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内幕

——谁在操纵日本地下经济

姚　耀　（日）秋叶良和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十八罗汉——洗钱的世界名片

第一节　最常见的十八种洗钱方法

第二节　避税天堂的好日子不再

第三节　国际反洗钱组织

第四节　从JAFIO到JAFIC：日本反洗钱的行政演变

第五节　日本跨国洗钱的大背景

第二章　山口组的“黑金皇帝”——现实版的骷髅13

第一节　山口组和五菱会

第二节　会搞钱的“凤凰男”——日本黑帮的“人才观”

第三节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与地下金融

第四节　瑞士银行与日本客户

第五节　操盘手、掮客、贴现债券

第六节　46亿日元——从东京到香港的黑金之旅

第七节　大结局

第八节　美国人的“趁火打劫”

第三章　曼哈顿的黄粱梦——日本第一宗跨国洗钱案

第一节　大分河畔的神秘男子

第二节　TYCOON（大亨）和加纳利群岛酒店项目

第三节　1亿美元缩水成4400万

第四节　在纽约的日本同胞

第五节　窝里斗开始了

第六节　“撒旦的眼睛”——超级玩家出场了

第七节　诈骗洗净流程图

第八节　越陷越深的6400万美元

第九节　只有撒旦知道！——群魔的结局

第四章　日本人境外洗钱作业详解

第一节　再说贴现债券

第二节　空壳公司的魅力和风险

第三节　香港——天堂中的天堂

第四节　“日常茶饭”——日本国民的香港开户之旅

第五节　国籍、赠与税和遗产税——日本前首富死后打赢日本政府的官司

第六节　富二代、富三代、私生子和小算盘

第五章　黑吃黑——高利贷也有头疼的时候

第一节　“飞特族”——日本版的“蚁族”

第二节　信用卡套现

第三节　高利贷前奏曲

第四节　借款游戏

第五节　一报还一报

第六节　攀亲戚，不一定只找有钱的

第六章　充满活力的“活力门洗钱”

第一节　“活力门事件”回望

第二节　活力门事件主角——敢说敢做的堀江贵文

第三节　好莱坞大片还是教科书？——经典的收购与反收购

第四节　活力门洗钱流程揭秘

第五节　活力门的超级大洗钱动了谁的奶酪？

第六节　闲不住的堀江贵文

第七节　“秋后算账”还是“树倒猢狲散”？

第七章　日本洗钱的外国元素

第一节　美国老江湖也被玩了一把

第二节　横行美国和日本的尼日利亚人

第三节　花旗银行一度成了日本的洗钱中心

第四节　高丽元素

第五节　本·拉登、基地组织、塔利班的日本幽魂

第八章　日本最大的合法洗钱产业——扒金库

第一节　扒金库的历史溯源

第二节　扒金库的洗钱原理

第三节　扒金库的水有多深

第四节　洗钱之外的“剩余价值”

第九章　尴尬的年金

第一节　日本的年金制度

第二节　年金丑闻

第三节　卖酒郎和“呛死你”私募债券

第十章　日本洗钱的林林总总

第一节　棒球明星的家族公司

第二节　美女小提琴家和Lady Gaga的烦恼

第三节　地下银行与跨国犯罪

第四节　JAFIC案例

第十一章　日本特色——政治家的洗钱术

第一节　政治献金的常规理解和定义

第二节　回望“田中受贿案”的跌宕起伏

第三节　西松洗钱案牵出来的小泽献金案

第四节　大把花、大把捞、大把洗的权钱政治

第十二章　河豚鱼——真正的超级玩家

第一节　世界上最有钱有势的家族

第二节　洗不干净的河豚鱼——日本特大洗钱梦的破灭

第三节　“山寨法币”——没有硝烟的“洗钱战线”

第四节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后记　洗钱的跨文化现象——日本洗钱和反洗钱启示

附录一　“三边委员会”与日本和中国的关联

附录二　日本武富士神话的诞生和破灭

附录三　中国的洗钱与反洗钱

参考资料

序言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遭遇史上最剧烈的大地震袭击，之后引发的海啸以及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的泄露事件，直至本书完稿为止，才刚刚开始漫长的处理伤口的过程。3·11大地震，给日本、给亚洲、甚至给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恐怕起码要到两年后才得以全面显现出来。

作为日本的近邻，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的中国，面对日本罕见的地震海啸灾害，从燃油、帐篷，到饮用水和三一重工的长臂泵车等；从中国第一次派遣国际救援队深入日本重灾区搜救，一直到胡锦涛主席亲自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地震死难者……显示出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以及对日本民族抗震救灾的强力支援。同时，中国各个媒体，也都比较罕见地对日本灾情进行了全天候及时的跟踪报道。“优雅、秩序、内敛、镇定、淡定……”等辞藻，不断被用来形容日本人民面对这场大灾难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和气质，似乎通过3·11大地震，日本暴露给全世界的姿态，俨然成为一种仿效和学习的典范。连篇累牍的报道，渐渐演变成一场场对日本民族个性和文化特点的大讨论。

那么，日本和日本人真的有那么完美吗？

据日本重灾区之一的宫城县警方调查，宫城县气仙沼市的一家地方银行的金库，受灾后的第二天，就发现被人撬了门，里面的4000万日元（约320万元人民币）现金不翼而飞。这家名叫“气仙沼信用金库”的银行，是气仙沼市当地的信用社，在地震中遭海啸袭击后，金库（保险箱）铁门的电子锁受损，一直没有去修。由于赈灾，这家银行没有安排保安人员在金库前警卫，监视摄像机也因为海啸而损坏；因此，这笔钱被谁盗走、何时盗走，都无从知晓。受灾后到3月26日为止的半个月里，宫城县里发生的盗窃案损失总额为1亿日元。破房而入、盗窃、故意破坏等行为在15天内共发生290起。被海啸吞噬的仙台市东部，多贺城市和石卷市发生的最多。强行闯入无人的便利店和超市进行抢劫等案件，比上年多增加80余起。还有盗窃公司财产等事件也发生了14余起。另外，还有偷盗汽油等盗窃犯检获40余人。据警方分析，原因是受灾后的物资缺乏等造成的。地震之后的4月下旬，东京世田谷区的一家斯里兰卡人经营的珠宝店向警察报案，约合1亿日元的珠宝被偷。店主害怕余震暂时回斯里兰卡躲避，回国之前将珠宝放进保险箱里，并且上了锁，但是回到日本以后打开金库发现里面的珠宝都不见了，金库却仍然还是上着锁，明显是内部人员作案……

5月12日凌晨3点许，两名男子闯入东京都立川市一家名为“日月警备保障立川营业所”的保安公司，劫持了正在打盹的保安（36岁），并用铁管殴打胁迫其说出金库的门锁密码，然后将金库中装在麻袋内的现金全部抢走。据这家保安公司报案称，被盗金额达6亿400万日元。这些现金都是日本中央邮局委托这家保安公司分送到多摩地区各个邮局的。而警方称，此案已超过2004年栃木县运输公司5.425亿日元被劫案，成为日本金额最高的抢劫案。事件发生时，保安公司内只有一名保安员值班。警方初步判断，劫匪可能是从锁扣损坏的窗户闯入，并胁迫要求打开保管有巨额现金的“保险柜室”。警方据此也认为有了解保安公司内部情况的人参与其中，正在展开调查。

持续的打击，似乎正在动摇曾经号称最安全发达国家之一的根基。

“都是钱闹的！”

“金钱面前，的确人人平等！”

当然，客观地说，在这么重大的灾难面前，日本国民以及在日本的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总体上还是可圈可点的，否则，灾区乃至周围地区将面临更大更严重的“人祸”。在核污染的传闻面前，超市的食品和日用品被抢购一空，按照寻常百姓的思维方式分析，都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还有消息称：日本东京地区著名的黑帮组织——（指定暴力团之一的）“住吉会”，灾后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宣布：开放本部宅事务所作为赈灾中心，无偿接收灾民免费吃住……日本社会上一些人说：类似黑社会组织由于没有政府和官僚机构种种瞻前顾后的法规和规则限制，因此在救灾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表现出更高的效率。

可能因为近年来影视作品的影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们，对黑社会、黑势力的认识严重不足，甚至从认识偏差到误入歧途。一些观众对众多由大牌明星出演的“地下人物”反而会隐约产生一种基于神秘感的“羡慕”和“同情”。事实上的情形如何呢？

2011年7月7日，世界闻名的东京红灯区歌舞伎町的一家色情店，非法使用AKB48等当红美少女演唱组合的照片吸引顾客，被警视厅以违反卖淫法和违反著作权等罪名逮捕。被逮捕的5人是都是日本第二大黑社会组织住吉会的成员。据警视厅消息，该色情店在公用电话亭等地方贴上AKB48等组合的照片，对其活动进行宣传。调查中，一位嫌疑人表示，利用人气组合AKB48的照片吸引顾客的效果非常好，并没有组织卖淫。在该店铺的仓库中还发现了60多万张宣传单，不仅有AKB48组合，还有早安少女组等的照片。该店5年前开始营业，现在每个月的销售额在150万到200万日元之间。另外，在其中一人的家中还搜出了大量的盆栽大麻和经过干燥之后的大麻约3公斤，价格约为1800万日元。至本书截稿时为止，被捕五人中有两人已经承认罪行，但是还有三人还未承认罪行。

其实，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黑恶势力一样，日本的暴力团、黑帮组织，是日本现代地下经济的主角，他们通过毒品买卖、声色交易和高利贷，积累了或积累着巨大的财富、破坏了很多家庭的幸福。在日本这样一个赈灾也异常含蓄低调、少说多做的社会，“住吉会”本身“高调高效”的赈灾行为，或许是个好事，可就是给人一种不怎么舒服的、沽名钓誉的感觉。地震之后，旧秩序面临重组，灾区百废待兴，这时候收买人心，无疑能为之后大规模的灾后重建项目谋得先机；同时，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很多利润和账目也能趁乱进行“重新组合”。因此，在世人把日本黑社会的赈灾行为拿来与政府救灾不力作比较说事的时候，不妨仔细想想：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高调赈灾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呢？

地震、救灾、黑社会……这些只是日本社会乃至全球世界过眼云烟般的“一碟小菜”，在拜金、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生活中，金钱的流通，就好似人体内鲜血的流淌一样重要。赈灾和重建同样需要大把大把的金钱；想必，眼睛盯着日本震后重建的，绝对不仅仅是日本的那些财团财阀、企业大佬，以及急欲洗净资产的暴力团（黑社会），世界金融体系中真正的玩家，真正的恐龙级的老大们，也同样虎视眈眈。很多时候，财富不是赚出来的，而是“洗”出来的。

钱是中立的，它无法选择主人；钱是流通的，它无法始终干净。洗钱，既能把钱洗干净，也能把干净的钱洗脏了。钱，其实是洗不干净的。

第一章　十八罗汉——洗钱的世界名片

第一节　最常见的十八种洗钱方法

“洗钱”，已经不是个新鲜的名词了。为了搞清楚洗钱的基本概念，我们先从最基础、最常规的说起。

“洗钱”（Money Laundering）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现代各国法律对洗钱的解释不完全相同，金融机构反洗钱比较权威的巴塞尔银行法规及监管实践委员会，从金融交易角度对洗钱进行了描述：“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个账户向另一个账户作支付或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受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资金保管服务存放款项”。这，就是常规意义上的“洗钱”。

“洗钱”一词，源于20世纪初，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发现肮脏的钱币常常会弄脏顾客漂亮的手套，于是就将在饭店流通的钱币放进洗涤剂中清洗，这就是最初的洗钱。洗钱犯罪可以和绝大多数的犯罪共生，是这些犯罪的下游犯罪。从司法角度看，洗钱成为一种“犯罪屏障”，既妨害了司法活动，也助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的气焰，促使他们不断实施犯罪。从金融管理秩序角度来看，洗钱活动往往借助于合法的金融网络清洗大笔黑钱，这不仅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规则，破坏了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从而对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

洗钱的步骤清洗黑钱的伎俩变化多端，而且往往错综复杂，但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存放（Placement）：将犯罪得益放进金融体系内。

2．掩藏（Layering）：将犯罪得益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例如从现金换成支票、贵重金属、股票、保险储蓄、物业等。

3．整合（Integration）：经过不同的掩饰后，将清洗后的财产如合法财产般融入经济体系。

以上三个阶段经常互相重叠，反复出现，加重了追查非法获益及其来源的困难度。

洗钱的手法和步骤千变万化、名目繁多。但一般来说，首先，必须以某种名义把钱（大多数情况下是现金）储存起来，然后透过一连串的交易或是转账，进入合法名义之下，因为各国政府多半针对洗钱行为有所管制，金融机关会将一定金额（通常由法律规定）以上的交易呈报主管机关，为了逃避监视，其中一种手段是将大笔的金钱蚂蚁搬家式地化整为零存入数个以他人名义开设的账户，这些账户彼此互不相关，之后再通过汇款、开立支票等方式转入犯罪者的名下，由于每笔交易的金额不大，而且往往还通过跨国方式交易，甚至利用某些国家或地区可以开设保密账户或公司之便，使查缉困难；另一种方式是利用假名设立数个公司，将犯罪所得通过这些公司虚假的交易，例如将不值钱的东西以高价贩售给另一家公司，最后转入犯罪者的名下，表面上看起来正当合法，实际上只是为了转移金钱所做的假交易，也有人直接将金钱购买美术品、古董、不记名债券等高价商品，转移到犯罪者手上后再伺机脱手换取金钱。

世界上比较常见的洗钱方法，这里罗列如下。

一　旅行支票

海关会对于通关者携带的现金要求申报，未申报者超过限制则没收，但不会对携带旅行支票者做金额的限制，重点在于无背书转让给第三者，因为支票被存入银行兑现，最终会回到原发票人的手中。

二　在赌场以代币间接兑换

在赌场中兑换成代币，再将代币直接交付给洗钱的受益人，再由他去将代币兑换回现金，在外可声称在赌场内赌赢的。这样可以避免通过纸钞上的编号直接追查到洗钱的受益人，常用于各国可将代币兑换回现金的职业赌场。由此，别以为那些黑帮老大和贪官污吏真的那么喜欢在赌场里醉生梦死，很多人进去晃一圈就溜号了，其主要目的，无非是洗净自己的非法所得。日本闻名世界的“扒金库”（弹珠机房），就是类似洗钱的最大玩家，只不过，扒金库已经完全合法化、产业化了。到扒金库玩的人，最终赢钱后也不能直接从扒金库房拿到现金，而只能到对面或旁边的兑换店铺（其实很多就是扒金库房经营的）获取。

三　无记名债券或期货

在日本，很多与世袭官僚渊源颇深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往往会时不时地低调发行一些不记名的债权或个人期货（金融）产品，其中尤以“贴现债权”（按照日语字面直译是“折扣债券”）最为出名。该类债权曾经的主要发行方为原长信银行（现在的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权信用银行等）以及商工中金。银行的高级理财顾问会细心地通知那些“重要客户”，当然，这些金融产品的起卖金额被设置得很高，而发行方也并不希望太多的“社会游资”前来申购，因为，类似产品本来就是非常“小众化”的。举个例子，该债权的最小面额设定为5年期+100万日元，顾客以折扣价的90万日元购入，5年期满后就能拿到面值的100万日元。一旦重要客户申购完这一批产品，也就宣告这些客户完成了一次堂而皇之的洗钱作业。自然，所谓收益高低，对这样的客户其实都不怎么重要。但放眼世界金融市场琳琅满目的金融产品，这种贴现债券的洗钱方式只能说是小菜一碟，甚至有点小儿科了。

四　古董珠宝或具价值收藏品

利用低买高卖的假买卖，将钱以合法的交易方式，洗到目的账号。此方式亦常用于收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具价值的古董珠宝或收藏品，再讹称为自家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

五　纸上公司的假买卖（空壳公司）

该行为和下面提到的避税天堂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六　购买保险

保险产品，早已摆脱了“谋求保障、出事索赔”的传统观念。几乎所有市场化运作的保险公司，都会推出高于当地银行存款利率的保险理财产品，并逐年分红返利；因此，购买大额保险，不失为一种牢靠安稳的洗钱方式。将大笔现金，为了不过分吸引眼球，第一次投保后，还可以不断提升保金，慢慢修改保险计划，待一定年数后取回，届时可疑的因素便会逐渐淡化直至消失。

七　基金会

1．不良政客，成立基金会，假捐赠给基金会，诱骗企业捐款，再掏空变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2．企业或财团，利用假捐赠给自己能掌控的基金会，左手搬钱到右手，逃漏所得税。

3．政客或企业利用赈灾名义募款，可是募到的善款私自挪用，或用各种名目扣押善款于私人户头。

4．在跨国洗钱活动中，在各地不同慈善名义的基金会中互相转换款额。

因此，众多富豪和大腕对基金会趋之若鹜，并非仅仅出于良心发现。

八　跨国多次转汇与结清旧账户

利用转汇的相关单据有保存期限的漏洞而进行的洗钱活动。

九　直接跨国搬运

利用专机或具有海关免验的身份者，直接把钱搬到外国，常用100美元的纸钞方式运送。

这种方法最常见于海岸线较长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和加勒比海之间，欧洲和原独联体成员国之间，日本和韩朝之间，大陆南方沿海和港台之间，等等。

十　人头账户

在日本的尼日利亚裔诈骗犯的金融诈骗案中得到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在提款地银行找到一大批不知内情的“人头”对象，付给极其低廉的费用后，用他们的名义开设很多账户；定期地将赃款分别来往于这些账户，最终达到洗净赃款的目的。

十一　外币活存账户

使用多次小额存款的方式存入，再到外国提领外币。俗称“蚂蚁搬砖”，常配合“人头账户”使用。

十二　跨国交易

常见于无实体商品的产业。利用交易金额造假灌水的方式，先通过合法的方式将金钱汇往外国掮客的账户，在由外国账户去按照事先预定分发到位。整个流程中包含：原本的交易金额、掮客的佣金、与原本要洗出去的钱。

或者，利用各地的商品贸易，例如以高单价购买普通消费品，将大量款项汇到国外账户，充作支付买货款项。反之亦可将商品高价出售，让国外的洗钱伙伴将款项汇进国内。

十三　地下汇兑（地下银行、地下钱庄）

常见于不良珠宝金饰银楼。除了非法兑换外币以外，甚至可将现金兑换为外国的无记名与背书的支票，供客户至外国的账户存入。世界上有的地区，该业务已被半公开化，比如香港。

十四　跨国企业的资金调度

常见于金融业、银行或保险业等，常以大批的现金纸钞进行跨国搬运。例如以麻绳捆绑、纸箱方式搬运。

十五　百货公司的礼券

具有高度的流通性，但由于具有不易兑换回现金的特性，故需有一定的人脉，才方便消化礼券。例如转卖给各公司的员工福利委员会，将礼券作为其各公司员工的三节奖金方式发放。就这样把礼券洗到不知情的第三者手中，原礼券持有人则取回约等值的现金。

百货公司商品丰富多彩，礼券的使用选择余地较大。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利用百货公司礼券进行贿赂和洗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十六　人头炒楼

使用人头购买房地产，向建商或地主以市价5～7折价买入，以现金支付。然后在短期内快速脱手（例如预售屋在交屋前），获利约50%～100%。

十七　假借贷

常用于收贿或贪污，受贿者或接收人持有对方（行贿人等）开立的远期兑现的本票或支票，即使最终被检查或税务机构查到这张本票或支票，也可声称为借贷关系。等风声一过或受贿人员不在其位、与行贿方没有明显的利害对价关系时，再把本票或支票转手给第三者，或是扎进银行兑现。开立本票或支票，只要没有兑现就无法形成事实上的受贿或接收的行为。

十八　伪币或伪钞

将伪币或伪钞，通过多次小金额的消费行为，或是利用自动贩卖机找零行为，或是纸钞兑换成硬币的机器，将伪币或伪钞洗成真钱。

伦敦的罗特席尔德银行，这家银行与“十八罗汉”式的小打小闹的洗钱没有直接关系，但请读者朋友先记住它的名字，下面的部分章节会对它特别关照。

苏黎世，瑞银集团等瑞士著名银行的风光已经不再。随着包括陈水扁在内的一大批世界政客、明星、名人的贪腐，犯罪案件的曝光，瑞银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和德国在内西方主流国家的压力。瑞士并不是唯一的“避税天堂”，不过作为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枪打出头鸟也是无法避免的。 

事实上，以上罗列的十八种洗钱方式，仍然无法涵盖当前世界范围洗钱的无穷奥妙和机关。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在各个行业的无限渗透，造成洗钱行为的运作无孔不入、易如反掌，善于玩转洗钱手法的群体，也很少有生搬硬套地去一条一条照本实施的。绝大多数情形下，洗钱是个综合性的“技术活”，很少“留底备份”。在强调证据的现代法律体系下，要切切实实地抓住洗钱对象的把柄，很多时候单个案件所花费的行政成本要远远高于涉案金额本身。

同时，不得不强调的一点是：自从诞生了现代金融业，世界上真正把“洗钱”玩到极致的，绝对不是上述所说的那些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或贪官污吏；有时候，整个意识形态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整个社团、整个国家、国家联盟等，都会有意无意地加入到现代洗钱的队伍中来，真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唯有永远的利益”。

第二节　避税天堂的好日子不再

说到洗钱，必须提到避税天堂的概念（TAX HAVEN）。避税天堂是指税率很低、甚至是完全免征税款的国家或地区（也可能是只有个别税种较低，适用于特定分类的个人或商业机构的国家或地区）。个人要受益于避税天堂（也叫避税港）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迁徙到该地区，使法律上只需缴纳税项给免税港政府。另外，个人或商业机构也可以在避税港成立附属机构或独立的法律实体（即公司或普通法法制里的基金），资产移动到新公司后便可套现获利，从而缴交较低或者免除税款。不过，利用这种方法到底算是避税还是逃税，难以一概而论。而要视相关国家或地区、还有相关的个人或机构的个别情况而定。

避税天堂大多是较小的沿海国家和内陆小国，甚至是很小的岛屿或“飞地”。它们自然资源稀缺、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但由于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此吸引了大量国外公司来此注册。除列支敦士登外，还有安道尔、摩纳哥，以及开曼群岛、百慕大、巴哈马、荷属安的列斯等都属避税天堂。

避税天堂的主要特点包括金融信息及税收体制不透明，税率极低甚至不征税，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织和个人避税、洗钱提供方便，损害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对拒不合作的避税天堂采取行动，并准备实施制裁。2009年4月2日经合组织认定的避税天堂名单如下：

承诺实行国际商定的税收标准，但尚未实质性实施的辖区避税天堂：

其他金融中心：

未致力于国际商定的税收标准的辖区：

（英属）开曼群岛由佛罗里达迈阿密以南480英里的3个加勒比海岛屿组成，包括大开曼岛、小开曼岛和开曼布拉克岛。在1503年被哥伦布发现，由于正好位于墨西哥和古巴航线的中间，可以作为海盗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

开曼群岛是中美洲唯一说英语的国家，很多美国人退休后移居到这里。临近美国，英语通用，加之现成的热带海洋风光和灵活的税收政策，使开曼成为很多国家新锐富豪和企业家注册企业集团总部的理想场所。 

OFFSHORE是一个涉及洗钱问题常见的金融单词，它的意思是：与本国（国内）金融机关隔离，在税收等反方面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统称，狭义上就是避税天堂。

OFFSHORE BANK：（Offshore Banking Unit，简称OBU）又称离岸银行或境外银行、离岸单位，是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其业务只限于与其他境外银行单位或外国机构往来，而不允许在国内市场经营业务。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指存款人在其居住地境外开设账户的银行（相反，位于存款人所居住国内的银行则称为“在岸银行”或“境内银行”），通常赋税较低（或免税），具备财务与法律优势。

境外（Offshore）一词源自英国海峡群岛，现在大部分境外分行都设立在岛国，所以境外已成为此类银行的象征意义，与所在地已无必然关联（瑞士、卢森堡和安道尔共和国是位于内陆的特例）。按照所谓正规的、或者说冠冕堂皇的说法，存款者开设离岸银行账户的动机可能有如下几点：

● 银行位于税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因而能被用作避税港。

● 离岸银行所在国家对保护储户隐私要求更严密。

● 逃避存款人所在国家对于账户活动的监督管理，例如禁止开设匿名账户等。

● 在存款人所在国家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保护存款。

和避税天堂一样，离岸银行名声不佳：

● 离岸银行也是犯罪分子所用来洗钱的常见场所。

● 鼓励居民避税或逃税。

● 因其不在存款人所住地，储户服务中可能产生不便。

● 开设离岸银行的起点储蓄金额一般较高，故主要服务于收入较高的人士。

离岸银行业务源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伦敦出现的欧洲美元交易，但当时业务量很小。从60年代末开始直至70年代，伴随着离岸银行市场的快速扩张，离岸银行业务得到迅猛发展，8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东京等新的离岸银行中心。由于离岸银行业务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其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加强金融监管重新成为各国的共识，金融自由化步伐放缓，离岸银行业务的发展步入低谷，呈现相对衰落之势。

由于地理条件、经济环境、历史背景、金融监管等方面存在差异，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离岸银行市场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依托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的离岸银行市场，如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等；一种是借助宽松的税收环境和配套的金融服务形成的离岸银行市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其中根据金融监管是否区分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前一种离岸银行市场还可以细分为内外混合型（以伦敦、香港为代表）和内外分离型（以纽约、东京、新加坡为代表）。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国际金融中心。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城市在争夺这个称号，但真正能被世界上大多数顾客承认的，屈指可数。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一样，瑞士等国（虽然与日本一样存在所得税、法人税）对国内外金融客户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区别，而日本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近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被称作“国际金融中心”。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瑞士银行是最容易与洗钱挂钩的。事实上，近年来瑞士银行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其“打死我也不说”的保密制度，正面临着来自西方主流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大的质疑和解密的压力。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几年前，在美国政府对其涉嫌帮助1.7万名美国人避税的指控下，瑞银顶不住了，不但同意支付7.8亿美元赔偿金，还批准向美方提供约250名客户的信息。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瑞银搭上信誉扫地的风险希望平息事态，岂料美国司法部并不“息怒”，还“得寸进尺”地再次起诉，要求瑞银公开5.2万名美国客户的信息。对瑞士银行发难的不只是美国，英国前首相布朗在2009年初召开的金融峰会上提出建议，整治瑞士这样的“避税天堂”。法国和德国更是其中的急先锋，两国在2008年10月就联合召集了经合组织财政与金融部长会议，要求瑞士政府和金融系统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防止各类有损声誉的资金继续流入其银行。据悉，欧盟国家领导人将会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提议各国协调一致，共同反对“避税天堂”。

21世纪之后，世界舆论对于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批评并不少，而瑞士在反洗钱、打击犯罪、反对恐怖主义上也做了不少配合和努力。在金融危机蔓延、各国普遍遭受严重损失的形势下，欧美对瑞士的积怨更加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他们对瑞士银行的理财和保密空间纷纷采取更严苛的围剿措施。近年来，欧美等西方国家财政赤字庞大，在无法通过国内财税政策弥补窟窿的前提下，向富人开刀是最现成的办法，而富人们大多在瑞士拥有私人账号……

为了不上经济组织的黑名单、在金融峰会上成为“被告”，瑞士不得不做出改变。瑞士联邦政府宣布将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收协定范本》第26条有关提供税收行政协助的规定，根据其他国家“合理”、“具体”的要求逐案交换银行信息。这一范本在2000年已定下，它彻底改变了此前瑞士对开放或交换信息的拒绝的态度。这种逆转，意味着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开始出现松动。

瑞士银行保密法已经实施75年，其保守客户秘密的传统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保密制度对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至关重要，也帮助瑞士跻身全球最富国家行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瑞士，保密法与长期奉行的中立政策具有同等神圣的地位。一旦保密法寿终正寝，对瑞士的打击也许将是灾难性的。难怪瑞士国内甚至出现将银行保密法纳入宪法的声音。在一派风声鹤唳之下，“胳膊拗不过大腿”，与瑞士一样不得不重新定义保密制度的还有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等不愿登上黑名单的“避税天堂”。

互联网时代，让一切秘密变得可在瞬间透明，黑客进行人肉搜索的本领，往往比好莱坞电影里拍摄出来的有过之而无不及，避税天堂的银行真的要刻意维护客户的隐私，除非将自己的银行管理系统完全置于孤立的、与外界毫无联系的范畴内，否则，只要有一根网线接触，就能被高手窃取几乎所有的资料……但问题是，完全孤立的账号和体系是不存在的，它太方便了——避税天堂的存钱大户们，几乎都不是当地公民！

瑞士银行家协会发言人表示，根据该协会公布的统计数字，瑞士境内银行管理的外国个人客户的资金约达两万亿瑞士法郎，约合1.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瑞士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瑞士并不是唯一的“避税天堂”，不过作为长期以来声誉显赫的离岸金融中心，“枪打出头鸟”是必然的待遇。

瑞士政府官员忧心忡忡地说，被列入黑名单“不仅有损瑞士的金融地位，而且有损瑞士的经济地位”，瑞士银行家协会、中小企业协会和瑞士经济协会等机构均表示接受政府的决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真心诚意地支持这一决定。由于瑞银集团向美国政府提交一部分客户资料之举有违背银行保密法之嫌，这一事件在瑞士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国内连续不断的指责声中，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马赛尔•罗内尔不得不辞职。

更让瑞士人难以接受的，是欧美等国的威胁和威逼的态度。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在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现，他被问及瑞士已然松动银行保密制度，是否就不用上“黑名单”之时，施泰因布吕克说，从没有这样一个黑名单，“那只是用来吓唬印第安人的一种手法”。这种拿敏感国际问题当玩笑的侮辱性的言辞引起瑞士的强烈不满。

德国之所以对瑞士苦苦相逼，是因为对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松动尺度并不满意。一些德国媒体认为，德国人在瑞士存款达2000亿至3000亿欧元，逃税额可能达到数百亿欧元，与之对比的是，和当前很多欧洲国家一样，德国也担忧金融危机，国债大增的前提下，资金缺口很大。危机下囊中羞涩而觊觎着瑞士银行金库的自然非德国一家。但是瑞士联邦主席曾表示，瑞士不会完全放弃银行业保密制度，“不会提供自动信息交换”，而只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就逃税个案向瑞士发出具体申请，且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后才会提供相关信息，以防它们利用这一政策大批筛查潜在避税者。如果真要彻底松动银行保密制度，瑞士必须相应修改70多个避免双重收税国际协议，到时还必须经过全民公决一关。

尽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瑞士银行已经走上改革从良改良的道路路子。这一番“自断残腿经脉”，释放出瑞士保守客户秘密的传统终结的信号，已经使在瑞士开一个银行账户是否还可靠受到质疑，至少不再像电影中描述得那么悬了。在尝了甜头几十年后，瑞士银行可能正在经历“甘尽苦来”。“天堂”的光环一旦褪色，瑞士这个中立和避税圣地的含金量自然就会大幅褪色。

第三节　国际反洗钱组织

1960年与1970年代，银行间的反洗钱问题首先在西欧和美国引起普遍重视，有关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加强反洗钱的法案。洗钱本质上是犯罪分子企图隐瞒、掩饰犯罪所得及其非法收益的一个过程。犯罪分子利用银行洗钱的过程主要包括存入账户、移转资金、经营与合法使用等环节。

随着洗钱活动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蔓延，国际反洗钱合作的步伐也加快了，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1981年欧洲议会部长委员会最早提出此类倡议，该部长委员会认为，银行间的合作不仅能够加强司法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力量，而且银行体系还能发挥更为有效的预防洗钱犯罪的作用。

1980年代中期，随着跨国境洗钱活动的蔓延，欧美国家开始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在反洗钱方面的合作，并着手起草国际反洗钱的共同规则，以便在全球推广，以达到规范各国的做法并加强反洗钱力量的目的。

1988年8月：联合国制定“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简称“联合国反毒公约”），要求各签署国必须将毒品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加以犯罪化，并且予以加强取缔。

1988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关于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银行体系洗钱声明》：该声明主要阐述银行反洗钱的基本原则，并强调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应当确实的检核顾客的真实身份，并应拒绝异常、可疑的交易同时与执法机关保持合作。

1989年7月：国际金融反洗钱特别工作小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简称FATF）成立：1989年7月，西方七国经济高峰会议上，与会代表提出建立国际金融反洗钱特别工作小组的动议（FATF）。会后成立由29个欧洲、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委员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两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金融反洗钱特别工作小组”。1990年工作组完成了《关于洗钱问题的四十点建议》，该建议为国际反洗钱工作制定基本纲领，对于反洗钱的国内立法、金融机构规章和国际合作等事项提出办法。建议世界各国和地区将反洗钱纳入司法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

1993年9月：欧盟通过《关于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犯罪收益的公约》（Convention on Laundering，Search，Seizure and Confiscation of Proceeds from Crime），借此公约希望能够于欧盟领域中缩小犯罪组织的资金来源，以遏阻犯罪。

1999年10月：艾格蒙联盟成立。

民间性质的艾格蒙联盟（The Egmont Group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FIUs），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管道，让各国监督机构加强对所属国家反洗钱活动工作的支援，其主要任务之一，是把交换资金移转情报的工作扩展并予系统化。

2003年10月：联合国反贪腐公约签订。联合国为了加强防制全球日趋严重的贪腐问题，通过《反贪腐公约》，其目的为预防腐败、界定腐败犯罪、制定剥夺非法资产的法规及强化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

FATF国际金融反洗钱特别工作小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于1989年7月由G7各国代表在法国召开时所同意成立的组织，成立目的为专门研究洗钱的危害、预防洗钱并协调反洗钱国际行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机构为全球最重要的反洗钱组织之一，早期已先制订有广泛指导作用的反洗钱40项建议，被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承认为国际性的反洗钱标准。2001年，针对“9·11”恐怖攻击事件又增订有关反恐融资的9项特别建议。其内容涉及刑事司法制度和法律执行、金融制度及其规章，以及国际合作事宜。建议详细的规定了大额和可疑交易通报制度，并通过后续行动推动在国际社会确立此制度。“40+9”建议也成为广大国家反洗钱和反恐洗钱的纲领性标准。截至2007年11月为止，该组织其会员共有33个国家和区域型组织：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丹麦、欧洲共同体、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海湾合作组织、香港、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及两个观察员，分别是中国大陆与韩国。

其实，上面刚刚提到的一个世界范围的非政府性反洗钱交流合作平台（组织），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FIU。

FIU艾格蒙联盟（The Egmont Group Financial IntelligenceUnits，FIUs），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管道，让各国监督机构加强对所属国家反洗钱活动工作的支援，其主要任务之一，是把交换资金移转情报的工作扩展并予系统化。

该联盟成立于1995年。之所以被叫做“艾格蒙联盟”是因为，1995年，各地的金融情报单位在比利时的艾格蒙特宫（Egmont Palace，Brussels）举行了首次会议，以会议召开地把该组织取名为“艾格蒙联盟”。大约106个国家和地区的FIU加入了艾格蒙联盟，FIU作为当地的中心机构负责收集来自金融业、其他实体和专业阶层的可疑或不寻常的金融活动，这些金融活动可能涉及洗钱或恐怖主义组织。FIU通常不是执法机构，FIU的任务是分析和处理收集到的信息。如果非法活动被找到了足够的证据，相关证据将被交给公诉机关去进一步处理。

亚洲地区，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等都加盟了FIU。

中国目前还不是艾格蒙联盟成员，中国有相对应的政府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Chinese Anti-Money Laundering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Center）。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经中共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于2004年4月7日正式成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是为人民银行履行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而设立的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专门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人民银行为履行反洗钱职责而设立的专门分析情报机构，负责接收分析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向有关部门移交涉嫌洗钱的可疑线索。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在业务上接受反洗钱局的指导。在金融情报合作领域，截至2010年6月，中国已与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香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签署了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金融情报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协议，开展了与国外金融情报机构的交流。中日之间FIU的合作协议是在2010年3月，于北京低调签署的，它为两国在洗钱犯罪领域的合作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由于洗钱和恐怖融资已经成为融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元素的综合性问题，因此除了专业的反洗钱组织之外，几乎所有的综合性政治和经济组织都对这些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包括政府性质的FATF、地区性FATF组织和埃格蒙特集团在内的专业反洗钱组织是国际反洗钱运动的倡导者。另外，反洗钱领域兼职的国际组织主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关税组织、离岸银行业监管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这些组织虽然不是专业反洗钱机构，但都通过技术援助、考察评估和前沿课题研究等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反洗钱行动，成为国际反洗钱的重要力量。

第四节　从JAFIO到JAFIC：日本反洗钱的行政演变

日本在遏制洗钱方面的动作比欧美国家稍晚，这与日本普通国民和企业家相对比较本分的原因密不可分。但是，随着以山口组等黑社会团伙为首的日本富裕人群在东南亚避税天堂动作频频，日本金融厅和国税厅等机构也纷纷派遣调查人员常驻中国香港等地，与当地有关部门配合，积极地收集本国公民海外洗钱活动的证据。

在日本，比较“文明”的洗钱基本手法之一是，把不记名的贴现债券存入金融机构，然后通过正常的银行间的往来，将其向海外汇款。在日本，曾经有大鳄级别的富豪阶层，将面额1亿日元的大量国债（贴现债券）存入信托银行后，向瑞士的私人银行转移的洗钱现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和偶然的现象了，通过有价证券向国外私人银行汇款从而转移资金的漏洞，几乎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了。事实上，近年来，日本国税厅已经大大加强了对此类现象的监控，作为“纯内政型”的政府部门，日本国税厅近年来不断派遣员工“海外出差”，经常被人羡慕不已，但其实是个苦差事。

