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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芝加哥少女、米歇尔的母亲玛丽安·罗宾逊。玛丽安的父母从美国南方搬至芝加哥

米歇尔的父亲弗雷泽·C·罗宾逊三世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上课。这张照片出现在其高中年鉴里

21个月大的米歇尔与哥哥克雷格。米歇尔曾说，她虽然成长于芝加哥的工人阶层家庭，其家庭环境却如香格里拉一般

1970年于布林莫尔小学附属幼儿园。米歇尔是从上数第二排中右二那个小女孩

芝加哥南区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米歇尔

米歇尔每天穿城去磁石学校惠特尼·扬中学上学。她是班长，也是国家荣誉学会成员

1981年，17岁的米歇尔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入学后的她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米歇尔主修社会学。她说白人学生认为她首先是一个黑人，其次才是该校学生

米歇尔与哈佛法学院学生斯坦利·斯托克-爱德华兹约会。她后来表示：“我的家人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一个男人会忍受我。”

米歇尔与哈佛法学院好友苏珊·佩奇。苏珊后来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美国驻南苏丹大使

1989年米歇尔拜访贝拉克在夏威夷的家。正是在这一年，两人于芝加哥的一家律所相识

1992年，米歇尔和贝拉克在三一联合基督教会举行婚礼，主婚人是牧师小耶利米·A·赖特

贝拉克与米歇尔在贝拉克父亲的家乡肯尼亚

夫妻二人于芝加哥拥有的第一间公寓。米歇尔站在一张照片旁，照片中的朱迪斯·詹米森正在表演由阿尔文·艾黎指导的舞台剧《哭泣》

20世纪90年代中期，米歇尔在芝加哥公共联盟的一次领导力建设项目上说：“我从未如此快乐过。”

贝拉克、米歇尔和玛丽亚，2000年选举当天。贝拉克在国会初选中以30票之差输给了议员博比·鲁什。一位助手称贝拉克此时进入了他的低潮期

2007年7月4日，与萨莎在艾奥瓦奥斯卡卢萨。米歇尔减少了与竞选和白宫事务相关的工作，更多地在家陪女儿

贝拉克首任期间，米歇尔和贝拉克走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设计师伊莎贝尔·托莱多说，米歇尔让女人们发现，在时尚风格上冒险并没有那么可怕

2009年，米歇尔身穿华裔设计师吴季刚设计的礼服，与贝拉克享受就职舞会后的短暂时刻。该礼服后被捐赠给美国国立博物馆

在托马斯·杰斐逊的肖像下，米歇尔在白宫内拍摄了第一张正式照片

米歇尔热爱时尚，她享受在每一次公开露面的场合，展示给大众不同设计师的设计风格

5岁大的雅各布·费拉德费亚对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说：“我想知道我的头发是否和你的一样。”于是贝拉克邀请他自己摸一摸。米歇尔从中看到了美国的进步

发起“动起来”项目后，米歇尔说：“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十足的傻子，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动起来。”

2011年10月，米歇尔到访联邦经济情报局总部。米歇尔经常在联邦机构间走动，所到之处，都有工作人员拿起相机给她拍照

米歇尔到访费尔比希望小学。她称华盛顿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希望自己成为残障儿童的榜样

2012年11月贝拉克连任后，米歇尔发起“飞得更高”项目，确保更多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与培训。该项目给予低收入家庭学生特别关注

拥抱成为了米歇尔的标志性动作，这表达了第一夫人的关怀。2012年3月，在“联合力量”项目的安排下，米歇尔在明尼苏达州会见了军人家属

米歇尔用社交媒体持续传播自己的想法。2014年，她为那些被极端主义团体“博科圣地”劫持的尼日利亚女孩们发声

米歇尔、贝拉克和玛丽亚在一场美国篮球比赛上

当地学生和白宫工作人员与米歇尔一起打理白宫菜圃。自埃莉诺·罗斯福时期以来，没有人在这里打理过菜圃

米歇尔与喜剧演员吉米·法伦进行拔河比赛。为了鼓励儿童多锻炼和营养进食，米歇尔经常演一些滑稽戏和小短剧

2013年10月，米歇尔在《芝麻街》动画玩偶旁摆造型。为了给包括“联合力量”在内的几个项目做宣传，米歇尔经常与外界合作

当贝拉克祝贺迈阿密热火队赢得最近一场NBA比赛时，球员勒布朗·詹姆斯与德韦恩·韦德正在与米歇尔录制有关健康饮食的视频

2015年1月，贝拉克在联席会议上发布国情咨文，在场人员为身穿迈克高仕牌套装的米歇尔鼓掌

玛丽安·罗宾逊站在米歇尔身旁。玛丽安后来搬到了白宫三楼。米歇尔说：“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去她的房间，对着她哭诉，向她抱怨，跟她争吵。而她最后总是说，‘回到你该回到的地方，做你该的事情。’”

米歇尔与贝拉克为2012年的大选拍广告。连任又给了他们4年时间和更多自由。米歇尔在她50岁生日不久前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自信，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言  生动的证明

2010年6月，当米歇尔·奥巴马将目光投向一个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时，她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也是她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些学生来自华盛顿最混乱的黑人社区之一。这次毕业典礼的地点选在宪法大厅。1939年，美国革命女儿会（DAR）阻止歌剧演唱家玛丽安·安德森在此演出，因为她是黑人。在之后的70年里，很多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但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发生变化。在当天的演讲中，米歇尔谈到了安那卡那斯提亚社区非洲裔美国儿童面临的问题，并提及种族主义。她指出，这个在国会山就能看得到的社区曾经是一个种族隔离社区，禁止黑人在某些区域购买房产。“虽然这些壁垒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壁垒又出现了——贫困、暴力、不平等。”米歇尔说。

米歇尔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一直都在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自我怀疑做斗争。她说，30年前的安那卡那斯提亚社区是一个被隔离的世界。她告诉学生，她觉得自己被无视、被抛弃；作为一个在公立学校读书的黑人孩子，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付出总有回报，她成为家族中最先考上大学的孩子之一。“在我努力学习的时候，同学们取笑我。老师告诉我不要制定太高的目标，因为我的考试成绩还不够好。人们或直言或暗示，成功并不属于像我这种来自芝加哥南区的小女孩。”当她讲到父母为她付出一切，让她“过上一种他们从不知晓的生活”时，她哽咽了，眼眶里盈满了泪水。158名身着钴蓝色礼服的学生开始鼓掌。米歇尔继续说：“如果贝拉克在这儿，他也会向你们讲述他自己的真实经历。他会告诉你们，没有亲生父亲的生活是多么艰难。他会告诉你们，他们家没有多少钱。他会告诉你们，他犯过很多错误，也并不总是最好的学生。”

她说，安那卡那斯提亚社区的学生面临相似的挑战：财务压力，也可能是家庭变故，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亲戚，或者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许你觉得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你，一次次的失望让你对自己失去信心。或许你认为你的命运在出生时即已注定，你应当放低希望和梦想。但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必须告诉你：停下。”米歇尔说。

在当天的演讲中，米歇尔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作为当代历史上最不可能成为第一夫人的人，那时的她入主白宫已经有17个月了。基于对种族、政治和权力的深刻思考，她用自己的话语传递出不平等与不屈不挠的精神，传递出挑战与提升的愿望。过往的经历让她充满活力，使她脱颖而出。先前从未有过像米歇尔·奥巴马这样肤色的人入主白宫，也从未有过像她这样举止的人入主白宫。她参加障碍赛、跳道基舞、在白宫草坪上玩儿呼啦圈。她参加情景喜剧演出，上脱口秀节目，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展示自己。摄像机记录着她的一举一动。这种关注可能会让人发疯，但她总是顺势而为。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她的新发型成为关注焦点。她说：“我们梳起刘海儿，同时我们也面临重要的问题，一些这个世界需要正视的问题。而最终，人们会将视线从刘海儿上转移开，去关注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

米歇尔参与的项目和传递的信息体现出一种坚定的决心：帮助工薪阶层和弱势群体渡过难关。她是自埃莉诺·罗斯福以来最关注城市发展和不平等现象的一位第一夫人。此外，在政治问题的处理上，她也表现沉着，甚至可以用巧妙来形容。米歇尔本是无名角色，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展现了非洲裔美国人的世界，而直至上一代人，这个世界还一直被忽略。“我们生活在一个本不属于我的国家。”她曾经说。米歇尔成为第一夫人的可能性让她的支持者高兴不已，她也帮助贝拉克·奥巴马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但对很多美国白人来说，他们依然不了解她的故事，而这个国家的黑人，也经常感到自己归属于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正如我们在黑人社区一直讲的，我们看不到媒体关于我们的全面报道。我们看到的只是关于我们社区的零星的或歪曲的报道。”米歇尔说，“所以这个世界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贝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奥巴马可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独特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只是先前没有见过我们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解释总是必要的。正如她的朋友弗娜·威廉斯所言：“很多人都对黑人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他们以为他们了解我们，但实则不然。”早前，米歇尔被称为“满腹牢骚的女士”和“贝拉克充满怨气的另一半”，她深知让别人了解自己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大学同学这样描述第一夫人的角色，即“在政治和理智之间寻求平衡”，米歇尔认为这是对她的华盛顿生活的最好描述之一。

聚光灯下的米歇尔成了一个参考点和争论点。她着手建立并提升自己的声望，很快就成为全球最知名的女性之一。“在任何时候，你都不应该低估她。”白宫助理特鲁珀·桑德斯说。的确如此，米歇尔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大步前进，充满信心，而且方向明确。身边的朋友说，米歇尔并不在意自己的肤色。然而，当一名采访者向她展示年鉴上的照片，并问她如何看待中学时代的自己时，米歇尔停顿了一会儿说：“我觉得那时的我总是害怕。我就想，‘可能我不够聪明，可能我不够机灵，可能有的孩子比我更努力。’我总是担心让人失望，总是担心失败。”

在宪法大厅，米歇尔与这些来自安那卡那斯提亚社区的中学毕业生分享了自己的过去以及自己的不自信。她给出了建议和鼓励，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你绝不能无所事事。”她教导台下的学生们，“不要指望有人会过来帮你。事情从来都不是那样的。”她让他们想一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安那卡那斯提亚社区最有名的前居民。道格拉斯出生在一个奴隶家庭，通过自学成才，因为在那个时代，教奴隶读写是非法的。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而且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此外，米歇尔还让他们想一想现在的白宫主人。“我们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就是生动的证明。只要获得适当的支持，不管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管你有没有钱，也不管你的肤色如何，你都能够获得成功。只要你坚定地朝着目标去努力，一切都有可能。这取决于你自己。”

1 芝加哥的希望

“对于我做出的选择，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嫁什么样的人，我的父亲会怎么想呢？正是这个回荡在脑海中的声音，让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脚踏实地的人，让我保持了一个芝加哥南区少女的本色。”

在杜萨布尔中学游泳队的照片中，后排左起第三是身着黑色泳裤的弗雷泽·C·鲁宾逊三世。他袒露着胸膛，瘦削而健硕，胳膊非常有力，目光充满自信。那是1953年，这名17岁的毕业班学生即将完成所有的正规教育课程。5年后，他成为一名陆军士兵，被派往德国。再过5年，他结婚生子，成为一名父亲，不久又在当地民主党选区谋得差事，成为芝加哥市工资名单上的一员。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水过滤厂里，负责看管高压锅炉。这是一份单调乏味的工作，实行8小时轮班制，薪水刚好够他维持生活。下班回家，他全身心地经营家庭，年轻时的游泳爱好只得让步。很快，他就到了体质衰退的年龄。多发性硬化症使他的大脑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起初，他还能跛行，后来他用上了手拐，再后来用上了腋下拐杖，最后只得以电动车代步。上班前，孩子会看到他吃力地系蓝色工作服的纽扣。下班后，有时他会让孩子帮忙把购物袋提到楼上的公寓里。被工友称为罗比、被家人称为迪德利的他，在身体出现残疾后，还坚持工作了很久。“他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水厂同事丹·马克西姆说。

在弗雷泽·鲁宾逊去世16年后，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女儿在向选民介绍自己时说，父亲仍是她的北极星。“我一直努力做一个让他感到骄傲的女儿。”米歇尔·奥巴马说，“对于我做出的选择，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嫁什么样的人，我的父亲会怎么想呢？正是这个回荡在脑海中的声音，让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脚踏实地的人，让我保持了一个芝加哥南区少女的本色。不管这个房间里有多少摄像机对着我，不管多少人想要我的签名，也不管我们取得多大的胜利，我都不会变。”这个在她脑海中强烈回响的声音，源于弗雷泽在芝加哥南区的成长经历，以及之后他所走的狭窄但却平稳的人生道路。弗雷泽是家里幸存下来的5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是虔诚的教徒，父亲在大迁徙时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弗雷泽在工薪阶层站稳脚跟。虽然在专业成就上不及他的同胞，但在家中，弗雷泽却扮演了核心角色——正如一名同辈亲戚所言，“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黏合在一起”。而且，他还引导两个孩子走上了更广阔的道路。弗雷泽乐意帮人解决问题，坚守家庭传统，致力于将大家庭维系在一起——分享家人的成功，分担家人的失败与挫折。在2008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米歇尔在演讲最后呼吁选民选她的丈夫贝拉克做总统，表示“以此纪念我的父亲，并鼓舞我女儿”。那年她还说过，入主白宫之后，她会为其他人敞开大门。她说：“我记得他的同情心。我记得他的话、他的建议、他的生活方式。每一天，我都践行着他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以此教育我的孩子。我希望她们能够继承他的‘遗产’。甚至，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夫人，也与他有关，因为正是他的同情心和他的世界观成就了现在的我，而我对我的女儿以及我们这个国家的期望，都与此有关。”

弗雷泽的故事，以及米歇尔的故事，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在那个年代，第一波迁徙而来的黑人的子女开始思考自己的前程。弗雷泽知道未来存在的可能性，认识到纪律和坚持会带来回报，并将自己的见识传授给米歇尔及其长兄克雷格。此外，他还知道芝加哥的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中叶面临的重大障碍，尽管这里距离南方黑人经常乘坐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站有数百英里之遥。

弗雷泽于1935年出生在芝加哥南区。当时正值大萧条之后，大量缺乏基本技能的黑人劳工涌入这个城市，寻找他们所谓的未来。迁徙的速度令人震惊。1910年，在芝加哥居民中，黑人人口的比例为1/50，而到194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12。在这30年间，该市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了530%，达到277731人。在“二战”及之后的经济繁荣时期，黑人人口继续攀升。从闹市区的摩天大楼上望去，雄伟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站尽收眼底，每个月都会有数以千计的新居民乘坐列车到达芝加哥。由此，芝加哥被称为“巨肩之城”，而不是张开双臂的“拥抱之城”。在这里，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被挤到南区一个名叫“黑人地带”的狭小区域。有人把它称为“北密西西比”，而其他人则称它是“黑人小镇”。

理查德·赖特在其回忆录《黑人男孩》中描写了1927年芝加哥寒冷的一天。那时的他还不到20岁，吃不饱饭，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他的体重不到125磅，而125磅是邮政系统对邮政工人体重的最低要求。对于未来，他一片迷茫。但他清楚地知道，待在孟菲斯是没有出路的。在那里，他是眼镜店的跑差，每周挣8美元，几无发展机会。“如果我一直待在南方的话，那么我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黑奴。”他在书中回忆起自己所做的前往北方的决定。赖特在孟菲斯的白人同事对他的选择不屑一顾。当他乘坐北上列车驶入芝加哥市区时，窗外似乎看不到令人振奋的景象。他写道：“乍一望去，我感到的是压抑和沮丧，所有幻想都显得可笑。”然而，当他走下列车，眼前的场景却让他的心情走出阴霾。在离开车站时，他看到一个黑人在买报纸，无须排在白人之后。他看到黑人和白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大街上走过，毫不在意周围是谁。“这里不存在种族恐惧。”他想。然而，对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纳齐兹附近的年轻黑人来说，即便是这种令人振奋的场景也让他感到不安：“我知道这个‘机器城市’有着奇奇怪怪的法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些法律。”

赖特以及后来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发现，芝加哥给黑人的恩赐是混杂而非单一的。这里有自由意识，无可否认。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芝加哥的自由是压倒性的。许多规则与其他城市的不一样，对黑人相对友善。有轨电车上没有张贴就座规定。工作报酬更高。正规的公立学校格外抢手，拥挤的学生迫使很多黑人学校采取两班轮班制。芝加哥提供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和宗教活动，其中自然也包括赌博、纵酒和其他低俗追求。一方面，很多人涌入非洲裔黑人社区；人口之多，有时看起来甚至到了难以挪动的地步。另一方面，人口集中的南区社区迸发出能量和内驱力，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共同目标的形成。社会学家圣克莱尔·德雷克和霍瑞斯·R·凯顿描述过一个“城中之城”，并将位于布朗兹维尔的47街和南公园大道的交会处比作繁忙的城镇广场。在研究课题《黑人大都市》（Black Metropolis）中，两人勾勒出一个黑人密度极大的芝加哥。在一个平凡的早上，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黑人医生、黑人警察、黑人店主、黑人职员，以及黑人报摊，出售的是黑人办的报纸，比如《芝加哥卫报》《蜜蜂报》《新闻分类报》和《都市新闻报》等。朝一个方向看，是以普罗维登特医院的乔治·克利夫兰·霍尔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朝另一个方向看，是帝王剧院，凯伯·凯洛威、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莲纳·荷恩、艾灵顿公爵、莱昂内尔·汉普顿和纳特·金·科尔等都曾在这里演出过。从1939年开始，该剧院由一名黑人管理，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随着纽约哈勒姆文艺复兴（美国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衰退，芝加哥成为接棒城市。作家尼古拉斯·雷曼将芝加哥南区称为“美国黑人的首都”。

在赖特抵达芝加哥4年之后，小弗雷泽·C·鲁宾逊来到南区。他从临海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乔治敦北上，然后西行。在当地，乔治敦——该地名是为纪念国王乔治二世，而非乔治·华盛顿所起——以水稻种植、木材加工和种植园经济而闻名。鲁宾逊出生在1912年，父亲独臂，是一个傲慢的成功者，早前在木器厂工作，后来成为商人，在废除种族隔离的街区拥有自己的住房。往上再推一代人，以及此前这个家族里的所有人，都还是奴隶身份，无数个鲁宾逊以及他们的亲属都归白人所有。在南方诸州宣布脱离联邦后，内战拉开序幕，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当时他们的家族还是老样子。他们仍说格勒语，这是一种独特的、以英语为基础的混合语，最早源于西非。

到1900年，非洲裔美国选民在乔治敦已经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当时该镇的决定权仍掌握在白人手里。引爆点出现在这年9月，当时数百名黑人居民聚集在县监狱附近，保护一个名叫约翰·布朗菲尔德的黑人理发师，抗议对其施以私刑。该县一名白人治安官的副手试图以未缴纳人头税为名逮捕布朗菲尔德。一场混战随之上演。这名副手被自己所带的枪击中，几个小时后死去。布朗菲尔德以涉嫌谋杀被关入监狱。有传言称，白人正在组织一个“私刑派对”，随后有多达1000名黑人居民聚集到监狱周围，一起高喊“拯救约翰！”。随着加入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乔治敦的白人镇长说服州长派军队前来恢复秩序。

法庭以领导抗议为名宣判布朗菲尔德及其他8人有罪，并以蓄意谋杀罪判决布朗菲尔德死刑。白人社区领袖组成白人最高权力俱乐部，利用识字测试和人头税将黑人公民从选民名单中剔除。到1902年，在乔治敦的523名合格选民中，仅有110名黑人。这种情况在其他南方诸州普遍存在。在路易斯安那州，1896年登记在册的黑人选民大约有13万人，但到1904年，这一数字骤降至1342人。在亚拉巴马州，在符合条件的黑人成人中，仅有2%登记在册，而如果他们试图行使投票权，则可能会遭到严重报复。由于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牢牢掌握着控制权，所以发生奇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掌权的是白人，”雷切尔·斯旺斯在《美国织锦》（American Tapestry）（一部研究米歇尔·奥巴马家族世系的著作）中写道，“所以，在乔治敦，那些雄心勃勃的黑人看不到未来。”

在20世纪20年代末从霍华德中学毕业时，小弗雷泽·鲁宾逊认为自己“注定是一个有着更美好未来的年轻人”。其他人也都这样认为。作为一个擅长辩论、成绩优异的学生，他想过要上大学，也想过或许可以在新兴的电子学领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他坚定地认为，在乔治敦不会有这样的未来等着他。那时，适逢大萧条时期，他在木器厂找到一份工作。“他希望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他有着很高的期望。”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格雷回忆说。在一名朋友前往芝加哥之后，弗雷泽也去了那里。

自一开始，这个将来要成为米歇尔祖父的人就面临种种困难。芝加哥的工作很不好找，弗雷泽好像一直都在打零工。他在保龄球馆摆放保龄球瓶，在餐馆洗盘子，在洗衣店做零活儿。很快，上大学的梦想就变得遥不可及，同样遥不可及的还有从事电子业的理想。当时，要想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电工，你必须加入工会，而工会是排斥非洲裔美国人的。最终，他在大萧条时期设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谋得了一份差事，由此获得固定收入，但这份工作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站稳脚跟之后，年轻的他退出AME（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转而加入南区一家名为全福音会的五旬节派教会。在那里，他开始追求唱诗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虔诚少女，她叫拉沃恩·约翰逊。她的父亲詹姆斯·约翰逊是一名浸信会牧师，早前做过列车行李员，开过修鞋店。他们一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到20世纪20年代，为寻找稳定工作，举家搬迁。随着经济状况陷入困境，詹姆斯和妻子菲比的婚姻走向解体。在拉沃恩遇到弗雷泽时，她的父亲已经从家中搬走，菲比和7个孩子住在南区，而这7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5岁。当时拉沃恩仍在学校读书，但不久之后，她便利用业余时间，跟母亲一起在白人家庭从事家政服务。在南区的海德公园，她不仅洗衣服，而且还照看小孩。70年后，同样是在这里，她的孙女米歇尔·奥巴马声名显赫。

弗雷泽和拉沃恩于1934年10月结婚。当时弗雷泽22岁，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已经3年；拉沃恩19岁，距离中学毕业还有不到8个月的时间。1935年8月，他们的儿子出生，取名为弗雷泽·C·鲁宾逊三世。当时，基于种族的住区隔离普遍存在。多年以来，白人社区领袖利用限制性契约和具有种族偏见的民间组织——也就是所谓的“改良协会”——将黑人排除在他们的社区之外。1934年成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拒绝为黑人居民超过一定数量的街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这一被称为“歧视性贷款”的政策，意味着银行不会向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发放贷款，因而他们也就买不起房。此外，时不时发生群体暴力和恐吓事件也是重要原因。1940年，也就是在米歇尔的父亲5岁时，芝加哥有3/4的黑人居住在黑人人口占90%以上的街区。在该市935个普查区域中，有350个区域无一名黑人居民。“黑人地带”的居住环境通常都很差，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来到南区，这里也愈加拥挤。为容纳新加入者，同时也为了赚更多的钱，房东将房屋分割成更小的单元，而这些房间通常都没有基础管道设施。此外，他们收取的租金甚至还高于该市其他地区白人的房租。

过度拥挤的环境和简陋的卫生设施导致芝加哥黑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当地白人。以1940年为例，当地黑人患肺结核的比率是白人的5倍；1岁前黑人婴儿的死亡比率比白人高50%。到1945年，在“黑人地带”，有超过一半的区域被城市规划者和房地产评估师划为有损市容的贫民区。在那时，平等就是海市蜃楼，甚至是一个圈套。但这并不是说，芝加哥是一个看不到美好未来的城市。这里存在一个复杂的等式。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之后米歇尔所处的生活环境也是如此。在提及他的岳父岳母以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时，贝拉克·奥巴马说：“同其他非洲裔美国家庭一样，他们当时也面临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这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米歇尔的父亲出生时，鲁宾逊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拉沃恩重新回到家政行业。1937年7月，诺米尼出生，后来拉沃恩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约翰，但在婴儿期夭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两人最初稳定的关系趋向破裂。到30年代末，弗雷泽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很快，他便离开了芝加哥，至少是暂时离开。1941年3月，他应征入伍，当时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153磅。在他的婚姻状况一栏，填的是“分居，无受抚养人”。

“二战”把弗雷泽送到了国外，按照子女的表述，这让他变得强大起来。他在军队负责无线电工作，部队基于种族对军人进行编制，而直到1948年，美国军方才按照哈里·杜鲁门的命令，在军队中对黑人和白人进行混合编制。“我觉得，他终于在军队中找到了施展技能和才华的机会。在某些方面，他有一种自主意识。”格雷说。格雷是他唯一的女儿，出生在芝加哥，当时战争已经结束很久。弗雷泽在“二战”后回到南区，但多年都与家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大概每年回家一次，带我们出去玩。只有这时，我们才会在一起。”诺米尼·鲁宾逊回忆说。他们去过芝加哥市区的铁路博览会，偶尔也会看电影。父亲住的地方或许就在家附近，但对孩子们来说，父亲即使住在横跨整个州的某个地方，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母亲知道他住在哪儿，而孩子们不知道。

由于丈夫常年不在家，拉沃恩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住在东57街（靠近州街）的她只得申请公共救助，后来得到联邦政府的一个工作机会，成为美国农业部出版物办公室的一名雇员。她的孩子们会去那里看望她。孩子们会在弗雷泽的带领下登上北去的有轨电车，一直坐到市区。到达后，他们乘坐电梯到楼上的油印机室——那是他们母亲工作的地方。早年，为照顾这些孩子，拉沃恩不得不寻求朋友和亲戚的帮助。她特别依赖两位来自乔治敦的年长女性，她们有时候也会在孩子面前说格勒语。她与所在教会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周日会带儿子弗雷泽和诺米尼去全福音会。全福音会临街而设，有着严格的规定，也会播放一些欢快的音乐。“如果一个教会不允许它的信徒蹦蹦跳跳，那么我觉得，这里不会有任何圣灵存在。”诺米尼说，并表示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他记得牧师给他的鼓励，说他是一个“小传道士”，有文字天赋。据诺米尼表示，他的母亲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神的庇护”，成年之后，一直都很正统，而且“非常、非常虔诚”。拉沃恩将自己的信仰同事业心结合起来，转任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书店的负责人，成为首位担任该职的非洲裔美国女性。1958年，22岁的儿子弗雷泽在母亲节时送她一本《圣经》作为礼物。55年后，在白宫蓝厅，米歇尔手持这本《圣经》，贝拉克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任期。

虽然家里收入一直不高，但拉沃恩还是大力鼓励弗雷泽和诺米尼去追求他们的音乐和艺术梦想。“任何与教育有关的培训，他们都会参加。”拉沃恩的妹妹玛丽·朗说。他们学习游泳和溜冰，按时做家庭作业。对这个家庭来说，虽然钱很重要，但诺米尼回忆说，他的母亲更关心他的安全，而不是家庭收入。他说，有一年圣诞节，他收到了一套迪士尼动画模具，可以用来制作米老鼠、唐老鸭和布鲁托等动画形象。“我非常喜欢这套小玩具，只要你把石膏注入其中，然后取出来，晾干，就会做成你想要的动物。你还可以给它们涂上虫胶清漆和染料。于是，有一天，我决定制作这些动画角色。我大概制作了40个，摆到桌子上。然后我就想，我要把它们卖掉。”他把这些小动物装到一个旧鞋盒里，然后让母亲给他买一个记账本。“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干什么，我说我打算去经商，然后她就笑了。”诺米尼说。

母亲去上班后，诺米尼开始走街串巷，在附近街区售卖自己的玩具。“敲开门后，我说：‘小姐，你想买一个吗？一个35美分，三个1美元。’她会说：‘亲爱的，快过来看！快看这个小男孩！’就这样，在一周时间内，我大概卖了13美元，算是一大笔钱了。我把它们放到母亲面前的桌子上。”诺米尼说。她一脸惊讶，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诺米尼说，这是他卖迪士尼玩具赚来的，并提醒母亲说，是她给自己买的记账本。拉沃恩看起来并不高兴。“以后不准再去敲人家的门。”她对儿子说，“你会被他们抓走的。”诺米尼的销售事业就这样结束了。

从军队退役回到芝加哥南区多年之后，小弗雷泽最终回归家庭。后来，这个家庭又新添了三个成员——安德鲁、卡尔顿和弗朗西斯卡，给女儿起弗朗西斯卡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名友善的意大利妇女，她负责为驻扎在其农场附近的弗雷泽和其他非洲裔美国士兵供应牛奶和鸡蛋。虽然离家已有十多年，但回家后，弗雷泽仍自傲、严厉、充满信心，他恪守纪律，对是非对错有着明确的看法。他能在服役期间升任军士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诺米尼回忆说，他对男孩子的要求尤为严格，而自己挑战父亲权威的次数要多于哥哥。在十几岁时，父亲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而用鞭子抽他。具体是什么事情，诺米尼说他现在已经忘记了。弗雷泽三世介入其中。“他碰巧听到我在尖叫。他走过来说：‘够了，爸爸。够了。’他抓住父亲的手，这样父亲就不能动，也就无法抽我了。自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挨过他的鞭子。”后来抚养自己的孩子时，弗雷泽三世从不打他们。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妻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弗雷泽三世和诺米尼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被要求打工赚钱。“我们必须为家里做出贡献。实际上我们也赚不了多少钱，但这是父亲的规定。”诺米尼回忆说，“比如，一个男孩负责家里的电话费，另一个负责电费或食品开支。”弗雷泽最初的一份工作是在牛奶场做帮手，负责将玻璃瓶装的温泽尔牛奶送到客户家中，然后再将空瓶收回来。该品牌牛奶的宣传语是：牛奶中的温泽尔，如同白银中的标准纯银。此外，他还用马车送过蔬菜，制作过帽子，做过清洁公司的清洁工。中学期间，作为校游泳队——“海马队”的成员，弗雷泽有时也能找到救生员的工作。在找到新工作后，弗雷泽就会把先前的工作交给小自己两岁的弟弟诺米尼。“我们必须表现积极。”诺米尼说，“我们得想方设法去做。”

拉沃恩决心为她的孩子开启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刚满11岁的弗雷泽就开始接受艺术熏陶，周六一早搭乘公共汽车，前往位于密歇根大街的艺术殿堂——芝加哥艺术学院。在那里，他对绘画和雕塑产生了兴趣。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预科学校的地方，弗雷泽和他的同学们接受了多学科的系统训练。在内利·巴尔·维哈德特是其中一位老师。维哈德特是一名德国裔犹太人、雕塑家、战时欧洲难民。“她的风格非常开放，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然后给他们鼓励。”与弗雷泽同龄的黑人学生理查德·亨特说。“包容多过严厉，相比于学术规范，她更注重抽象而流畅的方法。”亨特这样描述他的老师。她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亨特记得，有一次在午餐时，维哈德特和他讨论起了美国糟糕的种族关系。作为一个刚从法西斯魔掌中逃出来的难民，她说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逃离德国，来到这片自由国土，我才知道白人和黑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亨特来说，每到周六，他都要穿过伊格伍德社区熙熙攘攘的工薪阶层街道，前往预科学校学习素描、水彩和油彩，画静物和人物。回望过去，他说艺术学院的指导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不拘一格，尽心尽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都致力于改变年轻人的发展轨迹。教室和画室虽然设在地下室，但楼上就是一个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学生可以免费参观。“老师会建议：‘为什么不到上面，去看一看罗丹呢？’”亨特说。

弗雷泽对艺术的热爱虽然不是那么热烈，但却非常持久。在杜萨布尔中学，他的兴趣从绘画和雕塑转到了游泳和拳击。在1953年的学校年鉴《红与黑》中，第一张整版学生照片就是弗雷泽的：他身着运动外套，正在雕刻半身像。“你很难发现他在哪一方面很突出。”同班同学鲁宾·克劳福德说，“正如我们过去常常说的，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全力以赴。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对艺术很感兴趣。”米歇尔后来说，如果当时家庭条件好，她父亲可能会将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他真的很像一个艺术家。”诺米尼对此表示同意，并坦承他从小就对哥哥有一些嫉妒。在他看来，这个带领乐队做全国巡演的年轻指挥具有一种天赋；他待人友善，为人踏实，很容易交朋友；他看起来很时尚，有自己的着装风格。“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的弟弟说，“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1952年，即将跨入杜萨布尔中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弗雷泽迎来了自己的17岁生日。这一年，纳尔逊·阿尔格伦出版了风格尖锐的《芝加哥：一座成长中的城市》（Chicago:City on the Make），对该市领导人令人作呕的自我宣传以及他们的城市观——芝加哥是一个不分肤色的城市——大加嘲讽。他认为，种族歧视植根于“无处不在的白人优越感”。这位后来以毒品题材小说《金臂人》而闻名的白人小说家表示，在芝加哥，针对黑人居民的租金更高，餐馆和酒吧都有禁止黑人入内的不成文规定。“你要为自己列一张小清单。”他写道，“记下哪个街区你不能居住，哪些宾馆你不能登记，哪些公司你不能应聘，以及哪些工会你永远无法加入。”

在杜萨布尔中学，很多学生都是大迁徙时代移民的子女。在这里，肤色问题被广泛讨论，也被普遍理解。这是无法更改的现实，也是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还是关乎他们未来的一个未知因素。种族主义碰撞、校内学习和校外体验将会塑造他们的思维，尤其会决定他们将向下一代传递何种人生经验。这所中学本身就是以让-巴蒂斯特·波因特·杜萨布尔的名字命名的。杜萨布尔是一名皮货商，1745年出生于现在的海地，被认为是芝加哥第一位永久黑人定居者。对这所1936年成立的中学来说，他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过让-巴蒂斯特·波因特·杜萨布尔的历史。”1954年杜萨布尔中学毕业生、曾就该学年非洲裔美国人历史课做过报告的查理·布朗说。学生们会定期讨论“黑人面临的所有困难”。

这所学校所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在不平等面前，不屈不挠；要了解过去，但又不要被过去束缚。在杜萨布尔中学装修华丽的校礼堂舞台之上写有一行字：极尽可能追求和平，不计代价追求正义。这句话出自19世纪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菲利普斯是一名白人，同时也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主席，被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称为“职业煽动者”。毕业近60年后，查理·布朗仍清楚记得杜萨布尔中学校礼堂之上的这句隽语。对他来说，这句话实际上是要求公平，因为非洲裔美国人过去经历的漫长苦难是无可否认的。“那时，如果你生活在芝加哥，”他说，“你就会清楚白人社会是如何描述一个黑人或者说尼格罗人的。按血统论，你就是尼格罗人。”布朗是杜萨布尔校篮球队的明星，身高6英尺2英寸，司职小前锋。该队在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年赢得芝加哥市冠军，成为首支参加伊利诺伊州锦标赛的全黑人球队。在与白人球队打比赛时，教练会告诫球员，在进入第四节时至少要领先20分，尤其是在客场的时候。“我们不指望裁判在吹哨时会偏向我们。”布朗说，“在那个年代，种族主义是毫不掩饰的。”

早在民权运动成为全国性新闻之前，芝加哥南区的非洲裔美国成年人就深知这样一个道理：承认障碍，但绝不妥协。年轻人认识到他们必须通过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他们需要付出两倍于白人的努力，才能获得和他们一样的成功；他们比白人犯错误的余地要小。不公平？是的，事实就是如此。没有骑士会来拯救他们。“我父亲说得最多的词就是纪律、自律。”在南区长大，后成为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际记者的伯纳德·肖说：“我母亲经常说，‘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做。’我父亲经常说，‘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说。’”然而，抛开种族因素来看，这并不是所有父母对子女行为举止的标准告诫，而是肖氏父母教育他们的儿子，如何在一个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取得成功。“在城市生活中，种族主义无处不在。”他说，“这自然会延伸到中学里。”正如弗雷泽的同班同学鲁宾·克劳福德所说，要想取得成功，你就得全力以赴。

大迁徙时代的子女开始认识到，他们可以找到比他们父辈更好的工作。“你必须做得更好，这样你才会被寄予更高的期望。”克劳福德说。他父亲为了养家从事两份工作，其中之一是做芝加哥教育委员会的窗户清洁工。“尊重长辈，做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少说废话，这是关键。”他接着说。克劳福德吹单簧管，获得过荣誉称号，有一份课余工作——在北迪尔伯恩的葛斯好食品餐厅做服务员。此外，他还学会了一项技能：调配染料。虽然没有规定要求每个周六都去教堂，但他有一种很强的道德约束感。“在与人交往时，做那些你应该做的事情。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不要苛责他们。这是神的旨意。”

在小弗雷泽和拉沃恩·鲁宾逊家的餐桌上，也传递着几乎一样的信息，外甥卡珀斯·芬尼回忆说他们一家“在是非问题上有着绝对明确的判断。你不要让家人难堪，也不要让自己难堪”。他认为弗雷泽有一种坚韧的品质，经常对下一代尤其是黑人孩子说：“你没有时间偷懒。如果你想做一个懒汉，那就是浪费生命。你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而作为一个被称为尼格罗的人，你必须付出两倍于他人的努力。你必须随时准备站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周围的情况。你要不断前进。”芬尼后来就读于霍华德大学，皈依犹太教，成为南区的拉比。在他看来，如果弗雷泽生在一个更公平的时代，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事实上，早年在南卡罗来纳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有人的确称他为教授。“他鼓励人们不断奋进，不断进取。”芬尼说。如果家里有人浪费才能和机会，他就会质问：“你在做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的教育理念可能存在弊端，但传递的信息却非常明确：不断进取、坚定不移、坚强无畏。

1955年，这种坚韧品质在南区得到了检验，当时弗雷泽三世20岁。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辆装有埃米特·提尔被肢解的尸体的列车行驶在伊利诺伊中央铁路上，到达芝加哥。5天前的8月28日，密西西比三角洲社区的两名白人男子绑架了这名来访的14岁少年。他们把提尔从他伯父家中带走，施以私刑，然后将尸体绑在100磅重的轧棉机风扇上，沉入塔拉哈奇河。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在密西西比州乡下的莫尼社区，朝着商店的一名白人妇女吹口哨。数千名芝加哥人前往南区的A·A·雷纳父子殡仪馆送别这名少年。在那里，他的母亲玛米·提尔·布拉德利要求装殓提尔的棺材必须敞着。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所有人来说，当然也包括南区的人，这显然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各大报纸广泛报道。《黑玉》杂志的一名摄影师拍下照片，其中有一张记录了布拉德利希望全世界见证其痛苦的表情。“鲜有照片……能够对黑人观察家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追踪过该事件的历史学家亚当·格林写道。朗斯顿·休斯和格温多林·布鲁克斯就该事件写过诗歌。詹姆斯·鲍德温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剧本《献给查理先生的蓝调》。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和安妮·穆迪表示，这一谋杀事件影响了他们两人的政治道路。穆罕默德·阿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无法把埃米特·提尔从我的脑海中抹去。”

在芝加哥，成千上万的人从提尔的棺木前走过，震惊而悲痛。5天后，人们在罗伯茨·坦普尔基督上帝教会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月底，又有1万人在芝加哥市的大都会教堂举行集会。3个月后，在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乘坐城市巴士的罗莎·帕克斯拒绝给白人让座。很多年后，她回忆说，当她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她想到的是提尔的死。

在提尔遭到谋杀时，小弗雷泽·鲁宾逊已经在邮局谋得了一份差事，这是一个专门提供给退伍老兵的职位。在一个普遍存在偏见的时代，私人部门的机会一般都很有限，因而这是他通往中产阶层的一条重要路径。虽然这份工作与他早前梦想的电机工程工作相去甚远，但却稳定，也能攒下一些积蓄。他是一个节俭的人。一家人稳定下来之后，他和拉沃恩决定买一套公寓，这在当时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是很少见的。公寓位于伍德朗（Woodlawn）占地面积15英亩的百汇园小区（Parkway Gardens），这里原是白城游乐园，东侧紧挨铁路站场。百汇园被描述为“美国最大的由黑人所有和管理的合作公寓项目”。项目规划始于1945年，是餐车工人工会发起的一个动议，旨在改善在“二战”制造业繁荣时期涌入芝加哥的黑人劳工的居住条件。战后初期，美国20%的钢铁产自芝加哥，在那个时代，找工作远比找房子容易。同另外35栋建筑的694套公寓一样，基于产权共享模式而建的百汇园也是为了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同时避免黑人遭恶劣房东盘剥。在支付首付款（1949年前签署协议的家庭为2500美元）之后，合作产权公寓业主以略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利率支付月供，而非业主则需支付更高的租金。联邦住房管理局为该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财政支持，大大降低了非洲裔美国人的购房门槛，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很难获得与白人一样的贷款条件。20世纪50年代初，项目开工，1955年竣工。2011年，百汇园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迹名录。

1950年9月，百汇园开工奠基仪式吸引了芝加哥市众多政治名流。民权运动领袖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种产权模式“开启了一个新的进步领域”。在出生后的头18个月里，米歇尔·奥巴马也住在百汇园，就在祖父母家对门。在未来的岁月里，她经常回到这个位于南岸（South Shore）附近的童年时代的家。

弗雷泽和拉沃恩·鲁宾逊在20世纪50年代最终搬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寓。这是一种改善，也意味着他们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们的5个子女都上过中学，还有人读了大学和研究生，进而迈入中产阶层行列；他们都有自己的住房、家庭和职业追求。在搬入百汇园的那个年代，人们逐渐达成一种共识，认为种族歧视是错的，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当属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然而，法庭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实质意义。社会前进两步，然后又倒退一步或两步。有时候，成功者也会受到阻碍。卡尔·汉斯伯里是一位银行家和房地产投资商，同时也是共和党内不成功的国会议员候选人。193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伍德朗白人居住区秘密购买了一套住房。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家人，也是想挑战被称为限制性契约的住房隔离制度。限制性契约是一种合法化的种族隔离形式，旨在禁止黑人居民在特定区域居住。“我们家周围聚集了一群咆哮的暴徒。”他的女儿写道，并称这个街区充斥着“可怕的敌意”。一个邻居提起诉讼，伊利诺伊州法院判令汉斯伯里一家离开白人居住区。美国最高法院在1940年9月做出相反判决，援引的是程序问题，并没有上升到宪法的高度。那时，汉斯伯里一家已经从罗兹大街6140号搬离，重新回到位于黑人地带中心区的家中。很多黑人精英人士都住在那个区域，比如W·E·B·杜波依斯、保罗·罗伯逊、艾灵顿公爵、朗斯顿·休斯和乔·路易斯等。

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18年后，一群演员齐聚纽约，排练由汉斯伯里的女儿洛林写的一个剧本。据洛林表示，这基本上是她的自传。“妈妈，”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关于人、黑人和生活的写实剧本。我想，透过这个剧本，很多人会更好地理解我们，会认识到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尊严。”这个剧本名为《太阳下的一粒葡萄干》，是首部登上百老汇舞台的黑人作者的作品。汉斯伯里将故事背景设在南区的一个黑人街区，这是她长大的地方，也是鲁宾逊一家现在居住的地方。主角叫莉娜·扬戈尔，是一个黑人家佣，有一天突然获得一笔意外之财——1万美元的保险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为让家人搬离破烂的公寓，她用一部分钱在白人居住区买了一套房子。出乎意料的是，白人社区派来一名谈判代表，说要回购她的房子。莉娜不断抗争，并表示她们家不会出售住房。这家人既没有妄自菲薄，也没有向敌人的密谋妥协。“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钱。”她解释说，“我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内心如一潭死水。”虽然搬了家，但她知道，在那个旧街区，并不是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都能获得成功。责任的困境——对自己、对家庭和对他人的责任——成为生活的一个特征，也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谜。在2014年观看了这部重新上演的作品后，米歇尔宣称，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剧，并称其为“美国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在中学最后阶段，弗雷泽三世跟随家人搬到百汇园。他读的是杜萨布尔中学，1953年毕业后考入位于海军码头的伊利诺伊大学，这是一个临时建立的校园，招收“二战”后数量激增的学生。由于经济原因，他选择退学，转而资助弟弟诺米尼读书。诺米尼后来毕业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获建筑学学位。1958年5月，22岁的弗雷泽应征入伍，当时还不到8岁的弟弟安德鲁担心他上战场后会遭遇不测，痛哭流涕。但那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刚好处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和越南战争开始前。他的第一站是伦纳德伍德堡，在圣路易斯西南130英里处。8天后，他被转送到堪萨斯州的赖利堡，6个月后，又被派到德国南部。

在赖利堡，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接受了为期8周的基本体能训练和8周的高阶战斗准备。抵达慕尼黑附近的军营后，他们被编入第24步兵师，不久埃德温·沃克少将出任指挥官。沃克是一个复杂人物，1957年他指挥联邦军队支持小石城中央中学的种族融合政策，但1961年在德国担任指挥官期间，却因在士兵中散播右翼政治言论而被革职。1962年，他竭力反对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入读密西西比大学，后被逮捕。沃克要求部下恪守纪律，勇于献身。在他看来，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将很快转变为热战。拉练和体能训练似乎没有尽头，必须严格遵守规则。“每天都要出勤。每个周六早上都要在营地接受检查，一切都要做到完美，不能出任何差错。”乔·胡格杜斯回忆说。胡格杜斯在迫击炮连服役，与弗雷泽·鲁宾逊同属一个团。服役期间，弗雷泽获得了专家射击资格证书（步枪）和神枪手资格证书（机枪）。此外，他还获得过品德优良奖章。1960年5月23日退出现役，退役时为上等兵。之后4年，他的名字一直在伊利诺伊国民警卫队的花名册中。

回到南区的那个夏天，弗雷泽已经25岁了。他一边找工作，一边陪伴玛丽安·希尔兹，他未来的妻子。随着非洲裔美国人的不断涌入，到1960年，芝加哥的黑人居民数量已较20年前增加了50万人。这个城市越来越拥挤，变化也越来越大。至此，他的父辈从旧南部邦联来到这里已有近30年的时间，而相对于小弗雷泽过去所遭遇的挫折，这个家族似乎已经开始获得前进动力。在接下来的10年里，登场的是弗雷泽三世和玛丽安，看看他们是如何让孩子成为芝加哥的希望的吧。

2  在南区长大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米歇尔或克雷格因种族或工薪阶层出身而遭遇何种障碍，在欧几里得南大道的那栋房子里，生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弗雷泽·鲁宾逊和玛丽安·希尔兹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认识的。当时玛丽安是伊格伍德中学毕业班的学生，17岁，弗雷泽长她两岁。他们中间分过手，但在弗雷泽退役后，两人又走到了一起。他们充满生气和活力，喜欢运动。他们有着广泛的爱好，做事踏实，彼此相爱，笑声不断。弗雷泽从德国回来不到6个月，两人便在伍德朗结婚，时间是1960年10月27日，AME教会牧师卡尔·A·福柯主持婚礼。福柯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芝加哥分支机构的执行秘书。1964年1月17日，在哥哥克雷格快两岁时，米歇尔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弗雷泽患上多发性硬化症之后，鲁宾逊一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追求职业成功转向追求家庭幸福和促进子女发展。他们知道，在这个城市，他们的第一个身份是黑人。在家中，玛丽安是一个严厉的人，而弗雷泽则是激励者和“首席哲学家”。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为米歇尔和克雷格提供智慧、力量和好的环境，希望美国社会不再像限制他们那样限制这两个孩子的发展。慢慢地，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机会也变得多了起来。但父母的教诲仍在他们脑海中回响：打好自己手里的牌，不要抱怨。玛丽安有一次说过，他们家的格言是“别人能做的事，你也能做，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弗雷泽和玛丽安都没有读完大学，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完成他们的心愿。弗雷泽是伊利诺伊国民警卫队的预备役军人，同他父亲一样，也在邮局工作。在米歇尔出生三天前，他开始在市水厂工作，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去世。在父母的支持下，玛丽安读过两年师范院校，试图成为一名教师，但她不喜欢这份职业，因而这两年过得并不愉快。后来，她在零售公司斯皮格尔上班，后辞职做家庭主妇，一直到米歇尔上中学为止。“我的父母口才好、博学、办事讲求效率、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我们也拥有同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非洲裔美国家庭一样的愿望……”米歇尔在2005年解释说，“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黑人社区，人们通常会把它们妖魔化或神秘化。但以个人经验来看，我所在的那个社区充满活力。我的父母有着很强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同我们这个国家的其他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玛丽安·希尔兹·鲁宾逊1937年7月30日出生于芝加哥。她的父母在上小学时来到这个城市，那时的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悲伤和失落。他们都来自旧南部邦联，一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人来自亚拉巴马州，均出生于20世纪初期。那时，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黑人仍然在世。丽贝卡·江珀和珀内尔·希尔兹都是在大迁徙时期来到芝加哥的。美国作家伊莎贝尔·维尔克森曾借用理查德·赖特的话说，大迁徙的出现是因为“另一些太阳的温暖”。他们跟随那些决定摆脱南方种族束缚、希望抓住芝加哥新兴经济机会的成年人来到这个大城市。玛丽安的父母比小弗雷泽·C·鲁宾逊早大约10年到芝加哥，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生活在那里。他们在20岁时结婚，在南区育有7个孩子。但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上，他们走的路都不平坦。晚年时，两人已经分居。

丽贝卡·江珀是米歇尔的外祖母，1909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利克斯维尔，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第一个远离弗吉尼亚农场出生的孩子——她父亲詹姆斯·江珀曾是该农场的一个文盲佃农。他们一家跟随亲戚穿过州界，进入利克斯维尔，那里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机会，比如棉纺、卷烟和伐木等。詹姆斯做了劳工，他的妻子伊莱扎·廷斯利·江珀，是一名黑奴的女儿，在洗衣店打工，用搓衣板为其他人洗衣服。成年后，他们都学习识字，伊莱扎还会写少量的字。然而，在丽贝卡10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双双去世，或许是死于一场流感暴发。在北卡罗来纳州，当时有成千上万人死于这场流感，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家庭由此破裂。丽贝卡投靠了她的小姨妈卡丽·廷斯利·科尔曼，姨夫约翰在1907年时来到北方。他们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出发，一路北上抵达芝加哥，希望在这里找到出路。这个拼凑起来的三口之家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南区。成年后，丽贝卡找了一份裁缝工作。“我们这个家族里的女人都是裁缝。”同样学过缝纫的玛丽安说。约翰在一家肉类加工厂上班。大约5年前，厄普顿·辛克莱曾经写过一部名为《丛林》（The Jungle）的书，揭示了这个行业的黑暗历史。后来，约翰又做了泥水匠。

珀内尔·希尔兹在年幼时也体会过失落的滋味。他1910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家庭。自解除奴隶身份以来，他们家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伯明翰是一个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城市，在废除奴隶制后，仍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但他的祖父还是靠着努力成为一名商人，而且有了自己的房产。他的父亲罗伯特·李·希尔兹做过列车行李员，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有固定收入，受人尊重，而且也可以借此通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在不到10岁时，珀内尔的父亲突然去世，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她母亲安妮·希尔兹的肩上——除应付各种开支外，她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此前，安妮一直在家里做针线活儿。面对新的压力，她很快又结婚了。新丈夫是一名裁缝。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们带着珀内尔兄妹从亚拉巴马州来到芝加哥。

当时的芝加哥本质上是一座工业城市。到19岁时，珀内尔已经开始在糖浆厂工作了。在他的一生中，他主要是干木匠活儿，有时也会打零工，酷爱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在珀内尔年轻时，芝加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圣地。“在1930年5月9日最终抵达芝加哥时，”鼓手弗洛伊德·坎贝尔说，“我发现那里有很多适合乐师的工作。我曾经说过，在47街和南公园大道，以一个街区为半径，至少可以找到110名周薪高达75美元的全职乐师。帝王剧院有两支乐队，萨沃伊舞厅有三个大的管弦乐队……芝加哥是一个属于乐师的地方。”在未来的岁月里，音乐家、伴奏者和梦想家纷纷涌入芝加哥，其中包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厄尔·海恩斯、贝茜·史密斯和金·奥利弗、艾灵顿公爵和凯布·卡拉威、贝西伯爵和班尼·古德曼、埃拉·菲茨杰拉德和吉恩·克鲁帕。他们在林肯公园酒吧或宏大的萨沃伊舞厅演出，后者可以容纳4000名观众。有时，他们也会在南区众多的俱乐部演出。

了解珀内尔·希尔兹的人都很清楚，爵士乐会让他充满生气。“他可以一天24小时都演奏爵士乐。”米歇尔回忆说，并表示她收到的第一张唱片——史蒂维·旺德1972年发行的《发音书》（Talking Book）——就是他送的。她说，母亲曾经告诉过她，自己小时候“要学会在爵士乐中睡觉”，因为家中每一个房间里都安有扬声器，浴室也不例外。克雷格说，他们管外祖父叫“南区”，他是“厨师、鼓手、爵士乐迷、音乐会的组织者，他就像磁铁一样，让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倒向他这一边”。鲜有提及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尤其是贯穿其一生的种族主义。这个家庭知道，他找不到好的工作，拿不到好的薪酬，因为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无法加入工会。“我的父亲非常反感种族问题。”玛丽安有一次说道，“他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人。”

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弗雷泽和玛丽安开始抚养子女的年代，种族问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话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自内战与重建以来的任何一个年代。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在1968年的报告中记述了美国城市的种族骚乱，开篇第一页就给出了明确的重要结论：“我们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它们是分开的，不平等的。”该委员会由总统林登·B·约翰逊下令设立，时间是1967年夏——那是一个充满戾气的夏天，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科纳担任主席，成员中既没有制度攻击者，也没有所谓的预言家。经过数月的取证和分析之后，委员会得出了一个无可否认的结论：美国的城市正处于严重分裂状态，黑人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在黑人贫民窟，隔离和贫困创造了一个破坏性环境，而对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全国民事骚乱咨询委员会（科纳委员会的正式名称）的11名委员写道：“美国白人从未真正了解的，而黑人也从未忘记的，是白人社会已经深深地卷入这些黑人贫民窟中。白人制度制造和维持了黑人贫民窟，而白人社会则批准它们的存在。”在设立该委员会时，约翰逊宣称，从良心上讲，这个国家必须对产生绝望和暴力的城市环境发起攻击。他说：“我们都知道问题是什么：愚昧、歧视、贫民窟、贫困、疾病和工作机会缺乏。”

委员会发现，在全国各城市存在的问题，在芝加哥也司空见惯。自最高法院对“谢利诉克雷默案”（1948年，该案终结了建立在种族偏见基础上的住房限制性契约规定）和“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年，该案终结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于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做出裁决以来，芝加哥在追求机会平等方面一直缓慢前进。抗议活动和民权斗争持续不断，在废除学校隔离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在教育、就业和政治领域，这些抗议和斗争带来的进步相当有限。1966年，当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决定将他在南方开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扩大到北方城市时，他选择了芝加哥。为让人们关注贫民窟的住房条件和歧视情况，他和家人搬进了西区一套破烂不堪的公寓，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锅炉，楼梯间满是尿味。

同年，由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对芝加哥的住房和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非洲裔美国人街区，贫困和缺少机会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和就业领域存在歧视性政策。黑人很难获得正常贷款，高利贷购房在当地司空见惯。1966年，一个普通黑人家庭的收入仅为普通白人家庭收入的2/3，但租房开支却不相上下。在非洲裔美国人街区，租房和买房价格都被人为抬高，因为黑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肤色税”，并展示了这种住房歧视如何影响非洲裔美国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这种差别源于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剥夺了黑人自由选择住所的权利。不管个人生活水平有多高，也不管有什么个人偏好，黑人都会被限定在城市的某个区域。进而言之，居住隔离通常会导致与居住相关的公共设施的隔离，比如学校、公园、图书馆、海滩和公交线路等。”黑人孩子越来越多，黑人学校也越来越拥挤，但芝加哥公立学校的领导层却拒绝做出政策调整。大多数白人学校都有闲置的教室资源，但它们并不招收黑人学生。

在就业领域，差距更为明显。在芝加哥的卢普区——该市的商业中心，黑人很难找到工作。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66年的一份报告中对芝加哥主要的企业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白人工作者获得专业或管理岗位的机会是黑人工作者的10倍，获得销售岗位的机会是黑人工作者的5倍。相比于白人，黑人雇员有3倍的可能从事体力劳动或服务行业。基于原始数据，该调查发现，在保险业的33769个白领工作岗位中，非洲裔美国人占比4.5%；在零售业的78385个白领工作岗位中，该比例为12%；在医疗保健领域的23783个白领工作岗位中，该比例为7.9%。

芝加哥10个最贫困的社区均位于该市南区和西区的“黑人地带”，而在这10个社区中，有7个社区的非白人比率在90%以上。与此同时，每65个非洲裔美国人中，只有一人居住在白人比率占90%以上的街区。位于芝加哥最南端的奥尔特盖尔德，是该市黑人和白人比例失调最严重的一个街区，20世纪80年代贝拉克·奥巴马曾在那里做过社区组织者。

伍德朗——百汇园小区所在地，米歇尔出生后的头18个月就住在这里，她家对面是弗雷泽和拉沃恩一家——也在走下坡路。该区域的人口不断膨胀，非洲裔美国人越来越多，非白人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40%飙升至1966年的98%。此外，这里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糟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如此，住房条件日趋恶化，青少年犯罪率持续上升，工作机会不断减少。“从统计学上来讲，伍德朗已经沦为另一个贫民窟。”作家约翰·H·菲什写道。1965年，在克雷格3岁、米歇尔1岁半时，鲁宾逊一家搬到了南岸，新家在一条非常安静的街上，距离老家不到3英里，这是一个中产阶层街区，原先住在这里的都是白人，后来成为一个纯黑人居住区。有人将这种搬家称为“逃离南部”。他们把所有物品（从弗雷泽的艺术品到孩子的玩具）打包，然后搬到位于欧几里得南大道7436号的楼上公寓。这套红砖住房是玛丽安的姑妈罗比·希尔兹·特里1965年购买的。罗比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教师，在伍德朗的AME教会唱诗班中表现活跃，她的丈夫威廉·特里是一名列车行李员。由于两人没有子女，所以他们想让年轻的鲁宾逊一家搬到附近居住。楼上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房子前后都有院子，有足够的空地玩侧手翻。

就在鲁宾逊一家忙着从伍德朗搬走的时候，格洛里亚和伦纳德·杰维尔在鲁宾逊一家新家南边两个街区的地方买了一套住房。“因为那是一个混合居住区。”格洛里亚·杰维尔在1967年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希望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至少要比我们的成长环境好。现在，他们一个5岁，一个4岁。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层次很高。”在考取教师资格证书之后，格洛里亚成为教育项目——“开端计划”的协调人。伦纳德是一名商业艺术家，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和任教，但工作经常会被剥夺，因为他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是最先搬到欧几里得南大道7600街区的黑人家庭，他们育有两个孩子。虽然不时有白人家庭搬走，但杰维尔一家还是在那里定居下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我在那里度过了最好的童年时光，真是棒极了。”被克雷格·鲁宾逊和其他朋友称为比弗的小伦纳德·杰维尔说，“那里有太多的乐趣，很多很多的孩子，很多很多的游戏，都是户外的，玩起来很简单。骑自行车、打垒球、玩橄榄球。总之，我们都有玩的东西。爬到车库上，然后再顺着树溜到后院。回想起来都是快乐。”

很快，克雷格和米歇尔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人行道和周边的街区小巷成为他们的骑行地。东75街对面是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城市公园，公园内有一大片草地，周边是游乐设施。这个名为罗森布鲁姆的公园说明早前有居民居住于此，只不过那些居民现在已经搬走了。到上学年龄时，克雷格和米歇尔可以走着去布林莫尔小学上课，一路都很安全。玛丽安做了一名家庭主妇——这种选择在当地街区是很少见的，她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照顾家庭。“人们之所以选择搬家，是因为那里有好的学校。我们搬家，也是这个原因。”玛丽安说，“对于当时的一些变化，我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人觉得学校过于迁就白人。人们很敏感，希望学校聘用黑人艺术家。我的观点是，去学校，就是去学习你必须要学的知识。”对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克雷格说自己就像“在香格里拉长大一样”。

1966年，当马丁·路德·金抵达芝加哥抗争激烈的北朗代尔区时，他发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种族政治结构，进而激起了他与塞尔玛和伯明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开展电视辩论的兴趣。很快，他就得出结论，芝加哥的种族仇恨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少。在这里，阻碍黑人发展和损害黑人利益的结构性不平等根深蒂固。他开始组织跨种族的守夜和抗议游行活动，支持实行开放住房政策。他会见黑帮成员、社会活动人士和市政官员。纠察员站在房地产办事处和银行外面，向路人讲解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使得更多人不能像鲁宾逊一家那样居住到混合社区。该市中心商业区的标语牌上写着：“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储蓄和贷款协会拒绝向那些希望离开贫民窟的黑人发放贷款。”

7月10日，也就是在芝加哥自由运动进入第6个月后，金在军人运动场发起了一场集会活动。当天气温为98华氏度（35摄氏度），数万人在现场观看B·B·金、马哈丽亚·杰克逊，彼得、保罗和玛丽，以及当时只有16岁的史蒂维·旺德的表演。随后，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来到3英里外的市政厅，在那里，金模仿马丁·路德将一张写有14条要求的羊皮纸贴在了一个门口。5天后，某街区展开了一场辩论，围绕的问题是，在高温天气下，消防水龙头可否为黑人儿童消暑所用。这场辩论最终演变成为骚乱，致两人死亡，数百人被逮捕，6名警察被枪弹击伤，财产损失达200万美元。随后，4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走上街头巡逻。

危机还在延续。3周后，当一支550人的游行队伍——队伍中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都是自由运动的支持者——穿过芝加哥西南部一个名为马凯特公园的白人街区时，遭到攻击。200名戴着防爆头盔的警察也未能保护他们。包括安德鲁·扬和杰西·杰克逊在内的游行者被石块、砖头和红色爆竹击中，42人入院。白人青年毁坏轮胎，放火焚烧游行者的车辆，因为那些车上都贴着“终结贫民窟”的标签，很容易辨认。几天后，金对1700名支持者发表演讲，表示抗议活动仍将继续，纠察线仍会拉起。“我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仍然能唱《我们一定会胜利》。”他说。次日下午，当金重回马凯特公园时，有超过4000名愤怒的白人在那里等着他。一个标语牌上写着“金是一个笑里藏刀的人”。一名帮助金设计游行路线的支持者听到有人在以奥斯卡迈尔香肠广告词的旋律反复吟唱：

我希望我是亚拉巴马的骑警。

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

因为，如果我是亚拉巴马的骑警，

那么，我就可以合法地去杀黑鬼。

人群中有人向金投掷石块，击中他的右耳后部位，致其倒地。还有人朝他扔来一把刀子，不巧插在了旁边一名白人质问者的肩上。3英里的游行仍在继续，攻击也在继续，周围窗户被打碎，有些人被打成骨折，抗议者的车辆被烧毁。6名被视为“通敌者”的芝加哥警察，被人群逼到角落殴打，增援警察赶到后，只得朝空中鸣枪，才最终将他们解救出来。“我一生中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仇恨。”金后来告诉记者，“我在南方参加过很多游行示威，但在芝加哥表现出来的这种敌意和仇恨，是我从未见过的。即便是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我也没有见过。我觉得密西西比人应该到芝加哥学习这种仇恨。”

鉴于抗议活动不断，负面影响加大，以及对发生更多冲突的担心，市长理查德·J·戴利和工商界承诺采取温和行动。金离开了芝加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认为，”金的盟友、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拉尔夫·艾伯纳西后来说，“我们在蒙哥马利、伯明翰和塞尔玛采取的策略并不适用于芝加哥，亦无法纠正这个城市的错误。”芝加哥的行动却向全美国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种族主义并非只出现在旧南部邦联的偏远地带。作家泰勒·布兰奇写道：“中心区域的暴力行动和刻薄抨击击碎了一个带有欺骗性的、优雅的想象，即偏执只是落后的南方人的特性，通过启蒙而非强力行动就可以纠正。”在血腥暴力的芝加哥运动结束后，《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写道：“面对现实吧，我们都是密西西比人。”

这次骚乱暴露了芝加哥狭隘的一面。作为该市的领导者，戴利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战术家，从1955年4月到1976年12月，他6次当选市长。作为最后的几个老派政治大佬之一，戴利知道他需要哪些选票以及如何获得这些选票，通过完善政治庇护制，使整个城市都处于他的掌控之下。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忠诚拥护，并通过联合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这一点在不断扩张的黑人社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戴利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缺点。他从未平等地对待过芝加哥的非洲裔美国人。”南区独立市议员、经常在市议会表决中处于孤立的1比49境地的白人利昂·德斯普雷斯说，“他利用委员会委员和市政官员拉取选票，并按照所拉选票比例分配相应的权力。他把最高职位留给白人。他拒绝向黑人开放警队和消防部门。他修建丹·赖安高速公路，希望以此阻止黑人居住区的扩张。他拒绝推进公平住房立法。”

在20世纪60年代初，芝加哥市议会中有六名市议员为非洲裔美国人。由于一贯顺从戴利的要求，所以他们被嘲讽为“沉默六人组”。对于忠诚分子，这位市长会许以大量工作机会，让他们分配给所在区域的选民，前提是他们要在选举日露面并按照要求投票。据估计，顶峰时期，在芝加哥，基于政治庇护的工作岗位多达4万个，从园林工人、清洁工人和司机一直延续到市督察员和市政部门负责人。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庇护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体面的薪水和通往中产阶层的路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获利的方式。源于私彩、商业欺诈和暗箱操作的现金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还有一些人将这种庇护视为谋取公职的阶梯。在戴利任市长期间，若不经过他的同意，几乎无人能够进入拥有50个席位的市议会。

所有一切都是交易，而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规则。“那个时候，如果想在芝加哥做生意，那你必须同市长戴利打交道。”《黑玉》和《乌木》杂志的出版商——城市媒体公司董事长、非洲裔美国人约翰·约翰逊说，“你不能同他的下属达成协议，你必须要见到他本人。这就意味着你要屈服于他。”哈罗德·华盛顿1983年当选芝加哥市市长，也是该市的首任黑人市长，他的职业生涯就始于芝加哥市政府这台“机器”。在华盛顿去世后接任市长一职的尤金·索耶的职业生涯也始于这台“机器”。“在芝加哥的政治中，没有一个人是纯洁的。我们都始于戴利掌控的那台芝加哥‘机器’。”索耶说。选区负责人、后成为“沉默六人组”成员之一的威廉·巴奈特坦承：“我们要安排工作。一个人必须为他的选区负责。”黑豹党前成员博比·鲁什在1975时表示，巴奈特实际上是“戴利的杂役”，但支持者认为，这个“沉默六人组”所做的工作并非完全无益，尤其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很难就业的情况下。“顺势而为，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帮助人们。”索耶在当选市长后对《芝加哥论坛报》说，“有人希望以某种方式打破束缚人们的桎梏，但这会让很多人受到伤害，会让很多人失去工作和职位。”在食物链的最末端，工人通过为这台“机器”服务以维持家人的生活。

索耶的政治恩师是“沉默六人组”中的罗伯特·米勒。身为丧礼承办人的米勒是南区第六选区的负责人，他通过施加恩惠，为民主党拉选票，确保选区选民遵从该党路线。米勒了解庇护制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但同时他也认为，这种交易是黑人选民在个人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索耶的名字能出现在芝加哥市的工资名单中，靠的就是米勒，后者在1959年6月将他安排到市水厂工作。米歇尔的叔叔诺米尼·鲁宾逊也是通过第六选区的庇护制进入市水厂工作的，时间是1960年。诺米尼回忆说，当时他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读书，奖学金是由伍德朗男孩俱乐部负责人罗伯特·乔利提供的。当乔利询问他夏天想干什么时，诺米尼回答说：“乔利先生，我需要一份工作。”一年前，他当过清洁工，这次希望能够再进一步，获得一个更好的职位。乔利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米勒。米勒把他安排到市政厅。在那里，他遇到了戴利的高级助手马修·达纳赫。达纳赫原是戴利的司机，一路升任第十一选区市议员，后因行贿受贿罪受到联邦当局指控。达纳赫将鲁宾逊介绍给公共工程专员詹姆斯·威尔逊，因为威尔逊掌握着大量用人指标。

“好的，我们这里有份工人的工作。”威尔逊说，“你觉得你能干吗？”诺米尼接过话来，说自己先前有过一份更好的工作。威尔逊把目光转回工作目录，看到了另外一个空缺。“氯管理员，”他说，“工作地点在一个老水塔里，相当于工程师的工作。”诺米尼问这份工作的薪水。当威尔逊说每月有543.5美元时，诺米尼惊呆了。这相当于芝加哥四口之家的中位数家庭收入。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当然，米勒会向诺米尼索取某种回报。很快，诺米尼就被米勒指派为助理选区长。诺米尼后来回忆说：“他说话很巧妙，‘如果这与你的学业冲突，一定要告诉我。’”米勒委婉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双方都知道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选项。诺米尼说，他在米勒的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他在大学读书，并不是全年工作。

弗雷泽·鲁宾逊跟随弟弟的步伐，在芝加哥市政府中谋得了一份低水平的工作。他受雇于市水务部门，同时担任民主党选区长。这年他28岁，是水厂里的场地工人，或称清洁工，月薪479美元。在后期的工作中，丹·马克西姆成为他的同事之一。马克西姆是一名白人，来自北区，从1957年开始为民主党“机器”工作。他所获得的第一个基于政治庇护的工作职位是库克县的分区督察员。在他看来，“那是昔日政治美好时光的开始。就索贿而言，即便是大街上的警察也不例外。当被警察拦住要求出示证件时，你要在递交的证件中夹上5美元或10美元的钞票。我们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每次选举都是一场战争，而共和党就是敌人。你要竭尽所能去打赢那场战争，包括贿赂选民。”但弗雷泽·鲁宾逊并不是那种愿意伪造登记身份或贿选的人。马克西姆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有很强的道德观念，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对弗雷泽来说，选区长这个角色适合他的外向性格。他的弟弟安德鲁说：“这也是一个阶梯，是获取工作的垫脚石。”那份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却可以让他维持稳定的生活，而且工作时间也比较合理。5年后，他被提升为工长，月薪659.5美元。7个月后的1969年5月，他开始看管锅炉，月薪升至858美元。到去世前，他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玛丽安回忆说，弗雷泽认为“本地政治是最重要的”，并将他在选区的任职视为谋求更好工作的方式。“他喜欢帮助别人。”她说，“在这个城市，选区长就是把人和城市连接起来的纽带。他总去选区，一般是在晚上。他喜欢与人交谈。”她说他就像“一个访谈者”。

鲁宾逊一家住在欧几里得南大道7436号。他们的房子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沿着房子所在的这条街——后更名为埃米特·提尔路——向南走三个街区，就可到达东71街的商业区。房子南侧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入口直通楼梯间，可以从这里到二楼公寓。在玛丽安的父亲珀内尔的帮助下，鲁宾逊一家将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变成了一个四口之家的居所。弗雷泽和玛丽安住一间卧室。在狭小的起居室，珀内尔用镶板将其分割成一个共用卧室和游乐区，供米歇尔和克雷格玩耍，后来这个游乐区又被改成两个孩子的家庭作业区。厨房位于孩子房间的门外过道，担负着饭厅和家庭共用浴室的双重功能。“如果让我向房地产经纪人描述，我会说这个房子有一个卧室，一个浴室。”克雷格说，“如果你说它有1100平方英尺，那么你就是个骗子。”

“我所有的想法和行为，”米歇尔后来说，“都与我住过的那个二层小公寓有关。那是我父亲辛辛苦苦为我们打造的家。”他们一家人约定，每天晚上都要坐在一起吃饭，弗雷泽在水厂值夜班时除外。从他们家到芝加哥市区，走湖滨大道，大约需要20分钟车程。姑妈罗比·希尔兹教孩子学习弹钢琴，天气好的时候他们还会一起到户外玩。当克雷格骑着自行车（他的圣诞节礼物）外出时，米歇尔也会骑着她崭新的三轮车跟随其后。“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双胞胎，而不像是年龄相近的兄妹。”克雷格回忆说。天黑的时候，他们会搞各种恶作剧，场景令人捧腹。他们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涉及内容源自字典和大百科全书。此外，弗雷泽还设置了一个“摸高”游戏——将一枚25分硬币放到门框上面，然后让克雷格跳起来去拿。米歇尔有一台简易烤炉和一大批芭比娃娃，其中包括她所拥有的第一个玩偶、极为好看的金发碧眼的马里布芭比和一个仿制的黑色芭比。“我非常喜欢芭比，从小就是一个芭比娃娃迷。每年圣诞节，我都会收到一个新的芭比。有一年，我还收到了芭比娃娃屋和芭比娃娃露营车。”直到后来读了玛雅·安吉洛的作品，尤其是她的诗《非凡女人》之后，米歇尔才开始思考这个细腰塑料玩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她说：“芭比娃娃或可视为完美标准，而在这个世界上，这也是我渴求去做到的”。

下班回家后，弗雷泽会和孩子们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棒球、篮球、足球、橄榄球等，具体活动视季节而定。他给克雷格买过一副拳击手套，并教他如何使用。克雷格还记得他与米歇尔打拳击的场景。在哥本哈根，米歇尔曾对国际奥委会说：“父亲教我如何投球，如何打漂亮的右勾拳，让我比街区里所有男孩子都表现得好。”她说自己是一个“带有男孩子气的顽皮女孩”，并表示她的这种运动天赋“源于父亲的遗传”。按照规定，两个孩子每天只能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脱线家族》是米歇尔最喜欢的一档节目，她从这部电视剧中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弗雷泽和玛丽安来说，他们很少在晚上单独外出。这家人经常在周六晚上玩游戏：跳棋、强手棋、扑克牌和经典的拼字游戏等。从孩提时代起，米歇尔就讨厌失败。

由于家中没有空调，所以天气变暖后，孩子们会在后门门廊玩扎营游戏，后来这里被改为克雷格的卧室。在橄榄球季，他们支持芝加哥熊队，每到周日下午，弗雷泽都会坐到电视机前。从地域上讲，他们支持来自南区的棒球队白袜队，但他们更喜欢主场为北区瑞格利球场的小熊队，因为该队中拥有传奇球员厄尼·班克斯——王牌外场手和重击手，曾两获国家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奖。早年在黑人联盟打球时，他每天的薪酬仅为7美元。被球迷称为“小熊先生”的班克斯与另外两名黑人队友——比利·威廉斯和弗格森·简金斯均入选棒球名人堂，但由于早年都在不知名的球队打球，所以未能进入世界大赛第一轮比赛。克雷格说，从少年时起，他就将棒球作为自己主要的运动项目，而且总喜欢把自己想象成第二个厄尼·班克斯。

当米歇尔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发起健康饮食运动时，她回忆说她在南岸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孩。街上很安全，布林莫尔小学也会安排课间休息。课间，她会在校园里玩木头人游戏和其他游戏，直到上课铃响。米歇尔说：“放学后，我们会到所住街区，一玩就是几个小时。那里有很多孩子，我们会打垒球或者玩一种名为‘小猪’的游戏，有击球手、投球手和接球手，我们用的是16英寸的垒球而不是标准的12英寸的垒球。当一名外场手接住飞行的球或反弹的球时，就算这名外场手赢。后来，我们玩追逐游戏，基本规则就是先让男孩追女孩，然后再让女孩追男孩。我们街区的所有女孩都会玩花式跳绳。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周边街道骑自行车，一骑就是几个小时。”

玛丽安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大量时间，而且从他们很小就开始了。克雷格回忆说，母亲在他4岁时就教他识字，那时他还没有上学。她准备了识字卡，而在他表现出兴趣后，就花时间教他认字母，教他发音，并讲解这其中的关系。因此，在布林莫尔小学，他的成绩在班里遥遥领先。当玛丽安将同样的策略运用到米歇尔身上时，这个小女孩拒绝了。“我想她可能是认为她可以自学。”玛丽安说，“但那时她年龄太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种想法。”在成为白宫一家的外祖母之后，玛丽安说，看到米歇尔7岁的小女儿萨莎，她就会想起7岁时的米歇尔，“她就和萨莎一样，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从不讳言，因为我们允许她这样做”。米歇尔的祖母拉沃恩·鲁宾逊对她的同事说，米歇尔“非常顽固”，需要时不时地敲打她一下，但她和克雷格都是好孩子。一位朋友回忆米歇尔的话说，布林莫尔小学的一个老师曾向玛丽安抱怨，说这个小女孩态度有问题。“她妈妈告诉那个老师，‘是的，她爱耍脾气，但我们还是决定顺着她。’”这位朋友说。

鲁宾逊一家一向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但他们也强调，努力和心态比分数更重要，教导孩子有付出就有回报。事实也是如此。米歇尔跳过了二年级，而按照克雷格自己的描述，在二年级时深感无聊，所以跳过了三年级。他们两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时间相隔两年。在布林莫尔小学完成八年级课程时，克雷格是所在年级的第一名，而米歇尔则是所在年级的第二名。为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上学，而且还要取得优异成绩，玛丽安和克雷格用自身经历作为例子，向米歇尔和克雷格解释说，他们非常后悔没有完成大学学业。“我们告诉孩子当年我们的选择是多么愚蠢。”玛丽安说。

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形成了一种补充。在当时的芝加哥，政治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但公立学校的教育却跟不上变化。《民权法案》和《投票权利法案》虽已双双成为法律，然而在周日驾车穿过芝加哥或在夏季到南方旅行时，种族隔离和偏执行为依然存在。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4月遇刺身亡，那年米歇尔刚刚4岁。刺杀事件在西区的黑人街区引发骚乱，进而蔓延到全国。在布林莫尔小学计划将黑人历史纳入教学课程时，克雷格开始提出问题，为此玛丽安买了一套“以黑人视角撰写的百科全书”（克雷格语）。“通过看书，我现在不仅知道金博士遇刺这个悲剧意味着什么，”克雷格回忆说，“而且我还知道，他所倡导的平等梦是属于所有种族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了解了更多有关20世纪60年代其他民权运动领袖的信息，比如马尔科姆·艾克斯。”巧合的是，马尔科姆也是克雷格的中间名。他说，1962年，他母亲读了马尔科姆的一篇文章，当时她正准备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一个中间名，她觉得与马尔科姆这个名字很有缘，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给孩子取这个名字”。

在20世纪60年代的骚乱中，马尔科姆·艾克斯成为美国黑人系列形象的化身，而在这些形象中，有些是相互冲突的。他是一名轻罪犯，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在牢狱中被称为“大红人”；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反对吸食毒品、欺诈和道德败坏等行为；他身材瘦长，衣着时尚，戴着一副银黑色眼镜，学究气十足。对于白人质疑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问题，他会心平气和地回答，并表示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都是公民理应享有的。不过，他也会举起拳头，表现出黑人抗争的姿态。他倡导分离主义和战斗精神，表示非暴力抗议活动从没有为非洲裔美国人带来进步。他把“向华盛顿进军”——在此次运动中，金做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声望达到顶峰——斥为“华盛顿闹剧”。

凭借自己的才智和精神，马尔科姆影响了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即便是那些对他的怒骂行为持怀疑或蔑视态度的非洲裔美国人，也从他的个人叙事和黑人庆祝活动中获得了力量。杰基·鲁宾逊——美国首位参加大联盟比赛的黑人棒球运动员——在1964年3月接受《芝加哥保卫者报》（The Defender）采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次采访之前的几个星期，卡修斯·克莱击败索尼·利斯顿赢得重量级拳王称号，并宣称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鲁宾逊说这个自称为“最伟大的拳王”的新冠军过于招摇，有时候也很粗鲁，但他传递的关于黑人自我价值的信息却是正确的。“我所倡导的，并不是让黑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种更伟大。”鲁宾逊说，“但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同其他人一样伟大。”对于评论人士关于阿里和马尔科姆·艾克斯会诱使尼格罗人成为穆斯林的担忧，他说他们错失了重点，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希望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权利”。“他们希望融入美国主流生活，而不是被安排在这片国土的一隅，被光荣地孤立。如果他们转向黑人穆斯林运动，无论人数多少，都不是因为卡修斯或马尔科姆·艾克斯，而是因为美国白人不愿意承认黑人负责任的领导力，不愿意让我们享有这片土地上其他公民所享有的权利。”鲁宾逊说。

“在马尔科姆·艾克斯之前，”文化评论家塔-纳西斯·科茨写道，“我们现在所称的‘黑人’是一种冒犯。我们是有色人种或尼格罗人，而称一个人是黑人，则会引发殴斗。但马尔科姆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危险转变成为带有神秘色彩的事物——黑人权力，黑就是美，黑人有属于自己的特质……在马尔科姆的这些抨击中，最具诱惑力的一个理念是集体自我创造，即黑人可以通过意志力重新塑造自己。”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中，年轻的贝拉克·奥巴马写道：“马尔科姆·艾克斯重复的自我创造行为影响了我。他率真的诗歌，以及对互尊互爱的追求，预示着一个不妥协的全新秩序的建立，这里包含着军事化的纪律，仰仗的全是意志力量。所有其他事情，比如关于蓝眼恶魔乐队和世界末日的讨论，都是他的计划的附带品。”出任总统后，奥巴马说他发现马尔科姆的神学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漏洞百出”。不过，他曾经对作家戴维·雷姆尼克说，他强化了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与日俱增的一种信念，即黑人必须相信自己，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回想一下，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黑人博士可能是一个列车员，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都要卑躬屈膝，对人唯命是从。‘我是一个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认为这种信念很重要。而在我看来，马尔科姆·艾克斯可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一点。”

