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畸变的国器
Author: 熊剑平
Date: 2018-10-25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衣卫：畸变的国器／熊剑平著．—北京：中华书局，2018.10

ISBN 978-7-101-13070-6

Ⅰ．锦…　Ⅱ．熊…　Ⅲ．厂卫－史料　Ⅳ．K24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2438号

书　　名　锦衣卫——畸变的国器

著　　者　熊剑平

责任编辑　傅　可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9 5/8　插页2　字数17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070-6

定　　价　32.00元

楔子：帝王心机

一

史书上记载，大人物的出生，总是和普通人不同。比如朱元璋，据说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忽然满屋子泛起红光，邻居们都为此惊骇不已，以为他们家不小心失火了。这一点，料想没有多少人相信，却在《明史》和《明实录》等史料中均有记载。

孩子出生之后，母亲多少会感到一丝失望，因为这个娃长得实在有点丑。当然，好歹都得养活，即便家中已经非常贫困了。何况也有人说，这叫天生异相，将来是要做大人物的。

孩童时期的朱元璋，就已经显露出帝王之相。那时的他应该叫朱重八，是个衣不遮体的放牛娃，但已经表现出了带头大哥的气质。在与穷苦人家的孩子结伴玩游戏时，他总是扮演皇帝或者大将军的角色，再吩咐别的孩子拿着小木块当成“笏”，向自己跪拜。这个“笏”，就是大臣朝拜皇帝时使用的仪物。朱元璋不知道从何时起，已经装模作样地当起了皇帝。

即便在游戏之外，小伙伴们也都心甘情愿地听从朱元璋的差遣。他经常会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表现出老大的担当。据说有一次，一群孩子饿急了，就宰了地主家的一头小牛吃，大快朵颐之后，朱元璋告诉地主，大山裂开了个缝，小牛崽钻到缝里出不来了，他们赶忙上前，想将小牛拉出来，但结果只是留下一条尾巴。地主实地勘察时，发现牛尾巴正插在石头缝中，只能不了了之。

总之，朱元璋的智谋和担当，让那些和他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指挥。其中有几个人，终生追随朱元璋，帮助他建立了大明王朝。

此后，朱元璋颠沛流离，一度成为四处乞食的游方僧。再后来，他转投起义军，一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郭子兴那里，他混成乘龙快婿，羽翼渐丰，大杀四方，最终成功地兼并了其他各路豪强，成就了帝王之业。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建立大明王朝，年号洪武。

从一个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小和尚，到威名远扬、坐拥天下的一代帝王，朱元璋的人生曲折多姿，充满神奇。关于他的成长经历、发迹过程，乃至出身和长相等等，都已成为历史谜团，吸引着后人作万般演绎，直至将其演绎为传说与神话。包括前面所说的几个故事，虽说根本谈不上什么真实性，却一直在民间流传。

朱元璋的一生，境遇多变、角色多变、性格多变，但说到底，他是个出身于贫寒的农夫之家的平民子弟。只是因为身处于风云际会的特殊年代，他才成了叱咤风云的草莽英雄。他的这一身份特征，注定了明帝国的走向会和以往的王朝有所不同。

成为帝王的朱元璋，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自己的万里江山。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与各色对手角斗的过程中，他逐渐变得富有心机、狡诈多变。

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确保江山社稷一直在他们老朱家传承，朱元璋想尽了种种办法。其中最为关键的共有三条：其一，大肆杀戮功臣，防止他们危害政权的稳定；其二，废黜宰相之位，加强专制和集权统治；其三，重视内务情报的搜集，大力推行间谍手段，加强对臣民的监控。作为特务政治代名词的锦衣卫便由此而生，明朝两百多年的特务政治也就此拉开帷幕。锦衣卫借机上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着皇帝的所见所闻，成为影响和干扰皇权运转的国器。

二

有人说锦衣卫的设置，植根于朱元璋多疑的本性。这句话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朱元璋本来能和兄弟们打成一片，但当了皇帝之后，身份和地位都改变太多，立刻就犯了疑心病，而且病得很重。由此开始，他大量使用间谍，派人悄悄侦察臣僚，使其一切言行举止都在他的监视之中，朝野内外充满了肃杀之气。

朱元璋手下的功臣大量遭到屠杀，那些侥幸活命的人，整日提心吊胆。他们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战战兢兢地服务于王朝，却随时都会有性命之虞。每天上朝之前，大臣们都要和家人做一次严肃而认真的告别，仿佛是人生的最后诀别一样，非常担心此生无法再见。

官员从出门上朝的那一刻起，全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担惊受怕。如果当天晚上能平安归来，全家则欢天喜地。当官当到如此地步，可谓惶惶不可终日，正像是下雨天过独木桥—步步惊心。

面对这些已经胆战心惊的朝臣，朱元璋不肯有任何的放松，而是层层加码，继续实施严密的监控。

宋濂是一代大儒，学问好，做人也非常谨慎。对于这样一位名儒，朱元璋非常敬重，选定他为太子的老师。按理说，这肯定是令朱元璋百分之百放心的人物，但他还是对其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有一天，宋濂与客人在一起喝酒。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笑眯眯地问宋濂：“你昨天是不是喝酒了？”宋濂连忙答是。朱元璋接着又问：“你是和哪些人喝酒的？都吃了些什么呢？”宋濂如实地一一汇报，而且和特务打探来的情况完全吻合。朱元璋高兴地说道：“诚然，卿不朕欺。”
(1) 情况确实如此，宋爱卿没有欺骗朕。

宋濂早已被吓得一身冷汗，他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朱元璋的监视，只能死心塌地地为老朱家服务。

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姓宋的官员，叫宋讷，担任国子监祭酒，培养了很多学生。有一天，一个学生给他敬茶时，不小心把茶具打碎了，令老宋有些生气。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宋讷：“昨天你为什么生气啊？”宋讷心中暗惊，问道：“陛下何自知之？”
(2) 陛下您从哪里知道的？只见朱元璋一招手，旁边的人随即拿来一幅画，画的正是宋讷当天生气的模样。

朱元璋不仅是对朝臣不放心，他对民众也不放心。随着侦察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建设一支能力突出、便于控制、忠诚贴心的侦察队伍，已经显得迫在眉睫了。

(1)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2)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目 录

楔子：帝王心机

一

二

第一章　废　相

一、危险的丞相

二、贴心的毛骧

三、收网杀人

四、从幕后走到台前

五、杀更多的人

第二章　杀　将

一、蛰伏的毒蛇

二、新晋大将军

三、一不小心“被谋反”

四、令人胆寒的酷刑

五、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第三章　锦衣再起

一、更狠的人才能赢

二、升级版的锦衣卫

三、升级版的指挥使

四、血腥的杀戮

五、寻找建文帝

第四章　野心膨胀

一、继承人之争

二、才子蒙难

三、错杀已成习惯

四、贪欲无法遏止

五、荣耀俱成往事

第五章　宦官升降

一、从卑微到显达

二、厂卫并立

三、大权在握的厂公

四、不喜欢太监的仁者

五、作风整顿

六、太监学堂

第六章　护国与误国

一、全能卫队

二、探情尖兵

三、层层盘剥

四、官官相护

五、当太监有了文化

六、黑暗中的微光

第七章　皇帝忽成阶下囚

一、当战争成为儿戏

二、不作不死

三、天子蒙尘

四、患难见真情

五、突如其来的群殴事件

第八章　轮流坐庄

一、在战乱中即位

二、受困南宫

三、夺回大位

四、挫败石亨阴谋

五、击碎宦官迷梦

六、以德报怨

第九章　世人但知汪太监

一、西厂因妖狐而起

二、初露狰狞

三、天怒人怨

四、旬月重建

五、墙倒众人推

第十章　海神来过恶风回

一、难得平静

二、虎中称王

三、耍奸玩狠

四、总领厂卫

五、逞性妄为

六、权阉之死

第十一章　娱乐至死

一、迷失于荒诞

二、天上掉下个干儿子

三、一群干儿子

四、权力的任性

五、心怀异志的宁王

六、将娱乐进行到底

第十二章　遭遇权臣

一、从藩王到帝王

二、权臣上位

三、锦衣都督

四、不畏强权的沈炼

五、权臣伏法

第十三章　深重的危机

一、被逼“瘦身”

二、不肯屈服的都督

三、生前身后两重天

四、神宗亲政

五、难解的悬案

六、被掏空的帝国

第十四章　万民之唾弃

一、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二、末世大珰

三、抱团作恶

四、不屈的冤魂

五、末路凄惶

六、厂卫终成替罪羊

后　记

第一章　废　相

一、危险的宰相

二、贴心的毛骧

三、收网杀人

四、从幕后走到台前

五、杀更多的人

一、危险的丞相

在民间，刘基一直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所以号称“活神仙”。当时的人们就经常拿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1) 谋略出众的刘基，是智慧的象征，也是朱元璋定鼎中原的重要谋士，朱元璋经常向他讨主意。

有一次，朱元璋想要责罚丞相李善长，被刘基劝住。刘基说：“李善长虽有过失，但他能调和众将。”朱元璋感到非常惊讶：“他几次想要加害于你，你居然还为他着想？我这次就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连忙推辞：“这怎么行呢？用丞相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小木，房子就会立即坍塌啊。”

后来，李善长被罢相，朱元璋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长期负责特务工作，平时待刘基很好，没想到刘基极力反对他出任丞相：“杨宪没有做丞相的气量。”朱元璋接着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答道：“气量比杨宪更加狭小。”朱元璋接着提名胡惟庸，刘基答道：“做丞相就好像驾车，我担心他会翻车。”

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朱元璋不免面露愠色，忽然说道：“这丞相之位，怕是只有先生你最合适。”没想到刘基仍是推辞，说道：“我一向嫉恶如仇，又缺少处理繁杂事务的耐心，恐怕也会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不是没有人才，需要的是皇上留心物色。只是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出任丞相啊。”

刘基把帝国比作大厦，用丞相就得用那些粗壮而又结实的木头，起用得力干将。只是他自己不愿意做这样的木头，不知是不是看到了某种凶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几位，后来都在丞相任上获罪。

刘基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他一直寻机隐退。但他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不仅得罪了朱元璋，也得罪了淮右集团，更是彻底得罪了胡惟庸，从而为自己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他想远离是非之地，却已走不脱了。

有人不想当，有人抢着当。这个世界上，缺的不是人，而是位子。再危险的岗位，都会有人去填充，何况是丞相这样的高位。胡惟庸一直费尽心力往上爬，最终爬到了这个位置。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还做成了末代丞相。

胡惟庸是定远人，和李善长是同乡，所以一直受其提携。洪武六年（1373），他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但由于汪广洋被贬广东，所以胡惟庸可以独专中书省事务，直至升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个精明干练的人，遇事小心谨慎，也非常善于讨皇帝的欢心，由此而获得宠信。但是，随着权力的不断扩大，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也开始变得骄横跋扈。除了皇帝，谁都不放在眼里。这也难怪，除了朱元璋，朝中已经没有谁的权力比他更大了。内外奏章，他都可以先拿来查阅，凡对自己不利的，便先行扣下。天下人都知道胡惟庸权大势大，各方趋利之徒竞相投奔，贿送财物。

这个时候的胡惟庸是最为自得的，同时也是最为危险的。

朱元璋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不了解，只是他尚且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他还在等，等待事态的发展，等待收拾胡丞相的最好时机。

对于胡惟庸的不法和妄为，不少人敢怒不敢言。大将军徐达多少也知道一些，他选择向朱元璋告发。此前，胡惟庸曾多次拉拢徐达，均被徐达冷处理。徐达鄙薄其人，不屑与其交往，并瞅准时机悄悄禀告朱元璋，说胡惟庸这人根本就不适合担任丞相。胡丞相热脸贴了冷屁股，心头自然不快，得知徐达打自己的小报告后，更是怒火中烧，于是设计谋害徐达。

对大将军徐达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可想而知。权倾朝野的胡惟庸，自以为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所以一向肆意妄为。

面对险恶的政坛，聪明的刘基虽然及时退隐，但他在老家的一举一动仍会受到各方关注，包括胡惟庸，也包括朱元璋。毕竟他是明朝初年除淮右集团之外最重要的力量。

淮右集团，其实就是最早帮助朱元璋崛起的一帮穷哥们，堪称嫡系。朱元璋自称淮右布衣，和他们是乡里乡亲。他们是朱元璋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最为倚重的一支力量。但在坐稳江山之后，朱元璋立即发现这支力量已对自己形成了最大威胁。因为其中聚集着一大批位高权重的功臣，比如徐达、冯胜、李文忠、李善长、蓝玉……

刘基也是开国功臣，但毕竟是浙江人，和淮右集团非亲非故，所以受到胡惟庸等人的时刻提防。朱元璋对刘基，则在提防之外，也进行拉拢。出于提防，刘基在告老还乡时，朱元璋丝毫不作慰留；为了拉拢，在得知其生病之后，他需要表示一下关心和慰问。不幸的是，这种关心很快就被胡丞相所利用，使得善意的慰问变成了残忍的投毒。据说在朱元璋派出医官探视之后不久，刘基便一命呜呼。因为他服用的药物带毒，医官是受到胡惟庸的暗中唆使。

胡惟庸权势更炽之时，在他定远老家的一座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周围那些阿谀之徒都说这是祥瑞之兆。更有不少人告知丞相，说他家祖坟上空每晚都是火光冲天，照彻夜空。胡惟庸相信这一定是吉兆，更加高兴和自负，便生出所谓的异心。

二、贴心的毛骧

朱元璋的耳目遍布天下，刘基之死已经让他心生疑虑，下定决心暗中调查。这时候，丞相府又不断传来祥瑞，他对这些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受到丞相一番怂恿之后，朱元璋想去看看祥瑞之兆是否有利于朝廷。然而就在这时候，事情逐渐起了变化。

面对很有心机的胡丞相，有着特殊政治嗅觉的朱元璋可能也曾想先警告一下他，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杀人。他想把丞相的所有行迹打探清楚，充分掌握其图谋不轨的证据，一些心腹检校奉命完成这次侦察任务。

虽然这支队伍的侦察能力已经非常强大，足令天下臣民胆寒，但用来侦察丞相却还是显得捉襟见肘。胡丞相经营多年，羽翼颇丰，京城内外，甚至各省都有他安插的大小喽啰，密布如蛛网。而且，这些检校并没有直接逮捕和审判的权力，多为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更缺乏强有力的组织。

所以，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才行。正是由于侦察胡丞相的需要，朱元璋产生了组建专门侦察机构的想法，要征召一批精英分子，组建最为精锐的队伍，从而完成这项高度机密的任务。

什么样的队伍可以胜任这种高度机密的工作呢？看着身边这些膀大腰圆、武艺出众的护卫，朱元璋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对，就是他们了。这些人是朱元璋最贴身的护卫，也是被他视为最可靠的部队—内廷拱卫司。

拱卫司是吴元年（1367）所设。自设立之日起，便一直在朱元璋身边担任着护卫、救驾等特殊任务。既然长期担任皇帝的贴身护卫，那么所有士卒都需要经过精挑细选，个个都是忠心不二的死士，可以随时为朱元璋上刀山下火海，当然是执行特殊任务的首选。不仅如此，在拱卫司中，朱元璋选中的是其中最为精英的主力干将：仪鸾司。仪鸾司囊括了内廷拱卫司的精英，还因为专门负责皇帝的护卫工作，距离皇帝最近，传递情报最为便捷，既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监视任务，也能快速高效地把情报传递到朱元璋手中。

为了充实队伍，朱元璋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继续扩大侦察力量。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以“免徭役”作为优惠条件，从民间招聘一千三百多名良家子弟充实到仪鸾司，主要就是担任侦察任务。

《出警图》（局部）　图中骑高头大马的是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后面身着红衣的随扈二人为锦衣卫校尉。锦衣卫在成立之初，不仅承袭了拱卫司的护卫之责，也承袭了仪鸾司在国家重要活动中的仪仗之责。

队伍足够庞大了，交给谁统领呢？朱元璋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把侦察丞相的任务交给毛骧，由他来进行统一指挥调度。

关于毛骧这个人，我们如果翻检《明史》，看不到他的太多记录，最多只能在其父毛骐的传记中找到几句顺带的介绍。另外就是在讲到胡惟庸时，顺便提起过他，因为胡惟庸的死和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虽说记录较少，但在明初的历史中，毛骧可不是个一般人物。我们从《明太祖实录》中，也能依稀看到他的部分显赫经历。他是锦衣卫第一任指挥使，明朝初年的历史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

毛骧的父亲叫毛骐，较早追随朱元璋，并且屡建战功，所以成为朱元璋的嫡系，甚至一度和李善长并称左右心腹：“时太祖左右，惟善长及骐，文书机密，皆两人协赞。”
(2) 毛骧听从父亲的安排，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并在平定中原的过程中立有战功。他也由此而获得朱元璋的垂青，被任命为亲军指挥佥事。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羽林卫指挥使。

羽林卫，即羽林军，是宫廷禁军，嫡系皇家卫队。佥事，负责侦察情报工作。从这份工作履历可以看出，毛骧不仅很早就获得朱元璋的信任，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侦察经验。

毛骧擅长侦察工作，也善于领兵作战。比如当时滕州段士雄谋反，就由毛骧率兵平定。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毛骧的身影。浙东沿海出现倭寇，毛骧立即被派到抗倭前线。洪武五年（1372），浙东倭寇进扰，毛骧奉命阻击，战果辉煌：“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
(3) 洪武九年（1376），毛骧被提拔为大都督府佥都督。

对于这样一位“根正苗红”的有为青年，朱元璋不能不予以特别的信任，并进一步提拔重用。既然毛骧有着丰富的侦察经验，侦察丞相的重任也就非他莫属。

队伍足具规模，而且堪称兵强马壮，牵头之人也物色完毕，锦衣卫便呼之欲出，至少雏形已经在朱元璋的脑海中形成。

三、收网杀人

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步步为营，已经悄悄地布下天罗地网，那边的胡惟庸却毫无所知，仍旧陶醉在迷梦之中。他把皇帝的信任当成真，就不能抱怨自己伤得深。

当时，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都先后犯事，并受到朱元璋的处罚。两人都非常害怕，胡惟庸便乘机暗中对他们进行拉拢。威逼利诱很快见到成效，两人应邀到丞相府饮酒。酒酣之时，胡惟庸令左右退下，对他俩说：“我等所做之事多不合法，一旦被发觉将怎么办？”愚勇的二位立即变得惶恐起来。见此情形，胡惟庸便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他们，命他们暗中在外招集兵马。

毛骧因为搜集情报的需要，开始多方主动接触丞相，而胡惟庸也深知毛骧的重要性，对其进行拉拢，甚至一度引以为心腹。二人打得火热，无话不谈。为了招兵买马，他命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并且拍着胸脯说：“我将来会用得着你。”

据说胡惟庸还尝试暗中游说李善长，甚至派出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以作为外援，同时还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北元，向元朝嗣君称臣，请求他们发兵作为外应。他还将许多重要的文书扣压在丞相府，不愿意及时报告皇帝……

有些事还没发生，有些人还没来得及联络，有些命令还没有发出，就已经被朱元璋悉数掌握。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朱元璋的巧妙布置，也说明毛骧他们的侦察工作非常高效。

今人考证说，其中有些罪名完全属于有意栽赃和精心编织。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认为，安置在胡惟庸头上的诸多罪名，基本都是捏造
(4) 。不管是不是捏造，当朱元璋决定杀人的时候，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想法，更没有人能打断他的计划。

权势过于膨胀的胡丞相，已经成为朱元璋的绊脚石，那他就不得不死！相权的上升，往往伴随着皇权的下降，这是初登皇位的朱元璋尤其不想看到的。

就在胡丞相志得意满的时候，一次致命的车祸打乱了他的计划。

这一天，丞相的儿子在闹市区兜风，由于车驾得太快，飞奔的过程中翻车了，丞相的儿子坠车而亡。胡惟庸为此心痛不已，立即下令将驾车的车夫杀死。朱元璋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不由得勃然大怒，命其偿命。胡惟庸请求使用金帛补偿车夫的家人，遭到朱元璋的严词拒绝。胡惟庸感到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密谋起事，同时密告四方，下令那些依从于自己的武臣及精心培植的各方力量提前做好准备。

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占城国前来进贡，朱元璋很晚才得知这一消息。皇帝大怒，下令彻查。胡惟庸和汪广洋将一切罪责归于礼部，礼部则推诿于中书省。朱元璋更加愤怒，下令将相关臣僚全部关押并追责。不久之后，汪广洋被赐死，汪广洋的小妾陈氏陪死。朱元璋得知陈氏是陈知县的女儿，大怒道：“被没入官的妇女，只能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可以得到？”于是命法司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牵连出众多的违纪官员，对胡惟庸很不利。朱元璋认为，胡惟庸和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

第二年正月，涂节告发丞相谋反之事。被贬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皓，也告发胡惟庸的阴谋。朱元璋下令廷臣追查，迅速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廷臣说：“涂节本来也参与阴谋，见事不成才检举告发，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在诛杀胡惟庸的同时，也顺便杀了陈宁和涂节。

在处死胡惟庸之后，朱元璋宣布自此撤销相位和中书省，而且不允许子孙以任何借口重设。

虽然大权在握，朱元璋对丞相始终怀有提防之心。除了李善长被早早安排退休之外，汪广洋也曾几度起落，直到被杀。等胡惟庸任丞相时，朱元璋算是明白过来：换人不如改制。于是，他耐心等着胡惟庸出错，在除掉丞相的同时，也借机消灭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撤销相位，直接解决了明朝初期皇权和相权的冲突问题，使得皇权变得更加稳固，极大地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朱元璋此后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虽说有些辛苦，却是乐此不疲。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各部尚书的权力四分五裂，被切割和分解。终明一朝，中书省再没机会设立，最多只是内阁这样的辅政机构俯首帖耳地为皇权服务，再无掀起风浪的机会。即便后来内阁阁臣的权力上升，超越六部尚书，但始终无法和明初的丞相相提并论。

四、从幕后走到台前

在除掉胡丞相之后，朱元璋还做了一件大事：宣布成立锦衣卫。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情报侦察机构对于铲除异己、惩治犯罪的作用。

朱元璋的情侦人员在与胡惟庸的一番较量之后，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而且锻炼了队伍。情侦系统不仅队伍壮大了，而且地位也提升了，获得了朱元璋的极大信任，已经具备形成独立力量的条件。为了维护专制集权的需要，他们迫切需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承担起更为重要的任务。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正式宣布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5) 。也有学者认为，锦衣卫作为特务机构早就存在，至于洪武十五年改置的锦衣卫则是合并了仪鸾司和锦衣卫，其名称也可以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
(6) 。总之，特务机构从此公开化，取得了正式的“营业执照”，大大小小的特务也都取得了从业资格。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再次征召一万四千名壮汉充实到锦衣卫各个千户所，使得这支由他直接统领的特别侦察队人数将近两万。

在朱元璋的设计中，锦衣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锦衣卫下设经历司，掌管公文往来与案宗，名义上是负责公文档案之类，其实主要就是掌管由皇帝下达的案件审判的诏旨。换句话说，锦衣卫都是由皇帝直接掌握，别人不得染指。这种诏旨，或称诏令，是专属于锦衣卫的用以执行特殊侦察和缉捕任务的指令，也可以认为是皇帝所赋予的特殊权力。因此，所谓“诏令”，既是锦衣卫的护身符，也是锦衣卫特殊身份的证明。诏令和锦衣卫一起，构成了皇权的特殊象征。

除此之外，锦衣卫还设有镇抚司。因为拥有自己的监狱和法庭，所以具备侦察、逮捕、审讯及判刑等权力。镇抚司原本是锦衣卫的属官，但遇事可以直接奏请皇帝裁决，有时就连锦衣卫指挥使也可以绕开，所以被称为“诏狱”。

与明朝的军制相应，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锦衣卫的官校，除部分世袭之外，一般都从民间精心选拔。既要求身体强壮、孔武有力，更强调无不良记录。至于入职之后的升迁，除了依靠资历之外，更需凭借能力。

所有校官在入职之后，都要不断培植忠诚于皇帝的思想。此外，还要格外强调保密纪律。不该说的，一定不能说。在执行任务和传递情报的过程中，这一条原则显得格外重要。为了保证侦察行动的机密，锦衣卫的很多人员都曾悄悄地消失，又忽然地出现。他们经常在假装失踪之后，潜伏各处，悄悄担负起各类侦察任务。否则，他们不大可能绕过丞相的耳目，还能把胡惟庸的人脉关系摸得那么清晰而透彻。

除了拥有一些特权之外，锦衣卫还有明显的标志性特征：穿飞鱼服，佩绣春刀，腰间悬挂腰牌。《明史》记载：“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
(7) 也就是所在祭祀等重大活动中，只有锦衣卫可以携带兵器，身着华衣，护卫左右。

另外，因为穿着缇衣，骑着快马，所以锦衣卫也被称为“缇骑”。所谓“缇骑四出，海内不安”
(8) ，说的就是锦衣卫执行任务时的气场和巨大震慑力。

明代飞鱼服演变自蒙古族服饰曳撒，上绣有飞鱼图案。而飞鱼实际上并非是鱼，乃是一种鱼尾的四爪龙。锦衣卫并非全员皆身穿飞鱼服，只有军官一级的才可穿，正三品的堂上官可穿大红纻丝飞鱼服，普通的校尉、力士等是穿不到飞鱼服的。飞鱼图案可用在多种样式的服装上，既可以做成过肩袍，也可以做成胸背补子，在使用上没有固定规则。虽然明朝制度禁止乱穿飞鱼服，但往往皇帝自己也是滥发，致使飞鱼服的使用越来越混乱。

锦衣卫是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明史》总结其职责是“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
(9) 。所谓“直驾侍卫”，应该是禁卫军的职责，保卫皇帝，担任警戒，始终是皇帝的贴身卫队。所谓“巡察缉捕”，则是今天公安部门需要完成的职责，有侦察罪犯和抓捕犯人的权力。窃贼可以抓，贪官可以抓，什么人都可以抓。此外，它还拥有着特别审判权，有审讯犯人和关押犯人的权力。这一点与卫队及所有别的“卫”都拉开了距离。

所以说，锦衣卫什么都像，却又什么都不像—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四不像”。但它对于朱元璋和明王朝来说，却非常实惠，所以地位也非常重要。

锦衣卫的行动隐秘不显，组织架构也神秘莫测，但它已经名正言顺、光鲜亮丽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特殊的身份和角色，注定了这些身穿飞鱼服、腰系绣春刀的神秘卫兵，将长期在明朝历史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凡是被锦衣卫怀疑并且掌握到“证据”的案犯，不管有没有危及明朝政权，都难逃法网。

历朝历代的皇帝其实都非常注意在朝臣身边安插眼线，以此加强对臣僚的控制，一旦发现危机，也便于及早进行处置。宋代皇城司这种侦察机构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对于臣民监控的升级。至于锦衣卫，我们不妨视为皇城司的升级版：组织更加严密，人员更加精干，手段更加毒辣，效果更加明显。

在拥有锦衣卫之后，朱元璋对臣民的监控可以变得不再那么羞涩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制度化、组织化、程序化、合法化。朱元璋需要这一批忠诚的精英卫士来看家护院。家是他的家，国是他的国，一切他说了算。朱元璋与生俱来的“朴素”的农夫“品质”，注定了他需要认真打造这样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始终是朱元璋的至亲至信，完全出自他的有意提拔和重点栽培。可以说，锦衣卫的出现和壮大，既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朱明王朝执意推行集权政治的一种逻辑结果。

五、杀更多的人

从汪广洋到胡惟庸，朱元璋先后杀了两位当朝丞相，而且还顺带杀了好几位大员，令世人震惊不已。不过，接下来的动作怕是更令人吃惊。朱元璋开始凭借着胡案接连制造案中案，大规模清剿制约皇权的各种力量。

朱元璋的逻辑很简单也很直白：打下江山，靠的就是杀人；坐稳江山，依然得靠杀人。他决心杀更多的人，不知道是为了殉那位刚刚死去的丞相，还是为了守护他的大明江山。

只有杀更多的人才能让他感到踏实。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指挥参加过无数的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集中杀人。坐稳江山之后，好歹需要与民休息，他只能把杀人的节奏缓慢下来。但在清剿胡党的过程中，他又重新进入杀人的快车道，恢复了杀人的节奏。

为打天下而杀人，他不需要出示证据；等天下太平之时再杀人，这就需要证据了。有了锦衣卫，他便可以随意找到各种所需证据，从而能够从容而“合法”地杀人。

杀死胡惟庸之后，朱元璋继续穷追其重要党羽及亲戚友朋，并且一直深挖了十余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才宣告结束。凡是与胡丞相有牵连之人，皆称“胡党”，都要受到严惩。结果，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在内的一大批功臣勋爵都受到株连，牵连被杀者共计三万余人。

其中，挖出淮右集团的总头目李善长，应该是朱元璋最为自得的一件事了。

李善长号称建国的首功之臣，是文官领袖。当初为了示好，朱元璋将长女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两家结为亲家。虽然退休多年，但李善长的那些老部下仍然掌握实权。所以李善长的存在，标志着淮右集团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存在。奇怪的是，李善长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就是死不了。徐达作为武官领袖，都死了好几年了，李善长却以羸弱病躯，一直苟延残喘。这让朱元璋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

总该有个了结，却总抓不到证据，这个难题便只能交给锦衣卫了。经过长期侦察，毛骧挖出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私通胡惟庸的证据。可是朱元璋没有一丝兴奋，因为这情报对他没有多大价值，也没有理由就此杀掉李善长。既然如此，不如网开一面，给李善长一个人情，将李存义从轻发落。这么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展示朱元璋仁慈的胸怀；第二，暂时稳住李善长。

李善长在得知弟弟被宽恕之后，并没有做出谢主隆恩的举动。这让朱元璋非常不悦，只是此时命令已经发出，不好立即收回，只能等到将来老账新账一起算。

有锦衣卫，有毛骧，朱元璋并不需要等待太久。锦衣卫潜伏侦察很长时间之后，总算抓到了李善长谋反的“铁证”。

据说胡惟庸曾经指派李存义劝说其兄谋反。第一次劝说碰了一鼻子灰，李善长根本不为所动，反而怒目相向。第二次再劝，李善长不置可否，有所松动。第三次，李善长叹道：“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10) 意思是，我已经老了，所以没有兴趣。等我死之后，你们爱咋咋地。

这真是不可饶恕的死罪。李善长作为功勋老臣，明知朝臣有叛逆谋反之举，不但不检举揭发，反而是徘徊观望，首鼠两端，实属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这时，又有证据表明，李善长曾伙同胡惟庸私通倭寇。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征讨北元时，曾抓获封绩，李善长隐瞒不报。等到两年后封绩被逮捕，才从他口中审出实情：“封绩往来沙漠，私书有善长手迹。”
(11) 李善长大逆不道的罪状已经非常明确。

总之，在深挖胡案、清剿胡党余孽的过程中，锦衣卫挖出很多证据，都纷纷指向李善长。甚至连善于观察天象的官员也说，因为天象有变，只有杀了李善长才能顺应天命。

可能李善长平时得罪的人也比较多，关键时候除了一个叫王国用的人，再没人站出来帮他说话，所以李善长只能坐以待毙了。他的死，能够除掉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虽然和皇帝结为亲家，虽然手握两张免死铁券，虽然是朱元璋最为倚重的开国元勋，李善长在他七十六岁这年还是不得不以死谢罪。只有儿子李祺因为是老朱家的女婿而侥幸活命，其余七十余口一并被处死。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惟庸做鬼都已经超过十年了。

而且，锦衣卫的战果不断扩大，审讯的过程中，还挖出了更多的线索。与胡惟庸过从甚密、共谋叛乱的人越来越多。朱元璋顺藤摸瓜，一个接着一个地杀：“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12) 三万多人中有多少冤魂，只有天知道。

据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总结，当朝坐胡党而死的重要官员有：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骐）、李伯昇、丁玉、邓愈之子镇及宋濂之孙慎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
(13) 。

这长长的名单，透出一股凛冽的寒气，是朱元璋的辉煌战果，同时也是明初功臣的悲歌。

为了起到惩戒作用，朱元璋下令编辑出版《昭示奸党录》广布天下，并且一连出版了三本。这其中除了记载胡党分子的名册之外，还有一些前后自相矛盾的审讯记录。不知道哪些属于捏造，哪些得自酷刑。

至于毛骧，他虽在除去胡惟庸的过程中立下大功，但也被下令处死。他接触胡惟庸，该是为了套取情报。到了这时，说他与胡案牵连太深，完全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模式。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杀他，就是为了灭口。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不能不死。

总之，该死的全都死了，不该死的也死了，朱元璋视官员为牲畜，杀人杀得性起，根本停不下来，硬生生地把南京变成了一个“屠宰场”，血腥而且恐怖。

通过精心布局，朱元璋顺利地除掉了胡惟庸这一“奸相”和“叛徒”“野心家”加“卖国贼”，此外还产生了两项重大“成果”：撤销中书省和成立锦衣卫。这就是朱元璋精心寻找的两味重要的治国“药引子”，将它们注入帝国的肌体之后，不知道会诱导其走向何方。

(1)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2) 《明史》卷一三五《毛骐传》。

(3)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4) 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载《燕京学报》1934年6月第15期。

(5)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6) 黄冕堂、刘锋：《朱元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

(7) 《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

(8)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9)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10)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11)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

(12) 《明史》卷三○八《胡惟庸传》。

(13)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赵翼的这份名单中列入毛骧的父亲毛骐，令人多少感到一丝困惑。据《明史》，毛骐病卒，朱元璋曾“为文哭之，临视其葬”。当然，按照锦衣卫一贯强调的忠君思路考察，毛骧六亲不认害死父亲，也完全可信。

第二章　杀　将

一、蛰伏的毒蛇

二、新晋大将军

三、一不小心「被谋反」

四、令人胆寒的酷刑

五、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一、蛰伏的毒蛇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推行特务政治，大肆屠杀功臣，加强对百姓的控制，不仅激起官怒，也引起民怨。但是，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之下，所有的怨恨都只能化为地火，始终没有爆发的机会。所有的臣民都不敢向当朝皇帝发泄，哪怕是一点点的不满。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忍受，甘当奴才和顺民，任由皇帝尽情发挥他的铁腕控制手法。

那么，朱元璋能体察到这些深埋心底的怨恨吗？应该能，因为他的耳目遍地都是。也许不能，因为周围都是顺着他说话的小人，只会挑他喜欢听的话说。不听话、不明事理的刺儿头，早就被收拾干净了。得到皇帝授予的特权，锦衣卫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可就在这时，朱元璋做出了一件令人稍感意外的举动。洪武二十年（1387），他下令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并将所押囚犯都转交刑部，而且今后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

朱元璋此举来得突然，但也有因可寻。原来，锦衣卫审讯犯人是用尽酷刑和采取非法凌虐之举，终于有不怕死之人站出来检举揭发。朱元璋听了锦衣卫狱的内部运行情况之后，感到非常愤怒且震惊，他立即下令：“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1)

按理说，锦衣卫帮助他清剿了大批功臣，在维护皇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理应给予更多信任，让其继续发展壮大才是，可是朱元璋没有这么做。是他突然良心发现，自此告别严酷的专制统治吗？显然不是，他也不舍得。提着脑袋、拼了老命才夺得的皇位，他不仅要想办法坐稳，还要努力将这把黄金龙椅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传给后世子孙。

其实，朱元璋的想法很容易明白—谁的权力大了，就需要立即按下去；谁的能力大了，就需要多多提防谁；甚至谁对他帮助最大，就杀掉谁。限制锦衣卫的权力其实和杀功臣的逻辑完全一致。

限制锦衣卫的权力，是朱元璋从此改变了治国思路，告别特务政治吗？也不是。因为锦衣卫一直存在，他们侦察缉捕的权力也一直得到保留。所以他的这一“怒”一“限”，即便是真的有所触动，但也一定只是瞬时冲动，而且更像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胡党被收拾得一干二净，杀死的三万人中肯定有大批的冤死鬼，他多少要装出一丝难过的表情，摆一下痛心疾首的姿态。

在早已被吓得战战兢兢的臣民面前，朱元璋也需要装模作样地推卸责任。他想要告诉世人，这些坏事都是锦衣卫干的。他们的带头大哥毛骧被迅速处死，这一方面是为了灭口，另一方面也可以稍微平息众怒。

除却这些，朱元璋还另外有着一层深远用心：他要将摆在明处的东西藏到暗处。

通过胡惟庸案，锦衣卫从幕后走到台前，朱元璋所精心培育的特务部队就此暴露在天下人眼前。但是，锦衣卫的工作性质非常特殊，躲在暗处更加有利于发挥作用。他们就像蛰伏的毒蛇，一旦出动，便要一击即中。

等到锦衣卫疾风骤雨般地侦办蓝玉一案，用快、准、狠的手法铲除了数量不菲的蓝党时，便可以发现朱元璋当初的所谓“限制”，竟然完全成为一纸空文。这貌似不可思议，却全在情理之中。就在朱元璋的一“怒”一“限”之后，锦衣卫变得更加彪悍凶狠。当锦衣卫重新出现在臣民面前时，立即掀起了巨大的血雨腥风。

侦办蓝玉的前后经过，充分说明朱元璋当初焚毁刑具这些举动，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有学者分析，在洪武二十年（1387）之后，锦衣卫的使命，除了被取消刑讯权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改变，包括对大案、要案的侦讯和对案犯的缉捕。不但没有改变，“随着朱元璋屠杀功臣的变本加厉，锦衣卫的恐怖活动亦较之洪武二十年之前更加疯狂”
(2) 。

等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忽然又有一条针对锦衣卫的禁令，进一步“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
(3) 。两次禁令的发布，非常耐人寻味。敢把朱元璋的禁令不当回事，居然需要皇帝再三申明，锦衣卫果真有这么大胆子吗？显然不是。借给他们一百个豹子胆，他们也不敢。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奉旨行事。

朱元璋惩罚锦衣卫，最多只是家长教训自家孩子的办法，虽然有打有骂，可毕竟还是自家亲生的。有时候，孩子在外面惹着别人了，免不了要教训一番，可那都是当着外人做做样子，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回事。即便他杀了毛骧这样的头目，但仍然改变不了他对锦衣卫的信任：锦衣卫是自家亲生的，不相信他们还能相信谁？

不过，等到蓝玉被杀，该法办的人都已经办完了，朱元璋重申禁令也许是真的。因为他的目标已经达到，是该收手的时候了。而且，这一次禁令的解除，要一直等到明成祖朱棣的出现。

下面，我们不妨先看看锦衣卫这条毒蛇，在它的蛰伏期，是如何咬噬大将军蓝玉的。

二、新晋大将军

当初李善长被杀，锦衣卫所搜集到的一条罪证和蓝玉有关，而且明显对蓝玉不利。蓝玉打败元兵抓获元臣封绩后，只报告给了李善长，而李善长没有继续奏报皇上。此事如果追究起来，蓝玉多少也有责任。只是因为当时朱元璋最想杀的人是李善长，加上蓝玉身负戍边重任，所以只能暂时放他一马。

暂不追究，并不代表以后不会算账。等到时机成熟，朱元璋当然还会老账新账一起算。而且，负责侦察蓝玉的锦衣卫蒋已经悄悄地布置到位，只是蓝玉自己丝毫没有察觉罢了。

蒋
，籍贯生卒年皆不详，只知道他在毛骧之后成为锦衣卫的高级头目，担任锦衣卫指挥，并参与侦办蓝玉一案。

关于蒋这个人，如果不是因为蓝玉，相信历史也懒得记他一笔，怕是谁都不会想起他。只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蓝玉谋反的证据，《明史》中才会出现他的名字，而且只是一次，就像电视剧里那种活不过几秒钟的反派一样。此外，也有武侠小说曾提及他，说他武功高强而又心狠手辣，贪图名利而且不择手段。这些可能是事实。至少他主持侦办蓝玉一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案件进程，使得一代名将成为冤死鬼。

朱元璋为什么忽然要杀蓝玉呢？其实也是与蓝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有关。

蓝玉既是胡惟庸的同乡，也是一代名将常遇春的小舅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名将，在战场上屡立战功。

蓝玉确实很会打仗，因为他刚从军就跟着常遇春。有高人指点，加上他自己有胆有谋，所以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升任千户和指挥使，再升任大都督府佥事，直至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

和明初众多名将一样，蓝玉也是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仗越打越大，手下兵众越聚越多，权力越来越大，命运却越来越危险。

在徐达等老一辈战将逐渐凋零之后，蓝玉当仁不让地成为新一代战神。他南征北战，立下战功无数。

洪武十四年（1381），蓝玉跟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南征云南，消灭了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战后评功，以蓝玉功劳为大，不仅获得了加薪，增加俸禄五百石，而且女儿也被册封，成为朱元璋的儿媳妇，即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1387），蓝玉以征虏左副将军的身份随大将军冯胜北征。此役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元太尉纳哈出所部。在战争中，蓝玉亲率一队轻骑兵，冒着严寒和飞雪，长驱直入，成功地夜袭庆州。随后他又率领大军深入虎穴，迫使纳哈出投降。

立下赫赫战功的蓝玉，又遇到了一起意外事件，从而使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急剧变化。当时，大将军冯胜因为私藏良马而获罪，被朱元璋撤职召回，蓝玉因而获得拜大将军的机会，自此总领二十万北征军。

第二年，蓝玉率领大军十五万再次出击。当他探知元主藏身捕鱼儿海之后，便下令轻骑抄近路星夜兼程，越过茫茫沙漠和山寒水冷的严寒地带，出其不意地对元主大本营发起进攻，几乎全歼北元军，仅元主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骑逃走。此后，蓝玉又派出精锐骑兵发起猛烈追击，俘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妃嫔、公主以下百余人，俘虏士卒七万七千余人，并缴获宝玺、符敕、金银印信等物品，还获得马、驼、牛、羊等十五余万。

捷报传来，朱元璋大喜，除了下诏颁奖之外，更将蓝玉比作自己的卫青和李靖，晋升为凉国公。

战功卓著的蓝玉，官职不断获得升迁，军权越来越大。据说他也渐渐地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更不知道朱元璋的密探已经悄悄地盯上了他。

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蓝玉肯定会安全许多。但此时的蓝玉，已经是大权在握的大将军，那么他的处境就开始变得危险起来。至少朱元璋已经视其为危险分子，开始找茬收拾。据说“凉国公”这一名号，本该为“梁国公”，因为他一再犯错，只能把“梁”改为“凉”。这一字之差，足以昭示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变化。

大将军蓝玉的一举一动都在朱元璋的严密监控之中。有消息传来，蓝玉北征捕获了元主的漂亮妃子，荷尔蒙瞬时冲动，事后元主妃子羞愧难当，自缢而亡。得知这一消息，朱元璋大动肝火：“这岂是一个大将军该有的行为举止？！”后面又不断有坏消息传来，说蓝玉有很多违规之举：“擅升降将校，黥刺军士，甚至违诏出师。”
(4) 暗中侦察大将军的锦衣卫奏称，蓝玉不仅自己鲸吞国家资财，也纵容儿子在家乡违法乱纪……新晋大将军“春风得意马蹄疾”，无意之间已留下一连串的案底。

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再任命蓝玉为征西大将军，去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平叛。朱元璋特地交代大将军，有要事单独商量，没想到蓝玉带去了几位随身侍卫。带就带去吧，当朱元璋喝令这些随从退下时，他们竟然纹丝不动，只是等到大将军挥手示意，侍卫才迅速退下。

这件事对朱元璋触动很大，因为皇帝的号令已经不如大将军好使，这实在太可怕了！这蓝玉究竟是不懂人臣之礼，还是果真心存不轨？！

朱元璋虽然暗自震惊，但也能迅速平定心神。眼下毕竟正是用人之际，暂时不便得罪这位大将军，只能不动声色，任由他去捉拿叛贼。所以，虽然内心掀起巨澜，但朱元璋仍竭力保持镇定。

虽说是混上了个大将军，但说到底蓝玉也只是一介武夫，一个大老粗。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充其量也只会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并不懂得如何耍心眼。即便是斗计谋，也顶多是战争谋略，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而且，其政治智商几乎等于零，心智完全没有开化。与老奸巨猾的朱元璋相比，他显得太嫩了。他哪里能够察觉出朱元璋内心的波澜，于是怀揣着皇帝的各种叮嘱，老老实实地踏上了征程。

三、一不小心“被谋反”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忽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突发事件令朱元璋伤心不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治国理念，也左右了他对周围文臣武将的看法，包括对蓝玉的态度。

与父亲相比，太子朱标性格偏于柔和，怀揣一颗宽仁之心。看到父皇杀了太多的功臣，朱标曾试图进行劝阻，朱元璋则采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训诫。

有一天，朱元璋拿出一根带刺的荆棘令朱标拾起，看到朱标面有难色，他不动声色地将刺削去，再令朱标拾起。朱元璋是想通过此举向太子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

没想到朱标的过早亡故，彻底打乱了朱元璋的计划。此后，他只得将皇位传于皇孙朱允炆，虽然这位皇孙的性格和为人偏于软弱。面对这样的皇孙，朱元璋有时也会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家业毕竟还是要靠他往下传。

在朱元璋眼中，大明王朝就是他亲手栽种的一棵树，他需要看着所有枝叶按照他的旨意生长，至于那些不听招呼的，只能咔嚓咔嚓地剪去。而锦衣卫正是他着力打造的一把大剪刀，他需要用这把大剪刀不时地对树枝进行修剪。

在朱允炆即位之前，朱元璋不得不用高倍扫描仪将朝中的文武众臣再仔细扫描一遍，看看有哪些新长出的刺儿头和潜在的刺儿头。这扫描仪的探头很快就扫到了手握军权的新晋大将军身上。

除了朱元璋看蓝玉不顺眼之外，还有一个人看他也非常不顺眼，这个人就是燕王朱棣。

燕王朱棣为什么会看蓝玉不顺眼呢？据说，蓝玉曾经向太子朱标打过他的小报告。

蓝玉因为与朱标有亲戚关系，所以两人走得比较近。有一次，蓝玉告诉太子说：“我在北方时，曾观察燕王朱棣和他所在的封地，一举一动都和皇帝一样。燕王怕是迟早要造反的，你一定要小心啊！”蓝玉继续向朱标解释：“殿下问臣，臣不敢隐，故尽其愚恳耳，惟密之。”
(5) 蓝玉认为自己受到太子的优待，所以密报太子，并希望朱标保密。但是这件事不知道何时被朱棣发觉了。朱棣曾几次向父皇进言，建议及早除掉蓝玉。

蓝玉为老朱家征战沙场，却在无意之中得罪了这对父子，处境已经变得十分危险。朱元璋在听了朱棣的建议之后，更坚定了杀蓝玉的决心。

就在这时，正赶上蒋瓛发现了大将军谋反的证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正式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立即将大将军蓝玉逮捕下狱。

刚刚平叛归来的蓝玉，自然是有功之臣。他自己也颇为自得，返京途中也一直以功臣自居，梦想着朱皇帝多给赏赐。没想到，他刚刚上朝就立即遭到锦衣卫的抓捕。辛苦平定叛贼的结果是把自己搞成了叛贼。这巨大的落差，立即让蓝玉晕头转向，他思前想后，就是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的事，锦衣卫用酷刑帮他想明白了。

被关进大牢之后，蓝玉开始一点点回忆自己的违法行为，也没什么大的过错啊，不就是吃点儿拿点儿玩儿了一些女人吗？结果，各种酷刑一齐上阵，大将军脑袋清醒了，逐一交代了自己谋反的“罪状”。他想起来自己的亲家被挖出是胡惟庸的同党，他为此曾经有过不满情绪。

很好！这就是谋反的罪状，因为他居然私下表达对皇帝不满之情！于是继续用大刑伺候，蓝玉终于把自己谋反的罪证完整地“坦白”出来，而且也和蒋他们侦察得来的情报一一吻合。

原来，这位大将军在平叛回京之后，发现自己已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便决定铤而走险，开始计划谋反。于是，他四处联络，聚集力量，准备在皇帝“藉田”之时发起袭击。可是，就在他们“约束已定”，准备发起叛乱之时，却暴露了行动计划，“为锦衣卫指挥蒋瓛所告”
(6) 。

蓝玉的谋反罪已经坐实，立即被处死了。大概在朱元璋看来，大明帝国如果是一部电视连续剧，蓝玉也是活不过一集的反派，希望他尽快从眼前消失。

锦衣卫在侦办蓝玉一案中，发挥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从抓捕到处决，只花费了短短的两天时间。不过是周末加了个班，就把威震北疆的大将军给收拾了。

匆匆杀人证明了朱元璋的心虚，不少人都说蓝玉其实并没有招供，只是因为朱元璋急着要杀人，所以才会有“狱词”的匆匆出台。而且这份“狱词”充满谎言，前后矛盾，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不知道酷刑之下，蓝玉到底有没有招供，有没有供出同党，京城的人们只是看到不停地抓人和杀人，看到锦衣卫忙碌的身影。

猜测蓝玉被逼急了，也会有胡乱咬人之举，《明通鉴》中记载了一例。当时有一位叫詹徽的官员曾参与审判，看到蓝玉满肚子委屈，一百个不服气，所以大喝道：“速吐实，毋株连人。”
(7) 让他赶紧说实话，不要胡乱咬人。只见蓝玉大声叫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结果，这个倒霉的审讯官就杀了。

蓝玉死了，然而对蓝玉一案的侦办才刚刚展开：清剿余党、搜集证据、惩戒来者、铲除影响等等，很多事情都在有计划地铺开。据《明实录》载，在蓝玉死后三年，锦衣卫还能继续挖出其谋反的证据：“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
(8)

与此同时，对蓝玉同党的清剿也匆匆展开。朱元璋又仿照胡惟庸案，一直株连蔓引，发动锦衣卫掘地三尺，寻找蓝玉同党，在对大将军诛灭三族的同时，又杀死约一万五千人。为了警诫群臣，朱元璋也仿照胡案，下令颁布《逆臣录》布告天下。而且，侦办蓝玉余党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洪武末年方告结束。

在“蓝玉案”中，因株连被诛杀的，仍然是功臣。据赵翼统计，坐蓝党而死的要员有：傅友德、曹震、张翼、朱寿、何荣、詹徽、傅友文、察罕（纳哈出之子）、张温、陈桓、曹兴、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此外也有一大批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
(9) 。

把目标对准开国功臣，在这一点上，蓝玉案与胡惟庸案如出一辙。但是，二者也有不同：胡案更多地对准文臣，蓝案则更多地对准武将。所以，通过蓝玉一案，傅友德、冯胜等开国名将都先后受到牵连，被残忍杀害。那些与蓝玉有过交集的，无论是故交，还是新朋，都被一网打尽。那些与蓝玉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遭到血腥屠杀。总之，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10) ，文武功臣几乎都被清剿干净。

与胡案一样，锦衣卫一直致力于侦察案犯和挖掘线索，在抓捕杀戮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是其所搜集的证据，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都无从知晓。今人研究对照《逆臣录》，可以发现其中充满了自相矛盾，也和《昭示奸党录》一样，完全经不起推敲。至于蓝案所杀人数比胡案少了一半，也并非因为朱元璋忽然心生仁慈，应该是当时功臣所剩无多，他只能杀到这个规模了。

在大量清剿蓝党的同时，朱元璋同时下令处死蒋瓛。这位锦衣卫大佬，结局同样非常悲惨。他与毛骧一样，是在替朱元璋辛苦卖命之后，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四、令人胆寒的酷刑

蓝玉被抓捕时，朱元璋已经下令将锦衣卫的各种刑具焚毁，就连锦衣卫的审判权也已被剥夺。但在朱元璋默许或授意之下，锦衣卫偷偷地保留了各种刑具和手段，在收拾大将军蓝玉的过程中，很快就派上用场。被关押在狱中，蓝玉遭受的酷刑一定不在少数，所以才会迅速地“招供”自己谋反的各项罪证。

蓝玉不仅死得很冤，而且死得很惨。当然，遇到嗜血成性的朱元璋，谁都会死得很难看。

关于蓝玉之死，一直流传着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凌迟处死，也就是千刀万剐；另外一种说法是剥皮实草；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剥皮，再凌迟；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皇帝忽然开恩，所以撤销了原先的凌迟之刑，改为剥皮实草，同时也可借此惩戒各级官员和不法分子。

朱元璋和锦衣卫所发明的种种酷刑中，不知道哪个更为凶残。剥皮实草就比凌迟处死显出一丝人道吗？怕是未必。所以，即便果真有过改判，那也只是鳄鱼的眼泪，全都是伪善。

所谓“剥皮实草”，也可称之为“剥皮囊草”。据说这是朱元璋为了惩戒贪官而发明的酷刑。刑法极为残酷，先把人皮完整地剥下，再往里面填充稻草，然后置于官府座位旁边，或悬挂示众。

在明朝做官，需要胆子够大才行。试想一下，官员履新之时，刚在大堂坐定，就看到前任的人皮悬挂眼前，这当然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种特殊设置，大堂之上也显得十分阴森可怕，料想大小官员起初都是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履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泰然处之。

朱元璋依靠杀人建立大明帝国，他本人几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砍砍杀杀，生生死死，他见得多了，也看得淡了。他知道人性中有那么一丝邪恶，可以恶到无极限。对于生命，他本来就缺少敬畏之心。所以，他的治国理念里面，更多的是刚猛和冷酷，更喜欢使用酷刑。

为了保证锦衣卫运行流畅，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朱元璋赋予其审讯罪犯的权力。为保证审讯有力，锦衣卫设计了成套的酷刑。有句话说得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锦衣卫残酷而刚猛的酷刑，是对朱元璋的响应。他们奉旨行刑，所以显得更加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

锦衣卫既是朱元璋铲除异己、大肆屠戮的得力帮凶，也为朱元璋以酷刑治国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历史上曾有的一些酷刑，比如凌迟、诛族、枭首等，朱元璋都一一用心学习领会，并先后用于实践之中。

锦衣卫狱酷刑为看家本领，据说日常所准备的刑具就有十八套之多。一旦被抓捕入狱，就很难有生还的机会。那么，锦衣卫究竟设有哪些酷刑呢？除了前面所说“剥皮实草”之外，我们不妨再见识其中一二。

