道安吉是谁。在本书的讨论中，我们都需要相信对方会遵守社群的行为规范。

有不少书都讨论了信任在社会中的价值。本书则阐述了社会建立和维持这种信任的方式。6 更进一步讲，本书阐述了社会是如何执行、唤起、诱导、强迫和鼓励（下文将使用“引导”一词）信用（或至少是顺从）的。这是通过所谓的社会压力，即类似于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来实现的：强制性机制引导人们进行合作，为群体利益而行动并遵循群体的规则。像物理压力一样，社会压力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对所有人生效。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样，这种压力是否与特定个体相抵触远远没有它能否将整个社会中的不安因素限定在可控范围内来得重要。

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却又不能完全消除，顺从并不总是正确的，这正如反抗并不总是错误的一样。有些时候群体的规则并不值得遵守，而进步与创新往往需要破坏信任。在集权国家中所有人都表现得很顺从，却不能信任任何人。如果社会中仅有服从，那么它将停滞不前，只有反叛才能孕育社会变革之种。

本书还讨论了与防护相关的问题。防护是一种能够促成合作的社会压力，却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压力相异。它是唯一可以无视他人的可信赖程度而对行为进行的物理约束，也是社会个体可以自行施加的唯一一种压力。它在很多层面上消除了对非人际信任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合作甚至建立信任的原因。

学会灵活地思考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家西瑟拉·博克写道：“信任是令任何与人有关的事物枝繁叶茂的温室。”个人、社团、企业、市场、政治乃至一切。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促成合作最适宜的社会压力，就能够减少谋杀、恐怖主义、银行诈骗、工业污染以及其他一切问题。

但如果我们错误地施加压力，就会出现凶杀激增，恐怖主义横行，职员们随意贪污挪用公款，企业动辄作假欺诈。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充满了不信任的社会将会瓦解。如果我们被引领至错误的方向上，将不再有人公开反对由来已久的不公正，将不再有人背离已建立的企业规程，也将不再有人去普及新发明以打破现状——强压下的社会将停滞不前。事实上，现代工业界中极少发生严重的失误，这证明我们已经大体上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压力；而那些尚未消除的失误则说明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还将看到，进化带来的关于信任的直觉更适用于居住于大草原的灵长类动物，而非生存在全球化高科技社会中的现代人类。这种不完善的直觉很容易被那些公司、政客和诈骗犯利用。唯一的防护方式，就是理性地去理解社会中信任的概念、信任的运行机制以及它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将带领读者探索本书的背景知识。一些研究领域（其中一些紧密相关）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话题：实验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游戏理论、系统动态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政治科学、法律、哲学、神学、认知科学以及计算机安全学。

上述这些领域都会在信任和防护上给我们带来启发，7 其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内容展开来都多到可以轻松写满若干本书。本书则尝试横跨多个专业学科来收集和总结数个年代甚至数个世纪的思想、研究和实验方法。这难免会成为粗略的概览，而决定哪些内容不被写入则常会变成最困难的工作。我的目标是给出那些研究所关注的要点，而并不讨论任何研究方向上的具体细节（尽管那样做很吸引人）。8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将介绍一些社会困境。我将具体阐述一个被称为囚徒悖论的思维实验，并将其引申到社会困境。社会困境描述了一种需要社会团体内部信任的局面，并因此要运用社会压力达成合作：这就是我的模型的核心范例。社会困境揭示了社会是如何避免背叛势力占据优势、接管权力并最终完全毁灭社会的。它阐述了社会是如何保证其成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舍弃私利的。社会困境在文献中有很多名字，比如集体行动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搭便车问题、军备竞赛。我们将会用到全部这些概念。

在书的第二部分我完整地建立了模型。信任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社会压力则是我们获取信任的手段。社会压力具有四个基本类别，它们可以在社会困境中促成合作：

●道德压力。很多社会压力来自我们自己的头脑中。绝大多数人不会盗窃，而这并非因为财物周围有荷枪实弹的保安和报警器。不去行窃的原因是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行为，或是因为那样做会让我们愧疚，抑或是我们希望遵纪守法。

●名誉压力。这是一种来自他人对自身行为反应的截然不同而又更为巨大的压力。名誉压力可以变得十分强大；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会为了避免获得不良名声而践行群体的规则。

●制度压力。制度都有自己的规程和法则。这些规范是法典性的，其颁布和施行都是强制性的。制度压力通过对违规者施加惩罚或偶尔对顺从者表彰嘉奖来促使成员遵规守纪。

●防护机制。防护机制是社会压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包括任何为促成合作、防止背叛、建立信任以及强制服从而设计的防护机制。它既包含了那些用于避免背叛的事物，比如门锁和高大的篱笆；也包括那些用于制止背叛的事物，比如报警系统和保安；还包括进行事后处理的机制，比如法庭和审计系统；以及那些缓解系统，它们可以帮助受害者更快恢复，并摆脱对背叛行为发生的担忧。

第三部分将把模型应用到现实世界更复杂的社会困境中。首先，我将着眼于利益冲突的复杂性。这不仅是群体利益与冲突利益的矛盾，人们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尽管可以容易地将社会困境视为独立的抉择，人们的利益矛盾仍然很常见：同一时间内总会牵涉多个组织的利益和多个社会困境。社会压力的有效性则往往取决于背叛者的行事动机。

之后，我会将群体视为社会困境中的参与者：一般的组织、企业以及机构。群体中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在这些冲突中社会压力也起到不同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在充斥着复杂企业和政府机构的现代社会中尤为突出。在当今世界中，我们很少直接施加社会压力，而更常见的是授权别人实施。例如，我们选举官员并授权他们制定法律，而他们则授权于政府机构来推行这些法律。

在第四部分中我将讨论社会压力失效的不同情况。我们将研究技术变革尤其是与防护相关的变革是如何影响社会压力的。然后我们将审视当今社会（信息化社会）的独有特征，并解释它能改变社会压力的原因。我将简要地描绘社会压力未来可能的发展，并在本部分最后介绍过多地施加社会压力带来的后果。

在本书中，我尝试建立一套理论，用于完整地解释社会压力以及它是如何在群体中促成顺从与信任的。我致力于提出一些启示性的新问题，并给出一个用于分析的新框架。我还提供了新的观点，拓宽视野以发现可能的方法。观点表达了思想，而有些时候提出新的问题有助于更深层次的领悟。我希望本书能为人们提供启发性的新框架，以帮助他们理解世界的运行机制。

在开始之前，我需要对本书使用的术语进行定义。我们始终在讨论信任和防护，而我们使用的词语则承载了很多内涵。我们的用词需要变得更为精确，暂时中断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语句，转而使用看上去更含蓄、内敛的甚至是贬抑的词语。

本书中使用的“社会”一词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社会，而是大致上具有共同利益的一组人的集合。它适用于各种情景下的群体，比如邻居、国家、某辆巴士上的所有人以及一个种族或社会阶层；适用于各类选择而成的群体，比如一群朋友、任何成员组织或是专业化群体。适用于个体性质类似的群体，比如一个教派、一个犯罪集团或是一家企业的所有雇员；还适用于各种大小的群体，从家庭到整个世界。人类的全体就是一个社群，而每个人又都处于多个社群中。这些社会有的与生俱来，有的则是后天的选择；有些我们可以主动加入，而有些则只能被邀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比如恐怖组织、犯罪集团、与自己立场不同的政治集团）；而更多的社会介于这些情况之间。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将社会的概念限制为围绕共同属性组织而成的相互作用的参与者群体。

我在这里使用了“参与者”一词，而没有使用“人”。大多数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但是有些时候社会还会由群体构成。比如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某个行业中的所有企业也是一个社会。我们在后面将对个体组成的社会和群体组成的社会进行讨论。

社会包含了一系列的群体利益，它们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社会通过以下方式来决定群体利益：也许是正式的（采用民主或者独断的方式），也许由群体非正式的决定。群体利益应该包含交易，这样就可以共享食物、遵守交通法规以及拥有奴隶（假定这些奴隶并不是组成群体的成员）。企业、家庭、社团甚至是恐怖组织都有其自己的群体利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符合一条或多条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应该如何行事，比如，不能偷窃（至少不从群体内部的成员那里偷东西^9 ）就是一个群体规则。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或多种潜在的、与群体利益相矛盾的冲突利益，以及与群体规则相矛盾的个人的冲突原则。在上面那个“不能偷窃”的社会中，有些人可能真的意图行窃。他可能是迫于饥饿，需要通过偷窃食物以苟延残喘，也可能只是想得到其他成员的东西。这些都是个人利益的例子。这个人可能拥有冲突的理性利益。他可能是犯罪集团的一员，需要通过偷窃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这里冲突利益可能还是其他群体的群体利益。再或者他偷窃可能出于某些更高道德层面的原因：道德利益冲突——罗宾汉
[1] 的原型就是一个例子。

社会困境是指每个参与者都需要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这是我们在决定是否遵循群体规则时进行的选择。我们将顺从规则称为合作，把违反规则称为背叛。尽管这两个词都很含蓄，但我引入它们仅是为了描述社会困境引发的行为。

背叛者——本书中的说谎者与异类，是群体中不愿遵循群体规则的那部分人。这个词并不依据任何绝对的道义价值来定义，而是指站在群体利益和群体规则对立面的人群。在一个不准偷盗的社会中行窃的人是背叛者，但在强制施行奴隶制的社会中协助努力逃跑的人也是背叛者。背叛者随着所在社会的变革而变化；所谓背叛仅取决于旁观者的立场。或者更明确地讲，取决于所有人的立场。

犯罪者很显然是背叛者，但这个结论为免过于肤浅。所有人都在某些情况下上演背叛，这充满变数且与处境相关。人们可以在某些事上合作，却在另一些事上背叛；可以在他们所在的某个群体中合作行事，却背叛了另外的群体；可以今天合作，而明天就翻脸，或者在其考虑清楚时合作，而在受到恐吓时背叛；还可以在他们需要关怀时合作，而在挨饿时背叛。

1960年，当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四名黑人大学生在伍尔沃斯连锁快餐店的白人专用柜台静坐抗议时，他们还是犯罪者。同样的例子还有沙特阿拉伯开车的女性、伊朗的同性恋者以及2011年埃及那些努力终结其国家政治制度的反抗者。相反，在巴基斯坦迎娶未成年新娘的人和新娘的父母都不是犯罪者，尽管某些父母甚至嫁出了自己5岁大的女儿。在尼加拉瓜，武装反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或者被视为犯罪者、恐怖主义者、造反派，或者被视为自由战士，这取决于你支持哪方以及你对冲突的看法。在美国，吸食和贩卖大麻是违法行为，但在某些国家，警察却对类似的行为视而不见。非法传播版权所有的电影和音乐是违法的，无论当事人采取什么样的道德辩护。

背叛并不一定意味着违反了政府强制实行的法律。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如果食用火腿和奶酪制成的三明治就触犯了他的宗教戒律。黑手党徒如果揭发了自己的同僚，就违反了拒绝作证原则（缄默原则）。赈济人员在结束了一天劳累的工作后，沉浸在漫长而温暖的淋浴中，却耗尽了全村的热水供应，在不知不觉中将个人利益放在了他本应该帮助的人的利益之上。

我们关注的是整个背叛的范围。我引入这个短语用于整体描述，包含背叛者的数量、背叛行为的速度、频率和强烈程度（产生破坏的大小）。就像我们希望在整体上掌握群体中信任的水平一样，我们也对群体中总体的背叛范围感兴趣。

社会通过社会压力来保证其成员遵守群体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与冲突规则相对立。社会压力的意义在于覆盖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来对其进行保护：既包括来自社会成员的，也包括来自那些居于社会中或处于社会范围内的非社会成员的。更概括地说，社会压力是社会用以强制建立群体内部信任的手段。本书使用的术语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

图　1-1　本书使用的术语以及它们的关系

攻击者和防御者这两个短语的意思十分明确。掠食者即是攻击者，而猎物则是防御者，它们总是相互纠缠，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还会变得有些模糊。在一场技巧性比赛中，你将看到每个人都在防御对手的进攻，同时希望自己的攻击能够避开对方的防御。在战争中，双方都在战术层面上展开攻守，尽管一方也许在进攻，而另一方仅在政治层面进行防守。这两个概念是价值中立的。攻击者可以是试图强行入室的罪犯，可以是横扫罪犯头目根据地的超级英雄，也可以是倒霉的人类宿主身上正在转移的癌细胞。而防御者则可以是保护房子不被非法入侵的家庭，可以是妄图从超级英雄手下保住老巢的罪犯，还可能是一群吞噬它们遇到的入侵病菌的白细胞。

记住这些定义对于阅读本书来说十分重要。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带有自身感情色彩的既有观点投入到关于防护的讨论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尝试去理解起作用的潜在机制，如果不考虑潜在的道德情境，这些机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有时，我们需要不带情感的历史片段来评判奥利弗·诺斯、奥斯卡·辛德勒以及弗拉基米尔·列宁。

注释

1.在史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的《信任的速度》（The Speed of Trust）一书中，他讲述了信任的5个等级，他称其为“层”：自信、关系信任、组织信任、市场信任以及社会信任。

2.皮耶罗·费鲁奇（Piero Ferrucci）写道：

信任是一种赌博，并且每一次信任都是将自己作为赌注。如果选择信任朋友，你可能会被他们背叛。如果选择信任伙伴，你可能会被他们抛弃。如果选择信任世界，你可能被会被压榨，事情往往是这样。但另一种选择更为糟糕，因为如果我们不将自己作为赌注，任何事情都毫无进展。

3.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写道：“当我们说信任某人或某人可信时，意味着他会做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或者至少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很愿意考虑选择与他进行某种形式下的合作。”

4.大卫·迈锡克（David Messick）与罗德里克·克莱默（Roderick Kramer）写道：“我们将在诸如作抉择这样的情境中定义信任，另一个人或其他人会遵守该情境中相关的道德规则。”

5.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过一个类似的三个递进级别的信任：

对人的信任建立在回应与参与两者的关系之上：对另一个人的信任是自己正直感与可靠感的主要源泉。对抽象机制的信任可以为日常生活提供安全感及可靠感，但在本质上这不能够提供人际关系提供的相互关系或亲密性。

在近代，基本信任被锁定在社群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亲属关系以及朋友关系之中。尽管这些社会关系都可以包含情感上的亲密，但它们并不是维持个人信任的必要条件。制度化的个人关系以及不正式或不拘形式的诚信与荣誉法规提供了（潜在的，并不总是确切的）信任框架。

随着抽象机制的发展，对非人际以及其他一些规则的信任已成为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皮奥特·考夫塔（Piotr Cofta）在他的《信任、复杂性与控制》（Trust, Com-plexity, and Control）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7.这并非巧合，在2008年我与同事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以及亚历山大·阿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举办了该年度的安全与人类行为的多学科研讨会。

8.数学安全，即密码学的研究结果是事实性的，而有些研究领域则充斥着冲突的理论、颠覆性的理论以及对理论的长期争论，这令人不安。有时，看起来社会科学中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对每一种解释，都有对立的解释。更糟糕的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认为大多数研究发现是不成立的，而且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草率性，主要是因为承受着产生有报道价值结果的压力。此外，许多结果是基于狭隘且不具代表性人群的实验。我认为唯一一个可以绕过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具体研究结果与更宽泛的指导和元结果相结合进行考察。

9.亚当·斯密写道：

如果抢劫犯与谋杀犯中也存在社群，根据一般的观察，他们至少得克制不在彼此之间抢劫或谋杀。因此，慈善对社会的意义不及正义重要。社会能够在没有慈善的情况下存在（虽然不是在其最佳状态），但不公正的盛行会彻底摧毁社会。

[1] 罗宾汉（Robin Hood）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位侠盗式的英雄人物。

第一部分　信任的科学

第2章　防御的历史

我们关于信任的探索将开始和结束于对防御的讨论，因为防御不仅是人们在缺少信任感时的必需品，而且我们将看到，它最终还是人们在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基础。防御会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程度，并由信任去弥补剩下的间隙。

通过观察大自然，你可以对防御有很多的了解。

●当狮子试图保护地盘时，它们会提高嗓门发出“联防警报”，通过合作降低被其他搜寻猎物的捕食者侵犯领地的风险。

●当天蛾幼虫开始侵蚀某种灌木时，这些植物将释放出特殊的微粒来警告周围的野生烟草附近有害虫。收到警报的烟草会在周围散布天蛾幼虫厌恶的化学物质，从而使两种植物都得到保护。

●某些类型的质粒会分泌一种能杀死宿主细菌的毒素，幸运的是这种病毒同时还会分泌解毒剂，从而使宿主细菌幸存下来。然而一旦病毒消亡，解毒剂会比毒素消失得更快，于是宿主细菌将被杀死。该机制为病毒提供了安全保障，来防止宿主细菌进化出抗病毒的特性。

大约在38亿年前，地球上开始出现生物，那时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繁殖。繁殖意味着增长，而增长需要吸收能量。光和热是最直接的能量源——光合作用出现在30亿年前，而化合作用至少出现在那之前15亿年，但吞噬远古海洋中浮游的其他生物也是获取能量的手段之一。因此可以说，生命始于掠食。

我们并不知道最初的捕食者是什么，但据推测应该是距今5.5亿～5亿年前的某种海洋生物。起初，远古海洋生物应对猎食的唯一手段就是庞大的数量，以至于幸免于难的群体仍然足够进行繁殖，从而对抗捕食者频繁地蚕食。但生物们逐渐意识到这种蚕食是可以被避免的，于是它们进化出了防御手段，而捕食者也随之进化出更高级的捕食方法。

就这样，防御作为继进食、排泄、繁殖之后，地球上最古老的四种行为之一而诞生了。

好吧，上面这段粗俗简陋的描述足以令笔者被从任何一间进化生物学的教室轰出来。当谈及进化论和自然选择时，我们很容易误认为生物可以明确地决定它们的进化方向。然而它们并不能。生物进化过程没有掺杂意愿或目的因素，因此笔者方才拟人化的修辞是不恰当的。生物对进化过程中的一切都是无意识和不知晓的。它们并不能决定是否进化，也不能选择不同的基因进行尝试。人们倾向于将进化过程描述得有如存在外在智慧指引一般。我们会说“史前肺鱼首次学会在空气中呼吸”或是“黑脉金斑蝶学会了如何在身体里存储植物毒素来降低捕食者的口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机的基因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了素材。通过这个过程，物种与它们的父辈产生了细微的差别，即“尝试”了新的性状。那些有利的突变，比如在空气中呼吸，为生物个体带来了竞争优势，并有可能在物种内部潜在地蔓延开来（这个过程中仍然有许多随机因素）；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产生的突变是不利的，将会伤害或杀死个体，甚至导致物种灭绝。

上文的“有利”所指十分具体：增强生物的生存能力使它们能够顺利地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或者引用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的观点，是指那些能够帮助主体或其他携带者顺利繁殖并趋向种群繁荣的基因。

如果可以像在电脑游戏中那样为生命设计形态，我们将会努力找出它需要哪种防御并就此赋予它相应的能力。然而现实世界中的生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并不存在外在设计者针对物种需求进行能力优化，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随机地尝试新的性状，这就好比在解空间中随机尝试解直到发现可行方案（尽管成效微乎其微）。于是物种沿着合适的路线在进化树上前行，直到实现局部最优。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光怪陆离的防御方式出现了。

牙齿、爪子、群居、伪装受伤和假死、结群捕猎、组队防御（畜群、鱼群和兽群）、设置岗哨、掘洞、飞行、模仿（捕食者和被捕食者）、报警、甲壳、智力、毒气、（主动和被动地）使用工具^1 、（主动和被动地）做计划以及其他种种防御方式都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2 这些还仅仅是大型动物的表现，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一列举昆虫、植物、微生物的防御手段。

值得确信的是，12亿年前有性繁殖进化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抵御寄生生物，这个观点十分微妙。作为前提，寄生生物的繁殖速度远超过任何宿主个体的防范能力，而有性繁殖独有的DNA重组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不间断地重塑物种的防御机制，从而使寄生生物在较量中始终占不了上风。因此，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的存活能力很可能强于无性繁殖的物种，尽管后者传给后代的遗传基因数量两倍于前者。

生物为应对寄生者还进化出另外两种防御机制：一种是快速的成长和分裂，比如细菌和卵裂期的哺乳动物胚胎；另一种是形成免疫系统。后者初次出现于距今约3亿年前的鳄鱼，在进化史中是一项较新的进步。3

生物进化中与防御相关的进化数量惊人。拿视力举例，相较于观察静物的细节，大部分动物更擅长追踪物体的运动，这称为定向反应。4 这是因为移动的物体可能是来袭的捕食者，或待猎杀的对象。人类的视觉系统在追踪动物时尤其出色。5 远距离投掷作为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是又一项与防御相关的进化，我们称之为“形状—重量错觉”，是指人们在猜测看上去容易投掷的石头的重量时，会估算得比实际更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挑选良好投掷物的能力。从人类的许多其他特性上也可以找到与防御相关的蛛丝马迹。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并不是生物进化的唯一驱动力。由于存在资源竞争，生物必须拥有守卫自己的资源和掠夺同类的资源的能力。无论是植物争夺阳光、捕食者争夺狩猎区，还是动物争夺可能的配偶，生物都需要进化出用于对抗同类的能力。于是，各种千奇百怪而又惊人的实用的防御手段再一次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

防御像这样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5亿年，就像一场漫长的军备竞赛。野兔能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奔跑（当然只是一小段距离），这在进化上胜过了黄鼬和白鼬中只能以每小时28英里奔跑的个体，却输给了那些时速能达到32英里的猎手（见图2-1）。

图　2-1　红皇后效应的作用机制

然而当进化优势是与自然抗争时，情况就变得不同了。为适应北极的寒冷，北极熊进化出了厚重的皮毛，而北极的温度并不会随皮毛的加厚而变低，因此北极熊皮毛的加厚有一个上限。但同样是北极熊的皮毛，白色有利于它们在捕食海豹时更好地进行伪装，然而更好的伪装意味着只有那些更警觉的海豹才能存活和繁衍，这又意味着北极熊将为捕食而变得更加善于伪装，于是海豹为生存将变得更加警觉……这样的伪装和警觉的竞赛将不断进行，直到达到某个物理上限。

这种进化过程中的军备竞赛被称为“红皇后效应”，正如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红皇后说的那样：“为了停留在原地，你必须尽可能快地向前跑。”捕食者进化出各种先进武器去捕捉猎物，而猎物也发展出各种新式花样去逃避猎杀。比如猎物变得有毒，捕猎者就变得抗毒，于是猎物的毒性也随之变得更剧烈。物种为了生存不得不持续地进化，如果某种生物在对抗生理约束和自然环境的竞赛中落后，这个物种就会灭绝（见图2-2）。

图　2-2　红皇后效应的作用机制

在变得更快、更毒或是更嗜撕咬的同时，一些生物也变得更聪明了。起初，一丁点智力进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智力允许个体逐步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从而适应环境与形势，允许他们建立记忆并根据经验进行学习，变得能够独立进行适应。虽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但脊椎动物大约出现在距今5.25亿年前，并继续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哺乳动物（2.15亿年前）、鸟类（7500万年前）、灵长类动物（6000万年前）、人属（250万年前）以及后来的智人（大约45万～20万年前，取决于不同的取证方式）。而讲到防御，人类改变了一切。

我们在这里稍事停顿，本书不专门研究动物的智力，笔者也无意就此开始讨论哪些动物可被认作拥有智力，人类智力的独特性，甚至“智力”一词的定义。这确实是一项吸引人的课题，通过研究其他动物的智力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智力了解更多，甚至前文中对智力演化的详细描述也可能存在错误：扁形虫可以接受训练，一些头足纲动物则聪明得惊人。但这些都不是本书关心的重点，因此将其省略。读者仅需要了解人类智慧的唯一性就足够了。7

人类十分珍视他们的智力。大脑仅占全身重量的3%，却动用了全部供血量的20%和供氧量的25%。而且与其他灵长类不同，我们会牺牲其他的肢体部分来优先满足脑部的供血和供氧。

智力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文化的进步。不同于被动地等待基因进化，人类能够主动通过传递技能和思想来提高生存能力。通过延续优秀的生存思维而丢弃失败的生存思维，文化基因可以被逐代相传。人类虽然不是教导子女的唯一物种，却将教育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上。8 这从某种程度上带来了防御手段的百花齐放：欺骗和隐瞒；武器、甲胄和盾牌；攻击协作和防御战术；不断进步的锁具；火药、炸药、枪械、巡航导弹和其他一切会“砰”的一声爆炸的东西；保安、佣兵和警察；职业罪犯；存储指纹、胎痕、脚印和DNA样本的法医数据库，等等。

不仅是智力让人类与众不同，另一件人类独有的东西是社群化的延伸。诚然，还存在着其他的社群化物种，比如其他灵长类动物、大多数哺乳动物以及一部分鸟类。9 但人类已经将社群化水平提升到了完全不同的层次，并随之产生了各种新的有关防御的考虑：关于不断扩大的种群数量，关于潜在欺诈与识别欺诈，关于个人与他人信誉的考虑，关于对立的攻击集团和随之需要出现的防御群体，以及承认针对潜在攻击实行先发制人的安全措施和针对既存攻击开展防止重犯的事后处理的需要。10

某些科学家认为这种成长的社会化实际上促进了人类智能的发展。11 权术主义智慧理论（有时也被称为社会脑假设）认为我们进化出智慧主要是为了应对他人的欺骗。尽管“权术主义”一词出现较晚，它是尼古拉斯·汉弗莱（Nicolas Humphrey）首先提出来的。汉弗莱通过观察发现野生大猩猩的生活方式十分简单，有着充足而易于获取的食物，几乎没有天敌，每天除了进食、睡觉和玩耍外几乎无所事事。这与它们在实验室中表现出的惊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相符合。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在野外生存这么简单，那么它们变得如此智慧和聪明的进化优势又是什么呢？汉弗莱的观点是，灵长类动物变得智慧而富于创造性的首要原因是需要应付与同类的生活中的各种复杂情况。换句话说，我们进化出智力不是为了战胜自然，而是为了与同类匹敌。

不仅如此，随着生活变得更加社会化，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不仅要配合对方，还要保证别人也会配合自己。这就涉及理解对方，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这点上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哺乳动物，大脑高度进化从而适于考虑他人。理解他人的想法（他们知道什么以及想要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准备做什么）对我们的生存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的大脑始终脱离不了与人有关的思考。我们琢磨别人和他们的意图，谈论他们，寻找并记住他们。

这个观点带有进化论的色彩。当你需要面对自然界带来的威胁时，智慧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求生专长，但智慧在生存层面更大的价值则体现于面对其他智慧生物的威胁的时候。一个聪明的对手与愚钝的对手相比，可以说根本是不同的动物。聪明的攻击者更具适应能力，能够了解它的猎物，并且可以制定长远的计划。一个聪明的对手可以预测你的抵抗行为，并将它们考虑进自己的计划中。如果你被一个聪明人攻击，最有用的防御手段就是也成为一个聪明人。我们祖先的智力不断进化，这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逐渐变得聪明，而他们能够比得上别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变得更为聪明。12 这就是红皇后效应的一个实例。

在灵长类动物中，施行欺诈的频繁程度与物种大脑皮层的大小直接相关，而大脑皮层是哺乳动物大脑中用于“思考”的部位。这就是说，拥有越大的脑，行骗的才能也就越高。人类大脑的皮层大小是进化学上最相近的物种的4倍。我们大脑厚度的80%都是皮层，而最接近我们的物种的这一数字是50%，非灵长类哺乳动物则只有10%～40%。13

随着我们大脑皮层比例的增长，社交活动的复杂性也越来越高。灵长动物学家罗宾·邓巴研究了灵长类动物的社群大小。邓巴对38种不同的灵长动物进行了测试，他发现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动物社群的大小相关。他提出人类社群的平均大小是150人。14 这被称为邓巴数，即我们可以亲自维持关系的人的数量，这里仅指那些我们可以记住他们的由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密切的人。15 当然，这仅是一个平均数字。每个人实际能够维持关系的数量或多或少。这个数字在人类社会中相当常见：它大约是新石器时代一个农业村庄的人口数；是赫梯族分割聚居点的人数；是从古罗马时代到今天职业军队基本单位的组成人数；是圣诞节人们寄送卡片列表中的平均人数；还是现代企业中一个普通部门的人数。

随着我们祖先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的社会群体也变得越来越大。黑猩猩的种群数量大约维持在60左右。南方古猿（我们生活在450万年前的祖先们）的平均种群数量是70。当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刚学会使用工具时，这一数字增长到了80。直立人种群大小的平均值大概是110，尼安德特人是140，智人则是150。

要维持与150个人的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他们都十分聪明、奸诈、狡猾甚至（最终被发现）是残忍的时候。有很多证据（既有来自人类学记录的，也有来自同时期的原始文化相关的人种学研究的）证明人类天生就有暴力倾向，并且原始社会中部族间的战争十分常见。一些研究估计原始社会中的男性有15%～25%都死于战争。16

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智力与凶残会相互增强。一个物种越是残忍，就越聪明，这正如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容易在竞争中战胜对手。而且一个人越聪明，他的对手就更想置他于死地，而不是像别的物种一样仅止于令他服从。

观察一下人类的平均体型，并根据其他物种的情况进行推断，人类应当以猎取啮齿类动物为主。实际上，人类早先也确实猎取小动物，有一系列因素决定了猎取小动物会更加有效率。17 即便如此，所有的原始社群都进行大型猎物的狩猎：羚羊、海象等。这是因为尽管猎获大型动物的效率较低，但狩猎需要的技巧与部族之间的战争是相同的。一个更擅于捕杀大型猎物的部族更有可能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的地区纷争中存活下来。社群的狩猎活动也利于社群结合的发生，从而形成更强的社群生存优势。

当物种中的一个雄性个体杀死了另一个雄性个体，尤其是二者之间无关时，实际上是消灭了一个繁衍对手。繁衍上的竞争对手越少，你就有机会繁殖更多的后代。自然选择更眷顾残忍的物种。而另一方面，试图杀死同类中的其他个体具有很大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杀手也可能丧命。这意味着后代的数量会减少，于是自然选择与物种的残忍程度之间相互制约并达到平衡。

这是红皇后效应涉及杀戮的另一个例子。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写道：

在我们脑中形成凶杀的动机时，一组相反的意图也会同时形成。杀人是一项冒险的活动，它十分危险并且会给受害方带来沉痛的代价。死亡是一件如此糟糕的事情，以至于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极端的防御方法来避免死亡，其中也包括杀死凶手。因此受害者也可能是潜在的杀人凶手。在进化竞赛中，凶杀的受害者扮演了一个重要但不受欢迎的角色——他们的死亡为寻找避免被杀害的方法铺平了道路。

历史上对人类的暴力倾向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结论大多数都认为“暴力倾向十足”，尤其是16～24岁的男性青少年。另一方面，部分观点认为人类的暴力倾向在近1000年内逐渐降低，这主要是因为被文明逐渐改变的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传统上劝说士兵在战争中大开杀戒十分困难，而人们在受伤后由紧张导致的混乱也说明了其负面影响是长期性的。人类也许天生就暴力十足，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类似。18

但如果人类天生就嗜杀如命，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是如何建立信任的呢？我们现在知道他们一定建立了信任，否则社会就无从发展。人类无法跨越家庭阶段直接组成群体，更不要说村庄、乡镇和城市等形式。劳动力被分割的社会难以发展，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在工作中信任别人。这就好比我们绝不会与偶然撞见的陌生人做生意，更不要说与那些大洋彼岸的公司交易。伙伴关系无法建立，基于地理关系或共同利益建立的社群就更无从谈起。忘掉各种政府体制吧，无论大脑皮层有多大，无论可以进行多么抽象的推理，一个物种如果无法建立信任，那么他们将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借用本章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红皇后效应、邓巴数、人类天生的智慧与残忍以及防御机制。这证明在社会中建立信任并不容易，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在这方面犯错误。

注释

1.据观察，黑猩猩可以拿棍棒当武器，濑鱼能够用石头砸开贝壳。

2.其中有一些非常复杂：布兰兹哨鼠打的洞有成百上千个出口，因此身边总有一个可以逃脱的出口。还有一种非洲鼠可以将树的毒汁抹到鼠皮上，使其带有致命的毒性。

3.最近，在细菌与古生菌中发现了一种完全独立、可能更为古老的免疫系统，叫作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

4.在我较早的一本书中，我误称其为“建立反应”。

5.在一个实验中，与一般的图片相比，儿童可以很快挑拣出一幅画有蛇的图片。

6.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称其为“就是个故事”，因为它们鲜有证据，充其量不过是可能性罢了（也确实是不错的故事）。尽管这些看起来可由进化进行解释，但对进化生物学起作用的选择水准依然存在争议。当然并不是所有进化生物学家都会接受这些足够简单的描述，尽管他们赞成特定基因拥有进化优势，像在一些种群中显示的那样。

7.在其他方面，人类智力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及其对时间流逝的理解是独一无二的。在与安全相关的方面，人类比黑猩猩对物理世界因果效应的理解要强很多。

8.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生物能做到这些。用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话说，人类是唯一与时间绑定的物种：我们是唯一的可以将信息与知识代代相传的动物。其他动物也可以传递知识，但远不及我们的速度。

9.大约5600种动物表现出少许社会性，要是将交配与抚养后代算上的话。

10.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我们需要采用意向性立场以促进彼此的理解。也就是说，不要将人看作物理实体或者生物系统，而是看作信念、意图以及思想等。

11.从啮齿动物可以看到社群大小与个体特征直接相关。

12.有一个理论认为，有时人们并非必须要做个好抉择，而只是为了赢得争论并说服其他人。

13.当然，并不是说皮质就是为了欺骗而存在。

14.通常在100～230，150是最常见的数值。邓巴经常说“150，再多50或少50”。其他人假设的数值在200左右。更注重生存的群体一般规模更大，因为“数字越大安全感越高”。

15.大型群体的规模不稳定，因为成员之间彼此都不够了解。我们与圈外人士打交道时，更倾向将他们划为某类或某种角色：邮差、急救室护士、会计部门的职员。也可能将他们看作个体，但倾向于不去了解他们过多的信息。现在，人们在Facebook上可能有2000位朋友，但会意外见面的人也不过总数的1/10。

16.今天，从原始人那里得到的数据验证了这个数字。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原始部落在1930年以前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一次战争就能导致25%的男子与5%的女子丧生。雅诺马马人生活在委内瑞拉与巴西境内的奥里诺科河上游，他们曾经只是零星地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仍以非常传统的方式生活，一次战争就能带走24%的男子与7%的女子。

17.捕捉大型猎物非常低效，因为：①大猎物种群密度较低，因此很难遇到；②很难捕捉它们；③打猎时容易被其攻击；④要求多人合作捕捉；⑤屠杀以及保存非常麻烦；⑥易腐坏，必须很快吃掉或在变质之前很好地保存起来。

18.黑猩猩的侵略率比人类高两三个数量级，尽管它们致命的侵略率与人类生存的社会基本持平。

第3章　协作的演变

这个星球上进化最为成功的两个物种要数人类和生活在巴西的切叶蚁。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在其职业生涯中对这种蚂蚁进行了长期研究，并提出它们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劳动分工。1 切叶蚁有四种不同的分工：园丁、防御者、征粮队和士兵。每种蚂蚁都专门从事各自的工作，它们的协作使蚁群比其他不进行劳动分工的蚁群发展得更好。

人类也是如此，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根据环境调整分工。每只切叶蚁天生就被指定了固定的工种，而我们可以从长远或短期目标出发，选择自己的分工，并在工作不合适时进行改变。2

劳动分工是对信任的考验。充当园丁的切叶蚁必须信任负责征粮的蚂蚁可以把叶子的碎块运回蚁穴。我此时此刻正在从事写作的专门工作，因此必须相信我的出版商会印刷出版此书，并相信书店会进行售卖。我还需要相信有人会种植作物，从而我可以用版税买到吃的。如果我做不到信任数以百万计不知名、未谋面的陌生人，就没有办法从事专门工作。

巴西切叶蚁彼此建立了信任并开展协作，因为它们是同一物种。我们人类也需要克服障碍，建立这样的信任。

我们都拥有协作和背叛的策略。大部分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群体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时我们会服从群组的规则。仅在少数情况下，人们会打破这些规则。这取决于外界因素，以及打破规则的人是谁。我们中的一些人更乐于合作，更为诚实，更加大公无私，而另一些人则与此相反。进化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种绝对优势的求生策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策略之间灵活选择。

可以把整个社会与其中的背叛者理解成为寄生关系。以人的身体为例，我们身体中仅有10%的细胞是独属的——那些含有人类基因组的细胞。剩下的90%都是共生体，在遗传学意义上是与人类无关的组织。3 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既有互惠（对双方都有利），也有共生（对某一方有利），还有寄生（对一方有利但对另一方有害）。我们的身体组织需要寻找合作伙伴以求生存，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来抵抗背叛者。

我们还可以以此类推，社会系统中也充斥着这种寄生虫。他们以行窃来取代购买，在公共生活中索取的远超自己贡献价值的回报，在菲娅姨妈的沙发上赖着不走，举借无力偿还的外债，并坚信《破产法》，或者相信某位有经验的律师可以在危难时将他们从债主手中保释出来。

互联网上也遍布着寄生虫。犯罪是一门大生意，垃圾邮件是电子邮件系统的寄生虫，恶意玩家对于其他规矩的玩家来说是网络游戏的寄生虫。文件共享者非法拷贝而非购买音乐，他们是音像工业的寄生虫——在享受商业化音乐的美妙旋律时却不愿付出代价。

除了那些最细微和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社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寄生阶级。实际上只要寄生阶级的数量不多，并且对宿主的危害不那么大，作为寄生虫还是具有其进化优势的。

作为寄生虫，要时时权衡自己的行为。生物学上的寄生虫做得就很出色：它们并不是立即杀死宿主，而是使宿主生活得足够久，从而可以将寄生虫扩散到更多的宿主身上。埃博拉病毒就是因过于致命而难以持续传播的例子。实际上，常见的流感在传播意义上更为成功，它先是进行传播，直到最后才变得致命，以至于更多的人仅是被轻度“传染”。最优秀的捕猎者不会对猎物的整个种群斩尽杀绝。最成功的垃圾邮件程序不会将邮箱完全填满，以至于人们不再去使用，最赚钱的流氓银行也不会将整个经济搅乱。只要不把整个宿主系统彻底毁坏，所有的寄生虫都会变得更为成功。寄生阶级的兴盛应归功于他们的不兴盛。

在游戏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称为鹰鸽博弈的精巧模型，它是由遗传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与乔治R.普莱斯于1971年为了解释动物种群中的个体冲突而提出的。类似于其他的博弈理论模型，鹰鸽博弈模型也十分简单，但是它反映在真实世界中却是意义深远的。

这个博弈的内容如下：试想某个物种的一群个体，它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求生手段，其中有的是合作性的，有的是背叛性的。在这个理论中，背叛者被形容为鹰，它们具有侵略性，会攻击其他个体，并在受到攻击时予以反击。协作者被比喻为鸽子，它们爱好和平，乐于与其他鸽子分享，并会在受到攻击时主动让步。可以试着把这个模型套用在争夺食物的动物身上，当两只鸽子相遇，它们将协商并共享食物；当鹰遇到鸽子，它将从鸽子那里把食物完全占为己有；当两只鹰相遇，它们将厮打直至最终某一只鹰赢取了食物，而它的对手则可能背负致命的伤害。4

现在为这个模拟场景设置一些初始条件：分享食物的价值、两只鹰相遇厮杀的概率和受伤的严重程度等。在计算机中编程实现这个场景，并为鸽子与鹰设置初始比例，比如各占50%，然后在不断地循环中让个体之间互相作用。

这个模拟实验的有趣之处在于，无论采取何种求生策略，都不能保证最终占据优势。鸽子和鹰谁将获得胜利取决于设置的初始条件。如果偷窃食物的价值大于死亡的风险，最终鹰将残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所有人都处于饥饿状态时，人们会不顾及后果地从其他人那里取得食物。这时增加一只鸽子，它立刻就会被饿死，但是当食物的价值变低（比如食物更加充足了）或者争斗变得更危险时，最终剩余的个体中将既有鹰也有鸽子。争斗越是危险，剩余的鹰将变得越少。如果食物变得相当充足且争斗变得过于危险，那么最终剩余的个体将大部分是鸽子而鲜有鹰。除非实验者为模拟输入某些不现实的初始条件，比如所有的个体都是鸽子，那么最后剩余的群体中将总会至少有几只鹰的存在。

这个实验具有实际意义。想象一下一个完全由合作性的鸽子型个体组成的社会，它们总会在遇见时分享食物，而从不偷窃食物，那么只要在其中加入一只鹰，它将取得完胜。因为它会从所有鸽子那里偷取食物，而没有人会予以反击，因此这只鹰也没有死亡的风险。这是最佳的生存策略。

这时继续往群体中加入第二只鹰，上述生存策略仍将颇具效率，如果群体的规模足够大，这两只鹰永远也不会相遇。但是随着鹰的数量的增长，两只鹰相遇，以及其中一只鹰死于接下来的战斗中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在某个临界点上（这个点的出现时机取决于先决条件的设定），鹰的数量将多到做鹰变得与做鸽子一样危险。社群中鹰的比例将最终稳定到这个点上。

除了战斗变得更致命或食物变得更廉价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途径来影响鹰与鸽子的比例。如果鸽子可以识别鹰并拒绝与其交战，最终剩余的鹰的数量将变少。如果鸽子可以在鹰的攻击下幸存并得以保留食物（通过进行防御、或变得狡猾起来），鹰的数量也会减少。如果鸽子有办法惩罚鹰，那么后者的数量还是会变少。如果鸽子联合起来可以更有效地抵制鹰，那么鹰的数量将进一步变少。但如果鹰为了牟利也能够结伙对付鸽子，那么鹰的数量将变多。总而言之，当成为鸽子好处变大或者成为鹰的代价变高时，鹰的数量将下降，反之鹰的数量会增加。这是直观上很好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尽管完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是很稳定的，但要实现这一点只能在模拟开始时就只放入鸽子。假如实验允许模型中的个体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并可以改变所使用生存策略，即鸽子可以变成鹰，而鹰也可以变成鸽子，那么全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就不再稳定。物理学家将把全部由鸽子组成的群体称为非稳定平衡。这种社群视鸽子成为鹰的难易程度将可能变得非常不稳定。群体中总会或多或少存在鹰。

鹰鸽博弈仅是一个模型，而并不意在解释合作关系是如何建立的。然而，鹰鸽博弈模型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任何社会中都既有乐于合作与分享的人，又有背叛和偷窃的人。但是随着尝试偷窃以及失败的处罚或者代价的增长（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监禁，也可能是其他处罚），背叛者将越来越少。同样，当偷窃的利润变得更可观（要么是窃贼获取的物品价值增加，要么是其盗窃得手的概率增加），窃贼将变得更多。

在真实的世界中，即便是鹰也有不同的级别。有的人可能为了谋财而杀害某人，有的人可能夺取钱财却放别人一条生路，而有的人则仅是在交易中欺骗人，或是在家庭聚会上不公平地分配食物。这些都是鹰性的行为，但是他们不尽相同。一个人不可能是100%的鹰或者100%的鸽子，他们都是两种类型的混合体，取决于所处的环境。5

如果作为鹰的效益胜过作为鹰的风险，那么鹰性就变成了占据优势的策略。鸽子无法生存，因此所有人都变成了鹰。社会变得十分混乱，这就是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对于人类来说，就是社会变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希望将社会保持在合作的基调之上，就需要保证背叛发生的概率足够小，以使社会保持凝聚力。

你可以把这些初始参数看作调节背叛速率的旋钮。我们或许不会像图3-1中那样分门别类的进行考虑，但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这样做。想减少入室行窃犯的数量？那么就增加盗窃的刑期，在街道上设置更多的巡警或是对入室警报器进行补贴。希望生活环境中有更多的窃贼？那么就解散警察机构，让窃贼更容易销赃或说服人们在家中存放更多的现金。6 这些都是社会压力，类似的手段还有增加或减小社会贫富分化，在学校中教育人们尊重他人的财产，等等。

图　3-1　调校鹰鸽博弈的假想旋钮

在真实世界中，成为背叛者的代价和利益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我们不断创造出新的防护机制，而背叛者们则不断地试图攻破它们，社会就在防御和背叛的此消彼长中趋于稳定。与此类似，随着人类不断发明新的系统，比如网上银行，背叛者们也寻找到新的手段去攻击它们，社会仍旧会在不同程度的背叛中趋于稳定。如果整顿超速的警力得到加强，那么超速行为就会减少。而如果某人发明了超速雷达探测器或者汽车速度越高操控性越好，那么超速行为就会增加。7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本章的重点是无论我们怎样让“鹰们”更难以生存——刻意避开他们，将他们彻底从社会中除名，让他们好斗的本性更难以施展，我们也无法让他们的数量降至零。是的，我们可以让做鹰变得几乎完全无利可图，但是当鹰的比例低到一定程度时，采取鹰的策略的益处就变得更加吸引人。由于人类拥有智慧又善于适应环境，某些人就会发现这一点并转换策略。

所有的复杂系统中都会存在背叛者，这是生存的支配性规律之一。我们应当认识到所有由人类组成的复杂系统，无论它们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族群，还是现代化的高科技社会，都会存在寄生虫。总会有那么一群人试图仅是索取而不回报。我们所能做的至多就是像我们的身体以及所有其他生态系统做的那样：把那些寄生虫的数量降到可容忍的级别。

目前甚至尚不明确自然选择是否倾向于那些拥有最少的鹰式行为的社群。实际上，如果社群之间存在着冲突，那么具有个别好斗的个体将会是社群的一项进化优势。当战争爆发时，那些拥有更多“鹰”的社群更倾向于获胜。现在再一次回想我们进化而来的原始世界，如果像大多数人类学家一样假设：部族间的战争在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那么具有更大比例鹰性的个体将颇具价值。是的，鹰们在和平年代掠夺鸽子们的利益，但它们却可以在战争岁月中保障鸽子们的生存。当然，由于10万年进化历程中的压力，我们现在要面对太多的鹰了。

下面我将列举一系列人类的特性：协作、无私、仁慈、可信，还有公平。它们是不同的，但却都是亲社会行为（那些意在帮助他人的行为），它们是保持人类社会团结稳定的黏合剂。然而心理学家为它们的细微差别进行了定义，并将它们视为整体的不同侧面，这有利于我们的论述。它们都是信任的前驱，为我们将专业化分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特性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诚然，它们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优异的存在，但这并不会影响进化。真正影响进化的是一个特定的性状是否能够帮助拥有该性状的个体取得生殖优势。仁慈也许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优秀的品质，但如果它不能帮助仁慈的人相较不仁慈的人取得生殖优势，它很快就会被物种所淘汰。

信任亲属是一项非常明显的进化优势：那些与你具有共同基因的人。如果你拥有一条基因，你的近亲也很有可能具有这条基因。如果一条基因能够使你更可能帮助你的近亲将这条基因传给他的下一代，那么这条基因也更可能被遗传到你的下一代，如果（实际上必定是）它提供的帮助意义大于提供帮助的代价。比如，如果一只母狮子在遗传学意义上倾向于给自己姐妹的幼崽喂奶，那么很有可能她的外甥女或外甥也拥有决定这种行为的那条基因，并将会把它遗传给它们自己的后代。

自然界中充斥着动物之间相互信任、帮助以及无私利他的例子。不仅是蚂蚁，许多昆虫都以生命为代价去保护自己的巢穴。一些群居动物惧怕天敌的掠食——草原土拨鼠、地松鼠、某些猴子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群居动物和鸟类，它们一旦发现捕食者就会发出警报以警告群组。另一些动物则结队捕猎，这些例子中的大多数其实都是亲属间的帮助。8

将这种趋势延伸至非亲缘关系范畴内会变得更加困难。9 考古学家把人类的进化模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600万年前，这个阶段中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进化出了情感共鸣和希望帮助他人的动机。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0万年前，这个阶段中在对伤病个体的短期关照和对死者的特殊对待中都可以发现同情的存在。第三个阶段则与今天更近：大概在40万～50万年前，人类开始依赖于群体狩猎，并开始组织对受伤或者体弱的个体的长期照料。第四个阶段开始于距今12万年前的现代人时期，怜爱的对象扩展到陌生人、动物、某些时候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上：宗教信物、古董、家传遗物，等等。这在最开始也许并没有扩展到规模大大超过150（邓巴数）人的群体上，而大约1万年前，文明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我想这应该算是第五个阶段。

然而，这仍然没有告诉我们事情最终发生的动机与结果。

有两种基本类型的非亲属协作。第一种称为共生主义。10 在一些物种中，毫无关系的个体会进行协作，这是因为它们在一起可以完成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一群捕食者同时行动是为了捕获个体所无法单独猎取的庞然大物。大象相互帮助，合作移动它们无法独自移动的物体。

在种群内部存在这样的趋势，即个体通过限制别人的行为来实现合作。在许多物种中，雄性间相互争斗以赢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灵长类动物通过打斗来决定种群的首领。我家里的两只猫也会为了争夺躺椅上的一缕阳光而打斗。虽然这些斗争都是严肃的，但却并非意在伤害对方，并会严守种群的规矩：马鹿之间的相互咆哮，招潮蟹彼此挥舞巨螯，寄居蟹互相碰撞甲壳。这是因为这些仪式性的战斗经常是为了了解其他个体的信息而非争个你死我活，非致命的战斗也基本上会是一种更优的生存策略。在鹰鸽博弈中可以引入这种类型的冲突：如果作为鹰的风险足够大，那么即便对手是鹰，做鸽子也有其进化意义，这是因为退避比争斗更容易生存下去。11

因此我们大概已经足够聪明从而可以意识到协作作为一项生存技能通常可以胜过背叛，并从而改变我们的行为。那些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更有可能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协作缓慢地向外扩张，从最初的直系血亲，到稍微远些的亲属，再到邻居和熟悉的外人，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扩散到不认识的外人。于是这种协作就逐渐地变成了信任。

然而智慧本身并不能单独解释非亲缘关系的信任。未经雕琢的智慧让人们精于算计，却并不一定诚实或是富有同情心。12 缺失的部分被称为互利主义。这是非亲属协作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它意味着我们倾向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互利主义并不仅存于人类中。吸血蝙蝠每60小时就要进食血液，否则就会死亡。如果一只蝙蝠没法自己找到食物，那么通常会有另一只非亲缘关系的蝙蝠将自己尚未消化的食物（血液）反刍出来喂给那只饥饿的蝙蝠，这是因为它相信不久的将来接受食物的那只蝙蝠也会反哺自己，于是蝙蝠会留意在心。它们大脑额叶的体积很大，可以记住哪些蝙蝠曾经与自己分享过血液，并更可能与先前曾经分享过血液的蝙蝠再次分享。同样，狗、猫、马等其他一些动物和某些鸟类能够记住曾经善待自己的人。

思考一下我们的祖先以及他们与社群中生活的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欺诈对个体来说在短时期内是有价值的。但生活在社群中的个体也具有其他不愿欺诈的动机：如果他行骗了，那么就会丧失未来与被骗对象进行协作的机会，并危及他在群体中的名声。如果未来协作的收益足够大，那么非亲缘个体间的相互帮助在保证在未来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到回报的前提下就具有进化学的意义。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纯粹的字面意义上的利他主义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它们仅是基于预期回报或惩罚而作出的选择。也许特蕾莎修女并非真的无私利他，而是期望她可以在天堂中获得奖励。也许我们保护自己子女的本能也并未真的无私利他，而是期望得到他们的反哺，从而老有所终。我们也不认为吸血蝙蝠是无私利他的，它们只不过是在期望未来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甚至为了保护孩子而牺牲自己的母亲，也可能是为了确信自己的基因可以被传递下去。

简而言之，被称为相互作用分析的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期望从他们表现出利他和仁慈的对象那里获得某种感情上的或者物质上的回报。因此我们会从失火的大楼中救出陌生人是因为期望可以顺利逃生并获得赞扬，而我们向慈善机构捐款也仅是因为这会使我们觉得自己很高尚。你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任何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按照群体利益行事是因为确信这样会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回报。

甚至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将利他主义行为完全脱离对任何纯洁无私的需要而进行解释。生物学家阿莫茨·扎哈维的缺陷理论解释了物种代价高昂的“信号”。如果你是群体中各方面高于平均水平的个体，那么通过发出高代价而难以模仿的信号来消耗这种特长，从而吸引潜在伴侣的注意就具有其进化意义。这在孔雀的尾巴和牡鹿的犄角上都可以得到印证，并且同样适用于表现出无私利他行为的人类。因此在火灾现场救出陌生人的男人只是为了彰显自己仁慈的心灵和强健的体格，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女人也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我们当然知道选择配偶时人格魅力会成为一项重要条件，于是善良的人更有可能进行繁衍。

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无谓的解释，就好像争论自由的意志是否真的存在一样。13 鹰鸽博弈的创造者之一乔治·普莱斯就不接受关于利他主义是基于私心的这一观点，并在其生涯的后期试图解释他的数学模型是多么错误。他将自己的钱赠予陌生人，用自己的房子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并最终郁郁寡欢而自杀。我认为他应当采取更为乐观的态度。人们的行为多种多样，无私、同情、仁慈、信赖、公平以及协作。我们并非受强迫而做出这些行为。是的，尽管我们通过进化发现上述品质是可取的；是的，尽管这些行为确实是互惠的；是的，尽管我们仍是智慧而精于算计的，但是这恰好是关键的地方。我们有能力去决定是否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进行积极的选择。于是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为“利他”“仁慈”和“协作”。我们信任别人是因为对方值得信任。

人类就在历史长河中沿着这样的轨迹进化前行，不断克服伴随智力增加而来的各种致命危险。有大量的实验室研究着眼于利他、公平、协作以及信任。实验者要求实验对象进行各式各样的、需要讨价还价的博弈，在这些游戏中，一大笔钱将被分配给实验对象，实验对象是从群体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将导致游戏的不同结果。这些游戏名如最后通牒博弈^14 、独裁者博弈^15 、信任博弈^16 以及公共货物博弈^17 。这些游戏在设计时都加入了许多不同的元素来诱导人类的某种特定的亲社会性行为。18 大致上的结果有如下几点。

●人们趋向于大公无私。19 为了保证对其他游戏者的公平，他们通常会减少自己所得的回报。

●人们希望惩罚不公，即便这种惩罚的开销由他们私人支付。20 我们拥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并会对有违这种感情的行为表现出抗拒。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愿意通过削减自己的回报来惩治那些他们认为违背了公平原则的行为。

●人们倾向于遵循与这些亲社会行为相关的社会或文化准则。21 比如对公平的定义是与文化相关的。人们在强调无私利他的游戏中更可能表现得无私，而在自私的效果更为突出的游戏中表现得更自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信任和可信的程度也千差万别。

●相比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陌生人，人们更倾向于信任并无私帮助那些他们认为自己认识的或同情的人，即便只有一点点。22

●外部因素的作用很大。在上述实验中，人们在发现硬币、乘坐向上的电梯（而不是向下的）或者观赏云中翱翔的视频（而不是观赏在地上行驶的）之后变得更为温和。

当然，有一点值得记住：这些都是典型的结果。实际上，在接受实验的个体身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23 这与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体会相吻合。

神经科学可能也会有助于解释利他主义，比如最近使用的镜像神经元。大脑中的这部分神经元在我们执行活动^24 或者观察别人执行相同活动时会变得兴奋。镜像神经元于1992年被首次发现，理论上被认为在模仿、学习、语言获取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并从而发展出关于意志、共鸣以及一系列其他亲社会行为的理论。