在米歇尔和克雷格上小学时，玛丽安是学校的常客，那里的老师和学生都认识她。弗雷泽也会去学校听课，其他亲戚亦是如此。罗比·希尔兹在学区开了一个儿童小歌剧工作坊，克雷格上二年级时曾在《汉泽尔与格蕾太尔》中扮演过角色。他演的是汉泽尔，有唱段；米歇尔演的是好心仙女，也有唱段，穿的是芭蕾舞裙。独唱是“很丢人的”，米歇尔说，但演出还是很成功。“我喜欢这个剧是因为它的服装。”她说。

在政治立场激进的伍德朗AME教会担任唱诗班指挥的希尔兹，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多年前，她和玛丽安一大家人住在埃伯哈特南大道6449号。据玛丽安回忆说，在帮助孩子方面，希尔兹做的都是“她母亲不会做或不能做的”。1943年，希尔兹在西北大学注册开办了一个教会唱诗班工作坊。伍德朗牧师小阿奇博尔德·J·凯里替希尔兹汇去了5美元订金，在学校宿舍楼预订了一个房间。一个夏日夜晚，当希尔兹到威拉德找她的房间时，一名职员告诉她，学校规定不允许黑人在校园里过夜，让她去埃文斯顿，说那里有供“有色人种”居住的公寓。她被打发走时，已接近午夜时分。希尔兹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了教会，让凯里联系《芝加哥保卫者报》的记者和芝加哥公民自由权委员会的官员来调查。据《芝加哥保卫者报》称，一名学校官员对代表团说：“我们知道黑人更愿意和他们同种族的人住在一起。”5个月后，希尔兹对西北大学发起诉讼，称该校违犯州法律，实行种族歧视。在伍德朗教会的支持下——该教会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种族平等大会，法院判西北大学败诉，理由是该校“看低希尔兹，未能把她当作正常的美国年轻女性看待，并认为她不适合与她们同住和交往”。

希尔兹的标准很高，这也是她的家族的一个特征。“她很和善，但在音乐方面，她要求必须做到完美。”贝蒂·里德回忆说。里德曾是伍德朗唱诗班的成员，她们曾在欧几里得南大道的那栋房子里一遍又一遍排练。“让我来告诉你，在演出中间，如果你走调了，她会要求停下来，然后说，‘我们将从这个地方重新开始。如果你对演唱不感兴趣，那就应该站到外面去。’我们会感到非常尴尬，但她这样做，也是希望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她是一个严厉的监工，唱诗班和表演者都有明确的目标。”里德补充说。其间，里德和希尔兹成为朋友，有时也会从教会开车送希尔兹回家。后来，里德离开了伍德朗，成为所在修道会区的一名牧师。1991年，她主持了弗雷泽的追悼会。

米歇尔说，父母双方家庭都很强调信仰和宗教，但小时候，她和克雷格并不是经常去做礼拜。有时候，她们一家人会去伍德朗，这与希尔兹家族有关；有时候，她们一家人会去浸信会，这与鲁宾逊家族有关。她记得在芝加哥的漫长寒冬，她们跑到教会的地下室里嬉笑玩闹，而那个地下室，比她们家中的地下室还要大。成年以后，她说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对“更高的存在”有一种基本的认识、理解和尊重……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弗雷泽和玛丽安将宗教信仰的选择权交给了他们的子女。据克雷格表示，父母采取的方法是，带他们去教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发现基于自身思考的信仰。多年之后，克雷格指出，里德在父亲葬礼上致悼词时并没有说弗雷泽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因为这与他的信仰是相悖的。在他看来，生命就是生命，就存在于地球之上。

克雷格和米歇尔经常描述他们田园般的童年生活，并将其归因于家庭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意识，则源于父母的恩爱，以及他们对孩子的正确教导。“彼此之间的爱，”克雷格写道，“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他们建立了这个强大家庭单位的基础。他们总在我面前表现出快乐的一面，即便是不快乐，他们也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作为父母，弗雷泽和玛丽安身体力行，向孩子展示了他们对成就和公民权的强烈预期，而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以及与孩子的日常接触中，他们也会展现出幽默的一面，并教导孩子多干家务。米歇尔说她有一个总在后面督促她的母亲。克雷格回忆说，父母是“毫不留情的”。米歇尔每个周六都要清理浴室，擦洗水槽和洗手间，以及拖地。她和哥哥轮流洗餐具。父母“从不会过分夸奖他们”，基于这种教育方式，长大后的米歇尔和克雷格并不是很在意别人的负面看法。“我们的家教很严，我们要做很多事。”克雷格说，“我们尊重父母，父母给了我们很多的爱，而父母给予我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尊。”此外，父母具有的高度责任感，也影响了成年后的米歇尔，这在她之后的无数个选择中都有所体现。

米歇尔和克雷格可以自由地做决定，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无限的，而是他们需要首先做到诚实、勤恳和自律。这是一种有约束的自由，他们偶尔也会挨打，但父母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思想自由。“不要做一个跟随者。”玛丽安对孩子说，“你出于某种意愿跟随人们，但他们会以另一种原因引领你。”她告诉他们要开动脑筋，不要害怕犯错误，但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如果你觉得他们做出了很好的判断，”她说，“那么你就不要设定规则，因为你希望他们能够早一天独立做决定。我认为这会给孩子很多信心。”玛丽安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起伏波折让她得到了一些持久的教训，而她又将这些教训传给了子女。她看到了父母的拼搏，也看到了他们以及整个家族做出的牺牲。“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艰辛，所以你必须要全力以赴。”她说，“我们都去教堂。我是幼年女童子军成员，也是女童子军成员。我们都学钢琴。我们有戏剧课。父母带我去博物馆和艺术学院。父母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遭遇挫折。“当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玛丽安说。同她的父母一样，她和弗雷泽也带克雷格和米歇尔去听交响乐，看戏剧，参观美术馆。她希望自己培养的孩子能敢于表现，勇于发言，而且一定要问为什么。“要让他们学会思考，这甚至比学习读写更重要。我们对他们说，‘一定要尊重你们的老师，但提问问题时不要犹豫。不要允许我们随便告诉你们答案。’”她说。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米歇尔或克雷格因种族或工薪阶层出身而遭遇何种障碍，在欧几里得南大道的那栋房子里，生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则取决于他们自己，这里不存在任何借口。“我并不是说，这种教育策略在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完全形成了。”玛丽安说。她是通过耳朵来抚养孩子的，天天如此。她解释说：“你知道，我们总是检视自己，因为我们也可能犯错。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因为我不会装作什么都懂，我丈夫在这方面和我一样。孩子是聪明的，只要你给他们发挥的空间，他们会独立思考。”

从鲁宾逊一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南区的情况来看，偏见和机遇是并存的。在无可否认的困境中，玛丽安和弗雷泽认识到，他们的孩子将会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带来的可能性远大于他们在成年时所迈入的那个世界。他们认为，在美国纷繁的现代都市，对一个黑人孩子来说，思想独立不仅仅是一种资产，而且也是一种必须具备的品质。

3  尚未书写的命运

他们说她的成绩太低，而眼界太高。他们的评估打乱了她的步伐，也让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那时快疯了。”米歇尔在30多年后说。

弗雷泽和玛丽安·鲁宾逊非常推崇周末驾车游，这种娱乐活动既符合他们的财务预算，也能够深化针对孩子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初，汽油价格便宜，而芝加哥这个城市也越来越复杂。闲暇时，鲁宾逊一家会挤入他们的别克伊莱克特拉225汽车——弗雷泽称它是“二又四分之一”，然后穿越芝加哥街区。其间，孩子提问问题，弗雷泽边开车边给他们讲故事。孩子坐在后座，玛丽安背靠车门，听着一家人进行各种讨论。米歇尔对广阔世界的探索就始于这种周末旅行。在之后的街区骑行、走路上学和夏日旅行中，这种探索一直在延续——乘飞机到东海岸就读大学途中也不例外。玛丽安酷爱读书、读报，弗雷泽亦是如此，同时他也是家族传承的守护者。在开车时，他会把窗外的景色同自己大脑中储藏的故事和智慧结合起来，然后引出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在照看自来水设备时所经历的漫长孤独。喜欢听家人讲故事的克雷格·鲁宾逊回忆说，周末驾车游是孩子思考人生的重要时刻，因为它不再局限于南岸那种相对舒适和亲切的环境。

1974年，在克雷格12岁、米歇尔10岁时，鲁宾逊一家开车到了一个建有成排公寓楼的街区。克雷格问为什么很多房子的后院都有一个小屋子。父母解释说，这叫车房，是黑人安置、照顾他们家人的地方。他回忆说：“这就引出了关于种族主义与等级主义、种族融合与隔离，以及奴隶制与黑人史的讨论。”那时，南岸的白人居民已经很少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基本碰不上白人。如果在成长早期就产生仇恨，那么当黑人孩子听到他们用规范语法，看到他们在课堂勤奋学习时，可能就会指责他们“假装白人”。在那次周末驾车游中，孩子们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小孩——无论是白人小孩还是黑人小孩——会指责别人，会存在偏见。玛丽安回答说，偏见通常源于不安全感。弗雷泽说，重要的是理解无知的本质，而不是不加思考地排斥它。消除偏见需要的是自知。他们说，如果你有坚定的价值观，而且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就不会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作为一个黑人孩子，如果你在白人世界长大，那么人们会不断地告诉你——有时是非恶意的，有时是恶意的——你还不够优秀。”克雷格说，“我记得父亲说，你不想做事是因为担心人们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你想做正确的事。在成长过程中，不要在意人们对你的看法。”

在20世纪70年代初，关于种族主义的全国性辩论异常激烈。从积极的一面看，是由于民权运动，而从消极的一面看，则是由于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采取了带有种族迫害性质的南方战略。毫无疑问，非洲裔美国人面临的机会持续增加。在联邦法律的支持下，合法化的歧视行为不断减少，“第一次”越来越多。但是，障碍依然重重。在芝加哥，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世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对比他们父辈年轻时的经历来看，这种变化并非实质性的。他们听到的那些教训——与教育、个人责任和自尊相关的——源于先前几代人的经历，其中也包括在大迁徙时期涌入北方的那代人。对米歇尔和克雷格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获得了弗雷泽和玛丽安的智慧，也获得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智慧，以及居住在南区的庞大家族的智慧。弗雷泽家有5个孩子，玛丽安家有7个孩子。仅仅是记住堂表兄弟姊妹的名字就需要下很大功夫。

米歇尔的外祖父珀内尔·希尔兹是一名爵士乐爱好者，绰号“南区”。米歇尔说，他充满活力，烧得一手好菜，有烧烤大师的美誉，“他的家是每一个活动总部”。除了生日和节日聚会外，他还会在7月4日举办年度表演。米歇尔回忆说，她经常去外祖父家，“人们挤在他的小屋里，吃肋排，有说有笑，听爵士乐，玩扑克牌到深夜。然后，当我们快睁不开眼的时候，‘南区’就会突然站起来问，‘有人想吃干酪牛肉汉堡和奶昔吗？’他不希望我们离开。”珀内尔的女儿格雷斯·哈尔说，她至今还记得父亲对她说的一句话，这也是她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有一天，她哭着回到家中，告诉父亲说其他孩子不喜欢她。“他们可能不喜欢你，但你一定要做到让他们尊重你。在外面一定要获得尊重，而家人给你的是爱。”他回应说，“以后不要再和我讲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了。”米歇尔的外祖母丽贝卡·希尔兹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模范。她养育了5个孩子，然后在50多岁时重返学校，考取执照，成为一名执业护士，并一直学习法语。“她非常聪明，也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哈尔回忆说，“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她在房间里。”

米歇尔的中间名来自她的祖母拉沃恩·鲁宾逊。拉沃恩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首个管理慕迪圣经学院书店的非洲裔美国女性。顾客少的时候，她会选择一部分经文，与店员一同祷告。“她有很强的价值观。”慕迪圣经学院书店店员杰奎琳·托马斯说，“她会告诉我们该如何着装，年轻女性怎样做才符合基督教教义。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然而，对于拉沃恩对待她的方式，托马斯感到困惑。“起初我总觉得她找我茬儿。比如另外一个女孩，她就不会像要求我一样要求她。回到家中，我还要做祷告。”但拉沃恩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弗雷泽从邮局退休后，拉沃恩很不情愿地跟随丈夫搬到南卡罗来纳州。这时，她提出希望托马斯接替她的职位，而之前的种种特殊对待，显然是为她出任这一角色做准备。

然而，在整个家族中，没有一个人的形象比拉沃恩的丈夫小弗雷泽·C·鲁宾逊更清晰。他传递给孙子孙女的是尖锐直率的教训，从不拖泥带水。米歇尔曾经说过，如果祖父是一个白人的话，他会成为一位银行行长。20世纪20年代在南卡罗来纳州，年轻的他志向远大，50年后，他以邮局雇员的身份在芝加哥退休，他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米歇尔看到了“他心中的不满”。即便是克雷格——他看事物多看好的一面，对他的描述也是“紧绷着脸”、“非常严厉”。他说，这个被他们称为丹迪的祖父脾气暴躁，“有时很难相处”。弗雷泽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对任何事情都很严谨。“在运用精准的英语单词上，他的要求比军士教官的还严格。”克雷格说。他喜欢用一些不熟悉的单词。如果孩子不认识这些单词，他就会让他们去查词典。“有一次去他们家，”克雷格回忆说，“我跟他打招呼，喊了一声‘喂’，他大声对我说，‘这样打招呼是一种perfunctory（敷衍）！’……果然，在我回应之前，他问道，‘你知道perfunctory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那你去查词典。’……然后他就笑了，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因为这个单词实在是太少用了，同时我也想，使用一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单词，这会不会让他感到快乐。”多年后，当克雷格开始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执教后，他的篮球队员发现他们衣帽间里永远都放着一本词典。

1952年出生的小弗雷泽的外甥卡珀斯·芬尼说，小弗雷泽是一个很讲纪律的人，而且非常悭吝。向他借钱就好比是邀请他做讲座——关于责任的讲座。“他的整个态度是，男人必须负责任。”芬尼说。当然，弗雷泽在这方面可谓毁誉参半。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他就离开了拉沃恩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别就是十余年，后来他又回到家中，再未离开。“他一直在同你我永远都无法理解的事情做斗争。”小弗雷泽的次子诺米尼说，并表示他读大学和研究生时均没有得到父亲的帮助，靠的是奖学金、暑期打工和其他收入来源，包括从哥哥弗雷泽那里借钱。这位父亲没有参加弗雷泽在杜萨布尔中学的毕业典礼，没有参加诺米尼在海德公园中学的毕业典礼——他是该校的优秀毕业生，也没有参加他的大学毕业典礼。弟弟安德鲁说：“父亲从不向我们表达他的爱或其他什么东西。任何事情都是他说了算。”无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他都是那一副模样。“当我在棒球队打球时，当我的作品在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获奖时，他都没有出现，也从未说过什么。我在市棒球锦标赛中打四分卫时，他也没有来看过我。一切都靠我们自己。”诺米尼说。

诺米尼后来跟随“和平军团”去了印度，《纽约时报》1962年刊登的一张照片展示了他与杰奎琳·肯尼迪的会见场景。再后来，他成为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的雇员，30岁出头时，他就读于哈佛商学院。出乎他意料的是，父亲打破先例，去剑桥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1996年父亲去世后，诺米尼在弗雷泽收藏的报刊中发现了一个名为“EENEMON”（诺米尼英文名的倒拼）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有一摞厚厚的报纸，上面写的都是与诺米尼相关的报道——他的这个儿子的成就在当地很受关注。他们一家还发现了另外一个让他们感到震惊的事情：这个吝啬到拒绝为儿子提供大学学费的人却给拉沃恩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富——总额接近50万美元。

此外，小弗雷泽也向他的孙子孙女灌输了很多与他们的成长有关的重要思想。20世纪60年代，弗雷泽三世和玛丽安以及其他很多非洲裔美国父母坚持并完善了这看似悖论的思想：那时的非洲裔父母被迫秉持着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一是，由于种族和阶层的原因，他们的孩子不得参与社会竞争，这也是当时的现状；二是，爱、支持、坚持和正确教导会让他们的孩子脱颖而出，这是他们心中的信念。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期间，在南卡罗来纳州，面对以黑人为主的听众，米歇尔对这种矛盾思想进行了诠释。她说：“那张上面写着‘不可能’的纱幔笼罩着我们，笼罩着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等待和期盼永远都不会出现的转折。在这个国家，这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苦果。”同时，她赞扬自己的祖父是一个聪明而自豪的人，“他向我和哥哥灌输有关未来生活的伟大梦想。他教育我说，我的命运在出生前并未被写就——我的命运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不管遭遇过什么样的挫折和不快，米歇尔的祖父和外祖父从不表现出对不公的愤懑。她的父母也是如此。或许是因为过去的历史太过于痛苦，过去的道路太过于曲折，家中的长者并不希望孩子因他们遭遇的障碍而感到压抑。玛丽安回忆说，虽然珀内尔对种族主义充满愤怒，但他也不会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这种愤怒。“我们不能以种族划界，这是不允许的。我们不能持有偏见。”玛丽安说。这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1950年毕业于杜萨布尔中学的斯特林·斯塔基有一个叔叔是常春藤盟校——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叔叔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管理一家售卖冰棒的公司。“一家制冰厂。”斯塔基惊讶地说，“但他从不会在家中讲那些让孩子感到气馁的事情。他会说：‘将来你们的情况会不一样。’”

“父母总会想方设法减轻孩子的负担，给予他们希望，让他们不断前进。”研究米歇尔家族史的雷切尔·斯旺斯说。她发现，自奴隶制以来，数个世代，他们的家谱两边既有白人也有奴隶。弗雷泽和拉沃恩给孩子们传达的不言而喻的信息是，“我们希望你能得到你可以得到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格雷对斯旺斯说，“我们希望你往前看，不希望你往后看。通过限定对过去历史的挖掘，成年人创造了一个缓冲地带、一个安全区，使得很多非洲裔美国黑人孩子能够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乐观世界中成长，尽管在大街上、角落里或芝加哥交通管理局的公共汽车上，种族偏见仍然存在。”米歇尔注意到这种现象，后来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敬意：“父母们教导孩子保持尊严，而在那个时代，让孩子拥有远大理想是很难的。”

德瓦尔·帕特里克在南区的一个贫困家庭长大，对于这种情况很熟悉。“我们不认为那是一个种族隔离区，”他说，“那只是一个街区。”他看到长者以各种理由屈服于犬儒主义，但却告诉他，他可以塑造自己的未来。比米歇尔年长7岁的他经历过赤贫，生活压力远超过鲁宾逊一家，尤其是在父亲前往纽约桑拉爵士团演奏低音萨克斯管之后。这位爵士乐父亲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当时4岁的德瓦尔跟在后面跑。“回去！回去！”父亲朝他吼道。在离家一个街区的地方，他回过身来打了德瓦尔一巴掌，德瓦尔倒在地上。“就在那个位置，”德瓦尔说，“我看着他离开。”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母亲的定额福利，是去杜萨布尔中学路上被黑帮威胁，是希望在夏天能喝上橙汁。他的外祖父雷诺兹·温特史密斯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在南岸银行——与鲁宾逊在欧几里得大道的房子隔着三个街区——做了50多年的清洁工，负责扫地和清理卫生间。

“周围的成年人有各种理由打击我的梦想。”帕特里克说，“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在种族隔离制下长大的。母亲深深体会到了贫穷和背叛带来的羞辱。”不过，在成长过程中，他和姐姐“并没有感到一丝的限制”，坚信能够规划他们自己的前进道路。他说，“这是我童年时期的真正礼物”。后来，帕特里克意外获得南区一位白人教师提供的奖学金，成为米尔顿学院的寄宿生，再后来他又在哈佛大学拿到了两个学位，成为马萨诸塞州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州长。“他们不希望我陷入痛苦之中，”帕特里克说，“而是让我相信，外面的广阔世界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一家人是多么爱护他。外祖母决定每月去肯塔基州采购一次食品，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省钱或省时间，而是为了避免让孩子蒙羞，因为路边餐馆拒绝向黑人顾客提供服务。

直到1979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后，克雷格·鲁宾逊才意识到他们家的钱有多少，他们家的房子有多小。那个时候，他得出结论，鲁宾逊家“很穷”。在水厂工作的父亲会定期得到加薪，而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节省开支。另外，位于欧几里得大道的那栋房子也减少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外出度假时，他们驾车出行。外出串门，也通常是去亲戚家吃饭。去露天停车影院看电影，玛丽安会事先在家中准备好爆米花。为减少理发开支，弗雷泽给克雷格剪头发。周末的晚餐是甜点。“上学时，午餐通常是由剩饭菜做成的三明治。每年去一次马戏团，这是个大活动。周五吃一次比萨，那是大餐。”米歇尔说，并指出比萨通常是考高分后得到的奖励。偶尔去州街或密歇根大街，也不是为了购物，而是透过玻璃窗，看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圣诞礼品。“如果电视机坏了，我们根本没有钱修，只能用信用卡再去买一台，”玛丽安解释说，“只要我们能按时还款就行。”

上小学时，有一天克雷格对家庭财务产生了好奇，他在厨房里缠住父亲，然后问：“我们家很有钱吗？”他告诉弗雷泽说他们家看起来好像很有钱，因为玛丽安不用在外面工作，而弗雷泽则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于是，在收到下个月的薪水时，弗雷泽没有将它存入银行，而是把它带回家中，大约有1000美元。当他把这些钞票摊在床上时，克雷格看呆了：他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现金。“哇，我们太有钱了！”他惊呼道。然后，弗雷泽拿出家中的账单——电费单、煤气单、电话费、房租，以及汽车贷款的月供。他又拿出一摞信封，将对应的金额装到每一个信封里。之后，他又留出了吃饭的钱和每月用于日常开支的钱。在做完这些之后，他手里只剩下一张20美元的钞票。“20美元看起来也很多，”克雷格接着问，“每次发薪水，你都能留下20美元吗？”弗雷泽提醒克雷格说，他们还会去露天影院看电影，有时也会叫外卖。这样一来，什么都剩不下。

与自己的父亲不同，弗雷泽·C·鲁宾逊三世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两个孩子——他称他们为“卡特”和“米切”——身上，并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感到骄傲。上完晚10点到早6点的夜班之后，他甚至还会抽出时间来给孩子做早餐，然后再去睡觉。他帮克雷格找了一个训练有素的篮球教练。他在街区球场陪儿子打球，一打就是几个小时。他带儿子去杜克斯快乐度假胜地练习投篮——这个颇为土气的度假地位于中密歇根，鲁宾逊一家有时会在那里租一间小木屋。他带克雷格去理发店，这样他的儿子就能掌握时下的流行语，但同时，他也告诫儿子，不要把那些下流笑话讲给母亲听。他去看克雷格的比赛和米歇尔的舞蹈演出，并发表一些具有哲理意义的话。他最喜欢说的一句是：“聪明的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睿智的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弗雷泽身上的这种特质使得孩子一直坚持他的高标准。“如果你让父亲失望，那么大家都会不高兴。”克雷格说，并表示自己直到大学面试后，才第一次喝啤酒。“没有哪个朋友能让我去做令父母失望的事情。一个都没有。作为儿子，让父母失望是我的最大耻辱。”他说。

在朋友和亲戚眼中，弗雷泽爱交际，慷慨大度，令人尊敬，也值得信赖。“在芝加哥，他是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非官方顾问。”克雷格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弗雷泽是那种干什么事情都会全力投入的人。不管干什么，他都会一直干下去。”玛丽安的姐姐格雷斯·哈尔说，“他对工作有自己的看法，为了那份工作，他每天都去那里，最终达成心愿。他坚持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教育。他认为他有能力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他想让孩子得到最好的，也努力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但他并没有等到孩子们成功的那一天。”在玛丽安的叔叔特里病重时，弗雷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都会去看望他。他给特里刮胡子、剪头发、洗澡、带他去卫生间。对家族中的其他人来说，他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也不怯于提供建议。“我和家人——妻子、孩子——讨论生活中的问题时也会这样。我们打开一瓶老菲茨杰拉德酒，再配上姜汁饮料、下酒零食，然后坐下来一起谈论。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诺米尼说，但同时他也表示，有时其他亲戚会排斥这种方式，认为诺米尼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是小阴谋家。“这并不是说我总能做出最好的决定，但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全盘考虑，因为父亲希望我能做到最好，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是一个从长计议的人。”诺米尼补充说。

弗雷泽之所以对问题有长远的考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断恶化的多发性硬化症。这是随机性疾病，至于谁会患病或患病后的严重程度，没有人能够预测。这种病让他放弃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对绘画和雕塑的追求。“在患病之前，在必须工作养家之前，如果他有选择，那么他可能会成为一位艺术家。”米歇尔说。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极难诊断的病症。1965年，也就是在弗雷泽30岁、举家搬往南岸的那一年，他似乎已经患上这种病了。在孩子得知他的病因之前，他们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不仅走路蹒跚，而且手也颤抖，连工作服上的纽扣都很难系上。“我所认识的父亲是一个不能跑步的人。”米歇尔在2007年对一名听众说。他先是用手拐，后来用腋下单拐，再后来用腋下双拐，然后是助行架，而到孩子上大学时，他已经用上了轮椅和电动车。

“即便是一个孩子，我也知道很多时候他都处于痛苦之中。在很多个早上，起床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难事。”米歇尔在2012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对会议代表讲，“但每个早上，我都会看到醒来的父亲面带笑容，他抓起拐杖，拄着去水槽边，在那里慢慢地刮胡子、系纽扣。在他结束一天的漫长工作回到家后，我和哥哥会站在公寓的楼梯顶上，在那里耐心地等他、迎接他，看他缓慢地爬上楼梯，然后把我们拥入怀中。”他展现出了极大的毅力，几乎没有旷过一天工，而且也没有抱怨过命运对他的不公。尽管米歇尔经常讲父亲给她树立的榜样，但却很少提及父亲的病对她的影响，但有迹象显示，她对组织和纪律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如果父母一方患有疾病，”她说，“控制和条理性就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习惯，你需要这些习惯帮你度过每一天。”

据1970年进入水厂工作的丹·马克西姆回忆，那时的弗雷泽已经开始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本可以走医疗残疾申请程序，”马克西姆说，“但他每天都来上班。是的，每天都来。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坚强的人，为人正直、尽责、勤恳。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从未抱怨过。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我只见他发过一次火。”那是一个发薪日，一名同事来厂里领薪水，但两个小时后，到他轮班时，他却打来电话请病假。马克西姆回忆说，他去现场看过克雷格的篮球赛，至今还记得克雷格称他为马克西姆先生。“我们之间的交流很愉快。我们谈过很多与体育相关的话题……每当克雷格或米歇尔取得某种成就时，他都会告诉我。‘你猜猜看？克雷格今天灌蓝了，生平第一次。’”

正如玛丽安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弗雷泽认为自己拥有上帝赐予的最好的孩子。而且，他也乐意与人分享他的这种自豪感和幸福感。“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家人经常夸你聪明，夸你优秀，告诉你周围的环境有多好，你有多成功，那么你是很难被打败的，而我的家庭就是这样的。父母给予我们自信，让我们领先其他人一步。”克雷格说，“这听起来可能非常老套，但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在米歇尔能够独自乘坐沿71街隆隆前行的列车之前，自行车是她的出行工具。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彩虹海滩，这也是她独自骑行所到的最远地点之一。彩虹海滩位于密歇根湖湖岸，是一片很大的公共沙滩，往返都很方便。有时，米歇尔也会约上朋友，一同骑车去那里玩。10岁那年，在芝加哥市主办的彩虹海滩夏令营活动中，米歇尔由于说话刻薄，错过了最佳营队队员奖。“我刚好处于一个易怒的年龄阶段。”她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营队辅导员告诉我，‘你知道吗，你原本是你们那个年龄组的最佳营队队员，但你讲了骂人的话。’”之后，媒体采访了她。“可是我觉得我当时很酷。”米歇尔说。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彩虹海滩能够成为米歇尔的骑行目的地，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一个变革时代的到来。十多年前，75街和79街之间的河畔地带还是一个争议区，那时，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逾越了传统的“黑人地带”的边界。白人救生员和海滩游客明确表示他们不欢迎黑人，进而引发抗议。1961年7月，一个跨种族的游行队伍，其中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年委员会的成员，发起了一场名为“自由介入”的涉水示威运动。反对者向游行队伍投掷石块，导致示威者受伤。对与米歇尔同年代的南岸孩子来说，这次冲突只是一段历史。克雷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遭遇强化了他的一种感觉：这个城市的进步太过缓慢。在一个温暖的日子，他骑着在戈德布拉特百货商店新买的自行车，来到彩虹海滩。在沿着湖畔骑行时，一名芝加哥黑人警察拦住他，让他下车，并说这车是他偷的。克雷格提出抗议，但完全没用，这名警察开车载着克雷格和自行车去见他的父母。在家中前院，玛丽安说该警察对待黑人孩子过于草率，并训斥了他半个小时之久，而这一切都被站在楼梯窗户旁的克雷格看在眼里。玛丽安坚持要求他第二天前来道歉。这名警察照做了。

克雷格的朋友、居住在欧几里得南大道7600街区的伦纳德·杰维尔说，骑行是他的南岸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回忆说，从所住街区出发，一路向东，朝着密歇根湖骑行，那一带给你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过，他也有过一次此后困扰他多年的骑行遭遇。那次，他和小学同伴骑车一起去南岸乡村俱乐部，那里有一个9洞高尔夫球场，也有私人海滩。该乡村俱乐部最初只对白人新教徒开放，拒绝犹太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加入。一名白人守门人拦住了这支自行车车队，说：“你们不能到里面去。”杰维尔确切地感觉到，他们是因为肤色而被拒绝的，这也让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但如同彩虹海滩最终屈服于变革时代一样，这个乡村俱乐部也无法阻挡时代的潮流。随着白人不断搬离，俱乐部会员越来越少，这个地方被挂牌出售。居住在附近的穆罕默德·阿里成立了一个竞拍团体。最终，芝加哥公园区购买了这处地产。1992年，米歇尔和贝拉克在那里举行了婚礼。

上学期间，米歇尔养成了勤奋刻苦的学习习惯。“米歇尔是我所见过的学习最刻苦的人。”克雷格有一次说道，“每次打完篮球回家，我都会看到她在学习。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在学习。我关掉电视去睡觉时，她还在学习。”在布林莫尔小学，虽然两人相差两个年级，但他们都参加了肯尼迪-金学院的速学项目，米歇尔选的是生物课和法语课。杰维尔和他的妹妹也参加了该学院的速学项目。杰维尔回忆说，在远离街区的肯尼迪-金学院，我们会度过一周中很美好的一天。虽然他也跳过一级，但杰维尔表示，米歇尔和克雷格远比他刻苦努力得多，并认为这种刻苦和努力源于欧几里得南大道7436号家庭的精神特质。他说，弗雷泽和玛丽安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们推崇的价值观似乎是他遥不可及的。“对于鲁宾逊女士，我非常喜欢。我从不会惹她生气。”杰维尔说，“对于鲁宾逊先生，我是充满敬畏的。那时的我就像一条变色龙，我记得祖母告诉我：‘你要有骨气，还要有性格。’于是我就问，‘什么是性格？’”

在成为芝加哥著名的兽医之前，杰维尔经历过多次身份危机。“在八年级的时候，我为自己制定了时间表。而在进入中学后，我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开始变得有主见。我记得我和鲁宾逊先生坐在餐桌前，他一眼就能看穿我。他坚忍克己、安静沉稳、不屈不挠。在他面前，我感觉自己很虚伪。”杰维尔说，并禁不住比较起两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来，“我们家的条件好多了，房子很大，而他们一家则挤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里，就像一个盒子。米歇尔有一个小卧室，克雷格有一个小卧室。他们的生活空间很小，厨房很小，浴室很小。他们是我见过的最自律的人。”

米歇尔对任何不好的事情都充满厌恶。“她非常憎恨失败，而这也是她能取得非凡成功的原因。”克雷格有一次说道。她最初培养起的特长之一是钢琴，指导教师是姑妈罗比。克雷格也在楼上公寓学过钢琴，但他弹得没有米歇尔好，也不如米歇尔勤奋。“她会一直练琴，你不得不告诉她停下来。”她母亲说。到十几岁时，米歇尔已经可以弹百老汇表演曲目、爵士乐和流行歌曲。为舒缓克雷格在篮球赛前的紧张情绪，她会弹奏查理·布朗主题曲。无论是米歇尔还是玛丽安，她们都是篮球场看台上的常客。她们喜欢看那种赢起来相对轻松的比赛，而不愿意看比分胶着的比赛。在比赛中，如果双方比分接近，而且临近终场，她们就会转过头去不看或提前离场。

在鲁宾逊一家，有竞争精神的不仅仅是孩子。1996年，即将迈入60岁的玛丽安参加了伊利诺伊州老年人奥运会短跑比赛，50米跑成绩为9.39秒，100米跑成绩为20.19秒。在这两项比赛中，她都是所在年龄组的第三名。第二年，60岁的玛丽安跑得更快了——50米跑成绩为8.75秒，100米跑成绩为18.34秒，在60～64岁年龄组中，成绩均为第一名。1998年，她再次参加比赛，在50米和100米短跑项目中均获第二名。后来因为摔倒受伤，她不再参加比赛。“如果跑不快，我不会去参加比赛。”玛丽安在70岁时对采访者说，“你不是为了跑而跑，而是为了赢而跑。”

虽然出身于一个热爱体育运动的家庭，虽然也有竞争精神和体育技能，但米歇尔很少加入运动队，只是在校田径队待过一段时间。“个子高的女人可以做些别的事情。我并不是那种特别适合运动的人。”她曾经说道。成年后的米歇尔身高5英尺11英寸，但篮球是克雷格的体育项目，而且在很多方面，她都笼罩在哥哥的光环下，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克雷格·鲁宾逊的妹妹。从小时候起，米歇尔就学习芭蕾，在惠特尼·扬中学读书时，她仍在跳芭蕾。在该校1981年年鉴中有一张米歇尔照片，照片上的米歇尔身着紧身连衣裤，在舞台上表演，左脚支撑，右腿高抬，脚尖踮起，手臂伸展，整个身体处于完全的平衡和控制之中。成年后的米歇尔在墙上挂了一张朱迪斯·詹米森的照片。照片中的詹米森正在表演她的经典舞蹈剧《哭泣》——这是舞蹈指导阿尔文·艾黎1971年创作的一部作品，意在向所有的黑人女性，尤其是母亲致敬。詹米森写道，她在该剧中的角色代表了早前那些从奴隶制中走出来的女性——经历了失去至爱的痛苦和无尽的忧伤与苦难。在一个充满痛苦和烦恼的世界，她找到了自己的路，战胜困难并取得成功。

惠特尼·扬中学是以一位出生在肯塔基州种族隔离区的黑人的名字命名的。扬在1961年掌管全国城市联盟，并将它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组织。然而，在种族骚乱事件不断出现的时期，扬因支持林登·约翰逊和白人的商业事务而遭到一些非洲裔美国人的批评。后来他推动了广为人知的肯定性行动，将自己视为桥梁，认为建设性妥协是可行的。他有一次说：“我心里想，我是该从这趟列车上下来，站在125街诅咒白人社会，以显示我的强硬，还是该去市区，与通用汽车的高管商谈，为失业的黑人争取2000个左右的工作岗位？”他还说：“我不想自己是声音最大的或最受欢迎的。但我会想，在一个关键时刻，我希望我是沉默者的坚定声音，失望者的坚定希望。”米歇尔听过他的故事。在白宫观看有关他生平的纪录片时，她告诉学校的孩子，“扬是一个正派的人。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感，应对各种歧视和挑战，以及各种威胁。”

在某种意义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所中学是一个试验点。这所成立于1975年的磁石学校招收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优秀学生。“它会迫使你走出你的圈子。”南区黑人毕业生艾瓦·格林威尔说。芝加哥城市联盟称：“这所学校可能是目前芝加哥建立的最好学校。它的设施、设备和课程计划，对学生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多年来，芝加哥城市联盟一直在推动这个想法，但同时也认识到这所新公立学校带来的困境：每年将会有数百名学生考入这所梦寐以求的学校，而其他数千名芝加哥青少年则会进入二流学校。“对于磁石学校这个想法的近期进展，我们感到高兴。”芝加哥城市联盟主任詹姆斯·W·康普顿说，“但我们不希望这个想法的进展是以忽略地区利益、忽略最需要帮助的人为代价的。”

随着该市非洲裔美国人口的增长，到1974年，中学生中的黑人比例为51.7%，小学生中的黑人比例为57.8%。小学生中的白人比例仅为28.3%。在惠特尼·扬中学，基于种族和民族的入学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而通过设计，该校从全市招收学生。按照计划，在全体学生中，黑人学生的比例为40%，白人学生的比例为40%，说西班牙语的学生的比例为10%，另加5%的“其他”和5%的“校长推荐”——友好赞助类别。总体而言，在将地理因素包括在内后，校长推荐比例占到招生总数的10%。从成绩上讲，在入学学生中，全市测试分数在中等或中等以上的至少要占80%。校长伯纳·E·道森在描述等候名单时，透露了学校所要考虑的因素。申请者提供的信息包括姓名、住所、种族、性别、成绩分组、申请者的自我评价，以及老师和顾问的评价。道森说，他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筛选，实现学生特点与惠特尼·扬中学教育方案的最佳匹配。

米歇尔是在该校成立两年后入学的，当时这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南区、西区和北区的学生。这些幸运的青少年来到芝加哥市区西边的旧城区——学校所在地，很快就发现惠特尼·扬中学是一个汇集各地学生的岛屿——也有人认为是绿洲。若非在这里，他们不会相遇。他们学习，上课，在校园内一起闲逛。但放学回家后，通常到第二天晨读铃声响起后他们才会再次相见，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分布在不同的街区，彼此相距很远。杰弗里·威尔逊1975年进入该校。他是校橄榄球队的中场防守截锋，同时也是唱诗班成员。他没有选择附近的学校，而是选择乘坐L列车，步行两个街区到该校上学。他的这一远离自己家所在的西区街区、去更远的地方上学的行为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从小学开始，他的朋友都在那里。

“惠特尼·扬中学建在一个贫民窟中间，贫瘠而荒凉。”威尔逊回忆说，“那里有各种作坊和工厂，周围是砖砌建筑，但大多数是空的。在距离麦迪逊仅两个街区的地方，就有一个贫民窟，流动人员和无家可归者随处可见。在我们进行橄榄球训练时，他们会站在边线外观看。有时候，他们也会在训练间歇和我们交谈。学校的目标和理念都很清楚。这是一个种族融合的伟大试验，因为在当时，芝加哥被认为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我认为我们只是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现状。我有白人朋友，也有黑人朋友。我有白人男性朋友，也有白人女性朋友。”他说。与此同时，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学生，他也知道有些街区是黑人孩子不能去的。“对黑人孩子来说，有些街区是不能去的，他们必须牢记在心。这种在当时看似正常的现象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威尔逊说，并表示校内的生活同校外的生活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一天结束后，你的白人朋友会去他们自己的地方，而你的黑人朋友也会去他们自己的地方。只有在学校或与学校相关的活动中，他们才会交往。当然，如果你与来自另外一个街区的人约会，你们也会见面。”谈到那些源于芝加哥日常生活的课堂资料，威尔逊笑了起来。“特别是社会学科老师，他们收集起资料来就像过圣诞节。他们把那些信息直接带到我们生活的地方，都是一些具体的资料。”他说。

威尔逊至今还记得不同世界之间的较量，这不仅是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的较量，也是不同的黑人社区之间的较量。他成长在一个典型的工薪阶层家庭，由于家中子女众多——他们家有7个孩子，每次外出一辆车都坐不下。他的父亲来自密西西比州，是恩特曼面包店的配料师。他的母亲来自亚拉巴马州，是莎莉公司的雇员，28年来一直在传送带旁工作。她凌晨4点开始上班，公司离家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她的工作就是将生面团放入平底锅，然后平底锅沿传送带进入烤箱。在欧几里得南大道，这条信息不言而喻：生活艰难；你可以成功，但须不断奋进；教育，教育，教育。然而，当威尔逊进入惠特尼·扬中学时，所在街区的一些孩子却开始嘲笑他。他们说他过于特别，过于聪明，过于表现自己。威尔逊的回击方式之一就是说他们自己的话——黑人语言，即便在惠特尼·扬中学也是如此。有一天在走廊，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准备去健身房。”但说这话时，他用的单词含混不清，那是典型的黑人语言。一名法语老师偶然听到了这句话，于是说：“小伙子，你为什么这样说？”威尔逊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名老师示意他到教室，然后关上门，命令他道：“不要再这样说话。”她让他准确地复述那句话，待他重复了几次后，才目送他回到走廊。“不到两分钟，又有人问我去哪里，我还是用了那句模糊不清的话。”威尔逊说。当时，那名老师一直盯着他看，“我看到她用一种冰冷的眼神看着我，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那样说话了。”他喜欢惠特尼·扬中学，“我们很喜欢在学校的时光，我们会待在那里看篮球比赛、排球比赛和游泳比赛，等等。”

米歇尔13岁时开始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南区到惠特尼·扬中学上学，此时已是该校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她在家附近乘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进入湖滨大道，然后沿着密歇根湖向北行驶约8英里，进入高楼林立的市区。从那里，她转乘另外一趟公共汽车或火车，在该校附近的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到学校。这样算下来，单程用时超过一个小时。在芝加哥漫长的寒冬，早上出门和晚上回家都是在黑暗中。有时候，为了在拥挤的北行公共汽车上坐一个座位，她会选择另一辆南行的公共汽车，提前几站登上前往市区的公共汽车。这种迂回策略会让她多花30分钟，但却可以保证有座，能在路上看书。经常和她一起上学的是她最好的朋友桑蒂塔·杰克逊——民权运动领袖、总统候选人、牧师杰西·杰克逊的女儿。青少年时期，两个女孩就相互串门，长大后，她们也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米歇尔的婚礼上，杰克逊演唱了《你和我》——史蒂维·旺德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其专辑《发音书》中。

对鲁宾逊一家来说，这个距离令人畏惧，但申请这所新成立的磁石学校的决定却异常坚定。南岸中学就在欧几里得大道拐角处，离他们家很近，但自成立以来，该校的建筑质量就存在问题。在那里，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屡见不鲜，而且教学用品也很匮乏。20世纪60年代中期筹办该校时，当局是以打造功能与设计典范为目标的，但工期却延迟了两年，预算也超了数百万美元，而且还需要继续投入。克雷格绕过该校，就读于男子中学——迦密山中学，并成为校篮球队队员。他对自己的描述是：“局外人、少数种族和一直以来都是有头脑的运动员。”米歇尔知道，脱离街区中学的限制是她迈出的关键一步，但就像《太阳下的一粒葡萄干》中的莉娜·扬戈尔一样，她也知道，还有数百名同辈人并没有她这样的选择。她在小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与克雷格合住一间卧室时，他们经常在睡前交换看法。“我妹妹，”他说，“经常跟我说谁在学校受到了欺负或者谁家遇到了困难。”

进入惠特尼·扬中学后，米歇尔在肯尼迪-金学院参加的速学项目开始发挥作用，而之前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也让她成为布林莫尔小学八年级的致辞学生代表。她加入了一个全市巡演的唱诗班。她帮助组织社会活动，参加竞选，并通过一场激烈竞争——面对全班同学进行演讲——成为毕业班的财务委员。她是学校筹款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她参加大学预修课程。她被选入国家荣誉学会。大学是米歇尔的目标：“我参与了所有与大学申请有关的活动。我把全部精力放到一个目标上，那就是再进入一所理想的学校……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时的点点滴滴……每一次考试似乎都关乎生死，考试中的每一分都值得努力。”米歇尔参加勤工俭学活动，教钢琴，照看孩子，偶尔也会训练犬只。毕业那年，她在一家装订厂工作。那时她会感慨，那些成年同事一生都将从事这种重复性的工作。

进入中学之后，米歇尔并没有失去自己挑战权威的个性。惠特尼·扬中学的一名教打字的老师说，学生的成绩是以打字速度考核的。在课程结束后，按照该老师给出的图表，米歇尔以其每分钟的打字成绩足可以得到“A”，但这名老师说，她不会给学生“A”。“她一直缠着这名老师。”玛丽安说，“最后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米歇尔是不会放弃的。’”还有一次，一名代课老师不知道米歇尔的名字。“米歇尔问，‘我叫什么？’”母亲说：“米歇尔坐到他的办公桌上，一直到他叫出她的名字为止。我对米歇尔说：‘米歇尔，不要坐到老师的办公桌上。’”米歇尔的技能为她赢得回报。除了中学时在装订厂打工外，大学期间，她还花了三个暑期在美国医学会芝加哥总部做打字员。

在惠特尼·扬中学，随着眼界的开阔，米歇尔的个人抱负也在膨胀。少女时代，她最希望成为一名母亲，“因为母亲就是我看到的人。我看到她照顾我，而在各种游戏中，我扮演的也是母亲。我不会扮演医生，也不会扮演律师。”在中学即将毕业时，新的职业理想开始出现。有一段时间，她想成为一名儿科医师，但又觉得自己的数学和科学成绩不够好，而且也不是很喜欢这些学科。应试考试对她来说是一个弱项。不过在她母亲看来，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够聪明。“我敢肯定，这是心理作用，因为她很勤奋，而她哥哥只是夹本书上学就能轻松通过考试。”玛丽安说，“当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时，即便你不错，你也想和他一样优秀或超过他。”

克雷格也认为，这与用功程度和考试结果之间存在落差有关。“她从没见我学习过。我总能通过考试，而且成绩很好。”他对一名采访者说，“她一直都很用功，做作业总是做到很晚，直到十一二点钟才睡。”同样，米歇尔也会起得很早。由于家中拥挤、吵闹，她有时也会在早上4点半或5点起床，这样就能有一段安静思考的时间。玛丽安回忆起那些深夜，对《纽约时报》的迈克尔·鲍威尔说：“她会学到很晚，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我问，‘你还不睡吗？’她不管，还是继续学习。她在学校的表现一直不错，但如果她想拿一个高分，你最好由着她。她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有着坚强的意志力。”

米歇尔以年级第32名的成绩毕业，与平时相比几无变化。她拿到了南区一家基金会的小额奖学金。该基金会由奥拉·希金斯创建，希金斯曾帮助芝加哥零售公司斯皮格尔进行过业务整合。1945年，M·J·斯皮格尔聘请时任城市联盟实地调查员希金斯为自己的个人顾问，让她为公司的分编业务和芝加哥26家百货公司招聘数百名非洲裔美国人。公司的这一做法可以说是走在了时代前列。她做了大量招聘工作，为数十个职能部门招聘雇员，从秘书和打字员到模板切割工人、商业艺术家、会计和包装工人，不一而足。这样的消息传播得很快，尤其是在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很难找到体面工作的时代。“他们说：‘去斯皮格尔。那里有位负责招聘的黑人女士，她会招你的。’”弗雷泽·鲁宾逊的中学同学、在此次招聘中获得了一份码头工作的鲁宾·克劳福德回忆说。玛丽安是受益人之一，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她成为斯皮格尔公司的秘书。其他百货公司也聘请希金斯负责招聘工作，使她成为芝加哥的知名人物。她在西北大学获得了两个学位，在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计划发起时，她前往华盛顿，抨击劳工部，并与约翰逊总统合影。

希金斯是米歇尔的姨姥。她经常到希尔兹家做客，她的女儿穆雷尔·达斯特——一名大学管理人员——嫁给了民权律师、艾达·B·威尔斯的外孙本杰明·C·达斯特三世。“她们什么都讨论。”穆雷尔·达斯特在谈及家庭聚会时说，“我母亲的话题总是围绕人权。作为孩子，我们很清楚芝加哥和其他地方将会发生什么。”2010年，在希金斯100岁生日时，米歇尔从白宫发来贺信，称赞她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

在米歇尔即将完成中学学业时，克雷格正在参加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的期末考试。他是迦密山中学的明星，在威斯康星州参加暑期篮球训练营时被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助理教练看中。当他飞到东部参加这所常春藤盟校的面试时，该校主教练皮特·卡里尔前往纽瓦克机场接机。当时卡里尔穿着一件灰色的品牌运动衫，抽着一根廉价的白猫头鹰雪茄。克雷格（他记得自己曾将普林斯顿和耶鲁等同于动画片《摩登原始人》中的“普林斯通大学”和“夏尔大学”）感受到了重视。后来，卡里尔又飞到芝加哥，来到欧几里得大道，然后爬上窄而陡峭的楼梯，与鲁宾逊一家会面。这次会面给克雷格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不久，邮局送来了他心仪已久的录取通知书。克雷格说：“人们的反应就好像我是刚刚从月球回来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一样。”

米歇尔还清楚地记得，她告诉克雷格去普林斯顿是正确的选择：“我大概是这样说的，‘你个子高，又是黑人。没有人注意你的聪明才智。所以，你必须要去普林斯顿。”然而，学费成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克雷格为此感到苦恼。另外两所大学已表示可以向他提供全额奖学金，但普林斯顿只提供部分大学助学金，弗雷泽和玛丽安每年至少还要负担3000美元的费用。有一天晚上，母亲站在水槽边洗碗，克雷格坐在餐桌前对父亲说，虽然他很想去这所常春藤盟校，但也在考虑要不要接受华盛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华盛顿大学是很好的学校，有很好的教练，很好的篮球课程，而且是免费的。听到这里，父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相反，在一声深深的叹息后，他点了点头，摸了一下下巴，用一种缓慢而又有节奏的语气说：“儿子，如果你基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来做这样一个重要决定，我是非常失望的。”在与父亲交谈后，克雷格没有再说什么。他表示晚上会想一想，但在内心深处，他是高兴的，“感觉就像整个世界正从我肩上卸下”。父亲的建议——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而且米歇尔还在读书——证实了他的慷慨。“这种慷慨是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没有看到的。”后来他才知道，父母用信用卡支付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大部分费用。克雷格说，这次谈话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谈话之一。

米歇尔的观点是，如果克雷格能进入普林斯顿，那么到时候自己也可以申请。她认为自己跟哥哥一样聪明，而且比他更努力。不过，她在惠特尼·扬中学的顾问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她的成绩太低，而眼界太高。他们的评估打乱了她的步伐，也让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那时快疯了。”米歇尔在30多年后说。那个时刻一直伴随着她，后来也成为她的竞选演说以及面对青年人的演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将自己的故事融入为贝拉克·奥巴马竞选总统所进行的演讲中。她说，他的当选向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孩子——我们被告知‘不’、‘不能’、‘等一等’、‘你还没有做好准备’、‘你还不够优秀’——传递了一个信息。看到了吧，没有人认为我会站在这里。作为一个来自芝加哥南区的黑人女孩，没有人认为我会被普林斯顿录取，因为他们说我的分数太低了。”米歇尔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以及伊利诺伊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玛丽安回忆说，米歇尔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申请信很长，很长，都是她自己想说的。同哥哥一样，她的申请也获得了通过，她很快就去了普林斯顿，迈出了年轻时最重要的一步。

4  橙色与黑色

虽然米歇尔担心就读于普林斯顿会减弱她改变世界的愿望，但在她身上，你会发现她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在芝加哥南区的根。

1981年9月的普林斯顿与芝加哥南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事实上，它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是不同的。从镶铅玻璃和怪兽滴水嘴到贝聿铭设计的光滑雕柱，这个校园处处彰显着一种荣耀，而这也是学校领导层从不吝于宣传的。每一名大一新生都知道拿骚楼是1783年大陆会议的会址，都知道自合众国成立以来，普林斯顿人就大量涌入美国社会上层。拉丁文校训被刻在由橙色和黑色组成的普林斯顿盾牌下的缎带上。这句话翻译过来，意思是“让她以上帝的名义繁荣”，而诙谐人士则将它表述为“上帝曾就读于普林斯顿”。普林斯顿的领导层宣称该校是本科教育的佼佼者，并以申请学生的数量佐证。以1985届为例，在11602名申请学生中，录取率仅为17.4%，这在当时是非常低的。而他们大多是优秀毕业生代表、班级干部、校队队长、校刊编辑等。

1981年9月13日，校长威廉·鲍文对新生发表演讲，而这届学生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在近四年后的毕业典礼上。在普林斯顿宏伟庄严的礼堂，站在高耸石柱和彩色玻璃中间的鲍文激励学生发现自我，找到有意义的人生道路。他要求学生胸怀大志，主张为了学习而学习，“不要将学习作为追求平庸目标的手段”。他说，选择那些容易实现的狭隘目标是可耻的，回望过去时，你会觉得“它们是微不足道的”。他敦促学生去追求“慷慨的生活，服务他人”，并表示“最有价值的目标往往是难以确定的，也是难以实现的”。

鲍文对着文稿大声朗读了康斯坦丁·卡瓦菲斯的诗——翻译版本的《伊萨卡岛》。伊萨卡岛是奥德修斯的故乡，也是特洛伊沦陷后他的归宿地。在强调奥德修斯的冒险旅程时，鲍文明确提到了困扰普林斯顿乃至整个美国的种族分裂问题。“有时我会感到，”他对新生说，“在建立友谊时，尤其是那些需要我们跨越种族和宗教等复杂边界才能建立的友谊，我们总是过于自我保护……为免于烦恼，你可以保持疏远，你可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你可以维持一种泛泛之交。但如果这样，你和其他人都将会失去学习和成长的最大机会。”

米歇尔·鲁宾逊提前三周来到普林斯顿，参加学校的适应性活动。该活动是针对少数族裔学生和其他可能需要额外时间进行调整的新生而组织开展的。当时离米歇尔18岁生日还有5个月，和很多同学一样，最初她也是心怀忐忑。“刚到学校时，”她回忆道，“我觉得我无法同其他孩子竞争。我的意思是，我来到了这里，但我不应该在这里。”在刚入学的那段日子，她感到不堪重负。那是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感，比如她从家中带来的床单尺寸太小，无法铺在大学发的标准尺寸的床垫上。她把床笠铺在床上，然后用力拉扯，盖不到的地方，则用其他床上用品盖住。晚上睡觉时，她的脚会露在外面，下面是光秃秃的床垫。除此之外，还有衣服、家具和汽车。“有的同学开的是宝马，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她说，“我甚至都没见过谁家父母开宝马。”

有时米歇尔会感到压抑。第一个学期，她选了希腊神话这门课，后来发现整个学期她都在努力追赶同学们的步伐。期中考试时，她得了一个“C”。“这是我从小到大得的第一个‘C’，当时就崩溃了。”米歇尔说。她给自己施压，不断找任课教授请教，全身心投入期末考试中。很快，她就发现了美国顶级大学的秘密。入学不易，退学也很难。她对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第三世界中心产生了浓厚兴趣，后者创建于1971年，旨在服务不断增长的有色人种学生群体。该中心会组织有关人种、黑人文化和非洲裔移民等问题的讨论，同时也会发挥社交中心的作用。米歇尔在那里找了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并入选管理委员会。对她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庇护所。她延续了自己在惠特尼·扬中学的惯例，没有加入任何体育队，也没有参与校园政治活动。她结交密友，扎根于这个首次进入的精英领域——在这里，非洲裔美国人，尤其是非洲裔美国女性非常少。一位教授对她的描述是：严肃，但不失分寸。

米歇尔到达普林斯顿后，早她两年来到这里的克雷格成为她的靠山。当时克雷格正在读大三，是学校的篮球明星，主修社会学，兼在第三世界中心的派对上播放唱片。他的焦虑也预示了米歇尔的焦虑。在1979年8月一个闷热而潮湿的下午，当克雷格从拿骚大街上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时，他感觉自己仿佛穿过时空隧道，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所大学，似乎每一秒钟都会有学生取得重大医学进展，或出版自己的小说。拿到期中考试成绩后，他在投币公用电话亭前几乎哭了出来。他听从了一名顾问的建议，学习工程学，但考试成绩却是一个“C”、两个“D”和一个“F”。天生忧虑的他尤其担心这会让父母失望。他对父亲说，他担心自己无法坚持下去。“这或许超出了我的能力。”他说，“我或许不应该来这里，我或许是走得太远了。”

弗雷泽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要振作起来。他说：“你不会是你们班的第一名，但你也不会是你们班的最后一名。想一想，只要你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又有谁会在意你大一时的成绩呢？”克雷格还记得父亲说，这所常春藤盟校之所以会录取他，并不是因为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而是因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以及他可以为学校做出的贡献。重拾信心后，他选择了坚持，但放弃了此前主修的工程学。他后来说，他喜欢历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但这些知识大都源于大学的哲学课和宗教课，以及教练皮特·卡里尔（卡里尔后来入选篮球名人堂）的现场指导。

“米歇尔是一名大一新生。同所有年轻人，尤其是那些面临身份认同问题的黑人女性一样，她也显得异常忧虑。”社会学教授、克雷格和米歇尔的良师益友、米歇尔毕业论文的开题指导教师马文·布雷斯勒说，“在那个年代，关于理想的少数族裔的定义，各个大学之间存在激烈争论。她决定搞清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名黑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名女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人。”她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无论是从传统还是名声上讲，学术文献中记载的普林斯顿都是北方精英大学中最具南方特色的一所。米歇尔对母校的描述是：“就种族问题而言，它是常春藤盟校中所持立场最保守的”。自1746年该校成立以来，种族隔阂就存在，持续长达200年之久。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学校在1963年设立招生办公室，表示“普林斯顿正在积极寻找合格的黑人申请生”。然而，直到多年之后，每届招收的非洲裔美国学生的规模才超过20人。在1985届学生中，黑人学生仅有94人，在总共1141名学生中占比8.2%。另外，在该届学生中，性别比例也失调——男生和女生人数分别为721名和420名，而当时距离普林斯顿首次招收女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在学费和食宿费方面，米歇尔在大学第一学年的开支约为1万美元。

不只一次地，米歇尔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两个世界，一个是黑人世界，一个是白人世界。她活在W·E·B·杜波依斯1897年所称的“二重性”中。杜波依斯也是一名黑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他看来，非洲裔美国人一直试图调和他们身上所带的“黑人性”和“美国性”，希望“作为一个美国黑人，不会被诅咒和唾弃，不会被人公开关上机会之门”。杜波依斯暗示，在19世纪末，做一个黑人意味着会被白人视为问题制造者：“成为问题制造者的感受是怎样的？”他观察到黑人经常感到迷茫，“他们力求形成一种独立身份，但却要经受一种双重意识的困扰。他们总是经由他人的眼睛看待自己，以这个世界的量尺度量自己的灵魂，而这个世界则是以看笑话似的轻蔑和怜悯看待一切”。

米歇尔的朋友、比她早入学一年的希拉里·比尔德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周围有很多白人。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周围白人对有色人种的了解非常少。你根本想不到，他们竟会问你的皮肤会不会褪色。我就被人这样问过，而且还不止一次。突然之间，我对自己以及那些像我一样但却素未谋面的人产生了一种负面假设。这是令人震惊的。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在这个环境里，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而碰到及解决这样的疑问会给你带来转变。”

相比于大多数白人学生，少数族裔学生更关注与种族和民族有关的问题。米歇尔的学术追求就与种族、阶层和价值观等问题相关，她在毕业论文中研究了普林斯顿黑人毕业生的身份和目标问题。在前言中，她写道：“在普林斯顿的经验使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我的‘黑色’。我发现，在普林斯顿，尽管一些白人教授有着非常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尽管同学们想方设法接近我，但有时我还会觉得自己像个游客，觉得这个校园并不属于我。在普林斯顿，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与白人互动，通常的情况是，我首先被视为一个黑人，然后才是一个学生。”

米歇尔在普林斯顿首次发现种族主义的苗头，是在开学之初。大一期间，她的室友中有一个名叫凯瑟琳·唐纳利的白人女孩。她来自新奥尔良，母亲是一名教师，叫艾丽丝·布朗，同鲁宾逊家一样，她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接受一流教育。凯瑟琳的宿舍被安排在派恩楼的四层。入住第一天，刚好碰到前来拜访的克雷格·鲁宾逊。他是来看米歇尔的，但米歇尔不在宿舍。随后，凯瑟琳去了校园，告诉母亲说她有一个黑人室友。

听到这个消息后，布朗吓坏了。她先是给自己的母亲打去电话，后者建议她带凯瑟琳离开学校，立即赶回新奥尔良。这种做法似乎过于极端，于是布朗冲进学生宿舍管理处，要求校方给凯瑟琳调换房间。“我告诉他们，凯瑟琳是在南方长大的，我们不习惯和黑人住在一起。”布朗说。为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她回到入住的拿骚旅馆。在这家时髦酒店，她联合一位朋友，给她们认识的所有与普林斯顿有关的人打电话，请求他们介入，但毫无效果。宿舍管理处表示，学校没有空余的床位。

第二学期，因为有了空余房间，唐纳利搬了出去。那时的她只是想逃离这个拥挤的空间。虽然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圈子，但她对米歇尔是钦佩和欣赏的，并称米歇尔是她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1/4世纪之后，已经忘记米歇尔·鲁宾逊的唐纳利注意到一个可爱的、似曾相识的黑人女性，她的丈夫正在竞选总统。利用互联网搜索后，她发现自己的直觉是对的，而这也让她感到懊恼。回想大一的时候，她很后悔没有站起来对抗自己的母亲。那时，她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对家人的偏见说“不”。在普林斯顿，这个高中时代的返校节女王和篮球队队长宣布“出柜”。在公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唐纳利感到自己被品头论足，但她学着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对待。

在普林斯顿，作为一个黑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深思熟虑。种族政治迫使非洲裔美国人思考并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在食堂的什么地方吃饭，在校园的什么地方活动，哪些地方是社交场所，哪些人可以做朋友，以及追求什么样的目标，等等。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并非只来自白人老师和同学，也来自非洲裔美国人。黑人世界也有它自己的困境。事实上，对普林斯顿的黑人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的并不仅仅是两个世界，而是三个或者更多的世界，且每个世界都有不同的方向。“有些黑人学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传奇的普林斯顿的一部分。”米歇尔在校期间，普林斯顿屈指可数的黑人教师之一鲁斯·西蒙斯说：“有些黑人学生‘厌恶’其他黑人学生。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会对那些给普林斯顿白人社会留下深刻印象的黑人产生怨恨。”西蒙斯（她后来担任过史密斯学院的院长和布朗大学的校长）坦承，她自己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你不得不向所有人证明你自己。”她说。

罗宾·吉汉对此深有体会。她1986年毕业于普林斯顿，比米歇尔晚一年，后来在《华盛顿邮报》任职期间因出色的评论而获普利策奖。在普林斯顿，这名来自底特律的黑人女孩起初经常去第三世界中心——“那里有一种家的感觉”，但她后来决定不再常去那里。“我不想让第三世界中心成为我社交生活的焦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去霍华德大学。”她永远不会忘记初到普林斯顿时，一名来自黑人团结组织（米歇尔也是该组织的成员）的学生发表的演讲。“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只是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在普林斯顿，黑人意味着什么，你该怎么做，又该怎么思考。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一个黑人’。我记得回到宿舍后，我感到非常压抑，想哭。”她说。

相反，莎伦·霍兰德认为这个拥有200多名成员的第三世界中心对她是有吸引力的。“我希望为自己打造一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出生于医生家庭、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霍兰德说。同米歇尔一样，她也在该中心勤工俭学，接电话、记留言、打备忘录、送资料，“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一个多民族团体中，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她回忆说，在普林斯顿的那几年，她经历了各种起起伏伏，走出了一条既不受制于白人的特权，也不受制于黑人的责任规范（关于一个黑人如何对待其他黑人的不成文规定）的人生之路。“那是一段最好的时光，”后来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研究教授的霍兰德说，“但也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

有时候下午下课后，米歇尔会去第三世界中心给中心主任的幼子乔纳森·布拉索尔弹奏曲子。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花生》的主题曲。早年在芝加哥，为缓解克雷格在篮球赛前的紧张情绪，米歇尔弹的也是这首曲子。比尔德记得，在米歇尔弹钢琴时，还不到10岁的乔纳森就坐在她身边的长凳上。“她会拿出时间来和他交流，”比尔德说，“但这是双向而非单向的交流。”米歇尔同中心主任切尔尼·布拉索尔合作，开办了一个针对普林斯顿教职员子女的课余辅导项目。参加该辅导班的主要是有色人种儿童，因为他们的家长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更好地满足孩子的需求的项目。西蒙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家长。她给女儿报名参加了这一项目，其本人也成为第三世界中心的常客。“普林斯顿很难聘到黑人教授，因为非洲裔美国家庭在这里会感到孤独。”西蒙斯说，“作为一个家庭，作为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我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那儿，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地方，我们才会找到归属感。第三世界中心组织的活动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但其他人则不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校园里重新搞了一个种族隔离区。”

作为一个讨论国内外社会正义的平台，第三世界中心开办讲座，欢迎那些政治观点与普林斯顿大多数学生组织相左，且有开阔国际视野的人前来演讲。一到周末，这里就会成为米歇尔社交活动的中心。“只要第三世界中心有活动，她一般都在。”比米歇尔早两年入学的肯·布鲁斯说，“黑人派对主要以音乐和舞蹈为主，喝酒的情况较少。”米歇尔的就餐地点是史蒂文森楼，那里有一个专供犹太洁食的餐厅窗口。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大学四年她都住在校园里。据米歇尔的同学、黑人团结组织负责人劳伦·鲁宾逊回忆，米歇尔在黑人团结组织中很活跃，经常帮助联系演讲者来学校做讲座。劳伦·鲁宾逊后更名为劳伦·乌格吉，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主管交流项目的副校长。她说，米歇尔还在黑人思想圆桌论坛做过一些工作。黑人思想圆桌论坛是一个非正式论坛，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这里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在那个年代，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黑人学生，”乌格吉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应对，种族问题都是绕不过的。”

在普林斯顿，米歇尔偶尔也会走上时装台，客串模特。1985年2月，在为埃塞俄比亚饥荒募集了315000美元的一次赈灾活动中，她在台上穿的是红色的无袖天鹅绒礼服和白色的宽松及地长裙。她的照片被登在校报《普林斯顿日报》的头版。还有一次，为给当地一个课余辅导项目筹集资金，她在台上穿了一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加勒比乡村的黄色农夫短裙。学生设计师克伦·杰克逊·鲁芬说，是她请米歇尔来展示这件短裙的，因为米歇尔个子很高，举止优雅。米歇尔收到邀请后非常高兴，并当场答应。

有时，米歇尔和比尔德也会结伴外出，帮第三世界中心做一些跑腿的事。“如果我开车，速度会很快。”比尔德说，“米歇尔开车，都会在限定的速度内。那时我们20岁，正是崇尚速度的年龄，根本不顾后果。但米歇尔总是做正确的事。”在多年的友谊中，令比尔德印象深刻的还有米歇尔对朋友的态度：“她很独立，但不傲慢也不冷漠；她总是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当有人向她寻求建议时——也的确有很多人向她寻求过建议，她会认真倾听，但不会简单反馈，她不像我们这些20岁的人一样，自以为懂得很多。20岁的年纪，读的又是普林斯顿，你会觉得自己很聪明，而生活也围着自己转。”比尔德说。在她的记忆中，米歇尔的思想从来不是大众思想，从来不是普林斯顿思想，也从来不是黑人思想。

比尔德还说，米歇尔是一个斗士，她的骨子里有一种争强好辩的精神。当她对法语老师不满时，这种精神就以有趣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米歇尔对任何事情都畅言无忌。”玛丽安·鲁宾逊说，“如果她觉得有什么不对，她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她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妈妈，米歇尔在这里跟人说，老师教法语的方法不对。’她认为这种教学不适于培养对话能力。我告诉他，‘你就装作不认识她。’”有时她也会以更尖锐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克瑞斯塔尔·尼克斯成为《普林斯顿日报》首位黑人主编后，米歇尔对上面刊登的一篇关于一名非洲裔美国政客的文章感到不满。“你得保证，”她语气平静地对尼克斯说，“这样的文章不会再出现在报纸上。”

布拉索尔曾带米歇尔去过纽约，那也是她第一次去纽约；在布拉索尔与乔纳森合住的普林斯顿公寓，米歇尔体会到了家的感觉。“那是一个安宁而平静的地方。”米歇尔说。但对米歇尔而言，最难忘的还是母亲节远征，布拉索尔租来一辆车，带上克雷格兄妹和乔纳森从新泽西中部连夜出发，前往南、北卡罗来纳州。布拉索尔和乔纳森在北卡罗来纳州下车，克雷格兄妹继续朝着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敦进发，去看望祖父母弗雷泽和拉沃恩。回程期间，他们又接上正在旅行的同伴——布拉索尔母子。时间是短暂的。“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很疯狂，但这是值得的。”布拉索尔说。后来她还邀请米歇尔做她的伴娘。“米歇尔是一个平和的人，充满自信，在任何地方都是被关注的焦点。”她评价道。米歇尔大三学年所做独立研究（在此基础上，米歇尔撰写了她的社会学论文）的指导教师布雷斯勒教授回忆说，她是一个集自律和幽默感于一身的人，“既遵守清教徒式的戒规，又很顽皮”。他对米歇尔的描述是，心思缜密，善于思考，有社会责任感。“米歇尔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布雷斯勒说。在他看来，米歇尔的这种品质源于她的父母——有时他们也会来学校看望孩子。他说，鲁宾逊一家就像诺曼·洛克威尔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插画人物。“他们一家人更能体现那种理念。”布雷斯勒说。他还记得克雷格在贾德温体育馆前厅成为焦点的时刻——克雷格曾两次荣膺常春藤盟校年度最佳球员。“他的母亲就站在他旁边，她拉了拉他的袖子问：‘克雷格，你的毕业论文怎样了？’他知道这很好笑。他们的父亲——那时已经残疾——毫不掩饰他的自豪感。作为一个男人，他知道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得过于情绪化，但他不在乎这些。对米歇尔，他也是如此。”

展望街（Prospect Street）深处是这所大学广为人知的私人饮食俱乐部的所在地。在那里，作为增建建筑的第三世界中心显得有些突兀。作为延续已久的传统，普林斯顿的大二学生会参加辩论活动——类似于兄弟会的面试和评估程序，据此决定谁可以加入俱乐部，以及那些最渴望加入俱乐部的学生所能接受的条件。与中心紧挨着的是仅接受男性会员的老虎俱乐部，该俱乐部以喧嚣的派对闻名于校园。展望街对面是村舍俱乐部，隐藏在低矮的红砖墙和一道栅栏转门后面，它的校友包括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篮球明星、美国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等。本科期间，菲茨杰拉德开始在村舍俱乐部的楼上图书馆书写一部以普林斯顿为素材的小说，后来以《人间天堂》为书名出版。普林斯顿校长约翰·格里尔·希本读完本书后说：“我不敢想象，我们的年轻人仅仅在一个乡村俱乐部待了四年，就会变得如此精于计算和势利。”

70年后，也就在米歇尔就读普林斯顿时，很多俱乐部都已经放弃了会员筛选程序，大多数俱乐部都已接纳女生入会。另外，鉴于一起公民自由诉讼的压力，少数几家固守传统的俱乐部也变得宽容起来。尽管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进步，但在展望街一带的俱乐部中，白人仍占压倒性多数，不过服务员通常是非洲裔美国人或移民。米歇尔时代的普林斯顿，在派对之夜，黑人学生穿行于展望街时必须小心翼翼。“如果街上有一群满口酒气的人，那么走在展望街上时也要小心。他们会找你说话，会朝着你吼，而且不会给你让路。他们觉得他们才是那里的主人，而我们只是那里的过客。”比米歇尔早两年入学的肯·布鲁斯说，“在那个时代，我不认为他们会把我们作为平等的利益相关者看待，而我们也很难把自己作为平等的利益相关者看待。”布鲁斯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普林斯顿读工程学，喜欢打橄榄球、跑步，后来成为纽约一家公司的投资经理。他说，大学期间，有时会发现班上只有他一个人是黑人。“在整个学校，”他说，“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在他们眼里，我们首先是黑人。”

20世纪80年代，对常春藤盟校的非洲裔美国学生来说，复杂因素之一就是肯定性行动。也有人认为，肯定性行动是唯一的复杂因素。提供机遇的政策也会产生不受欢迎的后果，尤其是在白人学生和院系的关系上。基于肯定性行动的努力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目的很明确：寻找有天赋的黑人学生，以免他们像先前那样被埋没，并邀请他们加入俱乐部，而在考核方面，则会适当放宽标准。结果之一就是，怀疑论者会条件反射式地对黑人学生的能力和聪明才智产生疑虑。而且，在大众层面，这种做法也极不受欢迎。在普林斯顿，招收一名黑人学生通常意味着拒绝一名白人学生，而这个学生可能是某个校友的子女，其所招致的紧张关系可想而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非洲裔美国学生是否有资格，而这也是长期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肯定性行动激起了很多不满。”霍兰德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时说，“吃饭的时候，人们会问你的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乌格吉还清楚记得当时人们眼中的那种轻蔑。她说：“最让我受不了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会在这儿？’”

肯定性行动——这项政策在英国有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叫“积极差别待遇”——的公共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大学而言，它的目标是向黑人孩子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享有和一代代白人孩子一样的发展平台。在民权运动之后，科纳委员会等机构进行了评估，可靠研究显示，黑人学生正在为他们自己、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及更早时期的先辈在种族问题上的屈从埋单，这个族谱可以一直追溯到奴隶时期。与白人孩子相比，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孩子的情况很可能是：钱少，成功的偶像少，接受的教育差。换句话说，就是黑人孩子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较低，且易收到大学的拒信。再加上非洲裔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一般不佳，难以负担竞争性学校的高成本，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认识到，机会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1964年签署的《民权法案》是美国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仅仅迈出这一步还不够，“对于一个常年带着枷锁的人，你不能在解除他的枷锁后就把他带到起跑线前，然后说‘你可以同其他人自由竞争’，还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公平的。”一年后，哈佛法学院开始以远低于白人学生录取线的标准化考试分数录取黑人学生。其他学院紧随其后。

1978年，也就是米歇尔入读普林斯顿的三年前，围绕肯定性行动政策公平性的一次交锋被提请由最高法院裁决，这就是“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事件的挑起者是一名白人学生，名叫艾伦·巴基，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的申请者。他说自己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学校支持资质相对较低的少数族裔学生。他援引《民权法案》第四章规定——以联邦资金运营的项目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或民族的歧视。最高法院内部出现分歧。四名大法官支持巴基，四名大法官表示种族优待是合理的，有助于克服过去种族歧视的残存效应。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投下决定性的一票，结论是巴基不应为其他人犯下的错误埋单。但鲍威尔也引述了种族多样性在教育领域的种种好处，裁定各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可以考虑种族因素，就像它们考虑成绩等级、测试分数、管弦乐成绩或百米冲刺成绩等因素一样。基于这一裁决，招生官员有权决定如何衡量一名申请者的众多特质。标准化考试的分数——其愈加凸显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学生的文化偏见——只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这对优秀的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是有利的，但同时，这也让批评人士相信，在一场被操纵的游戏中，白人学生现在已是失败者。

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少数族裔学生，米歇尔在谈及自己面临的挑战时曾经说道：“我们在一个社区内创造了一个社区。”有时，她也会拿出毕业那年的年鉴，讲起那些让她坚持下去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友谊更珍贵。没有友谊，你将一无所有。”在成长过程中，她与两位女性走得很近。一位是安格拉·肯尼迪，她是家里第三个就读于普林斯顿的孩子；虽然出身于非洲裔美国家庭，但她们后来都事业有成。另一位是苏珊·阿莱勒，出生于尼日利亚，在牙买加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州郊区的一所中学，并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米歇尔和她们两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她们都住在学生宿舍，用学校提供的办公桌、梳妆台和单人床，没有沙发，也没有电视。“我们买不起任何家具，地板上只有抱枕和一台立体声唱机。”肯尼迪说。她还说，她们经常听史蒂维·旺德的歌，会“歇斯底里地笑”。有一年春假，她们和一个犹太学生团队一起去滑雪。“在那次活动中，就我们三个是黑人，同行的其他人都是犹太裔的白人孩子。我们在人群中异常显眼，多少有些尴尬，但那次活动非常愉快。”

安格拉·塞迪·伊迪丝·肯尼迪是在这个国家的首都长大的，父亲是一名邮局职员，母亲是切维蔡斯小学的老师。切维蔡斯小学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以白人孩子为主，在当地社区非常有名。老亨利·哈罗德·肯尼迪1917年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他永远都不会宽恕那个对他和他至爱的人施以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安格拉的哥哥、哈佛法学院教授、从事种族和社会研究及教学的兰德尔·肯尼迪说。在他的描述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智慧、有思想、充满爱心的人，他完全有理由怀疑政府对黑人权益的保障，当然也包括对他自己的权益的保障，这是悲剧的”。他读的是隔离学校，由于种族原因，各种大门向他关闭，非洲裔美国人被白人胁迫和羞辱，而公共当局并未表现出任何反对迹象。对于意志坚强的父亲遭受的羞辱，孩子们一生难忘。兰德尔·肯尼迪讲过一个故事：“父亲开车带着我们一家前往南卡罗来纳，途中多次被白人警察拦住，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个黑人开了一辆好车。这不是我臆测的，是一名警察公开说的。”在孩子面前，那些警察会要求老肯尼迪“放规矩点”，因为他们已无权把人随意投入监狱。在冗长的训话之后，他们会说：“小子，明白吗？”肯尼迪回应之前会停顿一会儿。“父亲会细细考虑，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会用一种更顺从的语气说：‘是的，长官。’”

不过，如同米歇尔·奥巴马记忆中的长辈一样，肯尼迪的父母也明确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也没有借口。顺便提一句，他们家不允许讨论街头游行活动，也不允许讨论民权抗议中的逮捕行动。“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希望我们做什么都能做到最好。种族主义？那又怎样？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克服它。”安格拉的长兄小亨利·肯尼迪说。肯尼迪家的这三个孩子从普林斯顿毕业后，都将法律作为他们的职业。亨利后来又到哈佛法学院深造，31岁时成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最年轻的法官，后出任美国地区法官。兰德尔获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后又在耶鲁法学院攻读学位，毕业后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助手。安格拉·阿克雷——结婚后改随夫姓——后赴哈佛法学院深造，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普林斯顿大学女性对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态度》。毕业后，她就职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一直致力于为贫困客户提供辩护服务。在米歇尔入主白宫之后，她们两人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被问及他们三人如何做到这么优秀时，兰德尔·肯尼迪讲起他们在欧几里得大道的生活。谈到自己的父母，他说：“他们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深爱着我们。他们还告诉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要跨入社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想管着我们的人……到我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兴趣。你要有一种特别的激情。坦白地讲，我们并不在意这种激情是什么，但你必须要有。’”

在1981年夏末入读普林斯顿之前，苏珊·阿雷罗·阿莱勒只在美国待过两年。她比米歇尔早出生四天，但相隔半个世界，幼年是在尼日利亚原首都拉各斯度过的。她父母是当地医生，两人都是英国知名大学的毕业生，拥有医学学位，母亲是妇产科医生，父亲是核医学专家，毕业于伦敦大学。在家中，他们讲伊特希克里语和英语。起初，阿莱勒在牙买加读中学，读到一半时转学到美国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进入当地郊区的一所中学。上学期间，她参加跳高比赛和障碍赛，预修生物学和物理学，是所在县的优等生。此外，她还是一名颇有造诣的钢琴手，获得过伦敦一所音乐学校颁发的证书，而在牙买加时，她也是一个民乐团体的演出成员。

从学术上讲，她说在申请普林斯顿时，自己最感兴趣的是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我吃的食物中都包含哪些重要成分？为什么我的身高是5英尺10英寸？为什么我的相貌看起来像母亲？”她学过多种计算机语言，十几岁时曾想进入应用数学领域开创自己的事业。老师对她的评价是，有独创性，对复杂科目有清晰理解。“她为人正直，有很强的责任感，有明确的目标。”生物预修课老师莎伦·赫林写道。“她表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怜悯心。”指导顾问桃乐茜·J·福特写道。

在普林斯顿，阿莱勒修与科学相关的课程，参加田径赛，并成为学校轻量级橄榄球队的主教练。她在计算机中心提供咨询服务，后又加入国际中心。她的学习成绩虽然不稳定——受过留校察看处分，但还是按时拿到了生物学学位，毕业论文写的是镰状细胞贫血中异常红细胞的分子基础。镰状细胞贫血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患者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对于她这种坚持自我的抗压能力，朋友们都很钦佩。“苏珊的精神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听从内心的召唤，追随内心。”布拉索尔说。“她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并创造一定的成就感。”生性谨慎的米歇尔回忆说，“她不会刻意取悦别人，她的性格是这样的。”

虽然阿莱勒是第三世界中心的成员，但她还是决定参加以辩论见长且入选资格严苛的饮食俱乐部。她受邀加入方帽长袍俱乐部——与乡村俱乐部隔街相对，是一家非常有名的俱乐部。在那里，她认识了特里·塞维尔，后者参加过第三世界中心举办的一个旨在为校园黑人新生提供帮助的项目，米歇尔做过她的指导者。塞维尔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中学，是所在年级的致告别辞者。她父亲是该校的数学老师，母亲是塞尔玛市议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也是该机构的第一位黑人女性雇员。塞维尔常去的教堂是布朗AME教会教堂，这里也是小马丁·路德·金那次致命行程（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起点。“从小学开始，她就不安于现状。”塞维尔的母亲有一次说道。在普林斯顿，她是学校的啦啦队队长，大三学年担任班长，毕业论文写的是《政治领域的黑人女性：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是一篇获奖论文。毕业后，她又赴牛津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深造，2010年成为亚拉巴马州首位黑人女性国会议员。