2006年，日本著名的活力门事件中，堀江贵文等企业高层在香港和加勒比岛国设立纸面公司的细节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其实，类似手法在世界富豪中属于尽人皆知的“常识”，其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受到如此瞩目，实属大惊小怪。

根据1998年改定后的《对外汇率及对外贸易法》，日本国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并利用任何国外的合法金融机构，但即便如此，避税天堂、离岸经济等概念，对绝大部分日本国民来说，都如同天方夜谭般的遥不可及。

在本世纪初，日本成立了特定金融情报室（Japan Financial Intelligence Office，简称JAFIO），它是为了对金融机关提供的洗钱情报进行管理、分析而在金融厅里设置的情报机关，作为日本的金融情报中心，依法履行相关职能。成立初期，JAFIO设在金融厅总务企划局总务课之下，没有调查职责。该机构原来有16名雇员，由来自金融厅的人员和执法部门的人员组成。来自执法部门的人员自从执法部门交流至JAFIO后，即作为金融厅的成员，由金融厅发放工资，但相应地不能再行使其在原执法部门所拥有的执法权力。日本JAFIO在2004年财政年度的运行费用大约7.5亿日元，其中的4700万日元用于信息技术，还有1400万日元用于支付相关经费。在2004年，共收到可疑交易报告43768件。在金融厅内部，JAFIO受总协调处的领导。JAFIO的职能包括接受和分析从可疑交易报告系统报来的信息，向执法部门移送对犯罪调查有用的信息，与国外金融情报中心交换情报。可疑交易报告系统接收来自银行、合作金融组织、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邮局、放款人、外汇交易等方面的报送信息；向检察院、警察总署、毒品取缔厅、海事安全署、海关、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等部门移送信息。自1999年以来，由可疑交易报告系统接收的可疑交易信息的数量逐年攀升：1999年为1059件，2000年为7242件，2001年为18768件，2003年为43768件。在2003年的可疑交易报告中，银行、信贷公司报送42134件，占96.27%；证券公司报送125件，占0.28%；保险公司报送20件，占0.05%；其他机构（包括邮政总局和非银行机构）报送1489件，占3.4%。

日本反洗钱的法律框架主要由四部法律所构成，即1992年7月施行的《毒品特例法》、2000年2月施行的《组织犯罪处罚法》、2002年7月施行的《向恐怖活动犯罪提供资金的处罚法》和2003年施行的《本人身份确认法》。

《毒品特例法》将清洗毒品犯罪收益作为刑事犯罪加以惩处，首次将报告可疑交易作为一项法律义务；《组织犯罪处罚法》将洗钱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至严重刑事犯罪，要求在日本金融厅内设立特定金融情报工作室（JAFIO），作为日本的金融情报中心，依法履行相关职能；《向恐怖活动犯罪提供资金的处罚法》将恐怖融资规定为刑事犯罪，恐怖融资被加入洗钱上游犯罪名单；《本人身份确认法》要求金融机构核定客户身份，保存客户身份及交易记录，需要确认本人身份的交易包括：开设的账户，超过200万日元的现金交易以及本人的信息（例如姓名、住址、出生年月等）存在可疑之处的交易。

日本的反洗钱法律以及日本金融厅（FSA）对金融机构在反洗钱中的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日本，金融机构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银行、信用金库、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邮政公社、贷款融资公司和货币兑换商。金融机构的义务包括以下三部分。

一是要求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保存客户身份及交易记录。在实务方面，金融机构在处理客户开户申请时，应要求该客户出示专用证件、驾驶执照及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为确保开户申请者就是客户本人，银行往往会通过邮寄信件来确认申请开户者的真实身份。

二是向JAFIO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可疑交易报告的内容包括提供报告的金融信息；金融机构客户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电话号码、职业、国籍身份证明文件等等；认定金融交易可疑的理由；金融机构客户账户和交易信息以及其他有用的信息。至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是向总行报告还是直接向JAFIO报告，日本法律本身没有直接作出规定，实际做法是先向其总行报告，由总行转报JAFIO。

三是向JAFIO注册负责可疑交易报告处理的队员姓名及其所在部门。在日本，法律没有要求金融机构向JAFIO报告大额交易（对于超过200万日元的现金交易，金融机构应当核实客户的身份），但是从实际看，大额交易往往属于可疑交易，包含在可疑交易中，金融厅要求金融机构予以高度关注。

但是，鉴于洗钱犯罪大多与黑社会、暴力团和跨国恐怖活动有关联，一直以金融监管者形象出现的JAFIO，在调查棘手案件时间往往面临无法在第一时间对犯罪对象实施强制手段，从而及时收集犯罪证据并阻止犯罪扩大化的窘境。于是，2007年4月开始，JAFIO由原来所属的金融厅划归日本公安委员会，也就是说，由警视厅刑事局有组织犯罪对策部的防止犯罪收益转移管理长官进行托管，名称也改为：Japan Financial Intelligence Center（JAFIC）。按照警视厅的解释，这是日本版的国际通行的FIU（FINACIAL INTALLIGANCE UNIT：金融情报机构）。从以下表格可以看出，随着JAFIO向JAFIC的行政归口的转换，洗钱案件的侦办数也大幅提升。

 年份  |  案件受理数（件）  |  立案数（件） 
 1997年  |  9  |  0 
 1998年  |  13  |  0 
 1999年  |  1059  |  0 
 2000年  |  7242  |  5329 
 2001年  |  12372  |  6752 
 2002年  |  18768  |  12417 

续表

 年份  |  案件受理数（件）  |  立案数（件） 
 2003年  |  43768  |  30090 
 2004年  |  95315  |  64675 
 2005年  |  98935  |  66812 
 2006年  |  113860  |  71241 
 2007年  |  158041  |  98629 
 2008年  |  235260  |  146330 

日本JAFIC官员与开曼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反洗钱的跨国交流。

日本JAFIC官员与西班牙反洗钱情报组织人员交流。

日本JAFIC关于与印度反洗钱情报中心官员交换合作文本。

从以下日本JAFIC与海外FIU的情报交流情况年份推移表可以看出，合作成果（数字）在不断显现，尤其在JAFIC主动向海外FIU征询情报方面来看，从2007年的16件上升到2010年的78件。同时，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洗钱案件在日本的逐年递增的大趋势。

第五节　日本跨国洗钱的大背景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其理由的，这是句老话，但也是大实话。

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中，日本企业和国民表现出来的内敛、秩序、听话、互助的素质得到全世界的一片赞扬，相比之下，其执政当局的碌碌无为和优柔寡断成为福岛核电危机处理问题上的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强调秩序和规则的民族，在世界跨国洗钱中的经典案例并不鲜见，只不过，碍于种种原因，类似案件很多被封存、很多被遗忘、很多被刻意掩饰了。

作为198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80年代末期时超过了苏联），日本人亲眼目睹其经济结束经济起飞后快速蹿升的势头，逐渐演变为缓慢增长、停止增长乃至严重衰退。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西德等五个工业发达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于纽约的广场饭店秘密会晤后，签署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目的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的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从而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大约分别为：日元86.1%，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

1987年2月，七大主要工业国（G7）政府签订《卢浮宫协议》，《广场协议》被取代。

《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当时的汇率从1美元兑220日元左右上升到一年后的1美元兑150日元。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账面亏损，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于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

此外，当时还有下列值得注意和深思的背景：

1．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银行烦恼于向优良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案件，于是开始倾向于向不动产、零售业、个人住宅等融资。

2．19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形成了股票市场的上升通道。

日本的“匠人文化”开始受到挑战，富起来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开始感到“用钱生钱”的办法比常年泡在生产车间里更有吸引力。

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日本国内兴起了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其中，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的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银行则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债务人大量放款。此外，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

1985年到1988年期间，随着日元急速升值，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虽有所下降，但是国内的投机气氛依然热烈。1987年，投机活动波及所有产业，当时乐观的观点认为只要对土地的需求高涨，那么经济就不会衰退，而且市场也鼓励人们不断购买股票，声称股票从此不会贬值。当时日本媒体为了给这种经济繁荣状况命名，还希望募集像岩户景气、神武景气类似的名称。但当时也出现了少数反对论点，认为土地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其实际需求，日本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陷入衰退。

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写字楼（办公楼、办公室）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因此合理的做法是出售土地购入债券，因此会带来土地需求下降。根据供求理论，价格终将趋于均衡。但是日本企业普遍实行以账面价值计算土地资产的做法，因此从表面上看企业的收益率也并无变化，而账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差额就导致了账面财产增加，从而刺激日本企业追求总资产规模而非收益率。

当时为了取得大都市周边的土地，许多大不动产公司会利用黑社会力量用不正当手段夺取土地，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毫无收益愿景的偏远乡村土地也作为休闲旅游资源被炒作到高价。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债券、高尔夫球场会员权，另外也包括海外的不动产（如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豪华跑车、海外旅游景点等等。当时这种资金被称为“日本钱”（Japan Money）而受到世界经济的关注和商家的追捧。当时随着股票价格上升，日本国内购买法拉利、劳斯莱斯等高档轿车的消费热潮也不断高涨。

投机之风日盛，很多对炒房产炒股票有些腻味的企业家和实业家开始对“玩金融”的兴趣大增。本来就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马首是瞻的日本，更是把在美国开账户、开公司、开名流派对、留学、上市、买房产、并购企业、玩金融等当做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很多跨国洗钱案，就是在这个时期埋下发生或埋下伏笔的。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迎来了最高峰。当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但是由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得到实业的支撑，所谓泡沫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一旦投机者丧失了投机欲望，土地和股票价格将下降，因此反而导致账面资本亏损，由于许多企业和投机者之前将上升的账面资本考虑在内而进行了过大的投资，从而带来大量负债。随着中央政府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维持可能性便不再存在。

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38957点，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点，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4000点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化为乌有。

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这一人为的急刹车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此后，日本银行也采取金融紧缩的政策，进一步导致了泡沫的破裂。由于土地价格也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担保的贷款也出现了极大风险。当时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对日本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1990年代中期，日本又经历货币快速贬值（时称“抛售日本”），从此一蹶不振，泡沫经济破裂、崩盘，十余年未恢复元气。

总而言之，大幅短期衰退的可怕在于各项资本投资标的物都出现了来不及脱身大量“套牢族”，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产。在这之后产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呈现叠加效应，不只毁掉泡沫成分，也波及到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极其巨大，动辄超过一个人一生所能赚取的金额，导致许多家庭悲剧，所以这四年暴起暴落的经济大洗牌等于转移了全社会的财富在少数赢家手中，而多数的输家和高点买屋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背债者，对日后长达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

2010年，日本出现了“失落的一代”的名词，食草族、宅男等引领东南亚的时髦而无奈的词汇也往往是日本的初始发明，它们都被拿来当做对金融海啸后的反思。“失落的一代”专指出生于1989～1992年间的年轻人，到2010年为止他们大约刚好20岁，是成年和进入社会的阶段。而在2010年日本的成人礼仪式中佐世保市的成人礼会场，有一年轻人喝醉酒闹事，正在致词的市长就脱口而出“社会冷酷啊！守点规矩吧！”随即成为报纸头条，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上对这一代年轻人的反思和“失落的一代”名词的出现。

20世纪90年前后出生的日本青年刚好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是日本经济崩溃的历程，以一名标准而典型的90后为例，出生的时代是泡沫经济的最高点，还被称为“金蛋”，但是经济随即反转一落千丈，股市和房地产价值同时暴跌。当他们升小学二三年级时，山一证券倒闭使传统日本社会相信大金融机构永不会倒的神话破灭；再升入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的职场文化倒塌，而成年的时候金融海啸崛起和日本航空破产被接管。现在他们要踏入社会了，却承担长达20年灾难的苦果：

（1）出生时2.3%的失业率上涨一倍多达5.2%，青年失业率更是从3.8%上升到了8.4%。

（2）劳动派遣型工作几乎达所有职缺的50%。

（3）国债从266兆日元增至864兆日元。

（4）经济增长率从5.4%降至1%多。

虽然是失落的一代，但日本年轻人物欲相对不高、创造力相对较强、对各种新鲜时髦事物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能力也很强；在输出文化、输出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对欧美留学的热衷和崇拜也早已降温。

（5）要赡养的65岁以上老人从1489万人增至2941万人。

（6）社会保障开销从10兆日元增至25兆日元。

（7）13.9%的储蓄率下降至2%左右，国民储蓄枯竭。

以上所有数字都还持续恶化，失落的一代等于未曾享受过日本的成长宴会，来到世上只为收拾宴会结束后的残局。而这些“失落一代”的父母们——当初习惯于动辄“兄弟在欧洲的时候”、“兄弟在美国的时候”这样引经据典显示自己跨国阅历的、动辄花成千上万美元购买名表的“尝过好日子”的中老年国民，或许还沉浸在对不久前的繁华云烟的回忆之中。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就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历程下诞生并繁衍起来的。

第二章　山口组的“黑金皇帝”——现实版的骷髅13

2003年12月，瑞士苏黎世州金融当局对外公布：将某个日本人在瑞士信贷银行里的账户冻结。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公告，其实宣布了日本最初的海外洗钱曝光的开始。在日本，这个事件的起因就是著名的“五菱会”，大名鼎鼎的山口组组长（俗称“黑金皇帝”）。

这个洗钱案件总共涉及至少100亿日元的犯罪收益，竟然没有留些任何海外汇款的记录，具体操作的枪手是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的私人理财顾问和私人银行家。瑞士银行秘密账号、香港私人银行家、黑社会巨额地下资金……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被称为现实版的《骷髅13》。

《骷髅13》是什么呢？喜欢日本动漫和电玩的朋友一定知道。

《骷髅13》是日本著名漫画家斋藤隆夫创作生涯的黄金代表作，1973年由高仓健演出电影（高仓健和男主角相当神似，高仓健本人就与山口组前组长交往密切）。1977年NHK广播剧化，9月再次电影化、千叶真一主演电影《骷髅13·九龙之首》，1980年山本又郎将其CG（计算机绘图）动画拍成一部电影。漫画大师斋藤隆夫的代表作《骷髅13》，是一部以现实世界为背景的漫画作品，作品从1968年10月开始连载，至今仍连载中，是日本漫画史上连载时间最长的作品，且不断刷新着自己的记录！目前的单行本销量已达1亿5000万册，成为日本漫画单行本销量榜榜首。目前该作虽然作品中的主角等角色都是虚构的，但因为切合当下时弊，细致入扣的背景分析和紧张激烈的故事剧情，都让对政治和时事感兴趣的读者大呼过瘾！男主角“DUKE”，代号“GOLGO 13”，是神枪手，只要收钱，无所不杀。它紧跟随世界潮流，取材以时事为主。三十年来的世界历史在《骷髅13》中一目了然。使看漫画的人可以真切感受到世事的变迁和时代的脉搏，从“波斯湾战争”、“北约修理南斯拉夫”、“克林顿情史”、“世纪末的好莱坞”，到“教皇遇刺”、恐怖分子国际洗钱……《骷髅13》从另一个角度为读者解读这些事件的始末。它以超凡级狙击手作为引子，牵扯出各种事件的内幕！故事从真人真事出发，再加上虚构的剧情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使一般人在精彩的故事中，不仅可以看到尔虞我诈的人间百态，也能感受到温馨感人的一面。因此，格外受上班族和男性青少年的喜爱。

不过，现实版中的“黑金皇帝”可比骷髅13的男主角DUKE要阴险狡诈。

第一节　山口组和五菱会

很多人对“山口组”这个名词并不陌生，但对“暴力团”、“指定暴力团”，以及其与黑帮、黑社会或有组织犯罪的关系却难以区别。

山口组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暴力团。所谓“暴力团”，是日本对黑社会组织的称呼，指使用有组织的暴力，为达到金钱利益等私人目的，以日本为中心活动的反社会集团。暴力团自称“任侠团体”或“仁侠团体”。暴力团的成员一般称为“暴力团员”或“流氓”。为了生存，暴力团也会建立政治团体（右翼团体或标榜右翼的暴力团）或合法的公司。

暴力团的称呼是警察和媒体在二战后命名的。1991年，日本《暴力团对策法》实施后，暴力团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虽然具有反社会性，但如果不是指定暴力团，那么就很难对该团体采取法律手段。近年来，据说为了寻求生存还出现了不属于特定团体的地下组织和黑手党。还有的暴力团伪装成企业或右翼团体，近年来甚至还伪装成NPO社团法人（非营利法人）。暴力团一般根据创设者的姓名或据点地名，加上“组”、“会”、“一家”、“联合”、“联合会”、“兴业”、“总业”、“企画”、“商事”而命名。在江户时代，几乎所有黑社会团体都称为“一家”，下面设有“组”等分支。现在，在“会”下设“一家”，在“一家”下设“组”和“兴业”的团体非常多。但是作为最大势力的山口组，与其他暴力团相比，属于新兴组织，所以在名称上是一个例外。

为了获得资金，暴力团会通过恐吓行为收取保护费（划出势力范围，向普通生意人收取见面礼、好处费、保护费），开展卖淫拉皮条、交易兴奋剂和毒品、开设赌局、诱拐获取赎身费、地下金融等非法的经济活动。而且，由于使用日本刀和枪支火并，因此杀人事件也非常多。暴力团还具有纹身、断指、饮酒结盟等特殊文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暴力团”最早起源于江户时代的由城镇居民组成的“町人灭火组”。江户时代，在庙会等场所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为走江湖的，以押色子宝等赌博为业的人被称为赌徒。这些人在江户时代被视为一般社会之外的贱民。而现在的社会，闯江湖的和赌徒依然被视为具有暴力团色彩。现在的暴力团有继承走江湖系统的，也有继承赌徒系统的，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区别，都从事上述违法行为。

暴力团最忌讳面子受损，在组织内部，制裁措施包括断指、开除、断绝关系、驱逐等。

除了这些传统团体外，在二战之后的混乱中出现的街头混混等不良集团中，也产生了暴力团。此后，随着日本的经济飞速复兴，还出现了只从事码头搬运、文艺演出等合法经济活动的“企业舍弟”。

根据《暴力团对策法》，满足一定条件的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暴力团，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可以将其确定为“指定暴力团”。指定暴力团会受到各种限制，其成员如果采取《暴力团对策法》禁止的所谓“暴力性要求行为”，将会接到要求其中止的命令。现在，包括山口组在内，日本全国有22个团体被定为“指定暴力团”。

可以这么说，目前世界的主流国家中，或许日本是唯一公开允许有组织犯罪集团存在的。

日本社会对于暴力团一直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比如不少温泉和酒店等悬挂标牌，禁止有纹身的人进入，实际上也是对暴力团的排斥。一些商业街也会张贴“我们不怕暴力团，不给暴力团钱”的标语。但是，一般来说，暴力团很少针对普通的市民个人采取行动，所以一部分老百姓对于暴力团并不怎么关心，而且害怕暴力团找上门，所以向他们问起暴力团的问题，往往会噤若寒蝉。而媒体对于暴力团的报道，往往也只作为消息报道有关事实，而很少对暴力团大加挞伐，恐怕也有担心引火烧身的因素。

1915年，山口组第一代组长山口春吉在神户市兵库区西出町，组织50名码头工人，建立了提供码头搬运工的“山口组”。截至2010年3月，山口组的领导机构包括组长（亲分）1人、舍弟（又称弟分，顾问）7人、若中（子分）79人，合计87人。除去组长以外，86名舍弟和若中称为“直参”（直系组长），分别拥有数十人到数千人下属。目前，山口组成员占日本全部暴力团成员总数的46.3%。山口组下属的事务所除了广岛和冲绳两县外，遍布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5个。

山口组的主要活动是收取保护费、恐吓、毒品交易、组织卖淫、赌博、发放高利贷、总会屋（持有少数股票出席股东会进行捣乱，或从公司方面领取金钱以阻止股东的正常发言），此外还有一些合法商业行为。不过山口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赌博和毒品。据说山口组还承担了兵库县和神户市等兵库县内地方政府的税收，并且参与神户机场、关西国际机场以及中部国际机场的建设，深深根植于日本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暴力团的海外洗钱活动占据了日本地下金融犯罪活动相当大的比例，暴力团正急切地利用现代金融的便利性来为自己的非法收入洗白、洗净，由此，在原来的违法犯罪基础上，引发了一系列更惊人的案件。

在日本，与“山口组”关系友好的暴力团包括稻川会、松叶会、双爱会、公政会、会津小铁会等，而处于敌对关系的暴力团则有住吉会、极东会等。

2002年11月28日，广岛县警察以违反出资法为名逮捕了指定暴力团山口组垂水组的垂水大三组长；同时，日本全国地下金融对策会议向各地警察局正式告发了违反同类法律的地下金融业者，被告发的对象遍及17个都道府县、数量高达3000以上。

2003年1月25日，日本警察厅（相当于中国公安部）与广岛县警察局成立联合搜查本部，用以上同样罪名逮捕了同案的山口组组员（严格来说是五菱会会员）2人，并进一步核实了星罗棋布的地下金融业者中的近20家为该行业的“协调中心”。6月14日，大阪府八尾市3人因不堪高利贷放贷者的催款而自杀。之后，将欠债人的住宅地址和职业情况等个人信息有偿泄露的“名簿屋”（私家侦探及个人信息调查公司的一种），也被列入该类金融犯罪的胁从（承担案件次责）。7月25日，意在强化对违法行为问责处罚的出资关联法（也叫地下金融对策发）颁布实施。8月4日，山口组（五菱会）干部梶山进以及组员松崎敏和被捕，警察同时搜查了位于静冈县的山口组五菱会本部的宅邸。梶山进于同年9月29日遭到第三次被捕，10月24日，警视厅对山口组位于神户的总部进行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搜查。

位于静冈市新筑清水庵原町的五菱会总部，坐落在一栋2003年7月建成的新大楼的三层。五菱会是在前组长美尾因病引退后，由其麾下的三等团队“阵内组”的高木康男会长继承组长的地盘后形成的。高木之所以能得到山口组上下一致的信任，主要是其依靠地下金融经营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能摆平黑白两道很多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五菱会旗下的大小头目，都与地下金融业有关联。严格来说，五菱会属于山口组的第三（等级）团体，用通俗的话来说，是嫡系部队之外的编外团队。

警视厅估计，直接或间接受到五菱会高利贷所害的民众基数庞大，要完成全部取证，起码要一年时间。而很多受害者因为害怕报复，并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同事，五菱会这样的暴力团也非等闲之辈，软硬兼施，黑道白道一起上，竭力给警方的调查取证设置障碍。

五菱会引起警方重视是在2002年9月，广岛县警察根据多重线索，把最终的目标锁定在53岁的梶山進身上。梶山進等五菱会的上层，根本不会与借贷者（受害者）直接接触，而是通过违法的“实施部队”（小喽啰们），采用社会招聘的形式，让从社会上招募来的店长和店员等与借贷者实施业务来往。五菱会实施高利贷业务的公司之一叫“TO公司”，34岁的社长松崎敏就是梶山的得力干将和生意伙伴之一。

据调查，从直属的200～300家店铺开始，五菱会前后一共拥有1000家左右的高利贷店铺，以每个手下10～30家的形式分类管理，每年非法所得高达1000亿日元以上，这是警方调查取证后的数字，实际数额据说要远远超过于此。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可以看出其榨取普通百姓的血汗钱是多么“轻而易举”：2002年4月开始，五菱会下属高利贷店铺分49次向北海道札幌市的家庭主妇等6人共计借贷出52.6万日元，利滚利，最终利息竟然高达法定数值的27倍到380倍。

五菱会在实施高利贷运作中并非只凭借威逼利诱和暴力催缴。整个集团分为“TO”、“FC”、“AR”等多个分支，有的搬运现金、有的接待顾客、有的专门搜集客户背景资料、有的专门跟踪威逼顾客、有的负责上门讨债，甚至有的负责开拓市场和吸引加盟……形成了高利贷一条龙产业链。在五菱会主要干部被捕时，其高利贷店铺每家店的平均年营业额在3亿日元左右，其中经营成本被故意搞得高达70%～80%，剩余的利润，全部流入五菱会总部。

经过警方的彻查和仔细询问，终于搞清楚了：五菱会高利贷运作的“CEO”——梶山，并非五菱会的正式组员，但在五菱会会长最亲信的干将中排列第二位。也就是说，为了避免非法地下金融案发后连累五菱会总部，整个高利贷业务部门从上到下都被五菱会安排“集体脱党”了。不过，即时如此，之后不久，梶山被查出向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龟井静香政治献金，差点危机自民党的选情。龟井静香在日本政坛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作为日本自民党原重要领导人，进入政界前为警察官员，曾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建设大臣、运输大臣。1998年与森喜朗争斗，导致自民党三冢派分裂，龟井组建以自己为领袖的龟井集团，后与另一派系旧渡边派合并，成为江藤-龟井派，其任该派的代理会长，后又出任自民党政调会长。2003年江藤-龟井派会长江藤隆美引退，其继任会长，该派名称改为龟井派。2005年因为与小泉纯一郎闹翻，退出自民党另立“国民新党”，其派系在自民党内影响力迅速衰弱。2009年9月16日，国民新党与民主党及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龟井获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指定出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掌管邮政改革。2010年6月11日因菅直人决定放弃在本国会会期通过邮政改革方案而辞去大臣职务。龟井并没有因为五菱会的地下经济案件和献金丑闻栽跟头，但是从其步入政坛之前当过警察这个履历来看，他与黑社会的交往有年头了。

事实上，梶山平时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东京市中心，他自己在新宿就拥有豪华住宅，遥控指挥着遍及东瀛岛国的地下金融帝国，还兼顾着在执政党中寻找权益代言人。就在被捕前一个月，梶山在东京新宿区的新宅刚刚落成。这是一块386平方米的建筑用地，地下2层加地上2层一共303平方米，钢筋水泥与木质构造的结合体别墅，按照当时的行情估价，土地连带房屋总价达到3亿8000万日元。只可惜，梶山被窝没捂热，就可能永远无法享受这栋东京市中心的豪宅了。

此外，和很多黑老大一样，梶山非常善于包装自己，2000年6月，在东京一个豪华酒店的时尚酒会上，剧作家村上和彦向别人介绍梶山时的原话是：“这位就是在JR山手线以内拥有40家连锁金融企业的大老板……”JR山手线以内，好比说北京三环以内、上海内环线以内，总之是高物价、高地价、高房租的代名词，能在这个地界拥有40家连锁店，实力肯定不同凡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村上曾经创作过一个涉及黑帮素材的影视剧，在该影视剧演职人员的聚会上，梶山以村上的金融家朋友的身份出现，因为沉默寡言和彬彬有礼，给与会者留下了极其低调谦和的好印象。这也难怪，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出风头、显示自己路子野，总喜欢结交一些神秘型的、带点黑道色彩的朋友，村上不是个傻瓜，不可能一点闻不出梶山的“山口组味道”，只不过，这位浪漫的编剧从来没想到梶山的水，实在是太深了。

第二节　会搞钱的“凤凰男”——日本黑帮的“人才观”

山口组老大筱田建市在大地震后出狱，一路前呼后拥，照样派头十足。 

山口组在内的日本黑社会（暴力团）的组长和干部，到底凭什么爬到头头的位置呢？是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靠“大哥风范”和一身打打杀杀的好功夫吗？也许30年前是这样，而发展到现在，最能搞钱的，加上资历、胆识和运气，才能成为大哥。

2011年4月9日，就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筱田建市，又名司忍——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现任（六代目组长）老大、日本黑社会教父，在东京刑满出狱。他是在2005年12月5日被捕入狱的。

山口组的山菱纹章（标签）

山口组是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总部位于兵库县神户市滩区原本町四丁目三番地一号。目前约有成员3.64万人，其中正式成员约2.03万人，准成员约1.61万人，约占到日本黑帮总人数的44%～70%。山口组的标志是将“山”和“口”变形为菱形而组合在一起的“山菱”。山口组组员背景可分为三大类系，分别为“博徒系”（赌博组织）、“的屋系”（祭典周边的露天摊商组织）以及“愚连队”（不良少年组织）。山口组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其主要内容为毒品源头的联络和进口、武器买卖和走私、犯罪资金的洗钱等。六代目山口组以菱形的“山口”二字为帮徽，而这种菱形的代纹式帮徽后来被称为“山菱”。

筱田建市2005年7月接替前任渡边芳则出任山口组第六代掌门人。1942年1月15日，筱田生于大分县大分市，从大分县立水产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大型水产公司工作。此后，他经过大阪来到名古屋，1962年加入山口组下属的弘田组（后来的弘道会）。他曾先后辅佐山口组第四代和第五代头目，在山口组中资历深厚。2005年7月29日就任第六代山口组组长，并确定了“不与警察接触”、“不向警察机构交人交物”、“不让警察进入组事务所”的三条纲领，开始与警察保持距离。此前，筱田建市不仅领导过山口组史上最大规模的帮派火并，还枪杀致死过多人。由于罪行累累、且几乎每次都令警方无法有效获取证据，筱田建市被日本警方视为最危险的人物之一。然而，筱田此次入狱却是和他1997年的一次“非法携带武器”的指控有关。

1997年9月20日，时任山口组下属最大分会（弘道会）会长的筱田建市参加山口组例行干部会议，下榻在大阪市一家饭店内。筱田建市手下的两名保镖被发现非法携带装有子弹的手枪（两只手枪共装有11发子弹），筱田建市则因同谋罪而被警方通缉，1998年被大阪警方逮捕。由于山口组社会背景深厚、能花大价钱请到最好的律师，2001年3月，大阪地方法院一审做出无罪判决。之后，2004年2月，法院再次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但在筱田建市缴纳了10亿日元保释金后又将其无罪释放。2005年11月29日，东京的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被告的上诉。一周以后，筱田建市于12月5日向警方俯首认罪，被关押在大阪拘留所中。筱田出任首领仅4个月就被关进监狱，山口组内部实际上是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此次筱田建市出狱，结束了他长达6年的牢狱生活。筱田建市出狱后是否会重操旧业，继续组织山口组成员兴风作浪？日本警方不得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山口组在日本关西地区起家，总部在神户。而筱田建市的发迹之地却在日本中部地区的名古屋。20世纪末，山口组最大的帮派势力不在总部关西，而恰恰在名古屋所在的中部地区。筱田建市长期混迹的“弘道会”其实是总部位于名古屋的暴力团机构，名义上它隶属于山口组，但在很多运作上享有独立王国的待遇。而2010年年末被警方逮捕的山口组第二号人物（若头）高山清司，也是从中部的弘道会混上位的。

高山清司被捕时“异常冷静”，他的形象与电影里的黑道老大实在是太吻合了。 

高山清司生于1947年9月5日，是山口组第六代若头兼中部地区会长。高山清司生于爱知县津岛市。高中退学后，开始出入赌场，1967年加入山口组下属的弘田组下辖的佐佐木组。1969年5月弘田组下属的事务所受到“大日本平和会”山中组小牧支部的袭击，导致两人死亡。同年7月，在弘田组若头司忍（筱田）的指挥下，高山清司加入了杀害大日本平和会春日井支部长的报复作战，结果被判刑4年。由于这一“功劳”，高山清司出狱后就任佐佐木组若头。1984年，弘田组改组为弘道会以后，司忍担任会长，高山清司担任若头助理兼涉外委员长，1989年升格为若头，全力支持会长司忍，使弘道会发展成拥有数千名成员的巨大组织。

2005年3月，高山清司就任弘道会第二代会长，2006年4月成为山口组直参，2个月后就任山口组若头助理，7月就任山口组中部地区会长，8月就任司忍率领的山口组的“若头”，成为山口组第二号人物。在升格到直参后，4个月之内就升格为山口组第二号人物，异乎寻常。高山清司来自的筱田出身母体——弘道会，并且为筱田立下汗马功劳，可以说是能够如此飞升的关键因素。

筱田和高山这两个人，爬上山口组高位，有点“凤凰男”跳槽的意思：出身平平，甚至有点“苦大仇深”。从一个非总部神户所在地的“地方部队”，以非嫡系的身份，在入狱后仍然位列山口组的第一和第二位。说白了，主要是因为能镇得住手下，从而在关键时刻会有人站出来为自己卖命。而这一切，主要不是依靠子弹和大刀，更多的还是得仰仗日元和美钞。山口组在选择接班人这个关键问题上，虽然从来没有把“会搞钱”放在嘴边，但实质上，能否掌控经济命脉，却是特别受重视的一环，否则，“兄弟们喝西北风去吗？”

上篇提到的梶山进，多少也有点“凤凰男”的味道。梶山这个人的履历有点神秘，他与同样被逮捕的五菱会总部的高木康男会长（现任山口组第二组织——六代目清水一家总长的组织委员）都是静冈人，中学时代俩人就是很要好的玩伴。最耐人寻味的是，刚出道的时候，梶山并非山口组系统的成员，而是日本另一个大名鼎鼎的黑道组织：稻川会的成员；之后，因为至今未知的原因，他“跳槽”了（或者说“改变阵营”），投到高木会长任组长的山口组第三团体中去，成为该会的二号人物。看来，日本的黑社会很懂得“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人才”这个道理，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时代，先考虑把能搞钱的角挖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作为新投入到山口组大家庭怀抱的新人，不拿出点搞钱的真本领就无法站稳脚跟，于是，梶山进拿出浑身解数拼命捞钱，除了对欠债的顾客心狠手辣以外，对敢于泄露机密的内部成员更是残酷到家。涉及五菱会高利贷业务的成员，一旦被捕，一般都会被及时保释；如果他们在警方或检方面前吐露出集团内部实情，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被杀灭口。正因为如此，至今为止，都没有权威的数据和文件能对该组织的结构和犯罪行为作出详尽的总结和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山口组发迹于日本关西地区，而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应该是稻川会的地盘，但从这次五菱会地下金融案件的事发，不难看出山口组唱响了“东进序曲”。山口组开始开进日本首都东京实在昭和60年（1985年）前后，当然，冲在最前面的往往不是山口组的嫡系部队。关东以东京为中心，是当仁不让的日本经济和政治中心，东京人做事比较保守和沉稳，而关西人则敢于冲冲杀杀。山口组的“编外部队”纷纷把章鱼触须伸到关东，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与其在习惯和传统里纠缠不清，不如先拿个现成的买卖来玩玩。

那么，梶山进仅仅是因为高利贷问题而遭到警方逮捕的吗？

当然不是！违法涉及高利贷生意，在日本最多属于“地下金融”的范畴，而梶山这一次，还有比放高利贷本身更大的金融犯罪活动。

第三节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与地下金融

什么叫“地下金融”呢？中国的读者肯定会把它与“地下银行”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在日本，地下金融主要是“高利贷”的意思，而且，即便是在地方政府注册的高利率的放贷机构，也和违法的高利贷者一样，被统称为“地下金融”。日本相关对策会议（委员会）估计，日本全境的地下金融业者，常年维持在2万到3万家左右。

如上所述，为了强化取缔地下金融业，2003年10月16日开始颁布实施的地下金融对策法是出资法与借贷业规定改正法的统称。根据这个法律，未经当地政府注册登记而从事放贷业务的，将被处于“3年到5年以下罚没、外加300万日元到1000万日元以下罚款”的处罚，而法人机构的罚款金额更可高达1亿日元。同时，年利率超过109.5%的被视为无效（放贷）协议，未经正轨注册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指定暴力团的成员和法人不得进行放贷经营的注册登记……日本是世界出名的低利率国家，一般储户把钱存进银行，最高的利率连1%都不到，等同零利率，但就是在这个零利率的国度，恰恰是高利贷的天堂。这一切还要从“消费者金融”说起。为了便于对本章节的理解，先整理一下刚刚涉及的一些关键名词：

消费者金融名称很好听，但其实一点都不潇洒。在日本，绝大多数情形下，消费者金融主要是指向个人进行无担保小额融资的借贷行为。在日本，平均约10人中就有1人使用消费者金融产品，总数有1300万人之众。

日本是亚洲国家里引进消费信贷概念最早的国家。1929年，日本的昼夜银行开始了小额融资（贷款）的业务。昼夜银行的融资条件一般是：

（1）借款人资格——25岁以上的已婚人士、在东京及附近地区的官方单位或者银行等连续工作2年以上、今后也将在原岗位长期工作的工薪阶层。

（2）融资金额——从50日元到1000日元为止。

（3）期限——1年。

（4）利息——8%。

（5）借款用途——只限于：子女教育费用、保险费、交税、购买定期债券、房租押金以及搬家费、婴儿生产费用、医疗费、丧葬费、紧急服装添置费、到期旧债偿还，以及其他各种家庭经济负担增加费用。

（6）保证人（制度）——雇主、上司、高级别同事、亲戚等具备一定资产的25岁以上人员两名，不允许互相担保。

（7）返款方法——月结（供）。

1930年7月开始，三井银行在只限于三井内部员工的前提下，推出了如下更优惠的融资条件：（1）金额200日元以下；（2）年利息6%；（3）期限2年；（4）一年中分4次返款或月供等条件。三井是日本历史上传统而实力雄厚的财阀，20世纪30年代，侵华战争爆发前，三井洋行（三井物产的中国称呼）在上海的员工就达到数千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日本急需将资金投入战争储备，于是此后十年间消费者金融（包括昼夜银行）业务全面停止。直到战后的1950年下半年开始，信用金库等中小金融机构重启消费信贷业务。于是，1960年，感受到金融自由化压力的城市各大银行业开始推出消费金融业务。当时，银行的消费金融比较严谨，融资对象的甄别（个人信用体制的确立）、担保或保证制度的执行、借款用途的限制等等，都比较全面而严格。在这其中，为了突出差别化经营，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现在的三洋信贩），关西金融等面对工薪阶层的小额贷款（就是所谓的工薪者金融）开始登场。这里补充一下：上面提到的“信贩”，就是信用、信贷贩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

