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帝国战争史／李湖光著.--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80729-954-7

　　Ⅰ．⑴大…　Ⅱ．⑴李…　Ⅲ．⑴武器－军事史－中国－明代　Ⅳ．⑴E9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683号

书　　名　大明帝国战争史

著　　者　李湖光

出版策划　李　涛　

责任编辑　康天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施园村）

开　　本　700mm×1000mm　16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954-7

定　　价　28.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目录〗

题名页

版权页

引子　杀人利器

一　连续射击

二　北方阵营

三　神机铳炮

四　塞上风云

五　京师精英

六　南疆烽火

七　土木之变

八　保卫首都

九　皇族争霸

十　鞑靼叩关

十一　西式火器

十二　沿海倭患

十三　 兵强将勇

十四　 除恶务尽

十五　整顿军备

十六　宁夏平叛

十七　抗日援朝

十八　 时移势易

十九　攻坚硬仗

二十　水上奇兵

二十一　平定播州

二十二　后金崛起

二十三　战守之争

二十四　洋人入华

二十五　精兵良将

二十六　捕杀崇焕

二十七　红衣大炮

二十八　后来居上

二十九　逐鹿中原

三十　天下兴亡

三十一　海外孤忠

三十二　曲折发展

后　 记

引子　杀人利器

明朝末年，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投笔从戎，在前线写下“多了从前学杀人”这句诗，这位文人是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这句隐隐透露出一股杀气的诗出自他所作的《遇诃林寺口占》。古代能够杀人于无形的，莫过于火器。铳、炮等火器与刀、枪、剑、戟等冷兵器相比，一是杀人速度快，很多受害者只听耳边轰隆一声响，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已经一命呜呼了，根本没有机会看清楚如闪电一般的弹丸穿入自己体内的轨迹；二是射程远，铳一般比弓的射程远，而一些大炮的射程达到数里，弩也是望尘莫及；三是火力猛、覆盖范围广，特别是那些可发射一百几十个弹丸的火炮，能在刹那之间杀伤数人甚至数十人，而形成的空气冲击波，同样杀伤力惊人，让人防不胜防；四是威力大，能够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坚固的要塞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毁灭性攻击。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袁崇焕就凭着威力巨大的火器——红夷大炮，在宁远城上打死了众多骑射娴熟的后金士兵，甚至江湖传闻，历史上威名显赫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即是死于此炮之下。

中国古代兵器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下一部璀璨耀目的史册。那一页页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一篇篇叙说着石斧铜戟、金戈铁马的赫赫战绩。中国古代将士为国征战、为民捐躯的英勇壮举，被后人世代传颂。无论是史书典籍还是白话小说；无论诗歌词赋还是戏剧曲艺，俯拾即是。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将士们使用的各类兵器却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消融、埋没、失传。有幸留传下来的也作为文物陈列在历史博物馆内。

枪铳类远程火器射出的弹丸，令人防不胜防，套用一句成语，叫做“迅雷不及掩耳”，所以，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取代弓弩等传统冷兵器的位置。而种类繁多的火炮，更是火器中的佼佼者，现在被人们誉为“战争之神”，它威力如此巨大，在古往今来的历次战争中尽显英雄本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核武器、导弹等新式武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然而，火炮仍然在一场接一场的局部战争中风采依旧。火炮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炮”这个字的最初意思是指“抛石机”。抛石机与火炮相比，落后太多了，但也曾经令很多守城的军人闻风丧胆。它是利用杠杆原理，以机械力抛射石块来打击目标。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这种武器了。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以后的宋、元朝，抛石机稳占了重型摧毁型兵器的霸主地位，它是攻城的主角。

12世纪，蒙古人以蒙古草原为中心向世界全面扩张时，就非常倚重抛石机。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的同母兄弟旭烈兀率大军西征西亚，一路势如破竹，曾经多次利用抛石机攻陷了穆斯林教徒戒备森严的多座城堡。各种抛石机中最负盛名的当数“襄阳炮”（襄阳炮本叫“回回炮”，又叫“西域炮”，是一位名叫“亦思马音”的西域人设计制造的，后来因攻打南宋的襄阳而名声大噪，因此而称之为襄阳炮），这种新式抛石机，其长长的炮梢放置在两个炮架之间的横轴上面，还可以绕着横轴一上一下地转动。炮梢好像一把在市场上做买卖的秤杆——炮梢的前端悬挂着一块巨石（或铁砣），好像是吊在秤杆头部的秤砣；而炮梢后端系着一个用来放置石弹的“甩兜”，好像是拴在秤杆尾部用以装盛货品的吊盘。通常，炮梢前端的巨石（或铁砣），其重量是后端“甩兜”中石弹的12倍左右，当发射时，只须将钩住炮梢后端的活钩从炮架上突然松开，悬挂在炮梢前端的巨石（或铁砣）会迅速下坠，致使其后端向反方向骤然升起，结果是“甩兜”中的石弹受离心力的作用而被抛掷出去。

襄阳炮图片

作者参考《中国军事史·兵器》第180图制作

继蒙哥之后任蒙古大汗的忽必烈在1273年（南宋咸淳九年）派军南下攻打襄阳时，就动用了能够抛射150斤巨石的襄阳炮，布置于城的东南隅，每抛一次石，都声震天地，所击之物无不糜碎、入地数尺。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面对巨大的压力，感到异常恐惧，不得不献城投降。接着，该炮又在攻破谭州（今湖南长沙）、静江（今广西桂林）之战中出尽风头。

炼丹和火药

火药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西汉时期的道家典籍《淮南子》中就有关于火药成分之一——硫磺的记载。在《神农本草经》中，硫磺和硝石被作为可治病的上品药物列了出来。硝石也是一种矿物，出产于四川、甘肃一带。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在加热时能放出氧，容易发烟发火，所以也被人称为烟硝或火硝。由于硝石的化学性质活泼，能和许多物质发生作用，所以方士在炼丹中，常用硝石来改变其他药品的性质。

炼丹家们又在他们长期的炼丹实践中将硝石、硫磺、雄黄和松脂、油脂、木炭等材料不断地混合、煅烧，这就使火药的发明成为必然。

火炮既与抛石机同被古人称之为“炮”，就注定要在战场上担负起与抛石机同样艰巨的任务，而且还要干得更好。火炮的横空出世，完全得益于火药的发明。我国古代的火药最初是炼丹家们在提炼丹药时发明的，这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炼丹家们为了进行烧炼，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反复试验，获得了包括硝、硫磺、炭等三种药料在内的配方，这种能够着火的药虽然不能令人延年益寿，却可以在经过不断的改进之后应用于军事。火药最早应用于军事是在公元904年的豫章（今江西南昌）之战中，杨行密的军队在攻城时，将火药捆绑在箭镞上面，射向城中，同时，他们还抛掷了用纸包裹着火药等易燃品的球状物。这些武器燃起的熊熊烈火，能够焚毁一切。由此可见，火药在战场上的首次亮相，就与攻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走上了最终取代抛石机的第一步。

10世纪，北宋建立，结束了唐帝国灭亡之后的长期分裂局面，可是紧接着又和辽、西夏等国发生了长期的战争，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里，火药顺理成章地进一步发展起来，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北宋在官修的《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军用火药配方，在这三个配方里，硝、硫磺、炭的含量占了总量的八成以上，表明其配置更加合理。这促使火箭、火炮（一种球状抛射兵器）等火器的性能得到提升。那时的火药武器除了火箭、火炮之外，还有火鹞、火蒺藜、火罐、火油柜等林林总总的燃烧性及爆炸性火器，并诞生了管形火器。

《武经总要》是一部宋仁宗时官修的一部军事著作，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于研究宋朝以前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其中大篇幅介绍了武器的制造，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很重要。前集讲军事制度、军事组织、选将用兵、阵法、山川地理等军事理论和规则；后集前半部分介绍古今战例，后半部分介绍阴阳占卜。

管形火器，就是将火药放入管子里发射的武器。说起管形火器，人们的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影视作品里常见的机关枪扫射、大炮轰鸣的画面，其实，管形火器刚被创制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有后来那么风光。

说来话长，当北宋灭亡之后，康王赵构南渡，建立了南宋。南宋与北方的金国矛盾仍然比较尖锐，时有冲突。出生在山东密州安丘的宋人陈规在任德安知府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支管形火器——火枪。火枪是用巨大的竹筒制成，作战时点燃竹筒里的火药，喷射出火焰，攻击目标。类似的火器，还有北方金国人发明的飞火枪及火枪等等。

《武备志》中的竹制火筒
　　采自《武备志》一二九卷

说到这，疑问就产生了，北方缺竹，金国人用什么制造圆筒呢？是用铜、铁等金属吗？当然不是，那个时候的工匠们还没有用金属造枪管的先进意识，金国人是以多重厚纸卷成圆筒来代替竹子的。上述这些火器都是靠喷射火焰来焚烧目标，各类枪管喷出的火焰不会很远，要想在更远的距离杀伤敌人，就必须开发出能够发射弹丸的枪支来。

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南宋寿春军民研制出了世界上最早可以发射弹丸的枪，这枪名叫“突火枪”，它发射的弹丸名叫“子窠”。突火枪的射击原理是点燃枪管里的火药，利用火药迅速燃烧产生的气体膨胀力，推动弹丸，射向目标。突火枪同样用巨竹制成，而它所发射的“子窠”究竟是用何种材料制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使用竹与木制成的火枪，一直到明代仍有使用，例如明代军事家茅元仪编著的《武备志》中就收录了一些竹木枪炮，可供参考。

说了这么多，下面该轮到金属制造的管形火器出场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实物，是我国1970年7月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单兵使用火铳，该火铳是铜制的，由发射弹丸的前膛、填充火药的药室以及能够安装上长木柄的尾銎这三部分组成，它的重量为3.55公斤、全长为34厘米、口径为2.6厘米，考古学者认为，该火铳的铸造时间是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即是元代中期的产品。

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元代铜火铳
　　采自《文物》1973年第11期

枪要有弹才好用，有了金属管形火器，那么，金属弹丸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明朝人徐勉之的《保越录》里，在1359年（元朝至正十九年），那时元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元璋与张士诚在江南争霸，双方在绍兴交战，当时，朱元璋的部队使用了铁弹丸、火箭等武器射击躲藏在城内的敌人。不过，金属管形火器发射石弹的历史可能比发射金属弹丸的历史要早，就像前文所说的，炮这种金属管形火器既与抛石机同被古人称之为“炮”，那么，金属管形火器与抛石机一样发射石弹，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当然，无论哪种金属管形火器发射的石弹，都比襄阳炮这种抛石机抛射的150斤的巨石，要小得多。

用金属管形火器发射金属弹丸，标志着我国古代火器应用渐趋成熟的阶段是在元代。的确，元朝已经产生了似模似样的火炮。金属管形火器已经形成了大、中、小之分，在军队中也出现了使用这些火器的队伍。例如，1363年（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元政府在上都组建了一支以“什”（十人为“什”）、“伍”（五人为“伍”）为建制的部队，该部队装备了火铳。不过，元军使用金属管形火器作战的例子比较少，相反，四处造反的群雄，使用火器作战的例子比较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消灭元朝、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他的军队多次大规模使用各种火器作战，是火器作战史上的亮点。

1366年（元朝至正二十六年），爆发了平江（今江苏苏州）攻防战。朱元璋派遣军队围攻平江城里的张士诚时，动用了大、小将军筒等火器与襄阳炮等抛石机一起轰击城池，火器在攻城时的出色表现已经不再让抛石机独领风骚了。而火器彻底取代抛石机是在其后的明朝，明军大力发展国产火器，并从外国引进新技术。明代可以攻坚的火器有大将军炮、发熕、佛朗机、攻铳、红夷大炮等等，特别是红夷大炮，在我国火炮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新科学技术的成果，以口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倍数设计的，而且强调让精通数理的人铸造（在那之前，炮匠制炮时，基本靠经验来设计炮的长度与口径）；更采用模铸法浇涛火炮，使造出的炮没有铸缝，承压力强，所以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用该炮来攻击由砖块筑成的一些城池关隘，往往令城墙崩塌而破损不堪。随着这些新一代重型摧毁型利器的出现，古老的抛石机终于离开了战争的舞台。

明朝部队分为京军（亦称京营）和处所军两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守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处所军包含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军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9个军镇，史称“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处所治安的武装，内地称民壮、义勇。

明代的种类繁多的火器不但可以攻坚，还可以用来防御及野战，当时明军无论是陆军还是水师，均装备了大批火器，还成立了专业的火器部队。明代中期，使用火器的军人，在军队编制中的比例，从明初的10％发展到1/3左右。而到了明代中后期，明军中有的步兵营，使用火器的军人竟占了编制的50％。这类步兵营就驻扎在蓟北长城一带，领导者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将戚继光。他们的装备以枪炮等火器为例，有竹制、木制以及铜、铁等金属铸成的，种类繁多。枪炮的口径从数十毫米到数百毫米不等，长度从数百毫米到数米不等，重量从数斤到数吨不等；发射的弹丸有大有小，分别有石弹、铁弹、铅弹、铜弹等等；根据古籍记载，射程从数十步到数十里都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人所谓的射程数十里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明代，枪与炮的区分界限也不明确，“铳”（又叫“筒”，相当于枪）与“炮”等称号在使用时互相混淆，甚至连一些地雷、火箭也可以称之为“炮”。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明史·兵志》将各类火器含糊地划分为：“大者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

看来，口径与重量比较小、能够用手持着作战的管形火器，一般也称作枪铳。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比较著名的枪铳有手铳、神机铳、三眼铳、六合铳、鸟铳、快枪、噜密铳、西洋铳、掣电铳等。而口径与重量比较大、需要放在各种炮架与车辆上作战的管形火器，是炮。比较著名的炮有盏口炮、碗口炮、大小将军炮、发熕、佛朗机、虎蹲炮、飞山神炮、提心炮、攻戎炮、叶公神铳、灭虏炮、百子连珠炮、铅弹一窝蜂、红夷大炮、西洋炮、龙贡满天星、混江龙等。此外，还有喷火的喷筒类火器、埋在地下引爆的地雷类火器，以及各种炸弹、火箭等等。

弩
　　古代的一种冷兵器，是古代兵车战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步兵有效克制骑兵的一种武器。弩也被称做“窝弓”、“十字弓”，它是一种装有臂的弓，主要由弩臂、弩弓、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虽然弩的装填时间比弓长，但是它比弓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强，命中率更高，对使用者的要求也比较低，是古代一种大威力的远距离杀伤武器。强弩的射程可达600米，特大型床弩的射程可达千米。按张弦的方法不同，可分为臂张弩、踏张弩和腰张弩等，还有能数箭齐射或连射的连弩和装有数把弩弓的床弩。

明代军用火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产生了近百种不同的火药配方，提供给燃烧、爆炸等不同类型的火器使用。仅就枪炮的发射火药而言，硝、硫磺、炭的三种成分组合分配比例，有的已经非常接近近代或现代标准的黑火药成分。因此，用枪炮攻击目标时就显得越来越轻松，只须将火药点燃即可，还可以重复多次。相比之下，普通士兵射箭时不停地拉硬弓会气喘如牛；至于弩，大多数在射击时都比较麻烦，有的要用脚踏着拉弦，有的要靠腰拉弦，还有的要拿铁钩木棒等工具拉弦，甚至有的要几个人互相配合才能将弦拉开，弄不好随时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回折腾。正因为种种便利，军队就渐渐用枪炮取代弓弩了。到现在，弓弩在历史潮流中已经被现代化的枪炮淘汰了。不过，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明朝时的枪炮长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例如装填弹药的速度慢、发射程序繁琐、长时间射击时枪管会发热等，所以还远未能完全取代刀、枪、剑、戟、弓弩等冷兵器。

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为止，我国的整个古代历史，改朝换代频繁，不知有多少个政权兴亡交替。政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机构，军队是统治阶级的柱石。军人们赖以作战的兵器，从赤手空拳，到石块，到青铜，到铁与钢，直到火器，而其中的明朝，正是火器获得空前大发展的年代。明末，与明朝在东北争霸的满清，通过种种途径从明人那里弄到了红夷大炮，学会了铸造的技术，并将其改名为“红衣大炮”，随即用来对付明军。明朝灭亡之后，入关的清军就用红衣大炮攻打了潼关、扬州、广州等城池。可见，火器是一把能伤人伤己的“双刃剑”，它与明朝的盛衰息息相关，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　连续射击

古代枪炮在实战中的缺点是装填弹药的速度慢、发射程序繁琐，打完一发弹丸之后，重新装配弹药要消耗太多的时间，这个难题深深地困绕着枪炮手，因为如果对手是骑兵的话，早就挥刀跃马奔驰过来啦。由此可见，枪炮要迅速连续射击才能在战斗中摆脱被动局面，并威慑对手。可是，初期的火器怎能与连续射击的现代精良枪械相比。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其实，我们不应该低估古人的智商，这个难题在金属管形火器出现后不久就解决了，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说来话长，当然要从灭掉元朝创建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元末农民起义
　　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元代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时间饥民四起，终于导致了1351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从此揭开了反抗元朝统治的序幕。

朱元璋于1328年（天历元年）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自幼家境贫困，然而却天生资质聪明过人，胸怀济世安民之志。他乘元末社会矛盾激化而天下大乱之机，毅然从军，投靠濠州的起义军将领郭子兴。从普通一兵干起，因功跃升为带兵官，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到了1355年（至正十五年）郭子兴病死时，朱元璋已经羽翼渐丰了。同年6月，他率水陆大军渡过天险长江，南下开拓根据地，不久占领了集庆（令江苏南京）这个传统上虎踞龙蟠的形胜之地，收降军民50余万，以此为基础，势力慢慢向四周扩张。

说了这么多，该说到朱元璋与火器的联系了。朱元璋打天下必然离不开火器，他最早与火器打交道是在南渡长江的前夕，当时还驻军于江北的和州，多方招揽人才，等待时机，在此期间，有一个名叫焦玉的匠人前来求见，并献上几十条“火龙枪”。朱元璋命得力助手徐达在军中试射，证实这种武器能够洞穿一层皮革。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拥有此枪取天下就更加容易了。遗憾的是，火龙枪的样式及具体构造如今已经失传，后人无从知晓。但是从元末明初保存至今的大批火器实物表明，朱元璋及他的对手装备得更多的枪铳类火器是“手铳”。

洪武手铳图片
　　采自《文物资料丛刊》第七期

手铳各种型号不一，一般长约4.2至4.5厘米、口径2厘米左右、重约5至9斤，共分为三部分，即由发射弹丸的前膛、填充火药的药室以及尾銎这三部分组成，尾銎是供将士们在作战时插入长木柄的，这样，两手抓紧木柄就可以将手铳举起来射击了。如果在铳身加固四至五道横箍，还可以起到防止爆膛的作用。作战时只要点燃手铳药室外面的引信（通常是左手持铳，右手点引信），弹丸会迅速射出来。但是，那时候的手铳还没有准星及照门，因而射击的准确度比较差，在不瞄准的情况下想射中目标主要是靠运气了。朱元璋军队南征北战，处处可以看到手铳的身影。

洪武手铳剖面图（作者绘画）

朱元璋首次使用火器作战是在与张士诚争霸的时候，当时朱元璋已经攻下集庆（马上改名为“应天”），接下来便与盘踞在浙西的一代枭雄张士诚发生了摩擦。寻根究底，张士诚也是元末起义的群雄之一，他出身盐贩子，乘局势动荡之机，崛起于江北淮东，不久渡江南下，占领了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的浙西一带地区，与随后南下的朱元璋的根据地毗邻而居。一山难容二虎，两人由摩擦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拼了个你死我活。

张士诚（1321－1367年），元末明初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东台白驹场人（后东台析出大丰县，今属大丰县大龙乡张家墩），小名九四，出身盐贩，汉族人。在元朝末年抗元起义领袖中，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

1359年（至正十九年）2月，朱元璋的骁将胡大海向绍兴发动进攻。

防守绍兴的是张士诚的手下吕珍，他率领守军冒着枪林弹雨、以火筒（即火铳）、火箭、炮石从城上往下射击。接着，他又出奇兵冲出城反击，下令手下将士以数十条火筒对着目标同时开火。很明显，这样的齐射是一次性的，射完之后便难以为继了，那时还没有办法保持连续射击，做到用优势的火力长时间地压制对手。不过，火器在这次战斗中还是有成果的，胡大海的部将蔡元帅就在攻城时被守军用火筒击中而倒地不起。

不久，胡大海也以牙还牙，使用了火筒、铁弹丸、石炮等火器，在弓箭等冷兵器的配合之下进攻。最惹人注目的是，在这次攻城中首次使用了金属弹丸——铁弹丸，这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

胡大海屡攻不下绍兴，在反复较量的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只好撤走。在此战中，双方都不约而同在战争中动用了火器。但是火器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参战将士也不懂连续射击的战术。

朱元璋的军队用火器攻城，也必定会用火器守城，这叫“风水轮流转”。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3月，张士诚令其弟张士信、吕珍率军万余反击朱元璋，包围了诸暨，守将谢再兴抵抗了29天之后，援军胡德济终于赶到了，并参与守城。当时到处传闻朱元璋又派出了新的援军，正在日夜兼程赶来。张士信、吕珍所部害怕遭到守军与援军的内外夹击，从而军心不稳。胡德济、谢再兴两人决定乘隙出击，他们事先让将士们饱食一顿，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再令将士们一齐出城高声呐喊，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射击铳炮，装作又有大批援军已经来到的样子。张士信、吕珍果然大惊失色，争路而逃，部属自相蹂躏，惨败而归。

陈友谅
　　1320-1363年，中国元末大汉政权的建立者。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参加徐寿辉、邹普胜、倪文俊等人领导的天完红巾军，以功升元帅。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陈友谅杀倪文俊；十九年，杀赵普胜，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改元大义。此后，一面继续进行反元战争，一面把军事重心放在对朱元璋部的战争上。大汉将士多数是天完旧属，对陈友谅的篡权夺位深为不满，在战争中相继倒戈降朱，使陈友谅接连败北。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8月，陈友谅在鄱阳湖中流矢身亡。

这些战例表明那时候已经在陆战中广泛使用火器，那么在水战中是否也使用火器呢？历史记载朱元璋确实在水战中大规模动用过火器，而且过程非常精彩，下面需要详细介绍。不过，有胆量与朱元璋进行水战的不是老对手张士诚，而是野心勃勃的陈友谅。

陈友谅，沔阳人（今湖北仙桃），渔民出身，乘天下乱成一锅粥的机会浑水摸鱼，投靠湖广起义军徐寿辉部，用不了多久，他便削尖脑袋费尽心机钻入了领导层，做了个领兵元帅。按照这个升迁速度顺利地再发展下去，下一步就是弑主自立，另起炉灶了。1360年（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经过精心策划，杀死了徐寿辉，在长江边的采石五圣庙中称“帝”，国号“汉”，地盘横跨湖广、河南、江浙、江西的部分地区。但他还不满足，企图顺着长江而下，一口吞并朱元璋。然而，骄兵必败，汉军在应天城下中计受挫，顶不住朱元璋强大的军事压力，接连丢掉了太平、安庆、江州，一直倒退回了武昌。

陈友谅虽败，但实力犹存，他利用朱元璋主力回师江北之际，在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4月顷巢而出，以号称“八十万”的水陆大军包围了重要的战略枢纽——鄱阳湖边的洪都（今江西南昌），同时，顺势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

陈友谅这次出兵，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攻克洪都，庞大的汉军水师经长江口集结在鄱阳湖，参与进攻洪都。这支水师有丰富的攻坚经验，但他们不是凭着当时的先进武器——火器来攻城，而是靠巨舰。巨舰攻城不是天方夜潭，例如1360年（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进攻长江边的太平城时，动用巨舰乘水涨之机紧挨在太平城西南边的墙垣而停泊，就这样，一群群的水兵们轻易地从高大的舰上跃上城墙，一举破城。

汉军的巨舰高数丈，上下分成三层，楼层与楼层之间互相听不见说话，每一层都放置了走马栅，可容得下三千余人。这一刻，陈友谅打算故伎重施，力图以巨舰强行停靠在鄱阳湖边的洪都城墙，再重演攻克太平的一幕。谁知，巨舰怎么也靠近不了城墙，原来朱元璋吸取了太平之败的教训，事先已经将俯瞰湖泊的城墙重新改建，向后移了三十步。

鄱阳湖里的汉军水师面对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墙，只有干瞪眼的份，没办法，只好以步兵强攻了。汉军步兵携带着箕形的竹盾登上岸，蚂蚁一般地向洪都城抚州门涌来，有几处城墙在这些人不惜代价的进攻之下坍塌了，城池眼看就快要失守。在这个关键时刻，洪都守将邓愈率领的军队拿着火铳，及时出现在城墙破损口处，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这里，立马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疲惫的汉军，其竹盾在防备利箭与石块时已经疤痕累累，现在难以再防备火铳射出的如电光石火般迅速的弹丸，只好暂时撤退回去了。

邓愈抓紧时间，在城墙的破损之处坚立起一排排的木栅。汉军不甘心功亏一篑，又疯狂地扑上前去，踏着尸体来争夺，守军只好一边用火铳射击，一边立栅。连洪都城里最大的官——都督朱文正也亲自赶来督战，经过一个通宵的战斗，终于击破汉军的骚扰，筑好了排栅。不久，守军又在新城门一带打败了汉军。

洪都守军既然已经使用火器，攻城一方理应同样用火器还击。可是，汉军在随后发动的攻势中仍然主要依靠冷兵器，这说明他们装备的火器不多，归根结底，是陈友谅漠视火器，根本没有大量使用这种新武器的意识。

汉军接连攻城失利，便重新补充竹盾等攻城器械转而进攻水关，企图破栅而入。他们抓住守军的火铳装填弹药时比较慢，不能够快速地长时间连续射击这些弱点，不顾性命，一波波地涌来。城内，都督朱文正果断下令将士们用长槊伸出木栅外面，不断刺杀密集而来的敌人。栅外的汉军没有退缩，前面的人大胆地伸出手来抢夺长槊，后面的人继续突进。朱文正见形势不利，立即要求守军改用铁戟、铁钩向外猛刺。这些武器的枪尖旁边都有横向伸出的铁钩，难以用手抢夺。伸手抢夺的汉军全部被铁戟及铁钩划得鲜血淋漓，肉沫横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又一次退了回去。

就这样，洪都守军在守城的85个日日夜夜里，不知击退了多少次汉军的进攻，终于盼来了援兵。

朱元璋知道洪都被围的消息之后率领主力从江北回师，纠集了20万大军赶来增援，同年7月，到达长江至鄱阳湖的入口，首先部署军队封锁了这一带，再浩浩荡荡地开入鄱阳湖。陈友谅不得不解除对洪都的包围，转而全力对付朱元璋。

汉军的战舰首尾相连，全部涂成了红色，分为大、中、小三种，大舰可容3000人，中舰可容2500人，小舰可容2000人。朱元璋的战舰则是白色的，缺点是比较小，优点是机动灵活。

双方水战的战术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鼓励“接舷战”。所谓“接舷战”，是指双方的将士在战舰靠近时进行白刃战。不同之处是汉军的战舰巨大，可以在水战中横冲直撞，力图将对手的小舰撞毁击沉；而朱元璋军队的小舰反应敏捷，擅长使用各种火器发起攻击。

接舷战就是用己方船舷靠近敌方船舷，由士兵跳帮进行格斗的海战方法。是最早的一种水战战法，一直沿用至17世纪。桨船时代的接舷战战术，通常进攻的船排成一列横队，以船舷靠近敌船舷后，士兵跳上敌船进行白刃格斗杀伤对方，或俘获敌船。中国春秋时期，公输般创造了“钩拒”，对敌方战船可以“进则拒之”，“退则钩之”。古罗马舰队在公元前260年米拉海战中，使用接舷跳板搭在敌船舷上，士兵通过跳板冲上敌船格斗。14世纪，舰船虽然装备了火炮，但由于射程近、威力小，双方舰船接近后仍以接舷战决定战斗的胜负。1661年，中国郑成功率领舰船在收复台湾的海战中，先用火炮轰击，再用接舷战击败了荷兰舰船。17世纪后，随着舰炮威力增大和舰艇机动性能的提高，接舷战战术逐渐被战列线战术所取代。

朱元璋的水师装备了大量火器，主要有火铳、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大小火枪、火箭、神机箭、火蒺藜以及燃烧性火器“没奈何”等。下面先对枪炮等管形火器的性能作一介绍：

火铳，一般是指盏口铳或者碗口铳。盏口铳因铳口形似酒杯而得名。碗口铳因铳口形似大碗而得名。古人有意扩大这些铳的铳口是为了减小膛压、防止爆膛。这两种铳的结构差不多，炮身分为四部分，分别是盏口形（或碗口形）、前膛、药室及安装炮架的尾銎。从保存至今的一些小型碗口铳来看，其长度约为31.5至52厘米不等、口径为10厘米左右、重约8.35至26.5公斤。而有些大型的碗口铳炮，其长度约为63厘米、口径约为23厘米、重量为73.5公斤左右。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人还没有将铳与炮明确区别开来，所以盏口铳与碗口铳有时又可以用来代表盏口炮及碗口炮。

碗口铳图片
　　采自《兵录》卷十二

古人为了让各种火器连续射击，想尽了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对军械进行改革，以碗口铳为例，这类火器后来被装上了特制的炮架。所谓特制炮架，是在一张凳子上面铺块木板，再把两门碗口铳分别嵌入这块木板的头尾两端，另外木板的中间还有一个活动轴子，这个轴子可让木板自由转动。在作战时，当木板头端的铳射击完毕后，便利用轴子将木板向后作180度的转动，让木板首尾倒置，再发射尾端的铳。经过这样的改装，碗口铳便能够在短时间内连射两次了。然而，连射两次之后势必又要暂时停顿下来，重新装载弹药，还是达不到长时间快速地连续射击的效果。

大小将军筒，即是大小将军炮，因威力比较大，因此冠以“将军”之名。根据保存至今的一种大将军炮，炮身长约80厘米、口径22厘米、重34.8公斤；另一种小将军炮长约55厘米、口径7.3厘米、重约20公斤。

大将军炮图片
　　采自《四镇三关志》之《建置》

大小铁炮，炮型类似于将军炮，元代的炮多用铜来造，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铁制，仅就成本而言，铁炮比铜炮便宜得多。古代最先使用铁炮的是朱元璋军队，根据保存至今的文物，大铁炮的炮身长约100厘米、口径21厘米、尾长10厘米。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类炮为长条形的直筒状，炮口不再好像盏口炮及碗口炮那样呈喇叭状敞开，因此比盏口炮及碗口炮的膛压要大，射程更远。为了防止爆膛，炮管外面有四五道箍，两侧还各有一根炮轴，方便运输。

上述所有的枪炮全没有准星及照门，不能精确瞄准射击。不过，这些枪炮在近距离发射时还是很容易射中汉军体形超级巨大的战舰。

朱元璋的军队除了管形火器之外，还有用来焚毁对手战舰的燃烧性火器。例如：

火枪，是指在冷兵器长枪的枪头一侧绑上一两个火药喷筒，筒子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之后，筒子喷出火焰，可达几丈远。

洪武年间的铁炮图片
　　采自《中国火器史》照片9

火箭，是在箭镞的侧边绑上火药筒，筒后有引信，点燃引信，筒里的火药燃烧喷射，产生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射向目标。

神机箭，属于多发性齐射型火箭，在一个大竹筒内装入两至三支箭，每支箭的箭杆上都绑着火药筒，筒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射程可达百步之外。

明代火枪中的一种——梨花枪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八

火蒺藜，一般为圆形，还有数个凸起的角形器，体内装有火药，体表开有一个小口子放置引信，点燃后即可爆炸。

最后说明一下燃烧性火器“没奈何”，这种火器的制法是先把火药及各种武器放在芦席里面，将芦席卷成长7尺的圆状，再糊上一层纸或布，外面有引信。将它用绳子绑在竹竿中，悬挂于船的头桅之上，当碰到敌船时，便点燃引信，斩断悬索，让“没奈何”落入敌船中爆炸，引发熊熊烈火。

多种多样的明代火箭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六

朱元璋的军队为了让各种火器长时间快速地连续射击，想尽了办法，他将各种枪炮与弓弩等远程冷兵器组成几层叠阵，轮番射击；又将舟师分为11队，每队均配备了枪炮与弓弩，排列为几层，作战时，先发射枪炮、再发射弓弩，以此达到快速地连续射击的效果。当靠近敌舟时，则用冷兵器展开白刃战。

神机箭射击图（作者绘画）

朱元璋将各种冷热兵器放在同一个阵中协同作战，也算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进步，但是，稍微不足之处在于这一种叠阵里面，枪炮是与弓弩等冷兵器混合在一起轮流射击的，那时还未能做到仅仅只让枪炮等火器组成叠阵轮番射击。尽管如此，一支军队拥有这么多的火器及新颖的战术，肯定会在水战时占了上风。

所谓协同作战，一般是指不同的力量、在不同领域、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作战。它包括多级、不同层面的协同。比如说不同国家的军事力量，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协同。也可以指不同的军种如陆、海、空的协同；甚至同一军种和同一兵种内的协同。有时也概括为三个层面：战略，战役，战术。

两军开战，首先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交锋。战前，朱元璋告诫将士们要注意服从命令，那么，用什么来传达指挥信号呢？白天是用旗帜、晚上用灯笼、远处听信炮、近处听金鼓。开战之后，朱元璋的部下徐达奉命带壮士闯入敌阵，杀敌1500人。双方水师如犬牙交错般混战在一起。另一将领俞通海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汉军舰只20余艘。出乎意料的是，随着风向的改变，火势竟然向徐达的舟师中蔓延过来。后来徐达在援兵的帮助下，扑灭了火，击退了汉军。最惊险的是，朱元璋的楼船在这次混战中因遭到汉军的堵截而一度搁浅，幸好部将及时赶到而安然无恙。

徐达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之一。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对于帮助自己打下江山的诸多功臣抱有极其强烈的戒心，某日，朱元璋再次召见徐达下棋，而且要求徐达拿出真本领来对弈，徐达只得硬着头皮与皇帝下棋。这盘棋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都未分出胜负，正当朱元璋连吃徐达两子自鸣得意时，徐达却不再落子。

朱元璋得意地问道：“将军为何迟疑不前？”

徐达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答道：“请皇上细看全局。”

朱元璋仔细一看，才发现棋盘上的棋子已经被徐达摆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一高兴便把下棋的楼连同莫愁湖花园一起赐给了徐达，那座楼便是后来的胜棋楼。

首战结束，朱元璋基本上已经摸清了陈友谅水师的底细，他克敌制胜的信心十足，甚至放心地命令徐达率领部分将士离开鄱阳湖，返回应天，防止张士诚等人趁火打劫。

两军在湖中择日再战。朱元璋亲自布阵，利用小船灵活的优势围绕着汉军的巨舰进退自如，轮番进攻。汉军战死及溺毙者无算。同时，朱元璋军队的伤亡也很严重，例如院判张志雄因所乘的船只折断了桅杆而失控，他为了避免被手持铁钩攻到面前的汉军活捉，毅然自刎。最奇怪的是一位名叫丁普郎的将领，死时身上有数十个伤口，他那失去了脑袋的身体仍然扶持着兵器摆出战斗姿势，屹立不倒。一连数天，激烈的战斗一直在进行着。不知不觉间竟然吹起了东北风，朱元璋不失时机，指挥敢死队员，驾驶着七条装满火药与芦苇的船只（船中还放满了身披盔甲、插上兵器的稻草人，伪装成进攻的模样），闯进汉军的水寨，焚烧了数百艘首尾相连的舰只，还烧死了陈友谅的两个弟弟及一批将领，朱元璋军队乘胜追击，斩首2000余级。

就这样，鄱阳湖上杀声震天，双方全都打红了眼，尸浮水面，血染湖赤，便宜了水中的鱼虾鳖蟹。朱元璋的军队经常驾驶着白船，满载着铳炮弓弩、轮流仰射汉军高大而转动不便的红船。经过反复较量，汉军形势渐渐不利，欲退往鞋山（今大孤山），但遭到朱元璋水师的阻挡，陈友谅只得敛军自守，高挂免战牌，不想再战。

至此，战局逐渐明朗，朱元璋突然在夜间将水师移至左蠡（今江西都昌县西北），汉军发觉之后，也跟着将水师移泊潴矶（今星子南70里），双方相持数日。陈友谅军心不稳，两员得力大将在此期间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乘机派军队加强封锁鄱阳湖至长江的出口，力图扼住陈友谅的归路，并出兵攻克了蕲州及兴国两地，俘获了数十艘巨舰。

成了瓮中之鳖的陈友谅，粮食基本已经吃完，只好出动五百艘舰只前往湖畔的都昌抢掠，刚抢了一点粮，还没来得及分吃，不巧又被洪都的朱文正秘密派出的军队放火烧光了。

穷途末路的汉军，只能孤注一掷，准备发起攻击，企图突出朱元璋军队封锁住的长江口。最后决战的时刻来临了，朱元璋下令将所有战舰的门钉死，楼船也要撤掉上下的梯子，使参战将士毫无退路，他又抢先发动攻势，命令士兵们顺着西风出力摇撸，使舰队好像山洪爆发一样飞速向汉军水师冲了过来。当朱元璋军队的白船距离汉军的红船300步左右时，便开始用远程兵器进行投射，越接近时火力越猛烈，各种火铳、将军筒、弓箭，甚至标叉等轮番交替而上。火力处于劣势的汉军，有的以板牌遮身，有的伏下，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转身逃跑，但是，在陈友谅的严厉监督下，有些人还是继续勉强支撑下去。

各种大小战舰穿梭往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大家都伤亡惨重。连朱元璋的坐舰也曾经在混战中被汉军的炮弹击碎过，不得不赶紧换船。而这次陈友谅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他被乱箭射中，这箭从眼睛穿入，透过了脑袋，神仙也救治不了。陈友谅死后，汉军残部拼了老命冲出朱元璋设在长江口的封锁线，垂头丧气地沿着长江一路撤回武昌，为了稳定人心，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在武昌继位称帝。

36天的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获胜而告终，但朱元璋没有松懈，对汉军残部进行穷追猛打，包围了武昌。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2月，陈理投降，汉亡。同年，朱元璋回到应天，自立为吴王。

鄱阳湖之战，朱元璋恐怕动用了数以千计的火器参战，不过具体数据现在已经难以考究了。而有确切数据证明朱元璋一次动用数以千计的火器参战的战例，则是发生在鄱阳湖之战结束五年后的的平江（今江苏苏州）之战。平江是张士诚的老巢。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之后，将矛头转而对准了张士诚，决定新账旧账一起算。

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手，率兵20万，横扫了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地盘，接着主力回师渡江南下，在江南各部的配合下，攻克湖州、杭州等地，经南浔、吴江而兵锋直指平江。

同年11月25日，徐达在平江城南鲇鱼口击败张士诚部将窦义，而向平江进军的另一将领康茂才也在尹山桥击败了张士诚的军队，并烧毁其千余艘战舰及一批物资，从而形成了对平江的合围，揭开了此战的序幕，漫长的战事一直持续到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

常遇春字伯仁，生于1330年（元朝至顺元年）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貌奇体伟，勇力过人，猿臂善射。23岁时，适值元末，朝政日非，天下大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常遇春适此啸聚绿林草泽中，跟随在一位名叫刘聚的强盗头目左右，后见刘聚等人实在没有出息，就在和阳投降了朱元璋。

张士诚不甘束手待毙，督兵从平江城的一个城门——娄门出击，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用箭射死了徐达辖下将领武德卫指挥副使茅成。

戒备森严的平江城难以骤然攻下，徐达明智地选择长期围困的办法，他亲自驻军于平江的葑门之外，而命令辖下将领常遇春驻军于虎邱（今吴县西北）、郭子兴驻军于娄门、华云龙驻军于胥门、汤和驻军于阊门、王弼驻军于盘门、张温驻军于西门、康茂才驻军于北门、耿炳文驻军于城东北、仇城驻军于城东南、何文辉驻军于城西南。各路兵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七梢炮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一三

围城的部队共有48卫，每一卫大约5000人，装备了大、小将军筒50余座，另外还有5座襄阳炮（前文提到过的一种配重式抛石机）、50座七梢炮（一种靠人力发射的抛石机）。这说明，48卫的将士总共拥有2400多门大、小将军筒，这一大批火器将在240多座襄阳炮以及2400多座七梢炮的协助之下向敌人发起攻击。

徐达又下令在城的四周崛地，挖起了互相连接的长壕，并筑起了很多堡垒。同时，搭起了高达四丈、分成三层的敌台，每一层都安置着弓弩、火铳，还可以从最顶层往下观察城中往来的男男女女。

将士们把数以千计的攻城器械布置在城的周围，日夜轰个不停，铳炮之声不绝于耳，把平江城轰了个千疮百孔。然而，那时候的火器还没有击塌城墙的能力，它们主要的任务是对城上的守军进行火力压制。

在平江被围困期间，周围的松江、嘉定、大仓、昆山、崇明等城先后投降了朱元璋。可是，松江府投降之后不久，以豪绅钱鹤皋为首的旧势力对徐达清查田地、征砖筑城的战时经济政策强烈不满，他们勾结张士诚的旧部举行暴动，聚集了3万余人，杀掉了朱元璋派驻在松江府的守臣苟玉，还使人率领数千艘小船前往平江求援。

葛俊奉徐达之令平乱，与钱鹤皋的暴动队伍在一个叫“连湖荡”的地方相遇。葛俊的军队用火器先下手为强，连放了数十炮。钱鹤皋的暴动队伍几乎全是手持农具的农民，这些人听见炮响就惊溃而逃，溺死者不计其数。这使葛俊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松江，捉获钱鹤皋，送徐达处斩首。

松江之乱平息之后，被围个水泄不通的平江更加孤立。张士诚不会坐以待毙，任由徐达日复一日地在城外发射铳炮，他决定出击。那么，出击方向选在哪里好呢？城东门外是徐达的防区，平日军容整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这里出击肯定占不了便宜，选来选去，最后，张士诚选中了西门作为出击方向。他在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派遣徐义、潘原绍等将领潜出西门之外，向华云龙的防区发起突然袭击，虽然打死了神武卫指挥杨国兴，但是却被城周围星罗密布的长壕、堡垒以及敌台组成的火力网拦截了，不得已，只好转而向城西北的阊门进军，直逼常遇春的驻地。

常遇春面对来犯的敌军指挥若定，分出部分兵力往北壕方向阻击其后援，然后迎战。此时，在后面压阵的张士诚已经得知徐义、潘原绍等将领被常遇春挡在半路上，他先是派遣一个参将带着千余兵前往增援，无奈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率大队前往。双方仿佛进行一场集结兵力的竞赛，看看谁的主力能抢先到达。

常遇春体貌奇伟，沉毅果敢，长臂善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可惜，常遇春只活到40岁，就病死于柳河川。一生为将未曾败北。自言能将十万军横行天下，军中有“常十万”之称，人们美称他为“天下奇男子”。死后，被追封为“开平王”，故六泉口又有“开平寨”之称。当地村民为纪念常遇春智勇过人，还在大古岭下的百丈潭侧建庙祭祀，当时称将军庙，庙址所在村落因此得名将军村。该庙规模壮观，翘檐飞角，庙内塑有常将军全身像。抗日战争中庙宇为日军焚毁，但村民仍保留“拜将军年”的旧俗。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张士诚仓促之间竟然鬼使神差般犯了错误，走进一条狭窄而崎岖的小道，大批人马挤在一起，步步为艰。

将贵精不贵多，常遇春命令从盘门赶来增援的猛将王弼，前往阻击张士诚。王弼驾驭铁骑，挥舞着双刀，闯进那条小道，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张士诚军中。此刻，张士诚虽然人多，但是在窄路中无用武之地，不得不稍为退却，谁知前面的人一退使后面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人人面面相觑，皆无斗志，局面已经渐渐失控。终于，张士诚所有的军队在常遇春派出的各路精干部队的猛烈突击之下，全线崩溃，到处乱窜，遗尸枕藉，浮满河面。张士诚本人在仓皇撤离时，因战马受惊而落水，差点儿淹死，幸好被下属及时捞起，抬回城里。

张士诚回到城里，缓过气后，仍不死心，过了3日，再次率兵从胥门出击，没想到这次的运气比上次更糟糕，一出门便遇上了克星常遇春，未等交手，已经怯场。张士城的弟弟张士信在城楼上观战，见势不妙，大声乱嚷了起来：“将士们累了，暂停，暂停！”并鸣金收兵。常遇春得势不饶人，猛冲猛打，一路打到西城门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堡垒也修到了城门之下。

围城的部队既然将堡垒修到了城门之下，那么城门就危机四伏，待在这地方的守军性命朝不保夕。火器不长眼睛，对多大的官都不留情面。有一天，张士信肆无惮忌地在城楼上督战，正悠哉游哉地坐在银椅子中品尝桃子时，被围城部队用铜将军炮发射的石弹击中面颊，脑壳破碎而死。

死了弟弟的张士诚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两次出击失败，丝毫改变不了被围城军队用火器、抛石机压着打的被动状态，为了打破僵局，他斟酌再三，采纳了熊天瑞的建议，打算制造一批抛石机进行反击。在制造抛石器械的过程中，平江城里的木头石块竟被囊括一空，甚至连祠堂、庙宇以及和尚、尼姑的居舍都拆了做弹丸，可是仍然供不应求。

张士诚的抛石机砸伤了一些围城的将士，徐达下令军中用木架制成一种会移动的屋子，屋顶铺上可以防御矢箭飞石的竹笆，攻城将士伏在下面，这样就安全多了。

经过长期的围困，平江城终于在九月八日被攻破了，徐达首先从葑门进入，常遇春接着破阊门新寨，平江城里的将士纷纷出降。精疲力竭的张士诚困兽犹斗，集合二三万残兵败将进行巷战，却又在万寿东街惨败，最后只剩下单枪匹马逃回家中，看见妻妾已经登楼自焚，便上吊自尽，谁知命不该绝，又被尾随而至的追兵救活，送到应天与朱元璋见脸，然后糊里糊涂地死了，有人说他因为态度恶劣而死于乱杖之下，也有人说他是自缢而死，总之，这人从此便人间蒸发了。

回顾历史，朱元璋当初在长江与陈友谅及张士诚互相对峙时，夹在这两个对手中间——陈友谅在西边，张士诚在东边，双拳难敌四手，形势似乎不是很有利。但是，朱元璋却最终将两人各个击破，展现了过人的领导才华，为下一步逐鹿中原、进而问鼎天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朱元璋在位31年，推翻了蒙元的暴 政，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朝。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正式称帝，国号“大明”，朱元璋也就变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此前一年，他为了谋求统一天下，已经着手发动结束分裂的战略攻势，同时四面出击，命令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讨伐江浙的方国珍；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北伐中原；命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夺取福建；命令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夺取广西。其中，北伐中原的徐达，总兵力为25万，是全面攻势中的重中之重，所面对的对手包括元朝的政府军以及实力雄厚的军阀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等。

徐达、常遇春等将士经过三四年的奋战，一举占领了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歼灭了主要对手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等人的主力，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被迫逃往塞外，不久死于痢疾，元朝灭亡。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明军在北伐作战中，枪炮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事实的真相令人失望，枪炮的作用并不大，因为这些火器，过去主要用于攻城、守城及水战，在北方的平原，进行大规模的野战还是要靠冷兵器。

这段期间，明军在野战时的远程兵器主要使用弓、弩。例如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要求将领在训练时，用弓射出的箭要到160步（古代1步大约等于5尺，明制1尺相当于公制31.10厘米，160步即248米左右），而士兵的要求就低一点儿，但也要达到120步（186米左右）；另外还要射得准，要在50步（77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至于弩，要求也很严格，例如，蹶张弩射出的箭要达到80步（155米左右），同样要在50步（77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而划车弩射出的箭要达到150步（233米左右），也要在50步（77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

蹶张弩
　　又称“踏张弩”。一种依靠臂力和腿力结合，来张弦发射的强弩。它的形体比臂张弩大，弩弓长约1.6米，木臂长约70厘米，弓干较厚实，一般由多层木片或竹片复合胶粘而成。弩弓的强度较大，光靠臂力是无法拉满弓的，需要靠臂的拉力和脚的踏蹬力结合来张弦。为了让腿脚参与张弦，在它的木臂中段，系有韧绳。张弦时，将绳套在脚上，两手拉弦上机扣，站立、坐着都可以。

显然，明军在北方不大量使用枪炮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射程比不上弓弩，理由是当时的枪炮还比较落后，使用的主要是石弹与铁弹，通常弹丸要比口径小得多，点燃火药发射时会泄气，对射程有不利的影响；而同时发射多枚小弹丸时，每个小弹丸底面承受的压强不一样，导致射程也不一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枪炮在实战中还没有使用“木马”。木马是一种放置在火药与弹丸之间的附件，它由硬木制成，塞入管形火器药室里面能够压实火药。而且大小与口径差不多，发射时木马底面承受的压强一样，还能防止泄气，所以会增加射程。这东西要等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位时才出现。

那么，是不是明军在北方作战时没有用过枪炮等火器呢？不是的，例如1369年（洪武二年），徐达派遣薛显、韩政携带火器到山西平定各处地方势力修筑的山寨（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他们在进攻尾尖寨时就使用了包括将军筒在内的一些铳炮。

明军大规模动用火器进行精彩的野战，是在基本平定北方之后的统一四川之战。当时，四川有一个国家叫夏国，创始人叫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中小地主出身，于元末天下大乱时归附了义军领袖徐寿辉，凭着战功升做了统兵大元帅，带兵打下四川，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明玉珍知道徐寿辉被弑杀后，拒绝听命于篡位的陈友谅，并在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夏”，这人在5年之后死去（时年36岁），由儿子明升继位。

1371年（洪武四年）春，朱元璋致书夏国领袖明升，要求借道四川征讨云南。明升拒不听命。朱元璋于是以此为借口讨伐四川，他兵分两路：一路叫做“东路军”，由中山侯征西将军汤和、江夏侯左副将军周德兴、德兴侯右副将军廖永忠、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升等率领京卫、荆、湘水师，经天险瞿塘关进军重庆；另一路又叫“北路军”，由颍川侯前将军傅友德、济宁侯左副将军顾时、都督佥事何文辉等率领河南、陕西等步骑大军，从秦陇进军成都。

汤和等东路军连取龙伏隘、温阳关，沿途还扫荡了归州、桑植等地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山寨，浩浩荡荡地向瞿塘关前进。

长江三峡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完美地组合而成，共同构造了一幅壮观瑰丽的画卷。

瞿塘峡山势雄峻，上悬下陡，如斧削而成，其中夔门山势尤为雄奇，堪称天下雄关，因而有“夔门天下雄”之称。有诗称之“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江水至此，水急涛吼，蔚为大观。清代诗人何明礼有一首诗写得最为贴切：“夔门通一线，怪石插流横。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

瞿塘关在长江三峡中，地势雄伟险峻。两岸是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中间的滔滔大江在深谷里日夜奔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明升命令主力扼守此地。他们在瞿塘关布置了三道工事：

第一道工事是凿开两岸石壁，用绳索横贯南岸与北岸，制成悬挂在半空的桥，桥上面再铺上木板，布置着铁铳、炮、石、木杆等武器，形成了居高临下的火力网。这样的桥名叫“飞桥”，共有三道。

第二道工事是在两岸布置大炮。

第三道工事是用铁索拦截江口。

如果敌人的水师从瞿塘关畔的长江驶过，首先，正面会遭到铁索的拦截，其次，头顶会被空中的飞桥射出的弹丸炮石所击，最后两侧还会遭到大炮猛轰。这么厉害的立体的火力，让此地变成了鬼门关。

明军东路军从这一年的3月起向瞿塘关发动进攻，一直到6月为止还是不能前进一步，无奈只得暂时退兵返回归州休整。

然而，夏国将主力集结在东线的瞿塘关，北面的防务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空虚。由于这个原因，傅友德的北路军进展神速，他一路凯歌，经过陈仓、阶州、文州，攻取青川果阳关，渡过白水沟，连克江油、彰明、龙州、绵州，向成都进军。不料，却被波涛汹涌的汉水阻止了，傅友德立即砍伐树木，制造百余艘船只，准备抢渡，并制造了数千个木牌，上面写着攻克阶州、文州的日期，投入汉水之中，希望这些木牌能够乘江水暴涨之机顺流而下，汇入长江，流经瞿塘，从而达到与东路军的水师互通消息的目的。

话说东路军的水师正巧在这时卷土重来，从归州出发，驻扎于大溪口，先头将领廖永忠在江水中捞到木牌，知道北路军进展飞速，士气大震，于六月初七自百盐山、纸牌坊、溪径击破守军，重新推进到瞿塘关。

这时瞿塘关的兵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因为成都受到明军北路军的威胁，明升不得不从南线调动瞿塘关主力回援。

廖永忠决定智取瞿塘关，他暗中命令数百名壮士，身披着青蓑衣等伪装，携带干粮、水筒，并抬着小船，翻山越岭，秘密绕到瞿塘关的后面，潜伏在碧绿的茂林中，准备约期夹击瞿塘关守军。

总攻的时刻到了，廖永忠首先一举攻克瞿塘关陆寨，同时进攻水寨。明军水师的战船皆裹着铁皮，船上的将士发射火筒、火炮，冒着头顶上弹丸、利箭、石块的威胁，击断了横贯长江的铁索。这时，数百名壮士已经从上流扬旗鼓噪而下。瞿塘关守军遭到两路夹击，大败而逃，守将邹兴被火箭射死。悬挂在半空的三道“飞桥”，也彻底毁于战火。

明军乘胜攻克夔州，不久，中山侯汤和率陆师赶到，明军水陆两路并进，准备会师于重庆。他们沿江而上，所过州县纷纷归附。当明军到达铜锣峡（今巴东附近）时，坐镇重庆的明升见大势已去，心里盘算着准备投降。22日，汤和至重庆，与廖永忠会师，一起接受明升投降，并使人持书前往继续抵抗的成都，劝谕守将归附。

再说北路军傅友德渡过汉水攻克汉州之后，回师平定了夏国残余部队在文州的暴乱，延误了时间，直到7月份才到达成都。守臣戴涛、向大亨决定在城外布阵，与远道而来的明军接战。

成都守军的阵前排列着以大象为坐骑，全身披挂盔甲的勇士。明军前锋指挥李英率部用弓箭、火器向前突击，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野战。明军在野战中布的阵，应该就是鄱阳湖之战中使用过的叠阵，即将部队分为几层，每层均配备了弓弩与火器，轮流发射。区别在于鄱阳湖之战是水战，这次是陆战。

大象体形庞大，在野战中很容易成为铳箭的靶子，这牲畜一旦受伤便转身四处乱撞、左冲右突，从而直接导致成都守军的阵线崩溃，被迫撤回城里。而明军统帅傅友德也在战斗中被乱箭射伤。

这时，明升在重庆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成都，成都将士皆无斗志，第二天便向明军投降，至此，四川正式归明。

四川之战，东、北两路明军均使用了大量火器。那么，明初的明军究竟装备了多少火器呢？可以参考一下1380年（洪武十三年）明政府的规定，每一个100多人的“百户”，要有十人使用火铳、20人使用刀牌、30人使用弓箭、40人使用长枪。按照这个比例，火铳占了“百户”这个明代基层军事单位武器装备总数的十分之一。通常，由若干个“百户”组成“千户所”，再由若干个“千户所”组成“卫”，卫所分驻各地（每一个卫一般有5600人、每一个千户所一般有1200人）。据史籍记录，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军大约有121万余人，那么，理论上应该有11万左右的将士装备了火铳。然而，1380年，火铳占了“百户”武器装备总数的1/10，并不等于1392年“百户”装备的兵器比例仍旧是1/10，估计可能早已经超过了1/10。为什么？因为明军在其间的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终于有能力用枪炮进行连续射击了——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在军队中增加枪炮的装备数量。

明军首次用枪炮进行连续射击的战斗，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要从朱元璋出兵云南说起，1381年（洪武十四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将领率30万大军，从湖广、四川等地兵分两路进入云南，一路上势如破竹，迅速攻克了昆明，故元宗室梁王自杀。接着，他们又顺利攻取了大理，并设立土司等管理机构，招抚诸少数民族。云南平定之后，傅友德、蓝玉班师回朝，沐英奉命率领数万将士镇守边疆。沐英是朱元璋的养子，理应肩负重任。

胡蓝之狱
　　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1380年（从洪武十三年）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的13年间，他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四五万人。

但是，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却叛服无常，与驻防明军时有冲突。沐英为了巩固统治，非常注重加强防务。他针对云南位于边陲的复杂地理环境，从楚雄至景东，平均每一百里布置一营，作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驻防明军与地方土著“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首领思伦发的关系比较紧张。朱元璋在1387年（洪武二十年）叮嘱沐英要抓紧时间，日夜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尤其是金齿、楚雄、品甸以及兰苍江中道等要塞，不但要城高壕深，而且还要在四周布置粗大的排栅。他还特别交代，在每一个要塞里都要配备大量火铳，数目可以是一两千支、也可以是数千支。最后，他还要求云南制造火药的工场，连晚上也要加班生产，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洪武年间的火器最初是由中央政府专门负责制造的，那时制造火器的机构先后有宝源局、军器局、兵仗局以及鞍辔局，同时还禁止制造火器技术的外传以及贩卖制造火药的原料，后来因为边陲未靖，战乱还时有发生，所以因时导势，允许一些边镇自行制造。

从朱元璋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云南的明军，在某些军事据点布防时，动用了数以千计的火铳，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1386年（洪武十九年），明军与思伦发在云南景东地区爆发了冲突，并逐渐升级为大规模的激战。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思伦发又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进攻，他的军队来到摩沙勒安营扎寨。沐英指挥命令宁正率部前往应战获胜，斩首1500人。

思伦发吃了亏，不肯就此罢休，在3月份重新进犯，亲自带领号称“30万”的大军发动了规模宏大的进攻。边陲的军事要地定边（今云南南涧）告急，沐英反应迅速，带着3万余骑兵从云南府（今云南昆明）出发，日夜兼程，经过15天的强行军，到达前线，与思伦发对峙。战争迫在眉睫，硝烟味越来越浓。

沐英的骑兵装备了大量火器，主要是手铳与神机箭，不过，大型火炮就比较少，原因是骑兵在强行军时不方便携带。而思伦发的军队虽然没有火器，却有100多只大象配合作战。

战斗开始了，明将都督冯诚以300骑兵出阵挑战，思伦发则以1万人蜂拥而来应战，前面还有30只大象正阔步向前迈进。

明军当然不会被大象吓倒，他们过去在成都有过与大象作战的经验，对付这种庞然大物是胸有成竹的。云南前卫指挥张因等50余名骑兵，在打头阵时连发弓箭，射中一只大象的左膝及胁部。乘这只大象负伤倒地之机杀死了骑在象背上的敌人，并一鼓作气，歼敌百余人，捉获一只大象而还。

洪武年间的三叠阵示意图（作者绘画）

事实证明，思伦发的大象战斗力并不强，可是，两军主力在第二天正式决战时沭英仍然不敢轻敌，他将阵前的将士分为三个行列，每个行列都配备着火铳、神机箭，等到思伦发军队卷土重来时，首先由第一行发射，当第一行射击完毕，则转身退到第三行之后，重新装填弹药及箭，作好再次射击的准备；同时，第二行立即前进到原先第一行的射击位置上，继续射击。以此类推，便可以达到连续射击、用火力压制对手的目的，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叠阵。叠阵是我国古代战争常用的阵，一贯以来都是用弓弩排列成行进行轮番射击。而朱元璋在鄱阳湖之战已经使用过类似的战术，不过，那时候是弓弩与枪炮等冷、热兵器混合作战，而现在已经发展到全部动用火器作战了。

思伦发没有吸取首战受挫的教训，再战时依旧驱赶着大象往前冲，那些参战的大象，全部披挂上铠甲，背上安置着由栏杆与盾牌组成的“战楼”，“战楼”之中坐着指挥步兵进攻的将领。大象的两边腰胁部还分别悬挂着两个竹筒，里面插着格斗利器——短槊，可以让将领随时抽出来从上往下刺杀。

当这些大象闯到阵前，明军便开始轮番射击。当时，全军分为三队，都督冯前领前队，都督同知宁正领左队，汤昭领右队。将士皆奋勇作战，火铳、神机箭等火器射击时发出的霹雳响声在山谷中回荡着，那些大象成了活动靶子，根本没机会突破明军的战阵，没多久便落荒而逃。沐英指挥张因、千户张荣尾随追击，至其营寨，纵火焚烧，烟焰涨天。然而，思伦发的主力还在，激烈的战斗仍然持续着。

明军的叠阵，需要每个队列都一丝不苟地互相配合，才能达到连续射击的效果，假如个别将士因为临阵产生怯意而手忙脚乱，甚至退却时，那么就会使叠阵的射击突然中断，让敌人有机可乘。

沐英
　　1344－1392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义子，明初重要将领。早年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明朝建立后，沐英镇守云南，在任期间大兴屯田。

思伦发手下有一名叫做“昔剌”的元帅，异常骁勇善战，这人拼命地向着明军左队猛打猛冲，左队的将领宁正抵挡不住压力，稍为退却。正在山冈后面督战的沐英，无情地派人拨刀骑马飞驰而下，准备执行军法。宁正见势不妙，连忙转身重返前线，继续参加战斗。

沐英治军，纪律严明，如果手下将领胆敢在战斗中擅自退却，下场就是立即掉脑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思伦发的军队伤亡已经非常严重，连元帅刁斯郎等人也身中百余箭而死，可是他们怎么努力也突破不了明军按步就班连续射击的叠阵，结果惨败而回。明军跟踪追击，斩首3万余，俘虏万余人。那百余只象也有大半沦为了炮灰，死得很难看，身体上的箭密密麻麻，活生生变成了刺猬；此外还有37只被俘虏。

大获全胜的沐英在此战中解决了火器不能连续射击的难题，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359年朱元璋军队首次在作战时用火器发射铁弹丸起，直到1388年才有能力用火器连续射击，前后经过了将近30年时间的摸索，才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跨越。

30年时间似乎太漫长了，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人类历史上却是超前的，沐英领先了日本人一百几十年，例如日本战国时的名将织田信长，在1575年5月的长筱之战中用3000名携带火器的枪炮手配置成连续射击的三个梯队（相当于叠阵），大胜军阀武田胜赖麾下的精锐骑兵。

沐英也比欧洲领先了200年左右，欧洲还要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士兵才按照尼德兰总督莫里茨（Muritz）编写的操典训练，在训练时分成几排轮番射击，这种战术后来在欧洲比较流行，它与沐英的叠阵基本是一致的。

织田信长 是活跃于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他成功控制以近畿地方为主的日本政治文化核心地带，使织田氏成为日本战国时代中晚期最强大的大名，但最终魂断本能寺，织田氏也因而一蹶不振。

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元末明初，拥有大量火器的朱元璋军队，其先进的装备、编制、战术，已经将亚欧各国远远抛在了后面，那时的中国，是世界军事变革的中心。

二　北方阵营

阵，是古代军队野战时摆出的队伍的战斗队形。阵在我国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战国时的《孙膑兵法》，里面讲述的阵形就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十种。古代著名的阵还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八卦阵，唐代李靖的六花阵，南宋吴阶、吴麟的叠阵等等，不可胜计。不过，种类繁多的战阵，很多都与奇门遁甲、占卜符咒等神秘主义扯上关系，流于故弄玄虚，实用的并不多。

营，是通常以土、木、石等军事材料临时建成的屯兵点，有挖壕、立栅、联结兵车等多种形式。

阵与营都能够在野战中攻守兼备，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常混合在一起使用，难分彼此，统称为“阵营”。

六花阵
　　唐代李靖在诸葛八阵的基础上，编练六花阵。所谓六花阵，就是中军居中，中军周围分布前军、左军、左虞侯军、后军、右军、右虞侯军。大将可根据不同的敌情、地形、攻防等需要采用不同的阵型。

明军在南方使用叠阵制胜，那么，在北伐中原时阵营又发挥了多大作用呢？其实，明军北伐的过程非常顺利，大部分地区都是传檄而定，无论是元朝的政府军还是北方的各类大大小小的军阀，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望风披靡，所以，在野战中遭遇对手，进行布阵与破阵的机会不多，主要有3次。

第一次是1368年（洪武元年）4月的河南塔儿湾之战，战前共有5万元军列阵于洛水之北与明军对峙，副将军常遇春以百万军中取敌将首级的气慨，一马当先，单骑闯入敌阵与20名元将激战，并用箭射死一名元军前锋。大将军徐达随后带领部队全线出击，迅速打败了元军，为完全占领河南赢得了关键的一次胜利。

第二次是1368年（洪武元年）11月的太原之战，那时明军已经攻克了元朝的首都——大都，盘踞山西的元将王保保离开太原，从雁门关、居庸关等地反攻，企图收复失地。徐达果断采取“批亢捣虚”之策，率领精锐骑兵自太行山麓的井陉而直扑太原。当王保保前进到保安（今河北怀来一带）时，听闻大后方告急，不禁大惊失色，无奈只好放弃进攻计划而回援太原。双方军队在太原城下对峙。元军在城西贴近明军而布阵，明将郭英登高侦察，看见元军兵虽多，却不整齐；阵虽大，却不戒备森严，便向上级建议乘夜劫其营。恰巧在这个时候，王保保部属豁鼻马秘密向明军约降，并自愿做内应。徐达大喜，当机立断，计划劫营。当晚，元军被里应外合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自相蹂躏，王保保仅带着十八骑逃去。明军进而席卷山西。

第三次是在1371年（洪武四年）4月的沈儿峪之战，这一战，徐达的对手仍然是王保保。王保保自太原败后，逃出塞外，重新纠集故元残余势力，于1370年（洪武二年）12月包围兰州，西北大震。徐达率领军队在万里之外前往救援，经潼关、出西安、过定西，一路气势如虹，兵锋直指王保保。王保保退往定西县北的车道岘屯营，徐达紧跟不放，驻师于车道岘南面的沈儿峪，派左副将军邓愈在元军的营垒外立栅，步步进逼。

双方隔着深沟一日数战。王保保吸取了太原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劫营这一招反过来对付徐达，便秘密派出千余精兵，由偏僻小道潜过来，劫取明军左丞胡德济驻屯的东南垒。

胡德济部在元军的突然袭击之下惊慌失措。幸运的是，徐达及时率兵赶到击退对手，为了整肃军纪，斩了几名临阵退缩的将官，并将胡德济缚送京师交由朱元璋处理。

第二天，明军在徐达的严厉督促之下，精神振奋起来、军容焕然一新，发起全面进攻，在决战中大败元军，俘虏八万余人及1.5万匹战马。王保保仅与妻子等数人逃脱，凭借水中飘过的流木渡过黄河，由宁夏奔向蒙古草原的重镇和林。

我们可以知道，明军在沈儿峪之战的胜利与其布下的攻守兼备的阵营有莫大的关系。然而，明军在此战中究竟布的是什么阵营？历史却没有留下记载。

总而言之，明军北伐中原时与对手在野外进行阵营攻防战的机会不多。真正在战场上出现精彩纷呈的布阵与破阵并不是在元明战争，而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的靖难之役中，那场战争主要在北方进行，还大量使用了火器。

靖难之变
　　明朝初年，朱元璋分封了25个子孙为藩王。燕王是其第四子，名朱棣，领重兵镇守北平（北京）。朱元璋长子朱标早逝，根据传长不传嫡的传统，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标的大儿子）朱允继皇帝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即位后，与侍臣密谋削藩之策，企图改封朱棣于南昌。燕王朱棣本来就对朱允炆继承皇位不满，便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借口，起兵反抗。历史上称此事为“靖难之变”，民间俗称为“燕王扫北”。这场战争，永平、滦州、昌黎一带是东部主战场。

靖难之役是明帝国的一场内战，前因起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将各个儿子封为藩王，分别驻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王府及官署，维护国家安全。藩王们有统兵及指挥军队的权力，但没有治理地方民政的职责，这就形成了“宗藩制度。”

然而，这些藩王在全国各地飞扬跋扈，多行不法事，对中央政府而言，是一个隐患。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在71岁时辞世，因为太子朱标早逝，所以由嫡孙朱允炆继承大位，史称“建文帝”，时年23岁。

建文帝鉴于藩王们尾大不掉，逐渐形成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势，便与兵部尚书齐泰、翰林学士黄子澄（后来还有侍讲学士方孝孺）等人商议，决定削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将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废为庶人，湘王朱柏畏罪自杀。

兔死孤悲，身在北平的燕王朱棣预感到危在旦夕，不想坐以待毙，决定先下手为强，用计捕杀了奉朝廷之命来捉拿自己的谢贵、张，正式起兵，控制了整个北平，接着告谕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宣称要铲除朝中迫害藩王的奸臣齐泰、黄子澄，并美其名曰“靖难”。

燕王朱棣发难之后，接连攻克居庸关、怀来、永平等地，而通州、蓟州、遵化、密云等地的守将则以城归降，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众至数万，与朝廷军队展开生死搏斗，这场内讧打了3年多。为了叙述方便，下面简称朝廷军队为“南军”，朱棣的军队为“燕军”。

建文帝明令征伐朱棣，但当时建都在南京的明朝政府，昔日跟随朱元璋打江山的功臣宿将，死的死，亡的亡，仅剩下耿炳文与郭英两位老人，不得已，建文帝只好任命耿炳文为大将，率军北上。耿炳文虽然是功臣宿将，可是野战非其所长，此人平生最大的战绩是在江南抵抗张士诚时，在长兴这个地方坚守了10年。而朱棣却并非只懂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他曾经参与过讨伐元朝残余势力的军事行动，对军事深有研究，因而刚刚起兵，就连战告捷，在气势上压倒了南军。1399年（建文元年），燕军在滹沱河击败了耿炳文率领的13万南军，再北上辽东，智取大宁，收降8万余人；接着，回师在北平城下大败代替耿炳文为将的曹国公李景隆。李景隆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长得仪表堂堂，其实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受挫后不得不暂时退保德州。

富平之战
　　1130年，金太宗完颜晟，因金兀术渡江攻宋受挫，暂时放弃再度遣军直趋江浙攻灭南宋的企图。根据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的建策，在中原扶植南宋降臣刘豫建立伪齐政权，让其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三个攻宋战场，以期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同时为解除南宋对其占有的河东地区侧翼武力威胁，决心集结重兵先攻取陕西地区，遂将攻宋主要方向由东南转移至西北，企图先攻陕西，然后从四川东下，迂回灭宋。南宋轻率集结重兵，仓促进行反攻，在战役指挥上恃众轻敌，互不协同，在陕西富平地区遭遇大败。

1400年（建文二年）4月，朱棣与李景隆再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会战。

战前，李景隆率一路军队从德州经河间北上，而郭英率领的另一路南军则从真定北上，两路军队在白沟河会师，据说总共有60万人，号称“百万”，对北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燕军从固安出发，南下迎战，主力于4月24日渡过白沟河，与预先到达河边的万余南军前锋骑兵相遇。南军人少，便布阵企图稳守，燕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破阵。

古代战争，破阵的最佳时机是在敌人开始挪动，各级之间联络不通畅，上级没有充分掌握下级动态的时候。例如公元12世纪的宋、金富平之战，金军以3000精骑，袭击宋军阵营外围的民寨，驱赶乡民涌入宋营。随后，金军主力趁着宋营纷扰骚动、上下不明、失去统一指挥的好机会，一举破阵。战争史上总是不断地重复着相似的战例。此刻，朱棣也打算利用南军挪动的机会破阵。可是，对面的南军阵营，却摆出固守的姿态，一动也不动。怎么办呢？朱棣决定用计智取，故意派出百余骑兵前往挑衅，引诱对手应战。南军将士们见来犯的燕军稀稀疏疏，很多人都求战心切，踊跃出阵，整齐的阵容开始挪动，甚至有点散乱。燕军主力立即抓准时机快速向前突击，朱棣亲自率领数十精骑绕到南军阵营的背后进行夹击。南军寡不敌众，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溃败，那些残兵败将在逃回大营时又引起了新一轮的骚动。

燕军乘胜向南军的大营追击，准备再次破阵，眼明手快的朱棣重施故伎，亲自带领数十精骑像尖刀一样左右穿插着，硬是从敌阵中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接着，大批燕军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从这个突破口汹涌而入，不一会儿，南军大营里面人山人海，双方将士乱作一团。

天色已经昏暗，逐渐变成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咫尺之间，难分敌我，大家只能摸索着战斗。

南军在战斗中将“揣马蹄”与“一窝蜂”等火器埋藏于地，临战时用来对付燕军。“揣马蹄”这种火器顾名思义，是一种用于伏击战马的武器，估计与火蒺藜差不多。而“一窝蜂”则是一种与神机箭相似的多发型火箭，一般将32支火箭放入一个六角形的长桶中，桶内还布置着多层平面格板，格板中间有着蜂巢一样密集的洞。每一支火箭分别插入格板的一个洞里，而所有火箭的引线则集中束缚在一起，伸出桶外。使用时只须将引线点燃，桶内的火箭就会齐发，射程可达百步。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将“一窝蜂”埋藏于地下发射呢？那是因为各类大型火器在没有配备专用的炮架及车辆的情况下，埋地射击是常有的事。