大一、大二暑假，米歇尔都是在芝加哥度过的。她从所住的欧几里得大道出发，乘车前往位于市区的美国医学学会执行主任办公室。在那里，她主要做一些打字工作。后来她抱怨道，对工薪阶层的孩子来说，要想在社区团体获得有意义的实习工作和暑期工作，似乎是很奢侈的，也是他们负担不起的。这类工作即便支付薪水，也不会很多。对那些接受助学金的孩子来说，他们没有钱参加类似的探险活动。“如果拿出一个暑期或一个学期来做这样的事情，我甚至都跟父母开不了口，因为他们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米歇尔入主白宫后说，“所以，我从不跟父母开口。学习、工作，工作、学习……我必须一直工作，只有这样，我才能有足够的钱买这一学年的书，我才能解决我的学费问题。”说这话的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准备出台一部法律，旨在将美国服务队的规模扩大三倍，她对此表示赞赏。

1984年暑期，这也是米歇尔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期，她和安格拉成为卡茨基尔一支夏令营队伍的顾问，其成员都是来自纽约市的弱势家庭的女孩。她们的目的地是安妮塔·布利斯·科勒营地（亦简称“ABC营地”）。该营地位于曼哈顿以北约65英里处，216名9岁到12岁的女孩将在那里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课——睡在没有门窗、电和自来水的木屋中，参加长途拉练，倾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她们参加的4次活动课之一；对很多女孩来说，这也是她们人生中的第一次。作为《纽约时报》清新空气基金会的四个营地之一，孩子们在这里参加的活动包括游泳、舞蹈、缝纫和制陶等。顾问组织的很多游戏都是非竞争性的，目的是在孩子们之间建立互信并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每天，这些女孩都会在午餐前做祷告。“丛林活动会让她们建立起信心。”营地主管贝弗利·恩塔菲尔在1985年时说，“尤其是那些经常被告知这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女孩。她们在夜间穿行丛林，没有手电筒，需要自己生火，有时也没有热水，但她们发现她们能做很多事情。”

城市教会团体和社区服务组织负责挑选露营者。1984年，米歇尔参加了当时的夏令营，其中有一些露营者来自里德伦基金会。这家基金会的教育主管是杰弗里·卡纳达，后出任非营利组织哈林儿童之家的负责人。卡纳达认为，如果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得到支持，能够获得机会，那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获得成功。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只是缺少应有的体验和机会，而这些体验和机会则是中产阶层家庭非常看重的。“每个孩子都应获得机会。”他说。他的这种思维也是米歇尔所持坚定信仰的真实写照。作为第一夫人，她称卡纳达是她心目中的英雄之一。

对于清新空气基金会组织的探险活动，卡纳达最初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会产生实际效果。他指出，项目中的很多孩子都来自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或已破碎，或充满暴力；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她们落后于其他同龄孩子两年时间。这种夏令营，即便往好里说，组织上也是松散的。所有的孩子都对成年人表现出的绝对的权威性表示反感。然而，在项目结束时，他得出结论：夏令营活动是有意义的。她们走出城市，体验一些新的事物，对自己也有了更多了解。“我喜欢乘坐装有干草的大车出游，这会让我远离城市里的敌人。”一名11岁的女孩在1984年夏谈及安妮塔·布利斯·科勒营地时说。同时期的另一名露营者说：“第一次来，我就喜欢上了那里的夜晚。月光之下，你可以坐在湖边与人交流。”在营地活动中，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顾问们也会成长。海伦·麦克米伦是来自苏格兰的一名年轻女性，那一年与米歇尔同为该营地服务。她说：“在那里，你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知道哪些事情是你不能忍受的，你的边界在哪里，以及哪些事情会让你发疯。”

当米歇尔在大四学年回到普林斯顿枝叶繁茂的校园时，笼罩在政治影响之下的洛杉矶奥运会已经结束，罗纳德·里根以一边倒的优势再次当选总统，而这也是共和党在最近的六次总统选举中，第五次赢得大选。对米歇尔来说，毕业前的最大任务就是完成论文：她将社会学研究同自己对非洲裔美国人事务的兴趣结合了起来。她用了很长时间来设计和深化自己的研究——普林斯顿黑人毕业生的种族态度和习惯，希望对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做出评估，以帮助那些不幸的黑人。在这篇长达64页的论文中，她试图将自己早年所在的芝加哥南区同现在所处的精英世界联系起来，并列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在一份发给400名黑人毕业生的调查问卷中，她提出了9个与社会底层美国黑人及其生活相关的陈述性问题，要求他们给出自己的真实感想。这些陈述问题包括：“我有一种负罪感，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他们”；“我为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对其他黑人造成了不良影响”；“我感到幸运，我获得了他们未能获得的机会”；“我觉得他们必须拯救自己”；以及“他们不会被拯救，他们的处境是无望的”，等等。她要求受访者在这些陈述问题后面的选项中选择，选项包括了从“非常真实”到“错误”等。此外，这份共计6页的问卷还涉及毕业生的家庭成长环境、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他们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些关系的看法——包括了三个时期，就读于普林斯顿之前、就读于普林斯顿期间和从普林斯顿毕业之后。

这篇论文基于两个基本事实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阶层分化进行分析，而所涵盖范围亦不仅仅包括普林斯顿。第一个事实是，黑人正在迈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第二个事实是，数量庞大的黑人落在了后面。米歇尔和她的朋友们获得了她们父母那一代人不敢想象的机会。这是无可否认的，而每年圣诞节与家人一起聚餐时，他们也会指出这一点。民权运动倡导的广泛意义上的种族团结正让步于经济分层。“当黑人中产阶层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整个黑人社会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这是《民权法案》创造的一个‘幻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1978年写道。但责任的界线又在哪里？米歇尔从小就被教导，每一个有前途的非洲裔美国人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她自己也经常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现在，她要问的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成功是否改变了这个等式。

米歇尔在文献综述中系统阐述了长期以来关于黑人身份的各种观点，以及美国社会中非洲裔美国人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政治选择。在这个谱系的一端，她借用了1967年查尔斯·V·汉密尔顿和自由乘车者运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前领导人斯托克利·卡麦克尔关于黑人权力的定义。“在一个群体进入开放社会之前，”他们在《黑人权力：美国的政治解放》中写道，“他们必须团结一致。由此我们认为，在多元社会中，基于其所争取的实力地位，一个群体若想保持有效运转，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基于安德鲁·比林斯利所著的《白人美国中的黑人家庭》，她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非洲裔美国人必须担起黑人社会的责任，要用有别于先前白人标准的新黑人标准来定义自己。而在谱系的另一端，也就是与汉密尔顿和卡麦克尔立场相对的一端，她引用了其论文指导导师沃尔特·L·华莱士提出的一种温和观点。华莱士讲授的课程叫“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民族”，在所著的《当选官员的黑人》中，他表示黑人和白人必须共同努力，走向代议制的融合。米歇尔写道，按照华莱士及其合著者詹姆斯·E·科尼尔斯的观点，这种融合意味着将黑人政客和公职人员纳入政治的不同层面。她解释说：“他们探讨了黑人官员面临的问题。这些官员必须说服白人社会，表示他们不会受到种族问题的影响，他们代表的是所有人民而不仅仅是黑人。”巧合的是，米歇尔的这种描述恰好预示了24年后她和丈夫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入主白宫。

在普林斯顿读书期间，她的确无法想象一名非洲裔美国人会成为美国总统。即便是平等对待黑人，似乎都不太可能。“白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她在论文中写道，“只会让我继续停留在社会边缘，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全面参与者。”事实上，米歇尔认为美国存在分立的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在她的感知中，黑人文化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它的音乐、它的语言、它的抗争，以及它的人民所共有的‘意识’都是独特的。这些因素或许是让这个种族的人民遭受不公和压迫的原因，纵观美国历史，这种不公和压迫超过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族裔所遭受的不公和压迫。她希望展示的研究结果是，一个普林斯顿学生或毕业生融入白人文化的程度越高，他对底层社会黑人的苦难的关注就越少。这里的“底层社会黑人”，即威尔逊所说的“下层黑人”，经济停滞令他们陷入绝望困境，使得他们越来越落后于其他社会群体。但让米歇尔感到惊讶的是，黑人校友返回的89份问卷并未证实她先前的假定。黑人毕业生会关注而且也的确在关注那些不太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命运。

她发现的最有趣的结果是，黑人学生在普林斯顿期间会对其他黑人表现出更多的认同，认同程度超过入校前或毕业后。事实上，他们的这种身份意识在毕业后会急剧下降。她称这是她的主要结论。这项调查虽未就原因给出解释，但米歇尔还是做了两点说明：第一，基于受访者的年龄推断，他们大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在校生，在黑人权力运动中寻求团结；第二，她和其他黑人学生在普林斯顿期间感受到孤立。由于这所大学只有5位非洲裔美国终身教授，只有一个小型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且只有一个专为黑人设立的、拓展其知识和社交圈的机构——第三世界中心，她暗示黑人学生会寻求相互支持，“因为其他黑人对反馈者的问题更敏感”。

基于自己对普林斯顿及生活的看法，米歇尔写道，那种疏离感更让她下定决心，利用自己的技能，为黑人社会谋求利益。不过，当大型银行和公司来普林斯顿招聘时，她感觉自己的职业抱负发生了变化，高薪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可以想象，”她写道，“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这所常春藤大学已经向我灌输了一些保守的价值观。比如，进入大四之后，我发现我追求的很多目标与白人同学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被知名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录取，或在成功的公司谋得高薪工作。”社会学教授、曾为米歇尔的论文提供过指导建议的霍华德·泰勒说：“米歇尔不是同化主义者，但也不是狂躁的激进分子。她富有洞察力，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毕业校友肯·布鲁斯说，米歇尔提出的问题在当时的黑人学生中很具有代表性。“她在普林斯顿的经历会对她在社会中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所有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那么接下来，在大环境以及小环境中，我们该怎么做？”在米歇尔设计的问卷中，每个问题看起来都不容易回答，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甚至还会问及居住地点。“比如，你是不是某个黑人社区中最富有的人？”布鲁斯说，“或者，你是不是某个白人社区中的唯一黑人？”

米歇尔的论文获得了社会学系的优秀奖。此外，这篇论文也获得了非洲裔美国人研究项目的荣誉奖，奖金为50美元。她提出的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她。普林斯顿的境况一直贯穿于她的职业生涯中。“我的一个观点是，那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经历，也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期。对生活在白人环境中的黑人来说，事实就是如此。”米歇尔在2007年说，“问题是人们如何对待这种孤独。它会让你更加抱团儿，还是会促使你更好地融入大环境？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无论是在市政府还是在董事会办公室，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在教育领域，保持多元的声音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她继续说道，并将话题转向多元化的价值，“我对在非营利机构工作的同事说，你们看看四周，‘领导者是什么样的？你像不像那样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确保桌前不会只坐着一两名黑人、一两名女性或一两名西班牙裔美国人？’在所有部门，我们仍在与这种非多元性做斗争。在很多顶级大学，我们亦是如此。这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我不认为这种状况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从我写论文时起到现在，变化非常有限。在普林斯顿，现在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是多少？教职人员中少数族裔的比例是多少？学校高管中少数族裔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必须继续追问的。”

虽然米歇尔担心就读于普林斯顿会减弱她改变世界的愿望，但在她身上，你会发现她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在芝加哥南区的根。首先，父母灌输的社区信息已经植根于她的脑海之中。“我们取笑他们说，有些人上了大学，就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社区。”玛丽安在谈及米歇尔和克雷格时说。另一个原因是，米歇尔和当地的一个家庭建立起了联系，而他们家离普林斯顿郁郁葱葱的校园不足三个街区。时不时地，她会穿过拿骚街，跨过校园与社区的隔离带，前往莱特尔街10号的一间小型公寓——位于大学门口的正前方，去拜访一位女性。这位女性出生于1914年，若上推三代人，她的家族还是奴隶身份。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乡村长大，后到普林斯顿找工作。米歇尔认识她时，她在一个富有的白人家庭做保姆——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她的名字叫欧内斯廷·琼斯，但米歇尔称她为西丝姑太，因为她是祖父小弗雷泽·C·鲁宾逊的妹妹。琼斯在南方待过，现在又在普林斯顿生活，当看到自己哥哥的孙子孙女就读于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学校时，你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幸福。

四年的普林斯顿生活，让米歇尔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了怀疑。“进入普林斯顿后，”她在论文中写道，“我的目标没有以前那么明确了。”这是一所风景如画的大学；这里有石雕，有新哥特式的四方院，也有充满自信的白人，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机构。这种组合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它会让米歇尔经常想起自己是一个来自芝加哥工薪家庭的黑人学生；另一方面，也告诉她，米歇尔·拉沃恩·鲁宾逊可以参与最激烈的竞争。在家中度过另一个暑期之后，她去哈佛法学院深造。在那里，她继续追寻生活的意义，以及她所面临的众多机会的意义。

5  进步与原地踏步

如何利用普林斯顿和哈佛提供的教育和机会，是米歇尔长期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她坦承，动身前往剑桥之前，她既不是一个无私的人，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的人。

米歇尔1985年进入哈佛法学院。同普林斯顿一样，哈佛法学院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不过自一开始，哈佛法学院内部的竞争程度就超过前者。由于当年入学新生多达575人，所以有评论人士讥讽法学院已经沦为工厂。这种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一是因为它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法学院，二是因为它培养了非常多的公司律师。勤勉努力会让你在毕业时进入美国社会上层。自1955年以来，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近一半出自哈佛法学院，这绝非巧合。这个地方有一种无可否认的神秘性，而1973年影片《寒窗恋》将这种神秘性加以升华，使之成为人们的永久记忆。影片中，标志性人物金斯菲尔德教授颇为夸张地对学生们说：“你们带着满脑子糨糊来到这里，但到离开这里时，你们会像律师一样思考。”芝加哥作家斯科特·图罗在其于1977年出版的回忆录《法学院一年级新生》中，记述了这种焦虑。他说：“哈佛法学院鼓励我们去辨别一些模糊的概念。”一名写过一系列犯罪惊悚小说的前检察官对一年级新生承受的压力做了清楚描述。“周一早上，”他写道，“当我走入中央大楼时，我会感到胃在收缩。在接下来的5天里，我会觉得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比我聪明。很多时候，我都怀疑我享有的这种特殊待遇是一个圈套。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多年之后，图罗说他感觉自己在哈佛的经历就像是“在玩一场永远都打不赢的山丘之王游戏”。

对很多黑人学生来说，这个山丘似乎更陡。罗伯特·威尔金斯担任过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的主席，后成为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但当他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一所小型院校完成化学工程专业学习、拿到学士学位后，哈佛大学对他来说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我差点就没申请。”他说，“我想即便申请了，我可能也付不起学费。就算我付得起学费，我可能也不喜欢那里。我对法学院的了解都来自《寒窗恋》。”威尔金斯说，他是一个来自小城镇的孩子，对当时的世界并不是很了解。但最后他还是提交了申请，并被录取。1986年春，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邀请他参加一年一度的学生聚会，参加者包括过去的毕业生、正在就读的学生，以及将要入校的新生。他记得当时自己身无分文，无力承担差旅费用。就在准备放弃时，一名前来拜访的大学联谊会成员说，他可以开车把他载到费城。到费城后，他可以搭乘火车前往剑桥。在那个周末，威尔金斯感受到了与会者的热情和友善。他遇到的学生中就包括米歇尔，“她个子高，相貌出众，见过之后就很难忘记”。聪明、真实、体贴，是米歇尔留给威尔金斯的深刻印象。

考虑到哈佛法学院一贯的残酷学风，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和共同事业，许多黑人学生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然而，这种态度，这种建设性的拥抱，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入读哈佛的很多黑人学生，尤其是那些为争取教职人员和课程多元化而不懈努力的校园活跃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哈佛的黑人社区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米歇尔的密友、在威尔金斯之前担任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弗娜·威廉斯说。在走到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时，她心里忐忑不安，担心自己跟不上精英的步伐。然而，她在这里找到了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他们非常聪明，非常酷，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在她看来，哈佛比耶鲁更适合自己，因为她的研究兴趣是种族和社会公平问题。不过，她也发现，在哈佛教职人员中，白人和男性的比例之悬殊令人惊讶。但学校最近招聘黑人教授的举措让她备受鼓励，而哈佛的黑人学生也比耶鲁的黑人学生更积极和更有活力。1985年，在哈佛法学院的1796名学生中，170名为黑人学生。“我们这里有足够多的黑人。”她说，“为什么要去耶鲁呢？”

这的确与20年前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在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中，仅有1%是黑人学生，而在这1%中，又有1/3就读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校。威廉斯说：“能同哈佛聪明、勤勉的黑人在一起，于我而言，这是对生命的拯救。它让我形成了对黑人专业人士和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拥有这样一个机会，拥有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去那里，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离开那里，也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情。”威廉斯还记得她和米歇尔在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杂乱的地下室闲谈的场景：她们探讨的是难以解答的目的和责任问题。“‘当我们离开这里时，你打算为黑人做些什么？’我们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成为一名律师意味着什么？成为一名黑人律师意味着什么？”威廉斯说。这些问题成为米歇尔在哈佛及之后生活中所考虑的核心问题。她把自己在芝加哥南区的经历、在普林斯顿的经历，以及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结合起来。

哈佛法学院1988届的575名新生被分成不同的组，在入门的第一年学习侵权法、合同法和宪法。这些必修课一般不会让人特别振奋，因为很多内容都需要死记硬背。这毕竟是法学院，需要学习各种知识。米歇尔在普林斯顿时就以自律闻名，她有很强的自我控制力，绝不参加通宵活动。在哈佛，她仍保持专注，正如她的朋友乔斯林·弗赖伊所说：“她避免被这个精英法学院打乱自己的生活。她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我们在一起很愉快。”为减少财务压力，她找了一份校园工作，并通过贷款支付早前在普林斯顿的债务。有一年，她担任法学教授兰德尔·肯尼迪的研究助理。值得一提的是，兰德尔是米歇尔大学室友安格拉的哥哥。周四晚上，她会和朋友一起，坐在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办公室的大屏幕电视前，观看《洛城法网》和《考斯比一家》，后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部电视剧，聚焦中上阶层黑人家庭赫克斯特布尔一家，父亲克利夫是一个爱交际的产科医生，母亲克莱尔是聪明的、直言不讳的律师。他们的长女桑德拉在普林斯顿读书，计划成为一名律师，但后来改变想法，决定开一家野外探险用品店。当她告诉母亲自己已改变主意时，她母亲怒不可遏。“改回来！”她要求道，“你知道我们送你去普林斯顿花了多少钱吗？桑德拉，你欠我们79648.22美元。我现在就要拿回这些钱！”这句台词引起一阵大笑，但据扮演克莱尔的菲利西亚·拉斯海德表示，在为社会做贡献这个问题上，克莱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父母都了解子女。”拉斯海德说，“克莱尔并没有告诉女儿如果成为律师就只能做律师的事，她的意思是不要放弃。”

哈佛学生有着不同的能力和心智，在颠簸前行的过程中，威廉斯发现她的这位同学总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严肃和沉着，不张扬，不爱出风头。“米歇尔并不是那种总喜欢在班上举手，以显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学生。”威廉斯说，“但她的确比别人聪明。在她身上，你看到的是一种自信——是的，是自信而不是傲慢。”弗赖伊也持相似看法，说米歇尔是一个务实、理性、注重实际和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人。“她非常聪明，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弗赖伊解释说，“在法学院，学生通常会沉溺于理论之中。但她总是思考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她会说，应该这样做，这是我们能够、也是我们应该取得的实际效果。”

在第一学年即将结束时，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将会迎来模拟法庭竞赛活动。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类似于法庭的地方开展辩论实践，提前扮演律师的角色。在选择搭档时，威廉斯第一时间奔向米歇尔。她的考虑很简单：“她很酷，而且非常聪明，我最好要抢在其他人前面。”那是一个刑事案件。具体的案情威廉斯已经记不清了，但她回忆说，她们的这个案子可以用简单的诉讼方式，也可以用复杂的诉讼方式，但最终她们选择了后者，即通过证据性听证会阻止检方提供不利证据。威廉斯再次为米歇尔冷静而有力的分析所折服。“她真的很棒。”当看到米歇尔挑战对方律师并与之交锋时，她心里想，“她知道她说的一些话会遭到反对，但还是会说。比如，‘你殴打妻子的时间多长？’没有人想到她会问这样的问题。她充满了自信。”在这次模拟法庭辩论赛上，她们虽未赢得胜利，但友谊却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威廉斯畅言无忌，对政治很感兴趣，后成为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主席。米歇尔更愿意扮演一些远离聚光灯的幕后角色。她参加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的年度会议，给协会捧场。她在学校的法律援助局当志愿者，和其他同学一起为穷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此外，她还为《哈佛黑体字法期刊》做一些编辑工作，该杂志旨在为当下非洲裔美国人的法学思想提供一个发声和传播平台。“无论写什么，做什么，想什么，米歇尔都会考虑种族和性别问题。”哈佛大学教授、米歇尔的良师益友查尔斯·奥格莱特里说，“为此，她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开放心态。”

1986年春，也就是米歇尔初到剑桥的第一年，她成为几年前创立的《哈佛黑体字法期刊》的志愿者，并担任该刊编辑。在以白人居多的哈佛，杂志旨在从黑人视角解读种族和权利问题。在该杂志第三期，编辑们刊登了一篇关于《民权编年史》的讨论文章。《民权编年史》是一篇具有深邃寓意的论文，作者是黑人法学教授德里克·贝尔，文章最初发表在1985年11月号的《哈佛法律评论》上。《哈佛黑体字法期刊》的组稿编辑是当时还是学生的埃琳娜·卡根、卡罗尔·斯泰克和威廉·B·福布什三世。她们邀请贝尔撰写前言——对先前关于最高法院任期的规定进行评论，意在将辩论重点转向那个时代的种族和法律问题。1986届毕业生、后来出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卡根说：“所有的讨论和辩论都转向了种族问题。”

《哈佛黑体字法期刊》初创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主要刊登论文、诗歌、新闻和采访文章。“这是一个属于黑人的发声平台。”该刊后来的多位编辑表示。1984年，在学生们的推动下，杂志改版，成为一份带有种族意识的刊物，与高高在上的《哈佛法律评论》形成对比，而后者直到1990年才迎来首位黑人主席——贝拉克·奥巴马。《哈佛黑体字法期刊》的目标是“提供黑人感兴趣的、学术性地解读法律问题的文章……不受其他法律评论类刊物风格的限制”。编辑们渴望扩大影响力，但由于杂志资金、人力不足，所以一直徘徊在主流刊物之外。换句话说，它与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哈佛法律评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与哈佛法律图书馆一样，是哈佛形象的一部分。哈佛法律图书馆拥有藏书140万册，正门口上方用拉丁语镌刻着一句格言：“不受人治，而受上帝和法律之治”。

对在《哈佛法律评论》工作的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在那里工作充满挑战。肯尼思·马克是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后留校任教。他表示，在《哈佛法律评论》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那里的种族主义意识非常明显。他说，偏见已经越过了政治界线和意识形态界线，“很多白人编辑都对非洲裔美国编辑或作者的智力持怀疑态度，这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心的。多数情况下，连认真对待一名知识分子都会变成一场硬仗。”布拉福德·贝伦松是一名持政治保守立场的白人学生。他说：“我在最高法院工作过，也在白宫工作过。我现在已经在华盛顿生活了近20年。而我见过的最激烈的政治斗争，单就人身攻击和肮脏程度而言，就发生在《哈佛法律评论》。”

在《哈佛黑体字法期刊》1986年春季刊的12篇文章中，有9篇是对贝尔的《民权编年史》的直接回应。另有两篇是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其中一篇的作者是哈佛教授伊丽莎白·巴托勒特，题目是《里根政府攻击肯定性行动的本质》。编辑部将这期杂志献给贝尔的虚构人物、灵感之源杰尼瓦·克伦肖——一位自信的、对自己的肤色和种族充满自豪的黑人律师。贝尔写道：“在那个时代，中产阶层‘尼格罗人’（我们当时坚持的一种称谓）对肤色和种族普遍存有一种矛盾心理。”克伦肖认为，她从事的是19世纪黑人废奴主义者索杰纳·特鲁斯和哈莉特·塔布曼未竟的事业，并表示她们有一种内在视野，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视野，让她们敢于挑战和超越这个世界试图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种种限制。在贝尔的故事中，克伦肖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运动”期间开车前去参加一个选民登记会议，被一名白人司机撞到路边，陷入昏迷，所幸最终康复。20年后，刚被霍华德大学聘为法学教授的她对美国种族关系展开调查。“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取得了进步，但什么也没有改变。”她总结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人民在法律上赢得了很多权利，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享受到。”

让克伦肖深感困惑的是，尽管非洲裔美国人在全国各地的法庭和州议会上赢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却没有取得进步。“在过去的20年里，尽管我们在法律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黑人还是处于从属地位。问题是，公众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克伦肖抱怨说，“黑人只是要求享有和白人一样的机会，这些机会是白人长期以来所享有的。但白人认为黑人是在要求特权，而且还认为他们并没有遭遇不公。”

作为积极的、有魅力的、说话温和的鼓动者，贝尔高调抗议哈佛大学令人失望的少数族裔聘用政策，而这也把他推到了学校种族政治舞台的中央。通过静坐和威胁辞职等抗争方式，他对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发起挑战，不仅质疑常春藤盟校的人口特征，而且还质疑法律和律师在建立更公平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种族主义遍及美国体制的各个角落，并不是一把手术刀或一起诉讼就能消除的。作为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他认为种族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些抱偏见的人说带偏见的话、做带偏见的事。相反，他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嵌在法律、司法制度和关系中的痛苦根源，是一个剥夺有色人种所享权利的“法系”。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是黑人征服史的产物，但由于时间久远，大多数白人都已忘记。因此，改变现状的种种努力也就被斥为逆向种族主义。禁止公然歧视的规定让一些有天赋的非洲裔美国人——他称之为“聚光灯下的少数”，而W·E·B·杜波依斯则称之为“有天赋的1/10”——脱颖而出，并走向成功。虽然他们脱颖而出了，但绝大多数黑人仍是长期僵化的不平等模式下的人质。

贝尔引用芝加哥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所著的《种族重要性的式微》（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过去的种族压迫模式导致数量众多的下层黑人出现，他们的不利处境由上一代延续到下一代，代代相传”。在他看来，反抗是绝对必要的。他认为重大进步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而且还要让白人认识到，黑人的进步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历史总是在对抗中发展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贝尔在与哈佛管理层的一次争辩中说道。顺便提一句，他和哈佛之间的这种对抗还发生了很多次。1987年，哈佛教授罗伯特·克拉克讥讽他说：“这是一所大学，而不是南方腹地的便餐馆。”贝尔反驳说：“我觉得哈佛的变化太慢了，就像早前的南方一样。”

在哈佛的课程问题上，贝尔主张教职人员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的意义也超越了单纯的平等雇用政策，即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应加入教职人员队伍。贝尔说，女性教师和有色人种教师的加入会提升大学的教学水平，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教学方式和不同的人生经历。米歇尔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了类似观点，只不过她论述的是入校新生的多元化。“即便是自由派白人学者，也得思考这种压迫，也得想想他们是否是压迫者。”贝尔在谈及他基于《民权编年史》而撰写的《我们还未得救》（And We Are Not Saved）一书时说道，“黑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不仅可以生活下去，而且还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成就。”

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前律师，贝尔既没有在知名法学院求学的经历，也没有做过联邦法官的助手。他这份工作归功于学生，这一点他不会忘记。在20世纪60年代末民权运动兴起时，正是由于学生向哈佛管理层施压，他才会被聘为终身教授。“你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哈佛大学校长德雷克·博克在为贝尔颁发聘书时对他说。事实证明，这句话是真的，但情况也远非乐观。1967年，哈佛法学院有53名终身教职人员，全部为白人。20年后，也就是米歇尔在该校读书时，法学院有61名终身教职人员，其中包括5名白人女性，但黑人男性只有两名，有色人种女性依然为零。换句话说，在美国这个最著名、表面看起来最进步的法学院，96%的终身教职人员都是白人。

校园的情况或许有些特殊，但哈佛的进展也反映了一种基本的国民认知：在种族平等方面，虽然美国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发生30年后，赢得选举的非洲裔美国人越来越多，走进学校和公司工作的非洲裔美国人也越来越多，但依然任重而道远。在那个10年里，美国种族关系的进展与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有很大关系。1980年，他在密西西比州的尼肖巴县开始了自己的竞选之旅，并宣布支持州权，而这个县正是1964年三名民权工作人员遇害的地方。在发表公开演讲时，他会夸大其词和编造故事，比如讲开着凯迪拉克讨福利金的“福利皇后”，用食品券购买昂贵的丁字牛排的年轻混混儿的故事。里根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1964年《民权法案》的产物，认为它们是造成不公平优势的根源。他限制司法部民权部门的执行工作，并试图阻止对法律服务公司进行资金支持。他任命克拉伦斯·托马斯为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后来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肯定性行动的公然反对者。

里根和他的对手的政治辩论延伸到了法学院。在1987年美国庆祝联邦宪法颁布200周年期间，哈佛大学和全国黑人律师大会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主题是“批判视角下的宪法和种族”。贝尔是主旨发言人，哈佛黑人教授查尔斯·奥格莱特里和戴维·威尔金斯负责研讨会的统筹工作。在哈佛的很多学生和教职人员看来，保守派人士所颂扬的原始意图更像是原罪。（也正是在这一年，里根提名罗伯特·博克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这一充满争议的提名事件在校园内引发广泛抗议。）对那些建立美国民主框架的人来说，他们撰写的建国文献是存在矛盾的：承诺给予人民自由，但却允许保留奴隶制。女性、黑人或无财产的白人男子并未被赋予选举权。事实上，很多开国者都拥有奴隶。

在校园里，学生和教师不仅讨论持续长达三个世纪的种族不平等的原因和代价，而且还会问什么可以改变以及如何改变。将多元化作为学习工具合适吗？肯定性行动是一种合法方式吗？“我们试图找到所有这一切的意义。我们不断写文章，不断讨论。”罗伯特·威尔金斯说。在关于肯定性行动的激烈辩论中，批评人士经常对在校人数仅为白人学生1/10的非洲裔学生的能力提出质疑。“少数族裔的缺席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知，即黑人没有资格来这里……没有资格成为这里的学生、教授和未来的律师。”弗娜·威廉斯当时接受采访时说，“有人将我们来这里视为一种命运转折，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作为非洲裔美国人，我们在这里还是承受着巨大压力，还是会遭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威廉斯的这番评论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刊登在《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备忘录》——一份旨在与新生分享1988届学生智慧的时事通讯上。在一篇编者按中有这样一句：“这似乎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美好时期，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哈佛法学院黑人学生取得的成就开始被认可、庆祝和记住了。”据该时事通讯报道，在这一届黑人学生中，担任哈佛校内组织负责人的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学生。这些组织包括《哈佛妇女法律期刊》《哈佛立法杂志》和《哈佛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法律评论》等。此外，法律援助局、公共利益法学生组织乃至哈佛法学院共和党人组织的负责人也都是黑人学生。在这份50页的时事通讯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出自米歇尔之手。在这篇超过3000个单词的文章中，她呼吁进一步推进教职人员多元化进程。

在其撰写的一篇名为《少数族裔法学教授和女性法学教授：教学风格比较》的文章中，米歇尔认为女性和有色人种教职人员可以为学生带来全新的交流体验。她呼吁给予法律和律师工作更多的人文理解。提到《寒窗恋》时，她表示，那些没有遵从金斯菲尔德式教学模式的教师应该得到工作机会。影片《寒窗恋》和图罗的《法学院一年级新生》塑造的法学院形象压制了学生的期望，也对教职人员的教学风格产生了负面影响。她说：“这些形象会以传统的名义强化人们对‘真实’的法学院的感知……对在法学院学习生活的传统观念会让学生获得一种安全感和舒适感，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对任何有悖于这种传统观念的事物都会产生怀疑。这是很不幸的。”她预测，这种守旧的教学模式如果不加以改变，那么它将会延伸到招聘环节。那些胆敢挑战传统边界的讲师会发现他们与大多数学生观点相左，而且在聘用和晋升时也会被看轻。“在选聘法学教授时，对非传统品质的怀疑和忽视只会进一步强化僵化的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她说。

米歇尔选了三名教师作为研究和采访对象，其中两名是黑人男性，一名是白人女性。她的结论是，他们三人都受到了白人男性同事的冷遇，也遭到了一些学生的敌视。她写道：“许多学生完全站在种族和性别的立场上……认为粗鲁地挑战他们和怀疑他们的可信性是正当的。但如果给予机会，少数族裔和女性教职人员完全有能力引入创新的教学方法，传递他们在不同问题上的观点。现在的学生不同于以前，他们知道阶层、种族和性别等问题是与法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仅知道这些问题之间存在联系，而且对这些问题本身也很感兴趣”。

米歇尔选定的这三名教授不仅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而且也有着迥然相异的成长背景。查尔斯·奥格莱特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默塞德长大，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母亲是一名管家，两人分别来自亚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米歇尔写道：“由于基础教育训练不足，他在学术和文化上存在一些劣势。尽管如此，在斯坦福大学，他的才能还是得到了充分展现”。经常被朋友称为“特里”的奥格莱特里曾对法学院的优点产生过怀疑，但进入哈佛法学院后，他得出结论：法律训练会让他变得高效。他后来担任过美国全国法学院黑人学生会主席及该会哈佛分部的主席。

戴维·威尔金斯则走上了另外一种发展路径。作为哈佛法学院一名黑人毕业生的儿子，他早年就读的是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在哈佛读本科期间获得过荣誉，在法学院时做过《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后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助手。玛莎·米诺成长在一个拥有一定特权的世界，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主席纽特·米诺的女儿。在获得哈佛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她又到耶鲁法学院深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担任马歇尔的助手，专注于人权研究和女性、少数族裔及宗教少数群体地位研究。在米歇尔撰写论文时，米诺是他们三人中唯一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奥格莱特里和威尔金斯后来也都获得了终身教职，米诺还被提名出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一职。

“在奥格莱特里的刑法课上，”米歇尔写道，“闭上眼睛，你都可以想象他在法庭上的样子。就像打一场成功的官司，这位教授每堂课都会给出一个策略，且仅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让学生思考如何才能确保该策略顺利进行。不过，他不会用疑难问题拷问学生，免得他们措施不及。他的语调一向都很平静，充满耐心，让人感到宽慰，但同时，他又能像艺术家一样，迅速而准确地指出问题所在。”奥格莱特里会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公诉人和辩护律师，而他自己则担任主持人，“在必要的时候加以点评或进行干预”。他跟她说了一个延续数十年的问题：“当我们讨论是否允许拦截盘查时，我们要看它会不会被滥用，会不会对特定群体造成伤害。这样一来，学生也就不愿意说这样的程序是可以接受的了。”多年之后，奥格莱特里说，他促使哈佛学生“去思考他们来这里的意义。他们来这里并不仅仅是为了以后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或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

在米歇尔的描述中，威尔金斯在课堂上采取了更为传统的教学方式，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有必要展示自己的权威。他告诉米歇尔说：“我是一名年轻的黑人教师，而且看起来更年轻，但我不会在第一堂课上就跟法学院的学生说：‘大家好，你们叫我戴夫就好了！’”米歇尔说威尔金斯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但不会胁迫或吓唬他们。“我清楚地告诉学生，不要阻止任何评论，也不要把任何一种评论视为是愚蠢的。此外，我还告诉学生课堂讨论的重要性，绝对禁止他们发出表示轻蔑或起哄的声音。”威尔金斯说。他告诉米歇尔，他希望创造一种可以让少数族裔和女性学生轻松表达观点的氛围。此外，他还确保能让学生接触到不同寻常的思考逻辑。“与白人教授相反，我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会把种族、阶层和其他问题带到课堂上，并使之成为辩论的一部分。我希望学生能够明白，很多案件都是由种族和阶层问题引起的。”威尔金斯说。

米歇尔把米诺的婚姻家庭法课堂比作《菲尔·多纳休脱口秀》的拍摄现场。作为主持人，多纳休的这档日间脱口秀节目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同多纳休一样，米诺在课堂上也会探讨深层次的问题，用微笑和幽默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受欢迎的气氛。她告诉米歇尔，敏锐的分析依然重要，但安全感和知识强化比恐惧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她的这种开放式教学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学生会在课后向她寻求建议。“学生来找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像一个倾听者，而且也关心人。”米诺告诉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拒绝他们。你要让学生感到有地方可去倾诉，这一点很重要。”

米歇尔在文章中呼吁，对法学院的招聘和评估要有新的认识。她更强调实践教学和人文教育，而不仅仅是智识的增加。让其他人去谈论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她关注的是结果。事实上，她对这个世界的兴趣乃至对这个世界的定位，都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虑的。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职业怀疑论者，她希望知道法律是如何与现实生活，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她强调奥格莱特里提倡的首要目标，并说奥格莱特里把现实带入到了课堂。她赞赏威尔金斯的努力，说他展示了冲突的根源。她还指出，米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学生摆脱自满心态，并迫使他们做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威尔金斯后来在描述米歇尔时说，她是一个敢想敢说的人。他说：“她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也有着很强的主见意识。她总喜欢提出问题，‘这与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让他们获得实质正义有什么关系？这公平吗？这正确吗？对于这些问题，她心里都有非常清楚的答案。’”

在成为哈佛法律援助局（由学生运营的、旨在帮助低收入居民的咨询机构）的志愿者后，米歇尔的课程学习也从理论转向了实践。她的办公地点位于校园的偏僻一角，那是一间小屋，平日她会乘坐班车去波士顿的一个贫困社区。志愿者不仅会见客户，也会约见对方当事人（可能是房东、煤气公司或夫妻中的一方，也可能是州或联邦机构）的辩护律师。他们起草诉状，偶尔也会在法庭上参与辩论。为获得这些一手经验，学生每周会在他们接手的案子上投入至少20个小时。对一部分人来说，法律援助局定义了他们的身份。该局的哈佛知名校友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威廉·J·布伦南和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等。不过，在每届法学院学生中，只有少数人会到该局做志愿者，每年约有60人。

1988年，在法律援助局成立75周年庆典上，公益律师艾伦·莫里森建议所有毕业生在拿到学位后的第一年都应该在法律服务组织中工作一年。“如果与穷人没有直接交流经验，那你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说，“为穷人提供服务会让你了解两种人的生活差别：一种是与体制抗争的人，一种是完全依靠体制的人。”非洲裔美国人、在米歇尔就读法学院第三年期间担任法律援助局负责人的罗纳德·托尔伯特希望，能有更多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加入志愿者行列。“在我们的客户中，很多都是黑人和少数族裔，他们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他说。开办过审判辩护工作坊的奥格莱特里描述说，米歇尔很有韧性。他说，米歇尔的工作带有很强的目标意识，这与她的家庭背景以及她在芝加哥南区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她实现了对未上大学的父亲的承诺，即用自己的才智去帮助所在的社区”。

从1986年9月到1988年6月毕业，米歇尔至少参与了客户的六个案件。在该局的档案记录中，这些案件被归类为家庭案件，包括家庭纠纷、离婚和监护权争夺等。据该局一名管理人员表示，在这六个案件中，有两个与住房有关，而且极有可能被驳回。一个案件的细节未被记录在案，另一个案件在该局1988年的档案中有描述：她的客户的对手并没有聘请律师，而是亲自上阵。对米歇尔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经历，她是在被紧张情绪笼罩的环境中与自辩当事人就探视权和监护权问题展开谈判的。在米歇尔接手的每一个案件中，她都是当事人律师，负责制定辩护策略，在必要的时候，与法律援助局的指导教师联系，寻求相关建议。

“人们看她的眼神，就像是看一只来自异域的鸟。”指导教师伊琳·塞德曼描述米歇尔说。当时的场景是，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白人高档社区，米歇尔作为律师出现在该区的卫星法庭上。“在那个时代，你很少在法官席上或法庭上看到女性的影子，其他城市也是如此。有色人种女性几乎没有。米歇尔向法官提交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备忘录。”塞德曼说，并表示对方辩护律师——一名经常出庭的白人律师什么准备工作也没做。“她笔直地坐在那里，一脸严肃地看着漂亮的备忘录，另一名律师只能仓促应对。庭审法官训诫他说：‘她做了一份很漂亮的备忘录，而你什么也没有做。’”在乘坐塞德曼的小型客车返回剑桥的45分钟里，她们又愉快地回顾起了这次行程。“她所处的那个位置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愤怒，因为她曾经被当成外星人。”塞德曼说。但这两个女人不以为然。塞德曼说：“米歇尔对周围的事情了如指掌，她有非常成熟的评估方式，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

在米歇尔的职业生涯中，法律援助局的这份工作是她从事过的唯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不过很多年之后，她还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需要帮助的美国工薪阶层。如何利用普林斯顿和哈佛提供的教育和机会，是米歇尔长期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她坦承，动身前往剑桥之前，她既不是一个无私的人，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的人。“在法学院读书时我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哦，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反正我还不想工作。’”米歇尔在1996年说，“至多就是，‘嗨，它可以让你拿到一份好的收入，律师是有声望的，也是被社会所认可的。’”米歇尔产生了一种赚大钱的强烈冲动。在最初的两年里，她分别在芝加哥的两家商业律师事务所工作，致力于职业生涯的提升和经济收入的增长。同样，在哈佛期间，关于责任和目标的谈话也一直回荡在她的脑海中。“‘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对于这句古老的格言，哈佛的黑人学生有着切身感受。”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前主席罗伯特·威尔金斯说。即便是他们自己，在内心深处，也在为未来的选择苦苦挣扎。米歇尔和她的朋友见证过该协会的春季校友会——这原本是一个实质性的论坛，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一项准社交活动。她们决定给黑人责任、法律和法律职业的意义加一个衡量标准。1987年春季会议的联合主席阿雷瓦·贝尔·马丁对此次会议的主旨做了描述。她说：“诸位，这不仅关系到你去华尔街，谋一份轻松的高收入工作……在你离开这里之后，如果买了豪华的顶层公寓，但却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那么你的社区和家人就会感到受伤害。对你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自己的所得。”

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大城市的律所会为哈佛学生提供机票，让他们入住奢华酒店，并为他们提供上好的红酒和餐点。“这远超出学生们的想象。”刚从哈佛毕业后就接受过多次这样的邀请的马丁说，“我们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很多人都屈服于这种诱惑，尤其是那些背负着沉重学生贷款的毕业生。马丁在圣路易斯长大，住的是保障性住房，家庭条件比大多数黑人学生的都差。但在她看来，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举办的会议为黑人学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其效果而言，可能立竿见影，也可能在很久之后才会呈现。“是的，你们是幸运的。是的，这些律所在全力争取你们。是的，你们会拿到很高的薪水。但除此之外，你们还有更多的责任，不应沉湎于其中。”

在马丁和其他“拯救者”看来，尽管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会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服务于律所和学生的高效的招聘和社交网络平台，但它仍需要传递某种使命。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吸引在私人部门工作的校友和非洲裔美国人，而且还邀请从事公益律师工作、担任公职或其他公共服务职位的黑人律师参加。1987年会议的主旨演讲者是弗吉尼亚州副州长L·道格拉斯·怀尔德。1988年，也就是米歇尔在法学院的第三年，主旨演讲者是美国最高法院退休法官布鲁斯·M·赖特。赖特长期关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差异问题，并将其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命名为《白人世界中的黑人法官》（Black Justice in a White World）。1935年，赖特被普林斯顿录取，但走进校园后，学校管理人员发现他是一名黑人，便拒绝他入学。在一条人行道旁，他在衣箱上呆坐了几个小时，等着父亲从纽约开车来接他。后来被问及为什么当时不抗议时，他回答说：“那时我很胆小，而且旁边就站着一名驻校警官。”不过，赖特最后还是向普林斯顿问起了自己被拒绝的原因，并于1939年收到答复。时任招生办主任拉德克利夫·赫曼斯回复说，普林斯顿执行非歧视性政策，但来自南方诸州的黑人学生通常不会被批准。“我个人的经验是，”赫曼斯在写给赖特的信中说，“有色人种学生在同种族的环境中会过得更快乐。”当普林斯顿在2001年公开欢迎他归来时，赖特就随身带着这封信。

乔斯林·弗赖伊是1988年春季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另两名组织者是米歇尔和她的同学凯伦·哈德威克。弗赖伊出身于联邦雇员家庭，后来成为米歇尔在白宫的政策主管。她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长大，先后就读于国家大教堂学校和密歇根大学，1985年进入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她看到校园里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他们积极上进，有才华，而且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目标。“在哈佛，没有一个黑人学生会想，‘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弗赖伊说，“周围有这样一群人陪伴，你会感到很美好，你不会觉得你被放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

在哈佛，她并没有过多考虑这所学校将会带给她的光明前景，她更关注的是学校管理层所应着力解决的多元化问题。“这里没有足够多的黑人学生。这里没有足够多的有色人种教师。我觉得哈佛同其他白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机构一样：对于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它们不愿意做有意义的评估。它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她说，“对于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府，我们要有更高的期望，而且也应该要有更高的期望。如果你想吹嘘哈佛法学院是一个卓越的法学院，那么首先它应当是一个拥有足够多有色人种学生和教师的法学院。”在法学院第三年的5月，也就是毕业前夕，弗赖伊、威廉斯和包括米歇尔在内的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的活跃成员发起了一场公开活动，试图调整这种不平衡。

1988年4月，法学院院长詹姆斯·沃伦伯格宣布辞职。之后，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的领导者开展小规模磋商会议，就举行抗议活动进行讨论。接替沃伦伯格担任院长的罗伯特·克拉克教授对德里克·贝尔的抗议行为不屑一顾。学生们认为，沃伦伯格的离任是他们发起请愿的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借此要求学院实行多元化政策。他们决定在沃伦伯格的办公室通宵静坐，并借此提出一系列要求。为达到最大限度的宣传效果，他们起草了一份类似于法庭诉状的模拟诉状，并整理了可能参与报道的相关媒体名单。他们准备在5月10日举行静坐抗议活动，以便在两天后举行的法学院全体会议上，能够受邀参加他们所提诉求的讨论。

然而，当罗伯特·威尔金斯把活动方案交给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的成员时，他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一致支持。当时正值考试季，有些学生表示他们没有时间参与抗议活动，还有一些学生担心会被逮捕，进而影响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威尔金斯提醒说，南方诸州的一代抗议者曾经冒着被殴打和被投入监狱的危险进行过不懈抗争，但在哈佛法学院肃穆的大厅中，类似于此的严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他和其他支持者表示，不管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的成员是否加入静坐抗议活动，他们都不应该投票反对这项活动，因为这会削弱示威活动的影响力。最终，协会领导层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数。

杰尼瓦·克伦肖一定会为此感到自豪。尽管以微弱票数赢得了支持，但这场胜利实际上是对德里克·贝尔所珍视的行动主义的支持，而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后来米歇尔回忆说，这才是世界的样子，而且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在贝尔看来，只有当学生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事情才会真正发生变化。我们必须静坐，我们必须抗议，这样才能让一名有色人种女性进入教职人员行列。”弗娜·威廉斯说，并表示示威活动使得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社交俱乐部。“这里有一种行动主义的元素。他总是提醒我们这一点。他说若不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改变。”对在政治领域表现最活跃的学生来说，哈佛的三年证实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不提出要求，权力就不会让步。

5月10日，星期四，24小时通宵静坐抗议如期举行，参加活动的学生约有5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非洲裔美国人。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领导层称之为“学习守夜”。电视台的新闻画面显示，包括米歇尔在内的抗议学生静静地坐在沃伦伯格的办公室里，复习功课。威尔金斯向院长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其中包括法学院应在年内聘请一名黑人女性教授，以及在未来四年里，至少增加20名女性或少数族裔终身职位或预备终身职位。在贝尔的记述中，这个要求清单呼吁院方做出更大努力，以让更多的黑人学生从事法律教学工作，并督促院方“实现课程的多样化，使之更好地反映不同肤色人群和女性群体的经验”。此外，学生们还要求院方提名贝尔担任新一任院长，并授予奥格莱特里终身教职。在一份学生通讯稿中，他们表示，当沃伦伯格和学院任命委员会拒绝采取实质性措施或拒绝做出明确承诺时，抗议活动也就变得很有必要了。这份通讯稿还进一步指出，聘用少数族裔对于解决美国律师所面临的广泛法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就这些问题而言，目前很多都被这个以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学院忽视了。

沃伦伯格在回应中并未就聘请要求做出承诺，但他声明支持课程的多样化，并会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发声平台。在静坐示威结束后的次日，威尔金斯被允许参与学院会议辩论。他回忆说，当时在座各位教授的反应迥异。有人鼓掌，有人双手抱臂，有人一脸严肃，而且至少有一名学院人员没有将自己的目光从所看的报纸上移开。

毕业典礼日，天色阴沉，小雨淅沥。在哈佛校园里举行的户外毕业典礼同其他院校的毕业典礼一样，隆重而壮观，但却更有气氛，因为这里是哈佛。在该校第337届学位授予典礼上，被授予荣誉学位的包括女高音歌手杰西·诺曼、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斯卡·阿里亚斯。阿里亚斯劝诫毕业生要明白自己所处的这种难得的优越地位，并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会出现在这里，也不会出现在其他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说，“大多数人，如果幸运的话，今天会早早起来犁地，或者去工厂开动机器。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或在无意义的战争中死去，或绝望地活着。知识特权承担着一种社会责任。”当天，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也讲到了公民责任的问题。他抱怨说，国内教师和公职人员的低薪酬影响了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他们不愿意从事类似的工作。他指出，作为美国最具声誉的法学院之一，仅有2%的学生会在毕业后直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选择公益事业或法律援助工作的毕业生的比例更低，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商业律师事务所。

毕业典礼之后，戴维·威尔金斯远远看到了正在拱门下避雨的鲁宾逊一家。米歇尔也在那儿，优雅而高挑，她的哥哥克雷格个子更高，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玛丽安·鲁宾逊，而弗雷泽则坐在一旁的轮椅上，此后他没有活过三年。威尔金斯向这些来自芝加哥的客人做了自我介绍。“在哈佛法学院学习和工作不是那么容易。”他告诉他们，“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但对黑人学生来说尤其难，对黑人女性学生就更难了。米歇尔在这里不仅做得很好，而且还表现出了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她试图改变现状。我不知道你们的女儿将来会做什么，但我可以保证，不管她决定做什么，她都会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

离开哈佛时，米歇尔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个人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与大约三年前相比，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她却未必更加坚定。在进行了关于目的的激烈讨论之后，她选择了公司法。回到芝加哥，她加入了去年暑期在那里实习过的一家知名律所，走上了她在普林斯顿时所考虑的那种待遇优厚的职业轨迹。新的工作可以为她支付一些账单，而且她还能从中获得一些法律经验。但很快，她又想到了父母在哈佛年鉴上的付费留言：“15年前，当我们无法让你闭嘴时，我们就知道你将来会做什么了。”虽然米歇尔拿到了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学位，但她仍是一个芝加哥南区女孩，仍是鲁宾逊家族的成员之一。

6  正确的道路

“但当贝拉克走进办公室时，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投缘。他很有魅力，长得很帅——我觉得他很帅。我认为我们之间是相互吸引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有趣的人。而对于他的背景，我也极感兴趣，因为我们的背景截然不同。”

米歇尔把自己在剑桥的行李打包，回到芝加哥。在过去的7年里，她从一所常春藤盟校转到另一所常春藤盟校，如今终于得到了她在普林斯顿最后一年所期望的能够提供高薪的工作。1988年夏，她加入芝加哥市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盛德律师事务所（Sidley&Austin），担任助理律师。该律师事务所是一所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律所，主要服务高端客户。无论从教育背景还是从所依附机构来看，她现在都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分子，而且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她拿到的薪水就超过了父母薪水的总和。然而，她还是没有解决她所面临的基本困惑，而这些困惑也是她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期间经常谈及的：在美国，对一名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来说，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正确的，又有谁来判断？

尽管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拉丁文毕业证书为她的发展潜力提供了有力证明，但之所以米歇尔能够开创这份新的事业，并不仅仅得益于她一流的教育背景。事实是，芝加哥正在发生变化。在重新回到位于欧几里得大道的家中时，她发现这个城市已经不再是理查德·赖特时代的芝加哥，也不再是她祖父辈或父辈时代的芝加哥。对有才华的年轻黑人女性来说，她的选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或秘书职业。这时的芝加哥也不再是理查德·J·戴利时代的芝加哥——基于以白人为主导的权力结构。从1955年到1976年去世，戴利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权力掌控者。在马丁·路德·金北上运动失败大约一代人时间之后，黑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开始不断扩大。非洲裔美国人口占该市人口比例接近40%，居住区域绵延数十平方英里。黑人人口数量超过100万，而在1930年，也就是米歇尔的祖父辈开始走向成年时，这一数字还只是24万。人口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最大的转变或许就是：芝加哥有了一位黑人市长。在米歇尔外出求学的大部分时间里，由黑人哈罗德·华盛顿担任该市市长。

芝加哥直到1983年才选举出第一任非洲裔市长，晚于美国大多数城市：比新奥尔良和奥克兰晚了5年，比底特律、亚特兰大和洛杉矶晚了10年，比克利夫兰和加里晚了16年。白人体制带来的挫折感与日俱增，而黑人街区和黑人居民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也加剧了这种挫折感。1968年小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同很多城市一样，芝加哥的怒火也被点燃。1969年，芝加哥警方突袭了一间公寓，杀死了黑豹党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再次引爆冲突。1972年，警方对两名黑人牙医——赫伯特·奥多姆和丹尼尔·克莱本——施以虐待，被称为“沉默六人组”的非洲裔市议员延续了一贯的权力顺从策略，怒火再次被引燃。“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之后才表明立场。”奥运会金牌得主、“沉默六人组”中的议员之一拉尔夫·梅特卡夫在谈及他与戴利和民主党“机器”的决裂时说，“我的回答是：做回一个黑人，永远都不晚。我建议你们中的一些人也尝试着做回黑人。”

1976年戴利去世后，华盛顿竞选失利，未能成为他的继任者。不过，1983年，基于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的支持，他最终当选。这次选举，尽管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但也反映了该市长期以来的种族分裂状况。在初选中，华盛顿只获得了11%的白人选票。很多白人民主党人对种族的成见多于对党派的成见，并在11月的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人。激烈的竞争和选举日的推迟使得胜利更显珍贵，这也给华盛顿的支持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尤其是南区和西区的黑人社区居民。这就好比看到《绿野仙踪》中的“邪恶女巫”消失了一样。华盛顿的成功与戴利和民主党“机器”有着重要关系——他是在这个系统中崛起的，但他的当选也正预示着社会的进步。

“他的照片随处可见。”1985年7月抵达芝加哥的一名年轻的社区活动组织者写道，“修鞋店和美容院的墙上，以及电线杆上仍贴着最后竞选时的照片海报，甚至连韩国人开的干洗店和阿拉伯人开的杂货店的窗户上也都贴有他的照片，非常醒目，就像具有保护力量的图腾一样。”海德公园的一名黑人理发师问这名组织者，选举期间他是否在芝加哥。这名初到者说他当时不在。理发师解释说：“如果你在哈罗德当选前来这里，你就会知道他对这个城市意味着什么。在哈罗德之前，我们似乎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旁边一个人说，这是“种植园政治”。理发师对此表示赞同，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种植园里，黑人干最累的活儿，住最差的房子，警察野蛮粗暴。但当所谓的黑人委员在选举期间出现时，我们所有人会排成队，把票投给民主党人。我们出卖自己的灵魂，只为获得一只圣诞节火鸡。白人当面侮辱我们，但我们却以选票回报他们。”

这名回忆理发店谈话的新来的组织者不是别人，正是在芝加哥南区做过三年基层政治工作的贝拉克·奥巴马。1988年，也就是在米歇尔进入律所工作的那年，他进入哈佛法学院继续深造。他们直到一年之后才首次相遇。

在华盛顿赢得第二任期几个月之后，艾伦·格瑞尼会见了23岁的米歇尔·鲁宾逊，二人约在剑桥一起吃饭。那是1987年秋，也是米歇尔在哈佛的最后一年，这时的她已经开始甄选芝加哥各知名律师事务所发来的工作邀请。这些律师事务所包括了查德威尔·凯泽，一家专业从事复杂商业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尤以利润丰厚的反托拉斯诉讼见长。在就读哈佛法学院后的第一个暑期，她曾经在查德威尔工作过，当时就给律所合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一家律所来说，雇用一年级的法学院学生是很少见的，但米歇尔显然是一个合格的候选者。”格瑞尼说。她在法律方面的天资、她的自信以及她在普林斯顿和哈佛取得的成就，令律所的律师们刮目相看。格瑞尼描述说，米歇尔是一个“注重实践、不落俗套的人”，她“不会呆坐在图书馆里从事单纯的研究工作”。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其他的原因。米歇尔是一个有才华的黑人女性，进入的是一个数十年来一直为白人——主要是白人男性——所主导的高竞争性行业。这家律所需要她，并不是基于道义想雇用她——这种论断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却缺乏说服力，而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式需要她。

“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其他律所一样，我们的律所也意识到法律服务界太过于封闭了。”格瑞尼说。他表示，他们律所之所以对米歇尔感兴趣，“起初的出发点是这个人看起来很好相处”。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而她也能够证明自己的天赋，那么她将会成为吸引黑人客户和少数族裔律师的“磁石”，同时也会吸引那些看重多元化团队的客户。这家律所的雇员原本全是新教徒、男性、白人，直到后来才开始雇用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女性。“所以，她将是我们律所的下一个突破。虽然面临很多压力，但她似乎并不在意，而这也是她的优点之一。”

尽管格瑞尼热切地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但米歇尔还是选择了盛德律师事务所，并将其作为事业的起点。这是一家规模更大、更具活力和略具多元化的律所——该律所一名黑人律师的客户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和拳击推广人唐·金。这并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草率不是她的风格。她意在建立自己的资历，并着手偿还数万美元的学生贷款。此前一年，她在盛德担任暑期助理律师，对这家律所的工作氛围有很好的印象。盛德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866年，比那场横扫芝加哥市的火灾还早5年。这是一家典型的百年老店，通过一系列并购和重组不断扩张和发展。该律所最知名的合伙人可能非纽特·米诺莫属。米诺是民主党人，担任过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曾公开谴责广播电视业是一个“茫茫荒原”。米歇尔曾对他的女儿、哈佛法学院黑人女教授玛莎以及该学院的另外两名黑人教授做过描述，并发表在法学院黑人学生协会主办的时事通讯上。不过，从政治立场上看，这家律所是支持共和党的，而且它还有一个无可掩盖的事实：以公司业务为主营业务。律所工作人员不会去远郊法庭帮助贫困客户，也不会在内部上演静坐抗议。在市中心的一栋摩天楼，当米歇尔乘坐电梯到47层的办公室时，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空中穿行。然而，随着新奇感的退却，她悲伤地发现，即便是在这样的办公室，透过明亮的窗户，她还是看不到年少时生活过的南区。

作为一名助理律师，米歇尔在盛德的工作包括处理AT&T公司的事务，以及参与康胜啤酒和公共电视节目《恐龙巴尼》的市场营销活动等。一名同事表示，这种工作费力不讨好，而且枯燥无趣，比如查看电视节目的情节串联图板，确定啤酒广告是否符合广播电视业的规定和标准等。“我知道米歇尔深受挫折。”该律所高级合伙人、米歇尔的朋友约翰·利瓦伊说。据同事们回忆，米歇尔做事非常认真，也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她的一举一动都很自然，言行中充满自信。我不认为她是一个容易被愚弄的人。”米歇尔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主管、该律所少有的几名女性高级律师之一玛丽·哈钦斯·雷德说。据另一名高级律师回忆，在受聘时，其他年轻律师都有着很好的背景，但米歇尔的个性及其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让她很快脱颖而出。“很多人的简历都很漂亮，但他们并不具备米歇尔所拥有的那种常识和个人能力。”1973年加入该律所的内特·埃梅尔说，“她非常稳重，有着极好的表达能力，人也很聪明。很明显，她不会屈服于任何人或事。她是盛德最理想的助手，也是最理想的律师。如果继续待在这儿，她一定会取得非凡成绩。”

早前，在与该律所的一名合伙人谈话时，米歇尔主动要求参与公司的招聘工作。虽然她在盛德还没有待满一年，但她的上司们有着自己的想法。

“在招聘时，如何向黑人介绍早前入职的黑人，这是一个问题。”毕业于普林斯顿的白人律师、米歇尔在盛德的第一联系人史蒂文·卡尔森说，“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黑人。”1989年，盛德邀请哈佛法学院的一名一年级学生加入律所，担任暑期助理律师，就像当年查德威尔·凯泽聘用米歇尔一样。对于这名黑人明星学生，盛德希望能够给他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律所高管们想知道的是，米歇尔会成为他的顾问主管吗？

在第一天上班时，贝拉克迟到了。米歇尔将此记录在案。据她描述，虽然人们都在讨论这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她对他并没有深刻印象。首先，在看到他发给盛德的存档照片时，她觉得这算不上是一个相貌出众的人。她后来表示，他的耳朵很好看。其次，她不知道这些白人为什么会如此推崇一个黑人。她心想，这就是小题大做，因为贝拉克可能只是一个说话流利的黑人而已。

“但当贝拉克走进办公室时，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投缘。他很有魅力，长得很帅——我觉得他很帅。我认为我们之间是相互吸引的，因为我们的见面场景很轻松，不像很多人见面时那么严肃。他喜欢我的冷幽默和我的讥讽挖苦。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有趣的人。而对于他的背景，我也极感兴趣，因为我们的背景截然不同。”米歇尔说。有什么不同呢？“贝拉克成长在一个多种族环境中。”她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他母亲是白人，他父亲是肯尼亚人，他住在夏威夷。”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跟随身为人类学家的母亲去了印度尼西亚，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对于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这种经历赋予的特性，是米歇尔在芝加哥南区居民或盛德富有的律师身上所未看到的，她总觉得“他们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并不是说她想和他约会。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此外，她对母亲说，她的爱情是不幸的，并发誓不会在那个夏天约会。“我要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她说。在中学时期，米歇尔曾经约会过多名男生。在惠特尼·扬中学时，她和戴维·厄普丘奇一起参加毕业舞会，当时她坐在藤椅上拍过一张照片，穿的是一件丝滑的“V”领高开衩儿晚礼服。晚礼服的样式是米歇尔自己选定的，并坚持要求做开叉处理，她母亲照做了。在哈佛读书时，法学院学生、歌手帕蒂·拉贝尔的养子斯坦利·斯托克-爱德华兹曾追过米歇尔，但两人的关系并未持续下去。米歇尔后来表示：“我的家人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一个男人会忍受我。”

对贝拉克来说，来盛德工作，是他第二次到芝加哥。他的背景实际上充满异域色彩，而且为寻求人生意义和身份认同，他也去过很多地方。他的父母是1960年秋在夏威夷大学相识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出生于堪萨斯州，当时是一名17岁的大一新生。老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比安年长6岁，已婚，在肯尼亚有一个孩子，另有一个孩子待产。在开学几个星期后，安怀孕了。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她离开了学校，他们在怀卢库的一个县法院登记结婚。当时，仍有21个州明令禁止跨种族婚姻。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二世1961年8月4日出生在檀香山的卡庇奥拉尼妇产科医院。在阿拉伯语中，贝拉克是“上帝庇佑”的意思，而侯赛因则是“善”或“帅”的意思。几个月后，父母婚姻破裂，此后年幼的贝拉克只见过父亲一面，那时他已10岁。其间，他还同母亲和继父罗罗·素托罗在雅加达生活过4年。他以诗人玛雅·安吉洛的名字命名的妹妹玛雅就出生在那里。由于不满印度尼西亚小学的教学质量，母亲经常会在早上4点叫贝拉克起床，然后进行3个小时的课程辅导。每当他抱怨时，她就会讲同一句话：“小家伙，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在贝拉克10岁的时候，安决定让他回美国读书。安留在印度尼西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贝拉克则回到檀香山，同外祖父母斯坦利和马德琳·邓纳姆住在一间小型公寓里。外祖父母来自美国中西部，属中产阶层家庭。他们结婚也很早，那时马德琳还不到18岁。在她中学毕业舞会的那晚，两人私奔了。“二战”期间，斯坦利在第三装甲师服役，而被家人称为图特的马德琳则在一家B-29轰炸机工厂工作。安出生后，他们有过一段漂泊生活，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和华盛顿州待过，后来又到夏威夷。在那里，斯坦利在家具厂找到一份工作，马德琳则在一家银行担任秘书。斯坦利喜欢吹牛、喝酒，是一个空想家，远没有妻子勤劳。“基本上是个好人，但他年龄太大，杂事太多，很难为我提供指导。”贝拉克后来说。“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他们都一直在一起。”马德琳的弟弟、1995年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职务退休的查尔斯·佩恩说，“他们都是意志坚强的人，斯坦利自认为是一家之主，但赚钱支付房租的是马德琳。事实上，那些年都是马德琳在外工作赚钱，年复一年，从未间断。斯坦利就缺乏这种韧性。”在佩恩看来，对贝拉克产生深刻影响的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她们两人都很强大，而且喜欢教导别人。”他在谈及她们对这位未来总统的影响时说，“当然，他最终也变得非常强大。”事实上，贝拉克也曾对米歇尔说：“我的这种强硬性格源自图特。”

贝拉克——当时他的名字叫巴里——从雅加达回到檀香山后，家人安排他到私立精英学校普纳胡学院读书。在33岁时出版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中，贝拉克讲述了自己漫无头绪的青春期。冷漠是他对自己的描述。他爱打篮球，学习并不刻苦，而且经常吸食大麻，他与朋友自称是“大麻帮”成员。“我有叛逆性格，”他有一次说道，“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黑人，认为我有悖传统，说我缺乏责任感，不愿吃苦，这让我感到愤怒。”毕业那年，他对要不要去读大学有些疑虑。有一天，母亲问他是不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些随意”。他思索后说他可能待在夏威夷，选修几门课程，或许也会找一份兼职工作。“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的话。”奥巴马回忆道，“她说，只要我努力，我就能进入这个国家的任何一所学校。‘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努力。你不能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你不能等着幸运降到你的头上。’”

贝拉克开始振作起来，申请就读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西方学院。“这里距帕萨迪纳只有几英里，”他写道，“有成排的树木和西班牙式的屋面瓦。同学们很友好，老师们也很尽责。”在夏威夷岛，他和黑人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曾经有过交往。身着花衬衫的戴维斯早前是芝加哥的一名报业从业者，同时也是一名民族主义诗人。在贝拉克动身前往大陆之前，戴维斯告诫他：“大学会把你的种族挡在门外，让你的人民落于人后。”而这也是对米歇尔在普林斯顿、哈佛以及之后生活中所面临难题的简洁描述。戴维斯说，大学经历会让这个年轻人产生“更大的妥协”。事实上，在抵达西方学院（这是一所一流院校，但名声远不及常春藤盟校）之后，贝拉克发现黑人学生的大部分担忧同周围白人学生的担忧似乎是一样的——课程能否及格，毕业后能否找一份高薪工作，以及能否搞定朋友关系等。他偶然发现了黑人严守的一个秘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暴乱不感兴趣，不愿意整天思考种族问题；如果我们选择抱团儿，那主要还是因为，这是阻止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式。”

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关于种族和身份的深层次对话却从未停止过，而这与他的跨种族背景和非传统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夏威夷、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籍父亲的出走乃至邓纳姆一家，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总是认为贝拉克就是贝拉克，他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佩恩说，“他是我们家族的成员，但他又和我们有一些不一样。”贝拉克描述说，“外祖母是一个深爱我的女人，爱我就如同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她也承认对身边走过的黑人感到恐惧，而且还不止一次讲述自己的种族或民族成见，而这些都让我感到厌烦。”他开始嫉妒——也可能是向往——那些来自工薪阶层城区的黑人学生，比如来自瓦茨、康普顿或芝加哥的黑人学生。在以身边人物为背景的《我父亲的梦想》中，贝拉克将密友的角色安排给了来自芝加哥南区的一名黑人女性。

他称她为雷吉纳——这个名字在拉丁文中是“女王”的意思，并将她的身份界定为西方学院的学生。“一个身材高大的深色皮肤女性，穿着长袜，衣服像是自己做的。她很勤奋，很多时候都在图书馆度过，而且还帮助组织黑人学生活动。她总是表现得不卑不亢，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真诚和真实，让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说谎。她没有父亲，母亲一手把她拉扯大。她们住在芝加哥的一间公寓里，冬天很冷，而到夏天，由于太热，人们有时也会睡到外面。”贝拉克写道，“雷吉纳在家中厨房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挤在那里的还有她的同辈、父辈和祖父母辈，这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她的声音会激起人们对黑人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我所渴望的。我渴望有这么一个地方，我渴望有一部确定的、明确的历史。”

当贝拉克告诉雷吉纳他嫉妒她的这种记忆时，她笑了起来。一头雾水的贝拉克问她为什么笑。“哦，贝拉克，”她说，“生活是不是很奇妙？我一直都希望我能在夏威夷长大。”在遇到米歇尔6年后，贝拉克出版了《我父亲的梦想》。那时他们已经结婚，贝拉克已经了解了她在芝加哥南区的生活，甚至还在位于欧几里得大道的家中和她生活过一段时间。在他的第二本书——《无畏的希望》中，贝拉克也是用类似的语言描述现实生活中的米歇尔及其家人。

在与贝拉克相遇的第一个夏天，让米歇尔感到惊讶的是，他似乎可以在很多个不同世界轻松穿行。此外，她还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与财富或商业成功无关的使命感。盛德管理层对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希望他能一直留在律所。他接连不断地参加午餐见面会，盛德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带他去过董事会，而纽特·米诺则强烈建议他进入联邦机构从事法律工作。这些令人尊敬的律师的观点同哈佛教授的观点是一样的。“贝拉克·奥巴马，法学院一年级学生！”为纪念与这名一年级学生的首次相遇，宪法学者劳伦斯·特赖布1989年3月29日在办公桌的台历上写道，“他的成熟和使命感以及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贝拉克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他关注的是人背后的动机。”特赖布说。

他很聪明，也很有礼貌，这是公认的。没过多久，米歇尔就发现自己迷上了他：“我对他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为人谦虚，从不自命不凡。他会拿自己开涮。我的意思是，我们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但在是否与他约会的问题上，她还是显得犹豫不决。她认为这样做可能不合适，因为在盛德，她是他的顾问主管。而且，作为该律所少有的几名黑人专业人士，如果他们俩谈恋爱，那么可能会引人侧目。“在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他。”米歇尔解释说，“我马上就想，‘他可以做我的朋友，我们会成为朋友。’到后来，当他希望超越友谊这条线时，我选择了逃避，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是工作关系。”米歇尔甚至想把贝拉克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通过一系列的“口水战”，贝拉克拆穿了她的种种借口，最终赢得芳心。这一路下来，米歇尔也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很有毅力。”

“于是，”她回忆道，“我说，我们约会时再谈，不过那时我们没有说这是约会。我会给你一天的时间。”那是一个温暖明媚的日子。米歇尔住在南岸。贝拉克的公寓在海德公园附近，离芝加哥大学不远。他们的见面地点是艺术学院——40年前弗雷泽·鲁宾逊曾在那里学习过。他们在博物馆枝繁叶茂的石头庭院里吃了午餐，并顺带着听了一场爵士乐。然后，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去看斯派克·李的新影片——《为所应为》。再之后，他们来到约翰·汉考克大厦的96层，点了饮料，放眼望去，城市与湖泊尽收眼底。“我感觉我爱上他了。”她说。

对贝拉克来说，米歇尔在很多方面都吸引了他，包括她的美貌。“我觉得她真的很漂亮。”贝拉克说，“她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让他深感钦佩。但他也注意到了米歇尔公共形象之外的一个特点。“在她的眼睛里，”贝拉克在米歇尔30岁出头时说，“你可以看到一种脆弱，至少我是看到了。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她给人的感觉是个子高、漂亮、自信，而且很有能力。但正是她的这种脆弱和她的青春活力吸引了我。”贝拉克在他的第二本书《无畏的希望》中写道，米歇尔的脆弱源于一种意识，即生活太过于随机。他说他注意到了“她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确定性，虽然很难发现，但却好像植根于内心深处一样。她知道生活的脆弱，如果放任下去，即便只是很短的时间，她的计划也可能会被全盘打乱”。

一天下午，在盛德组织的一次野营活动后，他们去海德公园吃冰激凌。在芭斯罗缤冰激凌店外面的石凳上，他们坐下来闲谈。贝拉克告诉米歇尔说，他在夏威夷时曾经吃过芭斯罗缤店的冰激凌。他说他想见一下她的家人，并问是否可以吻她。

“在接下来的整个暑期，我们都待在一起。”贝拉克在《无畏的希望》中写道。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进一步加深了解。为给贝拉克留下深刻印象，米歇尔从她母亲那里拿到海鲜秋葵菜谱，试图让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厨师。为了省钱，米歇尔和父母住在位于欧几里得大道的房子里——1980年4月，弗雷泽和玛丽安以10美元的象征性价格从姑妈罗比·希尔兹手中购得。后来，贝拉克成为总统，米歇尔向朋友谈起他们的恋爱史，讲到为什么自己会被他吸引时，贝拉克在一旁笑道：“因为我是一个有工作的黑人！一个有工作的黑人！”

贝拉克说，直到见到米歇尔的家人之后，他才开始理解她。早年，在鲁宾逊家中，他看到了他所称的欢乐。他说，去他们家中拜访，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到情景喜剧《天才小麻烦》中的一幕。除了弗雷泽、玛丽安和时为芝加哥银行家的克雷格（有时他也想做一名篮球教练）之外，“家里还有叔叔婶婶和堂兄弟姐妹。在餐桌前，只有讲出让人捧腹的故事才能吃饭。他们坐在一起听祖父古老的爵士乐集；他们聊到深夜，笑声不断。”在《我父亲的梦想》中，贝拉克描述过雷吉纳的庞大家族以及这个家族对自己的影响。他所描述的那种生活与鲁宾逊和希尔兹家族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差距：家族成员很多，而且都扎根于芝加哥。在那里，他感到亲切和惊讶。“像我这样的人，对父亲知之甚少，很多时间都在各地穿行，血统概念早已淡化。弗雷泽和玛丽安为他们自己及子女建立的这个家庭，激起了我对稳定生活的向往，而之前我从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

贝拉克早期的社区组织工作以及他仍在谈及的改变世界的方式，让米歇尔深受触动。他似乎太不关心法律职业的传统发展阶梯，对钱甚至更不关心。在去盛德报到时，贝拉克穿的是耐用工装，用米歇尔的话说，“这身衣服令人生厌”。他只有一双鞋，而且还小半个码。他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车，米歇尔坐在座位上，能透过车门上的一个小洞看到路面。“他喜欢那辆车，但一发动起来，就颠簸得厉害。我心想：‘这家伙真是对赚钱不感兴趣。’”他的确不太在乎钱，这并不新鲜。贝拉克早年就读于西方学院，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更专注于学业。1983年毕业后，他加入纽约市商务国际公司，这是一家提供时事通讯和研究报告的出版机构。“有点像血汗工厂。”贝拉克的一名前同事说，并直言工作条件很差。贝拉克曾考虑到芝加哥市政府工作，但寄给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办公室的信并没有得到回复。如果他更在乎钱，那么在就读哈佛法学院之前，他不会把三年的时间花在芝加哥的“发展社区计划”项目上；在那里，他的起薪是每年1.2万美元，另加1000美元购车费。

该项目的发起者是索尔·阿林斯基，一名以用非暴力方式对抗戴利而闻名的芝加哥活动组织者，著有半手册、半宣言性质的《激进主义者守则》。贝拉克看到一则招聘广告，随后参加面试并获得工作。他的职责是动员奥尔特盖尔德花园社区和玫瑰园社区的居民——他们大都对政治不感兴趣——从政府那里争取到更公平的待遇，比如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照顾以及更强有力的社区融合等。另一名活动组织者迈克·库格里克说：“贝拉克秉持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认为南区的居民也有权利过一种体面生活，并致力于推动非洲裔美国人的发展。”他的主管喜欢把自己比作阿林斯基的圣保罗，但真正继承阿林斯基风格和策略的却是贝拉克。

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贝拉克表示：“在这些死寂一般的贫困社区，我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好的教育。”最糟糕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有违社会进步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他同非洲裔美国牧师一起工作，采访芝加哥黑人——他们是大迁徙时期黑人的后裔，其家族历史也是米歇尔家族历史的写照：因为肤色，他们的父母无法进入好的学校，也无法获得好的工作。有一些人成功了，但更多的人却陷入困境，而且有可能一直处于困境之中。他被这种双重意识所困扰，即个体的进步和集体的退步。这又回到了“有天赋的1/10”的悖论上。问题足够明确，但该怎么做呢？贝拉克看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地区活动组织者的局限性，于是决定去哈佛。他心想，毕业后作为一名律师或政治家，可能会做更多事情。

在就读哈佛后的第一个暑期，回到芝加哥的贝拉克邀请米歇尔与他一起会见南区居民，而此前，他曾是这里的活动组织者。也正是在这里的一个教堂地下室，米歇尔见证了贝拉克同非洲裔美国工薪阶层的交流，两人坠入爱河。那天，他谈话的主题是世界是什么样子以及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我们一般都会接受这两个世界的不同，并沉溺于当前的这个世界，尽管它没有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愿望。”米歇尔在一次竞选演讲中表示，“但他提醒我们，我们也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平、正义和机会，并鼓励我们相信自己，从内心寻找力量，让世界成为它应该的样子。”在贝拉克做了这番谈话的一年之后，中欧出现了和平革命；又过几年，贝拉克与米歇尔走进婚姻殿堂。米歇尔在盛德工作了两年，其间经历过两次不和谐的情绪打击，后提出辞职。贝拉克强化了她长期所持的一种观点，那就是生命中有些事比计费工时更重要。

在米歇尔看来，贝拉克与自己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自己可以与他分享有意义的人生。“很多女人会问：他读的是不是名牌大学？他的收入是多少？这些都不重要。”米歇尔在2011年对英国的中学女生说，“重要的是他对他母亲的感情，他对他母亲的爱，他与女性的关系，他的工作伦理。我们在同一家律所工作，他工作认真，人很优秀，也很聪明，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他很低调，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很有趣，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他爱自己的妹妹。他是一个社区活动组织者。这都是我很尊崇的。我们在一家很大的律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忙着赚钱。他是哈佛法学院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也是我们律所最聪明的助理律师之一。他曾经有机会去最高法院工作，当时我心想，‘你就应该去那里。’只有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但他说，‘我不是很想去。我觉得和教堂的人在一起，能做更多事情。’我感到很惊讶，他太特别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不是故意这样说。他不会刻意取悦我。正是他的这种价值观，让我心想，‘这样的人是很难遇到的。’而当你把这些同他的才华结合起来时，你就会发现他很可爱。我一直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克雷格·鲁宾逊说：“在米歇尔把贝拉克介绍给家人认识后，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并不是说他有什么过错。他有才华，有魅力，人长得帅，身高也有6英尺2英寸，与近6英尺高的米歇尔很相配。但我们知道他会做错事，到那时他的处境就糟糕了。她向来以父亲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而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克雷格说。对于米歇尔带回来的男朋友，克雷格通常都很喜欢，“但你会产生一种内疚感，因为你知道他们早晚都会被炒鱿鱼”。米歇尔对人的要求很高，而据她母亲说：“她在大约9岁时就已经独立了。”克雷格称她是一个很强硬的女孩，并说：“虽然比她年长，但我也怕她。她很有才华，所以她需要一个和她有同等才华的人，而且这个人能和她一同面对未来。作为家人，我们希望她能抓住机会，因为他显然是适合她的。”

一贯严苛的玛丽安对贝拉克的印象很好。“她发现他从不谈论自己。”米歇尔说，“他总是把注意力放到周围的人身上。他和我们家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讲求诚信，尊重每一个人，对每个人都很友善。”玛丽安的亲戚中有白人，她的一个哥哥娶的也是白人。但她担心贝拉克的跨种族血统。“稍微有点担心。”她说，“如果他是一个纯种白人，我倒不会那么担心。对于这种混合血统的担忧，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存在偏见或其他什么原因，而是这里面有一种很难克服的心理障碍。”

贝拉克的这份爱情仍存在不确定性。弗雷泽经常说，在篮球场上，你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个人。于是，有一天，米歇尔让克雷格带贝拉克去打篮球，然后让克雷格把球场上的情况汇报给自己。“当她提出要求时，我心想，‘哦，她这是让我扮黑脸。’”克雷格说。但在球赛结束后，他说贝拉克拿球时不自私，投篮时不畏缩。球场上的贝拉克没有公开向女友的哥哥献媚，而这也为他赢得了加分。“谢天谢地，他的表现很好。”克雷格回忆他们第一次打球的情况说。那次，他们在密歇根湖附近的一个公共球场打了几个小时。“自信而不狂傲，无私而不畏缩，有团队协作精神。我给了妹妹一个很好的反馈。”克雷格说。