除此以外，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利他心是固有的，即便我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直接利益，这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想去这样做。许多研究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展示了杏仁体（大脑中跟恐惧与愤怒相关的重要部分）参与了于公平和正义相关的决策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可能产生一个并非是无关的副作用——观察他人公正抑或偏私行为的人会认为那些公正的人远比不公正的人更加友善、讨人喜欢并富有魅力。因此我们无私地对待他人，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快感。

我们天生不仅会信任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信任。关于这点的很多内容都已经经过了缜密的计算，但实际上需要了解的远不止这些。我们希望得到信任的心理是固有的，甚至存在与之相关的生物反馈循环。研究者们发现后叶催产素（一种社交行为中分泌出的荷尔蒙）会自然地在人们获知自己受到他人的信任时增加。类似地，人工增加某人的后叶催产素会让他变得更容易相信别人。

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无论被别人看作多么自私，一个人在本质上仍然有许多明显的原则，这令他关心他人的命运，将本属于自己的喜悦给予他人，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仅是在看到别人获得幸福后的会心一笑。

当然，人类的信任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议题。它与情境相关，衡量的标准取决于我们权衡利弊的能力。很多出于自愿的非亲缘性信任是根据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情况而衡量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任大都是有来有往的文明社会中，首先主动相信别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生活在充斥着怀有敌意并难以信赖的陌生人的暴力社会中，我们在确信付出的信任可以得到回报以前就很难首先信任别人。

我们信任别人的原则可以是草率的。我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比如长相相似、穿着风格类似或者讲同种语言。总体上来说，我们倾向于信任那些熟悉的场景。我们也会进行类推：比如假使我们曾经与某个特定国家或者特定职业的人们有过一段愉快的经历，我们就很有可能继续信任来自这个国家或从事这种职业的其他人。如果我们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就很有可能不再信任类似的人。25 这些经验性的准则虽然也许不能在逻辑上适用于今天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却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总的说来是好的，但我们却面对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人类开始建立非亲缘性信任之前，非亲缘性信任本身不具有进化学意义上的优势，并且在非亲缘性信任展现出其进化意义上的优势之前，没有人会倾向于主动信任亲属以外的人。这就好比鹰鸽博弈中如果仅有一只鹰，它就可以从所有鸽子那里取得好处，而如果仅有一只鸽子，它的利益就会被所有的鹰侵犯。也就是说，第一个在不值得信任的群体中尝试信任别人的人不会取得太好的效果。

事实证明，协作行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数学生物学家马丁A.诺瓦克用数学、电脑模型以及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协作的进化历程，并发现了促使利他行为可以自然地在非亲缘群组中演变的四种不同机制。

●直接互惠。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之后你也会帮助我。

●间接互惠。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个体的声望会因此而增加，于是其他人之后也可能帮助我。

●网络互惠。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成员之间相互无私帮助的社群中，因此作为这个群组的一员意味着其他人之后也可能帮助我。

●群组选择。现在无私地向你提供帮助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这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成员之间相互无私帮助的社群中，而这样的利他主义者社群要比非利他主义者社群更有可能存活下来。27

具体是哪一种机制生效取决于单一个体帮助他人的代价，所提供的帮助的价值以及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个体在未来相遇并认出对方的可能性。并且根据细节的差异，存在着若干种貌似合理的生物学模型来解释这类事情是如何推动自身发展的。这种人类演变机制目前仍无定论。28 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给出了人类史前祖先的四种共存的特性，它们让诺瓦克提出的四种机制更为可信：“松散的组织和与之相应的随和性情，从协作抚养延伸到与整个群体协作，选择配偶以及群体间的殊死搏杀。”最后一点显得尤为有趣：我们的嗜杀促进了我们的协作。

更可能的情况是，所有的六种机制（诺瓦克的四种、亲缘选择以及扎哈维的缺陷原则）都在同时起作用，并且随着我们不断变得更加聪明和社会化，有一种强大的正反馈循环也在生效。每个单独的机制在协作的演进中都起到一点促进作用，这就使得生物个体可以更好地将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而他们又得到了上述每种机制多一点的贡献，于是这些个体又能进一步改善基因传递的效果，并不断循环往复。这样的过程尤其是群组的选择，同时在基因与文化层面上产生效果。

我们因此变得可信，当然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信任他人，当然也是绝大多数时候。并且，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我们用防护机制来填补那些信任无法建立的空白。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自己驯化了自己。29

注释

1.有证据表明，日益明显的专业分工是群体规模的功能。公平地说，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劳动分工并不是切叶蚁成功的原因。

2.一定程度上，对不具有多态性的群居昆虫也是成立的。比如，蜜蜂一般会随着年数的增长改变专业分工，但如果一些任务没有完成的话也会提前改变。切叶蚁不会这样做，根据在蚁群中的地位，它们在生理上会有所不同。

3.这个惊人的统计来自消化道存在许多其他组织的事实，据说，成年人的组织大约由1013个真核状态动物细胞组成，该陈述只是一种特定观点的表达。人的身体表皮与胃肠道包含1014个原核与真核微生物细胞。注意百分比是依照数量计算的，而非体积或者重量，那些组织比我们自己的细胞要小很多。

4.最初的论文更为复杂，除了老鹰与鸽子以外，还有欺凌弱小者，它们只找鸽子的麻烦，老鹰对老鹰以及鸽子对鸽子的报复，等等。还有许多其他博弈理论学者写过其他鹰鸽博弈变种的论文，在模拟中寻求其他策略或更为复杂的情况。但简单地对其进行表述已经完全满足这里的需要。加入一些参数带来的复杂性并没有增进我们的理解。

5.研究者采用更为灵活的策略进行鹰鸽博弈，不再是100%老鹰或100%鸽子，个体可以是两者的混合体。也就是说，一个个体80%的时间作为鸽子，其余20%的时间作为老鹰。在特定情形下个体的行为是随机的，或者依据情况而定。这种复杂性可以更好地反映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行为。

另一种更为灵活的策略是在一次遭遇中允许个体使用老鹰与鸽子的混合策略。因此，不一定非得是老鹰或者鸽子，个体可以是20%的老鹰或80%的鸽子。也就是说，个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协作，但不是全部，这显然是更为现实的模型。我们在不同时间对不同人的协作程度是有差异的。

在这个更为复杂的模型中，很难出现协作行为。如果大家不停地从鸽子阵营转入老鹰阵营或反之（像大多物种发生的那样），使得小规模协作成为可能的基因突变不会产生足够的利益使其被大众接受，很快就会被利用该突变的背叛者分解。

6.当然这是简化处理的。对犯罪的法律效应不太像本例那样直接与线性关联。我们将在第9章进行更多的讨论，但基本想法是正确的。

7.成为老鹰的成本与利益取决于种群密度。在仿真模拟中，密度大的种群有更多的鸽子，密度小的种群中有更多的老鹰。

8.南非猫鼬会共同抚养领地内的幼崽，即使关系很远的未生育者也会投入精力保护洞穴中新出生的幼崽，喂它们甲虫、蝎子以及蜥蜴，甚至会用嘴对嘴的方式喂养帮助幼崽适应不熟悉的食物味道。红领狐猴也有异亲抚育的行为。

9.在野生动物中更为少见，过程也更缓慢，有证据表明互利比其他特征进化得更为缓慢。

10.物种间的互利更多地被称为共生。濑鱼就是典型的案例，它们吃大鱼身上的寄生虫以及脱落的死皮。濑鱼得到供养的同时，也给大鱼带来了健康的好处。类似地，小丑鱼很喜欢停留在海葵的触须中，这可以保护彼此不受捕食者危害。授粉也是：蜜蜂获得食物，植物顺利完成授粉。共生关系很容易进化，这是它们在自然界中很常见的原因。

11.有时，争斗并获胜的好处如此明显，大多个体都愿意成为老鹰。公海象就是一例，胜者可以与海滩上的任何一只母海象交配。有时，伤害的风险如此微小，大多个体都愿意成为老鹰：牛蛙就是那样，因为它们不会相互伤害。有时，伤害的风险如此大，大多个体都愿意成为鸽子：如大羚羊与其他有蹄且带角的动物、响尾蛇等。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在种群中存在老鹰与鸽子的混合体。有时，更具侵犯性的个体是老鹰。有时，在地界以内的是老鹰，而鸽子则在外头。

12.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在他《不发达的经济》（The Less De-veloped Economy）一书的导论部分论述过该问题，大致描述如下：设想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从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载你到下榻的酒店。你与出租车司机素昧平生，而且将来你们也不可能再遇见。最后你为什么会给他钱？如果你很会计算，那么其实是不用麻烦着给钱的。毕竟，出租车司机已经将你送至目的地。然而，你意识到如果不付车钱，司机会不依不饶，使你在公共场合尴尬无比，甚至大动干戈，他也可能会报警。为了这点小钱却冒如此大的风险非常不值得，但问题是：即使你付钱，出租车司机仍然可以做以上那些行为。如果出租车司机也像你那般计算，不管事实怎样，他为什么不可以控告你没有付钱呢？双份收入，而且与你此生难以再次遇见。因此如果他打算那么做，你最好就不要付钱。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分析，也许你们都在算计着警察会被牵扯进来，法院将裁决谁做错了事情，也许出租车安装有摄像头记录了发生的一切，诚实的行为就更为可行了。但这也未必有所帮助，如果警察和法官与你和司机一样算计，他们为什么会公平地解决争端，而不是偏袒任何提供更大贿赂的一方呢？他们可能害怕被抓到并受到惩罚，但那都是假设抓捕他们、惩罚他们的人都不会算计，而且是公平与诚实的。

13.神经系统科学也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14.最后通牒博弈在1982年被提出，并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研究者用不同变体进行复制，有大量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学术论文。

博弈的情况是这样的：两个陌生人被分置于不同的房间，他们要分一笔巨款。他们不能见到彼此，也不能以任何方式通信。相反，受测者的任意一方可以按其意愿划分巨款，然后将划分结果告知第二位受测者，他可以接受或拒绝该划分。如果他接受划分，两人都获得相应分款。如果他拒绝划分，没有一方可以获取分款。单次划分之后，实验就结束了，两个受测者通过分开的门离开，永不相见。

博弈论预测的、理性经济分析家同意的结果是第一位受测者将进行最大程度的不公平划分，而第二位受测者将接受这个划分。逻辑如下：第二位受测者接受任何划分方案是明智的，甚至极其不均的划分结果。第一位受测者知道第二位受测者会接受任何划分，明智的做法就是使划分尽可能偏向自己。因此如果有20美元要分，第一位受测者会提出19美元：1美元的划分，第二位受测者将接受该划分。

在学术层面上，以上分析是行得通的。对该博弈的不同实验发现第一位受测者一般提供1/3～1/2的钱，最为常见的划分是平分。就是那样：他们将钱从自己腰包里掏给陌生人，从经济上对自己进行惩罚，以保证公平。第二位受测者倾向于拒绝那些一点也谈不上公平的划分；一半受测者将拒绝30%以下的划分。

该实验对很宽泛的文化背景进行测试，使用的款额很大，很小一个比例就使差额极大，结果是一致的。

15.独裁者博弈类似最后通牒博弈，但两者存在很关键的差异：第二位受测者是完全被动的。第一位受测者划分巨款，两个受测者按划分获取款额。第一位完全可以留下全部款项。第二位受测者对划分没有发言权，是否接受也由不得他。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必须担心第二位受测者是否会惩罚他。独裁者博弈移除了所有顾虑。第一位受测者拥有很大一笔钱，只给第二位受测者很少一部分，其余全留在自己的腰包。即使在这个博弈中，人也都没有理性经济理论预测的那样自私。在一个实验中，第一个受测者3/4的划分是平均的。其他实验结果更具不均性，第一位受测者可能会比最后通牒博弈中更不公平，但也不至于太过分。

16.在信任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有一大笔钱，他可以全部留下或者给第二位受测者一部分。任何他提供给第二位受测者的钱将会被研究者增值（通常60%），然后第二位受测者将在两个受测者中划分增值的款额。

假设有10美元，如果第一位受测者完全自私，他会将10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果他完全信任，他将所有钱给第二位受测者，第二位受测者将其增值为16美元。如果他完全公平，他给第一位受测者8美元，自己留8美元。

理性经济行为的预测结果非常不平均。就像在独裁者博弈中一样，明智的第二位受测者不需要给第一位受测者任何钱，而第一位受测者也不用给第二位受测者任何钱，这也是第二位受测者的理性抉择。当然，情况不是这样，第一位受测者平均给第二位受测者40%的钱，而第二位受测者返还给第一位受测者增加款额的1/3。

17.在公共产品博弈中，每个受测者得到一小笔钱。这是他应得的钱，但他也可以选择与大家一起存一部分。研究者使这笔存款增值，然后在所有测试者中均匀划分。

该博弈的理性经济分析家，即假设所有参与者只被自私的利益或账本驱动的分析，预测没有任何人会对公共集资感兴趣；与参与公共集资相比，保有自己的钱财，并占有其他人贡献的款额是更为明智的策略。但人们不是这么做的，与该预测相反，人们会贡献出40%～60%的钱到公共集资中。也就是说，人们不会100%协作，听凭背叛者的摆布，但他们也不愿完全自私而一毛不拔。在两极之间，他们或多或少地分配，并贡献出一半钱。

18.可以进一步解释最后通牒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行为的一种理论是对拒绝的恐惧。根据该理论，他会给第二位受测者提供较为可观的一笔钱，因为他不想让第二位受测者拒绝这个划分提议而使自己蒙受经济损失。第二位受测者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但我们以及第一位受测者知道他会这么做。这个解释由独裁者博弈推翻。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实验突显出人天生的利他主义，他们不仅寻求自己的最大个人利益，也有其他人的，甚至陌生人的。其他人认为，人们在不同博弈中表现出的倾向是对贪婪的厌恶，即名誉是主要的行为推动力。

还有其他研究者试图用进化心理学解释该结果：彼此协作的个体比那些不会协作的个体生存的概率更大。今天，我们经常与那些永不会再见面的人打交道：飞机上的乘客、公共活动成员、度假遇到的人以及我们居住的大城市中打过交道的人，但我们的进化史并非如此。因此尽管最后通牒、独裁者以及信任博弈都是一次性的，大脑机能却认为我们有一个不多于150人的社交网络，肯定会与他们不停地相见，打交道的情况从长远来看是有影响的。

19.我们天生喜欢并倾向于实施公平的解决方案，即使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哪怕在寻求公平的过程中经济上会蒙受损失。如一篇论文所述，“公平分配的考虑起源于个人以及社会规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个人利益行为”。

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束后采访了他的受测者，发现他们有许多与公平相关的考虑。第一位受测者想做公平的事；第二位受测者愿意接受他们认为公平的划分，并拒绝不公平的划分。他们宁可不接受任何钱，也不愿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在最后通牒博弈与独裁者博弈的变种中，第一位受测者通过技能赢得他的地位，比如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好，他可能给第二位受测者提供更少。如果第二位受测者通过技能赢得地位，第一位受测者可能给他更多。

20.公共产品博弈也有一个变种，受测者允许花自己的钱使其他参与者蒙受损失，惩罚者每花1美元将带来3美元的损失。在一个实验中，2/3的受测者至少惩罚他人一次，不协作越严重惩罚度越高，他们可能不再与受惩罚的受测者见面。

惩罚是起作用的，这一点非常值得玩味。被惩罚的吝啬（不愿意花钱）的受测者在公共产品博弈中变得不那么吝啬了，即使惩罚者已经不会进行博弈了，并且该行为也会传递给其他受测者。

还有其他研究，有奖赏也有惩罚，但结果是混合的：在改变参与者的行为方面，奖赏与惩罚相比效率较低。

21.独裁者博弈的一个变种说明此点。第一位受测者不仅不给钱，反而会从第二位受测者那里拿钱，在许多情况下，他都这样做。理性分析如下：在标准的独裁者博弈中，第一位受测者知道这个博弈是要给别人钱的，所以会计算要给多少。在变种中，博弈是取钱的，他会计算要取多少钱。信任博弈的一个变种，被称作不信任博弈，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

22.许多诈骗就是基于群体身份认证造假的。

23.最后通牒博弈中大约3/4的人给一半钱，还有一些人会给自己尽可能多留些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利他与协作的，但一小部分人是极度自私与不协作的。

24.平心而论，也有少数研究者很怀疑镜像神经元是否真的有那么重要。

25.这被称为刻板效应，也有比本例更为重要的分支。

26.在许多社会中，当你富足时，你有惠及他人的义务；当你贫困时，你也会得到救济。

27.注意这四类在不断增大的群体中最为有效。直接互惠在小规模群体中作用明显。间接互惠在稍大群体中运作良好。网络互惠在再大一些规模的群体中运作良好。而群体互惠在更大群体上运作良好：群体的群体。我没听说过任何对这些可以起作用的不同人群规模的研究，以及这些数字与邓巴数字有何异同。

28.大多数人认为亲缘选择激发了人类利他行为的进化，尽管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与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提出了群体选择作为驱动机制，进而在进化生物圈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浪。已有137名科学家联合签名反驳该假设。我不知道这个争论的结果如何，很可能所有机制在人类进化史上都在起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加强。

29.现在有许多关于神经心理学的著作：迈克·舍默（Michael Shermer）的《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奈杰尔·巴伯（Nigel Barber）的《残酷世界的善良》（Kindness in a Cruel World），唐纳德·普法夫（Donald Pfaff）的《公平交易的神经科学》（The Neuroscience of Fair Play），马丁·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Super Co-operators）以及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的《大脑信任》（Brain-trust）。还有一部较老的书，由马特·里德里（Matt Ridley）所著。

第4章　信任的社会历史

信任在地球上已经近乎绝迹了。动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这样说道：

当狒狒们成群狩猎时，它们希望能获取尽可能多的肉食，但它们并不十分擅长这样。相比与种群一起狩猎，狒狒更擅长单独狩猎，这是因为每次结群，狒狒们都会搅得一团糟。比如三只狒狒正在拼命地追赶一只瞪羚，它们眼看就要追上猎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狒狒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在这里不妨给狒狒们赋予人性），它寻思起来：“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正跑得飞快，而那个家伙也飞快地紧跟在我后面，我们三个月前刚刚大吵了一架。我不大清楚为什么此刻我们要这么快地奔跑，但我应该在他追上之前停下来给他个耳光。”这只狒狒就突然停下来回过身去，于是它们像美国无声喜剧电影里一群乱追乱搜的警察一样扭作一团，而瞪羚则留下失去控制的狒狒们扬长而去。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像这样发狂，彼此攻击。

我们并不像狒狒那样。我们不仅与那些认识的人协作共事，甚至连那些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可以和平相处。我们公平地对待陌生人，有些时候甚至是无私利他的。我们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私心之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限制别人自私的行为。

我们通过自身的亲社会冲动与社会性压力的共同作用来防止发生越轨行为，这是适用于原始的群体狩猎社会、文明社会以及当今的全球化社会的共同方式。

尽管文化在不断进步，我们的大脑进化却停滞不前。同样，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与10万年前非洲原始狩猎部族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基因上却没有什么改变。1 这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正如马特·里德利在《红皇后》（Red Queen）一书中写的那样：

我胸腔中蠢蠢欲动的是为探索300万到10万年前非洲大草原的状况而生的心。当10万年前我的祖先移居欧洲时（我具有欧洲白人的血统），他们在短时期内就进化出了一系列生理特征以适应高纬度的阴霾天气：肤色变白以吸收足够的阳光防止佝偻病，男人胡须茂密，血液循环发达以防止冻伤。但是少有其他改变，比如颅骨的大小、身材的比例，牙齿也与他们在南美过部族生活时相同。也很难说他们头颅中的大脑灰质与以前比较有什么改变。首先，10万年大概只有3000代人，在进化史中不过是眨眼之间，就好比是细菌生命中的一天半。更进一步讲，直到距今很近的时间里，欧洲人的生活与非洲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靠捕猎获取肉食，靠耕种获取粮食；都生活在社群中；都由父母抚养下一代长大成人；都用复杂的语言把知识代代相传。进化史中如农业、冶炼和文字这些新事物都出现在距今300代人之内，历史太短以至于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是文化继承与演进速度（快得在一代人内就显现出来）与基因进化速度（慢得如冰山消融）的巨大断层，信任与防护变得十分困难。我们为了解决公元前10万年东非高原上家庭式族群生活的信任问题而进化，却又面临着21世纪的纽约给我们提出的新挑战。

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足够的神经元细胞来应对当今的世界，但进化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了残迹。这些认知上的偏差影响了我们如何应对恐惧、如何察觉风险（在第15章中给出了关于它们的完整列表）以及我们如何进行长期和短期的利弊权衡。最后一条特别适用于对协作和反叛选择。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具有一种被称为双曲贴现率的现象：相较远期的大额收益，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的少量收益。就像我们在之前章节中了解的那样，选择协作往往意味着将我们长期利益置于短期利益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是不自然的。

就像我们在之前章节中见到的那样，任何协作者构成的系统都存在某些背叛者。因此，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化得更具有协作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发展出了应对背叛者的策略。

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我们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机制来增进协作，比如我将在第6～10章中讨论的社会压力。弗兰西斯·福山写道：“在社会中广泛蔓延的不信任……导致了对所有经济活动征收的强制性税收，而这种税收在成员高度信任的社会中是多余的。”它实际是在向诚信征税，是我们自己强制性地向自己征税，这是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征税，太多的人就会变成鹰来掠夺其他人的利益，这是更为昂贵的税收。3

正如詹姆斯·麦迪逊的名言：“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防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门锁、铁丝网、高耸的篱笆甚至入室警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使们从来不会违规，因此警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军队呢？天使们将和平地弥补国度间的差异，因此军费开销也可以省掉了。

而钱币，那些被刻意制作的难以伪造的纸，也将失去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可以仅是把自己拥有的财产写下来。4 天使们从不欺诈，所以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除了用于防止意外事故、动物、健忘以及弥补纯洁诚实的天使间的合理差异外，所有的防护机制都可以被舍弃。

我们不再需要警察、仲裁、法庭、监狱以及缓刑犯监视官。虽然仍有争端需要解决，但我们可以摒弃一切审查、检举以及对犯罪的惩戒。没有必要再进行欺诈检测：社会福利机构和医疗体系能够保证人们从它们那里公平获益，而不滥用职权；所有的零售店的抢劫报警装置也将报废。

整个工业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像私人保镖、安防监控器、锁匠行业、入室报警器、汽车防盗系统、计算机安全系统、企业安防系统、机场安防系统等。以及那些明显不合理的存在：财务审计、文件认证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废止。

不做天使的代价很高。

我们并不直接地付出这些代价，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隐藏在我们购买的物品价格之中。食品店为了防止抢劫要付出更多成本。飞机为了防止自杀性爆炸也会提高机票售价用于安防。银行为了抵消防止欺诈的成本会付给储户更少的利息。我们参与或购买的每一项事物为了顺利进行都会进行安全防护，从而提高了购买的价格。

金钱不能衡量的代价更为可观：限制意志、剥夺自由、割舍权利，失去隐私等。当然如何权衡这些代价是主观问题，一些人会把这些看得比另一些人更重。但是这些代价如果太大，就会导致社会的瓦解。

防护不仅是对诚信征收的税费，实际上它是一项重税。如果所有人都是天使，想想我们能省下多少吧。

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安全防护曾经很廉价。社会性压力曾经是社会本身的附属代价。我们社会性压力中的许多都进化自史前时期，那个时候人们还生活在由族群延伸而成的社会中。我们在第3章中接触过这些机制，既包括我们脑中的那些内在的约束行为的道德信条，又包括我们约束别人所使用的名声机制。

这种道德和名誉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古老的社会性压力。它们是非正式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作用的机制既有有意识的也有下意识的：我将它们（未经技术加工过的）共同称为社会压力。它们共同演进，并在我们的大脑和社会中算得上是紧密关联。从生物学或者行为学的视角观察，会有很充足的理由认为我对道德和名誉体系的区分过于武断和虚幻，认为区分二者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日渐衰退的信任角度出发，它们二者是非常不同的。

姑且不管贯穿人类历史的肆虐的战争、暴力和普遍的欺诈，以及由众多背叛者造成的难以计数的破坏，这些古老的道德和名誉体系运行得十分正常。大多数人都尽量避免不公正地对待其他人，既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感受，又因为知道其他人也会进行报复。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行窃，这既是因为我们会因此背上负罪感，又因为我们可能被抓现行并接受惩罚。大多数人都会尽量对陌生人表现得可以信赖（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的现实约束范围内），因为我们意识到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远期回报。我们信任陌生人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表现得值得信赖，也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我们都不想落得一个不可靠的名声，或者被看作不愿意信赖他人的人。

这里有一个关于史前人类的例子：如果人们彼此不能信任，那么将有两种相反的趋势造成社会的瓦解。一方面，我们以抚养后代为目的形成了配偶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天生拥有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强制男人与女人分开，分别进行狩猎和收割等不同的工作。这意味着原始人类需要相信每个人都会尊重这些配偶关系的坦诚，因为个体通常无法直接监督他们。解决这两种相反的趋势的难题通常被称为迪肯悖论。5

不，人类学家们并未对婚姻的圣洁产生不切实际的观点，他们知道在那个年代违背伦理的事件时有发生。6 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如果交配不是大规模地基于这种配偶制度，这些轻率的行为将出现得更加频繁。7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诚实，配偶关系也在大部分情况下得到尊重。迪肯特别指出了一项人类的特有能力——创造象征性契约的能力，这项机制可以捍卫配偶制度的忠诚。这不仅是关于两个人决定同居，共享食物，生育和抚养后代，这是关于两个人在结婚仪式上众目睽睽下的互相承诺，并使得社群中其他成员一起意识到并促进他们配偶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参与支持社群中配偶忠诚的行动中，从而每个人都会留意其他人并严惩不正当的交配。

这是社会压力的一个例子，它既非正式又是专门的，但是它可以保护社会整体不受其成员潜在的不稳定个体行为的影响。它可以保护社会免受背叛者的侵袭，并非彻底消除它们，而是把它们的成果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没有它，远古人类就不可能充分地相信彼此，从而建立起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也更不会进一步结成由亲戚和朋友组成的社群。

另一些例子包括善举招致的赞扬，被说闲话以及因为恶行而被斥责、被羞辱、被刻意回避、被处死以及（这几乎与被处死一样）被放逐并被赶出群体。

我省略了很多细节，其实存在各式各样的开放式研究的问题。比如这么多种社会压力都是如何演进的，它们最初出现在何时，以及它们的出现是如何将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和其他的原人区分开来的？8 信任是如何影响智慧以及智慧反过来是如何影响信任的？从我们的目的出发，这足够说明它们的进化是为了制约我们日渐增加的狡诈和残忍。

在远古社会中，这些社会压力运行得足够好了。当你生活在一个小社群中时，物品稀缺并且很难制作，解决盗窃问题是很容易的事。如果爱丽丝丢了一只碗，同时鲍勃那里出现了一只同样的碗，社群中的所有成员都会立刻判断鲍勃偷了爱丽丝的碗，并为此要惩罚鲍勃。问题是这种机制无法适用于大规模群体。随着社群逐渐变大，它们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加弱化且匿名关系则随之发展起来，这种防止盗窃的体系——道德让大多数人保持诚实，而非正式的检查以及随之而来的惩罚，则导致剩下的人在威慑下也趋向诚实——开始失效了。

还记得邓巴数吗？实际上邓巴提出若干种人类群组的大小，这些群组的数量按照大约3倍的关系递增：5、15、50、150、500以及1500，尽管，实际上，这些数字并未精确到这种地步。群组的规模区别与感情的强烈程度、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联系的频率都息息相关。

最小的规模，3～5人，是一个小圈子：这是你在遇到严重的情感困扰时会向其寻求帮助的人的群体。12～20人的群体是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与你关系特别亲密的人的群体。30～50是一个在野外露宿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典型数量，而它们往往是从单一的150人规模的群体中分离出来的。500人的群体称为大型集群，1500人规模的群组则是一个部族，这两个短语都出自民族文学。500是对我们可以辨识的面孔数目的粗略估计，也是一个狩猎采集社群的典型大小。9

进化心理学家仍在争论邓巴的发现，以及是否存在邓巴假定的那么多独立的群体层次。姑且不管怎么弄清楚这些，从我们的目的出发，足以注意到随着我们从小一些的群体逐步转向大一些的，非正式的社会压力开始失效，于是就使正式的社会压力的发展成为必然。在家庭中并不需要各种正式的规范约束食物的分享，但在更大一些的群组的公共餐厅中需要它们。小型社群不需要出生登记、证婚人、继承法以及房产交易法规，较大的社群则需要它们。小公司不需要雇员名牌，因为所有人都彼此认识，大一些的公司则需要它们以及其他的规章制度。

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任需要一种规模效应。随着交往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变得无法充分地了解他们以信任他们的意图，因此我们处理信任的史前工具箱开始失效。随着我们发明了农业，就需要信任更多的更远距离上的人，这包括了物理距离、时间距离以及感情距离，我们需要其他社会性压力在这个新的规模上引出信任。随着这些交互数量以及群体对个体的潜在伤害的增加，我们甚至需要更多信任（见图4-1）。如果人类不能创造出更加正式的社会性压力，社会要么会停滞不前，要么就会完全分崩离析。

图　4-1　邓巴数

农业需要保护资源，在必要时也会采取暴力手段。幸运的是，有两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发明了制度，主要是政府制度，并发展了科技。这二者共同允许人类社会继续发展壮大，而不是从内部被分裂。

制度形成了名誉压力。随着政府的建立出现了法律、执法和正式的刑罚。我并没有暗示政府的原始目的是为信任提供便利，而仅是说这些制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将既存的社会准则正式编纂起来。这种法律的编制就是一种信任机制。

历史遗忘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早期制度，其中一些是无可置疑的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则是宗教制度。10 我们的祖先完成了从家族的外延到若干个家族组成的部族的过渡，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的细节是怎样的，因为这个过程发生在几千年之前，而那时还没有人会写字。当然，在正式的名誉压力和早期的制度压力之间存在着部分重叠。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我们通过制度压力增强了道德与名誉的压力。11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展，它使我们有了信任别人实际行动的能力，即便我们还不能信任他们的动机。我们通过宗教和民间制度促成婚姻，从而加强了非正式的对固定配偶的认可。我们为盗窃建立了法律，并为其规定了特定的惩罚。有许多群组，最起码在一开始，建立了名誉机制从而可以发展到更大的群体。但是在转变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制度压力需要相应的制度的支撑。于是社会就需要指派一部分个体来强制法律的执行。想想那些宗教长老、保安、警察以及司法机构，神父也属于这个范畴的角色。

制度同时也保证了由群组构成的群组以及群组内部的小团体存在的可能。于是小部族就可以变成较大的政治集团的组成部分。独立的教廷可能变为较大的宗教组织的组成部分。公司可能拥有多个分支机构。政府组织可以拥有多个部门。帝国可以形成并在若干代人的时期中保持稳定。制度能够以与道德和名誉不同的方式增加规模，而这也就促使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生长。

允许社会规模增大的第二种力量是科技——既包括通常意义的科技，也包括专门用于防护的技术。安全防护体系是我们增进信任的最后一种手段。早期的安全防护机制包括堆筑土墙，披上动物的皮毛作为伪装以及挖掘深坑陷阱。在某种意义上，安全防护并不意味着任何新的事物；我们在第2章中了解到它几乎贯穿于整个生命的历史。原始的安全防护可能会被人称为自然防御，主要是针对个体的。但是当较小的社群联合到一起并意识到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构筑某些安防体系时，防护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性压力的形式。某种程度上讲，防护技术允许自然防御的规模扩大到可以防护群组内的背叛。

科技还允许非正式的社会压力规模化并发展为我所谓的社会性的压力。道德准则能够以文字的形式代代相传。名誉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记录，并在人们之间传播。这类事情就十分依赖于科技：从圣经到介绍信，到互联网上关于道德的争论，再到安吉清单的整个数据库。

对它有一种良好的理解方式：制度压力和防护体系都使我们以对系统的信任来代替对人的信任，从而允许我们突破邓巴数的界限。不再需要信任独立的商人，人们可以转而信任规范贸易的法律。不再需要斟酌独立贷款人是否可信，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可以依赖于信用评级系统。不再需要担心有人会洗劫我的家，我可以信赖门上的锁以及我的入室报警器（如果我想把它打开）。

科技同样从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性压力的效果。由于社会性压力自身的各类相关体系也需要防护，于是背叛者们就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直接攻击那些防护体系。每种经过技术增强的名誉压力体系本身都需要防护技术的保护。因此我们需要图章戒指和印蜡来保护介绍信，需要计算机安全手段来保护安吉清单的数据库免于攻陷。同样，一旦存在司法措施来加强执法，这些司法措施本身就可能被作为攻击目标。于是窃贼戴上手套以免留下指纹，锉掉赃车上的车辆识别码以避免被追踪。

社群规模的增加还带来了更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从非正式的社会性压力转向更为正式的社会性压力——无论是机构压力还是安防体系，或是被技术加强过的道德和名誉压力，信任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回想一下我们在第1章给出的信任的两个定义：对意图的信任和对实际行动的信任。在小型社群中，我们通常更关心前一种信任的定义。我们熟悉那些正与我们交流的人，并对他们的意图有明确的预期。社会压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促进协作，但同时也关心它们所有的意图。随着社群的成长和社会关系的淡化，我们失去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变得更加在乎第二种定义中的信任。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与谁交互，也不清楚他们的意图，因此只能自己推断它们的实际行动。社会性压力就变得更加倾向于促进某种特定的行为：顺从。

顺从实际上与可靠不同，但这已经足够了，它与可靠都可以引发信任。

在历史中，技术也使专门分工成为可能，后者支持大型的群体规模。比如，一个农夫不可能独立种植足以供养更多人的粮食，而这些人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专门分工。以这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通常的技术性创造允许社会生长得更大且更为复杂。邓巴数始终维持不变，但邮政服务、电报、广播、电话、电视以及现在流行的互联网都为我们与比以往更多的人进行交流提供了条件。旅行也有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飞速增长，距离也越来越远，跨越千里，并让我们得以与更多的人相遇。国家也变得更大，出现了多国的准政府组织。政府则变得更加复杂。组织发展的规模更大，并在地理上区域分布。企业也变得更大，现在还出现了拥有数以万计员工、控制着分布在各大洲的资产的跨国公司。如果你的Facebook账号中有大致上超过150个朋友，你很可能同其中的很多人只进行肤浅的交流。12

科技还增进了社会的复杂程度。自动化技术以及大规模运销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以及世界的更多部分。远距离通信、交通以及旅行意味着人们即便在很远的距离上也可以影响其他人。政府变得更为庞大，这既体现为地理上的又有复杂程度上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意味着事情可以发生得更快，曾经一度被限制在专有领域内的信息如今可以被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人获取，我们将在第16章中讨论这些。

这些都不意味着社会性压力会带来一个公平、合理或是有道德的社会。公元前1700年出现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文字记录的法典，它包含了某些现在看来甚至是野蛮的法律：如果儿子殴打父亲，他的双手应当被砍掉；如果有人胆敢抢劫并被抓获，他将被处死；如果有人向长老控诉犯罪，却不能证明他所指控的罪行，他将（如果他指控别人死罪）被处死。人类历史中充斥着政府对其人民的压制、迫害甚至是屠杀。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大众能够赞同这些法律，社会利益与社会准则可能只是由独裁的统治者颁布确定的。社会性压力能够确定的唯一的事情是，起码在短期内，社会不会分崩离析。

此外，社会性压力会阻止社会的变革：坏的、好的以及不明确的。协作者，从定义可知，是那些会遵循群体准则的人，它们将群体的利益置于一切冲突利益之前，并通过这样做，使群体的准则更加难以撼动。如果这个群体的准则是不合理的，这会从长远上给社群带来致命的伤害。

请务必记住社会整体并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唯一群体。任何群体情境下都存在这种社会性压力：它们是朋友群体在公共晚餐上回避贪吃鬼的策略；它们是犯罪团伙为了防止丢失武器以及在其内部出现奸细采取的手段；它们是军队惩治逃兵和抗命者的律条；它们还是企业用于防止员工贪污制定的规范。

注释

1.理解社会压力如何工作往往要先了解人类以及其他动物的进化心理，就像了解盆骨、脾脏或男性脱发的机理一样。这是进化心理，由爱德华O.威尔逊于1975年首次提出，在近20年中飞跃发展。这是看待心理学的新方式：不是行为集合，而是人类发展的证明。该方式提出元理论框架，其可以对整个领域进行整合，进而极有可能对心理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就像150年前进化论之于生物学。

平心而论，进化心理学研究并未被广泛接受。基因学家安妮·英尼斯·达格（Anne Innis Dagg）认为基因科学是有缺陷的，它无法进行试验或收集史前数据，其所有推论在古尔德看来“就是个故事”。

然而，进化心理学不仅是基因决定论。对行为在进化方面的解释不等同于或者不代表基因解释。行为，尤其是人类的行为更为复杂。当然，基因确实与我们的心理过程有关，尤其在进行深层次防护以及做与信任相关的权衡时，但自然选择可能发生在任何可以从上代传到下代的特性上。后天习得的特性、文化特性、表现英雄行为的故事以及技术知识都可以传递。进化心理是基因与非基因遗传的混合体。

2.这被称为生态有效性。过去的环境塑造了我们的身体机能，那时人们的担心来自大型猎物的攻击，而不是100码之外某处射来的铅弹，因此前额保护我们不受钝重物体的打击，但对子弹就无能为力了。类似地，骨架对跌倒有保护作用，但对简易爆炸装置就不灵了。生态有效性的缺失意味着许多物种的灭绝，因为它们不再适应变化的条件。

3.当然，不支付出租车费的成本更为昂贵。只举一个例子，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写道：“社会无法进化出有效的低成本合约执行力，这是历史上与当代不发达国家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

4.有一种观点认为钱不一定非得存在，互惠互利就足够了，当债务正式化之后才需要钱。

5.由第一个描述此事的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命名。

6.保守的估计是20%～25%的已婚美国人与非配偶发生过性关系。

7.对许多动物的研究表明，动物界滥交的情况比我们之前认为得更要严重。大约4000种哺乳动物中，只有一些是一夫一妻制的。甚至是鸟类，曾被认为一夫一妻的典范，对它们的配偶一点也不忠。自从DNA指纹识别技术的应用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许多研究表明10%～40%的小鸡不是被其生父养大的。

8.这里存在一种平衡。考古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像其他原始人一样暴力，却比早期人类更有激情。然而他们灭绝了，我们的祖先却存活了下来。有明显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存在人吃人的情况。

9.这些数字在历史上的军队组织中都有所体现：一个作战小队有10～15人，一个排有3～4个小队，连队有3～4个排，3～4个连组成营，3～4个营组成团，2～3个团组成一个师，2～3个师组成一个军。

10.关于宗教进化的起源有几个理论。尽管大家都说宗教能够引导社会产生凝聚力，但该效应是宗教的核心还仅是副作用存在争议。

11.这三个的组合被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控制。我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①传统上该术语不包含强制性手段，而我需要一个术语既包含非强制性手段，也包含强制性；②它的含义已发生演变，现在仅限于犯罪与异常行为，而且，社会学术语从没有包含过物理防护手段；③与我避免使用博弈论术语“社会困境”一样，我想强调这些机制的社会方面。

12.这个研究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来自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地方的数据表明邓巴数字不会随着信息科技变大。Facebook声称普通用户拥有130名朋友，如果你忽视那些从不使用其账户的人，我猜测中值将在150人（见http：//www.facebook.com/press/info.php？statistics）。还存在证据表明Facebook好友数量与特定的脑区域大小相关。这样的社交网络正在改变朋友的定义，不然，你怎么解释Facebook主页上包含我们在中学从没讲过话的同学，但却帮他们浇灌虚拟植物呢？

第5章　社会困境

有这样一些与信任相关的问题：

●在自然灾害中，我是否可以去偷一台宽屏幕电视？或者去偷食物来养活家人？

●作为一名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我是否应当拒绝自杀式攻击？如果我仅是一名普通步兵，应当如何对待攻击全副武装的敌人地堡的攻击命令？

●作为一名企业职员，我应当努力工作还是懈怠散漫？如果身边的人都吊儿郎当却侥幸未受惩罚呢？如果我的职位很关键，懈怠工作就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年终奖呢？

所有人心里都会对这类问题进行风险权衡。为了决定是协作并顺从群体的准则，还是背叛并遵循冲突准则，个人往往需要衡量二者的代价与利益。我将使用一个称为社会困境的概念去描述集体利益与冲突利益间的紧张关系。

上面提到的风险权衡会带来社会反响，从而将一些情况变为社会困境（不仅是个人自由选择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并为这样做的后果承担风险）。社会整体关注社会困境，这是因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背叛，将发生一些极端的事件。有可能是恶性事件，比如大规模的饥荒，也有可能是好的事物，比如公民权利。但由于社会困境是从社会性准则的观点出发的，顾名思义，它会照顾社会集体的最大利益，保证协作的普及。

让我们首先从可能的最小社会开始：两个人。另外一个从博弈理论中衍生出的模型会在这里生效，它被称为：囚徒困境^1 。

爱丽丝和鲍勃是一对罪犯搭档，他们在一次入室盗窃中双双被捕。2 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们俩中的任意一个定罪，于是把他们隔离关在不同的讯问室中，分别与他们谈话。“如果你能够背叛你的同伴并承诺检举她，”警察说，“我会把你释放而你的搭档将入狱十年。如果你们都告发了对方，我们不需要你的证词，你们都将入狱六年。但如果你跟你的搭档心怀默契都拒绝告发对方，我只能指控你们犯了小罪——入狱服刑一年。”3

无论是爱丽丝还是鲍勃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最终的结局都取决于对方的选择。他们都没有任何办法获知或者影响对方的选择，而且他们也都不信任对方。

想象一下爱丽丝是如何权衡两种选择的：“如果鲍勃保持沉默，”她想，“那么对我最有利的做法将是告发他。这就成了从无须坐牢与坐牢一年中进行选择，这相当容易。同样，如果鲍勃出卖了我，检举他仍然对我更为有利，那将变成在六年牢狱和十年牢狱之间的选择。因为我没法控制鲍勃的选择，在不考虑他作何选择的前提下告发他将给我带来更好的结果。于是很明显背叛鲍勃对我最为有利：认罪并同意检举他。”她决定那样做。

鲍勃，被关在走廊尽头的另一间拘禁室中，也在进行同样的权衡与选择。他经过了相同的推理（像爱丽丝一样没有为对方考虑更多），并得到了与爱丽丝一样的结论。

于是爱丽丝和鲍勃都认罪了。警察不再需要他们中的任意一方告发另一方，他们都需要在铁窗里度过六年时间。但是困难在于：如果他们都能够保持沉默，那么任意一方都只需要服刑一年。

囚徒困境描述了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见表5-1）。作为一对搭档，爱丽丝与鲍勃的最好结局是都保持沉默并仅需在监狱中服刑一年。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得到的却是各自最坏的结果。

让他们都取得最好结局的唯一方式——服刑一年，而不是六年或者十年，是都按照群体的利益行事。当然，这只在他们能够信任对方会做出同样选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爱丽丝和鲍勃却不能。

借用经济学中的术语，另一名罪犯的服刑时间是一个外部效应。那意味着，选择的结果不由做出选择的一方来承受。从爱丽丝的角度讲，鲍勃的服刑时间就是一个外部效应；对于鲍勃，爱丽丝的服刑时间也是一个外部效应。

我喜欢这个囚徒的例子是因为它同时揭示了合作并不意味着事物在道义上的正确性，它只意味着与群体的利益相一致。同样，背叛并不一定代表事情不道德，而只是将某些冲突利益置于群体利益的前面。

基础贸易是囚徒困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你可能之前没有以那种方式考虑这件事。认知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比起囚徒、告发和监禁的故事更喜欢使用这个例子。

两个人相遇并交易密封的袋子，他们都知晓其中一个袋子装着钱，另一个装着商品。双方都可以遵守交易原则，把事先承诺的东西或钱放在袋子里，也可以背叛，把空袋子给对方。

很容易看到存在防止商人欺骗的信任机制：他们作为商人的信誉。同样存在防止顾客欺诈的措施：他们会被逮捕或者最起码被禁止再次进入商店。这些都是社会性压力的例子，我们在第6章中还会回过头来进行讨论。

这个例子还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社会困境并不总是对称的。商人和顾客具有不同的角色以及关于协作和背叛的不同选择。他们还具有进行背叛的不同动机，以及不同的冲突准则。

这里有一个涉及两家公司的社会困境，它们以相同的价格售卖相同的货物，并且在客户群体和其他方面也如出一辙，类似于太阳石油公司与阿莫科石油公司售卖汽油。它们是仅有的销售同类货物的企业，可供瓜分的市场也是固定的。它们增加市场份额的唯一方式是做广告，而任何一家在市场份额上的增长都来自于另一家的份额丢失。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每一家公司都只能要么投入固定的花销在广告宣传上，要么没有花销；它们都不拥有可变的市场营销费用。同样，假设如果一家公司进行了广告宣传而另一家公司没有，那么做广告的公司在市场占有上获取的利润会高于广告宣传投入的开销。如果二者都做广告，那么它们的投资将会相互抵消，市场份额也不会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要不要做广告呢？

这与之前一样需要进行风险权衡。从爱丽丝的角度看，如果她进行广告宣传而鲍勃没有，那么她将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她不做广告而鲍勃做了，那么她将丢失本属于自己的份额。于是无论鲍勃怎样做，爱丽丝都应该做广告。鲍勃也进行了相同的权衡，于是他们最终都进行了广告宣传，并且市场份额都没有改变，而他们本来都可以省下这笔钱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广告营销涉及的利益冲突，如表5-2所示。

这便是基本的军备竞赛，在这之中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相对于对手不变的状态而进行各种努力。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就进行了这样的竞争，竞争的政治党派之间也这样做。

如果假设个体可以在不同策略间进行切换并设置了正确的参数，鹰鸽博弈可以变形为囚徒困境。当一对个体进行交互时，他们都可以进行合作（作为鸽子）或者背叛（作为鹰）的选择。双方都知道协作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最佳策略，但做鹰可以使他们各自获利更多。

并不是所有两人之间的交互都牵扯到囚徒困境。试想两名司机都被横在路中间的树堵住动弹不得。这棵树是如此沉，以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无法独立地移动它，但如果两人合作，就可以搬开这棵树。这里不存在冲突，无论是出于群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他们都希望能共同移开这棵树。但是囚徒困境是普遍存在的，一旦你开始留意它们的存在，你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们。4

囚徒困境的基本形式包含了两个必须在其自身利益和二者的群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人。这十分有趣，并且被广泛的研究^5 ，但从我们的目的出发它过于简单。我们更关心牵涉到更大的群组的事情，这样的困境可能包含数十、数百、数千甚至上百万人。

下面给出一个经典的社会困境：过度捕捞。只要你不在任何区域中捕捞过多的鱼类，剩下的鱼群将足够快速地繁殖以满足后续捕捞的需求。但如果在水域中捕捞过多的鱼类，剩下的鱼群的繁殖速度就无法赶上需求，于是整个鱼群就会灭亡。

如果仅有一位渔夫，他就可以基于自己的眼前和长期利益来决定应当捕捞多少鱼。他可以在一年内捕捞尽可能多的鱼，卖一大笔钱，也可以今年捕捞较少的鱼，卖较少的钱，但足以确保来年的生计。做出这样的决定十分简单（假设他不是只有拼命打渔才能维生），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位渔夫不会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自己未来的生计。

但是当水域中的捕捞者数量多于一个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每位渔夫不但要考虑自己是否会过度捕捞，还要担心别的渔夫是否会做相同的事情。于是每个人心中的抉择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困境（见表5-3）。

渔夫爱丽丝的利益权衡与囚犯爱丽丝的考量具有相同的要素。爱丽丝既可以从短期的私人利益出发行事而打捞很多的鱼，或者从本地所有渔民构成群体的利益出发打捞较少的鱼。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遵从群体利益，那么爱丽丝按照其自身利益行事会更加有利。她会捕捞更多的鱼，而由于她是唯一的过度捕捞者，鱼的储量会保持充足。但是如果爱丽丝服从群体的利益而其他渔夫都优先考虑个人私利，她将会白白地牺牲掉自己的短期利益：她会捕捞较少的鱼，而由于所有其他人都在过度捕捞，鱼的储量仍然会枯竭。

她的分析导致她决定进行过度捕捞。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每个渔夫都有相同的分析，他们将最终会面临鱼群的枯竭和打渔生意的崩溃，这被称为公地悲剧，是由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于1968年首次提出的。6

公地悲剧随时出现在那些由群体分享有限的资源的场合下：不仅是渔业，还有牧场、用水权、健身房中一台公共健身器材的使用时间，以及厨房中一盘没有设防的曲奇。在一片森林中，你可以为了最大化的短期利益砍伐所有的植被，或者为了可持续而选择性的进行采伐。拥有森林的某些人会自己进行权衡，但当一个无组织的群体共同拥有一片森林时，任何人都不会对树木手下留情，此时公地悲剧就出现了。

公地悲剧要比两个人的囚徒困境复杂许多，这是因为其他的渔夫并不做出共同的决定。相反，每个单独的渔夫都会自己选择怎样去做。在两个人的困境中，爱丽丝需要尝试预测鲍勃会怎么做，而在这个更大的困境中，会出现更多种可能的结果。

假设总共有100名渔夫，他们中有从0到100中的任何数量的人会出于个人私利而过度捕捞。无论爱丽丝怎样做，对群体的危害都会随着捕捞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如果仅有一名渔夫过度捕捞，爱丽丝将不会受到影响，很显然，如果其他99人都过度捕捞就会危害她的利益。50人过度捕捞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危害，当这一数字降至20时危害也会变小。过度捕捞是分等级的，20名渔夫每人过度捕捞很小的数量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比5名尽可能过度捕捞的渔夫所造成的危害要小。这里起作用的是背叛的规模：过度捕捞者的数量，还有过度捕捞的频率以及每次过度捕捞的数量。

在某些背叛的范围内，鱼的储量会枯竭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会危及到所有人未来几年的捕捞。这比爱丽丝是否获得了公平的指标要危急得多。在博弈理论中，这被称为非零和博弈，这是因为收益和损失的总和不会是零：有可能存在所有人都损失惨重的结局。7 渔业就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其他社会困境看上去类似于一种具有有限资源的零和博弈：如果某个人获取了更多，那么别人得到的就会变少。但即便在这些情况下，也有发生背叛泛滥的惨败的可能。如果一个社群不能分享共同的水资源，那么由于没有水可供灌溉，每个农夫种植的庄稼都会死亡。如果一小群人长时间持续占用健身器材，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再来健身房，于是它将失去会员并最终倒闭。如果某人总是吃掉所有曲奇，妈妈就不会再烤制曲奇。请记住：只有最差劲的寄生虫才会害死宿主。

非零和属性是社会困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群体的结果仅取决于单一成员的行为。爱丽丝的协作与背叛几乎不会改变过度捕捞者的数量，也几乎不会因此而让鱼的储量枯竭。只有群体的行为才能决定整体的结果；在某些时候，群组中过度捕鱼者所造成的影响会从没有浮动至十分严重的损害。

当然，即便所有成员都随心所欲地捕鱼，群体也不一定会把鱼捕个精光。也许这片水域中本来就没有多少渔夫，或者捕鱼的技术不足以达到足够的效率。群组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尽可能多地捕鱼，而不会互相影响或危及未来鱼群的储备。但是在某一时刻，要么水域变得非常拥挤，要么渔夫们在捕鱼技术上取得了足够的进步，公地悲剧还是会出现。

爱丽丝自己的行动与群组整体行动带来的影响发生了脱节，这令社会困境在较大的群组里甚至更难以解决。通过进行理性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认为爱丽丝的配合没有任何意义。群体将无视她的行为而行事，无论她配合还是背叛都不会改变。唯一能够由她选择的是抓住还是放弃背叛群体利益或短期收益的机会（见表5-4）。

在公地悲剧中，在私利的指引下行事的人破坏了群体的利益。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人们可以获益于那些依照群组利益行动的人，而无须亲自按照群组的利益行事。这被称为搭便车者问题。

疫咳（或者被称为百日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几乎可以被彻底预防，一旦患上又几乎无药可治。在20世纪早期，接种疫苗的制度尚未普遍推广时，百日咳是人们最害怕染上的病之一，它在发展中国家也持续成为死亡的重要原因。与其他疫苗相比，百日咳疫苗令个体获得免疫能力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标准的新生儿免疫计划要求进行四次疫苗注射。在第一次注射后，大约30%的婴儿获得了免疫能力；两次之后，大约50%；即便是四针全都注射完毕，仍然只有90%的个体获得了足够多的抗体来对抗这种病。

而且，疫苗也并非没有风险。最早的百日咳疫苗有很小的风险，可能会伤及神经。于是它被另一种更安全的疫苗所替代，像其他疫苗一样，虽然风险微乎其微，但是出现副作用的可能仍然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前期，疫苗的副作用吸引了媒体大量的注意力，最为突出的是瑞典、日本和英国。家长开始拒绝为他们的孩子注射疫苗，医生也常无法让他们相信注射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

疫苗注射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可以形成群体免疫。如果几乎所有人都注射了针对某种疾病的疫苗，那么该疾病将在这个社群中无从立足。就算某人染上了这种病，他也几乎不可能传染给其他人。而不愿给孩子注射疫苗的父母不仅使自己孩子有可能患病，还增加了社群中所有人感染这种病的风险。很显然，这种风险随着家长放弃疫苗接种的比例增加而增加。虽然在别的疾病的疫苗注射上也存在这种情况，在百日咳上的威胁却特别严重，这是因为该病的疫苗并不能提供完全的免疫力，也不建议被使用在最年幼的新生儿或者有免疫缺陷的人身上。

1974～1979年，瑞典人中百日咳疫苗注射的比例急速下滑，从90%跌落到12%。相应地，瑞典儿童中患上百日咳的比例从1975年的0.05%（几乎接近零）暴涨到1983年的3.4%。瑞典从一个除了百日咳以外什么都很富足的国家，沦为一个每3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百日咳的国家。

当家长抉择是否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时，他们面临一种社会困境。他们可以选择配合并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或者选择背叛而拒绝接种。当大部分孩子都接受了注射时，对单个孩子而言，还是不要接种比较好：他规避了副作用的风险，却获得了群体免疫的好处（见表5-5）。但是如果存在太多的背叛者，那么每个人都会受苦于疾病变得更为流行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非零和博弈；疾病的大规模流行会在某一个临界点上变得极为可能。

一个搭便车者从其他每个合作的人那里获得好处，而无须自己合作。试想一下社会中的单个人拒绝纳税，他却获益于由税款支持的公共机构，比如警察和消防部门、道路建设和维护部门、保证他的食品安全和工作场所安全的管理机构、军队，等等，他实际上并没有为之付出代价。

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纳税，那么政府能提供给上述社会服务的钱就越来越少，这些服务对于每个纳税的人来说就变得更加昂贵而几乎无法供养，于是能够提供给搭便车者的好处也变少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整个系统将会瓦解。

想象一栋没有事先安装烟感装置的公寓楼。第一个安装的人是个傻瓜，因为就算他自费安装了烟感装置，这栋楼仍然会因为别的房间的失火源而发生火灾。最后一个安装烟感装置的人也是笨蛋，因为他已经从其他每个人安装的烟感器那里获益，而不用自己再多付一分钱。

很容易忽略最开始的那些两人例子，因为那仅是两人自己的责任。爱丽丝和鲍勃可以选择是否要在牢狱中出卖对方，或者是否要在交易密封的袋子时使诈，这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当然社会也没有理由牵涉进来，让那些交易的人自己提防去吧。