1967年，Diners Club公司（中国俗称“大莱信用卡有限公司”）通过信用卡开始现金透支业务。1972年，银行开始使用“百姓信贷”、“市民信贷”这样的名称。1977年，美国为首的外资消费金融服务企业纷纷涌入日本，同时也带来了超前消费等“全球化”意识形态。由此，伴随着日本经济腾飞、房地产泡沫的无限扩大，日本因为借贷无法偿还而自杀的“新鲜事物”开始渐渐登上媒体的版面……

在日本，主要存在着两种借贷方式：受到利息限制法、有关存款和利息的法律（出资法）监管的借贷行为，以及超越该类法律限制的借贷行为，后者就是俗称的地下金融或黑市金融。

日本对利息上限有一个强行实施的规定：借贷本金不满10万日元的年利为20%（以下）、10万日元以上100万日元以下的年利为18%（以下），100万日元以上的年利为15%（以下）。这些利息上限法规，并没有具体的违反后的处罚条例。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用当今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为了社会和谐），由此，如果借贷合同违反了这一上限规定（比如利息条款的数值高于以上尺度），该合同就被视作无效。

正规登记注册的借贷金融业者，根据贷款法第3条的规定，只要在都道府县的区域内开立2个以上的经营场所（分支机构），就必须向内阁总理大臣（财务省）申报并注册。而只开一个营业场所的，也必须向所在地的都道府县的知事（市长或县长等地方最高行政首长）申报并注册。不进行以上正规申报注册的地下金融借贷行为，均被视作违法，将受到处罚。但事实是，近年来，很多根本没有合法及正规营业场所的借贷业者也屡屡成功获得都道府县政府的注册登记许可。尤其在首都东京地区，经常不到十天就能顺利诞生一家标有“东京都知事（1）第XXXXXX号”的消费者借贷公司的登记注册证书，然后，只要该证书在最“不严肃”的体育新闻上简单登载一条开业广告，就大功告成地披上合法的外衣了。

对类似金融单位的称谓，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很难用一个非常贴切的专业名词给予概括与总结。一般来说，日本民间大多称之为“工薪货币金融”，或者因其营业场所大多位于市区热闹街道的一角而被称之为“街金”。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鉴于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参与进这个行业（不管是经营者也好、顾客也好），因此，“消费者金融”这个更显雅致的名称才开始渐渐被众人所接受。具体的原因可能是，过剩的融资规模和高利息、过度的流通性、残酷的催缴过程，造成民间把这个行当叫做“工薪族的货币地狱”，而刚开始的“工薪货币”的形象被彻底恶化，整个行业也处于不得已披上了“消费者金融”的专业外衣。不过，“工薪货币”以及20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发明的“团地金融”和“勤人信用贷款”等被沿用至今。

此外，因其本金与利息相比高利贷的特征明显，在英语圈国家和地区，放高利贷的地下金融业者一般被称作“LOAN SHARK”，这个名词里，更多的涵义有胁迫和暴力的意味，事实上也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到80年代初，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消费者金融的现状一度受到很多新的影响，呈现某种程度的繁荣景象。这主要是因为泡沫经济破灭后很多家庭收支无法平衡所致。1993年开始，什么都喜欢自动销售的日本出现了大量消费借贷自动契约机，而之前，类似行业的电视广告都被严格限制在深夜时间段才能播出。1995年开始，这个禁令解除。本质上，这是原来躲在暗处的“工薪货币”和“街金”经营者们“努力粉饰”的结果——原来那些挤在车站附近嘈杂大楼或狭窄街道里的、借贷人与放贷者面对面讨价还价的交易模式，开始向设置在郊外或国道两旁的自动契约机过渡，这样带来的好处是，很多碍于面子的人也加入到消费借贷的行列中来了。此外，很多借贷公司开始利用温柔的女性接线员和业务员面对借贷者的咨询，这样能最大限度给对方一种安心放心的错觉，其实，利息计算上一分钱没少。很多拥有巨大市场份额的放贷企业，借此上市，获利无数。

市场一旦规模化，垄断的矛盾就不可避免。2000年开始，日本全国银行个人信息情报机构的联网形成，信用额度的控制愈发严格。由此，介于全国最大的6家消费者金融企业与灵活地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的小型消费者金融企业之间的中型业者，其经营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导致很多中间企业的破产和倒闭，或被大型企业吞并收购。中型企业之所以日子难过，有很多专业的分析，比如，很多中型企业并没有切实利用先进的银行（个人）征信联网平台进行回收风险控制，2000年的出资法修改后利息上限由40.004%下降到29.2%（吃掉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利润），同时，随着手机的盛行，很多暴力团等黑社会直接参与的地下放贷行为激增，等等。

事实上，步入21世纪，随着日本经济情况一直不见根本性的好转，诸如“武富士”等曾经年盈利高达35亿美元以上的消费信贷企业，也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因为，“武富士”再强再大、创业者武井保雄再优秀再聪明，作为上市企业集团，也无法像上文所提的山口组五菱会的梶山进那样堂而皇之地使用暴力逼债手段，按照日本新的相关法规，借贷纠纷中只要有律师参与，贷款人（债权人）与借款人（债务人）之间就不得直接接触、更不能采取胁迫和威胁手段索要本息。武富士的创始人武井保雄就是因为干扰并窃听某揭露武富士借贷黑幕的记者，在2000年12月被判入狱3年，缓刑4年，他本人不得不辞去公司董事长之职并出售大量股权。在日本，消费者金融企业不仁，借贷人也越来越“不义”，只要对手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团，那么“不良借款人”反过来玩弄高利贷业者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是暴力团亲自介入并导演（下面章节会提及）。

因为借贷无法还清而自杀的，在日本一直位居自杀百分比中的高位。2006年因无法偿还借贷而自杀的有8000人；2005年，单因为无法按时偿还日本五大正规消费者金融企业的借贷本息而自杀的人，被死者遗书等确认的就高达3649人，占当年日本全国总自杀人数的25.5%左右。

给人留些美好印象的北海道，类似消费者金融自动契约机云集的街道一角。近年来，日本国内的互联网消费借贷渐渐成为流行趋势。 

在日本，高利贷业者还有个协会，名称为“日本消费者金融协会”。该协会出了一本《2006年度版消费者金融白皮书》。据他们的统计，日本借高利贷的人中，男性占7成；从年龄上看，20岁～30岁的人占26.8%，30岁～40岁的占17.4%；每次借10万日元以下的为19.6%，20万至30万的为19.5%，100万～200万的为18.9%。借高利贷的人，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占21.6%（年收入200万日元及以下者在日本属于贫困阶层），200万～300万的为26.1%。低收入者是高利贷的主要顾客。

日本人借高利贷的目的中，43%的人是“为了买东西”，其次为“补充生活用费”，借钱支付饮食费、房费（17.1%），有10.9%的人是为了“娱乐”，借到钱后，立即用于赌博、赛马等。以上比例是基于多项选择前提下的。

在日本，每家高利贷公司的平均接触受害者人数为188.7人，平均每位受害者从3家高利贷借款总额为22.4万日元。受害人的借款利息一般是10天20%，一年利息就高达163.6万日元。每人163.6万日元的利息×188.7的受害人数×高利贷公司总数7760，再除以3，高贷企业一年的获利额就达到惊人的7984亿日元。

以下是日本警视厅侦破并交由检察院起诉的2005年度到2009年度地下金融案件的统计表，所谓违法，主要是违反了《贷款法》，欺诈、恐吓和暴力追债等，几乎都与高利贷有关。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活跃在市场第一线的高利贷企业（所谓消费贷款公司）都是在“合法”范围内经营的。

一般来说，能达到被捕并被起诉程度的高利贷，都属于“十恶不赦”的社会影响很坏的案件。比如，2008年，某高利贷涉案企业向共约100位老人借出达法定贷款利息上限4.5倍到13.5倍的高利贷（利滚利后的实际利率）。日本是个老龄化社会，很多空巢老人自己生活困难，又不好意思向子女开口借钱，而腿脚不便的他们，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四处比较哪一家高利贷公司的利率更合算一些，结果，上了高利贷公司的当。

警察厅另外所作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全国有600万人靠借高利贷生活。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日本老龄化的加重，经济发展停滞，日本政府对高利贷问题的日趋重视，包括社会舆论在内对高利贷引发的社会问题的防范意识增强，日本由高利贷引起的恶性案件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以下就是2010年度，日本警方和检方对地下金融案件的大致总结：

这里举几个典型的涉黑地下金融案件。

一，在关西兵库县，某未经任何登记注册的高利贷业者，从2005年一直2010年案发的数年间，通过搜集多重借贷人的个人信息，找到那些曾经向多家正规消费者金融企业借款而无法还债的“杨白劳”们，用电话反复劝诱其上钩，也就是说，“反正你已经借了那么多家的钱，肯定换不出来，拆东墙补西墙也面临征信困难的情形，不如先到我这里来凑点钱救救急！”于是，一旦对方进入圈套，那么就会面临比法定利息高达22倍到800倍不等的利息。就这样，被忽悠进来的人数竟然高达2万多人，获利达6亿日元。这个犯罪团伙一共13人左右，他们本来的本金就是贩毒所得，准备靠无证经营高利贷完成一次洗钱的华丽转身。他们在催债时也不用顾忌那么多法律框框，得来的黑金除了用来挥霍，就是存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银行……

二，2008年3月到2010年5月间，同样在山口组活跃的兵库县，有黑社会背景的派遣性风俗业经营业主，在向顾客私宅按照电话预约提供应召女郎（性服务）的过程中，顺便向顾客本人或其所住公寓投放相关高利贷宣传材料，从而诱使至少340人进入其设置的借贷圈套，利息是法定标准的36倍到93倍。获利6900万日元通过借来的个人名义（不涉案甚至不知情的局外人）存入银行，准备积累到一定金额汇往国外时东窗事发。这个案件中，除了8名犯罪嫌疑人，印刷宣传材料的印刷厂老板和主管也受到指控。

三，在福冈和山口县，指定暴力团向450人收取超过法定标准5.7倍到36.4倍的借贷利息，而且，涉案的暴力团根本没有经营消费信贷的资质，完全是无证经营。

四，多地多起的、有暴力团背后运作的，为多次借贷的个人或企业进行虚假担保、虚假抵押，商定一个回扣尺寸之后，一起诈骗银行和正规信贷金融机构的案件。

可以这么说，金融政策上低利率的日本，却存在比其他高利率国家都要诱人的“实际高利率收益”的市场机遇。与指定暴力团的合法存在一样，高利贷，这种在绝大多数国家被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日本却以某种合法的或者灰色的形态存在并活跃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信贷（消费者金融）得以在日本成为“地下金融”和洗钱者的温床了。

第四节　瑞士银行与日本客户

香港中环，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所在的HSBC大楼，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华灯初上，著名的尖沙咀夜景一览无余。瑞士信贷银行的装潢风格低调中透着一丝傲慢的奢华，但同时也完美地保留着全世界统一的格调。就在这家并不是太起眼的银行里，顾客开户的最低资金要求是300万美元（约合3亿6000日元）。

香港的银行圈，汇丰、瑞士信贷和UBS（瑞银集团）等都设有日本顾客专柜，在此服务的客户投资顾问统统是日本人，这些日本职员大约每1～2月回一次日本，专门寻找有钱人和大公司以开拓市场。

2003年12月，瑞士苏黎世当局宣布，因涉及洗钱，将瑞士信贷银行某日本人开立的账户予以冻结，涉案金额达到6100万瑞士法郎，约合52亿日元。该账户的拥有者是山口组地下金融集团的最高负责人之一（梶山）。2004年6月，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的担当职员（化名“福岛一郎”）因触犯有组织犯罪法而逮捕。

华灯初上，六本木活力门总部所在大楼附近的小巷里，一家欧洲人经营的酒吧刚刚开张。第一批客人大概9点进店，关门要等到次日凌晨第一班地铁开出来以后。

几乎就在同时，日本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在年金投资上出现巨大亏损，该组合通过某金融掮客（中间商）购买了在海外发行的私募债券约145亿日元，但因营运该债权的企业倒闭，最终这些投资全部泡汤。而凑巧的是，为这家倒霉的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开设投资信托账户的，正是瑞士信贷银行日内瓦分行的日本职员（客户投资顾问）。

瑞士银行。 

2006年1月16日，六本木某高层大楼，东京地检署强行搜查了著名网站活力门总部，堀江贵文社长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遭到逮捕，具体理由是：通过瑞士的私人银行，运用复杂的金融手段进行疑似洗钱的资金调拨。而该企业的“洗钱指导”，竟然也是之前日本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投资事件的那位瑞士信贷银行当事人，说来也巧，就在该投资事件爆发前，他被调任到香港分行工作。

上面所提到的人和事，接下来的章节会逐次提及。

其实，早在1999年，在瑞士信贷银行开户的多家日本法人企业受到当时日本的金融监督厅（现为金融厅）的调查，当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这些法人企业隐秘不当金融产品、大量买卖不切实际的金融商品，同时，极力妨碍金融监管和司法检察。在调查过程中，瑞士信贷银行东京分行的金融业营业执照被取缔，该分行的行长也遭到拘押。当时同样被调查的瑞士信托银行也粗暴地拒绝东京检察官的公开账户资料的要求，遭到严厉的行政警告和处分，最终，该银行的个人银行营业部门不得不终结在日本的营运。这一系列的事件，造成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著名银行在日本的声誉就降到了几近谷底。

一般来说，当时日本金融法的规定是，私人银行只允许针对100万美元（约合1亿2000万日元）资产以上的顾客进行营业，而外资金融机构在日本国内是被禁止进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因此，普通的日本人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外资私人银行的，这就给了这一系列金融案件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私人银行”这个概念。私人银行服务是银行服务的一种，专门面向富有阶层，为富豪们提供个人财产投资与管理的服务，一般需要拥有至少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才可在较大型的国际金融公司或银行中申请开设此类服务。私人银行服务最主要的是资产管理，规划投资，根据客户需要提供特殊服务，也可通过设立离岸公司、家族信托基金等方式为顾客节省税务和金融交易成本。因此私人银行服务往往结合了信托、投资、银行、税务咨询等多种金融服务。该种服务的年均利润率可达到35%，远高于其他金融服务。通过私人银行服务，客户也可以接触到许多常人无法购买的股票、债券等。而私人银行服务的客户们往往可以拥有投资一些私人有限公司的机会，并获得许多优先购买IPO的机会。私人银行服务最早由几家大型的国际金融公司和银行提供，目前最大的私人银行服务提供者是瑞士银行，瑞士也是世界私人银行服务最发达的国家。此外包括JP摩根、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高盛、汇丰等著名金融机构也提供此类服务，美林公司是私人银行服务赢利最高的企业。要开设私人银行服务客户必须拥有至少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而一般而言客户存入的资金介于200万～500万美元之间。许多拥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富豪往往需要使用超过一个私人银行服务。截至2003年的统计，全球归于私人银行服务投资管理的资金达到2.74兆美元，较前年成长了23.9%。

这里先澄清一个概念，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所谓“私人（的）银行”（PRIVATE BANK），并非常规理解的“为个人服务的银行”，而是“个人或私人拥有的银行”的意思。瑞士和英国的很多历史悠久的银行，原本成立时就是专门为王侯贵族和名门望族等富豪们管理财产的，成立以及运营资金全部来自拥有者本身，它们承担者无限责任，如果未来银行经营失败，那么拥有者也就宣告破产。

与之对应的，瑞银（UBS）、瑞士信贷银行等都属于上市金融集团，日常运营由董事会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执行，它们与上面提到的“私人银行”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瑞士的这些大银行外，在日本富豪和大企业中比较受到青睐的还有美国花旗银行、英国体系的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这些银行对开发富人市场也兴趣十足、力度很大。这些大银行作为本质上的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无非为有钱人提供一种私人化的、一对一式的单独金融服务，属于“类似私人银行”式的服务，由此，提供这些服务的部门，在这些大银行里被叫做“私人银行”（部门），其与真正意义上的“私人银行”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国际上，真正的私人银行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1）各个营业部门对客户委托的资产有权独立运营使用（管理）。

汇丰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的休息区。它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奢华雍容，不如说更像一个现代艺术展览馆。

（2）股份、债券、金融商品等一切营运都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进行。

（3）包括法人、信托（单位）、基金会和财团等，各种各样的投资主体都能自由运用资产。

（4）能兼顾海外移民、取得绿卡（居住权）等个人避税行为的操作。

日本的大银行，虽然以资金实力和服务优质著称，但最多为个人顾客提供存款或推荐部

分债券和基金等增值服务，在针对超级VIP的差别化服务方面，相比欧美更国际化的大银行，仍然逊色许多。

前文说过，瑞士银行在吸引大鳄级私人客户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依靠的是其私密性和中立性，这是瑞士这个国家正式成立以来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由于瑞士的中立原则，几个世纪以来，瑞士一直是世界各国有争议人物的避难胜地，而为流亡贵族、富豪及政客们的匿名开户、管理资产，也就成为瑞士银行业一张响当当的世界级名片了。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瑞士银行的保密原则，渐渐成为世界性犯罪集团和恐怖集团选择资金避风港时的最佳政策保护。80年代，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总统倒台后，其大量非法所得都存入了瑞士的银行，瑞士银行业因此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美国更是以禁止进口瑞士商品为要挟，要求瑞士银行将独裁者马科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归还给菲律宾人民。在此压力之下，1996年3月，瑞士联邦政府下令冻结马科斯在瑞士境内的一切存款，维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瑞士银行保密体系，终因这起背后有美国撑腰的政治事件而豁口洞开。

90年代开始，瑞士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的针对洗钱的种种处罚条例，对明知故犯地给犯罪资金进行洗钱（开户和存款）的银行职员可以判处5年入狱。1998年，《防止洗钱法》开始实施，银行以及金融中介商有向政府监督部门举报疑似洗钱行为和人员的义务，同时，必须掌握账户的真实拥有人和身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虽然没有明说，但这等于宣告了匿名开户制度的废止。

曾经一度，瑞士有很多账户是委托人通过代理人或律师操办的，代理人一般被称为“被提名人”（NOMINEE），银行无从知晓账户上资金的实际拥有者。比如，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很多存款人的名义并非其直系家庭成员。

但是现在，虽然仍然可以以“被提名人”的名义在瑞士银行开立账户，但同时，被提名人（很多是律师）有向银行告知真正受益人（资产拥有者）名字的义务，因此，银行对存款的真实拥有人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

2004年2月，瑞士联邦外交部的经济金融局局长在日本东京进行了《瑞士银行保密义务的真实意图》的说明会，瑞士驻日本大使现场发言：“瑞士将对跨国犯罪的调查予以全力支持，瑞士政府绝对没有直接或间接保护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的意图……我方将全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根据2003年7月开始实施的有关资金洗净的法律，瑞士的金融机构除了对恐怖活动、毒品销售等犯罪行为的资金流向以外，更加强了对政治要员（PEPs：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赌博、武器走私等资金和账户的监管。尼日利亚、秘鲁等国政治动荡之后，其领导人在瑞士银行的私人存款，结果都被强制冻结后归还给所在国的人民和政府。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的贪腐所得，虽然至今还没有具体的说法，但只要证据确凿，返还给台湾也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即便瑞士方面的确拿出了诚意，几乎大动干戈地挑战着自己的原则，但在避税条款等方面，瑞士仍然被很多国家的政府恨得“咬牙切齿”。在瑞士，所谓逃税有两种情形：无申报或遗漏申报等的“消极逃税”、伪造文书和材料的“积极逃税”，而在刑事处罚上归为犯罪一类的，只有后者——“积极逃税”。在瑞士，消极逃税的行为在性质上等同于违章停车，甚至不会受到任何行政处罚。瑞士与日本等69个国家签订过协议，答应针对偷税逃税行为进行司法和解密银行资料方面通力合作，但这里的“偷税逃税”，仅仅是指瑞士法律所规定的“积极逃税”。而日本等绝大多数国家，只要有逃税的结果和证据，不管主观如何，就能被认定为故意的“积极逃税”。由此，涉及逃税调查，要想从瑞士当局提供翔实的材料和证据，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日内瓦，世界私人银行的首都，也是世界第六大金融中心。 

读者朋友可能知道，瑞士是典型的欧洲发达国家，至今不是欧盟成员，这么有钱的成员，欧盟自然是异常欢迎的；但问题是，一旦加入欧盟，那么以“金融立国”的瑞士将面临与欧盟诸国一样的金融监管（包括税收和相关法律），瑞士的金融业的吸引力也将烟飞云散了。因此，面对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批评和职责，瑞士几乎是充耳不闻、坚持“中立”。瑞士方面冠冕堂皇的注解是：“贵国国民之所以偷税漏税，根源还是在于贵国的税负太重，并且收缴上来的税款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国民自然感到不满；因此，国民的资金流出是贵国国内问题的体现，与瑞士政府无关。”

当然，强词夺理归强词夺理，瑞士政府还是在欧洲兄弟们的压力下做出点让步和姿态。2005年7月开始，瑞士对在瑞士存款的欧盟定居者实施了“源头征税”的代理体制。刚开始时税率为15%，2008年为20%，2011年达到35%。这些税金征收上来之后，四分之一留归瑞士本国所有、四分之三分返还给存款人的欧盟居住地（国）。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避税天堂也与其他欧盟国家缔结了同样的条约。源头征税，使得相当一部分客户和资金逃离欧洲大陆，转而投向新加坡、香港、迪拜、加勒比群岛……

瑞士金融界本来就面临欧洲富人市场饱和的状态，面对新兴金融中心的挑战，近年来瑞士银行（尤其是私人银行）加大了对欧洲以外市场的开发，包括中国和印度。日本这样一个民间拥有1000兆日元个人资产的国度，自然不会逃过它的法眼。

梶山进和山口组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是半推半就、有意无意地与瑞士银行结上缘分的。

第五节　操盘手、掮客、贴现债券

五菱会事件中，梶山导演的一系列洗钱事件中，幕后的操盘手（某种程度上的罪魁祸首）也是个日本人，他就是上节提到过的福岛一郎（化名）。大学毕业后，福岛凭借良好的英语功底和金融专业背景，进入瑞士信贷银行的日本分行工作，负责债券业务。之后，又被调到私人银行部门。但不久，该部门正好受到日本金融厅的调查而取消了，福岛短暂地到瑞士总部培训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次被调往香港分行。

梶山进与福岛一郎之间，其实还存在一个关键人物——金融掮客，名叫佐伯信（化名）。佐伯信原本是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的客户。作为梶山进洗钱案的胁从，并获得梶山4亿3000万日元的好处费，凭借这一点，佐伯信最终也遭到了报应。

福岛一郎刚进瑞士银行香港分行上班时，他对私人银行业务几乎一窍不通，而当时，他身边已经有10人以上的日本籍同事在该部门工作了。深感压力的他，一时间为如何寻找客户而苦恼不已。正在这个时候，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的一个日本籍职员辞职，他的一个日本客户被介绍给香港分行，由福岛继续对其进行服务，这个客户，就是佐伯信。佐伯信的老婆原来在老家经营自己的章鱼烧连锁店，与金融业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偶然的机会，佐伯在考察海外市场时，在瑞士信贷银行开了个账户，于是他发现，召集具有把资金转移到国外或在海外开立账户意愿的日本人，由其从众组织撮合，也是一宗很不错的买卖，于是，佐伯开始在周围物色起客户群来。

当时，瑞银集团等为了吸引国外客户，纷纷采取则中介佣金制度，只要成功介绍一名客户在其系统开户，介绍人（中介）就将获得一笔不菲的奖励佣金（这个制度现在被废除了）。有这么一位把介绍客户当做营生来做的“热心顾客”，福岛一郎自然是满心欢喜、言听计从。

佐伯信在日本国内与梶山进的一名得力手下熟识，一个偶然的机会，佐伯被介绍给梶山认识，当时，梶山正好为如何藏匿非法高利贷所得的犯愁，佐伯信的指点迷津，顿时令他茅塞顿开。

梶山进是福岛一郎从事金融事业以来遇到的最大客户，一般来说，如果在日本国内遇到梶山这样背景的日本大腕，正规的金融从业人员都会避之不及，但身在海外，加上业绩压力，福岛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要知道，如果梶山进能开户并在账户上实现资金流转，那可是1亿美元以上的金额，其他几百万美元的小客户要招揽多少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啊！但是，福岛一郎很快发现一个现实问题：“超级客户”梶山进手头绝大多数拿着的都是日本的折扣债权（贴现债券）。

日本的贴现债券（包括公债）的发行历史悠久，在战后战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它的确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日本政府欠债很多、入不敷出，但绝大多数欠的都是国民自己的钱。 

上面我们提到过，日本的贴现金融债券，本质上是为有权有势的高级别客户准备的一种不记名理财产品。从金融专业角度解释，贴现债券是指在票面上不规定利率，发行时按某一折扣率，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到期时仍按面额偿还本金的债券。贴现债券又称“贴水债券”，指以低于面值发行，发行价与票面金额之差额相当于预先支付的利息，债券期满时按面值偿付的债券。世界范围内，通常短期国库券（Treasury Bills）都是贴现债券。20世纪80年代日本等国家开始流行上面所说的贴现金融债券，它是“零息”的，即没有息票，也不支付利息。实际上，投资者在购买这种债券时就已经得到了利息。零息债券的期限普遍较长，最多可到20年。它以低于面值的贴水方式发行，投资者在债券到期日可按债券的面值得到偿付。

某种程度上，贴现债券发行的本意是为了让认购者合理避税，怎么说呢？由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的某贴现债券，最先面额100万日元，5年到期后利润率设定为10%，作为“折扣”金融产品，认购者实际只要支付90万日元即可。但是，这其中还涉及利润的所得税。没问题，债券发行方早已安排好了：购买人一开始认购时，就会被扣除18%的到期利润源头税（18%的税率，比日本的所得税要低很多）。上述贴现债券到期的利润率设定是10万日元，那么客户在认购时，先被自动发行方扣除18%的18000日元，实际销售给客户的就是91.8万日元。也就是说，利润未得、税款先缴——这种“预付税制度”，是日本贴现债券的首创。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仅仅是为了给客户省却期满后申报所得税的繁琐手续吗？

日本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特征明显，专业分工明确的政府机构，只要扫好自家门前的雪就行。税务署（税务局）平素最头疼的是隐瞒不报（偷税漏税），对于预付型的缴税行为，自然是乐此不疲。既然人家能把税先交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用去多管闲事地操心了。于是，税务署对该类匿名债券的实际认购者、持有者等情况，也就根本没有进一步了解和调查的兴趣了。

贴现债券，往往是日本世袭政治家保管政治资金的普遍储蓄方法。当然，由于发行债券的银行仍然持有认购者的基本情况，因此，该类债券虽然“不记名”，但仍然无法完全做到匿名。20世纪90年代中叶，世界性的反洗钱风潮涌动，日本政经界“贴现债券”这种露骨的洗钱工具，遭到很多有识之士的诟病，金融机构对贴现债券的发行量一再压缩。

梶山显然感到了贴现债券的寿命不长、安全系数存疑，于是，他急于将手中持有的98.5亿日元的贴现债券尽量不留痕迹地转移到海外的账户上、以便彻底把这笔不义之财洗得干干净净。

第六节　46亿日元——从东京到香港的黑金之旅

2003年2月4日，梶山在福岛所在的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开户；21日，又在苏黎世的银行总部在此开户。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私人银行不是有足够的资金就能随便开户的。在开户之前，客户必须经过银行的债务管理的调查（个人征信），主要是为了验证即将存入的钱并非来路不明，这种调查，一般是需要储户自己付钱的。当然，在福岛的全程运作下，梶山顺利通过了调查。

梶山在东京著名的皇室酒店——帝国饭店的附近开立有控股公司，营业范围有食品销售、建筑、房产担保和抵押、房产租赁等，办公室里贴着很多即将开发或开发中的房产项目的照片和证书。从办公室的地段到这一系列“软装潢”，梶山给福岛的印象不仅仅是一名认真的商人，更是一名成功而伟大的企业家。福岛一开始没料到的是：山口组和五菱会的“产业”规模庞大，随便拿出个手下小喽啰们敲诈勒索对象的项目照片，就能唬住银行的征信调查人员。

其实，瑞士信贷银行一开始就对梶山的资金来历存有怀疑，也多少知道点其复杂的背景。而包括银行在内的欧美企业，是所谓“合规制度”的发明者和践行者，企业内部业务部和法务部的矛盾一直很深：业务部要积极开拓客户，而法务部却必须严格审核……但是，在业绩压力之下，最终只要被调查对象的资金来历没有明确的来历不明的证据，银行各个部门和主要领导，往往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此心照不宣。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要求“被调查对象拿出资金来历正规干净的明确证据”，而是只要显示“被调查对象的资金来历没有明确的来历不明的证据”即可。

梶山一旦在瑞士信贷开户，就能自由随意地动用其全世界的分行资源。梶山在苏黎世和香港开立额度所有账户，都委托福岛一郎管理，福岛一郎成了为梶山进名副其实的海外资产的“账房先生”和理财顾问。在私人银行业界，业务员基于保密协议，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客户背景，在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很多日本籍职员都很羡慕福岛抓了条大鱼，但大家对这条大鱼的情况一无所知。

日本是在1998年根据修改后的外汇法而实现向境外汇款自由化的，只是，超过200万日元的境外汇款，汇出银行都要向所在地税务署提供一份备案。因此，梶山进如果直接把巨额资金汇往境外，很快便会引起税务机关的注意。怎样让梶山进不留痕迹地把大笔钱财汇往境外的账户上，福岛可颇费一番周折。最终，在其同事的提示下，选择了日本债券的代理行以及渣打银行东京分行等，完成了这一巧妙的杰作。

日本证券代理行，是渣打银行东京分行的有价证券的业务受托方；而瑞士信贷银行因为自日本没有取得金融营业许可，涉及日本的所有结算业务全部都委托给渣打银行东京分行以上就是三家金融机构的委托关系。但在实际汇款运作中，关系变味：

操作开始了！

第一步：在梶山委托的基础上，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向渣打银行东京分行发出指示：要求将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的这批债券兑换成现金后，汇往香港的指定账户。

第二部：接受到以上指示的渣打银行东京分行，于是向日本证券代理行发出将相关贴现债券存入的通知。

第三部：将贴现债券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这个过程，需要存入者的真实姓名、护照或身份证等证件，实际存入过程中，梶山一直没有出面，而是由掮客佐伯信（当然这么干不是义务劳动），以及梶山手下的老婆等几个心腹完成。整个过程中，佐伯信是主要的暴露身份的“外人”，因此，他的代价是：整个汇款金额的5%！

第四步：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的贴现债券大多没有到期，要兑换成现金的话不得不“中途解约”（中途赎回）。贴现债券本来就是不记名的，而佐伯信只不过以代理人和经办人的身份透露自己的身份，因此，该债券到底属于谁，仍然是个秘密。

第五步：兑换成现金后，日本证券代理行向把基本账户设在东京三菱银行（现在叫UFJ银行）里的渣打银行东京分行汇款，日本证券代理行，以及渣打银行东京分行（包括东京三菱银行），都属于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他们之间的汇款，不管次数多么频繁、不管金额多么巨大，都是不受到监管、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的。而更妙的是，虽然瑞士信贷银行在日本没有金融许可，只保留了若干联络功能的营业部门，但其本身的决算业务（作为一家法人单位）统统委托了给东京三菱银行，于是，当渣打银行将折扣券兑换出来的现金汇往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时，走的都是东京三菱的管道，而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本来就无需向税务署申报或备案。

就这样，2月17日、20日、25日3天，总额46亿日元的巨额黑金，就这样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悄悄地从东京流到了香港。

100亿日元的贴现债券，怎么说也属于日本国内的资金，最终就这么一路顺风地流向香港的私人账户，个中没有一个环节主动向日本金融监管部门以及税务部门报告或备案，不得不说是极大的漏洞。

这个洗钱案的关键招数在于，作为中间人和掮客的佐伯信将贴现债券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的过程。

美国金融机构在购买日本国债时，并不是用飞机把日本债券运来美国，而只要通过在日本的信托银行内的账户就能操作。国债本身是否在日本并不重要，非日本国民或机构只要将国债存入信托银行，就等于宣告这笔资产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了海外，这个概念是完全合法的，没有异议。

但是，如果顾客手里拿的是贴现债券，性质就变得复杂起来。一直以来，因为政治原因，日本对信托银行的有价证券的业务采取粗放态度，债券持有者的身份、背景、国籍等几乎是一笔糊涂账，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通过贴现债券直接汇往境外账户的情况很频繁，等同直接的洗钱。正因为这种过分露骨的洗钱行为引起了当局重视，90年代后半叶开始，金融厅要求贴现债券在存入和赎回时，必须得到本人的确认。但这种“掩耳盗铃”的要求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本来就是不记名的债权，拿到信托银行或证券代理行的只不过是当时的经办人或代理人而已，债券的真正持有者，仍然躲在迷雾里。

在梶山洗钱案件中，梶山一共分8次将85亿日元的贴现债券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并实施赎回。此外，还有15亿日元的贴现债券被直接带到香港，然后由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出面快递到渣打银行东京分行，最后，渣打银行用市内快递把这些债券送到日本证券代理行并作出赎回指示。这个复杂流程的目的，无非是给在日本的经办人和金融机构造成一种“旅居境外的日本侨民的个人赎回委托”的印象。

和梶山的做法不同，很多日本人在赎回自己手里的贴现债券时，仍然抱着省事和信任的态度——直接委托平时经常使用的（本土本地的）开户银行代为一系列的操作，这样，最终向境外汇款时，其所有的记录都保留了下来。但梶山这一次直接找到券商（证券代理行或信托银行），而券商在把现金汇给其他金融机构时不需要个人名义的确认，根据指示就行。正是通过这样的小技巧，梶山进和他的投资顾问，轻松跨越了金融监管的国境线。

第七节　大结局

梶山洗钱事件初露端倪之时，日本金融调查部门曾比较客气地要求福岛一郎回日本协助调查，但福岛明确回绝了。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当时，为了怕引火烧身，瑞士信贷银行香港方面派人把福岛软禁在其香港的寓所内，好吃好喝地“供”起来，就是不让他与外界任何人接触联系。不得已，日本方面出具逮捕令，并通过外务省（外交部）向福岛一郎发出再不就范就吊销（作废）护照的警告，之后，日本驻香港领事亲自赶到福岛爱的寓所准备回收其护照。被逼无奈的福岛一郎只得在正式向瑞士信贷银行提出辞职后，跟着日本派来的调查人员一起回国。

2004年6月，40岁的福岛一郎因牵涉梶山的海外洗钱案被捕。

对福岛一郎是否能以违反有组织犯罪法而判刑，在日本引起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福岛是否自始至终明了梶山的资金全部来自其犯罪收益。从日本法律上说，如果单单是帮助别人（客户）避税逃税，并不构成犯罪要件。福岛始终咬住“我根本不知道梶山他们的钱是犯罪所得”这一点。而在法庭上，检察官反唇相讥地用佐伯信的证言中所说的“福岛应该明确知道这些资金利含有犯罪收益”的话质问被告福岛，但最终，法庭以该证言缺乏实际证据为由判决福岛一郎无罪。

在梶山洗钱案件中，梶山付给掮客的报酬被佐伯信独吞，贪心害了他。就凭这一点，法官完全有理由怀疑之前佐伯信对福岛一郎的不利证言的可靠性。

2006年3月被东京地方法院宣判福岛一郎无罪释放，但检察院当庭予以抗诉。同年秋天，日本最高法院开始再次审理该案，最终仍然裁决福岛一郎无罪释放。福岛因此在金融界名声大响，很快便找到了工作。

而当初想把引诱日本同胞跨国洗钱的佐伯信，最终被判决服刑2年6个月，不法收益全部没收。

五菱会事件的主犯梶山进，因组织大规模的地下金融活动，触犯出资发（金融法）和有组织犯罪法，最终被判服刑6年零6个月。

具体实施从日本往境外汇款的渣打银行（东京分行），被金融厅暂停一年承接新业务，这就好比运动员禁赛，在日本属于非常严厉的制裁。内外有别，金融厅对日本证券代理行书面警告，责令彻底坚决地遵守相关法规。坦白地说，日本证券代理行对当事洗钱的经办人之一佐伯信的身份事先确认过了，可金融厅提醒其今后除了姓名外，还要对经办人（申请人）的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络方法等予以详细登记……

其实，被金融厅惩戒的渣打银行和日本证券代理行满腹怨言，这也难怪，如果这次贴现债券握在非日本籍的外国公民手里的话，金额再大的洗钱，也不算违法行为了。很多措施和规定在货币国际化、兑换自由化的时代百密一疏，根本无法做到100%的万无一失。本来这些钱就是梶山的非法收益，把赃物挪来搬去的，金融机构只能自知理亏，但是，刨根问底问责的话，还是金融厅的不对——有本事把贴现债券这种模棱两可、洗钱避税的温床也一锅端掉呀？！

而瑞士信贷银行似乎受到的影响最小。作为典型的私人银行，瑞士信贷银行本来就是为少数富裕人群提供服务的，相比各国行政司法机构的要求，他们对客户的评价更加在乎；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瑞士私人银行对各国行政司法当局的协助调查要求往往表现出傲慢的不合作态度，才使其在富人中的名声更加响亮。

五菱会梶山洗钱事件之后，瑞士信贷银行里日籍人士的存款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只是从这以后，只要报出瑞士信贷银行的名称，很多日本人就会将其与金融犯罪联系在一起。