暑期结束后，贝拉克从芝加哥回到哈佛法学院，开始了第二学年的学习，米歇尔则继续留在盛德工作。为在有“风城”之誉的芝加哥度过一个悠闲的暑期，贝拉克之前在该市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但该计划后来被打乱：1990年2月，他当选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社长。对这份广受尊崇的刊物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事件。在它长达104年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由黑人出任社长一职，而他的当选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他准备在一家律所工作两到三年，然后从事社区工作或进入芝加哥政坛。“我的这次当选彰显了社会的广泛进步，这是鼓舞人心的。”时年28岁的贝拉克对记者说，“但重要的是，我的故事并不表明黑人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要记住，有数十万名像我这样的黑人学生，他们的才华并不比我差，却没有得到我所得到的那些机会。”

4个月后，苏珊·阿莱勒去世。

苏珊是米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她是一个基于成就而非预期做决定的人，1990年6月23日因癌症医治无效去世，时年26岁，大学毕业刚刚五年。生病期间，朋友们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看望她，鼓励她——苏珊拿到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在美联储担任计算机专家。在安格拉·肯尼迪的帮助下，苏珊纪念基金会成立。在谈及米歇尔时，她说：“如果苏珊或我打电话告诉她，我们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她立马就会来这儿。苏珊的去世，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她对朋友的那种至爱和忠诚。”苏珊的死对米歇尔产生了深远影响，再加上她在盛德公司遭遇的挫折，她想起了贝拉克所追求的那种更有意义的生活，而选择权就在她自己手中。她想：“如果我自己也死了，那么作为一名公司律师，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铭记的？每天早上醒来，对于自己的工作以及当前正在做的事情，我感到兴奋吗？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不久，她又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由于多年受多发性硬化症的折磨，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并开始出现呼吸困难，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1991年冬的一个深夜，醒来的玛丽安看到他在挣扎喘气，后来昏了过去。她叫了救护车。芝加哥大学的医生检查后发现了很多病症，包括一个大的气管肿瘤和出血性溃疡等。医生为他进行手术，但由于脑部缺氧，他陷入昏迷。家人聚到一起，贝拉克也从波士顿飞到芝加哥，前来陪伴米歇尔。1991年3月6日，时年55岁、仍在水厂工作的弗雷泽离开了这个世界。几天后，他被葬在了南区的林肯公墓。沉浸在痛苦中的米歇尔和克雷格在父亲的悼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你们能停下来吗？”玛丽安要求道，“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吵吗？是因为你们想念你们的父亲了。”三个人哭了起来。

在墓地，米歇尔把自己的头靠在贝拉克的肩上。“下葬时，”贝拉克后来写道，“我向弗雷泽·鲁宾逊保证，我会照顾好他的女儿。虽然我们都没有讲出来，也没有正式确定关系，但我觉得我和她早已经是一家人了。”

米歇尔意识到，她需要在职业生涯中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但至于怎样才能找到，她并不清楚，但她知道她必须离开盛德了。对于所赚的钱，她感到越来越不安，并会问自己：“如果我开着奔驰回家，而我亲戚家的兄弟姐妹却在为生计发愁，那么这种团聚会让人感到舒服吗？”对她来说，在金钱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改变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亲戚朋友和邻居的生活状况。“突然之间，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两个人。”她在2012年时对北卡罗来纳农工州立大学的学生说，“那时的我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我发现我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开始进行一些反思。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如果明天我就要死了，我该怎么做？我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我怎样才能被人们铭记？’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7  资产与赤字

米歇尔和贝拉克秉承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个人需要捍卫他们的未来和社区的未来。这需要一种自立精神，而在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上，正是集体行动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发展。

在芝加哥市政厅，一名同事在瓦莱丽·贾勒特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份文件。这名同事叫苏珊·谢尔，两年前继任父亲的职务，当选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M·戴利的高级检察官。她刚刚面试完一名年轻女性，印象深刻。这名被面试者表示，她对自己在盛德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谢尔就意识到，她无法吸引米歇尔·鲁宾逊到法务部门工作。“我不想成为一名律师。”米歇尔对她说，“我想做一些公共服务工作，我觉得律师看问题的角度太窄。”不想就这么错过米歇尔的谢尔把她的资料转给了贾勒特，后者正在寻找有才华的雇员，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与米歇尔的会面给贾勒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当场表示要为米歇尔提供一份市长办公室的工作。作为被面试对象，米歇尔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和满意，但也表现出了谨慎。她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贾勒特是否愿意和她男朋友贝拉克·奥巴马见个面，一起谈谈？

“他想快速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贾勒特回忆说。他们三人——贾勒特年龄最长，34岁，贝拉克30岁，米歇尔27岁——将会面地点约在了西环的一家餐厅。后来，贾勒特成为他们的朋友、顾问和奥巴马政府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据她回忆，在那次会面中，讲话最多的是贝拉克，但他很少谈论自己。“我记得，他以一种非常自然的、非施压的方式向我了解我所知道的情况。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问我，而是循循善诱，激发我的交流欲望。”他问我出生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出生在伊朗。“他想知道，作为一个在伊朗出生的人，我是如何进入市长戴利办公室工作的。”这是一个更长的故事。

瓦莱丽·鲍曼1956年11月出生在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瓦莱丽，你要如闪电一般前行。”祖母过去常常这样告诉她。对20世纪中期的非洲裔美国家庭来说，她的这种教育背景是非常罕见的。“我母亲那代人，都上过大学。”贾勒特的母亲、1928年出生在芝加哥的芭芭拉·鲍曼说，“而在此之前的那代人也都上过大学。我的祖父及其兄弟，以及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上过大学。”在美国内战前，她的曾祖母曾就读于奥柏林神学院。她祖父的一个兄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首名黑人毕业生，在塔斯基吉学院担任过布克·T·华盛顿的副手。她的父亲是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的首名黑人主席，而她自己则是莎拉劳伦斯学院1950届毕业生。两周后，她嫁给了詹姆斯·鲍曼——一名牙医的儿子，1923年出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和他的兄弟姊妹也都上过大学，詹姆斯拿过哈佛大学的两个学位。尽管他们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成就，但鲍曼家族还是受到了偏见。芭芭拉回忆说，小时候就读芝加哥南区的一所综合小学，除了大约30名黑人学生外，没有一名白人学生会在课间休息后拉着她的手走进教室。

鲍曼家族非常看重他们的种族身份，就像他们一贯重视教育一样。“祖母经常告诉我们，他们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只有你自己会让自己感到不舒服。”芭芭拉回忆说。她说她祖母是黑白混血，可能会被认为是白人，“但她以自己的黑人血统而自豪，我也是这样……我的曾祖母就是一个固守传统的人，她会说，‘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尼格罗人。无论何时，你都应为此感到自豪。’”

在出生后的前六年里，瓦莱丽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之外。虽然她父亲的医师职业生涯始于这个城市，但他非常反感芝加哥普遍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基于先前的两份实习医师经历，他最终成为圣路加医院的首位非洲裔住院医师。1947年正式工作时，他被告知黑人雇员最好从医院后门进出。他反对这一规定，并坚持从正门进出。次日，他发现医院的其他黑人雇员在正门口等他，然后与他一起从正门进入。后来，他加入远见医院（Provident Hospital），担任病理部主任，并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再后来又在科罗拉多州担任陆军病理学医师，任职时间也是三年。1955年，远见医院管理层邀请他重回该院，但开出的薪水却不及白人医生的一半。这是一个引爆点。“我和妻子决定，我们不再待在这样一个处处充斥着种族隔离的地方。”他说。

“我们说，‘去另外一个地方吧。我们可能还会回来，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詹姆斯·鲍曼回忆说。他接受了内马齐医院的工作邀请，担任该院病理学医师。内马齐医院位于伊朗南部的设拉子市，距离波斯湾不远。后来，他又到伦敦工作，在那里，他们一家决定重返芝加哥，主要的考虑就是瓦莱丽。“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我们想让她知道她是谁。在那个年代，我们被称为尼格罗人，但当我们对女儿说‘你是一个尼格罗人’时，她会问，‘尼格罗人是什么意思？’我们试图解释给她听，但她说，‘不管去哪里，我都会看到很多深肤色的人，但没有人称他们是尼格罗人。为什么他们不被称为尼格罗人呢？’”

回到芝加哥后，鲍曼夫妇进入教育系统，并取得成功。他们把自己的智慧传递给了学生，也传递给了女儿。芭芭拉·鲍曼帮助创建了埃里克森研究院，一个关于早期儿童教育的研究生项目。比米歇尔的父亲年长七岁的芭芭拉告诉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她那一代人对对抗种族主义的成就是满意的。“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认为，正是抗争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詹姆斯·鲍曼对该校医学院备感焦虑的黑人学生说，“要想竞争，你就要让自己变得比别人更优秀。你不能满足于优秀。你要做到更优秀。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感到焦虑，且唯有如此，你才会取得成功。”

同米歇尔一样，在进入市政厅前，瓦莱丽也是在一家知名律所工作，但她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径。早前，她就读于私立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后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一所预科学校，再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20世纪80年代，身处芝加哥法律界的她发现自己并未从工作中体会到成就感，这与几年后米歇尔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她的豪华办公室位于西尔斯大厦79层，而这座大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可以鸟瞰密歇根湖上的帆船。但在那里，我并不快乐。一位朋友建议我考虑一下市政府的工作。我还在犹豫中。我最初走的这条路，可能不会让我感到快乐，但那是我该走的路。不过，在哈罗德·华盛顿当选为芝加哥首任黑人市长后，我决定改变自己。”新单位是芝加哥市检察官办公室，但她的工作区很小，窗户正对着一条小巷。当时她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同事的用意。“我心想，‘我会习惯这个斗室的。’”她说。

考虑到自己当初的疑虑，贾勒特对于米歇尔和贝拉克在就餐期间提出的问题并不吃惊。米歇尔长期以来就对政治抱有怀疑态度，对从政者亦是如此，因为他们的那些手段令人厌恶。作为一名民主党选区负责人的女儿，她从小就发现，市政厅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似乎相隔很远。1968年以民主党独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为市议员的阿布纳·J·米克瓦更是直言不讳。他说，在1983年华盛顿当选市长前，“没有哪个黑人会对芝加哥的政治情况感到满意”。华盛顿的任期很短，其间市政府也是一团糟。1987年11月，他在办公桌前去世，尤金·索耶随后短暂接替他的职务。现在，在办公楼五层办公的是理查德·J·戴利的后人。戴利掌管市政厅长达21年，但在非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不会关心非洲裔美国选民。

贝拉克是芝加哥政治的研究者。贾勒特回忆，对于米歇尔在高度政治化的市长办公室工作，贝拉克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因为那里没有培养和保护米歇尔的关系网。“她是一个政治新手。”贾勒特说，“戴利市长是否会关心米歇尔所关心的事情？他会不会只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会不会虚心对待各种意见？我想我还是说服了她，那就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可以为这个城市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后来，他们又谈到了其他话题，但贾勒特感觉到，在这个夜晚，这对年轻恋人一直在默默评估他们的决定。经验告诉贾勒特：“在结婚之前，他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总是给予对方支持。”

当然，这里还涉及金钱的问题。米歇尔表示，收入并不是职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对成就感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去市政厅工作意味着薪水将会较自己在盛德时减少一半左右，每年约为6万美元。问题是，当时她还背负一笔数额庞大的学生贷款。“在那个时间选择离开律所，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米歇尔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安格拉·肯尼迪说。老鲁宾逊夫妇经常劝说米歇尔和克雷格，“如果在选择工作时只看重金钱，最终你们也不会赚到足以改变生活的钱”。但即便是她父亲，在去世前也看到了米歇尔的焦虑，并对她的选择表示了担忧。他问米歇尔：“难道你不想还你的学生贷款吗？”

从年轻时起，米歇尔就非常看重自己所花的每一分钱，包括可控的“奢侈”消费。有一次，她用做保姆赚来的钱买了一个蔻驰手包。当米歇尔告诉玛丽安手包的价格时，她大吃一惊，并告诉女儿说她永远都不会在一个手包上花这么多钱。米歇尔回答说：是的，但你用了十个手包，我还是在用这个手包。事实上，米歇尔也坦承，如果不是因为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学生贷款，她从盛德离职后可能会直接去非营利组织或基层组织而不是市政厅。正是学生贷款，让她把这个决定推迟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市政府的工作，我比较感兴趣，而且这也不会给我造成大的挫折，总之我能够承受。”她说，“这份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还年轻，但责任很重。”

在米歇尔进入戴利政府工作后，贝拉克选择了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作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社长，这条路径带给他的收入可谓少之又少。此前，他拒绝了司法职员的工作，同时也拒绝了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邀请，而在那些律所，他原本可以拿到六位数的年薪。相反，他从事过一系列收入欠佳的工作，这让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备受挫折，因为她们都曾有过严重的财务压力，而且还一度领过救济粮票。她们认为，在试图拯救世界之前，贝拉克首先应充实自己的口袋。马德琳·邓纳姆的弟弟查尔斯·佩恩说，作为贝拉克的外祖母，马德琳对这个外孙的早期选择“感到绝望”。“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贝拉克会赚大钱。因为他太优秀了，他口才很好，虽然是一个黑人，但说起话来和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在任何地方都能谋生，事实也是如此。”佩恩回忆姐姐马德琳的话说，并说姐姐一直抱怨贝拉克当时所做的选择。“她要养活六七口人，而她的一大希望就是贝拉克能够赚很多的钱，这样她们就不会再为钱发愁了。”他接着说。

在贝拉克当选为《哈佛法律评论》社长后，时已转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阿布纳·米克瓦曾试图招揽他，但未成功。正如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表示的，贝拉克说他要重回芝加哥，参与当地政治事务。当时，贝拉克的政治雄心虽然还没有展现出来，但对于自己的未来，他并非完全没有打算。在前往哈佛大学读书时，时年26岁的他与“联合社区组织”负责人布鲁斯·奥伦斯坦一起喝酒。在哈罗德·华盛顿的支持下，他们两人曾提交过一个方案，建议利用当地垃圾填埋场的资金来提升南区社区的基础设施。在点了啤酒之后，贝拉克问奥伦斯坦未来10年的打算。奥伦斯坦说他希望他能成为纪录片导演，然后回问贝拉克。贝拉克说，未来10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芝加哥市长。

毕业回到芝加哥后，贝拉克搬到位于欧几里得大道的鲁宾逊家，和米歇尔住在顶楼，玛丽安·鲁宾逊住在楼下。这时的贝拉克一边准备伊利诺伊州的律师资格考试，一边思考自己的未来：他不仅要寻找机会，而且还要保留选项，包括政治选项。他不希望有什么事情会限制他的选择或机会。“贝拉克是一个做事谨慎的人，他不会临时起意。”律师贾德森·迈纳说。在1991年的那个夏天，他们两人经常在当地的一家泰国餐馆就餐。“他说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必须要搞清楚，‘怎样才能度过有意义的一生？怎样给自己定位？’”迈纳接着说。刚刚脱离哈佛浓厚学术氛围的贝拉克同迈纳讨论说，他们应该运用法庭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

比贝拉克年长20岁的迈纳曾担任过哈罗德·华盛顿的公司法律顾问（亦称首席市政律师），时间为两年。而且，他还拥有一家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小型律师事务所，设在市区北部的一栋红色砖房内。这家当时名为戴维斯-迈纳-巴希尔-加兰德的律师事务所以专注于民权法而闻名，同时也会从事一些普通诉讼业务，并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看到贝拉克当选《哈佛法律评论》社长的消息后，迈纳给该社办公室打去电话。但在剑桥接电话的那个人只是告诉他过后再打。他给贝拉克留了言。虽然当天有很多问询电话，但晚上回到家后，他还是给迈纳回了电话，当得知迈纳在华盛顿政府任职时，他吃了一惊。随着谈话的深入，迈纳鼓励他来他们律所工作，并向他许诺，他可以挑选那些能让他在晚上安然入睡的任务。不过，他们两人心里也很清楚，这家律所所从事的这种带有激进和反建制性质的工作可能会产生其他一些不利后果。“贝拉克非常清楚芝加哥市长是不会全力支持我们的，”迈纳回忆说，并表示有人警告贝拉克不要加入这家律所。被打上民主党独立候选人的标签可能是一种负资产，但贝拉克非常了解芝加哥分裂的政治，认为这种策略会给候选人带来双倍好处，而且会赢得更多选票。

贝拉克参加了1992年竞选季的选民登记工作，随后加入迈纳的律所。该律所代表了芝加哥市的大多数非洲裔市议员，而且与“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MALDEF）有合作关系。贝拉克支持芝加哥的少数族裔居民，帮助他们挑战花旗银行的抵押贷款办法。他代表圣路易斯选举权案中的黑人选民和市议员，利用新的法律理论为重划选区做辩护，而在此之前，这被认为是反向歧视。连续几年，他在“巴奈特诉戴利案”（旨在为芝加哥非洲裔美国选民争取更大代表权）上投入了大量时间。一家上诉法院表示，该案测试了“重划选区方面少数族裔权利的外部极限问题”。此外，他还为各类组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其中包括牧师拜伦·波莱基尔设在伍德朗的上帝使徒教会、一家针对低收入居民的社区卫生组织，以及两家致力于发展廉价住房项目的非营利组织。对于贝拉克所做的工作，迈纳的评价是“非常细致周到”。

对贝拉克来说，律所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这也应了迈纳先前的承诺，但问题是，他晚上睡不好，究其原因，可能是他做的事情太多了。除了处理律所的各种事情外，他还签了一份图书合同，起初是想写一本反映美国种族关系的书，但最终却成了他的回忆录。他同意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宪法课，但很快又接受了一项挑战——负责数万名新选民的登记工作。再有就是他和米歇尔的关系。米歇尔不愿意把自己列入他那个永无尽头的清单中。他爱她，但对米歇尔来说这还不够。他希望做她的好搭档，这也不够。问题在于，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而即便对贝拉克·奥巴马来说，这也是一种苛求。

正如贾勒特所观察到的，贝拉克和米歇尔早已有婚姻之实，只是缺一纸婚约而已。作为一个不愿沉默等待的人，米歇尔在1991年清楚表示她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如果我们这样还不能走进婚姻，那么你知道的，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米歇尔回忆当时的话说。贝拉克回应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一张纸来证明？”但了解米歇尔的人告诉他，他的这个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有时候会说，‘在两个人相爱的情况下，婚姻是什么？’”她回忆说，“我的回答是，‘婚姻是一切。’”与此同时，贝拉克瞒着米歇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的家人。一天晚上，两人安排了一次丰盛的晚餐，表面是庆祝他为参加伊利诺伊律师资格考试所付出的努力。其间，米歇尔再次提出了结婚的问题，并开始数落他，说这种拒绝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承诺的表现。很快，甜点就被端了上来。米歇尔的盘子里有一个装着订婚戒指的盒子。她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异常激动。贝拉克笑着说：“这总可以让你闭嘴了吧？”

1992年10月3日，他们在三一联合基督教会举行婚礼，主婚人是牧师小耶利米·A·赖特。这是贝拉克在社区组织工作后期加入的一个教会，也是加入该教会的第一人。作为一个一点都不古板的教会，它在非洲裔美国职业人士中间尤受欢迎。当然，这与赖特颇具煽动性、娱乐性和激励性的布道风格有很大关系。贝拉克的签名档之一、第二本书的书名——“无畏的希望”就源自赖特。在参加总统竞选期间，这也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

克雷格代替父亲陪伴妹妹穿过走廊。为招待客人，庆祝地点转移到了南岸文化中心，这里原是不允许黑人入内的南岸乡村俱乐部，现由芝加哥公园管理委员会持有。在面向密歇根湖的一个舞厅，伴娘桑蒂塔·杰克逊唱起了史蒂维·旺德的《你和我》。这是米歇尔收到的第一张音乐唱片中的一首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新娘一身华丽的白色礼服，贝拉克身着配白领结的夜礼服。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跳舞，相互了解。贝拉克的母亲安特意从印度尼西亚赶到芝加哥。很快，她就在世界妇女银行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一家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旨在用小微金融帮助低收入妇女创业。贝拉克的外祖母、被家人称为图特的马德琳·邓纳姆也从夏威夷赶来。“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米歇尔。”图特的弟弟查尔斯·佩恩说，“贝拉克能娶到她，简直是太幸运了，我想每个人都会这么认为。”

新娘和新郎的家人及朋友一致认为，两人的结合是一种强强联合。佩恩在米歇尔身上看到了贝拉克的母亲和外祖母的那种坚韧。而在克雷格看来，贝拉克是适合米歇尔的：他欣赏米歇尔，而且也赢得了米歇尔的尊重。米歇尔在盛德的同事凯利·乔·麦克阿瑟打了一个比喻，说他们两人就好像氢和氧，“因为我们知道，两者结合起来的力量要比单独的力量大得多”。由于毕业后失去联系，哈佛法学院教授戴维·威尔金斯后来才听说米歇尔和贝拉克结婚的消息。他回忆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想，‘这太完美了。’他娶了一个可以与他完美互补的人；两人都很强大，为人正直，可以相互支持。我觉得这正是贝拉克·奥巴马所需要的。他有各种各样的追求，而她就是他的后盾。”

在市政厅，接近30岁的米歇尔同其他几名雇员一样，担任行政助理，这个职务听起来多少有些像秘书。在贾勒特出任规划与经济发展专员之后，米歇尔也成为专员。在这个以创造就业、提供服务和推进社区进步为宗旨的委员会，她负责一部分预算资金，有时也会参加剪彩活动。正如一名朋友所言，米歇尔的工作是运营性质的。她是一个麻烦解决者，所涉领域极其广泛。她的工作内容是商业开发，但同时，她也着力解决与婴儿死亡率、移动免疫和课外培训等项目有关的问题。此外，她还关注被市长办公室所忽视的黑人社区。对她来说，第一个问题是帮助谁，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帮助。而最基本的问题，正如同事辛迪·莫里斯所言：“市政府能否发挥积极作用？”

同事们一致认为，米歇尔做事灵活，注重实际，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她共过事的萨利·杜罗斯回忆说：“米歇尔是一个坦率和正直的人，尽管缺乏经验，但从来都充满信心。”“她不是那种会冤枉你的人。”杜罗斯回忆说，意指官僚体系中的钩心斗角。“这是一个深受政治影响的城市，而她有着强大的价值体系，她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所以她不会容忍那些把事情搞砸的人。在市政厅，这是一个相当强硬的立场。”杜罗斯和米歇尔曾经合作过一个项目，旨在提升社区发展一揽子拨款计划的分配效率。这是一个利用联邦资金推动贫困社区经济活动的计划，此前的资金分配是由市政府执行的，但效率低下，而且效果也不明显。米歇尔提议，更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些资金直接拨给社区，一来可以避免政治庇护的负面效应，二来也可以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米歇尔非常擅长的事情就是‘以无变有’，”贾勒特说。在米歇尔入职市政厅时，戴维·摩斯纳是戴利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他也成为米歇尔的良师益友。“对于政府的决策速度以及所涉人员和部门的复杂性，她感到困惑，进而产生挫败感。她说，‘让我们把这件事做好。不要给我讲愚蠢的故事，不要向我撒谎，也不要胡说八道。’她身边充满了笑声和笑容，但在我的印象里，她不是那种爱在茶水间讲笑话的人。她希望能把事情做好。”摩斯纳说。

进入市政厅后，由于工作需要，米歇尔经常出入工薪阶层社区，远离了市区弥漫消毒水气味的高层办公楼。她对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发展前景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她也发现，内部障碍和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经常会让有价值的项目受阻。如同当年在盛德，她产生了一种不满情绪。“这里依然不够好，因为在很多方面，市政府就像是一家公司。”她后来说。新工作还不到18个月，她便决定离开那里。“她希望自己能够做主，希望能够有直接的控制权，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产生效果。”摩斯纳说。能够满足她这些愿望的是一个名为“公共联盟”的组织。

米歇尔在市政厅工作期间，贝拉克接管了一个名为“投票计划”的项目，旨在动员超过10万名非洲裔美国选民参与1992年大选投票。他筹集资金，雇用了10个人，招募了700名志愿登记员，并在宣传语中表示，“这是权力问题”。他的目标是，全力动员非洲裔社区，让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成为美国重建后的第二位黑人参议员。为此，他发起了自哈罗德·华盛顿竞选以来最具特色的支持运动。上司桑迪·纽曼说，贝拉克知道在哪些地方可以做出成绩，贝拉克的做事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投票项目中，贝拉克所筹集的资金超过任何一位州级主管。“资金筹集本不是这个职位的要求，但他却做了。”纽曼说，“他赢得了很多组织和个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很多存在利益冲突的组织和个人。”

在财务团队方面，贝拉克向约翰·罗杰斯求助，后者是普林斯顿的黑人毕业生、克雷格·鲁宾逊的朋友、共同基金“亚瑞资本”的主席。除罗杰斯外，他还向约翰·施密特求助。施密特是一名白人律师，曾担任过理查德·M·戴利的办公室主任，早前竞选过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在基层工作方面，贝拉克不仅赢得了很多支持者，而且还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他们交流，让他们感受到重视。这种技巧显然与他早前的社区组织经验有关。“他与我们每个人单独交流。坐下后，他会说，‘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让人深感敬畏。他还会说，‘你觉得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吗？你希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这种一对一的交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工作。这体现的是一种尊重。”“现在改革社区组织协会”（ACORN）首席组织官马德琳·塔尔伯特说：“其他人的方式是，写一封邮件，说‘你们都来’。贝拉克不会这么做。他的策略是一对一的交流，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西区市议员萨姆·布瑞尔说：“这是20年来我在政治领域所见的最高效的竞选组织活动。”

毋庸置疑，贝拉克也在思考自己的政治未来。在1992年底被问及是否参加公职竞选时，他回答说：“谁知道呢？但目前可能不会。”然后，他笑着对采访者说：“这个‘可能’是不是有足够多的政治意味？我的真实想法是，如果我觉得参与竞选能让我做更多的事情，那么我就会参加竞选。但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这一点。”贝拉克在“投票计划”项目上取得的成绩引起了广泛关注。克莱恩传播集团旗下杂志把时年33岁的贝拉克列入“40位40岁以下的青年才俊”名单。该杂志给出的评语是：他对社会正义充满激情，对制度建设有坚定信念。他还决定在芝加哥大学讲授种族主义与法律课程。“如果你有机会就读于哈佛法学院，那么日后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不会给你带来成就感。”贝拉克说，“改变世界才有成就感。”

但在称赞之外，该杂志也指出，从姓名来看，他的政治前途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在这则简短的报道中，他的名字被拼错了三次，先是在第一段中将“Barack Obama”误拼为“Borock Oboma”，后又在第三段中将“Barack”误拼为“Barock”。

设立公共联盟（米歇尔离开市政厅后加入的组织）的想法源于两名年轻女性，目的是吸引同龄人投入公共服务事业。在1991年威斯康星州温斯普里德会议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瓦内萨·基尔希和卡特里娜·布朗进一步完善了她们早前的想法。贝拉克·奥巴马是此次会议的被邀请人之一。在与会者名册中，他在地址一栏填了鲁宾逊家的地址，职业填的是“作家”。起初，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取了一个颇具华盛顿气息的名字：全国公共生活职业中心。但在会议期间，多名与会者离席，然后开车离开。于是，她们便谈起了为什么年轻人容易被视为社会公敌的问题。公共联盟由此诞生。起初，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埃尔斯佩思·雷维里为该组织提供捐款。很快，联邦政府也开始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公共服务实习培训。1993年，在公共联盟第一批学员毕业后，基尔希和布朗开始着手建立芝加哥分部。在寻找分部执行主任时，她们让当时担任公共联盟董事会成员的贝拉克帮忙。贝拉克向她们推荐了米歇尔，而在随后的聘任过程中，他退出董事会。

这份工作要求创建一个指导和实习项目。主任的职责是开发课程，招聘董事会成员，筹集资金，招募多元化背景学员（初期每年30人，后期增至40人），以及为他们寻找工作岗位。公共联盟学员需要接受为期10个月的培训，其中每周有4天以实习生身份参与实习。有的学员去了市政厅——米歇尔并未解除与市政府的合约，而其他人则加入了教育项目、青年发展机构、经济开发项目和环境组织等。另外，还有一名律师在一个西班牙裔社区从事法律工作。周五和部分晚上则用于领导力课程培训和团队项目。面试米歇尔的是哈罗德·华盛顿的前助手、公共联盟董事会成员杰基·格里姆肖。他对米歇尔的第一印象是：“哇，她个子真高！”米歇尔很自信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包括如何组织和管理该项目，以及如何与具有多元化背景的年轻人建立联系等。“她总是面带笑容，很迷人，而且待人热情，正是我们所要找的那种人。”格里姆肖说，“我们这个项目针对的是那些需要指导的年轻人，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年轻人作为他们的领导者。她是最合适的人选。”此外，格里姆肖也坚信，任何参与芝加哥项目的人都将会发现米歇尔是一个可靠而坦率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为公共联盟设计领导力培训和社区组织课件时，米歇尔借鉴了西北大学教职员约翰·麦克奈特和乔迪·克雷茨曼的思想。麦克奈特和克雷茨曼发现，在为社区提供帮助时，局外人往往会想当然行事，这是一种缺陷。他们说，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者往往会忽视被救助者的能力，而且很少鼓励他们去寻求解决方案。由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名为“ABCD”的模式，即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模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他们认为，解决方案的制定应从内部着手，而且还要考虑实际情况。扶持项目应以社区的自身努力为基础，以免他们对局外人、局外人的理论及其资金产生依赖。关键目标是自力更生。只有那些立足于现实且对居民有意义的项目才会持续下去，而只有持续下去才会让社区变得更加强大。

米歇尔把这些理念介绍给她从芝加哥招募的学员，并采用了麦克奈特和克雷茨曼出版的培训手册。在所谓的“核心周”，每名学员都会收到一本手册，教员会对相关理念进行介绍，对学员进行指导，并带领他们进行团队建设。该手册给出了提问方式和倾听方式，这对进入社区开展活动来说非常重要。手册强调，要接触那些有想法和能力的居民，但不要把自己视为社区领导者。成功的社区工作者会把需要帮助的社区视为半空的玻璃杯，但在开展工作时，却会把它当作半满的玻璃杯。换句话说，他们会看到资产，而不仅仅是赤字。

在米歇尔开发课程时，克雷茨曼曾约她喝过咖啡，并问及相关理论对她产生的影响，比如如何看待芝加哥的黑人社区等。在筹办该项目时，她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份培训和教学工作。而这也让她想起了早年家中长辈对她的教诲，以及重返芝加哥的重要性。在普林斯顿的论文和哈佛的众多谈话中，这一直是她所讨论的问题。一切都很适合。“我父母经常说，即便只有少数人愿意回到社区生活，这个世界也会被改变。”米歇尔说，“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

对米歇尔来说，她在生活中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不同的：从南岸到惠特尼·扬中学，到普林斯顿，到哈佛，到盛德，再到市政厅。同样，从市政厅到公共联盟，她迈出的也是新的一步，只不过这一步让她有了更多的体验。公共联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享有盛誉的组织，也不是提供高薪的组织。她是该组织在芝加哥的负责人，但没有人保证会取得成功。“这听起来充满风险，而且也确实存在风险。”米歇尔说，“首要一点，它的方方面面都是由我负责的。”她说，在担任执行主任的三年任期里，她第一次在工作中将天赋和激情结合起来。在她的带领下，公共联盟在这三年间成功培养了三批学员。1995年，在该项目正式启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米歇尔监管的资金就已达到1121214美元，其中约有一半来自联邦政府的美国服务队项目。她在入主白宫后说：“在公共联盟工作期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米歇尔从德保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招募年轻学员，另有少量学员来自哈佛法学院。此外，她还从卡布里尼格林等住宅区项目以及小村和北朗代尔等治安混乱的社区挑选学员。而大约30年前，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就曾在北朗代尔社区揭露过贫穷和歧视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这些学员中，有的只有高中学历，少数有犯罪记录，很多家中都有困难，而且缺乏相应经验。“她不关心你是不是很酷，她关心的是你是否真正需要这个项目。”米歇尔的第一批公共联盟学员之一乔比·凯茨说，“她挑选那些符合联盟要求的人。这与他们的智力或成长环境无关，与他们是否有强烈的进取心有关。热情和诚挚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将背景广泛的年轻学员召集在一起，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教他们如何应对不熟悉的世界。不管他们的成长环境如何，这都是一个挑战。“最有趣的事情，”米歇尔曾经说，“莫过于看到一个孩子在社区中遇到一些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会对他们固有的思维形成挑战。”另一方面，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看到一个连高中文凭都没有的孩子能够和大学毕业生坐在一起，并认为“他自己的想法和他们的一样好，甚至比他们的还好”。白人女学员、后成为公共联盟职员的贝丝安·海斯特回忆说：“米歇尔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时时刻刻都要记得自己的优势……她提醒我说，人很容易放纵自我，也很容易自我满足。她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激励你前进。”

如果米歇尔只是追求学员背景的多元化，那么她完全可以挑选那些来自中产阶层家庭、有着良好成长背景且具有不同肤色的学员。“这样一来，她就很容易做出成绩。”西北大学毕业生凯茨说。但这不是米歇尔的风格。“她甘愿冒险，从芝加哥低收入社区招募有色人种学员，确保他们也能够获得发展机会。作为项目执行主任，除承担正常工作之外，她愿意在他们身上下更多功夫，花更多时间，激励他们朝着目标前进。但说实话，与他们打交道并不容易。”凯茨接着说，“不过，对于那些有着良好背景的学员，她也不会有丝毫懈怠，同样鼓励和督促他们。我发现，她的使命之一就是不让每一个学员掉队。她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从来都不会放弃谁。”

克斯纳·戈尔登是米歇尔招募的第一批学员之一。他们是在一个领导力颁奖典礼上认识的，那时的戈尔登刚满18岁。据他自己表示，在走上正轨之前，他是一个问题青年——被学校开除，有过轻微犯罪记录，同街头混混儿厮混在一起。他很聪明，词汇量很大，敢于探索，而且善于表达。米歇尔称赞他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同时也要求他给出解决方案。“她有很强的建设能力。如果她指出了你的一个弱点，那么她就会优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并告诉你具体的方法。只要按照她的要求做，你就能改变自己。”戈尔登说，“她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人……她有一种超凡的人格魅力。即便你把你们的关系搞得很僵，你也知道你不会有事。你仍是安全的，你仍是她的学员。”在米歇尔的指导下，戈尔登去华盛顿领过奖，到德国进行过文化交流。他非常聪明，但他的这种天赋曾差点被他浪费掉。“她告诉我，‘回去读书，回去读书，回去读书。’”戈尔登说，“‘斯坦福’，她说，‘斯坦福’”。几十年后，依然聪明、依然充满活力的戈尔登成了南区的一名理发师，但有时，他也希望自己当年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

公共联盟旨在培养学员建立关系和应对不同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培养，一是通过学员的实习，二是通过项目下设的培训课程。培训地点是在公共联盟位于市区的办公室。用米歇尔的话说，每周一次的培训课，“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但有些时候，奇迹也会姗姗来迟。在第三年时，有一天晚上由于讨论过于激烈，以至于一名愤怒的学员用拳头在办公室门上击了一个洞。第二天早上上班后，米歇尔并没有开除这名学员。相反，她向他解释说，这种愤怒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它会让人们把你的想法排除在讨论之外。“你不能用拳头击门，因为这会让你失去信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同事莱夫·埃尔斯莫回忆米歇尔的话说。还有一次，米歇尔同一名待人友善却总以各种理由迟到的学员谈话。这名年轻学员说，他那天早上起得很早，于是便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烈酒喝了起来。母亲看到后，让他待在家里帮忙。“我知道。”米歇尔回应说，“但这不能成为你迟到的理由……你需要改变自己，我会告诉你一些方法。你要知道，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同一个喝过酒的学员讲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公共联盟职员、当天见证他们对话的朱莉·沙利文说。她说，米歇尔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也很容易引起共鸣。“她没有采用那种‘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办’的方式。”沙利文说，“她的方法切实可行，而且又能让人接受。”不过，对于那些试图以种族或成长环境为借口的黑人学员，尤其是当他们辩解说白人对他们缺乏了解并诋毁他们时，米歇尔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她引用希尔兹和鲁宾逊的话明确表示，年轻黑人没有犯错的余地。一个中等天资的白人孩子，或可通过自身能力或家庭关系取得成功，人们对他的能力有一定的预期，而对于他的失败，也可以容忍。但黑人就不同。后来在市政厅工作的凯茨说，她在那里曾经做过一名学员的主管，但这名学员既不工作也不听劝。于是，她把情况向米歇尔做了汇报，米歇尔听了五秒钟就气愤不已，并表示要严厉惩处。

米歇尔对芝加哥各贫困区域的深入了解给沙利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回忆说：“坐在米歇尔的萨博车上，我们到西区一些治安混乱的社区考察，并同当地困难居民交谈，然后再开回市区，与戴利的办公室主任会面。她从来都是把问题摆上台面，然后就此展开讨论。她总能表现得心平气和，而对于接下来所要采取的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她都有着非常清楚的规划。你无法不佩服她，即便你对她感到恼火。”

公共联盟职员在培训课上会经常就种族和阶层问题展开讨论。对于这类话题，米歇尔从来都不会容忍教条，也不会让这种讨论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是她常用的策略，也贯穿于她的职业和政治生涯之中。时任公共联盟密尔沃基办事处负责人的保罗·施密茨表示，在遇到这类问题时，米歇尔会说：“这个话题很好，但我们必须先把事情做完”。

米歇尔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公共联盟学员寻找工作。为此，她向大芝加哥领导力组织（LGC）求助。1993年，她加入了这个旨在为芝加哥商界、政府和其他市政部门培养年轻领导者的业余社交网络和教育项目。瓦莱丽·贾勒特和约翰·罗杰斯早于米歇尔加入该项目。之后加入的还有贝拉克的好友马蒂·内斯比特和埃里克·惠特克，克雷格的第一任妻子贾妮斯·鲁宾逊，以及后来出任美国教育部长的阿恩·邓肯等。米歇尔说服了一批同事和朋友，让他们与公共联盟学员进行交流。对学员来说，这种交流一方面可以启迪他们的思维，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们未来就业。作为米歇尔邀请的演讲嘉宾之一，贝拉克主讲社区组织方式以及他对约翰·麦克奈特20世纪80年代思想的一些研究心得。公共联盟的部分学员和项目职员后来一脸懊悔地笑着表示，尽管贝拉克才华出众，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都在米歇尔身上。对他们来说，那个可爱的家伙只是米歇尔的丈夫，在该市某个地方从事教学和法律相关工作。

不过，在公共联盟的培训课上，贝拉克带给学员们的却是他的基层组织知识和他从市政厅获得的经验。他经常讲的一个问题便是权力动态。“他讲课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在社区内建立选民基础。”公共联盟1997级学员、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上过贝拉克的课的凯利·詹姆斯说。贝拉克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以超越传统的教学方式挑战学生的思维。他建议他们寻找共同利益点，以便与反对者达成共识。此外，同米歇尔一样，贝拉克也以结果为导向。

米歇尔和贝拉克秉承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个人需要捍卫他们的未来和社区的未来。这需要一种自立精神，而在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上，正是集体行动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发展。对于所争取到的平等，要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回顾和思考。“弱势社区不能仅仅将自己视为接受者或受益者。”贝拉克1995年说，“组织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让社区变得高效，如何让居民获得工作，如何打造人力资本，如何创建企业、机构、银行和安全的公共空间。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要打造富有成效的社区。这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虽然右派也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们一贯关注的是个人的发展：找工作，赚钱，然后离开。”

若想离开，这对接受过常春藤盟校教育的夫妇马上就可以离开。但他们选择了留下，并开始寻找更有效的社区发展“工具箱”，而且是从内部寻找。对贝拉克来说，这个工具箱就是政治。1995年，他决定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他说，政治舞台有着社区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对米歇尔来说，这个工具箱便是在社区与芝加哥大学之间搭建桥梁。芝加哥大学是一个资金充裕但位置偏远的机构，周边是南区的黑人社区；长期以来，这个社区被它视为混乱的、具有威胁性的后院。米歇尔的职责就是打破这所大学与这个社区之间的壁垒。除使命感之外，与在公共联盟时——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年，既是负责人又是事无巨细的执行者——相比，这份工作的薪水更高，工作也更轻松。此外，她和贝拉克也准备要孩子。

“公共联盟这个舞台还是不够大”，在自己家中为米歇尔举行告别宴会的董事会成员苏尼·费舍尔说，并表示当时米歇尔有些泪光闪烁。早前，贝拉克和米歇尔曾经到费舍尔夫妇家做客，与这对夫妇和朋友们就政治问题展开热烈的、充满智慧的讨论。而聚会的朋友中就有地下气象员组织前领导人、学者威廉·艾尔斯和伯纳丁·多恩。这两人曾潜逃多年，后成为海德公园棒球小联盟的常客。费舍尔回忆说，她在告别晚宴上看到了米歇尔最温情的一面。那年米歇尔32岁。在她自己看来，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设计并一手建立了公共联盟芝加哥分部。她喜欢创建组织，对这个组织更是热爱有加，但费舍尔也知道，她不会永远留在那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费舍尔说，“她内心深处有一种焦虑。她还可以做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事情，一些可以更快推动社会变革的事情。”

8  一丝紧张

1996年，米歇尔认为贝拉克“很可能”走上从政之路。“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一丝紧张。”米歇尔承认，但她试图保持开放的心态，“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等着机会出现。”

从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来看，它不像是米歇尔会去的地方。“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距离芝加哥大学只有5分钟路程，但我一次也没有进过校园，这所大学所有的建筑物都背对着社区。”她说，“在这所大学眼中，像我这样的孩子是不存在的，我当然也不希望与它有任何瓜葛。”这是一所白人占绝大多数的高校，几十年来，它与其周围的非洲裔社区一直关系不睦，甚至暗含敌意。然而，1996年9月，米歇尔进入了这所学校工作。“这是命运的安排。”她若有所思地说，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状况的讽刺性。这个职位的目的是为社区服务，米歇尔开始着手弥合特权和种族之间的鸿沟。她常常发现自己在两个平行世界中行走，为它们充当某种翻译。这项工作有其官僚性质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为米歇尔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和余裕，让她得以开展一些能够带来潜在变化的工作。“我发现，在这所大学里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表达自己关切的事情，指出该校在社区里发挥的作用多么有限。”米歇尔说，“我非常想打破该校和社区之间的壁垒。”

长期以来，芝加哥大学的新哥特式尖顶好像是矗立在大道乐园绿化带周围的瞭望塔。在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博览会上，世界上第一架蒸汽动力摩天轮在大道乐园中现身。大道乐园对后来美国的很多嘉年华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约翰·D·洛克菲勒在19世纪90年代捐资修建的芝加哥大学则吸纳了一批又一批聪明、理性的学生，它荣膺过数十个诺贝尔奖，从中诞生了许多全美最有名的科学成就。1942年12月2日，在斯塔格球场下方的壁球场，曼哈顿计划的研究人员修建了第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原子反应堆，预示了核武器的来临。有个半开玩笑地说法是：当代本科生从黑格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抬起头来，宣称海德公园是乐趣消亡的地方。

海德公园在芝加哥市中心以南大约7英里的地方。“二战“结束后，学校对自己在海德公园的发展缺乏信心。在当时的芝加哥，种族之间的隔阂颇为严重，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海德公园是一块罕见的绿洲。在这里，中产阶层黑人家庭有机会与同阶层的白人家庭毗邻而居。随着大迁徙带来的人口压力增大，管理者们担心，低收入非洲裔居民的涌入将引发白人教师和学生的反感。于是，芝加哥大学出台了限制性措施，还向一些抵制黑人涌入的白人居民区组织注入资金。芝加哥法院阻止了该校执行这些措施，最高法院在1948年宣布它们不合法，于是芝加哥大学的白人领导层想要放弃这片草木葱茏的校园。“水槽里满是威士忌小酒瓶，犯罪率正在上升”，1950年的一份报告如此描述55街的两个街区，那一带分布着53个酒吧。一项统计显示，在那之后的6年中，两万名白人搬离了海德公园和附近的肯伍德地区，而2.3万名非白人涌入了那里。从1940年到1956年，那里人口中的非白人比例从4%上升到了36%。

学校领导层最后选择留了下来，但他们采取了相当激进的方法来建立缓冲区。该方法就是对市区进行重建。“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规模空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学院院长约翰·W·博耶写道。学校管理层动用大量联邦资金，开展了一些拆迁计划，搬迁了数百家小店铺和数以千计的居民。其中最大的项目拆除了一处居住有4371个家庭的建筑物。被搬迁的家庭中总共有2534个黑人家庭，大多数都收入较低。“那些没有回到海德公园的人中，黑人的比例远远多于白人。”博耶称。到1970年，该大学和一系列政府机构在整个计划上已经花费了1亿美元。拆除旧民居之后，学校在原址修建了价格较高的住宅，而原本住在那里的大多数黑人家庭是负担不起新房房价的。历史学家阿诺德·R·赫希认为，这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提高房价，以便控制留下来的黑人家庭的数量和“质量”。嘲讽这个计划的评论家说，“对市区进行重建”的真正含义其实是“让尼格罗人滚出去”。在芝加哥大学的反对者中，社区组织者索尔·阿林斯基最引人瞩目，他动员公众的方式对贝拉克影响很大。

岁月流转，芝加哥大学依然声名显赫，但它调整适应社会的步伐相当缓慢。博耶是一个白人，在1976年夏季的某一天，当他被授予博士学位时，属于工薪阶层的母亲提到了他之前决定在大学学习给她带来的惊喜。外祖母曾经告诉母亲：“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去那里。”博耶解释说：“这并不是说芝加哥大学里没有种族主义。它当然是有的，但它也向工薪阶层的白人发出了信号，有一种用护城河和吊桥把你隔开的感觉。”在种族问题方面，该校领导和学生群体跟芝加哥公众的状态截然不同，和芝加哥南区的差别就更大了。美国最精英的大学之一坐落在该国非洲裔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在这里的居民眼中，芝加哥大学对待社区的态度就好像是对待一种被编号登记的物种，有时候甚至直接无视他们。1994年，米歇尔即将在那里工作前，有人在芝加哥大学里发言，谈到该校的“辉煌历史”，引发了芭芭拉·鲍曼的反击。鲍曼是一位博学之士，是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专家，也是瓦莱丽·贾勒特的母亲。她忍不住发言来以正视听。“你知道，”她对那名男子说，“我很明白你在说什么，但你要记住，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我被排除在你所说的‘辉煌’之外。因此，我很难觉得它当年确实很美好。事实上，当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把所有黑人排除在领导层之外，还说它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生气。”

米歇尔对这些事情并不陌生。她在普林斯顿和哈佛念书的时候，就对这种精英大学的状况有了很多了解。而且她也从母亲那里听说过芝加哥大学的一些事情；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读高中的时候，她母亲曾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办公室担任秘书。从1996年9月入职起，当时32岁的米歇尔就清楚知道自己要面临怎样的状况。“我知道这个社区既不信任、也不理解芝加哥大学，反过来，芝加哥大学对这个社区也是如此。”米歇尔说，“如果你无法在它们之间架起桥梁，听取双方的意见，并了解它们为什么会担心，你是无法开启对话的。”她在该校社区服务中心担任主任，这是一个新的职位，教职员和学生委员会设立该职位，是因为觉得校内缺乏志愿服务的风气。米歇尔把精力放在对附近居民区，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产生影响上。为了获得成功，她需要设计一些活动，并争取包括博耶在内的上司的支持。她还必须在校外找到一些乐于接纳学生，并让他们发挥所长的机构和组织。

米歇尔组建了一个小型团队，开始着手提高学生对芝加哥地理环境的了解。她安排了巴士旅行，把学生带到海德公园校区的外面。她还借鉴公共联盟和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一个名为“夏季纽带”的暑期实习计划，提供为期10周的实习，其中有半天的培训课程主题涉及种族关系、社会福利改革、平价医疗，以及无家可归现象等。此外，她还每月举办一次探讨城市问题的恳谈会。其中有一次是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100周年纪念日举办的，小组成员中有一名前少年犯、一名牧师、一名曾在库克县青少年拘留中心工作过的教师，还有贝拉克，以及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前领导人威廉·艾尔斯。此人也曾经是联邦政府通缉的逃犯，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关于少年司法的书。“学生和教师虽然也会在课堂上探讨这些问题，但在恳谈会上说话比较交心。”米歇尔说，“我们知道，像少年司法这样的问题会影响到芝加哥市，影响到美国，而且对芝加哥大学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恳谈会让学生有机会超越理论层面，从有亲身经历的人那里听到少年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

她对主动接触校外非洲裔居民的兴趣，不亚于芝加哥大学对本校学生的关注。改善周围的社区，或是改善公众对芝加哥大学的态度，这固然是件好事，但却被摆在次要的位置上。当时芝加哥大学陷入了窘境，博耶希望能找到吸引学生、满足学生需要的办法。博耶在1992年成为学院院长时，芝加哥大学录取了近75%的申请者。而在他担任院长的第一年，有15%的一年级学生遭到淘汰或是退了学，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哈佛或耶鲁大学，他两分钟内就会被炒鱿鱼。在芝加哥大学校长雨果·索门西恩宣布扩招1000名学生之后不久，博耶很高兴地看到米歇尔主动和社区接触。他认为，米歇尔对社区服务的投入将给学校带来“更加广泛、更加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毕竟学生来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读莎士比亚，做微积分题目，讨论生命的意义直到深夜”。博耶说，“米歇尔坚定地认为芝加哥大学对外界太不关心了”。他还表示，这些努力“把她想做的事情和我感兴趣的事情衔接了起来”。

在米歇尔身上，博耶看到了与自己类似的务实精神，以及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态度。他说米歇尔聪明而坚韧，执着而随和，“在获得完成目标所需的资源上，她很有策略性”。鉴于芝加哥大学在种族问题上的历史，他很高兴地发现，米歇尔似乎更热衷于描绘未来，而不是纠结于过去。有一种说法是：芝加哥大学以前顽固不化，因此欠下了南区黑人居民的债，而博耶对这种说法不以为意，称这是“赔偿心态”。“米歇尔意识到，社区服务项目要有利于学生，而不只是让我们变成某种非政府组织，走出校门到附近居民区做好事。”博耶说，“我没有兴趣把资金投入到对芝加哥大学学生教育没有回报的事情上。我的工作是学院的院长。我在这里不是为了拯救世界，尽管我希望世界可以得救。”

米歇尔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5年，扩大了这个办公室的工作范围，虽然她并非在每场战斗中都是赢家。米歇尔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很多在芝加哥大学寻求避风港的非洲裔学生都聚集在了社区服务中心。“他们真心把她看成是一个盟友，会为他们的利益而发声讲话。”梅利莎·哈里斯-佩里说。哈里斯-佩里在芝加哥大学教黑人妇女社会运动的课程，靠米歇尔及其同事为自己的学生寻找实习岗位。米歇尔曾争取让参加志愿者工作的学生获得课程学分，但此事没有成功。雇用她的亚瑟·萨斯曼认为，大学教师认可这种做法有害无益。“其他名校可能是这样做的，”他说，“但芝加哥大学肯定不会这样做。”总体而言，米歇尔力图扩大这个服务项目，同时确保居民区组织从合作中获得裨益。莱夫·埃尔斯莫对此很有感慨，他跟着米歇尔从公共联盟来到这所大学工作，总共和她共事了14年。米歇尔曾教导他“把我们做出的承诺放在心上”。他说：“我们说过要做的事情，就必须做到，因为社区已经失望过很多次了。”

1995年，在公共联盟第三届培训班即将开始时，米歇尔也开始寻找工作（后来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职位）。同一时期，贝拉克也在同时开展几项工作。他获得了令人赞赏的成功，但还没有跻身政界。他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法律课程，也在戴维斯-迈纳-巴希尔-加兰德律师事务所办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案件。他开办了社区组织培训课程，还成为了几个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老虎伍兹基金会、乔伊斯基金会和安纳伯格挑战基金会。他出版《我父亲的梦想》那年，在海德公园的57街书屋开了一个朗读会。他在社区里是个和蔼可亲的家伙，但却不是一位文学之星。他在洛杉矶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书店——埃索旺书店——举办朗读会时，总共只有9人到场。很多年后，这本书再版发行了几百万册，为贝拉克和米歇尔带来了大量收入，但它第一次出版时，卖出的册数还不够赚回预付给他的3万美元。虽然他的才华赢得了交口称赞，但可以肯定地说，贝拉克的巨大潜能仍未实现。而他比其他人都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1995年，爱丽丝·帕尔默是伊利诺伊州来自第13区的州参议员。第13区属于南区，范围包括奥巴马位于海德公园的公寓，及其南面和西面比较粗犷的工薪阶层街区。帕尔默思想进步，人脉良好，在政界地位稳定，争取连任应该不成问题。但她发现了一个向上攀爬的机会。罗德学者、黑人众议员梅尔·雷诺兹由于和一个16岁的竞选志愿者发生性关系，以及妨碍司法公正，成为一连串被指控的芝加哥政界人士中的最新一个。他被判定有罪，并退出政坛，因此需要举行一次特别选举，来填补他的众议员位置。当帕尔默宣布参加这次选举时，贝拉克宣布将角逐她在州参议院的席位，但他事先也得到了帕尔默的承诺：如果她未能当选，也不会回头参加这个州参议院席位的竞争。贝拉克也参与提名了她的众议员候选资格，这是一次尴尬的合作。她的主要对手是小杰西·杰克逊。其父杰西·杰克逊曾两度成为总统候选人，他还是人民联合服务人类组织（Operation PUSH）的领导人，也是米歇尔的朋友桑蒂塔·杰克逊的胞弟。三年前，桑蒂塔·杰克逊曾在奥巴马夫妇的婚礼上献唱。

帕尔默在民主党初选中败给了杰克逊，她只获得了10%的选票，排在第三位。她重申自己不会回头争夺参议院席位，但很快她就变卦了。南区的一些中坚分子支持她，其中包括老杰克逊和州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小埃米尔·琼斯，因此她又表示要竞选自己原来的那个席位，毕竟“迈克尔·乔丹都能复出，我也可以”，她表示。她的很多支持者都觉得贝拉克会放弃，但他拒绝放弃，他觉得说话就要算数。就在帕尔默的团队采取抄捷径的方式，收集签名来让她获得竞选资格时，贝拉克对她和其他三个民主党人参选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选举委员会取消了这四个人的资格。贝拉克顺利参选了。在11月正式选举时，他的对手只是两个小角色，贝拉克早就胜算已定。

对于丈夫投身政界是否明智，米歇尔心存疑虑。事实上，她与政界人士及其活动之间毫无交集，但她为贝拉克的选举活动尽心尽力。“米歇尔决心开展一个优质的竞选活动，不要夹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贝拉克的竞选主管卡罗尔·安妮·哈威尔说。“她给竞选活动带来了优雅和格调。她是大主管，虽然对政界了解不多，但做事非常有条理。当我们开始收集支持者签名时，我们会设定一个目标，比如，某一天我们打算收集200个签名，但因为遇到暴风雪，我们收集到100个，或者50个签名时就会回来。但米歇尔会生气，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出去，把签名收集齐。”当被问及为什么她对这条路心存疑虑，但却仍然支持贝拉克参选时，她回答说：“因为我相信他。”

“你如何能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我们总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米歇尔说，“因为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是高中校长，或是一个出色的教师，或者是一个出色的爸爸，你也可以影响到很多人。我不觉得从政是一种发挥影响的方式。”她对政治的不信任曾深深影响贝拉克的政治生涯，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挥之不去。“我们这个家庭的所有人都非常不信任政治和政界人士。”她的哥哥克雷格说。这种态度与20世纪下半叶南区的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校园环境的不公平，经济上的被忽视，以及任何一个政界人士都无法解决的政坛腐败问题，让当时的南区累累伤痕。前民主党众议员、联邦法官阿布纳·米克瓦认为，米歇尔的不满可以追溯到种族问题上。“米歇尔在芝加哥的黑人区过着典型的黑人生活。”他说，“只要你有点思考能力，你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相当负面。”

米歇尔觉得伊利诺伊州参议院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变化，除此之外，她还担心贝拉克的意志会在那里被消磨掉。“我不信任那里的人。”1996年5月，即初选后两个月，她对马里亚纳·库克说，“我认为他人太好了，不适合那里的残酷和怀疑氛围。”米歇尔还认为，贝拉克的政治诉求对她自己想要的生活构成了威胁——她想要的是那种从骨子里感觉舒适的、可控的、私密的生活。“当你参与政治，你的生活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人们可以走进来，其中一些人未必怀有善意。”她说，“我非常注重隐私，希望身边都是我信任和喜爱的人。”她想要有所作为，这是肯定的，但她也希望有一个常在身边的伴侣。她想要小孩，想要外出旅行，想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美好时光。他们结婚时，这恰好也是贝拉克表示希望拥有的东西，但他进入政界，两人就有可能会过上非常不同的生活。他和家人共度的时间会变得更少，几乎完全没有。他们在加州度过蜜月之后不久，贝拉克说他想去巴厘岛一个月，撰写《我父亲的梦想》，这让米歇尔感到惊讶，这是一回事；但在大多数周一，他要开车三个小时去斯普林菲尔德，天知道会持续多少年，这又是另一回事；这还是假设他没能进入国会，没能进入远在华盛顿的参议院的情况下。1996年，米歇尔认为贝拉克“很可能”走上从政之路。“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一丝紧张。”米歇尔承认，但她试图保持开放的心态，“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等着机会出现。”

对一个曾经想象自己有一天会主政芝加哥，也许主政整个美国的人来说，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那个档次的投票，就和游戏室里10美分的奖励一样缺乏诱惑力。然而，在完成了生平第一次竞选之后，贝拉克全心投入了这份新工作，立志学习权力的运转之谜——甚至当他发现，作为少数党的初级成员，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时候，他也是如此。对于他一望可知的雄心，和他在会上的长篇宏论，资深参议员们不过是转转眼珠。一些最强烈的打击来自他的黑人同事，他们嘲笑他的混血血统、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在海德公园中产阶层社区的住所。对他们来说，他似乎太急于接受半个面包了。“我觉得，他一眼即可看透。”来自芝加哥贫困西区的参议员瑞基·亨登说，“在我身边，每个拥有这种学位的朋友都喜欢妥协，喜欢住在漂亮的富人社区。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你看到的一直都是穷人的日子，你是不会那么愿意妥协的。”这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话题，根据受众不同，它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贝拉克终究还是倾向于走中间路线，他认为那是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路线。后来在整个州以及全美国的政界，这都被视为一种正能量。但是在那几年，很多黑人社区都为此而批评他，这种批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他够“黑”吗？

贝拉克虽然非常喜欢文字的力量，但他把重点放在内容主旨而非修辞上。他开始相信，要让共和政体发挥力量，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中间立场。他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听起来让人亢奋的立场是不诚实的，因为它掩盖了事物的复杂性，并且掩饰了各群体之间实实在在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必须要通过妥协、折中来解决。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政治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而怀疑者们向他发出了大量警告。还在夏威夷的时候，前芝加哥新闻记者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就警告他说，上过大学的黑人学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妥协意愿。10年后，当贝拉克离开社区组织时，约翰·麦克奈特同意为他写一封法学院的推荐信，但在写信之前，他谈到了贝拉克将要付出的代价。麦克奈特表示，贝拉克放弃自己草根角色的代价，就是他在智识上的诚正性。“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制造对立、冲突和对抗，这样你才会坐到谈判桌前。而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会去做自己相信的并且很有感觉的工作。”麦克奈特告诉他，“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进入政治核心圈，你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妥协，你将成为妥协的设计师。”

这场讨论与美国黑人的政治历史有很深的渊源。从芝加哥市议员中的沉默六人组，到惠特尼·扬、牧师小马丁·路德·金、黑豹党，再到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无一不是如此。贝拉克和米歇尔都坚信，种族遭受的委屈，无论多么正义，都不能成为制胜策略。结果才是最要紧的。“我们不缺乏道义激情。”1995年贝拉克对《芝加哥读者》的汉克·德鲁特说，“民权运动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把这种能量和道义激情，转化成建立长期机构和组织结构的力量。”

贝拉克说，决策者们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只要他们能把党派偏见和谩骂行为放在一边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发现这些共同点。“如果一个政界人士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当好一个组织者，部分上是教师，部分上是权益倡导者，不轻视选民，而是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面前真正有哪些选择，那会如何呢？”贝拉克说。在刚开始开展州参议院竞选时，他告诉德鲁特：“举例来说，和当社区组织者或律师相比，我作为一个民选公职人员，可以更容易地让教会和社区领袖聚集一堂。我们会在一起制定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和结构，在社会各界人士之间建立桥梁和纽带。”

贝拉克知道自己要做一些权衡取舍。他曾牵头开展培训课程，并为草根扶贫组织ACORN处理一些法律事务。当他进入政坛时，他提醒ACORN的组织者马德琳·塔尔伯特说，自己将不得不把精力转移到政治上来，只有这样，做事情才会更加有效。“我可能不会像ACORN成员希望的那样倾向于自由主义。”他告诉她，“可能我相信并做的一些事情，会被ACORN成员视为太中庸。”塔尔伯特比较认可这种态度。她认为贝拉克的说法证明了他既希望有所作为，同时又很现实，知道这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觉得有必要事先告知我一下，这是很不寻常的。即使是在当时，人们也觉得贝拉克很有才华。”她说。“朋友有时候会打趣，说他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总统。他总是说，‘什么？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只想还清账单。’”

贝拉克当上州参议员之后不久，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部分原因在于他获得了埃米尔·琼斯的支持。此人曾当过城市排水管道督察员，粗鲁而精明，喜欢采取高压手段。虽然琼斯之前支持帕尔默，但当他看到贝拉克拒绝退出竞选时，不禁对他产生了一丝敬意。在斯普林菲尔德，琼斯看到了贝拉克的热情、工作伦理以及智慧，觉得他拥有很大的潜力。他认为这个新人虽说有点天真，但非常积极。“他以为你按下一个按钮，事情就会办到。”琼斯说。随着时间推移，贝拉克修炼出了一种办事风格：有条不紊、包容、务实。“他不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政府说客辛西娅·卡纳里说，“如果我只是想激发大量热议，我会去找其他立法委员。”

通常情况下，贝拉克一周会去斯普林菲尔德度过三个晚上。州议会每天工作结束时，大家会喝点鸡尾酒，贝拉克有时也去参加，在那里结交朋友，并且偶尔也打高尔夫球和扑克牌；他会跨越意识形态的界限，与共和党人和比较保守的民主党人来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天生的谨慎小心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经常参加立法委员和游说者的扑克活动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拉里·沃尔什说，奥巴马很有竞争意识，但也格外细心，难以揣摩。“有一天晚上，我们打扑克牌，我打得很不顺。”拉里说，“我拿到了一手真正的好牌，但贝拉克又赢了我。我把牌拍在了桌上说，‘烦人啊，贝拉克，如果你在打牌的时候多一点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多一点保守主义，我俩的相处会好得多。’”

在琼斯的支持下，贝拉克推动了伊利诺伊州25年来的第一次伦理改革，促成了一个强制要求在死刑案件中对审讯和口供进行录音的法案，取得了跨党派的成功。在工作之余，他经常与米歇尔“煲电话粥”。他记得两人各自讲述各自的事情，记得电话里传送的欢声笑语，以及分开的日子里那些快乐和挫折。米歇尔依然不信任政治。在她看来，在斯普林菲尔德进行的政治活动既不够宏大，也不够真诚，而且坦率地说，这种东西配不上他。“贝拉克，”她会对他说，“这一行不怎么高尚。”

1998年7月4日，在贝拉克开始往返于芝加哥和斯普林菲尔德大约18个月后，米歇尔生了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玛丽亚·安·奥巴马。玛丽亚的中间名来自贝拉克的母亲，她在1995年11月因癌症去世。首个立法年度结束后，贝拉克回到家中，他形容玛丽亚出生之后的这段时间是“神奇的三个月”。他们对小婴儿唱歌，还拍了很多照片。“我们都开始怀疑，拍这么多照会不会损伤她的眼睛。”贝拉克说。但是，当立法机构重新启动工作后，贝拉克又变得经常不在家，让米歇尔独自承受重担。她在家里有一个婴儿要照料，在芝加哥大学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开展，于是米歇尔缩减了工作时间，拿较低的薪酬。她喜欢这样的灵活性，但工作量似乎并未减少。“这就好比你只拿一半的薪水，但却做同样多的工作。”她有一次说，“他们没有给你减少任何工作量。”虽然在立法机构的工作是兼职的，但贝拉克通常从周四至周一在芝加哥。夏天倒是有假期，但他常常需要参加晚间会议，完成法律工作，给法学院做论文评分。“我们两人关系中的紧张开始显现出来。”贝拉克说。

尽管在2000年，两人的收入加起来已经达到24万美元，但米歇尔还是越来越担心财务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并不拮据，但花钱的速度几乎和挣钱的速度一样快。他们雇用一个全职保姆，还有房贷和学生贷款需要还。“我们上学的费用都不便宜。”她说，意指两人所上大学和就读哈佛法学院的学费。他们每个月还的学生贷款比房贷还多。两人在1993年花了27.75万美元买了一套2200平方英尺的公寓，首付大约是11.1万美元，贝拉克的外祖母提供了少量资助。现在还有私立学校和大学的事情要考虑。贝拉克仍然不关心钱的问题，有时还会忘记报销他在参议院工作中所垫付的费用，时不时需要助手提醒他。他没有昂贵的爱好和品位，衣柜里都是基本款套装、黑色运动衫和卡其裤，衣服总是穿到破旧之后再买新的。他也打高尔夫球，但通常是在公共球场上，包括在之前的南岸乡村俱乐部。他竞选州参议员职位成功后，以25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黑色萨博900S，买家是早前米歇尔的公共联盟学员；之后贝拉克改开美国产汽车，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样更加妥帖。

如果想成为总统，你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意识到，虽然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是亚伯拉罕·林肯首次参选公职的机构，但在斯普林菲尔德并没有登上总统宝座的阶梯。贝拉克觉得自己背负着一种长期的不安，进入州参议院差不多快两年的时候，他感到如坐针毡。芝加哥市长的位置没有指望。理查德·M·戴利在1999年2月赢得了他的第四个任期，该位置似乎牢牢地被他掌握在手中，而落败的众议员鲍比·拉什，其声誉可追溯至他在黑豹党芝加哥分部担任领导的时期。但拉什的失利让贝拉克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时已经是新世纪的前夕，而他觉得拉什好像是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遗迹”，他的选民值得拥有远比他更好的联邦众议员。贝拉克不顾朋友、导师和米歇尔的意见，宣布将挑战同属于民主党阵营的拉什。贝拉克直到1999年9月参加角逐之后，才开始做民调。而一开始做民调，他很快便发现，虽然拉什败给了戴利，他在全市范围内仍然拥有90%的认可度，在他自己的选区享有70%的支持率，而只有1/9的选民听说过挑战他的贝拉克的名字。

这里69%的人口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是24140美元。在这样一个地区，贝拉克承诺将带来新的领导力。但他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或者至少是一个能感召工薪阶层黑人选民的声音。这些选民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让拉什下台。贝拉克虽然智商很高，但是他做的巡回演讲比较啰唆。很多布道者、政界和商界领袖都觉得他太自负，过于急切。拉什以及另一位角逐者、名为邓恩·切罗特的州参议员，对贝拉克的夏威夷渊源和波西米亚品味大加抨击。在这里的观众看来，于芝加哥大学讲授宪法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在太平洋岛国长大的人要求成为社区组织者也不是加分项。贝拉克去过哈佛，是一个博学的傻瓜……“这些拥有东部精英学位的人不会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拉什当时说。他攻击贝拉克“不够黑”，以引起足够多的共鸣，“像贝拉克这种人，阅读了民权抗议的资料，就认为自己知道关于它的一切”。在提到贝拉克的哈佛学历时，电台的黑人主播帕尔默说：“如果你在这些精英机构给白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如果他们让你担任这些精英机构的主管，比如《哈佛法律评论》，这倒反而令人生疑。”切罗特更是直白，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社区认为贝拉克是一个有着黑人面孔的白人。”

贝拉克抗议称，这种诉诸刻板印象的做法，不仅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轻视，也向黑人孩子传达了一个糟糕的信息——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就不是真正的自己了。米歇尔对此也有同感。后来她解释说，自己对一些非洲裔美国人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才智和人种是用来在社区的各类人群中划分界限的。这种攻击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你用某种类型的英语说话，然后在你去学校的路上，你必须掩盖这种说法方式，以免遭人欺负。你知道，我们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但是，即使贝拉克能找到一个制胜的主张（这一点值得怀疑），他也没有多少机会去宣传它了。10月19日，在贝拉克参加角逐的一个月后，拉什29岁的儿子休伊——以黑豹党创始人休伊·P·牛顿的名字命名——在南区的家门外遭到抢劫，中弹受伤，几天后不治身亡。

拉什悲痛欲绝，贝拉克无奈只好缩减他的竞选安排。几周后，拉什的老父亲去世。到1月，竞选活动才真正恢复。这时，贝拉克遭受的批评已经近乎于嘲弄。他习惯于飞到夏威夷度圣诞假期，享受那里的热带气候，看看外祖母马德琳·邓纳姆，也就是图特。由于有竞选活动，以及一个有关枪支法规的立法辩论，他的工作人员劝他放弃行程。但贝拉克还是试图挤出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5天时间去度假，他发誓要去看图特，并让米歇尔和18个月大的玛丽亚重新和自己熟络起来。家里的情况和竞选进展一样糟糕。他说：“累，压力又大，我们很少有时间交谈，浪漫的时刻就更少了。”

他们走后，共和党州长乔治·瑞安把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成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对枪支管制法案进行投票，他和民主党党团支持这个法案。贝拉克和米歇尔原定当天飞回芝加哥，但玛丽亚发起高烧，一家人留了下来。贝拉克没有参加投票，这个法案因5票之差未能通过。拉什和切罗特马上就对贝拉克大加批评，而《芝加哥论坛报》在一篇措辞尖锐的社论中列出了贝拉克和其他一些政界人士的名字，该社论以“真是一群没胆量的绵羊”开头。

在这些报道刊发两天后，贝拉克回到家。他说：“宝宝在哭，而米歇尔也不和我说话。”虽然他的缺席并不是枪支法案命运的决定因素，但人们的感觉却是：他一直在夏威夷的海滩喝着饮料，而立法机构却在争取让芝加哥的街道变得更安全。他现在必须和这种印象做斗争，而当时，拉什已经成为枪支暴力之痛的代言者。贝拉克意识到自己会输，每天早上都会带着一种模糊的恐惧感醒来，“知道自己必须整天保持微笑，并且与人握手，假装一切事情都正如计划的那样进展顺利”。更痛苦的是，比尔·克林顿总统飞抵芝加哥支持拉什，并做了一个广告，让大家不要忘记休伊·拉什之死。贝拉克抵达自己的选举之夜派对时，媒体已经在对这场角逐进行解说了。他落后了30个百分点。

这个打击让贝拉克变得有些畏首畏尾，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助手丹·索蒙说这是他的“郁闷期”。对于自己的这种过于自信及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贝拉克厌恶不已。而且，他的开支还超过了收入，为了竞选，甚至还借了9500美元。这次参选几乎让他们家破产。贝拉克不仅要向捐助者求助，以偿还6万美元的竞选债务，还不得不面对那些说“我早就告诉过你”的人，以及那些保持缄默，什么都不说的人；从某种程度上，后者更糟。“不管你怎么告诉自己，不管你如何令人信服地把失败归咎于时机糟糕，或运气不好，或资金缺乏，”贝拉克说，“在一定程度上，你还是会觉得你已经被整个社区否定，你没有赢家的素质，无论你走到哪里，大家的心中总是闪现着‘失败者’三个字。”这次失败打击了他一向高涨的自信心。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政坛发展之路要归于终结了。也许他的技能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米歇尔曾劝他去做一些更加高尚、更能赚钱、更有助于家庭和睦的工作。也许，她是对的。

阴霾散开的速度非常缓慢。几个朋友劝他去参加2000年8月在洛杉矶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希望这会起到一点治愈效果。在那次大会上，民主党会派出副总统阿尔·戈尔去与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W·布什角逐总统之位。虽然贝拉克已经计划把夏天留出来补上法律方面的工作，并陪伴米歇尔和玛丽亚，他还是决定前往这次大会。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后，他走到了赫兹租车公司的柜台前，递上自己的美国运通卡。“对不起，奥巴马先生，你的卡付不了款，”店员说。“不会吧，”他回复道，“你能不能再试一次？”实际上是他用完了信用额度。贝拉克和运通公司通了电话，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接下来的事情一直都不顺利。他不是代表，而拥有189名成员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团长表示无法给他腾出一张入场券。为了看到活动现场，贝拉克偶尔会陪伴朋友进入会议中心的包厢，“很明显我不属于那里”。头两个晚上的政治演讲，贝拉克主要是通过电视观看的，这时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在戈尔获得提名并发表感言之前，他早早坐飞机回了家。

在米歇尔和贝拉克恋爱和结婚的头几年，他们已经开始着手把各自独立的生活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共有的抱负中找到一种协同力。1996年，贝拉克说，这桩婚姆的一个长处，就是他们能够想象对方的希望、痛苦或挣扎。米歇尔说贝拉克让自己变得放松，敢于冒险，不再执着于按传统方式做事。贝拉克说自己倾向于不那么循规蹈矩，更乐于展现自己。同时，贝拉克也理解了米歇尔对稳定、家庭和确定性的喜好。然而，他们也认识到，两人的不同风格可能会导致摩擦。“我们看待那种摩擦的方式极其重要。”贝拉克说。

在建立家庭的初期，他们曾一起迎战困难，那是两人关系中的力量源泉之一。米歇尔在公共联盟的同事朱莉·沙利文表示，对米歇尔来说，那段时期特别难熬，而贝拉克真的很棒，虽然他的母亲在那段时间过世了。“我看到过他俩的关系经受了一些压力。”沙利文说，“但他们对彼此总是非常好。”不过，在有了孩子后，贝拉克说，关于如何平衡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责任，两人常常发生争执。有时，米歇尔觉得她是独自一人抚养玛丽亚，照顾家里的事情，而且还要做学生社区服务的工作。这感觉不像是一种平等的伴侣关系，这不是米歇尔曾经期待过的生活。她不止一次对他说：“你只顾你自己。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独自撑起一个家。”

2001年6月10日，米歇尔生下女儿娜塔莎。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贝拉克快满40岁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已经非常明显地滑落到谷底。“我感到妻子对我的愤怒有些难以遏制了。”他说。他曾发誓不要像自己的父亲那样逃避责任，但是在为人夫、为人父方面，他令自己失望了。米歇尔的不满迫使他直面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对性别角色持有一种旧式的观念，但他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初他的观念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认为米歇尔生气是不公平的。“毕竟，我并没有去和其他男人一起饮酒狂欢。”他说，“基本上来讲，我对米歇尔的要求很少——我并没有想让她给我织补袜子，或者做好晚餐等我回家。只要我有时间，我就陪孩子，我要求的无非就是一点温柔。结果我却发现自己处在无休止的谈判中，在家务事的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她谈判，还面对着一大堆我需要做或是忘了做的事情的清单。总体上她对我饱含怨气。我提醒米歇尔，相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我们其实非常幸运了。我提醒她，虽然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爱她，爱我们的孩子，胜过其他一切。我当时觉得，我爱她们应该就够了。”

娜塔莎被大家称为萨莎，她刚刚三个月大的时候，出了一件让贝拉克和米歇尔极为恐慌的事情。一天夜里，他们听到萨莎在哭。她在夜里醒过来虽然是常事，但这次哭得有点不对劲，贝拉克后来说。他们给儿科医生打了电话。第二天早上，他们来到医生办公室。医生给萨莎做了检查，发现她患上了脑膜炎，这是脑和脊髓膜周围出现的炎症，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让他们立即去急诊室。“我们都吓坏了。”米歇尔说。这么小的萨莎做了脊椎穿刺。在护士对她进行抗生素治疗的三天中，奥巴马夫妇一直守候在旁边。“不知道她能不能好起来。”贝拉克对前来探望的瓦莱丽·贾勒特说，“我感觉简直无法呼吸。我的世界缩小成了一个点，我对病房四面墙壁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感兴趣——包括我的工作，我的日程安排，我的未来。”抗生素开始起作用，萨莎恢复了健康。而他们的婚姻关系也开始恢复和谐，只不过速度略慢了一些。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贝拉克非常认真地考虑过退出政坛的事情。他感觉立法过程相当缓慢，筹款活动死气沉沉，酒会总是拖得太久。“食物糟糕，空气污浊，每次与妻子通电话简短交谈后，我都知道虽然她还在容忍我，但对一个人抚养孩子已经深感厌倦。”贝拉克说。米歇尔开诚布公地质问他把哪些东西放在优先位置，而他也想知道现在是不是该离开政坛，转而选择更明智的道路，就像一个运动员或演员在没有实现梦想时一样。芝加哥大学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他在那里讲授的宪法课程很受欢迎。学生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挑战他们的各种想法，并把这当成一种思维训练。如果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一个终身职位，他就会和这所大学的精神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获得终生有保障的工作，不用再把那么多时间花在前往斯普林菲尔德的路上，他步行就可以到芝加哥大学上班。但大学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教授生涯需要撰写的法律文章激不起他的任何热情。人们把大学称为象牙塔并非没有道理。另外一条路则是商业法律界，在那里，他可以很快赚到大钱。盛德律师事务所或者其他律所马上就会雇用他，并愿意支付给他六位数的薪水，但是，在他第一次拒绝这条道路的10年之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会转变想法，会觉得这种工作不是在消磨灵魂。另外，在企业和金融领域，他也有一系列机会，只要他愿意就能去工作，但这些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但是，他愿意试试慈善事业。乔伊斯基金会每年为学校、就业、城市暴力、竞选改革和环境等项目提供5500万美元，它正在物色一位新的主席。这项工作收入很好，离家也近，工作时间容易掌控，工作本身也很有意义。贝拉克本来就是该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认识这项工作涉及的人，也了解它的使命。贝拉克认真地为董事会面试做准备，与他在州参议院的助手丹·索蒙一起制定了一个策略。

但是，当他去开会时，他却在颤抖。索蒙说，贝拉克害怕得到这份工作，这种害怕甚至超过了他对得不到这份工作的害怕。是的，他有时候对斯普林菲尔德感到很失望，他对输给拉什感到“极为羞愧和耻辱”，他很想让米歇尔开心，很想腾出时间来陪女儿，很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序。但是获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退出州议会。他的政治生涯可能会就此结束。董事会也看出了他的犹豫。有人告诉他：“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贝拉克，这是一份好工作，但你不是真心想做。”事实上，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米歇尔虽然无奈，但也感觉到了他的痛苦。“对贝拉克这样有才华、有天赋的人，你很难开口说‘你去做些不能充分发挥你的能力的事情吧’。”她说。贝拉克同母异父的妹妹玛雅对当时的情况也很了解。她的名字取于诗人玛雅·安吉洛的作品《我知道囚鸟为何歌唱》出版后的第二年。玛雅回忆说，贝拉克很痛苦，他真的不知道是否应该在政界再试一次。“与此同时，”她说，“我认为他内心有某种预感，觉得自己注定要成就更大的事业。”

9  别搞砸了

米歇尔其实仍心存怀疑，觉得政治未必是值得追求的，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她说这是“浪费时间”，但他志在必得，她也是如此。

2001年11月，芝加哥大学的铜管乐队与当地知名人士聚集在一个帐篷中，为一所顶尖的儿童医院举办破土动工仪式。这所医院的建立耗资达1.35亿美元。米歇尔当时也在场，她刚成为芝加哥大学这个医疗中心的社区服务主任。贝拉克则作为当地州参议员前来参加活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传来一个男人用扩音器喊话的声音，他的名字叫奥马尔·谢里夫。他带领的人群抗议说，芝加哥大学没有为非洲裔美国建筑工人提供足够多的业务。米歇尔刚上任才几周，但她觉得这是一个社区事务问题。于是，她走向谢里夫，邀请他商议此事。

萨莎出生后，米歇尔在休产假，很少思考自己的事业前途。这时，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了。苏珊·谢尔和瓦莱丽·贾勒特10年前曾在市政厅向她打开过一扇门，现在又推荐她应聘这个职位。谢尔是该医疗中心的总法律顾问，贾勒特是董事会成员。孩子们还很小，米歇尔对工作有些犹豫，但正是因为犹豫，她要求获得高薪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面试当天，在没有保姆的情况下，米歇尔把还没有断奶的萨莎包在襁褓里，带上她一起去面试。“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她告诉医院院长迈克尔·里奥丹。这让里奥丹很受触动，他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几乎无法拒绝。这个职位不仅符合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也有明确的使命：帮助南区的社区。她过去5年里在大学社区服务中心的职位，就缺乏这样的目标。这将是她最有抱负的职位了。而且，这也将是最后一次，她的工作、她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与贝拉克保持着独立。