社会会因为源于爱丽丝与鲍勃选择的更宽泛的社会困境而牵扯进来。让我们再审视一下密封袋子的交易，把注意力放在顾客爱丽丝身上。她既可以合作并支付货款，也可以通过欺骗鲍勃来实施背叛。是的，她的选择几乎直接影响着鲍勃，但是回想一下更宽泛的窃贼与社会的例子，这实际上影响着所有人（见表5-6）。

并不是说社会在乎某个窃贼，实际上，社会仅需要所有权受到尊重。注意，这里的尊重与所有权的种类无关，可能是公共财物所有权，也可能是私人财物的所有权，还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事物的所有权。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尊重社会的选择，相信那是让成员的共同生活正常运行的合理规则，并让每个人都能相信这些规则会被践行。8

与之类似，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商人鲍勃身上，我们将发现他在由所有商人组成的社群中也面临类似的社会困境：他既可以公平地对待他的顾客，也可以在交易中使诈。社会不需要不诚实的商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被欺骗，还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商业体系的运转依赖与信任。

因此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商家们将停止与所有的顾客进行交易，而不只是与爱丽丝。顾客们也不再从商家那里购买东西，他们可以去执行昂贵并耗费时间的包裹检查流程，而这将需要雇用其他人来帮助他们完成交易，诸如此类。失去了信任，商业也将崩溃。

就连囚犯们也可以有更广泛的、与是否认罪利益相关的群体。一个犯罪组织不会关心爱丽丝或者鲍勃的个人行为，而是关注所有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如果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相信，其他人即便在受到巨大的个人损失的情况下也能为其保守秘密，那么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发展（见表5-7）。

这些社会困境中存在着共同的有趣的地方，分别来观察它们，你会发现不存在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回想一下囚徒困境，无论如何分析，合作都不会生效。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彼此，于是都选择了告发。这便是合作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信任是违背人的本性的，而且也不符合个人的短期私利。这个问题就解释了为什么合作在自然界中如此罕见，为什么在人类之中形成合作也用了如此长的时间，以及为什么我们发展出了社会性压力来增强合作并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注释

1.囚徒困境由20世纪50年代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与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首次提出，数年之后由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命名。许多研究者很熟悉该博弈，并对其进行分析，最为有名的就是约翰·纳什（John Nash）与罗伯特·阿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他们用它解释协作的演变。

2.我应该对爱丽丝与鲍勃进行解释。解译密码者（解译密码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在任何安防讨论中命名两个行为者为爱丽丝与鲍勃。对我们而言，不认识的人不是爱丽丝就是鲍勃。如果你遇到我，如果我叫你爱丽丝或鲍勃不要惊奇。

3.像故事的风格一样，这种事情不是罕见的，只是基本的协商认罪。

4.我听说过一个人从来不在四面都通的停车信号前停下，因为他觉得其他人也会停下来。鹰派政策会运行得很顺利，如果他在路口处遇到的都是鸽子的话。

5.数据库查询能搜出73000篇带“囚徒困境”的学术论文。

6.哈丁使用开放牧草地作为一个例子。以下内容来自他的论文：

想象一块对所有人开放的牧草地。每个放牧人都会在这块公共地上饲养尽可能多的牲畜。这种情况在多个世纪之前都没问题，因为部落战争、非法狩猎以及瘟疫限制了人口与牲畜数量在这块土地的供养能力以下。最终，审判日到来了，即社会稳定的长久夙愿得以实现，到了这时，公共地的内在逻辑不断地制造出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个放牧人都寻求最大利益。显式的或者隐式地，多多少少有意识地，他问道：“在我的牧群里增加一只牲口会有什么效用？”这个效用既有负面成分也有正面成分。

（1）正面成分是增加一只牲口的价值。放牧人从多售出的一只牲口获得了收益，正面效用几乎加1。

（2）负面成分是增加一只牲口会带来过度放牧问题。然而，过度放牧效应由所有放牧人承担，放牧人权衡利弊时，负面效用只是众人数量的小部分。

将各成分效用加起来，理性的放牧人认为，明智的选择是增加他的牲口数量。这个结论只是由共享这片公共地的一个一个理性放牧人得出的。其中就有了悲剧，每一个人都被锁在一个体系中，该体系强迫他无限扩大他的牧群。在相信公共地自由共享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最终会走向毁灭。

7.正规博弈是零和：有人赢，有人输。赢加1分，输减1分，总和为0。

8.是的，这些规则有时由独裁者制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将在第11章中讨论这些。

第二部分　信任模型

第6章　社会压力

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是无解的，因为两个囚犯（或者商人与顾客），不能够相互信任，他们最终都会背叛彼此。更大一些的社会困境，比如军备竞赛、公地悲剧以及搭便车问题也同样难以解决。在逻辑层面上，背叛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该选择最终会给整个群体利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人们通常不会做出背叛的选择，我们始终都在相互合作。我们在商业上信奉诚信经营，但也存在如安然公司、AIG以及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等一些臭名昭著的例外；大多数渔民不会过度捕捞，但也存在少部分人会将海洋供养消耗殆尽；大多人数都会给孩子接种疫苗，但也存在不良反应的风险。在监狱中，有时囚犯之间也不会相互告发。1

囚徒困境涉及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风险平衡，如果你以非常狭隘的眼光来看待，它在整体上不过是一个困境罢了。我们不会站在购物店付款台前的队伍中想着：“箱子里头要么是一台宽屏电视机，要么装的是石头。如果是石头，我最好付假币；如果里头是电视机，我最好还是付假币。”通常，我们只是付了电视机的钱，将电视机放入车中，然后开车回家。如果我们是职业支票造假者，我们在这个困境中也不会想太多。我们用一张假支票支付这台电视机，将其抬入车中。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一台逃跑用的车，然后驱车返回贼窝。

这个问题不是关于人的，而是关于困境的。2 社会困境是在群体利益与一些冲突的个人利益中做出选择。假设个体总是尽量最小化他们的囚禁时间，或者最大化他们的捕鱼量、短期利润。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要比这些复杂很多。我们的冲突利益更加琐碎与多样化，它们很主观，并依情景而定。我们也会试图最大化个人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因此，我们的社会困境是我们与其他人不断发展的关系的一部分。

社会通过将服从群体利益变为个人最佳利益来解决社会困境。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都没有觉察到困境的存在。因为有了法律与警察，偷宽屏电视机的选择并不比不偷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大家都会有所反应，背叛朋友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当然，不被囚禁比冒着坐六年牢的风险要大，而尽可能多地捕鱼比少捕要强，但即使是这些评估也都不一定能够经得起人们丰富情感的推敲。不被囚禁却背上叛徒的名声真的比在狱中待六年要好？捕捞更多的鱼却破坏海洋供养能力真的比少捕捞一些（甚至其他人都比你捕捞得多）要好？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情况而定，将根据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以及你在哪里决定。

另一个有名的困境也说明了这个观点。猎鹿困境最初由卢梭于1754年提出。在他所处的时代，几个猎人（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更多，与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一起围猎一只雄鹿。大家需要相互协作才能保证围猎成功，这一点对他那个时代的读者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要猎鹿成功，每个人都必须严阵以待，但如果一只兔子恰巧出现在一个猎人可捕捉的范围内，不用怀疑，他会没有顾虑地去捕捉他的猎物，他不会关心这样做给他的朋友带来的损失。

该困境与囚徒困境有一点是不同的，即协作的利益大于背叛的利益：一只雄鹿即使分成几份也比一只兔子有更多的肉可供食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困境。对于所有的参与者，协作比其他的选择更优。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背叛始终会在这样的协作博弈中发生，看起来毫无道理可言。

卢梭也忽略了猎人们利益冲突的多样性以及主观性。得到雄鹿的一块肉比得到整只兔子更为实惠，然而这个看起来并不明显（对任何时候、任何人）。当然，猎鹿可以使每一个人得到更多的肉，但人们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一点。首先，猎鹿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逮到兔子是非常有保证的（它们很小，并且很容易捕捉），而得到一块雄鹿肉只是一种可能性（甚至是概率事件），真正的选择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我们勇猛的猎人——爱丽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愿意为跟踪雄鹿花费半天工夫吗？还是愿意逮到兔子，回家，然后在其余时间做一些她愿意做的事情？也许她很累，也许狩猎让她感到无聊，也许她压根就不喜欢鹿肉，而她恰巧有一味很想尝试的烹饪兔肉的良方（我喜欢茱莉亚·蔡尔德《烹饪之道》一书中的一种做法）。也许她确实很乐意为了猎鹿而放弃兔子，但却不相信她的同伴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并不是卢梭决定这些考虑中的哪些对猎人来说是重要的，而是猎人自己决定，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另一个困境叫做大雪困境，有时也被称作胆小鬼困境。3 两个司机被困在一场大雪中，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配合铲雪或者背叛，待在自己的车里。如果两个人都待在他们的车里，这两个人会一直被困。如果至少有一个人去铲雪，两个人都能解救；两个人一起铲雪比一个人会更快更可靠地完成工作。但与囚徒困境不同的是，选择协作对每个司机来说都是最有利的，即使另一个背叛。4

结果会有几个不同的困境^5 （通常称作社会困境或协调博弈），其差异取决于不同结果的相对值。那些细微差别会对博弈论学者产生很大影响，但对于一般大众并不重要。我们根据我们想要做什么而进行权衡。6

当你考察参与者的利益冲突、动机以及优先考虑的事情等细节时，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可能并没有参与同样的博弈。爱丽丝的囚徒困境可能是鲍勃的大雪困境，爱丽丝的大雪困境可能是鲍勃的猎鹿博弈。对爱丽丝，协作很明显是明智的选择，她如果背叛，自我感觉可能会非常糟糕，她将很在乎她的朋友会如何看她。也可能是因为有惩罚背叛行为的法律，她并不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她有属于自己的平衡策略：她自己有关协作与背叛的主观价值。鲍勃可能会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去选择协作或者背叛。今天即使鲍勃与爱丽丝进行同样的博弈，他们明天也可能各自进行完全不同的博弈。这些社会困境比简单的博弈理论模型要复杂得多。

回想在第4章开头讲述的关于狒狒的故事，注意这种社会困境。

人类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便是解决社会困境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解决了这些困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博弈论的限制因素内解决这些困境；相反，我们采用偷换博弈的方式消除了困境。回想被拦在一棵倒下的树前的两个司机，没有一个司机可以独自通过。他们不是在囚徒困境中，他们也不是在大雪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自私利益与群体利益是相一致的——他们一起将树移开，然后继续他们各自的生活。解决社会困境的诀窍就是将社会困境变成本例中的情形。这也是社会压力的做法：社会将其拇指摁在天平上，即社会借力影响结果。

要解决社会困境常常意味着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考虑有关人士以及他们的处境。如果我们假设有关人士足够善良，密封包裹交换将不再是一个囚徒困境。

爱丽丝可能会想：“如果我认为鲍勃会协作，我有两个选择。如果我协作，我将获取我所得的，并且也会因与鲍勃的协作而感觉良好；如果我背叛，我会免费获取我所得的，但我会因欺骗鲍勃有一种负罪感，而负罪感比放弃钱财让我感觉更为糟糕，所以对我来讲协作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如果我认为鲍勃会欺骗我，我也会有两个选择。如果我协作，鲍勃会拿走钱，我会被骗，并且因与骗子协作感到很蠢、很懊恼；如果我背叛，我不会获取我所得的，并会对试图欺骗鲍勃而产生内疚。那种被骗带来愚蠢的感觉比试图欺骗鲍勃带来内疚的感觉稍差，最后发现鲍勃自己也是个骗子。但是鲍勃也在做着同样的分析，并且他也不想因为欺骗我而有负罪感，所以，他不会背叛。”

事实上，鲍勃做了同样的分析而且也选择了协作，尽管（非常有可能）这两个人并没有在意识层面上决定要怎么做，只是表现出了同样的坦诚相待以及相互信任。也许我的感情是错误的——它们可能被道德指南针、公平感或者朝向他人的利他主义激发出来。不管是哪种情况，困境解决了。

那些内疚的情感来源于我们的头脑。内疚的感觉是一种社会压力，以不同程度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道德压力不是我们解决社会困境的唯一手段。所有能使协作更加吸引人的考虑，以及使背叛不那么吸引人的考虑都属于社会压力。这些包括社会对协作者进行奖励，对背叛者进行惩罚，针对背叛者的法律制裁，使背叛难以成功以及难以逃脱的防护手段（见表6-2）。7

当然，还有许多社会压力，我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真实世界并不如此简单，任何对人打交道的分析都要考虑到环境因素。如果爱丽丝是位国外的游客，鲍勃可能就会欺骗她。如果欺骗所得的不义之财数额巨大，爱丽丝或者鲍勃就会觉得欺骗比由欺骗带来的负面感觉更有价值。在第3章中，信任是有上下文的，之前的所有分析在这里也都成立。

对于大多数人，协作比背叛更值得去做。考虑到对与我们同在困境中的人们的了解，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好的策略。8 并且，出于不同但却同样合理的原因，有些人发现背叛比协作更有价值。空间上没有推广性，时间上也不具连续性，只是那个人在特定瞬间做出那个特定的权衡。没有确切的困境，只是个体主观的风险权衡罢了。

社会压力有六种途径能够减少背叛范围，我将用爱丽丝潜在地欺骗商家为例进行阐述。

●社会压力能够增加实际的或者看起来的背叛难度。实际的商业通常并不在密封的包裹里进行。鲍勃采取多种额外防护考虑来最小化爱丽丝可能欺骗的风险。鲍勃要求她用难以伪造的货币进行支付，或者通过第三方认证系统使用她的信用卡。窗户的防护条以及防盗器使得爱丽丝很难从鲍勃那里行窃。

●社会压力能够提升背叛后果的严重性。这些主要是在事后起作用，想想监狱条款、罚金、砍掉小偷的手，9 以及社会驱逐。即使他们从没逮住过任何人，警察的存在也使得犯罪变得困难以及代价高昂，每一部有关打劫的电影都以很生动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

●社会压力能够减少实际或预期的背叛利益。防盗可爆染色包使得偷来的衣服几乎变为废品，ATM机取款限额限制了一个小偷可以偷窃的金额。

●社会压力能够增加协作利益。名誉就完成了该职能。爱丽丝能够从其在商业圈中表现出的诚实守信而受益，如果她与受其恩惠的商人处于同一群体中，受益更为明显。当然，爱丽丝的信用等级也是她名誉的一部分。人都有很强的服从群体的需求。

●压力能够降低协作成本。社会使协作变得容易。购物店里的结账台很容易找到。与物物交易或拖着满袋金银相比，不能伪造的纸币与信用卡使得商业交易很容易进行。或者想象iTunes商店，它使得在线购买有版权的音乐变得非常容易。

这里存在许多有重叠的地方，许多技术也都是紧密耦合的。当减少了背叛收益，几乎肯定就减少了背叛的频率（见图6-1）。

图　6-1　社会压力旋钮

回想鹰鸽博弈，以及社会可用来设置初始化参数的旋钮。图6-1中的分类都是单独一个个旋钮，而社会压力给群体提供了一种控制这些旋钮的机制。理论上讲，如果旋钮能够很精确的校准，社会就可以得到所能容忍的确切背叛范围。

有许多将社会压力进行分类的方法。我所使用的系统是根据它们的起源进行分类的：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以及防护机制。10 当然你也会进行这样的分类。正因为我们感觉到了道德压力，因此会做正确的事或者至少不会去做错误的事。名誉压力被更多的称为同辈压力，但我认为它是所有来自其他人并促进协作的激励。制度压力更为广泛，更为通用：群体使用规则来引导协作。防护机制则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产物：一方面是独立的分类，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其他三个分类。

这四个分类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它们在多大规模的群体上运作。

●道德压力在小规模群体中运作最为有效。是的，道德可以影响我们与地球另一边的人打交道，但总的来说，道德在我们熟知的人中最为有效。

●名誉压力在小规模与中等规模的群体中运作良好。如果我们一丁点都不了解其他人，我们就会对他们的名誉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对他们名誉的认识就越准确。

●制度压力在较大规模的群体中最为有效。它在小规模群体中常常行不通；比如，如果你的妹妹偷了你的自行车，你不大可能报警。它可以在非常大的群体，甚至全球范围运行，尽管有些困难。

●防护机制可以在多种规模下扮演社会压力的角色。它们可以近距离地保护个人，比如一套盔甲；它们也可以是全球范围的，像检测国际洗钱的系统；它们甚至可以是这两者之间的任何范围。

我在此故意对群体规模进行模糊化处理，但对于社会压力肯定得有规模的考虑。社会在不断增加规模，这是社会压力系统正在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应时刻心系规模这根弦。

社会压力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其在安全事件过程中运作的时机。道德压力可以在背叛发生之前、当场或之后起作用。名誉以及大多数制度压力在背叛之后运作，尽管有些制度压力在事件过程中也会发生作用。防护可以在事件之前、当场或者之后起作用。

在事件当场或之后才起作用的压力会通过一个反馈回环来影响权衡。一个人通过直接的知识或者看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知道一些事不会有好结果——可能由于坏名声而被驱逐，或者牢狱之灾，进而会避免这些发生，这就是威慑。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将在图6-2中进行说明，伴随图底部横轴的是时间：背叛之前、当场以及之后；左边是社会压力的不同分类：道德压力与名誉压力（一起考虑）、制度压力以及防护机制。特征/倾向区域代表使人们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背叛的物理以及情感因素。自然防御是让被攻击目标更安全的因素。其中没有一个是社会压力系统，但因为完整性的关系我将它们纳入考虑范围。

图　6-2　不同社会压力的规模趋势

图　6-2　（续）

有一个例子比较能说明问题。爱丽丝正在决定是否入室行窃。群体利益要求她不要行窃，但她有冲突的利益（不管该利益是什么）使她想要盗窃。不同的压力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她的风险权衡（见图6-3）。

图　6-3　社会压力如何影响风险权衡

●特征/倾向。如果爱丽丝有恐高症，她就不会尝试从二层的窗户闯入。如果她的一条腿不便利，她可能压根就不会闯入他人的房子。这些考虑发生在她背叛之前进行风险权衡时，即她在决定是否要入室行窃时（注意这不是社会压力）。

●自然防御在行窃过程中起作用。也许房子的主人在家，并且会抓住爱丽丝（这也不是社会压力）。

●大部分道德压力在风险权衡或抉择时起作用：爱丽丝的公平感、是非观以及遵从法律的意愿。有一些发生在实际盗窃的过程中，例如同感共情作用。还有一些在她犯罪之后发生，例如负罪、羞耻感，等等。

●假如她被抓住，在她犯下罪行之后，名誉压力开始起作用。这种压力来源于别人的反应以及回应。

●制度压力也发生在她入室行窃发生之后，想想那些法律以及惩罚她犯下罪行的机制。

●防护机制可以发生在犯罪发生之前、过程中以及之后。预先干预包括在她犯下罪行之前将爱丽丝关闭起来，或者强迫她吃一些改变情绪的药物使其不再想入室行窃，这些是在犯罪之前发生的。防御是在过程中起作用的：

门上加锁，窗户有保险杠保护，使爱丽丝闯入这间房子变得非常困难。检测系统可以在过程中，也可以在之后起作用：防盗器发出的警报可能及时得到处理，也有可能不行。还有一些障碍，比如赝品与认证系统，也可以在过程中起到作用。法医系统在之后运作，可以指证爱丽丝就是窃贼。还有一种防护机制类型：在盗窃发生之后运作的恢复系统，但是该系统可能给窃贼提供一种不正当的激励，因为他们知道恶意行为的不良后果将被降低至对他们无害的程度。如果爱丽丝知道房主可以很容易从盗窃中恢复过来，也许他很有钱，或者有非常齐全的保险，她更可能去他家入室行窃。在盗窃过程中以及之后运行的系统通常具有威慑效应。如果爱丽丝知道警察会不遗余力地侦查破案以及牢狱之灾的严重性，或者如果她知道房主是空手道高手，又或者房间装有防盗器，她就不太可能入室行窃。

这些分类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些社会压力不能够严格归为任何一类，这很正常，这些分类是为了从整体上更为宽泛地理解这个话题，并不是正式的分类法。

在第7～10章中，我会逐个讲述每一种社会压力。我将讨论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在哪些情况下会失效。

背叛范围太大或者太小将导致社会压力失效：要么是有太多的盗窃，要么是我们为了防止盗窃花了太多的金钱。这与单独的盗窃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的房子被盗窃，不一定是社会安全的失效。记住，我们绝不会将老鹰的数量降低到零。进一步减少它们的数量将变得非常困难。

在某些方面，社会压力像一个群体的免疫系统，像抗体一样，针对内部威胁，T细胞与B细胞给作为整体的社会提供防御，而不是特别关心对个别群体成员的伤害。这种保护虽然不是完美的，对不同的威胁采取不同的且有针对性的处理，非常像免疫系统，使得保护变得更加强大。

注释

1.一种考虑背叛者的方式是，与协作者相比他们不太厌恶风险。因此，协作者可能在几乎没有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获取中等收益，而背叛者可能获取更大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2.用丹·阿雷利（Dan Ariely）的术语“可预测的非理性”来描述我们很恰当。

3.这个名字来自电影《无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其中的反英雄主角吉姆·斯塔克（Jim Stark）与当地恶霸开着偷来的车比赛，开向悬崖，第一个跳出车的人要蒙受“懦夫”的耻辱。当然，如果没人背叛，两辆车都会飞出悬崖，车手都会丧命（如果没有悬崖，你可以玩两个车都开向对方的游戏，第一个打方向盘转弯的人就是懦夫）。在这个博弈中，协作—协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协作—背叛或背叛—协作比背叛—背叛要好得多。在外交政策方面，这被称为边缘政策，该政策几乎导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灾难性后果。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实验表明，懦夫看起来会给人们带来最为糟糕的结果。

4.对许多互动来说，大雪困境比囚徒困境更加切合现实世界。

5.还有一个博弈被称为性别战。男人在周六晚上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女人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困境在于他们想要一起做其中一件事，而不是各做各的事。

6.在行为经济学中，前景理论试图描述这些复杂性。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至今唯一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

7.对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原创论文的许多批评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公地使用者建立了规管机制。

8.道格拉斯·霍夫斯泰德（Douglas Hofstadter）称其为“超级理性”。他认为明智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做事，而不管文化背景。在他的构建中，超级理性参与者认为在与另一个超级理性参与者博弈时，他也会像自己一样去思考，并做出同样的抉择。通过这样的分析，协作—协作比背叛—背叛要好得多。这样做，参与者表现出了集体理智，而不是个体理智。在集体情况下，协作会更好。

9.有些社会指定一只手吃饭，另一只手用来擦嘴，这使小偷在公共场合吃东西时必然受羞辱。

10.法律教授劳伦斯·莱丝格（Lawrence Lessig）提出一个管理理论，社会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的方法来改变个体行为：规则、市场、法律以及架构。如社会可以通过公共广告运动、税法、禁烟或管制烟可以添加多少让人上瘾的化学物质来减少吸烟。莱丝格认为，聪明的管理者会使用它们，或至少知道它们。

我的模型与之相似。我分解了莱丝格的“规则”为道德的与名誉的，从社会压力观点来看，它们非常不同。莱丝格的“市场”可以是非正式或正式的，在我的模型中，其对应的分别是名誉的与制度的。我将制度化市场与法律组合在一起，因为从防护角度来看，它们如此相似甚至可以一起看待。我的防护大致等同于莱丝格的“架构”。

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与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写道：“激励有三种基本风格：经济的、社会的与道德的。”这些分别对应于我的制度、名誉以及道德压力。

第7章　道德压力

想想我有机会参与投票的所有选举中，从没有任何人的选举结果受到我的任何方式的影响。我的投票也从来没有以任何可观察到的方式改变过投票比例。如果我决定再也不投票，民主政治不会有任何影响。不投票当然对我是有利的，因为投票过程很痛苦，我不得不驱车至投票点排队，然后驾车回家。1 我是个事务繁忙的人。

投票是一个社会困境。对于任何单独个体，投票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是的，你的投票起作用，但是却并不重要。确实存在小型选举中一票定结果的罕见例子，但这并没有改变核心要点：投票的麻烦并不值得。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人投票，民主政治则会无从谈起。

所以，人们仍然投票。这件事在两个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一是如果投票者看到两个候选者之间的区别；二是投票者至少有那么一点关心他们同胞公民的福利。对于实际投票者的研究证明此点（见表7-1）。2

关心同胞公民的福利是一个道德压力的例子。3 为了进一步增加投票者的参与度，社会可以以道德的名义直接呼吁。我们将对公民施加以在选举中处于成败关头时投票重要性的压力，我们甚至以明确的道德术语设计了一些问题。我们在投票者中注入了投票是公民义务的观念。我们激发他们的群体成员意识，并提醒他们其同胞都在投票。我们甚至恐吓他们，警告如果他们不投票，剩余的投票者（在政治上与他们有分歧的人）将会左右选举结果。

谋杀是另一个社会困境。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杀掉某人将有利于个体的个人利益，但是群体利益显然不会希望谋杀猖獗起来。为了有效地阻止谋杀发生，社会演变出了针对谋杀的显式道德禁忌，比如第六（或者第五，在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教传统数字中）戒条是“你不能杀人”。

道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一个在哲学与神学领域争论了千年的话题。尽管“道德”这个词常常指一个个体的价值——“道德”代表“好”，“不道德”则代表“坏”。我是在整体层面上使用术语“道德”的，其含义为任何天生或文化教养出来的人在抉择过程中评估潜在利与弊的准则。4 这些包含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过程、外部的规则或者内在的感觉、深思熟虑以及自动反应。这些也包括对于协作以及背叛的内部奖励机制。回看图6-3，在道德与我称为“特征/倾向”的东西中有相当多的重叠的部分，我也希望忽略这个重叠。像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所有的生理过程使得我们更容易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与利他主义。我将所有这些混合在道德成规之下。

尽管道德在某个人的风险权衡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本章中我只关注道德是如何作为社会压力系统来减少背叛者的。在第11章，我将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上讨论道德是如何影响协作或背叛的抉择的。

投票是要做的正确的事情，而杀人是错误的，这些信念便是道德压力的例子：一个利用人们正确与错误意识设计出来的机制。自然选择已经修改了我们的大脑，这样信任、利他主义以及适应会使我们感觉良好，但是，也广为人知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可被信任的、利他主义的以及相互合作的。在以上投票与谋杀两例中，道德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对于投票，高的背叛率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是由大约一半合法选民决定的。5 对于次要的选举被更少的选民比例决定。尽管这个是社会问题，没有投票的选民带来的危害是很小的。

对于谋杀，背叛者的数量更少，但是危害更大。在2010年，美国境内的谋杀率是每100000个人中有5名杀手。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个比例从相对没有谋杀的每100000个新加坡人中有0.39名杀手，到惊人的每100000人中有58名杀手的萨尔瓦多。

道德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困境：它们可以在风险权衡时影响我们，使得我们对一个特定协作/背叛决定感到好或者坏；它们可以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后以及在实际背叛过程中影响我们，比如对受害者的同情；它们也可以在背叛发生之后影响我们，通过负罪感、羞耻感、骄傲、满足等。对背叛过程中以及背叛之后产生的道德感的预期提供了一种协作或者抑制背叛的激励。

冒着触动哲学中各种棘手问题的风险，我斗胆提出道德是唯一存在的使得人们“想要”服从群体利益的社会压力。其他三个机制使得人们“不得不”。

有两种基本道德类型可以影响风险权衡，一个是总体的，另一个则是特定的。首先讲总体的。人类演变倾向信任与相互合作，如第3章所讨论的，这些在我们的道德、伦理以及宗教法典中得到体现。这些法典差异很大，但是都强调忠实于既定的社会准则行为，比如利他主义、公平、适应以及信任。其中最为通用的是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的群体对于黄金法则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解释，但是它基本上是告诫人们要与他人相互合作。这一点确实是最有希望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准则。6

能让人想到道德的不只是那些正式的东西，它们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谚语（极为简单的话语），我们通常用其教导我们的孩子。任何地方的文化都有利他主义、勤奋、忠诚以及与人相互合作的谚语。7 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模型也有道德的成分。不正式的道德提醒物可能会有许多种。你可能学会了不在你村子的河流上游排便，因为你被教导了有关霍乱的问题，或者那样做会使得河神生气；你可能不会缴械投降独自面对控告，这除了出于对战友兄弟般的感情，还可能因为清楚那样做会被当作逃兵，后背将被捅长矛，更不用说投降者的境遇了。

传统上，宗教是社会立下法典并传授道德准则的环境。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有十戒，佛教中有四圣谛，这些宗教都要求人们在孩童时期背诵教规教义。宗教甚至能对非信仰者产生微妙的影响。在一个实验中，有神论与无神论者首先被告知整理一个混乱的句子，然后捐款给匿名的陌生人，而非慈善机构。第一次句子中包含了与宗教有关的词语，第二次句子中只包含宗教中立的词语，而第一次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都比第二次捐赠得多。另一个实验发现，在人们被告知回忆十戒时，将会有更少的欺骗发生。第三个实验通过考查欺骗行为进而考查信仰神的功能。他们发现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在欺骗行为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发现与那些相信上帝是残酷的、惩罚性的、报复性的以及严厉的人相比，那些相信上帝是充满感情的、关爱的以及宽容的人更可能欺骗别人。8

通常来讲，道德不是特定行为的处方，因为它们是元规则。也就是说，它们更多的是关于意图而非行为的，并且极少支配实际行为。黄金法则是陪审员必须遵守的吗？它应该支配士兵如何对待他的敌人吗？许多伦理学家长久以来认为黄金法则对解决特定处境下的问题是毫无用途的。

我们的道德抉择都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即使简单地像“你不能杀人”，也不是最为基本的。杀人意味着什么？一个从最早希伯来语翻译来的较为现代的说法是“你不能谋杀”，但这只是对正题的回避。谋杀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时候是杀人而非谋杀？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或战争中自卫而杀人吗？我们可以把杀人作为惩戒吗？能够允许流产吗？安乐死道德吗？帮助自杀可以吗？我们可以杀害动物吗？魔鬼存活在这些细节之中。这些都是哲学家与道德神学家处理的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些留给他们处理。我们的目的只是了解到一般的道德提醒物是一种粗糙的社会压力便可。

情景分析到处都是。遵循既定社会准则的行为（比如利他主义、公正）可能是广泛的，但在每个文化中的不同时期表达会有所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道德是内在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生就使其发展，其与行走或伸手抓的能力是有本质不同的。道德是被教导的，它们是文化基因并且它们确实在进化，受自然选择法则影响，但并不是先天决定的。

或许有些是先天决定的。有一个理论认为我们拥有道德本能，就像我们的语言本能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过程中，所有道德法典有共同的规则；黄金法则就是一个例子。本书包含的其他规则有公平感、正义感、对慷慨的推崇、对谋杀和一般暴力的禁止以及对集体有害行为的惩罚等。心理学家与动物行为专家马克·豪泽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人类拥有专门与道德打交道的大脑功能，与大脑中的语言中心类似。9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提出了处于人类道德下面的5个基本机制。

●伤害/关爱机制。如第3章所述，我们先天有关爱其他人的意向。从镜像神经元与移情作用到后叶催产素，我们的大脑演变出利他主义的倾向。

●公平/互惠机制。如第3章所述，我们拥有天生的公平与互惠概念。

●合群/忠诚机制。人类拥有很强的倾向将人分为两类，群体之中的（“我们”）与群体之外的（“他们”）两类。这引发了很严重的后果，我们将在本章的群体规则部分对其进行探讨，在第8章关于群体成员部分也有所涉及。

●权威/尊重机制。人类拥有服从权威的倾向，并且会服从命令，仅仅是因为这些命令由权威发出。

●纯洁/圣洁机制。这可能是道德与防护最不相关的方面了，尽管父系社会使用它来约束许多女性行为。玛丽·道格拉斯的纯洁与危险讲述了纯洁与圣洁的概念是如何作为不健康与危险概念的代替物而运作的，而且这肯定影响了道德。

你可以把这些机制当作道德感觉器，并且将其与味觉以及触觉感觉器进行比较。海德特声称他的分类是以进化为基础的，尽管缺乏一定证据。虽然可能有内在与那些分类有关的道德，它们也都受到文化的很大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是我们道德系统的有用划分，而且它们都影响了风险权衡。

这五个基本机制也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自发性协作是受自然灾害或其他危机影响的众多常见回应之一。例如，在与其他群体冲突过程中或者之后，团结程度将明显提升，美国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通常包括在服从既定社会准则行为方面有所改善，比如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参加宗教活动以及慈善捐款，纽约的犯罪率也下降了。群体内与群体外的划分更为明显，美国全国的种族犯罪增多就体现了这一点。

有一些道德压力是非常强烈的。反对近亲结婚，即使在没有任何奖励与额外防护的情况下也普遍得到认可，与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人交配的想法让人特别反感。10 我们保护孩子的感情倾向也是如此强烈，这个倾向可以扩展至小动物甚至是玩具娃娃。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唾弃乱伦者，在我们成为人类之前的几百万年间便会照顾后代。这些强烈的道德倾向可以被故意操纵。将亲戚关系想象为抚养协作关系：血缘兄弟、基督教兄弟等，或者卡通片中的动物常常被画作婴儿般大头大眼的样子，使其更受人们喜爱。

道德的许多内容涉及文化教养。例如，追求公正是一个很广泛的人类特征，但是不同群体中公正的概念却有差异，其以社区大小与宗教情况等变量为基础。心理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利用一个协作博弈来研究生活在秘鲁亚马逊马奇根加部落男子的公正、利他主义以及信任概念。面对飞来横财时，西方人通常会与别人分享，部落人则更可能将其占为己有。以上两种行为在各自文化中的其他人看来都是公正的。11

回想至今我们所讨论过的不同社会困境，它们中许多都包含鼓励人们协作的道德成分。我们被教导，或被制约，取决于你所相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偷窃与欺骗是错误的，尽管不同文化对财产的定义并不相同。我们被教导拿取比我们分享的多是错误的：不管在我们文化中“公平”的含义如何。我们被教导在他人忙里忙外干活时我们悠然闲坐是错误的，尽管没有人会对残疾人、体弱者、老年人或者婴儿这样做有所指责。罪犯中间也有禁止相互告发对方的道德法典。

当然，这些规则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个体环境，有一些规则，比如“盗亦有道”，或者不吃公共餐盘中最后的食物所体现出的礼貌规则，是众所周知的。但如果没有“盗亦有道”这个谚语来提醒他们对于集体的义务的话，盗贼将更无信用可言。

但是，道德压力可以做得更好。除了通常的推崇协作行为以外，还有其他专门提醒人们对集体道德义务（比如，投票的义务）的方法。例如，想想餐馆洗手间“员工返回工作之前必须洗手”的标牌。12 另一个例子是提醒人们不要随手扔垃圾的标牌，“别搞乱得克萨斯”是最好的广告标语之一，也是我最喜爱的一个。

当然，警告标语“禁止偷窃商品”或者“偷窃商品就是犯罪”，将提醒商品偷窃者有被逮以及坐牢的风险，在后面的章节将会对这些内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这些提醒标语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道德成分。更为确切地说，那些公共服务声明有意地激发出人们的负罪感以及羞耻感，其能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为。

我曾在罗马一个历史博物馆中看到一则通告游客的标语：“这是你的历史。请不要在墙上乱写乱画”。那个标语便是社会困境的写照：将一个人的名字刻到石墙上非常有趣，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历史博物馆就会变得非常难看。这种情况下，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差异是比较小的。对一些人来说，一个简单的提示便可以使其做出对群体有利的抉择。

群体规则本身即是一种道德社会压力。各个国家投票参与率差异非常大，从澳大利亚的高达92%到美国的低至48%。是的，一些国家强制执行投票，并利用其他种类的社会压力逼迫人们去投票，我们将在第8章中讨论这些，但是以上比例是发生在投票完全自由的国家。

“别搞乱得克萨斯”的标语非常棒，因为它不仅仅提醒人们不要随地乱扔垃圾，它也增强作为不扔垃圾以及不乱搞的得克萨斯人的群体认同感。

我们不仅从群体中吸收道德法典以及对与错的定义，群体也会传导关于协作与背叛的线索，以及什么才是值得信任的方式。人们会更倾向于为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前提是他们能感觉其他人也在这样做；相反，如果感觉到其他人是在利用他们的话，他们就不大可能这样做了。这个心理机制尚不明晰，但肯定与我们内在的公平感是有关的。只要付出是在公平基础上，我们不会介意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感觉被其他背叛的人利用了，我们也很可能会背叛。

如果你看到邻居在干旱限水期浇灌他的草坪并且没被其他人发现，你的公平感就被冒犯了。为了恢复公平感，你有两个选择：告发他，或者为自己争取相同的利益。现实是你必须与邻居住在一起，所以背叛是更容易的选择（回想谚语“如果你不能容忍他们，就加入他们”）。

心理学家安德鲁·科尔曼称这个现象为坏苹果效应。大规模群体中总会存在一些坏苹果，他们将以群体利益为代价进行背叛，并会鼓励周围其他人也这样做。如果有人超速，或者乱扔垃圾，或者在限水期浇灌草坪，他们周围的人很可能也这样做。

这偶尔会创建出正反馈回路，该反馈回路受人们如何评估风险权衡的个体差异驱动。最开始的背叛者为其他人背叛提供了小部分额外激励。因为总是有一些人天生便是协作类型的，但是非常少，小量的激励就可能促使他们转向背叛的一边。进而，其他人将会有更多的激励去背叛，这就产生了一个可能导致大规模背叛甚至暴动的链式反应。

实验与观察都证明了这个观点。随地扔东西是社会困境：对于任何人来讲，将垃圾放到垃圾桶里总是一件麻烦事，因此将垃圾丢在地上符合个人利益，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街道便会脏乱不堪。如果街道上已经有少量垃圾，人们就更可能随手扔垃圾，如果街道上的垃圾更多的话，将会有两三倍的人可能这样做。相反，如果只是看到一个人随手向很干净的街道上扔垃圾，或者看到一个人在捡拾垃圾，人们就会有不同的行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詹姆斯B.斯图尔特指出当前公众人物的撒谎风气，并将此指责为美国日益沦丧的道德：当撒谎被认为是正常时，更多的人会选择撒谎。在心理实验中，没有被处罚的超速者将会导致群体向更少遵守交通规则的趋势发展。这些模式体现了人类不仅对社会规则有内在依附性，而且对道德规则也有内在依附性。14

这个效应也可用来激发协作。很多年来，社会尝试鼓励人们节约能源。这是另一个社会性困境：如果要节约自然资源的话，我们最好协作，但对每一个个体，尽可能多地使用资源以满足自身需要更符合个人利益。更为自私的是，如果我使用了我所需要的资源而其他人都在节约，我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便得到了节约带来的所有便利。公民道德意识活动便是减轻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还不够。

每个月，我的用电账单上都附有一张图表，比较了我的用电量与邻居们的平均用电量。它显示出我的用电量与平均值相比是更多还是更少。表面上来看，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个呢？用电并不是免费的，我使用得越多，电费也缴得越多。除了从小额账单得到一些省钱的好处外（即使没有图表情况也是如此），我没有因为节约用电得到任何个人便利，而不节约也不会导致任何处罚。

但图表确实有效。当人们可以与周遭邻居比较用电量时，用电量便会更少一些。15 那是因为确实存在便利与处罚，即使仅存在于那些收到账单的人的头脑中：他们爱比较的天性以及他们服从群体规则的欲望等。

类似地，当人们认为其他人都在交税时，他们更可能去支付税单。如果人们认为投票、禁止过度捕捞、注射疫苗、不欺骗顾客等行为是群体规则，他们更可能这样做。这不是同辈压力。在这些情况下，风险权衡是隐蔽进行的。当然，当群体都知道你协作还是背叛时，以上那些行为将更好地被执行，这些内容将在第8章进行讨论。

道德可以被一个强大的统治者、统治阶级或者神父阶级影响。特别地，当你可以操纵群内/群外划分时，一些可怕的事情可以打着道德的幌子发生：奴隶制度与种族灭绝便是两个例子。16 有意思的是，种族灭绝通常通过传道总会宣传运动将受害者描述为寄生虫或者下贱人种：不值得人们对其报以对他人相同的道德倾向。

心理学家西蒙·贝伦·科恩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残忍与邪恶来源于共情作用的失效或者缺失。将此观念延伸至我们的模型，人如果感觉到与群体中其他人有共情作用，会更倾向协作，如果感受不到，则更倾向背叛。一般的道德规则与特定的道德提示物都可以提醒人们的道德原则与群体利益，进而加强群体的共情作用。17

十多年以来，经济学家保罗·费尔德曼带着他的百吉饼到他的工作场所，并使用荣誉制度卖掉它们。他张贴出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保护这个制度的只有百吉饼食用者的道德，别无他物。18 尽管拿走百吉饼而不付钱很容易，费尔德曼成功地收到了大约90%的钱，比雇用他人销售这些百吉饼获取了更多的利润。他最终将这个发现转变成了一个全职事业，在华盛顿140家公司使用荣誉制度销售食品。

基于道德的社会性压力能够有效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当我们第一次遇见某人时，我们倾向协作，表现出彼此信任，因为知道这样做是对的。类似地，我们将信任进行延伸：我们在餐馆里给小费，为百吉饼付钱。我们遵守社会规则仅仅因为它们是社会规则。当然，这都是有相应情景的，我们对此不会含糊，但这就是我们的天性。

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说过道德的基础是面对面地打交道。通常来说，道德压力在近距离内很有效，在家庭、朋友以及其他亲密群体范围内最为有效，因为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些人的意图。当群体在空间以及时间上较为接近时很有效。在一些紧急事件发生时很有效：面对危机与其他压力的时候。群体成员在人种、共同爱好或其他特征上彼此相像时很有效。当面临共同敌人时也会很有效。

想想那张可以与邻居们比较用电量的图表。它并没有与整个世界或者国家相比，只是将我与邻居相比，那些与我更为相似的人。

道德有时可以跨越很远的距离起作用。2011年日本地震及海啸之后，人们上交了在碎石中找到的成千上万个钱包及保险柜，其现金高达7800万美元。尽管相距半个地球的距离，人们会抗议另一个国家的工厂工作环境，或者尝试给出精神慰藉，或者为社会不公而斗争。人类拥有包含所有人道主义，或者所有生灵的道德信念，广大渊博。

我们的天性也可以是非常不道德的。道德压力确实是起作用的，但有时也会失效。当失效时，可能会有以下几个特定的原因：

（1）人们在个体行为方面有所差异。当然，大多数人会在大部分时间内协作，但有一些人在有一些时间内会背叛，而且几乎任何人都会偶尔背叛一下。

（2）道德常常是冲突的。我们将在第11章对此进行探讨。有时背叛者的道德将导致不同规则，而这些规则是协作者无法苟同的。这些人基本上不会受社会道德压力的影响。说服一个潜在的盗贼偷窃是不对的比说服一个废奴主义者奴隶制是好的困难很多。

（3）道德常常走过头。用道德去加强那些简单的遵循既定社会规则的行为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与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强制执行专制的道德法典会困难很多。如果群体规则与海德特的五个基本道德系统有冲突的话，更多的人会与道德冲突，并且有更多的人会背叛。

整个历史过程中，集权主义体制试图将道德法典强加于它的公民之上，压制一些在此之前可以接受的行为，并且发明一些新的要求人们遵守的义务。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当我在1991年访问缅甸时，到处都能看到大的告示牌，展现政府的“人民渴望的运动”，劝说大众按政府支持的方式去信仰、去行动。这些运动常常只是潜在地影响人们的行为。

（4）道德可以被操纵。骗子利用了使我们协作的相同特征：友善、利他以及公平。

（5）道德的可调整性很差。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大，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束缚越来越弱时，道德就会失效。

回想科恩的共情作用理论。当群体变得越来越大，也更匿名时，将会有更少的共情作用。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人只是统计数字。”类似地，在一个大群体中用与亲近的人相同的道德方式去思考问题是有困难的。

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道德成为社会压力中最薄弱的一类。道德是工作在“没有人在监视”下的社会压力。它们决定我们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捡到一个钱包是否要上交，是否会在一个没人的街道上乱扔垃圾，是节约能源还是滥用空调，以及在一个空屋子里是否为百吉饼付费。

在只有道德压力影响社会困境时，背叛者会大大增多。然而，对个体来说，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做出道德选择的机会只占社会困境的一小部分。人是社会性的，所以人更多的是处于被人注视的情况下，而这将带来很大的不同。

注释

1.通过邮件投票更为容易，这也是在司法审判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方式。

2.不幸的是，同样的分析显示不必让投票者知情；他们最合乎逻辑的行为是投票，在政治上并不怎么知情。

3.这也与其他方面有关，如更为一般的道德规则。比如，利他主义是预测投票者是否会投票的主要因素。

4.我不是在区分道德与伦理。尽管许多哲学家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对道德理论的争论远超过本书的覆盖范围。我的“道德”定义是总括性的。

5.“1960～2008年的联邦选举国家投票者出席率”（见Infoplease.com，2008年）。注意这与注册投票者不同。在美国，投票有两个步骤：首先要注册，然后才能投票。在大多数州，你不能在同一天做这两件事。

6.以下是在不同宗教中的表达：

犹太教：“凡你憎恨的事情，不要对你的同胞做。这就是全部的法律，其他的都是说明。”——《塔木德》。

基督教：“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加福音》第6章第31节。

伊斯兰教：“你们中没有一个信奉者，除非他对待他的同胞像对待自己一样。”——Forty Hadith of an-Nawawi。

印度教：“这就是责任的全部；不要对其他人做你不想要其他人对你做的事情。”——《摩诃婆罗多》。

儒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

佛教：“不要拿伤害自己的方式去伤害其他人。”——《法集要颂经》（Udana-Varga）。

道教：“将你邻居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将其损失看作自己的损失。”——《太上感应篇》。

耆那教：“人应该按照他自己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万物。”——Sutrakritanga。

拜火教：“不对其他人做对自己不好的事情的本性是善的。”——Dadisten-I-dinik。

巴哈伊教：“如果你的眼睛朝向正义，你要为朋友指出你为自己选择的方向。”——Epistle to the Son of Wolf。

哲学家与神学家对这个法则的正反两面的看法迥然不同——“己所欲，施于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社会的压力机制，利他与互利本性已足够。善待他人，因为大家都这样做生活会更加美好。

7.这里有两个例子：

玻利维亚的Chácobo说过：“如果你属于人类，你就要与那些需要的人共享你拥有的。”

博茨瓦纳有句俗语：“在幸福的社区中会感到很快乐，在悲伤的社区中会感到很悲伤。”

8.有证据表明，与信仰宿命论的人相比，那些信仰自由意志的人更不可能欺骗测试者或者消极工作。没人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在工作时会保持自我正直，或者他会放弃自私的欲望，仿佛这些都是宿命。可以预测的是，那些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更可能拥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朋友，这促使他们更可能惩罚背叛者。我并不是说自由意志的概念是人先天具有的，或者它作为社会压力机制一直在进化，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9.豪泽（Hauser）的观点并非完全可信。哈佛大学发现他有学术失范行为，他的一篇论文已经被撤消，现在他正欲离开哈佛，也不再允许执教。即使这样，他的书对人的道德机制方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洞见。

10.近亲交配很容易导致隐性基因紊乱，使后代很难存活。印度豹在其进化史中曾一度几乎灭绝，由此带来的高度近亲繁殖使基因池的多样性不足，患病率极高。阿米什人也是如此。

11.这种博弈是最后通牒博弈（详情参见第3章注释14），目标是找到从现代社会隔离的人类，马奇根加部落符合该目标。亨里奇发现第一位参与者可能会做出我们认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大约为85:15，而第二位参与者会接受这个方案。相反，参与同样博弈的现代人会拒绝如此不公平地划分。在博弈后的采访中，马奇根加受测者说他们会接受任何方案，不是因为他们比现代人更能忍受不公平或更能接受不公平，他们认为不公平发生在第一位参与者确定时。也就是说，第一位参与者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被选作第一位参与者。一旦他们接受了第一位参与者的位置，划分就不再有公平可言了。部落中做出与文明社会人相同反应的少数人是那些需要与本部落之外的人打交道的人。

12.不管你是否相信，的确存在确保工作人员在离开洗手间之前将手洗干净的防护机制，手上的污渍如果不充分清洗便洗不干净。

13.术语“坏苹果”被越来越多地误用。在很多场合下，它被用来指代从集体中隔离的做坏事的人，使其不会影响群体其他成员。完整的说法是“一个坏苹果带坏一整群”，明确地指出一个人的名誉会玷污群体内所有人的名誉。对于储藏在地窖中的苹果的确是这样，一个坏苹果会导致所有苹果溃烂。

14.这个想法的逻辑极端是约翰Q.威尔逊（John Q.Wilson）与乔治·凯琳（George Kelling）的“破窗理论”，明显的罪犯行为比打碎的玻璃或者丢弃的汽车更容易激起人们的犯罪欲望。威尔逊与凯琳认为，如果能清理犯罪行为的标示，整个社区会变得更加安全，针对犯罪的社会压力将减少暴力犯罪的数量。

这个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凯琳用这个理论解释20世纪90年代纽约犯罪率的急剧下降，但始终没有实际的证据。研究者比较了纽约和其他城市，发现纽约针对轻微犯罪行为的惩罚手段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并不是说这个效应根本不存在，有证据表明它确实存在。其他导致犯罪的原因更为重要，先防止轻微犯罪进而防止其他犯罪的做法不及直接防止其他犯罪的手段有效。

经济学家斯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原因，他总结说：“大多假设的解释对犯罪率下降没有直接影响，包括那个年代稳健的经济发展势头、变化的人口统计资料、更好的治安策略、枪支管制法律、针对隐藏武器的法律以及增加的死刑。然而，有四个因素可以解释犯罪为什么会减少：警察数量的增加、监狱犯人的增多、无法控制的流行病的减少以及堕胎的合法化。”

15.通过对萨克拉曼多市政事业部和普吉特海湾能源服务的75000个家庭的研究表明，接收比对图表的消费者会减少1.2%～2.1%的能源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发现该变化。当然，这并不绝对，有一些人对这些根本不在乎，认为它们不会改变任何行为，也有证据表明该机制存在负面作用。即使这样，比对图表影响了协作者阵营，使其成为有效的社会压力机制。

16.以前在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通婚很常见，但自胡图族的极端分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掌权开始，以前的部族通婚状况便停滞不前。在胡图族新的道德中，图西族女人被冠以恶名，被她们的魅力征服的男人都被视为叛徒。

17.我们倾向于强调那些受困于严重问题的人们，而不是那些受困于长期问题的人。2004年对印度海啸受难者的救助超过对营养不良人们的救助。

18.放钱的盒子是木制的，有一个槽用于放钱。最初费尔德曼使用开口的篮子存钱，但会有人把钱从篮子中拿走。然后他试着用有盖子的咖啡罐，人们还是会偷钱。带锁的木制盒子可以有效防止偷窃。唯一的偷钱方式就是把盒子偷走，这个每年只会发生一次。

这些数据中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大家都支付90%，还是10人中有9人会支付全额而另一人完全不付钱？这种荣誉制度存在许多部分背叛的方式，然而，它依然提供了对道德压力如何运作的一种洞察。当价格上调时，支付率就会下降。当不支付者的利益增加时，那些刚刚在协作者边缘的人愿意克服道德禁忌去偷窃。吃掉的百吉饼数量表明，对价格敏感的顾客更可能背叛。购买炸面圈的人更可能比购买百吉饼的人少支付钱，也许这意味着吃炸面圈的人比吃百吉饼的人更不愿协作，尽管也可能与这两种食品的价格与实际价值不符有关，或者炸面圈被认为是垃圾食品。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支付率有了持续的增长，与我之前分析的群内忠诚度效应相一致。

第8章　名誉压力

从信任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困境涉及红皇后效应。一方面，背叛者应该朝着能够更有效地欺骗协作者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协作者应该演变为能够更好地识别背叛者。这是一场欺骗能力与识别欺骗能力之间的竞赛。

有许多关于识别欺骗的研究，发现人类在这方面看起来并不十分擅长。也有例外，人们可以学着改善此点，但是总体来讲，我们不能辨别讲真话的人与说谎者。像乌比冈湖都在平均以上的小孩一样
[1] ，大多数人都自以为在实际中更擅长识别欺骗。我们更擅长预测谁是协作者、谁是背叛者，但这方面的能力是很有限的。1

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红皇后效应意味着双方都必须改进才得以生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背叛者更有优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已经演变出了另一种识别谁能信赖以及谁不能信赖的办法。人是社会性的，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与同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交道。我们不需要非得擅长预测坏的行为，因为我们很擅长在事后识别出坏的行为，并用名誉来惩罚它。2

事实上，我们的大脑特别进化出了事后对欺骗进行处理的机制。也许这个可以从华生选择任务（Wason Selection Task）
[2] 中最为形象地看出来。这个测试比较了人们解决一般逻辑推理问题能力与解决识别欺骗者框架内出现的同样问题的能力，例如，“如果爱丽丝去波士顿，她会乘火车去”与“如果爱丽丝可以买到酒，她的年龄超过21岁”。人们通常更善于解决后一个问题。另外，对执行该任务的大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表明有专门的大脑回路负责对欺骗者识别。

回想一下第5章中密封包裹交换的例子看起来多么勉强与不自然，因为该过程不仅仅涉及短期抉择，还有许多其他考虑。商业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它会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地发生，并且经常是与同样的人群打交道。我们熟悉打交道的人以及公司，可能是通过某人介绍，或是偶然得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品牌。每个人都有名誉，并且非常重要。我们与其他人协作部分是出于道德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渴望得到奖励（受欢迎），并且害怕被群体中其他成员惩罚（排斥），大多数观察和实验得到的证据支持这个假设。3

鲍勃是一个有信用的商人，也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名誉。如果他欺骗了爱丽丝，她便再也不会与鲍勃做生意了。更糟糕的是，她将告诉她的朋友。4 鲍勃的名声如果是个骗子，他就不能再从商了。假设鲍勃因为欺骗导致名声扫地，损失的名声比出售物品价值更大，那么他便不再有困境了。不管爱丽丝做什么，协作对他都是有利的。名誉对鲍勃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他甚至都得允许爱丽丝事后撤消交易，即允许退货。5 这是最为基本的破坏声誉的威胁。生意人得让顾客开心，否则他就会名声扫地。因为顾客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也就更加愿意相信商家（见表8-1）。6

在过去，顾客的名誉比今天重要。当生意都是与当地市场的当地商人进行时，顾客的名誉与商人的名誉同样重要。在今天商业全球化的背景下，潜在的客户可能远在地球的另一端，客户的名誉就没有商家的名誉重要了。尽管这样，还是出现了新的确定潜在用户正直程度的手段。在线名誉系统可以让商家与客户对彼此的名誉进行互评，eBay的反馈机制就是这样（在2008年，eBay改变了这个策略，考虑到商家对这一过程的滥用，它不再允许商家给顾客反馈）。

我们很认真地对待名誉，并且花了很多时间以及精力维护它，有时，甚至拿生命捍卫它。7 我们会如此极端，是因为认识到如果希望得到别人的信任并与我们协作，我们必须有一个良好名誉。所以我们保持名誉良好，掩饰缺陷，或者完全捏造一个名誉出来。

很明显的是，心理学与大脑研究表明，与正面信息相比，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人们的负面信息，会记住更多的细节，并持续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知道谁会欺骗比知道谁值得信任更为重要。

我们也非常善于接受别人的名声。有一个理论，谣言的起源是作为一种了解别人名誉并帮助我们知道谁可以信赖的机制。当然，谣言需要语言。人类在地球上造谣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8 并且地球上到处都会有人非常热衷此事。它告诉我们可以与谁合作以及不可以与谁合作，因此也可以知道可以与谁打交道。它有助于建立群体利益与群体规则，也可以作为社会性压力而起到一定作用，观察研究与实验表明谣言能够帮助人们遵守规矩。社交网络便是这些远古需求的现代佐证。