首先就是臭名昭著的“廷杖”。所谓“廷杖”，说通俗点，就是打屁股，而且是当众打屁股。据说这一招是朱元璋向蒙古人学的
(11) 。朱元璋在洪武八年（1375）启用，第一次是用在茹太素的身上，因为他说话得罪了朱元璋。此后，朱元璋经常使用这一招来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官员，且被视为“招待”罪犯的“头道菜”。一旦有哪位官员惹恼了皇帝，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锦衣卫的板子随即就像雨点一般落在他的屁股上。无论是谁，挨三十下就很可能会致残，如果到了一百下，就很难有生还的机会。

据说行刑的锦衣卫校尉都受过严格训练，能够准确地根据上司的暗示掌握杖法的轻重，从而决定受刑人的生死。比如，两脚像八字形张开，则表示可留活命，向内靠拢，就要往死里打。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谈到明代时，一方面痛恨帝国的专制程度已经日益深刻，“在坏的方面也可说是发展到逻辑的尽头”，开始大量使用连半开化的外族统治时期都没有使用过的各种野蛮酷刑，一方面尤其指出了廷杖与诏狱这些酷刑“对臣民人格的无视”
(12) 。

廷杖其实不只是对人格的侮辱，它也能直接夺取人的性命。比如永嘉侯朱亮祖、工部尚书薛祥、大理寺卿李仕鲁等人，都是被朱元璋使用廷杖之刑直接打死的。

与廷杖的辱没人格和无比痛楚相比，刷洗、抽肠、锡蛇游等酷刑则更加残忍刻毒，触目惊心，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刷洗，就是先将犯人脱去衣服固定在铁床上，然后一边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身上，一边用布满铁钉的铁刷子在刚刚浇过开水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犯人在万般痛苦中死去。

抽肠，就是用铁钩子从犯人肛门处塞入，钩住肠子后再一点点地抽出，直到将内脏完全掏空、犯人痛苦地死去为止。

锡蛇游，就是将融化的锡水灌入犯人的嘴巴，直到灌满肚子为止，令犯人痛不欲生。

油煎，就是将平底铁盘烧热后，再将犯人放上去。高温之下，犯人很快就被烧焦，非常痛苦地丧命。

站重枷，就是戴枷之人必须一直站立，由于枷的重量超过常人体重，对犯人形成巨大折磨，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活活累死。

铲头会，就是将十几个犯人集体活埋土中，只露出脑袋，等下达执行令时，使用大斧砍头，这样就可以一斧头削去数颗脑袋。

以上介绍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酷刑，锦衣卫实际使用的酷刑远不止这些。从朱元璋《御制大诰》中，可以看出他颁布实施的酷刑还有凌迟、枭首、墨面文身、剁指、断手、砍脚、腰斩、阉割、刖足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残忍至极。

除了朱元璋之外，朱棣也曾设计了一些酷刑。专门研究明代特务政治的学者丁易曾指出：“有明一代的酷刑，差不多全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俩设立的，替他执行这些酷刑的人，就是厂卫特务们。”
(13)

随着特务政治的发展，等到东厂、西厂这些特务组织出现后，统治者发明和使用的酷刑一直在增加，已有的酷刑也会再出新花样。比如锡蛇游这种酷刑，可以将滚热的锡水换成各种毒药。在灌入毒药之后，立即灌入解药，之后再灌入另一种毒药，此后再解再毒，一直将犯人毒死。这种酷刑的目的是让犯人遍尝人间百毒，深切感悟死亡的恐怖和痛苦。

由于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可以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完全不把三法司放在眼里。犯人在狱中，三天两头接受酷刑，受尽种种折磨。在重刑之下，犯人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只能根据审讯的需要提供各种口供，所以很快就可以达到审讯的目的。挺不过去的，就会直接暴毙狱中。锦衣卫狱卒对此习以为常，他们也会经常在狱中洋洋自得地高呼：“今夕有当壁挺者。”
(14) 所谓“壁挺”，就是“死亡”的代名词。狱卒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囚犯的生死。

朱元璋的精心设计，很快收到回报。锦衣卫的这种特务系统缜密而细致地开展工作，而且如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组建完成这样一支忠实卫队之后，朱元璋的安全感获得极大提升，至少暂时可以高枕无忧了。

以前，他说了算；如今，全都围着他转。

在这座高度集权的帝国，他是威武霸气的王者，唯一的王者。

五、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有人认为，朱元璋设计锦衣卫，是为了对付朝廷官员，是为了便于侦察和控制各级官吏，因为政府权力毕竟是这些人掌握。官员手里有权，也就有能力对政权构成危害，所以朱元璋需要提防这些人。

因此，有不少人夸赞朱元璋是“平民天子”，在他身上一直有“平民情结”，即便他设计出诸如特务政治这些手段，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官吏，对平民是没有伤害的。

是不是果真这样呢？怕是未必。朱元璋草菅民命的例证太多太多，根本没有所谓的“平民情结”。

而且，在朱元璋看来，平民就掀不起波浪，无法撼动他的政权，危害不到他的统治利益吗？显然不是！想当初，他老朱就是一介布衣起家。所以，造反这件事，怕是和身份地位都没有关系。朱元璋就是平民出身，干了一票大的。

所以，朱元璋对于平民一直也有严密监控。锦衣卫这种特务统治，同样会“照顾”到这些平头百姓，而且是各行各业。

朱元璋很早就定下了各种僭用之罪，对民众立下了各种禁忌，比如普通人家不能使用金银器，不能有穿着饰有龙凤图案的衣服等。前面说过，由于在蓝玉家中发现床帐饰有金龙，这便成为谋反的证据，属于不可饶恕的死罪。对大将军尚且如此苛刻，对平民百姓则可想而知。而且这些规定在明朝一直存在，有的时候还需要特别强调，比如建文四年（1403），建文帝就曾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许朱红金饰。”

某种器物，甚至某种颜色，一旦皇家使用了，普通民众就不得使用，这些规定的出台确实太过苛刻。身处现代社会，人们会对这些无法理解，但在朱元璋的时代，却是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也有人为此而丢掉性命。

明代蟒服　明朝对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平民百姓的服色等级都有严格的限制，明初就有不少公侯因“服色逾等”“僭用龙凤纹”而被赐死。但绣有蟒、飞鱼、斗牛、麒麟这四种图案的袍服不在品官的官服制度之内，属于赐服，等级极高，一般只有皇帝赏赐或奏请批准之后才能穿着。

不仅仅是使用器具受到限制，就连平常的饮食和交通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朱元璋所乐于看到的情形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
(15)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天下太平，有效防止聚众谋反等案件发生。这些过于严酷的管控举措，哪里是平民皇帝该有的做派。

朱元璋不仅仅是出台规定，还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保证规定的落实。遍布各地的密探，组织严密的锦衣卫等，就是为了保证种种规定的落实。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全国各地都处于特务体系的监控之下，如果有不当言行发生，就会立即遭到严惩。这些政治措施和管理方法的出台，都与所谓“平民情结”相去千万里之遥。

朱元璋毕竟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他对普通民众关心什么、担心什么都非常熟悉，对民众的管理也很有心得。他着重抓住户籍和土地，依靠里甲制度加强对民众的管控。他深知官府的侦察力量不够用，便鼓励民众之间互相揭发。所以，在朱元璋的时代，告密之风非常流行，培植了浓厚的特务文化。普通民众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亲人之间也必须互相揭发，不得隐匿不报，这就使得全国民众都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遇事谨小慎微，不敢有稍许逾矩。这种恶劣的特务氛围，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

不仅仅是鼓励民众之间互相告发，朱元璋更鼓励官员互相揭发，并设立严厉的规定，鼓励学生检举老师的失当言行。他首先是不许学生谈论政治、参与政治，但是学生一旦发现自己的老师犯有《大明律》中规定的“谋反”等“十恶”大事，就必须及时举报，否则将会受到严惩。

朱元璋治官靠的是狠，治民同样如此。为了督促各级官吏勤政，朱元璋经常会派出锦衣卫或“便衣警察”侦察和大量搜集情报，以便及时处置贪官污吏。如果发现民众违反规定，同样会严惩不贷。有一次，朱元璋得知南京夫子庙大中桥一带有百姓抱怨当朝法律过于严苛，不禁怒火中烧，立即带领士兵堵住出口，从东往西对平民展开屠杀，等整条街数千口被杀之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到皇宫。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听到有人称呼其为“老头儿”，判断这是个蔑称，由此龙颜大怒，抄没那一带的百姓之家。

朱元璋尤其痛恨那些“造言好乱”者。在《御制大诰三编》中，他曾专门设计了各种惩治方法。虽然他也曾当过和尚，但对僧人也有严格限制，有段时间甚至禁止人们念经，凡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就是造祸，就是有意与朝廷作对，需要严加惩处。至于那些预测祸福的算命先生，也在严厉打击之列，因为担心他们借着算命的名义妖言惑众。

对于读书人，朱元璋更是一百个不放心。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他恨这些有知识的人，也时刻加以提防。

有个叫钱宰的人，据说很有学问。当时，朱元璋大概正被《孟子》中“民贵君轻”的论调气得发昏。你想想，费这么大力气才当上国君，这个孟夫子居然说这些阴阳怪气的话，真是令人气愤！所以他下令将《孟子》中这些“不合时宜”的句子一概删除。既然钱宰很有学问，那就给他个小职位，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吧。很快，钱宰就被征调入朝，奉命编写《孟子节文》。但这样一来，钱宰便完全失去了当初那种作为“独立学者”的自由了，甚至连早晨睡个懒觉都不成。

当然，虽说心里有点小牢骚，但钱宰是万万不敢随便发的。他深知朱元璋耳目遍布，如果被谁偷听并揭发，那就随时小命玩儿完。所以，他最多只能把细微的垃圾情绪写进诗歌。这一天，他在家中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这首小诗很快就被朱元璋获悉。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笑着对钱宰说，昨天你作了一首好诗，但也有用词不当之处。比如说，我没有嫌弃你啊，为何不将“嫌”字改成“忧”字。

钱宰辛辛苦苦起个大早，没想到来到朝堂后就听到朱元璋这么一番话，他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看到钱宰这个模样，朱元璋内心还真有些自得：“好吧，我今天就先放你回家，你放心地睡个大觉。”钱宰立即磕头如同捣蒜，一再跪谢皇帝的不杀之恩。

据说朱元璋憎恶“则”“道”“生”“取法”等字眼，因为它们的谐音分别对应“贼”“盗”“僧”“去发”，而这些都是朱元璋人生中难以启齿的伤疤，所以他不愿意别人提及。如果有谁胆敢在文字中使用这些不当词语，一旦被特务发现，或者被谁告发，就会受到严惩。据赵翼记载，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因为文中有一句“作则垂宪”而被立即诛杀；还有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其中有一句“垂子孙而作则”，因此被杀
(16) 。作为一朝天子，心理如此变态，明初文字狱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

总之，朱元璋的情报侦察系统和特务政治，不是只对准官吏，而是上至官吏，下至平民，一网打尽。包括他的整台政治机器，必然需要全网覆盖而不留死角才行。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他需要有一些照顾平民的政策出台，却不一定是出于所谓的“平民情结”。

(1)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2) 黄冕堂、刘锋：《朱元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页。

(3)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4)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

(5) 《明太宗实录》卷一。

(6)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

(7) 〔清〕夏燮：《明通鉴》卷十。

(8)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9)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10) 〔清〕夏燮：《明通鉴》卷十。

(11) 吴晗：《朱元璋传》，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72页。

(12) 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页。

(13)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页。

(14)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15) 〔明〕谈迁：《国榷》卷五。

(16)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

第三章　锦衣再起

一、更狠的人才能赢

二、升级版的锦衣卫

三、升级版的指挥使

四、血腥的杀戮

五、寻找建文帝

一、更狠的人才能赢

似乎有不少人夸赞朱元璋和马皇后感情笃深，不离不弃，其实朱元璋并非传说中的那么专情。在当了皇帝之后，他也很快就蜕变成风流天子，后宫佳丽无数。所以，朱元璋一生育有不少子女，光是儿子就有二十六人，孙子辈则无法数清。

儿子虽多，但朱元璋家大业大，不愁养不活他们。他模仿汉高祖刘邦采取分封的制度，尽量将老朱家的人安插到各处要害，把持重要的权力机构。除嫡长子朱标被立为太子之外，其余诸子也都纷纷封王。朱元璋先后分封了二十三个儿子为亲王，命令他们各自率领精兵驻扎各处要塞。其中，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镇守北平一线。

每个子女都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朱元璋这个家长应该是当得最有面子的一位了。这一大家子本应该其乐融融，但是，专制统治的巨大惯性，让朱元璋和他的子孙都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暴脾气和不断膨胀的欲望，不幸酿成骨肉相残。

当然，这在封建王朝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唐代有“玄武门之变”，宋代有“烛影斧声”，都曾出现这样泯灭伦理的人间悲剧。所以，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并不能始终保证权力的正常交接，经常会出现“断链条”的现象。那些早早“内定”成为继承人的，反而充满凶险。权力或暴力互相倾轧之时，只有出手更狠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朱标早早被立为太子，包括燕王、晋王、秦王在内的诸王，对此都心存不满。当朱允炆继承皇位之后，几位叔叔更不会买账，有的人将仇恨埋藏在内心深处，有的人则已经将这种不满情绪敲得叮当作响。

朱允炆的性格完全继承其父朱标，总体上偏于柔弱。即位之后，他定年号为“建文”，以示与“洪武”有所区别，随即便在大政方针上进行改革，抛弃了朱元璋的种种严酷政策。洪武朝不可一世的锦衣卫，此时被边缘化，除了看家护院、吓唬吓唬老百姓之外，再没有别的大用处。

朱允炆从骨子里重用文人，所以他的朝廷被称为“秀才朝廷”。这与他的年号倒是非常切合。其中两位大臣—齐泰和黄子澄，更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但是论起政治才能则显得非常低能，因为他们只花了一年多时间就把朱棣逼反了，又用了几年时间便把江山完全败掉。

所以，建文朝没有办法保持长久，朱允炆的皇位注定没办法坐稳。而且他遇到了一个狠人，而且是比朱元璋还要狠的人，那就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在权力争夺场上，只有更狠的人才能取得成功，朱允炆注定搞不定他这位心狠手辣的叔叔。

朱允坟深知几位叔叔拥兵自重，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于是推出了一个削藩计划，对藩王逐个展开清剿。朱棣的智囊道衍劝说朱棣起兵与之相抗。他还请来一位看相的术士，通过为朱棣看相，巧妙地激发其野心和信心。

出于对叔叔的提防，朱允炆派出张昺和谢贵打探燕王朱棣的动静，并利用燕王妃的关系，多方搜集朱棣的情报。面对严密侦察，朱棣一方面装病深居不出，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做好各种隐蔽措施。他在训练部队时只训练骨干力量，将兵工厂建在地下，地面上则大批蓄养牲畜鹅鸭，用鹅鸭的叫嚷之声作为掩护。他想出各种办法悄悄地积蓄力量，静静地等待时机。

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杀死谢贵、张昺，以“清君侧”为名，发起“靖难之役”。仅仅两个月之后，朱棣便拥有数万精兵。由于能征善战的武将早被朱元璋斩杀殆尽，建文帝手中已经无人可用，只能派出老将耿炳文率兵三十万急忙招架，结果被朱棣迅速击败。朱允炆只得再派曹国公李景隆取代耿炳文担任征虏大将军，同样被朱棣击退。

接替李景隆的是盛庸，他一上任，就立即改变了颓势。朱棣节节取胜的势头，也在济南和东昌被终止。

在济南之战中，燕军先是蓄水攻城，令守城军民惊骇不已，几近崩溃。关键时刻，铁铉想出假投降的妙计。求胜心切的朱棣信以为真，骑马进城。就在他接近城门之时，守城士兵放下一块大铁板，正好砸中了朱棣的坐骑，差一点就将燕王砸成肉酱。侥幸捡回一条性命的朱棣，恼羞成怒，随即指挥士兵全力攻城。铁铉则命人写了许多太祖朱元璋的神牌，悬挂在城墙之上，朱棣不敢对父亲的神牌放肆，只得下令撤军。

在这之后，南军数量上的优势开始凸显，加上有盛庸等人的出色指挥，战局进入僵持，朱棣陷入苦战。在东昌之战中，盛庸指挥大军对燕军形成合围。朱棣的精锐之师几乎覆灭。

燕王天生具有一种狠劲。他经常亲临战阵，身先士卒，以此激励士气，也能够借此改变战场态势。

关键时刻，帮助朱棣扭转局面的，还是情报。在平时，朱棣不惜重金，大量收买和拉拢朝廷官员，以为内应。在战事陷入胶着之际，一位被黜的宦官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京师空虚可取。”
(1) 朱棣由此下定决心，立即偷袭京师。

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只留少部分军队在其他各处发动佯攻，自己则率领全部主力突然袭击京师。六月，朱棣从瓜洲渡江，从镇江经龙潭，取道金川门，将南京团团围困。守将谷王穗、李景隆见大势已去，只得打开城门投降，朱棣终于如愿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二、升级版的锦衣卫

在靖难之役中，僧人道衍的出色谋划，尤其是大量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朱棣能够随时掌握京师的动向，从而处处占据主动。宦官在关键时候所提供的情报，也帮助朱棣确定了主攻方向，就此改变了战争结果，这让朱棣对宦官陡生好感。

可以说，通过靖难之役，朱棣已经充分认识到情报和宦官的重要作用，这不仅对他的战争指挥产生了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的治国理念。锦衣卫的命运也由此发生改变，借机获得升级和加强。

朱棣早些年就曾领教过锦衣卫的厉害。当初，他的父亲就派出锦衣卫四处侦察，缉捕不法分子。听说四儿子朱棣一直在悄悄地招兵买马，所以他所驻扎的北平自然也是重点监控对象。如何巧妙地逃过锦衣卫的侦察和监控，一直成为朱棣的心病。包括侄子朱允炆，也曾派出大量侦察人员，对其进行严密监控。好在他通过巧妙伪装，躲过了这些侦察。

与父亲相比，朱棣志向更加远大。朱元璋的目标是对内，更多的是想守住既得利益。朱棣的目标则是对外，不断将触角向四处延伸。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仅自己北出荒漠，还派出郑和远下西洋。更大的利益需求，需要他做出相应的改变，为这个帝国和军队配备更大规模的情报侦察体系。

即便是为了保证皇权的稳定，他也迫切需要构建一张更为严密的监控网络，使得锦衣卫的力量能够覆盖各个重要城市，触及整个帝国的各个角落。在永乐朝，锦衣卫开始参与地方的治安，真正执行“侦缉捕盗”的职能，并自此固定下来。社会上那些“逸夫”和“逸民”以及乞食僧人等，都成为锦衣卫的监控对象。

朱棣重用锦衣卫，就要赋予锦衣卫各种特权，为这支蛰伏多年的毒蛇重新配上一副好牙。他迅速地扩充锦衣卫，并尽可能地扩大其职能。曾在洪武末年被撤的锦衣卫狱，也在朱棣的授意之下重新恢复。而且不只是恢复，还得到很大幅度的升级。

明太祖朱元璋在执政末年，一度剥夺了锦衣卫的司法审判权，并试图就此从重典治国回归司法传统。这期间，朱元璋其实也有过犹豫和摇摆，比如他曾两次下令禁止锦衣卫的审判权，可能就是在撤销令发出之后有反悔之意，真正的撤销一直等到蓝玉等一批功臣被杀之后才得到执行。

朱棣篡位之后不久就回到了重典治国的时代，各路敌人的窥伺，让他不能安心。所以，为了使锦衣卫运转更为流畅，也为了该机构更方便地贯彻自己的意志，朱棣除了继续赋予锦衣卫各种特权之外，还特别增设北镇抚司，自此担负起更多和更为重要的职责。至于洪武朝所设的镇抚司，则改为南镇抚司，慢慢地被边缘化
(2) 。

不仅如此，按照锦衣卫的设计模式，诏狱其实完全超越了正常的司法体系，也不用接受任何司法体制的监督。在诏狱中，只有残酷的法外用刑，而且完全绕过了正常司法程序和审判原则。其中所关押的重刑犯，不少都得到皇帝的特别点名“照顾”，所以也可称为皇帝的私设监狱。政治官员，包括高级别的政治官员，在谈到锦衣卫时，都会谈虎色变。他们深知，一旦被锦衣卫抓捕关进诏狱，就意味着皇帝要对其实施政治谋杀，而且根本无法躲避，无从生还。

从洪武末年到建文朝，一直废弃的各种刑具也重新浮出水面。其中有些酷刑在清洗建文遗臣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变态的作用。

明人沈德潜曾对诏狱的内部设置有过一些描述，下面进行一些简单的转述：

诏狱设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地面则有高墙防护。墙体厚实，隔音效果良好，即便是在隔壁高声呼喊，也是“悄不闻声”
(3) 。监狱中不准生火，即便是严寒天气，也只能靠单衣薄衫硬撑。如果犯人亲属想送东西进来，需要经过很多道程序的检查。无论是吃的，还是喝的，最终能送到犯人手中的不到十分之一。犯人亲属不能进入监狱之中，也不能寻求其他的见面机会，只能等到大堂拷问的时候，胆战心惊地站在堂下遥遥相望。

其实这种遥遥相望的机会，也不容易觅得。因为很多犯人并没有福气撑到过堂开审。其中一些人在经历廷杖之后，就已经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再被关押到阴冷的监狱中，便很难有逃生的机会。监狱中设有十八套刑具伺候，每一样都可以夺命。按照沈德潜的说法：“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尽用哉？”
(4) 而且，即便是死在狱中，家人也不敢声张。身为罪犯家属，不被连坐就已经非常侥幸，如果还想申诉，岂不是自寻死路？！

三、升级版的指挥使

锦衣卫的升级还与一个人有着很大关系，他就是在“恶人榜”留下大名的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朱棣南下，身边带着一位重要的随从，就是著名打手纪纲。朱棣高度重视锦衣卫，也与此人有着很大关系。

说纪纲是打手，怕也不准确。因为他是新一任锦衣卫指挥使，还需要担任诸如护卫皇帝、侦察敌情、缉捕要犯等职责。他在跟随朱棣南下南京之后，不仅能够很好地揣摩上意，帮助朱棣出谋划策，还能冲在抓捕和残杀建文遗臣的最前线，因而一战成名，成为新一代“打手”，同时也将锦衣卫带向一个新高度。

纪纲，临邑（今山东临邑）人，本为一介诸生，俗称秀才。纪纲本来也是一位读书人，但是他不够安分，或者说没有把圣贤书真正读入心，不久就因为劣行而被赶出校门，学历就此停留在“秀才”这一档。

眼看读书不成，那就干脆弃文从武。据《明史》记载，纪纲擅长骑射，武艺超群，也许他很早就开始习武，所以能够迅速另寻出路。而且，史载纪纲为人性格多变，诡诈而且狡猾，尤其善于揣摩他人意图，即“善钩人意向”
(5) ，所以他遇事善于变通，能够左右逢源。

纪纲究竟是如何引起朱棣的注意并受到重用的呢？其实是纪纲本人毛遂自荐。

燕王朱棣起兵之后，南下途中一直顺风顺水。纪纲认为这是个建功立业的良机，于是决定投靠燕王。当燕王率军经过临邑时，纪纲冒死求见。朱棣正是用人之际，看到纪纲胆略过人，弓马娴熟，当即决定将其收为帐下亲兵。纪纲果然迎来命运的转机，很快就被授予忠义卫千户。

不久，朱棣率军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组织南军顽强阻击，给了燕王军沉重打击。朱棣只得命令手下写了一封劝降书，并用弓箭射入城内，希望通过此举瓦解守城士兵的军心。

城内有一位秀才叫高贤宁，和纪纲是同学。在看到朱棣的劝降书之后，他写了一篇《周公辅成王论》，也用弓箭射回城下。在这封书信中，高贤宁劝说燕王朱棣应像周公辅助成王那样辅助建文帝，而不是起兵谋反。

按理说，面对这样一封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书信，朱棣应该勃然大怒才是，没想到他在读完之后，非但不以为忤，反倒非常高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佩服高贤宁的文笔。

由于有高人把守，燕王军围攻济南未果，只得狼狈撤回。朱棣除了对守城主将铁铉恨之入骨外，也对高贤宁留有深刻印象。等到建文四年（1402）燕军最终攻破南京城，高贤宁也被逮捕，并押到朱棣面前。

朱棣问：“你是那个给我写信的高贤宁吗？”

高贤宁回答说：“是。”

“那么，你愿意接受我的任命，来朝廷为官吗？”

高贤宁回答说：“不愿意。”

看着高贤宁异常坚定的眼神，朱棣叹了一口气。如果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杀人。没想到这一次他忍住了。也许是因为高贤宁是一位人才，也许是因为纪纲与眼前这位有同学关系，也许是为了收买人心……总之，朱棣将举起的屠刀又放下了。

高贤宁态度坚决，朱棣却仍不死心，又派出纪纲前去劝降。

纪纲与高贤宁，一个是差等生，一个是优等生，在一起读书时却非常友善，相处和睦。因为有这一层背景，纪纲决心对高贤宁好言相劝，希望他能接受朱棣的任命，没想到还是遭到严词回绝。

高贤宁对纪纲说：“你是被逐出校门的人，投靠燕王、参与造反也就罢了，但我多年食朝廷俸禄，决不能忘恩负义，更不能辱没老师当年的教诲！”

纪纲只得将前后经过报告给燕王。估计他也会念及旧情，帮助老同学说几句好话。反正燕王没有杀他的老同学，而是将高贤宁释放回家。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纪纲似乎并不是那种灭绝人性的绝情之人，因为他起码还讲点故人之情，没有对老同学下黑手。

至于朱棣，也需要摆出爱惜人才的态度，还要给纪纲留一个面子，毕竟纪纲是他长期倚重的力量。

如果说在朱棣眼中，高贤宁是一位人才，那么纪纲就更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而且非常忠诚可靠。所以，在即帝位之后，朱棣立即任命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典亲军，司诏狱”
(6) 。

当时，建文朝旧臣被诛数十族，他们的亲属因为受到株连而被杀的，则高达数万人之多。在这一场接着一场的杀戮行动中，始终都有纪纲活跃的身影。在搏命的权力场，纪纲展示了他的心计和毒辣，展示了他的绝情与手段，由此而得到朱棣的加倍赏识。

与毛骧等人相比，读了几天书的纪纲显然更可怕，哪怕他只是个差等生。更加狠毒、更加残忍、更有谋略的纪纲，可谓升级版的锦衣卫指挥使。

朱元璋狠毒，朱棣更加狠毒。似乎他一生下来，就是要和他爹比狠。为此，他需要找到一些恶汉当他的帮手。纪纲就是这样的帮手，所以朱棣尤其喜欢纪纲这种饥鹰饿虎，也一定会委以重任。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心狠手辣的纪纲，才能成为锦衣卫的新主人。

四、血腥的杀戮

夺得大位之后，朱棣接连发布A级通缉令，残酷屠杀建文遗臣。从表面上看，他所发布的通缉名单只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但他实际杀戮的人数则难以估量。杀人之多，与其父不相上下；手段之残忍，则远超其父。

就在这场杀戮中，锦衣卫在纪纲的指挥下，非常干脆利落地完成了诸如侦察线索、网罗罪名、审讯缉捕、处决镇压等各项任务。

当时负责清剿建文遗臣的头目是都御史陈瑛。这陈瑛也因生性残忍而深得朱棣赏识，他和纪纲正好是一文一武，结成狐群狗党。在纪纲的辅助之下，陈瑛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剿灭建文朝忠臣的任务。不只是建文遗臣被杀，因为不断株连，所以在这场大屠杀中，“亲属被戮者数万人”
(7) 。

黄子澄被朱棣列为“首恶”的第一人。在兵败之后，黄子澄微服募兵，结果在太仓因身份暴露而被抓。面对朱棣时，黄子澄一直口称“殿下”，而不称“陛下”，令朱棣非常恼怒。朱棣下令抓来黄子澄的全部宗族，威胁其投降，但黄子澄始终不为所动。朱棣先是下令砍去他的双手，接着又砍掉双脚，也始终不能使其屈服。手足全无的黄子澄，成为一块无法移动的肉球，但仍然对朱棣骂声不绝，直至被凌迟处死。黄氏宗族，无论老幼，一律被处死，只有一个儿子在改名之后侥幸逃脱。

另外一位“首恶”之人是齐泰。在南京城破之时，他也奉命在外募集军队。得知朱棣悬赏抓人，他只得化妆逃跑，并将马匹染色。没想到逃到安徽广德之后，他所乘的马匹开始掉色，引起路人注意，最终被抓。齐泰被抓之后，先是遭受了种种酷刑，后来也被凌迟处死，整个宗族都受牵连而被“族诛”。

兵部尚书铁铉是朱棣刻骨铭心的仇人。在济南之战中，铁铉用诈降计差点砸死朱棣，所以成为朱棣极度痛恨的对象，也受到了重点“照顾”。

铁铉被抓之后，一直对朱棣骂不绝口。朱棣下令割去他的耳朵和鼻子，没想到铁铉骂声变得更加高亢。朱棣下令割掉其身上的一块肉，硬塞到铁铉嘴里，逼迫其吞食，随后厉声斥问“甘否”。铁铉答道：“吃的是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随即下令施行磔刑。铁铉被折磨致死，仍然“喃喃骂不绝”
(8) 。

礼部尚书陈迪不肯屈服，朱棣将其儿子抓来杀掉，并割下其鼻舌，逼迫陈迪吃掉。陈迪骂声不绝，最终被凌迟处死。

右副都御使练子宁，磔刑，宗族一百五十一人被杀。

户部侍郎卓敬，被灭三族。

……

无以计数的人被杀，南京成为人间地狱。在这场残酷的杀戮中，为了保证杀人的效率，当初朱元璋宣布废弃的刑具和刑法都被重新拾起。不仅如此，朱棣和纪纲还有一些新发明。

无数的人被杀，其中最惨的一位可能还要数“读书的种子”方孝孺。因为他被“诛十族”，除了亲属之外，他的学生也遭到屠杀。

当初朱棣大军南下攻打南京之时，僧人道衍曾有一托，劝说朱棣无论如何都不要杀掉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9)

对于道衍的话，朱棣一向都非常重视。在攻占南京之后，他很快就召见方孝孺，想让其代写即位诏书。

方孝孺果然来了，没想到他一进大殿便放声痛哭，哭声直上云霄，连朱棣都为之动容。

朱棣对方孝孺说：“先生不必悲伤，我只是想仿效周公辅助成王。”

方孝孺问朱棣：“成王在哪？”

成祖说：“他已经自焚而死。”

方孝孺追问说：“那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答道：“国家要交给稍微年长的人才好。”

方孝孺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地说道：“这是朕的家事。”然后厉声对方孝孺说：“我的即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

方孝孺拿起笔，奋笔疾书“燕贼弑君篡位”，且哭且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大怒：“你就不怕我诛杀你九族吗？”

方孝孺答道：“就是杀了我十族又何妨！”

朱棣气急败坏，立即派人抓捕方孝孺的故友门生，果真凑够十族，并全部杀光。

当初道衍的重托，朱棣完全忘记。方孝孺不仅被杀，还被株连十族。这件事说明，你要是相信一位暴君的许诺，那就太傻太天真了。

“诛十族”还不是最狠最毒的招法，还有一种叫“瓜蔓抄”，更为狠毒。毕竟“十族”是有界限的，但这个“瓜蔓抄”则毫无界限可言，只能由其随意杀人。而这一招，就用在了景清身上。

景清在朱棣篡位之后，接受了御史大夫的任命，遭到不少人的暗中讥笑。他们并不知道景清只是委曲求全，等待时机图谋刺杀朱棣。

这一天，景清按照惯例上朝，并试图行刺。结果，就在他试图靠近朱棣拔出武器时，被朱棣察觉，刺杀计划宣告失败。朱棣的左右护卫很快就在景清身上搜出一把短剑，随即便打掉景清的牙齿，割去其舌头，但景清仍以满口鲜血喷向朱棣。朱棣随即下令以“磔刑”处死景清，并剥皮实草，悬挂示众。即便是这样，朱棣仍然觉得心头之恨未解，随即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瓜蔓抄”。不仅是景姓的族人被斩尽杀绝，就连他的老师、学生、朋友，甚至是街坊邻居都受到牵连。只要和景清有一丁点关系，都会被杀。

对建文遗臣的屠杀，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手段之狠、株连之广，为历朝所罕见。锦衣卫在这场杀戮中，所表现出的凶狠，也令人侧目。朱棣对这支队伍非常满意，也对纪纲更加信任。

建文遗臣大多都是激烈抵抗，一方面说明建文帝深得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棣方法不当。

朱棣似乎天生就是为了耍奸比狠，就是为了杀人。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指出，朱棣的问题在于一直是以“刑威劫人”，而不是以礼待人，所以才会造成“易于抵触，难于感化”的难局
(10) 。

以“刑威劫人”，所劫多是奴才和顺民，忠贞死节之人却非常难得。

以“刑威劫人”，自然需要酷刑，需要锦衣卫。

五、寻找建文帝

与建文诸臣相比，朱棣更为关心的是他的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在夺得皇位之后，朱棣花费了很长时间寻找朱允炆。屠杀建文遗臣，朱棣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他的冷血。寻找朱允炆，则充分显露了他的心机。

记得很久以前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妹妹找哥泪花流》。妹妹为寻找哥哥而流泪，那是因为感情，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朱棣这个叔叔寻找侄子也是不遗余力，找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却是带着满腔的仇恨，虽说他们之间是宗亲。

建文帝的下落，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

据《明实录》记载，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乃“阖宫自焚”
(11) 。看到宫中起火，朱棣立即派人救火，却只找到朱允炆的尸体。朱棣为此放声痛哭：“侄儿为啥如此痴呆，叔父是来救你的，没想到你竟浑然不觉，就此走上绝路！”

只是这样的记载，当时的人们就已经不信，民间一直流传着其他说法，比如巧妙化妆逃走，流落南洋，削发为僧等。

这些传言，朱棣也都有所耳闻。他不敢不信，于是立即派人悄悄地侦察建文帝的下落。他派出一个叫胡濙的人长期便装打听建文帝的下落。据《明史》记载，从永乐五年（1407）开始，胡濙便以寻访仙人张邋遢（张三丰）为名，一直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隐察建文帝安在。”
(12) 在经过了十四年的漫长寻访后，胡濙将所能打听到的各种秘闻和传闻都向朱棣做了汇报，这才使得朱棣的所有疑虑一朝冰释。

胡濙长期在外出使，而且行踪神秘难定，到底是何种目的，长期以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寻访建文帝之说，先是被一些野史记载，嘉靖之后却成为影响最大的一种，最终被《明史》吸收。此说之所以能被更多人采纳，也是因为它较其他诸说相对合理，也与朱棣严密防范建文诸臣、刻意加强特务政治等种种行为在目标上保持高度一致。

并且，朱棣也尝试通过其他渠道努力搜寻他这位亲侄子的下落。与胡濙的单打独斗相比，朱棣还组织过更大规模、更为系统和更为专业的侦察，这其中自然离不开侦察能力超强的锦衣卫。

据说郑和远下西洋，也是为了进一步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按照传统说法，郑和至少七次远下西洋。他为什么会不辞辛劳地一次又一次冒着种种风险，在海面上进行长途跋涉，历史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我们选择几种主要观点稍加介绍。

西方汉学家卜正民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一场“政治作秀”，是僭越称帝的朱棣迫切希望获得“外交承认”
(13) 。既然是作秀，那么它注定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好比是用一袋大米换回一小粒黄豆，外加几句恭维而已。万方来朝的盛景之下，明帝国的负担日益加重。

从《明史》中也可以找出两个答案：一是希望找到建文帝的踪迹；二是耀兵异域，以此来展示明帝国的富强。《明史》中是这么记载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14)

在种种原因当中，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怕是更为主要。因为曾有传言说，朱允炆正是躲在南洋的某座小岛之上。这样的传言一起，很快就被朱棣的情报人员获悉。朱棣虽不能完全相信，但也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在国内长期捕捉不到有关建文帝的任何信息，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躲在海外，不能不派出人员前往侦察打探。

至于炫耀军威，以及通商等其他因素，可能都会有。但是，消灭这个“流亡政府”显然是摆在郑和面前的头号政治任务，需要迫切完成。

远下西洋，花费巨大，不仅需要建造海船，耗费大量物资，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军卒做出牺牲和奉献。如果只是以寻找建文帝作为理由，怕是不够充分。与此同时，为了掩人耳目，也需要做些虚张声势的事情。

郑和是一位太监，同时也有着很强的军事才能。朱棣一次拨给数万军卒，可见对其非常信任。为了很好地完成这次侦察任务，他随行带着大量锦衣卫。毕竟这是一支非常专业的侦察队伍。

除了随行带着数量不菲的锦衣卫之外，郑和还非常注意在靠岸各地发展侦察人员，并及时地将他们吸收进入锦衣卫。这种侦察人员，也即《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乡间”。因为他们在当地生活，熟悉本地情况，加上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优势，在搜集情报上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在茫茫大海上找到建文帝的下落，就必须借重他们的力量。

在明朝官方档案《武职选簿》中，记载了郑和吸纳当地华人和外国人进入军户的不少记录。不管有没有贡献，有多大贡献，郑和都非常看重他们，有意培植这样一支队伍。其中有些人被朱棣诏谕回国，并成为世袭的锦衣卫。兹根据学者的爬梳，列举若干：

何尊，指挥使。曾随父到达占城，永乐元年（1403）回还，钦升锦衣卫驯象所百户。八月往西洋各国，升驯象所副千户。此后，因为多次跟随郑和，不断升职，直到担任指挥使。

锺左，十三年（1415）西洋二次有功，升指挥佥事。

何京，十四年（1416）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钦升锦衣卫流官指挥佥事。

李应杰，十八年（1420）钦升锦衣卫镇抚。

沙孝祖，署副千户事所镇抚。

萧应祖，副千户
(15) 。

……

这些人大多因为随郑和执行任务而成为锦衣卫。在被召回国内之后，他们仍然受到朱棣的重用，事迹也被记录在档，想必都是当时同行中的佼佼者。

朱棣为何如此重用他们？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他们，并把这些在京城毫无根底的人变成特务，防范锦衣卫旧人”
(16) 。这种说法较为可信。这些海外华人和外国人之所以能被编入锦衣卫，正是因为他们曾在海上侦察行动中建功，部分反映了郑和船队在大海大洋之上的行动方式和目的。因为他们都富有侦察情报工作的经验，因此被朱棣用来防范监视旧有的锦衣卫体系和人员，也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受很多影视剧影响，可能有的人会认为绣春刀是锦衣卫专属武器。实际上，留守卫、旗手卫等亲军都可以佩带，文武大臣扈从皇帝车驾时也会获赐绣春刀。绣春刀至今并无实物出土，只能根据明朝绘画（如上图）进行简单的考证。其样式大概就是一般的雁翎刀形制（下图为现代人仿制的古代雁翎刀），刀身舒展有弧度，血槽整齐有力，刃口锋利，造型优美，实战与礼仪兼备。

(1) 《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

(2) 关于北镇抚司，《明史·刑法志》记载洪武十五年已设，与《职官志》相矛盾。这里采用《职官志》的说法。《万历野获编》等书也认为，北镇抚司系明成祖增设。

(3) 《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镇抚司刑具》。

(4) 《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镇抚司刑具》。

(5) 《明史》卷三○七《纪纲传》。

(6) 《明史》卷三○七《纪纲传》。

(7) 《明史》卷三○七《纪纲传》。

(8)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

(9)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

(10)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

(11) 《明太宗实录》卷九。

(12) 《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

(13) 〔加〕卜正民主编：《元与明：挣扎的帝国》（《哈佛中国史》卷5），潘玮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14) 《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15) 周运中：《郑和下西洋新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版，第21—22页。

(16) 周运中：《郑和下西洋新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3页。

第四章　野心膨胀

一、继承人之争

二、才子蒙难

三、错杀已成习惯

四、贪欲无法遏止

五、荣耀俱成往事

一、继承人之争

一场大屠杀之后，南京城血腥味太过浓重，这里也有着太多朱棣不喜欢的人。能感觉到他们只是口服而心不服，始终有种默默的抗争，即便是杀得手麻也杀不干净。而且，这里也是太祖皇帝陵寝所在地，朱棣隐约感受到太祖别样的质询和拷问。为了巩固皇位，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迁都北京（永乐元年初，诏以北平改称北京）。

朱棣毕竟在北方生活太久，更习惯北京一带的气候。贵为天子，他当然需要一种更为安心的环境。何况迁都也不需要寻找什么特别理由，只要强调一下北京对于战略防御的重要意义就可以了。总之，他执意要求迁都。

都城迁到哪里，政治权力的争斗就会迁到哪里。迁都之后，北京城立即变得不安分起来。

首先展开的就是一场事关太子之位的争夺战。朱棣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而激烈火拼。

朱棣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是个大胖子，而且胖到行动不便。但他毕竟是嫡长子，按照传统宗法制度，在遴选太子之位上有着天然优势。二儿子朱高煦长于骑射，而且口才出众，长期跟随朱棣打天下，还在关键时刻救过父亲的性命，所以很讨朱棣喜欢。据说朱棣为了笼络其心，曾有过传位于他的许诺。三儿子朱高燧、四儿子朱高爔，虽说没有太大竞争力，但也不容小视。尤其是朱高燧，看好了二哥接班，所以一直帮二哥出主意。有一次，他甚至在朱棣生病之时献上一碗毒药，事情败露之后，差点被朱棣杀掉。

当时，多亏有朱高炽帮助说话，才救下了朱高燧。朱高炽告诉朱棣，世界上哪有儿子想毒死自己亲生父亲的，一定是另有恶人暗中捣鬼，才会发生此事。

如果说朱高煦的特点是“勇”，那么朱高炽的特点则是“仁”。但是，一生戎马的朱棣明显更喜欢“勇”，更加宠爱二儿子，甚至对大儿子朱高炽有点嫌弃。但是他也怕坏了“江湖规矩”之后，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所以暂时不敢立朱高煦为太子。

朱高炽关键时刻替弟弟说话，救下朱高燧，却不能就此感化弟弟，也不能感化父亲。在太子之位的争夺战中，他很难找到什么优势。这场争夺，也因为朱棣态度暧昧，始终晦暗不明。朱棣宁可空着太子之位，任由各位皇子觊觎。或者说，他需要更进一步和更为细致地考察，再做出最为合理的选择。

没想到，朱棣最不待见的朱高炽，却一直受到文官集团的追捧，也由此而为太子之位的争夺战留下了玄机。据《明史》记载，朱高炽“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
(1) ，不知是真是假。也许朱高炽确有钻研学术、热爱读书的喜好，所以受到文官的推崇和拥护。

尤其是大才子解缙，更是死心塌地地支持朱高炽。他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的最中心位置，虽说成为遴选太子的关键性人物，却也由此而丢掉了性命。

当时，解缙正奉命负责《永乐大典》的编撰工作。朱棣对于这部类书非常重视，听说解缙是朱元璋一直非常赏识的人才，所以请他出山，并命其担任该书的总主编。此后，也因为这部书的原因，解缙得以频繁接近朱棣，因为他需要经常向朱棣汇报该书的进展情况。

在一次日常性工作汇报之后，朱棣意外地邀请解缙对立储发表意见。解缙明白皇帝只是试探，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说道：“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
(2)

这个表态，显然不合朱棣心意，周围立即陷入可怕的沉寂。朱棣一声不吭，令这种沉寂之中更透出一股杀机。

解缙一看形势不妙，连忙向朱棣鞠躬，之后小心翼翼地说道：“好圣孙。”

这三个字，倒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朱棣对太子人选立即有了答案。

“好圣孙”是谁呢？他就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

在平时，朱棣最为宠爱的就是朱瞻基这个孙子，总喜欢将他抱在怀中，亲自讲授文武之道、治国之道。

朱棣喜欢朱瞻基，不只是因为他乖巧聪明，据说还和一个梦有关系。

当初还是燕王的朱棣曾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他梦见父亲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他，并且告诉他：“传之子孙，永世其昌。”
(3)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能够得到朱元璋的大圭，就说明父亲有把江山交给他的意思。不管如何，在朱棣看来，这个梦显然是一个吉兆。

正当朱棣沉浸在美梦之中时，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朱瞻基诞生了。朱棣大喜：梦中的情景岂不正好得到了印证！朱棣由此而认定这个孙子就是为实现他的梦想而生，可以帮他圆皇帝之梦。当看到朱瞻基脸上一团英气之时，朱棣内心更加欢喜，也对朱瞻基更多了一层宠爱。据说，这个梦和这个孩子，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役也有很大作用，至少起到了某种心理暗示。

解缙在关键时刻点出这一层关系，等于告诉朱棣一个最起码的逻辑常识：要想传位给皇长孙朱瞻基，那就必须先让他爹朱高炽坐上皇位。朱棣也明白这层关系，所以内心受到触动，没过多久，他就正式立朱高炽为太子。

历时虽久，但太子之位终于敲定，解缙因为一次意外的问对而成为首功之臣，那么，他的仕途会因此而变得更为顺畅吗？没有。不仅没有变得顺畅，反而为此丢了性命，成为被锦衣卫残酷碾压的冤魂。

二、才子蒙难

按理说，因为拥立太子有功，解缙后面的仕途应该更加顺风顺水才是，可现实偏偏不是这样：他不仅没有迎来坦途，反而栽了一个大跟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意外呢？因为他触犯了私结太子这一大忌。

关于解缙，正史和野史都有丰富的记载。他自幼聪敏，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仅二十岁时便考中进士。朱元璋以其才高，一度另眼相看，曾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4)

看到皇帝鼓励自己要“知无不言”，解缙居然也信。很快，他就呈上一封直陈时弊的万言书，其中指出了朱元璋的诸多失误。看到奏章，朱元璋捏着鼻子没好说话，除了勉强称赞其才之外，内心已经非常不悦，不久之后便找了个借口将他打发了。在这之后，解缙又干了几件傻事。朱元璋只得再以“大器晚成”作为借口，将解缙打发回家。临走之前，朱元璋对解缙说，等个十年再来吧，到那时候再行重用也不迟。

解缙是个热衷于政治的读书人，一直伺机重出江湖，可是建文帝对其并不欣赏，一直到建文四年（1402），才将其召回京师，出任翰林待诏。

建文帝对解缙没兴趣，解缙对建文帝也不感冒，所以靖难之役中，他选择站在朱棣这一边。总算是把队伍站对了，在永乐朝，解缙等来了发迹的机会。朱棣登基之后，先是任命解缙担任《太祖实录》的总裁，接着又任命他担任《永乐大典》的总编。同时负责两项大工程，尤其是总裁《太祖实录》，可以看出朱棣对解缙的信任。

当然，朱棣对解缙的使用还是有所保留的，只是让他负责著述之事，没有让他直接参与政治。没想到性格直率的解缙，还是招来了祸端。因为立储之事，他帮助了朱高炽，却得罪了汉王朱高煦。深陷皇帝家事，热衷于政治的本性，为解缙带来了麻烦。

应该承认，选择站队时，解缙认准了相对仁厚的朱高炽，他看人还是很准的。而且，按照传统封建社会立嫡长子的原则来办事，解缙尽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但是，政治游戏的规则就是，一旦你陷入其中，便再难按照既定设想抽身而退，只能在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漩涡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命运从此不由自己主宰。

太子之位敲定之后，朱高煦深恨解缙，二人从此结下梁子。问题是，解缙不仅得罪了汉王朱高煦，也没能赢得朱棣的欢心。性格直率的解缙，在朱棣发兵征讨安南时强谏未果，不免令朱棣心中生厌。朱高炽被立为太子之后，朱棣怎么看也不满意，自然会把这个责任推到解缙身上。太子失宠，朱高煦看到了希望，邀宠日隆，以至于“礼秩逾嫡”。解缙对此不满，继续向朱棣进谏。没想到朱棣勃然大怒，痛骂解缙是故意离间骨肉。

朝廷内外很快就知道解缙失宠。他平时桀骜不驯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仇家看到报复的时机已到，准备反戈一击。朱高煦乘机告发解缙泄密，将内廷机密之事泄露给外人。第二年，解缙廷试判卷不公的事情也被告发。朱棣下令将解缙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就在他刚要出发之时，礼部郎中李至刚告发解缙被贬之时发泄了一下小情绪，这自然被视为对皇帝的不满，于是再被发配到交趾。

永乐八年（1410），解缙进京汇报工作，正遇到朱棣亲率大军远征漠北，于是只能朝见留守监国的太子。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却被朱高煦告了黑状，说解缙“私觐太子”，完全忘掉人臣之礼。在听了二儿子一番添油加醋的密报之后，朱棣不能不心生防范。

解缙对此毫不知情，他正和王偁一起，取道广东南下，一路游览山川。忽然之间，他来了兴致，上书皇帝请求开凿赣江。接到奏疏，朱棣勃然大怒，下令锦衣卫迅速捉拿解缙，并将其关进大牢。

解缙在锦衣卫狱受到拷打，被迫招供出一些亲近太子的文臣，由此连累到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礼部郎中李至刚等一大批文臣。朱棣认定他们都是太子党，给予了沉重打击。在被捕入狱之后，王汝玉、李贯、朱纮等人被酷刑折磨致死。有意思的是，李至刚当初曾恶意中伤解缙，结果反被牵连，被关进大牢十多年。

锦衣卫狱设置种种酷刑，很少人能挺过去，死几个人非常正常，不知道书生解缙何以逃脱鬼门关。当时，纪纲已被朱棣提拔为都指挥佥事，兼管锦衣卫。据说他和纪纲曾经有过一段私交，所以纪纲暗中吩咐手下校尉悄悄对解缙加以关照。总之，解缙在魔鬼地狱中坚持了五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纪纲的关照，解缙怕是早已暴毙狱中。

可惜纪纲并不能一直关照下去，才子解缙终究会迎来蒙难的一天。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纪纲向朱棣呈报锦衣卫狱在押人员名单，朱棣看了名单之后随口问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吗？”正是这随口一问，要了解缙的性命。

纪纲非常善于揣摩上意，朱棣话中有话，纪纲立即心领神会：一个在押犯人一直活着，连皇帝都感到非常惊讶，那就说明他不该活。

但是，怎么让这位才子舒坦地死掉呢？纪纲费了不少脑筋。终于，他想起来一招：请解缙喝酒。很久没有沾酒，解缙由于贪杯而醉倒。纪纲随即命人把他抬起来，扔到荒郊野外。这时候，正值大雪纷飞，解缙在不知不觉中被积雪掩埋，又在不知不觉中被冻死。连朱元璋都舍不得杀掉的才子，最终还是被朱棣悄无声息地从地球上抹掉了。

一代才子解缙惨遭雪中虐杀，纪纲又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杀人新招。这位嗜血狂魔的大脑中，到底存储了多少杀人招法，隐藏着多少歹毒之念，怕是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三、错杀已成习惯

才子解缙被雪中虐杀，死得不明不白。与之相似的是，冷面御史周新的死，同样也是不明不白，而且死得更加憋屈，更加凄惨。

周新是南海人，起初名叫志新。因为明成祖朱棣经常喜欢单独叫一个“新”字，于是只能以“新”为名，而将“志新”改为字。

周新因为善于判案而受到人们的称赞，所以明成祖即位后任命其为监察御史。由于他敢于揭露黑暗，敢于弹劾高官，因此令达官显贵都畏惧三分，他也由此得到一个绰号叫“冷面寒铁”。这一绰号渐渐地流传开来，使得周新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被当时的人们拿来吓唬小孩。每当孩子哭闹不止，大人只要提到“冷面寒铁”这几个字，孩子就会吓得不敢出声。

这种耿直之士，正是明成祖朱棣所要借重的对象，周新也由此而备受器重。他先后被派往福建、云南、浙江等地督察办案，成为救火队员。此前被冤枉的老百姓听说周新要来，都会非常高兴地感慨：“我们终于有机会获救了！”他们都知道周新是一代廉吏，是世人竭力称道的“包青天”，一定能为他们平反昭雪。事实也是如此，周新确实能够帮他们找回公正。

据《明史》记载，周新在赶赴浙江的路上，突然遇到许多蚊蚋在他的马前盘旋。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周新敏锐地判断其中必有冤情。他立即派出随从循着蚊蚋飞来的方向详细查看，结果在草丛中发现一具腐尸。再经过一番仔细勘察，又找到一个木质印章，由此判断出死者的商人身份。此后，周新又派人在四下寻找和这个印章相同的印记，不久就找到了杀人凶手。

还有一个案例也是关于商人的。这位商人黄昏时归来，因为害怕路上遇到劫匪，便把金子暂时藏在丛林中一座神庙的石头底下。回家后，商人将此事告诉了妻子。结果，等他再去神庙里取金子时却发现金子不见了，于是向周新报案。周新判断问题出在商人的妻子身上，而且认为这女人一定私通别的男人。审讯结果果然如此。原来，商人突然回家，妻子的情人还藏在房间，暗中窃听到商人夫妻的对话，便趁黑夜将金子全部盗走。

《明史·周新传》中记载的另一次断案，更显出周新办案的神奇之处。有一天，忽然有一阵旋风将一片树叶吹落在周新案前，这片叶子和其他树叶都不一样。周新询问左右，得知只有一座和尚庙才有这种树叶，而且这座庙距离城市很远。周新由此判断是和尚杀人。他命令左右挖开一棵非常可疑的大树，很快就看到一具妇人的尸体被掩埋地下。在经过一番审讯之后，僧人招供，妇人确实是他所杀。

还有一些关于周新的精彩案例见于各种史册，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在世人眼中，周新断案手法非常神奇，至少比锦衣卫断案神奇很多倍。

周新断案更多依靠的是大脑和逻辑推理，纪纲更多依靠的是酷刑，习惯于屈打成招；周新断案不会收取无关费用，纪纲断案完全是坑蒙拐骗，吃了原告再吃被告；周新被平民视为保护神，纪纲则是不折不扣的杀人恶魔。

周新美名远扬，而且已经得到皇帝的赏识，所以纪纲表示不服。纪纲是什么人，当朝的特务头目，他完全没必要把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放在眼里。

不久之后，廉洁奉公、铁面无私的周新，果然栽在心狠手辣、心机重重的纪纲手中。

就在周新于浙江履新期间，纪纲派出手下一个千户前往浙江抓捕罪犯。所谓近墨者黑，跟着纪纲多年，这名千户自然也是到处作威作福，深谙坑蒙拐骗之术。到了浙江之后，他习性不改，依旧大肆索贿受贿。周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对其进行抓捕。不料，消息灵通的千户抢先一步逃走了。