医院对这个职位工作内容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米歇尔利用这种情况来安排自己的早期工作，在社区和大学之间建立纽带。“我这样的人对两个世界都比较了解，可以帮助缩小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为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她说。米歇尔自称是“一个来自南区的普通黑人女孩”。她利用自己早前实施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模式所积累的经验，为工作人员安排了到芝加哥贫困区工作的志愿活动日，并让受托人和高级职员前往实地考察。他们会在一个选定的十字路口从巴士上下车，朝一个方向看去，是一片破烂的、被栅栏围住的房子，衰败迹象很明显，然后转过头看另一边，则是重新修缮过的房屋，有亮丽的窗户和新涂的油漆。在她的带动下，医院参与了在牧师亚瑟·布雷泽的上帝使徒教会举办的一个圣诞活动，并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蓓蕾福神日”（Bud Billiken Day）庆祝活动。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非洲裔游行，始于1929年，由《芝加哥卫报》出版人罗伯特·S·艾布特发起。米歇尔的父亲和叔叔诺米尼年幼时就参加了福神俱乐部。米歇尔还参加了医学院的一个暑期培训项目，其目的是培养少数族裔学生对科学和医学的兴趣，督促他们努力学习，让他们明白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之前，这些少数族裔学生受到的关注一向较少。米歇尔的主张与她在公共联盟的工作相呼应，这也预示了她后来作为第一夫人的努力方向。一个同事说，她的主张的核心，就是告诫人们不要成为环境的牺牲品。

在谈到自己在医疗中心的目标时，米歇尔2005年写道，芝加哥大学需要调整优先顺序。“仅仅站在医学的最前沿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社区里得到尊重。”她说。她认为芝加哥大学对负面问题讨论太多了，没有拥抱周围社区的巨大资产。然而，她也向周边的黑人居民传达了一个信息：社区也必须对新的方向、新的领导力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有时候，我们要从过去走出来是非常艰难的。她表示自己跨界于两个阵营：我们这所大学，以及我们这个黑人社区。

米歇尔带着大学的同事，与那名用扩音器喊话的男子奥马尔·谢里夫一起讨论了少数族裔的聘用问题。而谢里夫也带来了别的维权者，其中牧师格雷戈里·丹尼尔斯非常顽固。他后来抱怨说，抗议者遭到搪塞和敷衍，对方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不把黑人的最佳利益放在心里。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了米歇尔，要求撤换她，并声称她与芝加哥大学领导合谋采用威利·林奇式的方法，来分裂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威利·林奇是一个杜撰的故事中的弗吉尼亚州奴隶主，在1712年主张采取分裂和征服的战术来治理黑人。但是米歇尔坚持了下来，在抗议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医疗中心就和谢里夫的非洲裔美国承包商达成了协议。学校答应向有资质的少数族裔企业提供业务，以换取他结束抗议活动的承诺。

少数族裔的承包合同，是贾勒特担任运输管理局主席时，米歇尔作为该局公民咨询委员会的领导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在医疗中心的7年时间里，这也是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把这作为一种方式，来支持非洲裔、拉美裔和妇女经营的企业，并直接将资金注入到周边社区。为了加强对承包工作的管理，她聘请了芝加哥城市联盟的多样性状况监测主管琼·阿奇，她也是芝加哥运输管理局的一名顾问。医院取得了进步，并赢得了奖项。芝加哥大学的资料显示，2002～2008年预算年度，在医疗中心的新建施工支出中，有42.9%由少数族裔或女性经营的公司获得，合计为4880万美元。在米歇尔负责这项工作的最后一年，医疗中心从少数族裔和妇女经营的企业那里购买了另外1620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总预算的5.7%。

肯尼斯·P·凯茨是该医院的首席运营官，他回忆起在一次会议中，一家大公司的白人老板自以为攀攀交情就可以绕过这个政策。然而，米歇尔很强硬，最后在满足医院的标准之前，这个老板并没有获得更多的业务。凯茨说米歇尔的反应很快，容不得废话，同时又能与大家合作。“她不怕坚持立场，不管这个立场是什么，你总是知道她的立场。她很善于说明为什么她以为自己是对的。”凯茨说，“有些人会表现出一种‘比你高端’的感觉。她不是这样。她从来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在米歇尔入职之后，医院对黑人社区的关注变得非常不同。”凯茨说。

米歇尔加入了私立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董事会，玛丽亚和萨莎从小就上这所学校。米歇尔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所学校不注重它在种族和阶层多样性方面的承诺，这是错误的，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努力。反对者则说，把更多的名额分配在多样性上，会不利于学校的招生工作，也会让教师和工作人员孩子的空间受到挤压。“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朋友约翰·罗杰斯回忆米歇尔的话说。罗杰斯当时也是董事，后来成为董事会主席。“她有很高的热情，希望这所实验学校，对那些有着不同肤色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来说，仍是一个多样化的、温馨的地方。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念来推动整个议程，因为这不仅涉及多样性——公开行动会让人感到不适，而且也涉及招生政策。”他接着说。

2003年夏，贝拉克在芝加哥的一个宴会厅争取支持者，他面带微笑，与他们握手。当时的活动是为比尔·克林顿的慈善基金会筹款，但贝拉克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谈谈他最新的堂吉诃德式的努力——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贝拉克，因而让他们支持一个出生在夏威夷的、名叫贝拉克·奥巴马的男子成为美国重建之后第三位进入参议院的非洲裔美国人，显然是强人所难。“我看到贝拉克在争取大家的支持。”芝加哥大学宪法学者、教务长杰弗里·斯通回忆说，“他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抓起他们的胳膊，和他们一一握手，其间会盯着他们的眼睛。我看了一会儿之后心想，‘唉，这真是浪费时间。’”

他是一个尚未经过考验的黑人政界人士，是伊利诺伊州59个州参议员中的一个，兼职律师和法学教授，最近想进入国会，却以30个百分点的劣势落败，他有多大的机会呢？机会极小。在初选的时候，他就会遭遇一大帮比他更有名或更富有的民主党人。即使通过了初选，他也会对阵一个温和派的共和党现任参议员，其优势之一就是已经是参议员了。当斯通和贝拉克都站在装虾的盘子旁边时，斯通问他：“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看着你争取他们的支持，感觉有点憋屈。你为什么不做个决定，然后投身进去？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在学术界里闯一闯，我想我们会为你提供一份教职的。”换句话说，斯通在想：你可以自己出人头地。

斯通回忆说：“他握着我的胳膊，看着我的眼睛说，‘杰夫，我真的很感激你这么说。我懂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真的觉得我有责任，而且也有机会，我必须尝试一下。’我记得，当他转身走进人群的时候，我想，他真是个笨蛋。”

自从贝拉克在2001年尝试过乔伊斯基金会的职位后，好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贝拉克已经走出了阴霾。他赢得了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第三个任期，并且驱车前往该州的各处，了解那些和南区完全不同的地方。其中就有伊利诺伊州一片延伸出来的区域，那里离孟菲斯和小石城比离芝加哥更近。如果贝拉克是要打造一个成功的联盟，赢得全州性的职位，他就需要这些地区的选民的支持。贝拉克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专心研究自己和拉什角逐时犯下的错误。他发现自己的表达方式有时会带有一些书呆子气，有时又显得居高临下，于是便在这方面加以改进。此外，在立法机构的工作中，他也加倍努力，并到芝加哥各处拜访那些嘲笑他参选的政界人士、布道者和筹款人。如果他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某种意义上，输给拉什，反而会给他提供一个幸运的休整期，这就好比塞翁失马。比尔·戴利是市长的弟弟，具有政治头脑，他说“贝拉克似乎并没有怨天尤人，他越发努力地和大家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然后决定发力。这是正确的做法”。

在进入美国参议院竞争之前，贝拉克不仅要说服自己，还得说服米歇尔。她几乎拥有一票否决权。2002年底，瓦莱丽·贾勒特宴请朋友，讨论此事。她叫上了奥巴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商人马蒂·内斯比特，以及贾勒特儿时的朋友罗杰斯。早在1992年开展“投票计划”项目期间，罗杰斯就是贝拉克的支持者。米歇尔当然也在那里。她拥有最重要的一票，而且显得决心已定。“中午时分，大家走进餐厅，”贾勒特说，“我们决定劝他放弃此事。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米歇尔最清楚这是一个坏主意。”

然而，贝拉克的态度同样坚决。他告诉这些朋友，这次他发现了一个黄金般的机会，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这次自己可以在最终有7名民主党人和8名共和党人参与的竞选中获胜。他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并承认存在风险，特别是如果接连两次出现失败，自己的名声和前途将会遭受的打击。他向米歇尔保证，这次如不成功就退出。“我愿意赌一把。我知道如果我输了，我可能就要离开政坛了。”他说，“失败的代价非常高，我有信心可以赢——但如果没有你们，我赢不了。”

朋友们被说服了。“我们真的很难对他说‘不’。”贾勒特说，她当场同意出任他的竞选资金主管。内斯比特和罗杰斯则承诺将努力从联系人那里筹集资金。在讨论的早期，贝拉克就已经列出了他认为自己可以筹集到的资金。他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刚刚达到50万美元，和他输给拉什那次筹集到的资金差不多，而那个选区的人口不到伊利诺伊州总人口的1/20。贝拉克觉得，米歇尔开绿灯让他参选，“更多的是出于怜悯，而不是信心”。

对米歇尔来说，赞成就意味着需要再一次战胜自己对政治的疑虑，对政治生活的不喜欢。“天哪，这对我，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让我们不要再受这种折磨了。”她回忆说。她必须相信贝拉克不会再重复他上次的错误。她也在考虑自己的财务状况。虽然胜利的可能性很小，但一旦胜利，很可能就意味着，在她已经备感压抑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在华盛顿建立第二个家。“我不喜欢谈论这事，因为人们忘记了他的信用卡被刷爆过。”她对记者戴维·门德尔说，“我觉得这很荒谬。‘即使你赢了，你打算怎么从经济上负担你生活中这美妙的下一步呢？’他说，‘好吧，那我会写一本书，一本好书。’而我想，‘可能性很小啊，老兄，只要写一本好书就行了，说起来倒轻松。难道你能爬上豆茎，把金蛋取下来吗，杰克？’”

在2004年3月民主党初选前夕，《芝加哥太阳报》称贝拉克的身家在11.5万到25万美元之间。夫妻俩办理了第二次房贷，完全是为了撑过竞选活动期。米歇尔开玩笑说，输掉可能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朋友们知道这也不全是玩笑话。对于自己作为政界人士妻子的角色，米歇尔不无揶揄地表示：“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贝拉克会如此有感恩心。”

事实上，对于她自己的生活，对于贝拉克和拉什在角逐期间产生的不快，以及随之而来的阴霾时期，米歇尔已经做了大量的思考。萨莎出生之后，贝拉克开车在州内各处旅行，沮丧感再度在她心中凝结。她感到犹豫不决。一种熟悉的焦虑感包围着她，因为她想要成为好母亲，却又不能兼顾太多事情。与此同时，她在事业上也有自己的企图心，毕竟她拥有两所常春藤大学的学位，聚集了大量尚未释放的工作动力。她在事业上的一些成就是贝拉克所不具备的。她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公共联盟，还设计开展了芝加哥大学社区服务项目的许多内容。在医院工作时，她最初手下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后来她的团队一度发展到23人。对于贝拉克将自己的事业放在优先位置的做法，有时她会感到不满。就像许多在她这个年龄和阶段的职业女性一样，如何把握平衡，让米歇尔大伤脑筋；和她的期盼相比，伴侣既不太顾家，也不太可能做出什么改变。

米歇尔有时会哭泣，“因为她感到无法兼顾手上的所有事情”，贝拉克回忆说。她的一些愿望互相冲突，他说：“她曾经非常坚定地希望成为她母亲那样的人，维系家庭，当孩子们需要的时候总是在她们身边，工作上很出色，能对世界产生影响，实现我们相遇第一天时她就开始酝酿的所有计划。”她确信自己在两个主要方面都没有处理好。虽然感觉很沮丧，但米歇尔不打算放弃工作，成为《纽约时报》所说的“主动退出事业的一代”（指学历高、事业发展好的女性放弃白领工作，以便养育子女）。除了满足她的事业心之外，工作还提供了机会，让她维持自身的独立；她觉得自己不是可以全职在家带孩子的那种人。“工作对我有好处。”她说，“我喜欢那种把注意力集中在和丈夫、孩子无关的事情上的感觉。一旦你有过这种感觉，你就离不开它了。有段时间我在家带孩子，不出去，结果我就开始变得无精打采，开始头痛。”

米歇尔花了非常多的精力督促贝拉克做出改变。把袜子放在篮子里，把外衣挂起来，收起黄油，戒烟，在职业上做出与自己志趣相投的选择，并回家和家人在一起。在这期，她一边在芝加哥大学上班，一边管理家事，照应亲戚，两个小孩的事情主要都是她在安排。这些事情非常累人。她感到疲惫，同时也渐渐明白，贝拉克在有些方面越来越不可能改变，而她对这种改变抱了太大的希望。贝拉克告诉朋友，他确实对自己不够顾家感到内疚，表明如果米歇尔软硬兼施，是可以让他做些小小调整的。但她决定采取更好的做法，努力去做些她有望掌控的事情。这意味着，她首先要转变自己的心境。“首先要弄清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如何能过上这种生活，而不是贝拉克是怎样的人，他想要什么东西。”米歇尔说，“我不能失去理智。而当时我是一个疯狂的母亲，一个愤怒的妻子。”

一件事情的发生，令米歇尔醍醐灌顶。一直以来，起床给萨莎喂奶的总是她，这令她心中不快。夫妻两人的作息规律不同，米歇尔通常晚上10点睡觉，有时更早，贝拉克则在安静的屋子里写作、阅读或观看体育比赛，直到凌晨。米歇尔说：“孩子早晨4点钟要喂奶，而我的丈夫躺在那里酣睡。我陪着小婴儿，感到愤怒、疲惫、不在状态。”慢慢地，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她躲到健身房去，贝拉克就不得不起床给萨莎喂奶。于是，她在黎明之前溜出家门，开车去芝加哥西环的一间健身房。当她回到家的时候，贝拉克已经带着萨莎和玛丽亚起了床，而且还让她们吃了早饭。

米歇尔接受了这种情况，变得和贝拉克相安无事。如果他不在家，那是因为他在外面筹款，或去很远的地方上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对家人不关心。我觉得可以找我母亲帮下忙，或者找个好保姆。一旦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们的婚姻关系就好转了。”她回忆说，“我想通的一件大事是，我之前在改造贝拉克，想让他成为我希望的那种人。我相信他如果有更多时间在家，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所以，我是在依赖他，希望他让我感到高兴。问题是这事和他无关。我需要的是有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不一定非得是贝拉克。”

母亲的建议很管用。“不要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恼，振作起来搞定它。贝拉克是个好人，不要生他的气。”玛丽安·鲁宾逊告诉女儿。看到米歇尔的状况后，玛丽安提供了一个建议，来帮助米歇尔理顺婚姻关系。玛丽安认为，米歇尔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她的丈夫和她所崇敬的父亲有所不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越早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过得越顺利。”玛丽安说。

贝拉克也在进行反思，他认识到了自己在一些事情上有欠考虑。虽然他很多时候都与女强人们共处在一个屋檐下——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以及现在的米歇尔——他还是对细节缺乏重视，从来没有真正注意到事情是怎么进行的，重担是谁在承受。米歇尔是对的。贝拉克说：“不管我怎么告诉自己，米歇尔和我是平等的伴侣，她的梦想和抱负与我自己的一样重要。育儿的主要负担仍然在她肩上，而我在家里的角色是什么呢？当然，我会帮忙，但总是按照我的方式、我的日程来帮忙。与此同时，是米歇尔不得不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暂时放在一边，是她每晚在确保孩子有东西吃，能洗澡。如果玛丽亚或萨莎生病了，或保姆来不了，只好拿起电话取消工作会议的人往往也是她。”贝拉克这一代人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女性养育大的，对其中一些男性而言，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贝拉克在这方面觉悟得慢了一些。那段时期被米歇尔称为“我们婚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该阶段结束时，贝拉克把婚姻关系的维系归功于米歇尔的坚韧。“她愿意理顺这些紧张环节，为我和孩子们做出牺牲。”贝拉克表示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

这并不是说他在联邦参议员竞选活动期间，顾家的时间更多一些。随着竞选日益激烈，贝拉克变得越来越忙。他需要筹集数以百万计美元，还需要亲吻很多人，与无数人握手。几乎每个周日，他都会前往南区或西区的黑人教堂，努力在非洲裔工薪阶层中建立信誉；在他和鲍比·拉什角逐众议院席位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支持他。他的常春藤盟校腔调减弱了很多。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他在普莱森特瑞格传教士浸信会谈到美国的经济问题时说：“我们看到西区并没有复苏，东圣路易斯也没有复苏……如果没有工作岗位，就不会有复苏。”竞选活动开展得很艰难，似乎常常有一种“此路不通”的感觉。贝拉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没有人到场。他参加教堂礼拜和工会会议时，没有人知道他在场。他有时独自开车到该州的南部，路上需要数个小时，到那里才发现只有两三个选民等着他。然而，他发现自己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因为希望不大，我反而轻松起来，我的威信得益于一些肯定和认可，我将原本已经失去了激情和快乐的自己投入竞选中……我觉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把握平衡的事情，似乎要留待以后再说了。

首先，贝拉克的6个民主党对手似乎个个来历不凡。其中丹·海因斯出生于著名的芝加哥政治世家，与戴利家族关系紧密；布莱尔·赫尔虽然是新人，但很富有，愿意自己出2900万美元来参选；盖瑞·奇科是芝加哥教育委员会的前主席，曾担任市长理查德·M·戴利的办公室主任；乔伊斯·华盛顿是非洲裔美国人，在医疗行业当高管，扬言要争取关键的黑人选票。人们普遍认为赫尔和海因斯是这几人中的领跑者。对于伊利诺伊州的政治格局，以及贝拉克此番参选的意义，米歇尔曾做出过精辟的评论。当时是民主党初选几天前，她号召观众们向政治掌权派和非洲裔儿童表达了一个立场。在社区联谊会传教士浸信会介绍贝拉克时，她说：“我已经厌倦了把政治进程全都交给特权阶层，交给富人，交给拼爹的人。”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贝拉克的竞选活动渐渐聚集起了人气，这是因为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立法机构做出了成果。他工作起来不辞劳苦，也许最重要的是，他能够赢得富有的、进步的民主党人的青睐，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白人。之前在众议院席位的争夺中，在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选区，这是一个劣势，而现在它却成了一个优势。而且贝拉克的运气不错，事实证明对手们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海因斯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平庸，赫尔的离婚记录显示他曾诅咒、威胁、殴打前妻。

在最后几周，贝拉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选民们最有可能拿定主意的时候，竞选活动团队花钱做了一个电视广告。广告传达的消息预示了将要到来的竞选，表现了贝拉克强烈的道德感和乐观的心态，他被描述为一个熟练的立法者，在斯普林菲尔德可以跨越党派界限开展工作，并尽心尽力改变华盛顿的定调。一个新的广告词将成为他的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起初，贝拉克不喜欢这个口号。听起来感觉有点陈词滥调。但竞选策划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它是自信的直接表露，米歇尔相信它将吸引像她一样的、对伊利诺伊州政治不抱幻想的非洲裔选民。“米歇尔在他之前就明白了这个口号的力度。”在阿克塞尔罗德公司工作的芝加哥政界人士、顾问弗罗斯特·克莱普说，“这个电视广告投放之后，贝拉克的人气像火箭一样飙升。”

2004年3月16日，贝拉克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大获全胜。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参选人数不少，他却获得了全部选票的53%，避免了二次决胜选举。而贝拉克也恢复了那种胜利者的神采。

喜讯连连，这一年中最大的突破也在这时到来：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邀请贝拉克前往波士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我们相信，他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克里的发言人斯蒂芬妮·卡特简单地介绍。仅仅4年前，贝拉克还拿不到这个盛会的入场门票，现在他拥有了20分钟时间，在明亮的聚光灯下发言。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赢得过州参议员以上位置的政界人士——而且在联邦众议员的选举中惨败于对手，落后了30个百分点，获得这个机会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但是他到了这里，帮助被提名者克里去挑战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并让自己变得不再默默无闻。记者斯科特·图罗曾说他的名字与奥萨马相像得有点让人不舒服。2004年7月27日，当贝拉克为发言做准备时，他有些忐忑不安。米歇尔给了他一个拥抱，凝视着他的眼睛说：“别搞砸了，伙计。”两人都笑了。

他没有搞砸。这个默默无闻的政界人士发表的演讲振奋人心，不仅令与会代表大吃一惊，也在会场上和通过电视观看盛会的民主党人中掀起了波澜。“这家伙会成大器！”一名新闻广播员欢呼。在大厅里为《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会议的戴维·门德尔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米歇尔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泪水从她的脸颊滑落。我坐在人群里，旁边一个女人在哭，几乎是号啕大哭，还不断尖叫着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今晚于我而言是一份特殊的荣耀。我们得承认，我出现在这个讲坛上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贝拉克在演讲开始时说。他将自己的家史追溯到肯尼亚的一个村庄和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他谈到了自己参议员竞选演说的一些内容，谈到了促使他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价值观，谈到了社会契约，谈到了超越这个时代常见的党派偏见和琐碎争执的政治大局观。

“假如芝加哥南区的一个孩子不识字，即使那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会因此受到困扰；如果一个年事已高的公民因付不起医疗费而被迫在医疗费和租房之间做选择，即使她不是我的祖母，也会使我的生活更加拮据；如果一个阿拉伯裔的美国家庭未经律师辩解或诉讼程序就遭到驱赶，那也会威胁我的人身自由。正是这种基本信仰使这个国家运转：我是我的兄弟的守护人，我是我的姐妹的守护人。它保证了我们追寻个体的梦想，却仍旧聚合为一个美利坚家庭。”贝拉克说。

贝拉克告诉听众，他并非是在谈盲目乐观，而是在根据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论点呼吁大家采取行动。这个论点就是：要获得进步，就需要人们为之而奋斗。他借用牧师小耶利米·A·赖特的一句话，把对这个国家的希望织入他自己的生命中。这位牧师是贝拉克和米歇尔在芝加哥参加的三一联合基督教会的资深牧师，他所说的“无畏的希望”在黑人教会中很有影响力。贝拉克后来把它作为自己的第二本书的书名。

“这是奴隶们围坐在篝火旁唱颂自由的歌谣时的希望；是移民背井离乡驶向遥远海岸时的希望；是年轻的海军上尉勇敢地在湄公河三角洲巡逻时的希望；是一个纺织工的儿子敢创敢拼时的希望；是一个有着滑稽名字的、干瘦的小孩相信他在美国也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时的希望。在艰难困苦中抱着希望，在情况不明时抱着希望，无畏的希望。其实，希望是上帝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是这个民族的基石，是坚信不曾见到的前景，是坚信明天会更好。”贝拉克说。

欢呼声持续不断。第二天，好戏开始了。很多人要求采访贝拉克，请他在电视上露面，前往某地开展竞选活动，获得他的亲笔签名。他开始变成流行偶像。黛布拉·梅辛是最受欢迎的电视情景喜剧之一《威尔与格蕾丝》中的明星，在某一集中，她扮演的角色自称做了一个难忘的梦：她与奥马巴共浴，他“振奋了我的世界”。贝拉克在竞选联邦参议员上押的赌注——再试一次，不成功就退出政坛——获得了极大的回报。他不仅声名大噪，而且他和米歇尔很快就会变得富有，因为除了《我父亲的梦想》再版之外，他还以190万美元的价格签了另两本书的合同。眼前的问题不再是他是否会选上联邦参议员，因为那似乎已成定局。问题是他是否会寻求总统之职。

如果说贝拉克是一个热气球，那么米歇尔就是手握绳子的那个人。在公共场合，她有时会带着一种苦笑来谈论他的弱点，也许是为了抑制一下他的自负情绪。“在居家方面，他绝对是最凌乱不堪的。”米歇尔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采访时说。她把家中他的书房称为“洞穴”。当他插话时，她回答说：“今天早上，你就把脏衣服放在篮子上了。我还在想，‘这篮子有个盖子，把盖子揭开，把衣服放在篮子里面不行吗？’”米歇尔还试图让选民不要对贝拉克期望太高，认为这既是为他们好，也为他好。“贝拉克不是我们的救星。我想把这话告诉整个国家，如果我有机会，我会说的。”她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对听众说，“有很多人，想把我们所有的愿望、恐惧和希望放在这个年轻人的脚下，但生活不会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政治也不会。”后来她说：“我们需要领导者脚踏实地。”

米歇尔在竞选活动中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她为贝拉克辩护，为他站台，为他筹集资金。她和孩子们陪他前往了潘妮·普利茨克的夏季居所，普利茨克是芝加哥著名的民主党人、企业家、凯悦酒店的继承人。在很少的情况下，奥巴马一家四口会一起出现在竞选活动中，尝试证明他们是一个和睦的家庭，这在一片喧闹中不容易做到。米歇尔其实仍心存怀疑，觉得政治未必是值得追求的，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她说这是“浪费时间”，但他志在必得，她也是如此。在做巡回政治演说时，她把自己对政治的轻视和贝拉克的坚定信念做了对比，以此证明贝拉克的动机是值得信赖的。“我认为，从结构上说，政治无法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来找我谈竞选州参议员这件事时，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她在伊利诺伊州的时候说，“我说，‘我嫁给你，是因为你很可爱，很聪明，但这是你有史以来对我提过的最愚蠢的要求。’幸运的是，贝拉克不像我这么愤世嫉俗，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对参加竞选活动的选民来说，贝拉克的族裔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就贝拉克对市区非洲裔美国人的承诺，米歇尔为他做了有力辩护。很多人对这位在夏威夷出生、毕业于哈佛的候选人都有一个疑问——他够“黑”吗？在当年竞选众议员席位时，贝拉克的对手就批评过他“不够黑”。米歇尔以自己的经历为依据，对芝加哥的一位采访者说：“我非常‘黑’。我出生在南区。来自一个明显的黑人家庭。我们并不富裕。我的‘黑’不亚于这个州的任何一个黑人。贝拉克是黑人。他在兑现自己的承诺，为这个社区殚精竭虑，做的事情比任何批评他的人都多。我能这么说，因为我是一个黑人。”

米歇尔继续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她一边照看孩子，一边推进在芝加哥大学的工作。这是她在医疗中心的第四个年头，也是她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第九年，她在继续建立一支忠诚的、关系紧密的工作团队。回首过去，米歇尔说，她热爱这份工作，但做起来并不轻松。“一边是全职工作，一边是家人全天24小时的各种需要，我得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平衡，得在孩子的活动和自己的电话会议之间穿梭；待办事项有无数个，我从来没有全部完成过它们，并经常晕头转向，觉得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上两边都没有做好。”米歇尔说。为了能有效行动，她设定了一个效率标准；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助手们都很熟悉这个标准。当医院的拓展团队提议在一个周六举行社区会议时，米歇尔表明，由于这通常是与家人共度的时间，她要看看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会议的目的很明确，这样的时间安排是必须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开会是不行的。”长期担任她副手的莱夫·埃尔斯莫说。米歇尔的同事肯尼斯·凯茨也回忆说，她把家庭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时间是宝贵的，不在孩子身边的时间需要争分夺秒。“孩子排在首位，就是这样。”他说。

为了获得后勤方面的保障，米歇尔雇了保姆，还聘用了一名管家，为他们忙碌的生活处理一些杂事。她还努力在其他方面对自己好一些。一个助手后来说，她把自己的事情列在单独的待办事项清单中。米歇尔说：“我注意到男人，所有的男人，都把自己列在优先顺序的第一位，然后是家人，上帝有时候也出现在这个清单中，但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自己。而对于女性，自己是列在第四位的，这种情况并不好。”她关心食物，并越来越关注时尚。她偶然会去做水疗。她通常会去找迈克尔·弗罗尔斯做头发、修指甲。此人是芝加哥市区范克莱夫美发店的老板，大家通常叫他“瑞尼”。米歇尔第一次去那个美发店时只有十几岁，是和母亲一起去的。后来她也把玛丽亚和萨莎带去了那里。美发店坐落在西休伦街一个翻新的教堂里，店员热情好客，也非常忙碌。在芝加哥黑人女性中，在范克莱夫做头发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来这里做头发。你懂的。这家美发店高端而优雅。”哈龙·拉希德说。他是范克莱夫的一个造型师，创办过一个组织，支持杜萨布尔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

玛丽安·鲁宾逊一如既往地帮助米歇尔与贝拉克。她在市中心当秘书，住的小屋与他们相距不到15分钟。她减少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在工作日下午帮助米歇尔照看两个孩子。有时候，米歇尔会带着玛丽亚和萨莎去开会，贝拉克也是一样。丹·海因斯回忆说，有一次贝拉克在周六上午参加候选人论坛，米歇尔不在，当时萨莎两岁，玛丽亚5岁。他试图把两个小孩聚在一起，她们撞翻东西，乱拿乱扔小册子。而贝拉克尽力表现得像个有尊严的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家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就是不能在竞选活动中把孩子当道具，虽然孩子们也出现在了仪式性的大选之夜的庆祝活动上。2002年，在罗德·布拉戈耶维奇赢得了伊利诺伊州州长第二个任期的一两天后，历史学家詹姆斯·格罗斯曼在海德公园杂货店的农产品区偶遇贝拉克。格罗斯曼提到，准备好拍照的布拉戈耶维奇站在舞台上，让他的小女儿向人群挥手。“如果我那样做，哪怕只有一次，”格罗斯曼回忆贝拉克的话说，“米歇尔就会和我离婚。”布拉戈耶维奇曾是模仿猫王的艺人，后来因腐败罪名被关进联邦监狱。

不用说，米歇尔对贝拉克的胜利并非完全满意。她目睹了他的崛起如何让他进一步远离家庭生活，这不是她所希望的。就连对贝拉克自己而言，虽然一连串的成功让他感到喜悦，但胜利的滋味也是苦乐参半。在波士顿发表成名演讲的那天，他说：“玛丽亚现在六岁了，你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童年时光的1/3已经过去了。”有人问，由于进入政界而错过陪伴玛丽亚的时间有多少时，他说：“太多了。”

对贝拉克来说，另一件幸运的事情是，与他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共和党对手杰克·莱恩后来退出了，因为他曾试图逼迫妻子、演员杰里·瑞安——曾在《星际迷航：航海家号》里扮演过角色——在夜总会与他当众发生性关系的事情遭到了曝光。之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找来艾伦·凯斯与贝拉克角逐。凯斯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黑人哈佛毕业生，在伊利诺伊州没有根基。这个选择非常荒谬。贝拉克遥遥领先于凯斯，所以有时间在全国各地参加竞选活动，为其他民主党人造势，同时巩固自己的政坛明星地位。

“我不能把炒作太当一回事。”贝拉克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说，他承认自己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突破。当时为竞选活动包租的飞机在附近的停机坪上等他。贝拉克坚称这不会让他迷失头脑，“人们关注我的速度太快了，时间太晚了。我已经43岁，在目前关注的问题上已经默默无闻地努力了20年。我是个已婚人士，有两个孩子。一直以来我收到的都是坏消息。我知道为了付得起账单而挣扎是什么滋味，知道蒙受损失是什么滋味。”“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不要太兴奋；当事情似乎要一败涂地时，也不要太难过。我坚定地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应因成绩而得意忘形。”他在飞机升空后说，“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我反而更紧张。”

事情进展很顺利，实际上不能更顺利了。2004年11月2日，贝拉克一跃成为全美唯一的黑人参议员，也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位民选黑人参议员。投票统计结果显示，贝拉克赢得了70%的选票，而凯斯只获得了27%。贝拉克成为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历史上以最大优势胜出的赢家。2005年1月，在美国参议院宣誓就职的仪式上，贝拉克引起了一片沸腾，而对于他们生活中出现的这个转折，米歇尔困惑地转了转眼睛。“也许有一天，”她笑着说，“他会做一些事情，无愧于这样的关注。”

在联邦参议员竞选获胜之后，奥巴马夫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米歇尔和女儿们住在哪里。离开芝加哥对她来说是一件难事，因为她的事业、家人和社交圈都深深植根于那里。她去看过马里兰州郊区的房子，但不知何故，米歇尔觉得自己搬到那里不会快乐。住在首都附近，意味着在参议院开会期间，贝拉克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他仍然需要经常前往伊利诺伊州，把她们留在一个熟人不多的城市。他们决定留在海德公园，并且找到了一处更大的房子——比原来的住处大很多。现在他们有钱了。除因《我父亲的梦想》获得了很多版税之外，米歇尔最近还获得了升职加薪，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一年27.3万美元。她还加入了树屋食品公司的董事会。作为董事，她在那里的第一年可以获得5.1万美元。2005年7月，奥巴马夫妇花165万美元在南格林伍德5000区买了一栋新乔治亚风格的红砖房子，带有四个壁炉。米歇尔说，这个家会成为她的避难所。

这次买房是个失策，因为贝拉克找错了顾问，他咨询的房地产投资人安托因·雷兹科是一个著名的民主党竞选赞助者，喜欢和未来的伊利诺伊州政界人士交朋友。房子和邻近转角处的一个地块都属于同一个卖家，但两处加在一起的价格超过了贝拉克和米歇尔的预算。奥巴马夫妇在2005年7月买下这栋房子时，雷兹科的妻子在同一天买下了那块地。7个月后，奥巴马夫妇从雷兹科手中购买了那个空地块，成为了它的业主。雷兹科后来因为与布拉戈耶维奇共谋从国有企业非法牟取利润而被投入联邦监狱。贝拉克和米歇尔曾偶尔和雷兹科一起吃饭，贝拉克称他是个朋友。但贝拉克说，他没有注意到警告信号，比如关于黑幕交易的新闻报道，以及似乎预言了雷兹科出事的政治谈论。“这是一个错误。用‘愚蠢’这个词来形容是很准确的。”贝拉克2006年12月在谈及买房安排时说，“毫无疑问，我从他那里购买不动产的时候，应该看到问题的迹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问道，为什么奥巴马那位“坚韧、聪明、人脉广”的妻子，都没有看到会出这种麻烦？她可是一个拥有哈佛法律学位、关注结果、疑心重、做事小心谨慎的人。

雷兹科事件并没有给奥巴马的声誉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但它显示了米歇尔将要蹚的水有多深。不管她做什么事情，其动机、计划以及她顺利执行的能力，都将会受到人们的审视。她将会在没有地图的政治旋涡里航行。她被晋升为芝加哥大学的社区及对外事务副总裁，这是贝拉克当选为联邦参议员之后不久的事情。医院高管对记者表示，她的升职与贝拉克在政治上的成功无关。他们说，医院这么做是担心她会离开，她的薪酬与其他副总裁处于同一水平。奥巴马夫妇的财务状况和人脉关系以后还会遭到多次质疑，这只不过是第一次而已，米歇尔对此感到很无奈。在2007年12月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麦考密克的采访时，她说：“我的感觉就是，你是那样想的吗？你觉得我们是那样的人吗？看看我们一辈子做的所有事情吧，看看贝拉克从政的方式吧。我的意思是，我想问问，那样的假设有什么根据吗？”至于有人议论说贝拉克的成功让她的事业受了益，米歇尔对此也很敏感，“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只要妻子有工作——我有一份工作，就会有类似这样的评论。我简直不能去想。如果我是个保姆呢？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要做什么工作，成就才能全部归功于我？”

米歇尔和孩子住在芝加哥，由于贝拉克不在这里，她肩上的担子变得更加沉重。尽管如此，她还是找到了一种兼顾家庭和事业的方式。升职之后，她启动了“城市健康计划”，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就像贾勒特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改变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改变芝加哥南区的生活”。该计划源于一项成本效益分析。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为大约1/10的南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医院通过分析发现，弱势群体和无保险的居民往往把急诊室当作初级保健诊所。对于患者来说，这样做不仅费用昂贵，而且耗时耗力，他们可能等待几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而且只是看一些小病。对医院来说，这也是对人力和财力的浪费，根据计算，每次有病人上门，医院就要花费1100美元的成本。患者因需要开胰岛素药方或是哮喘发作而跑到急诊室，会分散那些训练有素的、可以做更复杂诊疗工作的医务人员的精力。其实请家庭医生或去诊所只需要花费100美元，就可以获得相同的服务，但在前往急诊室的患者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没有家庭医生。

医院觉得应有一个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物力和人力，米歇尔认为这还可以给医疗服务不足的居民提供更多选择。在被医院聘用时，她就告诉同事，这所拥有9500名工作人员的医院需要派人到社区去。米歇尔从个人经历和职业经验中知道，人们获得的医疗保健服务是不均衡的。她的父亲曾长期与多发性硬化症做斗争，而贝拉克的母亲在因癌症奄奄一息的时候，还需要与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一些生病的亲属身体变得日益衰弱，但是他们的医疗保险有限，也不容易找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而另一方面，当萨莎患上脑膜炎，玛丽亚哮喘发作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医生，能去一流的医院，能够负担得起治疗费用，这让他们感到安慰。

芝加哥医疗保健问题涉及的人数非常惊人。这是全美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中有110万居民住在南区，而那里的医疗保健服务很无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安排。诊所很分散，家庭医生很少，病人太多了，而他们获得的医疗服务太匮乏，往往导致小病变成大病。一些人即使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也会直奔急诊室。库克县几乎无法满足患者的诊疗需要，面对飞涨的预算赤字，已经开始削减支出。医疗补助计划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患者和医生经常觉得被它忽悠。因此，对数以万计的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来说，拥有私人医生以及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几乎是一个白日梦。除了医疗资源有限之外，住在芝加哥这个地方的人去看一趟医生，可能往往意味着在恶劣天气下，等候一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公交车，然后在诊所排队，等着去见一个忙碌不堪的医生，然后再等公交车回家。对于患者和需要上班的人，以及照顾孩子的人来说，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不可预知的变数，都是对他们意志的考验。

芝加哥大学推出的城市健康计划，是当时美国同类型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旨在把居民吸引到社区医生诊所或家庭诊所去就诊。这种诊所被称为“医疗之家”，一个初级保健医生将在那里为居民看病，观察疗效，并了解他们的需求，只收取名义上的费用。诊所里的工作人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手指弄破了，嘴唇开裂了，身体出现过敏反应了，甚至还可以治疗慢性疾病。计划的设想是，如果诊所就在家附近，可以提供很好的医疗服务，患者以后就会更加愿意到诊所做检查，或者从诊所转诊到社区医院或专家那里。这样就会减少往急诊室跑的患者的数量，他们也会更健康，治病的成本也会下降。而处于这个层级结构顶部的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需要专家来诊疗的病例上。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方便人们看病的系统。目前缺乏这样一个系统，我们正在全力建立。”奥巴马夫妇的好友埃里克·惠特克说。此人辞去了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来负责实施这个计划。非营利机构“芝加哥家庭健康中心”是该计划的一个合作伙伴，它拥有4个诊所，为大约两万个病人服务，其中98%都是非洲裔或西语裔美国人，其中有逾40%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该中心通过医疗补助计划和联邦医疗保险结算费用，并从芝加哥大学、联邦补助金和私人那里寻求资金。诊疗费最低为10美元，可以看病和做化验。该计划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是独立机构“朋友家庭健康中心”，它吸纳大学的资金和医生资源来弥补医疗缺口——新的急诊室政策以及大学两所诊所的关闭导致了这个缺口。虽然朋友家庭健康中心就在芝加哥大学医院的北面，相距仅5分钟的路程，但它每年接待的患者数以万计，工作人员有时候很难说服患者前来复诊，做进一步的治疗。这种情况高达50%。芝加哥大学负责与社区诊所联络的主管劳拉·德克斯说：“患者往急诊科跑的行为习惯真的很难改变。”

米歇尔逐渐成为这个计划的代言人，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最引人注目的黑人之一。她在教会和社区中心的会议上发言，解释该大学的意图和计划。当校园内外有人怀疑芝加哥大学这个政策的动机时，她与医生和工作人员进行交谈。“我看到过她在校董事会会议上做的文稿演示，我也看到过她与愤怒的患者和社区居民打交道。”苏珊·谢尔回忆说。

这个新的城市健康计划获得的评价并非全是正面的，这种模式的效果也没有获得证明。在米歇尔离开芝加哥、前往华盛顿之后，曾在2000年击败贝拉克的众议员鲍比·拉什质疑医院是否为了节约钱，而将一些赤贫的病人拒之门外。而伊利诺伊急诊医师学院则警告说，这个计划压缩了急诊科，将芝加哥大学医院的预算削减了1亿美元，危及病人的安全。对此，该医院称它没有将病人拒之门外，并坚称时间将证明这个战略是正确的。

在担任参议员初期，贝拉克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实际上，只有一个行动，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竞选总统。这时候谈这件事有些奇怪，但这种谈论却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他当选为联邦参议员的第二天早晨，芝加哥的记者就再三问他4年后是否会参选总统。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贝拉克都说不会。他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宣称：“我不会在2008年竞选总统。”他最后说：“诸位，我现在是州参议员。我昨天才当选联邦参议员，我的脚还从来没有踏进过联邦参议院。我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做过事。现在就开始争取更高位置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他参选总统的讨论从未平息过，人们也一直对他有这样的期望。他明显被视为一个奇迹。但是，他总是可以指望米歇尔来帮他保持头脑清醒。2006年，在进入联邦参议院工作的第二年，贝拉克正忙于华盛顿的工作，他一周需要在华盛顿待三天，他觉得自己在参议院的工作取得了进展。有一天，在一个反扩散法案的听证会后，他打电话给海德公园家中的米歇尔。这个法案由他与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共同负责，卢格是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也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贝拉克开始兴致盎然地向米歇尔讲述这个听证会，却被打断了话头。“家里有蚂蚁。”她说，“我发现厨房和楼上的浴室里都有蚂蚁。”她想让他在回家途中顺路在机场购买灭蚁剂。她说，本来她可以自己去买，但孩子们放学后要去看医生。“不要忘了买灭蚁剂好吗，亲爱的？多买几盒。听着，我需要去开一个会了。爱你。”贝拉克说，他不知道特德·肯尼迪和约翰·麦凯恩是否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买过灭蚁剂。

10  我非常确信

米歇尔担心贝拉克可能会输。然而，随着初选日期日益临近，前景变得越来越明朗，米歇尔开始担心他可能会赢。她想，如果他赢了，那会怎样？对她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

2006年底，担任联邦参议员尚不足两年的贝拉克便向他的内兄求助。此时的他准备竞选总统，希望克雷格帮忙说服米歇尔。基于其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预测家们认为贝拉克将会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但坦白地讲，就早前的情况来看，他竞选成功的可能性介于“不可能”和“不会发生”之间。外面的情况对贝拉克似乎并不利，而在鲁宾逊家族内部，情况也不乐观。在这片“领地”，米歇尔仍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他突然就出现在了我面前，然后说，‘嗨，我想去做这件事。’”克雷格回忆两人在格林伍德厨具店的谈话时说，“我心想，‘做什么？’”贝拉克告诉克雷格，他准备参加总统竞选。“哇，”克雷格心里说，“作为一个在芝加哥南区长大的人，我从没想到有人会走到我面前，然后对我说他要竞选美国总统，而且还是一个和我有关的人。”

贝拉克和他的策略顾问认为，2008年总统大选将会为他提供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你永远都不会比现在更出名。”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在策略备忘录中写道。到2006年底，贝拉克的顾问们得出结论：他们可以发出引起反响的信息，可以组建有竞争力的组织，可以筹集到让贝拉克参加竞选的资金。最后的一道障碍，是米歇尔。“你和米歇尔讨论过这个问题吗？”克雷格问。贝拉克说没有。“你得帮我一个忙。你必须去和她谈一下，因为她不会支持我。”克雷格回忆贝拉克的话说。“我说，你说对了，她是不会支持你的。”

在当选联邦参议员以及在全国舞台上迅速走红之后，贝拉克受到广泛关注，但他的成功并没有让米歇尔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只是财务上的压力减轻了。她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抚养玛丽亚和萨莎的重任几乎都落在了她一个人肩上——那时这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5岁。虽然身边有朋友也有亲戚，但对她来说，那段日子是孤独的。贝拉克往返于芝加哥和华盛顿之间，而且他还要挤出时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无畏的希望》。该书在2006年出版发行，引发热议，销量飙升。在一些地方，他受到了摇滚明星般的待遇，而那次图书巡展也颇有早期竞选的意味。邀请他参加全国性演讲和资金筹集活动的请柬纷沓而至。

好消息是，贝拉克在工作方面开始变得得心应手，他已经摸到了窍门，而米歇尔在芝加哥大学医疗中心的工作也做得风生水起。两个孩子在一家顶级私立学校读书，也建立了她们自己的朋友圈。此时的玛丽安已经从银行退休，每天下午会去学校接孩子。米歇尔后来描述了自己在女儿学校附近工作的好处。她说：“我有很多见到她们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米歇尔看来，如果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那么连当前这种不甚满意的平衡也会被打破，而且是以她无法预测的方式。

在贝拉克的恳请下，克雷格决定先征求一下玛丽安的意见。作为父母，她和弗雷泽一直都在向孩子灌输他们的理念。“他们谈论激情，谈论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父母对我们说，你永远都不知道机遇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克雷格说。同放弃了律师事务所高薪工作的米歇尔一样，克雷格在近40岁的时候也辞去他在投资银行的工作，因为他们两人都无法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我有一辆保时捷944Turbo。我有一辆宝马旅行车。谁买过宝马旅行车？这是世界上最笨的车。为什么你会买一辆7.5万美元的旅行车？”他说。于是，他改行成为一名篮球教练，很快便在布朗大学谋得职位。在与玛丽安商量时，他让她想象一下，如果他突然收到了来自肯塔基的一份工作邀请，那会怎样？要知道，那里可是有全美最好的篮球项目。他对玛丽安说，如果真有这种事，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现在轮到贝拉克了。虽然目前还只是一名经验欠缺的参议员，但他有很大机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你不能打击他的士气，”克雷格说，“因为这是他擅长做的。”“这很好。”玛丽安回答说，“但是，我觉得你无法说服你妹妹支持这件事。”

2006年11月8日，在戴维·阿克塞尔罗德的芝加哥办公室，贝拉克和他的小型顾问团队展开了关于竞选前景的讨论，当时米歇尔也在场。文字大师、《芝加哥论坛报》前政治报道记者阿克塞尔罗德制订了一套竞选方案，而在2004年民主党参议员初选中，他也是推动贝拉克进入候选名单的主要功臣。适时，对于乔治·W·布什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对于一名非传统意义上的、需要与党内实力派同台竞技的总统候选人，阿克塞尔罗德发现了一条通往胜利的狭窄路径。他必须为贝拉克打造这样一种形象：新一代的领导者、团结者、问题解决者和局势改变者。在当时的实力派人物中，就有联邦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位前第一夫人的丈夫在当今民主党内建立了深厚而又广泛的人脉网络。希拉里希望创造历史，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为对抗共和党推选的布什的继任者，贝拉克首先要阻止克林顿夫妇的前进步伐，而自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但贝拉克团队中的阿克塞尔罗德、戴维·普洛夫、史蒂夫·希尔德布兰德以及其他成员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在较早举行初选的四个州赢得胜利，其中尤以临近的艾奥瓦州——这个中西部州是一个大农业区，95%的人口为白人——最为重要，那么一切都有可能。这就好比是卡修斯·克莱击败索尼·利斯顿赢得拳击冠军一样；在面临压力时，这名新星训练更刻苦，出拳更聪明，而表现也最出色。在竞选联邦参议员期间，贝拉克就将自己的一张海报大小的照片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在阿克塞尔罗德的会议室，米歇尔一边倾听一边问问题。当年，贝拉克败给鲍比·拉什，之后决定参加参议员竞选，那时她也是这样做的。“她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疯狂而轻率的想法。”阿克塞尔罗德说，“因为她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想知道竞选资金的来源，竞选的后备支持，竞选周的计划，竞选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竞选对贝拉克与女儿及自己的关系的影响，等等。很快，两人就开始协调他们各自的生活。竞选团队中的普洛夫是第一次见到米歇尔。他说：“她的坦率和对实际问题的考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想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告诉她参加竞选不仅是贝拉克自己的决定，也是我们大家的决定。”

当米歇尔问贝拉克是否每个周末都能回家休息时，希尔德布兰德点头表示可以，但普洛夫做了更正。“没有人给米歇尔带去好消息。我们没有捷径可走。”普洛夫回忆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只会变得越来越艰巨。候选人只会在家中短暂停留，而且这期间他还得打电话，修改演讲稿。”在这次会见期间，米歇尔也想知道贝拉克是否清楚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在他试图向顾问解释一些事情时，她打断他说：“我们现在谈的是你。”然后，贝拉克不再说话。在前往机场的途中，普洛夫给阿克塞尔罗德打去电话，说他觉得贝拉克是想参加竞选的，不过他的想法还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我们要看他如何看待当前的情况，他要搞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困难有多大，胜算有多大。米歇尔是一张百搭牌。如果她反对，那么一切都将结束。我现在还无法确定她的态度”。

在做决定方面，米歇尔一向有条不紊。她会列出清单，追踪每一个问题，考虑每一种可能，并标注每一个可能犯错的环节。她是一个充满焦虑的人。对于他们夫妇之间的区别，瓦莱丽·贾勒特曾经说过，贝拉克在期末考试前一天才会拿出书来复习，而且还会得A。而米歇尔恰恰相反，她是那种在开课第一天就认真考虑论文的人，而且还会列出详细计划。1996年贝拉克进入政界时，米歇尔曾经说过，她会学着减少一些控制欲，让自己更轻松地面对挑战。然而，挑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就总统竞选而言，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她将放弃4年的职业生涯，也有可能是8年。这也意味着，与以往相比，她的身份将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贝拉克。某种意义上，这还意味着她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自己的丈夫遭暗杀的概率更高。“我列出了所有的不利后果，”她说，“以便为自己离开这个圈子的那一天做准备。”

“我已经开始说服自己，并多少有点相信竞选总统是一个好主意。”米歇尔在2007年底竞选全面展开时解释说，“这里的‘多少有点相信’，实际上是说‘相当相信’。我们家中有两个年龄还小的女儿，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全职工作，而对于竞选带给我们家庭的影响，我充满忧虑。所以，我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我需要时间打消自己的忧虑，放弃自己的爱好，然后把精力放到竞选上面，因为我相信像我丈夫这样的人是可以做总统的。”而接下来，她不仅需要而且也必须在竞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说实话，我非常害怕。我担心自己会说错话。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而且，和很多女性一样，面对100件事情，我们可能做对了99件，但最后一件却被搞砸，然后功亏一篑。”

米歇尔拥有一票否决权。“在竞选总统的这个决定中，最重要的人是米歇尔。”贾勒特说。在决定让贝拉克参加竞选时，她把自己的答案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逻辑上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件事？”她问自己，“这会带来什么？我还要不要继续我的工作？我们该如何照顾两个孩子？我们的财务状况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继续为大学捐款？当我想明白了这对我、对他、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身边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我说，‘好吧，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我知道这会带来什么结果，而且也知道需要什么资源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第二部分则复杂得多：对于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自己，以及这个国家，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很快她就意识到，竞选总统是贝拉克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否则你永远都会想，如果当选了会怎样。“我从没有怀疑过他的使命。”她在竞选初期说，“而且，我也从没有怀疑过他执行使命的能力。”白宫、抱负、生活，这都是他的使命。当然，这还包括米歇尔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女儿、家人和朋友的生活。“从自私的一面讲，我会说，‘赶紧放弃！坚决不同意。’因为这样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她说，“但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社会，我们不能从‘小我’的角度出发，而应该从‘大我’的角度去做决定。”她给出了支持选项。

像米歇尔这样支持丈夫的人并不少见。对双方都有工作的夫妇来说，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克利夫兰诚报》言语犀利的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康妮·舒尔茨在近50岁时与克利夫兰民主党人、众议员谢罗德·布朗相识并结婚。很快，布朗就告诉舒尔茨，他想竞选联邦参议员。毫无疑问，竞争会非常残酷，但他认为自己会有机会。她对此表示怀疑。“我是百分之百反对的。”舒尔茨说，“我们刚刚步入婚姻，而且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知道这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何种打击。”但随着谈话的展开，她开始意识到，布朗需要参加这次竞选，否则他永远都会为之后悔。正如她所说的，“所有人都支持他，而我却成了他竞选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一旦布朗投入2006年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舒尔茨将不得不放弃她的专栏，这里面有道德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后勤方面的考虑。她要陪他一起参加竞选，而且还要确保布朗的竞选车中随时都有杧果片和胡萝卜。从好的一面讲，她认为他们应该同舟共济。这是一次冒险，而最好的冒险不都会让人感到一丝不安吗？她确实感到了不安。她告诉报社的编辑，在竞选期间她会暂停自己的专栏。随后，她在日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一行字：“我该怎么办？”

对米歇尔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种支持条件，她要求贝拉克必须戒烟。他有很大的烟瘾，之前也尝试戒过。而这一次，米歇尔表示，烟必须永远戒掉。竞选成功虽然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米歇尔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在被问及贝拉克是否在用尼古丁贴片时，克雷格·鲁宾逊笑着说：“米歇尔·奥巴马买了一大堆！”后来，贝拉克在一次谈话中开玩笑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戒烟理由：“我怕老婆。”

2007年2月10日，阳光明媚。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旧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也就是149年前亚伯拉罕·林肯发表“分裂之家”演说的地方，竞选活动拉开序幕。对贝拉克来说，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有象征意义的：他要在这位美国第16任总统身上寻找力量和灵感，并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米歇尔就站在他的身旁，而当时的温度才刚刚超过10华氏度（约零下12摄氏度）。在他们前面的广场和边道上，聚集了大约1.5万人。在他们看来，面前的这个人将会重新恢复白宫的智慧和慈悲，并会以更温和的态度介入海外行动。从斯普林菲尔德，奥巴马的车队西行穿过密西西比州到达艾奥瓦州。对于奥巴马2008年的整个计划而言，这个农业大州将会起到决定胜败的作用。

且先不说获胜，即便只是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候选者，贝拉克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竞选初期，他并不是一个老练的候选人。“散漫，缺乏动力，犹豫不决。”普洛夫说。虽然初期斗志昂扬，但几个月后，他就已经呈现“疲态”。他不喜欢政治斗争，也不喜欢通过低劣手段让自己成为每日新闻的焦点。他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筹集大量资金的全国性组织，但他又不喜欢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开始怀念能让他静心思考的独处时光。他开始想念他的家人。与此同时，他还面临希拉里·克林顿团队的“围剿”，后者致力于赢得全面胜利。此外，前副总统提名人、北卡罗来纳州出庭律师约翰·爱德华兹迅速崛起，有望成为希拉里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全国媒体普遍认为，作为前第一夫人，希拉里既继承了丈夫政治遗产中的精华，也深受丈夫政治思维的影响，注定会获得民主党内提名。从全国来看，这种观点大致也是对的。虽然奥巴马团队筹集到了数量庞大的竞选资金，但连续几个月来，全国民调显示，希拉里仍领先他多达30个百分点。

但奥巴马团队决定另辟蹊径，赢得怀疑者、评论人士和民调的支持。他们的策略是，通过不懈努力，在2008年1月3日赢下艾奥瓦州——这是希拉里的大本营，也是首个举行初选的州，进而使她在全国的前进步伐迟滞。若此举取得成功，那么在新罕布什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他们就有可能大大削弱希拉里的影响力，甚至还有可能在2月初的超级星期二之前对她造成致命打击。在超级星期二这天，全美近一半的州将会举行初选投票，而希拉里团队对赢得胜利信心十足。用比较客气的话来说，这个策略是非常大胆的，甚至可以说是堂吉诃德式的。2007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在希拉里胜算大增、奥巴马前景渺茫时，后者的一名坚定支持者开始担忧起来。这个人叫阿布纳·米克瓦，虽然担任过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白宫顾问，但对奥巴马角逐总统职位，他是全力支持的。此前，他从朋友那里听到，这名新崛起的候选人将注定以失败告终。米克瓦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了这一点，但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自己位于芝加哥的悬崖洞人俱乐部，他在一次午餐会上谈起这次竞选，并表示有两件事可以扭转不利形势。“贝拉克是美国最幸运的政界人士，”米克瓦说，“而且，克林顿夫妇经常会犯错误。”

对于奥巴马团队而言，艾奥瓦州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作战地。首先，该州提名人选是由政党基层预选会议决定的。预选会议的过程异常复杂，其目的是推选基层候选人。换句话说，这是社区组织者的福音。其次，艾奥瓦州预选会议的成员习惯与候选人在咖啡店、家中或中学体育馆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疑问。与后期各州的初选——选民主要通过广告或新闻了解候选人——相比，艾奥瓦人有更长的时间近距离接触候选人。7月的一个下午，米歇尔去了艾奥瓦福尔斯一家名为“图书地窖和咖啡阁楼”的书店，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她发表了演讲，接受了当地记者的采访，并与每一名想和她攀谈的选民交流。一名住在城外农场的中年妇女说米歇尔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被问及是否会将选票投给贝拉克时，她说：“我得首先见了他才能决定。”

从政治角度来看，艾奥瓦也为奥巴马提供了多重优势。他是邻近的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这有助于提升他的曝光度，而且从后勤上讲，也便于将团队成员和志愿者运送到该州。他碰巧是一个新面孔，而且与希拉里及其他民主党人，比如参议员乔·拜登和克里斯·多德不同，他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我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我只反对愚蠢的战争。”他在芝加哥的一次反战游行集会上说。那是2002年10月，距离美国领导的入侵战争还有5个月。这个立场为他赢得了一场由改革派人士发起的听证会。由于战争给这个内陆州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共和党在2006年控制了该州参议院。

在顾问团队看来，要想拿下艾奥瓦州，奥巴马需要向外界表明他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他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也有强大的团队。如果能够取得胜利，那么也就说明，美国中部地区的白人选民会支持一个名叫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黑人候选人。这会给他带来双重优势：一方面，很多从来没有支持过黑人候选人的白人选民会转而支持他；另一方面，先前很多不愿意参加投票的非洲裔美国人会自发行动起来，为他投票，让他成为有力的竞争者。换句话说，如果能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艾奥瓦州赢得胜利，尤其是如果能赢得一些共和党人和独立派人士的支持，那么他也就有了继续前进的资本。

一个睿智的黑人会成为美国的第44任总统吗？米歇尔着手“解构贝拉克”，揭开他身上的神秘面纱，“把奥巴马夫妇介绍给人们，而不是把奥巴马夫妇的简历发给他们”。她去了数十个市镇，在陌生的环境中回应陌生人质疑的眼光。她让他们多了解她的丈夫——他不是白人，也不叫华盛顿、亚当斯、约翰逊、福特或克林顿。面对听众，她不用讲稿，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她与他们分享她对贝拉克的最初印象。18年前，他们两人在盛德律师事务所首次相遇：“我和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你们谁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他是黑白混血种人。但我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的政治演说以简短的叙述性故事为主，讲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成长环境。她说，一个夏日的下午，他们去了芝加哥最贫困的社区之一，而在那个闷热的教会地下室，她发现了他们两人有着非常相似的价值观。她回忆说，贝拉克明确告诉那些抱怨的人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改变这个很多时候都让人感到卑劣和不公平的社会。他激励他们不要安于现状，而是要改变世界，让它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那天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真实、真诚和道义。”米歇尔对全神贯注的听众说，“这就是我爱上的那个人。”她说：“是的，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知道。但听我说，他就是你们想要的那种候选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们呢？”她的表现非常自信。“我向你们保证，”有一天下午她在罗克韦尔市公共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说，“如果我能和这个州的每个人都聊一聊，那么他们肯定会把选票投给贝拉克·奥巴马。我非常确信。”

奥巴马的追求很快就成了她自己的追求。为吸引艾奥瓦州、南卡罗来纳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听众，她针对城市居民和黑人居民做了不同主题的演讲，并引申出美国中低收入家庭所面临的难题。她说，人们的要求并不多，无非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费用、好的学校，以及可靠的退休保障。典型的例子就是她的父亲：他是芝加哥水厂的一名蓝领工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但还是养活了一家人；妻子是一名家庭主妇，两个孩子都上了普林斯顿。她说，就自己的经历来看，即便是那些最基本的抱负，似乎也与普通民众越来越远。她指出，政府通常是无情的，政客通常是不讲道义的，而这个社会通常是缺乏同情心的。“你不能仅仅通过言语来让一个四口之家振作起来。”她说。

虽然米歇尔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奥巴马入主白宫，但她也很清楚，这是她的心里话，也是她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信念。她讲述的并不仅仅是奥巴马的生活，也是她自己的生活，而背景就是芝加哥南区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她的任何一场初选演讲，似乎都能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喝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真诚。她讲贝拉克在哈佛法学院取得的成绩以及他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付出的努力。2007年6月，米歇尔在哈勒姆举行了一次针对女性团体的演讲。演讲中，她说：“我把自己嫁给了答案。”偶尔，她也会讲一些挖苦的话，意在减少大规模宣传的负面效果，展现贝拉克更为人性的一面。她不会一味地夸赞他。“这里有一种贝拉克·奥巴马现象。”2007年2月她在一次比弗利山庄举办的募捐大会上说，“可能是因为贝拉克·奥巴马和我生活在同一间屋子里，我没觉得他有那么大的魅力。他至今还不会在酒会上说奉承话，不知道如何存放面包。至于整理床铺，甚至还不如我们5岁的女儿。”她描述说，贝拉克不在家的时候，她经常在早上与玛丽亚和萨莎谈心，还说“贝拉克打呼噜，身上有一股怪味，两个孩子都不愿意和他睡一张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说，米歇尔披露的这些细节让她感到有些畏缩。她在比弗利山庄募捐大会后写道：“在会后交流时，很多人都表示米歇尔非常出色。但也有人担心她的这种‘指责’会给丈夫减分，让人们觉得贝拉克缺乏经验、缺乏自律。”后来有记者问起这个问题，米歇尔回应说：“我和贝拉克对此一笑而过。你们觉得，现在有人能损害他的男子气概吗？”

走向公共舞台之后，米歇尔和贝拉克不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他们对彼此的谈论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话题。在接受采访时，他们谈论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奥巴马而言，他还分享了《无畏的希望》中的细节。尽管在职业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描述他们自己时，他们说他们在家中也是普通人，有着完整的婚姻，彼此感觉良好。“她聪明、有趣、诚实、坚韧。我觉得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贝拉克说，并表示自己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米歇尔不像以前那么在意我是否送她花了，她希望我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来陪她。陪她，就是爱她的证明、证据。她还是喜欢花，但在她看来，浪漫就是我要把精力放在她关心的事情上，而时间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时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少。米歇尔总是随身携带两部黑莓手机，而这也是个人生活分裂的一种象征。一部是竞选用手机，一部是工作用手机——当时她还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兼职工作，主要关注城市卫生问题，后全力帮助丈夫参加总统竞选。她从2008年1月开始无薪休假。这份工作让她在政治之外保留了一份职业追求，但在那时，她最关心的还是家中的两个女儿。“我要为她们提供一种稳定的生活。”她在2006年12月时曾对戴维·孟德尔说，“这就意味着，在我的生活中，孩子会变得更加重要。我不愿意把孩子交给我妈妈，然后对她们说，‘我们两年后见……’我们需要一种平衡，也会得到这样的平衡。”

米歇尔对参加竞选活动的听众说，每次睡觉醒来她最先想到的就是玛丽亚和萨莎；当然，每次睡觉前想的也是她们俩。她说，两个女儿的表现很好，同其他孩子一样，她们也有繁忙的学业，课余时间也喜欢玩。为照顾好女儿，米歇尔也是想尽了一切方法。她向竞选团队成员说明哪些日子不能安排竞选活动，因为她没有时间。而到外地出差时——大概每周一次，日程安排人员会尽量把她的第一场演讲安排在中午，因为这样，她就可以给女儿做早餐，帮她们穿衣服，然后送她们去学校。之后，她会奔赴芝加哥米德韦机场，搭乘私人飞机飞往目的地。她总是尽可能地缩短行程时间，尽量避免在外过夜。不在家的时候，她会让母亲和埃莉诺·凯伊·威尔逊帮忙照顾女儿。埃莉诺·凯伊·威尔逊被亲切地称为“凯伊妈妈”，两个女儿都非常喜欢她。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的顾问，威尔逊主要致力于发展城市教育项目——这原本是芝加哥住房项目中的一个工作福利项目，后演变成为针对小学生的反不良行为项目。此外，威尔逊也是玛丽安·鲁宾逊的瑜伽同伴。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她们提供指导的是玛丽安最小的弟弟史蒂芬·希尔兹——他在芝加哥北区开有一间工作室。

身边的朋友成为米歇尔保持健全精神生活的重要力量。多年来，这些朋友已经成为她的支援团和安全网。作为专业人士和母亲，她们的职业生涯通常都远离跌宕起伏的国内政治。无论是在中学、普林斯顿、哈佛还是市政厅，她都有自己的密友。在芝加哥朋友圈中，母亲身份是她们之间的主要纽带。米歇尔表示，早期聚会表面看是为了孩子，但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们的孩子也都建立了友谊。现在她们中的很多人仍是我信赖的朋友。我们彼此交流看法，尽情表达各自的观点，发泄心中的不满，分享生活的快乐。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我必须建立自己的圈子，因为贝拉克经常出差。我认识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支持力量的存在——无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朋友，我才得以保持精神上的健全，我才没有变得那么愤怒，我才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挫败感。无论何时，拿起电话，我总能找到一个谈心的朋友。她会给我带一个比萨过来，或者我们一起去朋友家聚餐，而我们也没有必要自己做饭。这样一来，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她说。

桑迪·马修斯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她是一家儿童福利机构的高管，丈夫是芝加哥小熊队的左外场手老加里·马修斯。另一位朋友是伊冯·达维拉，她是一名公关人员，也是早前米歇尔在市政厅的同事，和奥巴马一家住得很近。有时候，她会在周末把玛丽亚和萨莎接到自己家里住。“我们共同抚养子女。她的孩子在我们家中都有牙刷。”达维拉说。有一天，达维拉想让米歇尔休息一下。于是，她开车到格林伍德。进入米歇尔家后，她叫上玛丽亚和萨莎，带她们一起去郊游。“作为她的朋友，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一切都在不言中。”她说，“我们见证了彼此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好事坏事。”

在这些朋友中，米歇尔与安妮塔·布兰卡德和谢丽尔·洛克·惠特克待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最多。她们两人都出身于平民家庭，后来也都做了医生。布兰卡德是一名产科医生，玛丽亚和萨莎就是由她接生的。同时，她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员，亦在南区开办研讨班，为黑人女孩及其母亲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在内的青春期教育知识。惠特克是一名来自佐治亚州的医学博士，持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位，主攻非洲裔美国社区高血压及其他慢性病研究。她们两人的孩子与玛丽亚和萨莎年龄相仿，而且都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读书。她们三家人住得很近，三人的丈夫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孩子上网球课时，这几名父亲有时也到球场附近，或看早报或聊天。而作为母亲，米歇尔她们三人一同去夏威夷和马撒葡萄园岛度假，瓦莱丽·贾勒特和她的女儿劳拉也经常加入其中。那时的贾勒特刚刚结束了一次短暂的婚姻，女儿劳拉后来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她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有些令人眼花缭乱。布兰卡德的丈夫马丁·内斯比特是一名商人，同时也是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的主席，与普利茨克家族成员关系密切，后成为贝拉克2008年总统大选的财务主管。埃里克·惠特克在南区长大，在伍德朗附近开办有一家男性健康诊所，同时担任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在米歇尔和贾勒特的邀请下，担任城市卫生倡议项目的负责人。埃里克·惠特克是在哈佛大学的篮球场上认识贝拉克的，而内斯比特则是在商学院与克雷格·鲁宾逊相识的，同时也是最先知道米歇尔是克雷格的妹妹、贝拉克是米歇尔的男朋友的人。还有，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医科学生，安妮塔·布兰卡德和埃里克·惠特克的指导导师是詹姆斯·鲍曼，也就是瓦莱丽·贾勒特的父亲。

她们聪明、有趣、忠诚、务实和审慎；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她们相互支持。大选开始时，谢丽尔·惠特克问贝拉克和米歇尔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希望你们还跟以前一样。”贝拉克回应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希望我们的朋友还在，我们还能够来这里，在你们家后院一起聚餐。”只要有时间聚在一起，她们这些朋友从来都是心情放松地相聚。但正如米歇尔所说，这一次是“竞选总统”，所以气氛完全变了。在朋友眼里，刚刚当选联邦参议员不久的、爱玩拼字游戏和喜欢打篮球的、赢得过黑人从未赢得过的胜利的贝拉克，是一位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我认为他会成为总统。”贾勒特在2007年7月时说，“我感到非常激动。如果我们继续谈下去，我想我可能会哭。”

初期，通往白宫的道路还要经过南卡罗来纳州。在艾奥瓦州预选会议召开16天后，南卡罗来纳州将举行大选初选，而在这期间，新罕布什尔州和内华达州也将分别举行大选初选和预选会议。不同于艾奥瓦州，在投票人口方面，南卡罗来纳州有多达50%的初选选民为非洲裔美国人，但他们放弃希拉里转而支持贝拉克的步伐走得过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07年底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在南卡罗来纳州，有近40%的黑人选民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做好选举黑人总统的准备”。为扭转这种形势，在感恩节前两天，米歇尔在竞选团队的安排下前往奥兰治堡，为自己的丈夫站台。在整个美国黑人社区，没有谁比米歇尔更了解贝拉克，没有谁比米歇尔更信任贝拉克，也没有谁比米歇尔更会讲故事。

对很多非洲裔美国选民，尤其是黑人女性选民来说，米歇尔本身就表明贝拉克是“正确的”。他和白人女性谈过恋爱，但娶的却是芝加哥的一名黑人女性。“如果他娶的是一名白人女性，”《姊妹公民：耻辱、呆板和美国黑人女性》（Sister Citizen:Shame,Stereotypes,and Black Women in America）的作者梅丽莎·哈里斯-佩里说，“那么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他过去选择的是白人。从视觉上讲，这会让人们觉得他并没有站在非洲裔美国人这一边。米歇尔是他的靠山。作为非洲裔美国人，我们喜欢贝拉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白宫的视觉形象。如果没有米歇尔，没有那两个棕色皮肤的女儿，他的这种形象将会大打折扣。”正如作家艾利森·塞缪尔斯所说：“米歇尔不是非洲裔美国人，她是棕色人种。真正的棕色人。”

由于在竞选活动中不能直白地谈及种族问题，米歇尔在奥兰治堡的演讲更像是一种直接诉求。她演讲的主旨和讲述的故事大都与自己的成年生活有关。她把自己和贝拉克放到美国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她还暗示，她的抱负并不仅仅局限于芝加哥。她在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发表演讲。历史上，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是一所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院校。该校学生曾在便餐柜台发起过静坐抗议，而在1968年针对当地保龄球馆歧视黑人事件发起的一次抗议中，三名学生被州警察枪杀。在一个非洲裔人口占3/5的城市，她把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放到美国民权斗争的大背景下讲述。她谈到索杰纳·特鲁斯和哈莉特·塔布曼，谈到罗莎·帕克斯和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表示“她们知道民权斗争意味着什么”。她说她获得的机会应归功于“早年这些伟大女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以及家中长辈的教诲，“他们教育我要努力拼搏，要有远大的梦想，并将自己所受的恩惠和所获的知识回馈给社会”。她回忆父母的教导，回忆教堂里牧师和长者的教诲。她讲到自己的祖父弗雷泽——他的成长地与乔治敦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并引述他教诲她的话说，“你的命运在出生前并未被写就”。

米歇尔对听众说，她对自己的成功并非信心十足，自己经历过挫折，也曾有过妥协。她说：“同班同学认为，一个黑人女孩看书就是装白人。老师告诉我说，你不要有太高期望，你的考试成绩太低了。还有那些充满善意但却给你误导性建议的人，他们说‘成功注定不属于芝加哥南区的黑人女孩。’”她取得了成功，但对于大多数女性和黑人女孩而言，她的这种成功仍是遥不可及的。在谈及不平等时，米歇尔引述详细数据表示，同样的工作，黑人女性拿到的报酬仅为白人男性的67%。“我们知道，”她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数百万女性被排除在福利名册之外，她们在儿童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一切都靠她们自己。我们知道，很多黑人女性都无力负担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相对于白人女性，我们更有可能因疾病而死去。我们死得太年轻，也太不值得。我们的婴儿也在不断死去……我们发现，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越来越遥不可及。”她表示，在黑人中产阶层家庭中，有45%的子女最终会处于近贫状态，而在白人中产阶层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16%。

紧接着，话题转到贝拉克身上。首先是他的身世，然后是他的竞选，再之后是称赞过去几代人中那些“敢于在危险和艰难环境中站出来的人”。她要求她的听众也勇敢地站出来，把贝拉克视为其中的民主斗士之一，给予他信任，并相信他不会被打败，不会被暗杀。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美国特勤局就破例派出安保人员对他进行全天候24小时保护。“现在我知道人们在理发店和美容院谈论他。”米歇尔继续说，“而且我也听到有人说，‘那个贝拉克，看起来还不错，但我不确定美国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受一位黑人总统的准备。’我要说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听过……人们担心出问题，但不去考虑可能性。这我理解，也知道原因在哪里……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苦果。这个苦果伤害了我们所有人。”

她告诉在场的听众要克服恐惧，并把选票投给她的丈夫。“问问自己，在所有的候选人中，谁会致力于提升黑人的权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他们困于一隅？谁会直面种族定性和司法不公？要知道，这些问题仍在损害我们这个国家，剥夺公民选举权的事件每隔几年就会发生，而歧视和排挤现象仍长期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在阻碍繁荣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无望。谁会以总统的名义呼吁黑人承担责任，呼吁他们抚养子女？谁会拒绝向我们这个国家乃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耻辱低头？答案是明确的：贝拉克·奥巴马。所以，我请你们相信贝拉克，但最重要的，我请你们相信你们自己。我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当前的这个世界，而是帮助我们把这个世界变成它应该的样子。”更直接地，她要求黑人选民放弃支持克林顿夫妇，转而支持他们一家——这对于贝拉克赢得胜利至关重要。如果贝拉克能在6个星期后赢下艾奥瓦州，那么这些选民可能会认为他是有机会的，并会加大对他的支持力度。

从2月10日起程前往锡达拉皮兹时算起，贝拉克在艾奥瓦州只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只有赢下这个州的预选，他才有机会获得民主党提名。他组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比克林顿团队更了解艾奥瓦州状况的竞选团队。1992年，基于对本土候选人、时任参议员汤姆·哈金的尊重，比尔·克林顿没有参加艾奥瓦州的初选，而希拉里在华盛顿的高级幕僚大都没有认识到这一危险。相反，在奥巴马团队，几乎每一名成员都知道该如何赢下这个最先参加初选的州，并不遗余力地投入竞选工作。此外，贝拉克和米歇尔研究和采取的社区组织技巧也派上了用场：讲述带有明确目标的个人故事，开展一对一的谈话，以及要求基层志愿者和选民主动发挥领导作用，而不仅仅是跟随。“刷篱笆墙”是艾奥瓦州竞选团队的一句格言—采取汤姆·索亚的策略，采取激将法，让人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干活儿。

基于学生时代养成的良好习惯，米歇尔会花大量时间阅读竞选手册，补充相关知识，比如伊拉克战争、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和艾奥瓦州的地理地貌等。团队幕僚长梅丽莎·温特回忆说，在该州首次夜间旅行时，米歇尔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因为她觉得不陪伴女儿的日子更应得到高效利用。在36个小时里，她去了达文波特、奥塔姆瓦、森特维尔、克罗伊登、拉莫尼、印第安诺拉、滑铁卢、艾奥瓦福尔斯、罗克韦尔城和道奇堡。虽然旅途劳顿，但她还是在梅森城做了一次计划外的短暂停留，看望一名摩托车手。早前，这名鲁莽车手的车撞上米歇尔的竞选车，所幸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随着曝光次数的增多，竞选团队的成员发现，米歇尔具有她丈夫所不具有的政治技能。当艾奥瓦州某个市镇的选区区长处于摇摆状态时，很多团队成员希望米歇尔而不是贝拉克出马。不止一名助手回忆说，他们看到米歇尔靠在中学体育馆的墙上同艾奥瓦人亲密交谈。他们开始称她为“一锤定音者”。芝加哥政治策略顾问、与奥巴马夫妇共事多年的皮特·詹格雷科说：“贝拉克有天生的政治天赋，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家。米歇尔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任何地方都缺乏根基，但她却很接地气。人们觉得她很真实。他们知道她来自哪里。”竞选团队发现，在吸引女性选民和对抗希拉里·克林顿方面，米歇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以一种非常有力的方式与女性群体建立联系。”詹格雷科说，“她会让她们感到，在不久之前，‘她和我是一样的。’”米歇尔在公共联盟时的学员兼同事乔比·凯茨则进一步表示：“如果你问我他们俩谁会进入白宫，我的答案是米歇尔。为什么？真诚。她太优秀了。”

要想在艾奥瓦州取得胜利，奥巴马团队需要争取数以千计的预选会议新成员。他们要跳过民主党的固定与会人员——这些人多是希拉里和爱德华兹的支持者——去追逐这些新成员。他们要了解这些人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爱好，要记住他们的子女的名字以及他们家的宠物狗的名字。他们陪这些人去教堂，在当地餐馆同他们谈论中学体育问题，邀请他们前往忙碌的奥巴马办公室——在艾奥瓦州，这样的办公室已经有数十个。本着这种精神，米歇尔用黑色钢笔在白色便条上为艾奥瓦支持者写下感谢语，笔迹工整而简洁。本着这种精神，她约见当地选区区长，而贝拉克则6次接受道格拉斯·伯恩斯的采访。伯恩斯是《时代先驱日报》（该报总部设在艾奥瓦州卡罗尔，日发行量6000份）的专栏作家。通过伯恩斯及其在该州各地的同事，竞选团队得以让更多的艾奥瓦人了解到贝拉克。对他们来说，艾奥瓦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所持的是不折不扣的“金色门票”。“要么拿下艾奥瓦，要么退出竞选。”戴维·阿克塞尔罗德私下里说道。而在2007年的连续几个月里，竞选资金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到10月底，一些忠诚但却疲惫不堪的艾奥瓦团队成员开始悄悄讨论他们竞选后的未来；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

在预选会议之前，最大的事件当属11月10日在得梅因市区举行的杰斐逊-杰克逊晚宴。在前往宴会之前，贝拉克对艾奥瓦州政治团队负责人艾米利·帕塞尔说：“我是第四节选手。我有信心。”按照规定，演讲者需要在宴会上发表脱稿演讲。此前，他已经进行了排练。他以较快的语速发表了一场充满力量的演讲，并将希拉里描述为“一位满足于现状的候选人”。“我们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他宣称，“我们的国家处于战争之中。

我们的地球面临威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的梦想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工作更辛苦，但挣的却越来越少。我们对医疗保健或大学教育缺乏足够的关注。储蓄越来越难，退休越来越难。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对我们的领导人失去了信心。”他在演讲中的承诺赢得了听众的欢呼。选民注意到了他，媒体注意到了他。

在亲戚、朋友和保姆的陪伴下，米歇尔和两个女儿来到得梅因。成年人帮助参加竞选活动，而孩子们则尽情嬉戏玩耍。这是3月以来米歇尔第17次来艾奥瓦州。这时的她尽显疲态，看起来也非常紧张。“满脸疲惫，”经常陪同米歇尔参加竞选活动的助手杰姬·诺里斯说，“那是一种情绪上的耗竭，而且只有在你的另一半参加公职竞选时你才会体会得到。”米歇尔担心贝拉克可能会输。然而，随着初选日期日益临近，前景变得越来越明朗，米歇尔开始担心他可能会赢。她想，如果他赢了，那会怎样？对她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

2008年1月3日，一个寒冷的夜晚，民主党预选会议即将召开。这将决定奥巴马在过去11个月里所付出的努力。这一天，奥巴马去了郊区安克尼的一所中学。陪同他一起前往的，除特勤局的一名特工外，还有普洛夫、贾勒特和两名助手。在车开进停车场后，他们看到了拥挤的人群：他们分属不同的年龄、党派、民族和阶层。奥巴马想到了她的母亲，想到了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感受。之后，他和米歇尔、克雷格以及其他家人和朋友来到西得梅因就餐。他对普洛夫说，在结果明朗之前，不要向他汇报预测情况。最终，前方传来了奥巴马获胜的消息。他获得了37%的预选会议投票，希拉里的得票数滑落到第3，比爱德华兹落后一个百分点。在这次预选中，他以超过第2名8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而早在一年前，没有人认为他有机会获胜。在海威中心，满面笑容的贝拉克与米歇尔、玛丽亚和萨莎一起走上舞台，一家人看起来是那么融洽。而很快，这就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一个家庭场景。

“感谢艾奥瓦。”他大声说道，“你们知道，他们说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他们说我们的眼界太高了。他们说这个国家太过于分裂，太让人失望了，以至于永远都不会达成共同目标。但在1月的这个夜晚，在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我们做到了那些怀疑论者认为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他对选区区长、志愿者和竞选团队成员表示感谢。此外，他还特意对一个人提出感谢。他说：“我要特别感谢我生命中的至爱、奥巴马家族的坚实后盾、竞选旅途中的定音者，她就是米歇尔·奥巴马。”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开心欢笑。对奥巴马一家以及不断扩大的支持人群来说，这是值得欢庆的时刻。更艰难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但就像在艾奥瓦州一样，奇迹总是存在。

11  “不可能”纱幔

贝拉克走进厨房，打开了一台小型电视。“还不错，”他说，“看来我们要赢了。”很快，米歇尔就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她对着贝拉克说：“恭喜你，总统先生。”