名誉是一个提升欺骗成本并增加协作便利的通用机制。卖艺人通常不相互拆台，因为他们不想在同行中留一个坏名声。钻石批发商通常都及时还清他们的债务，不私拿别人的钻石，也不会以次充好，因为他们不想在圈子里坏了自己的名声。囚徒有时不会相互告发，因为他们不想被城里其他罪犯看作背信弃义的叛徒。

接下来讨论当我们的行为被别人观察时，我们会如何恰当地调整。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心理系的咖啡室是使用荣誉机制运作的，就像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研究者发现如果在盒子的上方贴一个画着一双眼睛（并不是整张脸，只是一双眼睛）的标牌，人们付的钱会比标牌上画的是花朵的情况下多出两倍。类似地，那些被告知只能从满满一碗万圣节糖果中取出一个糖果的孩子，当他们一个人时，发现当碗放在镜子前方时孩子的欺骗便会少一些。在孩子们做实验之前便登记了他们的名字以及地址的情况下，欺骗会进一步减少。同样，宗教通常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观察者。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也是一个人最终名誉的仲裁者，审慎的信仰者便会依此行事。9

我们不仅捍卫自己的名誉不受破坏，也会不遗余力地彰显我们的好名声。这可能是公司很夸张地宣传顾客打分或者产品质量获奖情况，也可能是平凡的“我投过票”的小标签，美国的许多投票点在大选之余的日子都会给投票者发放并佩戴上这种标签。这个效应既有名誉的也有道德的。投票者可以在公开场合表明他们的行为服从群体利益，并且投过票，同时也提醒了其他人的公民责任。用德国的谚语说就是“做好事并谈论它”。10

我们仍需要其他几个方面以保证名声压力系统的有效性。我们并不是总能确切地知道别人正在做什么。也许他们是协作者，而我们却以为他们是背叛者，相反的情况也存在。也许他们只是偶尔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想清楚。尽管偶尔会有一些误解，名誉机制也要照常运作。这要求两方面事情：悔悟与宽恕。如果你不小心背叛了，那么道歉，改正并且返回协作状态。如果某人对你做了这些，原谅他并返回协作状态。

我在这里省略了很多微妙的细节。宽恕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并且在宽恕与易受骗之间以及悔悟与软弱之间都存在一道纤细的界线。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的方言奇卢伯语是最不好翻译的语言。“伊隆加”（illuga）的意思是一个对侮辱在第一次可以原谅，第二次可以容忍，第三次既不原谅也不容忍的人。英语的说法更为爽快：“欺骗我一次，是你的耻辱；欺骗我两次，是我的耻辱。”

在整个历史的大部分进程中，生意是一个本地行为。名誉使其能够运作良好，然而只有在当地范围内能得到保证。西方世界远距离商业贸易的出现得益于欧洲教友派信徒的参与，他们在商业伙伴中拥有很高的贸易信誉度。17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商人与其他国家的商业伙伴贸易的风险很大，因为商家都会以自己的利益行事，并且可能会违背做出的承诺。远洋交易过程中的未知因素太多，所以潜在利益常常是超越被惩罚的可能性。然而，教友派信徒将其诚实生活的宗教承诺以及他们对每个人核心价值的信仰，体现在了所有商业交易中，认为合乎上帝旨意比赚取一笔快钱更加重要。他们从符合良知的行为中获取的益处，以及在宗教与商业圈里保全名誉的益处，远远大于从不良交易中获取的短期钱财收益。如果发现教友派信徒不诚实交易，他不仅面临事业倒闭的风险，还可能会被驱逐出宗教团体。因此，教友派信徒即使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协作，所以当他们在行业内的地位越发牢固时，他们在海外交易中也逐渐站稳脚跟。

教友派信徒是一个例外。名誉作为社会压力有一个问题：它不具有很好的可调整性。回想邓巴数，我们可以认出1500个人，但知道他们名誉怎样的数量就要少得多了，可能是500人，也可能只有150人。我们的交际圈一旦变大，我们就需要其他机制来推断出他们的名誉，而不是直接通过对他本人的了解。因此，正如你预料的那样，我们发展出了一些这样的机制。

一个方法是根据群体成员推断名誉。我们可能相信拥有某种肤色，说某种语言，或者信奉某种神癨的人是不可信任的；我们可能相信教友派信徒是可以信任的。

在17世纪中期，教友派信徒对一般团体都是有意义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成为共济会会员或美第奇家族成员也都有这样的意义。在12世纪，你带着一纸从英格兰签发的律师信函，一路到耶路撒冷都会畅通无阻。在11世纪，中世纪地中海马格里布商人拥有与教友派信徒相类似的名誉。1000年以前，整个帝国都相信罗马的推荐信。

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种族分化的增加会导致不信任情况的加剧。对很多现象的研究都可以表明这个效应，比如合搭汽车、秘鲁小额贷款合作社以及内战逃亡者。更为糟糕的是，其他种族内在的不信任不会因为本族内信任的增加而抵消；跨越不同团体的信任会随着种族分化的增加而进一步变弱。11

因此，我们会使用许多成员属性标签来确定谁与我们更像：语言、着装、种族、帮派、发型、文身、首饰、T恤衫标语、食物偏好、手势、私人握手、演讲中的用语、正式成员凭证等。我们会根据职业、居住地、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性取向、爱好以及其他许多你可以想到的分类进行概括论断。理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史前同族认知机制的残留。尽管这个机制在过去比今天运作得更为良好，但我们的大脑今天依然很依赖这个机制。

以外观为例，许多实验表明我们更可能相信那些与我们看起来很像的人，这一点在不同种族中都得到很好的验证；实验者修改了面部数码照片使其多多少少与被测者相似，发现许多遵循既定社会规则的行为与面部相似程度有关。

方言是一个很有趣的划分群体成员的标签。随着大众媒体的国家化与国际化，口音以及方言都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们还是本地化的。12 它们很难被模仿，除非你是天资禀赋的模仿者，因为它们通常在人的青春期便已定型。在世界范围内，很多证据表明人们更倾向与那些说相同方言的人协作。比如，在一个实验中，被测者更相信与他们说相同方言的人。13 我们天生便会改变说话以及肢体语言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来模仿周围的人，无意识地融入群体之中。14 当然，该结论的另一面便是我们不大可能去相信与我们看起来不像的人。方言倾向似乎是同族认知机制的残留。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涉及长期的（甚至多代的）协作与信任的群体成员标签很难被获得或模仿，而涉及短期协作与信任的标签则较为容易地被获得或模仿。通过学习知识与技能而成为一个足球迷、集邮迷或教堂成员是较为容易的，而获取一个新的面部特征，比如内眦赘皮，或者学会一个方言是很困难的。

通过群体成员属性来考量名誉并不是对一个人预判的好方式，该做法的另一个名字是“刻板印象”。但是，考虑到我们打交道的人数不超过150个的能力，甚至不能说出超过1500个人名的能力，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认知捷径。历史过程中，我们打交道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不得不开发这些捷径。将一个人看作一个特定团体的一员，不管是种族团体还是职业团体，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他可能与我们合作还是背叛的判断。如果他与我们在同一个团体中，他就可能遵守与我们相同的种族道德。

回想黄金法则，仅想着协作还不够，你必须知道你所在的社会对协作的定义，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与你的合作是可靠的。有一本很流行的商业成功书试图“改进”黄金法则，创造了“白金”法则：人们想让你对他们做什么时，就给他们做。这条听起来似乎更具利他性，但其并没有编码到我们大脑中。试图想出别人想要什么是很容易出错的一件事。很容易把你想要的当成他想要的。当然，如果你只是与和你类似的人打交道，他们想要的可能就是你想要的，这样就完全没问题。

社会规则告诉我们如何协作，这也是社会在道德方面倾向同质化的一个原因：这是有益的。当道德不同的人们在打交道时，他们对如何协作可能会有不同的默认假设。记得第7章中马奇根加部落的人吗？他们对“公平”的定义与西方人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都认同怎么样做才是协作，协作才能顺利进行。15

当然，我们的大脑的确天生有着对群内/群外的划分，但划分这个做法并不总是正确的。16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刻板印象是很糟糕地对一个人做出预判的机制，因此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些本能。

另一个帮助调整名誉的替代品是承诺。对一个行为，我们做出不可能违背的承诺，就可以补偿名誉的缺失。考虑妓女与潜在客户之间协调的问题，这两个人在一家酒吧遇见，并同意在男子楼上的酒店房间相见，费用为100美元。她想让男子提前付费，因为她不相信男子会像承诺的那样在他酒店房间里把钱给她。同样，男子也有所顾虑，一旦妓女收到钱，待会儿可能就不会跟他到房间了。如果两个人可以相互信任，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但是他们谁都不信谁。

一个解决办法是将100美元钞票分成两半，每人拿一半。至少在美国，半张100美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任何一方都没有钱。现在双方可以在约会方面做出有效承诺了：这样她才可以收到另一半100美元钞票，而他也可以得到服务。如果他们中任何一方背叛，不去约会，那么就没一个人可以得到钱。17 eBay的第三方支付服务就是完成这样的功能，它们通过强制买卖双方做出一个他们都不容易违背的承诺促成信任。

一个类似的机制是故意截断你的后路，这样你便没有选择，只能遵守你的承诺。这可能意味着烧掉你身后的桥。在1519年，当荷南多·科尔特斯侵略今天墨西哥的维拉克斯时，毁掉了带他们过来的船只，对等他的阿兹特克人以及他的部下做出没有退路的承诺。

第二种证明实现承诺的方式是分步骤达成目标。当我雇用一个合约工来修理我的房子时，合约规定了项目的几个里程碑，并对每个里程碑支付对应部分的工钱。我支付合约工部分工资，他做到工作的对应部分，然后我支付他更多，他做得更多，等等。分步骤的做法帮助双方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相互信任，因为背叛的后果被减轻许多。

这也是冷战主义蕴含的互相确保摧毁的基本思路，美国与苏联都使对方相信它们承诺在遭到袭击的第一时间会大规模报复，结果是任何一方都想使用核武器。这两个国家通常都不会相互信任，但是它们都相信另一方会丧失理智地执行它的承诺。

第三种证明实现承诺是方式是礼制。这可能是签订商业交易后的握手、结婚庆典，或者童子军加入仪式。礼制能够起作用，是因为要拿名誉做赌注；以及社会会惩罚食言者。当然，只有在每个人了解礼制的内涵以及外延是什么后，才能起作用。

第3章中扎哈维的障碍信号是另一个调整名誉的方式：以代价高昂以及难以模仿的方式来彰显我们的名誉。这些包括公开参与宗教服务来证明我们的道德，18 招摇花钱以彰显我们的社会阶层，参加特定活动以表明我们的政治或文化倾向。19 贵族有一套很复杂的礼制体系。银行会耗巨资去建造难以设计的大楼以彰显其健康的金融状况。罪犯也会发出信号来表明他们作为职业罪犯的“良好”名誉：囚禁时间（一起囚禁的人可以证明）、文身以及故意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品牌是另一个调整名誉的方式，其原理与群体成员类似。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与一些组织打交道时，会把对方作为一个群体看待，而非个体。也就是说，麦当劳协作的名誉对我们是否信任它更为重要，而其单独一个餐厅或一个单独的员工并不会影响太多。

品牌并不意味着品质，只是比较能保证遵守规则。连锁餐厅并不一定能提供最好的品质，它们能够保证在所有餐厅里提供遵守规则的服务。所以当你在麦当劳或奶酪蛋糕工厂坐下时，你知道你会吃什么以及要付多少钱。它们的名誉减少了不确定性。

广告会影响消费者将一个特定品牌与一个特定名誉相关联起来。共享的品牌名称是将个体名誉聚集成顶级群体名誉，该名誉如果得到很好的维护，群体的所有成员都会受益。公司会让消费者注意它们的从业年数、规模以及产品与服务的品质，不遗余力地加强它们的名誉。那些鼓吹公司在环境、工作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公益事业贡献的广告无处不在。沙特本拉登集团建设公司的委托人花了很大力气使其与恐怖主义保持距离。

为了确定品质，消费者常常依赖通过品牌提供的认知捷径，甚至会对优质名誉的品牌支付保险费用。针对波尔多红酒的一个研究发现，顾客会为更有名誉的厂商支付保险费，尽管红酒本身并不比其他厂商好到哪儿去。品牌的观念也已经渗透到个体名誉。职业顾问现在建议从业者要“建立他们的品牌”。

最后一个调整名誉的方法是体系化，不是去信任某个人或者某家公司，我们可以信任系统。专业警察队伍以及专业司法意味着你不必去信任某个警察，你可以信任刑事司法系统。信贷局的领导也不用决定是否信任某个借贷者，他们可以信任信贷评级系统。信用卡减轻了商人计算出一个顾客是否有能力晚些时候还贷的麻烦，系统为他们做了上述工作。邓巴数表明我们能够深入了解的人不多，能够知道是否值得信任的人数更是非常有限，单独一个系统可以作为上百万个人是否可以信任的抉择代理。

我们在网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验：eBay上卖家的评分，Yelp上餐馆的评价，安吉清单上的列表合约查看，医生、会计以及旅行社查看等，几乎是你所能够想到的一切事情。社交网站使得名誉系统化，我们根据自己的朋友圈子表明我们可以信任谁。

这是社会压力方面取得的一个巨大进展，其允许名誉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在以往，公司可以无视一小撮顾客的抱怨，因为它们的广告远胜于口口相传的名誉破坏。但是在互联网上，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一个很微小的有损名誉的抱怨可以对公司名誉带来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就在这些名誉系统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功时，它们也带来了新的信任失效问题。因为潜在的背叛者可以攻击名誉系统，这些系统不得不采取防护机制。这一点我们将在第10章进行讨论。

除非有直接后果，否则名誉无法成为有效的社会压力，因此我们既奖励协作者，也要惩罚背叛者。

我们在不经意间通过一些行为奖励协作者。我们会选择与已被证明是值得信赖的商人做生意。我们在那些已被证明是值得信赖的人身上花时间；我们雇用信誉良好的员工，对协作的员工给予提拔与奖励。从一个安全角度来看，友谊是对协作的双向奖励机制。

所有这些奖励的共同之处是使其参与。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通过允许别人融入群体的方式给出奖励：不管群体是做什么的，群体获得了什么利益或者取得了什么样的地位以及信用。我们的大脑天生需要协作，我们迫切渴望被允许加入群体之中。

我们也惩罚背叛者。如果使其参与是公认的奖赏的话，驱逐则是相应的惩罚。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最严重的处罚便是被从一个群体中驱逐出去。人类是如此地相互依赖，这个惩罚不啻死亡。

我们今天依然会驱逐人，比如告诉某些人我们不再是朋友，让他们再也不要过来了。我们会断绝与特定亲戚的关系，将某人踢出在线社区，在Facebook上解除好友关系。在不同的程度上，一个丧失信用评级的人基本上已经被驱逐出了借贷圈。

也有其他一些没这样严重的惩罚：身体暴力、没收财产等。有时，我们称这些为“报应”。以下是缅因州捕龙虾的渔民对群体中侵犯传统边界的成员进行处理的方法：

一般而言，一而再地侵犯领域边界将导致对侵入者渔具的破坏。一个人对闯入者给予警告是很常见的。在一些地方，通过将两个钩子系到侵入者浮标的轴上发出警告；在其他地方，则会轻微破坏罗网。这时，大多数闯入者会移开他们的罗网。如果他们不移开，便会被“切断”。这意味着切断浮标与罗网之间的线，这样罗网便会沉入水底，船主再也没有机会寻得它们……一个侵犯边界的人通常不会在言语上对自己进行辩解，而毁坏侵入者渔具的人一般也不会承认。20

大多数惩罚都不是这样极端。我们依然会与一些朋友出去闲逛，但内心不再那么依赖他们，也不会告诉他们很私人的秘密。我们依然会邀请那些亲戚来家里进行假日聚餐，但不会与他们有过多的交谈。

羞辱是一种常见的名誉惩罚方式，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情感。我们与朋友、同事经历过很多非正式的羞辱。正式些的例子包括警察登记簿报告、IRS季度美国公民取消列表、支付CEO超额薪水的曝光、电视播放逮捕过程，媒体报道中游手好闲的父亲，以及一些像《美国通缉令》之类的电视节目。当然，这些都有技术成分，将一些放入制度压力分类会更为合适。

非正式的惩罚如此常见，以至于很容易忽略它们。一个总是与同事冲突的员工会发现自己困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或者被指派到全夜班的岗位。一个与保姆调情的丈夫可能被他的朋友和家人劝阻，告诫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一个支持反动政治立场的电影明星可能导致票房惨败，因为观众会因此而抵制他的电影。

非正式的惩罚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很常见的，它们在孩童时期便已盛行，从小孩玩耍到学校中的群体排斥。一些群体通过驱逐他人来定义自己。

记得第7章中的坏苹果效应吗？像你期待的那样，如果惩罚是有力度的，那么坏苹果效应便会减轻。

有一个老观点，惩罚可以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在许多传统中，上帝除了惩罚违背者，也会处罚违背者的亲属。21 在一些社会中，如果爱丽丝杀了鲍勃，鲍勃的一个亲属可以杀害爱丽丝的一个亲属，这样便可得到相应的补偿。纳粹将其纳入政府政策之中，称作“施芬哈福特”（sippenhaft）
[3] ，该做法是一种社会压力。如果爱丽丝考虑违背群体规则——杀掉另一个人、通奸，或其他行为，她不仅要担心其他人或上帝对她的报复，还要担心对她家人的报复。如果她背叛别人，那么她家人受到的威胁一方面提高了她背叛的代价，另一方面她的家人也会在第一时间劝说她不要背叛。某些政府对自杀式袭击的家庭的报复便是一个例子，当然，这会导致非常恶劣的后果。想想强奸受害者的“荣誉杀人”，或者历史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世仇，如海菲茨家族与麦考伊斯家族。
[4]

鹰鸽博弈有一个变种，其可以演示名誉是如何解决社会困境的。在该博弈变种中，鸽子更可能与鸽子打交道。当这个发生时，老鹰会被隔离，因此其数量也会减少。

与基本的鹰鸽博弈相比，协作是一个更好的策略。稳定的数量中老鹰的数量更少了，因为鸽子更可能与其他鸽子打交道，进而有效地隔离了老鹰。被冷落到一起的老鹰会在内部争斗，相互残杀。回到人类社会，我们在寻求协作的人时会表现得尽量协作，并且躲避那些可能利用我们的人。从第3章协作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知道：协作者最好能够看清谁是协作者。名誉不仅鼓励协作，并且使背叛者被边缘化，少到可以轻易地被处理的地步。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在讨论社会困境，该困境似乎只有要么协作要么背叛两个选择。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要选择哪些人可以打交道。我们不会漫无目的地进入一家商店，想着商人是否会欺骗我们，相反，只会去那些店主可信的商店。尽管我们可以用背叛以及欺骗来惩罚店主，但我们更愿意去其他地方购物。

在第3章中，我们知道协作要具备两个条件：互惠的利他主义与精确的理解力。道德与名誉，我一直将两者称为社会压力的主要工具箱，提供互惠的利他主义。即使这样，名誉社会压力也会在许多情况下失效。

背叛者采取措施隐藏那些有损他们名誉的事实，或操纵一些表面现象帮助提升他们的名誉。回想20世纪70年代中期，约翰·韦恩·加斯强奸并杀害了33个年轻男子。尽管如此，他的芝加哥邻居以及市政与慈善机构的同事从来没有怀疑过“踩高跷小丑”加斯，竟然会做出比好意逗儿童快乐更为残忍的事情。在英国，哈罗德·希普曼医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被邻居称为“社区顶梁柱”，在他被抓住之前，至少杀了250个人，大多数是老寡妇。然而，大多数例子都不会这么极端。一个政治家可能去教堂并且公开祷告，让选民认为他是很诚实的，其实他是一个伪君子。一个在欧洲徒步旅行的美国人则可能在他的背包上背着加拿大的旗帜。

骗子会花很多时间粉饰他们的名誉。他们采用各种支持、假象以及其他演员（雇用骗子），通过表现得很真诚、自信以及鼓励信任，使得受害者相信他们有着良好的名誉。公司与政治候选人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付费雇用一些支持者，故意传播一些美化他们名誉的假信息。这些做法在互联网上变得更为流行，也更有效。雇用写手写一篇虚假博客、博客评论、微博、Facebook评论等。eBay上的骗子创建虚假的反馈，给他们自己更好的评价。还有一些公司专门给你提供虚假的Facebook好友，使你看起来人气很高，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背叛者试图最小化坏名誉对他们的影响，结交新的朋友，搬到另一座城市，再极端一些的话，改名、做整容手术或者盗用别人的身份。菲利普·莫里斯改名为奥驰亚，因为谁会从一家烟草公司购买他们的卡夫奶酪通心粉？瓦卢杰航空公司在1996年592号航班坠机之后便名声扫地，现在改命名为穿越航空公司继续运作。黑水公司作为防御承包人，因为伊拉克战争诉讼而臭名昭著，改名为Xe服务，然后又改为爱琪。美洲学院因为培训了许多侵害人权的拉丁美洲军官，学院改名为西方半球安全合作研究院。

公司通过广告和公关来最小化它们品牌负面名誉的影响。跨国食品与消费产品公司，像联合利华与宝洁故意将公司品牌轻描淡写，而更加注重对子品牌的打造。积极打造子品牌有许多市场营销方面的原因，但一个安全考虑是，如果一个子品牌出了问题，负面的公共关系不会扩散至整个公司的产品线。

有一些人压根不注重名誉。像个人道德一样，个人在关注名誉方面也是有差异的，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不同情形下也有差异。有一些人很关注名誉，其他人则不那么关注。当然，这些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我们因为不同的个人属性，在不同的群体中有不同的名誉。

有一些人以不恰当的名誉而收场。即使一个人没有做错事，也不一定能保证他的名誉不会受损，不真实的故事也会错误地流传。有些人会因说谎而拥有恶劣的声誉。我们知道有些人与他们的名誉是不相称的，这些名誉有好的也有坏的。

背叛者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在该群体内将拥有不同的名誉规则。帮派成员在群体中兴旺发达，当然，他们在更为广泛的群体中臭名昭著，但他们更在乎他们在帮派内的名誉。该情况也能解释与主流文化不同的道德体系下的背叛者：一个大麻烟吸食者在没有吸毒者的群体中将会非常难过，如果在周遭发现有其他人也吸毒则相对轻松很多。他的朋友将会帮助他背叛。事实上，他选择与一小部分背叛者协作，而不是与不抽大麻的大多数人。这与那些因恐惧而默默祈祷的人一样，包括早期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后来的异教徒、西班牙后驱逐时代的犹太人、前苏联时代虔诚的俄罗斯东正教。我们将在第11～12章中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

因背叛获得的价值可能让人甘愿损坏名誉。也许是一次性的大笔交易，商人愿意牺牲他的名誉以获取巨额钱财，或者可能是商人能够超越名誉的情况。22 我们都听过家庭装修合约工得到一单大合同，然后并不去履行这个合同，或者敷衍、劣质地完成工作，最后带着钱消失，这被称作“一夜消失”。他们已经做了风险权衡，并且认为他们的名誉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他们是职业骗子，一笔大额支付甚至可以巩固他们在同行中的名誉。风景区内的餐馆可以提供一些糟糕至极的食物，因为它们相信既然没有回头客，名誉就不那么重要了。公司CEO可能认为公司修复名誉受损的能力允许公司逃脱一些错误行为的影响，而这些行为在没有高效公共关系部门支持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到授权的。

名誉压力失效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群体变得太大了。23 得益于科技进步，名誉压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调整：想想公共人物与名人、公司与品牌或者互联网上个人的名誉；想想eBay的名誉系统、与Yelp一样的评价网站或者我们如何在兴趣共享网站上结交朋友；想想FBI罪犯数据库、信贷当局把握关于你的信息或者谷歌数据库中关于你的兴趣；想想护照、驾照或者员工标记卡。这些都是名誉体系，都用来在不同的风险权衡中施加名誉压力。

但这些体系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准确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名人、公司以及远方人们的信息并不总能与实际相符。这不仅仅是大规模处理所引发的天生错误，也因为这些体系可以被操纵，而支持体系的技术也可能被攻击。为了能够调整名誉，我们需要相信这些名誉系统，但这些信任的根基并不见得牢固。我们将在第10章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

与人满为患的公交车或城市相比，名誉压力在人们都互相了解的群体中最为有效：比如朋友圈或办公室同事。住在一起的邻居们很擅长解决争端，而居住没这么近的人在这方面就不大擅长了。

然而，一旦群体的规模变大，人们的社交关联性变弱，名誉就不能单独起作用了。

心理学家朱利安·爱德尼对哈丁的公地悲剧评论道：“对于一个简单、独立、可维系、运作良好的公民团体，上限人数只能是150人。”24

11年之后，邓巴写道：

哈特教派信徒是现代北美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公有制地生活与劳作，认为150人是他们群体的人数上限。他们设定群体规模的原因很有意思，他们发现当群体超过150人时，他们不能只通过同辈压力控制成员的行为。

哈丁对哈特教派信徒的评论写道：“也许我们能够说，只有人数少于150人的群体，才可以被真正地管理——被良知所管理。”

我曾在某处读到过警察代表了社会系统的失效。25 社会系统应该能够自我监控，不需要正式的规则以及强制执行。然而，社会不是自我监控的，并不仅是因为我们害怕维护治安的手段，这只是社会群体规模增大带来的自然结果罢了。

注释

1.研究者使用囚徒困境来研究这个问题。背叛的人预测其他参与者有76%的背叛率，而协作的人预测有68%的协作率。用外行的话说，人们反射性地认为其他人跟自己一样。更为有趣的是，在一个试验中，人们在与其他人交谈半个小时之后，要求他们预测对方的行为。然后，人们就可以更好地预测谁会协作，谁会背叛。在另一个试验中，多局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参与者要评估他们对手的意图。协作的参与者更擅长认出其他协作者，背叛者经常将协作者误认为背叛者。这并不奇怪，人们总会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2.名誉在第3章中提到的许多“博弈”中都很重要：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公共产品博弈，等等。当受测者的行为被研究者所知或与其他受测者能够碰面时，他们会表现得更加利他、公平以及协作；当受测者完全匿名并且单独在一个房间时，他们的表现就不同了。

3.在1984年，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研究了迭代的囚徒困境。他设置了计算机竞标赛，并且邀请了所有学术上的同事彼此竞技。他的发现很有趣，当然“后见之明”的意味很浓。成功的策略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它们是利他的（艾克斯罗德使用的词语是“善良”），意指他们在对手背叛之前不会背叛。

它们是报复的，以牙还牙。

它们是宽容的，在稍后会再次协作。

它们是非嫉妒的，他们的目标不是超越对手。

最为成功的策略（称为“以牙还牙”）极其简单。以牙还牙的参与者会首先协作，然后模仿对手之前的行为：如果他的对手在这一局中协作，以牙还牙者会在下一局中协作；如果他的对手在这一局中背叛，以牙还牙者会在下一局背叛；如果两个以牙还牙者竞争，他们都将长久地协作下去。从本质上讲，艾克斯罗德发现了名誉。

4.多数人认为，不满的顾客会把这种经历告知9～10个朋友，13%的人会告知20个或者更多的朋友。在Facebook上，顾客会告知任何他们认识的人；在Yelp上，顾客会告诉任何他们不认识的人。当然，在第一手得到的名誉与第二手得到的名誉之间存在差异，类似于第1章中讲过的人际与非人际信任。

5.塔吉特百货曾经会接受不是在塔吉特购买的货物退货，他们认为与跟顾客争吵相比，接受退货更为明智。现在他们不再这样经营，可能是因为太多的背叛者利用了这个机制。

6.囚徒困境实验证明，当参与者知道彼此的名誉（不再匿名）时，协作率从50%涨到80%。

7.决斗不总是非理智的，对该做法的经济分析表明，这是讲得通的，它考虑到当下的名誉现实。类似地，发生在犯罪世界中的拿生命捍卫名誉的事件，在经济层面上也是说得通的。

8.黑猩猩通过偷听第三方沟通可以了解其他猩猩的名声，但它们不会直接交流其他黑猩猩的名声。

9.伊斯兰教中至善的概念——人们应该行善。帕斯卡的赌注将这个观点看作愤世嫉俗的结论：最好协作（信奉上帝、遵循上帝的旨意等），不要背叛，因为背叛的潜在后果太严重了。

10.更好的是，做善事并让大家秘密地发现，像英国随笔作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说的那样：“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喜悦是悄悄地做善事，并意外地被人发现。”

11.也有反面的证据。在一些情况下，多样性看起来会加强协作。埃里克·斯兰纳（Eric Uslaner）对普特南（Putnam）的论文产生质疑，多样性社区会更加协作，因为居住其中的人们更可能接受陌生人到他们的“道德社区”。这显然需要更多的研究跟进。

12.住在挪威峡湾两侧的人们说着不同的方言。直到最近，英国人仅能通过英语口音认出30英里范围内的本地老乡。

13.人类学家大卫·奈特（David Nettle）运行了有趣的仿真，与鹰鸽博弈规则类似，他设定了人造世界，其中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协作，而且个人可以选择想要协作的对象。当只允许个人与说着同样方言的人协作时，鹰在种群中的数量会比不把方言作为一个因素时要少。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已经知道基于亲近关系的互利是物种协作演变的一种方式。最有趣的是，奈特发现这种使用方言机制的社会压力，当方言在每一代都变化很快时最为有效。这个仿真反映生活中的变化，历史上，人类的方言只在很少的几代中有明显的变化。

14.我们也试图采用其他文化规则，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感觉陌生了。我们会小心地用两只手递名片给日本同事，我们也会在喜欢红酒的情况下陪德国同事喝啤酒。

15.对另一个对囚徒困境的分析证明了这个观点。至今，我们对爱丽丝与鲍勃的选择做了相当直接的分析来决定哪些抉择更好。人们也可以通过考虑爱丽丝与鲍勃会进行不同选择的概率来扩展这个分析：如果爱丽丝与鲍勃不是完全的陌生人，可能彼此已有所了解，也知道另一个人会如何行事；如果爱丽丝与鲍勃处于同一个囚徒困境，并且知道鲍勃来自同样的文化，拥有同样的宗教，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爱丽丝会合理推断出鲍勃会做出与自己同样的抉择，并且最终会选择她的选择。尽管她事先不知道鲍勃的决定，只知道鲍勃跟自己很像，他们很可能进行同样的选择。给定一个假设，爱丽丝只会在协作—协作与背叛—背叛中进行选择，困境不再存在了，因为协作—协作更好。

16.总之，“是”不意味着“应该”，即存在未必合理。

17.机制不是完全对称的。一旦约翰将钞票撕成两半，就是沉没成本了；但是妓女并没有风险，如果她没有赴约，她没有收益任何，约翰却损失了钱。

18.有一个理论认为，代价高昂的宗教仪式，比如华丽的葬礼或成人礼派对，是一个信号机制，表明忠实于既定社会准则的行为。

19.代价越高并且越难模仿的信号，它们会更加值得信任。类似地，奖金越高，信号越容易被核实。如果你申请的工作是外科医生，与申请侍者相比，你的简历会被更为仔细地查证。

20.缅因州捕龙虾的渔夫有一个机制，在正在繁殖期的母虾尾巴上刻上"V"形记号。其他渔夫捕到这只带有记号的龙虾就要将它放回河中。这是通过道德以及名誉来解决的社会困境，"V"形记号可以更容易识别出母虾，并使出售龙虾变得困难，因此协作变得更加容易。

21.以下几个句子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上帝使祖先的罪在子女身上得到报报应。”——欧里庇得斯。

“父辈有罪恶，你虽无罪，亦要遭受惩罚。”——贺拉斯。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圣经·出埃及记》。

“父债子还。”——莎士比亚

22.我一般不相信体育场外的黄牛。我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们，所以他们肯定会骗我一笔。如果门票难以伪造，情况将改善很多，这就是防护机制。但是现在很多门票是通过在线交易打印收据，并验证条形码，这无法阻止黄牛一次次重新打印并销售同一张票？我实质上买了一个密封的袋子，在到检票处之前，不知道手中是门票还是一盒石头。

23.名誉不会按比例缩小。如果你和家人一起吃饭，没有人在意你吃多少。只要在亲密的关系中存在信任，大家已经知道谁能吃多少，而且也相信每个人都能吃饱。有时，这种事情在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会发生，或者存在于亲密的商业伙伴中，但这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背叛行为。

24.埃德尼列举了小规模群体更有效率的几个原因：群体间的交流更为有效，容易发现个体如何应对资源稀缺问题，个体逃避责任变得更为困难，关系不会太疏远，钱的作用较小。埃德尼写道：“可以关注于改善群体本身，就会很容易监控剥削的权力，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个体间建立信任。”虽然他没有使用相关的术语，但他确实是在讲道德以及名誉压力。

25.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lt）说过类似的话，当他被问及为什么作为一名终身教授会参加学生游行时，他说：“我认为使用物理强制力是警察的职责。因此，任何反对警察的人都不能让他们伪善地将强制力隐藏在必须遵守的命令之下。他们必须完全执行所代表的东西。”

[1] 此处指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源自加里森·凯勒虚构的草原小镇，这个小镇上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帅、小孩都出类拔萃，但他们经常做出荒谬可笑的事。社会心理学借用这个词指人们总觉得自己各方面都高于平均水平，即自我拉抬偏差。——译者注

[2] 此为一个心理学实验，由Peter Cathcart Wason提出。——译者注

[3] 这是一种株连法令。——译者注

[4] 美国电视剧《世仇》（Hatfields＆McCoys）中的两个家族。——译者注

第9章　制度压力

商家一般会设定适合自己行业特点的营业时间。如果他们的顾客习惯一大早就购物，商店便早早地开门营业。如果他们的顾客喜欢起得晚，商店就快到中午才开始营业。至于夜晚、周末与假期，明智的店主将根据顾客喜好来调整商店的营业时间。

然而，购物中心通常不是这种情况。购物中心有固定的营业时间，如果你在购物中心有一家店面，你必须与该营业时间保持一致，就不再受顾客的喜好影响了。这被称为“连续操作条款”，大多数商场租约都包含该条款。

该条款解决了一个社会性困境：对每个店主来说，根据顾客喜好调整他们的营业时间是最好的策略，但如果所有商店统一运营时间，顾客购物时每个商家都在营业，整体上对商家是有利的。为保证商店都服从群体利益，购物中心运营人员通过严厉的罚款机制来保证连续操作条款的有效实施（见表9-1）。

像我们在前面章节所看到的，解决囚徒困境需要改变个人利益行为以及服从群体利益行为的成本与利益。购物中心通过罚款解决它们的囚徒困境，罚款提高了店主个人利益行为的成本。只要成本足够高，所有店主将在营业时段上保持一致。

购物中心的正常营业时段以及对违反该时段规定的罚款是制度性社会压力的例子。这是由购物中心的机构，甚至可能是由所有商店组成的协作机构建立的规则，而店主构成的群体都同意该规则。

政治哲学家长久以来认为，对成功的人类社会仅有非正式社会压力是不够的。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中叶的著作中写道，个体是不能被信任的，因为背叛的机会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在这个“自然状态”下，即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尽管他从没使用该术语，我们的生活将会“孤独、贫穷、肮脏、粗野以及短命”。马丁·路德在一个世纪以前也说过同样的事情。

在18世纪末，伊曼努尔·康德这样写道：

组织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管看起来多么困难，即便是由恶魔构成的种族，只要他们有智慧就可以做到。问题是“假定大多数理性的人要求通用法律保护他们得以存活，但他们中的每一个又秘密怀有逃脱法律的倾向。尽管他们的私人意图是有冲突的，只要他们相互检查，并以这种方式建立宪法，结果公共行为看起来就像他们没有这样那样的私人意图一样”。

这样便产生了社会契约理论，其假定人们自愿授予政府权力，强制眼前个人利益服从长期群体利益，以保护他们自己以及同胞公民不受到伤害。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卢梭以及20世纪哲学家约翰·罗尔斯都提出过支持这个理论的观点。他们对获得社会秩序理想途径的结论有所区别，但都坚持认为不管从道德上，还是从必须性上，都要强制限制个人自由，也可以推断出，如果没有强制执行法律的政府，背叛者必将接管统治，对所有人产生危害。

在最基本的形式上，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见到过这个观点：对惩罚的恐惧感迫使受到诱惑的人诚实。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的朋友认为如果消除恐惧感，正义将与邪恶无从区分，“人类谴责不公正，是因为他们害怕成为不公正的受害者而不是躲避做不公正的行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构造了一整套围绕该原理的政治哲学。

人们不会有理性行为，除非通过必须手段，但当有充足的选择以及太多的特许存在时，世界将变得混乱无序。因此，有一个说法，饥饿及贫困使人勤劳，法律使人善良。

当然，这也不完全正确。公正不仅是指迫使那些因为害怕某人（也许是上帝）会惩罚他们的不轨行为的恶棍从良，互惠的利他主义也在起作用，并且大部分数人在大部分时间是诚实的。马基雅维利所谈论的是背叛者，对这些人其论述基本是正确的。

通常，法律、条例以及通用规则都是制度性社会压力，它们与名誉压力类似，但前者更为正式。我们都认为服从制度压力是成为群体成员的先决条件，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法律，并愿意受其约束，将其作为成为政治单位一员的条件（当然，个体对所有用在他们身上的规则是否都“愿意受其约束”是存在争论的，但政治哲学家一般都这样认为）。

不正式的社会习俗与规则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明晰的。社会病理学家将政府编纂的法律以及显式规则与群体遵守的不正式规则加以区分，但这为不那么官方的群体留下了灰色地带。然而，将我们的名誉压力编纂到法律之中是社会前进的一大步，这使规模更大、更复杂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比如城市。

提出公地悲剧一词的哈丁，后来他希望称其为“不受管制的公地悲剧”。他论文中的观点认为不是背叛者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群体的利益，而是他们在没有加以适当管制的条件下才会这样做。他在强调制度压力的必要性。

制度压力要求机构来实施与强制执行，我所说的“机构”这个术语内涵宽泛，包括各种规模的政府，也包括宗教机构、公司、犯罪组织等。这些机构制定规则、法律以及法令（有好几个术语）对违反这些规则的人进行制裁，并对遵守这些规则的人予以奖励。

行窃的成本超过了不义之财所得，包括行窃的时间成本、掩饰有物品被盗的努力、入室行窃的心理压力、调查犯罪以及起诉的成本，甚至还包括如果嫌疑犯很穷为其辩护的成本。有时盗窃的成本远远超过不义之财所得，比如有人从数据中心偷了铜线出去，以废旧金属的价格将其出售，或者为盗取内部的物品而破坏掉一座建筑。当然这些成本并不由窃贼承担，对他而言这些都是外在的。

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配套的强制执行提高了行窃成本，窃贼将承担行窃行为带来的全部成本，而入室行窃的成本甚至会提高到比通过合法途径购买全新物品的价格还要高。

投票是另一个例子。在美国，投票参与率很低，部分原因是没有法律要求投票。在一些法律要求投票的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等，投票出席率就高很多。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法律要求投票，但法律会以其他的方式提升不投票的成本，比如，在希腊，不投票的人很难获得护照以及驾照。如果在新加坡不参与投票，会被取消选举人资格，如果重新申请的话必须提供充足的理由。在秘鲁，加戳的投票卡对获取政府的某些服务是必需的。在墨西哥与意大利，对不投票的人也有一些不太正式的惩罚，请参看前面的章节。意大利人称这是“无伤大雅的制裁”，但却可能使你的小孩获取日托服务变得困难。

迪肯悖论是另一个例子，这个社会性困境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见表9-2）。

最初，结婚仪式并不是正式的，而是完全基于名誉的。在财产以及继承方面我们演变出了一些规则，围绕这些规则，宗教以及市政机构便把婚姻正式化了。当然，这并不完美。从人类社会开始以来，轻佻地对待感情一直存在，规则也只是选择性地被强制执行，调情者常常会被诱惑以其他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正式化的婚姻规则从出现就一直很有效，并且基本上还是起作用的。

交通堵塞是另一个例子。如果你曾在拥挤的市中心开过车，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司机会与前方的车保持尽可能近的距离，这样就没有车可以加塞，他们也会尽快到达目的地。这个策略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当红灯亮起时，十字路口处将发生堵车，而去另一个方向的车将不能顺利通过。这会造成极大的不便利，如果有紧急事务的车辆被困时，对公共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在极端情况下，堵塞可以使交通瘫痪数小时。对个人来说，如果每个人都表现出理性克制，在一个方向上的车没有完全过去时就不要拥挤到十字路口处，这样情况便会有所改善，或者对那些违规拥挤到十字路口处的司机进行处罚。在许多城市，如果你不能在完全不阻塞交通情况下穿过十字路口，便是违法行为。

有一些社会困境对制度压力特别抵触，绑架与海盗行为便是两个例子。这两种情况下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绑架与海盗行为对社会是非常有害的，因此支付赎金是不对的，这样罪犯就赚取了不义之财，还会越来越大胆。然而，如果我们最亲近的人或者货物被绑架索要赎金，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例外。因此人们会屈服于个人利益、自我保护利益或其他利益，并支付赎金。这个做法使绑架在许多国家都变得有利可图，最为猖獗的便是在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伊拉克，并且也使得海盗行为在东南亚以及索马里海岸线日益猖狂。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颁布法律宣布支付绑架赎金是非法的，但是这些法律很难被强制执行，因为交易双方都想避开权威机构。仅仅宣布绑架是非法的还不够，执行才是关键，在绑架与海盗行为高发的国家，警察执行力差还算是较好的情况，腐败的警察作为帮凶才是最为糟糕的。海盗行为有其外部性，成本不是由发生海盗的国家承受。1 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严格的执行力使得绑架索要赎金非常少见，海盗行为几乎不存在。在其他国家，如索马里，支付赎金是司空见惯的，尽管政府会时不时判决海盗进监狱。

这可与贿赂进行对比，像绑架一样，对公职人员进行贿赂是一个社会困境。如果没有行贿，社会将更加美好，但是当遇到比较固执的官员，他们就很容易忽略社会利益并进行贿赂。当贿赂行为的提供者以及接受者双方都被判为非法时，双方都有动机避开警察，这样便增加了反贪污法律强制执行的难度（事实上，警察有时会被贿赂，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印度首席经济顾问最近声称，对一些类型的贿赂，应使贿赂行为提供者合法化。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没有把贿赂提供方当作罪犯，他将更愿意帮助检举索要贿赂的公职人员。当然，这个只对一次性贿赂起作用，官员向本应该正常得到公共服务的人索要贿赂。对于官员被要求做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对一段时间内多次贿赂的情况，便不再起作用了。在所有情况下，行贿者都不愿意将行为公开，而不管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但是在更为常见的例子中，政府官员通过一次性交易中饱私囊，行贿者行为的合法化将使得官员更可能被公之于众。2

类似地，尽管与恐怖主义分子谈判是不好的策略，也会有例外发生。在英国境内的爱尔兰共和军引爆炸弹袭击的猖獗时期，撒切尔夫人向公众声称她的政府绝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但同时又紧锣密鼓地通过秘密渠道与爱尔兰共和军高级官员进行谈判，这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非主战派与英国政府进行的谈判。

类似于名誉压力，制度压力必须有相应的后果才会有效。两者的区别在于名誉的后果是非正式的，是而制度的后果是正式的，是写到法律条文中的以及明确无误的。后果可以是惩罚，更正式的说法是制裁，或者是奖赏，最恰当的说法是激励。

回想在审讯室中的鲍勃与爱丽丝，他们正在做各自的风险权衡。不告发同伴会加强罪犯的名誉；另一方面，犯罪组织搜查并惩罚那些走漏风声的叛徒（见表9-3）。

你可能会质疑本章及前面的章节提及的罪犯保持沉默的规则，以及杀掉警方线人的做法，我认为这得根据规则的正式程度进行判断。这个问题是绝不能回避的。

制裁有几种作用。现代刑罚学者认为监狱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罪犯进行重新教育与做人，并减少再犯。经济制裁作为惩罚措施，可以提升背叛的成本。不幸的是，两者对他们都有报复性的一面，即又形成了名誉压力。3 其中对社会压力最为重要的就是威慑效应。一个规则或者法律会激励人们协作，仅仅是因为人们内在的服从权威以及遵守规则的本性，但是，如名誉压力一样，法律主要依靠惩罚作为对背叛的威慑。但与名誉压力不同的是，强加的制裁更为正式。4 这并不是说一定是写下来的书面化形式或者一个法律条文，尽管通常是这些东西。制裁减少背叛的发生，回想第7章中的坏苹果效应，它们阻止了背叛进一步的发生。

这些奖励的大意是让强制正式化。尽管抑制性的法律也有这些方面，它们是指定性的，也具有惩罚性。在整个强制执行过程中，它们通过提供可以接受的行为以及预知会有何种惩罚的指导，在作出协作还是背叛抉择之前以及之后起作用。

法律等同于社会强制执行它们的能力。仅仅通过一部法律要求人们支付他们的税款，或者禁止雇用童工，或者限制谷物中杀虫剂的分量是不够的；如果你不对背叛者进行相应的惩罚，法律就没有威慑作用。罚款必须要恰当评估，并且确保能征收到；囚禁必须达到相应的时间。所有这些都必须着眼于解决社会困境。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的第15篇论文中说过：

法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实施相应制裁，换句话说，对于违反法律的人进行惩罚与处罚。如果不对违反法律的人进行处罚，假装成法律的决心以及命令事实上只是一堆建议或者推荐。

制裁有三个基本分类：没收资源或财产、羞辱或者体罚。罚款属于第一种分类，体罚又可分为监禁、身体伤害以及死刑。历史上，羞辱以及体罚更为常见，股票是基于两者的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受其限制的人们可以被公司利用。性犯罪登记是现在常见的羞辱制裁，但是其他一些制裁，比如要求侵犯者站在一个公共场合，并佩戴一个表明他们侵犯性质的罪名标语在身上，这种做法逐渐流行，尽管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但这些做法并不道德，是无效的甚至使大众与侵犯者同样感到丢脸。受到监视的软禁也有羞辱的成分。社区服务如果是明显的、公开的，那么它也存在这种成分。

现代的制裁大多由监禁或经济惩罚构成。监禁将背叛者从社会中隔离一段时间，使其不能再去犯罪。如果管制得当，监狱会是罪犯洗心革面的地方。反之，监狱就会变成罪犯学习高级犯罪手段的地方。

经济惩罚的执行有很多技巧，因此也值得用较多的篇幅对此进行讨论。超速存在风险权衡，它是有风险的（发生事故），但也有奖赏，比如可以更早到达目的地或快速驾驶带来肾上腺素涌出的快感。风险权衡中有许多病理学上的考虑——奖赏会立即出现并且是持续的，但风险是不确定的，只是偶尔发生，并且人们会认为社会不让他们自己做出权衡是不合理的。

问题是当爱丽丝超速，她也增加了周围其他人的风险。5 因此便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困境，如果你不想让爱丽丝超速，就得将超速行为视为非法，并对其进行惩罚（见表9-4）。研究表明罚款可以从整体上减少超速发生，尽管不能对超速上瘾者产生什么威慑。禁止酒后驾车的法律及其强制执行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经济惩罚很重要的一点是罚金得高，使背叛行为不能有利可图。比如，假设海关有10%的机会能够抓到走私者，那么走私的罚金至少应该是走私货物价值的10倍，否则，走私行为在经济上就是赢利的。据某报告称，英国没有上保险的司机会进行一些数学计算，如果预期的罚金比上保险的成本要低，那么司机就会一直不上保险。涉及公司时，罚金额度的考虑更为重要；在许多例子中罚金是如此之少，可将其看作生意中意外成本的一部分。我们将在第13章中对此进行讨论。

固额经济惩罚是不合时宜的。在对超速的权衡中，超速的罚单金额的多少是相对的，如果你很贫穷，100美元的罚单就是一大笔钱；如果你很富有，这根本不会引起你的注意。6 芬兰、丹麦以及瑞士根据超速者的收入情况调整罚款额度，这些国家的富人的一张罚单可能超过100000美元。你可能认为这个机制不合理，但这种方式的确是一种更为广泛有效的社会压力。超速者的拘禁时间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

用法律进行经济惩罚有两种方式：颁布法律，或使责任制度化。如果受到影响的人可以起诉背叛者，并且得到的赔偿比损坏更多，这将会提升背叛的成本。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通过确保背叛者支付背叛成本移除了外部性。看看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过度捕捞。对那些过度捕捞的渔民通过法律进行罚款（或者判刑），并且强制执行这些法律，困境就不存在了。假设罚款的成本（“成本”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包括金钱、入狱时间、羞辱以及其他）比过度捕捞所得要高，爱丽丝的风险权衡将会发生改变。

●污染河流。允许被污染河流下游的居民对厂家进行起诉。假设法院处理得当，向河流排污的厂家的官司成本应高于不向河流排污带来的成本。

●不安全食品的处理。消费者保护法提升了忽视食品安全的成本（假定为了省钱），通过对违反相关食品安全法律的商家强制执行罚款。

这些都是基于原告与被告可以承担同等法律诉讼的前提之下才能发生的。当污染厂家财大气粗，受污染影响的居民却没有财力支付律师诉讼费用时，上述权衡将有所改变。或者当外国公司将食品运到其他国家，且被查获的概率很低时，就会导致不法行为，我们将在第13章中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税法是另一种类型的制度压力，这很奇怪，因为它并不禁止任何事情。如果税法的目标是缩小背叛的范围，那么对漏缴税款的人进行罚款是处理该问题的较好方式。像罚款一样，税法增加了背叛的成本。但与罚款不同，税法是在背叛过程中而非之后起作用。7 比如，对乱扔垃圾的制裁要求权威机构发现违法行为，并评估罚金额度。这些都发生在乱扔垃圾之后，而违规者不一定会被抓到。对过多排放垃圾进行征税发生在收集垃圾的过程中，尽管相关人员可能是在事后才补交税款。

与抗生素相关的社会困境和接种疫苗的困境是相对的：过度使用与未充分利用。对单独个体来说，当得知疫情之后马上使用抗生素是符合其利益的，但如果过度使用这些抗生素，细菌便会进化出抗药性，使抗生素失效。在农业生产中会使用大量抗生素：为了使牲畜更快生长，不管是否需要给它们治病，都给牲畜使用抗生素，于是产生了对抗生素产生抗性的超级细菌。医生也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在不是特别需要抗生素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开一些抗生素药方。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使用抗生素是很正常的，它们可能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且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事实上，患者也常常索要这些，对它们而言，更大的社会成本是外部性的。

美国传染病协会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对抗生素的使用征税。这是一个社会困境，通过增加使用抗生素的成本移除其外部性。我们可以争论该方案的有效性，但该方案肯定会减少农牧业中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但医生处方抗生素的减少则取决于谁支付这笔税款，以及支付多少税款。令情况更糟的是，走私抗生素十分容易。

与处罚相对的是奖励：对某人的协作进行奖励。有一系列制度压力是用来奖励协作行为的，包括以下几点：

●对某些行为减少征税或者建立税务信用。

●优先给通过电子方式提交收入情况的人退税。8

●对表现良好的犯人予以减刑。

●职工奖金。

●对提供被通缉逃犯线索的人给予奖赏。

●推迟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违规行为的起诉，或者不对其进行起诉，使其提供其他更大、更严重违规行为的证据。

●资质认证，包括强制性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新药物的许可）以及选择性的（建筑物的低能电子辐射认证）。

●举报人法规，举报人可以获得没收赃款的一部分。

通过制度机制奖励协作者的代价非常昂贵。假设大多数人会协作，而不管是否有奖励，那么许多人都会因他们本来就会做出的行为获得奖励。这个奖励要么太小，不能作为激励协作的措施，要么奖励的总体成本过高。总的来说，将这些钱花在追查这一小撮背叛者上更为有效。

经济激励以及惩罚会以一种怪异的方式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压力发生作用。人们很容易把社会压力看作有累加效果，并假设道德压力加上制度压力会比只依靠道德压力更为有效，但我们的道德系统比这要复杂许多。

在一项实验中，受测者面临一个社会困境：他们运营一家工厂，该工厂会从烟囱中排出一种有毒气体，而彻底清理这些有毒气体会花费很大一笔钱，或者花少量的钱清理少量的有毒气体。这个困境的成因是即将颁布的政府法令（对受测者不利的法令），该法令将根据所有工厂清理有毒气体的总量来进行处理。这是个搭便车问题：受测者可以协作，清理工厂的有毒气体，或者可以背叛，并希望其他人能够清理足够多的有毒气体来阻止该法令生效。

使这个实验更为有趣的是，一半受测者被告知执法人员将检查烟囱验证有毒气体清理状况，并要对背叛者进行罚款。对经营者而言这不是一个大风险，被检查出有问题的概率很小，并且对违规行为进行制裁的成本也很低。但是，检查仍然是一种社会压力，而你会期待它们能对遵守法令产生积极作用。不幸的是，它们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不符合清理规定的行为进行罚款与没有罚款的情况相比，在后者情况下受测者更可能选择协作。额外罚款使不清理有毒气体变成了一个经济抉择，而非道德抉择。矛盾的是，旨在抑制不良行为的经济罚款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由于这个原因，反对乱扔垃圾的标语——“不要搞乱得克萨斯”比只是警告“乱扔垃圾要罚款100美元”更为有效；“禁止在酒店房间抽烟”的标语比“抽烟罚款250美元”更为有效。一项儿童日托实验发现，当规定对晚接小孩的家长罚款时，迟到接小孩的情况只会增多。罚款变成了一笔费用，家长可用该费用抵消任何在道德上的背叛带来的内疚感。

更为一般的是，一些规则与法律的存在会与道德以及名誉压力产生冲突。有一个城市做了消除所有交通法规与标语的实验，他们认为循规蹈矩的司机不会太在意外界的情况，而乱开小差的司机则必须小心翼翼地开车。

经济奖励与经济罚款会产生类似的效应：它们激励了大脑的贪婪系统，并压抑了道德系统。瑞士发生的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明证，为了决定在哪里放置核废料，研究者对几个小城镇进行了民意测验，如果核废料掩埋场设在他们住所周围，他们会如何看待。那是在1993年，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很恐惧，但是，还是有超过半数的居民认为，只要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他们愿意冒这个风险。

为了激励另外一半居民，研究者为那些居住在核废料掩埋场周围的居民提供了奖金：每个居民每年2000美元。然而，该方案不仅没有引导更多居民接受这个核废料掩埋场，反而使得同意的人数降低到半数以下。研究者使奖金增加至两倍甚至三倍，依然没有任何改观。当他们只是简单友善地询问，研究者激起了居民大脑中的利他部件，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这又一次证明，额外的金钱会增加背叛的机会。9

经济顾问表现出这种对客户有利的潜意识偏见。在一个实验中，分析师根据客户更想听到什么，给同一个信息分以不同的权重。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压力机制要求顾问泄露出任何冲突利益，但这样做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增加背叛者的数量。通过泄露出他们的冲突，经济顾问可能觉得他们被授予了一种道德凭证，来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也部分抵消了他们的职业道德中对客观的要求。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了社会如何处理公地悲剧，并因该研究而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问题包括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放牧权、土耳其沿海的捕鱼权以及菲律宾的灌溉社区。她研究了全世界的公共地，并列出了管理它们的规则。10 将这些推广到社会困境更为宽广的范围，它们成为了有效制度压力的初级样本：

（1）每个人必须理解群体利益，并且知道群体规则是什么。

（2）群体规则必须是群体确实想要的。

（3）群体必须可以修改规则。

（4）任何被授权强制执行群体规则的机构必须对群体负责，这样便可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我们将在第14章中讨论这些。

