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美)里佛利(Rivoli P.)
Date: 2016-02-29T16:00:00+00:00

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全球化与贸易保护的新博弈（原书第2版）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Power,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美）里佛利（Rivoli,P.）　著

王海峰　吴恒源　译

ISBN：978-7-111-53145-6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客服热线：+ 86-10-68995265

客服信箱：service@bbbvip.com

官方网址：www.hzmedia.com.cn

新浪微博 @华章数媒

微信公众号 华章电子书（微信号：hzebook）

目录

前言　学生抗议如何促使商学院教授走遍世界

序言　寻找T恤衫的诞生地

第一部分　棉花之王

第1章　美国如何控制棉花市场长达200年

第2章　美国的棉花历史：因避开劳动力市场而得胜

需求拉动：贫苦阶层恋上“华丽服装”

让小提琴手有足够的琴弦

伊莱遇见风险投资家

竞争在哪里

所有的天灾都不是白人的错

棉花工厂落户得克萨斯

第3章　回到雷恩斯农场

C.F.和哈蒂·雷恩斯夫妇西迁（带着拖拉机）

白人都有拖延症

官僚主义排挤佃农

从不泄气的机器

选时节

雷恩斯家的孩子离开农场

旧敌人，新朋友

基因设计师

回归自然，还是向未来进发

第4章　威胁并不是来自补贴

从种子到牛仔布：棉农的利润组成分解

手抓法的终结

补贴

漂亮的猪

非洲没有口红涂

竞争在哪里

恶性循环

因为贫穷，所以没有污染

转基因抗虫棉（Bt棉）来到中国

虫子赢了

第二部分　中国制造

第5章　棉花来到了中国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上海光明服装3厂

第6章　长期的底线竞争

善于创造的英国人与具有勤俭意识的中国人

招聘启事：顺从和渴望者优先

第7章　时代姐妹：从农田到工厂

勤劳的纺织女工

当然不选农活

亚马逊网站和戴尔开办工厂

第8章　血汗工厂：不能说的秘密

制定规则

1780～2008年，活动家要求提升最低收入标准

在乔治城，枯燥的会议是件好事儿

对雌性鼠不利

贸易究竟是地球的朋友还是敌人

中国的挑战

竞争还在持续进行着

第三部分　边界的困境

第9章　回到美国

中国T恤与美国就业

2008年，尝试疯狂规则

第10章　抱团取暖？政治如何主宰美国全球服装贸易

奥吉赴华盛顿

制定协议和例外

1985～1990年，从种子到T恤的联盟

反唇相讥

持续太久

缓慢的解散

第11章　T恤贸易政策未曾料到的结果

不再有络纱机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互利的朋友

沃尔玛支持穆沙拉夫

配额竞争

奥吉和亚里士多德vs.沃尔玛

创造性破坏

恐龙到哪里去了

意想不到的赢家

第12章　持续数年的临时性贸易保护主义在2009年终止：现在是什么

大爆炸

政治大交易

如释重负

接下来是什么

2008年，朋友和敌人

奥巴马的交易

尝试新的内衣

第四部分　我的T恤终于邂逅自由贸易

第13章　T恤去哪里了：日本、坦桑尼亚和抹布工厂

我们在停车场见

新泽西淘金计划

T恤的余生

第14章　小企业如何用美国的旧衬衫为东非提供衣服

旧衣服国度

一便士两件

坦桑尼亚的淘金

寻找杰弗里

旧裤子太大了

第15章　旧衣物贸易，对非洲到底是敌还是友

看不见的中间人和经济民主

无须担心现在，但中国紧随其后

结论

后记　2009～2014年的发展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前言　学生抗议如何促使商学院教授走遍世界

1999年2月的一天，天气寒冷，在乔治城大学校园内，我目睹了100名左右的学生在希利大楼的台阶上集会，该大楼是校园内最引人注目的哥特式建筑。学生们义愤填膺，校园警察在人群周围巡逻，以防不测。演讲者一个接一个拿起话筒，他们几乎每说一句话人群中都会响起欢呼声。众多集会者目标一致，他们认为公司、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坏家伙无情地压榨全世界工人的尊严和生计。不久之后，在西雅图召开的WTO年会上，有超过五万多名持类似理念的抗议者加入学生大军。到了2002年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抗议人群已增至十万人。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给两家机构在加拿大魁北克、意大利热亚那召开的会议带来了阻碍。2003年在坎昆召开的WTO会议，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加入了抗议者队伍，因富国、穷国之间的严重分歧，这次世界贸易谈判破裂。反全球化的抗议者来自大学校园、劳工联盟、宗教机构、倒闭的纺织工厂、人权组织和非洲棉农，他们团结在一起，被统称为“全球化的反对者”。

起初，反对者的冲击令WTO措手不及。即便是“左倾”的《华盛顿邮报》，调查发生在西雅图的骚乱时，也颇为不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第二天的社论版上问道。从IMF大厦的高层办公室望去，楼下面全是社会底层人士组成的反对者。这些人动机良好却不明内情，毫不含糊地阻碍着人们通往富裕的唯一道路。因为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常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为贫穷的人和受压迫者带来的是救赎而非灾难。全球化的反对者怎能如此糊涂？

回到1999年乔治城大学校园，我看到一位年轻女士正拿着话筒激动地向人群问道：“知道你们的T恤是谁做的吗？”“是一个被拴在缝纫机旁，没有食物和水的越南儿童？还是每小时只能赚18美分，一天只能去两次厕所的印度女童？你们知道她与另外11个人共同挤在一间屋，跟人同睡一张床，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吗？知道她每周被迫劳动90个小时，没有任何加班工资吗？知道她不能社交，没有言论自由，不仅生活贫困，还要忍受肮脏的环境和痛苦的疾病吗？知道她所有的遭遇都是在为耐克谋利吗？”

对这些质问我全然不知，而且我对眼前手拿话筒的年轻女士所说的话感到疑惑，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决定着手研究此事。在接下来的6年里，我走遍世界，探寻与制造我的棉质T恤相关的人、政治和市场的故事。我不仅找到了制造我的T恤的人，而且追随T恤的足迹行走数千里、跨越三大洲。2005年出版了本书的第1版，此后，我与学术界的同事、工厂主、政策制定者、抗议者和学生一起，继续就这一简单商品所反映出的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进行交流。2014年6月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故事持续的关注让我受宠若惊。

T恤这么简单一件商品，它的故事能对目前全球贸易的争论起到什么作用？1999年开展此项研究计划时，一方面我被自己讲述T恤故事的愿望所驱动，但另一方面，我担心的是小型调查式的讲故事方法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全球贸易问题。一般而言，在今天的商业和经济研究中，这种讲故事的方法有些过时。由于故事提供给我们的只有“轶闻”资料，从中我们能得出很少的结论。根据学术研究公认的方法论，在某时某地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这些故事、轶闻可能是娱乐化的，不具备知识性。讲故事不足以让我们得出、检验或者总结出理论。结果是，今天的研究人员有更多的数据、更快的计算机和更好的统计方法，亲自观察却越来越少。现在，我相信虽然非亲身参与的数据和统计模型是知识创造的关键部分，但亲身参与和观察却同等重要。人们对本书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它被多所大学用作教材，已经证实我早前的期望，即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传记和故事能够解释数据及统计分析所不能说明的问题。

除商业和经济之外的许多学科，故事和传记的方法享有备受推崇的地位，从这其中我获得了启发。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在《原子弹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一书中，层层地揭开了原子弹诞生的进程，阐明了一群天才在工作中知识进步的过程，该书曾获得了普利策图书奖。劳瑞尔·乌尔里希（Laurel Ulrich）在《一位助产婆的故事》（A Midwife’s Tale）中，用一位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妇女日记，刻画了200年前缅因州丛林生活的故事，重现了当地经济、社会结构与现实生活的面貌，如果作者用其他方式则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创业精英》（Enterprising Elites）中，历史学家罗伯特·达尔泽尔（Robert Dalzell）讲述了美国第一代工业家以及其19世纪在新英格兰开辟天地的故事，反映出美国工业化的过程。因此，故事，不管其讲述的是人还是物，它不仅能展现一种生活，还能阐释塑造生活的大千世界。这一直是我写T恤故事的目的。尽管我的T恤的故事中体现了一些经济和政治的道理，但这些道理并不是我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宣扬这些道理而是让人们去发现它们，能看到道理并不是故事的出发点。换而言之，我的T恤故事的出发点并不是宣扬道德，而是为了彰显它们，并且还要看故事的发展方向。

当然，世上并没有客观中立的讲故事者，我把个人的偏见带入了本书。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商学院教书，加上我的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学术背景，我和我的同事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如果我们懂的每个人都懂，并且是真正明白，他们就不会再这样争吵下去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提出了自由贸易的观点，但在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努力使学生、公民以及英语系的同事“理解”这一观点。因为我们确信，一旦他们理解了，所有人将会赞同我们的观点。当我恰巧在乔治城大学校园碰到抗议者，听到关于对T恤的批判，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位年轻女士尽管初衷纯良且富于激情，但她并没有理解自由贸易的观点。她需要一本书，或许正是这本书，来了解一些事情。但是，在追随我的T恤走遍全球，用15年的时间与农民、政治家、工厂主和劳工抗议者交流之后，我的偏见已经不再是偏见了。

市场力量的善与恶长期盛行于贸易和全球化辩论中。虽然批评者担心势不可挡的市场力量的影响，这种尤其对工人更为强烈，但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国际市场竞争创造的财富大潮（至少最终）将会使水涨船高，令所有国家和地区受益。批评家特别担忧的是，服装的自由贸易的结果就像在查尔斯·狄更斯一部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只会导致工资和工作环境螺旋下降。然而，来自我的T恤故事的首要经验是，支持全球化者和批评全球化者通常会夸大市场的力量。我的T恤之旅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竞争性市场的影响，但在关键环节中，与政治、历史以及规避市场竞争的创造性相比，这种影响就要小一些。即便是那些称赞市场竞争效果的人，也不喜欢参与其中。因此，我的T恤之旅中的赢家所擅长的并不是市场竞争，而是如何规避它们。就穷人和弱者而言，规避措施比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破坏效果更大。总之，我的T恤的故事中论述市场的内容比我预期的要少，更多的是关于市场所嵌入的历史和政治的网络。在层层揭开我的T恤之旅的神秘面纱的过程中，无论是1999年还是2014年，我总是避开传统商业主题，转向历史和政治。

受益于全球化，很多曾经贫困的国家或地区变得更加富裕了，许多依然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穷了。然而，在非洲有很多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它们依旧没能以任何方式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我的T恤之旅表明，在一些地区，全球化有可能会增加其财富，但是，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市场与政治似乎注定了其经济前景跌入“不可能赢”的陷阱。

尽管并未明言，本书也揭示出，在改善人类状况方面，全球化辩论的反方其实是一丘之貉。在当前辩论的早期版本中，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yani）观察到，市场力量的一面与要求社会保护的另一面相碰撞，他将此种现象称之为“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1]波拉尼对正反双方调和的前景比较悲观。稍晚的作家皮特·多尔蒂（Peter Dougherty）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经济学是更为宏大的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在此进程中，市场的存在依赖于多种形式的反对力量。[2]本书最终支持了多尔蒂的观点：市场以及其反对力量都不能单独给棉农、T恤工人还有世界上其他穷人带来希望，但双方无意的合作却是希望所在。贸易怀疑论者与公司相互需要，但最重要的是，亚洲“血汗工厂”的工人和非洲棉农对两者都需要。

1999~2005年反全球化抗议的影响在2014年的诸多事件中体现了出来。最重要的影响或许是，抗议者扰乱了在西雅图进行的世界贸易谈判后，WTO主导的世界贸易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了十余年。此轮谈判开始时，发展中国家满怀期待，他们希望与西方国家一道制定世界贸易的规则，并希望WTO的159个成员将达成以贫穷国家关切为重的新规则。但是，2014年我没能发现任何人对多哈回合在可预期的未来回到正轨抱有希望，“多哈昏迷不醒”是普遍的看法。

早期全球化抗议的第二个回响，是当前道德与政治议题中不平等性的讨论突出。2011~2012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的讨论与早期全球化抗议的主题有特殊的相似之处。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社会收入与财富的差距迅速扩大。正如反对全球化的抗议一样，经济正义的主题也逐渐渗入“占领”运动。无论目标是华尔街交易、金融体系，还是WTO和国际贸易体系，抗议的共同主题是权力不平衡和市场力量所导致的结果，那就是少数人的收益，尤其是“1%”的收益是建立在多数人付出代价的基础上。2014年一项皮尤调查结果发现：左右翼观点出奇的一致，有62%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经济体系并不公平，他们认为该体系使有权势的人受益。[3]近年来，学术界对导致财富和收入差距加大的根源做了大量的研究，相关研究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这种差距。尽管自由贸易提高了平均工资，但对低技能工人产生了有害的影响。[4]曾经引发1999年反对全球化抗议浪潮的经济安全与正义的主题，在2014年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越演越烈。本书的核心结论，赢家通过“制定规则”避免竞争而不是选择在商业中竞争。这种观点在2014年政治辩论中正逐渐流行，而一些利益集团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很显然也是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源之一。[5]

当我开始写本书第1版时，我没有料到我的T恤故事将会与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相关联。纺织与服装贸易规则最初出现在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一项承诺中，到2005年终结，已经存在了45年，它的结束留下许多失败者、一些大赢家和不确定的未来。大约在同一时期，令人惊讶的大卫-歌利亚（David-Goliath）措施，使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种植棉花（我的T恤的主要或唯一成分）的国家，以美国农业补贴为由，绑架全球贸易谈判。在“9·11”事件之后的日子，公众视野之下，布什政府和巴基斯坦进行了奇怪的谈判，将T恤销售和军事支持捆绑了起来。这一谈判表明，美国纺织行业依然拥有很大的实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也是我的T恤生产的主要地区。我写本书的2005年版和2009年版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低成本的出口冲击了美国的市场，使得几乎每一个美国公司，不管规模大小都在设计“中国战略”，迎合“中国价格”，以及应对“中国威胁”，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则均试图解释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然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形象。很多产品的生产开始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在2013年春天，乔治城大学早期的学生抗议者发表的言论最终被证明是悲壮的先见之明。孟加拉国首都郊区拉纳广场的倒塌，使数十家制衣工厂超过1100多制衣工人死亡。拉纳广场的倒塌是全球服装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悲剧事件。几乎拉纳广场所有的产品都销往西方，拉纳灾难重新点燃了反全球化激进分子关于“血汗工厂”的话题。从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的校园，西方服装公司、工人和政府已经渗入全球纺织和服装行业。

1999年我在乔治城大学校园内遇到抗议者后不久，学生们和平地占领了学校校长办公室，直到学校及其衣服供应商同意解决乔治城大学T恤和其他许可的服装所谓的恶劣生产环境问题才有所让步。全美国数十所大学也不断发生类似的抗议。在接下来的几年期间，学生们和全球范围内的志同道合者为改变底层竞争规则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尤其是使得西方服装公司在供应商工厂工作环境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拉纳广场倒塌之后，乔治城大学新一代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道迅速地迫使他们所在的大学要求与其服装供应商“签约”，条约规定西方服装公司不仅承担改善工作环境的义务，还要保证厂房牢固和防火安全。[6]2014年，波拉尼的“双重运动”依然存在：尽管市场的力量推动服装生产转到工资越来越低的地区，但为了安全、高工资和工人的权利，良知和政治的力量又将市场往回拉动。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本想要用一个故事，以我的方式引导学生看事物的方式，感知市场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价值。我希望的确有这样一个故事，但它并不是本书的全部。不只是竞争性的市场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当然还包括持续改写全球商业规则的良知的力量。

2005年，在华盛顿IMF的一次会议上，我谈及本书的第1版。其中的一位评论者汉斯·皮特·赖克斯（Hans Peter Lankes）说，读这本书有点像在花园转圈。关于这一问题，一个人悄悄进入想象的情景中，这里没有反面人物，参与者我都称之为史诗般的斗争和一个难以置信的复杂的正向驱动和文化变革。如果读这本书就像在石花园徘徊，写这本书也涉及反复的思考。在最近几年，当我开始转圈，我依然没有遇见任何罪人。我的T恤之旅的每一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每一个参与者似乎正在参与一场更快、更复杂的竞赛。棉花农民、游说者、女裁缝、纺织工厂主、服装回收工和政治家，每天都要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我希望传达，即便是只有一点他们的经验以及其对于我们的意义。

在本书第1版出版后近10年，我依然坚持每周倾听读者的声音。最近几年，我收到最普遍的问题是关于我的新版计划。本书是一个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关于一件特殊T恤的故事。我担心新版会失去原始故事的本质。同时，我也想对近年来对我的T恤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持续兴趣的人负责。所以，折中方案是在本书结尾新增后记。我希望读者能够和我一样感受和理解T恤之旅的地方和人。

我现在知道是谁制造了我的T恤：我很荣幸认识纳尔逊、加里、袁志、杰弗里、艾德、奥吉、朱莉亚以及许多其他朋友。我希望对国际商务和全球贸易感兴趣的每一个人能遇见他们，并透过他们的眼神和经历理解全球化。这本书则是接下来理解全球化最好的读物。

序言　寻找T恤衫的诞生地

一九九九年春

佛罗里达的劳德代尔堡

沃尔格林的杂货店

劳德代尔堡的市领导最近几年把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重新粉刷了一遍，喝得醉醺醺的冲浪者和吵闹的大学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海滩旁边建了不少新的咖啡馆和高端宾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都早已为人父母，而且有了经济能力。这个城市像一棵棕榈树一样，向钱弯曲，所有的装饰、打扫、粉刷都是为了吸引游客来到这里消费。跟世界上所有的旅游胜地一样，只要把光鲜的表面稍微褪去一点，你就能看到城市庸俗低级的一面。虽然这个城市的先辈都比较喜欢艺术画廊，但是T恤商店遍布了整个海滩，因为多数游客想买的还是T恤衫。

店主在海滩不远处的沃尔格林的药店旁边放了一个装有T恤的大箱子，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顾客购物完成后必然会经过这里，果然效果非常明显：几乎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伸手在箱子里面挑选T恤。这个箱子里面有几百件T恤衫，每件标价5.99美元，两件10美元，上面的图案以佛罗里达为主题，有贝壳、明鱼、棕榈树，非常漂亮。

我伸手进去拿出来一件T恤，纯白色，图案是一只靓丽的鹦鹉，下面写着“Florida”的字样。之后我去结账，走到太阳底下，透过包装纸看着这件T恤。

“就是你啦。”我想。

回到华盛顿之后，我从塑料袋中拿出T恤，看一看这里的商标，上面写着“雪莉制造”，在最底下写着“中国制造”。我在搜索引擎中打上了“雪莉制造”，几分钟后我就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加里·桑德勒通上了电话。电话里他说：“欢迎您的采访，我们接待的华盛顿客人可不多。”

雪莉制衣厂位于迈阿密最原始的工业区，是一排荒凉的仓库和工厂，离机场倒不是很远。加里·桑德勒皮肤是典型的佛罗里达太阳晒黑的，非常友好。他完全没有任何矫揉造作，非常自豪自己和家人一起建造了工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自己孩子们和销售团队的照片。

加里的父亲昆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创立了雪莉时装公司，公司以自己大女儿的名字命名。最初，昆廷从独立的批发商起步，沿着海滩的商店挨家挨户地向店主兜售小饰品。他经常去纽约进货，然后回到迈阿密，在旅游旺季叫卖自己的小物件。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人们喜欢度假的时候购物，尤其喜欢买纪念品。昆廷发现热带主题的纪念品特别受来访的北方人的欢迎。

20世纪50年代，可以穿的纪念品不是很多，游客们带回家的主要是小饰品而不是衣服。但是昆廷发现他最受欢迎的商品是围巾纪念品，这是一块很小的正方形棉织品，上面画着佛罗里达的图案。跟那个年代其他做工粗糙的旅游制品一样，这块围巾在日本生产和印刷。不久以后，昆廷自己发现了，批发商面临的典型困境，那就是利润都被供应商和零售商赚去了。1955年，昆廷·桑德勒就舍弃了他在纽约的供应商，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店。雪莉时装成了雪莉制造公司。

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里·桑德勒从大学退学，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并在1986年成了公司总裁。1999年中期，公司总经理一职传给了第三代人，桑德勒的外甥（雪莉的孩子）开始上任并负责公司日常运营。

现在雪莉是美国最大的T恤截图印刷商，它一直专注于旅游业，在基维斯特、佛罗里达、德纳里峰、阿拉斯加以及很多旅游胜地，包括欧洲，都有雪莉的T恤在销售。雪莉的艺术家为每个旅游市场设计不同的设计主题，这些设计最后在迈阿密的工厂里进行印刷或者绣在T恤上面。

雪莉的空白T恤（还有沙滩浴巾和棒球帽）装满了一间两层的仓库。工人们把空白的T恤从库房拿出来，然后放在像摩天轮一样的印刷机器上。他们先把每件T恤平放在轮辐的一端，然后开始转动，一共短暂停留14次。每次轮子停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同的颜色通过屏幕上的小孔喷射出来。当T恤回到轮子的原点位置时，一名工人会把T恤拉出来，然后交给另外一名工人，他会把T恤平放在烘干传送带上。下一名工人会在传送带尽头把T恤拿起来，放在第二条传送带上，进入一条通道后，再从另外一头出来时，T恤已经被叠得整整齐齐了，这件T恤就再也不是一件内衣，而成为一件纪念品了。

这些印有海滩、山川、摩天大楼和冰川的诱人T恤被堆放在了购物车中，每一件T恤最后都会有个归宿，会有人将其穿回家。沿着工厂旁边的库房走一圈就好比是一场旅行。这些T恤要去的地方可能需要你带上防晒霜，但是他们从哪儿来你可就不好猜了。

加里·桑德勒从不同的地方采购T恤，包括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中国大陆、巴基斯坦、波斯瓦纳、印度、中国香港以及韩国。2008年，我再次拜访加里的时候，我了解到了T恤生意比前几年难做得多了。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美国以外市场的外包更加复杂。除此之外，经济衰落也严重地影响了旅游业，旅游业的不景气又反过来影响到了雪莉的生意。

我买的那件T恤来自中国，它很可能是在1998年年底离开上海港，几周后到达了迈阿密港，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这件T恤花了桑德勒1.42美元，包括24美分的关税。这件T恤是1998年美国服装配额体系中2500万件允许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T恤之一。它的旅行证明了打破外来阻力的经济的力量。它之所以能来到这里，是因为它打败了美国的纺织和服装业，打败了南方的国会议员，突破了一系列的关税壁垒和配额限制，这些限制非常复杂，以至于很难想象会真有人不怕麻烦从中国进口。但是加里·桑德勒真的就是不怕麻烦的人，因为不管国会、行业领导者、说客们多么努力地游说，尽管配额和关税限制，中国的T恤确实是质优价廉。

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我问桑德勒这些T恤到底是从哪个地方生产出来的？桑德勒在自己名片盒里翻了好久，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徐兆民（音译）先生，上海针织厂”。

桑德勒说：“你给他打电话吧，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会告诉你一切的。”

“徐兆民。”我吃力地念了出来。

“不，不，”桑德勒说，“帕特里克，他的美国顾客都管他叫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徐和他的夫人接受了我的邀请，下次他们访问美国的时候会来华盛顿做客。

徐先生游走于东西两方，像猫一样具有良好的平衡能力，游刃有余。他每年会到美国两三次，见见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了解西方的时尚，把新的想法带回工厂去。尽管帕特里克很乐意把白T恤销售给像加里·桑德勒这样的老客户，但是他认为上海针织厂只卖白色T恤前途很渺茫。很多国家，甚至中国其他地区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参与竞争，他认为不久之后，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客户会从上海之外的地方采购T恤。帕特里克正努力想把价值链提升到更高一层，比如毛衣。

我们1999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帕特里克说：“来中国吧，我会向你展示一切的。”

我说我想要整个流程，他能让我看到衬衣在哪里被缝纫吗？没问题。纤维在哪里被编制的？没问题。我得寸进尺，那能看到纱锭怎么织成布的吗？纺织厂呢？没问题，他可以安排。但这还远不是开始，棉花呢？我要想讲述T恤的故事，我就得从最开始的原料为起点。我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我能去地里看棉花是怎么生产的吗？

帕特里克看了下T恤说，这恐怕有点难，棉花应该不是在上海种的。有可能是在得克萨斯。

“得克萨斯？这是什么地方，有多远。”我问道。我桌子上面有一个地球仪，我把它转到中国，“你能给我在地球仪上指一下这个地方吗？”

帕特里克笑了，他拿起地球仪，转回了原地，然后说：“这里，棉花应该是这里种的。”我跟着他的手指看了过去。

原来他指的是得克萨斯……

第一部分　棉花之王

纳尔逊和露西在他们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农场。（照片由Dwade Reinsch和Colleen Phillips提供）

第1章　美国如何控制棉花市场长达200年

雷恩斯棉花农场

斯迈尔，得克萨斯州

不同于法国红酒和佛罗里达的甜橙，西得克萨斯的棉花并不因产地而闻名。西得克萨斯从来都没有旅游业，那里荒无人烟，土地贫瘠，天气不是热得要死，就是风暴或冰雹肆虐。那是个晴朗的秋天，我乘飞机来到拉伯克附近的棉产地，那里的景象如同月球表面，没有山，没有草木，没有过往的汽车，简直荒无人烟。如此的空旷虚无起初让人感到不适和恐惧，因为身处此地只能让你感到人的渺小。即便我几乎走遍各个大洲，去过数十个国家，当我第一次踏上得克萨斯的拉伯克时，却觉得这是让我感到最陌生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我的T恤和你的T恤很可能都来自这里——这个被当地人自称为“世界棉都”的地方。

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与这里令人生畏却又有着粗犷美丽的景致相得益彰。的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块土地以其难以捉摸的性情和广袤使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使人驯服并让他们在棉花种植上收获毛茸茸的“白色金子”，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让他们自豪。当地有这样的传说，上帝在创造西得克萨斯时犯了个错误，忘了为它装饰上山丘、山谷、河流和树木。看着因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荒芜与贫瘠，他本想重新装扮这里，但却又有了另一个主意。他说：“我知道该如何做了。我要创造出喜欢这样风光的人。”

于是他就这么做了。

棉农纳尔逊·雷恩斯，虽已有87岁高龄，其看上去却依然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他爱笑，但却言辞谨慎。他称妻子露西为“甜心”，称其他女性为“女士”。他是位老派的绅士，待人真诚有礼。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显然，他与2000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没什么变化。

过去的87个春秋里，他只错过了4个棉花采摘季节，而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如果客人愿意，纳尔逊和露西非常乐意（或许是出于礼貌）讲述他们过去的故事，但它们并不沉浸于“过去的好时光”。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的思想开放，也不故步自封。对这个世界，纳尔逊和露西依旧充满兴趣。在我为本书进行的众多访谈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他们家厨房里度过的。我边吃露西做的蛋糕，边向他们学习有关棉花的知识。2008年，纳尔逊和露西仍然还守在他们位于西得克萨斯空旷的农场上。但那时，纳尔逊已经决定缩小他们的棉花种植面积并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租出去。

虽然种植棉花不再像过去是个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但每年纳尔逊和露西还是要跟无法预测的大自然和变化多端的市场做斗争。每年夏天，与大风、沙尘、高温和害虫的较量从未停止。到了秋天采摘的季节，他们又要在世界市场上与来自70多个不同国家的棉农较量。若全面种植，雷恩斯家1000英亩的土地可以出产大约50万磅皮棉，足以生产130万件T恤。纳尔逊将其一生奉献给棉花事业，这一切不仅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他个人的故事，还能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美国棉花种植业的故事。

历史证明，所谓的优势在世界市场几乎都是暂时的。即使民族工业取得胜利的故事令人震撼一般也是以比较优势转移而终止。出生在婴儿潮时代的人们，一生中经历了电子消费品的优势从美国转移到日本，然后到中国香港，再到中国台湾，最后到中国大陆的过程。服装生产优势从美国南部转移到东南亚，再到加勒比地区，然后又回到了亚洲。钢铁方面的优势从美国的铁锈地带转移到日本，又到韩国。但200年来，从任何方面来衡量，美国都无可争议地保持着全球棉花种植业领袖的头衔。而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更难与之并驾齐驱。有史以来，美国棉花的总产量（尽管近年来低于中国）、出口（尽管偶尔被乌兹别克斯坦超越）、种植规模和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均保持世界第一。[1]

从表面上看，棉花对美国经济的成功不太可能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美国与“同类”国家在行业与制造产品上形成竞争。美国公司与日本汽车制造商、德国化工公司以及瑞士制药行业竞争。但受气候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几乎都不生产棉花。实际上，美国棉农的竞争者是世界上最穷、最不发达地区的棉花种植者。像服装、钢铁和造船业等诸多行业因为美国的劳动成本过高（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而凋零或外迁，而为何美国的棉花种植业却依然能够占据着全球的优势地位呢？

更广泛地讲，在先进技术、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中，像棉花种植这样一种处于“下游”的基础行业是如何持续繁荣发展的呢？在各类行业中，棉花种植似乎并不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商业战略模型预测这种产业的优势总是短暂的：缺少产品差异化、激烈的价格竞争、进入门槛低，几乎不值得做。商学院教授及战略家迈克尔·波特指出：

这些产业的优势总是短暂的……劳动成本和自然资源对这种产业的竞争优势尤为重要……投资回报率过低。由于进入门槛低，这些产业参与的国家众多，要面临许多竞争者……由于生产要素优势的快速易主吸引了更多新的生产者，他们压低利润，降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经常会受困于这种行业……身处这种位置的国家常常面临丢掉竞争地位的威胁中……[2]

这种经济悬崖般的生活对南亚和非洲等地的棉农来说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拉伯克附近的棉花种植者的真实情况。年复一年，美国的棉农们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处在产业的顶端。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什么自197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贸易赤字，但其棉花出口却能取得的成功？又如何解释美国的棉花种植者为何能将如此低端的商品出口到更贫穷的国家？为什么是这儿？为什么中国制造的T恤的棉花产自得克萨斯？

国际发展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又称乐施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Oxfam）认为，它知道答案。根据其一系列尖刻的报告，美国棉农的比较优势在于他们善于获取美国政府的补贴。[3]2003年秋天，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谈判在墨西哥的坎昆召开。基于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研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谈判的最开始就抨击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像贝宁和布基纳法索这种贫穷弱小的国家表现得立场坚定，紧盯美方谈判代表。他们控诉美国棉花补贴阻碍了他们的脱贫之路，因为他们无法与获得山姆大叔慷慨支持的美国棉农竞争。其中一段话相当具有冲击性，贫穷国家指出，美国棉花补贴已超出了非洲许多贫穷的棉花生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美国打算支持自由贸易，那就应该说到做到。这种对立的局面又持续了几天，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富国和穷国都放弃谈判回家了。[4]但他们的观点已经表明，几个月后，世贸组织裁定美国棉花补贴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补贴制度不公平地倾向了美国棉产户。2004年夏天，巨额补贴成了公众焦点，美国贸易代表同意将棉花补贴问题拿到桌面上谈，并希望在多哈回合谈判期间“有效地、快速地、明确地”解决棉花问题。[5]到了2008年秋天，谈判的僵局仍没被打破，而大部分的补贴也依旧存在。

毫无疑问，美国的补贴数额巨大，对贫穷的国家是不公平的。但那些认为美国棉花种植的竞争力仅仅因为政府补贴的人应该找个时间去得克萨斯的拉伯克附近看看。当然，这些补贴的确是美国棉产户的福音，但像纳尔逊·雷恩斯这样的成功者，其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

首先，在美国实施棉花补贴政策前的一个多世纪，美国棉花种植的优势地位就已确立。正如本书第2章中描述的，早在200多年前，美国棉产业就将它的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在后面。因此，虽说当前的补贴政策的确是其棉产业成本优势的部分原因，但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能在这一产业长期占有优势地位。

其次，用补贴政策来解释美国棉产业的优势地位，却忽略了美国棉花生产者令人赞叹的企业创新能力。在很多方面，美国的棉农的实践已经成了工商管理课程研究适应能力和创业精神的案例。为了应对全球市场的供需变化，美国棉农改进了生产方式、市场营销、科学技术以及组织管理形式。有时候，棉花的供需相对平稳，趋势可预测，棉农能够看清市场前景。但有时棉花市场会突起变化，眼前形势被完全打乱。每一次，美国的棉农都通过新想法、新技术，以及促成新的政策等创新的方式应对变化。在我第一次与纳尔逊和露西见面时，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开放的思维和前瞻性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这是他们有意为之或必须这样做。这既是地区特性，也是比较优势。而出于多种原因，贫穷国家的棉农通常是传统型而非创新型，所以面对竞争而失败。

美国棉农非凡的适应能力和经营企业才能来自他们的性格本身，当然还有美国强大的制度与管理机制，这些正是贫穷国家所缺乏的。美国的农场、市场、政府、科技、大学各施其能，而且都在一个有效循环内运行，领先那些最穷的国家数十年。在西非的大部分地区，制度基础薄弱导致其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与美国是否有棉花补贴无关。此外，许多贫穷国家实施的政策倾向于将资源和力量转向其他地方，而非转到棉农身上，使其获益。

虽然补贴不足以解释美国在这一行业的优势地位，但是补贴却是众多现象中的一个实例，它似乎让美国棉农永远处于领先地位。200年来，美国的棉农为了能够缓解棉花种植和经营中的重大竞争风险而推动了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他们已经了解如何在市场上竞争，还有在风险过大时如何避免竞争。换个说法，美国棉农从一开始就受到制度的保护从而避免了各种市场冲击。

当我们想象着棉铃变成为T恤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时，会发现，我们能够有衣服穿真是个奇迹。棉花的生长环境既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水量也要适中，它害怕遭遇冰雹的袭击，也禁不住大风大雨。棉株易受杂草侵害，可毁掉棉花的害虫多达数十种。因此，棉花价格很不稳定。此外还有劳动力市场风险，因为在除草和摘棉花时，工人也要求有合理的报酬。世界上的所有棉产户都要面对这些风险。当然，还有些常有的商业风险，如价格下跌、成本上涨、国外竞争和融资等。正如第2~4章中所讲述的，美国棉花种植取得成功的那些故事，正是如何出色地避免或者减少了风险带来的影响的故事。

如今，在美国棉花种植取得成功的故事中，市场与全球化的支持者能够找到许多他们喜欢的东西，但其反对者也能找到支持他们论点的论据。美国棉产业取得的每次高尚的成功，每一个体现出美国人比竞争对手更聪明、更快、更好的案例里，也都存有可耻的因素。其中最可耻的就是美国棉产业发端于奴隶制的棉花种植园，这也是美国人首次超越其国外竞争者的地方。而如今虽没那么可耻却也依然令美国人尴尬的就是棉花的高额补贴。但是，要想理解美国棉产业的长期优势地位，我们首先要达成一致，那就是对美国的棉农既不能妖魔化，也不能太过浪漫主义。在美国主宰这个产业的200年间，有时可以赢得光明正大，有时却不行。我的T恤的原材料产自美国南部的田间，在这里有许多地方值得美国人骄傲，但也有些东西是见不得光的。

第2章　美国的棉花历史：因避开劳动力市场而得胜

需求拉动：贫苦阶层恋上“华丽服装”

世界上最早的工厂就是棉纺织厂，而揭开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序幕的正是棉布和棉纱的生产企业的发展。纺织业快速涌现的新技术使之后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为纺织品生产从家庭作坊向工厂转移铺平了道路。英国棉花产业生产力的爆发使棉花价格急速降低，而穷人终于首次穿上了这种漂亮华丽的衣服，一个新的消费阶层诞生了。19世纪，历史学家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描绘了廉价的棉质衣服对消费的拉动：

你无法想象那些漂亮的棉质衣服给民众带来的利益……贫苦阶层也能像中上层一样穿着整齐，甚至是穿上华丽的衣服了。在19世纪的国家节日（country wake）里人们穿着得精美程度不亚于18世纪人们在会客厅中穿着的服装。[1]

技术的革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力又反过来使价格有所降低。低价格扩大了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量，这也使英格兰的皮棉开始供不应求。当英国大众开始恋上“华丽的服装”后，事情就无法再回头了。普通大众能够买得起的廉价棉质衣物大致相当于现今5.99美元的T恤。与现在一样，推动国际贸易流动的背后，是消费需求。

显然，英国对棉花的需求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美国棉花能够成功。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初，根本看不到美国成为成功的棉花产地的光明前景。如图2-1所示，1791年，美国在世界棉产量中的占比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南部当年的棉产量仅有200万磅，与其他地区的棉产量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不禁让人怀疑，棉产量近4亿磅的亚洲产棉地（主要是印度）会在乎来自美国南部的竞争威胁吗？

图2-1　按时间、区域划分的棉花产量

资料来源：Bruchey，7.

之后，美国棉花产业的迅速繁荣令人震惊。10年的时间，美国棉花产量翻了25翻。到美国内战爆发前，南部每年的棉产量超过10亿磅，大约是当时世界棉产量的2/3。棉产品大部分是用于出口的。1815~1860年，棉花出口额占到美国总出口额的近一半。美国超过70%的棉花出口海外，主要是英国。[2]在很短的时间里，美国棉农击败了他们的海外竞争者。

但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首先，孤注一掷地将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资源投入到棉花生产上，导致美国南部在工业发展水平上严重落后于北部，而缩小这一差距的关键时机就在这之前的25年。其次，早期的美国棉花大部分出自奴隶种植园。毫无疑问，奴隶制度对美国棉花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史上恐怖的劳动制度。我们会发现，在T恤等棉织品服装的贸易中产生影响的劳动制度中，令人厌恶的绝不只有奴隶制度一项。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贸易怀疑论者所持观点算是合理。

奴隶制度是美国第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用于保护棉花种植者免受市场竞争中经营风险的伤害。由于多种原因，棉花种植者不愿意承担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风险，他们更倾向于用俘虏来的奴隶。实际上，这种风险很可能会妨碍美国棉花生产的爆炸式增长。

南北战争之前的南部地区，种植棉花是一件令人厌烦的、辛苦的体力活。种植者从仲春开始锄地，用骡子犁地，准备播种。之后，就开始与杂草斗争。棉株是非常柔弱的，其自身无法抵抗杂草，所以工人要不断地确保幼苗避免杂草的侵害。实际上，有大量的记录显示种植者最大的烦恼就是如何让棉花避免“杂草危害”了，这也是最耗体力的工作。[3]除草和间苗的工作一直持续，节奏缓慢，直到夏末。之后，4个月的采摘期又开始了。在大的种植园里，一个工人可以完成18英亩的准备、种植、除草以及采摘工作。

关键问题是，这些工作的时机和强度都要受天气左右，若没有天气预报，棉花种植者无法预计他们需要多少劳动力。在多雨的春季，每块田需要除草6次。因此，这个季节里需要的劳动力就会翻倍。棉花采摘时间也许是最无法预测的问题（即使是现在，纳尔逊和露西夫妇都因此而无法为感恩节制订旅行计划）。下雨时或是棉花潮湿时，是不能采摘的，而雨后棉花通常需要三四天才能变干。几天的雨可能使采摘棉花的工人一个星期无法开工，而一旦棉桃开口和变干后就需要尽快采摘，以免轻柔的棉绒被风吹走或吹落在地上。淋过雨的棉花会长斑点并且变得更加脆弱，因此，美国的种植园主们常常在降雨前匆忙地采摘棉花。

在劳动力市场上，很难满足这些严苛而又不可预测的劳动力需求。正如加文·莱特所说，即使美国南部真的存在农业劳动力市场，也几乎无法运转。[4]由于农场在地理上的分散，造成了通信与交通的不便。人口密度极低，常年不均衡的劳动力需求，再加上信息匮乏，意味着若是依赖“市场”来满足这里的劳动力需求，那美国的农场主可能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无法完成种植园中棉花的采摘工作。因此，美国农业劳动力的问题，不仅仅是缺少工人或用工成本高，而是缺少一个有效的市场，能够让农场工人和农场主进行交易。通过市场在恰当的时间提供恰当数量的工人就像是一种商业赌博，让美国棉花农场主敬而远之。

即便有运作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棉花生产中的工作机会是否能够吸引工人参与也是未知数。早前曾有个研究棉花经济学的学生指出：“当白人拥有廉价的土地后，就很难再让他们成为挣工资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棉花产业能取得发展是依靠奴隶制度而不是自由劳动力的主要原因。”[5]当然，这句话在黑人身上也适用。如果不是奴隶制度，黑人和白人都会愿意在自己的农场里劳作，而且在国家成立之初的美国南方地区，任何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获得土地。

总而言之，由于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畅，而工人们又有家庭农场这一更好的选择，所以在美国南部的棉花市场对自由劳动力（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样，奴隶制度既使棉农避开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风险，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避开限制家庭农场雇用工人的有效方式。奴隶制度还使农场主能够扩大种植面积，更大的种植面积促使棉花产量也进一步增加。美国南部种植棉花的农场的平均规模是北方自由州的近两倍，对600英亩以下的农场来说，农场规模与棉花产量有着密切的联系。[6]简单地说，大型农场是奴隶种植园，而不是家庭农场，在1860年，这些奴隶种植园生产出了全球大部分的棉花。

让小提琴手有足够的琴弦

想要保证棉花大规模生产的成功，不能仅靠奴隶，有效的管理系统、监控方式和奖励制度也是必要的。这些制度既体现了奴隶种植园在经济上的成功，也体现了奴隶制度不人道的一面。种植园的盈利能力不是依靠拥有奴隶本身，而是在于种植园主如何引导奴隶在无法预测天气情况的时候重复去做费时费力的体力工作。大量的棉花生产要求种植园主建立一个“工厂”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量的工人做着重复的工作，在天气反常时采取“轮流制度”。种植园主可以通过激励（比如奖赏）、惩罚（比如鞭打）或是家长式的管理方式等混合方式引导奴隶们做那些重复劳动。[7]那些奴隶主的工作日志里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他们负有道德义务来保护这些处在“附属地位”的人们，那些受到照顾的、心情愉悦的奴隶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佐治亚州的一位大型种植园主这样描述他的经验：

我首先关心的是选个合适的地方作为我的“区域”，要有阴凉……然后为我的黑奴们建造舒适的住房……我将设置一个大房子作为托儿所，白天，孩子都被送到那里，有一位细心且经验丰富的妇女在那里看护他们，她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些孩子得到适当的饮食和照料……我为我的黑奴们准备了一所舒适的大医院，当他们生病时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我还有位很好的小提琴手，我为他提供充足的琴弦，并让他每周六晚上为我的黑奴们拉琴，直到12点。[8]

为了避免自己受到诱惑也去那里工作，这位种植园主后来写到，他减少了这种热情关切式的管理方式，但其惩罚措施并未减少。无论其动机如何，家长式的管理方式明显强化了种植园主对奴隶的控制，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当这种机制与持续的监控相结合时，奖惩同时发生在工作当中，种植园主的管控毫无遗漏。

总之，奴隶制度是美国不断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中第一个旨在保护农场主免受市场风险威胁的制度。美国能够成功地为世界市场生产大量的棉花，离不开可靠的劳动力供给，但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是无法满足棉花生产所需劳动力的。但仅有奴隶制也不能保证生产。为促使奴隶进行与棉花生产相关的单调而费时的工作，美国奴隶主使用了一套复杂的管理机制，包括正面和负面的激励，家长式的管理以及监控方式。当然，许多工厂体系里的如命令与操控式的元素被延续到了今天的众多行业中。而复杂的激励和监控机制如今也依然存在。

这些美国早期棉花产业里的经验教训引发了当代的争论。美国早期在棉花产业的支配地位显示了商业上的成功可以通过道德的沦丧来换得，这一论点尤其与T恤生产相关，评论家认为T恤是在“血汗工厂”中生产的，这与奴隶制度相差无几。美国棉花生产的早期历程还为市场恐惧症揭示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奴隶的悲惨生活并非劳动力市场的风险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压制。一般而言，压制并避开市场而非在市场中竞争的商业策略至今依然被沿用，尤其是在美国的农业领域，其他产业也是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压制和避免竞争的现象，通常是由贫富不均造成的，这种不平衡延续到当今的世界棉花生产中。

虽然劳动力问题被奴隶制度“化解”，美国西部有着广袤的土地，而东部有无限的需求，但这些因素还不能构建美国棉花产业的成功。在美国种植园主试图将种植范围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他们也许遇到了美国经济史上最大的生产瓶颈。当他们将种植范围从大西洋海岸向西推进30英里时，种植园主们发现英国纺织厂指定要求的富有光泽和弹性的海岛棉花在那里无法开花。只有纤维较短、棉籽较黏的高原棉花能够在美国更西部的地区生长成熟。然而，以印度的古老装置为模型的那种简单的辊式轧花机可以分离海岛棉的棉籽，却无法将高原棉中有黏性的棉籽从皮棉中分离出来。

这一供应瓶颈的严重性不容小觑。一名年轻健康的奴隶每天可以采摘300磅棉花，甚至一个小孩一天也都能摘100磅左右的棉花。但是，这样的棉花却是没有市场的。因为辊式轧花机不能将棉籽从高原棉花中分离出来，奴隶们只能手工将棉籽挑出来。由于棉籽非常黏，很难处理得好，一名奴隶一天只能够处理的棉花不超过1磅。以这样的速度，英国的纺织厂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棉花而倒闭。

所以，即便没有伊莱·惠特尼，也很快会有其他人想出解决办法。1792年的秋天，惠特尼创业成功的必要因素都已具备：生产瓶颈、创意、资金来源以及盈利方式。对现如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伊莱并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因为贫穷国家也有很多聪明又富有创造力的人，故事的重点在于它具备了向前跨越式发展的所有必需因素。

伊莱遇见风险投资家

从马萨诸塞州的童年时光到耶鲁大学毕业，伊莱·惠特尼在朋友和家人的眼中就是一个聪明、有创造力、喜欢捣鼓些小玩意儿的人。大学毕业后，他来到美国南部当了一名家庭教师。之后发生的事最好由惠特尼自己来讲述。在他1793年9月11给他父亲写的信中，惠特尼展现出了他在技术上的天赋以及创业精神，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一个年轻人所表现出的内疚和激情。他在追求自己创业梦想的道路上，多少忽视了对家庭的责任。信的开头，他写道他应该早些写信给父母，好让他们了解他正在做的事情：[9]

亲爱的父亲：

我很高兴收到您8月16日的来信，得知您身体健康我很高兴。自上次与你们见面后，听到您身体很好，家人们也很好，我很高兴……我本打算尽快回韦斯特伯勒（回家），但目前恐怕不行。我猜想，您一定很想知道我离开大学之后的生活。我认为您有权知道，我也有义务向您汇报我的情况，实际上我应该更早一些告诉您……

在去萨凡纳的路上，惠特尼遇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十分出名的格林少将的遗孀及家人。格林夫人对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很是欣赏，邀请他到家里的种植园停留几日后再继续他的旅行。当一群格林少将手下的军官来到种植园来探望格林夫人时，他们的话题很快转向了美国急需能够分离高原棉花与棉籽的机器，以满足英国的需求。种植园主们非常清楚，那些棉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唯一障碍。“先生们，”格林夫人说，“可以让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帮助你们，他什么都能制作出来。”

惠特尼急忙否认，说他从没见过棉花和棉籽。但是，他很快就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从他的信中我们就能看出来：

我跟随着已故的格林少将的家人一路从纽约来到了佐治亚州，并很快又跟着他的家人去了他们的种植园……打算在那里待上四五天……在这期间我听闻许多关于轧棉的困难之处，就是如何把棉籽与棉花分离开。格林夫人家有许多令人尊敬的绅士，他们一致同意如果能够发明出分离棉花的机器，这对国家以及发明者来说都将是一件伟大的事迹。

重要的是，在格林夫人家的种植园，有一位风险投资家，就像惠特尼在后面的信中提到的：

我无意间想到这个问题，并构思出一台机器的设计方案，我与米勒（他也与那家人同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并手握财富的先生）讲述了我的想法，他对我的设计方案很满意，并对我说，如果我继续将这件事进行下去并实验这台机器是否能够成功，他愿意承担我相关的所有花销，除了时间以外我没有任何损失。然而，如果我成功了，我们将分享利润……

当然，这台机器成功了。在美国南部，惠特尼制造出来的简单而又精妙的机器被快速复制并应用开来。这带来了好消息，在这之后8年的时间，美国的棉花产量翻了25翻，到1820年，超过了90翻。而坏消息是，比起其他任何单一生产要素，伊莱·惠特尼的轧棉机成了让美国南部的奴隶棉花种植园更加团结的最重要的因素。对种植园主来说，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是好事。而对那些被买卖、被繁育、被鞭打、被抓捕、被强迫听小提琴演奏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这种事情的结束才是好事。

竞争在哪里

我们不禁要问，竞争在哪里？它与印度还有中国有何特别联系？为什么这些18世纪还是世界上棉花产量主导的国家会被美国远远甩开。

正如图2-1所示，最初，当美国棉花产量开始剧增时，其他国家的棉花产量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水平。所以说，美国的棉花生产者并不是依靠低成本和高效率来打压竞争对手的。相反，老牌产棉国照旧做着之前的生意，但一如既往并不代表这就够好了。

伴随着新型纺纱机的产生的和迅速扩大的消费群体，英国的棉花需求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并不是稳定的需求增长，也不代表那些老牌产棉国的收益能继续维持下去。英国工业革命如一道“闪电”般出现在棉花的传奇事迹里，它就像轧棉机、棉铃象甲虫和黑奴解放运动一样改变了一切。1860年，英国每年能消费超过10亿磅的棉花，这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世界棉花产量的总和。[16]

爆炸式的需求增长需要有爆炸式的供给做出回应。问题是，为什么爆炸式的供给增长会出现在美国，而不是那些自从有了棉花贸易就是世界主要棉花生产国的国家呢？而当我们发现英国花了很长时间想要摆脱对美国棉花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风险时，美国棉花产业的成功就越发耐人寻味。

简单地说，在当时，印度或中国产业的棉花以及其他产业里，现代市场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所说，想要了解经济史中某个事件在某个地点和时间为何发生或为何没有发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想想谁是受益者。[11]如果印度或中国的棉花种植者能够通过提高生产力、改善棉花质量，以及将棉花卖给英国的纺织厂来获利的话，他们就会这样做。然而，看上去他们并不能由此获利，其中风险太大，而收益微乎其微。资本主义奖励好想法、改进和原创的模式在亚洲地区根基尚弱，还未成熟。

首先，那里没有财产权，或者说，正如17世纪在印度生活的法国人弗朗索瓦·伯尼尔所写的，那里没有你我之分。[12]没有使人们愿意改进过时的方法、加强学习、扩大种植面积、不断完善的激励因素。雇农受统治者支配，而统治者通常不在农场里，并且经常变化。伯尼尔写到，即便农民创造了一些财富，也要将这些财富藏起来，以免被敲诈或被查获。[13]

文化层面上，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统治中国的清朝对西方所有的事物展现出厌恶的情绪，并因此拒绝做出整体的调整或改变。换而言之所有中国的“伊莱惠特尼式”的人物都没有尝试的理由。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美国棉花产业成功超越印度和中国好像应归功于奴隶制度。1853年，一位观察家断言：美国棉花种植者的“优越感”来自他们“通过家长式管理的家庭奴役制度得到的廉价且可靠的劳动力”。[14]当然，是奴隶制度使美国的棉花种植园能够生产如此大量的棉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制度下，同样也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被迫无偿劳动却不敢反抗，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从未被组织起来生产大量的棉花以供出口呢？

因此，尽管通过奴隶制度，美国种植园主避开了劳动力市场风险，但它还是无法解释为何其他国家没能抓住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会。财产权、激励措施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的东西，是支撑工厂式棉花生产的必要体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今，管理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也仍是许多贫穷的产棉国要面对的挑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有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贝宁的“伊莱·惠特尼”们，仍然没有找到尝试发明新方式的理由。

所有的天灾都不是白人的错

美国南北战争开始前夕，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前州长、种植园主、棉花农场主詹姆斯·亨利·哈蒙德在参议院发表演讲，这次演说也是那个时代美国南方最著名的政治演说之一。哈蒙德恐吓说，奴隶制棉花种植园的灭亡将造成世界性的灾难。哈蒙德想要维护的不只是美国南方绅士的生活方式，而是这种文明本身：

有哪个正常的国家会向棉花开战？如果他们向我们开战，不用费一枪一弹，我们就能征服他们，征服世界……如果三年没有棉花供应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英国将风雨飘摇，而整个文明世界也会随之倾倒，从而拯救南方。[15]

这一关于文明的灭亡的可怕预言是基于棉花在美国北方诸州工业中心以及欧洲的重要性地位。在新工业中心河流的两岸坐落着成排的大型纺织厂，它们依赖美国南方供应棉花。毛茸茸的棉桃与拳头大小相似，却一吹就跑。即使它并不仁慈也没办法，它主宰着这个世界经济的新秩序，是上帝赋予了美国南方的棉花这一垄断地位。哈蒙德给予了充分的理由，因为棉花既不能生长在美国北部各州，也不能生长在英国，而工业世界又会屈服于棉花，因此，美国南部没什么可担心的：

不，你不敢对棉花开战。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力量敢向棉花宣战。棉花就是王。[16]

从哈蒙德的话中我们能够看出，他不相信棉花王国能够在北方制度的统治下兴旺发展。毁掉奴隶制种植园制度就等于毁掉棉花经济，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即便南北战争消灭了奴隶制度，南方的棉花经济依旧存活了下来，这是由于公共政策仍然延续，使得种植园主不用面临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棉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季节性影响，如何在棉花生产周期中最关键的但无法预测的时期获得足够的劳动力仍是需要面临的挑战。但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充满了风险，因为市场无法保证在棉花生产的关键时期能够维持稳定的价格并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没有了奴隶制度时对劳动力的严密控制，土地所有者们就需要一个替代制度，根据需求将劳动力拴在自己的地里。一种新的劳动制度——佃农制度或者说分成制度应运而生。

为了换得劳动力，土地所有者向佃农提供食宿，以及渔猎的权利。通过给佃农提供食宿而非现金，将他们与土地绑在了一起，并保证了在棉花生产的关键时期的劳动力需求。佃农同样受到合同约束，通过收获得来的农作物向地主还债。

通过制定大量的公共政策将佃农与土地拴在一起，也使棉花种植者避开了劳动力市场的风险。[17]逐渐，有关分成制度的法律定义开始向土地所有者一方倾向，尤其是《农作物留置权法》的颁布实施。[18]这一法规将佃农的法律地位变成了劳工。劳工只有领取工资的权利，而不再像佃农一样与土地所有者共享收成，这一区别很关键。作为劳工，佃农没有了农作物的留置权，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说它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因此，《农作物留置权法》将佃农排挤出了资本市场，却相对地放宽了土地所有者获得资本的途径。其他如《流浪法》和《劳动力转让法》（为保护土地所有者避免劳工被他人挖走）也是为了将佃农拴在土地上。同时，美国种植园主反对为黑人和穷苦的白人建立公立学校，这样，教育的缺失使佃农制度安排严重地倾向种植园主，却让佃农的选择受限。

此外，佃农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协议使佃农想要走出窘迫生活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年复一年的债务，每一年的收获仅仅够用来偿还当年的负债，又被资本市场排除在外，佃农想要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梦想也随之破灭。据说，法国路易十四曾恰当地评论说：“债务支撑着佃农，正如绳子支撑着上吊者”。[19]

亚拉巴马州的棉农内德·科布，回忆起他做佃农时的窘境。1908年内，他收获了6大捆的棉花，这一收获相当可观的：

六大捆的农作物都用来支付柯蒂斯先生了。在大获丰收的时候，我却陷入了困境……棉花丰收没能让我赚到一分钱……柯蒂斯先生让巴克·汤普森先生为我提供食品和杂物等，给我记账……然后柯蒂斯先生支付汤普森先生，我再用棉花支付柯蒂斯先生，就是这样交易的。所以，到了收成的时候，他除了拿走我一半的收成，还拿走了这些费用。[20]

在科布的一生中，这一主题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有些年，科布在还完债务后还能剩余一点棉花，而有些年则还不够支付欠债的，只能再借新债。托土地所有者造假账的福，通常情况下，收入勉强能够还债。在亚拉巴马州的麦肯郡，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巧合：1932年，62%的黑人佃农刚好收支平衡。[21]

讽刺的是，土地所有者们成功地谋划了公共政策，使劳动力长期地保持顺从，并且无须接受教育，但这无疑是作茧自缚。20世纪初期，棉铃象甲虫开始在南方的棉产地肆虐，政府向棉花生产者们传播消灭棉铃象甲虫、保护农作物的拓展计划。有关消息与建议传递给了大型农场和受过教育的棉花生产者，但那些不得不自谋生路的贫穷的黑人或白人佃农们，却常常由于没有文化而忽视了这些信息。1921年，受象甲虫影响，棉花约减产30%，而减产的棉田主要来自小佃农们。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田地。[22]内德·科布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是棉铃象甲虫的时代……那些白人佬们跟我们黑人说，如果你们不将棉花从地里收出了并杀死那些象甲虫，我们就不支付你们工资。他们将象甲虫的问题怪罪到黑人身上。若象甲虫吃光了农作物，没人能还得了债。[23]

“的确，”他接着说，关于象甲虫，“所有的天灾都不是白人的错。”[24]

对南方腹地的佃农们来说，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末，事情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几英亩贫瘠的田地，几头骡子，年底收成的几捆棉花，以及还不完的沉重债务。

但当这样的事情在南方腹地持续上演时，一种新型的棉花工厂却在西部发展起了。20世纪初，得克萨斯成为全美国最大的棉花产地。到了20世纪20年代，得克萨斯开始将棉花卖给中国。

棉花工厂落户得克萨斯

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是棉产的新前沿。那儿地缘广阔、天空蔚蓝，没有种植园里破败的房屋，没有老旧的工作方式，却有充足的空间建立棉花工厂。1900~1920年，为了种植棉花，库帕斯克里斯蒂附近的土地被分为大块的种植区，规模史无前例。库帕斯克里斯蒂的汉丽埃塔·金拥有140万英亩土地，查尔斯·塔夫特拥有超过15万英亩的土地，而谷物大王C.W.波斯特拥有20万英亩的土地。[25]

那时，大型棉花种植所需的成功条件与美国南北战争前相比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由于无法预测的天气情况，土地所有者仍需大量的工人来进行播种、除草以及采摘的工作。依赖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供应的劳动力仍然充满风险且成本高昂。如何确保在需要除草以及棉花开苞后劳动力市场能够供应充足的劳动力？若是工人工资上涨又或雇来帮忙的工人被竞争对手挖走了该怎么办？

有创造力的解决方式大量涌现。[26]种植园主们从巴西引进猴子，并试图训练它们采摘棉花，但最终，这些动物还是不肯合作。他们发现将鹅圈起来可以为棉田除草，两只鹅就可以为1英亩的棉田除草，但他们无法训练鹅，让它们不去踩踏棉株，同时，杀虫剂也会将鹅杀死。有段时间，种植园主们还尝试用喷火器给棉田除草，但想让火在他们用以维持生计的间苗中通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难了。最终，无论是猴子、鹅还是火都无法像人一样完成工作。

这回，为了将劳动力拴在土地上并摆脱市场，种植园主开始借鉴北方的做法：建立企业生活区。

位于库帕斯克里斯蒂的塔夫特棉花经营农场占有圣帕特里西奥郡39%的土地。[27]该农场以公司式的组织结构经营，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仅有人工作并且供人生活的社区，社区里的人被分级管理，而社区的目标即生产棉花。农场设有公司宿舍、学校和教堂，并按照白人、墨西哥人和黑人实行种族隔离。与过去给南方佃农支付的“伙食费”相似，农场发放代金券给工人作为一部分工资，代金券只能在公司的商店里使用。最后，就像那位“给小提琴手提供足够琴弦”的种植园主一样，塔夫特棉花农场也为工人安排了假日、音乐和节日，同样是按种族给予不同待遇。当然，整套制度是为了保障在农场到了播种、除草以及采摘棉花的时期有工人可用。新的棉花工厂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不大，但在辽阔的得克萨斯州，它们就是公共政策。

这些受到严格控制的大型生产体系被盛誉为“未来农场模式”和“生产力、生产效率及赢利的典范”。凭借工厂体系使大量工人根据需求完成不断重复费时费力的除草、播种和采摘棉工作，大规模棉花生产再次获得了成功。农场主也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劳动力市场，不用参与竞争。

当然，当时的观察家也普遍认为，这些大型的得克萨斯棉花“工厂”在经济上的成功也意味着小型家庭农场的终结。很遗憾，这将是未来不可避免的趋势。

也许吧！

可能他们忘记告诉纳尔逊和露西·雷恩斯夫妇了。

第3章　回到雷恩斯农场

如今，得克萨斯的拉伯克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棉花之都”，而周围的棉花农场成为世界领先的T恤原料产地。拉伯克拥有世界最大的棉花合作企业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棉籽油工厂，这一地区的产棉量接近全美国棉产的30%。得克萨斯科技大学位于城市的西边，那里进行着目前最为先进的棉花研究。拉伯克还是国际棉花中心。这一地区的棉产大部分出口海外，棉花被装上卡车或火车，从拉伯克运向位于美国各地的港口。而在这条成功的产业链的最底端并非种植园或佃农，也不是企业园区或家庭农场，而是像纳尔逊和露西·雷恩斯夫妇这样的人。[1]

促使西得克萨斯的棉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原因绝非个别单一因素。棉花生产者为了保守远离市场风险的传统而长久地根植在一种制度中，而他们通过限制竞争所获得的收益与通过竞争所获得的同样多。得克萨斯的棉花农场主通过机械化的应用、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一次性彻底解决了多年以来与棉花生产相关联的劳动力市场风险问题。这些生产者们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合作制度的领导者，即一种简单而又卓越的组织形式，从棉籽油到蓝色牛仔布，它使像纳尔逊和露西·雷恩斯夫妇这样的棉农能够抓住棉花种植过程中每一个微小的价值。得克萨斯的棉农还善于影响政策，引导美国政府来承担他们自己不愿承担的包括价格风险以及拒付风险在内的商业风险。值得一提的是，雷恩斯夫妇和他们的邻居甚至成功地控制住了得克萨斯野蛮的天气。他们能够呼风唤雨，甚至在阳光明媚的温暖天气里让棉株冻在地里。

也许最重要的是，拉伯克是棉花生产“硅谷”的中心。拉伯克地区受益于农场主、私人企业以及大学和美国政府间高度共生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受过良好教育且拥有创业精神的农场主们对大学及企业里的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也从中获益。美国农业部为农业研究和农场主提供资金、技术以及商业支持。贫穷国家的棉花种植者遭遇的多数挑战并非来自纳尔逊·雷恩斯的竞争，而是来自这种更大、更持久的相互联系的良性循环，这才是得克萨斯州农场主重要的竞争优势。与纳尔逊的竞争已经很艰难了，而当纳尔逊与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孟山都公司以及美国农业部协作时，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也许未经训练的人很难看出来，但如果你仔细看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最初的校徽，可以发现由10朵棉铃组成的一个“T”字，这10朵棉铃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拉伯克周围的一个产棉郡（见图3-1）。的确，对这所大学校史有所了解的人会马上指出，该大学的成立就是为了支持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如今，该大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棉花研究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它还是个多元化的国立研究型大学，在众多学术领域有着卓越的研究项目。

图3-1　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最初的校徽

资料来源：Photo Courtesy of Texas Techsan magazine.