带着成功之后的志得意满，奥巴马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但却几乎以同样快的速度败下阵来，成为自己傲慢态度的受害者，这样的结果甚至连他的对手都感到惊讶。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个州赢得了胜利，两人相差仅7589票，希拉里获得39.1%的选票，奥巴马获得了36.5%，两位候选人各自获得了9名代表的支持。但这个结果已经改变了形势，奥巴马迅速扳倒希拉里的可能性化为了泡影。在克德酒店里，大家心情郁闷；米歇尔走在工作人员中，和他们逐个拥抱，鼓励他们振作起来。“胜不骄，败不馁”是奥巴马家的家风。奥巴马感觉心情忧郁，但是他逐渐把这次失败看成是件好事，看成是他尚显稚嫩的竞选活动中最有用的事件之一。获得提名的漫长征程会让他们所有人都变得坚强。奥巴马将会面临以前未曾经历过的政治攻击，而米歇尔将会发现《国家评论》的封面给自己贴上了“满腹牢骚的女士”的标签。在艾奥瓦州，希望可能已经战胜了恐惧，但他们仍然面临着前进路上的其他几个对手。华盛顿新闻记者格温·伊费尔一年前曾写道：“奥巴马夫妇可能完全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她说得没错。

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州获胜后的第11天，又在内华达州赢得了比奥巴马更多的选票。虽然只是赢得了较少代表的支持，但这却为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做好了准备，这是“超级星期二之前”的关键一役。双方都感觉到越来越急躁。在新罕布什尔州，奥巴马志得意满地举办了一个大型集会，并在最后辩论中称希拉里一方的姿态太过居高临下。在一个关于亲切度的讨论中，他从笔记上抬起视线，开玩笑地说：“你够亲切了，希拉里。”三天后，比尔·克林顿对奥巴马试图把克林顿夫妇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为区分开的做法予以了驳斥，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童话”。至于南卡罗来纳州，比尔·克林顿说，候选人获得选票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或性别，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告诉我，希拉里在这里没有获胜机会的原因”。在具有种族倾向的语言上，该州曾有过伤痛的历史，因此很多非洲裔美国人都觉得，克林顿的这番话至少也带有轻视的意味。“克林顿夫妇令人心烦，他们说些半真半假的东西，制造恐惧感，试图把白人选民吓走，如果奥巴马阵营不做一些事情来回敬他们，这种做法可能就会起到作用。”59岁的黑人妇女德德·梅斯说。当时她在希尔顿黑德岛参加了米歇尔举办的一个多种族集会。

事实上，米歇尔已经在着手反击克林顿了。对于贝拉克遭受的政治批判，她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无论这些批判是否完全在意料之中。她在一封异常精辟的筹款信中落下自己的名字。“在过去两周里，另一位候选人的配偶获得了大量关注。”信的开头写道，“我们知道，贝拉克参加这场角逐时，会同时与克林顿参议员和克林顿总统展开竞争。我们预料到比尔·克林顿会宣扬自己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建树，并描述希拉里在他的昔日辉煌中发挥的作用。这种做法倒也公平，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迎接这个挑战。但近日，我们看到了一些‘为了取胜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我们没有料到，至少没有料到会在我们的民主党同僚中看到这种做法。我们没有预料到会遭受一些具有误导性的指责，这些指责故意歪曲了贝拉克的经历。”

虽然米歇尔多次公开反驳，说自己并不想参与策略制定方面的工作，但如果她觉得奥巴马的竞选活动表现欠佳，尤其是当她感觉工作人员让丈夫失望时，她就会大声说出来。“如果她认为我们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或者认为我们没有足够强硬地回应对方的进攻，她是会说出来的。”策略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在2008年初说，“她不会盘腿而坐，然后开始唱圣歌。她反对无端攻击，但她不反对捍卫我们的立场，保护我们不受欺凌。”米歇尔和她哥哥克雷格在这方面颇为相似，克雷格想要发起更加尖锐的反击，最后被竞选团队负责人戴维·普洛夫劝阻了。在南卡罗来纳州时，米歇尔的幕僚长梅丽莎·温特回顾了在某些情况下，米歇尔比贝拉克更加热衷于继续进攻的例子，她说：“米歇尔是个非常顽强的人。”

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米歇尔·奥巴马和比尔·克林顿相互比较，虽然这貌似有些不合理。她是一个政治新手——按阿克塞尔罗德的说法，就是“一个新兵”，而比尔·克林顿是当代最有天赋的政治家之一。克林顿当上总统时，米歇尔还是一名年轻的律师，试图探索自己的未来。虽然存在17岁的年龄差距，以及经验上的巨大差异，但他们的配偶都是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们都在以自己所知的最好方式来为配偶争取选票。两人都自信而幽默，固执己见，也都很聪明。两人都是常春藤联盟的律师，出身于工人阶层。虽然配偶很强大，他们自己也都有独立而强大的身份。两人的配偶都是有历史地位的总统候选人，他们自己也是有历史地位的总统候选人配偶。他们都有让观众开心的能力，虽然风格并不相同，就像他们演奏的乐器不同，分别是萨克斯和钢琴一样。比尔·克林顿的即兴重复段落是华丽的、音域宽广，生机勃勃地在复杂的小节中游弋；而米歇尔的即兴重复段落则显得平稳而锋利，故意轻描淡写，始终处于控制之中。他的演讲往往类似国情咨文，话题涉及佩尔助学金计划、医疗改革、干细胞研究、绿领工作、医疗保险、《日内瓦公约》、伊朗问题和税法；而她的演讲则更有侧重点，言简意赅，不耽误听讲者的时间。

在米歇尔看来，个人性格和政治风格是有关系的。“坦率地说，政治不只关乎希望和灵感，也关乎性格。”她在南卡罗来纳州时说，暗指克林顿白宫岁月中的混乱状况，米歇尔在丈夫遭受的攻击中也看到了这样的状况。“我在这里，远离我的孩子们，像这样到全国各地演讲，是因为贝拉克不一样。这关乎于性格。”经常有人问她，如何与贝拉克处理混乱状况，她说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如果不进行斗争，”她说，“权力就不会让步。”这指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1857年说的一句话：“不提出要求，权力就不会让步。它以前从来没有让步过，以后也永远不会。看看每个人愿意向什么东西屈服，你就会发现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和冤屈究竟有多少。”

“我担心，我们不再知道真理是什么了。”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初选的前一天，米歇尔在竞选活动上说。当时比尔·克林顿及其随行人员与她相距仅仅一个小时车程的距离。“在个人层面上，我极端渴望某些变化。我希望基调会有所变化，现在的基调是在分裂和分离我们，让我们彼此隔绝。有时候，政界把这种分裂作为一种工具、一根支柱来使用。我们以为，当所有乌七八糟的东西被扔掉之后，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我们办不到。”她继续说道。那天晚些时候，她直接谈到了比尔·克林顿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说法。作为联邦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曾投票支持赋予布什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而当时奥巴马发表了讲话，反对美国进行军事干预。“好吧，我来告诉你，我和那个人住在一起。”米歇尔说，她的语气带有权威感和独立主见。她说，贝拉克一直反对战争，而且在他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冒着风险表达了反战主张。“这个细节是他的对手不会告诉你们的。”米歇尔说。

1月26日，奥巴马在南卡罗来纳州获得了55%的选票，这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也让他的对手陷入困境。希拉里位居第二，获得了27%的选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工人家庭的约翰·爱德华兹获得了18%的选票，其中包括40%的白人选票。奥巴马赢得了78%的黑人选票和24%的白人选票。“种族不重要！种族不重要！”支持者在他的胜利派对上反复高呼。比尔·克林顿狡猾地评论说，牧师杰西·杰克逊也赢得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这立即引起了一些评论家和政治人士的反驳。1月的小规模冲突让事情变得很明显：随着竞选活动向前推进，种族和种族主义话题必然会更广泛地浮出水面。无论胜利派对多么令人兴奋，这个话题迟早都会变得公开。

奥巴马的候选状况令他的民主党支持者们心潮澎湃，上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还是40年前罗伯特·F·肯尼迪竞选的时候。艾利·卡拉格是一个年轻的组织者，在艾奥瓦州的卡罗尔参加了竞选活动，她说从小母亲就对她讲肯尼迪的事情；在讲述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时，母亲泪眼模糊。“我知道我会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些什么了，我会讲奥巴马。”卡拉格在“超级星期二”的前夕说，“我在母亲眼里看到的东西，现在我自己也能感觉得到。”一段音乐视频记录了这一情况，结果它在几十个选举集会的大屏幕上播放，在互联网上被疯转；当时“疯转”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说法。这个音乐视频名为《是的，我们能》，它将贝拉克在新罕布什尔州选举夜的演讲和一些演员、艺人唱着这句话的场面拼接在了一起。其创作者是“黑眼豆豆”乐队的主唱威廉。他说他之所以产生这个构思和曲调，是因为贝拉克的演讲让他想起了自由、平等和真理，以及今天我们所未拥有的东西。

在竞选活动中，他们乐观地呼吁进行“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这个呼呼事实上背后是一种讲真相的方法。而真相的主要讲者之一就是米歇尔，她在初选期间扮演了这个角色。在她所讲的内容中，包含了奥巴马的基本方程式的等号两端，一端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另一端是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前者代表需要，后者代表目的。演讲中也包含了她自己从小铭记的教训，即意识到困难和不平等的存在，并对毅力会产生结果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奥巴马夫妇中，米歇尔一直都是更直接的那一个，她毫不犹豫地谈到了在布什执政结束时期，她眼中美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当时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50303美元，这意味着一半的美国人赚得比这个数字少，而且常常少很多。随着经济衰退的显现，贫困率达到了11年的最高值。人口普查局估计，有398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一个四口之家的收入低于22025美元，或者一个人的收入低于10991美元。虽然奥巴马一家最近已经变得富裕起来——2007年，他们申报了420万美元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书的版税，但米歇尔在南区工作过，在公共联盟待过几年，她的亲戚中有许多人仍然属于工薪阶层，或仅仅在一二十年前才脱离工薪阶层，所以她知道这些收入数字代表着什么。

在竞选活动中，米歇尔面对肤色和种族不同的听众，交替谈论阶层和种族难题。她描画的世界不是梅伯里画廊里的那种，她也不使用高深莫测或者委婉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主张。“回顾童年时的生活，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世道已经变得越发艰难，而且是变得艰难了很多，人们在越来越糟糕的生活中挣扎，情况并无好转。”在南卡罗莱纳州希尔顿黑德的一所教堂里，米歇尔对支持者们说。她的语气听上去像是在厨房饭桌上讲话：“我们仍然是一个相当刻薄的国家。我希望刻薄能有效果，因为我们擅长刻薄。我们的基调是坏的，我们从小就莫名其妙地相信，说刻薄的语言是坚韧的一种表现……我们对刻薄给予奖励，不仅是在政治上，而且在我们文化的每一丝每一缕中。”

同一天，在埃斯蒂尔乡村道路上一间拥挤的店面里，米歇尔说：“这个国家运转失灵了。我们的灵魂破碎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方向。对于我们必须为彼此做出牺牲和妥协这件事，我们已经失去了意愿，也不再给予理解。”她说，普通人一次又一次遭受挫败，即便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而且门槛也已经设置好。“你到达这个门槛时，他们就移动它一下。无论你的肤色，你的性别，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美国人生活的真相。”在之后几个月里，她经常使用“移动的门槛”这个比喻，暗示背后有掌权派存在，游戏在暗地里被人操纵。2007年9月，她建议黑人妇女全国会议理解“我们在反对什么”。“你看，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被要求在一个游戏中竞争，由我们制定的规则极少，而且我们也没有取胜的资源。而当我们做到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们战胜困难，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超过了规则制定者的时候，他们就玩起老花样来：他们改变了规则，移动了门槛，太多的人被挡在了门槛后面。”米歇尔这样说。

“他们”是藏在幕后的领导者，享有特权，对别人漠不关心，也不与人来往。她在南卡罗来纳州说。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让人感到恐惧和不确定，挂起一道“不可能”的纱幔。只有当选民变得沮丧，对于这种状况有点愤怒的时候，情况才会出现变化。本社区组织手册摘录了米歇尔的呼吁：“普通人需要积极讨论贝拉克的候选状况。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利益投票，而不是出于恐惧而投票。”

虽然氛围阴郁，但米歇尔一直都对贝拉克的竞选表示乐观。她说，这是贝拉克·奥巴马，他最能代表走向独立、正直、体面和尊严的一步，也最能代表改善现况的可能，能做到这一点的不是希拉里·克林顿，也不是共和党。“我现在站在这里，”她在希尔顿黑德说，“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场角逐中，唯一真的有机会改变这个游戏的人——不是比其他人玩得更好，而是改变游戏格局的人——是我的丈夫，是贝拉克·奥巴马。”她用一个故事结束了这个演说：在AME教会领袖亨利·麦克尼尔·特纳的出生地南卡罗来纳州纽贝里，一个约10岁的黑人女孩在一个理发店里走近她。女孩告诉米歇尔，“贝拉克·奥巴马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将会具有历史意义。”米歇尔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可以放飞梦想。”女孩说完后开始抽泣。

“那个小女孩开始哭了起来，她10岁，而且明白这件事的意义。”米歇尔告诉听众，“她知道在什么时候，那层“不可能”纱幔会让你窒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在你有机会做你想做的事情之前，就告诉你不能做什么，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向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提供教育。你所在的这个国家，政治较量压倒了其他事情。这一切能否改变，就在于这场选举。”

凯蒂·麦考密克·莱利维尔德的电话响了起来。那天是2008年2月18日，这名年轻的新闻秘书和她的老板米歇尔正在威斯康星州开展竞选活动。电话的另一端是竞选活动传媒组的高级成员比尔·伯顿和丹·法伊弗，他们看到了报道，从芝加哥打来电话，他们想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莱利维尔德也看到了新闻报道，但是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劲。“这对她来说是正常的。”莱利维尔德回忆说，“她不做很短的发言。因为她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要让每个人都明白。在很短的发言里，她没法评谈那样的重点。”芝加哥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了记者的电话，他们感到很担心。而莱利维尔德挂掉电话之后，就按下微型录音机的播放按钮，开始把米歇尔这个演讲中有争议的部分转录为文字。

“希望正在重新燃起。”米歇尔在密尔沃基演讲时说，“我告诉你们，这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不仅仅是因为贝拉克的选举形势很好，也因为我看到大家渴求变革。”“这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这句话会通过电波被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被评论家剖析，被共和党批评人士作为确凿证据，来证明米歇尔并不是她一直以来所扮演的那种爱国者。

第二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妻子辛迪·麦凯恩主动表示：“我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不知道你以前是否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为这个国家感到非常自豪。”在福克斯新闻中，反对奥巴马的评论员肖恩·汉尼提告诉听众，“如果认为你的国家是刻薄的，没有什么让你感到自豪，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些评论家则认为，她只不过是因为贝拉克赢了才感到自豪，她曾公开宣称贝拉克是问题的“答案”。其他人提出问题：在这个国家，她可以从普林斯顿和哈佛毕业，发一笔小财，并且有很不错的机会进入白宫，她为什么不为这样一个国家感到自豪？“我们在同一个时代成长、生活，然而，她自私固执的态度在我看来极为陌生。她到底生活在哪个星球？”保守派专栏作家米歇尔·马尔金写道。马尔金在奥伯林上的大学，她的父母来自菲律宾。

米歇尔那天的言论并不是偶然的或即兴而发的。她两次说到了这番话，使用的措辞几乎一模一样，中间只有几个小时的间隔。从密尔沃基赶到该州首府麦迪逊后，她说：“希望正在重新燃起。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真心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不只是因为贝拉克的选举形势很好，也因为我看到大家渴求变革。我曾经极为渴望看到美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会落得一个人沮丧和失望。我见到一些人正在热情洋溢地围绕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的问题团结起来，这让我感到自豪。即便只是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各州穿行时，看到有更多的东西把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我们，我也深感荣幸。一个艾奥瓦州农民的挣扎，与芝加哥南区人们的挣扎并没有什么两样，人们感受着相同的苦难，为自己的家人渴望着相同的东西。”

对米歇尔的工作人员以及听众中的很多人来说，她说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没有什么特别，不值得事后掀起轩然大波。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吗？至今仍备受尊敬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非洲裔美国人科林·鲍威尔十几年前也曾在他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中写道：“这个国家有各种缺陷，而军旅生活让我变得比较容易爱这个国家了。”在密尔沃基的那次演说中，米歇尔早前在公共联盟的同事保罗·施密茨正好在会场的前排。他用摄影机录下了视频，“在会场里，没有人认为她是说走了嘴，没有人觉得，‘哦，天哪，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施密茨说，“这一切绝对不是胡扯。我也会说同样的话。在你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会说‘一个人名叫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人？没希望，不可能的。’在当时，这会是很正常的对话。我认为那是常识，这个国家确实表现得成熟了一些。”

在芝加哥，历史学家提缪尔·布莱克觉得这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认为米歇尔表达的那种感觉，是数百万非洲裔美国人所共有的。律师詹姆斯·蒙哥马利曾像布莱克一样尝到过偏见的滋味，他不觉得米歇尔说走了嘴。“‘我在这里，我的丈夫正在竞选总统。他是黑人。而且，刚刚在艾奥瓦州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这位前民权律师说，他曾在海德公园居住过，就在奥巴马家的北面，相隔仅两扇门。“我认为这是她的肺腑之言，她曾经怀疑在白人占多数的国家，是否会选出一个黑人总统。她在芝加哥看到过很多事情，有理由不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他继续说道。

但是，在芝加哥的总部，竞选活动的领导者们齐声说“天哪”。他们的侧重点是说服广泛的选民，让他们觉得奥巴马是安全的和可靠的。从这方面来看，米歇尔的言论有弊无利。善后工作迅速展开。“她的意思是，”伯顿写信给记者，“在那一刻她感到很自豪。”奥巴马也为妻子辩护，称她长期对政治持怀疑态度。他说这句话被误解了。“她的意思是，这是第一次，她为美国的政治进程感到自豪。因为她对政治进程疑心很大，而且也有理由抱有疑心。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说。

她的下一次公共活动两天后在罗德岛举行，米歇尔自己也试图进行解释。“对美国人如何一步步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我感到很自豪。”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们积极参与其中，以前我从未见过。”记者问她，是否之前一直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当然。”她说。当活动队伍离开之后，竞选顾问罗伯特·吉布斯回顾这个插曲说，他很高兴此事发生在竞选的早期阶段，而不是在11月大选的前夕。

在准备支持米歇尔的人中间，她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分歧。对铁杆支持者来说，她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敢讲心里话，所讲是真诚的和真实的。她看到了问题所在，能确定解决方案，并用自己的叙事方式，打消怀疑论者和新支持者的疑虑。对对手来说，她是一个爱唱反调的、忘恩负义的和自命不凡的人，不懂得感恩这个国家为她和她的丈夫所做的一切。新出现的反米歇尔的声音认为，她不仅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分裂，而且还有可能带来危险，甚至会叛国。从她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论文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她加入三一联合基督教会也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该教会的信条是：“问心无愧的黑人和毫不悔改的基督徒。”福克斯新闻台黑人评论员胡安·威廉斯后来说，米歇尔有一种“斯托克利·卡麦克尔的风范”。当米歇尔在竞选活动舞台上与贝拉克顶拳庆祝时，福克斯的一名主持人问，这是不是“恐怖分子的顶拳致意”？毫无根据的报道在右翼圈引发轩然大波，网络上流传米歇尔曾经说过这个国家是由白人统治的。

对于各种捕风捉影的传闻，以及《纽约客》推出的封面漫画，米歇尔并不理会。（在《纽约客》的漫画中，米歇尔被描绘成一个非洲装束的伊斯兰“圣战”分子；她穿着战靴，肩上背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与贝拉克顶拳庆贺。）该漫画的创作者巴里·布里特说，作品意在批评“恐惧心理散布者的荒谬”。当时的批评言论传到了玛丽亚的耳朵里——到2008年7月4日，她已经10岁了。有一天，她问贝拉克为什么新闻上说“妈妈不爱这个国家”，而当时米歇尔就在近旁。贝拉克解释说，政治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会说一些刻薄的话。玛丽亚回应说：“嗯，这都是些胡话。”

米歇尔在哈佛法学院的朋友弗娜·威廉斯指出，出现批评声的原因是，美国政治舞台上多了一个成功、自信和专业的黑人女性，这种情况在以往是不常见的。她说，批评人士迅速转向保守，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米歇尔·奥巴马怎么能成为第一夫人呢？她现在连夫人的身份都没有。”在美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夫人身份”一直为白人女性所专有。

在大众记忆中，典型的政界妻子首先是白人，然后是具有卑躬屈膝的迎合精神。任何无助于提升候选人声誉的新闻都不是政界妻子所追求的目标。正如马乔里·威廉斯对乔治·W·布什的妻子、说话尖刻的芭芭拉·布什的描述：“她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尽可能少说那些能让人们记住的话。”米歇尔曾经说过，他们的妻子不会说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因为美国领导人不愿意告诉人们真相；白宫内最好要有一个熟悉宪法的人，尤其是当人们看到宪法被肆意践踏时。任何充满自信的政治配偶都有可能遭遇这种跨党派的打压，但米歇尔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互联网上尖锐的批评声越来越多，表明米歇尔本身已经成为攻击目标。“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谎言是多么荒谬。”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是说，‘白人统治？’任何说过这话的人都不了解我。他们不了解我的生活。他们不了解我的一切。”

2月19日在威斯康星州和夏威夷州赢得决定性胜利后，奥巴马已经连续取得了10场胜利，场均领先对手34个百分点，进一步拉开了与希拉里之间的距离。不过，在民众基础较好的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这名来自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并未表现出退选意向。希拉里告诉选民，她是一个已知量，是一个近距离接触过权力圈的人，是一个值得他们信任的人。“这是我们面临的选择。”她说，“我们中的一个人做好了担任这个危险世界的总指挥的准备。我们中的一个人已经做好了面对共和党人一贯强烈反对的准备。而且，我们中的一个人正准备再次接受他们的挑战。”事实上，希拉里最终也赢下了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初选，这让奥巴马和他的竞选团队陷入一定程度的恐慌。7个星期后，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再次遭遇失败。在宾夕法尼亚州投票前，情况开始朝着不利于奥巴马团队的方向发展，而主要原因就出在媒体对牧师小耶利米·A·赖特及其布道的报道上。事件发生后，奥巴马就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发表了一次主旨最为明确的演讲，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他的政治策略顾问希望他回避的。

谁是耶利米·赖特？在奥巴马的描述中，这是一位富有灵感和洞见的南区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牧师。贝拉克说：“是他让我了解了耶稣，是他帮我加入了教会”。他关心社会正义，支持艾滋病群体，在非洲建立教会使团，而奥巴马的第二本书的书名——《无畏的希望》也受了他的启发。早年在芝加哥期间，赖特可以说是奥巴马的导师；他是奥巴马和米歇尔的婚礼主持人，也是玛丽亚和萨莎的施洗礼者。竞选活动期间，米歇尔在向非洲裔美国教会听众发表演讲时，经常以牧师赖特的祝福为开场白。但这个颇具戏剧性的、身着花衬衫的人与奥巴马的早期描述相去甚远。尽管媒体报道有夸张成分，但无论如何，在布道中宣扬反体制和反政府言论的赖特与奥巴马的描述是不符的。

2007年2月，竞选团队成员意识到，赖特在奥巴马阵营的存在已经让他们陷入困境。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发表总统竞选声明时，赖特原本是被邀请做祈祷引词的，但竞选顾问们认为，新披露的关于赖特的一些细节可能会对演讲造成负面影响。“第一个事实：我们将更多的黑人送入监狱而不是大学。”《滚石》杂志引述赖特的话，“第二个事实：种族主义是这个国家的立国方式，也是这个国家的治国方式。我们出口毒品，出口枪支，训练职业杀手……我们信仰白人至上主义和黑人低劣论，我们对它们的信仰超过了对上帝的信仰。”鉴于该杂志的文章，奥巴马很不情愿地通知赖特，取消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祈祷引词。但同时，他也发出邀请，希望赖特能在他上台演讲前与他们一家一同祷告。赖特同意了。

2008年3月13日，也就是在奥巴马接连输掉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初选9天之后，赖特事件成了竞选团队亟须解决的问题。该事件源于ABC（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播放的一则长达3分25秒的报道。在该报道中，赖特的布道宣讲与奥巴马20年前在三一教会的支持性评论被放到了一起。在2003年的一个剪辑片段中，赖特指责美国当局关押了太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指责政府希望公民齐唱“上帝保佑美国”。“不，不，不！不是‘上帝保佑美国’，是‘上帝谴责美国’！按照《圣经》的记载，滥杀无辜的人都会受到谴责。上帝谴责美国，是因为我们的公民没有得到人道主义对待！只要美国认为它是上帝，认为它至高无上，那么上帝就会谴责它。”赖特在视频中说。

2001年9月16日，即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恐怖袭击5天后，赖特在一次布道宣讲中暗示，这些袭击是对美国在海外所实施暴行的报应。他指出，为结束“二战”，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造成的人员伤亡更多。“美国这是恶有恶报。”他宣称。ABC的这则报道援引了奥巴马对这名最近刚退休的牧师的评价：“他就像我的大叔，但有时候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三一教会的成员纷纷为赖特辩护。“不，我不认为这是激进。”一名妇女对摄制组工作人员说，“我认为这是对美国的失望。”

关于赖特的新闻——视频影像似乎无处不在——引起了公众对奥巴马身份和目的的新一波审查。在希拉里竞选团队试图将他描述为缺乏经验和不具备候选人资格的时候，怀疑论者也开始提出质疑，在赖特这样的牧师的指导下的候选人，作为白宫主人是否值得信任。在俄亥俄州，奥巴马已经失去了众多白人选民的支持，而今，在提名竞争日益临近时，宾夕法尼亚州的形势也不容乐观，随后举行初选的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亦是如此。新的争议并不是奥巴马团队所需要的。为此，奥巴马发表了一则声明，称赖特的言论是“煽动性的和骇人听闻的”。但这则声明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当时的情况是，植根于我们的种族历史之中的所有怀疑和误解，一下子都暴露了出来。”奥巴马后来对《华盛顿邮报》的丹·巴尔兹说，“在牧师赖特事件上，如果当时我们处理不当，我想我们不会赢得大选。”

与奥巴马在一起的埃里克·惠特克给当时在芝加哥的马蒂·内斯比特打去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他和奥巴马以及瓦莱丽·贾勒特坐在一起，而且还为他准备了一把空椅子。内斯比特原本是要参加竞选活动的，但当时他要照顾待产的妻子，不过他一直关注相关新闻。“耶利米·赖特事件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他在电话中说。惠特克听后笑了出来，并把内斯比特说的话传达给了在座的其他人。内斯比特解释说，赖特事件的确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障碍，但奥巴马可以清除这个障碍。他可以发表一个演讲——这个演讲是奥巴马经常考虑但却从未发表的，主题就是美国的种族。只有奥巴马可以就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内斯比特接着说，这不仅是因为他把自己定义为黑人，也是因为他有一个白人母亲和白人外祖母，而且在成年生活中，他对种族和种族主义也有过很多深层次的思考。内斯比特表示，如果奥巴马能够就此发表一个如人们所期望的强有力的演讲，那么“游戏就结束了”，因为作为一名白人女性，希拉里不可能发表如此有力的演讲。一番讨论之后，奥巴马说：“我想我必须做这样一个演讲。”

米歇尔也认为，贝拉克应该在赖特事件上更进一步。“在与贝拉克谈话时，我说，‘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你为什么走到现在的原因。这是你为什么参加竞选的原因。这里有一种观点、有一种声音认为你可以谈论这个问题，而且只有你可以。’”米歇尔解释道，“我对贝拉克说，‘我知道你已经把它存在脑海里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清楚你会对美国人民说什么，我也很清楚它的复杂性。而这就是领导人所要做的。’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贝拉克展现他的领导力。”

最终确定在费城发表演讲后，米歇尔罕见地给竞选团队负责人戴维·普洛夫打电话问，除媒体座席外，100个座位左右的场地够不够大。“我们需要的是能量、战斗和激情，而不是一场干巴巴的演讲。”普洛夫回忆米歇尔的话说。她说贝拉克需要看到支持的面孔，需要被激励。普洛夫和同事们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评估。竞选团队最后将演讲地点定在了国家宪法中心。随后，普洛夫向米歇尔解释了这一安排的原因。除米歇尔外，内斯比特、贾勒特、惠特克和未来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也都前往费城为奥巴马加油助威。“对当时的安排，米歇尔非常满意。”普洛夫说，“她一般不会过问竞选团队的事情，但一旦问起，都会有很好的理由。当看到我们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时，她会感到非常满意，这次也不例外。”

在3月18日发表演讲的前一天，奥巴马还在修改措辞，直到深夜。发表演讲当天，一排如同哨兵般的美国国旗成为舞台背景。以亚伯拉罕·林肯、宪法以及自己的政治追求为主旨，他发表了题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说明性的演讲，一位在多个世界行走的思想者讲述黑人和白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解释性的演讲，是一名有着棕色皮肤的政治家向白人听众解释他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是什么样的人。奥巴马把他的个人经历以及米歇尔的个人经历放到美国的历史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讲述了一个娶了一名奴隶后裔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而现在，这个人已经站到了总统门前。这场38分钟的演讲包含了他过去所经常说的当前世界的样子以及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同时他也增加了一个中间级内容：这个世界正在变化的样子。

奥巴马说，毋庸置疑，黑人的辛酸和白人的怨恨一直以来都存在，而彼此之间的愤怒和种族僵局意识又使得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但赖特的重大错误是把美国社会描述成了一个静止的社会，他描述的是他走向成年时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种族主义盛行，“种族隔离在这片土地上仍是法律，而机会则被系统性地加以限制”。那是一个歧视黑人的时代，奥巴马提醒在场的听众说，在那个时代，黑人被排除在工会、警察部门和特定的街区之外，黑人企业主得不到银行贷款，黑人的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原因之一就是经济机会缺乏带来的羞愧感和挫折感。他说，这些严重的不公压得黑人喘不过气来，同时也给赖特那个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代人中当然也包括弗雷泽和玛丽安·鲁宾逊。他指出，赖特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美国是可以改变的”。

奥巴马对忧心忡忡的竞选顾问说，近年来他去三一教会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而那些煽动性言论，大多数他都没有听说过。他试图向他们解释，在美国的黑人宗教团体中，赖特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就像其他教派中的虔诚者一样，教堂长椅上的礼拜者有听取和不听取牧师教诲的自由。“对于牧师赖特在布道宣讲时表现出来的愤怒，很多人感到惊讶。”奥巴马说，“这让我们想起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时刻是在每个周日的上午。”

面对喧嚣和痛苦，奥巴马在费城表示，他不会断绝与这位牧师的关系。“我不会断绝与他的关系，就像我不会断绝与黑人社区的关系一样。”奥巴马说，“我不会断绝与他的关系，就像我不会断绝与我的外祖母的关系一样。”他告诉非洲裔美国人，“要向前看，我们接受过去的包袱，但不要成为过去的受害者”。他对白人说，“要认识到伤害非洲裔美国社区的事情并不仅仅存在于黑人的脑海中。种族歧视的遗产和当前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大张旗鼓，但却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

这次演讲被普遍认为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不仅阻止了赖特布道宣讲所造成负面效应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给选民提供了支持贝拉克的理由。在贝拉克演讲时，内斯比特在台下观众席拍照。他静静地观看，泪水顺着脸颊流下。米歇尔表示，贝拉克在演讲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触动她的神经。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贝拉克所说的话，也比任何人更了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的这次演讲，我感到非常自豪。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每一个用词都很明确、明智、友善，而且具有统一性。”她预言：“这次演讲只是我们开展的漫长对话的开始，而贝拉克将是引领者，因为与之前的很多人不同，他不会刻意回避这个难题。”她自己的观点很明确：“我不害怕对话。我非常希望有这样对话，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

民调预测显示，奥巴马会输掉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这让疲惫不堪的竞选团队感到气馁。失败后的那个晚上，团队成员来到奥巴马位于海德公园的家中，围坐在餐桌前商量对策。鉴于奥巴马在民主党代表票数方面依然领先，他们决定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印第安纳州采取新的策略，彻底击败希拉里。然而，就在他们积聚力量时，赖特又抛出了一系列怪诞言论。此时，奥巴马意识到，他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他说赖特的言论“骇人听闻”，而且“愚蠢可笑”。“这与我个人以及我所秉持的理念是相悖的。”他说，“在整个成年生活中，我都试图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我一直都在推动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由我的DNA决定的。”同时他也表示，米歇尔对赖特的言论也有着类似的愤怒。奥巴马夫妇感到了受伤和背叛，并决定退出三一教会。随着两场初选的临近，奥巴马继续将精力投入到竞选中，米歇尔亦是如此。在投票的前一天夜里，她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做了一场近一个小时的演讲，筋疲力尽。之后，她又飞往印第安纳波利斯，与贝拉克一同参加在该州举行的最后一场竞选大会。史蒂维·旺德也来到集会现场，提振了士气。

在北卡罗来纳州，热情的选民把奥巴马团团围住，而在印第安纳州，选民的热情也丝毫不减。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非洲裔美国选民和年轻人中，奥巴马最受欢迎，而他们大多是新注册的选民。当天深夜，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人蒂姆·拉瑟特宣称：“我们现在知道谁是民主党提名人了。”剩余的6个州的初选只是例行程序。希拉里赢得了大约1800万张选票，但在奥巴马竞选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奥巴马赢得了更多选票，而这也是她不可能追得上的。6月3日，在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举行初选投票时，所谓的“超级代表票”纷纷投向奥巴马。这时，他已胜券在握。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舞台上，他宣布了自己的胜利。后来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感到他有责任赢下11月的大选。

庆祝活动结束后，米歇尔飞回芝加哥，回到家中。次日早上，两个睡眼蒙眬的孩子爬到她的床上。她告诉她们，贝拉克将要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她们的反应是，‘哦，这对爸爸来说是个美好的夜晚。’”米歇尔回忆道，“我说，‘是的，你们知道这有多么了不起吗？你们知不知道，从来没有非洲裔美国人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玛丽亚回应说：‘嗯，这一点我信，因为早期黑人都是奴隶，他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投票权。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且先不说胜利，关于“自豪感”的评论在最近几个月对米歇尔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走向全国舞台之后，朋友和支持者给予了她各种赞誉，但从很多媒体报道来看，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各种争论给她带来了伤害，有时也让她感到厌恶。她备受打击，自信心也受到冲击。她对身边的朋友和竞选团队成员说，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她可能会导致贝拉克出线机会降低的想法。围绕她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讲，一系列报道认为，米歇尔在竞选活动期间的发言过于负面、过于刻薄，让人感到她是一个过分单纯的、不友好的、充满愤怒的黑人女性。竞选团队中的一些成员认为，她与生俱来的风格正成为一种负债，因为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作为非洲裔美国候选人的贝拉克需要争取处于摇摆状态的白人的选票。策略顾问认为，她需要改变发言风格，但没有人愿意向她表达这个观点。“他们担心挨训。”一名参与讨论的顾问说。最终，多名竞选团队成员一起就该问题与米歇尔进行了交谈。她非常愤怒，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象的那种原因。她想知道，如果她的演讲有问题，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人告诉她？“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每个人都绕着这位候选人的妻子走。”这名顾问说，“米歇尔说她可以改变，她要成为竞选的资产，而不是负债。”

初选季的结束让竞选团队有了更多时间去重新思考米歇尔的策略，同时也能够为她在9月丹佛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做准备。米歇尔很用心，并表示要改变以往的风格。她从未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被邀请在如此重要的舞台上发表演讲，但她的演讲能力已经给竞选顾问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初选季早期，福雷斯特·克莱普尔和约翰·库珀为米歇尔的政治演讲提供指导。当时他们的会面地点是芝加哥北富兰克林730号，也就是阿克塞尔罗德的公司总部所在地。在会议室，听了米歇尔的演讲后，两名顾问表示有24处可能需要改进，比如在某个地方放缓语速或在某个地方加重某个音节。两名顾问表示：“我知道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消化。我们把问题分开，逐一解决。”“好的，我再来一遍。”米歇尔回答说。结束后，克莱普尔非常惊讶地发现，前面提出的问题她都已经改正了。“非常完美。我和约翰对视后说，‘我觉得可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她非常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在初选之后的平静期，米歇尔回到海德公园，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上。当时，就读于实验学校的两个女儿已经完成了整个学年的学习任务。她们参加了课余班，有时候也会在外面过夜，而米歇尔则努力保持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然而，要想重新回归普通家庭生活，对她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一方面，随着名声扩大，属于她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特勤局为她安排了24小时安保服务，特勤人员经常出现在她的视线中。那时已经7岁的萨莎称这些人是“神秘人”。特勤人员在他们家外面设了指挥部，去学校值勤，安排车队送孩子上芭蕾舞课、看足球赛，确保她们不受外人干扰。

米歇尔一直担心贝拉克出名后会成为攻击目标。迈德加·埃弗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牧师小马丁·路德·金都死于暗杀。“这种事情只需要一个人，一个事件。我的意思是，我对历史也是了解的。”她说。在2007年于奥兰治堡的演讲中，她提到了几年前她与金的遗孀科丽塔·斯科特·金的相遇。“我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她告诉我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和我们——贝拉克和我——在一起，而且她会一直为我们祈祷。”她说。早前，米歇尔已经明确表示，她同意贝拉克参加总统竞选，但前提是特勤局必须提供安保服务。（特勤局从2007年5月开始提供安保服务，当时距离总统大选还有18个月的时间。）此外，基于对丈夫所处高风险状况的考虑，她也要求保持自己的收入和职业声誉，为最坏的打算做好准备。“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同情，但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和孩子们处于某种不利境地。”她对芝加哥作家戴维·孟德尔说，“我需要为孩子们做好准备，即使她们失去了父亲，也不意味着她们失去了一切。”

参议院领袖、奥巴马的良师益友理查德·杜宾回忆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从网上打印了厚厚一摞攻击性材料。杜宾后来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启动由特勤局为奥巴马提供安保服务的程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麻烦问题。奥巴马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攻击目标，被仇视、嘲笑和威胁。很多非洲裔美国人觉得，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听到奥巴马遭枪击的消息。电视台主持人史蒂夫·克罗夫特问米歇尔是否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不会因这个问题而睡不着觉，因为现实就摆在那里。作为一个黑人，贝拉克去加油站也有可能遭到枪击。”她说，“所以，你不能基于恐惧和可能性去做决定。我们从小接受的不是这种教育。”特勤局成为奥巴马夫妇生活中的一部分。贝拉克的代号是“叛逆者”，而米歇尔的代号则是“文艺复兴”。

尽管有着各种障碍和限制，但海德公园还是一个天堂，也是奥巴马夫妇在马不停蹄的竞选活动期间感觉最像家的地方。这是一个符合他们的愿望和价值观的社区。而不可避免地，这也成了共和党人攻击他们的一个话题。在美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位总统是从海德公园走出来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聚集地，这是20世纪60年代“地下气象员组织”激进成员拒绝认罪的地方，同时也是约翰·克里以19比1的选票数击败胜券在握的乔治·W·布什的地方。被妖魔化的奥巴马夫妇或许只能住在自由主义社区的一角。民主党策略顾问卡尔·罗夫将海德公园同剑桥和旧金山放到一起，表示这是“左翼三角”。《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援引贝拉克对“气象员地下组织”前成员比尔·艾尔斯的描述说，“他就住在我所在的这个街区”，你们问问有谁住在这样一个街区。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正式名称为海德公园-肯伍德的社区并不是那么容易定性。从政治伦理上讲，这个社区在种族和社会正义方面表现出了令人骄傲的进步主义色彩，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依附于芝加哥大学的社区，培养了美国最知名的保守派人士——从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自由市场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等。“伊斯兰民族组织”领袖路易斯·法拉堪的住所与奥巴马160万美元的家相距只有4个街区，而艾尔斯与同是激进派的妻子伯纳丁·多恩也住在附近。著名的自由派法学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也是这里的居民，但他说过，他和斯卡利亚以及艾尔斯都是朋友，而且有一次还想为多恩提供工作。

数十名居民解释说，住进海德公园，也就是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社区。在这里，种族、信条、财富和政治就像自行车道或宽带一样，都是该社区的卖点。“小时候，无论是和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一起玩，还是和诺贝尔奖得主家的孩子一起玩，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芝加哥公立学校负责人、后出任美国教育部长的阿恩·邓肯说，“这里有非常舒适的成长环境，它会让你充满自信。周围有不同的面孔，而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海德公园算不上是主流社区。在美国主流的都市社区，80%的居民是白人，黑人仅占7%；在郊区社区，白人所占的比例更高。与之相对地，200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海德公园的2.9万名居民中，有43.5%是白人，37.7%是黑人，11.3%是亚裔，4.1%是西班牙裔，另有3.4%为其他。从经济学上来看，这里住着大量年收入超过六位数的居民，但同时，也有1/6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该社区的家庭中位数收入约为4.5万美元，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位学者和他的妻子，他们在离婚协议中加了这样一个条款：如果他将来获得诺贝尔奖，奖金亦须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后来，这位教授果真获得诺贝尔奖，而他也履行诺言，分给前妻50万美元。

贝拉克和米歇尔2005年在格林伍德买的那栋房子很有历史渊源，也与当下海德公园社区的声誉相符。在20世纪中期，这栋房产归希伯来神学院所有——该学院在这里开办了一所犹太人走读学校。1954年，海德公园路德教会买下这栋房产以及它的4个壁炉和3楼的豪华舞厅，并将其改造成美国路德人际关系协会的地区总部。从1966年到1971年，牧师乔治·赫贝克一直住在这里，负责运营一个反种族主义的项目，主要是为了提升当地年轻白人或前来拜访的年轻白人的思想意识。最多的时候，有20个人合住在这里——有的住了几个星期，有的则住了几年。据赫贝克预计，在这几年间，包括神学院学生在内，有大约3000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培训。“如果你想对付种族主义，”他说，“那你得先从白人社区着手。”在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芝加哥七人案”的成员就待在这栋房子里。当赫贝克在2008年大选后得知贝拉克和米歇尔是该房子的主人时，他给这位总统写了一封信，说他们的房子里“住满了善良的精灵”。

但无可否认，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甚至是在芝加哥大学推动白人街区委员会建设和城市重建之前，海德公园也有其肮脏的一面。拉沃恩·鲁宾逊的母亲、米歇尔的曾祖母菲比·莫腾·约翰逊就生活在海德公园；在那个时代，针对黑人居民的侵扰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从1917年到1921年，菲比及其家人居住在南肯伍德5470号——距离90年后米歇尔和贝拉克的居所只有6个街区。这期间，针对黑人家庭或向黑人出售住房的白人的爆炸袭击案多达58起。有一个星期，所在街区发生了暴力事件，菲比非常紧张。她把水和碱液倒到一个壶里，然后放到一个烧木柴的火炉上加热。如果有白人袭击者试图闯入，她就可以用这种液体作为防卫武器——泼到他们脸上。20世纪40年代，限制黑人买房的限制性契约普遍存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重建。到20世纪60年代，当有人可以公开唱黑人圣歌《到这里来吧》时，海德公园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笑话：尽管这里的种族融合令人骄傲，但现在的问题是黑人和白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共同对付穷人。

作家布鲁·巴利埃特在其所著的《谁偷了维梅尔？》一书中，就以她所任职的实验学校的学生为素材，塑造了充满好奇心的、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12岁的主人公。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在这里读过中学，而朗斯顿·休斯一度是当地的驻场艺术家。“在这里，你完全可以做你自己。你可以把任何多元性的东西摆上台面，并为之庆祝。”巴利埃特说，“在海德公园，孩子们可以快乐成长，他们不会听到任何与种族差别有关的负面对话。我儿子过去常常问，‘为什么我们不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呢？’”后来成为社会活动家的杰米·卡尔文说，他小时候住在一个三层公寓里——该房产为参与过“曼哈顿计划”的化学家哈罗德·尤里所有。在不同时期，职业拳击手索尼·利斯顿和爵士乐钢琴家艾哈迈德·贾马尔也曾是这栋房产的主人。有一段时期，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也住在附近；20世纪70年代，他和其他人组成一个团体，试图买下南岸的乡村俱乐部。在他家门外的笼子里，关着两只狮子——这是扎伊尔腐败统治者蒙博托·塞塞·塞科送给他的礼物。卡尔文表示，在海德公园，黑人和白人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他们住在一起，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却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竞选活动中，奥巴马希望自己被视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但却不会带来危险的人。他的这种选择代表了一种政治折中主义，同时也是对“后种族”时代可能性的一种感知。但这种行事风格却产生了两种效果，因为民主党人会借此将博学的奥巴马描述为异域色彩过浓、优越感过强和天真过度的人。他在夏威夷冲浪，他在俄勒冈州点绿茶冰激凌，他自己写书，他的全名叫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这个人不会像你我一样，永远将美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在获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后说。长期居住在海德公园的瓦莱丽·贾勒特对此表示“不敢苟同”。“海德公园就是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她说，“如果能够接受海德公园，能够在国内建造更多的海德公园，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加强大。”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于2008年8月25日在丹佛召开。在定基调的第一个晚上，米歇尔将发表主旨演讲。竞选团队深知，向与会人员介绍贝拉克和米歇尔会比较困难，尤其是米歇尔，她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是很高。本月早些时候，NBC和《华尔街日报》联合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29%的受访者对米歇尔持负面评价，其中1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负面”。只有38%的受访者表示对她持正面评价，另有28%持中立态度，5%表示没有听说她的名字或不确定。“这非常可怕。”一名犹豫不决的选民对《圣彼得堡时报》说。这名选民表示，她看到了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关于米歇尔所说的“我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的评论，并将该评论同她在普林斯顿的论文联系了起来。“我担心她会给总统吹枕边风。”她接着说。

竞选团队将丹佛大会视为“重设按钮”的机会。“她需要有一个好的表现，她需要解决那些长期困扰她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阿克塞尔罗德说，“同时，她还需要把贝拉克的故事讲给人们听。”对米歇尔自己来说，这是重拾信心的机会，也是在一个最大舞台上展现她的价值的机会。“那些批评让她很受伤，”阿克塞尔罗德接着说，“因为她一直都很出色，而且一直都准备也一直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我想，她也在考虑如何在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中推出自己。”早在大会召开一个多月前，她就要去了演讲草稿，然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不断修改和练习，几乎把每个单词都记在心里。大会召开当天晚上，她在演讲前播放了一段长6分钟的竞选视频——《南区女孩》。伴随着柔和的声音和舒缓的音乐，视频自一开始就强调了她所在家庭和社区的主旨以及回报社会的承诺。玛丽安是解说人，克雷格和贝拉克客串出演。然而，没有一个人比她的父亲、17年前已去世的弗雷泽的形象更高大。

玛丽安：“米歇尔和她爸爸尤其亲近。”

克雷格：“父亲50多岁的时候，妹妹还坐在他的大腿上，把头靠在他肩上。这是她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而这也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缩影。”

贝拉克：“她爸爸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热心肠，认为每个人都应享有尊严，都应得到尊重。我觉得米歇尔也继承了他的这些优点。”

玛丽安：“米歇尔总是愿意帮助别人。我丈夫也是这样，而这也是我爱他的原因。”

克雷格：“米歇尔的同情心源于我的父亲。人们带着问题来找他，他总是能让他们满意而归。我非常肯定地说，米歇尔的这种同情心来自我们的父亲。”

米歇尔：“在抚养我自己孩子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想到他，因为我记着他的同情心，我记得他的教诲和建议，我记得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每一天，我都试图把这些用到我自己的生活中，用来教育我的孩子。我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够影响到我的孩子，能够影响到将来的第一夫人，因为他的同情心和世界观一直激励着我，让我知道我是谁，我的孩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玛丽安：“我希望我的丈夫能够看到这一天，能够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每一天。我在米歇尔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也感到非常欣慰。”

视频播放之后，克雷格做了介绍，随后米歇尔开始发表演讲，弗雷泽一直贯穿其中。三句话后，她说：“我能感觉到爸爸在看着我们，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美好时刻，我都会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她宣称，她是以一个妹妹、妻子、女儿和妈妈的身份在这里演讲的。她称她父亲是“家里最可靠的人”。在演讲最后，她要求听众投入贝拉克的选举活动中，并表示这是“为了父亲的回忆和女儿的未来”，以及所有致力于改造这个世界使它回归本原的人。除了讲述上进和勤奋的家人的生活外，她还讲到该年是妇女赢得选举权的88周年，也是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表题为“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45周年。“今天站在这里，”她在一片掌声中说道，“面对那段历史的横流，我知道我的‘美国梦’是在前人不懈努力的基础上赢得的，而他们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信念。基于这一信念，我的父亲每天早上都早起一个小时，费力地穿上衣服去工作。我在全国各地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她把自己的演讲转化为她热爱这个国家的宣言。人群发出一片欢呼。

对民主党来说，这是愉快的一周。米歇尔的这次演讲成功吹响了11月大选的号角，对手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佩林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候选人，但在共和党内并未获得太多支持。米歇尔的民意支持度呈迅速上升趋势。仅一天时间，在奥巴马竞选团队追踪的民调数据中，米歇尔的支持度就上升了18个百分点，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到10月，她的集会在哥伦布吸引了2000人，在彭萨科拉吸引了7000人，在盖恩斯维尔吸引了1.1万人。“用超现实来形容似乎都显得低调。”她的哥哥克雷格说，“这太神奇了。我是说，这就好比是你睡了一觉，然后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叮当小仙女（Tinkerbell，迪士尼动画角色）。”

在距离大选日还有11天的时候，米歇尔抵达阿克伦。但在政治演说中，她已经不再提她的或贝拉克的常春藤教育背景，她不再提贝拉克的法学教授工作，不再提他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工作8年的经历以及他在华盛顿工作3年多的经历。她也不再提竞选路上面临的种种障碍。她说：“我们只是普通人。”在集会前，米歇尔顺道拜访了当地的竞选办公室，那里有十余名志愿者正在忙着给选民打电话。从一名支持者手中接过电话后，她愉快地说：“你好！你还没有确定吗？没关系。关于我的丈夫，你还想知道什么情况吗？”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一边倾听一边回答，为奥巴马的总统之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逻辑。“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她说。同时，她把丈夫描述成一个“捍卫平民利益的斗士”，并告诉选民“这就是我们的背景”。她说她是一个工薪阶层家庭的女儿，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她提到当时已退休、依靠养老金生活的玛丽安，她提到贝拉克的妹妹、从事教师职业的玛雅。她还提到了贝拉克多病的外祖母图特（那时的她已经不能外出旅行；14天后，她因病去世，当时距离她的外孙当选总统还有两天时间）。“我们的生活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米歇尔说。挂了电话后，她说：“这是我的游说方式，感谢你们让我一路前行。”

大选当天，贝拉克和米歇尔带着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和萨莎，早早来到海德公园的比尤拉·休史密斯小学，投出他们的选票。之后，米歇尔去做头发，两个女儿也跟着她，贝拉克则去了邻近的印第安纳州，开启了一场旋风式的竞选之旅。对他来说，若在这个州胜出，那将是锦上添花，若败选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下午，他按时回到芝加哥，与亲戚朋友一起打了一场临时组织的篮球赛，然后回到位于格林伍德的家中。随着投票临近结束，计票随之拉开序幕。米歇尔、贝拉克、玛丽安以及两个女儿和前来拜访的克雷格一家——克雷格与她的第二任妻子凯利以及两个孩子艾弗里和莱斯莉——组织了一场家庭晚餐。其间，玛丽安向孩子们问起学校的情况，他们的老师如何，以及他们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家里的电视已经关上，但米歇尔和贝拉克各有一部黑莓手机，就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时不时地，这两部手机就会发出嗡嗡声。他们会把信息念给大家听，但不会发表评论。鉴于手机响起的次数越来越多，贝拉克走进厨房，打开了一台小型电视。“还不错，”他说，“看来我们要赢了。”很快，米歇尔就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她对着贝拉克说：“恭喜你，总统先生。”

贝拉克·奥巴马在格兰特公园发表了胜选演讲。这个因之而出名的地方，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曾发生过一次暴力冲突事件：芝加哥警方对抗议者实施了镇压。在11月这个不合季节特征的温暖夜晚，奥巴马的车队沿着湖滨大道向北行驶，途中玛丽亚问：“嗨，路上怎么没有其他车呢？”警方已经封锁了该条大道的双向交通。克雷格说，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选民真的已经选举贝拉克做下一任美国总统了。在穿越城市去凯悦酒店等正式结果时，他自言自语地说，《独立宣言》中一直未兑现的承诺现在终于兑现了：“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中部时间晚上10点，西海岸的计票已接近尾声，网络上传出贝拉克·奥巴马当选的消息。聚集在格兰特公园的10万多人，脸上写满了兴奋。麦克拉·罗里激动地哭了起来。作为一个黑人，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听着周围人群的欢呼声。她先是把一只手放到嘴上，接着又把两只手放到太阳穴上，嘴大大地张着。“我最终想到的是正义，是公平。”她说，“哦，天哪！”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哦，上帝！”她继续感叹道。汽车鸣笛声此起彼伏。支持者们喊着、笑着、尖叫着，他们相互拥抱，尽情欢笑。奥巴马的很多追随者一直以来都热切期盼这个结果，但等到结果真正出来时，他们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更多的好消息可能还会接踵而来。“我们终于解放了。”特蕾西·博伊金和其外科医生朋友卡朗·沃恩斯比在前往格兰特公园的路上说道，“我是一名医生，我再也不是一名黑人医生了。她也不再是一名黑人外科医生了。她是一名外科医生。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从这方面看，这的确是一个荣耀时刻。

米歇尔、贝拉克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大步走上讲台。在贝拉克发表演讲时，他的家人和朋友站在附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摄像机捕捉到了杰西·杰克逊流泪的画面。他后来说，他当时想到了埃米特·提尔、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和在塞尔玛的游行。弗雷泽的表兄弟卡珀斯·芬尼看到玛丽安，走过去与她拥抱。“我们为她的父亲而哭，我们为她的祖父而哭，为我的妈妈和她所有已经逝去的兄弟姐妹而哭。”芬尼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有着深远意义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的心情。这时你能说什么呢？”

12  没想到会在这里

当米歇尔做好准备搬进白宫后，她发现她经常被拿来与三位不同时期的第一夫人比较，而这三位，每一位都有独特的风格。杰奎琳·肯尼迪，希拉里·克林顿和埃莉诺·罗斯福风格迥异，这说明米歇尔在自我角色和风格的塑造上可能面临困境。

米歇尔从不怀疑，她一路上升，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美国特勤局对美国第一夫人的称呼是弗洛特斯（FlOTUS,First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是一个突破。白宫是座曾得益于奴隶的帮助而建立起来的行政大厦，也得益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帮助而运行，但它此前未曾庇护过任何一位黑人总统或第一家庭。这一象征意义震撼人心。11月的一天，也就是选举后第6天，布什和劳拉与奥巴马夫妇在白宫外的姿态也表现了这一点。而且，就职仪式前夜的音乐会就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举行，那里也是马丁·路德·金发表他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地方。另外，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在约有200万人的国家广场前发表就职演说，他说作为黑人的儿子，上推两代人，那时在当地餐馆用餐还可能不被接待。宣誓就职之后，奥巴马把左手放在亚伯拉罕·林肯1861年就职时使用的天鹅绒封面的《圣经》上。当米歇尔和贝拉克走下防弹轿车，牵着手行走在冬日阳光下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时，人群涌动，欢呼声此起彼伏。

白宫里的男仆女佣和厨师基本都是黑人，他们聚在一起，等着迎接新来的第一家庭。“他们对我们极其友善和亲热，”贝拉克说，“其中部分原因，我猜是他们看到了玛丽亚和萨莎，然后说，‘哦，她看起来像我的孙女或她看起来像我的女儿。’我想他们看到我们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对他们来说这是振奋人心的时刻，对我们来说也是。”在白宫的第一个夜晚，亲友们都来参加聚会，没人相信发生的一切。米歇尔当晚早些时候退场休息，贝拉克问清楚怎么去他的新卧室后，也在凌晨两点半上楼就寝。在他们新居里的“林肯卧室”，即林肯曾经的办公室里，玻璃底下放着签过名的葛底斯堡演说讲稿，克雷格和凯利就睡在那里的一张8英尺乘以6英尺、犹如童话城堡中的漂亮的红木床上。奥巴马夫妇参观了整个房子，包括杜鲁门阳台，还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华盛顿纪念碑。“我的妻子和我，”贝拉克说，“都不可思议地在摇头。”

那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米歇尔在白宫做了关于妇女同薪同酬的发言。很快，她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向工人们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鼓舞他们发现“新层面的激情和活力”。那之后的几天，她在一所华盛顿社区卫生中心告诉青少年：“我和贝拉克也和你们一样，直到有一天才发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4月，她去国会大厦为索杰纳·特鲁斯的半身雕像揭幕。索杰纳·特鲁斯是一位重获自由的奴隶，因提倡废除旧制度而闻名，是妇女选举权的积极行动者。在出席揭幕式时，米歇尔讲解了自从马莎·华盛顿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夫人入主纽约以来，非洲裔美国人走过的这段历程。1789年在马莎从她的弗吉尼亚种植园出发后的这段行程中，她一直由七个家奴陪伴着。在场听众包括两个政党的领袖人物，白宫的第一位女性发言人南希·佩洛西和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米歇尔鼓励他们去想当时的情景。她说她自己也是奴隶的后代，并称索杰纳·特鲁斯为直言不讳、敢说真话的女人。“而我们对这些人知道得还不够多，不是吗？”米歇尔说。

特鲁斯的原名为伊莎贝拉·范瓦格纳，生于18世纪晚期。她被贩卖了几次，而后在1826年和她的一个孩子出逃。1851年，她发表了“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的著名演讲。150多年后，她的半身雕像有幸成为摆放在国会大厦里的第一个黑人妇女雕像。米歇尔在先前的竞选中也提及过特鲁斯。“如今，”她说，“许多青年男女，例如我自己的女儿，想要到解放厅来看一看这位有着和他们相似外貌特征的女性。”此前没有任何和他们有相似外貌特征的人入主过白宫，这个事实会影响贝拉克和米歇尔的言行，即便此时他们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

米歇尔后来说，在白宫的第一年，她需要弄明白工作的内容。米歇尔面前的“屏幕”上一片空白，等待她为自己定义新的角色，此刻她是自由的。但她很快发现，她的自由受限于一堆矛盾的观点和期望。对所有曾经的第一夫人是这样，对这位带着重大职业使命走上这个职位的非洲裔第一夫人，毫无疑问更是这样。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米歇尔在发言中说，她站在种族和性别发展历史的“风口浪尖”。

“更恰当地说，米歇尔像在枪口上。”她的朋友弗娜·威廉斯考虑到她的压力时这样说。“人们会时刻关注你的一举一动。他们在关注你——就像警察乐队在歌曲中唱的那样。”实际上一夜之间，米歇尔已经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女性。她最狂热的支持者对她寄予厚望，认为她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白宫的一股强大力量。各种宴会和活动的邀请函铺天盖地而来，有些是值得参加的，而有些则根本不必要。

米歇尔需要招聘助手，需要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就如何开展工作制定一系列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规章制度。她不再开车，她不再独自去任何地方，即使她自己的家也不再是她个人的。同时，她下决心让玛丽亚和萨莎适应她们的新生活，并在贝拉克面临两场战争，以及大萧条之后最严峻的经济危机时支持他。习惯了控制，她不时地感到迷茫。“这并非一帆风顺。”她的第一任幕僚长杰姬·诺里斯说，“这对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不容易。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持续两年的竞选中，形势稍好的时候，米歇尔会抽空思考她该怎样扮演第一夫人这个角色。到华盛顿之前，她召集小范围的人讨论这份新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她又故意使之模糊。2007年，当她被问及她眼中的自己更像劳拉·布什还是希拉里·克林顿时，她回避了这样的比较。“当贝拉克成为总统后，从现实角度去定义我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名母亲生活会如何改变是艰难的。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很难。我所知道的是，鉴于我在各个方面拥有所需的技巧，我可以成为我必须成为的样子。”这个回答是诚实的，它清楚地表达了米歇尔对玛丽亚、萨莎和贝拉克的强烈责任感。这个回答又传递出一种灵活性，也给她自己争取了时间。一旦搬进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米歇尔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因她的肤色得以确定。当然，米歇尔将会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

一开始，米歇尔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用她的一位职员的话说，米歇尔是在与不熟悉的状况做斗争，她非常谨慎以不出差错。她形容自己是“首席妈妈”。考虑到她的学历和技能，一些支持者对她的这一形容感到不舒服。米歇尔发电报说，在她做好准备之前，她不会匆忙地开展任何工作。起初，米歇尔指示员工把她一周的正式工作时间限定在两天，后来设置成三天。在剩下的时间里，她会做一些家务。私下里，米歇尔告诉她的东翼（The East Wing）工作人员——总统在西翼（The West Wing）工作，一旦着手工作，她就会对工作严格要求，以保护她的政治资本和她的家庭。米歇尔从一开始就说，她的角色会是协助和确保审慎，为他们家庭中被选上的那个人服务，也就是为贝拉克服务。贝拉克有公职，有宪法权力，有400000美元的年薪，他的关注点是可以赢得连任总统的机会。米歇尔的首要目标，如她在最艰难的竞选过程中所知道的，是不产生不良影响。

这并不是说米歇尔没有压力或没有责任感。她必不可少，且举足轻重。她仍是曾经那个为完成高中家庭作业很晚都不睡的米歇尔，她讨厌在哪方面有任何不足。“我担着巨大的责任，我要利用这个平台做出一点不同的事情。”她在2011年回答一名学生提问时说，“就像我不想使我的父母失望，我也不会使国家失望，那是一份责任……我不论做什么，都想做好……当我回过头来再看时，我希望可以说我为一些人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因为我在这个位子上。”学生问，是否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第一夫人会增加这种压力。米歇尔说，她对这份工作的感觉“没有因为种族的缘故而有什么特别”，并表示，别的第一夫人对这份工作的内容有相似看法。在她之前的上一任第一夫人曾指出，第一夫人仅仅是由一个男人选出来的。“我们中没有人选这个职位。因为你的婚姻你才得到这个职位。你没有薪酬，也没有官衔，但你想尽可能利用好这个职位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米歇尔说，“谢谢你的提问，我感到如同做了一次理疗。”她笑着结束了谈话。

第一夫人是一个很微妙的角色，尽管有许多前任第一夫人做榜样，但却没有统一的范本规定第一夫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第一夫人之间在风格和关注点上的差别和她们丈夫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在她之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以亲切、温和、脚踏实地的形象示人。她呼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政策，她在丈夫续任期间出访了67个国家，在诸如缅甸政治独立、阿富汗妇女权利和非洲艾滋病等问题上起了实质性作用。劳拉先前是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性格沉着，在以虚张声势闻名的政界，她处事低调。在劝丈夫戒酒并拯救他的职业生涯之后，劳拉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作为第一夫人，我代表的不是自己。我代表的是乔治。”当她在接受安妮塔·麦克白就东翼职员所做的采访时如是说，“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是帮助总统实现为国家制定的目标。”

先前居住在白宫的另一个人，劳拉的婆婆芭芭拉·布什，因维护秩序而以她丈夫的名义解雇了偶尔乱说话的人，而南希·里根的性格综合了一种钢铁般的忠诚和一种对宫廷阴谋的热情，带着一种潮流感，这有时候与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相悖。第一夫人们都以她们自身的某些特点——伯德·约翰逊夫人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美化，以及向贫困宣战，劳拉·布什拥有文学素养，南希·里根用说“不”掀起反对毒品的运动——以及她们在白宫或真或假的个人事迹而闻名。罗莎琳·卡特曾参加高层会议，安静地记笔记。“如果我不参加内阁会议，将无法机智地和吉米讨论事情。”她曾这样说。在政策文件和备忘录的空白处，卡特总统有时候会写，“罗莎（罗莎琳的昵称），你怎么看？”虽然在理查德·尼克松卸任、丈夫杰拉尔德·福特任总统之前，贝蒂·福特曾吸食毒品，但白宫的压力并未击倒贝蒂·福特。当她在国家电视台谈论自己先前精神上的崩溃和支持堕胎权，称罗伊诉韦德案是“伟大的决定”时，她的民意支持率上升；她检查出身患乳腺癌；1975年，她佩戴了一枚政治纽扣，促进《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她说她的孩子可能吸食过大麻：“这是年轻人不得不经历的，如同你第一次喝啤酒或第一次抽雪茄。”作者凯迪·马尔顿写道，她在美国总统不为人知的生活及整个国家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美国人看到了一位开朗、诚实的女性谈论他们日常面对和处理着的问题。

当米歇尔做好准备搬进白宫后，她发现她经常被拿来与三位不同时期的第一夫人比较，而这三位，每一位都有独特的风格。杰奎琳·肯尼迪，希拉里·克林顿和埃莉诺·罗斯福风格迥异，这说明米歇尔在自我角色和风格的塑造上可能面临困境。她们因自己的名字，而非夫姓而被广为人知。杰奎琳·肯尼迪31岁时丈夫当选总统，34岁时丈夫去世。她的公众形象完全是时髦的、艺术的，她给人卡米洛特宫殿般梦幻的印象，对艾森豪威尔严肃时代备感乏味的媒体也为她推波助澜。约翰·肯尼迪进入白宫时只有43岁，是一个潇洒倜傥的父亲，他的两个孩子随后经历的欢乐和哀伤几乎在全世界家喻户晓。希拉里·克林顿，在韦尔斯利学院和耶鲁法学院受过教育，在约翰·肯尼迪死后的蹉跎岁月中成长。她的名气源于她的聪明才智、独立的职业生涯和她早早显露出的表达自己想法的倾向。她先是在竞选中失利——她的竞选主张是她不是待在家里烤甜饼的那种女人，之后，她负责的一次医疗改革也给她带来麻烦。当她丈夫不争气地与一个叫莫尼卡·莱温斯基的白宫实习生传出性丑闻后，她用相对传统的方式和丈夫站在一起，直到那时，她才人气渐长，而这是否出于敬佩或是同情，或是两者皆有，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然而，是埃莉诺·罗斯福为米歇尔提供了最有趣的比较点，也为米歇尔设定了最难达到的标准。埃莉诺代表着勇敢的、独一无二的进步力量。她能够在媒体的聚光灯前闪耀。一边创造性地拟定第32位总统的议程，一边为自己打造独立的身份，她甚至一度在寻求一份联邦政府的工作。她召开女记者招待会，为多家报纸写一个广受欢迎的专栏，“我的日子”。她加入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支持反私刑立法，并且当美国革命女儿会拒绝让玛丽安·安德森在宪政大厅演唱时，她放弃了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会员资格。当她到达白宫时，她并没有那么高兴。“我心里和脑海中的焦虑相当大。”她在1933年写道。她说她喜欢“罗斯福夫人”的称呼更胜于“第一夫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诗歌中写出了她的困境：

是否我的埃莉诺

感同身受着华盛顿主妇们

痛苦生活中

所有悲伤和糟糕的命运

埃莉诺经常离开城镇。她独自去旅行，有时候驾车出行并向丈夫汇报她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她在白宫是一种道德和一股推进力，在关于贫困、种族和社会正义等问题的活动上，她走在丈夫的前面。1943年，芝加哥出版商约翰·哈罗德·约翰逊问她是否愿意为《黑奴文摘》上的“如果我是一个黑奴”系列写一个专栏。《黑奴文摘》先于《乌木》和《黑玉》杂志被投放在市场上。“如果我是一个黑奴，我想我会体会很多万分痛苦的时刻。”她写道，“因为非洲裔美国人世世代代被经济的不平等所阻碍，因此要支撑我的民主政治信仰和建立对其他种族人群的善意感将非常艰难。”她继续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工作，以实现在目前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我不会过于严苛。我会抓住我所遇见的一切机会来证明我的优点。”

该专栏对约翰逊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说，发行量比常规发行量多了5万册，相当于翻了一倍。“她说，‘如果我是一个黑奴，我想我会体会很多万分痛苦的时刻’。所有北部报刊都摘录了这一句。”约翰逊后来回忆说。“但她说，‘但我也会耐性十足’，所有南部报刊又摘录了这一句。”她去世三年后，克劳德·布朗把他在哈勒姆生活的回忆录，即《应许地之子》（Manchild in the Promised Land），献给埃莉诺·罗斯福。他在书中谈到她对威尔特维克男校的支持，该校是哈得孙河的改制学校，是贫苦学生、问题学生和不良少年的避难所。他说，正是威尔特维克男校扭转了他的生命。

米歇尔最先着手去做的也是最需要她做的事，正如她在竞选过程中所做的那样。她的角色是士气鼓舞者。她参观了联邦机构，感谢联邦雇员为国家默默服务。“你所做的一切，你倾注到工作中的每一滴血、每一滴汗和每一滴泪都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星球日新月异。”她在2月时对环保局工作人员说。“要知道我们对你们的厚望，美国对你们的厚望。”她告诉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她说她的叔叔曾是列车行李员，她称他们的联盟为“公民权利的开拓者”。在农业部门，她谈到了社区花园、可再生能源和扩大儿童健康保险规划。“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或几年内，我们需要你们。”她说，“我们面临的挑战严峻而真实，让我们国家走回正轨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米歇尔比她的丈夫更能走出去，她在拥挤的礼堂里告诉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她会努力去了解，去倾听，并尽可能把了解到的信息带回来。

米歇尔和她的团队罗列出一系列优先工作事项。即便米歇尔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她仍旧有顾虑，且她的顾虑点和她的身世依然相关联。与她在公共联盟和芝加哥大学的工作一脉相承，她为2009年4月由贝拉克签署的《服务美国法》中的国家服务项目争取联邦资金。在访问国家和社区服务公司（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期间，她想起作为一个年轻女儿，一份无薪水的实习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是工人阶层孩子担负不起的一个奢望。”她说，“而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成为志愿者，有机会受益，不论他们是何种族、年龄多大、经济能力如何。”为彰显被她称为的“我的新故乡”的多样性，她在联邦政府的影子下探索着华盛顿和市区景点的生机和乐趣，以及可能不时出现的麻烦。她开始与不同的听众，尤其是与鲜有精英背景的有色人种家庭的儿童，分享自己和总统的故事。她在他们身上看到青年时期的自己，她想在“开启紧闭的大门和揭下神秘面纱”方面做努力。她说，白宫可以是任何人的家。

3月19日，即奥巴马首次就任总统后的两个月，米歇尔驱车过河，前往伍德罗·威尔逊高中。该学校位于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从国会大厦的圆形屋顶上即可望见。从解放大厅出发步行过去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但是基本上是一个被阻隔的世界。学生处主任罗斯科·托马斯回顾他对该校的第一印象时说：“这是被遗忘的学校中的一个。”米歇尔把学生们召集到她的身边，说当她开始展望自己作为第一夫人应如何分配时间时，她意识到她想花大量时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社区。这样的想法源自她对芝加哥大学的向往与她出生在工人阶层黑人家庭的事实之间的距离感的回忆，尽管芝加哥大学校园到她家的实际距离很近。“我从没有去过那里。我没去参加任何课程。我想我是考虑到……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米歇尔说，“那是所大学，充满梦想的大学，它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在安那卡那斯提亚，米歇尔和女生们交谈——也和男生说上两句。她对其中一个说：“你的兄弟们真幸运，因为你到这里来了。”他们被挑选出来和米歇尔交流是有理由的。“你们每个人都曾经拼命努力去做某些事，现在你们已经克服了困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仅仅想帮助已经到这里的孩子，也想帮助那些为下一个目标奋斗的孩子。”她说，而这也意指她选择公共联盟时的价值观。米歇尔提到自己少女时期的艰辛。她母亲清楚地告诉她，如果她想成功，就必须担责。“在我的生活中我遇见了一些人，他们对我说，‘你不会做这个，你没有别人机灵。’我并不因此放弃。我只会因此付诸更多的努力，因为我想去证明他们的话是错的。”不出所料，这件事吸引了媒体的报道，吸引了杰斯米·威廉斯的关注。他是特区公立特许学校高层人员，曾邀请米歇尔发表毕业演说。“她告诉他们，其他许多人对她说，她说话的样子像一个白人女子。”威廉斯回忆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曾有人也对我那样形容过米歇尔。”

米歇尔只是当天进入华盛顿哥伦比亚地区学校的杰出女性中的一位，这是妇女历史月庆典的一部分。东翼会在庆典期间安排大量成功女性，把她们送到当地的11所学校，并欢迎她们去白宫和米歇尔及应邀的女生一同用餐，这已成为一个固定活动。那天，宾客名单上有歌手艾丽西亚·凯斯、雪儿·克罗、体操运动员多米尼克·道斯、前宇航员梅·杰米森和美国军队历史上首位四星上将安·邓伍迪等。当天活动结束时，宾客们都回家了，米歇尔告诉她的员工，那是截至当前最好的一次活动。

米歇尔的认可激发了东翼指导项目的创造力。对米歇尔来说，在人生追求或生活哲学方面提供指导已渗透进她在白宫的工作中。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引发了各个群体，特别是非洲裔美国女子的共鸣，在这项工作中，她也获得了满足感。

“她真的愿意思考怎样去帮助年轻人，怎样去帮助来自各种背景的年轻人，而不只是来自于某些学校的年轻人。”乔斯林·弗莱说。弗莱是华盛顿本地人，也是米歇尔的政策负责人和主导该项目的哈佛老友。这个角色似乎与生俱来，它满足了米歇尔帮助他人获得提升的基本决心。2010年，在米歇尔去底特律参加导师项目的路上，她说：“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不管是中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还是在为城市工作或者在医院工作，我都一直在寻找我可以指导和帮助的人。我想办法接触我的邻居和社区人士，带动其他人和我一起做，因为我想，在这里，有上帝的恩惠施于我们。”

该项目将20个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和在白宫工作的女性进行结对搭配。活动进行中，米歇尔告诉她的工作人员，她想让这些学生体验“真实和乐趣”。她们参观了空军一号。她们去了安那卡那斯提亚，去了高级法庭。她们陪同米歇尔参观阿尔文·艾利舞蹈公司，见到了米歇尔童年时期的偶像、有力而轻快的舞者朱迪斯·詹米森。这个活动项目很小，但它的构思反映了米歇尔致力于从事与具体目的相关联的事情的决心。在无穷的选择下和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明确的选择，不是随随便便选一选就定下来。“只说我们打算做一项关于儿童期肥胖症的活动是不充分的。必须要有理由来支持。它必须要有始有终，也必须是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弗莱第一次参观安那卡那斯提亚的时候说，“我们不想让它成为一锤子买卖，我们不会只露个脸，拍点照片，就再没有下文。米歇尔希望我们按计划行事，这样我们就不会仅凭感觉在一个个活动中奔走。”

在西翼那边，要夸大奥巴马接替总统职位时继承下来的灾难很难。早在准备就职庆典的时候，就出现了紧张局面，仿佛在提醒这位新总统和他的家庭前程不易。在他就职宣誓前几小时，助手向奥巴马汇报特勤局最新消息，说索马里极端主义分子可能计划在他做全国性发言的过程中引爆炸弹。庆典上并没有发生意外，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对总统这一职务的要求越来越清晰。自九月雷曼兄弟倒闭以来，经济下滑，仅仅在一月就大约失去了59.8万个工作机会。

房地产市场发生动荡，无数人失去住房或不得不花去原本为退休存下的大笔收入。克林顿时期有2360亿美元的预算盈余，而到乔治·W·布什时期这一数字已变为13000亿美元赤字，这是因为共和党发动了财产收入税减免，以及国会和白宫没有一直包括在年度预算流程里的几次战争花费，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几场战争都不了了之。当奥巴马就职总统时，144000名陆军、海军、船员和空军被派往伊拉克。另有34000名士兵驻守在阿富汗，这个数字与战争开始时相比几乎翻倍。恐怖主义的威胁继续潜伏在不安定的全球氛围中。当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把手放在“林肯圣经”上宣誓时，《纽约时报》的彼得·贝克写道：“他所接手的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

奥巴马的一些支持者开着可悲的玩笑说，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地狱，所以他们当然把任务交给一个黑人。作为总统，有时会感觉毫无头绪，需要面对一系列未知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又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混杂着上一个决定的后果，以及先前的诸多考虑因素——政治原因、道德标准、实用主义以及不可避免的来自评论家的判断。

难怪贝拉克有时会看ESPN（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的节目来逃避。米歇尔总是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的芝加哥朋友马蒂·内斯比特称她是贝拉克圈内最会做正确事情的人，代表“真正的北方”。“她非常实际，也很直率。她不会用甜言蜜语去粉饰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对问题袖手旁观。她只是按照自己的看法把情况说出来。”瓦莱丽·贾勒特以总统顾问的身份搬进了东翼办公室，她赞同这个说法，她说米歇尔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她绝对诚实。很少有人可以得到这样的评价。她直接把想法告诉总统，毫无保留。”在白宫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任职的苏珊·谢尔补充说，“米歇尔对公众意见有很强的理解力，她喜欢说，这个不是人们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这个。”

人们说米歇尔总是能够掌控表达的时机。不过有次在接受采访时，关于“诚实和绝对”，米歇尔解释说，有时贝拉克并不需要听他人的责备。“美国总统最不需要的就是当他回到家中，某人还在试探和打听他所做的决定和选择。当然有时我会觉察出哪里不对劲，但我不会追问，因为我知道他可能自己会说出来，不说只是因为时机不到。”发生混乱时，就会觉得住在总统办公室旁边几步之遥的地方也有好处。米歇尔说：“现在，如果我知道他哪天特别沮丧，我就会去他办公室和他聊聊。”

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说，米歇尔的性格帮助贝拉克变得胸怀更加宽广，使他有空间感受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而不只是考虑和衡量，或仅仅围绕这些事给出意见。帕特里克在公共和私人场合都对贝拉克有所了解，他说总统私下里并不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在会见受伤的士兵或者事故的受害者时。但在公众场合，贝拉克对情绪的变化非常小心，他尤其善于分析，话语不多，如果他想让事情朝他的预期发展，事情就不会朝其他方向发展。“但是米歇尔可以让他更友善。她在表达自己情感上更有自信，不管是悲伤、生气、沮丧或其他。”帕特里克说，“不仅仅在公众场合，只要米歇尔陪伴贝拉克，我想对他都是有帮助的。米歇尔让他做得更好。”

当贝拉克面对经济萧条、财政赤字、战争，以及成百上千个复杂棘手的问题时，米歇尔在着手管理家务。府邸里有36个房间，包括二楼的5个卧室和三楼的6个卧室，另有15个盥洗室。米歇尔需要管家务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要掌握新的家庭例行事务，送玛丽亚和萨莎去新的私立学校，履行从聚会规划到办公函件的各种新职责，而与每个人交流、关照每个人也会花去她的一部分时间。白宫里还出现了一条新加入这个家庭的纯种葡萄牙水犬，它的名字叫“博”，这是二人给孩子们的竞选之后的奖励。米歇尔常常觉得被琐事淹没，但她不愿意承认她的不快。女性朋友们是米歇尔强大的后盾，但华盛顿的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而附近的密友实在不多。谢尔是米歇尔来自市政厅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老朋友，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黛泽丽·罗杰斯是人民煤气的前任负责人，也是约翰·罗杰斯的前妻，是米歇尔的社交秘书。除此之外，还有贾勒特。“瓦莱丽是顾问律师。什么事都可以问瓦莱丽。”米歇尔的第一任幕僚长杰姬·诺里斯说。

于是，芝加哥的朋友们会经常到访首都，给米歇尔带来安慰。米歇尔会和老朋友们住在一起。她会这样问：“你依然认得出我吗？”“跟我说实话，我依然像米歇尔吗？”或者“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她说她从前任第一夫人处得到的最出乎意料和最统一的建议是早点儿去，而且要经常去位于卡托克汀群山公园向北约60英里的戴维营总统度假地。“这是我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感到一定程度的自由，放松地呼吸。”米歇尔说，“我想，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会感到，那里是一块宝地，给我们提供休闲的机会，这对家庭健康很重要。”

为了支援后方，米歇尔把她71岁的妈妈接到白宫来住，她把玛丽安安排在三楼的房间，和姑娘们一起支持第一夫人的工作。可以说玛丽安其实不太愿意。“不这样做其实也可以。我搬进来，听到的东西有点太多了。”她有一次说道。除了其他不利因素，玛丽安还担心住在白宫会感觉像住在博物馆一样。米歇尔请她哥哥帮忙游说。

“我妹妹说，‘你得和妈妈谈一谈。她不愿意搬来。’”克雷格说。他知道玛丽安看重自己的独立，觉得自己在白宫稀薄的空气和亲近权力的自我膨胀气氛中不会产生作用，“她不想要那些看似宏大的东西。她宁可待在家里。”她与亲戚朋友很亲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和格蕾丝·赫尔一起去购物，在史蒂夫·谢尔兹的工作室练瑜伽，在家里安静地看报纸，做十字格猜字谜游戏，看家装节目，弹钢琴，铲出自己行走的小路。她的收入和她的需要都是适度的。直到2006年，她都一直背着抵押贷款，有一定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玛丽安温和而内敛。她锁上了欧几里得大道的房门，成为了奥巴马家庭的一员。她陪同玛丽亚和萨莎乘坐由特勤局安排的车辆到达学校，然后返回府邸，如果米歇尔在家，那么回三楼的房间之前她会和米歇尔聊聊。在白宫的茶会上，米歇尔这样评价玛丽安：“她在我被琐事困扰时把我拉了出来，在我偏离路线时把我拉了回来，我话说得多一点，她会打断我。她真的可以激发我，让我做最棒的自己，真的，从专业角度，从母亲的角度和从朋友的角度。并且，她一直一直，一直都为了我而存在。”米歇尔开始哽咽起来，“和我的妈妈一起在白宫养育我们的女儿是段美妙的经历。”