一窝蜂火箭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七

此外，南军在作战中可能还动用了手铳，自从沐英于1388年首次在南方排列叠阵连续射击火器以来，这种战法就得到推广，当时应该普及到了北方。但是，南军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就是他们举起火器射击时，闪烁的光亮反射到自身披挂的铠甲上，在黑夜中特别醒目，从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燕军攻击的目标。

明代兵书《武备志》中的火龙箭插图，这种火器类似于一窝蜂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六

燕军没有南军那么多火器，他们专门向火光闪耀的地方攻击，或者刀劈，或者射箭，杀伤了很多敌人。

夜已深，双方精疲力竭，各自收兵。燕军宿于白沟河之北。朱棣带着数名骑兵殿后时，迷失了方向，他下马伏地观察白沟河河水的流向，才分辨清楚东西南北，顺利回营。

25日，燕军步骑兵10余万渡河再战。

南军也布阵备战，阵容宽达数十里。李景隆为了避免这个超级大阵营在进退之间引起骚乱，决定在战斗中不再轻易出击。

燕军大将朱能率领万余骑兵突击，但冲不动南军稳守的战阵。朱棣亲自带领数十名骑兵出其不意地从南军阵线的左掖杀入，而燕军一大批精兵紧随其后蜂涌而至。双方人马刹那间混淆在一起，闹哄哄地乱成一团。很多将领都不清楚部属的具体位置，大多数人不得不各自为战。

南军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派出2万余人兜路前进，企图威胁对手的侧后。朱棣望见燕军的背后烟尘滚滚，及时察觉到南军的意图，立即率领部分兵力返回去，将偷袭的南军拦截于河边堤岸。经过苦战，击退了来犯之敌。

这时候，南军主力所在的阵营，形势已经不容乐观。燕军破阵时顺着风向纵起火来，烈焰在四处蔓延，焚烧营垒。南军终于支撑不住，兵败如山倒，损失数十万，遗尸百余里，丢弃的器械物资堆积如山。

这一战，以冷兵器为主的燕军击败了装备了大量火器的南军，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燕军找到了对付火器的有效方法。这个办法是顺着风向进攻，这样一来，就会使南军处于逆风的不利位置。火器在逆风发射的情况下，一方面射程必然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火药燃烧时产生的烟雾又会被风反吹回来，遮住射手的眼睛，使人看不清目标。

朱棣在随后的多次战斗中反复使用了顺风进攻这一战术，不过，世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他在1400年（建文二年）的东昌之战中，却意外地被南军击败了。

东昌之战发生在白沟河之战结束后不久，那时，建文帝鉴于李景隆北伐屡战屡败，便改封守卫济南有功的盛庸为将，取而代之。

盛庸率领大军驻屯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县），企图截断南下抢掠的燕军的归路，两军遂于1400年（建文二年）12月25日在东昌布阵对峙。盛庸军背城而阵，阵中排列着大量火器、毒弩等远程兵器备战。

朱棣在战前观察敌阵，他认为南军的精锐部队以及火器等精良武器俱排列于阵营正面，而阵营的两旁以及背后则兵力空虚，便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布置于南军阵营之前，另一路则由自己率领绕到南军的背后进行夹击，使其腹背受敌，然后一举而歼灭之。

这个军事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朱棣率领的那一路军能否顺利从南军的背后突入其阵营中，打乱其阵脚，否则，另一路从正面强攻的燕军必然会被南军早已准备好的火器、毒弩所重创。为什么正面的燕军不采取顺风进攻这一对付火器行之有效的战术呢？其实，只有在平原作战，进攻的一方才可以兜着圈子，自由地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选择进攻路线，但是，这次南军是背城而阵的，就限制了燕军选择进攻路线的自由。

盛庸
　　(？-1403年)，陕西人。洪武中官都指挥。1399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他以参将从耿炳文击燕王，旋改隶李景隆。坚守济南三月，论功封历城侯。旋授平燕将军，充总兵官，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大败燕王。四年，燕兵至浦口，他迎战于高资港，军败，率余众降，即命守淮安。1403年（永乐元年），致仕。后被弹劾说有异图，在狱中自杀。

现在说说燕军破阵的经过，朱棣按原计划率领少数骑兵绕到南军阵营的侧后，耐心地观察这个阵营的厚、薄、虚、实之处，并时不时发动试探性攻击，准备选择突破口，他首先攻击了南军的左翼，最后如愿以偿地从中坚突入。到目前为止，破阵的过程似乎非常顺利，不过，朱棣犯了轻视南军的错误，他率领的少数骑兵毕竟力量有限，不幸陷入了南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处境危险。

正面的另一路燕军拼死来救朱棣，他们不等南军的阵营混乱就发起进攻，结果遭到了南军火器、毒弩的阻击而尸横遍野。不过，南军阵营正面的东北角也在激战中几乎被突破，盛庸不得不抽出西南角的部分将士前往增援。朱棣乘隙从西南这个变得薄弱的方向突围而出。

这一战，燕军失败了，大将张玉在破阵时战死。南军捉获燕军将士，往往将其剜目、剖腹以泄愤，揭示了战争极其残酷的一面。

步兵在坚城之下布阵，是击败来犯骑兵的有效方法，历史上很多军队都这样干过，比较有名的战例是公元12世纪的顺昌之战，南宋名将刘锜的步兵背靠顺昌城布阵，粉碎了金兀术的精锐骑兵的进攻。明代的东昌之战再次证明这一战术并未过时。

东昌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3月，朱棣与盛庸又在夹河、滹沱河等地较量。燕军于1401年（建文三年）2月16日从保定出发南下，3月进至滹沱河。而北上迎战的南军则驻扎于夹河。

顺昌之战是南宋初抗金重要战役之一，由著名抗金将领刘锜指挥的这一战斗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争。整个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40年5月25日至6月1日，历时6天，经过三次战斗，击溃金军的前锋部队；第二阶段从6月7日至6月12日，历时6天，刘锜率全城军民与金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燕军距南军40里而驻营。朱棣与诸将召开军事会议，商量破敌之策，他认为南军列阵总是精锐在前、老弱在后，只有在战斗中摧毁其精锐，便可威慑其老弱。这次会议制订出具体的作战计划是将燕军分为两路，一路是由谭渊率领的中军，在南军阵营前面五六里的地方列阵，监视南军的精锐部队；另一路是由朱棣率领的精干部队，绕到南军阵营的后面，向南军的老弱部队发起猛攻，目的是不断驱赶其老弱倒退。南军后面的老弱在退却时无形中也会推动着前面的精锐部队一起快速奔跑。当疲惫不堪的南军挪动了五六里时，正好碰上以逸待劳的谭渊部队，到那时，燕军两路部队，便可以形成一前一后夹击南军的有利态势，必然胜券在握。

3月22日，燕军列阵前进至夹河，进一步缩短与南军的距离，朱棣带领3名骑兵侦察敌情，从南军的阵前掠过，发现其阵营的前面分别排列着火车、火器、强弩、战盾。所谓的“火车”，并非是指明代常见的那种搭载油锅、推至城门下面用以焚烧城门的两轮车；而是指“火柜攻敌车”之类的战车，这类车一般用坚木制造成长约一丈的车辕，车轮则高2尺5寸。车柜阔2尺8寸，高约2尺，柜的下面架着5杆长枪，上面放置着百支火箭，由两名士兵操纵，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武器。

火柜攻敌车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三二

面对南军阵营前面如此精良的武器，朱棣当然不想啃硬骨头，决定按原计划避免进攻南军阵营的正面，转而以其侧后为突破点，他指挥的负责迂回侧后的那一路燕军，有5000名步兵，另外还有1万名骑兵。其中，有5000匹战马是乘载着两人的（包括一名骑兵与一名步兵）。这支部队绕到南军阵营的侧后，发起冲锋时，5000名步兵迅速从马上跳下来，攻击南军的左掖。

左掖的南军隐蔽在一层层叠放着的盾牌后面，竭力抵抗着燕军步兵。

燕军步兵早有准备，亮出预先制造的长达六七尺的木柄长矛，用力刺穿南军的盾牌，同时利用长矛顶端那些横贯的钩状铁钉，将盾牌倒钩着往回拉扯。就这样，硬是从层层叠放着盾牌的阵线当中拉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燕军纷纷弯弓向这些缺口射箭，很多南军士兵在利箭的威胁之下惊惶失措，弃盾而逃。这些逃兵一窝蜂地往回跑，到处乱窜，严重干扰了阵内掌控火器的射手，使射手们在仓促之间手忙脚乱，难以发射。

顺昌大捷沉重打击了金军主力部队，因而对宋军抗金的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策应了宋军在东、西两翼及西京地区的作战，从而全线抑制了金军的攻势，为南宋军民大举反攻金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顺昌之战激烈进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败，金军再次发起的全面进攻又以失败而告终。刘锜因此战功，被宋高宗授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侯、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等职。

燕军骑兵争先恐后地往缺口一涌而入，左冲右突，努力扩大突破口，并从南军的左掖直捣阵营的中坚。

燕军部队在南军侧后发动如此猛烈的攻击，致使整个南军阵营动摇起来，开始倒退。

再说燕军的另一路军队，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在距离战场六七里的地方等待着战机。终于，主将谭渊望见前路烟尘滚动，大批南军将士络绎不绝地接踵而至，他迫不及待地出兵拦阻，双方闹哄哄地混战在一起，就像汹涌而至的洪水撞击着堤岸一般。

南军想杀出条血路，拼命作战。燕军主将谭渊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但是，朱能、张辅等将领还在，他们继续指挥中军向前挺进。终于与横贯南军阵营的朱棣部队会师。尽管两路燕军按照既定计划完成了夹击任务，杀伤南军甚众，却未能歼灭南军主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双方各自收兵回营。

第二天，朱棣与诸将总结战斗的得失，认为未能歼灭南军主力的原因是中军主将谭渊指挥不当，拦路迎战过早，导致南军无路可退，不得不决一死战。并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让开大路，等南军主力通过之后再尾随追击，利用追击的机会大量消灭敌人，战果会更漂亮一些。

不过，燕军没有获胜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战场上没有刮起大风，他们不能顺风破敌。但是此后不久夹河、滹沱河一带终于吹起了东北风，南军的末日也就到了。

2月23日，燕军与南军各自布阵待战。燕军在东北方向，南军在西南方向，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双方将士分分合合，互有胜负。忽然间括起了猛烈的东北风，尘埃飞扬，漫天敝日，咫尺之间难辨敌我。逆风的南军特别不利，很多将士被沙砾击中面部，不得不睬起了眼睛，火器的威力也减半，甚至使用不了。

燕军顺风大呼出击，兵分两路，各自横扫南军的左右两翼，斩首10余万。南军大败，尽弃军械辎重而四散，坠入滹沱河里溺死者不计其数，盛庸单骑逃回德州。

南军的火器部队，继白沟河之战后，又一次因逆风而失败。而利用风向击败敌人似乎已经成为了燕军的专利，他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这招来打击敌人，过不了多久，又在同年闰三月进军滹沱河与南军吴杰部作战时，再次乘大风扬起之机而进攻获胜。

当时两军相遇于藁城，南军这次不再依赖那些只有正面坚固，而两翼及背后虚弱的横阵，因为那些阵往往被对手用迂回行军的方式从虚弱处突破，他们吸取了教训，在战场上布下了一个方阵。所谓方阵，是将精兵利器平均分布于四面的阵。方阵似乎没有虚弱的侧后，每一面都是坚固的正面。

但是这个方阵在未交战之前却遭到了朱棣的嘲讽，他认为方阵四面受敌，岂能致胜？这样的阵只要一隅被突破，其它的三面必然解体！话虽然说得漂亮，可是能否真的破阵那只有天知道了。

上天帮了朱棣的忙，又一次括起了东北风，燕军抢先在东北方向布阵，而南军的方阵则摆在西南的逆风方向。

朱棣在进攻时广布疑兵牵制南军方阵的三面，而集中主力攻击方阵的东北隅，他率数百骑抢先突入，配合主力顺着东北风破阵，斩首六万余具，再奏凯歌。

燕军与南军反复拉锯，战火也从北方蔓延到南方。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以破釜沉舟的气慨，毅然率主力长途奔袭，南下攻占扬州，从瓜州渡过长江，经镇江包围了京城南京，南京守将李景隆大开城门而降，燕军入城，建文帝从此活生生地从人间消失，下落不明。

明惠帝朱允炆（1377—？）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时驸马都尉梅殷在军中，从黄彦清之议，为发丧，追谥孝愍皇帝，庙号神宗，壬午以后谥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与显皇帝庙号复，改上庙号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号而称建文帝。

朱棣进京，杀掉了被称之为“奸臣”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便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永乐”，史称明成祖（又叫明太宗）。他即位之后，表面继续拥护父亲朱元璋定下的分封诸王制度，暗中却不断削弱诸王的军事力量，例如陆续将分封在各个战略要地的藩王们迁入内地，削弱诸王参与军事行动的权力等等，目的是尽量杜绝诸王反抗中央政府事件的发生。然而，只要分封制度仍然存在，就必然存在藩王伺机背叛的隐患。

三　神机铳炮

尽管燕军在“靖难之役”中多次击败拥有先进火器的南军，但朱棣本人仍然非常重视火器，而火器也在他即位其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是“神机营”这一全部使用火器的新兵种的组建。

明朝是什么时候组建专门使用火器的神机营的呢？各种史籍记载不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朱棣在1410年（永乐八年）之前已经着手组建神机营了，并且在这一年北征中首次使用这支军队。它后来与“五军营”、“三千营”合称“京师三大营”，成了朱棣赖以克敌的铁拳。

顾兴祖
　　（？—1463年）明江都（今属江苏）人，字世延。顾成孙。嗣侯爵。宣德中领兵驻南宁。正统末从英宗北征，土木堡兵败，逃归，论死。瓦剌也先兵围北京，复官，充副总兵，御敌城外。授都督同知，镇守紫荆关。天顺初守南京，病卒。

“神机营”最初装备的是清一色的火器，直到朱棣死后的正统年间，当时负责操练神机营的明将顾兴祖考虑到在风雨阴霾的天气中不太方便使用火器，才建议列队时于每队的前后装备刀、牌等冷兵器。

神枪图片（左）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六

神机营除了手铳、盏口铳炮、碗口铳炮、神机箭之外，还有独眼神铳、击贼砭铳、神机炮以及神枪等火器，

手铳、盏口铳炮、碗口铳炮、神机箭等火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不再重复。

独眼神铳，是与手统同一类型的火器，它以熟铁打造而成，短的神铳为二三尺，长的神铳为四尺。尾部插入长木柄，可以放在用铁圈制成的铳架中射击。

击贼砭铳，用铁打造而成，铳管长达3尺，柄长2尺，射程可达300步。射击完毕，铳管还可以当铁锤使用，可谓一物两用。

击贼砭铳图片（右）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五

神机炮，由小型将军炮发展而成，根据保存至今的文物，这类炮可以发射弹丸，其口径在5.5至8.5厘米之间，长度在71.5至90厘米之间。

明军最早使用神机铳炮参战是在1406年（永乐四年）的征安南之役，当时，明朝与安南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公开冲突，朱棣决定动武，其中，出征的将军就有“统神机将军”程宽、朱贵等人，还在战斗中使用了神铳，这神铳应该是独眼神铳之类的火器。稍后，明朝据说又从安南引进了神枪。

神机炮图片
　　采自《中国火器史》照片18

独眼神铳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五

神威烈火夜叉铳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五

神枪是永乐年间非常有影响的火器，后来衍生出了一系列产品，包括神威烈火夜叉铳、单飞神火箭、三只虎钺、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等。

神枪的枪管用铁制成，管长腹大，这东西不但可以发射弹丸，还可以发射箭。例如在枪筒里装填上弹药之后，再垫上一块木块（这种产自广东的木块“重而有力”，称做“铁木马”，也就是“木马”，它的作用是能防止枪管泄气，增加射程），同时在木块前面放入一支箭（或弹丸）——当点燃火药之后，箭（或弹丸）就会飞向目标，射程达到300步。

神威烈火夜叉铳，是由神枪衍生的系列产品之一，样式与手统相似，特别之处是发射的木马上面钉上了锋利的箭镞，箭镞上面还有醮上毒药的三棱倒钩，射入靶子后很难拔出。如果将易燃品捆绑在箭镞里，又可以当火箭使用。

单飞神火箭图片（上）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六

三只虎钺图片（上）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七

单飞神火箭，枪管用精铜铸成，长约3尺，里面可以放置三钱火药、木马以及一支箭，射程为二三百步，据说射出的箭可以同时贯穿数人。它通常与神枪并用，两者的射击方法也差不多。

3只虎钺，用3支神枪合并在一起制成，3支枪管伸出的3条引线也并在一起，点燃引线，同时射出3支箭。

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七

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用精铜铸成，身长3尺8寸，里面放置火药及木马，同时发射九箭。

永乐年间的各类火器比起洪武年间的火器更加精良，由于使用了木马，使很多铳炮的射程与弓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逐渐取代弓弩的位置。

此外，发明了装药匙，用它装着火药直接放入铳炮的膛内，可保证每一次的火药量都没有太大的差异，这能使铳炮每一次的射程都差不多。

顺便提一下，铳炮安置引线的地方叫做“火门”，永乐年间，开始在铳炮的火门上面增加了一个可以旋转的盖子，叫做“火门盖”，对防止风吹雨淋会起到一些作用。

现在该说说神机营的组织编制了，这支部队下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等五个军事单位。中军下辖4个“司”，每个司各自设立一个管理枪炮等火器的监枪内臣、一个把司官、两个把总官。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则下辖3个司，每个司也各自设立一个监枪内臣、一个把司官、两个把总官。还有掌管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的官军，营名叫做“五千下”（这个名字起源于最初组建时将领谭广辖下的5000匹兵马），该营下辖4个司，每个司各自设立两个把司官。

装药匙图片
　　采自《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第77页

神机营中的营官，一般在公、侯、伯等贵族或者都督、都指挥等高官中挑选，也可以由内官兼职。

神机营由最初的组建到定型，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数从少到多，全盛时编制据说有7.5万多人，它是世界最早的、专门装备火器的新兵种，这比欧洲在16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的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这支新式军队首次参战是1410年（永乐八年），对手是鞑靼。

说到鞑靼，那还是要从元末明初说起，蒙古统治者被朱元璋驱逐出塞外之后，重新倒退回“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状态。从元顺帝到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再到另一个儿子脱古思帖木儿，蒙古大汗换了几茬。几经变迁，到永乐初年，已经主要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大部分。

鞑靼与瓦剌
　　元朝被推翻后，蒙古贵族回到蒙古高原，继续统治长城以北的一些地区。14世纪末，蒙古分裂，它们之间经常相互仇杀。后来瓦剌强大起来，打败了鞑靼。瓦剌和鞑靼先后称雄漠北，与明有战有和。

鞑靼的地盘大约在斡难河（鄂嫩河）、胪朐河（克鲁伦河）一带，部落主力由包括阿速卫在内的故元侍卫亲军组成，实权人物是阿速人阿鲁台，走马灯式换着的大汗已经沦为傀儡。

瓦剌原在叶尼塞河上游，后来势力南下，发展到东至和林、西至贴木儿帝国一带，部落主力由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部及森林民等发展而成，实权人物有3个，分别叫做马哈木、太平以及把秃孛罗。

鞑靼与瓦剌为了争夺蒙古草原的霸权，一直鏖战不休。

永乐年间，明廷为了牵制鞑靼，向瓦剌遣使通好，于1409年（永乐七年）正式册封其头目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并赐予印诰，双方确立了朝贡关系。在此之前，鞑靼发生内乱，原大汗鬼力赤并非元帝后代，这使得他在重视血统的游牧诸部落中的地位岌岌可危，终于突然离奇死亡（很可能是在内讧中被弑杀）。另一位自命为元裔的本雅失里则被权臣阿鲁台等人拥立，继任大汗。本雅失里志大才疏，在位期间与明朝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但杀死了明朝的使者，还南下长城一线剽掠。

朱棣立即派遣靖难功臣淇国公丘福为镇虏大将军总兵官，率师10万，进入蒙古草原，北征鞑靼。然而，明军在蒙古腹地的胪朐河一带惨败。朱棣大怒，决定亲自率军北征鞑靼。

交代了朱棣为什么要征伐鞑靼的前因后果，现在要说说鞑靼军队了。因为鞑靼源自蒙古，所以要从蒙古在公元12世纪崛起时说起，这支曾经横扫欧亚的军队有各种各样的作战方式，总是保持着一定的水准，这里特别要提到他们最厉害的撒手锏——大风雪突击，这种战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共使用过3次。

第一次是在1202年秋，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盟友在统一蒙古时，与乃蛮联军进行了一次战斗。战斗的地点在阙亦坛（今蒙古哈拉哈河上流），据说当时乃蛮人作起巫术引来一场洒满沟壑的大风雪，企图顺风攻击成吉思汗的部队。谁知风向突然改变，夹着大雪反刮过来，致使很多乃蛮人在道路泥泞的严寒中冻坏了手足，不得不惨败而归。

丘福初年在燕王府任职。因多年的辛劳，被授予燕山中护卫千户。后爆发靖难之役，与朱能、张玉一同夺得北平（今北京）九门。在真定一役之中，曾突入子城。白沟河之战，以精兵直捣李景隆军的中坚，但失败。在夹河、沧州、灵璧等战争，担任军中的前锋。平燕将军盛庸率兵扼守淮河，并用数千艘战舰遮蔽整个河岸。丘福与朱能领数百人，向西行20里，自上流悄悄地偷渡淮河，突然逼近南军。盛庸大惊而逃，战舰悉数由燕军所夺，燕军得以渡过淮河。累积升迁至中军都督同知。后因兵败而被夺爵，举家徙海南岛。

第二次是1232年的三峰山之战。那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继续其父亲的消灭金国政策，于1231年派遣四弟拖雷率领数万人马绕道陕西，进入河南，与金军将领完颜合达等人率领的15万大军在三峰山展开了决战。战前，金军在途中被蒙古军劫去了辎重，出现了缺粮的情况，处境非常不利。史载拖雷下令施行法术，天气马上变得阴霾起来，刮起了凛冽的暴风雪。金军像羊群般挤成一堆躲避严寒，武器上都结了冰。同时，通往钧州之路以及退回邓州之路全都被蒙古军用大树堵住了。为了逃命，金军饿着肚子奋战，意图打通道路，但没有得逞，有的士兵甚至3天没有进食，战斗力大减。蒙古军等到时机成熟时，便故意放开了通往钧州之路，不断用骑兵袭击那些为了争道而拥挤在一起的金军，因而大获全胜，为消灭金国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是洪武五年漠北之战。1372年，明军分别由徐达率领着中路军从雁门出击和林，李文忠率领着东路军从居庸出击应昌，冯胜率领着西路军从金兰出击甘肃。三路大军，每路5万人，合计15万，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退出中原的蒙古政权。这时，元朝的元顺帝已经死亡，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他与手下大将王保保一起在蒙古草原腹地打败了徐达的中路军，迫使其退回塞内。而李文忠的东路军虽然打到了称海（和林偏北的鄂尔浑河一带），但因孤军深入，最后也撤军了。只有冯胜出击甘肃的西路军获胜。总之，蒙古军保住了漠北的军政要地和林，稳定了自己的政权。根据蒙古《黄金史》夸张的记载，爱猷识理达腊在战争中亲自施法，召来了大风雪，使明军冻死殆尽。

成吉思汗（1162－1227年）即元太祖，又称成吉思可汗，世界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孛儿只斤氏，奇渥温姓，乞颜（起延）部人。按照蒙古起名传统，铁木真全名应为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1271年元朝建立后，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谥号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综上所述，蒙古军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通过在刮起大风雪的恶劣天气中对敌人进行突击而成功扭转乾坤，改变命运。这种战术对军队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主要有两点：一是耐寒，这一点对在气候寒冷的蒙古高原中土生土长的蒙古人来说并不难；二是军队要比对手更有凝聚力，因为在大风雪中视野不良，将领们不可能监督着每一个士兵去作战，所以基本上要靠士兵自觉。一支没有凝聚力的军队必然会在大风雪中出现大量逃兵，甚至全线崩溃。

古书记载的蒙古人施行巫术召来风雪，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神话而已，事实的真相是这种战术严重依赖天气，不可以经常使用。其实，明代蒙古军队更常用的一种战术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鞑靼本雅失里、阿鲁台等人于1409年（永乐七年）在蒙古腹地全歼来犯的明军，就是使用了这一战术。这次战斗前文已经提过了，当时率师10万大军的丘福过于轻敌，亲自带着千余人远离主力，深入蒙古腹地追击诈败的敌军，结果中计，在胪朐河被对手诱入重重的包围之中而战死，剩余的部队群龙无首，其后也全军覆没。

明军失败的消息传回中原之后，朱棣为了挽回自己的军事威信，在第二年亲征漠北，出征的明军号称“50万”，其中包括过去在战争中归附的蒙古军、女真军，以及向朝鲜征调的战马等，还装备了大量火器，指挥火器部队的有神机将军陈贤，而神机骁骑将军谭广统领的担任随驾护卫任务的马队也使用火器，属于神机营的一部分。

鞑靼方面应战的军民大约为二三十万，其统帅仍然是大汗本雅失里、太师阿鲁台，此外还有知院失乃干等人。

1410年（永乐八年）2月，明军由北京启程。于3月9日在鸣銮戍举行了大阅兵，阵容东西绵亘数十里，并邀请前来朝贡的瓦剌使者观看。

北征大军进军的速度不算快，经常上午行军，中午之后休息，甚至还会在途中休息一至数天，其后勤的补给方式是，动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约25万石，随军而行。武刚车运粮虽然胜过人力运粮，但在蒙古地区行军经常需要横跨沙漠，而笨重的武刚车时不时会陷入沙堆之中，从而拖延了行军速度（朱棣吸取了教训，后来几次亲征漠北时，改用大量的驴子来运输）。

明军平均每十日路程，就建筑一个城寨，里面通常都有水源，当前进时缺水，可以派人返回到后面的城寨里取水，同时，每一个城寨里面都贮存了粮草，并留置着一部分军队守卫（明军建筑的城寨有“杀胡城”、“灭胡城”等，同时还利用洪武年间北征蒙古时遗下的城寨。例如“广武镇”就是洪武五年李文忠北征时的屯粮基地）。军队沿路筑城贮粮的主要目的是为回师作准备，这显示朱棣最初制订的计划是沿原路回师。

5月1日，明军到达胪朐河（朱棣改其名为“饮马河”），至此，已经深入蒙古腹地，却仍未与鞑靼军主力相遇。朱棣非常重视侦察敌情，据《弇山堂别集》记载，他曾经训斥负责侦察任务的哨马营等将领，称：“哨马营离大营30里……不发哨马在前，却令架炮之人在前，遇见贼五人，若贼有胆略，如何不被其擒去（所谓“架炮之人”的任务就是发现敌人时用炮声来作预警的，与作战机构神机营的任务不相同）？”为了避免有将士被敌人掠去而导致泄漏军机，朱棣特别下令选拔精壮官兵沿途收容患病及掉队之人。

从进军过程中，可以看出明军是采取集中兵力的形式，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

5月5日，明军首次捕获鞑靼军队的间谍，5月8日，当前进至环翠阜时，一位名叫款台的指挥又捕获了一名间谍。据这位间谍供称鞑靼发生内讧，大汗本雅失里率一部分人马向西欲投奔瓦剌，现在已经到达了兀古儿扎河（即克鲁伦河北），而太师阿鲁台则率另一部分人马东奔。

克鲁伦河
　　亚洲中部河流，发源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肯特山东麓。在中游乌兰恩格尔西端进人中国境内。流经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东流注入呼伦湖。全长1264公里，在我国境内206公里。

针对鞑靼已经分散为两部分的事实，朱棣亦改变了以往集中兵力的布置，而采取分兵应付的措施，他把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由其亲自带领，携带20日粮，追击本雅失里。另一部分驻扎在新筑成的“杀胡城”中，监视东奔的阿鲁台部。

朱棣命令随征诸将在带兵时要尽量不走山路，避免士兵疲惫不堪，当他到达兀古儿扎河时，发现本雅失里已经离开该地，便连夜追击，于5月13日在斡难河畔追上了本雅失里，双方爆发了一场激战。

久经沙场的朱棣亲自登山布阵，指挥先锋发起进攻，迅速击败了鞑靼军，俘虏了一批男女、牲畜、辎重等。

本雅失里战败之后，率领七骑渡河逃跑，明军游击将军刘江、骠骑将军梁福追击，最后却空手而还。

孛儿只斤·窝阔台（1186-1241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第三子，母孛儿帖皇后。蒙古大汗，1229年8月至1241年11月在位。庙号太宗，谥号英文皇帝，尊号木亦坚合罕。

他早年随父征服漠北诸部，参与西征、攻金、灭夏等战争。1229年，经忽里台选举，即大汗位。随后，建朝仪，颁札撒(法令)，置驿站，设仓廪，定赋额，国家制度日趋完善。次年，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汉地设置十路征收课税使，推行赋税制度。三年，与孛儿只斤·拖雷等率军大举攻金。次年，蒙古军歼金军主力于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进围汴京(今河南开封)。六年，灭亡金国。七年，建和林城。后分遣诸王、皇子统兵西征，又攻南宋和高丽。八年，印行交钞。以括中原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实行五户丝制，设达鲁花赤和官吏管理军民财政，以探马赤军镇戍各地。晚年，任命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牙老瓦赤主管汉地民政赋税，统治出现混乱。

明军班师回到“饮马河”，与驻扎在“杀胡城”的军队会师之后，朱棣命令成安侯郭亮督运粮草回应昌；尚书吴中、都指挥章安督运粮草回禽胡山。这时朱棣已经从谍报中得知鞑靼知院失乃干率领一部分溃散的部属在广武镇一带，欲向明军投降，便下令指挥扩廓帖木儿前往招抚，同时，再次作出分兵的决定，由他本人率领另一部分军队沿“饮马河”（克鲁伦河）东进，搜索鞑靼太师阿鲁台部；而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军队回师开平，防备失乃干——如果失乃干拒绝投降，则对其予以攻击。

六月初九，东进的明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每天只有在天明及日落之前才烧火做饭。当搜索到静虏镇（兀儿古纳河一带）时，朱棣通过谍报得知阿鲁台的军队聚集在山谷的前面，他像在斡难河与本雅失里作战时那样，亲自带数十名骑兵登上一座山冈指挥作战，明军左右两路相距数十里，依照地形布阵，分进合击。鞑靼军且战且退，出没于山谷间。双方在一个名叫九龙口的地方对峙，阿鲁台派人诈降，但被明军识破。

明军出动数百名骑兵前去挑战鞑靼军。鞑靼军大队人马展开反击，首先冲向明军的右哨，却被武安侯郑亨带领右哨抵挡住了。

阿鲁台亲自带领数千骑兵冲击朱棣所在的御营，结果遭到了神机营的“随驾护卫马队”的射击。这支跟随着朱棣的部队，在作战时既可以下马布阵射击，又可以上马冲锋。而神机营主要装备有各种各样的火器。其中各类神机铳炮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金属管形火器，大小不等。既可以将大的炮放在车辆上面来发射，也可以将小的枪放在架、桩、托的上面发射。

前文已经说过，明将沐英在1388年与思伦发军队作战时解决了火器不能连续射击的难题，具体的办法是将军队分三个行列发射火器，当第一排射击完毕，则转身退到第三排之后，重新装填弹药，作好再次射击的准备；与此同时，第二排立即前进到原先第排行的射击位置上，继续射击。这就是叠阵。沐英时代的火铳，仅须装入火药及弹丸就行了，比较简单。但是，神机营以神枪为代表的很多管形火器却要按照先后顺序装入火药、木马子、弹丸或箭等，发射程序更加复杂了，新手容易出现失误，不利于迅速射击，因而采取了另外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也是把军队分为三个行列，以保持连续射击。战斗时，前一排的士兵在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火器递回中间一排的士兵，同时从中间一排的士兵手中接过提前装好弹药的火器。中间一排的士兵一方面负责从前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射击完毕的火器，并向后传递给第三排的士兵（由他们装上弹药）；另一方面负责从第三排士兵的手中接过装好弹药的火器，准备向前传递给前一排的士兵。

这种新的射击战术与沐英首创的叠阵射击火器法相比，谁优谁劣？就战斗队形而言，新战术在队形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前、中、后三排士兵将火器互相传递即可，所以，在射击速度上当然要比“叠阵”所呈现的前、中、后三排不停地互相变换位置要快。而且，还可以根据士兵的个人素质，专门选择一些目光锐利、气定神闲、擅长射击的人在前面负责发射，使射击效率更高。

永乐年间的三叠阵示意图（作者绘画）

神机营所用的新战术，也会根据不同的对手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例如，有些经验丰富的敌人在临战时伏在地上听声，等明军的铳炮响过之后，便跃起突阵。因此，明军的对策是在开枪前后连放三五个爆竹，形成真真假假的效果，使敌人无所适从。另外，为了能够确保连续射击，也会首先由前一排的第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处于奇数位置的士兵射击，再由第二、四、六、八、十等处于偶数位置的士兵射击。

向明军进攻的鞑靼军队持有钩枪、刀等，而普遍装备的远程武器是弓箭。其弓以桑榆为干，取野牛黄羊之角，以鹿皮为胶，再配以皮条为弦（虽长但是力弱）。其箭以柳木制成，以铁为镞，比较粗大。这种弓箭能射五十步，射程明显比神枪短。因此，当鞑靼军进入明军神枪百步左右的射程范围之内时，就会处于光挨打而不能还手的窘迫状态。

现在，神机营用各种火器在战场上一轮接一轮地射击，弹丸与箭雨交织纷飞，重创了鞑靼军。朱棣把握时机，率领千余精锐骑兵冲上前。鞑靼军抵挡不住，开始败退，阿鲁台惊惶失措，一度坠马。

谭广率领的神机营亦参与了冲锋，各路大军跟踪追击。在回曲津这个地方，安远伯柳升又一次用神机铳炮重创了对手，甚至有一箭贯穿两名敌人的。那时铳声震动数十里，鞑靼军人马纷纷倒毙。明军猛打猛追，斩鞑靼名王以下数百十人，阿鲁台携带家属逃得无影无踪。

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生有4个儿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拖雷少年时就随其父出征，他与三个哥哥一样，能征善战，随从成吉思汗东征西伐，为蒙古帝国的奠基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好比帝国的四根大的台柱。成吉思汗按照4个儿子的特长与才能，分别赋予他们职掌不同的职别：术赤管狩猎，察合台掌法令，窝阔台主朝政，拖雷统军队。

6月14日，明军一直追击到广漠镇才押运着一批批俘获的辎重班师，有一部分依附阿鲁台的兀良哈人却尾随在他们的背后，企图乘机劫掠这些辎重（兀良哈人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裔，从洪武年间开始归附明朝，他们被设立成为羁縻卫所，牧地在潢河以北至黑龙江以南。明朝本意将这些卫所当做屏蔽边境的藩篱，不料他们却叛服无常）。

朱棣决定用计歼灭这股跟在后面的兀良哈人，便先命数百骑兵埋伏在河曲的柳林里，再用包囊装上草来冒充辎重，由十余骑兵持火器在后面护送。

兀良哈人果然中计，误认为明军主力已经撤离，一哄而上抢夺辎重。伏兵等待敌人进入埋伏圈之后，马上跃起用火器射击，同时，朱棣也亲率精兵杀回。兀良哈人大乱，人马陷入淖泥中，除数十人成为俘虏之外，其余全部阵亡。

神机营在这次北征中使用火器的一些战术，例如先以少数骑兵诱敌，等到敌人大队人马反击时进入火器的射程之内，再用火器射击等等，在后来与蒙古诸部作战中反复使用。

前文已经提到朱棣在“杀胡城”作出了分兵的决定，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军队返回开平。王友、刘才率军回到禽胡山附近时，为了躲避鞑靼知院失乃干的3000部队而绕道应昌，结果导致一些明军士卒因缺粮而饿死，事后，王友、刘才的避战行为受到了朱棣的严责。

朱棣率主力在广漠镇一带班师时，也不再经原路回师，而是折向西南，经过兴安岭的永宁戍、通川甸等地回到开平，7月17日，回到北京，朱棣在绕道回师的途中同样出现了缺粮的情况，明军用俘获的牲畜来应急。朱棣还让将士互相赊粮，并承诺回到关内之后由官方代为偿还，幸好在途中，英国公张辅及成安侯郭亮及时运来粮草予以接应。

明军最初制订的计划是沿着进军路线回师，并预先在进军时沿路筑城贮粮（例如平胡城），目的是为返回作好准备。但后来战局的变化致使不能按照既定计划沿着原路退兵（两路军队均绕道回师）。所以，朱棣回到开平时，不得不令都督张远等人重返平胡城，把贮存在该城的粮食运回，他吸取经验教训，在后来几次出征塞外时主力基本上都是按原路回师，充分利用进军时在沿路预先贮存的粮草，尽量避免出现缺粮的情况。

朱棣首次北征历时3个多月，纵横二三千公里，虽然未能全歼鞑靼军队，却扫荡了其在斡难河、胪朐河一带的根据地，促成了鞑靼内讧，致使大汗本雅失里在逃亡途中被瓦剌杀死，而太师阿鲁台也在其后称臣朝贡，算是有些成绩，但是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只是暂时进入了休战期。

四　塞上风云

朱棣首次北征之后，并没有放松对蒙古诸部的戒备，除了下令边将要注意修治军事据点的壕沟、墙垣之外，自己有时也会亲自离京北上到边境视察。

随着时间的流逝，羽翼渐丰的瓦剌掌权者马哈木、太平、秃孛罗尽管表面上仍然和明朝保持着藩属关系，但反迹已经一日比一日明显——政治上，他们偷偷地选了一位名叫“答里巴”的傀儡为汗；军事上，则出兵入侵鞑靼的地盘，暴露出吞并鞑靼的野心；甚至擅自扣留明朝使者、企图侵略明境。

阿鲁台把瓦剌三王擅立大汗的事告诉了明廷，请求明军发兵讨伐瓦剌，并表示愿意做先锋，他的政治姿态获得了朱棣的丰厚回报。1416年（永乐十一年）7月，明朝正式敕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元代“和宁路”始名“和林”。因此，所谓的“和宁王”其实就是和林王。不久，朱棣又授予阿鲁台诸多部下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之职。这时，兀良哈三卫也纳马3000赎罪，朱棣宣布赦免其过去扰边之罪。至此，明朝与鞑靼、兀良哈三卫已经结成了共同对付瓦剌的政治联盟。

1416年（永乐十一年）11月，朱棣令部将巡视宁夏、大同、山西等边境之地，并挑选精兵；同时调潼关、庄浪、巩昌、西宁、平凉诸卫兵驻防宣府；还从辽东等都司调遣兵马增强宣府、大同的防御力量；随后又令武平、归德、睢阳、淮安诸卫兵会合于北京。

1417年（永乐十二年）春，朱棣经过准备，率军亲征瓦剌。

这次北征，明军仍然号称“50万”，瓦剌方面应战的军队为3万余人。

朱棣二次北征的进军路线基本上与首次北征时追击鞑靼大汗本雅失里的路线相同。巧合的是，二次北征的主战场所在地忽兰忽失温在克鲁伦河及斡难河之间，与首次北征的主战场所在地斡难河畔亦相距不远——同在和林地区之东。这对朱棣来说，也是旧地重游。

3月27日，朱棣亲率大军由北京安定门出发。他特地带了皇太孙同行，目的是让皇太孙亲历战阵，经受考验，而且也没有隐瞒北征的企图，在途经沙城时还举行了大阅兵。

安定门为出兵征战得胜而归收兵之门，京都九门中有八门瓮城内建筑关帝庙，唯安定门内建真武庙，在诸门中独具一格，其建筑整洁，布局精练。“安定真武”在诸门中颇有独特风格。现已被拆除。

北征大军通常利用早晨至中午这一段时间行军（有时也利用中午至傍晚这一段时间行军），其余时间休息，因此进军速度不算快。从3月27日于北京出发，到六月初七在蒙古高原腹地忽兰忽失温与瓦剌主力作战，历时3个多月。在这3个多月的行军时间里，明军只有在五月初七、六月初二及初三这三天是全日行军的，他们在行军时每隔十多天便休息2至4天，其中在兴和及沙城一带还休息了10天。与上次北征一样，他们每进军一段路程便驻扎在预先筑好的城寨里。显然，这次北征仍然是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进军方式，朱棣先令成安侯郭亮督运粮草到万全，之后，又令忻城伯赵彝，建平伯高福，尚书吴中、郭资，都御史李庆，通政马麟督运粮草，都指挥王焕等以骑兵护送。

4月24日，当明军进至屯云谷一带，瓦剌部众孛罗不花等人来降。

五月初三日，北征军队到达禽胡山。不久，忻城伯赵彝、尚书吴中运来粮草，朱棣下令筑城贮粮，让赵彝等人率军驻守，并遣还运送粮草的民丁。

5月19日，各军到达小甘泉，那一带全是沙碛之地，不方便再以宏大的阵容一齐行军，朱棣遂下令随征五军分别按次序通过。

5月23日，明军到达通泉泊。前锋都督朱荣向朱棣报告，称有数千可疑的人正在由西往东行走，朱棣命朱荣继续侦察。

瓦剌就是蒙元时期的斡亦剌，居住在今蒙古西部和前苏联境内的萨彦岭、唐努山一带，被称做西蒙古。成吉思汗时被分为四千户，在明代称四万户。明初统治瓦剌的首领叫猛哥帖木儿，他死后，瓦剌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字罗三人分领。当东部蒙古大汗由于遭受明朝的军事打击和统治阶级内讧而日益衰败时，战乱较少的瓦剌乘机崛起，企图夺取整个蒙古地区的统治权。在这场斗争中，瓦剌和东蒙古是对立的两方，而明朝扶此抑彼，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7日，前锋将领刘江回报，称已经侦察到这批可疑人物的行走路线。朱棣命刘江率兵急起直追，与前方的朱荣会合，相机行事。六月初四，在双泉海，哨马发现有数百名瓦剌将士在前面出现，这些人与明军稍战即退，刘江率兵追至康哈里孩一带，击毙了其中的数十人。第二天，明军前哨再次遇到并击退了一股瓦剌人。

六月初七日中午，明军来到了忽兰忽失温，这时，瓦剌首领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人已经驻军于高山之上，占了地利。这表明，忽兰忽失温是瓦剌首领们主动选择的战场，看来他们早已经决定在此地与明军决战，并提前派一些士兵将明军引诱到这个预定的战场来。

瓦剌的集结地离明军约十里，他们大约有3万多人，每一人都带了三四匹马，以便轮流换乘，保持马力。

朱棣不敢轻敌，亲自披上铠甲，带领一部分精锐士兵首先前进，各路人马紧随其后，相继登上了一座山冈。他经过观察，判断出前面的瓦剌已经兵分三路，处于备战状态，便下令几名重装骑兵往前直冲过去，向瓦剌挑战。

瓦剌居高临下，冲下山来迎战。安远侯柳升率领的大营早有准备，特别是隶属于大营的神机营，负责打头阵。当敌人进入明军的神机铳炮的射程之内时，立即被打了个人仰马翻，死亡了数百人。瓦剌将士开始惊惶失措，弃马而走。朱棣亲自率领重骑兵乘机发起攻击，鼓噪而进。瓦剌且战且退，率领中军的武安侯郑亨在追击时不慎中箭，只好暂时退下，然而，过了不久，轻伤不下火线的郑亨又重返战场指挥作战。

瓦剌将士在进攻明军的阵营受挫之后，重新集结布阵，防御明军的反击。看来此刻瓦剌的首领们，已经不再奢望能够在主动发起的进攻中击败明军，他们转而采取防御的策略，希望能够保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平局。不过，对明军而言，平局就意味着失败，因为明军号称“50万”，而瓦剌仅有3万人，双方在战场对峙下去，明军后勤的压力会比瓦剌大得多，况且，明军很难在对峙的状态下安全撤离战场返回中土，这是由于古代通讯设备落后等诸多原因，任何的阵前撤退都很难是有秩序的撤退，极有可能导致军心动摇，而最终演变成一场各人争先恐后逃跑的大溃败（历史上因阵前撤退而溃败的例子有著名的淝水之战）。因此，明军唯一的选择是：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平安撤离蒙古草原。

淝水之战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引发了社会大动乱，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前秦欲灭南方的东晋，并于383年在淝水（今安徽省寿县的东南方）交战，最终东晋仅以8万军力大胜80余万前秦军。

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明军逐渐获得主动，开始兵分两路发起进攻了，左哨的宁阳侯陈懋，协同左掖的成山侯王通强攻敌阵的右边。瓦剌拼命抵挡，稳住了阵脚。这时候，左哨的都督朱崇（陈懋的副手）、指挥吕兴带领将士手持火器逼近敌阵，一轮接一轮地射击。瓦剌伤亡惨重，其阵脚已经被打乱了，但仍然顽抗到底。

右哨的丰城侯李彬协同右掖的都督谭青及其副手都督马聚，强攻瓦剌阵营的左边。双方将士混战在一起，战斗已经白热化。不久，马聚受伤，都指挥满都力战死。朱棣在远处望见战局一时陷入胶着状态，便亲自率领重骑兵再次发起进攻，加入战团，力图打破僵局。前锋将领刘江干脆下马手持短兵器步战，突入阵中，消灭了很多敌人。

在明军的全线攻击之下，瓦剌抵挡不住，终于崩溃了，将士们四散而走。朱棣不肯就此罢手，继续指挥部属追击。

当追击的明军越过两座山冈之后，再次与重新集结起来的一部分瓦剌将士发生遭遇战。瓦剌人抵挡不住，又溃散了。右哨的丰城侯李彬等人一直追到土剌河，在那里生擒了数十名敌人，另外，中军副将孙亨嗣也俘获了战马3000匹。不过，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等人则成功逃跑了。当朱棣收兵回营时，已经是深夜了。

第二天，诸将要求继续对瓦剌展开追击。朱棣听从了皇太孙的意见，认为穷寇莫追。

其实，朱棣完全有能力对瓦剌军队展开大规模、长时间、远距离的追击。虽说忽兰忽失温之战结束之后，明军与瓦剌都有伤亡，但人多势众的明军承受伤亡的能力比瓦剌大得多。然而，朱棣却选择了撤退，原因是明军在忽兰忽失温地区作战时，后路始终在阿鲁台所部的潜在威胁之下。当时阿鲁台的根据地可能在呼伦贝尔一带，距离明军仅有几天的路程，他原来声称要与明军一起讨伐瓦剌，可是最后却失约了。

因此，朱棣对这些归附者仍有疑虑，例如他在进军时就要求将士加强戒备，并指出，如果有蒙古人往东走，可能是瓦剌派往鞑靼的使者；如果有蒙古人往西走，可能是鞑靼派往瓦剌的使者；而明军一旦发现这些人，应当予以拘留。朱棣还在大战结束之后的6月9日重申各路人马要注意遵守战场纪律，在厮杀时不许与敌人说话。这是因为明军中有大量归附的蒙古兵，他害怕这些人与瓦剌暗通消息。

明军在战区逗留了二三日来打扫战场，便沿着进军的路线回师。当天中午撤到回流甸的时候，朱棣遣使阿鲁台，通报击败瓦剌的战况。

6月11日，北征大军回到三峡口，峡口山上盘踞着一批瓦剌士兵，还有数百人在双海子出没。明军用火器射击双海子，逼使敌人撤离了该地。峡口山上的敌人见势不妙，也撤离了。八月初一日，朱棣率军由安定门进入北京。归心似箭的明军回师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进军则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可见回师的速度比进军的速度要快得多。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1620－1690年）编撰的。这本书是在官修《明史稿》、《明史》之前完成，属于私人著述。1647年（顺治十三年）谷应泰官至浙江学政，于其间编撰此书，大量参考张岱《石匮书》、谈迁《国榷》、蒋《明史纪事》等私家著作，又广纳博采，有张岱、徐倬、张子坛等参与编撰，至1649年（顺治十五年）成书。书中记载始于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朱元璋起兵，迄于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入北京。选定80个历史事件或专题，按时间顺序排列，记述其事件始末。并附有作者“谷应泰曰”的史论，采骈偶文体。

史载，明军与瓦剌军作战时，“杀其王子10余人，斩虏首数千级”。在战争中，战死与战伤的比例通常为1：3。故此可以判断瓦剌在作战中可能有过万人死亡或者受伤。而明军的伤亡，据《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与瓦剌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从神机营参与的两次北征来看，其作战方式有进攻、防御、埋伏、突击等等。这支部队在战争中经常首当其冲、全程使用，套用一句成语，叫做“勇冠三军”。朱棣后来根据神机营的优异表现，规定在布阵时，手持神机铳的射手一定要布置在阵营的前面，马队排在后面，因为前面的队形疏散开来，便于射击，而后面的队形密集一些会使阵营更加坚固。这个战术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而总结出来，意味着当明军与对手作战时，将首先用神机铳发射弹丸挫敌锋芒，然后再用骑兵冲击。实践证明，神机营在其后的多次北征中不负众望，纵横驰骋于苍茫塞外，如入无入之境，几乎使那里成了自由开火区。

瓦剌遭到惨败之后，不久，向明朝遣使谢罪，表示愿意重新归附。鞑靼的阿鲁台却利用瓦剌中衰的机会，向西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势力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桀骜不驯，南下威胁明边了。而明朝则于1413年（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显然，迁都有利于经略蒙古。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环山，俯瞰中原，号为形胜。自唐朝以来，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日渐显著。北京是辽的南京，金元两代的故都。

1368年（洪武元年），徐达攻克元大都，改称北平。徐达将城中居民迁往开封，平毁了元朝宫殿，并在旧址堆土筑成景山；为了便于防守，将北面城垣南移。由于运河淤塞，南方的物资主要改由海运和陆运转运。这样，原本繁华的蒙古帝国的首都变成了一座冷清的北方边城。洪武三年，太祖四子朱棣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在北平设立王府。徐达死后，北部边防军队多由燕王节制，北平也就成为明朝北部边防的中心。

靖难之役后的1403年（永乐元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称，北平是皇帝“龙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凤阳的做法，立为京师。明成祖于是大力擢升北京的地位，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同时开始迁发人民以充实北京；被强令迁入北京的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等地的百姓等。永乐四年，下诏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永乐七年，明成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北征，同时开始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长陵。

永乐十四年，明成祖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京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工，明成祖一一革职，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次年，北京紫禁城正式动工。永乐十八年，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而规模更胜一筹。新修的北京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明成祖下诏正式迁都，改应天为南京，改北京为京师，但在南京仍虚设了没有太多实权的六部等中央机构。

就在明朝迁都前后的那一两年间，北部边关连续遭受了阿鲁台的侵扰，最突出的例子是兴和这个地方曾经一度被鞑靼围困，导致守将都指挥王唤战死。朱棣针锋相对，打算再次北征阿鲁台。他不断征调辽东、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卫所的军队至京，并令山东、山西、河南、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扬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等十三府及滁、和、徐三州广发壮丁、制造车辆，前往边防要地宣府运粮食，作好战争准备。他还计划亲自巡视边防。

这时，南下侵扰明边的阿鲁台，他的嗅觉似乎异常灵敏，见势不妙适时退回大漠深处。双方的军队脱离了接触，战争暂时打不起来。阿鲁台时来时去，令明朝北部边关几无宁日，朱棣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1413年（永乐二十年），朱棣召集重兵出塞，还动员了大量军民运送辎重，开始犁庭扫穴。

根据英国公张辅等人的提议，明军的辎重分“前运”与“后运”。前运有总督官3人，分别是隆平侯张信、尚书李庆及侍郎李昶，其下由泰宁侯陈瑜等26人领导车辆的运输，由镇远侯顾兴祖等25人领导驴子的运输。而后运则全部用车辆运输，有总督官2人，分别是保定侯孟瑛、遂安侯陈英，他们率领1000骑兵及5000步兵护送。前运与后运共用驴子34万头，车辆117573辆，民丁235146人，运送粮食达到37万石。

朱棣不敢轻视阿鲁台是正确的。鞑靼虽然曾经在永乐八年（1410）败于明军，然而经过了十几年的生聚教训，应该恢复了元气，能够动员起来备战的军民大约为二三十万。

1422年（永乐二十年）3月，北征各军从北京出发，途经榆林堡，到达宣府以东的鸡鸣山。阿鲁台获悉明军大举出塞的消息，连夜逃遁。

朱棣在进军路上令户部以山西、河南、山东所运的6万余石的粮食贮存于山海，还下令户部再运2000石粮食贮于开平。他特别重视开平的防守，指示兵仗局运1000余斤火药到开平加强防守，还要求开平守将郭亮，把城外各个无险可守的屯堡全部迁移入城内，并且指示当鞑靼军队再来侵扰时，应当据城固守待援。其后，当大批粮食运送到时，管理后勤的总督官除了将部分粮食分给将士之外，剩下的全部运回开平备用。开平成为了明军运送辎重的一个中转站，大量北征粮食贮存在那里以应急。后来，朱棣北征班师时，还下令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率军运粮前往接应。

当出塞的明军到达龙门时，这地方以北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各营按次序前进，避免拥挤在一起。

各路军队在北征途中经常举行阅兵，朱棣认为这样可以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将士进一步配合默契，熟悉阵法。他还令各位统军将领在营中骑马比赛射箭，应城伯孙亨射艺不精，当场被罢免兵权。而督运粮草的隆平侯张信托病不参加比赛，亦被一度降为办事官。

北征各军浩浩荡荡地经过云州、独石、偏岭、西凉亭、闵安、威虏镇、行州、威远川、开平、应昌等地前进。

6月，阿鲁台派军南下进攻万全的消息突然传到了军中。朱棣经过分析后认为阿鲁台此举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牵制明军北上，故不予理会，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前进。后来，明军到达阳和台时，进攻万全的鞑靼兵果然撤退了。

神机营
　　永乐八年（1410）征交趾（今越南）时，朱棣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朱棣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也成为明军的一个兵种。该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年），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朱棣下令各营将士行军的时候，不得擅自离开队伍10丈之外，违者处斩，其军官头目因管辖不力也要处斩；而负责运送粮食的军民，不论行军还是宿营，都应该紧随大军之后，掉队者斩。

明军扎营布阵时，大营（包括中军）居中，左哨、右哨、左掖、右掖分别驻扎在大营的外面，直接听命于大营。

明军的营阵，步兵在内，骑兵又在步兵之外，神机营更在骑兵之外，而神机营的外面是长围。长围的周长大约为20里，将士们平时只准在长围之内放牧与樵采，不准随便走出长围之外。

好钢用在刀刃上，神机营不但战时受到重用，连行军时也布置在最前线。

应昌以北一带土地愈来愈平旷，明军数十万军民结成一个庞大的方阵向前推进，场面非常壮观。就连神机营、马队也要序列整齐，不容许参差错乱。

这个声势浩大的方阵经过玉沙泉、答兰纳木儿河到达了在阔滦海（呼伦泊）以北的杀胡原，全程达1000公里左右，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敢于阻拦的鞑靼将士。

朱棣为了查明阿鲁台的确切位置，派出前锋左都督朱荣、都督佥事吴成等率领精骑四处搜索。搜索的范围应该在周围300里之内，然而，阿鲁台为了躲避明军，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朱荣、吴成在侦察的过程中，俘获了一些鞑靼人，并把他们送到了朱棣的御营。据这些鞑靼人供称，自从明军出塞之后，鞑靼内部恐惧不安，一些部落自动散去。阿鲁台现在已经携带着家属向北逃窜。明军在阔滦海（呼伦泊）附近缴获了阿鲁台所弃的马驼牛羊，烧毁其遗留的辎重之后，随即班师。

兀良哈三卫沿兴安岭东、西坡游牧，朱棣不满其依附阿鲁台，决定在回师途中加以讨伐。

因为兀良哈的人口比起鞑靼要少得多，战斗力也弱一些，所以明军不必像对付鞑靼那样，用主力结成方阵推进，而是采取多路出击、迂回包抄的新战术。

朱棣先令步骑2万，分作五路扫荡兀良哈的根据地洮儿河一带，自己亲自率领数万精骑向西迂回包抄，断其退路。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则率领大队人马随后策应。

首先出发的2万明军来到了洮儿河，重创了兀良哈，斩首数千。

数万兀良哈人被迫背井离乡，慌不择路地向西逃亡，当他们驱赶着牛马、车辆逃到兴安岭之东的屈裂儿河（归勒里河）时，刚好与向西迂回包抄的朱棣所部迎面相碰，陷入了包围圈中。明军在战斗中斩获无算，夺得牛羊驼马10余万，并焚烧敌人的辎重而回，在同年8月经开平、独石、云中进入关内，返回北京，只留下郑亨与薛禄驻守开平。而先前派往扫荡兀良哈根据地的2万军队，亦已经由东路的大宁、喜峰口入关了。至此，第三次北征结束。

可是，和平迟迟没有来临，塞外的局势仍然极为微妙。鞑靼阿鲁台处于两处作战的状态。在南线，鞑靼与明朝的关系仍然紧张；在西线，鞑靼与瓦剌为争夺蒙古草原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仍然持续着。总之，鞑靼左支右绌，非常被动。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7月，朱棣从降明的鞑靼人之中得到阿鲁台企图侵犯明朝边境的情报，又一次决定出塞问罪。

当阿鲁台风闻明军集结在边塞时，取消了南下侵犯明边境的计划，向北潜逃入穷荒僻壤，躲藏起来，并在那里过冬。不巧，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下起了连绵的雨雪，积雪深达丈余，致使羊驼马等牧畜死亡殆尽。各部落开始内乱，互相劫杀，伤亡惨重，有很多过去被鞑靼人俘虏的明朝军民乘机逃了回来。

阿鲁台为15世纪，蒙古阿兰的领袖。他联合瓦剌领袖马哈木，击败蒙古另一位酋长乌格齐，拥立本雅失里为汗。1408年后，他又与蒙古西部的瓦剌部贵族攻战不已，拥立阿岱汗为傀儡可汗。1414年，1423年两次与明朝正式敌对作战。虽然1423年战役中，他取得败绩，不过班师回朝的明成祖回程中染病身亡。

这次，明军主力只在塞上徘徊，没有深入塞外追击，从而避免了在雨雪中作战，否则难免要面对鞑靼人的撒手锏——大风雪突击。

第二年正月，大同、开平守将同时上奏朝廷，称鞑靼又卷土重来，在边境上掳掠。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塞内外。朱棣在多位公侯大臣的支持下决意亲征。这是明朝继永乐二十年、永乐二十一年之后，连续第三年征讨阿鲁台。虽然北征大军进至答兰纳木儿河、白邛山一带。但是鞑靼仍然采取弃土而逃的避战策略。双方没有碰头，所以没有什么大仗可打。明军回师时兵分两路。朱棣率领骑兵为东路军、武安侯郑亨率领步兵为西路军，两军约定于开平会合。

东路军向东经过屈裂儿河（即归勒里河）、涛遇河（即洮儿河），乘势扫荡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兀良哈人。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朱棣在班师时忽然患病，6月18日病逝于榆木川（即乌珠穆沁部东南一带）。

瓦剌又称斡亦剌惕、卫拉特，是西部蒙古民族。明代称瓦剌，到17世纪后期称卫拉特，又称厄拉特、厄鲁特。历史上蒙古民族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古代两分为“草原百姓”和“林中百姓”（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到后来为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为主）。

明军秘不发丧。从征的大学士杨荣、太监海涛驰归北京，禀告皇太子。7月27日，东西两路军队于武平镇会师。8月1日，将士们奉着朱棣的灵辇经过开平、威虏城、西凉亭、隰宁、云州、东城、雕鄂、怀来、居庸关回到了北京。

朱棣死后，明仁宗继位，改号“洪熙”。阿鲁台于洪熙元年遣使来贡马，弥补双方的关系。同时，明仁宗宣布赦免兀良哈之罪，恢复正常往来。战争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是鞑靼却在战乱中损耗甚巨，更加削弱。这为后来瓦剌统一蒙古创造了条件。

五　京师精英

神机营与五军营、三千营统称“京师三大营”。该部是朱棣在位时抽调各地卫所精壮部队到京师操练、检阅，与在京卫所将士合建而成，战斗力比较强。

神机营是使用火器的新型部队，五军营与三千营也装备了大量火器，是捍卫京畿地区安全的主力，朱棣去世后，仍然跟随明宣宗南征北战，立下新的功勋。

明宣宗是朱棣的孙子，其父明仁宗即位不久病逝，他于1426年（宣德元年）继承了帝位。不过，皇帝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就要面临叔父朱高煦起兵叛乱的考验。

能征善战的朱高煦是朱棣的次子，曾经在靖难之役中跟随在父亲的鞍前马后四处奔波，立下汗马功劳，一向以继承父命自居，可惜天意弄人，皇位最终却落入了体态肥胖，文弱迟钝的大哥朱高炽（明仁宗）的手中。朱高煦只是被封为藩王，而封地则远在山东的乐安州（今山东广饶），他对皇位念念不忘，竟然图谋不轨，在外面擅自设立五军都督府等中枢机构，还派亲信潜入京师及济南等地串联部分官员，约为内应，准备举事，将继任兄长之位的侄子赶下台——就像当初朱棣把侄子建文帝撵下台一样。

但是时移势换，人心思定，没有多少人支持朱高煦拙劣地效法朱棣的叛乱行为，各地官吏纷纷将其阴谋上报给明宣宗。宣宗当机立断，迅速率京营亲兵出征，决意将这场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

宣宗押解朱高煦回京后，将朱高煦父子除籍废为庶人，在西安门建造囚室，名曰：“逍遥宫”，用铁链缚住朱高煦手脚，长木曳地，囚禁在逍遥宫内。一天，宣宗去看望皇叔朱高煦，实则是进一步审查他。朱高煦见宣宗到来，欲羞辱之，等宣宗一进门，朱高煦运足力气猛拽拖地长木，宣宗猝不及防，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宣宗震怒，命侍卫用300斤重的铜缸把朱高煦扣起来。朱高煦大怒，在缸内哇哇大叫，运力举起铜缸欲砸向宣宗。宣宗大惊，急命取来木炭，堆积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炙死在铜缸内。

1426年（宣德元年）八月初十，从京师出发的平叛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南下山东，包围了朱高煦的封地乐安州。宣宗的御营驻屯于城北，他命令手下诸位将领分别在乐安的四个城门之外布防，堵住对手的逃亡之路，并对城上的守军轮番发射神机铳、炮，各种火器雷霆般响个不停。城上的守军被打蒙了，土气低落，他们虽然也装备着火炮，但是却躲藏在城堞后面，无心恋战。

宣宗抓紧时机对守军进行卓有成效的分化瓦解工作，亲笔致书招降。朱高煦眼见部属们各自心怀异志，知道无力回天，大势已去，迫不得已在8月20日出城投降，这人的最终结局是被削去爵位，贬为庶人，并于3年后被处死。

宣宗本来是个守成的君主，缺乏祖先开拓进取的精神，他在位期间，节制用兵，休生养息，先是决策从朱棣打下的安南撤军；其后又不惜弃地300里，将塞外重镇开平卫迁回独石，此举虽然削弱了北部边疆防务，但是却节省了军费。

不过，宣宗举止投足之间仍然遗传有祖父那样气魄雄伟的皇家风范，当初朱棣选择北京为首都，实行以“天子守国门”的政策，如今宣宗也时不时会率领京营沿着长城巡行，视察边防。1428年（宣德三年）9月，他在边关石门驿一带巡视时，长城喜峰口守将遣人启奏，称塞外的兀良哈三卫出动万余人骚扰边境，范围广及辽东的大宁、会州、宽河地区。

兀良哈三卫的游牧地本来在兴安岭东、西坡一带，现在开始大举南下至蓟辽边外地区游牧。此刻，宣宗得到兀良哈进犯的消息，决定对其进行奇袭，他利用夜色的掩护，率领精兵从喜峰口出塞，疾驰四十里，到达宽河地区，在距离兀良哈营地20里远的地方布阵备战。

兀良哈人根本不知道明帝率京营亲征，还误以为前来挑战的是明军边防部队，因而有点轻敌，漫不经心地跃马应战。明军随驾铁骑分为左右翼，摆出了夹击的姿势，一场骑兵与骑兵的较量就这样展开了。

宣宗亲手弯弓射死3名敌军前锋，左右部属也纷纷射出雨点般的箭，迫使兀良哈骑兵在中途勒停了向前疾驰的奔马。接着，明军用神机铳轮流射击，很多兀良哈人在噼里啪啦的铳声中坠下战马，其余的人赶紧掉头撤退。

宣宗带着数百名骑兵尾随追击，咬住不放。这时，一些兀良哈人回望时发现了皇帝御用的黄龙旗，这才醒悟过来，终于明白他们的对手是何方神圣，因而放弃抵抗，纷纷下马投降。

御驾亲征的京营将士们意气风发，押着俘虏凯旋，继续保持着不败的神话。然而，这个光彩夺目的常胜光环在21年后的土木之变中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六　南疆烽火

明代火器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沐英在洪武年间与云南麓川地区的土著思伦发作战时创建了能够连续射击火器的叠阵。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明军在云南作战时只能使用这种叠阵。实际上，不同时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法，这叫做“与时俱进”。时间一转眼过了三四十年，到了正统年间，明军在战火重燃的云南使用了全新的战斗队形，用来讨伐思伦发的后裔。

云南持续动荡不安的原因还是要从世代统治麓川的思伦发家族说起，而说起思伦发家族又不能不提到火器。回顾历史，洪武年间云南的土著军队装备的还是冷兵器，没有火器。思伦发与沐英作战，吃了大亏之后，重新与明朝修好，称臣朝贡。这正像当代政坛上流行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久，思伦发的军队开始更新换代，也装备上了火器。那是因为在云南金齿地区镇守的明军，环境比较艰苦，致使逃亡之风盛行，某些士兵逃入了思伦发的管辖范围，向其传授了制造火药、火铳的技术。思伦发喜出望外，视这些逃卒为亲信，加以封官赐爵，位在诸部长之上。以刀干孟为首的诸部长对此心怀嫉妒，策划政变，将思伦发驱逐出境。

思伦发逃往云南府，辗转到达京师，请求宗主国明朝出兵平乱。朱元璋为了稳定云南的局势，于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命明军出师制止麓川地区的纷争。当时，大名鼎鼎的沐英已经死去，由儿子沐春承袭西平侯的爵位，继续镇守云南。“虎父无犬子”，沐春肩负重任，带兵平乱，擒获了刀干孟，随后，在“山高皇帝远”的麓川地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分设直属云南府的孟养、木邦、孟定等3个行政区，以及直属金齿卫的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个长官司。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思伦发处境尴尬，只能接受麓川地区被分割的既成事实，他虽然官复原职，仍旧当上了“麓川宣慰使”，但管辖的范围已经缩小，势力大不如前。

思伦发死后传位给儿子思行发。思行发死亡时则由兄弟思任发袭位。为什么这几个封建领主的名字都有一个“发”字？这是因为夷语“发”相当于汉语“王”的意思。

思任发有恢复领地的野心，频繁出兵侵扰孟定、南甸、腾冲、潞江等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与明朝爆发军事冲突。

明政府态度强硬，明英宗没有对云南的动荡局面无动于衷，他于1436年（正统元年）诏令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前往云南协助黔国公沐晟动用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沐晟在父亲沐春还在世时就与思任发相识了。当初，思任发为躲避刀干孟发起的叛乱而跟着思伦发逃到了云南府，一度作为人质住在沐晟的家中，因此，两人私交甚笃。

沐晟，沐英次子，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元年，胡一元父子将明朝使臣与陈天平杀死，朱棣便派沐晟与朱能进攻安南，沐晟从云南进攻，朱能从广西进攻，但朱能在途中因病去世，张玉之子张辅接替其职，两人在白鹤会师，打下重镇多邦，获得胜利，论功封黔国公，1439年（正统四年）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其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氏在云南威权日重。

此刻，沐晟怀念旧情，不想与思任发在战场上刀枪相见，便积极斡旋，企图和平解决问题。但是，从京城远道而来的方政却急于求成，在事先没有通知沐晟的情况下擅自带兵前往征讨，不料，因轻敌而陷入对手的重重包围之中，处于弹尽粮绝、损兵折将的困境。

沐晟对方政刚腹自用、不听节制的行为深恶痛绝，竟然横下一条心拒绝派兵救援。结果，方政战死沙场，而沐晟也因见死不救而遭到朝廷的严厉责备，在恐惧中暴卒（传说是自杀）。

思任发势焰熏天，乘胜连犯滇西南的景东、孟定等地。云南明军多次出兵都没办法彻底平息战乱。

1441年（正统六年），明英宗决定加大打击力度，诏令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手，率领京营、湖、川、两广等处兵马15万出征。

统帅王骥身材魁梧，虽然出身于科举，但并非书呆子，他精通骑射，文武双全，曾经在西北边境督军征讨过鞑靼而功绩彪柄，是一个用兵不泥古法，大胆推陈出新的实干人才。

那么，王骥是如何对军队进行革新的呢？据说，有一次他在覆舟山下举行阅兵，了解到部队惯用的作战队列是以50人为一队，排成一字型，以鼓声为号，随着节奏而变化成方型、圆型、斜型、直型。可是，50人为一队的编制比较雍肿，有时难以有效约束。针对这个问题，王骥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以5名士兵组成一个战斗小组，首领叫做“伍长”，拿着一面旗子居中指挥，另外4人立于四面。作战时假如4人战死，中间的伍长亦不得独生。这个“五人为伍”的队列便成为了最基本的编制。

昔日沐英创建连射火器的叠阵，需要在平坦的地方排成三队行列，而云南地理面貌复杂，地形呈波状起伏，限制了叠阵的广泛使用。相反，王骥以5人组建的战斗小组，则比较适宜在麓川这样崎岖的山地作战。

5人为伍，一样也可以使用火器连续发射，例如以手快眼疾的一至二人在前面射击，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火器递给侧面及后面的三四个士兵，同时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提前装好弹药的火器。而侧面及后面的士兵则负责从前面士兵的手中接过空枪，尽快装好弹药，准备下一次传递。

王骥基本上按“五五制”的原则改编属下军队。5人增加5倍，成为25人，设为一队，队长居中以指挥四面；5人增加50倍，成为250人，设为一营，先以125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125人为正兵，出奇兵时则正兵不动，互相照应，前后左右之人要全部听从处于中间的营官的调动；五营共2500人为一师，以1250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1250人为正兵，相机调遣，专听中军主将一人之令。也就是说，中军主将、营官、队长、伍长皆居中以命四隅，层层监督，能将上级意图贯彻到基层的每一个人，这样，指挥官在作战时就会犹臂使指，运用自如了。

过去明军卫所的将士世世代代居于驻防地段，且耕且守，传统的编制是以10人为小旗、50多人为总旗、100多人为百户、1000多人为千户、5600人为卫。因为战时会根据需要从不同卫所抽调数量不等的兵源，所以战时编制与平时编制有很大区别。就算是战时的编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也是各有各的特点，而王骥创新的战时编制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意味着取代明军卫所传统的编制。

南下的明军，战时使用的火器仍然是神机铳炮，其中常用的是能够发射利箭的神枪系列产品，例如九龙箭（又称“九龙筒”），这种武器是以9支箭装入铳内，点燃引线，则九箭齐发。

九龙箭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七

1441年（正统六年）10月16日，明军到达金齿，招降了驻守在该地的思任发的部分手下，接着又兵分三路进军。东路军有3万余人，在参将冉保等人的率领之下，向细甸、湾甸的水寨前进，经过镇寨，转攻孟通；中路军共2万余人，主帅是王骥及蒋贵，他们率领水师在上江击败思任发的伏兵，斩首千余级，并包围其山寨据点；西路军则由左参将宫聚率领，从下江夹象石地区出发策应。

11月9日，三路明军会师于王骥等人的驻地上江一带（今保山县西北怒江西岸），向敌军盘踞的山寨发起猛攻时，却遭到火铳、弩以及石块的阻击，一时难以奏捷。

明军过去在西南山区作战，攻坚武器主要是七梢炮。七梢炮是一种人力操纵的抛石机，曾在平江之战中露过面——这些前文已经提过了。使用这种武器需要二三十人。通常在敌人固守的山寨周围安装，立起来就打，比较方便。

王骥（1378－1460年）

王骥于1406年（永乐四年）中进士，任山西兵科给事中。宣德年间任兵部右侍郎。1434年（宣德九年）升任兵部尚书。

1437年（正统二年），王骥受明英宗之命，整饬甘肃一带边备。次年，王任督军，率任礼、蒋贵等军出击鞑靼，击溃朵儿只伯，后奉召还任兵部尚书。1441年（正统六年），王被任命为总督军务，率蒋贵在麓川之战火攻击败麓川（今云南省瑞丽）首领思任发，凯旋后被封为靖远伯。1443年（正统八年），再攻麓川后还任兵部，奉命巡视延绥（今陕西榆林）、宁夏、甘肃诸边。1448年（正统十三年），率宫聚三征麓川，兵锋远至缅甸境内的孟养，回师途中奉命率军平定湘西和贵州一带的苗族起事。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瓦剌俘获，明景帝即位，王受王振之案牵连，被闲置于南京总督机务。1458年（景泰三年），王被去职，后奉命在南内监视被放还的明英宗。1457年（景泰八年），王参与发动夺门之变，拥明英宗复位，仍任兵部尚书，不久以老告退。三年后病逝。赠靖远侯，谥忠毅。