2002年，戴维·R.史密斯博士被任命为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名誉校长。尽管史密斯在得克萨斯生活多年，但他俄亥俄州，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这位新校长聘请的市场营销顾问认为，这一地区以外的很多人都认为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与体育相关。史密斯认为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有必要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形象，以反映学校多元化的学术及科研成就。毕竟，现如今的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有的不仅仅是棉产业和橄榄球了。

名誉校长提议为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引入一个新的“视觉识别系统”。2005年5月，他向公众推出了该大学的新校徽。新校徽上有一本打开的书和一把象征学者风范的钥匙，更加突出了学术性。而为了体现学校的农业传统，在校徽的底部点缀了一枝藤蔓，而棉铃则从校徽上消失了。[2]

不满和抗议随之而来。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世代校友都与棉花产业息息相关，他们是棉花场主、棉花贸易商、轧棉工人、棉花经济人、棉花科学家或棉花出口商。人们开新闻发布会、市民大会、在博客里愤怒地抱怨。埃迪·史密斯是当地棉花合作社的主席，也是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校友，先不提去掉棉铃的事，他对校徽上增加的藤蔓也很不满。（他向当地的报纸抱怨：“在我的棉田里，藤蔓就是杂草。”）[3]校友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他们的棉花传统，而新任的名誉校长却辩解说是时候让学校与时俱进了。

这就是2007年年底时，美国平原棉花合作社的约翰·约翰逊给我讲述的故事。

“最后怎样呢？”我问。

“噢，现在他们消失了。”约翰告诉我。

“棉铃？”

“不，”约翰说：“校长和他的市场营销顾问。”

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新任荣誉校长肯特·汉斯博士于2006年正式上任。汉斯也是得克斯州科技大学的校友，来自得克萨斯州迪米特，位于拉伯克西北90英里的小型棉花产区。从拉伯克开车直达那里，中途没有信号灯。汉斯上任后的那期校友杂志Techsan的封面就是得克萨斯夕阳笼罩下开满雪白色的棉铃农田。

虽然我对国际贸易问题已思考多年，却从未将受传统影响且忠诚无比的大学校友当作比较优势的基础，但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就是这样的：它关注棉花，而棉花也关照它。并且，得克萨斯的棉花仍能赢得全球市场。

如今看来，纳尔逊和露西·雷恩斯夫妇似乎的确来到了一个福地。从50多年前来到这里后，他们每年都在种植棉花中度过，直到今天。雷恩斯的农场在良性循环中运转得很好：机器、化肥、转基因种子、合作社、大学研究以及政府计划。2000年时露西不断地和我说，现在他们可以歇歇了。而直到2008年，纳尔逊才真正开始休息。

C.F.和哈蒂·雷恩斯夫妇西迁（带着拖拉机）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棉花生产继续向西迁移，雷恩斯一家也随之向西。尽管在1890年，得克萨斯州已是美国最大的棉产地，但在当时，得克萨斯州所有的棉花实际上都产自该州东部地区，与南部的种植园区接壤。到了20世纪30年代，棉花开始在得克萨斯州西部的拉伯克周围种植生产。就是这个时候，C.F.和哈蒂·雷恩斯夫妇带着10来岁的小纳尔逊来到了这里。

雷恩斯一家是早期的移民和革新者的后代，拉伯克周边的棉花农场主都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在那里，你无须考虑如何摧毁旧方式，打破旧习俗，也没有南部的老旧传统阻碍事物的发展进程。由白手起家带来的行动自由充分解释了为何棉花生产的大多数革新是从美国西部传到东部的，而非从东部传到西部。到现在仍是如此。

2007年，我见到了位于拉伯克的美国平原棉花合作社的新会长沃利·达内尔。2006年，沃利来到拉伯克担任这一新职务，而在这之前的30年他一直在亚拉巴马州做棉花生意。沃利发现西得克萨斯州与亚拉巴马州的棉花生意文化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告诉我，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完成的改变在拉伯克只需要几个月。

在旧时的美国南方地区，用骡子耕地的方式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而在西得克萨斯州的产棉郡，骡子耕地的景象却从未出现过。当棉花农场主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陆续定居拉伯克时，以汽油为燃料的拖拉机也跟随着他们来到那里。当南方地区的棉花农场主开始渐渐卖掉骡子并代之以拖拉机时，西得克萨斯却从起初就开始使用拖拉机了。这造就了两个地区劳动方式的根本不同，而这一差异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理查德·戴把美国1960年之前的棉花机械化生产分为了4个阶段（见图3-2）[4]。在第一阶段，播种前的土地平整和播种工作都是通过骡子来完成，除草是用锄头，最后棉花靠手工采摘。在第二阶段，部分耕种和除草的工作由骡子完成，但土地平整开始由拖拉机完成，而棉花手工采摘。在第三阶段，化肥的使用使棉产量增加，更多的耕种和除草的工作能够由拖拉机完成，但棉花采摘仍靠手工进行。而最后到了第四阶段，棉花靠机械收割，只有春夏两季有少量杂草需要人工清除。

图3-2　棉花生产中的人工劳动力需求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Day，p.440.

早期的拖拉机技术只能在冬天完成诸如犁地之类的粗活，但很难解决旧式棉花生产中的劳动力问题。由于犁地这种杂活需要的劳动力最少，所以人们没有理由仅为了犁地而去购买拖拉机。这导致南方腹地的棉花种植者们缺少从第一阶段迈向第二阶段的动力，因为剩下的除草、耕种和采摘工作仍然需要劳动力完成，骡子也是必不可少。逐渐地，拖拉机可以精细地完成田间的除草了，虽然靠近棉株的杂草还是需要用锄头。而另一方面，由于采摘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极不稳定，所以那些处在第三阶段已经使用拖拉机的种植者们就有充足的动力将采摘过程机械化并升级到第四阶段。

表3-1显示出雷恩斯家族和他们同在西得克萨斯州的邻居们在机械化使用方面的跨越式发展。到1946年，在得克萨斯州，包括雷恩斯家农场在内的超过80%的棉花生产已经达到了第三阶段，但在美国南方腹地，仅有14%的棉花种植者处在这一阶段。这时，离拖拉机被大范围引进西得克萨斯州棉花生产地区进行生产工作已过去20年了，而在南方腹地，67%的棉花农场仍然依靠骡子耕种。

表3-1　1939年和1946年，棉花生产中的拖拉机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改编自Street的书，第164页。

美国南方腹地的棉花种植者之所以不愿意把骡子更换为拖拉机，将生产水平上升到第三阶段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的坚持和依恋，不愿改变现状和一直以来的小农经济。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了种植者对牲畜的依恋。在内德·科布同他的传记作者谈话中可见，内德几乎记得他的每一头骡子的颜色、名字、个性还有叫声。对他们来说，放弃骡子相当于放弃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将是未来的趋势，但并不情愿这样做，内德·科布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说：

到最后，我都坚持用骡子耕种，从没用拖拉机种过庄稼。我曾经有几头最好的骡子。而如今我的孩子们，谁也没有骡子。[5]

当然，从骡子到拖拉机，有些东西在消失：你不可能将拖拉机当作宠物或给它取个名字，机器也没有个性可言。与骡子对话就是南方已被废弃的杂七乱八的传统之一。[6]

虽说雷恩斯家族从来没有用过骡子，但当时也没有机器能够令人满意地将松软的白色棉絮从棉株上分离下来。男女老少拖着沉重的麻袋在棉田的垄间摘棉花，自从人们在得克萨斯州西部定居以来就一直如此。而且由于化肥的引进，使棉花大大增产（见图3-3），采棉量也随之增加。20世纪50年代，在传统的南方腹地的种植园所预期的产量也许是每英亩120磅棉产，雷恩斯家能达到近480磅棉产。根据理查德·戴的估计，每英亩棉花到了采摘时所需的人工是南方南北战争前的两倍。同时，与其说通过机械解决劳动力问题，实际上由于机械作业，采摘时要面临的劳动力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

图3-3　棉花产量（磅/英亩）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白人都有拖延症

公共政策从一开始就在减轻种植者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风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力市场，为种植者承担了这些风险。随着1941年12月日本空袭珍珠港而导致美国军方开始占用劳动力，美国国会控告美国农业部调动妇女和儿童做农活。而全国的农民们都认为，不仅是收割庄稼需要更多的人手，想要赢得战争也是如此。看起来，文明又一次败给了摘棉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奥尔森在1942年给美国国会写信道：

尽管我们尽力动员年轻人和城市的居民们在这个紧要时期做些农活，但若没有大量墨西哥人，我们想要获得胜利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7]

作为回应，国会在1942年通过了《布拉塞洛计划》，允许墨西哥的劳动力进入美国从事短期农业工作。而对种植者们而言，墨西哥的劳工比起有“拖延症”的白人劳工和总要表达“过多独立精神”的黑人劳工来说要好得多。[8]所以，当20岁的纳尔逊上战场服役时，墨西哥劳工跨过了边境来到雷恩斯家摘棉花。尽管《布拉塞洛计划》是一个战时的紧急法案，但出于农业利益，这一计划被延长到1964年，那时战争已结束19年了。到了1964年，90%的棉花通过机械收割。大部分的棉花生产处在第四阶段，已经不再需要摘棉花的工人了。

《布拉塞洛计划》以及它被延长的那段时间再次表明政治影响可以使棉花种植者避开市场竞争。这一计划不仅放宽了使美国农业劳动的移民限制。若计划就此停止，棉花生产者还是无法避免可怕的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即便有墨西哥劳动力的流入，生产者们仍然无法确定在棉花收割的时期劳动力是否可以得到满足。此外，在这种不稳定的市场上，工资的不确定性又带来了经济风险。由于在一个地区生长的棉花都在同一时间需要采摘，这将可能导致“市场”在这种用工峰值期抬高工资，甚至使种植者无利可图。尽管种植者们曾多次想通过联合的方式固定墨西哥劳工的工资，但任何尝试都未曾达到长期效果。为防止劳工为获得更高的工资而跳槽而采取的限制劳工流动的方法也没能奏效。[9]简而言之，单纯地让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农业劳工市场并未能让种植者们避免劳动市场上的竞争风险，种植者们对此更加深恶痛绝。

美国种植者们有三重诉求：首先，他们希望劳工能够随叫随到；其次，他们希望劳工成本可预知，并且不希望与他人在基价上形成竞争；最后，他们希望获得劳工供给保证。换句话说，美国的种植者们想要的不只是去除与农业相关的劳工市场风险，而是尽量避免各种商业风险。

美国国会对种植者们的诉求有求必应。根据由美国劳工部经管的《布拉塞洛计划》，种植者在某个确定时间点预订一定数量的工人使用。美国政府保证种植者们的劳工订单可以以固定的价格成交。外籍务工人员只能为一个雇主工作，这样种植者们就不担心劳工出于追求更高的工资而另找雇主的情况发生了。美国政府还负责对劳工进行健康状况、潜在工作能力以及政治思想检测。[10]

纳尔逊和露西仍对《布拉塞洛计划》实施的那些日子记忆犹新，来自墨西哥的成百上千的劳工在得克萨斯州的棉田里弯着腰摘棉花。不管它受自由派的影响有多大，他们仍然认为这个计划是好的。还有其他方式去摘棉花吗？这些劳工还能找到其他工作养家吗？纳尔逊和露西对待这些劳工十分公正，并要求他们的儿子和这些墨西哥短期劳工干同样的杂活。他们的大儿子拉马尔也对此印象深刻。

官僚主义排挤佃农

到20世纪30年代初，棉花的价格已跌至谷底（见图3-4）。尽管从一开始美国公共政策就在努力缓解美国农场主的劳动力市场风险，并且联邦价格扶持计划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实施，但美国政府还是开始承担起商品价格不断下降的风险。由于美国南方的棉花农场经济形势衰退情况不断加剧，引发了联邦政府的关注。对棉农们来说，罗斯福新政里农业政策的关键因素在于《农业调整法案》，该法案首次引入了为农产品提供政府价格补贴以及给种地的农民提供补贴的概念。其目的是通过政府补贴为农村的贫困人口建起保护网，同时稳定商品价格。

图3-4　棉花的价格

资料来源：Cotton prices from USDA.CPI 1880——1912from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es：The Americas 1750——1993，CPI 1913——1998from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es.

回过头来看看农业价格扶持计划下的获胜者与失利者，能使我们从美国政府政策的受益者身上得到启示。在实践中，像雷恩斯夫妇这样的，身处美国南方腹地的受益者、土地所有人通常会选择接受政府开出的支票，然后禁止佃农的田地生产农作物，并逼迫种地的佃农像《愤怒的葡萄》中所描述的那样，随着移民大军逐渐向西迁移。很少有佃农能够成功与他们的雇主抗争，并获得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政府补贴。[11]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这一政府计划的制订本是为缓解佃农的贫苦生活，现在却吓得内德·科布这样的佃农不敢种棉花了。科布从没想过要放弃种植棉花，他本打算种一辈子的棉花，当然也没想到自己会被白人逼走：

这是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我在地里辛勤劳动，却只能靠我收获得来的一部分维持生计，因为人权，我无法获得所有的……他们想让我离开，我偏要待在这里。我不走，因为这是我的地方。[12]

没过多久之后，因为美国政府的扶贫努力，内德·科布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政府接管了这些棉花生意，范围之广史无前例。我就在那个时候退出了。我不想每年给他们填写表格，还得去办理那堆烦琐的手续。我不会读写，乔茜也是。如果我不能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意，那么我也不想让别人插手。[13]

最终结果是个残酷的笑话，许多大农场主用他们从《农业调整法案》获得的补贴购买了拖拉机。于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的小佃农们都“被拖拉机淘汰”了。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像内德·科布这样的棉花佃农的终结都是用来解释农场主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科布的自传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优秀人才，他对历史、人性和科学都有着细致入微的理解。但随着美国政府的价格补贴以及随后出现的许多联邦农业计划的引入，怎样在官僚体系中驾驭自如，以及如何操控政治影响力成了棉花农场主在此行业生存的先决条件。1999年，美国农业部承认，美国政府的农业计划几十年来一直对黑人存在漠视以及公然歧视的情况，并且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2008年，美国审计总署公布的一份报告的结论是，尽管快10年了，事情却并未好转。[14]

要与官僚打交道对内德·科布来说需要达到一个勇敢的新境界。突然间，如果你不识字，就不能种地了。

从不泄气的机器

Lands’End产品目录的中间页面，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站在棉田中央对着摄像机镜头微笑。她有十七八岁，长长的头发经过修饰闪着金光。她有一双如湖水般平静而又深邃的目光，好像在说在这蔚蓝的天空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她的牙齿整齐洁白，微笑着计划让你为之掏出信用卡。我们应该买这件Polo衫：它由最柔软的棉花制成，有多种颜色供选择。在秘鲁高地，玛利亚用手摘棉花。产品目录上介绍说，人工摘的棉花比机器摘的好。

这对谁更好？在我为本书做调查时，我见到了许多曾经历过用手摘棉花的人，但我从没见过有谁怀念这种方式。除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国家，棉农们还在用手摘棉花。的确，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的特里·汤森对我说，他确信整个非洲都没有一台摘棉机。也许棉花采摘是一份工作，但肯定不是什么好工作。全世界像玛利亚一样的工人们不做头发，也不会去整牙。确实，她们时不时会在棉花田间笑一笑，但那也不是因为她们在摘棉花。

2005年，我见到了迪克·奥尔德博士，他是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植物遗传和育种学的讲席教授。他在棉田里长大，放学回家后就在田间除草、摘棉花，在烈日的照射下，弯着腰没完没了地辛苦工作。“为什么如今我会在这里？为什么我要一直做这个研究？”他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因为人们不应该做那样的工作，或是过那样生活。无论哪里的人都不应该那样了。”[15]

1999年，阿德里安·格文仍对75年前摘棉花的经历难以忘怀，虽然只有一天而已，并且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这就够了：

无论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再干了。我曾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合格的、拿工资的摘棉工。70多年前的一天，我做了一整天的摘棉工人，它让我改变了。那是在1925或1926年，在一个1英里左右宽阔的棉田里，我接受了摘棉花的洗礼……我看到其他小孩摘棉花挣钱，我也想那样轻松地挣点钱。摘棉花的报酬是100磅10美分。我看到黑人小孩每天能挣到20美分……要挣10美分，你需要用长条垫子在肩膀上绑一圈，然后身后拖一个6英尺长的麻布袋，这样一个袋子能装30磅左右的棉花。你下到田间，从棉铃上将毛茸茸的白色棉花摘下来，扔进口袋。当太阳还没升到顶时，我就觉得我的袋子底部有个洞。我的肩膀开始疼了，腿也开始疼，我的胳膊、手指都在疼。在我摘完第一个垄间之前，我就觉得浑身都疼痛难忍……我真希望这一天赶快结束，但实际上连一半都还不到。而我离那闪闪发光的10美分还有大半的距离。黄昏时分，当斯特纽斯吹响他的号角，晚霞笼罩在棉田里时，我回头看到我那好似100磅的麻袋陷在地里，而它还未被我装满。我再也不会在拖着袋子在棉田里走了，再也不会在棉田里摘棉花了。如今，他们用机器采摘了。那种大机器的效率惊人，而且从不会觉得疲累和泄气。

伙计，我真高兴。[16]

纳尔逊和露西也很高兴。自从有了棉花剥离机，他们彻底摆脱了与农业劳动力相关的风险。虽说极具创造力的美国棉农们之前在摘棉花的过程中尝试了许多种机械化的方式，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距离雷恩斯农场几英里外的拉伯克的研究人员才把装在拖拉机上的剥离机改良完善，这是美国农业部棉花研究人员、大学和棉农之间诸多合作中的一项成果。剥离机的基本技术至今仍在应用，一组设置上装有刷子，围着棉株拨动，然后将棉铃拨到一条传送带上，再吹入拖车里。虽然这一基本技术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但机械剥离机被广泛应用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西得克萨斯州，在美国南部腹地，其应用得就更晚了。

机械化进展的停滞首先是受到大萧条时期的影响，其次是在如何适应生产链的其他环节上，尤其是轧棉。此外，棉花采摘的机械化还需要农场具备一定的规模。你很难说服一个规模在150英亩或以下规模的农场投资购买一台摘棉机。当然，大多数得克萨斯州的农场规模较大，能够从中获益，但美国南方腹地的小块棉田却不行。如今，非洲和东南亚地区上百万的棉农们仍然很难跨越到机械化采摘的阶段。即使棉农们愿意合作共享机器，但由于气候变化无常，每个人都可能在同一时间需要使用机器。

1953年，双排式的国际收割棉花剥离机首次出现在农场里，纳尔逊认为它改变了一切。这种机器一天能完成10袋棉花的收割任务，相当于25个人的工作量，而且正如阿德里安·格文所说的，它不会觉得疲累和泄气。

但是，虽然机器解决了采摘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瓶颈。西得克萨斯州棉花收割时节的天气总是带来麻烦：棉农必须争抢在天气变坏之前将棉花采摘下来。棉花生长需要水，但却不能在棉花潮湿的时候采摘。冰雹会将棉花砸到地上，狂风会将棉花吹走，沙子会将棉花弄脏并使棉花贬值。在3个月的采摘季里，在棉花开苞变干后并且在风雨到来前，纳尔逊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棉花的采摘工作。不幸的是，新的剥离机让本来就变幻莫测的挑战变得更加棘手了。

即便是使用机械收割机，纳尔逊还得等棉花完全成熟。机器不能从还活着的青秆上剥离棉花，想要正常工作，需要等到棉秆变得干黄很脆的时候，如同被冻过了一样，棉铃就很容易被摘下来了。更糟糕的是，由于剥离机在早上有露水时也无法很好地工作，所以采摘的时间就更短了。所以摘棉的时节除了气候还有很多原因让棉农不得不耐心等待，只能祈求得克萨斯州的魔鬼般的天气能来得晚一些。

之后，一切就绪，C.F.、哈蒂、纳尔逊，以及如今纳尔逊的小儿子就开始了疯狂的工作。采摘棉花需要三四个工人：一个开拖拉机，其他人坐在剥离机后面的拖车里。他们要用干草叉把吹进拖车的棉花摊开，然后踩扁，便于从拖车上卸下来。这些工作的等级分明，开车的比坐在后面干活的要好。通常纳尔逊开拖拉机，他的儿子拉马尔、韦德和雇来的帮手坐在后面的拖车里。因为要等到上午10点左右才能开始采摘工作，他们每次都干到天完全黑下来或干草叉出了问题。

拉马尔对坐在拖车中工作的经历刻骨铭心，就像格文对摘棉花的记忆一样。那个工作又脏又累，噪声很大。辛苦倒还可以忍受，毕竟他年轻力壮。噪声也还好，虽然他的听力受到损伤。但那份工作真是脏得让人难以想象。

他的记忆里是这样的：夜色降临后，野兔血淋淋的尸块溅得到处都是，它们因为跳得太慢没能逃过剥离机。

拉马尔决定去上大学。

选时节

当然，在一个区域，棉花成熟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当纳尔逊和他的儿子们拼命工作时，他的所有邻居们也都在疯狂地工作着。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瓶颈——如何将棉花推向市场。首先，拖车总是供不应求，而且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棉花拖到轧棉机里。在收割过程中，纳尔逊需要空的拖车来接棉花，但要将它清空，它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并把棉花拖到轧棉机那儿。只要他到了那边，就要和其他人一起排队，等着将自己拖车里的棉花倒入轧棉机。在西得克萨斯州那些短暂的采摘期里，棉花倒入的速度太快以致轧棉机系统根本处理不过来。

有一种模式延续至今，一项进步会带动另一项进步。一旦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打造出了机械剥离机，他们就要开始解决由这一发明引出的新挑战。

当机械剥离机将采摘时节锁定后，我们会想很多的方法去解锁它。这一想法让纳尔逊决定要掌控棉干干枯的时间，实际就是，控制棉田的棉秆哪部分是今天干枯，哪部分是明天。科学家很快就创造出来化学混合剂，能在任何温度下使棉秆干黄变脆。现在，纳尔逊不用再等待棉秆变黄了。当棉花开苞天气合适时，他开着拖拉机向棉田喷洒这种药剂，自己让棉秆变干。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他想，棉秆就能枯死，变得很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西得克萨斯州的棉田枯死得更厉害的了。当我站在雷恩斯家通过药剂而枯死的棉田的中央时，感觉好像整片土地都生锈了。

实际上，也许我身边的土地确实正在生锈。如果化学药剂能够杀死棉秆，那它对其他的自然界生物又意味着什么呢？详细参考美国国家环保局授权编著的用于指导棉花脱叶的《材料安全数据表》后，我更多感到的是困惑而非恐慌。[17]一方面《材料安全数据表》清楚地指出脱叶剂对从人类到地下水以及老鼠、任何植物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有害；而另一方面，环保局为这种药剂的使用制定了详细的使用、处置以及测试的相关规定，好像至少要为其建立一个小型安全网。我不知道是该为化学药剂所产生的毒性担心还是应为上千页的规章制度而放心。但我们能回过头要求棉农老老实实地等着上帝让棉秆干枯吗？看来不能。无论是通过政治手段、化学手段还是机械手段，棉花种植者对市场和自然日益增加的控制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20世纪60年代末，即便有了棉花剥离机和脱叶药剂，纳尔逊的棉花生产仍需要大量人工。虽然大量季节性的劳工已不需要，但纳尔逊、拉马尔和韦德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雷恩斯向我描述了一种团队式的生产体系，在这个真正的家庭农场里，在棉花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纳尔逊和他的儿子们在棉田里忙碌着，露西和女儿科琳管理账单、照料花园和为家人做饭，去镇上卖鸡蛋。在下一章有关棉花的故事里，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切将完全改变。下一章中纳尔逊家的孩子们将离开这里到城市去，纳尔逊将自己包揽成千上万磅的棉花。

雷恩斯家的孩子离开农场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除了冬天以外，纳尔逊每个季节都需要他的儿子们或雇一个可靠的帮手。秋天，当纳尔逊开着拖拉机摘棉并将棉花运到轧棉机那时，拖车上需要两三个人。在春天和夏天，灌溉几乎成了拉马尔全部的工作，要通过水井、水泵还有管道组成的灌溉系统操控正确的水量灌溉到正确的位置，这需要全神贯注。此外，在春天杂草威胁着棉花幼苗的生长，所以还需要有人开着拖拉机在垄间小心翼翼地清除杂草，并把它们埋掉。

美国农业部、大学里的科学家以及大型农业公司用一个接一个的新发明将这些恼人的工作代替掉。首先，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设计出一种新方式，使得收割时不再需要有人在拖车里整理棉花（也没有野兔的尸体和干草叉了），同时也不需要将棉花送到轧棉机那里了。纳尔逊将拖车换成了一个装棉花的大篮筐，但里面不需要人。当篮筐装满时，纳尔逊只需要简单地将它倒入一个叫“模块构造机”的金属箱里，这个箱子顶部有个开口，大小相当于一辆大货车。当模块构造机装满后，纳尔逊也不需要儿子们去踩棉花，他有一个液压机，由拖拉机提供动力，能够将棉花压成一块巨型棉砖。当棉花大概有22000磅时，就装满了金属箱并被压成了一块棉砖，然后纳尔逊将箱子倾斜，让棉砖滑到棉田里，然后箱子就空了，准备装更多的棉花。轧棉机那边的工人开着卡车过来，将卡车上巨大的铲刀插到棉花底部，然后将它抬起放进卡车拾走。棉花到轧棉机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之后被替代的是灌溉工作。虽然纳尔逊的一部分棉花的灌溉工作仍然通过管道进行，但大部分是通过一个由电脑控制的洒水器。它就像个大型的挡风玻璃清洁器。因为西得克萨斯州十分干旱，纳尔逊舍不得把水往天上喷，所以洒水器也并非真的喷洒，取而代之的是上百个细滴管缓缓地穿过棉田。

2007年去拉伯克时，我看到棉花收割技术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在离雷恩斯农场几英里远的莱弗兰，农场主麦克·汉森正在尝试新一代的技术。汉森的农场比雷恩斯农场要大得多，因此，到了收割的季节，他仍然需要大概12个工人工作。汉森重复制着棉花种植者们古老的困境，他说，劳动力是他最大的挑战。他能找到劳工吗？劳工们会来吗？他们明天还会来吗？

汉森很友好地让我登上他的新式约翰·迪尔7760棉花剥离机。它正在他当年收成的最后一块田里试用这个新技术。同汉森坐在这台拖拉机的驾驶室里，有点像坐在太空飞船里，一大堆计算机程序正在运行向你说明正在进行的工作。一台7760型剥离机标价接近60万美元，但汉森认为值得。就像模块机可以省去拖车里的工人一样，7760省去了模块机。[18]一旦7760采集的棉花达到了相应的数量，棉花就会被打成捆，为做保护再用塑料将它包起来。种植者再也不用中途停下来将篮筐里的棉花倒入模块机，也不用将棉花打包保护。过去，汉森需要用一台拖拉机收割棉花，工人们用另一台打包。而7760可以让种植者简单地将棉卷扔在垄间的尽头，然后拐个U字形的弯，无须停顿继续收割下一排。有了新技术，汉森在午饭前就可以采摘75包棉花。而纳尔逊的第一台机械剥离机只能收3包。

汉森相信7760能够让他一人完成10人或11人的工作，这样，他就基本用不着季节性工人了。其他的一些设备也不再需要了：装棉铃的四轮车和模块机都不需要了。而考虑到环境因素，7760也的确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汉森使用新技术每周预计可省上千加仑的汽油。

旧敌人，新朋友

纵观棉花的历史，这种植物只与两种东西进行过无休止的斗争：野草和害虫。这些斗争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得克萨斯州的棉农们对付这些自然界的敌人们使用的武器库越来越高、精、尖。他们与这些敌人斗争的故事好像一部充满计谋和敏捷的传奇故事。虽然棉农们没有彻底消灭害虫和杂草，但是他们通过科技手段总能领先一步。在与棉花的天敌做斗争时，没有人会质疑棉农们使用的资源，但是很多人会质疑这些斗争所造成的长期的生态影响。

按照传统，给棉花除草的一般方法是掩埋或者砍掉野草，20世纪，从锄头、驴拉除草器，到拖拉机牵引的机器，人们一直使用这些物理工具除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这场与野草的斗争开始由物理方法转向化学方式。

从机械到化学方式这种战略上的转变标志着一场智力上的较量正式开始，这样的较量一直持续到今天。第一个挑战是除草剂从本质上来讲是可以杀死植物的物质，由此带来的挑战是它只能杀死野草（目标植物）而要保护棉花不受其害。第二个挑战是植物进化的能力总是领先于科学家一步。一种化学物质能杀死绝大多数某野草，但是该野草家族中总会有个别成员对其有耐药性，这些具有耐药性的野草会成功地繁殖下来。棉农们发现对于一些野草来说，仅仅需要几个季节就具备了对除草剂的耐药能力，这时他们就要依赖私人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也就是他们的智囊团继续研发新的除草剂来对抗具备耐药性的野草。

从环保的角度来看，能杀死植物的物质肯定不可能对我们有益处。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和水道之中，会对鱼类和野生动物产生不良影响，还会污染周边区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剧毒物质，包括百草枯、砒霜都曾经被加入除草剂中来对付野草。现在除草剂必须通过美国国家环保局（EPA）设定的各种测试标准。对于常见的棉花除草剂，我就花了好几个小时来查阅EPA的《材料安全数据表》。除草剂的威胁似乎无处不在，对水源、野生动物、空气和人类都有危害，它能使小白鼠产生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兔子产生肝脏问题，也能使鱼类发展恶性肿瘤。

对于棉农和棉花来讲，幸运的是现在有一种非常有效的除草剂叫作草甘膦，由美国孟山都公司进行销售，其商标为“农达”。这种除草剂是目前已知除草效果最好，同时对环境造成危害最小的化学混合物。[19]在20世纪70年代，农达在西得克萨斯州开始广泛使用，但是它是一种非选择性的除草剂，所以如果使用不当它不但会杀死杂草，也会对棉花造成损害。使用农达还需要多方有利因素配合使用才可以生效：技术学院的科学家要给予农民合理的建议，他们才会在恰当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施用农达，避免对棉花造成伤害。如果农达施用不当，其危害很大，还不如不使用任何除草剂。

孟山都公司以及技术学院的科学家们结合以前给农民提出的建议，研制出了除草剂，农民对除草剂的依赖性也变得越来越强了。当然，内德·科布还是靠自己的锄头、驴子，以及自身的力量来除草。

基因设计师

1996年，棉花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很多人认为这一大步的重要意义不亚于轧棉机和采棉机的发明。那年，美国种下了第一株商用的转基因棉花，这种棉花由孟山都公司研制，经过基因改造，可使棉花免于遭受农达杀虫剂的损害。这样一来，杀虫剂只会杀死杂草而使棉花免于其害。这种转基因棉花以及其后来的改良品种意味着农民们之后不用麻烦使用机器除草了。松土除草机这种以前由拖拉机牵引的去除、填埋杂草的设备如同驴子一样将逐步退出舞台。[20]

对于孟山都公司来说，将农达种子和农达除草剂结合起来确实是个很大的胜利。两种产品为各自创造了需求，除了通过分销商出售转基因的棉花种子之外，孟山都公司还额外收取技术使用费，2008年，每袋转基因种子的技术使用费大概是136美元，再加上种子本身的成本，意味着种植转基因种子的农民要比种植普通种子的成本高出大约6倍。[21]2007年，由于农民们广泛种植了转基因的棉花种子，配套的农达除草剂的销售占了孟山都公司收益的30%。[22]

2008年第二季度，孟山都除草剂的销售额比前一年增长了85%，2003年5月到2008年5月之间，该公司股价从11美元每股增长到了125美元每股。[23]

但是新的种子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生物生命形式，还是一种新的商业生命形式。因为转基因棉花是孟山都不是自然创造出来的，所以受到了专利法的保护。自从农业形成之初，农民们一直从每年收货的农作物中做种，来年接着耕种。但是孟山都公司却禁止这种行为，要求棉农们每年都要向其购买新的转基因种子。

紧接着，孟山都公司又将一种天然细菌的基因（Bacillus thruringiensis，Bt）注入棉花种子，经过基因改造，成功培育出了可以对抗害虫的棉花籽。Bt这种细菌对危害棉花最大的几种害虫，尤其是螟蛾，是有毒的。虫子吃下转基因棉花的叶子之后，也就吃下了Bt细菌，不久之后其内脏会开始生成致命的孔洞，之后死亡。似乎棉农的智囊团又一次研究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对付棉花的天敌。Bt种子也是受专利法保护的，孟山都公司也同样禁止农民私自留存丰收的种子来年再次播种。几年下来，孟山都公司已经在卖各种各样经过基因改良，既可以不受除草剂损害，又可以抵御害虫的棉花籽了。

但是没有任何人，包括孟山都公司，技术学院的科学家们，还有棉农们都不能有一丝懈怠。一方面是杂草和害虫，另一方面是智囊团，两边都在持续较量，看究竟哪一方能胜过另一方。[24]

有极少的小部分螟蛾对Bt棉花籽是具有抗体的，虽然他们的朋友都死于这种棉花籽，但是这些能顽强存活下来的螟蛾会大量繁殖，所以几年之后，这些大量繁殖的螟蛾会让这种经过转基因对抗害虫的棉花种子变得毫无用处。孟山都公司提出应对挑战的方法是让棉农们再开辟出数英亩的土地作为保留地。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的是传统的棉花籽，让这里的螟蛾虫与具有抗体的螟蛾进行交配，这样螟蛾耐药的基因就会被破坏，所以这些保留地可以阻止整个螟蛾虫群体快速地对Bt棉花产生抵抗力。智囊团们不仅在努力地控制自然，现在还在控制害虫的交配伙伴。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对棉花种子进行基因改良，来应对害虫的抵抗力，而且孟山都公司还在严格地监测和贯彻保留地的使用。棉农们与该公司签订的技术协议赋予了该公司有权监测农场的权利，并且有权惩罚私自留种或者不遵守该公司保留地规定和其他规定的棉农。

还有其他很多挑战，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必须予以克服。螟蛾被控制之后，意味着之前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现在变成了主要的害虫，因为这些害虫之前会被螟蛾吃掉，但是现在螟蛾被消灭之后，这些害虫变成了棉花的主要害虫天敌。所以现在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对付这些新的次生害虫。以前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也有可能变成主要的害虫，因为他们之前会被专门针对螟蛾虫的杀虫剂杀死。此外，对于那些有益的昆虫也有很多影响，之所以叫它们益虫是因为它们以棉花的天敌为食物而不伤害棉花本身。现在由于食物链的断裂它们也有可能会被连带伤害。也就是说，针对棉花天敌的毒物也有可能会误伤棉花的朋友。

尽管如此，孟山都和技术学院的科学家们仍然领先了几步，不断地克服害虫和野草带来的挑战。对于得克萨斯州的棉农们来说，孟山都的价格成本以及对他们的限制比起他们与杂草和害虫的斗争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成本。2007年，美国90%的棉花地都种植了转基因的棉花种子，[25]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美国棉农的收入已经增加了至少10亿美元。[26]

回归自然，还是向未来进发

在传统高投入的工业化农业中，因为杀虫剂、肥料、水、油气和除草剂的使用量越来越多，对环境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虽然高投入的农业也是科学持续进步的结果，科学和化学的进步也带来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化学农业带来的环境破坏已经众所周知，人们对什么才是最好的农业发展方式有很大的分歧，种植有机作物的农民呼吁回归自然，发展有机农业。而另一种声音则呼吁推动科学进步，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可以用更加进步、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对环境问题，是用回归自然的方法还是用科学进步的方法解决，一直争论不休。

今天转基因技术迅猛发展，使农业中使用的化学物质越来越少。转基因技术的拥护者说它不但能解决杂草、虫害等传统问题，还能解决环境带来的问题。Bt种子已经显著减少了美国棉花杀虫剂的使用（根据我对几个棉农的调研，减少的量大约是90%），同时它还减少了能源的使用，具有环境效益。在科学家的理想中，将来转基因的种子可以不用任何化学样品就可以对抗虫害，不使用肥料就可以开花结果，并且可以与野草或者无害的除草剂共存。科学家正在研究消耗水源更少，能吸收更多太阳能，更加高产的转基因棉花和其他农作物。到2030年，孟山都希望使棉花产量翻倍，同时减少30%的土地、水源以及能源的消耗。根据他们的理论，如果终止转基因研究就好比要使某一种植物灭绝一样。

公司现在正研制转基因的种子不仅可以减少环境破坏，还可以抵挡对环境的破坏，2008年春天，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物科技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们的转基因农作物申请专利，因为它们能够抵挡持续的全球变暖这一环境问题。

上了一定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则广告，里面的演员警告说：“别想糊弄大自然母亲[30]。”美国在转基因农业中出错的事情毕竟还不多，而且还能让人接受。不管是杂草还是害虫都展现出了具备抵抗转基因农作物的能力，而且它们的抵抗是在预期范围内的，至少现在可以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进一步降服它们。[31]但是未来还有可能发生很多不可控的事情，让人担忧，比如会不会出现一种超级野草，即便是最有效的杀虫剂也对其无济于事？[32]会不会出现次生害虫，或者一种新的害虫，使目前科学家们取得的成绩前功尽弃？会不会有人大量非法使用“盗版”的种子对农作物、昆虫甚至人的健康安全造成伤害？私人对各种各样生命形态的所有，这样一种现象产生的长远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会是什么？

随着越来越多的耕地上种上转基因的种子，把转基因的农作物与传统或者有机农作物区分开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风和水会把转基因种子从一块田地带到另一块田地。一方面种植有机农作物和传统农作物的农民抱怨说他们的庄稼被转基因的种子所污染，而另一方面孟山都公司却在起诉他们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们的转基因产品。[33]

我自己并不是科学家，要想了解转基因农业的研究既漫长又难懂。从目前有限的资源来看，大多数研究论文的研究范围都比较有限：通常是一个国家，一个时间段，一种农作物。我最终偶然看到过一篇定义性的研究。这篇论文研究了转基因棉花在11个国家，10多年以来对其经济和环境造成的影响。这篇报告有100多页长，观察的方法论非常清晰、细心，也非常有说服力。结论也很清楚：转基因棉花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环境上对被调研的国家来讲都带来了福祉。在脚注9里面，我看到了原来这项研究是由孟山都公司赞助的。[34]人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愤世嫉俗，或者质疑研究人员的中立性，只是希望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商业发展、对它的控制和是非评价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

然而我在拉伯克接触到的棉农们似乎仍然在感叹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各项福祉：杀虫剂用得少了，能源节约了，自由时间更多了，棉花产量更高了。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批评在他们听来好像就是在阻碍进步，在批评美国棉花200多年成功的历史故事。孟山都强势的垄断地位似乎也没有让棉农们感到不快，可能是因为它作为棉农们的智囊理所应当该有这样的地位。一些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给棉农们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其给孟山都公司自己带来的利润。[35]

棉农们是非常现实的，平原棉花合作销售协会的罗杰·霍尔德比，在2008年告诉我实际上这个区域里100%的农民都在种植转基因棉花，他还说，尽管如此，每一个棉农还是在自己谷仓里藏了一些传统的棉花籽，以防万一。

我所遇到的大多数棉农都在心灵上与自己的土地紧密相连，但是他们对保护环境的警告却显得不是很耐烦。纳尔逊·雷恩斯对自己父亲传给自己的土地有深深的敬畏之情，而且将来不管谁耕作这片土地，他都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来好好保护这块土地。拉伯克市棉花合作联合会的主席沃利·达内尔（Wally Darneille）告诉我：农民是最纯粹的环保主义者，你要告诉一个农民让他保护好自己的土地就好比告诉一个卖冰激凌的人把冰箱插上电一样。但是沃利不赞成有机耕种，既不用化学物质又不用转基因种子。他援引自己前任的话说：我们曾经试过这么做，我们把它叫作土饭碗（Dust Bowl）。

纳尔逊和露西对土饭碗和那种老式的采棉机，还有转基因的棉花种子面世之前的日子可是一点也不怀念。雷恩斯应该向前走，而不是向后看，因为向前进的精神一直是这个农场的主旋律。这个地区一直不断地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发现，一项又一项的进步，美国农业部、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孟山都公司以及当地的农民们不断地在研发新的装备。智囊团们不断地取得新的科学发现来处理各种风险，像劳动市场风险、杂草风险、害虫风险、天气风险等，每一个关系棉农生死存亡的风险都一一成功处理，棉农们相信智囊团们同样有能力处理好环境风险的问题。

科学的研究不仅仅处理了很多的风险，也解放了不少棉农，现在美国种棉花几乎就仅需要一个人就足够了。

大多数时候，纳尔逊·雷恩斯都会在午饭后，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

第4章　威胁并不是来自补贴

当商业领域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纳尔逊·雷恩斯见证了棉花生产上的巨大进步——机械、化学药品、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纳尔逊逐渐克服了在得克萨斯州遇到的种种困难，在世界市场面前，他也不再软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生产方法上的进步将纳尔逊一个人抛在了潮流的身后，但由于商业组织形式、营销、风险分担方式的进步和政治影响的扩大，西得克萨斯州的棉农开始团结起来，一致对抗曾经处于支配地位的市场。于是，这些被进一步孤立的棉农们渐渐在城镇中团结起来。[1]

雷恩斯农场产出的棉花在运往中国前要先运到几英里外的谢洛沃特市民合作轧棉厂。虽然全美轧棉机数量逐渐下降，棉花田旁边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不久前，棉农还受当地轧棉机数量的限制，它们是棉农将棉花转化成经济收入的一道门槛。几百个棉农只有几架轧棉机可用，可见经济大权实际掌握在这些轧棉机的手里而非棉农的手里。急切获得收入的棉农们只能排起长队等待，等轮到他们，无论轧棉工人要价多少他们都愿意给。

表面上看，如今，这个力量结构变得更加不平衡。轧棉市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了：1900~2004年，全美还在运营的轧棉机数量从20214台下降到896台，下降了95%，轧棉机生产率增长了40倍。[2]如今，轧棉机行业规模大，利润丰厚，而且在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推动下，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其他变化。现在，纳尔逊和露西不再受轧棉机的摆布，他们成了机器的主人。雷恩斯家和其他300多个棉农共同拥有谢洛沃特的轧棉机，他们不仅继续卖棉花，而且还能获得分红。

从种子到牛仔布：棉农的利润组成分解

令人吃惊的是，棉农还能最大化地发掘棉花生产中的所有价值，毫不浪费，他们总能找到买家或消费者。纳尔逊农场产出装车的棉花中，每2.2万磅里只有5300磅是可以做成T恤衫的白棉绒，剩下的部分在车斗里看着和垃圾没什么两样，而这些在过去的确是垃圾，但现在不是了，甚至由这些“垃圾”生产出来的垃圾放在现在也都能卖出去。在拉伯克棉花业的回收、再利用和再包装能让大萧条时代里最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也自叹不如。对得克萨斯州的棉农来说，这些“垃圾”往往在年终带来很大的收入。事实上，美国政府向棉花种植业提供了全方位、大量的帮助。美国农业部不仅就提高棉花产量和质量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积极研究棉花副产品的新用途，变废为宝。[3]

除了这5300磅可以制成纱线的部分外（这些纱线可以生产约1.35万件T恤），剩下的部分还包括9000磅所谓的“轧棉废料”——棉荚、茎、叶和泥土，这些废料和棉花一起被纳尔逊的剥离器吸入（见图4-1），拌入糖浆后，大部分的废料变成了牛饲料。饲养场分散在棉田间，这些饲料用卡车很快就能运到。这些废料也可以转化成燃料块、建筑材料、肥料和乙醇。最终，这些废料被聪明的棉农转化成了经济收入。[4]

图4-1　籽棉的成分

资料来源：USDA，National Cottonseed Products Association.

这些雪白的棉花中含有8000磅的棉籽，和棉荚、叶子一样，棉籽在过去也不值钱，被当作废弃物倒入水沟和河流，或者堆成一堆烧掉。19世纪的棉籽量之大迫使美国许多州出台了法律，对棉籽的处理做出规定。[5]但是到了20世纪早期，当棉荚和叶子还被当作垃圾，而棉籽已经被用作肥料和饲料，在价值链的地位开始上升。牛爱吃生棉籽，而且人们很快发现棉籽可以改善牛奶中乳脂的含量。所以，每次轧完棉花，除留作来年的种子和洒在田间作为肥料的棉籽外，棉农会把剩下的棉籽用来喂牛。如今，棉荚和叶子也被用作饲料，而由于转基因棉花的籽不允许二次种植，棉籽便流向了城市去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从数英里外就能看到拉伯克地区的一座座“高山”（也是这儿唯一的山），每到收获季节，平原合作榨油厂（PCOM）里的棉籽便堆成一座座小山，每座大概有20吨棉籽。PCOM榨油厂建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是西得克萨斯州棉农当时无法处理棉籽时为自保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西得克萨斯州的棉籽在当时被看作质量低劣的副产品，因此价格很低。而且，棉籽的营销也很分散，轧棉厂商要独自和棕榄公司、威臣油业和普瑞纳公司谈判。PCOM榨油厂逐渐地向客户证明，西得克萨斯州的棉籽质量远在竞争者之上，而该地区的轧棉厂的营销努力也见到了成效。[6]

棉籽的含油量为16%，榨出的油卖给拉伯克市的买家，几经流转，最后又回到雷恩斯家，出现在士力架、罗吉牌意大利面酱、彼得·潘牌花生酱、女童子军牌甜饼、赛尔牌薄荷糖以及几乎各种酥脆零食中（世界上最大的棉籽油买家是菲多利公司）。CRISCO（成棉油的英文名字缩写）酥油全部由棉籽油加工而成。成棉油由普罗克特和甘布尔在1911年首次制成，属于氢化棉籽油，数年来，成棉油的成分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又重新以棉籽油为主，而且不含反式脂肪。

棉农近来也受益于同玉米油（由于乙醇需求的推动，玉米油价格上涨）和花生油（许多人对花生油过敏）的竞争。业内专家一致认为棉籽油是制作炸薯条的最佳用油。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大厨开始宣传使用棉籽油烹调的好处。全国棉籽制品协会（NCPA）提供的食谱中就有诸如“巧克力香蕉面包布丁涂马斯卡泊尼乳酪焦糖奶油”等。西得克萨斯州的运动用品商店里，大罐的棉籽油摆在火鸡炸锅旁边。棉籽油是零脂肪、零卡路里的奥利斯特拉煎炸油的主要原料，还是制药企业重要的维生素E来源。最后，棉籽油还被加工成各种肥皂和清洁剂的“皂料”，在这方面棕榄公司也是棉籽油的大客户（见图4-2）。

图4-2　拉伯克市平原亚祖棉油厂办公室里摆放的含有棉籽油的产品（作者供图）

虽然纳尔逊的棉花销往全世界，但是他的棉籽油往往进不了外国市场。作为消费用油或添加在品客薯片或士力架里的棉籽油属于食品，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美国，加工棉籽油属于转基因食品，要受到种种限制，需要贴标签注明。美国销往欧洲的棉籽油销量在1989年为500万千克，在2004~2007年下降至接近为零。[7]

棉籽中籽粕约占棉籽重量的一半，富含高品质蛋白质，不仅可以用作牛饲料，用全国棉籽制品协会的戴维·基纳德的话讲，就是“什么动物都能吃”，可以喂马、猪、鸡、火鸡、绵羊和骡子。罗尔斯顿·普瑞纳是棉籽饲料的另一个大客户。而且，最近水产（养鱼业）研究发现，棉籽是一种高质量的鱼饲料[8]，特别受鲶鱼的喜爱，即使同时用棉籽和鱼粉来喂，鲶鱼也会选择棉籽。全世界鱼类资源的不断减少抬高了鱼粉价格，而不断上升的棉花产量降低了棉籽价格，所以棉籽喂鲶鱼对于棉农和鱼农来说都是有利的。在美国南部，养鱼场离棉田很近，所以获取棉籽很方便。据全国棉籽制品协会的兰斯·福斯特博士预测，美国养鱼场的棉籽饲料消耗量将很快占到本国棉籽籽粕产量的10%。[9]

人也可以食用棉籽。如果当前的基因工程研究能够取得成果，用棉籽做的面粉将会出现在烘焙铺里的各种面包、蛋糕和曲奇里。即使在当前，从棉籽中生产烘焙面粉供人们消费也是有可能的。然而，问题是，能够产出高质量面粉的棉籽品种不能产出高质量的棉绒，因而，农民不愿意种植可以产面粉的品种。不过，随着植物基因研究的进步，工业科学家寄希望于繁殖出既能产出高级面粉，又能产出高质棉绒和油料的棉籽品种上，到时候，光用纳尔逊农场棉花的废料就能生产出一个生日蛋糕了。

棉籽重量的30%是在外皮或外壳里。和籽粕一样，外皮也用在动物饲料里，但是还可以用来生产肥料、花园覆盖土和土壤改良剂，在有些地区，外皮还被加工成钻油井泥，这是一种黏稠的工业用“培乐多橡皮泥”，用于填堵油井的漏洞。

最后，一吨棉籽还含有150磅的棉绒，经过轧棉工序后，棉籽上会残留细小的棉绒，榨油工人用微型锯把这些棉绒刮下来，归成一束束，然后卖掉。这些棉绒出现在抱枕、汽车座套、抹布、烛芯、毯子、床垫、股线、小地毯和医疗用品中。这种棉绒也用来生产纤维素和纤维胶，它们是制作牙刷、圆珠笔、野餐杯和几乎所有硬塑料制品的原料。纤维素还可以用来改善低价冰激淩的质感和减少冰晶。这种棉绒还可以用来制作热狗和香肠的肠衣、书写纸，大多数国家的纸币中也能找到它。它还能生产不含木浆的厕纸，适用于皮肤敏感或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企业家威利·帕特森-布朗表示，这种厕纸“虽然很贵，但是用着放心”。[10]

1999年10月，平原合作榨油厂与亚祖棉油厂合并，更名为平原亚祖棉油厂（PYCO），新工厂的棉油销售量约占全美总量的1/3。[11]拉伯克的平原合作榨油厂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籽油厂，每天从该地区的轧棉厂买进约1200吨棉籽，榨出的油用于制作花生酱、肥皂和抱枕。

平原亚祖棉油厂对当地轧棉厂的棉籽有着很大的垄断权，从表面上看，棉农在棉籽销售上似乎没有什么主动权。但是谢洛沃特轧棉厂和南方175家轧棉厂共同拥有这家棉油厂，而雷恩斯当然也对工厂有一定的所有权。所以这家世界最大的榨油厂的收入流入当地轧棉厂，最后以股利的形式流入像纳尔逊和露西这样的棉农手中。

所以，纳尔逊再也没有扔掉棉籽，而且，每当城市里的人把花生酱涂到吐司上时，他的股利就会增长一点。他的棉籽用卡车运往榨油厂，打包成捆的棉绒运往农民打包机合作社（FCC），打包机厂离棉油厂不远。从前，棉花在这里打包，以减少运输空间，然后出口。现在，大多数棉花在轧棉厂进行打包。合作社的名字没变，但是现在改作棉花集散点和仓库。合作社在棉花卖出之前用于储藏棉花，并给棉花上保险，然后将棉花通过铁路或卡车运走，如果是出口，则通过货轮运到目的地。运往中国工厂的棉花从合作社出来后，一般通过卡车运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在那里装船运往上海或广州。每年，15%的美国山地棉花经由该合作社处理，截至2007年的5年内，该合作社向成员支付了2.1亿美元的股利。[12]

令人吃惊的是：纳尔逊对该合作社也有一定的所有权。

从雷恩斯空旷的农场开车到利特菲尔德只需一会儿，在那里，棉农们在棉田之间建了一座牛仔布厂。[13]1988年，棉农与李维-斯特劳斯（以下简称李维斯）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棉农承诺种植棉花，而对方承诺购买生产出来的牛仔布。这座工厂在当时被纺织行业嘲笑为“农民工厂”，备受孤立。而工厂也出现了问题：牛仔布里钻进了响尾蛇，布料质量太差卖不出去，连“三等”布料都不如，每个月李维斯公司检查员都会来厂里进行详细检查，在得克萨斯州招工难……对于这些闯荡纺织业的的棉农来说，他们的努力似乎白费了。但是到了1998年，利特菲尔德牛仔布厂赢得了李维-斯特劳斯质量奖。这座工厂最开始生产基本蓝牛仔布，但是到了2007年，已经能够生产200多种布料了。

2007年，当我第一次参观时，这家工厂已经进行了6次技术升级，现在采用的是世界最先进的比利时织布机。在无休止的寻求解决当地的劳动力问题的过程中，新技术使得每个工人能够操纵的织布机数量从几年前的20台上升到现在的50台。全球牛仔布市场竞争非常激烈：1988~2007年，牛仔布售价下降了1/3，这家工厂的每一个美国主顾都离开了。尽管李维斯曾经在距离这座工厂200英里处有四家服装厂，但是如今都消失了，这家工厂的所有牛仔布都出口了。这家工厂每周从当地棉农手中购买100多万磅的棉花然后生产出6800万平方码的牛仔布，销往世界各地。

手抓法的终结

似乎当田里的棉花都收获完毕，棉农也该休息了，但是接下来还要卖棉花。在交易中，棉农是被动的，各种变化像天气一样难以预测而残酷，而他们要自己承担这些风险。纳尔逊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卖棉花的艰难岁月。他将棉花整齐地打好包，送到拉伯克的A大街，棉花收购商的店面都在那里。收购商先把手伸进成捆的棉花里抓出一大把棉花，放在手里检查一下之后就给出价格，一口价。因为这一季的账单要支付，而且盼望价格上涨而压着不卖非常冒险，所以通常情况下棉农只能接受收购商的出价。对纳尔逊来说，即使是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形，手测法仍然让他困扰不已。到了季末，纳尔逊怀疑A大街上的收购商们也有自己的棉花要卖。

我接触过的老棉农大多都有相似的经历。从三月开始忙碌，从种植、除草、喷农药到收获，几个月的辛勤劳动，最后某一天，报酬决定在收购商的一只手中。40年后，许多棉农还记得这个收购商的名字。

内德·科布也记得这段经历。当时他拉着骡子将打包的棉花送到镇上，但是他没有直接送到收购商那里，而是让一个白人朋友替他送过去，因为他发现让白人去卖棉花价格会大不一样：

非白人的棉花卖价比白人的低，如果收购商是白人，这种差距更明显。[14]

每当秋季来临，如果各地棉农的棉花都不好卖，那么西得克萨斯州的棉农的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那里的棉花以质量差闻名，当然这并非绝对。这里的棉花一是纤维短，平均长度不足1英寸，而且纤维强度低。这种棉花最能抵挡西得克萨斯州的风沙、冰雹等恶劣天气侵袭，但是在纺织厂的采购商们看来，这种棉花质量不太好。许多国内的工厂不会购买这里的棉花，所以这些棉花大多数只能出口。除非大幅降价，否则这种棉花没有竞争力。这里的棉农本可以种出更好的棉花，但是他们没有动力，因为西得克萨斯州的棉花定价只看出处，不看质量，收购商简单地认为这里的棉花纤维短、没有竞争力。[15]

良性循环有效地促进了科学进步也促进了棉花的销售。很明显，将棉农团结起来改善棉花的质量和名声这种做法是可行的。1953年，通过1.2万美元的贷款，平原棉花合作社（PCCA）成立了。1958年，2100个广播节目和50家地区报纸对得克萨斯州西部的棉农发起了“突击”，就“为什么”和“如何”种出品质、强度更好和纤维更长的棉花，这些媒体对棉农们进行了大量的信息轰炸。随着该地区棉花质量的改善，平原棉花合作社开始向纺织界证明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农业局的领导下，通过手抓对棉花分类的做法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容量测量法”（HVI），这种新方法将每一捆棉花的样品送到美国农业局在拉伯克的分类办公室，通过电脑根据颜色、叶量、细度（马克隆值）、强度和长度进行分级。

2007年晚些时候，我去参观了这个分类办公室。当时正是棉花收获的高峰，分类办公室全天忙碌，一天能对4.5万份棉花样本进行分级。我看着一簇簇棉花通过传感器进行测量，然后被分到20个长度级别中的某一级。在传感器里，纤维长度的一致性也能被测量出来：一捆既有过短和过长纤维的棉花价值不及纤维长度中等的棉花。棉花纤维的强度是通过测量破坏纤维需要的重量得出的，而根据长度一致性和强度，一捆捆棉花被分成5个等级。另外，计算机技术用于测量马克隆值，马克隆值会影响棉花染色后的保色能力和纱线的生产速度。反射技术用来测量棉花的颜色（白度、黄度、其他色度、斑点度），设置了25个颜色种类。最后，光扫描测定样本中的“非棉绒”物质，如碎叶、树皮等。[16]在对各种性质等级分类组合的测算后，最终得出西得克萨斯州的棉花质量评级，总共约有100个等级。

将科技、孟山都公司和棉农联系起来的良性循环继续推动着棉花质量的进步，每一年，西得克萨斯州的棉花都会在长度、强度、白度和纯度上有所提升。

每天，每个美国农业部下属的12个棉花分类处都会通过联邦快递向农业部在孟菲斯的棉花分类总部邮寄几份样本，由总部的专家对比各个分类处的分级结果，目的是确保在拉伯克市分级的棉花在亚拉巴马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市或伯明翰市也能得到同样的分级结果。

过去几年里，我到世界各地参观纺织厂，每到一处，当地的棉花收购商总是对拉伯克的平原棉花合作社赞不绝口。他们喜欢西得克萨斯州人，他们总是那么亲切、热情好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也喜欢来自西得克萨斯州的生意伙伴，他们诚实、专业，总是以合作的心态来谈生意。这些收购商们尤其喜欢美国农业部的棉花分类系统。我接触过的每个纺织厂经理似乎都经历过收购印度或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的噩梦：这些棉花捆打开后令人吃惊。这些棉花是在经人“抓了一把”分级之后运来的，但是打开后发现棉花颜色实际上更暗、更脏而长度和强度也更差。这些经理们告诉我，美国的棉花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平原棉花合作社也负责棉花的销售。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合作社建立了名为TELCOT的电子棉花交易所，将买家和卖家联系起来。今天电子销售通过一个名为The Seam的系统进行，这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系统，全世界的买家通过这个系统能够买到西得克萨斯州的棉花，而全世界的纺织厂也能在电脑前查询数百万捆棉花的分级结果。在科技面前，曾经的用骡子等交通工具将棉花运到A大街的做法已经过时了。

平原棉花合作社也让棉农有了选择权，他们不用再担心卖棉花的事情了。包括纳尔逊在内的许多棉农将棉花放到合作社的销售池里，每当完成轧棉后，销售池便会向棉农预付款，然后对销售池内的棉花全年销售。随着棉花从销售池中卖出，棉农定期收到付款。这是一个风险共担机制，保证加入销售池的所有棉农得到“平均”价格，所以没有大赢家或大输家。现在，每当纳尔逊要卖棉花，他只需要告诉谢洛沃特轧棉厂的芭芭拉·伯利森将轧好的棉花“放进池中”，第二天就可以收到第一张支票，等到棉花卖出去，他就能收到剩下的三张支票。合作协会销售了美国棉花的18%，其中约有一半是通过销售池进行的。

补贴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美国的农民巩固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处理着每一个商业风险，塑造着他们面前的这个世界。这种令人惊讶的政治影响不仅体现在市场风险保护的重复模式上，也体现在研究者、政府项目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演变上。尽管农民长久以来发挥着重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最近，他们的这股力量并没有受到农民数量减少的影响，反而更加强大，这尤其体现在棉农身上。得克萨斯州的棉农有着乔治·华盛顿的精神和坚定的同盟意识，华盛顿当年曾经常在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镇的牧场上度过周末。克劳福德镇在雷恩斯农场的东南边，距离300英里，虽然远离德州的棉花王国，但是两地在精神上却极为相近。