玛丽安熟悉了方向后，她就能利用自己相对不知名的优越性，走出白宫大门，漫步到华盛顿市区，在药房停留而不引起轰动。有一次，路人说她看起来像鲁宾逊夫人，她回答说：“是啊，人们都这么说。”如果她继续行走，很容易就会出华盛顿，到芝加哥或西北太平洋地区看望克雷格和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家人。当然，她也会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房，搭乘空军一号飞往俄罗斯和加纳，会见教皇本笃和伊丽莎白皇后。米歇尔为她的出席感到高兴，她说：“我十分肯定总统也很高兴。”贝拉克赞扬玛丽安把外面世界的故事带回白宫，并说，“她逃离了‘肥皂泡’”。

“肥皂泡”是美国现代总统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一方面，也是奥巴马感到尤其悲哀的一个特征。从术语的意思上说，“肥皂泡”是围绕总统和跟总统最亲近的家人拉起来的24小时全天候全年无休的安全线。没有特勤局特工的带枪防卫，奥巴马不可以去任何地方。奥巴马在就职总统18个月后，有人问他最怀念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去散步。”

他不能悠闲地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也不能一个人陪孩子们去买冰激凌，这让他很遗憾。他说，让人认不出是现在很难再经历到的一种深层次的乐趣。除物理警戒线以外，“肥皂泡”也代表了白宫生活的隔离，哈里·杜鲁门在他1947年的日记中将白宫称为“巨大的白宫监狱”。杜鲁门说过，“白宫是一个地狱，在那里的生活是孤立的。当我从清早工作到深夜后，它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地板整夜都在发出爆裂声。”在幽暗之中，他看见先前任职总统的幽灵，“他们都在这个地方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他们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60年之后，为了总统在哥伦比亚特区餐厅里享用一次简单的两人餐，安保人员需要进行整个场地的安全检查和顾客扫描。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待几天的决定引发了复杂的安保准备。甚至在白宫内或场地之中漫步都会带来问题，因为会曝光于作为政府办公室、旅游地和私人府邸的白宫大楼里的媒体记者、来宾和职员面前。这非常离奇。贝拉克从南边的草地上垂直上升离开白宫。“有一次，我的员工发电子邮件告诉我，总统已经在路上了。”米歇尔说，“但你已经能听见直升机的声音了，我觉得太让人吃惊了，这不是开玩笑。”

入主白宫后的第一个春季到来，米歇尔很想看看华盛顿灿烂的樱花，这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居住在潮汐港湾及其他更偏远街道上的居民在这个季节来这里观光很方便。米歇尔戴上了棒球帽，见了来自芝加哥的当时在市政厅进行白宫研究院项目的朋友辛迪·莫利斯。在一名特工的护卫之下，她们乘车去了一个目的地，但特工认为人群太过拥挤，米歇尔肯定会被认出来。她们又乘车去了另一个人没那么多的地方。树梢上花团锦簇，她们散了一会儿步。另外一次，米歇尔非常高兴地听到，她可以步行到科克伦艺术画廊参加一次活动，只需要从白宫穿过街道就可以。一次，她去某个地方时，一位顾客没有认出她来，问她是不是可以帮忙把东西从高高的架子上取下来，她欣然相助。

和她的丈夫不一样，没有大批媒体人士在私人时间尾随米歇尔的行踪。她可以躲避得开，尽管还是有特勤局的敦促和护送。米歇尔找到几家可以避免麻烦安心用餐的餐厅。她去剧场看戏，也去球场看球。她到朋友家做客，出于安全原因，这样的非正式出访被特勤局称为“不在坐标网”。没人可以说米歇尔什么时候要去什么地方。假如有任何信息泄露，行程可能会被取消。米歇尔不喜欢这样，很不喜欢，但她努力使自己适应，尽管有时她的员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想想这要动摇和改变一个系统，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就觉得还是告诉我规则吧。告诉了我，我就可以按照规则去做。”对这些新约束感到非常惊奇的谢尔引述米歇尔的话说。

很多东西在改变，但改变依旧如此之少。1789年，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任职的第一年，玛莎·华盛顿说，她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压抑。“我从来不到任何公共场所去，真的，我想和其他角色相比，我更像国家的囚犯。”她在纽约写信给她侄女时这样说，“他们给我设置了很多条款，我不能离开，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整日待在家里。”和劳拉·布什在一次公众论坛上被问及关于华盛顿的“国家的囚犯”这一说法时，米歇尔笑着说：“这个角色有囚禁的因素在里面，但它是以十分华丽的方式。”劳拉插话说：“而且是有大厨的！”米歇尔继续说：“肯定会有束缚，但你无法抱怨。”在一些方面，米歇尔很快发现，“肥皂泡”就像是一个鱼缸，而她就是鱼缸里游泳的人。观念的力量可以很强大，批评声也随着生活的公开化减弱。但也有好处。当米歇尔想关注什么事情时，她知道笔和摄像机都会准备就绪。

在竞选期间，贝拉克答应米歇尔，待在纽约的某天晚上出去约会：可以一起用餐，看表演，只有他们两个人，到市区。但这毕竟是他们的新生活，去百老汇可没有那么容易。奥巴马穿着入时，在2009年5月30日的下午出现在白宫明亮的阳光下。摄像机不停拍摄着，他们牵着手穿过南草坪，走到等候他们的直升机前，海军军官英姿飒爽地向他们敬礼。他们搭乘直升机到达位于马里兰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随后登上一架小型空军喷气式飞机去往纽约。

第二架直升机已在等候将他们送到下曼哈顿，在那里已有车队等候。他们坐进被称为“野兽”的凯迪拉克总统豪华轿车，这是一座滚动的堡垒，重量达7吨半，由钛钢装甲，车门有商务客机舱门那么厚。在受到化学武器攻击时，这辆车可以与室外大气环境隔离开。车尾行李箱里备有总统血型的血液。米歇尔在夜晚约会时打趣说：“贝拉克有20辆车组成的车队，有带枪侍卫，救护车随时待命。你能有多浪漫？”

那晚在纽约，晚餐地点是蓝山餐厅，这是一个在前格林尼治村小酒吧处修建的高档本地菜餐厅，对餐厅的选择显示了米歇尔对食物的兴趣和品位。“可能没有其他餐厅可以如此认真和华丽地把用餐者和食品的起源结合起来。”《纽约时报》的一名美食评论员在2006年写道。从餐厅出来，奥巴马回到等候着的车队处，车队里有一辆车上是媒体代表——记者、摄影师和录像师团队，然后驱车去了贝拉斯科剧院。早在奥古斯特·威尔逊的《乔·特纳来了又走了》话剧开始几个小时以前，纽约警察和特勤局已在剧院拉起了警戒线，把整个西44街都隔离了。这场话剧以大迁徙时期北部公寓为布景，描述混乱的黑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对身份的认同。

当戏迷们通过金属探测仪入场后，晚上8点钟的那场戏又延迟了45分钟。随后，奥巴马夫妇穿过人群。透过人群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拍摄到他们的照片。然后，他们搭乘专机返回华盛顿，降落在南草坪上，回到他们常年灯火辉煌的家，那里的工作人员随时待命，安保全年无休。第二天售出的演出票价比前一天的翻了一倍。他们在贝拉斯科剧院坐过的座位被从地板上拆卸下来，拿到了慈善会上拍卖。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评说此行在经济萧条、通用汽车即将宣布破产的背景下是种奢侈，是种麻木不仁的表现，而此时，米歇尔和奥巴马还没有离开纽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盖尔·吉特科通过媒体向听众取笑说：“即使你不使用纳税人的钱搭乘直升机出去，周六的晚上也可以过得十分美妙。”记者记录着他们的每一个行踪，他们面对的政治窘境将会在整个白宫任职期间重复出现并且家喻户晓。西翼预见了纽约之行会带来的麻烦，他们以奥巴马的名义向记者发布了一份声明。“我打算带我的太太去纽约。”他说，“因为我曾在大选期间许诺说，大选过后我会带她去百老汇看歌剧。”据他而言，这应该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这个工作的衍生性很强。有许许多多事情可以做，并且自1952年之后很多人都在做。”东翼职员特鲁珀·桑德斯在工作的第一天这样说。按照熟悉的路线做事会相对容易，米歇尔和她的团队较早前已发现了这点，但是这会把东翼带进天鹅绒棺材，舒适却毫无意义。桑德斯说，一位允许政党和传统来定义她的日程的第一夫人，会在4年或者8年之后领悟并对自己说，“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不过，米歇尔会发现，在被等级制度和传统约束的华盛顿，以出奇的方式做事也会带来麻烦。就像米歇尔会自主选择做什么一样，她也会选择不做什么。比如历史遗迹保护。许多第一夫人都视之为作为第一夫人的典型工作，这其中就包括了创建“拯救美国宝藏项目”的希拉里·克林顿，也包括劳拉·布什。

但米歇尔对此兴趣不大，她感觉自己在这方面没什么特别贡献，除了她担任芝加哥地标委员会成员这件事。当她得出联邦政府的其他人可以将这项事业做得更好的结论时，某些对她寄予厚望的机构难免感到失望。类似地，当她想改变年度国会俱乐部第一夫人午宴的基调时，她遭到了对这么做是否符合礼仪和优先次序的质疑。一个助手对该午宴的描述是“使我们退缩的所有因素的根源”。

第一夫人和她的员工们会拿到午宴上要使用的餐桌台布的面料样本，以便为第一夫人找到一件与之相配的礼服。随后，伴随着优雅的步伐，第一夫人要走上T台，就如同展示时装一般具有潮流感。劳拉·布什2001年刚入主白宫后就走过台步。此后，她都礼貌地回绝了。“作为第一夫人，我几乎习惯于做任何事情，但这个似乎有点太过了。”她说。劳拉表示，主办方在2002年的活动之前早已对她的员工软磨硬泡，坚持要让她走台步，说这是为展示第一夫人的风采而专门设计的。午宴持续了四个小时，他们希望劳拉能坚持到午宴结束，并且对她该说什么话做具体要求。那年，劳拉不顾阻拦地早早离席，急匆匆地去了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帮她的女儿搬寝室。

劳拉早些年在报告中说，国会午宴上反反复复的工作总是令她的员工抓狂到流泪。希拉里·克林顿的员工之前也沮丧地大哭过。对这一点，安妮塔·麦克白表示赞同。作为布什的第二任办公厅主任，她提醒米歇尔的员工们注意繁复的社交需求及选择。她给函电办留下了信件模板、每个代理机构的联系方式，以及每个大型活动的时刻安排表，包括寄送年度白宫圣诞卡片，这是第一夫人办公室的一项工作。

麦克白还提及了劳拉称为的与“国会俱乐部女士们”相处的挑战。麦克白说她告诉她的继任者，“这是必做之事清单里面的一项。但是，你知道，你也有改变这些要求的机会。确实有必做之事清单，但并不意味着第一夫人不能做任何改变。

米歇尔很快感到，自己仿佛已不再身处堪萨斯州，而是在奥兹王国或是卡夫卡的小说里。她可从没在婚礼上说过这样的誓言，“无论富裕或贫穷，无论在白宫或健康”。“一方面，米歇尔想支持这些政治夫妻，因为她知道这个角色有多么困难。”诺瑞斯说。但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肯定有比一次昂贵的午宴更有意义的选择。她不想仅仅因为这件事先前被做过而去做这件事。米歇尔还是妥协了。在餐桌的亚麻台布的映衬之下，她穿上了礼服。但她也邀请了这些夫妇做服务项目。超过150位妻子和丈夫加入到在首都地区粮食银行举办的奥巴马就任总统100天纪念日活动——将2000个食品袋装满。

米歇尔在2009年4月1日到达伦敦，这是她作为第一夫人的第一次海外出行。她在查林十字医院拥抱了癌症患者，在皇家歌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她穿着简洁的黑色羊毛衫，戴着两串珍珠项链，会见了伊丽莎白女王，米歇尔比这位银发的君主要高一些，她把修长的左手温和地搭在女王的背部。这是非常自然的姿势，但显然除了温和地握住女王伸出的手之外，一般人是不会触碰82岁高龄的女王的。米歇尔向女王表现出了其他人不敢表现的亲近感，而女王看起来不介意，只有牛虻在一旁嗡嗡叫着。

在第二天的一次出行中，米歇尔在以英国第一位女医生的名字命名的伊丽莎白·安德森学校里有了意外的收获。该校90%的女生来自于其他族裔，包括少数族裔，说55种语言，要克服无数挑战。在伊斯灵顿安排此次活动的过程中，米歇尔的顾问们在寻找一个“未曾料想第一夫人会去”的地方，东翼职员特鲁珀·桑德斯说。团队考虑的是，做什么可以增加总统行程的价值，什么对米歇尔有真实的意义。他们在这所女子学校里看见，米歇尔的故事多么具有感染力。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城市一隅，她与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们产生共鸣。米歇尔也看到了这一点。

“我生命中毫无预兆我能够作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第一夫人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发言不是因为财富，也不是因为社会地位。我代表芝加哥南区，那里是芝加哥真实的一部分。”米歇尔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与她两周前在安那卡那斯提亚高中的发言相得益彰，她坚信自信和坚韧会战胜一切。“你们也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请记住这一点。”她在发言时说。在座的女生们欢呼起来，米歇尔哽咽了。将要结束发言时，她说：“我要拥抱你们。”这让在场的人很惊讶。她们围在米歇尔周围，米歇尔一个个拥抱孩子们。

可以说米歇尔已经在语言和举止上找到了她的方式。这样的拥抱代表一种名片形象，自然而持久，这是信念和支持的标志。对于白宫的工作和她应该处理的问题，米歇尔仍不十分肯定，但是她可以实实在在去拥抱，她总是可以这么做。她可以用微笑、话语、拥抱，让千千万万的青少年确信，美国第一夫人信任他们。这次伦敦的活动让米歇尔备感兴奋，上车后她说：“我可以整天做这样的事。”她与这所学校保持联络，安排两年之后在牛津再次会见35名伊丽莎白·安德森学校的学生，并于2012年在白宫会见12名该校学生。在米歇尔白宫的书桌上，她保存了一张记录这次学校访问的照片。

米歇尔兴趣十足地和学生们聊天，白宫助手希望她的关怀和影响力可以延伸到海外，和具有多样化背景的年轻人互动，带给他们国家安全方面小小的安慰。彼时美国在全球发起民意之争，东翼职员寻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同事，第一夫人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在印度、非洲、拉美，以及她上任后前两年去的所有地方，米歇尔都和年轻人对话。2010年4月，米歇尔在墨西哥城告诉大学生，互联网连接了一代人，其巨大的潜力使得她将国际事务的关注点放在了年轻人身上。墨西哥城半数以上的人是25岁以下的，而在中东这个数字是60%。米歇尔把这称为年轻人的急速增长，并说目前的状况并不理想。她说：“你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去组织、去发动，去挑战老观念，去弥合旧分歧，去给最艰难的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米歇尔告诉她的员工：“不要仅仅安排我上飞机，把我带去某个地方，让我微笑。”现在的米歇尔已经找到自我表达的方式了，挑战就在于，如果让她的表达更有影响力。

13  政治与理智之间

一些黑人女权主义者抱怨米歇尔收敛了自己锋芒。她在竞选时期和在白宫期间的表现截然两样。但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关系到她要说什么，而且还关系到她如何平衡家庭与生活。

在白宫18英亩的土地上，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有正在盛开的花朵，有安德鲁·杰克逊时期的广玉兰，有新近种植的玫瑰，不一而足。然而，自埃莉诺·罗斯福时期以来，没有人在这里种过菜圃。早在2007年，米歇尔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她要在这里建造一个花园，并启动一个与儿童健康相关的大型项目。米歇尔的记忆回到了海德公园，那时她在家中的厨房里想，如果贝拉克当上了总统，她或许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初到华盛顿，尽管缺乏种子和土壤方面的知识，但她还是希望打造一个不一样的花园。她希望这个花园能够成为一个启动全国对话的平台，用来讨论“我们吃的食物，我们过的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她希望公立小学的学生前来帮助栽种，希望周围的路人能够透过白宫的栅栏看到这个花园，“因为我希望这是一个‘人民的花园’，就像白宫是‘人民之家’一样”。

媒介即信息。新花园成为米歇尔所持营养和健康观点的宣传阵地，而在白宫期间，这也是她一直关注的重点。助手邀请媒体跟踪报道栽种过程，并在白宫晚宴上宣传花园收成的用途，比如从蜂箱里收获蜂蜜。白宫大厨为《今夜秀》的主持人杰伊·雷诺制作了一份素食比萨，而这个花园则成为《产自美国：白宫菜园与全美各地菜园的故事》（American Grown:The Story of the White House Kitchen Garden and Gardens Across America）一书的核心内容。由米歇尔和一名代笔作家撰写并于2012年出版的这本书包含了第一夫人的众多图片，并为如何帮助穷人和建立社区花园提供了建议。位于芝加哥彩虹海滩的花园是该书重点推介的花园之一。顺便一提，这个毗邻密歇根湖的公园正是当年米歇尔骑自行车参加夏令营的那个公园，而在该夏令营活动举办前不久，白人和黑人为争夺这片海滩曾爆发过一次严重冲突。米歇尔在书中写道，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学校和社区将会以她为榜样，而那些从来没有栽种过植物的学生将会学习播种、收获，进而达到增长知识和技能的目的。“对于孩子而言，”她说，“实践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堆肥，他们可以亲手去挖蠕虫。富含蠕虫粪便的土壤非常适于种植。”

这个花园成为米歇尔最具雄心的一个项目的切入口，而这个项目，即2010年2月发起的营养和健康项目，也是白宫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鉴于美国近1/3的儿童超重，而且成年人的肥胖率也在不断上升，米歇尔的目标是改变全国儿童的饮食和锻炼习惯，而针对的问题则从不健康的学校营养标准和城市食品荒漠到餐厅菜单和甜食市场营销，涵盖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她与学生一起跳舞，与体育明星合影，处处彰显活力。她在白宫给国会打电话，敦促通过一项总额为45亿美元的儿童营养法案。此外，她还与儿科医师、食品供应商以及制作儿童节目的媒体公司合作。她把这个项目称为“动起来”。

在美国，就公共健康而言，最能体现肥胖的就是人们不断增大的腰围。这会带来种种麻烦，比如身体超重已经成为目前美国志愿兵面临的最大问题。据军方统计，从1995年到2008年间，有14万人因身体超重而未能通过入伍体检。截至2010年，在美国志愿兵中，有一半人未能通过体能测试（60秒钟的俯卧撑、60秒钟的仰卧起坐和1英里跑），其中男性占46.7%，女性占54.6%。另外，很多新兵患有脆骨症，因为他们的饮食中包含太多的碳酸饮料和高糖食品，而牛奶和钙的摄入量则严重不足。据奥巴马政府公布的数据，肥胖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每年给美国增加1470亿美元的医疗成本，而且这个问题目前还处于刚刚开始阶段。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算，2010年美国有16%的儿童处于肥胖状态，其中有很多人将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而随之产生的疾病则会给他们的成年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并会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数据显示，黑人儿童或西班牙裔儿童的超重问题尤为严重。众所周知，由于预算削减和优先级的改变，在美国学校中，课间活动和体育教育越来越少。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数据，就小学、初中和高中而言，安排日常体育活动的学校的比例分别是1/25、1/12和1/50。

2010年2月9日，在多名内阁部长和媒体面前，米歇尔提出了这个问题，给出了有关解决方案的建议，并宣布了酝酿多月的合作计划。美国儿科学会将开发身体质量指数（BMI）的程序，提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处方。在未来10年里，供应商要减少出售给学校的食品中的糖分、脂肪和盐，并着力将校园膳食中的水果和蔬菜的数量增加一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与生产商和零售商合作，让食品标签更加清晰。“这样一来，人们就不用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看那些他们不知道如何发音的单词，确定这些食品是否健康。”米歇尔说。而包括迪士尼、学者出版社（Scholastic）、维亚康姆和华纳兄弟在内的媒体公司则致力于提升公共意识。鉴于该项目与自己的议事日程相吻合，奥巴马当天上午签署总统令，设立儿童肥胖工作小组，就与营养和体能活动相关的联邦政策进行审查。在椭圆形办公室签字后，他转过身对米歇尔说：“办好了，亲爱的。”

米歇尔在午餐会上的演讲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不是一份简短的发言。她用5800个单词列出了原因。她明确表示，她不是指责孩子摄入了过量的卡路里，也不是指责孩子没有将这些卡路里燃烧掉。学校供应什么样的午餐，晚餐吃什么，以及是否安排时间开展体育锻炼和课余活动，这些都是由成年人决定的。“我们的孩子不会选择用成吨的糖和钠制造食品，他们不会大量制造这样的产品，然后四处推销。”她说，“不管他们多么想吃比萨、薯条和糖果，但在餐桌上，他们不是也不应该是最终的发号施令者。”站在装修华丽的国家宴会厅，米歇尔回忆起了早年在欧几里得大道家中简陋厨房里吃饭时的情景。“这里有一条简单规则：你只能吃你盘子里的饭，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丑的。孩子在饭桌上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如果你不想吃，那欢迎你饿着肚子睡觉。”

她解释道，21世纪的健康饮食仅仅是食用羽衣甘蓝的精英们的特权，而在几年后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她也的确用羽衣甘蓝脆片招待过喜剧演员吉米·法伦和威尔·法洛。她指出，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对工作家庭来说，制作营养膳食变得越来越困难。父母工作很辛苦，时间很长，有时候还要从事兼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体而言，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已经上涨了50%。她说，在这个国家，食品荒漠城市星罗棋布。这些城市的居民区没有像样的杂货店，人们很难买到新鲜食品，尤其是那些失业者和低收入者所居住的地区。“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很多家长都想做好，但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米歇尔说。

作为工作母亲，米歇尔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她回忆说，有一天她去拜访芝加哥的一名儿科医生。这名医生告诉她，按照身体质量指数，玛丽亚和萨莎太重了。（贝拉克也讲过这件事情，不过他说玛丽亚看起来“有点胖嘟嘟的”。）医生问起他们一家人的饮食，提示米歇尔要就生活方式，尤其是生活节奏进行思考。家长们去上班，孩子们去学校、踢足球、上芭蕾舞课、练钢琴、结伴游玩。父母有工作压力，孩子有家庭作业。此外，她和贝拉克也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会见朋友，照顾老人，整理家务，等等。作为一个生活舒适的中上阶层家庭，奥巴马一家完全可以吃得很好，但他们却很少在吃上花时间。“有时候晚上回家，又累又饿。”米歇尔对听众说，“你只想来一份‘得来速’快餐，因为它省事又便宜。或者，把一些不太健康的食品扔进微波炉，因为很方便。”这次与医生交流之后，他们在家吃饭的次数开始变得多了起来，蔬菜和新鲜水果吃得多了，水和脱脂牛奶也喝得多了。他们不再在食品储藏室储藏那些不健康的食品，而且还像早年他们父母做得那样，宣称只能在周末吃甜点。

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倡导身体健康和饮食健康，这似乎不会招致反对意见。但米歇尔还是做好了准备，以防有人批评政府的触角伸得过远，以防有人把她描述成“首席保姆”。她宣称，对于这个问题，专家认为它不会因为政府告诉人们怎么做就会得到解决。同样，这也不是每天晚上都准备五道菜就能解决的。“你无法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做到百分之百完美，因为上帝知道，我做不到。在生活中，我们还得为小甜饼、冰激凌、汉堡和薯条留一点空间。”她还预料到反对者会问，在经济处于衰退时，政府怎样才能把精力用到营养和身体健康项目上？在教师和教科书不足时，哪有钱花到水果和蔬菜上？在这个国家无力负担公民的医疗保健费用时，哪有钱花到公园和人行道上？“这都是错误的选择，因为如果孩子摄取的营养不足，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老师也无法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她宣称，“如果没有安全的地方供他们玩耍，那么他们最终就会面临肥胖问题，而由此产生的医疗保健费用只会继续上涨。”她这样做心理准备是对的。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评论人士会在公共问题上对她进行批评。他们称她伪善，甚至说更难听的话。

时尚是定义米歇尔公众形象的一个元素。她迷恋各种时装，并培养了一批跨种族和阶层的狂热追随者。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个人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博客圈的宣传。博主们不仅忙于确定每一件服装的设计师或衣服的型号，而且也经常描述她最近穿过的套装、鞋子以及佩戴的饰品。一个名为“Mrs.-O.com”的博客站点关注她的时装已5年有余，玛丽·托莫尔对米歇尔的每一个着装细节都进行了点评，比如在2009年，她写道：“为了这次活动，奥巴马夫人把衣柜中的多种熟悉元素重新搭配到了一起。黑白条纹的上衣，这是总统和第一夫人上次访问首都特许学校时的穿着。鸭绿色开襟毛线衣和品蓝色漆皮腰带，是她参加‘国家服务日’活动时的装束。灰色羊毛外套配长裤——可能是天冷的缘故？”在着装方面，米歇尔不拘一格，从白宫南草坪的赤脚到白金汉宫的开襟毛衫再到随处可见的中跟鞋。而穿中跟鞋，主要也是为了照顾身材瘦削、仅比她高两英寸的贝拉克，免得抢了他的风头。

第一夫人的时装选择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在近50年来还是第一次。“她甚至有可能超过杰奎琳·肯尼迪，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比过去更大了。”时装设计师塔库恩·帕尼克古尔说。他称赞米歇尔在穿衣风格上表现出的自信，并承认为一个有着“现代女性身材的人”设计时装令人振奋。换句话说，这样的身材是穿不下2号尺码的衣服的。对于米歇尔的身材，坊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谈论，而且通常都是从她健壮的手臂说起。这得益于她在健身房的锻炼，也是她常引以为豪的。她倾向于选择无袖的衣服，“粉丝”对此赞誉有加，而所谓专家却愤愤不已。“她有她自己的风格，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对一名同事说。

在贝拉克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她穿的是一件无袖衣服。登上《时尚》杂志封面时，她穿的也是无袖衣服。最具有说明力的，或许是米歇尔的首张官方白宫肖像画。在这张拍摄于蓝厅的照片中，她照例露出胳膊，而背后则是悬挂在墙上的托马斯·杰斐逊的肖像。她穿的是迈可寇斯牌的黑色连衣裙，搭配双条白色珍珠项链。她面带笑容，脸型和发型都传递出一种时尚感，左手手指放在一张摆有鲜花的大理石桌上。这张照片是她首次入主白宫后不久拍摄的，那时她刚刚过45岁。她的年轻和健美，与过去很多第一夫人的形象是相悖的。她的“黑”——黑色连衣裙和黑肤色——与背后悬挂的美国第三任总统的肖像画形成鲜明对比。这位总统拥有自己的奴隶，而且还同其中一个名为莎丽·海明斯的奴隶生了6个孩子。1781年，声称人人生而平等的杰斐逊写道，黑人的推理能力“非常低下”，而在想象力方面，则表现为“迟钝、乏味和异常”。作为美国最博学的总统之一，杰斐逊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黑人能够以高于平铺直叙的方式阐述一种思想，也从未见过一个黑人拥有最基本的绘画或雕塑能力。”拍照当天与米歇尔在一起的凯蒂·麦考密克·莱利维尔德说，这种对比并非有意而为。“我们在外面试过，在红厅试过，在绿厅试过，在蓝厅试过。我们尝试坐着，站着。但我们最喜欢这个笑容，我们最喜欢这个背景。”她说。

在衣服的选择上，米歇尔不仅在意它穿起来好不好看，而且还在意它会不会引领潮流。设计师得知，在为这位第一夫人设计服装时，他们在色彩、面料和风格上可以进行大胆尝试。米歇尔在就职典礼上穿的羊毛蕾丝连衣裙，是由出生于古巴的伊莎贝尔·托莱多设计的。托莱多说，在颜色选择上，她采用的是柠檬香草色。26岁的吴季刚出生在中国台湾，为米歇尔设计了那年她参加就职舞会时穿的象牙色雪纺绸露肩礼服。在将这件衣服捐赠给史密森学会时，她说它是一件杰作。出生于泰国的帕尼克古尔、出生于印度的纳伊姆·汗，以及彼得·索洛南和纳西索·罗德里格斯都曾为米歇尔设计过时装。

米歇尔的助手帮她联系服装设计师和服装店，白宫律师则帮她确定是否违反礼品收受和请托规定。对于知名设计师设计的产品——有些是专门为她设计的，她会批量采购，比如J.Crew、Talbot‘s和Gap等品牌。很多时候，当米歇尔穿着某件衣服上电视后，这件衣服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这种事情在萨莎身上也曾发生过：那时她还在读中学，受追捧的是一件印有独角兽图案的毛衣。有时，米歇尔还会在衣服上别一枚普通价格的胸针或束一条宽腰带，更显平民主义元素。在接受《乌木》杂志采访时，她说：“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会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不穿连裤袜，因为她觉得不舒服；她鼓励女性选择适合她们自己的衣服。她不是时装模特，也不是演员；她有近20年的工作经历，而且有一半时间是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她的粉丝很清楚这一点。纽约时装作家凯特·贝茨在其撰写的《日常偶像》（Everyday Icon:Michelle Obama and the Power of Style）——该书对米歇尔的时装选择进行了全面解读——中，称赞米歇尔“将一代女性从时尚和实用互斥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贝茨说，这位第一夫人将时尚定义为“认识自己并敢于向世界展示自己”。

对米歇尔的衣着的关注，表明人们对第一夫人的角色仍抱有很多期望——性别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米歇尔知道，无论她去哪里，即便只是在白宫草地上散步，也可能被人抓拍，然后对她的穿衣风格品头论足。某个夏日，她从空军一号的舷梯上走下来，然后与在那里等待的家人一起去大峡谷国家公园。当时的气温是106华氏度（约41摄氏度），而她穿的是短裤——那种很普通的短裤，长度到大腿中部，然后就引起轩然大波。第一夫人穿短裤？在公共场所？NBC的《今日秀》播出讨论节目后，有30万名观众发表了评论。在《赫芬顿邮报》，有近1.3万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58.6%的读者表示支持，认为“她有权利露出自己的双腿”，16.8%表示反对，另有24.6%表示“这不是世界末日，但下次她应该穿一件更长一点的短裤”。

米歇尔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刻。4年后，她称这是她在着装上的最大败笔。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她出现在了2009年3月号《时尚》杂志的封面。尽管当时面临经济衰退的集体痛苦，但她认为，这可以向有着不同身材的非洲裔美国女孩传递一个信息：她们长大后会成为谁。

在商业时尚界，米歇尔的选择通常都会产生令人振奋的正面效应，虽然有时她也会因回避美国设计师而受到批评。“你们见过一个人双手下垂、目瞪口呆吗？这就是我，持续了好几秒钟的时间。昨天，我成了美国谷歌搜索量排名第三的人。真是难以置信。”纳伊姆·汗说。那是2009年11月的一天，当时出现在电视上的米歇尔穿的正是他为她设计的时装。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负责人史蒂文·科尔布说：“米歇尔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助推器’。一旦奥巴马夫人穿了某位设计师的时装，那么这位设计师瞬间就会受到热捧，年轻设计师更是如此。你无法通过某个人穿你的衣服而建立一个企业，但你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效应。”

虽然恪守自律，但米歇尔还是遭遇过几次自我误伤。有一次，她穿着一双售价540美元的浪凡牌运动鞋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食物银行”志愿活动。时尚圈人士认识这个品牌，并通过互联网很快锁定价格。还有一次，她穿着一双售价495美元的汤丽柏琦的靴子在白宫花园采摘南瓜。当汤丽柏琦在公司的Facebook账户上登出米歇尔的这张照片时，人们的反应一如既往地呈现两派观点。“穿着这样一双靴子去摘南瓜，她可真是理解普通人的生活啊。”有人不无反讽地说道。而为她辩护的人则指出，她穿什么样的鞋并不是纳税人为她埋单，而且不论她穿什么，都会有人诅咒她。“如果她在头上缠一块破布，再配一条长运动裤，那么有人就会说这与她的形象不符。”一名支持者发帖说，“有些人只会抱怨，只会给人挑刺。”

第一夫人在白宫举办音乐会已有悠久历史。20世纪60年代初，杰奎琳·肯尼迪在东翼搭建了一个简易舞台，用来举办音乐会和读书会，其中也包括为年轻人举办的音乐会。然而，没有哪位第一夫人的音乐爱好比米歇尔的更为广泛。她曾发誓要向更多的音乐人开放白宫。2009年5月，白宫举办过一场以爵士乐、朗诵和社会正义为主题的晚会。在晚会上，演员詹姆斯·厄尔·琼斯表演了《奥赛罗》中的经典片段，芝加哥诗人梅达·德尔·瓦莱则以诗朗诵向她已故的波多黎各籍祖母表示了敬意：“我的语言就像断针，在卡槽里寻找失去的智慧，希冀与您保持一致的节拍。我想知道，您的骨髓里藏着怎样的秘密？”此外，登上白宫舞台的还有歌手兼贝斯手埃斯佩兰萨·斯伯丁和喜欢在钢琴的琴弦上弹奏的摇滚爵士乐钢琴师埃里克·刘易斯。对刘易斯来说，能在东翼演出，能在奥巴马夫妇和斯派克·李面前弹奏钢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对这样一种前卫的、快节奏的和新潮的音乐感兴趣。”艺名为“ELEW”的刘易斯说。在米歇尔的安排下，观众也呈现为多元化。“我希望国会议员也能坐在东厅观看这样的朗诵会。唯有如此，才能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上流人士同安那卡那斯提亚社区的教师同聚一堂。”她说，“这种混合安排，无须任何言语表达，就可以传递出很多信息。”

米歇尔的宏大目标与她在南区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她希望向那些少有机会路过白宫，以及更没有机会受邀进入白宫的儿童开放内部舞台。“如果我给玛丽亚和萨莎提供这样的体验，那么我想这对她们的成长是有利的。因此，我不能假装说这不重要。如果不重要，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最好的高中和文法学校就不会争着举办音乐会。”她在2010年对《华盛顿邮报》记者罗宾·吉汉说，“孩子们的经历越多，看到的东西越多，他们想要知道的就越多。”在传统的白宫音乐会上，米歇尔希望参加晚间演出的明星能够在白天为孩子提供培训。“我们要给年轻人更多的鼓励。我们这个国家要关注这些宝贵的财富，如果不在人才方面进行投入，那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耻辱。”她说。在这些项目背后，是米歇尔对那些无法像她一样行走在明亮走廊里的弱势群体的坚定支持。她理解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她早年的生活非常相似；他们生活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

此外，在白宫的墙上，米歇尔也清楚地表明了她在色彩、设计和政论方面的品味。在这个美国第一家庭的博物馆中，收藏了包括德加、贾斯珀·约翰斯、马克·罗斯科、约瑟夫·艾伯斯和其他诸多创作者的作品。威廉·H·约翰逊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名为“布克尔·华盛顿传奇”的板面油画描绘了这名教育家、《出身奴隶》（Up from Slavery）一书的作者正在给黑人学生上课的场景。借藏品中还有阿尔玛·托马斯的两幅布面油画。托马斯是一位表现主义黑人画家，曾在华盛顿公立学校讲授艺术课，早前作品因种族身份而被博物馆拒收。在白宫官邸，米歇尔在墙上悬挂了格林·利贡的一幅作品——《像我这样的黑人2》。在这幅作品中，有一句话被不断地重复，而这句话的字体，自上至下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模糊。这句话出自约翰·霍华德·格里芬的回忆录《像我这样的黑人》（Black Like Me）。格里芬1959年时曾将自己的白色皮肤染成黑色，在美国南方腹地体验尼格罗人的生活。作品中的这句话是：“格里芬的一切印记都被抹去了。”

对米歇尔和奥巴马来说，这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长时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即便是在玛丽亚和萨莎出生之前，他们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日子。从官邸梳妆室的窗户朝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玫瑰园、西翼大楼和奥巴马的办公室。2008年11月米歇尔到访白宫时，劳拉·布什曾向她展示过这扇窗户。奥巴马的办公室离两个女儿的新秋千场、游泳池和网球场不远。他会按时回家吃饭，两人都不用亲自下厨。在大多数夜晚，这位总统都会一直忙到睡觉前。一家人会轮流做饭前祷告，在结束前都会说，“我们希望活得长久、活得强大”。在饭桌前，他们一般不会谈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玛丽亚和萨莎的成长。“他会问孩子的生活，问我们的生活。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讨论她们在新闻中听到的一些问题。”米歇尔说。在被问及奥巴马是否关心家中事情时，她回答说：“即便是美国总统，也会关心孩子有没有完成家庭作业。”

白宫官邸三层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客人留宿，而有时候，他们一家也会去戴维营度假，通常都会有朋友加入。在天气好的周末，奥巴马一般会与低级别的白宫助手去打高尔夫，有时也会去萨莎的篮球队——蝰蛇队执教。在年轻的球员看来，奥巴马并不是美国的总司令，而是萨莎的爸爸。“这是父亲应该做的。”他说，“所以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他坦承，他劝萨莎不要在三分球上花费太多时间，而是要将更多精力放到提高篮球技能上。有一天，球队的主教练没有到场，于是奥巴马给车队打电话，然后他们一起沿着康涅狄格大道驶往球场，奥巴马去当临时教练，尽管当时萨莎与米歇尔和玛丽亚在科罗拉多州滑雪。

体育活动在这个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奥巴马喜欢打篮球、看ESPN体育台、打高尔夫。米歇尔练举重、跳绳、学拳击、打网球，并要求两个女儿每人掌握两项体育运动。“因为这对她们有益。”她解释说，“这可以培养她们的团队精神，让她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败不馁、胜不骄。”两个女儿各选一项体育运动，而另一项则由米歇尔为她们选择。“我要让她们明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感觉，因为在生活中，你不可能一直都做你喜欢的事情。”她为她们指定的运动项目是网球——一项可以让她们终生受益的体育运动。“刚开始时，球拍比萨莎还大。”米歇尔说，“她有一种很强的挫败感，因为她打不到球。玛丽亚想不通为什么我让她们打网球。但现在，她们打得越来越好了，而且也真正喜欢上了这项运动。我感觉，作为妈妈我的选择是对的。”

奥巴马夫妇从小就培养两个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米歇尔禁止白宫管家为她们整理床铺。她希望年龄相差三岁的玛丽亚和萨莎能够学会洗衣服。她减少她们看电视和用电脑的时间。在12岁之前，她不允许她们使用手机。学校教育是一件大事。她们就读的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北区的著名私立学校——塞维尔友谊学校，早年切尔西·克林顿就读的也是这所学校。“她们没有理由不成为优秀的学生。我们希望她们能够做到。”米歇尔说。此外，玛丽亚和萨莎还被要求了解弱势群体的生活。奥巴马在她们十几岁的时候说，要让这两个孩子知道什么是最低工资，要让她们感觉到工作和拿一份工资并不总是那么有趣、刺激和公平。在玛丽亚抱怨自己的生活时，米歇尔会回应说：“你想知道什么叫生活的艰难吗？你想知道什么叫生活的不易吗？孩子，你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的困难只是你有一个当总统的爸爸。”

尽管技术不断发生变革，尽管一家人搬进了总统官邸，但米歇尔还是会经常想起她的童年。在玛丽安看来，米歇尔比她自己更坚强。作为“首席妈妈”，米歇尔对全国的儿童——当然也包括她自己的女儿——说：“今天的你又蠢又懒，还不思进取，那么就不要指望有一天醒来你会变得伟大……我对我的女儿说，‘今天就整理床铺，否则到你20岁的时候，你还是不会整理床铺。现在就打扫房间，否则等你上大学时，你会过一种猪一样的生活。现在就做作业，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你必须做要，也因为你需要坐下来，做完已经开始做的事情。’”

出于同样的原因，米歇尔一直在维护与孩子之间的友好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经常逃离白宫，去朋友家玩。她们拍自拍照。她们去露营。作为家庭旅行，夏天她们会去马撒葡萄园岛，而到圣诞节，她们则会去夏威夷。当她们不得不与父亲同行时，她们发现总统车队“让人尴尬不已”。她们渴望的是一种正常生活，或者说尽可能不受“第一家庭”这一头衔干扰的正常生活。孩子渴望的生活，也是她们的父母所渴望的。“在家中，我们不会表现得那么严肃。我觉得，笑声是婚姻的最佳凝固剂。”米歇尔说，“所以我们仍会一起找乐子，而且很多都是私密的个人活动。我们会给彼此带来欢乐，这就很好。”奥巴马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与女儿的交流会带来快乐，也会释放压力，“对于婚姻，我最看重的是它的独立性，它与华盛顿的很多愚蠢行为并不相干，而且米歇尔也不是这类愚蠢行为中的一部分”。

2010年，奥巴马以致女儿的一封信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名为《赞美你：奥巴马给女儿的信》的儿童读物。他在开篇写道：“近来，我可曾告诉你们，你们有多棒？”他把她们的美好前程同美国的故事结合在一起，清楚地描绘了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美国。他选了13位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物作为榜样，比如友善的简·亚当斯、勇敢的杰姬·罗宾森、富有创造力的乔治娅·欧姬芙和坚持不懈的马丁·路德·金等。书中还写到了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雇农运动的组织者塞萨尔·查韦斯以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为尊重差异，他援引印第安人部落领袖坐牛的话说：“即便是为了和平，也没必要把雄鹰变成乌鸦。”

对奥巴马来说，2010年又是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这一年，经济不断下滑，新工作岗位产生的速度不及经济衰退的速度，失业率达到9.6%。1月19日，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一周年前夕，民主党失去了由特德·肯尼迪生前占据46年之久的参议员席位（特德·肯尼迪于2009年8月去世。）这让民主党在参议院失去了关键的第60张支持票，因而在推进议事日程方面将会面临共和党的阻碍。不过，2010年也见证了奥巴马最大的一次胜利，让他在各种坏消息中获得喘息机会。面对困难，奥巴马不顾部分最亲密顾问（其中也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后出任芝加哥市长的拉姆·伊曼纽尔）的劝告，毅然推进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将数百万无力承担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的美国人纳入保障体系。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业，而且推进起来也非常棘手。按照联邦规定，美国人享受医疗保健服务的起始年龄为65岁。但在6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数千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另有数百万人只能享受很少的医疗保健服务；还有一些人，由于受医疗保险中“已有病症”条款的限制，不敢换工作，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让他们失去医疗保险。单一支付系统难以推行，共和党人不会支持，人们对联邦政府的能力心存质疑，而私营部门更是障碍重重。然而，众议院和参议院还是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在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签署了医改法案，当时签名时他用了多达22支签字笔。自1965年创建医疗保健制度以来，这可以说是社会安全网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扩张。奥巴马当天在白宫东翼表示，该法案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所有人在医疗方面都应该拥有“一些基本保障”。如果该法案能获联邦最高法院和共和党通过——当时尚无法确定，那么这将是迈向更公平的竞技场的一步，也是奥巴马和米歇尔长期以来希望看到的。

在白宫的庆祝结束后不久，英国石油公司名为“深水地平线”的钻井平台就发生了爆炸，11人死亡，大量原油泄入墨西哥湾。在接下来的12周里，公众通过直播视频看到水底油井原油不断泄露，而政府和私营部门却无能为力。奥巴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多达2.1亿加仑的原油泄入墨西哥湾，而那些仍未从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恢复过来的社区也受到了损害。全国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已经降到45%，而他刚就任总统时，支持率为62%。“左派认为他做得太少，右派认为他做得太多。”《纽约时报》在2010年11月中期选举后不久发表评论说。对这位总统来说，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再糟糕不过了。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在参议院也失去了6个席位，使得奥巴马的立法雄心越来越难以施展。“彻底的失败。”奥巴马在次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说他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不稳定和更加严峻”。

没错，当奥巴马作为首位非洲裔美国人在国会上宣誓就职时，他已经在这个国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对其他很多人来说，蜜月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诸多共和党人将阻碍立法进程作为博取盛名的门票。来自肯塔基州、不苟言笑的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在2011年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后说：“我们希望达到的单一重大目标，是让奥巴马只当一届总统。”反对者给奥巴马扣上了各种帽子，称他是社会主义者、暴君、非洲部落人、穆斯林，总之就是把他描述成一个异类。对奥巴马发起攻击的，并不仅仅是新崛起的茶党或政治边缘人物。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特·金里奇称，奥巴马受到了“肯尼亚反殖民主义思维的影响”。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多次参加总统竞选的迈克·哈克比说，这位总统的观点与他在肯尼亚的童年生活有着很大关系。但问题是，奥巴马在大学毕业之前从没有去过这个国家。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的批评则更直白：“我希望这位总统能学着做一个美国人。”

电台和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也不遗余力抨击奥巴马，很多最初只是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蔑视他。到2011年，仍有45%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位总统出生在另外一个国家，他们绝口不提夏威夷。这是骗人的万金油，荒谬至极。夏威夷当局和新闻机构出示多份证据证明他确实出生在檀香山，其中包括他的标准出生证明，而这也是美国人用来申请驾照和护照的证明。但这些罔顾事实的“出生论者”要求查看奥巴马的出生证明——该证明由国家存档，通常不会对外公开。

2011年4月27日，奥巴马大步走进白宫新闻发布厅，宣布公布他的出生证明文件。至此，所有信息都已得到核实。“我知道会有一部分人，无论我们拿出什么文件，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善罢甘休。”他说，“但我要告诉绝大多数美国人以及媒体，我们没有时间在这类愚蠢的问题上纠缠。”如所预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很快做出反应，指责总统将时间浪费在出生证明问题上。“很不幸，”在类似场合下，一贯会表现出愤怒的雷恩斯·普利巴斯说，“他的竞选政治和出生证明事件让他在我们的首要任务——经济上分了心。”

奥巴马说，有时候他感觉参选总统就像是进行一场罗夏墨迹测验，因为选民大多都只能看到他们选择看到的东西。对米歇尔来说，情况亦是如此。尽管美国存在两极观点现象，但民调显示，米歇尔在这个国家还是很受欢迎。她的支持率一般在65%到74%之间，远高出奥巴马，后者的支持率经常会下滑到44%以下。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人，但公众对她的反应和评价还是呈现二元化趋势：崇拜、憎恶；尊重、排斥；热情、睿智和包容，傲慢、小气和轻蔑。批评来自反奥巴马政府的党派成员，因为他们原本就与民主党人对立，尤其是这一届入主白宫的民主党人。不过，也有一些刻薄话与种族主义有关，或者用稍微好听一点的话说，他们还不习惯接受像米歇尔这样成功而直率的黑人女性。“这就好比是一个行事果断的女性，她会经常被打上强势的标签，而对一个勇敢的黑人女性来说，这样的风格就会被另一个词取代：傲慢自大。”记者格温·埃菲尔2007年与这位未来第一夫人一同出行后写道。此外，批评也来自于一些一向看好米歇尔的人，他们认为她有这么好的教育背景，这么丰富的经验和这么卓越的平台，但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却都未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从堕胎到扫除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结构性障碍等）上做出与之相对应的贡献。那个在2007年表现如此尖锐有力的米歇尔去了哪里？那个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的米歇尔去了哪里？

据米歇尔的第一夫人办公室首任幕僚长杰姬·诺里斯表示，白宫东翼大楼的职员早前就已注意到关于她的一些批评。“我们是从女性团体那里听到的。‘你们让她成了一个养眼花瓶。她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为什么我们听到的与她有关的都是时尚方面的？’人们希望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希望我们多与外界接触，希望我们更具进取精神，希望我们更多地参与社区活动。”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这里通常是指白人中产阶层女权主义视角，这位“首席妈妈”有时候会被视为逃避者。该观点出自女权主义学者琳达·赫什曼，她在2005年时曾经说过女性辞职赋闲在家是一个错误。赫什曼说，米歇尔以其超级谨慎和完美自律引领解决种族和性别问题，但这一行动需要歌舞杂耍表演式的模仿，她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热情友好的、不具有威胁性的、田园般的女性，而这种形象只存在于过去某个时代的想象中。同样，《女孩别哭》（Big Girls Don't Cry）的作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尔也抱怨米歇尔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白宫习俗和丈夫的事业上，“她自己的个性被抹掉了。这不是说，‘她有一份工作吗？’而是说，‘她还是她自己吗？’”她表示，米歇尔成功摆脱了各种第一夫人温柔善良的女性形象，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她就像一个被关进笼子里的人。你知道她了解所有的一切，但她却不得不将一个矮化的自己呈现给世界。”她说。

一些黑人女权主义者抱怨米歇尔收敛了自己锋芒。她在竞选时期和在白宫期间的表现截然两样。但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关系到她要说什么，而且还关系到她如何平衡家庭与生活。无论就在职场中获取一席地位的讨论，还是就在工作与家庭中做选择的讨论（对妈妈们最重要的战役），黑人女性一直都不是讨论主体。毕竟，自奴隶时代起，美国的黑人女性就已是劳动大军中的成员了。在内战结束近150年后，能够保持财务稳定或家庭稳定的黑人家庭主妇——无论她们有无子女——仍占相对少数。“黑人女性很少有选择权……黑人女性一直都在工作。”雷伊纳·凯勒2008年在《新闻周刊》上写道，“我对白人女权主义者要说的话非常简单：向后靠，向后退。把你们的手从米歇尔·奥巴马身上拿开。”黑人女性史研究学者布里特妮·库珀说：“黑人女性从来都没有成为过美国主流女性的典范。”由此来看，这位第一夫人拥有自由决定权。正如米歇尔自己所说：“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是选择权，而不仅仅是弄清某个定义对于女性的意义是什么。”

据2011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近80%的黑人女性表示支持米歇尔，并有88%的黑人女性表示米歇尔理解她们的问题。但据《华盛顿邮报》和凯泽家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在白人女性中，米歇尔的支持率仅为51%。在黑人男性中，米歇尔的支持率为84%，而在白人男性中，支持率为44%。仅有2%的黑人女性表示她不是一个好的榜样。（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主持人米切尔·马丁说，在米歇尔重视家庭这个问题上，非洲裔美国女性之所以支持，原因之一就是她们有一种解脱感和同理心，即在她们这个广泛定义的社区，至少有一名成员有机会保护她的孩子，呵护她的家人，甚至还有个人时间用于购物、健身和美容。

入主白宫之后，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对米歇尔来说，朋友仍像以前一样重要，甚至比以前更重要了。“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开心。他们的生活太严肃了。”从芝加哥前来拜访米歇尔并与他们一家一起度假的谢丽尔·惠特克说。除了接待前来拜访和顺道来华盛顿的朋友外，米歇尔还联系上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舍友、现已更名为安格拉·阿克雷的安格拉·肯尼迪，她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高级律师，主要为贫困客户提供法律援助。她一度感觉自己在华盛顿的密友太少，后又与莎伦·马龙建立了友谊，后者向她传授经验，告诉她作为名人配偶应如何平衡事业、母亲和个人抱负之间的关系。马龙是一位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丈夫是小埃里克·H·霍尔德，后被奥巴马任命为司法部长，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非洲裔司法部长。在家中，马龙承担了整理家务和照看三个孩子的主要责任，但无论霍尔德的工作安排有何变动，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业。“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想要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是全部。”她说。

马龙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长大，是家中8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父亲是农场主，母亲是女仆，两人都没有投票权。在美国南方腹地，歧视黑人的情况非常普遍。1963年，她的姐姐薇薇安试图就读全白人学校亚拉巴马大学，并成为著名事件——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挡校门事件”——的主角。6月闷热的一天，在一名联邦法官和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护送马龙和詹姆斯·胡德进入塔斯卡卢萨校园，而这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华莱士虽然屈服了，但不久之后，他就抱怨说美国政府允许非洲裔美国人就读该大学的措施是“非法的和没有根据的”。

在开学的那个月，她出现在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上。两年后，她成为该校134年历史上的首名黑人毕业生。当林登·约翰逊1965年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法案》以维护“民主的体面性”时，他邀请马龙参加签字仪式，并将其中的一支签字笔作为礼物送给了她。当年下半年，她前往芝加哥领取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当地分部授予的奖项，而颁奖人、分部执行主任、牧师卡尔·富卡曾是弗雷泽和玛丽安·鲁宾逊的婚礼主持人。“当你看到你的姐姐站在州长面前时……你的视野也扩大了。”莎伦·马龙说，“我知道我会到某个地方，我不会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坐以待毙。”

莎伦·马龙198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后进入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工作，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深造。在她看来，现在的非洲裔美国人是“300年奋斗遗产的幸存者”，而米歇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父母。“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无论你在哪里长大，无论这个地方多么泯灭人性，你都能够保持原样，并把人性的力量传递给子女，让他们相信自己。”马龙和霍尔德在1989年“关心黑人”的慈善筹款活动上相识，后喜结连理。多年后，贝拉克在瓦莱丽·贾勒特的表亲安·沃克·马钱特举办的一次晚宴上被介绍给霍尔德。当奥巴马决定竞选总统时，霍尔德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马龙表示赞同，虽然她认为奥巴马胜选的概率为零。“我一直受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她说，“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我的父母是没有投票权的。而现在让我们选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当总统，坦白地讲，之前我一直认为是不可能的。”

米歇尔成为了能量和活力的化身。她参加双绳跳，与400多个孩子一起玩开合跳。她在新奥尔良打夺旗橄榄球，提着水桶在白宫草坪上奔跑，劝说孩子多喝水。她与晚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吉米·法伦参加套袋跑，在日间电视节目中与艾伦·德杰尼勒斯进行俯卧撑比赛并获胜。她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北区中学的孩子们共舞，而舞蹈设计则出自她的朋友碧昂丝·诺斯，后者后来推出的视频，在全国各市镇和学校引发模仿狂潮。这是纯粹的推广活动。“你们也看到了，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十足的傻子，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动起来。”米歇尔在2011年底时说，而此时距发起“动起来”项目已有近两年的时间。“我的疯狂是有理由的。无论是跳绳、玩呼啦圈还是迈舞步，这背后都有原因，那就是我想让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如果我能做，那么任何人也能做。”正如她在第二任期时所提到的进步哲学：“在改变行为之前，你必须先改变态度。”

对于米歇尔的这些做法，人们并不总是给出愉快的反应。“奥巴马夫人和她丈夫一样，都是江湖骗子。”《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读者在奥巴马夫妇2010年访问印度时写道。还有人指责她的穿衣风格、营养倡议，以及广为人知的她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的言论。萨拉·佩林在2011年的一档真人秀电视节目中对米歇尔进行嘲弄和歪曲。当时，这位前阿拉斯加州州长正在购买甜饼食材。“棉花糖巧克力夹心饼的配料在哪里？”她对着正在拍摄的摄像头说，“这是为了向米歇尔·奥巴马致敬，因为她前几天说我们不应该吃甜食。”佩林并未就此罢手。在另外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她说：“我们要抛弃这样一种政府思维，即被一些政客或政客妻子认为重要的事主导，让他们接管我们的生活，让他们为我们做决定。离我们远一点，不要打扰我们，让我们作为个体来行使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让我们自己做决定，让我们这个国家回到正轨上来。”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詹姆斯·森森布伦纳被发现不止一次地以极不友好的方式谈论米歇尔的身材。在一次教会活动中，他说她是“大屁股”。不久，在机场打电话时，又有人听到他说，“她告诉我们该吃什么样的食物，但她自己却是大肥臀”。他后来为此道歉。在“动起来”项目发起一年后，拉什·林博对他的听众说：“米歇尔·奥巴马似乎没有遵守她自己的营养饮食建议……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第一夫人不会呈现出《体育画报》泳装刊封面上的那种健美形象。”就是这名健壮的主持人，后来称米歇尔是“我的屁股”。

各种批评言论越来越难听。在互联网时代，地球村越来越小，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当公告传报员。米歇尔被比作《人猿星球》中的黑猩猩医生“兹拉”和《星球大战》系列中的“乌奇族人”。2013年，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牛仔小丑对着扩音喇叭开玩笑说，《花花公子》为米特·罗姆尼的妻子安支付了25万美元的出镜费。接着他又说，白宫为此感到懊恼，因为《国家地理》仅仅向米歇尔·奥巴马支付了50美元的出镜费。弗吉尼亚一所学校的董事会成员转发了一封邮件，画面显示一群裸露上身的非洲妇女在跳舞，而注释文字则说这是米歇尔的高中同学聚会。堪萨斯州众议院共和党议长在其转发的一封圣诞节邮件中，将米歇尔描述为“圣诞怪杰”，并暗示是纳税人为她的旅行埋单：“我确信，你们会和我一样祝愿我们的第一夫人在夏威夷度过一个美妙长假。当然，钱是由我们出的。”

米歇尔听到了。她知道，但她保持缄默。

14  简单的礼物

当思考在白宫岁月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米歇尔告诉白宫工作人员，她的目标是“把球向前移动”。这意味着推出有持久影响力的东西，留下政治遗产。

2010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亚长滩举办了一场妇女大会。大会上，米歇尔进行了演讲。现场没有激昂的气氛，在偌大的场馆里，只听得到她一个人的声音。灯光有些黯淡，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听她静静地解释为什么美国社会对军人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米歇尔在竞选活动中遇到了一些女性，她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她，引发了她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米歇尔曾经认为，自己很了解女性的各种担忧。“我阅读、思考、谈论，并且正在亲身经历着这些问题。”她说。但是有一部分女性（军人的妻子，有些自己就是军人）的经历，是她不了解的。这些女性承担着丈夫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参加战争的后果：逾6600名军人阵亡，5万多名军人受伤，另外还有25万名军人因路边炸弹爆炸而颅脑受伤。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10年里，被轮换派遣到战区的美国军人总数远远超过了200万人。

他们每次离家，时间通常在12个月以上，这期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家人都只能靠自己。米歇尔遇到一些女性，她们的丈夫已经是第三、第四或第五次被派遣到战区了。由于丈夫频繁接到调令，一些女性每几年就得搬一次家，把孩子带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她们自己的事业和学业也深受影响。这些女性担心丈夫的人身安全。其中一人告诉米歇尔：“如果没有随军牧师来敲门，那一天就算是幸运的一天。”这是米歇尔以前所不了解的。“这些女性中很多都比我年轻。”米歇尔说，“她们获得的支持和资源比我少得多。每一天，她们都在面对我无法想象的挑战。”

这次演讲宣布了“联合力量”项目的成立。这个项目是东翼大楼发起的，目的是为军人家庭提供支持。虽然离它正式启动还有数月，但在米歇尔及其助手看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妻子玛利亚·施莱沃组织的这个会议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基调定好。她们发现这事并不容易。“你不想以说教的方式告诉大家需要去做哪些事。”她的国内政策顾问乔斯林·弗赖伊说，“尤其是对军人家庭来说，你最好不要在这件事上过度煽情，那反而会帮倒忙。”军人家庭——尤其是受伤的军人——常常觉得大家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来对待，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大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且尊重他们。在排练时，团队讨论了演说的风格和内容。“我们反反复复琢磨，但是在她练习了一遍之后，我的担忧几乎全都烟消云散了。她知道怎么把握——在需要轻描淡写的地方轻轻带过，在有些咄咄逼人的地方进行柔化。”这不是弗赖伊第一次看到米歇尔的表现更上一层楼了。她说米歇尔通常为自己设定一个标准，然后超越它。“有时候必须有非常出色的判断力才行，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体察我们所做事情的基调和气氛。”弗赖伊说。她也称赞了米歇尔对目标的清楚认识，“有关这一问题的对话是持续的，我们不仅会讨论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也会讨论她在这个问题中的角色”。

米歇尔认为自己需要与女性群体对话，对话的主题常常与女性肩上的任务有关。当她谈到扩大医疗保险时，她将其描述为女性的福音，因为家人的健康往往是女性在管理。当她谈到儿童营养问题时，也是这样。当她在妇女大会上面对1.4万名女性听众时，她也同样如此。她让大家设身处地地为军人家庭的女性着想。她问道，当伴侣在半个世界之外从事一份危险的职业时，怎样可以找到平衡？她谈到事业中的玻璃天花板，说：“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待得不够久，得不到提拔，积累不了资历，就会这样。”谈到同工同酬时，她援引一项调研结果说，军人家属比其他人的年薪大约低10500美元，而军人家属参加社区服务的时间比普通人群多得多。她说，她想为军人配偶提供她们可以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以及她们在承担各种责任时需要得到的支持。

她说政府可以帮忙，但是与做“动起来”项目时相似，她认为官方援助永远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她表示女性之间的互相帮助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你看，”她说，“这就是我们身为女人能为女人所做的事情……我们来了。我们带着一些食物，来到她们的门前。我们带着一些巧克力，来到她们的门前。如果情况真的很糟糕，我们会带着一瓶酒来到她们的门前，对不对？我们轮流来做这些事情。我们说，‘嘿，现在把孩子们放在我那里吧。我帮你带一天，带一晚，带一个周末，你需要我带多久，我就带多久。’军人及其家属为保卫这个国家，为帮助这个世界，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仅仅心存感激是不够的，现在是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联合力量”不是那种华丽迷人的项目。实际上，它的很多工作都很不起眼，解决的是各种乏味的机构手续上的麻烦。例如，在2011年4月这个项目刚刚启动时，有1/3的军人配偶从事的工作需要拥有政府许可证，比如护士证或教师证。而只有9个州针对这个问题制定了法规。当一名军人被调到另一个地区时，通常他的妻子需要花上数月才能找到工作。或者，当一个军人从纽约德拉姆堡调到佐治亚州本宁堡时，他女儿在纽约所学过的课程的学分可能无法转到新学校去。“已经有数百万儿童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海军上尉布拉德·库珀说，该项目把他从国防部借调过来，负责其中某个阶段的工作，“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常常被淹没在噪音之中。”

在“联合力量”项目成立早期，刚刚从阿富汗回来的陆军上校杰森·德姆西担任着类似教练和解释者的角色。他是一名步兵军官，毕业于西点军校。在这一时期，他负责向第一夫人及其幕僚解释军队文化，因为之前他们对这方面缺乏了解。在这个任务临近尾声时，他说：“军人家属通常有一种感觉，即其他人不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他们不想要别人的可怜，也不想别人用一辆免费的汽车来打发他们。”他知道，对于虚情假意，尤其是服务于某种政治野心的虚情假意，军人社区总是心存戒意。米歇尔和同伴吉尔·拜登非常乐意做点什么帮助他们。吉尔·拜登是一所高校的英语教授，是军人的母亲，也是副总统的妻子。在东翼人的眼中，改变军队机构的步伐太缓慢了。“第一夫人感到失望吗？显而易见是这样的，这也不奇怪。”杰姬·诺里斯说，“她想做的不仅仅是用公益广告来增加这件事的可见度。她在这件事上的疑问是，‘我怎样才能做一些更加实实在在的事情呢？’”

但米歇尔不想自己亲自执行这个项目。这不是她作为第一夫人的分内之事。而且，正如她身边每个人都意识到的，这样的做法行不通。五角大楼的官员有时候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在去拜访他们时，邓普西会声明米歇尔对此态度真诚，并坚称这个项目很有潜力。“听着，”他回忆道，“你说得没错，这事不一定会完美无缺、包罗万象，我们也不打算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美国第一夫人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她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本来可以选择任何别的要关心的事情——自闭症、饥饿等。既然第一夫人已经决定要把时间花在军人社区的需要和困难上，那么我们就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他说米歇尔很快就明白了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十分小心谨慎。“她非常清楚，自己无法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他说。

随着项目的开展，白宫工作人员努力去理解退伍军人及其家属日益关注的一个方面：精神健康需求。他们让医学院承诺，加强医生和护士接诊退伍军人的培训。由于一些回国军人的失业率比普通市民高，他们还设法让美国企业承诺雇用这些回国军人。米歇尔经常找机会谈论军人的财产和赤字情况。“我想，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没有意识到军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上。”2009年，在奥巴马就任总统近6周时，米歇尔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说：“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搬迁，军人的配偶们很难找到工作，她们会遇到孩子们的学分不能转移，学业不能完成的情况，而且要找到又好又便宜的儿童照管服务也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一年前，当米歇尔发起“动起来”项目时，奥巴马曾发布了一道命令。这一次，他向联邦政府签发了总统令，要求给予合作，改善军人家庭的待遇。米歇尔公开承诺，她会把自己在全国各地参加圆桌会议时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奥巴马。

米歇尔本人对军人家庭正在经历的困难感同身受，而“联合力量”项目也达成了她的一个目标：推进奥巴马的议程。奥巴马曾作为一名联邦参议员在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任职，在伊利诺伊州主持过市政厅会议，提出过相关的立法方案，还在军队医院低调地看望过受伤军人。担任总统之后，他也在继续做这些事情。在竞选总统期间，他不仅批评了对伊拉克发起防范性战争的决定，而且还抨击布什当局没有向退伍军人尤其是伤残军人尽到国家义务。“我们听到过一些没有行动的空谈。”2008年2月，他在休斯敦外国战争退伍军人（VFW）大厅的一个集会上说。后来，奥巴马政府的退伍军人管理局也出了一些重大失误，但是，在达成选举目标上，米歇尔对退伍军人事务的关注确实产生了效果。在2012年与共和党候选人竞争时，军人的选票发挥了可观的作用。在双方势均力敌的一些州，比如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科罗拉多州，这些选票成为决定输赢的关键。

2011年1月8日，在图森市的一项户外政治活动中，一个名叫贾里德·洛克纳的暴徒在人群中开枪，导致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联邦法官。子弹击中了民主党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兹的脑部，但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为什么贾里德·洛克纳会在吉福兹的标志性活动“国会就在你街角”中向她开枪？事件的原因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但公众的话题却转移到了美国政治演说的艰辛上。

4天之后，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运动场上，奥巴马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进行了演讲。这是他最出色的政治演说之一。奥巴马敦促美国人更加仔细地倾听彼此，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让我们借此际来扩充道德律。让我们认清自己的道德观，再次意识到在我们稍纵即逝的世俗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财产、地位、权力或者名声，而是我们多么深切地爱过，对于让别人生活得更加美好，我们发挥的作用多么微不足道。进行这样的反思，让我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保持一致——我相信，这正是这样的惨案所需要的。”奥巴马引用了《圣经》中的句子，这些表述可以被视为奥巴马本质主义的表达。当时米歇尔就坐在前排，旁边是吉福兹的丈夫、宇航员马克·凯利。当总统宣布吉福兹在枪击案之后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时，米歇尔的左手紧紧抓住了凯利的右手，她的右手握住他的前臂以示安慰。当人群中发出欢呼声，所有人都站立起身时，她拥抱了他。这种姿态发乎自然，简单而温暖。

这起枪击案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部分是因为贾里德·洛克纳在不到30秒时间内用9毫米的半自动手枪“格洛克19”发射了31发子弹。这是一种可以合法购买的枪支，相当常见。吉福兹自己就有一把。另一些暴徒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其中一些情节更加恶劣。图森枪击案之所以引人瞩目，也是由于受害者的身份不同寻常。6名死者和12名伤者背后的故事和象征，足以令画家诺曼·洛克威尔拿出调色板。他们中有联邦法官、国会助手、试图救护朋友的教堂志愿者、为妻子挡子弹未果而受伤的退伍海军军人。而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可能就是9岁的克里斯蒂娜·格林了。她喜欢游泳、舞蹈和体操，学习优秀，不久前刚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成员。极为巧合的是，她出生于2001年9月11日。“她用一个孩子的眼睛目睹了所有一切，成年人通常视为理所当然的讽刺和刻薄，未曾黯淡她的双眸。”奥巴马说，“我希望能不负她的期望。我希望我们的民主能和克里斯蒂娜想象的一样美好。”他结束了发言，合唱团唱起了《简单的礼物》。这是19世纪的一首震颤教歌曲，也曾在他的就职典礼上被演唱过。

克里斯蒂娜只比萨莎小3个月，米歇尔和奥巴马可以从她身上看到自己孩子的影子。米歇尔从“成为第一夫人的母亲”这一身份出发，希望做一次公开讲话。她写了一封信并录制了视频，但西翼想让总统来牵头，因此这段视频一直没有公开发布过。奥巴马在图森发表讲话的第二天，白宫发布了米歇尔的《致父母的一封公开信》。她说：“作为父母，这次枪击案及其后果让我们思考：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将要成长的世界，诸如此类的事件意味着什么……我女儿问过我的问题，你们中很多人的孩子也会问你们。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回答出来的。”忆及自己童年时期的经验教训，她敦促父母向孩子们灌输被珍视的价值观，即在希望看似遥不可及的时候，仍然要找到希望，以及从最善意的角度，而不是最恶意的角度来推测自己周围的人。

当思考在白宫岁月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米歇尔告诉白宫工作人员，她的目标是“把球向前移动”。这意味着推出有持久影响力的东西，留下政治遗产。而在第一夫人这个位置上，她既没有财政预算，也没有大帮幕僚。她想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得一点一滴地亲力亲为。她的新闻秘书凯蒂·麦考密克·莱利维尔德说：“她不能在内阁部门之间奔走，然后说，‘我在开展这个项目，我在做这件事情，你们需要帮帮我。’他们并不是她的手下。”米歇尔开始寻找同盟，也让她的助手们这么做。为了“动起来”项目，她需要医生、商界领袖、父母和总统内阁的支持。“当然还有西翼的吸引力。”莱利维尔德说。白宫工作人员主动接触联邦机构的人员，也与市长和州长搞好关系，邀请他们去白宫，或者在全国各地的讲台上，与第一夫人站在一起；而这位第一夫人一直都比她饱受攻击的丈夫人气更高。“她的力量体现在，”杰姬·诺里斯说，“大多数人都想取悦第一夫人。”

为了把消息扩散出去，米歇尔采用了名人路线。她找到著名艺人碧昂丝·诺斯。碧昂丝有洪亮的嗓音和华丽的舞台风格，她丈夫肖恩·卡特的艺名叫作“杰伊·Z”，是一名说唱乐手。碧昂丝对音乐和市场营销很有见地，她把自己的歌曲《让我更有型》重新编制成《动起来》，调子朗朗上口，很适合儿童演唱：“流点汗从来没害处。不要站在墙角！每个人都动起来。”其中的一个音乐视频，故意制作得好像是出自读高中的快闪族之手，很快就吸引了大量观众，在2014年初，点击量达到了3000万次。碧昂丝在哈勒姆P.S.161公立学校跳舞及米歇尔在华盛顿市公立中学跳道基舞的单独版本，吸引的观看人次更是多出好几百万。很快，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公共健康部门也纷纷效仿，制作了自己的音乐视频版本。米歇尔的工作人员有点害羞地承认，她们在东翼一个铺有地毯的地方练习舞步。

米歇尔还找到了网球冠军塞雷娜·威廉姆斯以及其他职业体育明星，包括体操运动员多米尼克·道斯和加比·道格拉斯，橄榄球前卫德鲁·布里斯和科林·卡佩尼克，滑冰选手关颖珊，篮球运动员格兰特·希尔，以及田径运动员埃里森·菲利克斯。她还邀请了奥巴马的长期私人教练康奈尔·麦克莱伦，他从芝加哥搬到白宫来负责健身事宜。奥巴马指派麦克莱伦负责改组总统的健身委员会，后来为了呼应“动起来”项目，这个委员会改成了总统健身、运动及营养委员会。米歇尔还为著名厨师和学校食堂牵线搭桥，并亲自参加了一些电视烹饪节目。

在这个项目进行到第4年时，米歇尔邀请迈阿密热火队制作了一个提倡健康饮食的恶搞视频。当队员们到白宫庆祝该队最近一次获得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冠军时，总教练埃里克·斯波尔斯特拉对全明星热火队球员德韦恩·韦德和雷·阿伦做了模拟采访，背景是勒布朗举起一个篮板和篮筐。米歇尔飞奔过来扣篮，然后得意地大笑，足以吸引街头的篮球小子。随后，米歇尔和球员们毫无忌讳地大啃苹果。“笑死我了，我喜欢她。”一个网民这样回应这段视频。该视频随之在电视和网络上热播。另一个网民写道：“实在太有趣了……奥巴马夫人真的很酷。”但也有很多人表达了不同看法。赫然在目的有：“就算委婉地说，这也让人厌恶。不庄重。她的臀部一点没变”，“全都是些猴子”，“天哪，她让我恶心”。

从特勤局的记录来看，奥巴马受到的威胁比任何一位前任总统都至少多3次。这样的风险使得他受到了全方位的安全保护，也说明了为什么奥巴马会比以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提前受到特勤局的保护。这样的危险很少公开浮现，风险的严重性难以估算。但在2011年11月的一个夜晚，这种威胁真的出现时，特勤局的表现却不怎么出色。当晚，一个叫奥尔特加·埃尔南德斯的枪手认为奥巴马“必须被阻止”。他把车子停在宪法大道上，用一把罗马尼亚制造的半自动来福枪朝着白宫居住区射击，该建筑至少被击中了7次。

一发子弹击穿了白宫的古董玻璃，但被防弹玻璃层阻挡，没能射入居住区。另一发子弹穿入杜鲁门阳台的一个木头窗沿上。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大约8点半，当奥尔特加·埃尔南德斯开火时，只有萨莎和玛丽安在家。米歇尔和奥巴马出门了。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玛丽亚在保安的护送下回到家。尽管几个特勤局官员确信自己听到了枪声，附近也有其他人听到，但一个指挥官却告诉同僚们解除戒备，显然以为是有汽车发生了逆火。特勤局发现白宫被至少射中了7枪时，已经是4天之后了。奥巴马毫发无伤，米歇尔也是如此。她从一开始就担心会出现暗杀事件。特勤局不仅没能看出袭击的苗头并加以阻止，而且还让从700码之外发射的子弹打到了奥巴马经常出现的一个位置——在温暖的白天以及清爽的夜晚，他们会坐在露天的杜鲁门阳台上，在那里消遣。同样可怕的是防弹玻璃的另外一边是黄色椭圆厅——这栋房子中米歇尔最喜欢的房间。

2014年9月，一个名叫奥玛尔·冈萨雷斯的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带着一把刀，翻过宾夕法尼亚大道一段白宫围墙，快跑穿过北门，进入大楼里面。他本可以顺着楼梯跑入居住区，但却朝着东翼跑去，然后跑往绿厅，直到被擒。调查表明，特勤局没有放出警犬，也没有便捷的方式来锁上白宫的大门。应白宫管理员的要求，一个声音响亮的警报器被切断了和系统的连接，因为他们说警报器经常发出误响。

对于东翼的项目，米歇尔及其工作人员花了大量时间在信息的扩散上，但他们也需要弄清楚怎样改进政策和行动。在军人家庭方面，存在着很多具体的细节问题，比如探亲假、子女照看、工作许可证、如何搬迁到不同州的学校就读，以及如何转移学分等问题。有些工作可以由五角大楼、退伍军人管理局和私营企业去做。她以科学为依据，参与设计了一个“食品金字塔”，推动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健康的午餐——更多水果、全麦食品和脱脂牛奶，较少的盐和饱和脂肪含量。

米歇尔游说国会成员通过2010年的儿童营养法案《健康、无饥饿儿童法案》。此举扩大了学校午餐项目的影响力。尽管该法案也使用福利费用，但这是国会山做的一个妥协，以安抚进步派民主党人士的失望之情。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米歇尔是在法案起草之后才得知这些细节的。詹姆斯·威尔是一位权益倡导者，支持为贫困人群提供更有力的食物方案，他认为米歇尔推动的法案存在缺陷。“如果你是一名煤矿工人，或者遭到了裁员，你知道白宫里有埃莉诺·罗斯福或哈里·霍普金斯会帮你说话。”威尔说。他也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食品研究和行动中心的主席。“米歇尔没有扮演埃莉诺那种角色，他主要在和高端的有机食品大厨交流。”他补充说。

食品、零售和餐饮行业的从业者们驱车前往白宫，想看看他们能为缓解美国人体重超标现象做些什么。米歇尔在生鲜生产商协会的会议上致辞，号召他们“加快步伐”。她说，当孩子们看见名人和他们喜爱的卡通人物兜售糖果时，他们就被灌输了错误的信息。“我们需要你们不仅仅做些小调整，而是彻底地反思一下你们的产品，你们传达了什么样的关于这些产品的信息，以及你们怎样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的孩子们。”米歇尔说，“这不是说，不使用某种有问题的成分，然后用另外一种来替代它。减少脂肪含量肯定是件好事，用糖或盐来代替它就不是好事了。这也不是说，用少量的有益成分就能抵消大量有问题的成分。比如，在一种高糖分的产品里面，稍微多添加一点维生素C，或在一种高脂肪的产品里面，添加1克纤维。这种做法，不会让这种产品马上就变得对孩子们有益起来。”她说，企业需要重新制定配方，并且用多样化的营销手段来推广产品的优点。她的告诫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不会强制推出新条例。这得到了食品行业的欢迎。

“橄榄园”和“红龙虾”这类迎合中产阶层口味的连锁餐厅响应米歇尔的号召，承诺将减少食物中的盐分，让食物变得更加健康。通用磨坊和卡夫等很多公司则承诺减少食品中的卡路里含量。赛百味也加入这个行列，承诺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健康的套餐——用水果替换了甜饼，用脱脂牛奶和水替换了苏打饮料，同时在三年中花了4100万美元来推广这些新套餐。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也在努力改善自己的形象，宣布会出售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不出售含有反式脂肪的包装食品，把精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减少25%。如果所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沃尔玛的决定将会影响供应商的行为，在全行业引发改变，令东翼的目标得以实现。

这个项目的企业事务部分则由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健康美国伙伴”（PHA）进行协调。尽管“动起来”项目参与了它的创办过程，但该组织从法律上说是独立的。健康美国伙伴的成员包括沃尔格林公司、凯悦酒店、医院及健康护理供应商。这些成员发现，和营养、健康以及第一夫人感兴趣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很有好处。发布公告时，米歇尔通常也在现场，面带微笑，对他们大加赞赏。白宫把这种情况视为双赢。

这样的善行是建立在确保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东翼认为，与强制推行新的营养条例或新的儿童营销法规相比，让企业自愿参与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美国健康伙伴在网站上清楚地写明了自己的策略：“美国健康伙伴和私营企业一起，做出富有意义的承诺，确保承诺在得到履行时，荣誉将属于有功者。美国健康伙伴不会强迫行业公司满足不现实的标准。我们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发掘私营企业获得成功的潜力。我们希望这些私营企业和我们一起努力，原因非常简单：没有它们，我们无法成功。”

营养食品拥护者们怀疑，如果没有公共监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条例和法规，商界就不会足够深入和迅速地采取行动。2011年，这种状况出现了。在行业说客的游说下，国会试图限制商家针对儿童群体做广告的指导方针胎死腹中，而其中一些说客就是公开支持“动起来”项目的企业派遣的。调查显示，广告会提升儿童对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食品的兴趣。这些指导方针本身可以是自愿遵循的，但食品和媒体行业的巨头积极抵制它们。尽管指导方针得到了美国儿科协会以及其他机构的认可，但企业抱怨说，条例都是一刀切的，很不科学。白宫指责国会在这件事上退缩。参议员汤姆·哈金是艾奥瓦州的一名民主党人，他把手指指向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如果不是直接指向东翼的话。“白宫临阵退缩了。”哈金说，“它相当于是在暗中破坏第一夫人开展的所有事情。”

奥巴马夫妇到达华盛顿时，人们对健康食品的兴趣已经在日益增长。企业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在改变自身策略。2005年，麦当劳在菜单上增加了沙拉。但是，第一夫人的努力激发了公众讨论的热情。从白宫花园到“动起来”项目，从新的营养标准到无数个学校菜园获其启发得以建立，以及美国商界的改变。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主流媒体对米歇尔的报道几乎都是正面的。只有一次例外，那是2010年8月，她和萨莎前往西班牙做私人旅行——这次旅行完全属于私人性质，但她们动用了一架喷气式飞机和一个特勤局小分队。《纽约每日新闻》在一则头条消息中称她为“现代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听说法国农民在挨饿，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说“让他们吃蛋糕”。这个故事长传不衰，尽管历史学家怀疑该王后是否真的这样说过。）对米歇尔来说，这次行程是为她在芝加哥的密友安妮塔·布兰卡德提供支持的一个方式。布兰卡德的父亲刚刚过世。她和丈夫马蒂·内斯比特曾经对孩子们许下生日承诺，每个小孩在年满10岁的时候，都可以选择一次旅行。这次轮到罗克珊·内斯比特做选择了，而她选了西班牙。米歇尔和朋友们将住在西班牙阳光海岸的一家豪华酒店里。