但是，这次王骥没有依赖七梢炮，而是针对上江寨基本上由木材筑成的特点，大胆改用火攻。恰巧在11月10日，括起了南风，明军顺风放火，焚烧上江寨前的一排排木栅，熊熊烈焰不断向寨内蔓延，吞噬着一切。

山寨眼看支撑不住，一部分焦头烂额的守军企图从水门突围，却被早有准备的明军伏兵拦截住了，无一逃脱，而滞留在寨内负隅抵抗的千余人，也在明军手持长矛的步骑兵协同进攻之下，全部覆灭。

此战，明军先后斩首五万余，其中包括首脑人物刁放戛父子以及刁招汉父子。

明军攻克上江寨，再接再厉，在夹江石一带渡过下江，越过高黎贡山，到达腾冲。王骥留下左副总兵都督同知李安在此地护饷，自己带领主力从南甸、罗卜思庄方向来到目的地——杉木笼山（今保山县南）。思任发部下有两万余人驻守在这里，他们的寨子修筑在一座山峰上面，并在左右延伸的山脊上星罗棋布地设置了七个营垒，各自首尾相应。

战斗打响了，王骥由中路突进，而左参将宫聚、右副总兵刘聚分别带领左右两翼部队沿着崇山峻岭之间葱茏的树丛攀登而上，三路大军分进合击，以破竹之势一举破寨，斩首数百级，再乘胜经戛赖、陇把等地前进到思任发设立在马鞍山上的总寨。

思任发拥众十余万，他的寨子处于地势险要的陡峭山峰上，东南面是临江的悬崖峭壁，守军还在周围30里山地广泛树立木栅，深挖壕沟，使此地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

各路明军陆续发起进攻。这时，历史再次重演了，思任发又将希望寄托于大象身上，驱赶着这些野兽向配备了火器的明军进行反击，时光仿佛倒流回洪武年间，昔日思伦发的大象也是这样死在沐英的火器之前的，看来思任发没有吸取父亲思伦发受挫的教训，所以现在一样败得很惨，他的大象在明军的队列面前不堪一击，铩羽而归。

明军虽然先后两次打退象阵，并一度突入寨中，但未能完全攻克寨子。双方相持5日。这时，邻近的一些土著开始抛弃屡战屡败的思任发，接二连三地倒向明军。局势几经反复，总算尘埃落定，甚至连苍天也帮了明军一个忙，括起了西风，王骥抓紧时机，采取火攻，他指挥各路大军向敌人寨子的西中门、西北门、西南门、东北门、东北出象门以及位于西南江上的两个大门发起总攻，顺着大风到处放火，将思任发总寨的房舍、仓库烧成灰烬。激烈的攻防战打得如火如荼，大约有八万守军死去，尸体浮满江面。

思伦发携同妻子等十余人从山间小道突围而出，渡江逃脱，流亡于孟养、孟蒙、孟广等地，最后被缅甸人俘虏。

王骥初征麓川告捷，遂于1442年（正统七年）5月15日班师。不料，思伦发一个名叫思机发的儿子等风声已过，重出江湖，凭着家族的传统影响力，又再控制了麓川地区，他故态复萌，继续骚扰周边地区。朝廷不得不在第二年再次诏命王骥挥师南下平乱。

明军主力重返腾冲，目标锁定麓川地区的思机发，但也没有忘记向缅甸索取思任发，可是缅甸人漫天要价，不肯交出。

王骥虽然未能将思任发弄到手，然而在移师转攻思机发的根据地者蓝（今南坎附近）时，却进展顺利，俘获其妻子及一批部属，并在该地设立“陇川宣慰司”，然后于1444年（正统九年）春天班师。第二次麓川之役的激烈程度比不上第一次麓川之役，明军未能捉住思机发，让他成功脱身而逃到了孟养，为战争的再次爆发埋下了伏笔。

明朝对麓川的多年用兵，造成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麓川军民宣慰使司于正统九年改置为宣抚司，治所陇把（今云南陇川西南），故名陇川宣抚司，成为明廷在云南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之一。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云南巡抚杨安计划拿思机发这个叛乱分子盘踞的孟养，来交换缅甸人手中的思任发，缅甸竟然同意了这个难以履行的协议。思任发在双方移交的过程中被斩首，脑袋装入盒子里，一路传送上了北京。不过，出卖思任发的缅甸人也没有得到在明军有效控制范围之外的孟养，反而与思机发的隔阂更深了，冲突不断。

思机发以孟养为据点，多次挫败明军地方部队的围剿。为了结束云南的动荡政局，王骥仍旧以总督的身份于1448年（正统十三年）率领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处总共13万的军队，第三次出征麓川。

1449年（正统十四年），各路明军在腾冲会师，依靠一些云南土司的协助，造船强渡金沙江，拆毁思机发布置在西岸的一排排木栅，登陆后俘杀数万守军，还获得了40万石的积谷。

思机发撤退到伊洛瓦底江西边的“鬼哭山”（又作“鬼窟山”，位于孟养西南），在连绵百余里的山区修筑了10个寨子，设立多条防线，加强纵深防御。具体包括山顶上的一个大寨，以及左右两翼山峰的两个寨子，另外还在后面的群山叠嶂中布置7个小寨。每个寨子都围有二层木栅，木栅之间还缚着巨大的石块，因而更加坚固。

跟踪追击的明军首先攻破了左寨，接着扩大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双方装备的冷、热兵器都在攻防战中派上了用场，各种火铳、强弓射出的弹丸、利箭如瓢泼大雨一般落下。

王骥故伎重施，乘着吹来南风的好机会，将大量易燃的柴草堆积在各个顽抗着的山寨的南面，顺风放火燃烧。用不了多久，各个寨子便在冲天烈焰中变成一堆堆的焦炭。硝烟中，死者不计其数，而思机发又一次突出了重围，逃过了浩劫。明军追击到孟那、阿瓦等地，一无所获（东躲西藏的思机发重蹈父亲思任发的覆辙，在5年后被缅甸人捉获，递送明朝，死于京师）。

明军在班师之前，扶持思伦发的另一个儿子思禄发控制孟养。王骥要求思禄发在位期间不能随便渡过金沙江。双方订立盟约，划江为界，共同立誓，宣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至此，正统年间在南疆燃烧的烽火逐渐熄灭了。

七　土木之变

明英宗在位期间，蒙古的形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瓦剌部不断地扩张势力，乘明朝专注麓川，连年用兵南疆的机会，兼并鞑靼、兀良哈三卫等部落，陆续统一了分裂的蒙古诸部。

1449年（正统十四年）7月，瓦剌以明朝履行朝贡贸易时不公平为借口，倾全力分兵四路进犯。其中，桀骜不训的权臣也先太师进攻大同，傀儡大汗脱脱不花进攻辽东，阿剌知院进攻宣府，包围赤城，还有一路偏师入犯甘州。也先率领的那一路军是主力，兵锋甚锐，先后在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猫儿庄堡）、阳和后口（今山西阳高县）两个地方大败前来迎战的明军。

局势非常严峻，年轻的明英宗在自己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唆使之下，不顾群臣的劝阻，仓促率领京营出征，号称“50万”，但真实的人数大约在20万左右。随征的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大批公、侯、伯、爵及文武官僚。

土木堡之变明军大败的原因，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宦官弄权，王振把持军队大权，明英宗凡事听从于他；指挥者不懂军事，没有任何作战技巧；事发仓促，军队后勤补给不足；明军战斗力下降。

这时的京营因循守旧，积弊已久，例如士兵逃亡，将领吃空额等各种腐朽现象一直没能改正过来，战斗力已经远远比不上永乐年间了。

这次北征，缺乏认真的准备，军队经居庸关、宣府、阳和前进时，遇到大风雨，道路泥泞。还未到大同，将士们已经因缺粮而饿肚子了，甚至有很多人倒毙在路途中。

明军好不容易到达了大同，却传来了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率领的军队在阳和后口全军覆没的坏消息，包括王振在内的很多官僚都惊惶失措，他们又携同明英宗匆匆班师，这些人朝令夕改，盲目行动，使整支军队陷入了进退失措的劣境。

北征大军途经宣府回师，负责断后的恭顺侯吴克忠战死，而成国公朱勇率领的三万余骑兵也在鹞儿岭（今河北宣化县附近）被尾随而至的两万瓦剌军队杀了个片甲不留。

8月14日，明军退到土木堡（今怀来县一带）时，处境已经非常不利，驻营地地势过高，掘井达到2丈深，仍找不到水源，将士们整天饥渴交迫，战斗力大减。虽然在南面15里之外的地方有河流，遗憾的是已经被瓦剌军队抢先一步占据。尽管形势如此危险，都指挥郭懋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在土木堡附近的麻峪口打退了瓦剌的试探性进攻，守住了阵地。然而，明军仍旧四面楚歌，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对手围困住了。

8月15日，明军企图回撤，但军队尚未出发，就不断遭到瓦剌骑兵的窥伺以及绕营的骚扰。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明英宗停止了撤退，双方派遣使者进行和谈。

瓦剌的领导人非常聪明，他们抓住明军企图撤退却又担心受到袭击的矛盾心理，假装撤围，让开通往京师的道路。明军果然中计，将士们迫不及待地离开宿营地前往低洼之处寻觅水源，以解焦渴。大家都想尽快离开土木堡这个干旱得冒烟的鬼地方，动作灵活的人从后面赶上，挤压着前面步履蹒跚的人，好像农夫争先恐后地赶集一样，局面渐渐失控，陷入了无组织状态。

瓦剌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破阵机会，他们的骑兵从远方迅速杀回来，四面冲击。明军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很多人毫无还手之力，引颈就刎。

明英宗朱祁镇1435年即位，年号正统，即位时才9岁。即位时有三杨辅佐(杨士奇、杨荣、杨溥)，社会尚算安定。后宠信太监王振，政治开始腐败，塞外瓦剌南犯，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亲征，用兵不当导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

英宗被俘之后，北京的明众臣为稳定人心，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是为明代宗。英宗被瓦剌释放后，被景宗软禁于北京。景泰八年，趁景宗病危，武清侯石亨等发动兵变，迎英宗复位，改元天顺。

此役明军几乎伤亡殆尽，明英宗突围不出，下马据地而坐，最后被俘。而倒行逆施的王振早已触犯众怒，在混乱中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子打死。据不完全统计，在土木堡战死的高官显要有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还有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以及副都御史邓棨等数百人。

瓦剌军队打扫战场，搬走了明军抛弃的堆积如山的辎重，胜利转进。事后，宣府总兵杨洪带人来到土木堡旧战场，还拾得3800余顶头盔、120余副甲胄、290余面圆牌、2.2万余把神铳、44万支神箭、800个大炮。特别要注意的是，瓦剌竟然没有搬走明军遗下的46万件火器，这可能意味着精于骑射的瓦剌人，尚未习惯使用火器。

杨洪将1万把神铳、25.8万支神箭、540个大炮拨给宣府、万全、怀安、蔚州等卫，加强边防。其余的1.6万把神铳、18.2万支神箭、260个大炮，则发往万全都司贮藏。

就这样，曾经名扬天下的京师三大营从此威风扫地，一蹶不振，后来虽然建制得到重组，但战斗力一直未能恢复过来。

兵多将广的京营在土木堡为什么败得这样惨？原因有很多，除了上述所说的日渐腐朽，积重难返之外，还与明军统帅部忽略神机营，指挥不当有关。

明英宗的曾祖父朱棣还在世时，历次与蒙古劲旅交锋，都异常重视神机营与骑兵的协同作战，他总结经验，规定布阵时，手持神机铳的射手一定要在前面，马队则安排在后面；而宿营时，步兵在内，骑兵在步兵之外，神机营更布置在骑兵之外。也就是说，明军时刻准备着用神机铳炮发射弹丸挫敌锋芒，然后再酌情动用骑兵出击。按照这种战术，明军曾经先后在静虏镇、忽兰忽失温等战斗中获胜。

然而，以明英宗为首的统帅部重视的是首先使用骑兵，而不是首先使用神机营，北征大军从宣府回师时让归附的蒙古人吴克忠率领骑兵断后，结果吴克忠误入埋伏而战死。接着，成国公朱勇率领3万余骑兵临危受命，紧急赴战，却被诈败的瓦剌人诱入包围圈中，在鹞儿岭全军覆没。这两次战斗都是在没有神机营的配合之下进行的，总共损失了四五万骑兵。抵达土木堡的十几万明军主要以步兵为主。失去了骑兵配合的神机营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在阵地上打退瓦剌人的进攻，而不能及时展开追击，扩大战果。

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很难在与骑兵对峙的被动状态下安全撤离战场。稳妥的应付办法是在原地固守待援。但是，驻营地土木堡却没有水源，将士们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待下去。最后，饥渴的明军冒险移营，结果，遭到来去自如的瓦剌骑兵的袭击而全线溃败。

综观木土堡之战，明军装备的数十万件火器，威力未得到充分展现，基本上成了摆设。正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八　保卫首都

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举朝震惊。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在皇太后及继任兵部尚书于谦等人的支持下，于1449年（正统十四年）9月即皇帝之位，史称“景宗”（年号为“景泰”）。

瓦剌军队在土木堡获胜之后，挟持着明英宗一路前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肆抢掠沿边一些府、州、县、边关、驿堡、屯庄，于10月初兵临北京城下。

北京本来留守的部队不足10万人，而且多数是老弱之辈。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奉旨提督京城兵马、节制诸将的于谦，及时制止了少数人散播的放弃北京，迁都南京的言论，他不断调动河南、山东、南京等地的兵马前来首都，加强防御，还分道招募民兵，甚至将在运河上负责漕运的官军，编入神机营操练。而制造攻守器械的工部也赶紧收集材料，日夜开工。经过上下一致的努力，很多人重新树立了抵抗的信心。

北京保卫战中，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13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京营总兵官石亨向于谦建议屯兵于城内坚守，但被否决了。不想示弱的于谦指挥明军主动出击，先后派出22万军队，分列京城九门之外迎战。

于谦身披甲胄，亲自来到德胜门督战，他命令石亨派遣士兵携带着神炮等火器，埋伏在德胜门外两旁的空房子里，预先布置一个口袋，只等猎物进来。然后再派几名骑兵故意前往挑畔对手，通过诈败的方式成功引来1万多追兵。

瓦剌人不知中计，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埋伏圈。躲藏在房子里的明军按计划向外面射击，神机营都督范广首先发射火器，其后，铳炮之声连绵不绝。瓦剌受到重创之后溃败而还，甚至连首脑也先的弟弟孛罗与平章卯那孩等贵族也死于炮弹之下。

此刻，西直门外也爆发了激战。都督孙镗率军在抵御另一股进犯的瓦剌骑兵的过程中，不太顺利，幸好得到守军在城上发射铳炮的支援，才击退敌人。

不久，瓦剌又向彰义门发起新的进攻，明军都督王敬、武兴两人指挥部下在城门之外排列成叠阵迎战，前面的战士手持神铳，后面的战士依次拿着弓箭与短兵器，阵后还集结了数百名骑兵。这种布置比较符合朱棣所规定的神机营与骑兵协同作战的原则。不过，布置在阵后的骑兵并非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而是临时前来效命的皇室内官。

战斗开始没多久，瓦剌军队在明军神铳的猛烈轰击之下退却了。不料，明军阵后的骑兵为了抢功，争先恐后地一哄而上，追赶敌人。叠阵也在人呼马叫的喧嚣声中陷入半瘫痪的混乱状态。瓦剌的每一名骑兵都准备了数匹战马，经常保持着良好的备战状态，他们立即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明军这次顶不住了，不得不慌慌张张地退回城内，指挥官武兴也在退却时被乱箭射死。在这个危急时刻，京师的居民爬上屋顶助战，他们向敌军投掷砖头、石块。而大批援兵在佥都御史王竑、毛福寿等人的率领之下及时赶到，增强了防御力量。瓦剌眼看占不了便宜，只得怏怏而去。

瓦剌军队屯兵于坚城之下，夜晚时常会受到明军炮弹的骚扰，而在京城外围抢掠的部队，进展也不太顺利，例如有部分骑兵在围攻居庸关时，被明军用火器击退。更重要的是，瓦剌内部互相猜疑，也先太师在战略上没有得到其他人很好的配合。虽然阿剌知院率部3万人从宣府入边，辽东的脱脱不花大汗也率部两万余人从古北口入边，但他们都没有前来北京与也先会师，一直逗留不进。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四面八方涌来的明朝勤王之师，对瓦剌的后路构成日渐严重的威胁，最后，也先只好挟持着明英宗撤离北京，从紫荆关退出了塞外。

九　皇族争霸

明朝与退回塞外的瓦剌和谈，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恢复正常关系，也先于1450年（景泰元年）7月18日送还了明英宗。

明景宗当然不可能将皇帝之位再让回给明英宗，他尊英宗为太上皇，接着将这位前任皇帝软禁于南宫之内。不久，英宗之子朱见琛也被废，景宗改封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景宗为了巩固地位，滥封名爵，一时之间有十多人被封为太保，而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于谦也被封为太子少保。

于谦居安思危，为了提高首都军队的战斗力，在京师三大营中挑选了10万精兵，分为五营（后改为十营）进行操练，叫做“团营”。可是景宗却在团营中安插了阮成、刘永城、曹吉祥等太监插手军事，从此开始了太监提督京营的恶例，加强了阉党干预朝政的实力。

蜗居在南宫的明英宗不甘心就这样虚度年华，他暗中等待时机，谋求复辟。机会终于来临了，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景宗病危，大将石亨伙同张軏、杨善、太监曹吉详等人拥立英宗成功复辟，改元“天顺”。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被废为“郕王”的景宗在10多天后默默死去，而于谦等一批旧臣则惨遭杀害或罢免。

拥立有功的石亨、曹吉详等人日益专横跋扈，最后也被御磨杀驴的英宗以谋反的罪名除掉。

不论是谁做了皇帝，总是身不由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中。英宗的后裔也不可避免地面对骨肉相残的局面。继承英宗帝位的是宪宗，接着又由孝宗传到了武宗。武宗天性放荡不羁，喜欢四处游玩，他那些有违传统的所作所为让某些心怀异志的藩王觉得有机可乘，蠢蠢欲动。1510年（正德五年）4月，封地在陕西中部的安化王朱寘鐇首先造反，但叛乱仅持续了18天就被平息，后来，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时间就久了一点，持续了1个多月。

夺门之变
　　1449年8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9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英宗弟王朱祁钰为帝（即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次年，英宗被释归，为景帝幽禁于南宫。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大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于1457年（景泰八年）拥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史称夺门之变，又名南宫复辟。

朱宸濠，封地在南昌，这家伙对帝位垂涎欲滴，虎视眈眈。他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于1519年（正德十四年）6月起兵，杀死了都御史孙燧及按察司副使李逵等人，纠集一批追随者，连克九江、南康，目的是沿长江而下，直捣南京，不料，半途却被阻于安庆城下。

当时，在围攻安庆的叛军之中，最具战斗力的是朱宸濠的宁王府护卫军，而胁从的则是大量市井恶少，他们号称“10万”，拥有数千艘战舰，浩浩荡荡相连60余里。相反，安庆城内的正规军竟然不满百人。尽管双方对比实力悬殊，但是安庆知府张文锦与守备都指挥杨锐这两名文武官员，还是临危不惧，广泛发动全城老百姓参战，甚至连老弱妇孺也没有置身事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积极搬运粮草器械。

叛军围城数重，先发射猛烈的炮弹以及密集的箭雨，然后拥着数十具“云梯”前进，企图强行登上城墙。守军利用城里的10余座“飞楼”，居高临下，不断用弓箭射杀云梯里的敌人，最终化险为夷。

云梯图片
　　采自《兵录》卷九

叛军既然用云梯攻城受挫，便改用“天梯”，它比城墙还要高，宽达二丈，表面全部铺上防御弓箭的木板，前后有门，大批士兵藏在中间的通道里伺机攻城。

守军随机应变，见招拆招，点燃了涂满油脂的芦苇束，抛向逼近城墙的天梯。熊熊烈火顷刻间就将数十具天梯焚烧殆尽，叛军纷纷弃梯而逃，跑得慢的就在烟熏火燎中活活烧死。

夏季天气酷热，城头上的守军一面用大锅煮茶解暑，一面向城下的敌人泼洒滚烫的热水。而攻城的叛军口干舌燥，徒呼奈何。到了晚上，城内又有壮士潜出城外劫营，叛军整夜喧哗，不能休息。

叛军攻城期间在安庆城郊杀掠甚酷，周边四五十里的范围内，白骨遍野，满目疮痍。朱宸濠见安庆屡攻不克，再也无计可施，无奈只好放弃。

安庆之战，叛军攻城时主要使用传统的云梯与天梯，铳与炮发挥的作用不太突出，仅仅是对城上的守军进行火力压制而已。真正依靠火器破城的是在随后发生的南昌之战，不过，使用火器的不是叛军，而是在江西提督军务的王守仁军队。

王守仁又称“阳明先生”，是明代有名的大儒，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此人在江西指挥剿匪时，主张剿抚齐下，收拢人心，因而取得不俗的成绩。

王守仁本来奉命从江西前往福建继续执行剿匪的军事任务，当他到达丰城时得知朱宸濠造反的消息，连忙赶到吉安，与知府伍文定一起调兵遣将，参与平叛。他们利用叛军主力包围安庆的这段时间，在樟树一带会合临江、袁州、赣州、瑞州、新淦、太和、万安、宁都等地官兵八万余人，号称“30万”，途经丰城，于7月中旬到达叛军的老巢南昌。当时朱宸濠主力已经北上，城防空虚。王守仁兵分七路，每一路分别攻击南昌一个城门。

木造的城门通常是一座城池的最薄弱之处，很容易会被炮弹轰个粉碎，整个明代，明军多次用火炮击毁敌军城寨堡垒的门板而长驱直入。这一次也不例外，将士们决定用火炮轰开南昌城门。

明初的火炮在野战时，在地面坚立起一根支架，就算是简单的炮架了。炮管安置在支架上面，炮尾插一根大木作柄，方便左右转动，调整射角，还可以将尾柄斜架于地上，消除后坐力。

后来，炮架得到了改进，发展成了战车。火炮固定在战车上面，既稳定又增强了机动性。不过，这类战车一般在北方的平原使用，而南方主要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所以比较少用。

南方的一些火炮始终没有装上炮架，射手发射时为了避免被跃起的火炮碰伤，通常在点燃引线之后要迅速后撤二三十步，有时甚至还要将炮半埋在坑中。

现在，将士们用火炮打开南昌广润门，闯了进去，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城内，也有的士兵攀墙而过。

南昌少数守军在隆隆炮声中早已经逃的逃、躲的躲，全部不见了影踪。朱宸濠的老家——宁王府内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达官贵人们自知不能幸免，纷纷寻死，他们或者在房间里悬梁自尽，或者纵火自焚。多年搜括的民脂民膏、不义之财也在动乱中散失一空。

宸濠之乱
　　明宗藩宁王朱宸濠于1519年（正德十四年）6月起兵争夺皇位的叛乱事件。正德九年，宸濠先后贿赂太监刘瑾及佞臣钱宁、伶人臧贤等，恢复已裁撤的护卫，畜养亡命之徒，随意杀逐幽禁地方文武官员和无罪百姓，强夺官民田产动以万计，并劫掠商贾，窝藏盗贼，密谋起兵。又企图以己子入嗣武宗，以取得皇位。太监张忠、御史萧淮等先后告发宸濠之罪行，武宗于是下旨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之田。朱宸濠得知消息后，于正德十四年6月14日兴兵，并发檄各地，指斥朝廷。史称宸濠之乱。

明政府军内部有大量乌合之众，这些人为了邀功，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他们擅闯民居实施抢掠，很多老百姓被杀于床笫之间，还有的惨遭灭门之祸。据说，刀下冤魂达到数万之众。面对这种惨绝人寰的情况，王守仁不会坐视不管，他多次下令禁止杀戮，甚至不惜制裁了部分违纪将士，亦不能制止这股歪风，最后不得不公开宣布，斩获首级不算立功，擒拿活人才能行赏，此举总算真正结束了这场无纪律、无组织的屠杀。

再说朱宸濠从安庆垂头丧气地回师，沿途部属差不多溃散了一半，仅剩下五六万人。当他们撤到长江边的樵舍时，与受王守仁之命前来堵截的伍文定部迎头相碰。

满腔热血的伍文定本是一介书生，不熟悉火器的性能，他竟敢亲自逆风架炮，轰击叛军，结果被猛风吹回的硝烟火焰烧光了胡须，搞得灰头灰脸的，还灼伤了手臂，在手忙脚乱中几乎坠入水中，左右部属抢着搀扶，现场一片狼藉。

叛军顺风反扑。政府军损失了数百人，一度后退到黄家渡附近，随后进行了多次反击。朱宸濠看见不能一口吃掉对手，也率军返回了樵舍，将舟师排列成方形阵势，步兵则上岸安营扎寨。

这时，北风转为了南风，叛军从顺风的有利形势一下子变成逆风的不利形势。伍文定立即作出决策，准备顺风放火，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迅速准备好了火攻器械，并秘密派遣四十艘满载易燃物品的船只，自下游潜渡，埋伏在叛军的背后，约定在黎明时分发起总攻，前后夹击敌人。

伍文定
（生卒不详）明1499年（弘治十二年）进士。任常州推官时，魏国公徐佣与民争田，他 秉 公 断案，时人称为强吏。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论功第一。开拓西南及与宦官斗争，卓有建树。官至兵部尚书。天启初，追谥忠襄。

天终于亮了，伍文定指挥军队用火焚烧叛军那些用竹、茅、木板制造的船只，过程非常顺利，满天火光闪烁不定，数以千计的战舰灰飞烟灭，死于烈焰以及波涛中的人比比皆是，数不清的衣服、铠甲、器械、财物伴随着浮尸积聚在一起，长达10余里，好像江边突然产生了一座座冒出水面的洲渚。

叛军的水师覆灭了，岸上的步兵营垒亦在伍文定的攻击之下溃散。好色的朱宸濠在老婆跳水自尽的情况下，还不忘记携带四名宫女乘坐轻舟潜逃。这时，政府军征调渔舟追了上来，经过兜兜转转，几个来回，终于从江中捞起了走投无路、弃舟投水的朱宸濠。

江西叛乱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北京，明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大张旗鼓，亲自率领数万京营、边关劲卒南下平叛，可是当他来到涿州时，却传来了捉获朱宸濠的捷报，因而失去了参战的机会。不过，他仍然决定继续南下，并于年底到达南京。天性好动的明武宗玩了个猫捉老鼠的游戏，故意将身陷囹圄的朱宸濠先释放后捉拿，狠狠戏弄了一番，再于次年押往通州处死，焚骨扬灰。

明武宗返回京师之后，赶紧祭祀郊庙社稷，庆祝胜利，但其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知道后裔们不断上演自相残杀的人间悲剧，恐怕也是哭笑不得的吧。

十　鞑靼叩关

明朝的长城虽然阻止不了游牧民族骑兵的大规模入侵，但是，对付小股骑兵的零星进犯却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从东北的鸭绿江到西北的嘉峪关，长达万里的边防线上，整个明代先后设置的军事重镇到处林立，著名的有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号称“九边”。这些军事重镇各自管辖着沿边卫所、墩台等一系列据点。

北部边防线上的军事重镇装备了大量火器。早在洪武年间，明军已经在北部边境的永平府、平阳卫配置了大碗口铳、大铁炮等，以加强防御。

永乐、宣德、正铳年间，明军又分别在开平、辽东、永宁、怀来、宣府、万全、兴和、山西、大同、开城、阳和、朔州、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区增配神机铳、炮，用来警戒以及阻击敌人。其中，边防线上一些安装了铳炮的烟墩实际上等于固定的炮台。此外，还制造了方便火炮移动射击的战车。

战车鼎盛于春秋战国时期，衰落也是在这个年代。到了明朝，战车又开始被用于运输。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付来去迅猛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二是适应大量使用火器的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车在明朝又重新焕发了活力。据载，正统至万历年间，先后制造了小火车、独轮车、全胜车、战车、军队小车等。

战车是炮架的一种。永乐年间，明军北征蒙古时就用车辆装载铳炮了，那时一些神机铳炮在行军时放到武刚车上，可是作战时却要从车上拿下来，因为武刚车并非战车，它只是运输工具，主要用于运送粮饷，后来由于过于笨重而被骡马取代。战车要到正统年间才大量出现，原因之一是那时的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单纯依靠人力或畜力已经难以负荷。

1447年（正统十二年），总兵官朱冕建议以火车备战，此后，在朝廷中提倡用战车来抑制游牧民族骑兵的舆论非常盛行。

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臣李侃建议把骡车改为战车，每辆车的车厢之内都藏着神铳，用来远距离杀伤敌人，另外再布置5名刀牌手，准备近战。这种车其实是移动的炮架，需要用7匹马牵引。必要时可以将1000辆这样的车用铁索联络在一起，列于阵营的四周，步骑兵居中，当敌人退却时便打开铁索放出骑兵追击。

明军敢于在战场上使用由战车联结而成的车营，显然是欺负瓦剌没有威力强大的火炮。

顺天府有一名叫做周回童的工匠根据实战的需要，建议在一些战车上密密麻麻地安装上20支神机铳，而车辆的前端还要装上5个枪架，以供神机铳轮流射击，另外再放上600支神箭，以备不时之需。这种车在行军时要用一人推，两人扶持，还有一人负责烧火做饭。

有鉴于瓦剌骑兵强悍的战斗力，明朝文武大臣不断提出御敌之策，定襄伯郭登在土木之变的次年便奏请制造偏箱车。车辕长1丈3尺，阔达9尺，高约7尺5寸，车箱用薄板筑成，薄板上面钻着可以射击铳炮的洞穴。车上冷热兵器齐备，配置着两名神铳射手、一名铜炮射手、一名弓箭手、两名牌手、两名长刀手以及两名枪矛兵。这10名士兵使用火器的比例已经达到30％。他们在无战事的时候要轮番推挽着车辆前进。车中还能装载上衣服粮饷、器械与鹿角等物。

偏厢车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零六

偏箱车出外执行军事任务时，必要时可以得到将军铳车（装载数门大小不等的将军铳）与四轮车（高级将领乘坐的指挥车）的配合，这也是明军首次使用多种战车联合作战。

战车能够排成方形阵营。这种方阵平均每一边都有100辆偏箱车，前后左右互相连接，铁钩四面环绕牵引，仿似长蛇一样。每边偏箱车阵的前面还有五辆将军铳车，而四轮车则在营阵中央，相当于一个司令部。屯营时步骑兵在内，车辆布置在阵营的15步之外以为 篱，恰似坚城。这样的车营，等于一个移动的炮兵阵地。

不过，战车的速度缓慢，不可能与瓦剌骑兵在草原上展开远距离的角逐，它主要的任务之一是用于掩护军民出城砍伐柴草树木，避免被敌人骚扰。例如驻防大同的军人出外打柴或者运输时，一次可以动用四百辆偏箱车作为阵营的护卫。

偏箱车的车身只有两面围有薄板，布阵时需要将两辆车合并为一辆。而1451年（景泰二年），吏部郎中李贤又加以创新，制造出车身四面全部围有木板的战车。这种车前后左右排列着冷兵器——长枪。身长约1丈5尺、高约6尺5寸、宽约5步。车厢上面有用来观察的窗口，下面有用来射击的铳眼。

学者们根据《明实录》的数字而统计出京营在此期间制造的各类战车达到四千多辆以上，广泛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发挥作用。例如1453年（景泰四年），因为蓟镇辖下的古北、潮河附近的一些地方比较平坦阔宽，无险可守，所以朝廷专门从京师兵工厂调拨四十辆大战车到那里去，组建车营来抑制游牧民族的骑兵，以增强防御力量。

但是，大型战车并非所有地方都适用。例如宁夏地区有很多屯田，比较多沟壑，大车行动就不方便。总兵官张泰为此而改用独轮小车，遇到地形险阻之处则可用人力推挽。独轮小车也不止一种，陕西都指挥佥事李进在景泰年间研制出可以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动的轻型独轮小车，车辆之上是用皮革制成的屋子，正面竖立着绘有兽面的木板，木板中凿着一排孔眼，分别安放着1支碗口铳、4支手把铳、14支神机箭以及4支枪，还插了一面旗帜。

明军装备的战车不断增加，例如1462年（天顺六年），明政府就制造了1230辆配备着大铜铳的车辆交付给京营使用。战车的性能也越来越先进了，1477年（成化十三年），明将王玺也研制成功一种可以全方面射击的战车，这种车凭着中间竖立的枢轴而四面旋转发射火炮，名叫“雷火车”。然而，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如1484年（成化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制造战车，每辆车编有10名士兵，以500辆车为一“军”（一种车营编制单位），列阵时车隙之间补以鹿角。最终因车辆笨重而导致速度过于缓慢，不能使用，被当时的人讽刺为“鹧鸪军”（古人认为鹧鸪啼时，似乎在说“行不得也”，故以此相讥）。

总之，明朝战车的种类越来越多，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取得骄人的战绩，于是，京师及地方驻防官员都有人经常质疑战车的作用，一些人甚至认为只有发展骑兵，才是对付游牧民族的有效办法。这反映了当时的战车及与之配套的各种技术尚未成熟，还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战车离不开火器，传统的只能单发的铳炮也发展成连发的了。例如正统年间生产的两头铜铳，铳管的前后两端各自存在两个膛口，每一个膛口都能射出十多枚铁弹丸，一头射完再调转过来发射另一头。这类可以连射的火器在明朝中后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种类繁多，著名的有：

三眼铳图片（上）
　　采自《四镇三关志》之《建置》

五排枪图片（上）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五

三眼铳，由三支火铳组合而成，呈“品”字形，共用一个可以插入木柄的尾銎，它既能够齐放，也可以连放。

五排枪，用净铁打造而成，重1斤5两左右。共有5个枪铳，每个可装入四五枚弹丸，轮流射击。枪后可插入4尺长的木柄。

最夸张的是一种叫做“车轮铳”的三十六眼铳，这种火器形似车轮，行军时驮于骡背上，作战时取下。它是在一个有18根辐条的车轮式圆盘中装上36支火铳——每一根辐条的两侧都装上两支火铳。所有的火铳都1尺长、1斤重，而且全部用皮条封住铳口，射击时再撕开。战斗时将这个大车轮的中心部位套在发射架的横轴上，射手一边转动车轮，一边轮流点火发射，可以连射36次。

车轮铳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三

不管这些新式火器可以连射多少次，也总有射完弹药的时候，那就要用冷兵器搏斗了。1450年（景泰十年），明朝研制出同时拥有冷、热兵器功能的两用火器，即是在手把铜铳上插入长约7尺的木柄，木柄的尾端装上用来刺杀的金属枪头，这相当于现代枪械上的刺刀。

土木之变后的明军更加倚重火器。以1450年（景泰元年）前往大同驻守的明将石亨为例，他辖下的神机营除了原来拥有的火器之外，朝廷还额外增拨了5000支神铳、500门各类火炮、100个报警用的信炮以及5000斤火药。在将士们的长期经营之下，大同城防卫森严，城中四角都布置有大小铳炮。

一般的情况下，火器统一由军器局、兵仗局等中央直属的兵工厂制造，但是非常时期，沿边卫所及地方政府也是可以自行制造火器的。因为史料的记载有限，现在很难考稽清楚整个明代北部防线不同时期所装备的火器的具体数量及种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详细数目是非常庞大的。

明英宗在土木堡的惨败使明朝北部边境一片风声鹤唳，很多军事要塞里的明军只能闭门自守，而另一些将士则勇敢地把部队拉出城外，进行野战。例如1450年（景泰元年）5月，宣府左都督朱谦在率军追击一股敌人时，不幸误入包围圈中，最后靠铳炮突围而出。同时，负责威远卫防务的游击将军都指挥石彪也用铳炮打死了100多个敌人，斩首四级，并缴获了百余匹战马。

明朝与退回塞外的瓦剌和谈，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恢复正常关系，也先于1450年（景泰元年）7月18日送还了被俘的明英宗。双方此后虽然暂时停止了大战，可是小冲突一直不断。例如1451年（景泰二年）7月，在永平、山海关等地镇守的明军，就用火器击退了100多名潜入防区的蒙古骑兵。

蒙古的政局不稳，说变就变。瓦剌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了，1453年（景泰四年），权臣也先弑杀了傀儡大汗脱脱不花，篡夺了汗位。也先后来的结局是被属下阿剌知院杀死，这次新的内讧发生于1455年（景泰六年）。从此，瓦剌势力衰落，逐渐向西退却，远离明朝重兵驻扎的边防线。鞑靼诸部取而代之，强盛起来了，尽管他们四分五裂，互相争斗，但仍然时常腾出手来侵犯明边，整个北部边防线上硝烟弥漫。不过，这种骚扰很多时候规模比较小，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入塞的鞑靼诸部各自为战，通常是捞一把就走。

辽东地区面临着兀良哈三卫以及女真诸部等叛服无常的困扰。另外，鞑靼诸部也曾经多次进入辽东，企图控制那里的游牧与渔猎部落，并侵犯明境。然而，鞑靼骑兵与明军较量的主战场并非在辽东，而是宣府、大同以及陕、甘地区。

一些鞑靼部落绕过设防比较坚固的宣府、大同地区，开始进入水草肥沃的河套地区（黄河流经现在的内蒙古与宁夏境内而形成的弯曲地域）游牧，这使明朝西北边境地区的局势紧张起来了，当地的边防线上针锋相对地布满了沿边卫所、墩台等据点。但是明军战斗力已经衰退了，这支军队无论怎么分散驻防，都不可能在漫长的防线上做到面面兼顾，彻底杜绝鞑靼部落的骚扰。

关键时刻，老百姓也要拿武器来保护自己，就这样，城乡地区陆续建筑了大量城堡。一旦鞑靼骑兵进入塞内，城堡周围的男女老幼马上将牲畜粮食等财物迁入堡内，进行坚壁清野。当时的人将这种情况慨括为：鞑靼诸部入侵是“人自为战”，而边境老百姓的防御对策是“人自为守”。

城堡图片（敌台，指城墙中央突出部，四角突出部为角台）
　　采自《武备志》卷一一四

每一乡里地区，都可以有二三个大小不等的城堡，通常能够容纳数百人至千余人左右，这些城堡多数选择建在山地或丘陵附近，尽量避开交通发达地带。比较典型的城堡是矩形的，每一面城墙都会有几个突出墙外的敌台（或者角台），两台之间距离不远，容易形成交叉火力，分别从两侧打击攀登城墙的敌人。不过，由于鞑靼人没有可以毁坏城墙的火炮，所以这类城堡没有相应发展为“棱堡”。相反，16世纪时火器发展迅速的欧洲各国，已经流行将城堡中突出城墙的敌台（角台）改造成中间突出一个三角形的棱堡。因为火炮直射时在三角形的墙壁上很容易跳弹，所以更安全（棱堡问题，后文还要提及）。

守卫城堡的人包括老弱妇孺在内，装备的兵器通常有神铳、火炮、火筒、弓箭、盾牌以及刀、斧、棍棒等等，还有悬挂在城墙上面，准备随时砸下来的巨石、大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炮石”，就是将圆石中间凿空，里面装入炸 药，接 上 引线，再用泥土封好。作战时人们便点燃引线，手指勾着捆绑在圆石上的绳子，用力甩向敌人，后来，还在圆石的上面加装木柄，好像现在的手榴弹一样，用手来投掷。

欧洲棱堡图片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上册14卷，第330页

鞑靼人进攻城堡的方法有多种，他们或者身披牛皮制成的战衣，推着大车前行，用车辆上面的长竿撞击城墙；或者将大量草束堆积在城堡之前，放火烧门；或者齐射弓箭，对城上的守军进行压制，然后乘机攀登；甚至还可能使用了抛石机。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一些城堡沦陷了，另一些城堡则经受了考验，坚守住了。

从1457年（景泰八年）起，四五年间，鞑靼孛来、阿罗出、毛里孩等部多次叩关，每次出动成千上万人，经河套突入甘凉地区，四处劫掠。

明军环绕着河套而布防，与鞑靼势力犬牙交错。鞑靼诸部后来因为内部不断分裂，力量进一步分散，削弱了战斗力，因而与明朝的紧张关系转而有所缓和。

不料祸起萧墙，某些归顺明朝的蒙古人开始与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落暗中勾结，图谋不轨。1467年（成化三年），陕西固原被称为“土达”的蒙古人满四叛乱，纠集部属与同族军民2万余人，意图归附游牧在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落，但是黄河尚未冰封，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不能渡过，这些人便暂时屯兵于石城，等待时机。

石城位于峭壁耸立的山峰之间，可以驻扎大量军队，只有一条栈道通行，易守难攻。明朝调动陕西、宁夏、延绥诸军分批前往讨伐，均以失利告终，将士伤亡惨重，损失军械数以千计，其中包括两门铜制的大将军炮。

同年8月，总督项忠等人率领五千名配备神枪的京营官军会合甘、凉、延绥、宁夏、陕西等地的五万军队，兵分六路而来，陆续发起强攻，用枪炮打死了大量叛军，缴获了数以千计铜炮、神枪以及一批辎重。但明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高级将领伏羌伯毛忠战死。

战局处于拉锯状态，明军见强攻难以骤下，决定智取，派奇兵拦截下山取水的叛军，又焚烧石城附近草地，使叛军人马的补给难以为继，同时，不断用大将军炮轰击敌人，还凭借着厢车的掩护渡过濠沟，兵临城下，进一步缩小包围圈。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开始分化，部分军人潜逃出城，投降明军。有一个叫做“杨虎力”的回族人，于11月16日夜间秘密潜入明军大营，献上生擒满四之计。杨虎力的计策是准备在第二天交战时，乘满四出城应战的机会，自己与明军里应外合，将其捕捉。这个建议获得了明军统帅部的认可。杨虎力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再次冒死潜回城中，他临行时特意强调满四最怕神枪，要求明军在交战时不要射击这种火器，以免吓跑满四，功亏一篑。

次日，满四出城应战时果然被部下出卖，落入明军之手。当满四被俘的消息传回石城时，留守的叛军就像树倒猢狲散一般四处溃逃。各路明军乘胜搜山剿杀，并将石城夷为平地，以免再有反叛者据此以为巢穴。

从整个陕、甘沿边防线来看，延绥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宁夏、甘肃两镇也扼控河山，攻防兼备。只有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形开宽，城垒稀疏。鞑靼往往在这个地区毁墙而入，导致固原、庆阳、平凉、巩昌等内地饱受其患。例如1473年（成化九年）鞑靼由花马池来到平凉、临洮一带剽掠，杀死及夺去人畜36.4万多。类似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而且突破口也在增加。

明军也会以牙还牙，经常进入草原上放火烧荒，有意将饲养马匹的草料焚毁，还主动出塞劫营。劫营又叫“捣巢”，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军事行动中参战的兵力应为敌人的3倍，一部分军人负责进攻与防御，一部分军人负责夺取牲畜，一部分军人负责四处斩脑袋回去领赏钱。他们携带数日的粮饷，在战区内昼夜兼行，找到目标便速战速决。著名的一次是陕西、宁夏、延绥三镇的总督王越，乘鞑靼入寇之机，于1473年（成化九年）9月率领4000余人从榆林出师，翻越红儿山，涉过白盐滩，两昼夜行军800里，深入河套地区，袭击了鞑靼留在边外红盐池的老营，杀死及俘虏350人，缴获大量牲畜器械等辎重后凯旋。鞑靼首脑满都鲁回师见庐帐被烧，妻子散失，不禁恸哭而去。

蒙古草原上封建割据，混乱不堪。自从也先死后，历届担任大汗的人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权臣弑杀，直到满都鲁成为鞑靼大汗，才凭实力站稳了脚，他大约在1479年（成化十五年）去世，遗孀满都海福晋扶持达延汗继位（达延汗又称“小王子），夫妻两人为了统一分裂中的蒙古，而不断进行艰苦卓绝的征战。

达延汗与明朝的关系是时和时战，他即位之初，就与明军进行较量。战事发生在1480年（成化十六年），延绥守臣上奏朝廷称鞑靼入塞掳掠，请求支援。王越提督军务，率领京师援军出发到达大同时，侦察得知鞑靼的老营在威宁海子（今集宁附近），决定乘虚而入打敌人一个猝不及防。他征调宣府、大同部队2万人，突然从孤店一带出塞，经猫儿庄，兵分数路奔袭威宁海子，当时刮起大风，雨雪晦暝，明军到达目的地之后发起奇袭，共斩首及生擒了六百多名鞑靼人，同时掠走了六千牲畜。鞑靼诸部则连续3年入塞报复，烧杀甚酷，范围之广，波及山西与陕西。

后来，达延汗派遣使者来到明朝求贡，双方关系有所缓和，然而，达延汗进行朝贡贸易时，因入贡人数与明朝发生了矛盾，最后干脆不来朝贡，而是用战争的手段在宁夏、延绥、大同等处大肆抢掠。随着达延汗统一大业的进展，河套地区也自然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河套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也是进犯塞内的基地，明朝不堪骚扰，决定反击。1501年（弘治十四年）5月，明军边境重镇的常驻部队在京师神机营的配合之下，兵分五路，于7月份从红城子墩进入河套捣巢，谁知却扑了个空。由于消息外泄，鞑靼部落早已移营避开。这次军事行动，明军仅斩首三级，然而奏请立功的将士竟然超过万人，充分暴露出统治阶级文恬武嬉、极其腐朽的一面。

1467年，成吉思汗的第27代继承人满都古勒大汗在讨伐他的侄孙和继承人博勒呼济农的一次战争中去世。而博勒呼济农在他能够称汗之前的1470年也被暗杀。一度人丁兴旺的黄金家族中，现在仅剩下一个5岁的男孩、博勒呼济农之子达延。达延的命运极其不幸，家族的长辈都在内讧中死去，小小的孩子孤苦无依，连他的母亲都抛下他改嫁了，这简直比成吉思汗年幼时的遭遇还要悲凉。所幸，满都古勒汗的年轻遗孀满都海赛音可敦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满都海赛音可敦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不但抚养了达延，还在1470年宣布他为大汗。最为难得的是，满都海赛音可敦作为女人率领军队打败了卫拉特人，将他们彻底赶出了蒙古中东部地区。为达延汗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1470年到1543年整整73年。在1481年亲政之后，达延汗镇压了右翼土默特人、兀良哈人的叛乱。并从1497年到1505年间，他对从辽东到甘肃的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明朝无法与卫拉特人联系。

不久，达延汗进行报复，从宁夏花马池突入陕西固原等地抢掠，阵营逶迤数十里，声势浩大。各路明军主力却避敌锋芒，互相观望。鞑靼撤军时，一些尾随其后企图钻空子的明军亦占不了便宜，京营都指挥金玉不慎战死。

本来从成化初年开始，宁夏巡抚徐廷璋陆续在防线上新筑了200余里边墙。此外，在延绥主持防务的余子俊也经常维修、加固边墙。因此，沿边防线一度有所改善。遗憾的是后来武备废弛，边境防务日渐被人疏忽，崩塌的边墙随处可见。到了弘治末年又抵抗不住连年进犯的鞑靼。

杨一清一生游历极广，所到之处，也多有题咏。他在描写山水的时候，常托物言志，抒发自己的抱负。如：“百尺高楼倚碧空，乾坤登眺几人同。眼前忧乐谁无意，天下江山此最雄。孤棹影冲烟浦外，浩歌声在水云中。东流万里终归海，不尽狂澜砥柱功。”从这首写岳阳楼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杨一清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豪气。又如：“长江万余里，来自岷山巅。……猗欤嗟哉，雨云变态晨昏殊，风波世路多艰虞，元气一脉须匡扶，何人能作砥柱乎？柱乎柱乎今有无？”此诗歌、与前面的诗相似，暗寓匡扶天下之意。

弘治年间开始主持陕西防务的名臣杨一清企图重振声威，计划设立新的卫所，招募守军，还于沿边大兴土木，重修整个防线的城墙、墩台（他后来总结经验时认为，在有敌情的情况下，应当出动载有火器的战车来掩护修筑边墙的丁夫）。可惜，由于受到专擅朝政的太监刘瑾的制约，杨一清未能完成这个宏伟的目标，仅仅在要害之处修筑了四十里边墙而已。

修筑城垒虽然重要，但是提升明军的战斗力更是重中之重。那时的军队虽然装备了大量火器，可是将帅懦弱，并没有对士兵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为此，杨一清感慨良多地指出：如今所造的枪炮，射程不远，加上士兵射击技术不高，不能击中目标，近年来，鞑靼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畏惧火器了。

事实上，不单单士兵射击技术不高，部分军官也对火器的性能不了解。有一次，杨一清在定边营教场取出大号将军铳、中号将军铳、小号将军铳这些火器，命令部队试射时，总兵张安等将领都很惶恐不安，害怕伤及他人。为什么？可能是当时的铳炮质量差，经常爆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将士长期缺少训练，难以得手应心地操作火器。

当然，庞大的边防部队不可能找不到一个敢于发射将军铳的人，西安指挥杨宏挺身而出，几天之后在花马池的操场中亲自试放中号将军铳，他装药点火，并迅速倒退十余步，不一会儿，炮响如迅雷，弹丸射出300步之远。满营将士皆震慑，只有杨宏泰然自若，处变不惊。

在现场视察的杨一清目睹了中号将军铳的威力，当即令人买铁、募工，在固原铸造大批同类火铳，分别派发到各个边城堡垒中，加紧操练。不久，花马池守将用此铳击退了围城的蒙古骑兵。中号将军铳除了用于守城之外，还可以用于野战。作战时，平均两只骡子驮着一铳，跟随大营的中军行动，遇到危急之时，每一铳由数名士兵发射，会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重视火器的杨一清也有机会在实战中使用铳炮。明武宗刚上台时，就有数万鞑靼骑兵入塞，直抵固原城。杨一清亲自带领轻骑从平凉出发，昼夜行军前往支援，途中召集沿线的驻防军队，四处派出疑兵迷惑敌人。鞑靼骑兵移师进犯隆德，杨一清又紧跟不舍，并有意在夜间射击火炮，隆隆的炮声在山谷之间回响。鞑靼骑兵误认为明军主力已经赶到，慌忙逃遁出塞。

鞑靼频繁入塞，一些明朝文武官员希望立下显赫的边功，名垂青史，甚至连明武宗也不想错过一显身手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临了，那是在1517年（正德十二年）10月，鞑靼5万余骑驻扎于玉林，即将大举进犯。这时候，宣府、大同一带边墙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颓垣断壁，边关官员虽然也会动员人力进行修修补补，但整条防线仍旧显得脆弱，不足以阻止鞑靼入塞。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率领大军巡边的明武宗及时来到了阳和，他紧急制订作战布置，令大同、宣府等处将领各守城关备战。不久，大同军队在友军的支援下拦截了南下至孙天堡的鞑靼骑兵，双方在应城一带交战数次，不分胜负。战斗一直延续到明武宗亲自带着主力从阳和赶来之后，才有了结果。鞑靼入关本为求财，无心恋战，他们且战且退，经平虏、朔州撤回塞外。此战，明军战死53人，重伤563人，不过未能重创敌人，只是斩获16个首级。

豹房
　　据《明会要》记载，它是明武宗在宫中建立的供其淫乐的密室。

1520年（正德十五年），好大喜功的明武宗南巡时在镇江积水池中不慎翻船，失足落入水里，受寒而病倒，于次年死于豹房，年仅31岁，而他的对手达延汗在完成了统一蒙古本部的历史任务，并将领土分封给诸子之后，也死去了。然而，明朝与鞑靼的战争不仅没有因为这两人的死亡而停顿，反而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各种新式火器也不断出现在战场上，仍然是那样引人注目。

十一　西式火器

明代前期是火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各类火器的制造，还是使用火器的战术，都处于引领潮流的先进地位，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火器在亚洲各地广泛传播，早在公元13世纪，蒙古军队就携带着火器进入朝鲜半岛作战，而元朝建立之后，元军又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渡海进攻日本，因此，朝鲜人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火器有了初步的了解。明灭元时，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不断受到从日本过来的倭寇的骚扰，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平息外患，在国际上广交盟友，共同对敌，他下令将一批火器运送到朝鲜半岛，支援那里的抗倭战争，同时，向朝鲜人提供硝、硫磺，鼓励其自制火药。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来自中国江南地区的火药工匠的指导之下，比较快地掌握了火药制造技术。不久，李朝取代了高丽王朝，火器的发展也没有停滞下来，他们生产的铳炮以仿制中国的为主，并组建了使用火器的专业部队，还创建了新战术，例如在1434年（明宣德九年，李朝世宗十六年）围剿野人女真时，就使用了三人为一队的战术，即一人手持盾牌在前面，另外两人手持火铳跟在后面轮番射击。

中国的火器除了传播入朝鲜半岛，还随着明军南下两广以及云贵地区而扩散到了东南亚，缅甸在与云南的一些土司打交道中得到了火器技术。据说，缅甸语言中的“铳”与“炮”两个单词，释义就是来源于汉语中的“铳”与“炮”。

永乐及宣德年间，明朝经略安南以失利告终，明军虽然在作战时遗弃了大量火器，但也从安南获得了新式的神枪，双方通过战争的渠道互相交流军事技术，各自改善了装备。

欧洲中世纪英国文献中的火门枪
　　采自《世界火器史》第81页

中国的火器技术还传到了欧洲。蒙古军队在13世纪的一系列西征中，已经将火药与火器的制造及使用技术带到了中东，并由阿拉伯学者传到了欧洲。欧洲各地在13、14世纪出现了包括枪、炮在内的各类初级火器，代表作是“火门枪”。此枪的枪管一般呈直筒形状，里面放置火药及弹丸，还有一个贯通内外的圆孔，用来安装引线。枪管的尾部能够插入手柄，以便于射手持放。这类枪改装自阿拉伯人制造的一种名叫“马达法”的火器，与中国元明时期的手铳非常相似，都是由宋代的突火枪发展而成，是中国火器经阿拉伯传入欧洲的一个有力证据。

欧洲英、德、法等国不可避免地在战斗中使用了火器这种新式武器，特别是英国的成效比较显著，英王爱德华三世在1337年进攻法国，挑起著名的“百年战争”，战争初期，他的军队分别在克莱西、加莱港等战斗中使用了火门枪与火炮，打击对手。不过，那时欧洲各国军队中火器的种类、数量以及在战争中使用的规模，都不能与明初的明军相比。

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是1337年到1453年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大大小小战役的总称。中世纪，英国诸王通过一系列与法国的联姻，成为法国诸王大片领地上的主要封臣。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提出，要求享有全部法兰西王国的继承权。1328年，法国卡佩王朝绝嗣，支裔华洛瓦家族的腓力六世继位，英王爱德华三世以卡佩王朝前国王腓力四世外孙的资格，争夺卡佩王朝继承权。1337年爱德华三世称王法兰西，腓力六世则宣布，收回英国在法境内的全部领土，派兵占领耶讷，百年战事遂起。

然而，明初盛极一时的火器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却变得落后了。原因有很多，例如明朝自永乐之后，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等内陆地区已经不再存在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战乱通常不过是发生于边陲的偏僻地带，即使是正统年间轰动一时的土木之变，那场危机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只是昙花一现。这自然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减少了火器更新换代的迫切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说得不错。欧洲一直战乱不断，崇尚武力的人有很多，他们不停地研制新装备，大约从15世纪起，便开始引领火器发展的潮流。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火器沦为了商品，在市场中进行优胜劣汰的竞赛。因此，欧洲火器新产品层出不穷，无论是品种还是质量都超过了那些由明朝政府拨款、官办工场生产的火器。也就是说，欧洲取代了中国，成了世界军事变革的中心。

处于封建割据的欧洲，国与国之间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阶级矛盾日渐严重，新生的资产阶级同守旧的封建贵族，正在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角逐。资产阶级的枪能够击穿封建骑土的盔甲，炮能够轰破封建领主的老旧的城堡。无论是谁，只要不顺应历史潮流而改用火器，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欧洲在16世纪传入中国的著名西式火器有“火绳枪”与“佛朗机炮”。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火绳枪。火绳枪与火门枪有很大区别，前文已经提过射手发射火门枪（或手铳）时，需要用一只手持枪，另一只手点火，还不能瞄准，颇为不便。而火绳枪就不同，射手的眼睛可以通过枪管前端的准星、后部的照门，与目标成三点一线，从而提高了射击准确度。

火绳枪的新颖之处还在于与众不同发火装置。这个发火装置的主要构件是一条弯钩形金属杆。射手发射时，用食指向后扣动那个与现代枪械有点相似的扳机，金属杆便会绕轴转动，这时燃烧在弯钩形金属杆前端的火绳，马上应声落下，点燃枪管之内的火药，射出弹丸。火绳是经过化学物品秘制而成的，燃烧速度极其缓慢，可以反复使用，长时间不熄灭。

最早的火绳枪的发火装置示意图
　　采自《世界火器史》第135页

从整个发射程序来看，火绳枪可以一边瞄准，一边射击，比火门枪优越得多。

火绳枪传到东亚与欧洲的航海家们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新航路有关，当时，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个西欧早期的殖民帝国远涉重洋，使用先进的火器不断侵入非洲、亚洲及美洲。随着殖民者海外扩张的进一步加剧，火绳枪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沿海，时间大约在16世纪中期的正德至嘉靖年间。

1522年（嘉靖元年），明军在广东沿海的西草湾一带缴获了两艘在沿海为非作歹的葡萄牙船，并得到了火绳枪，但没有立即进行仿制。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明军又在沿海的双屿岛之战中击败了一股海盗，同时缴获了日本人与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发现日本人的枪械比葡萄牙人的更加精良。因此，明朝专门制造兵器的有关部门便开始仿制日式火绳枪。

日本人的火器制造技术也是源于外国。最早传入日本的是中国火器，那是在公元13世纪，入侵日本的元军使用了会爆炸及燃烧的雏形火器，给了参战的日军以深刻的印象。明朝建立之后，一方面中日之间有商贸往来，另一方面，倭寇（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经常进行掳掠。就这样，明朝的火器不可避免地通过商业与战争等方式传到了日本。但是明朝的火铳（相当于欧洲的“火门枪”）始终没有在日本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真正在日本广泛传播的是欧洲传来的火绳枪。

1543年，日本种子岛的居民从跨海而来的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火绳枪，并加以改造，在枪管尾部创制了闭气螺栓，这东西就像现在的螺丝钉一样能够旋转着扭出扭入，扭出时可以清刷枪管内壁的火药残渣，扭入时则起到闭气的作用，增加射击威力。据说，原先产自葡萄牙的火绳枪连射五六次之后，枪管会因过热而有爆膛的危险，但是日本人仿制的火绳枪（改叫“铁炮”）则克服了上述缺点，从而更加耐用。

明朝人步日本人的后尘，也仿制成功了火绳枪，这种枪打得比较准，甚至能将天上飞翔的小鸟打下来，故被称之为“鸟铳”；又因其弯形的木制枪托好像鸟喙，所以也叫“鸟嘴铳”。

鸟铳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四

鸟铳的铳管又细又长，长度通常是口径的50至70倍，能使火药在铳管之内充分燃烧，增加弹丸的初速。一些制作精良的产品，平射时射程为80步，仰射为三四百步。

鸟铳除了可以站立发射，还可以采取蹲跪式的射击姿势，即是蹲着前脚，跪着后脚，左手持铳，右手的手肘放于前脚的膝盖上面——同时手指紧扣板机，右腋压着枪托以消除后坐力。由此可见，鸟铳采取不同的射击姿势，也一样能准确杀伤敌人。

明政府的军工部门之一——兵仗局在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仿制成功一万支鸟铳，交付部队使用，从此这种火器便根据作战需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衍生出一系列产品。例如：

噜密铳图片
　　采自《神器谱》卷二

噜密铳，这种铳据说源于土耳其，它的构造与鸟铳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其发火装置加装了一条弹簧片，能使绕轴旋转而落下的金属杆自动弹回发射前的位置，以方便下一次射击。噜密铳还是一种冷热两用兵器，它的弯形枪托是锋利的刀刃，可做大刀使用。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军火专家赵士祯发明了轩辕铳，这种铳的特色是新装上一种可以自动开闭的火门装置，能够防止大风将火门里的火药吹去，而且火门上面的遮雨盖篷又能防止阴雨洒湿火药。

轩辕铳图片
　　采自《神器谱》卷二

赵士祯还发明了多管火绳枪——迅雷铳，该铳共有五支与鸟铳相似的铳管，可通过一个发火装置轮流发射，所有的铳管都分别穿过一个圆形的套牌。套牌可保护射手而遮挡敌人的弹丸与利箭。五支铳管的中央还倒插着一根木筒，木筒前端的筒口里面装了一个火球，一经点火，便喷出烈焰，灼伤敌人。木筒的后部又装上了一个铁制枪头，近战时可将铳身倒转过来，用力刺杀。因而，迅雷铳也是一种冷热两用兵器。

国产的多管火绳枪差不多与欧洲的类似产品同时问世，显示了我国古人不甘落后，努力拉近与欧洲军事技术的距离。国产的多管火绳枪比较著名的还有震叠铳，其发火装置与鸟铳差不多，是一种可迅速连射两次的火器，奥妙在于它有上下两层铳管。

介绍过欧洲的火绳枪之后，下面该介绍另一种新式火器佛朗机炮了。

迅雷铳图片
　　采自《神器谱》卷二

最早的佛朗机炮是一种舰炮。那时欧洲一些国家热衷于远航，所以注重发展舰炮，佛朗机炮在作战时将炮膛伸出船舷之外，同时，射手又能够自由地在船舷之内不断装填弹药。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后装炮。前面已经提过了，最初进行水战的炮都是从炮膛前端的膛口装入弹药的，也就是前装炮。而佛朗机与传统的前装炮的主要区别是炮膛上有一个后部装弹室（明朝人称为“母铳”），敞开的装弹室能够装载与卸出“子炮”（明朝人称为“子铳”）。子炮的细小炮管里面事先已经装好弹药，其膛口与佛朗机炮的炮膛相连，临阵时随时将几个子炮轮流放入装弹室，发射速度自然比起前装炮要快得多。

佛朗机的母铳与子铳
　　采自《兵录》卷十四

佛朗机在欧洲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它传入明朝是16世纪初，最初，明朝官员在与葡萄牙使臣打交道时，已经看见过安装在来华舰只上的佛朗机炮，但是要到1522年（嘉靖元年）才正式获得这种炮，广东守军在那一年击退了骚扰沿岸的5艘葡萄牙船只，双方互有伤亡，此战，明军如愿以偿地缴获了两艘舰只上的20门佛朗机大炮，并于两年之后在北京仿制成功。

15世纪后期，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航海大发现”的扩展，葡萄牙人向东方扩张贸易，以海盗式的行径一度征服非洲、亚洲许多地方。

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通过向明朝官员行贿，获准在澳门半岛暂时居住。葡人进入澳门后，强盖房屋，设立机构，扩大地盘，迅速聚集成村。但自此至19世纪40年代以前，澳门只是西方列强对华贸易的港口，中国政府对澳门一直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并对澳门有效地实施其土地、军事、行政、司法和海关等各种管理。

葡萄牙的佛朗机炮的外形与明军原先装备的铳炮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后装炮与前装炮的区别之外，它的炮管还长达五六尺，可使炮弹的初速更大，射得更远，最大射程通常为一里以上，有效射程可达到100步左右，而且还装上了准星与照门，炮管的两侧设计有调整俯仰角度的炮耳，装上炮架，就能够对不同角度、不同距离的目标进行射击。

明朝的军火机构对佛朗机不断加以改良，造出了一系列产品，按用途来分，有舰载型、骑兵使用型、防御型及机动作战型等等，例如名将戚继光撰写于嘉靖年间的《纪效新书》就记载了五种佛朗机，分别是：

一号佛朗机，长约八九尺，共用铅弹16两以及火药16两。

二号佛朗机，长约六七尺，共用铅弹10两以及火药11两。

三号佛朗机，长约四五尺，共用铅弹5两以及火药6两。

四号佛朗机，长约二三尺，共用铅弹3两以及火药2至4两。

五号佛朗机，长约一尺，共用铅弹3钱以及火药5钱。

此外，明军装备的佛朗机还有：

佛朗机式流星炮，根据出土实物，这类炮的子铳重约3公斤左右，口径为2.5厘米左右，长约30厘米左右。母铳口径为40厘米，长约120厘米。

马上佛朗机，根据出土实物，这类炮的母统重约4至5公斤，口径为3厘米左右，长约74厘米左右。

百出佛朗机，铳管长约三四尺，配备10个子铳，与传统佛朗机不同的是，这种铳发射前要先将子铳从母统的铳口放进膛内，射击完毕再倒出来。

明朝还将一批传统的前装炮改装成佛朗机，估计是在这些炮的腹部挖一个洞作为“后部装药室”，用来放置子铳。从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起，军器局每年都将数以百计的铜手铳以及碗口铳改装成佛朗机。戚继光甚至将体重达到千余斤的“大将军发熕”也改装成了佛朗机模式（明军使用的铜发熕，同样是欧洲传入的）。

明朝的军火专家还研制出集合鸟铳与佛朗机两种长处于一身的火器，这类火器形似鸟铳，却像佛朗机一样，发射时用预先装好弹药的数个子铳，轮流放入铳管后部挖开的铁槽之内。例如：子母铳、掣电铳、鹰扬铳等等。

掣电铳图片
　　采自《神器谱》卷二

明代前期使用的传统的粉状火药，由于透气空隙少，对燃烧速度有所限制。而明代中后期开始在实战中使用粒状火药，粒状火药装入铳炮的药室后，颗粒之间存在着空隙，这些透气通道会致使其燃烧速度提高两倍。火药在充分燃烧的情况下必然增加弹丸的杀伤力。当时火药的配方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品种多样，有专供引燃的火门火药，还有燃烧火药、爆炸火药以及发射火药等。以发射火药为例，仅鸟铳的发射火药就有数个品种，它的组配比率比较先进，一般硝的成分已经达到70％以上，而硫及碳则为12％左右，与当时欧洲火药配方的构成成分基本相似。

明代前期使用的弹丸主要由金属及石块制成，比较粗糙，与铳炮的口径不太一致，点燃火药发射时会泄气，所以往往还要在铳炮的膛口里面塞入硬木制成的“木马”防止泄气。到了明朝中后期，一些弹丸制作得比较均衡圆整，表面还要磨光。并且，大量使用了质地软的铅弹，它即使造得比铳炮的口径大一些，也容易射出去，这样有利于闭气。因为弹丸制作得越来越精良，所以逐渐不再使用“木马”。例如鸟铳及佛朗机就不再使用木马，从而简化了射击程序，加快了射击速度。不过，那些发射大量小弹丸的火器，仍然使用木马，例如虎蹲炮。

虎蹲炮是为了弥补一些西式火器的缺点而创造的炮，可算为国产火器争了光。最初，明军在东南沿海与倭寇作战时，发现使用鸟铳与佛朗机不是很理想。鸟铳虽然打得准，但是杀伤范围有限，难以对付大队敌人。而佛朗机炮则比较笨重，士兵扛着这种武器在南方的崎岖道路上行军很吃力。戚继光由此计划要创造一种比鸟铳杀伤力大、比佛朗机更轻、便于携带的火器，这就是著名的虎蹲炮。这种火器既能控扼险隘，防御大队敌人，而且机动性又强，翻山越岭不在话下。

戚继光撰写于隆庆年间的《练兵实纪》记载了两种虎蹲炮：

一种长约2尺，腹内粗2寸左右，这种炮的炮身有五六道铁箍，重36斤。

还有一种是3尺以上的，但重量不详。

特别是有幸保存到现在的一门虎蹲炮实物，竟重达49斤6两。上述三种虎蹲炮的各种不同的数据，也证明虎蹲炮远非一种型号。但是所有的虎蹲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射击时要用铁钉将前端的大铁爪钉在地面上，后面再用铁绊固定。

虎蹲炮图片
　　采自《四镇三关志》之《建置》

这个时期的明政府已经对明初流传下来的旧炮进行改造，除了将一批手统及碗口铳改装成佛朗机之外，还将一些碗口炮、毒虎大炮、小号将军炮、樱子炮等旧炮改造成新款的虎蹲炮。例如毒虎大炮，每次射击时必须安置于营垒的数十步之外，以防其后坐力过大而跃起伤人。现在给这种炮加上铁爪、铁绊等物，就改装成了不会跃起的虎蹲炮，因而更加耐用。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虎蹲炮都是由旧炮改造的？当然不是，也有直接用熟铁新造的。因为改造及新建，使各种虎蹲炮来源不一，所以这些炮的重量、大小并不一致。前面所说的那种身长2尺、重量达到36斤的炮就是典型的虎蹲炮，此炮由熟铁制成，每次用火药七八两，可发射五钱重的铅弹一百枚，为了防止散出无力，仍旧使用了木马，然后还要再用重30两的大铅子或大石慢慢按入炮口里面（如用大铅子，则小弹丸可酌情减少），这样射程也就相应增加了。

总之，明朝虽然引进了先进的欧洲火器，但并没有忽视国产火器。例如源于西方的鸟铳，它虽然适合南方的步兵使用，但北方的骑兵更加乐于使用国产的三眼铳。三眼铳虽然不能瞄准，准确度远逊于鸟铳，然而用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目标庞大的骑兵，有时不用瞄准的应急射击也一样能打中。三眼铳在近战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当做大棒砸向全身披着重铠甲的敌方骑兵，效果胜过刀剑。不过，可能是由于财政等各方面的限制，一直到明亡为止，明军还照样使用着手铳、碗口炮等本来应该淘汰的旧式火器。

十二　沿海倭患

倭，是古代人对日本的称呼。明代的倭寇，是指在中国、朝鲜沿海进行掳掠的、有日本人参与的海盗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日本封建主支持的武士、浪人以及中国的不法商人、海盗等。

明代的倭患，虽然以十六世纪的嘉靖年间最为严重。但是，早在十四世纪的元朝，日本海盗就已经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而到了明朝取代元朝的时候，辽东、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更是屡遭劫掠。朱元璋亲手缔造了一支战斗力比较强的水师，经常出海巡逻，在陆军的配合之下，共同剿杀倭寇。朱棣登基之后，禀承其父的政策，还加大力度，沉重地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于1419年（永乐十七年）4月，明朝从朝鲜得到倭寇进犯的情报，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事先作好准备，在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设伏，一举捉获113名敌人，并斩首千余级。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倭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明军抗倭古画（局部）作者：仇英

为了平息外患，明朝一面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与外国进行商品交易；一面与日本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允许他们以朝贡的名义，定期进行商贸往来，以达到借助日本封建主抑制倭寇的目的。

明朝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北与朝鲜半岛接壤，南至安南，全长达到1.8万公里。朱元璋在明初建立了一支数以万计的水师，共有1200艘战船，而地方军队也根据具体情况建造船只，参与海上巡逻。各类战船从大到小，形式多种多样，著名的有三种类型，即福船型、广船型与沙船型。

大福船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船》

福船，顾名思义，是福建制造的船，一般从大到小有六种型号，另外还派生出名目繁多的型号，如鸟船、苍山船等。大福船装有桅帆，船首尖、船尾宽，前后两头翘起，船身庞大，分为四层，最底下一层不可居住，只是用来放置木材、石块压舱，以防轻飘。其上三层为楼房，周围建有护板。船底是尖的，吃水深达一丈一二尺，能够划破巨浪，在深水中前进时全仗风势，不靠人力，适应远洋航行，但在近海则容易搁浅。

广船，是广东制造的，有大、中、小型之分。大型船只装有前桅与中桅，上面悬挂着硬帆，小型船只上装有橹、桨等物。这类船的船底比较尖，而且身型很长，吃水比较深，适宜在近海中使用，但不方便出远洋。

广船图片（右）
　　采自《武备志》卷一三四

沙船，流行于浙江南京、太仓、崇明、嘉定一带。船头方形，船底平。桅、帆比较多，速度比较快。这种平底船与尖底船相比吃水较浅，不利于深水航行，但在浅水中使用，不容易搁浅。

此外，明军水师在海中使用的船只还有渔船、鹰船、蜈蚣船、两头船、喇叭船、鸳鸯桨船、赤龙船、火龙船等等，这些船只性能各异，分别在远洋、近海与浅水中活动。

沙船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船》

明军水师很早就装备了火器，例如手铳、碗口铳、大小将军炮、火箭、神机箭、火蒺藜等，到了嘉靖年间，配备的火器品种更多，质量更上乘。

在管形火器中，除了引入国外先进的佛朗机、鸟铳之外，还有发熕。例如铜发熕，体重约五百斤，可发射重约四斤的弹丸。

铜发熕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器》

佛朗机、发熕等火器是用来射击敌船的，操作时由一个人手持盾牌在前面掩护兼点燃引线，另一个人专门负责装药。射击鸟铳的士兵也需要有专人持盾掩护。不过，因为海上波涛起伏，船只荡漾，所以鸟铳的准确度大打折扣，发射鸟铳时经常要多个人同时瞄准一个敌人，这样成功的机率才会大一点。