至少根据有些人的观察，美国棉农比较性优势的决定性来源是高层的帮助。[17]平均每英亩，棉农获得的补贴是玉米、大豆、小麦的5~10倍，有关棉花生产的补贴也是大豆和玉米的3~6倍。[18]甚至根据向来慷慨的美国农业政策标准《2002年农业法案》，对棉花的补贴标准是最高的。

《2002年农业法案》规定，棉农可以拿到每磅棉花6.66美分的直接补贴，不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另外，商品贷款计划保证农民可以拿到按照该法案规定的“贷款利率”的最低收入，为每磅52美分。最后，种植者还有权利拿到“逆周期补贴”，当农民直接补贴加上贷款利率（或当市场价更高时的市场价）获得的每磅收入低于72.24美分的目标时，就会实行“逆周期补贴”。[19]总之，虽然2002~2007年世界棉花价格在44~61美分，但是该法案将棉农的收入提高到最低每磅72.24美分。在2007之前的十年里，有些年份里美国棉农平均得到的联邦补贴占棉花收入高达45%，但是这个比例平均为30%。[20]2003年，棉农的平均年家庭收入为14.2463万美元，约为其他农民的两倍，这主要归功政府的大额补贴。[21]

《2002年农业法案》和之前的法案保护了棉农免受许多其他商业风险的影响，而这些风险在其他行业里是需要行业自行承担的，包括恶劣天气、不良信用、各种不幸和激烈的竞争等。根据《农作物灾害计划》，受到反常天气或相关原因影响而损失的棉农可以获得赔偿，而《农业贷款计划》为无法从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农民提供融资。另外，棉农的农作物保险费中60%以上是由联邦政府支付的。[22]为了支持农民的棉花出口，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农业贸易和援助”支持计划，其中包括客户违约担保。

雷恩斯农场坐落在得克萨斯州的霍克利县内，县上人口2.2万。2003~2006年，该县棉农总共获得7000万美元的补贴，虽然这个数目不包括保护项目的补贴、棉花收购补贴、其他农作物补贴和其他形式的非直接援助。[23]

《2002年农业法案》在2007年年底失效，失效期的临近似乎表明美国棉农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各个政治派别呼吁对这个补贴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到了2007年中期，除了人数较少的大宗商品农作物种植者群体外，已经没有人支持《2002年农业法案》，而《2007年法案》——5年的期限，将会做出改变。

左派批评家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还有“偏向穷人”的团体，如牛津乐施会和世界面包组织，争论要削减补贴，因为这种补贴制度是对富人慷慨，损害穷人的利益。[24]持自由论的卡托研究所、保守派的遗产基金会，甚至布什总统等右派批评者提出要彻底改变这一制度，声称要限制对较高收入农民的补贴。[25]环境组织也努力游说，呼吁改革，他们称工业化的农业有害环境，反对向这些农业提供大量的补贴。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以及致力于健康和营养领域的联合组织也都做出了响应。农业补贴计划主要支持大宗商品农作物，也就是棉花、小麦、玉米、大豆等“成排种植”的农作物，批评者认为，应当将补贴用于鼓励水果蔬菜的生产和消费上，当时水果蔬菜还没有资格得到补贴。

到了2008年年初，美国各大报纸也加入了反对该农业补贴法案的潮流中，似乎都在强烈抨击该法案中高昂的补贴计划。《纽约时报》（“可耻的”）、《旧金山纪事报》（“愚蠢的”）、《波士顿环球报》（“可笑的混乱”）、《华尔街日报》（“骗局”）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是一致的。

但是，可能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记者并不了解生活在中部的人们的想法，而美国中部的人们似乎持不同观点，甚至是在靠近玉米带和棉花带的城市里，人们也是反对这些大手笔的补贴计划的。《达拉斯早报》（“误导的”）、《得梅因纪事报》（“否决吧，总统先生”）以及我最喜欢的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新闻》（“一堆冒着热气的政治大便”）的社论作者们似乎一致认同补贴项目的优点。

然而得梅因和伯明翰仍旧是大城市，可能支持改革的人主要限于市区。但是，不管怎样，城市和乡村的利益是一致的：数百篇小城镇社论反对该农业法案所谓的企业利益制度[26]，使用各种词汇形容这个法案，除此之外，《林肯之星报》（内布拉斯加州）、《苏城日报》（艾奥瓦州）和《韦科论坛报》（得克萨斯州）也都对该制度有所贬损。甚至连支持保留慷慨补贴的作者都反对补贴条件要求的较高的收入上限（已婚夫妇为150万美元，不包括高达100万美元的非农业收入）。甚至拉伯克市的《雪崩日报》都无法对政府支出流向百万富翁表示很大的支持，最多表示“可行的农业法案对这个地区至关重要”。

漂亮的猪

随着国会关于《2007年农业法案》的争论持续到2008年春天，布什总统放弃了彻底改革的提议，但是他威胁道，除非这项法案至少大力限制对高收入农民的补贴，否则他会否决这项法案。最后事实证明，他的威胁是非常空洞的：2008年5月，布什总统的否决被以很高的票数推翻了。虽然这项法案的预算大约是《2002年农业法案》的两倍，但是关于棉农的主要条款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改变。所有的补贴和安全保障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根据新的平均作物收益选择（ACRE）计划，棉农现在可以选择接受保护，以免受棉花产量下降造成的收入下滑的影响。相比之下，2002年的法案只提供了这项保护。[27]

在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农业法案是如何得到国会的大力支持呢？据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透露，秘诀就在于“给猪涂口红”[28]为了保留对大宗商品农作物种植者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谈判者们将法案里的支持条款覆盖范围大大扩展，花生、马海毛、水果、蔬菜、蜂蜜和糖都有了新的方案，扶持肯塔基州的赛马所有人和俄勒冈州的三文鱼捕捞者，连佐治亚州的红顶啄木鸟也得到了帮助。在营养项目、食品券和环境保护项目上花费数十亿美元。《2007年农业法案》到最后变得好像与农业毫无关系了。这只“口红”在猪身上不断地涂着，一个区一个区地涂，一个州一个州地涂，直到反对这项法案的立法者所剩无几为止。

“涂得不好看，”一位农业游说者告诉我，“但是我们就要这么做。”

非洲没有口红涂

当然，美国政府对自己棉农数十亿美元的支持相对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棉农来说就像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么多钱在这些贫穷的地方简直不敢想象。在西非，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和出口产品，在11个国家，棉花出口收入占总出口收入的1/4。[29]尽管在技术、生产力和收成上落后美国几十年，但非洲廉价甚至免费的家庭劳动力使非洲棉花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30]虽然西非的棉农数量远远超过美国——西非有1800万个棉农而美国只有2.5万个棉农，美国政府的财力却可以切实地保证美国棉花在世界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美国棉花农场的平均产量是一般非洲农产的400多倍。[3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棉花项目的补助（2006年约27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许多最为贫穷的产棉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也超过了美国对非洲大陆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预算总额。[32]美国的农业补贴（很像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小国家来说数额太大，根本无法考虑。

美国政府补贴的主要影响是增加了国内棉花供应，从而降低了世界市场上棉花的价格。[33]世界棉花价格的下降拉低了美国以外国家的棉农收入。事实上，所有有关研究都发现，美国的补贴的确影响了世界棉花价格，而且取消直接补贴会将市场价格提高3%~15%不等。取消补贴还会削弱美国的棉花出口，但对其他国家的棉农有利。[34]

2004年夏季，美国同意将所有农业补贴，尤其是棉花补贴，加入到当时正在进行的一轮贸易谈判中。2008年，贸易谈判仍然处在暂停状态，农业补贴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即使美国的棉花补贴大幅削减，对于实行农业补助可能性很小的最贫困国家来说，根本无法确定那里的棉农能否会从美国的这一举动中大量受益。

竞争在哪里

所以，20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棉农仍然保持着1792年的相对优势，从有关方面的任何一张单子、任何一张数据表、任何一张饼形图上都可以看出美国棉花的这种主导地位。在这200年里，美国在棉花生产和出口上绝大多数时候都至少排在第二位，在棉花产量、技术、农场收入和农场规模上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

然而，如果想努力理解这种相对优势，看饼形图是不行的，因为它只会戏弄我们，无法告诉我们一丁点信息，告诉我们这种优势是如何取得的。甚至连教科书也帮不上忙，因为它们只能从概念上解释全球行业的相对优势，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情况。而相对优势的概念目前国际商务的教科书能够解释得清，它几乎是一个绕不出来的概念（一个国家出口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而看看所有出口的产品——一定是具有相对优势的）。即使把这个概念放大，我们也绕不出来，因为它无法做出这样的解释，即美国的棉农生产成本更低或生产力更高。从数据里也不能看出美国是如何取得相对优势的，答案要在这段历史中寻找。

美国的这一相对优势是如何取得的？美国的棉花业发展史对于今天的全球化争论有什么启示？

在《凌志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书中，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把全球化的赢家比喻为狮子和瞪羚。瞪羚赢在速度和机智，而狮子赢在对猎物的捕杀。美国的棉农既是瞪羚也是狮子，有时会采取积极慎重的方法。棉农在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上像瞪羚一样——他们从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中赚取收入，用棉花废料喂牛、喂鱼甚至是制成人类的食物。这种复杂的回收再利用和价值创造放在其他的产棉国家也只能想想罢了。瞪羚的特点还体现在：科研的进步使纳尔逊·雷恩斯的后代们不再被农场束缚，让纳尔逊能够在午餐后睡个午觉；棉农的生意扩大到了榨油厂、纺织厂，国会给予了农民对抗世界市场的力量并保证棉花生意中通过创新多赚取的每一分钱都流入棉农的口袋里；农民、大学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体现了瞪羚的特点。

但是，从棉农的政治力量中，许多人看到的是狮子而不是瞪羚。美国棉农通过政治影响力将天气变化对价格的风险转移到本国纳税人身上。狮子的特点还体现在在市场上压制对手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从一开始，美国棉农就回避劳动力市场。然而在至少头150年的时间里，棉花生产是这个国家劳动力最为密集的产业之一。美国棉花历史的大部分——从种植园奴隶制时代到佃农制，到公司制，到合法雇用墨西哥工人——却是有关另一种避免招工和支付市场工资的创新性方式。美国之所以能够主导全球棉花产业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压缩劳动市场，而在这方面，数代人（奴隶、佃农、流动工人）失去了基本自由，导致这一结果的不是劳动市场面临的困境而是市场的缺失。

近年来，棉农补助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批评家对其的指责也是各种各样：数额太大、太不公平，而且对于美国这个自诩为世界自由贸易坚定的支持者来说，极其虚伪。但是批评远不止这些。

要和纳尔逊·雷恩斯竞争，需要系统的工厂化生产方法。但是棉花工厂需要投入资本，想要盈利，需要运转良好的市场、技术和基本的扫盲，以及农业等其他产业发展的部门在表面上至少能做到良性循环。20世纪末，许多贫困的棉农缺乏资金、良好的市场、知识。尽管直觉告诉我们廉价劳动力是一种优势，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劳动力成本在人们别无他选的时候才会变得廉价，而不识字的人在现实中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内德·科布在成功之前做过佃农，给棉花捉虫，经历了拖拉机时代的到来，直到美国政府开展的教育计划要求他必须识字，他才最终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不识字的人的劳动力比较廉价，但是这些人只能用双手与棉花的天敌作战：天气和虫子，用手捉虫和除草——对付所有这些天敌，纳尔逊·雷恩斯使用的武器更为复杂。尽管美国农业政策的批评者迅速将批评矛头指向美国的棉花补贴，指责这一制度是美国优势的源头，取消这些补贴（至少在短期内）却对于减少文盲、改善财产权、商业基础设施和科技进步没有什么影响，这些要素是纳尔逊进入世界市场的重要必须要素[35]，牛津乐施会的活动家在这些方面也很在行。

恶性循环

如果纳尔逊所在的这种农业体系是在保护他的利益、帮他增加财富的话，西非的棉农所在的体系则是将他们暴露于风险面前，使他们越来越穷。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成员特里·汤森表示，美国经常控制对西非棉农的农业物资分配，种子和肥料有时候无法送达村庄。大多数棉农不识字，当他们有幸能够得到杀虫剂和肥料时，他们派小孩光着脚去排队领取这些有毒的化学品，喷洒或盛放这些有毒物的容器或装置还被用来做饭或盛放饮用水。他们几乎在使用农药化肥时几乎不穿厂家建议的护具，由农药引起的健康问题很普遍。在贝宁，喷洒在棉花上的农药传到了玉米上，造成数十人食用玉米后死亡。在布基纳法索，接受研究调查的棉农中有一半患有与农药有关的疾病。[36]

甚至连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在描述非洲棉农的斗争时使用具有价值取向的词汇。根据农业专家的观点，在最贫穷的国家，棉田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自给自足、开拓、危机、灾难。[37]汤森指出，每个产棉村庄都会派一个领头人去与棉花收购商交易：领头人一般不识字，不会乘法，只会加减。百分比的概念在棉花的生产、销售活动中非常关键，而对于这些棉农来说，这个概念和机械棉花采收机一样陌生。

在布基纳法索，拉皮埃尔-福廷与那里的棉农相处了10个月。[38]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面前的困难是美国补贴造成的，反而很赞同政府支持棉农的这个逻辑，他们的反应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也想得到政府的支持。”

在这些棉农们看来，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美国国内的补贴而是本国国内许多不公平的行为。“政府可以站在棉农的一边”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激进的想法，因为他们的经历告诉他们，政府和其他机构往往带来麻烦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腐败几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耗尽了农民的精神和生计。为了能及时发货以减少棉花贬值风险，棉农需要贿赂卡车司机，而发货之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项研究发现，在西非，如果走运输主线，卡车会被拦下索贿和支付非法路费，这种事情平均每趟发生48次。[39]在棉花分级时，为了评级准确，需要贿赂评级人。当棉农陷入债务循环，他们不得不卖掉牲口和设备，在下一年也无法取得信贷。收回卖棉花的钱要等待非常漫长的时间。

西非的棉花只有两种价格：A类价格和B类价格，收购商根据手抓法决定支付哪一种价格。手抓法是雷恩斯那一代人的记忆，几十年前就已经停止使用了。非专业的检测人通过手抓、眼观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即便如此，他们给出的评价也被当作定价的准绳。结果，西非产出的棉花遭受了和拉伯克市在几十年前同样的歧视。[40]A价和B价每年由政府设定一次，在最近几年，这两类价格平均约为棉花出口市场价格的一半。[41]粗略地计算，如果国际棉花价格是每磅50美分，西非棉农能得到的价格是每磅25美分，而美国棉农能得到每磅72美分。不仅这种严重的差价削弱了棉农的收入、富裕了国有和私有棉花交易商，而且这种与市场脱节的A/B价格体系剥夺了棉农提高棉花质量的积极性，所以，伊莱·惠特尼（机械轧棉机的发明者）这一类人即使有更好的点子也没有理由去尝试。西非每英亩棉花产量还不及美国的一半（见图4-3）。

图4-3　西非对美国棉花产量

资料来源：UNCTAD.

雷恩斯的棉花由平原棉花合作社（美国得克萨斯州棉农所有）负责销售，而大多数西非棉花由许多欧洲公司负责销售，这些公司仍然享受着殖民时代留下的优势。在西非，主要棉花销售公司都是欧洲公司，其中许多在供应环节，如轧棉，拥有垂直垄断。在农业物资供应上，如种子和化肥，还有一系列垄断。拉伯克周边的棉农是典型的得克萨斯州人，说话有所保留，但他们经常告诉我“合作社对我们很有帮助”；而在西非，这些合作机构却总是被敌视，他们腐败、死板、滥用权力，而且信息不透明。[42]

在西非，棉农、政府和农业机构之间的经济、政治势力的关系与美国正好相反。尽管富裕国家的补贴的确能帮助有困难的农民，但是其他因素要复杂得多。

因为贫穷，所以没有污染

廉价的劳动力可能是贫穷农民的优势，但是事实上却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因为，虽然整天在烈日下用手消灭虫卵可能还不是最辛苦的工作，但是很难想出比这更辛苦的了。而如果劳动力足够廉价，与使用更复杂的杀虫方法相比，雇人消灭虫卵还是合算的，世界银行那些表情严肃的专家也说过：“只有在那些劳动力充足而廉价的国家里，用手消灭害虫才是可行的。”[43]然而无论这些劳动力多么充足、廉价，但是纳尔逊有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昆虫学家、杀虫剂、化学药品和机械的支持，两者相比，很难想象前者会有优势可言。在与纳尔逊竞争中，如果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不能产生优势，那么西非棉农最终会失败。

过去几年里，在贫困蔓延的非洲大陆上，棉农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突然之间，大批美国、欧洲的服装公司开始要求供应商提供有机棉，英国的玛莎百货，美国的李维斯牛仔、耐克，特别是巴塔哥尼亚，纷纷寻找有机棉供应。

西得克萨斯州种植有机棉花的人不多，他们富有创造力、与众不同，但是产量还不到棉花总产量1%的1/3。（“听起来产量快到零了。”一个传统种植模式的棉农轻蔑地评价道。）得克萨斯州有机棉销售合作社社长凯利·佩珀告诉我，西得克萨斯州地区的有机棉农数量只有几十人，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佩珀说：“他们都不是绿色和平激进分子。”但是他们中有些人有环保意识，有些人看到了市场机遇，还有些人喜欢挑战棉田管理，维持棉花、杂草、昆虫之间的自然平衡。佩珀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亲人一辈子都在使用农业化学药品，最后年纪轻轻地死于癌症或帕金森病。他相信他的亲人得病不是巧合。

得克萨斯州的有机棉农几乎无法从纳尔逊享有的良性循环中获益。他们不使用化学杀虫剂、落叶剂和由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或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转基因种子，而且不能花大价钱请专家来指导除草、除虫和应对天气变化。甚至使用非转基因繁殖技术，繁殖出来的棉花也要能适应传统农业使用的化学药品，所以有机棉农只能慢慢摸索。（佩珀告诉我，有机棉“需要付出大量的管理”）有时候，西得克萨斯州的有机棉农不仅被排斥在这一良性循环之外，而且还经常被人议论，在轧棉厂、教堂甚至家里，他们成了谈论的话题。（“他们的棉田不是种棉花的，是喂虫子的。”）

有机棉农还面临着劳动力问题，他们必须要雇用工人手动或机械除草。佩珀告诉我，有机棉花农业的杂草控制时间窗口只有两三天，而使用除草剂的传统棉花农业有三周的时间窗口。工人可能还要在田间检查，遇到害虫要使用有机杀虫剂或益虫来对付。不使用落叶剂，就不能人为地决定冰冻到来的时间，那么收获季节需要多少劳动力也就很难预测了。

对于许多贫穷的国家来说，日益增长的有机棉需求似乎是天赐良机，因为连美国的有机棉农业都需要相当密集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国家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就是他们发展有机棉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农场本来就是纯天然的，如一位作家所写，这些土地“因为太贫穷而没有受到污染”。[44]这些真正的有机农民从来不用化学杀虫剂，因为他们买不起，他们也不用落叶剂，因为棉花一直是手工采摘。

然而，同样讽刺的是，非洲可能与这个机遇无缘。虽然一些公平贸易计划已经在非洲成功实现有机棉的生产，世界有机棉的主要来源却是土耳其。有机认证标准是由欧洲和美国制定的，大多数非洲有机棉农难以满足发达国家对于有机农业的要求。棉农负担不起认证费用，也没有经济实力去满足复杂的有机认证要求，而且认证申请表格的内容，连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有机棉农都觉得吓人，更何况是让非洲棉农来填写了。

和内德·科布一样，非洲棉农也懂得怎么种棉花，但是处理发达国家的文件完全是另一种挑战。[45]

转基因抗虫棉（Bt棉）来到中国

中国纺织工厂的棉花需求量世界第一，中国的棉花生产与纳尔逊等现代化农业相比，更接近于内德的有机棉模式。2008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自从公社制度解体以来，几乎所有的棉花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加一两头耕牛、10英亩地，而且一般没有机械操作。

中国是最早引进转基因抗虫棉（Bt棉）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从1996年年初开始大范围推广。中国对于这种棉花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寄予厚望。一项研究显示，在引进Bt棉之前，中国棉农每年平均要使用20次化学杀虫剂，引进之后的几年里，平均使用次数下降至6.6次，使用量下降了70%。[46]杀虫剂使用的减少不仅对环境有益，而且增加了棉农的利润。中国的Bt棉种植似乎已经成了经典案例，证明了从西方跨国企业和大学开发的科学技术可以使贫穷的国家受益。

在康奈尔大学进行博士研究期间，王生慧（音译）调查了中国的Bt棉种植。[47]2004年，她与一队研究人员前往中国，访问了将近500个棉农。从与棉农的交谈中，他们发现中国的情况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Bt棉的确可以有效地消灭棉花最大的天敌——棉铃虫。与棉铃虫相比，许多其他害虫即所谓的“次级害虫”对棉花植株的威胁相对较小。但是随着Bt毒素杀死了棉铃虫，次级害虫在中国的棉田里成了主要害虫，特别是盲蝽（数量曾经被杀棉铃虫的农药控制）现在在中国的棉田里已经不受控制了。

王生慧了解到，由于次级害虫的爆炸式增长，到了2004年，中国的Bt棉花的非棉铃虫杀虫剂支出已高出普通棉花40%。更坏的消息是，由于Bt棉种子的价格是普通棉种子的两三倍，所以种植Bt棉的棉农的收入不如普通棉农。

在环境方面，情况也并不乐观。与1999年的每年6桶杀虫喷雾的用量相比，王生慧发现到了2004年，Bt棉的杀虫剂的平均使用次数已经达到18.2次，接近Bt棉引进前的每年20次。所以Bt棉并没有带来很好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我与王生慧的论文导师佩尔·平斯拉普-安德森教授交谈过。他向来对转基因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持乐观态度，他非常希望王生慧的发现是，转基因技术会给中国农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他说：“当我看了她的研究结果，我说，‘这不可能，’然后让她回去重新检查研究数据。但是研究结果是真实的。转基因技术在中国遇到了麻烦。”

为什么一项技术在美国可以成功地发挥作用、取得经济效益（和至少还有些争议的环境效益），在中国就不能长期地发挥作用呢？我想，内德·科布可以给出答案。他会说，没有这个良性循环里的教育和其他要素，农民是不可能理解这类复杂的科学技术的。虽然内德不识字，但是从他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出，他对植物、昆虫和动物之间的自然平衡有一种敏锐的、直觉性的理解。但是随着像Bt棉等新技术的突然出现，这种以生活为基础、一生都在不断发展的直觉性理解，现在已无法再发挥作用了。

如果当时内德得到了Bt棉种子，很难想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如何能知道其他害虫会出现而且该如何消灭它们？当他因为种植Bt棉而紧张不安时，他如何寻得资金来种植其他品种以避免风险？如果没有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人指导，他该怎么办？要按照公司的指示种植，但是没有钱或时间来照做怎么办？

没有教育、公共支持和适当培训组成的良性循环，像Bt棉这样的技术只能为富人服务，而对穷人适得其反。王生慧和与她一起完成论文的其他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教育和培训，像Bt棉这样的技术“可能只会加重贫穷和匮乏”。[48]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转基因技术虽然在美国棉花种植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却收效复杂。[49]有一个研究团队在回顾至今为止的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资产负债表总的来说虽然会越来越好，但是具体情况很复杂”，而且这项技术的科学优点往往被政治机构的缺点所削弱。斯梅尔和与她共同完成论文的作者在回顾了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情况后，对其中存在的大量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拉伯克的棉农并不熟悉）阻碍了转基因技术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前景：推广和培训不利、投入体制无法正常运转、市场不健全以及非法和黑市种子买卖。一些研究者预计，在印度使用的Bt棉种子有一半是非法获得的。使用非法种子的棉农无法获得推广服务和技术支持，而种出的棉花产量大大低于合法种子。尽管科学界对于转基因农业的发展前景总体持非常乐观的态度，相信转基因技术能够提高贫穷国家的产量、保护环境，但是在技术的获得和运用上仍然存在很大挑战。

尽管孟山都公司、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和拉伯克棉农形成的良性循环非常可能在杂草和昆虫抗性问题上具有前瞻性，但由于每个棉花种植地区都有独特的杂草和昆虫生态环境，所以，即使那里的农民的确有能力执行不断演变的技术建议也不能将在美国使用的防抗性策略简单地照搬到其他国家。[52]转基因研究主要面向富裕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农业，相比之下，对贫穷国家的小农户面临的特殊情况，这类研究的关注非常少。由于高度的农业生态特异性，富裕国家的大学和企业所做的研究如果用于最贫穷的国家，其溢出潜力是有限的。[53]

当然，我们期望孟山都公司的研究将面向富裕国家，但是，贫穷国家的公共部门对农业研究的支持非常薄弱。尽管传统的外国援助项目曾经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但是近年来，这些支持大幅下降。[54]另外，公共部门开展的研究也严重向富裕国家倾斜。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富裕国家，公共农业研究和发展（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贫穷国家的4倍以上。[55]2007年，研究报告显示，许多西非产棉地区正在使用的化肥配方已经35年没有更换了。[56]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支持者不断提供资金用于棉花研究，而在贫穷国家，客户忠诚度还没有达到如此高度。

虫子赢了

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是产棉大国，但是纳尔逊和露西会发现，南亚的棉田和他们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而内德则对此太熟悉了：120%的高利贷、棉田面积小、文盲、缺乏政府支持和推广、农村银行系统崩溃、繁重的体力劳动，尤其是生活没有着落，如同生活在悬崖边上，一阵风就能把人吹走。

2001年，纳尔逊生平第一次颗粒无收。那年6月，棉株还没成熟，一场可怕的冰雹席卷了拉伯克周围的棉田。向来乐观的纳尔逊往好的方面看。（“冰雹化了，下一年就有水了。”）纳尔逊在遭到破坏的棉田上种上高粱，从中得到了一些收入来增加政府的农作物保险和灾害补贴。在美国，由于棉花农业受到各种保护，每当灾害来临，棉花受到损失，而人不会。虽然棉花的损失让纳尔逊很不高兴，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胃口和睡眠。

其他产棉国也会发生灾害。在纳尔逊经历的那次灾害前不久，印度安德拉邦发生了严重的虫害，500多个棉农因颗粒无收而自杀。在接下来的6年里，还会有数千棉农可能会步他们的后尘。[57]棉农们能够听到虫子咬噬的声音，这种可怕的“咔嚓咔嚓”的声音让村民们整晚睡不着。商人向农民赊销杀虫剂，收取36%的利息，但是这些杀虫剂并不是用来消灭这类害虫的，使用说明写的也不对，而且农民们根本不识字。政府没有提供正确的建议，没有替代高利贷放贷者提供联邦资金援助，没有开办面向农民的公立学校扫除文盲，所以，最后也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些杀虫剂不但没有起效果反而迅速使数百棉农中毒，他们倒在棉田里，不断抽搐。所有这些人，数量庞大而廉价，整日在烈日下劳动，就是无法快速地消灭害虫。在纳尔逊、美国农业部、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面前，这些人永远没有竞争的机会。

第二部分　中国制造

何园芝在上海光明服装厂的裁剪机器旁（作者供图）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经理陶永芳和作者（作者供图）

第5章　棉花来到了中国

纳尔逊·雷恩斯的棉花离开了拉伯克市后，一路向西，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棉花通常通过卡车运输，有时候也会用火车，穿过西得克萨斯州的广袤之地，经过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最终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太平洋港口。棉花在此装船，一路向西，几天后便到达了上海的港口。在中国，雷恩斯的棉花被纺成纱，织成布，切成块，最后缝制成了一件T恤衫，然后在领子处缝上一块“中国制造”的标签。完成这样一系列的转变之后，得克萨斯州的棉花又将回到美国。[1]

拉马尔（Lamar）是纳尔逊和露西的儿子，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雷恩斯的棉花实际上都运到了中国，自己连这点都没想到，太可笑了。实际上，即便自己是一所商学院的教授，拉马尔对棉花的意识也只停留在沙洛沃特的轧棉机中，从来没有想过棉花经过轧制后怎么处理？到了哪里？如何到达的呢？在拉马尔童年的记忆中，潜意识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议论。不管是在轧棉机旁，在教堂里，还是在餐桌上，中国是成年人经常谈及的话题之一。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谈论中国就像谈论天气，或者像讨论棉花价格一样普遍。中国、棉价、天气，这三个话题就像是得克萨斯棉农生活中的万能话题。拉马尔还记得，中国是最重要的。

现在中国更加重要了。过去几年中，我发现，不管是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与人聊起棉花的话题，谈论一两分钟不说到中国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不仅是美国棉花最大的出口国，预计不久也会成为世界上超过40%的棉纺织品生产国。[2]2007年，棉花是美国对中国的第8大出口品，2000~2007年，美国对中国的棉花出口量翻了3倍。美国对中国廉价服饰的需求，导致了中国对美国的棉花需求，这是一个不断起伏循环的过程（但是大多数时间处于增长的状态）。

来自西得克萨斯州的棉花从到达上海港的船上卸载之后，它不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还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行业。生产纺织品和服装几乎与农业一样，是一样历史悠久的活动，从一开始，农业和纺织品就紧密相连。不管是羊毛、丝绸，还是亚麻、棉花，总之人类纺织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必须得先种植出来。然而今天，在本书中的农业和工业部分的章节都是发生在不同的大陆。生产一件T恤衫只需要一磅棉绒的1/3多一点，西得克萨斯州一英亩的农田上每年可以生产大约1200件T恤衫。如果收成好的话，纳尔逊收获的棉花足以生产100多万件T恤。我们了解到，他完成这件事靠的不是人，而是土地、资金和技术。但是要生产一件T恤，就需要各种工人，比如裁切工、纺织工、编织工和缝纫工等。虽然说对于美国棉花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生产成服装时，劳动力成本占了其附加值的一半以上，所以纳尔逊的棉花会到中国去，也就是到劳动力丰富的地方去。

当旅行者为当今世界各地的逐步同化而感到惋惜时，如果他们分别去过拉伯克市和上海之后可能会感觉好一点。2000年我第一次去拉伯克市的时候，这个城市甚至还没有一家星巴克，我可以很轻易地买到一双鸵鸟皮的牛仔靴，但是却连一杯卡布奇诺都买不到。而同时期的上海，星巴克遍地都是，而像熊胆汁之类的商品也可以很容易买到。今天全球化进一步拉近了各个城市的距离。在上海已经有了得克萨斯烤肉（虽然不是很纯正），在拉伯克也有了不少中国餐饮（也不是很地道）。2004年10月的两周之内，上海和拉伯克都有了第一家猫头鹰餐厅。[3]虽然，在巴黎和纽约，或者是在洛杉矶和香港，不同的文化正在相互交融，但是想要在上海买到鸵鸟皮的皮靴，或者在拉伯克买到熊胆汁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这两个城市不论是建筑上、文化上，还是城市的风情都有天壤之别。然而，棉纺织业对于上海的重要程度如同棉花农业对于拉伯克的重要性一样，因此柔软的棉花纤维把这两个差异很大的城市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两个城市对彼此都格外关注。

两个城市因为棉花而紧密相连，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之久。拉伯克的城市进化与上海的革命发展是同时发生的。1921年7月，纳尔逊还不满一岁，那时的拉伯克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拉伯克市，当得克萨斯州的棉花在纳尔逊的第一个夏天中炙烤晾晒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上海几乎一半的工人都在棉花作坊里工作，中国紧张的劳动关系正在上海的毛纺厂里逐步发酵。[4]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纺织厂里的各种剥削工人的事件，比如殴打工人，克扣工资，促成了工人运动，罢工，这个行业几乎瘫痪。[5]那时的工人运动是迫不得已的，工人们起身反抗，军队强制镇压。

上海的棉纺织业孕育了工人革命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把上海变成了新兴资本家的迪士尼乐园。西得克萨斯仍以棉花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时候，上海已经因为夜色霓虹、纸醉金迷而闻名了。上海给新兴的资本家提供了鸦片烟馆、歌舞厅，以及满足各种嗜好的不同娱乐场所。[6]可能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上海繁华景象的就是国际公共租界内主路上排列的各种娱乐场所了。有一位美国游客，到大世界娱乐宫之后大吃一惊，他将自己的记忆描述如下：

一楼到处都是赌桌、歌女、魔术师、小偷、老虎机、烟火、鸟笼、风扇、燃香、杂技演员，再上一楼看到的是演员、蛐蛐、中年妇女、理发师、掏耳朵的人，到了三楼充斥着杂耍艺人、中药铺、冰激凌店、照相馆，还有一群姑娘，她们穿着高领旗袍优雅地漏出臀部曲线，还有几排西方的露天马桶，在当时算是很新潮的物件。第四层有射击馆、牌桌、按摩凳、炸鱼、炸肠，还有舞池。五层有穿着无袖连衣裙的姑娘、讲故事的人、气球、西洋景、面具、镜子迷宫，还有两个书阁以及一个寺庙，里面供着面目狰狞的神灵。在顶楼和房顶上也有很多娱乐项目，跷跷板、中国象棋、麻将、爆竹、彩票，还有婚姻中介，掺杂着走钢丝的表演者来来回回地在屋顶滑动着。[7]

上海棉花作坊里的工人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一年只有两个假期，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能力到这个好几层的娱乐胜地来消费。所以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差距就越拉越大，革命分子逐渐秘密地在棉花作坊中传播起来，成千上万个被禁锢在潮湿地狱中的工人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1949年，纳尔逊的孩子还很年幼，在他雇用墨西哥移民在自己土地上耕作时，上海无产阶级中，棉纺作坊中的女工就占了超过1/3的人数。[8]

20世纪60年代，纳尔逊的孩子们还在开着棉花拖车，带着干草叉收割棉花。到70年代末期，纳尔逊采用了计算机控制农业生产，将孩子从农活中解脱出来后，此时的中国重新对世界打开了大门。上海爷爷辈的老人，又能品尝到咖啡和巧克力，父母亲一辈的人第一次尝到了它们的味道。霓虹灯又回到了南京路，大世界娱乐城改造成了超大型的购物中心，中国开始向美国人出售T恤衫了。

相比之下，拉伯克市的大环境较为平静。

“去中国吧，我会向你展示一切的！”当我们第一次在华盛顿见面的时候帕特里克·徐这样对我说道。在2000年的春天，离开拉伯克几个月后，我采纳了帕特里克的建议。以后的8年间，我又到了中国很多次，跟很多到中国的常客一样，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个国家一直处于不断的富有成效的变革之中。不论何时，我回到拉伯克时，当地就跟我离开之时相差无几，没有大的变化，而当我回到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以下简称36厂）位于上海市东部郊区，开车穿过一片拥挤的建筑，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开车到雷恩斯农场经过的是一片荒凉之地，而到上海的这家棉纱厂要穿过拥挤的胡同、高楼、棚屋区、小作坊、面包店、茶庄，还要经过自行车、小推车、水牛和鸡群。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东南部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区。虽然一些工厂厂貌崭新，还有很多是小作坊，灰尘飞扬，制作一些软管配件、引擎配件，鞋子、雨伞、玩具和短袜等。

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两旁，有人在路边生火做饭，两旁的建筑看上去危若累卵，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再向左转弯就到了一堆建筑面前。对于不懂中文的人来说，直到你来到装卸处之前，都不知道这些建筑的用途的。装卸处那里堆积了30英尺高、6包的得克萨斯棉花。

第一次走进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让我在感官上遭受了极大的侵扰。噪声来自一块巨大的金属毡子，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而在美国工厂里只有电器设备的嗡嗡和嘟嘟声。金属毡发出的巨大噪声不仅淹没了谈话声，还让人无法思考。工厂里不管是人还是其他东西，都沾上了一层灰白棉絮，对于呼吸而言，没有新鲜空气，只有充满灰尘的空气，因为工厂里的空气需要保持潮湿来减少棉纱折断。随着棉花从植物变成了纱线，它变得越来越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触摸一下，棉花和纱线那种淡淡的香味让人愉悦，沉浸其中。对于得克萨斯州的人来说，上海有异域风情的味道，绿茶、炸饺子、毛蟹，但是从这个工厂来看，上海闻起来像沙洛沃特轧棉机的味道。

工厂这个词让人想起流水线一样的画面，一个零件连着另外一个零件直到最后组成一个终端产品，各个部件组成一个整体出现在装配线的终点。但是在棉纱的生产过程中，不需要组装任何东西，也没有流水线，整个流程是转换而不是装配的过程。从缠绕、弯曲、纺纱，到成卷，几乎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循环的而不是流水线似的作业。

这些还沾着得克萨斯州的树叶和兔毛的棉花包被割开之后，一台法国制造的真空清洗机将棉花吸了进去。真空清洗机的管子是透明的树脂玻璃管，棉花块在里面被打散，飞速穿过清洗管，沙洛沃特的轧棉机中残留的尘土毛发一扫而净。最初，要把棉花压成砖块一样便于装船运输，现在要把它们吹成云朵一样用来纺织。吹散之后，棉花被平滑地加工成了一层软软的、扁平的棉花毯子，毯子看上去如同由绒毛织成的一张白纸一样，接下来，铁丝齿条把棉花压制成扁平的薄片，使棉花的纤维都朝向相同的方向。现在扁平的棉花毯子被拉成了一个直径约1英寸的棉绳，也就是纱条。

在从得克萨斯州的棉花原料变成中国纱线的过程中，纱条只是很短暂的一个工序，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工厂生产中最有意义的一个环节。棉纱晶莹剔透，极其轻盈，就好像动画片里面的鬼魂一般虚无缥缈，若有若无。在这个工厂里，我几乎已经待不住了，迫不及待地想逃离金属噪声和丑陋的厂房，但是我还是想把这里闻到的棉花的清香和看到的晶莹剔透的棉纱带回美国。

棉条被螺旋盘绕在金属收纳罐中，一直堆到顶端。接着棉线进入纱锭之中，纺成纱线，最后纱线被纺成珠罗纱，缠绕成冰桶般大小和形状的线轴。

陶永芳——36厂的经理，在监督整个制作流程。她个子不高，站起来也就到纳尔逊·雷恩斯的皮带扣那里，非常瘦小，看起来好像一场西得克萨斯的风暴就可以把她吹走一样。但是陶经理非常干练，走路大步流星，说话斩钉截铁，似乎工厂里的一草一木、工人们的一举一动她都清清楚楚。

36厂建于1944年，5年之后收为国有。1980年以后，虽然中国很多纺织厂都破产停产，但36厂一直到2008年，依然是一家典型的国有企业。最近该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并，成立了合资企业。今天，36厂的经理们面临着市场竞争而不是运行齿轮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他们必须自己做出决定：生产什么，卖到哪里，雇用什么样的人，付出什么样的薪水？

2008年，我听说陶永芳离开了36厂，去了一家很大的私企工作。这样做的，还不只她一个人。到2004年，国有企业雇用的城镇工人减少了一半以上，而私有企业雇用的工人增加了5倍以上。[10]2008年我访问了这个行业的很多专家都把36厂看成遗迹一般的工厂，其存活的时间屈指可数。

上海光明服装3厂

上海光明服装3厂（以下简称上海光明厂）位于上海城市扩张的另外一面，是一个农田环绕的建筑群。从外面看，工厂看起来像一个破旧的农村学校，在工厂里面棉花经历了又一次转变，而这一次是从纱线变成了衣服。

水桶形状的线轴从卡车上卸下来之后装进了一台编织机中。立体剪裁的布料慢慢地，有节奏地从机器上下线之后，一位质检员面对一面大镜子，同时查看面料的两边来检查是否有瑕疵存在。工厂二楼，面料被裁切成块，袖子、前胸面料、后背、领子等。在美国，大部分T恤的裁切都是全自动无人干预的，很多工序包括激光、软件，投入了很多的资金来确保机器完成这一工作。而在上海光明厂，裁切是完全手工的过程，一堆工人操纵着大锯、小锯、剪刀等。裁好的面料被装进塑料洗衣桶，然后被运到了缝纫车间。

在T恤和其他衣服的生产过程中，缝纫是最难操作的一项工序。在美国与棉花生产一样，服装加工的每一道工序都几乎用机器代替了人工，但是尽管在机械化研究中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还是需要人们把面料拼接起来，送到缝纫机之中。T恤的缝纫阶段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需要进行锁线工艺操作，不像棉花采摘、棉纱纺织，或者面料纺织一样经常让人联想起血汗工厂里的各种恶劣环境。

虽然拉伯克的棉花农场和中国的棉纺织厂对我来说都是完全没有见过的经历，但是当我第一次走进上海光明厂的缝纫车间时，我发现了一个既奇怪又熟悉的景象。大约70名女员工排成了好几排，每个人都坐在一台缝纫机前，车间里相对安静，而且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车间里宽敞明亮，每名工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动作，套袖，侧缝，上领子，做褶边。每个女工的旁边都放了一个洗衣桶，当她们完成指定任务，装满洗衣桶时，将它交给后面的工人做下一步操作。当上海光明厂的女工每次抬起头，她们看到的是墙上的一块标语：

质量有3个敌人：断线头，灰尘，针头

然后这些女工又低下头，继续干活，等待下班。

2000~2008年，每次我到访棉花农场和纺织厂后，都能看到技术的大幅进步，每次回来之后我发现，工厂对纤维、棉纱、面料的生产质量、生产效率和价格都会有新的提升和要求。但是这些年以来，服装生产的流程很少发生变化，我在2008年到访的工厂仍然沿用2000年的生产流程。在中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生产一件T恤仍然需要一名年轻女工和她的缝纫机。

上海光明厂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当地政府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跟陶永芳一样，光明厂的总经理苏勤也是1976年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一家国有服装厂工作，成为计划经济体制这个大转轮中的一分子，慢慢地跟陶永芳一样，对市场妥协。现在她没有固定的客户，仅在中国就要与1.1万多家T恤生产厂竞争，每一家工厂都在努力地满足国际市场中客户越来越高的质量、配送、服务和价格的要求。苏勤记得，自己在服装厂监督中山装生产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上面的各种要求，也从来没人会拿线头、针头、灰尘当回事。但是现在T恤是商品，细节决定一切。她还记得第一次有客户对针头投诉时，自己是多么的惊讶。现在苏勤有一个金属探测器，每一件衣服在装车之前都要先经过探测检查一遍。自己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几年下来，工厂已经开到了7家，员工人数增加了3倍多。2003年，我再次回访上海光明厂的时候，苏勤已经不再生产T恤了，转而去生产价值链更为高端的童装棉制品了。2008年，上海光明厂已经扩大到了8家工厂，雇用员工人数超过了2400人。公司的产品又转向价值链更高端的一层，为美国主要的棒球队以及迪士尼公司供货。

上海光明厂把自己的针织衣物转给了上海服装公司。这是一家大型的国营服装进出口公司，也是中国生产厂家与美国采购商之间的中盘商，上海服装公司在中国出口商中一直居100名以内，也是中国针织服装最大的出口商之一。[11]200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近3.65亿件T恤。[12]

现在中国主宰着全球的纺织和服装行业，而美国则控制着世界的棉花市场。1993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国，至今中国仍然保持着最大的服装出口国的地位。[13]中国的服装在北美、欧洲、日本有很大的市场，而且美国人每年大约购买10亿件中国制造的服装，相当于每个美国公民购买4件[14]。自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服装出口以每年30%的平均增幅增长（见图5-1），是一般商品贸易增长率的6倍多。[15]截至2007年，中国服装出口的份额占了世界服装出口总额的30%以上。虽然，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生产商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从生产规模、出口份额、雇用人数以及增长率来看，中国的纺织服装总体规模依然在这个行业独占鳌头。

虽然美国人一边争相购买中国的廉价T恤，但他们对中国的这一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和服装行业依然有些忧虑。难道说中国在服装行业的胜利真的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吗？中国的工人拿着可怜的工资生产最廉价的衬衫。如果在这个行业取得胜利的方式是服装生产商通过提供最低的工资、最艰苦的工作环境、最苛刻的管理制度换来的，那么这样的胜利岂不是有名无实，这样的胜利意义何在？

图5-1　1965~2006年中国与美国的服装出口（世界出口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UN COMTRADE，84（Clothing），SITC Rev.2.

全球化的批评继续指责T恤的价格确实较高，全球资本主义蔓延而生的血汗工厂压榨穷人和弱势群体，强迫走投无路的工人们在监狱般的工厂里工作，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仅仅够维持生计。工厂村庄也毁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文化体系，破坏了本土的农业和环境。任人宰割的工人们不得不忍受着对健康和安全的威胁，以及发薪水日那天对自己薪水的克扣和欺骗。

除了工人代表在指责竞争导致工资和工作环境越加恶化，且没有下线之外，环保积极分子也声称，这种竞争也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为了节约成本，工厂没有投资引入清洁技术进行处理，而是把有毒物质直接排放到空气或者水中。

随着美国服装加工行业的逐渐消失，以及服装进口的增长，美国衣服的价格大幅下降（见图5-2）。确实是这样，2008年我再次来到Walgreen的一家商场里，以前我在这家商场里买过一件T恤是6美元，现在这家商场T恤的价格是10美元4件。评论家们声称，中国生产的T恤越来越便宜对美国的消费者，以及对公司的利润来说都是一场胜利，但是对工人，以及对整个地球来讲是一件失败的事情。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服装能流入美国就说明这种理论是有效的，但是对于评论家来说，流入美国的服装快速增长说明了全球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替其表扬。

图5-2　美国服装价格与进口份额①

资料来源：Import share data from OTEXA；price data from BLS.

①服装相对价格根据服装价格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关系计算得出。2008年的数据根据上半年的数据估算的。

中国的纺织业和服装业领先地位与美国棉花生产者的主导地位有着显著区别。虽然美国棉花种植者保持主导地位长达200年之久，但美国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该行业竞争激烈，底线竞争的优势很短暂，因此其主导地位很难持久。要理解现如今中国竞争的优势地位，理解为什么美国棉花要经历长期的旅途才能成为T恤，以及最终底线竞争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我们需要检视竞争的本身：它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胜者和败者都发生了什么？

第6章　长期的底线竞争

善于创造的英国人与具有勤俭意识的中国人

东方工厂的工人和西方富裕的消费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是近代以来出现的相对普遍现象。肯尼斯·波梅兰兹具颇具服力地指出，至少在1750年之前，从寿命到技术发展领域细致入微的检测数据，从糖和服饰的消费再到市场的成熟度，中国在幸福和发展等几乎所有指标上均超过欧洲国家。[1]波梅兰兹发现，直到18世纪中期，与欧洲最发达的地区相比，中国工业发展也是遥遥领先。早期到访中国的旅行家也发现，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政治成熟还是文化兴盛程度上，中国均领先于欧洲。[2]然而即便是两者在同一起跑线上做比较，欧洲在18世纪晚期也可以称得上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虽然学者们对波梅兰兹所谓的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大分流”的根本原因没有达成共识，但毫无疑问，欧洲跨越式的进步起始于工业革命，而且工业革命是从纺织工业兴起的。当时欧洲的纺织工厂生产和销售了世界大多数地区所消费的便宜、耐用的衣服。其功能与今天的棉T恤相似但形式不同。

在近代中国，大多数的纺织生产发生在家庭层面。一般家庭在纺织和穿衣方面可以自给自足。纺织工序中的每一个阶段如纺纱、织布、裁剪、缝纫都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相较而言，尤其是在英国，18世纪棉纺织业生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专业化了。当时家庭对棉花和羊毛进行纺纱仅是副业。但随着英国纺织业中的编制工序逐渐发展为乡镇手工业作坊，家庭便可以将其所纺的纱“分包”给手工作坊织成布。一位在19世纪50年代到访过中国的英国游客对具有勤俭意识的中国人的自给自足以及家庭生产融合在日常家务的方式，赞叹不已：

中国农村的所有劳动力，无论老少都投入梳棉、纺纱、织布的生产工作中，他们生产出来的是朴素、厚重且耐用的布料……他们自己织布做衣服，若有剩余则送到最近的集市上卖掉……每一个富裕的家里都有一台织布机，这也许是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所独有的特点。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将纺纱送到专业编织作坊处理并生产成布匹。只有具有勤俭意识的中国人将工艺发挥到极致。中国人不仅自己梳棉、纺纱，而且借助妻儿的帮助，自己织布。[3]

作者在对中国家庭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表示惊讶的同时，又对这种模式的优点赞叹不已。通过包括妻子和儿女等全家人投入生产的每一环节，使得这一模式天生更具灵活性，并且较少受制于英国“分包制”的瓶颈。这种家庭生产模式意味着一年内几乎所有的时间，家庭成员都必须从事一种或另一种劳动，并贡献出劳动成果。

但是，这位作家没有理解“瓶颈”的价值。正如伊莱·惠特尼所指出的，“瓶颈”创造了其背后的力量，吸引着天才尝试去打破“瓶颈”。正因为如此，有时候“瓶颈”能够开创新时代。这正是18世纪70年代晚期所发生的一切：是棉纺织业令人窒息的瓶颈开启了近现代的世界。

根据传统的方法，纺纱要比织布更需要精工细作，需要更多的人力。因为纺纱工序一般需要4~8个纺纱工人以确保一个织布工在编织过程中所需的纺纱。[4]爱德华·贝恩斯在1845年写道：

通常一个织布工人在收集了足够的纱来满足一天余下时间的需要之前，还要走三四英里的路，请到五六个纺纱工。[5]

在这一时期，由于纺纱工作还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人们仅在完成农业生产的工作基础上才从事这项工作，这种现象使得英国棉纺织业的棉纱供给问题更加突出。该问题导致英国织布工在收获的季节很难取得棉纱。随着织布方面的技术革新，这个问题使得织布行业面临更为严重的“瓶颈”。18世纪60年代，飞梭的广泛使用，使得织布行业对棉纱需求成倍的增加。在形势紧急之下，英国政府开始鼓励技术竞争，并且对那些打破纺纱行业瓶颈提供方法的人们给予奖励。

这时詹姆斯·哈格里夫站了出来，接受了挑战，他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并于1770年获得专利权。第一台珍妮纺纱机由8个纺轴组成，一个工人生产的纺线量迅速地提高了8倍。1784年，改装后的珍妮纺纱由80个纺轴组成，到18世纪末，纺轴的数量超过了100个。哈格里夫的发明不过是接下来50年里棉纺织业创新性的发明之一，水力纺纱机、骡子纺纱机、蒸汽机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纷纷出现。1832年英国棉纺纱的价格下降到18世纪80年代年价格的1/20。[6]底线竞争正式拉开。

珍妮纺纱机使得工厂生产模式发生变革，导致全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工厂雇佣制不仅意味着工人放弃家庭的纺纱生产活动，也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农业生产，并从农场迁移到新城市。为满足新兴工业家的需要，金融业、保险业、交通业以及通信业等必要的商业基础设施迅速发展。纺织设备、化学品、蒸汽机、钢铁和机器制造业等辅助性产业也应运而生。新的城市人口刺激了食品、医疗等零售业和服装、家居等行业的发展。棉纺织业也是第一个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组织结构的制造行业，而且它为公开募股的上市公司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棉纺织品的生产开启了现代经济，引领了经济历史学家W.W.罗斯托所谓的经济“起飞”。在这一时期，日益增长的经济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成了一个常见而又可预期的事态。确实如此，英国棉纺织业的革命之前，世界性的经济增长很低。棉纺织业对于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约瑟夫·熊皮特认为，英国1787~1842年的工业史可以归结为“棉纺织行业的历史”。[7]

招聘启事：顺从和渴望者优先

早期棉纺织工人被压制在工厂里不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从事这项工作，而是由于生活所迫或是别无选择。由于棉纺织工厂绝大多数的工作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此很多工人都是来自孤儿院的孩子，他们被教区送来当工人以便维持生计。在棉纺织厂工作意味着孩子们从5岁开始便可以在经济上独立。工厂还吸纳了一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18世纪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大多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不断进步的农业生产力意味着农村的有偿劳动需求减少。无论是失去双亲的儿童还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他们所构成的丰富、廉价且绝望的劳动力与蒸汽机一同为工厂模式的发展提供助力。[8]

早期纺织厂主雇用童工和农村妇女不仅因为他们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也是因为雇主发现他们天性适合去做这种麻痹思想而又单调乏味的纺织业苦工。工厂主发现如果雇用男人则会比较麻烦，而儿童和妇女相比较来说同样有劳动能力而且麻烦事不多。一个观察者对于当时工厂主的雇用心理这样写道：

工厂主发现儿童和妇女对待工厂主就像一群很温顺的仆人，也是在操纵机器设备上具有同样效率的奴隶。因此工厂主倾向于用他们代替使用成年男性劳动力。[9]

不仅妇女劳动力的成本低于男人，而且妇女“更容易被诱导去承受强度更大的工作”。带着饥饿儿童的已婚妇女是首选，就像一个棉纺织厂主所解释的：

我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特意雇用女性……并且倾向于雇用已婚女性，尤其是那些指望能让工作带来生活支撑的家庭妇女；她们比未婚女性更细心，顺从，而且被压迫地尽她们最大的努力去获得生活所需。[10]

另一个工厂主表示赞同，而且他也倾向于雇佣顺从的女性。

她们是廉价劳动力，出于她们各自的家庭额外需求而打拼的珍贵动机，或者出于满足购买心爱的裙子的愚蠢想法，她们比男人们更容易被诱导去承受强度更大的工作。[11]

英国的棉纺织业从开始便倾向于发展成为出口产业，在1800年前，该国就将棉布运往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陆。其结果是，棉纺织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辅助产业和更为广阔的国内经济产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的上半叶，棉纺织品占了英国出口商品总额的近50%，而在英国纺织业的巅峰时期，世界一半左右的棉布都是由英国提供的。[13]1800年英国在世界棉纺织贸易中所占据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仍然保持着世界上棉纺织业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即便如此，英国还是意识到了从美国和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然后再卖给一些贫穷国家的经济模式是危险的。英国主导性地位只是由其独一无二的棉纺织技术所确保的。其结果是，英国的纺织技术带有了违法走私的特征。英国政府不仅禁止棉纺织技术的出口，而且禁止计划和图纸的出口。为了进一步加强技术封锁，英国政府同样禁止有纺织技术的技工出境，因为一旦这些技工离开英国后可能将技术传播出去。

今天，中国的辩护者可以迅速指出美国工业的强大始于对知识产权侵犯，尤其是一个叫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的人，他是个冷漠的波士顿人，却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工业窃密行为”。[14]

1810年，洛厄尔带着妻子和儿子到英国旅游。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他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相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尔泽尔写道：“当洛厄尔遇到欧洲人时，他一定会发现他给这些欧洲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出身名门，气质优良的美国商人……因健康问题来欧洲游历。”[15]只有一些非常亲近的朋友知道他的真实目的：貌似有勇无谋的工业间谍诡计，却要把棉纺织工厂的先进技术带到美国。

运用他出色的数学天资，洛厄尔记住了埃蒙德·卡特莱特的动力织布机的关键信息，并将其带回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老家。洛厄尔为美国获得动力织布机的宝贵的先进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英国的技术工人开始成功地避开英国移民限制来到美国，随之带来了许多棉纺织业的辅助性技术。在1812年，几乎所有棉纺织业重要的相关生产技术都被引入新英格兰地区。[17]

因此，就像英国所发生的那样，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引领了美国的工业革命，也推动了美国的城市化、商业基础设施和相关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大量规模空前的棉纺织厂迅速遍布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河流两岸。美国棉纺织厂生产出标准化廉价的棉布，而且很适合为南方奴隶、亚特兰大中部的农民和美国西部边陲的定居者制作衣服。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厂从英国手中抢走了正处于不断增长、盈利的美国广大新兴市场，只留给英国销售一些精品的小市场。[18]在19世纪初的晚期，世界最大的棉纺织工厂在新英格兰。最大的棉纺织工厂是位于梅里马克河上的名为爱摩斯基格·米尔斯的棉纺织厂，它有65万个纺轴，1.7名万工人，平均每天生产500英里的棉布。到20世纪初期，美国已经在棉纺织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英国的国际贸易主导性地位也随之很快下降了（见图6-1）。[19]

新英格兰地区逐渐成为底线竞争的领头羊，而英国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则落下帷幕。1820年美国和欧洲曾经进口了70%的英国出口棉织品，然而到了1896年它们的进口量只占英国棉布出口8%的比例。对于英国人幸运的是，亚洲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实现棉纺织生产的工业化，所以美国和欧洲市场上的巨大损失可以通过出口到印度和中国来弥补。但是，虽然20世纪初英国保持棉纺织业出口的领先地位，但是其在工业中的主导地位已经丧失。整个19世纪，英国的棉纺织生产的收益率一直稳步下降，到了1902年，英国棉布的出口量达到了顶峰。今天，英国不再是一个棉纺织业和服装业的重要出口国。

图6-1　英国棉纺织品出口情况（1800~1950年，单位是百万磅）

资料来源：Robson 1957，pp.332，333.Data reported for the initial year of each decade.