（5）对背叛的惩罚必须与惩罚的严重性相称。

（6）对惩罚进行评估的体系必须保持一致性、公正、高效以及廉价。

（7）群体必须能够发展它自己的制度压力，并且不能从群体之外对其施压。

（8）如果有更大的群体及其利益，群体应该能够恰当调整，并嵌套为多层结构，每一层都遵守这些规则。

奥斯特罗姆的规则可能是人类所拥有的与最成功的制度压力集合最为接近的模型。它们不是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它们是从群体内部起源的。如果遵循这些规则，资源使用者的团体就能进行自我调节，并且从长远来看，这种自我调节能力能够维持一种稳定状态。通常是因为外部入侵并使资源管理体系制度化，状态才开始变得难以维系。

我曾提到过制度压力是正式化的名誉压力，这从几个方面都说得通。法律本身就是正式化的名誉。在第8章，我们谈论过群体成员资格替代了个体名誉，当社会规模发展壮大时，法律开始正式化一些群体成员的资格。

例如，医生需要一个资质认证才能从医。建筑师、工程师、私人投资顾问、管道工以及房地产代理也都需要相应认证才能从业。餐馆需要营业执照以及定期接受官方卫生检查才能运营。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需要官方授予认证，这样人们即使对从业者的名誉一无所知，也可以信任这些医生、私人投资顾问以及餐馆。资质认证会告诉潜在的客户，你正在打交道的商务人员至少拥有安全并完整执行相应服务所要求的教育以及技能，并且商务人员除了对顾客负责之外，还要对其他人负责：资质授予机构、贸易组织等。身心障碍车牌是另一个正式化的名誉机制。不是所有的资质认证都由政府控制，有一些是由私人机构颁发的，比如保险业实验室认证、产品质量许可证、顾客报告评级以及一系列计算机标准。

其他替代名誉的正式成员资格包括学位、律师协会、商业改善局、食品原产地标签（如法国的品质及产地认证，美国的“维斯康星奶酪”以及“佛蒙特州制造”等）、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消费者信用评级以及报告、报税授信机构、合格教育机构等。

负面的名誉也可以制度化：公共性侵犯登记、国土安全部“禁飞”列表、工会组织者黑名单以及驾照上的重罪定罪提示。红字是一个古老的例子，而纳粹分子要求犹太人佩戴黄星更让人唾弃。

法律也使承诺变得正式化，有法律效力的合约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见表9-5），另外还有结婚证、宵禁令以及强制父母教养他们的子女等。

最后，法律正式化了一些传统上由名誉执行的社会规则：反乱伦法与默许年龄法、最低饮酒年龄、禁止虚假广告、蓝色法、公开猥亵/醉酒法、城市草坪除草条例、噪声条例、诽谤法、分区条例、针对假扮警官的法律以及以不正当的方式批判政府的法律。在求职面试时问你是否犯过重罪也是一种名誉的正式化。

所有这些制度压力通过给人们一个可以信任的机制，使得名誉可以进行调整，这样人们就不再必须信任单个个体。如果我信任政府发放身份证件以及驾驶证的机制，在酒吧里我就不必怀疑那些声称到了合法饮酒年龄的人了。

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压力也会失效。

（1）存在太多或太少的制度压力。我们已经看到，在庞大以及复杂的社会中，需要制度压力来增强道德以及名誉压力。制度压力太少会使背叛的范围非常大，比如，如果不被定罪，便会出现更多的逃税行为。

但更多的制度压力未必就能更有效。加里·贝克尔对犯罪学进行了研究，并因该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问了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最理想的犯罪率是多高？最天真的答案是零，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会要求巨大的制度压力，社会将分崩离析。诸如一些国家存在太多的制度压力：极权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充当警察。另一个极端——没有警察，也不会有效，像阿富汗或者索马里一样的法律不健全的国家。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某处存在一个积极的背叛范围以及执行力的优化水准。

在许多方面，这与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是类似的。羚羊不需要完美的防御以抵御狮子，那样的防御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代价太高。相反，它们接受了从羚羊群中走散的成员被猎杀的代价，并通过提高它们的繁殖效率来作为补偿，帮助进化。

类似地，对于恐怖分子，我们确实不能保证对其绝对防御。所有关于恐怖分子是存在性威胁的谈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恐怖主义不多见，而绝大多数人能够生存，社会就能生存。不幸的是，站出来支持这个论断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国家，人们期待能够完美抵御许多问题（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而又不愿意承认这只是海市蜃楼的虚幻愿景罢了。

（2）法律并不是总能达到预期效果。它们并不总是有效，特别是当涉及暴力犯罪以及使大众不满意时。在激励与行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更为常见的是，激励是感性的，比对最为严重后果制裁的理智考虑远具压倒性。11 在这个领域有许多研究，有许多违犯直觉（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结果。我们知道，在警力上花费更多经费，通常情况下会多多少少能减少一些犯罪。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表明死刑减少了谋杀案，而另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这样。尽管政客采取“对犯罪问题坚持强硬的立场”是很容易的，但是这未必就是最佳策略。施加重刑并不能有效地降低犯罪率，而切实提高惩罚的概率常常能有效抑制犯罪。12 导致犯罪的社会原因常常是关键，修订法律的效果则微乎其微。

法律对那些更为审慎的犯罪有更明显的效果。增加税务欺诈的惩罚力度会减少该犯罪的发生，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增加对团伙犯罪的惩罚力度也会减少这些犯罪的数量。在那些情况下，潜在的背叛者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做理性的风险权衡。13

（3）法律并不总是能够被强制执行。比如，国际法只是对那些愿意遵守并且能够相互执行的国家有一定的作用。维克多·布特是一个武器贩子，他在2008年被逮捕之前非法交易了20年。他能够将武器运到任何一个有冲突的区域，甚至在联合国禁止与限制贸易的眼皮底下从事交易。国际法在针对交易性质的犯罪方面执行力不足，一些寻求生意的国家会故意放松海关执行力，为他进行销赃提供便利。

（4）法律的解释是开放性的，并且解释的代价很大。之前我讲述过用合法且安全的途径解决污染的社会困境：允许污染源下游的居民起诉。这在理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在实践中可能困难重重。工厂可以雇用一个精通于合法拖延的律师团队。如果雇用律师的成本比清理污染物的成本更低，或者如果工厂使官司对手超支，就可以消除居民提升工厂背叛成本的能力。这种昂贵的法律辩护也可以针对政府条例起作用，在法庭上一直拖到政府放弃。在美国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中，几乎所有各州在审讯之前都已平息下来。

（5）法律是有漏洞的：这可以是意外发生的，比如法律在文字上有二义性、包含一些简单的错误或者没有预料到一些科技进步因素；它也可以是故意发生的，如法律制定有误，使得对法律精通的人可以逃脱法律制裁。

意外漏洞的例子有“双爱尔兰”以及“荷兰三明治”漏洞，它们允许跨国公司逃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税款。14 这个手段也是谷歌使用的只支付2.8%利润税款的伎俩。据估计，美国每年因这种方式损失的税款有600亿美元。另一个漏洞通过混合柴油燃料与它们已经燃烧的木材副产品，允许大型造纸厂抵免60亿美元的税收，这项有漏洞的法律本意是减少燃料的消耗。15 一系列漏洞使得电子游戏成为美国补贴最高的产业。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是美国，国际捕鲸委员会用于研究的漏洞被日本加以利用，并为商业目的进行捕杀鲸鱼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很难去证明，确实存在很多制定法律时为使某些人受益而故意留有漏洞的例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国际捕鱼的条例故意制定得很模糊，使该法律的大部分内容根本不可能被执行。还是在联合国，其通过的1441号安全理事会决议（用来合法化入侵伊拉克）看起来很模糊地提出，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使用武力。

更为一般的是，漏洞促使背叛者颠覆制度压力，来做一些制度压力本不打算做的事情。想想专利法，其本意是保护发明者，但是现在它被用来攻击其他公司，或被专利流氓用来敲诈公司。法律专业本意是主持正义的，但现在用来做辩护的武器。股票的本意是为公司提供资本，但现在它却为许多为意想不到的目的服务：怪异的衍生品、股指、短期交易等。这些都是背叛。要么法律应该更为有效，要么其根本不应该存在，带有漏洞的法律是两者中最糟糕的。

（6）法律应用并不总是一致的。如果法律不是被客观、普适、广泛地应用，它们将被视为不公正，不公正将加剧坏苹果效应。

法官戈登·休厄特曾很睿智地说过：

在许多案例中都已表明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正义应该被伸张，并且应被广泛看到已得到伸张，这点不是有些重要，而是极为重要。

（7）法律会试图使一些合法且道德的行为不合法。有时对个人而言，不关心群体利益而追逐个人利益是完全合情合法的。没有本质性的分界线，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划分。

物种入侵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最差的情况下就是生态灾难。它们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困境，在这个困境中甚至单独一个背叛者也会对群体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农夫只要将一条银鲤放到北美的自然河道，它便会四处侵略；恰巧载有一条已怀孕的棕色树蛇的航班将破坏关岛的生态系统；载有斑马贻贝幼虫的小船或耆草属植物会破坏原始湖的环境。因此，需要一些相当强烈的社会压力来处理这类问题。

一些侵略性物种很容易被定义为害虫，但也有一些不会。和尚鹦鹉是美国境内的侵略性物种，据说它们是被主人失手放掉的，或者只是为了处理它们。它们造成的主要害处是使粮食受损，它们也会在电力设备上筑巢，这会导致火灾和停电，而且它们威胁到了本土鸟类的生存。另一方面，它们是可爱的宠物，有很多人喜欢它们。这带来了法律上的矛盾：1992年通过的《野生鸟类保护法案》禁止进口它们到美国，但是各州的法律相差迥异，有一些州禁止豢养它们，而有一些州则没有相关规定。

法院体系做得最有用的一件事是在利益的两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有听摇滚音乐的权利，而我的邻居也有享受宁静平和的权利，社会应该如何平衡两者呢？社会应如何平衡我运营一家皮革厂的权利与我的邻居居住在一个没有异味环境中的权利？它又如何平衡我个人豢养和尚鹦鹉宠物的欲望与社区最小化这种凶猛鸟类造成危害的需求？试图使合法且道德的行为不合法，这样的法律不大可能成功。

（8）法律并不对每一种类型的背叛者起同等作用。除了那些能承受争执与那些不能承受的人，当涉及法律时有三种宽泛类型的背叛者。第一种是了解法律，认为法律的初衷是好的（至少他们不希望这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并且选择违反法律：夜贼、行凶抢劫者、绑架者、谋杀犯、超速者。第二种是了解法律，认为法律是错的，并选择违反法律：大麻烟吸食者、和尚鹦鹉与雪貂豢养者、帮助从美国南部逃跑的奴隶逃亡到加拿大的地下通道成员。第三类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在犯法的人，或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群体。人们可能会超速，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法律规定的速度上限标志，或者他们没有意识到某些行为是违法的。这三个群体对不同法律、制裁以及奖励的反应都有所区别。

在一些时候，对一些人，仅有法律并不够。有时，背叛的激励很值得去冒风险，这就是安防技术的用武之地。

注释

1.历史上，一些国家，像英格兰、法国、荷兰以及美国都资助过海盗，给他们委派“私掠船”。

2.在瑞典有一个类似的打压娼妓的机制：买春非法，但卖春合法。

3.这里还有许多我没讲到的内容。美国监狱与刑罚科学前沿一点也不沾边，刑罚学家心目中的监狱与惩教人员认为的监狱是不同的，公众眼中的监狱又是另一番景象。

4.这是我使用“制裁”而不使用“惩罚”的原因。惩罚意味着让人感到有罪，就惩罚者而言，是带有感情的制裁，为了恢复某种平衡。制裁只是司法体制与被告之间的让步补偿。

5.而且，像大多数司机那样，爱丽丝可能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在平均线以上，因此她会低估自己超速驾驶给他人带来的风险。

6.我常常设想把车停在路旁，等着警察开罚单，这才是对遵守限速规定的激励，而不是对许多人进行罚款。罚款只与钱有关，但将车停下直接抵消了超速的激励：让你更晚到达目的地。对所有收入水平的人开出同样罚款的不公平性部分可由驾驶分数制解决，司机超速次数太多时会吊销其驾照。

7.严格上讲，有些税发生在之前（航空机票），有些税发生在过程中（过路费），有些税发生在之后（资本收益税）。但对我们来讲，什么时候交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了特定的事才需交税。

8.电子提交使得IRS更容易检测出某些类型的诈骗，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数字化的，可以自动地进行关联检查。

9.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与学生做对题目会有一定的奖金激励相比，仅告诉学生要尽力考高分的情况下，学生的表现会更好。与给朋友钱让他帮助自己相比，只是向其求助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更大。比萨与啤酒的关系不是很大，只是互惠互利的利他性。在利他性的岗位上提供工资奖金只会降低员工的工作表现。总之，人的大脑中的利他部分的兴奋中心在没有被经济补偿唤醒时才能运作。如果你试图同时唤醒这两部分，兴奋中心会起主导作用。

10.奥斯特罗姆（Ostrom）最初的规则是：

（1）必须清晰定义公共地，必须列清楚可以使用它的个人。

（2）必须根据当地条件确定可以向公共地索要什么以及需要什么资源来维系公共地。

（3）那些受公共地规则影响的人对修改规则有发言权。

（4）负责监控与审计公共地使用的群体必须对被监控的个人负责。

（5）对过度使用公共地的个人必须处以分等级的罚金，这依据违规的严重程度而定。

（6）个体之间拥有快速便捷的机制来解决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7）使用公共地的个体必须有权利提出管理它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不受外界权力的管制。

（8）如果公共地是更大体系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需要嵌套在多层且一致的规则之中。

11.杰里米·边沁（Jerem Bentham）认为犯罪可以通过两个旋钮消失：使犯罪更难以实施；使对犯罪的惩罚更加残酷。然而，他公正地指出惩罚必须与犯罪行为相称。比如，如果强奸犯与谋杀犯都被处以电刑，精明的强奸犯会杀死受害者以减少自己被逮捕的概率。类似地，如果对超速不同的司机处以同样的罚款，那么司机最好还是开快点吧——他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受到的惩罚是一样的。加里·贝克（Gary Bec-ker）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这个观点。

12.也要注意，与增加惩罚力度相比，增加惩罚的可能性更为便利，更加人道。

13.对逮捕概率是否会强烈影响违规行为，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一个研究，在被发现作弊的概率不同的三种情况下，考量多少人会选择考试作弊。当他们作弊，而未被检查到的概率增大时，作弊率并没有上升。

14.这两个漏洞的秘密在于成立两家爱尔兰子公司：一家成立在拥有美国以外知识产权的避税港，另一个成立在可以接收来自知识产权收入的爱尔兰。为了避开爱尔兰的税，第三家子公司——荷兰公司将专利税从爱尔兰子公司转到避税港。这种拜占庭式的设置是合法的，即使这三家公司只存在纸面上，这能使母公司避开IRS，当然可能它们都在美国境内。

15.一年后弥补了该漏洞，但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第10章　防护机制

我们周围到处都有防护机制，以填补道德、名誉以及制度压力的不足。家里的门锁及防盗报警器、世界上大部分货币都采用的防伪技术、枪支登记与票据打印等都属于防护机制。它们可能是高科技产品，如自动面部识别系统，也可能是低端技术，如防御沟壑以及高墙。它们不仅包含物理系统，还包括过程性机制，比如社区守望、海关验关以及警察搜身等。

偷窃酒店毛巾不是什么世界性的大难题，但对于酒店来说，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从道德上禁止偷窃毛巾能够对大多数人起作用。许多酒店将它们的商标以及名字印在毛巾上，这将作为名誉压力机制而起作用，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让他们的朋友在浴室看到偷来的毛巾。但有时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将毛巾作为酒店的纪念品，这样就更想把它偷走了。当然，偷窃酒店的毛巾是违法的，可除非是进行大规模的偷窃，犯罪行为将无法被起诉。1 结果便是背叛范围比酒店预想的要高，而替换高档酒店中又大又软的毛巾花费很大。

酒店能自己掌控的事情便是采取防护机制。一个很常见的做法是给出毛巾以及其他物品的明确价位，如果发现它们丢了就要求客人赔偿。这对像浴衣这样的物品是很有效的，但酒店要对客人用了多少毛巾了如指掌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在物品存放室有一堆毛巾，或客人可以从走廊物品车中自行获取毛巾，就会更加困难。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还未被广泛采用的新机制，把防水洗的计算机芯片嵌入毛巾，这样便可以对它们在酒店内的移动情况进行电子跟踪。一家匿名的夏威夷酒店声称他们酒店被偷窃毛巾的数量从每月4000条降低到每月750条，每月节省了16000美元的更换费用。如果RFID签
[1] 不贵，而且不会很快受损，那么这是相当不错的机制。

我们还返回到两个囚徒的困境中，他们从道德上倾向于不背叛对方。他们在黑道上的名誉取决于他们是否背叛同伙，并且他们的组织对背叛者有着不成文但是实实在在的制裁。对大多数罪犯这可能已经足够，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在一些国家中，警察的劝诱说服能力是很强的。

一些组织，如恐怖分子以及间谍组织的做法是增加安全机制。它们将组织划分成一个个单元，这样每一个犯罪单元的成员只知道很有限的其他成员。有许多划分单元的方法，在组织结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抵抗运动与基地组织是不同的。如果罪犯被逮到并被审讯，他的背叛对组织只会产生很小的伤害。当然，这并不能帮助被抓到的囚徒，但这种机制确实保护了犯罪组织的其他成员（见表10-1）。

当然，有很充足的理由不去运作一个这样的组织。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只认识本部门的5位同事，并使用秘密情报传递点以及不断变换的付费电话亭，还得经过声音掩饰处理与上司沟通，效率何其低下。但是有时安全比便捷的通信、开放的管理更为重要。

在图6-3中，我列举了几种不同类型的防护机制：

●防御。这个是你想到的很正常的一类防护：武器、盔甲、门锁、防弹背心、看门狗、杀毒软件、减速带、自行车锁、监狱高墙、安全房、贞操带以及锥形交通路标。这些东西的共同点在于通过物理的方式阻止潜在背叛者做想要做的事情。

●干预。这些是在背叛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防护措施，要么使背叛更加困难，要么使协作更加容易。迷惑与误导措施、赌场里的安防摄像头、巡更器以及认证系统都起到了使背叛更加困难的作用，而自动脸部识别系统、告诉你正在以多大速度驾驶的自动测速仪以及告诉你行驶规则的路标都能让协作变得容易。

●检测/响应系统。这些包括防盗报警器、烟囱中检测污染物的传感器、与商店中物品或酒店毛巾贴在一起的RFID签、门口的检测器、计算机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以及用以确认酒店床单是否干净的紫外线检测。

●审计/法医系统。这些是指对制度性社会压力进行强化的措施，包括指纹与DNA匹配技术和及分析信用卡消费和搜寻诈骗模式的专家系统。

●恢复系统。有一些防护措施能够帮助受害者很容易从攻击中恢复过来，比如信用卡监控服务或者保险计划。关于这些措施，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们不会直接影响到风险权衡，确切地说，它们只会使让人更可能背叛，因为他可以找到受害者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借口。

●先发制人的干预。这些在攻击之前就已运作，并会直接影响风险权衡。强制变性（化学手段或其他）、用强制性药物改变一个职业罪犯的个人特征或者额叶切断术等都属于此类。攻击之后通常都会有惩罚，但他们也可以预防未来的攻击。囚禁除了是一个惩罚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干预；大多数犯罪，一个在狱中的人是无法实施的，死刑也是这样。预测性监控项目也属于此类，即在犯罪很可能出现的地方及时段增加警力部署。

我要第一个跳出来承认这种分类并不完美，因为很明显存在一些不能划入以上任何一个分类的情况。那无伤大雅，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对所有可能的安防手段进行精确的分类，注意到我们每天使用的防护机制的范围之广才是意义所在，我们在许多时候甚至未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防护机制是社会压力的独特一类，它们是对背叛的最后一个层次的防御，也是最具伸缩性的。你可以将其看作对自然防御的技术性增强。即使人类是完全独处的，并且从来没有形成过社会，没担心过社会困境，没引入过社会压力，安防机制依然会保护每一个个体。

模拟人类自然防御的技术只是对行为强加物理约束的社会压力。我们已讨论过影响风险权衡的因素，包括直接发挥作用的道德压力，也包括通过反馈发挥作用的名誉压力。防护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也能阻止一个决心背叛的人。一个盗贼可能从道德上并没有觉得到珠宝店行窃有什么不妥，也可能不在乎他的名誉或者被抓到，但他如果想偷到一些东西，就必须打开门锁以及保险箱。安防可以从技术（开锁能力）、资金（购买能够切开保险箱的氧乙炔炬所花的成本）以及时间（切开保险箱要求的时间）等方面约束盗贼。有时候约束是相对的，有时则是可绝对的，这使得防护机制如此坚不可摧且极具伸缩性。防护机制有时会在背叛者不觉得自己正在背叛的情况下起到作用。比如，锁着的门将阻挡一个没有意识到已闯入私人领域的人。

模拟自然防御的防护机制不总是被用作社会压力，这取决于由谁实施这个防护机制以及实施的原因。回想密封包裹交易的情况：商人可以实施一些防护机制阻止顾客偷窃商品，或者其他一些欺骗行为。他可以安装安防摄像头，在商品上贴上防盗签，购买验钞机，还可以使用支票鉴别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商人的决定以及做法，不涉及群体内的信任。

如果店主在点钞机后安装摄像头，这并不是社会压力；如果在城市的每条街道、每个拐角上都安装摄像头，这便是社会压力。如果警察使用一个区域内安装的摄像头来跟踪一个犯罪嫌疑人，这是社会压力。如果社会决定对在店内安装摄像头进行相应补贴，这也变成了社会压力。

如果我出于自卫考虑带枪，这不是社会压力；如果枪作为警察的武装来配备，这就是社会压力。你可能会认为在防止酒店毛巾丢失这一问题中不存在社会困境。这当然是真的，说明个体的安防与作为社会压力的安防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同样的安防手段，比如摄像头，可能在一个场合下是个人行为，而在另一个场合下便是社会行为，也有一些安防手段同时属于两者。与一般分类相比，我并不太在意这些难以划分界限的情况。

即使一个防护机制完全由个人部署实施，这也不意味着它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压力。一个摄像头可能只会让犯罪转移到其他地方而非消除犯罪行为，一个窃贼可能只是换一个地方作案而已。如果有足够多的商店安装隐蔽摄像头，盗贼就会觉得作案的风险太大了。已经广泛使用的丢失寻回系统会减少偷车行为（这会增加没有安装该系统区域的偷车行为）。多种计算机防护机制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防护机制安装得足够多，潜在的背叛者将到其他领域作案，因为因背叛而获得的价值减少了。

当然，社会常常限制一个人所能部署的安全系统类型。服装店在更衣室中安装摄像头是非法的，尽管这样可以减少偷窃物品行为的发生。我也不能在我家前院埋入地雷，即使我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夜间盗窃的发生。

防护机制也受我们的能力所限。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用枪，你便不大可能用枪自卫。我也没有时间在每次进餐之前测试每一顿饭是否有毒，即使我有多么想测试。更为现实的一个例子是，商店可能有规定要对大面值的钞票进行真伪甄别，但对小面值的则没有必要（当然，背叛者利用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20美元的伪钞比100美元的伪钞要多）。

防护机制既是单独一类社会压力，也是对其他三种压力的补充，使社会压力具有更好的伸缩性。我们在第7～9章中讨论过的许多社会压力都有防护的成分，例如：

●防护增强型道德压力。简单的如“员工必须在上厕所后洗手”的标语，可以将其看作防护机制。将承诺变得更为容易也是加强道德的手段，填写与提交纳电子化税申报表、对受害者以及潜在受害者的脸部照相、在乱扔垃圾较多的地点增加垃圾桶数量。现在可以直接影响道德的社会压力有：精神病学疗法、精神药物、大脑手术。

●防护增强型名誉压力。eBay上的反馈机制是一套基于名誉的系统，它需要一定的防护机制以保证不会被无道德原则的商人攻击或篡改记录。其他的例子包括推荐信、部落服饰、雇员背景调查、性侵犯数据库、贴在墙上的学位证书以及美国国务院旅游建议。我们可以在网上查阅医生的相关信息，这样便可以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一位陌生的医生。网上名誉机制使我们相信亚马逊上没用过的产品、Slashdot上的评论员以及Facebook上不认识的“朋友”。信用评级机制将名誉编纂归类。在网络游戏中，防护机制不仅是一个加强机制，而且是对道德与名誉压力的替代以保证游戏的公平性。

●防护增强型制度压力。一个社区可以通过安装摄像头来限制车速。政府也可以采用相关性分析软件来分析数以百万的纳税申报表，搜寻欺诈的证据。类似的例子包括报警系统、警察使用的跟踪犯罪嫌疑人的监控系统、可证明有罪的法医系统、保险箱、防盗标签、收银机、防伪钞、工作卡以及出勤记录、信用卡PIN卡、医师资格证以及法律专业。

现在我们对这些内容进行整体考虑，想想一个因公出差的雇员，因为他的费用可以报销，他既可以十分节俭，也可以享用奢华的酒店、餐馆等，这是个社会困境（见表10-2）。

以下是更多的社会困境以及作为社会压力存在的防护机制。

●交通堵塞。防护手段包括交警指挥疏散交通，特别是在十字路口处，也可以在容易发生堵塞的十字路口安装摄像头协助疏通。

●疫苗。一直有人致力于研究帮助公众重塑对疫苗的信心以及减少其缺陷，这些研究包括广告宣传以及其他类型的市场营销。另外，口服型疫苗也使协作更为便利。

●游戏作弊。在游戏中如果每个玩家都公平竞技，大家都会感到好玩，但有时某个玩家觉得通过作弊获胜可能更加有趣。为了打击作弊现象，新版本的大富翁游戏发行了电子装置，可以跟踪每个玩家的金钱，来保证他们都能顺利到达正确的地方——防止被骗。

以上手段中许多看起来并不像防护机制，但它们确实是。防护机制具有多样性，范围极为宽泛，这一点可用刑事司法教授罗纳德·克拉克制作的表说明，如表10-3所示。

事实上，第6～9章中写到的每一点都可以被看作一种防护机制，这也是一种看待社会压力的方式：道德充当了先发制人的干预机制；名誉是一个背叛与响应机制；法律与制裁也是这样，税法与激励起到了干预的作用，等等。尽管这确实是真的，作为在安全领域工作的人，我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将防护作为单独的一类对其进行研究是很有价值。

我不打算讲述更多专门的防护机制，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讨论很容易进入技术死角，另一方面，书店里已经有许多详细讨论这些话题的著作了。

在职业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是一个社会困境（见表10-4），同时也是防护机制充当社会压力失效的很好例证。2

至少，这是我们希望的样子。3 事实证明禁服兴奋剂的法规很难被执行，问题在于，尽管这个法规的本意是禁止服用提高体能的药物，但忽略群体利益使用药物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下面是专业自行车赛手亚历克斯说的一段话。

我参加这个赛事已有很长时间了，深知这项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不仅是我，骑手们、团队领导、组织者、官员以及记者，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骑手，在这个体系里我感到很累。就像在高速公路上，法律规定限速65英里，但是大家都把车开到70英里或更快。为什么我要成为服从限速规则的人呢？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我适应规则并与他人一道前行，要么我转行去做油漆工。在我的处境下谁会选择做后者呢？

在比赛明令禁服药物之前，长距离自行手已使用刺激类药物，比如咖啡因、可卡因、硝酸甘油、安非他命以及止痛药片来提高他们的耐力。这是一例典型的军备竞赛——每个人都得准备以防掉队，并且许多运动员都会因为长期服用这些药物而受到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形下，道德以及名誉是不会起作用的，只有通过防护机制执行相应的制度规则才是有效的手段：对特定药品的检测。法国在1965年第一次通过了反兴奋剂法，在1966年环法自行车赛中，测试者发现几乎1/3的运动员的安非他命的检验结果呈阳性。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旦潜在的提升体能的药物被发现，就会将其列入禁用名单并对其进行检测。4 黑名单上至今已包含了上百种药品。

然而，不同机构的黑名单存在不一致性，导致了对本不想作弊的运动员失误制裁的情况。5 在2000年奥运会上，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安德烈娅·拉杜坎的金牌得而复失，因为她被检测出假麻黄碱呈阳性，这是由于她服用了两粒由队医开出的不需处方可以出售的感冒药。

防护机制会因以下几个很宽泛的原因失效。

（1）它们并不像广告说的那样管用。科技产品一般都由公司研发并销售以获取利润，即使没有真实的证据来证明它的功用。市政当局误以为安装了摄像头就会阻止犯罪的发生，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误以为装了全身扫描器便可以阻止恐怖主义，军方也花了几十亿美元装备了防空炮等并没有起到作用的武器系统。在上个世纪，相面术（脸部特征）与颅相学（骨架测量）都被认为在识别罪犯特征中是有效的。

（2）攻击者能设计出避开高科技的方法。攻击者常常会努力设计出绕开防护机制的方法，它们中一部分确实成功了。每一种防伪手段最终都会成功被伪造者克服。6 （不仅是纸币，冶炼技术的改进产生了更逼真的小块金属假币）。不管弥补了多少税法漏洞，在免税法规设计方面已经足够复杂，足够多的立法者愿意通过条款以满足特殊利益集团，但无道德原则的公司总是可以发现更多的漏洞，有许多方法可以打开门锁与保险箱。

（3）很多技术都会以影响安防技术的方式革新。我们将在第16章中详细讨论此点。互联网给了我们无尽的教训，而这些情况在过去的系统中是稳定的，迁移到网络上运行便出现问题。比如，针对冒充诈骗的防护手段——识别窃贼，在面对面会议以及电话通话中是起作用的，但是在网络会议中就会失效。计算机、传真机使得纸质文档更容易造假，电子投票比其前身更不安全，现代汽车电子也会给汽车本身带来更多的风险，网络医疗设备会被攻击，有成百上千的例子。

有时，技术的革新与要处理的社会困境一点关系也没有。在键盘输入日益普及的今天，再加上教师对标准化测试的倾向，花体字已经不再是学校教授的内容了。因此现在的签名更可能是打印体或者难以辨认的字迹，这两者都很容易伪造。

（4）防护机制在增强其他社会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被攻击面，下面举例说明。

在一个小镇上，大家都相互认识，放贷者可以根据名誉决定可以贷款给谁（像电影《美丽人生》中那样）。这个机制并不完美，背叛者可以通过一系列办法隐藏他们的名誉来欺骗放贷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该机制并不具有伸缩性。为了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放贷，我们用防护机制加强名誉。比如，信用报告与打分是防护增强型名誉压力。该机制运作良好，得益于此，我们的社会可以在如此大的规模上进行借贷。新的名誉压力机制会被从技术层面上攻击，背叛者可以攻击信用当局的数据库，通过增加他的信用得分来提升他的名誉，或者他可以冒充他人的名声。所有这些攻击在完全基于人的名誉机制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加上技术之后的名誉机制却存在这样的问题。

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人并没看出来是因为增加了技术防护，名誉机制才产生了这些问题，而错误地认为这仅仅是名誉机制的问题。这会增加风险，比如：

●执照是制度（正式化名誉）压力系统。当它通过物理或电子凭证的方式增强时，伪造这些凭证就变成了一种攻击方式。

●银行支付曾经是一个名誉与制度压力的组合系统。现在主要是技术系统，并且通过技术手段是可被攻击的。

●我们传统上使用物理线索来评估一个生意的名誉：餐馆是否干净以及银行建筑的印象等。今天我们可以从网上获取大量类似的线索，而这些信息是更容易伪造的。7 更为一般的是，我们关于识别可信任签名的能力一直在被技术影响。

●通用身份识别系统会使冒充诈骗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偷窃一张单独的ID卡可以在许多地方使用。有时，难以伪造的ID卡会更有风险，因为伪造本身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更为通用的变化正在悄然而来，我们与其他人的交流正在从进化的社交系统转移到社交技术系统：我们通过文本或者电子邮件，而不再是面对面或口对口进行交流；我们不再通过小饮几杯向朋友介绍我们的度假照片，而是将照片发布到Flickr；我们不再与朋友到酒吧或者街角碰头，我们在带有社交成分的大型线上多玩家游戏中见面，如《魔兽世界》与《星战前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许多这样的系统中，技术都退居到后台（技术毕竟只是一个点），而我们的大脑主要关注于社交方面，结果，我们在人际互动中只是关注道德与名誉压力，忽视了技术部分。所以我们忘了文本交流可以被永久保存，事后可以检索，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我们忘了那些与我们根本不亲近的人可能看了我们的Facebook评论。我们忘记了《星战前夜》里根本不是面对面的聚会。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社交互动方式，但人们很容易忽视这些。

这样，我们传统上对信任及防护的直觉就失效了。在给你朋友一本相册并允许他看照片与给他访问你的Flickr账户权限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中，你默认地给了她拷贝你的照片的权限，她可以永久保存，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其他人。

我们关于信任的直觉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中。我们可能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而遇见某人，并随着时间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这种类型的处理在网络社区上很不一样，我们的直觉不一定能够与现实世界一致。与此相反，我们常常要设定信任权限：谁可以看状态，某个“朋友”属于哪个群组，是否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还是只有被选中的朋友可以看到，等等。因为这对人来说太不自然了，很容易出错。

科学将会为我们带来一种令防护增强型名誉压力失效的新方式。在未来十年中，基因决定论将会呈爆炸性发展。我们正在了解哪些基因与哪些特征相关联，而这些肯定存在误报与误解。人们可能会使用这些基因记号来作为名誉的一种形式。谁知道这个机制会如何崩溃，我们是否住在一个像电影《千钧一发》中一样的世界，一个人的基因会决定他的一生，或者世界会禁止这种类型研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并未试图指出使用技术防护机制使得社会压力更具伸缩性是错误的，或者使用防护手段保护那些技术系统是错的。这些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价值，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系统，我们的社会也不会发展到当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但我们必须得意识到，与任何社会压力类型相似，防护机制也不是完美的，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利用。我们只需关注对不同社会压力类型的依赖，保证通过调节某个特定机制，并用防护手段保护它，就不会招来意外的背叛发生。

（5）在防护机制上的开支可能超过收益。防护机制可以非常昂贵，也会存在回报越来越少的情况，即你在防护手段上增加了更多开支，获取的额外防护回报越来越少（见图10-1）。8 在买一把20美元的锁与一把50美元的锁之间进行选择，更贵的锁可能更加安全，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值得增加成本。100美元的锁会更加安全，也可能会在一些场合下体现它的价值。但500美元的锁不会提供10倍于50美元锁的安全保证。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该点更昂贵的锁提供的额外安全保证微乎其微，并不值得增加那么多成本。此外，盗贼会避开500美元的锁而去破坏50美元的窗户并潜入。即使你增加窗户与房子其他方面的安全性，依然存在安全成本带来安全回报开始减少的点。

图　10-1　防护成本与防护利益的关系

在更为宽泛层面上，同样的分析也是能站得住脚的。“9·11”以来的十年中，美国花费了1万亿美元用于打击恐怖主义。这些还不包括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开销，总计超过3万亿美元。投入的这些钱与我们得到的安全性保证并不相称。如果安全预算增加一倍，我们不会将恐怖主义风险降低50%；如果增加10倍预算，我们离10倍安全还远得很。类似地，如果我们削减一半的反恐经费，我们的风险也不会加倍。存在一个点——该点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的意义并不一样——增多的开支与减少的风险并不相称。成本—利益分析显示允许存在少量的犯罪行为是明智的，就像你不会获得所有都是鸽子的样本总量。

（6）有很多防护手段。即使技术接近完美，一般来讲，它们能够做的无非就是增加背叛成本。注意这个成本不仅是指资金，还有自由、解放、个性、时间、便利性，等等。太多的防护机制压力将使你置身于极权国家之中。

如果有足够多的防护手段，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协作而不去背叛。每一个人都会做自己的风险权衡，因为这些风险权衡是主观的，并且每个人以及每个人所处环境的差异如此之大，背叛的概率绝不会降低至零。在一些科幻作品展示的未来中，我们可能增加特定环境下的背叛成本，增加的成本如此大，以至于任何理性人的协作收益都超过了背叛，但即使成本再高也绝不会完全消除非理性人物的存在。比如，冲动犯罪的成本远高于收益，因此它们只会在冲动超过理性时发生。

注释

1.这种情况在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有所不同，在2010年，某人因从尼日利亚偷了两条毛巾而被判了3个月监禁。

2.这不仅发生在体育运动中，在职业拼字游戏中也会出现作弊行为，一些选手会使用“聪明药物”，比如服用吡拉西坦和莫达非尼。

3.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尽管我相信医生意识到用药并不符合群体利益，就像在大多数运动员中发生的那样，大众只对竞技场面感兴趣，而不会在乎运动员采用哪种方式。

4.在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赛手使用皮质类固醇与刺激精神的兴奋药物，比如利他林；也会使用最新开发的去甲肾上腺素——巴多胺再摄取抑制剂，比如匹莫林。它们都被禁止使用，在70年代末期找到了检验这些物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重组DNA技术，包括人类生长激素、睾丸素、合成代谢类固醇以及合成人类红细胞生成素，运动员转向了这些新开发的药物。EPO是糖蛋白激素，控制红细胞的生成，在供氧增加时会作出反应，对耐力比赛的运动员来讲，它的价值几乎等同于对贫血症患者。EPO的使用在自行车比赛以及其他比赛中蔓延开来，尽管20世纪90年代早期已经禁止服用该药，但是使用该药越来越猖獗，90年代末期开发出了检验体内物质究竟是由身体自然产生的，还是来自提高体能的药物。

之后出现了阿法达贝泊汀，是EPO的一个变种，其在2001年可通过商业渠道获取。在自行车比赛以及其他耐力比赛中很快就流行开来，针对该药物的检验在2003年才出现。美信罗作为新的EPO的替代物，于2007年在医学市场以及体育市场上双丰收，针对该药物的检验在2008年才出现。

诺勃酮于1966年首次被研制出，在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流行，作为类固醇被投入市场，声称是一种针对健身的化学药物，意图避开药品监控的检查，到2002年才有针对该药物的检验。这种情况被四氢孕三烯酮以及马多尔取代，在比赛中被运动员使用两年之后，针对它们的化验才出现。2000年中后期，违规增血的情况越来越多，不久之后用流式细胞仪就可以将这种情况检验出来。

基因药物的前景使得管理机构先发制人地禁止使用非治疗目的的基因技术。据推测，检验运动员是否使用了基因药物的技术很快就会出现。

5.至少在两个案例中，那些没有被怀疑的自行车赛手的去甲雄酮（出现在人的尿液中的类固醇）测试呈阳性。另一个运动员在服用中药后，其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测试呈阳性。最为常见的EPO尿检在紧张的比赛后会出现假阳性，这个结论被测试的研制者及其他人激烈地争论。快速屏蔽免疫测定（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测试）在服用常规不需处方可以销售的缓解疼痛、过敏与胃酸倒流的药物时，会产生假阳性的结果。阿尔卑斯滑雪者阿兰·巴克斯特（Alain Baxter）在盐湖城举办的2002年冬季阿尔卑斯滑雪赛中为英国取得第一枚奖牌。在获奖之后的第二天，因为他的甲基苯丙胺的检验结果为阳性，铜牌被强制收回。

6.防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只是因为其经济性。对抗防伪造技术的成本必须足够低廉，进而可以大规模复制，同时确保个体很难复制。具体来讲，伪造者用80美元制造一张可伪造的100美元的钞票是值得的，但政府不能花比发行的真钞票更多的钱，因此任何防伪技术的成本必须足够便宜。

7.研究表明，尽管知道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创建或克隆一个看起来合法的网站，人们常常会根据网站的外观来判断其信用状况，其实更好地甄别其合法性的方式是通过URL。

8.比如，针对降低购物中心恐怖主义风险的研究发现，成本最低的可疑包裹报告机制能减少60%的风险，但昂贵且不便利的门禁包裹搜寻系统只能将风险再降低15%。总体上，成本最低的6种手段能减少70%的风险，而其余12种更为昂贵的防护手段只能减少25%的风险。

[1] RFID即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数据，无须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译者注

第三部分　现实世界

第11章　利益冲突

在社会困境中，人们会在群体利益与利益冲突之间权衡风险。我们甚至忽视了那些利益冲突：大多是自私利益，只有偶尔的是道德利益冲突。现在我们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些利益冲突。

总的来讲，有几类利益冲突可导致一个人背叛，不按照群体规则行事：

●自私自利。这种人会欺骗、诈骗、偷窃或干其他不法勾当，他们将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前。反社会分子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个人保护利益。这种人可能受到自我保护本能（比如恐惧）的激发而行事，这种人更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不大可能服从群体利益。比如，一个正在被勒索的人可能会背叛，他可能有毒瘾或者欠下巨额债务。《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偷窃食物来供养家庭，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背叛者。

●自我保护利益。人们做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在别人眼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有些人可能会背叛，只是因为他认为别人已经背叛，而自己还蒙在鼓里，因此，他不能够忍受被别人当作一个好欺负的人。经纪人郎达·布莱德从其客户处盗用1140万美元公款，是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以及炫富的需求。

●其他心理动机。这个分类将个人利益的其余情况“一网打尽”，包括恐惧、焦虑、急性子、懒惰以及间歇性癫痫。嫉妒会导致欺骗，1 贪婪与懒惰也会。人们在发怒时会冲昏头脑做一些在其他时候不会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基本需求被剥夺，他将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人们在许多其他情况，尤其是在极端环境下会如何权衡风险，还有待我们进行仔细研究。

●关系利益。对另一个人保持真诚是一个很强大的动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护朋友而背叛群体。

●其他群体的利益。一个人同时属于两个群体的情况也不少，并且两个群体的利益以及规则可能是冲突的，人们不得不决定服从或背叛哪个群体。我们将在本章中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道德利益冲突。一个人的个体利益不总是与群体利益相冲突，他可能只是从道德上反对群体规则；一个人会背叛，可能只是他认为背叛才是正确的。这里有两个基本分类：第一类是认为某个特定规则在通常情况下是有效的，但觉得自己有一些特殊原因而需要违背规则；第二类是认为规则本身即是无效的。罗宾汉便是一个带有冲突道德利益的背叛者，
[1] 而人体炸弹则是更为极端的例子，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实现一些宏大的目标，因此一些舆论称他们为“致命的利他主义者”。

●无知。一个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在背叛，比如他可能在不知道一个物品已被其他人占有的情况下去拿该物品（这稍微有些特殊，因为当事人并没有权衡风险）。

一个人可能同时有好几重利益冲突，有一些利益会迫使他向群体利益靠拢，还有一些会使其偏离群体利益。1943年，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的需求按等级进行排序，从最基本的到最高级的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中有些是提倡协作的，而有些是主张背叛的。

是协作还是要背叛以及服从什么规则的抉择要将所有这些都考虑进来。我并不认为人们在大脑中计算着什么时候协作，什么时候背叛。这种观点是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认为人们做出的风险平衡几乎是最优的。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只依靠推理或者利益最大化，而是在更狭隘的层面上考虑风险，最小化成本以及最大化利润。比如，一个盗贼可能会计算偷窃的利益与被逮到的成本风险，在两者之中进行权衡。房子的主人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考量安装防盗系统和防盗器所花时间与金钱的成本，然后权衡利弊。

这种机械化抉择的观点在决策心理学最新的研究面前支离破碎，该观点正在被称为有限理性的模型所取代，为人们如何抉择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图景。比如，我们知道许多权衡是在大脑的潜意识层面发生的；人们根据直觉做出初步抉择，然后构建一个意识层面上的理性抉择。这些“直觉抉择”通常带有强烈的由进化所塑造出的偏见，但许多评估确实是“直觉抉择”，这些都有特定的情境（见图11-1）。

图　11-1　社会困境中的冲突利益

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1958年，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划分出了道德发展的6个阶段（见表11-1）。根据人们在哪个阶段做出推理，其将做出不同类型的权衡。道德推理阶段不会决定一个人是协作还是背叛，但是它会决定人们会使用什么道德依据来做出抉择。2

更为一般的是，当一个人权衡利弊时，他还会有一些对冲平衡压力。我们可以从内向外来组织这些压力：自我、亲朋好友、一般朋友、较大的以及潜在有关系的群体、作为整体的社会（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它）、所有人类（作为整体的一个社会特例）以及一些更为高层次的道德系统（宗教、政治或哲学或者其他）。有时候压力仅仅是从自己的脑袋里产生的，就像多种多样的个人利益。在其余情况下，压力则来自其他人或者群体。

这点很重要，因为冲突的压力越大，越容易背叛群体利益。个人保护利益以及关系利益可能会非常强大，而道德利益则会依据情境而定，像恐惧与憎恶等心理动机可能非常强烈。其他群体的群体利益也可以非常强大，尤其当群体规模较小、关系更为紧密时。4 规模以及情感距离非常重要，图11-2很直观地表明此点，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明。人们可能对不同级别或者不同排序有不同的情感距离。

图　11-2　冲突利益的规模

艾米莉·狄金森认为人们会选择自己的人际圈，然后对其他任何人“关起门来”。

冲突的利益会导致冲突的压力，而且它们一旦在群体内开始形成，就会变得越发强大。当爱丽丝认为警察的行为并不道德时，她就可能拒绝与警察协作。一旦她加入一个每人都怀有这样想法的群体中时，她背叛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群体给她提供了道德依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认同她的群体会给出合理以及最为有效的背叛建议，而且当她背叛时，还会予以情感支持。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重要的因素，社会压力在小规模群体中更能起作用，因此小规模群体的道德作用胜过大型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小规模子群体中存在一些背叛者，与他们协作意味着对较大规模群体的背叛。

根据他们的利益冲突，人们会或多或少地遵守群体规则。不太遵守群体规则的人一般会抱有自私的利益，与之冲突的利益很可能来自那些严格遵守群体规则，同时也遵守其他规则的人。正因为这些额外的遵守规则，他们不得不与冲突的利益做斗争，而其中的权衡抉择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有犯罪倾向的人做出的风险权衡可能非常简单：我应该去偷还是不去偷？但是对于一个既服从道德又遵守群体规则的人——冉·阿让或罗宾汉，要做选择就非常不容易了。他必须得考虑个人保护需求、道德性、他所帮之人的需求以及他偷窃对象的道德状况，等等。当然，这些都会有许多个体差异。有些人会将道德作为身份认同感的核心，有些人则会将它们边缘化。勒内·吉拉德使用术语“精神的天才”来描述最为道德的人们，也常常将他们中的许多人描述为“殉道者”。在道德上成为另类是有风险的，5 因为社会想让群体利益得到最为广泛的支持。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写道：

社会是一个股份制公司，人们同意为更好地保护每一个股东的利益安全而牺牲自由与文化，要求最多的美德便是服从。自力更生是它的敌人，它不喜欢现实主义与创造者，而喜欢各种名誉与陈规。

亨利·大卫·梭罗曾谈论过我们是如何处理群体规则的，尽管他的道德告诉他：

我邻居所说的绝大部分正确的事在我灵魂深处都认为是错的，如果我曾因什么事情后悔过，它可能就是我的好行为。是什么恶魔附体，让我如此墨守成规？

历史学家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写道“表现良好的女人很少留下历史”，她指的便是背叛。

苏格拉底的道德给他指引了另一条道路，使其做出选择协作与服毒而不是背叛与逃跑，即使他知道对他的判决是非正义的。

我们认为人们吸收其所属文化的道德，并依据它们而生活，甚至对于一些我们现在认为不道德行为罪行的赦免，因为人们总是以当时背景下通用道德的名义来检验罪行。6

这看起来好像与本书无关，然而，是有关系的。误解背叛者是社会压力失效的一种常见方式，我们将在第15章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将风险权衡想象成一种平衡。当爱丽丝决定是协作还是背叛时，她对每一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都进行了深思熟虑。社会压力是指群体努力使协作成为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如果你认为爱丽丝的背叛是因为她很自私（为了钱财而背叛），或者考虑到她的自我（她想在朋友面前表现得很酷），当她的确有与之冲突的道德利益时，社会压力就会失效。每一个困境的具体细节都是不同的，但利益冲突往往非常重要。

理解冲突利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根据相冲突的利益情况，你可能会有不同类型的背叛。为了说明此点，我们使用一个更微妙的社会困境：爱丽丝是否应该与警察协作。7 与警察协作很重要，因为社会成员是否会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会与警察协作并提供犯罪线索，极大地影响法律针对犯罪的制裁效果。如果完全没有连接到警察局的自动防盗器，没有装在壁龛与角落中的监控摄像头，没有警察全天候地巡逻执勤，那么盗贼被抓住的机会大部分取决于犯罪现场旁观者是否会采取行动的意愿：要么报警，要么与之搏斗然后报警。人们越多地举报犯罪，不管是犯罪正在实施，还是犯下罪行之后，制度压力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就是群体利益，与之冲突的不举报犯罪的利益有：

●自私的个人利益。爱丽丝可能仅仅是因为对周围社会关心不足而不选择协作。可能她要急于处理她生活中的事情，无暇顾及其他；可能她也很仔细地权衡过利弊，她的时间消耗以及举报犯罪的危险胜过了她从举报中获得的收益。

●个人保护利益。爱丽丝可能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害怕与警察协作：①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罪犯，因此不想与警察搭上任何关系。尽管警察常常对犯罪情节较轻并帮助指控犯罪头子的人予以保护，但保护的实施不具有常规性，而且对特定罪犯证人予以恰当保护并没有保证。②警察可能成为她的一个威胁，因为警察并不总是慈善的。有一些人就是出于司法恐惧而不愿意与警察打交道。③她可能害怕来自罪犯以及罪犯团伙的报复。犯罪组织加强了害怕报复的恐惧，这样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一定范围内犯罪。甚至有一个“停止告密”运动，巴尔的摩黑社会也发行过一部DVD用来恫吓人们不要举报犯罪。

●自我保护利益。她可能看重一种玩世不恭的自我形象；她也可能是一位受害者，她很尴尬，也不想承认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其他心理动机。她可能出于对权威机构人物的非理性恐惧、严重焦虑或者病理羞怯。

●关系利益。她可能认识嫌疑犯，因此为保护那个人而不向警方举报。

●另一个群体的群体利益。她可能是犯罪群体的一员，或者是出于对犯罪群体的同情，因此选择与群体而不是整体社会协作。8 例如，她可能是一位警察，她看到了其他警察虐待犯人，她对同事的忠诚胜过了举报犯罪的道德义务。

●冲突的道德利益。她可能不相信法律，社会中许多人在看到非法异常情况时，或者发现有人从互联网上下载有版权的音乐时，从来不会报警。她可能认为警察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或者犯罪的受害者罪有应得。

即使某人是犯罪的受害者，他也可能选择不举报。这样的例子包括强奸（对举报的受害者而言这是一种羞辱）、诈骗（带有社会屈辱）、警察可能帮不上忙的轻微犯罪以及受害者害怕警察的情况。被强奸的妓女会报警吗？当十年前我妻子的钱包在布达佩斯地铁被偷时，我们就没有报警，因为我们觉得警察不会有任何帮助。互联网犯罪也能划入这一分类。有一些信用卡诈骗的受害者没有报警，因为数额很小，警察也不会放在心上。事实上，一个诈骗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向大量人进行小规模诈骗，因为对每个人来讲，都不值得去起诉他。

当然，人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理由不举报犯罪。有时候犯罪实在是难以举报。得益于全球化与互联网，国际犯罪便属于这一类型。互联网上被尼日利亚的罪犯诈骗的受害者不知道应该向谁举报，而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帮助。骗子设法使受害者不会报警，让受害者认为自己也在做非法的事情或者被欺负得太尴尬了。

与警察协作的社会困境，如表11-2所示。

人们对犯罪没有警惕心是许多互联网诈骗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冒牌杀毒软件扫描诱使用户相信他们的电脑有病毒，然后收取25美元、50美元或更多的钱来“清除”这些病毒。这是个获利百万美元的行业，而且大多数受害者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被骗了。一些网上洗钱的机制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工作。

利益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确实认可这些冲突。有时，社会会用一些机制来处理这些利益冲突。法官应该不参与有潜在冲突利益关系的案件。政府也往往将那些潜意识怀有敌意的人从强制服兵役中免除。报纸专栏作家、学术研究者或其他人应向读者澄清所有利益冲突，这样读者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偏见。一些法律包括宗教豁免权。

大多时候，我们因为这些机制而过得更好：撤离有关联的法官使得判决决议更少被个人偏见所干扰；潜意识怀有敌意者的身份甄别使得士兵不必与那些不愿意掩护的同伴战斗。但是公共健康并没有变得更好，因为有一些宗教豁免权使得他们不必遵守疫苗法。

我们甚至在宿命论的学说中找到了利益冲突的合法性。连禁止谋杀也有例外情况，比如自卫便是一种个人保护本能，但当事人有义务证明利益冲突的合法性。如果爱丽丝开枪打死了鲍勃，事实的推定（我指的是社会的事实推定，而不是法律的事实推定）是她犯了谋杀罪，除非她可以证明是其他情况。

道德是很复杂的，如果人们不认同某个特定的道德观点与相应的利益冲突，社会困境也会消失不见。如果你没有考虑海产品的可持续生产，那么过度捕捞就不再是一个社会困境。就算渔夫将大海中的鱼捞尽了，在你有生之年也不会对此有所觉察，因为杂货店中依然有鱼可以出售。9 如果你不认同奴隶应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阶级有一样的权利，那么奴隶制便不再是一个问题。甚至种族灭绝也不再是一个社会困境，只要你将屠杀对象进行足够的去人性化。

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其他书中涉及的内容，我也推荐大家读一些关于道德冲突的读物，以增进对冲突的利益进行权衡的认识。我们的目的仅仅是让人们认识到有许多利益冲突，其中的细节会影响社会压力的功效以及背叛的手段。为了让社会压力有效，我们需要分析背叛动机与背叛手段的机制。

我们都是一些正式或者不正式群体的成员，而这些群体就是我们社会困境中的主体。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类是最大的一个社会。整个社会（不管我们将其定义为城镇、国家或者全人类）是一个群体：我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个群体；我们的政党是一个群体；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群体。群体内可能还有子群体：我们公司中的一个部门、国家政党中的一个当地政府组织以及同城邻居。往外扩展的大家族也可以被看作群体，而它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子群体。大型公司有许多级别的子群体，军事以及宗教群体也是这样。

群体以及子群体彼此常常会有冲突。在一个群体利益与另一个群体利益有冲突的社会困境中，与一个群体协作就意味着对另一个的背叛，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不得不权衡利弊。本章其余内容以及第12～14章将讨论群体利益及其群体忠诚冲突。这对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协作与背叛是非常重要的。

回想我们提到的囚徒，其处在与所属犯罪组织的其余成员的社会困境之中。那是一个很棒的例子，但是真实世界往往要复杂得多。

肖恩·奥卡拉汉在早年是一个恐怖分子。在13岁时，他加入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接下来的5年中参与了接近70起针对英国的袭击，包括两次谋杀。在1976年，他改变了心志。在接下来10年，他是一个意图破坏爱尔兰共和军的警察线人。他挫败了几起爆炸企图，包括一起针对威尔士王子及王妃的袭击，并且破坏了数以吨计的武器及物资。他也公开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检举了许多其他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背叛爱尔兰共和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这样做了——冒着被报复的危险，因为一个冲突的道德利益，也因为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他的社群。“我意识到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摧毁爱尔兰共和军无情的杀戮：自己向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投降，并检举尽可能多的人。”他与较大规模群体的协作，也就意味着背叛小规模群体。