白宫工作人员之前就预计到这会引起麻烦。当时经济处在衰退期，而且正值2010年那个艰难的选举季，他们知道，做一次豪华的境外游会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米歇尔倾听这些意见，但她说这次旅行对自己很重要。她最后决定还是要去。不出所料，西班牙媒体迅速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米歇尔在马尔韦利亚、龙达和阿兰布拉漫步，以及之后在马略卡岛和萨莎一起礼节性地访问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索菲亚皇后。他们一起享用西班牙凉菜汤和多宝鱼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媒体上。这种照片和故事很快就带来了麻烦。奥巴马一家支付了酒店费用，以及米歇尔和萨莎乘坐头等舱的机票钱，这是总统本次任职之前就做好的安排，但相对于纳税人承担的部分，这笔费用微不足道。米歇尔旅行带的随从不多，但是出于安全考虑，配备了大量特勤人员，这些费用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一个保守派监督团体提交了《自由信息法案》申请，随后估算出这4天的旅程花掉了联邦公库逾46.7万美元。当被问及有关在艰难时期支出这笔费用的问题时，白宫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回答说：“第一夫人在做私人旅行。在私人旅行中，她是普通公民，也是她女儿的母亲。我觉得这件事就这样吧。”

她们又在纽约度过了一个约会之夜，但这次的开销明显高了许多。还有其他一些行程。在科罗拉多州和女儿滑雪，在纽约观光和看戏，在法国度假，在南非狩猎。每次都会有批评家或者其他人计算空军波音737每小时11351美元的费用以及其他开支。带着保镖出行，由美国政府的飞机接送，这是第一家庭的真实生活，而且很多年来都是这样。在担任总统的8年期间，乔治·布什前往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77次，至少有490天待在那里；他还去过戴维营187次，有487天待在那里。第一夫人应该怎么做？当时的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幕僚长安妮塔·麦克白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她说，费用高昂的国外度假可能最好是留待以后再去。当劳拉·布什和她的朋友离开市区时，目的地可能会是国家公园。“你最好在做这份工作期间小心。”麦克白说，“最好是找到争议最小的消遣方式……这事引起争议不值得。”

对于这种两难处境，负责为米歇尔处理争议的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极为警惕。“可以的话，她会乘坐联合航空的飞机，但她不可以。”莱利维尔德说，“有时候，她只想与密友和孩子做一趟增长见识的旅行。问题在于，是不是因为存在财务和人事记录，她就不应该出行呢？你要如何判断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呢？”

奥巴马第一次赢得竞选可谓顺风顺水，但在2011年争取连任的角逐中，浪涛却汹涌起伏。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上行的趋势，财政赤字末尾的零多得难以数清。在2011年夏季，失业率升到9%；从“二战”之前开始，在任总统面临连选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高的失业率。据劳工统计局报道，有600万民众失业长达27周以上。全国失业率为9.1%。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为16.7%，而一年前的这个数字只是略低一些。在选举日的15个月前，NBC新闻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错误的轨道上运行。略占多数的人对奥巴马的整体表现并不认可，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出现。59%的人不认可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人们对他的认可度略高一些，为50%。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感到安慰的话，那就是只有13%的美国人认可国会的表现，其中众议院是由共和党控制的。

2011年8月4日是奥巴马50岁的生日，史蒂维·旺德在东翼表演，他和米歇尔一起跳舞。就在第二天，信用评级机构有史以来第一次下调了美国的债务评级，这引发了华盛顿的政治僵局。当然，如果经济回升，赤字就会缩减。奥巴马和经济学家们认为增加联邦支出会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而共和党人坚定地认为赤字太高，所以不能增加支出，这让奥巴马他们无计可施。无论共和党采取何种说法，他们阻挠就业提案和经济刺激措施其实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经济得到改善，就会有比较多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将其归功于奥巴马。那样就不利于共和党达成自己的目标：在2012年11月击败奥巴马。

批评的声音从各方传来。奥巴马努力想和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在支出和税收问题上达成一个双赢方案，结果却徒劳无功。博纳是俄亥俄州共和党人，目光短浅，而且他带领的党团也很不好领导。消息传出，说奥巴马已做出了重大让步，但仍收效甚微，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支持者开始觉得总统没有魄力，尤其是在他同意延展布什时期的一个措施，继续减免美国最富裕阶层的税收之后。同时，让他们不安的是，移民改革也毫无建树；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而进行的碳总量管制及交易法案注定走向失败；关塔那摩监狱仍在使用；而奥巴马最有代表性的成就——平价医疗法案，其命运仍旧掌握在最高法院手中，那里的保守派占多数，具体比例是5比4。股市倒是一个亮点，至少对50%买了股票的美国人来说是如此。与经济衰退时期的低点相比，股市出现了大幅上扬。但即便是股市，2011年8月的行情也很糟糕。标准普尔500指数当月下挫了5.7%，这是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下挫。8月美国没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引发了人们对再次出现衰退的担忧。

从好的方面来看，奥巴马在底特律汽车行业上押注虽然不被看好，但却获得了回报。他没有让美国军队担风险，就帮助结束了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海军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抵达巴基斯坦的一座建筑物里，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9·11”恐怖袭击策划者、全球最著名的被通缉者本·拉登，这为奥巴马赢得了总统任期中最大的一个赌注。后来，副总统乔·拜登在竞选活动中支持奥巴马连任时说：“本·拉登死了，通用汽车活了。”然而，2011年8月也是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的阿富汗战争中伤亡最重的一个月。美军当月有66人遇难，包括被阿富汗武装分子击落的一架切努克直升机上的30人。

这不是奥巴马希望带到2012年选举中去的成绩，他想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获选连任两届总统期满的第二个民主党人。第一个是比尔·克林顿。8月，当米歇尔和奥巴马回到马撒葡萄园岛度假时，两人讨论了竞选失利的可能性。要获胜并不容易，但奥巴马决定坚持到底。“他强烈地感觉到，为了把经济拉回正轨，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说，“他不希望由另外一个人来接手，拾取胜利果实。”

如果奥巴马在选举中失利或者退出选举，他在历史书本中将被归入哪一类人，这是很容易猜测的。不会是林肯、罗斯福，甚至是里根那类人，而会是那种只当过一届总统的人，比如吉米·卡特和老布什。如果共和党人在2012年的大选中获胜，那种感觉会像被人抛弃一样糟糕。更重要的是，那会对奥巴马取得的尚不稳固的成果构成威胁，最明显的就是医疗改革方案。是的，他很沮丧也很疲惫，但他不可以失败。奥巴马和米歇尔都是争强好胜的人。无论是玩拼字游戏还是竞选总统，他们都讨厌沦为输家。

米歇尔再次做好了准备，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准备得更好一些。孩子们都安定下来了，一家人过得有声有色，她自己的项目也在加速进行。在2011年初，她告诉一些记者：“我更加明白我的角色是什么了。我们的日程变得更清楚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要去哪里。”此外，她也已经了解政治冲突会带来什么。虽然她也遭受了批评，但她的人气比奥巴马高得多。8月，在奥巴马的支持率滑向新低时，美联社的民调显示，仍有高达70%的美国人持正面观点。即便是倾向于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台，也在10月表示她的支持率为62%，只有28%的受访者对她印象不好。在民主党人、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中，她的支持率更高。

那些曾经支持过奥巴马的人，现在需要再度激发他们的热情，这是米歇尔的一个基本任务。奥巴马需要他们的资金、他们的能量，以及他们的选票。这次竞选活动把奥巴马定位为中产阶层的守卫者：在这样一个时期，经济上的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且变得日益明显，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而奥巴马将为中产阶层的利益代言。“一味关注富人，国家不可能长期繁荣。”奥巴马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道。米歇尔则利用每一个可信度高的新闻媒体，来打消选民的顾虑，让他们相信贝拉克是无愧于总统职位的，并提醒他们为什么应该关注这件事。她传递的信息，与2008年她在竞选活动中的发言，以及20多年前她在芝加哥与奥巴马关于使命的交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011年9月30日是筹款季度的最后一天，当天秋高气爽，捐赠者在缅因州的伊丽莎白港开龙虾宴，米歇尔对捐赠者们发表了演说。在她此行前一天晚上，该州的共和党主席预言奥巴马会输掉缅因州的四张选票。“靠自己的双手工作的选民会选择共和党。他们明白，华丽的实验是行不通的。”查理·韦伯斯特对《波特兰先锋报》说。米歇尔为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以及民主党筹集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她意识到，竞选活动其实是一场政治较量。不管她对这一职业有何感想——尽管2010年的中期选举并不激烈，她都会全力以赴。演讲伊始，她就告诉富有的听众们，另外一半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不仅讲了靠自己的双手工作的那些人的故事，还讲到“努力维持小生意”、“付不起看病费用”和“无法继续还房贷”的人们的故事，说“这些艰辛都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中产阶层备受各方压榨已经有数10年之久。油价、生鲜食品的价格，以及学费等等不断在上涨，但人们的薪水却没涨。当这次经济危机袭来时，很多家庭都难以为继”。

她说，公平是她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思考的一个主题，现在这个主题不仅成为了辩论的中心，而且也被提上了总统的议事日程。公平就是每个人、每一个人，都获得自己应得的待遇，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贝拉克和一位共和党人之间做选择的选民们，其实是在两种各不相同的愿景之间做决定。选民面前有伸出援助之手的贝拉克，米歇尔说他擅长记住每个人的故事；选民面前还有其他人，这指的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她从来不用名字和党派来称呼他们。“这关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尊重数代人之前做出的基本承诺：在艰难时刻，我们绝不抛弃同胞。我们不会让处于困境的家庭分崩离析，我们会说：‘为了上帝的恩典，我的家庭前来帮忙，’我们会记得，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

从就业提案到《平价医疗法案》，米歇尔为奥巴马的重大举措做了直率的辩护，她谈到了如果“伙计们”——意指国会的共和党人，但她没有在发言中指明——否决《平价医疗法案》，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痛苦。“今天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会让他们得逞吗？我们会让保险公司因为我们有乳腺癌或糖尿病的先兆，就否定我们的承保范围吗？还是说我们应该站出来，表明在这个国家，我们不会允许民众因为生病而破产？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会让保险公司拒绝涵盖基本的预防性医疗吗？比如可以节省开支、拯救生命的癌症筛查和产前保健？”

在这次演说中，她有7次问到，如果美国是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会对那些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处于困境中的同胞说‘你运气不好，只能靠自己，我们这里的机会只属于上层社会的少数人’吗？还是说我们会给每个孩子提供获得成功的机会，不管她来自哪里，长什么样子，父母是否富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不断抛出问题，并期待听众的回应，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这次演说。这种方式后来也成为了她的标志性做法。

米歇尔：所以，我们不能自满，不能倦怠，不能沮丧。我们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事。现在是时候行动起来了。那么，我来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会参与进来吗？

听众：会的！

米歇尔：真的，我需要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会参与进来吗？

听众：会的！

10天之前，在远离缅因州的曼哈顿，女权主义倡导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目睹了米歇尔对一群进步女性进行演说，激发她们斗志的场景。她说，听众中有很多人都不希望共和党的人得逞，她们对奥巴马感到不满意，希望他在谈判中更加强势一些。“在纽约某演说厅里的那种紧张感，你可以想象得到。”斯泰纳姆说，“但在她的演说结束时，大家站了起来，欢呼着，已经做好行动的准备。这是很大的转变。”

几个月之后，在芝加哥南区的伍德朗，距离米歇尔儿时居住的公寓只有几个街区之遥的地方，另一个大不相同的群体聚集一堂，倾听米歇尔的发言。那是在居民区的一个房间里，旁边就是一家美容沙龙。这里的居民区不太安宁——最近发生过几起枪击事件，而且是在夜里。每次有女性走进来，都会有人检查一下通向街道的门是否已锁好。米歇尔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她呼吁全国的女性为奥巴马的连任行动起来。在场的女性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她们备受鼓舞。“我们为她、她的母亲、她的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她们是在白宫里生活的女性，她们是黑人女性。她们在那里居住、进餐，感受那里的一切。”眼科技师霍普·亨得利说，“我从未对哪位第一夫人有这样的感觉。”

亨得利喜欢听米歇尔在2月那个夜晚的讲话，也为她在华盛顿扮演的重要角色感到自豪。“我喜欢他。”她在谈到奥巴马时说，“但米歇尔像是姐妹淘。”她解释说：“一起跳过绳的女孩子都有同伴情谊，但总有一个姐妹……好像与你有一种心灵感应……你想给她打电话时，她也正想给你打来。”亨得利和米歇尔之前素未谋面，但她喜欢米歇尔的自信，喜欢她树立的榜样，以及她打破常规的做法。几天之前，米歇尔曾因去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滑雪而引来非议，因为她花费的这笔开支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无力承担的。“我想的是，姑娘，去滑雪吧，滑个痛快。天气好的时候，就穿起你的高跟鞋；天气更好的时候，就穿上你的运动鞋。把头发放下来。人们说她怎么能用手碰伊丽莎白女王呢？猜猜会怎样？她下次还会这么做的。”亨得利说，并表示米歇尔是作为黑人第一夫人在面对种族歧视的仇恨。她坚信，即使在深夜时分，当奥巴马在面对阻碍、对手以及恶魔时，米歇尔会是一股坚定的力量。“我可以听到她说，‘加油，宝贝，你可以做到。加油，加油，宝贝。再来一次。再次把他们打败。’”

米歇尔喜欢掌控局面。她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发生错误或意外可能性最小的位置上。她清楚地向助手们交代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助手们则发挥创造性，努力工作，来传达她的信息，保护她的形象。当两个想出风头的人闯入第一次国宴，暴露了安全和礼仪上的重大漏洞时，一些批评者把矛头指向了东翼和社交秘书黛泽丽·罗杰斯。罗杰斯是芝加哥人，刚做这份工作不久。米歇尔相当恼火，因为这件事让白宫尴尬，而且把大家的目光聚拢在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上。在公众场合发言之前，米歇尔会事先进行排练，而且通常会使用提示设备，以免忘词，奥巴马也如此。米歇尔的工作人员对于以她的名义发布材料极其谨慎，尽管与奥巴马的竞选筹款电邮相比，她的电邮可以筹到更多资金。在媒体的选择上，白宫助手们通常会选那些受众体面、主题可控、语气宽容的媒体。她们也擅长在喜剧表演、脱口秀和儿童节目中赢得一些宣传时段。此外，她们还一直用白宫和竞选活动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一些记录欢乐场景的照片和视频资料。

采取这样的策略，意味着这些年来只有几家重要媒体的记者报道米歇尔的故事。这些人中有普利策奖获得者、《华盛顿邮报》文化评论家罗宾·吉汉、《华盛顿邮报》的科里沙·威廉斯、美联社的达莲娜·苏珀卫，以及《纽约时报》通讯员雷切尔·斯旺斯，她写过一本关于米歇尔家世的严肃书籍。除了米歇尔本人接受的访谈会受到精挑细选之外，东翼也试图限制对米歇尔的手下、朋友和前同事的采访。即便这些人会说好话，也是如此，实际上这些人几乎总是会说好话。“米歇尔不希望有人乱说话”，米歇尔的第一任幕僚长杰姬·诺里斯说，“她希望朋友们能主动联系，进行交谈，确保对外面说的话有利于她的形象。”米歇尔周围大圈子里的人往往都比较忠诚，按规矩办事。

最重要的是，白宫的目标是推进米歇尔的议程，帮助奥巴马再次当选。在米歇尔政治生涯的早期，她曾说：“媒体怎样报道我，我并不在意，所以，我说不出媒体报道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尽管记者们对待她很认真，撰写的报道也直言不讳——专业人士都会这样做。但她常常会感觉到，媒体上勾勒的米歇尔·奥巴马的形象和她真实的自我形象差距太大。2009年，她对访问白宫的非洲裔美国出版人团体予以赞扬。“你们知道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历程。”在和奥巴马一起欢迎他们时，米歇尔说，“我们的经历对你们来说并不陌生，当我们在你们的报道中读到我们的故事时，就会感觉到这一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我经常说，当我阅读你们的报刊时，我终于认出了我自己。”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样的经历，她就更愿意和吉汉、汤普森、苏珀卫或斯旺斯（他们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交谈。

米歇尔非常优秀，很多人也对她的故事感到着迷，因此新闻业者挖掘了一些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的家世。斯旺斯和同事乔迪·坎特与一名系谱学者合作，将米歇尔的家族追溯到了奴隶制时期。他们报道说，米歇尔有一个白人祖先，是一名奴隶主的儿子，名叫查尔斯·马里昂·希尔兹，他和家里的年轻奴隶梅尔温妮娅·希尔兹生了一个孩子。之前，奥巴马一家每年都在格林伍德的家中举办大型的感恩节家庭晚宴。2009年，他们把这个聚会搬到了白宫。米歇尔把《纽约时报》画的族谱图拿给大家看。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米歇尔谈到了历史的进程以及她作为美国第一位非洲裔第一夫人的角色。“我的太祖母实际上是一个奴隶。”她说。“今天的我们仍然和奴隶制息息相关……我们与奴隶制并不遥远。我能够想象出她的样子。”

2012年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头版故事，其开篇语气正是米歇尔憎恶的那种类型。它是这样说的：“米歇尔·奥巴马私下里脾气暴躁，不仅对总统的团队是这样，对她丈夫也是这样。”这篇文章是在为坎特的新书《奥巴马夫妇》造势。该书定价很高，因为讲述的是总统婚姻的内幕故事。在这篇文章中，坎特表示，米歇尔正在掌控并巧妙地重新定义这个角色。但文中还暗示，米歇尔和总统顾问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和不安。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对华盛顿的读者来说，这简直就是兴奋剂。巧合的是，米歇尔已经安排了一个采访，以便提携一个叫盖尔·金的芝加哥朋友，那是她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早》节目主持人的第一个星期。这个节目播放的前一天，坎特的书已经面市。“我从来不读这些书。”米歇尔对金说。但她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一些细节，她认为坎特在自己的素材上发挥过度了。米歇尔自己的敏感很明显。“我猜测，想象白宫里存在这些矛盾以及一个强势女人是很有趣的。”米歇尔说，“但是，从贝拉克宣布参选第一天起，就有人尝试把我描绘成这样的形象，这种脾气不好的黑人女性形象。”她明显很恼火，“有谁可以写出我的感受呢？有谁？怎么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来告诉我，我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东翼早就知道坎特会出这本书。尽管米歇尔谢绝为这本书接受采访，但坎特获得许可，接触了若干关键人士。在该书出版前的几周，白宫让前新闻主管、民主党策略顾问安妮塔·邓恩去弄清坎特到底写了些什么。之后，白宫就安排好人手，准备为第一夫人做辩护。西翼的新闻办公室则给坎特的作品贴上了“对过时新闻的过度演绎”的标签。助手们努力地打电话，写邮件，告诉记者和出版人，他们认为该书在哪些地方出现了偏颇。而奥巴马阵营里有不少人，无论是以前还是现任的白宫工作成员，都说这本书总体上格调欢快，没有包含重磅爆料，没有进行尖刻的批评，因此他们对采取这种公关做法提出了质疑。如果说白宫工作人员的攻击性举动产生了什么效果，那就是为这本书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而东翼本来希望没人去读这本书。

右派评论家迫不及待地用真实或杜撰的故事来添砖加瓦，他们讲述自己对米歇尔的印象，在媒体报道上占据了大量篇幅。她是精英主义者！她是社会主义者！她是好战分子！她是伪君子！“我们给米歇尔起了个绰号：莫歇尔（Moochelle；mooch在英文中指想捡便宜的人）。”米歇尔从西班牙回来后，拉什·林博念叨着说：“莫歇尔，莫歇尔，莫歇尔·奥巴马。那会把他们气疯，是不是？”林博的滑稽表演为他赚不少钱，他很擅长找到取悦民众的说法。右派人士使用“莫歇尔”这个词的时候，用它暗示很多东西。或许是一头肥奶牛，或一条血吸虫，它环绕着大政府、福利国家、开支巨大的民主党，以及靠救济金生存的黑人。这个绰号具有安·兰德的风格。兰德崇拜市场，对反政府主义的茶党以及主流的共和党谄媚者来说，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几乎就是行为指南。兰德贬低“莫歇尔们”，这类人是劳动者，依靠辛勤工作过日子。保罗·瑞恩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他曾经把《阿特拉斯耸耸肩》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别人。2012年，瑞恩获得副总统提名，而生产者与索取者之间的对抗成为了共和党的一个讨论焦点。选择瑞恩的人是米特·罗姆尼，他通过运作资本获得了大笔财富。败给奥巴马后，罗姆尼说有“47%”的美国人相信“政府有责任关心他们”，毫无疑问他们会投票给奥巴马。9月，在夏洛特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时，米歇尔尖锐地评价了罗姆尼和瑞恩的世界观。

前往夏洛特之前，米歇尔6月去了一趟纳什维尔，目的是去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的全国性年度大会上和黑人选民拉近关系。这和2007年到奥兰治堡那次的情况有些相似，只是这次她没有向听众们介绍贝拉克，而是请他们不要放弃贝拉克。她说，奴隶获得自由不是在一天之内做到的，进行这样的选举也不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她列举了很多有名的例子：蒙哥马利公交车上的罗莎·帕克斯、小石城中心高中的欧内斯特·格林，以及托皮卡的奥利弗·布朗，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的原告，她说这个案子终结了“隔离而平等”的谎言。5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但依然需要不懈的努力。“我的意思是，”她说，“一些孩子在破败的学校里荒度时日，高中毕业之后没有做好进入大学或就业的准备，你们要怎么做？大约有40%的黑人儿童体重超标或肥胖，你们要怎么做？……所有这些孩子都在不太安全的居民区里成长，从未得到过值得他们去努力的机会，你们要怎么做？”这些年来，她与奥巴马和朋友们也进行过这样的交谈。“我们代表他们启动过什么诉讼案？我们为他们通过了哪些法律？我们以为我们在法庭和立法机构里的斗争都获得凯旋，那是因为我们也很容易把目光和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生活中以及自己家庭里发生的事情上，然后不作多想。人很容易产生无助和无望的感觉，但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普通市民为正义事业团结奋进更加强大有力”。

米歇尔呼吁数以千计的听众采取更多行动。到市政厅去，问问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事情以和社区的饥饿状况做斗争。到学校董事会的会议上去。到理发店、教堂的停车场去，和人们谈谈市政厅和华盛顿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去竞选公职。去了解新闻时事。列出电邮清单，发送文章，探讨你关心的问题，然后打电话给他们，确认他们读了你发送的这些邮件。米歇尔的讲话中贯穿了她自己的经历，从她父母、祖父母的经验教训，到她遇见奥巴马时，已经对社区组织培养起来的信任。这次发言难得一见地展现了米歇尔对宗教的思考，她在信仰、政治和种族提升之间划出界限。米歇尔总是告诉听众，她和奥巴马觉是有责任去提携后面的人——就像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忠诚仆人的寓言故事中那些得到厚待的人。她在纳什维尔说，耶稣基督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召唤人们也像他那样做，“和不公正做斗争，每一天都向权力说真话。主就在我们周围，向最困苦、最迷茫的人传播着恩典和救赎的信息。我们的职责是在每一天、每个地方，通过我们如何过自己的生活，来发现主的存在”。

让这个世界成为它应该的样子，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获得永恒救赎不是一周进一次教堂就能办到的。更确切地，获得公民权利也不是。民主是一种日常行为。”她说。她再次向听众保证，在教堂里讨论政策和政治确实没有问题。“有些人说，教堂不是谈论这些问题的地方。而你可以对这些人说，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没有哪个地方比教堂更好。”她说，“因为最终，这些不只是政治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她说，“要爬上山顶很困难，当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如此根深蒂固，如此势不可当，看似几乎不可能克服。但在这些黑暗时刻，我希望你们记得，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它是我们的历史，也是这个国家的命脉。”

米歇尔发言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教徒们挤到隔离线处，希望和她握手、拍照，或是得到几秒钟的时间向她祝福。当她乘车离开现场，准备飞回家时，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的一名主教走到台上，宣布刚好在那天上午，最高法院投票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他让大家赞美并感谢上帝。人群情绪激昂。在风琴手的伴奏下，他手拿麦克风，带领大家唱起了福音歌曲《胜利将属于我》。

9月4日，米特·罗姆尼在坦帕接受共和党提名之后的第五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民主党人开会之前的几个月里，奥巴马在选民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即使经济未见好转，失业率达8.3%，奥巴马与罗姆尼相比却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略胜一筹。罗姆尼已经抛弃了在马萨诸塞州时采取的中间派路线，以便吸引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支持，结果当他想再走回中间派路线时，就落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

共和党的会议混乱不堪，甚至出现了古怪的一幕：82岁的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台上用了11分钟的黄金时间和一个空椅子交谈。他说自己在和一个看不见的贝拉克·奥巴马谈话。在以照本宣科为主的活动中，这是一个临时起意的举动，让大家炸开了锅。更重要的是，这个会议既没有打破罗姆尼“特权二代”的形象，也没有驱散共和党过度白人化、男性化的形象。所谓“位高任重”，这里只有位高，没有任重。随着坦帕的会议落下帷幕，大家把注意力转到了夏洛特上，民主党的后面已经摆好了一个绝佳的反面陪衬。奥巴马在政界运气亨通。“我的运气好得离奇。”他有一次说。

“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安排是，第一晚要把奥巴马和中产阶层经历联系到一起。”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后来解释说。出场阵容中有在芝加哥南区度过少年时代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以及主讲嘉宾朱利安·卡斯特罗。卡斯特罗37岁，是圣安东尼奥市的市长，他说自己的祖母通过给别人打扫卫生来挣钱，以便自己能租得起房子。另外还有塔米·达克沃思，她所驾驶的飞机曾在伊拉克战争的一次飞行任务中被击落，她也受了重伤。以及莉莉·列得贝塔，她为同工同酬而奋斗，成为了一个进步力量的象征。但所有这些都是在为米歇尔暖场。米歇尔的任务就是讲述奥巴马的故事，让人们对他有感觉。“我想让她来主导第一晚的活动，因为我知道她会做得很好。但让我震惊的是，她的表现比我想象的更棒。”阿克塞尔罗德说，“就连梅丽尔·斯特里普也不会比她更棒了。”不只是他这样说，福克斯新闻台的克里斯·华莱士也称赞米歇尔的发言“非同凡响”，NBC的查克·托德说米歇尔在这次会议中光彩四射，在坦帕会议上没有谁能做到这样。

伊莱恩·布莱目前是一名理科老师，曾在美国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任职，有4个孩子是军人。她为米歇尔的出场做了开场白，然后米歇尔开始讲述自己家庭的历程。米歇尔的父亲在社会的阶梯上缓慢攀爬，借钱供她到常春藤盟校读书。而奥巴马的白人祖母乘坐公交车去银行上班，她为那些获得晋升的男性提供培训，自己的事业却碰到了“玻璃天花板”；奥巴马一家人在勉强维持生计，那些人却越挣越多。奥巴马和米歇尔在芝加哥过着年轻小夫妻生活时，他们需要偿还的学生贷款比住房贷款还高。“如此年轻，如此相爱，又如此负债累累。”奥巴马作为父亲，“为孩子在中学里与同伴建立友谊出谋划策。作为总统，他阅读了人们讲述艰辛生活的来信。他经历过的考验是我几乎无法想象的。我亲眼所见，当总统不会改变你的品质，只会显露你的品质。”米歇尔说，在他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就要到来之际，她比刚结婚时更爱他，比4年前更爱他。

讲这些故事的目的，是要让第一家庭看上去既谦逊，又有很高的辨识度。而“奥巴马懂得你们”则是贯穿这些故事的主线。米歇尔在2008年竞选期间，就很喜欢用“懂得你们”这个说法。这一次则是要将奥巴马和罗姆尼做对比。罗姆尼曾试图赢得底特律选民的好感，说妻子安开过好几辆凯迪拉克。安谈到过他们对经济萧条的感受，说他们卖掉了米特父亲给他的股票，米特才得以完成大学和研究生学业。在此类经历上，贝拉克与罗姆尼的对比十分鲜明。“女人完全有能力在涉及我们身体和医疗保健的问题上做决定。”米歇尔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机会，不管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们爱谁。”帮助别人比独自前进更加重要，她宣称：“光明正大地获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米歇尔说了一句非常直接、掷地有声的话，既对共和党行为发出了挑战，也重申了长期以来鼓舞她工作的原则：“当你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跨过了机遇的门槛时，你不要在身后把门关上。不要这样做。你要提携后面的人，把帮助你获得成功的机会传递给其他人。”在演讲的最后，夏洛特的民主党人起立欢呼，他们再次回想起一些东西，再次获得信心。这只是一次演讲，但是已经让罗姆尼对贝拉克的形势变得空前不利。米歇尔给了人们一个思考的理由。尼尔森报道说，有2600万人收看了这次演讲。第二天，在人们纷纷对这次演讲予以好评之后，《纽约客》幽默作家安迪·博洛维茨贴出了一张戏仿的会议日程表。

民主党更改会议日程

夏洛特（博洛维茨报道）——民主党全国会议今天公布了一张新的9月5日周三晚会议日程表，对原安排进行了重大修改：

8：00：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宣布开会

8：10：唱国歌，布兰福德·马萨利斯（萨克斯伴奏），米歇尔·奥巴马（演唱）

8：15：大家对米歇尔宣誓效忠

8：20：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米歇尔·奥巴马的视频进行介绍

8：25：播放米歇尔·奥巴马昨晚演讲的视频（一直循环播放到10：58）

10：58～10：59：副总统乔·拜登发言

10：59：米歇尔·奥巴马教士赐予祝福

在选举日投票之前，米歇尔和奥巴马做好了一切准备，但唯有一点他们无法确定，就是他们会不会获胜。提前投票的结果与竞选团队的保守预测相吻合，有时甚至高于预期。实际上，每一次民意调查都显示奥巴马领先于罗姆尼。贝拉克10月3日的辩论表现很糟糕，让民主党有些紧张，但罗姆尼并未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在获得最终胜利的前夜，奥巴马和米歇尔最后一次回到了艾奥瓦州，此行既是为了参加一个集会，也带有朝圣性质。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表演之后，米歇尔为奥巴马做了开场白，两万人站在寒冷的夜风中为他们欢呼。这是白宫之路6年前开始的地方，而现在他们正处在能否成功连任的悬念边缘。米歇尔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站在竞选活动集会的舞台上了，“回顾过往，当时我不那么确定整个过程会是怎样”。她回顾了首届任期中的一些巅峰时刻，然后说：“现在有请我的丈夫、我一生的挚爱、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奥巴马为这次竞选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当他谈到艾奥瓦州对自己的支持时，泪水涌上他疲惫的双眼。他俏皮地说：“在过去6年里，你们已经看到我的很多做法。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不会同意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米歇尔就不会。而且可能有些时候，你们对变化的步伐感到失望。我向你们保证，我也是一样。”但他说，战斗还需努力。最后，他带领大家喊起了2008年竞选活动中的一个问答式口号。准备好了吗？前进！准备好了吗？前进！他沿着隔离线和大家握手，然后前往芝加哥等候结果。第二天，奥巴马获得332张选举人票，罗姆尼获得了206张，奥巴马以500万张选票的优势在选举中胜出，令罗姆尼茫然失措。罗姆尼之前如此信心十足，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准备败选演说。

15  我与你们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我现在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夫人——请听好了，因为这是真相——但我与你们没有什么不同。我和你们成长在同样的社区，上同样的学校，面临同样的困难，有着同样的希望和梦想。”

2013年，就在米歇尔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参加完就职典礼活动9天之后，哈蒂亚·彭德尔顿遭到枪杀。受害者是一名15岁的开朗女孩，当时她正在和十几个朋友躲避一场冬雨，案发地距离奥巴马一家在芝加哥的住宅不足1英里。枪手是南区的一个年轻人，虽然他的目标另有其人，但这并不重要。一颗子弹击中了哈蒂亚的背部，致其死亡。在芝加哥，这种令人悲伤的随机性暴力事件并不少见。此前一年，也就是2012年，这个城市共发生了506起凶杀案。发生类似暴力事件的风险，成为威胁黑人青少年生命安全的一大隐患，同时也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在《民权法案》通过之后的近50年里，芝加哥为非洲裔年轻人提供的学习条件越来越糟糕，尽管奥巴马在再次当选总统时罗列了种种进步，但不可否认，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少，所面临的处境也比同时代的白人更恶劣。米歇尔从没见过哈蒂亚，但她知道这个女孩的事情，并飞去芝加哥参加了她的葬礼。“哈蒂亚·彭德尔顿就是我，我就是她。”米歇尔说。哈蒂亚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排球队员、乐队队长，同时也是所在教会舞蹈团的成员。她有知心的朋友，也有恩爱的父母。她的教母对她的描述是：你必须告诉她，“慢下来，你做不完所有的事”。“哈蒂亚的家人已经尽力了，”米歇尔说，“但仍没有机会。”

在当今美国，无数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孩子和西班牙裔的孩子——缺少机会。米歇尔也经常这样说。她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人们。现在，第二任期选举已经尘埃落定，而两个女儿也已经习惯了华盛顿的生活，她和奥巴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公平问题。米歇尔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但11月大选的胜利又给了她4年的时间，同时也让她感到了一种解脱。她和奥巴马刚刚经历了一场花费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竞选，其间虽然不断被对手抹黑，但最终还是连任成功。“现在，他的身份不再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他是总统，她是第一夫人。”米歇尔的朋友谢丽尔·惠特克说。连任竞选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好人会赢，也是因为他们把这次胜利视为选民对他们过去工作的认可，同时也表明2008年大选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他们觉得人们可能会说，那次大选只是侥幸。”生活在芝加哥的多年老友约翰·罗杰斯说。

哈蒂亚的葬礼在距离杜萨布尔中学——米歇尔父亲的母校——不远的浸信会教堂举行。当天周围聚集了很多人，米歇尔也在现场。她侧身对瓦莱丽·贾勒特说，她希望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而不仅仅是象征性地出席葬礼。但她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经济已经开始复苏，预算赤字也在不断缩减，但立法前景还是非常渺茫。在贝拉克任期内，国会山的共和党领袖已经采取野蛮手段阻碍各种议案通过，而且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在2012年10月康涅狄格州纽敦镇发生致20名学生和6名成人死亡的枪击案后，米歇尔呼吁国会通过一揽子旨在扩大背景调查和禁止使用高容量弹夹的议案。“现在，我的丈夫正尽其全力，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以推进常识性改革，确保我们的孩子远离枪支暴力。”她于2013年4月在芝加哥说。这些措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白宫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在几天后的参议院表决中，虽然支持票数过半，但未能获得决议通过所需的60票。“这是华盛顿耻辱的一天。”奥巴马厌恶地说。

在其他问题上，米歇尔也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会通过照片、电子邮件或特约采访来强调她所关注的话题。2013年11月，她在推特上发文，对一个致力于推动移民政策改革的团体进行支持——当时该团体正在国家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活动。推文写道：“在家家户户开始为感恩节团聚做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些勇于推动移民政策改革的倡导者，以及他们正在举行的‘为家庭绝食’行动。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文末的签名是“-mo”，即米歇尔·奥巴马名字的两个首字母，表明该条推文出自米歇尔而非她的团队之手。）感恩节之后的一天，奥巴马和米歇尔去看望抗议者，并听取他们的诉求。一名批评者在推特上反击米歇尔，说“米歇尔·奥巴马还认为自己占据的是哈佛大学系主任办公室”。还有人写道：“@FlOTUS，你要用愚蠢的移民垃圾方案将感恩节政治化？这是毫无可能的。”

12月，米歇尔为颇受争议的《平价医疗法案》站台，鼓励家庭，尤其是黑人家庭签名支持健康保险行动。“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富裕、如此正义的国家，但人们却面临是租房还是看病的两难选择，而孩子们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她在艾尔·夏普顿牧师主持的电台节目中表示。在举办于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发布会上，她开玩笑说母亲们应该在圣诞餐桌前谈一点医疗保障的事，用新的医疗保障来迎接新年的到来。几个月后，宗教极端主义团体“博科圣地”——这一名称的大意是“禁止西方教育”——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一所学校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敦促该组织释放人质的国际行动失败后，米歇尔在拥有95万“粉丝”的推特账户@FlOTUS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米歇尔一脸悲伤，手里拿着一张写有“让我们的孩子回家”的标语牌。

但这就足够了吗？米歇尔用尽全力了吗？这种质疑并非来自共和党右翼人士——他们根本不看好她，而是发自她内心的一种理性声音。米歇尔通过视频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后，《华盛顿邮报》黑人专栏作家考特兰·米洛伊写道，米歇尔应该认真考虑的是在最高法院获得一个席位，而不是去充当某个好莱坞电影节的颁奖人。他在文中指出，米歇尔经常说她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如索杰纳·特鲁斯，但她自己的肩膀是否足够宽广，是否也能让未来的妇女和女孩站在上面？或者，只是给她们留一个好看的背影？他说：“我们已经听够了有关花椰菜和圆白菜的讨论，别再说她的胳膊、发型、身材和服装了。那个高智商的普林斯顿毕业生、哈佛毕业的律师、美国第一任非洲裔总统的良师益友去哪里了？”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自信，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米歇尔在她50岁生日的几个月前说。她曾经说过，她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些乐趣”，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密场合，她都为此而努力；即便在白宫的“金丝笼”里，亦不例外。她通过卫星视频，为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颁奖，让观众大感意外。为进一步推动“动起来”项目，她在吉米·法伦主持的节目中跳了一段名为《妈妈舞蹈的进化》的模仿舞。该视频在YouTube网站上的浏览量高达1900万次。在奥巴马访问爱尔兰和德国时，米歇尔和两个女儿随行。有一次，她们躲进一间酒吧，与U2乐队主唱、社会活动人士博诺共进午餐。2014年1月，米歇尔及其朋友前往夏威夷度假，并在奥普拉·温弗里的住所举行了50岁生日派对，后又在白宫举行派对，数百名朋友和老相识参加，碧昂丝和史蒂维·旺德前来捧场并表演节目，约翰·莱金德献上了一曲《生日快乐》。在结婚20周年纪念日，奥巴马曾在推特发文表示，“米歇尔是我生命中的至爱，是我的知己”。在这次生日派对上，他上演了一段道基热舞，令在场观众捧腹不已。他说，是米歇尔让他变成了一个更优秀的人。

尽管笼罩在华盛顿的光环之下，但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米歇尔是一个真诚的人。她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行自我检讨，她会通过表情或变音展现自己的幽默，这都拉近了她与人们的距离。参加完在芝加哥举行的“动起来”志愿者活动后，高中篮球明星贾巴里·帕克说：“她和我们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她不是一个自大的人。她很酷，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在美国，有超过2/3的人对这位第一夫人持正面评价；在保守的共和党内部，喜欢她与不喜欢她的人的比例大致为1比2。米歇尔的老朋友、教育部长阿恩·邓肯不仅参加白宫的家庭聚会，而且也与她一同出行，共同推动雄心勃勃、有时也会充满争议的教育计划。在谈及对米歇尔的印象时，他说：“你看到的她，就是真实的她。她不会摆架子，不会装模作样。无论是与政策制定者、父母还是孩子，在交谈时她都直言不讳。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你和她在一起都会感到很自在……而且，她不会弄虚作假，只会说真话。”

在非洲裔美国女性中间，米歇尔一直保持着超高的支持率。追踪报道米歇尔的《华盛顿邮报》记者罗宾·吉汉说，这位第一夫人赢得了跨越社会经济谱系的黑人的尊敬和热爱。吉汉也是普林斯顿的校友，比米歇尔晚毕业一年。他说，她赢得了工薪阶层的尊重，这是因为她尊敬祖辈，鼓励年轻黑人发挥特长，并告诫他们不要眼高手低。“她强调自己的身份，表示自己同其他很多黑人是一样的。”吉汉说，同时他也表示，她同样赢得了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尊重，因为她们知道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密切注视之下，并对她的出色表现表示敬佩。她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展现了她们这个群体的共性——良好的教育、专注的品质、远大的抱负和对家庭的重视，而这也让她们感到自豪。

在第二任期开始后不久，米歇尔对首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NBA现役球员杰森·科林斯表示了公开支持。她在推特发文说：“杰森·科林斯，我们为你感到自豪！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支持你！”2013年12月，ABC新闻记者罗宾·罗伯茨公布同性恋身份后，米歇尔也在推特发文：“我为你和安布尔感到由衷的高兴。你再一次让我们感到自豪！”而当密苏里大学橄榄球队防守边锋迈克尔·萨姆在2014年2月宣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她同样给予了支持，并在推特上写道：“你让我们所有人感到鼓舞，@MikeSamFootball。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我们都为你感到自豪。”

同性恋权利一直以来都是这位第一夫人关注的话题。在奥巴马苦于如何阐述这个问题时，米歇尔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族群予以支持。2007年，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论坛会议上，她讲到了这个国家被分割的原因，并表示这种隔离有时候是因为恐惧，有时候是因为无知，有时候是因为资源。她声称，是正直和诚实的品质将这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我不在意你的种族身份，不在意你的政治派别，也不在意你的性取向”。在更早的2004年，她还参加了为女同性恋社区癌症项目筹款的活动，这让芝加哥的同性恋活动组织者感到惊讶和兴奋。她不是过来简单问候一下，然后转身就走。相反，她留在了现场。“在她那里，你看不到政客的做派。”米歇尔的同性恋朋友、偶尔与她一同健身的简·萨克斯说，“她首先关注的并不是我的同性恋身份，而是我们这些人在推动社会进步。她太了解我们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米歇尔与18岁的公共联盟成员克尔斯纳·戈尔登有过一次谈话。戈尔登说，他有一种“恐同心理”，当公共联盟安排他与一名同性恋者合住时，他迫不得已只能睡在一名同事的沙发上。米歇尔平静地对他说，她理解他的心情，但对这种结果表示失望。“你的思想应该更开明一些。这是你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部分。”戈尔登回忆她的话说。

米歇尔有同性恋朋友，有同性恋同事，而且也非常关注影响同性恋群体的问题：从艾滋病病毒及艾滋病到抚育子女再到工作待遇等。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就经常与芝加哥的理发师拉尼·弗劳尔斯进行长时间交流。弗劳尔斯是一名同性恋者，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他为米歇尔做过数百次发型。据他表示，他很早就对米歇尔讲过自己的性取向，因为他觉得她很开明，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她更在乎的是，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懂得回报的人”。弗劳尔斯说在三一联合基督教会时，牧师小耶利米·A·赖特设立了一个艾滋病病毒部门。对一名黑人牧师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当时芝加哥的很多非洲裔教会都是反同性恋的。米歇尔认识死于艾滋病的人，其中也包括她在公共联盟时的一名同事，而在访问肯尼亚期间，她和奥巴马进行了一次公开的艾滋病病毒检测，旨在减少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检测的恐惧。在白宫，她认为奥巴马政府应该成为推动LGBT族群权利的力量。作为东翼大楼的媒介主管，她聘请著名的同性婚姻支持者克里斯蒂娜·斯卡克作为自己的LGBT族群问题顾问。

就奥巴马来说，他的处境颇为尴尬，尤其是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事实上，他的立场非常明确。1996年，芝加哥LGBT族群报纸《大纲》（Outlines）曾发起过一次问卷调查。在一份有他签名的单页打印文稿中，他是这样说的：“我赞成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会与禁止这类婚姻的努力进行抗争。”他还说：“我会支持并将提交有关同性恋权利的州联署议案。”如果还心存怀疑，那么可以再看一下芝加哥政治行动委员会——伊利诺伊影响力组织（IMPACT Illinois）同年进行的另一项独立调查，在这项调查中，他同样给出了坚定的支持。该项调查援引一份拟定的决议案说，婚姻是一项基本人权，并宣称“伊利诺伊州不应干预那些选择结婚的同性恋者，不应干预那些愿意完全和平等地享有民事婚姻权利、完全和平等地承担民事婚姻责任和义务的同性恋者。”奥巴马签署的意见是：“我将支持这样的决议。”

以上立场是奥巴马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采取过的最积极的公开立场。在此期间，即便是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他也是坚决反对歧视LGBT族群，而对于民事婚姻，他的回答则介于1998年的“悬而未决”和2007年的“我不支持同性婚姻”之间。他说他的观点是“不断演变的”，但多名助手认为这种演变与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有关。最终，在2012年5月，基于相关事件的推动和公共舆论的支持，奥巴马在接受一家全国性广播媒体采访时对鲁宾·罗伯茨说，应允许同性恋者结婚。他回忆起他在餐桌前与玛丽亚和萨莎的谈话。他说，你没有理由告诉她们，她们朋友的同性家长应被与其他家长区别对待，这是说不通的。奥巴马的政治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说，这次采访对总统来说是一次“宣泄”。“从我认识他起，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一直纠结。”阿克塞尔罗德说。米歇尔一直力劝奥巴马的同性恋支持者保持耐心，告诉他们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虽然可能会比预期的要晚。当奥巴马离开官邸前去接受罗伯茨采访时，米歇尔告诉他：“好好享受这一天。你自由了。”

在2014年6月举行的年度白宫“同性恋自豪日”庆典活动上，奥巴马向来宾介绍了该届政府在LGBT族群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任命10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联邦法官。他谈到了公众态度的变化，还提到了情景喜剧《摩登家庭》中米奇和卡姆的婚姻。他说，其中有一集吸引了1000万名观众，“米歇尔和两个女儿看了之后想哭，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片子。”站在他身旁的米歇尔表示赞同。

米歇尔可以避开白宫——以及那些追踪她丈夫的媒体——去会见朋友，去健身房，去参加女儿的活动。但玛丽亚和萨莎都已经十几岁了，她们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作为父母的米歇尔和奥巴马经常抱怨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快。米歇尔说，她和奥巴马总是不停地发信息，确保掌握她们的去处。在家里，米歇尔和奥巴马会一起遛狗——“博”和它的新玩伴“桑尼”。而遇到好天气时，奥巴马一家会在杜鲁门阳台打发悠闲时间，映入眼帘的就是华盛顿纪念碑。“我们就是在那里消遣，读报，看新闻，做各种有趣的事情。”她说。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她表示她会继续照顾好自己，继续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我希望到八九十岁的时候，还能保持这种状态。”

到华盛顿之后，米歇尔和奥巴马很少外出就餐；他们开始在白宫官邸举行私人宴会，没有车队，也不会打扰公众。试想，又有谁不想在这个官邸待上一个晚上，听着奥巴马的爵士乐曲，享受着美酒和美食，跟与会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呢？参加这类非公开聚会的成员来自艺术界、文学界、商界和媒体界，也包括少量的政界人士。至于宴会何时结束，没有谁能事先确定。一对夫妇在下午6点例行安检后进入白宫，他们预计晚上9点可以回家，但直到午夜之后，聚会才告结束。还有一个晚上，一名宾客到次日凌晨两点半才返回酒店。

玛丽安仍保持着一贯的沉稳与冷静。她告诫女儿，“不要作假，那不会长久”。“她第一个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米歇尔说，并表示母亲给了她“无数的谈话时间”。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第5年时，她主持了一年一度的白宫母亲节茶会。在这次茶会上，米歇尔说：“如果不是我的妈妈，我根本不可能坚持到现在。她一直帮我们照看女儿，她爱她们，而每当我教训女儿的时候，她都会冲我发火。她会说，‘你为什么这么苛刻？’做外婆的就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她给了我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无论什么时候，我可以去她的房间，对她哭诉，向她抱怨，跟她争吵。而她最后总是说，‘回到你该回到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情。’”

在米歇尔心里，她最想改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她一次又一次地与精英听众交流，包括那些已经开始走上顺利道路的白宫实习生。和他们坐在一起时，她会建议他们承担一种责任——为弱势群体呐喊的责任。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就必须为愿意承担责任的人腾出地方。而更多时候，米歇尔则选择与弱势青少年交流，尤其是那些来自少数族裔社区的青少年。她会讲自己的成长经历，并对当前的形势做出冷静评估，然后分享她人生经历中的策略和结论，而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跨过终点线。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做了很多选择。你们听到了吗？选择。”米歇尔2013年3月对数千名芝加哥学生说，“虽然我现在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夫人——请听好了，因为这是真相——但我与你们没有什么不同。我和你们成长在同样的社区，上同样的学校，面临同样的困难，有着同样的希望和梦想。”她传递的这些信息都是非常保守的，同时也是对那些认为她和奥巴马更加支持政府解决方案、鼓励受害者或打种族仇视牌的批评言论的有力回击。她告诉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要把精力放到他们能控制的事情上。她告诉他们说，救援骑兵不会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骑兵。

米歇尔希望学生们能够以她为榜样，但同时也告诉他们成功之路非常艰难。“有时候你会遭遇挫折，你会感到失望。有人会讨厌你……你能应付得了吗？在提升自己生活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到过害怕？你有没有因为害怕而后退，然后回到一个让你感到舒适的地方？”米歇尔说。

在教育和鼓励黑人年轻人方面，米歇尔和奥巴马采取的方法基本一致。他们都强调选择的重要性。奥巴马也会用他自己的故事教导他们。在米歇尔对南区学生发表演讲前两周，奥巴马飞去芝加哥，在海德公园高中对非洲裔美国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的叔叔诺米尼·鲁宾逊60年前就曾就读于该校。奥巴马承认自己曾吸食大麻，酗酒，不重视学习，对父亲的离去感到愤怒。他激励在场的青少年，要重视学习，要有备选计划，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勒布朗或杰伊·Z”。在奥巴马传递的信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高中时期犯的错误比取得的成绩更多。“你说的是你自己吗？”一名年轻人充满疑虑地问道，因为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这位美国总统的过去。

在仅仅相隔两天的时间里，奥巴马和米歇尔各在一所传统黑人院校发表了毕业典礼演讲，这也表明他们保持着出奇一致的节奏。2013年5月17日，米歇尔在鲍伊州立大学发表了演讲。这是由巴尔的摩道德与教育改善有色人种协会于1865年创建的一所高校。她在演讲中表示，奴隶冒着生命危险学习读写，学校被付之一炬，寻求教育的黑人学生被嘲讽、被唾弃、被放逐。她提到了“小石城九人事件”和6岁的鲁比·布里奇斯。1960年，布里奇斯进入新奥尔良的一所种族混合学校，但整个一年都是一个人在教室上课，因为当时白人家长不允许他们的孩子与她一起上课。布里奇斯后来也成为著名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的作品——《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中的人物。该作品也是奥巴马夫妇的白宫展览品。

在米歇尔的演讲中，每一个主人公都曾遭遇过苦难，但也都有着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她指出，当今美国，在25岁至29岁的非洲裔美国人中，仅有1/5拥有大学学位。对于国内的这种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她并没有讲政府和社会的努力不够。相反，她把重点放在了年轻人和年轻人的选择上。“在受教育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很多年轻人都不肯吃苦。”她说，“当下，他们不是步行数英里去学校，而是坐在长沙发上，玩几个小时的视频游戏或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他们不是立志成为教师、律师或商业领袖，而是幻想成为球星或说唱乐手。”

两天后的5月19日，奥巴马在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发表了一场毕业典礼演讲。但与米歇尔不同的是，他从政策层面着手，谈到了学校的资金不足、社区的暴力活动，以及弱势群体对机遇的渴求等。但他同样也讲到了个人决定的重要性。他承认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这不过是这个世界想让另一个黑人沉沦”。他说，在那个时代，每一名毕业生可能都得到过这样的来自长辈的教诲：“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如果你想生活下去，那么你必须要付出两倍于他人的努力。”他让在场的学生想一想他们的黑人祖辈——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伟大的黑人——经历的苦难：“他们深知种族主义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具体到他们自己的成就和使命感时，他们没有时间去找任何借口。”

“这里存在很多问题。”作家塔-纳西斯·科茨在研究了奥巴马夫妇毕业季的演讲后表示。科茨认为，美国从未正视过奴隶制所带来的后果，或者说美国从未正视过政府的种族歧视合谋所带来的问题。他说，米歇尔和奥巴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或者强调低收入社区——大多是种族隔离社区——普遍存在不平等现象的结构性原因。他相信贝拉克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但在他眼里，这位总统正成为美国黑人问题上的指责对象。哈佛教授兰德尔·肯尼迪则更进一步，声称奥巴马是一个极不合格的总统。“在关乎种族正义的关键性问题上，”肯尼迪说，“他没有列出议事日程，没有给出愿景，没有展现所要实现的总的使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哈佛法学教授也是米歇尔的朋友安格拉·阿克雷的哥哥。“总统可能私下里也在制订黑人问题计划。”肯尼迪写道，“但他并没有把它们推到前台，至少现在还没有。要知道，他已经没有追求连任的压力了。”

在黑人社区，关于提携同胞和个人责任的辩论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简化为19世纪末的布克·T·华盛顿与W·E·B·杜波依斯之争，即谁应该对黑人下层社会的种种问题负责。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学术研究和政府报告，也有演讲和视频纪录片。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在2004年将这个问题推向舆论高峰，当时他把非洲裔美国社区面临的困境归咎于成年人。“在我们成长的大多数社区，父母并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我说的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儿子穿上橙色囚服并为之痛哭的人。问题是，在他两岁的时候，你在哪里？在他12岁的时候，你又在哪里？而作为一名父亲，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

2008年父亲节，奥巴马在芝加哥欧几里得大道附近的上帝使徒教会发表演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坦白地讲，我们要承认太多的父亲没有尽到他们的义务。”他说，“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表现就像是男孩而不是男人，而我们的家庭根基也因此变得更加脆弱。”他列举了与单身母亲相关的统计数据，并表示很多女性从事的都是英雄般的工作。他说，孩子们需要更多的课余项目，更多的职业培训，更多的警察，以及更少的枪支。“但我们也需要家庭来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父亲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并不能止于对方怀孕之时。我们需要他们认识到，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男人的，并不是他有生孩子的能力，而是他有养孩子的勇气。”

担任总统期间，奥巴马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黑人劣势是白人统治社会中制度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累积的产物吗？是因为当今社会没有重视城市中的机会不均等问题吗？是因为被隔离的黑人社区没有得到帮助吗？在奥巴马夫妇看来，这些只是部分原因。他们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辩论。贝拉克说：“一些有思想的和有些时候不太有思想的非洲裔美国评论员给米歇尔和我提各种建议……我们偏向于布克·T·华盛顿的自力更生观点，让更广大的社会群体脱离困境。”他援引马尔科姆·艾克斯和牧师小马丁·路德·金的观点称，呼吁承担更大的个人责任和承认黑人社区的一些问题是我们历史的直接结果是不矛盾的。

在进入第二任期的头一年，米歇尔准备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弱势年轻人的高等教育问题上，而奥巴马则发起了一个名为“同胞兄弟守护者”的指导项目，旨在为非洲裔美国年轻人和拉美裔美国年轻人提供帮助。依据计划，基金会和企业实体将会为该项目提供两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胞兄弟守护者”采用的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与此前的“动起来”和“联合力量”倡议遥相呼应。为什么是年轻黑人？他引述简单的事实，表示有些群体面临独一无二的障碍，因而也就需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在这些群体中，一代又一代人缺乏机会。在举行媒体发布会时，瓦莱丽·贾勒特表示奥巴马和米歇尔2017年离开白宫后仍会致力于推动“同胞兄弟守护者”项目。

奥巴马签署旨在帮助黑人的“同胞兄弟守护者”项目表明，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他已经没有了连任的压力，他可以把自己视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也可以把自己视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总统。他在第一任期期间曾向朋友透露，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公开谈论种族问题。事实上，在搬入白宫前不久，他与带着香槟前来庆祝他当选总统的黑人出庭律师、海德公园的邻居吉姆·蒙哥马利就有过一次交谈。在这次闲聊中，蒙哥马利说他想和这位新当选的总统谈一下国内政策问题。贝拉克问他有什么想法。蒙哥马利解释说：“在你准备花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及其他资金时，一定要拿出一部分来，用于解决黑人的就业等问题。”奥巴马说：“吉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如果我这样做的话，白人同胞会发疯的。”同期，芝加哥北岸一名富裕的白人女性向蒙哥马利倾诉了自己的忧虑。她说：“吉姆，我很担心。你说他会不会成为黑人的总统？”蒙哥马利回应说：“你会发现，贝拉克将是美国最具白人色彩的总统。”

随着“同胞兄弟守护者”项目的启动，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的1000多名有色人种女性签署联名信，要求该倡议“不要将那些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且同样因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歧视而缺乏机会的女孩排除在外”。在谈及批评言论时，贾勒特说该项目“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兼顾彼此的”。她表示，有证据显示黑人男性需要这种帮助，而女性则会受益。“在一个家庭单位……如果一家中的男子生活艰辛，那么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糟糕的。所以，这个项目也是在帮助你的姊妹、你的妈妈、你的阿姨、你的叔叔。”贾勒特说。2014年8月，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一名未持武器的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枪杀并引发大规模骚乱。随后，奥巴马宣布将进一步扩大“同胞兄弟守护者”的规模。

专注于华盛顿事件报道的《路透日记报》宣布白宫将放映《布偶大电影》，而这也是米歇尔为吸引社会公众关注军人家庭所做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上将和科米蛙参加了2014年3月举办的这次活动。其间，科米蛙、邓普西和第一夫人进行了幽默交谈，引来阵阵笑声。科米蛙对在座的家庭说：“我不是海军陆战队员，但我是一个海洋生物。我向你们致敬。”在媒体的宣传下，再加上极具娱乐效果的图片和视频，米歇尔赢得了一场小型胜利。

笑声并不总是那么多。在营养标准问题上，米歇尔就同旨在削弱“动起来”项目的国会共和党人进行了一场罕见的论战。她坚决捍卫4年前游说国会通过的这项倡议行动，并声称要战斗到底，而这也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众议院2010年以264票对157票通过《健康、无饥饿儿童法案》时，“动起来”项目启动了推进更健康的学校膳食的程序。当时，美国每天有3100万儿童在学校就餐，其中包括2000万来自联邦政府补贴家庭即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新通过的这项法案为“动起来”项目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提升了营养标准，进一步增加了谷物、水果和蔬菜，并减少学生饮食中的盐、糖和脂肪含量。此外，该法案还鼓励多利用学校园圃，多采购当地种植的蔬果，并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提高校园内自动贩卖机所售食品的健康标准。当怀疑论者抱怨这些成本会导致学校财务紧张时，米歇尔和许多公共利益团体予以反驳，表示这些花费是可控的，也是正当的。“当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我们有权利期望他们不吃那些富含脂肪、盐和糖分的食品，就像我们在家中不让他们吃这样的食品一样。”米歇尔说。

当然，这会引起那些爱唱反调的成年人的愤怒。另外，很多学生也在推特和YouTube网站上抱怨说，学校厨师提供的新的饭菜很难吃，或者吃完很快就饿。种种迹象显示，米歇尔已经成为被抨击的对象。虽然这个项目是由国会两党联合表决通过的，而食谱也是农业部依据超党派的健康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独立推荐而开发的，但很多人并不关注这些。米歇尔是该项目的代言人，所以她要承担责任。但退让并不是她的风格。“我知道孩子们偶尔会抱怨吃这些健康食品。”她说，“但是，你要知道，你也应该预料到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们想要什么，开口就要，从来不管这对他们有没有好处。如果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抱怨……这时，我们应该说，‘不，你不能在吃早餐的时候吃糖果；是的，你每天都要吃一些蔬菜；不，你不能整天坐在这里玩视频游戏，你要出去跑一跑。’”

据统计，到2014年，全美已有大约90%的学校对营养规定表示了不满，有的更是提出抗议。随之而来的，则是国会议员的倒戈，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名为“学校营养协会”的行业组织，而学校营养协会的支持者则是与学校餐饮部门有着数十亿美元业务往来的各类公司。这场战斗早在2011年时就已开始酝酿，鉴于奥巴马政府支持营养倡议，游说人士只能游说国会，表示1/8杯比萨番茄酱和半杯蔬菜的营养大致相当。3年后，米歇尔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支持营养标准倡议。在提及有关比萨酱的争论时，她说：“即便不是营养学家，你也知道这种说法很不着调。”此外，她还对土豆游说行为发起挑战，反对联邦议员将土豆纳入“妇女、婴儿及儿童营养计划”——该计划拥有数百万参与者。这位酷爱炸薯条的第一夫人说，土豆是很好的食物，但研究表明，在这项补充营养计划中，很多妇女和孩子已经摄入了足够多的淀粉和土豆，而且这些是可以用救济粮票购买的，但营养丰富的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却不足。

然而，让米歇尔真正感到忧心、让东翼召集会议并动员白宫职员的，是有人试图取消学校营养规定。她说，这样的行动是有违科学和常识的，是对父母的一种伤害，因为“他们在家中一直想方设法为孩子提供平衡的营养膳食，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努力被学校的饮食所破坏”。她说，美国每年因肥胖引起的医疗支出高达1900亿美元，并表示100亿美元的校园午餐开支不应花费在垃圾食品上。她的核心主张最终落在贫困儿童的需求上。她指出，数百万弱势儿童将校园饮食作为他们的主要营养来源，并援引研究报告称，有着良好饮食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更好。“我们没有理由说，‘哦，好吧，这太难了，我们不要做了。’”她说。

米歇尔继续推进“动起来”项目，并且相对低调地推动“联合力量”项目。与此同时，她也略带试探地增加了自己的项目数量。入主白宫的前几年，她曾设想在第二个任期中，自己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孩子们还在上学，贝拉克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且她几次出国引起的反响欠佳，所以她把目光投向了离家更近、离她的心愿也更近的项目。纽敦镇枪击案和哈蒂亚·彭德尔顿遇难之后，她与朋友和幕僚们讨论了枪支暴力问题。她直截了当地传递自己的信息；在为一个公共和私营部门做合作项目演讲时，她说了一些发自肺腑的话；该项目涉及5000万美元，旨在为城镇孩子提供课外培训。米歇尔想到了黑人青少年的命运。她回忆起在哈蒂亚葬礼上的感受，不禁有些哽咽，“一屋子的少男少女，将要埋葬自己最好的朋友，面对他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说，成人有道德义务为孩子们提供安全的社区和文化上的机遇，不应该让教室里有摇摇欲坠的天花板和破损的教科书。

然而，米歇尔并未把城市暴力、枪支法、课外培训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重头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高等教育和不平等的大学录取模式上。在芝加哥演讲时，她反复提及自己和奥巴马已经形成定式的一个思维：在少数族裔社区，年轻人的前途和他们的天资关系不大，和他们负担得起怎样的机遇关系更大。米歇尔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南岸成长期间，她有安全感，参加了一系列活动，而且有成年人督促和支持她。“这就是长大后成为一名律师、一名母亲和美国第一夫人，与在15岁时被枪杀的根本区别。”

通过东翼启动的新项目“飞得更高”，她鼓励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去上大学，或上培训学校，并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来获得学位。美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需要：只有1/10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在25岁之前获得学士学位，但是高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大约有一半获得了学位。这个项目遵循“动起来”和“联合力量”的做法，也和奥巴马的议事日程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次，他的议程安排是培养一支更出色、更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1990年，在25岁至34岁年龄组中高校毕业生的百分比这个指标上，美国排名全球第一。到2014年，美国已经滑落到第12位。奥巴马指出，教育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向上流动的速率，并表示要尽全力让美国在2020年重返世界第一的位置。

弱势学生在获得高等教育上面临很多障碍，而且他们进入高校后，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艰辛，米歇尔和奥巴马一直都在公开谈论这方面的内容。他们看得到这种差距，因为他们自己在大学里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玛丽亚和萨莎近来进入塞维尔友谊学校读书，那里2014～2015年度的学费是每个学生36264美元。这个圈子里的学生不仅获得了一流的教育，还获得了在高校录取考试中很重要的实践经验——贝拉克说这就是标准化考试中的不标准之处。他说，有些人有机会做好准备，有些人没有机会，这种状况让竞争场地变得倾斜。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情况还越来越严重。

几个月前，米歇尔看过一部新拍的电影，名为《米斯特和皮特不可避免的失败》，歌手艾丽西亚·凯斯在这部电影中有部分投资。电影的情节让米歇尔泪洒现场，而且当她之后回想其中的一些心酸场景时，她再度落泪。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两个小男孩，他们住在布鲁克林的廉租房里，母亲身陷囹圄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这部电影讲述了他们的挣扎故事。当屏幕上显示演员表时，米歇尔已经决定要在白宫里放映这部电影，为后来的“飞得更高”项目做铺垫。“因为有数以百万计的米斯特和皮特在生活中挣扎，想要获得成功。”她说，并誓言在自己作为第一夫人的剩余时间里，她会让这部电影成为指路的方向牌。

2014年1月，在大学校长汇聚一堂，讨论如何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白宫放映了这部电影。米歇尔冷静地进行了发言，解释自己将如何发挥影响力。她对成年人说，孩子们需要学校来传授知识，需要一些项目来获得支持，让大学找上门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做好准备，并且在他们入学之后，帮助他们完成学位。米歇尔说，她在政策或者支出上虽然无能为力，但不管左派的批评者怎么讲，“在这件事上，我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年轻人”。

米歇尔开始着手成为孩子们的支持者、教练、权益维护者和模范。她是“妈妈司令”，她希望他们把童年时代的坎坷看成一个优势，而不是劣势。生活虽然艰难，但他们仍然屹立不倒，对吧？正如米歇尔告诉玛丽亚和萨莎的，坚韧是通过经验教训习得的反应。一些孩子怀疑自己缺乏成功的要素，她就帮助他们打消疑虑，就像她在哈蒂亚·彭德尔顿的葬礼上，在安那卡那斯提亚高中，以及从“公共联盟”开始在其他上百个地方做的那样。她已经证明，在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她抵达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太可能到达的位置——她能够做到，他们也是一样。

9月的一天，米歇尔飞抵亚特兰大，在那里的布克·T·华盛顿高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并重申她的信条。该学校建于1924年，是佐治亚州第一所为非洲裔儿童开设的公立高中。米歇尔站在学校体育馆里，她准备的讲稿通过两台讲词提示机显示出来。她说她在获得教育的过程中曾面临挑战，也意识到华盛顿高中的学生面临着更加糟糕的处境——从经济压力、混乱的家庭生活，到毒品和枪支带来的折磨。她告诉数百名学生，他们的苦难是一种优势，他们的成功会是勇气和决心的展示。数百名学生挤满了看台，有一些还站到了讲台前面。她敦促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生制订一个展望未来的计划，敦促十一和十二年级的学生为大学评估测试努力学习。她告诉他们要寻求帮助，不是一次，而是经常寻求帮助。“你们在听我说吗？”她问，“听到我告诉你们的话了吗？因为我告诉你们的话，全国各地的富家子弟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我也想让你们知道，因为你们必须要获得教育。必须要！”

MTV（音乐电视网）主持人斯威·卡洛韦从纽约飞来，主持了这个活动。他让坐在看台上以及站在讲台前学生们打起精神来，因为他的报道将在MTV、BET（黑人娱乐电视台）和尼克儿童频道上播放。他说，“第一夫人今天本来可以去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真的是这样，但她选择了来到你们的高中。”卡洛韦的到场是一个证据，显示了在白宫第二个任期中，米歇尔及其工作人员非常擅长于开展毫无风险的活动，来宣传她的项目，影响力的覆盖面超越了眼前的一批观众和随机的一系列媒体。在亚特兰大，米歇尔没有接受新闻记者的提问，而是和卡洛韦在后台单独接受LGBT族群的社交媒体名人泰勒·奥克利的采访。这个采访的气氛轻松欢快，短短10天就在YouTube上获得了120万的收视率。

米歇尔对学生们谈到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还提到了布克·T·华盛顿和该校最著名的校友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后者在华盛顿高中完成学业之后，进入莫尔豪斯学院学习，并从那里毕业，两校相隔仅10分钟步程。她说，这两人都给学生们做出了追求进步、改善自己和家人处境的榜样。“绝对没有任何借口，”她告诉学生们，“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你不是读大学的料，不管这个人是谁，我都希望你不要听进去，然后用时间来证明他们错了。”她也谈到了自己祖父母对父母的教诲，以及弗雷泽和玛丽安·鲁宾逊传递给她和克雷格的教诲。米歇尔永远都具有南区女孩的本色，现在她也把这些教诲传递给学生。“我爱你们所有人。”她说，“上帝保佑。继续努力。”

后记

在白宫生活了大约6年，米歇尔把竞选活动看成是民主党人保持他们作为参议院多数党这一地位的战争。奥巴马看起来经常受到围攻，他的头发日渐花白，他的支持率在40%偏低的位置，至少比他妻子的支持率还低20个点。许多候选人计算得出，这位总统所召集的竞选活动总是净亏损，但他们仍然渴望米歇尔的到访。从佐治亚州到艾奥瓦州到新罕布什尔州，她成了奥巴马的代理人，热烈讨论着是非曲直，批评共和党人“只是浪费时间，浪费纳税人钱财。事实上，事情如此糟糕，他们甚至试图阻碍我从事的儿童肥胖项目的工作。那真的已经说明了问题。”

米歇尔在公众和私下的言辞有种告别的腔调。实际上，她告诉朋友她打算留在华盛顿，直到2019年萨莎高中毕业，前提是如果萨莎也想在华盛顿读到高中毕业的话。尽管她根系于芝加哥，朋友和家庭也仍然生活在芝加哥南区，但奥巴马把目光聚焦于纽约，至少把它当成他们未来家庭的一个去处。米歇尔承认她在那里可以比在芝加哥更能过上一种平常人的生活，这想法很有吸引力。她畅想未来——做外婆，保持体型，以及去美丽的地方旅行。一次活动中，劳拉·布什也参加了，她似乎在达拉斯雕刻着一种令人满意的后政治生活，米歇尔说当聚光灯离开布什家庭后，她在布什一家人身上看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出了办公室有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常常比你在办公室可以做的事情还多。”写回忆录可以卖很多钱，她告诉朋友，当她对结果没有那么多担心的时候，她将可以分享很多。私下里，她曾谨慎地说当她离开白宫时，她会像芭芭拉·布什一样。当她的客人露出不可思议的样子时，她停顿了一下，做出幽默的表情。一个客人试探说，因为你要开始绕着脖子三圈佩戴珍珠项链吗？“不，”她笑着说，“因为我将可以说我想要说的一切。”

米歇尔曾经把自己称为统计学上的异类，一个从芝加哥工人阶层上升到精英美国社会的人。她的道路不再陌生，她以国家的首位非洲裔第一夫人的身份出场也不再是新闻。而不承认她和美国自1964年1月走过的这段历程，就很难对她在历史上的位置下定义。她在《民权法案》《选举权法案》颁布之前出生，在女子可以上普林斯顿大学之前出生，在黑人可以梦想成为司法部长、参议员、最高法院法官或者总统之前出生。1964年前，几乎没有黑人在军队、媒体、法院，好莱坞、企业或大学生活中有过杰出表现。道路多样化了，而且变得更加平坦。半个世纪之后，4100万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大多数依然面临着困境。米歇尔自己克服了困难，但她变得不耐烦。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奥巴马提醒她：“我们在打一场持久战，变化不容易且缓慢，变化从来不会突然发生。但最终我们会到达彼岸，我们一直在这样做。”

作为证据，米歇尔指向一张由白宫职业摄影师拍摄的记录第一家庭生活的照片。他们放大了第一家庭最迷人的照片，把它们挂在白宫里面，供职员和游客观看。5年多来，当其他几十张相片被替换掉后，这张独特的相片仍保留在墙上。它拍摄于2009年，场景是奥巴马在总统办公室，他弯下腰来，一个黑人男孩伸出手去触碰他的头发。5岁大的雅各布·费拉德费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儿子，他准备了一个问题。他平静地说，“我想知道我的头发是否和你的一样。”奥巴马请他自己看一看。“是的，”雅各布说，“它摸起来和我的一样。”虽然知道这件事并不会引起强烈反响，但米歇尔把这个时刻作为进步确实在发生的依据，并在纳什维尔黑人教堂会议上讲了这个故事。“我想让你们思考，当今天的孩子们看到那张照片时会多么不以为然，因为那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可以成为美国总统。”

米歇尔最常提到她的人生轨迹具有的代表性力量——从理查德·戴利任市长的芝加哥到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再到职业成就，然后到闪耀着荣光的白宫第一夫人这个位置。那是她常常向有边缘感和迷茫感的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原因之一。那是她为何拥抱他们的原因。在强调高中学生的纪律和教育重要性时，她解释了“为什么作为第一夫人我要这样做”。她说：“因为这是我现在可以为你们做的，我想为你们提供更多选择。”在白宫学生研讨会的摩城音乐庆典上，她说，当全国的小女孩在《埃德·沙利文秀》上看到戴安娜·罗斯，一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她同时指出，当全国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们看到米歇尔·奥巴马在白宫的时候，事情也在发生改变。随着她在白宫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她希望这种形象可以一直留存，也希望她致力于肥胖、教育和军人家庭的事业可以继续。人们期待看到，2017年1月之后，她如何继续在自己的事业中投入和耕耘。

回顾往昔，米歇尔发现在她身上，很多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她将自己的经历与她心中的英雄和女神联系了起来。玛雅·安吉洛出生于1928年，当第一夫人在“黑人娱乐电视奖”上介绍安吉洛后，她的回应非常简洁：“在白宫我们有一个黑人家庭，太不可思议了！”安吉洛2014年5月去世，在随后的一次纪念活动上，米歇尔谈到她从来自阿肯色斯坦普斯的这位作家、舞蹈家、诗人、歌唱家和快餐厨师身上所学习到的真实感和自我价值。她说：“安吉洛的话中有一种肯定的力量，使我从小我里跳出来。生活在一个黑人妇女面临令人窒息的约束的时代，安吉洛宁静地忽视一切约束……她欣然接受自己的每一寸棕色皮肤。”

米歇尔重新把自己描述成“来自芝加哥南区的一个黑人小女孩”，这个女孩曾在常春藤盟校感到孤单，作为母亲她享受到无穷的快乐，而在长年的竞选活动中，作为女人，她的能力也遭受过质疑。当人们说她很真实的时候她很开心。当他们这样说时，她想起了安吉洛。这些年来，她说，这位已故诗人的话鼓舞着她和许多其他人，她为后人铺设了前进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只需做好黑人女奴隶，就像我们的祖辈们一样。她展示给我们的是，如果我们保持本色，那么最终，世界会拥抱我们。”

致谢

同奥巴马的总统竞选之旅一样，本书也始于艾奥瓦州。2007年，米歇尔·奥巴马一路辗转，从达文波特到艾奥瓦福尔斯，再到道奇堡和罗克韦尔城，讲述她自己的故事，讲述她丈夫的竞选之旅。她讲到了奥巴马的生活，也讲到了自己的生活，希望听众相信她的话，相信奥巴马。我在艾奥瓦州追踪过她的行程，而随着竞选势头日益强劲，在纽约州、得克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纳州，以及竞选最后时期的俄亥俄州，我对她也都有过观察。大选前后，我对米歇尔的历史以及她在芝加哥的职业生涯进行了考察，同时花费大量时间书写奥巴马的人生轨迹。在早期资料获取方面，我非常感谢《华盛顿邮报》芝加哥分社的编辑们，他们的幽默感染了我，而从事政治报道的同事则给我增添了更多智慧。

通过近距离观察，我认为应该通过一本书来记述米歇尔的故事。她的身份不应仅仅是尽人皆知的奥巴马的妻子，也不应仅仅是第一夫人。在着手开始这一项目时，《华盛顿邮报》的两位朋友把我引荐给了安德鲁·威利和斯科特·莫耶斯。在斯科特重返企鹅出版社后，安德鲁表现出了自身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对一名作家来说，他就是精明的盟友。感谢威利出版社的杰奎琳·高为我解答众多问题。克诺夫出版集团的艾洛尔·麦克唐纳德自一开始就支持我的想法，中间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不曾动摇过。感谢克诺夫极富才华的团队，本书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感谢尼古拉斯·汤姆森、卡珊德拉·帕帕斯、克莱尔·布拉德利·翁、卡罗尔·迪瓦恩·卡森，以及其他团队成员。

离开《华盛顿邮报》后，我幸运地加入西北大学，并一直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感谢大学本科研究团队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拉里纳·科恩和伊冯·库瓦德乔对米歇尔故事的了解甚至不亚于我，她们在各个章节中加入了更多细节和睿智思考。感谢本杰明·珀迪两年来给予的大力帮助；感谢在最后关键时刻给予我支持的艾米莉·简，她在图片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感谢阿什利·伍德和尤娜·河。非常感谢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的两位院长——布拉德利·哈姆和约翰·拉维尼，以及前副院长玛丽·内斯比特。正是他们给予的支持和提供的便利，让我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项目。感谢哈钦斯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给予的支持，感谢机构成员在我借阅哈佛图书馆图书方面提供的便利。

感谢西北大学诸多同事的交流和鼓励。衷心感谢梅迪尔新闻学院的朋友们：塞西莉亚·威斯曼、艾瓦·格林威尔、里克·图尔斯基、杰克·多佩、朱迪·麦克伊、艾米莉·威思罗、卡里·莱德森和路易丝·基尔南。同时感谢史蒂芬·加内特、亚历克斯·克罗威兹、贝斯·班尼特、乔西·梅耶、洛伦·吉里奥尼、梅龄·霍普古德、卡伦·汤普森、道格拉斯·福斯特，以及诸多优秀的同事和优秀的学生。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西北大学的三位教授——亨利·宾福德、玛丽·帕蒂洛和达琳·克拉克·海恩。

很多人与我分享了他们记忆中的米歇尔和贝拉克·奥巴马以及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感谢他们的回忆，感谢他们的信任。在此，我也特别感谢采访过奥巴马夫妇的记者和媒体人士，感谢他们提出的那些发人深思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在20年前提出的，还是在最近提出的。他们的工作对我的写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感谢那些与我分享未曾发表过的采访的同行，包括《纽约时报》的迈克尔·鲍威尔，《波士顿环球报》的斯科特·赫尔曼，《芝加哥论坛报》的戴维·孟德尔和约翰·麦考密克，以及《纽约客》的劳伦·柯林斯。

感谢朋友们在百忙之中阅读本书初稿，感谢他们的直言忠告，是他们让这本书变得更加完善；感谢罗宾·吉汉、雷切尔·斯瓦尔斯、戴维·雷姆尼克、彼得·贝克、凯文·梅里达和德克斯特·菲尔金斯。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坚持阅读，而且还与我深入交流，提出宝贵意见。感谢校园政治史专家玛莎·比昂迪，她仔细阅读了本书涉及普林斯顿和哈佛的章节。当然，事实或解读错误在所难免，相关责任在我。

在撰写本书期间，我花费大量时间用来解决一个又一个谜团。朋友们的一句鼓励或一个慷慨的建议，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慰藉。在此特别感谢比尔·休伊特、克里萨·汤普森、杰拉尔丁·鲍姆、戴维·冯·德雷勒、约翰·罗杰斯、伊丽莎白·肖格伦、凯西·拉希维茨、梅洛迪·霍布森、克里斯·韦斯特菲尔德、约翰·奥德利和安德里亚·杜宾，以及鲁斯·卡南、谢丽尔·卡欣、布莱恩·哈登、玛戈特·辛格尔、康妮·舒尔茨、厄斯特·菲因、史蒂夫和雷纳·瑞斯、汤姆·里克斯、玛莎·李普曼、乔·戴、约翰·韦斯特菲尔德、约翰·海勒曼和史蒂夫·穆夫森，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倾听。感谢埃文斯顿的安德鲁·约翰斯顿，他的摄影技术一流，同时还要感谢那里的特蕾西·范·摩尔勒海姆、德布·特克海默尔、狄伦·史密斯、狄伦·宾尼格罗斯、伊恩·赫德，以及在林肯和尼科尔斯等地的所有朋友。特别感谢迈克·克雷尔曼，在每次交谈中，我都能看到他眼中的思想光芒。

时不时地，我会从我的母亲凯瑟琳·戴·斯莱文那里收到一个装满新闻剪报的信封。20世纪30年代，她住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经常穿行于白宫、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国家广场。现在已经90多岁的她对彰显人物性格的细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这也是她与我已故的父亲、从事新闻行业的约瑟夫·R·斯莱文所共有的特点。对于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慷慨精神，我无以言谢。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同胞兄妹迈克尔·斯莱文、乔纳森·斯莱文和安·佩克，感谢他们的爱，也感谢他们的鼓励。同时，我还要感谢安·马舒尔，感谢她对本书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她对我们家庭的支持。感谢斯莱文一家和马舒尔一家，感谢这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感谢与你们的生动交流，感谢你们带给我的快乐。

2013年夏天，我发现这个项目已经成为我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天在吃晚饭时，凯特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有人知道7月4日是什么日子吗？”6岁的迈洛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米歇尔·奥巴马的准生日？”虽然凯特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但这个日子确实没记错。虽然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完成书稿，但艾萨克和迈洛从中学到了知识，并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他们的哥哥尼克对此充满热情，只不过他是从更高、更远的角度来看问题。凯特所拥有的历史学知识和学者的敏锐度让我受益匪浅。她聪明、睿智，有超强的抗压力；她是一个很好的读者，也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她打开了我的思路，给予我前行的力量，让我坚持走下去。感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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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真相：米歇尔·奥巴马传/（美）斯莱文著；陈召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0

书名原文：Michelle Obama:A Life

ISBN 978-7-5086-5382-2

Ⅰ.①人… Ⅱ.①斯…②陈… Ⅲ.①奥巴马，M.-传记 Ⅳ.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7986号

人生真相：米歇尔·奥巴马传

著者：[美]彼得·斯莱文

译者：陈召强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ITIC Press Corporation）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京权图字：01-2015-287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5382-2/K·479

Table of Contents

插图

前言 生动的证明

1 芝加哥的希望

2 在南区长大

3 尚未书写的命运

4 橙色与黑色

5 进步与原地踏步

6 正确的道路

7 资产与赤字

8 一丝紧张

9 别搞砸了

10 我非常确信

11 “不可能”纱幔

12 没想到会在这里

13 政治与理智之间

14 简单的礼物

15 我与你们没有什么不同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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