周新下定决心死磕到底。就在他送公文进京的路上，巧遇这位千户，于是就地予以逮捕，并投进当地的监狱。没想到的是，狡诈的千户再次逃脱，而且是逃回京城。他跑到纪纲面前诉说种种委屈，真所谓恶人先告状。纪纲不辨黑白，立即恼羞成怒，随即捏造罪名，赶到朱棣面前诬陷周新。

朱棣虽然一贯器重周新，但是听了纪纲的诬告之后，也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将其逮捕。

押解周新的官兵都是纪纲的心腹，根据纪纲的授意，他们在半路上就已经将周新打得体无完肤。

到了朝堂之上，周新跪伏在台阶之下高声抗辩：“陛下命令我按察司施政，和都察院都一样，我一直忠实执行陛下的命令，捉拿狡诈邪恶之人，为什么反倒治我的罪？”

朱棣看到周新非但不知悔改，反而抗辩申诉，于是更加生气，当即命令锦衣卫使用酷刑将其杀死。

周新是个硬汉，在行刑之前仍然大声高呼：“我活着就要做直臣，死了也会一直做直鬼！”但朱棣始终不为所动，最终还是将其残忍杀害，而且也是一场虐杀：周新被残忍肢解后，首级被悬于闹市示众。

周新死后多日，朱棣忽然心生悔意，想起来这位廉吏，于是问侍臣：“周新是哪里人？”

侍臣回答说：“南海。”

朱棣叹了一口气说道：“岭外竟然有这样的人，看来我是冤枉他了。”

很多天之后，朱棣恍恍惚惚之中看到有人穿着深红色衣服，固执地站在太阳之下，大声地对朱棣说：“臣下周新已经成为神，专门替陛下治理奸恶贪吏。”朱棣忽然有所醒悟和反悔。

当然，对于这种种错杀，纪纲早已习惯，朱棣也早已习惯。所谓反悔，怕也只是稍纵即逝。

不管如何，周新惨遭冤杀，等到纪纲后来案发被抓，才越发看得清楚。也有一种说法是，周新被锦衣卫构陷致死之后，朱棣有所触动，逐渐改变了对纪纲和锦衣卫的态度。

四、贪欲无法遏止

当监察御史和纪纲发生矛盾之时，朱棣的取舍完全令人失望。争执双方其实都是他非常信任的重臣，但在关键时候，究竟孰亲孰疏，显得一目了然。朱棣非但没有秉持公正，站在正义的一方，反倒是不问青红皂白，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匆匆地杀死了他一贯非常信任的监察御史。

朱棣之所以完全倒向锦衣卫，对纪纲言听计从，一方面是因为他相对更加信任纪纲，相信纪纲所传递的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则说明纪纲工于心计，在关键时候更加善于表演。所以，朱棣的双眼完全被纪纲蒙蔽了。

这个案例也充分说明，在明代这种特务政治模式之下，司法权已经被锦衣卫粗暴地践踏，不仅毫无正义可言，而且无处寻找公理。监察御史不仅无权惩治罪犯，反而会在行使权力之时受到锦衣卫的蛮横干扰，甚至丢掉身家性命。这完全是黑白颠倒，对明朝政府而言也是十分不利，但朱棣沉醉于锦衣卫构筑的特权之中，陶醉于各种迷梦之中，尽情地享受权力带来的威武霸气。

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大，纪纲的野心也跟着迅速膨胀。他依仗手中所掌握的庞大特务组织，仰仗着皇帝的信任，一直胡作非为。此时的纪纲显得志得意满，甚至忘乎所以。朝廷上下，谁都畏惧其三分。

在起初阶段，纪纲只是表现出对财物的欲望，利用手中拥有的特权，大肆聚敛财富。除了利用特权进行贪污之外，他还经常指使手下特务到处敲诈勒索。如果是遇到犯罪家庭，更是竭尽洗劫之能事。

久而久之，纪纲想出了各种敛财套路。比如，当他探知皇帝对某一官宦产生厌恶之情后，就会迅速赶到该官宦家中，唆使他们花钱买平安。他有时候也会将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貌似热心地指点他们破财免灾之法，等骗走官宦身上的所有积蓄后，就会在忽然之间杀了他们。这种聚敛钱财之法，纪纲屡试不爽。因为能够及时地销赃灭口，所以不为常人所发觉。

纪纲手下有几位得力干将，比如指挥庄敬、袁江及千户王谦、李春等人，都是其重要羽翼，帮助其统领庞大的锦衣卫队伍。纪纲善于揣摩上意，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喽啰们则与其一丘之貉，同样非常善于领会纪纲的心思。无论纪纲想要得到什么，手下都会死心塌地地卖命寻找。

对于纪纲的执法之道和敛财之术，他们早已心领神会，不仅能很好地贯彻主子的意图，也能背着主子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大大小小的特务们，都富得流油，从来不缺钱花。如果缺钱花了，他们就会在黑夜闯进某个富户家中，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敲诈勒索，这些富户只好拿出大批钱财行贿，乞求平安。如果有谁胆敢不愿就范，舍不得拿出钱财，就会被抓进诏狱，在受尽酷刑的百般折磨之后，最终还是免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在特务们的巧取豪夺之下，京城和各地有数十家富商大贾被敲诈勒索，以至于倾家荡产，不堪其苦。至于强抢民田、强占民宅等为非作歹之举，在他们这里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为了聚敛更多的钱财，纪纲甚至伪造皇帝的圣旨，命令手下人拿着这些“圣旨”到各处盐场敲诈勒索，先后勒索食盐四百多万斤。食盐在古代一直是政府专营的重要物资，纪纲却置国法于不顾，又假借皇帝的诏令，强夺官船二十艘、牛车四百辆，大摇大摆地将这些盐全部运回自己家中，堂而皇之地据为己有。

纪纲借助各种机会聚敛财富，而且肆无忌惮。当时，交趾国的使者进京朝贡，纪纲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即紧贴上去，想方设法诈取使者带来的各种珍奇。这种做法当然会招致礼部等抗议，但纪纲完全置之不理。

在主持查抄罪犯财物的过程中，纪纲也会借机巧取豪夺。不管是平民的财物，还是达官贵人的财富，他都会想尽办法据为己有。比如在查抄晋王和吴王的家产时，他趁机将其中相当一部分珍宝悄悄地抽出私藏。

吴中先前有一位大富豪叫沈万三，在洪武年间被抄家没收财产，但是家中仍然还有很多财富。他的儿子沈文度也是一位善于投机的商人。在看到纪纲得势后，沈文度想尽各种办法攀附。终于，他见到了纪纲，然后就一路伏地爬行拜见，表现得极为卑躬屈膝。为了讨好纪纲，他进献了大量黄金及龙角、龙纹被等奇珍异宝，只希望能被收为门徒。纪纲判断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同意接受供奉，命令沈文度在吴中一带替自己寻访美女，专供自己享乐。这位沈家少爷想尽各种办法满足纪纲的奢欲，在帮助纪纲疯狂敛财的同时，也将偷偷得到的财富私藏一半。

靠着种种卑劣手段，纪纲在短期之内迅速聚集财富，在富豪榜上的名次也急速攀升。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纪纲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如果仅仅是对财富保有欲望，纪纲也许还可以保持相对安全。没想到此后不久，纪纲渐渐地也对权力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总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所以他的危险便接踵而至了。

五、荣耀俱成往事

纪纲和他的锦衣卫寄居在皇权之下，借助于皇权，他们为所欲为，最大限度地扩展自身的权力。如他们以皇帝的名义四处抓人杀人，通过暴力和恐怖活动制造权威，又如他们利用矫诏聚敛财富，搜刮民脂民膏……

朝臣普遍屈服于他的淫威，鲜有人敢与其对抗。即便偶尔冒出一个周新式的官员，也会遭到报复，最终也会死得非常难看。长期以来，纪纲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愈发养成专横骄奢之气，除皇帝之外，其他文臣武将他都不放在眼中。

一个叫哑失帖木的都指挥使就因为。在路上没有给纪纲让道而丢了性命。按理说，这位也是指挥使，职级和纪纲相当，本没有让道的义务，但纪纲认为他是故意对自己不敬，所以一直记恨在心。不久之后，哑失帖木竟被诬以冒赏的罪名，被锦衣卫活活打死。

纪纲与都督薛禄也结下梁子，因为他们同时看上了一个女道士，为此而争风吃醋。纪纲看上的女人，薛禄居然敢抢，岂不是胆大包天。有一次，他们二人在皇宫中相遇，纪纲抓住薛禄就是一番痛打，将脑袋打出了一道裂纹，薛都督差一点就此丧命。

面对如此作威作福的纪纲，一般官僚只能忍气吞声。已经位极人臣的纪纲，如果想攫取更高的地位，显然直接针对的就是皇权。

不错，此时纪纲所觊觎的，正是皇权。野心渐渐膨胀的纪纲开始在家中大量蓄养亡命之徒，并暗中制造数以万计的刀枪、盔甲和弓箭等兵器。

永乐十四年（1416）的端午节本来非常普通，却因为一个射柳比赛而变得不同寻常，不仅因为这一次的射柳比赛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主持，也因为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竟然在比赛中玩起了秦代赵高指鹿为马的把戏。

在比赛开始之前，纪纲目光幽暗地对锦衣卫镇抚庞英说：“我故意射不中，你把柳枝折下来并高声呼喊说射中了，我好借此窥测周围人的心思。”比赛开始后，庞英果真按照纪纲的吩咐去做，令人吃惊的是，在场的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当面加以纠正。纪纲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当场便得意地宣布：“是无能难我矣。”
(5) 他为自己灵机一动的设计而暗暗叫好，也由此判断朝臣之中已没人再敢与其作对，所以他加快了谋逆的步伐。

纪纲太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了，也逐渐做起了帝王梦。因为欲望的无限膨胀，深重的危机也会随之到来，只是纪纲本人浑然不察。

为了找到帝王的感觉，他家中的日常器用都极尽奢华，档次之高，几乎超过帝王之家。有时候，纪纲还会偷偷地进行一些相关礼仪的预演。他命令手下制作帝王才能穿戴的衣帽，穿上它们之后，再摆上隆重的酒席，自己端坐在高位之上，命令童男童女奏乐奉觞，向其朝拜，并高呼万岁。

纪纲很是陶醉，从中找到了极大的快感，但这毕竟是个游戏，终究不够真实。真实的皇权一直在朱棣的掌握之中，还需要纪纲费心地攫取。

然而纪纲实在太稚嫩了，他竟然把朱棣当成了秦二世。想当初，为了夺取这宝贵的皇位，朱棣与侄儿好一番厮杀，可谓拼了老命，腆着老脸，还得背负千载骂名，岂能轻易便宜他人。

通过射柳之戏，朱棣的内心深处想必也感到极大的震撼，他发现纪纲的势力已经超出可控范围，不能不小心提防。朱棣本想通过特务政治实现控制臣民的目的，不料纪纲胆大妄为，造成了臣民只知有纪纲不知有皇帝的局面。对此，他必须做出决断了。

这年七月，有一名宦官突然站出来告发纪纲图谋不轨。接到这一情报后，朱棣迅速将纪纲逮捕，并下令给事中和御史大夫一起出动，检举揭发纪纲的种种不法行为。既然皇帝已开尊口，大家就没什么好畏惧的了。他们齐心协力，迅速为纪纲爬梳出一堆罪名：比如诬陷朝臣、矫诏聚财、私造兵器、私挖地道、蓄意谋反等。

虎落平阳的纪纲被迅速关进大牢审讯。刑具还是那些刑具，酷刑还是那些酷刑，只不过行刑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纪纲从一位行刑官变成了行刑的对象，身份发生了彻底的转换。纪纲是一位嗜血狂魔。长期以来，他一直通过酷刑欣赏别人的鲜血如梅花般滴落，但是此刻他忽然有些晕血，因为各种残忍的酷刑令他难以招架。纪纲很快就倒在以前他所欣赏的种种酷刑面前，迅速认罪伏法。审讯只进行了不到一天，便宣告结束。

在纪纲的一堆罪名之中，谋反是朱棣最不能容忍和最不可饶恕的，也最能刺激人们神经的。罪行累累的纪纲不得不死，当初长期视纪纲为亲密助手，眼下哪怕多看一眼就会心烦，朱棣下令立即处决纪纲。所以，就在审讯结束的当天，纪纲就以谋反罪而被凌迟处死，其家中老幼一概发配边疆，多年劫掠的财物也尽数抄没。

纪纲身被酷刑，惨遭肢解，就像他当初肢解周新那样。他甚至来不及和他手下众多的锦衣卫道一声再见便命丧黄泉，多年来的荣耀也随之灰飞烟灭。

随着纪纲的被杀，锦衣卫当初不可一世的地位也开始摇摇欲坠。因为锦衣卫的强势和霸道，已经让朱棣心生提防。打压和限制锦衣卫，成为朱棣迫切要做的事情。虽然没有得逞，纪纲所为还是令朱棣吃惊不小。一生玩弄权术的朱棣很快就明白，问题一定是出在机制上。

不错，正是机制出了问题。在目前这种机制之下，别说是纪纲，就算是换成张三或是李四，他们迟早也会变得和纪纲一样张扬跋扈、目无法纪。

长期以来，为了剿杀各路反对势力，朱棣一步步地纵容锦衣卫坐大，视锦衣卫和纪纲为最贴心的心腹，这才差点酿成大祸。

锦衣卫的权力过大，所作所为也超出了朱棣的设想，这表明他原来的设计不够周全，需要及时进行调整，重新进行设计和规划，必须要对锦衣卫进行适当限制，通过适当地分权和监控加以约束。

那么，由谁来限制和监控锦衣卫呢？

朱棣很快给出了答案：太监。

如何进行限制呢？朱棣也很快做出决断：设立东厂并重用东厂。

纪纲的死不仅象征着锦衣卫的衰落，而且宣示明代特务政治的升级。

为什么说纪纲死了，锦衣卫衰落了，特务政治反倒升级了呢？因为这个叫东厂的特务机构将会走到舞台中央，受到朱棣的空前信任，而且也在明朝的政治和文化上烙上了非常深刻的烙印。

出警图（局部）　人们通常会将明代特务机构东厂与锦衣卫统称为“厂卫”。两者的关系确实比较密切，有明一代也有权臣曾一度统领二者。东厂中的许多职位也会从锦衣卫中挑选精明能干之士来充当，然而，这些入职东厂的锦衣卫并不需要进行阉割，只是工作关系暂时落在东厂，受东厂提督太监管辖，当工作结束后仍回锦衣卫当差。

(1) 《明史》卷八《仁宗本纪》。

(2)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3) 《明史》卷九《宣宗本纪》。

(4)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5) 《明史》卷三○七《纪纲传》。

第五章　宦官升降

一、从卑微到显达

二、厂卫并立

三、大权在握的厂公

四、不喜欢太监的仁者

五、作风整顿

六、太监学堂

一、从卑微到显达

中国人似乎向来对宦官没有太多好感，更多的往往是憎恶和鄙视。司马迁曾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1) 作为曾经遭受腐刑之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应该是出于锥心之痛，也多少代表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宦官被世人轻视，有着多种原因。其一是身体特征，由于受过阉割，宦官的面相和嗓音等都发生变异，比如唇下不长胡须、嗓音不男不女等，许多体征都与正常男人存在很大差别。其二是出身卑微，宦官中有不少都是罪犯或俘虏出身，因为受到惩罚而被阉割。此外还有一些出身贫寒，因为生活贫困，又不愿意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只想以自宫的方式到皇宫乞食，因此被人们看不起。其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宦官因为靠近皇权，所以总有少数能作威作福，而这些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所牢记，由此导致人们对宦官群体印象欠佳。

当然，宦官自己并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都是皇宫中人，所以自我感觉超好，自视非常之高。这也可以理解。相对于普通百姓和朝廷大员，他们毕竟更加靠近皇权，所谓靠山吃山，可以恃宠而骄。

事实也是如此，在皇宫内部，总有一些太监仗势为祸，甚至插手朝政，并且搅得风生水起，惹得朝臣侧目。至于在皇宫之外，太监们外出办事，则往往打着皇权这一旗号，威福凌人，盘剥百姓，所以更加招人痛恨。

有皇权就有宦官，明朝也不能例外。与历史上宦官为祸甚烈的时代，比如汉末、唐末相比，明代的宦官也以势盛而著称。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宦官机构之大、权力之隆、地位之高，均有赶超历朝之势。

在明朝建立之初，太监的数量已经开始急速上涨。只是这时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对谁都充满了高度警惕，对于数量上升过快的太监自然也会有一丝忌惮。当然，相比那些孔武有力的男人，这些形体不全之人毕竟还是相对安全的，而且深宫后院也确实离不开太监们的打理，于是便只能在默认其发展的同时，严加管制，层层设防。

即便是朱元璋严格控制，仍然阻止不了太监规模的一再扩大。朱元璋只得制定一些硬性规定：比如宦官的官阶最高不得超过四品，内臣不得与外官有移文往来，内臣不得兼有外臣之文武官衔等等。其中有两条规定显得尤其严厉：其一是“内臣不得识字”，这剥夺了宦官受教育的权利；其二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一说外事）”。而且，为了保证第二条规定的落实，他命人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上面书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2) 。

太祖皇帝所立的这一规矩，建文帝一直严格遵守。朱允炆即位后，继续使用祖父的一套办法驾驭宦官，对其实施严格管理，有时甚至比洪武朝更加严格，宦官稍有违法之举，就会受到严惩。这在有效防止太监干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比如在靖难之役中，朱允炆所得罪的这些大小宦官，或被朱棣悄悄收买，或主动与朱棣联系，一直偷偷地替朱棣搜集情报、通风报信，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既然曾受惠于太监，那么朱棣对太监的态度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明代宦官地位的根本改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正发生在永乐朝。是朱棣投桃报李，给了他们机会。

有学者认为，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建制，其实是在永乐朝才彻底完成的。而且朱棣在迁都之后，在北京和南京各保留一套宦官机构。这种南北两京的建制，终明一朝始终得以保留，也和朱棣有着直接关系。

所谓“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和混堂司；八局则分别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二十四衙门中，以十二监的地位最为重要，执事太监品秩更高。而十二监中，又以司礼监权力最大。当然，在明朝初期，司礼监因为朱元璋和朱允炆的有意压制，所以尚显平庸，大小太监仍然只能卑微地乞食皇宫。这种局面，也是到了永乐朝才有所改变。

除了给太监定岗定编，给予其相应的身份地位之外，太监的权力得到大幅提高，可以染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并发挥了突出作用。由于朱棣的有意安排，太监不仅有机会接触宫中要务，也会奉命出使；不仅担负监军的职责，还能领兵作战；不仅搜集情报、监控臣民，还能参与抓捕和审判，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

太监地位日隆、威势凌人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通过司礼监掌控了东厂，又借助东厂对锦衣卫加以监视和控制，攫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更多政治权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多半也是因为朱棣。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父亲处心积虑设立的种种规定，从而给了宦官步步为营、攫取权力的机会。

二、厂卫并立

东厂的成立时间，史学界尚有不少争论。下面进行一番简单梳理，介绍几种代表性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洪武朝就已经有类似东厂这种机构出现—比如“绳顽司”这样的宦官机构，担负着搜集情报的职能。

从现有史料也能看到，朱元璋很早就使用太监搜集情报，监控官员。比如早在洪武元年（1368）他就曾使用太监悄悄侦察浙江省参政郭景祥。在铲除胡惟庸的过程中，丞相谋反的情报，也是首先由宦官获得。想必在朱元璋的安排之下，太监早早就盯上了胡惟庸，实施了最为严密的监控，所以才能夺得告发丞相的“首功”。朱元璋一贯重视情报，也曾利用各种手段搜集情报，使用太监从事情报工作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说洪武朝存在着与东厂职能相似的宦官机构，但它最多只能说是东厂的前身，并不代表东厂就是朱元璋所创设。

商传先生研究认为，东厂的初设时间固然是在永乐朝，但不应晚于永乐七年（1409）
(3) 。也就是说，在永乐初年，朱棣就已经创设了东厂。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东厂是在纪纲被杀之后，系朱棣为限制锦衣卫的权力而设，其初设时间为永乐十八年（1420）。这也是《明史·成祖本纪》和《明通鉴》等史书中的说法，所以影响最大。

在《明史》中，除《成祖本纪》之外，《刑法志》也记载了东厂成立之事，却没有确定初设时间，而且措辞相当模糊：“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
(4)

“即位后”这三个字，只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间。一个“盖”字，更是说明了作者的为难之情，也即对初设时间的难以把握。另外，“东安门北”的选址，可说明东厂初设应该是在迁都之后，但是作者给出了因纪纲强势而导致东厂权势无法与锦衣卫相提并论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东厂在纪纲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不是在迁都之后才开始设立。

从《明史·刑法志》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东厂确定的创设时间，《明史·成祖本纪》在表述上虽然持有非常肯定的语气，却很难让人完全信服。上述史料的错乱无序，足令人瞠目。东厂初设时间之所以无法确定，也便可以理解了。

我们怀疑，东厂的设立在当时就是一件秘密事件，其运行也始终处于非常保密的状态，朱棣存心不让别人知道，史官便也无从查证。

在以上三种主要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认同商传先生的研究结论：东厂的初设时间是在永乐朝初期，而且不晚于永乐七年（1409）。也就是说，在永乐初期，厂卫便已经开始并立。只是这个时期，太监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东厂地位尚且低下，所以人们只知有卫，而不知有厂。

不管东厂成立于何时，其获得重用应该是在纪纲案发之后。太监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也与纪纲一案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纪纲竟然利用锦衣卫扩展权力，并图谋不轨，因此迫切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和监控。从宦官告发纪纲图谋不轨的这一细节出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朱棣的授权之下，东厂很可能早已对纪纲开始了侦察行动。

在永乐朝，东厂也可能早早就担负起搜集情报的职能。朱棣相信太监，也将监军的任务交给太监，他派出郑和远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包括寻找建文帝下落之事，朱棣也可能交给东厂。因为有学者研究指出：“设立东厂，也含有侦察建文帝下落的用意。”
(5)

如前所述，东厂的职能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这与锦衣卫大致相当。既然工作性质接近，同样富有侦察情报工作经验，当纪纲坐实谋反之罪，锦衣卫变得不可信时，朱棣自然会改而重用东厂。

在纪纲被杀之后，他手下的一些重要党羽，如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并没有全部受到株连。朱棣对他们的惩处明显有所保留，而且锦衣卫中的不少力量都被充实到东厂。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很快就找到了再就业的机会，只是单位变了、上班地点变了。

据《明史》记载，在纪纲被杀前后，东厂的权力范围尚且“与锦衣卫均权势”。但在不久之后，东厂的实际权势就明显地超越了锦衣卫，不仅分掉锦衣卫的威权和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实施了监控。

总之，东厂和锦衣卫，这二者相辅相成，人们习惯将其并称为“厂卫”。明代的情报职能由此开始变得更加发达，朱棣希望通过这种设置，既能取得某种叠加效应，同时也可以互相牵制，防止某一家机构独大。此外，也可由此实现多渠道搜集情报，可以将各方所得情报互相印证，避免被假情报所误。这正是孙子“五间俱起”所要达到的效果。

胡濙当初被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在他身后，始终有人悄悄地跟踪和监视。胡濙的一举一动，朱棣便可以全程掌握。一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酋长希望用他的樱桃和胡濙换书。胡濙爽快地将书送给酋长，却没有接受酋长的樱桃。等胡濙回京汇报工作时，朱棣突然问道：“樱桃是小东西，路上也可以解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胡濙立即明白，自己原来一直是被全程监控，不由得暗暗心惊。

不仅是胡濙，朝廷中的大小官员也都会受到严密监控。即便是出门搜集情报的锦衣卫，也会受到多方“关照”。“关照”他们的人，则是宦官。这就是朱棣的巧妙设计。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在永乐朝，情报机构的基本局面是厂卫并立。但在纪纲死后，东厂实力更加雄厚，宦官完全把持着大局，锦衣卫所搜集的情报往往需要经过东厂才能报给皇帝，所以锦衣卫地位沦落，远不如东厂强势。

这种厂卫并立的精巧设计，尤其可以看出朱棣的匠心独运。东厂的强势，似乎不能用“后来者居上”来简单比况。毫无疑问，东厂和锦衣卫都是强权部门，但这两个部门由谁来主导也很有讲究。朱棣的设计思路是，通过没有军权的东厂来监控拥有一定军权的锦衣卫，而不是相反。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纪纲这样的威权人物重新出现。另外，虽然是由东厂主导，但是东厂的队伍中充斥着大量的锦衣卫，这也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所以，这已经是东厂独大的局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立”。成功控制锦衣卫之后的东厂，也很自然地成为新的威权部门，明朝的历史也由此而打上了浓厚的宦官印记。

三、大权在握的厂公

在司礼监的内部，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被僚属称之为宗主，总领东厂的则称厂公或督主。

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职人员，其中有不少都是从锦衣卫招来的。比如掌刑一般由一个锦衣卫千户担任，理刑则由一个百户担任。除了部分官员之外，还有大量差役都是来自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并非所有的锦衣卫都可以随意进入东厂，而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选哪些人呢？东厂有个非常独特的标准：只选那些狡黠和乖巧的士卒，坚决不要那些老实巴交之人。其中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不够狡黠，便没办法完成各种特殊任务；如果不够乖巧，就不能充分领会太监的意图。

其中，差役长也叫档头，专管侦伺。平常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顶端尖锐，穿的则是青白色带着旋褶的衣服，上面系着小布条，脚下则穿着一双白皮靴。

档头的手下，有几个听差的，叫番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番子，正是他们承担了基本的侦察任务。京城的那些亡命之徒，骗财的、挟仇的，都视番子为窟穴。因为平常刺探情报都大量依靠他们，所以番子也可以称为“准特务”。他们四处打探情况，每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秘密地报告给档头，档头再根据事情的大小和情报的价值大小，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这就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很多无赖和土匪都赖以寄生，其中既有黑吃黑的情况，也卷进去不少无辜的臣民。无论是谁，一旦被卷进去，便坠入万丈深渊。

番子执行任务时，都有一套“黑话”，外人完全听不懂。比如，他们将每一个事件都叫“起敷”，花钱则叫“买起敷”。当探知有犯禁行为发生时，档头便率领番子赶到，在其门外左右派人把守，这叫做“打桩”。

当外围安插完毕之后，其他番子就会迅速闯入室内，开始抓人，并当场进行审讯。这期间并不需要掌握充分的证据，也不需要出示符牒。如果当事人按照要求给足贿赂，番子和档头自然就会径直离开。如果拿不出钱，或者不能让番子和档头满意，就会遭到严刑拷打。至于所用刑名，可称“乾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罚要厉害十倍。

为了满足私欲，番子有时候还会授意那些挨整者牵连出一些有钱的财主，再对这些财主进行敲诈，逼迫其行贿。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金钱，那就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这些财主爱惜钱财舍不得行贿，或所给不多，满足不了特务们的要求，就会被栽赃并立即报告皇帝，随即就会被抓捕并关进镇抚司监狱。接下来，财主的命运就完全由不得自己掌握了，在各种酷刑之下，他们随时都会命丧狱中。

每月的第一天，几百个厂役便会围在一个庭院中抽签，然后各自受领任务，分别出发监视各级官员。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所审讯重犯的，叫“听记”；到其他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条地记下来，再告诉坐记，再由坐记报告厂公，这叫“打事件”。这其实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情报工作流程。

即使是在深夜，如果有情报传递到了东华门，也可以从门缝中及时塞进去，再有人及时地报告给皇帝。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可以知晓。有时候，就连某些家庭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也会被皇帝知道，有的竟然在宫中被传为笑料。

皇帝之所以会将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抖露出来，倒不只是为了戏耍朝臣，而是希望起到某种震慑作用。朝臣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随时都被皇帝所掌握，他们因此而惴惴不安，都对特务充满畏惧。

锦衣卫的情报工作流程也和东厂差不多，需要完成从搜集到传递这个过程，但是所得情报必须写出疏条上奏，这样才能让天子知道。这样一来，他们的情报传递就必须要通过厂公来完成，所以就会处于厂公的监控之下，锦衣卫的势力也因此而远不及东厂。

不仅是锦衣卫受到东厂的监控和牵制，在朱棣朝兴起的内阁，更是对东厂充满忌惮。

在朱棣手里，不仅仅是创设了东厂，同时也创设了内阁。他希望通过内阁替自己分担一些政务，省去事必躬亲的烦劳。这其实是对其父废相的一种变通之法，在不违背祖制的同时，能更加高效地完成理政工作。至于内阁成员，选择的都是资历较浅、级别较低的官吏，所以只能起到秘书的作用，并没有办法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各级政府指手画脚，所以朱棣完全不用担心皇权由此而旁落。

内阁制确乎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能够在有明一代一直得到延续。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慢慢变大，什么事都可以插手，内阁首辅便成了丞相一样的人物。像严嵩和张居正这样的内阁大学士，更是权倾朝野。

内阁之所以权力逐渐变大，也是因为更靠近皇权，始终是皇帝的贴心助手。这样的便利，太监其实也有。他们不仅非常靠近皇权，甚至吃住都在皇宫。后来，当司礼监取得参与批红的权力后，更是不离皇权左右，成为皇帝的贴心助手。更何况，厂公还掌控着特务机构，可以通过操纵特务组织，全面介入政务，所以内阁首辅自然会对其畏惧三分。

事实上，明代的不少皇帝，尤其是朱棣，都更加信任太监，而不是阁臣，所以太监的权势往往要超过内阁大臣，更超过都察院等其他部门的官员。

总之，自从朱棣重用太监之后，太监专权的局面在明朝时有发生，司礼监地位日隆，成为不折不扣的权力部门。而且，这一现象几乎延续了有明一代，尤其是明代中晚期，在大太监刘瑾专权之后，司礼监更加显出其强势。因为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缉事厂卫，全部由其掌控。赵翼曾对明代皇权之外的权力机构情况进行过总结：“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
(6) 首辅是类似于丞相的职位，但其权力仍然不如司礼监。司礼监在明代的权势之大，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四、不喜欢太监的仁者

朱棣是个很会折腾的皇帝。除了靖难、迁都和改制等几件大事之外，光是北伐蒙古就进行了五次之多。但是，即便再能折腾的人，也终究会有个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天气转暖，阳光和煦，草长莺飞，一意孤行的朱棣不顾众人阻拦，执意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北征。

朱棣也是“马背上得天下”，非常喜欢这种“车辚辚，马萧萧”的感觉。每次北征都是场面浩大，劳师远征，朱棣却毫不在意。在他看来，无论北征有无战果，都会对蒙古人形成一种威慑，至少让他们不敢轻易南下。

第五次北征与以往的几次相比，场面更加浩大，结果却显得非常难堪。只见几十万大军在大漠中来回折腾，却始终找不到交战对手，反而把六十四岁的老皇帝朱棣折腾得够呛。此时，他已经不能骑马，只能坐在车里。既劳累又憋屈，再加上气候不适，朱棣就此病倒，而且一病不起。就在这年的七月，朱棣还没来得及班师回朝，就病死在塞北，从而在荒原之上留下一个巨大的遗憾。

朱棣在临死之前，除了立下传位于太子的遗诏之外，还说了一句话：“夏元吉爱我。”夏元吉是谁呢？他是一位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名臣，却因为反对朱棣北征而被关进大狱。朱棣临死之前冒出这么一句话，想必内心充满悔意。

这一突然变故，让很多人都感到措手不及。为了防止汉王朱高煦借机谋反，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决定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他们将朱棣的遗体装入棺材之中，但每日还是按照常例进餐和请安，并保持军中一切行动都如常进行。与此同时，杨荣与宦官海寿秘密进京，密报太子朱高炽，悄悄地为登基做各种准备。在一番精心安排之下，总算没有发生什么乱子，政权也得以平稳过渡。

久经考验的朱高炽，总算当上了皇帝。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朱高炽的性格和朱允炆很有些相似，庙号为“仁宗”，也非常贴切。

朱高炽对永乐朝的酷刑一直心有余悸，他即位后不久，立即下令裁撤锦衣卫的各种酷刑。他宣布，今后犯了死罪的，如果是按律凌迟，只要处死即可。他主张用法尚宽，除了谋反这样的大逆不道之罪，尽量不要株连。他不许法外用刑，不许恣肆使用暴刑酷刑，尤其不能随意施以宫刑。

在洪熙朝，想必言论自由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因为仁宗连诽谤罪都可以不治。在他看来，“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
(7) 。不就是说话说错了吗，没有多大关系啊。即使是有诽谤嫌疑的，也应该作宽大处理。

连诽谤都可以得到宽恕，这必然会带来负面效应。仁宗终于流露出宋襄公那样的迂腐气。当然，在距今几百年前的明朝，在封建专制走向顶峰的时代，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能有如此善意之举，实属难得。

从一些小事上，我们也可以充分看出仁宗之“仁”。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锦衣卫指挥王节等人奏报，说是很多锦衣卫校尉在值班过程中经常发生丢失所悬铜牌的现象，希望皇帝下令予以惩处。要知道，这铜牌是锦衣卫出入关防的重要凭证，如果落入不法分子之手，肯定会留下安全隐患。所以，请求对其进行惩罚，也不为过。结果，朱高炽不仅当场否决了王节的提议，而且随即下诏，“赦有罪”
(8) 。

朱高炽此举也可以收买锦衣卫的人心，好让他们有更大的热情来为自己卖命。他本是在锦衣卫的护持之下登上大位的。锦衣卫一直护驾有功，而且日后治理江山也需要仰仗这支力量，眼下也只是犯点小事，这当然需要通融一下，不能真的作出惩处。何况父亲刚刚去世，他需要按照惯例，通过大赦天下来安抚人心。对王节的提议不理不睬，不排除包含收买人心之意，但也是以仁为本的情怀使然。

在这之后，朱高炽谕旨三法司：“令信则民从，不信则民贰。”
(9) 在这道谕旨中，他不仅希望建立一个以诚信为本的社会，不再以威权和酷刑逼人，而且希望各级部门严格遵守，不要使自己成为食言之君，丧失人心。

朱高炽不仅不许手下官员使用威权逼人，也不让锦衣卫的各种酷刑在监狱中延续，而且该释放的就马上释放。京城内外，政治空气立即变得温暖而又清爽。不少多年关押在诏狱的官员被释放，也有官员敢于站出来批评锦衣卫的失当行为。

与酷刑告别的仁宗，有不少举动都是对父亲施政的匡正。不仅是施政理念与父亲不同，包括选择官员的标准，尤其是对太监的态度，他也完全不走父亲的老路，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有位锦衣卫千户叫李得，在分理锦衣卫狱时，由于心肠太狠，导致锦衣卫治狱有很多失当行为，而且此人为人非常苛刻。他报告一条情报说，在长沙府民中，有人通过自宫的方式来寻求担任内侍的机会，通政使司也知道此事。朱高炽说：“这些都是好吃懒做的不孝之人，自绝于父母的事情都能做得出，哪能让他们待在我左右！”结果，这些自宫之人不仅没有得到任用，反而被打发到偏僻地区戍边。

春秋时期，管仲卧在病榻之上，齐桓公询问哪些人可以接替他的位置，管仲先后否定了很多人选。对于易牙，管仲骂他没有人性，为讨好国君，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对于开方，管仲骂他不顾父子之情，不可能真心忠君；对于竖刁，管仲更是排斥：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忠心。管仲的分析非常在理，遗憾的是，齐桓公没有听进这些劝告，重用并亲近这几个小人，齐国的霸业也就此宣告结束。

齐桓公听不进去的话，朱高炽倒是听进去了。他认为，自宫行为属于自绝于父母的不孝之举，而且对自己显得太过残忍。这样的人，一定不可相信，不可委以重任。他的这段话，和管仲完全是一样的逻辑。因为有这样的逻辑，朱高炽下令不能随意施以宫刑。只要发现有自宫者，“以不孝论”
(10) 。

既然秉持着这样的逻辑，朱高炽对太监的态度便可以想象。所以，在仁宗时代，东厂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不太喜欢这一套。

中国有句古话说：仁者寿。意思是说，怀有仁爱之心的人，胸怀更加宽广，所以能得高寿。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如果放在朱高炽身上，就不很贴切。朱高炽确实仁慈而睿智，也对得起“仁宗”这一庙号，可惜他并不长寿，只活了四十七岁。久经考验才修得正果，却只在皇位上待了不到一年便意外归天。这除了怪他的命不好，也与他长期耽于酒色有关。

想当初，朱棣只是将朱高炽视为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重点培养目标显然是皇孙朱瞻基。如今，从执政时间上看，仁宗果真成了一个短暂的过渡，朱瞻基则如朱棣所愿，顺利地登上了大位。

五、作风整顿

明宣宗朱瞻基算是一位太平天子，除了和他父亲一样好色之外，还喜欢美食和斗蟋蟀，而且绘画水平也很高。这是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却并非没有心机。事实上，他倒是城府很深，很有谋略。

朱瞻基即位之后，他的叔叔朱高煦一直心有不甘，存心谋反，想模仿朱棣，再玩一次“靖难”的把戏，结果没玩上几天就宣告失败，最终被朱瞻基活捉，后被架火烧成了焦炭。

朱瞻基在位期间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蹇义、夏元吉等文臣辅助，政治相对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人们把他与其父的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据说可以媲美“文景之治”，不知是否为夸饰之辞。

朱瞻基看到锦衣卫纪律松弛，便利用纪纲一案对锦衣卫进行作风纪律整顿。他召集行在锦衣卫指挥镇抚及千百户等人，敕谕道：

朝廷视尔等为心腹，一切机密事务、狱情轻重，都必须谨慎严密，纤毫毋泄，这是你们的职分所在，职责所在。如果泄漏机务，走漏狱情，甚至违法与外人勾连，那就是违法之举。你们都能看到最近纪纲等人不遵国法的违法行为。他们经常诈传敕旨，擅作威福，颠倒是非，并且泄露机密重事，暗自勾结，结果案发之后便招致杀身亡家的大祸，这都是尔等亲眼所见。你们之中如果有谁胆敢效仿他的所作所为，就不怕惹祸并且丢掉身家性命吗？

打一巴掌之后，再给个甜枣。为了显示自己的宽仁之心，朱瞻基当场宣布：“已往之愆，姑置不问。”但是今后如果再有违法之举，一定会依照法律予以严惩，所以希望锦衣卫全体人员，必须从此“常加警省，无负朝廷，以保禄位”
(11) 。

情报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所以情报的上传下达始终是一件头等大事。对于紧急情报的怠慢行为，他尤其感到愤怒，所以迅速出手予以打击。有一次，北安门守卫百户杨清奏报说，在昨夜一更时分，本臣接到一条重要情报，但是在递至北中门时，守卫官竟然不肯传达。朱瞻基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治罪，并谕锦衣卫指挥王节等人说：按照祖宗成法，如果“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
(12) 。他继续强调，守门官员本来就以传递情报为本分，这样才能保证紧急情报的及时传递，不至于发生壅蔽的情况，今后如果有谁胆敢再犯，也会移交法司治罪。

想必类似的整顿，在锦衣卫中会经常展开，但是由皇帝牵头并发布长篇谕旨，毕竟还是不多。这说明朱瞻基非常重视情侦队伍的建设，非常看重锦衣卫和东厂对于维护政权稳定的作用。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宣德朝没有留下多少东厂和锦衣卫的事功，尤其难见东厂活动轨迹，锦衣卫大抵也只是履行日常职责。如果按照“没有新闻便是好新闻”的标准，这个时期确实能够称得上是一段“治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皇帝通达、有意对前朝苛政进行修正之外，朝臣也在进行集体反思，积极献策。所以，他们执意要告别朱棣时期的严酷和残忍。

宣宗对待酷刑，包括锦衣卫狱的态度，几乎可说是对仁宗的忠实继承。为此，他不惜违背祖制，在执行《大明律》时也适当加以变通。

有个军士偷了官仓六升黄豆，按照《大明律》，应该杖九十并斩首，而且全家发配边远地区戍边。这件事被宣宗知道，他非常惊讶：“一条人命难道只值六升豆子吗？”于是下令免于追责。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我们一方面可以想象《大明律》的严酷，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宣宗在有意清理整顿刑狱，并且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努力地对洪武朝就开始泛滥的重刑予以矫正。

对诸如连坐之类的酷刑，宣宗也努力予以取缔，和他父亲的做法几乎一致：“皇考常诏天下，非谋反大逆，父子毋连坐。”
(13) 在宣德朝，虽然锦衣卫狱的各种刑具都还保留，而且朱瞻基也主张轻重各有相宜，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基本保持了仁宗“宽刑慎罚”的原则。

宣宗在很多方面都和其父保持一致，但在对待诽谤问题上，宣宗的认识与仁宗有所不同。

在仁宗时期，由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赦免诽谤，不可避免地带来诬告成风之类的问题。在洪武朝、永乐朝，皇帝鼓励互相告密，就此形成了可怕的特务文化，所以朝廷内外诬告成风，人们甚至视诽谤为时尚。这个问题在宣德朝也很突出，宣宗不得不出手予以打击。所以他改变了其父的政策，开始对诬告和诽谤进行惩处。

六、太监学堂

还有一点，朱瞻基和其父的认识也不相同，那就是对待宦官的态度。在宣宗时期，宦官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宦官的凶险都是因为太靠近皇室，太接近皇权。办好一千件事的功劳，会因办错一件事而被轻易地抹掉。

但是，即便处处充满凶险，宦官也会选择依附皇权，紧贴不放。这是一种寄生关系。依靠这种关系，他们可以得到一种延伸和异化的皇权，除了高高在上的地位，还有无尽的荣华富贵。在永乐朝，由于朱棣的放任，宦官的权力急剧膨胀，提督东厂是其重要标志。在宣德时期，宦官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除了出使、采办、监军等权力之外，还可以领军守边，甚至取得了批红权，开始染指核心政务。

所谓批红，也叫批朱。在明朝，内阁大臣呈递奏章，会提操办建议，这些建议通常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皇帝看了之后，会用红字进行批示，这称为“批红”，也称“批朱”。

那么问题来了，这批红权是皇帝的，怎么就交给太监了？

很简单，因为皇帝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也不一定要交给太监啊？

信任谁就交给谁。这个时候，皇帝最信任的人是太监。

可是太监不认识字啊？

不要紧，可以教。

可是太祖皇帝曾有规定：“内监不得识字。”

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朱瞻基硬是把太祖皇帝定下的“内监不得识字”的禁令推翻了。

不死守祖制，在这一点上，朱瞻基也是在向爷爷朱棣学习。

当初，英国公张辅征伐安南归来，曾向朱棣献上王瑾等几位小太监。这几位其实是他抓来的俘虏，经过净身之后成为太监。因为长相俊美，而且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朱棣便命人教他们识字，除了赏赐几位给朱高炽之外，也把王瑾赐给了朱瞻基。一段时间之后，宣宗也发现，有文化的太监，还真是不一样。不仅聪明乖巧，而且很会办事，汇报事情也可以口笔并用，节省时间。

朱瞻基除了重用王瑾之外，不由得心生感慨：太祖的有些规定看来也会不合时宜，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了。

不久之后，他在皇宫中开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名叫内书堂，专门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补习文化，开始认字读书。

朱瞻基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皇帝，既会写诗，也会作画。他也有耽于女色的恶习，由于纵欲过度，所以比他父亲还少活了十年。另外，他还喜欢斗蛐蛐儿，可能为此耽误了太多时间，否则他应该可以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作为一位艺术家皇帝，他自然希望有人在周围喝彩，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如果周围都是一些不认得字的太监，那岂不是太没有成就感了？所以，他让太监学习文化，读书识字，起码可以一起欣赏他的高雅艺术。

当然，更多的还是出于办理公务的考虑。朱瞻基重用王瑾，希望所有的太监都能达到王瑾这样的水平，所以他非常坚定地推动太监的文化普及工作。他的设想很好，但是否能够如其所愿，则是另外一回事。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太监也是人，理应和平常人一样享有受教育权。但是，太监毕竟太靠近皇权，而且由于生理残缺容易带来性格扭曲，也许确实只需粗记姓名即可，否则就会插手政务，就会另外生出种种祸端。朱瞻基教会太监识字，虽然会给自己理政带来一些便利，但也自此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没人会预料到有些“娴于文墨”的太监，一旦掌握了东厂和锦衣卫，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1)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2)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

(3) 商传：《永乐十八年始设东厂说不确》，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4)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5) 温功义：《明代宦官》，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6)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7) 《明仁宗实录》卷一三。

(8) 《明仁宗实录》卷二。

(9) 《明仁宗实录》卷二。

(10) 《明仁宗实录》卷一三。

(11) 《明宣宗实录》卷五七。

(12)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13) 《明宣宗实录》卷七五。

第六章　护国与误国

一、全能卫队

二、探情尖兵

三、层层盘剥

四、官官相护

五、当太监有了文化

六、黑暗中的微光

一、全能卫队

宣德十年（1435）正月，朱瞻基去世，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登上皇位，年号正统。这是他的第一次登基，若干年后还会有第二次。因为在正统十四年（1449），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朝臣一致拥戴朱祁钰为帝，并改年号为景泰。然而还未等到朱祁钰病死，朱祁镇便又获得了重新复出的机会，史称“夺门之变”。这兄弟俩轮流坐庄，也成为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朱祁镇以九岁儿郎的身份即大位，因未谙世事，根本无法理政，所以国家大事只能交给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打理。所谓“三杨”，指的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位贤臣，都是仁宣时期的老臣。他们治国有道，而且齐心协力，所以能够保证正统初年政治清明，四境安宁，延续了“仁宣之治”的良好态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统初年之所以能保持国力上升，除了依靠贤臣辅政之外，也借助于国家机器积极发挥作用，需要它们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可以高效运转，保持充分的活力。锦衣卫是明代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永乐朝设立东厂之后，明代的情侦机构形成了厂、卫并立的模式。前面说过，这种并立，并不是地位完全对等的并立，而是以东厂为主导。锦衣卫的地位与明初相比，有明显的下降。当然，在这种厂、卫并立的模式之下，东厂也需要大量的锦衣卫来充实队伍，所以锦衣卫的数量不降反升，规模继续扩大。

虽说锦衣卫的地位暂时有所下降，但并不代表其所承担的任务也会随之下降。恰恰相反，通过《明实录》，我们能看到锦衣卫在英宗执政期间明显地活跃起来，其所承担的任务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在正统和景泰时期，他们像一支全能型的保安队伍，时刻护卫着这个国家。

此前我们曾据《明史》得知锦衣卫的基本职责是“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
(1) ，已经显得四不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职能又发生进一步变化，逐渐变成替人打理家务的“全职太太”。

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在平时都需要担负哪些职能，与之前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仍然是“直驾侍卫”，即担任皇帝的贴身护卫。这项任务，其实是从锦衣卫的前身仪鸾司开始就一直存在的，而且在有明一代始终得到保持。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行宫，锦衣卫都要时刻保护皇帝，担负警戒，预防不测。

在一些重大仪式中，比如新皇即位、皇室婚嫁、陵寝修建等，锦衣卫除了担负安全保卫的职能之外，还需要参与和完成很多其他的相关任务，诸如会场布置、隐患排查、仪式设计等工作。包括仪式中一些非常琐碎而具体的事务，如架设云盖、鸣放鞭炮之类，也需要出动大量锦衣卫来完成。

从《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锦衣卫也会担负催缴物资、督办工程，甚至领兵作战等任务。比如从宣德十年（1435）的一份奏报中，可以看到兵部每年都会命令锦衣卫催办和督促南京养象所需芦根和茭草。工部也曾奏请派出锦衣卫官员督促整治通州至山海关的桥梁道路。贵州发生叛乱时，锦衣卫指挥使李鉴被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赶往领兵杀贼……

有意思的是，在景泰年间，锦衣卫的护卫对象也有所扩大，不再只是担任皇室的护卫任务，还会受领其他护卫任务，而且多半是临时的急务。比如景泰元年（1450），户部的奏报就有相关请求。当时，直隶松江府运送折粮官银十万余两，因为大河上冻，非常担心在赴京途中遇到盗贼，所以请求调集锦衣卫军校担任护送任务。

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锦衣卫职能的变化，标志着锦衣卫已经由皇家卫队逐渐变身为帝国卫队，不仅不再由皇室专享，担负任务也更加多样化。锦衣卫已经逐渐变成全能型的护卫部队，并在各个领域发挥出作用。

自从设立之后，锦衣卫便一直担负着“巡察缉捕”的职能。在侦察巡视的同时，可以随意展开抓捕活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对锦衣卫畏惧三分。除此之外，他们还担任着一定的司法职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绕开刑部和大理寺。在正统、景泰年间，这些职能也得到了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厂设立之后，锦衣卫仍旧会有独立缉捕和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机会，但侦办大案要案更多的是和东厂一起行动，而且明显受到东厂的监督。锦衣卫有时也会奉命与都察院一起执行任务，御史大夫也会在其中起到监督作用。

二、探情尖兵

搜集军事情报一直是锦衣卫的职能之一，但是史书中相关记载并不多见。也许是出于保密需要，其事秘而不宣，缺少记载也属情有可原。有幸的是，在《明英宗实录》中看到不少相关记载，其中主要是搜集瓦剌方面的情报，应该与当时北方边患凸显有着直接关系。

正统十四年（1449），有一条情报显示也先有发兵南下的念头，他在得知北京已立新皇、再无讲和的可能之后，便准备率兵南下，攻打北京。为了对这一情报的真实性进行核实，锦衣卫奉命北上打探虚实，专门搜集有关也先动向的情报。长期以来，锦衣卫对于瓦剌的一举一动都严密关注，他们所搜集到的情报也备受朝廷重视。

接到任务之后，锦衣卫迅速出动，很快便有战果传来。锦衣卫指挥佥事吕贵奏报，说临洮一带虏寇已经逃遁，人民安居乐业，可以对守备力量进行适当调整。兵部在经过反复斟酌之后，表示同意并奏请皇帝定夺，相关方案也得到了最终认可。

锦衣卫小旗
(2) 陈喜同曾被派往瓦剌搜集情报，经过一番努力后，他得到了蒙古高层动向方面的情报，情报显示脱脱不花欲与也先及阿剌知院相约攻打北京。这一情报很具价值，已将脱脱不花的完整动向摸得清清楚楚，所以陈喜同得到了奖励，被升为百户。

不仅是小旗，中高层军官也会被派出境外搜集情报，比如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陈友充游击将军，前往宁夏一带，出境巡哨。

天顺二年（1458），朱祁镇决心整饬北部防线，命令锦衣卫兵分两路，侦察地形，搜集情报。其中一路由监察御史孙珂和锦衣卫千户吴贤率领，主要巡视从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的重要关隘；另外一路则由监察御史焦显和锦衣卫千户侯爵率领，主要巡视紫荆关、倒马关、雁门关、偏头关一带的关隘。

朱祁镇对此次侦察行动高度重视，在队伍出发之前还进行了专门的动员工作。他敕谕道：

今天命令尔等前往各处关隘，必须要逐一点视，不分大小，不分远近，不分偏僻，不分险峻，务必躬亲遍历。如果看到有墙垣坍塌、壕堑淤塞以及山坡浅狭平漫可通人马之处，尔等需要立即督令各处官军设法进行修理，务必构筑坚固防线抵御贼寇。如果遇到官军头奸懒而不服调度的，或者是占用私役等恶行，一定不许因循姑息，纵容欺隐。

英宗还强调，如果各级校尉因为渎职而造成“关隘不固，守备不严，因而失机误事”
(3) 等现象，将会受到严惩。

反间，今人称之为“反情报”，也一直是锦衣卫的重要职能。情报与反情报须臾不可分离。锦衣卫既然担负搜集情报的任务，同样也应该担负反间的职责。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如果发现藏匿的奸细和危险分子，锦衣卫都有侦察抓捕的权力。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锦衣卫都可以在各种来往道路上临时设置关卡，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和询问，一旦发现奸细，可以随时抓捕。

景泰二年（1451），僧录司奏报说，京城的各座寺庙经常受到各种无缘无故的骚扰。究竟是谁在打扰他们呢？原来，正是锦衣卫校尉在不停地折腾他们。为了做好反间，御史和锦衣卫等官员会对各处寺庙往返巡查。如果查到个别僧侣因为赴斋会而不在位，就会对其进行笞辱，以致众僧侣都为此而惊怖不安。

得到僧人的奏报之后，朱祁钰立即对此做出批示，他下令僧录司对各个寺庙自行加强约束，不得藏匿军囚和奸细，那些在寺庙中巡视的御史、给事中和锦衣卫随即撤出。

对寺庙的监控尚且如此严格，对朝臣更是如此，只此便可以想象当时锦衣卫曾担负了多少反间的任务。

在正统、景泰年间，锦衣卫经常奉命出使，主要对象也是瓦剌，可能是担负谈判的任务，也可能是为了搜集军事情报。金吾右卫都指挥佥事季铎被提拔为都指挥同知，锦衣卫千户梁泰被提拔为指挥佥事，锦衣卫指挥同知岳谦升为都指挥佥事，千户梁贵升为指挥佥事，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马显升为都指挥佥事，都是因为顺利完成了出使瓦剌的任务。

由于瓦剌是敌对国，出使途中往往充满危险，只有那些富有经验的锦衣卫才能担负这项任务。他们在受领任务时就会得到朝廷的赏赐，在任务完成之后还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封赏，或为荣誉，或为财物，或为官阶。

宣德十年（1435），礼部尚书胡濙等人奏报，上一年派遣出使瓦剌的是锦衣卫指挥佥事康能和神策卫达官千户阿老丁，但他们中途遇贼，只得临时折返，所以只得重新再派。他建议赐赉如旧，但由于阿老丁旧病缠身，难以担负这项任务，所以改派骁骑右卫千户陈友顶替出使。在他看来，陈友谙晓夷情，一定可以完成出使任务，至于当初赐给阿老丁的白金衣服应当追夺，改赠陈友。

胡濙等人的请求，虽然合理，却不合情，年幼的朱祁镇不知道在谁的建议下，只是部分予以采纳。他同意改派陈友出使，并按照惯例给予赏赐，至于当初赐给阿老丁的白金衣服，则不必追回。

陈友祖籍西域，非常熟悉西域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情况，所以如胡濙所愿，他顺利完成了出使任务。此后，他还多次奉命担负出使任务，职务不断得到提升，由千户升为指挥佥事，再升为指挥同知。到了正统五年（1440），陈友已经升任都指挥佥事。除了官职不断得到提升之外，陈友每次完成任务归来，还会得到朝廷其他赏赐，比如白金二十两，金织衣一袭，还有粮食、布匹等。