奥卡拉汉面对双重社会困境，我们将对每一重困境进行详细讨论：与犯罪组织协作或背叛的罪犯，以及与警察协作的公民。这两个社会困境是冲突的。奥卡拉汉必须做出抉择：与爱尔兰共和军协作而背叛整个社会，或者与整个社会协作而背叛共和军。表11-3列出了两个相冲突的群体，并忽略了许多在前面的表中列举的利益冲突。

冲突的社会困境展现了事件的本原状态，社会中鲜有非常单一的困境。群体利益常常是有冲突的，与一个群体协作往往意味着对另一个群体的背叛。

裙带关系是许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如公司、政府等。10 比如，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为他的许多亲戚安排了公职：他任命他的内兄弟为驻丹麦外交部长，他的表兄为驻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另一个内兄弟被任命为莱比锡城议员，第三个内兄弟成为了白宫的接待员。

这是双重社会困境（见表11-4）。格兰特是一个美国公民，受到美国的法律以及习俗的限制。他同时也是家族一员，并努力扩大家族的利益。

冲突群体困境的其他例子包括：

●一个作为某政党成员的政客，同时是一个选举他的地区的公民。

●某部门的成员，同时是整个公司的员工。

●公司的一名员工，同时也是公司工会的成员。

●公司A的员工，同时又成了公司B的合约工。或者类似地，A国的国防承包商，同时为国家B提供军事服务，如一家私人安防公司为在伊拉克的美国军方提供服务。

●一位学校老师，是教师团体的一员，同时也是将孩子送到自己工作的学校的家长。

●代表对立双方的已婚律师，11 或者与律师有关系的法官。

●为某公司工作的立法者为该公司制定法律条文，或立法者在立法职业生涯结束后期待为该公司工作。

●同时兼任多家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也被称为连锁董事。

有一些冲突的群体是嵌套的，意味着较小群体中的成员同时也是较大群体中的成员。其他群体有重叠关系，意味着每个群体的一些成员同时属于其他群体。

绝大多数利益冲突的情况不是社会困境，并且许多冲突也与防护无关。居住在一个区域的投票者在另一个区域投票会平衡她投票的利益冲突，但这与防护无关。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要求遵守一些规则，而其他群体的成员要求遵守冲突的规则时，这个情况将发生变化。

另一种看待道德利益的方式是将其作为群体利益。无论将群体定义为整体社会、人类种族、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或者其他什么，我们都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许多人将道德与群体成员的义务关联起来，关系伦理学家便是在所有层面上这样做的，但“广泛正义”与“人权”的道德概念只隐式地与人类的种族成员资格相关联。当然，人们对这些术语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理解。

当多个群体有利益冲突时，这就像一场关于哪个群体与特定个体关联性更强的战争。通常是那些规模较小，并且关系紧密的群体会取得胜利，然而这一点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来进行清晰的定义，这只是一个倾向，人们会仅仅因为他们的朋友也都在这样做而盲目地去犯罪。总的来说，背叛小规模群体的利益比背叛大规模群体的利益需要更大的社会压力，反之亦然。

想想这样一个社会困境，一个人是整体社会中的一员，同时也是犯罪黑帮的一员，他也可能与警察协作。成为社会的一员是有益的，成为黑帮的一员也是有益的，特别是生活在很危险的社区，警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保护，甚至构成了一种威胁。背叛更大的社会比背叛亲密而又暴力的黑帮要容易许多。只要犯罪黑帮保持一种比一般社会更强烈的团体关系，成员将更可能与黑帮协作。这种情况在许多组织中都有所体现，从一般的公司到极端恐怖分子的组织。这样的组织都希望它们的成员有比对一般社会更强烈的忠诚。

群体成员资格的利益非常重要。在第12章，我们将探讨雇员协助雇主进行违法经营的例子，他们便选择了背叛整个社会。反对你的老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即使你知道公司的经营行为是有问题的。作为群体一员的利益，比如同事赞赏你的名誉以及连续地支付薪酬，都是非常强烈的与组织协作的动机。

通过几千年的时间，我们进化出了许多加强群体忠诚度的手段：入会仪式、礼制、群体成员的标记，等等。我们在第8章已经讨论过这些，它们都是保证承诺公信力的社会压力。当涉及两个冲突的群体时，这些手段变得更为重要。

并不只是正式的组织才有这些手段。拉里·弗里斯德在一个在线互助小组中承认他杀害了自己的女儿，丽萨·狄卡洛向警察局报案，她便被小组其他成员诽谤中伤了。

警察之间团结一致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被称作“蓝墙”或者“沉默的蓝色代码”，很难让警察来互相指证。比如，2010年的多伦多G20峰会上，有几个目击者控告警察打了一个示威者。这名警察最终被指认出来，然而，在调查期间，这名警察的照片被展示在他的同事面前，却没有一个人指认他，包括事故现场上8个离他最近的警察，其中一个还是峰会期间他的室友。

有许多非正式群体在社会困境中会有利益冲突：社会群体、民族群体、阶级群体以及种族群体，而且有许多社会困境都涉及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

家庭中也充满了利益冲突。你会为准备孩子的大学学费而节省开支吗，还是把钱用来为日益老去的父母准备医疗费用？你会站在你的配偶一边还是你的父母一边？你的父母离婚而他们中的一个又结婚了，你将在谁那儿度过假期？如果你是一对夫妻的亲密朋友，你发现其中一个有婚外情，你会告发还是保持沉默？当你父亲驾驶技术越来越差，你会拿走他的车钥匙吗？有时候安全在家庭中的处境是岌岌可危的：如果你的父母在你儿时曾虐待过你，你会让你的小孩在他们家里过夜吗？在这些情况中，社会压力都非常不正式：道德与名誉。只有对那些极端虐待的情况，或者问题很严重的家庭，司法体系才能介入干涉。

既然个体可以同时属于多个冲突群体，便存在多重或冲突的社会压力。来自一个群体的社会压力并不总是转移到另一个群体，激发的压力往往取决于要被保护的群体。

比如，你在家里能做什么与你在现实世界中能做什么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孩子偷了自家另一个孩子的东西，我们不会报警，就像我们抓住一个闯入我们房子的盗贼时，我们不会叫来他的父母一样。有时，公司里雇员的不恰当行为或事情会在公司内部得到解决，但有时候就需要警察介入。国家联盟用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处理流氓国家。这些都取决于规模。

当规模发生了变化，应该遵守哪些规则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我们在学校中便发现这个问题，现在一些教师与校长开始请警察来处理违反规定的行为，而之前一直是让家长来处理。规模正在扩大，处理违反规定行为的规则常常是在校区或更大的社区层面上生效，而不仅是教室内部，这意味着较不正式的道德与名誉机制不再有效，教师们感觉到了向制度模型转变的趋势。总的来说，当群体规模增长时，需要更为正式的社会压力。改变规模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因为群体成员对新机制并不熟悉，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而且起初这些机制不见得能够运作良好。

在第12～14章中，我们将讨论组织的社会困境：群体面对的困境与群体内部的困境。首先，我们将在总体上对组织进行探讨，然后探讨不同类型的组织：公司与机构（主要是政府）。我们将发现许许多多的利益冲突与社会困境，以及一些相当复杂的社会压力。

注释

1.另一方面，他因为骄傲而不会行窃。以下对话来自罗伯特A.海莱茵（Robert A.Heinlein）的《夕照驰航》（To Sail Beyond the Sunset）：

“‘不能偷窃。’我不能认同这一点，父亲。”

“你会因抚养婴儿而去偷窃吗？”

“嗯，会。”

“想想其他情况，我们将在一两年之后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这总体上是一个好的原则，但你为什么不行窃？你很聪明。你可能一生都可以靠行窃过活而不被逮到，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嗯……”

“别吞吞吐吐的。”

“父亲，你太令人生气了。我不会行窃是因为我太有自豪感了！”

“非常对！很对。因为同样的原因，你不会在学校欺骗，也不会在游戏中欺骗。骄傲是你对自己的定义，‘必须保持自我，夜以继日……’。”

“‘你不能欺骗任何人。’我知道了，父亲。”

“你在分词中少用了一个'g'，再读一次，并且要发音准确：你不偷窃是因为……”“我太自豪了！”

“很好。自豪的自我形象是你正确做事的最为强烈的激励。太自豪不能去偷窃，太自豪不能去欺骗，太自豪不能去抢小孩的糖吃或将小鸭子赶到水里。莫林，部落的道德法规必须以部落的存活为基础，但对于个体，正确行为的基础是自豪，而不是个人存活。这就是为什么船长选择与他的船一起沉没，这也是为什么士兵宁死不降，没有什么值得去死的人也没有活着的意义。”

2.道德哲学家用不同的词汇说过类似的事情。神学家探讨过道德的三层意义：第一层是人的欲望，第二层是服从社会规则，第三层是“关于现世规则的关系以及过去与未来规则的关系”。我将此说法稍加推广，第一层次的人会选择个人利益并背叛，第二层次的人会选择群体利益并协作，第三层次的人会依据更高的道德原则去协作或背叛。

3.威廉C.克雷恩（William C.Crain）对科尔伯格的六个阶段有一个不错的总结：

在第一阶段，儿童会认为权威认为对的就是对的。做正确的事就是服从权威，也可以避免惩罚。在第二阶段，儿童不再迷恋任何单独一个权威，他们看到任何问题都会有多面。既然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人应该追求个人利益，尽管与他人协商互利是非常有用的。

在第三、第四阶段，年轻人作为传统社会的成员，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规则以及期待。在第三阶段，强调做一个好人，基本上是指与身边的人为善。在第四阶段，更关注遵守法律以维系整体社会。

在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人们较少由于社会本身的原因去关注维系社会，而是更加关注好的社会应具有的原则以及价值。在第五阶段，强调基本权利以及民主进程，人人都有话语权，而在第六阶段，定义了最为公道的原则。

4.社会认同理论对不同群体的相对力量有许多看法。

5.在1963～2002年的40年时间里，世界上800～3000人出于不同政治以及社会原因为祭祀献出生命。

6.作家及诗人布莱恩·克里斯蒂安（Brian Christian）对相对道德如此写道：

托马斯·杰斐逊拥有奴隶，亚里士多德是性别歧视者，我们仍认为他们是智者？可敬之人？启蒙者？但在奴隶制社会中拥有奴隶以及在性别歧视社会中的性别歧视都是见怪不怪的个人特征。在他们的个人档案中，我们忽略掉了这些。我们倾向于整体上忽略某人见怪不怪的品质，而更加突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人们可以认为他们与社会不同，大体上说是明智与可敬的，那么，这个是缩小的道德维度吗？

7.如果你回想囚徒困境，警察故意将囚徒置于精心设计的处境来激发他们的协作，结果表明这个机制对社会控制非常有用。

8.停止告密运动也可以用一对社会困境来解释，在与整体社会协作以及与当地社区协作之间进行权衡。

9.另一方面，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商店里的鳕鱼少得多了，而且要贵得多。

10.裙带关系又在美国死灰复燃，特别是在政治领域。

[1] 罗宾汉（Robin Hood）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侠盗式人物，他武艺出众、足智多谋，仇视官吏和教士，是一位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译者注

第12章　组织

至今，我们一直主要在讨论社会压力如何作用于个人。组织（小到几个人的群体，大到数以百万人组成的群体）也有着个人一样的行为。这些组织可以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像个体是群体成员一样，并且群体都有群体利益以及相应的群体规则，这些也同样会作用于组织，就像爱丽丝必须决定是否偷窃、违反契约或者与警察协作，组织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

把组织想象成对象集合体是很困难的。我们在谈论群体时经常将其比喻成个人，这样就会以理解个体的方式去理解群体。我们会说一些像“基地组织仇恨某国”“谷歌试图控制互联网”以及“某国想让美元升值”这样的话，好像这些群体也都怀有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总的来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此试图分析这些问题。

组织当然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些人都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中：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困境，以及作为组织一员与作为整个社会一员的困境。但我们常常将组织看成一个个体，并假设社会压力将对组织产生如同对个体一样的作用。然而，这种假设不一定合理，并会导致相当恶劣的信任失效，还会招致较大范围的背叛。

组织的利益冲突包括：

●自私自利。组织也会有自私自利，就像个体一样。根据组织的类型，自私利益可能是利润、权力、权威、影响力、恶名或这些利益的组合。

●个人保护利益。组织会有很强的个人保护利益，它们想要生存兴旺，就像个体一样。

●自我保护利益。组织会有一个与之相比的自我形象，并会努力保持这个形象。比如，一些组织会有一个任务使命，并竭尽全力去保证它们的行为与言语保持一致（谷歌的“不作恶”格言便是一个很好例子）。一些组织有一些想保护的特定名声，比如受到尊重、冷酷、快捷，等等。也有一些组织会以它们的起源地或从业多少年而骄傲。还有一些组织会成立慈善基金。

●其他心理动机。其实组织并不拥有心理动机，但它们确实拥有文化。无力发明症候群
[1] 便是一例，这些公司将很不情愿去采用自组织外部的解决方案；“想办法开脱罪责”意识，预先使组织采用某些方案解决，并远离其他方案；紊乱通信，将导致在一个层次上背叛，而其他层次都浑然不知；严格差别的等级体系可能引起某个群体的恨意，并导致破坏行为；臭鼬工厂，即组织内的一个群体完全自治，还会有其他一些秘密活动。

组织也会有与其他群体冲突的群体利益：对手组织；组织群体，比如工业联盟、地缘上的商业团体或整个社会。跨国组织有潜在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医药捐款是组织利益的一个例子，它的本意是为治疗小儿麻痹症募集捐款。在小儿麻痹疫苗开发出来之后，该病几乎绝迹了，而医药捐款并没有举行一个派对庆祝或关闭它的账户。相反，它重组为一个预防畸形儿的组织，这将使它永远都能运作下去。

即使组织拥有自己利益，我们已讨论过社会压力对组织的作用与对人的作用是不同的。

●道德压力。组织毕竟不是人，它们没有大脑，也不会有道德。尽管它们会有群体利益，其与道德相类似。慈善机构会有崇高的任务使命，比如“不作恶”，就像很有效力的道德一样。

●名誉压力。对于群体，名誉压力起作用的方式与个人是不一样的。组织如同个体一样关注它们的名誉：因其规模可能关注得更多。它们也会对其名誉进行更多的控制，组织会通过广告与公共关系战略来修复它们的名声，树立它们的形象，等等，而这些手段对个人通常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因为组织更为庞大，它们的名誉会更有价值，并且其名誉会因为它的一小部分成员的不良行为而受到严重影响。

●制度压力。法律非常有效，但是组织承担制裁的方式与个人是不同的，它们不可能被判入狱或者执行死刑。在美国，对公司会有偶尔物理惩罚的情况，比如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的解体；有时候政党会被驱逐下台，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复兴党。在极端的例子中，组织内部的个体会因为组织的行为而被判入狱，受到严厉的惩罚，但这很少发生。有时候组织会以不能进行某些特定行为的方式被法律制裁，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处罚是组织面临的唯一制裁，这将导致许多优先于道德的经济利益的问题（我们在第9章中已探讨过）。

●防护机制。针对组织的防护机制与个人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主要因为组织并不是真正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防护机制针对组织内的个体运作，而不是针对整体组织来运作。

组织可以是所有上面讨论过的社会困境中的参与者。它们必须决定是否与警察协作，是否要欺骗正在打交道的商家，它们也会被社会压力影响。除此之外，组织内的人都有自己与组织间的社会困境。

比如卡萝尔·布朗被描述为威斯康星州北部中央亲善行业机构一位27岁的“专注、可依靠、有竞争力以及有良知”雇员。她肯定非常精通名誉管理，因为7年中，她利用她职位之便盗用了50多万美元的公款。在一次审计中，审计师发现77000美元被挪用，于是进行了一次非常仔细的诈骗调查，她的不法行为才被揭露。2003年，布朗因盗用公款罪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并另加5年延长监督年限。布朗的行为不仅导致了威斯康星州慈善行业经济上的严重损失，也对她的同事的经济收入造成损失，他们不得不通过降薪以弥补预算短缺，这严重地破坏了机构的名誉。

上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但组织内的确充满了社会困境。我们往往注意不到它们，因为人们从直觉上很擅长与人群打交道：我们了解层次结构与权威，对高管、同事与下属之间的区别也了然于胸；我们精于办公室政治，因为我们善于与社会群体打交道。但是社会困境依然存在，有时只需要一个微小的推动便会将其带出水面。

组织内的每个人都会面临社会困境：他应该做他想做的，还是做组织想让他做的？忽略特定的情境，它的情形如表12-1所示。

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人雇用了一个代理人来追求利益，但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是不同的，让代理人与委托人协作是非常困难的。

背叛并不是要孤注一掷。背叛可以是迟到、不努力工作、拿别人出气、抱怨、主动攻击同事、从办公室储物箱里偷窃纸张或挪用大量公款。回想第10章中提到的因公出差的员工，他可以与公司协作，限制他的出差开销，或者他可以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首位而大量开销。

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背叛者，不管是公司员工、政府职员或任何类型组织的成员，总会有人不太想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种背叛的员工：当他做事情时他不会想雇主的最大利益。比如，爱管闲事的员工更关心手续中的琐事，而不关注他应该做的工作，或者员工会在办公室政治上比在实际工作中花更多的精力。四格漫画呆伯特就是关于背叛的员工以及背叛的管理者的故事。

组织几乎不会因为雇员背叛而停滞不前，这个事实就表明社会压力在这些情形下是起作用的。组织给雇员支付薪水，但不只是薪水使人们愿意做这份工作。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感觉良好，感到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并努力工作保持名誉。他们要面对权威，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也存在自主处理情况的发生。公司倾向于招聘并保留那些将个人利益置于一边、更顾及雇主利益的员工，而员工则会选择那些能够考虑一定个人利益的公司。如果激励不充分，公司通常会辞掉那些不做该做的事的员工；或者当员工不喜欢他们的工作环境时，他们会辞掉工作。当然在工作场合中也有其他类型的经济激励：佣金、分红、职工优先认股权、绩效工资以及根据表现发放的奖金等。

工作很差劲、薪水很低、个人满足感很低、更不愉悦等也会有引发更有限制性的防护手段。低薪雇员通常都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如果他们背叛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较高层次的雇员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与自治权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被赋予了更多的背叛能力。

背叛的能力以及风险通常随着组织内员工所处层次越高而变大。总体的权衡可能对公司是有利的，尽管与底层员工的错误行为相比，高层偶尔的背叛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危害。一个高级经理人可以使公司利益来与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他作为社会压力的实施者，要保证员工行为与组织的群体利益保持一致，他可以设计一些方案让员工更好地协作，同时也给自己留下背叛空间。他可以设计漏洞，另外，因为他是社会压力的实施者，可以限制其他雇员的背叛，最小化坏苹果效应，这样便不会将因他背叛带来的不良影响扩散到组织中去。在极端情况下，CEO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公司经营破产，这被叫作“企业掠夺”或“控制欺诈”。他的能力使其可以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组织利益之上，因此组织就变成了（至少部分的变成了）他的私人代理。

背叛不一定都是欺诈这种极端情况。假如CEO的薪水取决于公司某个日期的股票价格，其可以与公司协作做一些对公司真正有益的事情，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公司，做任何能刺激股票价格在那个特定日期走高的事，即使这样做有损公司的长期利益。1

黑人餐厅有一个不太常见的激励机制，叫作“行为分化”，其允许管理者购买个人餐馆10%的产权（不仅仅是他们管理的餐馆，也包括其他的）。这就使得早期的快速连锁扩张成为可能，因为这个策略既给新开餐馆以资金支持，又能给管理者以巨大的激励，使餐馆的生意兴旺。但是当连锁规模变大，在组织内的管理者有了个人经济利益时，其与作为整体连锁店的忠诚是有冲突的。比如，负责整个区域食品供应的管理者可以私自照顾某些餐馆。

另一方面，执行官有许多社会压力，限制他们的营私行为。在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颁布。对他们权限的制约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胡作非为，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读到。

我们已经将公司看作社会困境中的个体参与者，也讨论过组织内的社会困境中的个体。现在让我们把这些放到一起进行讨论。

想想第5章的过度捕捞的社会困境，但再不是针对渔民鲍勃是否应协作限制他的捕捞量，或者背叛进行过度捕捞，这一次考虑罗伯特捕捞公司。渔民鲍勃与罗伯特捕捞公司面对相同的社会困境，但是公司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它是一个由人组成、带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组织。让我们一步一步地对此进行探讨。

罗伯特捕捞公司必须决定是否要过度捕捞。这次的规模肯定与简单的例子是不一样的——罗伯特捕捞公司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有上百艘捕捞船。这家公司会通过员工收集它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组织内的一些人或群体将决定是协作还是背叛。利弊权衡结果取决于冲突的公司利益与所有存在的社会压力。

此时，我们假设公司决定背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罗伯特捕捞公司的官方政策是追逐它的短期个人利益，而置整个社会的群体利益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会将海洋供养耗尽，捕捞尽可能多的鱼。

爱丽丝是罗伯特捕捞公司的运营副总裁，她的工作便是实施公司战略，负责过度捕捞。作为一名雇员，爱丽丝面临社会压力。她可以协作实施公司策略进行过度捕捞，也可以背叛削弱她的雇主的目标。除了作为罗伯特捕捞公司雇员的角色之外，爱丽丝也是整体社会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员，她有第二个社会困境：她可以协作来使她的公司适度捕捞，也可以背叛允许公司过度捕捞。

这两个社会困境是有冲突的，就像奥卡拉汉的两个社会困境一样，与一方协作就意味着背叛另一方。因此当爱丽丝决定是否允许公司过度捕捞时，她便处于两个社会困境之中。公司运营规则将迫使她实施公司策略，而反对过度捕捞的法律又将她拉到了另一边（见表12-2）。

爱丽丝可能还有许多利益冲突。爱丽丝在道德方面可能尊重老板的权威，顺从群体，也可能认为过度捕捞从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她可能会有一些鱼类生长周期以及过度捕捞效应的专业知识。对她作为雇员或团队一员的名誉的关心使她更可能与她的雇主协作。她作为一个道德个体的自尊感与她的名誉使她更可能与社会协作。她的个人保护利益——如果她不实施公司策略的话她可能被公司炒鱿鱼，也会起作用。记住情感距离非常重要：如果爱丽丝与她的雇主之间的关联性比她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更强烈，她更可能与她的雇主协作，从而背叛社会。组织因为这个原因都努力使员工保持忠诚。2

爱丽丝确实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这里有一些在真实世界中如何做选择的例子。针对群体内决策选择的研究有很多，特别是关于公司。我们已经在第9章中分析了经济考虑如何抑制道德考虑。这有充足的证据，有的基于观察，有的基于实验，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组织（尤其是公司）也会抑制道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看起来该效应会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增强。

1978～1982年，比奇纳特公司出售了几百万瓶针对婴儿人群的苹果汁饮料，但其实该饮料根本不含苹果原料。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并且想知道为什么至今仍然如此，你可以观察到它的高级执行官正在与两个社会困境角斗。他们可以与社会协作不再销售冒牌苹果汁，但这意味着背叛公司；或者他们可以与公司协作，不再质疑为什么这种“果汁”比同类其他品牌产品便宜25%，即使他们知道这是冒牌苹果汁，却依然继续销售这种产品，这意味着背叛社会。最后，他们与公司的经济和人际的纽带战胜了更大的社会，直到一家独立实验室发现这个问题，公司才停止制造销售这种产品。在1987年，他们在联邦法院受审，最终同意支付一笔200万美元的罚金，在那个年代这是交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的最大的一笔罚款。这也是罕见的公司员工被判入狱的例子。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投诉、犯罪检举以及民事官司诉讼事件的增加，暴露了从1950年以来，罗马天主教主教故意将数以千计的被指控猥亵儿童的牧师转移到了不受怀疑的教区与主教区，而不是剥夺牧师的资格与名誉，也没有将发生丑闻的教堂曝光。到2011年，美国境内有对5000名牧师的指控，并且经确证超过15000名美国公民成为受害者（实际受害者的估计人数为280000人）。在2002年的数据中，大约2/3的美国主教被指控，因为他们令受指控的牧师依然做原来的工作，或者将其派遣到新的岗位。这与梵蒂冈告诫相一致——秘密调查性虐待案件，这样犯罪者只会受到教会法的约束。

在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一对社会困境来解释。较大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如果人们不会骚扰未成年人会更好，而且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社会压力——道德、名誉以及法律，使背叛数量处于最小的限度内。我们还拥有许多防护机制，检查互联网上的儿童色情视频并查找是谁在拍摄。

与此同时，较小的社会困境在罗马天主教内部隐蔽发生。当然恋童癖不是教堂内的群体规则，教堂中有恋童癖的牧师与社会中有恋童癖的人是一样的背叛者。但是教堂层次结构（主教与梵蒂冈）决定了教堂的职能——依靠名誉成为值得信任的宗教机构。这被称为“丑闻的教义”，意味着它的名誉比正义或者阻止进一步违犯教义行为发生更为重要。因此，教堂会通过系统的工作使问题以及指认犯罪者都秘密进行。3 教堂有相当严格的社会压力供其使用，主要是道德与名誉，这也是为什么丑闻都在数十年之后才能被公众所知的原因。在一些情况下，它甚至会逼迫受害者签订不泄露条约（一种制度压力）。这种社会困境如表12-3所示。

最后，这会导致大量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不幸的是，掩盖行为十分常见，尤其当组织试图保护它们自己的名誉以及利润时。这会在公司内部发生，也会在政府内部发生，会在任何类型的组织内部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相反的新趋势。公司破坏控制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应通过完全揭露、发表声明以及在公众面前表示悔改以期快速修复名声。许多政客采用这个伎俩，通过感人至深的演讲、辞职、访问治疗中心，然后快速返回政治生涯，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告密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背叛组织，并协助整体社会。当世界通信公司内部审计副总裁辛西娅·库珀在第一次表示对记账异常的关心之后，她遇到了来自高层的恶意以及公司审计员的冰冷态度。尽管如此，她自己对整个公司的财务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审计，发现世界通信公司高层执行官例行公事地将运营成本伪造成资本支出，虚报了110亿美元，并因此向董事会以及投资者呈现了虚假的公司价值。库珀的发现招致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公司的破产以及重组，并对世界通信公司高管以及会计进行了定罪。这个事件也把上市公司实施内部社会压力保护自己和公众的利益、不受高层背叛者侵害的需求又一次带入公共视野。

与肖恩·奥卡拉汉类似，但是没这么极端，库珀变成警察线人，将个人置于危险处境。

这是一个复杂的风险权衡，其包括了世界通信公司的群体利益与整体社会的利益，也包括库珀的许多个人利益（见表12-4）。

我不知道权衡中的精确维度，可能利益冲突的范围还包括与警察协作的所有相关的事情，但你要有一个总体认知。不仅是雇员，公司董事成员都面临类似的社会困境。库珀有许多相冲突的利益，来自世界通信公司的社会压力也在逼迫着她。

组织可以使用诸多社会压力来阻止并惩罚告密的背叛者。下面是一些例子：

●“9·11”后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未经授权就在国内进行电子监控时，分析家托马斯·德雷克首次向上司表达了他的担心，之后将关于此项目的秘密情报提供给了美国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与“9·11”相关情报失效调查委员会，然后向一位记者分享了他认为不是秘密的关于国家安全局的信息。一年半之后，联邦机构突击检查了德雷克的家，没收了他的电脑、书以及报纸，并且起诉他违反了《间谍法案》（该法案旨在针对帮助敌人破坏国家安全的人，而不是针对为公众利益透露情报^4 ）。

●1962年梵蒂冈公布“罪恶请求”指示，规定把秘密调查牧师不良性行为（包括恋童癖调查）的人驱逐出教会。

●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南希·费恩·奥利维尔是奥贝泰克制药公司药物试验小组一员。当她开始注意到药物完全无效并且可能有毒时，奥贝泰克公司用尽各种法律手段威胁她不要将发现告知大众。

●杰夫·贝尔德探长揭露了纽约城市警察局内部事务部门的不当行为。结果，他被同事警官排斥并骚扰，没有缘由地被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并收到匿名的死亡恐吓。

难怪这么少的人会告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设想你在类似马多夫骗局
[2] 的金字塔机制之中，你会揭露这个机制并冒被起诉或报复的风险吗？你会努力逃避责任，还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冒着更大的风险积极行动？

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战争期间的士兵叛逃。军队需要严格的层次结构来有效发挥其效用。士兵必须服从长官，长官可以向他们的下属发布命令，但有时这些命令非常令人反感，需要实施很大的社会压力才能使其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军事训练需要使用严格服从命令与集体凝聚力的社会压力。此外，部队对遵守命令有着严格的规定，对违规者要处以非常严厉的制裁。在历史上，对逃兵可以使用不正当程序执行死刑，因为保护群体的利益如此重要，不能允许个体有自我保护利益。

当部队被下命针对他们正在保护的人采取行动时会发生改变。2011年，两个高级官职的利比亚军队飞行员背叛了，没有执行轰炸在利比亚班加西的游行者的命令。他们意识到自己处在一对社会困境之中，他们最后选择了与国民协作反对政府，而不是与士兵协作反对游行者（见表12-5）。

在2005年，伊恩·菲什巴克上校因其宗教信仰揭露了美国在伊拉克使用刑罚。类似地，布兰德利·曼宁在2010年必须处理两个冲突的社会困境，当他变成一个告密者，并且给维基解密送了250000份美国国务院秘密电报，而维基解密将它们公布于众，5 像利比亚的飞行员一样，他选择背叛政府并选择与他所认为的整个国家协作。他被美国政府囚禁了起来，剥夺他的正当诉讼程序，政府使用这些社会压力来阻止盲目效仿者的背叛。几个世纪以前，国王可能会将背叛者的头颅挂在长矛上，使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当然，这样的反背叛手段并不完美。几乎所有的公司、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的不良行为最终会被公众所知，所有部队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服从命令或者逃兵现象。历史上，逃兵是一直存在的，主要是因为大多时候没有好的强制执行的协作方式。在今天的大多数国家，这些现象的发生也只是被降低到一定程度，使军事组织整体不受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背叛都会给组织造成破坏。一个组织的成员可能背叛了组织的意愿，结果却保护了组织的利益。

我们还用罗伯特捕捞公司的例子来解释。这一次，公司决定不进行过度捕捞。爱丽丝作为公司的雇员却有了一个社会困境：她可以协作并实施公司策略，或者可以背叛。作为社会的一员她同样处于社会困境之中。

像大多数雇员一样，爱丽丝通常做公司要求她做的事情。问题是公司要求做许多事情，但只能考虑与照顾到其中的一些。在我们的例子中，爱丽丝在公司的协作级别是通过她能为公司创造多少利润来衡量的，如果她使公司年收益很高而成本又很低，她将被给予奖金激励，相反，她会受到惩罚。

爱丽丝可能过度捕捞，即使公司策略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她在整体社会的困境中背叛了社会，同时在罗伯特捕捞公司的社会困境中也选择了背叛。除非她的管理部门专门拿过度捕捞考量她，否则公司就意识不到公司的收益增加源于违反公司策略的行为，并且除非管理部门对她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否则她将继续做这种事情。

在公司环境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11人死亡，17人受伤，然后崩塌，造成2.05亿加仑的石油与225000吨甲烷从马康多油井流入墨西哥湾。读过深水地平线石油开采的报告之后发现，很明显，公司削减了很多防护措施，使其冒着非常高的风险作业。BP员工并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规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BP员工也没有按照BP要求的规定作业。6

●波士顿从1990年开展高速公路项目——“大挖掘”，有很多因敷衍作业而导致的违规行为。这又一次说明，在时间与经济预算已超支的项目上降低成本与时间消耗比安全作业更为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公司中那些敷衍作业的员工会被绳之以法，而公司内做决策的人绝大部分则安然无恙。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围绕着华尔街有一个说法：“我要走了，你也要走了。”这是自私自利的投资银行家说的毫无价值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奇异衍生品或其他虚无缥缈的金融产品。是的，那些抛售这些金融工具的人通过交易这些产品有悖于他们雇主的长期利益。但是到了大家都发现真相的时候，他们将会非常富有，可以选择退休，并且老板也对他们无可奈何。这只是哄抬股价骗局中的一个步骤罢了。7

这并不总是来自组织的背叛。有时候从具体细节来说是背叛，但在精神实质上并不是。有时候高层管理者确实不知道正在发生事件的细节，或者他们完全知道被削弱的环节与违反的条例，但是会确保这些事实绝不能出现在备忘录或电子邮件中。这样他们就有机可乘，不被指控。在极端的例子中，公司雇用的公共关系人士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的情况下迷惑了大众。当然，如果做这种事被逮到，那么他将因不遵守公司策略而被指控。

另外，有时候这是无辜的，只是组织失效的社会压力体系导致了较大规模背叛的发生。不管哪种情况，在可能发生这类事情的公司中，往往是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奖励的人背叛。因此，如果那里有五个渔民，其中一个违反规定私下进行过度捕捞，他将为公司带来最大的利润，可能会升职为经理。那些选择协作而没有过度捕捞的渔民将没有升职机会。抛售不良证券的投资者往往是那些获取巨额股利的人。

有时候这些呈递增态势。如果你的同事都过度捕捞2%，那么过度捕捞3%就不是一个大问题，然后这个数字会变成5%、7%、10%等。只要激励结构对你比对同事高那么一点就予以奖励，背叛的动机会就一直存在，你会得到你的奖赏。

更大的组织是嵌套的：组织内的部门、政府内的机构、大规模军队内的单位、国家的州等。这个嵌套的结构通常会带来社会困境，它们非常像雇员社会困境（在雇员社会困境中，他应该为公司的群体利益而努力工作，还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而懈怠），但组织内的子群体是行为者，而不是单独个体。机场员工应该为运输标准化局的最大利益工作，还是为联邦政府的最大利益工作？一个员工应该为他的部门、他的办公室，还是整体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工作？

我曾为一家公司工作，该公司有严格控制成本的规定。这些规定由部门实施，并不是在全公司的范围内，其本意是在较低层面上削减成本，当然也就会在整个公司层面上削减成本。但有时事情并不是想的那样，比如，我面临消耗我们部门的更多资源与消耗我们部门的较少资源但是会消耗公司更多的资源的选择。我可以花费金钱更多进行多城市飞行，每一张票由负责该城市的部门负责，或者我可以以低廉的价格飞行一次。当然，我的老板告诉我用耗费我们部门较少资源的方式，那样他便可以获得奖金。

在组织内部还有其他利益冲突：利润、额外津贴（比如使用公司飞机）、公司品牌、公司品牌应该是什么的想法，等等。在投资银行领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利益冲突，比如帮助公司上市的群体与给投资者推荐股票的群体之间的冲突。8 要全面讲述这些内容将占用很多篇幅。

注释

1.澳大利亚的One.Tel公司就是一个例子。CEO的报酬基于客户的数量，CEO就发起了新顾客运动，合约的价格非常低，公司一直赔钱。结果，CEO获得了奖金，而One.Tel却破产了。

2.我不是说公司鼓励员工忠诚是为了让他们更可能背叛整体社会，这只是员工忠诚度的一个效应。

3.还有其他麻烦，主教不是牧师的雇主或者上司。在对教堂的神学理解中，主教与牧师被认为有着类似父与子的关系。因此，主教对他的牧师有着银行中上司对下属所没有的责任。主教应该从法律角度上监管他的牧师，因为牧师已经切断了所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献身于教堂。

4.没有存在阴谋的证据，布什司法部门从未有过坚持到底的起诉。尽管奥巴马先前赞扬过告密者为“有关政府浪费、欺骗以及滥用职权的最佳信息源”，在2010年4月，奥巴马司法部门以间谍活动法案控告德雷克，其将面临“私自保留”应提交给国会调查人员的文档的指控，并面临35年的牢狱风险。这个案件在审判前夕停了下来，政府撤消了所有主要指控，德雷克被判刑到社区服务与1年的缓刑。

5.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曼宁还没有被定罪为维基解密的资料提供者，他也不承认有过该罪行。

6.梅西能源不合规格的安防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在2010年，其煤矿发生爆炸，致使25人死亡。牺牲安防以省钱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

7.投资银行家乔纳森·尼举过一个例子：

在追寻市场份额、费用以及内部地位的触及这些可疑的电信信用的银行家，杜撰了可以视为整个投行业一致呼声的"IBG YBG"（I'll be gone, You'll be gone），意为“我要走了，你也要走了”。当一家公司出现很麻烦的事件时，银行团队成员间谣传的"IBG YBG"会确保找到继续经营的方法，即使投资者或者摩根士丹利本身也会为之付出代价。不用焦虑，言外之意就是，到时我们会一同离开。

8.比较有名的，比如美林证券公司的亨利·布拉吉将互联网公司描述为“垃圾”，同时还会将其推荐给投资者。

[1] 无力发明症候群（not-invented-here syndrome）是一种文化，在该文化中的组织单位对不是由内部提出的或不能在内部执行的事物持排斥态度。——译者注

[2] 即庞氏骗局，由曾任美国纳斯达克主席的投资大亨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投资欺诈行为而得名，是一种常见的投资诈骗。

第13章　公司

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讨论的所有情况同样适用于公司，并且使用的一些例子就是来自公司，但它们是这么多社会困境中的参与者（在一些国家中他们就是法人），所以值得单独对其进行探讨。在研究社会困境如何影响公司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基本的市场经济中的供需机制，其本身就是一对社会困境。

设想一个当地市场有一群三明治商人，每一个商人都需要为三明治定价。三明治的制作成本是4美元，商人可以出售三明治并不赔本的最低价位是5美元。如果每个三明治价格是6美元，消费者会购买100个——每个商贩的销量相等。如果三明治价格是5美元，消费者会买150个——每个商人销量也相等。如果一个商人的价格低于其他人，那么整个行业都会采取降价措施。

商人面临一个社会困境，这类似于军备竞赛，或者类似于第5章中做不做广告的例子。将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对整个群体是有利的，如果他们一致将三明治定价为6美元，所有商人整体将获取最大的利润。但采用高价策略，每个商人都可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并抢占他人的生意。既然无法相信其他人不会那样做，那么他们都会先发制人地降低价格，所有商人最终都以5美元价格出售三明治（见表13-1）。在经济学中，这个效应叫作“竞次”
[1] 。

这个社会压力是持续有效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商人都处在背叛降低价格的诱惑之中，不仅仅会降至5美元，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更低。最终的结果是他们都以可能的最低价销售三明治，最终使得消费者得到实惠。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贩需要彼此信任。像第9章开篇讲到的小购物店一样，他们可以协商将最低价定为6美元，这样便可以使整体受益。这个做法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中世纪同业公会机制便是一种使小贩彼此协作维持高价位的方法，除了通过同业公会参与商业交易外，其他都是非法的，这个机制由国王强制执行。垄断联盟是一种更为现代的形式；寡头垄断是另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法是说服政府颁布法律，将销售便宜三明治的行为判定为非法。不管你以怎样的名义，最终结果都是为了定价。

商人喜欢这样做，因为保持高价位使他们有利可图。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同行商人很少碰头，即使只是为了嬉戏与消遣，但是所谈内容无外乎针对大众的密谋或者哄抬物价的伎俩。”

在历史过程中，价格固定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 有时，它可以持续很久。戴比尔斯成功地控制了钻石市场，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人为地抬高价格。有时，价格固定会很快失效，全球柠檬酸垄断联盟只持续了四年，DRAM计算机内存垄断联盟持续了三年。有时，是买家携手打破了垄断联盟，DRAM计算机内存的例子中是由捷威与戴尔公司联手打破的，但更为常见的是由政府打破垄断联盟。类似地，通常也是政府支持垄断的形成。黑市交易与其他商业常常在垄断之外进行，但垄断联盟只要将它们限定在最低的额度，垄断将持续运作。

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没有益处。由竞争（商家为吸引买家而进行竞争）而不是垄断联盟定价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资本主义社会希望在卖家当中形成广泛的背叛，因为持续降价的压力会使整体经济受益。

其实还有一种社会压力同时起作用，并与第一种社会压力进行竞争（见表13-2）。

每个三明治商人都处在与同行组成的社会困境中，他们也都处于一个更大的由社会组成的社会困境中，包括所有其他三明治商人。与一方协作意味着背叛另一方，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后一个困境更常出现。2

这对买家非常有利，尽管更多的只是在理论上而非在实践中成立。只有当可销售的物品比买家的需求更多时，卖家才会争取买家，前面一个社会困境才会迫使价格一直下跌。

在一些例子中，买家也会被困在社会困境中，使价格上涨，这是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买家之间相互竞争。设想一个三明治商人还剩20个三明治待出售，而有40个买家，大家都想买一个，包括鲍勃。三明治的正常价格是5美元，但是商人把价格提至6美元。

这便产生了新的社会困境。其实鲍勃愿意以6美元的价格买三明治，但他更愿意花5美元买到，其他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如果大家协作，并抵制三明治6美元的售价，卖家最终将被迫降低价格。但总存在背叛（一定要得到一个三明治）而不是协作的动机，协作的情况下买到三明治的人只需支付5美元（见表13-3）。

当然，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在三明治店中发生过，但在房地产行业经常发生，买家会以比正常价格更高的竞价压过其他想要这份地产的买家。这也会在受追捧的音乐会以及体育比赛中发生，黄牛会建立一个黑市，当更多的买家竞买有限的座位时抬高票价。

这个社会困境会刺激拍卖，只要想得到某一件物品的竞拍买家比物品数量多，他们就会彼此竞争，将价格尽可能地推高。竞拍实施社会压力阻止买家勾结，比如，eBay使买家很难相互联系或勾结。

在百货公司的服装店中也存在类似的机制。所有百货商店最终都会清空过季的仓储，以很便宜的价格将其甩卖，即使会赔本，也比保留在衣架上或者库存中要好。如果爱丽丝在换季时找到了她想买的衣服，她就面临一个社会困境。如果她与其他人协作，不在衣服全价时购买，最终整个存货都将打折销售且是很大的折扣。但她也有风险，其他人会背叛并以全价购买衣服，她想要的衣服在季末可能已销售一空，更别说有什么折扣了。一些折扣零售商在销售策略中很明显地利用了这个社会困境。一件衣服刚开始是全价，每周都会打一次折，直到它到一个最终的折扣价位。购物者确实面临一个社会困境：现在以较高价位购买商品，或等到一个更低的价位，但其他买家也可能会抢先将衣服拍走。3 许多古董店与委托商行也会使用这个策略，只要有多个买家想要同一件物品，这个便会起作用。4

另外，传统的购物俱乐部允许买家协作并压低价格。除了最小化配送与展示成本之外，好市多或山姆会员店还会为顾客利益着想协商一个较低的价格。

这两个社会困境都假设在每一个子群体内，买家、卖家与三明治是不能相互转换的。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类非常善于创新，我们总是寻找销量更多、利润更高的三明治销售方式，也在寻找更便宜地够买三明治的方式。卖家有两个基本方法：

●商贩爱丽丝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三明治。如果爱丽丝可以在配料上节减成本，或者在制作手艺上进行改良，她可以比竞争者卖得更便宜或以原价销售，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两个选择都使她赚更多的钱。这可能也不会如愿以偿，如果顾客发现爱丽丝的三明治比鲍勃家的质量差，他们就不认为值这个价钱了。如果顾客没有发现爱丽丝的三明治有什么不同，那么爱丽丝就可以坐享其成了。她想出了一个降低三明治成本却又使顾客察觉不出有区别的方法。5

●商贩爱丽丝可以销售更好的三明治。也许她找到了一个更昂贵但更加美味的配方，或使用一套更为复杂的制作手艺。她也可以把购买三明治体验做得更棒，比如微笑服务并试图记住熟客的名字。她可以以原价销售更好的三明治，这样能吸引更多的顾客，赚更多的钱，或者她可以为更好的三明治定个高价，只要顾客觉得新三明治的质量与额外体验值这个价位。当然，这要求顾客更多地品尝较好的三明治。如果他们这样做，爱丽丝便可以坐享其成。

这两种情况一直在发生。创新是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从买家立场来看，顾客创新的方式是非常有限的。

这就是所有基本的供需经济，也是从社会压力角度来看的经济学。你可以将市场经济看作两对不同的有冲突的社会困境：一个是阻止卖家勾结，另一个是防止买家勾结。在当地范围内，道德与名誉压力是保证实现这些目的的主要压力。只要买家知道卖家的销售价位，而卖家也知道买家愿意支付的价位——当地市场通常是这种情况，竞争便成为设定价格的机制。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卖家，他们便很难勾结并固定价格，当然，肯定会有人背叛进而削弱联盟。卖家可以比其他同行提供更多有差异的商品——以较低价位处理不太有人气的商品，或者高价出售人气很高的商品，买家也会相互竞争设定新的价格。在这个市场胜出的最佳方式就是以最低价格提供最好商品，也就是说，赢取质量与价格上的名誉。市场的流动性需要足够多的买家与卖家，还需要足够多的透明度使买家知道他们的购买情况如何。如果这些都能得到保障，市场便可以有序运行。

只有在你扩大范围的情况下，这些机制才开始失效。当卖家是大公司，与它们是公共市场上的独资企业相比，社会压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商品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如手机计划）与商品非常简单时，社会压力的效果也不一样；当商业走向全球化时，社会压力的效果也不相同；当技术使那些公司在比它们的资本净值更大的范围内背叛时，社会压力效果同样不一样。

在美国颁布禁酒令的几年中，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流行一种麻痹症，是由牙买加姜汁酒导致的（一种流行的专利药品）。其大多成分是酒精，6 但是大约有50万瓶被掺入了神经毒药。很难想象名誉压力机制可以有效阻止这一类事情的发生。当然，销售这些商品的公司都陷入了丑闻，在成千上万的人被传染之前它们却都安然无恙。而且，这例事故使1938年食品、药品以及化妆品法案得以通过，并制定了药品进入市场之前先审批的条例。

公司是组织的一种，有各种各样的规模。生产牙买加姜汁酒的公司只有两个人与一间办公室。有许多公司的雇员超过10万人，沃尔玛雇用了超过200万名员工。它们也有类似个人的特性——它们试图最大化权衡，它们有自我保护的本能等，但它们不是真正的人，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与个体的差异很大。

这些差异会影响公司的背叛特性：

●它们有很强的个体利益：利润驱动，这是公司关注的唯一利益。公司应依法运营，对一家非营利公司而言意味着最大化股票估值。个体有更多有冲突的动机。

●它们必须聘请那些能最大化公司利益的人。包括经营公司的人，也包括在公司得到升职的人，倾向于将公司的利益（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任何更大群体的利益之上。

●它们在好几个维度上都可能非常庞大。它们可以有许多资产、产品、销售、店面以及员工，这便增加了它们潜在的背叛范围：它们可以更为频繁地背叛，而每一个背叛的冲击力都会更大。

●它们可以在地域上进行扩张，扩张规模非常之广，可以摆脱物理位置的制约。这便减弱了制度压力对物理位置制约的有效性：法律。它也减弱了针对公司高级主管的道德以及名誉压力，只要它们对造成伤害的地域保持社交隔离。

●它们会很复杂，特别当它们非常庞大时。这会创造出更多不同规模与不同亲密度的子群体，它们之间的利益竞争会改变它们的行为，给它们更多推脱责任的空间。这也使本地员工很难看清利益冲突究竟为何物。有时，一家公司会由业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部门组成。

●它们可以非常强大。金钱与规模的组合使公司非常强大，在政治以及社会层面上都是如此，它们可以影响国家的以及当地的立法。7

●百万大众都依赖公司提供的工作养家糊口。当一家大公司出现问题时，或者当它做出关于自动化生产线、业务外包、关掉或启动新产品线等的战略决定时，许多员工及其家庭会受到影响，整个社区可能都将受到影响。这说明社会压力机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它们很难被惩罚。公司员工或所有者与公司本身并不一样，而且，惩罚一家公司在社会上会产生连锁反应，伤害那些对公司恶行完全不知情却受牵连的员工。

●它们可以永久存活下去。它们并没有被它们的创始人或者其他人绑定，可以活得比人的寿命更长。

●与个人相比，它们会损失更多。受损的名誉相对于个人而言会产生更为恶劣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大型公司，这使它们更为保守。

因为这些差异，社会压力起的作用也不同。道德压力在公司中被压制。我们在第9章中已经看到增加的经济激励胜过道德考虑。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将人类道德复杂性压缩为一个经济风险权衡，使公司在道德问题上得到解脱。在第12章中，我们看到道德在层次结构中被削弱，对这一点进行研究的结果非常清晰。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与个人相比，公司的风险权衡更多地集中于赚取更多的利润。8 人在情感上是很复杂的，常常愿意为了更为主观的利益而放弃金钱。公司由于其作为集体的属性，则更为简单，它们几乎非常肯定地选择获利更为丰厚的做法。比如，餐馆的大厨兼老板非常可能放弃些许金钱，来换取打造一家令他非常满意的餐厅的感受，而公司经营的连锁餐馆将会更关注经营的一致性与账本底线。

另一个例子是服装或鞋子设计师，他们购买在海外血汗工厂由儿童劳工制造出来的商品。个人可能会因为道德底线拒绝这样做，即使他将不得不为其他地方制造出的这些货物支付更高的价格，并放弃额外的利润。公司则可能购买血汗工厂的商品，只要购买过程合法即可。另外，如我们在第12章看到的，负责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如果忽略道德考虑并与雇主协作，个人会发展得更好。更糟糕的是，如果公司不实现利润最大化，可能会面临股东的起诉。

另外，市场竞争鼓励卖家尽可能忽略道德压力。设想如果你在一家公司的会议室，讨论双爱尔兰税的漏洞，以及如何利用该漏洞为公司节省上百万美元。解释完如何完美合法地操作以及其他公司是如何做的之后，你会离“但是不道德”的观点有多远？即使你不想这样做，即使你不这样做，你的竞争者也会这样做，在市场上，你的竞争力就会被削弱，这与第10章体育赛事中使用兴奋剂的例子何其相像。道德与此无关，这就是商业。类似地，在较小的范围内，医院倾向于用别的团队替换掉不愿利用医疗账单漏洞的管理团队。

甚至当一家公司投身于看起来是利他主义的行为时，如给社区投资、参加慈善活动、呼吁遵守公平劳动指导等，它主要考虑的也是提升其名誉价值。称公司为“不道德的反社会者”并不为过，正如律师兼作家乔·贝肯所说。对公司而言，与道德最接近的就是法律，这个说法是非常贴切的。道德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法律告诉公司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公司的行为与道德相符，通常是因为它们相信这样对名誉更好，至少可以更好地保持员工士气。这对个人或小规模群体运作的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更像是个人的延伸。

或者像1792年瑟洛男爵（一名英格兰大法官）所说：“公司既没有可被惩罚的实体，也没有被谴责的灵魂，因此它们可以为所欲为。”用更为现代的语言，约翰·科菲写道：“公司没有可谴责的灵魂，没有可踢到的身体。”9

针对公司的名誉压力也可能会失效。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自然的规范机制能提供足够的社会压力，因此一些机构性压力——法律与条例，都是不必要的，并且它们有诸多副作用。从本书的观点来看，这不过是名誉压力的另一个名字罢了。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瓶装水中的有毒物质。假设没有制度压力，只存在名誉压力，消费者将自己考虑他们所愿意忍受的有毒程度，然后决定买或者不买（这里假设清理有毒物质的代价非常高，导致瓶装水价格更为昂贵）。那些销售无毒水的公司享有好的名誉，而瓶装水中有很多有毒物质的公司将名声扫地，结果，为了挽回它们的名誉，它们将减少瓶装水中的有毒物质。如果这个能起作用，它确实“管理”了瓶装水公司。

我们已经知道针对个体的名誉压力太多时，名誉压力会失效，对公司来讲更是这样。

●公司会尽力维护它的名誉。就像一个人努力加强他的好品质，克服缺点一样，公司也是这样。区别在于公司会专门雇用一些人来做这些。公司的名誉管理等同于公共关系，公司会在广告上投入很多钱——仅美国一年的广告投入就有1300亿美元。在过去几十年中，广告业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今天，它更像用健康适量的神经科学来进行心理操纵。10 这样，在公司的行为与公众眼中的公司行为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消费者记住不同瓶装水品牌的相对毒性等级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公司都打出“如果饮用我们的产品你会在异性交往中更有魅力”的广告。

●名誉要作为有效的社会压力机制，需要透明度。消费者可能对相对有毒等级并不十分了解，这样便不能影响到公司的名誉（他们可能不知道水中有什么化学物质，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化学物质在哪种浓度时会有害，他们也不知道人体饮用这些化学物质会有什么危害）。公司非常善于私下处理，特别是对那些使它们看起来不太光彩的事情。当然，一些检验公司会向消费者披露瓶装水公司的信息，比如消费者联盟，但这种需求总的来说不多。这里突出性效应很明显，当你想要一瓶水时，你最为迫切的目的是解渴，而不会是让第三方对水质进行评估。一个现实的例子是，公司已成功地抵制了为基因改造食品加注标签，这样消费者便不能自己决定是否要食用。

●公司可能会介入检验与评级过程。那些“独立第三方评估”并不总是独立的，如果没有透明度，消费者是无法知情的。

●不良行为带来的损失是如此严重，并不只会影响名誉。设想瓶装水的毒性已危及人的命，这时公司会破产，但这个惩罚不会与谋杀的情况一样。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现实世界中确实有许多公司的产品导致长期疾病甚至死亡的事故发生。2007～2008年，全球有多家公司生产了被污染的血液稀释剂药品肝磷脂，用较便宜的合成配方来代替昂贵的自然处方。被污染的药物至少导致了150人直接死亡，我们却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的死亡是与之有关的。

●名誉后果严重滞后于不良行为。如果瓶装水的毒性是慢性发作的，人们在数年内甚至十多年内都可能不会觉察到它的副作用。因此公司可以在它遭受名誉损失之前继续长期出售含有毒物质的瓶装水。记得“我要走了，你也要走了”这句话吗？它说的是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利益策略。

●消费者可能不能对那些制作瓶装水的公司进行惩罚。在露天的市场中，消费者知道他们商品的提供方是谁。但在现实世界中，充斥着复杂的国际外包与转包，这就困难多了。在2011年，美国嘉吉公司由于沙门氏菌风险，召回了3600万磅的火鸡绞肉。那些火鸡不是在嘉吉的名义下出售，这使得消费者很难去状告嘉吉。在2005年，数据分析公司ChoicePoint允许一个犯罪组织偷取了140000位消费者的身份信息。如果消费者想要通过不再与公司打交道的方式来惩罚公司，他们不能这么做了。因为消费者已不再是ChoicePoint的顾客。

●不良行为带来的丰厚利润可以抵消名誉损失。如果消费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购买瓶装水，也许就不存在竞争，或者地下水的毒性更厉害，公司就不必担心消费者的想法了。在现实世界中，许多行业都从让消费者不选用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而获利颇丰。11

当涉及品牌时，人们会使用许多东西来替代直接名誉。存在这样一种认知：人们会购买他们熟悉的商品。对此存在社会证据：人们会购买其他人购买的商品。甚至有一个叫作属性替代的概念：人们买红瓶子因为他们喜欢红色，而且没有其他选择方式。这是消费者很容易被操纵的一些原因。

名誉依靠透明度而起作用，但对于许多现代产品，卖方比买方知道更多信息。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常见的经济理论，叫作柠檬市场。通过在柠檬市场上的实验与观察，发现劣质商品会打压优质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出售很便宜的有毒水，或便宜的不卫生的三明治，而消费者并不知道好产品与坏产品之间的区别，他们将购买价格便宜的，竞争者将被迫生产同样便宜的劣质产品。

我们所知道的名誉压力在小规模群体中的作用最为明显，小规模群体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社交关联。当地公共市场上的三明治贩子可能不需要很多的制度压力，他就是社区的一部分，如果他的三明治很快让人们感觉不舒服，人们能够注意到这些，就不会有人再去购买他的三明治了。但这种类型的防护机制在社区规模变大之后，社交关联变弱，购买及出售物品的价值会增长，对个人的作用就不那么有效了，这对公司规模的适应性也很差。全球化使得名誉压力效果弱化很多，结果，背叛的效应更大了。以下是三个例子：