就像英国早期先驱一样，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厂的劳动力也是来自别无选择的“剩余”劳动力阶层。早期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雇用的工人绝大多数是来自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农村的年轻单身女性。为的就是能够维持家庭生计，她们离开了崎岖的农场，加入了不断膨胀的工厂妇女阶层。工作环境要比狄更斯笔下的名著《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s）要稍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这些工厂的姑娘们在潮湿和令人窒息的高温环境下每周工作70个小时以上，每天早上4：30的铃声把她们叫醒，而且只有很短暂的休息时间用来吃饭。“工厂12个小时工作日的行为被赞赏为是有人性的，因为这种仁慈是为了让姑娘们有机会洗洗补补或者阅读。”[20]即使如此，工厂通过对钟表设置错误的时间等方式，以便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现象也很普遍。[21]反对者称工厂的工作条件比监狱的都差。一名到访过工厂的医生说，在监狱的工作时间更短，午休很长，透气性都比工厂要好得多。[22]在向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市提交的请愿书中，工人们认为工厂痛苦、致病和贫困的工作环境残害着工人，并致使他们过早地离世。

大多数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姑娘们在女舍监的监视下住在工人公寓里。就连她们工作之余的有限时间，都几乎受到在工厂干活时的同样紧密的监督。到教堂做礼拜也要被严格地管制，道德上的纯洁性也作为她们被继续雇用的条件之一。在一个工厂，解雇的原因包括轻浮、吹毛求疵、厚颜无耻和癔病，甚至还包括因道德上怀疑有问题而被同事们和管理者列入黑名单的人。[24]

就像他们的英国前辈一样，美国工厂主对其最需要的工人类型也有着清晰的观念。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认为，因为年轻的女孩在农场“没有用处”，工厂繁忙的工作将减少养成坏习惯的可能，并且是“很温顺和易管教”。[25]新英格兰纺织厂的厂主喜欢法裔加拿大的女孩，他们发现这些女孩“温顺、勤劳、稳定”，而且严格遵守天主教教义，以及保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26]

就像英国工厂主雇用贫困儿童和失去土地的劳动人民一样，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厂雇用来自农村的女性，也包括儿童，到了后来就是移民。英国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厂的增长均依赖于大量别无选择的贫困大众。而且这两个地区的劳动力都是吃苦耐劳的、顺从的并且很少抱怨的“理想工人”。早期棉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工作既不需要创造力也不需要才智，而是能够承受重复性的艰苦工作条件下的身体素质和精神上的忍耐力。

在长期的底线竞争中，新英格兰地区在棉纺织生产的黄金时期远比英国短暂。1880~1930年，新英格兰的棉纺织生产逐渐衰退，并逐步转移至南部山区地带。[27]美国南部山区地带兴起的原因是其廉价劳动力：北卡罗来纳州的棉纺织工人的工资要比在马萨诸塞州的工资低30%~50%。[28]尽管南方工厂的工人劳动生产力并不高，但南方工厂主却有着重要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南方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体现在工资水平上的差异，也体现于当地工人愿意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除此之外，美国南部对于童工和工作时间的管制和文化水平的限制要比新英格兰地区明显宽松。棉纺织行业雇用童工比其他行业更为普遍，南部依靠童工的程度比其北部高了4倍。[29]确实如此，在20世纪初期，美国南部棉纺织工厂妇女的工作量的60%都是由13岁左右（甚至年龄更低）的童工完成的。最后，南部工厂的工人更加顺从且易于管教，这些特点与工资水平在比较优势上同等重要。[31]新英格兰的工厂主认为其工厂唯一的希望在于说服立法者通过立法改善南方工厂里的工作条件和限制工作时长，以防止南方地区在缺乏工人保护法的情况下占据比较优势。[32]这种呼吁就像当今倡导全球劳工标准一样。

就像19世纪初期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一样，多数美国南部纺织工厂的工人和经营者缺乏在棉纺织高端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技术。随着有丰富经验的新英格兰和亚特兰大中部工厂更加致力于专业化生产精致商品，南部棉纺织工厂抓住时机向美国市场提供了厚重而又粗糙的棉布。但是，美国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胜利可能是它推翻了英国在亚洲市场上的优势。

美国南部的棉纺织工厂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强有力的出口导向战略，在19世纪年晚期，逐渐地削弱英国棉布在亚洲市场上的竞争力。毫无疑问，在1900年之前，中国出口市场或许是美国南部棉纺织业唯一最重要的增长发动机。因为亚洲棉纺织工厂刚刚开启商业化的步伐，而且中国更倾向于使用美国南部生产的耐用而又粗糙的布匹，于是中国为美国南部的棉纺织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规模。这是价格较高的英国出口商无法比拟的。1897年，美国南部出口到中国的棉纺织品增长了两倍多。[33]到了19世纪末，中国购买了一半以上美国出口的布料，而且出口到中国超过50%的商品都是棉纺织品。巨额的贸易中占主要部分应归功于美国南部生产商。[34]许多美国南部的棉纺织商几乎将所有的商品全部出口到了中国销售。[3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来自中国市场的收益支撑着美国南部山区的棉纺织工厂。一位来到中国的旅行家回到美国说，在游历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在东方的大地上都遍布着美国南部山区牌子的棉布”。[36]

如今，廉价的棉纺织品从中国流入美国的潮流几乎是100年前中美贸易流向的逆转。

棉纺织业再一次造就一个地区的工业化。棉纺织工厂是美国南部出现最早的工厂类型，而且纺织工厂区迅速地城镇化，使得美国南部经济摆脱单一农业经济模式而变得多样化，同时也刺激了辅助性工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美国南部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其生产高端精细化商品的能力，使其可以夺取新英格兰地区在美国国内的高端市场。1930年之前的50年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工厂逐渐关闭，而后又在南方重新建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占据了全国纺锭市场的75%。[37]

就像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所发生的一样，早期美国南部的纺织工人大多数都来自农村贫困阶层。确实，许多的南部纺织工人以前都是种植棉花的佃农，他们受到了低价格、棉花象鼻虫的打击，还受到了美国棉花生产“西进运动”和得克萨斯州工厂化的农场的冲击。20世纪初期哈佛大学教授梅尔文·科普兰将美国南部工人描绘为“贫穷的白人”“下贱的白人”，似乎在评价来自附近农场和山区的南部工人的同时，他还捏住他的鼻子说道：

他们（美国南部的纺织工人）从布满污秽、贫瘠的小块土地上寻找贫困的生计和生产的成果，他们的食物很简单而且不足，他们的衣服稀少，他们的家是仅有一个脏兮兮的地板的小茅舍。他们很少关注文学和娱乐……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远见的。[39]

虽然科普兰继续从他们的饮食到穿着、卫生的方方面面进行颇为鄙视的评价，但他承认由于棉纺织工厂的低技术要求，他们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尽管缺乏才智、远见和雄心，但是他们能适应工厂生活。”[39]

20世纪初，美国南部的女孩7岁就进入工厂，并且每周需要工作60个小时以上。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营养不良，住宿条件很拥挤，而且工作环境充满了敌对，甚至暴力。[40]即便如此，南方山区的妇女们4个世代均在城里的棉纺织工厂工作。[41]

就在美国南部向衰落的北部工厂宣布决定性胜利之际，一个全新的竞争者出现在底线竞争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占据了世界上棉纺织品出口贸易量的大约40%。[42]尽管日本比英国获得世界棉纺业领先地位晚了一个世纪，但棉纺织业在日本工业发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却和其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半以上的日本产业工人被棉纺织厂雇用，而棉纺织业占据了整个国家出口商品的2/3。[43]而此时英国的经济早已多元化，在日本，棉纺织业却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仅有的程度比较高的全球性行业。虽然日本90%的纺纱生产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又重新夺回了领先地位。[44]

根据现在已经熟悉的历史模式，日本在棉纺织领域的领导地位也是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夜班”方式的流行，这种方式能使棉纺织机械的生产能力翻倍。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派去日本的研究人员检验其生产的棉纺织品，发现日本棉纺织工人的工资价格要比美国和英国低20%~47%，即便是将生产力因素考虑在内也是如此。[46]

在日本，早期的棉纺织工人是那些逃离乡村农业生活的年轻女性，她们为贫穷农村和自然灾害所迫到工厂上班。确实，当洪水、饥荒和地震等自然灾害规律性、悲剧性地摧毁了日本的农村，因而为代理公司提供了充分的机遇去招聘绝望的年轻女性，代理公司定期搜寻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47]从农村迁出的人们很倾向于成为郊区居民，工厂主发现他们很无聊而且没有耐性。根据日本棉纺联盟，日本棉纺工厂的理想工人应该具备质朴、忠诚、有忍耐力的特质。[48]或者正如另一个经营者所说的，来自乡村地区的女性是首选，因为她们都很天真而且勤劳。[49]一个美国赞赏者发现在日本工厂工作的年轻女性非常顺从、麻痹和熟练。[5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棉纺织业女工因其繁重的工作而被称为“笼中鸟”。她们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只能休息两天，在工厂宿舍里过着囚徒一般的生活。[51]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必须在工厂里工作3~5年的时间，这种合同式的安排与劳役式的契约没什么差别。在拥挤的工厂宿舍里，年轻的女性没有床铺，甚至共用睡衣，而且她们被限制在顶端有竹刺和带刺的铁丝网的栅栏的房屋里。那里缺少食物，卫生条件很差，疾病四处泛滥。[52]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条件有所改善，但棉纺织厂仍然继续使用多种方法严格地管制着女工。[53]

早在19世纪初，棉纺织业在很多方面就具有全球性产业的特点。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全球性的纺织与服装贸易才真正兴起。虽然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上述两个行业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到了1960年，日本在纺织业和服装业的世界贸易份额开始下降，而在底线竞争中新的领先者开始提供更为低廉、顺从的劳动力（见图6-2）。到了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底线竞争中都超过了日本，并且被认为在纺织业和相关产业上居于领先地位。[54]

图6-2　日本的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Park and Anderson 1998，p.170.

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针对西方平行低端市场而设计的生产基地，中国香港地区成为世界上服装业最大的出口地区。1976年，中国香港地区的纺织业和相关产业的就业所占比重达到一半左右，其出口也占据了制造业出口量的一半。[55]在达到制造行业就业高峰的1980年，中国香港地区有将近40万工人从事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56]中国香港地区低廉且没有技术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这些劳动力也为香港轻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力量。同样，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年轻的女性从乡村地区来到了工厂，她们纺纱、织布、编织、一针一线地缝制成通往国家和地区成就“亚洲奇迹”的道路。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占据韩国总出口量的35%，并且中国台湾地区的纺织业和服装业雇用了超过20%的工人。[57]棉纺织工业的命运又一次主要是受制于劳动力成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工资水平的7%，日本工资水平的大约15%。[58]又一次，无论是赞赏家还是贬低者都惊讶于别无选择的农村女工的勤恳和顺从。

第7章　时代姐妹：从农田到工厂

勤劳的纺织女工

蒋兰在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工作，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她的任务是接断纱。一排纱锭前的地板上安装有轨道，轨道上有固定的硬金属椅子，她就坐在那个椅子上。蒋兰踩动脚踏板，左右扫视轨道，看到表示断纱信号的闪烁红灯就停下。她手灵巧地接好断纱后，便继续寻找下一处红灯闪烁的地方。蒋兰整天都在干这事儿，被蒸汽和棉绒裹着，耳边绕着金属噪声。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蒋兰走出车间，外面静得出奇，她踏着石子路回到公司宿舍。

没错，她说。她喜欢她的工作。

当然，蒋兰体现了中国的相对优势。尽管蒋兰这样的女工的数量以及报酬常被用于解释中国在轻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劳动力的供应与价格这些经济因素只让我们对中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有了片面的了解。要想窥得故事全貌，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劳动力的供应与价格这些无论何处都很重要的因素，还要了解蒋兰这样的工人在中国的生活以及机会。自18世纪英国工业兴起以来，对于价值链低端的纺织和服装产业而言，能够忍受重复枯燥工作的工人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们不仅劳动力廉价，而且还任劳任怨。

不同背景和国家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描述理想的纺织和服装工人时多次提到惯性这一词。在兰开夏、马萨诸塞州、南卡罗来纳州、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惯性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缺乏经验和视野有限。

当然不选农活

来自欧洲、美国和亚洲的几代女工和女裁缝都有同样的工作经历，受控制、被剥削、过度工作、报酬过低，她们还有全世界女工都共有的特点，即把农活这一选择完全排除在外。

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一个9岁的女孩虽然不用干纺织的活儿，但是仍然很忙碌：

……把牛犊赶到田里，再把它们赶回来；打扫牛棚，给它们铺好垫子；清洗马铃薯，煮好喂猪；挤奶；在田间用马或牛犁地……搅拌、撒石灰，挖土豆萝卜……我把包放到马背上；跟马群出去寻找金雀花。我一般五六点钟起床，而每周两次早市时则是3点起床。[1]

贝莎·布莱克于1899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特里尼迪市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共有7个孩子。贝莎的父母以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因而贝莎清晰地记得家里搬到纺织村时候的兴奋劲儿，以前要在烈日下摘棉花，现在却可以在阴凉下纺纱。

我们都到亚马逊棉纺厂工作，我们一辈子都在那儿工作。我们都急着去上班，因为讨厌农作。从日出到日落，天气都很热。不，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纱厂的工作要好些。当然如此了。我们从农场搬到这儿上班后，我们多了好些衣服，还可以享用到更多品种的食物。我们住的地方也更好。没错，我们在棉纺厂的生活要更为舒适。[2]

因此，今天有数百万的年轻农村妇女选择了工厂而非农田，她们显然更喜欢严苛的工厂生活，而不是农村生活。年轻妇女梁英（音译）曾接受过社会学家李静君（Ching Kwan Lee）的采访，她回忆起初到深圳工厂的情景：

那年我刚满16岁。我们村有十几个女孩儿谋划去深圳。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到田里干活儿。我们甚至还跟爸妈回家吃了午饭。等到爸妈又去了田里，我们就拿起行李，留了张字条说：“亲爱的爸爸妈妈，当你们晚上看到这张字条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深圳去找活儿干了。勿念。”[3]

对梁英而言，工厂的生活几乎都比家里的要好，因此很容易就能在农田和工厂之间做出选择：

工作很辛苦。每天从凌晨4点到7点，你都要在漆黑一片里割下400棵橡胶树的树皮。这活儿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完成，否则阳光一照，橡胶汁就蒸发了。如果你是我们，你会怎么选，工厂还是农田？[4]

何园芝（音译）同意她姐妹的话。园芝在上海光明厂干了8年剪裁工。过去这对农村姑娘是个好工作，而现在她甚至觉得更好了，因为2007年涨了几次工资，她每月工资已经快到300美元了。何园芝从江西山区来到上海，因为农村老家机会不多。她告诉我，她怀念老家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家乡的美丽风光；二是她留在山西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的儿子。她说，其他的上海都比村里的要好。我在许多中国服装厂工人那儿都听过这样的话儿：“我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农村无趣的生活的故事。

我对冯佳琵（音译）的印象尤为深刻。2005年，佳琵留着时髦的直发，穿着有金属片儿的牛仔裤，脚踩4英寸高的高跟鞋，坐在上海附近的一家服装厂的缝纫机前。如果她还留在父母的养鸭场，她永远都不会有这番打扮。[5]

事实上，纺织和服装业的低技术工作已经成了农民脱离农村枯燥生活的垫脚石。在早期的新英格兰，爱尔兰人只能干最低贱的仆役活儿。在20世纪的上海，来自某些地区（尤其是苏北）想要从农田转移到棉纺织厂工作的妇女都备受歧视。[6]在美国南方，尽管纺纱工人有单独的厕所和饮水机，但是这一工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向非洲裔美国人开放。虽然美国南方排斥黑人大多是出于歧视，而在南卡罗来纳州这却成了法律。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许多人去做了家仆，维持工作场所的种族隔离制度，南卡罗来纳州禁止“任何不同种族的从事棉纺织生产的工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工作”。[7]该项法律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废除，但是非裔美国人仍然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棉纺厂之外，直到1965年《民权法案》颁布才结束这种状况。[8]

苏北人、爱尔兰人和非裔美国人只能从棉纱厂旁边经过，然后幻想一番。比利·道格拉斯14岁开始工作，做饭、打扫卫生、照看棉纱厂白人工人的孩子。她常常经过棉纱厂，幻想能拿到工人的工资，在那儿干活儿一天就可以拿到她要一个星期才能挣到的钱。[9]约翰尼·梅·菲尔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南方，她低着头，听从白人的使唤。她信奉母亲简单的生活哲学（“如果白种女人想在馅饼里加盐，就在馅饼里加盐”）。当棉纱厂对黑人妇女打开时，事情就不一样了。[10]克莱斯特·金也回忆起，“棉纱厂对黑人妇女开放前，她们能做的只是为白种女人洗衣服、熨衣服和做饭”。[11]

20世纪90年代末，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伍洁芳发现，对许多没有工作的贫困亚洲人而言，如果自己无法到工厂工作，就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工厂里工作。[12]

对于何园芝和她的姐妹来说，工厂的工作不仅使自己在经济上更上一层楼，还让她们摆脱了农田里的身心劳累，更让她们初次体验到了独立自主的感觉，工资虽不多，却有了更多选择。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摆脱乏味生活的一个机会，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是逃避婚约或严父的一个选择。还有一部分人，由此得到了自己挑选衣服的机会。19世纪40年代，一个新英格兰的姑娘写信给家乡的朋友，想要说服她来棉纱厂工作。当这位姑娘在环形的宿舍餐桌旁用餐时，新自由简直触手可及：

我要跟你说说我在这儿认识的朋友。我右边的这位来工厂是因为讨厌她的婆婆。她旁边坐着的是一位有钱的父亲，但是跟我们很多农民一样吝啬……旁边那个的母亲有钱而且虔诚，因此不肯顺从自己女儿的意愿买那么多漂亮衣服、项链和丝带。这位在这儿是因为她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都待她不好。这位在这儿工作是因为她必须找地方干活儿，她在许多家庭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对家政工作十分恐惧。这位是因为她的爱人出海捕鲸去了，想多赚些钱在他回来的时候结婚，希望挣的嫁妆比她父亲给的多点。这位是因为父母没钱，想自己赚点儿钱当学费。这位是因为她的“情人”在这儿，她不放心单独把他放在“花丛”里。[13]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家李静君在中国南方开始与外来农民工人一起生活，以此作为她博士研究的一部分。[14]传统观点认为，农村妇女是家庭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她们到城里打工就是为了给家里寄钱，补贴家用。

但是当李静君获得工人的信任之后，她了解了更多复杂的原因。虽然寄钱回家确实减轻了家庭负担，但是这些妇女常常有点难为情地承认，她们来到工厂与其说是为了赚钱，还不如说是为了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立，李静君发现，许多人来到工厂不仅是为了逃避农活儿，还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齐英（音译）是一个来自湖北的年轻单身姑娘，她接受了李静君的采访。[15]尽管齐英在工厂挣的钱是她父亲在家里的七八倍，但是她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并非全部为了钱。齐英推迟婚期，最终拒绝父母给她安排的婚事。她用自己赚的钱还清了那个年轻男人给她父母送的彩礼。在城里，她觉得自己时尚、自由而且年轻。她喜欢用自己赚的钱买对便宜的耳环，看场电影或逛逛商场。齐英把自己跟母亲和奶奶做了比较，对她而言，她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不是收入，而是视野。母亲和奶奶从未有过自己的工作。她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也没有见过高楼大厦。实际上，她们也没见过公路。

发工资的那天，李静君，红玲（音译）和开云（音译）一起去购物，红玲和开云都是北方农村来的工人。她们口袋揣着钱，走进了精品店，红玲和开云再也不是村妇了。李静君写道：

可支配的收入带来的并非只有消费品。来自中国北方的女工用它向社会证明了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并不是所谓的那副农民工女儿的穷困可怜模样。[16]

李静君发现，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希望拓展自己的专业视野。他们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来上夜校，学习经济学、打字、计算机和英语，而且许多人还有创业的雄心壮志。[17]

75年前，艾维·平奇贝克以这样一个结论总结了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创性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妇女解放。同样，研究人员发现，部分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奇迹的年轻农村妇女不仅取得了收入，还提高了自主性，获得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18]75年前，上海的年轻纺织工人组成团体，有了自己的收入，有能力拒绝包办婚姻，常常像齐英那样偿还自家接受的彩礼。150年前，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棉纱厂女工也为提高自我的机会所吸引：演讲、戏剧、在图书馆借书。[19]

1901年，萨迪·弗洛尼描述了她在纽约一家工厂每日工作12小时的情形。她一周可以赚7美元，但是得忍受不断的受伤、粗鲁的老板和持续的缝纫机噪声。每天的工作结束之后，萨迪累得什么也不想干，只想睡觉。但是，她经受住了睡觉的诱惑：

感觉如此疲惫，好想直接躺下睡觉，但是你必须出去呼吸点儿新鲜的空气，找点儿乐子。因此，我不会躺着，而是出门去，一般是跟亨利在一块儿。

萨迪生活很愉快，尤为享受自己工资带来的独立自主。她喜欢亨利，也喜欢跳舞和购物：

我很喜欢跳舞，实际上我喜欢所有的娱乐活动。我经常去剧院，喜欢那些让你能痛快流泪的戏剧。

有些妇女强烈指责我，因为我在衣服上花了太多钱。她们说我每周在衣服上花的钱不能超过25美分，更别说花1美元了……但是一个姑娘想要进入科尼岛或剧院这样的上流社会社交场所，体面的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我有许多朋友，我们还经常举办狂欢晚会。许多年轻男子向我搭讪，但是我只跟亨利出去。最近，他催我结婚催得越来越急了。

纽约的工厂虽然在某些地方不太合理，但是萨迪微薄的工资给她提供了选择。她曾考虑过嫁给亨利，但是后来又决定：

我想我还要再等等。[20]

整整100年之后，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跟踪调查了马丽（音译）的情况。马丽来自中国农村，在他为美国和平队服务期间上过他的英语课。马丽离家到了深圳东南部的工业区，在一家首饰厂工作。何伟担心马丽在城市过得不好，就去拜访了她。他了解到：

自从来了深圳，她一直都在找工作，然后辞职，接着又找另外的工作。她谈过恋爱。她还反抗上司。现在她24岁了，觉得过得还不错。[21]

全世界的女工都是因为没有选择才来到工厂，理想的工人特点是顺从，而不是有才智或创造力。尽管如此，工厂的工作还是为年轻女性提供了许多选择：她们可以挑一顶新帽子、选一个新男朋友或者干脆不找男朋友，而且当她们的技术有所提高时，她们还可以找一份新的工作。正如她们的顺从源自选择匮乏，她们的新世界提供的选择也逐渐淡化了她们逆来顺受的性格。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一个工厂接着一个工厂，妇女们奋起反抗，怒视老板，扩大自己的视野，做出自己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她们不再是纺织行业的理想工人，但是对于那些不断发展、需要原创性、决断力和团队精神的行业而言，她们却更为出色。在底线竞争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这些行业出现了，而棉纺织厂却面临关闭。

亚马逊网站和戴尔开办工厂

1748年，哲学家大卫·休谟高度赞扬了底线竞争的好处：

人类事务中似乎同时存在着一种幸福因子，这个因子限制了行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阻止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一个国家在某行业中领先另一国家，那么后者很难收复失地，因为前者有着领先产业和技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优势会被那些没有大量商业部分的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所抵消……因此，工厂所有者逐渐转换厂址，离开他们已经发家致富的国家或省份，跑到其他地方，哪儿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便宜，他们就去哪儿，直到在那儿再次发家致富，然后又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离开。[22]

英格兰的曼彻斯特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如今却几乎不生产棉布了。现在的曼彻斯特是一个粗鲁而且有点脏的地方，盛产淫秽音乐、迷幻音乐和酸爵士舞蹈。在木板盖的棉纱厂里，年轻狂躁的下层人士对天开枪、吸毒、抽烟。但是，如今的曼彻斯特依然是有尊严和优势的。棉纱厂工人的后代在小学就了解到了工厂、公司、全球产业、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都是从此起源这一事实。因此，如今：

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衰落和玛格丽特·撒彻尔的11年执政，尽管天气糟糕、前景惨淡，尽管居民区一片荒凉，建筑物被栅栏围了起来，还有浅薄的俱乐部文化、毒品、黑帮和街道上的垃圾，但是曼彻斯特仍旧是生机勃勃的。不管这能维持多久，这都是一项成就。小小的挑战并未击垮这座城市。大英帝国的废墟里、废墟边，孩子们在翩翩起舞。[23]

然而，如今曼彻斯特主宰了一个新的行业。欧洲的“呼叫中心”业务大都驻扎在此。该行业目前雇用的英国人超出了40万人，大部分都是找灵活和安全工作的年轻女性。一些人把呼叫中心比作早期的棉纺厂：工作强度大、休息时间少。令人庆幸的是，这种比较毫无意义。

曼彻斯特作为新罕布什尔州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科技、医疗和教育是该市的支柱产业，作为“全美最佳居住城市”而享有其名。虽然互联网经济已经撑起了整个曼彻斯特，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地平线上那高耸的阿摩斯基纺织厂，其内部有集体宿舍、办公室、餐厅甚至大学。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厂已经不再生产棉布彻底停产了。事实上，现存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棉纺厂也是作为美国纺织历史博物馆而矗立在马萨诸塞州。

夏洛特作为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城市，凭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记录足以使这个昔日的美国南方纺织王国的中心地位得以延续。美国银行和第一联合公司雇用了3.5万多名员工，此外，IBM、贝尔南方和全美航空也是该地区的雇用大主。在夏洛特的周围有23所大学，6所顶尖的医疗中心。处于该市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里尔市也开始兴建一座宝马汽车工厂。该厂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日益衰败的棉纺织厂。莱恩琼斯或许会因为她的肤色问题而被排斥在工厂铁门之外，而如今她却是宝马公司的一员，每年能挣6万美元，另外她还是一辆崭新宝马车的车主。[24]在这之前，她在一家生产劳动布的工厂上班，那儿温度高，灰尘多，每天做着单调的工作，并且工资似乎永远也赶不上付账单的速度。总部现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匹兹堡市的Biolex（Therapeutics）公司，是一家从事生产肝病药物的公司，这陈旧的瓦房便是以前凯泽罗斯纺织厂的旧址。现在工资最低的技术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纺织工人）都要高于以前他们在纺织厂的收入。[25]

许多公司包括丰田、本田、戴姆勒-克莱斯勒和韩国现代公司都在过去的10年内在亚拉巴马州的棉纺织场上建立了新的工厂。毫无疑问，那些纺织工人更喜欢在汽车厂里面工作。贝尔维斯尔位于肯塔基州，1991年，作为历史悠久的富德龙公司经过装修和整理重新开业了。其经营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而他的新老板便是亚马逊。2008年，宜家和劳斯莱斯联合宣布在南弗吉尼亚荒废的纺织厂上建立新的组装和制造厂。[26]

在日本的大阪周围，一些棉纺厂也已经开始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公司的入驻让路。在《财富》500强中，有29家在这里纷纷设立了总部，其中不乏松下电器、三洋、夏普和京瓷的身影。现在地处不远的丰田汽车城以前便是一家棉纺厂。20世纪80年代，全球的汽车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中国香港作为一个服装出口基地令人惊奇。但是它的服装产业早已从一个血汗工厂摇身一变成为高技术产业。Henry Lee作为香港服装产业的领头羊，拥有布朗大学的博士学位。接皱缝在纺织业内都是一个难题，这是因为由于缝线比织物缩水更大而造成，但是联业制衣有限公司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为其申请了“无缝”技术专利加以保护。这家公司除了缝纫女工之外还聘有大量专门改善服装生产和化学工艺的研究员。该公司在对机械加工工艺日臻完善的同时，也着眼于制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业内标准。现在，位于美国城郊的杰西潘尼公司的T恤数据可以瞬间传递到中国香港。以前需要5个月的工作流程，现在联业制衣有限公司可以在短短的27~29天内完成，并且补充热卖的商品。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批服装设计电脑设计程序很多都在香港诞生，而香港科技大学正努力研究使之能批量化生产。当然，中国台湾也不容小觑，世界上有1/4的笔记本电脑和超过1/4的台式电脑都来自这里。韩国，已经彻底甩掉血汗工厂的帽子，在世界电子、电影与汽车产业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一些在底线竞争中落后了的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是这些国家在棉花生产上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为了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也都放任压榨的存在。同时，这些国家经历过经济自由化和女性解放运动。如今，工人们的收入上涨，他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发达国家还会为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相对优势，例如汽车产业、金融服务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尽管工厂倒闭会令另一些人感到沮丧，棉花工厂的门上挂着“禁止进入”的标志，但是说到底，这些棉花工人虽然在底线竞争比赛中输了，但最终他们是胜利的。[27]

当然，在竞争中落后国家的情况不容乐观。尽管南卡罗来纳州一些纺织工厂的工人能够在宝马公司再次找到工作，但是，其他许多下岗工人却很难再找到工作。下岗之后，除非能够再次顺利找到工作，否则生活质量只会每况愈下，尤其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为高中就辍学，学历不够高，找工作对他们而言尤其困难。对于那些不具备条件在宝马公司或IBM公司工作的工人以及那些想要继续留在棉花工厂里工作的人来说，棉纺厂的倒闭并不是一场胜利。在第9章的内容里，我们将研究一件T恤在这个竞争过程中所经历的生产周期，这个周期相当长，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

在一些反对全球化浪潮的集会中，时常会有类似于“停止底线竞争”的呼吁。然而这个是令人恐惧和荒唐的，特别是这些激进分子来自富裕的国度，他们的财富也恰恰是建立在他们所要喊停的底线竞争上。或许有人会问，这些激进分子想要把谁留在农场里工作呢？如果这些激进分子的观念也是被误导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改变底线竞争问题上的强大力量亦是不容小觑的！

第8章　血汗工厂：不能说的秘密

制定规则

全球化的反对者会马上指出，尽管服装厂的各种条件与农场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们就应该接受自己的命运，为了那微不足道的工资而卖命，还要在糟糕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的人想将那些致力于提高工人工作环境的活动家当成不明事理的一小部分人孤立起来，但是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海外服装厂恶劣的工作环境深感担忧。[1]

目前，关于劳动保护的条款已经写入了美国贸易协定，建立“全球劳工标准”也已经被列入世贸组织的议程，国际劳工局也已签署了“核心劳工标准”，用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然而，一些活动家认为目前亚洲服装厂的工作条件，仅相当于欧美几百年前的水平，甚至更差。那些黑暗的魔鬼工厂已经被转移，但却并未被关闭。反对者认为即便工厂的条件要强于农场，但是如何让人们接受西方国家曾经糟透了的工作环境，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再次出现？

然而，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对工厂环境做一个跨越时空的回顾亦是如此。今天的抗议者可以在任何时代找到他们的兄弟姐妹，一代又一代的活动家付出心血甚至生命来提高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包括今日在内的一代代的活动家，已经改变了对待工人的原则，并且提升了最低收入标准，大大改善了工人的环境。

尽管推动竞争市场的力量很强大，但是自从第一家工厂出现以来，抗议的口号从未停止。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一代代的活动家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不断努力着。这些源自人们的良知、宗教和政治的反对的量，不断改写着历史，也改变了工业发展的性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些力量，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有政府、工会、宗教领袖还有国际组织的参加，还有学生活动者，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工人自己。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加，工人们勇敢地站起来，敢于向资本家提出要求提升自己及之后工人的最低收入标准。

一方是竞争市场，一方是政治、宗教和工人活动家，这两种相对的力量，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宿命之敌，都以怀疑甚至恶意的眼光看待彼此。今天的贸易反对论者认为各国对利润和自由贸易的追求是穷人与弱小者的敌人，是一种必须制止、永不能相信的贪婪力量。商界则鄙夷地将这群怀疑论者和活动家视为一群疯子、一群无知的乌合之众，他们阻挠了摆脱贫穷的唯一道路。自从第一家纺织厂出现以来，这场战争便淹没在了诸如贪婪、毫无人性或是天真鲁莽的闹事者这样的言语之中。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全球资本和工人运动并不是敌人，而是合作者，在不经意中共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那些CEO们有多想让活动家们闭嘴，这群活动家们就多想让企业家闭嘴，但事实却是，他们双方需要彼此，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纺织厂的工人需要他们双方。

1780~2008年，活动家要求提升最低收入标准

托马斯·珀西瓦尔博士是18世纪的一名物理学家和社会改革学家，他针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措施。之所以称之为激进，是因为其允许对于棉纺厂管理进行任何形式的介入，另外，措施要求立法规定儿童的工作时间（当时一般是每天14小时，包括夜班）。在那时，珀西瓦尔还没有想到禁止使用童工，仅仅是要求工厂给予儿童晚餐并保证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2]不难料到，企业界会指责珀西瓦尔和他的盟友们不懂商业的性质，于是，在英国近一个世纪的争论就此展开，在此期间，国会分别在1819年、1825年、1833年、1844年、1878年通过了《工厂法》，这些法案逐渐减少儿童的工作时间，并提高工厂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是棉纺工业的诞生地，也是美国限定儿童工作时间的第一州。其他各州也相继出台类似的法案。1916年，威尔逊总统签署了第一个限制使用童工的联邦法案，然而南部棉纺厂的议员将这一法案提交到了联邦最高法院，随后这一法案以政府应在商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由遭到否决。然而，在1941年，最高法院再次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确定了国会立法保护童工的权利。在日本，对童工的立法保护在继英国此类立法100年之后才姗姗来迟。中国在1986年通过了义务教育法，禁止雇用17岁以下的童工，并规定了儿童的义务教育。

正如更廉价棉质衣服的生产点燃了世界各国的工业革命导火索，也激发了一代又一代活动家的良知，以及保护弱小者免受资本力量无限制压榨的决心。不断追求提高最低收入标准这一规律加剧了企业对最廉价、最易管理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些反对力量，包括一开始联合起来的下层民众，到后来的以市民阶层为主流，到最终的立法者的加入，逐步实现了禁止使用童工，保护儿童权益的目标，确立了如今儿童属于学校的观念。

那些将今天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制造工厂比作一个世纪或者更早英国或者北美工厂的人，并没有看到，即便目前的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是多亏了全世界活动家，工厂里的机器再也不用8岁的儿童来操作。

今天，全世界主要棉纺和服装制造商已经认可国际劳工局禁止使用童工的公约。尽管雇用童工的现象无法从上述产业中完全消除，但是多亏了一代代活动家们的呼声，雇用童工已经从司空见惯的商业方式转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非法行为。在2007年，当一个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位于印度的一个承包商的服装厂正用童工缝制盖璞的衣服，这则新闻会在24小时之内出现在全世界的晚间新闻上。多亏新闻媒体的报道，这会是一则爆炸性新闻、骇人听闻的事件，而不是正常的商业。

纺织和服装厂里的工作，尽管不那么令人舒服，已经不会有太大的致残和致死危险。在英国曼彻斯特，因为纺织机器的应用，手指、手掌、胳膊甚至腿被机器绞掉的事故屡见不鲜，以至于恩格斯将曼彻斯特比作战后士兵归来的地方。[3]在1843年的两个月期间，曼彻斯特卫报曾这样报道：

6月12日，在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因为手被机器轧到而感染破伤风去世；6月16日，在萨德尔沃思，一个青年人被机器卷了进去，最终被碾压致死。6月29日，一个年轻人摔倒在砂轮下边，最终导致两根肋骨骨折，并被严重割伤。7月24日，在奥尔德姆，一个女孩在被皮带传送了55秒后死去，全身没有一处完好的骨骼。7月27日，在曼彻斯特，一个女孩被鼓风机卷入（接收处理原棉的第一道机器），因伤势过重死亡。8月3日，一个接线员被皮带卷入导致肋骨骨折而亡。[4]

即便是在今天，据绝大多数南部老工人的回忆，机械事故是经常发生的事。瓦尔泽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工厂工作，她还记得自己一位女同事修长美丽的褐发被棉纺机剥掉的事故。[5]在日本，机器致残、致死的事故也时有发生。[6]多亏了来自医学和劳工界的活动家，英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了企业安全监管；[7]在美国，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在1970年成立；今天中国也成立了类似机构。需要再次声明的是，这些措施的重点不是让生产事故不再发生，更主要的是，因为一代代活动家的努力，每个国家的工人都能比他们的前辈们拥有更好的卫生和安全保障。

今天，在纺织和服装生产领域中，最突出的卫生与安全问题就是人体工程学。纺织联盟的卫生与安全领导弗鲁明认为，重复动作所造成的伤害例如腕管综合征每年影响着数以万计的工人们。[8]尽管商业游说成功地阻止了监管改革关于人体工程学。如果以历史为导向的话，弗鲁明和他的同事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棉纺和制衣厂的工人们会接受治疗，培训并会得到环境伤害的补助。企业家们当然会反对监管改革，就像一个世纪之前他们先辈们发出的反对声一样。

罗斯·罗森菲尔德在2001年“9·11”事件前几个月去世，享年107岁。如果她能够多活几个月的话，对于“9·11”事件的恐怖，定会有一种即视感。1911年时，就在于之后的世贸中心大厦建造位置的不远处，她亲眼看见她朋友着着火从天上掉了下来。在一个名为三角形女式衬衫公司的服装厂的大楼里，没有警报，没有消防设施，也没有逃生通道，就是在这里，146名工人死于一次美国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火灾。罗斯及时地逃了出来，她看着自己的工友们在葬身火海。尽管工厂在火灾后的几天内，就重新开业，罗斯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工作。在余下的日子里，她成为一名活动家，在工人阶层、记者和工会之间演说。在106岁高龄的时候，她对那场火灾依然历历在目。9感谢罗斯和她的战友们，防火安全，以及童工限制和机械安全，都成为一种权利而被广为接受。

棉尘肺这种疾病，现在基本已被根除。它是由于吸入棉花尘屑所致，曾让一代代的纺织和服装工人难以呼吸。这种病基本上已经鲜有耳闻，因为几乎所有拥有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国家都通过了OSHA型棉尘标准。当然，之前没有得过尘肺或者没有受过工伤的工人，由于糟糕的卫生设施和通风设备、过度拥挤的工作环境，依然有可能得各种各样的传染病。英国曼彻斯特在19世纪初的人均寿命是30岁，50年之后在美国福尔里弗，人均寿命为35岁。而今天，上海的人均寿命是77岁，略微高于纽约。

在20世纪初的美国，即便一些州的法律有时会对特定企业女人和儿童的工资有规定，在全国范围内，保障最低工资的法律基本没有。直到193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国家最低工资法。然而在今天，几乎所有具备棉纺工业的国家都规定了最低工资水平，并对工作时间和加班做出限制。[10]

最终，在棉纺厂的工作已经不完全是过去那样。大概在100年前，儿童会像钻孔器一样工作，从一个纺锤跑到另一个，寻找破掉的纱线。一旦发现，便爬上去，解开钻孔器的结，然后便开始新一轮的观察。之后不久，在上海，女人也做着相同的工作，这次不是爬上机器，而是惦着脚，摇摇晃晃地检查。今天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拥有很多简单的设备，红色的信号灯、轨道上的座椅等，这一切给工人一天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变化。今天，在美国南部的棉纺厂内，以及中国的许多工厂内，钻孔器已经成为历史。当走进现代的工厂时，根本看不到什么工人，钻孔器都被自动化设备取代，它们能够找出破掉的纱线并进行修复。渐渐地，那些T恤生产线上条件最差的工作都会消失成为泛黄的照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家为耐克公司生产球鞋和服装的工厂由于滥用劳工被媒体曝光。聘用未成年劳工，强迫工人加班，工作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工作条件恶劣等情况不断曝光，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工厂的情况尤其糟糕。向耐克公司提供产品的工厂都是独立管理和运营的。因此，耐克声称其不对供应商的情况负任何责任。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总经理虽然承认侵犯劳动力情况的存在，但是他也表示这既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耐克公司的责任。对于人们的质疑，他回应道：“我认为我不需要去了解这些。”[11]

除了耐克公司，其他的公司也有类似情况。20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服装公司都选择将服装生产进行外包，而且，像耐克和盖璞这样的著名公司不再负责管理或运营工厂。服装公司对供应商工厂的状况负责的理念遭到多数公司的反对。确实，消费者要为工厂所发生的事故负责任的确是前所未闻的。[12]

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李维斯是第一家要求供应商遵循一系列法则的美国服装公司，其他公司在消费者、社会活动者以及宗教组织的压力下，也开始效仿李维斯公司。[13]公司开始对供应商提出要求：供应商需要保证公平公正聘用劳动力，以此作为形成商业合作关系的前提。此外，还出现了大量帮助公司监督供应商工厂的情况的组织。维泰是一家成立于1995年的非营利组织，它致力于帮助跨国公司监督供应商工厂的生产状况。最近，维泰被评选为年度领先“社会企业组织”之一。

关于雇用童工或最低收入的问题，大型企业需要为供应链的相关环节负责越来越成为主流思想。如今美国的鞋业和服装业有着一套统一既定的行业法则，而且，主流的商业媒体在例行其事地鼓吹大型公司强调亚洲劳工状况的问题。[14]许多公司也一直致力于调查供应链背后的相关社会问题。2008年夏天，多家美国和欧洲的服装企业宣称出于对棉花农场的童工的关心与担忧，服装生产将不再使用乌兹别克棉花。[15]

如今的耐克公司雇用了将近100位专业人士，这些人（这些人中有几位是我以前在乔治城大学的学生）致力于帮助耐克公司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问题，并且，耐克公司每年都会就供应商工厂的劳工问题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专门发表全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工厂名称与地址，行为规范准则与监管细节，以及为了整治和修复劳工和环境保护问题所做出的努力。[16]耐克公司专门出版了一份有关中国供应商的报告。耐克公司的一位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向我透露，早期耐克公司所做出的努力是为了回应那些反对血汗工厂的人们的抗议活动，从而保护公司名誉，现今的耐克公司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我们的产品是由工作环境良好的工厂生产的”理念。

社会活动人员密切关注包括童工、火灾、最低收入、职业卫生等在内的问题，积极努力地将它们写入法律。2008年，终于成功地将劳动力保护法写入所有贸易条约。[17]2009年，服装、设计或纺织工程首次将致力于社会与环境保护写入课本。[18]

在乔治城，枯燥的会议是件好事儿

1999年，我第一次在乔治城大学遇到抗议的学生们，那时候，许多美国的大学里都挂着“抵抗血汗工厂活动”的条幅。大多数学生都为自己成为大学社区的一员感到自豪，对于能够穿着印有大学名字的T恤感到无比骄傲。但是学生们认为，既然穿着印有大学名字的T恤，那么就需要知道这件T恤是从哪里来的。万一印有乔治城大学字样的T恤是由一位被链子锁在缝纫机旁的孩子缝制的呢！

乔治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有一系列明确要求：他们要求生产T恤的公司公布工厂的名称和地址，公司严格要求工厂按照行为准则运营和管理工厂环境，以及一个能够独立监管工程的系统。

起初，公司对此很反感，从第一个在英格兰建厂的工厂成立以来，公司就对此反应激烈：新一代Tomas Percival根本不懂工厂、商业运营和供应链，因此，社会活动者的要求无法实现。例如，公司认为公布工厂的地址等于将商业机密公布于众。

1999年2月4日，本·斯密斯会见乔治城大学的管理者，对于大学的无所作为感到很不满。他对乔治城团结协会的主席安德鲁·米尔莫说：“是时候采取备选方案了。”[19]第二天，约有30名学生占领了乔治城校长里奥·奥多诺万的办公室。这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静坐抗议。学生们在86个小时的时间里显得格外的平静和愉悦（我最喜欢的学生迈克尔·莱文森西装革履，还戴了领带）。但是，直到学校承诺采取恰当行动，学生们才让步。

终于，在静坐抗议的87个小时，学生与校方达成共识。在大学里，形成方案的第一部分显而易见是：我们校方会成立相关协会去解决相关问题。

我在新成立的许可监督委员会工作了6年，这个经历就像是整个行业潜规则的缩影。最开始时，学生们与校方职工和管理者分别坐在会议桌的两边，会议总是既紧张又激烈。我清楚地记得无论学生们的想法多么的高尚，发言多么富有激情，他们的论据总是不够合理。公布工厂的名称和地址？公布这个公司的供应链？独立监管人是不是会突袭检查？这些所谓的“监管人”究竟是谁？他们究竟要监管什么？就算监管人有工厂的名称和地址，工厂为何会允许让这些所谓的“监管人”进入工厂？当然，我们无法获得工厂的名称和地址，因为每一家公司都保证永远都不会公开工厂的信息。现在在我看来，早期的这些会议与商业协会对于社会、环境或劳动力问题的回应十分相似：如何保证采取的这些行动能够起作用？我们如何得知我们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结果利大于弊？

20世纪80年代，乔治城大学的篮球队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这推动了印有乔治城大学名称的服装生产和规模形成了大产业。也许与耐克、阿迪达斯、彪马这样的大型公司相比，印有乔治城大学名称的T恤产业如同沧海一粟。但是，新一代大学生擅长利用科技如手机、聊天室、互联网将杜克大学、圣母大学、伯克利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许多其他大学的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大学的学生们联合在一起就不再是沧海一粟了。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抗议，为学校生产大学品牌服装的大型服装公司，包括服装巨头耐克公司，统一向大众公开供应商工厂的地址。自2005年起，同许多其他运动品牌公司一样，耐克公司在公司网页上公布其全球工厂的数据库，这一行为也维持至今。近期的数据显示，公布工厂的相关信息和学生的积极活动对公司和供应商工厂的工人待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

经过几个月的会议，我们对乔治城大学标志的服装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包括拒绝强迫工人劳动，拒绝使用童工，营造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确保安全稳定的工作条件，以及给予合理的报酬。[21]

当然，如果无法通过监管或实施，这些行为准则等于一纸空文。2000年，国际劳工权利专家、大学和学生共同组织成立了劳工权利联盟。劳工权利联盟既包括美国境内的大学，也包括国外的大学。劳工权利联盟着手调查工厂是否遵守行为准则的要求，并发表报告，向大众公布调查的发现。劳工权利联盟还致力于帮助工厂实施行为准则。到2008年的春天，劳工权利联盟拥有了175家附属学院和大学，从路德学院到田纳西中部州立大学，从普林斯顿大学到哈佛大学都加入了劳工权利联盟。[22]类似的还有一个叫作公平公正劳力协会的组织，它有200个成员学校。

在乔治城许可监督委员会工作的6年时间里，我们每个月召开两次会议。在许可监督委员会刚成立的那几年，所讨论的话题充满挑战性，辩论总是相当激烈，我们一步一步地规划着细节。2006年，由于我的时间安排比较紧，无法按时出席频繁的早会，因此我退出了许可监督委员会。

然而，我没有任何冒犯同事们的意思，我退出许可监督委员会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会议渐渐地变得有点儿无聊。

会议之所以变得无聊，是因为那些大型的战役已经落下帷幕。在2000年或2001年，大学能够控制或者对世界上的服装生产工厂产生影响是非常激进的思想，但是，到了2006年，这一理念被大学管理层和企业人士普遍接受。供应链行为法则，工厂监督和曝光，以及其他诸多的惯例如今已经成为行业标准。无论学生喜不喜欢，现在，在许可监督委员会工作的学生都是企业的一员：现在，学生们每两周与商务政策新上任的副总裁助理拉玛尔·毕利阿普会面并召开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副总裁助理这一职位专门是负责和学生积极分子进行沟通交流的。在会议上，学生和管理者讨论沟通在不同工厂里出现的问题，以及大学生该怎样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学生们也仍然密切关注前沿问题，最近，他们在讨论执行指定供应商计划的可能性，该计划能够保证工厂获得长期的合同。[23]学生们参与的会议不会占据任何人的办公室；每一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都会在会议桌上拥有一个座位。事实上，那就是学生的会议桌。

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看，会议变得无聊是因为我们又向目标迈进了一步。无聊的会议是因为昔日的重大问题如今已经解决好，成为主流思想理念，企业对于对错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关于童工、火灾隐患、最低收入、行为准则等问题不再无聊。但是，当战役获得胜利时，会议就会变得无聊。战役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是战役是十分有趣的。但是一旦战役结束，话题就不再是关于火灾出口的安置，而是在哪里放置消防栓；话题就不再是关于员工是否享有最低工资，而是如何对最低工资进行管理；话题不再是关于公开工厂地址，而是关于在企业改变主意时该怎么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会议变得无聊了。

开会时，我的无聊恰恰对于何园芝和许多其他我认识的服装工人而言是好事儿，还有那些工人们的姐妹。

学院抗议血汗工厂运动的英雄事迹可以和穆罕默德·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相媲美。在鼓励社会和政治人员时，甘地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做出的判断是打到底的战争：“起初，他们忽略你，然后嘲笑你，然后与你斗争，最终，你将取得胜利。”

对雌性鼠不利

由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包括争取更好的劳动力情况的战争常常会引起人们对于贸易的怀疑。渐渐地，社会活动者除了考虑劳动力问题，还会担忧环境保护的问题。在21世纪初期，全世界人们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人们常常会装扮成某种由于全球化而受到濒临灭绝威胁的动物，例如海龟、鹰等。

那么，自由贸易究竟有没有导致环境产生变化呢？随着工厂迫于压力不断搬至低价等更便宜的地区，这会不会意味着工厂的选址会在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呢？的确，一些学者面对贸易和工业的繁荣发展，将保护环境看作维护劳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西奥多·斯坦伯格写道：

人们不但在争取更好的工作场所，更高的收入，更合理的工作时间，而且还在做出控制和支配自然的努力，这是工业化发展的核心。对自然的统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不禁好奇：谁将控制自然世界？其结果会是怎样呢？工业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挑战，工业的发展需要使用更多的水资源，需要更廉价的土地。[24]

毋庸置疑，任何地方都需要管制，否则，生产出来的T恤会含有有毒物质，就好像如果没有劳工法和行为准则的话，就会有童工在血汗工厂卖命。保护环境需要有严格的管制。否则的话，工厂将有毒物质直接排放进河流中，燃烧低价的化石燃料获得能量，这些行为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却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一件T恤是经济全球化这个“恶魔”的反映，我的T恤可以讲述环境毁灭的整个过程：在生产T恤的过程中，工厂可能会用到杀虫剂、除草剂、漂白剂、能源、燃料以及化学染料等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而且，已经有很多读者对于因为运输这件体恤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很多问题。

本书的第1版出版不久之后，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就一件棉质T恤会对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做了研究。[25]研究表明：一件由美国棉花所制的T恤先要运送到中国做成纱线和面料，然后才能够被做成T恤。随后，T恤被运往英国，在那里，消费者购买了T恤，最终完成该T恤的生命周期。

T恤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能量的使用和环境的变化产生影响。“消费者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远远比生产和运输阶段的影响要大。产品的生产地址——也就是，国际贸易——实际上对能源没有任何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消费者选择自然风干T恤以及用冷水洗涤T恤，而不是用衣物烘干机，那么，对于能源和环境变化的不良影响将降低60%。另一个研究发现，与其他阶段相比，T恤的生命周期处于消费者使用阶段时，对环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该研究称“消费者掌握着影响环境的最大可能性”。[26]更多的研究表明，我们这些购买了T恤去穿的消费者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比生产T恤的人要更大。

2008年，我再次研究了我的T恤。胸前的鹦鹉就像是我的老朋友一样。早年间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书写、讲述我的T恤的来源。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要去思考T恤上鹦鹉的来源。很快，我就意识到鹦鹉只是将T恤的生命周期从“它来自哪儿”的问题引向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环境问题。

我很快了解到：我T恤上这只大红色的鸟是由塑胶印花油墨画出来的，而塑胶印花油墨是由聚氯乙烯和邻苯二甲酸盐制成。邻苯二甲酸盐用于使得塑料变得柔软柔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穿的T恤上，玩儿的橡皮小鸭，厨房里的食品保鲜膜，浴室的淋浴帘等物品的制作都会用到邻苯二甲酸盐。

科学家研究表明，如此频繁地使用邻苯二甲酸盐具有很大的弊端。[27]邻苯二甲酸盐综合征是由美国环境保护署科学家厄尔·格雷提出的术语，它是指雄性鼠在充满邻苯二甲酸盐的环境下生长容易产生繁殖障碍，例如性器官的畸形、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会产生一系列雌性鼠的特征。实质上，雄性鼠如果在充满邻苯二甲酸盐的环境下生长会在生理和心理上表现得更像雌性鼠。2005年，由罗切斯特大学的莎娜·斯旺博士带头的研究团队，发现在啮齿类动物中存在的生殖器官障碍也会出现在人类身上。如果男婴的母亲在高邻苯二甲酸盐的环境下生活，那么，这名男婴的性器官中也会含有较高的雌性激素。[28]

当然，T恤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使衬衫最终会分解，由塑料制成的鹦鹉却永远不会分解。邻苯二甲酸盐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进步，却也显示了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无常的，是变幻莫测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科学的发展最终会毁灭我们生存的星球，摧毁我们的生命，我也并不是说我们不穿T恤。在纺织业、服装业等其他产业里，清洁科技能源越来越多，但是清洁能源的价格明显比传统能源的价格高昂。

贸易究竟是地球的朋友还是敌人

在与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斗争的几十年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T恤的生产和使用是否对环境有害，而是对T恤的满意是否使得环境问题更加严峻。逐底竞争的逻辑（例如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即更加自由的贸易能够促进生产产品的工厂搬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也就是环境管理较为松懈的国家——尽管贸易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提高了工人工作环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却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此外，消费者对于价格低廉T恤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公司和工厂自然会回避清洁科技能源，使用污染较大的传统技术去生产T恤，这对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弊端。同时，还有很多人预测，自由贸易引起的规模经济发展会对环境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自由贸易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规模，因此也大大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级别。服装行业自由贸易的发展使得工厂的收入提高，为了生产更多的T恤，需要更多的化学染料；为了收获更多的棉花，需要使用更多的杀虫剂。自由贸易让T恤能够运输到别国进行销售，这意味着耗费更多的汽油，造成更严重的空气污染。[29]

自由贸易导致环境恶劣而引起的世界末日的场景就是一个场景。过去几十年，重大科研都在研究贸易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此外，研究人员一直在防止出现强迫工人劳动的情况发生。

更多迹象表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该曲线说明：国家发展工业化，随着工厂从农村转向城市，导致环境变得恶劣。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愿意为了获得较好的生活环境、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付出更多的钱，所以，形成了清洁能源，提高了环境质量。[30]简而言之，“贫困国家环境不被污染，中等收入的国家污染最为严重，发达国家环境经过治理再次变得干净。[31]正如科普兰德和泰勒写道，“如果高收入国家的人民有能力、有意愿去实施环境保护管制，那么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破坏的说法就是错误的。”[32]

确实，随着全球贸易发展促进收入的提高，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为了获得较高的环境质量越来越愿意付出更多。阿里克·莱文森发现：1972~2002年，美国制造业迅速发展，而排放的污染却降低了60%。莱文森先生表示，尽管将污染较重的工厂转移至别国占据一部分原因，但是美国制造业能够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最主要还是因为采用了清洁能源技术。[33]

当然，自由贸易也大大促进了清洁能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使用。最新的研究表明自由贸易体制不仅促进了清洁能源技术的使用，而且有利于较贫困国家使用这些清洁能源技术。[34]此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消费者能够去影响贫困国家的科技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由贸易会带来多种益处：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了满足高度管制市场对于环境的要求，公司必须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产品。（许多年里，加利福尼亚州对于汽车尾气的排放量要求是全美最为严格的州。因此，为了达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要求，出口到美国的汽车都必须是最高质量的。）2008年6月，欧盟出台禁止使用一些在美国允许使用的化学物质。因此，全球的相关企业都转变了生产方式以达到欧盟的要求。[35]如果没有全球贸易的发展，公司就没有动力去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去生产和发展。

到2008年6月，似乎我T恤上的红鹦鹉陷入了困境。由于大众普遍的负面观念以及满大街的抗议活动，玩具反斗城、沃尔玛以及塔吉特公司都决定减少聚氯乙烯和邻苯二甲酸盐的使用。同时，包括美泰公司在内的大型玩具制造公司开始对有塑料制成的玩具进行检测。[36]随便逛一逛当地的购物中心，婴儿用的产品、水壶以及T恤都标着“无邻苯二甲酸盐”的标志。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没有默默地等待联邦政府做出相关决策，而是直接下达了对邻苯二甲酸盐产品销售和制作的严格限制使用，也许很多其他的州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37]限制对邻苯二甲酸盐的使用在欧洲已经初见成效了。也许不久之后，中国的服装公司也会采取“生产环节无邻苯二甲酸盐”的措施。因此，未来的时候我胸前的这只红鹦鹉会变得更加环保。同样，在2008年，世界上第一家无碳污染的服装工厂在斯里兰卡正式成立，该工厂主要负责为英国零售集团玛莎百货生产内衣。[38]

这个潜规则适用于环境保护，同样也适用于劳工问题。尽管全球化市场竞争有可能会威胁到环境，但是却也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于保护环境以及生产可持续使用的产品。

尽管研究还在持续进行着，但是至少从所显示的证据上可以看出贸易活动更频繁的国家环境更好，经济全球化导致环境毁灭的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逐底竞争的可能性，或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正确性。[39]因此，就像杰佛瑞·弗兰克尔所总结的那样，全球贸易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是积极的。[40]

我们的地球所面临的环境挑战依然严峻。但是根据研究的发现，经济全球化并不是造成环境问题恶劣的原因，而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

中国的挑战

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能够有效提高工人工作条件、改善工作环境在有些国家的表现更为明显。但是由贸易发展引起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有利于提高工人工作条件、改善工作环境是建立在较高收入让市民对环境产生需求的前提之上——这一前提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支持。同时也需要有管理人员善于倾听市民的需求。

竞争还在持续进行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要求获得较高的收入，拥有较好的工作环境。[41]200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一项新的中国劳工法正是应广大劳工的要求颁布的，这个法律代表了劳工权益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好的保护。[42]

关于环境保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政府本身也认识到了环境恶化会导致社区生活不稳定，同时还发表了报告，指出了城市和农村的环境问题都需要人们的关心和保护。[43]

此外，为了保护环境，中国的政府权力机构不断出台新的法律条文。[44]一位专家指出加大环境保护法律条文的严格度可以杜绝污染环境的工厂的情况发生，[45]同样，在新建立的较富有的社区，人们渴望拥有更好的环境，更干净的水源，而不希望社区里有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工厂。[46]

市场影响力推动着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工人变得富有后，渐渐地会避开工厂的工作，而工厂为了保留住足够的劳动力，会用更高的薪水、更好的津贴、更好的工作环境包括建设溜冰场和游泳馆来吸引工人。一位在中国南部皮鞋厂工作的工人淡淡地回应：“现在不是工厂来选我，而是我选工厂。”[47]而且，研究人员还在继续进行研究，表明工厂提高工作环境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市场发展的结果。[48]然而，单凭市场并不能形成对工人或环境的保护。相反，彼得·多尔蒂认为，正是由于社会活动人员的要求，才让市场有了发展。[49]

中国沿海城市的劳动力价格不断升高，中国沿海城市服装工厂工人的收入比巴基斯坦或越南的工人多两倍，也比其他中国农村地区的工人收入高很多。[50]2008年，许多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搬至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或搬至国外。总之，在市场价格较高的地区，对环境和劳动力所支付的钱也就越多，导致近年来服装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了20%~40%。[51]中国东部沿海的服装生产要么规模不断缩小，要么工厂倒闭，要么搬至中国内地或孟加拉国、越南和巴基斯坦。

上海的服装工厂和其他中国南部的工厂也许不再经营服装生产的活动，但是，这些工厂都改行做其他的产业。中国的机器制造业、电子产品业、汽车业等其他高端产品行业在迅速发展，而且，过去的女裁缝可以在可口可乐、通用汽车、星巴克等外国企业找到新工作，也可以去中国联想公司找工作，联想公司2005年收购了IBM公司的PC部。

其他的服装工人可以带着他们的积蓄去发展迅速的城市生活。他们的积蓄可以用来盖房子，送子女上学，也可以自己创业。2008年，在上海的服装工厂工作了10年的何园芝带着她的积蓄回到了家乡江西。

几年前，我看过一本影集，里面有许多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上海拍摄的照片。[52]其中一部分照片叫作“偷棉花的人”，工人们的贫困跃然于相纸上。其中一张照片上，孩子们追着装满原棉的马车，想着：要是马车上的棉花掉下来一些，被我捡到了该有多好啊！如果孩子们捡到了一点棉花，也许他们会做一些纱线，也许会卖掉，也许会用棉花去修补一些衣物，也许会用棉花做一件过冬的衣物。

我想起了2007年去8号纱厂参观时看到的那些照片，这家工厂距离上海市中心并不远。中国政府并没有给这些工厂取特别的名字，而是用编号给这些工厂命名，例如棉纱1号厂，2号厂以此类推，一直到40号厂。今天只有其中的6家工厂还在生产，其余的都被摧毁或者改建作为建设新上海的一步骤。我在2007年访问的那家棉纺厂已经不复存在，而被改为现代艺术画廊建筑群。然而工厂的骨架还留在那里：那些牌匾，告诉来访者他们将要进入的是“棉花接收车间”或是“棉纺车间”。整个艺术画廊建筑群大概包括十几个建筑。

我坐在棉纺车间的旁边，这里现在已经是一间供画廊游客休息的精致咖啡厅。服务员带着鼻环，一头卷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那张“偷棉花的人”的照片就是80年前在这附近拍的。如今，在这里工作的人不再是纺织厂的工人，而是一名厨师。她告诉我，她从乡下来这里学习烹饪，她的母亲曾在棉纺厂工作，并以此来支付她的学费。但是那家棉纺厂最近倒闭了，她妈妈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我问她：“你会缝纫吗？”“我不会缝纫。”她笑着回答：“但我会做提拉米苏哦！

第三部分　边界的困境

居中的马特·普利斯特（Matt Priest）是美国商务部负责纺织品与服装事务的副助理部长，位于两边的是奥吉·坦蒂洛，朱莉娅·休斯。（作者摄）

在2004年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竞选中，纺织品贸易议题是重中之重[图片由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赏塔尼娅·西斯科（Tanya Sisk）提供]

第9章　回到美国

中国T恤与美国就业

载满T恤的集装箱在上海上了货船，横渡太平洋回到了美国。[1]货船向南沿着墨西哥西部海岸航行，穿过巴拿马运河，再转头向北到迈阿密港，最终到达“雪莉制造”的丝网印制工厂。到达美国港口后，（在这里）这些T恤进入其生命历程中最为复杂和最具挑战的阶段：设法获准进入美国市场。在此问题上，中国T恤与来自中国的移民有着类似的经历。两者的旅途成本昂贵，且通常都是“非法”入境。在货船停靠的口岸，有一支军队等在那里，时刻准备着打击“入侵者”。底线（价格）竞争中，美国纺织行业已经输给了中国，这或许是大卫·休谟于1748年提出的“动机愉快地一致”的结果，但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感到高兴。美国南部的大部分纺织企业都已成功转型，但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一些地方，纺织工厂仍然是经济和社区的中心。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中的失败者并未优雅地离开，特别是在败给中国的情况下，就更加不会了。在美国商品贸易历史上，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管制与保护最为严格。或许正如一位作家所写，这种管制是“现存最为惊人、最全面的保护制度”。[2]在同一时期，该制度是壮丽的成功还是失败，则取决于个人观点的判断。

奥吉·坦蒂洛一看见中国制造的T恤，就会感觉很不爽。但他的选择不是逃离而是抗争。奥吉可以走进沃尔玛超市买肥皂或电池，但他不能看到服装，因此他极力避免路过整个服装区。奥吉是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的执行主席，该联盟是致力于保护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就业的咨询机构。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奥吉代表更多的并不是一种“特殊利益”。身为传统西西里家庭中9个孩子排行最小的奥吉，习惯于为自身平等的权益而斗争。他和声细语、敏而聪慧，非常坚信自己是对的。奥吉用了全部成年的时光，试图阻止或减缓廉价衣服进入美国市场的潮流。在过去的35年里，这股潮流的力量已经越发的强大，但他始终坚持阻击，并时刻准备发起反击。

奥吉相信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抗争是最后的战役。在2000~2007年，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失去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就业岗位。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2009年一系列新规则的生效，令奥吉的事业和全美国制造业的从业者前景黯淡。即便是中国商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且经受源自内部的威胁，奥吉还是相信在新规则下，美国的棉纱、布料和服装生产商最终依然无力与中国企业竞争。奥吉告诉我，除非有人出面阻止进口中国商品，否则一切都结束了。未来10年，中国的T恤、袜子、衬衣、帽子、运动衫、裤子和领带将如洪水一般涌入美国市场，吞噬美国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的纺织行业。

在这场阻击服装进口的“战役”中，奥吉曾有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但他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退出，离他而去。更糟糕的是，一些人“弃明投暗”，转而支持进口服装。美国针织品协会（AKA）、美国运动衫协会（ASA）和美国裤子协会（TIA）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行业本身都不在了，行业协会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1991年，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服装产自美国国内，但到了2007年，美国人购买的200亿件服装中，有95%产自国外。[3]

2003年，我见到了美国纺织生产商协会（AYMI）的主要成员。半个世纪以来，该协会在华盛顿一直发出纺织行业强有力的声音。国会议员十分重视该协会的呼声，即便是美国总统也要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年后我回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协会已经不复存在，与其他同样处境艰难的纺织协会合并了。即便是这样，它们也难以再经常得到国会议员的回应。然而，对于已经势单力薄的战士们来说，更为糟糕的是，那些倒戈的背叛者。前政府官员甚至还有一些国会议员现在形成“敌方阵线”，主张实施广泛的自由贸易政策，特别针对的就是纺织行业。

奥吉深知谁是走向“黑暗”的推手，那就是利润。其所在之处，富裕的零售商、强大的中国游说团体以及所有的美国服装企业就会渐渐地形成“进口机器”。奥吉明白华盛顿的现实主义者多于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其中一员。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每月发布的制造业就业新闻一直都是坏消息。奥吉似乎亲身感受了每一次失业。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没有残酷的抗争，将会有更少的工作岗位，因此，他选择了坚持。奥吉还知道，长期而言，他终会失败。但是在失败的道路上，仍然会有一些胜利，这些胜利给予他坚持的力量。奥吉能维持工厂存续更多的时间，工厂所在的社区也会保持完整，更多的孩子将在有工作的父母抚养下成长，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将能够上大学。对于奥吉来说，美国纺织工厂继续开工一天就是胜利的一天，对于工厂的工人，有工作就是美好的一天。

奥吉的队伍比以前小了，经过数年的纷争，面对共同的“敌人”，它们重组了团体，更新了目标。2003年7月，ATMI、AMTAC、NTA、AYSA、AFMA、NCC、ASIA、ATMA、CRI、GTMA、THA、AFAI、NCMA和TDA的领导人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阵营，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进口采取必要措施。[4]它们要求美国政府机构通过“捍卫”配额来限制对中国纺织与服装产品的进口，同时，限制对含有中国纺织品的其他国家的服装进口。数周之后，他们陆续提出更多的具体要求，要求立即对中国的针织布料、胸罩、衬衣和手套实施进口限制。同时，中国代表团飞往华盛顿，试图对此进行谈判。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做出两难的抉择，或者惹恼中国，但美国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若干问题上的合作，或者激怒奥吉等人，而此时恰逢小布什谋求连任总统之际，需要奥吉他们的支持。小布什政府选择了奥吉一方，限制从中国进口相关的商品。

2004年，又一个选举之年，奥吉信心满满。小布什总统正为竞选连任在摇摆州忙于拉票的时候，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提出了10多个限制从中国进口T恤、棉质裤子和衬衣的保护性诉求。[5]不愿冒惹怒纺织工厂选民风险的小布什政府再一次选择支持奥吉。

2008年的夏天，我与奥吉再次相遇，他再一次做好准备，打算利用其在选举年的优势影响政府对中国服装商品的贸易政策。观察家们预计，纺织业所在的南部州有10个竞争激烈的参议员席位，奥吉正竭尽全力地谋划获得竞选参议员在中国议题方面的承诺。

美国纺织与服装进口商协会驻华盛顿的代表朱莉娅·休斯，是反对阵营的领导人，多年来与奥吉数次在谈判桌前交锋。尽管她尊敬奥吉为人正直、富有奉献精神，但她认为奥吉错了，奥吉和他的队伍应该停止诉怨，展开胸怀拥抱21世纪。此外，在她看来，美国对中国服装商品的贸易政策，几乎每一件事都在按奥吉的方式进行。正如朱莉娅所指出的，奥吉的贸易保护主张已经拥有近60余年的不公正优势。奥吉所认为的中国T恤大潮席卷美国就业，在朱莉娅眼里却是，备受束缚的中国T恤行业的发展，毫无希望地被奥吉队伍的政治影响力所阻碍。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站在朱莉娅这一边。根据被广泛认可的自由贸易理论，对中国与美国双方来说，最好的行动是放弃贸易保护政策，让自由市场来选择T恤的赢家。就美国而言，这是最好的行动，物美价廉的T恤增加了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对于全球经济的区域性中心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克是最好的行动。这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佳的行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纺织品与服装的出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传统农业贫困状况，走向发展道路的第一步。

但至少短期看来，自由贸易对北卡罗来纳州的坎纳波利斯而言却不是最佳的行动。2003年当地的皮罗泰克斯工厂倒闭的时候，仅一天就有近2500名纺织工人失去工作。2007年邻近的曼特艾利市吉尔丹工厂关闭后，也随之失去了1000多个工作岗位。[6]

我的T恤返乡危险之旅表明，对美国或者甚至北卡罗来纳州来说，最好的经济政策并不有利于成就最佳的政治。T恤贸易的商业竞争不是更快、更好、更廉价的竞争，而是政治领域间展开的博弈。尽管市场力量赋予底线竞争的权力很强劲，但抵消市场力量的政治力量也很强大，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T恤贸易的运转不只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还是华盛顿、日内瓦和北京之间对数千条贸易协议博弈的结果。在理解T恤之旅方面，政治至少与市场同样重要。许多美国公司依然站在本国纺织行业的立场，坚持认为他们不该与“血汗工厂”竞争，因为这些公司只付给工人每小时50美分的工资。相较于难以取胜的不公正竞争方式，修建围墙阻挡“狮子”的选择更为巧妙。虽然围墙效果并不是美国纺织品与服装生产商所想要的，但其确实减缓了竞争。最重要的是，它迷惑了那些“狮子”。

限制进口中国服装的政治壁垒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国服装几乎占到了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服装进口的85%，但2008年仅占美国服装进口总额的30%。[7]我们调查中国服装对外出口时，发现它的价格优势很明显。但当我们考察其在美国市场的表现时，这种优势却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见图9-1）。我的中国T恤是幸运的那一部分。正如图9-2所示，与进口的中国T恤相比，美国从其他地区进口的棉纺织T恤增长得特别快。我们由此发现，贸易政策而非比较优势可以解释上述现象。

图9-1　中国服装出口全球的贸易总额对中国服装出口到美国的贸易总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UN COMTRADE，SITC.2，84.