正统二年（1437），陈友奉命出使瓦剌顺宁王脱欢处。因为担心费用不足，他另外申请淮盐一千六百余引
(4) 。户部接到申请之后，认为陈友的出使费已有余裕，不用追加。英宗朱祁镇对户部的意见表示认同，同时也命令他们依据陈友出使的进展情况给予相应资助，即“循次关给”
(5) 。

陈友究竟有没有通过申请得到追加的经费，我们不得而知。从户部的答复中，我们可以猜想当时对于出使经费的使用，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规定。而且，从朱祁镇的批复中，可以看出其背后也有高人指点，故此小皇帝才能根据陈友及财务情况做出相对合情合理的批示。

三、层层盘剥

在《明史》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皇帝将锦衣卫籍作为一种赏赐，授予那些有功之人。就连郑和下西洋所带回的那些立有军功的外籍人士，也会被收编成为锦衣卫。这种情况说明，明代的锦衣卫除了可以身着飞鱼服、腰系绣春刀之外，还可以享有相对优渥的待遇。

但是，优酬未必能够养廉。可能还是因为锦衣卫所拥有的各种权力，他们的腐败行为在明代史料中时常可见。永乐之后，朝廷设立东厂对其加以监督—虽说不是专为监督其腐败，却不幸沦为“贼喊捉贼”，仍旧是监守自盗的尴尬局面，锦衣卫的腐败行为仍然是蔓草难除。

下面，我们仅对正统元年（1436）前后进行一番考察，看看那些东窗事发、已经见诸纸面的贪腐行为，以便对锦衣卫留下更为全面的印象。

正统元年，朱祁镇将浙江都指挥徐政降级处分，原因是他在担任锦衣卫指挥佥事时因为畏惧边警，所以弃其所守，并假托奏事之名跑回京城。监察御史杨仕敏等人对其进行参劾，开始针对的只是他的胆小怕事和渎职行为，没想到在调查中很快发现他在署事锦衣卫之时的种种劣迹。除了盘剥下级而不当获利之外，他还经常指挥手下军士四处诈取财物，因此留下了斑斑劣迹。

指挥佥事，秩正四品。这样的级别，想必薪俸不菲，但他在贪财获利的这条道上已经行走得太远，欲壑难填，已经刹不住车了。

上层军官如此，中下级军官也好不到哪里去，正所谓羊狠狼贪。

千户是百户的上级领导，一般是一所之长官，手下统领千人，他也会在盘剥下级之余，四处抢夺民产。

有一天，朱祁镇忽然接到一位民妇的一封莫名其妙的诉状，说是自家的庄稼地里忽然被别人种上了庄稼。根据民妇的诉状，他家的田产系世代相传，在丈夫去世之后，家中已经一贫如洗，只能指望着这份田地勉强度日，没想到却被别人霸占。朱祁镇立即下令户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非常出乎皇帝的意料，因为霸占民妇田产的，正是行在锦衣卫指挥千户朱喜。

连老百姓的庄稼地都可以抢种上自家的庄稼，而且是出自锦衣卫千户之手，这在古今中外都堪称奇谈。恐怕也只有这种做法，才能叫做“刮地皮”式的搜刮吧。

千户之下是百户。百户确实只是个小官。不过，虽是下级军官，却已具有一定权力，所以同样可以徇私枉法。

起初，行在户部郎中蔡穟在广东执行公务期间公然索取财物，结果被巡按御史金敬发现并揭发。不久之后，锦衣卫百户王兴奉命前往捉拿蔡穟。没想到王兴接受了蔡穟的贿赂，一直拖延不办，公然违抗命令。朱祁镇认定蔡穟罪行严重，下令斩首示众。至于王兴，更是大逆不道，不仅收取贿赂，更有蔑视朝廷之罪，也被当即斩首。

不只是下级军官，就连锦衣卫的普通士兵也有索贿的恶习。

当时有个叫皇甫经的士卒，冒充校尉四处索取财物，在狠捞一把之后，最终被人察觉，抓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皇甫经扛不住各种酷刑，供出一大批上级领导。兵部侍郎李郁、陕西参政李约、备边都指挥徐政云等人都受到牵连，就此揭开锦衣卫的另一道惊人黑幕。

原来，李约在担任兵部郎中期间，曾经接受皇甫经的贿赂，由此而将其吸收进锦衣卫。至于李郁，是皇甫经的同乡，在担任其上级期间，利用这一层关系私自派遣其四处抓人。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锦衣卫士卒的贪腐妄为，也可以看到当时锦衣卫层层盘剥的黑幕，包括在征兵过程中的各种乱象。皇甫经既然是通过行贿才能进入锦衣卫，那么他在进入这个体系之后，自然也会通过索贿和盘剥他人，寻求相应的补偿。在平时，他必须听从上级命令，按照上司的要求抓人，帮助他们敛财。这或许也被视为“本职工作”。在完成这些“本职工作”之外，只要找到可乘之机，他就一定会借机徇私。

俗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按照锦衣卫这种一层吃一层的模式，可以想见最底层的平头百姓平日会是怎样的艰难。

四、官官相护

既然有层层盘剥式的贪赃枉法，也一定会有朋比为奸式的官官相护。在处理太监僧保、金英的案件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

因为有皇权的庇护，太监僧保、金英等人开始下海经商，他们“恃势私创塌店”，而且不知不觉之间就有了多达十一处连锁店。这些店铺并非合法经营，连一张营业执照都没有，而且悉数交由无赖子弟料理。这也并不奇怪，东厂的特务们和锦衣卫一样，都有发展流氓无赖作为眼线的嗜好。长期以来，他们早已习惯了沆瀣一气、互相勾结。

有了大太监撑腰，这些无赖子弟更加有恃无恐地欺行霸市，他们“霸集商货，甚为时害”
(6) ，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工商税务等部门也对他们无可奈何，避之犹恐不及。正统二年（1437），僧保、金英等人的违法之举被很多人举报，小皇帝朱祁镇命令锦衣卫协同监察御史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太监僧保、金英等人确有违法行为，而且证据确凿。御史孙睿和千户李得随即奏报一套处理方案。在方案中，他们建议将那些霸占别人的货物全部归还失主，其余赊账则交给锦衣卫继续追缴。

这个建议得到了朱祁镇的支持，却惹恼了锦衣卫指挥马顺等人。当孙睿将相关处理方案交给马顺时，马顺立即以“其事冗累”为由加以推托。马顺此时也许并不清楚方案已得到皇帝首肯，也许是故意与御史作对，总之非常明确地表态，不愿意与其配合。

在孙睿看来，马顺既然不予配合，那就是公然违抗圣意。在平时，他一贯看马顺不顺眼，到了此时正好可以顺势而为，给马顺一个下马威。他当面怒斥马顺胆大包天，抗旨不遵。马顺当然不甘屈服，二人随即展开一番理论。没想到就在他们理论之时，锦衣卫指挥徐恭等人也加入进来。几位锦衣卫指挥组团与御史孙睿展开辩论，大堂内外顿时一派喧闹。

徐恭他们为什么突然杀出来为马顺帮腔？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是同盟。太监受司礼监管制，属于东厂的人，不仅不能得罪，还可算作同盟。东厂和锦衣卫，毕竟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东厂的稽查人员，一直大量由锦衣卫充任，不能不由此而产生共同的利益链。他们的互相监督也会流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也会生出无穷的利益交换。

还有一层原因，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却直接影响徐恭的心态。就是那些街头无赖，一直都是锦衣卫的眼线，也是锦衣卫的摇钱树，徐恭和马顺，谁都不愿意得罪。如果任由孙睿追查下去，天知道会不会把锦衣卫掀个底朝天。

据《明实录》所载，徐恭的性格特点是，“小心谦谨，行事安静”
(7) ，但到了此时，徐恭本能地爆发。虽然他深知孙睿挟新皇声威，风头正劲，所谓得理得势，但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不能不和马顺等人抱团硬扛。

这时候的小皇帝虽说还是儿郎，但多少也见过一些场面。他继续支持御史孙睿，而且宣布当场杖责徐恭二十，并将马顺和徐恭下狱，只有刘源得到特赦。此时，都察院乘势而上，奏称马顺、徐恭公然扰乱朝政，按律当斩。马顺、徐恭则各诉冤情。朱祁镇见状，只得命令他们当场进行辩论，由他自己来判断是非。

双方的骂战由此再次升级，情绪高涨，血脉偾张，为了互揭老底，甚至不惜栽赃。御史张谷等人也受到感染，变得非常亢奋，他向皇帝建议各打五十大板，斩了马顺，流放徐恭，关起孙睿。

看着双方火星撞地球式的火拼，小皇帝的内心忽然涌出一丝不安。想必是被双方激烈撞击所迸出来的火花吓着了，或者是突然之间有所顿悟，他做出了个息事宁人的决定。他并没有听从张谷等人的建议，只是下令将吵架的各位大员一并捆绑关押，等过些时候再行处理。

不就是身边大太监赚了点钱吗？这才多大的事？谁赚不是赚呢？也不至于大动干戈，何况平时还要仰仗他们为朝廷办事！不如就此息事宁人，做个和事佬吧！朱祁镇算是想明白了。

因为朱祁镇的宽容，太监僧保和金英等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所以，这些大员很快就被释放，大家重新相安无事。当然，这也只能是暂时现象，巨大的危机被埋藏起来，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危险。

朝臣之中也有睿智之人对这些情况看得非常清楚，对黑吃黑、狗咬狗的内幕非常清楚，于是斗胆上书皇帝，直陈时弊：

都察院丧失督察职能，此后必不能严于纠察，并使得臣僚丧失忌惮之心；大理寺作为主持司法的机构，不能精于审录，会产生轻重之失；通政司以及六科，都是朝廷的喉舌，他们参劾不一定能保持公允，陈言也会出于私情。锦衣卫以及其他各卫，都是朝廷之牙爪，但在体察事务、巡捕盗贼的过程中，也会肆意妄为，由此导致“冤滥于无辜”
(8) 。

这些话几乎是对国之重器的全盘否定，虽然说得有些难听，但绝非危言耸听。此时的大明帝国，就像一艘折断桅杆的帆船，充满各种危机。或者说，它已经航行太久，显得太过疲惫。从船长到船夫，都是昏昏欲睡，不翻船才怪。

恰在这时，有一个叫王振的太监浮出水面，开始兴风作浪。

船行险滩，最怕的就是大风大浪。

五、当太监有了文化

王振，山西大同人，明代最为著名的太监之一。他生性狡黠，善察人意，当初宣宗对其喜爱有加，便命他服侍皇太子。王振知道朱祁镇贪玩，便投其所好，变着法子陪他玩耍，就此讨得太子的欢心。儿郎皇帝甫一即位便投桃报李，安排王振掌管司礼监，从而给了他乱政的机会。

也许是得益于宣宗所开办的内书堂，王振粗通文墨，算是个稍有文化的太监。至少在朱祁镇眼中，他很有文化，每次看到他，都呼“先生”。

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主持大局。王振没有胆量挑战前朝元老，不敢太过放肆。在“三杨”面前，王振毕恭毕敬、虚与委蛇，极尽谄媚之能事，极力博得他们的好感。“三杨”果真被他所麻痹，误以为王振是个忧国忧民的忠臣。

太皇太后看到王振有揽政的迹象，一面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一面对王振加以惩戒。

有一天，太皇太后把“三杨”连同英国公张辅及礼部尚书胡濙等都召到偏殿，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是前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辅佐你治国，有什么事情，都可与他们商量。他们不同意的事情，你就不能做。”

接下来，太皇太后又宣召王振。看到这个架势，王振心存畏惧，跪伏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这个大太监，太皇太后顿时换了一副面孔，她厉声呵斥道：“自从你侍奉皇帝之后，皇帝的起居就很不规律，今天理当赐你死罪！”太皇太后话音刚落，左右宫女就把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

看到这个阵势，不仅王振被吓得直哆嗦，就连小皇帝朱祁镇也被吓了一跳。朱祁镇立即跪在太皇太后面前求情，旁边的大臣也都顺势跪下求情。太皇太后的面色稍稍有所缓和，她对王振说：“皇帝年少，岂容此辈祸害家国！今天姑且饶了你，日后胆敢再犯，定斩不饶！”

听了这番话，汗流浃背的王振知道自己躲过了这场大难，立即磕头如捣蒜，表示谢恩。

受此教训后，王振变得老老实实，办事都小心谨慎，不敢逾矩。他的揽权策略也有所改变，由当初的激烈推进变为稳步推进，而且是由内而外，先在宫中慢慢积攒人气，再向朝廷伸手揽权。

等到太皇太后去世，王振放弃了这种策略。他立即变得无所畏惧，开始在政坛不断发力。王振是个有文化的太监，而太监有文化，变得更可怕。

以往太监因为不识字，只能机械地完成文件的传递任务。他们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所以没有办法干预政务。有了文化的太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件上所写内容，使得公文失去了应有的保密规定，也便有了机会插手公务的处理。

王振距离皇权本来就非常近，因为能够读书识字，他不仅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掌握皇帝的心思，更可以借助批阅文件的机会，染指国家大事。随着太皇太后病逝，杨荣病殁，杨士奇因儿子杀人而自顾不暇，杨溥老病缠身，阻止王振擅权的障碍一个个消失了。王振终于有了操纵幼主的机会。

时机成熟之后，王振开始施展手段树立权威，操持朝政。他一方面通过掌握批红权，把自己打扮成皇帝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则通过司礼监控制东厂，再由东厂控制锦衣卫，对异己实施残酷打压。为了扶植更多亲信，王振把自己的两个侄子分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并对死心塌地依附自己的马顺等人加以重用。

当初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特地在宫门前设有三尺铁碑，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这块碑在王振看来是揽权的巨大障碍，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所以就命人搬走了。朱元璋泉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由于王振控制了特务机构，培植了大量亲信，所以消息灵通、八面玲珑。朝廷中哪些人对自己有意见，他都可以很快得知，然后便开展雷霆行动，进行残酷的打击报复。有时候，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情报，在小皇帝面前展示预测和分析能力，令不明就里的朱祁镇仰慕不已，不断称奇。他还教给小皇帝使用重典威吓朝臣的方法，致使文武重臣纷纷被抓。

朝廷内外都知道王振的强势，有人冒充他的名头违法乱纪，居然也可以相安无事。比如太医院的医士王敬，就曾多次打着王振的名号骗人钱财，屡屡得手，直到很久之后才被告发。

对于那些顺从自己的同党分子，王振则想方设法加以保护，并寻找机会提携。有一次，兵科给事中王永和参劾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揭发其怙宠骄恣、欺罔不法。王振看到这条诉状，立即按下不报。

王振尤其善于使用锦衣卫狱打击异己分子。有一种叫“荷校”的酷刑，在他手里复活，并经常使用。所谓“荷校”，就是让犯人一直扛着重枷，直至累垮、累死。户部尚书刘中敷就是在被枷十余天后几乎丧命。

正统八年（1443）的某天，天空中忽然一声炸雷，击毁了奉天殿的一角。天灾降临，大家都感到非常害怕。英宗依照惯例下诏求言，给群臣批评朝政的机会。翰林侍讲刘球上书，建议皇帝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旁落。这个建议明显是直指王振。

看到刘球如此含沙射影地参劾自己，王振心生怒火。不久之后，他借机逮捕刘球，关进诏狱，并特地交代锦衣卫指挥马顺“多多关照”。在遭受各种酷刑之后，刘球仍然没有屈服。王振只得下令处死刘球，并将他的尸体肢解，草草掩埋。

刘球暴毙狱中，令朝野众臣吃惊不小。从此之后，他们轻易不敢上书言事，更不敢得罪大太监王振。蝇营狗苟之徒，对王振敬而远之。趋炎附势之人，甚至拜王振为干爹。

六、黑暗中的微光

黑暗之中，也会有光。面对气焰嚣张的王振，也不断有人站出来高声说不。

正统八年（1443），王振陷害大理寺少卿薛瑄，并且将其下锦衣卫狱，准备治以死罪。薛瑄之所以会遭此一劫，就是因为他平时不买王振的账，得罪了王振。

薛瑄对东厂和锦衣卫的办案风格非常清楚。任职大理寺之后，他尽心尽职为受害者昭雪平反，同时也对王振张扬跋扈、指鹿为马的作风有了更深体会，更加深恶痛绝。

当时，锦衣卫有个军官去世，家中留下一个小妾风流美貌，与王振的侄子王山私通，并且希望马上成亲。军官的大老婆对此并不认可，同时以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军官的小妾便诬告其毒害亲夫。因为王山的关系，这次诬告几乎成功，军官的大老婆当时已被判成死罪。

薛瑄发现其中冤屈，立即加以阻拦，并要求办案人员复审，这自然会得罪王振和王山。王振一直对其怀恨在心，找到机会就疯狂报复。都御史王文受王振的唆使，对薛瑄进行弹劾。薛瑄也由此而被关锦衣卫狱，随即就被定为死罪。

得知薛瑄入狱后，很多百姓纷纷前往看望，只见薛瑄泰然自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一直手捧《周易》，专心致志诵读，神情自若地说：“因为辨冤而获咎，即便难免一死，又有什么愧疚呢？”

将要行刑之时，王振的老仆人忽然痛哭不已。王振感到非常奇怪，上前询问原因。

老仆人答道：“薛少卿的死罪不免，所以痛哭。”

王振问：“你怎么会知道他？”

老仆人答道：“乡人也。”老仆人随即将乡间关于薛瑄的种种传说都说给王振听。

料想王振的内心受到了某种触动，连自己的身边人都夸赞薛瑄，杀薛瑄一定是给自己找麻烦。

此时，又有侍郎王伟等人申诉救人，薛瑄的死罪得到赦免，但还是被削职为民，放回故里。一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他才最终得到平反。

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来京城考核官吏，王振素慕其名，想招至门下。他知道巡抚周忱与陈敬宗同年，希望他能代为转达此意。周忱拜见陈敬宗，转达了王振的意思，没想到被陈敬宗满口回绝：“为人师表而求谒中官，可乎？”
(9) 祭酒陈敬宗从此得罪了王振，也因此而在官场上保持原地踏步的状态，再也得不到提升。

另一位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也是一位正直之人，因为从不向王振献媚而引起王振的不满。但这位祭酒一向清正廉洁，实在没有什么小辫子可抓，王振想来想去，只好找到他擅自砍掉国子监前古树树枝的“犯罪”记录，以此作为借口惩罚李祭酒。

面对歹毒的王振，李时勉坚决不肯屈服，却也只能背着重枷受罚。当时正是酷暑天气，李时勉顶着烈日，坚持了三天，不堪其苦。他的学生联名上书，请求放人，并且表示愿意代替老师受刑。这事终于被太皇太后和英宗知道，王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最终只得同意放人。

正统八年（1443），内使张环、顾忠因为写匿名信，被锦衣卫发现并抓捕。在经过一番审讯之后，张环、顾忠的罪名坐实，都遭受磔刑。虽然处罚非常残酷，但王振执意要求大小太监现场观摩处决犯人的场景。众人心里都明白，张环他们所要告发之人正是王振，是因为揭发王振的丑恶罪行才遭到残忍迫害。

这年十月，监察御史李俨被抓捕关进锦衣卫狱。当时李俨监管没收光禄寺祭物，正好遇到了王振。在王振看来，李俨理应给他下跪，没想到这位监察御史就是不给面子，也因此得罪了王振。

不只是官员敢于抵抗王振的邪恶，就连锦衣卫的士卒也加入进来。

正统十年（1445）春天，一名叫王永的锦衣卫士卒偷偷地写了一封书信，揭发王振之罪。书信写好之后，他有意将其置于人来人往的大路上，希望能引起别人的关注，没想到却被巡逻的校尉发现。虽说书信是匿名写就，但在经过一番侦察和比对笔迹之后，王永被锁定为嫌犯，随后便被抓捕。勇士王永在遭受磔刑之后，抱憾辞世。

一名普通士卒，敢于挑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振，并且不惜付出性命，需要极大的勇气。这既说明王振所为不得人心，也说明长期从事侦察和暗杀等特殊任务的锦衣卫队伍中，还有一些明晓事理的正直之人。

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忽然被降职为大理寺左少卿。

于谦为什么忽然遭到降职？也是因为得罪了王振。于谦担任河南、山西巡抚十余年，深知王振如日中天，但他每次入京都绕道而行，从不曾携带礼品拜见。这当然会让王振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不爽。当时，正好还有一位和于谦姓名相近的御史经常惹王振不开心，令王振误以为这就是于谦，于是安排言官参劾，随即将于谦罢为大理寺左少卿。

得知于谦遭到罢黜的消息后，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拦住道路，请求手下留情，就连皇家宗室之中也有人站出来替其求情，于谦这才被重新任命为巡抚。

虽被降职处分，但于谦毕竟逃过了王振的穷追猛打，这应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于谦必须活下去，因为还有一个烂摊子等着他去收拾。由于王振和明英宗不停地瞎折腾，最终惹来了瓦剌的进犯，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虏。于谦只得匆匆出面，成为挽救危局的英雄。

(1)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2) 锦衣卫官职，为从七品。

(3) 《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一。

(4) 引，明清时期的重量单位，以盐或茶若干斤为一引。

(5) 《明英宗实录》卷三六。

(6) 《明英宗实录》卷二九。

(7) 《明英宗实录》卷三五八。

(8)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

(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第七章　皇帝忽成阶下囚

一、当战争成为儿戏

二、不作不死

三、天子蒙尘

四、患难见真情

五、突如其来的群殴事件

一、当战争成为儿戏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人退回草原故地，并就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其中，瓦剌居于西部，实力最为强大。到了正统年间，他们已经控制了鞑靼和兀良哈，基本统一了蒙古三部。

正统四年（1439），贪婪狠毒的也先继承了汗位。瓦剌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与明廷叫板。他们不时南下，掳掠边民、抢劫财物。

当时，瓦剌以朝贡的名义，用劣等马匹从明朝换取财物，而且有意将贡使越派越多，以便争取更多的赏赐。此外，他们以派遣贡使为名，悄悄地输送间谍，窃取情报，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王振对瓦剌逐步增加贡使的做法，最初保持默许，甚至也会额外给予赏赐，希望通过花钱买到平安。但是，这一做法显然不妥，也导致也先的胃口越来越大，瓦剌此后派出的贡使越来越多。明廷不堪其苦，开始给予警告，但也先置若罔闻。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遣的贡使竟然多达两千余人，这终于让明廷和王振都有些坐不住了。

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王振虽说自己非常贪婪，但他看不惯也先的贪婪，不肯多给瓦剌赏赐。他一方面命令礼部核实贡使和马匹数量，另一方面下令适当压低马价，总之就是不想让这伙人多拿多占。

眼看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先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随即在边境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当年七月，他统率瓦剌各部，兵分三路，大举南下。东路，由脱脱不花连同兀良哈部，进攻辽东；西路，由阿剌知院统率，直指宣府，围攻赤城，并分兵进攻甘州；中路则由也先亲率，直逼大同，为主攻方向。

瓦剌大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边将士奋勇抵抗，但几次交锋都惨遭失利，伤亡惨重，只得请求朝廷出兵援助。

面对险境，王振非但不感到紧张，反而非常开心。他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军事才华的绝好机会，打败瓦剌则可以进一步在朝廷内外树立权威。

善于弄权的王振根本不懂军事，对瓦剌的战斗力也丝毫不了解，以为他们是软柿子，可以随意拿捏。王振明白，要想获得出兵的机会，必须要忽悠英宗，劝说英宗御驾亲征。在他看来，只要皇帝一出动，想要多少兵马就有多少兵马。在王振的眼里，战争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人多的一方赢。

怀着这样的心理，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希望他效仿太祖、成祖，取得赫赫武功，青史留名。

朱祁镇也一直认为打仗是个好玩的事情，如同小孩子做游戏那般热闹。在平时，他听说过明成祖北征的故事，也曾幻想着像曾祖父那样北征大漠，建立不朽的功勋。而且，他一向对王振言听计从，受其鼓动之后，也认定这是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所以他很快就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甚至宣布两天后就发兵。

英宗的决定令朝臣大吃一惊。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以及兵部侍郎于谦等人力谏，坦言准备不足，不宜立即出兵，尤其是皇帝不能亲征。但是英宗此时已经打定主意，非但听不进众位大臣的劝阻，更是下令兵部迅速调集五十万大军，同时下令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鼐等文武官员保驾出征。文武重臣很多，但英宗不让他们参与军政事务，一切交由王振专断。

两天之内，王振和英宗凑齐了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武器装备都来不及拼凑完备，粮草物资也没有配给到位，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

北征的队伍中，六部尚书全都到齐了，队伍足够壮观，场面足够热闹。英宗带出去的重臣之多，已经超过曾祖父朱棣。

明军此次出征，不仅准备仓促，组织不当，而且不遇其时。大军出发不久，就遇到了连绵阴雨。随行所带粮草，没几天就吃完了。军中缺粮，道路难行，连日风雨，士气低沉，不少随驾官员已经预感到不祥，再次集体请求英宗打道回府。

王振看到这一场景，不由得大怒。为了逼迫大军继续前行，他祭出杀一儆百的杀招，惩罚那些谏阻最力的官员，甚至命令兵部尚书邝和户部尚书王佐长跪于草地之中。两位老人并排跪地的模样，非常扎眼而且刺激，终于再没人敢站出来劝阻了，而王振从中体会到别样的威武霸气，不免洋洋自得。

就在这个时候，前方有情报传来，说也先在得知英宗御驾亲征的消息后，吓得心惊胆战，已经组织大军撤退。英宗和王振都受到极大鼓舞，催促大军加速前进。他们完全不知道，巨大的凶险就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他们。

也先果真是撤退了吗？是的，的确是撤退了，只不过他的撤退是佯装。他听说英宗率领大军御驾亲征后，不仅没有害怕，反而非常兴奋，所以立即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一带，伺机伏击。

二、不作不死

八月初一，王振和英宗率领大军进入大同。到了这里，就等于到达前沿阵地。当初，大同守军与瓦剌军的一番激战之后，有不少伤亡，所以随处可看到尸横荒野、断头破腹的惨景。看到这种触目惊心的战场景象，王振立即失去了当初的豪迈，渐渐露出了怂包的本色。明军上下则军心动摇，士气低落。

此前，明军在前行途中未曾见到瓦剌的一兵一卒，这已经让邝埜等人深感不妙。当看到这番破败景象之后，他们凭直觉判断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所以再次提醒王振不要中了瓦剌的埋伏，必须及时撤军。

就在这时，此前曾参与防守大同的郭敬，把前些天明军惨败的前后经过密报王振。这个郭敬也是一名宦官，属于王振的同党，是王振庞大特务系统中的一员，所以被派到前线担负监军的任务。王振对别人说什么都满不在乎，但对郭敬所报告的情报倒是非常信任。在听了郭敬的劝阻之后，他的内心更加害怕，终于有了撤军的打算。

英宗一路颠簸，发现打仗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玩，反倒是异常辛苦，在听说王振也有撤军的主意之后，急忙下令撤军，立即撤出大同。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英宗发觉情势不妙，及时组织撤军，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没想到的是，就在撤军的过程中，王振还不忘瞎折腾一番，终于把明军集体送上了绝路。

王振最初想的也是立即撤回北京，可没想到这位王大人的虚荣心忽然升腾，为了可以途经他的家乡蔚州，他下令大军绕道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这样便可以让他的家乡父老在一睹皇帝尊容的同时，更能领略到他这位大人先生的荣耀和富贵。

明军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又这样仓皇退兵，士气变得更加低落，加上粮草未济，所以从士卒到军官都是一片怨声载道，也由此引发了军纪颓坏。大军所过之处，庄稼损毁严重。走着走着，王振就心生悔意：如果这大队人马经过蔚州，那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反倒祸害了家乡百姓，就此留下骂名。于是，他再一次改变主意，下令大军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前进。

也先设计好伏击圈，只等与明军决战，不料明军不战而逃，心中略感失望。他深知这样的明军一定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这正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所以，他下令大军火速追赶，寻求与明军展开决战的机会。恰好明军来回变更撤军路线，给了瓦剌军足够的追击时间。

王振为了私欲来回改道，折腾得明军苦不堪言，来回奔波，走了很多冤枉路，直到八月十日才赶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尾随而至。

见势不妙，王振急忙派出吴克忠、吴克勤两兄弟率兵拦截，掩护英宗和大军撤退。结果，这两位很快就战死沙场。此后，成国公朱勇等人奉命率领三万骑兵再次进行阻击，同样在鹞儿岭陷入重围，不久便全军覆没。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明军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只能仓皇撤退。但是，由于明军规模过于庞大，行动太过滞重，费了很大力气才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

土木堡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路，文武官员大都主张进城宿营。王振看到千余辆辎重车没能到达，担心自己辛苦搜刮的宝贝就此受损，所以想再等等，于是下令大军就在土木堡宿营。在这万分火急之时，队伍再次停下前进的脚步，无异于自寻死路。正是这关键时候的一个停顿，令明军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兵部尚书邝埜见形势不妙，一再请求选派精锐之卒护送英宗先行撤退，结果遭到王振的再次拒绝。只见他盛气凌人地指着邝埜大骂：“你就是个腐儒，怎么知道用兵之事，再敢胡说八道，就地斩首！”邝埜毫不畏惧：“我为社稷生灵言，何惧？”
(1) 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就被强行拖了出去。

第二天，等到他们再想前行时，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瓦剌军队已经将土木堡包围得水泄不通。

在包围土木堡之后，瓦剌大军开始变得气定神闲。他们按兵不动，等待合适时机发起总攻。因为瓦剌知道明军粮草不足，甚至连饮水都成困难，很快就会溃败，不用他们费劲就会不攻自乱。

但是也先还是设计出一个假和谈的把戏，以此麻痹明军，以便发起最后的攻击。为了迷惑明军，也先一方面布置和谈事项，一方面下令大军向后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一条河道让出，暗中则在岸边布置重兵，只等明军饮水之时，出兵攻击。

饥渴难忍的明军将士，果然如也先所料，纷纷涌向河边找水喝，场面顿时混乱不堪。在岸边埋伏多时的瓦剌兵汹涌冲杀过来，给了明军致命一击。明军本来就是东拼西凑，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瓦剌军的凶猛攻击之下，纷纷成为瓦剌的刀下之鬼，也有不少人成为俘虏。

混乱之中，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愤怒打死，也有说是被瓦剌军杀死，而英宗不幸被俘，成了最大牌的俘虏。随行重要官员中，邝埜等人战死沙场，还有很多人都陪同英宗做了俘虏。这一惊人战果，令也先喜出望外。

土木堡之变是明代边防转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明军对于北边的策略是以攻为守，相对处于主动。但是在此之后，明军开始遭受北方威胁，基本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就此丧失了主动权。

从结果上看，它是王振专权之后导致的一起偶然事件，但其实是帝国深层危机的集中爆发。王振的强势，不仅是因为英宗专宠，更反映出体制的症结。在王振专权的模式下，文武官员集体失声，遇到大风大浪，便只能翻船。

当初，朱棣因为担心锦衣卫过于强大，所以生出这么一个东厂，而且由东厂来监控锦衣卫，主导情侦系统，希望达成东厂和锦衣卫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的模式。但通过王振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设计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甚至是失大于得。

在东厂主导、锦衣卫附庸的模式下，锦衣卫只能干一些类似侦察缉捕的脏活累活，或者是充当带刀侍卫，无法靠近权力核心，再难有机会像纪纲那样逞强耍狠。很显然，这就是其成功之处。但是，这种模式的缺失也很大。因为它固然可以防住锦衣卫，却没能防住宦官，很容易出现王振这样的权阉。

所以，王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更狠的角色，还要再等些时候才会浮出水面。

三、天子蒙尘

由于轻信“王先生”，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他还将在不久之后丢掉皇位，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只是因为一场战争，就让他输掉了全部。他唯一的收获，就是有了一回囚徒的经历。

古人说：“兵不可玩，玩则无威。”
(2) 朱祁镇当初觉得战争好玩，贸然决定亲征，又将指挥权交给不谙军事的王振，所以才会遭此一劫。丧失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很可能要遭受各种凌辱，饱尝各种辛酸，想必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懊悔。

但是，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所有的苦果，英宗必须全部吞下。从此之后，他将在远离故土的漠北，独自品味囚徒生活。没有了左拥右戴，没有了后宫佳丽。唯一始终陪伴他的是一个叫袁彬的男人。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人，锦衣卫中非常普通的一名校尉。当英宗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之后，朝廷内外顿时炸开了锅。这一切喧嚣都与袁彬没有丝毫关系。作为一名下级校尉，袁彬无权问政，也不懂得其中利害。他的任务就是护卫皇帝，只能以服从为天职，皇帝到了哪里，他就需要跟到哪里。接到出征的命令之后，他立即收拾行装，随同大军踏上了北征的道路。

和朱祁镇一样，袁彬也没有做好失败的准备，更不会料到竟然会有如此惨败。经过土木堡一役，袁彬彻底明白了战争的残酷。就那么一天的工夫，几十万大军瞬间灰飞烟灭，甚至皇帝也成了俘虏。一直在皇帝左右成排站立、威风凛凛的锦衣卫，到了瓦剌铁骑面前，顿时变得不堪一击。

皇帝周围已经没有了别人，贴身护卫中只剩下他自己。除了他，剩下的都是毫无战斗力的侍从，其中包括一名叫喜宁的太监。这对于袁彬而言，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为严峻的使命。保护皇帝的任务，从此就要由他一个人来扛。

英宗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皇朝天子一下子成了囚徒。此时的朱祁镇已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但这种阵势他从来未遇到过。不仅所有的权势富贵都已化为乌有，就连他本人的生存也成了大问题。一直替他出主意的“王先生”，不知是不是已经变身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主心骨的朱祁镇，变得茫然无所适从，甚至担心自己随时会被瓦剌人杀死。

不久之后，朱祁镇冷静下来。他想起来明廷多年与瓦剌打交道的经历，本能地做出贿赂也先的决定。

他问袁彬：“能识字否？”

袁彬回答道：“能。”

“那就好。”他随即命令左右拿出纸笔，命袁彬修书一封，交给千户梁贵，命其回京取织金九龙绸缎以及大批珍珠宝物赐给也先。

虽说抓到了一条大鱼，也先倒没有杀掉朱祁镇的意思。在他看来，朱祁镇身上还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比如，可以用作令牌，盗取各处关隘，然后举兵南下，重新拾起大元统一天下的旧梦；可以用作挡箭牌，当明军发兵攻打之时，用他的肉身拦截明军前进的道路；可以用作人质，向明廷索取财物，大捞一票……每想到这些，也先的脚步就会变得轻盈起来，华丽的梦想也会随风飞扬到万里高空。

当然，这个高级囚徒到底有多大价值，需要交给时间来检验。不久之后，也先挟持朱祁镇来到大同，希望借着英宗的令牌来敲开城门。

守城明将郭登此时还不知道土木堡兵败的消息，听说皇帝大驾光临，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死活不肯打开城门。双方僵持一番之后，也先委托英宗派遣袁彬入城交涉。进城之后，袁彬将土木堡兵败之事一一向郭登做了介绍。虽说袁彬手持令牌，但郭登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派出广宁伯刘安出城验证。

朱祁镇当然知道刘安此行目的，他镇定地对刘安说：“你们不要再怀疑了，朕就是你们的君主。”刘安顿时明白，眼前的这位囚徒正是当今皇上，立即扑倒在地，放声痛哭。

朱祁镇对刘安说：“不要再哭哭啼啼了，下次再来，你需要再带一名翻译过来。”刘安回城之后立即找到一个翻译，并连同袁彬一起放出城来。当时看押英宗的所谓“随侍”有二十余人，因为没有翻译，交流不便。眼下，言语已经可通，蒙古人立即索求各种赏赐。都督佥事郭登只得出城拜见英宗。

朱祁镇问道：“大同库内还有多少钱物？”

郭登回答说：“还有银两十四万。”

朱祁镇说：“那就先取出二万二千两，赏赐也先五千，赏赐伯颜帖木儿等三人五千，其余的都分给这些随从吧。”

整个过程中，朱祁镇谈笑自若，神采毅然。看到皇帝这个模样，郭登等人稍显宽慰：“圣主虽然身处困境，但仍然还是非常通达啊！”

朱祁镇随即再命袁彬进入大同城，将答应赏赐也先等人的礼物取出。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内官郭敬等看到这个架势，纷纷将自己的积蓄以及蟒龙衣等取出，一并赐给也先等人。此外，还提供了一堆美酒，犒劳朱祁镇的随从人员。他们只是希望皇帝能过一个相对体面的囚徒生活，所以不遗余力地向也先行贿。

当然，要钱要粮可以，要城池则万万不会给。郭登明白这个道理，朱祁镇也明白。此后，郭登和守城将士虽然一再赐予也先财物，却从不肯让出半寸土地。朱祁镇非常清楚也先想利用自己诈取城池的险恶用心，所以通过袁彬晓谕郭登，必须固守城池，如果遇到各方传报，必须要认真考察真假，一定不能轻易相信别人。

这个时候的朱祁镇毕竟还是大明天子，他所派发的指令多少还能发生作用。与此同时，因为所有人都对也先充满戒惧之心，朱祁镇一定不会如也先所盼，在南下过程中发挥出特殊作用。

也先却没有这么悲观。面对大同守军送来的各种赏赐，也先发现朱祁镇身上确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他决定要利用好这个高级囚徒，捞取钱财，甚至夺占北京，夺占中原……

四、患难见真情

如果也先怀揣着南下的梦想，朱祁镇就不会有性命之虞，而且会过得较为舒坦。因为想利用朱祁镇，也先除了默许袁彬继续充当贴身保镖之外，还为他配备了固定的帐篷。不仅如此，为了方便朱祁镇出行，也先还为其配备了一车一马。所以，朱祁镇平时的出行不必担心，或坐暖车，或乘高马，保持着基本的排场。途中居民见了英宗，都会立即对其叩头致敬，并热情地进贡各种野味。

此后，也先每隔两天就送来一只肥羊，至于牛乳马乳等，则是每日提供。每隔五到七日，也先还会专门设宴款待这位大明天子。宴席之上，也先恭敬地奉上美酒，然后便是自弹自唱，众人则齐声相和：遇到一位明朝的天子，真是依赖天缘所赐之幸会啊！

或许是因为也先的优待，朱祁镇逐渐变得乐观起来，开始对南归充满信心。

有一天夜晚，朱祁镇走出帐篷。在仰望星空之后，他自信地对袁彬说：“天意有在，朕当终归。”
(3)

也先发现他与朱祁镇之间的交流始终存在障碍，于是又给他增派了一名精通蒙古语的翻译。

翻译官名叫哈铭，蒙古族人。他出生在一个翻译世家，自幼就跟随父亲学习翻译，尤其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有了哈铭之后，朱祁镇的身边又多了一位伙伴，他与也先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顺畅起来。

虽说又多了一个朋友，但朱祁镇还是显得非常孤独。他不敢独坐毡庐之内，因为随时就会陷入哀伤之中。他不敢思考未来和人生，因为总会留恋逝去的种种美好。他不敢南望故土，因为思乡之情会令他发狂。

每当看到这种情形，袁彬、哈铭便想方设法说笑逗乐，使出各种花样安慰朱祁镇，直到他面色舒缓，愁容散尽。

当然，要说贴心，还要数袁彬。患难之中见真情，朱祁镇和袁彬就是这样。

作为一名普通校尉，如果没有特别的机会，他甚至连和朱祁镇说句话的可能都没有，但自此之后，他将长期和天子患难与共，同甘共苦。

很显然，也先给予各种优待也是有条件的。一旦他发现朱祁镇的利用价值变得不大时，英宗的待遇自然也就随之而降低了。随着天气转冷，也先的脸色也逐渐变冷。他发现明廷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皇帝，甚至完全不理会皇帝发出的任何旨意。既然俘虏的利用价值所剩无几，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这么优待他了。于是，朱祁镇立即感觉到了漠北的寒冷。

养尊处优的朱祁镇，突然换成这种囚徒式的生活，非常不适应，幸亏有袁彬分忧陪伴。

每到夜晚，袁彬都会与英宗同寝，遇到天气寒冷，便将自己的胸部借给朱祁镇当作热水袋之用，希望用自己的体温来帮皇帝暖暖脚。他始终尽职尽责保护着这位蒙尘天子，从未生出违忤之色。

宦官喜宁一路跟随朱祁镇北征，但在被俘之后立即摇身一变，成了也先的心腹。他利用自己对于明廷的了解，帮助也先出谋划策。只是他的行动计划往往被袁彬先期发觉，所以喜宁对袁彬最为忌恨，总想除之而后快。

也先的内心深处，非常希望明廷尽快派出使者前来谈判，这样他才好漫天要价，索取财物。所以他对朱祁镇说：“明朝如果派出使者与我们谈判，那么你就可以回去了。”此时的朱祁镇知道朝廷不会轻易派出使者，只好勉强回答说：“你直接把我送回去就是。如果是朝廷派出使者过来，怕是只能多跑一些冤枉路罢了。”喜宁听到这些话，知道明朝使者怕是难见到，便栽赃给袁彬。他对也先说：“急着回去的是袁彬，必须立即杀了他。”也先曾经几次对袁彬起杀心，这些都是喜宁暗自捣鬼的结果。

喜宁力劝也先出兵宁夏，抢掠马匹，然后直趋江表，把皇帝安顿在南京。对此，袁彬和哈铭立即对朱祁镇说：“天寒路远，陛下又不能骑马，长途跋涉，怕是只能受冻挨饿。而且，即便是到了那里之后，如果还是不被接纳，那该怎么办呢？”朱祁镇就此制止了喜宁的计划。

喜宁由此而对袁彬和哈铭更加痛恨，总想找机会杀了他们，幸亏有朱祁镇从中及时化解。也先打算将妹妹嫁给朱祁镇，希望两家自此结为亲家，攫取更多利益。朱祁镇虽然排斥，却不知如何拒绝。袁彬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可以等回到朝廷之后再来聘娶。朱祁镇听从了这一建议，在不得罪也先的情况下，巧妙避开了这门亲事。

也先的设想总是落空，不免有些丧气。他很清楚是袁彬和哈铭在帮助朱祁镇出主意，于是设计套路陷害他们二人。有一天，他躲开了朱祁镇，忽然把袁彬绑起来丢弃在旷野之中，就在他举刀杀人之时，朱祁镇赶来了。朱祁镇深知，如果杀了袁彬，自己就等于失去了左右手，所以拼死相救。他用身体勇敢地护住袁彬，厉声对也先说：如果要杀袁彬，不如先杀了我。也先见到英宗如此坚决，只得就此作罢。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在特殊的环境之下，朱祁镇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就连袁彬生病，都会让朱祁镇焦急万分。有一次，袁彬染上疾病，浑身发寒。朱祁镇先是手足无措，忽然想起来一个笨办法。他用自己的身体压在袁彬的后背上，尝试用自己的体温来帮助袁彬驱寒，结果袁彬果真出了一身汗，就此痊愈。

一个是蒙尘天子，一个是普通校尉，他们在漠北被困将近一年。特殊的境遇之下，他们情同手足，抱团取暖。

五、突如其来的群殴事件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京师之后，朝廷上下无不大惊失色。文武百官聚集朝廷之上，先是面面相觑，接着便是号啕痛哭。胆小怕事的官员，如翰林院侍讲徐珵等人，则是主张迁都南遁。

情况紧急，皇太后只得让英宗朱祁镇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临时监国，以稳定局面。由于重要官员几乎都已损失在土木堡，朱祁钰手下可用之人已经不多，兵部侍郎于谦有机会主持大局，就此成为抗击瓦剌的中流砥柱。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他在青少年时就非常仰慕南宋名臣文天祥，钦佩他那种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看到国家遇到危机，他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挽救危局的重任。

为了稳定军心，于谦坚决反对迁都。面对部分主张逃跑的官员，他厉声宣布：“言南迁者，可斩也！”
(4) 他的这一主张得到皇太后、朱祁钰以及大多数朝臣的支持。此后，于谦奉命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陆续调往北京，同时大量招募壮士，突击训练，补充队伍。针对当时不少怯懦之臣不愿意承担防御重任的情况，于谦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换，大量提拔任用富有才干的青年官员。

为了进一步激励士气，在广大官员的强烈要求之下，王振被抄家灭族。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在内的三个爪牙，则被愤怒的官员当廷打死。

马顺当初一直巴结王振，被其视为心腹。王振每遇到想要陷害之人，都会交给马顺秘密操办。心狠手辣的马顺则仗势欺人，变得更加凶残，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土木堡兵败的消息传来，群臣对王振的愤恨之情沸腾到了极点，马顺不得不变得乖巧起来。无论别人怎么唾骂王振，他都充耳不闻，不敢出面争论，害怕就此惹祸上身。

然而，是祸躲不过，马顺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这一劫。

有一天，碰巧有人上书论及王振，朝臣再次想起这位巨奸，纷纷主张铲除王振余党，以平民愤。朱祁钰担心株连太多，一时不知所措，只得挥手示意大家退下。正在大殿值班的马顺，借势驱赶群臣。他在内心深处非常害怕这些议论，在看到朱祁钰的手势之后，他以为得到了一把尚方宝剑，于是立即呵斥群臣，希望将他们赶出去。

朝臣的愤怒情绪已经达到顶点，马顺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看到马顺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嘴脸，大家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户科给事中王竑一向脾气急躁，性格耿直，早就看王振一党不顺眼，此时立即冲上前去，揪住马顺的头发，一边用手中的朝笏劈头盖脸地朝马顺打去，一边痛骂道：“奸贼，你早就该死！”越骂越气，越打越气，他在愤怒之下竟然用嘴咬掉马顺的一只耳朵。

王竑的举动带来了连锁效应。只见大臣们就此蜂拥而上，围住马顺，对着他好一番拳打脚踢。转眼之间，马顺已经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见此情形，群臣更加亢奋，丝毫不肯收手，马顺竟然被活活打死。

看着这些疯狂的大臣，目睹这个血肉横飞的场景，朱祁钰也变得目瞪口呆。他首先想到的是逃走，他要逃离现场，逃回后宫。不料，就在此时，于谦忽然拦住了他。

拦住朱祁钰，于谦当然不是要打人。他只是为了讨要一个说法，求一个免责的承诺。朝臣参与群殴事件，而且已经打死人了，但都是正义之举，不能就此背处分。于谦高声对朱祁钰说道：“马顺是王振余党，其罪该死，所以请宣布百官无罪！”

锦衣卫牙牌　锦衣卫牙牌为象牙制成，是随身携带的符证。右图实际上是马顺入葬时，其家人私刻的牙牌，并非官方的形制。马顺当廷被众大臣打死，其牙牌可能在当时遗失，后朝廷追索，但终究没有找到。

与陷入亢奋的群臣相比，于谦显得非常冷静，所以才会有此一请。他一方面不希望让朱祁钰由此而丧失权威，另一方面也希望群臣能在日后免于追责。

于谦的话令朱祁钰变得清醒。他迅速从其所请，依照于谦的意思下达了免责的命令。

没想到群臣依旧不依不饶，继续要求惩处太监毛贵、王长随，因为这二位也是王振的主要同党。朱祁钰见状，只得下令将他们二人捆绑起来，交给众位大臣处置，结果他们也很快被活活打死。

这些大臣平时从不打架，但群殴恶霸令他们感到兴奋，就此打上了瘾，于是继续寻找王振的侄子，也就是在锦衣卫任职的王山。其中也有一些大臣相对清醒，认为这种群殴行为终究有失体统，于是告诫道：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哪怕是换一种方式也好啊！

换什么方式才算解气呢？大家很快就达成共识：换锦衣卫经常对别人使用的酷刑—磔刑。于是，王山很快就被凌迟处死。

在处死王山之后，大家还是觉得不够解恨，又将马顺等人的尸体丢弃在大马路上，交给来来往往的百姓惩治。不要以为京城的这些老百姓都是一些不问世事的“吃瓜群众”，他们早已得知王振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又对劣迹斑斑的马顺等人一贯深恶痛绝，于是一拥而上，朝着马顺等人的尸体又展开一通猛揍……

明朝官员长期受到皇权压制，又受到锦衣卫在内的特务们欺压，一直唯唯诺诺，循规蹈矩。他们忽然之间如同睡狮猛醒，压抑已久的情绪，集中爆发出来，于是就发生了这起震惊朝野的群殴事件。这既让人感到意外，却也合乎情理。这既是宣泄，又是复仇。

由于此次群殴事件发生在左顺门，后来人们在说起时都习惯称之为“左顺门事件”。朝廷内外无不为此感到大快人心，那是因为正义之气得到了伸张。

等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在皇太后的支持下，群臣又在于谦等人的率领下，集体奏请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朱祁钰先是竭力推辞，但在不久之后还是宣布即位，并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也许在大家眼里，朱祁钰只不过是临时代替哥哥执政，所以庙号也称代宗。代宗即位之后，京城内外渐趋安定，也先借助扣押英宗来要挟明廷的阴谋也就此破产。

(1) 《明史》卷一六七《邝埜传》。

(2) 〔汉〕刘向：《说苑》卷一五《指武》。

(3)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4)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第八章　轮流坐庄

一、在战乱中即位

二、受困南宫

三、夺回大位

四、挫败石亨阴谋

五、击碎宦官迷梦

六、以德报怨

一、在战乱中即位

北京这边，群臣捶胸顿足，草木含悲；瓦剌这边则是欢呼雀跃，手舞足蹈。他们受到土木堡之战的巨大鼓舞，积极做着南下的准备。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瓦剌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北京。其中，中路军五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军十万人，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自集宁经大同，计划在夺占白羊口（今居庸关西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另外还有东路军约两万人，从古北口方向出发，进攻密云。

也先挟持着朱祁镇，向大同守军诡称护送皇帝还朝，命令守军打开城门。大同守将郭登非常礼貌地表示了感谢，随即告诉也先：“我们已经有新皇帝了。”也先知道郭登已做好防守准备，不想在此耗费精力，随即绕过大同，继续向北京前进。

北京这边也已得到消息，下令明军整甲缮兵，严阵以待。朱祁钰命令于谦提督各营兵马，誓死一战。二十二万明军被分别部署在京城的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领兵在德胜门布防；都督陶瑾则在安定门设防；广宁伯刘安在东直门列阵；武进伯朱瑛则在朝阳门防守；其他如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等，都分别安排重兵把守。所有防守官兵，皆由石亨统一节制。

于谦命令所有军士出城布防，如果有谁胆敢避战怯战，不肯出城迎敌，则立即斩首。等到各部部署完毕之后，朱祁钰下令关闭所有城门，激励全体将士背城死战。于谦不仅颁布多条严酷的军纪，自己也身先士卒，表示出必胜的信念。

紫荆关是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明军在此设有重兵把守。也先组织了精锐之师，发起进攻。明军在孙祥的指挥之下，凭借着崎岖山谷和坚固城墙，与瓦剌军周旋。没想到，喜宁引导着瓦剌军队从小路包抄过来，突然杀到明军身后，紫荆关就此宣告失守。瓦剌军越过紫荆关，迅速抵达北京城下。

面对瓦剌气势汹汹的进攻，于谦并没有慌乱。在他的指挥下，北京守军众志成城，士气高昂。都督高礼、毛福寿趁着敌军立足未稳，对瓦剌军发起攻击。经过一番激战，明军除毙敌数百之外，还解救了千余名被俘明军。通过这场战斗，也先领教了明军的战斗力，当他看到守城明军阵容严整、气势如虹之后，已经不敢贸然发起进攻了。

十三日，于谦、石亨率领明军与瓦剌军在德胜门外展开决战。于谦在道路两旁的空房子中大量部署伏兵，然后派出少数骑兵挑战瓦剌军队。双方交手之后，明军佯装败退，瓦剌军一路追赶，进入明军伏击圈，遭到左右夹攻，损失惨重。转道西直门后，他们再次遭到孙镗所部的痛击。明军守城将士利用火炮对瓦剌军实施炮击，瓦剌军只得匆匆撤出战场。

此后，瓦剌军又对彰义门发起进攻，被明军再次击退。也先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城旦夕之间便可拿下，但在经过五天的战斗之后，他们四处受阻，士气低落。此时，明廷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援军，正从四面八方赶来。也先非常担心归路被断，只得下令撤军。

于谦也察觉出瓦剌军有撤退的动向，继续组织明军利用火炮攻击敌军。瓦剌军不敢停留，一路向北狂奔，直至完全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在于谦等人的积极组织下，终于以明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虽说取胜，明朝方面并没能对瓦剌军构成致命打击。由于也先始终挟持着朱祁镇，令明军投鼠忌器，不仅战术受到影响，就连火炮也不敢肆意开火。瓦剌方面，也先所设计的种种目标根本就没有实现，朱祁镇在也先眼中渐渐成为累赘。可怜的朱祁镇，被迫跟随瓦剌军一路急行，由大同到宣府，再到北京，上山下坡，穿溪涉涧，饱尝颠簸之苦。在这期间，袁彬一路保护朱祁镇，不曾有丝毫懈怠。

崔开玺所作油画《北京保卫战》

由于朱祁钰即皇帝位，朱祁镇的利用价值开始变小，也先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当瓦剌军退到土城时，朱祁镇不由得黯然神伤，帝都虽然近在眼前，却已经遥不可及。他非常想给皇太后和朱祁钰写封书信诉说衷肠，因为袁彬识字，便命其代笔。其实，当他在也先眼中成为可有可无之人时，南归的机会反倒增大了。

情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有一个人非常不甘心，他就是太监喜宁。长期以来，喜宁一直在为也先出谋划策，希望他能充分利用朱祁镇这张牌，来要挟明廷。事情变成这样，当然不是喜宁想看到的。

袁彬和朱祁镇此时也都能看出喜宁的阴险目的，他们判断喜宁已经叛变，只有除去此人，才有望南归，于是开始设计杀掉喜宁。他们先是建议也先派喜宁、高赟等三人前往北京谈判，然后袁彬书写密信给总旗高赟，让他抵达宣府之后就与那里的总兵官等人擒拿喜宁。

喜宁不知是计，以为自己真的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和平大使。没想到他才到宣府就被捉住，然后送往北京。他的叛徒身份，因为袁彬的密信而彻底暴露。经过一番审讯，他交代了卖国投敌的种种罪行。朱祁钰下令将其处死，并暴尸三日。

二、受困南宫

也先挥师攻打北京，满怀信心而来，灰头土脸而去。朱祁镇不仅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有时反成累赘，如何处置他也成为一件棘手之事。

瓦剌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杀，有人主张留。争论来争论去，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主张刀下留人，在他看来，朱祁镇可以继续作为与明廷谈判的筹码。如果明廷派人前来迎驾，那就干脆送回去，至少还能赚得一个千古美名。