第八节　美国人的“趁火打劫”

梶山洗钱案中，没有专业的金融人士指点迷津是无法实现的，戳穿之后似乎显得没什么神秘的，但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会利用金融界的常规去寻找可钻的缝隙。如果说，通过贴现债券的洗钱技术含量较高的话，那么，通过赌场洗钱，就属于世界黑帮、恐怖分子、腐败分子等普遍使用的手法之一了。

为了方便客户，世界上比较国际化的赌场几乎都拥有专用的保险箱，比如拉斯维加斯最大的米高梅幻影中心赌场，其保险箱就位于新生银行内。如果客户在这个保险箱料理存入美元，那么存入部分的金额就能自动作为本金，让客户不带一分现金地轻松进入赌场。

梶山通过黑白两道的兑换商，把黑金的日元兑换成总额约40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存入多个赌场的保险箱。不过，这种手法早已为美国警方熟悉，在梶山事发后，内华达州赌博管制委员会立刻就冻结了梶山存在保险箱里的美元，并全部没收充公。

美国政府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是比较大的，虽然日本在政治和经济等很多方面照搬美国模式，但美国司法当局的现实和果断的风格却一直没有领会彻底。日本的山口组吃美国人的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995年6月，日本山口组五代目的二号人物竹内臣来到世界最大的赌城——美国拉斯维加斯。竹内臣是来执行山口组一项重大战略计划：买下拉斯维加斯赌城。当时，刚刚被日本国内房地产泡沫熏得余温未降的黑社会，也跃跃欲试地想把章鱼触角伸到一直唯首是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竹内臣的到来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FBI发现竹内臣到来的第11天便动用了10亿美元买下了拉斯维加斯两家附设赌场的五星级酒店、一家温泉浴场。竹内臣买下上述产业后，似乎还在大范围调动资金，并筹划着更大的行动。于是，联邦调查局派出年轻性感的女特工克林娜对竹内臣展开调查，摸清他此行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妨碍。克林娜轻而易举地用诱人的肉体把竹内臣骗到了床上，经过连续的酣战，她把竹内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而昏睡过去后，悄悄打开了竹内臣的密码箱，将山口组的有关文件密拍下来，她的同事们立刻对此进行分析，终于搞清了他此行目的：竟然是买下整个拉斯维加斯的所谓“化零为整”计划，也就是说，用单个收购、逐步蚕食的手段，将整个拉斯维加斯赌城买下来。文件中还显示，山口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70多家银行都有可以自由调配往来资金的户头。

美国人可以允许SONY买下洛克菲勒中心，却不允许山口组这样的黑帮组织买下人欲横流的拉斯维加斯，于是，FBI开始下一步“黑吃黑”的行动了。FBI收拾竹内臣非常有策略，他们将竹内臣来美的目的透露给了当时掌控拉斯维加斯的意大利艺裔黑手党，黑手党派打手半夜闯进竹内臣住宿的酒店，搜出并没收了竹内臣收购酒店和温泉浴场的法律文书，将其暴打一顿后赶出美国。黑手党于是轻而易举地将两家饭店和温泉浴场收归自己名下。完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放过山口组，顺手牵羊地将其存在美国银行里30多亿美元冻结没收。竹内臣混溜溜地离开美国，在他到达欧洲时，又被法国警方以从事非法交易为由拘捕。山口组收购拉斯维加斯彻底失败，共损失80多亿美元。山口组龙头老大渡边芳则“大度而平静”地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还要收购欧洲和美洲那些感兴趣的地方，这个行动不会受到拉斯维加斯之行失利的影响！”。从渡边芳则的口气中，可以看出山口组财大气粗到了何等地步，同时，更能看出山口组在洗钱国际化方面其实摸索得很早。

第三章　曼哈顿的黄粱梦——日本第一宗跨国洗钱案

提到卡西欧，很多人从儿童时代就与这个品牌形影不离，从电子词典到计算器，从电子表到电子琴，从血压表到数码相机……几乎涵盖了学习型家电的全部产品系列。卡西欧，并不需要笔者在这里为它做广告。卡西欧是怎样的一家企业呢？

卡西欧（CASIO）公司于1946年4月由樫尾和雄创立，他是一名精通装配的工程师。公司的名字来自“樫尾”的日语读音：KASHIO，首款产品你肯定想不到，是香烟指环！使用者可把香烟套在指环上，从而可在没有烟灰缸时，不需以口或手指拿烟。当时刚结束二战，香烟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一种高档商品，因此该款香烟指环十分成功，为樫尾带来第一桶金。

樫尾在1949年于东京银座举行的商业展看到电动计算器后，便与兄弟一起，以他从指环赚得的钱作为启动资金开发计算器。在当时，不少计算器是手动或以马达推动。樫尾突发奇想，便以自己对电子的认识，以螺线管制造计算器，并于1954年成功研制首台电子计算器，当时的售价达48.5万日元。与同期的机械式计算器比较，他的电子产品只有10个单位数字键，而机械产品除个位数外，还需要另设10、100等多位数字键。

1957年，卡西欧推出14-A型计算器，也是全球首款全电子计算器。公司于同年改名为卡西欧计算机株式会社，专门研发电子产品等。

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卡西欧希望创造出一台相机，让用户在拍摄时即可马上查看照片。以此想法为目标，卡西欧着手开发带有LCD显示屏的数码相机，为今天的数码相机时代铺平了道路。卡西欧不断地推动数码相机新技术的发展，包括超薄卡片机和超高速相机。

卡西欧手表是日本三大品牌之一，多年来以真正多功能的G-SHOCK手表著称于世。卡西欧手表所代表的活力、年轻、时尚、多功能的品牌形象已深入民心。卡西欧公司一向以技术领先于同行为己任，历年都会有技术的突破。

1967年3月在瑞士苏黎世成立欧洲办事处，10月推出世界上第一款可用软件编程的台式电子计算器（AL-1000系列）。

1970年9月卡西欧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二部上市。

1971年4月推出世界上第一款喷墨打印机。

1972年8月推出世界上第一款个人计算器“CasioMini”，卡西欧股票进入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9月卡西欧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10月在德国汉堡成立海外销售公司——卡西欧（德国）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1973年9月卡西欧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

1974年11月推出CASIOTRON电子手表。

1975年9月在伦敦成立海外销售公司——卡西欧电子有限公司。

1976年7月推出电子收银机（ECR），12月推出第一款组合式电子计算器（CQ-1）。

1978年1月推出第一款名片大小的计算器CasioMiniCard（LC-78，厚度3.9mm），2月在台湾成立海外生产公司——台湾刻时豪股份有限公司。

1979年1月卡西欧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

1980年1月推出电子琴Casiotone201。

1981年9月推出太阳能电池计算器（SL-801），10月推出第一款电子辞典（TR-2000）。

1983年4月推出首只防震手表G-SHOCK（DW-5000C），推出带ROM的电子琴，5月推出首部电子记事本（PF-3000），6月推出袖珍型液晶电视TV-10。

1984年8月在中国北京设立办事处。

1986年3月推出带取样功能的电子琴Sampletone（SK-1）。

1987年8月推出带多种音色选择功能的电吉他，9月推出带液晶电视的便携式录像机（VF-3000）。

1988年2月推出便携式复印机（CP-100），推出带内置合成声的吉他（PG-380）。

1989年2月推出带天气预测传感器的数字手表BM-100WJ。

1990年4月成立卡西欧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负责设备销售。

1991年10月成立新加坡办事处。

1992年2月推出腕表型血压即BP-100，4月成立卡西欧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993年12月在俄罗斯莫斯科成立办事处。

1994年9月推出带发光键盘的电子琴。

1995年3月在中国广东省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卡西欧电子（珠海）有限公司和卡西欧电子（中山）有限公司，前者生产和销售电子琴，后者生产和销售科学计算器和电子记事本。推出带液晶显示屏的QV-10数码相机；11月在中国深圳成立合资公司卡西欧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负责钟表设计及其零部件采购。

1996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成立合资公司卡西欧巴帝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现在的卡西欧印度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寻呼机。

2000年5月开发出指纹验证系统（VeriPat）。

2001年8月卡西欧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嘉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嘉斯达克（JASDAQ）是日本模仿美国的纳斯达克（Nasdaq）建立的创业板市场。

2003年3月推出轻薄型数码相机EXILIMZOOMEX-Z3。推出日本首款非英语（德语、法语和汉语）的电子辞典；4月卡西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开始运营；7月与韩国LG公司合作，在韩国市场销售手机。

2004年4月与日立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卡西欧日立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进行手机开发。

2005年1月与瑞萨科技合作半导体安装技术。

2007年2月推出世界上最薄的7倍光学变焦数码相机EXILIMHi-ZoomEX-V7。

2008年2月推出世界最小、最薄、拥有1010万像素的EX-S10；3月推出世界最快连拍功能的EX-F1。

可以看出，卡西欧不断创新，从一家纯粹的家电企业渐渐转型到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集团，其基于欧洲大陆的开发和海外销售策略，也为其带来了无穷的发展动力。卡西欧对欧洲市场非常熟悉，先后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德国的法兰克福等地上市融资，卡西欧不仅仅是商品早已走向国际，其在金融市场的运作，也属于某种程度上的“多国部队”。

这么优秀的一家企业，怎么会与洗钱扯上关系呢？

第一节　大分河畔的神秘男子

2005年12月7日，卡西欧计算株式会社的原资金补次长佐世修因为职务贪污而被警视厅搜查二科逮捕，当时日本媒体纷纷对此作出详细报道，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宗正式的跨国洗钱案，在欧美，很多媒体和专业人士也用“卡西欧欺诈”来形容这个案件。该案件的资金流程图涉及了日本、美国、欧洲等地，人们怎么业没有想到，这么大一宗洗钱的主角，竟然出自九州的一个名不经转的、远远谈不上国际化的城市。这个长相平凡的男人，竟然在1997年到1998年期间因为操纵1亿美元非法汇往海外而被刑事指控。

佐世修，1952年出生在日本九州大分市，通过不错的家庭背景和自身的努力，他考取了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法学部。1976年，大学毕业的佐世修进入卡西欧总部工作，1994年转到该公司资金部的资金证券科，不久升任资金部次长（日本较正规企业里级别仅次于部长的干部岗位）。直到卡西欧洗钱案案发的1998年，卡西欧资金部部长的职位一直空缺，很多人都说，这个部长的位子，其实已经为时任资金部次长的佐世准备好了；在当时的日本，40出头就能看到部长位子向自己招手，绝对是个特例，佐世修成了卡西欧公司的“部长明星”。分管资金和金融的铃木董事本身对金融并不熟悉，因为，公司涉及大笔资金以及金融方面的日常业务，都由佐世全权负责，俨然已经在事实上具备部长的权力和职责了。在外人看来前途无量的佐世修，却恰恰自断后路，在日后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因为自作聪明和过分亲信而酿成大祸。

大分市是日本九州的主要城市之一，位于大分县中心，为大分县县会。全市总面积为359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大分市交通发达，有“东九州的大门”之称。年平均气温为16℃左右，年降雨量为1500毫米。

古时，大分被称为“丰后国”。早在奈良时代（8世纪），丰后国府就设在现大分市内。大分作为政府所在地经过了450年之久的发展历史。日本首次外科手术和西洋音乐演奏是在府内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分市中心成为一片废墟。战后，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使之得到较快恢复，并被国家指定为战灾复兴模范城市，跨进了现代城市的行列，各项建设发展很快。该市的大型工厂（如新日铁大分制铁所、昭和电工大分工厂、三井造船大分工厂、大分住友化工厂、大分炼油厂、大分富士纺织厂）主要分布在大分港、西大分车站等地，并以鹤崎地区为中心形成了大分临海工业地带。目前，大分已成为以钢铁工业为骨干，石油化学等工业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兴工业城市。大分市与中国武汉是友好城市。

大分市民风淳朴。这是街道上警察和志愿者在清洗电线杆上的“牛皮癣”广告，背景的楼房就是佐世修曾经居住的当地普通公寓。

佐世曾经在这里要点上一杯咖啡，冥思苦想地发呆老半天，大分、东京、纽约、芝加哥……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 

佐世修本人，在经过六年半天南海北的逃亡生活，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分市。他不断转换着职业和住处，一直到眼下的领取日薪的零工……与一般被通缉被寻找的嫌疑人不同，佐世修在自己的家乡一直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生活，和几乎所有的流窜犯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强大的负罪感和厌倦心理，趋势他隐隐约约地期盼着被人发现并揭底的那一天的到来。

第二节　TYCOON（大亨）和加纳利群岛酒店项目

卡西欧总部位于日本东京最好的地段之一——新宿。1998年5月，东京，新宿的卡西欧总部22楼。卡西欧执行董事兼副社长铃木孝彰，不顾公司的重要例会还在进行，急匆匆地把卡西欧英国分公司的领导叫到一边，递上一本英国著名的杂志《观察者》，该杂志4月12日的特写中提到一个叫Joseph Robert Kelso（（约瑟夫•罗伯特•凯尔索）的人从海外撤回投资业务的消息，铃木副社长原本感兴趣的自然不是这个人，而是这篇特写中也同时提及卡西欧。铃木不懂英语，他在听秘书匆匆说到该文的概要后，马上意识到以往只在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情节可能会缠上卡西欧了。

观察者杂志所提到的神秘人物：凯尔索，当时41岁，美国人，据说曾经一次性搬运（走私）过1000吨的俄罗斯金块。他的履历充满传奇色彩，完全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和黑道的混合体。事后，很多传言称凯尔索原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供职，利用克林顿政府的秘密资金，曾经在中东等地秘密资助过“马耳他骑士团”[1]在内的特殊国际组织。

和几乎所有背景神秘的人物一样，凯尔索仗着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在中东和北非玩大了，竟然把导弹倒卖给了美国人死对头——伊朗，于是，遭到美国当局拘押，但其始终辩称其行为完全是在执行CIA的秘密使命。之后，中美洲的美元伪造和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等又与他扯上了关联；不过，当时，逮捕他的主要是美国国税局，理由是没有按联邦法律缴纳高额的所得税；而即便凯尔索真的在执行CIA的秘密任务，CIA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为一个偷税漏税的混混担保假释，于是，不可一世的美国国税局抓住凯尔索不放，凯尔索最终还是被判处两年监禁。

刑满释放后，33岁的凯尔索从所谓“国家间谍”摇身一变，成了金融界人士。在米高梅并购、俄罗斯金块、扎伊尔政府发行期票、希腊东正教会的土地开发等一系列听上去晕晕乎乎的政经一体的项目中脱颖而出，频繁出镜。有人称他是诈骗犯、有人称他为金融演员、有人称他为风姿、更有人称它为“金融界大亨”（Tycoon）。

Tycoon这个词很有趣，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个美国名词，美国人把垄断一方的行业霸主称作大亨，还开发了很多关于大亨的游戏节目。但是，这个词却恰恰是美国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日本的什么名词呢？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喜欢的：大君（或者叫太君）。在日本文化体系里，“大君”是古代对天皇的称谓，后来逐渐演变成江户时代德川将军的外交称号，也就是说，对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等外国人来说，日本国内的德川将军就叫“大君”，发音就是TYCOON。

《观察家》杂志还提到，凯尔索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酒店开发项目中使用了卡西欧公司的2500万美元（约合30亿日元）融资！

西班牙飞地加纳利群岛，碧水蓝天、气候宜人，是地中海地区著名的度假胜地。 

作为卡西欧分管资金部门的铃木孝彰听到最后这个消息后，脑袋嗡地一下，马上吞下超剂量的高血压药。当时，卡西欧将多年苦心经营沉淀下来的1亿1200万美元闲置资金，交由某国际金融机构“理财”，铃木对具体细节并不清楚，只知道“闲钱必须投资的道理”，他记忆里肯定没出现过什么加纳利群岛开发项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三节　1亿美元缩水成4400万

日本国内的存款利息低世界闻名，日本人谈到自己国家的利息，往往直接说“零利息”。当时，适逢“走出去”高潮的日本大企业，纷纷设法把沉淀的利润和资金用于海外项目开发和金融运作。卡西欧在海外的资金运作，是1997年2月由其总部资金部的次长、本章开头的主角——佐世修提出的，总金额高达近1亿美元：

1997年3月，3000万美元；

1997年12月，200万美元；

1998年3月，6400万美元；

根据佐世的报告，上面这些资金被分批被汇往境外金融管理机构。包括由此产生的6000万美元的理财利润在内，共计1亿2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大半存在纽约曼哈顿、花旗银行卡西欧公司的账户里。

当时的卡西欧社长樫尾和雄在从铃木副社长那里得知所谓“加纳利酒店开发项目”的疑点报告之后，毅然决定先把卡西欧散在海外金融机构所有的资金统统先汇拢回日本国内。当铃木把社长的这个命令告诉佐世并让他马上执行的时候，佐世非常惊诧地表示解约的手续费和违约金非常惊人，但毕竟是最高决策者的命令，佐世修在无奈之下，只得很不情愿并且拖拖拉拉地开始操办资金回收手续，该资金回日定在1998年的6月15日。

5月18日，刚刚试图喘口气的铃木副社长的血压又升高了，卡西欧的法务部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个叫布朗斯坦的英国律师寄来的律师函，声明作为一个叫亚欧德T（以下简称“T先生”）的掮客人，向凯尔索处索要2500万美元，目前正在走法律程序；但是，卡西欧自己却利用其他的渠道，委托一位叫桥本茂雄的人回收资金，并向其支付了30万美元，对此行为，掮客人非常不愉快（含有责问和警告卡西欧公司的意味），云云。

铃木看到这封律师函，更是一下子陷入云里雾里了。什么“亚欧德T”、“桥本茂雄”等等名字，都是他第一次听说。稍事冷静之后，铃木董事进一步感觉，这件事情会有大麻烦！

在铃木动用公司几乎所有资源对所谓英国律师布朗斯坦的律师函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的时候，预感到事情不妙的佐世向铃木等公司高层承认在委托境外基金经理进行公司资金理财投资项目时，的确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一些事先没有报告过的新兴项目，目前正在尝试尽快回收，总体来说，损失还是有弥补的希望的。

当时，铃木对佐世修的信任度已经降到冰点，虽然当时很多日本的企业高层对国际金融的玩法并不精通，但他还是悄悄直接与卡西欧美国公司负责人联系，并得到了一个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从纽约花旗银行拿来的理财开户资料复印上显示，除了卡西欧的铃木和佐世外，还有一个叫“长谷川睦之”的人也同样具有签字并自由调动资金进出的权限（与铃木和佐世一样具有银行账户的签字记录）。上面提到的亚欧德T和这个长谷川一起，成为了管理卡西欧资金的被委托方；委托书必须要由负责海外投资的铃木副社长亲笔签字，铃木抽了5包香烟也没回忆出自己签署过这个委托书，显然，这份委托书自己的签字是伪造的！而长谷川和T先生这两个人，包括铃木董事在内的卡西欧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人认识或听说过。

铃木听到这样的汇报，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知道所谓的弥补可能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从卡西欧美国公司得到的信息是：卡西欧在美国纽约花旗银行上的账户里，原先的1亿美元已经缩水成4400万美元了！

5月25日，铃木带着两名法务顾问以及表面平静的佐世修直飞纽约。

花旗银行 

飞往纽约的航班上，铃木闭上眼睛，稍稍平复了一下心境，当初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掠过。当初，是佐世在卡西欧公司积极提出境外资金管理方案的，他特别提到该笔资金将全部用于购买美国短期国债以及定期外币储蓄，这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几乎不存在赔钱的可能，当然利润也不会很大。而出现莫须有的伪造铃木签字的委托书，就表明这些钱最终落到根本不认识的人手里并被其自由调配。根据卡西欧纽约负责人调出的纽约花旗银行记录，卡西欧资金相当一部分都汇到了那个叫“长谷川睦之”的个人账户上。

铃木副社长和卡西欧公司的法律顾问，在飞机上对佐世修喋喋不休的辩解权当放屁，没有一个人搭理。

抵达纽约后，铃木副社长领着一行人对事情的缘由进行了反复梳理，铃木感觉自己的英语水平在短短48小时里突飞猛进。5月27日深夜，预感到事态严重的铃木董事在下榻的酒店大堂里对佐世进行了严肃的质问，因为他们一行已经订好了28日返回东京的机票，铃木要求佐世交出护照由他暂时保管。佐世很生气地拒绝了并起身欲返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候，在场的卡西欧的法律顾问，也顾不得美国法律还是日本法律了，用力夺下了佐世的护照……

但事后让铃木后悔万分的是，当晚竟然没有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把佐世修软禁在房间里。因为他们各自回到房间后不久，当放心不下的铃木亲自赶到佐世修所住的房间，才发现佐世修已经失踪了！

第四节　在纽约的日本同胞

佐世一开始向公司提出境外投资管理的话题，与一个叫“长谷川充之”的人有关（与上面的“长谷川睦之”一字之差）。长谷川充之是日本九州一家美容连锁店老板的儿子，高中毕业后，父亲望子成龙地出钱送他到美国进修美容专业，抵达美国后，被纽约金融气氛吸引的他给自己挂上“国际商务咨询师”的名分。卡西欧洗钱案案发时，长谷川充之年仅29岁，却已经作为“基金经理人”而受到之后才接触到的佐世的绝对信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受到美国金融业的影响，出现了很多日本人代理的外资证券公司，而介绍长谷川与佐世认识的，就是东京某外资证券公司的营业总监，和几乎所有的上市代理一样，这家证券公司非常善于把一些原本亏损或业绩不良的金融产品经过特殊包装、“美容”、甚至借壳换壳后推销给客户，推销完成后，公司会给具体经办人员高额的回扣奖励。1999年11月，该公司主力产品之一的普林斯顿债券无力偿付；同时，该公司东京负责人，以及被曝收受了超过5亿日元秘密回扣的总部副总裁一起被捕，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长谷川经常在纽约和东京之间往返，加上美容行业的幌子，接触的人员成分异常复杂，其中不乏对海外洗钱业务很感兴趣的黑社会分子。

上节出现过的名字“亚欧德T”——T先生，他在1996年11月前后，以“美联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的高回报投资项目”的幌子积极招募日本企业参与其中；而此时，把佐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长谷川也正好在寻找适合巨额资金投入的项目，这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两人在纽约定下目标：1996年12月前，筹措出1亿美元投入到T先生主导的项目中去。其实，T先生至少表面不是个“鬼佬”，他是侨居纽约的日本人，他的真实身份和本名从来没有曝光过，但肯定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花花公司和金融玩家，他在著名的时代广场里拥有自己的高级公寓，并经常在哈德森河畔举办大型游艇聚会。此外，这位老兄在佛罗里达州还拥有自己的度假别墅，曾经一度流传，其身价高达7亿美元。

纽约，曾经一度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向往的“世界首都”。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政经界被世界第二的名分和泡沫冲昏头脑，除了“走出去”的风潮外，还提出“收购美国”、“日本可以说不”的理念。很多企业虽然不至于像SONY那样公然收购兼并美国的大楼和著名企业，但也纷纷把大批雇员派遣到美国，把大笔资金输往美国……人也好、钱也好，纽约是它们最喜欢落脚的美国城市之一。在当时的日本，如果一名大企业工薪阶层能够经常出差到纽约、并且在纽约拥有一个日侨交际圈子（最好还和时尚、金融扯上点干系），那就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了。

那么，这位T先生声称的所谓“高回报投资项目”到底是什么宝贝呢？在1997年3月，卡西欧向美国汇出用于投资理财的3000万美元之前，长谷川已经与T先生达成事成之后，将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5%（150万美元），作为佣金分批支付给长谷川的口头协议。而长谷川本人，却对T先生吹得云里雾里的投资品种并未充分理解，他关心的，只是那5%的奖励！

这就是作为“美容师金融掮客”的长谷川充之，与作为侨居纽约的日裔金融玩家T先生之间的合作和交易。所谓的高回报，首先是保证他们个人的高回报，至于佐世和他所供职的卡西欧公司的回报，就要看造化了。当然，事情一开始，这两人的出发点丝毫没有刻意欺骗卡西欧（佐世修）并劫财走人的意思，他们之间合作的大体内容为：首先，运作资金3000万美元由大银行进行保本担保；其次，运作资金3000万的5%、150万美元付给牵线的中间人（长谷川）；再次，到账运作后的1998年3月末，将投资总额的8%、240万美元，加上利息还给卡西欧公司；最后，除此以外的运作资金额的70%～112%，也就是说2100万～3360万美元的利益，1年后再由两人另行瓜分。

上面提到的所谓银行保本担保，是指金融主流体系的欧美银行或者证券发行商的支付保证。也就是说，由这些可靠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出面，在收取一定数额的手续费后，为投资商品进行保本担保，在一般情况下，这样操作的风险系数非常低，它本质上是在投资产品无法保证收益的前提下，由参与担保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出面，保证本金返还给客户的一种保险手段。

但是，T先生的所谓投资项目的利润率，资金到账的第二年就将高达70-112%，这种翻倍的收益，银行难道自己不会参与？

事实上，3000万美元从卡西欧的账户汇往了T先生指定的英国巴克莱银行。巴克莱银行本身倒没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英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1862年成立，叫Barclay & Co. Ltd，1917年改用现名，总行设在伦敦。1998年总资产为3652亿美元。巴克莱银行是位于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之后的英国第三大银行公司。巴克莱银行在全球约60个国家经营业务，在英国设有2100多家分行。巴克莱银行经营消费及公司银行信用卡、抵押贷款、代管及租赁业务，此外还提供私人银行业务。

金融界人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巴克莱银行。老鹰翅膀上的皇冠，多少透漏出其王室、贵族式的神秘气息。 

但是，自作聪明的长谷川为了体现自己作为中间人的价值，多次向T先生神秘兮兮地忽悠自己是受到日本大藏省（财政部）的秘密指示，替卡西欧进行资金运作的，并一再要求T先生不要将此机密外泄。经验丰富的金融家掮客根本不会相信什么日本大藏省指导或机密之类的幼稚的鬼话。如此强调保密性，给人的印象反而是：这笔3000万美元是卡西欧公司的见不得阳光的违法“黑金”，亦或是卡西欧提供违法提供给政治家的洗钱献金。事后证明，正是由于长谷川一知半解、自作聪明、故弄玄虚的牵线联络，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长谷川和佐世都相信T先生的投资项目是个稳赚不赔的安全产品。

二，T先生判断，从卡西欧拿到的3000万美元是一笔上不了台面的、即便出事也不会被付诸法律程序的“灰色”或“黑色”资金，是卡西欧通过不正当手段赚取并流出（到美国花旗银行）的；因此，随便怎么玩都不会背追索责任。

虽然涉及其中的两位都是日本人，但在如此的认知差异下，加上人性的贪婪，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接下去，又一位日本同胞出场了，在纽约，长谷川充之经常进出“桥本茂男”创办的“日本文化交流财团”，与很多常驻纽约的日本人以及日本企业高管称兄道弟。请注意，这里又出现了与之前提到过的莫须有的、冒充卡西欧铃木副社长签字的委托书上出现过的“桥本茂雄”一字之差的又一个桥本。

桥本茂男是怎样一个角色呢？可别小看他，作为第一名被纽约警察局聘用过的日本裔警员。

1975年，29岁的桥本茂男移居到旧金山。桥本有两下子，他凭借空手道三段和剑道五段的身手，得到了前来学艺的美国警官的好心点拨，凭借美国盟友国民的便利，终于想办法搞到美国绿卡；这之后，他从警校毕业，进入纽约警察局工作。1984年4月，桥本受伤后退出一线警察队伍，他索性辞职干起了私家侦探，专门为常驻纽约乃至全美国的日本企业及侨民“排忧解难”。

“日本文化交流财团”（JCE），是桥本本着日美文化交流的目的于20世纪90年代创办的非盈利性社团组织。长谷川1995年开始接触该财团，很快便以志愿者身份积极投入到财团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在赢得桥本的充分信任后，平时就挂着JCE的抬头与在美国的日本人广泛交往，案件事发后，卡西欧以T先生以及长谷川处拿到过100万美元为由，对桥本茂男提起民事诉讼。其实，佐世在逃亡过程中，包括住处和行踪的安排，都由桥本代劳，他是卡西欧资金流失案的非常重要的知情者和证人。话虽如此，但事实证明，桥本本人并未直接参与整个卡西欧洗钱（诈骗）案，更多时候，他是一块被人利用的铭牌而已，相反，种种细节凸现出，桥本是一个“热心肠”的汉子，他的姓氏出现在伪造卡西欧铃木副社长签字委托书上，纯粹是被赶鸭子上轿，自己也被蒙在鼓里。

第五节　窝里斗开始了

本章一开始提到过的英国《观察家》杂志上令卡西欧铃木董事嗅出不祥味道的加纳利群岛开发项目，是本起案件的名义上的新平台。

1997年3月13日，卡西欧的3000万美元从汇丰银行东京分行汇出，3月19日达到巴克莱银行伦敦，这一路，都是以卡西欧公司名义（账户）流转的。4月9日，长谷川收到了T先生转来的第一笔佣金汇往日本其个人账户的50万美元；第二天，巴克莱银行的T先生的个人账户里却汇入2500万美元，马上，真正卡西欧名义的账户里只剩下450万美元。绝大部分资金，已经完全与佐世修、长谷川们没有干系了。

既然是做局，不到极限不罢休，T先生又向长谷川声称找到了新的投资计划——加纳利群岛开发项目。该项目原来名义上的开发者是一名德国人，叫奥跟凯泽。1997年4月，他就度假村计划与T先生进行了商谈，并于5月1日与其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为，T先生向奥根凯泽的项目投资2500万美元，LIBOR+1.25%的利息，外加给T先生整个项目的33%股份。根据协议，这个项目在1年后将产生2500万美元的利润，等于获得投资额翻倍的收益。

黑色怡人的加纳利群岛。

这里解释一下LIBOR，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即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是指伦敦的第一流银行之间短期资金借贷的利率，是国际金融市场中大多数浮动利率的基础利率。作为银行从市场上筹集资金进行转贷的融资成本，贷款协议中议定的LIBOR通常是由几家指定的参考银行，在规定的时间（一般是伦敦时间上午11∶00）报价的平均利率。最经常使用的是3个月和6个月的LIBOR。

5月8日，德国人奥跟凯泽在阿尔法信贷银行账户上收到了2500万美元的汇款；同时，尚且留在巴克莱银行卡西欧账户上的450万美元的一部分，经过T先生的个人账户，分配给了该项目的几个关系人：长谷川得到100万美元，T先生自己的账户上多出了250万美元。如果加纳利群岛开发项目成功的话，一年后2500万美元就将变成5000万美元，按照当初与卡西欧的约定，3000万本金、加上8%的利息240万全部归还给卡西欧之后，长谷川与T先生将按照6∶4瓜分剩下的1760万美元。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年少轻狂的长谷川本来老老实实守着父业，或许也会有更大的前程，但虚荣和无休止的贪欲使他明白这个道理太晚了些。

6月，长谷川开始怀疑起T先生来。原来，长谷川认为加纳利项目融资结束、自己拿到酬劳后，巴克莱银行的卡西欧账户里还有结存的300万以上的美元。长谷川感到有些不对劲，没经过思考就翻脸要求T先生赶快把这笔钱归还原位。多次催促甚至威胁T先生未果后，他找到了私家侦探兼“日本文化交流财团”团长——桥本茂男。自然，一无所知的桥本也没办法拿T先生怎么样。

第六节　“撒旦的眼睛”——超级玩家出场了

对于私自侵吞的250万美元，T先生有苦难言。T先生表面光鲜，过着美国纽约名流的奢华生活，但其实是“空麻袋背米”、左手进右手出的主。面对长谷川进一步把暴力团山口组抬出来的威胁，见惯大世面的T先生也感到头疼不已，山口组的威力和无赖作风，当时已经海内外闻名。于是，他打算从汇给奥跟凯泽的2500万美元里“匀出”250万美元来应付长谷川。问题是，6月初，这笔2500万美元卡西欧的“投资款”汇往了美国芝加哥的北方信托银行奥跟凯泽名下的一个法人账户，而北方信托银行告诉T先生：由于银行系统方面的问题，这笔款项目前无法随便动用、被“冻结”了（也就是说：该笔款项只能整体用于之前T先生与奥跟凯泽签署的合作协议的项目开发商）。

这一次，T先生潇洒不起来了。了解到T先生困境的奥跟凯泽想“帮忙”也“帮不上了”，于是，他提出找个“有特殊手腕”的人开解决平息这个麻烦。这个“有特殊手腕”的人，正是本章一开始提到过的，真真假假的前CIA特工，约瑟夫•罗伯特•凯尔索。

进入炎热焦躁的8月份，经受不住长谷川无休无止骚扰的T先生终于找到一位日本投资家愿意借款250万美元，同时，被之前被北方信贷银行宣称“无法动用”的2500万美元，却悄然无息地于分两次汇往了米德兰银行泽西市分行的CRANE公司的账户，CRANE的实际拥有者和控制着也是凯尔索，T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这2500万美元的卡西欧投资款一旦汇到奥跟凯泽的账户上之后，就完全跟着凯尔索的指挥棒转了。

CRANE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司，该公司的印章为共济会及美钞上的异形标记“金字塔的眼睛”（标准版本是：撒旦的眼睛）。撒旦在西方和伊斯兰文化体系中是个负面的事物，希伯来文的本意为“敌对者”，在一些宗教经典里都曾被提及；另一说法认为撒旦就是堕落天使路西法。更多情形下，撒旦被视作魔鬼的缔造者或魔鬼本身、地狱之王以及人类的邪恶之念，等等。那么，为什么说共济会不简单呢？我们先扯开话题说说它！

中国中年以上观众的可能对罗马尼亚电影《神秘的黄玫瑰》都有较深的印象，里面提到过“兄弟会”，它的另一个比较常见的称呼就是（欧洲大陆古老的）共济会。

现代共济会（Freemasonry）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该会自己称宣扬博爱和慈善思想，以及美德精神，追寻人类生存意义。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有人认为共济会起源于参加建造古巴比伦巴别塔的石工职人工会；但另一种说法是，共济会起源于建造所罗门的耶路撒冷神殿的石匠们。古代共济会是一个保持着并不对外公开的建筑技艺的石匠行业协会，因此也是一个秘密组织，由此，它与犹太民族具有很深的渊源（包括现在以色列的国旗）。关于它的起源目前并没有确定的说法。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记录约为1390年。共济会在1730年代出现在北美英国殖民地。美国革命后，每个州都成立了自己的总会所。一度有人希望成立以乔治·华盛顿为首任总导师的全美总会所，但没有成功。

共济会有个通用的英语简称：MASON，它是什么意思呢？

M：Mystic神秘的

A：Ancient古老的

S：Shrine圣殿

O：Order秩序

N：Nobles贵族

1935年，罗斯福印刷新美元的时候，在共济会金融势力的影响下，把很多共济会的古犹太、古埃及符号（金字塔）与“美国国徽”一起印到一美元的纸币上去。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大名鼎鼎的美联储是完全私人性质的中央银行，美国政府在美联储占有的股份是零，美国政府其实没有货币发行权（不像英国的私人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政府还始终保持20%的股份）！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美国将中央银行称为“美联储”也颇有一段来历。由于18世纪末期私人性质的中央银行名称始终与英国的国际银行家阴谋联系过紧，因此美联储的总设计师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用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名称来遮人耳目。控制美联储的是个叫做共济会（Freemasonry）的神秘组织。所以美钞不是由国库印制，而是由共济会组织的私人银行所印。它的最大股东是隐秘不得公开的，但通常意义上，罗特席尔德（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家族被认为是总发起人，这个恐龙级的金融怪物，下面章节还会重点提及。其他八大股东列名如下：

1．柏林和伦敦的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银行（罗特席尔德银行：罗恩希尔德家族的银行之一）；

2．巴黎的Lazard兄弟银行；

3．意大利的以色列摩西Seif银行；

4．纽约的Lehman兄弟银行；

5．纽约的Kuhn，Loed银行；

6．纽约的ChaseManhattan银行；

7．纽约的Go活力门市场公司ansuchs银行；

8．阿姆斯特丹的Warburg银行。

另有近300个股东，且多有亲属关系。其中家族势力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他们都是共济会的成员。有人甚至说：共济会是掌握全球金融的秘密组织、是支配世界的阴谋组织。从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到俄罗斯革命、以色列复国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济会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也很流行共济会世界战略的说法。多数的历史学家也证明了共济会会员曾在这些事件中活跃过。

在日本，共济会是由厚生劳动省（卫生部）下辖财团（社团）法人机构“东京自由石匠协会”（按照字面翻译），以及任意团体“GRAND LODGE”（共济会），这两种形态构成的。而前者的办公场所往往都设在后者所拥有的大楼内，前者在福利事业上依靠后者以及各个财团的支持维持并运转。

英格兰、苏格兰、菲律宾、美国马萨诸塞州、美国华盛顿州、普林斯霍尔（黑人体系）等各个派系的共济会都在日本各自拥有自己的分会和活动场所，而这些不同分会的活动场所，几乎都设在驻日美军的基地内。由此也可见窥见共济会本质上到底是怎样一个西方社团。

根据日本权威媒体的猜测，2011年1月1日至今，从北海道到冲绳岛，日本共济会会员数大约在2300人左右，但大多在驻日美军系统内，而日本本土人可能只有300人左右。日本第一个正式共济会会员名叫西周。日本共济会中大多是与美军有关系的人员，调动出国频繁，而且菲律宾体系的“旭日”和黑人体系的“普林斯霍尔”等都有各自分会，因此精确人数一直很难统计。