●在2011年，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被处以7.5亿美元罚款，因为波多黎各工厂的管理者无视诸多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产品可能已被污染的警告。

●1990～2000年，有成百上千的海地、巴拿马、尼日利亚人在服用带有毒二甘醇（制作塑料的化学物质）的含药糖浆后死于肾功能衰竭。追求经济效益的制造商私下用有毒化学物质代替更昂贵且没毒的甘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特汽车公司知道它的探索者车型很容易翻车，但是直到2002年，没有任何着手修复问题的行动。直到由于该问题造成185人死亡、700人受伤之后他们才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道德与名誉压力对公司会失效一样，制度压力也会失效。我们在第9章中已经讨论过对个人失效的一些方式：解释开放性、漏洞、执行力差。对公司而言，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公司可以雇用更多、更专业的律师团队钻法律的空子。在处理个人背叛时，法律的实施对消费者更为友好。如果有人偷了你的钱包，你知道如何报警，但是如果公司违法了，你要找谁呢？

罚金是有效的制度惩罚，但如果额度不大就不会有效。为2010年大量超标的沙门氏菌负责的德诗家庭鸡蛋农场，在过去10年中因为违反健康卫生相关的法律被不断地处以罚款。在2011年，大型制药公司默克雪兰诺同意因在市场上非法出售药品利比而支付4450万美元的罚款。这看起来是很大一笔罚款，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个药物为公司带来25亿美元的年收入，并且该不法行为在8年的时间内一直存在。难怪这家公司屡教不改，罚款只是生意中的一项成本。另一个例子是，在一些国家，对使用童工行为的惩罚力度如此之小：埃及是59～147美元，印度是470美元，肯尼亚是70美元，尼加拉瓜是47～470美元，菲律宾是25～253美元，这就使得西方公司的背叛在经济上完全说得通。在第11章，我提到虚假的杀毒软件产业。一家公司忽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起诉，可能主要就是因为罚金与利润相比实在太少了。12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过公司内其他社会压力的失效：公司的员工背叛了公司，鼓励与公司协作并背叛整体社会的员工忠诚度，以及背叛公司却使其受益的员工。此外，公司与人的两个区别已在上面列出：上百万的人依靠公司而养家糊口，惩罚公司会在整个社会产生连锁效应，意味着为了社会的最佳利益，不要惩罚那些背叛的公司：这是聪明的公司可利用的事实。

对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来说，还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压力失效方式：制定制度压力来进一步服务公司的利益。

设想一个对实力雄厚的利益集团产生影响的社会困境，可能是一家公司，或是一个行业，也可能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它可以是想要政府补贴的石油产业（在2011年，美国为这个行业通过所得税款减额提供了44亿美元的援助，还没算上保护他们供给链的军事成本），或想要政府延长版权期限的迪士尼公司，这样米老鼠就不会流入公共领域。群体利益是公正地解决困境，公司的利益是被偏袒地解决困境（见表13-4）。

如果公司可以说服政府偏袒它进而解决社会困境，那么它的利益就变成了群体利益。这样，公司可以通过刻意改变法律来从精神上背叛，这样它们在实践中就不存在背叛了，因此得以消除社会压力。比如，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制作汽车座椅、安全气囊、全身扫描器、节能灯、监控摄像头、疫苗、氡探测器以及为学校定制的互联网防火墙的公司，使法律通过强制手段（或者至少是鼓励）保证它们被投入使用。医疗行业使得限制不正当拖延或拒绝服务所承担的责任的法律得以通过。

在一定程度上，公司在这里所做的就是逆转委托—代理关系，它们故意操纵制度压力，这样它们就可以从中直接获利或得到好处。在经济学中，为适应你的需求改变法律而又不增加成本，被叫作寻租行为。

一种操纵法律的方式就是执照许可。在过去数年中，在美国有几个州一直存在室内设计师许可证的争论，它确实是将骗子赶出这个行业的一种必要手段，但也是一种烦琐的、支持垄断的、反竞争的机制。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民意调查。对衍生品市场不加管制的政治决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仅涉及说客以及改变法律的动员，也涉及说服记者以及公众的公共关系，说服他们相信市场处于非规管状态是有益的。

这里有另一个例子。液压破碎或水力压裂是一种通过压迫液体进入地下岩石带，从地下提取石油与天然气的方法。这个过程原本从1949年便开始商业化，在最初几十年的使用中，主要用于提高老油井的产出。随着最新水平钻井技术的发展，其与液压破碎一起，能够开采之前不能勘探到的深度，最近上升的油价又使它在经济上可行。然而，这个过程也暴露了一定的环境风险，最为显著的是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包括甲醇、苯以及柴油，可能会污染地下水，降低空气质量，并会损坏地表土壤，而且这些合成的有毒废水无法进行去污处理。13 这个社会困境看起来很像第9章中和尚鹦鹉的例子，你会期待社会来权衡这个工作是否值得去做，但使用这个方法的公司（哈尔波顿是其中较大的一家公司）成功进行游说，通过2005年的布什政府能源法案使其不用在《安全饮用水法案》下受到美国环保局的规管。14 这就是逆转委托—代理关系效应：政府变成企业的代理。

一个常见的做法是管制俘获，我们将在第14章对其进行探讨。另一种方式是出于简单的政治或经济理由而不受规管。住宅建筑商在过去数十年中因为劣质建筑一再被起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违法了。“太大了不能规管”只是一个说法，这使得房主直到很晚才能发现他们的房子是不合标准的。银行业也在非常努力地摆脱规管，声称任何规管都更可能会损害经济，而不会对其有所帮助。

当谈及组织时，其规模与实力往往是相符的。立法机关曾经管治较少的人与较小的地域分布。在美国，在19世纪以来由州来颁布法律成为了20世纪的联邦事务。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在这个范围内用这些法律更为合理。今天，国际立法机构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只是因为在国际层面上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

这对企业来讲尤其如此。宽泛来讲，企业存在一个基于特定时代科技状况的自然规模。过去组织的平均规模都比较小，然后规模慢慢变大，到了现在变得更为庞大。历史上只存在过很少的庞大组织：罗马帝国、天主教堂，等等，因为它们是由组织组成的组织。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有联邦、州以及市政府。这也是封建主义、军国主义、连锁商店以及大型跨国公司的情形。

现在的情况依然是这样，只是我们更加精于此道。组织规模受其周边流动信息的限制，组织内的人以及组织内的不同部门需要彼此沟通，组织的规模越大，就越难做到。大多数组织都是有层次结构的，使沟通较为容易。军队便是由特定技术水平能产生大规模组织的一个例子。当沟通成本高于成为组织的一个部门的价值时，制约就出现了，由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首次提出，被称作“科斯限制”或者“科斯天花板”，在该点，公司的回报开始消失，为组织增加额外的人不会给组织带来任何额外价值。可以把组织内员工的工作看成两部分：与组织内其他人的沟通以及为公司赚取利润的实际工作。有一些人的工作完全集中于公司内部，比如人力资源部。其他人做实际的工作，但依然担任一定程度的内部协调员的角色。存在这样一个点，再增加一个人便增加了所有人的协调成本，而该增加的成本胜过增加的那个人所能取得的实际的成果。因此，总体来看，公司雇用这个人实际上是赔钱的。15 收集、流通、汇编、分析以及传播信息的快捷性影响了科斯天花板，信息技术的一个效应是它增加了科斯天花板的高度，因为咨询效率提高了。16

较大的规模对社会困境产生了以下几个影响。

●大型公司的背叛会带来更多的危害。安然公司对美国经济造成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种程度的损失放在过去可能需要10多家较小的公司背叛才能造成。这意味着随着大型企业的发展，较少的背叛者可以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社会需要更多的防护措施，来进一步减少背叛的数量，以保证潜在的危害保持基本恒定。

●在大企业中的个人会在更大程度上背叛企业，追求更大个人所得，同时给企业带来更大损害。1995年，尼克·里森在巴林银行工作期间进行的未授权交易直接摧毁了整家银行。肯尼斯·莱、杰弗里·斯基林以及安然其他几个高管摧毁了这家公司。2011年奎库·阿多博利给瑞士联合银行，造成23亿美元的损失。

●大企业有更多实力操纵社会压力，包括通过颁布专门法律使它们受益，通过将特定操作转移到特定国家以利用当地有利于企业的法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常常是相冲突的）定价法律，更利于跨国公司形成垄断。这类事情也可以更为本地化，直到最近，亚马逊公司一直利用它遍布美国的规模与无实体书店的优势，在大多数州避免上交营业税。

●惩罚大企业成本高昂，会对社会造成很大损失，所以让它们逃脱不良行为的责任也是情有可原的。当一家公司“太大了不能跌倒”时，一个更为恰当的表达是：当政府如此害怕公司倒闭带来的从属效应时，会保住公司以阻止从属效应的发生。17

●大企业内部人士在做是协作还是背叛的抉择时，情感上会远离受他们影响的人。道德压力在情感距离增大时的效用会降低，企业规模越大，情感距离也就越大。

●大企业背叛会损失更多。它们的名誉更为重要，名誉的损失将对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会对它们想要做的事情形成一种制约。

大企业也会有多个社会困境相互争斗的现象。比如市场上的三明治商人陷入与其他三明治商人的困境中，必须要相应地设定他的价格。为了阻止市场上三明治商人的联合，整体社会，作为更大社会困境的一部分，颁布法律来阻止勾结与定价。但一个生意较大的三明治商人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他可以在多个维度上扩展他的产品：

●规模经济。他可以大量采购配料，流水化制作过程。

●市场深度。更多的三明治品类选择。

●尺寸。较大或较小的三明治。

●时间。早餐三明治或午夜零食三明治。

●范围。三明治类似产品，比如热狗、百吉饼、包装、小松饼等。

●搭档产品。炸土豆条和苏打水等。

●服务。三明治预定、快递、免费无线网等。

所有这些使执行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困境变得更困难解决。当一个商人多样化经营时，他就处于多重不同的社会困境中：一个是与市场上的其他三明治商人构成的，另一个比方说与炸土豆条的商人构成。但将这两款商品捆绑在一起，将三明治与炸土豆条一起出售，或者每周为购买三明治的人免费提供一个炸土豆条预定，他可以在两个社会困境中左右逢源，最后占了便宜。

我们在不同的产品机制中都能看到类似的事情：花旗银行销售信用卡、个人借贷或与信用卡绑定一起的防盗保护计划；苹果将硬件与软件作为整体商品销售；弗莱森捆绑销售电话、电缆以及互联网产品。产品捆绑销售与预订服务巧妙地隐藏了价格，消费者就更难做出购买抉择了。这里也存在一定的道德危害，花旗银行在反诈骗上投入得越少，保护计划回报得就更多；信用卡利率越高，消费者借贷业务就更为吸引人。

大公司还能使用一个收益流弥补另一个，比如一个大型零售商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商品的价格消除同领域的竞争，或者一家航空公司可以在某些特定市场上推出优惠机票来遏制竞争者。

当卖方可以从不同经营点获取多重收益流时，事情会变得更复杂。苹果公司出售iPhone与iPad给顾客，出售能销售苹果产品的权利给开发商，出售销售手机合约机的权利给手机公司。杂志可以出售订阅以及征订目录。这种事情被像Face-book一样的公司推至极端，它们甚至不会向使用它们产品的用户的收取费用，而是通过向第三方出售关于用户的相关信息而获利。18 结果证明，免费提供一个产品或服务与低价策略是非常不同，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免费”是怎样扰乱市场的。当存在其他收益流时，一个开放市场中最优的生意之道——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优的产品，便会失效。

当产品或服务进入门槛很高，竞争者不会涌现时，会引入额外的复杂性。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如果三明治商人都以过高的价格出售，总会有其他人进入该领域开始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三明治。在手机网络、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航空机票会变得更为困难，因为这些领域都需要巨额的前期投入成本。行业可以通过元博弈（meta-game）来阻止竞争，比如汽车行业收购无轨电车网络然后将其拆除，或大型农业公司游说政府对小农场主加以严格苛刻的规管条例等。

高科技企业还有一个在小范围开放市场中并不存在的问题：背叛的风险比企业本身的价值都大。下面我用一个例子进行阐述。

化工厂存在恐怖主义风险。一些有毒物质，比如碳酰氯、氯以及氨等，会在针对化工厂的恐怖袭击中释放出来。数百个工厂将威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也有人说会威胁上百万人。这不是在吓唬你，现在关于这类恐怖主义袭击有多现实存在一些争论。

在任何情况下，问题就剩下如何最为有效地保护化工厂不受威胁。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安防工作留给工厂的老板。基本想法是，每个化工厂的老板对风险有最深刻的认识，并且如果安防失效他们将被扫地出门。任何局外人（在这种情况中是指管理机构）都可能办错事。

化工厂的确是有安防措施，比如围墙、防护装置、计算机与网络安防。它们已经将自动防故障装置的机制融入操作中。19 它们要遵守相关的条例。问题是仅有这些可能还不够，任何理智的化工厂老板在安防上的投入取决于工厂所能提供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工厂价值1亿美元，那么花费2亿美元在安防上就讲不通了。如果被攻击的概率不足1%，在安防上花100万美元也讲不通。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权衡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必须将出现事故后你的名字出现在各大媒体所招致的名誉损失考虑进来，之前的想法只是最为基本的考虑。

但对于社会，一次实际攻击的代价十分惨重。如果恐怖分子炸掉一个中等人口密度区域的化工厂，死亡人数可能就是成千上万，受伤人数将以百万计。非直接经济损失将达数十亿美元。氯气工厂的老板不会对这些成本负责，对他来说，这些成本应由整体社会来承担。

当然，工厂老板会被起诉，但是他不会承担比他的公司价值更多的风险，诉讼的结果也可能出人意料。报酬丰厚的律师能够创造奇迹，法庭也充满了变幻无常，而政府也可能介入将其保释（如在“9·11”之后对航空公司的处理）。聪明的公司常常将风险资产转至从属公司，或干脆完全将其出售。矿山企业一直都这样做。

所有这些的结果是，把防护问题留给工厂老板来做远远不够。

总的来说，对风险权衡负责的人会做出对他最为有利的选择。因此当社会指派一个代理使其做出对社会最为有利的权衡时，社会必须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并且保证代理会做出与社会一致的权衡。我们将在第14章中看到政府机构是如何失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也会失效。

回想当地市场上的三明治商人，爱丽丝是其中一员，并且不诚实、寡廉鲜耻。她不讲道德，她甚至可能让顾客中毒。事实上，只有法律能阻止她的行为。她已打好如意算盘。

她有机会使用不达标但更为便宜的制作流程，她也可能购买了不干净的配料。不管她做了什么，她降低了她的成本并且没有被她的顾客察觉。

如果她销售有毒三明治增加的利润是1万美元，她被逮到并被处以罚金的概率是10%，那么任何超过10万美元的罚金将使其协作（假设她是理性的，并且损失10万美元，这对她而言是很大一笔钱）。

现在考虑一个大型三明治企业——爱丽丝食品公司。因为爱丽丝食品公司销售如此多的三明治，背叛将增加100万美元的收益。受惩罚的概率还是10%，罚金必须超过1000万美元才能使其不背叛。但还有其他问题，爱丽丝食品公司有500万美元资产。对公司来讲，最大可能的罚金是公司所有的价值。任何大于500万美元的罚金可以当作500万美元考虑，因此当背叛增加的利润高于500万美元时，爱丽丝食品公司会在理性上选择背叛，而不管罚金是如何设定的（假设被惩罚的概率还是10%，且没有道德良知）。

换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假设爱丽丝食品每年能赚1000万美元，但有5%的机会害死许多人（或者遇上其他能让公司破产的事故）。从长远来看，这肯定是赔钱生意，但是短期来看，管理层可以期待10年的赢利期。对CEO来说这已是相当大的激励了。

当然，这个激励会被对那些追究个人责任的相关法律抵消。计算的复杂性意味着许多公司不会有意做出这类抉择，但总是有一些人想要背叛。

当背叛的价值相对公司总体价值增加时，这个问题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大公司通过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多赚数百万美元是比较容易的。但只要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惩罚是企业破产，就会存在受罚可能性足够小时完全理性的非法行为。20

任何太大而不能倒下的公司（政府将保住它们而不是让其衰败）是由纳税人签署的免费保险策略的受益人。因此中等规模公司会评估背叛的成本与收益，太大不能倒下的公司知道有其他人会承担一些成本。这是会明显改变风险权衡的道德危害，并且限制了制度压力的有效性。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企业会进行这些计算，并且做出考虑后的非法行为。还存在一些道德与名誉压力防止个人以及企业背叛。但企业日益雄厚的实力、日益庞大的规模使这些更可能失效。如果你认为罚金力度应与造成的破坏相称，并且公司不能购买针对这类不法行为的保险，当公司能做出更具危害性的事情时，作为防护手段的罚金就变得不那么有效了。如果公司能够对上千万人的健康产生危害，或者造成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危害就大大超过了整个公司的全部价值。简言之，企业越大，它对社会造成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

注释

1.有一个关于行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定价的理论：成熟的行业只有几家主要公司一起长期商谈：那些公司可能会有一些执行官，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也服务过所有其他公司，与其他公司执行官有着不错的私人交情；也可能有先前在公司工作的管理者，以及作为管理者的前雇员。这时，在他们中存在足够的信任来结派形成垄断。另一个研究者写道：成功的垄断需要两个条件——卖方市场销售高度聚集以及产品高度同质化。进入的高门槛能保证垄断长期有效。

2.我们通常允许公共设施的垄断，如电力、天然气、电话，等等。基础设施的成本太高昂了，而赢利又比较少，市场经济很容易让卖家出局。考虑到这些，社会促成了公司垄断，然后严格管制这些公司。如果科技改变了基础设施成本，解除对这些行业的管制就是合情合理的。

3.我忽略了挂在衣架上的衣服过季或过时的任何效应。

4.同样的社会困境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上。个体卖家（潜在的雇员）相互竞争买家：工作。就像三明治市场上的竞争导致三明治的价格十分便宜，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导致最为廉价的劳动力。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承认更高的劳动价格存在内在的价值，因此允许卖家将自己组成协作型的组织：工会。

5.当然，我指的是一般顾客。会有一些顾客注意到三明治的质量变差了，他们可能发现买不到更好的三明治了，或者要去高档的店里购买更昂贵的三明治。我们有时会去高端购物店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有机食品，它们与50年前最为常见的食品质量相差无几。

6.将其称为“药物”允许公司利用禁令的漏洞。

7.举两个例子：鲁伯特·默多克与他的新闻集团成立了福克斯新闻网；大卫与查理斯·科赫以及他们的制造投资公司科氏工业集团是茶叶党的创始人。

8.也有例外情况。巴塔哥尼亚服装公司就是最大程度上的社会资本主义。

9.19世纪英国存在一个很大的争论，成立有限公司的条件是否应尽可能宽松，或者每家单独的公司是否需要国会法案。争论的焦点在公司没有灵魂，因此不会对谋反有负罪感。

10.广告可以植入错误记忆。

11.与这个对应的经济学术语是锁定。想想电话与手机计划、电脑与操作系统、游戏控制台，等等。转到另一个竞争者平台很困难，因为会损失数月的预订服务，需要购买新的应用并熟悉操作，放弃已经购买的设施，等等。转换成本很低的行业非常容易受到名誉改变的影响。如果你喝了一瓶可口可乐并且不喜欢这个口味，明天很容易就能转到百事可乐这个品牌。转换成本高的行业就困难得多，如果你的手机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很糟糕，你也不大可能转换运营商，因为转换很麻烦并且成本较高。提升转换成本是公司精心设计的限制坏名誉影响销售的方法，这也是现代公司经济试图打破的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困境。

12.Innovative Marketing公司以及它的CEO詹姆斯M.雷诺（James M.Reno）最终将180万美元的判决讨价还价到了极少的1.7万美元退税以及10万美元的罚金。考虑到其骗局涉及的资金据估算有1亿美元，他们显然走在了前列。

13.在2011年4月，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2005～2009年，美国14个业界领先的水压致裂公司使用了超过2500套水压致裂产品，包含750种混合物，其中超过650种被发现能够致癌或可能致癌，这些物质或排放的有毒气体都属于《饮用水安全法案》的规管。

14.公司的主张基本上是：我们认为很安全；化学物质都是商业机密。

15.同样的情况解释了为什么向许多大项目派遣更多的员工，最后却导致项目失败。

16.有两个基本的方法来增加科斯的天花板：一个是减少内部组织任务的成本；一个是减少组织构建分层组织的成本。科技在这两个方法中均能起到作用：旅行科技使得人们可以到处旅行，通信科技带来更好的协调与协作，信息科技允许信息在组织内部流动。所有这些科技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事实推动了组织规模的不断增大。

17.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观点，任何太大不能倒下的公司，都是因为其规模太大而无法退出市场。

18.使用谷歌或Facebook网站的人不是这些公司的顾客，他们只是公司出售给顾客的产品。总之，如果你没有支付钱，那么你就是产品。有时，即使你付钱了，你依然是产品。这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少见。传统的广播以及电视节目是免费的，观众是卖给广告商的产品。报纸的价格比产品成本低多了，差价由卖给广告商的读者弥补。

19.许多大型化学公司在工厂中使用有毒物质，比如碳酰氯、异氰酸甲酯以及乙烯，但不会在不同地点之间进行转移。他们最小化作为处理中间过程的存储，对于罕见的极端有害物质，存量绝不会多；相反，它们只存在连接反应器的管道中，在反应器中反应物会与之发生反应。

20.对个体而言，这被称为免责，通常涉及最小化资产。对公司也不例外，可以通过最小化附属公司的方式实现，因此这种措施的可靠性对没有资产的公司就无从谈起了。

[1] 竞次（race to the bottom）指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保障，人为压低员工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第14章　机构

在谈论群体利益与群体规则的时候，我几乎完全忽视了由谁决定利益、由谁设定规则、什么范围内的背叛是可接受的以及多少社会压力是足够的等问题。很容易说成这些由“社会决定”，从一个足够宽泛的视点来看，的确是这样。社会将决定它的诸多规则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要求来执行这些规则。社会决定所有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压力来保障所有权。社会决定“公平”的含义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规则来约束你拿走的不会比应得的更多。这些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逐步演变的社会决定。就像免疫系统“决定”要抵抗哪种病原体，社会决定群体规则以及背叛行为。而且，就像免疫系统对病原体实施防御一样，社会对它认为的背叛行为实施社会压力。

但许多社会压力由掌权者施加，1 我刚才表述的不正式的集体思维过程可以解释绝大多数道德及名誉压力，却不能解释制度压力。历史上，我们被独裁者统治——家族长者、部落首领以及不同规模地域内的领导者。这些人拥有很大权力，有时是绝对王权，来决定群体做什么。他们也许不能支配社会规则，但可以制定法律并强制执行。并且，这些法律往往是不道德的、不公平的，并且对群体内一些人是有害的，甚至是对群体内大多数人有害。

历史上，人们在统治他们的法律面前没有话语权，统治者通过强制力实施法律。如果国王决定国家参战，人们就得这么做。群体利益按国王的意愿来定义，无视国王意愿、遵守其他冲突利益的人将受到惩罚。国王的决定是否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并不重要，他说出的话便定义了群体规则。2

我在此细数一些细微差别。少数统治者，从部落首领到帝王曾经拥有（或者现在还有）绝对权力。他们有长老理事会、权势贵族、将军，必须平息其他利益来维护政权。他们被他们的角色限制，并局限于当时生活的社会。有时候超凡魅力的强势统治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整个社会，但往往也会被社会制约，犹如他也制约着社会。有时候群体规则由社会特权阶级来决定，或者德高望重的名人，或者在恰当的时间以及恰当的地点出现的子群体。

在我们的一部分历史中，法律与政策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由一群人决定：古罗马元老院、中世纪威尼斯的马吉奥大会议厅以及大宪章之后的英国国会。现代的宪法民主对此进一步发展，给了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来决定由谁统治他们，以及由什么样的规则来统治他们。

这个情况不仅限于政府，它们也在其他群体中发挥作用。掌权者决定群体规则是什么，同时也局限于他办公室的“规则”。CEO可以被董事会辞退，黑手党头子可以被他的对手废黜，黑帮以及恐怖分子群体都有它们自己的组织结构。

决策制定者通常不会决定规则及社会压力的细节。比如，国王可能决定让国家参战，所有健壮男子都要参军，但他不会考虑使用什么样的防护手段制约背叛者。社会将社会压力的实施委托给一些子群体，通常是机构，我将其广泛定义为被委托实施社会压力的组织。我们已经探讨过委托以及委托—代理问题，下面看看这些在机构中的运用。

2010年，在挫败一起企图在内衣隐藏炸弹炸掉飞机的阴谋之后，全身扫描器大量涌入机场。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这个设备不应该投入使用，最主要的是它们不能直接检测到内衣炸弹使用的特定炸药，也就不会检测出其内衣中的炸弹。已经有了几起拒绝使用该设备进行扫描的案件，其中一起案件由电子隐私信息中心提交，声称美国运输标准化局使用这个设备时没有遵守自己的规则。我想强调国土安全局律师在联邦法庭上提出的一个论点，他认为安全局被合法授权检查每一名航空乘客，强制全身检查规则不需要大众任何评论或制定规则。也就是说，负责美国航空安全的国土安全局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9·11”恐怖袭击之后，人们对航空恐怖主义袭击更加恐惧了（见表14-1）。然而，客观数据并不支持他们增加的恐惧——航空恐怖袭击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猖狂，但“9·11”是一个巨大的情感事件，确实把人们的安全感敲打出来了，因此，由政府代表社会，试图改善机场的安检情况。乔治·布什在2001年11月19日签署了《航空与运输安全法案》，创建了运输安全管理局。

航空恐怖主义的社会困境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例子，一小撮背叛者就可以导致上千人死亡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对此人们当然会有忧虑，并期待强烈的社会压力。4 仅有道德以及名誉压力是不够的，因为规模太大，冲突的利益又如此强烈。需要制度压力，在美国被委以责任的就是运输安全管理局。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好几级代理。人们将防护委托给他们的领导——国会与总统，而他们又将其委托给国土安全局，后者又委托给运输安全管理局，最后委托给某个运输安全管理局代理配置检查点。

图14-1说明了制度压力的委托关系，最终，机构负责强制执行。机构不一定是政府，它们可以是任何社会子群体，在各个层面上被赋予权力强制执行制度压力，包括以下几点：

●警察，对很宽泛的一类冲突规则施加社会压力（我承认，用这种方式描述逮捕对他人及其所有权造成伤害的人是很奇怪的）。

●司法制度，通过基于正式及非正式的社会规则提供社会压力，可以惩罚罪犯并对未来的背叛提供威慑，或解决民事争端。

●政府管理机构，比如美国的运输安全管理局、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工业组织，实施行业的自我管理（通常用来干预政府的规管）。

●企业安防办公室，负责企业的物理以及数据安全策略。

●企业审计员，通过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提供社会压力，负责验证一致性，和验证企业的账簿。

●独立的保安公司，受组织雇用来保卫办公场所的安全。

图　14-1　社会性压力是如何被委托的

委托的目的是让机构能够作为群体代理运作良好，即代表群体并以群体的名义实施社会压力。但由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机构与整个群体相冲突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与在其之上的机构或子群体也不一致。结果，它不一定在群体想要的程度上或方式下来实施社会压力，进而带来无尽的问题。

当谈及恐怖主义与航空安全时，上述问题非常明显。运输管理安全局是一个政府机构，由美国政府管理与资助，要回应政府。而政府又来自人们的委托，由人们资助，并要回应人们。考虑到所有那些，你会期待人们对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干涉吗？这也是为什么当交通安全管理局绝对不需要人们任何干涉就能运行良好。这就是委托—代理问题的自然效应。

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利益与其任何上司单位都不一致：国土安全局、政府或整体社会。

一方面，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有自我保护利益。如果整体社会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在急剧下降，它看起来就没那么必要了，可能会解散，也可能被其他国际安全组织代替。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像个人一样，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非常关注自己的生存（顺便一提，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很关心自己的工作、权力以及工作名誉等）。

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也会关注自己在社会中的名誉。是的，它想把工作做好，但也需要让大众看得到。如果有恐怖袭击发生，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不想因为阻止恐怖分子不力而受到指责。因此如果恐怖分子炸掉的是购物中心而不是机场，对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来讲就是胜利，尽管两种情况下死亡人数不相上下。5 即使没有恐怖袭击发生，如果它看起来工作没到位，甚至有时实际工作做得很好，它也将受到惩罚，获取的支持、资助以及权力也会越来越少。6

最后，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关注在政府内的相对权力。它得到的资助越多，与总统越近，它的差事就越好做，也更可能存活下去（见表14-2）。

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利益冲突在政府机构中很常见，警察及其他强制执行法律的机构中也存在利益冲突。这些机构代表整体社会实施制度压力，但因为它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最终实施的防护要么太过，要不不足。

夸大威胁及其带来的过度防护——至少存在过度开支情况，是至今最为常见的结果。比如，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肯定不会建议回归到“9·11”之前的防护等级，也不会把预算剩余部分返还，将其花费在更为合理的反恐手段上，比如情报、调查以及紧急响应，这样会妨碍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利益。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政府机构，比如，企业安全官员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行为。在第10章，我描述过企业公差费用问题，也解释了许多大企业实施社会压力确保员工的服从。这通常涉及批准——不管是事前机票与酒店预订，还是事后验证发票与审计——差旅开支。企业授予某个部门或子群体批准权，其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压力。这个群体的动机除了降低企业差旅开支之外，还要证明自身作为企业部门的存在感，因此它会过度开支。

回想在赛事中使用兴奋剂的职业运动员。无兴奋剂的竞技是自行车运动员的群体利益，但实现该理想的实际实施者是体育管理机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采取“禁止一切，后果见鬼去”的态度。如果机构能够花更多时间，投入更多的资金，开发出更为精确的测试方式，在它的测试方法上更透明，补偿被虚假举报的运动员，它便能更好地为运动员服务。但它并没有动机做这些风险权衡，只要这个机构还处于管理地位，它就以自己的方式运行。

执行机构有一些委托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一个常见的利益是如何衡量与评判执行机构。我们委托警察来执行法律，警察可以通过考核逮捕率以及定罪率来决定升职。这会带来一系列治安问题，警察可能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只要他认为可以将其定罪的话；一味追求在较小的指控上进行简单定罪，而不是在更确切指控上进行更严厉的定罪。

对执行机构来说，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利益冲突，即机构应当监视的群体的利益。如果某个政府机构的存在只是为了某个行业，那么使该行业兴旺便是它的个体利益。除非有其他职业经历，相当多拥有必要专业知识成为管理者的人，在过去是或者将成为该行业的一员，这些都带有明显的隐式或者显式冲突。结果，被委托管理特定行业的机构就很可能拥护该行业的商业利益及特殊利益。这个现象被称为管制俘获，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的例子包括：

●矿产管理局，它的管理层将合同签给着手创业的先前同事，并且那些来自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员工中不乏投怀送抱的女孩，都与管理层有染。事实上，矿产管理局在2010年被废掉的原因就是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故中，这种暧昧关系受到了谴责。

●联邦航空管理局，由于管理层的有意忽视与延迟行动，导致了1996年埃弗格莱兹维鲁航空DC-9飞机撞机的严重安全事故；2011年西南航空737客机机身在飞行中开裂也与管理层渎职有关。

●证券交易委员会，它的律师通常从银行员工转为政府雇员，然后在公务期一结束就又返回。银行业的管理混乱就是这个循环的一个效应，这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

思考以上现象的一个方式就是将其看作发散的利益与集中的利益之间的斗争。如果你认为专门条例是成本与利益之间的权衡，管理机构会试图破坏这个平衡。在一边的是企业，它们实力雄厚，并且很大程度左右着管理者的意见；另一边是其他所有人，每个人在他们的每一天都忧心忡忡，没有人特别有动机地去影响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整体社会的利益比行业利益大，它们也因为如此的发散很难被广泛代表。当机构成为实施社会压力的社会代理的时候，就宣告了社会利益的巨大失败。而且，每一级委托都会引入新的相冲突的利益，像一个混乱可怕的手机游戏。

机构是有权力的，因此也就有了背叛的能力。历史上，政府总是以保护统治者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的最大利益。他们可以制定社会规则，并且通过法律与惩罚来执行这些社会规则，完全不顾及人们是赞成还是反对。

现在有了一种崭新的潜在的背叛机构，由信息时代造就：企业以机构的角色出现。这可以在公共基础设施转到私人手里时发生。随着互联网作为通信系统地位的崛起，特别是社交网站的出现，企业开始转变为社会基础设施的设计者、控制者以及仲裁者。因此，它们开始越来越多扮演机构的角色，虽然并非是真正的机构。我们在第10章中谈论过名誉压力与防护机制的组合，以及背叛者如何避开社会压力，像在Yelp网上发表虚假评论。还有另一种新的效应，设计并拥有安全机制的企业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促成背叛。

如同一个专制的政府，公司也可以设定社会规范，定义它所认为的协作，并通过网站上的选项执行协作。它可以很简单地就否定合法的权利或是社会认可的权利：想想发行商如何通过不允许拷贝侵蚀了音乐的公平使用权。当网站的用户不再是企业的顾客时，利益冲突就会更为剧烈。

以Facebook为例，Facebook必须决定用户有什么样的隐私权。它允许用户在需要的时候保持一些东西在隐私状态，也可以拒绝用户将其他东西设为隐私。它允许用户进行更为精细的隐私设置，也可以给用户全有或全无的选项。它可以使特定选项很容易被找到与使用，也可以使其他选项更难被发现或使用。它可以根据自身的商业模式，来决定是否出于商业目的将用户信息出售给其他公司。Face-book是一个隐式的被用户委托来实施社会压力的机构，但因为它是一家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并不是真正的用户代理，它会背叛社会，并以自己的个人利益行事，从而轻易地逆转委托—代理关系。当然，用户可以拒绝使用Facebook。但是当Facebook与其他社交网站已经潜入我们的文化与交际当中时，拒绝的选项变得更加不现实了。只要用户没得选或不在乎，它便可以违背用户利益而不用受到惩罚。

对那些将自身冲突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前的机构实施社会压力并不容易。像所有其他的组织一样，机构并不像个人那样受制于道德压力，它们对名誉压力也无动于衷。因为人们常常被迫与机构打交道，人们的想法对这些机构而言已不重要了。是的，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可以投票选出能有效将压力施加到这些机构的立法者，但这是缓慢且间接的过程。你可以决定不使用信用卡或手机，然后不再和这些公司打交道，但通常这个选择并不现实。

有时，权威就是非常不愿意惩罚背叛的机构。没有一个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对国家安全局从事非法监控美国公民感兴趣（间谍机构树敌很多），或者对恐怖分子嫌疑人施以酷刑的人。

对机构最为有效的社会压力是制度压力。我在本章开头讲过一个例子，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对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全身扫描的起诉，声称该机构在配置这些装备时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规则。尽管法院拒绝了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允许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继续监视，它要求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制定规划时执行公示与意见征集程序。这虽算不上一个完全的胜利，但毕竟取得了部分成果。

还有许多法院系统制约政府机构的例子。在美国，这包括司法检查、无种族隔离的学校、合法流产、废除禁止人种间以及现在的同性配偶结婚的法律、建立对监控的司法监督以及惩罚印第安事务局信托基金的管理不善行为。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责任。公众能够明白这些机制，并能监督相应的负责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让政府不做出越界行为，应当将权力分化：监督与平衡。但不仅是政府需要被监督，企业、非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都需要被监督。每个人都有使其他人处于监督之下的责任。

注释

1.对那些不再掌权的人，有些社会压力机制一旦就位，很难将其消除。

2.这个引证来自法国路易斯十四，译作：“国家，即是我。”更通俗地讲：“我就是国家。”或用这本书的术语：“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我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

3.总之，恐怖主义是很低效地达成某项政治目的的手段。政治科学家马克斯·艾布拉姆斯（Max Abrams）分析了28个恐怖组织的政治动机——“国外恐怖组织”（由美国国务院自2001年以来制定的清单上的所有组织），他列举了这些组织的42个政治目标，发现它们只实现了7%。

4.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很可靠的制度来决定何种等级的安全是合理的。对航空安全手段的成本/利润分析表明，它们是不合理的，当然防护权衡是主观的，有相当大的心理成分。恐怖主义的许多特点会导致我们夸大威胁，我将在第15章中讨论这些方面，最为基本的是，我们会比实际情况感到更不安全。因此，我们想要比经济层面上说得通的更多的社会压力。

5.你计算一下会发现，死于车祸的人比“9·11”恐怖袭击杀害的人更多。

6.这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讲，有证据表明这些考虑会影响政策。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5章　社会压力是如何失效的

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探讨社会压力是如何失效的：税收。税收是典型的搭便车问题：如果大家都协作交税，背叛者获得了所有好处，没有承受任何因交税带来的经济损失。1 尽管存在与税收相关的法律，但在美国，除了工资税，收入所得税几乎全靠自愿上交。这不仅是经济风险权衡，有两种道德压力在这里起作用：人们交税是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人们交税是因为有法律规定，而遵守法律是正确的事。

然而，在美国有许多舞弊现象。根据美国国税局给出的数据，在2001年（最近的、可找到充足数据的一年），在应缴纳的税款与实际缴纳的税款之间的差额是3450亿美元，几乎是19%的应缴税款额，据第三方估计，2008年的纳税申报单也显示了19%的税额差距，注意这个差距是按总应缴款的比例，而不仅是逃税者应缴款的比例。据评估，25%的个人承认在交税上有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单独一家企业可以避税达几十亿美元，与成千上万个在小费收入方面说谎的服务员相比，它们对纳税人造成多得多的经济损失。

人们在交税上舞弊有许多原因，但都指向失效的社会压力。首先，法律执行力很差，比如在2007年，美国国税局检查了所提交的1.79亿退税申报单中不到1%的部分，只在4211起案件中发起犯罪指控，仅获得了2322起案件起诉书。尽管现在还存在一些争论，是否提升对逃税者的罚金就能让人更遵守规则，已确切证实的是增加审计的数量可以改善遵守规则情况。当然，这能收集到了更多应缴税款。低层面的欺骗可以很容易通过计算机匹配检测出来，而在交税上作弊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不大可能被逮到。

其次，有利可图。近来，如果投资回报率能到5%，情况就很不错了。最高联邦税率达到35%，通过舞弊可以降低成本是一个很强的动机。这些不是交不起税的人，典型的交税欺骗者是50岁以下的男性，高收入阶层，收入也很复杂（更穷的用户，他们所有收入都被工资税覆盖，很少有机会欺骗）。当前的情形创造了欺骗的动机。

再次，人们认为许多人也都这样做。还记得坏苹果效应吗？有一个调查显示，人们相信38%的纳税人都不能澄清他们的收入，并列有虚假扣税项目。出现在新闻中的高端偷漏税款者强化了这个观念。

最后，最近政治论调开始妖魔化交税。交税等于偷窃、交税机制不公平、政府只是在浪费交给它的钱等思想给了人们不同的道德感，用其证明漏税的合理性，进一步弱化了原先全额交税的道德压力。

以上这些原因彼此都是有关联的。有一项进行了大约50年的逃税研究，发现逃税随着收入税率、失业率、对政府不满度的增加而增加。另一个研究指责了收入不均问题。

尽管存在问题，美国政府仍征收到了81%的应缴税款。与一些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除了非法逃税之外，还有一种叫作合理避税：用技巧性合法手段来减少与税法政策目标相违背的税款。我们在第9章详细讨论过税法漏洞，有许多很有创造性的做法遵守税法条款，但完全无视其精神本质。有时公司可以赚取几十亿美元的利润，然而交税却非常少。没有任何漏洞，工业、职业以及富豪群体故意操纵立法体制游说国会获取特殊免税来使自己受益。附带收益税法漏洞便是一个例子：私募股权基金与避险基金经理报酬是按照长期资本收益税率的15%征税，而不是按照正常收入征税。另一个是投资税优惠，旨在帮助建筑承包商，用于补贴昂贵的越野车购置费用。也有海外避税，即公司将利润移到国外以减少交税。

合法避税以及海外避税给联邦收入造成1万亿美元的损失。再加上逃税，总共损失的收入有1.5万亿美元，也就是应缴税款的41%，比联邦赤字还多。

看来，情况并不太乐观。

这其中存在许多社会压力失效的例子。道德差异：人们倾向负面评价逃税，对海外避税保持中立态度；对合理避税则持积极态度：合法且智慧。即便如此，可以说避税与逃税是一样不道德的。被公众所知的偷税者名誉损失很小，而且人们对利用法律漏洞的聪明人持正面看法。制度压力依靠强制力，这是不完美的。防护机制对于更为复杂的欺骗就不那么有效了。

记住社会压力的目标。我们希望社会中的信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社会太复杂了，对于亲密形式的信任——我们要与太多的人打交道，都无法知道他们的意图——无法胜任，因此我们接受协作与遵守规则。为了让人们协作，需要让人相信几乎所有人都在协作。我们用社会压力解决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通过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则，我们自然就提升了信任水平，并且引导更多的人协作，从而获取正反馈回路。

社会压力作用于整体社会，并不会对所有环境中的所有人强制执行，相反，只是引导协作的整体水平。回到免疫系统那个比喻，没有防御能够在一切环境中都起作用。既然社会压力机制是保护整体社会的，个人伤害就不是关注要点。如果一个人太过于信任，并因此受到伤害，这种情况就不能说社会压力失效了。重要的是，整体背叛的范围足够小，整体信任的水平足够高，让社会能够存活并充满希望地昌盛发展。

这听起来很无情，但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每年会出现16000～18000名谋杀者，有1.5万亿美元的漏缴税款。用第14章讨论的任何机制，社会需要决定什么范围的背叛是可以忍受的，而这些数字在这些年中也都是波动的。如果社会认为这些数字太高或者太低的话，就说明社会压力失效了。

在第6章，我将社会压力比作一系列旋钮。依据特定社会困境，社会决定可以忍受的背叛范围，如果运作正常的话，那么可以旋转社会压力旋钮以获取平衡。回想第3章的鹰鸽博弈，一系列不同的初始参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如果我们想要更少的谋杀者，我们就增加社会压力；如果因为代价太昂贵而不能实施，而我们又能容忍较高的谋杀率，就减少社会压力。

这个比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过于简单，我们并不能把握实施社会压力的精确水平。在真实世界中，旋钮标识不清，校准粗糙，在调节旋钮与发现改变之间存在延迟，同时伴随许多其他事情，很难发现对应的效应。想象旋塞有漏洞的浴缸，你不能直接看到水从水槽中流出。你坐在浴缸中，在水太热与水太凉之间来回波动，最终你放弃了，泡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澡。这是我们对社会压力控制程度更为贴切的比喻。

图15-1试图描述这些内容。2 图左边是新社会压力与背叛范围之间的主反馈环路。新社会压力导致背叛范围改变，又带来风险及观察到的风险改变。然后，新的观察到的风险将引发改变社会压力的需求。

图　15-1　社会性压力的反馈回路

注意实施新的社会压力与看到相应背叛范围改变之间的延迟。延迟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道德与名誉压力发生作用天性缓慢。任何影响风险权衡的威慑效应在发现任何效果之前都需要时间。根据政府情况，新的制度压力也会作用缓慢。防护机制也会这样：获得的时间、实施的时间、它们被有效使用的时间。

比如，在互联网早期第一个写计算机病毒被逮起来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因为没有能适用其身的法律。互联网电子邮件不提供发送者认证，结果垃圾邮件满天飞，我们今天依然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美国，FBI常常抱怨管制监控的法律并没有跟上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步伐。

第二，社会压力改变在社会中的传播需要时间。所有这些使精细调整的机制更难实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的社会压力具有完全效应，并且，测量背叛范围的改变也需要时间。有时，在知道情况是变得更好或更糟之前，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统计数据。

反馈也可能不精确。用一个通信理论术语表示就是噪声。通常你并不能知道社会压力的精确效应，因为如此多的因素同时影响着背叛范围，在图15-1中表示为“其他考虑”。比如，在20世纪晚期，美国犯罪率的下降与20年前流产合法化有关。此外，社会对风险的洞察力很难量化，而且含有文化背景成分。我将在本章后续部分讨论此点。

一个相关的反馈回路，如图15-1左侧下部的回路所示，也很重要。社会压力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会直接影响背叛的范围。大规模的例子有禁酒令，或囚禁美国16%～25%的年轻黑人男子对社会犯罪带来的影响。较小规模的例子是雇用保安防止偷窃，结果却可能是增加偷窃，因为普通职员以为监控商店是其他人的职责，而不是他们的职责。电子防盗签也有类似的效应。

防护机制很复杂，并给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副作用。这在图15-1右侧的回路中表示出来。比如，美国囚禁率比简单地关起犯人有更广泛的社会效应，禁酒令也是。简单的副作用，比如一些社会压力（大多是防护机制）会很花钱。更微妙的副作用，比如头盔法规导致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意图阻止音乐与电影数字拷贝的法律导致令人心寒的计算机安全研究，以及禁毒导致增加的暴力等。

要全面考虑成本与收益才能决定是否实施一个新的社会压力，这些都是很难预测的。

防护机制常常被经济学家称为体验性商品：直到你买到手、安装并体验，才能知道它的价值。3 对其他形式的社会压力也是这样。即使你学识渊博，很有经验，并擅长分析，精于预测，但要知道一个特定社会压力的切实效应（或意想不到的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已经实施它。这就意味着实施社会压力总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我们尝试一个东西，看它运行如何，然后对它进行调整。

任何社会（家庭、公司以及政府）都在不断平衡它的安全与副作用、未知后果以及其他考虑。我们是否能够承受这个特定的社会压力机制？我们更为基本的自由与解放是否比更安全重要？4 更多繁重的ATM防护手段会导致更少的ATM交易，耗费银行比ATM诈骗更多的钱。一个在更衣间安装摄像头的零售商可能因此而流失许多顾客，带来的损失可能比不安装摄像头引发的偷窃物品价值还要大。在线零售商面临类似的选择，复杂的防护手段会减少购买量。在第9章，我们专门讨论过使法律的防护效应正常运作是多么困难，对所有类型的社会压力都很困难。5

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压力很容易出错。我们实施的社会压力总是比风险要求的多一些或少一些，总在实施中未达到最佳标准，安全机制总会无效或错误。然后，当我们试图修正这些的时候，我们又会出错。许多反恐战争演练都可以看作对导致“9·11”恐怖袭击的防护失效的过度补偿。

在第7～10章，我们谈论了特定类型的社会压力是如何失效的。这里，我打算更多从总体上讨论社会压力失效的情况。这些失效可以很宽泛地分成几类（并不严格，也不稳固，而且会有一些重叠），这个分类就是为了大致描述一下为什么社会压力会出错。

（1）误解行为者。潜在的背叛者有许多相冲突的利益，从自私到道德，如果误解他们，防护可能就会出问题。背叛者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动机、技能、资金、风险规避等。

花2美元造一张1美元假ID卡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背叛者是为了钱，这个是讲得通的。但如果他是安全研究员，分析制造过程中的弱点，或试图破坏一家公司的竞争对手，或只是想弄明白这些东西怎么运行的黑客，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了。类似地，如果你认为恐怖分子都是外国人，将会忽视国内的恐怖分子。

我们也曾谈及组织的背叛者问题。组织在犯罪中是很常见的——资金充裕的犯罪组织比单独的罪犯有效多了，在恐怖主义中也是很常见的。6 在致力改革的背叛者中同样很常见：如废奴主义者、动物权利活动家等。当背叛者组织起来，过去有效的社会压力可能就不再有效了。我们在第11章讨论过这些问题。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背叛者在犯罪时是无组织的，或者认为背叛者是有组织的但其实他们不是，像基地组织那样。

（2）误解安全激励。有时候压力会失效是因为它创造了错误的冲突规则激励。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晰地说明此点。

说服人们减排垃圾是一个社会困境。道德压力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作用，大量排放垃圾带来的名誉压力也很弱。至今，最为简单的制度压力便是依据产生垃圾的数量对他们进行指控：按照包、桶或者磅，对差额进行征税，并鼓励人们减排垃圾（见表15-1）。

然而，一个想避免额外指控的公民还有其他选择。他可以将垃圾全部放在垃圾桶里，可以将垃圾焚烧掉以减少垃圾量，可以将他的垃圾扔到路边，或者将其放到下个街区住户家的垃圾桶里。通常情况下，这些选项都是可行的，但在征收额外垃圾处置费用之前，他没有理由这么做。一旦增加了社会压力，有一些人将会寻找避开它们的方法，不必在原先困境中继续协作了。

这些不仅是理论上的思考。对美国9个城市的研究的确表明，当实施单位收费之后，这类行为增加了垃圾焚烧与丢弃的存在。将更多垃圾填入一个垃圾桶里很常见，被称为“西雅图重踩”，在这里第一次发现该现象。

这里的失效是设想只有一种冲突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背叛方式。如果社会压力只是增加了一个冲突规则的成本，会将其他方式变得更具吸引力。在这个例子中，垃圾处置费没有增加产生更多垃圾的成本，它只是增加了产生更多垃圾并将垃圾放入垃圾桶中的成本。直接针对垃圾的来源会是更好的制度压力，但我不能想象任何城市实施该压力的方式。在较大的范围内，当人们购买一件商品时，可向其征收处理税。这将刺激产品制造商减少包装，或其他使产品更易处理的手段，这根据征税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对此进行监管非常困难，社会必须平衡好成本与收益。8

（3）误解风险。我们并不是基于实际的风险进行风险权衡，如表15-2所示，我们基于观察到的风险来做决定。如果我们认为背叛范围比实际大一些或者小一些，就不会实施优化的社会压力。我们会以许多方式误解风险。

这些都被心理学家仔细研究过了，当前的美国反恐政策说明这些偏见情况。政治科学家约翰·米勒写道：

到2001年，美国在任何年代被国际恐怖主义形式杀死的人比遭遇雷电而死的人少很多，美国境内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几乎为零。即使将“9·11”袭击算在内，自从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国务院开始着手负责）开始，被国际恐怖主义杀害的美国人人数也只是与同时代遭雷电、事故等死亡的人数一致。

但人们并不这么看。恐怖主义具有突发性、破坏力惊人、无法控制、侵略性以及无法挽回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以及其他原因，我们夸大了风险，并在安防上花掉了巨额经费。

另一个例子是计算机犯罪，它们十分常见且不断为人熟知。因此我们对其风险评级较低，经费资助不足。

还有一些文化上的偏见风险需要考虑。根据一个对23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在避免不确定性或个人主义倾向的文化中，人们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在平等主义与追求和谐的文化中，人们有较低的风险容忍度。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国家越富裕，公民的风险容忍度就越低。同等条件下，社会收入不公越明显，公民的信任就越少。

（4）创造一个鼓励欺骗的困境。回想一下那两个囚徒困境。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我们认为爱丽丝与鲍勃都是有罪的。但如果他们无罪呢？现在，爱丽丝的最佳策略是什么？

令人困扰的是，对她最为有利的是认罪并指证鲍勃。跟着我的思路：如果鲍勃说谎并且指证爱丽丝，爱丽丝就会被判6～10年有期徒刑。说谎并指证鲍勃对爱丽丝是更好的选择：6年比10年好些。如果鲍勃保持沉默，她便可以重获自由或服刑一年。说谎是爱丽丝较好的选择：自由比服刑一年要好。通过这个分析，如果为了宽大处理都承认没有犯下的罪行，并且虚假指控对方，对爱丽丝与鲍勃都会是最好的选择。让事情更糟糕的是，假设鲍勃是无辜的，而爱丽丝是有罪的，对爱丽丝来讲，最好的选择依然是虚假指证鲍勃。

当然，风险权衡往往比这要复杂。爱丽丝与鲍勃必须评估起诉者的情况，并且在他们虚假的坦白与正义终会胜利的希望之间仔细衡量。但只要警察向爱丽丝与鲍勃提供这个交易，就增加了他们中一个或者两个承认没有犯下的罪行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认罪求情协议是非法的：它建立了不当的激励，只会让人们做虚假坦白的倾向进一步加剧。9 推而广之，发现许多罪大恶极的人努力让自己与警察保持一致，以换取宽大处理。当人们服从一个不认同的规则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

（5）意外情况使协作的成本过高。回想第11章，我们谈论了与警察协作的人。爱丽丝的一个潜在的利益冲突是与警察协作太困难、太耗时或太危险。因此即使爱丽丝想要协作，但成本太高，她也可能被迫选择背叛。这也是为什么要求警察执行移民法的法律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有些人会出于被驱逐出境的恐惧而害怕与警察协作。另一个例子是强奸，如果举报强奸案件并帮助起诉强奸犯的情感成本太高，被害人就不会站出来做这些。总的来说，协作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我们想要限制背叛，就需要限制成本，并增加协作的收益。

（6）意外地增加背叛激励。社会压力的意义在于引导协作。有时结果会恰恰相反，社会压力引导了背叛。我们还用一个例子说明，在当前美国，标准化学生测试对学生、教师以及学校未来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在一个叫作《有教无类法案》中，学生必须通过一些测试，如果没有通过，学校将被惩罚。在哥伦比亚地区，学校为教师提供8000美元的奖金，来改进测试分数，并威胁他们如果失败会被停职。之后分数确实显著提高了，学校也被示范用以说明激励是如何影响教师行为的。

但真相是那些增加的得分是虚假的。除了教授学生课程，教师还帮助学生修改错误答案，帮助学生考试作弊。

这里就有一个社会困境（见表15-3）。教师总是可以操纵学生的测试得分，但在《有教无类法案》之前，冲突的利益是很弱的。人们做教师是为了教书，不是为了当骗子……直到他们的岗位去留取决于学生的测试得分。当利益冲突变得强大时，校区本应当增加社会压力——可能是防护机制，来恢复平衡。10

有一条规则在起作用。当开始衡量某个东西，并据此来评判一个人时，就鼓励了人们与这种衡量进行博弈，而不是做本来要做的事情。如果公司对客户服务人员的长时间通话进行惩罚，他们就有了挂断客户电话的激励。如果对修复漏洞的软件编程人员进行奖励，他们就有了制作有漏洞软件的激励，而不会第一次就把软件做好，这样就可以有漏洞需要修复。11 如果根据股票价格支付CEO报酬，他们便有了以公司长期利益为代价提升股价的激励。

在一个事物被攻击的原因改变时，背叛的激励也会增加，驾照便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起初，驾照只是可以合法驾车的证明，人们没有很大的伪造它们的动机，驾照相关的防护手段也很少：它们是纸质的，没有照片等。至少是在美国，当驾照开始用作其他目的时如证明到了可以买酒的年龄，伪造驾照便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与此相应，州政府改变了驾照，使其包括一系列防伪特点：照片、水印与全息相、缩印照片等。最近，驾照的作用又发生了改变，从“9·11”之后，它们被用来证明持有人是否在恐怖分子名单上。现在政府想给驾照增添更多的防护特点，比如电脑芯片与加强发行相关的安全。

将这些与配偶结合一起来看。在无信仰的情况下，非正式的配偶结合处理迪肯悖论是足够了，但当遗产变成一个问题时，就需要更为正式的机制。另一个例子是偷车乱开，因为偷车乱开的人从不打算保留偷来的车，他们就不能被指控为窃贼，因此在专门针对偷车乱开的法律实施之前，他们很轻松就能摆脱指控。