应该说，这确是高见。在明廷已立新主的情况下，朱祁镇已经不受欢迎。杀人反倒是帮忙行为，在帮了朱祁钰的同时，自己反倒背负骂名。所以，也先不干这种傻事，他赞同弟弟的主张，将朱祁镇送还给明廷。

朱祁钰刚过了几天皇帝瘾，屁股还没捂热，打心眼儿里不希望哥哥回京。看到瓦剌有了送人的打算，他只得召集群臣，讨要主意。

客气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比如：“当初我本不想登大位，一直在推辞，是你们逼着我……”

众位大臣听了这番话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于谦反应稍快，对朱祁钰的心思也非常清楚。他接过朱祁钰的话说道：“天位已定，已经不好更改。如果瓦剌执意送人，再见机行事吧。可以接回来，但是需要另外再做安置。”

朱祁钰一听这话，立即面色放光，连忙说道：“从汝，从汝。”
(1) 随后，他派出杨善等人前往瓦剌接洽，顺便打探情况。

没想到的是，杨善出去不久就把朱祁镇给接回来了。在外漂泊一年之久的朱祁镇，终于回家了。

不仅是朱祁镇回来了，袁彬等人也都一同回来了。

看到哥哥真的回来了，朱祁钰只得派人前往迎接。

礼部尚书胡濙也知道现任皇帝的心思，将迎接的规格一降再降，但是朱祁钰仍然不满意，最终只是派出了一轿二马出迎。

这种仪节顿时让朱祁镇心凉半截，他已经明白了弟弟的心思，皇位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朱祁钰偏偏还是要嘘寒问暖，假装谦让一番。于是，兄弟二人便有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对话。

哥哥首先带着试探性的语气说道：“天下人心皆归于汝，我只要能安度余年就很满足了。”

这段话的意思非常好理解：当哥的已经放弃了对皇位的念想，把保住性命当成了第一要务。

弟弟探知到了哥哥的底线，立即变得宽宏大量，并表达了真诚尊奉兄长的意愿：“大兄入城，朕知尊亲。”
(2)

在众人面前，兄弟二人多少还能寒暄几句，弟弟勉强保持了体面，哥哥勉强保住了尊严。弟弟继续坐拥天下，哥哥则变身为没有实权的太上皇。

但是，在接下来的七年多时间中，太上皇却被深锁南宫。朱祁镇虽然回到帝都，却只能继续他高级囚徒的生涯，而且他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在漠北的那阵子。在漠北的囚徒生涯中，也先对他的行动固然也有严格限制，但远不如弟弟这般苛刻。

朱祁钰除了下令将南宫大门紧锁之外，还在周围派驻相当数量的锦衣卫，名为保护，实为看管。食物则是定量供应，而且只能通过一个狭小的洞口往里传送。除了侍奉的太监和宫女之外，朱祁镇没有机会接近任何人。为了防止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朱祁钰下令将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即便是飞鸟也都没有藏匿之所。

一直忠心耿耿护驾的袁彬，理所当然地没有得到朱祁钰的重用，仅仅被授予锦衣卫百户，象征性地给了一些赏赐。至于哈铭，既然是一名很好的翻译，那就继续做他的翻译好了。朱祁钰对自己的亲哥哥尚且如此，对于长期保护和服侍哥哥的人，做出任何薄情之举都在情理之中。

在这之前，朱祁镇一直受到锦衣卫的护卫，即便是沦落漠北，还有袁彬不离左右。但是，从此之后，他就要受到锦衣卫的监控。原因很简单，锦衣卫需要服务的主人，已经换成了他的弟弟朱祁钰。

朱祁镇被囚禁南宫之后，宦官阮浪奉命担任近侍。阮浪年纪较大，对皇宫中的掌故了解较多，所以朱祁镇和他很有一番共同语言。有一次，聊天聊得比较投缘，朱祁镇便将一把金刀赐给阮浪。谁知阮浪又将其转赠王瑶。王瑶有一个朋友叫卢忠，任锦衣卫指挥。他看到做工精致的金刀，非常羡慕，经常挂念着这把金刀。后来，当他和太监高平聊起时，高平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伙同锦衣卫校尉李善告发太上皇，说他与阮浪、王瑶等人勾结，阴谋复辟，金刀便是证据。

“复辟”这样的字眼，显然非常刺激朱祁钰的心脏。他派出锦衣卫轮流监控太上皇，所担心的正是复辟。卢忠、高平等人的情报嗅觉令朱祁钰非常欣赏。他需要这样的机会来对哥哥及时做出惩戒，以便防范所谓的“复辟”。

朱祁钰立即下令锦衣卫逮捕阮浪、王瑶，使用各种酷刑逼供，希望能牵连出太上皇。不料阮浪、王瑶二人都很有骨气，即便别人以死威胁，他们也不肯说太上皇半个不是。

朱祁钰岂肯善罢甘休，经过各种酷刑都没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那就只能动手杀人了，王瑶随即被凌迟处死。阮浪因为年岁已高，不堪折磨，不久之后也死在狱中。

气急败坏的朱祁钰，转而迁怒于卢忠和高平。也许是怪罪他们掌握情报不实，也许是惩罚他们办事不力，朱祁钰下令将他们二人顺带处死。这两位一肚子坏水的特务，告黑状、打小报告的结果，不仅没能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反倒是将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了。

“金刀案”疑点很多，被很多人判定为一桩冤案，也可能完全出于朱祁钰的防范而无中生有，只是借机加强对太上皇的监控而已。

三、夺回大位

一个在南宫备受煎熬，另一个在皇宫养尊处优，然而阎王爷收人并不看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是另有标准。

当了皇帝的朱祁钰，烦劳不断，身体逐渐变差。景泰三年（1452），他立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没想到太子短寿，于次年十一月夭折。这不仅让政权走势发生了改变，也对朱祁钰的身心构成了沉重打击。

景泰八年（1457）正月，朱祁钰召见石亨安排政事。石亨看着病榻之上的皇帝，忽然生出异心。他找到前府右都督张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他们，朱祁钰已经快不行了，必须赶紧为自己谋后路。三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朱祁镇身上。

此后，宦官曹吉祥进宫拜见孙太后，取得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则连夜找到徐有贞
(3) 。几个人经过一番详细谋划之后，决定在正月十六晚发起政变。

这一晚，他们以浓重的夜色作为掩护，悄悄地抵达南宫。石亨指挥众人一起举起一块大木头撞击宫门。结果门没被撞开，反倒将墙体震出一个大洞。众人于是钻洞而入，寻找太上皇。

朱祁镇忽然看见一堆人闯进来，本能地以为是弟弟派来的杀手，不禁惊慌失措。不料，众人齐刷刷地跪倒在他眼前，高呼万岁。朱祁镇这才明白，自己复位的机会总算来了。

众人簇拥着太上皇，直奔皇宫而去。当队伍来到东华门时，守门士兵上前阻拦。朱祁镇站了出来，士兵们顿时傻眼，不敢再作阻拦。于是，众人顺利地拥戴朱祁镇进入了皇宫。他们朝着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赶去，迅速地将太上皇扶上了宝座。朱祁镇在石亨等人的帮助下，重新夺回皇位。这一幕大戏，历史上称之为“夺门之变”。

朱祁钰很快就得知太上皇复位的消息。他神情怪异，先是重重地喘了几口气，然后又连说了几声“好”，随即重新卧倒在病榻上。大概是想到自己病重，且无子嗣，皇位理当归还兄长一系，朱祁钰才会有如此表现。

复位之后，朱祁镇将年号改为天顺。他知道弟弟病重，也没有过分苛责，只是将弟弟废为郕王—这等于是官复原职。兄弟二人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完成了轮流坐庄的权力交接。景泰八年（1457）二月十九日，朱祁钰病逝，朱祁镇宣布以亲王之礼将其葬于西山。

正式登基之后，朱祁镇便传旨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他们二人都以谋逆罪被杀。对于复位的有功之臣，比如石亨、张
、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则分别加官晋爵，受到表彰。就连死去的王振也得到平反，而且被重新厚葬。在朱祁镇看来，王振是以身殉国，并非众人所说的祸国殃民。

总之，只要弟弟认为好的，他就要说成坏的。弟弟说成黑的，他就需要说成白的。也许在他看来，这就是“拨乱反正”吧。

当初陪着朱祁镇在漠北同甘共苦的袁彬和哈铭，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哈铭被赐姓名杨铭，提拔为指挥佥事，后又担任锦衣卫指挥使，负责出使瓦剌的事务。袁彬的际遇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从百户一跃而成为指挥佥事，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指挥同知。

在朱祁镇这里，袁彬取得了与王振类似的地位。凡是袁彬奏请之事，朱祁镇没有不听从的。

袁彬看中的房子，朱祁镇马上就会拨给。当时，内阁首辅商辂被罢免，袁彬请求得到首辅官邸，立即就得到批准。住了不久，袁彬又开始嫌弃这套房子，请求另外选址重建，也很快得到英宗的批准。

袁彬看中的女人，英宗不仅默许他们成婚，还会有丰厚的赏赐。不仅如此，因为袁彬讲究婚礼的排场，英宗便特意派出外戚孙显宗帮助主持婚礼。

除此之外，朱祁镇还不时地邀请袁彬入宫参加宴会。面对盛宴，他们不免回忆一番当年在漠北的患难经历，依旧保持着当初的那种欢乐和融洽。

这一年年底，袁彬再次被提拔为都指挥使，与都指挥佥事王喜共掌锦衣卫。他们二人曾受太监夏时嘱咐，私自派遣锦衣卫百户季福到江西侦察。季福为朱祁镇乳母的夫君，所以朱祁镇很快就得知这一消息。他追问是受谁派遣，王喜和袁彬只能向皇帝认罪。这之后，王喜被解职，袁彬依旧掌管锦衣卫。袁彬和王喜同为上级领导，本应共同担负领导责任，但朱祁镇只处理王喜不追究袁彬，亲疏之别，一目了然。

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派遣锦衣卫的手续严格，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才行。即便是袁彬这样的亲信，而且是负责掌控锦衣卫之人，都没有权力私自派出侦察人员。

因为有朱祁镇的袒护，袁彬逃过一劫。天顺五年（1461），他因为平定曹石之变有功，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

四、挫败石亨阴谋

明英宗夺回皇位之后，石亨和曹吉祥在朝中的地位日益高涨，他们的亲属也纷纷充任各级卫所的指挥、千户，曹吉祥的几个侄子更是做了都督，诚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石亨和曹吉祥，一个在内廷，一个在外朝，一旦联手，无人能敌。他们看到徐有贞因为夺门之功而升任内阁首辅，担心其地位上升影响到自己，便决定联手将其搞垮。他们先是在皇帝面前猛烈攻击徐有贞违法妄为，希望能对其地位有所撼动。就在皇帝将信将疑之际，御史多次上书，揭露石亨和曹吉祥的不端行为。朱祁镇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该相信谁。

既然不知道该信谁，那就需要进行一番调查。好在还有那些专门替自己搜集情报的锦衣卫，比如袁彬，比如门达和逯杲，于是立即派他们四处侦察，打探实情。

其时，锦衣卫指挥门达明显更倾向于曹吉祥和石亨，所以他的情报显然会对徐有贞不利。他密报皇帝，首辅大人徐有贞伙同大学士李贤，暗中唆使御史诬陷石亨。太监曹吉祥乘机跪奏，称徐有贞因为嫉妒自己有参予“夺门”之功，所以一定要杀之而后快。朱祁镇以为获得了确凿的情报，转而继续信任石亨和曹吉祥，并将徐有贞和李贤降职。

门达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因此有机会袭父职而成为锦衣卫百户。他生性机警而又深沉，冷静而且勇敢，是个做特务的好料子。正统末年，他受到提拔担任千户，并且负责镇抚司刑罚，不久又升为指挥佥事。后来虽然受到别人牵连而被解职，但还是能够在景泰七年（1456）官复原职，又因参与“夺门”而立功，先被提拔为指挥同知，很快又被提升为指挥使。

有一名叫谢通的千户，非常受门达器重。他在辅助门达处理案件时，多能保持仁恕之心，很多重案得以平反，甚至有一些罪犯也因为能够坐牢而感到幸运，朝廷官员也由此而交口称赞门达的贤能。

众人交口称赞门达，对门达来说并非好事，这至少引起了英宗对他的警惕。因为皇帝担心的就是朝臣结党营私，害怕他们组成团伙。尤其是门达，身份非常特殊，此前御史一直告发这位情报头子，也令英宗对其多了一些警惕。他还非常担心门达徇私枉法，使得自己无法了解外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决定重用逯杲，重点监控对象就是石亨。

逯杲本来只是一名普通的锦衣卫校尉，也是门达的心腹之一，在“夺门”事件中立功，受杨善举荐，被提拔为锦衣卫百户。不久，又因为抓捕妖贼立功，被提拔为副千户。此后，他又受到曹吉祥推荐，再被提拔为指挥佥事。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侵占官田的事，都是逯杲及时发现并劾奏，从而保住了官田。

在扳倒徐有贞之后，石亨更加恃宠骄狂，无所顾忌。就连他的住所也修建得壮丽豪华，赛过王府，已呈僭越之势，令英宗心头不爽。

有一天，石亨率千户卢旺、彦敬进入文华殿。英宗非常吃惊：“他们是何人？”然而石亨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微臣的两个心腹，皇帝复位的过程中，数他们二人功劳最大。”擅闯皇宫，石亨非但不知罪，反倒让皇帝下旨提拔自己的两位手下充任锦衣卫高官，确实是胆儿肥了。

石亨曾多次推荐同乡亲属提升职务，大多获得英宗准许。如果所请没有得到英宗批准，他便会怏怏不乐。有一次，石亨奏请英宗提升孙弘为尚书，没有得到批准。他立即气哼哼地发起牢骚，这种骄狂令英宗逐渐心生反感。

当英宗发现逯杲这只凶猛的鸷鸟，便立即委以重任，派其对石亨实施全方位监控，“伺其阴事”
(4) 。逯杲果然不负厚望，在经过精密侦察之后，敏锐地捕捉到了石亨谋反的蛛丝马迹。

当时，石亨的侄子石彪封定远侯，坐镇大同，威霸一方，与石亨“表里握兵柄”
(5) ，形成呼应之势。这对叔侄已经成为英宗的一块心病。

锦衣卫悄悄展开行动，很快就从石亨的侄子石彪这里找到突破口。天顺三年（1459）正月，锦衣卫开始侦察大同总兵石彪。原来，石彪镇守大同时，每以侮辱总兵官为乐，甚至还会凌侮亲王。总兵官不堪其辱，便向朝廷密报石彪各种图谋不轨的违法之举。英宗先是决定将他召回京师，没想到石彪不想离开大同，暗中布置心腹到皇宫请愿。锦衣卫在侦知这一切后，便奏请英宗逮捕了石彪，关进锦衣卫狱。

石彪被捕之后，不仅承认了自己的不轨行为，还牵连出他的叔叔石亨。英宗念及石亨以往的功劳，免其死罪，但同时免掉石亨一切职务。

没想到石亨在被剥夺兵权之后，心怀怨恨而蠢蠢欲动，忘记了锦衣卫仍在对其进行严密监控。天顺四年（1460）正月，京师出现彗星，这令朝野都感到惊恐，以为有妖人生变。恰在此时，逯杲密奏英宗，告发石亨心怀怨恨，与其侄孙石俊密谋不轨。英宗认为石亨就是这妖人，立即下令逮捕石亨，并将其关进锦衣卫狱。

石亨没有能扛得住锦衣卫的酷刑，在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之后便死于狱中。他的侄子石彪也被问斩，重要党羽都被处死，当初因石亨举荐而冒功晋爵的官员也一律被革职。

另外一桩谋反案，与石亨也发生关联，而且还牵连到门达，意外使得逯杲成为受益者。

当时，有一位叫李斌的指挥使杀死了弘农卫千户陈安，陈家立即将李斌告上朝廷。李斌被抓之后，石亨授意巡按御史邢宥在审判过程中照顾一下李斌，从轻发落。但这些情况都被锦衣卫一一侦知。不仅如此，锦衣卫校尉还侦察到另外一些重要情报，发现李斌不仅素藏妖书，还坚持认为他的弟弟李健应当拥有大位，并阴谋勾结外番为石亨报仇。逯杲侦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将李斌下锦衣卫狱，门达也因为受李斌牵连而获罪。

因为侦办石亨立下大功，加上门达获罪，逯杲成为英宗更加信任的人。逯杲由此而成为锦衣卫老大，势力越发强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门达。

志得意满的逯杲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他相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所以急匆匆派出锦衣卫校尉四方侦察。文武大吏、富家高门，甚至亲藩郡王，因为担心锦衣卫上门找麻烦，想方设法向逯杲行贿，或是进献歌伎，或是送上金银财宝。那些没有行贿的，动辄就会被送到锦衣卫狱，屈打成招，成为罪犯。有过半朝野官员，都由于这种手法而被降职。也有很多富家大户，因为家人遭到逮捕，所以很快破产。

因为人人都害怕锦衣卫，所以就会出现假冒的锦衣卫。当时就有不少奸民诈称锦衣卫校尉，无所顾忌地横行乡里，同样可以鱼肉百姓而不被发觉。

鼓城伯张瑾丧妻，心情比较郁闷，所以找了几个兄弟躲在家里喝闷酒。不知道张瑾出于何种考虑，他对朝廷谎称生病，没有上朝。这些情况被锦衣卫侦知，逯杲立即向英宗劾奏，张瑾受到重罚。

逯杲所派遣的锦衣卫校尉诬告宁府弋阳王朱奠母子乱伦，英宗派遣官员前往调查，结果找不到罪证，靖王朱奠培上书申辩。英宗由此怒责逯杲，没想到逯杲始终坚持己见，英宗竟然就此将朱奠母子赐死。行刑完毕，尸体刚抬出来就遇到一阵狂风暴雨，让所有人都确信这是一桩冤案。

五、击碎宦官迷梦

当初向英宗举荐提拔逯杲的两位，石亨已死，还剩曹吉祥祸福未卜。徐有贞和石亨先后受到惩罚，“夺门”功臣三人组，此刻只剩下他。

曹吉祥并没有受到石亨案的牵连，但他也预感到大事不妙。直觉告诉他，英宗下一步将要收拾的就是自己了。

为了自救，这位曹大人开始铤而走险。他将那些受他举荐而升官的人，都召集到一起，在赠予他们财物的同时，也提醒他们必须听命于自己，跟着自己干。这些人一贯视曹吉祥为靠山，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曹大人倒了，自己也会跟着倒霉，失去所有的荣华富贵，所以只能横下一条心，一条道走到黑。

曹吉祥有一位嗣子名叫曹钦，封昭武伯，野心似乎更大。有一天，曹钦问自己的幕僚冯益：“自古以来，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吗？”冯益回答：“魏武帝曹操就是宦官曹节的后代。”曹钦不禁大喜。

曹钦的家人曹福来曾以迎驾之功冒升锦衣卫带俸百户，长期在暗中替曹钦做买卖。曹钦怕他泄露秘密，找个借口对其严刑鞭笞，将其打死。曹钦编织的借口虽然巧妙，但也没能逃过逯杲的法眼。而且，一名锦衣卫百户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这本身也不是一件小事。逯杲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上报了皇帝。皇帝对曹钦发出严重警告：“如果胆敢再犯，一定不会宽饶！”

曹钦对逯杲一直非常忌惮，知道此人侦缉手段犀利，耳目众多。他回想起上次英宗处理石亨大将军的经过，发现自己的处境和石亨非常相似，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于是更加坚定了谋反的决心。曹钦知道，如果想成就大事，就一定要先考虑好怎么对付逯杲，首先逃过秘密“警察”的侦察。

曹钦与其党羽，以及他手下的几个蒙古降将密谋起事，计划采用“夺门”的方式废黜皇帝。密谋已定，曹钦布置宴席，厚赏三军，准备三更之后采取行动。就在此时，吴瑾得到了消息，立即报告孙镗。两人将书写“曹钦反、曹钦反”的字条塞进东安门的缝隙，并招呼守门卫士迅速送到宫中。英宗大吃一惊，命人紧急逮捕曹吉祥，并且下令将京城九门紧闭，做好防范。

曹钦知道密谋之事已经泄露，随即率兵抵达逯杲私宅，将逯杲杀死。随后，他们又抵达东朝房，遇到正在等待上朝的大学士李贤。曹钦提着逯杲的人头对李贤说：“这都是逯杲所逼，万不得已！”

看到诸门紧闭，曹钦只得率领亡命之徒攻打东安门、西安门，并且采取火攻的方式发起攻击。东安门内原本就堆放着很多树枝，顿时变得烈火熊熊，但叛军仍然无法闯进皇城。这时天色已亮，孙镗统领京营禁卫军追杀过来，曹钦所率叛军开始四处溃散。孙镗的儿子孙辄砍中曹钦肩膀，曹钦自知大势已去，仓皇逃回自己家中。他的宅第迅速被团团包围，喊杀声震天动地，曹钦只得投井自尽。

曹吉祥的谋反，让英宗不敢再信任太监。他前后曾信任过两个大太监，都让他非常失望。先前那个“王先生”和自己倒是非常亲近，却让他变成了俘虏，把自己带进了沟里。眼下这位曹大人则借助“夺门”之功胡作非为，忽然之间就刀剑相逼，造反夺权。这些个大太监，确实伤透了他的心。

六、以德报怨

既然不信任太监，那就只能更加依靠锦衣卫。英宗一方面宣布追赠逯杲为指挥使，并让他的儿子享受指挥佥事的待遇；一方面则是提拔重用门达。此后，锦衣卫指挥门达依仗皇帝的专宠，长期势倾朝野。朝臣有谁胆敢得罪门达，就会被逮捕关进诏狱。

因为受到皇帝信任，门达可以无所顾忌地惩治罪犯，就连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里。当时，身为外戚的都指挥孙绍宗因为冒讨伐曹钦之功，结果被门达发现，即便是外戚，孙绍宗也遭到斥责。有盗贼偷窃户部山西司的库金，门达将户部郎中赵昌，主事王圭、徐源等人纷纷罢官并投进监狱。御史樊英、主事郑英犯贪污罪，给事中赵忠等人未能报告实情，门达弹劾其徇私，迅速将其免职下狱。

湖广有一位叫马云的秀才，因为犯罪而被免职。此后，他诈称锦衣镇抚，奉命安葬亲人，布政使孙毓等人听说之后，都纷纷出钱资助，完全不知其中有诈。显然，他们是看在锦衣卫的面子上，才肯如此慷慨。事情暴露之后，法司请求抓捕问责，却没有追究马云的责任。门达很想继续追责，同事吕贵说：“武官还是不要触犯为好，曹钦可以作为借鉴。文官倒是更容易制裁。”门达对此深以为然，从此改变了对文官的态度。这个叫马云的秀才，最后到底有没有受到追责，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知道在这之后，文官所受的迫害变得更加残酷。

面对门达的淫威，唯独袁彬不肯屈服。门达一向就是那种专治不服的人，哪里能受得了这个气，于是开始设计诬陷袁彬。

他派出手下严密侦察袁彬，终于找到了他的把柄。袁彬有个小妾，其父是千户，在外面骗人财物，门达得知此事后，便立即奏请将袁彬下狱。还有个叫赵安的府军前卫，起初在袁彬手下担任锦衣卫力士，恰好因为犯罪而被关进诏狱。门达认定袁彬与其有牵连，便再次逮捕袁彬，进行拷打。为了将袁彬一举击倒，门达继续诬陷袁彬接受石亨、曹钦等人贿赂，挪用官府木材修建私宅等。在门达的操纵之下，袁彬忽然成为罪大恶极之人，似乎只能以死谢罪了。

军匠杨埙知道门达是栽赃，便击登闻鼓，为袁彬申冤，由此被门达关押。

当时，门达正忌妒受宠的大学士李贤，便严刑拷打杨埙，逼他诬陷李贤，以收一箭双雕之效。杨埙被逼无奈，只得谎称受李大学士唆使。

自以为目标已经达成，门达立即上奏皇上，请求法司在午门外会审杨埙。英宗同意会审之请，并派出宦官监督。没想到的是，到了审讯之时，杨埙忽然改口说道：“我不过是个小人物，怎么可能见到李大学士？前面都是门达在逼迫我说谎。”

门达恼羞成怒，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袁彬也乘势反击，历数门达纳贿之罪。但是，法司害怕门达，并不敢将这些情况据实上报。所以，袁彬仍然被判绞刑，只能花钱赎罪，杨埙则被判问斩。

英宗本想依法给予袁彬相应惩处，却忽然生出绨袍之义。他对门达说：“人可以交给你随意惩治，但必须要把活的袁彬交还给我。”

皇帝既然发出这样的指令，怎么可能继续往深处追究呢？门达即便是再痛恨袁彬，此刻也只能表示无可奈何。英宗最终采取了折中处理：将袁彬调往南京锦衣卫，成了白拿薪俸的闲人。杨埙则被关押，也没有如门达所愿而被杀掉。

袁彬已经受到英宗的相当礼遇，不得不对门达忌惮三分，甚至会受其威胁，这让袁彬明白了山外有山的道理。由于门达更加善于经营，所以才能对锦衣卫和英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连袁彬都不放在眼里。

门达看到英宗病重，便开始结交东宫局丞王纶，预计他将被重用。没想到朱见深（明宪宗）即位之后，王纶没有获得重用，门达反倒受到牵连获罪，被发配到广西南丹卫做苦役，一直到死。

等到门达获罪被贬，袁彬才有机会官复原职，重新掌管锦衣卫。在袁彬之前，不管谁来掌管锦衣卫，都会伸张权势，巧取豪夺。到了袁彬这里，则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他掌管锦衣卫不仅时间长，而且“行事安静”
(6) ，留下了一段清誉。

对于门达，袁彬也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当他得知门达被判充军南丹后，还特地在郊外设宴，为其送行，并且赠送了不少财物。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以德报怨”。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豁达和耿直，袁彬的命运也和其他锦衣卫总管有所不同。从毛骧到纪纲，从逯杲到门达，基本都是卸磨杀驴的下场。与这些人的不得善终相比，袁彬显得非常幸运。除了以都督佥事的身份得享晚年之外，就连他的后代也获得了锦衣卫佥事的待遇，而且还可以世袭。

(1)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

(3) 徐有贞即土木堡之变后，在朝堂上建议南迁的翰林院侍讲徐珵。

(4) 《明史》卷三○七《逯杲传》。

(5) 《明史》卷一七三《石亨传》。

(6) 《明史》卷一六七《袁彬传》。

第九章　世人但知汪太监

一、西厂因妖狐而起

二、初露狰狞

三、天怒人怨

四、旬月重建

五、墙倒众人推

一、西厂因妖狐而起

明宪宗朱见深虽没有其父朱祁镇那种传奇经历，却同样是一位有故事的皇帝。不说别的，光是他和万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可以改变多数人对古代皇帝坐拥无数佳丽而荒淫好色的传统印象。

客观地说，古代皇帝因为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已经让他们的情与欲，都变得与常人迥异。特殊的环境之下，想要在脂粉堆中始终保持坐怀不乱，确实非常困难。

但是，同样拥有六宫粉黛的朱见深，却和其他皇帝完全不同。后宫佳丽无数，但他只对万贵妃情有独钟，即便这位妃子年纪超过他很多，几乎是自己妈妈级别的女人。不仅如此，当年届六旬的万贵妃病逝之后，朱见深也因过度哀伤而在壮年辞世。作为皇帝，痴情如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也许是爱屋及乌，由于万贵妃受到宪宗的优宠，侍奉万贵妃的太监汪直，也就此得到明宪宗的重用。不仅是重用，而且是长期倚重。汪直一跃而成为可以在政坛翻云覆雨的人物，还使得明代的情报机构设置因他而生变，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

朱见深即位之初，重用李贤、彭时、商辂等贤臣，所以政治相对清明。而且，他敢于对父亲的一些做法进行纠正，比如下令为于谦平反，恢复代宗帝号，等等。这些举措，在证明自己胸怀宽广的同时，也博得了不少掌声。这个时期的他，恍若明君，令朝野充满期待。

不过，巨奸汪直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朱见深的执政方式，并不断损毁着他的执政口碑。因为汪直，成化年间曾先后两次设立西厂，不仅是政治空气自此变得更加阴森可怖，同时也留下一些奸佞小人。他们利用这些特殊政治资源，进行政治投机和疯狂敛财。朱见深本人也学会了利用宦官和特务组织，通过采购和采矿，搜刮民脂民膏，巧行敲诈勒索，令天下百姓疲惫不堪。

汪直，广西大藤峡瑶族人，幼年以俘虏的身份净身成为太监。最初，他被安排在昭德宫侍奉万贵妃。因为善于察言观色，而且机敏乖巧，所以受到贵妃娘娘的赏识，官职也不断得到升迁，直至升任御马监太监。这个级别的太监，已经进入皇帝的视野，也更有机会进一步发展。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灾祸，有人说看见妖狐出没—所以不少人称之为“妖狐事件”。随后便有一位叫李子龙的妖人，通过勾结太监韦舍私自进入大内皇宫之中。事情虽然被及时发现，而且当事者也都已受到处分或被杀，却就此引发了皇帝了解外面世界的兴趣。

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深居九重宫门之内的朱见深完全不知道，所以充满好奇。汪直善于察颜观色，天生就是个做侦探的料子，很快就窥探出皇帝的这一心思。朱见深也发觉汪直对刺探消息非常在行，于是就命令他带着若干校尉，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秘密外出，悄悄地四处展开侦察行动。

汪直将他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情况，包括官员动态、民间逸闻等，都秘密报告给皇帝。在听了汪直的汇报之后，朱见深龙颜大悦，也对秘密情报工作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这一切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完成的。朝廷内外，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汪直担任了这个特殊任务，也不会预料到汪直的身份将要发生彻底转变。朝臣之中，只有都御史王越与他相交甚笃。

事情并不会到此为止。就冲着皇帝热衷于打探朝野趣闻的这种劲头，一个新的情报机构，已经呼之欲出。

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汪直得到宪宗的批准，设置“西厂”，执意要将侦察行动规模扩大。他从锦衣卫各级官员和校尉中挑选出精兵强将，把那些善于侦察和搜集情报的官校一一网罗门下。

可以看出，西厂的诞生固然是因为“妖狐事件”而起，因为皇帝的一时兴起，但也出于汪直处心积虑的设计。

西厂的命名也有一番来历。很显然，这是从永乐年间所设的东厂找到的灵感。既然朱棣设立过大名鼎鼎的东厂，宪宗所设新机构就可以叫做西厂，以求得时空对接，将朱棣的辉煌延续下去。另外，就厂部选址而言，也正好是一东一西遥相呼应：西厂在西城，东厂在东城。

和东厂一样，西厂虽是一个新生机构，却仍然摆脱不掉锦衣卫的影子。不仅是侦察办案人员大量地来自锦衣卫，就连机构设置也对其多有模仿，并且侦察方式也多有袭用。此外，包括监狱设置、办案方法和酷刑设置等，西厂也都大量借鉴锦衣卫。

朱见深之所以如此设计，固然是出于对汪直的信任，但也隐含着另外一个目的：逼着西厂与东厂，包括锦衣卫在内，互相之间展开竞争，看看到底哪一家机构能办得更好，更能符合己意。

因为有万贵妃的青睐和皇帝的支持，汪直并不怕与东厂展开竞争。而且，关于搜集情报，他已经很有一番心得。不仅知道情报怎么找、哪里找，更知道皇帝需要什么样的情报。

所以，他铆足了劲，要将西厂办成最强特务组织，不仅将东厂比下去，更要让锦衣卫相形见绌。侦察技术哪家强，北京西城找西厂。只有他汪直，才是情报界真正的老大。

二、初露狰狞

应该承认，西厂在设立之初，多少也会做出一些惩处犯罪、打击邪恶的正义之举。正因为如此，汪直能够在西厂建立初期赢得宪宗的大力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汪直的野心逐渐萌发。在他自认为已经掌控大局之时，便开始胡作非为。

在汪直担任提督时期，西厂获得了长足发展。从各个王府到边镇，大江南北到处都布有西厂校尉。因为遍地耳目，民间即便是那些斗鸡遛狗之类的琐事，也都被悉数掌握。如果稍有出格之举，就会被治以重罪，民众不断受到惊扰。朝臣则更是惴惴不安，只能道路以目，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汪直深知朱见深的喜好，为了邀功求赏，他将抓捕妖言惑众之人作为阶段工作目标。此后，西厂旗校每每以抓捕这类罪犯向宪宗邀功。有些无业游民便故意书写赝书，诱骗不识字的普通百姓，故意栽赃给一些无辜之人。锦衣卫校尉不辨真假，闻风而动，将这些“涉案”百姓统统抓捕入狱。

无缘无故遭到抓捕，无论是谁，首先都会出于自保而拒不认罪，何况无罪可认。但是审讯人员咬定他们属于巧言诡辩，公然抗法，立即大刑伺候，不断导致冤死之鬼出现。百姓虽然深知自己遭到陷害，却始终告官无门，敢怒而不敢言。西厂打着“除奸保民”的旗号，不断做着坑害良民的违法之举。

汪直也因为西厂而地位日隆，“权焰出东厂上”
(1) 。每次出行，他都带着很多随从，公卿大夫如果遇到他的车队，都必须立即避于道旁。兵部尚书项忠就因为没有避让而被汪直羞辱。

有了西厂，而且是武装到牙齿的西厂，汪直也有了和各位大员叫板的本钱。在锦衣卫各级官吏中，他物色到了一名得力打手—锦衣卫百户韦瑛，自此视其为心腹。在韦瑛的帮助之下，汪直屡兴大狱。朝臣之中，不断有人被抓进西厂监狱，受到各种酷刑。

感觉良好的汪直，不仅抓人逐渐变得随意，而且被抓官员的职级也逐渐变高。比如太医院判蒋宗武、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纲、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太医院事左通政方贤……

对这些官员的抓捕，都是不明不白、证据不清，都可以说是“无故被收案”
(2) 。但是，汪直认为必须要抓，不然就不能树立西厂的权威。不久之后，西厂因为终究找不到确凿证据，只得将其中几位释放。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抓人往往仅凭捕风捉影。

在这些被抓捕的人当中，很多人都属于中上级官员，但由于汪直的默许，西厂竟敢擅自进行抓捕，这显然是藐视朝纲的胡作非为。

但是，抓捕几个三品、五品的官员，并不能让汪直感到兴奋。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迫切希望干一票大的，搞个大动静出来。所以，汪直布置手下严密观察周围动向，希望能捕捉到违法乱纪的大员，给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不久之后，恰好有一个叫杨晔的撞上了枪口。

杨晔是建宁卫指挥使。按理说，这个职位其实非常普通，但他却是杨荣的曾孙，身份非同一般。这杨荣，号称“东杨”，是名震天下的“三杨”之一。他既是明成祖时期的元老之一，也是宣德、正统时期的功勋之臣。所以，因为杨荣的缘故，杨晔也变得非常特殊。

当时，杨晔与父亲杨泰因为被仇家所告，所以逃入京师，躲在姐夫董玙的住所。董玙知道韦瑛是汪直的亲信，也许能够帮他们说话，便向其求情。韦瑛当面假装答应所请，随后飞马报告汪直。

汪直当然知道杨荣是谁。他更知道，如果杨荣的后代犯事被抓，西厂能够就此扬名立万，自己也可以壮大声威。

在汪直眼中，这是西厂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他随即下令逮捕杨晔和董玙，并关进西厂监狱，进行突击审问。为了早日达到目的，他先后三次下令对杨晔动用“弹琵琶”的酷刑。

所谓“弹琵琶”，就是使用尖刀在犯人的肋骨上来回弹拨，因为动作和弹琵琶相仿而得名。遭受此种酷刑，正常人的骨节都会随时寸断，生不如死。不少人都会在昏死过去之后再疼醒，其苦难言。

杨晔不堪忍受酷刑的折磨，终于屈打成招。他还招供说，曾经寄存了大量黄金在他的叔父杨士伟处。杨士伟当时正担任兵部主事，立即被逮捕。在抓捕杨士伟的过程中，汪直其实有充分的时间奏请皇上，等皇帝批准之后再行抓人，但因为大权在握，他觉得自己可以行使专断之权，有些不必要的程序可以省略。而且，他早已经习惯了先斩后奏。

此后，整个案件一直朝着汪直所预想的方式一步步往前推进。不久之后，汪直宣布结案，因为杨晔已经被酷刑折磨致死！

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汪直非但不知收敛，反倒非常亢奋地继续对杨家进行穷追猛打。按照他以往的经验，既然案犯已死，正好可以将杨晔的“招供”做成“铁证”。既然“铁证”在手，杨家的大大小小就在劫难逃。不久之后，杨泰被斩首，杨士伟等人都被撤职。

通过杨家的案件，西厂确实是搞出了个大动静。西厂跃居东厂之上，令人瞩目，汪直也由此而更加声名显赫。但是，由于牵连之人太多，也把汪直和西厂推到了风口浪尖。

三、天怒人怨

西厂运行不过数月，已经因为横行霸道和作奸犯科而招致天怒人怨。

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大学士商辂和万安、刘珝、刘吉等人，联名上奏皇帝，列举了汪直各种罪状，请求罢免西厂，处分汪直及其爪牙韦瑛等人。

这封奏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析了西厂及特务政治的种种危害和罪恶，同时也向皇帝提出了较为合理的为政之道。

奏疏首先总结西厂设立以来造成的政治之弊，主要在于：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和刑网太密。恶政必然带来恶果，商辂等人接着总结了特务政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牵涉到各行各业。比如，锦衣卫校尉仅仅凭借道听途说的消息，就可以肆意抓人。他们不管有没有“驾帖”
(3) ，都可以随意进入民宅进行搜查，而民众则因为害怕家人被抓，即使发现家财丢失，也不敢做出任何反抗。普通老百姓是这样，衙门各司的大小官吏也因此而不安于职位。内外大臣同样受到惊扰，即便是股肱重臣，也会担心受到惊扰而不安于位。而且，各行各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

应该看到，商辂等人的总结，不仅仅是指出了西厂的弊端，同时也指出了所有特务政治的弊端。自从明代设立锦衣卫和东厂以来，这些恶政就开始出现，与明代政治相携而行。

没想到的是，商辂等人接下来还有更为刺激的话语出现。他们进一步寻找造成这些政治恶果的根本原因，不在汪直，而是在于宪宗。正是因为宪宗将“听”“断”两项大权都交给了汪直，才造成了这种汪直独大的局面：“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一人。”
(4)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偏听偏信，自然会带来很多问题。不仅汪直存有各种过失，就连他的手下也有大大小小的过错。因为汪直将侦察之事转交群小，自然就会纵容群小的胡作非为。比如锦衣卫韦瑛，仅仅是一个百户，却经常谎称是亲承皇帝密旨，一直在百官面前擅作威福。这些人如狼如虎，肆无忌惮，一直伤害忠良，亏损国体，早已成为公害。朝廷中那些谄谀之徒，主动地攀附接近这些小人，或虚与委蛇，或为非作歹，一些忠良之臣反倒受到排挤和打压。

奏疏中进一步指出，如果官员确有犯罪之举，当然应该奏请皇帝并听旨收审，但是目前西厂权力过大，竟然胆敢擅自抓捕三品以上的京官，这一定会带来恐慌和混乱。诸如大同、宣府之类的战略要地，守备不可一日或缺，汪直竟然一天之内连抓数人，对边务形成了极大的干扰。至于南京，是祖宗的根本、国家的重地，汪直居然也敢随意抓捕那些留守大臣。这些胡作妄为、藐视朝纲之举，一定会置国家于危境。

接下来，商辂等人继续用英宗朝的特务政治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醒宪宗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曹钦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纵容了逯杲四处生事。所以，对于特务政治不可太过倚重，对于把持侦察司法大权的重臣，也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商辂他们看来，弃用西厂这种特务组织之后，仍然可以借用传统方法掌握政情、军情、民情、社情。所以要遵从祖宗之成宪，重用六科给事中，以防假冒奏诉，对于各府部也要加强问责，赋予课考核实之权……

说来说去，奏疏回到了核心诉求：革去西厂，罢黜汪直，将韦瑛等群小送交法司会同锦衣卫审问清楚再治以重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辂等人的奏疏，秉持着赤诚之心，希望朝廷铲除奸邪，然而却无法得到宪宗的肯定和欣赏。

宪宗看完奏疏，勃然大怒：“一内竖辄危天下乎！”
(5) 在他看来，一个宦官不至于危及天下安全，所以商辂他们显然是危言耸听，存心与自己过不去。

随后，他命令司礼监太监怀恩、覃吉、黄高等人迅速查明这奏疏究竟是出自谁的主意。面对太监的质询，商辂等人异口同声地说道：“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
(6) 刘珝更是慷慨而泣。怀恩于是只能据实上奏。不久之后，皇上的处理结果下来了。他虽然没有处理商辂等忠良，却忽然传旨慰劳汪直。商辂等人参劾汪直的行动宣告失败。

虽然参劾行动暂告失败，但是这封奏疏义正词严、振聋发聩，想必也对朱见深产生了极大刺激，至少能促使他进行反思。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到了第二天，当尚书项忠以及其他大臣的奏疏陆续呈上时，宪宗对于汪直和西厂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他迫不得已当着诸位大臣的面，宣布罢设西厂。

但是，如何处置自己长期宠幸的太监汪直，这让朱见深非常犯难。他不能不考虑既往旧情和汪直此前的种种辛苦，尤其要顾及万贵妃的颜面。思来想去，宪宗想到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派太监怀恩历数汪直的罪状，然后又做个好人宽宥其罪，并将其送回御马监。汪直手下得力干将、锦衣卫百户韦瑛，则被调往边防卫所。西厂当初临时征调的旗校，也被分别遣返锦衣卫。

众多大臣的齐心协力，至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朝廷内外，因为西厂的裁撤而大快人心，臣民也一致称颂宪宗是个好皇帝。但是，他们高兴得还是早了一点，汪直很快就找到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四、旬月重建

所有人都低估了宪宗对于汪直的信任和依赖，低估了宪宗的政治手腕，低估了汪直起死回生的能力。被打发回御马监的汪直，不仅没有伤及一根毫毛，而且很快就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即便是众多大臣联合告状，而且宪宗也被迫做出退让——薄惩了汪直，但他对汪直的宠信并没有因此而有所衰减。接下来，汪直告诉宪宗，众臣之所以联合告状都是司礼监黄赐和陈祖生出的主意，目的是为杨晔报仇。宪宗深信不疑，立即将黄赐、陈祖生贬往南京。

御史戴缙、王亿都是见风使舵的奸佞小人。他们从这件小事上窥探出宪宗的心思，于是盛赞汪直和西厂过去几个月的功劳。王亿说：“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
(7) 天下人听到王亿的这句话，都纷纷摇头，表示唾弃。

看到有人出面支持汪直，而且如此盛赞西厂，朱见深立即下诏重设西厂，并派千户吴绶为镇抚使。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汪直气焰更炽，更加野心勃勃。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朱见深之所以迅速撤销西厂，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汪直。因为他明白，只有迅速对西厂和韦瑛做出处置，才能堵住众人的嘴巴，就此转移视线，不再纠缠汪直。

当初那个飞扬跋扈的汪直又回来了，不肯攀附的正直官员将迎来接踵而至的灾难，阿谀奉承的小人则是蝼蚁得志，可以一逞小人之雄。

不久，汪直便把矛头对准兵部尚书项忠。他不仅指使手下诬告项忠，并且唆使江西都指挥刘江等人加入诬告队伍。宪宗立即命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完全附和汪直的给事中郭镗、御史冯瓘，则是青蝇点璧，纷纷站出来指责项忠违法。因为有汪直的指使，再加上皇帝的默许，项忠虽然不肯屈服，但还是被削职为民。

左都御史李宾也因为对抗汪直而遭到报复，很快就被撤职处理。尚书董方、薛远以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也都相继被罢免。首辅商辂看到这种局面，只能叹息朝纲颓坏，就此告老还乡。

很短时间之内就扳倒这么多高官，汪直更加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看到汪直成为炙手可热的宠臣，群小竞相攀附，阴凝冰坚。汪直在群小之中，挑选出王越担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担任右副都御史兼辽东巡抚，御史冯瓘担任大理寺丞，王亿为湖广按察副使，戴缙为尚宝司少卿，不久擢升佥都御史。

汪直是北京一霸，南京内官监太监覃力朋则是南京一霸。恶霸遇到恶霸，自然也会有一场好戏发生。当时，覃力朋借上京进贡为名，动用上百艘船只大量载运私盐，沿途高价强卖。他同时还大量征调民夫，一路扰民扰官，所过州县，无不骚动。武城县典史上前责问，反倒被覃力朋殴打，牙齿也被打断；还有一名官员被覃力朋射杀。

得到消息后，汪直下令西厂进行深入调查。他掌握了覃力朋犯罪的各种证据，迅速报告宪宗，不可一世的覃力朋被迅速逮捕。朱见深通过这件事既看出了西厂的办事效率，也对汪直善于探知情报的能力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于是更加宠信这位提督西厂的大太监。

此后，汪直开始插手军务，并且四处探访，不停地刷存在感。他在征得宪宗的同意之后，带着皇帝的诏令巡视边防。他率领轻骑在各处要塞往返奔驰，各地官员都必须早早迎拜，稍有不敬就会受到鞭挞。有官员将汪直的不法行为密奏宪宗，结果很快就遭到了报复。

当时，就连江湖骗子都知道汪直权势很大，所以假冒这位当世红人招摇撞骗。有个叫杨福的江西人，因为相貌与汪直相似，大胆假扮成汪直，带着一名随从四处游历，从常州到苏州，再从杭州到绍兴……所到之处，各级官员都争先恐后前来迎接。杨福则是一路骗吃骗喝，而且大量收受贿赂，过了一阵逍遥快活的日子，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揭穿。

当初，汪直将亲信陈钺提拔为辽东巡抚，所以陈钺必须要给予相应的回报，始终仰汪直的鼻息而动。当得知汪直将要到达辽东的消息后，陈钺早早地赶到郊外迎接，而且长久跪伏在地，不敢抬头。巡视的路上，汪直一直受到优厚的款待，不仅酒菜极为丰盛，就连汪直的手下也能得到重金贿赂。汪直很喜欢这种感觉，也为此而洋洋自得。

陈钺暗示汪直应当借助征讨，建立军功，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汪直觉得很有道理，便对宪宗诈称边疆受到侵犯，请求作为监军与大军一起出征。

辽东巡按强珍曾检举揭发陈钺的罪状，汪直得知后，不仅极力袒护陈钺，而且还将强珍贬职。憎恶汪直的人，得知其手下重要走狗姓名，遂将陈钺和兵部尚书王越合称为“二钺”。这种称呼越传越广，直到传至宪宗耳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汪直的命运。

彻底改变汪直命运的，是个叫阿丑的小宦官。阿丑非常善于表演滑稽戏。有一天，他在宪宗面前扮演一个醉汉当街谩骂的样子。有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快避让。只见醉汉仍旧谩骂不止。忽又有人说：汪太监来了。醉汉听了，拔腿就走，而且大声说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8)

这之后，他又假扮成汪直的模样，手持两把钺踉踉跄跄地跑到皇帝面前，并且说道：“我能带兵，就是仰仗着这两把钺。”旁边有人问是什么钺。答曰：“王越和陈钺。”

小阿丑也许根本不明白这出戏所蕴含的政治意味，也不知道他所演绎的滑稽戏，其实是有人在借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向皇帝进谏。戏非戏，剧非剧，都是现实政治的真实反映。剧中醉汉所言，并非完全胡言乱语，而是透着极深的玄机。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醉汉的话，真真切切地刺激到了宪宗。宪宗本是看戏之人，却一不小心成为戏中之人，这多少令他感到意外。不管是尴尬，还是新奇，一丝诡异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料想这诡异之中也夹杂着一丝苦涩，因为他非常清楚这出滑稽戏所蕴含的寓意。

当所有人都明白汪直的权势已经对皇权构成威胁时，宪宗还能继续犯傻吗？不久之后，他终于改变了对汪直的态度。

五、墙倒众人推

虽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汪直弄权，却没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对汪直实施攻击。尤其是想到商辂等人的悲剧，大家只能心灰意冷地放弃抗争之念。宪宗此时已经在内心放弃了汪直，但是朝臣暂时还体会不到。

意外的是，提督东厂的大太监尚铭忽然站了出来，大胆地揭发了汪直的种种不轨行为。

东厂曾经有过长期的辉煌，势力强盛之时，甚至一度将锦衣卫掀翻在地。但到了汪直专权时期，他们只能偃旗息鼓。因为有汪直，西厂明显地更受宪宗青睐，东厂无法施展手段。

尚铭经营东厂多年，也算一只老狐狸了。他非常清楚宪宗和汪直的关系，所以只能对汪直处处忍让。他深知，在宪宗面前，自己无法和汪直相比，因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所以，他只能摆出一副大大落落的模样，任由汪直各处折腾。

但是尚铭也不是毫不作为，而是悄悄地集聚力量，不与汪直和西厂发生直接交锋。平时，东厂也需要担负一定的侦察缉捕任务，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并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如果长期不开门营业，“生意”全被西厂抢走，他们的生存自然会成为问题。

对于扳倒汪直，尚铭也不是没有考虑。他在平时特别布置了一些针对西厂和汪直的侦察行动，手中握有不少汪直和西厂作奸犯科的把柄。只是时机不到，尚铭不愿意抖出，否则就会引火烧身，偷鸡不成蚀把米。

在和汪直的斗争过程中，尚铭非常讲究策略。如果汪直离开京城，他会下令东厂积极作为；如果汪直在京，他和东厂会立即变得非常小心，尽量不和西厂发生直接利益冲突。

虽然处处小心，尚铭还是一不留心抢了一回西厂的“生意”。成化十八年（1482）春，东厂因为抓了一个不该抓的贼人而得罪了汪直。当时，有盗贼趁着黑夜进入皇城，主要是为了盗窃财物。对于这种罪犯，当然必须立即进行抓捕，而不必等到汪直批示。尚铭也因为及时有效的抓捕行动而获得丰厚奖赏，但汪直对此既是嫉妒，又是气愤。他严厉地责备尚铭不该对自己有所保密，而且趁着自己不在京城之时，擅自抢占头功—“铭吾所用，乃背吾独擅功。”
(9)

得到皇帝的厚赏，尚铭尚沉浸在喜悦之中，没想到也会由此而受到汪直态度强烈的警告。他不敢面对汪直愤怒的眼神，猜测自己必将遭到汪直的打击报复。

然而尚铭毕竟是一个老江湖，思来想去，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他决定将自己平时侦察到的汪直泄露宫中密语之事奏报宪宗，而且揭发了汪直与王越等人的不法交往。

宪宗此前一直抱怨无法得知准确真实的民情，对厂卫的办事能力已有不满。面对东厂呈上的材料，宪宗感到非常震惊，这才明白是汪直一直有意从中作梗，就此产生了撤换汪直的念头。

尚铭铤而走险的行动，竟然取得了成功，不仅实现了自救，也使宪宗彻底疏远了汪直。

在汪直离开京城之后，宪宗重用李孜省和万安等人。他们在受到皇帝优宠之后，胆量也开始变大。汪直在京城时，大家虽然憎恨其作恶多端，但也都知道他心狠手辣，不敢得罪。他们看到汪直远离京城，以为是皇帝有意疏远他，于是纷纷生出胆气，准备与汪直决一雌雄。

起先就有人参劾，说汪直隐蔽边情，“以致胡虏大举入寇”
(10) 。这令宪宗非常恼怒，认为是罪不容诛的欺君祸国行为。此后，不断有人呈上奏疏，或是参劾汪直专权，或是举报西厂枉法。大家一致认为，西厂侦察缉捕过于严酷，而且太过扰民，制造了太多冤案，绝非国之重器该有的模样，所以应该予以裁撤。所谓墙倒众人推，群臣只有改变长期唯唯诺诺的作风，才有扳倒汪直的机会。

包括首辅万安在内的群臣，都积极主张裁撤西厂，只有刘珝认为应该保留。宪宗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宣布再次裁撤西厂。

得知这一消息，朝廷内外欢欣鼓舞。

朱见深不仅裁撤了西厂，同时还将汪直调往南京御马监。

当初汪直气焰嚣张之时，车盖所至，有司唯恐迎候不及、招待不周。各处州府不仅要招待好汪直，还要将其仆从侍候舒坦，必须要保证“汪大人”心情愉悦。等到这次被调，汪直所过州县，有司完全换了一种态度，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部分官员表现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汪大人”不依不饶，继续狂追猛打。

八月，御史徐镛上书参劾汪直欺君罔法，他说：“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相呼应，渐成羽翼，长期危害朝廷。因为权势过于强大，所以造成了一种奇怪现象：天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惧汪直而不知畏惧陛下。”

徐镛所说“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等现象，曾经由小宦官阿丑借助滑稽戏向宪宗表达过。这时再由徐镛之口说出，仍令宪宗感到非常震惊。所以，他同意了徐镛“明正典刑”
(11) 之请，加大了对汪直等人的惩处力度。汪直被进一步降职为御马监奉御，从此被彻底搁置，再没能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几年后郁闷地病死。

不仅汪直被降职，其重要党羽兵部尚书陈钺、工部尚书戴缙、锦衣卫指挥使吴绶等，都被革职为民，重要打手韦瑛也被处死。

西厂被废除之后，尚铭终于可以独断东厂事务，很是风光了一阵。但他显然也不是一只好鸟，不仅四处为非作歹，而且在聚敛财物上花样迭出，所下功夫远超汪直，正所谓“一蟹不如一蟹”。

在平时，尚铭非常关注富豪们的动态。他经常派出锦衣卫四处打探富豪们的行踪。觅得机会，他便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对富豪进行勒索敲诈，直到索取到足够的重贿才肯罢休。

和汪直一样，尚铭同样干着卖官鬻爵的勾当，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不久之后，尚铭的种种劣迹终被察觉。朱见深下令将其撤职，并贬往南京充军，同时没收其全部家产。由于尚铭平时聚敛财物太多，抄家的车子拉了好几天都没能把他家的宝贝运完。

(1)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2)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3) 所谓“驾帖”，指的是经皇帝许可、由刑部签发的逮捕人的公文。

(4) 《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

(5)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6)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7)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8)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10) 《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