共济会进入日本大约在江户末期日本实行“开国”政策之后。日本国内第一个加入共济会的据称是当时的陆军军医总监林董初代。1864年，到荷兰留学的西周和津田真道也被认为是最早加入共济会的日本人。二战前明治政府限制结社、言论和集会自由，对自由民权运动残酷弹压，日本人在日本加入共济会的人也非常稀少，几乎只限在海外的日本侨民，或者直接在海外加入。二战时期，明治政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与西方的交流几乎停滞，为数不多的盟友中纳粹德国也是彻底反犹，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军警也马上关闭了在日本的共济会，因此，加入共济会的人数为零。

1945年日本战败，1946年共济会在日本重建。1950年1月5日，佐藤尚武、植原悦二郎、三岛通阳、高桥龙太郎、芝均平等成为首批重建之后的共济会会员。但当时，日本的共济会处于菲律宾的旭日分会所辖之下，而菲律宾在二战时期与日本结下了血海深仇。1950年4月8日，菲律宾共济会代表马罗巴拉迪访问日本，他发表演说提出：为了世界和平，愿意与日本人像兄弟般地握手、并代表共济会饶恕过去的罪行……他的这一姿态立即得到星岛二郎议员的响应，他向日本国会提出谢罪决议，并得到全会一致通过。

之后，本身就是共济会会员的美国驻日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以及理查德克里普等，出于共济会一贯的结交权贵、统治世界的思想宗旨，同时也是基于冷战氛围下切实地反共需要，在多个场合正式非正式地邀请日本天皇参加共济会、并许诺给予会内高级别会员资格，但都没有成功。1955年3月26日，名门出生的日本政治家鸠山一郎成为第一个被授予GRAND MASTER高阶位称号的日本人。至1957年，日本会员数超过2500人，当年3月，在东京成立了东京共济会，摆脱了之前挂靠菲律宾分会的格局。

共济会，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成为了政经精英们巩固美日联盟的私人俱乐部。下图就是共济会美日“童子军联盟”的关系图。在图的下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CIC（美军对敌谍战部队）和FBI（联邦调查局）、CHG（臭名昭著的“联合国军最高总司令部”）的影子。

共济会，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宗教、社团就能概括的，其背景的复杂性至今无人能精确总结。

CRANE公司特地把共济会的标记作为自己公司印章和LOGO，那么其是否真的具有共济会背景呢？一切都无从考证了。不管凯尔索本人是否真的是共济会成员，或与共济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抑或是纯粹拿共济会的招牌来玩神秘，他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玩家”。

T现正在9月中旬把从日本投资家那里跪求来的250万美元返还给了长谷川。当然，日本投资家也不会“为人民服务”，他对T先生开出的还款期限是一周！一周以后，连同100万美元的利息、投资家到手的应该是300万美元！你看，又是一宗金融高利贷的买卖！

9月2下旬，从凯尔索的账户上向日本投资家在瑞士日内瓦的账户上汇去了350万美元。不可思议的是，事后这位“高利贷投资家”应T先生的请求，又返还给了T先生80万美元。没错！那位日本投资家的身份可能是真实的，但在这场游戏里，他却是跟随凯尔索指挥棒的群众演员罢了。

同样在9月下旬，2160万美元悄悄汇到了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朗德希尔证券公司的CRANE公司的账户上，然后从这个账户上又汇给奥跟凯泽加纳利项目810万美元……经过这么几通眼花缭乱的汇来汇去，凯尔索其实在在经手30家以上的金融机构的倒腾后，像水洗牛仔裤一样，彻底把资金的初始印迹抹得干干净净。

不管是真是假，通过公司LOGO强调共济会神秘背景的超级金融玩家一登场，便成就了一场超级魔术秀。

第七节　诈骗洗净流程图

我们再看看下面这张卡西欧资金流向图：

回顾一遍整个过程吧！在成功地从佐世手中把卡西欧公司的3000万美元弄到手后，长谷川等总共截留了500万美元的报酬，而剩下的2500万美元通过T先生的账户活生生地被一个技术高超的金融诈骗集团给吞掉了。

在所谓加纳利群岛的开发项目融资结束后，擅自把250万美元划归到自己名下挥霍的T先生，因为之后长谷川的苦苦相逼，不得已与凯尔索谈判，把其自己设定的、卡西欧用于投资加纳利项目额度2500万美元中“匀出”250万填补漏洞。但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荒唐的要求被虎视眈眈的奥跟凯泽和其背后的凯尔索抓住把柄：

（1）之前，凯尔索一伙面对转移到北方信贷银行的2500万卡西欧投资款，正愁找不到下手的时机和借口；

（2）抓住T先生的软肋之后，凯尔索找了个“日本投资家”从2500万里取出350万“帮助”了T先生，同时也犒劳了那位充当演员的投资家；

（3）而后拿出800万犒劳了可能的确有开发加纳利计划的奥跟凯泽；

（4）2500万-350万（投资家&T先生）-800万（奥跟凯泽）=1350万美元。

T先生投资盈利目的不仅没达到，剩余的2150万美元也不见了踪影。他只能硬着头皮把奥跟凯泽和凯尔索告上了法庭；否则，主责肯定会落在他的头上，尽管此时他已知道遇到凯尔索这样的无赖和超级玩家，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理由很简单，本来他与奥跟凯泽签署的合作融资协议是合法的，资金一旦汇出，就有投资失败、颗粒无收的可能；而洗来洗去后面目全非的2500万美元，根本无法举证。

当初与T先生签署加纳利群岛项目融资合作协议的德国人奥跟凯泽，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协议内容的2500万美元，但他还是从凯尔索那里拿到了800万美元；从奥跟凯泽与T先生接触的整个流程和细节来分析，他与凯尔索一开始便串通一气的可能性很大。

而从后半段开始现身的凯尔索的手腕来分析，卡西欧2500万美元中的350万美元通过日本投资家给了T先生救急应付，800万美元给了奥跟凯泽，剩下的1350万美元顺手牵羊、中饱私囊，真不愧不劳而获的“典范”！

桥本茂男再次接受了长谷川的委托，亲自走访凯尔索要回被倒腾得只剩下1350万美元的卡西欧资金，虽然这场会面气氛并不坏，凯尔索也答应立刻返还1350万美元给T先生，但事实上，这1350万美元已经是覆水难收了。作为一个无赖型的拥有复杂背景的超级玩家，怎么可能表现得像个君子呢？虽然嘴巴没问也没说，但作为美国公民的桥本茂男一直感觉得到凯尔索自始至终透露出来的白人的优越感，他甚至坚持认为凯尔索具有犹太血统。

第八节　越陷越深的6400万美元

那一头，长谷川实在没办法向佐世交代，因为9月末，企业的中期决算临近了。即便凯尔索真的良心发现愿意把骗到手的1350万美元吐出来，时间也不允许长谷川和佐世去弥补账面的蹊跷了。于是，他们只得合起手来，走向更黑的深渊。

一直到1997年10月份，T先生答应的，第一笔连本带利的汇款连个影子也没有。于是，佐世一气之下解除了与T先生的合约，转而伪造了全权委托长谷川与桥本二人支配资金的协议书，而在这份协议书上，长谷川睦之和桥本茂雄分别代替了真人版的长谷川充之和桥本茂男。很快到了12月，面临卡西欧年中结算最后期限的佐世，只得冒充花旗银行职员的签字，出具了一份在巴克莱银行卡西欧账户中存有3000万美元的证明，算是暂时把公司内部的决算对付过去了。

窟窿往往是越不越大的。自作聪明的佐世再次谎称3000万美元的投资已经获得20%，即600万美元的赢利回报；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建议将其中200万美元的利润用来认购这种衍生产品。12月26日，这份200万的“圣诞礼物”被汇到了长谷川在美国的指定正账户，当初佐世修的想法很单纯：用这笔200万美元作为收回被骗走的1350万美元或者2500万美元的运作资金，他再一次相信了长谷川的不托下巴的胡诌。

日本企业的年度（年终）结算一般放在每年的3月份进行。临近1998年3月，经过反复商量，佐世和长谷川决定破釜沉舟、再赌一把，从卡西欧总部再倒腾出6400万美元来用于投资项目，赌赢了，把之前的亏空补上；赌输了呢？没说，也不敢想。早在1997年3月刚佐世修刚开始建议公司境外投资理财时，就把总投资额设定在1亿美元，卡西欧当时的社长尾和雄等一帮高层，看到短短一年不到3000万美元果然能“换来3600万美元”（当然这个结果是佐世修伪造的），对佐世的建议书几乎没怎么多讨论就予以批准。于是，1998年3月20日，6400万美元汇到了美国纽约花旗银行的卡西欧账户上。

一直到5月12日，卡西欧的铃木董事在听说英国《观察家》杂志的报道，并责令佐世收回境外资金为止，后一笔汇到花旗银行的6400万美元中，已经又有1323万美元汇到了长谷川的账户上。

第九节　只有撒旦知道！——群魔的结局

1998年5月27日，在面对卡西欧铃木副社长的最后一次叱责后，被视为罪魁祸首的佐世逃离了下榻的酒店，他在桥本茂男的帮助下过期了颠沛流离的异乡逃亡生活。

2001年5月，卡西欧在东京地方法院向佐世、长谷川和T先生等人提起赔偿诉讼，但奇怪的是赔偿金额只有2000万美元。面对指控，佐世修在美国也没闲着，他反唇相讥，向当地律师和新闻媒体陈述了卡西欧公司暗想操作、控制股市价格、与暴力团勾勾搭搭、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非法提供政治献金等一系列“丑闻”，其中不乏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醋，目的只有一个，借此要挟并搞臭卡西欧，以便减轻对自己的诉讼和赔偿压力。他的目的只能说达到了一半，在美国和日本，一部分杂志的确详细刊载了佐世所叙述的“丑闻”和“内幕”。佐世告诉美国媒体：

（1）上世纪90年代初，卡西欧在海外的投资工厂内，曾经为日本敌对的（北）朝鲜进行过涉及军工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并从中获得了超额利润。如果这个内容属实，就是涉及政治外交的超级大洗钱了。

（2）公司社长与弹珠机（扒金库）行业的人士交往甚密，其中不乏朝鲜背景的人。

在日本，弹珠机（也叫扒金库，本质上就是一种自动的赌博老虎机）行业异常发达，堪称世界第一，而该行业一开始大多是由留日的朝鲜人及韩国人发展起来的，据说日本弹珠机行业的很多老板不是具有黑社会（暴力团）背景，就是涉及“总联”（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并与朝鲜在经济方面联系密切。作为高科技企业，卡西欧的产品与弹珠机行业具有难以割舍的联系，这本身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但是，如果涉及政治献金、向朝鲜提供产品和技术，那就是违反日本社会底线（触犯其政治洁癖习惯）的大事情了。

2004年，佐世修偷偷回到东京，最终又转移到了老家大分市。被捕后，虽然佐世始终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并坚持自己是被长谷川欺骗后才造成公司损失的。法院仍然对佐世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因为该案件出庭作证的卡西欧前社长樫尾和雄、铃木副社长在内的公司高层和同仁们都众口一词地推卸责任：强调他们对现代金融体系一窍不通，只能全权委托佐世并听从他的调拨……事实上，直至现在，对复杂的西方金融体系以及相关企业内部合规治理的贯彻，尚且停留在云里雾里的日本企业仍然很多。不过，如果他们事先了解一点国际金融市场基于传统文化和神秘宗教的诸多潜规则，就不会那么轻信了。当然，他们如此推卸责任，更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

卡西欧诈骗和洗钱事件的长谷川，事发后在其先前暴力团朋友的暗中帮助下，数次躲避警察追捕，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我们那位纽约的金融大掮客——亚欧德·T先生，因为洗钱嫌疑而被美国FBI列为重点监控名单，但很快，他在卡西欧案发后和日本某暴力团背景的“投资家”一起策划并收购了安提瓜和巴布达（加勒比沿海的一个避税天堂）的汉诺威银行，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汉诺威银行”是一家没有实体的纸上银行，主要以欧美为平台进行各种各样的诈骗和洗钱活动。

安提瓜和巴布达是加勒比海上一个人口2.9万、面积280平方公里的英联邦国家。民风淳朴，离岸金融业也比较发达。

步入千禧年的2001年，当佐世修还在监牢里苦苦煎熬时，T先生与卡西欧事件中的曾经的“死对头”长谷川又达成了谅解，两人又成了携手合作的狐朋狗友，开始了新的忽悠计划。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手中资金雄厚的日本企业家和超级富豪。而他们在日本的营业总监也是个人物，这位哥们曾经接受某企业7亿5000万日元的上市保证金后却没有实现承诺，结果这家企业这部分上市保证金的一大半被冻结在了境外的银行里了，无巧不成书！可笑的是，这家企业，竟然也是卡西欧！很难想象，一家在欧洲各地都成功上市过的著名企业，时不时地也会被小人暗算，而且竟然在同一条阴沟里翻两次船。

恶人终有恶报，很快，因为连篇累牍的民事诉讼，美国法院把这“洗钱忽悠二人转组合”在纽约的豪宅、游艇和佛罗里达的别墅都没收抵债了。

纽约日本文化交流财团团长桥本茂男，最终全身而退，但多少也惊出一身冷汗，他发誓今后再也不碰金融和投资项目了；同时，对搞金融的人士也一度噤若寒蝉。

超级玩家约瑟夫•罗伯特•凯尔索在英国成为卡西欧事件的被告，最终被英国政府勒令出境。之后，他在欧洲各地和美国华盛顿州接连收到检察院的诈骗指控和起诉，2002年5月后就去向不明了。被保释？被灭口？被整容？被分派新任务？被篡改个人资料变成新骗子了？……只有撒旦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到底是不是共济会的外围小喽啰？这个谜底恐怕永远无人揭晓了。

卡西欧公司最终只得基于2000万美元进行赔偿诉讼，理由很多，也比较复杂，除了洗钱所发挥的无法取证的“效果”之外，与案发后佐世在逃亡过程中的爆料内容也不无关系。

卡西欧汇往美国的共计1亿美元，肯定有禁不起审查的成分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潜意识里，把这些钱洗净并获得巨额利润，是每个人、每个企业逐利的自然思维，但没想到的是，错误的人、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运作、错误的时间，造成了错误的结局。卡西欧的钱反而被洗没了，洗脏了。

表面上看，佐世修是这场游戏中最大的个人牺牲品，似乎正是因为他一心为公司赢得超额利润的单纯的、工薪族式的强烈动机，才造成盲目相信金融掮客的不良结果；但反过来想想（纯粹是猜想），谁又敢担保，他在境外逃亡的过程中，没有从那些不干不净的资金里截留下一笔为将来出狱后重享美好人生的储备金呢？

[1]“马耳他骑士团”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其全名为耶路撒冷、罗得岛及马耳他圣若望独立军事医院骑士团，该组织初于1080年在耶路撒冷成立阿马尔菲医院，其目的是帮助及提供前往圣地朝圣的穷人与病人。在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占领耶路撒冷后便成为一天主教军事修士会。14世纪初，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逼之下，骑士团不得不于1310年移到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1522年，奥斯曼苏丹苏里曼一世为了解除进犯欧洲的后顾之忧，大举进攻罗得岛，虽然骑士团只有500多名骑士和6000多名士兵，但他们面对20万强敌，毫不畏惧，英勇抵抗，进行了整整半年多的顽强防御战，虽然最终被迫投降，但土军却付出了至少5万人丧生的惨重代价。苏里曼一世对骑士团的勇气颇为赞赏，于是特许这支敌军在1523年1月1日安全撤离了该岛。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意把马耳他岛及其附近的戈佐岛交给善堂骑士团管辖。于是，骑士团就在马耳他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正式称为“马耳他骑士国”。18世纪，骑士团的疆域远达美洲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鲁瓦。1794年，美国独立后不久，这个骑士国就很快对它予以承认，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在全球范围，不管是政治地位、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上来说，马耳他骑士国比美国还要强大得多。

马耳他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世纪，1798年6月11日，拿破仑迫使医院骑士团投降，占领了马耳他岛，岛上骑士团的教堂和修道院被法军洗劫一空。骑士团的大部分成员前往俄罗斯，在那里，俄罗斯沙皇帕维尔一世给予他们以庇护，而骑士团则选举帕维尔一世为新的骑士团大团长。离开了马耳他岛之后，骑士团失去了领土，但作为一个组织仍然存在。1834年骑士团在罗马重建总部，终于再次稳定下来。骑士团的军事使命已经完结，此后主要从事卫生救护和慈善事业。

今天，马耳他骑士团国仍然是联合国的观察员，这是因为它没有实际领土的缘故。骑士团的总部设有罗马商业街的马耳他大厦，其标志为缩写字母S.M.O.M。像梵蒂冈一样，这块土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虽然骑士团的正式公民只有几十人，土地也只有这一幢1.2万平方米的大厦，但它却与世界上8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中国）。马耳他骑士团目前在世界各地共有12000多名骑士，其中包括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意大利前总理弗朗西斯科·科西嘉，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纽约天主教特伦斯·库克等名人。骑士团的骑士爵位是可以出售的，价格则因国家而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每个爵位要卖到5万美元，而在马耳他只需2000美元，但以后每年要缴纳1250美元。没有贵族传统的美国人，为使自己显得尊贵些，特别热衷于像骑士这样的贵族头衔。目前美国共有2300名骑士，是除意大利之外骑士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马耳他骑士团除了当初承认美国独立的“恩情”之外，还能充分满足美国富豪们当一回欧洲世袭贵族的虚荣心；此外，这个历史上游走与欧亚大陆敏感地带的政教混合体，虽然没有执政地盘和权力，但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全球利益往往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四章　日本人境外洗钱作业详解

尽管一直受到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袭扰，日本人仍然是世界闻名的、对自己的故土和身份异常眷恋和依赖的民族。像上一个章节里卡西欧的佐世修，如果换成其他国家的人，或许就会直接在美国移民或“当黑户口”（总有机会等到大赦取得身份），凭借之前积累的人脉和财富，慢慢打拼，然后把家人接出日本……但佐世修和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偏偏要回国，而且恰恰蹲守在自己的老家，用真名打工租房！

按照日本的国民收入，在二流以上企业工作多年、家庭负担不重的人，就完全有能力安排家属移民境外，并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更不用说那些富人和富豪了。但是，别说是佐世修和这些工薪阶层，日本富人和富豪都很少移民。

日本人都很爱国吗？没错。当然，爱国的同时也爱钱！爱国，并不妨碍他们选择“曲线爱国”——说白了，就是“曲线洗钱”。

在不移民的基础上要涉外洗钱，难度不小。

第一节　再说贴现债券

在以上的章节中，多次出现“贴现债券”（折扣债券）这个词。在日本，避税或洗钱的方式很多，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却只知道两种洗钱方式：（1）买金条（黄金储备）；（2）无记名贴现债券。前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就是被媒体曝光并追究责任的用购买贴现债券来洗净非法政治献金的政治家之一。

1993年3月6日，前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及其生前秘书生原正久因偷税被捕，在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金丸、生原合谋隐瞒金丸的收入达18.5亿日元，偷税总额达10.4亿日元。警视厅特备搜查部没收了其不记名贴现债券金额票面金额高达35亿日元；同时还在其家里搜查出大量金块。事后查出其向建筑业收受大量贿赂和政治献金。1996年3月28日，金丸信带着耻辱在家乡终老。

之前提到过，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为了调度资金所发行的金融债中，贴现债券（折扣债券）曾享受到无限的特权，也就是说，这种债券既可以在柜面用现金不记名的方式购买，又可以到债券到期日的时候同样以不记名的方式赎回套现。这是专门为政治家以及其周围的权贵关系网避税漏税所设计的金融产品。日本右翼激进分子玉誊士夫、被称为“东北政商”的小针历二，以及上面提及的金丸信等，都曾经用这种金融债权隐匿财产。已经破产的日本债券信用银行更是把大量的贴现金融债权卖给政治家、政党调停人、右翼分子和暴力团首领，从而被称为“政界的痰盂”。而日本金融厅在新成立之前（金融局），就已经将不记名买卖的上限设置到200万日元左右。

但是，如果通过境外账户在境外认购贴现债券，又是另外一个情形了。

一般来说，在国外金融机构购买的贴现债券，只要在到期日之前脱手赎回，就能堂而皇之地绕开日本的税法合理避税。这是因为一般的债权配息分红需要申报所得，但卖出获得的利润却可以免税。贴现债券以外，契约型投资信托也是一个理想的品种。在日本税法中，境外的契约型投资信托卖出（非到期）所得的利润与债券的收益性质相同，都能免税。也就是说：没有配息分红的境外契约型投资信托属于合法的免税金融商品。

之前说过，在日本的金融机构购买贴现债券，债券到期后并不发放利息（分红），一切的收益都是事先约定好的，比如，花90日元购买5年后到期的债权，那么5年后就可以拿到债券票面金额的100日元。同时，在日本购买贴现债券，哪怕认购的是美国等非本土债券（不管认购者是否持有至到期日），一开始就要被征收掉收益的18%税金。这种开卖前就扣税的事先征税方式，或许只有日本才有。如果在外国的金融机构里认购（哪怕是相同的日本贴现债券），就没有这样的规定和操作；只要买家在到期日前脱手卖出，就根本不需要缴税。“外松内紧”——不得不说是日本税法的一个漏洞。

投资信托则分为两种，一种是投资人成为古董的“公司型”，另一种是由投资人购买受益证券的契约，成为“契约型”。认购日本国内的契约型投资信托，卖出的获利和配息利益都要支付20%的所得税；但是，外国的契约型投资信托则被视为“债券”，卖出的收益不需要缴税。由此，只要是没有配息的契约型基金（信托产品），就和贴现债券一样，成为合法的免税金融商品。

20世纪90年代，当金丸信这样的政治大佬的洗钱丑闻曝光后，贴现债券成了国税厅等政府机构重点关照的对象。按照日本的税法，只要人住在日本，无论在哪个国家获得的收入，都要在日本进行纳税申报、缴纳所得税。当然，这只是法律规定而已，没有人“积极”到会主动申报在国外金融机构的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同时，日本的税收也是属地化管理，各地税务机关对于个人所得税收益的数据和信息并不联网，更多的地方性税务署对于境外复杂的金融产品收益的计税方式更是无所适从、甚至觉得征收起来太麻烦；要知道，日本各地的税务署严格按照规章流程办事，规章制度或“上面“没交代的新玩意儿，你自作聪明、自说自话地操作办理，那等于吃力不讨好。因此，日本的富人纷纷“走出国门”，从在日本国内找境外金融机构“玩票”开始，渐渐把视野扩展到世界金融市场的个人产品上。

第二节　空壳公司的魅力和风险

“只需要不到4500元的人民币，您就能成立一家香港公司。”

首先，申请者在成立新公司前，必须到公司注册处的公众查询中心，核查拟用公司名称是否可用，确保拟成立的公司名称独一无二，如不可用须另选他名。这与中国成立新公司之前的工商查明是一样的。

第二步，带着有关文件以及所需费用到公司注册机关申请成立香港有限公司。若核准，公司注册处机关在一周内发出公司注册证书。香港法律对注册资本和实际资本的金额并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实际操作中，一般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会少于港币1元。虽然注册资本的金额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但是，公司筹办者在注册公司时，必须向香港政府缴纳注册资本的0.1%的资本税。资本税的上限是港币30000元。以上两步完成后，就意味着你投资设立的公司已经成立了。

第三步，在新的公司成立一个月内，应到香港税务局商业登记署办理商业登记，商业登记署大约在两个工作日会给企业发出商业登记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办理一年有效期的登记只需再交纳港币2450元的商业登记费和征费即可。

下面就是香港注册公司的大致费用明细，很多掮客中介机构以4788元或者4988等讨口彩的金额来推销注册服务——

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在香港注册了公司，韩国从去年开始出现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的热潮，而亚洲国家中，最早早香港注册空壳公司的，日本算是一个。现在问日本最喜欢中国什么城市，回答五花八门，通常来说，大陆的上海是他们首选，或许有点言不由衷——因为很多人都在香港拥有自己的“产业”和账户，不过大都属于个人隐私和秘密。在香港注册公司，日本人与大陆公民所面对的条件是基本一致的。

一家叫丸井（化名）的日本家居用品厂商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这家分公司向中国内地购买成本为80日元的商品，然后日本的母公司（丸井总部）通过香港子公司以每件100日元的价格进口。在这个贸易流程中，母公司可以将每件20日元的价差（利润）转移到香港的子公司。母公司可以用“虽然很努力促销，但经济不景气，还是卖不出去”为借口，将以成本100日元的进口商品，以每件70日元的价格如数批发给日本当地的百元连锁店（一种商品几乎都以100日元出售的廉价日用品杂货店），这样虽然每件商品亏损30日元，报税时就可以基于账面的负数少缴税金了。而对百元商店来说，常规批发价格为80日元的这次花70日元就能进到货，何乐而不为？而丸井公司把实际利润留存在香港（香港的税率也低），日本国内也少缴了不少税……最终，收不到税金的只有日本国税厅了。

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日本很多企业都在香港注册了分公司或亚洲总部，几乎涵盖了所有日本著名的家电和汽车制造品牌。合理而巧妙地利用这种技巧，可以将利益转移到境外的子公司，而在日本总部的账面上呈现微利甚至亏损的状态。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转移价格税制》加以规范和限制。该法律限制了母公司用不符合市场价格的定价与子公司进行交易，其根本用意在于杜绝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跨国贸易行为。然而，出发点再好，在日新月异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很难界定企业到底是为了避税逃税而实施灰色贸易、还是正当的降价销售的商业行为；界定难以外，取证也很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在当今世界和日本经济都低迷的状态下，要找出几家盈利空间可观的企业已属万幸，很多企业在日本国内都在低价倾销商品，更别说天高皇帝远的香港和其他境外地区了。

不过，理论上精明的避税策略在实际运作中也有问题，按照日本国税厅的《避税天堂对策税制》，受到日本国内母公司实际控股并支配境外子公司的利润，应合并到日本国内母公司（总公司）的所得中来统一征税。也就是说，境外子公司的收益，在母公司完全控股的前提下，将全部划归到日本母公司中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避这一《避税天堂对策税制》的一个方法，就是由非日本居民持有境外公司超过50%的股份；一旦拥有超过半数的股份（控制权），就等于在理论上掌握了对该子公司的支配权。话再反过来说：一般有点规模和知名度的企业（品牌）是不敢这么尝试的，随便找一个合作伙伴或当地人，把控制权拱手出让，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通常意义上，只有那些里里外外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的中小型企业才能这么灵活处置。比如，上面提到的丸井公司，其香港公司是这样一种结构：日本老板丸井康二找到广东东莞给丸井做了近10年代加工的工厂厂长老李，以老李控股60%的名义，与丸井康二（40%）合资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丸井（香港）分公司……老李注册企业的钱基本都是丸井出的，一则本来香港注册一个企业就花不了多少钱，二则老李是丸井的老供应商，合作一直很顺利，互相之间非常信赖。类似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在中日民间贸易供需双方之间很常见。尤其在服装、杂货、日用品和玩具等中国对日出口较为集中的产业，中国内地的厂商为了长期维持与日本买家的关系，“合资”在香港成立日本买家子公司或中方子公司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样双方都能利用香港这个世界著名的避税天堂少缴点税，同时，又加深了互相之间的关系，可谓一举多得。

日本的企业法人税（法人所得税）之高，世界闻名，相比香港平均水平的16%，日本从2011年4月份开始新颁布的法人税收缴规则如下：

同时，法人居民税均摊课税部分如下：

重达40%法人税之外，3·11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可能上调营业税来为灾后重建筹资，3月11日的大地震和海啸灾难给日本造成了近3000亿美元的损失，给这个债务缠身的国家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如果加税议案获得通过，将是日本政府自1997年以来首次上调营业税，尽管上调营业税在地震灾难发生以前就是日本当局为了使该国摆脱巨额债务而进行过激烈讨论的措施。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营业税上调3个百分点至8%，新的税率将在2012年4月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实施。日本内政大臣片山郎表示：“在灾难发生和在需要为灾后重建寻找资金之前，我们就已经确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日本的可持续的财政状况，因此某种形式的支出和收入改革是必要的。”他还说：“围绕财政局势的一些辩论，并不是随着这场灾难而开始。”

可以预料的是，日本中小企业在香港等地布点洗钱的局面，短期内只会愈加增多。

不过，注册香港公司还会面临很多风险。

首先，很多人以为只要在境外设立法人企业，假装与母公司有贸易往来，就能轻而易举地逃税避税，这其实是个认识上的重大误区。如果是制造业或流通行业，的确可以利用境外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合理避税，但如果是与金融相关的行业、服务行业甚至IT企业，这些没有实际商品流通（或者实际商品流通频率少、数量小）的企业，这么玩来玩去折腾的话，很容易被日本国税厅盯上。

其次，并非所有的日本企业和个人都能像丸井那样拥有老李这样现成且可靠的合作伙伴。当遇到背景有问题的非日本居民时，原本的节税逃税梦就可能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山口组等暴力团有时会勾结香港当地的黑道组织，他们结成“职业黑股东联盟”，专门充当职业“控股合作人”欺骗日本企业主，当其掌握了这些日本企业主逃税避税的大量铁证后，马上翻脸进行勒索，不把对方榨干誓不罢休。

第三节　香港——天堂中的天堂

在本书开始章节中罗列的名单中，世界级的避税天堂有很多，为什么唯独香港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呢？原因并不复杂：

一，香港离日本近。

二，香港流行英语，但同时汉语的汉字给日本一种相对安全和熟悉的使用环境。

三，香港与中国内地接壤、联系紧密，通过香港，能最大限度地与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取得全透明的对接和联系，非常方便，也能为自己“开发大中华”的借口找到最好的依据。

四，香港名品多，价格低，饮食好。

五，通过香港，转道东南亚诸国乃至世界各地也非常便捷。

六，香港与西方尤其是欧美交往甚密，但本地人与日本人相差不大的面貌形象，使日本洗钱者有一种“大隐于市”的安全感。

……

香港一景

除此以外，非常关键的，在金融机构开设境外法人账户，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除了瑞士、卢森堡以外，设置在马恩岛、加纳利群岛等欧洲代表性避税天堂的金融机构，根本不愿意为来路不明的公司法人开设账户；如果他们看出设置离岸法人公司纯粹为了避税偷税，银行方面更不愿意配合了。这样一来，原则上，就只能在加勒比海的开曼、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群岛或者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共和国、玛瑙共和国和帕劳等法规非常宽松的地方这里法人企业了。不管当地政策是宽是严，这些地方共同的缺点是：太远！而且从语言沟通和文化融合角度，也不太适合内敛羞涩的日本人。经常可以发现一些大牌的上市企业或富豪大腕在这些地方这里法人企业，前提是，这些大牌和大腕的资金足够大、在汇出金额时流程也很透明，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个精良的团队一直呵护左右；但对一般只是想偷逃税的中小企业来说，就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一旦当怀有此类目的的企业或个人向这些名声在外的租税天堂汇出大笔款项之后，还没等到人出国门，国税厅就马上会找上门了。

日本《外汇及外贸管理法》规定，日本国民出国旅游时，每人最多只能携带100万日元的现金，超过这个限额，就必须向海关申报了。

近些年，香港已经成为日本国税厅重点关照的地区，日本方面在香港派驻了调查官员，长期寻找日本国民和企业在香港避税逃税的蛛丝马迹。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又出现了。

在境外注册法人企业，理论上并不复杂，有些地方甚至只要用电子邮件就能联系登记，关键的难点在于如何开设属于这家注册法人企业的账户。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后，世界范围对空壳公司注册以及由此带来的洗钱活动都加紧了监督和调查，对来路不明的新设账户的要求，哪怕其目的地是避税天堂，很多银行也会噤若寒蝉。这时候，香港又显露出得天独厚的优势。尽管包括东京在内，世界很多主要城市都在争抢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称呼，但香港是无可辩驳的东南亚金融市场的中心。世界上有超过1000家的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了可以独立运作的分支，有几百家的外国银行申请到在香港从事银行业务的执照；在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很多除了为客户申请账户并理财投资外，还能代办设立法人企业和信托手续。这就等于说，你只要把钱带到香港，不用很多，在日本海关规定的范围内通过亲朋好友以老鼠搬家的方式尽量多带一些；然后，在香港找到一家合适的国际性银行，就能在开户的同时把公司注册也一起办了。至于账户里的钱怎么玩，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香港等地，有很多掮客BVI境外注册的企业。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地处加勒比海，是前英国殖民地，现为英联邦成员国。目前，英属维尔京群岛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离岸公司注册地，在过去十年中，已有超过30万家离岸公司在该地注册。选择注册BVI公司的优势在于：

1．英属维京群岛（BVI）公司进行的商业活动和交易完全免税。

2．BVI公司所有相关资料完全保密，且不可查册。

3．BVI公司可在世界各主要银行开立账户，账户资金不受外汇管制。

4．BVI公司管理维护方便，无需做账审计。

注册BVI公司比注册香港公司优势更明显，两者比较如下：

相比注册香港公司，注册BVI公司的成本稍稍高些，但总体仍然便宜，总价一般在10000港元以内。

BVI公司注册收费项目明细

在香港设立BVI法人企业的好处在于：人不用亲自到维京群岛，就能近乎自动地获得银行账户，而首选的银行，一般是HSBC（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人所拥有的BVI法人，大多都利用汇丰银行开户，因此，在香港很容易、也很自然获得汇丰银行账号。

香港掮客的BVI公司注册，法人登记一般只要两天就能搞定，相应的银行账户通知和金融卡等会在十天左右寄到香港掮客公司那里。由于是香港当地的代理公司（掮客）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出面担任“提名人”（NOMINEE），因此法人登记上并不会出现真正委托人（日本人）的姓名，银行账户上显示的也自然不是真正委托人的姓名。不过，动用账户里的资金时，却必须要真正委托人的签名（事先留下）。

这样通过掮客（代理）绕道操作有几个关键好处：

第一，如果客户自己直接找到银行（哪怕是汇丰银行），有时候遇到自身条件不够或者国际反洗钱风声特别紧的当口，运气再差点的话遇到一个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特别较真的银行职员，可能申请账户的目的无法顺利达到。这时候如果找到这些掮客公司，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开户代理也一样，他们凭借多年经营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以及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广博的人脉，还有对各种法规条文的烂熟于心，就可以做到对症下药，维持极高的成功率和接近零的差错率。很多时候，这些掮客公司的老板本身就曾长期在银行供职。

第二，如果客户直接找到银行，那么银行按照法规以及内部合规，就必须承担认真核对客户身份和意图的责任，如果对每个客户都照章办事，那么根本无法在竞争惨烈的金融市场中立足，唯一能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就是通过熟识的代理中介。这样，即便到最后出现问题，也可以把责任推给代理中介（掮客）。而代理方呢，因为对此类麻烦和诉讼的处理已经公式化般的熟悉，自有一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经典方法。再说，这些掮客一般与诸多银行的高层都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掮客经常为银行带来一些尊贵的大鳄级VIP，即便偶尔引荐的客人带来些小麻烦，从贡献率角度，银行也不会认真追究到底）……

除此以外，掮客们在很多时候还会“无意中”给予客户很多洗钱的建议。铃木曾经在香港开户时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急需从日本向汇丰香港的账户里汇入200万日元，但又担心因此遭到日本国税厅的调查，于是，帮他办理BVI注册的掮客公司带他到了一间熟人开的金店。在金店，铃木用自己的信用卡购买了价值16万港币的金首饰（相当于200万日元），然后再以94%左右的价格回卖给金店（金店作为回购），金店通过现金或支票（背书）、由掮客公司经手转给了铃木，这样，虽然铃木“损失”了5%左右的金饰品差价（等于手续费），但既拿到了急需的200万日元现金，又没有在日本留下往境外汇款的记录，信用卡所支出的200万日元，只不过是其正常的个人消费——在如今一块瑞士名表动辄几十万港币的时代，200万日元的金首饰，根本不算什么异常（高）消费。

第四节　“日常茶饭”——日本国民的香港开户之旅

“日常茶饭”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汉语中的“家常便饭”。

应该说，绝大多数日本国民一辈子老老实实待在日本国内，偶尔到海外旅游或购物，根本没有在境外开立个人银行账户的想法。但企业家和富豪之外，那些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里工作过或工作者的普通国民，节税避税意识还是广泛存在的。

香港汇丰银行就为很多日本储户办理过账户，而日本某理财顾问公司的网页上，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为您提供在HSBC银行开设香港账户的支持”。

这种“支持”的手续费是多少呢？除了客户自己负担机票、酒店住宿费和餐饮自理外，只要给这家理财顾问公司3万日元（2400港元左右，一个账户）。真这么便宜？当然了。不过，刚开始时可不是这个价格，随着在香港开设个人账户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协助办理的理财顾问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竞争一激烈，行情自然大大下降了。

这里，让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小仓在日本静冈经营一家百年老铺——当地一种日式糕点（日本叫和果子），经过多代艰苦创业守业，他和家族辛勤劳动所积累的财富颇为可观。虽然有钱，小仓是本分的日本“乡下人”，或者干脆叫“土财主”，他和家里人对海外账户和洗钱开始关注，是因为小仓弟弟的原因。小仓弟弟在埼玉县经营一家土木工程（建筑）小公司，小仓弟弟经营土木工程公司的启动资金，就是小仓夫妇给的，但小仓夫妇一直看不惯弟弟不够敬业、游手好闲的作风；在弟弟公司破产后，小仓发现弟弟经常到香港和东南亚旅游购物、手头很宽裕，他终于耐不住好奇心向弟弟“求教”。弟弟卖了很长一段时间关子后，终于开了金口，原来，小仓弟弟买彩票中了大奖；但是，看上去不求上进的他，却结交了一些做时尚服装的朋友，这些朋友一直向他灌输境外洗钱的观念，自然而然地，小仓虽然在日本的公司“倒闭”了，但真正的财富却出口到了日本以外！仗着当初哥哥嫂嫂帮过自己的恩情，他向小仓介绍一个已经注销日本国籍、在香港常住的日本人——金融掮客。原来，小仓在一个闷热的上午，掮客以化名与小仓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会面了。