明军装备的新式火箭也引人注目，主要有：

神飞火鸦图片
　　采自《火龙神器阵法》

神飞火鸦，是一种竹苇等物编成的鸦形火箭，内装炸药。鸦身的下半部斜装上四支火箭，点燃后可以推动火鸦飞向目标。鸦身的两旁还有风翅，这样飞行时便增加了稳定性，还具有滑翔能力。到达目标时，鸦体内的炸药爆炸，起火焚烧。

火龙出水，是用五尺长的竹筒制成，里面安放着数支火箭。竹筒一端安装着木雕龙头，一端安装着木雕龙尾，活像一条龙。龙的身躯倾斜绑上四支火箭，点燃后推动着火龙起飞，当这四支起动火箭的火药将要燃尽时，就会顺着事先连接好的引线而点燃竹筒里面的数支火箭，经龙口射出，飞向目标。

火龙出水图片
　　采自《火龙经》

总的来说，各类火箭受风向影响比较大，无风时即使射中敌船的帆，但火势也不能迅速蔓延，甚至会自动熄灭，而风太急时又会吹熄火箭的火焰，所以最好是选择刮起微风的时候发射。

喷筒是喷射火焰的燃烧性火器。而明军装备的飞天喷筒由二寸竹筒制成，内装弹药，点燃引线后发射，可以远及三四十步，应急时使用，对敌人威胁很大。

明军的近战利器还有火桶。火桶，属于爆炸性火器，制作时在木桶之内先放入5斤火药，再盖上一层沙土，上面放置一个盛着火炭的碗。然后给木桶加上盖子。作战时，将火桶抛向敌船，火炭从碗中翻滚出来，立即引爆火药。这种武器在敌船迫近时使用，效果最好。

水雷也属于爆炸性火器，有水底雷、水底鸣雷等多种类型，分别可用引香引爆，或者用绳索控制引爆等等。

明军既有火器，也有冷兵器，例如弓弩、标枪、钩镰等等。

明军的水军不用走陆路，披带着重型金属铠甲也不感到吃力。步兵的处境则复杂一些，因为南方崎岖的山路、泥泞的田地比较多，将士们长时间背负着金属铠甲行军，有时难以承受。况且，铁甲在南方的潮湿气候里也很容易生锈，一些将士因而改用藤、牛角片制甲。但是，倭寇拥有精良的鸟铳，藤与牛角片制成的甲抵挡不住鸟铳发射的弹丸。怎么办呢？有的聪明人转而选择穿戴用绢、布、纸、棉制成的铠甲。这些铠甲通常由内外几层组成，厚达一寸左右，有很好的韧性，有的还镶上了金属片，防护作用更佳。例如棉甲是采用七斤棉花，制成长至膝部的夹袄，缝紧之后再用水浸湿，铺在地上，用脚反复踹实，晒干，经过这样的工序，即使淋雨也不会变得很重，而且对鸟铳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飞天喷筒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器》

火桶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一七

沿海地区戒备森严，一些地段建立了水寨，例如浙江的黄华、江口、飞云、镇下门、白岩塘等水寨；福建的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以及后来增设的小埕、铜山等水寨。这些水寨建有包括码头、炮台、碉堡在内的各种设施。以炮台为例，一般在海岸上选择便于登陆的地段设立高十多米的炮台，可以筑为三层，每一层都布置了各种火器、弓弩，可以通过射孔发射。此外，明朝还在沿海省份重要的交通枢纽、出海口、便于登陆的地段广泛建立卫、所、堡垒，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防御。每一个前沿卫所守卫的海岸线约为一二百公里。还在内陆的江河流域设有备倭水军，主要有四百料（料是明代的载重单位，一料约等于92公斤）战船、二百料战船、一百五十料战船、一百料战船、三板船、哨船等等，这些船最长的可达二十多米，短的为十多米，宽度约为2至5米不等，有的单桅，有的双桅，各类战船达到30多种。

水寨、卫所、水师等军事力量作战时通常由总兵负责，必要时由总督、巡抚统筹调度。然而，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结果是卫所屯田遭到破坏，军士大量逃亡，水师数量也一样减少，而且很多战船已经毁坏及报废，致使海防日趋废弛。

嘉靖之前，明朝虽然经常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但是对其来华商人及货物的数量均有限制，而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各种势力盘根错杂，互相竞争，终于在与明朝朝贡的问题上酿成了乱子。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分别隶属不同封建主的两位贡使在浙江的宁波爆发了冲突，这些日本人在争斗中杀死及俘虏了前来平乱的一些明军卫所官兵，并劫掠沿海各县，最后夺船逃返。

明朝为此撤销了掌管与日本贸易的市舶司，加强海禁。于是国内的沿海走私集团为牟取暴利与日本海盗勾结在一起，使倭寇日益猖獗。那时的日本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已经四分五裂，进入群雄割据一方的战国时代。一些武士、浪人、商人、水手在乱世中纷纷加入海盗行列，企图靠海外掠夺致富，这也是倭寇猖獗的原因之一。

日本赖以航海的船只，大的能载300人左右，小的只能载数十人，一般顺风航行，多数选择在春汛（三至五月）及秋汛（9至10月）等季节入侵，大船能够储存四百斤淡水，平均一人一天只可以用几碗水，因此一到中国沿岸，便迫不及待地要登陆取水，同时也开始掳掠。

日本刀
　　由唐代的唐刀改良而成，依据形状、尺寸分为太刀、打刀、胁差、短刀等。广义上还包括长卷、剃刀、剑、枪等。自古以来作为武器的同时以其优美的造型著称，很多名刀被当做美术品收藏，并寓含着武士之魂的象征意义。与其他国家的刀类不同、日本刀最大的一项特点就是在外形装饰之外刀体本身展现出艺术感。在日本制刀人被称做“刀工”、“刀匠”、或“刀锻冶”。

日本人有着与中国不同的武器以及战术。他们的船只制作工艺比较落后，通常将大木锯成多块方形，再用铁片联结，缝隙之间则用草来堵塞，这远远比不上明朝船只坚固。反观明朝的福船、广船，都是用铁钉联结、用麻筋与桐油堵塞缝隙的。特别是广船，是用铁力木（一种不怕虫蛀的硬木）制造的船只，比起倭寇用松杉等容易受到虫蛀的木材制造的船只，要坚硬得多，所以明军的船经常在海战中撞破、撞翻倭寇船（倭寇与中国海盗合伙之后，队伍之中也不乏中国船只，但与明军相比，仍然处于劣势）。

日本的弓箭也逊色了一点，因为弓长，与之配套的箭也变得长而重，故此射程不是很远。不过，日本的鸟铳却制作精良，成了明军仿制的对象，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过。那些大小不同的倭刀，也是非常有名的利器，有的长刀，其刀刃可达到5尺，而柄则长达一尺。日本的盔甲也很有特色，通常装饰着五色长丝以及金银色的牛角之类怪异的东西，用来吓唬敌人。除此之外，他们还装备一些常见的兵器，例如钯、枪等等。

倭寇来到中国，充满了戒心。他们在民间看见食品菜肴，要先让被掳的百姓尝试过，才放心饮食，显然是害怕中毒；进入城镇时，从不轻易走进巷中，恐中埋伏；也不沿着城墙而行，害怕有人在上面抛下砖石。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

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行动时，擅长使用长蛇阵，在阵前树立“百脚旗”，引导人们按次序鱼贯而行，前锋与殿后的都是最强悍的战士，中间则壮者与老弱混合在一起。他们以队为基本单位，一队人数有两三人至二三十人不等，每队相距一二里左右，整个部队连绵数十里，这样的战阵明显方便强盗们在较大的范围内搜索财物；布阵时则四分五裂，在很大的范围之内分散兵力，从而更加方便包围对手；战斗时，惯用蝴蝶阵，一人在前面挥扇为号，其余的人向上挥舞着长刀，引诱对手仰首望天，接着乘机朝下面斩过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作战时会面向太阳，借助明镜或者磨光的刀剑来反射日光，扰乱对手的视线。

倭寇登陆明朝疆土，必然要与明军交手，为此而制订了一些针对性很强的战术。例如明军装备了大量铳炮，所以倭寇经常先使一两人故意在阵前跳跃，目的是诱使明军射光弹丸。又比如明军布阵时，往往是精锐在前，老弱在后，所以倭寇常常袭击明军的阵后而获胜。

明军有的部队纪律很差，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老百姓对此非常不满意，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的讽剌性说法。倭寇看准这一点，将抢来的金银、首饰甚至妇女等遗弃在战场上，作为诱饵。当前来进剿的明军中计而互相争夺、乱作一团时，就注定要成为倭寇的手下败将了。

据说，真正的日本人只占了倭寇的3/10，剩下的7/10其实是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这是因为国内的走私集团、海盗等为虎作伥，与日本人勾结，反噬同胞。倭寇之中，著名的中国人是拥有数百艘船只的王直以及拥有部属数万的徐海等人。

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的五六年间是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他们入寇的次数异常频繁，人数从数百人到数万人不等，延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四处流动，攻城略地，甚至在大陆上建立军事据点，以便随时抢劫。

明军与倭寇之间的战斗不可胜数。不过，武备废弛的明军经常接二连三地吃败仗。影响最恶劣的一次战事发生在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有一股六七十人的倭寇，从绍兴高埠一带向内陆纵横行进数千里，一路途经杭州、严州、徽州、宁州、太平、南京地区，杀伤明军四五千人，死者当中包括一个御史、一个县丞、两个指挥、两个把总。历时80多日后才在浒墅关被明将曹邦辅围歼。

倭寇在战斗中多次使用火器，例如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12月的嘉善之战，明军百户赖荣华在执行任务时误中埋伏，被倭寇用鸟铳打死，次日，嘉善失陷。又例如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4月，倭寇包围了桐乡，动用了云梯、云楼以及铜将军（一种火器）等军械攻城。后来，明朝官员对倭寇头目施行反间计才解除了桐乡之围。

倭寇在沿海地区到处流窜，所过之处人民惨遭蹂躏，明朝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官僚们积极倡议设立乡兵，保卫家园。嘉靖帝不断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并先后派遣朱纨、王杼、张经轮流督军抗倭，整军备战，陆续取得了一些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著名的胜仗有王江泾之役，那是在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5月，明将卢膛、俞大猷、汤克宽等率领从湖广、广西等地调来的狼兵、土司兵，在各路水陆部队的协力之下，在王江泾击败倭寇，斩首1900多级，焚烧、溺死之人则不可计算。

但是，当时总督沿海军务的张经却在王江径大捷之后因内部倾轧而被免职，先后数位继任者均没有突出表现，直到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在王江径之战中立功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总督为止。

胡宗宪上任，利用海盗的亲属进行策反，同时派使者招抚流亡日本的倭寇大头目王直。王直眼见明军战斗力日益增强，掳掠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而且倭寇内部也因为分赃不均等原因矛盾重重，遂产生停战的想法，表现出愿意接受明朝招安的意思。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次进犯滨海州县。嘉靖以前，倭寇侵扰限于部分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

这时，以徐海、陈东、麻叶等中国海盗为首的倭寇分数路入侵，在浙江等地抢掠，并包围了桐乡。胡宗宪也派人对他们进行招抚，并巧妙地运用离间计，使倭寇内部互相猜忌，终于因内讧而四分五裂。胡宗宪最后将这些人一一捕杀或击毙在战场上。

从日本重返中国的王直，于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到达岑港，摆出了接受朝廷招安的姿态，胡宗宪作好了两手准备，一面让王直的亲属写血书劝其早日归顺；另一方面让将领戚继光等人扼守水陆要害，四面围困着这些桀骜不驯的海盗。

王直不得已，在同年11月亲自进见胡宗宪，以示归顺诚意。胡宗宪上奏朝廷，请求赦免王直，不料却遭到京城多位官僚的抨击而失败，甚至有人制造政治谣言，诬蔑胡宗宪受了倭寇的贿赂。胡宗宪自身难保，不得不撤回奏疏。王直的结局是于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被斩于杭州。

盘踞在岑港的倭寇，得知王直被杀的消息之后，从海路突出重围，扬帆而去。就这样，浙江的倭患逐渐减轻，然而，大批倭寇却南下福建与广东，继续为非作歹。

王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人的死亡，使日本人失去了得力的内应，倭寇的势力受到严重的削弱。胡宗宪虽然有功，但他却因结交奸臣严嵩而倒台。最终平息福建与广东倭患的是名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人。

十三　兵强将勇

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无疑是戚继光。他出身于将门世家，年仅17岁便袭承祖职，出任登州卫佥事，管理屯田事务，因为工作出色而于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升任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的备倭重任，走上了抗倭前线，不久因成绩显著而转调到倭患的重灾区——浙江，先任都督佥事，后因才华出众而受到总督胡宗宪的赏识，升做宁（宁波）、绍（绍兴）、台（台州）参将。

戚继光辖下的部队常用火器作战，例如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5月，4000多倭寇在浙江温州乌牛岭登陆，四处剽掠，戚继光率部赶到，用鸟铳、弓箭等远距离打击敌人，获得胜利。还有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4月，台州桃渚被倭寇包围，戚继光命令数十名鸟铳手潜入城中，四处树立旗帜，伪装成大量援军到达的样子，第二天，倭寇看见城堞上旌旗敝日，又遭到鸟铳的齐射，误以为碰上了明军的主力，被迫撤围而去。

戚继光在浙江作战并非一帆风顺，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因久攻岑港不下，他与俞大猷一起受到撤职的处分，两年后官复原职，改守台、金、严三群。鉴于浙江前线原有的士兵多为市井油滑之辈，良莠不齐，战斗力低下，戚继光决定到义乌地区招募朴质的矿工为兵，由自己亲手训练成为剽悍勇敢的精锐部队。当时，明朝卫所制度之下的很多士兵已经腐朽不堪用了，各地都以募兵应急，所以募兵制非常盛行。

戚继光于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9月来到义乌，招募了四千多人，采用了全新的编制，即12人组成一队，4队组成一哨，4哨组成一官，四官组成一总。这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根据实战需要，自创了一些战阵，用来训练士兵。他于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撰写的《纪效新书》中记载的阵法有：

鸳鸯阵图片
　　采自《纪效新书》之《檄令篇》

鸳鸯阵，这个阵形由11人组成，为首的队长站在最前面，而身后并列着两行装备相同武器的纵队，每行纵队均有5人，第一人手持盾牌，第二人手持狼筅（狼筅是用长约一丈五六尺的毛竹制成，前头一截四面伸出节节锐利的竹枝，粗达二尺。拿来遮蔽全身，可防刀砍枪刺），第三、四人手持长枪，最后一人手持镋钯（一种叉形冷兵器）。作战时，第一人负责用盾牌来掩护身后四个同伴，第二人也要用狼筅保护第一人，而第三、四人用长枪刺杀敌人。万一有敌人躲过长枪，用短兵器逼近肉博时，则由手持镋钯的第五人迎战，保护第三、四人。演练鸳鸯阵的士兵们开始使用的全是冷兵器，后来装备了鸟铳、快枪、火箭等，这种冷热兵器相结合的阵形，既可以进行远程射击，又可以近战。

两仪阵图片
　　采自《纪效新书》之《檄令篇》

两行纵队组成的鸳鸯阵，主要特点是队形的正面窄、目标小。反映了随着火器射击技术的越来越准确，疏散的战斗队形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普及。

鸳鸯阵也可以由纵队转变为横队，具体有两仪阵、三才阵。

两仪阵是在鸳鸯阵的两行纵队中，各抽出一名狼筅手上前，与盾牌手并肩，在他们的后面分别跟着两个长枪手以及一个 钯手。可以看出，两仪阵的纵深比鸳鸯阵浅，接敌面比鸳鸯阵大。

大三才阵图片
　　采自《纪效新书》之《营阵篇》

三才阵的接敌面比鸳鸯阵更大，它可分为小三才阵与大三才阵。

小三才阵实际是将鸳鸯阵的每行纵队改为横队，从右到左分别为盾牌手、狼筅手、长枪手、镋钯手，这样的横队前后共有两行。

大三才阵也是以横队为主，这个横队很长，从右到左可分为三个小组，第一个小组是两个长枪手中间夹着一个盾牌手，第二个小组是以队长居中，两旁紧挨着两个狼筅手，第三个小组与第一个小组一样，又是两个长枪手中间夹着一个盾牌手。此外，还有两个钯手在后面接应。

也许有人会问，在鸳鸯阵、两仪阵与三才阵这三种阵法中，哪一种阵法最好？其实，在战斗中需要使用哪个阵，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在一般的情况下，由纵队组成的鸳鸯阵，可以在狭窄的道路上作战，而两仪阵与三才阵则适合在宽阔的道路上作战。

鸳鸯阵、两仪阵与三才阵都是由11个人组成，都是戚家军的基本战斗队形，那么，戚继光与倭寇作战时，又会将成千上万的军队摆成什么阵势呢？答案是：一头一尾两翼阵。这个阵势是将部队分为四至五营，以四营为例，前营为“头”，后营为“尾”，左右两个营为“两翼”。前、后、左、右四个营，哪一个营首先与敌人作战，哪里就是“头”，顺理成章，它的两侧就是“翼”，后面就成了“尾”，总之，非常灵活多变。

每一营又要分为前、后、左、右四哨，每一哨都可以由很多个鸳鸯阵（或者是两仪阵与三才阵）组成。当前营的前哨与敌人接战一段时间后，抽空退下来休整，而后哨则冲上前哨的位置，继续与敌人作战。前、后两哨就这样轮番出击，连绵不断，与传统的叠阵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营左、右两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前、后哨的侧翼。同理，左、右两营与敌人的左、右翼作战时，也要保护前、后营的侧翼。

后营作为预备队，在后面负责策应，或者增援部队，或者伏击敌人。

戚继光的部队在陆战时也使用佛朗机、虎蹲炮等，此外各类火器还有：

连子铳，是一种连射的火器。铳管里面装填上若干用纸筒包好的火药，火药筒之间的空隙用引线相连，并在铳身开一圆孔，垂直插入一个铁筒，放入数个弹丸。当第一个火药筒将弹丸射出时，被引燃的下一个火药筒又依次将掉落的弹丸射出，直到全部射击完毕。

连子铳图片
　　采自《筹海图编·经略·兵器》

子母铳，由母铳（相当于枪膛）与子瓶（相当于弹丸）两部分组合而成。发射时先在母铳里面装填火药，接着用木马从外向里压实，以防止泄气，再穿入一根引线，最后放入装有爆炸物以及另一根引线的子瓶。作战时需要分两次点燃引线，第一次是点燃子瓶上的引线，第二次是点燃母炮的引线，当子瓶成功发射出去，射中目标后便会适时引爆。这种火器的发射方式类似于臼炮发射空心爆炸弹，比较麻烦，而且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母炮的引线太长，则子瓶未抛射出去就已经在手中爆炸；如果子瓶的引线过长，射中目标后也不会立即爆炸，甚至还会被风吹熄。

子母铳图片（上）
　　采自《纪效新书》之《诸器篇》

贡赛铳图片（上）
　　采自《纪效新书》之《诸器篇》

赛贡铳，铳长3尺，内装半斤火药，发射时用木马放在火药前面，再放入若干弹丸，在铳身下面垫着木块以调节射击角度。500人之间可装备五六门。

六合铳，用六块木板组成，外面装上铁箍，以防爆膛，在水陆均可用来近距离攻坚。这种木制火器只是拿来应急的，反复使用极容易爆膛。

无敌神飞炮，仿照佛朗机制成，重约1050斤，一发500子，击宽20余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贡赛铳、六合铳、无敌神飞炮，以及前文提过的虎蹲炮等都是戚继光主持创建的新型火器。他既是指挥员，又是军火专家，这也是与一般将领的区别所在。

戚继光的水师组建于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舰队由福船、海舱、艟船、开浪、网船组成，这些船只大小不同，各有各的特点，互相配合在深水及浅水作战，可以排列成一个“人”字形、前后两个或者数个“人”字形的阵势应战。

福船是戚家军水师中最大的舰只，这类船在某一时期训练时共有五队轮流射击，每一队都以一名队长带领10名士兵（相当于鸳鸯阵）。第一队与第二队装备的火器都一样，队长都使用火桶，其余的队员则使用鸟铳。第三、第四队的装备的火器也是一样的，具体是队长使用火桶，4个长枪手专门负责两门佛朗机，而镋钯手的远程兵器是火箭（火箭可架在镋钯前端的叉上发射），近战时则改用喷筒，剩下的队员装备的火器都是鸟铳。第五队除了四个长枪手使用百子铳之外，其他队员的装备与第三、四队并无区别。海舱船有四队战斗兵，艟船有三队战斗兵，这些将士也有类似的火器。

水师阵势图片
　　采自《纪效新书》之《水兵篇》

水兵营在不同的时期配置了多种类型的火器，据《纪效新书》的记载，管形火器有大发熕、大佛朗机、碗口铳、百子铳、鸟铳等。爆炸性火器也有火桶。燃烧性火器除了喷筒、烟罐、火箭、灰罐之外，还有：

火砖，制法是先将10个纸筒炮排为上下两层，每层各5个，再撒上火药、松脂、硫磺等，用粗纸及绵纸包成砖形，外表涂满油，最后插入竹筒，让引线在中间穿透而过。

火妖，用纸包成拳头大，里面装着松香、火药，外面涂上黄脂、柏油、黄蜡等物，作战时点燃后可抛向敌人。

大蜂窠，用纸糊成球形，厚百层，中间10层藏有很多小炮，它们一半装着毒物，一半装着火药，另外还有火蒺藜、松脂、硫磺等，水陆皆可使用。

火砖图片
　　采自《纪效新书》之《水兵篇》

不管怎样厉害的火器，都要由人来操作，指战员的素质对战斗的胜负有很大的影响。戚继光练兵，强调号令、武艺、阵法、胆量的重要性；选将，则注意德、才、识、艺。在他的身传言教之下，终于练出了一支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戚家军”，这支部队很快就在战场上靠实力扬名立万。

1561年（嘉靖四十年），一股倭寇在浙江奉化地区登陆，转而侵入戚继光的防区宁海一带掳掠。戚家军主力从台州赶去支援。但是，狡猾的倭寇却兵分三路转而扑向兵力空虚的台州，其中一路有五六百人，于4月24日，来到新河。当时，戚继光的夫人就在新河城内，她巾帼不让须眉，挺身而出主持大局，发动妇女们换上军装登上城垣助战，还命令守城士卒在城池上遍插旗帜，施放鸟铳，以张声势，迷惑倭寇。

火妖图片（上）
　　采自《纪效新书》之《水兵篇》

大蜂窠图片（上）
　　采自《纪效新书》之《水兵篇》

不知虚实的倭寇一时不敢攻城，转而在城郊大肆抢劫。

火绳枪

我国发明的火药及火器，在14世纪初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以后，经过火器研制者们的仿造和改进，制成了在构造和性能上都比明代前期火铳优越的新型枪炮，火绳枪即是其中一种。所 谓火绳枪，就是火绳点火的早期金属身管射击武器。

1521年（明朝嘉靖元年），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西洋火绳枪。1548年，又在缴捕侵扰我国沿海双屿的倭寇时，缴获了日本的火绳枪（铁炮）。明王朝的兵仗局，很重视仿制火绳枪，制成了鸟铳。

26日，戚继光派来的援兵终于到达。用鸟铳打死了100多名盘踞在城南寺前桥的鲍主薄家的敌人，残余的倭寇乘天色逐渐昏暗之机逃往温岭。

新河战斗结束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花街之战，戚光军主力返回台州途中，在距城二里的花街与倭寇狭路相逢。戚继光将部队摆成前锋左哨、前锋右哨、中军正兵、左右翼等几部分，鼓行而进，发起攻击。

倭寇排列一字阵迎战。

明军前锋发射火器，诸军在后策应。倭寇顽强抵抗着，一名头目左手持予，右手持刀，挡在路中间，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用成语来形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不料，这名头目左手的予突然被人用鸟铳击断了，接着，他右手的刀也被鸟铳打了个粉碎。原来，这是明军之中一位名叫朱珏的人干的。这位战士相当于现代的神枪手。人光有天赋不行，还需要得心应手的武器来协助。这样精确的射击在当时也只有用鸟铳才能做到，过去的手铳绝对做不到。据明代《神器谱》记载，自从明军装备了鸟铳这类先进火器之后，使一些喜欢裸体持刀砍杀的倭寇不得不披上沉重的铠甲加强防护，以致跳跃起来，动作呆滞，肉搏时战斗力明显下降。

朱珏击毙了挡路的倭寇头目，还一口气打死了七名敌人。明军越战越勇，左哨击败了倭寇的右哨，右哨也打垮了倭寇的左哨，大获全胜，作战中总共斩获了300多个首级，生擒两人，救回5000多名老百姓。

明军虽然连战皆捷，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在键跳海面登陆的一部分倭寇，共有2000多人。他们于5月初到达台州北面的大田镇。

戚继光分兵驻守新河、隘顽，身边可以动用的亲兵仅有1500余人，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与敌人硬碰只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需要用计智取。他先在上田峰设伏，准备以逸待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但天不遂人愿，狡滑的倭寇迟迟没来。

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日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另一方面，在16世纪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出兵、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中朝两国的人民都称呼日本军为“倭寇”。

戚家军没有气馁，再转移到上峰岭继续设伏，每人拿着一束松枝做伪装，耐心地隐蔽在丛林中，到了五月初四，终于等来了2000多倭寇。敌人的队伍平均三步一人，长达20里，当这些自投罗网之人悠哉游哉地过了一半的时候，戚家军抛掉松枝，一跃而出，以前锋、右翼、左翼以及后应等四部分列成“一头一尾两翼阵”，发起攻击。在混战中，明军将士们有的发射鸟铳，有的舞动狼筅，纷纷摆出了鸳鸯阵，一鼓作气，占尽上风。

一部分倭寇顽抗到底，他们连滚带爬地抢占了上峰岭的一个制高点，企图凭着有利地形苟延残喘。戚家军在盾牌的掩护下，用长予仰击，又拿下了这个高地。

残余的倭寇慌不择路地撤下山，逃到白水洋，藏匿于当地的朱家大宅中，戚继光指挥部队跟踪追击，将这座大宅里里外外围了好几重。

倭寇又爬上屋顶这个制高点，将那里当做掩体，一边掷下瓦砾，一边用鸟铳射击。戚家军用鸟铳与敌人对射，并顺利地缩小了包围圈，一步步地逼到屋檐下，举火焚烧庐舍。

倭寇突围无望，有些家伙投入火海之中自焚而死，部分贪生怕死之徒被鸟铳与狼筅打得跪地求饶。

这一次，戚继光以少胜多，仅仅付出阵亡3人的代价，斩获敌首344颗，生擒5人，缴获兵器1490余件，救出被俘的无辜百姓1000多人。

明军陆战捷报频传，水战也表现出色，先后在洋坑、漩门、沙镬海洋、澳口等处用大船撞沉倭船14只，大批敌人溺死于茫茫大海中。

戚继光也亲自指挥水战，他驻军新河时，侦察得知有2000倭寇乘坐18艘船在长沙（今温岭东南）一带登陆，决定调动水陆两军，共同进剿。当时海面正刮着飓风，倭寇在明军的痛击之下争先恐后地夺船而逃，很多人在怒涛中船毁人亡，其余的300多人在驾船的逃亡途中，又分别在洋岐下洋、鹿星海、满山洋等处遭到明军水师的攻击，结果倭寇船只被撞沉及击毁四艘，剩下的人走投无路，只得投降。

戚家军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4000人，主力是义乌东阳的农民和矿工。戚家军因为戚继光从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纪录。戚继光的侄子戚金，在戚继光去世后统率戚家军余部与努尔哈赤的后金军在浑河战役中血战大凌河，以数千火枪兵击毙满清两白旗两黄旗精锐上万人，后满清以重金收买被俘的明军炮手，发炮轰击明军阵地，戚家军余部在汉奸炮队轰击之下苦撑数日，最终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就这样，戚继光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台州地区的新河、花街、上峰岭、长沙等处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所向披靡，敌人闻风丧胆，再加上卢镗、牛天锡等将领又在宁波、温州获胜，从此浙江的倭寇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不再骚扰浙江的倭寇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是南下到了福建。从此福建地区又掀起腥风血雨，几无宁日，沿海地方千里萧条，地方官频频向朝廷告急。在嘉靖帝的过问之下，戚继光临危受命，紧急率领6000将士入闽，同行的还有督府中军都司戴冲宵及其部属1600余人。

戚继光等人来到福建，与当地将领张岳、水军都司张汉等人协商作战方案，计划夺取威胁宁德地区的横屿岛，歼灭岛上的倭寇。

八月初八，戚继光兵分两路在横屿登陆，将士们排列着鸳鸯阵，用草束填平淤泥而前进，攻破倭寇据守的木城，斩首340级，俘虏29人，夺得兵器183件，释放被掳百姓800多人，而戚家军仅阵亡13人。

戚继光进入福建首战获胜，再接再厉地兵分三路向临清进发，在杞店先杀死十多名倭寇探子，再破其巢穴，很多敌人在睡梦中送了命。戚继光根据俘虏的口供，判断倭寇援军马上就要赶到，立即派遣壮士朱珏等300多人，埋伏于山口，准备打援。

当天晚上五更时分，700多名倭寇果然匆忙来到，冒冒失失地闯入了包围圈。这些人的脚被铺满路面的蒺藜刺伤，接着又遭到火铳、弓箭的射击，不禁乱作一团。

明军主力部队听到铳声响了起来，马上赶来参战，以破竹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乘胜直捣倭寇设在牛田（今临清东南）的巢穴，斩首688级，生擒10人，救回被掠男女954人，福建其余地方很多倭寇都望风而溃，好像人间蒸发一样逃得无影无踪。

可是，在莆城南面20里之外一个名叫林墩的地方，仍然啸集了4000多倭寇。戚继光当然不会放过这些人，他率领6000多人疾驰70余里到达该地，利用夜色包抄敌巢，眼见就要大功告成了，不料，却被私通倭寇的向导故意引入了岐路，受到倭寇的猛烈反击而陷入被动状态。

情况非常危急，明军伤亡惨重，有数百名将士转身企图撤退，但被后面督战的戚继光拦住。戚继光毫不留情地执行军纪，亲手杀死14名逃兵，并重新督促剩下的人返回战场。

兵力占优势的明军重新调整了部置，经过一番血战，终于攻入了林墩。

林墩这个地方靠近码头，巷道狭窄而弯曲。倭寇用来近战的日本刀太长，在巷战时难以舒展，只好改用短刀与明军肉搏，打不赢便退入房屋里继续顽抗。

各路明军分进合击，用火烧死了大批退入房屋里的敌人，还有数以千计的逃亡者在海水中溺死。

战斗结束之后，戚家军继续搜索各个房子里面的残敌。士兵们发现一个漏网的敌人带着另一个被胁持的妇女躲藏在床底下。这个女人竟然日久生情，紧紧抓住倭寇的衣服不放，怎么也不肯让明军拖走她的男人。戚继光亲自来到现场，用手掰开这个女人的左腕，她又用右手继续拉扯衣服，一副难舍难分的模样。明军将士当然不会成全这段孽缘，棒打这对亡命鸳鸯是必然的事。

执迷不悟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深明大义的，当戚家军收兵返回莆城时，人们张灯结彩、箪食壶浆，汹涌到郊外迎接，以致道路为之阻塞。

戚家军在福建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虽然屡战屡胜，然而自身的军力也有一定的损失，同时许多将士也由于水土不服而染病，日久思归。为了使部队得到适当的休整，戚继光于10月1日率部返回浙江。

戚家军百战不败的原因在于戚继光的治军思想极为先进，以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后膛的神威将军炮，佛朗机炮，大口径的加农炮发熕，鸟铳，倭刀，铁甲，戚家军的装备绝对是东亚第一，世界前列。要知道30年之后的日本最强悍的萨摩兵团，全军有两万只火枪，却只有两门轻炮，全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有大型的火炮出现。而戚家军作为一支地方军队，其火器的先进程度甚至直逼京都神机营。戚家军的纪律严明也是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的一律斩首示众，所以戚家军无论在哪里作战都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就连苗瑶等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

福建的倭患在戚家军离去之后又死灰复燃，猖狂起来了。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福宁、政和、兴化等地岌岌可危，特别是兴化府于11月28日被6000倭寇攻克，震动了整个福建。

朝廷催促戚继光尽快重返福建战场，并升他为副总兵。戚继光带领从义乌新募的万余士兵，日夜兼程进入福建，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人率领的军队在兴化东南的东亭会师，总兵力达到3万人左右。诸将与福建新任巡抚谭纶共同商议作战计划，决定在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4月21日夜间兵分三路，对倭寇进行会剿。

各路明军发起总攻，在逼近诸林以南许家村的敌巢时，遇到2000余名倭寇跟随在骑兵之后进行反扑。明军环山列阵，齐放火器，击退了倭寇骑兵，接着与其步兵进行白刃战。倭寇寡不敌众，狼狈逃窜。明军四面合围，顺风纵火，迅速歼灭了这股顽敌，并收复了平海卫。战后论功行赏，戚继光为首，俞大猷、刘显为次。

戚家军马不停蹄，又在连江的马鼻岭与宁德的峭石岭消灭了部分顽敌。戚继光本人于同年10月因战功而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与浙江金、温二府地方。

仙游之战在沿海御倭战争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提督军务谭纶在总结仙游大捷、上奏皇帝请赏时指出：此战“用寡击众，一呼而 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

戚继光升官之后打的第一个硬仗是仙游之战。十一月初七，1万多倭寇包围了仙游。这时仙游城内仅有200正规军和200民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得到了来自兴化的戚家军的支援。原来，戚继光事前已经预感到敌人会进犯仙游，早就率领一部分军队南下到兴化，与仙游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但因为兵力比较少，所以还没有能力立即对倭寇发起猛攻。

戚家军不断用小股出击的战术骚扰敌人，还暗中给仙游守军运送火药等物资，使围城的倭寇面对内外双重压力，疲于奔命。戚继光最厉害的一招是故意制造出数门后膛薄弱的木发熕（木炮），炮膛里面装填着火药、丸子，把它们扔在运往仙游的路途中。当阻击明军运输队的倭寇得到这批炮时，立即用来攻城，谁知点燃引线，后膛马上爆炸，死伤了数百人。

仙游攻防战打得非常激烈，倭寇派出先锋进攻西北水关，砍伐木栅，毁坏土墙，不断用鸟铳射击守军，除了动用云梯之外，还动用了吕公车攻城。吕公车比仙游城堞要高出一丈多，三面以竹子、木材等物作为掩体，车顶还竖立着一座“飞桥”，能够横架在车身与城墙之间，进攻一方以此作为桥梁，可以鱼贯而过。

仙游在倭寇的攻击之下危在旦夕。在这个关键时刻，戚家军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乘着浓雾向围城的敌人进攻。原来在浙江轮休的六千多名将士已经重返福建，到达了仙游一带与戚继光会合在一起，明军也因而具备了反攻的能力。

戚继光指挥各路军队按计划纵火焚烧倭寇营垒，并乘势猛攻，敌人死亡无数。明军斩获首级498颗，生擒1人，缴获数百件器械，救回被掳百姓3000多人，接着，又歼灭了同安、漳浦等地的数百名倭寇。至此，残余的倭寇丧魂落魄，逃往广东，这意味着福建的倭患基本上平息了。

十四　除恶务尽

说到平息广东倭患的明将，必须提到与戚继光齐名的另一位将领——俞大猷。他是福建泉州人，自幼喜欢读书，长大后投笔从戎，承袭了父亲的百户军职，开始了军人生涯，并在1535年（嘉靖十四年）的武举会试中名列进士第五名，升为正千户，可惜仕途坎坷，曾经因为写书信给上级，陈述破倭之策，而被监司官以“小校不守本分，擅自上书”为理由，用杖击进行体罚，并遭到革职的处分。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5月1日，明军俞大猷、胡宗宪、卢镗、汤克宽各部及湖南永顺土兵彭翼南部、保靖士兵彭荩臣部，合围自平望四窜的倭寇5000余人于嘉兴王江泾。倭寇大败，被明军斩获1900余级，焚溺死者甚众，余寇溃奔途中复遭明军田州土官瓦氏兵阻击，被戮甚多，窜回拓林老巢者不到200人，狼狈驾船出海。王江泾大捷，是明代各民族抗外侮战争的一次大胜利。

是金子，不管放在哪里都会发光。俞大猷没有因为一时挫折而气馁，他抓住朝廷酝酿出征安南、防御蒙古的机会，继续上书陈述方略，结果引起了兵部尚书毛伯温这个伯乐的注意，不久便被调到福建、广东等地守御。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俞大猷被调往浙江这个抗倭的最前线，历任参将、总兵，参加过包括著名的王江泾大捷在内的一系列战事。他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性格耿直，与朝廷内外诸位大臣搞不好关系，所以功绩经常被隐瞒。后来更遭人诬告而身陷囹圄，以致再度解甲归田。

俞大猷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是在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他被重新起用，派遣到福建抵御倭寇，前后担任副总兵、总兵之职，曾经与戚继光等人一起合力取得平海卫之战的重大胜利。当福建残余的倭寇逃入广东的那一年，他改任广东总兵，肩负起保一方平安的重任。

俞大猷在广东屡战屡胜，原因是拥有一支由自己亲手组织、训练有素的部队，史称“俞家军”，他与戚继光一样，编辑及撰写过兵书（例如《正气堂集》、《续武经总要》等），并创建了阵法，著名的有“三叠势”与“夺前蛟势”。

“三叠势”与“夺前蛟势”图片
　　采自《续武经总要》卷八《韬钤续篇》

三叠势，与沐英首创的三排轮射火器的叠阵有相似之处。简而言之，是将排成纵队的队伍分为前、中、后三队，当前进到与敌人的距离为500步至1000步时，则前队与中队不动，后队迅速赶上，排在前队之前，准备迎战。当敌人来到50步至100步之间时，便以急促的鼓声为号，最前面的将士们踊跃出击。在战斗的过程中，前、中、后三队的位置不断循环，厮杀与休整交替着进行。鸣金收兵的时候，前队迅速撤到后队的后面。而中、后二队不动，准备应付追兵。三行纵队不断以交换位置的方式后撤，有秩序地离开战场。当然，三叠势并非只能以一路纵队的形式作战，在宽阔的地形上，可以将大部队分成很多路这样的纵队打击敌人。

夺前蛟势这种阵法与三叠势差不多，也是厮杀与休整交替进行的战术。当列成纵队的部队在应战时，由排在后面的士兵们陆续不断地横跨而前，轮流出击。而前面的人被挤到了最后的位置时，又要重新冲上前去，周而复始地与敌人厮杀。

俞大猷同时大力主张重用海军平倭，尽量不让敌人有登陆的机会。他甚至建议要将部队的7/10改为水师，在重要的岛屿及航线上建立多层次的防御，目的是直接将倭寇消灭于海上，防患于未然。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强调要优先使用福船这种大型舰只，在远海上大规模集中兵力与火力，打有准备之仗。遗憾的是，这种战术思想未能在朝廷大臣中取得共识，所以也没有成为现实。俞大猷在御倭战争中经常将已经登陆的敌人赶下海，然后再在海上歼灭之。

那时，倭寇在浙江与福建作战不利，便陆续侵入广东，数量有一两万人。这些人与当地的海盗头子吴平等人狼狈为奸，成为潮州、揭阳等地的祸患。主持广东军务的俞大猷从福建调来旧部属一万多人，会同当地的抗倭力量，逐一清除流窜到各地的倭寇。

俞大猷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福建泉州北郊濠市濠格头村人，生于弘治十六年。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抗倭名将、儒将、武术家、诗人、兵器发明家，然而，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他历任明代三朝，一生坎坷。戎马生涯四十七年，“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都督。本邑好友潘湖黄光升密授俞大 猷方略，率部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俞家军”威名赫赫，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3月，明军包围揭阳邹堂地区，在一日一夜之内连克三个敌巢，焚烧及斩死400多人。接着，俞大猷与副总兵汤克宽指挥部属又在海丰大破倭寇。

倭寇屡战屡败，垂头丧气，他们企图逃往崎沙、甲子诸澳，以便夺取老百姓的渔舟出海。不料，很多船只被飓风刮沉，尸体在海面上飘浮。拼死从海中游回的生还者有200余人，这些人走投无路，只好退回海丰、金锡等地区，在那里又被以逸待劳的俞大猷围困了两个月。

倭寇弹尽粮绝，不得不冒险突围，却闯进了明军早已准备好的埋伏圈中，真是自寻死路。战斗中，副将汤克宽亲手斩死3个敌酋。参将王诏等随后赶到，各路明军互相配合将敌人杀伤殆尽。部分漏网的残倭从此无力单独抢掠，只能做海盗的附庸。

明朝历来对海盗与山贼采用剿抚结合的策略，俞大猷胆大心细，有一次竟敢凭着在战争造就的显赫威名，单骑闯入敌巢，以招安盗贼（归附的盗贼头子名叫程绍录，后来与其他明将发生冲突而死）。总而言之，明军能够顺利清除潮州、揭阳地区的倭患，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俞大猷大力招降群盗，致使倭寇丧失内应。

海盗吴平不久也被朝廷招安。但吴平野性未驯，降而复叛，他制造数百艘战舰，聚众万余人，行劫滨海郡县。

戚继光
　　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调往浙江，招募新军进行训练，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在浙江、福建取得台州、横屿、平海卫、仙游等战役的胜利，基本荡除东南沿海倭患。隆庆二年（1568年）调往蓟州，加高加厚长城，修建空心敌台，创立步、骑、车、辎重诸营，边境得以安宁。1583年（万历十一年）调往广东，后罢归登州，不久病卒。戚 继光以捍卫边疆为己任，屡克强敌，战功卓著，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等书。

为了平定海疆，俞大猷与戚继光再次合作，于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打响了歼灭吴平的精彩一战。早在这一年3月，各路明军就已多次与吴平交手，先后击沉敌舟20余艘，不久，戚继光又率一部分兵力围剿骚扰后方的龙头寨山贼，意图除掉牵制自己捕杀吴平的障碍。那一仗，剿匪军队动用了木熕，这种重量比较轻的木制火炮制作简单方便，因为重量轻，所以机动能力强，适宜在山区快速调动，缺点是不能多次使用，否则会爆膛。据说有一次在交锋时，木熕射出的一发炮弹，竟然将敌人山寨的墙壁打穿了三个洞，还附带打断了一棵树及击毙两名敌人。面对明军铳炮的猛烈射击，焦头烂额的山贼在突围时戴着竹盔、披上绵甲、穿着厚底布鞋，以防御弹丸，但是仍然损失惨重，最后，仅有少数人漏网，大多数贼人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戚继光解决了山贼，下一步自然是腾出手来，重新对付吴平。

流离浪荡于闽粤两省沿海区域的吴平及其一伙惶惶不可终日，这些人在明军兵威的震慑之下，将据点搬离陆地，选择了广东饶平南面大海中的南澳岛作为落脚点。在那个地方筑起一些木城与土堡，企求能长期固守。

俞大猷与戚继光等人不打算让茫茫大海成为敌人的庇护所，他们追踪而至，着手准备跨海出击，登陆南澳岛，一举捣毁这个海盗的窝藏点。

木城图片
　　采自《纪效新书.诸器篇》

战斗在9月22日开始了，首先出发的是戚家军，将士们纷纷将粉墨涂在面上，看起来有如厉鬼，目的是为了吓唬敌人。就这样，数以万计的军队乘坐了800艘各类船只，先行成功登上南澳岛，然后，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修建了大型木城，作为一个临时的营垒。木城，这种古代常见的兵垒在前文已经多次提到过了，其制法比较简易，通常在两根高5尺、阔5尺的木材中间钉上几条竹子，由一些士兵背负着行军。宿营时将这些东西树立于地面上，它们之间横竖相连，互相用绳子固定，形成一排排围在一起的木栅，用来遮蔽自己，打击敌人。军队进退之际，可以将木城拆开或组装，非常方便。

吴平不甘心束手待毙，分别于22日与25日出动二三千人，进行两次反扑，企图乘已经登陆的戚家军立足未稳，将他们逆推回大海，但是均告失败。戚继光巩固了登陆点后，按步就班地向纵深挺进。

俞大猷与汤克宽等人出动300余艘舰船，也陆续到达了南澳。闽粤两省军队会师在一起，于十月初五日发动总攻，目标对准吴平的本寨、后寨以及土围，海盗们抵抗不住明军的凌厉攻势，退守木城之内。戚家军斩栅而入，将敌人的巢穴付之一炬。

一些海盗乘船逃亡，他们手持火器、弓弩，竭力抵抗。明军水师抛掷火球，痛击敌船，致使很多敌人掉落海中淹死。

明代，倭患发生。洪武三十一年，倭夷寇东里；宣德元年，倭夷犯上里。倭寇和沿海海盗相勾结，成为东南沿海的重大祸患，嘉靖年间及其后尤甚。都督戚继光在沿海组织了大规模的抗倭斗争。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3月，俞大猷大破进犯潮州的倭寇，六月，又大破南澳与倭寇勾结的大盗吴平。吴平是漳州梅岭大盗林国显的侄女婿，林早年去过日本，后猖獗活动于闽、粤、台之间。戚继光帅至漳浦，吴平退守南澳，戚遣都司傅应嘉破之。翌年，林国显寇潮阳，死于哨。剿灭林、吴这股悍匪，对于倭寇是一重大打击，使海峡两岸海患得以平息，潮汕一带得以宁。

南澳之战，一共有1500多名海盗战死，另外还烧死与淹死5000多人。明军俘虏及收降了一些海盗，解救出被俘军民1800余人。不过，吴平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却杀了条血路，逃出重围。

戚继光留在南澳打扫战场，俞大猷则指挥李超以及汤克宽等将领继续对沿着海岸线南逃的吴平穷追猛打，一路紧跟不放。追击的过程是一波三折，在饶平的凤凰山，明军眼看就要全歼这伙残余海盗时，没料到竟让吴平掠夺老百姓的渔船从眼底下溜走了。俞大猷为此遭到福建、广东的巡按、御史等官员的弹劾，又一次不幸被朝廷撤职。

慌不择路的吴平，跑向潮州，经雷州、廉州等海域逃往安南（今越南）。但是，就算海盗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枉然，这些人的结局是在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4月于安南万山桥那一带的海面上被汤克宽率领的追兵在战舰上用各种火器饱和射击，无一人生还。走投无路的吴平在最后一刻跄跄踉踉，他将一门大铳绑在脚上，投海自尽。

吴平的覆灭，标志着广东倭患基本已经得到抑制。不过尚有一些余波未平，例如吴平的余党曾一本，就先降后叛。

曾一本在吴平溃败时，流窜到广东海丰、惠州地区，并在那里投降了汤克宽。做惯了海盗的曾一本，虽然因环境所迫一度被招安，但死性不改，不受朝廷管束。他终于耐不住寂寞，又再叛变，重新回到海上，干起了烧杀抢掠、痛快淋漓的无本生意，直至多次击败官军，活捉澄海知县，又用大炮打死守备李茂才，并引来新的倭寇进犯广东、侵扰福建。这使宦海沉浮的俞大猷又一次有机会受到朝廷的重用，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发挥余热。

本来，俞大猷因早前参与平定河源、翁源等地的盗贼已经复职，并任广西总兵官，现在为了扫荡海盗，他联合李锡等军在1568年（隆庆二年）出海，在柘林澳、马耳澳等地连战皆捷，其后，会合郭成率领的广东军队在莱芜澳分三哨进攻，歼敌上万，灭掉了垂死挣扎的曾一本，又进一步高升为右都督，为自己的御倭生涯增添了新的光彩。

至此，嘉靖年间极度猖獗的倭寇，随着吴平、曾一本等海盗的覆灭而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留在中国的被一一歼灭，少数人逃到东南亚，还有的返回了日本。此后的隆庆以及万历时期，中国沿海的倭患已经大大减轻了。

倭寇的销声匿迹，虽然与日本国内形势的改变以及明朝放松海禁政策有关，但也离不开胡宗宪、戚继光、谭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的不懈努力，其中战绩最引人注目的是戚继光，根据《戚少保年谱耆编》的记载，这位名将在与倭寇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总共斩获了数以万计的首级，另外还通过火攻与海战，烧死及淹死了数万敌人。正是文武大臣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在广大老百姓的支持下浴血奋战，才促使这场斗争以胜利而告终。

十五　整顿军备

在南方，明朝调集的精兵良将为击退倭寇而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在北方，与鞑靼的战争也是连绵不断、如火如荼。

自从达延汗这个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统一了鞑靼诸部之后，结束了那些割据一方的异姓封建主们的世袭特权，并将其牧地与人口分封给自己的多个儿子，基本控制了塞外的政治局势。

鞑靼号称六万户，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是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这个万户后来被其他万户所瓜分）等三万户；右翼是应绍卜、鄂尔多斯、满官嗔等三万户。

不过，随着达延汗这位铁腕君主的去世，他的子孙们又逐渐成为了一盘散沙。几位继任大汗的人虽然与分封的各部封建主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但双方的依附关系却处于不断削弱的状态之中，到最后，大汗甚至沦落到仅仅只能对左翼发号施令的地步。

鞑靼诸部重新出现分崩离析的苗头，标志性的事件大约发生在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前后，达延汗的曾孙打来逊大汗受到右翼封建主的排挤，被迫率领左翼的察哈尔、内喀尔喀二部从漠南的牧地迁徙到了辽河河套。此举意味着左、右两翼开始分道扬镳，鞑靼的分裂已经成为事实。

庚戌之变
　　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鞑靼俺答率军入古北口，兵临城下。首辅严嵩，不准诸将出战。鞑靼军在京郊掠夺8日后撤兵，事后，严嵩包庇总兵仇鸾，杀兵部尚书以推卸责任。

自行其事的右翼希望与明朝通贡互市，进行经济来往，因为这样就可以获得自身不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还可以凭借明朝的政治、经济力量与左翼的大汗争雄。但是，那时候的塞内外并不是处于和平的状态下，双方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明朝出于对鞑靼的不信任，经常对右翼提出的“通贡”请求不加理睬，甚至进行经济封锁，结果导致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下去。右翼诸部不断入塞抢掠，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在16世纪的嘉靖帝在位时，右翼为了达到通过战争来胁迫明朝通贡的目的，持续30多年不断进犯明朝北部边境，大大小小的战斗数不胜数。塞内外烽火连天，哀鸿遍野，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在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达延汗的孙子——右翼的领袖俺答率军从漠南长驱直入，兵临明朝首都北京城下，畿甸大震。那时京营积弱已久，因为士卒多已逃亡，所以虚额严重，而且存者不足五六万人，当中强弱参半，不堪作战。鞑靼军队在这次行动中“残掠人畜二百万”，前后半月方收兵出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

为了改变武备废弛的被动局面，明朝的一些文武大臣急忙亡羊补牢，他们采取的针对性政策之一是积极更新军事装备。北部边境上的明军驻防部队越来越倚重火器，先后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鸟铳与佛朗机。从此，这些西式火器便有机会与在长城沿线服役的那些被称为“无脚之城”的各类战车，结合起来，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战场上。

首次装备了佛朗机的是“全胜战火轻车”，从而使明军射击火器的速度大大加快，提高了战斗力。这种车辆是明臣刘天和在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时，陆续将2000多辆旧式战车改造而成的。它的特点是车型比较小，机动性比较强，除了佛朗机之外，还有一窝蜂、神枪、飞火枪等边境驻军习惯使用的传统火器，但没有鸟铳，因而射击准确度有所欠缺。

“全胜战火轻车”的车厢之前树立着画有狻猊（狮子之类的猛兽）形的盾牌，左右还有画上虎形的盾牌，两车相连，可蔽护三四十人。又配备着随车帐蓬，使将士们在野外执行军事任务时不致露宿。利用这种战车布置在边墙附近，便形成了第二条防线，用来保卫在边境上修筑边墙的丁夫和那些进行农耕的军民，非常方便，既可以扼守险要，又能够控制水源，往往使来犯之敌难以乘虚而入。

吉囊

（1506—1542年），明代蒙古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济农(亲王)。小名库蔑里，尊称衮必里克墨尔根，明朝人以其尊号、封号(济农)译作麦力艮吉囊、己宁等。孛儿只斤氏。达延汗孙，巴尔斯博罗特长子。

1519年（正德十四年），嗣济农位，领右翼三万户，驻帐于鄂尔多斯万户，游牧于黄河河套及以西地区。1522—1566年（嘉靖初），势力日强，率弟俺答、昆都力哈(老把都)等东征西讨，雄冠诸部，不受左翼大汗节制。1524—1538年（嘉靖三年至十七年），四次率兵攻打兀良哈万户，最后将其征服。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1532、1534)，两征青海，大败旧敌亦不剌和卜儿孩，吞并其众。十二年，率兵入援大同明哗变军 卒，变兵多随 之亡入蒙古。屡入掠明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等地，给明朝西北边境造成严重威胁。曾要求同明朝通贡互市，被拒。晚年放纵酒色，不理军政；大权落在俺答手中。卒后，右翼三万户被俺答控制，济农势力日衰。

作战时，为了对付排山倒海而来的敌人骑兵，明军可将大批车辆布置成环形阵势，实际相当于一个炮兵阵地。用车上的火器轮番打击敌人，等于发射排炮，当敌人突破炮火形成的封锁线时，又可以发射弓弩，然后进行短兵接战。敌人败退之后，则动用布置在车营中央的骑兵来追击。

刘天和在嘉靖年间多次运用战车击败从河套入侵的鞑靼诸部，史籍记载他先后与敌人作战27次，斩首数千级。

那时军队中长期存在文武不和的痼疾，但刘天和却驭将有方。例如有一次，他用激将法令总兵周尚文奋起出战，在黑水苑之战中杀死了鄂尔多斯部封建主吉囊的儿子小十王，并斩首130级。

周尚文与吉囊是死对头，他后来改镇大同时，在黑山之战中又杀死了吉囊的另一个儿子满罕歹。

戎马一生的周尚文，先后在甘肃、宁夏、凉州、大同等地多次与鞑靼鄂尔多斯、满官嗔等部交战，屡获战功。他既善于野战，又兼顾防守。例如他任凉州副总兵时，为防吉囊乘黄河结冰时入犯，主持加筑边墙120里，并在上面浇水，致使其冰滑不可攀登；冰融解时则令壮士手持长竿铁钩等武器，钩杀偷渡者。他升宁夏总兵官时，协助陕西总督王琼筑边墙，而且规划建设水利、开垦屯田，造成军民两利的局面。他调往大同任总兵时，在宣大总督翁万达的提议之下广筑边墙，又完成了从宣府西阳和至到大同开山口一带，延袤达到200余里范围的修墙任务。还在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等地400余里的范围内增修了千余座敌台。并屯田4万余顷，扩军1.5万多。

自1541年（嘉靖二十年）之后，逐渐取得右翼领袖地位的俺答活跃异常，频繁骚扰边境。明朝北部边防宿将王效、马永、梁震等皆战死，唯有周尚文，在残酷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故威名也因而最盛。《明史》称：“终明之世，总兵官加三公者（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最尊显的官衔的合称。周尚文为太保），尚文一人而已。”回顾历史，难以将曾经在北方边境与鞑靼战斗过的所有明朝将领的大小事绩一一写出来，周尚文只是诸多边防武将中的代表性人物而已，但是他仅在幼时读过一点书，粗通文字，因而与后起之秀——俞大猷、戚继光等文武双全的将领相比，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例如，他从未像俞、戚两人那样编写过兵书，也从未创建过新式火器与新式战车。

霹雳车
　　古代战车的一种。上装机枢，弹发石块。因声如雷震，故名霹雳车。

战车就像火器一样，在北部边防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仅就陕西地区而言，先有热衷于研制战车的刘天和，后有全力组建车营的曾铣。河套作为鞑靼的根据地，对陕西三边的威胁很大。当踌躇满志的名臣曾铣于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出任总督的时候，提出了恢复河套的建议。他计划动用步兵7.2万人，分为24营，每一营配备200辆霹雳车以及80辆毒火炮车。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战车没有像刘天和的战车那样装上西式佛朗机，相反，全部采用国产火器，主要有毒火飞炮、霹雳炮、连珠炮、手把铳、火箭等。为什么呢？因为佛朗机只能发射实心弹，而毒火飞炮等一些火器却能发射空心爆炸弹。

空心爆炸弹在前文已经提到过，戚家军在御倭时使用过的子母铳，就是一种可以发射空心爆炸弹的火器。原来，我国古代传统的铳炮（包括后来引进的西式火器）发射的全是实心弹，这种弹虽然威力大，但是不能爆炸开来，利用弹片杀人，故杀伤范围有限。而空心爆炸弹就不同了，它的弹壳里面装填着火药、毒药等物，并有一根引线伸出外面，爆炸时弹片四射，毒烟弥漫，其穿透力虽然不像实心弹那么强，但是射击面却比实心弹要宽得多，杀伤力也很大，非常历害。这种嘉靖年间制造的新式炸弹的发射程序是先放入炮管，然后再分两次点燃引线，第一次是点燃炸弹上的长引线，第二次是点燃炮管火门上的短引线，如果炸弹成功发射出去，射中目标后便会爆开。不过，空心爆炸弹能够承受的膛压比较低，所以发射这种炸弹的炮，其炮管不会很长，射程也不会很远。

毒火飞炮正是发射空心爆炸弹的武器，它是由传统的盏口炮改造而成的一种臼炮。此外，明代可以发射空心爆炸弹的火器还有毒雾神烟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等。而曾铣对毒火飞炮比较熟悉，因为他以前在提督山西三关时制造过这种火器，曾经用它在宁塞与定边这两个地方击败过鞑靼人。

装在车营上的另外一种火器——霹雳炮，相当于《武备志》记载的飞云霹雳炮之类的臼炮，也可以发射空心爆炸弹。它射出的炮弹大如饭碗、圆如球，中间装载着半斤爆炸品，飞入敌人营寨，霹雳一声，火光四溅，能够在瞬息之间杀伤多人。

不过，另外装备的那些连珠炮是不能发射空心爆炸弹的，它属于发射利箭的神枪系列产品，枪管比神枪还要更长一些。将士们用手持放时可分三次装填火药（与三眼铳差不多），故可以连射三次。

飞云霹雳炮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二

每一辆霹雳车上装备的火器有：18杆霹雳炮以及大号连珠炮、中号连珠炮各一杆，还有手把铳二杆，火箭200多支。

毒火战车上装备的是毒火飞炮。

根据曾铣向朝廷上奏的《营阵图》里阐述的车营阵法，具体的作战过程分为安营布阵、准备作战、先锋迎敌、骑兵追逐、步兵搏击、全营进攻、长驱直入、获胜收兵等八个步骤，其中，使用火器的战术有三班轮射法与五层轮射法。

三班轮射法，就是由第一班将士首先出到战车之前，点放火器，等到第二班将士出来之后再退回。同样，第二班发射完毕要等到第三班出来才撤回。如此轮流出击，便达到循环不断地发射火器的目的。

五层轮射法是将使用火器的将士预先排好五层，头层将士射击完毕立即退到后面装填弹药，再由二层将士接着射击，第三、四、五层也一样，以此类推，也可以长时间射击。

不言而喻，无论三班轮射法还是五层轮射法，都是大同小异的，都是起源于明初沐英的三叠阵。

但是，曾铣时运不济，他于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3月被嘉靖帝以擅自结交近侍官员的罪名斩首，而那个精心策划的车营出击、恢复河套的计划也被无限期搁置了。

佛朗机与鸟铳这两种西式火器，是什么时候同时出现在一辆战车上的呢？那是在曾铣下台之后的事了，当时，名将俞大猷因为在浙江抗倭前线作战不太顺利，被朝廷中的御史所弹劾，被迫离职而辗转北上，到宣大边塞效力。他与大同巡抚李文进一起建立车营，大力推广用车营作战。俞大猷一共创制了三种战车的车型，分别是独轮车、双轮战车、双轮粮车。其中，独轮车与双轮战车的车上均载有佛朗机，而车兵则装备了鸟铳。当然，除了佛朗机与鸟铳之外，还继续使用神枪等传统火器，也有冷兵器。

俞大猷的车营战术是以车辆作为限制敌人骑兵纵横驰奔的障碍物，同时利用车上的铳炮进行远距离射击，发射时速度不但要快、还要准确，最大限度地重创敌人之后，再出动骑兵冲出车营之外进行厮杀，但出击的距离一般为300步左右，不超过车载铳炮的射程掩护范围。

当敌人溃退时，车营便在将士们的推动之下，稳步前进，进行追击。

这种配备了西式火器的车营在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击败了剽悍的鞑靼人，地点是在大同银安堡一带，当时一百辆战车在3000明军步骑兵的配合之下，打退了一万多名鞑靼骑兵，并向北追逐数百里。

俞大猷不久又被朝廷调回南方抗倭，但是战车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日渐式微，相反以突出的表现、有效的战绩影响了周围地区。宣府、山西等地也开始陆续修复旧的战车，并制造新的战车，训练士卒。

陕西三边、宣大、山西等地均重用车营，京畿地区也不能置身事外。随着南方御倭战争的胜利，谭纶、戚继光等人先后被调到了北方，进行专督练兵、编组车营、修理边墙、重整军备等一系列措施，以对付鞑靼。

谭纶在1568年（隆庆二年）3月被任命为蓟辽总督，而戚继光于五月被任命为总理蓟、昌、保定地区练兵事务（其后改任蓟镇总兵官），协助谭纶开展军事工作。

戚继光没有被平定倭患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指出鞑靼骑兵是与倭寇不一样的部队，具体有五个不同点：第一，倭寇远涉重洋而来，规模最大时为两万人左右，而鞑靼进犯，最多可达数十万众；第二，倭寇擅长白刃战，近战的范围局限在五步之内，而鞑靼则以骑射为主，快疾如风，机动范围非常广宽；第三，北方风大，沙尘蔽天，明军如果处于逆风，往往难以发射火器；第四，倭寇航海时依靠季风，故容易事先推算其来犯的时间，而鞑靼来去无常，难以预测；第五，蓟、辽、宣、大诸镇环卫京师，却各自划地而守，号令不一，信息不畅，虽然理论上可以互相支援，但是在实践中效果不佳。

困难这么多，那么怎样解决呢？从戚继光后来采取的措施来看，无非就是部署严密的防御体系，改善装备以及加强训练士卒而已。

燕山山脉是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屏障，而蓟辽地区横跨燕山山脉南北，捍卫京师，战略位置比较重要。那时候，鞑靼诸部对蓟辽地区的侵扰次数比宣府、大同地区要少得多，但是，一旦进犯，往往联合游牧在蓟辽边外的朵颜三卫（兀良哈三卫），动辄达到数万甚至十几万人的规模，数量惊人。前两任总督因为抗击不力而惨遭牢狱之灾。血的教训促使谭纶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在任上尽力支持戚继光大规模重修边墙、建筑敌台。

戚继光在山海关到石塘岭一带总共修筑了上千座敌台。值得一提的是空心敌台，这对古代边防工事而言，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

空心敌台高约三四丈，周围阔约12丈到十七八丈不等，台基与城墙平，凸出城墙之外一丈四五尺有余，向内嵌入城墙五尺有余。敌台中空，可以隐藏士卒与贮存武器辎重，四面还设有能够直射或者侧射火器、弓箭的箭窗（射孔）。上层建有小楼，四周环绕着可以架炮的垛口，用来打击敌人。

空心敌台图片
　　采自《四镇三关志》之《建置》

敌台常年都有人在里面驻守。在敌情严峻的春、秋两季，人数多达30至50人（戚继光还专门招募他的浙江老部属北上守台），其余时间一般也有5至10人。每一敌台装备了包括石块在内的各种武器，其中火器主要有：8门佛朗机（包含72个子铳）、8支神枪或快枪、500支火箭、500个石炮等等。

快枪，是一种北方人习惯使用的火门枪，射击时必须用手点燃引线。枪管长2尺，用药三四钱，可发射铅子。进行白刃战时可在前端套上金属枪头。

快枪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军器解》

大型火箭之中，常见的有飞枪、飞刀与飞剑，它们都是在长约五尺的木柄上绑着七寸的火箭筒，区别在于金属箭头有的如枪形、有的如刀形、有的如剑形。发射时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可达到300步之外。

石炮，就是将大大小小的圆石，中间凿空，往里面装填炸药，接上引线，再用泥土封好，战时点燃引线用力抛掷出去，杀伤敌人。

石炮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军器解》

作为一名出色的军火专家，戚继光后来还在1580年（万历八年）创建了一种名叫“钢轮发火”的引爆装置，用来引爆地雷，将这东西埋藏在驻守的据点附近，当前来侵犯的敌人触及绊索，便立即牵动钢轮发火装置，地雷马上会爆炸。

钢轮发火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三四

这种敌台在长长的边墙的要害之处，每距数十步或100步就有一台，而缓冲之处，每隔50步或200步也有一台。可见每两个敌台之间最远的距离不过150至200步左右，正好处于佛朗机等铳炮的有效射程之内，有事时可以互相进行交叉的火力支援。

此外，边墙里面的制高点或者城垣之间还有数以千计的空心战台（类似于空心敌台），形成第二条阵线，用来支援长城线上的战斗。而从边境到纵深地带的各交通要道，又有传递军情的墩台（烽火台），配备了负责报警的士卒。

蓟镇地区的边墙、城台、堡垒等陆续修筑完备之后，在一段时间内确实阻止了鞑靼的内犯，发挥了作用。然而，一支军队只有防御能力而没有野战能力，就会处于战略上的被动状态。为了在野外打败敌人，戚继光又组建了车营、骑营与步营。

车营有轻、重两种车型。

重车为长辕、双轮的偏厢车，重约600斤，需要两头骡子来拉动。车上装备的火器有两门大佛朗机。每一辆重车配备20名士兵（其中使用火器的有14人，占七成以上），分作正、奇两队。正队共10人，其中两人负责驾驭骡子，6人负责操控佛朗机，还有1名车正以及掌管车辆运动的舵工。奇队也有10人，包括队长1人，配有长刀的鸟铳手4人，配有火箭的藤牌手以及镋钯手各两人，还有一个专管伙食的炊事兵。一营共128辆车。另外，还有施发号令的两辆鼓车、三辆将领的专用座车、四辆火箭车以及八辆装备有无敌大将军炮的战车。整个车营的将士共有3109名。

重车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杂篇》

无敌大将军车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军器解》

轻车的机动性强，适合在崎岖险隘的道路上使用，每辆车上有队长1人，鸟铳手6人，镋钯手两人，佛朗机手2人，以及炊事兵1人。轻车营由216辆战车组成，共有2592名将士。排成方阵时，每一面都有54辆车。

辎重营也有240辆车，每车运载12石5斗粮食，负责后勤补给。

骑兵营的基本组织是队，由12人组成，其中队总一人，鸟铳手两人，快枪手两人，镋钯手两人，枪棍手两人，大棒手两人以及炊事兵一人。一营共2699人，分别有将官、中军、千总、把总、百总、旗总、队总、兵夫等，此外再加上旗鼓手等勤杂人员，全营将士共有2988人。使用火器的人数占了一半，还有专供骑兵使用的60门虎蹲炮，平均每门炮需要3名炮手。军史专家认为，用骡马来驮载虎蹲炮的骑兵营，不但是我国骑兵史上最早的骑炮兵，也是世界骑兵史上最早的骑炮兵，它比起西方瑞典国王阿道夫·古斯塔夫在1630年才组建的骑炮兵，要提早50至70年。

轻车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杂篇》

辎重车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杂篇》

步兵营由火器手队与杀手队两种基本单位组成，火器手队有队长一人，鸟铳手十人，炊事兵一人；杀手队有队长一人，圆牌手二人，狼筅手两人，长枪手两人，镋钯手两人，大棒手两人。其全营的编制与骑兵营基本相同，分别有将官、中军、千总、把总、百总、旗总、队长、士兵等（这两个军事单位的总人数也差不多），其中使用火器的战士占了一半。

戚继光运用车、骑、步营作战的战术时，格外注重火器与鸳鸯阵的配合，例如他在自己编撰的练兵专著——《练兵实纪》中记载：

车营在战斗时，每辆车的车厢都要向外列阵，车与车之间尽量不留空隙。当敌人以零骑进行试探性进攻时，每辆战车只可使用一杆鸟铳瞄准射击，不可齐射，以免浪费弹药。当敌人主力蜂涌而至时，则将每辆车上的四个鸟铳手分为两班，他们在发射火箭的藤牌手、镋钯手还有佛朗机手的配合之下，进行轮流射击，按顺序先发射两次鸟铳，再齐射火箭与佛朗机炮，整个射击程序共分三次，务必使铳炮之声周而复始、络绎不绝。

骑兵营中的马队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杂篇》

戚继光认为过去一些明军使用战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其错误的战术有莫大的关系。例如有的士卒在作战时为了使车辆不乱动，竟然用钉子将其固定在地上，结果被敌人运来的柴草所烧毁。因此，他特别强调战车的机动性，要具备一边战斗一边前进的能力，尽量避免在原地停滞不前。如果敌人冲到车前不退，中军主将应该立即下令发射各种火器，接着，每辆战车派出战斗队冲出营外，分成四层，首先按步就班地射击鸟铳、火箭与弓箭，若敌人冒死逼近，则将队伍摆成鸳鸯阵，以藤牌手在前面，后面依次是镋钯手、长枪手、鸟铳手（这时改用长刀），进行白刃战。

步兵营中的步队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杂篇》

骑兵营在单独战斗时，要在阵前排列拒马（一种对付鞑靼骑兵的障碍物），外围的每队将士都下马，分成五层，前面三层逐一射击鸟铳、快枪与火箭，随后，中军将官指挥施放虎蹲炮，放炮完毕，第四、五层再发射火箭。如果敌人仍不退缩，则将队伍布成鸳鸯阵，镋钯手在第一位，刀棍手在第二位，大棒手在第三位，快枪手在第四位，鸟铳手（改用长刀）在第五位。厮杀时刀棍手专门打击人面与马腹，大棒手负责敲击马头，其他的将士只管冲锋陷阵，不准停下来割取首级。阵内骑兵的任务是追击败退的敌人，但是射击铳炮的时候必须下马，而射箭及挥舞刀枪等冷兵器时则无须下马。

步兵营也像骑兵营一样，将每队分为五层，轮流射击鸟铳、快枪、火箭与弓箭，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时则摆出鸳鸯阵，以藤牌手在第一位，后面依次为镋钯手、快枪手（可以将事先准备好的金属枪头套入快枪的柄中用来刺杀）、鸟铳手（改用长刀）。以擂鼓及鸣锣为号，经过三擂三吹之后，将士们也三喊三进，此时不必再受鸳鸯阵的束缚，全体一拥而上，人自为战。打退敌人后则鸣金收兵回营。

车营图片
　　采自《练兵实纪》之《杂篇》

车营与骑兵营联合作战时，以战车相连，形成防御阵线。骑兵营一部分将士下马与车营将士一起轮流射击火器，第一、二次是车兵的鸟铳手射击，第三、四次是骑兵的鸟铳手射击，发射完毕再施放火箭，接着由佛朗机手齐射，整个射击程序共分六次，可以整日施放而不会停歇。如果敌人逼近车营之前，又可以轮流发射虎蹲炮、大将军炮与火箭车上的火箭，敌我双方肉搏时，明军则用鸳鸯阵迎战，但是步兵不能离开战车30步之外，因为战车可以伺机发射喷筒与火箭，掩护步兵。敌人败退时，仍然由骑兵追击。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敌人的动态，戚继光有计划地派遣了1000多名哨探，乔装打扮，深入蓟镇对面的游牧部落，打探消息，若有风吹草动，马上返回报告。另外还有多达3000余人的侦察人员分散潜伏在指定地点，日夜警戒，一旦发现敌情，立即点燃随身携带的信号炮报警。

在前线守卫墩台的士卒听到炮声，要用旗带、烽火或者炮声为信号，采取一个墩台接一个墩台的传播方式，不断地将敌情传遍全镇。

蓟镇的车、骑、步营接到警报后，要争取在短时间内集结起来，向敌情严重的地方前进，支援驻守在边墙各个敌台的将士，直至将来犯之敌击退。

为了提高作战效率，戚继光于1572年（隆庆六年）对蓟镇各支部队进行过一场规模宏大的联合演习，从10月22日到28日，共用去了7天时间。事后证明，按照作战预案，是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

经过充分准备的戚继光，还数次出击骚扰边境的鞑靼部落，例如分别在1568年（隆庆三年）、1573年（万历元年）、1575（万历三年）多次出动车、骑、步营击败朵颜首领董狐狸（并活捉了他的弟弟长秃），逼使董狐狸请降。然而，也有失利的战例，比如在南方抗倭时立下战功的将领汤克宽，从长城古北口出击鞑靼时，误入埋伏而战死。