(11)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第十章　海神来过恶风回

一、难得平静

二、虎中称王

三、耍奸玩狠

四、总领厂卫

五、逞性妄为

六、权阉之死

一、难得平静

在处理尚铭之后，宪宗改用陈准总领东厂。陈准并不喜欢汪直和尚铭那套伤天害理的做法，也不愿意再人为制造白色恐怖。他在上任之后，立即约法三章，告诫众校尉：“有大逆不道的谋反之事，就请立即报告给我。如果不是，就请你们不要太过扰民。”

这种抓大放小的举措，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不仅令陈准摆脱了庶务之烦，也令官员和百姓交口称赞。京城从此过上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宪宗重新找回朱骥，令其执掌锦衣卫，获得了不少称赞。朱骥当初受吴宁推荐而成为于谦的女婿，在天顺初年因为于谦而受到处分。宪宗先是为于谦平反，不久就提拔朱骥为指挥佥事，此后历任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使，长期执掌卫事。

朱骥宽仁而且识事体。成化年间，有饥民依靠抢劫财物以苟朝夕，甚至因为抢了一斗粟而身陷囹圄。朱骥看到这些判决，便心生怜悯：“此穷民耳，其情可悯。”
(1)

有个叫真惠的妖人，因为写作伪书、妖言惑众而被抓，牵连之人多达数百之众。这些受到牵连的人，按照当时的法律，都应该被处死。但朱骥并没有这么处置。他只是治了真惠的罪，其余的人则一并免去死罪，只以发配戍边作为惩罚。

持法公平的朱骥，不仅治狱鲜有冤情，而且尽量避开酷刑，由此而受到世人称许。朱骥掌管卫事时间很长，直到弘治三年（1490）十二月去世为止。当时，孝宗不仅予以表彰，还特赐祭葬。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病逝。据说他是因为万贵妃的死而悲伤过度死的。继位的朱祐樘是宪宗的第三子，年号弘治，庙号孝宗。母亲为了保护他不被万贵妃伤害，曾带着他长期隐居在非常隐蔽的乐安堂，直到六岁才和父亲相认。

万贵妃因为自己不能生育，所以特别害怕别的妃子替宪宗生下皇子，从而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影响。性格变态而扭曲的万贵妃，一面拼命缠住朱见深，不让他临幸别的妃子，一面严密侦察其他嫔妃，一旦发现谁有怀孕迹象，便强加迫害。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之后，母亲纪氏忽然暴毙宫中，众人均知这是万贵妃所为。

也许是因为深知皇位得之不易，也许是因为年少时曾经历过太多苦难，朱祐樘即位之后非常勤政爱民，成为备受赞誉的明君，甚至被不少人奉为有明一代最受称颂的皇帝。他赶走了内阁首辅万安这些贪婪无耻之徒，任用王恕、刘大夏等正直之士，并且广开言路，抑制宦官，创造了一段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从弘治元年（1488）开始，朱祐樘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政治气象。看到新皇帝虚心纳谏，户部员外郎张伦提出了两条建议：

第一是“惜爵赏”，爱惜名器之重。不能滥施奖赏，动不动就使用奖励的方式来笼络人心，尤其是要防止一些人借用皇帝赏赐之物达到别有用心之目的。

第二是“免差遣”，避免致陷无辜。在张伦看来，差遣官校太多，除了会导致人心惊疑之外，也会产生一些校尉为了邀功求赏而缉捕一些无辜人员入狱。这便会导致冤案太多，人心难服。尤其是东厂，长期密查臣僚过失，并随意黜罚，由此而“致陷无辜者多矣”
(2) 。所以他建议，除非是机密之事和重要之情必须差遣官校，其他情况可以责令巡抚、巡按等官勘报。

接下来，张伦便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愿望：请求撤去东厂。他认为，东厂之设，并非祖宗之法，而且导致了太多冤案，所以应当就此废止。

张伦所请，其实也是集中代表了朝臣对东厂的憎恶之情。对此，孝宗不能不有所考虑。虽然最终的结果，他没有从其所请就此撤掉东厂，但也经常诏谕厂卫必须秉持一颗公允之心办案，不得法外用刑：“凡厂卫所送囚犯，从公审究，有枉即与辨理，勿拘成案。”
(3)

朱祐樘不愿意撤掉东厂，可能另外有所考虑。后来，当刑部典吏徐珪借助一件冤案上书孝宗，建议取消东厂或另选提督时，终于惹恼了孝宗。

在徐珪看来，当时的司法审判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根源出自东厂。当皇上令三法司、锦衣卫会审时，三法司畏惧东厂，所以始终不敢明辨。由于东厂势大，群臣向来都有所畏惧，审问盗贼也大多根据东厂镇抚司的判断。即便是锦衣卫校尉挟仇诬陷，或受首恶之赃，东厂也是不闻不问，任由巡捕官校擅用刑罚，逼迫犯人招供。至于刑官，则只能根据其词拟罪，不敢擅改一字。

应该承认，徐珪所述反映了当时会审和司法的部分实情，但这些话孝宗并不是很愿意听。接下来，当徐珪议论东厂是非时，终于惹恼了孝宗。

徐珪说，如果不革除东厂，那就应该推选中官中严谨忠厚之人担任提督，比如陈宽、韦泰。与此同时，还应该选派一名大臣共理镇抚司，而且理刑也不必专用锦衣卫官员。可以推选在京各卫官员以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每隔三年、六年进行一次轮换，那么巡捕的官校就不敢作弊，也不敢擅用刑罚诬及无辜……

面对这些诚恳的劝谏，孝宗不仅没能听进去，反而是一番迎头痛斥：“徐珪假以建言为由，词语妄诞！”
(4) 他随即下令都察院对徐珪进行调查。其间虽有人站出来说情，但孝宗不为所动，徐珪最终还是被削职为民。

平静之中蕴含着风浪。从总体上看，弘治朝政治相对清明，没有出现严重干政乱政的宦官，但也并非太平无事。

在弘治末年，朱祐樘一度宠信宦官李广，虽说因为虚心纳谏和及时改过，没能酿成灾祸，却为正德年间宦官的复起埋下了伏笔。尤其是他面对直谏却不愿撤除东厂的态度，更给了宦官以重新崛起的信心。

二、虎中称王

当初，孝宗在临终之时曾对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说，自己非常担心朱厚照贪玩无度，耽误大事，没想到这些果真成为现实。朱厚照即位之后，不仅贪杯好玩，而且崇尚暴力，成为一个视国事如儿戏的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登基为帝时，未满十五岁，尚且是个顽童。之前孝宗一直忙于政事，忽视了对朱厚照的教育，令不辨是非的小皇帝很容易受到引诱。朱厚照从小被一群小太监包围着，所以内心非常亲近太监，觉得这些人才是自己的至亲。刘瑾等大小太监，也由此开始获得武宗的重用，从而能够在政坛上掀起新的风浪。

在弘治时期，刘瑾得到机会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朱厚照。他出于本能地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等待太子登基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重臣，进而攫取权势与财富。太子爱玩，刘瑾便千方百计地顺从讨好，而且想方设法地引诱其胡闹。十多岁的太子，对各种歌舞和游猎十分痴迷，便更加离不开刘瑾这样的玩伴。

太子登基之后，不仅是刘瑾获得重用，其他如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秋聚、高凤、罗祥这七名太监，也都得到了新皇的宠爱。这些太监，个个有权有势，都能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所以被人们统称为“八虎”。这“八虎”，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普通官员随便被哪一只虎咬到，一定非死即伤。“八虎”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正道上，他们一面想方设法地鼓动皇帝四处游玩，纵情享乐，博取武宗的欢心，一面乘机弄权，为非作歹，到处飞扬跋扈。

这“八虎”中的虎王，就是刘瑾。因为他最受武宗信任，所以也最为巧佞狠戾。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因为自小被太监刘顺收养，从此改姓刘，后来净身当了太监。弘治年间，他曾犯过罪，后来侥幸被赦免，竟然得到了侍奉朱厚照的机会，就此获得宠信。

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为首的众多朝臣，看到武宗受这些宦官的影响太重，渐渐开始不理朝政，不禁深以为忧，纷纷进行劝谏。刚开始，武宗完全听不进去，直到有人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发出警示，武宗这才松口，与朝臣商量，将刘瑾贬斥南京。

朝臣看到皇帝开始动摇，希望抓住机会铲除祸根，刘健极力劝说武宗下定决心除掉刘瑾。对此，吏部尚书许进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逼迫武宗做出过激的杀人之举，将会生出意外的事端。

刘健、谢迁悄悄地联络其他一些重要官员，准备第二天共同劝谏武宗杀死刘瑾，一举除掉“八虎”。内监王岳、范亨、徐智等人，也非常痛恨“八虎”，所以将刘健等人的话完整转告武宗，并且称赞阁臣所议极是。

得到内廷的支持，刘健等人对铲除“八虎”充满信心。没想到就在此时，吏部侍郎焦芳提前向刘瑾透露消息，给了刘瑾等人绝地反扑的机会。

刘瑾得知消息，紧急召集其他“七虎”，连夜赶到武宗面前求饶，希望武宗念及多年旧情，能够保护他们。

这八个人环跪在武宗周围，以头抢地，痛哭流涕地说道：“如果不是皇上的恩典，我们就只能像恶狗一样被别人驱赶，甚至早就遭到谋杀。”

刘瑾等人悲愁垂涕的模样，竟然让皇帝为之动容，面色为之稍变。

看到哭诉起了效果，刘瑾更加来劲，在继续表忠心的同时，忽然调转矛头，对准内监王岳等人。只见他继续哭诉道：“害我们的人，就是王岳。”

武宗非常不解，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刘瑾答道：“王岳掌管东厂，总是和外臣串联。先是发动谏官说事，等到大家进行阁议之时，王岳连连称是。这叫什么事呢？王岳掌管情报部门，毕竟还是皇帝的耳目，可他这种做法，到底把自己算作谁的人呢？他一直帮那些阁臣说好话，却唯独容不下我们这些人。”

武宗想起刘瑾所说也是实情，他本人甚至为这事与阁臣生过气，此时受到刘瑾的挑拨离间，不禁勃然大怒：“看来我必须要修理修理王岳这个家伙才行。”

接下来，朱厚照不仅是生王岳的气，也生起内监其他几个大员的气，范亨、徐智等人由此受到牵连。朱厚照决定起用刘瑾等“八虎”，替换王岳这些“吃里爬外”之徒。

就在这个深夜，朱厚照接连颁发几道“委任状”：令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也进入司礼监，并提督东厂；恢复西厂，并任命谷大用提督西厂；至于张永等人则并司营务，分据各处要地。

刘瑾得到了权力，连夜传命，将王岳、范亨、徐智等人逐出京城，赶往南京。

一夜之间，内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刘健和谢迁等阁臣尚且在睡梦之中，对此毫不知情。

“八虎”本来只是抱着一线希望请求宽恕，算是狗急跳墙式的垂死一击。没想到他们的一番哭哭啼啼竟然使得剧情急剧反转。武宗不仅当场赦免他们，而且给了刘瑾更大的权力，令其得到掌管司礼监的大权。

在这之前，刘瑾只是个不太起眼的太监。执掌司礼监之后，刘瑾虽然还是一名太监，但他已经成为太监中的顶层。因为执掌司礼监，刘瑾不仅赢得了专权的重要资本，而且继续稳坐“八虎”首位。

第二天早晨，当群臣上朝，联合奏请皇帝惩处“八虎”时，才意识到情势大变，剧本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被彻底改写，除掉“八虎”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已不保。

刘健、谢迁等人先是继续据理力争，眼见不能获准，只得以集体请辞作为威胁。没想到武宗竟然爽快地同意他们的辞职申请。这让刘瑾得意不已，也令朝臣垂头丧气。

当初为“八虎”通风报信的焦芳，顺利进入内阁。他与刘瑾等人暂时结成了同盟。

请辞的官员中，只有李东阳被劝留。李东阳为什么会被留下来呢？因为相比其他两位阁臣，他对“八虎”的态度相对暧昧。之前进行阁议时，刘健和谢迁态度强烈，只有李东阳习惯于缄默，所以得以劝留，而且很快就擢升为内阁首辅。

当诏旨颁布时，李东阳说：“臣等三人，责任一同，而独留臣，将何辞以谢天下！”
(5) 对此，武宗并不允准。

等到刘健、谢迁离开京城之时，李东阳在送行途中忽然哭泣。刘健正色道：“今天哭泣有什么用呢！如果当时和我们保持口径一致，那就可以和我辈一同去职离京了。”李东阳哑口无言，无以为应。

三、耍奸玩狠

刘瑾得势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仇家进行报复。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王岳。

王岳在弘治朝深得孝宗器重，所以才能被委以重任，提督东厂。他处事公正，素以严厉著称，所以一向看不惯“八虎”的骄横，也因此而得罪了“八虎”，被贬往南京，不久之后便遭刘瑾杀害。

杀死王岳之后，刘瑾仍不解恨，继续展开清剿“王党”行动。

锦衣卫百户姚景祥、小旗张锦，都被认定是王岳党徒，先是各自廷杖四十，然后罚往戍边。他们先是被兵部判发肃州卫，刘瑾等人改批辽东铁岭卫。在这期间，张锦遭受了酷刑，死于狱中。

随着清剿范围的继续扩大，锦衣卫官校王缙、郭仁等人，都被判定为“王党”，无一例外地被谪戍边。

除了“王党”之外，还有规模更大的“刘党”和“谢党”。对于刘健和谢迁，刘瑾也继续穷追猛打。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等候皇帝宣布“奸党”的谕旨。其中，为首的是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尚书中则有韩文、杨守随、林瀚，部曹则有郎中李梦阳，主事则有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则有检讨刘瑞，言路则有给事中汤礼敬、陈霆等，一共有五十三人，都是海内有名的忠直之士。

刘健辞官回乡，也没能过上安稳日子，因为刘瑾不依不饶地上门寻仇。刘瑾除了将刘健列为奸党之首榜示朝堂之外，不久之后又将其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对于谢迁，刘瑾本想逮捕入狱，结果被李东阳劝阻。没想到站在旁边的焦芳忽然冒出一嗓子：“即便是从轻发落，也应当除名才是！”不久，判决书下来了，正如焦芳所言，谢迁遭到撤职除名。

当年十二月，刘瑾继续请旨，剥夺刘健、谢迁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并追还所赐玉带服物。同时被剥夺诰命的，多达六百七十五人。

刘瑾的疯狂气焰曾令所有的人都为谢迁担心，但谢迁表现出一副行若无事的姿态，他不仅怡然自得地与客人对弈，还心平气和地吟诗作赋，并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一直到刘瑾伏诛，他最终得以官复原职。

刘瑾打着帮皇帝清除奸党的口号，大肆清除异己。等这些忠良之臣被迫纷纷离开，刘瑾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专权了。

善于察言观色的刘瑾，知道武宗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游戏的欲望，便经常借此诱惑和控制皇帝。他设计出各种好玩的游戏缠住武宗，然后专门选择武宗玩得兴起之时请示政事。这时候，武宗总是会很不耐烦地斥责道：“你们什么事情都要来找我，为什么不让我清闲一点？我养你们这些人难道都是吃闲饭的吗？”

面对训斥，刘瑾表面上装成灰溜溜的模样，内心则暗自窃喜，因为他就此有了专断政务、窃取大权的正当理由。

当初因告密立功的焦芳被安排在内阁任职后，只知仰刘瑾的鼻息而动。包括李东阳，一度也只能唯唯而已。因为李东阳的屈服，内阁的地位从此直线下降，而且开启了阁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对于当初共进退的“八虎”成员，因为刘瑾的专横，也有所分化。随着刘瑾的越发强势，这种分裂是势所必然的。

谷大用请求在临清开办皇店，刘瑾不仅不同意，而且抓捕了为谷大用出谋划策的人。马永成想提拔锦衣卫百户邵琪，也遭到刘瑾的拒绝。道理很简单，一切都只能由刘瑾说了算。

其中最惨的人应该算是丘聚。因为提督东厂，丘聚肆意妄为，并在偶然之间得罪了刘瑾。结果刘瑾抓住他的小辫子，将其调往留都南京。从此之后，东厂完全归刘瑾掌控。

张永也是“八虎”中的一员，本与刘瑾过从甚密，但由于刘瑾的强势，两人也渐渐地分道扬镳。刘瑾知道张永终究会离开自己，执意将他改调南京。此后，谷大用对刘瑾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见到他就想拳脚相加。武宗从中调停，劝说他们和解。看在皇帝的面子上，他们虽在酒桌上达成了初步的和解，但是心中的裂痕却变得更深。

刘瑾在揽权之外，还疯狂敛财，而且打着皇帝的旗号中饱私囊。有了权力之后，他便开始索贿、受贿、贪污，和别的贪官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因为有皇帝作为保护伞，他不仅是胆子大，胃口也远远超过一般贪官。

当时，凡是入觐、出使的官员都必须对刘瑾行贿。各地官员进京述职时，需要先向刘瑾行贿，这叫做“拜见礼”；如果有官员升迁，刘瑾便向其索取“贺印钱”，官员必须交出谢礼；如果不肯给，就会遭到报复。大学士吴俨、御史杨南金，就这样被打发回老家。给事中周钥在出外执行任务回京之后，因为没有金钱行贿，竟然自杀了。

礼金送少了还不行，同样会被立即撤职。但如果追加贿赂，则官职又能立即恢复。所以，官位基本上成为刘瑾手中的商品。都指挥以下如果有求升迁之人，需求得刘瑾片纸。在得到足够的贿赂之后，刘瑾在纸条上面写“某授某官”，兵部就会依照他的指示立即执行。官员之中如果有犯罪之人，只要交够了财物，不仅可以逃过处罚，还有机会擢升。

由于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以及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人，都是刘瑾的心腹，所以刘瑾有机会掌握卖官鬻爵的整条利益链。

看到刘瑾如此贪婪，亲信张彩曾感到一丝担忧。他对刘瑾说：“那些给你行贿的人，未必都是拿私人财物，而是经常盗取公款。害怕的就是他们挪用公款、剥削百姓，都是假借您的名义，这样岂不是将百姓的怨气都引导到了您的身上吗？”

张彩生性狡黠，因为和刘瑾同乡，受到大学士焦芳的力荐，数月之内火箭般蹿升，直至担任吏部尚书。他可以随意出入刘瑾家中，称呼刘瑾为“老者”，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既然张彩提出这个问题，刘瑾不得不认真对待。此后，刘瑾不仅拒收贿赂，而且还会将行贿之人治罪。

那么，经过张彩这么一劝，刘瑾自此变得清廉了吗？也没有。他只是变得更加狡猾而已。从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变身为道行更高的妖怪。

这样的刘瑾变得更加可怕，更加难以捉摸。各级官员必须小心谨慎地揣摩他的心思才行。如果一不小心揣摩错了，那便意味着灾难降临，即便是行贿也会被收拾。

送也不是，不送也不是。看来行贿也是一门大学问啊！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怪事，根本原因就在于刘瑾对官员的政治前途和生命都看得太过随意，一切只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

四、总领厂卫

刘瑾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原因并不复杂。除了他擅长利用皇权，精于耍奸玩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总领厂卫的重要人物。不仅是掌控了所有的情报资源，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别人的生死。

当初命悬一线之际，刘瑾等人依靠哭闹争取到了众多政治筹码，既可以掌控司礼监，还可以提督东厂，而且顺便将西厂恢复。后来，丘聚得罪了刘瑾，提督东厂的权力被剥夺，刘瑾的权力由此变得更大。

在朝臣之中，刘瑾非常注意培植亲信，打击异己，在情侦系统更是如此。与刘瑾不一心的，都会遭到他的清洗。只有和他一条心，才会得到重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

石文义本是内官石岩的养子，因为受到刘瑾的青眼相加，所以能够官运亨通，连升数级。几年之内，他从千户到指挥同知，再到指挥佥事，最终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在这期间，他一直是刘瑾的重要爪牙。

在东厂、西厂的联合阻击之下，锦衣卫其实早已沦为日常事务机构，更多时候只能按照厂臣的旨意行事。等到石文义成为首领，锦衣卫更是沦为刘瑾的私人工具。厂卫的势力，也由此合为一处。

刘瑾气焰嚣张，但仍有一股力量在悄悄地进行着反抗。

正德三年（1508）夏，在皇帝巡行的御道上忽然出现一封匿名信，揭发刘瑾的种种不轨行为。遗憾的是，这封检举信最终还是非常不幸地落到刘瑾手中。他气急败坏，立即矫旨召集文武百官跪在奉天门下。由于始终查不出写信之人，刘瑾怒气更甚，等到天黑时分，他竟然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全部下狱。

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请求放人，刘瑾也已得知书信是出自内臣之手，这才同意放人。当时正值酷暑，太监李荣想给群臣送去冰瓜解暑，没想到就此惹来刘瑾的盛怒。不久之后，主事何
、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等人，先后因为中暑而身亡。

虽然被及时发现和及时惩治，但隐隐约约之间，刘瑾看到了一些潜在的敌人。这让他感到一丝恐惧和震惊。

不久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臣民的监控，他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京师称之为内行厂。这种称呼也一直被史籍所沿用。在《明武宗实录》中，曾简称其为“内厂”
(6) 。只是今天的人们，似乎不经常使用这一称呼。

锦衣卫中的骨干分子，被刘瑾挑选进入内行厂。为了壮大内行厂的声威，刘瑾决定亲自担任提督。京城内外很快得知，这个新设的特务机构，掌握着更大的权力，比东、西二厂更加阴森可怕，手段也更加残忍毒辣。

以前是东厂、西厂抢着抓人，互相争功，但是等到内行厂出现后，他们就不敢这么放肆了，因为只有内行厂才有这种随便抓人的权力。而且东厂、西厂也都受到内行厂的监控。他们不仅什么人都敢抓，而且抓进来的人，很少能够活着走出监狱。

至此，刘瑾得以总领厂卫，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这四大特务机构全都由其掌控。他已经从一名毫不起眼的宦官，成长为一代特工之王。

因为权势过大，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刘瑾已经是可以与朱厚照比肩的人物：都是皇帝级别。只不过一个是站着的，可以称之为“立皇帝”；另外一个则是坐着的，可以称之为“坐皇帝”。

当时有一位叫林俊的巡抚，就曾写下这样一封奏章：

今近而京师，远而天下，皆曰两皇帝：朱皇帝、刘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谓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刘瑾实秉皇帝之权。陛下朱姓，朱皇帝；刘瑾刘姓，谓刘皇帝也。
(7)

说“刘瑾实秉皇帝之权”，其实并不算夸张。因为刘瑾已经在很多时候，把皇帝该办的事都办了，甚至是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也被刘瑾攫取。既然是“立皇帝”，他便学着历史上的那些暴君，开始任性弄权。

五、逞性妄为

在刘瑾看来，既然特务遍天下，政情、社情、舆情都可以悉数掌握，那么巡抚就没有必要设置了，于是他矫诏裁革天下巡抚。同样道理，给事中作为言路官员，也只是经常添乱，会发出和厂卫不同的声音，所以也要加以打击。抱着这个主意，刘瑾借着惩处刘、谢的机会，将大批给事中列为奸党。

对付官员，刘瑾很有心得，也很有手段。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家中，大小官员总会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时刻紧盯着自己。所以，他们都非常害怕刘瑾，即便是被贬边关，也总逃不出特务的监视。

面见刘瑾，他们需要背负拜见阎王爷一般的压力。偶尔听到刘瑾咳嗽一嗓子，都会哆嗦大半天，头不敢抬，腰不敢直，大气都不敢出。给事中许天锡本想参劾刘瑾，又觉得没有把握，只得怀疏自缢。另一名给事中郗夔也因为害怕办事不称刘瑾心意，在家中自缢而亡。左都御史屠在呈递审录重囚本时，因为重复多次书写“刘瑾传奉”字样，遭到刘瑾的怒骂。不久之后，这位御史不得不率领十三道御史前来谢罪，而且全部跪于阶下，叩头不已，不敢仰视。

除了扩充侦察力量之外，刘瑾也对传统量刑提出异议。他非常喜欢酷刑，听到罪犯的哀号之声，他觉得是一种享受。即便是皇帝下令大赦天下，刘瑾也是充耳不闻，依旧在狱中使用各种酷刑。锦衣佥事牟斌因为善待狱囚，而遭到刘瑾的杖责和关押。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侍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这些官员，都是在濒临死亡之后被谪戍边，算是侥幸捡了一条性命。御史柴文显、汪澄只是犯了很轻的罪，就被凌迟处死。因为滥用酷刑，在短短数年之内，官吏和军民中非法死亡的就多达数千人。

在刘瑾的干涉之下，各狱的酷刑变得更加残酷。比如用来拘禁犯人的木枷本已非常沉重，但在刘瑾看来仍然显得太轻。为此，他设计出重达一百五十斤的巨枷，犯人往往坚持不了几天，就会被直接压死。

除了酷刑之外，连坐法也为刘瑾所欣赏。只要是抓到罪犯，就一定要连坐罪犯的家人。如果某一家犯法，他的邻里都会受到牵连。这种没由来的连坐法，造成哀号遍野，刘瑾却颇为自得。就连穷乡僻壤之人，都知道刘瑾和特务们的霸道和残忍。每当看到穿着华丽衣服的人，或者遇到操着一口京腔的人，他们都会畏惧三分，绕道而行。

有了充足的侦察力量之后，刘瑾便伸出手来对付平民百姓。他从收拾中产阶层中尝到甜头。这一阶层的百姓，手里多少都有点钱财，也因此变得前怕狼后怕虎。正是这种瞻前顾后，令他们丧失了与豺狼进行决战的勇气，由此成为伤得最深的那拨人。他们往往因为犯了一点小错，或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会倾家荡产，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就此被特务们悉数没收。

由于刚刚成立内行厂，迫切需要树立威望，而且手里这么多特务不能闲着，所以刘瑾继续为这些新特务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时，官员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无业游民又惹不起，刘瑾便把矛头对准了寡妇。他下令所有的寡妇都必须要嫁人，不能待在家里，成为闲置人员。在他看来，这在造成人口资源浪费的同时，也迟早会酿出其他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他又把矛头对准死人。他下令，人死之后不准开办追悼会，不得在家中停灵。那些不执行规定和来不及安葬的，都必须要就地焚尸。

这些不符合人情的规定刚刚推出，就再次引起京城内外一片哗然，“汹汹几致乱”
(8) 。刘瑾眼看大事不妙，唯恐再次生变。为了安抚民心，他只好找出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最初提出建议的特务。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刘瑾虽然颐指气使，但内心其实非常懦弱，也知道这个“怕”字。因为作恶多端，他迟早会迎来覆灭的那一天。只是需要一个适当的人在恰当的时机站出来。

六、权阉之死

刘瑾做梦也没想到，给他致命一击的人就是他当年的亲密战友，曾经的“八虎”之一张永。

当年刘瑾气焰正盛之时，只有张永敢于和他叫板，甚至还挥出拳头。张永深受武宗宠信，同样是一位胆壮气粗的权阉，而且性格暴躁，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虽然经过皇帝出面调解，两人表面上恢复了“传统友谊”，但仇恨的种子一直埋在心底，遇到适当时机就会破土而出。

正德五年（1510）四月，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临。

当时，安化王朱寘谋反，发檄文历数刘瑾的各种罪行。刘瑾得到消息，也接到了檄文，不禁从内心感到一丝害怕。他立即将檄文藏起来，然后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前往征讨叛军。

张永有了兵权，胆子变得更大。他也看到了叛军的檄文，知道刘瑾的罪大恶极已经远近闻名，所以想借机杀他，以便取而代之。

在平叛途中，张永曾对杨一清说起过上奏刘瑾不法之事的念头。没想到这杨一清态度更加强硬，他对张永说：“刘瑾一直在皇上左右，你的话怕是没有办法能传进去，不如设计诛灭他。”接下来，杨一清一直为张永出谋划策，令张永喜出望外。

这场平叛战争也进行得出奇顺利，张永不久就传回捷报，并且申请在八月十五日举行献俘仪式。

没想到就在此时，刘瑾的哥哥死了，刘瑾恰好将送葬时间也定在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所以，他命令张永推迟献俘仪式的日期。

张永正在犹豫之时，得到一个重要情报，说是京师传言刘瑾将会在文武百官前来送葬之际趁机捉拿张永。

听到这个消息，张永吓了一跳，他不顾刘瑾阻拦，抢先入京献俘。献俘仪式结束之后，武宗设宴犒劳张永，刘瑾等人一同侍坐。宴席之上一切如常，但到了晚上，等刘瑾退下之后，张永向皇帝展示了叛军的檄文，并乘机奏报刘瑾十七件违法之事。

当时，朱厚照已经有了几分酒意，并没有多少兴趣看什么檄文，听什么奏报，只是摆摆手说：“不要说这些吧，先喝酒。”

张永说：“要是离开这里一步，臣将没有机会再见陛下。”

武宗疑惑地问道：“刘瑾想要干什么？”

张永答道：“取天下。”

武宗笑了笑：“取天下？那就由他取吧！”

张永反问道：“他会置陛下于何地？”

朱厚照这才醒悟过来，继续听张永奏报。听完之后，他大感失望，摇头说道：“没想到刘瑾竟然辜负了朕！”

这时候，马永成等人也在旁边帮腔，让武宗终于有了放弃刘瑾的打算。张永下令连夜捉拿刘瑾，并分派官校查封他的私宅。

第二天，武宗将张永的奏章出示内阁，将刘瑾降为奉御，准备发配到凤阳看守皇陵。

从这个处置结果来看，朱厚照尚且念及旧情，准备对刘瑾网开一面，至少没有打算杀人。但是接下来，武宗忽然决定亲自赶往刘瑾家中抄家，这导致了刘瑾的命运大变。因为皇帝在刘瑾家中有了重大发现。

通过抄家，刘瑾平时聚敛的财物渐渐浮现在世人眼前。光是黄金就多达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则有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还有宝石二斗，其他贵重金银器，则难以数计，真的是富可敌国。

除了金银财宝之外，在刘瑾家中还查出了大批违禁品。其中包括：金甲二副，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盒，出入皇宫的牌子多达五百块。另外还有一大批武器装备，如盔甲、弓弩等。

更为严重的是，刘瑾家中竟藏着一枚伪造的玉玺，还有一些皇帝才能使用的衮服、玉带等。就连刘瑾经常拿在手中的扇子，也暗中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

看到这些东西，朱厚照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等到他回过神来便龙颜大怒：“这奴才果然是要造反啊！”

很快，刘瑾就被关进大狱。刑部尚书刘璟因为太过害怕刘瑾，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旁列的各位公卿也都纷纷往后退却，幸亏当时还有驸马蔡震在场，勉强撑住了场面。

面对蔡震的提审，刘瑾喝道：“你是什么人，竟然忘记了我的恩德？”

蔡震厉声说道：“我蔡震是皇亲国戚，何曾依赖过你？”随即命令锦衣卫官校对刘瑾大刑伺候。

等到审讯结束之后，刘瑾被押到闹市凌迟处死，并将首级悬挂在显著位置示众。不仅如此，武宗下令将处决刘瑾的情形绘制成图，连同他的各种罪状一起榜示天下。

刘瑾的族人和大小党羽，也全被诛杀。张彩因为死在狱中，尸体遭到肢解。内阁大臣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六十余人都被降职。当初遭到刘瑾变更的法令，也都被勒令按照旧制一一予以改正。掌管锦衣卫的都指挥使杨玉，掌管镇抚司的指挥使石文义都被关进都察院监狱。

刘瑾创设的内行厂官校中，有彭玉等五十七人被逮捕。而且西厂、内行厂都被撤销，只有东厂保持如故。提督东厂的大权移交给了张锐，锦衣卫则交由钱宁掌管。他们二人仍旧很能折腾，“厂卫之称由此著也”
(9) 。

看到权阉刘瑾已经伏诛，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人上奏皇帝，说张永已经两次建立奇功，应该得到封赏才对。张永本人非常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封侯，他引出刘永诚和郑和的故事暗示廷臣，希望能制造舆论。不料，内阁以不符合制度为由，坚决反对。张永的心情非常沮丧，立即辞去了皇帝的所有赏赐。后来，张永因为管理仓库的官员偷盗库银获罪。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张永又受到御史的弹劾，被降为奉御，直到很多年后才被重新起用。

(1) 《明孝宗实录》卷四四。

(2) 《明孝宗实录》卷九。

(3)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4) 《明孝宗实录》卷九。

(5)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6) 《明武宗实录》卷四一。

(7) 《见素集·奏议》卷四。

(8)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9)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第十一章　娱乐至死

一、迷失于荒诞

二、天上掉下个干儿子

三、一群干儿子

四、权力的任性

五、心怀异志的宁王

六、将娱乐进行到底

一、迷失于荒诞

铲除权阉刘瑾的过程中，充满了相当多的滑稽色彩。幸亏当时的朱厚照正处于微醺状态，否则张永未必能够获得虎口拔牙的机会。

刘瑾虽然死了，但是荒唐天子朱厚照仍然继续着他的执政生涯。他还会继续将国家大事视为儿戏，将娱乐进行到底。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朱厚照经常受着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摆布，却浑然不觉。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政务上面，而是更多放在骑射和游玩上。在他当皇帝时，也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安化王之乱、宁王之乱，幸亏有得力之人帮他擦屁股。否则，以他这种理政方式，明朝很有可能已经完结了。

朱厚照是个性格多变、充满故事的皇帝。即便是在几千年的帝王群中，他也算是非常突出的一位。有时候，他荒淫暴戾，而又怪诞无耻；有时候，他心地善良，而且平易近人；有时候，他滑稽可笑，而又不务正业；有时候，他英姿勃发，而且深明大义。

武宗喜欢刺激而新鲜的游戏，而且玩得越来越离谱，甚至会放下后宫佳丽，悄悄出城强抢民女，或是沉醉于花街柳巷，四处寻访娇艳名妓。当初刘瑾为了满足他的猎奇欲望，在后宫中设立了各色店铺、妓院、豹房。不仅藏有各色美女，设计了千奇百怪的游乐节目，而且放养着各种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凶猛彪悍的豹子，以供武宗日夜作乐。好勇斗狠的朱厚照，由于长期游猎而变得身体强悍。他甚至常想与虎豹相搏，以展示自己的威猛。但是，当他真的遇到老虎时，却不幸负伤，以至多日不能临朝。

除了皇帝之外，朱厚照扮演过很多种角色：将军、强盗、猎手、酒鬼、流氓、嫖客、花花公子……很多时候，他都沉湎在游戏的迷梦之中，完全不能自拔。在游戏中，他立志做一个王者。所以，他玩的游戏，才是真正的“王者荣耀”。他太爱折腾，在折腾别人的同时，也折腾自己。他玩这类游戏，并非是为了体察民情或考察政情，更多的是一时冲动，本着一种“娱乐至死”的精神。《明史》评价武宗“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1) ，这虽是个非常不客气的评价，却也相对公允。

朱厚照喜欢多重角色的错位所带来的新鲜刺激，他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有时候会让人产生误会，让人觉得他对皇帝之位并不感兴趣。但是，当你抱着这种心思，想去抢夺他的皇位时，就会死得非常难看。

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朱厚照，当然具备了任性和随意的资本。此外，天生具有的荒诞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决定了他的帝王生涯。他注定会选择一些荒诞的伙伴，然后荒诞地死去。

本以为刘瑾死后，宫中从此可以安定下来，武宗也会从此步入正轨，正儿八经地去做太平天子。没想到钱宁、江彬等锦衣卫大佬的先后出现，又给了他更加疯狂的生活体验。

二、天上掉下个干儿子

钱宁和刘瑾一样，姓是后来才得到的。幼童时期，他并不姓钱。至于本姓是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人说他是云南镇安人，也不知真假。

为什么他的身世这么模糊呢？因为他从小就被卖到太监钱能的家中为奴。

在钱能家中，他获得了飞黄腾达的基本条件。因为聪明能干，长相俊俏，所以很是招人喜欢，钱能对他也非常喜爱。能讨得主人欢心，他便开始冒钱姓，认钱能为干爹。钱能死后，皇帝推恩给他的家人，钱宁沾了钱家的光，被任命为锦衣卫百户。

这是钱宁的第一次发迹。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明白了“抱大腿”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成功秘诀。

“抱大腿”完全是借别人上位，其中很有学问。除了讲究攀附技巧之外，也一定要选择好对象。一定不能抱着“泥腿子”，因为没有上位的可能；也不能抱着“狗腿子”，因为会被随时蹬掉。必须要尽量选择粗壮有力的大腿，同时还要鉴别是不是“浮肿”，不能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否则会和别人一起沉入水底。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钱宁的几次“抱大腿”，都非常成功。

正德初年，钱宁成功地抱住了刘瑾的大腿。急于上位揽权的刘瑾，想对情侦系统进行整顿，同时也迫切需要在锦衣卫内部发展自己的亲信。钱宁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和石文义等人一起，成为刘瑾的嫡系。

这是钱宁的第二次发迹，成功地抱住了刘瑾的大腿。

第一次“抱大腿”纯属偶然，他是非常被动地来到钱能家中，自己没有选择权。而第二次则不然，这需要一定的政治眼光，也需要投资政治的勇气。除了认准方向之外，还必须放下身段，至少要有一种死不要脸的精神，丢弃全部的仁义道德才行。

因为刘瑾，他获得了接近朱厚照的机会。于是，他开始了第三次“抱大腿”。钱宁天生聪慧，学东西很快，在锦衣卫任职期间，不但学会了射箭，而且还能左右开弓。

具有尚武精神的武宗，尤其喜欢骑射，所以非常喜欢钱宁这样的锦衣卫官校。不久之后，他竟然赐给钱宁国姓，并且收为义子。钱宁从此便有了一个新名字：朱宁。

朱厚照虽然后宫有无数嫔妃，但一直没人能为他生下儿子。眼下，天上掉下个干儿子，给了他展示父爱的机会。虽说这其中充满游戏成分，钱宁只是他用来搞笑的众多对象中的一个。钱宁与朱厚照年龄相仿，忽然变身为皇庶子，虽没有机会染指皇位，但毕竟沾上了一些帝王气，命运立即发生变化。

不久之后，钱宁被提拔为锦衣卫千户。这是钱宁的第三次发迹。他成功地抱住了最粗壮最有力的一条大腿。而且，抱着抱着，他自己也成了一条大腿。

按理说，作为曾经抱过刘瑾大腿的人，钱宁应该受到牵连才是，可他没有。不仅平安无事，而且不断升官，先是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掌南镇抚司，后来又升为左都督，掌管锦衣卫事务，并且负责诏狱。

朱厚照对这个皇庶子可谓言听计从。凡是钱宁引荐的乐工，推荐的番僧，都会获得认可。尤其是番僧，大多是从西域招来，非常精通房中术。朱厚照为了更好地玩女人，一直虚心地向这些僧人求教。

钱宁非常善于窥探武宗的心思。为了讨得皇帝欢心，他对豹房进行了精心设计，将悄悄掠夺的舞女、歌妓藏在其中，供武宗恣意享乐。不仅如此，为了满足武宗猎奇的欲望，他经常引诱其微服出行，到皇宫之外勾引民女。

有一段时间，朱厚照在豹房睡觉时，经常会将钱宁当成枕头。二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文武百官等着皇帝上朝，有时候一直等到下午四五点还不见人，便暗中打探钱宁的消息。如果钱宁出来了，他们就明白武宗的圣驾即将出现。

钱宁不仅生性狡猾，而且凶狠毒辣。他主管诏狱，以残酷著称。当时，太监张锐接替刘瑾统领东厂侦缉事务，同样凶残毒辣，所以人们习惯合称“厂卫”。明朝的特务政治，由此而发展到一个高峰期。

虽掌管锦衣卫，但钱宁也能对东厂产生影响。厂卫联手，更令天下人胆寒。钱宁的手下，锦衣卫千户王注，因为违法将人打死，被刑部员外郎刘秉鉴抓住把柄。刘秉鉴抓住此案不放，想给锦衣卫一个下马威。钱宁随即将王注藏在自己家中，同时指使东厂揭发刑部，用刑部此前的违法行为进行要挟。看到这个架势，刑部尚书张子麟急忙登门向钱宁谢罪，并立刻放过了王注。

钱宁信奉“有权不用枉做官”的道理，而且很懂得顺势而为，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色交易。

太仆寺少卿赵经当初曾以监督乾清宫工程的机会，吞没库金数十万。钱宁打探到这些情况，一直按兵不动，装作没事人一样。但是，等到赵经死后，他假装派遣校尉去治丧，将赵经姬妾、家藏财物全部占为己有。

宦官廖堂有个弟弟叫廖鹏，担任锦衣卫指挥期间肆意作恶，结果被巡抚邓庠弹劾，武宗下令对其予以降级处分。廖鹏感到非常害怕，立即派他的爱妾暗中侍候钱宁，没想到竟然就此保住了官位。

因为有权有势，钱宁的儿子在六岁时就被任命为都督。就连他的养子钱杰、钱靖等人，也都可以冒国姓而被赏赐担任锦衣卫官员。

权倾天下、位极人臣的钱宁，想方设法保住已有的权势和富贵。他知道武宗无子，想要长久保持既得利益，便只能设法勾结那些实力强大而且很有可能继承皇位的藩王。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为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勾结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武宗时刻提防的宁王。钱宁不仅为宁王朱宸濠恢复护卫队提供帮助，而且一直悄悄与之联络，甚至还召宁王的世子进入太庙，为其继承皇位做着准备。为了讨好宁王，他还派人将玉带等物品送往宁王府，并诈称是皇上赏赐，以此逃避检查。当时，朱宸濠派到京师行贿的人，都是通过钱宁而接近皇帝的亲信左右。

因为长期从事隐秘的情报工作，钱宁自以为他所精心设计的一切都无人察觉。没想到，有个叫江彬的人一直在悄悄地跟踪监视他，并让他栽了一个大跟头。

三、一群干儿子

江彬，宣府人，曾经担任过蔚州卫指挥佥事。正德六年（1511），京师一带闹贼，调遣边防军镇压，江彬以大同游击的身份跟随总兵官张俊，被调入京城。由于生性凶悍，而且精于骑射，江彬倒是非常适合做匪徒。即便在参军之后，仍然是匪徒脾气。在大军经过蓟州府时，不知道是谁冒犯了江彬，他一怒之下，杀了一家老小二十余人，并将他们诬陷为贼。事后，江彬不仅没被追究责任，反而由此获得奖赏。

杀人如麻的江彬，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他在战斗中被射中三箭，其中有一箭正中面门，箭镞斜穿面部，从耳朵露出，场面非常恐怖。没想到江彬毫不在乎，拔出箭后立即重新投入战斗。

这件事越传越广，连武宗都听说了。朱厚照非常赞赏江彬的勇敢和胆气，等到论功行赏时，特地将江彬留下。不久，钱宁领着江彬，接受武宗的召见。在见到江彬脸上的伤疤时，武宗惊呼道：“江彬果真如此健壮有力啊！”

在武宗面前，江彬继续展示他的用兵才能，谈兵论武，从容不迫。武宗非常高兴，破格将江彬提拔为都指挥佥事，而且准许他出入豹房，一起同吃同睡。从此之后，江彬成了朱厚照的新玩伴。

新玩伴，果然能给朱厚照新感觉。有一次，江彬与朱厚照下棋，棋局非常胶着，形势不相上下，皇帝想赢棋，但江彬愣是不让。看到江彬争强好胜的样子，朱厚照意外地没有生气。倒是在场的千户周骐，给了江彬一顿叱骂。江彬内心非常愤恨，后来设计陷害周骐，将其打死，左右因此非常害怕江彬。

和钱宁一样，江彬非常善于窥探武宗的心思。所以，他经常引导武宗微服出行，甚至经常光顾风月场所，教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嫖娼。这种非同寻常的经历，让朱厚照感到别样的新鲜和刺激。

为了满足武宗奢华和新奇的体验，江彬命令手下制作一百六十二间铺花的帐幕，布置成一座奢华的离宫。朱厚照称之为可以移动的宫殿，非常欣赏，经常住进去寻欢作乐。

当初钱宁引荐江彬，是为了展示自己带兵有术，能培养出江彬这样的勇士。如今，见到江彬青云直上，他的内心不免开始产生波动。没想到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改变了皇帝对钱宁的看法。

这一天，武宗忽然来了兴致，想抓一只老虎玩玩。他先是叫钱宁陪同，钱宁胆小，畏缩不前。再叫江彬时，则是完全相反的态度。当老虎逼近武宗时，钱宁早已躲在一边，江彬则表现得非常勇敢，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帮助武宗解脱困境。虎口脱险之后，武宗对江彬说：“吾自足办，安用尔？”
(2) 意思是说，我自己就可以对付老虎，用不着你帮忙。

当然，这只是武宗嘴硬，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非常感激江彬的，而对钱宁则是一百个不满意。后来，当钱宁设计陷害江彬时，武宗完全不予理会，与这件事也有直接关系。

渐渐地，江彬不再是钱宁的下级，钱宁也不再是江彬的长官，二人越走越远。

江彬知道钱宁容不下自己，皇帝左右又都是钱宁的党羽，便想办法调动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希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向武宗推荐边防军，称赞边军远比京军骁勇善战，请求将他们互相调换。对此，言官纷纷加以谏阻，大学士李东阳更是上书陈述其中有“十不便”
(3) ，但都被武宗置于脑后。此后，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的军队，陆续被调入京城。他们纵横于都市之中，非常惹人注目。他们也经常会在内宫进行集体演练，间或进行一些摔跤游戏。每到这时，武宗总喜欢身穿戎服亲临现场。他与江彬并驾而出，两人的铠甲先后交错，令旁边的人分辨不出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正德八年（1513），朱厚照下令让许泰领敢勇营，江彬领神威营，并且改太平仓为镇国府，用来安置边防兵。

为了表彰江彬，朱厚照赐给江彬国姓，收为义子。许泰也同时被赐予国姓。两年之后，武宗又提拔江彬为都督佥事。江彬乘机将心腹万全都指挥李琮和陕西都指挥神周，推荐给武宗，盛赞其二人有勇有谋。武宗将二人召到豹房侍奉自己，并同样赐给国姓，认作义子。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不小心，朱厚照身边聚集了一群干儿子。不管年纪大小，只要看到喜欢的就果断收编。收干儿子已经成为朱厚照的一项重要乐趣，他很享受这种做干爹的感觉。

当然，也不要以为朱厚照收干儿子是毫无原则的。从钱宁到江彬，他只收那些在他看来最为贴心的护卫，或者是确有一技之长的卫士。所以，锦衣卫中的佼佼者，最受他青睐。

有了干儿子，就得为他们置办产业。朱厚照下令拆毁积庆、鸣玉两处民居，除了建造商店和酒肆之外，还修建义子府，赏赐给他的干儿子们。

此后，四镇的军队都交给江彬统领。朱厚照则自领善于射击的阉官，组建为一营，号为中军。他们经常来回纵马驱驰，甲胄的光芒照得人们眼睛都睁不开，喧嚣之声直上云天。

武宗不仅时常亲临阅兵现场，而且会颁给优秀将领插着天鹅翎的遮阳帽，名之曰“过锦”。许泰、李琮、神周等人戴着它，立即显得十分神气。遮阳帽上的天鹅翎也分级别，尊贵的可以有三支，其次则是两支。兵部尚书王琼曾被赐予一支翎，这令他激动不已。

四、权力的任性

在与钱宁的较量中，江彬虽然已经取得优势，但他心里还是对钱宁有所顾忌。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江彬对朱厚照的脾气和秉性已经有所掌握。他深知武宗身上有足够多的弱点，比如贪玩、好色、逞强、好斗等，如果能够很好地加以利用，就有战胜钱宁并取而代之的机会。此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引诱武宗出宫巡游，进一步疏远钱宁，利用的正是武宗好色和好斗的特点。

江彬多次向武宗推荐宣府的好处，夸赞说宣府的乐工多是美人，不仅可以在那里愉悦身心，而且可以看到边境纠纷，瞬息之间便可驰骋千里之外，“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
(4)

武宗也一直厌烦周围的阁臣、言官，因为无论他做什么事情，这些人都会横加干涉，直到扫去他的勃勃兴致为止。听到江彬这个建议，朱厚照当即表示认同，随即做好了出游的准备。

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朱厚照换上便装，带着几名随从，悄悄地溜出了皇宫，直奔宣府而去。结果，一行人到达居庸关一带时，被巡关御史张钦拦住。张钦坚持认为，皇帝出关不是一件小事，意义非比寻常，“宜先下诏，大廷共议”
(5) 。朱厚照自知理亏，虽然怏怏不乐，也只能扫兴而归。

消停了没几天，朱厚照又想溜出去玩。这一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先期使用宦官谷大用撵走了张钦，然后又告诫谷大用必须全力把好关口，一定要阻止那些追来劝谏的廷臣。因为做了更为精心的准备，朱厚照顺利通过居庸关，一路抵达宣府。

在宣府这里，江彬早已做好了迎接武宗的准备工作。他不仅先期将豹房的珍玩和美女全部运来，而且从民间选出美女充实行宫。在宣府，朱厚照终于享受到了充分的自由，竟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自此乐不思蜀。他经常带着江彬，趁着夜色闯入百姓家中，遇到中意的女人，便当即抢走。

就在这期间，蒙古人的一次入侵事件，更令朱厚照感到兴奋。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一直盼望着参加一场战事，从而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并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

当时入侵宣府的蒙古人共计五万，但是，因为王勋等将领的全力抵抗，敌寇且战且退，出现在武宗面前的队伍，只是一小股力量。但是，在这一战中，明军虽斩首十余人，却付出了伤亡数百人的代价，所谓杀敌一百，自损八千。朱厚照干的完全是赔本买卖，但他却当作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连忙向京师报捷。

朱厚照来到宣府，忽然决定就地修建镇国府，并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更名为朱寿，加封自己为“镇国公”。这还不算，为了假戏真做，他命令兵部存档，户部依律发饷，而且长期驻扎在镇国府，不打算回京城。此后，他正式改名为朱寿，长期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每每以大将军的名义向朝廷请示军务、政务，请求调拨物资等，忙得不亦乐乎，真把自己当成了一方诸侯。

武宗亲临一线的疯狂举动，将朝臣彻底吓傻。他们纷纷前来劝阻，但全都被打发回去。由此开始，江彬摇身一变，总揽各种政务、军务。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报告江彬，然后才能上奏皇帝。朝臣曾多次恳切劝谏，朱厚照都置之不理。如果真有把武宗惹急了的，那就只能被关进监狱。

权力容易使人任性，朱厚照虽然降低身段，甘愿成为一方诸侯，但他也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是当朝皇帝，所以才敢这么任性妄为。朝臣费尽周折，经过很长时间，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总算把皇帝请回了皇宫。

人虽然回到宫中，朱厚照的心还留在高墙之外，始终念念不忘在宣府的快乐和逍遥。不久之后，当江彬再次提出出游的主意时，他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们再次出发，在大同一带长期游乐，直到得知太皇太后去世的消息，才回京发丧。

就在太皇太后遗体即将下葬之时，朱厚照还是不忘继续他的荒诞游戏。他命令江彬等人疯狂抢掠几十车良家妇女，一路跟随前进，有的妇女竟在途中死去。

驻扎喜峰口时，朱厚照下诏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江彬则被任命为威武副将军。不久之后，他又封江彬为平虏伯，就连江彬的三个儿子都被封为锦衣卫指挥。

此时，一切都由正、副两位“大将军”说了算，江彬则乘机引诱“大将军”一路嬉戏。他们从大同渡过黄河，先到榆林，再到绥德。在驾临总兵官戴钦家时，“大将军”看中了总兵官的女儿，便就地举办婚礼迎娶。返回途中，他们又大量征召歌妓，还将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娶了回来。江彬等一帮干儿子都将刘氏当作母亲侍奉，称刘娘娘。

延绥总兵官马昂有个能歌善舞的妹妹，还懂一些外国话，已经嫁给了指挥毕春，而且有孕在身。但江彬将她抢了回来，送入豹房，结果深受武宗宠爱。马昂当时已经因罪免职，他委托江彬求情，希望能官复原职。不久，武宗下令提升马昂为右都督，就连他的亲人也都得到了皇帝的赏赐。大大小小的宦官，从此都改称马昂为舅舅。

在江彬的引诱之下，荒诞还在继续。不久之后，武宗又看上了马昂的小妾。但这一次，马昂有点舍不得。武宗不由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马昂立即害怕了，只得将爱妾进献皇上。武宗大喜，随即传令升马昂的弟弟马炅为锦衣卫都指挥。马昂大喜过望，又进献四名美女谢恩。他已经搞明白了，皇帝就好这口，为了荣华富贵，他也只能尽力投其所好了。

朱厚照东游西走，跋山涉水，冒风顶雨，在塞北奔驰了数千里，身边随从大多病倒，但武宗本人却毫无倦容。

在领略了北国风光之后，朱厚照忽然又想南下巡游。身为皇帝，整天不理朝政，只顾自己到处游玩，着实太过荒诞，朝臣只能一劝再劝。包括刑部主事汪金在内的一百余人，跪拜在宫门之外苦苦相劝。一拨接着一拨，令朱厚照心烦。江彬便将这些人全部投进监狱，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受到廷杖之刑，被活活打死的就有十一人
(6) 。

想玩没玩成，还弄出几条人命，朝臣感到万般沮丧，但武宗和江彬只感到败了兴致，南下巡游之议这才暂时得以停息。没想到就在这时，南方传来了宁王造反的消息，武宗立即找到了巡游的机会。

五、心怀异志的宁王

推算起来，宁王朱宸濠应该是武宗的爷爷辈。看到朱厚照这个晚辈荒诞不经，还能牢牢地占着大位，朱宸濠一肚子不服气，逐渐生出窃取大位的野心。打定主意之后，他一面在京城竭力拉拢兵部尚书陆完及锦衣卫指挥使钱宁等人，以结为内援，一面在南方积极私募军队，做好反叛的各种准备。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朱宸濠拼凑起十万兵马，正式起兵反叛。当时在江西担任巡抚的是王守仁，也就是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他得知朱宸濠反叛的消息后，急忙赶赴吉安，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商讨平叛之策。

当时，形势非常紧急，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王守仁以朝廷的名义向各府县下发檄文。在檄文中，王守仁有意夸大了平叛军队的数量。朱宸濠受到震慑，只得按兵不动，等了十余日才明白自己上了当，随即率领六万大军袭击南京，只留下少量兵马守备南昌。王守仁则乘虚而入，围攻南昌，顺利拿下了叛军的大本营。宁王听说南昌受到围攻，火速从安庆撤军，结果半路遭到伏击，朱宸濠及其主要党羽李士实、刘养正等都被抓获，叛乱仅持续月余就被迅速平定。