日本街头的彩票屋，一注中大奖为5000万日元

首先，掮客明确地告诉夫妇俩，香港（汇丰）银行开户分两种账户：卓越理财账户（VIP）和运筹理财账户，前者账户年均余额要维持在100万港币以上，这种账户的好处是：进入银行后可以领卡进入贵宾室喝咖啡。而后者的运筹理财账户，年均余额只要维持在2万港币以上（就不用交每年250港币的年度管理手续费。通俗地说：前者是“富人账户”、后者是“穷人账户”。

掮客把选择账户种类的权力扔给了小仓。小仓犹豫半天，为了面子和虚荣，他完全可以选择前者，而这次他在弟弟和一帮狐朋狗友的帮助下，已经从静冈带来了1500多万日元，他们貌似一个到香港购物观光的旅行团，但其实每个人都分散地带着相当数目的现金，这些现金都是小仓准备拿到香港开户的。老练的掮客早就从穿着、交流习惯上看出了这位土财主的真实实力和意图，也很清楚这对家族企业家几乎无法用英语或汉语交流，于是，按照日本人的通常思维，他建议小仓选择后者的运筹理财账户——前者的卓越理财账户无非给客户多了几杯咖啡和一位英语流利的银行理财专员的待遇，对小仓来说，简直是浪费；况且，在他还没熟悉香港银行账户资金来往的前提下，一开始就“卓越”起来，难免树大招风。香港银行沿用英美习惯，账户客户预留自己的签名，而非日本普遍采用的印鉴（私章）。掮客给了小仓一个关键的提议：那就是，不用勉强地留下自己并不熟悉的英语拼写签名，因为不经常用英语签名的亚洲人，其工整而吃力的签名很容易被模仿；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留下汉字签名。

申请完成后，小仓当场领到了金融卡、PIN（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日元是世界上利率最低的货币，在汇率合适的时候，将日元兑换成美元、港币甚至人民币等存入账户，就能获得比日元高出一大截的利息；而在在香港，利息不征税。在日本，虽然利息奇低，却要征收20%的所得税……因此，很简单的道理，只要在境外存款，汇率和利息因素不算，本身就可以比存在日本多出至少20%（利息税）的额外“收益”，金额巨大时，也是一笔可观的收益了。

下面是2004年前后香港各个主要银行理财账户的收费比较，

续表

开户完成后，服务地道的掮客还要为小仓夫妇、、办理一个银行账单寄送的信箱（虚拟信箱）。一般这种租赁信箱设在在香港不起眼的街道和大楼里。这次，掮客为小仓找的那家公司，老板手下有5名雇员、10部电话，每个电话上都贴着签约公司的名字，当电话铃一响，总机就会以签约者“董事长或总经理秘书”身份应答、请对方留言、或者直接转接到签约者（所谓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手机上。比电话总机业务更复杂的，是信箱服务业务。不大的办公室里，两个靠墙而立的大橱柜占据了大部分面积，橱柜被分成许多小格子，每个小格子里都根据标签上写的顾客名字塞着来往信件。这些不方便告诉自己真实地址甚至性命的顾客，按照老板的说法“没一个好人”，但反过来，没这些“坏人”，老板也就没这么多生意做。很多名称非常重量级的“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企业集团”……都乖乖地浓缩在老板这一间位于香港千百个普通的微型茶餐厅的楼上、浓缩在不倒30平方米房间的一个个小格子里了。实质上，香港这些信箱服务体系，与电话总机服务、电话秘书服务、电话中心服务、虚拟办公服务、联合办公服务、商务中心功能、甚至与网购结合的“格子屋“零售，是一个模子里的商业形态，它们给与委托客户最大限度的“冠冕堂皇”和面子，从而起到提升委托方身价和信誉度的效果。

作为掮客和信箱租赁老板，必须对顾客的隐私没有一点好奇心，否则，不是生意能否做下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活过今天的问题。自然，长期混迹其中的掮客和老板们，多少都有一些黑道白道的人脉，暗中地，一些作为顾客的黑道也在有意无意地“保护”着这些灰色地带的从业人员；但老资格的掮客与老板们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从来没尝试过、也没想过用这些黑道势力为自己出头出气或者办点什么事情，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互联网时代，谈到租用信箱，很多人会将其与虚拟信箱以及服务器联系在一起，两者其实完全是两个概念，银行对账单寄送以及那些皮包公司所必需的，是实实在在的有路、门牌号码的地址。

掮客为小仓租用的信箱每月需要1800港币，类似服务，便宜的500港币，贵的2000～3000港币的不等，大同小异。其实，小仓夫妇自己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账户资金的状况，但银行账单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地址以便寄送，如果日本人要求香港的银行把账单寄到自己在日本的地址——这等于给了国税厅提供了给自己洗钱的证据。

此外，为了拓展业务收益，掮客还拥有丰富而可靠的香港兑换钱庄（兑换小铺）的关系，如果顾客无法带进带出大量现金、或者不满意开户银行的汇率及服务，在这些小铺子里，都能以比银行更优惠的汇率在各种货币之间自由兑换；更重要的，这些兑换店（铺）的兑现速度异常迅速，在他们的电脑上，世界各个主要银行（甚至中国的主要银行）的网络银行系统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当然，和之前的开户一样，这些服务都不是免费的。

日本人是不不太容易相信非本国国民的民族，在香港，除非对方日本客户懂中文，一般当地人很少掺和或者抢夺日本人的开户或公司注册的生意。每一名为小仓服务的这样的日籍掮客，都在香港等地拥有不止一家的信箱供应商，而其客户也被尽量分散在各个信箱老板那里；掮客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往返辗转与这些信箱供应商处，整理一下客户格子里的邮件；然后，对于执意要定期银行（账户）对账单的客户，掮客们会另外用既便宜又安全的方式，把这些对账单改头换面之后投递到客户在日本的指定地址；甚至，面对一些安全意识特别强的日本客户，掮客们会动用他在中国大陆的关系，把这些对账单在大陆（比如广州、东莞、上海或大连、青岛、北京等地）转一圈后再寄递到日本。自然，当客户在日本收到这些对账单时，外表看上去只是普通的家常信、广告信或贸易单证。

第五节　国籍、赠与税和遗产税——日本前首富死后打赢日本政府的官司

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前不久的2月下旬，日本最高法院最后裁决：日本政府（国税厅）需向已破产的大型财务公司“武富士”（消费信贷——合法的“高利贷”企业）的前高层武井俊树，退还一笔连利息约187亿港元的税款，等于日本政府每年所收赠予税总和的两倍，是日本政府有史以来向单一纳税人支付最大笔的退税。

武富士 

我们之前说过：日本人并不崇尚移民，但在这次荒唐（但合法）的最终判决中，当事人武井俊树长居香港的行为，却成为胜诉关键。

武井俊树是“武富士”已故创办人武井保雄会长的长子。1999年，武井俊树从当时仍在世的父亲那里获得一笔赠与的财产，日本政府遂向他征收相当于124亿港元的赠予税。根据当年法律，住在境外的日本国民免付赠予税，因此在1997至2000年间主要住在香港的武井俊树（每年365天的183天以上住在日本境外），就在2007年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退税。期间日本政府（国税厅）以武井蓄意逃税为理由抗辩，在复审胜诉。案件去年上诉至最高法院，法官以武井当时确实身处海外为由，迫使政府（国税厅）败诉。

赠予税是财产税的一种，主要为防止财产所有人，在世时利用赠予的方式逃避死后缴纳遗产税。日本的遗产税采用分遗产税制即继承税制。本案例中，武井俊树从老爸那里拿到巨额财产时，老爸武井保雄尚且健在，因此，适用下面后者的赠予税。这里，我们把日本两种把有钱人折磨得头疼不已的税制都简单介绍一下。

1．遗产税

（1）纳税人。继承税的纳税人是财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以在日本是否拥有住所作为居民的判定标准。

（2）课税对象。包括继承财产和视为继承财产。继承财产是指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财产，包括继承的财产价值和权利。视为继承财产，是指那些在法律上不属于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的财产，但却是因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起因而产生的财产和权利，主要有保险金退职津贴、信托受益权、与人身保险契约有关的权利等。

（3）税额计算。日本的遗产税不同于传统上的遗产税，具体办法是，首先将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因继承或遗赠而获取的财产部分，减去被继承人债务及丧葬费用，形成课税价额，再将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课税价额合计起来，作为基础扣除，将其余额乘以适当的税率，求出应纳遗产税总额，最后将应纳税额按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课税价额分配，即为各自的应纳税额。这种办法，能使遗产税额外负担不受遗产分割的影响，也比较公平。

（4）扣除和抵免。遗产税扣除项目有：债务扣除、丧葬费扣除、配偶继承扣除、未成年人继承扣除、短期内连续继承扣除等。抵免主要是已纳外国的遗产税的税额抵免。

以下是日本遗产税（也叫继承税）的大致税率：

 课税标准  |  税率  |  扣除额 
 1000万日元以下  |  10%  |  - 
 3000万日元以下  |  15%  |  50万日元 
 5000万日元以下  |  20%  |  200万日元 
 1亿日元以下  |  30%  |  700万日元 
 3亿日元以下  |  40%  |  1700万日元 
 3亿日元超  |  50%  |  4700万日元 

2．赠予税

（1）纳税人。由赠予而获得财产的个人为纳税人。按在日本有无住所分为无限纳税义务人和有限纳税义务人。

（2）课税对象。包括赠予财产和视为赠予财产。赠予财产是由赠予取得的财产价值和权利。视为赠予财产是指法律上不是赠予财产，但实质上又与赠予财产相同的某些财产和权利，包括保险金、信托受益权、定期存款等。

（3）课税基础。课税基础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取得赠予财产价额。

（4）扣除和抵免。赠与税的扣除有基础扣除和配偶扣除。抵免主要是外国税收抵免。

（5）税率。赠予税单独设立税率。

 减去基础扣除额110万日元以后的课税价格（金额）  |  税率  |  扣除额 
 200万日元以下  |  10%  |  - 
 300万日元以下  |  15%  |  10万日元 
 400万日元以下  |  20%  |  25万日元 
 600万日元以下  |  30%  |  65万日元 
 1000万日元以下  |  40%  |  125万日元 
 1000万日元超  |  50%  |  225万日元 

比如，A要把400万日元的财产赠给B，B如果要接受这笔财产，那么：

400万日元-基础扣除额110万日元=290万日元；

实际需要缴纳的赠予税为：290万日元×15%-10万日元=33.5万日元！

因此，如果武井俊树是日本公民，不管怎么算，原则上都要付出赠予金额的一半作为税金后，才能得到余下的财产！但是，武井俊树恰恰在父亲武井保雄的安排下，规避了这一规定。回顾一下整个过程吧：

武井保雄把在先前留存在荷兰的相当于1600亿日元的海外资产（股权）赠予儿子武井俊树。按照当时日本政府的法规，只要日本国民一年之内有超过半年的时间住在日本以外，就不必缴纳赠予税了。在这之前，武井俊树于1997年就移居香港，担任武富士香港分公司的高级管理干部；就在其得到父亲赠予财产的这一年度，他在香港居住的时间占到65.8%左右，超过了365天的一半（183天）。

一开始，日本国税厅不吃这一套，以武井俊树漏报1650亿日元的名义，连同追加处罚等，一共向武井俊树征收1330亿日元（相当于当时124亿港元）。武井俊树不服，通过律师团，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终，最高法院裁定国税厅向武井俊树退还2000亿日元（连本带利相当于当时的187亿港元）。

这么一来，社会舆论不干了。2010年9月底，武富士决定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10月29日，武富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摘牌退市。2010年11月12日，日本金融消费巨头武富士在伦敦证交所被摘牌退市。武富士破产的消息，在日本金融界引起巨大震动。由于投资者担心其他企业也会受到武富士崩塌的冲击，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等公司的股价亦应声大挫。正在向破产的武富士追偿还款手续的债权人人数达到200万，而武富士欠这些债权人的金额总额高达2兆4000亿日元。本来对武富士偿还能力就非常怀疑和不安的债权人，在听说武井俊树“凭空”得到日本政府2000亿日元的退税后，纷纷要求他吐出这笔钱担负起偿债。

债权人对武井保雄留给大儿子武井俊树巨额财产恨之入骨是有道理的。武富士在破产前，武井保雄夫妻把个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专卖给了自己在荷兰成立的公司。然后，武富士在日本东证一部上市（相当于中国的上证），引发武富士荷兰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于是，武井保雄夫妻赶紧在高位将荷兰公司90%的股份赠与了大儿子武井俊树。这个故事发生在1999年。事实上，境外上市、预见并控制股价、适时买进卖出套现、选择低税率国家和地区转移财产……这一系列的洗钱运作，是很多日本家族企业家躲避“世界第一高赠与税”的惯用伎俩，只不过，这一次武井保雄父子玩得有点太过“巧妙”了。

正因为这起事件的巨大社会影响，以及结果上对日本赠与税制极大的讽刺效应，2000年，日本马上进行了税法改革，按照当年公布的新法规：继承或赠予行为发生前5年之内，被赠予人如果居住在日本国内的，都将被设定为征税对象。也就是说：居住在日本国内或居住在海外的日本国民，从父母处接受遗产或赠予时，同样适用于日本税法。如果在境外居住达5年以上的境外居住者、或者从境外居住达到5年以上的父母处接受遗产和赠予的，不作为日本国内税法征税的对象。但关键是，在日本如果拥有自己居住的住宅、且因为工作原因频繁进出日本国境的、即便每年在境外居住时间超过183天（一半），将不被视为以上非征税对象的“境外居住者”——也将可能被视作适用日本税法的征税对象。

武井俊树告赢国税厅的结果，不仅得到退税，而且还拿到每年4%的利息赔偿，这对银行利率几近为零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武井保雄父子的行为，整个就是从逃避税收、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赤裸裸的洗钱目的出发的；日本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虽然表面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但在道义和社会舆论上，淹没在“形式主义”、“劫贫济富”的口水之中。从武富士借贷的众多日本国民和武富士本身的雇员，无形中都成为了武井保雄家族的奴隶。

第六节　富二代、富三代、私生子和小算盘

其实，日本富裕人群逃避高额赠与税和遗产税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富可敌国的企业家为了让家属尽量多地继承自己的遗产，会在生前为继承人购买在日本国内没有分支机构的境外保险公司的寿险；这样，当他死亡后，继承人领取的保险金将不包含在日本遗产税的征税范围内，只不过作为“临时所得税”征收。所谓临时所得税，只有总收入金额中扣除为了得到这笔收入所支出的金额后，收益部分的二分之一才会成为征税对象。由于继承人本身并未支出保险费，假设保险金是10亿，“临时所得”的10亿收益中的一半，也就是5亿才是征税的对象。如果保险金达到100亿，征税对象也就变成了50亿。日本的保险业有一条自欺欺人的规定，国内居民购买境外公司的保险时，必须获得主管金融的内阁总理大臣（部长）的许可，荒唐至极的关键在于：金融厅和国税厅根本不可能要求这么多在境外购买保险的人向日理万机的总理大臣申请个人保险买卖的许可；更荒唐的是，对违反这项规定的行为的处罚——才区区50万日元！也就是说，当金融厅和国税厅发现某个亿万富翁没有得到总理大臣的允许而购买境外公司的保险后，只要当事人拿出50万日元的罚款，就能万事大吉、不再被追究了，50万日元，仅仅相当于一位日本普通企业资深员工的月薪而已。

一般来说，男性富豪拥有“小二”“小三”不是什么新闻，别说私生子女，法定亲生子女之间为了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大动干戈使税务机构抓住把柄狠整一把的事例不胜枚举。于是，很多日本富豪在生前就把财产分割妥当。通常，富豪们用赠予的方式，把给“小二”“小三”或私生子女的部分存入境外的私人银行，并要求对方放弃继承权（通过律师规定：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的，只要“小二”“小三”或私生子女反悔把事情嚷嚷出去，那么，就将一分钱也拿不到）；这样把“小二”“小三”或私生子女们摆平后，再与法定亲生子女谈继承和遗产的事宜。有趣的是，因为暴露在公众聚光灯下，富豪们分配给法定亲生子女的遗产，很多是家族事业（股权股份等为主），而且大多需要缴纳很高的遗产税……从实惠角度看，“小二”“小三”、私生子女们往往能静悄悄地得到更多的直接利益。

铃木，出身破落武士家庭，祖父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就开始大胆与欧洲人做买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日本二战后引入全套的欧美金融制度之前，铃木的祖父和父亲已经未雨绸缪，将绝大多数现金财富存入了瑞士和卢森堡的银行。欧美体系的金融机构不像日本的那样依赖印鉴，往往只要签名就能动用账户上的资金。因此，铃木祖父和很多欧美富豪一样，在瑞士和卢森堡的银行里开设了联名账户，以防发生突然变故。在境外的金融机构开设这种联名账户后，一旦父母死亡，儿女就可以消除父母的名字，把孙子孙女加入联名账户，自然而顺利地继承账户内的资产。这种继承方式，只存在名字的代代更替，却没有留下任何继承遗产的证据。事实上，欧美以及日本很多真正的有钱人——那些资产远远超过福布斯榜单上的“暴发户”的超级富豪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玩“全免税遗产”了。

日本的很多富豪学习欧美人的做法，把遗产交给可靠的律师进行信托管理，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为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二代、富三代、乃至富四代们好。

不过，有时候，律师履行的职责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而单纯，上面提到的铃木，曾经这么运作自己的资产洗钱：

（1）让自己在北海道的一个私生子移民到新加坡，然后把其姓名改成华人风格的样式（比如：麦克陈）；

（2）通过律师，铃木拿到了“麦克陈”亲自签署的很多空白的委托资产管理的信笺；

（3）随后，铃木把各种自己所持的国债等金融产品，通过赠与的方式“送给”了“外国人麦克陈”（其实是自己的亲骨肉）；

（4）麦克陈本人其实根本没看到也不知道这些国债和金融产品的存在，因为，他自己签署的空白委托书被铃木信任的个人理财高手和律师填写实际内容后，在新加坡等地抛售后兑现了。

铃木把国债赠给外国人这个流程不需要纳税，而麦克陈最终也会因为自己的“不多管闲事”和“听话”而得到数十亿日元的不菲的奖励。

笔者熟识的日本著名税理士小何原先生对这种现象看得很淡：“真正的有钱人见多识广、人脉众多，即便不利用自己的权势和金钱，也能找到各种洗钱的捷径……”

第五章　黑吃黑——高利贷也有头疼的时候

之前的章节提到过：日本是高利贷的天堂。世界上银行利息最低的国家，恰恰培育出高利贷的肥沃土壤。不过，事情往往带有两面性，矛锋利了，盾自然也坚固了，而且，很多时候盾会反戈一击，把矛给整折了。

用中国的成语来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第一节　“飞特族”——日本版的“蚁族”

这是东京的一个旧式居住区，位于以廉价货和年轻聚集公园而闻名的上野。在一栋蜷缩在众多半旧的公寓楼之间，几乎无法描述外观的三层老式廉价出租屋里，伊藤迎来了23岁生日。他在床上伸了下懒腰，马上起身刷牙漱口。因为目前正在一家着居酒屋（日本小酒馆）打工，所以他对自己是否有口臭非常在意。要区别一个年轻人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还是刚来日本的亚洲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他（她）是否用专门的漱口水。一般来说，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对口气（哪怕不是口臭）还是十分在意的。

伊藤的家乡在关东北面（离这次3•11大地重灾区不远），从当地一所三流高中毕业后，当教师的父亲安排他进入附近一家补习学校，准备冲击东京的大学，名牌是指望不上了，但一般的私立大学应该是有机会的。不争气的伊藤在补习学校里没怎么用功，结果几次模拟考都没及格。他厌倦了故乡的生活，于是吵着让父母“最后一次资助”，进了东京新宿的一家汽车修理专科学校（相当于大专）。但问题是，三年的学习过程中，伊藤认认真真上课的也就那么两三个礼拜，其他时间基本都在游戏机房、扒金库店里鬼混掉了。父母一气之下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援，无奈之下，伊藤开始靠学生贷款度日。马马虎虎从专科学校毕业，关于汽车修理的工作没找到（说实话他也没想要过朝九晚五地过工薪族单调的生活），为了尽快还清贷款，他开始了周转于各个服务性行业之间、靠打短工维生的“飞特族”生活。

在日本，“飞特族”大量涌现的背后，一方面是由于年轻人的就业观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公司为节约开支，也愿意雇佣廉价的兼职人员或临时工。图中这些年轻人背着的牌子上大胆地写着：我是飞特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以“御宅族”（指那些喜欢待在家中、不擅社交、沉迷网络的动漫及电子游戏的狂热爱好者）、“飞特族”（从英文freeter发音而来，由英文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人”组成，指的是年龄15岁到34岁之间做着没有保障的兼职或临时工的群体，也指那些宁愿做这样的兼职或临时工、也不愿意找一份长期工作的年轻人群体）、“尼特族”（英文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缩写，指那些不上学、不求职、不接受任何职业培训的寄生于父母家、过着优哉游哉生活的年轻人群体）为代表的新新人类，显示了一部分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似乎丧失了上一代日本人对工作的敬业和勤勉，对人生缺乏长远规划，社会责任感薄弱，更关注自己的兴趣和爱好。2009年，“草食男”和“历女”的大行其道，显示了日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婚恋观更趋多元。

伊藤一直奇怪为什么外国人大多认为日本人好色，伊藤曾经把自己定位“食草族”一类。“食草男”既有企业精英，也有普通工薪族。他们待人温和，人际关系良好，对身边的异性彬彬有礼、呵护备至，但对恋爱或性爱不大积极。他们对时尚比较敏感，对买车等大宗消费则不感兴趣。伊藤对人生没有规划、没有理想、也不觉得当前很困苦……总之，似乎很被动地一天一天这样过着，闲暇时间有游戏打、有罐冰啤酒喝，就觉得很满足了。

日本年龄在25岁至34岁之间的“飞特族”高达213万人，是1992年的两倍多，平均每10个日本从业者中就有一个属于“飞特族”。

老龄化、少子化、终身雇佣制松动、收入减少、消费低迷、缺乏理想、没有未来、前途迷茫……这一切都在伊藤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伊藤曾经在几家24小时便利店和超市做过收银员，工作还算轻松。在日本，因为全民礼数到位、互相都不喜欢给对方添麻烦；因此，服务性行业属于中性的职业（不高不低），也不怎么容易受气。但有一次，伊藤因为泡在扒金库房里太久上班迟到了2分钟，被店长责问了几句，那次他突然爆发——当着顾客和同事的面前大发雷霆、狠狠骂了店长十几分钟，紧接着，他就把收银员的工作辞了。

现在工作的这家居酒屋，他的报酬是每小时850日元，一天哪怕工作10个小时，也只有8500日元。要还清上职校时的200万日元贷款，实在有些遥远。

伊藤曾经一直想到过借高利贷，反正向父母开口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每次都下不了决心。“就这样一天天地混下去吧！”

伊藤草草地扒了几口昨晚吃剩下的盒饭，踉跄着小跑到地铁站……就在他睡眼惺忪地踏进打工所在的居酒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

“伊藤！好久不见！”

第二节　信用卡套现

在居酒屋门口的是伊藤之前在便利店打工时认识的同事——来自亚洲某国的小金。小金比伊藤大2岁，当初在店里打工时，两人在同一组上班，谈不上什么深交，时常在下班后一起混混扒金库店、或在马路边就着冰啤酒和鸡肉串吹吹牛。在伊藤印象里，小金的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包烟，开销够大的。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正要问你呢。”小金咧开嘴笑道，露出被烟熏黄的门牙。“放心！我不是来跟你做同事的，我是来喝酒的……”

那天伊藤下班前，按照他们之前的约定，小金来到居酒屋，点了几个菜独自啜饮；伊藤脱下围裙，征得老板同意后，就和小金坐在一起聊开了。反正当时也没什么客人，即便有，也基本都醉醺醺地在那里练“磕头功”。

从小金的穿着和点菜的出手来看，他的经济状况似乎有所改观，不是那个当初刚到日本、借着读语言学校名义一天打两三份工拼命挣钱的小金了。

伊藤没好意思问小金目前的状况，但微醉的小金似乎一直想传达给伊藤这个意思：我现在找到弄钱的门路了，日子开始步入“上升通道”。

小金和伊藤谈到未来，那种不是太遥远的未来，最多两年的未来，这无疑击中了伊藤的要害。虽然目前打工的居酒屋老板对自己不错，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而老板的儿子对经营居酒屋一点兴趣没有，加之经济不景气，居酒屋的维持多少有些困难……

小金拍了拍伊藤的肩膀：“伊藤君，想不想无忧无虑地过不缺钱的日子？”

“当然想了，可怎么发财啊！”

小金问：“你有信用卡吗？透支取现啊。”

日本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但日本民众对信用卡透支的看法仍然比较传统，与欧美国家提前消费的习惯相比，日本消费者仍然喜欢有多少财力花多少钱。伊藤的信用卡还真是在进新宿时装专科学校时办的，消费透支额是30万日元，取现透支额是10万日元。

“别开玩笑了，拿完了还要还，不还是自己的，又没自己生出钱来！”伊藤摇摇头。

小金让伊藤一手拿信用卡，一手掏出手机。日本是世界上运用手机3G技术最早最成熟的国家，早在苹果I-PHONE红遍全球之前，日本人已经习惯用手机上网、购物、消费了；日本国土面积和居住面积都比较狭小、很多像伊藤这样的年轻人干脆舍弃了手提电脑，平时游戏、购物、上网浏览等，都依赖手机了。

小金摁了一连串数字，伊藤的手机上跳出了一个泰国食品专卖店。

“这是我同乡在附件开的一家小超市，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伊藤认真地浏览了5分钟，满眼都是东南亚风味的进口食品，以及一些便利店经常销售的本地饮料，实在没什么新鲜的，价格上，也和便利店大同小异。伊藤苦笑着对小金摇摇头。

小金一本正经地要求道：“只要你买20万日元的东西，我立马给你10万日元报酬！”

伊藤更摸不着头脑了，看小金的样子，酒没喝多，正清醒着呢。

“伊藤，你只要手指动动就行了，你用信用卡买了这个商店20万日元东西后，一个月左右，信用卡公司就会把20万日元汇到超市的账户；超市的老板会把18万日元再给我，我拿8万日元，你拿10万日元……”

小金见伊藤还没明白，索性埋单后拉小金到同乡开的酒吧，把刷卡套现的奥妙托盘而出。

在日本，大白天在银座等商业繁华区逛街的年轻人不多、男性更少；大白天逛街，在日本有“游手好闲”的嫌疑

六本木星条旗大街，美军基地前的马路上睡在纸板箱上的无家可归者。 

原来，在日本，很多来自亚洲、非洲、南美等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因为收入、担保和国籍问题，无法申办信用卡。作为世界上表名的、对本国公民特别优待的国家，日本国民在成人后就能拥有自己的信用卡（贷记卡在内）。而几近零利息的日本，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储蓄大国，尽管金融机构商业化、全球化程度很高，但老百姓似乎对超前消费、理财生钱这些概念不怎么感冒。伊藤是一个最佳例子，尽管他在日本属于“混得较差”的一类人群，甚至可以说是日本版的“蚁族”，但仍然没有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意识；尽管他学业一塌糊涂、不求上进，但对学生时代欠国家的就学贷款悬而未决还是耿耿于怀——这或许成了他当前所有苦恼的核心问题了。当然，这一切并不复杂的烦恼，小金全都掌握了。同时，日本是一个万事为消费者考虑太过周全的社会，包括银行在内，很多手续和服务，都不用消费者本人花费太多的脑力和体力就能安排得精准而到位；加之涉世未深，因此很多日本年轻人对信用卡、个人信贷、个人信用等现代金融理财名词的深刻理解是非常粗浅的。

小金这次专门找到伊藤，是经过精心策划和考虑的。小金在同乡的引荐下，加入了当地的黑社会组织，因为小金的日语比较出色，所以头目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刺刀不见红地捞钱”，说白了，就是金融犯罪。怎么玩呢？先以他们同乡开的一家超市为基地，这家超市无非销售一些来自异乡的食品，在商品高度丰富化的日本，一无销路、二难存活；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么一家类似道具的超市，好戏才能上演。小金和其他一帮小兄弟们，四处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年轻人，前提是，那些人都是“飞特族”般的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困难、急需用钱……当然，必须要拥有信用卡，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藤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当小金一帮人物色到这些持卡的日本人之后，就唆使他们把信用卡的消费透支额度尽快用光，一般来说，取现透支打头阵，接下来就是消费透支；消费平台自然是小金同乡的那家超市；超市在拿到信用卡公司汇过来的现金后，扣除大头目的“手续费”（一般是10%）再交给小金自由支配，小金再以大约五五分成的比例把现金返还给原来的持卡人（消费透支人），然后再催促他们不断地申领新卡，直到把这些卡统统刷爆……至于刷卡人个人信用的彻底“破产”，那就不是小金他们关心的事情了，反正，“像伊藤这种‘没出息’的家伙，一辈子打工也不一定要用到信用卡了。”（小金的原话）

其实，刷卡套现，在世界上并非什么新鲜的诈骗和洗钱手法，但正因为日本社会的秩序、自律，造成了日本人对类似违法行为的免疫力降低，而终身雇佣制的基础动摇、临时工合同工的增加，造成了整个社会厌恶消费的人群基数扩大。请注意，没有人生来就是厌恶消费的，伊藤这样的日本年轻蚁族，孤身一人来到东京打拼，已经断绝了返乡的后路（返乡后工作更难找到），这一群人之所以紧缩消费、“厌恶”消费，更多层面是因为东京的物价实在太高，不省着用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由此，伊藤们还是很缺钱、很渴望得到老天爷额外的赏赐的。

第三节　高利贷前奏曲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无奈：很多北京人对王府井和西单非常陌生，很多上海人对新外滩的布局一窍不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往往，自己身边的东西，自己不会去注意。

前原原来是日本五大商社的白领职员，在日本，这份职业人人羡慕、等同高级公务员，某种程度上，因为其海外出差几乎不受限制，可以住五星级宾馆、用公司交际费招待客户、周末经常高尔夫连着夜总会……因此，可能比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官员还要自由潇洒。

前原担当的是汽车钢材贸易，经常到中国和东南亚出差。可是，这哥们在澳门染上了一种病——赌博。

按理说，日本是世界上赌博并热衷的民族之一，但衣食无忧、自我感觉良好的前原却因为在赌场酒店搭识了一位菲律宾美女而几乎天天沉迷其中，后来前原回想起来，非常怀疑那位美女是和赌场或者相关高利贷业者有关的“钩子”。

就这样，前原从向公司撒谎旷工开始，一直到输的只剩下护照回国，手上的收手表、乃至日本人习惯使用的皮质零钱包都在澳门当掉了。

狼狈的他只能返回日本，公司上司还没明白实情，以为前原遭到打劫，于是放了他一个长假。没想到，前原向同事借钱后继续返回澳门，试图把先前的损失“博回来”。结果是不用质疑的——再次输个精光！

就这样，前原再次返回日本，再次向同事、同学以及亲朋好友借钱……他的谎言和行为终于暴露，在步调统一、思维相对传统的日本社会，前原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沉迷于赌博的消息一旦传出，那么等于间接宣布了其在较上层社会按部就班生活的结束。前原成为他所在商社10年以来第一位被辞退的正式员工。据说，在被宣布辞退并收拾个人物品的当天，他趁午休溜进办公室，还顺手牵羊地把几个同事的提包都翻了个底朝天，幸好。日本人一般身边不带很多现金，而且外出吃饭休息时也习惯带上自己的钱包；同事们发现损失不大，念同事旧情，也就没有向警察报案。前原离开时恰恰忘记了一样重要的东西——他的私人印章！

日本是世界上比中国更强调印章印鉴的国家，只要在正规企业上班的工薪族，不管蓝领白领，日本人几乎人人一个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私章）。有时候，公司上层发一个员工传阅的文件下来，都需要看过的员工每人都在上面盖一个私章。印章在日后前原的洗钱过程中，一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前原在东京游荡半个月后，弹尽粮绝，于是开始私人借贷的生活。第一次玩私人消费借贷的他经验不足，被正规的借贷公司发现私人征信上的问题，于是，只到手20万日元，这点钱，对自管纸醉金迷的前原来说，塞牙缝都不够，很快便在酒吧和餐馆里消耗光了。

就在他几乎走投无路，准备返回老家父母家的时候，前原在车站遇到了他高中时的同学小泉。高中时代，因为小泉家庭背景不佳，据说亲戚里有人和当地暴力团瓜葛，因此，包括前原在内的同学都不怎么搭理他，但此时此刻，看着衣着光鲜、名表珠宝缠身的小泉，前原不得不刮目相看起来。

相当于中国的暂住证或居住证的日本“住民票”样本。 

小泉邀请前原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居酒屋小酌，在得知前原的狼狈的真相后。小泉竟然决定和前原一起“弄点大钱花花”，一路上，他把自己的计划向同窗托盘而出。

前原和小泉先到印章社加急刻制了一名私人印章，然后在涩谷一个位置偏僻的房产中介租赁了一个小房间，接着马上来到租住公寓所在区的役所（相当于中国城市里的区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日本存在着并不太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作为日本公民，除了拥有证明原户籍地的户籍证明外，每到一个新的居住地或工作地，按照规定，还应办理相当于中国暂住证或居住证的“住民票”。前原把自己的驾驶证和私章递进窗口，填写了一张申请表格后，办妥了所谓“印鉴登记”，并拿到了“印鉴证明书”。前原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印鉴登记”和“印鉴证明书”。其实，在日本也有“学区房”的概念，户籍和住民票对口的居民，才能把孩子送到相对应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初中等义务教育机构。

前原和小泉让办事人员将到手的住民票和印鉴证明等各复印了几十份，在“大社会、小政府”的日本，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办事人员即便觉得居民的要求非常怀疑，隐约感觉到这么多复印文书几乎肯定是用来借高利贷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为人民服务”的，哪怕对方的要求和目的是多么的荒谬。更何况，在日本连借高利贷，也是合法合理的个人行为。

日本的户籍誊本的示范样本。

2000年6月开始，日本将消费信贷最高借款利息从年利率40%下调到29.2%。很多所谓正规的消费信贷企业觉得受益受到巨大影响，纷纷转入地下活动。

在东京，很多干着非法勾当的消费信贷企业，披上东京都知事（市长）亲自批复的登记注册的外衣，开始新一轮的搜刮民脂民膏的业务。一般来说，凡事拿到“都（1）”类的，都是开业在3年以内的；“都2”类的，表示开业4年以上的……以此类推。但是，绝大多是放高利贷的不良商号，几乎从来没有在“都（2）”以后继续取得（3）或（4）的记录，为什么呢？很简单！即便到了可以（3）、（4）等更高级别证书的年限，他们早就改头换面、逃之夭夭了。绝大多数高利贷业者，一开始向东京都知事申请正规营业登记注册证书，无非是为了在报纸杂志或网络上登广告时更具欺骗性而已。

一个简单得例子是，1998年到1999年一年，东京都内申请登记（1）类的消费信贷企业有1284家，但在达到可以升级为（2）类年限的时候，却有966家选择“自动淘汰”或消失，这个比例高达75.2%。

1999年到2002年，东京都内申请登记（1）类的消费信贷企业为5157家，而最终自动消失的也高达近4000家。

根据日本警方的统计，每一家非法高利贷企业背后，受害者人数高达188.7人，平均每人涉案金额为20-30万日元之间。

第四节　借款游戏

前原和小泉翻了两天的报纸和杂志，为了提高效率，他们选择了市中心麻布附近一处新旧楼宇混杂的地段，这里人际混杂，黑人很多。按照广告的刊载频率，这个地段大概集中了40家以上的借贷公司和高利贷业主。

前原和小泉专门研究并盯上的，恰恰是上面说过的（1）类业者，本来，他们就没打算借后换钱，而他们心里清楚，绝大多数非法高利贷业者，根本没资格也兴趣从日本JICC（日本信用情报机构的简称，那是一家专门为日本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客户信用信息调查和统计的机构，其信息与入会付费的银行联网、并实现互动；也就是说，一个客户在A银行产生恶性透支或逾期不还记录后，其在B银行申请新业务时，就会受到不良记录的影响……）查询借款申请者的信用记录，因为其本身就是“地下金融体系”。他们盯上一家就借一家，然后溜之大吉，万一高利贷业者根据住民票找到前原的租住地，那么小泉那帮暴力团的哥们会搞定一切，黑吃黑地把盯梢的家伙狠揍一顿。