市场也可能增加背叛的激励。玻璃鳗的价位（未成熟的玻璃鳗在日本和欧洲是一道佳肴）开始上涨，更多的人会去捕捞它们，结果就是公地悲剧：非法过度捕捞。在英国、法国、美国西北部的偷猎导致它的产量降低，进而导致更高的价位。这会引发更严重的过度捕捞问题，进一步造成减产，然后又推高价格从每磅25美元涨到950美元。执法无法同步跟上，偷猎减少了鳗鱼的数量。技术进步可能解决这个社会困境，研究者正在试图人工饲养玻璃鳗，这样便会增加供给，并减少过度捕捞的激励。

技术进步也会加剧社会困境。我们将在第16章中谈论，但现在想想亲身体验的银行业务与在线银行业务、人工操作门锁与电子门锁以及纸质投票与触屏投票机。在所有情况下，增加的科技使攻击行为更为容易。

社会困境规模的改变也是增加背叛激励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三明治商人与三明治制造公司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同，渔民鲍勃与罗伯特捕捞公司也不一样。大型组织背叛可以获利更多、给群体带来更大的伤害。当组织在规模以及实力方面成长时，过去运作良好的社会压力可能就不再有效了。

（7）误解了不同的社会困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社会困境不会单独存在，减小一个社会困境背叛范围的社会压力可能会带来副作用，进而扩大另一个社会困境的背叛范围。

比如，我们认为警察既是解决方案，也是问题。它是针对普通罪犯的制度压力的代理，但作为一个有个体利益的机构，它必须得被监管。我们有许多社会压力保护社会不受警察伤害：限制搜身与没收、反对自认犯罪、审讯规则、证据规则，等等。这些使警察的工作更难做、更繁重，也确实影响了犯罪率。但这样做是一个均衡的结果，在更好的警察与更好的社会之间的均衡。最近，这个情况正在改变，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中，解除了许多人们保护自己不受警察伤害的社会压力。

类似地，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我们解除了许多限制银行及其他经济机构的经济条例。12 是的，这些条例使机构不能赚钱，但也保护了社会不受银行背叛带来的负面效应扩散的影响。

（8）忽视社会规则的改变。有时随着社会规则的改变，社会困境也开始转变以反映这个变化。当新的规则在社会中发生作用时，常常导致相冲突的社会困境，在支持旧规则或拥抱新规则的社会的子群体内也会有冲突。

我很喜欢一个历史例子。在古罗马，崇拜神癨非常重要，社区中的每个人也都会膜拜神癨。如果有人逃避了宗教责任，比如没去参加某些节日，神就会发怒。这就是罗马人不喜欢早期基督徒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膜拜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因为他们不崇拜罗马人的众神。这不是简单地与基督徒个人选择的不合，而被看作整个社区的危险（见表15-4）。

最终，社会规则改变了。基督徒变成了越来越大的一派，也被越来越多地容忍，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慢慢地，之前被认为是背叛的行为现在被认为是协作了。

社会压力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失效取决于你的怎么看。如果你信仰罗马神癨，社会压力没有阻止基督徒冒犯罗马神癨时便失效了。如果你是早期基督徒，社会压力没有保护宗教自由便失效了。

另一例子是办公室内的性骚扰。只要组织内的掌权者没有强制禁止男职员骚扰下属女职员，不必要的亲密就会很常见，并且被看作理所当然。直到较大的社会强制执行性骚扰规则，这个现象才有所收敛。

一个类似的情况也在同性恋婚姻中发生。基督徒的一个基本信仰是同性结婚不仅是糟糕的个人选择，还会威胁传统的家庭：就像罗马人讨论基督徒一样。因此，这是个社会困境（见表15-5）。

然而，有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困境，不像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那样认为群体背叛会导致社会的灾难。他们不仅背叛，并且不认为这个困境真的存在。13

规范会因为外部威胁而快速改变。人们在战争期间更愿意实施社会压力，包括奖赏协作者与惩罚背叛者。

然而，大多数时候社会规则改变得很慢。我们多次探讨迪肯悖论与配偶结合是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压力的。强制执行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曾经，通奸或乱伦会被乱石砸死，现在世界上的大多地方，不再发生这种事情，在有些地方甚至都不足为奇。在技术方面，背叛配偶变得更加安全了。“罪恶的报应”曾经包含怀孕，其会带来一定的健康、经济以及性病风险。低廉又有效的避孕措施改变了这些，如今女人面临社会困境时做的风险权衡非常不同了。不安全的性事给她们带来的健康风险完全不同了，可以有效地用技术安全手段（比如安全套）来消除风险。

“社会”是个进化的定义，表明社会规则是如何进化的。芭芭拉·乔丹
[1] 曾说过，美国曾经的“我们的人民”不包括女人或奴隶。几世纪以来，我们在关于谁是社会一员这个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包容。

你可以在围绕着美国政治争论的论调与完整的社会困境中看到这个演变（见表15-6）。政治的目标——选举、政策辩论以及法律，是制定对社会最好的政策，以及实施解决社会困境最好的法律来管理国家。但有一些利益冲突，法律的通过将使某些特殊人群受益。如果国家政策辩论是实事求是、真诚以及文明的，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好，但这些很容易求助捏造、扭曲、诽谤以及说谎。但如果足够多的人们这么做，当前美国政治的大部分特点与马戏团一样。14

不清楚现在社会中不诚实的程度，但是看起来在更为宽泛的范围内都存在这个现象。道德与名誉压力曾经起作用，但是当国家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带有完全独立价值体系的阵营时，它们就会失效。强加在自由演讲之上的法律控制是一个危险的选项。一个解决方案是停止不公正选举区安全立法席位。强迫在大选中决定这些席位，而不是由某个政党主羽翼或党团会议决定，候选人必须呼吁拉拢中立选民而不是他们的基础选民。但潜在的法律性社会压力会被看成党派的，也因此站不住脚。

“社会”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作为整体的社会”在两极分化的政治气候下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如21世纪早期的美国。人们将社会定义为在政治上一致的人，将持其他政治立场的人定义为“叛徒”，即“仇恨美国”的人，或者“想要恐怖分子获胜”的人。存在普遍的背叛也并不惊奇：有了新的、更具限制性的“社会”定义，它们根本就不是背叛了。15

注释

1.当然，交税比免费搭车需要更多的权衡。税率如此之高，人们交完税之后就无法生存了。所交之税可能用来资助腐败的政府。即使大家都交税，这个机制依然可能崩溃。

2.那些研究系统动态性的人将这个图例中看作两个系统原型的组合：饮鸩止渴以及限制成功。

3.传统的试验产品的例子包括疫苗、大学教育、临床医师以及管理咨询，与桌椅或一瓶可口可乐不同，在购买后者之前你已对它们了然于胸。其他实验产品包括餐馆晚餐、美术作品、家庭装修以及搬到的新城市。甚至那些非常日常的物品也有经验性的方面：一辆新车、宽屏电视或宠物沙鼠。从心理学的研究得知，人们总会高估一笔大宗购物带来的愉悦感。防护机制也受困于这个心理学问题，即使人们知道一个机制能给他们带来多少确切的安全，他们也不能预测额外的安防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安全感。

4.本·富兰克林说过：“那些愿意牺牲内在自由以换取少许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5.人的天性就是不去考虑计划之外后果的可能性，或对其考虑不足。

6.举一个例子，罪犯可以威胁店主并抢走他们的钱。单独的罪犯通常使用枪来完成，尽管他们也可采用其他方式。犯罪组织更为高效，他们可以收保护费，用暴力威胁店主，用这种方式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常常都不需要亮出武器。

7.英国的垃圾监控科技掺杂很多政治分歧。

8.在欧洲，生命周期管理法律强制自行车生产厂家为它们的产品报废支付处置费，这逐步减少了垃圾量。

9.无罪计划用DNA证据使被定重罪的犯人无罪，在过去的20年中，发现273个认下没有犯过罪行的人中有大约25%的人得以免罪。

10.《有教无类法案》激发的测试分数造假行为也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宾夕法尼亚以及美国其他地方出现。一名教师这样描述要与教师群体协作的社会压力：“当你不断被欺负时，很容易就在道德上迷失自我。”

11.在《呆伯特法则》（The Dilbert Principle）一书中，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写道：

一个经理想要尽快找到并修正软件问题。他提出了激励方案：质量保证部门员工每找到一个漏洞就奖励20美元，程序员每修正一个问题就奖励20美元（这些也是创造出软件问题的程序员）。结果，软件问题催生的地下经济茁壮发展，在第一周有位员工净捞了1700美元之后，这个计划下架了。

12.从1994年银行首次允许从事州之间的业务（是的，在此之前没有银行允许在多个州进行操作）开始，已过去了18年；从美联储放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开始计算，已有15年了；从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算起，已有12年了。

13.不接受被描述的困境在众多背叛者中很常见，他们包括大麻烟吸食者、音乐盗版人、赌场中出老千的人。

14.广泛背叛引发的潜在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说过：“美国共和党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国会发现它用公众的钱贿赂公众。”

15.我认为现代代表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来讲已经过时了，但它是18世纪中期能出现的最好的政府形式了。设想一下，因为旅行与通信都很不便，当地群体必须选出自己的代表奔赴首都，并以集体的名义帮助制定法律。现在旅行与通信都如此快捷，可能会有更好的机制。

[1] 芭芭拉·乔丹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众议员。

第16章　科技进步

规模是理解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规模与日俱增，也迫使我们对人与机制的信任依赖关系从基于人际的转移到了非人际的预测性以及服从性。与日俱增的规模是迫使我们用制度压力及防护机制加强道德与名誉社会压力的原因，要求更多以及更加复杂的防护机制，使整体社会压力更加昂贵却更加无效，使失效代价变得高昂与棘手，也让整个社会压力机制更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

这是因为与日俱增的规模可以从几个层面上影响社会压力。

●更多的人。社会中有更多的人会改变不同名誉压力的有效性。即使背叛比例保持不变，背叛者数量却会更多，给他们更多机会去成立组织并且茁壮成长。最终，众多背叛者会使背叛行为习以为常，导致坏苹果效应。

●增加的复杂性。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人际互动：更频繁、更远距离、更多事情上的互动。这会增加新的社会困境，并导致困境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复杂的机制更加依赖科技，而这意味着会有更多漏洞，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更具灾难性的失效。

●新机制。当更多不同的科技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与社会中时，会出现新的领域、社会困境以及背叛机会需要考虑。飞机恐怖主义在飞机发明之前就不是一个问题，互联网诈骗需要互联网。防御者的职责一直在增大。

●新的防护机制。科技给了特定的社会压力机制（特别是名誉与制度）能够进行调整的能力。这些机制本身需要防护，而防护会被直接攻击，因此在线名誉机制会被虚假数据误导，维护它们的计算机会被恶意攻击，篡改数据。电子邮件账户会被攻击，骗子会以我们的名义群发要求汇款的消息。黑客会从家庭电脑或中央数据库中把我们的身份信息偷走。

●增加的科技密集程度。当社会中科技更加盛行时，背叛者能造成的危害也在增大，意味着与科技密集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较高背叛的比例相比，即使很低的背叛比例造成的后果也相差无几。杀害尽可能多的人的反社会意图以及公司要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不顾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科技增加了行为者潜在的破坏能力。试想一名恐怖分子现在能造成多少伤害，再想想50年前他能造成的伤害，然后再推断一下将要发生的科技能让50年之后的恐怖分子做到什么。1 科技也使背叛者的组织更为精良，使他们的群体变得更为庞大且有权势。

●增加的频率。频率也随科技而进行调整。设想手持一把枪、在银行门口停车准备逃跑的抢银行方式，再想想通过互联网远程操作偷窃银行账户的钱财，后者的效率要高很多。如果黑客可以自动化攻击，即使在他睡觉时也可以每天从成千上万家银行偷窃资金。当社会被自动化系统而非人力控制时，这方面的调整变得更为重要。

●增加的距离。背叛者的行为可以跨越更远的物理距离以及更长的时间间隔。这很重要，因为更远的距离将影响更多潜在的人，导致更弱的社会关联，进而弱化道德以及名誉压力。当物理距离跨越国界时，制度压力也变得不那么有效了。

●增加的惰性与对改变的抵制。大型群体抉择通常较慢，而一旦制定出来，这些抉择又会长久不变，很难去逆转或者修正，这会使社会压力失效。

在史前时代，社会规模较小，自然出现的社会压力——道德与名誉，非常有效，并可以随着小规模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行调查。随着文明的出现与科技的发展，我们发明了制度来帮助在较大规模上处理社会中的困境。我们需要信任这些日益渗入生活的制度与防护机制。

我们对风险的容忍度变得越来越小。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不仅仅是说原始社会战争中会丧失15%～25%的男性，还有婴儿死亡率、儿童疾病、成人疾病、自然与人为灾难以及来自人与野兽的暴力攻击。当技术（尤其是医药技术）改进时，生命变得更为安全，寿命也得到延长。我们对风险的容忍度也在消失，因为我们生命中的危险更少了（大规模、长期的风险，比如核武器、基因工程以及全球变暖问题更难解决，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它们最小化）。

今天，在全球贸易增加的同时，社会规模在持续增大，世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全球相互依赖的关系成倍增加，国际立法机构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从更为人际的层面来看，互联网继续使远距离的人们走得更近。我们对风险的容忍度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已经最大可能地从生命中移除风险。

让我们再想想被比作一系列旋钮的社会压力。科技在不断进步，使新事物的出现变成可能，使现有事物变得更为简单、可靠。但同样是这些技术，使旋钮发生了不可预测的扭转，而且，当规模增大，新的旋钮会被创造出来，与旋钮相关的人也越来越多，处理不同社会困境的旋钮也会相互起作用。

新的技术、创新以及想法在几个维度上增加了背叛的范围。背叛者也在创新，攻击变得更加简单、便宜以及更可靠。新的攻击方式也成为可能，更多人会背叛，因为这很容易，背叛会变得更加频繁，密度也会更大。

这导致了防护失衡，曾被社会认为可的旋钮设置不再有效了。作为回应，社会也在创新，实施了新的社会压力，也许是基于新的法律或者新的技术，也许是一些新的反映社会压力的群体规则，或者只是在过去有用的东西。因为存在相应的回路，所以很难在一开始就设置恰当，但社会最终会停在一组新的旋钮设置上，背叛范围也会降低到新的社会可容忍的水平，然后一直稳定到下一次技术革新发生。

图16-1看起来很熟悉，因为它与图2-2几乎是一样的。这是红皇后效应，它不仅仅由自然选择刺激，也受技术革新的刺激。想想机场安全、伪造或软件系统。攻击者做出改进，防御者也相应改进，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双方必须不断改进以跟上彼此的步伐。

但这并不是一个常规的红皇后效应，它并不公平。背叛者拥有天然优势，因为他们可以更快捷地应用技术革新进行攻击，而防御者用技术革新进行防御总会滞后。新的社会压力与背叛范围相应改变之间存在延迟，这是一个社会劣势，在前面章节已对其进行了讨论。事实上，图16-1右半部分与图15-1主反馈回路是一样的，只是细节更少了。

图　16-1　社会性压力的红皇后效应

通常情况下，背叛者可以更快捷地应用技术革新。群体社会必须实施新的防护技术，这意味着协商与协调，在一些情况下需要冗长的审批过程。同时，背叛者可以使用新的技术，比如，银行抢劫者可以很容易使用新汽车作为逃跑工具，而警察局需要论证配备新车的需求，给出预算购买，选择购买哪一款，购买、驾驶培训，最后部署到警察局，过程十分烦琐。如果只是一个警察局这样做，银行抢劫者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实施抢劫。公司可以快捷地使用很有影响力以及说服性的新技术，而社会产生对抗技术则是缓慢的过程。黑客找到电话交换机漏洞的速度非常快，而公司升级所有相关设备则很困难。罪犯比政府可以更为便利地缔结国际伙伴关系。背叛者更为快捷与灵活，使他们成为更棒的新技术使用者。

我们可以在防止互联网犯罪相关法律的无效性中看到端倪。罪犯更为灵活，传统的犯罪组织，像黑手党，不会很快转移到互联网；相反，新的懂互联网的罪犯越来越多。他们成立了诸如CardersMarket以及DarkMarket的网站，并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新的互联网商业化犯罪组织。同时，法律的实施不能适应组织的流动性，也不能快速调整：法律不能使守旧的管理者下岗并让懂互联网的人接班；法律内在的惰性以及对问题置之不理使事情的处理变得更加缓慢。法律很难赶上组织的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19世纪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称防御者处于“内部的位置”。他们必须防御任何可能的攻击，而背叛者只需找到一个漏洞以及一条穿越防御的途径。当技术使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时，更多的攻击便成为可能。这意味着背叛者有领先一步的优势，可以率先尝试新的攻击。结果，社会要不断地做出回应：回应鞋子炸弹的鞋部扫描器、回应高超伪造技术的更难伪造的货币、回应新计算机病毒的更好的杀毒软件，等等。攻击者的明显优势进一步扩大了背叛的范围。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的发生。有时候社会压力会在没有扩大背叛范围的情况下进行改进。有一些技术会立刻使防御者受益，对攻击者一点作用都没有，比如，当嫌疑犯离开现场之后，指纹识别技术允许警察指认嫌疑犯，这对于罪犯没有任何益处。汽车固定化技术、房间防盗以及计算机认证技术也是这样。一些技术会使双方受益，但会给防御者更多优势。无线电使警察可以远距离通信，与罪犯进行远距离通信带来的危害相比，这给我们更多的安全。

然而，我们倾向于抵制防护手段，只会在背叛范围扩大时实施新的手段。

因为攻击者的创新速度通常比防御者更快，社会需要时间使社会压力起作用，这就导致了安全缺口：社会所允许的背叛范围与实际存在的背叛范围之间的差别，通常，这是不能克服的问题。当然，一些背叛者可以侥幸成功，有时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最终社会可以设计出解决方案。只有技术进步足够缓慢，红皇后效应才能正常起作用。进步缓慢性通过最小化过度反应在一些场合下会有所帮助。

但是，当技术在进步时，问题会变得越发严重。从图16-2中可以看到背叛者使用技术创新来攻击系统、防御者使用技术创新来防护系统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压力之间的差异。背叛者比防御者会更快地带来安全缺口，这在图中用技术曲线下、两条直线间的区域来表示。

图　16-2　安全缺口

比较最上部的图与中间的图，可以看到较低科技水平与较高科技水平之间的差别。在中间的图中，攻击者与防御者之间的缺口宽度是一样的，但由于有更多技术，这个区域就变大了。创新有两个维度：科技进步与科技普及。对任何一个维度，科技水平越高，安全缺口越大。也就是说，如果有更多创新成果可以利用，社会与创新使用者保持同一水平能力的缺失将导致更大的危害。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科技对攻击者与防御者而言都是可获取的，这种状况一直会持续到道德、名誉以及制度压力的出现。当有更多的科技可以利用时，攻击者在防御者跟上之前，有更多的机会来增加背叛范围。科技可以在许多方面影响背叛范围，但总的来说，其给予攻击者更多的优势。因此一个社会科技越发达，安全缺口就越大。

由于存在刚刚谈论过的那些情况，问题是固有存在的，安全缺口不能被完全消除。

安全缺口在科技快速发展阶段会变得更大，这时社会既要努力管理广泛的社会变化，又要适应背叛者的行为。在1970年，未来主义者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中写道，过快强迫人们吸收太多的科技变化会导致心理及社会问题。他对人类能处理科技变化数量的估计太保守了，21世纪20年代的科技变化速率比20世纪70年代快得多，但他的思路是很值得称赞的。人们学会了按自己的进度与新技术打交道，一些人可能会比其他人处理得更为轻松。有些群体比他们的某些成员进展得更慢。背叛者并不是天生就比社会大众少受未来冲击的影响，但成功的背叛者受到的影响确实要小，其能力总是能够超越社会平均水平。

再看看图16-2中最下边的那幅图。在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增长得更快，因此同一时段的曲线会比先前几幅图爬得更高。这个较快的增长率造成了同一时段曲线下更大的区域——更大的安全缺口。

这在以前就发生过，很显著的一段时期就是19世纪。我们有了铁路、轮船、纸质邮件、电报以及电话——这些都使人们可以更快地进行远距离通信，还有比这些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有了显著的变化。伴随着普及的教育以及民生的改善，社会期待着经济增长。世界在变化，并且影响了防护。

旅行更为便利意味着更多人会去旅行。一方面，你不能只是因为旅行者来自“城外”而不相信他们；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骗子，他们欺骗人们的钱财并在被逮到之前就逃离。同一时期，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18世纪伦敦的治安是由不支付薪酬、无组织的巡警以及严厉的法院系统（160种不同犯罪都会被判死刑）组成。这种类型的社区治安不能随着现代大型城市的兴起而进行有效调整，因此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组织了第一支现代警察队伍以及刑事司法体系，其他的城市也都纷纷效仿。

技术也能直接改变社会。电报使得财富可以瞬间转移，但系统开放的天性意味着会话可能被窃听及篡改，因此操作员会使用加密手段。还有计时器的大规模生产，使员工管理更为容易；工会的兴起，相对于雇主给了员工更多的权力；电报之后的电话，作为通信领域的巨大变革，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是一个背叛者适应变化的社会，社会又去适应变化的背叛者的时代。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水平以及科技的快速增长。2 特别地，由信息科技带来的社会及政治革新正在将防护与信任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已经列举了几个例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以及网络诈骗。我们眼看着音乐及电影盗版从很小的烦恼成长为一个国际难题，这是因互联网使传播这些盗版内容更为容易造成的；我们眼看着互联网蠕虫病毒从小的烦恼成长为犯罪工具，其可对现实世界造成与军用武器同等的破坏，比如互联网蠕虫Stuxnet
[1] ，它是第一个被公众所知的军用网络武器。这些都是由于信息科技以下面几种方式增加了背叛范围导致的：

●迁移数据到互联网。当数据迁移到计算机网络时，存在更多全新的风险。当系统是手工操作时，或针对没有连到全球网络的计算机系统时的安全手段，就不再有效了。3

●社会机制的技术仲裁。类似地，基于技术手段的社会机制（包括名誉压力机制）很容易受到技术攻击。比如，电子邮件孕育了一些纸质邮件没有的安全风险；电子投票有一些纸质投票不具有的风险；互联网电话有传统电话没有的风险。

●进化的社会机制转变成基于技术的社交机制。在第14章，我们讨论过将社会压力委托给机构的问题，特别是政府机构。我们越来越多地将社会压力委托给公司：我们的通话、照片以及数据。公司代替机构的趋势使公司更可能背叛。

●界限消失。一个产品，或者产品线，可能有公共弱点，会影响每一个生产的产品。全球化允许一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因此这样一种漏洞会对全球造成冲击。这并不新鲜，但信息系统特别容易受这种问题影响。信息系统有些公共弱点会被攻击。比如，如果有人发现了操作系统的一个漏洞，可以偷取数据，他就可以从所有使用这个操作系统的用户群偷取数据。

●自动化。信息系统的攻击可以是自动化的。与人工侵入计算机相比，攻击者可以写程序自动化这个过程。这不仅急剧增加了背叛的频率，而且还有两方面影响：第一，它使得成功可能性很低的攻击手段可行；第二，它使获利很低的（因为每一例诈骗获利都很低）攻击手段可行。

●远距离攻击。以往的攻击要求攻击者接近受害者，现在可以远程完成了，从地球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发起攻击。曾经洛杉矶的商店不用担心住在伦敦或拉各斯的盗贼，那些地方实在太远了，盗贼飞过去花费的时间以及金钱可能超过所盗之物的价值。但在互联网上，每一家网络商店必须得担心世界上的每一个盗贼，距离再也不是天然防御了。类似地，20年前很少有美国人需要担心乌克兰人或者尼日利亚的罪犯，而在网上，这常常发生。

●技术传播。因为信息系统攻击可以自动化进行以及封装到软件之中，发起这些攻击的能力也会传播。罪犯不再需要学习如何攻击一种防护机制：撬开门锁或诈骗银行等。在网上，只有第一个攻击者需要精通技术，其余人只需要使用软件就行。

●技术迭代与改进。因为攻击可以如此高效，攻击者从错误中学到东西并改进攻击方式非常容易。他们可以创建出上百种电脑病毒，并测试哪一个最为有效，或尝试100种垃圾邮件，看看哪一种最能欺骗接收者。因为有如此多的互联网攻击工具已被公众所知，攻击者很容易就从另一个病毒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背叛者聚合。背叛者组成小团体使得背叛社会更为容易，能较为有效地克服道德以及名誉压力，背叛者也可以交流对抗法律压力以及防护机制的诀窍。互联网本身使背叛者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并与之交流。有一个拥护恐怖分子的网站，其也是（很难区分现实与媒体炒作）招收恐怖分子的网站。你可以从互联网很多网站上学到攻击计算机系统以及进行诈骗的手段。

还有两个变化也属于这类，但它们不严格属于上述任何方式：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组织行为的变化。

我们先从组织结构谈起。互联网急剧降低了组织运营的成本，使那些向着共同目标努力、贡献少许工作量的人，以临时松散的方式合作成为可能。4 Linux与维基百科两者都是非正式的、可免费获取的“商品”，由大量未被支付薪酬的志愿者完成，并且两者都能够与公司传统方式生产的同类产品竞争。众包
[2] 可以生产出优于传统委托工作机制的产品。

从社会压力角度来看，我们对传统组织正常冲突利益的认识并不适用于临时组织。比如，微软可能会（在过去确实是这个样子）被美国政府施压，故意弱化产品软件中的加密技术，这样政府就能更好地对用户实施监控。这能起作用主要因为微软是一家美国企业，至少在一些情况下被视作美国利益。它的操作系统竞争对手Linux就不是这样。Linux是一款开源操作系统，并不被商业所控制。Linux团队，即使是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物，也不受利益驱动。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意与任何国家政府官员进行秘密会议。他们是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另一方面，微软可能会有更好的机制来防止流氓程序员渗入。

维基解密是另一个全球性组织，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由朱利安·阿桑奇创建，主要曝光一些政府及企业希望保密的信息。这种行为方式与记者非常类似。但由于其不是商业企业，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封杀它非常困难。这使一些国家非常恐慌，比如美国。

可以将维基解密与传统报纸进行比较，报纸处在与同一国家所有其他报纸组成的社会困境中（见表16-1）。

这看起来不像有效的社会压力，但大体是能够起作用的，因为即使存在法律缺失的情况，协作的压力（自我审查）也很强大。没有一个出版机构想要被贴上不爱国、叛徒或危害广告客户的标签。

结果，报纸有时候会公布一些令人尴尬的政府秘密，有时则不会。197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一段受谴责的美军在越南的秘史。2004年年中，《纽约时报》得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非法监听美国公民，但延迟了超过一年才公布这个信息——直到总统大选彻底完成之后。大概有一些东西是《纽约时报》已经得知但不会发表的，或推迟一段时间才发表的。

维基解密改变了这个情况。它不是一家美国公司，不是一家寻求赢利的公司，也不存在于任何确切的法定管辖范围之内。它不再受到《纽约时报》所受限制的钳制。这意味着政府不能依赖维基解密有所偏袒地进行协作，像依赖传统报纸那样。5

克莱·舍基查阅了高级法院对五角大楼文件的裁定，发布了一个博客帖子，说泄露秘密是非法的，但对所泄露的东西进行发表不是非法的：

从1971年开始的合法交易没有也不能再产生过去的结果了。这是让美国政府人员相当抓狂的一件事，即媒体环境发生了长期的变化——不是因为法律变了，而是因为世界变了。工业时代的法律，应用于互联网时代的出版，可能允许媒体泄露一些对国家敏感性没有任何节制的信息，因为它们由没有任何国家忠诚度的人们运作，或者更为重要的，它们不需要国家友好关系就能正常运作。

国外记者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职权向西班牙的El Pais报或者半岛电视台施压，像对《纽约时报》做的那样。这些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不那么重要，互联网可以很轻易地将这些信息源传给每一个人。

与国家分离的机构颠倒了许多社会压力，一些过去起作用的压力不再有效。在跨国企业也看到类似的情况，通过在不同国家间进行转移很容易就摆脱了国家法律。

现在看看最终的变化，即组织的行为。除了允许组织规模变得更为庞大、实力更雄厚以及促进新的组织结构出现之外，信息科技也在改变组织的行为方式。

已经有很多书以及文章探讨今天的企业是如何将短期股票价格置于所有其他商业考虑之前，包括公司健康度以及长期股东价值。我看过许多对这个变化的解释：执行官的奖金是基于短期的数字的；股票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短期债务，而不再是长期投资；共同基金与复杂的指数期权进一步将投资者从他们投资的企业中移除出去；投资者可以更快地获取更多的信息，并且可以更快地对信息做出反应。

你测量什么，就能获取什么，6 与长期的抽象概念相比（比如长期生存能力、顾客满意度或名誉等无形资产），测量短期赢利要容易得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主要原因——信息科技。进步的信息科技使对短期数字进行监控变得非常容易，因此投资者比之前更密切地监视这些数字。持续监视使得对数字的优化变得很容易。我们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一家公司下个星期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并且公司收购操作如此频繁，就不会关心五年后公司的状况。这肯定改变了投资行业的运作机理及组织行为方式：这两个被锁在正反馈回路中。

前所未有的快速信息科技效应影响着所有规模的组织，从最小的群体到整个世界。

现代群体利益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大型技术权衡被社会计划者称为邪恶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或不可能解决），因为它们的不完整性、难以理解、自相矛盾、需求变化、相互作用、具有独特性以及新颖性。这样的例子包括全球气候变化、艾滋病与全国流行病、核废料、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毒品与其他国际走私以及国家健康医疗。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压力，其解决都涉及强制人们遵从群体规则，将群体利益置于其他利益冲突之前。

非常重要的是，所有大的社会压力问题不仅仅需要信任与防护，它们往往与其他社会困境相互作用，与其他社会机制相互关联，其维度包括道德、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其解决方案包括社会本身的组织、国家及国际政府的角色、个人自由的程度以及优化想要的结果。与信任相比，这些方面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实施最佳社会压力不是引导更为广泛的协作的唯一方式，其他方面也都很重要。导致恐怖主义发生的地理政治学比任何针对恐怖分子的特定防护手段要重要得多。跨国公司生意兴旺的政治环境比保证它们协作的社会压力要重要得多。围绕药品法律、税法、公民自由保障法以及社会安全网络的政治比保证那些法律被遵守的社会压力要重要得多。回看图16-2，“限制”以及“其他考虑”比主要循环要重要得多。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2011年，科幻作家查理斯·斯特罗斯在一个讲座中描述道，在将要到来的时代数据无处不在，从基因图谱技术到“生命日志”——用声音和视频记录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对每个人、每件事进行数据监控。他所说的任何事情不是在夸大。然后他讲了一旦数据时代来临社会将要解决的问题：

丢失你的基因隐私算不算从癌症中生存下来或逃避瘟疫而支付的一个过高代价？（对每个人的基因数据进行广泛分析将带来对疾病崭新的理解，一系列医疗结果将使人类明显受益。同时，个人基因数据属于个人的并且是私有的，当公司开始使用它来预先判断一个人时更为如此）。

通过生命日志牺牲审查隐私算不算对预防恶意非人格化以及逮捕罪犯而支付的一个合理代价？（生命日志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警察工具，不仅允许受害者记录犯罪，也可以暗地记录犯罪事件，之后对罪犯进行指认）。

让你的保险公司知道你如何打转盘、踩油门与离合、你要驾车到哪里算不算对获取更便宜的保险而支付的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一旦保险公司有了所有这些数据，他们就可以轻松为不同类型的司机提供有差异的保险策略）。

这些都是关于如何权衡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社会困境，但在想出部署什么样的社会压力来解决问题之前，社会首先得协商群体利益是什么。直到在怎么样做算协作以及怎么做算是背叛方面取得一致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讨论设立什么社会压力来阻止人们保持他们的基因组秘密，或保护他们生命日志的隐私，或者限制访问他们汽车的“黑盒子”数据。社会本身变化如此之快，解决社会困境是很困难的。

这不是第一次因科技变化引发的社会变化，进而导致对社会的重新思考，而且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巧妙之处在于将社会压力安置在恰当的地方，在一个进步如此快的社会，安置错位置将带来更大的危险。也就是说，要更快更好地设置社会压力旋钮，在第一次设置好之后，根据反馈、延迟以及科技变化快速调整它们。最后，这里给出一些设计有效社会压力的原则：

●了解社会困境。不仅要弄清群体利益是什么，还要知道群体规则、冲突的规则、社会困境与其他社会困境的关系以及可接受的背叛范围，等等。许多无效的社会压力来自于没有把握真正的问题。

●考虑所有四种社会压力。通常认为一种就足够了：名誉消除了法律需求，或有效地防护机制对遵守规则就足够了。这些判断鲜有正确的，有效的社会压力往往要包括所有四种分类，尽管不必同等重要的考虑。考虑所有四种压力才能使资源最有效地投入。

●注意规模。社会困境的规模影响着四种社会压力的有效程度。要注意规模，规模变化时也要留心，这非常重要。

●增加道德及名誉压力以培养共情以及交流。在大型匿名社会，很容易就抛开道德以及社会压力，而只依赖法律压力与防护机制。这是一个错误，即使我们的非正式社会压力退居二线，依然对社会中绝大部分协作起作用。

●使用防护机制调整道德以及名誉压力。这两种社会压力在小规模范围内最为有效，但防护机制可以加强它们，使其可以在更大规模中发挥作用。它们的作用不同，并且防护机制本身对攻击是开放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道德与名誉压力替换为制度压力，因此这种使用技术的方式非常重要。

●协调相关科技的制度压力。存在针对纸质邮件、电子邮件、电话通话、互联网电话的法律，这些是不合理的。当科技进步缓慢时，这种事情可作为后援工作。现在，当制定了能够对其处理的法律时，在技术上可能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制定不随科技改变的法律，这并不容易，但有必要进行尝试。

●保证经济处罚与背叛被检测到的可能性相称。我已在第13章讲过，经济罚款数额如果太小，很容易将其当作生意成本而忽略过去。如果我们期待罚金能够成为有效的社会压力，它需要比背叛与支付罚金的风险代价更为昂贵。

●选择通用以及能反应的防护机制。就像需要制定不随科技改变的法律一样，我们需要设计不随背叛者改变的防护机制。也就是说，需要集中考虑尽可能宽泛的背叛动机来阻止背叛者绕过防护机制，而不是专注于阻挡特定背叛的战略层面上。反恐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把钱花在情报、调查以及紧急响应上，社会会变得更加安全，而不应花在阻止特定恐怖威胁上，比如将炸弹隐藏在鞋子或内衣里。

●减少权力集中化。权力，不管是集中在政府、企业，还是非政府组织，都会给背叛创造土壤。集中的权力越大，背叛的范围就越大。7 社会可以做的减少灾难性背叛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减少在处于关键职位的个体行为者的权力。

●要求透明度，特别在企业以及政府机构。透明度能最小化委托—代理问题，并最大程度上保障名誉压力。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不能直接对大多数社会困境进行监控，需要依靠其他人（代理）来为我们做这些工作。检查与平衡是我们拥有的最为有力的工具来促成此事，而透明度又是保障检查与平衡能够工作的最佳方式。一个必然推断就是，社会不应该压制关于背叛者、他们的战略以及背叛的整体范围的信息。

目前，我们正处于科技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的阶段。一个担心就是如果科技变化得太快，背叛者创新的速度如此之快，不平衡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背叛范围的增长会导致更大的背叛的范围，导致大规模社会失效。想想如果白鼬比兔子进化更快的红皇后效应会变成什么样：它们将变得比兔子快得多，吃掉所有兔子，然后都要饿死（假设不存在其他猎物）。社会困境中的背叛者如果进化太快也会有同样的效应：他们摧毁了协作者，也就是说不再存在协作者了，背叛者本身也就失败了。寄生虫需要社会一直存在，这样他们的背叛才能受益；对于一只寄生虫，只有不从宿主那里攫取过多的资源才是成功的策略。

另一方面，我们在大规模层面上进行协作的能力也史无前例的强大。在2011年，法律教授尤查·本科勒出版了一部与本书为姊妹篇的书：《企鹅与海中怪兽：协作如何战胜个人利益》（The 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How Cooperation Triumphs Over Self-Interest）。本科勒写道，互联网可以并且已经使得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进行协作成为可能，政治（由科学支撑的）已做好拥抱这种新型协作的准备了：

在思考我们还不够成熟而不能发挥人类全部协作潜力，使得生意赚更多的钱、经济更有效、科学更发达、社会更安全、幸福以及稳定等方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几十年以来，我们设计了专门束缚自私本性的机制，却没考虑对遍及社会中协作潜力的可能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设计机制——不管是法律的或是技术的、公司的或是市民的、行政的或是商业的，来让我们的人性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能前所未有地接近更宏大的愿景以及人类奋发图强的潜力。

本书的观点不是背叛者将不可避免地摧毁一切，但我们需要管理社会压力来约束他们。我们已见识过史前时期的社会压力工具箱——道德以及名誉，在小规模层面上达到了这个目的，而制度压力在更大规模时加强它们，技术帮助这三个机制调整得更好。

在十多年以前，我曾写过“安全是过程，不是产品”。这对所有社会压力也是成立的。所有反馈回路的相互作用表明背叛范围以及社会愿意承受的背叛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有所谓的“正确位置”，这个过程不会停止。

注释

1.绘制历史时间函数的图表非常有趣，说明10个男子组成的团伙在被打压之前可以对社会做出多少危害。在火药发明之前，这个危害程度一直很稳定，之后一直增长，直到今日。化学以及生物武器的研制会给未来带来更大的危害。

2.我不是说与10年前或者30年前相比，而是与100年前、500年前以及1000年前相比。如果你画一幅图表，它会是参差不齐的，但从长期来看，科技变化的速率是稳步提高的。

今日与过去相比不同的是，变化的速率不会再降低。不仅是变化的速率在提高，变化率加速度也在提高。未来的冲击影响了更多的人以及生活的更多方面。最终的阶段是奇点，但在这之前我们应做些什么？奇点没有回答社会压力会如何发展。在道德、名誉、制度以及防护机制之后，到来的是群体思想——科技加强型道德。我不是说这就是研究方向，但与切叶蚁相比这些会带来巨大的进步。

3.我不是仅指针对犯罪以及间谍的防护，也包括针对政府的防护。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家设计了社会防护机制，防止执法机构滥用人民委托给它们的职权。在美国，这包括委任状程序、证据法规、搜查及检查法规、询问法规、禁止自认犯罪法规，等等。当我们的通信以及书写是基于纸质媒介时，警察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法官会给其颁发委任状。今天，我们的通信与书写基于商业网络：Facebook、谷歌文档、电子邮件提供商，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警察可以很容易地向这些公司索要数据：没有证件，没有委任状，甚至这一切发生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4.克莱·舍基（Clay Shirky）对这些类型的组织有详细的描述。

5.当你查看SafeHouse时，你会发现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由《华尔街日报》运行的维基解密的模仿版本。SafeHouse“保留在不给出任何通告的情况下，泄露任何关于你的信息给法律执行机构的权利或者有需求的第三方，以服从合法程序下任何适用的法律或请求”。《华尔街日报》不可能采用其他方式，因为背叛的成本太大了。

6.开尔文男爵（Lord Kelvin）曾说：

我常说，当你可以测量所言之物，并可以用数字对其进行表达时，你就已对其完全了解了，但当你不能测量它时，即你不能用数字描述事物，你的知识就显得匮乏。这可能就是知识的开端，但思想几乎不可能靠近科学的国度。

7.如100年前阿克顿公爵（Lord Acton）所说：“权力可能引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引发腐败。”

[1] 它是世界上首个专门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编写的破坏性病毒，该病毒曾造成伊朗核电站推迟发电。——译者注

[2] 众包（crowdsourcing）指的是一家公司或机构把过去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译者注

第17章　未来

没有信任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社会的复杂性、相互作用性以及全球化需要很多信任。我们需要能够信任那些直接打交道的人：我们在飞机上与他们邻座，在客舱中吃着他们给我们端来的菜，我们着陆后搭乘他们的出租车。我们需要能够信任那些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组织以及机构：我们所乘的飞机以及驾驶的汽车被他们精良制造，并被精心维护，我们购买的食物是安全的，所贴的标签是有效的，我们的居住地以及旅行所到之地的法律将被公正地执行。我们需要能够信任所有科技系统：ATM网络、电话系统，以及不管哪里都会存在的互联网。我们需要能够信任陌生人，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也需要能够间接地信任：我们需要信任还不认识的委托人以及还不理解的机制。我们需要信任信托。

我们自己使这些运作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可能亲身去验证，然后深思熟虑是否要信任直接打交道的成百上千的人，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间接打交道的上百万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大了，并且绝不会有与他们相见的机会。即使能够使用魔法来决定信任某人，我们也没有专家技能来做一些关于信任航空安全、现代银行以及制药等技术和科学决策。

关于信任，经济学家巴特·诺特博姆（Bart Nooteboom）写道：“信任某事物或某人必须自愿承担他们可能背叛的风险，期望他们不会背叛，或者疏忽、缺乏背叛可能性的意识。”这三个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愿意去冒险，除非确定风险很小，小到以至于绝大多数时间甚至都不会注意它。

这就是社会压力的价值。它们包括服从群体规则，也就是协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大得多的层面上，在我们朋友中粗略评估亲密信任程度。当然，这并不完美。我们在行为以及机制中得到的信任没有人际信任那样广泛或者深入，但已足够好了。社会压力减小了背叛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信任社会压力，就不必深思熟虑是否要信任某人。

通过向社会中引入协作，社会压力允许我们稍微放松一些警惕。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生活压力要小得多。通常情况下，一旦相信人们是公正、善良、利他、协作以及值得信赖的，就可以停止思考安全问题。之后，即使你被很偶尔的例外伤害过，如果你继续信任，你的生活仍然会舒服很多。1

我们从知觉上认可这些，即使之前从未分析过其中的机理，但社会压力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压力使社会中的鸽子能够人丁兴旺，尽管存在少量的老鹰。社会压力使社会成为可能。

即使社会中存在巨大的信任缺口，大体上它还是能工作的。人们很容易发现社会中的背叛现象，比如犯罪、粗鲁、政治制度混乱，但社会正常运转的证据就在你身边。社会还在这里，存活着并滴答作响。信任是很常见的，就像公正、利他、协作以及善良一样。人们不会无意识地攻击陌生人或欺骗他人。谋杀者、盗贼以及骗子等毕竟只是少数。

我们有许多防护机制处理存在的风险。我们知道如何穿过社区的街道、如何在网上购物、如何与朋友以及陌生人打交道、晚上是否以及如何给门上锁、对犯罪采取怎样的警惕意识。我能够写作并出版本书，而你也能购买并阅读本书的事实就是所有社会压力机制运作的证明。可能我们有时会出错，但大多数是正确的。

同时，背叛也在增多。社会中的背叛者也变得更有实力，并且学着逃避社会压力，有时会操控社会压力使背叛的实施成为可能。他们利用了技术变化的快节奏增加背叛的范围，而社会却不能跟上节奏，实施新的社会压力以应对这个问题。社会压力时常会失效。

有一点很重要：不存在完美的防护机制。在科技进步的社会中，承认做不到什么事是很困难的，在防护领域就有很多事做不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生活在恐惧中，甚至也没有必要忧虑。这是生活的正常状态，甚至这可以是一件好事。活着就要承担风险，因为总会有背叛者存在。即使把谋杀者数量降低到100万比1，每年美国都要牺牲300个不幸的人。

这不是技术问题，尽管充斥在社会压力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在政策层面：全球气候改变、条例与规管、政治过程、公民自由、社会安全网。历史上，群体利益最初是有关人士缔结的，或受政府支配。今天，理解群体利益要将科学技能、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构造以及由规模增大导致的问题都考虑进来。

哲学家西斯尔·博克（Sissela Bok）写道：“信任是一种社会美德，要像保护呼吸的空气或饮用水一样去保护信任。当它被破坏时，整个社区都会遭殃；当它被摧毁时，社会就会摇摇欲坠，甚至崩塌。”更为一般的是，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组件，高信任度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比低信任度的社会要好很多。在今天的世界，各个地区信任的程度相差很大，尽管从来没有低到狒狒的水平。2

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实施新的社会机制来处理今天全球化技术创造的新世界。理解社会压力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为什么有用或者失效以及规模产生的影响很关键。如果对这些理解得很好，就可以在社会中继续构建信任。否则，寄生虫就会杀死宿主。

最后，有几点我想再说明一下。

（1）不管部署多少社会压力，总会有背叛者存在。所有复杂的生态系统中都会有寄生虫，所有人类的协作与信任机制都存在试图利用它们的人。只要社会由人组成，这一点就不会发生改变。完美信任的可能性，或者牢不可破的防护，只存在于科幻的未来，任何人在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

（2）增加的社会压力并不总是值得的，不仅是因为第10章讨论的递减的回报。回顾历史，强制协作与遵守群体规则、制约并惩罚背叛者以及监视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不是我们认为的自由社会。不管规则是精确反映群体愿望还是来自上层的强加，情况都是这样。3 防护总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以及不良后果。

这很正常。我们反复讲过社会压力对维系信任是很有必要的。4 这并不是指绝对信任或100%的协作。只要谋杀率足够低，超速者以及接受贿赂的警察足够少，社会就能昌盛。

（3）社会压力也会阻止协作。有时，我们不仅没能惩罚有罪的人，反而会惩罚无辜的人。人们被强加了不应得的名声，会因没有犯下的罪行判刑。如果背叛的范围足够小，这些冤案性会比挫败的背叛企图更多，那时就得往回调一下旋钮了。

（4）我们都会偶尔在一些事情上背叛。有时我们只是因为自私，有时会有另一个更强的个人利益，有时只是不够留意，有时，我们的道德不允许与群体规则协作，还有些时候我们感觉与另一个群体及其附属的利益与规则更为接近。这也很正常。

有时，我们会在真诚以及无辜的情况下背叛。群体规则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可能太过苛刻。正常社会交往中的善意谎言让我们的关系更为融洽，而不是更糟。有时，助手需要替代老板签一些文档，而律师与会计有时也需要不知情的回溯文档。有时，背叛就是一剂社会润滑剂：微小的社交不诚实让大家过得更轻松。

（5）有一些背叛者是好人，也有一些背叛者是坏人，而我们并不总是能将其区别开来——即使我们认为可以。我们知道谋杀者总是坏人，而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总是好人，但即使这些自明之理对特殊情况也未必成立。美国刺杀本·拉登是好的行为还是坏的？那些在埃及以及其他国家支持民主、反美、反以色列的示威游行者是好的还是坏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军队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取决于你在美国是否安全，你的女儿是否被他们中的一员杀害，或你是否拥有一家石油公司。许多背叛者相信他们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那些将动物从测试实验室解放出去的动物权利活动家，尼加拉瓜的桑迪诺的支持者，德国纳粹，这里只是稍微举几个例子。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是这样。

在写作本书时，我对网上的一个寓言故事感到很困惑：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因此他报名参军了。几年之后，他被分配到冲突不断的荒凉边区地界。这是他能被赋予的最差劲的差事了。那里非常热，也非常危险。每天他都得与一帮充满敌意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仇恨他以及他的制服的存在。此外，这个地方充斥着叛乱者与恐怖分子。

不管怎么样，一天早晨，士兵上岗，被分配到一个分遣队，去监督3名被定罪的叛乱者的死刑。士兵摇了摇头，他没有签下名字。他的生活完全一团糟，“他们没有给够过钱，”他思考着，“为这些我必须做的苦差事。”

他不知道那天他要去执行的是上帝之子的死刑。他只是去工作，狠狠用拳头砸了打卡钟，把头低下来。他只是试图活着，将那一天熬过去，然后往远在罗马的家送一些钱。

社会压力机制不能将好的背叛者与坏的背叛者区别开。社会压力是社会强加规则于自身之上的机制，即使社会存在部分的重叠与冲突：这些规则可以是好的，像尊重人权或者执行合约的机制；这些规则可以是坏的，像奴隶制、极权主义、迫害或杀人祭祀；或者这些规则可以被有些社群看作好的，而被其他社群看作坏的：如包办婚姻、重税、禁酒、禁舞、禁水烟或禁止使用比特流
[1] （BitTor-rent）共享音乐文件。社会压力只是强制协作，不会对背叛者选择冲突利益的原因过多考虑。这对保护公民不受伤害、损失或司法不公是有利的，但当它保护对人民粗暴或阻挡积极社会改革的政体是不利的。

（6）社会需要背叛者。群体会从个别成员不遵守群体规则中受益。这些是背叛者：这些人出于道德或其他原因抵触大众意见。这些人发明了新的商业模型，在互联网上拷贝并传播音乐、电影以及电子书。这些可能是哥白尼与伽利略，向官方的教堂天文学教义发起质疑。再举个近一些的例子，这些可能是阻止能源竞拍的人，抗议政府对气候变化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也可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擅自占地者、生存主义者、艺术家、邪教教徒、公社、隐士、居住在电网覆盖之外或孤岛上的人。在2011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达科塔·梅耶因为拯救了36名被敌人炮火包围的战友而被授予荣誉勋章。事实情况是，他为了救他的战友违背了上级命令。

背叛就是一台创新引擎，一个保证绝大多数人健康的免疫挑战，一道单一文化风险的防御，一个包容多样性的容器以及社会变革的催化剂。通过背叛不好的或只是过时的社会规则，社会才能进步。第2章中白鼬与兔子的红皇后效应中，白鼬驱动着变革。如果只有兔子，它们是不会进步的。

这一点很重要。社会压力保护的社会不一定是道德的或令人满意的。事实上，它们也会保护一些很可怕的社会。因为社会压力很有必要变成制度——警察部门、政府部门、企业的安全部门——它们可以合法化与维系可怕社会的可怕制度。

有时，告密者需要发布文档，证明他的政府发起了非法的针对老挝与柬埔寨的大轰炸。有时，钚加工厂工人需要联系记者曝光雇主使用不恰当的安全实践。有时，黑人妇女需要坐在公共汽车前端，并且不站起让座。没有背叛者，社会变革几乎不可能发生，停滞就会一直存在。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平衡行为，但我认为很值得去做。可能不是从短期，而是从长期来看，历史教导我们经常可以得到恰当的平衡，正如马丁·路德·金说过的：“历史的轨迹很长，但它朝向正义。”5

注释

1.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信仰跳跃类似，大多数宗教需要对信仰的非逻辑接受。

2.世界观调查在大约70个不同的国家中测量非人际信任，民众会被问及“一般来说，你是否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你是否非常谨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报告较高的信任等级（有60%的挪威人、瑞典人以及丹麦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而秘鲁、土耳其、卢旺达以及特立尼达报告的信任等级较低；美国在排名较高的行列。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也通过询问3个问题测量了信任：邻居、陌生人以及警察是否可能将丢失的钱包及其内部的钱财与贵重物品完整归还。结果再一次表明，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人们对邻居、陌生人以及警察的印象是有区别的。

所有这些调查收集人们的谈话内容，而不是实际行为。我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于钱包数量的研究，但《读者文摘》通过手机进行了类似的测试。研究者将手机遗落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观察人们是否能够接听并将其返还给机主。返还率在不同城市间的差异很大：卢布尔雅那有97%的返还率，纽约有80%的返还率，悉尼有60%的返还率，新加坡有53%的返还率。在更具限制性的实验室试验中，受测者来自6个不同的文化背景，研究者发现表现出来的信任等级差异显著，特别是当存在可能的惩罚时。

3.许多人认为独裁政府国家的犯罪率很低：因为在这些国家，不会出现背叛者。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包容异议的国家，我们就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犯罪。可能的确是这样，但缺乏相关的数据。这里有两个问题：①在独裁政体中，政府发布的与犯罪率相关的数据很容易被扭曲，尤其当政府要粉饰太平、捍卫政权时；②独裁政府提供的犯罪统计数据可能是歪曲的，缺乏有关边缘化群体的犯罪数据，因此，对街道犯罪的报道，比如行凶抢劫、盗窃以及谋杀在独裁政体的国家都较少，这些在民主国家却经常见诸报端。

4.保护不受背叛者的伤害与群体免疫有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社会不需要彻底修正背叛的问题，只需对这个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个体尽量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与完全消除背叛范围相比，这样做更为有效。

5.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来自金的格言，实际是他引自废奴主义者希欧多尔·帕克（Theodore Parker）在1853年说的一段话：“我不会假装理解道德的宇宙。它拥有很长的一条轨迹，眼之所见只是一个点，我无法根据所见计算出斜率或勾画出完整的图形。我可以用良知去预测它的样子，从我所见的样子来看，我确信它朝向正义。”

[1] 比特流是一种内容分发协议。——译者注

后记

本书的写作既是我的个人工作，也包含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所有参加安全和人类行为主题研讨的人，他们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感谢我的原始资料研究员Kathleen Seidel，感谢她提供我写作所需的材料（无论我是否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同时也感谢Deborah Pursch对这些资料的进一步研究。感谢Hennepin县立图书馆，其丰富的藏书满足了我的很多需要，并通过馆际互借帮助我获得了其他所有我想要的资源。

感谢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给我提出建议的读者。Charles Faulkner、George Guer-in、Victoria GaileLaidler、Stephen Leigh以及David Prentiss阅读了本书的初稿，为我初期组织思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Dorothy Denning和Jay Walker阅读了之后的一版书稿，并为本书提出了重构建议——恰好是在同一天，这对本书帮助尤甚。

Rebbeca Kessler对本书进行了最终修订。Andrew Acquisti、Andrew Adams、Michael Albaugh、Ross Anderson、Marcia Ballinger、Jason Becker、David Brown、Steve Brust、Tyler Burns、Jon Callas、David Campbell、Raphael Carter、Cody Charette、Dave Clark、Ron Clarke、Chris Cocking、Karen Cooper、David Cowan、Tammy Coxen、Cory Doctorow、John Douceur、Kelvin Drum、Nicole Emery、Oisin Feeley、Eric For-ste、Amy Forsyth、Peter Fraser-Mackenzie、J.Carl Ganter、Edward Goldstick、Sarah Green、Rachael Greenstadt、Jim Harper、Bill Herdle、Cormac Herley、Chris Hoofna-gle、Leif Huhn、Owen Imholte、David Kahn、Jerry Kang、Arlene Katz、John Kelsey、Lori Kingerly、David Leach、David Mandel、Chris Manning、Petréa Mitchell、David Modic、Josh More、Doug Morgenstern、John Mueller、Peter Neumann、Andrew Odlyz-ko、Evan Oslick、Gerrit Padgham、Cirsten Paine、Ross Patty、David Perry、Daniele Raffo、Coe Roberts、Peter Robinson、Dave Romm、David Ropeik、Marc Rotenberg、Stuart Schechter、Jeff Schnidt、Martin Schneier、David Schroth、Eric Seppanen、Su-san Shapiro、Adam Shostack、Daniel Solove、Thomas Sprinkmeier、Nisheeth Srivas-tava、Frank Stajano、Mark Stewart、Steven L.Victor、Alan Wagner-Krankel、Paul Wallich、Chris Walsh、Rick Wash、Skyler White以及Jeff Yan也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提出了建议。

感谢我博客的所有读者，他们阅读了我陆续更新的与本书写作相关的内容，并定期留下见解深刻的评论。感谢Carol Kennedy在一篇评论中对本书的书名提出建议。感谢Luke Fretwell，他不喜欢我在博客上公布的封面设计的备选方案，同时给出了自己的设计，这个方案为本书封面的最终设计提供了灵感。

感谢Josh More，他为本书制作了所有的图表，并容忍了我一再更换和调整。感谢Kee Nethery对本书进行的校对。感谢Beth Friedman在本书交付出版商之前进行的文字编辑工作，她处理了所有版式问题，代我完成了所有文字的编辑工作。

感谢John Wiley＆Sons出版公司的Carol Long、Ashley Zurcher、Ellen Gerstein以及Tom Dinse在本书从手稿变为成书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最后，感谢日本富山市俱知安町博物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们为手稿封面绘制了水墨夜莺装饰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