在平叛战争中，王阳明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华。他先是通过虚张声势争取到调集兵马的时间，再通过攻打叛军大本营来调动对手，又选择合适的伏击地点给了叛军致命一击。他的这一战术设计，与著名军事家孙子“夺其所爱”
(7) 的主张相暗合，也与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术非常相似。

正当王阳明如火如荼地展开平叛战争时，北京的朱厚照也在积极地厉兵秣马，准备亲自率兵南下。他在内心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顺便领略一下江南风情。

江彬积极赞同武宗御驾亲征，但他不愿意让钱宁同行。不仅如此，当他得知钱宁与宁王一直暗中勾结时，便派出锦衣卫中的心腹校尉严密监视钱宁，不久便有了重大发现。

当朱宸濠宣布造反时，钱宁就已经非常害怕了。他一面宣布与宁王划清界限，一面通过抓捕宁王的奸细冒功领赏，企图转移众人视线。他收捕朱宸濠派出的使者卢孔章，并归罪于臧贤。此后，他将这两人分别杀死在监狱和戍边的路上，以便灭口自保。

江彬等到合适的时机，对钱宁发起致命一击。他先是祭出调虎离山之计，通过管理皇店这一份肥缺支开了钱宁。等钱宁离开皇帝身边，江彬迅速向武宗展示了钱宁私通宁王的各种罪证。朱厚照恍然大悟地说道：“黠奴，我固疑之！”
(8) 意思是，我早就开始怀疑钱宁这个狡猾的奴才了。

经过武宗批准，江彬迅速逮捕了钱宁，连同他的妻儿等一并下狱。在抄家的过程中，还获得了不菲的财物，其中包括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

被关进大狱后，钱宁本以为自己会被立即处死，没想到许多天过去也不见动静。也许朱厚照当时正忙着南征，暂时还顾不上杀他；也许是念及旧情，武宗没有对这个干儿子立即痛下杀手。南下之后，朱厚照又接连出现意外，再没有机会杀他了。一直等到世宗即位，才想起这位可恨的佞臣，钱宁这时才被凌迟处死。他的养子钱杰等十一人，也都被斩首。只有儿子钱永安因为年幼得到赦免，成群的妻妾则被分发给功臣为奴。

六、将娱乐进行到底

朱厚照确实是在忙着南征，根本顾不上别的事情。朝臣之中，似乎只有江彬支持他的行动计划，其他人则积极上书表示反对。朱厚照下令将那些谏阻者纷纷处以极刑，这才得遂己愿。

因为江彬态度积极，他获得掌管一切机密军务的大权，并就此获得总领东厂的机会。在此之前，东厂一直是司礼监掌管，但到了这时，钱宁交出了锦衣卫，张锐也乖乖地交出了东厂，江彬得以“兼两人之任”
(9) ，总领厂卫，权势无人可敌。

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武宗在江彬的护卫之下，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从京师出发，开始了南征之旅。没想到大军刚刚行进到涿州，就传来捷报，说王阳明已经平定了叛乱。得知这一消息，朱厚照大感扫兴。他命令张永火速传旨，必须迅速释放朱宸濠，等他来抓捕。

张永遵从武宗旨意拦住王守仁，传达了皇帝放人的命令，遭到了王守仁的拒绝。王守仁拜见张永，希望当面说明原委，然而此时张永却避而不见。

即便是遇到拦阻，王守仁也要执着地面见张永。他厉声喝退守门之人，径直闯了进去，高声对张永说：“我是王守仁，来商议国家大事，为什么将我拒之门外？”张永被王守仁的这种气势所慑服，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后来，张忠等人多次陷害王守仁，都幸亏有张永出手相救。

王守仁接着说道：“江西一带遭受战争苦难已经很深，如果王师再来，将会发生不测之祸。”

张永恍然大悟，叹了一口气说道：“一群小人在皇帝身边捣乱，我到这里来，也只是想保护圣驾而已，并没有邀功之意。”

不管王守仁放不放人，朱厚照都执意要南征。因为他可以借此获得游历南方的机会。江彬乘机在沿途胡作非为，经常假传圣旨敲诈勒索。官吏如有不从，就会遭到捆绑。通判胡琮因为害怕，自缢而亡。在到达扬州之后，他下令强占民居改建为都督府，然后便四处搜寻美女，引诱武宗渔猎女色。

大军到达南京之后，江彬又想引诱武宗行幸苏州，再由浙江转道湖、湘。大臣们都觉得这样太过劳民伤财，所以极力劝阻。当时，江彬手下的边防兵有数万之多，飞扬跋扈，就连成国公朱辅见到他，都要行长跪之礼。只有参赞尚书乔宇、应天府丞寇天叙敢于挺身相抗，令江彬的锐气稍挫。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武宗临幸牛首山。一天夜里，军队忽然骚动，很久才安定下来，纷纷传说江彬想要谋反，民间也有民谣说将会发生变乱。当时，朱宸濠就被关在江上的一条船中，朱厚照感到害怕，也对江彬产生了疑心，所以下令大军回撤北京。他终于不敢再胡闹下去了。

八月，南征大军从南京出发，返回北京。在路过清江浦时，武宗所乘之船忽然翻了，众人连忙跳江抢救落水的皇帝，好一通忙乱。武宗虽被及时救起，却因此生了重病。

此后，大军缓缓北上，十月到达通州。一路之上，武宗身体非常虚弱。但是江彬还想劝他回到宣府休养，并假传圣旨召来勋戚大臣，为平叛有功之臣请赏，对有罪之人进行惩处。他上书道：“赖镇国公朱寿指授方略，擒宸濠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
(10) 就此将平叛的功劳都归于镇国公朱寿。

镇国公朱寿是谁？正是朱厚照本人，是朱厚照为自己取的官名。江彬此举，一方面是拍马屁，另一方面还是为了配合武宗，继续发扬娱乐精神。

没想到重病之中的朱厚照，立即下诏褒奖镇国公。当然，除了褒奖自己，他还顺带赏赐了江彬。除了每年给江彬增加禄米一百石之外，还荫庇他的一个儿子为锦衣卫千户。

当时，朱厚照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在左右极力的请求之下，他勉强答应回京。江彬乘机假传圣旨，将团练营改为威武团练营，由他提督军马，命令许泰、神周、李琮等人提督教场操练。

回京之后，武宗一直住在豹房。他原本强壮的身体，早就被女色掏空了。虽然他还希望能够重振雄风，但老天爷并不答应。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谕知司礼监：“我的病怕是治不好了，把我的意思传达给皇太后。今后重大事情，都要交给阁臣审查处理。以前都是我的错误。”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武宗临终之前，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三月十四日，他死在豹房之中，享年三十一岁。

由于朱厚照没有儿子，由谁来继承皇位成了一个大问题。廷臣经过一番紧急商议之后，决定寻找血亲最近的藩王。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了新晋兴献王朱厚熜。于是，首辅杨廷和代替朱厚照草拟遗诏，宣布朱厚熜继承大位，是为明世宗。

内阁此时终于可以站到台前，获得机会对厂卫进行反击。首辅杨廷和请示太后，宣布撤除京城内外各处皇店，释放豹房中的僧人、教坊司的乐人和四方进献的妇女。此后，杨廷和的最大任务就是利用遗命布置逮捕江彬等人，并罢免威武团营，遣还各处边防军。

江彬知道内阁占据上风之后，便一直称病不出，暗中则布置心腹，内着甲衣，静观其变，并派许泰到内阁试探首辅的意向。对江彬的这些心思，杨廷和当然心知肚明，他一面和颜悦色进行安慰，使得江彬放心穿上丧服出门参加丧礼；一面与司礼监宦官魏彬秘密商议，并提请太后除掉江彬。

江彬被要求单独身着礼服进入，就连家人也不得跟随。行礼完毕之后，江彬急忙出宫。张永挽留江彬吃饭，太后随即下诏抓捕江彬。

眼见形势不妙，江彬拔腿就跑。他一路狂奔，跑到西安门时，发现大门紧闭，随即转道北安门。

在北安门，早有卫兵等候在那里。只听守门卫兵高声喝道：“有圣旨在此，请提督留步。”

江彬反问道：“皇帝都不在世了，哪里来的圣旨？！”

卫兵并不理睬，立即扑上去，将江彬捆了起来，还顺便拔光了他的胡须。过了一会儿，神周、李琮等人也都被抓来。他们看到江彬便骂：“你要是早听我们的话，怎么会被人家所擒？！”

他们曾和江彬说过什么话呢？无非是劝说他取代武宗自立。几位部下曾经极力怂恿江彬谋反，但江彬一直犹豫不决。到了此刻，不仅是神周他们感到懊悔，想必江彬的内心也会无比懊悔。

世宗即位之后，立即下令将江彬凌迟处死，同伙神周、李琮等人，也都被纷纷处死。江彬的儿子中，只有幼子江然被释放，其余四位都被斩首。妻子、女儿都被分给功臣之家为奴。

江彬和钱宁一样贪婪无度，所以在对江彬进行抄家时，也获得了巨额财物，其中包括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此外还有不可胜计的珍宝。

看来锦衣卫的大佬们不仅会弄权，而且很会捞钱。贪腐就像自带程序一样，总是与权力绑在一起，无法根除。所以，无论是从逯杲到门达，还是从钱宁到江彬，都是前赴后继地揽权和捞钱，命运和下场也都非常相似。

(1) 《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

(2)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3)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4)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5)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二。

(6)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7) 《孙子兵法·九地篇》。

(8) 《明史》卷三○七《钱宁传》。

(9)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10)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第十二章　遭遇权臣

一、从藩王到帝王

二、权臣上位

三、锦衣都督

四、不畏强权的沈炼

五、权臣伏法

一、从藩王到帝王

忽然从一个藩王变身为皇帝，朱厚熜自己从来不曾料到。幸好他自幼在王府中受到良好教育，IQ（智商）也很高，所以能够迅速转换角色，很快就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

就在位时间来说，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在明代皇帝中可得亚军，仅次于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皇帝。就执政成绩而言，他也可以排在相对靠前的位置。尤其是在嘉靖初期，朱厚熜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力除武宗时期的诸多弊政，所以迎来了一段中兴时期，以至于“天下翕然称治”
(1) 。

和朱厚照的荒诞、随意形成鲜明对比，朱厚熜则是以认真和执着著称。即位之初的“议礼之争”，耗时长达三年之久，朱厚熜的执着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与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展开激烈交锋，寸步不让，惊动朝野。

朱厚熜的执着也有道理。他一方面是为生父母争尊号，为自己正名分，一方面则是借此打破杨廷和等人操纵政局的局面。因为新登大位，前朝旧臣势力强大。尤其是首辅杨廷和自恃拥戴有功，并没有对朱厚熜表示出应有的尊重。而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即位，政治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当他面对朝臣的集体抗争，暂时也能采取默默相抗的态度。他深知，不适当的发力只会伤着自己，如同拳头打在墙上一样，用力越狠，伤得越深。

当“议礼之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时，朱厚熜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果断挥出拳头，借机树立权威。

嘉靖三年（1524）夏日的某天，失去耐性的朱厚熜，忽然对朝臣大打出手。当时，跪拜在左顺门的朝臣很多，呼号之声震动皇宫内外。世宗本以为杨廷和等人退休之后，朝臣会就此做出退让，没想到他们依旧不依不饶，而且变本加厉。

朱厚熜怒火中烧，果断出手，大批的锦衣卫随即出动。他们不仅将参与跪拜的朝臣姓名一一记录在案，同时还将为首的大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等人抓捕入狱。

看到锦衣卫抓人，朝臣迅速由呼号变为哭嚎，而且哭声震天动地，直达内廷。不明真相之人还以为皇帝家里出了什么人命。

随着大臣们哭闹行动的升级，世宗的愤怒也跟着升级。他随即命令锦衣卫继续大范围抓人。参与哭闹的官员中，凡是五品以下的，一律被抓。算上之前几位带头的，总共有一百三十四人被关进诏狱
(2) 。第二天，余怒未消的朱厚熜对他们做出了进一步处罚，命锦衣卫校尉对这些大臣逐一施以廷杖之刑，其中竟然有十六人被活活打死
(3) 。为首的几人所受处罚更为严厉，在被杖责不到十天之后，又受到一次廷杖，其中张原被打死，三人被流放，两人死在流放之地。

这次“议礼之争”，本来只是口舌之争，明世宗却忽然翻脸，兴起大狱，杖责群臣，而且令不少朝臣毙命，所作所为难免受人诟病。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他树立了权威，朝臣再不敢轻易表露出任何的不尊重。

在赶走杨廷和前后，世宗一直都在悄悄地布局，兴献王府的旧部先后受到重用。锦衣卫的地位尤其特殊，世宗更需要重用亲信。即位之初，执掌锦衣卫的是朱宸，他不是世宗的亲信，所以在被抓到贪腐的把柄之后，迅速就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骆安，继而是王佐、陈寅，这些都是兴献王府的旧人，朱厚熜的老部下。

执政初期的世宗，一直以严以驭官、宽以治民著称。即便是面对身边的亲信，他同样也是严格要求，这种严格近于苛刻。曾经连锦衣卫部分官校也都缺衣少鞋，于是发生了骆安“奏讨衣鞋”
(4) 之事。

嘉靖七年（1528），锦衣卫指挥使骆安奏称，值班的侍卫旗校已经没冬衣可穿，希望工部能够按照近日巡捕官军以及侍卫红盔官军为例，补发相应的衣物。没想到工部尚书刘麟当即拒绝了这一请求。刘麟说，这些棉袄、棉鞋之类，原本都是为边关将士准备的。戍边将士所遭受的寒冷和痛苦，始终远超内地。所以，即便是骆安发出请求，也还是不能滥发。

骆安非常不服气，继续上奏世宗。他的坚持令世宗心生怜悯。不久，朱厚熜下令，给这些侍卫军旗按照每人七钱的标准补发银两，而且每五年补发一次，让他们自行制造衣鞋。

即便是骆安，在遭到参劾之时，也会受到世宗的处罚。嘉靖八年（1529），有官员参劾骆安量刑失当，有失公平，世宗下令扣发骆安两个月俸禄。第二年，又有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对骆安等人提出参劾，检举揭发锦衣卫官员在考试选拔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的行为，依律应当予以罢免。最后，世宗虽念及旧情，还是将骆安降为指挥佥事。

对自己的亲信人员，对锦衣卫指挥使，世宗尚且能够保持这种严厉态度，嘉靖初期的政治气候由此可见一斑。此后，接替骆安的王佐和陈寅，办事非常严谨，为人一贯忠厚，都留下了不错的口碑。

嘉靖六年（1527），兵部侍郎张璁等人建议，应该将惩治赃官事宜重新交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至于东厂、锦衣卫之诏狱，还是应该回归到缉捕盗贼、拷问奸细这些任务上来。法司和诏狱的职责应该区分开来，不能发生旷官和侵官现象。也就是说，锦衣卫不能包办一切，不能抢了刑部的活，而让刑部无事可做。

张璁等人的提议，实则是希望世宗能够对厂卫的职权适当加以限制。世宗对此深以为然，立即下诏进行纠正。

为了除去武宗时期恶政的影响，世宗进行了各种努力。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不仅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效，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形也开始发生改变。一个名叫严嵩的权臣，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世宗的亲信和受人瞩目的政治明星。这注定将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发生。

二、权臣上位

严嵩，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在授予编修之后不久，便因病辞职回乡。此后，他在钤山读了十年书，颇有清誉。重返朝廷之后被晋升为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

起初，严嵩尚且是一个正直的读书人，渐渐地，他变了，成为官场混混。他非常善于撰写青词，也因此而获得皇帝的重视。这青词是举行斋醮仪式时献给天神的文字，所以一向要求严格。当时除了严嵩的青词之外，没有人能完全符合皇帝的心意。

决定混官场之后，严嵩迅速掌握了两大秘诀，那就是“拍”和“送”。所谓“拍”，就是拍马屁；所谓“送”，就是送财物。因为擅长使用这两大秘诀，严嵩在仕途上一路顺风顺水。

嘉靖七年（1528），严嵩在任礼部右侍郎期间，曾奉世宗之命祭拜显陵，回来后他便开始展示“拍马屁”的神功。他向世宗奏称，各处都出现祥瑞，显然是上苍对皇帝的眷爱，建议世宗迎合天意，刻石纪念。朱厚熜非常高兴，随即提拔严嵩为吏部左侍郎，再升南京礼部尚书，不久又改任吏部尚书。

只不过是初试身手，就取得极大成功，严嵩决定继续施展“拍”的功夫。从此之后，他“益务为佞悦”
(5) ，处处取悦于皇上，要将“拍马屁”神功进行到底了。

当时，世宗希望能在明堂祭祀父亲（称献皇帝），并上尊号，列入太庙。对此，群臣都提出反对意见，这惹恼了世宗。严嵩起初也表示反对，但很快就放弃了先前的主张。他非常明白，遇事还是要顺着皇帝的心意才行，他不仅为世宗规划好详细的礼仪，还竭尽献媚、取悦之能事，就此得到了一大笔赏赐。

世宗既然想给生父上尊谥和圣号，严嵩便奏称全国各地都有祥瑞出现，皇帝此举完全是顺从天意，所以应该接受群臣的朝贺。不仅如此，他还下了一番力气写出《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呈奏皇帝。朱厚熜龙颜大悦，不久便下令加封严嵩为太子太保，有资格侍从皇上幸临承天府，并获得与宰辅大臣相当的赏赐。

严嵩的第二招是“送”。既然要送，那就需要找到东西才行，这便需要四处索取。随着地位的提升，巴结严嵩的人越来越多，他正好可以乘机索贿。就连各宗室藩王请求抚恤和乞求封爵，严嵩都会向他们索取贿赂。他的儿子严世蕃则成为他的代言人，在各部之间疏通关节。

很快，严嵩就以行贿受贿闻名于世。当时，南北两京的给事中和御史弹劾贪污大臣的名单中，严嵩都被列为第一个。但是，每次受到弹劾时，严嵩都急忙跑去向世宗表忠心，竟然都能蒙混过关，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严嵩将内阁首辅夏言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处心积虑想要扳倒他，再取而代之。在开始时，他对夏言处处恭谨礼让，甚至在陈述意见书时，长跪诵读。只因为他和夏言是同乡，所以一直尊称夏言为前辈。

夏言一度相信严嵩真的是尊崇自己，所以将其当作门客看待。但是，接下来，他看到严嵩非常善于谄言媚语，也很得皇帝欢心，便逐渐对其不齿，于是示意言官一次次地弹劾严嵩。世宗虽然不予理睬，但夏、严二人的关系已经急剧恶化。

有一次，世宗亲制了五顶沉水香冠，赐给夏言等人。没想到夏言不识抬举，没有接受，令世宗非常不悦。而严嵩则时刻戴着这顶香冠，还特地罩上一层轻纱善加保护，令世宗从内心深处更加亲近严嵩。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的某天，严嵩有幸得到皇帝的宴请。一见到皇帝，他便下跪磕头，泪如雨下，哭诉夏言如何欺负自己。世宗让他把夏言的罪状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严嵩终于有机会大揭其短。世宗听后大为恼火，立即诏令礼部细数夏言的罪过，尤其对他指使言官、妄自裁决军国大事等行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看到皇帝发怒，夏言非常害怕，连忙上书认错。过了十多天，他便请求皇上准许他告老还乡，话语之中充满恳切和哀伤。结果，请辞的奏章在皇帝那里放了八天，世宗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这期间忽然遇到了一场日食，世宗认为其中蕴含了天意，于是下定决心剥夺夏言的官职，打发他回老家了。

在扳倒夏言之后，严嵩如愿进入内阁，拜武英殿大学士，入文渊阁值班，兼管礼部事务。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仍然坚持在西苑的班房值班，有时候连洗漱都顾不上。朱厚熜对他的勤政盛赞不已，赏赐一块银记（银质印章），上刻“忠勤敏达”四字，并加封太子太傅。翟銮、许赞、张璧等人虽与严嵩同时进入内阁，但都没有机会像严嵩那样参与起草圣旨，所以政事从此全归严嵩一人。

三、锦衣都督

在严嵩逐渐取得权势的同时，一个名叫陆炳的官员也渐渐开始在政坛上崛起，成为掌管锦衣卫的都指挥同知。他成了严嵩需要联手的对象。

陆炳出生于锦衣卫世家，祖父陆墀曾在锦衣卫任总旗，父亲陆松袭父职，被兴献王选为仪卫司典仗。因为朱厚熜继承皇位，陆松的仕途也顺畅起来，被升为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卫事务。陆炳生在军人世家，不仅身材高大、健壮勇猛，而且肤色火红，走起路来就像仙鹤一样优雅而又稳健。

陆炳和朱厚熜还有一层非常特殊的关系，他们喝着同一个人的奶水长大—陆炳的母亲是皇帝的奶妈。因为这一层关系，陆炳从小就可以跟随母亲进入宫中，经常陪着朱厚熜玩耍。

嘉靖八年（1529），陆炳顺利通过武举会试，被授予锦衣卫副千户。父亲陆松死后，他承袭担任指挥佥事，不久就被提升为代理指挥使，执掌南镇抚司事务。

有一次，他跟随皇帝到南方巡视。夜里四更时分，行宫忽然起火，随从官员仓促之间不知所措，更不知道如何救人。危急时分，陆炳用自己的身体猛力撞开门板，把同样惊慌无助的皇帝背了出来。因为救驾有功，陆炳更受皇帝宠信，被提拔为都指挥同知，执掌锦衣卫事务。至于锦衣卫指挥使，只能完全听从他的指挥。陆炳曾经棒杀兵马指挥，被御史弹劾，但朱厚熜下诏不予追究。

不久，陆炳又被提拔为代理都督佥事、都督同知，其权势远远超过各位前任。在他之后，以都督身份总领锦衣卫才成为常例。至于指挥使，已经不如之前势大，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南京的，抑或是世袭的，都必须听从都督的吩咐。

与别人相比，陆炳属于少年得志，骤然显贵，所以他的同僚多半可以做他的父辈。有的人看不起陆炳，认为他只是运气好、出身好罢了。对于这些人，陆炳表面上都非常客气，甚至充满尊敬，背地里却使用各种计策，逐步除掉那些轻视他的人。

在朝臣之中，陆炳非常注意巴结阁臣夏言、严嵩这样有权势的重臣，努力讨取他们的欢心。但是，这两位阁臣你争我斗，令陆炳一度不知如何取舍。经过一番斟酌之后，陆炳终于倒向了严嵩。

陆炳本来也与夏言非常亲近，是夏言的耿直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当时，御史弹劾陆炳的各种不法之事，夏言得知之后，立即代拟圣旨要将陆炳逮捕治罪。情急之下，陆炳试图用三千两黄金赎罪，通过行贿寻求解脱，结果遭到夏言的严词拒绝。无奈之下，陆炳只得长跪于地，以泪求饶，终于令夏言松口。

虽然得到宽恕，陆炳始终觉得留下把柄在别人手中，如芒刺在背，不仅感到心虚，而且怀恨在心。看到严嵩和夏言争权，陆炳当然要帮助严嵩。他利用职务之便，搜集夏言与边关将领私自结交之事，向朝廷检举揭发，于是夏言被判死罪。

严嵩则出于感激，任由陆炳胡作非为，还和他一起筹划不法之事，公然贪赃枉法。陆炳也看出严嵩父子掌握了六部所有的权力，所以大小事务都对他们详细汇报。由此开始，锦衣卫几乎变成了严氏父子的私人机构。

在严嵩的庇护之下，陆炳开始肆意聚敛财富。和以往历任锦衣卫大佬一样，他同样非常善于利用那些流氓地痞充当耳目，任用匪气较重的官吏担任爪牙。所以，民间再细小的情况也都被他全部侦知。

陆炳尤其注意利用手中的侦察力量，仔细关注各地富豪的一举一动，因为在他们身上很有油水可捞。富豪们犯下很小的过错，就立即会被锦衣卫收捕，随即就会被抄家，多年辛苦积攒的财富也会迅速被陆炳鲸吞。

因为非常善于巧取豪夺，陆炳所积累的资财无法计数，光是豪宅就多达十余所，庄园更是遍布四方。当时的文武百官争相奔走其门下，每年依靠索贿得到的收入无法计算。

没人敢得罪权倾天下的陆炳，只有在传说中才会有人伸张正义。据传，一位江洋大盗忽然光临陆炳家，取走了大量的珠宝，而且警告陆炳不要声张。结果，陆炳在丢失了财物之后，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吭声。有一次，他偶尔与巡按御史谈及此事，没想到当天夜里这位大侠再次光临，并且斥责陆炳：“特地嘱咐你不要乱说，你为什么忘记了？”看着惊慌失措的陆炳，江洋大盗笑了：“纵然是一百个御史，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今天先饶你一命。”说罢，他一跃而去，不知所之。

这则故事记载于明人笔记《五杂俎》中，反映出当时的百姓厌恶陆炳，希望有人能对其加以惩治的愿望。

对于部下和普通官吏，陆炳一向只知索取，滥发淫威。但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不仅竭力周旋，而且豁达、慷慨。世宗曾多次制造大案，陆炳则经常在暗中对这些人选择性地加以保护。在他的任期之内，从不会主动陷害权贵，甚至“未尝构陷一人”
(6) 。不少官员受到收买，不仅不会追究他贪赃枉法之举，反倒是众口一词地称赞他。

总之，陆都督是个内心复杂的大滑头，工于心计的多面人。在主人面前，他是不折不扣的奴才；在平民面前，他立即变身为饿狼。如果说严嵩经常是在表面上使坏的话，陆炳则更擅长在暗中作恶。锦衣卫与权贵勾结在一起，使得嘉靖后期的朝政变了模样。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善于逢迎的陆炳，不仅得到了善终，而且得到“武惠”的谥号，得赠忠诚伯。隆庆初年，他虽然被治罪并剥夺家产，但万历年间又被张居正追记救驾之功，其子孙得到了世袭锦衣卫的恩赐。

四、不畏强权的沈炼

陆炳掌管锦衣卫，而且与严嵩沆瀣一气，却仍然无法保证锦衣卫全体官校都屈从其淫威，俯首帖耳。锦衣卫经历沈炼就是这样一位洁身自好、不阿权贵的勇士，在强权面前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气节。

沈炼，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被授官溧阳知县，后又被调入朝廷，担任锦衣卫经历。

由于性格刚直，嫉恶如仇，在旁人看来，沈炼多少有一些狂放不羁。尤其是喝酒之后，他更是不修边幅、旁若无人。意外的是，陆炳对他很好。在陆炳的周围，都是一些没文化的粗人，确实需要一位像沈炼这样的读书人，帮助他处理来往文书。

因为陆炳与严嵩父子交情非常深厚，所以沈炼多次陪着陆炳到严世蕃家中喝酒，也由此掌握了很多严氏父子的秘密。严世蕃喜欢用酒来虐待客人，一般人都只能忍气吞声，只有沈炼不畏权贵，总是和他唱反调。这反倒令严世蕃心生畏惧，不敢和沈炼过多计较。

有一次，正好遇到蒙古俺答侵犯京师，借助武力，强求贡品，而且使者言辞轻慢。司业赵贞吉希望朝廷不要答应，但是廷臣之中却没有什么人支持他。见此情形，沈炼果断地站了出来。吏部尚书夏邦谟问道：“你是什么官？”沈炼回答：“我是锦衣卫经历沈炼。大臣们都不敢说话了，所以只能轮到小吏发言。”

当时，北方俺答的实力越来越强，明廷这边则是委曲求全，一味退缩。国中无人致使敌寇猖狂，沈炼对此感到非常愤慨。所以，他上书朝廷，请求派出军队保护陵寝，同时集合勤王军十余万，趁着敌人疲惫之时发起攻击，认为这样一定会取得胜利。可是嘉靖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边臣都知道严嵩因为受皇帝优宠而如日中天，所以竞相行贿。战事失利之后，他们害怕获罪，只能送出更多的金银财宝贿赂严嵩，以至贿赂一天重过一天。沈炼得知这些情况，每每扼腕叹息，从内心深处痛恨严嵩。

有一天，沈炼和尚宝丞张逊业一起饮酒，酒喝到一半时，谈及严嵩专权，因而慷慨怒骂，涕泪俱下。随后，他上书请求罢免严嵩。

在奏疏中，沈炼痛斥严嵩祸国殃民，斥其“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
(7) 。即便是在俺答侵犯顺天、臣民受外寇之辱的危急时刻，作为当朝大学士的严嵩不仅没有任用贤能、咨询方略，反而伙同其子图谋私利。更甚者，他们对一些忠良之臣的谋略多方阻止，反倒对那些谀谄小人曲意加以引荐。于是渐渐形成了“要贿鬻官，沽恩结客”
(8) 的恶劣风气。

接下来，沈炼指出严嵩专权更大的危害是：目无尊长、藐视皇权。因为不管朝廷想赏赐谁，严嵩都会抢着说“由我来赏赐”；朝廷想惩罚谁，他也会抢着说“由我来惩罚”。长久下去，人们都学会了窥探严嵩的好恶，反倒是忘记了朝廷的恩威。

朝野上下没有人敢对严嵩说三道四，唯独沈炼有这个胆子。他在奏疏中，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一是收纳将帅的贿赂，破坏边陲的安宁；二是接受诸王馈赠，暗中予以庇护；三是延揽吏部之权，败坏为官之道；四是向抚按索贿已成惯例，导致国家和百姓之财一天天减少；五是暗中打压言官，使人不敢直言；六是嫉妒贤能，只要有人胆敢忤逆，必被置于死地；七是纵容儿子接受财物，致使天下之人皆生怨恨；八是经常私自运送财物回乡，致使沿途驿站不堪骚扰；九是久居政府，擅宠害政；十是不能协助讨伐敌贼，贻害君父。

沈炼直陈严嵩之恶，请求将其罢免，完全是忠良之举，没想到就此惹恼了世宗。沈炼在被杖责数十之后，被贬谪到保安一带种田。

到保安之后，沈炼没有房子住。有商人得知其获罪缘由，便让出房子给他住。里长也会天天送来柴米，还将自家子弟送来跟着他读书学习。沈炼和大家一起说着忠义大节，举座都非常高兴。这些塞外之人不仅忠厚直爽，而且熟知严嵩的罪恶，都会和沈炼争着痛骂严嵩。

渐渐地，这些人将痛骂严嵩父子当成家常便饭，而且还将严嵩连同李林甫、秦桧等人束缚成稻草人，酒醉之后就聚集起一帮人对着这些稻草人练习射箭。有时候，他们骑马越过居庸关口，面向南方，伸手指骂严嵩，骂到痛处则是一番号哭，哭到伤心处，又只能打马折回。

渐渐地，这些事情传到了京师。严嵩父子也听到了，所以从内心深处更加痛恨沈炼，一直寻找机会报复。

其时，严嵩的党徒杨顺总督宣府、大同，当时俺答入侵，攻破应州一带四十多座堡寨。杨顺害怕朝廷追究责任，于是诛杀逃兵以冒充敌军的首级，甚至杀民冒功。沈炼知道这些情况，因此非常痛恨杨总督。他一方面写信谴责杨顺，一面写文章祭祀那些冤死之人，言辞中充满了对杨顺的挖苦和讽刺。杨顺大怒，私下找到严世蕃，诬告沈炼招募勇士练习剑法和射术，居心叵测。

严世蕃认定这是除掉沈炼的大好机会，于是嘱咐同是严嵩党徒的巡按御史路楷，配合杨顺杀死沈炼，并许诺会给他们厚报。此后，这两个人日夜图谋如何中伤沈炼。

正好当时蔚州一带出现白莲教，他们蛊惑人心，而且出入漠北，泄露边情。官军抓捕了其中不少人，经过审讯，又牵连出很多人。杨顺大喜，和路楷串通起来，把沈炼的名字列入其中。不仅如此，他们还诬蔑说白莲教听从沈炼的指挥，甚至为首之人阎浩也是沈炼的学生。掌管兵部的许论，因为沈炼此前也曾得罪过自己，因而不愿意深究真伪，只想迅速处置沈炼。不久，沈炼被斩于宣府街市，他的儿子沈衮、沈褒，都被杨顺打死，只有沈襄侥幸留住性命，被发配戍边。

直到隆庆初年，沈炼才得到平反，获赠光禄寺少卿，沈襄则被任命为官。沈襄随即上书陈述杨顺、路楷当年的杀人罪证，皇帝下令审查，不久便将这二人处死，一段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昭雪。

五、权臣伏法

对严嵩的骄横，世宗朱厚熜也并非毫无觉察。皇帝曾经在许赞因老病离职、张璧病亡之后，忽然重新起用夏言，并且借用夏言的力量，赶走了严嵩的部分党羽。受此惊吓后，严嵩决意反扑。他利用陆炳多方搜集并捏造夏言的种种罪证，终于令夏言暴尸街头。

既然能把夏言干掉，其他朝臣自然不在话下。只要是严嵩不喜欢的人，就会借助升迁考察等时机被拿掉，而且还不留任何痕迹。至于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比如谢瑜、叶经等人，则统统遭到贬职。

朱厚熜是过度自信的皇帝，他相信自己的英明神武，所以即便出错，也要为自己护短。严嵩很好地把握了世宗的这种心理，经常利用这个弱点借事激怒皇上，在残害别人的同时，谋取个人私利，扩大自己的权势。张经、李天宠、王忬等人的死，几乎都与严嵩相关。

大将军仇鸾曾被曾铣弹劾，后来便倚靠严嵩的势力排挤曾铣。两人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大将军和大学士立即结为同盟。

不仅是结成同盟，不久之后，他们还结为父子关系。大学士严嵩因为年长，所以成了大将军仇鸾的干爹。

后来，仇鸾因为在前线牵制敌寇立下战功，获得世宗的赏识和重用，这对父子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起初阶段，严嵩还真把仇鸾当成儿子看待，虽然没有严世蕃那么亲，但也投入了一些真感情。但随着仇鸾地位的上升，二人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于是就此失和。

无数事实证明，因为政治利益而结成父子关系的，往往很不牢靠。钱宁找了皇帝做干爹，都免不了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仇鸾找来个大学士做干爹，当然更不要指望会有好结果。

严嵩开始秘密上书，在世宗面前诋毁仇鸾。只是皇帝根本不听他的说辞，反而更加信任仇鸾。

就这样，当初二人亲密如父子的关系迅速瓦解。既然干爹不仁，那就不能怪干儿子不义。仇鸾非常懊悔当初认贼作父的冲动，开始在皇帝面前一个劲儿地告干爹的黑状。也许是因为世宗早就对严嵩父子的各种不法之举有所耳闻，所以他相信了大将军，逐渐疏远大学士。即便是严嵩入宫值班，也有好几次不被世宗召见。严嵩看到徐阶、李本觐见皇帝，便试图和他们一同进去。但走到西华门时，看门的护卫拦住了他，因为他不是皇上所要召见的人。严嵩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与严世蕃先是相对无言，后又抱头痛哭。曾经的权臣，如今真真切切地被冷落到了一边。

严嵩不得不苦寻出路。他找到了陆炳，因为他相信这个特务头子的能量。而且，他发现当时陆炳正与仇鸾争宠，正是利用的好机会。

在陆炳身上确实有着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即便仇鸾非常得宠，甚至实力已经凌驾于严嵩之上，但他还是惧怕陆炳三分。平时见面，陆炳也会假意奉承大将军，不会与其正面交锋。陆炳非常擅长使用一些阴损招数。他私下出钱收买和结交那些与仇鸾亲近的人，利用他们窥探仇鸾的隐私，搜集他的违法罪证。

严嵩熟悉陆炳的套路，坚信陆炳不会令他失望。可是，正当他们互相勾结，试图出手扳倒大将军时，没想到仇鸾自己病倒了，并一直卧床不起。

在陆炳看来，即便是人病倒了，也不能就此放过。他抓住时机，立即向世宗揭发了大将军各种图谋不轨的罪证。面对一条条的证据，朱厚熜大吃一惊。他相信这些罪证都是锦衣卫长期跟踪所得到的真材实料，于是下令立即收回当初赐给仇鸾的大印。仇鸾本来就重病缠身，受到此番打击，很快就忧惧而死。但是世宗还是决定对这个叛贼加以严惩，大将军随即被剖棺戮尸。

除掉大将军之后，世宗果然开始恢复了对严嵩的信任，就连严世蕃也被提拔为工部左侍郎。有了前面的教训，严嵩更费心思揣摩皇帝的心意，甚至能左右其喜怒，想办的事几乎没有失手过。朝臣也开始像以往那样，纷纷攀附严嵩。

晚年的朱厚熜长期隐居西内，不复当初勤政，大臣极少得到拜见皇帝的机会，只有严嵩一人有机会接近皇帝。有时候，皇帝在一天之内几次投给严嵩手札，其他人都不知情，任由严嵩肆意妄为。

当时，倭寇骚扰江南，世宗任命赵文华督察军情。浙直总督胡宗宪设计诱降海盗汪直、徐海，赵文华将此功劳转让严嵩。世宗赏赐严嵩兼领尚书的俸禄，但严嵩居然忘记了谢恩。这可能是严嵩有意为之，因为此后面对皇帝的几次褒奖赏赐，他都没有谢恩。严嵩的这些举动，自然会令朱厚熜感到非常不舒服。

朱厚熜不敢完全相信严嵩，有时故意否定严嵩的意见，以此来杀一杀他的气势。他知道严嵩掌权太久，亲信和门徒已经占据了各个要害部门，不能不加以提防。所以，他渐渐地重新厌恶起严嵩，转而亲近阁臣徐阶。

徐阶的好友吴时来等人纷纷上书弹劾严嵩，严嵩密请皇帝追究幕后主使，将这些人关进诏狱，严加惩治，但是来回审问也没能问出个所以然。皇帝不愿意追究此事，徐阶则乘机继续排挤严嵩。严嵩力荐亲信担任吏部尚书，但才当了三个月就被罢斥。赵文华受到贬职，严嵩同样无法施救，他的好日子就要走到头了。

御史邹应龙揣摩出皇帝的心意，上书弹劾严嵩父子违法，甚至发出毒誓：“如果所言不符事实，就请斩下首级来向严嵩父子谢罪。”世宗随即降旨，勒令严嵩退休，同时对严世蕃依法审判。不久，严世蕃和他的两个儿子—锦衣卫官员严鹄、严鸿，以及门客罗龙文等，都被发配戍边。

严嵩虽然极力挣扎，但终究无法改变命运的唾弃。过了几年，他在寂寞中老死，不久之后，严世蕃也伏法被斩。抄家时，从严世蕃家中搜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奇玩也价值数百万
(9) 。

(1) 《明史》卷一八《世宗本纪》。

(2) 《明世宗实录》卷四一。

(3)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4) 《明世宗实录》卷九五。

(5)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6) 《明史》卷三○七《陆炳传》。

(7) 《明史》卷二○九《沈炼传》。

(8) 《明史》卷二○九《沈炼传》。

(9) 《明史》卷三○八《严世蕃传》。

第十三章　深重的危机

一、被逼「瘦身」

二、不肯屈服的都督

三、生前身后两重天

四、神宗亲政

五、难解的悬案

六、被掏空的帝国

一、被逼“瘦身”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朱厚熜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由于世宗执政的时间太久，天下的臣民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被这么一个人统治着。一旦他忽然消失了，大家反而有些不习惯。

虽说执政时间长，接近半个世纪，但世宗也只能算是个平庸的皇帝，比更加荒诞的武宗略好一些罢了。而且，他在位之时，明显呈现出高开低走的特征。尤其是到了后半段，几乎一直是在走下坡路，而且越到晚期越发荒唐。

很长时间之内，他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树立自己的权威，越到晚年，越谙熟权术的运用。所以，他能够重用严嵩这样的权臣，也可以在忽然之间将其拿掉。

他是个迷信的人，早年迷信于权术，晚年迷信于神鬼。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他热衷于求仙问道。所以，能够帮他与上天沟通的人，如严嵩、徐阶等，都由此而得到重用。不幸的是，这成为他晚年荒政的一个鲜明印记。

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1) 这段话告诉我们，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着相应的注意事项。当迈入老年之后，那就应该放下得失之心，踏踏实实地安度晚年才是。

身为皇帝，按理说更应该“戒之在得”，因为坐拥天下，他完全犯不着与民争利。但是，晚年的朱厚熜做不到。他不仅做不到，反而变得无比贪婪。他贪恋财物，追逐珍宝，甚至经常与民争利；他贪图长生，就此迷上了道教中的炼丹术；他贪慕奢华，于是大兴土木……折腾来折腾去，终于导致府库匮乏，民不聊生。不仅如此，边境也出现危机，北方有俺答，南方有倭寇，甚至中原各地也是暗流涌动，明帝国已处风雨飘摇之中。

《明史》评价世宗也是先褒后贬，先是赞扬他起初阶段的清明政治，但更批评其晚年的败政，甚至指出：“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2) 意思是说，嘉靖皇帝彻底改变了明朝的历史走向，将之前百余年积累的钱财都挥霍一空。

这句话未必是夸张之语。因为海瑞上书嘉靖帝时，曾借用了一句当时的民谣，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3) 这句民谣借用朱厚熜年号的谐音，诙谐地总结了嘉靖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虽略显刻薄，但也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世宗去世之后，朱载垕，也就是世宗的第三子，接管政权，庙号为穆宗。虽然朱载垕在位只有六年，没有留下太多政绩，但也并非一事无成。他不能眼看着江河破败，至少需要收拾一下父亲所丢下的烂摊子。据《明实录》记载，穆宗即位之后，曾先后两次对锦衣卫“瘦身”，只此便可以看出，朱载垕确实曾有过变革之念。

隆庆二年（1568），朱载垕宣布裁掉锦衣卫冗滥员额三百五十九人。区区三百余人，对规模庞大的锦衣卫而言，几乎是毫发无损。但穆宗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以往那种世袭制，带来了太多的问题，尤其是冗员的问题。而且，这次裁减更像是一次试探之举，因为更大规模的裁员行动仅隔一年便全面铺开。

隆庆三年（1569）七月，总督蓟辽的兵部左侍郎谭纶忽然向穆宗汇报国家的财政问题。按理说，这本是户部该管的事。一个兵部官员忽然操心起这些事情，只能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免让人心生疑窦。然而当穆宗认真翻看奏疏时才发现，谭纶原来是讨论军事后勤问题，其中有不少篇幅都是谈军队冗员问题。在谭纶看来，因为军队规模过于庞大，已经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隆庆时期，国家究竟养着多少军人呢？谭纶的奏疏中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
(4) 。这显然是一支规模太过庞大的队伍。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其实并没有包含数量不菲的军官，同时也没有包括锦衣卫。

据历史学家吴晗的估算，明朝初期军队总员额在一百八十万以上
(5) 。但是到了弘治年间，兵部议覆侍郎李孟旸的《请实军伍疏》中说，军队员额已达二百七十余万
(6)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眼下总员额又增加了几十万。可以看出，冗兵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

如何养活这么多军队，肯定是一个大难题。嘉靖后期，民生凋敝、国库紧张，都与此直接相关。在奏疏中，谭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严督屯田！但是，穆宗想到的第一件事却是：裁员！

那么，究竟从哪里裁起呢？穆宗很快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就从考选开始，从军官开始。此前的考选多半是走过场，裁撤人员无几，冗员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更加恶化，所以穆宗要动真格的了。

一年之后，即隆庆四年（1570）年底，兵部会同五府都督府、锦衣卫举行考选。包括锦衣卫各所在内的卫所军官存留为四千九百八十六人，黜退则多达一千七百九十人。这些被黜退的人员中，各有各的情况：有的是太老，有的是太小，有的是上学，有的是顶替……总之，都要被淘汰。而且比例还非常高：差不多四个人中，就要淘汰掉一个。

与此同时，南京兵部也举行考选。南京的锦衣卫留用选补者一千九百一十三人，被黜退的也多达三百六十人
(7) 。差不多六个人当中，就要被淘汰掉一个，这个比例也不算低。

资料所限，我们尚不清楚其时裁员的总体情况如何，仅从中下级军官的淘汰比例来看，穆宗此次裁员的力度不能算小。而且，仅从南京的情况来看，锦衣卫的裁员力度似较他类人员要弱。

当然，冗兵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所以裁员其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人上言，提出了八项建议，实则直指八大隐忧。其中，锦衣卫的问题尤其突出。在他们看来，锦衣卫权势过于集中，而且经常假借缉捕罪犯之名肆意横行，并且为了冒领赏禄，不惜罗织罪名。所以他们恳请穆宗，一定要严厉制裁这种违法行为。

其实欧阳一敬等人所言锦衣卫弊病，并非隆庆年间所独有。自从锦衣卫成立之后，这种“冒滥之弊”几乎就一直存在，可说是一个自带程序。这些问题，朱载垕当然没有办法解决，能大着胆子对锦衣卫进行“瘦身”手术，已属非常难得了。

二、不肯屈服的都督

明世宗和明神宗都是执政四十多年才倒下的，穆宗夹在他们二人中间，更像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因为他执政的六年时间，根本无法望两人之项背。见证这三朝荣辱兴衰的人物是徐阶。他从嘉靖后期出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一年（1583）病卒，可谓劳碌一生、隐忍一生。在扳倒严嵩的过程中，徐阶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且极力加以扶植，也被证明极具政治眼光。万历初年，张居正成功扳倒高拱，成为左右政局的大人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

万历初年，太监冯保以掌管司礼监得以兼管厂事。他对原先的东厂进行了改组，在东厂北门以北又建立新厂，叫内厂；原先的则叫外厂。可以看出，冯保力图通过重新洗牌的方式，进一步控制情侦系统。

张居正深知，如果想要掌控大局，就必须要与冯保联手，并且将内阁首辅高拱赶走。其时，高拱正想着如何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就此得罪了冯保。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张居正和冯保立即成为盟友，联手对付高拱。就在这个时候，恰好有个叫王大臣的人出现了。

万历元年（1573）正月，有一个宦官模样的男子忽然出现在乾清宫。因为见到皇帝之后，他的神色太过慌张，左右卫兵立即将其抓获。

冯保对其进行审问，答曰：“南方当兵的，叫王大臣。”

“是谁的队伍？”

答曰：“总兵戚继光。”

王大臣的供词把冯保吓了一跳，他知道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于是立即派人密报张居正。张居正对冯保说：“戚继光正忙着操练兵马，不可能干这事，倒是可以嫁祸给高拱，借机除掉他。”

冯保觉得这倒不失为一出妙计，立即与张居正达成一致。他们开始重新设计王大臣的身份，并为其编造了另外一套口供：家居武进县，受高拱的指使，潜入皇宫行刺。冯保还派人威胁王大臣说：“必须要说明高拱对皇帝一直心存怨恨，所以派你来行刺。如果按照这种口供认罪，你不仅可以免罪，而且还可以得赏千金，加官锦衣。若是不从，那你就会死得很惨。”

随后，立即有人给王大臣送去金钱，并且每天好酒好肉伺候。与此同时，锦衣卫将高拱府第团团包围，张居正则疏通内外，制造舆论，甚至主张先逮捕高拱。当张居正与吏部尚书杨博密谋时，杨博说：“高拱虽然性格粗暴，但是相信他不会干这种事情。除非另外受人指使或逼迫。”张居正面红耳赤，一脸的不高兴。

大理寺少卿李幼孜是张居正的同乡，连忙告诫张居正说：“您为何出此下策？怕是只会将恶名留在青史之上啊！”

张居正勉强回答：“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都是冯保他们审问得到的结果。”

左都御史葛守礼对杨博说：“张公此事做得不对。”

杨博说：“我已经提醒他了。”

葛守礼说：“眼看就要兴起一场大狱，您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地只是一句‘已告之’呢？”说完，他拉起杨博一起去找张居正。

张居正拉着长脸说：“发现同谋之人，就会立即上书处理。”

葛守礼说：“我等只是想保住高公不受冤枉。”

二人不停劝说，张居正一直默然不应。忽然之间，他生气了，拿出狱词展示给二人观看，并愤怒地反问：“证据都在这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葛、杨二人从狱词上看到张居正亲笔批改的四个字“历历有据”，立即笑而不语。张居正猛然醒悟到，这几个字令自己露出马脚，他一边迅速将狱词藏入袖中，一边敷衍道：“这些人法理不通，我只是帮他们修改几个字罢了。”

当时场面已经非常尴尬，但在葛守礼和杨博的力谏之下，张居正勉强同意一切从缓，先奏明皇帝再行处理。不久，皇帝的命令下来，冯保与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起举行会审。

起初阶段，朱希孝还是显得非常担心，和他的哥哥成国公朱希忠相对而泣：“到底是谁策划了这个行动，这不是要覆灭我们的宗族吗？”

随后，朱希孝找到杨博讨要主意。杨博说：“这事情不难找到答案。您可以派一个有经验的校尉进入监狱，与案犯进行交谈，从他的方言中判断他的籍贯等情况。也可以找几位高家的仆人，夹在众人之中，看看这位王大臣到底认识不认识。接下来，还可以审问他，高公府第在哪，现在住在何处。相信这样一审问，情况立即就清楚了。”

朱希孝茅塞顿开，立刻如杨博所言选出一名心腹校尉，主动接近王大臣。起初阶段，王大臣完全按照冯保交待的口供回答问题，即便校尉严厉警告其行刺的严重后果，王大臣仍然坚持说是受高拱指使。接下来，校尉按照杨博的安排，高家仆人出现在王大臣面前，他却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不是受高拱指使，朱希孝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会审的这一天，突然之间风雨如晦，接着便是雨雹不止。冯保有些害怕，希望审问能按照他的设计早早结束，但是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当锦衣卫校尉的板子打在屁股上，王大臣急忙高呼道：“已经答应给我荣华富贵，为何还要这么折磨我？”

冯保立即问道：“你究竟是受谁主使？”

王大臣抬起头，瞪大眼睛反问道：“是你指使我的，为什么还这么问我？”

冯保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强作镇定地问道：“你当初说是受高相国指使。”

王大臣答道：“那都是你教我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相国？”

审讯到了此时，众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答案。朱希孝拂袖而去，只留下冯保呆若木鸡、瑟瑟发抖。

冯保的内心已经充满恐惧，他只能迅速杀人灭口。刑部拟罪，迅速将王大臣斩首。通过此案，张居正偷鸡不成蚀把米，不得不同样绞尽脑汁，努力摆脱与“王大臣案”的干系。

在“王大臣案”中，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联手出击，保护了高拱，从而避免了一桩冤案的发生。毕竟他姓朱，是皇室宗亲。大家都明白，如果朱希孝能扛得住的话，锦衣卫就没有理由完全趋附于厂臣。

三、生前身后两重天

高拱虽说侥幸逃过一劫，但经过此番劫难之后就此病倒，闭门不出。当时神宗尚且年幼，张居正在冯保的配合下，取得了李太后的完全信任，坐稳了首辅之位。小皇帝朱翊钧对张居正尊礼有加，言必称“先生”。张居正则毫不含糊地四方揽权，取得裁决一切军政大事的机会。他主政时间前后长达十年，积极推行新政，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成效，明帝国也因此一度呈现出勃勃生机。

遗憾的是，这种短暂的兴盛更像是一种回光返照。随着皇帝年岁的增长和张居正的老病，一切都开始急剧改变。不仅是张居正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连明帝国的走势也彻底改变了方向。

万历五年（1577），神宗皇帝年满十四岁，皇太后开始为他张罗婚事。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被选为皇后，确定了两年之后的大婚日期。这标志着神宗皇帝朱翊钧将会在不久之后走到台前，真正成为一国之主。

锦衣卫指挥使与皇帝结为亲家，固然有王皇后姿色出众的因素在内，但这个事件还是显得非同寻常，至少标志着锦衣卫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事实上，在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但在万历初年，这一风气有了很大改变。当时，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就是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的。眼下，就连皇后都是锦衣卫官员的女儿，当然更会改变人们对锦衣卫的看法。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锦衣卫中任职，士大夫也都乐于和他们交往，毕竟遇到紧急案件时，还需要依靠他们的力量。

锦衣卫指挥使王伟因为女儿当了皇后，立即成为神宗的岳丈大人。于是，他的职位也很快得到升迁，就在女儿定亲的当年便得授都督之职，不久之后又封永年伯，而且得到皇帝特别拨给的纹银一万五千两。

因为沾了皇后的光，王伟的两个儿子王栋、王俊，也理应得到相应的封赏和提拔。神宗先是自信满满地将此事交给阁臣讨论，没想到阁臣并不给皇帝面子，只是建议给个锦衣正千户了事。

这当然出自首辅张居正的主意，神宗感到非常失望。他立即召来张居正等人询问：“正德时期，皇亲国戚如夏助等人都是授予锦衣指挥使，而且是世袭，为何今天对我的两位妻弟这么寡恩呢？”

没想到大学士张居正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正德时期各种不太适当的做法，早已经被世宗革除，眼下最多只能授王栋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俊则仍保持锦衣卫千户不变。”

对这个结果，神宗当然非常不满意。但是在首辅张居正看来，授王栋指挥佥事，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所以他一直坚持己见。看到这固执的“张先生”丝毫没有退让的打算，神宗也只能怏怏作罢。

在张居正眼中，朱翊钧即便是娶了媳妇，仍然还只是个娃娃。他必须继续用老师的身份理政训政。

神宗对张居正一直充满敬畏，但其实这种敬畏部分来自李太后的压力。李太后渴望小皇帝能早日成材，尽早接管大明江山，所以命张居正对其悉心看管，而严厉的张先生也就此成为小皇帝最为惧怕的人。但这种畏惧感，随着朱翊钧年纪的增大而逐渐丧失。当初的敬畏和信赖，渐渐地化为束缚和压力，令他对首辅大人越来越不耐烦。因为有张居正在，他经常说了不算，这令他很没面子，从内心深处感到不爽。

事实上，张居正确实是一直在为帝国操劳，而且尽心尽力。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但也一直勉力坚持，很有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万历十年（1582）年初，他终于撑不下去了，于是告病还乡，不久之后去世。

张居正病重期间，神宗曾频繁询问其病情，并赠送银两作为医药费。眼看病情加重，神宗颁旨称“太师张太岳先生”，给予了最高级别的慰问。等到张居正的死讯传来，神宗加封其为左柱国，连张居正的几个儿子都升了官。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不久之后，神宗对“太师”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事情都是因冯保而起，因为冯保将神宗宠幸的宦官张诚驱逐出京。神宗为此大吃一惊，于是派张诚秘密调查冯保和张居正。张诚重返皇宫之后，立即揭露两人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的各种罪状，并称他们聚敛的财物超过天府，令神宗非常震惊。