总的来说，戚继光镇守蓟镇16年（1567年至1583年），并没有打过什么大规模的仗，原因除了他作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之外，还与鞑靼右翼领袖俺答与明朝达成了和议有关。

那是在1571年，明朝隆庆帝登基不久，就在封疆大臣——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等人的倡仪下，遣返了因为家庭矛盾而前来归附的把汉那吉（俺答的孙子），从而与右翼的关系有所改善。其后，明朝又接纳俺答通贡互市的提议，正式册封其为“顺义王”，并具体规定了封贡、互市等事项，先后在沿边诸关隘开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这样一来，明朝与蒙古右翼的关系全面解冻，大漠南北偃兵息武，频繁的战事逐渐终止；不过，小规模的摩擦仍然时有发生，特别是多年以后在俺答的孙子扯力克承任“顺义王”期间，竟然联合青海的蒙古部落，突入明境，导致双方关系一度恶化，濒临战争的边缘，幸运的是，在各方势力的斡旋之下，一场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俺答封贡
　　明穆宗在位只有短短的五年半时间，因其“临朝无所事事”而受到后人的批评。但正是在穆宗时期，明朝的北部边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明蒙之间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俺答封贡”，北边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究其原因，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正常交流的要求，是俺答封贡得以实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

由此可见，尽管明朝与鞑靼右翼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议，但和平仍然比较脆弱，不能因此而马放南山、铸剑为犁。

在戚继光主持军务的蓟镇，将士们时刻枕戈待旦，特别是那支善战的车营部队，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不久辽镇、昌镇、真保等地区也建起了车营，后来在兵部侍郎汪道昆的推动之下，更将蓟、辽、昌、保四镇与紫荆、居庸、山海三关组合成新的防御体系，使京师的外围逐渐完备。而京师旧有的车营也得到改造，这要归功于俞大猷，他步戚继光的后尘，接受京官的邀请，北上整顿京营，策划建造战车，更新装备，逐渐提升其战斗力，以备不时之需。

必须要说明的是，“俺答封贡”之后，与鞑靼右翼接壤的宣、大、陕西等地区战火已经渐渐平息，而与左翼相邻的辽东那一带却仍然硝烟弥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明朝仅仅与右翼和解，与左翼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并没有停止对其进行经济封锁。

左翼领袖打来逊大汗死后，继任的土蛮汗不甘心永远被排斥在明朝与蒙古的贸易大门之外，他多次公开强调自己是鞑靼正统大汗，希望凭着这个独一无二的显赫身份能够以不低于俺答的规格与明朝展开对话，以达到通贡贸易的目的。但是，明朝的反应消极。这样一来，左翼便继续采用战争的手段来胁迫明朝通贡。土蛮汗加紧对明用兵，联合朵颜与女真等部落，变本加厉地入塞掠夺财物。

女真人在明初已经归附朝廷，并被中央政府在其聚居地设置了建州、海西、野人等卫所。后来，朝廷又先后在建州卫附近分设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到了1469年（成化五年），双方关系恶化，明朝与朝鲜联手进剿扰边的女真，打死了建州诸卫的头目董山、李满住父子等人。建州女真长期难以恢复元气。

嘉靖年间，鞑靼左翼东迁辽东之后，把那里搞了个天翻地覆，使明军疲于奔命，造成女真诸部乘乱重新崛起之势。

现在已经很难统计各种势力在辽东争霸时到底在多少次战斗中使用过火器，总而言之，漫长的战争，使火器在辽东这个舞台上得到了充分表演的机会，其中当然缺少不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推崇备至的各类战车。下面分别举出战车在辽东进行野战、防御与攻坚的三个战例。

首先，是野战的战例：

1572年（隆庆六年），左翼土蛮部（也就是察哈尔部）在一部分朵颜三卫人马的配合之下，企图进犯锦州、义州、宁前等地。九月，鞑靼诸部共约万余骑兵直捣白塔堡、戴家岭，在分兵掳掠时，与明将杨燮、李惟一率领的部队在乱罔台、双墩铺等地展开激战。鞑靼骑兵面对明军动用战车发射铳、炮、火箭的情况下，难以取胜，转而向沙河驿方向撤退。

其次，是防御的战例：

1586年（万历十四年）与1587年（万历十五年），土蛮诸部多次进入辽东，当时驻守宁远的将士们针锋相对，将数百辆战车布置于城外，实行积极的防御措施。

最后是一场精彩的攻坚战例：

1588年（万历十六年），辽东的女真部落首领卜寨、那林孛罗与土蛮互通声气，图谋不轨，准备纠集各部进犯开原。蓟辽总督顾养谦令名将李成梁先下手为强，率领不满二万的兵力于3月份从开原威远堡出境扫荡。这次明军动用了420辆战车，车营由经验丰富的杨燮指挥。

当时道路上冷雪消融，泥泞深达一尺以上，明军车、骑、步营经过艰苦的跋涉，前行30里，沿途收降了一些女真部落，逐渐逼近卜寨的根据地。

势单力薄的卜寨不敢应战，放弃自己的地盘而逃往那林孛罗的山寨中，两人合营，坚壁死守。

那林孛罗的山寨非常大，建立在险峻的山上，内外总共四层城墙，里面有一座木城（木城之中有一座用来安置老幼妇孺等家属以及财物的八角明楼），外面又有一座石城。石城之外还有木栅与三道壕沟，这样戒备森严的工事，再加上数以万计的守卫者（其中披甲者为千人左右）以及精心准备的大量滚木、石块——要想攻克，谈何容易！

李成梁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调动骑兵与战车四面列营，包围敌寨。将士们处于仰攻的不利状态下，血战两日，强渡壕沟，攻破木栅，越过了两层城墙。但是，有很多人死于滚木、石块之下。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李成梁下令以大炮发射铅弹。凡是弹丸经过的地方，墙壁倾斜、柱子断裂，无不千疮百孔。大批守城士兵伤痕累累，老幼妇孺哀号痛泣。这一阶段的战斗，明军阵亡53人，战马死亡113匹，战绩是斩首554级，夺取了98匹马，救回被掳百姓8人。

为了打破僵局，尽快结束战斗，明军出动了乘载着云梯的战车，竖立在车辆上面的云梯好像楼橹一样高，顶端还放置了火炮，能够对敌城进行平行射击。

卜寨与那林孛罗眼看抵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无可奈何之下，选择出城投降。明军大获全胜，在凯旋时以云梯过于笨重，致使挽车者疲惫不堪，遂放火烧毁了。

在此介绍一下出身于武臣之家的李成梁，他的高祖名叫李英，因从朝鲜归附明朝而被授职为铁岭卫指挥佥事。而到了李成梁这一代，虽然史称“英毅骁健，有大将才”，但是因为家庭贫困的原故，直到40岁时才在别人的资助之下得以承袭祖职，不久，便立功升为辽东险山参将，从此，仕途顺利，一路凭战绩升迁，先后为副总兵、总兵之职，加功晋爵，更是不在话下。

李成梁多次击败过鞑靼左翼、朵颜、女真诸部对辽东的侵扰，并打死左翼喀尔喀部首领速把亥、女真建州都指挥王杲、阿台以及北关的清佳砮、杨吉砮等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还降服了清佳砮的儿子卜寨与杨吉砮的儿子那林孛罗。

虽然李成梁在降服卜寨与那林孛罗之役中动用了战车，但是他打的很多胜仗都与机动能力有限的战车无关，而是更擅长带领部分精锐军队出塞捣毁敌人的老巢，这种军事行动令对手防不胜防，其特点是速战速决，抓一把就走。例如他连续在1577年（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七年）这两年中出塞200里之外，袭击左翼察哈尔领袖土蛮的营地，每次都斩首四百多级以上，夺得大量牲畜、器械而还。除此之外，还多次对内喀尔喀、朵颜、女真等部落进行过类似的捣剿行动。

史载李成梁在出镇辽东22年的时间里，先后向朝廷上奏10次大捷，万历帝为此多次祭告郊庙，接受廷臣祝贺，因此，若论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未有比得上他的。

李成梁飞黄腾达，家中的子弟，甚至奴仆也非富则贵，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位高名重，变得骄傲起来，生活奢侈无度，还开始插手边贸，进行经商，并将聚敛的钱财大肆行贿朝中要人。他在战场上也渐渐变得暮气沉沉，不思进取，出塞作战时时常夸大战绩，而敌人进犯时则拥兵观望，直至做出了滥杀无辜，用良民的首级冒功的丑事，因而受到舆论的抨击，终于被撤职（后来又复出）。然而，李成梁离开之后，辽东镇再也找不到能够胜任此职的人，致使10年之间8换统帅，边防又回复了废弛状态。

十六　宁夏平叛

明代万历帝在位期间，是一个战火频仍的年代。其中，有三次几乎同时进行的军事行动统称为“万历三大征”，这著名的三大征是指镇压宁夏的哱拜叛乱、抗日援朝、平定播州土司的杨应龙之乱。

下面首先说说宁夏平叛。

万历三大征虽然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连年用兵，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哱拜，原是鞑靼人，嘉靖年间因得罪部落酋长，父兄皆被杀害，他与土谷赤等300人投降明朝边将郑印。每当出塞作战时，哱拜便成为一马当先的先锋，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屡立战功，他不断升迁，并被当时担任宁夏镇开府的王崇古所赏识。

到了隆庆年间“俺答封贡”，大漠南北化干戈为玉帛的时候，哱拜已经官至宁夏镇副总兵，土谷赤则升为游击，两人都在过去的战争中发了财，并私自招兵买马，豢养2000鞑靼人为家丁。

家丁，是一些将领的私属武装力量，他们独立成营，生活待遇与武器都比一般士兵好。供养这些人的费用最初由将领自掏腰包，这种军队实际已经蜕变为将领的私人工具。当将领离任或者退休，还可将家丁带回原籍。因为明朝原有的军制日益败坏，很多官军不堪作战，所以在明代中后期很多将领都蓄养家丁。朝廷有时也不得不重用战斗力比较强的家丁，当这些人为国家效力而南征北战时，则由官方发给粮饷。

拥有大量家丁的哱拜，在告老退休之后，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

哱拜的儿子哱承恩袭其父职，而土谷赤病死后也由儿子土文秀顶了班，这两位后辈在军队的职位均为都指挥使。

1591年（万历十九年），巡抚党馨在任上有意打压哱拜一族在军中的势力，引起了哱拜父子的不满，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酿成了大祸。

哱承恩少壮气盛，思想偏激，秘密策划谋反，他纠集刘东旸、许朝等80多名将士结盟，共推刘东旸为主，以催讨粮饷为名，在哱拜的支持之下，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2月18日杀死了冤家对头党馨，逼死总兵张维忠，占据宁夏镇，发动了叛乱。事后，刘东旸自称总兵，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不久，土文秀与哱云（哱拜的义子）也参与其中，为左右参将，实际操纵局面的却是隐藏在幕后的哱拜。

叛军要求朝廷承认他们自封的官职，并让他们世守宁夏。不然，则联合河套的鞑靼骑兵一起，南下灵州、花马池，兵锋直指潼关，妄想划关而守，独霸一方。这些家伙四处出击，陆续夺取了黄河西北至玉泉一带的47座城堡，关陕为之大震。仅有平虏卫的参将萧如薰坚守城池，始终不屈，他的妻子杨氏出身名门，知书达礼，时时鼓励丈夫要为国尽忠，称：你做忠臣，妾便为忠妇。

叛军的气焰异常嚣张，在战乱期间到处骚扰百姓、掳掠财富，强抢民女，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竟有大批散兵游勇涌入宁夏庆王府内打砸抢，王妃方氏害怕受到污辱，先是欲拔剑自刎，但被保姆阻止。接着，她与儿子慌不择路地躲藏于土窖之中，长时间不敢出来，最后竟然在里面活活闷死了。

游击
　　官名，汉武帝时置游击将军，统兵专征，职权颇重，东汉至唐沿置，唐、宋也设有 有游击将军。明沿边与要地驻军有游击将军，无品级，无定员，位居参将之后，明初多以功臣、外戚充任，分掌驻地防守应援，后定游击从三品。清绿营兵军官有游击，秩从三品，位次参将，为将军、督、抚、提、镇分领营兵，也有充各镇中军官者。

当时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的魏学曾正在花马池这个沿边要地视察，他派出副总兵李昫前往平乱，另外派遣游击赵武赶赴鸣沙州，防止敌人潜渡黄河。

平乱的明军没有打什么大仗就顺利地收复了叛军放弃的47座城堡，推进到宁夏城下。两军在城外多次交锋，发生于四月初五的一仗比较激烈，叛军动用了战车，在神枪、三眼铳与盏口炮等传统火器的配合之下布下阵营，但仍败于官军之手，死伤了1000多人以及损失了100多辆战车，其中哱云亦在战斗时中炮而亡。

但是，明军各部在战场上互相协同得不好，一些突入城中的将士没有及时得到后继支援，导致全部战死。

叛军作好长期固守城池的打算，令人持刀沿街日夜巡逻，不许居民擅自出屋，以防内乱。而前线明军在朝廷的催促之下，数次攻城，均没有结果。

河套鞑靼部落在哱拜暗中派人送去的重金的贿赂之下，出兵介入这场战争中，魏学曾命令各路军队在围攻宁夏城的同时也要分派部分兵力堵截鞑靼人，并尽量将后者驱离战区。例如21日，明军在城外用大炮击退了叛军与2000余鞑靼骑兵。

明军边打边谈，一面分兵应付，一面使人到鞑靼营中，重申双方通贡互市时的约定，劝其不要插手。鞑靼贵族表面上答应退兵，但是暗地里仍然援助哱拜，时不时前来骚扰一下。

魏学曾无法迅速拿下宁夏，督师无功，被迫自劾。万历帝令甘肃巡抚叶梦熊再派总兵麻贵、牛秉忠等前往助剿。

明朝援兵到来之后，于4月24日开始与叛军在宁夏城外打了几仗。25日，麻贵、牛秉忠下令从部队中挑选7000名精兵，分为四营，分别从西北及东北角进行两路夹击。

叛军出动四五千人迎战，步兵托着从宁夏城里的房屋中拆下的门板走在前列，骑兵跟在后面寻找机会出击。这些门板可以抵挡神枪与盏口炮等传统火器，但抵挡不住明军新式火器的射击。叛军在铳炮声中伤亡惨重，纷纷丢下门板而溃逃。

形势似乎对前线的明军很有利，不料，叛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悄动用骑兵突袭了明军背后的粮道，烧毁了200多辆运送给养的辎重车，并夺取大批牛羊，驱赶回城。此举致使宁夏城内的粮食储备更加充足，从而增加了明军的攻城难度。

五月初二日，宁夏新任巡抚朱正色派遣新总兵董一奎护送粮草来到前线，并协助诸将攻城。各路大军全力进攻，甚至连牛秉忠在冲锋时也被弹丸击伤右臂，但仍打不破僵局。

明军久攻不下的原因之一在于前线缺乏一员得力的统帅来主持大局（当时总督、巡抚俱不在现场），以致五六万军队散成几部分，分别在不同将领的辖下各自为战。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兵部令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统率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路援军，并以御史梅国祯为监军，前往宁夏地区。

武将李如松身为提督，虽然位高权重，但是还不能独断专行，万历帝与兵部尚书石星都先后指示他要受文官总督的节制。

在李如松到达前线之前，甘肃巡抚叶梦熊携带神炮等各种火器以及400辆战车，已经在6月份从甘州来到灵州，与身在当地督战的魏学曾会合。

主动请缨求战的叶梦熊是一位杰出的军火专家，他肯定希望在战争中检验自己设计制造的各种武器装备的效能。这些武器包括大神铳、灭虏炮与轻车。

大神铳图片图
　　采自《登坛必究》卷二九

大神铳，是叶梦熊在1584年（万历十二年）任永平兵备道时制造的，这种火炮其实是在戚继光所制的大将军炮的基础上改良而成。原来，大将军炮是佛朗机样式，母铳重约1000斤，子铳重约150斤。叶梦熊将150斤的子铳改为250斤，长度变成原先的3倍，达到了6尺，如此巨大的子铳当然缺乏与之配套的母铳，所以只能放弃母铳，专用子铳。这样一来，子铳便成了名叫“大神铳”的一种前膛炮。它放在特制的三轮战车上（前二轮、后一轮），射程约为800弓（弓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800弓相当于1200米左右），发射的弹丸有五种：7斤的为“公弹”，3斤的为“子弹”，1斤的为“孙弹”，另外还有重约二三钱的“群孙弹”以及用毒药煮过的铁、瓷片，各种炮弹的总重量为20斤。据说在实战时“势如霹雳”，一次可杀伤数百敌人。经过战火考验的大神铳仅在1592年（万历二十年）就由朝廷发下共约1.2万两的银子，造了1000门，布置在甘肃一带，防御鞑靼人。

叶公神铳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二三

大神铳衍生出了一些型号，这就是《武备志》中记载的分为天、地、玄三型号的“叶公神铳”。天字号重280斤，长3尺5寸；地字号重200斤，长3尺2寸；玄字号重150斤，长3尺1寸。每种型号的炮都配有一辆三轮炮车，车型与大神铳炮车差不多，前面的两轮高一点，后面的一轮低一点，因而炮口稍为向上昂扬。

灭虏炮，用精铁95斤制成，长2尺，炮身有五道铁箍，每道箍宽1寸5分，口径为2寸3分，能发射重约一斤的丸子，射程为五六百步。战时，将三门这样的炮齐放在一辆战车上，可以轮流射击。

轻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轻型车。叶梦熊在《制轻车以备战守》一文中，认为成化年间制造的那种需要18人才能拉动的“小车”以及蓟镇现存的需要15人拉动的“偏厢车”、“飞车”等，都太过沉重，行动迟滞，所以创造出一种只需两人便可在平地推动、4人在崎岖之处便可以抬起通过的轻型战车。战车为两轮，前面有遮板，能够掩护25人，车上装有两门佛朗机、两门新制的“手上百子铳”以及火箭，而冷兵器则有六把刀枪，以及砍马刀、盾牌，甚至还有防止骑兵冲突的铁制拒马，基本做到了攻守兼顾。

现在，叶梦熊亲自参加平叛，大神铳、灭虏炮与轻车很可能伴随着增援的明军而来到宁夏战场。

灭虏炮图片
　　采自《登坛必究》卷二九

六月初六，4万官兵在征调来的苗兵的协助下，列为六营，向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发起全面出击，火炮在攻城中大显身手。

当时的火炮，尚不具备直接轰塌宁夏城这样坚固的城墙的能力，它攻城的主要手段有两种，其中之一的战术就是前文提过的，轰击城池的薄弱点——城门。但是宁夏城里的叛军早有准备，将大量的泥土堆放在城门的内侧（北门除外，这是出城外打柴刈草的专用通道），此举使攻城部队火炮的作用大打折扣。

轻车图片
　　采自《登坛必究》卷二九

既然打不开大门，那就要采取第二种攻城战术——轰击垛口了。垛口是城墙上面那一排用来掩护士兵的凹凸状矮墙，如果厚度不够，很容易被火炮轰得粉碎，这样就会使城墙上的士兵失去掩护，完全暴露在敌人各种远程兵器的打击之下，难以立足。

这一刻，明军的火炮将宁夏城上一些比较薄的垛口轰了个稀巴烂，还用火箭射中城上的角楼，熊熊烈火吞噬着楼上的飞檐，释放出滚滚浓烟。

叛军企图扭转被动局势，便开启北门，由承恩亲自带领一批家丁冲出城外，希望利用这样的出击机会，打乱对手的攻城布置。然而，在明军的反击之下，很快又缩回城内。

城墙上的垛口可以悬挂狼牙拍这种防御武器
　　采自《武备志》卷一一二

此战，宁夏城在火器的打击下几乎陷落，明军也消耗了大量的火药弹丸，在傍晚时分收兵回营。

为了提高作战效率，朝廷改组了前线将领的指挥序列，命令防守平虏卫有功的萧如薰代替董一奎，统领延绥、甘肃、固原诸路援军，以麻贵为副手。而李如松等部也于6月20日到达，驻营于城南。

从22日至27日，明军频繁地发起大规模的攻击，相继用火器焚毁城池南关的昭阳楼以及城内谯楼，并打坏三座悬楼。将士们还使用了多种攻城方式，例如在22日，搬运来3万个盛满泥土的布袋，堆放在城下，企图凭此攀登而上；23日，用云梯攻城，同时凿墙挖洞，放火烧门；27日，挖地道攻城等等。但是在叛军用神枪、盏口炮、火箭、石块等武器的坚守反攻之下，均告失败，死伤8000余人。

宁夏之战，双方僵持不下，总督魏学曾提议招安叛军，但此举遭到万历帝的严厉训斥。不久，朝廷接到在前线监军的梅国祯的报告，得知在后方遥控指挥的魏学曾领兵无方、优柔寡断，便削去其职位，正式令叶梦熊取而代之，总督宁夏，将士如有不听命者，则可以持上方宝剑于军前斩首。

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军统帅部改变进攻方式，调动军力进行筹备已久的水攻。因为宁夏城地形低下，形状就好像一个大锅里的锅底，它与金波、三塔诸湖相接近，东南也逼近观音湖、新渠、红花渠，而附近的黄河大坝水位也高出地面丈余，如果引水灌城，则城必危在旦夕。

7月18日，明军按计划在宁夏城四周筑成长堤1700余丈，目的是灌城时防止河水外泄，筑堤工程完毕之后，便决开大坝，滔滔洪水马上淹至城下。

宁夏四面皆水，深达八九尺。城墙在汹涌而来的波涛中崩坏，东西两面亦塌下一百余丈，悬楼也崩掉两座。

叛军不想束手待毙，分别在八月初五、初七两日派出数十至数百人乘舟到望军台、旧将台、东岳庙等地方架炮对准明军的排水口轰击，干扰坝上之人放水，但均被明军打退。

在此期间，明军多次击退支援叛军的鞑靼骑兵。特别是在8月21日，李如松带领部队击败成千上万名前来支援叛军的鞑靼骑兵，并追击至塞外贺兰山一带，捕斩120余首级，获得驼马无数。明军将战利品移至城下示众，叛军不禁为之气馁。

李如松（1549-1598年），字子茂，号仰城，辽东铁岭卫人。辽东总兵李成梁之长子，明朝名将，指挥过万历二十年的平定宁夏哮拜叛乱、闻名世界的壬辰抗倭援朝战争，出任辽东总兵，以其抗倭成就名垂千古，后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死后，朝廷追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

从此，宁夏叛军孤立无援。然而，一些叛军仍然顽抗到底，他们选择城内的大型屋宅，在四周砌砖，当中留出孔穴放置枪炮，着手准备巷战。

到了9月，宁夏北关在洪水的连日浸泡之下崩塌了，明军调来舟筏打算乘隙而入，大批叛军在哱承恩的指挥下匆匆前往北关阻击。不料，李如松声东击西，暗地里派遣精兵携带云梯，一举攻陷守备薄弱的南关。

叛军主力无奈之下只好分批撤入内城，哱承恩眼见大势已去，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用绳索拴住亲信张杰，将其从城上放下，潜入官军营中请降。当时叶梦熊尚远在灵州，身在前线的梅国祯决定乘机行使反间计，命令部属访得南关一个与哱氏相识的卖油郎李登，叮嘱其依计行事。

李登是残疾人，他瞎了一只眼，还跛了一足，往来城中不会惹人注意。这人带着梅国祯写好的帖子，潜入城中。

李登想办法见到哱承恩之后，便将梅国祯的帖子交给他，巧舌如簧地游说道：哱氏一族有功于朝廷，如果与鼠辈一起因叛乱的罪名而被杀，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不如杀掉刘东旸以将功赎罪。

哱承恩犹豫再三，勉强答应。

李登辞别哱承恩，转眼之间又悄悄去见了刘东旸、许朝等人，侃侃而谈，道：哱氏首先倡乱，而两位将军本是汉人，一直被哱家所轻视，何苦代人受过？不如审时度势，采取措施自保，转祸为福！

刘、许两人听后开始心动。

事实证明，这个离间计实施得很成功，叛军内部不久就互相猜疑，自相残杀。刘东旸在十五日夜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土文秀，并得意地扬言：这么好的头颅，不要让别人抢先割走了。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哱承恩已经起了杀心。他在16日前往南关布下圈套，以商量军机为由将许朝召唤过来杀掉，接着，又指使在北关的亲信周国柱向刘东旸发动突然袭击。周国柱不辱使命，在刘东旸的背后拔剑将其斩成重伤。慌不择路的刘东旸躲藏进厕所里负隅顽抗也于事无补，最终惨死在那里。

哱承恩自以为大功告成，便分别将许朝、刘东旸、土文秀3人的首级悬挂于城上，并打开城门，放各路明军进入内城。

但是，叶梦熊始终不信任拥有大量家丁的哱氏一族，为了杜绝后患，便下令用武力解决这个潜在的威胁。17日早晨，哱承恩到南门拜谒梅国桢时，被参将杨文所擒拿。李如松调兵包围哱拜家。哱拜指挥家丁顽抗，在抵抗不住的情况下仓皇悬梁自缢，亲属则阖室自焚。

李如樟的部下何世恩从灰烬中找到哱拜的尸首，割下了首级。哱拜的儿子哱承宠、养子哱洪大、土文德等人则相继成为俘虏，后来都被判处死刑，被朝廷命官杀于西安市中。

宁夏之乱至此完全平息。9月18日，叶梦熊从灵州赶到，与朱正色、梅国祯等携手进入宁夏内城，慰问宗室士庶、安抚百姓。军民聚首，一起齐贺劫后重生，共享太平。

十七　抗日援朝

抗日援朝战争是万历三大征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战争。

这场战争发生于公元16世纪后期。当时，日本各地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陆续屈服于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丰臣秀吉的武力之下，全国获得了统一。作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要求朝鲜臣服于他，但遭到拒绝，因而在1592年（万历二十年）发动20余万大军，渡过朝鲜海峡，于4月13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开始了侵朝战争。以小西行长为首的中路军一马当先，经釜山、梁山、忠州、密阳、仁同、尚州、闻庆等地，抢先攻克朝鲜的京城——汉城，朝鲜国王李昖北逃。随后，加藤清正的北路军由蔚山、熊川、庆州等地到达汉城。不久，南路军在黑田长政的带领下经金海、昌原、清州等地，也到达了汉城。

丰臣秀吉
　　1537－1598年，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及大名，本是一足轻（下级步兵），后因跟随织田信长而崛起，自室町幕府瓦解后再次统一日本，并发动万历朝鲜战争。

三路日军在汉城会师之后，继续北上，攻克开城。其后，小西行长率部北上平安道，并占领平壤。加藤清正带领部属向咸镜道前进。黑田长政则负责经略黄海道。除此之外，陆续参战的各路水陆军队首长还有毛利吉成、福岛正则、小早川景隆、毛利辉元、喜宇多秀家、羽柴秀胜、藤堂高虎等，分别驻屯于朝鲜境内群邑之中。

各路日军如猛虎下山，到处张牙舞爪。国小兵寡的朝鲜，一个城池接一个城池地沦陷，军民望风皆溃，国王李昖放弃京城，逃到义州，接二连三地派使臣赴明朝求援。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明朝，虽然已经逐渐平息了倭寇在沿海地区的侵扰，但是对日本仍存戒心，对日本的海外扩张政策不会坐视不管，遂决定进行抗日援朝。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7月，明朝以副总兵祖承训等率兵5000为先头部队，进入朝鲜，企图虎口拔牙，从敌人手中收复平壤。当时，平壤城附近的日军兵力为二万余，统帅是所向披靡的小西行长。

明军不顾双方兵力悬殊的事实，在雨天中发动奇袭，强行突入平壤七星门，然而城内却是一片泥泞，骑兵的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前来迎战的日军人马全部披上鬼面、狮头等饰物，使陷入泥淖中的明军马匹惊恐不安。

日军普遍装备的火器是鸟铳（日本人叫“铁炮”）。这种火器源自16世纪中期从葡萄牙传入的火绳枪。从外国传入的还有佛朗机（日本人称为“国崩”或“罗汉筒”，类似的火炮多数由明朝传入）、加农炮等。除了铳炮之外，日军还装备了一些火器，以爆炸性火器为例，有用纸制成的纸炮以及用铁制成的铁炮，这类火器在纸壳或者铁壳里面装填上混合了铁片、砖石等碎屑的火药，用点燃引线的方式引爆。

此刻，平壤城内杀声震天。日军用鸟铳从左右两个方向进行夹击，经过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兵折将——游击史儒以及两名千总均中弹而亡，祖承训不得不引兵退回境内。

明朝在这次前哨战中初次尝到了日军鸟铳的厉害，受到了因轻敌冒进而挫败的教训，转而改变策略，准备先礼后兵，一面派人与日军和谈，一面重新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因为日本在其后的和谈中坚决不肯撤军，所以战火重燃只是时间问题。同年八月，万历帝任命宋应昌为经略，立即着手重组远征军、筹集兵器以及加强沿海防御等战前准备工作。

再次赴朝参战的明军主力，有北兵与南兵之分，北兵包括来自蓟镇、宣大、保定等地的官兵，而南兵将士大部分是浙江人，其中一些北兵与南兵，与在1588年（万历十六年）病逝的戚继光有很深的渊源。例如带领五千人先行出发的吴惟忠，便是戚继光的老部下，他曾经在抗倭战场上久经考验。

远征军的提督为李如松，其余各路军队分别是以杨元为首的中协（协是军队的一种编制）、以李如柏为首的左翼、以张世爵为首的右翼，共3.1万余人，大半是骑兵，还有步兵，车兵只有2000名。

明军装备的火器有铜铁大将军炮、佛朗机、灭虏炮、虎蹲炮、百子铳、三眼铳、快枪、鸟铳、神火飞箭、毒火飞箭。火器要在镰、钩、刀、镋钯、弓箭等冷兵器的配合之下作战，根据南方御倭战争的经验，还专门派人到江南购买狼筅、长枪等。车营拥有轻车、大将军滚车、灭虏炮滚车等战车，可能还有宋应昌设计制造的一字车。

为了防止日军在沿海登陆，明廷指示蓟辽总督，山东、顺天、保定、辽东等地的巡抚以及天津、永平、山东、辽东等地方官员，要求他们给部队再增加一些车载大将军炮、虎蹲炮、灭虏炮、涌珠炮等火器，并多制造些战车与鹿角，此外还要准备好福船、仓船、沙船、唬船等各类战舰。战舰上的水兵一般使用佛朗机、三眼铳、快枪、鸟铳、长枪、飞镰、标枪、弓箭等武器，至于大将军炮、虎蹲炮、灭虏炮等火炮因为后坐力比较大，发射时会对船身造成损害，所以平时不会轻易使用，只有危急的时候才会动用。

鉴于日军的鸟铳太过厉害，为此，很多明军在战前准备了高7尺、阔1丈2尺的大棉被，用以遮挡弹丸。然而，根据宋应昌做的试验，日军鸟铳在80步之外，能击破二层湿毯被子，在50步之外能击破三至四层湿毯被子，可见棉被遮挡弹丸的效果有限，故此，宋应昌建议入朝将士临阵作战时，要在敌营四百步之外施放大将军炮，等到日军鸟铳射完弹丸之后，再向前进军。

总的来说，日军鸟铳虽多，但火炮的数量却远远比不上明军，因而火力处于弱势。

再说李如松率兵马四万人渡过鸭绿江之后，在部分朝鲜军队的配合之下，向平壤进军。他为了迷惑日军，派使者到日军统帅小西行长处，磋商议和之事。

小西行长深知明军这次是有备而来，不可力敌，故也愿意议和，他礼尚往来，派出20名日军将士来到平壤郊外迎接李如松，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这些人当场被明军捉获3人，其余的或死或逃。李如松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对再度前来质问的日军使者好言相慰，稳住了局面。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正月六日，平壤的日本人衣装整洁，夹在道路两旁，小西行长打算将李如松接进城内的风月楼，大家重修于好，化干戈为玉帛。这时候，大队明军兵临平壤城下，一片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日军在紧张气氛之下猛然醒悟过来，闭城拒守。至此，平壤之战正式爆发，这是一场用火炮与鸟铳互相射击的大规模战事，表明古代战争，同样也可以出现现代战争那样的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场面。

平壤之战
　　20世纪之前，有三次著名的平壤之战。第一次是唐军与高句丽、百济军的作战；第二次是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军和朝鲜两国联军在平壤围歼日军的攻坚战；第三次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之间在朝鲜平壤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

平壤东南两面临江，西面靠山，而北面的牡丹峰形势险要，峰上有耸立的牡丹台，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城外的牡丹峰驻扎着1000多名日军。统帅小西行长也被困在牡丹台上。

平壤的日军四处设立拒马、地炮（作用相当于地雷），陈兵以待。配合明军作战的朝鲜军队在李益、金应瑞等人的带领下进攻城东，被日军守将宗义智击退。这时，一部分佯攻平壤的明军将士在退却时掉下了10余面铁盾。城内日军蜂涌而出，抢夺铁盾，乱成一团。明军乘机回击，日军慌忙逃窜入城。一时间，双方你来我往，场面混乱不堪。小西行长亦借机乘乱从牡丹峰突围而出，回到了平壤城。

当晚，明军用火箭击退了夜袭的日军。

正月初七，三营的明军又向平壤的普通门发起骚扰式的攻击，用佯退的战术吸引部分日军出城追击，然后再回师，斩首30余级。

经过连日来的试探性进攻，总攻终于在正月初八开始了，各路明军依次渐进，尘土飞扬。其中，游击吴惟忠、副总兵查大受攻击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协都督张世爵攻击七星门；左协提督李如柏、参将李芳春攻击普通门；副总兵祖成训、游击骆尚志与朝鲜兵使李隘、防御使金应瑞等攻击含球门等等。粗中有细的祖成训利用日军轻视朝鲜军的心理，命令部属故意伪装成朝鲜军，企图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为了迅速拿下平壤，根据“围师必阙”的作战原则，明军统帅部布置的战线故意在东门方向开了个缺口，以供日军弃城而逃。

各路明军相继用火炮及火箭一齐射击敌人的阵地。遗憾的是，威力最强大的大将军炮由于体积庞大，行军速度缓慢的原因，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否则当面顽抗之敌，必像螳臂当车般化为齑粉。尽管如此，佛朗机、灭虏炮、虎蹲炮等火炮的吼声还是如万雷齐响，一时间地动山摇，硝烟弥漫，天地晦暗。火势随着西风蔓延入平壤城内。一些火箭据说是有毒的，敌人闻了毒烟会头昏呕吐，而攻城的明军则口含解药，有备无患。

日军主力几乎尽数登城，20余里的城墙之上四处插着旗帜，他们在对手发射的炮弹及火箭的压制之下顽强地反击，不断施放鸟铳、砸下大石、泼洒汤水，使攻城的明军一度退却。李如松率领500余骑兵在城下来回指挥，并亲手杀死了一名退却的士兵，示众于阵前。

杨元、戚金等将士在炮火的掩护下经过浴血奋战，首先登上城墙。不久，李如柏、李芳春杀入了普通门。祖承训的部队也脱下朝鲜服饰，露出明军铠甲，他们不顾紧急赶来堵截的日军在城上施放的枪弹及巨石，进行猛攻。游击骆尚志将小型铳炮夹于腋下，大呼连放。率领浙兵强行登上了含球门。而李如松直接下令明军用两门大炮轰碎了七星门的城门，明军步、骑乘胜进入城内。游击吴惟忠也率军攻上了城外的牡丹峰。各路明军捷报频传，纷纷突破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进入平壤。

城内的明军搬运柴草，四面堆积在一些日军据守的房屋外面，放火焚烧。

但是，日军早已经在牡丹峰、七星门、普通门、风月楼及平壤城内其他地方筑了大量叫做“土窟”的坚固工事。这种工事可以躲避炮火，修时要首先掘地，然后再用石块及泥土筑成墙，上面布满了安放鸟铳的洞穴，密密麻麻，就像蜂窠一样。土窟规格不一，有宽有窄——据说宽的甚至能容纳万人，大量日军藏身于这样宽阔的土窟之内，就可以布阵。因为当时的鸟铳装弹速度慢，为了连续射击，所以将射击队员分为几排——当第一排射击完毕，再轮到下一排，周而复始，以便保持密集的火力。

藏身于土窟之内的日军拼命抵抗，明军一时难以攻下。李如松在督战时坐骑被鸟铳打死，换马再战的时候一不留神吸入了毒烟，鼻孔流血，但是，他面不改色，继续坚持在岗位上指挥。李如柏的头盔也被鸟铳击中，幸亏盔中绵厚，未至重伤。吴惟忠的胸部中弹负伤，而骆尚志在登城时也被巨石砸伤足部。仗打到这个地步，明军已经伤亡数千了，只好暂时休战，班师回营。

经过一天的激战，日军损失惨重，小西行长见援军不至，便有意突围，下令一位叫做大石荒河助的勇士，脱下铠甲，身着单衣攀登上高楼，冒着被弓矢炮弹射中的危险，侦察出一条具体的突围路线来。而这时候的李如松为了避免继续攻城而增大伤亡，也派出使者要求日军统帅小西行长退出平壤城，小西行长随即予以答应，率领着不满五千的残部撤离平壤，狼狈南逃，其中有部分日军在逃亡路上遭到了明军及朝鲜军堵截与伏击。

据统计，明军斩获日军的首级就达到1647颗。但日军的伤亡总数不止这些，其连同被炮火轰炸、硝烟熏烧及其他原因而死的，总损失超过万人以上。而明军阵亡796人，受伤1492人。

小西行长幼名弥九郎，是商人小西隆佐的义子，娶了隆佐亲女小珠后被委派至冈山鱼服屋处与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进行贸易，有一次正逢直家外出时遇到三浦家遗臣的袭击，当时直家身边并没有带护卫只有几名小厮，此时弥九郎挺身而出击退了刺客，使直家安全脱困，此事之后弥九郎受到直家赏识将他由商人破格拔擢为武将。曾为肥后二十四万石大名。参加了侵朝战争，并曾担任和谈使者。在中国史籍中多有记载。关原之战中失败，被处斩。

此战，各种火器出尽风头，大放异彩。明军的火炮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日军的鸟铳，赢得了荣誉。朝鲜的史书《宣祖实录》记录着朝鲜国王李昖与曾在现场观战的臣子李德馨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问答，当时李昖问道：“铳筒（指日本人的鸟铳）之声，不与天兵（指明军）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李昖赞叹道：“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

平壤之战结束之后，明军中协在李如柏的带领下继续南下，向开城前进。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等各路日军纷纷弃地南移，向汉城方向撤退，但是加藤清正所部仍然滞留于咸镜道。

正月二十日，明军收复开城，连战连捷，渐渐产生了轻敌之心。李如松错误判断日军会继续采取避战的策略而收缩防线，他不管道路在连日大雨之下泥泞深达膝部，迫不及待地指挥各路精锐骑兵，马不停蹄地向南疾进，直逼汉城。

当时集结在汉城的日军大约有5万，主要将领有宇喜多秀家、小早川景隆、黑田长政、小西行长等人。他们得知明军南下的消息之后，决定先派出搜索队伍到临津江南岸备战，大批人马尾随其后。留在汉城的只有小西行长等部队，作为后备。

明军先头部队大约3000骑兵在孙祖廉、查大受、祖承训以及朝鲜将领高彦伯的率领下，在迎曙驿击破部分日军的阻拦，于27日前进到砺石岘，在那里碰到了大队汹涌而来的日军人马。

身先士卒的日军先锋立花宗茂，身上的铠甲竟然在两军交锋时被射满了箭，就像刺猬一样。可是，明军终究是寡不敌众，只得暂时撤离战场。一场双方不期而遇的前哨战匆忙地结束了，但这只是即将来临的更激烈战斗的前奏。

这时，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等人已经从汉城赶来增援，作好应付明军的第二轮攻击的准备。他们在砺石岘的山岭之下排列了三队军阵，还在岭上布置了一支奇兵，以便策应。

宇喜多秀家
　　1573-1655年，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大名。丰臣秀吉的养子，为丰臣秀吉统治时代的五大老之一，其治绩也被人称为“备前宰相”。1592年，参与文禄之役，并担任大将，在碧蹄馆之战中，担任后阵的本队总大将，与先锋队总大将小早川隆景联手设伏，一度使轻骑冒进的明军李如松部陷入苦战。

大战一触即发，军情刻不容缓。李如松率数千骑兵快马加鞭，经惠阴岭从后赶上，谁料欲速不达，他在途中马失前蹄，竟从坐骑的背上摔了下来，致使脸部受伤。尽管如此，明军还是及时赶到了战场，指挥各部向砺石岘进攻。

明军这一仗打得比效仓促，以致炮兵没有及时跟上，前线将士仅能发射随身携带的神机箭。密集的箭雨一度迫使日军后退，但是，兵力占优势的日军很快卷土重来，很多人从砺石岘的山岭背后涌出来乱射鸟铳，呼叫着前进。

两军迅速拉近距离，展开白刃战。不久，明军将领杨元等人也带队赶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将士的弓箭即将用尽，有人竟陷入了徒手搏斗的劣境，而另一些将士的短剑钝劣，抵抗不住挥舞着三四尺长刀的日军，不得不且战且退。明将李宁在混战中被弹丸击中左胁，左手也被砍伤。

李如松左冲右突，在混战中从马上摔下，一名披戴金甲的敌人扑上前来正欲痛下杀手，家将李文升拼死相救，以自己的身体遮掩主帅，虽然不幸身中钩枪而死，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李如柏等人及时回援，驱逐敌人。

李如梅一箭射死那名异常活跃的金甲日将，消除了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再说李如松目睹爱将李文升战死，情不自禁地大放悲声，痛泣不止。接着，他被众将士扶持上马，从惠阴岭返回坡州。而进至惠阴岭的日军也不敢穷追，撤回了汉城。

战后，各国史籍对参战军队伤亡数据的记录比较混乱。宋应昌在战后给朝廷的《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中转述李如松自我统计的伤亡数据是：阵亡官兵264人、伤49人，当阵斩获敌人首级167颗。日本史籍（《征伐记》、《秀吉谱》等）承认己方损失数百，明军则战死1万，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在后撤时掉入河中淹死的人数。可是朝鲜《宣宗实录》却记载明军“死者数百”，而斩获日军的首级却有一千余级之多。

归根结底，明军在野战受挫的原因在于李如松用兵不当，他在天气不适合骑兵作战的情况下还带领部分马队轻装前进，故在战时缺乏炮火的支援而被日军用鸟铳压制，近战中又寡不敌众，最终铩羽而归。

李如松回到坡州，其后又退回平壤，只留下王必迪等将领驻守开城，原因是担心平壤会遭到咸镜道的加藤清正的袭击。不久，孤军深入的加藤清正也率部翻山越岭，向南撤返。

在此期间，朝鲜各地抵抗入侵的军事行动风起云涌。重新布防的明军也没有按兵不动，终于打出了一张好牌，于2月15日分兵越过临津江，奇袭汉城附近的龙山仓库，烧毁了数十万石屯粮，使日军陷入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困境。尽管日军出动大批部队往郊外四处搜掠，但在战乱频繁，老百姓饿殍载道的局势之中，获得的物资毕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汉城守军难以长期依赖从遥远的釜山地区运粮接济，这样就促成了日军急于和谈，甚至不惜把汉城让给明军而南返釜山。

明朝中枢主政者也主张与日军谈判解决问题，再度派出使者前往斡旋。虽然日军在和谈期间不断在背后搞小动作，连犯咸安、晋州等地，但是明朝还是与日军在同年九月达成了第一次停战协议。

尽管和谈时间长达3年，然而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给好战分子延长了备战的时间。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丰臣秀吉终于对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感到不耐烦，亮出了拒绝明朝册封的底牌，再次大举出兵朝鲜，和议就此破裂。

加藤清正幼名虎之助，是初代熊本藩主。出生于尾张国中村。由于与羽柴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有血缘关系，故开始追随秀吉。在壬辰战争中，率军至朝鲜，俘虏过朝鲜王子临海君与顺和君，也曾与小西行长共同担任先锋攻取全罗道，并在蔚山城成功抵挡明将杨镐大军的攻势。由于与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等丰臣政权的文治派屡有摩擦，故在秀吉死后开始接近德川家康。1599年与福岛正则、浅野幸长等人共谋杀害石田三成未遂。1600年关原之战时，站在家康的东军一方，留在九州牵制当地的西军势力。战后论功行赏，获得小西行长的领地，成为肥后52万石的大名。1611年曾到京都二条城，为家康与丰臣秀吉之子秀赖进行斡旋。该年病死于肥后的主城熊本城，终年50。

当战争又一次爆发的时候，明军却显得准备不足，主力已经在和谈期间由李如松等人的率领下分批撤回，只留下吴惟忠等少部分人马驻屯于朝鲜，难以力挽狂澜。在此风雨飘摇之际，下一步何去何从，考验着中枢的执政能力。

十八　时移势易

当10多万日军再次侵略朝鲜的消息传来时，明政府逮捕主张和议的兵部尚书石星以及参与和谈的沈惟敬等人，决策重新备战，并相继任命右都御史杨镐为经理朝鲜军务，兵部尚书邢介总督蓟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再次出兵援朝。

回顾明军第一次出兵援朝，最出色的战绩肯定是平壤攻防战的胜利，而在碧蹄馆的野战则稍为逊色。巧合的是，第二次出兵援朝刚开始时也是打了一场攻防战与一场野战，地点分别是在南原与稷山，不过结果却与第一次援朝的战绩相反——攻防战失败了，野战却获胜。

下面先说说南原攻防战。这场战事与平壤之战的不同之处在于日军是攻方，而明军则变为守方。

明军3000先头部队在杨元的率领下入朝，于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初八先到达汉城，随后动身南下南原。

悬廉图片
　　采自《武备志》卷一一一

南原府，位于全罗道，管辖着一群九县，战略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明将骆尚志在第一次援朝时曾经驻防此地，他过去在国内沿海地区服役过，具有御倭的经验，他按照浙江地区城池的标准重修南原城，城墙上的很多垛口都挂了“悬廉”。悬廉可以用来阻挡对手发射的弹丸与利箭，具体做法是在墙垛与墙垛之间装上一个木架，木架上面悬挂着用水浸湿的毯子或者棉被，以掩护士卒。

现在接手南原防务的杨元是北方骑兵将领，虽然对守城不太在行，但是自从来到南原之后，还是花了很大力气继续修城，他将南原城的高度增加了一丈，又将城外的壕沟深掘一二丈，同时在羊马墙上钻了很多孔眼，以便射击火器，另外，每个城门还安装上了3门大炮。不过，百密一疏，原先挂在各个墙垛之间的一些悬廉，却得不到妥善的管理，日益损耗，形同虚设，结果导致在随后的攻防战中吃了大亏。

这一年的7月，日军在全罗道全歼了朝鲜将领元均率领的水师，攻占了南原的屏障闲山岛，兵分三路北进，左路从庆尚道经云峰地区而向南原，共5万余人，由宇喜多秀家为将，小西行长为先锋。右路从庆州经密阳、大丘、全义馆前进，也有5万余人，由毛利秀元为将，加藤清正为先锋。还有一路偏师经釜山，自密阳、玄风进入忠清道，作为策应。

山雨欲来风满楼，南原首当其冲。此刻城内除了杨元辖下的3000明军之外，还有部分朝鲜地方军民配合作战。这点兵力与日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无疑处于劣势。

日军左路军在登陆水师7000多人的配合之下，派出百余人作为先锋，以疏散的队形，排成数行，于8月3日对南原发起试探性攻击，他们来到城下发射鸟铳，守军以胜字小铳（朝鲜仿制明朝的手铳）等火器反击。

胜字小铳无论是射程还是准确度都比不上鸟铳，守军在与日军的对射中伤亡比较大，战局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状态。

第二天，小西行长指挥日军再次进攻。南原城的南门之外本来有很多稠密的民居，守军为了避免这些房屋成为敌人的庇护所，早已放火将其焚毁，但毁坏得不够彻底，还残留下部分石墙。这时候，日军便利用这些残存的石墙作为掩体，躲藏在后面射击鸟铳。城上一些墙垛之间由于缺乏悬廉，致使部分守军被城下的火器打得不敢朝外窥探。

日军还在城的东南一隅搭起了可以俯瞰城墙的高棚，由上往下施放雨点般的弹丸，使城上的守军几乎难以立足，有些墙垛基本处于无人防御的状态。城中将士为了扭转劣势，派出突击队冒死出击，亦无功而返。

志在必得的小西行长派遣使者进入南原游说杨元让出城池，以保性命。杨元态度强硬，斥退使者，他当众撕烂劝退书，掷地有声地宣扬：我15岁从军，横行天下，从未退缩过！

也许，这时的杨元还在盼望援军能及时赶到呢。

但是，守军望眼欲穿的援军迟迟没有来到，而日军的攻城却一浪接一浪，日夜不息。8月18日是关键的一天，日军一面集中大量鸟铳，利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明军；一面在郊外采集大量柴草树木，堆放于城下，使这些东西堆积的高度渐渐与城齐平。而城上的明军早已被鸟铳打得不敢露面，根本无还手之力。当鸟铳之声突然停止的时候，日军已经蜂涌而至，成功攀登上了城头。

城内的明军在突围时与日军展开激战，一时间血肉横飞。身负重伤的杨元在连中二弹的情况下仍然携带着十多名亲信杀出一条血路，闯出西门，逃回汉城，他虽然在战场上捡回了一条命，不久却因丧师失地有罪而被朝廷正法。

南原之败导致明军全线动摇，这一点与日军在平壤败后的情况差不多，正是“此一时，彼一时”。全州守将在南原失守之后亦弃城逃遁，全罗道北部就此沦陷。

日军左右两路人马于8月20日在全州会师，总数大约为12万人，相继向汉城进军。

汉城的明军不足8000人，由于兵力过少，一些将领建议固守待援，不主动应战。然而，从平壤急驰而来到汉城主持大局的杨镐，猛烈抨击了军中存在的消极避战的思想，他与麻贵商定选择精兵，立即主动南下，对日军的先头部队进行迎头痛击，以挫其锐气。就这样，副总兵解生、参将杨登山、游击颇贵以及牛伯英等奉命带领两千名精兵作为先头部队南下，朝鲜的李元翼部作为疑兵，也行至清州地区。

南下的明军与北上的日军，在稷山附近狭路相逢。那一带地形狭窄，不太适合大部队作战。

当时，日军先锋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毛屋主水等率领少数将士正在渡河，他们皆穿白衣，打扮得与朝鲜人非常相像。

明军一时大意，放松了警惕，直到对手施放鸟铳时才恍然大悟。将士们连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盾，排在阵前，用来阻挡日军的鸟铳，所以损失不大。同时，骑兵隐敝在阵后，时不时瞅准机会出击一下，有效地杀伤敌人。

背水作战的日军兵力单薄，缺乏战胜明军骑兵的信心，企图撤退。但是他们担心在撤退时遭到明军的追击而损失惨重。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糟糕的情况，毛屋主水建议先挑选出一批壮士猛攻明军，然后再从容撤回。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妙计。那些经过精心挑选出的日军将士，在部队齐射鸟铳的那一瞬间所形成的浓烟的掩护下，以最快的速度冲入明军的盾阵之中，挥刀乱砍。明军一时措手不及，阵线稍为向后移动。

日军将领们按照原定计划，打算利用明军暂时退却这个难得的喘息机会迅速撤离战场，回到后方。然而，他们身后的河中仅有一道桥，仓促之间难以让所有的日军迅速返回，正处于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两难境地。

黑田图书助别称综右卫门、惣吉、直氏、惣左卫门，(1564——1609年），官名图书助，最终石高，一万二千石。黑田职隆的四男。母亲是母里小兵卫的未亡人。黑田八虎之一。图书助的马印“地黑白蛇目挠”与长政以前所用的“白饼纹”相似，故后改为“蛇之目纹”。图书助生于姬路，随其兄出仕秀吉，后于大和郡山仕秀长。与郡山城县臣藤堂高虎交好。丰前入国后领取四千五百石，并随如水参战小田原之阵。文禄、庆长之役中跟随长政，率一百十二人的旗本队于稷山立得战功。关原合战时跟随如水，富来、柳川攻城中表现活跃。筑前入国后领取秋月一万二千石。图书助笃信基督教，增接受洗礼，并保护有信徒二千人。晚年，图书助常在枕边阅读圣经，并留下要求其嫡子贯彻其信仰的遗言。后其子由于基督教禁止令而弃之。至四代目开始改姓由良（图书助之妻是北条家臣由良新六郎的女儿），领取一千二百石直至明治。

这时，在后方听见铳炮之声的黑田长政急忙率领三千士卒赶来增援，正巧到达彼岸观战的猛将黑田三左卫门眼见军心不稳，不禁大吼一声，以“这是我战死的地方”为号召，带领着一批亡命之徒立即渡河参战，这些家伙向着从前线撤回的士兵的相反方向，越桥而过，冲到最前线去厮杀。在这名猛将卖命的鼓舞之下，各路日军士气为之一振，一些原来打算撤退的将士也转过身来，前脚跟着后脚，纷纷重新杀回去。

日军射击鸟铳，明军则连放火炮，空气中硝烟弥漫，火药味浓郁。两国将士们不约而同地拼命穿过枪林弹雨，贴身搏斗，四处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此情此景，正像一首著名的唐诗中所说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指宝剑）为君死。”诗人李贺在《雁门太守行》的这一名句非常出色地描述了古代将士为报国恩，殊死作战的精神，这种忠君思想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日两国，可谓根深蒂固。

双方在一天之内打了六个回合，不分胜负，直到日暮，各自收兵，安营扎寨。

鹤翼阵
　　古代阵法，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以重兵围护，左右张开如鹤的双翅，是一种攻守兼备的阵形。战术思想是左右包抄，鹤翼阵要求大将应有较高的战术指挥能力，两翼张合自如，既可用于抄袭敌军两侧，又可合力夹击突入阵型中部之敌，本阵防卫应严，防止被敌突破；两翼应当机动灵活，密切协同，攻击猛烈，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

当晚，解生与诸将密议时指出明天必然还有激战，他鼓励部属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因怯战而死于军法。

第二天，日军经过精心准备，摆出鹤翼阵，张开左右翼前进。纵横驰骋的明军骑兵以炮声为号，舞动着铁鞭，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在此之前，杨镐派出2000余骑兵，由游击摆赛带领，与解生等人在振威会师。而千总季益乔、把总刘遇节等部亦在作战时前来增援。

实力得到加强的明军在素沙坪等地与日军大战，并斩其骁将叶一枝。因为这场混战的地点位于山间偏僻的道路，所以兵力难以充分舒展。双方打了个天昏地暗，都没有达到彻底击败对手的目的。其后，日军虽然一度撤退，但不久便与毛利秀元带来的大队人马会师，战斗力重新得到恢复。明军没有穷追，返回水原。而集结在稷山附近的日军也不再主动发动攻势，慢慢地向天安方向撤退。两军又回复到了相持状态。

稷山一战，奇迹般地阻止了以破竹之势挺进汉城的日军，影响了整个战局，成了一个战略转折点。对明军而言，这次野战的结果具有积极意义，比起第一次援朝时的碧蹄馆之战，要好得多。

十九　攻坚硬仗

万历年间，明军用火炮攻坚，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绩，例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李成梁在东北攻打女真城寨、叶梦熊总督各路明军平定宁夏之乱以及李如松的平壤攻坚战等等。那么，明军用炮攻坚，是否打过败仗呢？这个问题将在随后叙述的蔚山之战中找到答案。

日军在稷山之战后，放弃了进军汉城的战略意图，而大部队盘踞的忠清、全罗、尚庆等地区，难以供应所需的全部粮草。因为当地很多城镇已成为废墟，老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在朝鲜待下去，只能依靠本国从海路运来粮食，再输送给前线。

日军将领为了能够在不饿肚子的情况下长期驻扎下去，不得不缩短运输线，将各路军队撤到朝鲜半岛南端，总计13万多人马环绕着千余里的沿海地带安营扎寨，扼守要害之地。具体的布置是：

岛津义弘
　　1535－1619年，日本战国时代九州萨摩大名。曾率领萨摩军团辅佐父亲岛津贵久及兄长岛津义久统一整个九州，时人称之为“鬼岛津”、“鬼石曼子”。后丰臣秀吉讨伐九州，其兄义久投降后隐居，由其继任家督一职。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岛津义弘也参与其中。关原合战中从属西军，西军败阵后，义弘血战逃脱。战后，德川家臣井伊直政极力求情，才得以免罪。

岛津义弘（明人称其为：石曼子）等人驻于驷川。

立花宗茂、有马睛信等水陆部队驻扎在从南海到唐岛之间的2000余里范围之内。

锅岛直茂等部驻在距离唐岛十里之遥的竹岛。

黑田长政率部驻于竹岛以北的梁山。

喜宇多秀家、毛利秀元驻军于梁山以北的釜山浦。

自釜山以北14里之外为西山浦，从西山浦以北再走两日路程便到达蔚山，加藤清正驻于此地。

小西行长驻守于蔚山之北的顺天。

上述军事据点首尾相连，以便互相救援。

日军既然退而采取守势，明军也就顺水推舟，采取攻势了。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11月，总督邢调集宣大、浙江、福建等处的兵力开进朝鲜，与麻贵、杨镐等人会师，决定使用5.7万余人，分路夹击东南沿海的日军。其中，左协有1.26万人，由副总兵李如梅统领，部将是卢得功、董正议、茅国器、陈寅、陈大纲。中协有1.17万人，由副总兵高策统领，部将是祖承训、颇贵、李宁、李化龙、柴登科、范进忠、吴惟忠。右协有1.16万人，由副总兵李芳春、解生率领，部将是牛伯英、方时新、郑印、王戡、卢继忠、杨万金、陈愚闻。而邢坐镇汉城，杨镐与麻贵则带领部属彭友德、杨登山、摆罢、张惟城等将领以及本部人马8500人，亲赴前线，居中调度。朝鲜方面也出动万人左右，配合明军作战。

杨镐与麻贵指挥左、右两协，途经忠州、鸟岭、庆州进攻蔚州，目的是歼灭加藤清正部，而中协则驻于宜城、庆州，监视全罗地区。另外，董正谊率领千余骑兵及部分朝鲜军队从南原前往顺天，一路大张旗鼓，作为疑兵以牵制小西行长。

当明军主力到达蔚山一带，距敌寨60里驻营时，将士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麻贵召见辖下将领杨登山、摆赛、颇贵等人，问他们之中哪一个愿意当先锋？这三位将军都争先恐后地表态，抢着打头阵。麻贵斟酌再三，决定让骑兵将领摆赛做先锋。不料，求战心切的杨登山当场动了怒，差点儿要挥拳殴打摆赛。由此可见，战前的明军，斗志很是高昂。

蔚山不算很高，与南面的岛山互为犄角，当时，在这两座山上凭险固守的是加藤清正的部下加藤安正。而清正本人早前已经离开此地，前往西生浦的机张地区主持筑城。

麻贵和他父亲麻禄、哥哥麻锦，都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边防重要将领，在反对外族骚扰、保卫边疆战斗中立下了不少功劳。特别是麻贵，以勇武出名，他先后转战在今雁北：内蒙以及宁夏一带，镇守大同、延绥(今陕西榆林)，名声很大。

但明军一直以为加藤清正就在蔚山之内，原因是有一股前来蔚山协助筑城的日军，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了围城的明军，便果断冲过封锁线，进入蔚山协守。这股军人以浅野幸长为首，明军误认为他是加藤清正。

战斗终于打响了，明军先锋摆赛与千余骑兵杀向蔚山，不断地发射火箭意图引诱敌人出城外作战。

日军果然中计，派出部队冲出城外应战，但不久便失利而回，并损失了一员将领。因为他们遭到随后赶来的杨登山等2000名骑兵的拦腰截击。

明军水师亦不甘落后，杨芳春、解生等人率舰队在蔚山与岛山之间的河道中巡逻，放火焚烧岸上的房屋，还企图乘着烟雾登陆攻城，但被日军用火炮击退。

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24日，那天黎明，杨镐这个书生亲临前线，披挂着铠甲督战，各部队击鼓呐喊，顺风向着蔚山发射各种火炮及火箭。一时间，风猛火烈，烧毁了城中很多房屋，硝烟笼罩了半个天空。

游击茅国器统领浙兵首先冲锋陷阵，连战连捷，斩获661颗首级，副将陈寅在战斗时全然不顾在半空中到处乱飞的弹丸与利箭，振臂呐喊，带头摧毁了数重木栅，明军一鼓作气攻克了外城，日军受挫退保内城，坚守不出。就在明军进展顺利的时候，杨镐却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要求茅国器暂缓进攻，组织手下割取日军战死者的首级。原来杨镐希望左协主将李如梅能够争取时间从后面赶上来，获得首功，皆因这两人曾经在辽东一起共事，关系非常好。然而等到李如梅来到现场时，已经失去了迅速夺取内城的战机，因为日军利用这段时间重新布置，加强了防线。

内城建立在险峻的山坡上，共由三座全部用坚石砌成的城堡组成。城上建着仿佛像敌台一样跨出城外的房屋，日军士兵躲藏在里面，通过射孔不停地往各个方向施放弹丸。明军搬运来大堆柴草树木，企图焚烧内城。然而，抱着草束的将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很难接近城下。

仗打到这一步，当然需要用大炮来助阵了。可惜大将军炮、大神铳这些炮过于笨重，在崎岖曲折的山路上移动比较麻烦，未能及时出现在战场上。实际参与攻坚的是大碗口炮，但是，这种旧式火炮的炮口是呈碗口形状敞开的，膛压低、射程近，发射实心弹轰城时威力有限。不过，它倒是可以发射一些空心爆炸弹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那时天气寒冷，日军往城上洒水，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弹丸撞击在滑不溜手、坚硬如铁的冰城上面，就会打滑，而火箭射中那里更是马上熄灭，效果大打折扣。

心急如焚的杨镐现在不想再拖延下去，便亲自点将，强令首先攻克外城的陈寅再显身手，带队突击，希望能够重演夺取外城的一幕。没料到时过境迁，身先士卒的陈寅在硬攻日军精心布置的火力点之前负了伤，先后被弹丸击中牙齿与脚，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陈寅(？－1621年)，字宾畅。祖父保儿曾任金乡卫中所百户，入卫籍。住金乡山后街油车巷口。陈寅臂力过人，路遇奔马，便揪住马尾倒曳而回。万历初年袭百户职，任金磐把总。以战功升为督标左营游击将军。

日军的鸟铳打得比较准，在守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射中的明军将领除了陈寅之外，还有陈愚闻，后来陈万金也在攻城时被弹丸击伤，不久伤重而亡。

久攻不下的明军撤至日军火器的射程之外，并分兵驻守西生浦、釜山方向，准备堵截日军援兵。一天之后，明军在进攻依山而建的岛山城时，终于出现了奇迹，有十多名壮士从东面登上了城头，遗憾的是，后继部队没有及时跟上，致使城上的明军全体战死，无一人生还。

蔚山地区的战斗连续十多天没有停顿过，战场上炮火连天，明军架起飞楼，在上面频繁地发射火筒、佛朗机等火器，掩护各路部队四处攻城。而日军则以鸟铳、纸炮、巨木、石块等武器反击。早前，身在西生浦机张地区的加藤清正知道蔚山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领五百兵日夜兼程从水路出发，穿过封锁线潜回该地，主持大局。这时，守在各处堡垒中的日军处境艰难，饥渴难耐。城外的水道与粮道均被明军切断，而城内地势太高，挖不了水井，守军为了解渴，只得在夜色的掩护下汲取城外壕沟的积水，还搜集战死者佩带的粮食充饥，同时屠宰所有的牛马，甚至嚼纸及煮墙壁上的泥土而食。

整个战区的日军尚有万余名，其中精兵未满千名。大多数人已经形同饿鬼，有时难以用语言互相交流，只能依靠嘶声力竭的吼叫进行联系。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加藤清正假意与明军议和，并抛出一些金银财宝于城外，让进攻者互相争夺，以阻滞其攻势。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日本将领毛利秀元打算调集沿海各据点四五万军队，前去解救被围困的加藤清正，以黑田长政及蜂须贺家政为先锋，另外，小西行长亦从水路出兵，遥相呼应。

黑田长政（1568—1622年)是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期的武将，福冈藩第一代藩主。父亲是黑田孝高（官兵卫），母亲是节桥伊定之女，正室是蜂须贺正胜之女。幼名为松寿，通称吉兵卫。

分别从釜山、西生浦、顺天等地出发的各路日军，冲破在彦阳设防的明军的阻拦，到达蔚山地区，而水师亦来到蔚山湾一带，沿着河道进入内陆，经过与岸上的明军一番炮战之后，终于与远道而来的陆军援军取得联系。

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日军在围城期间死于战火者不计其数（其中明军仅斩获的首级就达到1200多），但是随着援军的到达，已经具备了转守为攻的能力。

相反，明军久攻不克，士气低落。督战的杨镐不惜下狠手斩杀临阵退缩的士兵，甚到将作战不力的游击将军李化龙捆绑起来示众，也于事无补。这时候天气突然变坏，刮起寒风，下起大雨，冻死了大量马匹，一些暴露在严寒中的将士苦不堪言，有的人连手指也给冻断了。后勤方面亦不容乐观，逐渐出现了粮饷难以为继的不良征兆。

日本援军经过侦察发现明军的阵营里炊烟很微，经验老到的黑田长政准确地判断明军必将粮尽而退，决定抢先发起进攻。

事实上，明军也是真的在策划撤退。整个撤军行动由杨镐一手布置，他误信对手有意散播的谣言，以为真有六万日军即将前来决战，便匆匆忙忙地计划于正月初四撤军，各营彻夜焚烧带不走的辎重，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之下依次撤离战场，由摆寨、杨登山负责殿后。

好战的摆寨最初的态度是抗命不肯撤退，强烈要求继续留在战场作战，但遭到上级的拒绝之后只能接受既成的事实。

明军的撤退行动组织得非常草率，整个过程混乱不堪，沿途丢弃大量的器械物资。在日本水陆援军与蔚山地区守城部队的夹击之下，损失惨重，尸体到处散布在路上，长达四五里。

杨镐回到庆州，接着又退回汉城。明军功亏一篑，伤亡数千，但是主力犹存，各路军队分别驻扎于龙营、忠州、水原、稷山、全州、安城等地，以防日军乘胜发动战略反攻。不久，朝廷在追究战事失利的责任时罢了杨镐的官，并调天津巡抚万世德为新任经略，同时责令麻贵将功赎罪。

蔚山之败，与明军统帅部不善于运用火器有关，假如将士们抢在日军援兵到达之前，用火炮轰开包围圈中的城寨，则战局必将改写。虽然日军那些石砌的城垒比较坚固，但是，只要战术运用得当，火炮还是能够轰开这些乌龟壳的，随后发生的泗川之战尽管失败了，但还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泗川之战发生在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战前，明军为了一雪蔚山之耻，向国内请求增兵再战。同年2月，陈璘的两广水师、刘綖的川黔兵、邓子龙的浙兵相继入朝，而朝鲜方面也积极训练新兵，渐有成效。

不久，邢玠把军队原先的三协编制改为水陆四路，各置大将。中路军由李如梅率领（同年4月，李如松在辽阳与鞑靼人作战时战死，朝廷召其兄弟李如梅回国，原职位由董一元代替）；东路军由麻贵率领；西路军由刘綖率领；水师由陈璘率领。将士们各守防区，诸路兵马连同协同作战的朝军，总计为14万人以上。

日本侵朝部队除了部分兵力已经撤回国内休整之外，其余的军队则在调整布置，重新划分防区，并将沿海根据地分为三道，东路以蔚山为中心，统帅为加藤清正；西路以顺天为中心，统帅为小西行长；中路以泗川为中心，统帅为岛津义弘；水师由藤堂高虎率领。水陆两军总兵力在七八万人左右。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8月，远在日本运筹帷幄的丰臣秀吉早已步入风烛残年，他终于躺在卧榻上一病不起，于13日辞世。这人临终前似乎后悔与明朝为敌，致使兵祸连年，因而留下遗命从朝鲜退兵，他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还不忘叮嘱左右官员，道：勿使我10万兵为海外鬼！

阵前撤军容易发生意外，需要时间来精心筹备，所以滞留在朝鲜的日军仍处于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而明朝总督邢玠、经略万世德正巧也在此时下令向日军发动全线攻势。

麻贵的东路军首先攻击蔚山，加藤清正故伎重施，退保内城不出，两军基本处于对峙状态，没有打什么大仗。

董一元的中路军从星州南下，目的地是泗川。

日军在泗川的防御工事是凭借南江天险，沿岸筑有望津、永春、晋州等据点，这些据点连同位于泗川旧城的故馆（又称“旧寨”），互为犄角。它们皆以新寨为核心，分布于四周。而深掘壕沟的新寨三面环海，一面通陆，共有四层城廓，最外的一层城廓高约丈余，以石砌成，内三层则为木城，由日本国内号称劲悍的“萨摩州”士兵驻守。

明中路军进展比较顺利，连破望津、永春、昆阳等寨，驻军于南江南岸，于9月28日杀向泗川县城（旧寨），副总兵李宁亲率骑兵突入城垣之内，在肉搏时不幸战死。游击将军卢得功亦被鸟铳射中而身亡。经过惨烈的血战，势单力薄的日军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残余部队从旧寨突围逃回新寨。

踌躇满志的董一元下令将望津、永春、昆阳等寨全部放火烧毁，他乐观地估计部下乘着连战连捷之势，肯定会迅速拿下新寨作为宿营地。可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新寨集结了大量从各寨溃退回来的日军，兵力更加雄厚，实力反而得到增强。这些人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之下凭险顽抗，使明军速战速决的计划落了空。而沿江诸寨早已被大火烧得灰飞烟灭，所以明军不得不落宿于郊外的荒山野岭之中。

火炮是新寨之战中影响胜负的关键因素。明将茅国器、彭信古与朝鲜将领郑起龙的先锋军在十月初一这一天一起用各类大熕（即是火炮）轮番轰击当面的城垒，他们在战术运用方面比起蔚山之战要成功得多，完全按照惯例，将所有的炮火集中于新寨的大门以及城垛这两个防线中最薄弱的位置上，直至它们被轰得支离破碎为止。

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明军似乎已经胜券在握，接下来就是从敌人防线的缺口中长驱直入了。

没想到祸起萧墙，彭信古的部下有一批平日疏于训练的京城无赖之徒，这些家伙对火器的性能不太了解，竟然违规多次射击木熕（木制火器的炮膛脆弱，只能应急使用，不可连放），结果爆了膛，连累阵中火药失火燃烧，硝烟弥空，半天俱黑。明军人马刹那间乱作一团，互相践踏。

岛津义弘当然不可能错过这样反击的好机会，他以破釜沉舟之势率领主力几乎倾巢而出，一边前进，一边不断放炮。彭信古的部队首先望风披靡，接着明军全线崩溃，其中骑兵逃得最快，而狼狈不堪的步兵紧跟其后。

日军主力部队毫不犹豫展开远距离的追击，渐渐远离新寨。

胆大包天的茅国器是明军中的另类人物，他在撤退时兜了个圈子，摆脱日军追兵，接着竟敢纠集一班残兵败将，重新返回战场，企图乘虚闯入新寨之中，鸠占鹊巢，顺手捡个大便宜。如果这次冒险成功，明军也许又有翻盘的机会，转败为胜。

新寨里面还留守着一部分日本守军，首领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岛津忠长，这人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明军的作战特点是：精锐在前，老弱在后。日军在他的指挥下集中鸟铳与弓箭等远程兵器专门射击那些待在明军阵后的担架工、伙夫等人。这些闲杂人员在日军的袭击之下惊慌失措，他们的不安情绪像瘟疫一样影响了奋战在第一线的明军精锐将士，很多人心里都七上八下，无所适从，不一会儿，精兵也情不自禁地跟老弱一起溃退出新寨之外。至此，明中路军的所有攻势全部失败。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为了守住泗川，无意重新北上。而惊魂未定的董一元则退保星州，明军在撤退途中草木皆兵，130里地到处丢弃着粮食、器械等物资，同时也散满了数千战死者的尸体，惨不忍睹。

二十　水上奇兵

明中路军虽然在泗川之战中失败，但是在9月20日打响的顺天之战仍然在进行中，刘綖的西路军与陈璘率领的联军（明军与朝鲜）水师，连日来轮番进攻小西行长在顺天地区修筑的城寨，其中，水师的表现尤为出色。

战前，日军在顺天地区的主要据点是曳桥寨（又称“顺天新城”），它建立于削平的山颠之上，用石台做基础，四面设楼，有的楼阁高达三层。寨中还设有粮库及军械库。山的北端是海，海中也有水师设防。此外，日军还在顺天、光阳的冲要之处修建了工事。