高利贷业者的办事处一般都比较隐秘，充分照顾到客户的隐私，门口尽量不设任何显眼的标志和探头、灯光昏暗，与日本著名的情人旅馆大堂有得一拼。

一般来说，要想“表演”成功，必须遵循以下技巧：

1）尽量低调而老实，不要给高利贷业者留下自负的印象。

2）尽量不要表示现在已经失业，而必须是“有工作”，但“薪水不够用”。

这是一张美国人在日本办的驾驶执照，住所是日本群马县的，国籍（本籍）上显示的是美利坚合众国。 

3）不要给对方的嚣张气焰或恐吓吓倒，急需用钱的人，是不怕恐吓和损人的。高利贷老板往往会通过故意伤害借款者自尊心的手法来考验对方是否真的需要借钱。

4）不要自作聪明地表达太多。

5）要强调自己的直系亲戚是教师或公务员之类的职业，这样，给对方一种即便还不上钱，家里人还能应付得来的印象。

6）驾驶证（复印件）非常管用，但一定要复印件，否则，正本给对方扣押，今后撤离就不方便了。在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某种程度上，驾驶执照是比护照都重要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而且，补办的手续繁琐。

7）最好强调自己的职业是出租车驾驶员或者物流快递员等，这样，顺理成章地，对方就无法扣留借款者的驾驶证了。

此外，借款过程，借款申请人提出的金额，往往会被高利贷老板讨价还价。比如说，这次前原想借100万日元，对方会提出只能借50万，最后，一番来回后，最终借款定格在十天还款的80万日元。通常高利贷利息是最高年限的29.2%，应该再加上十天10%的特别手续费。

十天10%的利息，换算成年利息的话就是惊人的3000%以上（百分之三千）！这不是高利贷，而是明晃晃的抢钱了。傻瓜才会相信你能按照协议书上约定的十天偿还，而越是拖到后面偿还，借贷方的利润越高！高利贷业者十分明白，当初去的款子，能确实连本带利收回来的比率并不很高，因此，利率非得达到摩天大楼级别才行。

当然，在前原当场拿到80万日元现金时，高利贷老板会当场扣除8万元（80万的10%）的第一天的所谓利息。

第五节　一报还一报

就这样，前原与小泉马不停蹄地在一周内把麻布的高利贷业者都“搜刮”了一遍，借到了惊人的2000万日元，战果颇丰，一般来说，他们每次出具的文件和材料有：

1．驾驶证复印件

2．住民票复印件

3．联系电话号码（当场确认）

4．印鉴证明

5．户籍证明（家庭成员）

之所以要快，就是要赶在10天债务到期前，那整个地区扫荡完成后，彻底离开这个活动区域至少半年。期间主要遇到的麻烦会有：

一，期限过后高利贷业者不断的电话提醒或骚扰

东京麻布一角，在警视厅的巡逻车对面的大楼里，就有几家地下金融体系的消费信贷业者

东京六本木和抹布交接处的一个胡同口，老旧的祖屋后面，没准也能嗅出高利贷的味道

二，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对租住地的监控

而当10天后，即便前原和小泉更换了电话号码，高利贷业者就会开始骚扰他们的家人了，这些资料，在借款时是必须准确告诉高利贷业者的。但在日本，这种骚扰有时候并不可怕。经常听说日本人为借高利贷自杀的，也不可否认，一些黑社会的高利贷业者会用威逼的手段催债，但在法治相对健全的日本，一般上门砸东西、抓人扣人的闹剧很少发生。而日本社会，虽然孩子成年后与家庭关系比较淡薄——几乎不存在子债父还的规矩，但这个民族恰恰视声誉为生命，很注重面子，要是高利贷业者几乎每天都到借款者家人门前吵吵闹闹、干扰了邻居休息，那么，大多数家人都会替当事人那高利贷还清、实在没办法还的，只能选择搬家，甚至走上绝路……

前原和小泉之所以这么放肆，很大原因在于前原的父亲是退休警官（在借款时，前原自然是不会透露这一点的），而小泉的亲戚里本身混迹暴力团的不在少数，于是，当高利贷业者上门催债时，就会领教比自己更难缠的对手了。

前原在挥霍的同时，仍然时不时地赶到澳门“小来”几下，存粮花光之后，再次回到日本，发现在东京繁华地段已经没有他没有“吃”过的地区了。于是，他和小泉又策划了另外的行动。

在日本，有一种“摩西摩西”诈骗术。所谓摩西摩西，就是日本人打电话时说的“喂喂”。诈骗者经常会在调查清楚目标家庭的结构和组成后，突然打电话给独自在家的老人或主妇，编出家属、孩子等在外面出车祸、发生事故的故事，装扮称热心人的样子，上门取现或直接要求受害对象将救急钱款打入指定账号。虽然这个诈骗术原始而可笑，但100次尝试，总会有接近5%的成功率，犯罪成本不高。

前原与小泉倒是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的既定方针是“劫富济贫”和“黑吃黑”。

前原和小泉溜达到了九州，他们针对中小企业开办了一个融资中介。前原充当社长，因为其在日本大商社里工作过，所以在衣着、谈吐和腔调上，挺像那么回事，非常具有欺骗性。在日本，中小企业同样存在融资借贷困难的局面，尤其是一些与色情有关的营业场所。于是，融资中介就有了活路。比如，一家即将开业的性虐待俱乐部的老板，在装修到一半时，发现要招聘到合格的“女奴”（性虐待俱乐部里充当被蹂躏角色的色情服务员）要花很大代价，于是登门意欲借贷2000万日元，在一系列貌似严谨而繁琐的申请手续完成后，前原和小泉就顺理成章地要求融资企业将10%的融资保证金打到其指定账户上……当然，结果是大家都能猜到的。这种“智能型”犯罪，充分体现了前原本身的“价值”。

2005年度，日本该类诈骗案件高达21612件，涉案金额达到令人乍舌的251.5亿日元！

渐渐地，虽然有暴力团在背后罩着，前原和小泉也感觉到坏事做绝后的尴尬和不安，他们想到一个主意：出钱买一个新的身份。日本严重老龄化，很多经济条件不宽裕的独身老人，很乐意通过领养、收养孩子的方式赚点外快。前原在离开东京一千公里左右的福冈县给自己找个这么一位年近90的“父亲”，名叫山田。于是，一个月后，前原的新户籍改名为“山田”了，随之，驾驶执照和其他材料都随着那位福冈老人的姓更改了，一个全新的姓“山田”的年轻人在日本诞生了。

山田，和改名为佐佐木的小泉一起，开始筹划把“事业”拓展到在澳门和东南亚常驻的日本人圈子。

这是一家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企业的网页内容，放款银行是日本最大的三井住友和三菱东京银行；可以肯定的是，该公司是JICC会员单位，对个人征信比较重视。在存款利率接近零的日本，大家爱可以注意到：它的利息从4.8%到18%不等，够给力了！

就像扒金库里经常混迹着那些专业级的老千弄钱捣乱一样，黑心黑肺的高利贷行业，也会遇到更黑更野的主。在日本，善于洗钱的行业“从良”之后首选经营高利贷，正因为如此，高利贷行当遇到前原和小泉这样专业级的“反高利贷”高手，也不敢报警上法庭。而当前原和小泉之流挥霍着诈骗来的“赃款”之时，似乎又把这些钱“洗干净”了，是负负得正吗？还真不好说。至少，是一报还一报吧！

第六节　攀亲戚，不一定只找有钱的

一直到2011年5月4日为止，在东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中失去父母的“地震孤儿”的总人数为132人，超过了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的孤儿总数的一倍以上。日本文部科学省称，孤儿的定义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根据这一定义，目前在灾区三个县的孤儿确认为132名。这些孤儿现在都由其亲属或乡亲领养。此次大地震，共有25056人死亡或失踪。阪神大地震时的死亡和失踪人数为6437人，孤儿为68人。

在日本东北灾区的避难所，一些孩子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搭积木，然后把它们一下子推倒，还喊着：“海啸，海啸！”3月底，已意识到灾后孤儿问题的日本厚生省启动了一项官方调查，派遣400名地方儿童咨询机构工作人员等到各个避难所走访，确认是否有父母死亡或者亲人下落不明的孤儿。

领养日本孤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简·爱伦森博士是全球孤儿基金会的创办者，她向那些急于领养日本孤儿的父母说：“经历了灾难的恐怖以及失去亲人联系的痛苦，许多孩子的心理非常脆弱，这是一种精神创伤。而要治疗这种创伤，领养并把孩子带到国外生活并不是最佳方式。让孩子与他们熟悉的社区或者人（比如邻居或者其他亲戚）在一起更稳妥。另外，从目前情况看，设在灾区的避难所基本可以提供食物与安全庇护，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孩子（在那里）的生存问题。”

国际儿童权益组织“彩虹儿童”的发言人玛莎·奥斯伯恩同意爱伦森博士的看法，她在“彩虹儿童”网站上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国际领养日本孤儿目前并不合适的几个原因。其中有一条说，现在还很难区分哪些儿童在日本完全没有亲人。虽然灾难让家庭成员分离，但重聚的希望依然存在：“在任何自然灾难后，家庭成员暂时失踪和分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努力帮助孩子与他们的家庭或者其他亲人团聚。”

奥斯伯恩说，即使是在3·11特大地震发生前，要在日本领养孤儿，父母需要接受一系列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适合领养孤儿。这些评估很冗长繁多，有时简直像一场折磨。

“地震发生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各级政府机构全都忙于各种事务，比如稳定供应清洁水源、食物、照顾伤员、掩埋死者、维护灾区秩序。他们还要竭尽全力保证福岛核电站放射性元素泄漏的事故不会进一步恶化。这样一来，处理领养日本儿童的机构就显得人手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事情。”

2010年1月12日，大地震袭击海地，造成近30万人死亡，世界迅速做出反应，各国人士纷纷表示希望收养海地孤儿。美国是最热心的国家：1090名孤儿被美国家长认领。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造成近15万人死亡，美国人认领了500多名印度孤儿（但是这种匆匆忙忙的认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孩子难以融入领养家庭，还有一些父母等孩子来了以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抚养的能力）。

日本与海地、印度的情况截然不同。奥斯伯恩说：“在海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孩子在灾难发生后没有出路，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没有能力抚养和安置他们。即便是孩子的亲人也希望能有好心人领养他们。而在日本情况就不同了，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日本完全有能力照顾好孤儿。”（以仙台为例，该市儿童咨询所已准备好两个房间，并找来许多棉被、衬衫等儿童生活用品，新潟市也派出8名保育员协助工作。等一切就绪，这个临时机构可以接纳约40名孤儿。）

奥斯伯恩还说，鉴于日本日益减少的人口和日本人强烈的家庭观念，来自海外的领养要求是不必要的。即便孩子失去了父母，他们的亲人也会收留他们：“我相信在地震之后日本并没有出现待领养孤儿的现象。我也相信那些孩子的其他亲人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看待。”

日本恐怕是这个星球上最反感国际领养的国家之一[1]（源自国际儿童服务委员会）。事实真是这样吗？

位于东京的日本十字会组织是日本少数几个儿童领养机构，负责人小川田鹤说：“最近我们收到大量陌生人的电子邮件，绝大多数是从美国发来的，他们希望收养不到半岁的健康女婴……老实讲，这样的邮件让我们日本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想要’从我们这场灾难中获得什么东西一样。”

日本政府目前还没有对国际领养问题表态，但有关机构表示，日本国内有400家孤儿院，有完备的设施，对每个孩子都有详细记录。此外，日本的户籍制度也非常健全，它不仅能帮助失去双亲的孩子找到其他亲戚，同样也可以根据血缘关系找到遥远的亲人，所以对孤儿来说，要找到这样有血缘的家庭收养，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领养本身并不抵触，日本人抵触的是国际领养、爱心泛滥、把展示自己的爱心当成自我心灵满足的虚荣——尤其在遭受灾难之后，把领养目标定位在那些年幼的、世界观还未成形的年幼的孩子身上。而日本人对领养收养这件事本身，其态度是亚洲国家里最开放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欧洲大量战争孤儿的出现，世界潮流的领养制度开始从古罗马风格的强调父权和亲生血脉的概念，渐渐转向为所领养孩子的人生幸福考虑更多的方向。日本也紧随欧洲出台了相应的法律。

目前为止，日本发生领养最多的是，夫妻离婚后被判抚养孩子的一方带着孩子再婚时作为养子（女）过继到新家庭里面。但同时，日本法律也并不限制成年人成为他人养子的权利。而一旦当领养或过继成年人（子女）的情况发生后，之前围绕孩子的幸福这一美好愿望就渐渐成为一句空话。理由是：日本很多人为了节约遗产税，竟然钻法律的空子，把自己的孙子孙女认领为“养子（女）”——因为日本遗产税不低，有钱的福父母如果把财产留给子女，要加一次税；而子女再把加过税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孙辈），就又要再缴一次税。与其如此，不如来个痛快的，直接把财产留给孙辈，这样只要缴一次遗产税即可。此外，日本还有一种情形：成功企业或品牌的掌门人，因为自己没有儿子，为了家族产业的时代流传，把招女婿过继为自己的儿子……

从日本历史分析，最初提到过继领养制度的，是受到中国唐朝律制影响而创立的《大宝律令》。但是，不同于中国历来强调血脉传承的宗族社会思维，日本的《大宝律令》具有日本自己的特色：只要是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人，就能比较容易地成为相对年长者的养子（女）；日本贵族社会领养远亲、外族、平民中潜质优秀者当做自己子孙的情形非常普遍。甚至，在日本历史上一度出现过因为乱认养子造成辈分交错、尊卑颠倒的乱象。

古代日本，和中国以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商人地位很低。按照排位，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工匠）、商（商人），商人是社会层次最低、最不受待见的阶层，尽管商人普遍都很有钱。而古代日本对武士的要求一直是要维持自己清高和节俭的亮节。于是，很多武士们实际上沦落为只拿微薄的薪水、徒有虚名而生活潦倒的“赤贫”阶层。江户时代后期，很多“底层”商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开始想着法地尝试爬向上流社会；正好，很多世袭武士家族穷困潦倒，连买菜烧饭的仆人都快用不起了，于是，商人们开始领养或联姻武士家族的孩子，各取所需。商人们把武士的孩子过继来以后，往往整个家族直接改为武士家的名号，当时，相比名声，似乎家业的长久维系更为重要——当家业上贴了高层次的武士家族的印记，那么经营的安全系数将大大增加。而这一切的过继和领养，只要双方谈妥，操作手法一点也不繁琐，甚至，连周围百姓对这样的“名分联姻”也都不会产生反感。可以说，江户幕府开始，日本的领养和过继制度开始更趋松散和缓和。

现如今，不法之徒利用日本国内领养过继手续相对方便、领养行为非常宽容的社会环境，开始用不断调换操作手身份的方法诈骗和洗钱。日本虽然至今保留户籍制度，但在尊重个人隐私方面堪称完美。比如，当前原过继到山田家之后，前原原来的户籍和背景材料就不会被政府职能部门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他的新身份联系起来，山田会成为一个崭新的人；如果公共职能部门或服务机构轻易调出并利用“前原”的旧身份，那么，这就是对公民人权和隐私权的莫大的伤害，往往调查本身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会被调查对象诉诸法律并成为媒体头条的丑闻（你现在可以调查一个人，谁知道不会调查其他十个人甚至一万个人呢？）。而且，除了金融厅和警察厅以外，日本不存在类似美国CIA、FBI这样的经常可以凌驾于法律规范之外的强力机构，对于法律不允许的调查方式得到的信息，其利用往往要花费很多精力，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西方意识形态对公民权和隐私权的绝对尊重，在日本被解读并执行得“认真过头”了。这也难怪，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体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根筋”。任何事情，都被划定严格的界限和规范。比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走茶凉”等等都是类似特点的反映，并不像在中国这样略带一丝无奈和贬义。同样，当一个企业、一个公民主动或被动地更改名字、更改身份之后，之前的名字、称号以及与其相关所有的“陈年旧账”，一般也就被“寿终正寝”了。

日本老龄化严重，经济上心理上陷入困境的老人，往往只要几句好话、一点点好处，就能达到“被领养被收养”的目的了。攀亲戚，很多时候不一定只找有钱的，虽然目的也是为了钱！

日本的领养制度，或许成为洗钱和诈骗犯罪的新兴平台。

[1]国际儿童服务联合委员会的数据：在拥有近1.3亿人口的日本，真正被确认为孤儿的仅2.5万人。每年只有不到500名孤儿被日本家庭领养，国际领养的数字就更少了：每年不超过50例。相比之下，美国人口是日本的两倍，而它的孤儿数量是日本的80倍：2009年，就有200万美国孤儿。此外，每年有近100万美国孤儿被个人或机构领养。国际儿童服务联合委员会主席汤姆•迪菲利波说，日本人非常注重家族、门第观念，因此，“在这个国家，领养并不受欢迎。”

第六章　充满活力的“活力门洗钱”

2006年1月1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与日本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以活力门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有关规定，强行搜查活力门公司总部及其董事长堀江贵文的住所。次日，日本股票市场受到这一消息的震撼，股价大幅下落。1月23日，堀江贵文被正式逮捕。

活力门危机（Livedoor shock；日文ライブドア·ショック），又称“活力门事件”，是2006年日本证券金融市场的一起事件。由于这起事件是由日本活力门公司的丑闻引起的，因此被称为“活力门事件”。

现在，在日本经济界，“活力门事件”不仅指活力门企业的股票暴跌，而且也用来指日本股票市场整体的下跌。同时，日本相当一部分经济和金融界人士更把它看做是现代企业和金融体制下高级洗钱的一个经典案例。

按照通常的理解，活力门这个IT新贵的结构如下所示：

Livedoor企业网络活力门公司（株式会社ライブドア，Livedoor Co，Ltd.）

活力门市场公司（株式会社ライブドアマーケティング，Livedoor Marketing Co，Ltd.）

活力门金融集团公司（株式会社ライブドアフィナンシャルホールディングス，Livedoor Financialho活力门控股总公司ings Inc.）

媒体交换机公司（メディアエクスチェンジ株式会社，Media EXchange Inc.[MEX]）

城动公司（株式会社ダイナシティ，DYNACITY Corporation）

活力门汽车公司（株式会社ライブドアオート，Livedoor Auto）

Turbolinux（ターボリナックス株式会社）

塞西尔公司（株式会社セシール，Cecile）

第一节　“活力门事件”回望

回望2005年7月，日本股票市场的日经指数从12000点涨到16000点，这一大涨33%的趋势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经济复苏的象征。此后，各大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都非常活跃，让人容易联想到1980年后期的泡沫经济时代的情景。活力门事件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突然爆发的。

2006年1月16日16时左右，日本放送协会等各大电视台突然开始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为由搜查活力门总部、董事长堀江贵文的住所以及堀江贵文在新宿的办事处等。起初，活力门公司曾否认这一消息，但不久被证实这并非谣言。

东京检方宣称的具体搜查事由是，活力门公司进行了虚假交易并非法洗钱。起因是：2004年10月，活力门公司控股75%的日本“价值点击公司”（后更名为“活力门市场公司”）与“金钱生活出版社”（Money Live）进行换股并购，将“金钱生活出版社”变为自己的全资孙公司（子公司的子公司）。而“日本价值点击公司”在同年11月的结算短报中，将孙公司“金钱生活出版社”并购前的营业额混合计入子公司价值点击公司的财报中以虚增业绩，并以此超出市场的优异表现来激励行情推动股价上升。

受到这起超级作假事件的影响，与活力门公司合作的富士电视台也发表声明，宣称将研究包括取消与活力门合作等手段在内的应对方针。富士电视台曾与活力门签订协议，约定在2007年9月不向第三方出售所持的活力门的股份，但这一协议随着堀江贵文的辞职而失去效力。当时富士电视台还享有就富士电视台本身股价在这次事件中所受到的影响而向活力门提起赔偿损失的诉讼的权力。

日本网络公司livedoor遭到搜查行动的次日，也就是17日开始，包括其相关的股票在内，东京股票市场的科技网络类股票出现暴跌。但是，通过的当天股价变动图，可以看到狭义上的活力门危机在当天上午就已结束（活力门本身的股价已呈现止跌态势）。但下午13点过后，部分大企业的股票也开始下落，整个市场开始陷入恐慌性抛售的混乱局面，这是广义上的活力门股灾。

2006年1月18日，东京股票市场突然出现大量个人投资者的下单委托，在当天14时40分，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猛增至438万手，即将突破东京交易系统的450万手的处理能力，因此，交易所在收盘前20分钟被迫采取了非常罕见的全面停止股票交易的紧急措施。此外，19日的下午交易时间也被延迟，造成当天整个交易时间被缩短30分钟。

2006年1月19日，活力门公司与活力门市场公司的股票连续三天跌停。投资者担心被报道的疑似罪名一旦被证实，活力门将被取消上市资格。而在此前一起大幅下跌的其他公司股票价格，则开始急剧回稳反弹。当日，日本前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金融、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与谢野馨公开批评Monex证券的突然下调活力门等公司担保能力的做法。Monex证券对此表示反驳，但在当天收回了对活力门自动公司的担保能力变更措施，调回到之前的水准。

2006年1月20日，活力门系列企业的股票依然持续下跌，但市场整体已基本恢复平静。不过，19日与20日的交易笔数仍然达到了390万笔左右，已非常接近东证交易系统400万笔的停止交易警戒线。为此，有关方面也开始计划在年内将交易系统的处理能力提高到700万～800万笔。

2006年1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检察院以堀江贵文董事长、负责财务的宫内亮治董事、兼任关联企业“活力门市场公司”总经理的冈本文人董事以及子公司“活力门金融公司”公司总经理中村长也等人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为由，将四人逮捕。

2006年1月24日下午，活力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现年33岁的堀江贵文辞去总裁职务，并决定由集团下属名为会计软件企业“弥生”公司总裁平松庚三接替堀江，担任集团总裁，堀江的法人代表权也移交给董事熊谷史人。

此外，活力门二号人物、首席财务官宫内亮治以及活力门旗下“活力门营销公司”法人代表保屋野聪（音译）也于当天辞职。

2006年2月，民主党指控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的儿子收受堀江贵文3000万日元的贿赂。

2006年3月13日，东京证券交易所宣布，活力门以及活力门市场两家公司的股票自2006年4月14日起下市。

2006年4月27日，堀江贵文在三个月的羁押后，以3亿日元的保释金获得交保。

2006年6月5日，由于涉嫌与活力门公司进行内线交易收购富士电视台股票，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逮捕了日本村上投资基金总裁村上世彰，引发当日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行情剧烈波动。

2006年9月4日，堀江贵文首度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应讯。他辩称无罪，也没有指示部属去做。他还指称，检方的起诉书充满恶意内容，让他很意外。

2007年3月16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堀江贵文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不得缓刑；堀江贵文坚称自己无罪，扬言将提出上诉。该日下午，堀江贵文以5亿日元的保释金获得交保。

2007年6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公审日本“村上基金”（MAC Asset Management）前法人代表村上世彰（Yoshiaki Murakami）等人，村上世彰在股票交易中涉嫌内幕交易而违反《证券交易法》，被东京地方法院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300万日元（约合18.6万元人民币），同时还将追缴11.49亿日元。时年47岁的村上世彰曾是日本资本市场风头最健的人物之一。他于1999年成立村上基金，启动资金40亿日元。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资金规模已扩张到超过4000亿日元。村上世彰获刑后当庭表示上诉。判决后，被告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保释申请。东京地方法院批准对村上世彰实行保释，村上缴纳保释保证金7亿日元后被保释。

2011年3月25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中，堀江依然被认定有罪，并维持原判。堀江不得不因此而走进监狱服刑。

堀江的入狱曾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反资本主义声讨，报章评论对于企业高管对金钱的贪婪表示不满，重申日本更具责任感的经济集体主义形式的益处。

同样出自九州福冈的2010年日本首富软银孙正义，与堀江贵文、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曾被并称为日本信息科技界的三强，而2009年的日本首富已易主为经营平价连锁的优衣库总裁柳井正，这也被很多人认作保守主义的回归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无论资本时代是否重新复苏，人们仍始终不得不面对那个古老的问题：市场如何充分激发人们的智慧，又不被贪婪的本性所腐蚀？

但是，时不时地，即将身陷囹圄的堀江贵文还是会发表“震惊日本”的炸弹性言论。

第二节　活力门事件主角——敢说敢做的堀江贵文

堀江贵文最喜欢的是金钱和奢华的生活，但坦率地说，他本人其实对中国（市场）和文化一直有所偏爱。 

2011年2月上旬，日本著名的“草根大嘴”或者叫“富豪大嘴”的堀江贵文在操纵股价和洗钱事件之后，再次成为日本全国关注的焦点。

堀江贵文在参加2月4日日本朝日电视台的一档“从早说到晚现场大讨论”的节目时，朝日电视台的主持人正好邀请各界嘉宾讨论钓鱼岛问题，堀江贵文在节目中说：“把尖阁诸岛（钓鱼岛）让给中国得了，有什么问题吗？”日本庆应大学讲师竹田恒泰随即说，“太有问题了，这侵犯了日本的领土。”在场的一些专家也批评“现实主义”的堀江贵文对问题的认识“太简单”了。

“把尖阁诸岛让给中国得了，有什么问题吗？”日本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活力门”原总裁堀江贵文的这句话引爆了日本网络。这位曾创造日本网络财富神话、之后成为阶下囚的前亿万富豪日前表示，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附属岛屿）问题已经让日本产生了“政治空白”，无法处理其他重要问题。2月10日，日本各大论坛网站充斥着谩骂堀江贵文的声音，“卖国贼”、“滚出日本”等言论随处可见。

虽然也有支持堀江贵文的声音，但是日本国内批判的占据大多数。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堀江贵文2月8日接受日本“自由报道协会”采访时表示：最让他担心的是日本政府因为尖阁诸岛问题产生“政治空白”，无法处理其他重要的课题。他认为，尖阁诸岛问题已经导致日本出现政治混乱，如果只盯着这个问题，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他还说，“中国占领冲绳”的担心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中国“占领冲绳”，世界舆论不会沉默，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交往会变得困难，经济贸易也无法进行。从成本上考虑的话，“中国侵略”之说并不现实。

在日本右翼网站2ch上，“堀江贵文建议‘出让尖阁诸岛’”的新闻长时间占据头条，跟帖者中充斥着“卖国贼”、“滚出日本”的谩骂。但日本国内真正清醒的有识之士坦率地表示：堀江贵文的话虽然直白，但实际上有一定道理。2010年9月的日中撞船事件，其负面影响的深远和深刻，可能是民主党政权没有料到的。过去，日本自民党政权曾与中国方面暂时搁置领土争端问题。可是，民主党政权破坏了双方的平衡关系，造成日中关系的发展停滞，也让民主党高层感到问题难以解决。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政治空白”。

实际上，日本政界、经济界都有实力派人物主张要淡化领土问题。因为目前日本与中国、俄罗斯、韩国之间都存在着领土争端问题，如果日本只对中国强硬，对其他国家“软弱”，日本的外交就更会遭遇国民的非议。但是，如果日本对谁都强硬，中、俄、韩三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日本会更为难。

堀江贵文就是这么一个人，想什么说什么，现实的与犹太商人有一拼，而他在商业上展现出来的天赋，现代日本社会很少有人能出其左右。

堀江贵文（Horie Takafumi），1972年10月29日出生于日本九州福冈县八女市，是日本知名门户网站——Livedoor（活力门）的创始人兼总裁，因他长得跟哆啦A梦（Doraemon）相似，而被昵称为Horiemon。

堀江的父亲是上班族，母亲来自农家。堀江贵文小时候曾经练习柔道和送过报纸。他就读于久留米大学附设高中，之后考上东京大学文学院。1996年，在从东京大学辍学之后，他从女朋友的父亲手中拿到了600万日元的原始资本，在东京六本木一间潮湿、阴冷的小屋中，创立了第一间互联网公司“生活在边缘”（Livin' on the Edge）。这也成为“活力门”的前身。在2000年时成功登上东京证交所，成为一家上市公司，也就是现在的LiveDoor。

不出几年，“活力门”很快成为日本浏览量第四大网站。堀江贵文迅速证明了自己的天赋，一跃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家，拥有员工2000人。这个网站的商业模式就像堀江的兴趣一样多元，证券交易、电脑服务、软件开发、VoIP通话和流媒体，等等。“活力门”还从成人内容（AV以及比其更色情的东西）上获利，这往往是其他公司拒绝染指之处。

“Livin' on the Edge”在2000年4月于东京证券交易所的Mothers板（新兴企业板）股票上市。在2002年，堀江收购了原本提供免费拨接上网但却陷入财务困境的网络公司Livedoor，并且在2004年2月将自己的公司改名为株式会社ライブドア（Livedoor Co.，Ltd.）。公司设址于东京都港区的六本木新城，并且陆续购并了25家公司，迅速扩张规模。2004年6月，试图收购日本职业棒球近铁野牛队。2005年，试图收购富士电视台与公司大股东发生股权争夺战。

堀江因其善于并敢于冲击日本商界传统伦理而闻名。在2005年时，公司规模已经扩张到2500人，营业额800亿日元。

堀江经营公司的手法非常美国化，极注重数字管理，严控公司的支出，没有一般日本企业交际费用滥用的情形。他摒弃日本企业惯用的平均主义和论资排辈，只要是业绩表现优异的员工，就会很快被提拔。

少年得志的堀江，难免盛气凌人，私人生活极尽奢华之能事，还不时宣扬“金钱万能”的惊人豪语，金钱至上的作风引人侧目。他在日本国内以法拉利跑车代步，旅行时搭的是私人飞机。这与日本绝大多数富豪和传统世袭政治家、实业家的低调内敛形成了巨大的对比。

堀江曾和拥有E罩杯傲人胸围的模特儿西村美保同居，也曾和女星吉川雏乃传过绯闻。他在1999年跟LiveDoor的一位女职员“奉子成婚”，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活力门”紧锣密鼓地赶在泡沫破碎前成功上市，为堀江募集到60亿日元的逃生资本。他深刻感受到资本的力量。在循规蹈矩、保守谨慎的传统商业氛围下，他敏锐地成为金钱竞技场上长袖善舞的谋略高手，通过四次股票分割获得了3万倍的资本，这一冒险的举动为后来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堀江贵文第一笔高调的商业交易是尝试收购大阪近铁野牛棒球队。运营这项赛事的职业棒球联盟和俱乐部本身坚决拒绝了这笔交易，而把它卖给了活力门最大的竞争对手——具有高丽血统的乐天国际。

“他们太傲慢了，认为‘为什么我们要把球队卖给这个小孩？’”倨傲的堀江贵文并未就此罢手。他开始发起新一轮更迅猛的并购之战，与上面提到过的“村上基金”和美国雷曼兄弟合作，一夜之间突袭式地宣告以场外交易的方式收购日本广播公司超过50%的股份，以图间接控股其子公司富士产经集团。

在公开接受的采访中，他口无遮拦地表示美国传统三大电视网络正在衰落，而韩国也随着宽带的普及，电视正渐渐失去魔力。未来应该是电视和网络有机融合的传媒时代，间接控股富士电视台的举动正是为了抢夺这一先机。

日本社会为之沸腾。前首相森喜朗叹息道：“日本教育糟糕透顶，培养了一些除了金钱之外一无所知的人！”富士产经集团选择了“舆论战”——他们利用自身的媒体优势，急风暴雨般对这种“恶意收购”横加批判，唤起民众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并通过官方向活力门等收购方施压；随即，富士产经还利用增发扩股的方式，大大稀释对方已经获得的股份。华尔街的一些大型投行甚至称之为日本的“毒丸计划”。

在两轮对薄公堂之后，从法律层面“活力门”的做法依然无可指摘。关键时刻，软银（SOFT BANK）伸出援手，充当了“白马骑士”的角色，同时软银投资还被允许在五年内（暂时）控股富士产经集团。值得玩味的是，软银早在1996年就曾尝试联手默多克，对朝日电视台发起收购而最终败北。这场纷乱最终以和解告终，但堀江贵文却以小博大，倚靠资本杠杆用230亿日元换回了对方1200亿日元。

这位一度是2005年富士电视台最红火问答节目的座上客的青年，在此事件之后则被迅速逐出了宾客的席位，但这并不妨碍他名利双收，“活力门”主页的访问量一跃冲天。

两起名噪一时的并购案之后，在堀江33岁时，这位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又启动了一项惊人之举——步入政坛！竞选议会众议院席位！2005年9月，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邀请堀江加盟，试图“搞倒”前自民党派阀大佬龟井静香。不过，堀江最终还是以微弱的差距败给了龟井。

这个历来倨傲的年轻人此次被敏感的媒体捕捉到了眼圈泛红的镜头。“竞选并非因为我热衷政治。坦率来讲，我觉得商业比政治更有趣。但日本的政治环境目前令人担忧。没有太多得力的政治家。一般情况下我不想卷入政治，但是鉴于目前日本情势危急，我认为我可以带来改变。”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回味此话，堀江贵文的确道出了日本社会和政坛萎靡不振的症结所在，可谓一针见血。

一系列的并购举动和离经叛道令堀江频频树敌，他还公然嘲笑日本商界精英为“老男人俱乐部”。但公众中的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却格外喜欢他，“机器猫”（哆啦A梦）就是日本新锐网民送给他的绰号，这个日本动漫中颇受欢迎的形象谐音类似于他的名字，堀江对这个绰号当仁不让地笑纳了：“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偶像，我想自己可以激励他们的梦想。”

堀江贵文不仅为这个名字申请了专利，还表示欢迎人们到他博客发表评论，这些评论有支持的（加油！），有反对的（比如说他不喜欢戴领带就是为了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很潦倒），甚至怒声责骂的。他无一例外地都保留下来，“很多负面评论很有启发，删掉它们无异于掩耳盗铃险！”

堀江的胃口不断扩大，像个突击手一样不停收购，趁泡沫后的低价将诸多互联网公司纳入囊中，甚至在连续三年间完成了50余宗并购案。

与此同时，即便在互联网泡沫中逃生的“活力门”，资金链也日渐处于告急的风险中。这种近乎癫狂的状态让他动用了饮鸩止渴的非常手段：伪造假账、洗钱，同时创立了一些空壳公司继续马不停蹄地收购。

雄心勃勃的商业帝国的梦想最终未得善果。这位一度掀起旧日本与新日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社团主义与股东资本主义之间一系列新挑战的破局者，因难以俘获内心膨胀的欲望而坠入了危险的漩涡。尽管事发两年之后，他提前获得保释，但这位曾高度推崇互联网精神的创业者公然宣布，自己将不再重返网络业，而更热衷于继续他的环游梦想。但在这个声称已久的举动未见端倪之时，他又在不久前率先表示了投拍成人电影的计划。

同以往一样，他依然穿着一件T恤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但上面写着“所有的流言都是真的”（All Rumors are true）。这种似是而非的态度更彰显了他历来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始终辩称自己并未触犯任何法律，而认定这是对于他挑战日本既有传统的政治报复。在一个多数指控都被认定有罪，而且认罪一般有助减罪的国家中（日本也讲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种固执的举动并不寻常。

活力门事件后，《读卖新闻》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中，认为活力门事件原因是“经营者和主要干部道德感缺失”的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3%，显然日本公众在用严厉的眼光审视堀江贵文的经营手法和道德观；认为应该加强股票市场监督和相关法规建设的占71%；另外有57%的人认为，日本自民党在去年的参议员选举中支持堀江贵文的行动是不恰当的。

在对活力门事件原因进行多项选择时，除道德感缺失以外，日本公众的选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67%的人认为是“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造成的，64%的人认为是“对股票市场和企业的监管机制有漏洞”，57%的人认为“股票交易规则不完备”。另外，日本金融厅和日本股票交易监管委员会等部门没有充分发挥监管作用，活力门钻法律的空子，利用股票交易迅速成长的事实，使71%的人认为有必要加强股票市场的法规建设和监管，但同时也有19%的人认为没有这个不要。

在有关堀江贵文的调查中，90%的被调查者不认同堀江贵文“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思考方式，7%的被调查者则赞同他的这一想法。在被问到活力门事件前，堀江贵文的所作所为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时，被调查者中认为“正面影响大”的占43%，认为“负面影响大”的占39%。

对以市场经济优先的“小泉改革”逐渐使日本各阶层收入差距加大的说法，有74%的人表示同意，19%的人不同意，持否定意见的人数有较大增加。

在被调查者中对小泉内阁表示支持的占52%，不支持的占36.1%。由于调查方法的不同，很难把本次调查结果和以往的调查相比较。与堀江贵文被捕前的民意调查相比，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降低了4.1个百分点。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日本自民党当时变为38.9%，比原来减少了2个百分点；日本民主党为17.2%，比原来增长了4.1个百分点。

一直处在舆论压力下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承认，自己对在上一年众议院选举中重用堀江的行为负有责任。小泉在自己的官邸对媒体说，如果政党应该为支持一个违反法律的候选人负责的话，“我会虚心承担这一责任”。但心底里，估计同样固执的小泉对堀江贵文仍然欣赏有加。

第三节　好莱坞大片还是教科书？——经典的收购与反收购

话题回到2004年，一出惊动日本和世界互联网、金融界的收购与反收购好戏即将开演！

日本广播公司是富士产经集团的核心公司，也是日本最大的民间广播电台、电视没出现之前，电台生意非常红火，富士电视台就是日本广播公司派生出来的子公司。后来电视发展迅速，富士电视台的实力已超出母公司——日本广播公司几万倍，成为日本最大的私营电视台，在日本有巨大影响力。当时的日本广播公司的市值（2053亿日元）在规模上远比富士电视台（市值5632亿日元）小得多，但是在控股地位上，它却居然是后者的母公司，这就是所谓资本结构关系的倒挂现象。截至2005年1月底，也就是活力门公司发起对日本广播公司冲击之前，日本广播公司持有富士电视台22.5%的股票，是富士电视台的第一大股东；同时，富士电视台也持有日本广播公司12.4%的股票，是日本广播公司的大股东。因此，在收购兼并策略上，拿住母亲就可以套住儿子。