在太监张鲸的鼓动下，神宗下令对冯保展开调查，对冯保家产进行逐一清点，果然获得金银珠宝数以万计。他相信，在张居正的家中，一定藏了更多的宝贝，于是对首辅大人彻底失去了信任。

言官也开始陆续弹劾张居正，其中不少人跟风式地对已故首辅展开猛烈攻击，神宗顺势下诏剥夺张居正当初“左柱国”“太师”之类的封号。张居正提拔或推荐的官员，都遭到贬职或撤职，就连戚继光这样的著名将领也不能幸免。

随后，神宗命张诚偕同锦衣指挥、给事中到张居正家中搜查登记财产，共得黄金万两，白金十多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抓入诏狱，因忍受不了酷刑，自缢身亡；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都被发配戍边。张居正的官衔品级、之前赏赐的各种荣誉称号也全部被剥夺。神宗颁旨说，按理应当剖棺戮尸，只因念及旧情，姑且宽免。

在世之时，张居正位极人臣，呼风唤雨，死后不久便遭嫌弃，不仅各种荣誉被薅夺，就连子女也跟着遭殃，可谓生前身后两重天。

张居正的经历令人唏嘘，但也只能怪他自己。《明史》中对张居正有一段非常公允的评价，一方面称赞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而且“起衰振隳”，堪称济世之才，一方面指出他得祸原因是权力太大：“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8)

四、神宗亲政

张居正走了，冯保也走了，朱翊钧这才开始有了做皇帝的感觉。他开始亲自面对各种复杂的政务，虽说多少有些力不从心，案牍之劳让他颇有些烦躁，但他必须要撑着。何况他也受到过张居正多年教诲，有相当不错的宫廷教育作为基础。

起初阶段，神宗也曾用心打理朝政。他关注民生，关心粮食和蔬菜。他会为老天是否降雨而操心，甚至不惜体力，步行十多里路去到天坛，亲自向老天爷求雨。他还非常关心边境问题，亲政之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西北、西南和朝鲜展开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入跸图》（局部）中，御舟上身着铠甲者便为护卫神宗出行的锦衣卫将军。

朱翊钧大力整顿朝纲，注意起用新人。对于选人、用人，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凡是张居正的朋友，那一定都是坏的，不能任用；反之，如果是张居正的政敌，那就是好的，立即提拔。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当初积极反对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尤其是弹劾张首辅的官员，都得到了重用。

为了在官员中树立清正廉洁之风，朱翊钧还特地提拔了海瑞。自己岳丈王伟的不当请求，神宗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拒绝。万历十三年（1585），永年伯王伟申请一处宅第，准备为儿子娶媳妇之用。没想到神宗忽然嫌弃岳丈的贪婪，因为他一直要这要那的，竟然没给岳丈这个面子。

对比前几年，神宗的变化非常之大。那个时候，他不时地给予岳丈各种赏赐，还主动将冯保的多处遗产，比如庄园等，慷慨地赐给岳父大人。冯保有多处宅第，都壮丽华美，和王府无异。神宗觉得这些好东西，不能给别人，于是立即赠给岳父大人。也许那时候，他觉得天下是张太师的，帮岳父要东西，那就是帮了自家人。此刻，江山是他自己的，谁想和他要什么东西，都像是割了他的心头肉，他不得不掂量再掂量，再也大方不起来了。

在情侦系统中，锦衣卫因为有老丈人打理，不用太过担心。神宗为消除冯保的影响，及时更换了提督东厂之人。

除冯保之外，当时还有几位资历较老的大太监：张宏、张鲸、张诚，号称“三张”。其中，只有张宏以贤能著称，另外二位则是著名的权阉。性格宽厚的张宏，取代冯保执掌司礼监，但在万历十二年（1584）便去世了，从而给了张鲸、张诚作恶的机会。

张鲸刚入宫时，投靠在张宏名下。当冯保专权用事时，张鲸非常嫉妒。当他看到皇帝开始讨厌冯保时，便为神宗献计，试图谋害他并取而代之。张宏得知后，立即警告张鲸说：“冯公是我们的前辈，而且一向很有骨气，不应该设计陷害他。”

对于张宏的警告，张鲸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在除掉冯保的过程中投入了很大力气。《明史》中也说：“冯保获罪，实鲸为之。”
(9) 神宗逐出冯保后，张宏取代冯保执掌司礼监，张鲸则执掌东厂。

张鲸一向敢想敢干，再加上神宗对他也非常信赖，所以就连阁臣都对其有所忌惮。他乘机提拔任用事司房的邢尚智，通过他来揽权和受贿。京师都知道张鲸心狠手辣，所以流传着一句谚语：“宁逢虎狼，莫逢张鲸。”

万历十六年（1588）冬，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邢尚智与锦衣卫都督刘守有狼狈为奸，贪赃枉法，而且作威作福，应当论罪处死。锦衣卫和东厂相互勾结，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结果神宗只是免去了邢尚智和刘守有的职务，对张鲸表示慰留，仍保留他提督东厂的权力。

此后，给事中陈尚象、御史方万策等人又相继上书弹劾张鲸，神宗只是回应说“知道了”。不仅是言官弹劾张鲸，就连法司也不停上奏，称张鲸等人犯了贪污罪，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结果邢尚智被判死罪，后来改成流放，张鲸仍然只是受到一顿训斥便不了了之。

想必张鲸平时太招人嫉恨，所以朝臣如同接力一般不停地有人站出来告状。给事中张应登继续上书弹劾张鲸，御史马象乾除了弹劾张鲸之外，还奏称大学士申时行庇护张鲸。神宗不但不听，反而下令将马象乾投进监狱。

神宗这么固执并不奇怪，在他眼里，当初的冯保、张居正等人都是别人帮助选定的辅臣，因此自己受到了太多束缚，太过憋屈。这张鲸毕竟是自己选定的，即便是犯了一些小错误，也要坚持使用，正所谓“用人不疑”啊。

然而朝臣却偏偏不这么认为，他们仿佛存心给神宗难堪。给事中李沂认为，皇上一定是接受了张鲸的贿赂，所以才会一再宽宥张鲸的罪过。神宗大怒，说李沂等人一定是替张居正、冯保说话，完全是为了报复张鲸，于是下令将李沂撤职并杖责六十。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率领南京九卿，共同请求处罚张鲸，宽宥言官，神宗也完全不听。

为了平息众怒，神宗只是打发张鲸回家闲住，但不久之后又将其召入宫中。朝臣极力上书表示反对，但都不见任何回复。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奏四篇箴言，指责张鲸通过贿赂重新获得任用。这显然是先前李沂那套口吻，再变着花样回来，神宗对此更加愤怒，于是下令将雒于仁治罪。

神宗在愤怒之后，也渐渐冷静下来。他明白朝臣一直拿着张鲸的事与自己死磕，多少也有证据在手，所以不如舍卒保车，放弃张鲸。此时，雒于仁拼死进谏，以不惜获罪的勇气继续与张鲸死磕，终于让神宗有所退缩。神宗令申时行代替自己训斥张鲸，已经有意罢黜张鲸。对此，张鲸也有察觉，但已无能为力，所受宠信从此衰落，于万历十八年（1590）终遭罢黜。

在张鲸失宠之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身份兼掌东厂，权力比张鲸有过之而无不及。起初阶段，张诚还有所收敛。他在抄张居正家时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此神宗对这位权阉也礼让三分。渐渐地，张诚变得越发狂妄自大。他甚至借着向皇上规谏的机会，暗中讥骂神宗。对皇帝尚且如此，张诚弄权已经发展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春，张诚被降为奉御，弟弟和侄子都被撤职或治罪。

五、难解的悬案

万历十七年（1589），神宗忽然变得懒惰起来，不仅“章奏多留中不下”
(10) ，而且不再上朝，朝臣很难再见到皇帝。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仿佛变身成为隐形人，只是偶尔通过内宫发出若干指令。

说神宗懒惰，也不准确。他其实只是懒政，对处理政务失去了兴趣。至于政务之外的事情，比如声色犬马、治贪抄家和办矿收税等，他的兴趣依然很大。或许可以说，他更加专注于发财致富。然而，致富并非为国，而是为家，甚至只是为他本人。

神宗皇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一直流传着很多说法。有人说因为“国本”之争，他在和朝臣生闷气，所以避而不见；有人说皇帝沉湎女色，甚至宠溺小太监，没有精力上朝；还有人说神宗身体太胖，而且腿有残疾，行走不便……

种种说法，似乎以第一种说法更为人们所接受。万历十四年（1586），一直受宠的郑贵妃忽然生了皇子，也就是皇三子朱常洵，于是就生出了个立储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生，立谁为太子，由谁来继承皇位，朝野一直争论不休。神宗因为非常宠爱郑贵妃，所以在内心更希望选立朱常洵。但是朝臣则本着“立长”的原则，坚持为朱常洛说话，而且不惜丢官坐牢。这样一来，君臣之间就完全僵持住了。

双方经过漫长的拉锯，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朱常洛才最终被立为皇太子，然而立储之争却还没有结束。所有人都知道，因为郑贵妃的原因，朱常洛的地位并不稳固，朱常洵随时会取而代之。由于有各种舆论埋伏在皇宫周围，于是就生出个“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的某日凌晨，从朝房到各勋戚大臣的门口，忽然都出现了一封匿名信，名叫《续忧危竑议》。说是郑贵妃与大学士朱赓，兵部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卫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人相勾结，图谋更换皇太子。

陈矩提督东厂，谁都知道他权力很大，所以也得到这样一封书信。他不敢怠慢，随即呈给神宗。大学士朱赓也得到了一封，只能立即向皇帝做出检讨，并且称这是别有用心之人所采取的“声东击西，借此攻彼”
(11) 战术，目的就是想把包括他在内的忠良之臣一网打尽。

神宗大怒，敕令陈矩和锦衣卫火速出动，全城大搜查，一定要查出制造妖书的大胆狂徒。

由于案件突然之间发生，抓捕嫌犯的任务非常紧急，锦衣卫的侦缉官校立即在京城内外四处活动，展开搜捕行动。为了尽快破案，东厂和锦衣卫展开了竞赛，但是抓人的原则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宁肯错抓一千，不可漏过一人。

在这种心态之下，锦衣卫官校只能是捕风捉影、滥加拘捕，因此京城内外被牵连进去的无辜之人非常之多。朝臣之间，或是为了自保，或是为了借机报复，也都在互相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指称系锦衣卫指挥周嘉庆所为，内阁首辅沈一贯则嫁祸次辅沈鲤、礼部尚书郭正域。他们不方便直接出面，先后派人悄悄地嘱咐陈矩，都遭到陈矩的拒绝。

不久之后，锦衣卫百户蒋臣将皦生光抓来。皦生光是京师有名的无赖之徒，曾伪造富商包继志的诗，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以此来敲诈并威胁国泰和包继志，从而索取黄金，所以人们都怀疑到他，锦衣卫随即将其逮捕。

在监狱中，锦衣卫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承认。随后，他的妻妾和子弟也都被抓来，而且也都被打得体无完肤，但仍然问不出结果。

经过半年时间的折腾，朝臣互相撕咬的局面令陈矩非常担心。因此，他想尽快结案。他明白，如果抓不到主犯，神宗会更加愤怒，必将继续辗转牵连，无数的人会跟着倒霉。皦生光即便是被冤枉，但先前的罪名已足够判其死罪，那就干脆让皦生光背锅吧。

礼部侍郎李廷机也认为，皦生光前面的诗句与妖书的风格完全吻合，这更给了陈矩及早定案的决心。不久之后，皦生光被凌迟处死。沈鲤、郭正域、周嘉庆以及其他受此案牵连之人，都因此而得以保全。

万历三十三年（1605），陈矩执掌司礼监，并提督东厂。有一次，参政姜士昌提建议惹恼了神宗，神宗想要对其执行廷杖之刑，因为陈矩的及时劝谏而中止。云南的老百姓杀死了税监杨荣，神宗想要逮捕参加全部暴乱的人，也因为陈矩的劝解而得以避免。

万历三十四年（1606），陈矩奉诏巡察监狱情况，这才发现御史曹学程只是犯了一个小罪就被关在狱中将近十年。法司乘机请求陈矩，希望将其释放。陈矩先是推辞说不敢擅自放人，但还是偷偷地禀告了神宗。不久之后，曹学程得到释放，另外还有多人同时获得平反。

陈矩平时为人非常宽厚，和张宏有几分相似。他去世之后，神宗赐给一块祠堂匾额，书“清忠”二字。

从冯保到张诚，再到张鲸，东厂的大佬相继被抓，他们手下的大小党羽也有所警戒，不敢再肆意妄为。神宗一方面是懒惰，一方面也对东厂结党为祸非常痛恨，即便缺了人手，也不再补充，所以弄权之人渐至寥寥，东厂的监狱中甚至长出了一丛又一丛的杂草。神宗的日常膳食原本是由司礼监轮流供给，后因司礼监无人，改由乾清宫常云独自承办，因此“侦卒稀简，中外相安”
(12) 。但是，对于四方采办的宦官，神宗仍然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些贪婪之徒四处肆虐百姓，导致民心怨愤，终于生出祸乱。

六、被掏空的帝国

神宗为什么如此纵容四方采办的宦官呢？原因非常简单：这些人能够帮他捞取钱财。

万历十年（1582），当张居正去世之时，太仓积粮可支数年，太仆寺积金多达四百多万
(13) 。神宗从首辅张居正手里继承了一定的“遗产”，没想到他亲政之后大手大脚，很快就把这笔钱花光了。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底，户部尚书王遴已告财政吃紧：“太仓存积，除老库外，仅三百余两不足。”
(14)

仅仅过了一年多，户部的账单就已经无情地告诉神宗，治国毕竟不同于过家家，需要拿出点真才实学才行。他不得不承认张太师治国有方，还要想点办法切实增加财政收入。

神宗最先想到的办法是，通过查抄贪官的家产来发家致富。缺钱花了，就去抄家，竟然就此上瘾。

既然想抄家，那就需要确凿的情报，除了依靠御史检举揭发和鼓励告密之外，更要充分发挥厂卫的作用，仰仗他们的侦察力量。依靠厂卫来掌握官员的财产情况，哪一家藏的宝贝更多就去逮谁。张鲸之所以成为神宗的宠臣，就是因为他擅长侦察，也很精于敲诈勒索，并利用这些财物向神宗行贿。

可叹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贪官，当初通过巧取豪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辛苦积累的大量财物，最终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轻易地就被神宗一朝薅夺。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祖辈精心设计的厂卫制度，原本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完成侦察缉捕任务，但在神宗手里彻底畸变，被用作赚钱的工具。虽说那些为非作歹的贪官也会受到震慑，并就此有所收敛，但毕竟是辞了先生去做贼—不务正业，而且迟早会成为臣民共同厌恶的对象。

如果不发生战争，财政尚能勉强应付。一旦打起仗来，神宗再会理财，也经不起消耗。可是，战争恰恰在此时发生了。

万历二十年（1592），神宗对宁夏用兵，耗费帑金二百余万。同年冬天，又对朝鲜用兵，而且前后历时八年之久，耗费帑金七百余万。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对播州用兵，再耗费帑金二三百万
(15) 。三大战事接连发生，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困乏。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两宫失火。过了一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也接连失火。这些都是重要场所，都必须及时修建，但神宗手里缺钱。他找财政官员要钱，但这些人也都束手无策。神宗于是有了第二招：办矿收税。神宗既然有此一念，迅速就有人响应，于是矿使四出，四方不宁。抓人收钱，依靠厂卫；办矿收税，同样依靠厂卫。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神宗批准户部提议，陆续派出矿使。所谓矿使，实则是一个团队，由户部、锦衣卫各派出一名官员，再由一名宦官领头。锦衣卫既担当探路先锋，也起到护卫作用。只要有人提供了开矿信息，神宗立即命令宦官随同前往，以致天下到处都可以遇到矿监。凡是阻挠开矿的，都会遭到锦衣卫抓捕。

从此之后，大珰小监打着收取矿税之名，纵横天下，鱼肉乡里，对各地官员和百姓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以至天下萧条、生灵涂炭。其中最横者有三，分别是：陈增、陈奉和高淮。

陈增刚到山东，便弹劾福山县知县韦国贤，神宗立即下令对其进行逮捕审问。益都知县吴宗尧因为对陈增表示不满，几乎死在诏狱之中。有皇帝作为靠山，陈增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指使其党羽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人，四处作恶，很多家庭都被害得家破人亡。即便是闹出人命，也从没人敢于过问。御史刘曰梧曾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神宗不予理会。

陈奉虽是御马监奉御，官职不大，但照样能恣行威虐，每到一处，便鞭笞官吏，剽劫行旅。不少商民对其恨之入骨，聚集起来埋伏于半路，竞相使用瓦块和石头对其发动攻击。侥幸逃脱的陈奉，立即诬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人煽动骚乱。神宗听信陈奉的奏报，立即将这些官员或抓捕或撤职。

高淮是尚膳监的监丞，与陈奉同时在辽东采矿征税，因为虐民而引起民变，随即污蔑并逮捕数十人。辽东总兵马林不肯屈服，高淮立即上书将其弹劾罢免。虽有给事中侯先春极力从中相救，但马林最终还是被贬。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高淮率家丁三百余人，高举飞虎旗，金鼓震天，声称要拜见皇帝。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等人都表示不满，他们说：“高淮平时搜括士民，获得黄金多达数十万，如今又招纳这些亡命之徒进京，他到底想干什么？”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也都纷纷弹劾高淮，斥其“挟兵潜住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
(16) 。此外还有御史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给事中梁有年等人，都对其进行弹劾。神宗有心袒护高淮，始终装聋作哑。

在皇帝眼中，这些矿使、税使是在帮自己辛苦敛财，即便犯了一点小错误，怎么能马上就进行惩罚呢？他完全不知道，这种横征暴敛，失去的是天下人之心，所失远远大于所得，完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愚蠢之举。

这些矿使和税使每到一地，便依仗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勾结一处、胡作非为、鱼肉百姓。他们大量吸收地痞流氓充当其手下爪牙，借办矿为名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淫人妻女，无恶不作。锦衣校尉则更是凶狠残忍、横行霸道。而且，这些人几乎无人不贪，在上交部分税收的同时，更多的则是贪赃纳贿、中饱私囊。

被掏空的帝国，各行各业都出现左支右绌的局面。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工科给事中马从龙上言：“国家水衡告诎，南北交困。”
(17) 万历四十年（1612）年底，户科给事中商周祚上言：“官储如洗，海内空虚。”
(18)

不仅是国库空虚，民生也日益凋敝，甚至导致各地饥民相食。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青州举人张其猷呈上所绘《东人大饥指掌图》，在触目惊心的图案之外还配有“母食死儿，妻割死夫”
(19) 之类的款语，让见者鼻酸。可以看出，到了万历晚期，大明帝国已经穷困至极，千疮百孔了。

(1) 《论语·季氏》。

(2) 《明史》卷一八《世宗本纪》。

(3) 《海瑞集》上编，《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4) 《明穆宗实录》卷三五。

(5) 吴晗：《明代的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

(6)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7) 《明穆宗实录》卷五二。

(8)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9) 《明史》卷二三四《李沂传》。

(10) 《明史》卷二三四《周弘禴传》。

(11) 《明神宗实录》卷三九○。

(12) 《明史》卷三○五《陈矩传》。

(13) 缪振鹏：《明朝三帝秘录》，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14)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

(15)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16) 《明史》卷三○五《高淮传》。

(17) 《明神宗实录》卷四七四。

(18)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

(19) 《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一。

第十四章　万民之唾弃

一、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二、末世大珰

三、抱团作恶

四、不屈的冤魂

五、末路凄惶

六、厂卫终成替罪羊

一、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罔顾民怨，便会招来万民的反抗。在推行矿税制度后不久，各地民变此起彼伏，而且呈现迅速蔓延之势。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因为陈奉的胡作非为，致使武昌一带发生民变。原来，陈奉僭称千岁，一路吓诈官民。他的党羽更是擅自闯入居民家中奸淫妇女，甚至强抢民女藏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都是这样遭到凌辱，所以激起当地士民的公愤，万余民众集结起来，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事发之后，抚按三司严密保护陈奉，巡抚支可大更是歪曲真相，蒙蔽皇上。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将这些情况一一向皇帝奏报，并且指出：“这一定会导致天下无穷无尽的祸乱！”

大学士沈一贯也指出：“陈奉入楚之后，先是引发武昌民变，接着又导致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接连发生抗议，几乎导致大乱。希望立即将其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按理说，出了这么多的乱子，神宗理应接受大学士的建议，及时撤回陈奉才是，没想到他仍旧对此置若罔闻。

在开采谷城矿的过程中，陈奉因为一无所获，便威胁取走谷城县的库金，结果遭到驱逐。为此，他怀恨在心，一直寻机报复。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弹劾陈奉有十大罪，陈奉反咬一口，称冯应京是诬告，随即将其降职。

在开采枣阳矿时，知县王之翰因为该矿靠近显陵，提出反对。陈奉立即弹劾王之翰及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等人，锦衣卫将他们逮捕审讯，并追逮冯应京。冯应京平时很得民心，广大民众聚集在一起，哭着为其送行。为了稳定民心，陈奉张榜列出冯应京的各种罪状，没想到这反倒激起了众怒。大家将陈奉的官署团团围住，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杀死他。陈奉眼见形势不妙，只得仓皇逃往楚王府。众人找不到陈奉，便将他的同党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因为巡抚支可大一直保护陈奉，愤怒的民众顺便焚烧了他的辕门，可见当时民愤已经到达了极点。

在陈奉遭到驱逐和反抗时，临清民众也在驱赶税监马堂。马堂到临清时，指使亡命之徒数百人在大白天公然夺人财产，谁敢违抗就被治罪，中产之家大半破产。一万余州民组织起来，纵火焚烧了马堂的官署，打死其同伙三十七人，都是身上刺着各种纹身的盗贼。事发之后，锦衣卫抓捕了很多人。有一个叫王朝佐的，平时为人就非常仗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说道：“我就是首犯！”临刑之时，他面不改色，令人敬佩。知府李士登抚恤安慰其母亲和妻子，临清民众也立祠以示纪念。

御马监监丞梁永，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奉命到陕西征收名马及其他货物。他私自蓄养五百匹马，大量招揽亡命之徒，交给千户乐纲率领，在边塞一带出入。为了寻找宝物，梁永不仅将历代陵墓全部挖掘一遍，从中搜集金银玉器，还放任乐纲等人肆意淫掠。各地县令都很惧怕梁永，甚至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都知道他会随时对县丞行廷杖之刑，也知道其中有不少人已被打死。陕西巡抚顾其志在揭发梁永罪状之时，也说到了陕西百姓万众一心，决心杀死梁永的迫切心情。很显然，巡抚看到民怨沸腾，也只能如实表达老百姓的心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太监孙隆在苏州利用恶少敲诈勒索，导致民众不堪重负。苏州人葛诚率领当地老百姓将其中的六七名税官捆绑起来，然后投到了河中。此后，他们余怒未消，又放火焚烧了宦官家中的所有财物。

万历三十四年（1606），税使杨荣在云南一带恣行威虐，令当地百姓恨之入骨，结果被民众杀死。当时，一万多冤民在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人的率领之下，纵火焚烧了杨荣的府第。忍无可忍的民众在杀死杨荣之后仍不解恨，随即将他的尸体一并投入火中。

在其他地方，也都发生了类似事件，比如山东张晔、河南鲁坤、四川丘乘云等，都被当地的老百姓杀死。福建税监高寀居闽十余年，同样留下无穷的祸害。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当地万余民众因为不堪忍受，便聚集在一起，想要杀死高寀。因为事情越闹越大，神宗只得召高寀回京。

各地矿使、税使的为非作歹，也对边防构成了严重影响。自从高淮聚众惊扰京城，并被神宗无视之后，他变得更加放肆。很快，他招募了更多的死士，并时常带着他们出塞打猎，甚至打着黄票龙旗，到朝鲜索取冠珠和貂马。此外，他还几次与边将争功，克扣军粮，终于引起山海关内外将士的一致不满。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的军卒手持武器，聚集在一起高声呼喊，发誓要吃了高淮的肉。这年六月，锦州、松山两地的军卒发生哗变。群情激奋的局面，令高淮多少感到害怕。他连忙跑回京城，诬陷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追杀朝廷派出的使者，而且还将贪污御用钱粮之事栽赃到他们身上。王、李二人随即被逮捕讯问，边民也因此而喧闹不止。

各地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特斗争，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长达十六年之久
(1) 。不仅时间很长，而且范围很广，遍及全国各地，声势浩大，此起彼伏，互相呼应。

对于矿使之害，朝臣一直在呼吁并积极上书，只是神宗皇帝不闻不问，装聋作哑，被眼前的利益冲昏了头脑。神宗长期称病不愿上朝，也不愿意接见内阁辅臣，所以，他与外界的沟通渠道就只剩下了司礼监。大概他只愿意听太监的话，将这视为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

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大学士沈鲤上书指出：“当今时政最称不便者，无如矿、税二事。”
(2) 沈鲤对内臣滥用群小和爪牙，在各地虎噬狼贪的罪行进行了痛斥，并且坦陈天下形势已经如同沸腾的油锅一样，没有一片安乐土。如果要改变现状，避免出现更大的危机，就必须抓紧时间收揽人心，停止采矿，撤回税使。

大学士沈一贯等人也积极上书，称使用内臣办矿收税，不仅给各地民众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也是“利归群小，怨归朝廷”
(3) 的不当之举，必须及时终止。

对于这些披肝沥胆的善意劝说，神宗始终无动于衷，各地矿税官员由此而变得更加放肆。所以，万历后期便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宫之内是歌舞升平，京城之外则是危如累卵。这种鲜明对比，预示着大明帝国已经危机重重，一定会有更大的灾难出现。

二、末世大珰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病逝。据说他在去世之前忽然有所悔悟，立下遗诏撤回各路矿使，但他已经丢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后世子孙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当年八月，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意外的是，他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便去世了。有人算过，在神宗去世之后，朱常洛只活了四十八天，与神宗在位的四十八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虽说贵为皇长子，但朱常洛毕竟不是先皇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所以他长期得不到父爱，直到十三岁时还没接受过正规教育。加上“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接连发生，令朱常洛备受折磨，就此养成多愁性格和多病之身。临死之时，他又摊上了一个“红丸案”，帝王生涯短至月余，更加重了其悲剧色彩，也给动荡不安的朝廷留下一个不祥之兆。

而后朱由校匆匆即位，为明熹宗，但他也非常短寿，只活到二十三岁便去世，在位时间也只有七年。

熹宗能够继承皇位，首先要感谢太监王安。当初，西宫的李选侍仰仗着皇帝的宠爱迫害熹宗的生母王才人，并阻挠朝臣拥立朱由校，是王安出面化解了危机。他一面择机向杨涟等重臣揭露她的阴谋，一面巧妙地与李选侍周旋，令朱由校有了虎口脱身的机会。所以，明熹宗从内心深处感激王安，也一直对他言听计从。

天启元年（1621）五月，熹宗命王安执掌司礼监。王安以身体多病为由予以推辞。与熹宗关系极为亲密的奶妈客氏，极力怂恿皇帝批准王安的辞呈，从而给太监王体乾留下机会。作为与王体乾的交换筹码，和客氏“对食”（宫女和太监结成挂名夫妻）的宦官魏忠贤得以提督东厂。从此之后，魏忠贤与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等人勾结一处，将各种酷虐手法重新用了起来，同时也将厂卫之毒发挥到了极致。就连王安也被魏忠贤害死，而熹宗竟然完全被蒙在鼓里。

万历年间，触忤矿使、税使的大臣，都被打入钦犯监狱。但到了晚期，神宗越发懒政，令厂卫的固有体系和运转模式也受到影响，不少抓捕和审讯都不了了之，告密之风也逐渐衰减，以至于万历末年的诏狱已渐空虚。但在天启年间，随着魏忠贤和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的得势，诏狱又重新忙碌起来。

魏忠贤年少之时本是个无赖之徒，在与一群恶少赌博输钱后，被迫自宫成为太监，并改名叫李进忠。万历年间被选入宫，又得皇帝赐名，改叫魏忠贤。他先是靠巴结宦官魏朝得到王安的善待，后来又获得客氏的青睐，自此平步青云，改变了命运。客氏本与魏朝对食，也改而与魏忠贤对食，并驱逐了魏朝。

熹宗宠爱客氏，封其为奉圣夫人，还将她的儿子侯国兴和弟弟客光先封为锦衣卫千户。魏忠贤也得到恩宠，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就连他的哥哥魏钊也被封为锦衣卫千户。魏忠贤的侄子不久也被荫封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非常之好。他不仅残忍阴毒，而且精于阿谀奉承之道，每天只知引导熹宗沉溺于歌舞游乐和遛狗骑马。刑部主事刘宗周上书弹劾魏忠贤，结果引起熹宗的万丈怒火，幸亏有大学士叶向高从中相救，才侥幸得到赦免。

当年，因为神宗不理朝政，廷臣便只能互相抱团，由此逐渐形成各种门户党派。吏部尚书顾宪成因为在东林书院讲学，引得海内士大夫的依从，东林党之名由此得来。“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一个接一个发生，整个朝廷争执不休，如同打官司。与东林党相对抗的，则被目为邪党。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势力越来越大，同样聚集了大量党徒，不少人希望依靠魏忠贤来排挤东林党。当时的辅政大臣是叶向高、韩火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人都官居高位，所以对魏忠贤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忠贤的权力和地位一步步跃升，终于成为一代权阉。

虽然贵为一代帝王，熹宗却是一个文盲。他与其父光宗一样长期不受父皇的重视，因此自幼缺少必要的文化教育，大字不识几个。他非常赏识的魏忠贤，也是个大文盲。这两个文盲碰到一起，年长的文盲因为更有生活经验，所以显得更加从容，何况魏忠贤是个深谙权术的宦官。

明熹宗朱由校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非常喜欢做木工活，手艺比普通木匠只好不差。作为普通人，有他这身手艺，也足够养家糊口，也一定会被称赞心灵手巧。但是，身为皇帝，整天不知疲倦地忙着打造家具，并因此荒废政事，只能说是不务正业。

熹宗热衷于操刀弄锯，而且乐此不疲，这便给了权阉上位的机会。狡猾的魏忠贤总是等他做木工活时呈奏政事，此时的朱由校正埋头打理一块块木头，连脑袋都懒得抬起，对魏忠贤挥挥手说道：“我都知道了，你去处理吧。”魏忠贤因此可以擅自处理朝政，作威作福。熹宗大权旁落，自己却浑然不知。

魏忠贤位极人臣，举朝多为阿谀奉承之人。魏忠贤出行所过之处，士大夫都沿路拜伏，高呼“九千岁”，更有一些人干脆称呼“九千九百岁”，大行三叩九拜之礼。在中国古代，皇帝称“万岁”，魏忠贤只比他们少一百岁。

天启三年（1623）秋，皇帝诏令魏忠贤和客氏的儿子侯国兴所庇荫的锦衣官职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等人纷纷劝谏，熹宗不从。魏忠贤由此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擅自将内操军增加到一万人，内穿甲衣出入禁宫，恣意作威施虐。他和客氏联手假传圣旨，将光宗的选侍赵氏害死，听说裕妃张氏有孕在身，也设计将其杀死。后宫嫔妃如果有谁怀孕，被客氏得知之后，就会在劫难逃，因为客氏一定会施展诡计逼其堕胎。对于这些情况，熹宗始终毫不知情，也因此而绝了子嗣。

三、抱团作恶

天启三年冬，魏忠贤得以兼领东厂，他立即在情侦系统到处安插亲信，更换掉那些不听话的人，阉党势力也由此变得越发强大，成为一时之祸。

天启四年（1624），中书汪文言受到诬告，被投进镇抚司监狱。执掌镇抚司的刘乔因为得到叶向高的训令，不愿意给汪文言定罪。魏忠贤大怒，立即将刘乔撤职除名，改用亲信许显纯替代他。

在杀死王安之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皇宫中培植亲信，清除异己。除了将侄子魏良卿任命为佥书锦衣卫，掌管南镇抚司事务之外，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也都遍布羽翼。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五虎”和“五彪”。“五虎”分别是崔呈秀、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五彪”分别是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五虎”都是文官，个个一肚子坏水，暗中帮助魏忠贤出谋划策；“五彪”都是武职，分别把持锦衣卫和东厂，为魏忠贤充当打手，诸如暗杀缉捕、刑讯逼供等体力活都由他们分担。

除此之外，还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十狗”包括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人。“十孩儿”包括李蕃、李鲁生等人，顾名思义，他们是干儿子一辈。“四十孙”则是为那些地位稍低的人准备的，因为他们只能排到孙子辈。

田尔耕、许显纯都是魏忠贤的义子，同属“五彪”。在他们手下又有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爪牙，杨涟、左光斗这些忠臣都受他们毒打致死。

田尔耕本为兵部尚书田乐之孙，靠着祖上荫庇，累官至左都督。他狡黠阴贼，看到魏忠贤得势，便主动上前攀附。在与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后，他取代骆思恭，得以执掌锦衣卫事务。他广布侦缉人员，施用各种酷刑，凡是进入诏狱的，就不大可能活着出来。因为有魏良卿从中联络，魏忠贤对田尔耕格外器重。对于田尔耕的话，魏忠贤无不采纳。魏忠贤为了搞垮东林党，屡兴大狱，依靠的正是田尔耕的力量。

宵小之人知道田尔耕与魏家的关系非同一般，都希望通过他来攀附魏忠贤。当时民间甚至流传有“大儿田尔耕”的歌谣，都知道他是“五彪”之首，所以总会有不少人聚集在他家门前，希望能够巴结一二。经过魏忠贤的多次举荐加封，田尔耕被拜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家中也有数人荫庇锦衣卫世职，所得赏赐更是不可胜计。

许显纯同样是官宦子弟，却也唯魏太监马首是瞻。在刘乔治理汪文言一案时，刘乔因不愿意屈从魏忠贤而获罪，许显纯得以取代他而执掌镇抚司。许显纯略通文墨，但是性格残忍。他频频兴起大狱，用尽各种酷刑对付犯人，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肕、夏之令等十余人，都死在他的手中。至于这些人的供状，则全都是出自他的伪造。

辽阳男子武长春因为在逛妓院时说了几句狂妄之语，就被东厂抓捕。许显纯将他拷打治罪，然后故意夸大其词说：“武长春是敌人的间谍，如不及时擒获将发生重大变乱，幸亏有东厂校尉忠诚机智，立下奇功。”许显纯善于编造罪证，也经常运用这种方法冒功领赏。

“五彪”之中的另外三人，也都是魏忠贤在情侦系统所要倚重的重要爪牙。其中，崔应元是个市井无赖，因为魏忠贤的赏识，冒领缉捕之功，累官升到锦衣卫指挥。孙云鹤和杨寰则是东厂理刑官，都是魏忠贤手下重要打手。凡是许显纯所计划的杀人之事，崔应元等人都会参与其中，与他共同策划。

在他们看来，抓捕罪犯可以加官晋爵，审讯罪犯则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他们都别有用心地精心设计。对于犯了贪污罪的犯人，他们定下期限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不按期限交款的就会受到全刑。所谓全刑，就是同时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号称五毒俱全。受刑之人会血肉溃烂，不堪折磨，呼号之声沸天，辗转求死而不得。

监狱之中也有一些江湖黑话，只有他们自己才懂，所谓“壁挺”就是其中的一句，意思是在狱中死亡。如果前一天晚上，囚犯被分到不同监房住宿，狱卒就会说：“今天晚上该有人壁挺了。”第二天，犯人果然死在牢房之中。

犯人死后，通常都会停放几天，然后才用苇席裹着尸体抬出牢门。这样一来，蛆虫就会把尸体蛀烂。他们以狱中之事需要保密为由，一直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囚犯的家属甚至连亲人的死亡日期都完全不知。犯人因为受到酷刑而发出凄惨的哀号，他们却始终若无其事，面色如常。

许显纯虽然狠毒，但必须依照魏忠贤的指令行事。每次审问犯人时，魏忠贤都会派人坐在他的后面，称之为“听记”。如果魏忠贤所派“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等人只能袖手等待，不敢审讯。

大权在握的魏忠贤，一直非常重视厂卫，依靠遍布各地的耳目，继续加强自己的威势。京城内外，“东厂番役横行”
(4) 。凡是他们巡查之处，不管有没有案情，一定要闹个鸡犬不宁才肯罢休。民间有谁胆敢在言语之中触犯魏忠贤，便会被立即捉拿杀戮，甚至是剥皮、割舌，由此而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好朋友在路上相遇，也只能使用眼神交流，不敢留下只言片语。

《明史》中有个密室饮酒的故事，尤其可以看出魏忠贤特务体系的强大。

有天夜里，四个人聚集在一间密室中喝酒。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就开始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则吓得不敢出声。还未等醉汉骂完，东厂的特务就出现了。他们将四人押到魏忠贤的住所，将骂魏忠贤的人处以磔刑，同时给了另外三人赏金。这三个人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动弹。

对朝廷官员，包括外戚在内，魏忠贤同样也会滥施淫威。如果看谁不顺眼，同样不肯放过。

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所以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魏忠贤探知这一情况，便立即诬告他盗窃禁物，并将他判了死罪。中书吴怀贤在读杨涟的奏疏时，曾击掌赞叹，被家奴告发，结果吴怀贤被处死并抄家。

对于潜在的政治对手，包括那些不肯服从自己的朝臣，魏忠贤出手更狠。他甚至想将异己者全部杀掉，只留下屈从自己的人，以及自己的亲信和随从。至于厂卫，更是沦为他的私人工具，是他攫取利益、打压对手的机器。

四、不屈的冤魂

在《明史》中，第二四四卷、二四五卷尤其流露着血腥，更充满着不屈。其中的传主，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王之寀等人，都无一例外地被魏忠贤残害致死。在第二四四卷末尾，还有几句意味深长的赞语：“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作者对杨涟等士君子与逆贼以死抗争的勇气给予赞扬，并指出他们的惨死，预示着大明帝国行将就木。

魏忠贤手握大权，如日中天，群小竞相攀附权阉，正人君子的处境日渐危险。见此情形，杨涟和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不甘屈服。

杨涟当初以小臣身份参与接受皇帝遗诏，也在熹宗即位过程中立下大功，所以一度得到朱由校的重用，几年之内便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看到权阉弄权，杨涟接连上书弹劾魏忠贤，列举出他的二十四条罪状，其中包括“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急于翦己之忌”“亲乱贼而仇忠义”等。

在奏疏的最后，杨涟指出，魏忠贤的种种背叛行为，都已经一一显现在人们面前，但内廷都因惧怕被害而不敢说，外朝则沉默不敢上报。即便是罪行败露，还有奉圣夫人为他进行掩盖。他们内外勾结，遥相呼应，淫威影响之所及，已经在宫廷内外形成了“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
(5) 的局面，所以乞求陛下能振奋雷霆之威，对奸贼进行审讯，以维护国家的法令。

刚听说有这道奏疏时，魏忠贤感到非常恐惧。在王体乾和客氏的劝说之下，他勉强保持住镇定。此后，他立即想出阻止皇帝上朝的方法，阻拦杨涟的奏疏上呈。而且，从这以后，魏忠贤几乎每天都在想办法杀害杨涟。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授意大理寺丞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利用职权收取贿赂，并命锦衣卫逮捕汪文言进行审讯。

论官职，汪文言只是个芝麻大的中书舍人，但是阉党希望从他这里寻找突破口，兴起大狱，所以对其严刑拷打。在监狱中，许显纯使用各种酷刑拷问汪文言，逼其诬告杨涟。汪文言至死也不屈服，并仰天大叫道：“这世界上难道还有贪赃受贿的杨大洪（杨涟号大洪）吗？！”

不久之后，汪文言被活活打死。许显纯只得伪造供词，诬陷杨涟贪污赃款，并将杨涟逮捕。

得知杨涟被捕的消息后，几万人站在道路两旁哭喊，沿途村民全都烧香祭祀，祈求上天保佑杨涟活命。在许显纯等恶贼面前，民众的善良显得一钱不值。杨涟被打入监牢之后，遭受了各种酷刑，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直到死在狱中。

和杨涟同时死在狱中的，还有左光斗和魏大中。当时，朝野并称的“杨左”，正是指杨涟和左光斗二人。杨涟弹劾魏忠贤时，左光斗曾参与谋划，由此惹怒魏忠贤。左光斗曾草拟奏疏，弹劾魏忠贤和魏广微的三十二条死罪，结果被魏忠贤的密探侦知，抢先将左光斗革职为民并逮捕。

逮捕左光斗的这天，很多的父老乡亲都簇拥在他的坐骑之前痛哭，声震原野，就连来抓人的锦衣卫也都感动得流泪。在被打入监牢之后，许显纯立即诬陷他接受杨镐、熊廷弼的贿赂，并且每隔五天就严刑拷打一次，直到和杨涟在同一天被狱卒打死。

当初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时，魏大中曾积极予以响应。他率领同事同时上书。奏疏中写道：“魏忠贤狐假虎威，拉帮结派，到处安插亲信，刺探朝廷消息，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魏忠贤得到这封奏疏后，一直暗中寻找时机进行报复。许显纯伪造供词，诬告魏大中接受杨镐、熊廷弼的贿赂，贿金为三千两，随即将魏大中逮捕下狱。狱卒受魏忠贤指使，将他和杨涟、左光斗在同一晚上杀死。

在许显纯自己伪造的供词中，有一大批人受到诬陷。凡是被魏忠贤视为敌人的，都被列入“黑名单”。除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之外，还有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涟、邓渼、卢化鳌、钱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扬、施天德、黄正宾等人受到牵连。

周朝瑞揭发大学士沈贿赂魏忠贤，并涉及其私党邵辅忠、徐大化。徐大化就此将周朝瑞的名字窜改入汪文言案中，和杨涟等五人一起被逮捕，经过严刑拷打也死在狱中。王之寀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诬陷，并以同样的方式惨死狱中。

周顺昌为人正直，疾恶如仇，独立而有操守。巡抚周起元因为得罪魏忠贤而被削职为民，周顺昌写文章欢送他。魏大中被捕经过吴门时，周顺昌设宴款待，而且形影不离地陪伴三天。官校多次催促，周顺昌怒目而视，说道：“你不知道世上还有不怕死的男子汉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就是原吏部郎中周顺昌。”接着便对魏忠贤骂不绝口。

官校回去之后，立即告诉了魏忠贤。周顺昌随即受到诬告，与周起元一起被逮捕。当地老百姓一向十分感激周顺昌，听说逮捕他的人来了，都很愤怒，并堵住了道路。官校厉声骂道：“东厂抓人，你们这帮鼠辈想怎么样？！”接着便大声叫喊：“囚犯在哪里？”说完还将锁链使劲往地下一扔，叮当作响。

东厂特务的嚣张，不仅没有吓倒百姓，反而令群情激愤。他们高喊着：“以为是皇帝的命令呢，原来是东厂啊！”随即便排山倒海般地一拥而上。几名东厂特务东逃西窜，其中一人被打死，其余的身负重伤，狼狈地逃脱。

东厂密探报告说，苏州的民众都造反了，他们不但抗拒执法，而且计划截断水道，劫持漕运木船。魏忠贤听了之后感到非常恐慌，不久之后听说叛乱已经平定，周顺昌投案自首，并抓到为首的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五人，这才放下心来。然而，从此以后，这些锦衣卫特务再也不敢迈出京城的城门。

周顺昌入狱之后，许显纯对其拷打逼供，罗织各种罪名，每隔五天就严刑拷打一次。每逢审问，周顺昌一定会痛骂魏忠贤。许显纯敲掉他的牙齿，得意洋洋地问道：“复能骂魏上公否？”
(6) 只见愤怒的周顺昌将满嘴血水吐在他脸上，骂声反倒变得更加猛烈。许显纯气急败坏，只得偷偷地将周顺昌在狱中杀害。

五、末路凄惶

魏忠贤的地位越来越高，不少人都开始怀疑他要篡权。天下的章奏，无论巨细，都要先称颂魏忠贤。称颂还不敢称呼其名，只能称“厂臣”。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起草圣旨时，也必说“朕与厂臣”。天底下没有人敢直接叫出或写出魏忠贤的名字。

在天启七年（1627）这一年之内，魏忠贤冒领军功，累计荫庇锦衣卫指挥使达十七人，对他的族人和姻亲都累次封赏。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后，也被魏忠贤冒领军功。此后，皇帝遍赏群臣，唯独忘记了袁崇焕这个真正的功臣。

这年八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朱由校由于误服“仙药”而亡。由于没有子嗣，只得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也就是明思宗崇祯皇帝。

崇祯不愿像兄长朱由校那样做一个傀儡皇帝，受太监支配。他上台后的第一个大动作便是铲除阉党，彻底抹去魏忠贤的影响。不可一世的魏忠贤，最终只能在万分惊恐之中自杀身亡。崇祯觉得心头之恨未解，诏令将魏忠贤肢解，脑袋悬挂于河间府，以起惩戒作用。与魏忠贤有牵连的官员，都被视为阉党分子，纷纷受到打击。至于其重要爪牙，如田尔耕和许显纯等，都被处死或抓捕。

接下来，崇祯铲除阉党的行动与惩治腐败、整肃吏治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声势浩大。内阁首辅，以及吏部、兵部等六部长官在内的一大批文臣武将，重则被处死，轻则被罢免、降职。

文臣不可信，武将也不可信，朝廷重臣不可信，地方大员也不可信，那么谁才可信呢？崇祯绕来绕去，最终又回到太监这里。为了加强对边疆大吏的控制，他经常派出太监去边境刺探情报，掌握官员动态。名将袁崇焕正是因为太监传递假情报，引起了崇祯的猜疑，进而被杀。

山河破败，朱由检是出来收拾残局的。与前面几任皇帝相比，崇祯的执政能力只好不差。但是，明政权到了这个时候实在是烂透了，已然不可收拾：内部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部又面临着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势。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到底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实则也是一个难题。那么崇祯是怎么决定的呢？崇祯的主意是：同时展开。所谓“安内”，就是打击此起彼伏的起义军。这一招并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各地饥民前仆后继地起义，如同割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生一茬。崇祯即位后的新政，也未达预期效果，朝野很快便由期盼转为失望。

至于“攘外”，也没有多大成效。后金军在与明军的对垒中越发地成长壮大，打得明军没有招架之力。身处内忧外患、矛盾激荡的漩涡之中，朱由检只得当了亡国之君。

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志在“中兴”的崇祯，勤政、自律和领导才能，似乎都要超过他的父兄，但他也存在着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残暴苛刻等性格缺陷。

在铲除阉党的过程中，崇祯发现阉党之祸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发现周围的人都是不可信、不可用的。在任命内阁大臣时，他左挑右选得到的人，最终还是阉党分子，只得又匆匆罢免，这便造成阁臣走马灯似地轮换。左挑一个，不满意，右挑一个，还是不满意，无奈之下，崇祯甚至采用占卜之法来选用阁臣。崇祯的猜忌之心越来越重，杀人也变得更加随意。

因为这种多疑之心，崇祯尤其重视厂卫的作用。他命王德化掌管东厂，又以吴孟明掌管锦衣卫，厂卫互相配合，对臣民进行严密监控。缙绅之家不免互相来往，但非常担心会留下把柄，只能早睡晚起，甚至不敢两人坐在一起交谈。如果遇到锦衣卫校尉光临，就如同遭到江洋大盗抢劫一样，所积财富都会就此散尽。那些狡黠之徒恣意捏造、罗织罪名诬陷别人，只需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十几人以上。

在吴孟明掌卫印时，锦衣卫不时采取宽容的政策，但他们只能观望东厂的脸色行事，并不敢与他们对抗。负责镇抚的梁清宏和乔可用则朋比为奸，令天下人胆寒。

末路凄惶的局面下，很少能有崇祯始终信任之人。骆养性是其中难得善始善终的一位。他是骆思恭的儿子，因为世袭而得到锦衣卫职，进而获得执掌锦衣卫的权力。崇祯下诏戒谕百官时，对言官尤其痛加斥责，并将姜埰、熊开元两位谏官下狱。此后，他又谕令骆养性悄悄杀死他们二位。

有官员得知这一消息，连忙告诫骆养性说：“你难道不想想田尔耕和许显纯是怎么死的吗？”骆养性感到害怕了。他思考再三，决定劝说崇祯放弃杀人之念。他一面悄悄地将皇帝的指令泄露出来，一面对崇祯说：“这两个人如果确实应当处死，那就应该交付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之大白天下。假如派人秘密杀了他们，天下人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崇祯怒气渐渐消去，其他大臣也都替姜埰他们说好话，这两位谏官竟然得以免死。

骆养性虽说偶尔做出令人称道之举，但终究免不了坐在此位上的多数人的弊病，始终紧密配合崇祯的杀戮行动。而且，他同样贪墨成癖。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后，仅从他家中就起获赃银数万。

六、厂卫终成替罪羊

厂卫已经成为万民唾弃的对象，朝臣学起当年的商辂，纷纷提出撤除厂卫的建议，试图对这些特务们进行彻底的清算。

给事中许国荣在《论厂卫疏》中历举厂卫为祸的历史，御史杨仁也上书详论东厂之害，建议崇祯顺应民意，果断采取措施。但崇祯对这些建议一律不予理睬，反而是“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7) 。

首辅周延儒也借势提出“罢厂卫缉事”
(8) 的建议，但是厂卫的特务们担心就此失去权势，所以都对周延儒充满了怨恨。骆养性深知崇祯的心理，他同样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于是成为倒周派的干将，并给了周延儒致命一击。当初，他正是因为首辅周延儒的推荐，才得以执掌锦衣卫，但此刻他选择的是恩将仇报。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清兵入关抢掠财物，周延儒在不得已之下自请督师。崇祯非常高兴，给予他很多赏赐。结果周延儒长期驻扎在通州，不敢与清兵交战，却每天传书奏捷，在崇祯手里骗得不少奖赏。没想到骆养性和宦官们一直在悄悄对其进行侦察，并向崇祯检举揭发，周延儒以蒙蔽圣上而获罪。

随着魏忠贤的倒台，厂卫之祸原本可以因此而得到终结，没想到到了崇祯年间忽又重新兴起。这也许只是回光返照现象，明帝国注定将要在不久之后灭亡。崇祯所信赖的太监，也在关键时候出卖了他。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包围了北京，崇祯命宦官杜勋镇守宣府。没想到杜勋到了宣府便投降了起义军，亲自引导李自成大军前进。奉命守城的宦官也早已有了异心，在装模作样地进行一番抵抗后，便为起义军打开了广宁门。只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还算忠心，始终陪伴着处于穷途末路的崇祯。当他看到崇祯自缢身亡之后，也就近选择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尽了。

清人萧正模曾写诗悼念崇祯皇帝，其中有这么两句：“可怜三百年天下，断送忧勤惕厉中。”作者将断送大明江山的原因归结于崇祯的性格因素，概括起来就是“忧、勤、惕、厉”四字，这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也不尽客观。因为大明帝国在他执政之前就已经腐烂透顶，万历皇帝等人都一直在挖坑。崇祯只不过是个倒霉蛋，出现得不是时候，顺着这个大坑就跳了下去。崇祯的即位时机其实非常尴尬，他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成为大明帝国灭亡的替罪羊。

在崇祯之前，虽然荒诞的皇帝不时出现，但较为自律的官僚系统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锦衣卫等在其中也起到了监督和约束作用，保证帝国勉强维持下去。但是到了崇祯时期，原有官僚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厂卫更成为备受诟病的对象，朱由检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挣扎，改变不了亡国的命运。

明朝灭亡的原因，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分析和总结。比如说，太监专权、吏治败坏、顶层设计的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大饥荒等等，这里姑且不作深究和比较。

也有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厂卫，认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
(9) 。考察晚明的历史，厂卫之恶确实给人们留下了非常突出的印象。但是，将灭亡原因完全归结于厂卫，怕是也不尽客观。厂卫的特务们变得穷凶极恶，是出自专制皇帝的有意打造。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的罪恶之源，终究需要追究到皇权这里。锦衣卫权力再大，也只是皇帝推行专制的工具之一。当这个家的，毕竟是朱姓皇帝，把江山弄丢了，也一定是这些皇帝出了问题。

所以，厂卫只是明朝灭亡的众多原因之一，算不上根本原因。厂卫只是承担了替罪羊的角色，就像崇祯当皇帝却当成了替罪羊一样。到了晚明时期，厂卫系统早已和这个腐烂的政体一起朽败，其腐臭之味四处蔓延。人们都视之为祸害官民的罪魁祸首，自然也会将其视为压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丁易：《明代的特务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654页。

(2)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3) 南炳文、吴彦珍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二年”，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0页。

(4) 《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5) 《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

(6) 《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7)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

(8)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9)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二。

后　记

这几年我给学生讲授情报史类课程，不免会提到锦衣卫，并讲到明朝这段历史。但是，苦于课时有限，许多想讲的内容没有办法展开。有鉴于此，我暗下决心写一本普及读物，方便同学们阅读参考。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提醒自己以此作为最低目标。稿成之际，一直心有惴惴，不知这个目标实现没有。

纵观有明一代，厂卫制度基本得到了延续，特务政治一直高度发达。不管是厂，还是卫，放在今天都可算作情报机构。当然，明代的厂卫具有大包大揽的特点，和现代情报机构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在完成对内情报职能的同时，还要执行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此外还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它们是非常另类的机构，有着独特的运转模式。这种“四不像”的机构，是明朝皇帝推行专制统治的重要辅助工具。他们借助于控制皇帝的所见所闻，制约并影响皇权的运行，最终也能成为左右政坛的重要力量。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每天沐浴着现代文明的恩泽，已经很难理解朱元璋将天下视为私有的心态，也很难体会专制皇帝为维护私有财产所进行的种种精巧设计，对朱明王朝的特务统治模式，怕是也有了解不够之处。写作本书，也想帮助读者朋友对这些情况有一些大致了解，带您切身感受那个遥远时代的人和事。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肯定无法让所有的朋友感到满意，而且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热心指正。

最后，郑重感谢中华书局为拙作提供出版的机会，感谢傅可兄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默默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编审先生，感谢所有帮助和关心我的师友！在写作过程中，业师储道立先生一直无私地提供指导和帮助，业师黄朴民先生始终关心我的教研情况，并给予大力提携，令我感动不已，借此机会也表示真诚的谢意！

2017年5月22日记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