图9-2　美国针织棉T恤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OTEXA（apparel categories 338and 339）.

在华盛顿的商务部、国会、海关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成了奥吉和休斯的“战场”。奥吉试图修补进口大堤上的口子，休斯则努力保持开放。由于奥吉与休斯势均力敌，美国服装进口的贸易政策也没有什么变化。与除农产品之外的其他美国商品进口相比，纺织品与服装在不论是贸易保护的程度还是贸易保护的复杂性上都很高。

在本书撰写和修订期间，美国进口服装的贸易规则似乎每天都在改变。这些规则包括：哪种类型的T恤可以从哪些国家进口，进口数量多少；T恤布料替换部分构成的规则；衣领是否被作为“组成”部分或“装饰”（是否重要）；T恤布料可以在哪里印染和制成。当然，还有关税已经完全改变了。1999年，中国产的T恤进入美国市场并不是很难，但到2003年，新的服装贸易规则阻碍了中国T恤进入美国市场，来自加勒比地区和墨西哥类似的进口产品则相对容易。2005年年初的短暂时期内，这些规则转向支持中国，但到了年中再次改变，使得美国对中美洲地区国家的服装进口居首位。然而，到2009年要不是奥吉等人的阻挠，上述规则又可能站到中国一边。

迈阿密雪莉制衣厂的所有者加里·桑德勒，在跟进美国进口T恤规则变化的步伐方面感到力不从心。简言之，这些规则太疯狂，就连制定它们的人也同意这一观点。

2008年，尝试疯狂规则

根据2006年签订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雪莉制衣厂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进口服装，可以免关税和配额。[8]2008年年中，哥斯达黎加也有望不久之后加入该协定。

然而，为了免税进入美国市场，外国服装一般必须符合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的检验标准，这一标准要求服装生产从纺纱开始以及其后每一生产环节都发生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内中。就一件T恤来说，这一规则意味着纺纱、布料生产、衣服剪裁以及缝制都必须在自贸区成员国内进行。由于该规则限制自贸区成员国服装生产商从自贸区以外的地区获取纱线和布料，因此它为美国纺纱厂和布料生产商创造了封闭性市场。这对美国纺织工厂来说，是一个福音。

对于像胸罩和男士短裤等衣服而言，这一原产地规则并不适用。举个例子，对于这类衣服，美国布料生产商可以从亚洲进口纱线，然后将制成的布料运到中美洲自贸区成员国，制成男士短裤和胸罩运回美国，就可以免缴进口关税。该条款给予了（在美国）长期感到政治上被纺纱公司压制的纺织品生产商一些小恩惠。

如果是在尼加拉瓜生产棉质或人造布料（羊毛除外）的衣服，即便含有中美洲自贸区之外的纱线和布料，也有一定数量可免关税。然而，裤子却适用于例外规则，裤子的生产商必须使用至少一半以上美国产的布料。所有羊毛料的衣服适用于从纤维开始的原产地规则。这意味着，美国针织厂可以使用澳大利亚的羊毛纱线，而且进口由其制成的衣服依然享受免关税的待遇。

美国允许免税进口某些使用加拿大或墨西哥布料的特定类别衣服，但不能超过每年规定的量，一些来自以色列的尼龙纱线也同样适用。墨西哥可以免税进口来自中美洲自贸区国家的衣服，但仅限于由产自美国的纱线和布料制成的服装。针织布料（非衣服）同样适用于原产地规则。这意味着，T恤布料的美国生产商必须使用美国种植的棉花（对于美国棉农的一些恩惠，才能保持免税的待遇。衣服的“内衬”部分也必须满足原产地规则，才能使这类衣服免征进口关税。而对于洪都拉斯制造的袜子，该规则还有特别的规定。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口袋条款”历经多年谈判，终于在2008年达成一致。在最初的协定中，只需组成服装“关键”部分的布料满足多项检验标准即可。例如，蓝色牛仔裤的蓝色牛仔布是其关键部分，必须受到这些标准的限制。然而，2008年美国纺织利益集团成功地在其中增加了“口袋条款”，该条款要求衣服中口袋的布料也必须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要求。2008年的夏天，美国纺织与服装进口商会举办研讨会，以此来帮助零售商理解这项新的“口袋条款”。

朱莉娅、奥吉以及各自的阵营就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的条款进行了多年的谈判。这是T恤贸易运转中政治主导市场的一个案例。朱莉娅、美国零售商以及中美洲国家想要美国打开闸门，使其进口中美洲自贸区成员国生产的任一衣服都可以免关税。奥吉和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以及纺织与服装工人贸易联盟（UNITE）反对给予中美洲自贸区成员服装任何形式的自由准入机会。他们相信，从程序上和实质上看，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让步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一些美国的布料生产商希望中美洲自由贸易区通过布料原产地规则，能够使用来自任何地区的纱线进行生产，然而纱线工人则要求以纱线为开始的原产地规则。考虑到这些对立利益集团的性质，规则的复杂性或许不可避免。最终，鉴于矛盾不可调和的利益集团的参与，规则只好以一种可能方式制定出来，那就是袜子与口袋分别制定单独的政策，以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根据《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和《安第斯最惠国待遇法案》（ADTPA），美国进口撒哈拉以南非洲、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地区T恤的规则同样复杂但也有所不同。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T恤依然适用于其他规则（例外）。根据《加勒比海地区贸易伙伴法案》（CBTPA），从18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进口服装适用于其他系列规则。

对于朱莉娅·休斯而言，比上述规则还要感到荒诞的是听到它们被冠以“自由贸易”协定之名。在朱莉娅看来，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应该使贸易变得更容易，而非增添困难。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已面临多重不利条件，在错综复杂的全球贸易规则中更加难以取得成功。朱莉娅相信，许多美国进口商一看到这些国际贸易规则就会走开。这些地区根本就没有自由的贸易。仅仅支付关税和从没有最惠待遇的国家进口产品更加便利和廉价（至少一旦把时间因素考虑在内是这样的）。朱莉娅·休斯曾试图向其零售商客户解释各种自由贸易区条款的意义。但她发现，她无法将多种协议放在一个体系中解释，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从奥吉的角度看，零售商应该为这种复杂性负责。因为在他看来，规则复杂性只是针对朱莉娅的行动所形成的诸多例外规则导致的结果。

2008年，不符合美国“最惠协定”要求的棉质T恤被课以16.5%的进口关税。原因无外乎它们来自AGOA、CBTPA、ADPTA、CAFTA、NAFTA的成员国。或者其布料或纱线不符合原产地规则，但如果是来自约旦、以色列、巴林、秘鲁和墨西哥的可以例外。因为这些国家与美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只要其生产的T恤符合进口相关标准就可以免税。但多数澳大利亚制的T恤要征收15.5%的关税。2008年7月以来，美国有大约6项自由贸易协定正处于谈判阶段或正在实施。当然，每一项协定中的T恤规则都略有不同。许多美国人认为越南会是下一个以低廉价格为竞争优势的国家。[9]最终，越南接受了一项特殊的“监控协议”，在美国纺织或服装生产商感到威胁时，该协议允许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以减少对越南T恤的进口。[10]

规则的复杂性也明显体现在关税表上。2008年的关税表中共有97章和543页注释说明，仅针织服装一章就有75页之多，这还不包括解释性条款部分。对于某些种类服装，特殊企业的影响力十分突出。受此影响，这些服装的关税高达30%。例如，美国海关“协调税则”类别6102.30.20的征税范围包括：

妇女或儿童的大衣、机车服、披肩、披风、防水夹克（包括滑雪夹克）、防风夹克以及类似物品、针织品或针钩品。这些衣服的材质包括：人造纤维、含量不超过25%的皮革、含量不超过23%的羊毛或其他精致的动物皮毛。

也许很难想象美国生产一件衣服，但在关税率上却十分清楚，它的关税率在任意一件衣服中最高。

直到2005年，在纺织与服装协议（ATC）的保护下，美国从其他40个国家进口相关产品受到限制。[11]ATC最终被退出机制。自从1974年，多种纤维协议（MFA）对美国从数十个国家进口纺织服装设置配额限制。正如我们看到的，该机制产生了许多影响：好的、坏的，更多的是不经意的。

截至2008年，进口配额或限制依然对数十种来自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有效（见图9-3）。根据2005年美国与中国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谅解备忘录》，这些配额将于2009年1月取消。但是限制取消后的替代规则成为奥吉与朱莉娅近期最主要的争论焦点。

图9-3　2008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限制示例

资料来源：OTEXA

2008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关于服装公司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帮助进口公司理解演进中的服装贸易政策的复杂性。朱莉娅以及各相关政府机构的官员发表了演讲。研讨会期间，我出去走了几分钟，当我回来时看见国土安全部关税和边界保护办公室的官员已经上台发言了。演讲者展示了一页PPT，上面写道：

CBP的任务：CBP的主要任务是让恐怖分子及其武器远离美国。

刚开始，我不清楚恐怖分子与T恤贸易有什么关系。布莱恩·范南希的观点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我们知道恐怖分子的存在。”他情绪激动地说道，“我们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我们不会疏忽，并将继续跟踪监视他们，不让他们的诡计得逞。”

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了。在美国纺织行业的压力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纺织品与服装视为一项“优先的贸易问题”。全美300多个入境口岸的检验专家负责排除恐怖分子及其武器，同时他们也得到了特殊的训练和资源，来检查那些不符合复杂贸易规则的袜子和衣服兜。一家专注于贸易和关税事务的知名法律公司建议，如果特工携枪和警察搜寻逃脱的袜子，服装公司要保持冷静。[12]

大体而言，美国服装进口的限制、监管规则是由成百上千的游说者、律师和来自财政部、商务部、国会纺织品小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政府间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的官员制定、管理和执行的。实际上，美国一本著名教材中有一幅图，说明了政府参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相互交织的网络，该图由12个箭头连接起来的11张表组成。[13]虽然美国是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保护国，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理查德·弗里曼早就指出，其他富裕国家也是通过实施复杂的贸易规则来保护本国纺织行业。[14]

许多人认为，2009年美国最终取消中国纺织品与服装配额时，对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将是致命一击，该行业将上演持续近60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悲剧场景。它也将意味着，奥吉和他的阵营在廉价纺织品与服装进口中保卫美国相关行业的失败。

许多人告诉我，“是时候了”。当我问及华盛顿的知情者对奥吉阵营的看法时，他们小声地说“恐龙”“一群落伍守旧的人”。人们一次次地重复着，美国南方纺织品利益集团依然活在过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紧抱着毫无存在意义的东西不放。

守旧的标签并没有让奥吉感到烦恼，当我们在2003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们还没有灭绝，还没有。”

当我在2008年夏天再次遇到奥吉时，他伸出手，面带饱经“战争洗礼”的微笑说：“我们还活着。”

第10章　抱团取暖？政治如何主宰美国全球服装贸易

自诩为全球最贸易自由化的美国，怎么在进口T恤方面最终设置如此纷繁复杂的障碍，以致令人畏惧而又愚蠢透顶。在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市场机制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今天，为什么在T恤行业政治的影响力依然如此广泛而深刻。

即便是在当下，解释政治在贸易中主导地位的首要因素是纺织品与服装生产的规模。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的就业人数曾短暂达到顶峰，接近250万人，但到2008年该行业就业人数为50万人，仅占制造业就业的4%。[1]鉴于纺织品与服装行业的就业规模，随着“失业工人抱怨”的声音更大、更复杂，全球价格竞争导致的持续性失业已经加强了该行业的政治话语权。纺织行业并不抱怨，随着不幸程度的增加，失败行业的抱怨声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纺织行业第一次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从那时起，外国的竞争呈稳步增长，快的时候则以指数式地增加，导致行业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

然而，美国这些行业竞争地位的衰落不足以解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因为玩具、自行车、电视等行业已经淡去，但它们很少获得政府的援助。政治对消亡行业的反应并不只是行业本身消亡的结果，它还与行业的规模、行业联盟的力量以及联盟与政策制定者接触机会等因素相关。[2]乔克·纳什，可能是美国纺织行业最鲜明的声音，当一群狗狂叫时，人们不得不注意它们的声音。该行业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程度可以解释其政治影响力。

埃里克·奥托是全美零售联盟负责国际贸易的副主任，他经常遭受“群吠”现象的挫折。尽管海滩旅游商店、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商店以及沃尔玛超市因销售国外廉价T恤而获益，但这些差异明显的商业集团很难协调发出同一个声音。然而，美国南方纺织品的领导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纽带，这使他们能够很容易发出同样声音。（“他们相互认识。”埃里克对我说：“他们的父辈也都认识对方，创建他们工厂的祖辈也都彼此认识。”）

与历史和文化的纽带同样，美国纺织行业地理集聚性分布增强了他们的集体性声音。超过60%的纺织品与服装生产公司分布在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在这些州的许多国会选区中，纺织行业（甚至其中某一家公司）是主要雇主。国会议员的地理分区对整个行业来说依旧是福音，甚至是在其财富缩水时也一样。相比之下，尽管美国的零售行业比纺织行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但其不仅不能共同发声，而且其分散全国的格局也得不到国会的重视。[3]

该体制获得支持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公众对贸易感到不安。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当其被认为是对美国小社区有严重的负面时，更是令美国民众感到焦虑“我们也有可能成为这样”综合征使众多美国选民对复杂的贸易保护规则的容忍程度要远比我们预料的高。虽然北卡罗来纳州经济出现分化，部分纺织业向高端行业发展，但很多低技能工人众多的城镇并没有跟上夏洛克的步伐。

在华盛顿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在中国肯定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对美国管制进口T恤的规则感到满意。实际上，没有人试图为这些规则辩护。所有的参与者，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认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表明美国政治处于最糟糕的状态。但是所有方面的观察家也同意，美国服装消费者的利益就像是政府发行的货币，并且这种货币，与任意商品货币一样，能够而且已经可以与任何事物相交易。这种货币经常与选民交易，导致几代美国国会议员，甚至包括一些总统在内都受纺织行业的恩惠。美国服装消费者的利益也经常与外交政策的偏好相交易，这体现在镇压中美洲共产主义、粉碎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等方面。然而，讽刺的是货币最普遍的用途却是收买致力于阻止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奥吉及其阵营。至少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开始，每一位美国总统均要收买纺织行业，以使其在美国开展自由贸易之时保持沉默。

奥吉赴华盛顿

1980年，奥吉即将从克莱姆森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对政治和贸易政策知之甚少。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纯粹是靠运气，他找到了一份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办公室助理的工作。奥吉动身去了大城市，他对未来并没有什么期待。就算那时他有什么政治观点，现在他也不记得了。然而，无论他曾有什么梦想，当他懂得华盛顿政治的真面目后，这些梦想都在他步入成熟的21岁时破灭了。奥吉将其觉醒比作他（幼时）发现圣诞老人原来是个骗子，而那位圣诞老人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

斯特罗姆·瑟蒙德在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美国纺织行业有多种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但是来自亚洲的进口商品通过新的规则漏洞每天大量涌入。1976~1979年，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进口增长了近一倍。[4]为了换取瑟蒙德的支持，里根承诺一旦当选，就会终止这种趋势。在选举投票前的数月，里根在给瑟蒙德的一封信中承诺限制纺织品与服装进口，以促进国内市场份额的增长。[5]

瑟蒙德最终遵守了这项约定，大量的南方选票投给了里根。然而，里根搁置了他的承诺，因此来自亚洲的进口商品依然疯长。奥吉那时只是个小角色，但他记得瑟蒙德奔走于华盛顿，见到埃德温·米斯、乔治·舒尔兹和詹姆斯·贝克时愤怒的样子。他狠狠地捶着桌子，并把那封信扔给他们看。美国纺织品与服装工厂接连倒闭，来自亚洲的相关产品进口却大量增加。“你必须做些什么，这是你的承诺。”

在华盛顿参加过谈判的一些人告诉我，即便是里根心向往之，但令其声名狼藉的纺织品承诺实在是难以履行。美国若是为了兑现承诺而违背已达成的协议，对其外交政策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在协议允许设置的配额的情况下，实现美国国内市场进口量6%的增长而不是国内要求的将近1%的增长。如果履行承诺还将要求美国将美国接受限制的国家置于进口配额的约束之下，此外还会将本来没有配额限制的许多类型纺织品和服装纳入限制范围内。

但是对于奥吉、瑟蒙德以及数百万的纺织品与服装工人来说，既然承诺了，就该履行。因此，是里根违背了纺织品承诺将奥吉带到了华盛顿。这是奥吉第一次感受到纺织品承诺以货币来衡量的价值，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斯特罗姆·瑟蒙德在2003年100岁的时候逝世的，其生前多次参与这样的博弈。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对瑟蒙德做出过关于纺织品的承诺。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对弗里茨·霍林斯和杰西·赫尔姆斯也是如此。这些承诺有的兑现了，有的没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公开支持自由贸易主义。总统的智囊团都“持续、高调”地引用自由贸易理论，的确是跨越了时间和政党的界限。[6]对于某些总统，自由贸易是外交政策的选择，以使战争远离美国本土。对另一些美国总统而言，自由贸易明显是最好的经济政策之一。还有一些总统，视自由贸易的姿态为其道德一致性的表现。美国是战后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的设计者，一系列自由贸易原则是该组织的核心规则。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一直自诩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引领者。当然世人只听其言，却未见其行。

不管这些美国总统自由贸易论调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都发现如果不给纺织行业支付退出的补偿费就很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尽管美国引领了一条长长的贸易自由化倡议清单：（GATT框架内的）关税减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中国加入WTO，但只有在美国南部纺织利益集团例外的情况下，这些倡议在政治上才成为可能。战后每位美国总统都高举自由、繁荣、道德大旗推进自由贸易政策。[7]但离开镜头后，在私人电话、不能见光的电报以及秘密会议中，他们都保证国内纺织行业并不在自由贸易政策影响范围之内。

史蒂夫·拉马尔（Steve Lamar）是美国服装及鞋业协会的执行副总裁，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2008年，当我向史蒂夫提到这种历史模式时，他只是叹口气说：“我们一直在应对这种事情，并将其称之为‘君子协定’。”

近60年来，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奥吉及其阵营之间一直上演着“君子协定”的平衡游戏，通过给予奥吉他们小恩惠或承诺来换取其在政治上的合作，但是很少有人公然嘲笑自由贸易的论调。几乎每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总统都需要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参议员的协助才能顺利登得总统大位，而最终还是需要两个州的纺织城镇选民的支持。纺织行业的每一项特殊协议最初只作为临时性措施，但至今其中的很多项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制定协议和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随着日本廉价的棉质商品在价格竞争上占据优势，美国纺织工人开始出现抱怨的声音。尽管美国政府对日本开放市场的政策是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抵御其他阵营在亚洲的威胁，但新英格兰和南部的纺织厂主即刻感到日益增长的日本进口比其他阵营的威胁大。美国棉花生产商协会（ACMI）声明指出危机就在眼前：

我们的政府是否无益地坚持现有贸易政策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为该政策允许日本低工资商品的竞争已经严重削弱了我们的行业。难道只有到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之时，联邦政府才会承认我们行业可能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吗？[8]

为了平息抱怨，尤其是推进更广泛的自由贸易议程，艾森豪威尔政府说服日本自愿限制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给美国纺织行业暂时的喘息空间。和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时期一样，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与日本签订的自愿出口限制协议（VER）显得过于简单和天真。协议只是临时性的，而且只针对日本一国。只有美国棉花生产商协会（AMCI）参加了协议的制定，而且该协议涵盖的商品范围较小。尽管艾尔豪威尔总统别无选择地做出了很小的让步，但很显然他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贸易保护主义者“目光短浅到十分愚蠢的地步”，他担忧除非美国开放市场，否则日本将成为“其他阵营的猎物”。[9]

政治交易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长时间出现了未曾预料的结果，即其实际上不仅没有减缓价格竞争的步伐，反而加剧了竞争的程度。自愿出口协议限制了日本相关商品的出口，并没有很好地保护美国纺织行业，因为日本的竞争者，尤其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显著增加。进口市场的大堤堵住了一个口子，但进口的洪流将会通过其他缺口大量涌入，这种的模式在今天依然存在。1956~1961年，来自香港的棉质商品进口量增长了近7倍。[10]

可以预见，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者强烈要求保护岌岌可危的美国纺织行业。[11]1960年总统选举中，约翰F.肯尼迪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欧内斯特·霍林斯承诺一旦当选总统，他将向纺织行业施以援手。肯尼迪上任后履行了他的承诺，制定了临时性棉纺织协议（STA）。该协议允许美国政府通过谈判限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或地区棉纺织商品的进口。由于比最初的日本自愿出口协议限制涵盖更多的国家和进口商品，该协议的影响更大。

当然，临时性救助措施难以完全拯救美国纺织行业。为了解决持续的抱怨，临时性棉纺织协议（STA）到期后，肯尼迪政府制定了长期性棉纺织协议（LTA），其有效期为1962年~1967年。正如临时性棉纺织协议（STA）是规模更大的自愿出口限制协议（VER），长期性棉纺织协议（LTA）比临时性棉纺织协议（STA）涵盖的国家和商品更多，年限更久。

作为保护纺织行业的交换，美国棉花生产商协会（ACMI）放弃阻止肯尼迪贸易增长法案，并允许肯尼迪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继续进行。肯尼迪回合使得美国进口关税降低了30%，但纺织品与服装并不在谈判之列。该行业商品关税水平已经很高，特别是服装进口关税还有所增加。[12]佐治亚州参议员卡尔·文森在写给美国棉花生产商协会（ACMI）的信中自豪地写道，“感谢协会在美国国会的朋友，促使该行业在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中被总统肯尼迪及其内阁特殊对待。”[13]

“暂时性”的长期性棉纺织协议（LTA）在1967年、1970年两次被重新修订，作为交易，美国棉花生产商协会（ACMI）允许林登·约翰逊政府、理查德·尼克松政府以其他方式寻求贸易自由化。到了1973年，长期性棉纺织协议（LTA）限制了美国进口数十个国家的成百上千种棉质纺织商品。随着长期性棉纺织协议的出现及其不断扩展，美国纺织品与服装的贸易政策走向复杂性似乎已不可避免，以至于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

然而，正如阻止日本服装的流入导致来自香港商品的进口更为强劲，限制棉纺织品与服装的进口也加速而非减缓了价格竞争的步伐。

通过限制棉纺织品与服装的进口，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它的贸易伙伴升级其出口产品和增加羊毛、合成纤维的销售额。从亚洲进口的合成纤维服装增长迅猛，在1964~1970年，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合成纤维服装增长了25倍。[14]正如预料之中的，美国纺织利益集团的抱怨声扩展至其他部门。美国棉花生产商协会（ACMI）变成了美国纺织生产商协会（ATMI），而且美国纺织利益集团开展密集性行动，争取将其他纤维纳入长期性棉纺织协议（LTA）之中，呼吁实施“多种纤维协议”（MFA）。

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理查德·尼克松向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承诺，他一旦当选将寻求将LTA扩展为“多种纤维协议”（MFA），并将配额从棉花扩展至羊毛、合成纤维以及混纺化纤织物等。[15]当尼克松当选后，他面临协调自由贸易主张与竞选承诺的矛盾。一方面，尼克松将贸易视为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路线。另一方面，发给瑟蒙德的电报中“多种纤维协议”（MFA）的承诺已刊登在所有美国南部的报纸上。尼克松的政策主张显示其政治平衡的艺术，是自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历任总统的典型论调：自由贸易是好的，但却是纺织品的“君子协定”：

通过扩展全球市场，我们的贸易政策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推动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我们必须持续扩展全球贸易，即便是我们还必须消除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这些障碍阻止人员、观念和商品、技术的自由交流……

但是，纺织品进口问题当然是特殊的问题需要特别的措施。[16]

最终，美国与50个国家签订了“多种纤维协议Ⅰ”（MFAⅠ），包括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进口的近75%，有效期是1974~1977年。[17]在艰难的双边谈判中，一个又一个国家向美国谈判者阐明每一种纺织与服装商品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尽管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满足了国内纺织利益集团的要求，但正如威廉姆·克莱恩写道，“这些协议违背了GATT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美国所发起和持续拥护的。[18]

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吉米·卡特承诺延期MTA。1981延期的“多种纤维协议Ⅱ”（MFAⅡ）进口限制更加严格。同时，卡特和之后的里根总统也希望在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中——也称“东京回合”，保持自由贸易的势头。美国纺织品与服装的进口再一次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美国削减其制造业商品进口关税至6.5%的平均水平，但服装关税尽管已经较战后的水平有所降低，但依然维持在22.5%的平均水平。[19]

尽管里根并未遵守其在竞选总统时对瑟蒙德的承诺，但他别无选择还得给予纺织行业小回报。因为瑟蒙德一直提醒里根，其将在1984年的总统选举中需要南卡罗来纳州选民的支持。随着“多种纤维协议Ⅲ”（MFAⅢ）的出台，纺织品与服装配额的临时性制度再一次延期，在其1981~1986年有效期内，“多种纤维协议Ⅲ”已经成为保护性最强的协议。

1985~1990年，从种子到T恤的联盟

在可预见的模式中，即便是美国政府“多种纤维协议Ⅲ”制定了更为严格的配额，美国的棉纺织行业危机仍然在持续，纺织工人的抱怨声也没有减弱。虽然发言已经变了，但发言的内容并未改变。1985年佐治亚州的参议员艾德·詹金斯告诉其国会同事美国棉纺织业只是“一息尚存”，而一位纺织协会的主席则威胁道“未来5年，该行业将不复存在”。[20]

里根未能履行对瑟蒙德的承诺所产生的阵痛持续不断，即使“多种纤维协议”（MFA）的续订也没能减少这种背叛的意识，而且一旦里根赢得第二任期，美国纺织行业的渴求就会更加渺茫。瑟蒙德对里根的影响力已经消失，并且白宫的助手不再接他的电话，里根也不会再去南卡罗来纳州了。但是背叛孕育了新的曙光：不公正的待遇使得该行业看起来空前的团结，一致发声，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

即使白宫可以不听该行业的呼声，国会也必须听。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美国国内纺织与服装行业算是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它们的财富缩水，工厂倒闭，但动力和一致的目标推动着它们向前迈进。据奥吉和其他与我交流过的人认为，这一个顶峰，他们团结协作，尽最大努力争取公正的待遇，距离成功可能只有一步之遥。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成员复杂，棉农、纱纺织工、布料生产商、服装生产商和代表工人的联合会，开始一致发声。这个广泛的联盟被称为从种子到T恤的联盟。

奥吉依然年轻，但现在已成为纺织贸易政策和游说华盛顿的专家，他获得了美国最大的T恤生产商之一拉塞尔·米尔斯（Rusell Mills）公司驻华盛顿办公室的职位。从种子到T恤的联盟形成了行业联盟，即纤维、布料、服装贸易联盟（FFACT），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美国对相关竞争性产品的进口。

奥吉和他的阵营寻求以立法形式兑现里根的承诺。他们通过参议员詹金斯向国会提交了“詹金斯全球配额议案”，该议案虽然不能限制对特定国家商品进口的增长，但其设置了针对纺织与服装进口的全球性限额，并且还将给予美国政府限制进口的单边权力，而不必与其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该议案不仅使全球最大的供应区亚洲的配额压缩到以前的水平，还违背了现有20多项的双边纺织与服装自由贸易协定。[21]里根及其政府非常紧张。因为一旦奥吉及其阵营渗入美国国会，后果难以预料。

虽然美国宪法将制定贸易政策的责任给予国会，但在过去50年里，越加清晰，国会本身难以完成制定合理贸易政策的任务。[22]国会议员参选者谋求当选或连任经常会屈从于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立场。1935年一位观察家写道，“贸易保护的政治逻辑导致贸易保护遍及全球”。因为，国会本质上倾向于一个螺旋的贸易保护主义，扩展贸易壁垒至每一个国会议员的选区。[23]另一位早期的观察家认为，支持自由贸易对国会议员来说是一种“反常”的行为。[24]只有很少一部分拘泥于宪法的自由主义者相信美国国会应该为贸易政策负责。

朱莉娅·休斯十分理解这一切。尽管她在国会有一些支持自由贸易的盟友，但她知道没有任何一位议员能够通过承诺维护自由贸易以及让服装消费者获益来赢得选举。但是，奥吉在国会有朋友愿意，或者至少假装帮助纺织行业。从北卡罗来纳州穿过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一座座城镇的选民将会选择那些承诺保障工厂运营的候选人。但是国会议员最希望的是无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只做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演说就能赢得选民的支持。的确，正如I.M.德斯特勒（I.M.Destler）指出，通过对其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制约，国会议员更加自由地抛出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他们不会采取行动：

无论一位国会议员帮助弹珠制造商的愿望多么强烈，他都不会希望获得一项支持弹珠进口关税增长的投票权。他更喜欢只是在国会议事时做一场支持弹珠生产商的演讲……不必承担责任，而是留给那些不参与最终决策的人。[25]

但是已经被里根政府踢开的FFACT，开始游说国会议员。230位国会议员联合发起的詹金斯议案在国会参众两院轻易地通过。但这只是第一步胜利，因为里根很快否决了该议案。参与这项谈判的一些人告诉我，至少有些国会议员能够支持该议案，因为他们确信里根将否决它。尽管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众议院20个专门委员会之一，负责税收、贸易等事务，被认为是众议院最有权势的委员会之一。）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同情纺织工人的困境，但其认为该议案并不可行。他果断地对蒂普·奥尼尔说，“这项议案很糟糕”，审时度势的蒂普·奥尼尔（时任美国国会反对党领袖）回复道“对的，要把它移开，丹，丢弃这些垃圾”。

支持驳回总统否决权的票数共有276张，仅比程序要求的2/3投票总数差8票。[26]但这是某种程度的胜利。正如奥吉回忆说道，“我的行动吓到他们了”。

对于许多观察家而言，票数接近是一次与非理性的可怕冲突，它是个疯狂的例子，如果把贸易政策制定权交到当选参议员的手中，就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经济学家威廉姆·克莱恩估计，该议案将会削减近60%来自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纺织品的进口，保留一个纺织行业工作将花费美国消费者近43945美元。[27]此外，该议案虚伪的偏转力量有损于美国自由贸易的主张，也可能使美国政府不能放手寻求其他的贸易协定。最终，可以确定美国出口也会迅速招致别国沉重的报复。

但像奥吉所说，（他们）被吓到了。他们感受到奥吉的厉害之处，并愿意展开对话。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中国香港甚至是里根都愿意对话。他们达成的“多种纤维协议Ⅳ”（MFAⅣ）已经是最严格的限制了，该协议期限为5年，于1991年到期。即使不在美国生产的布料，如丝绸、苎麻纤维和亚麻布等第一次被纳入配额之中。目前唯一不受配额限制的纤维只有黄麻和蕉麻，但是美国谈判代表警告，如果这些商品进口快速增长也将同样受到限制。

同时，奥吉的地位再一次提升。在做了瑟蒙德的幕僚长一段时间后，奥吉被任命为乔治·赫伯特·沃克政府商务部负责纺织品与服装的副部长。这份工作是政府中纺织业的最高职务，他同时兼任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主席，该机构是包括国务院、劳工部、财政部以及贸易谈判办公室的代表在内的跨部门政策委员会。这一年，奥吉年仅28岁。

反唇相讥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政治影响力达到巅峰，到了90年代便迅速下降了。尽管他的影响力依然被任一其他行业所羡慕，但相比詹金斯议案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的影响力，阵营已近崩溃，影响力大为削弱。首先，从种子到T恤的联盟本身开始分裂，内斗降低了集体发声的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其他政治声音的影响力开始崛起，虽不能盖过但至少减弱了该行业的声音。

“衬衫”第一个脱离了联盟。在服装行业新商业模式之下，奥吉开始听起来越来越像恐龙。对于在美国本土持续生产服装的公司，获取外国廉价和时尚的布料十分必要。由于获得外国布料受限，贸易限制使得这些公司更加难以在本土生产。对于另一些服装公司，例如，在国外生产服装再进口到国内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其部分原因就是贸易限制了布料的进口，另一部分原因是亚洲生产商质量与价格的竞争力日渐提升。

1990年，美国服装生产商协会（AAMA）与奥吉之间做了彻底的了断，当时他们拒绝签字支持1990年版的全球配额。最初他们没有明确表态加入敌方阵营，而是明确表态不会帮忙。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AAMA成为奥吉阵营的敌人，直接反对奥吉限制纺织品与服装进口的行动。不久之后，由于服装和鞋的主要生产转移至海外，海外进口变得更加重要，AAMA与美国鞋业联合会（AFA）合并组成美国服装与鞋业联合会（AAFA）。今天的AAFA毫不掩饰地支持自由贸易，它的新的首字母缩略词（AAFA）就是合并的象征。但该协会主席凯文·伯克告诉我，协会中部分成员是美国新一代的服装公司，它们拥有广泛的国际供应链而根本不用直接参与生产。这些公司不愿意加入带有“制造”字样的行业协会。今天，一家大的服装公司在美国直接生产服装就像棉农用驴耕种一样过时。

纺织工人联盟（UNITE）与纺纱和布料生产部门也开始分道扬镳了。尽管布料生产商想要在生产中更自由地使用进口纱线，但可以预见，纺纱企业更倾向于限制美国制的布料使用进口纱线。随着贸易协议谈判的进行，双方的分歧扩大了。纱线和布料生产商就协议中的条款发生了争执，联盟中的工人则普遍反对任何形式的协议。由于不能发出同一个声音，该行业只是令国会烦恼而不会产生威胁。

随着从种子到T恤联盟的崩溃，其他阵营开始一致发声。美国零售商行业第一次就广泛的贸易议题发出集体的声音，尤其在服装进口方面更是如此。由西尔斯百货、彭尼公司和代顿·哈德森公司牵头组成的美国零售行业贸易行动联盟（RITAC），成立之初只是为了在詹金斯议案上对抗FFACT，但不久后制定了更大的目标，即取消所有配额。[28]

零售商和进口商在贸易争端上也成功地获得了话语权。直到20世纪90年代，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纺织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一直受美国纺织行业的控制。如果该行业想要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商品设置进口限制或配额，只需给CITA打个电话就行了。布伦达·雅各布斯是一位优秀的贸易律师，2008年她告诉我，“他们是明星办公室中善良的老男孩。”（雅各布斯可能是第四个用“明星办公室”向我描述CITA早期决策程序的人。于是我查找了这个词汇，它的来源是“英国历史上有一家专门用来审判反对王权的罪犯的法院，因其严酷和独裁的审判方式而臭名昭著”。）今天的CITA成员也代表美国零售商和进口商的利益，而且保卫配额的决定不再由明星办公室做出，而是遵循一个专门和开放的过程。美国国内（其他）行业也许还有机会，因为实际上所有CITA主席都有纺织行业政治或商业的背景。但是正如雅各布斯对我所说的，“至少有一个程序允许进口商也可以进入会议室”。

持续太久

随着受配额限制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发出同一个声音，美国零售商迅速被这一集体性力量所支持。国际纺织品与服装机构（ITCB）是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商组成的联盟，该组织开始声援美国零售商取消配额的诉求。作为集体影响力预兆，他们将在2004年亮相，非发达国家联合起来以塑造全球贸易议程。

肯尼迪政府时期，亚洲许多家族企业第一次经受配额，并且一些企业家记得当时他们的祖父得到保证的配额将是临时性的。在全球化经济中，“多种纤维协议”（MFA）中配额的表现日渐反常和虚伪，并且被视为发达国家阻碍不发达国家致富的阴谋，对此ITCB成员正在失去耐心。陈腐的历史模式此时转了个大弯，现在美国不得不顺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消除更广泛的贸易自由化的障碍。

乔治H.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更加希望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成功，该回合谈判是战后第三轮主要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尽管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都集中于实现关税减让（虽然不适用于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进口），但美国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目标更为复杂。尤其是，美国谈判代表希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及其他服务业贸易和外国投资的规则自由化，他们还寻求新协议中包含知识产权等领域。作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美国除了“多种纤维协议”（MFA）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回报的了。因为两轮贸易自由化之后，除了部分行业外，美国大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已经接近于0，只保留了少数的某些种类商品的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的农业和纺织业。发展中国家明确表示只有将“多种纤维协议”（MFA）列入谈判议题，他们才会愿意谈判。

随着乌拉圭回合的推进，当协议最终敲定时，“多种纤维协议”（MFA）又延期了两次之多。历时7年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份2.2万页的协议[29]。随着奥吉阵营的解散，在此背景下零售业新生力量正在崛起，更为重要的是，贸易谈判的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第一次联合，促使美国同意放弃“多种纤维协议”（MFA）。

缓慢的解散

如果有人对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政治持续影响力存在疑问，他会感到失望。因为一项协议终结“多种纤维协议”（MFA）与“多种纤维协议”（MFA）的终结并不是同一件事。当零售商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合力迅速瓦解该制度时，美国纺织利益集团转向其他方式，并最终确信瓦解的进程将会像蜗牛爬行一样。相较于如何结束“多种纤维协议”（MFA）的谈判，是否终结“多种纤维协议”（MFA）的谈判更为简单。

“多种纤维协议”（MFA）应该在5年、10年、15年或25年退出历史舞台？不发达国家是否可以首先免于配额限制？还是更大的出口商是否应该先行进入美国市场？同一类型衣服的进口是否应该在同一时期对所有国家完全开放？数十年来，“多种纤维协议”（MFA）的管理错综复杂，但使该制度解体的却是更为令人畏惧的复杂性。最终，这些国家同意“多种纤维协议”（MFA）分10年阶段性退出，第四部分和最后的配额部分在2005年被取消。

然而，退出这个词用得非常恰当。因为该协议并未逐步废除配额，而是留下了大多数，直到2005年截止日期。在2004年12月31日，接近85%的配额仍然有效。[30]的确，美国第一次援助只取消了一项配额，那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工作手套。[31]

朱莉娅·休斯和埃里克·奥托在1996年“退出”的开始阶段只能摇摇头，因为美国政府废除的降落伞、平织地毯、丝质运动包和腹腔镜检查用的药棉此前根本不存在配额。虽然美国国内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影响力已经有所削弱，但其仍在挣扎呐喊，他们必须再等10年才能看到人们真正购买棉质T恤、内衣、裤子等免于配额的商品。即便到那时，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看到的，配额也并未真正消失。

2008年秋，当我最后一次看到朱莉娅时，她变老了，更睿智了，但她仍在等待配额的消失。

第11章　T恤贸易政策未曾料到的结果

不再有络纱机

世界服装贸易中政治主导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所谓的贸易保护体制的目标依然保护着西方纺织与服装行业生产者的工作，从这一基准来看，该体制成功很有限。但是政治改变贸易的影响力，对于富国和穷国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有好有坏。此外，尽管该制度保护就业的效果有限，但美国大众对贸易保护的同情，依然比我们可能预料的要大很多。2008年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美国人对国际贸易持积极态度。[1]

200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战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在反对国际贸易的论调上似乎陷入了没有底线的竞争态势。两位候选人都呼吁对自由贸易政策持谨慎态度，同时嘲笑那些把工作“带往海外”的公司。[2]他们在镜头前富于同情地接见倒闭工厂的员工，并承诺一旦当选将“保护就业”。虽然竞选中的公开谈话言之凿凿，但事实却是，贸易保护体制固然拯救了数千个就业岗位，但是它对就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该体制的华盛顿的游说者和政客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志同道合者。美国纺织品与服装的就业岗位一直在减少，如果美国贸易保护，还将会继续减少。2008年竞选期间，与奥巴马和希拉里的观点相比，约翰·麦凯恩的观点更为鲜明，但却不怎么受欢迎。在拜访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社区时，他说，“这些工作不会再有了。”

在过去的50年里，随着美国纺织生产中资本和技术取代了劳动力，在纺织工厂里一系列词汇已经消失了。诸如修补、络纱（完全去除线轴）以及抽纱之类的工作岗位全都不存在了，加害者并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科技进步和机械化。虽然1990~2007年，美国纺织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一半以上，但产量却一直相对稳定。[3]2007年，美国纺织工人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比1990年增加了60%以上（见图11-1）。

图11-1　1990~2007年，美国纺织业就业岗位与生产效率

资料来源：BLS，NAICS 313，314combined.

这种现象是美国许多其他制造行业的一个缩影。虽然用工人数在下降，产量却保持稳定甚至是增加。事实上，2007年之前的20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了近20%，但产出增加了60%以上。[4]尽管纺织品贸易规则通过增加进口价格对保持产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该体制保护就业的目标遭受机械化与科技进步的打击要比外国竞争严重得多。[5]即便是美国纺织企业免于外国竞争的威胁，但它们之间依然会相互竞争，并且如果任何一家公司为保护就业而放弃机械化，其将会因竞争对手更具优势而迅速萎缩。虽然理论上一系列临时贸易安排可以拯救部分就业岗位，并且通过给美国纺织行业以喘息空间来提升其竞争力，但是竞争力提升的结果通常是放弃劳动力就业岗位。

美国纺织工作流向中国的指责还必须符合一个明显尴尬的事实：中国也在失去纺织工作，而且相比北卡罗来纳州或南卡罗来纳州以往的情况，就业流失得更多更快。根据2004年美国经济咨询局的一份报告显示，1995~2002年，中国纺织行业失去的就业岗位几乎是美国的10倍，而且该行业也是中国失去工作岗位最多的行业。尽管生产、收入和出口正在增长，但由于科技和劳动生产率进步迅速，就业也在一直缩减。[6]简言之，美国的纺织就业并未流向中国，而是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贸易保护体制不仅未能实现其保护就业的目标，而且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奥吉阵营导致T恤每一生产环节成本较高，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整体竞争力在削弱。或者正如埃里克·奥托对我说的那样，该阵营最大的敌人往往是他们自己。像全美棉花协会（NCC）这样的棉花农业利益集团已成功地筑起了原棉进口壁垒，此举导致美国纱线协会（AYSA）生产原料成本增加。美国纱线协会反过来又游说设置纱线进口关税和配额，这又限制了美国布料生产商获得物美价廉的纱线的能力。其结果是，运用在布料上的配额和关税不仅增加了美国服装生产商的生产成本，还限制了其对消费者瞬息万变的时尚品位做出反应的能力。在进口环节阻碍价值链上外国竞争的每一步微小胜利，集合在一起，非但不能提高，反而损害了该行业整体保持竞争力的机会。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贸易协议包含了若干附加条款以保护美国制造业者。但是，这些条款通常都不利于巩固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例如，根据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协定中任一成员国生产的纱和布料出口到美国可以享受免关税的待遇。但是该规则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纱线生产商的利益，这些生产商不愿意向更有效率的布料生产商出口纱线也不想将生产转移至节约成本的地区。

该体制还将监管风险引入美国纺织行业生存面临的重大挑战中。由于服装生产商始终无法确定哪些类型的纺织贸易政策将被当作交易条件，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其本已存在的商业风险。例如，近期美国国会讨论的布料“印染和涂饰”条款，为了规避这些条款带来的损失，利用其可能带来的收益，美国公司就必须花费很多的时间考虑投资印染设施的地点和方式。国会决定着贸易协议是否延期，如果延期，布料相关的条款也有可能（或者不可能）被修订。为了分得或保留一份利益“蛋糕”，对处于衰落中的美国纺织行业的企业来说，“最惠”协定带来的挑战不仅是要预测市场还得影响政治。

许多研究者对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保护的经济成本做过估算。尽管研究结果差异很大，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经济成本是个“天文数字”。1999年，美国国籍贸易委员会（USITC）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每年纺织品与服装进口配额的成本在70亿~110亿美元。[7]该组织还估计，如果美国取消该行业所有的配额和关税，1996年其总体经济收益将达到104亿美元，但成本是失去117150个就业岗位。依照此种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保护一个就业岗位的成本大约是8.8万美元。美国经济学家霍夫鲍尔和埃利奥特估计，1990年消费者所承担的成本就达到138666美元，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近期研究表明，纺织品与服装配额成本为70亿~120亿美元。[8]根据这种最为保守的估算，2002年每保留一份就业岗位的配额成本是174825亿美元。[9]保护的成本不仅体现在高额的美元损失上，也意味着递减税将不合比例地落到低收入工人身上，而这些工人正是该体制声称要保护的对象。

服装进口配额产生了其他自我损伤的后果。进口限制最明显的结果是出口国家或地区的“升级”。例如，中国棉针织和棉质服装的配额分别是2523532打和211076打，中国生产商更愿意在配额范围内生产高档服装，而非低档。这些生产商不愿将棉针织衬衫的配额浪费在出售廉价T恤上，而利用该配额向美国著名户外运动品牌宾恩（L.L.Bean）出口高档的精梳马球衫。因此，这种配额鼓励中国和其他有潜力的低端生产商成为高端制造者，导致为获取高额利润，美国企业将高档服装生产转移到海外。另外，我买的5.99美元一件的T恤能够生产出来就已十分幸运。

互利的朋友

那些宣称保护美国服装行业但却无力保护的关税和配额几乎很少存在了。2007年美国消费者购买的服装有95%是进口产品，但是服装关税平均高达16%，超过美国其他进口商品平均税率（为1.5%）的10倍。[10]如果美国服装生产消失，那么贸易壁垒真正保护的是什么呢？

今天，向服装征收的高关税大多保护美国的消费者及其朋友。复杂的贸易协定为美国生产的纱线和布料创造了一个垄断性市场。因此，美国纱线和布料生产商乐于通过维护其他国家服装的进口壁垒，支持它们的消费者。

然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贸易壁垒可以视为美国强有力的工具，作为给予其伙伴和盟友的奖励。进口服装的高关税意味着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家比没有此项待遇的国家拥有16%的成本优势。赢得该优势的国家通过对华盛顿的影响力，使高关税适用于其竞争对手，以此来积极地保证免税俱乐部尽可能的小。尽管这些贸易壁垒并不能保护几乎已经不存在的服装行业，但却可以保护其伙伴国内的服装行业。而且，只要高关税继续维持，美国就可以用免税进入美国市场作为策略笼络伙伴，甚至与贸易完全无关的优惠谈判。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笼络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11]近期与中东地区国家（巴林、约旦和阿曼）迅速签署的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都有在这一敏感地区拉拢伙伴的目的。[12]

当然，有时保护美国伙伴直接与美国纺织行业的利益相矛盾。2001年“9·11”事件之后，该矛盾突显出来。

沃尔玛支持穆沙拉夫

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之后，世界各国领导人可以说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商讨，但美国进口T恤一事却是世界最高层领导人谈论的话题。这些领导人包括：美国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商务部长唐·埃文斯、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13]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坚定地与美国结盟，并因此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但穆沙拉夫及其商务部长阿卜杜勒·达乌德在与总统小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的对话中表明，美国对于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最好的回馈可能是放宽其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与服装的限制。纺织品与服装占巴基斯坦就业岗位和出口额的60%，而且迄今为止，它的最大客户就是美国。即便如此，巴基斯坦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与服装也要缴纳高达29%的关税，还要受到数十种纺织品与服装进口配额的限制。到9月份，巴基斯坦对美相关产品的出口就已经达到每年配额了。[14]穆沙拉夫认为如果巴基斯坦的纺织品与服装工厂持续运营，工人能够保证工作将有利于该国开展反恐战争。这反过来需要沃尔玛、塔吉特百货以及其他美国零售商能更为自由地进口巴基斯坦廉价的棉质衣服，巴基斯坦才会积极配合美国反恐。小布什和鲍威尔都向穆沙拉夫承诺他们将会竭尽所能。

因此，随着世贸中心的倒塌，美国军队开赴阿富汗，奥吉阵营开展另外一场类型的“战争”。美国纺织生产商委员会（AMTI）、美国纺纱协会（AYSA）、美国零售商协会（NRF）、美国服装及鞋业协会（AAFA）、美国纺织品及服装进口商协会（USA-ITA）、美国纺织品贸易以及产业雇工联盟（UNITE）已经准备打一场“战争”，而“战争”双方需要争取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

小布什内阁的纺织品贸易首席谈判代表罗恩·索里尼代表巴基斯坦一方。与其持相同立场的还有美国零售商协会（NRF）的埃里克·奥托以及其他致力于维护进口商利益的志同道合者。他们表示，只要取消配额，废除关税，像沃尔玛这样的美国公司才会继续购买来自巴基斯坦的衣服。奥托认为，沃尔玛没有必要留在巴基斯坦。只要鼠标一点，就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愿意接受T恤的订单。如果巴基斯坦的工厂得以维持运营，美国就必须放松对巴基斯坦服装进口的限制。

奥吉阵营中的其他成员说，不要太快。为什么要让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买单？美国纺织业制造商协会（ATMI）近期指控道，最近美国南部有100多家纺织厂和6万多个岗位消失了。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与奥吉阵营详细地阐述了美国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困境，并呼吁政府不要满足巴基斯坦的要求。该行业认为尽管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是良善与高尚的，但以该行业的生存为代价的目标就不怎么好了。

双方谈判的条件极为苛刻，并且玩弄各种手段来达成自身目标。巴基斯坦要求到2004年美国取消所有纺织品与服装的配额，并将大多数纺织品与服装的配额增加50%，以及更加灵活地将未用完的纺织品与服装的配额转移给其他配额已满类别。美国纺织行业开始时只愿取消手织毯的关税（当时近2%）。美国政府提出替代性的建议，即允许巴基斯坦的T恤、枕套、衬衣、睡衣和拖把在下一年里借用其他未用完的配额。纺织利益集团回应道，不能给巴基斯坦这样的机会。类似的争论在美国空袭阿富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随着阿富汗新政权的接管和美军从阿富汗撤退，这种争论仍然在持续。然而，到了2月中旬，奥吉阵营还是敲定了这项协议，美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明显有利于美国纺织行业。

美国完全拒绝了巴基斯坦取消关税的要求。关税税率变化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小布什政府和其他人都知道将贸易议题放置国会的危险。作为给予巴基斯坦的小恩惠，美国对进口量较少的商品放宽了一些配额。T恤的配额并未增加，而且2002年仅到2月巴基斯坦就已经用完了全年向美国出口T恤的配额。

一年半之后，小布什政府又制定了一项规模庞大的援助巴基斯坦的计划，但该计划并未涉及任何有关纺织品贸易的条款。一位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ATMI）的官员告诉我“巴基斯坦知道最好不要提纺织品贸易方面的要求”。

最终，在纺织品贸易上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妥协几乎很少，并且无论怎样，在阿富汗美国军队“真正”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随着谈判的拖延，美国政府反恐战争期间援助盟友的原动力也不再那么强烈了。反对巴基斯坦纺织品贸易政策要求的阵营组织良好，有政治影响力。在小布什执政后期违背了其全球自由贸易的主张及在反恐战争中持“非黑即白”的论调去竭尽所能帮助盟友。取而代之的是，他遵从艾森豪威尔以来美国总统的“高贵”传统：面对美国纺织行业咄咄逼人的气势，他退缩了。

配额竞争

在全球大部分行业中，公司经营者以获取物美价廉的产品设置公司供应链。类似理性的行为很少发生在美国服装进口上。在过去数十年间，通过阻止美国对数十个国家服装进口，美国走了无数个弯路并让公司卷入非理性贸易政策，安德鲁·坦泽称这些政策为“配额大骗局”。事实上，精明的中国出口商采取令人震惊的创造性措施，在应对美国配额方面展现其优势。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棉质T恤生产商溢达集团，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香港地区创办，由于在香港没有出口到美国的配额，就将其生产转移至中国大陆地区。[15]当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缩减中国大陆的进口配额时，该集团又将生产转移至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也难以获得配额时，它又将生产转移到斯里兰卡。随着，中国T恤生产商在毛里求斯和马尔代夫开设工厂，全球化生产布局依然在持续。其他中国企业也在玩着类似的游戏，有些企业将蒙古山羊毛运到未用完配额的小岛上进行生产，然后再出口到美国。这种生产体系不足之处在于配额充裕的国家往往没有满足生产技术人员和工人，因此这些公司不得不将中国管理者和工人派往毛里求斯和柬埔寨等地区。尽管运输时间和复杂性显著增加，但中国生产商依然生产服装。

在反全球化的激进分子眼里，这些公司的形象通常是“全球的慢跑公司”，而华盛顿的纺织利益集团更是将它们妖魔化，称这些公司缺乏忠诚，尤其表现为频繁转移生产基地。虽然这种底线竞争的故事只是描述性的，但却很重要，因为它记录了我所观察的纺织品与服装行业的全球迁移，在于纺织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的贸易保护政策的效果。的确，当政治改变竞争进程时，在推动底线竞争上政治已经与市场同样重要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服装行业全球化的原因并非是全球开放性市场而是各国的贸易壁垒。[16]

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进口商协会主席鲍勃·赞恩最近回顾了近10年来他为丽姿克莱本公司寻求海外服装供应商的经历。他本来更倾向于与高品质的供应商建立长期性的关系，但是由于“多边纤维协议”（MFA），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全球追寻有限的配额。”[17]

在众多约束性条款下，普遍认为逃税是最为猖獗的。虽然美国聘用了上百名海关稽查人员，定期突击检查海外的工厂，但仍有数十亿美元的某国服装被贴上了其他国家的标签，给人感觉似乎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一位服装进口商告诉我，他曾经参观过一家外国供货商的工厂，看到在缝纫机桌上放着多个国家“制造”的标签，这些就是外国供货商提供给他的柬埔寨、肯尼亚和莱索托“制造”的商品。2008年夏天，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边境保卫人员查获了1000个集装箱的服装，这些货物贴着他国的标签实际上是外国制造的。[18]虽然美国开出了高额的罚金，但相比非法贸易获取的收益，这只是皮毛而已。[19]考虑到类似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的极端复杂性，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欺骗措施。

许多中国服装行业的相关人员告诉我，配额市场充满了投机与操纵。例如，一位获悉美国零售商大额衬衫订单“内部消息”的贸易商通常会提前买断必需的配额，随后卖出获取一笔收益。在美国贸易律师罗伊·德尔贝克看来，中国香港地区的富商通过倒卖配额获取了巨额的收益，然后再将这些财富投入房地产市场。[20]尽管这些富商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人没有什么帮助，但他们获取的配额显然帮助了香港各个阶层的房地产投资者。

截至2008年，美国针对数十种来自中国的服装设置了配额。图11-2表明了2008年年中中国服装配额交易价格示例。如图所示，每打T恤配额（类别338/339）售价接近3.9美元，而其他布料制的针织衫每打为4.2美元。配额成本使运动衫的每打成本增加3.3美元，羊毛西装每打成本增加15美元。以2004~2008年普遍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美国在此期间给予中国的配额使中国政府获得了近15亿美元的收益。[21]

图11-2　2008年8月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配额的市场价格

资料来源：www.chinaquota.com.