明军与朝鲜水师在开战时以优势的兵力首先驱逐了曳桥外围的日本战舰，控制了那一带的海面，为从海路攻城作好准备。

陆军在刘綖的指挥之下以重拳出击，一口气砸开了日军在顺天城与光阳的外层防线，逼近曳桥，与水师一起完成了对曳桥日军的包围。

刘綖是抗倭名将刘显的儿子，本人的兵器是一杆大刀，号称“刘大刀”，麾下有一批善战的家丁，曾经多次在西南地区讨伐作乱的土司，威名显赫，但是此人治军不严，部属在腾冲执行任务时军纪松懈，竟发生了烧毁民居的事，为此他被朝廷革职，不久又以宿将的身份再度复出平定曲靖、罗雄地方土司的谋反。当朝鲜燃起战火时，他先后两次出兵援朝，分别以副总兵、御倭总兵官的身份提督部队。此刻，他为了兵不血刃地拿下曳桥，绞尽脑汁地制定了一条擒贼先擒王的计策，这便是以和议为名，在城外大摆筵席，企图乘机擒拿应邀赴宴的小西行长。但遗憾的是，这条计策被小心翼翼的小西行长识破。文的不行，只有动武了，明军磨刀霍霍，准备让一切历史遗留问题都在这铁与血中得以解决！

双方多次交手，进行激烈的攻防战。为了早日克城，明军临阵赶造攻城器械，其中包括云梯以及飞楼炮车。

云梯是一种常见的攻城器械。而飞楼炮车则能够在高耸的车顶上安装火炮，专门用来平射城头的敌人，名将李成梁以前在辽东使用过这种军械，这些前文都已经交代过了。不过，飞楼炮车很笨重，不能快速移动，因此有的车兵在推挽的过程中被日军用鸟铳打死，侥幸活下来的人都心有余悸、缩头屏气地躲藏于车后，不再卖力推车前进。主将刘綖似乎不想将手下逼上绝路，也没有严格督促。这样一来，不但攻克不了敌城，而且攻城军队的纪律也开始松懈了，一些疲惫的车兵干脆钻起了空子，躺在车中酣睡。

城寨里面的日军密切注视着战场上的一举一动，明军暴露出军纪不严的弱点，自然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同时，一场秘密出击也在酝酿中。

当夜幕降临，潮水退落的时候，城中悄悄潜出100多名日军，摸入明军的前沿阵地一阵乱砍。在前沿布防的隶属于副总兵吴广的部队，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了个昏头转向，士卒四处乱窜，混乱之中共有十多名在战车中睡觉的车兵被杀。日军在回撤时顺手放了一把火，将那些飞楼炮车烧了个干干净净。

刘綖精心准备的攻城器械毁于一旦，这使他难以履行事先与水师提督陈璘约定的共同夹击敌寨的计划。

陈璘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战将，本来带领陆军赴朝，但兵骄将悍的部属进至山海关时竟然因待遇问题而鼓噪不前，从而惊动了朝廷，被勒令改为指挥水军。现在他为了拿下敌人的据点，战前积极作好准备，参战的明军水师共有1.32万人，大小战舰五百多艘，种类包括福船、楼船、沙船、苍唬船、八喇虎等等，除了弓弩刀枪等冷兵器，还有虎蹲炮、喷筒等火器。此外，7300名朝鲜水师也协同明军作战。

当水师在第二天夜间按照原定计划乘涨潮之机向曳桥寨发起猛攻时，陆军却没有用实际行动来配合，只是仅仅用鼓声来响应。这一晚，水师千炮齐发，曳桥寨在战火中岌岌可危，连小西行长所居住的房屋也被三发炮弹击中。

楼船
　　我国古代一种甲板建筑，特别巨大，船高首宽，外观似楼，所以被称做“楼船”。船大楼高，可远攻近战，由于古代水战多以弓箭对射以及船只对撞和跳船肉搏为主，舰船的大小直接决定单舰所能容纳的水手和战士的数量以及舰船的撞击力，所以楼船在古代很大程度上担任了水战主力舰只。但由于船只过高，重心不稳，故多在内河水战中担任主力。

日军慌忙抽调主力聚集在城寨的东北面，一边救火，一边苦战，而西面则兵力空虚。城寨中一名被掳的女人拼死翻墙而出，跌跌撞撞地跑进明军的陆营中，哀求大军迅速从西面入城。但刘綖只顾保存实力，按兵不动，连朝鲜使臣多次请战也无动于衷。

水师孤军奋战到当夜的二更时分，潮水突然退了，致使20多艘明军战舰在海滩上搁浅，竟然被缒城而下的日军焚毁。

水师其后又选择时机进行了一次攻城，但陆军仍不积极配合。

一次又一次的攻城机会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陆军的失约使水师将士非常愤慨，陈璘怒气冲冲地上岸，策马驰入刘綖营中，亲手把帐中悬挂着的“帅”字旗一把扯了下来，撕个粉碎，当面痛斥刘綖居心叵测，并表示要将此事上奏总督，以儆效尤。刘綖吓得脸如土色，抚胸叹气，将责任全推诿给下属，希望借此而敷衍了事，蒙骗过关。

当董一元在泗川败退的消息传来之后，刘綖忧心忡忡，他害怕遭到中、西两路日军的夹攻，再也无心恋战，匆匆忙忙地在7月1日夜间毁营、撤军。

数万名西路军在顺天日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一夜的时间安全撤离，第二天，日军只看到一个寂无人影的空营。可见，刘指挥的阵前撤军，比起杨镐在蔚山搞的那次撤军要高明得多。

身在南原的监军王士琦得知刘綖擅自退师时，及时派遣使臣制止这种荒唐的避战行为，同时，将力主退兵的刘綖部下王之翰等人斩首示众。刘綖在无何奈何之下，重新派部分官兵返回顺天地区安营扎寨，静待时机。

当陆军撤退时，水师却乘潮而进，继续攻城。陈璘大义懔然地宣布：我宁愿做顺天之鬼，也不像刘綖那样临阵退缩。当晚，水师又战斗到退潮为止，一些搁浅船只上的官兵被日军俘虏，其中有个小卒不愿成为俘虏，独自一人战斗到精疲力竭时投火自焚而死，这种悲壮的行为让所有观战者无不动容。另外，还有140多名将士突出包圈，从泥泞的海滩中走到岸上，他们所持的刀枪全部在激烈的搏斗中弯曲变形，上面染满了敌人的鲜血。

经过多番苦战的水师，于9日离开松岛这个临时栖息地，返回古今岛休整，准备迎接更加激烈的战斗。

前文提到丰臣秀吉病死前留下遗命从朝鲜撤军，此时前线的日军遵命陆续撤回。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11月，驻扎在蔚山的东路军由加藤清正率领先期撤返，集结在庆州以南居昌等地的日军接着回国，他们都没有遭到明军的阻拦。麻贵随后跟进，占领蔚山、岛山、西生浦等地。

小西行长带领顺天地区的日军，偃旗息鼓地悄悄在刘綖部队眼皮底下由海路驾船撤到松岛，准备开往济州岛，然后返国。其后，驻扎于顺天地区的明军，立即占领曳桥，擒杀来不及撤走的一些日军，斩首160级。

这时，在古今岛休整的明朝与朝鲜水师已经获悉日军撤退的情报，陈璘与朝鲜将领李舜臣等人决定派出联军全力阻击日军。

李舜臣
　　1545－1598年，朝鲜民族英 雄。出身于没落士大夫家庭，幼时家境贫寒。他颇有学问，能骑善射，32岁时武举登科，从此开始军旅生涯。47岁任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后，积极操练水军，构筑防御阵地，并创建了铁甲战舰龟船，防范倭寇的进犯。他指挥的“鸣梁大捷”也是世界海军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李舜臣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水师指挥官，在整个战争中，先后取得唐浦、闲山岛、安骨浦等海战的胜利，使侵朝日军始终控制不了制海权，居功至伟。现在他带领的朝鲜水师，共有各类战船300余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龟船，这种大型战船的船身上覆盖着一块刻有十字小槽的甲板，上面插满了利刃与尖锥，可以防止敌军强行攀登。船头为龙形，龙口有一个洞穴，船后的龟尾也有一个洞穴，两边的船舷还凿有6个洞穴，这些全部是用来施放火器的射孔。龟船是世界上首创的装甲战船，反映了随着火器的日益先进，战船也必须与时俱进，加强防护，以提高生存能力。

联军舰队先行到达光阳湾口的猫岛，堵住了日军先遣船队的去路。小西行长连日来指挥船只左冲右突，怎么也冲不出重围，只得向驻扎在泗川、南海的日军乞援。

岛津义弘率领庞大的舰队，从泗川出发，驶向光阳湾，以解小西行长之围，途中会合从南海开来的宗智义部水师，动用共约500余艘战船以及过万兵力，于19日夜间，在露梁海峡以西的海面上与明军前锋——年过70的老将邓子龙迎头相撞，展开较量。

邓子龙率兵1000，驾着3艘巨舰在朝鲜海军的配合之下，使用火炮与日军的鸟铳对射。顿时，两军施放的弹丸在空中穿梭交错而过，一时间，中弹的战船木屑乱飞，水花四溅。

岛津义弘（1535—1619年），日本战国时代九州萨摩大名。曾率领萨摩军团辅佐父亲岛津贵久及兄长岛津义久统一 整个九 州，时人称之为“鬼岛津”、“鬼石曼子”。后丰臣秀吉讨伐九州，其兄义久投降后隐居，由其继任家督一职。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岛津义弘也参与其中。关原合战中从属西军，西军败阵后，义弘血战逃脱。战后，德川家臣井伊直政极力求情，才得以免罪。

宝刀未老的邓子龙为了夺得首功，亲自带着200壮士，跃上被围困的朝鲜船只，作好了与日军进行白刃战的思想准备。他们的战术是用铁钩钩住敌舰的船舷，然后不断将一些燃烧性火器近距离地抛向敌人的船舱，使那些战船焚毁于烈焰之中，然而，双方很多船只已互相混合在一起，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投射火器，很容易误伤自己人。邓子龙的战舰在混乱中不幸被友军误掷火器而着火，接着，这员老将在硝烟中迎战乘乱爬上船舱的日军时不幸战死。战斗在前线的陈璘得知邓子龙失利的消息，紧急命副将陈蚕前往支援，可惜，还是来迟了一步，没有能力改变既成的事实，让英雄起死回生。

这时，联军主力舰队已经来到了战场，兵分两路由南、北方向夹击大岛以东海面的日军船只。所有人都不遗余力地拼搏着，弹丸、利箭、石块，甚至燃烧的木柴都在空中抛过来抛过去，喊杀声与擂鼓声互相呼应，茫茫大海亦为之震撼。

日军渐渐支持不住，在天亮时退入观音浦港口，然而，观音浦是绝路，他们来不及喘一口气又狗急跳墙一般沿着原路冲出，杀了个回马枪，当场围住了跟踪而至的朝鲜将领李舜臣的战船。陈 拼死驾船前往相救，也被大批日军船只团团围住。

陈璘指挥若定，利用明军战舰体型高大的优势，居高临下地用火炮射击那些迫近的日军船只。明军官兵在盾牌的掩护之下，用长枪剌向像蚂蟥一样依附在已方船只外舷的日军，致使这些人纷纷落入水中，海面上浮起了数以千计的尸体。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格斗里，有两名日军沿着船舷舍命攀登，终于跃上了船头，扑向陈璘。陈璘的儿子陈九经在千钧一发之际，用自己的身体挡在父亲之前，被敌人用刀砍得鲜血淋漓，也毫不退缩，真是虎父无犬子。最后，这两名凶狠的日本杀手死于纷纷赶来的明军的乱枪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军大批舰只已经赶到战场上，陈璘与李舜臣联手打退敌人，会师在一起。日军眼见突围受挫，只得且战且退。

战斗仍然持续着，联军连射虎蹲炮，并用喷筒顺风喷火，击碎与烧毁了大量敌舰。突然，冲锋在前的李舜臣被敌人用鸟铳射中左腋，受了致命伤，他临死前叮嘱身旁的儿子要注意保密，秘不发丧，以免影响官兵士气。

各种战舰在海面上交错，血战到中午时终于决出了胜负。日军大败，被烧毁200多艘船只，将士或死或伤，溃不成军。据说岛津义弘仅带着50多艘战船逃脱，而小西行长也乘隙逃出猫岛西梁，消失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之中。

发生在露梁海域的这一场精彩的歼灭战落下了帷幕，同时也意味着日军长达七年的侵朝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朝廷战后论功行赏，以陈璘为首，刘綖次之，麻贵排第三。由此可知在最后阶段的战争中，战绩彪柄的联军水师，其风头完全盖过了陆军，不惜马革裹尸而还的邓子龙可谓死得轰轰烈烈，而为国捐躯的李舜臣也成了反击日本侵略的朝鲜民族英雄。

二十一　平定播州

刘綖与陈璘这两员名将在援朝之役合作得不太愉快，不久，他俩又在平定播州之役中再度合作。

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最后一役，这场战事的起源地是在隶属于四川南端，与贵州相邻的播州宣慰使司，这地方纵横三千里，西北环山，东西临江，境内山谷盘亘，悬崖峭壁非常多，道路崎岖曲折，人马难以并行。

播州宣慰使司的首领杨应龙在1573年（万历元年）年仅21岁即袭土司之位，他放纵奢侈、荒淫无度，身上穿的衣服竟绣起了皇室御用的龙凤纹，还擅自将一些净身男子收为内官以及挑选一些民间女子为宫眷，并下令辖区内的老百姓称自己为“千岁”，俨然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杨应龙（1551－1600年），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氏地方政权的第二十九代统治者，后因背叛明朝被杀。明代时，在播州设 立 宣 慰使司，驻地相当于今贵州遵义市。1571年（隆庆五年），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1586年（万历十四年），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骠 骑 将军。万历十四年，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70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

杨应龙姿意妄为、倒行逆施，引起群情激愤，他的所作所为被播州土官何恩、宋世臣等人如实向朝廷反映。而贵州一些官员也于1590年（万历十八年）相继上疏弹劾杨应龙。朝廷怪罪下来，命令四川、贵州两省巡按官员会勘，彻查此事。杨应龙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前往四川重庆为自己辩护。办事拖沓的四川官僚们认为此事难以迅速解决，便将其押往重庆府等候处理，一直囚禁了两年多。那时正值抗日援朝之际，朝廷四处调兵筹饷，一心想逃出囚笼的杨应龙秘密指使自己的亲信携带财物入京，结交官员，上下打点关系，声称播州愿出五千兵赴朝效命，并纳银十万两助饷，他慷慨解囊的行为终于打动了万历帝的心，提前获得释放。

但是四川官员在释放杨应龙的时候还留了一手，将他的次子杨可栋扣留在重庆，作为人质。

杨应龙回到播州，果然原形毕露，多次抗拒朝廷命令，再也不肯重返重庆协助调查，甚至还擅杀奉命来访的官差。

四川巡抚王继先与贵州巡抚林道楠为了维护朝廷的声威，一意主剿，他们指挥辖下官兵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分兵四路，进攻播州。其中，四川由川东路、川南路、川北路组成，是这次进剿的主力，共出动5万余人，而贵州一路只是作为牵制，并未出战。

杨应龙可动用的兵力达到20余万，他选出骁勇善战者七八千人，号为“老虎军”，精心作出布置，准备应战。果然，明军川东路在开战不久就因麻痹大意而误中埋伏，损兵折将，惨败而归。川南路到达娄山之后，不再冒进。川北路虽然屡获小胜，但对大局无关痛痒。看来这次作战注定要徒劳无功。不久，明军的后院起火，主战派王巡抚突然在官场中失了势，黯然下台，他的强硬政策也随之被继任者弃如敝屣，各路明军仓促撤退，遗留在沿途中的辎重全被杨应龙的手下烧毁或抢走。

明军首次进剿失败之后，川、黔两省官员互相推卸责任，攻讦不休。朝廷特命邢玠总督二省军务，在南京兵部侍郎张国玺的协助下率兵讨伐播州。当时朝鲜战火未息，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明军，因而邢玠力主招抚播州，他命令太守王士琦带着数十人前往招安杨应龙。

杨应龙态度软化，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按时缴纳税粮，并答应交付4万两银子作为罚金以及让位给儿子杨朝栋，还承诺以后不再滥用酷刑，虐待人民等等。

至此，邢玠自以为招抚之策已经大功告成，便于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撤军北返。

但是，邢玠撤军后，和局却最终没有达成。原来，杨应龙要求四川官员先放自己的儿子出狱，然后再履行诺言，但官僚们怕再次上当受骗，不肯先行放人。双方互相推诿、扯皮，时间就这样拖过了一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身为人质的杨可棣突然暴毙于重庆狱中，杨应龙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悲愤填膺，派人到重庆索取儿子的尸体。四川官员却不肯交出尸体，扬言要取得赎金之后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杨应龙恶向胆边生，强硬地回复道：只有我的儿子复活，才能交出赎金！他亲自率领大军直抵重庆城外，为儿子发丧招魂。播州军队四处劫掠，所到之处，州县残破，鸡犬不宁，四川地方百姓惊扰不安。

四川当局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2月派遣万余军队进讨播州，不料却在飞练堡一带被敌人包了饺子，全军覆没。

杨应龙放弃用和平手段来处理问题，只能是自讨苦吃，因为这时候，日本已经从朝鲜撤退，朝廷终于能够腾出手来用武力解决西南面临的困局。辽东巡抚李化龙被改命为总督川、贵、湖三省军事，并兼职四川巡抚，还征调刚刚从朝鲜凯旋的名将刘綖与陈璘等入川备战。

双方互不妥协的态度使战争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杨应龙抢先动手，出动六万军队，分为三路出击，攻陷綦江。而合江、南川、江津至重庆一带的老百姓为了避战，纷纷逃难。

当时，重庆作为全蜀的门户，城内守军不多，一旦失守，则四川危殆。可是，杨应龙没有迅速长驱直入，只顾大肆掳掠，他在綦江停留了整整五天，延误了进军的好时机。李化龙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四处召集军队进驻重庆，加强城守，很快便扭转局面，转危为安。同时，又有大批明军开到南川、合江、沪州等地，准备反击。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初，明军大规模的反击开始了，李化龙指挥八路大军（每一路兵为3万人左右），共约20余万人，分别途经四川、贵州、湖广等地向播州前进，具体的布置是：总兵刘綖率部从四川綦江出发，总兵马子英从四川南川出发，总兵吴广率部从四川合江出发，副总兵曹希彬率部从四川永宁出发，总兵董元镇率部从贵州乌江出发，参将朱鹤龄率部从贵州沙溪出发，总兵李应祥率部从贵州兴隆出发，总兵陈璘率兵从湖广偏桥出发。

这是刘綖与陈璘从朝鲜返回之后再次并肩作战，尽管在昔日的朝鲜战场上，陈璘的风头盖过了刘綖，但是从这次向播州进军的整个作战布置来看，刘綖还是得到了重用，他的綦江一路责任最为重大。

刘綖这次的表现没有让人失望，一出发就拿下丁山、严树等地，接着与两三万播州军队在楠木、桐山附近激战。正月十五日，明军攻到峒山之前，刘綖在前沿督战，他左手拿银子，右手持剑，大声吼叫道：“服从命令而奋勇作战者，重赏银两；临阵退缩者必将军法从事，死于剑下！”山高林密的地方最适宜火攻，将士们在鸟铳的掩护下砍伐了大量树木，堆积在敌垒之前，再顺风点燃，很多敌人死于烈焰之中，其余的或者逃亡或者沦为俘虏。

杨应龙对刘綖又惧又怕，他下令儿子杨朝栋抽调包括“老虎兵”在内的大批精锐苗军部队，共约四五万人分别由松坎、鱼渡、罗古池等地举行三路反攻，计划经綦江入南川，袭击明军后方辎重。

明军集中力量于罗古池对付从松坎、鱼渡方向来犯之敌，并在三月初一围歼了一部分企图乘夜劫营的播州军队，斩首数百，追逐50里。这一战，刘綖表现出了骁勇善战的本色，他参加了白刃战，挥舞着大刀，亲手杀死几名挡路的敌人。

杨朝栋作战失利，便不再轻易冒进，率领部队驻屯于石虎关，静待时机。而刘綖则在东溪驻扎，以防后路被截断。

这时，朝廷错误地认为綦江路明军进展速度比预料中的要慢，下令要将主将刘綖革职，但是总督李化龙认为大敌当前，不宜阵前换将，他顶住了压力，仍然继续挽留刘綖在前线。

在朝廷的严厉督促之下，刘綖只能马不停蹄地经九龙子绕道夜郎旧城，用火器消灭负隅顽抗的敌人，一口气拿下三坡、石虎关、闷头等地，杨朝栋大败而归。明军逼近了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

娄山关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相当于杨应龙巢穴的前门，它由石块与木材筑成，共有12座木关，每一座木关的楼阁之上都堆满了滚木、石块等武器，而外围又设立了数层木栅，栅前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巨木作为障碍。这座雄关位于高耸的山峰上，中间只有数尺小道可以通行，道路中挖满了陷阱，里面插着竹签。两旁万木参天，左右群山亘绵不绝，人烟罕至。

播州军队虽然占了地利，但是武器太原始了，他们的滚木、石块与明军威力蛮大的火炮相比不堪一击，他们手中弩箭的准确度又比不上明军的鸟铳。这一场硬碰硬的攻防战尚未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刘綖指挥部队奇袭娄山关，明军主力从正面毁栅填路，鱼贯而上，左右两路则绕到关后进行包抄，分进合击，连破12座木关。守军四散溃逃，跳崖而死者不计其数。

明军以娄山关为中心，在其周围的白石口、永乐庄等地宿营，不料一时大意，在距离娄山关十余里的营地中遭到了播州军队的袭击，损失了2000多人。刘綖急忙派兵赴援，击退敌人。

綦江路明军进展比较顺利，而其余各路的部队也捷音频传。

从川东南川路进军的明军连破桑木、金子坝、海门等关。

川南出发的合江、永宁两路明军招纳叛军数万，夺取了岩门关、永宁路等地。特别是总兵吴广拥有500善用鸟铳的家丁，在进军途中把前来迎战的播州悍将郭通绪打落马下，用枪刺死，从而威震敌胆。将士们浴血奋战，一直打到距离杨应龙老巢海龙屯仅有10余里的地方安营扎寨，着手准备总攻。

从贵州乌江出发的明军却不太顺利，在抢渡乌江时遭到敌人袭击而死伤无数。战后，主将董元镇被逮捕至京，军法处置。

另一路从贵州出发的部队经沙溪、大红关、落濠关等地顺利抵达了播州。

由平越路出发的明军一路连克草塘、松坪、箐网屯、黄滩关等地，也接近了海龙屯。

从湖广偏桥进军的是总兵陈璘，这一路汉族将士比较少，而土司士兵比较多，沿途连克白泥、龙染山等地，到达袁家渡河边。明军伐木为舟，再用绳索将多艘船只连贯在一起，形成浮桥，顺利过江，其后，又在苦练坪、苦菜关等地获胜。这时，贵州乌江路明军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陈璘的部队。有人散布谣言称乌江获胜的杨应龙将调集10万军队大举反攻，上述种种言论造成军心不稳。恰巧这个时候出现了粮饷不继的问题，部分将士便公开要求退兵。陈璘不得已，只好暂时停止前进，申请增援。正在重庆这个大后方统筹全局的总督李化龙对敌情了解得比较清楚，他知道播州军队总数不满五万，已经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反扑，便及时指示陈璘所部不要听信流言蜚语，要大胆前进，配合四川的其他几路明军逼近敌巢。信心倍增的陈璘带领部队经楠木桥、湄潭等地继续向前，用百子铳、发熕等炮攻破播州军队驻守的长坎、玛瑙、保子四囤等据点，先后杀敌数千，守备陈九经、白元洁等将领在冲锋陷阵时浑身被敌人射满了箭，幸亏他们均披上了厚厚的铠甲，并未受伤，而把总吴应龙却不幸在激战中被敌人用石块砸死。不久，明军又攻下了三道关，逼近了海龙屯，终于按照原定计划与从綦江、合江、川南等地赶来的军队会师了。

我国古代铠甲，由于材料、保存上的问题，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很少，大部分只能根据史籍和出土的零碎来推测研究。基本上使用札甲，年代久一点，连接铠甲的麻绳或皮条就会腐烂，造成保存不易。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古代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组成。除皮甲之外，商周时期的战甲还有“练甲”和“铁甲”。练甲时间较早，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铁甲出现于战国中期，它的前身为青铜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壮胸甲。战国时期的铁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过穿组联缀而成。

海龙屯素有“播州第一险固”之称，屯上是数十里宽的田地以及数十间储存了大批粮草武器等物资的营房、楼阁，周围全是山势险峻的悬崖绝壁，号称“飞鸟不能渡，猿猴不能攀”，屯前仅有一条小道可供通行，四处散布着九个险要的关口：一是“海门关”、二是“飞凤关”、三是“海道关”、四是“铁柱关”、五是“飞虎关”、六是“飞龙关”、七是“朝天关”、八是“太平关”、九是“海源关”。此外屯后还有两个关口，即是“万安关”与“永清关”。周围尚有龙瓜、望军、海云等屯，养马、养鸡等城，形成了多层次的防线。杨应龙派遣部属分守各路，他的军队以冷兵器为主，基本编制是每十名士兵为一队，其中包括3名长枪手、3名弩手、3名刀手、1名斩马刀手或捞钩手。

海龙屯虽然易守难攻，但它被明朝从四川、贵州、湖广开来的各路人马，合计23万大军团团围住，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最后的决战开始了，各军轮番进攻，连克养马城、望军、养鸡城等据点，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在四面设立木栅将海龙屯紧紧围在中央。

4月25日，明军在进攻时用鸟铳击毙了杨应龙的左右手杨珠。这时，播州军队人心惶惶，内部不稳，疑神疑鬼的杨应龙在一夜之间处死了两三百名他认为怀有异心的部属。

为了化解危机，杨应龙装模作样地做出自杀以谢天下的假象，他有意放出风声，称自己已经畏罪服毒；同时派出使者到明军营中求和，表示愿意交纳巨额赎金，以换取明军退师，但对方断然拒绝。

明军统帅部计划以铁柱、飞龙两关作为突破口，各营积极筹备云梯、巢车（又名“攻车”，鸟铳手可以在车顶上面用火力压制城墙上的守军），作好了啃硬骨头的准备，打一场货真价实的攻坚战。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竟然连下了七八日大雨，直到五月初十，天气才转晴。陈璘、曹希彬诸军首先进攻，夺得铁柱关前面的两个制高点，接着，千总马积冒率兵登上了铁柱关正楼之侧。刘綖也不甘落后，他带队攻城时亲自督促手下在城墙脚下挖出了五个大坑，每个长约五六丈，震憾了敌胆。不久，大批将士纷纷登上了铁柱关左侧的水关楼，并焚毁两座楼阁及数处房屋。烈火顺着风势四处蔓延，将铁柱、飞虎两关几乎烧得一干二净。幸存的还剩下飞龙、朝天、太平三关。

楼车
　　又叫巢车，中国古代一种设有望楼、用以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楼车的名称见于《左传》，宋官方编修的《武经总要·攻城法》中同时收录了巢车与楼车两种，并称楼车为望楼车。据其文字及附图所示，楼车的形制较为复杂完备，其车体为木质，底部有4轮，车上树望竿，竿上设置望楼，竿下装有转轴，并以6条绳索，分3层、从6面将竿固定，绳索下端则以带环铁橛楔入地下。

海龙屯的核心部分已经逐渐暴露在明军之前。为了进一步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明军统帅部将各路军队合为五营，由刘綖带领綦南营，吴广带领永合营，陈璘带领偏桥营，李应祥带领平越营，马孔英带领边兵，在屯前扎营。从5月19日起，各营抽调精兵，轮番出击，一直打到24日，天又下起了大雨，进攻暂时停顿下来。

海龙屯久攻不下的原因之一是连绵的雨天，但也与明军长期使用正面攻城这种呆板的战术有关，陈璘早就知道屯前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屯后的地势则比较平坦，有利于进攻，此时，他乘机提出专攻屯后的建议，并于5月22日率部移营到屯后，在营前树立起众多的木栅，木栅之外铺着装满铁钉的板子，又令将士把100多面铁盾列于营前，以防御敌军的弓弩，作好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两手准备。

六月初四，天放睛了。明军使用了车轮战，让各营轮流不停地攻城。第二天，轮到刘綖带队参战，他不负众望，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与部属齐心协力地攻破了海龙屯外围的一道防线——土城，接着又攻陷了第二道防线——石城。

明军步步为营，攻克一个地方便巩固一个地方，为了防止敌人反扑，用佛朗机、百子铳等火器封锁了海龙屯内城的大门，当场打死一大批企图从城门口冲出来收复失地的播州部队，杨应龙父子亲自督战也于事无补。

杨应龙还不死心，当天晚上准备好了数以千计的金银财宝，大张旗鼓地招募敢死队反击。但属下人心涣散，面面相觑，个个退缩，无一应者，此情此景，他自知大势已去，回到家里声俱泪下地对妻儿子女说：你们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刘綖部队从正面敲碎了海龙屯的两处坚固外壳，被公认为立了首功。陈璘也不想给对手喘息的机会，从后面再加上致命的一刀，六月初六早晨，他指挥部队静悄悄地从营中出发，从屯后的山坡攀拉援引，牵挽而上，出其不意地登上了海龙屯内城的城头。这时早已丧失了斗志的播州军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很多人擅离哨位，躺在僻静处酣睡，根本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

陈璘的手下在城头上切瓜剁菜般杀死了20多个敌人，竖起旗帜、点燃号炮，发出总攻的信号。各路明军争先恐后地涌进海龙屯内城，与杨应龙残部打起了巷战。

仗打到这个份上，杨应龙的败局已经不可逆转，他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究竟是刘綖的部队还是陈璘的军队能够成功夺取杨应龙的头颅呢？看来，竞赛还未到结束的时候。

杨应龙早已万念俱灰，他知道明军入城的消息之后，携带着爱妾登楼自焚，在放了一把火的情况下还怕自己命硬死得不够快，随即又在烈火中上吊。

这时天已经亮了，合江路总兵吴广与陈璘的儿子陈九经等人从乱军之中脱颖而出，一路猛冲猛打，闯到了杨府，他们扑灭大火，迫不及待地从灰烬中扒出了杨应龙的尸体。就这样，吴广与陈九经端掉了杨应龙的老窝，成了笑到最后的人。谁知好事多磨，乐极生悲，吴广在灭火时遭到烟熏，一度失声，几乎昏厥在地，休息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

明军从出师到大功告成，共用了114日，八路大军合计斩首2万余，生擒杨应龙的妻子田氏与儿子杨朝栋、杨兆龙等百余人。俘虏们被塞入槛车，押送到京城问罪。刘綖在朝鲜顺天之役中表现失常，可是在这一战中却发挥出色，用新的功勋抹去昔日军旅生涯中的污迹，总算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流官
　　指明、清在四川、云南、广西等 省少数 族集居地区所置地方官，有一定任期，相对于世袭的土官而言，期满调任。“流官”与“土官”名称虽异，但都属于统治阶级，臭味相投。许多“土官”的陋规，“流官”照样施行。

战后，明朝废除了播州的土司制度，将其改为遵义、平越二府，由朝廷派出的流官治理，这就是改土归流政策。统计万历三大征，宁夏平叛用银200万，首尾七年的朝鲜之役用银700万，平定播州用银200万，这成了朝廷财赋上的一大负担，消耗了大量的国力。万历帝统治其间，各种弊端积重难返，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皇帝派到各地想方设法增加税收的矿监、锐监等使者，因举止不当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变，朝中的官僚们又党同伐异，内部斗争越演越烈，致使明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危机不断加深。不久，又迎来了更严峻的考验，随着后金这个新兴政权在东北崛起，与明军在辽东逐鹿，掀起了新一轮的血雨腥风，而久经沙场的老将刘綖也在其后的战事中为国捐躯。

二十二　后金崛起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誓师讨明，揭开了长达40余年的明清战争序幕。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是著名的女真贵族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世代被明朝授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明末蒙古左翼诸部迁至辽东，打破了当地各种平衡的势力，局面随之动荡不安。1583年（万历十一年），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从抚顺出塞，歼灭建州卫都督王杲的儿子王台所部时，不慎在混乱中错杀了负责带路的努尔哈赤的祖父（名叫觉昌安）及其父亲（名叫塔世克）。为了消除这次滥杀无辜带来的负面影响，明政府允许努尔哈赤袭职卫指挥使，并赐以敕书、银两、马匹等物作为补偿。

从这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凭着父亲遗留下的13副铠甲，开始了统一女真的大业，经过20多年在长白山、鸭绿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不懈的战斗，他陆续征服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野人女真诸部，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在赫图阿拉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为创建国家政权而制定了一整套军政制度，例如先后选择费阿拉城、赫图阿拉城作为根据地的中枢机构所在地，设置了大臣、都堂等处理政务的官员，还主持创建了本民族新的文字等等，而在军事上影响深远的是确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包括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等八个旗制，基本组织大致是以三百人为一“牛录”，首领叫“牛录额真”；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首领叫“甲喇额真”；五个甲喇组成一“旗”（又称“固山”），首领叫“旗主”（又称“固山额真”）。各旗之主分别由努尔哈赤的子侄等亲属担任。

后金作为一个新兴政权，打破了明朝对女真部落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其在东北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边民往来、经济贸易、领土疆界等发生了一系列的纠纷，最终以兵戎相见。

努尔哈赤先下手为强，在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以报仇雪恨的名义向明朝发起了凌厉的攻势，迅速攻陷了抚顺、清河等地，收降游击李永芳，打死守备王命印以及总兵张永荫、副总兵颇廷相等。

辽左的军事失败震惊了整个明政府。万历帝病急乱投医，重新起用因在朝鲜蔚山惨败而被免职的杨镐做辽东经略，率领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綖等将领，调集蓟镇、宣大、山西、陕甘各处兵马，准备分成四路讨伐后金。西路军由总兵杜松率领二三万人，经沈阳从抚顺出塞，直扑后金的根据地赫图阿拉城的西南面。北路军由总兵马林率领一两万人，经开原、铁岭从靖安堡出关，向赫图阿拉的北面突击。南路军由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三万人经清河从鸦鹘关向赫图阿拉的南面前进。东路军由刘綖率领一两万人经宽甸、凉马佃等地出关，目标是赫图阿拉的东面。据统计各路明军不足10万，号称“47万”。此外，朝鲜亦应明朝之约派出元师姜弘立率领1.3万人赴战，而努尔哈赤的死对头女真叶赫部也派遣部分兵马助战。

后金八旗总数有6万人左右，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去，我只一路来”的打法，决定集中兵力，对各路明军逐一进行击破。

明朝西路军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2月29日出兵，越过二道关，到达浑河。这支部队的统帅杜松非常轻敌，他肆无忌惮地脱掉战袍，裸体骑着马，率领部分骑兵快速渡过河，将车营远远抛离在后面。从明军的编制来看，其火器装备主要配置在车营，而轻装前进的骑兵，火器的数量不会很多，也不可能携带着什么威力巨大的铳炮。现在杜松带着骑兵脱离车营单独行动，这表明他希望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把对手打一个措手不及，从而捣毁敌营，这就是著名的“捣巢”战术。过去明军用类似的战术对付鞑靼等松散的部落时屡试不爽，比较有效，然而用来对付后金效果如何却还是未知数。

事实证明后金是一支作战风格与众不同的部队。将鞑靼与后金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战略战术上大致有四个不同点：

一、鞑靼诸部是一盘散沙，长期互相倾轧、各自为战；而努尔哈赤统一大部分女真部落之后，已经掌握了一支强大军事力量，可以团结一致对外。

二、鞑靼诸部进入明境抢掠到了财物之后便会退回塞外；而后金军队在战略上注意攻城略地。

三、鞑靼诸部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很少强攻明朝的大城镇；后金军队拥有一支步、骑与战车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部队，经常出动云梯、楯车等器械攻击敌人坚守的据点，常常不惜代价死磕到底。

四、鞑靼诸部野战时精锐在前，老弱在后，用盾牌或者木板抵挡铳炮，情况不利时马上转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很强；而后金在野战时从不轻易退缩，注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当辽左明军的主要对手由鞑靼转向后金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有针对性地改变战法，必然会吃大亏，杜松尚未摸清敌情就冒冒失失带着部分人马赴战，无异于送羊入虎口，随后发生的萨尔浒大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杜松一路与后金主力首先在萨尔浒的山谷、吉林崖、界藩山上等地交锋，明军一开始气势不错，在混战中打死了一些后金军人，但随即暴露出了军纪不严的缺点，将士们纷纷争割死者的首级，以此作为凭证而待战后领功受赏。最夸张的时候，一个后金军人倒下，竟然有十余名明军骑兵下马争夺，场面混乱不堪。后金乘机反扑，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皇太极等人担任前锋，他们在界藩山上筑城的丁夫的支持下以破竹之势纵横驰奔，击破明军，打死杜松等将领，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兵器四散在道路上，尸体浮满了弯弯曲曲的浑河。

杜松身中18箭而死，致命伤是被人一箭射中了脑袋，这说明后金军曾经集中了多位弓箭手专门射击明军的将领。其实，富有作战经验的努尔哈赤早就要求部下在作战时专打敌军头目。他指出敌人来犯，带队前进的肯定是头目，只要在战斗中杀伤其一两个头目，敌兵必然溃败。

护心镜
　　古代镶嵌在战衣胸背部位用以防箭的铜镜。一般位于胸口正中间的位置，多为圆形，正面凸出，较其他部分甲片厚；其表面比较光滑，因此被称做“镜”，在受到攻击时可以起到缓冲、转移正面攻击的作用。

很多明军将领都死于后金军的利箭之下，这与明军的铠甲制作低劣也有关系，由于长期武备废弛，明军很多将士除了胸甲与背甲之外，身体其他部位并无任何盔甲的保护。后金军队在五步之内专门用弓箭射击明军毫无防护的面部与胁部，中者必毙。相比之下，后金军队的甲胄制作精良，很多人配备有头盔、面具、护肩、臂手、护心镜，还制造了专门用于保护胁部的“护腋”甲，全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密，连一些战马也披上了重铠。这些甲胄皆是精铁所造，不但能抵挡弓箭，也对快枪、夹靶（一种火门枪）、三眼铳这类射程不远、命中率不同的火器有较佳的防护作用，甚至连一些比较短小的鸟铳也不能击穿它。后来明朝吸取了教训，军火专家徐光启就曾经提出要紧急制造可以洞穿后金铁甲的大号鸟铳（长约5尺5寸以上），用来对付敌人。

杜松糊里糊涂地战死之后，留在后方的车营一不留神竟然遭到了后金派出的奸细的暗算，很多火器在一场人为的纵火中被焚毁，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这支含有部分步骑兵的车营部队由龚念遂为首，大约还有1万人左右，他们在斡珲鄂谟这个地方掘壕列炮，进行防御，但很快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亲自带队冲锋之下，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这时，北路明军己来到了抚顺西北的尚间崖一带，在尚间崖立营的是马林率领的主力，潘宗颜则率领另一部分人马在西南的斐芬山立营。

尚间崖的明军绕营掘了三道壕沟，在壕沟之内布阵的骑兵全部下马备战，壕沟之外还布有四层由骑兵与炮手组成的阵线，这些装配了火器的骑兵排在炮手的前面，就这样，摆出了一个可以连射火器的阵形。但是，这个阵营缺乏可以阻拦敌骑的拒马以及战车，容易被后金铁骑突破。而被壕沟隔开的明军也面临着在作战中被对手逐一歼灭的危险。

金（清朝）的铠甲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第192页

刚刚在斡珲鄂谟获胜的后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了过来，壕沟之内的明军为了增强前线的兵力，也纷纷渡过壕沟参战。

努尔哈赤原本打算抢占尚间崖的制高点，让骑兵由上往下俯冲明军阵营，但他及时发现前线明军的队伍正在集结而阵形不整，马上放弃了登山的计划，当机立断组织部队全线出击。训练有素的后金骑兵凭着出色的骑射技术击溃了明军骑兵，随后又扫荡了滞留在战场上的明军步兵。

尚间崖之战，明军步骑一败涂地，副将麻岩战死，总兵马林仅以身免。而在斐芬山立营的潘宗颜部成了后金军的下一个打击目标。

为了对付后金军，斐芬山的明军用战车列阵，掩护将士连放铳炮。但是他们兵力不足，骑兵数量少，难以配合步兵协同作战。后金军破阵的战术之一是使用敢死队驱赶着大量马匹做炮灰，让它们一涌而上，力图从明军的阵营中撕开一个口子，进而冲散明军的阵营。

尚间崖之战图片
　　采自《清太祖实录》

当明军因阵营散乱而不能连射火器的时候，后金的精锐骑兵便冲过来大肆杀戮，潘宗颜及其部属就这样全部战死，无一幸免。

当前来协助明军作战的女真叶赫部到达固城附近时，得知了明军战败的消息，慌忙回师。

刘綖的东路军自2月29日出发，在深河一带取得小胜，但是由于山路隔阻，消息闭塞，尚不知道杜松一路已经失败。后金派出间谍冒充杜松的部下，过来催促刘綖进军。刘綖果然中计，他为了快速前进，放弃了大量用来阻止骑兵冲突的鹿角枝等物。

斐芬山之战图片
　　采自《清太祖实录》

刘綖所部进至群峰起伏、渺无人烟的阿布达里江时，后金军队早已抢占了山上的制高点，代善、皇太极等率部从山上冲下来，击败明军。刘綖在作战中先是被箭射伤左臂，接着右臂又被射中，但他仍然挥舞着大刀，奋战不已。从上午一直打到日落时分，最后在陷入重围的情况之下被乱刀砍中面部而死。

刘綖的部属康应乾与朝鲜军队还在富察甸一带死守，明军身披藤甲，手持狼筅、竹杆、长枪，而朝鲜军队则头戴柳条盔，身披纸甲，此外很多将士都拥有火器，他们排成数行，不断向着敌人施放铳炮。

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明军处于逆风的位置，火器在逆风发射的情况下，射程必然大打折扣，而黑火药燃烧时释放出的大量黑烟全被风吹回，遮住射手的眼睛，更使人看不清目标。后金骑兵乘机顺风冲击，重创明军，康应乾等少数人突出重围，逃了回去。而在孤拉苦山立营的朝鲜军也独力难支，在姜弘立的带领下降于后金。

南路军的李如柏运气不错，他及时得到了前线明军失败的消息，率部仓皇后撤，幸免于难。

后金破刘之战图片
　　采自《清太祖实录》

明军四路出师，已丧三路。统帅杨镐指挥无能，丧师辱国，被朝廷逮捕下狱，1629年（崇祯二年）伏法。

同年六月，努尔哈赤出动4万军队攻克了辽东重镇开原与铁岭，明总兵马林、副总兵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喻成名战死，接着，后金军挥师北上，灭掉叶赫部，基本完成了统一女真的大业。

富察甸之战图片
　　采自《清太祖实录》

二十三　战守之争

明军用对付鞑靼等松散部落的那一套战略战术来对付后金，结果在辽东屡受重挫。从两军在辽东的一系列作战史来看，后金的野战能力已在明军之上，例如后金在进攻时，先由队伍前列的士兵推着能够抵挡铳炮的车辆前行（车前一般坚立着五六寸的厚木板，有些还包着牛皮，足以抵抗佛朗机、灭虏炮、碗口炮等火炮的弹丸），掩护着第二层的弓箭手，而弓箭手身后的士兵则推着载满泥土的小车，用来填平明军深挖的沟堑，最后一层是人马皆披挂着铠甲的重骑兵，他们等待明军射完一轮铳炮之后，伺机分开左右两翼突击。

后金军擅长射箭，明军则常常依靠车营发挥铳炮的威力。双方很多时候是互相用弓箭与铳炮对射，一见面不会立即进行白刃战。弓箭的一个优点就是近距离能够抛射，当后金军在楯车的掩护下慢慢逼近明军时，在三五十步的范围之内万箭齐发，采取平射与抛射的方式立体打击躲藏在战车后面的对手。

臼炮

因为类似于中国古代臼米的工具，故此得名臼炮。最早有记载的是在1377年中国设计的一种臼炮，到15世纪后，欧洲开始大规模使用臼炮，一开始基本采用前装填，发射实心球状钢弹或者石弹。臼炮的特点是身管短、口径较大、发射仰角高、射弹落点死角小、初速小。

就高角度抛射方式来看，和今天的迫击炮有类似之处，只是在于发射机构不同。在实际应用中，也是推进到敌最近距离，使用大高度角度发射，以重力或者爆炸力（使用爆炸弹）摧毁敌人防御工事或者杀伤其人员。

相反，明军只有臼炮这类火炮可以近距离抛射大弹丸，而大部分铳类火器发射的弹丸都比较小（能够发射利箭的神枪系列火器已经在明朝中后期逐渐被淘汰），一般用于平射，而近距离抛射时杀伤力比不上弓箭，常常不能有效打击隐蔽在楯车背后的敌人。

铳炮与弓箭相比，不但射击速度不够快，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制作粗糙的铳炮在连射之后会发热，甚至爆膛，致使部分明军在发射铳炮时感到恐惧不安，难以专心瞄准（还要指出一点，明军一些部队规定士兵在平日训练时损坏铳炮要照价赔偿，这样就导致很多士兵因害怕铳炮爆膛而不敢加强训练，从而削弱了战斗力）。

后金军队破阵的战法有多种，他们有时会出动敢死队驾驭着双马或者驱赶着马群向前冲散敌阵，精锐骑兵随后乘虚而入。当遇到顽抗到底的对手时，那就要在近战中决定胜负了，这时，后金军队的各兵种便会分批投入战场，冲到最前面拼搏的往往是身披重铠、手持利刃的前锋，弓箭手则紧跟其后不断弯弓射击（相反，明军的铳炮手发射速度比不上后金的弓箭手，在白刃战中用处不大），而后金的精锐骑兵相当于预备队，专门在后面负责接应，以便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位置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双方在混战中，谁的骑兵更强悍，谁获胜的机会就更大。女真是渔猎民族，很多后金骑兵自幼弓马娴熟，骑射技术水平高于明军普通骑兵，因而常常在战场上稳操胜券。当明军骑兵败退之后，留在战场上的那些明军步兵便成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

综上所述，明军与后金野战时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

明朝在辽东的战局日益败坏，急需杰出的军事人才负起重任，以图力挽狂澜。科举出身的熊廷弼顺应潮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之后，连夜出关，赶赴沈阳，亲自到抚顺附近等前沿地带视察防务，所到之处，安置流民，整顿边防，由此军心民心逐渐稳定。

熊廷弼不像前任杨镐那样热衷于指挥千军万马出塞捣巢，他转而提出分兵扼守险要、转攻为守的作战思想，在辽东采取稳固防守的战略，暂时不要主动出击，尽量避免野战，具体的措施是准备在东南路的瑷阳，南路的清河，西路的抚顺，北路的柴河、三岔儿等地方之间各设兵3万，同时在镇江设兵2万，以便策应朝鲜，还在辽阳驻兵2万，而海州、三岔儿河、金州、复州又各驻兵1万，总共18万大军，9万匹马，平时分散各地独当一面，战时互相呼应，合力击敌。他除了积极招募及召集各地的兵马，还调集了大量的冷热兵器，专门制造了数百门200斤以上的火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火炮、7000余支三眼铳、鸟铳与5000辆双轮战车（每辆车上装载3门灭虏炮），另外还有数十万件盔甲盾牌等。

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明末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却不务正业，不听先贤教诲去“祖法尧舜，宪章文武”，而是对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 趣，整 天与 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不仅贪玩，而且还玩得很有“水平”，他不仅经常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的木匠活之中，而且技巧娴熟，一般的能工巧匠也只能望尘莫及。

熊廷弼的所作所为意味着明朝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是正确的。在他担任经略的一年多时间里，局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他恃才自傲，脾气暴躁，得罪了朝廷中的多位大臣，因而在辽东各项战备完全落实之前就被迫下了台。

那时万历帝已辞世，其继任者泰昌帝在位不到一年突然病死，接着轮到天启帝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即位。这位年轻的皇帝年少好动，尤其喜欢动手干木匠活，当他躲在宫中操起斧锯等工具，亲自参与营造房屋时，只有平日身边亲近之人才能近前，渐渐地，朝中大权旁落于得宠的司礼监秉笔大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手。

熊廷弼被罢免之后，朝廷改任袁应泰为辽东经略。袁应泰是个不扣不折的文人，治兵非其所长，他曾经任过按察使，在辽东的后方永平治兵，在此期间，派遣亲信向当时朝中有名的军事专家，任职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等官衔而负责练兵的徐光启请教守御之策。徐光启认为守城主要依靠火器，应该尽量避免将大部队及各类铳炮调出城外野战，理由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城外的铳炮将会落入敌手，而被敌军转用来攻城，后果不堪设想；正确的战法是搞好坚壁清野，将所有的火器集中于坚城之上，凭着各个敌台与城墙之间形成的交叉火力点，互相掩护，以击退来犯之敌。

可见，自从熊廷弼首倡在战略上采取的守势，从而稳定战局之后，现在徐光启更加谨慎，主张在战术上也要以守为主，将城外所有的兵力都撤回城内进行防御。

可惜，袁应泰对徐光启的谆谆教导听不入耳，这位新任经略甚至改变了熊廷弼的稳固防守的战略，他上任之后，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专心整顿防务，招纳蒙古饥民协守，但是到了第二年，便急着要转守为攻，收复失地了，他计划使用辽东数万大军，三路出师夺回抚顺。

这时的后金已经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将都城从藩界西迁到了萨尔浒，进一步逼近了辽沈地区，并于次年二月抢先动手，向沈阳与辽阳之间的奉集堡发动进攻。明军勉强保住了奉集堡，却在随后的沈阳之战中惨败。

沈阳之战发生在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3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沿着浑河于12日来到沈阳城下，用云梯与战车攻城。

沈阳的城墙比较低矮（高约3米左右、宽约两米左右），守军在城外深挖了数道壕沟，里面插满了削尖的木桩，外面铺上某些农作物的秸杆，再用土掩盖着，旁边树立着需要一二十人才能抬起的大木组成的木栅，还筑有每隔一段距离便留着炮眼的拦马墙以及排列着满载火器的战车。每辆战车载有两门大炮及4门小炮，战车与战车之间相隔一丈，堆着高至肚脐的土障，每一堆土障都放置了5门炮。

从沈阳的布防可以看出明军统帅不怕与后金军在城外野战。

沈阳的守将为贺世贤，此人有勇无谋，仗一打响便中了后金军的诱敌之计，他眼见部属在前哨战中杀死数名敌人，便认定后金军不堪一击，不顾部将张贤等人的劝阻，轻率地带着千余家丁跑出城外寻找敌人决一死战，结果遭到后金骑兵的围攻而败下阵来。贺世贤与战死在萨尔浒的刘綖一样，都是一条硬汉，这个人尽管在西门之外身中四箭，犹挥鞭力战，最后伤重而亡。

努尔哈赤歼灭城外明军，立即指挥部队攻城，他们用小车载土填平壕沟，然后推着战车越过城壕，急攻东门。城上城下的明军连放火器，一些火炮因为射击次数过于频繁而发热，以至炮管一装入火药就马上喷出，根本不能再使用。

明军收编的部分蒙古士卒见势不妙，为了保命赶紧改辕易辙，投降了后金，这些人砍断吊桥的绳索，放后金军队进城。仗打成这样，明军败局已定。在沈阳城内外战死的明军达到7万多人，其中阵亡的总兵除了贺世贤，还有龙世功等将领。

同时，从后方沿着浑河向前的明军援兵迟了一步，他们来不及与沈阳守军夹击围城的后金军，沈阳便失陷了。努尔哈赤拿下沈阳，下一个目标就是打援。

明军援兵分为两部，在浑河之北立营的队伍以总兵周敦吉、副总兵秦邦屏为首，在河南立营的队伍以总兵童仲揆、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为首。

后金军队从沈阳赶来，在战车的配合下，渡过明军援兵临时挖掘的壕沟，摧毁了挡在前路的车辆、火炮，与对手展开白刃战，先后击败了浑河南北的各路敌军（其中还包括从奉集堡等地赶来的部分援兵）。

明末清初的三叠阵
　　采自《军器图说》

此役，明军将士们身披两层铠甲（一层铁甲、一层棉甲）浴血奋战，火药用尽后，便手持三庹长的竹竿枪，战斗至最后一刻，总计杀死数千名敌人，虽败犹荣。

沈阳失守的惨痛教训令辽东经略袁应泰不敢再提起主动进攻、收复失地这类漂亮话，他匆忙调动奉集堡、戚宁等处军队，计划集中兵力防守辽阳，但是防御方式还是老一套，除了部分守军待在城内，还拉出一批部队到城外野战。

3月19日，明军与继续西进的后金军首先在辽阳城外交锋。沈阳城外的那一幕悲剧又在辽阳城外重演，努尔哈赤的虎狼之师毫无悬念地横扫了明军总兵李秉城、侯世禄、梁仲善、姜弼、朱万良等人率领的5万军队，并于20日正式攻城。

后金军队在城西掘开闸口，以泄壕水，同时又在东面搬运土石堵塞水口，目的是等到排光那一段城壕之中所有的水，方便进攻。

明军统帅部决定再次派兵出城野战，大约3万余人开出东门之外，采用的阵势是步兵在前，骑兵在后，而前头则排列着三层枪炮手，连射不已。

努尔哈赤见招拆招，下令棉甲军推动载着火炮的战车，反击东门的明军。最先出击的700多名后金军故意连放两次空炮，造成火药用完的假象，明军中了计，有1000多名来自四川的士兵自以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机，迫不及待地反攻。后金军耐心地等着明军进入有效的射程范围之内，再用车载铳炮齐放，进行饱和攻击，致使主动出击的那批明军仅仅剩下七人生还。

后金军大队人马针对明军阵后的骑兵，连续发起猛攻。明军的骑兵败退之后步兵也跟着崩溃了，大量逃兵想撤回城内，这些人拥挤在狭窄的城门口，拼命往里钻，不少人失足掉入护城壕中淹死。

后金军这时候已经夺取了西门外的桥梁，不久又攻占了西门。辽阳快要沦陷了，城内的大批官员连夜收拾细软慌张逃命，但是经略袁应泰仍以舍身取义的气概坚守在岗位上，尽力指挥明军举火夜战，直至第二天拂晓。

当战斗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明军基本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后金军队浩浩荡荡地拥着战车渡壕而过，拿下了东门。在城东北镇远楼督战的袁应泰知道大势已去，自焚殉国。巡抚张铨成为俘虏，后来不屈而死。

辽阳失守，10余万明军一败涂地。辽河以东地区大小70余城俱降于后金。

明朝为了守住辽河以西地区，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收拾残局，并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熊廷弼不像袁应泰那样头脑发热想着进攻，他还是与过去一样注重战略防御，提出了“三方布置法”，具体是将步骑大军驻扎在位于辽河交汇之处的冲要地段——广宁；并将水军驻扎在天津、登州、莱州，从海上威胁辽东的后金军队；另外，由经略本人驻扎的山海关也要布下重兵，以便居中调动，等到时机成熟，再举行战略反攻。

“三方布置法”强调现阶段以防御为主，对此王化贞却有不同的意见，他没有吸取袁应泰失败的教训，仍旧鼓吹以攻为守，声称要尽快挥师渡过辽河，收复辽沈失地。可见王化贞的战略思想比较激进，是一个异常顽固的主战派。

拥兵十多万的王化贞得到朝中一些执政大臣的袒护，一意孤行地策划他所主张的那一套进攻战略，而熊廷弼完全被架空了，掌握不了军权，坚守防御的战略也无从实施。这两个人政见不同，势如水火，终日互相争论不休，辽东的防务未有得到及时的落实。

王化贞到处放出风声，说要收复失地，还没等他动手，努尔哈赤就又一次抢先下手了。1622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正月，后金5万大军渡过辽河，围住了西平堡，参将罗云鹤出城应战，不幸阵亡，副总兵罗一贯凭城坚守，用火器杀伤了大量使用战车、铁钩接战的后金军。可惜直至火药、矢石用尽，援兵也还没有赶到。西平堡于21日失陷了，罗一贯绝望自刎，城内3000将士全军尽没。

西平堡之战图片
　　采自《清太祖实录》

孙得功、祖大寿、祁秉忠等3万余援军姗姗来迟，在与努尔哈赤列阵野战之时，骑兵先溃，反过来蹂踏步兵，随后所有人一哄而散。后金军队紧追不放，在沙岭附近几乎将明军杀了个干干净净。

明将孙得功临阵逃脱，回到广宁之后组织党羽，成为后金内应，在城内公开散布后金军快要打到的消息，造成军民惶恐不安，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卷起铺被，携老扶幼，匆匆逃难，很多士兵也泄了气，纷纷将自己系在绳子从城墙吊下来当了逃兵，用不了多久，整座昔日繁荣的广宁城变得空空荡荡。

善于纸上谈兵的王化贞在危急关头变得不知所措，也踉踉跄跄地加入了逃难的队伍，狼狈西奔，他在大凌河碰见带了5000人马前来接应的熊廷弼，不禁痛哭失声。

兵败如山倒，事已至此，即使是智者也难善其后。熊廷弼无力回天，只好下令坚壁清野，保护成千上万的难民撤入山海关之内。熊廷弼与王化贞都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人，却不能同舟共济，他们后来的结局也一样，都因为丧师失地而被朝廷处死。

努尔哈赤于24日打到了广宁，明军叛将孙得功等人出城迎接，其后，后金军攻克义州，授孙得功为游击驻守该地。

广宁失守，周围很多城堡也陆续投降，后金一直向西推进到中左所附近才退回辽河以东，踌躇满志的努尔哈赤接着将都城迁到了沈阳。

经略
　　南北朝时曾设经略之职，唐初边州置经略使，宋置经略安抚使，掌一路民兵之事，皆简称“经略”。明及清初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职位在总督之上。

明朝诸位大臣在广宁之役后总算取得共识，不再有人质疑坚守防御的战略了，但是在究竟采取哪一种防御方式的问题上又有争议。新任经略王在晋与蓟辽总督王象乾等人认为应该在山海关前面不太远的地方（八里铺一带）再修筑一道关，企图凭着一前一后的两道关作为双保险，以防卫京师。而兵部尚书孙承宗、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兵部司务孙元化等人则坚决反对，这些人主张应该派兵前进到山海关之外，收复并无后金军队驻防的河西走廊，在宁远附近防御。

天启帝最后支持了孙承宗，下命让他取代王在晋出任新的经略。孙承宗在袁崇焕等人的支持下，不但进至宁远，还到达了锦州，他积极布置一条将山海关、宁远、锦州等地联在一起的防线，史称“宁锦防线”。在数年时间里，明军先后在关外修复九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收复失地400余里，屯田5000顷。

可惜孙承宗后来遭到阉党的排挤，他因为部属在柳河与后金交手的一次小挫败而黯然下台。继任者高第懦弱无能，治军无方，此人为了增强山海关的防御，命令把锦州、右屯前线等地的大部分兵力撤回来，仅仅是留下少数兵力做哨探。经过一番折腾，宁远失去了屏障，暴露在虎视眈眈的后金之前。

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时隔三年之后再次大规模伐明，率领数万大军西渡辽河，占领右屯卫、松锦等城，四处搜刮粮食物资，不久直抵宁远城下。幸好守军早有准备，事前已经进行坚壁清野，将中左屯、右屯等据点及布置在宁远城外的兵员与火器全部撤入城内。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副总兵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率领不足两万的兵力，决意只凭坚城固守，不与敌人在城外野战。

后金于24日总攻，车兵推着楯车前行，掩护后面的作战人员到城下凿城。这种外面裹着牛皮及铁皮的楯车在过去的战斗中可以有效地阻挡明军的铳炮，然而却抵挡不了现在明军装备的威力巨大的西洋大炮，每当楯车碰到西洋大炮的炮弹，就会像朽木般不堪一击。

天启年间引进的红夷大炮
　　采自《明清边政与治乱》第175页

明军的西洋大炮又叫“红夷大炮”，这些火器是朝廷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购买或从沿海沉船中打捞上来的欧洲新式大炮（具体性能在下章介绍），宁远城上共有11门这样的炮，不停地轮流射击，后金军队被打得血肉横飞。

后金军队攻击西南城角遭到守军的侧击，受挫之后转攻南角，还有部分勇士冒死将楯车推到了东门城下，拼命凿墙，一共凿了十几处大坑。由于城脚下存在着火炮不能直射的死角，因而守军点燃了一些包裹着火药的棉被，向着城下的敌人不断投掷；又将火药放入柴草里面捆好，再灌上油，然后抛到城下，焚烧敌人的车辆。在两三天的激战中，后金军队多次被击退，大批将士遭受炮击及火烧而死。遗留在城下的车辆又被守军乘夜缒城而下，尽数焚毁。

红夷大炮炮身的欧洲徽标
　　采自《明清边政与治乱》第176页

努尔哈赤费尽心思也无法拿下宁远，只好停止攻城。他为了泄愤，转攻觉华岛，杀死守岛的数千明军之后，返回沈阳。

宁远之战图片
　　采自《清太祖实录》

《清太祖实录》称努尔哈赤一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当时，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在攻城时被炮击伤，后来伤口恶化而死。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都反映了红夷大炮这种先进火器在宁远之战中作出的贡献。

觉华岛之战图片
　　采自《清太祖实录》

事实就摆在眼前，只要明军扬长避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完全可以击退来犯之敌的。所谓正确的战略，就是以熊廷弼、孙承宗等人为代表的种种积极防御的思想；而正确的战术，先有徐光启建议放弃城外野战，提出“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设想，后有袁崇焕实行的“凭坚城、用大炮”等行之有效的措施。上述战略战术经过实践，证明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

从努尔哈赤开始反明，到宁远之战为止，明军用了18年时间，付出了巨额的学费，才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自此之后，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组建的“宁锦防线”就成了后金军队挺进辽西走廊的最大障碍，在整个明清战争期间，后金（包括后来的清朝）从未能彻底摧毁这条防线，更不用说进入山海关了。宁远之战意味着明清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守将袁崇焕亦凭此扭转乾坤的一战，得以济身于中国古代名将之列，就像清朝编撰的《明史·袁崇焕传》所承认的：“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二十四　洋人入华

红夷大炮的作战特点是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威力惊人，其原产地在欧洲，本是英国制造的先进的加农炮，那么它是怎样来到明军中的呢？原来，随着东西方之间新航路的开辟，很多欧洲人从万里之外来到亚洲，在中国沿海一带频繁活动。其中，英国的某些远洋船只在中国东南沿海因各种原因而沉落，船上的物资包括红夷大炮在内。这些物资陆续被沿岸居住的民众打捞出来，还有的落入了租住在广东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手中。不久，明政府通过向葡萄牙人购买或从沿海沉船中打捞等方式获得了30门这样的炮，其中11门炮参加了宁远之战，并一举成名。

红夷大炮在战场上出类拔萃的表现显示欧洲火器已然比明朝国产火器先进，这不是偶然的，自从十四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生产技术也不断进步，到了16世纪又发生了科学革命，各种自然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西班牙、葡萄牙、英、法等国相继建立起制造火器的大型工场手工业，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各种制式枪炮，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而远在亚洲的明朝，虽然过去也引进过欧洲的火绳枪与佛朗机，但其火器的主产方式仍然停留在小手工业阶段，这种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导致枪炮制造水平不断拉大与欧洲的距离。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随着海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而更加活跃。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欧洲传教士到明朝传教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例如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其中也包括军事科技），成功地吸引了部分明朝士大夫的注意，激起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望，从而使明末出现了一股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潮流。

由于当时明朝正在辽东与后金打得如火如荼，所以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在士大夫之间格外受欢迎，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兵部司务孙元化等人直接或间接从传教士利玛窦（意大利人）那里学习了军事科技，了解到西洋火炮及筑城技术的优越之处，便积极向朝廷倡议对其加以引进及仿制。就这样，明政府在天启年间先后从澳门等地购入红夷大炮，还聘请了23名葡籍炮师与一名翻译协助训练士兵制炮用炮。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没有引入红夷大炮之前，明朝的铳炮大多数由椎击、打造与铸造等方法制成。

椎击法，是用钢钻在金属管上钻出铳口，这种方法速度很慢，一般每天只能钻一寸左右，而且不能绝对保证钻出来的铳口毫无偏差。很多火绳枪是使用椎击法制造的。

一些小型火炮则用打造法，具体就是先将生铁炼成熟铁，制成铁板，接着将数块弯曲的小铁板均衡地叠合在一起，卷成圆筒形（炮腹装填火药之处要适当加厚），再用数个钉子把它们合在一起，最后经过铣光炮膛与安装火门等工序，便算完成了。这类由熟铁制成的炮比生铁炮要轻得多，美中不足之处是炮管有缝隙。

大中型火炮是用铸造法来造，各地匠人铸造的方法不止一种，很多火炮都是先造好几段炮身，然后再将它们连接而成，这种原始的铸造法生产出来的炮管有铸缝，存在着爆膛的隐忧。

新式的红夷炮虽然也是用铸造法制造，但是与传统的大中型火炮不同，它的整个炮身完整无缺，不能有微小的空隙或裂纹，这个优点使这类炮承受膛压的能力超过了以往用任何一种方法制造的铳炮，因而更加安全耐用。

要想铸造红夷炮，需要先做好“外模”与“内模”。外模的制造方法如下：采用楠木或彬木刨制成炮身的模样，再装上炮耳、炮箍，然后一层接一层地往木炮上面涂上掺着羊毛的胶黄泥与细沙，直到厚度为木炮的1.6倍为止，在涂沫的过程中要缠上粗铁线、铁条、铁箍等作骨架，完成这些工序后还需要几个 月 的 时 间 晾干，最后抽出木炮，便形成了泥筑的外模（残留于外模里面的木制炮耳、炮箍等，要放入炭火慢慢烧掉）。

制造炮模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搞定了外模，便轮到内模了。内模的长宽应该与炮膛相等（炮膛由口径、前膛、药室等部分组成），其核心是一根铁柱，外面均衡地涂着泥层。

有了外模与内模，可以正式铸炮了。铸炮的步骤是先将外模竖立在用砖彻成的“铸炮台”中央，再用起重装置将内模放入外模里面，当内外两模的轴心一致的时候，两模之间便出现了一个与火炮形状相似的空隙，接着往里面注入沸腾的铜、铁等金属溶液，冷却之后将内外两模移走，便露出了火炮的粗坯。

火炮的粗坯还需要工匠精心地加工，经过用镟刀伸入炮膛里面刮净残留的渣滓，削滑膛壁（行话称做“镟膛”）等一系列的工序，才可成为得手应心的火炮。

红夷炮在实战中能够在射程的允许范围之内对远近不同的目标进行精确射击，这主要得力于“量铳规”这种仪器。量铳规类似于一个四分之一的圆规，是由两根铜条组成一个直角，直角顶端悬下一条线指向一个圆弧形的“铳规”。铳规是一个刻度表，上面分为平度（相当于现代的0°）、一度（7.5°）、二度（15°）、三度（22.5°）、四度（30°）、五度（37.5°）、六度（45°）等刻度，也有的刻度表分为平度至十二度的。

镟刀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用镟刀镟膛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火炮的射程有多远，与炮管的俯仰角度关系重大（在炮尾下部增加或减少垫子，可使炮管任意俯仰），炮管与地面平行时射程最近（这个称之为“有效射程”），与地面成45°射程最远（这个称之为“最大射程”），而超过45°时射程又会变近。要想知道炮管的俯仰角度，就要在发射之前将量铳规的一条铜边插入炮口，当直角顶端的悬线指向刻度表中的平度，那就意味着炮管与地面平行；当直角顶端的悬线指向刻度表中的六度，那就意味着炮管与地面成45°。依此类推，炮管与地面在平度至六度的范围之内，刻度表中的度数每增加一度，那就意味着炮管向上提高了一部分，同时射程也相应增加了一部分。明末的火器专著《西法神机》列举了当时人们用量铳规对一种火炮测试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的记载，刻度表为平度时，火炮的射程为268步；刻度表为一度时，火炮的射程为594步；刻度表为二度时，火炮的射程为794步；刻度表为三度时，火炮的射程为954步；刻度表为四度时，火炮的射程为1010步；刻度表为五度时，火炮的射程为1040步；刻度表为六度时，火炮的射程为1052步。虽然《西法神机》的数据有些偏大，但还是反映了火炮的射程随着俯仰角度增减的事实。

量铳规图片
　　采自《西法神机》卷下

炮手在战前先用量铳规测试红夷炮每一个仰角的射程，然后再将平度、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五度、六度等度数及其相对应的射程记录在小册子上，如果在战斗时需要将炮弹打到794步，只需翻开小册子按照里面的数据，使用量铳规将炮管调到三度即可。

守城时使用红夷大炮这种火器非常方便，临战之前先用架在城上的火炮试射城外的桥梁、隘口等交道要点，弄清楚炮弹到达各个不同的目标时需要将炮身调整到哪几个俯角，然后再将数据记录在小册子，战斗时按图索骥，依样画葫芦地调节好炮身的俯角，便可以对各个目标进行精确射击。如果炮手在战时配上西洋引进的望远镜来观察目标，那就如虎添翼了。

火攻挈要
　　中国明末系统总结火器技术的著作。该书撰写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原为上、下两卷，另附《火攻秘要》一卷。崇祯年间，为适应同后金作战的需要，明廷在北京设立铸炮所，聘请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监制西式大炮，并要他将技术传授给工部“兵仗局”。于是焦勖集中了明代火器的技术成就，并吸收了西方造炮技术的先进成果，撰成《火攻挈要》一书。

明末引入中国的欧洲火炮有多种型号，据不完全据计，有半蛇铳、大蛇铳、倍大蛇铳、鹰隼铳、枭喙铳、半喙铳、虎唬铳、飞彪铳、狮吼铳、虎踞铳等，这些炮在口径、身长、作用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此外它们还分别有西洋大炮、红夷大炮等不同的称谓，例如最先引入中国的红夷大炮就属于半蛇铳。明末的一些军事著作将这些火炮按照不同的用途分为“战铳”、“攻铳”与“守铳”。

明末介绍西方军事科技的著作有很多，比较著名的除了孙元化编写的《西法神机》之外，还有焦勖所著的《火攻挈要》，这两本书分别受到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与汤若望的重要影响，与传统的火器著作相比，更加重视科学实验。

孙元化与焦勖设计的火炮非常注重炮身尺寸与口径的比例倍数，这是将火炮分为“战铳”、“攻铳”与“守铳”的标准。

战铳主要用于野战，炮身长，射程远。此炮的口径一般在3至5寸之间，火门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33倍，火门至炮耳的距离为口径的13倍，炮耳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19倍，炮底厚度为口径的一倍，尾珠长宽均为口径的一倍，炮耳的长宽也为口径的一倍，炮身重约500至3000斤，可发射4至10斤重的炮弹。一些佛朗机及蛇炮属于战铳，同样有设计尺寸与口径的比例倍数。

攻铳的口径一般在4至10寸之间，火门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18至22倍，火门至炮耳的距离为口径的8至10倍，炮耳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10至12倍，炮底厚度为口径的一倍，炮耳的长宽也均为口径的一倍，可发射10斤至50斤的炮弹。飞彪铳（一种臼炮）、虎唬铳及狮吼铳均属于攻铳，各有自己的设计尺寸与口径的比例倍数。

守铳的口径一般在3至5寸之间，火门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8至16倍，这类炮一般可发射4至16斤的炮弹。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战铳、攻铳与守铳的炮长、口径与发射的弹丸等各种数据也不是一成不变，例如虎踞铳这类守铳就可发射26至50斤的炮弹。

攻铳与守铳的长度都比不上战铳，射程也近得多。因为攻铳主要用于进攻，在接近目标时才使用；而守铳主要用于防守，在敌人逼近时使用。但是有的攻铳的口径及弹丸都比较大，因而威力也惊人。

火炮使用的新式弹药也多种多样，具体有：

响弹（又名“吼龙弹”），用弹模制成，以生铁铸成。弹丸里面中空，并有一洞贯通内外，迎风发射时，外向的洞口可发出吼叫声，惊扰敌人的马匹。

各种新式弹丸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链弹（又名“鸳鸯弹”），这种圆弹在发射之后可自动分为两半，中间用长约4至8尺的铁链相连，打击面宽，在水战中可用来射击船桅。此外，分为两半的炮弹还有“分弹”，而分为四半的炮弹则有润弹、散弹等，它们的原理均与链弹相似。

钻弹，这种炮弹为圆形，两头各自水平伸出用百炼钢制成的尖锐利刃，专门用来攻击营寨。

凿弹，也是一种圆弹，两头各自水平伸出用纯钢打造而成的剑形凿头，在攻城时，可先发射这种炮弹凿破城墙，然后再用实心弹反复轰击，确有奇效。

《火攻挈要》这本书建议枪炮手们在发射战铳与攻铳时应该采用铁弹，因为铁弹体硬，摧毁目标的能力强；发射守铳等短铳时应该采用石弹，因为石弹体脆容易破裂散开，杀伤面积比较广宽；而发射鸟铳时还是要采用铅弹。因为这种小弹丸体重，能穿透铠甲。当然，铅弹的另一个优点是质地软，即使造得比铳身的口径大一些，也可以射出去，并有利于闭气。