我们很难弄清楚该从哪里开始讨论这种现象存在的问题。首先，美国纺织行业对中国主要的不满可能是中国政府给予国内纺织行业的补贴，此外还有便利的银行贷款、税收减免。的确，美国国家纺织组织委员会（NCTO）认为中国有42项类似的补贴。22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补贴国内纺织行业，正如我们看到的，随后美国政府的补贴使中国政府获得15美元的收益。但是，作为利益交换，南卡罗来纳州保住了少量的就业岗位，全球管理贸易体制的官僚的工作保住了，当中国用完其配额之后，中国商品的供应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工人的工作也保住了。尽管美国宣称配额设置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人的工作，但是本书很难得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置配额保护了本国工人的工作。并且如果在2004~2008年，美国政府将给予中国配额的15亿美元，分配给18.5万个失业的服装与纺织工人，每个工人将得到超过8000亿美元的再就业资金或其他的福利。

即便是关税、配额、优先项目和原产地要求等荒诞混乱的美国纺织贸易政策保护了美国纺织与服装工人的工作（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但问题仍在：为什么99.99%不是纺织与服装工人的美国人要容忍这种体制？

奥吉和亚里士多德vs.沃尔玛

毫无疑问，一旦自由贸易者在纺织与服装贸易政策步步向前，就很难让他们停下：在不断进取的世界中，现有贸易体系令世界贸易黯淡，保守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依然做着毫无价值的坚守。今天，自由贸易主义事实上得到了职业经济学家的普遍支持，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鄙视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配额。[23]的确，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提出自由贸易主义不只是很好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是经济学家得出的最有价值的思想。

自由贸易学说之所以持续，源于基本主张是国家间商品自由交易产生了巨大的收益。而且该主张并未因受到各种条款和例外的限制而蒙上阴影。因此，自由贸易主张和任何其他一贯得到经济政策效果支持的经济理论一样，有着持久的生命力。[24]

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弗兰克·陶西格就已指出，即便是强大的政治压力也改变不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价值：

虽然自由贸易理论遭到世界政治广泛的排斥，但其在学术界依然占有一席之地。[25]

然而，几乎没有其他问题像贸易议题那样，使得经济学家的专业观点与美国大众的看法有如此大的不同。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自由贸易作为政策有很大的优势，美国大众则有着严重的保留意见。[26]虽然公众并非必然要支持美国纺织利益集团，但他们也不赞成没有限制的廉价中国商品冲击美国市场。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支持国际贸易的公众大幅减少。[27]该如何解释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评判经济政策的依据是其对国民财富与收入或“全球福利”产生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该依据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形式的保护政策。然而在美国民众心中有着另外的标准，这种标准很难定义，更加难以测度。关于中国T恤进入美国市场的闸门应该关闭、开放或者在复杂的管理体系中开个小口的辩论，已经不是选择最优的经济政策的问题，而是最优经济政策与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其他因素之间的竞争。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经济政策的制定很容易令人愤怒，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不只是特殊的利益集团，美国民众也对自由贸易感到不安。

贸易总是让人感到紧张。道格拉斯·欧文写道，古希腊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即便知道国际贸易的经济效益，也会对其抱有深度的怀疑。[28]他们承认贸易带来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但是更为担忧贸易对公民社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今天同样的紧张情绪具体表现在关于沃尔玛许多形式的争论上。该公司的服装在美国服装市场的占有率在25%左右，而且全部源于海外进口。虽然沃尔玛廉价的进口原则对服装消费者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福音。并且对整个经济而言，沃尔玛公司几乎每一行为都会引来抗议，而且给予消费者的额外福利同样成为招致批评的对象。[29]抗议者要求沃尔玛停止，提高雇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对沃尔玛的批评还集中于，该公司无情地压低供货商价格，以及对为其生产服装的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缺乏有效监督。抗议者要求，廉价的服装要为倒闭的南卡罗来纳州纺织工厂负责，并且失业的纺织工人抱怨，由于沃尔玛将小镇上更小的商店挤走了，工厂倒闭后他们唯一可选择的工作就是去“敌对阵营”做收银员。

在奥吉看来，沃尔玛挤垮其美国供货商，选择了中国供货商后，又开始压榨它们。奥吉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压榨循环”。“压榨循环”的结果是我们能买到25美分的T恤，所以平均一下，我们变得更富了，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奥吉从道德角度来看待沃尔玛的压榨。他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先哲及不安的美国民众有着相同的看法。对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多一些稳定、多一点社区意识，多一些防护外国进口商品冲击的大堤要比从进口T恤商省的小钱更有意义。

而且尽管消费支出增长通常是经济健康的衡量标准，但奥吉和亚里士多德对疯狂的借贷和消费主义的长期影响抱有怀疑态度。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私人借贷达到最高水平。多数贷款来自中国，而且是通过对美出口获取的收益又借给了美国。在总统大选之年，美国经济持续停滞，政界的应对措施是向近1.3亿个美国家庭邮寄“激励单据”。奥吉对此表示怀疑，“我们从中国借的钱越多，人们就会去沃尔玛购买更多中国产的衣服？我们怎么能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多购物’？”

专家与大众观点分歧的另一个原因与他们看问题的立场有关。经济学家从全国甚至是全球看问题，而许多美国人则是从本地的视角。虽然全球贸易增加了全球福利，但一些美国当地工人、企业和社区却是失败者。自由贸易的经济收益是分散的，而其成本通常是集中的。当廉价的T恤给数百万美国人带来的收益与北卡罗来纳州纺织小镇几千人的事业代价放在一起比较时，公众的计算方式与经济学家的有很大的不同。从2008年美国大选的政治演说看，保住边远社区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或设法保住工作岗位是值得的，甚至是很值得的。即便是看起来有些无用，但美国公众似乎想要尝试一下。

经济学家并不否认自由贸易可能导致某些行业和工人集体性的失败，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补偿原则”。最优的经济政策并不是设置贸易壁垒而是补偿失败者的损失。在美国承担多样的贸易补偿援助项目（TAA）的背后，有一种理念，即通过向廉价T恤的多数获益者收税以此对少数失业者进行补偿。因此，我们既能获得自由贸易带给整个经济的收益，也可以同时减轻其局部负面的影响。

这种理念只是在经济理论中行得通，在政策实践中就没那么容易了。虽然美国南部一些纺织城镇已经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不再走原来的老路，但长期从事纺织品与T恤生产的其他城镇，似乎只有工厂倒闭之后生活的新闻故事和纪录片。这些故事有一条共同的主线：不仅工作丢了，社区也没了，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恐慌。工资可以由“补偿原则”代替，但正如广告所说的，剩下的一切都是无价的。尤其是像服装生产这样低技术含量的行业，工人一旦失去工作，就将永远成为失业者。[30]

创造性破坏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的流体动力学。在他看来，对某些工作和行业的破坏是创造新的就业和行业所必需的恶。过去数年期间，我参观了许多倒闭的纺织与服装工厂，确实见证了这种破坏。在亚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接待我的主人将车停在停车场，然后我们在倒闭的厂区转一会圈。那里就像墓地一样寂静，让人感到不安。

然而，这些倒闭工厂的沉寂与其他地区该行业的繁荣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纺织品与服装制造业的日益萎缩，我见到了数十位此前在纺织与服装就业的人们，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在上一代根本不存在。这些工作中一部分源于美国服装公司新兴的国际商业模式，另一部分源于富裕国家最近设置的环境补偿金和社会责任感。换而言之，那些对全球化破坏性担忧的人创造了自己的就业机会。最终，技术和科技创新也产生了新的就业机会。随着传统T恤就业的缩减，未来T恤新的就业正在到来。

在纽约，我拜访了负责有限品牌公司进口计划部的主任迈克尔·兰伯特。迈克尔的团队由12位专业人士组成，负责促进公司广泛延伸的国际供应链到仓储室货架之间货物的流通。货运的服装在海关搁置一天就会造成公司利润损失，因此迈克尔的团队要确保公司货物流通符合复杂的贸易规则。2008年，迈克尔的团队分析了公司进口多元化的监管风险以及保证有限品牌公司的进口流程与即将生效的中美洲自贸区规则相一致。就像其他主要服装公司一样，有些品牌公司设置了“战略采购部”，并雇用了数百人。随着数十个国家和上千家工厂的选择，一家公司该如何交易诸如价格、质量、入市时间、可靠性和特殊的贸易等要素[31]。今天国际供应链管理、战略采购和出口规划领域雇用的数千个工作岗位，在上一代并不存在。

社会和环保领域的数以千计就业岗位与国际供应链相得益彰。在华盛顿，我拜访了耐克公司进口计划综合部主任凯特琳·莫里斯。凯特琳负责的部门庞大且增长迅速，在上一代并不存在。但在今天雇用了100人来在劳工、环境和社会标准等领域监控耐克的国际供应商。事实上，所有规模大的服装品牌都设置了类似部门。像维泰与工人权益联盟等有着类似运作宗旨的独立组织，也是在近几年才出现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我拜访了巴塔哥尼亚社会责任经理妮科尔·巴塞特。巴塔哥尼亚所有的棉质布料的原材质都是有机棉。巴塔哥尼亚雇用了一支采购团队从秘鲁、土耳其和西非购买不同等级的有机棉，并将其运往亚洲的工厂。

在内布拉斯加州，我见到了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的科学家张奕琦，他目前正带领一组研究人员开发从玉米副产品中抽取纱线的技术。在张奕琦看来，不久之后，同一块玉米地将能够产出为汽车提供动力的乙醇、喂养鸡禽的饲料、制作T恤的纱线，而实现这些目的只需使用一些水和化学用品。

在北卡罗来纳州传统的纺织品生产区，创新公司还雇用研究人员应对环境带来的挑战。创建于1899年的图斯卡洛拉纺纱公司最初是一家棉纺厂。但2008年其宣布扩张公司规模，将能够生产以玉米、大豆、竹子和废料为原料的环保纱线。[32]不久的将来，纺织行业领导者韦尔曼公司将在以苏打塑料瓶加工成类似柔软的羊毛上全球领先。2008年夏天，我获悉针对纺织与服装行业环境创新的研讨会就有6场。

随着创造性破坏搅动全球纺织与服装行业，其通过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力也在增加。2008年秋季，我与商务部负责纺织行业的最高官员马特·普利斯特进行了交谈。马特由小布什总统任命，25年前是奥吉担任这一职务。和奥吉一样，马特担任该职务时也不到30岁。我和奥吉、朱莉娅在马特的办公室会面，所以才有了他们的合影。奥吉站在以前的办公室里还能看到华盛顿纪念碑，但其他的都改变了。第一感觉就是办公室变小了，翻修时缩小了几平方英尺，对奥吉而言，似乎意味着纺织与服装行业的消亡。

然而，马特面临的问题比奥吉那时所面临的更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务部纺织品与服装办公室的定位实际上是保护本国纺织品与服装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在国内利益集团间与国际利益集团间划有清晰的战线。

马特告诉我，“战线的划分已经不再简单清晰”。“国内”公司的业务不只是在国内了。事实上，美国部分现存的纺织公司已经国际化了：它们既是出口商、国际投资者也将部分国际生产链外包给更有效率的国际制造商。战线曾经划分得如此清晰，而如今似乎已模糊不清。

马特也清楚地看到贸易领域创造的如国际供应链管理、物流、战略采购等领域的就业。他告诉我，“制造业就业很重要，但这些工作也很重要”。

在其他富裕国家也出现了未来T恤的工作。在欧洲旅行中，我遇到了英国最佳思维公司的马克·霍尔特和迈克·贝茨，该公司设计和销售“完美T恤”（是从环保和劳工角度的完美）。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我认识了澳大利亚衬衫回收公司的埃里克·波特沙赫。这家公司使衬衫循环利用成为可能：消费者通过网络相互购买T恤，分享他们T恤的故事。而且本书日语第1版的译者之一雨宫浩向我引荐池内毛衣公司，该公司利用风能为美国和日本市场生产有机毛巾。

在北卡罗来纳州，我见到了TS设计公司的艾里克·亨利，该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生产适用于“全美”的有机无邻苯二甲酸盐T恤。而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绿牌生产类似的T恤，并在诺德斯特龙和全食食品超市销售。当然，高工资使得美国公司不再生产纯白T恤，但也是因为高工资给TS设计公司和绿牌公司创造了需求。2008年夏天，虽然美国传统T恤业务陷于困境，埃里克告诉我，他的公司却蒸蒸日上。

我还参观过美国南部十几家纺织厂，这些工厂都生产各种样式的高科技“未来布料”。有些布料可用于战场止血，其他的布料则可以干扰敌人的雷达。美国大学和公司陆续研发出多样化的高科技工业布料。纯白色T恤工厂可能消失了，但美国研发的“明日T恤”将能够记录病人的生命体征，并将其传输到医生的电脑上。[33]

有趣的是，与我交谈的高科技纺织公司的高管们与其传统纺织工厂的同事面临的挑战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多数传统公司，例如那些棉纺纱和生产针织T恤的公司，将中国等地的竞争视为最大的威胁。高科技公司几乎毫无例外地将高技术劳工短缺视为最大威胁。格伦·雷文公司总裁艾迪·甘特是北卡罗来纳州纺织行业的领导者之一，2008年他告诉我，他的企业长期缺乏合适的工人。

全球化经济的残酷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行业格伦·雷文公司面临劳工短缺而奥吉却在为失业苦苦斗争。根据创造性破坏的力学理论，新生企业无法帮助已被破坏的企业。守旧的T恤工厂关闭时失业的工人，通常因没有技术或相关的培训，不能适应未来工厂的需要。

恐龙到哪里去了

2003年，一位政界内部人士反复地告诉我，不会太久了，好像我们在观察一位病入膏肓的人。公众舆论将会转向，这反映出全球经济的希望。疯狂的纺织品与服装保护主义和不明智的贸易壁垒很快将只会在历史书中出现。旧的公司正在消亡，令人尊敬的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也已经消失了，而且多数传奇性斗士或者逝世或者已经超过80岁了。美国国会中纺织行业声名狼藉的战士斯特罗姆·瑟蒙德，于2003年逝世，享年100岁。自从1954年进入参议院后，他就成了纺织行业坚定的盟友，而且几乎每届总统选举中，他都会引出总统候选人对纺织行业的承诺。奥吉告诉我，瑟蒙德90多岁的时候不再积极地参与政治了，但他们至少还可以一直指望他拉选票。瑟蒙德离世时，杰西·赫尔姆斯也不再担任参议员了。到2004年，弗里茨·霍林斯也许是唯一还自豪地宣称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参议员。但不久之后，他也宣布退休了。瑟蒙德、赫尔姆斯和霍林斯作为纺织权力集团的三巨头有30余年。理念相同的一些年轻人虽然有心继承这一事业，但形势不比从前。在奥吉看来，今天的美国纺织利益集团在国会的坚定支持者，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一半左右。

尽管纺织行业的政治影响力减少、财富萎缩，但大家认为罗杰·美利肯的公司依然在发展壮大。罗杰·美利肯是美利肯工业公司已退休的主席，根据《福布斯》杂志财富榜，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和奥吉一样，美利肯本人坚信美国制造，并且认为将生产转移至低工资国家就是背叛了美国社区和放弃了纺织行业的未来。美利肯并未将旧的工厂设备转移到中国，而且将其就地摧毁，他也支持与他持相同的纺织贸易立场的组织。他还是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的创始成员和主席，奥吉担任该组织的执行主席。奥吉和休斯在纺织贸易问题上鲜有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赞同这一观点：一旦罗杰·美利肯不在了，形势就不一样了。罗杰·美利肯是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但那时他已经到了92岁的高龄了。

随着纺织行业的萎缩，美国零售商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强。2004年选举中，沃尔玛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赠了150万美元，使沃尔玛成为联邦候选人第二大政治捐助企业。1998年沃尔玛的政治影响力还微不足道，但到了2003年，该公司为维持在华盛顿三家常驻游说机构就要花费170万美元。而且2007年沃尔玛的游说预算比上年增长了60%。[34]降低关税壁垒依然是沃尔玛的主要政治目标，而且为了这一目标，它与西尔斯、彭尼公司、塔吉特以及其他大型零售机构联合起来了。

2004年弗里茨·霍林斯参议员退休，该席位的参议员无疑应该是最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这一参议员席位的竞选结果却呈现出另一番寓意。在选举前的几年里，南卡罗来纳州工厂接连倒闭，制造业就业消失，成为美国就业状况最差的州。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NCTO、和NTA等现存的纺织组织希望迫使参议员候选人在贸易问题上做出承诺，并要求公开他们对纺织就业流失、中国和处于谈判阶段的贸易协定的看法。纺织行业用行动支持候选人伊内兹·特南鲍姆，他是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者。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将海报（你失业了吗……还是没有？）张贴到州内的每一个纺织城镇，并鼓动纺织品和服装工人投他一票。

共和党候选人吉姆·德明特在过去50年里与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立场明显不同，他不仅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还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竞选中公开声称自己是贸易自由主义者。特南鲍姆和德明特之间在竞选议题上最大的差异就是贸易主张。特南鲍姆承诺建立贸易保护的壁垒，德明特则承诺拆去它们。德明特说自由贸易是南卡罗来纳州未来的希望，而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南卡罗来纳州选民对此观点闻所未闻。德明特所说的希望指的并不是那些守旧的纺织工厂，而是近年来在南卡罗来纳州设立的一些工厂：德国的宝马、法国的米其林、意大利的倍耐力、日本富士和中国的海尔。他呼吁南卡罗来纳州人期待他们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指望轰鸣的纺织厂。

德明特轻松地击败了特南鲍姆，贸易保护主义者大败的结局震惊了所有人。在2005年1月的就职典礼上，最狂热和最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欧内斯特·霍林斯的参议员席位被一个完全的贸易自由主义者占据了。

2003年夏秋之际，零售商和政府官员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占据优势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了。但是一年之后，纺织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再度重振，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另一支力量开始支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奥吉及其阵营。他们来自孟加拉国、毛里求斯、土耳其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服装出口商原本支持朱莉娅，争取取消“多边纤维协议”的配额限制，但是他们改变主意了，与奥吉团结在了一起。

意想不到的赢家

自从20世纪60年代或者更早，公认的主流观点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富裕国家通过虚伪的政策将压榨贫穷国家称为竞争环境（playing field），而富裕国家针对纺织品与服装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是一个例证。当美国强迫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时，自己却保持严密的配额体制和高关税，阻碍着发展中国家通过缝纫和纺织通向繁荣之路。但是，如同所有主流观点一样，富国与穷国竞争分化的故事只是部分正确。

美国关税政策符合主流观点。过去的40年里，纺织品与服装关税几乎不在贸易协定所涉及的广泛削减关税范围之内。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已接近零关税，由于不发达国家高度依赖纺织品与服装出口，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还是面临发达国家过重的关税壁垒。爱德华·格雷瑟尔（Edward Gresser）估计，美国关税最重的部分（例如超过15%）实际上从未适用于从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进口的商品，而是针对来自孟加拉国、蒙古和柬埔寨等国近一半出口的初级产品。的确，美国从柬埔寨内衣中征收的关税要比从澳大利亚红酒或日本钢铁征收的多很多。[35]2007年，纺织品与服装进口总额只占美国进口总值的5%，但该类商品的进口关税却占到美国关税总额的43%。[36]

多种配额体制（quota regime）是否也符合主流观点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富裕国家限制对贫穷国家进口的本意是保护本国的相关行业，但这些进口限制对贫穷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尽管主要成本竞争型国家，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21世纪初的中国，毫无疑问都受到了配额体系的限制，尽管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总全球福利损失巨大，多边纤维协定（MFA）阻碍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致富之路的观点还是并不具有说服力。

随着纺织品与服装配额的设置，尤其是范围和复杂性的增加，其影响不仅限制了规模较大的成本竞争型国家的出口，分配了美国市场的收益，并且还将部分收益给了从不可能向美国出口相关产品的数十个国家。是配额分配而非市场力量给予美国市场进口菲律宾婴儿衣服、斯里兰卡内衣和毛里求斯男士T恤的机会。并且除此之外，配额还促进了其他形式的经济发展。美国取消配额体制后这些国家财富将增加的预计并不可靠：配额体制的终结并不会让美国进口更多的菲律宾婴儿衣服，因为其他国家的商品将占领美国曾经以配额形式给予菲律宾的市场份额。此时，各持己见的观察家一致认为，无论多边纤维协议（MFA）在保护美国纺织行业上有多么失败，但就对数十个小国的外交援助而言，的确是成功的。在后“多边纤维协议”时代，多数大型零售商计划仅从五六个国家采购服装，而在此前配额体制下，它们不得不从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寻找供货商。[37]

到了2004年年中，那些要求取消配额的国家开始转变观念。他们认为，或许他们不该支持取消配额，或许这本来就是个坏主意。因此，他们接连给奥吉打电话、发电子邮件。

2002年美国取消了第三批产品的配额，一些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预见了可怕的未来。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后中国的服装出口将不再受配额限制。配额取消后，不仅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分不到大的蛋糕，而且中国将会拿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部分份额。回顾配额体制的历史，观察家们已经习惯于贸易保护之堤出现漏洞后的冲击，但没有一个人已经准备好应对中国商品大规模涌入美国市场。

2002年美国取消了多数商品类别的配额，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增长超过了100%，占据了其他拥有配额国家的出口减少的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若干纺织品与服装品类中，来自中国出口的冲击前所未有。中国婴儿衣服出口（类别239）增长超过了20倍，睡袍（类别350/650）出口增长了15倍以上，针织布料（类别222）出口令人惊讶地增长了21倍之多。[38]总的来说，服装配额取消后，美国服装进口市场的中国份额由24%增长至86%。[39]同时，中国供货商削减出口商品价格，批发价格降幅通常达一半以上。当然，价格下降只是配额取消的部分结果，因为中国出口商不再为打开美国市场而购买配额。如图11-3所示，中国所得即为他国所失。

图11-3　2002年1月1日美国配额取消后进口服装类别变化情况（单位：平方米，2004年与2001年数据）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from OTEXA trade data.

美国零售商为可以不受限制地采购中国服装而沾沾自喜。中国则成为全球服装行业的领头羊，因为中国服装的生产速度最快、价格最优、质量最好。彭妮（JCPenney）、丽资克莱等公司宣布将多数服装采购转移向中国的计划。[40]在后“多边纤维协定”的世界，中国将主导世界贸易的类似预计程度不一。但预计中国将主导世界贸易的观点是一致的。更多保守的估测预计美国服装进口市场的中国份额将增长三倍，由16%增至50%，而其他专家预计这一比例将达85%。[41]2004年年中，曾因配额限制而在毛里求斯建厂的溢达集团宣布该岛的工厂重返中国。[42]

如果南卡罗来纳州对中国商品的冲击感到忧虑，许多发展中国家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了。包括孟加拉国、毛里求斯、洪都拉斯和斯里兰卡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纺织品与服装出口占其制造业产品总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该行业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制造业就业，如图11-4所示。这些国家对富国出口的多数服装类别中，美国有针对中国出口的配额限制。[43]而据最严重的预测显示，多边纤维协定的终结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失去3000万个工作岗位。[44]

图11-4　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其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USITC（2004）Table 1.1.

南卡罗来纳州幸运的失业工人在IBM有了新的工作，不那么幸运的也在沃尔玛找到了工作。最不幸的工人也能得到失业津贴和贸易调整救济，比这还悲惨的人还有食品券保障。然而在孟加拉国，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很少，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失业救济。事实上，孟加拉国明白其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的救济保障是多边纤维协议提供的有保障的市场份额。2002年，配额取消后，孟加拉国在美国服装进口市场的份额减少了90%，而中国的份额增加了2倍以上。尽管经济学家预计配额取消后，全球福利增长可能较为可观，但这些福利在达卡比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安纳波利斯更为虚幻。

面对日益临近的中国竞争，2004年年中原本不可能合作的政治伙伴联合起来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多边纤维协定”的态度突然转变，他们把配额体制视为生命线，而非灾难。到了当年的7月，来自47个国家的100多个行业协会共同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呼吁WTO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后“多边纤维协议”时代来自中国迅猛增长的出口的挑战。新联盟遍布世界各地，成员国包括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等国。45这些国家似乎在说“别那么快取消配额体制”。因为比起配额取消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的配额、关税以及其他疯狂的规则算不了什么。中国已“兵临城下”，将一举摧垮北卡罗来纳州、孟加拉国、土耳其、津巴布韦等国的纺织行业，对于它们来说自由贸易实在不是个好的贸易政策。

2004年年底，奥吉指着遍及全球的新伙伴对我说：“看，我们不是在争取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他的新伙伴开始聚集在其政治保护伞之下，寻求保护它们的美国市场份额，尤其是免受中国的冲击。

第12章　持续数年的临时性贸易保护主义在2009年终止：现在是什么

大爆炸

尽管奥吉及其阵营的阻碍以及其全世界伙伴的支持，最后一批纺织品与服装配额按计划于2005年1月1日取消了。奥吉之前所担忧的中国冲击成为现实。正如图12-1所示，对于部分取消配额的商品类别，2005年前4个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骤增了8倍。T恤、棉质针织衬衫的增长量更是超过了12倍。总体而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所有取消配额的商品类别平均增长量是4倍略微多点。中国商品的冲击如洪水一般，迅速击垮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服装公司。

2005年年初，我跟踪国际贸易发展形势时，第一个出现在脑海的想法是，经过数十年的贸易管制，我们最终将看到服装自由贸易的情景。虽然，仍有许多复杂的协定管制着服装贸易，但最无价值的协定（多边纤维协定）已经终结，并且市场似乎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情景，那么担忧剧烈波动的评论家就似乎更有理由害怕了。

图12-1　2005年1月1日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取消配额类别商品数量变化情况（2005年1~4月与2004年同期相比）（单位：平方米）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from OTEXA trade data.Data in square meter equivalents.

但结果却是，来自中国的冲击并非市场力量的反应，而是政治激励措施的结果。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完全有理由相信，奥吉及其阵营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朱莉娅·休斯对我说，中国生产商和美国进口商均对中国市场能否长期保持开放感到忧虑，而这种担忧也是中国冲击出现的部分原因。他们担心，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窗口，因此，想要采购中国服装的美国进口商行动必须迅速，才不会错失良机。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反常结果是，奥吉对中国冲击最大的担忧成为现实，而部分原因竟然与朱莉娅对奥吉的下一步行动的恐惧有关。

据曾经与我交谈的一位中国服装经理所说，更为复杂的是中国服装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本身就是谈判策略的一部分。无论美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于何时就纺织品与服装进行谈判，它们谈判的只是当年美国进口外国相关商品增长的百分比。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担心，2006年美国对中国服装进口的限额再次恢复。因此这种谈判方式影响是，为降低担忧情况的出现必须尽可能增大2006年中美谈判时中国对美出口服装的基数。在2005年临时的窗口期间，如果美国进口总量比2004年增长4倍，那么2006年的限制将依然比2004年多4倍。最终，2005年来自中国的剧烈冲击展现更多的是政治影响，而非市场力量。

政治大交易

朱莉娅和奥吉以传统方式进行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斗争，许多的传统方式具有高风险、耗时、费用昂贵等特点，而且在2005年年初双方斗争的复杂性和开销急剧增加。随着中国进口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奥吉及其阵营（向国会）递交了若干防护性请求，一旦成为政策，将限制美国进口特定类别的纺织品与服装。这些请求要求美国纺织行业证明本国的生产商已经受到损害，并以分析和数据记录每一个案例。对于奥吉及其阵营来说，琐碎又昂贵的游说过程仅是杯水车薪，即便是它限制了T恤和袜子的进口增速，还会有更多的短裤、裙子如洪水般涌入美国市场。

然而，美国纺织行业幸运的是，恰在此时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也需要纺织行业的帮助。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任美国总统一样，小布什公开重申自由贸易带来福利的同时，为应对纺织工人的抱怨又制定了复杂的补偿政策。2002年，小布什通过向南卡罗来纳州吉姆·德明特（讽刺的是，他在国会议员竞选时自我标榜为自由贸易主义者）做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才以微弱优势（215：214）获得国会快速通道贸易授权。该承诺约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向美国出口衣服的布料只有在美国印染及加工生产，才能使其获得优先市场准入。就像停止运转的香肠机器一样，洪都拉斯的印染机器停工了，而南卡罗来纳州的机器开始运转了。当该条款生效时，“袜子争端”再掀波澜。美国纺织利益集团阻止了一项关税减让议案通过，该议案将使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向美国出口的针织袜子获得优先市场准入，作为通过的条件，这些袜子的指尖必须在美国缝制。

2005年，屡屡得逞的政治交易继续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克林顿时期已经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小布什则将寄希望于“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的成功实施。小布什政府预见国会围绕“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的斗争将十分激烈，知道只有包含保护国内纺织行业的条款才能使该协定在国会获得通过。小布什政府相信难以获得国会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如果得到让“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在参议院通过的216票，就必须有许多“代表纺织业利益的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白宫一点一点地进行着政治交易。为了获取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的支持，美国“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者将诸多保护纺织行业利益的条款安插在协定中。[1]其中最重要的保护条款就是新的“口袋规则”，该规则要求进口服装的里衬和口袋使用的布料符合纱线和布料的原产地规定。虽然国内纺织行业的支持似乎给“代表纺织业利益的共和党议员”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理由，但纺织行业每次投给白宫一票所能获得的更多。

在国会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投票表决的前夕，小布什造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纺织选区，该选区的6位国会议员同意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交换协定中包含更多针对他们选区企业的特殊而又神秘的保护措施[2]。美国政府做出了更多的承诺，包括尼加拉瓜将购买美国生产布料的数量，不购买墨西哥布料的数量。然而，临近国会投票的日子，小布什的支持票数依然差很多。

再增加的票数来自其他几位议员。例如共和党议员罗伯特·阿尔德霍尔特为了换取一系列与袜子相关的承诺，[3]转而支持“协定”通过。然后是共和党议员罗宾·海斯，其发言人前几日还称其坚持反对该“协定”，之后就迅速转变了立场。最终，美国国会以217：215的票数通过了“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在投票前夕，海斯写给小布什政府的信中，透露了他的交易价码：

我无论向您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因为减少中国冲击的影响，对保护国内纺织行业及其就业岗位至关重要。[4]

国会投票数日后，小布什政府公布了限制进口中国纺织品与服装的全面协议的计划。[5]该协议有效期将至2009年，配额再次限制了中国的出口。

美国纺织利益集团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精明。数月之前，“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写明保护纺织行业利益的条款，并且事实上，受到了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的支持，该协会为协定的通过进行了强有力的游说。然而，尽管该行业支持这一“协定”，但“代表纺织业利益的共和党议员”为获得更多的让步，一度否定了该“协定”。

美国服装鞋业协会的执行副总裁史蒂夫·拉马尔，曾与代表服装出口商利益的朱莉娅·休斯并肩作战。2008年夏天，我与他交流时，他回顾了2005年“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最终达成的戏剧性一幕。美国纺织利益集团的确是优秀的谈判者，他说，“他们已经尝到了甜头”。

如释重负

对于数十个曾经担心服装市场分配被中国吞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便是美国对中国新的贸易限制还未公布，在2005年年初发生的事情也足以令其感到可以松一口气。当许多人担心来自中国的冲击将使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贫穷国家付出代价时，美国服装消费市场迅速使问题变得清晰了，因为美国消费者的服装消费需求可以让每个国家出口产品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显然，2005年年初在中国进口服装涌入的同时，几乎所有主要的美国服装供应国对美销售额都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见图12-2）。事实上，遭受重大损失的只有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等相对富裕的地区和国家。过去曾是香港出口的T恤，现在由于香港地区受到配额限制而将生产转移至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关于这一点，多数贸易专家认为本该如此。

图12-2　2005年美国取消配额后服装进口变动情况（2005年1~4月与2004年同期相比）（单位：立方米）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OTEXA quota release and trade data.Data in square meter equivalents.

2008年年中，美国服装与鞋业协会主席（AAFA）凯文·伯克对当时美国服装贸易形势进行了调查。他告诉我，经过数十年在全球疲于寻找配额后，美国服装企业最终进入了高端竞争。美国服装企业正在寻求与高品质的供货商建立长期性关系，不再必须从有配额的毛里求斯购买羊毛西装了。最终，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是一些相对优势。

中美洲国家有临近美国市场的优势，吸引着将市场视为最重要环节的企业。孟加拉国迅速成为棉质裤子不二之选的供应国，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则因一些羊毛和针织服装价格适中而具有竞争优势。小国斯里兰卡在高端贴身内衣市场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并且其环保的生产流程也获得日益增长的回报。其他国家，如柬埔寨因其劳工条件优越而闻名，越南则是许多服装产品生产的一颗日益崛起的新星。

2005~2008年的贸易数据展现出了复杂的贸易图景（见图12-3）。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中还是有一些输家，尤其是非洲的国家。然而，同时不发达国家中也有许多赢家，而且最严重的输家集中于富裕的国家。[6]截至2008年年中，虽然中国仍然受到配额限制，但这些配额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中国的配额每年都有剩余，价格也在下降。2008年，美国市场的T恤来自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7]

图12-3　美国服装进口变动情况（2008年与2004年数据对比，2008年截至6月）

资料来源：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OTEXA trade data.Data in square meters.

接下来是什么

2009年1月1日，美国取消多数针对中国的配额后，国际服装贸易版图再一次重塑。奥吉和朱莉娅对于接下来的美国贸易政策走向意见不一，并不令人惊讶。朱莉娅认为过去出现的剧烈的中国冲击不会再度上演。成本上升、工资增加意味着中国不会再挤压其全球竞争者。但是奥吉和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的卡斯·约翰逊相信中国依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纺织行业持续萎缩，失业、破产、工厂倒闭的悲剧依然在上演。在卡斯和奥吉看来，悲剧将扩大化。两人均认为没有配额限制的中国可能将迅速挤垮中美洲国家的服装行业，而这些国家正是美国纺织品的最重要的买家。然而，或许更重要的是，卡斯和奥吉强调，中国在进行贸易规则博弈之外，还使用了其他隐蔽的竞争手段，如假货、货币操纵以及不公平的补贴等。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企业平等参与竞争。[8]

2008年夏秋之际，奥吉和朱莉娅再一次为针对中国贸易政策议题而展开斗争。代表服装进口商利益的贸易律师布伦达·雅各布斯警告，采购中国服装的美国企业准备应战。美国纺织行业已经“磨刀霍霍”，雅各布斯对美国服装进口商警告，该行业准备使用一切政治手段应对中国的挑战[9]。当年夏天，我与在华盛顿和美国服装进口商共事的人交流，他们似乎都参与了这场博弈：猜测奥吉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奥吉的撒手锏到底是什么？

当年9月中旬，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在总统竞选中平分秋色，双方不遗余力地为胜选全力以赴。朱莉娅和奥吉都认为势均力敌的选举形势对奥吉有利：因为笼络纺织行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是获取选票的有效策略。奥吉对我说，“越是临近总统选举，形势对我们越有利。”

我问奥吉美国纺织行业的撒手锏是什么：是监督协定、进口保护、惩罚性关税，还是国会行动？

奥吉笑着说，“都是。”

这并不是朱莉娅想听到的。

2008年，朋友和敌人

哈里·杜鲁门有句名言：在华盛顿拥有朋友的唯一方式是买条狗。经过多年贸易斗争之后，就很容易理解杜鲁门这句话的睿智之处。在我的T恤故事中，政治盟友转化就像贸易流动一样迅速。

2004年，由于担心来自中国与日俱增的威胁，数十个发展中国家选择支持奥吉及其阵营。2008年世界各地的纺织利益集团再一次支持奥吉阵营。当年秋天，埃塞俄比亚纺织与服装制造商协会（ETGAMA）、莱索托纺织出口商协会（LTEA）、墨西哥纺织工业协会（CANAINTEX）与其他来自至少12个国家的纺织利益集团一道，通过邮件和游说等方式给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美国国会施加压力。中国商品即将再一次“兵临城下”，这些组织呼吁美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应对。[10]2008年年末，什么力量推动这一国际联盟的形成及其运作模式还尚未清晰。奥吉在提及其国际盟友时强调，“我们将与他们合作开展工作”。

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到了朱莉娅一边。朱莉娅支持“麦克德莫特议案”（McDermott Bill）和“2007年新伙伴关系发展议案”（new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act of 2007），后一个议案将授权美国免税进口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显然，受益的不发达国家选择站到朱莉娅的阵营。而那些已经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的国家则希望“美国自由贸易伙伴集团”尽可能的小，因此他们选择了奥吉那一边。

还有一些国家是“两面派”，既支持奥吉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赞同朱莉娅为其争取自由贸易的机会。这种情况就很难分辨敌友。[11]斗争的界限与前些年相比显然是更加模糊了。

美国国内盟友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差。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从种子到T恤的联盟一直是奉行保护主义可靠的中坚力量，20世纪90年代该联盟出现裂痕，当时衬衫行业倒向了朱莉娅一边。但是，在2005年从种子到布料联盟依然坚定地支持奥吉。得克萨斯州的棉花种植者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品生产商为获得华盛顿的政策支持而长期合作的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行业能够长期获得华盛顿的政策偏爱。纺织品生产商和棉花种植者很久以来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事实上，2007年位于拉伯克的美国平原棉花合作社董事长和CEO沃利·达内尔当选为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的副会长。在我造访拉伯克时，沃利告诉我，“我们尽力相互扶持”。

2005年，棉农游说团体支持奥吉寻求限制中国服装进口，几年之后纺织品游说团体通过押注2007年农田法案（bill）转变了自己的政策偏好。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版看到的，该法案与棉农关系不大，但却对纺织品生产商意义非凡。尤其是，依据2007年农田法案，美国政府为纺织厂购买的每一担棉花买单，该条款将让每个人都抓狂。[12]

2008年，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正在威胁这个亲密的同盟。然而，如果沃利·达内尔选择再一次支持奥吉对抗中国进口商品，棉农就要为与其最大的客户的斗争而背书。到2007年的时候，中国所购买的美国棉花总量要比美国本土的纺织行业多两倍。[13]如果棉农与奥吉结盟寻求限制美国进口中国服装，这些棉农将会重挫中国进口美国棉花的能力。

对于沃利·达内尔来说，身兼美国平原棉花合作社董事长和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的副会长两职很尴尬。当我向沃利问到这一点时，沃利打趣道，“我在办公室放了两顶棒球帽，当有人说道‘中国’或‘北卡罗来纳’时，我可以迅速地改换帽子。”

任何人都会怀疑，面对全球商业现实，联结得克萨斯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传统忠诚还能维持多久。一项悲观的估计表明“种子”（棉农）可能很快就会走向“衬衫”的道路。的确，悲观估测“种子”将和“衬衫”走到一起，与朱莉娅站到一起让中国T恤进入美国市场。

与我谈话的人似乎都难以预料结果如何。对于很多人来说，语速很快且时髦的纽约人似乎很难与得克萨斯的棉农在华盛顿团结在一起。（布伦达·雅各布斯说：“你应该见过他们坐在一起的情形，就没有什么效果。”）朱莉娅·休斯却认为，美国纺织品生产商与棉花种植者的传统纽带很难打破。然而，在其他人看来，美国的棉农不太可能继续支持传统盟友，做出损己利人的事。他们可能逐渐退出与纺织品协会的联盟。

然而，2008年转换的盟友或稳固的盟友是如此的有趣。这种现象表明：无论出现哪种结果，服装贸易依然由政治主宰，而非市场。或许，此时市场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但经过对华盛顿的律师和游说团体、配额和贸易协定、防卫和贸易协会、倾销请愿以及盟友转换等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我发现赢家还是最优秀的谈判者，并不是质优价廉的T恤。

大卫·伯恩鲍姆（David Birnbaum）是美国服装行业知名的采购专家，他在2008年发出一件令其震惊的消息。他向美国进口商警告，中国将成为“不可靠的供货商”。中国商品的价格、质量以及运输成本并不在他担忧之列，他真正担心的是政治。[14]

奥巴马的交易

到2008年11月末，巴拉克·奥巴马似乎已经巩固了其在总统大选中的对约翰·麦凯恩的领先优势。然而，在选举当天，事实上所有媒体都将北卡罗来纳州视为影响总统选举结果的关键州。尽管在此前10次总统选举中，北卡罗来纳州有9次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但民调显示此次选举奥巴马有机会赢得北卡罗来纳州。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活动中，奥巴马在该州的纺织社区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而且奥巴马在整个美国竞选过程中都身穿美国制造的T恤。在11月播出的电视竞选广告中，奥巴马谈及卡罗来纳州工厂，是一家以北卡罗来纳州为生产基地的纺纱公司。在这段竞选广告中，在工厂大门紧锁，逐渐消逝于一面美国国旗中的镜头下，一位表情严肃的解说员说道：

……卡罗来纳工厂。那家厂房被迫关闭，2600名工人失业。曾让工人引以为豪制作美国国旗的工作，现在已经外包给亚洲国家或地区。在像约翰·麦凯恩等政客的帮助下，美国背叛了工人。麦凯恩支持减税和有利于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的贸易协议。因此，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不该投票给麦凯恩。[15]

在总统大选的10天前，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的卡斯·约翰逊收到了奥巴马的来信。[16]在信中奥巴马回答了此前该协会提出的关于总统候选人对纺织贸易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有6点，主要包括：应对中国进口商品的策略，在未来贸易协议中设置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等内容。

在信中，奥巴马承诺当选后实施该行业所寻求的大多数强有力的政策。而且他认识到纺织行业的特殊性，他在信中写道，“……对于纺织行业工人面临因贸易挑战带来的困境，我十分清楚。我期待与贵行业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17]

这是一个交易。该交易与我在互联网上和图书馆架上所看的文件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奥巴马的关于纺织行业的信件看起来与尼克松、卡特和里根类似的信件如此的一致，以至于很难想象数十年已经过去了。在11月29日，选举5天之前，所有的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成员知悉了奥巴马的交易。

约翰·麦凯恩并没有回答纺织行业的问题，他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作为众所周知的自由贸易主义者，麦凯恩可能给不了该行业想要的答案。

虽然奥巴马在11月4日晚宣布赢得总统选举，但在两天之后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结果才公布。奥巴马仅以1.4万票的优势赢得该州的选举，该票数仅占北卡罗来纳州投票总数的0.2%。截至2008年，北卡罗来纳州纺织与服装行业仍有超过6万个就业岗位。

选举结束后的一些天之后，我问奥吉“奥巴马信件”能否作为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赢得选举的一个因素。

奥吉答道，“我认为是有用的。”

朱莉娅和奥吉两人似乎总是在斗争，却很少回顾过去。然而，像今天中国的服装工人，朱莉娅和奥吉也有兄弟姐妹。令人麻木而又复杂的斗争和贸易保护统治着今天的纺织与服装贸易。无论如何这种局面都会让人回想起尼克松和里根时代。但事实上这段漫长绚烂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乔治·华盛顿以前的时期。

我经常能听到奥吉及其阵营被冠以“恐龙”（守旧的人）“保护主义者”等称号，这些称号意在表明奥吉等试图减缓和管理贸易流动的人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历史进程。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但市场保护亦能推动进步。有时候保护制约了财富的增长，但也有时候市场保护能比市场开放激发更多的创造力。正是市场保护促使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尼纺纱机。虽然没有贸易保护，作为整体的世界会变得更富裕。和以往的阻碍一样，贸易保护将使未来的世界更有爆发力。

如果恐龙尚未灭绝，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出这种情景。同样，也很难想象，当时奥吉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前辈们首次试图阻碍亚洲廉价的棉花涌入美国市场。

尝试新的内衣

在17世纪早期，英国羊毛行业全球领先。该行业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它成为社区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与20世纪早期主导北卡罗来纳州的棉纺工厂极为相似。就连编织和刺绣等辅助产业也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英国羊毛方面的顶级作家经常陷于托马斯所说的“诗兴大发”状态，他们低调的赞美将英国羊毛视为“财富的根基”，高调的夸耀则将英国羊毛比作为“参孙的头发”。[18]

尽管英国人对“英国羊毛”满怀着诗意的赞美之情，但“英国羊毛”一词在英国却并不流行。虽然羊毛料确实是英国经济的中心，但羊毛对于英国普通民众来说还是相当的昂贵，因此即便是英国中产阶层的人也没有几件羊毛料的衣服。并且像现在一样，当时的羊毛衣服接触后让人感觉痒痒的，而且很难打理，此外在英国潮湿的夏天它们穿起来又热又湿。如果给那些最为激昂的爱国者一个选择，很难想象它们怎么会选择羊毛内衣而不是棉质内衣。

17世纪50年代左右，印度的手工棉质印花布和平纹细布开始涌入英国市场。就像中国T恤对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一样，这对英国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福音。袜子、儿童衣服、外衣等都有了不错的新替代品：它们价廉、质轻、耐洗。这些布料色彩艳丽多样，穿起来柔软舒适、无痒感。1691年，东印度公司的高管们关于印度服装这样写道，任何数量、类型的印度棉质衣服都应该运往英国，“此时在英国印度的一切产品如此畅销，你们必须保障运输万无一失。”[19]丹尼尔·笛福对进口印度廉价棉质衣服表示担忧：

我们的房间、衣橱、卧室、窗帘、坐垫、椅子、床上用品到处都充斥着印度棉花布……这些曾经都是羊毛或丝织品。现在与印度的贸易还提供女人穿的裙子、房间里的家具。[20]

读者们毫无疑问地会预测到英国羊毛行业对于亚洲廉价棉质衣服大量流入英国市场的反应。正当英国消费者渴求廉价舒适的印度衣服时，英国议会已经感受到了国内“毛纺织工人的抱怨”。[21]在毛纺织厂倒闭，失业工人逃往爱尔兰和荷兰的阴影之下，毛纺织厂主痛斥危机，甚至饥荒的严重性。即便是仍在运营的纺织工厂也大幅裁员，与之相关的行业以及羊毛产区的店主也都遭受严重的损失。他们的呼吁加入到了刺耳的抱怨声中。在许多产区，失业率高达50%以上，致使一半左右的男人、多数女人和儿童靠教区的救济金度日。而且廉价的进口棉质服装成本不仅体现在失业上，还表现在生活中。1700年《英格兰年鉴》（England’s Almanac）报道称：

戈尔多芬（Godolphin）男爵和昆斯伯里（Queensbury）公爵姐妹都是因衣着平纹细布和睡袍烧死的；弗雷德里克夫人的孩子身穿印花布连衣被烧死；圣·保罗学校的房子因使用印花布的床单和窗帘而着火；哥本哈根的一家剧院印花布挂饰着火，在场的三四百人被烧伤。[22]

穿新的内衣很危险。

17世纪晚期，英国议会爆发反棉质衣服进口的抗争。毛纺织利益集团主张限制进口棉质衣服，而理性的声音主张棉质布料比毛料更优越，尤其在夏天更是这样。正如今天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利益诉求一样，当时英国毛纺利益集团也是努力为该行业保留部分国内市场。例如，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仅可在夏天使用棉质衣料：

从万圣节到天使报喜节期间，所有人，不管是谁，都只能穿羊毛料的衣服。[23]

为了支持国内毛纺行业，其他的尝试包括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特殊群体的服装。如果包括的群体可以足够大，英国毛纺行业可能会保留。1699年设立的法案规定：

所有的地方治安官、法官、大学学生以及普通法和民法教员全年都必须穿羊毛料的衣服。[24]

当法令规定着装的努力失败后，毛纺利益集团将注意力转向弱势权力群体。他们的论调很无耻，在他们眼里即便是再穷的人也买得起羊毛料的衣服。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收入在5英镑以下的女佣只能戴羊毛料的帽子。就像在今天美国的贸易协议中，美国纺织行业试图保护国内市场份额。如果毛纺行业在某段时间内有部分消费群体，那么他们宣称的悲惨境地将会有所缓解。

但最终，到1700年英国议会轻松地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满足了毛纺集团部分期望，只有一个消费群体必须穿羊毛料衣服，他们不会因此过敏，而且该群体比女佣还要弱势。该法案规定：

在下葬时任何的遗体只能穿羊毛料的衬衫、内衣，用羊毛料的床单或裹尸布。[25]

像许多其他事件一样，该事件也有一首打油诗：

虽然生前不愿穿，

身后却不得不穿。[26]

当然，每个英国人升一次天堂，而且升天后就不会再换衣服了。因此这个有限的市场不足以恢复英国毛纺织业昔日的繁荣景象。有地主和教会的支持，毛纺织业工人不会轻易地被解雇。1701年，英国议会针对国人发布了一项令人诧异的“印花棉布法案”。该法案规定：从1701年9月29日开始，所有英国人四季都不得只穿轻质的棉料衣服。

所有已经或即将进口到英国的（波斯、中国和东印度群岛）印花、染色等印花布料在英国境内都不得作为衣服或其他用途的原料。[27]

很明显，该法案并不包括简单实用且未被印染的平纹细布。可以推测，对棉花布料有合法“需求”的人可以通过普通的平纹细布得到满足。[28]但是，已经穿上新式流行的印花衣服的人们最好是扔掉旧的羊毛料的衣服。然而，尽管1701年“印花棉布法案”最初对于毛纺利益集团来说似乎是一个胜利，但英国议会不能通过立法拯救毛纺产业的事实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了。

正如所料，贸易保护激发了创新的本能。消费者对棉质布料的需求依然旺盛，并且英国进口的普通未印染的平纹细布价格依旧很低。英国的企业家很快就想出了印染棉布的工艺，并且迅速实现机械化生产。英国诞生了新的行业，并几乎迅速发展壮大。1702年，几乎在“印花棉布法案”生效一年之后，英国贸易和种植委员会开始抱怨贸易保护意想不到的结果：

虽然我们期待禁令能够阻止国人购买国外棉质的衣服，但后来我们发现允许进口白棉质布料已经引起本国印染工艺的蓬勃发展。目前的情况比“印花棉布法案”通过之前对我们更为不利。[29]

贸易保护主义者通过保护性措施阻止印度印花棉布的进口来拯救国内毛纺行业。然而弄巧成拙，他们的举措为英国棉布印染行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温暖而又盈利可观的孵化器。毛纺工人就在印染行业的背后。到了1719年，他们将斗争蔓延至街头。毛纺工人十分坚定地宣布与进口白棉质布料的斗争，因为是棉布进口抢走了他们的生计。所有的男性毛纺织工人不仅开始在伦敦街头抗议和抢掠，而且还袭击女性。当天的新闻报道充斥着他们针对身穿棉质衣服的“骚乱”“暴行”“恶言”的字眼。[30]

显而易见，毛纺工人赢得了斗争。1722年12月25日，新法案规定身穿的衣服和家庭装饰使用进口棉质布料几乎都是违法的。[31]该法案极其愚蠢：仅以保护国内毛纺行业的名义，数十年内禁止进口国外棉布，强迫本国人身穿并不舒适且昂贵的衣服。

英国潮湿的夏天，被迫穿着毛料衣服的人们进行着思索。新法案颁布不久之后，英国人满脑子都是如何在国内生产棉布等一连串的想法。动力机器、珍妮纺纱机、工厂以及工业革命。试图限制进口亚洲地区廉价棉布的保守派贸易保护主义者，为世界开启了全新时代。

第四部分　我的T恤终于邂逅自由贸易

旧衣服的全球贸易

在曼泽斯（Manzese）市场附近一捆刚拆包的美国旧衣物（作者摄）

达累斯萨拉姆市曼泽斯（Manzese）市场杰夫里·米朗基（Geofrey Milonge）在他的T恤摊前（作者摄）

第13章　T恤去哪里了：日本、坦桑尼亚和抹布工厂

我们在停车场见

位于华盛顿郊区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小镇经济繁华，居民待人友善，这里的旧衣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1]足球妈妈通常在星期六的上午竞相丢弃家里的旧东西。在汽车队伍中排在前面的是一辆雷克萨斯越野车，紧随其后的是一辆克莱斯勒大捷龙，接下来是一辆林肯领航员。仅这前三辆车的价值就超过了10万美元，可以购买多数附近社区其中一栋房子的十分之一。救世大军（The Salvation Army）的货车停在萨姆纳购物中心，卡车的空间就那么大，因此付款得趁早而且很紧俏。等待卖掉上一年旧东西的人的队伍要比等着收购的队伍要长得多。通常到了上午10点，货车就装满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卖方只好回去，直到下周再来。足球妈妈丢掉了大部分衣服，她们把不喜欢的高档服装满满地塞进了大的袋子中，都快把袋子撑破了。有些妈妈承认，在稍后的下午她们会去商场购买更多的商品，来年她们很可能再一次把它们扔掉。许多妈妈说在货车前排队卖掉旧东西是为了帮助他人，并且所有的妈妈说她们会使用减税的手段。尽管如此，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妈妈需要为新购买的东西而腾出她们的储藏柜。

她们丢弃了旧T恤？是的，她们承认是她们扔掉了许多旧T恤。她们摇了摇头，不知道她们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旧T恤。很容易理解，美国富裕郊区的二手T恤的市场动因：全是供给，没有需求。

导致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行业生产衰败的高工资也有其另外一面。在使美国制造业陷于困境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比较优势：富裕的美国人，甚至包括美国中产阶层的人们习惯于扔掉旧东西。[2]美国越变得富有，旧衣服供应市场就会变得更大。救世大军曾试图在国内店铺卖掉所有的旧衣服，或者直接扔掉它们，但是目前旧衣服的供应远远超过国内市场的需求，只有一少部分救世大军收集的旧衣服留在美国国内。因为即便是免费赠送，美国也没那么多的穷人接受堆积如山的旧衣服。

但是，美国的旧衣服在世界其他地区很受欢迎，美国人扔掉的旧衣服构成了一个有活力的全球旧衣产业的支柱。当美国还在经受超过30多年的商品贸易逆差，再循环衣服已经成为美国一个持续成功的出口产业。1995~2007年，美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了近90亿磅的旧衣服和旧的纺织品（见图13-1），并且目前该行业的消费者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的10年间，多数年份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旧衣服出口国。[3]

对于旧T恤的全球贸易，观察家们观点存在严重的分歧。回收旧衣服是一个罪恶的行业，这个行业利用慈善机构和捐赠者的善意，并且在其堆积如山的废旧物的冲击下，形成了阻滞发展中国家服装产业的隐形网络。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业，一种灵活的自由市场模式，将慈善动力引导至为穷人筹集衣服？认同该行业的人们坚定地支持着它们，但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过该行业，并且当他们把T恤扔进回收箱时，他们对于T恤可能的去向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只有模糊和通常错误的看法。

图13-1　美国旧衣服出口情况（以重量为依据）

资料来源：USITC Dataweb.

旧衣服行业只有对于行业内部人士来说才是清晰的：它没有普通的名字，没有大的全球性参与者。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进入或是离开该行业，并且尽管有一些工厂，但是大多数都是分散在全球的小家族式企业网络。该网络通常是由种族和家族关系联系起来，并且多数企业在供给或需求方面只有短暂优势。该行业看起来容易，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把富人不想要的堆积如山的旧衣服转卖给缺少足够衣服的穷人。但是该行业将贝赛斯达废旧场的足球妈妈和非洲村庄的妈妈联系起来要面临多重的复杂性和许多的挑战。旧衣服途经的每一站都有另一些竞争者，并且很难提前知道在贝赛斯达的废旧场将会得到什么，以及非洲人们可能想要的东西。

眼下，我决定保留我的T恤。但是未来的一天我会把它投入救世大军的箱子中，并且它将会邂逅新的神奇经历。最为重要的是，只有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T恤才遇见真正的市场。不像美国棉花生产商、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品工厂以及中国的缝纫厂，再循环衣服行业只能自食其力，没有来自政府和游说团体的帮助，甚至是关注，也没有阻止外部强大竞争者的壁垒。在旧衣服市场的成功企业别无选择只有通过进攻而不是防御才能更好地生存，而且每一家企业只有通过与上百家更快、更好、更廉价公司激烈的竞争才存活下来，激烈的竞争使得该行业的企业无暇寻求政治的支持。尽管补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世界棉花贸易，关税、配额和自由贸易协议可以很好地解释全球成品的T恤贸易，一旦T恤被投入救世大军的箱子，其后续的故事与市场有关，与其他的关联则很少。

由于进入贸易之中的几乎每一件旧衣服都是唯一的，因此全球旧衣服还是对于“雪片”市场的一种有趣的研究。在还是原材料的棉花阶段，任何类似等级的棉花包都可以相互替代，并且虽然某些特征是特殊的，纯白T恤也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如果在贝塞斯达排队的足球妈妈扔掉了100件T恤，每一件都将是不同的，并且这种“雪片因素”对于行业的结构和成功的因素有着重要的意义。简而言之，雪片因素意味着该行业最为成功的企业必须在挑选特殊的雪片方面有着高超的技巧，必须有着全球范围的私人关系网允许它们将独一无二的旧衣服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多大的跨国网络能够支撑起全球旧衣服的贸易。最终，旧衣服全球贸易是为了弱势的贫穷群体。

新泽西淘金计划

迄今为止，纽约的斯图宾家族从事旧衣服贸易行业已经有60多年了。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该家族的企业跨美洲贸易公司在布鲁克林的绿点拥有5层的仓库和工厂。几代人以来，绿点都是一代又一代移民的第一站，尤其是来自欧洲的移民更是如此。1939年，波兰来的莫顿·斯图宾就是移民中的一员。至于莫顿怎么开始从事旧衣服的生意，其家族成员也不太清楚。但不管怎样，莫顿寻找到了旧衣服的买方和卖方，并建立企业，把买卖双方联系起来了。

莫顿的儿子艾德·斯图宾无意于从事这个行业。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学者，一直为此奋斗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但是艾德发现成为一名学者并不容易，日益发展的家族企业也需要他，于是20世纪70年代他加入了父亲的企业。今天，尽管艾德全身心地投入企业中，并且被许多人认为是行业的领军人物和代言人，但是他并不真正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商人，他依然在思考当其退休后，他可以继续他的心理训练。艾德的儿子艾瑞克·斯图宾毕业之初也不打算进入家族企业，但是经过数年在其他公司的拼搏，他回到了布鲁克林，加入父亲的事业中。他的妻子萨尼·斯图宾也在跨美洲贸易公司工作。2006年，随着美国中产阶级的减少，斯图宾家族将布鲁克林的工厂卖给了condo开发商，将公司搬迁到离新泽西州的克里夫顿（clifton）。

美国纺织品再循环行业由数千个小家族企业组成，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历经三代或四代，跨美洲贸易公司是该行业的规则和例外。与近3000家行业竞争者一样，跨美洲贸易公司是一家历经数代人的家族经营企业。[4]斯图宾家族的成员每年都目睹大量的竞争者走向破产，并且经营失败的企业迅速被新式灵活的企业所取代。在这一大量企业创立和破产的流动网络中，斯图宾家族的企业屹立不倒、基业长青。艾德·斯图宾经常以困惑的语调反复地对我说：“我们家族的企业依然存在。”好像他不能完全相信这一事实。

到了2008年，竞争版图比前些年更为激烈。斯图宾对我说：“为了保持在行业中的地位，我们的经营必须更加迅捷。”斯图宾家族的企业从纽约1000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慈善机构收购衣服，其下属的85名员工平均每天将处理7万英磅的旧衣服。慈善机构要求的旧衣服价格在市场可接受范围内。来自更加富裕社区的旧衣服的价格往往会趋向于更高，而较为一般社区的旧衣服在一些季节的市场需求较弱。简言之，冬季的衣服相对夏季的衣服市场需求有限，因此在郊区处理御寒衣服的时期，旧衣服的价格趋于下降，而温暖季节时的旧衣服价格更高。2004年，当我初次参观跨美洲贸易公司时，该公司以每磅5~7美分的价格成卡车地收购旧衣服。到了2008年的夏天，由于买方间的竞争日渐激烈，每磅同类旧衣服的价格已经近乎翻倍。有趣的是，在此期间来自中国的新T恤的价格降了一半左右。

旧衣服的买家很难挑剔或规避风险。它们别无选择只能购买被他人丢弃且注定毫无价值的旧衣服，而且这些企业从未确切地了解成卡车装的慈善机构的旧衣服中藏着什么。最成功的买方就像成功的股票交易者在低点买入，抓住时机，而且期待着竞争者没有在低点买入。

不幸的是，当旧衣服进入跨美洲贸易公司时，最好的部分已被挑走了。较大的慈善机构，如善意和救世大军从捐赠物里挑走那些可以在其店铺里销售的东西，因此等这些捐赠物到斯图宾的企业时，它们已分别被最初的主人和慈善机构丢弃了两次。精明的买家不仅知道在何时买什么样的商品，以及其被捐给的慈善机构的名称，他们也知道哪家慈善机构会扔掉哪些东西。

在过去的一代人之间，艾德·斯图宾见证了该行业本质的改变。数年间，该行业本质上就是一种分类的商业模式。倾倒在码头上的成吨衣服被分为三种基础类别：待售的衣服、抹布和纤维。每一类都有现成的买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类都可以获利。不论旧衣服进入仓库后，被粉碎成纤维、切成抹布还是作为可穿的衣服，多数收购旧衣服的成本价格都远远低于售价，因此斯图宾家族的企业总会盈利。那时该行业相对目前较为简单和容易，并且正是看似容易盈利吸引了竞争者的加入。

20世纪70年代日益加剧的竞争导致此后30多年间，旧衣服的价格持续不断下跌。随着销售价格的下滑和买进价格的上涨，斯图宾家族企业的多数分类商品的售价低于成本，三种类别的旧衣服分拣和销售的模式难以持续。该企业的运营模式由简单分拣转变为精挑细选。精挑细选通常比分拣需要更多的技术，也产生了更多显著的风险。当该行业的有些公司只是简单地“分拣和销售”时，跨美洲贸易公司等几家公司已经在精挑细选方面开发了重要的专业技术。

工人站在传送带的两边，旧衣服通过传送带经过工人迅速进入跨美洲贸易公司的仓库。[5]像《我爱露西》（I Love Lucy）的重演，工人抓住迅速经过的旧衣服，把它们扔到桶里或重新放回传送带上。在这个阶段，分拣衣服对技术没有太多要求；“粗分类”只是简单地对产品进行识别并将其放置到适合的地方。这部分的分拣包括：裙子、男士短裤、家用品和牛仔裤等。T恤的材质有自己的分类，不只是T恤还有其他诸如类似棉质T恤布料的旧衣服。

T恤类的旧衣服又进入另一个传送带，又有一组工人等在那里。工人们快速检查每一件旧衣服进而决定其下一步去向。在此阶段的分拣的敏感而且重要：工人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分拣，而是对旧衣服进行精挑细选和评级，这项工作要求更多的技术和更集中的注意力。因此，这一阶段工人的报酬也更高。工人按照破、旧程度将旧衣服分成次新、微破和不可销售三类。当工人在评级和分类时，他们其实也是在淘金，因为有些“特色”的旧衣服即使很破旧，仍然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能卖上好价钱。所谓的“特色”衣服就是虽然人们很难准确地说明“特色”是什么，但就是旧衣服中价格最高的。一旦工人将某件旧衣服视为“特色”的衣服，这件衣服随即被单独挑出来送到另一个车间作特殊处理。萨尼·斯图宾则负责寻找与特色衣服相匹配的客户。尽管还尚不知“特色”的含义，但显然这项业务取决于工人的识别能力。因为将迅速流转的特色衣服与废料一起扔掉就像金子随同公司的利润一同冲进河里一样。识别具有特殊价值的旧衣服是一门技术，管理专家称其为“难以言传的知识”。换而言之，很难解释这种技术。一位熟练的评级工人大约可以在一秒钟内决定一件T恤的去向。

有些方面“淘金”业务要比别的容易点。李维斯和耐克很受日本人欢迎，由于年轻的日本嬉皮士对这些品牌情有独钟，一条合适的旧裤子或一双旧运动鞋在东京可以卖到几千美元。[6]日本人还喜欢迪士尼，一件完好的米老鼠T恤可以轻松地以10倍于普通T恤的价格卖出。（的确，本书日语版本出版后，2007年我访问东京时，走在竹下通街区，发现有数千件标价100美元的美国旧T恤待售。）

由于对美国时尚服装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日本通常是美国旧衣服最大的消费者。[7]然而，日本对旧衣服的需求仅限于高端而古怪的东西。尽管日本人是在美国的旧衣服行业中花费最多的卖家，但日本仅占美国旧衣服出口市场很小的份额。成卡车倾倒进斯图宾工厂的旧衣服大多数都不是日本人的菜。

一旦人们喜欢的米老鼠T恤被挑拣出来，在T恤之河里的淘金就变得更加莫名其妙了。价值等式可能会颠倒，有时旧衣服会比新衣服更值钱，有时却并非如此。例如，旧的扎染就是金子，新的则不是。但对运动员的T恤来说，这个等式又恢复了正常。不知为何，萨尼·斯图宾看到一件T恤就会知道它对高端客户会不会有吸引力，而且获得高工资的工人也具有这种能力。如何向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工人解释：一件破旧的齐柏林飞艇T恤（再说，齐柏林飞艇是什么）应该被挑出来，而一件新的彭尼T恤却被送往斜槽？某些“事件”T恤（比如戴维·福克纳2001年摩托车大赛纪念衫）具有很高的价值，而另一些事件（比如2002年动物园儿童游乐日T恤）却不能，这又该如何解释？萨尼·斯图宾耸耸肩，反复地说，你只是必须要了解你的顾客。

特别是在欧洲、纽约和洛杉矶，某些T恤目前很受欢迎。例如，有顾客愿意花高价钱向萨尼购买20世纪70年代摇滚乐队的T恤，所以该行业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工人发现“金子”并将其送到“特色”传送带上，并实施特别处理的能力。一件旧的滚石乐队T恤送给非洲则是一个双输的决定。因为非洲的消费者很少关注滚石乐队，也不喜欢破旧的衣服，同样的T恤（比如该组合1972年巡回演出时的T恤）能够在一家新潮的特色商店卖到大约300美元。[8]但如果这样的T恤进入发至非洲的货包里，斯图宾家族企业不仅无法从其特色消费者那里赚取利润，还会令非洲的顾客不满。

作为特色商品被挑选出来的T恤须与特定的消费群体相匹配，尽管此种特色衣服有时候也按重量出售，但通常是按件出售。一件漂亮的米老鼠T恤价值3美元，而一件稀少的摇滚乐队T恤的价值则会更高。然而，在传送带上流转的绝大多数T恤都不是金子，它们的目的地也不是伦敦、洛杉矶以及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就像是纳尔逊·雷恩斯棉花生产的残次品一样，美国旧T恤的最终归宿也是千奇百怪。

T恤的余生

运抵跨美洲贸易公司近半数的旧T恤又开始作为衣服。它们在富裕的美国人眼里已经是垃圾，但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将其视为近乎完好的衣服，这些人穿着来自美国的旧衣服工作甚至是参加婚礼，而且还给一两个孩子当作衣服穿。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旧衣服在所谓的“第二世界”发现了新的需求市场，现在美国的旧衣服商人通过海运向苏联出售大量的旧衣服。根据美国商务部资料，美国的旧衣服运往了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且，互联网上旧衣服的资信区也经常出现来自相对贫穷的欧洲国家的网民发表的感兴趣信息。东欧市场的一项优势是其与美国的天气状况和时尚品位相似。有趣的是，艾德·斯图宾告诉我，富裕的西欧国家的旧衣服行业被相对贫穷的东欧国家抢去了。西欧国家的旧衣服行业并不在本地分拣然后再将冬装销往乌克兰，为了利用低劳动成本的优势，而是将分拣、评级业务转移至更为贫穷的国家。美国旧衣服另外一个通常的目的地包括菲律宾、智利和危地马拉。事实上，运往这些市场的所有旧衣服质量良好，唯一的毛病就是美国人厌倦这些衣服了。

但从跨美洲贸易公司的传送带上快速经过的大部分衣服都首先被运往非洲，这些衣服将经历一个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到最穷的国家的旅程。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来说，旧衣服是美国的最大出口商品之一（见图13-2），非洲的几个国家是美国这类商品最大的进口国。

图13-2　2007年进口美国旧衣物前十的国家

资料来源：UNComtrade.