自生火铳图片
　　采自《军器图说》

孙元化也在著作中认为，凡是炮弹重约1至8斤的，则需要装配同样重量的火药；炮弹重约9至17斤的，装配的火药分量就要为弹重的4/5；炮弹重约18至28斤的，装配的火药分量就要为弹重的3/4；炮弹重约27斤以上的，装配的火药分量就要为弹重的2/3。经过上述的合理配置，火炮射击的效果才会更佳。

《西法神机》与《火攻挈要》都提到用醋涂在长时间射击之后的火炮上，就会迅速散热。因为醋的沸点低，可以起到冷却作用。

火炮在明末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枪铳类火器也有新产品。毕懋康所著的《军器图说》中提到一种“自生火铳”（即是燧发枪），这种枪比火绳枪的先进之处在于它的发火装置不用火绳，而使用燧石（燧石在撞击之后可发出火星，点燃火药），所以在刮风下雨的不良天气下也可照常使用。

明末筑城技术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中国在冷兵器时期，全国范围内广泛耸立的大大小小的城池是军事防御的主要支柱之一。最初的城池基本是由城门与城墙组成。城墙，是古人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聚居点四周建起的与外界相隔的围墙。围墙之中用以交通的出入口叫做城门。后来，随着攻城武器及战术的发展，城池又出现了敌台（马面）与角楼。敌台与角楼都是凸出城墙之外的墩台，它们能够实施侧射，相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点，掩护城墙。一般在城墙的周围，每隔数十米至数百米便筑起一座敌台，而角楼则建在城池的四隅，用以保护容易受到两面夹击的城角。

传统的方形敌台（上）与新式棱堡（下）的平面图（作者绘画）

中国古代的敌台（马面）与角楼，以方形为主，这在设计上是有缺陷的。以间隔不远的两座敌台为例，它们侧射的火力点除了互相掩护自身的侧面之外，还能掩护处在两台之间的那一段城墙。但是，每一个敌台的正面都是没有侧射火力掩护的死角，往往成为敌人的突破口。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火器出现在战场上——特别是各类精良火炮的大量使用，对敌台构成了致命的威胁。那些凸出城墙之外的敌台成了炮弹打击的焦点，很容易被击毁。

那么，怎样改进敌台，使之提高在火炮打击之下的生存能力呢？这个问题不单困扰着中国人，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例如古代西欧城堡凸出城墙之外的楼塔（相当于中国的敌台、角台），是以圆形、方形为主的，它们在攻城火炮面前，同样面临着与中国方形敌台一样的困境。

三角形敌台、棱形敌台与皇冠形敌台（从左到右）等新式的棱形敌台的平面图（作者绘画）

后来，欧洲最早出现了防御火炮的楼塔，这就是棱堡。棱堡是一种不等边的五角形（棱形）工事，这种最初的筑城体系还很简单，并不完善，意大利人开始发明的棱堡还带有古代楼塔的痕迹，例如凸角很钝、正面短小等等，或许只能称之为“雏形棱堡”。不久，楼塔的各个正面除了五角形之外，还产生了三角形、皇冠形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正面都为角形。总之，雏形棱堡最基本的两个条件是：一、楼塔的正面是角形，而不是传统的方形与圆形，所以也就没有射击死角；二、凸出城墙的角形楼塔，使敌人直射的炮火容易打滑，产生跳弹。

雏形棱堡也是由西方的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对西洋诸国先进的筑城体系推崇备至，他在天启元年4月26日向皇帝呈交的一篇疏文中，指出在辽东与后金作战的明军应该暂时避免将铳炮布置在城外，与敌人野战，而要将铳炮放在城上打击敌人，为此要建筑多个附于城墙的敌台，安放铳炮，这样就达到了以敌台保护铳炮，以铳炮保护城池，以城池保护百姓的目的。他还提议加强京师及边境防务，建筑三角形敌台与圆形敌台（这类敌台又叫“铳台”。按照恩格斯在一篇名叫《筑城》文章中的说法：“棱堡筑城体系可按一些国家来分类”。而“意大利派”建造的棱堡除了一些多角形的楼塔之外，还有“圆台堡”。上文已经提到过，徐光启的西式筑城技术是跟意大利人利玛窦学的，所以，他同时提出建立角形敌台与圆形敌台，都不是偶然的），同时，据说了解这种新式筑城体系的朝臣还有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兵部尚书崔景荣、侍郎邹元标等人。根据徐光启的疏文，与蒙古诸部接壤的宁夏的沙湃一带，很可能在万历年间，建起了新式的西式敌台。

四种“铳角”平面图
　　采自《西 法 神 机》卷上

从徐光启的文集来看，一些圆形的附城敌台用砖块、石料等砌成，墙一般厚达一丈以上，分为三层，仅仅高度就达到了30米左右。这与西式棱堡降低高度，以避免火炮打击的发展趋势不同。原因可能是那时的后金军队还未能拥有威力巨大的攻坚利器——红衣大炮（也就是明人的“红夷大炮”）。

虽然徐光启的仕途多舛，才华长期得不到充分的舒展。但幸运的是，他注意培养人材，所以后继有人，他的杰出学生孙元化就是这样的人材。孙元化运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于天启年间分别在山海关、桃林、喜峰口、一片石、宁远等沿边要地，建筑铳台。

后来，孙元化改任山东右参议，在袁崇焕的领导之下整顿宁前兵备。崇祯年间，皮岛副将刘兴治作乱，朝廷决议在山东沿海设立登莱巡抚，加强海防。孙元化经徐光启的荐举，调任登莱巡抚，驻登州。他聘请葡萄牙炮师到登莱铸炮及训练士卒。不料，部属孙有德、耿仲明在两年后叛变，攻克了登莱。虽然叛军念旧，将孙元化释放，但他还是在次年被朝廷处死。

在孙元化留下的《西法神机》这本著作里，其中《铳台图说》一章涉及到西式筑城法，并收录了四幅平面图，描述了四种叫做“铳角”的新式敌台的形状：

第一图，是在凸出城墙的方形马面（相当于敌台）的两角之外分别筑起两个梭形（近似棱形）小铳角，用来保护马面。

第二图，是在方形城池的四隅分别筑起四个梭形（近似棱形）大铳角，用来保护城池。

第三图，是在单独的炮台（或敌台）的四隅分别筑起四个大铳角，用来保护炮台（或敌台）。

第四图，是在单独的炮台（或敌台）的四边分别筑起四个三角形的小铳角，用来保护炮台（或敌台）。

从图中可见，孙元化的笔下的铳角，有梭形（近似于棱形）、三角形等不同形状，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铳角几乎都以锐角为主，这表明，那时雏形棱堡的棱角模式还很单一，后来经过发展，又产生了钝角棱堡，可能还有直角棱堡，等等。

徐光启与孙元化的西式筑城法源自意大利人利玛窦，而明末来华的另一位欧洲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也将棱堡筑城体系带来了中国。由汤若望传授、明人焦勖编写的《火攻挈要》这本记载西方火器技术的著作，其中的《守城说略》一篇中提到一种名叫“捏腰三角尖形”的铳台，也属于是雏形棱堡。

焦勖这人的生卒年月不详，他很可能是一名铸炮工匠，协助奉皇帝之命督造火炮的汤若望开展工作。由此可以认为，棱堡筑城体系不但在朝廷士大夫中散播，亦已经流传到了民间。经验丰富的民间工匠，建筑出棱堡筑城体系的城防工事，也不足为怪。

明朝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关于棱堡筑城体系的文献资料，这些作者大多数与天主教关系密切。例如身为天主教徒的魏学谦，曾被朝廷授予庶吉士之职，他也精于西式筑城术，他认为应该在敌台之外再修建“三角附城”，这种三角形的附城外表好像“菱叶”一般，能够有效地防范炮火袭击，其地基用石彻成，墙则由夯实的土筑成，炮弹轰进土里不起任何作用，而附城的旁边还开有小门，可供出入。这种西式筑城术与孙元化在《西法神机》记载的四种“铳角”平面图的第一图（就是在马面的两角之外筑起两个小铳角，用来加强防御）大同小异。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现在延用至今的农历就是由其编写并被古人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并一直使用到现在。还著有《主制群征》、《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汤若望在天历等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撰写的一系列注重实践的著述，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魏学谦的见解被收录入方以智编写的《物理小识》中，魏学谦与方以智是朋友，两人都在明亡之后被迫投降攻克北京的李自成，据说魏学谦选择在李自成登基之日自杀，以此来为前朝尽忠；而方以智则在李自成败亡之后出家，后来也投水自尽。

天主教徒韩霖是山西平阳府人，曾经跟徐光启学过兵法，在他编撰的《守圉全书》、《慎守要录》等军事著作中提到了西洋先进的铳城体系；而明亡之后，在江南抗清而死的钱旃，生前与天主教徒有过频繁的交往，接触过西方的先进文化，这人生前出版过一本名叫《城守筹略》的著作，书中也收录了韩霖对西式棱堡筑城体系的有关论述，可见韩霖的论著在当时的确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敌台的平面图
　　采自《城守筹略》之《先事预防》。图中写着“细点为炮路”这几个字，所谓“炮路”，按照现代的说法，也就是枪炮的“弹道”。

韩霖的军事著作中记录的各类棱堡名目繁多，有“正敌台”、“独敌台”、“扁敌台”、“双敌台”、“双鼻之台”等。

“正敌台”的中央突出了一个台角，称之为“鼻”；由台角延伸而出的两边叫做“额”；敌台背后伸向城墙的两条边叫做“眉”；两眉之间的凹入处叫做“眼”；敌台与城墙的通道叫做“吭”。战时，守军隐蔽在正敌台背后的“吭”，利用铳炮掩护另一个敌台的“鼻”与“颐”，使城墙完全不留任何射击死角。这种棱形敌台中间横突的两“眉”对隐蔽在其背后的作战人员多了一层保护作用，比起孙元化设计的几种“铳角”更加先进。而下文的“独敌台”、“扁敌台”、“双眉双眼敌台”、“双鼻之台”都有上述优点。

扁敌台与独敌台的平面图
　　采自《城守筹略》之《先事预防》

“扁敌台”的凸角比较钝，它建于城墙中间，原因是由于一些城墙太长，使两个城角的敌台相距过远，彼此难以救援，故此，于城墙的中间再立一台以为倚角。而“独敌台”则凸出在城门之外，专用以掩护后面的城门，防止城门受到炮击，它不像“正敌台”那样建有与城墙连为一体的通道（即是“吭”），而是用桥架在敌台与城墙之间，沟通彼此。

此外，两个敌台可以纵向叠成“双敌台”（又叫‘双眉双眼敌台’），既拓展了防御纵深的空间，又增强了抗炮击的能力。依此类推，两个敌台还可以横向紧挨在一起，组成“双鼻之台”，既扩宽了战线，又提升火力的打击密度。

韩霖认为大铳射击时由于产生后坐力而势必倒退，所以敌台的地面应该前低后高，以此作为一个缓冲，用来缩短火器倒退的距离。

双眉双眼敌台与双鼻之台的平面图
　　采自《慎守要录》卷二

就这样，多个敌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类似的敌台高约9至10米。台基长约七八米，阔约三四米。台顶部长约三四米，阔约3米。各个敌台之间，分别相距七八十步、100余步或者二三百步等，都在铳炮的射程之内。仅就高度而言，比起徐光启的圆形敌台差不多降低了2/3左右，更有利于避免火炮的打击。从上述附图中可看出，这些敌台大多数是钝角的（只有“双鼻之台”由两个锐角组成），它们与孙元化倡议的那些锐角棱堡，谁优谁劣？根据专家的观点，锐角棱堡效果的确不好，钝角形凸角是多边的多角形要塞所不可避免的。

韩霖在《慎守要录》的《缮葺旧城新译西洋法》这一篇中亦涉及到改造传统的旧式敌台的问题。书中教导人们如何将正方形敌台以及圆形的小敌台改成棱堡。两个敌台相距太近则要改远。原在城外的瓮城也要改为城内。他还指出有必要在敌台的背后（大约在“吭”部的位置附近）修筑一个半月形的“眺台”用来侦察敌情，因此“眺台”一般要比城上的台基高出二丈，这样在敌台失守时还可以形成第二道防线，以便居高临下俯击敌台，但是它不能过高，否则容易被敌人的铳炮击塌。

韩霖声称当时明朝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城堡，受到西洋筑城法的影响，但大部分只是略存其意，完全符合新式筑城法规的比较少。他同时也在军事著作中收录了孙元化、何良廉、王徵等人对新式筑城法的论述。其中，孙元化的相关观点上文已经提及，不再重复。而何良廉则将雏形棱堡称为“卫城之台”，这种三角形的“卫城之台”应该建于城角，如果一座城不止四角，而是五角、六角；那么也要建五、六座这样的台，彼此互相照应，每个台上都要布置六门大铳，甚至还可以在三角台之外再加筑一个“斜形方台”（外形类似于“双眉双眼敌台”），以增加防御纵深。有意思的是书中收录了天主教徒王徵的所见所闻，王徵是天启二年的进士，曾经以辽海监军道的身份协助孙元化在登莱练过兵，这人对西方的机械工程深有研究，也学过拉丁文，参与翻译出版过《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之类介绍西方科技的书籍。他自述在山西代州地区亲眼目睹有十二座用砖砌成的城堡，平均每一座相距十多里，在这些城堡的四角全部是大圆角形（外形似乎类似于“正敌台”）的空心敌台，里面的守军通过炮眼向外射击铳炮。“足惊敌人之胆。”

综上所述，棱堡这种西式筑城体系在明末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多种称号，分别有：“三角敌台”、“铳角”、“捏腰三角尖形”铳台、“三角附城”、“正敌台”、“独敌台”、“扁敌台”、“双敌台”、“双鼻之台”等等。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西方的火绳枪在明代中期传入中国时，不也是产生了“鸟铳”、“鸟嘴铳”、“噜密铳”等多种称呼吗？

无可讳言，雏形棱堡是一种不完善的筑城体系，所以它的面世必然会受到守旧者的抨击。例如有人批评城门两旁的角台与城墙不是90度的直角，会造成“矢道皆斜”的后果，影响从侧面射击敌人。其实，这种缺点在欧洲的一些雏形棱堡也有，而在意大利派棱堡筑城体系中，这种现象尤其突出（恩格斯在《筑城》一文中认为：直到16世纪“完全摆脱意大利派影响”的工程师丹尼尔·斯佩克尔提出的棱堡工事体系的一些原则中，才指出：“需要互相掩护的各个工事配置得越近直线越好”，“棱堡的侧面——至少是部分侧面，最好是整个侧面——应同防守线垂直……”）。

雏形棱堡走向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棱堡新式筑城体系，经过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数学家、军事家、工程师们长期不懈地努力，直到大约1740年科尔蒙太涅发表了关于棱堡筑城体系为止，才通常被认为是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成熟的棱堡筑城体系比较复杂，它攻防兼备，可以包括实心与空心的两种棱形要塞、三角堡，以及相当于内堡的封垛，也有壕沟、中堤、斜堤，提供给守军掩蔽集结进行反击的掩蔽路、屯兵场等。这东西出现在世界上已经是18世纪中期的事了，而在17世纪的明清交替时期，长途跋涉来到东亚的欧洲人，他们所带来的筑城技术，还没有那么先进。

总之，由于明廷财政紧张等原因，各类雏形棱堡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推广。修建传统城池仍然是全国各地的主流。但是在火炮的威胁之下，那些城池城墙的高度也相应降低，并增加了厚度，还逐渐将城上的角楼、战棚等不足以抵御炮弹的设施拆掉搬走。

除了雏形棱堡之外，明末清初，从西方引进国内的响弹、链弹、钻弹、凿弹等，还有毕懋康设计的燧发枪，都算是与世界接轨的产物。也由于种种原因，同样没有得到普遍采用。

二十五　精兵良将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对在辽东败多胜少的明朝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据《明实录》记载，在1681年（万历四十六年）至1621年（天启元年）这3年之间，朝廷仅发往辽东广宁的火器就有：天威大将军10门、神武二将军10门、轰雷三将军330门、飞雷四将军384门、捷胜五将军400门、灭虏炮1530门、虎蹲炮600门、旋风炮500门、威远炮19门、涌珠炮3208门、连珠炮3790门、翼虎炮110门、大小钢铁佛朗机4090门、神炮200门、神枪14040支、铁铳540支、鸟铳6420支、三眼枪与四眼枪共6790支、五龙枪750支、夹靶枪7200支、火药原料清硝130.695万斤、硫磺37.68万斤、火药9.5万斤；此外还包括大小铅弹14.2368万斤、大小铁弹125.32万斤；而刀枪弓箭等冷兵器数以百万计；制造军械的金属原料有各种黑铅、真钢、建铁、西铁等达到140余万斤；至于其他的军用物资，更是不可胜计。从上述的各类武器中火器的数量来看，充分说明了明末辽东军队对火器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

李之藻与徐光启交往甚深，同从意大利人利玛窦游。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官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从传教士利玛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任福建学政。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以工部分司之职赴山东章丘治河。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任开州(今河北濮阳)知州，兴水利，治州城。用西洋算法查核隐匿钱谷之弊，政绩斐然。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入天主教。1611年（翌年）丁父忧回籍。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疏请译西洋历法。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迁高邮制使，治南河，成绩显著。1621年（天启元年）清军陷辽沈，以徐光启荐，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上疏力主仿制西洋铳炮，以固防务。1623年（天启三年）2月遭劾，以太仆寺少卿调任南京，寻罢官回籍。从事译述。1629年（崇祯二年）新设历局以修正历法，得起复。次年（1630年）6月到局视事，旋病卒于任所。

但这么多的火器也改变不了明军失败的命运，明臣李之藻在此期间给皇帝的一篇疏文中透露自后金起兵3年以来，明朝倾注了百万件各类兵器于辽东，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神威”、“飞电”大将军等火炮，然而随着辽东的沦陷，这些兵器大都落入敌手，致使后金火器的装备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事实上已经逐渐拉近了与明军的距离。而后金在战时驱使被俘的明军枪炮手发射缴获的火器，配合步骑冲锋陷阵，气焰更加嚣张。有鉴于辽左的危局，为了能够继续让明军保持着装备上的优势，明朝对原有的火器加以改良，汰旧换新，使其更适应实战。军火专家徐光启就公开提出要将快枪、夹靶铳、三眼铳之类的射程不远、命中率又低的旧式火器（相当于火门枪），全部弃之不用，转而改用鸟铳（火绳枪），这是他根据后金士卒在战场上畏惧鸟铳的事实而大力主张专用鸟铳克敌。不过，短小的鸟铳难以射穿敌人的铠甲，所以需要制造长鸟铳，特别是长达4尺5寸的大鸟铳，效果更佳。其后，在皇帝的支持下，徐光启训练出数以千计的官兵，这些人善于使用长约五六尺的噜密铳，拱卫京城。然而，精良鸟铳的制作费用比起旧式的火门枪要高得多，例如大鸟铳造价就达到了白银四两。而明政府由于财政紧张，不可能将所有的旧式火器全部改换上新装备。尽管如此，诸多明臣还是纷纷建议研制威力更加强大的火器，以便能够继续让明军保持着装备上的优势，红夷大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进的。

守铳与战铳
　　采自《火攻挈要·图》

攻铳图片
　　注：虎唬铳也属攻铳的一种，采自《火攻挈要·图》

徐光启最初为了购买红夷大炮，发动一些官员捐资从澳门购买了4门炮，据说耗资4000两白银。后来明人在聘请的葡萄牙教官的教导下学会了铸炮技术，成本就逐渐降下来了。而幸运的是，明朝还从各种途径得到了从广东沿海先后打捞出来的3艘欧洲沉船中的42门西洋大炮，并陆续运往京城。麇集于北京的欧洲新式火炮之中有11门被运到了辽东前线，它们不负众望，在宁远大捷时一鸣惊人，威名远播。天启帝将其中一门炮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并给立功的教官、炮手封官晋爵，还下令工部要多造这类火炮，以增强明军的火力优势。其后，这种西式火炮得到了大量的铸造，陆续布置在京畿、辽左、宣大、山东、大江南北等地。据记载，仅仅在1632年（崇祯五年），朝廷得到传教士等外籍人员的协助，顺利在北京铸造了500门西洋火炮，而地方上采用私人捐款等方式铸造的火炮更是难以统计。这些火炮在城市防御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徐光启大力倡议建立“附城敌台”，以便安置大炮，击退敌人。他的学生孙元化禀承其志，先后在关内关外四处建筑布置着大炮的敌台。例如孙元化曾经奉命赶赴宁远协助袁崇焕，要将该城的传统的马面、角台改造成可以安置大炮的西洋铳台，各个敌台上面的铳炮在战时能够交叉射击来犯之敌。这些军事工程在抗衡后金的战斗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使得后金在宁锦防线多次碰壁。皇太极以后改变策略绕道入关时，又在京畿、宣大等地吃过红夷大炮的亏。

红夷大炮凭着敌台守城，而在野战时则要依靠炮车，就像焦勖在《火攻挈要》中说的“大铳之用车，犹利剑之必用柄也。剑非柄难以把握，铳非车难以运动”。所以，制造炮车必须比例恰当，才不致在放炮时剧烈摇晃。炮车上面用来安放大炮炮耳的两侧墙板有凹座，当中镶以厚铁片。墙板的厚度要与炮的口径一样，长度则要超过炮管的一倍以上；拥有14根车辐的车轮，其长度是炮的口径的12倍；而木板、横木栓、车毂，甚至车钉等各种配件的数量及尺寸都有明确的规定。

明军攻守兼备的战车营也有红夷大炮。天启、崇祯年间，很多文武大臣都企图借助战车来抑制后金的骑兵。辽东经略熊廷弼、锦衣卫千户陈正伦、刑部主事谭谦益、蓟辽总督王象乾、通政使司左参议冯时行以及庶吉士刘之伦与申甫等人都先后奉命制造战车，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蓟辽经略孙承宗组建的战车营，其中就装备了红夷大炮。

铳车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孙承宗在任期间想方设法完善防御体系，分别委托孙元化等人铸炮、筑城以及让茅元仪督造战车，还主持编撰了《车营叩答合编》一书，系统阐述了车营的战法。他从天启二年起，用3年时间组建了12个战车营、5个水营，共有轻车、偏厢车等战车2500辆。

这些车营的基本编制是“乘”，一乘之中包括4辆偏厢车、八辆迎锋攒枪车、八辆辎重车以及100多名步兵与50名骑兵。步兵每一队有25人，共4队，装备了鸟铳两支、三眼铳6支、佛朗机炮两门。骑兵每一队有25人，共两队，装备了三眼铳10支。二乘为一“衡”，二衡为一“营”。另外还有叫做“权勇”的总预备队，“正权勇”有16队，共有8门火炮，平均每两队装备红夷炮、神飞炮各一门，“骑权勇”也有16队，共有80门灭虏炮，平均每一队各自装备5门。权勇这支部队还装备了大批火枪，共有480支。总之，战车营的每一营有128辆偏厢车、256辆迎风攒枪车、250多辆辎重车、3200多名步兵、1600名骑兵；其装备的火器有包括红夷炮在内的各种大炮16门、大小灭虏炮共80门、佛朗机256门、鸟铳256支、三眼铳1728支以及大量的火箭，还有弓弩等冷兵器。

车营的独立作战能力强，它全部的辎重车有256辆，可运载2000石粮草，提供全营将士10天食用，再加上官兵自带的粮食以及随车牲畜，能够在30天内不怕受到饥饿的威胁，具备了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车营可以野战，可以防御，也可以攻坚，使用哪一种打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例如：野战时的基本战术是轮番叠战，当在行军途中遭遇敌人时，官兵们按顺序排成四部分，在冷兵器的协同之下轮流出击。防御时一般将车营围成圆阵式方阵，采取环形防御的阵势。而攻坚时强调要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

孙承宗为了从海上牵制后金，还创造性地将车营与水师混编在一起。他组建的“龙武”水师营，共分中、前、后、左、右五营，每一营拥有一百多艘平底沙船，每艘船有士卒15人，以四船为一“舫”，设立“舫长”（相当于队长）一名，共有官兵60名；二舫为一“舶”，有船八艘，设立“舶总”（相当于百总）一名，共有官兵120人；四舶为一“艟”，有船32艘，设立“艟总”（相当于千总）一名，共有官兵480人；以二至三艟为一“营”，设立营将一名，合共官兵1440人。如果船只过多，可另设“游艟”，直属于领兵将领。每营拥有的沙船数目为90余艘，每一艘沙船装备了虎尾炮两门、三眼铳4支，船上同时还装载了一辆战车，战车上装备有大炮一门、虎尾炮两门。整个龙武营共有480多辆战车，实际相当于两栖作战部队。当所有的船只靠岸之后，每一艘除留下四人看守，其余11人便推挽着战车登陆，展开军事行动，他们当中有一名车正、6名佛朗机炮手、两名鸟铳手、两名三眼铳手、装配着4门佛朗机、20门子母炮、二支鸟铳、二支三眼铳、36支火箭，此外还有6把大斧、4扇盾牌及大弩、腰刀等。

事实上，孙承宗的战车营、水营使用火器的人数大约是全营人数的60％左右，已经超过了昔日戚继光的车营使用火器的人数。

孙承宗在辽左主持大局时将大批旧战车翻新，例如将包括熊廷弼主政期间遗留下来的数百辆“迎锋车”在内的所有战车改为偏厢车，并制造新战车，使各类战车总数达到6万之多。可惜，他与朝中掌权的阉人魏宗贤关系不好，被阉党抓住明军于1625年（天启五年）9月在柳河地区的一次小挫败为借口弹劾，被迫离职。

孙承宗虽然黯然下台，但他在职期间知人善任、治军有方，使辽东明军士气得到重振。关外在孙承宗、袁崇焕、孙元化、茅元仪等人的努力之下，开疆屯田，先后修复大小城堡数十座，练兵11万，组建了车营、水营及给部队配置了大量火器，而制造的铳炮、弓矢、甲胄等各种军械达到数百万之巨，逐渐奠定了与后金一争雄长的基础。所以，明军在宁远的胜利不是偶然的，随后发生的宁锦大捷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十六　捕杀崇焕

宁远之战充分证明了红夷大炮杰出的防御能力，此战揭示明军已经找到了抗衡后金的办法，但在战略战术上采取守势虽然可以自保，要想彻底消灭敌人，赢得最后的胜利，还是要靠野战。所以，对明军而言，提高野战能力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自从辽东开战以来，明朝从外省招募来的士兵厌战情绪很严重，在战时往往裹足不前，动辄溃逃回后方。有鉴于此，以孙承宗、袁崇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积极倡议“以辽人守辽土”，将大批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以图带领着他们恢复自己失去的家园。这些应募入伍的当地人在前线守御的同时还大兴屯田，一方面自筹部分军饷，减轻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城堡周围遍布坎坷的田土也有助于防御，因为在纵横的沟坎之间种植农作物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敌人骑兵的快速突击能力。

明军官兵比以往更加注重铠甲的防护能力，尽量在全身的要害之处都覆盖上甲片，比如兜鍪、甲衣、披膊、脚裙等皆制作精良，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有效抵挡后金的强弓利箭。相反，后金却找不到抵挡红夷大炮的有效办法，他们在战时摆上第一线赖以冲锋陷阵的车，往往被红夷大炮射出的弹丸轰得粉碎。双方装备的悬殊，致使战斗力此消彼长，就这样，明军在总结历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整顿防务，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后金在野外争锋的能力。

宁远之战结束后，后金大汗努尔哈赤退回沈阳，8个多月之后辞世，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8月11日继承汗位，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天聪”。皇太极是一位目光远大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因时导势，提倡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有目的地逐步提升后金的综合国力，在军事方面特别积极推进火器部队的建设，力图赶上甚至超过拥有先进火器技术的明军。

袁崇焕以努尔哈赤去世为契机，派人赴沈阳吊丧，向后金新大汗皇太极示好。而后金亦有意与明朝进行和谈。但是双方都把讲和当做一种策略，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的书信往来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金在和谈期间派遣五六万军队转攻朝鲜，迫使其君臣屈服于武力之下（两国结成“兄弟之盟”），解除了两线作战的隐患，而明军也在此期间采取“且耕、且战、且前移”的办法，逐步收复失地，再向前拓地170里，打算修筑中左所、锦州、大凌河三城，并重新在宁远等旧城堡中增加辅城铳台，进一步巩固了防线。

辽西走廊
　　在河北省山海关市和辽宁省锦州市间，是辽西丘陵东南的沿海狭长平原地带。为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明清宁（兴城）锦之战、松（山）锦之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1948）均在此进行。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皇太极不能容忍明朝的城堡修筑得离自己的根据地越来越近，他在顺利结束征朝之役后，不惜冒着溽暑继续出战，调集6万左右的军队，于5月份向辽西走廊的明军发起进攻。

明军早作好了应战的准备，将驻在尚未修好的大凌河等城的军人全部撤回锦州，同时，宁远、中右所、中后所、前屯卫也做好了固守的措施。明军在关外的人数达到了8万，而山海关也有4万兵力，后来朝廷又从关内各镇抽调3万人马前来增援。

后金于11日包围锦州，并于次日早晨攻城，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守将赵率教与监军太监纪用亲临战场督战，命令部属以火炮弓矢等还击，多次打垮了对手的进攻，守住了城池。

祖大寿初为明靖东营游击，天启初，广宁巡抚王化贞以为中军游击。广宁破，祖大寿率部走避觉华岛。大学士孙承宗督师，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三年，主持修筑宁远城。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祖 大寿 佐 袁崇焕等守城，大败后金军，以功升副总兵。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再攻宁远，祖大寿与满桂率兵驻城外为犄角，与清兵激战，六月，清军败走，史称“宁锦大捷”。

首战不利的皇太极仍不死心，不断驱使部属攻城，致使这场攻守战基本成了宁远之战的加长版本，一共进行了14天。后金军队攻城手段有限，在守军发射的红夷大炮之前步履维艰，死亡众多。

明将满桂、尤世禄、祖大寿三人率领一万军队支援锦州，5月16日在笊篱山与担任阻击任务的后金军队相遇，双方进行了小规模的接触战，伤亡不过百余人，便各自退却。这是战斗打响之后明军与后金军的首次野战，大家不分胜负，虽然作战规模不大，但也显示宁锦防线的明军已经敢于与后金野战。

皇太极随后调整布置，暂时放弃攻打锦州，集合各路军队转而扑向满桂所部退却的目的地宁远。

宁远一城原有3.5兵马，现在加上满桂从笊篱山撤回的一万余人，共计4.5万人左右。按照一般人的惯性思维，明军应该照搬上次宁远大捷的经验，进行坚壁清野，将主力全数撤回城内凭着火炮坚守。

但是袁崇焕这次没有这样干，他与监军刘应坤率部登城防守，而让满桂等将领在城外掘壕安营，准备野战。这种战法与昔日袁应泰在辽阳的部置差不多，但那次明军输得很惨，现在袁崇焕、满桂等人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事实证明，宁远守军敢于派部队出城与后金抗衡，是因为本身的野战能力已经获得大幅度的提升，与昔日袁应泰那支战斗力低下、武器不够强大的部队，不可同日而言。

皇太极看见大批明军驻在城外，以为有机可乘，故意下令全军佯退，以引诱明军追击，然后用主力杀个回马枪，聚而歼之。当年后金在沈阳城外就是用这一招打死了守将贺世贤。但是现在的明军已经今非昔比，他们沉住气，没有中计。皇太极无奈，只能掉转马头，指挥部下向城外的明军阵营猛扑过来。后金的老战术是让楯车在前，掩护士兵进攻。然而，宁远城上与城下的明军，都装备了红夷大炮，他们发射的炮弹能够轻易击毁后金的楯车。

后金将士死战不退，即使楯车毁于炮火之中也继续冒着枪林弹雨拼命突入明军阵中，与对手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半日，双方伤亡惨重，战死者的尸体堆满了壕沟。满桂在混战中身中数箭，却没有生命危险，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明军铠甲的质量已经得到改善，而过去那种将领缺乏合身的盔甲，甚至裸着身子作战的情况不再出现。

皇太极眼见取胜的希望渺茫，只好率部撤出战斗，退到宁远城外的首山东面喘息，同时盘算着军队的下一步去向。

就在宁远城外进行激战的时候，锦州的赵率教也没有闲着，乘机带领一班人马冷不防冲出城外，发动牵制性进攻，袭击了留在城外的部分后金军，随即迅速撤回城里。

皇太极既然在宁远城外捞不到便宜，又听说锦州有变，只得于29日率领大部队急急忙忙地返回锦州城下，重新围城。第二天，金军动用战车、云梯，还有火炮等武器攻城。而全部撤入城内的明军也用红夷大炮等火器由城上往下轰击。从早到晚，各种弹丸、石矢来来往往，热闹非凡。

尽管后金军轮番出击，有数以千计将士的鲜血洒在了锦州城下，但在明军的坚城利炮之下，还是毫无胜算，怎么也改变不了被动的局面，最后只能停止攻势，拔寨向东撤回根据地。

宁锦之战是明军继宁远之战后的又一次大捷，此战的结果表明了明军有能力在城外与后金野战，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不过，明军的野战能力仍然有限，只有在背靠坚城的情况下才能与后金一争短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明军的野战能力暂时还不能与后金相提并论，但已经出现了从后赶上的苗头。

辽左明军在宁锦之战后人事变动频繁，袁崇焕因遭到朝中掌握实权的阉党的排挤，称病引退，于同年7月回乡。

不久，天启帝去世，新继位的崇祯帝以英主自命，果断铲除了长期把持朝政的大太监魏忠贤，起用了一批不阿附于阉党的官僚，力图使萎靡不振的政局气象一新。可是，诸多文武官员却不以国事为重，热衷于党同伐异，他们互相争斗，营私枉法，使明王朝的政治日益败坏。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干事又急于求成，他对官僚的表现并不满意，动辄惩罚辅政的大臣，仅仅内阁大学士便前后更换了数十人，在此期间，宫中的一些太监又得到了皇帝信任，被委以重任，干预政事，阉党势力从而死灰复燃。

大太监魏忠贤在明熹宗即位后，开始平步青云，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序幕，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忠贤的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谀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他自称九千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明崇祯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魏忠贤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彻底肃清。

崇祯帝为了尽快收复失地，于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重新起用名将袁崇焕督师蓟辽、登莱、天津，主持辽东军务。

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祖父毛伟因经商携家迁居杭州，1576年（万历四年）正月十一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毛文龙清修《明史》无传，仅以熊廷弼、袁崇焕等列传及朝鲜传附记之，野史笔记所录生平，各有不同。按《毛太保传》所载，毛文龙“为人落 拓不治生产，好谈兵”。30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辽帅收之幕下，授海州军官”。按《国榷》所载，毛文龙“世袭海州卫”，其舅兵部职方郎中沈元祚写信将其推荐给同年王化贞，授予千总。按《毛总戎墓志铭》所载，毛文龙早年丧父，寄居舅舅沈光祚家中，沈光祚时职山东布政司，将其毛文龙推荐于王化贞，授予练兵游击。

天启二年，毛文龙袭镇江，不数月，实授总兵官，开镇东江。官累至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加太子太傅。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被袁崇焕矫诏斩于双岛。

袁崇焕在赴任时向皇帝作出承诺要“五年平辽”。可是，他上任不久便干了一件很有争议的事，即是在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6月以多项悖逆的罪名为借口擅自杀死镇守辽东沿海各岛的跋扈将领毛文龙，事后，崇祯帝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既成的事实，但从此君臣之间已经心存芥蒂。

“五年平辽”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宁锦防线固若金汤，军队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稳步向前推进。不料，袁崇焕的老对手皇太极吸取了宁远与宁锦两战失败的教训，毅然改变了正面强行突破宁锦防线的的战略，转而采取迂回的办法，绕过壁垒森严的辽东，从蓟镇入犯关内。

后金想绕道进入关内，必须通过蒙古左翼的地盘，而关外蒙古诸部的形势那时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好给后金提供了便利。

原来，自从明朝与后金开始在辽东争战，明朝的有识之士便认为应该联合蒙古来对付后金，他们认为蒙古人历来缺乏与明朝争霸天下的远大理想，只不过是经常入塞抢掠一些财物而已，仅仅算是皮肤上的疥癣小恚；相反，金人却志在夺取土地，甚至企图改朝换代，是致命的心腹大患。因此，明政府采取了扶持鞑靼左翼来抑制后金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图通过开放互市之地与鞑靼左翼保持贸易往来，再辅以重金赏赐，以达到结盟的目的，共同抵抗后金。

那时候，鞑靼左翼大汗土蛮及其继位的长子卜台言周相继死去，后来再辗转传位给曾孙林丹汗。林丹汗于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即汗位成为统率鞑靼左翼的大汗时，时年13岁。鞑靼左翼原本主要有察哈尔及内喀尔喀两个万户，这两个万户的游牧地就像一字长蛇阵，从辽东宁前、锦州、义州边外，一直向北摆到了广宁、沈阳、铁岭、开原边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贵族们的子孙后代的不断传袭，这两个万户被逐次瓜分，其中，察哈尔分为八大部，内喀尔喀分为五大部，分别隶属不同的封建主。

少年得志的林丹汗，经常沉缅在酒色之中，左翼的一些封建主欺负他年幼轻狂，便不再朝贡，各自为政。林丹汗对这些人暗暗怀恨在心，准备像祖先成吉思汗一样，用铁腕手段消除蒙古内部封建割据——他对外自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巴图鲁’源自蒙古语，是勇士、英雄之意）。”

自从后金在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后金天命三年）向明朝开战，陆续夺取开原、广宁等明朝与鞑靼左翼的贸易之地，因而不可避免地与鞑靼人发生了冲突。努尔哈赤自始至终力图分化蒙古诸部，他不断用和亲等各种手段拉拢科尔沁等部落的封建主。当时在东北游牧的科尔沁部由成吉思汗亲弟哈撒儿的后裔统治，不属于鞑靼左翼，长期以来受到察哈尔与内喀尔喀的排挤，失去与明朝直接交易的机会，只能与女真通好，这时干脆归附了后金，与努尔哈赤一起建立反对林丹汗的联盟。努尔哈赤还利用鞑靼左翼的内部矛盾，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先后胁迫内喀尔喀、察哈尔诸部的一些封建主与之结盟，共同对付林丹汗。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对蒙政策由儿子皇太极继续执行。皇太极率军接二连三地南下，严重威胁了林丹汗与明朝在宁远等地新设立的市口，使明蒙在辽东的贸易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面对严峻的政治及经济形势，逐渐不能控制鞑靼左翼的林丹汗不想与咄咄逼人的后金硬拼，策划避实击虚——离开哀鸿遍野的辽河河套，重返宣府、大同以北的故地，然后，再将市口从辽东宁远转移到远离后金的宣府、大同地区，继续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他于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倾巢而出发动西征，用武力击溃鞑靼右翼的哈喇慎、朵颜、土默特等部落，仅仅1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控制了明朝宣府、大同地区以北的哈喇慎及土默特两部的牧地。

林丹汗的兼并战争，致使辽东以及蓟辽、宣大地区的一些蒙古部落损失惨重。这些颠沛流离的残兵败将可谓“屋漏偏逢夜雨”，又受到饥荒的困扰，无可奈何之下，一齐向明朝请求粮食以度过灾年。然而，明朝拒绝伸出援手赈灾，为了节省开支的崇祯帝意欲改善财政赤字，竟然利用这些蒙古部落惨败之机，革去了依照惯例在互市时应该给予他们的赏赐。蒙古诸部皆尽哄然，为了生存不得不倒向后金一边。由此可知，后金成了林丹汗西迁的最大赢家，不但占领了林丹汗放弃的辽东旧地盘，还招揽了一部分鞑靼右翼部落，势力范围进一步大幅度扩张到明朝的蓟镇、宣大附近，从东面威胁着明朝的京畿地区，而西面则与林丹汗刚打下的新地盘接壤。

过去，后金之所以没有在万历、天启年间绕道山海关以西入寇关内，那是因为当时有鞑靼左右翼等部落在沿边放牧，实际起到为明藩篱的作用。现在明山海关以西藩篱已经丧失，从而为后金避开坚固的宁锦防线，绕道蓟镇以及宣大地区进入关内打开了方便之门。

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后金联合归附的一些蒙古部落，准备按原定计划征伐林丹汗，但是在行军途中经过商议之后，认为其地遥远，便改变了计划，转而进攻明朝。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0月，皇太极率部避实击虚，采用长途奔袭的方式，向西经辽河、老哈河，从大安口、龙井口、马兰峪等地突入关内，出其不意地攻克了遵化与抚宁，目的是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掳掠，以此破坏明朝所实施的严密的经济封锁。在此期间，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领四千兵马增援遵化时，于11月4日误中后金的埋伏而失败，赵率教被后金将领阿济格所杀。

后金入寇，京师戒严，各地纷纷派出兵马勤王。袁崇焕亲自带领从宁锦驻军中抽调出的精兵，经山海关、蓟州、通州等地回援，到达北京左安门外，与以破竹之势兵临城下的后金大军对峙。当时，除了袁崇焕之外，已经调任大同总兵的满桂及宣府总兵尤世禄也赶到了京城之外，屯营于德胜门。

20日，后金军开始向北京城外的明军发动进攻。后金军队这次入关，带有部分枪炮手，皇太极命令炮手向前发炮，然后再让精锐的红旗护军及部分蒙古军从西面向德胜门挺进；黄旗护军由侧翼发起钳形攻势，配合作战。尤世禄顶不住后金的军事压力而率部避战，只有满桂率部死守阵地。

袁崇焕选择了广渠门作为战场，他与周文郁驻于正西面，以祖大寿率兵镇守南面，副将王承等列阵于西北面，故意在东面放开一个口子以待敌。

皇太极当然不会放过袁崇焕，他命令左翼诸位贝勒（贵族的爵位称号）带部分兵力出击，后金军队突向东南角时遭到明军的顽强阻击而转向北面，迫使王承等人移阵南避，接着再向西面的袁崇焕部闯过来。一名后金将士在混乱中冲到了袁崇焕之前，挥刀直砍，但是被旁边的袁升高伸过刀来架开了。这时，后金集中一批弓箭手对准明军将领射个不停，利箭如暴雨般骤飞向袁崇焕与周文郁，致使这两个人的两肋密密麻麻插满了箭，如剌猬一般，幸好他俩身上都披挂着厚厚的重型铠甲，并无生命危险。不久，祖大寿率南面大军杀了过来，后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开始退却。明军奋勇追杀，一直追到运河边。后金军在回撤时人马过于拥挤，结果很多人踏破了结在运河表面的冰层，掉入水中淹死。

过去明军将士在战斗时往往分心争割敌人首级而误事，现在袁崇焕为了改变这个陋习，在未战之前先与诸将约定作战时不许擅自割取敌人首级，因而将士们心无旁骛，一意厮杀，直到获得胜利为止。

这一战，从中午打到傍晚才结束，各路明军背靠坚城与后金野战，可以得到北京城上那些红夷大炮的支持。而千里奔袭的后金，也缺乏攻城的楯车，只能用血肉之躯穿过明军的火网，向前突进。可是，德胜门的明军在作战过程中却被城上守军发射的炮弹误击，主将满桂与一批将士不幸受伤，战后，精疲力竭的满桂卧倒在关帝庙里养伤。

北京城外之战结束后，皇太极惩罚作战不力的军官，总兵官康古里，备御郎球、韩岱均被削职；贝勒阿巴泰本拟削爵，皇太极从宽处理，免削其爵；游击鄂硕本拟削职，因父功，亦免削。

27日，后金再次想向驻营于北京城外东南隅的袁崇焕部发动进攻，但皇太极骑马到前线巡视时，发现明军阵营比预料中的坚固，他为了避免手下出现伤亡，遂放弃进攻的计划。

袁崇焕在宁远、宁锦、广渠门等战斗多次挫败后金军队，自然成了皇太极的心头大患，这个后金最高统治者精心布置了一个反间计，故意泄漏一个“袁崇焕与金国汗有密约”的假情报给被俘太监杨春知道，然后将其放走，这位太监回到京城，将所见所闻向崇祯帝作了汇报。疑心重重的崇祯帝本来就对京城郊外烽火连天的处境感到不满，正打算拿一两个封疆大臣开刀，现在他听信馋言，马上召袁崇焕入城，将其逮入狱中，并在第二年凌迟处死。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十二月初一日，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其后被凌迟处死，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其卖国贼的冤枉才被澄清，得到平反。

袁崇焕的被捕使关外勤王的将士群龙无首，军心大乱。跟随袁崇焕入关的宁锦将领祖大寿当即带队离开北京，返回辽西。朝廷亡羊补牢，在第一时间里派出使者到锦州追回祖大寿所部，但为时已晚，少了袁崇焕这个劲敌的后金军队得以集中兵力对付满桂。而满桂也恰巧在这个骨节眼上犯了一个错误，把军队带到距离北京永定门南面二里之外驻营，此地远在红夷大炮的有效射程之外，致使营阵的侧后得不到城上炮兵的掩护。也许满桂对京军乱放炮弹仍然心有余悸，作出了这个致命的选择。

转移到良乡、固安一带的皇太极及时把握战机，指挥后金军队重返北京城郊，在天未亮时将满桂所部4万余人合围。为了歼灭包围圈中的明军，皇太极命令炮手将火炮挂在骡子身上，一边放炮，一边驱赶着它们向前，突破了明军排列了十层枪炮的阵营，将其一举歼灭。满桂在战斗中死亡，部将黑云龙与麻登云则被俘。

进展顺利的后金军捷报频传，先后占领了永平、迁安、滦州等地，消灭与收降了一批明朝军队，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后金夺取沟通关内外的咽喉要地山海关，明军调祖大寿率步骑3万入关，会合守城官军1.3万多名，在城的四周布下50余门红夷大炮、2000门灭虏炮，严密监视敌军动向。

皇太极不想啃硬骨头，他没有攻打山海关，转而率领主力从董家口出关返回沈阳，留下部分八旗军队驻守遵化、滦州、迁安、永平四城。这也是八旗军队在关内驻防之始。

后金留在关内的军队与集结在京畿地区的各路勤王明军近在咫尺，因而危机四伏，一旦人多势众的明军大举反攻，即使皇太极愿意从千里之外派来援兵，也将鞭长莫及。

再说袁崇焕被捕之后，朝廷便改命孙承宗镇驻山海关，统率诸将。这名老将不负重望，于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5月9日，调集山东、山西、锦州等地的明军，在地方乡兵的协助之下，开始了收复失地之战。

明军首先进攻滦州，后金八旗军队的固山额真（一旗的军政长官）纳穆泰等人登城固守，还在城外掘壕，加强防御。而驻扎在永平的后金贵族阿敏贝勒是关内八旗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他此刻势单力薄，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仅派出数百人援助滦州，这批人在途中被明军歼灭。在此期间，阿敏为了避免各地驻防部队被明军各个击破，又匆匆忙忙地将迁安守军撤出，将其调来永平。

为了尽快攻克滦州，明军出动了红夷大炮，过去这种新式火器多用于守城及野战，参与攻城还是头一回，其主要特点是能够准确地对城上的固定目标进行猛烈的轰击，所以攻坚能力远远超过佛朗机、灭虏炮等火器。这时，滦州城的城垛及城楼在红夷大炮的火力之下，毁坏的毁坏、崩塌的崩塌，守军完全只有挨打的份儿。

纳穆泰不想坐以待毙，果断地率领残兵败将于12日突围，逃出滦州，连夜奔往永平。不料在逃亡途中祸不单行，竟碰上了滂沱大雨，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很多将领与部属失去了联系，士兵们到处乱窜，死于明军追兵之手的达400余人。

阿敏，清朝初期的大臣。满族，爱新觉罗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父亲是爱新觉罗·舒尔哈齐，母亲是那齐娅。1608年与褚英 征伐乌喇。后三年再伐乌喇，击败布占泰。因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并被封为和硕贝勒，号称“四大贝勒”，阿敏以序称二贝勒。1619年，参加萨尔浒大战。后出征朝鲜。其后数年，数次出师进攻明境。但因桀骜不驯，不遵上命，烧杀抢掠，被皇太极削爵囚禁，不久病卒。

当滦州守军狼狈不堪地跑来永平后，使阿敏大惊失色，他在来不及请示皇太极的情况下，决心放弃遵化与永平这两个关内的最后据点，撤回辽东。后金军队在撤出永平时，还对城中的百姓进行了屠戮，接着慌不择路地从冷口出关。

阿敏在逃回沈阳的途中碰见了一支由杜度贝勒带领的军队，这支军队原来是奉皇太极之命入关换防的，现在四城已经丢失，任务当然不可能完成。两军会师之后，一起返回老根据地。

关内四城的丢失使皇太极悲愤异常，他为此严惩了那些败军之将，并幽禁了阿敏。

明军的红夷大炮在收复滦州之战中锋芒毕露，尽显霸气，显示了这种火器在未来的战争中必将前途无量。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往后的岁月里，真正在攻城略地中将这种火炮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并非明军，而是后金军队。

二十七　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就是红夷大炮。后金统治者讳言“夷”字，所以将其改为“衣”字。

后金能够拥有红衣大炮，要归功于首次入关之役，当时八旗将士以及附属的蒙古诸部攻掠遵化、永平地方时，俘虏了一批明军炮手（其中可能包括部分炮匠），这些战俘跟随后金来到沈阳，获得皇太极给予的较为优厚的待遇，每人分有田地及协助耕作的“帮丁”，成为专业的炮兵，而归附的炮匠也没有让皇太极失望，于1631年（明崇祯四年，后天聪五年）正月铸成了第一门红衣大炮。

后金占领辽东，本来就从明军手中缴获了一批火器，现在铸出了红衣大炮，战斗力又有了一个飞跃，从此明朝前线军队不再拥有火炮的优势，后金也可以更加放胆地对宁锦防线展开攻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但是女真将士不懂得操作先进的火器，所以红衣大炮在战时由汉军炮手发射。皇太极任命手下将领佟养性专门管辖炮兵部队。

后金的红金大炮首次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是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7月发起的历时3个月的大凌河之战。大凌河距离锦州达40里之遥，是明军为了进一步巩固宁锦防线而修建的城堡，全城共有军民3万余人，其中官兵人数过万，以祖大寿、何可纲等人为将。

皇太极为了拔掉这个据点，统领八旗将士会合归附的蒙古部队，共约六七万人，兵分两路西进，于7月6日包围了大凌河。他有鉴于后金军队过去在宁远、宁锦两次强行攻坚的失利，决定改变打法，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指挥军队在大凌河城外三里的地方环城挖掘了周长30里的壕沟。壕沟深一丈、广一丈，壕外加筑了高约一丈土墙，墙上有垛口。同时，还在距离土墙五丈之外掘了广5尺、深7尺5寸的壕沟，上面盖着黍秸，再掩上一层泥土。另外，后金军营外围也掘了深壕，以防万一。

后金围城之后，便动用40门红衣大炮及将军炮对大凌河周围的一些附属堠台进行轰击，相继攻克了城东及西南面的堠台。

大凌河守军被围之后，与后方失去了联系，他们在固守待援的同时也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出城骚扰围城的敌人。驻扎在锦州、松山等地的明军也曾经主动派出部分人马袭击后金军队，皇太极调动精锐的护军反击，直至追杀到锦州城下，与在城外排列战车、盾牌及枪炮的明军对峙，但后来均陆续撤回。

皇太极生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从小就受到努尔哈赤的喜爱，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名叫孟古姐姐，是女真叶赫部首领杨佳努之女。杨佳努为了与努尔哈 赤 结盟，把 小女儿许配给他，称这是天生的“佳偶”。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成婚，时已30岁，新娘只有14岁。当时努尔哈赤有众多妻子和儿女，地位最高的是富察氏衮代，即莽古尔泰之母。但是努尔哈赤与叶赫那拉氏感情甚笃，喜欢她只知侍奉丈夫而不干预政事。

明朝大规模援助大凌河是在9月下旬的时候，由监军道太仆寺卿张春，总兵吴襄、宋伟等人于24日率领步骑四万余人从锦州出发，渡过小凌河之后，接着掘壕立营，排列出战车、盾牌、枪炮，准备作战。前来迎战的皇太极见明军壁垒森严，不想强行攻坚，他故意引军后退，目的是诱使明军拔营前进，然后再在运动中歼敌。

27日，明军在这天早晨出发渡过大凌河，在大凌河城外15里的地方与后金打了起来。明军四面布置大小枪炮应战，将士们一齐射击，弹丸如雹般落到敌人的阵营。

皇太极不等战车部队来到战场，便迫不及待地率骑兵突击，一举冲破对手阵营，四处追杀明军溃兵。但是有一部分明军重新集结在一起，列阵顽抗到底。皇太极命令手下的一旗将士攻击明军阵营东面，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发射大炮与火箭，可惜是逆风射击，因而杀伤力大减。

明军乘机顺风纵火，熊熊烈焰对后金军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这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风向突然改变，反过来烧伤了很多明军。不久，后金军队的楯车赶到了战场，皇太极命令车兵掩护步骑向前推进，并不断用弓箭射击，最终粉碎了明军的抵抗，获得了胜利。此战，明军将领吴襄、宋伟等人见势不妙，找机会溜掉了，而张春等23名将领则成为俘虏。后来，张春不屈被杀。

后金击败明军援兵，夺得3门红夷炮、7门大型将军炮、600门小型将军炮、1万门无名炮。皇太极打算将刚刚缴获的火器用来攻城，他立即下令从沈阳、抚顺等地调来大批枪炮手赶赴前线参战。

10月12日，后金炮兵攻打大凌河城外的一个叫做“子章台”的堠台时，凭着6门红衣大炮、54门将军炮连续轰击3天，打坏多处城垛，打死57人，逼使明参将王景率所部数百人投降。此战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在大凌河周围坚守的百余个堠台的明军官兵们见势不妙，纷纷投降。《清太宗实录》评论此次军事行动道：“至红衣大炮，我国创造后，携载攻城自此始。若非用红衣大炮攻击，则于‘子章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子章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以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炮故也。”

大凌河城内的守军眼见解围无望，而城中严重缺粮，大批军民饿死，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守将祖大寿无奈之下，只好带领残存的万余军民投降，何可纲拒绝投降而被处死。

皇太极拿下大凌河城之后，立即将该地城墙拆毁，然后撤军。祖大寿投降之后，“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刻想找机会逃跑。他向皇太极献计，自称愿意潜回锦州做内应，再伺机除掉城中官员，让后金不战而得锦州。皇太极见有利可图，便信以为真，释放了祖大寿。但是祖大寿回到明朝被重新任命为锦州守将之后仍然与后金为敌。

大凌河之战证明后金已经具备了使用红衣大炮的能力，打破了明军长期垄断这项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局面。皇太极尝到了甜头而更加重视火器的发展，不断扩建炮兵，最终于1633年（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建立了一支由1000多户汉军组成的炮队，以石廷柱接替病故的佟养性为“昂邦章京”（汉语为“统领”的意思）。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其战斗力足以傲视明军。皇太极没有固步自封，继续积极招降纳叛，用各种办法从明朝挖走火器人才，终于使后金的火器技术后来居上，逐渐超越了明朝，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与明将孔有德与耿仲明的归附有莫大关系。

孔有德与耿仲明原是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死后转投登州巡抚孙元化，他们的部队装备有一些产自欧洲的优质火炮，还有很多由葡萄牙人直接训练出的工匠与炮手，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支出类拔萃的高科技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来龙去脉，要从徐光启从澳门购买火炮及聘请炮师训练炮手的时候说起。自从红夷大炮在天启年间的宁远之战一举成名之后，满朝文武都对这种火器刮目相看，不久在徐光启的大力倡仪及推动之下，朝廷于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再次往澳门购买红夷大炮，并聘请了以一位名叫“公沙的西劳”的统领以及一位名叫“陆若汉”的传教士为首的二三十名外籍炮师、工匠及翻译等人员（当中真正的葡萄牙人只有7名，其余的都是生活在澳门的非洲黑人、南亚的印度人及一些混血儿），这些人随身携带的火器有3门大铜铳、7门大铁铳、30支鹰嘴铳（属于火绳枪），他们来到北京训练出了二百多名炮手。不久，徐光启又奏请朝廷，建议从澳门购买更多的火炮及聘请更多的炮师助战，但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而葡萄牙人公沙的西劳与陆若汉等外籍炮手与工匠后来离开北京，转往山东登莱，协助在当地出任巡抚的孙元化铸炮练兵。孙元化作为徐光启的学生，对西洋火炮非常重视，在他煞费苦心的多方策划之下，依靠陆续到来的二三十名外籍炮师的悉心教导，终于训练出了一营能够熟练掌握铸炮、用炮技术的军队，这支军队还装备着一些购自澳门的优质火炮，其将领就是孔有德与耿仲明。

当大凌河之战在关外爆发之时，孙元化奉兵部之命调孙有德统率3000人前去救援，不料这支部队行到吴桥（今河北吴桥）时因缺粮而哗变，回师山东连破数城，并于同年的12月进攻登州，与城内的耿仲明里应外合，一举夺取了州城。孙元化被俘，而葡萄牙人公沙的西劳等10余名外籍炮手被乱军用箭射死，陆若汉等10多人则侥幸突围而出，逃往北京。不久，这些为明朝效力了两三年的外籍炮师亦全部返回澳门，不再训练明军。

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初期，三个藩镇王发起的叛乱事件。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清军入关后需要对付李自成起义的力量和南明政府的反抗，明朝的降官是可以借助的力量。但20年后，南方驻云南的吴三桂、驻广东的尚可喜、驻福建的耿精忠等藩王已经形成很大的势力，与清廷分庭抗礼。其中吴三桂势力最大，不仅在经济上是中央政府沉重的负担，而且威胁到清政权。1673年（康熙十二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于这年11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提出“兴明讨虏”，将矛头指向朝廷，从而引发三藩之乱。平定三藩，对于清廷来说，是真正完成统一、确立稳定的皇朝统治的标志，为“康乾盛世”创造了条件。

登州失陷后，虽然落入叛手之手的孙元化很快就被念旧的孔有德释放，但他还是在从山东前往北京的途中被朝廷派人处死了。而登州叛军在陆续前来平叛的明军的围攻下，于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11月夺船出海，冲破明军水师的阻拦，驶向辽东镇江，投附了后金。就这样，明朝辛苦多年训练成功的一支掌握先进技术的队伍，落入敌人手里，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后，孔有德、耿仲明率部配合后金攻取了旅顺，打死守将黄龙。过了一段时间，驻守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也投降了后金。

皇太极封孔有德、耿仲明与尚可喜为“三顺王”，指挥他们与八旗军队一起再次进攻与明朝藕断丝连的朝鲜，用武力逼使朝鲜称臣朝贡，两国关系由原先的“兄弟之盟”改为宗主与附庸；接着，他们又夺取了明朝在辽东沿海的大本营皮岛，致使明朝在辽东沿海的防线全部瓦解。

红衣炮图片
　　采自《大清会典》之《武备》

后金在收编“三顺王”部队及攻打皮岛的过程中，又得到了50多门红衣炮，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批由葡籍炮师训练出来的铸炮工匠与炮手，使其掌握的火器技术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从清朝（后金）流传至今的一门于1643年（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2月制造的红衣铜炮来看，此炮全长约2.46米，口径为13厘米，重约3900斤。而明朝于同一年春天制造的一门红夷铁炮也有幸现存于世，至今仍然放置在山海关，它身长2.66米，口径为10厘米，重达5000斤。这两种炮的口径与炮长都差不多，从它们的炮身尺寸与口径的比例倍数可以知道这两种炮都属于攻铳。按理铜的密度比铁大，所以也比铁重，但是清朝（后金）的这种铜炮反而比明朝上述的铁炮要轻1000多斤，这说明皇太极主政期间制造的铜炮，质量并不差，适宜灵活机动作战，往后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八旗军队的红衣大炮在战场上有不俗的表现。

二十八　后来居上

红衣大炮成为了后金主动发起的松锦大战中不可或缺的火器，这是明清战争史上继萨尔浒大战之后又一次关键性的决战。

此战之前，后金已经对活动在宣大边外的蒙古人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打击，皇太极于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从沈阳出发，联合附属的蒙古诸部，召集了五六万大军，对林丹汗所在的呼和浩特发动了千里奔袭。这时，林丹汗虽然与明朝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关系，但他的同盟国明朝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统治摇摇欲坠，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而他结交的西藏朵甘、外喀尔喀等封建盟友也是远水难救近火。

林丹汗在右翼的高压统治已经丧失人心，无力抵抗后金即将到来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为了保存实力，避免玉石俱焚，无奈只好采取“壮士断腕”的方式，放弃能够与明朝进行贸易交流的宣、大边外地区，向西撤退，企图会合从漠北移牧到青海的外喀尔喀一些部落，控制前往西藏的交道要道嘉峪关，再与明朝在延绥、宁夏、甘肃地区进行通贡互市。

林丹汗临走时派遣部下将呼和浩特几乎搜刮一空，这位蒙古大汗往西逃奔时，很多臣民不堪其暴虐，抗命不跟从其撤退。

林丹汗前脚离开，皇太极后脚赶到。后金军队进入了呼和浩特这座不设防的空城，在一日之内对呼和浩特周围七百里的范围进行扫荡，从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呼和浩特城南一直到明朝边境，上述地方的很多居民都成为俘虏。战果丰硕的后金，共俘获人畜10万有余，在离开时，干脆连呼和浩特城也放火烧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从此，宣府、大同这两处明蒙之间重要的市口就被后金所掌控。因为后金与明朝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蒙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直接出面与明朝开展贸易。后来，皇太极将驱逐林丹汗时缴获的顺义王之印，付与归降的原鞑靼右翼领袖顺义王的后裔鄂木布，令其重返呼和浩特一带，在宣府、大同地区与明朝互市。而明朝宣、大地区的官员深知后金的厉害，为了避免因互市停顿而遭到后金的攻掠——引火烧身，对后金间接通过蒙古部落与关内进行贸易一事也佯作不知。

1570年（隆庆四年）9月13日，鞑靼部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俺答汗夺取了他的未婚妻，愤而降明，此事结束了明朝与俺答汗数十年的战争。俺答汗获悉把汉那吉降明后，率骑兵两万人到平虏城北60里外驻扎，威胁明廷交出把汉那吉，气焰嚣张，10月，为促使俺答汗接受明朝封号，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等决定接受把汉那吉来降，任命他为指挥使，赐给大红 丝衣，并命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与俺答汗议和。俺答汗于11月遣使节谒见王崇古，请求封号并开通边境互市。王崇古答允，但要求俺答汗缚献背叛朝廷的白莲教主赵全等人。12月，俺答汗将赵全捆绑送往北京，明朝也派遣使节将把汉那吉等人送归俺答汗。1571年（隆庆五年）3月，穆宗正式颁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赐给印信，名俺答汗所居之城曰“归化”，其弟侄子孙也各授职有差。与此同时，兵部根据王崇古的奏议，制定出了通贡互市的有关条例。同年秋天，第一次开市。

再说林丹汗在西渡黄河之后的逃亡途中，接连遭遇两个月的大雨，马死了2/3，部属亦死了很多，越来越潦倒失意。残部企求与明朝在延绥、宁夏、甘肃地区恢复经济联系，想不到却遭到了明朝边将的拒绝。缺衣少食的蒙古人迫不得已，经常入塞掠夺，但因遭到明军的反击而收获不大。

四处碰壁、穷途末路的蒙古部落粮食吃尽，便化整为零劫掠不已，最终溃散。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郁郁不得志的林丹汗在打草滩（甘肃天祝自治县一带）抱憾病死。

林丹汗死后，部属也彻底溃散，四处分布在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边外辽阔的地方，而外喀尔喀、明朝、后金都争相招抚这些散兵游勇。

后金高度关注林丹汗遗部的动向，皇太极亲自致书招抚这些人，声称凡归附者都可以官复原职，接着，又积极派遣军队在林丹汗遗部出没之地反复搜索，招降纳叛。他软硬兼施的招抚政策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包括林丹汗的多位福晋（后妃）及儿子在内的大部分部属络绎不绝地前来归附。

后金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吞并了蒙古地方鞑靼左右翼的大部分人马，几乎控制了漠南所有的牧地，完成了征服漠南蒙古诸部的壮举。

皇太极已经统一了漠南蒙古，接着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更改了族名，将诸申（女真）改为满洲。接着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充分显露出与明朝一争天下的决心。

皇太极为了突破他入关的最大障碍——宁锦防线，决心夺取锦州，但为了避免强攻坚城导致无谓的伤亡，因而又一次采用了长期围困的战法。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清军在距离锦州东北面九十里的义州一带屯田，打算以战养战，同时将大量的战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此地屯积，为下一步的军事行为预先做好铺垫。5月22日，皇太极亲自指挥军队西进，包围了锦州。八旗汉军用红衣大炮轰击了锦州城外的一些哨所，另一些将士则乘机抢先收割了明军在城外屯田里种植的庄稼，为长期围困而准备好粮食。不急于攻城的皇太极巡视完锦州地形之后，返回了沈阳，留下堂兄弟济尔哈朗在前线主持大局。

锦州守将是皇太极的老熟人祖大寿，这个对明朝还抱有希望的将领吸取了大凌河失败的教训，不断派小股部队主动出击，尽量不让清军掘壕围城。

明朝新任总督洪承畴曾经在关内镇压过农民起义军，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他现在密切注意清军的动向，并在开平、古冶等地设立机构制造枪炮、铅弹与火药，另外工部也给前线军队发了50门灭虏炮以及一批弓箭。

锦州内外，明军与清军不停地进行着大大小小的冲突，战事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年底。清军一直未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外界的联系，八旗将士在城外以3个月为一期，轮流换防，坚持围困。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太极派弟弟多尔衮与长子豪格来到前线接替济尔哈朗指挥作战期间，军纪逐渐松懈，围城的军事行动变得徒有虚名。明军竟然可以自由出入锦州，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大量粮食从杏山运送入了锦州，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运粮行动是后勤人员用数百辆大车将1.6万石粮草安全送进了城里。到这一年的9月上旬为止，锦州的粮食已足够7个月之用，而附近的松山、杏山与塔山的粮食也比较充裕。

多尔衮（1612—1650年），即爱新觉罗·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 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清军围困锦州的效果不显著，身在沈阳的皇太极对此非常不满意，他派人到前线调查清楚事实之后，斥责并处分了玩忽职守的多尔衮等人，同时于九月初八将济尔哈朗重新调回前线，立即着手整顿战备，加紧围城。

济尔哈朗到达锦州，马上督促部队逼近城池，将整座城严密地围了起来。锦州城为方形，共有四面，清军在城外的每一面均立两营，并绕营深挖壕沟，再沿着壕沟筑起垛口，营与营之间还掘起了长壕，壕里设有木栅，而壕的四周满布哨探，力图切断城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锦州分为内城与外城，有一批归附明军的蒙古兵在外城协防，这些人看到清军来势汹汹，自知不敌，便考虑叛变，他们秘密与清军串通，于3月24日黄昏夺取了外城，明军退入内城防守。

困守锦州这座孤城的明军，形势越来越恶化，崇祯帝急令后方的洪承畴挥军进至前线，以解燃眉之急。从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4月上旬开始，明朝援军在锦州外围的松山、杏山等地与清军多次交锋，其中打得比较激烈的一仗是25日发生的乳峰山之战，当时大约有两万清军埋伏在松山通往锦州必须经过的乳峰山附近，他们用牛车拉动30门红衣大炮，发弹数百发，阻击前进的6万明军，两军一直杀到傍晚才停止，双方不分胜负。清军向北退却，而明军也尽撤回营。

六月初四，多尔衮与豪格再次率部从沈阳来到锦州前线，接替伤亡不小的济尔哈朗所部。

祖大寿派遣一名士卒穿过封锁线跑回后方，向明廷汇报城内情况，他说明锦州城内的粮食足够支持半年，只是缺乏薪柴而已，因而建议来援的明军切勿轻易决战，只宜在车营的掩护下稳扎稳打，慢慢进军，以确保万无一失。但是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松锦前线的战事迟迟未能解决，已经耗费了数十万军饷，不宜再拖，他在崇祯帝的支持下，再三敦促洪承畴前进，速战速决。的确，那时明朝内忧外患，被自然灾害与农民起义搞得精疲力竭，财政捉襟见肘，在关外再也打不起消耗战了。

身处前线的洪承畴在朝廷君臣施加的压力之下，不敢再拖延，于7月23日誓师，亲自带着六万大军向锦州外围的松山开进，其余各镇援军先后出发，实际参战的明军达到了13万人。

明军为了打通松山与锦州的联系，反复与清军在战略枢纽地带乳峰山血战，但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坐镇松山的洪承畴指挥明军抢占了乳峰山西侧，与驻防于群山东侧的清军对峙，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明军步兵环绕着松山掘壕及设立木栅，并立营七座，骑兵则驻于松山的东、西、北三面，待机而动。

乳峰山上的战火经久不息，明朝援军于27日又一次发动猛烈进攻，力图撕破清军的防线。而距乳峰山六七里之遥的锦州守军，也从城中杀出，前后夹击清军。多尔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竭尽全力抵抗，不让松山与锦州的明军会师，他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次惊心动魂的战斗，称：“洪军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军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摄政亲王起居注》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七条）

遗憾的是，松山明军没有击溃清军，仅斩获100多首级。而锦州守军接连闯过围城清军的两道防线，也未能突破第三道防线，不得不撤回城中。此后数日，两军多次在乳峰山较量，但一直未能分出胜负。

身在沈阳的皇太极不断接到前线要求增援的消息，竟然急得患上“鼻衄”（症状是鼻子流血不止，可能是高血压的一种并发症），他不惜带病亲征，全面动员国内壮丁助战，于8月14日出发，不分昼夜地奔驰数天，于19日到达前线，与多尔衮会师。这一次，清军在人数上超过了明军，据说参战人数达到了24万之众（《明季北略》卷十八），这个有所夸大的数字似乎揭示了清军已经倾巢而出，孤注一掷。

清军充分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派遣大批作战人员绕到松山后方的寨儿山、长山岭、灰窑山等处扎营，形成了对松山明朝援军的包围。皇太极还命令所部在松山背侧的大道上掘了三道丈余宽、八尺深的壕沟，壕沟从陆地一直通向海口，沟里立有木椿，木椿上有绳，绳上有铃，而铃的旁边还有狗。清军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切断了松山往杏山的退路的同时也等于堵截了杏山往松山的粮道，使洪承畴得不到一粮一饷的支援。皇太极为了方便就近指挥作战，还将御营向前移到离松山三四里远的地方，不过，这个距离正巧在明军红夷大炮的射程之外。

松山明军连续于20日、21日出战，企图突破包围圈，但大部分人受挫而还，仅有数千骑兵突出重围，逃回杏山。这时，包围圈中的明军仅剩三天余粮，败局已定，部队士气低落，将领们各怀去志。总兵王林于21日夜间率部先跑，诸将跟随其后溃逃，兵败如山倒，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明军在逃亡的过程中互相践踏，乱成一团，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军的四处追击，很多人慌不择路，逃到海边被涨起来的潮水淹死。最具戏剧性的是，一部分突围的明军左冲右突，竟然钻入了清军的阵营里，甚至有的士卒在勇将曹变蛟的带领之下闯入了皇太极的御营中，但被清廷侍卫击退，曹变蛟亦因此负伤而退回松山。

明军在这场大逃亡中损失了5万余人，最后只有吴三桂、王林等部分人马侥幸突出重围，回到后方。

吴三桂降清后，文人对之讽 刺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吴伟业（梅村）所写的《圆圆曲》。

留下来困守松山孤城的洪承畴只剩下万余兵力。稳操胜券的清军采取了围而不打的老战术，只是经常在城池四周的高地放大炮，向对手施加心理压力。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18日，松山守将夏成德在对援军绝望的情况下投降，他伺机打开城门，放清军入了城。故此，城内以洪承畴为首的一批将领沦为了俘虏。而守军保存的红夷炮与鸟铳等铳炮的数目达到2300之多，也全部落入了清军之手（战后，据明臣张晋彦经过调查统计，明军在松山总共损失了2000辆战车与2000门火炮）。

松山的陷落使锦州的守军信心失尽，主将祖大寿在坚守了一年之后终于心灰意冷，于8月3日率残部8000多人投降，皇太极对这位曾经背叛过自己的将领既往不究，以较好的态度对他予以安置。

清军拿下松山与锦州之后，接着于四月初八用红衣大炮轰破塔山城墙，全歼城内7000守军。21日，清军再用红衣大炮轰塌杏山城墙多处，6000守军被迫弃械投降，以保性命。

历时两年的松锦大战，以明军的失败而结束。自此，宁远以北的城堡、据点皆尽失陷，驻扎于锦州的清军已经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而逃回宁远的吴三桂仅仅剩下10门红夷炮。这表明，关外的清军的兵力、火力都令辽西走廊的明军望尘莫及。