这些国家似乎都来自世界银行所列的经济瘫痪国家系列，在这些国家妇女依然要挑水，婴儿出生在泥巴屋中。旧贸易的批评家经常用这些国家的景象来批评旧衣服贸易，他们喜欢将这些最贫穷的国家描述成为美国破布的倾销场地，美国的倾销无异于在这些国家经济伤口上“撒盐”。

艾德·斯图宾去过许多这样的国家会见客户，敲定生意。他去过尼泊尔、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贝宁。这些国家肚子浮肿、地雷炸伤致残截肢的人们的形象至今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但是对艾德·斯图宾来说，非洲并不是垃圾场，也不是毫无希望之地，而是他的消费者，或者说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客户。每个消费者对旧衣服的质量、服务和价格都有严苛的要求。一想到将旧衣服倾倒至非洲，艾德略微地感到有些不快，但更多的是感到有趣。旧衣服贸易这种商业模式不会让斯图宾家族的企业生存下去，更不用说其竞争者都在极力设法满足非洲消费者的需求。

随着美国人不断清理越来越大的（但仍显得太小）衣柜以便去商场购买更多的新衣服，旧衣服的供应迅猛增长，导致市场力量的平衡倾向于非洲消费者。无论非洲消费者想要的是卡其布、婴儿服装或是T恤，都有来自西方出口网络的数百个潜在供应商。斯图宾家族企业能够维持生存是通过定位其顾客的需求，并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在恰当的时机送货。基础性的规律虽非原创，却非常关键：顾客是上帝。斯图宾家族企业是在更快、更好、更廉价的竞争中取悦于其顾客。非洲成了垃圾场？确是如此。

正如世界各地的服装消费者一样，跨美洲贸易公司的非洲消费者要的是干净和无破损的衣服。此外，炎热的天气意味着非洲人对轻质的棉制服装的偏爱。但大部分非洲地区衣着保守。除了儿童，短裤几乎不受欢迎。迷你裙等任何带有性暗示的衣服也没有市场。艾德的大部分非洲顾客更喜欢深色的服装，因为深色的衣服看起来不容易显脏。非洲人对时尚的意识同美国人一样，懂得时下是否流行大敞领或翻边裤，并有着相应的要求。T恤非常适合非洲的天气，不过非洲市场更喜欢带有图案和文字的衬衫。

跨美洲贸易公司的多数衣服都是根据消费者的规格要求打包并按重量销售的。一般，一包旧衣服重量是500磅，也有重量较小的，或大的有1000磅。斯图宾不停地对我说，每包的大小和里面的衣服尽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堆在仓库里的是数百个大包，上面标着“女士棉衬衫”“婴儿服装”“男士卡其布裤子”“棉马球衫”或“袜子”，这些包裹准备驶离码头的。在旧衣服贸易商不断地努力满足消费者严苛要求的过程中，如今跨美洲贸易公司将旧衣服分成400多个不同的类别。

T恤是旧衣服贸易商的微小产业。斯图宾家族的企业总共把T恤分成近20个不同的类别。例如，带口袋的T恤、圆领T恤、带四色图案的T恤、带文字的T恤、带双色图案的T恤和运动服T恤。有些顾客会订购包裹中包含几种款式的T恤，有些顾客则还会依其对T恤的偏好详细规定T恤的样式。2008年，品相好的旧T恤的售价大约为80美分/磅。平均3件T恤重一磅，这意味着斯图宾家族的企业以约25美分/件的价格出售给非洲消费者。艾德·斯图宾乐于强调，他可以以低于一封信件邮资的价格将一件的旧T恤卖到非洲。一件T恤的成本大约仅仅是所用未加工的棉花价格的一半。

我在佛罗里达海滩边商店购买的那件T恤非常适合非洲市场。非洲消费者不喜欢带有挑衅性的标识（比如，“你有意见？”）或带有暗示性的信息（“辣妹”等）。但是在我的T恤上带有鹦鹉和棕榈树等颜色丰富的图案，这对非洲消费者来说会感到愉悦，而不是挑衅，并且男女都可以穿。我的这件T恤目前依然完好无损，没有破洞或污渍。虽已洗过几次，但是图案依然非常鲜亮。

然而我的T恤算是幸运的，进入跨美洲贸易公司工厂的旧T恤大约得有一半是不能算是衣服了，因为撕烂的、过于破旧的以及有污渍的T恤在世界市场上几乎没有需求。不能再穿的旧衣服中，T恤是最有价值的：大部分旧T恤都在全球各地的工厂里被作为抹布使用。在艾德·斯图宾看来，没有比旧T恤更好的抹布了。他问道：假如你家里有一堆旧衣服，而你又打翻了咖啡，你会用什么把它擦掉，是牛仔裤、毛衣还是T恤？

进入跨美洲贸易公司的工厂的旧衣服有近三成会变成抹布。跨美洲贸易公司将成包的旧T恤以8美分/磅的价格卖给碎布的商人。许多工业生产过程都需要白色的抹布，因此白色的T恤被单独打包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在这一阶段，价格等式又倒转了，印有复杂的四色图案的T恤的售价要比纯白色的T恤价格低。因为印染用的材料会损害布料的吸附能力。颜色非常深的T恤（其染料会与某些化学品反应）以及含有某些聚酯的T恤（损害吸附能力）也以较低的价格出售。

为了使一件旧T恤能卖给碎布商，其必须保存完整，这样碎布商才可以将它们分割成约为150英寸大小的方块形抹布。如果T恤太破或有太多的颜色或图案，就不能卖给抹布生产商。但是这样的T恤也有价值，它们可以进入另一个市场，变成软再生毛。

一旦被粉碎机（这个称呼很合适）打成碎片，T恤就成了软再生毛。这个工序与将树干转变成地面薄膜有些类似。软再生毛的市场价为2~4美分/磅，其客户遍布所有工业领域。美国二手材料和纺织品回收协会的前执行董事长博尼·布里尔告诉我，旧T恤被用于制造车门、顶篷、地毯、床垫、衬垫、绝缘材料和小箱子。最近，软再生毛发现一个有益环境的市场，在这一市场其被用作绝缘材料。[9]最终，在有趣的循环故事中，高品质的棉质软再生毛又被纺成低品质的纱线，然后再一次变成廉价的衣服。[10]

艾德·斯图宾为几乎所有被美国人扔掉的纺织品找到了用途和市场。能满足奇怪要求的高端产品被销往遍布于欧洲和北美的特色商店，大部分李维斯品牌的旧衣服被运往日本。冬衣将被运至东欧，而旧的棉针织套衫将会被送往巴基斯坦，在那儿被加工成新的针织套衫。软再生毛将被运至世界各地的工厂，当然也包括印度，在印度其被加工成分发给难民的廉价毛毯。意大利是旧羊毛衣服的客户，当地的一个产业建立在再生高档羊毛织品基础上。

但是，旧衣服贸易的核心还是对非洲的贸易，在非洲，来自富人的旧衣服供应的爆炸式增长满足着当地穷人对服装的持续需求。

第14章　小企业如何用美国的旧衬衫为东非提供衣服

旧衣服国度

达累斯萨拉姆的贫困处于一种慵懒而又难耐的状态，就像是一层厚厚的颜料沉积在这个城市中。尽管坦桑尼亚是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是它的贫穷却不像加尔各答和内罗比那样令人疯狂的不幸，而是一种和平方式的存在，是一种慢慢的、有目的、能够平衡生活节奏的元素，和生活中的其他元素比如睡觉、吃饭、购物、大笑、微笑、唱歌一样。贫穷就像是坦桑尼亚的天气，它就在那里，非洲人睡觉的时候有它，起床的时候有它，日常生活中也有它。像天气一样，贫穷的改变并不足以成为聊天的话题。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

朱利叶斯·尼雷尔，坦桑尼亚后独立时代的领导者，有一个争取坦桑尼亚独立的梦想：世世代代受制于奴隶贩子和殖民统治者之后，坦桑尼亚人可以生产自己的食物，种植自己的食物，书写自己的命运。

在尼雷尔的领导下，人民收入在下降，投资在减少，大部分的坦桑尼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到1980年，坦桑尼亚在世界上的人均收入是倒数第二。坦桑尼亚人长期受到英国人的剥削，现在又要受制于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也许能够引发自豪感而且是理论上的自立，但是并不能提供商品、食物、工作和药物。[2]

今天，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坦桑尼亚前进的方式，但对于这个脏兮兮的、平静的、充满欢笑的地方是不切实际的。塔桑尼亚的儿童死亡率是美国婴儿出生率的20倍，这些儿童经常死于在西方国家已经消逝的疾病。艾滋病给村庄和家庭造成了重创，使坦桑尼亚的平均寿命降低到46岁，比上代人还要低。坦桑尼亚的大部分人在自给农业系统中生存且处于贫困线以下，超过40%的成人不能阅读。如何去定义和测量贫穷已经成为人口发展专家的一个挑战，但是去测量坦桑尼亚占据的全世界最低标准却并不难，比如收入、卡路里、富裕、平均寿命、饮水、住房。在过去的一代，中国的平均收入已经翻了5倍。坦桑尼亚只有很小的浮动，2006年达到1美元每天。[3]然而，在2008年，多项数据显示，坦桑尼亚是非洲的一块宝地：国家平静，经济平稳，政治系统有序。

坦桑尼亚最美的不是它的草原风景而是非洲女性。她们比任何地方的女性都高而且自信满满，也许是由于常年把香蕉和面粉顶在头部行走，也许是由于常年为了国家的团结而奋斗。与非洲妇女比起来，白种妇女包括欧洲的背包客、外交官的妻子、传教的工作人员都是黯淡无光的。达累斯萨拉姆的多数非洲妇女都穿着色泽艳丽的本地服装，这些服装优雅地包裹着她们强壮的身体和勇敢的心灵。她们是闪烁在坦桑尼亚的贫穷和艰辛中的花朵。

与非洲女性比较起来，男人相对沉默。他们工作或坐在树荫下，没有什么可自豪的，不强壮，不繁忙。一些男人戴着穆斯林草帽，一些男人穿着印度腰有，几乎没有人穿着传统的非洲服装。几乎所有的达累斯萨拉姆的男人和男孩都穿着旧衣服，就是被美国人和欧洲人遗弃的服装，还有许多穿T恤。过世的朱利叶斯·尼雷尔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西方国家的旧服装是首要进口的，而这一点在他的执政观念中是禁止的。比起一个穿白人丢弃衣服的国家，还有什么是缺少自立或者是象征性的独立呢？然而，对于穿着旧衣服的人类，是很难看到它的探测和独立的。我发现达累斯萨拉姆街上的大部分男人看起来干净整洁。

在2007年，旧服装是美国到坦桑尼亚的第三大出口产业，与2006相比，增加了50%。与安哥拉、莫桑比克、贝宁湾相比，坦桑尼亚是美国旧服装的最大顾客。[4]尽管平均每个坦桑尼亚人要赚钱60年才可能买得起贝塞斯达停车场的雷克萨斯SUV，但是他们却可以以少量的钱穿着得很好，由于全球企业的联网。以这点为例，坦桑尼亚的市场运营得很好。

一便士两件

2003年，当我第一次参观坦桑尼亚的时候，达累斯萨拉姆北部的曼泽斯市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旧衣服市场。这个市场占据了超过一英里的莫罗戈罗（Morogoro）路，包含着数百个摊位，就像城郊的大型购物中心，摊位可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摊位可以分为婴儿装、蓝色牛仔、运动服装或者码头工人装，甚至还有窗帘。高端的旧衣服摊位是今年的时尚，展示得很精美。但是这个码头工人装在2003年是5美元（2008年接近8美元），所以穷人买不起这种高端商品，只有坦桑尼亚的上层阶级才可以消费。蓝色牛仔裤也是高消费产品。仔细观察蓝色牛仔的顾客是有眼力的，在一些方面（有多少兜，多少亮点呢）比原始购买者有更好的识别力。达累斯萨拉姆的年轻人和美国的年轻人一样有洞察力，对时髦的感知很敏锐。

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亨利·米宁在达累斯萨拉姆度过了2008年的暑假。他住在一个寄宿家庭中，我让他研究日常生活中旧衣服的作用。亨利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穿着旧衣服的学生不仅穿着讲究而且十分时髦，已经能和来自华盛顿的学生相媲美了。

非洲的市场机制比美国的百货商店相对灵活。腰围在60厘米以下的迪士裤比腰围在80厘米的价钱贵，因为坦桑尼亚人没有美国人那样的大肚子。因此，一模一样的Polo衫价格是不一样的，更流行的颜色和尺码价格更贵一些。在月末许多工人拿工资的时候，价格会上涨，发工资之间的日子价格则会下降。

也许最有趣的价格行为在男女服装的分类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因为供需影响导致了价格的不一致。首先，因为西方妇女买的新衣服比男人多，她们淘汰的也就多。据艾德·斯图宾估计救世大军运来的整卡车的旧衣服中，女人的衣服是男人衣服的两三倍。女人也更加在意衣服的完整状态，所以女人扔掉的90%的衣服都是好的。然而，男人，不仅衣服买得少，而且穿得时间久，所以旧衣服出口商收到的衣服只有一半是好的。在供应方面，世界供应的衣服中，女人衣服的完好程度至少是男人的7倍。非洲的需求量使这种不平衡更加恶化，因为非洲妇女并不喜欢西方的衣服款式，男人却急需有限的、情况良好的T恤、卡其裤和西装。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结果就是在旧衣服市场，情况良好差不多的男女款，男款要比女款贵四五倍。

在2003年，在曼泽斯市场的中心附近，我在杰弗里·米朗基的T恤摊位第一次遇到他。杰弗里·米朗基长得高而且黑，有着坦桑尼亚人的民族特点：安静、自豪、举止文雅。杰弗里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从乡下来到这里，他希望逃离村庄的贫困。刚开始，杰弗里赊账100斤的衣服在人行道上卖。几年下来，杰弗里在曼泽斯市场拥有了3个摊位，每个摊位都迎合不同的顾客。他的T恤衫陈列整齐，数百件T恤衫都用衣架整齐地排列着。在2003年，杰弗里每天卖10~50件T恤，价格通常在50美分到1.5美元。杰弗里的T恤衫几乎都来自美国。

商标显示大部分T恤的原产地是墨西哥、中国、中美洲，而且大部分的T恤也显示出它们在美国的生活。大学还有专业运动队的T恤（佛罗里达短吻鳄鱼、芝加哥公牛）随处可见，而获胜队的T恤更贵些，华盛顿队的T恤卖得很慢，但杰弗里那天早上的早些时候以2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匹兹堡钢人队的队服。美国的运动品牌也是普遍的，比如耐克、锐步、阿迪达斯，但是杰弗里的顾客很容易就能识别真假（价格便宜、面料粗糙是假货）。在旧T恤摊位上，印有更具价值的运动标识的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T恤整齐地悬挂着，并以其作为摊位的背景。围绕在摊位的背景是一张反斗小宝贝的漫画：周末活动（1999年的伍兹湖募捐长跑）、家庭度假（黄石公园——不要喂熊）、社会道德（治愈疾病的竞赛）、社区活动（格伦山谷青年足球队）等都是顾客的一些选择。

由于“雪片”的挑战，杰弗里非常谨慎地选择旧衣服的采购地。供货商可能会把垃圾藏到一大包衣服中间，他们确信就算是给了你垃圾，你也不会退货。杰弗里更喜欢购买美国或者欧洲分好类的包裹，而并不是非洲的包裹。分类的美国包裹会更贵些，但是衣服上的饰品可能还存在，而且垃圾少一些。在旧衣服的世界里，没有打开的美国分类商品是非常奢侈的。

人类学家凯伦·汉森在对赞比亚的二手服装贸易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对于美国包裹废弃物偏爱的反常表现。[5]在旧衣服中，汉森发现顾客寻找的“新衣服”是褶皱的、有霉味的。新的、干净的衣服不可能被压缩成包裹在仓库或者船运集装箱中放置数周或是数月。因此，更加褶皱的、有霉味的“新衣服”可能是美国来的“新衣服”，而新的、干净的衣服更可能是旧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在非洲穿过或者提前分类的。

坦桑尼亚的淘金

旧衣服的商人不断地告诉我90%的包裹价值来自10%的商品。对于一件完好无损的盖噗（GAP）品牌的衬衫可以卖3美元，但也有十多件旧衣服即便是50美分也很难卖出去。一旦能卖上好价钱的旧衣服被挑走，整个包裹的市场价值就会迅速下降。因此，成功的旧衣服贸易在于追踪“宝贝”（有价值的旧衣服）。对于杰弗里来说，只包含郊区活动的包裹就是失败的交易。如果运动队服、GAP品牌的衣服以及耐克等“雪片”被挑走了，那剩下的募捐长跑服和家庭度假的T恤就会让他赔本。在达累斯萨拉姆，就像在布鲁克林一样，商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抓住那几片“雪花”。

杰弗里告诉我，当他有机会亲自挑选“宝贝”时，他会拿走它们。许多的进口商订购大单的包裹的旧衣服，一单有500~1500磅，这对于一个单独的购买者来说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商和批发商会举行一个商品派对，杰弗里和他的同行们会努力得到一个邀请。有时候，商人们需要10~20美元才能得到邀请。派对的高潮：打开包裹时振奋人心而且具有竞争性。此时是最精彩的，因为只有旧衣服商人亲眼看到打开的包裹，他们才会确信“宝贝”没有被挑走。来自美国的大包裹，会有更多珍贵的“宝贝”。因为即将到来的惊喜，气氛是欢快的而且兴奋的。你永远都不知道美国人会扔掉什么，而被邀请去这个派对可以先目睹宝贝也意味着会有意外的收获。

批发商打开包裹，混战就开始了，一个1000磅的包裹可能包含3000件衣服，几乎每个包裹都有惊喜。商人们开始各自寻找，而且很快地挑出了“宝贝”。“宝贝”的各种小型拍卖也同时发生了：一件整洁的耐克T恤起拍价是1美元，很快就涨到1.5美元，然后是2美元。带商标的婴儿装起价是50美分，可以很快涨到75美分，之后1.25美元。一个特殊的发现就是有好多件同款式的衣服（如6件一样的黄色毛衣，12件蓝色的斜布衬衫），同款式的衣服非常有市场的，就像是商业制服一样。

打开包裹派对中的小型拍卖会十分接近于竞争市场。有许多的买家；有充分的信息；而且一位经济学家可能会说的，在这里可以发现商品的最优价格，且很有趣。惊喜使这个市场兼具娱乐性和功能性。派对是市场也是财富寻找的过程。财富的寻找没有停止，而是扩展到了口袋，就像美国人不仅扔掉好衣服，也会抛弃钱，美国的美元，而且还不少。

最有价值的“宝贝”永远都不会摆放在拥挤的旧衣服市场。极品“宝贝”会摆放在海港附近商业区的树上。这些地方接近达累斯萨拉姆的办公区以及银行，还有二层的证券交易所走廊。这些“宝贝”如非常精美的套装或者像新的舞会礼服，在林荫大路上悬挂着，远离了市场的喧嚣。卖“宝贝”的幸运商人会雇一个帮手坐在树下，守护“宝贝”直到它被买或者是天黑。

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通常不会去拥挤的市场，尽管他们也是穿旧衣服。就像富有的家庭会请人去购买食物一样，许多的坦桑尼亚人和旧衣服的商人是有联系的。这些商人知道他们的尺码和喜欢的样式并会留心这些衣服。当合适的“宝贝”出现的时候，这些商人就会从家里或者办公室给他们打电话。

当杰弗里·米朗基以一个买者的身份在竞争市场出现以后，他很快就以另外的身份加入了另一个竞争市场：卖家。在达累斯萨拉姆有数百个摊位、数千件衣服，消费者必须做出选择。在放置“宝贝”的摊位的另一头是一些难卖的衣服，这些衣服即使便宜也没人买。许多的旧衣服商人在他们摊位前会摆放1~2个卡桌，堆放着没有卖掉的旧衣服。小贩们的好衣服会用衣架整齐地排列在摊位上，而难卖的旧衣服只是简单地堆起来，就像沃尔玛里面的大甩卖一样。

在规模大些的旧衣服市场，许多摊位有带着麦克风的工作人员，他们哼着小曲去吸引顾客的脚步。随着夜幕降临，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老板更喜欢卖掉一些商品，而不是把它们打包。随着下午的逝去，麦克风的声音越来越大。随着夜晚的临近，像杰弗里·米朗基这样的老板都不愿意把甩卖的衣服再打包。随着甩卖衣服的价格大幅下降，斯瓦希里的歌声响起。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甩卖的衣服中午一角一件，晚上会一美分两件。

对于杰弗里·米朗基来说，卖者的竞争和买者的竞争一样大。早上他开始了买者的竞争。如果他早上休息，他就买不到好的“宝贝”。如果他晚上休息，他就无法卖衣服赚钱。杰弗里所在的这个市场比之前的任何市场更灵活的，更接近于真实的市场。由于他自己和市场之间没有什么约束，杰弗里必须根据男女、尺码、颜色、天气、时间来调整卖价。他也必须通过预测早上会发生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付多少钱，调整在商品派对上的买价。

寻找杰弗里

2007年我想要继续追踪杰弗里但没有找到，2008年我又找了他一次。2007年，他给我的电话号码打不通，谷歌也不起作用。我给他写信，信却在数月之后退了回来。我请两个在坦桑尼亚帮过我的人去寻找杰弗里，但还是一无所获。2008年，我给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亨利安排了寻找杰弗里的任务，亨利暑假要在达累斯萨拉姆进行6周的学习。

当我记起了杰弗里T恤店的大体位置的时候，曼泽斯市场已经关闭了，并且被另一个旧衣服市场替换了，所以我还是找不到他。安排给亨利寻找杰弗里的任务似乎有眉目了。在达累斯萨拉姆市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叫迈克（不是他的真名），他认识杰弗里，而且很快同意帮助亨利。亨利和迈克保持了数周的联系。这几周来，两人的会见或者取消或者推迟了。“坦桑尼亚的时间”经常被西方外交官和商人用来描述达累斯萨拉姆的生活。它非常适合亨利：坦桑尼亚时间意味着晚些时候，或者不会。

亨利即将要离开达累斯萨拉姆市了，这就意味着寻找杰弗里的任务失败了。当亨利最后一次联系迈克的时候，他了解到他在阿姆斯特丹。迈克许诺他的秘书会给亨利打电话，但是亨利并没有接到电话。凭借着丰富的人脉资源，亨利从另外一个朋友了解到还有一个人愿意帮忙。他给这位绅士打电话，相约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当亨利到达的时候，没有人听说过亨利提到的这位绅士。虽然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但是亨利没有放弃。亨利认识艾莉娜·马卡尼亚（Elina Makanja），她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自由记者兼助教。伊琳娜是一个热情的旧衣服记者，她同意去帮忙。就在亨利离开坦桑尼亚的前一天，伊琳娜在市场上发现了杰弗里·米朗基。

几个月之后，当我和朱莉娅·休斯聊天的时候，我想起了亨利“寻找杰弗里的任务”。我们讨论哪些国家会很快成为美国市场有竞争力的服装生产国。我问朱莉娅：“撒哈拉以南非洲怎么样？”朱莉娅叹了口气说：“令人悲伤的是，在那儿很难做生意。”

坦桑尼亚时间或者是慢速且没有节奏的生活能够迅速成为一种迷人的方式，吸引着游客的眼光。但是对于一个必须为下个季度备货的服装公司来说，坦桑尼亚时间是它们不愿承受的风险。

2008年，令人高兴的是杰弗里的生意健康且稳固地成长。自2003年以来，他已经又开了4家店铺，到目前为止在达累斯萨拉姆市他总共有7家店铺。杰弗里非常积极努力成为一名批发商。几年以前，他购买大包大包的旧衣服，现在他正在从美国和欧洲进口包裹卖给其他旧衣服的商人，他也经常举办打开包裹的派对。

随着杰弗里国际贸易经验的增长，他也正涉及其他货物的贸易。2008年年底的时候，他正在进口建筑材料比如水泥，他也在房地产方面有投资。当我第一次见到杰弗里的时候，他只会说斯瓦希里语，但2008年年底，我们可以用英文互发邮件了。他写信给我说他在伦敦待了一个月，调查当地的价格和招揽供应商。

尽管全球的旧服装供应正在增长，但杰弗里观察到他所销售的旧衣服价格也在平稳增长。在过去的5年里，他估算市场上高质量衣服的价格几乎翻倍了。高质量衣服的价格在增长，但是基础的T恤价格还是很低却依然平稳。杰弗里说在2003年卖1美元的T恤衫，在2008年能卖到1.5美元。

艾德·斯图宾和杰弗里·米朗基用几乎相同的故事描述了旧衣服贸易这项全球产业。在两个事例中，从事旧衣服贸易的企业的生存依靠其在“雪片”中识别“宝贝”的技术和判定其在市场中价值的能力。两人均强调他们对与供应商的关系和对顾客的了解的依赖。在大西洋的两边，“雪片”规则使经营旧衣服贸易的企业小而敏锐，供应商和顾客紧密相连。一旦你停止停止关注T恤，停止关注顾客，你的生意也就结束了。

在这里，T恤生命的尾声是一项全球性的旧衣服产业。在这个产业里，做小人物是值得的，因为权力的方程式是颠倒的，并远离了跨国公司。的确，坦桑尼亚的旧衣服贸易的始祖和创始人是该行业成功的牺牲品。尽管作为庞大帝国，该行业建立在旧衣服贸易利润的基础之上，但却因规模过大，而难以跟踪“雪花”。

旧裤子太大了

坦桑尼亚默罕默德有限公司（MELT）是今天坦桑尼亚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该公司集团业务涉及制造业、农业和商业贸易。该公司生产肥皂、甜味剂、食用油、纺织品、衣服、自行车。它拥有3.1万公顷的农田用来生产西沙尔麻、腰果和奶制品。METL也是一家大型的贸易公司，将芝麻种子销往日本，鸽豌豆卖给印度，可可粉卖给美国，蜂蜡卖给欧洲。METL似乎是作为完全西方式的公司来运营，并关注市场、顾客和企业责任。METL的崛起是一个西方式的故事。

据家族传说，20世纪60年代METL的董事长乌拉姆·德维杰通过在坦桑尼亚的农村买卖洋葱而起家。在磕磕绊绊的路上，他开着破卡车寻找有富余的洋葱的村子，并将其与有南瓜小果剩余的村子联系起来。他洞察市场趋势和完美时机，并逐渐地增加了卡车和雇员。要是在其他地方和时间，乌拉姆·德维杰有可能会经营一支对冲基金，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坦桑尼亚，乌拉姆将他把握市场机遇的天赋应用于洋葱上。乌拉姆记得，那时候村民尽管贫穷，但通常能吃饱。然而，他们没有衣服穿，至少穿得不像是衣服。那时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多数成年人衣衫褴褛，孩子则多是连衣服都没得穿。

坦桑尼亚对货币管制意味着硬通货稀缺不能用来进口服装，管理不善则导致当地纺织业设备简陋，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当地的官员对旧衣服贸易极为蔑视，甚至直接禁止进口旧衣服。尽管在坦桑尼亚进口旧衣服是非法的，但还是有大量旧衣服通过坦桑尼亚与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的边境进入了坦桑尼亚。而且这种非法贸易都是鬼鬼祟祟、杂乱无章地进行，是一种脆弱的生意，其得以顺利进行靠的是在深更半夜对边境守卫的官员行贿。

1985年，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下台以后，旧衣服贸易合法化。乌拉姆马上预见到了自由化带来的商机。根据在农村经营的数十年经验，他知道当地人们需要穿着得体的衣服。这与效仿西方无关，而是关于尊严的问题。坦桑尼亚人绝不希望看起来像美国，而是想成为衣着体面的坦桑尼亚人。于是，乌拉姆去了美国，开始会见美国旧衣服出口商。

在接下来的10年里，METL的旧衣服贸易发展迅速，很快乌拉姆通过达累斯萨拉姆的港口每月进口的旧衣服就已达到4000吨。旧衣服不仅迅速地进入坦桑尼亚的城市，而且深入到了偏远的农村地区。就像乌拉姆以前做洋葱生意一样，旧衣服交易商定期地往返于穷乡僻壤，而且旧衣服市场很快扩展到坦桑尼亚每一个城镇，并且生根发芽。

乌拉姆从美国经销商购买每包重达2000磅的旧衣服。与时下复杂的分类和精选过程相比，当时乌拉姆的工艺比较简单。通常情况下，旧衣服只被分为3类：A类，看起来像新的衣服；B类，相对完好的衣服，稍微略有褪色或缺了个纽扣；C类，有点破损或污渍。这些包裹被送到METL的仓库里，在那里这些货包再次被拆开、分拣并准备投向市场。

正如艾德·斯图宾曾经发现旧衣服生意比较好做一样，乌拉姆挑选的大部分旧衣服多数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他还发现旧衣服贸易的早期是段好时光。坦桑尼亚人的偏好很少，收入较低，因此他们欢迎来自美国的一切东西。衣服有点破损没关系，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因为这些旧衣服可以让穷人不用穿得破破烂烂，让孩子不必裸着身子。乌拉姆可以把从美国运来的包裹里的所有东西都卖掉，通常都会获利。

最初，仍有许多幻想着自给自足的坦桑尼亚人认为穿白人世界的旧衣服是可耻的。渐渐地，空想家们的论调减弱了，他们也开始穿起了旧衣服。的确，正如卡伦·汉森（Karen Hansen）在赞比亚发现的那样，旧衣服的普及正是该国农村进步的证明。在说到生活质量改善时，村民们常常会说：“本地现在也有旧衣服了。”[6]

但是，随着旧衣服被广泛接受，旧衣服贸易市场日趋成熟。乌拉姆作为第一个进入该市场的人所具有的优势受到侵蚀。METL的业务不断成长，经营多样化，旧衣服贸易所需要的灵活性，该公司也很难满足。该行业几乎没有进口壁垒，似乎只要有朋友的朋友在美国或欧洲发送成包的衣服就可以，于是数百个经营灵活的企业出现了，它们开始从事旧衣服贸易。旧衣服贸易是项高度个人化的生意，就像乌拉姆及其美国的供应商一样，每个新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原有的关系基础上的。关系的维护需要让包裹里令人失望的废物降到最低，让令人惊喜的“宝贝”不断出现，且没有质量问题以维持顾客的忠诚度。要维持“雪片”生意的微妙平衡，就需要对该行业持续地关注，而乌拉姆想把这种关注投入其他方面的经营活动中。

乌拉姆公司的旧衣服贸易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顾客正变得越来越挑剔。C类旧衣服市场完全消失了，如今的顾客在特定的时间需要特定的款式和颜色。由于小企业的主要时间都用于关注高端消费者的需求上，乌拉姆发现要是无法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就很难与小企业相竞争。乌拉姆渐渐地将他的旧衣服生意让给了小贸易商。乌拉姆告诉我，做这个生意，你的规模必须小。

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乌拉姆在旧衣服贸易上的成功，他已经不再是小企业家了。但是对于追随其后的企业家来说，小公司还有机遇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第15章　旧衣物贸易，对非洲到底是敌还是友

不管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还是最富有的地方，都不难找到对旧衣物交易持批评态度的人。有30多个国家要么明令禁止，要么设置各种官僚壁垒禁止旧衣物的进口。[1]即使有时允许进口，各种壁垒也让人望而却步。过高的关税，有些国家还要求提供复杂的健康证明书。许多非洲国家使用的装运前检查公司，实际上就是私人运营的海关，会经常导致估价过高、腐败、渎职等问题。

对旧衣物交易建立贸易壁垒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纺织工业的抱怨。比如2008年中国T恤对美国纺织业的冲击，以及1720年印度棉花对英国棉花的冲击。1990~1998年，在肯尼亚有87家纺织工厂破产倒闭，赞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也同样如此。[2]近几年赞比亚的纺织业失去了近3万个工作岗位，几乎与同期北卡罗来纳州失去的工作岗位数目相等。[3]由于受到旧衣服贸易影响而失业的工人们，据说不止一次地试图放火烧毁旧衣物贸易集市。[4]

虽然北卡罗来纳州在纺织业上输给了中国工人，但是非洲的纺织工业却输给了高收入的美国工人，他们生活的地方非常富足，衣服几乎可以免费赠送。也难怪，怎么能有人跟免费竞争呢？更糟糕的是，批评家们说旧衣物的大量涌入不仅减少了纺织厂里的就业岗位，还使非洲无缘踏上纺织加工驱动的发展阶梯。纵观历史，人们会发现，不管是美国、中国，还是日本等其他国家都是靠纺织加工业走上工业化之路的。

但是即便是排除旧衣物涌入之外，也很难找到证据表明非洲的纺织业会繁荣发展。非洲媒体到处充斥着对当地生产的产品质量和价格的冷嘲热讽，再加上管理不善，和当地纺织公司的破产，很难有效地服务当地顾客。可笑的是，坦桑尼亚的纺织工业在旧衣服大量涌入之前就已经衰竭了，但是现在即便有大量的旧衣服进口，它的纺织工业似乎有了复苏的迹象。虽然当时政府为了保护纺织工业，禁止进口旧衣服，甚至不进口任何的纺织品和衣物，坦桑尼亚纺织工业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还是下跌了将近40%。[5]此外，从数个案例中都可以得出结论，不是国内自给自足的生产而是以出口为目的而进行的生产才是最有效的工业发展的阶梯。而旧衣服对非洲的出口市场不会产生任何威胁。

至于就业问题，虽然旧衣服的贸易会取代一些工作，但是它同样会创造出其他的工作岗位。开车沿着达累斯萨拉姆的旧衣服市场转一圈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经济活力在这个城市其他地方是无与伦比的，有几百，甚至可能数千人在忙碌地工作着。贸易商、进口商、分拣工、洗衣工等从事旧衣服这一行业的人都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尤其是裁缝，它是在该行业创造出的典型职业。他们不仅要把美国人的衣物裁剪得体，适合非洲人较为瘦小的体型，他们还要做出衬衣来与西服配套，把窗帘变成长裙，把短袜变成澡巾，把短裙变成桌布，把桌布变成短裙。虽然很难估算该行业创造出的工作岗位数量，但是乌拉姆·德维杰深信旧衣服贸易创造的工作要比其毁掉的多。在自己事业顶峰的那一年里，乌拉姆·德维杰雇用了100多人从事分拣、评级、分销等工作，这个数目比坦桑尼亚任何一家纺织厂雇用的人数都多。[6]

东非濒临崩溃的纺织工业证明了非洲制造业面临的重重困难，也说明了非洲棉农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尽管造成非洲纺织工厂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与导致其他所有工厂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补贴政策和关税壁垒，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腐败，政治动荡，教育水平低，财产权利不安全，宏观经济不稳定，管理不善，商品代码无效等。[7]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技术类比来说明一下：非洲现在的操作系统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硬件设施正逐步提高（道路、港口、通信），但是非洲还缺乏让工厂成功运营的软件设施，比如高效的警察和法庭，可以执行的权利和法律，透明的监管机制等。最近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是：与其说非洲的工业面临的挑战是旧衣服的贸易，不如说真正的挑战是供应链的各种限制因素，比如说昂贵且不可靠的基础设施，原材料的匮乏，高昂的成本，落后的资本储蓄方式，缺乏信用，管理技能培训严重不足等问题。[8]

然而，如果纺织工业的困境是由于管理不善，那么炙手可热的旧衣服贸易则证明了非洲人民具有企业家的活力和能力。大约10年前，观察家经常会对非洲经济画一条界限来区分经济部门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们认为应当鼓励正式经济的发展，限制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但是今天，至少一些国家意识到非正式的经济模块应当得到鼓励。此外，一些专家还指出，很多活动被冠以了非正式的抬头，这种分类已经失去了意义。

虽然很多非洲国家很想支持有组织的、正式的经济活动，我们也应该支持像旧衣服贸易以及类似的经济活动。因为它给不能去工厂工作的非洲人民提供了脱贫致富的一条路径，也加速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当西方的学生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企业家的时候，杰弗里·米朗基已经在身体力行了。旧衣服贸易为其提供的基础训练为他今后在非洲从事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短短几年之内，杰弗里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买卖旧衣服的小商人变成了一个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的企业家，具备了英语技能，参与房地产投资，还经常到伦敦从事商务活动。杰弗里比本书中的任何一个人进步都大，有时候甚至可以说非洲这种非正式的经济活动比正式的经济活动开展得要好，如果压制这部分经济活动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实际上，及时放开旧衣服交易，坦桑尼亚正式的纺织品和衣物的经营状况也有显著提升。2002年，坦桑尼亚获得了衣物出口到美国免关税的有利政策，虽然在2008年以后在没有配额的贸易世界中，不能完全有把握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些迹象还是让人充满信心。乌拉姆·德维杰认为在一些市场上坦桑尼亚要比中国具备更多优势。2003~2007年坦桑尼亚出口到美国的服装增长了300%，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翻了一倍，[9]达累斯萨拉姆的几个旧衣服经销商告诉我，非洲产的衣服第一次出现了他们从美国回收的旧衣服之中。乌拉姆·德维杰和自己的孩子们很看好坦桑尼亚的纺织工业，用从旧衣服贸易中赚来的钱，他们购买了几家纺织厂，专门针对巨大的美国市场。METL也在坦桑尼亚北部的海岸的工厂里，生产T恤之后出口到美国。

非洲工业发展的前景不在于向美国关闭旧衣服贸易的大门，而是开放面对美国市场的大门。虽然非洲发展和机遇条款中到处都是美国纺织业起草的各种条款，但是它毕竟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看不见的中间人和经济民主

很多批评旧衣服贸易的人说美国人如果知道他们捐赠自己的衣服之后，这些衣服是如何被处理的，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排着队为救世大军捐献衣物了。有新闻报道说，捐献衣物的捐赠者不会知道他们的衣服会被卖给一些“中间商”，这些中间商会从衣服之中大赚一笔。当然，随着很多含沙射影的事情逐步见于报端，这些秘密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不清楚的是批评家们会如何处理这些衣物。

有人说以慈善为目的捐赠的衣物应该直接捐给非洲人民，这样做的难点在于即便禁止商业进口也几乎不可能压制住旧衣服贸易。尽管旧衣服贸易变得非法且隐秘，捐赠的衣物还是迅速败给了旧衣服市场。瑞典的研究人员引用了在几个国家的调查报告，然后说捐赠的衣物很难到达真正对它有需要的人的手中，反而被迅速卖到了市场上。[10]研究人员还发现，专门给非洲难民准备的救济衣物也流向了市场上。所以以捐赠的方式获取的衣服会使中间人谋取利益，但是这个中间人的做法是非法的。[11]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相信，慈善组织在给人们衣物方面，其效率远不及市场。每逢自然灾害，比如飓风之后，人们会大量捐赠衣物，但是如果没有像艾德·斯图宾和杰弗里·米朗基这样的人将衣物分销到终端消费者手中，这些捐赠的衣物大多数会烂在仓库里面。慈善组织提供分拣、评级和分送的功能比较薄弱，而这些正是艾德和杰弗里的长项。所以绝大部分慈善组织几乎在恳求好心的人不要向灾区捐赠衣服。

禁止旧服装进口，就像南非这样，只会让人们想更多的办法来绕过这些壁垒。英国人在试过棉质内衣之后就再也不肯穿毛质内衣了，跟他们一样，一旦人们尝试过这种既便宜又时尚的衣服之后，禁止旧服装贸易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些禁止旧服装进口的国家，走私现象非常猖獗，经常会发现旧衣服被藏在装运的集装箱之中，禁止这项贸易只会使其进入地下交易，使腐败的边境官员中饱私囊而不是合法经营的商人。

至于有人所说的暴利，批评家们指出，比如男子卡其裤在二手市场卖到8美元，但是从慈善组织购买才10~12美分。然而只需要大概扫一眼这一行业的经济链条，明眼人就能看出来暴利是不太可能的。艾德·斯图宾估算说他经手的大多数商品实际上都是赔钱的，因为抹布和纤维的销售价格（每磅2~8美分）要远远低于购买他们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价格（每磅10~14美分）。对于艾德·斯图宾来说所谓的“暴利”要能够覆盖到纤维和碎布交易带来的损失，要能够覆盖80个人的工资开支，工厂的运营开支，还有坦桑尼亚25%的关税。

媒体对旧衣服的报道总是离不开“阴影中”这个词。然而我走访了这个行业的几位业内人士后，我想知道到底是观察家说的对，还是这种隐秘的行为更有意思。我所遇到的旧衣服经销商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的相似之处不在于隐秘的行为而是都非常聪明且有着很敏锐的市场洞察意识，就像小羚羊一样，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争先恐后地去赛跑。

一提到全球贸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跨国大公司，以及里面的高管人员，但是在旧衣服全球贸易中却并非如此，这个行业的出口商来自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等地。不得不说美国人代表着经济的民主，他们构成了一项成功的全球工业中的脊梁，他们能把全球贸易做得更快、更好、更低廉，而且在没有设置贸易壁垒的前提下做到这样。

旧衣服贸易民主化的影响也传向了非洲，正如约翰·奎恩所说的那样，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所采取的政策都会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利高度集中。[13]对于很多非洲的棉农来说，国家所有以及国家控制使权利结构的最底层人员变得非常贫困。其政策，尤其是国家所有的政策实施之后会通过一张授权或者腐败的网把权利和民众手中的钱集中到权利最顶端。[14]国家对纺织业的所有权是富了极少数的人，但也剥削了劳苦大众。杰弗里·米朗基和他在旧衣服市场里的同事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体制中来。旧衣服的贸易是由普通民众运作的而不是精英阶层，其中涉及进口商、终端客户、司机、修补匠、中间商，而基本不会涉及非洲腐败的政府。这种交易不仅让普通民众穿上了更好的衣服，还让他们参与到了商品贸易中来。非洲的企业家无法参与精英俱乐部，也没有有效的软件条件管理正式的商品市场，但是他们依靠旧衣服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人脉关系、信任以及社交网络。多亏了这种贸易，杰弗里·米朗基还有他的同行们现在才成了国际贸易的参与者，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办法来克服非洲的各种挑战。

对旧衣服的最后一点批判论点是买卖旧衣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非洲人民穿着已经至少被丢弃了三次的衣服，还怎么可以抬起头做人？在坦桑尼亚，我听说过有些持反对态度的人也穿着白人世界丢弃的衣服，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乌拉姆·德维杰还有他的孩子们告诉我，反对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自己很多人都穿着旧衣服。300年前在英国，到后来即便是羊毛工人自己都喜欢穿棉质的内衣。对于乌拉姆和他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在乎这种所谓的丢人的观点，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指出，真正丢人的不是穿旧衣服而是没有衣服穿。

在议论坦桑尼亚的旧衣物交易行业的各种好坏之处时，还有一些点没有提到，那就是不管这种贸易的经济成本和利益怎么样，做这种交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发现，不管是出租车司机、店员还是高中学生，他们谈论起买卖旧衣服这件事的时候不但没有任何尴尬而且非常开心。当地人很善于也很看重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就好比一位美国的足球妈妈可能会压低声音悄悄地说：“你不会相信吧，我这件东西在沃尔玛5.99美元买到的，值吧！”同样如此，坦桑尼亚人也会因为买到一件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开心。坦桑尼亚人会不止一遍地指着他们淘来的衣服给我看，然后压低声音，笑着告诉我：这件是从二手集市上买来的，很值！在坦桑尼亚，去购买旧衣服是一件很有趣的消遣活动，就好像美国人去商场一样开心。然而达累斯萨拉姆的旧衣服市场要比城市的购物中心，更加有趣，充满着更多惊喜。因为美国人知道在GAP、Sears这些店里面应该陈列什么，但是去买旧衣服的人就好比踏上了淘宝之旅，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下次美国人会扔掉些什么衣服。

凯伦·汉森在赞比亚旧衣物交易研究中提到，买旧衣服的新引力不在于仿效西方人而是在于要合理穿戴的欲望。汉森说在赞比亚人把西方的衣服变成自己的，他们从市场买的衣服搭配起来，反应的是赞比亚而不是西方的文化形态。[15]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说旧衣服交易满足了非洲许多人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汉森说满足的不是需求而是要求。人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去逛旧衣服市场，挑到合适的外套，目的不是遮肤掩体，也不是看起来像美国人，成为一个精明的购物者。

最后，旧衣服交易对于环境保护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这一行业没有任何污染过程，或者产生任何污染的化学物质，其实基本上是100%回收了所使用的纺织品。现在，大部分的衣物来源是慈善机构，在未来，纺织品回收也可以采取我们回收玻璃、废纸、铝的方式。2007年，产生了将近1200万吨的纺织品废料，[16]虽然纺织品回收的比例在逐渐增加，但是远远不及废纸50%的回收率。对于艾德·斯图宾、杰弗里·米朗基以及对于环境保护来说未来是有很大潜力的。在旧衣服贸易中，对商业有利的就会对我们整个地球有利。

坦桑尼亚与许多非洲东部国家一样，过去20年在体制上有了很大的改革，政策已经转向了市场解放。在很多国家，这种转变并非是自愿的，因为很多国家必须采取与美国一致的政策才能够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对新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担忧这种开放会导致本来已经很低下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会降低公共服务水平，使农民收入减少。人们担忧坦桑尼亚自身已落后而且毫无准备地参与到世界市场上来，会被市场力量迎头重击，陷入最贫困、最困难的境地。[17]而另一种论调是世界银行认为只有开放才能给非洲的贫苦大众带来希望。[18]

到底哪种观点是对的，托尼·沃特斯决定自己一探究竟。[19]他仔细研究了坦桑尼亚西部一个小村子在经济解放之前（1985年）和经济解放之后（1995~1996年）的情况。沃特斯最终发现两种论调其实都不正确。在这个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情况既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差。即便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坦桑尼亚农村的生活大致都差不多。村子里的房子基本没变，学校、商店以及道路仍然保持原貌。人们似乎既没有变穷，也没有变富有。华盛顿和达累斯萨拉姆发生的事情好像对当地没有带来任何影响。沃特斯得出结论说，至少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子里，情况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沃特斯注意到了一点，人们比以前穿得好多了。这可能在我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但是对Shunga的人民来讲却是一件大事。多亏了世界贸易，多亏了像艾德和杰弗里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世界偏远角落的世界上最贫穷的小山村，人们的生活才会有一点点改善。

无须担心现在，但中国紧随其后

美国旧衣服中间商的关系竞争日益激烈，这个行业整体而言在全球贸易的版图上还是稳稳地占领着一席之地。每年富裕的美国人会买越来越多的衣服，所以也会扔掉越来越多的衣服。中国制造的衣服越来越便宜，会加速以上的这种趋势。此外，衣服可以回收的比例在逐渐上升，这样会使更多的衣服进入市场而非进入垃圾堆。两者加起来，持续增长的消费以及回收率的提升会确保有更多美国旧衣服进入全球市场。

这种推断应该是合理的，多亏SMART的不懈努力，以及很多国家进口开放政策的实施，对旧衣服进口的贸易壁垒逐渐在降低。可能更重要的是，贫穷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越来越高，而且对时尚衣物的追求也越来越多，这两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没有人工干预的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故事，简单的市场动态预示着一个很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在本书的结尾，这个简单的案例对于坦桑尼亚来说是一个成功，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成功。艾德·斯图宾和杰弗里·米朗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靠市场逻辑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政治阴谋的网络。美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才得以生存，美国的棉花生产商也是靠政策扶持，但是在这里，在这个毫不知名甚至被人们忽略的地方，却完全靠市场竞争这种简单的经济逻辑来生存。

在本书结尾部分，能看到一个真正运营中的市场也很让人耳目一新，看到价格随着一天时间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地点的不一样也会有变动。这种灵活性就是斯图宾和米朗基每天都会参与的更快、更好、更便宜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在这个市场中，每个人都必须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专注地处理好与客户、供应商以及竞争者的关系。旧衣服的贸易就像一群羚羊在舞蹈，而对狮子没有任何防备措施。这是一场很惊奇的表演。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商业形态至少不会引来低收入的竞争者参与竞争。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也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但是对于艾德和杰弗里来说这却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中国慈善捐赠的传统不是非常强烈，而且中国人的收入还不能让其随心所欲地丢弃和置换衣物。而美国的比较优势就很明显，他们生活富裕，消费水平高，即便是遭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美国仍然能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人这种无止境的高消费水平会源源不断地给杰弗里提供进货来源，让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

但是加上在2008年的时候，杰弗里·米朗基和艾德·斯图宾都非常担心来自中国的廉价服装会对自己的生意造成冲击。

每天杰弗里都会到达累斯萨拉姆的商店橱窗里看来自中国的新衣服。这些衣服常常是给欧洲或者美国生产衣服剩下来的尾货。到目前为止，比起中国来的新衣服，顾客还是更青睐于美国的旧衣服，杰弗里说这是因为后者的质量会更好一些。但是中国新衣服的价格一直在下跌，而美国旧衣服的价格却在上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衣服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最近几年坦桑尼亚相对较强的经济表现更加剧了中国的威胁。杰弗里担心，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喜欢穿新衣服的人会越来越多。

艾德·斯图宾的担忧有点复杂得多。2008年，我与艾德再次交谈之后，我现在意识到他的生意是政治因素产生的，生于政治也可能会毁于政治。斯图宾家族的生意现在至少部分上依赖于中国的“奥吉·坦蒂洛”，不像美国的纺织业和棉农，斯图宾家族企业不会从美国政府得到任何保护，虽然有点奇怪，但是斯图宾家族企业的保护实际上来自中国政府。

由于国内纺织和服装业的压力，中国政府早已禁止往国内进口旧衣服，这种禁令似乎威胁到了跨美洲贸易公司的生意，但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斯图宾家族的生意所创造的价值在于其高度熟练的分拣和评级技能。这些技术能把救世大军一大卡车的衣物快速地通过分拣，将御寒的衣服送给乌克兰，将T恤发往非洲，将牛仔裤发往日本，将高端衣物发往曼哈顿东村的商店里面去。

要把一车衣物从美国运到非洲，第一步是运到新泽西港，跨美洲贸易公司要花掉700美元把5万磅的衣服运到此地，运到欧洲还要再花去5500美元，时间要花去1个半月，中间还要在欧洲停一站。集装箱运输是另外一个由市场力量进行控制的干净行业。如果在一个既定的港口空的货船比较多的话，装卸集装箱再运输的价格就会比较低。美国猖獗的消费主义不仅仅给世界各地的市场上提供了旧衣服，也带动了运输这一环节。

由于进行了大量的消费，2007年美国商品贸易赤字达到了7110亿美元，花在法国红酒、中国T恤，还有德国轿车上的几十亿美元不会有任何回报，而且美国港口的货船经常要放空驶回。美国贸易赤字最严重的时候，意味着运送东西到美国去要比从美国运东西到其他国家贵得多。

美国船运的价格反映的不只是美国的贸易赤字，还反映出了其他地方对货船的需求。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与美国有很大的贸易不平衡，那么船运的价格也是不平衡的。2007年，美国与中国商品贸易的赤字是156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东西几乎是出口给中国的5倍。2008年与中国的贸易赤字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本应该缩小一些，但是未来的几年还是体现出了显著的双边贸易的巨大差距。这意味着，船商会很想从新泽西回到中国，到上海或者广州装运货物运到美国，相比之下，在美国等待他们运输的东西却不是很多。为了尽快回到中国，2007年船运公司把运输价格下调到了最低水平。从新泽西运送5万磅的衣服只需要花费不到800美元，这个价格跟从斯图宾的工厂运到新泽西港口的一辆卡车的运费差不多。即便如此，很多集装箱仍然是放空回到中国。

考虑到由于美国贸易赤字导致的海运价格趋势，艾德·斯图宾看到了至少美国服装回收业可以转向中国。2004年，我与斯图宾交谈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会在出口加工区对二手服装开放边界。出口加工区是自由贸易和关闭边界之间的一项折中措施。商品可以以组装或者加工为目的进入边界，之后再度出口，不能允许其进入国内市场销售。

如果旧服装能够进入加工贸易区，中国的公司可能会大量地从美国慈善组织购买衣服，几乎不花太多钱就可以运到中国，在加工贸易区进行分拣。那里的工人每人只需要支付1美元1小时，而不是现在的10美元1小时。其他的任何花销也都只是目前美国花销的几分之一。从美国运到非洲的总成本可能也会比现在低。换句话说，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所以中国在分拣、评级和销售方面都会有不少的优势。斯图宾告诉我，实际上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旧衣服的很多分类和评级工作已经转移到了印度的加工贸易区，2004~2007年，美国出口到印度的旧服装翻了三倍还多。[20]因为这些商品不用分类，所以直接绕过了像跨美洲贸易公司这样的公司。

如果中国也在加工贸易区向美国开放旧衣服进口，这个挑战会被放大很多，如果棉花能从得克萨斯到中国变成一件T恤，然后再销回美国被第一次穿在身上，然后再到非洲第二次被穿，那么中间再回到中国就不算绕了远路。艾德·斯图宾不是一个棉农，也不是一个纺织厂的老板，所以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他不会想到向华盛顿寻求帮助。

但是在这个设想中，2008年斯图宾告诉我，对于跨美洲贸易公司来说还有一个无法代替的优势。斯图宾家族企业有世界各地的顾客网络，他们需要通过他获得高质量的衣服，由于天气需要或者潮流影响，要求快速配送。针对这种类型，斯图宾家族企业有独特的优势，虽然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美国有很大优势，但是把货物运到中国需要增加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于这个快节奏的市场来说太长了，很多客户没有办法等待这么久的时间。

2000年前，在《政治学》（Politics）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加工贸易区的概念，跟后期罗马的作者们一样，亚里士多德对国际贸易有一种误解。尽管他认为有些国际贸易是一个恶魔，但是他仍然相信这些贸易应该发生。这样贸易可以在一些高墙之内进行，使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尽可能小，也可以保护国民不会受到不健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应该允许普通的民众进入加工贸易区。[21]在自由贸易区里，贸易活动应该被隔离，国内的商业活动、国内的意识形态应该被保护起来。今天我每次访问中国的加工贸易区，都会想起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国的每个自由贸易区都有一名警卫在站岗。

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加工贸易区一直是全球化市场的自由贸易和自给自足的保护主义之间的折中。出口加工区允许小批量商品进来，但是禁止大波商品涌入。全球经济的力量被挡在了大门之外。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设立出口加工贸易区就是迈向全球化的第一步。现在允许进入出口加工贸易区的商品，几十年以前候根本不允许进入。

现在，斯图宾家族企业完全没有来自中国的竞争，因为美国的旧衣服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出口加工贸易区。所以中国政府不仅在保护中国的纺织业，也同时保护了美国的旧服装业。

但是如果中国对美国旧衣服开放了出口加工贸易区，斯图宾认为他的业务也能幸存下来。因为他很擅长变得更快、更好、更廉价。他相信在真正自由贸易的体制下，跨美洲贸易公司有可能会陷入困境。

“我收回刚刚说的话。”2008年年底，斯图宾这样对我说道，“如果中国让什么东西都进来，我们不是陷入困境了，而是彻底完蛋了”。

斯图宾告诉我说，一旦中国开放边界，卡车在救世大军办公室前面把东西一股脑地装进来，那么给非洲和泛美地区所留的东西会所剩无几。

艾德·斯图宾的脑子里有时候会想起这些逻辑和计算。他常常会想起自己以及家人所建立起来的事业，他的父亲Morton如何在布鲁克林作为移民定居下来，旧衣服的生意如何养活了三代斯图宾人。他担心恐怕生意到自己儿子这一代有可能是最后一代了。

艾德·斯图宾就好比一只羚羊，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防备狮子的到来，所以每天他不停地拼命经营，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情。但是斯图宾理解市场规律，也尊重市场规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虽然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规模还可以，但是仍然属于小本经营。斯图宾很自信，他的家人还会在这个市场上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跨美洲贸易公司会不断地改良进步，生存发展，繁荣兴盛，向更快、更好、更廉价的目标进步。但是，他很明显地感觉到从中国刮来的全球化的风在吹向自己在新泽西的工厂，而且风力与日俱增。

结论

我的T恤的故事仅仅是一段延伸的逸闻，因此并不能证实或否定一个理论，不能明确地解决关于贸易和全球化之间的争论。我的T恤的故事也不能被概括为广义的全球化的胜利。我谈到的行业、时间点、产品和国家都是唯一的。但即便是这么简单的产品的故事也能说明尚未解决的许多持续的争论。

在过去的10年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于街头的反贸易自由化斗争已经演变为更为主流的、全球部分公民对全球贸易的保留意见。这种变化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下行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美国人更加关注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进口商品的威胁、外包、劳工和环境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在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随着广泛的抗议群体联盟的形成，他们针对在声称的血汗工厂的工作条件下生产的运动员的运动衣和其他奥林匹克主题产品进行抗议。[1]当商业机构和多数经济学家持续称赞自由贸易和竞争市场的积极影响时，其他广大群体担忧无情的市场力量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对工人和环境的影响。但在本书中关于竞争市场的前景与危害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被T恤的案例所替代：不论竞争市场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何，在我走遍全球的T恤之旅中，很少遇到真正的自由市场。