明清在松锦地区作战的结果显示随着火炮威力的加大，战术也要不断更新，过去的火炮在攻城的时候，一般攻城的主要手段有两种，其中之一就轰击城门，以便长驱直入；第二则是轰击城墙上面那一排用来掩护士兵的凹凸状矮墙——垛口，使城上的士兵完全暴露在敌人各种远程兵器的打击之下，现在红衣大炮有了专用于攻城的型号，这种巨无霸再配上专用的攻城炮弹（例如凿弹），就具备直接轰塌坚固的城墙的能力。皇太极曾经在战时发出过战术指示，他认为炮兵开炮时，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对准城墙上端的女墙，而是要对准城墙的中间位置进行猛烈轰击，待其完全颓坏，再令士兵登城。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的大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后来居上，超越了明军，这样一来，明军在辽西防线剩余的军事据点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而内外交困的明王朝末日也不远了。

垛口
　　城墙上呈凹凸形的短墙，两个垛子间的缺口。在墙顶外侧的迎敌方向，修筑的齿形垛口，是战斗人员瞭望敌情、射击敌人时掩护自己用的。具体构造是：从墙上地坪开始砌至人体胸腹部高度时，再开始砌筑垛口。垛口一般砌筑成矩形。垛口上部砌有一个小方洞即瞭望洞。瞭望洞的左右侧面砖呈内外八字形，这是为了便于瞭望敌人，又不易被敌箭射中。下部砌有一个小方洞，是张弓发箭的射孔。射孔底面向下倾，便于向城下射击敌人。

二十九　逐鹿中原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由于边境连年用兵，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而不得不加派赋税，加重了普罗大众的负担。官僚政府忽视水利的维修以及地主阶级不断兼并土地等种种弊政，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恰巧在此期间自然灾害频仍，赤地千里，大批老百姓被迫离乡别井，走上逃荒之路。特别是西北地区，天灾人祸格外严重，流民们相继落草为寇，一些人与从边境退回内地的逃兵互相联合，异常活跃，终于酿成了颠覆明朝的农民大起义。

1627年（天启七年）2月开始到1630年（崇祯三年）之间，形形色色的起义队伍几乎遍布陕北各地，其后，暴动的浪潮又蔓延至山西、中原等地，成了燎原之势。起义队伍名目繁多，他们从各树一帜、各自为战到互相配合、攻城略地。明政府不得不调集重兵围追堵截，进行严厉的镇压，先后杀死王嘉允、王自用、高迎祥等一批起义领袖，重创了农民军，招抚了一批参加起义的农民，但未能彻底平乱。

西北农民起义军虽然屡遭挫折，一度转入低潮，然而，那些坚持斗争的各路队伍逐渐走向了统一，形成了以李自成及张献忠为首的两股主要势力。

在明军的大举围攻之下，李自成率部在陕西、四川等地作战时连连失利，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后来，他仅率少数残余部属潜伏于陕西、湖广、四川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中，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处于内忧外患当中的晚明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应付后金的进攻与平息内乱，遂多次加收田赋，分别有辽饷、剿饷、练饷等，此外各种苛捐杂税也名目繁多，人民的负担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1640年（崇祯十三年），河南又出现了新的灾荒，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甚至发生了吃人的悲剧。李自成在这一年重新出山，率领部属转战湖广、陕西，进入河南，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有意维护低下层贫困农民的利益，结果招徕了大批饥民的归附。起义军攻城略地，一路凯歌，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众至数十万，并于1641年（崇祯十四年）攻克了洛阳城，处死了福王朱常洵，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然而，李自成在河南前后三次进攻开封，后来因为黄河决堤，洪水泛滥，最终未能得手。

均田免粮
　　作为一般的改朝换代时的农民起义，“均田免粮”这一朴素口号具有鼓动和号召民众的战斗作用，但李自成农民军粮饷来源不外乎缴获官府、富室和藩王的钱粮，手工业者、农民和商人提供的物资支援，追赃助饷等临时性措施，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制度创新来解决赋税问题。同时，“均田免粮”的实施与强有力的地方政权的普遍推行有密切联系，而流动作战对立足未稳的农民军地方政权实施经济政策具有很大难度。所以李自成的军队解决粮饷的主要渠道就是向官绅追赃，导致农民军树敌过多，难以团结可团结的力量，使其迅速由巅峰跌入低谷，一蹶不振。

尽管起义军在开封之战中受挫，但声势仍有增无减，继续活跃在河南、湖广等地，李自成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在襄阳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正式建立起中央政权。

明朝被连年的内外战争搞得精疲力竭，损兵折将，沦落到在中原基本无兵可调的地步，这个政权现存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是三个集团：其一是驻扎在关宁（山海关、宁远）防线的辽东集团，然而，该集团承担着抗击清军的重任，难以抽身入关；其二是人多势众，长期参与围剿起义军的左良玉集团，该集团虽然具备一定的实力，但飞扬跋扈，不堪大用；其三是陕西集团，这支队伍号称精兵良将，由巡抚孙传庭统率，顺理成章成为了崇祯帝击败起义军的唯一希望。可惜，孙传庭兵发陕西，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九月间在河南与李自成激战时损失了4万余人，大败而返，一蹶不振。

左良玉（1599－1645年）明末大将，字昆山，今山东临清人。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曾受侯恂提拔。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升为大帅，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164 4年（崇祯十七年）3月封宁南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立，又晋为侯，世镇武昌。此时，弘光政权中马士英、阮大铖用事，排斥东林党人。他袒护东林党人，且怀有个人野心，1645年（于弘光元年）3月23日从武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进军南京。未几，病死于九江舟中。子梦庚率所部降清。

起义军乘胜席卷陕西，李自成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在西安成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其后，率部挺进山西，相继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重镇。如滚雪球一般，规模越来越大的起义队伍经过长期的军事斗争，锻练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雄师，并拥有一批火器，早在1635年（崇祯八年）路过河南光州时，就在20门大炮的配合下攻克该城，而1641年（崇祯十四年）的开封之战中亦用布囊装火药挖洞炸城，并在城外排列百余大炮轰击，终于毁掉了部分城墙。李自成也注意招揽火器人才，例如曾经跟徐光启学过兵法的韩霖（此人精通西洋火器，编撰的军事著作有《守圉全书》、《慎守要录》、《神器铳谱》、《炮台图说》等）在山西归附起义军，立即获得重用，被李自成倚为参谋。

起义军途经山西，以破竹之势经居庸关、昌平，抵达北京。驻于城外的京师三大营早已经腐朽，该部在强敌面前放弃抵抗而投降。起义军因而得到了大量的战车、火炮、蒺藜等武器，随即将缴获的京营火炮用来攻城。隆隆的炮声震荡着大地，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根本组织不了有效的防卫措施，整座城市在没有经过激烈战斗的情况下于3月19日陷落。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携同心腹太监王承恩逃出皇城登上煤山（今景山）自缢身亡。至此，长达370年的明朝灭亡。

当李自成在北方艰苦奋斗时，张献忠也没有闲着，他的战斗旅程同样跌宕起伏，先后转战于湖广、安徽等地，不过在整个农民起义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曾经于1638年（崇祯十一年）接受过朝廷的招安，但很快便在次年重新造反，进军至湖广、四川、安徽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其后，在河南叱咤风云的李自成吸引了明军的主要注意力，张献忠乘机南下连克汉阳、武昌等地，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西”，自称为“大西王”。接着，其势力又从湖广进一步发展到江西。但是，张献忠对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自成部有所顾忌，同时为了避开驻扎在安徽的明军左良玉部，于是决定向四川进军，他率领全部人马离开湖广、江西，顺利攻入四川，控制了该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占领重庆、成都等地，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11月称帝。

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起义军是推翻明朝的主力，就在明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清军也频频出动，给关外的明军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又接连绕过关宁防线，进入长城之内乘火打劫，袭扰的范围包括京畿、山西、山东等地，还一度攻陷了济南，杀伤了包括明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内的一大批文臣武将，例如1638年（崇祯十一年），清兵深入内地，在11月攻克高阳时，俘虏了曾经督师关内外兵马的孙承宗。孙承宗当时已经卸任回乡，正巧居住在城中，他不顾76岁的高龄，率领家人据守时不幸落入敌手，最后拒绝投降而投缳自缢、殉国尽忠。

清军多次入关，掳走了大批人畜财物，极大地削弱了明朝的实力，无疑加速了这个政权的败亡。

明朝灭亡之后，中国有4个互相敌对的政权，分别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关外的清朝以及由明朝遗民在南京建立的奉朱明后裔为帝的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这意味着新一轮的逐鹿中原之战即将展开。

大顺政权与清朝由于地理上比较接近的原因必将首先发生碰撞。那时没有后顾之忧的清朝，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漠南蒙古，已经对大顺政权所控制的京师、河南、湖北省西部及西北数省形成了战略包围的有利态势，致使大顺的地盘在军事地理的大格局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在这种微妙的状态下，李自成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搞好与官绅地主势力的关系，组成统一战线，抵御关外的清军，相反，他为了筹集军饷，继续执行追赃助饷的策略，扣押了大批前明官僚，索取饷银，严重地侵犯官绅地主势力的根本利益，将这个阶层推向了对立面。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大顺政权不利的事，那就是吴三桂之叛。

吴三桂参加过1641年（崇祯十四年）的松锦之战，战败后逃回了后方，成了幸存的主要将领。而明朝也由此被迫收缩防线，退守山海关与宁远这两个主要据点。到了北京陷落前夕，在关外掌握重兵的吴三桂奉命率所部4万余人及八九万民众弃守宁远，撤入关内准备勤王，最终还是迟了一步，大顺军已经抢先拿下了北京。

此后，吴三桂收到留在北京的父亲吴襄的劝降信，一度决意归降李自成，但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得知父亲被大顺将领刘宗敏勒令交出粮饷，并夺走其爱妾陈圆圆，遂在暴怒之下回师占据山海关，不久转而投降了清朝。那时皇太极已经病死，继位的是六岁的小儿子顺治帝，而实权则掌握在睿亲王多尔衮手中。当时，多尔衮率大约十万部队正准备乘明朝灭亡的机会入关捞一把，他在半途接到吴三桂来降的消息后，火速率部前往山海关。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月21日至26日，李自成率10万大军与吴三桂部队在山海关进行会战，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军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从此胜利的天平不再倾向于李自成。每一场战争都因为对手的不同而不同，大顺军没有与塞外骑兵作战的经验，而清朝则有与关内农耕民族作战的丰富经验。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因各项准备不充分而被多尔衮率领的清军铁骑打了个措手不及，失败而还。

李自成于4月22日从山海关撤退，26日回到北京，29日放弃北京。而清军30日在蓟县得知大顺军放弃北京之后，才开始对大顺军展开追击，并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这座空城。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政策，取得了在京的官绅地主的支持，站稳了脚跟。其后，清军在红衣大炮的助攻下于真定等地战胜大顺军的殿后部队，并在怀庆潞安府一带出动红衣炮平息了当地的一些反清力量，初步巩固了关内的地盘。然而，清军没有及时跟随大顺军的主力进入山西，而是暂时按兵不动。局势瞬息万变，转眼间已经物是人非。大顺军在山海关失败之后，其控制的河北、河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因官绅地主发动此起彼伏的叛乱等原因而相继落入清朝的手中。

李自成率领主力撤回山西，而山西的战略位置却非常不利——清朝已经从东面的京师到西、北面的漠南蒙古对山西形成了战略包围。明末辽军凭着宁锦防线才能与后金（清朝）在辽东对峙一二十年，但大顺军缺乏固守城池的经验，而且统治区内部不稳，官绅地主纷纷叛乱，所以，不可能像辽军那样环绕山西建设一条坚固的防线与清朝长期对峙。基于上述原因，这支队伍唯有野战中击败清军，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然而，大顺军要想在野战中击败清军，需要争取时间整训、练兵，这需要稳定的环境与充足的时间——山西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因而李自成除了留下部分兵力在山西阻击清军之外，率领主力于六月初渡过黄河回到陕西。

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但是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军事首领滋长了腐化思想，政治上处理不当，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在明清军队进攻下功败垂成。

不久，清军攻入山西，于9月13日包围太原，最初在守军的顽抗下进展不大，直到10月3日从后方调来了红衣大炮，才将城墙的西北角轰开了一个数十丈的缺口，大批清军从这个突破口涌入，总算夺取了太原。接着，整个山西逐渐被清军用武力及招降的手段所控制，再次使大顺军的陕西根据地处于不利的位置——清军从东面的河南到北面山西以及西面的漠南蒙古重新对陕西形成战略包围。

休整了大约半年的大顺军主力在李自成的带领下，来到河南及陕西交界处的战略要地潼关，与西进的清军在12月29日展开了大战。这一路清军以多尔衮的弟弟多铎为首，他一面布阵应付大顺军的攻势，一面耐心地等待从后方运来红衣大炮，一直等到第二年正月上旬，红衣大炮终于运到了前线。多铎立即转守为攻，指挥部下用火炮连番轰击对手掘壕坚守的潼关，占尽上风。激战持续了13天。这时，另一路由阿济格率领的清军经过山西北部、漠南蒙古再绕回山西，进入陕西攻打榆林、延安等地，兵锋直指西安。李自成为了避免被两路清军合击而不得不弃守潼关，撤出陕西，经河南退往湖北。

大顺军潼关之战失败之后，极力避免与追击的清军进行野战。一支既不能坚守又不打算野战的队伍，只能四处流动。不久，李自成进入湖北，与原先驻守在襄、荆地区的队伍汇合在一起东下，将要打击的目标很可能是把持长江南北的南明政权。然而，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改写了历史，那是在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内九宫山带领少数人马侦察地形时，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而死亡，从此，大顺军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他那样有凝聚力的领袖，这次意外事件对大顺军的影响不亚于山海关的失败。尽管如此，剩下的一部分起义队伍仍然坚持抗清，直到1664年（清康熙三年）在夔东全军覆灭。

从大顺政权由盛转衰的全过程来看，这支起义队伍先后在京师、山西、陕西与清军作战，其所在的地盘始终摆脱不了被对手扼喉的被动态势，总是处于不利的战略地理位置是李自成接二连三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自成死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随后也受到清军的毁灭性打击。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因为张献忠的某些过激政策，没有得到四川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所以这个政权在成立的短短一两年内就不断出现问题，先是因各地官绅纷纷反抗而相继丢失了重庆等地，后来又由于内乱而不得不放弃成都。最终，张献忠率部转战到西充县凤凰山时遭到了迅速入川的清军的突然袭击，这位声名赫赫的起义军领袖在迎战时被乱箭射中左胸而死。大西军余部陆续撤向西南，仍然坚持着抗清斗争。

三十　天下兴亡

清军与各路农民军由北往南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南明弘光小朝廷坐山观虎斗，朝中君臣没有打算乘机北伐收复失地，只想偏安一隅，做着历史上东晋、南宋割据半壁河山的旧梦。当清朝打败李自成部，便放手来收拾南明了。

史可法(1601-1645年），明末政治家，军事家。字宪之，又字道邻，汉族，祥符人（今河南开封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东汉溧阳侯史崇第四十九世裔孙，其师为左光斗。明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因抗清被俘，不屈而死。南明朝廷谥之忠靖。清高宗追谥忠正。

清军于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大举南下，进入江淮地区，兵骄将悍的南明军队根本没有作什么有效的抵抗，不堪一击的江北防线迅速土崩瓦解了。长驱直入的清军于4月18日迫近扬州，紧接着在24日用红衣大炮攻陷这座城池，俘杀督师史可法，并屠城，军民死者不可胜计。而在此一个月前，南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集团为了避免与退入湖广的大顺军正面交锋，以“清君侧”为借口造反，带着大批水陆部队沿长江向南京进军。弘光小朝廷惶恐不安，不得不从江淮前线抽出部分兵力堵截叛军，致使本来就脆弱的江北防线呈现拆东墙补西墙的残局。左良玉走到九江时病死，其子左梦庚眼见南下的清军势不可当，便率领部队于5月13日向讨伐农民军而进至长江流域的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清军攻战扬州，意味着南明的江北防线已经瓦解。接着瓜州又于5月上旬失陷。清军顺利渡过长江，占领镇江，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南京。当时，南京城内的诸多大臣在王铎、钱谦益等人的带领下投降，弘光帝朱由崧此前已经逃出南京城，不料在芜湖被叛军挟持，重新押回南京清军营中，成为了阶下囚。在此期间，清军将领准塔带着军队以及50门红衣大炮，平定了长江沿岸的清河、淮娄、睢州等地，控制了长江与淮河之交的漕运要道。

南明大学士马士英护送皇太后逃到了杭州，拥立潞王朱常 做监国，当清军兵临杭州城下时，连潞王也投降了。后来到了1646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5月，清朝将送到北京的朱由崧、朱常等人按谋反的罪名予以诛杀。

清军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后，勒令各地人民限期剃发梳辫，遵从清朝服制，结果激起了江南各阶层民众的反剃发斗争，首先举起义旗的是南直隶常州境内的江阴县，士民们拘禁了清朝知县方享，在陈明遇、阎应元等人的率领下会同20万乡兵于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6月守城抗清。清军调来了数万军队攻城，还在8月中旬运来很多红衣大炮，集中打击城墙的东北角，将那里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数不尽的清军踏着崩塌下的砖石从缺口处冲上来，闯入城内大肆屠杀，全城死者难以估算，据说最后仅数人幸存而已。

举起抗清旗帜的还有嘉定县民众，他们赶走了清朝派来的知县，在黄淳耀、候峒曾等有名望的士绅的领导下会集10余万乡兵抗清。清吴淞总兵李成栋带队前来镇压，出动大炮攻城，同时派出精兵潜至城下凿城，最终于1645年（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7月初四破城，对城内民众进行反复屠戮，前后罹难者数以万计。

清朝以前的汉族男子都束发，剃发梳辫是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清朝统治者认为，汉族人只有剃发梳辫，改从满俗，才算真心归顺，于是在入关后便下令剃发。清朝统治者实行这种民族高压政策，再次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引起了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大江南北各地人民纷纷抗清，江南民众喊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开展了抗清斗争。

就在全国各地抗清斗争风起云涌之时，南明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残存地方的文臣武将以及流亡官吏、士绅等，纷纷拥立朱明后裔抗清。受到拥立的分别有在绍兴出任监国的鲁王朱以海、在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等，朱聿键死后，他的弟弟又在广州称帝。这些政权在清军的凌厉攻势之下大多数昙花一现，唐王兄弟先后被俘杀，而鲁王则在浙东根据地被清军占领后，长期漂泊于东南沿海，与敌人周旋。

能够与清朝长期对峙的是在1646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0月于广东肇庆成立的南明永历政权，这个政权的首脑是桂王朱由榔，主要拥立者是广西巡抚瞿式耜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人（朱由榔于次年称帝）。永历政权成立之初曾经因为争正统而与广州的唐王政权发生过冲突。然而，真正对这个政权构成重大威胁的是在清军挟着席卷东南各省之势向中南与西南挺进的时候，朱由榔为了避开敌人而放弃肇庆，逃到了广西。幸巧瞿式耜等军政要人的辖下兵马在聘请的澳门炮手的帮助之下，用西洋铳作战，勉强守住桂林，暂时挡住了清军前进的步伐。

清军李成栋部控制了广东，还有一路部队在孙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三顺王”的率领下由湖北杀向湖南。湖南的明军在何腾蛟的指挥之下难以抗拒，被迫撤往广西。两军在湖南与广西之间处于互相拉锯的状态。

清朝自入关以来便迅速获得了惊人的胜利，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收编了大量前朝的军队，但未能妥善处理好与明朝降将的关系，长期隐藏的矛盾一旦激发，便会引起连锁反应。1648年（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江西的金声桓、广东的李成栋都自认为劳苦功高，却没有得到实至名归的奖赏，纷纷倒戈一击，反清而归附南明。而北方山西的姜镶等降清将领也起来反正。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赶紧调兵遣将平定内乱，谭泰、尚可喜等人则平定了江西与广东，金声桓兵败自杀，李成栋则在撤退途中溺水而死。而值得一提的是清军在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的围攻广州之战中，又一次大规模使用了火器，当时主帅尚可喜为了尽快拿下城池，下令在从化这个地方铸炮准备攻坚。也就是说，清军造出的火炮应该属于“攻铳”。那时的一些大型的攻铳能够发射百斤以上的铁弹，而炮身却重达万斤以上，如果将这样的炮载在车上，仅仅动用人力或畜力，是很难把它们从遥远的北方一路爬山涉水拖运到南方沿海的广州城下的。看来，尚可喜率部出发时没有携带过多的重炮，直到兵临广州城下才命令随军出发的炮匠铸造重炮。炮匠们一共铸造了46门火炮，再加上军中原有的27门火炮，总共以73门火炮于十一月初一猛烈攻击广州的城墙，次日，广州城墙西北角已被炮火轰塌了30丈，清军从缺口入城，大肆杀戮，城中军民遇难者甚众。在此期间，多尔衮已经亲自率兵平定了山西大同姜镶之乱，而济尔哈朗、孔有德等也不辱使命，在湖南击退南明军队，俘杀何腾蛟。这样一来，江西、广东、山西大同等地重新被清军控制。对南明永历政权而言，一度好转的抗清形势亦付之东流。

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11月，孔有德率部从湖南又一次卷土重来，如愿以偿地打进了广西，在桂林俘杀了瞿式耜。朱由榔退往南宁，永历政权已经奄奄一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农民军横空出世，重创了在战场上屡屡得手的孔有德部，挽救了处在危难当中的永历政权。此后，由落难贵族与流亡官员组成的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旧部以及郑成功军队的支持下，又苟延残喘了10多年。郑成功军队的活动范围在东南沿海，而在内陆与清军作战的主要是农民军旧部。

原来，最早主动联合南明政权抗清的是李自成旧部，他们在李锦、郝摇旗的带领下尊奉永历帝为正朔，目的是为了获得官绅地主阶级的支持。这支队伍转战湖南、广西等地，曾经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在全州大败清军，显示出了较高的战斗能力。尽管李自成旧部立了战功，但还是一直受到南明统治者的歧视与排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后来经贵州等地转入四川北部与湖北西部的夔东山区，以此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

显然，在广西击败孔有德的农民军并非是李自成旧部，这支及时出现于抗清前线的军队是张献忠旧部。自从张献忠在四川战死之后，大西军余部没有停止斗争，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带领下连年奋战，逐渐控制了四川东南部与云贵两省，陆续收编了一批明军以及吸收少数民族入伍，拥有的武装力量一度达到30万人之众。他们为了团结抗清力量，多次表示愿意在永历政权的旗帜下作战。朱由榔最后也接受了义军的要求，并封孙可望为“秦王”。

1652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春，大西军余部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出动主力兵分数路在湘、桂、川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反击。李定国率部突入湖南，收复了靖州、武冈、宝庆等大批州县，以雷霆万钧之势夺取了广西全省，歼灭了全州与桂林等地的清军。孔有德兵败自尽，其残部退回广东。清廷急命敬谨亲王尼堪率领大批精锐将士南下湖南。从广西重新来到湖南的李定国指挥部队故意示弱，屡战屡退，将清军部分队伍引入衡州府这个预设战场，然后将其重重包围，猛攻猛打，当场击毙了有勇无谋的尼堪。清军出师不利，余部撤回长沙。李定国连续打死清朝两位名王，辟地千里，声威大振。但他没有继续留在湖南战场，而是带着部属转往广东作战。

孙可望也由贵州来到湖南前线，指挥部下在火炮的支持下攻克了辰州，可是，随后却在宝庆与清军作战失利，退回武冈。

此外，刘文秀所部四五万人在四川击败吴三桂部，夺取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占领了重庆、叙州等地，不过在其后发生的保宁之战中却遭到了意外的失败。刘文秀在攻城时将部队横向排列长达15里，排在最前面的是战象，其次分别是炮手、鸟铳手、挨牌手、扁刀手、弓箭手、长枪手等等，一层叠着一层，厚达一里有余。但是打头阵的却是由原南明军队改编而成的张先壁所部，这支部队斗志薄弱，抵抗不住冲出城外反击的清军而向后溃退，完全冲散了后面的队形。清军紧随其后，一鼓作气，击败对手，从而勉强保住了四川西南地区的一个据点。

1652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前后，清军在四川、湖南与广西等地吃了一连串的败仗，损失惨重，这使得满清上层统治者不得不更加倚重汉臣。这时摄政王多尔衮早已病死，亲政的顺治帝于1653年（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任命洪承畴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全权负责与南明的战事，以挽回颓势。

孙可望又叫张可旺、孙朝宗，字茂堂，号莲山。乃明末清初西南一带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贵阳是他的大本营。陕西人氏，生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自小为张献忠收养。张献忠比他大13岁，与其同甘共苦、出生入死，故感情深厚、宠爱备至。献忠成气候后，常开玩笑对人讲，有朝一日我当了皇帝，可旺就是太子。所以他在大西军地位十分稳固，众皆将其看成献忠当然的接班人。张献忠牺牲后，孙可望逐渐成为大西军的头号人物，统管大西军的所有事务。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后，他被封为秦王，掌握南明实权。后与李定国（也是张献忠义子之一）不和，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李定国，因部将倒戈，穷蹙降清，引清兵入滇、黔，隶汉军正白旗。

李定国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放弃进攻，他在1653（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1654（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这两年里攻入广东，攻击了驻守在肇庆与新会的尚可喜属下的清军。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他在两广地区前后多次与孔有德、尚可喜等“三顺王”军队作战，其积极的意义在于消耗掉了清军一批铸炮、用炮的技术人才，这对清军的整体军事实力无疑有一定的削弱。

可惜，西南抗清的大好形势最终在孙可望的个人政治野心之下破坏殆尽。跋扈的孙可望对帝位垂涎已久，他把退入贵州的永历帝迁到安龙这个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地方，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便进一步篡位。同时，他也容不下在前线抗清的李定国，对其多方掣肘，破坏了内部团结。

寄人篱下的朱由榔为了避免被废黜的命运，利用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秘密派人联络李定国，封其为“晋王”，命其入卫勤王。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2月，李定国突然从广东前线返回贵州安龙，派兵将永历帝接到云南昆明安置。阴谋破产的孙可望恼羞成怒，调动军队进攻李定国，但他内讧的行为不得人心，部属纷纷临阵倒戈，支持李定国。众叛亲离的孙可望狼狈不堪地逃往清军的驻防地长沙，投降了洪承畴。清朝由此尽知南明在西南地区防务的虚实，遂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放胆出兵，先后调动一二十万大军分成三路从四川、湖南、广东合击西南，不久就完全占领了四川及贵州，并继续向前突进云南。南明因为刚刚经历过激烈的内讧，力量已变弱，李定国多次策划反击，均未能成功，例如他曾经在腾冲怒江岸边的磨盘山设下三道埋伏，企图阻击清军，但终因叛徒泄露军机而功亏一篑。

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支撑了15年，终于走到了尽头。被迫撤离昆明的朱由榔一路向南流窜，后来进入了缅甸。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缅王在清将吴三桂施加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将朱由榔交了出来。次年，吴三桂在云南昆明用弓弦将朱由榔绞死。

李定国撤退到云南边疆人烟稀少的地区坚持斗争，他得知永历帝朱由榔已死的噩耗后，自知复国大业已经无望，痛不欲生，于同年6月病死于景线，所部分崩离析，相继降清。

永历帝这面抗清旗帜虽然倒下了，而作为抗清中流砥柱的大西军余部从此也在国内销声匿迹，但是夔东地区的大顺军余部以及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军队仍然不屈不挠，继续斗争到底。

三十一　海外孤忠

当南明各个政权与清军在大陆欲血奋战的时候，在东南沿海地区也活跃着一支实力雄厚的抗清队伍，统帅是大名鼎鼎的郑成功。郑氏集团长期在东南支撑，割据一方，其内部的一些案卷得到保存下来，时人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辗转抄写，流传下《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等书，从而使郑军的战史得到比较完整的记录，其中既有挫折，也有令清廷寝食不安的胜利。相反，另一些军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例如大顺军的案卷丧失殆尽，只能从明清官修史书及民间的文人墨客著作中寻找蛛丝马迹，而地主阶级及文人墨客对于大顺军这种被他们视为“流寇”的军队，在记录其事迹很难保持公正的立场。

郑成功
　　1624－1662年，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郑成功一生，抗清驱荷，以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业绩载入史册，海峡两岸均立像树碑纪念。

郑成功原叫郑森，出生于海上世家，父亲郑芝龙年轻时在日本做生意，并娶妻生子，后来更成为海盗集团的首领，在1628年（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接受明政府的招安，率部讨平了福建、广东的海寇，还参与过镇压闽粤农民起义，一路官运亨通，从参将升至总兵官。此人扫除了海上的异己势力，长期把持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逐渐掌握了福建的军事大权。

郑森在七岁时被父亲从日本接回了福建安平，接受儒学教育，曾中过秀才，21岁为南京国子监太学生。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树起了抗清大旗。因为郑芝龙拥立有功，所以郑森也得到了朱聿键的赏识，被赐姓“朱”，改名“成功”，史称“郑成功”。

1646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清军攻入福建，俘杀了朱聿键。郑芝龙放弃抵抗，降清之后被挟持前往北京，而留在安平的妻子翁氏又惨遭清军污辱而自缢。这些国仇家恨促使年仅23岁的郑成功弃文从武，决意起兵反清复明。

郑成功在叔父郑鸿逵的帮助下于1646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募兵起事，最初仅有数千兵马，直到1648年（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才稍具规模，并遥奉南明永历为帝。他多年来转战在福建同安、海澄、泉州、云霄及广东潮阳、揭阳诸县，但打下的地盘比较小，还没有找到一块可以依赖的根据地，直到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用计吞并了曾奉鲁王为主的同族兄弟郑联与郑彩的水师，占领了金门、厦门（又称：中左所），才得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清基地，拥众至四万余人，声威渐振。

郑成功一面发挥经营海上贸易的长处，将所得到的利润作为抗清经费，同时也派兵在内陆四处筹饷。有一次，福建的清军乘郑成功率主力南下广东筹饷之机，偷袭了厦门，尽掠郑氏家族长年累月积蓄的金银财宝以及几十万斗米粟。郑成功仓促回师救援，清军已撤回内陆。为此，他整顿部队，杀掉了失职的将领，并削夺了留守后方的郑鸿逵的兵权。至此，郑成功大致统一了郑芝龙的旧部，兵力增加到六万余人。他根据实战的需要对部队进行整编，还设置了军器局制造藤牌、战被、火筒、火罐等兵器。

实力逐渐强大的郑成功于1651年（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五月开始对清朝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先后出击海澄、漳浦、云宵、诏安、平和、长泰等地，打败清闽浙总督陈锦、提督杨名高及总兵马进宝等人（其中陈锦在逃亡途中被家丁否刺杀）。郑军于1652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对闽南重镇漳州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包围，围城的各个营地之外均掘开一丈的河沟，再设置一层鹿角、一层木栅，木栅之内还堆放着大量装满砂石的竹篮，每三个竹篮之间安放一门铜百子铳，另外还围绕着漳州筑起了一道短墙，以防守军逃逸。

清朝不可能对势力日益强大的郑成功坐视不顾，平南将军金砺奉命率领万余满汉骑兵，不分昼夜赶赴福建，于9月19日到达泉州，会同福建提督杨名高所部，向漳州前进。郑成功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决定于26日解围，将部队移至城南古县地方，据险备战，清军也于同一天进入漳州城内与守军会师。

十月初一，金砺率军迫近郑军营垒。初三，两军开战。当天西北风强烈，清军占据上风的位置，分做二股冲了过来，首先冲击郑军左翼的一股清军苦战了数个回合，仍未能取得优势，接着，遭到隐蔽在树林内的部分郑兵的侧击，遂失利而回。但是，退回的清军很快又会合另一股部队一齐顺风反攻，冲击郑军右翼。郑军频频发射火箭、火炮。这时西风吹得非常猛烈，郑军射击火器时冒出的大量浓烟被风逆吹了回来，致使阵营前面一片昏黑，遮住了将士们的视线，看不清东西。清军在烟雾的掩护下向前突击，郑军不能抵挡，四散而走。郑成功亲自举着战旗督战也无济于事。清军漫山遍野追来，郑兵且战且退，一路退到海澄。

金砺为了攻打海澄，又向朝廷提出增兵的要求。清廷下令从南京与杭州等地拔兵1000，由额黑里、吴库礼、吴汝 等将领统率，赶赴福建增援。

海澄之战在1653年（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四五月间爆发，抢先进攻的清军调集了数百门铳、炮对准郑军驻守的海澄据点，不分昼夜地轰击了两三天。当时，海澄的上空弹如雨下，郑军建筑在阵地上的工事遭到清军强大炮火的横扫，几乎全部崩塌毁坏，变成了平地一般。那时情况非常严重，前线将士们在炮弹的威胁下甚至到了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程度。郑成功的对策是令官兵各自挖掘地洞藏身。到了清军步兵发起总攻前夕，尽管郑军各个阵地上的营垒被炮火扫得尽如平地，但大多数郑军藏身于地洞中，所以伤亡率不高，保存了实力。郑成功熬过了最难挨的时刻，苦苦等候扭转劣势的时机，终于，他在清军总攻时捕捉到了战机，下令点燃了事先埋藏在道路上的“地炮”，烧死了很多清军。这时，猛将甘辉乘机带兵冲出城外拼杀，歼灭了一批清军精锐将士。金砺攻城受挫，连夜撤军。

海澄之战的胜利使郑成功保住了闽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基地，并发展成为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

前文提到，清朝在1652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前后在南方各个战场受到一系列的挫折，既被出滇的大西军余部打得焦头烂额，又不能用武力将福建的郑军歼灭，在这种背景下，只好考虑对郑成功进行招抚了。从1652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十月开始，清朝令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写信劝降郑成功，并不断派出使者到福建福州、厦门等地与郑成功议和。郑成功将计就计，利用和谈的机会派遣人马在闽粤沿海地区四处活动，征收粮饷，扩充兵源。清朝地方政府处境尴尬，只能按兵不动。尽管清廷给出了优厚的招抚条件，但谈判一直到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九年）都没有结果，最终因为郑成功拒绝剃发归降而破裂。郑成功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选择了为国尽忠，后来，失去利用价值的郑芝龙于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被清廷处死。

谈判破裂后，双方接着大动干戈，清朝派定远大将军济度于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年）率领3万满汉大军进入福建。郑成功为了避免与清军硬拼，命令将较早之前推进至福州、泉州、兴化三地之兵撤返漳州，并将收复的漳州、泉州两府所属城邑拆毁，所得的石块、木料等建材全部运返金门与厦门等处修筑工事。同时，他指派部分水师分做两路出击，一路北上浙江，一路南下广东，目的是使福建的清军主力处于左支右绌，应接不暇的困局。

北上浙江的郑军水师进展顺利，占据了舟山群岛、台州等地。而南下广东的郑军却一波三折，在揭阳一战中失利，不得不撤回厦门，主将苏茂因指挥失当而被处死。清军驻福建主力部队没有机会与郑军在陆上决战，只好调集船只在4月份对白沙、金门、厦门等地发起进攻。16日两军水师在泉州港外战斗，清军一艘战船被郑军左协的铳船用发熕击沉了，其余船只不敢再进。这时狂风大作，大雾弥漫，清军很多来自北方的官兵不谙水战，一些战船在迷雾中无法返港而四处漂泊，有的船只还被浪打上了金门、青屿等郑军的地盘，沦为了俘虏；也有的船只漂出外洋，溺水而死的人很多。

战后，清军仅仅收回了10多艘船只，而损坏及损毁的达到了30余艘，另外还有10多艘大船落入郑军手中。

虽然郑成功在保卫金、厦的战斗中获胜，但是在海澄这个重要的后勤基地镇守的将领黄梧却向清军投降，从而使郑军损失了10万副铁甲，而藤牌、铳炮、火药等军械的损失数目也达到数万以上，此外还失去了大量粮食。同年8月，清军乘舟山郑军兵力空虚之际，重新占领该地，并将岛上城郭夷为平地。同年7月，郑军在福州附近活动，夺取闽安镇。闽安镇在次年被浙江总督李泰指挥部队在红衣大炮的配合下攻陷，郑军损失了数以千计的留守部队。

在此期间，郑军主力在福建沿海地区活动频繁，到处搜集粮饷，多次与清军作战，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战斗发生在宁德护国岭一带。那是在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2月，郑军将领陈魁与陈蟒等在护国岭一带碰上了清朝八旗梅勒章京（副将）阿格商，双方短兵相接，刺刀见红。阿格商当场被乱刀砍死。然而，这个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劲敌却给郑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阿格商之所以能够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之下犹奋勇力战到底，主要是因为全身披挂了铁甲。

事后，郑成功根据此战的经验组建了一支铁人军队。所谓“铁人”，是指全身披挂铁甲的军人，这些军人头上戴着铁盔、脸上盖着铁面（铁面上绘了奇形异彩、用来吓唬敌人的画）、手上戴着铁臂、身上披着铁裙，很多相邻的甲胄互相用锁锁定，使之不得脱落。看出来，铁人们由头到脚都覆盖着铁甲，防御能力比较强，据说，他们全身的披挂不少于30斤。很明显，只有雄壮强健的人披挂上这些铁甲时才不会在行军中感到疲惫。

郑成功精心从军队中挑选出一批将士，再加以考试。所有参加考试的将士都要提着300斤重的大石绕着演武厅走上三圈，只有达标者才能最终成为铁人军队中的一员。

铁人军队组建之后，以班为基本单位，每一班有班长等6人，主要装备有云南砍马刀、盾牌、弓箭等。其装备以冷兵器为主，任务也是在战场上与敌人短兵相接，所以要经常考试武艺及弓箭等，平时每天操练两次。

行军时，铁人军队每班须招募三名伙兵，任务是挑着战裙、护臂、披挂等物随后，士兵们一般在战斗时才会穿上这些铁甲。不过，将士们戴上铁面之后，被太阳晒热时活动颇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便会将铁面摘掉。

铁人军队组建时有数千人。拥有铁人的军事单位有左右武卫镇、左右虎卫镇等。其中，左右虎卫镇1200人全部是铁人。而在护国岭之战中曾经与清军阿格商拼搏过的陈魁与陈蟒也在虎卫镇，分别统率左虎卫镇及左虎卫后协。他们随时准备与清朝全身披挂铁甲的八旗军在战场上重新较量，硬碰硬。

清军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向西南的永历政权发动全线进攻，在此前后，郑成功为了拖住清军的后脚，打算进入长江，夺取南京。他率领水师会合浙江沿海的张煌言部先后两次北征。第一次北征是在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5月，然而不幸被飓风刮坏了数十艘巨舰，淹没了数千将士而不得不折返。第二次北征是在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4月，这次行动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而声势浩大，史载郑成功出征时共有将士10多万，号称“80万”。水师拥有三千多艘战舰，其中适合远洋作战的包括高达20多米、宽约5米，吃水4米左右的大熕船与水艍船，这类巨舰融合了国内福船与欧洲夹板船的特点，舰上的楼橹还包裹着铁叶，以加强防御能力。另外，比较大的战舰还有吃水达两三米的犁缯船与沙船，这类船配兵人数从一百到数百不等。而适合近海作战的包括吃水两米左右的乌尾船、乌龙船与铳船，这类船的配兵人数均为数十人。此外，亦有灵活机动，适合于抢滩登陆的快哨船，这种船航行时需要依靠水手划动两舷旁边的十六支桨，速度比较快。

现存于世的郑军于南明永历乙末制造的铜炮
　　《中国火器史》第257页

各类战舰上装备的冷热兵器有红夷大炮、大熕炮、灵熕、连环熕、百子炮、三眼铳、鸟铳、喷筒、火箭、火罐等；而装备的冷兵器则有刀、枪、长棍、弓箭、藤牌等。例如郑成功曾经在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8月从羊山外屿海域打捞上一门重约万斤的铜制灵熕，长约丈余，两旁有炮耳，可发射24斤重的弹丸，射程远达数里。这门炮的炮身刻有外国文字，由此判断是欧洲制造的炮。而郑军流传至今的一门铸造于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的铜炮，也属于欧式火炮，炮身有五道箍，还铸有郑成功的名号、督造官员的姓名以及“大明永历乙末仲秋吉日造”等字样，它长约2.1米，口径为11厘米，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火器。

郑军水师拥有的火器不单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这是该军长期横行海上，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

郑成功进入长江后，准备先攻取与镇江一江之隔的瓜州。当时，清朝在镇江至瓜洲的长江两岸布下重兵把守，拥有谭家洲炮台与瓜洲柳堤炮台，这两个炮台在战时可以对射，夹击敌人。清朝还在江面筑了一些“满洲木城”（又称“木坝”），这类木城是先用大杉木板钉成木栅，再组装而成，里面可容纳500名士兵，还配有40门火炮，以及大量火药、火罐等，战时可以阻击从长江口逆流往上的敌船。清军还花费百万金钱，用大索牵接木城两端，号称“滚江龙”，以拒海舟。

郑军水师故意派出四艘战船，每一艘船只的外面都蒙上白色纺织物，里面放着黑泥，伪装成载满军人准备进攻的样子，只以数人掌舵，时而扬帆而上，时而撤回，每天循环数次，故意引诱清军滥放铳炮，以消耗其弹药。沿江木城里面的清军果然中计，不断发射火器，一连5日，炮声不分昼夜，断断续续响个不停。

6月16日，郑成功见时机成熟，进攻瓜州。清军操江军门朱衣佐率游击左云龙，领着数千满汉士兵扎于城外迎战，两军之间隔一道水港，双方开始只是用弓箭、鸟铳互相射击。不久，郑军水师出动水兵潜入江中，冒死截断“混江龙”，与陆军一起焚烧及夺取了三座“满洲木城”，并缴获谭家洲的数十门大炮，形成了对瓜州城外清军夹击的态势。接着，各路郑军强行游过水港，上岸与清军接战，阵斩清将左云龙。清军抵挡不住，退入城中。郑军乘胜攻克瓜州，生擒朱衣佐，并将俘获的八旗士兵都杀死。

瓜州之战结束之后，郑军跨越长江，兵锋指向镇江，在镇江城外的银山与清军提督管效忠率领的八旗、绿营步骑1.5万人对峙（清军当中据说有一半是骑兵）。23日，管效忠以骑兵打头阵，指挥步骑兵分五路向占据银山山顶的郑军发起猛攻。

瓜洲是历史文化名镇，始于晋，盛于唐。地处长江北岸、古运河入江口，是历代联系大江南北的咽喉要冲，素有“江北重镇、千年古镇”之称。

首先向郑成功中军营发起冲锋的那一路清军分为三叠。郑军也布下叠阵应战，前阵的铁人部队用长刀砍杀骑兵，后阵的步兵则用弓箭、铳、炮支援。银山一带地形对骑兵不利，清军在郑军的顽强堵截之下不得不退回一箭之地，全部下马死战。双方用弓箭、铳、炮互相对射。这时候人多势众、火力强大的郑军逐渐占了上风。清军企图集中兵力攻击一点，便召集三路人马一齐冲击郑成功的中军营，另以一路人马牵制其余的郑军。

两军时分时合，交战良久，郑军阵中一员将领突然举起旗帜用力一挥，那些手持砍马刀、长枪及盾牌的前排官兵马上向两边散开，有来不及散开的士兵，立即伏在地上，目的是让开位置，使后排的炮兵发射炮弹。清兵望见，误以为对手将要逃遁，便大胆向前冲锋，想不到正巧碰在郑军的炮口上，在隆隆的炮声中死伤了一大片。

可见，清军过于轻敌，低估了郑军的战斗力，最终抵挡不住郑军的奋勇反击而大败，望风披靡的逃兵们自相践踏在当地道路狭窄的河汊上，死伤无算。其中，管效忠直属的4000兵，仅乘下140余人逃脱。

郑军在银山获胜之后，马上包围了镇江，镇江守将献城投降——作为八旗军队的一个驻防据点，镇江地区的失守，是清朝从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个驻防据点失守之后所仅见的。

郑军于6月24日占领镇江，距离南京约有120里左右，相当于一两天的路程，而南京城内防务空虚，只有数千兵力，也就是说，如果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则胜算很大。但郑成功却率部从水路慢吞吞地向南京开进，直到七月初九才到达南京城下。而清朝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从荆州、苏松、杭州等地调来了大批满汉援兵，致使守军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城内运筹帷幄的文武官员有总督郎廷佐，八旗将领喀喀木、噶褚哈及绿营将领梁化凤、管效忠等人。

尽管形势起了变化，但郑军的总兵力还是比清军多，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可是郑成功又一次判断失误，在调兵包围南京之后，竟迟迟没有下令攻城，终于让清军有机可乘，反败为胜。

7月22日，清军主动从仪凤门出击，用炮向城外猛射，郑军前线官兵猝不及防，在炮火之下几乎无处藏身，连布置在城门附近的炮架也被击毁了很多，横七竖八地堵塞在路口。不一会儿，大量清军从城内冲出，还有的从屋顶上跳下来，很快便击败郑军的前锋镇营等军事单位，蜂拥而出城外驻扎。

为了应付清军即将发起的新一轮攻势，郑成功也未雨绸缪，事先作好应付的准备，他重新布置军队，将主力集结于南京观音门外的观音山一带，摆出了四道阵线：第一道阵线的部队为后提督、宣毅左镇等单位，任务是负责拦截从大桥及主要通道冲过来的清军；第二道阵线的部队为左武卫、左虎卫等单位，列阵于濒临长江、群峰起伏的观音山下；第三道阵线的部队为中提督、五军等单位，埋伏于观音山的山谷里面；最后一道阵线的部队为左先锋镇、统援剿右镇、后劲镇、前锋镇等，驻屯于观音山上，居高临下，作出随时增援前线的态势。而郑成功本人则率领右虎卫、右冲镇作为预备队，在观音城门之外来回巡视以应急。另外，在水路准备作战的有右提督、宣毅后镇、正兵镇、左冲镇等。

郑成功作战布置的特点是层层设防，如果清军发动正面攻势，要想突破四道阵线，非要付出重大代价不可，而且最后还不一定能攻得上观音山顶。但是，身经百战的清军将领们并没有依照郑成功设想的那样，用主力从正面强攻，而是派遣部分人马在观音门外向郑军阵线的正面发起佯攻，作为牵制。再悄悄出动数以万计的官兵从神策门、金川门出城，兜了个大圈子，秘密来到观音山侧后，首先焚毁了郑军放置于此地的一批辎重，接着攻击驻屯于观音山上的守军。

清军在登山时有意顺着风向前进，郑军逆风发射火炮，烟雾纷纷吹回己方阵营，严重影响了炮手的临场发挥。其后，顺利攻上山巅的清军与郑军铁人部队进行白刃战。清军凭着事先准备好的长约丈余的大棒（棒上有铁钩），往往在格斗中很容易就击碎了铁人将士手中锋利的砍马刀。郑军之中那些披着重甲的铁人将士在山地上移动缓慢，稍一失足即跌倒于地，战久了就会疲惫不堪，他们最终抵挡不住一批批猛冲上来的清军，纷纷溃退，更可叹的是，在败退途中，前面的人如果不慎跌个四脚朝天，后面的人马上也跟着被绊倒在地，许多人自相踩踏，纷纷成为清军刀下鬼。

观音山脚下的郑军完全被从正面发动佯攻的清军吸引了注意力，他们并不清楚后面的山上发生了什么事，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郑成功慌忙派出右虎卫、右冲镇登山增援，但山高路远，赶到战场时左先锋等镇的防线早已经崩溃了。

清军旗开得胜，首先击垮了郑军布置在最后的第四线部队，占据了山上的制高点，又以猛虎下山之势由上往下，从后向前一路杀过来，横扫了潜伏在山谷里的郑军第三线部队，接着，如潮水般涌向位于山脚的郑军第二线部队，他们从观音山顶、山谷、山脚一直杀到观音门外的大桥旁，与正面佯攻的清军一起夹击郑军的第一线部队，就这样，奇迹般地摧毁了层层设防的郑军所有阵线。

郑成功知道大势已去，此刻唯一能做的是带着残余部队撤退回舰队，并陆续将数千名跳入江中逃命的士兵捞上船，掩护着家眷船只徐徐离开，还击沉了两艘追击的敌船。

当晚，郑成功匆匆撤往镇江，停在此地检查部队损失的具体情况，发现一批追随自己多年的将士或阵亡或失踪，不禁悲叹不已。不久，他离开镇江、瓜州，放弃了在长江沿岸收复的一些城镇，退出长江。这时，郑成功水师的实力没有遭到多大的损失，还有2000多艘战舰，所以企图打下位于长江出海口的崇明岛，以便他日卷土重来。8月11日，登岛的郑军用红夷大炮猛烈轰击岛上的县城，将城西北角打崩了数尺。但守军死战不退，而郑军两员将领在攻城时又被火铳击伤。为了避免更多的损失，郑成功毅然停止了夺取县城的计划，班师南下，撤回了厦门。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清朝为了报复郑成功大举进攻长江，派安南大将军达素统领部队进入福建，打算进攻厦门，其先头部队与郑军于4月16日，27日，分别在芝澳、围头等海域发生炮战。

大战前夕，郑成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向诸将宣布了新的作战方针，他认为与清军水师对阵时，切忌拥挤向前；又充满信心地指出清军缺少大船，所以郑军只须动用中号船便可击破来犯之敌。具体的战术是：战时每镇均要摆出叠阵，挑选中号船及水船做第一叠（这些船的桅杆之上挂红旗为号），大号船做第二叠（船的桅杆之上挂黄旗为号），当遇到敌人时，先由第一叠船只撞击敌船，第二叠船只相机赴援。叠阵中的每一艘战船均要配置精兵，大号船配40名，中号船配20名，水铜艍配15名。精兵们平时聚于舱内，不准轻举妄动，等到本船撞击敌船时，便乘机爬过敌船杀敌，如果得胜回朝，必有赏赐。

五月初十，大规模的水战爆发了。清军水师兵分三路，一路由漳州港出发，一路从安南北港出发，一路由浔尾出发。

从漳州港出发的清军水师大小船只一共400余艘，他们顺潮驶向厦门附近的圭屿。处于逆潮的郑军战船全部下碇不动，在水中列阵迎战，但是第一叠战舰在与顺风前进的清军的战斗过程中，损失了二艘船只。双方军队互相用火炮与弓箭对射了一个时辰，暂时分不出胜负。不久，海面上开始潮平风顺，郑军抓住有利时机一齐起碇，乘风进攻，冲散了清军的舰队，焚毁了好几艘清军战船，俘虏了数百名八旗兵。

另一路从安南北港出发的清军水师因受到圭屿附近郑军的炮击，而转向牟尼屿，并在赤山坪登陆，不久便遭到郑军前冲翼、左虎卫、右虎卫、前冲等镇的阻击。两军在沙滩上大战起来。郑军长期在沿海活动，军队习惯赤足，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陷入沙滩及淤泥中，甚至连铁人将士这时也不例外。相反，穿靴的清军，很多陷入泥沙之中，举步维艰，因而被杀及淹死者甚众。其后，郑军又得到了宣毅后镇管辖的战舰的支援，夺取了主动权。在两个时辰的激战中，清军被撞沉了好几只船，被迫退回港口。

从浔尾出发的那一路清军直到3天之后才被郑军的中冲镇、宣毅前锋击退。郑军经过艰苦奋战，又一次保住了金、厦根据地。

达素出师不利，只得退回福州。同年7月，清廷命广东的耿继茂转驻福建，并以罗托为安南将军，替换了无能的达素。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顺治帝病死，清廷无暇再战，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手段，宣布将东南沿海各省的海滨民众迁往内陆，并禁止任何人出海，企图断绝郑军的所有供应，以达到从经济上困死沿海反清武装的目的。

永历帝身后的溃兵上千人，逃到了麻粟坝。原住民打不过这群远来如狼似虎的有谋略的职业军人，迁到周边高山，中国改朝换代的难民们便得以在此休养生息，其子孙至现代仍在此生活。

此时，永历帝已经败退入缅甸，清朝可以倾其大部分力量对付郑军。但郑成功不想与敌人妥协，他酝酿着新的军事行动，打算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与澎湖，并以此为基地，誓与清军周旋到底。

三十二　曲折发展

永历帝被清军俘杀，意味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灭亡。此后，大顺军余部在夔东地区的根据地也于1663年（康熙二年）前后被清军消灭。虽然还有郑成功继续在沿海坚持斗争，但也动摇不了清朝的统治，明亡清兴已是既成的事实。

回顾整个明代的火器发展史，明初中国军队的火器在世界处于领先的水平，其装备有手统、碗口炮等，以国产货为主；到了明代中期，就需要仿制西方先进的鸟铳、佛朗机了；到了明末，在引进红夷大炮的同时，还主动派人学习欧洲先进火炮的铸造与使用技术，深刻地揭示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火器技术水平已经在中国之上。

那时候东西方的交往日益频繁。从十五六世纪起，西欧各国热衷于开辟新航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最早在亚、非、拉建立殖民帝国的是葡萄牙与西班牙。16世纪前半叶，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殖民地有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及太平洋的鹿加群岛等。而西班牙在亚洲也不甘落后，到了16世纪末，几乎全部占有菲律宾的土地。

十七世纪初期的澳门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第614页

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叶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与明朝官方机构及私商开展贸易往来。一些欧洲人在经商的同时又经常进行武装抢掠，这种不法行为与嘉靖年间极为猖獗的倭患属于同一性质。沿海地区越演越烈的海盗活动理所当然会引起明政府的反击。例如葡萄牙人因在广东与明军爆发冲突，难以立足，只好转而前往福建与浙江，盘踞在双屿、吾屿等岛，伙同倭寇及中国海盗胡作非为，结果，被浙江巡抚朱执会同福建都指挥卢镗，调集兵船，赶出了双屿。其后，葡萄牙人又在明军的压力下先后退出吾屿，不得不离开浙闽地区。

1602年，一艘葡萄牙大船遭到荷兰与英国的六只小船的攻击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34页

葡萄牙人在浙、闽从事海上不合法的贸易时遭到当地官员的打击，便重返广东沿海寻找商机，他们吸取了教训，通过正常渠道与官方商谈，终于获得了地方官员的允许，进行合法贸易，并在明朝官员的默许下，大约在16世纪50年代开始入居澳门，使该地成为一个沟通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商埠。火绳枪（鸟铳）与佛朗机就是随着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到来而传入亚洲的。

英国、荷兰也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开展掠夺殖民地的竞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它原来是西班牙的属地，但从16世纪中期开始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并在17世纪初实际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成为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该国大力开拓海外贸易，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在海上的势力赶上并超越了西班牙。反观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在1588年被英国击溃之后，本国昔日在海上呼风唤雨的海军，已经萎靡不振。

荷兰的海上贸易非常活跃，大量船只远航世界各地，荷兰人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来到亚洲，他们的殖民扩张势头很猛，陆续建立的殖民据点有瓜哇（今“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苏门答腊岛，以及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马鲁古群岛，还吞并了马六甲、侵占了锡兰（今“斯里兰卡”）。

荷兰人在巴达维亚设立殖民机构，成立东印度公司，其后于1604年（万历三十三年）7月来到澎湖列岛，企图占领该地作为贸易据点，但因遭到福建都司沈有容率领的水师的驱逐而离去。不死心的荷兰人于1622年（天启二年）再次登上澎湖列岛，修建碉堡，这些军事活动惊扰了途经这个海域的商船，另外也对福建与台湾构成了威胁。福建巡抚南居益派遣3000将士攻打澎湖，经过数月的围攻，又一次将荷兰人逐走。可是过了没多久，荷兰人又窍据了台湾岛，在岛上建立起堡垒与城市，对台湾地区的人民进行殖民统治，并开展贸易活动，还继续骚扰通过台湾海域的商船。1633年（崇祯六年），郑芝龙奉福建当局之命率领水师在沿海的科罗湾重创来犯的荷兰舰队，击沉并夺取大小船只50多艘，烧杀敌人数以千计，而明军仅伤亡200余人。这是明朝反击荷兰殖民者的一次大胜利，但未能乘胜收复台湾岛。

真正光复台澎地区的是郑成功，他在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北伐南京失败之后，退回金门、厦门一带，不久便决定准备用武力收回台湾，并将其经营成为抗清基地。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二月初八，郑成功带着2.5万余将士，乘坐四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地从料罗湾出发，于次日抵达澎湖，其后，舰队继续前进，陆续在台湾的鹿耳门港、禾寮港等地登陆。

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兵力有千余人，其中800多人在四艘战舰的配合下驻守在热兰遮城，而驻守于其他次要地方的一些兵力后来也集结到了这里，致使兵力达到1100余人。此外，还有400余人驻扎于赤嵌城（又叫“普罗文查堡”）。

荷兰殖民军装备了很多青铜炮与铁炮，例如有可以发射霰弹与小铳弹的野炮以及发射小铳弹的穹窖炮、半卡尔托炮、八磅炮、臼炮等，还有火绳枪与大量的火药、榴弹、铁弹、铅丸。荷兰人在火器研制上也有独到之处，在16世纪就发明了榴弹炮，榴弹炮是一种炮膛长度与射程介于加农炮与臼炮之间的火炮，可发射球形爆炸弹及球形燃烧弹。这类球形弹一般为两个半球体组成的空心弹，里面装入火药或燃烧物，靠金属碎片或燃烧的火焰来破坏目标。榴弹炮到1700年已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所使用。

为了保障其海上交通线和其在海外的利益，西班牙建立了一支拥有100多艘战舰、3000余门大炮、数以万计士兵的强大海上舰队，最 盛时舰队有千余艘舰船。这支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骄傲地自称为“无敌舰队”。1588年被英军击溃。

荷兰人善于使用火器，具有先进的战术，他们的步兵在16世纪已经按照尼德兰总督莫里茨编写的操典进行训练作战，训练的内容是每一个150至200人的连队，都要将总数占1/3的火枪兵排成五至八排，第一排的火枪兵射击完毕，退到最后一排装弹，接着再轮到第二排火枪兵射击，以此类推，排与排之间循环不断，便可以达到连续射击的目的（这种战术很像200多年前明军将领沐英在云南使用的三叠阵），它在当时的欧洲处于领先的水平，因而逐渐推广到欧洲各国。

荷兰人的筑城技术也很发达，在台湾的军事基地中建起多个棱堡，这种新式工事比起传统的圆形或方形敌台具有更强的防御能力，使敌人直射的炮弹容易打滑，产生跳弹。例如热兰遮城有多个凸出城墙的棱堡。分别叫地亚棱堡、弗里辛根棱堡、坎普菲尔棱堡、格列德兰棱堡，还有连接海岸的新棱堡，等等，城外筑有壕沟及中堤。但是并非所有楼塔都是棱堡，还有半月形堡。一些堡垒安放着火炮。

然而，在即将爆发的台湾之战中，荷兰人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逊于郑军，这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郑军登陆台湾之后，赤嵌城的守军曾经出动200多人持着火枪，以10余人为一排，连放了几排枪，企图将声势浩大的对手驱逐下海，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到两路郑军的夹击而腹背受敌，阵亡了118人，幸存者落荒而逃。而荷兰海军也出动赫克托号、斯格拉弗兰号等四艘吃水浅的平底船与郑军的60多艘战舰进行炮战，结果赫克托号在硝烟弥漫中沉没，斯格拉弗兰号则中弹起火燃烧，被迫与另一艘船只逃往日本，还有一艘船只逃往巴达维亚。

郑军初战告捷，分别围困了热兰遮城与赤嵌城。赤嵌城中的数百名荷兰人于4月6日投降，从26日开始，郑军在28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多次派兵冲击热兰遮城，但在荷兰守军的枪炮反击之下，伤亡很大。

郑军强攻受挫，转而采取围困的办法，在热兰遮城周围挖壕及筑墙，并设置工事安放火炮。这时，郑成功从大陆调来的援军到达了台湾，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6月，荷兰人的700多名援军也乘坐十艘战舰从巴达维亚到达了台湾，并将2000多磅火药以及大量物资运入了热兰遮城。信心大增的荷兰守军决定同时在水陆两路发动突击，有三四百名守军从城堡冲出来，向城区进攻，但没有成功。而海战的结果同样糟糕，尽管荷兰海军的五桅甲板船厚达二尺，共有三层，长约30丈，高约6丈，还配备了多门巨炮及照海镜，但他们的3艘甲板船、两艘双桅船及15只水艇在与郑军十几条战船的炮战中失利，共有两艘甲板船及3只水艇被俘，伤亡了数百名将士。荷兰援军作战失败，逃往远海，他们自知不是郑军的对手，便以袭击郑成功的后方基地为借口，离开战场，返回了巴达维亚。

郑成功看见经过8个月的围困之后，夺城的时机日渐成熟，便下令在城堡之外的大员沙洲增筑了3座炮台，并在12月6日用28门大炮进行长时间的猛烈轰击，郑军使用青铜炮、铁炮在围城期间大约发射了2500百发炮弹，荷兰人事后在现场拾到12磅、18磅与24磅等炮弹（欧洲区分炮种类的标准之一是，按照火炮发射炮弹的磅数来对该炮进行命名。例如能够发射12磅炮弹的火炮叫做十二磅炮。另外，英制1磅等于0.454公斤或0.907市斤）。

炮击使热兰遮城的胸墙受到严重损坏，并摧毁了热兰遮城外围地势险要的乌特利支圆堡，随后，隐蔽在战壕中的数千郑军官兵冲出来占领该地。荷兰殖民者在长期的围困中病死与战死者甚众，堡内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他们对形势已经绝望，遂于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宣告投降。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于同年5月病死，其子郑经继续以台湾为根据地抗清，直到孙子郑克塽才在清军提督施琅率部从福建发起的跨海进攻中投降，那时已经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后的事了。

清朝康熙帝在位期间，先后通过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人发起的“三藩之乱”，夺取台湾等军事行动，完成了统一的大业。接着，他与东进的沙俄军队发生冲突。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图片
　　采自《大清会典》之《武备》

17世纪的俄国，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之后，工场手工业、商业与农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并实施对外扩张政策。在17世纪，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还派出远征军入侵清朝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多次与清军开战。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发生于黑龙江中游的交通枢纽雅克萨。沙俄军队此前已经在雅克萨筑过城堡，但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正月被清朝出兵驱逐。可是不久沙俄军队又卷土重来，据前苏联谢·弗·马赫鲁申教授所著的《哥萨克在黑龙江上》记载，这批俄军装备了5门大炮和2支扎金式火绳枪，还有100支火绳枪与850支燧发枪，50把钺斧以及火药与铅弹。他们在原来城堡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合乎当时工程技术的一切规则的城堡，四面围以底宽四俄丈、高三俄丈的土墙（相当于棱堡筑城体系中的‘堤’）。土墙系用草土、粘土和植物根修成，坚固异常；四周都筑有四棱突出的炮垒；围绕土墙掘有壕沟；此外，在陆地一侧，还竖起一道直抵江边的木栅。堡内修建了粮仓、火药库、军需仓库和近十所居民住所”。从书中所描述的“一座合乎当时工程技术的一切规则的城堡”、“四棱突出的炮垒”等语句来看，至少苏联人认为这东西算是棱堡筑城体系。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5月，清军又发起了雅克萨反击战，黑龙江将军率2000多人将800多名沙俄军人包围在城堡之内，参战清军主要装备的枪械为火绳枪，官兵在攻城时动用的大、中、小各型火炮有：

金龙炮图片
　　采自《大清会典》之《武备》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此炮与红衣大炮相似，共有铜、铁两种，均长7尺以上，是欧洲传教士南怀仁为清廷所铸。铜炮重2270余斤，可发射8斤重的铁弹。铁的重1600余斤，可发射6斤重的铁弹。

子母炮图片
　　采自《大清会典》之《武备》

金龙炮，此炮样式不一，多为铜制，一般长约5至6尺，重约二三百斤，可发射13至16两的铁弹。

子母炮，为后装炮。炮长5尺以上，重达八九十斤，要先将重约数斤的子炮装入炮膛后面的装药室，才可发射。

清兵多次进攻都未能攻陷雅克萨，只好在周围挖壕修垒，进行长期围困。至年底，城中俄军大部分死亡，仅剩下150多人。沙皇得知了雅克萨失利的消息后，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与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总而言之，明末清初中国军队在台湾与雅克萨等处的军事行动的胜利，表明那时的亚洲与欧洲尽管在火器技术上存在着某些差距，但这种差距还是有限的。遗憾的是，双方的距离在往后的日子里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是日益拉大了。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从17世纪起，工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大量工场手工业转变成为机器工业，而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层出不穷。到了18世纪中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又发生了工业革命。与此同时，各种枪炮的研制也不断获得突破，与之配套的新战术、新编制也日新月异。在此期间，一度掌控世界商业、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荷兰，在17世纪后期与海上劲敌英国为了争夺殖民霸权而进行了三次战争；到了18世纪，又遭到法国的侵犯，经济受到破坏，因而国际地位也一日不如一日。而英国则在18世纪与法国争夺殖民霸权的战争中奠定了殖民地大国的地位，分别在亚洲的印度、美洲北部、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这些地区陆续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

与欧洲的蓬勃发展相反，清朝在17、18世纪仍旧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内缺乏西方那样的机器工业，其火器发展速度也比较慢。而清军在这段时间一系列内外战争中，作战对象均为装备落后的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军或者周边的封建政权，所以在屡次胜利的虚假表象之下，也安于现状。清朝统治者受到以往作战经验的局限，曾多次强调军队不能专习火器而疏忽传统的骑射，种种弊端慢慢使中国的火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最终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大亏，败于英国军队之手。

英军舰炮配置图片
　　《世界火器史》第362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于1691年（康熙三十年）成立了满蒙八旗火器营，还在汉军中增设了鸟枪营，此外各省的绿营军队亦装备了大量火器。清朝在火器研制方面进步的地方是明确区分了枪与炮，将口径与重量比较大的管形射击火器称之为炮，比较小的则称之为枪，并在乾隆年间进行了枪炮改革，将85种火炮及枪列为制式火器，由国家统一标准样式，不过，其中先进的仍旧是红衣炮，甚至还有从元末明初流传下来的碗口炮、将军炮等。而在火炮制造技术方面，清人将过去铸炮时的一次性土模改为可以反复使用的铁模，大大缩短了铸炮时间，改善了火炮的质量；而铸造铜铁两层炮管的技术也更成熟，有利于预防爆膛，增加了火炮的使用寿命；同时，还设计出了可以调整火炮射角的旋转炮架，提高了机动性。此外，在火药、炮弹与地雷等军用品的研制方面也有所改进。但是，有些创新与进步却没有及时在军队中得到推广，例如尽管在明朝末年中国人已经知道了燧发枪，但直到清代，军队中主要装备的还是落后的火绳枪。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大国，从17世纪起进行了更为实用的炮制改革，将火炮分为野战炮、轻型野战炮、攻城炮与海岸炮等几大类，简化了炮种，统一了炮弹，后来又研制出了多种新型火炮，组建了炮兵旅与炮兵连等；而在铸炮技术方面使用了先进的车床、镟床与镗床等工业机器，比如用镗床将金属熔液浇成实心炮体而制成的炮管，虽然仍然属于前装滑膛炮，但其重量比起同一口径的由炮模制成的那些旧式火炮要轻得多，耐用得多，质量也更加好。英军普遍装备的枪是枪端有刺刀的燧发枪，这种枪比火绳枪更方便，还具有长矛与火枪的优点，提高了作战效率。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头一年，英国一些舰艇已经采用蒸汽动力，其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各级战舰达到17艘，其中包括排水量在一千吨以上的战列舰，总共装备各类火炮540门，主炮可发射56至68磅的炮弹，此外还有可发射32磅炮弹的舷炮等等。而清军水师的战船与兵器，虽然比起明军水师有所发展，但进步不大，难以在海上正面拦截入侵的英舰。

清朝在沿海设置了很多炮台，每一个地区的海岸炮台全部火炮数量从30门至270门不等，这些炮台大多数为固定式炮架，分散布置，难以机动。因而训练有素的英军能够集中多艘战舰专门打击清军孤立在海岸的单个炮台，往往凭借火力优势而获胜。

总之，清朝水陆部队装备的枪炮无论是射程、射速以及威力及质量方面，比起鸦片战争中的英军装备，都落后了一大截，再加上清军将兵力、火力平均分布于沿海口岸，处处防守，给了英军可乘之机，让其能够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上述种种都成了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重要因素。清朝也由此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封闭的中国的大门，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国人从隆隆的炮声中惊醒过来，有识之士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仿制西方的先进武器，但百年积弱，决非一朝一夕可以从后面赶上，一直到清朝灭亡之后，多少仁人志士，仍旧为了国家的独立与自强而殚精竭虑，奋斗不已，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后　记

《大明帝国的火器战争》至此已经结束。处于公元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明朝，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各种联系空前频繁的时期。从明代火器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明初国力鼎盛，其军队无论是火器的品种、装备数量，还是具体的战术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当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步入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社会时，西式的火器技术也突飞猛进。那些先进的火器也带动了军事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因而脱颖而出，确立了世界军事变革中心的地位。在此期间，随着沟通欧亚大陆的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海外贸易的兴起，东西方也摆脱了过去各自的闭塞状态而走向前所未有的交流与联系，同时，西方的佛朗机、火绳枪、加农炮等精良的铳炮及制造技术也适时地传到了东方，流入了中国，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就是说，从明代中后期起，世界已经由原先的分散状态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整体。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已经从昔日涓涓细水汇成了汪洋大海。如果那一个国家的执政者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那么这种逆历史潮流的行为及拒绝开放的做法必将使该国难以与世界融为一体，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明代中后期，海禁逐渐废弛，国内与世界的接触更加频密。但清朝在17世纪后期取代明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时，强化了中央制权。保守的清朝统治阶级长期墨守成规，没有进一步积极地与西方先进国家进行交流，一直到19世纪中期，仍旧对外采取种种闭塞的僵化措施，这无疑极大地延缓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使火器技术更加滞后，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书企图通过从明初到明清交替期间火器的发展及其在战史中的表现，阐述这一个历久常新的道理。当然，书中内容很难做到巨细无遗地收录所有与明代火器有关的战史，比如长达数十年的明清战争，几乎大大小小的每一战都与火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全部详细一一叙述，那么连篇累牍，主次不分的叙述恐怕也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惫。作者写作的原则是选用具有典型意义的战例，以达到一管窥全豹的目的。就拿武功显赫的明成祖时代来说吧，书中选用的是五次北征，而弃用同时期的南伐，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最能代表火器发展突出成就的神机营全程参与了北征，从而更具有典型的意义。基于同样的原因，有关农民起义的战例，选用了在崇祯年间颠覆了明朝的那场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而弃用正统年间邓茂七、叶宗留的起义，也没有选用万历年间的徐鸿儒起义。总之，选倒要尽量避免发生内容重复、情节雷同的现象。

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图文并茂。书中采用的大量插图，大部分出自《筹海图编》、《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四镇三关志》、《武备志》、《火龙经》、《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军器图说》、《清太祖实录》等明清古籍，还有几幅是作者亲手绘制的，而少部分摘自当代火器研究专著，在文中已专门交代了出处。

著名科学家牛顿说过“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说明后人总是得益于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就这样，薪火相承，一代接一代，不断传下去。

主要参考书目

《国榷》，作者：谈迁

《国朝献征录》，作者：焦竑

《明经世文编》，作者：陈子龙等

《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

《续文献通考》，作者：王圻

《筹辽硕画》，作者：程开祜

《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

《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

《练兵实纪》，作者：戚继光

《戚少保奏议》，作者：戚继光

《正气堂集》，作者：俞大猷

《续武经总要》，作者：俞大猷

《四镇三关志》，作者：刘效祖

《阵纪》，作者：何良臣

《武备志》，作者：茅元仪

《车营叩答合编》，作者：孙承宗

《山堂别集》，作者：王世贞

《火龙神器阵法》，作者：焦玉

《登坛必究》，作者：王鸣鹤

《神器谱》，作者：赵士祯

《徐光启集》，作者：徐光启

《西法神机》，作者：孙元化

《火攻挈要》，汤若望传授，焦勖编撰

《兵录》，作者：何汝宾

《军器图说》，作者：毕懋康

《守圉全书》，作者：韩霖

《慎守要录》，作者：韩霖

《物理小识》，作者：方以智

《城守筹略》，作者：钱旃

《先王实录》，作者：杨英

《海上见闻录》，作者：阮锡

《梅村家藏稿》，作者：吴伟业

《南明史料（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作者：黄宗羲等

《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李光涛主编

《中国火器史》，作者：王兆春

《世界火器史》，作者：王兆春

《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工程卷》，作者：王兆春

《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作者：王兆春

《中国古代火炮史》，作者：刘旭

《中国古代火器火药史》，作者：刘旭

《中国兵器科学思想探索》，作者：徐新照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在东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响》，作者：黄一农

《明清独特复合金属炮的兴衰》，作者：黄一农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作者：黄一农，

《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的西洋火炮》，作者：黄一农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作者：黄一农

《明末农民战争史》，作者：顾诚

《南明史》，作者：顾诚

《明代战车研究》，作者：周维强

《明清边政与治乱》，作者：马楚成

《中国舰船史》，作者：唐志拔

《中国古代海军战史》，作者：张铁牛、高晓星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作者：刘永华

《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作者：尚智丛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作者：方豪

《利玛窦中国札记》，作者：（意）利玛窦、（法）金尼阁

《日本外史》，作者：（日）赖山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作者：（苏联）谢·弗·马赫鲁申教授著

《剑桥战争史》，作者：（美）杰弗里·帕克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作者：（法）布罗代尔

明朝皇帝世系图

注：加黑处代表其在位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