我的T恤源于得克萨斯州。由于该州实施长期的公共政策，以保护棉农免受各种风险损失，这些风险包括价格风险、劳动市场风险、信贷风险和天气风险。美国棉农一直以来在棉花农业科技和商业上展现出卓越的创新和适应能力，而这种优势根植于美国良好的经济、政治、教育等基础条件，并通过公私合营模式促进棉农的创新和进步。

全球T恤生产的规则是几代抗议者努力抗争的结果。他们持续推动市场修正劳工法和公司管理。尽管反全球化者偏爱的目标是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但在我的T恤之旅中多数公司是相对较小的家族企业（雪莉制衣厂、上海光明服装厂、跨美洲贸易公司、雷恩斯农场），而不是规模更大的跨国公司，而且在本书中出现的两家最大的公司（上海针织厂和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今天在从中国到美国的T恤贸易中，政治因素限制着市场，在这一方面，富国和穷国的生产者都寻求政治保护。反过来看，由于政治对国内行业的保护，外国的威胁源于政治而非市场。

我现在明白了，即便是疯狂的、市场驱动的旧服装贸易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尽管坦桑尼亚政府根本没有对艾德·斯图宾做任何的政治保护，但中国对旧衣服交易的不提倡对跨美贸易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保护。

在修订本书时，我时刻谨记汉斯·皮特所激发的“在佛石花园绕圈”的场景。当然，“绕圈”意指从多个角度看问题，反复地绕圈意味着每次所能理解的新事物。当我反复地从多角度思考问题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对于理解我的T恤之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政治对市场的反应，政治对市场的保护以及介入，而非市场中的竞争是本书的中心议题。过于褒奖或贬斥市场都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过于简单化理解的危险。用詹姆斯·卡维尔的话说，就是“笨蛋，问题的关键是政治”。

我们可能将所有的保护性政治措施视为对市场机制的虚假论断。的确，将市场机制放在生物进化中，如适者生存等类比的观点很流行。这种论断作为经济政策可能并不是最优的，但它必然是自然的，事实上，它的反面是真实的。比从达尔文式的生存中寻求保护更为自然的是什么呢？

一件T恤的故事讲的并不是亚当·斯密的市场力量，而是卡尔·波拉尼的双向互动。在本书中，市场力量与政治保护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呼吁保护的声音并非只来自纺织工人和棉农，而是源自世界各地对全球化感到不安的人们，也包括收入增加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保护对穷人更为不利（美国棉花补贴）；而在另一些情况，又十分有利（最低工资标准）。然而，本书的核心内容涉及所有的情况。

贸易和贸易理论化都并非始于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家出现的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了纺织品与服装贸易以及围绕此类贸易的争论。数百年来，贸易是道德和宗教争论的话题之一。在探寻早期基督教徒关于贸易的争论中，我被当时经济问题讨论的缺失感到震惊。[2]当经济学家经常对非经济因素影响贸易政策争论感到失望时，从长期历史角度来看，经济因素进入贸易议题争论中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在很久以前就更不用说是争论的核心内容了。而贸易争论中持续存在道德论述也不该让我们惊讶。

本书揭示了，如果“双向互动”获得广泛的赞誉，当下道德和政治论述就变得很关键了。我的T恤的故事中的参与者，如纳尔逊·雷恩斯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人获得保护，而艾德·斯图宾和杰弗里·米朗基等人在市场竞争中或者是赢家，或者至少能维持现状或者是间接受益于贸易保护。但是，“双向互动”任何一面都惠及的都只是少数人。例如，大多数非洲棉农既没有政治保护也没有接触市场和技术的机会，甚至连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切并非是市场力量造成的恶果，而是他们被排除在市场竞争的机会以及政治参与之外。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排外的政策，阻碍着市场力量。发展中国家政府，如非洲国家禁止市场的掠夺；发达国家，如美国长期执行可耻的双重标准的贸易政策。幸运的是，目前已经出现积极的变化。削减农业补贴，给予不发达国家贸易谈判一席之地等都是迈向正确之路的步骤。

自从我走完T恤之旅后，我开始相信道德比经济更有说服力。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贸易是和平的重要工具：

我明白你们很难将商业观念和战争与和平的观念相分离。在全世界爆发战争的时候，你们很难期待商业活动依然能维持……并且战争通常是由经济竞争引起的……因此我相信……如果我们通过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减少贸易障碍来增加国际贸易，我们就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平。[3]

在走遍世界的T恤之旅过程中，我访谈的每个朋友都向我引荐下一位朋友，最后全世界都有我的朋友：纳尔逊·雷恩斯和露西·雷恩斯、加里·桑德拉、帕特里克和珍妮弗·许、穆罕默德和乌拉姆·德维杰、杰弗里·米朗基、奥吉·坦蒂洛、艾德·斯图宾、苏琴（音译）和陶永芳（音译）。要不是与科德尔·赫尔的观点一致，我怎么会列出这些名单呢？得克萨斯人、中国人、犹太人、西西里人、坦桑尼亚人、穆斯林、基督教徒、白人、黑人和棕色人，这些全球T恤生产链的人们和睦相处。事实上，他们棒极了，我非常感谢他们。数百万像他们那样的人因棉花、纺纱、布料和T恤贸易联系在了一起。我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圣·奥古斯丁丝毫不掩饰其对贸易的厌恶，“因为他们是活跃的贸易者，他们并能得到上帝的荣耀。”[4]的确，海洋的存在成为贸易违反上帝意志的证据。圣·奥古斯丁劝诫人们可以捕鱼，或者享受大海的美景，但不能以海作为贸易的通道：

上帝造海并不是让人们用来航行的，而是为了成其美。海上经常刮起疾风骤雨，人们应该因此而畏惧它，而不是利用它，可以向它索取食物，而不该有任何商业目的。[5]

然而，其他人对上帝的意志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的见解或许是，贸易是上帝帮助人们与其不相同的人和谐相处的计划的一部分。利巴尼乌斯（Libanius）在2000年前写道：

上帝并未将所有的产品赐给地球每个角落的人们，而是将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地区。由于人们各有所需，便要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以致最终形成社会化的关系。而不论产品来自哪里人们普遍地享受着地球的果实。[6]

我观察到许多分布全球的我们T恤的扩展成员相互间持续形成“社会化关系”，我不得不赞同利巴尼乌斯的观点。虽然2000~2008年时期的一些观察家首先看到的是战争和狭隘，我的T恤却成为人们理解的桥梁：我的T恤形成的纽带只能是一支有益的力量。

因此，我该对乔治城大学台阶上的年轻女孩说些什么呢？她对底线竞争的恶果如此忧虑，对我的T恤的产地和制作流程如此关注。现在我会对她说，对市场和贸易要心怀感激之情，因为是贸易使得广大纺织厂工人得享自由的生活。而她应该关心的是命中注定被拴在田间地头的人们。我会告诉她，她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与之前的抗议者共同组成高尚的系谱，正是他们前赴后继不懈地努力，让今天全世界的工作状况不断地改进。就在短短的数年间，我见证了她们这一代人努力的成果，而之后的一代人也会站在她们的肩上继续将其事业向前推进。我会告诉她，耐克、阿迪达斯、盖璞需要她们继续监督，沃尔玛超市、中国政府也是一样。我会告诉她，我在中国遇见了数十位需要她帮助的纺织女工，未来一代的工厂工人和棉花种植者同样需要她。我还会告诉她，在努力推进事业的同时，还要兼顾市场与政治两种力量的影响。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代抗议者已经完成了最艰巨的工作。尽管并不是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但转变全球服装行业运营模式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今后的工作依然很重要，但却是更加的接地气，因为余下的工作不再涉及跨国公司是否要为其范围广阔的供应链负责的问题，而是如何负责的问题。当前校园抗议者一代持续推动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了进展。而这些进步表明全球化并非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无情的怪物。全球化的规则由人而定，并且日新月异。

今天乔治城大学校园新一代的抗议者分布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其中最为活跃的学生社团是环保行动组织（Eco-Action）。在过去的数年间，几乎所有与我交谈过的服装公司的管理者都认为，环境问题确实是（或将成为）其在全球产业中面临的新挑战。尽管几代人抗议的主题有所不同，但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明显类似。“双向互动”是对空气、水、工人安全、童工的保护，未经商议的合谋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应抗议者以及广大公民的要求，环保责任作为企业的信条在很短时间内成了主流。

无论是劳工环境还是清洁空气等全球化问题，随着我持续的思考，对于这些问题我越来越乐观。并非我有意掩饰这些问题，而是我发现比起解决问题的方案，问题本身并不是那么吸引人。在过去数年间，我持续地思考，发现全球服装行业面临着大量的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但每次我思考的时候，总能理解同样也会有新的解决方案，例如，风能纺纱厂、大豆印染、有机棉花、转基因棉种、玉米纺纱线和得克萨斯州棉花田间的风车。解决方案创新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这些新的方案更具创新性和显著性。全球化使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联系更趋紧密，解决方案持续创新的背后正是他们一贯乐观的态度所驱动。尽管经济活动很明显引发了环境问题的挑战，但全球化以及持续的繁荣发展也使得创新成为可能，这正是地球生态未来的希望所在。

2008年年底，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智库会议上，我遇到了迈克尔·谢伦伯格，数月之后我们又通了次电话。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最初的事业是作为反全球化的抗议者，针对耐克亚洲的“血汗工厂”进行了数年的抗争。

2008年当我和迈克尔交流时，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我感觉他更为成熟睿智了。他在本书第1版开头中已经认识到自己与乔治城大学台阶上的抗议者的观点一样。他对我说，“我以前认为全球化和贸易是罪恶的，全球化的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都是有害的，穷人在全球化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迈克尔接着说，“我此前认为农村的农民安土重迁，但我没意识到其实他们并不想待在农村务农，他们想要和我们一样在城市生活，而且我没有理解全球化是他们从极度贫困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

迈克尔告诉我，“我现在支持全球化，我知道全球化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我想要改善全球化而不是阻止它。而且倡导变革依然很重要。你在支持全球化的同时，也可以希望公司做出改变。”

迈克尔承认他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困惑，但是他对自己反对“血汗工厂”的活动并不后悔。他继续观察着他和他的同事抗议事业的持久性影响。他对我说，“我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1世纪初，迈克尔将事业的重心从劳动问题转向环保问题。2004年，他和特德·诺德豪斯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环保主义之死”的文章，此文一出立即引发世界轰动。这篇文章也发表在2007年他们出版的书中，该书名为《突破：从环保主义之死到政治的可能性》（Breakthrough：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lity）。简言之，迈克尔和特德认为环境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环境主义者来解决。环保主义者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解决方案应在“政治限制”中的语境中寻找，例如“停止”“限制”“监管”等词。[7]

迈克尔认为“政治限制”本身有不足之处。虽然他是民主党人，并自我标榜为“进步主义者”，但自从其反对“血汗工厂”那天起，就对经济增长和投资解决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能力充满着敬意。他相信，经济繁荣孕育出最好的人类品性，经济增长是解决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的有效方案。迈克尔和特德“……呼吁环保主义者抛弃他们的末日论，代之以充满理想、雄心以及面向未来的观点”。[8]就像高速公路、铁路、微芯片和互联网等过去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样，经济增长也将推动清洁能源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和创新，创造繁荣的未来。2008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为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是投资和创新解决环境问题挑战的坚强倡导者。的确，奥巴马已经将推动“绿色”岗位和投资作为解决美国经济和环境问题的一部分，并且迈克尔和特德的许多主张都在奥巴马环境和经济政策中有所体现。2008年，两位年轻的活动家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环保英雄”。

如果我和迈克尔在10年前相遇，全球化的反对者和商学院教授对全球化等问题的看法会大不相同，甚至是极端对立。自从那时起，我们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猜在全球化等问题上，我们可能已经没有重大分歧了。

在全球化这件事上，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依然穿着我的红色鹦鹉T恤，但是它越来越像是不同时代的特质和经典，这是个有杀虫剂和邻苯二酸钾，没有行为准则和工厂监管者的时代。观察最近几年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我相信明天的T恤依然拥有更美好的故事。未来并不完美，但比过去更美好。

后记　2009~2014年的发展

1.美国棉花仍然为王

棉花补贴的回归

两年之后，2014年2月，2014《农业法案》（或称《农田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一共956页和接近1万亿美元的价格标签。像2008年的《农田法案》（在第4章有所涉及）一样，该法经过艰辛谈判最终的达成，离不开鲶鱼农民、食品标志接受者、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传统“大农业”的棉花、小麦、大豆和玉米种植者等多个群体的支持。总之，农业共同体对该法案很满意，但反饥饿倡导者对此结果高兴不起来，主要是因为该法案削减了农业援助项目。[1]

然而，农业补贴在审议中比其他农产品项目发挥着更为复杂的作用。除了与国内所有谈判中活跃的群体相区隔外，棉花行业还必须应付来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巴西抱怨的压力。早在2004年，美国棉花补贴就被发现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而且持续的贸易争端已经成为美国巴西双边更为广泛的外交和商业关系中的障碍。长期的争端让多数人失去了耐心，巴西已经确认其担忧应在美国新的“农业法案”中得到清晰的解决。实际上，棉花将需要自己的农业法案。

2014年4月，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的达伦·哈德逊对我说：“每个人都知道棉花将被迫从《农田法案》中去掉，棉花到处引来麻烦，我们需要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自2002年以来，巴西一直认为美国棉花补贴很不公平。该政策刺激美国棉花生产和出口，压低了世界棉花价格。[2]2004年、2007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明确支持巴西，并且尽管随后美国修正了一些棉花补贴条款，但2009年WTO裁定美国政策调整还不到位，授权巴西针对美国采取报复性措施。

但是，很显然WTO授予巴西传统的贸易报复手段，如针对其进口的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最终遭受多数损害的是巴西而不是美国。因为巴西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许多是资本产品和其出口产品重要的中间商品，此外针对进口消费品征收关税可能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而且不会受到本国民众的欢迎。因此，巴西要求WTO准其采取“跨部门报复”手段，即采取除关税之外其他的惩罚性政策。WTO准许了巴西的请求，授予其可以针对美国违反正常的知识产权规则（又称之为“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其结果是巴西可以暂停如农药、工程种子等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国服务业企业实施贸易保护。因此，WTO通过授权“跨部门报复”将美国农业补贴的成本转移至其他美国行业和公司，例如微软、孟山都和英特尔等巨头公司。美国更广泛的行业协会开始关注国内农业补贴问题。

2010年4月5日，“跨部门报复”将要实施的前一天，美国和巴西双方的谈判代表达成和解。和解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美国每月单方面向巴西棉花种植者支付1227.5万美元，保证接下来的“农业法案”将解决违规条款。[3]这一和解协议对美国纳税者来说是一笔昂贵的支出，但对美国和巴西的棉花种植者却十分有益：为继续向本国棉花种植者继续实施补贴政策，美国政府同意向巴西棉花种植者支付补贴。据WTO估计违规的美国棉花补贴政策导致世界棉花价格为9.38美分/磅，低于正常价格，并且每月还要向巴西棉农补偿其损失的部分。[4]

在前一个10年间，WTO已经裁定许多美国棉花扶持政策违反全球贸易规则。一般而言，早期出口补贴政策（如出口信贷支持）项目在增加世界棉花的供应量，降低棉花价格（例如在第4章提及的“逆周期补贴”保护了棉农免受价格下跌的损失）的同时，也扭曲和违背了全球贸易规则。但是，美国棉花行业在对抗中也赢得了几个回合。尽管巴西反对，“直接补贴”（以历史产量为基准确定每磅棉花的补贴）以及棉花保险仍在WTO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即是一例。

但是直接补贴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却不易实施，对曾经种植棉花的土地的所有者实施补贴是所有错误农业政策的典型代表。记者们乐于揭示富裕的曼哈顿居民从他们并未种植的每磅棉花上获得7美分收益。《纽约时报》曾经视“直接补贴”为“财政预算中最糟糕的一项”。[5]

最终，在扶持美国棉花种植者的所有项目中，只有棉花保险既在国内可以接受又符合全球贸易规则。因此，继续扶持美国棉花种植的可行方案是“将一切纳入棉花保险之中”。美国棉花行业致力于设计新的棉花保险，以便在“直接补贴”和“逆周期补贴”取消后，尽可能地再创造一个兼具保护作用和经济价值的措施。[6]

在2014年《农田法案》中，由全美棉花协会（NCC）设计的“新多重收入保护计划”（STAX）将保护性措施纳入传统的棉花保险之中。传统做法与“新多重收入保护计划”保护棉花种植者免受产量下降、价格下跌或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导致的收入损失。两项保险结合起来为棉花种植者的收入设置了一道保护性“平台”，并因此得到了和此前补贴项目类似的保护效果。该“平台”能保障棉花种植者80%的预期收入，而“新多重收入保护计划”承担了其中最高的20%部分。“新多重收入保护计划”和传统棉花保险的关键不同是“新多重收入保护计划”支付的保险补贴是基于美国郡县的经验，而不是单个农田，其中一项条款将传统风险转嫁到棉农上。“新多重收入保护计划”措施的保费以80%来进行补贴，而传统棉花保险则依据具体政策情况设置了不同的补贴金额，而且还接近80%的最大金额。

在2014年春，我访问拉伯克期间，发现与我交流的每个人都对2014年《农田法案》中的条款感到欣慰，该法案有效期至2018年。[7]在访问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平原棉花种植者以及平原棉花合作社（PCCA）时，当问及2014年《农田法案》时，我也得到了同样的答案。每个人都说：“我们达到了我们希望的目标。”

巴西与美国之间的棉花争端就像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戏剧，使世界上最先进的两大棉花生产国相互斗争。事实上，巴西许多棉花种植者是美国人。[8]有着先进的技术、强大的政治游说团体、资源以及专家的两国进行了12年的贸易战。而且美国与巴西之间关于棉花补贴的全球贸易战可能还未结束。全美棉花协会（NCC）主席沃利·达内尔说：“这些变化十分重要，并且我们相信棉花补贴争端已经得到解决。”[9]但是2014年秋，巴西官员却正在考虑回到WTO框架内，或者重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或者两者同时进行。该官员指控美国新棉花条款继续扭曲全球棉花市场。[10]更广泛的是，美国2014《农田法案》的批评者指控该法案只是“换汤不换药”，用一种新的补贴形式替代了另外一种。[11]

非洲怎么样呢

早在2003年，反全球化的活动者和其他人士将关于美国棉花补贴的争端视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他们将问题的焦点集中于美国棉花补贴对世界上最穷的棉花种植者产生的影响，这些人主要分布于西非（见第1章和第4章）。然而，最终富国和穷国之间棉花种植者的贸易战以有利于双方的利益的方式而结束。所谓的“棉花四国”（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对于与美国的长期贸易战并没有多少手段和风险容忍度，并且它们依赖谈判而不是对抗。它们尤其期待2004年美国谈判者在多哈回合多边谈判中充满“雄心、迅速、具体地”处理棉花补贴的承诺（见第1章）。[12]但是10年之后，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依然停滞。

瑞士非政府组织IDEAS最先提出“棉花四国”补贴问题，并作为四国的首席顾问。2013年IDEAS公布其棉花简报将于当年2月停刊，该简报于2002年创刊，记录着“棉花四国”要求美国减少棉花补贴的事迹。[13]乐施会大部分反对棉花补贴的活动也停止了。到了2014年，全球反贫困的活动者已经从反棉花补贴议题转移到其他方面。

不管怎样，由于棉花生产商的权力结构仍然有利于美国棉花种植者，西非棉农依然对美国棉花补贴有所忧虑。拉伯克附近的棉农拥有轧棉机、种子磨坊、棉花储藏间以及棉花分销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还发挥着与其实力不对称的政治影响力。而由于脆弱的治理、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寡头提供棉花种植资金和收购棉花的供应链使得西非棉农依然处于贫困状态。我在整本书中证明，穷人和没有权力的人在受抑制的市场比竞争性市场中的情况遭受的损失更大，非洲棉农的遭遇仅仅是一个事例。尽管贸易壁垒和美国补贴等外部因素是研究人员长期关注的重点，但在过去数年间，很多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内部市场结构和非洲农民贫困的治理问题的影响。可以预计，影响是显著的，例如在布基纳法索的一家国有公司sofitex控制着该国85%的轧棉机生产量。基多·波尔图及其合作者估计如果将sofitex拆分成两家竞争性公司，该国棉农的收入将提升12.5%，而规模相当的公司间强有力的竞争有可能使棉农的收入提升超过20%。[14]其他最近对布基纳法索的研究证实持续的腐败模式、棉花分级中的行贿、对棉农付款的拖延以及对大型棉花加工企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影响也十分显著。2011年，为抗议长期的不公平状况，农民拔掉了田间的农作物。[15]2014年针对发展中国家耕地规模、农业生产效率更为广泛的调查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通常使其处于“小耕作”的陷阱中，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和利润。[16]

西得克萨斯之风

2014年4月，我和纳尔逊·雷恩斯以及他的儿子拉马尔回到雷恩斯农场。2011年，纳尔逊和他的妻子露西住在拉伯克附近的一个退休社区，但纳尔逊仍然经常开车回农场，照看他目前租给他人的农田。2014年6月露西离开了人世，享年93岁，距这对夫妇结婚70周年仅有数周。

大自然母亲并非对西得克萨斯棉花眷顾数年。狂风、暴雨、冰雹等恶劣天气每个都拿走了一笔通行费。2014年春，该地区的干旱进入了第4个年头，2011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干旱的一年。当年，西得克萨斯的棉花产量是数十年来的最低。2013年7月，一场夹杂着冰雹的暴风雨摧毁了超过2.9万英亩的棉花幼苗。一年之后，雷恩斯农场所在的霍克利郡遭受棒球般大小的冰雹。

狂风是西得克萨斯长期以来最为持久的气候危害。2014年春，我们驱车回到雷恩斯农场时，拉马尔依然记得20世纪50年代得克萨斯的沙尘暴，沙尘暴的前奏是黑云压顶。沙尘暴来临前夕，司机们打开车前灯，随着能见度的降低开始缓慢行驶。露西为保护室内物品而关闭窗户，遮盖住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并不管用。拉马尔记得尘暴过后，尘土布满了家具、书、餐具和食物。

但是纳尔逊记得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一场严重的沙尘暴过后，在房屋的一边可能出现卡车一般大小的沙丘。经过一整天的风吹，可能将沙丘移到房屋的另一边。

狂风和沙尘暴并不是棉花的敌人。但在降水稀少的时候却是一个挑战，干燥的风吹走了更多的土壤。而且即便是棉花球在狂风之后幸存（通常都是毁灭），沙粒也会使棉花球枯萎，毁坏棉花作物。全世界的棉纺织厂很少甚至没有人愿意收购沙粒摧残过的棉花。

然而在第4章叙述的有德行的圈子的熟悉故事中，拉伯克地区的棉农和支持他们的研究机构在保护棉花作物免受狂风和沙尘损害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在沙尘暴期间，土地以及棉花作物都被看管起来。培育出来的棉花更坚韧和更富有弹性，“防沙技术”用于清理棉花中沙粒。然而，尽管狂风对棉花的威胁比数十年前减少了许多，拉伯克的种植者仍然面临着狂风的风险，狂风风干土壤、毁坏棉花以及降低农作物的价值。

但是2014年我返回拉伯克的途中，我听到一件令人震惊的新信息。种植者正在谈论该地区的“风力资源”，他们表示通过新的方法大风可能为棉农创造价值而不是带来破坏。西得克萨斯风力资源发展的故事中的很多因素与该地区的历史颇为相似：一项挑战再一次转化成为经济机遇；棉农再一次团结起来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哲学式关系加强农业合作。

现年75岁的约翰·比林斯利曾经在拉伯克附近手摘棉花中成长，但他已经在金融服务、房地产开发、银行以及制造业中有着多彩而成功的事业。比林斯利依然拥有家族的种植棉花的土地，其中部分土地种植有机棉花。在21世纪早期，一家公司希望租借比林斯利农场的一块地设置风轮发电机。[17]

然而，比林斯利为处理这一问题对风能企业和棉农进行了标准商业安排。首先，利润注定要从该地区流失，而比林斯利认为当地的所有权可以更有助于刺激和多样化当地经济。此外，一些邻居受益（因为涡轮机建立在他们的产权之上）而其他人受损的结果违反社区的精神。

比林斯利建立了一家新公司，全球能源（Tri）来解决双方的担心。在全球能源（2014年春有一项专利待确认）的商业模式之下，西得克萨斯棉农以过去同样的方式联合起来，促进棉花上市，开展棉花研究以及牛仔布（denim）的生产。

Tri帮助社区形成地区所有的风能公司，农民持有公司股份，以便于整个社区分担风险与收益。最终收益留在当地。单个农民难以对抗强大的风能公司，但联合在一起组建属于自己的公司就有了更多的筹码。2013年夏，Tri宣布组建黑尔社区能源，它位于拉伯克北部占地面积12万英亩，是世界上最大的、社区所有的风能农场。

当地的棉花种植者迈克·普赖斯是黑尔社区能源的总裁。年近60岁的普赖斯一生从事棉花种植。生命中的偶然因素已经拿走了当地农民的生计。普赖斯谈及持续的干旱、违规的农作物价格、正在下降的地下水位、全球消费者更喜欢合成纤维以及华盛顿不确定的政策。在西得克萨斯不能再只依靠随机性很大的棉花收入的情况下，普赖斯将开发风力资源视为当地补充收入、降低风险、扩大税收来源的长久之路。

2014年春，平原棉花种植者总裁史蒂夫·埃弗雷特对我说，在春季，狂风对于棉花种植者来说比一般危害还要严重，它可以迅速风干稀少的降水和宝贵的灌溉水。但是风力联盟执行董事杰夫·克拉克对拉伯克附近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说：“该地区蕴藏着世界上最好的风能。”[18]

下一个是什么

过去15年期间，我对西得克萨斯棉花行业做了持续的跟踪研究，该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并未改变。商业实践的诚信文化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在获取和利用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技能，在商界、政界、学界之间共生的关系以及企业家创造性，所有因素就像风滚草一样成为该地区的天赋。然而，与此同时进行中的地震转移表明未来的挑战。

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全球棉花消费相对人造纤维正在下降。尽管棉花科学进步持续改善纤维的质量，但棉花终究是自然的产物，技术、研究和工程更加迅速地改善了人工纤维的质量和降低了其成本。2014年，美国人工纤维服装的出口量预计将在20年来首次超过棉质服装的出口量，而且自2006年以来棉花在世界纤维的销售量中已经下降了。[19]

在拉伯克由农民组成的平原棉花合作社（PCCA）依然是美国棉花最大的控制者。2009年PCCA收购了危地马拉一家服装生产厂Denimatrix。该厂为A&F、MK、拉科斯特和其他高档时尚品牌供应牛仔裤。在西得克萨斯州的利特尔菲尔得纺织厂棉花加工成牛仔布，接下来牛仔布装船运到危地马拉剪裁、精加工以及缝纫。有了Denimatrix，PCCA在西半球形成第一家集棉花农场到服装制造厂的公司。然而，2014年6月PCCA将Denimatrix和利特尔菲尔得牛仔布生产厂卖给了由私人股权投资者组成的美国纺织控股公司。[20]我第一次碰到了我在拉伯克的朋友真的不想谈及的话题。我猜测牛仔布生产厂和服装生产厂已经和美国其他的纺织品与服装同行一道在艰难地生存。

到2018年，美国政府的棉花种植者安全网大体保持完整。然而很难想象，这一网络能够长期安全。包括亚拉巴马州、得克萨斯州、堪萨斯州和艾奥瓦州在内的许多“茶党”农业州参议员对2014《农业法案》投了反对票。尽管农业利益集团准备好在下一次选举中惩罚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但是系统性预算压力、国际贸易争端，以及倾向于支持农业的其他组成部分（尤其是水果和蔬菜生产）的摇摆选民预示着在未来一场关于传统大规模的农业补贴的艰难斗争。

然而，2014年美国棉花仍然赢得了全世界的市场以及华盛顿的支持。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商，随着科技的进步，每英亩棉花收入持续提高。就目前而言，美国棉花至少仍然是行业翘楚。

2.加剧的底线竞争

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国达卡郊区的一座质量差且违规建设的建筑倒塌了。用做服装生产的拉纳广场为包括贝纳通、杰西潘尼、家乐福、Primark等数十个西方国家服装零售商生产服装。据新闻报道，倒塌当天至少有142人死亡。但是到下个月随着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遇难者遗体，348人、446人、650人，死亡人数逐渐上升，最终达到1129人。超过2500人受伤，许多人成了残疾。拉纳广场的倒塌是全球服装行业史上最惨烈的一次事件。倒坍之前一位工程师曾警告该建筑并不稳固，不适合使用，但是工厂主强制工人回到拉纳广场，并对他们说生产截止日期之前必须完工。[21]

中国依然以绝对优势占据着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国的位置，所占比例近40%，中国在美国服装市场的份额比其他前八位出口国之和还要多很多。[22]移民工的浪潮赋予了中国主导的全球纺织与服装贸易的地位，但这些工人权力有限。[23]然而受中国工资持续增长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率正在减速。但是即便是增速下降，中国依然能够在未来若干年内保持世界服装生产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一个普通而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第6章论述的哪个国家正在从底线竞争中崛起。

直到拉纳广场倒塌，孟加拉国有成为下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势。2005~2012年期间，孟加拉国服装出口增长了近200%，这一增长率仅有越南可以相比。此外，到了2013年，孟加拉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并且该国超过80%的非农产品出口和就业集中于服装行业。[24]在后配额的世界，因世界上的工资价格最低，世界服装生产转移至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倒塌之时，孟加拉国服装工厂工人的最低工资为38美元/月，少于中国东南省份工人最低工资的1/5。[25]但是，到了2014年，随着洪水般的服装出口，孟加拉国令人震惊的血汗工厂的故事明显超越了中国：火灾、建筑倒塌以及老板的虐待成为孟加拉国的常态。[26]

孟加拉国服装行业兴起的故事很熟悉。20世纪70年代后期，孟加拉国是从战争中刚刚恢复的贫穷农业国。然而大约两千米的距离外，韩国用完了其服装配额，而且在尼克松承诺保护国内纺织行业背景下，服装配额迅速变得紧俏[27]。韩国将资本、机器转移到孟加拉国，并培训孟加拉人，以此作为应对严格的配额限制的手段。孟加拉国首个制造行业就这样诞生了，上百万的女人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工厂。像她们的前辈一样，她们支付债务，为婚姻积蓄，资助兄弟姐妹受教育，逃离农村，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包办婚姻和嫁妆导致孟加拉国女性面临着特殊悲惨的环境，该国年轻女孩的婚姻由父母安排，并且女方还必须向新郎家里支付巨额的彩礼。更残酷的是超过16岁的成年女人要比年轻女孩的嫁妆要高很多，因此有女孩的父母较早地将女孩嫁出去的经济激励很强烈。但是，服装行业的工作赋予年轻女孩逃离农村包办婚姻和嫁妆，迁移到城市工作的机会。既有研究表明，在孟加拉国服装工厂工作的女性比农村的女性结婚更晚，生育子女更少，给子女和家庭成员提供更加优越的教育环境。2013年，孟加拉国服装行业就业人数达到400万，其中主要是年轻的女性。[28]

快时尚和工厂之火

然而，孟加拉国的故事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显著的不同，熟悉的工业化循环。第一点不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服装贸易第一次免于配额限制（本书第三部分有相关论述）。诚然，2014年服装贸易中依然存在着高关税和复杂的贸易安排，并没有实现自由贸易。但是一国出售特定数量的具体类型服装给西方国家的必然性已经过去了。无论配额体制产生了哪些负面的影响，但该体制已经在数十年内为服装贸易提供了秩序和可预测性。

2014年的孟加拉国与2000年的中国和1955年的日本第二点不同在于，消费驱动的“快时尚”供应链的演变。尤其是2005年以后，全球服装企业在速度和价格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尽管较早时期的百货公司储藏春秋季商品，但2014年“快时尚”零售商如Inditex（Zara的母公司）和H&M每周店面都会推出新款衣服。目前，服装行业领导者Inditex的“快时尚”物流能够在短短两周内完成服装从设计师设计到消费者购买的整个阶段，而且设计和交付程序由实体店及实时消费者数据所推动。[29]

总之，服装配额体制崩溃和快时尚零售的崛起意味着总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得难以预测，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取消中国所有服装配额之后的情况更是这样。随着对孟加拉国制造的服装需求的迅速提高，“好的”工厂尤其是出口加工区的工厂通常满负荷运营。为了满足零售商的不可预测订单的紧迫截止日期的要求，服装生产经常被转包给第二甚至是第三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工厂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劣，安全保障措施令人怀疑。

自20世纪90年代起，反“血汗工厂”的抗议者大体上成功地劝说西方品牌和零售商采用供应商行为准则，并且所有的行为准则禁止服装厂使用未授权的二级承包商，而服装厂的客户强制实行的严格截止日期，此时除了降低订单之外服装厂别无其他选择。孟加拉国服装行业的起飞和对快速廉价服装难以预料的需求已经导致无休止的时间压迫出现：涂有“紧急出口责任”的卡车与该国的救护车享有同样的特权；[30]为了保障持续工作，工人通常被强制在危险的厂房中进行着加班加点的悲惨工作。为了迅速增加产能，需求的快速增长还导致现存的建筑出现违法和危险的事故。

抗议者、工人和政府的反应

孟加拉国的机构未能应对来自西方迅速增长和不可预知的市场力量。拉纳广场的所有者赫尔·拉纳是涉足毒品和枪支贸易的恶棍。他非法获得建筑用地，拿着虚伪的契约向建筑监察官行贿。拉纳笼络了警察、监察官以及其他合法的公民抗议者，并堵住了他们的嘴。[31]工人没有有效的组织方法，劳工抗议者被政府安全力量例行公事般粗暴地对待。服装行业的老板在包括议会在内的所有层级的政治力量中都有利益代表。简言之，政府神秘的制度本该保护所有本国公民，但警察、政治家、建筑监察官以及工会等机构都已失去应有的效力，没能有效地维护本国数百万服装工人的利益。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脆弱的政府治理，目前第一次在没有配额的服装贸易中相对开放地竞争，与没有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政府真空同时存在。

拉纳广场的倒塌不仅是一项新的紧迫事故，还是关于西方服装公司在供应商工厂中的地位讨论的新维度。在过去20年间，劳工法和发展中国家公开的政策已经逐渐符合国际标准。[32]然而，与此同时，脆弱的政府治理、腐败、权力失衡、资源缺乏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缺乏执行力。结果，西方国家的品牌在监管发展中国家工厂的广泛系列问题上，所发挥的“替代政府”的角色日益重要。这些实践普遍与歧视、童工以及工资支付等问题相关。然而，拉纳广场的倒塌开启了西方国家品牌的地位的新视角：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全球知名的设计和服装公司呼吁对供应商工厂的结构完整性负责。

对拉纳广场事故的反应来自多方，包括富裕国家的抗议者、孟加拉国工人、西方国家服装品牌和零售商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到2014年年中，这些集体的反应开始类似于已经披露的整个行业的历史中无意的密谋（见第8章），而且希望开始出现，拉纳灾难可能对商业模式、公共政策产生转型性影响。这种影响与一个多世纪之前三角内衣厂火灾之后出现的改变类似。

拉纳灾难后的当年，孟加拉国的服装工人为了各式各样的要求举行了令市场瘫痪的大罢工。2013年年末，工人最低工资增长了77%，新的劳工法废除了工人集体行动的许多障碍。工人认为强大的工会联盟将促进工作安全状况的改善，减少工厂老板的威胁[33]。欧盟和美国政府威胁孟加拉国政府，除非修改劳工以及相关的法律，否则不再给予其贸易优惠。[34]

从孟加拉国采购的主要西方国家公司开展了两项集体行动。在主要欧洲服装品牌公司的主导下，超过150家公司签署了“孟加拉国防火和建筑安全协议”。[35]在国际劳动组织（ILO）的主持下，该协议要求成员公司有权对工厂的建筑和防火安全进行检查，要求不达标的工厂关闭和整治。协议成员还一致同意在5年期内保持在孟加拉国的产量，在工厂因安全原因关闭时，保障工人持续获得工资。到2014年年中，成员公司完成了孟加拉国工厂的首轮检查，检查结果在协议网站上公布。乔治城大学学生领导的牌照监察委员会提议要求生产带有乔治城大学标志的衣服的公司签署该协议。为了推动此事，乔治城大学与其他8所大学联合起来。[36]

该协议代表了西方公司新的承诺层次，这不仅是由于解决的问题与厂房坚固性有关，还因为该协议在西方品牌公司母国法律体系内有着合法地约束。但是对于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该协议太超前了。考虑到法律责任和金融承诺，主要的美国服装品牌公司形成了类似的组织“保卫孟加拉国工人安全联盟”。到2014年7月，沃尔玛和盖璞共同领导的联盟已经完成了对600多家孟加拉国工厂的检查。[37]

2013年，理查德·洛克出版了一本关于突破路线的书，该书分析了近30年来西方国家公司为提高其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劳工标准所做的努力。[38]洛克阅读了成千上万的工厂检查报告，他和他指导的毕业生访问了全世界的服装厂、电子厂和鞋厂。洛克记录着多种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劳动问题的演变和成熟的过程。从以承诺为基础的行为准则体系到能力创新和公私合营关系。尽管他观察到过去数十年的重大进步，他的结论主要是充满希望，但洛克还记录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孟加拉国协议和联盟面临着紧张的关系。

对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对孟加拉国工厂替代的反应是一起离开孟加拉国。在拉纳广场倒塌前，世界上最大的特许服装生产商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宣布立即撤出孟加拉国的生产。考虑到工人安全问题，耐克将其在孟加拉国的产量降到了最低，到了2014年春，贸易数据显示拉纳广场倒塌后，孟加拉国的服装出口量显著地下降。对安全、工人的骚乱以及脆弱的政府治理的担忧分配着工业资源。[39]

警察恰好不在

过去数年间，孟加拉国的故事对本书的结论有什么影响。尽管我认为这些故事证实了本书第二部分的结论，但也同时清晰地表明过去的一些模式不可复制。一方面，随着年轻女孩所有优势的发挥和经济与人类发展的扭曲，服装行业长期的底线竞争持续存在。另一方面，配额体制的终结和“快时尚”不只是改变了竞争的方向，还改变了竞争的速度和预测性。目前人们更加怀疑底线竞争在竞争的后续节点中上升的结论。孟加拉国底层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其他标准通常比10年前中国同样的工厂更差。更广泛地来讲，最近的事件证实了本书的中心主题：对于弱者来说，权力失衡、脆弱的治理比竞争性市场更可怕，而且事实上，市场的存在依赖于一系列保护弱者的基本制度和价值。2013年拉纳广场倒塌后，孟加拉国服装出口下降就是市场对制度非常快的反应。[40]

2014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认为，我们关注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纯属误导，或者至少是跨越性的。稀缺性、贫困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首要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是第二位的：

我们生活在富裕世界的一端，我们安全的根本建立在我们先辈的基础上。我们倾向于认为政治的首要问题是经济，世界不公正可以靠经济杠杆解决……

但是，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人们没有类似发达国家的内生制度，却有着另一种现实，他们生活在蔓延的混乱中。他们生活的世界中最大的现实是：暴力、偷窃、激进的不确定性。他们的世界少有长期经济激励，更多的却是原始的恐惧。一个没有有效机制的世界，掠夺成性以及控制与被控制的情感掩盖了长期经济的逻辑。

政治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而是维持秩序。[41]

布鲁克斯指出在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每年平均每人警力的支出是850美元，而在孟加拉国每人每年警力的支出只有1.5美元。他写道：“警察恰好不在那。”

然而，这并不只是拉纳的问题。[42]孟加拉国强大的政治力量已经创造了其自己的制度来保护他们免受市场、恐惧以及政治竞争的损害。但是正如孟加拉国脆弱的出口表现使得事实更加清楚，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在一个当人们努力工作时却担心自身安全的体制内不可持续。

3.奥吉阵营的前进

2014年，我拜访朱莉娅·休斯和奥吉·坦蒂洛时，他们都有了新职务。朱莉娅的协会名字更换为美国时尚行业协会，而奥吉担任全美纺织组织协会（NCTO）主席。纺织巨头罗杰·麦丽肯领导贸易保护运动60余年，2010年逝世，享年96岁。他建立的AMTAC（奥吉曾经领导该组织）与美国纺织组织合并。然而，尽管机构或公司的名字可能已经改变了，但在很多方面奥吉和朱莉娅依然持2008年、2003年我与他们谈话的立场。他们的办公室相隔数个街区，而且依然都参与各种阵营之间若干个复杂的斗争。代表着美国日益增长的美国全球服装行业利益的朱莉娅依然致力于推动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允许美国自由地进口服装商品；而奥吉则依然站在以美国为生产基地的纺织生产商一边。

从配额到贸易协议

2009年1月1日，限制美国进口中国服装的配额取消了，到了2014年，无配额世界影响更为显现。正如人们预料或担忧的，中国成了大赢家。201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服装总量占美国进口服装总量的41%，比之前的10年增长了12%。2003~2013年，美国服装进口总量增长了31%，中国对美国服装出口增长了近4倍。在后配额体制时期，其他对美国服装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43]

然而，尽管T恤贸易不再受配额的限制，但广泛的贸易保护依然存在于全球服装贸易中。虽然只有2%的美国服装由美国本土制造，但服装进口关税仍是所有进口服装商品中最高的。[44]2012年服装进口平均关税达13.2%，接近美国所有进口商品平均税率的10倍，并且美国T恤的进口关税依旧保持在16.5%。[45]2014年，关税峰值超过30%对于服装而言仍然很普遍。

但是，比关税更重要、更复杂的是酝酿中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国家间自由贸易流动的影响日渐增长。2014年，朱莉娅和奥吉多数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而展开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截至2014年全世界共有377项贸易协定生效，意味着政府和利益集团分别进行了377场贸易规则的谈判。[46]这一系列协议交错重叠通常被视为“巴格瓦蒂面条碗”，它们将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成员国连接起来。区域性贸易协议日益增长的主要原因是WTO主导的更广泛的多边谈判受挫。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停滞了13年，该回合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任务，即推动160个成员达成共识。

2014年美国致力于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该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涵盖12个成员方，这12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总值（GDP）之和占世界GDP的40%之多。[47]奥吉·坦蒂洛深谙华盛顿的政策，当我们谈到TPP时显得很无奈。他对我说，“就经济效益而言，TPP是典型的次优选择。奥巴马需要促使外交政策的成功，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的成功。奥巴马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记得尼克松和中国吗？记得老布什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吗？它们与TPP都是一码事。”2014年夏天，即便是TPP谈判取得成功，国会是否会支持TPP还未见分晓。

当前，关于TPP的讨论是对全球化讨论以及数十年前反全球化浪潮的回应。尽管商业集团和美国政策制定者称赞贸易自由化提升国民收入和创造就业的前景，但批评者对密室谈判、农药残留、食品安全和标签等表示担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TPP将促进美国每年收入增加780亿美元，而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实际上所有新增的收入都将落入一小部分美国最富裕人的口袋。[48]美国、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日本已经爆发了反对TPP的抗议活动。

TPP的讨论围绕诸如外交政策和经济不平等顶层问题，但是对于朱莉娅·休斯和奥吉·坦蒂洛来说，TPP关乎男士短裤和女士胸罩。尤其是当我在2014年中遇见朱莉娅和奥吉时，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于TPP实施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这项似乎晦涩难懂的条款充满着摇摆不定的复杂性，但对美国服装公司和纺织行业来说却很重要。朱莉娅希望规则具有最大化的弹性，而奥吉则认为必须严格实施。

正如在第9章论述的，为了使国外的服装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包含在美国大部分贸易协议中的从纺纱开始的原产地规则规定始于纱线的所有生产环节必须在自由贸易协议的成员国中进行。因此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是“三次转化”的要求（纤维到纱线、纱线到布料以及布料到衣服）。即便是奥吉都同意，在美国其他任何行业都没有像纺织品与服装行业一样的严格的贸易保护条款；单一转变规格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准。

对于朱莉娅和她的盟友美国零售行业来说，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的存在就是所谓的“21世纪”贸易协议中守旧思维的证据，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配额制度才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令朱莉娅沮丧的是，经过奥吉阵营的游说和167位国会议员以及NCTO签字支持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的信件，促使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早前承诺在TPP谈判中支持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49]朱莉娅认为在全球化的服装行业中，严格的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是无效的。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服装公司必须自由地运用最具竞争性的“全球价值链”，换言之，产品设计师必须使用无论产地在哪的纱线、布料、口袋以及松紧带。如果不能如此地自由选择，在朱莉娅看来，诸多的自由贸易协定根本就算不上是“自由贸易”的协定，它们只不过是伪装后的贸易保护协定。在朱莉娅伤口上撒盐的是，纺织业在美国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行业。[50]

讽刺地是，尽管由于针对进口服装高关税可能被规避，自由贸易协定对于美国服装零售商和进口商尤其意义重大，但是这些自由贸易协议却被该行业日益忽视。美国服装和鞋业协会报告显示，即便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增长了超过一倍，但在2003~2013年，服装进口商使用的自由贸易却下降了1/4。2012年只有20%的服装进口用到了自由贸易协定（主要集中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并且服装进口的平均关税却增加了。换而言之，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服装贸易似乎变得不怎么自由了。[51]

服装进口商相信采购的灵活性对于消费者所要求的发货的质量、速度和价值至关重要，因此他们日益绕过自由贸易协定。由于许多最具竞争性的纱线和布料产自中国，因而要从服装采购、设计中排除中国尤其困难。而且，服装进口商也被自由贸易协议规定下的服装进口规则的复杂性所吓倒。虽然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看似简单，但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协议包含着数量庞大的各种例外规则，它们所要求的记录跟踪和一致性，对服装进口商来说简直就是梦魇。

对于多数服装出口商来说，支付关税带来的海外采购的灵活性、速度和自由度以及避免违规的风险和罚金更具价值。朱莉娅告诉我“这就像收费公路，人们会为使用快速路线而支付更多，而不会获取一张票”。

重新出现不经意的结果

2002年，当我第一次遇到奥吉·坦蒂洛时，随着配额的取消，奥吉和他的阵营致力于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2014年，他们又为TPP中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条款而奔走，其实质仍然是与中国的出口商相抗衡。自配额体制终结以来，TPP成员国越南已经成为美国领先的服装供应国。尽管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在2005~2013年越南对美国服装出口翻了4倍。[52]然而，越南的纱线和布料行业规模仍然相对很小，而且越南服装生产商高度依赖来自中国的纱线和布料。在TPP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的约束下，如果越南生产商选择放弃其关键的纱线和布料供货商中国，越南生产的服装就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然而，在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约束下，越南服装生产商竞争性威胁将减少，尤其是对美国纱线和布料的主要进口地中美洲地区而言更是这样。2014年，奥吉问我，“记得《伊斯坦布尔宣言》吗？”他指的是2003年联合起来应对中国服装出口威胁的联盟（见第14章）。他接着对我说，“这次与上次的联盟一样，不只是美国的公司，中国也可能取代海地和洪都拉斯。”

然而正如在第11章论述的，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保护已经导致数个世纪出现违背常理的结果，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还会持续。而贸易保护带来的未曾料到的结果有悖于保护国内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纺织和服装生产为应对贸易保护已经全球化。正如“配额追逐”致使生产转移至数十个新的国家。2014年，TPP未曾预料的结果可能正在渐渐清晰起来：中国投资者正大量地在越南建立纱线和布料生产厂。[53]即便是TPP中有着严格的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中国的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在越南生产纱线和布料，获得免税进入美国、日本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市场的机会。为了免受来自中国纱线工人的威胁，美国公司仅仅推动中国服装生产商赴越南建厂，进而建立了新的纱线工人“孵化器”。奥吉承认可能出现这种结果，他对我说，“我们依然是在争取时间。”

的确，奥吉的斗争总是在争取时间，就此而言，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2009~2014年，美国纺织行业的表现已经稳定，许多企业甚至可以说是出现了转折点。虽然该行业的就业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但产量保持稳定，生产效率创造了新纪录。[54]此外，美国纺织行业还吸引着外国投资者，来自印度、中国和加拿大的公司最近在美国南部投资纱线纺织厂。传统的经济因素，如优越的基础设施、可获得的廉价电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该行业的吸引力，但主要原因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从纱线开始的原产地规则有望成为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部分。[55]通过在美国生产纱线，伴随着美国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增长，在美国生产的外国企业可以向全世界的消费者销售商品，而且最终的服装商品可以免税进入巨大的美国市场。换而言之，美国的贸易保护正促使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商实现全球化，这是近300年前英国贸易保护所出乎意料的结果的又一个史诗般的回响。2014年，外国投资者依然在奥吉这边押注。

朱莉娅·休斯对我说，“早晚有一天T恤会和其他商品一样自由进入美国市场，但不是现在。”

4.旧衣服商业竞争加剧

旧衣服企业家发现政治

2013年，美国向全世界的消费者出售了近8亿千克的旧衣服，相较2000年翻了4倍。[56]住在新泽西州的克里夫顿的艾瑞克·斯图宾已经接管了其祖父建立的跨美洲贸易公司。旧衣服商业的动态竞争仅在过去数年间有所增长，对艾瑞克来说，很显然祖辈和父辈两代人持续的传统商业不再可行。而且即便是旧衣回收行业也面临全球多元市场的竞争，艾瑞克正在创新商业模式。

2008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将跨美洲贸易公司推向前线。首先，随着美国消费者放弃扔掉旧衣服而选择保留，衣服捐赠量下降。然而，同时手头并不宽裕的美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去慈善节约的店铺购买衣服，这样可供像跨美洲贸易公司这样的旧衣回收出口公司销售的衣服变得更少了。旧衣服国内供应紧缩导致出口美国海外市场的价格增加，未分类旧衣服的市场价格增加了近一倍，从15美分/磅增加至30美分/磅，压缩了跨美洲贸易公司的利润和商业机会。

然而，随着2010年美国经济的复苏，跨美洲贸易公司又面临着另外一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巴基斯坦、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球企业开始进入美国旧衣市场，直接从美国慈善机构收购未分类的旧衣服。这些公司将收购的美国旧衣服装船运至南亚和中东的出口加工区，然后分级、分类再销往非洲以及其他的地区。即便是有从美国到非洲的额外运输成本，但由于衣服分类的劳动力极其廉价，这些新兴的公司正在分割跨美洲贸易公司的利润。当2008年艾瑞克还在担心来自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时，成本更低地区的威胁已经到来了。艾瑞克对我说，“在工资水平、医疗条件、雇主利润方面，我们都不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公司相竞争。”

如果说劳工成本和日渐萎缩的旧衣供应还不足以对跨美洲贸易公司构成挑战的话，那么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出现了。随着非洲收入的增长，非洲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择购买新衣服，特别是中国的衣服。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处理旧衣服，来自中国的旧衣服开始进入全球市场。

到了2013年，跨美洲贸易公司在劳工市场、旧衣市场和服装商品市场所面对的竞争加剧，而且该公司的利润受到员工、消费者和销售者的侵蚀。

2014年夏，艾瑞克告诉我，“我意识到我们需要经营模式的转型，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艾瑞克希望跨美洲贸易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开创新的未来。为了增加旧衣供应，艾瑞克领导组成新的联盟纺织品回收委员会，通过该组织他想要从垃圾厂获得废弃的纺织品和衣服。该委员会近期举办了首次研讨会，艾瑞克对该协会的未来表示乐观。新的委员会意图改变下一代服装消费者的行为。

艾瑞克还和一些服装公司一道提升他们的“T恤余生”的实践。这些行动包括通过在衣服价签上提供循环信息，简单地鼓励消费者循环利用他们的旧衣服；建立回收程序等。跨美洲公司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好洗袜子，它向消费者提供回收和循环利用袜子的信封。

同时，艾瑞克和其他美国旧衣服回收公司还积极与全美市政当局建立的纺织品回收程序形成伙伴关系。艾瑞克对我说，“我们和美国其他行业一样，无法在劳工成本方面与海外低成本地区竞争，我们必须改变商业模式。”

美国旧衣服行业有着众多的小企业，依然保持着近乎完全竞争的特点。该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旧衣服是普通的商品，并且这些企业在历史上对于集体行动和政治家的影响很小。在结束我的T恤全球之旅后，我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只有在最后一章我遇到了教科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案例。

然而2014年，我与艾瑞克讨论得出新的变化：有趣的是，跨美洲公司的扩展战略涉及政治参与、集体行动和联盟构建，所有这些信息令我联想到奥吉·坦蒂洛和朱莉娅·休斯而不是跨美洲贸易公司。

在《循环的再思考》（Recycling Reconsidered）一书中，萨曼莎·麦克布赖德提出了一个困惑：消费后玻璃已经成为美国广泛的行动，尽管该活动是环境价值较小（玻璃是环保型的且生产过程相对洁净），并且还是经济上的非理性（市政当局在玻璃循环上的花费超过了它们的所得）。换言之，最为普遍的循环物质创造了很少的（甚至是负面的）经济和环境价值。与此同时，尽管美国纺织品和服装循环创造了重大的经济和环境价值，但其规模较小。就此看来，理性的经济学家和环境学者“应该”更重视纺织品循环利用而不是玻璃。读过本书较早版本的读者可能对麦克布赖德的结论并不惊讶，她的结论是市政当局在玻璃和旧衣服循环利用上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主要是由于政治家的重大政策，特别是商业团体的游说。

作为刚刚成立的纺织品循环委员会（在艾瑞克协助下建立）的主席，以及跨美洲贸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艾瑞克现在身兼两职。他深知自己需要持续关注旧衣市场剧烈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他还意识到政治家与消费者、服装品牌、零售商以及政府搞好关系的价值。与棉农、纺织厂主和饮料工业等规模大的利益集团相比，新的委员会显得很小，但这只是一步。像平原棉花合作社、全美纺织组织委员会一样，该委员会希望影响美国贸易规则的制定。

东非的旧衣服市场

2013年，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亚里斯泰迪斯（Aristides Serlemitsos）在达累斯萨拉姆卡里亚库市场附近遇见了杰弗里·米朗基。杰弗里已年过40，有5个孩子。他一开始在街头贩卖旧衣服，现在他已经建立了实体的公司查塔投资有限公司。杰弗里目前有着正式的账目，雇用了一名会计，经营数家店铺。杰弗里为他的商业成功感到自豪，他强调自街头贩旧衣服开始，他每年的收入都在增长。杰弗里每隔几个月就会购买一个大概5万磅的集装箱。他在分级、分类及开拓旧衣市场方面的敏锐度每年都在增长。

然而，远在8000英里之外的杰弗里同样感受到了许多影响艾瑞克·斯图宾的竞争性因素。杰弗里指出，随着市场对来自美国和英国有限旧衣的竞争日渐增强，供给成为前所未有的问题。来自中国的竞争性服装（包括新的和旧的）威胁着西方发达国家和非洲之间传统的旧衣贸易，并且印度新的供给商成了搅局者。杰弗里对采购西方的商业模式的长期波动性并不乐观。他预计紧缩的供应将增加成本，来自中国的竞争将侵蚀利润。但是杰弗里有一个计划。利用买卖旧衣服的商业利润，他购买了一家畜牧场。杰弗里认为随着坦桑尼亚居民收入的增加，肉类的需求将会增长。不久之后，杰弗里就将从旧衣贸易企业家转型为牧场经营者。

同时，乌拉姆·德沃基20世纪70年代作为小规模的贸易商起家，是第一个将旧衣服带到东非的商人，目前他已经成为非洲最富有的人之一。[57]乌拉姆的儿子穆罕默德现在是家族企业METL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坦桑尼亚的国会议员。穆罕默德经常被赞誉为非洲青年商业领袖。METL的业绩在纺织品、农产品、移动通信以及金融服务等多元化领域快速成长。目前该公司雇用员工2.4万名，占坦桑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3.4%。2014年，谦逊的企业家世界的种子在东非旧衣服贸易中持续繁荣。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本书中出现的人物。在我的环球之旅中，我受到了三大洲人们的欢迎，进入到了他们的家里、公司，并耐心地为我解答问题，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善良和真知灼见。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我的生活尽可能地免受全球政治、经济变迁风暴等影响，因此我谦逊地承认相比完成这本书，设身处地的感受书中描述的生活，比完成这本书更困难。我对每天都要面对这些挑战的朋友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尤其要感谢和致敬纳尔逊和露西·雷恩斯、加里·桑德勒、苏琴、陶永芳、帕特里克·许、穆罕默德和乌拉姆·徳维杰、杰弗里·米朗基、奥吉·坦蒂洛、朱莉娅·休斯和艾德和艾瑞克·斯图宾。

近20年来，乔治城大学一直是我的第二故乡，与我的学生和同事无数次的交流，令我受益匪浅。特别是要感谢那些激进的学生，正是他们最初激发我创作本书的灵感，并且不止一次地改变了我的观点。他们的活力和参与激发了我的灵感，即便是我们的观点不一致时也是如此。我为他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带来的变革感到十分自豪。本书中许多观点曾在乔治城大学的许可监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过，吉姆·多休克、迈克尔·加兰奇尼、丹·波特菲尔德和拉马尔·比卢普斯先后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许多优秀的研究助理和行政助理给予了我帮助。感谢布鲁克·巴伯、兰峰（音译）、拉塞尔·亚姆、勒妮·江、达娜·奥玛享、杰弗里·帕里蒂尼、安、皮亚亚农特和艾玛·汤普森。

我感谢2003年海上学期旅行时我的学生和商学院的同事，我们的交流和经验分享帮助我提炼本书的观点。海上学期还使得在中国和坦桑尼亚其他领域的研究成为可能。

截至目前，我已经和数百人交流过本书的观点，很难对每一个人表达感谢。但是我希望本书的内容能够表达对他们的谢意。我必须感谢平原棉花合作社（PCCA）的约翰·约翰逊的大力帮助和得克萨斯式的热情款待。关于中国的研究，我要感谢曲丽君教授，美国服装与鞋业协会的内特·赫曼、史蒂夫·拉玛，我与他们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分析。而对于坦桑尼亚的实地研究我尤其要感谢艾莉娜·马卡尼亚和亨利·米宁以及Aristides Serlemitsos。

我很荣幸在2013年能够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环球货币小组一起共事，他们追随T恤的环球之旅。我尤其要感谢该电台的亚当·戴维森，他在2005年评论原稿中选取了本书第1版，并且，第一次将本书的内容带到电台。

注释[1]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结论

后记　2009~2014年的发展

[1]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华章网站：http:/www.hzbook.com，请注册后下载。

参考文献[1]

[1]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华章网站：http:/www.hzbook.com，请注册后下载。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学生抗议如何促使商学院教授走遍世界

序言 寻找T恤衫的诞生地

第一部分 棉花之王

第1章 美国如何控制棉花市场长达200年

第2章 美国的棉花历史：因避开劳动力市场而得胜

需求拉动：贫苦阶层恋上“华丽服装”

让小提琴手有足够的琴弦

伊莱遇见风险投资家

竞争在哪里

所有的天灾都不是白人的错

棉花工厂落户得克萨斯

第3章 回到雷恩斯农场

C.F.和哈蒂·雷恩斯夫妇西迁（带着拖拉机）

白人都有拖延症

官僚主义排挤佃农

从不泄气的机器

选时节

雷恩斯家的孩子离开农场

旧敌人，新朋友

基因设计师

回归自然，还是向未来进发

第4章 威胁并不是来自补贴

从种子到牛仔布：棉农的利润组成分解

手抓法的终结

补贴

漂亮的猪

非洲没有口红涂

竞争在哪里

恶性循环

因为贫穷，所以没有污染

转基因抗虫棉（Bt棉）来到中国

虫子赢了

第二部分 中国制造

第5章 棉花来到了中国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上海光明服装3厂

第6章 长期的底线竞争

善于创造的英国人与具有勤俭意识的中国人

招聘启事：顺从和渴望者优先

第7章 时代姐妹：从农田到工厂

勤劳的纺织女工

当然不选农活

亚马逊网站和戴尔开办工厂

第8章 血汗工厂：不能说的秘密

制定规则

1780～2008年，活动家要求提升最低收入标准

在乔治城，枯燥的会议是件好事儿

对雌性鼠不利

贸易究竟是地球的朋友还是敌人

中国的挑战

竞争还在持续进行着

第三部分 边界的困境

第9章 回到美国

中国T恤与美国就业

2008年，尝试疯狂规则

第10章 抱团取暖？政治如何主宰美国全球服装贸易

奥吉赴华盛顿

制定协议和例外

1985～1990年，从种子到T恤的联盟

反唇相讥

持续太久

缓慢的解散

第11章 T恤贸易政策未曾料到的结果

不再有络纱机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互利的朋友

沃尔玛支持穆沙拉夫

配额竞争

奥吉和亚里士多德vs.沃尔玛

创造性破坏

恐龙到哪里去了

意想不到的赢家

第12章 持续数年的临时性贸易保护主义在2009年终止：现在是什么

大爆炸

政治大交易

如释重负

接下来是什么

2008年，朋友和敌人

奥巴马的交易

尝试新的内衣

第四部分 我的T恤终于邂逅自由贸易

第13章 T恤去哪里了：日本、坦桑尼亚和抹布工厂

我们在停车场见

新泽西淘金计划

T恤的余生

第14章 小企业如何用美国的旧衬衫为东非提供衣服

旧衣服国度

一便士两件

坦桑尼亚的淘金

寻找杰弗里

旧裤子太大了

第15章 旧衣物贸易，对非洲到底是敌还是友

看不见的中间人和经济民主

无须担心现在，但中国紧随其后

结论

后记 2009～2014年的发展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