另外，活力门公司之所以会看上富士产经集团，是因为该集团旗下有富士电视台、日本广播电台、《产经新闻》、雕刻之森美术馆及出版社等79个子公司、5个法人机构和3个美术馆，共1万多名员工。这个集团拥有十分庞大的传媒资源，有电视台、广播、报纸、职业棒球队，还有影视、音乐以及出版等许多支柱产业，特别是其庞大的娱乐和文化事业，对于如饥似渴地想继续扩张的活力门公司来说，简直就是一座金山。为了解决互联网事业快速发展所开始遭遇的“瓶颈”问题，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堀江贵文一直主张互联网和影视媒介之间的有机融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诞生出新型的综合信息服务产业，满足21世纪的人们在交流、文化、娱乐、购物等方面的海量而多元化的需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与拥有庞大影视资源的大型传媒集团进行全面而具体地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这一想法，与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如出一辙，而且，一旦成功，或许将比默多克的跨国集团拥有更大的凝聚力和管理特权。

2004年6月，就在上一个章节提到的日本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为“强斯里”债券搞的焦头烂额的时候，在东京时髦地段的港区麻布（赤坂和六本木交界处）拥有办公室的某瑞士金融咨询公司的老总，特地登门造访了离麻布咫尺之遥的六本木活力门总部，并与时任总裁的堀江贵文和宫内亮治董事谈及利用他们个人的资金在个人银行开户的事宜。

在会面结束时，这位瑞士金融咨询公司的老总特地向堀江等人推荐了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的两名日本籍职员，并在当年9月顺利地为堀江等人在瑞士信贷银行的日内瓦分行开立和账户。而这两名经办人中的其中一名，就是经手全国酒类零食组合“呛死你”债券开户的福岛一郎，就在酒类零售组合债券诈骗案件事发前，他被从日内瓦调到香港任职。

上面提到的那一家瑞士金融咨询公司的老总也非等闲之辈，他出身日本最大的野村证券，然后经由花旗银行的个人银行部门，又再次跳槽到瑞士信贷银行日本分行，1999年独立后成立了自己的金融咨询公司。这个履历，在日本绝对属于“过渡活跃”。独立以后，他主要为瑞士信贷银行介绍顾客，并为顾客提供个别理财服务（说白了就是洗钱）；五菱会事件后，日本金融厅和本地银行对新开户顾客的个人背景材料审核愈加严格，这位老总也开始为顾客提供如何巧妙地“规避”严格审查的“解决方案”。

自从五菱会事件之后，福岛一郎在日内瓦的同事被带走询问、日本籍主管也被迫辞职，他在到香港任职的时候，个人情绪十分低落。为活力门堀江等人开立账户，多少使他提升了一点自信。就在此时，更好的消息接踵而至——上面提到过的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正好与堀江贵文以及宫内董事提出联合收购日本广播公司，而活力门也正好刚刚在收购大阪野牛棒球队的争夺战中败给了乐天集团，此刻急需一个新鲜而刺激的新目标来提振自己。经过村上与堀江的反复核算，收购日本广播公司需要大约1000亿日元的资金。当时，在与乐天集团争夺职业棒球队过程中成为超级明星的活力门和堀江贵文，对如何筹集这笔1000亿的日元现金也是一筹莫展。时任活力门董事兼财务总监的宫内寻遍各个银行，都碰壁而归，连瑞士信贷银行对宫内“融资500亿～600亿日元”的提议也当做天方夜谭明确拒绝了。

此时，曾经在世界金融市场臭名昭著的美国雷曼兄弟登场了。活力门向雷曼兄弟公司发行可转股债券，雷曼向活力门提供所需收购资金；而且，堀江贵文是拿个人所持活力门的股份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这种方式风险极大，等同赌博。不过，这个可转股债事先被设置下限为157日元，每周一次基于平均股价的90%进行数值调整；当时活力门的股价为450日元左右，只要活力门的股价不跌到每股174日元以下，雷门兄弟就能得到融资金额的10%（利润高达约80亿日元）。

2005年1月17日，出于反收购的目的，富士电视台开始向第三方公开发售之前被村上收购的约20%的日本广播公司的股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保护”不仅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引狼入室，向敌人敞开了大门。只要活力门把日本广播的股票作为抵押品握到手里，就能在实施上形成收购富士电视台的局面。

此时，对西方金融游戏谙熟于心的瑞士信贷银行在富士电视台公开向第三方发售股票（TOB）之后，知道一出比好莱坞大片更加刺激的“日本金融大片”已经进入白热化程度，再不进入就没有机会了；于是，大开金口，同意给活力门100亿日元的短期融资。在粮草充足的前提下，活力门在2月8日发动了海啸般的“闪电战”，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抢下该公司35%的股票，成为最大股东之一！日本举国上下对此目瞪口呆，几乎无法立即作出反应。

NHK也好，富士电视台也好，第二天在报道该消息时，等于在向全日本人民宣布自己的单位可能要易主了……

活力门公司是通过向美国雷曼兄弟证券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筹措收购资金的。而雷曼兄弟证券公司只要将债券转换成股票，就成了活力门公司的控股公司。如此一来，外国资本就可以通过活力门公司控制日本放送，再通过日本放送与富士电视台等媒体企业的资本关系，影响日本的舆论机构。

富士产经集团是日本当时（现在）最右倾的主流媒体之一，富士电视台经常组织日本右翼人士参加电视讨论节目。无论是富士产经集团编辑记者出身的前任首相森喜朗、执行保守亲美路线的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是时任自民党副干事长安倍晋三等，都受到富士电视台董事长日枝久等人的特别照顾；当然，富士产经集团背后也就得到了政界的大力回报和支持。执政的自民党头面人物对活力门收购事件极为恼怒，坚决反对活力门收购日本广播公司，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政治咽喉会被掐断。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电气通信调查委员会紧急决定，修改有关法律，加强限制外资进入日本传媒，防止外资控制舆论工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表示：对此事件，要加强研究，限制外资进入日本媒体。日本总务省接着决定，在本届国会会议期间，提出相关法案，防止外资对本土广播电台等媒体的控制。

2005年2月23日，日本广播公司宣布以集团的核心公司——富士电视台为接受对象，立刻定向发行4720万新股预约权，欲将日本广播公司原有的3280万总股本，扩大到8000万股，以此来稀释活力门公司所购得的股份，使其所购得的股票占日本广播公司的比例降为16%；富士电视台行使新股预约权后，其拥有的日本广播公司的股份就可提高到66%，最终让活力门公司无法达到控股日本广播公司的目的。这种做法立即被美国华尔街的一些大型投资银行称之为日本版的头号“毒丸计划”，甚至引起了美国金融界高度关注。

二战后至今，日本被称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恰恰在涉及一些关系到国内核心企业或产业的大集团收购兼并过程中，日本表现出来的自觉自愿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日本企业家和金融家自己的定义）气息，往往会让其倡导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欧美老大哥及同盟者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富士电视台认为，如果日本广播公司最终被活力门所控制，那将极大地损害其企业价值，所以必须防止这样的情形发生。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希望日本的一些著名大企业和银行能出来购入这些股份，以共同回击活力门公司这种“扰乱正常秩序”和“非道义的”行为、保卫日本传统的经济秩序，使日本经济社会的惯有体制能够一如既往地运转下去。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唇亡齿寒”的恐惧，不少日本大企业和银行由此加入了“保卫富士电视台”的阵营；不仅如此，为了让活力门公司煞费苦心收购的日本广播公司资产大幅度萎缩，富士电视台还准备再抛售其控股的一些有价值的子公司，即展开“焦土作战”，企图让对方最后得到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空壳公司，从侧面来打击并动摇收购方的热情。

堀江贵文很善于利用政治人物和媒体来为自己的种种行为贴上金色标签，但这一次，他玩得太大，连一只力挺他的小泉前首相也只能“含泪斩马谡”了。

面对对方的一系列反击，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活力门公司首先采取了正面诉诸公理的做法来对抗。他们反复向被收购方和社会大众说明，自己的行为纯粹是希望通过控股日本广播公司，进而与富士产经集团形成某种资本和业务的合作关系，并打算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互联网和影视媒体的融合，这样强大的融合势必将产生全新的事业和社会价值，只会提升日本广播公司的企业价值并彼此获得双赢，而绝对不可能给它带来损害。活力门公司坚持宣称：他们对富士产经方面没有任何敌意，此次收购根本不属于“敌对性收购”，仅仅是采用了符合新时代潮流的商业手法而已。他们还反复强调，购并是为了企业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更加富有的必要商业手段，它是以双赢为前提，为企业和经济更加有活力而存在的；日本广播公司的价值如果通过收购得到提升，那么最终富士产经集团也将获益。因此，他们认为富士产经集团没有任何理由抗拒这样的收购。同时，针对富士电视台准备采用的“毒丸计划”，活力门公司坚定地认为其采取这种行动，才会真正降低日本广播公司现有股票的价值，从而会严重损害大多数现有股东们的切身利益，完全是违法行为。

活力门公司于2005年2月24日以日本广播公司违反了日本《商法》规定的“不得为维护经营权而发行新股”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阻止日本广播公司向富士电视台授予新股预约权。双方之间的对立日渐激化，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果然，2005年3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经过审理，判定日本广播公司以富士电视台为对象发行新股预约权来进行增资扩股的做法，其目的在于维持富士产经集团经营团队对企业的支配权，属于明显的不公正行为，应予立即取消；而活力门公司的收购行为（场外交易）虽然有一些社会道义上的问题，但并没有违反现行法规，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控股日本广播公司，将会损害其价值以及丧失广播事业公共性。于是，活力门公司赢得了首次法律战争的胜利。

这一判决，对那些一直高度关注此次事件的广大民众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整个形势开始逐渐向更有利于活力门公司的方向发展。不过，代表强大守旧势力的富士电视台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怂恿日本广播公司不服地方法院的判决，向东京最高法院上诉。但是，3月23日，东京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更让活力门公司惊喜万分——最高法院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最终认定富士产经集团为维持企业统治权而让日本广播公司发行新股预约权的做法不公正，必须停止。这样，活力门公司在民众强大舆论和法院判决的支持下，赢得了第二场彻底胜利。

2005年3月中旬，活力门气势更加汹涌。经过继续收购，3月16日，活力门确认持有的日本广播公司股权略微超过了50%，终于占据了50%控股权这个制高点，赢得了控制日本广播公司的权利。不仅如此，乘胜追击的堀江的野心似乎更加强烈，他甚至开始觊觎对自己持抵抗到底态度的富士产经集团的中枢企业——富士电视台的股票了。

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溃不成军的富士产经集团似乎已经被逼入了穷途末路。事件的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聚焦点。此时，整个日本社会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在这个关头，事情却出现了新的转折。面对步步紧逼的活力门公司，富士产经集团为了阻断已取得日本广播公司控制权的活力门公司继续染指自己集团内的支柱企业——富士电视台，使出了最后的一招。3月24日，日本广播公司与孙正义的软银公司下属的投资公司（Softbank Investment，以下简称“软投”）达成协议，将日本放送所持的富士电视台股份从4月1日起租借给软投，租期5年，软投在这期间内对富士电视台履行一切股东权利义务。也就是说，软投成为富士电视台的最大股东，日本广播公司不再持有富士电视台的股份，排除了日本广播公司对富士电视台的表决权。用一句行话来说，软投这次扮演的是拯救弱者的“白马骑士”的角色。

世界500强、市值高达120亿美元的日本最大的IT风险公司软银的突然杀入，给活力门事件掀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平添了许多变数，如果富士电视台变为软银系列的公司坐庄，那就不是活力门公司能够随便对付得了的。据说软银公司的孙正义总裁一直以来就对堀江妄言要超越雅虎公司的言论颇有不快，曾经私下愤言道“该给他点教训了”。

软银公司的主业之一和活力门公司一样，也是互联网业务，软银还是日本最大的综合性网站和搜索引擎日本雅虎的“总代理”。有趣的是，这次扮演白马骑士的孙正义恰恰是日本IT企业中最先觊觎电视媒体的。那是在1996年，软银和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联手，企图收购朝日电视台的尝试，但最终也没有成功。所以，软银公司这次让自己的投资公司出来搅局，一方面可以借此机会与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视媒体搭上关系，防止“外人”乘虚而入；同时还让富士电视台欠自己一个大人情。很多时候，我暂时吃不了的东西也不让你放进嘴里，也算是一种“公平竞争”的手腕吧。处于危机中的富士电视台虽然有些前门狼后门虎的感觉，但是与其被“小瘪三”活力门吃掉，还不如干脆对软银这样的实力大腕投怀送抱好些。当时还有消息说：孙正义甚至制定了备用计划，如果堀江不顾他的震慑而坚持不收兵的话，那么他就要考虑在活力门公司正式取得日本广播公司经营权之前，在股票市场上对活力门公司施行TOB（Take Over Bit）手术。凭着软银的规模和资金实力，要吃掉活力门公司并非难事。

别以为孙正义与堀江贵文是天生的死对头，其实，，孙正义与堀江贵文的渊源颇深：软银公司创始人孙正义也出生在九州地区，而且与堀江贵文是福冈久留米高中的校友，孙正义的弟弟甚至还与堀江是同班同学！九州及附近的山口县，一直以来是日本大政治家以及大企业家的摇篮。

2005年4月1日，日本总务大臣明确表示要启动修订《电波法》（管理广播电台的法例），限制外国资本控制（资本结构超过10%）的日本法人对日本传媒企业的投资。现时法律规定外国资本不得直接投资同一日本传媒企业超过20%，新增的内容将涉及间接投资。此一法案的修改会在4月19日提交国会讨论，日本政府的举措对新兴互联网和金融势力而言是一个明显的警告。

1908年创办的福冈久留米高中是日本名校之一，其学风轻松自由、强调发展个人兴趣空间，这也为其后诞生多名日本乃至世界互联网奇才打下了人文基础。

2005年4月16日，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介入下，各方都对形势进行了综合的判断，经过暗地里的反复拉锯，僵持的事态终于出现了缓和，双方最后基本同意走向和解，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在法律和民意上明显占上风的活力门公司，最终得到了巨大媒介集团非常不情愿的投降，从而基本上取得了“购并奇袭战争”的全盘胜利。堀江总裁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记者招待会的前台，傲视着比自己大得多的两大传媒企业首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场面颇具胜利仪式的意味。

活力门公司、富士电视台以及日本广播公司三方发表的和解结果大致如下：

为了集团的整体性和经营一致性，富士电视台将从活力门公司赎回日本广播公司的控股地位、并将日本广播公司变成子公司。但同时，同意活力门公司提出的资本合作和业务合作的要求。活力门公司同意将自己持有的1640万股日本广播公司50%的股票，以每股6300日元的价格（与活力门的平均购入价持平）出让给富士电视台，共计金额为1033亿日元。作为妥协的回报，富士电视台同意向活力门公司出资443亿日元，占有其12.7%股份，并同意共同设立委员会来讨论今后彼此业务合作的事宜。

作为活力门公司，此次用于收购日本广播公司股票的资金约在1030亿日元，其中800亿日元是从美国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以可转股公司债券的形式借来的，如果最后实行债转股，那么活力门公司则不用将这笔钱再退还给雷曼兄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了。简单算一笔账可以知道，这次收购行动结果，活力门公司自己实质上只是开始购买日本广播公司股票时拿出了230亿日元左右的资金，其中100亿日元还是瑞士信贷银行借来的，后来基本就没有追加投入。但结果却拿到了富士电视台的443亿日元增资扩股的资金，以及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购买公司债券的800亿日元资金，也就等于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堀江和宫内等就用130亿日元现金“洗出”了1200多亿日元的现金（约合95亿人民币）！活力门公司用相对的资金投入和“社会轰动效应投入”，换取了一个只有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实现的超级回报。

不仅如此，活力门公司还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与富士电视台进行资本合作和业务合作的机会。这是其当初开始收购日本广播公司股票的最终目的。因此，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而这场战争最大输家——富士电视台，不仅以6300日元这一大大高于一股5950日元TOB价格的收购价赎回了日本广播公司，而且还被迫拿出200多亿日元，很不情愿地与充当“白马骑士”的软银集团下的软投共同出资成立投资基金，加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富士电视台最初计划只用1700亿日元就将日本广播公司作为子公司纳入旗下，没想到活力门公司的胡乱搅局，最终使其耗资近2600亿日元才阻止了活力门并购日本广播公司并威胁自己的行为，可以说遍体鳞伤，损失惨重——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勉强结合后剩下的问题也足以让富士电视台头疼：以443亿日元出资活力门公司，与讨厌的敌人进行自己一贯否定的影视传媒和互联网的合作，好比与杀父仇人婚配后经营家庭，这种合作该如何展开？当初为了让其他一些日本大企业营救自己，诸如东芝、电通、三菱电机、关西电力、东京电力、丰田汽车、日立制作所等出面接受的TOB价格是5950日元，而自己却以6300日元去回购回来。因此很可能引起股东诉讼。当然，这次事件的赢家也并不只是活力门公司，通过场外交易放出大量日本广播公司股票给活力门公司的村上基金赚进了上百亿日元，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也通过买进卖出疯狂倒腾，至少进账150亿日元。只有被政府和财界鼎力支撑的富士电视台，落得一个近乎体无完肤的完败。

第四节　活力门洗钱流程揭秘

从自己创办的企业辞职之前，堀江贵文的洗钱游戏一直没有停歇过，这里举两个较典型的案例来一个小小的揭秘，该流程的实际运作者，除了崛江贵文外，还有活力门董事兼财务总监——税理士日本在变革[1]出身的宫内亮治。

重新整理一下思路，让我们见识一下活力门的洗钱手腕。

活力门（以下称作活力门控股总公司），是堀江贵文1996年借款600万日元创办的专门制作网页的公司，于2000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在2006年1月案发时拥有近50家子公司，年销售额达近来800亿日元，市值约为7300亿日元，除拥有日本第三大门户网站外，还拥有电子商务、软件开发、证券和投资等事业。

日本检方对活力门事件的指控，总体归纳来说，就是在2004年10月到2005年1月间，堀江贵文等，利用股份互换、股票分割等手法，在重复并购企业的过程中，将其所产生的（股市）利润全部归为自己所掌控的企业所有，并充分利用境外避税天堂以及私人银行复杂的投资和汇款线路，实现事实上的洗钱流程。

一，2004年10月25日，活力门控股总公司旗下的活力门市场公司公布发行新股票16万股，用于换取活力门总裁堀江贵文实际支配的无限责任的合伙投资基金（价值点击2号）的全资子公司——金钱生活出版社的全部16万股股票，实现股票互换式并购。

二，而在这之前的2004年6月，活力门实际掌控的“价值点击2号”合伙投资基金早就以7000万日元的价格购入了活力门控股下的金钱生活出版社的全部股份。显然，这是在位之后的“卖来买去”作铺垫和准备。

三，活力门市场公司对价互换地“并购”金钱生活出版社，主要目的是为了先让盈利状况出色的金钱生活出版社的业绩并入亏损的活力门市场公司，从而为接下去的运作“增添靓色”。

根据上面三个关键点的查实，检方判定活力门市场公司对金钱生活出版社的并购是虚假发布，违反了日本证券交易法，触犯的具体条款是“虚假交易”。

此外，就在活力门市场公司发布并购公报之后，2004年11月8日，为了使活力门市场公司股价上扬，该公司宣布以1∶100的比例进行股票分割。股票分割又称股票拆细，即将一张较大面值的股票拆成几张较小面值的股票。股票分割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一般只会使发行在外的股票总数增加，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各账户（股本、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的余额都保持不变，股东权益的总额也保持不变。股票分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是现实的利益，但是投资者持有的股票数增加了，给投资者带来了今后可多分股息和更高收益的希望，因此股票分割往往比增加股息派发对股价上涨的刺激作用更大。这样，不仅使活力门市场公司的股价由理论上的1780日元（股票分割公布时的每股17.8万日元/100=1780日元）上升到最高时的8.05万日元，而且还伴随着股份互换，使另一个真正的大受益者成为之前以7000万日元的对价获得16万股活力门市场公司股票的“价值点击2号”合伙投资基金，事后的调查发现，“价值点击2号”合伙投资基金在该股票暴涨期间陆续将其出售并获利约7亿日元，又将其中大部分回流给了活力门控股总公司。

于是，活力门掌控的合伙投资基金、活力门市场公司、金钱生活出版社……这三者中，真正靠经营盈利的只有金钱生活出版社，但通过以上并不特别复杂的金融并购，竟然使三方都得利了。

接着上面的描述，堀江贵文等奖获利的8亿日元，扣除运作手续费后的7亿日元，统统“归还”给了境外风投合伙基金（比如JAMA打捞1号等），而奇妙的是，这些境外合伙投资基金竟然都是堀江贵文和其高级军师宫内亮治一手炮制的。而其资金来往的平台，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瑞士、香港或避税天堂的私人银行。

概括起来，活力门实现空手套白狼的伎俩，主要不外乎如下几点：

1）设立一些境外和境内的风投或投资区合伙基金，然后收购自己的企业。

2）根据金融市场需要，灵活而反复地在关联企业之间进行股票互换式的并购，最大限度街上现金资源。

3）玩假账、合并财务报表、股票分割，总的目的是抬高股价。

4）逢高抛售、并将利润汇往自己在海外设立的诸多所谓风投基金和合伙投资基金，然后择时解散基金，试图彻底消除证据和后患。

堀江贵文和宫内玩金融洗钱玩出了瘾。这一对搭档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同时完好几套眼花缭乱的并购把戏。事后，据瑞士金融机构相关人士的描述，其中绝大多数（尤其是后期）的纷繁复杂的操作，几乎都是宫内亮治等的主意，堀江本人很多时候只是醉眼蒙眬、哼哼哈哈地把拿来的文件看也不看就签字了事，堀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比如：竞选、与绯闻明星交往、接受媒体采访、与公众交流，等等。

堀江贵文和宫内亮治不仅在日本国内玩“土基金”，而且更喜欢玩到境外去。

活力门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热闹期，还有一个合伙投资基金特别活跃，那就是其自己炮制的“JMAMA打捞1号投资事业组合”（JMAM合伙基金，以下简称JMAM），它拥有与活力门两家关联企业对换股份后的1260万股票。这1260万股买入时的价格是每股430日元，之后股价下跌，至2005年3月，造成了10亿日元的账面亏损。起初宫内的预计是该股单价为700日元时抛出，但最终实际跌到了300日元左右。由此，每股产生400日元的落差，导致活力门出现50亿日元的资金大缺口。这时候，瑞士信贷银行出现了。

根据事后当事人的陈述，瑞士信贷银行的负责人坚持称对JMAM本质上就是活力门控制的内情并不知晓，并且作为拥有者，回购第三者手里的自家的股份也是常有的是。

2004年夏天，活力门正准备收购关联两家企业股票的当口，监事会指出所有活力门关联的基金无权向JMAM直接注资。于是，宫内在咨询公司的建议下想到了通过海外法人（企业）向JMAM注资的方法。活力门找到了一家瑞士信托公司，该公司与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KPMG）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为富裕人群提供理财、财产信托以及遗产税务处理。宫内通过该瑞士信托公司向JMAMA注资45亿日元，与另一家活力门实际控制的“价值点击2号”所出的10亿日元一起，共计55亿日元，用于收购活力门关联的两家企业股票。而宫内所持的45亿日元现金，当时是向朋友公司借来的。

2004年9月，堀江和宫内的个人账户与活力门的法人账户都在瑞士信贷银行开户完毕。宫内接着又以和活力门公司的存款作为担保，向开户行融资45亿日元，接着马上先将上面借朋友公司的45亿日元返还。为此，宫内当时还开立了个人名义的公司：“埃弗顿资产”。埃弗顿资产是在英属维京群岛（BVI）群岛注册的法人机构，法人账号则开在瑞士信贷银行的日内瓦分行。非常有意思的是，该公法人代表所用的假名也是对宫内等人自己的巨大讽刺：SHELF COMPANY（空架子公司）。

同年9月，JMAM完成了对活力门两家企业的收购（新股互换），因为之前宫内以活力门的存款为担保进行了融资，因此，到这个时间点上，JMAM拥有了活力门（自己人）的1260万股股票。

这之后，宫内在维京群岛成立的埃弗顿资产，其拥有者改成了活力门，最终又摇身成为堀江贵文的公司了。

2005年3月31日，宫内向瑞士信贷银行提出以“埃弗顿资产”的名义回购JAMA基金所拥有的活力门股份。但这之前JMAM所握有的活力门股票本来就是“埃弗顿资产”的资金购入的，等于说再重复购回。这个动作显然缺乏合理性。于是，这时候出场的是堀江个人名义的公司：Freemantle。Freemantle和埃弗顿资产一样，都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法人，也都委托上面提到过的瑞士信托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瑞士信贷银行再次以活力门存款为担保融资给了Freemantle 88亿日元，这笔现金通过瑞士的信托公司向JMAM注资，然后JMAM以每股700日元额度价格把活力门的1260万股回购完成。

为了这个操作，瑞士信贷银行为JMAM也在日内瓦分行开了账户，但是，由于担心股份结算时遇到麻烦，且瑞士信贷银行的法务部门对日本“《民法》基础上的投资合伙组合”这一日本成色的基金多少有些吃不透甚至反感；因此，JMAM的开户整整花了瑞士信贷银行2个月的审核时间，等账户开立完毕，离通过证券存管机构完成活力门的股票移交给Freemantle的6月24日的期限已经没几天了。

通过这宗运作，JMAM多出了30亿日元的利润，头尾合计一共20亿日元分配给上面提到过的“价值点击2号”合伙投资基金、约70亿日元通过瑞士的信贷公司分配给埃弗顿资产，当埃弗顿资产把借来的45亿日元还给瑞士信贷银行之后，约20亿日元的利润通过瑞士金融咨询公司支付给活力门金融公司，最终并计入活力门控股总公司。

以上这一连串的洗钱运作，活力门充分运用了避税天堂的纸面公司，这里再次概括如下：

瑞士信贷以存款为担保，向堀江贵文的私人企业Freemantle融资88亿日元

该案发生后，包括瑞士信贷银行在内的境外驻日金融机构，都受到东京地方检察院至少30次的询问和调查，所用材料大概要用卡车才能装完。

第五节　活力门的超级大洗钱动了谁的奶酪？

堀江贵文冲击的是日本为抵御外资而建立起来的保护罩。日本经济体系与欧美在经营目的上有着显著差异，前者固守“社员第一主义”和“雇佣至上主义”，企业的利润则主要以定额奖金等方式分配给了企业的员工；而后者却把绝大利润理所当然地分配给极少数金字塔尖的股东（2011年秋天开始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行动就是绝大多数民众警醒后对这些塔尖精英表达不满的一种表现）。甚至一直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通俗地总结：日本是本质上的社会主义、美国是本质上的资本主义。日本政府通过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规竭尽全力保护这种以封闭性为前提而建立的“和谐体系”。

堀江对传统媒体巨头的进攻让日本商界见识了资本运作的巨大威力，并开始警惕被外资收购的危险性；另一方面，活力门事件后，日本政府临时决定延期一年公布《新公司法》，该法将允许外国资本通过其在日本的全资子公司，利用股票交换和股票担保的形式对日本企业进行购并，这一点至少从理论上为外国资本按照国际惯例在日本市场上追求资本价值最大化开辟了道路，但同时加大了日本企业遭国际投机基金吞食的风险。

长期处于政府保护下的日本企业普遍存在着对外国资本的恐惧心理，但事实上，由于日本特殊的社会气氛及其复杂的文化，真正敢于在日本市场进行购并的外国资本目前并不多。家乐福、沃尔玛等世界级的大鳄，在日本的扩张几乎都遭到惨败；反而是日本企业之间的互相购并蓬勃活跃。活力门事件在大银行、证券公司以及制造业接连不断的购并高潮中，其实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插曲而已。但它所采取的方式却是非日本式的，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延期1年颁布《新公司法》，由此可见其社会影响具有历史意义。

把大量储蓄用于投资、均富的平等主义和秩序井然的社团主义，依靠这三支利剑崛起的日本战后经济，无法容忍堀江贵文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日本接受西方自由市场惯例已有数十年之久，但在成功观念和商业原则上依然与西方有显著差异。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村上基金代表，号称日本“民间股神”和“并购剑客”），挑战了老牌企业墨守成规的生存方式；那些老迈的日本企业家和实业家大多已年过六旬，厌恶政治和商界中任何大的改变，冒险与果决正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企业家精神。

活力门公司采用的收购日本广播公司股票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了法律不健全的盲区，属于场外交易，对被收购一方来说，任何招呼都没打，也没有向市场作任何目的说明，颇有些“突然袭击”和“强扭瓜”的味道。同时，在制造业至上并追求生意和睦互助的日本社会，人们对“并购”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业手法的普遍印象是：利用资本的实力冷酷无情地“夺取”另外的公司，是非君子所为，缺乏道德。但是，活力门公司的做法不过是打破了日本商业社会中一种长期惯例而已，并不违法，这一点，从法院对事件的态度上也能得出结论。

此外，活力门事件暴露了日本在公司治理、现存法规和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的一些问题点。比如股票分割和设立无限责任合伙制投资基金本身不是违法行为，但是由于限制这两种商业行为的法规有缺陷，所以被堀江贵文所利用，达到了用合法手段牟取暴利的结果。换言之，活力门事件中有一些赤裸裸的违法行为，但更多的只是一些违反商业道德但合法的商业行为。

在公司治理方面，活力门在董事长堀江贵文的授意下，多次通过违法操作公布虚假的财务信息，那么董事会和监事会为什么没能制止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如果说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制约董事长行为方面形同虚设是日本由来已久的问题，为什么2003年正式导入的独立董事制度也没能制止堀江贵文的出轨行为呢？为什么作为外部监督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没能发挥应有的监督制能呢？

此外，活力门事件也暴露了日本无限责任的投资合伙基金的信息公开问题，因为自活力门几出资本大戏中，扮演收纳金盘角色的，几乎都是这些合伙投资基金，这一点，也曾经让“大胆”瑞士信贷银行法务部头疼不已。由于《日本民法》规定设立该类基金不必进行注册登记，所以这种基金没有向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者进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其次，由于该类基金不具备法人资格，不需要交纳法人税金，所以在纳税方面可以做到合理避税；最后，该类基金的利润和亏损的分配机制灵活，不必按出资比例分配。《民法》的这些规定本来是为了简化设立基金的手续，降低设立成本，尊重基金投资者希望匿名的权利。但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和信息方面的不披露原则却为合理避税和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比如在活力门事件中，堀江贵文和宫内等人正是滥用了该类基金可以不公开投资者姓名的权利，隐瞒了其内部关联企业与基金的错综复杂的资本关系。

在日本这个强调和谐与自觉的社会，法律允许上市公司不把与基金的资本关系反映到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去，从而造成了公司内部与市场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就间接造成外部市场无法及时地了解到活力门通过基金间接收购和抬高股价获利的意图，从而避免跟进上当。

为了挽救泡沫经济后长期低迷的股市，使银行吸纳的巨额居民存款流向股市，日本于2001年修改了商法，解除了单位股票交易最低额为5万日元的限制，从而降低了投资者进入股市的门槛；同时还取消了对股票分割比率的限制，使任何比率的股票分割都成为了可能。股票分割有助于促进股票交易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但是股票分割通常会引发短时间内的股票升值现象，所以有可能诱发企业无限制地频繁这种合法手段。活力门正是巧妙地将股票分割和互换式并购结合起来，才达到了扩大公司规模和节省并购成本的双重目的。活在活力门大幅分割股票以前，日本股票市场最大比例的股票分割不过是把1股分割成21股。而活力门竟然选择了无比夸张的1:100，把1股分割成100股！从21到100，在万事都讲究循序渐进、稳妥推进的日本，活力门的这一接近5倍的膨胀式发明可谓胆大妄为、离经叛道了。

2011年岁末，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与大阪证券交易所宣布合并，组成世界上第二大证交所。但这种基于江河日下前提下的强强联合，是否能重振日本金融业雄风、是否能切实消化活力门事件后广大股民对证交所监管不力而引发的萎靡和失望，其效果实在无法乐观。

活力门时间。重创了日本股市信心，从此以后，日本股市高科技概念几乎长期一蹶不振，间接造成日本这二个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搭乘互联网航班飞速追赶美国以及新兴崛起的中国时的反应迟缓。此外，该时间还引发了日本政治派别之间的口角、打破了政治平衡。

2005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为了利用堀江贵文在国民中的人气以获得更多的议席，曾有意推选他作为自民党议员的候选人参选。后来在堀江贵文决定以无党派参加竞选时，包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自民党二号人物武部勤干事长在内的党内高官，曾公开表示支持他的竞选活动。武部勤称时年33岁的堀江贵文是“日本改革的实践者”，以锐意改革而颇受日本国民尊敬的原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日本内阁大臣的竹中平藏也曾多次公开表达对堀江贵文创业精神的赞赏。

活力门事件爆发后，当时在野党的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批评自民党故意利用堀江贵文拉选票，指责是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导致了堀江贵文的“金钱至上主义”，并且在民主党内成立了“活力门丑闻调查小组”。在野党的日本共产党小池晃政策委员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活力门丑闻”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的体制改革路线是否正确。在自民党内部，原干事长加藤一则有意利用这一事件牵制小泉纯一郎等当权派，将此事作为2006年9月份自民党总裁竞选的前哨战，他批评武部勤应该“向国民解释与堀江贵文的关系并承担道义责任”，批评作为内务部部长的竹中平藏公开表达对堀江贵文的赞赏等于误导国民认为“政府保证了堀江贵文的信誉”。

堀江贵文把当时的日本政坛搅和得一片大乱，成为不是政治家的政治家了。

第六节　闲不住的堀江贵文

当今社会，民间很难有人成“福布斯”的榜单常客；互联网造就了很多新富豪，同时也为富豪们挖掘了更多的“坟墓”，包括堀江贵文。不过，堀江到底还是堀江。

崛江贵文 

前活力门公司创始人兼社长的堀江贵文，于2011年4月25日终于被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收监2年6个月，以便对操纵股市和洗钱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而在上诉期间获保释悠闲了几年的堀江，在进入监狱之前举行记者会，公开表示自己将会写“监狱日记”，并作为自己网络杂志的主打内容，继续挣一笔可观的订阅费。

堀江在2006年1月被捕，并在一审中被判2年6个月有期徒刑。堀江认为自己是日本旧金融体系的牺牲者，坚决认为自己只是成功运用了在欧美市场最普通的资本兼并手法，没有操纵股市，因此在获得保释后逐级上诉。但是，在4月25日最高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中，堀江依然被认定有罪，并维持原判。堀江不得不因此而走进监狱。

曾经作为日本新一代年轻人成功偶像的堀江，在保释期间，开办了一家个人网络杂志，并以每月840日元的订阅费提供给自己的追随者。开始不久便拥有1万多名读者（粉丝），年收入超过1亿日元（约800万元人民币）。在入狱前的记者会见中，堀江表示，在监狱内也将继续经营这一家网络杂志。可能无法上网，但是实在不行的话，会用笔写下来文章带出监狱请网站营销公司负责上传。目前负责堀江个人网络杂志营销的一家IT公司已经宣布，他们将在监狱的附近建一家分公司，专门来为堀江上传网络杂志。

在过去一年中，因为这一本网络杂志，堀江挣了6000万日元（约480万元人民币），经销公司挣了4000万日元。

据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估算，堀江被捕后，东京股市创业板指数暴跌80%，创业板上市企业也由188家减少到22家。

堀江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将会用在监狱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来读完2000本先哲们的书，为自己的东山再起好好充电。

两年并不是一段太长的时间，堀江出狱后，会不会在IT和金融市场再次挑战日本传统势力和法律的权威呢？

第七节　“秋后算账”还是“树倒猢狲散”？

振兴银行前掌门人——木村刚，他和堀江贵文一样，曾经也是小泉纯一郎的宠儿。 

堀江贵文的活力门在喜欢改革、我行我素的小泉纯一郎当政时，获得了极大的偏爱。要不是堀江自己实在不争气，也许现在日本的国会大厅里，就会看到一个大腹便便的曾经的IT富豪的身影。

2010年7月14日，东京警视厅搜查2科以涉嫌违反《银行法》中的“躲避检查”条款为由对“日本振兴银行”前董事长木村刚（48岁）实施了逮捕。2009年6月至2010年4月，日本金融厅在对日本振兴银行进行检查时，发现数百封记录商业信息的电子邮件找不到了。由于这些电子邮件可能记录了该行与大型信贷公司SFCG（原商工基金）前社长大岛健伸（62岁）的非法债权交易等内容，因此，金融厅立即报了警。

警方对该银行重要部门的重点人员进行了问讯，并根据其中几人的供词分析断定，木村刚在得知金融厅将对日本振兴银行进行违法业务调查时，指使该行原执行董事等人员销毁了一部分重要电子邮件和证据，并编织一张由100多家企业组成的“伪装网”，以掩盖银行可疑交易，使得金融厅的调查无法进行，犯下了“妨碍和躲避调查”之罪，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木村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否认涉嫌妨碍金融厅审计调查，“没有事实证明，是我指示高管妨碍审计。”

木村被捕时，日本振兴银行的54岁的社长西野，对“妨碍和躲避调查”这一指控供认也不讳。

日本振兴银行设立于2004年4月，是一家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小型专业银行，总行位于东京。事发前后，该行存款总额为5859亿日元，存款人总数为113000人。其中，存款数额超过1000万日元的3560人，总额为471亿日元。在日本全国拥有125家网点，员工545人。振兴银行通过与2009年2月破产的大型信贷公司SFCG（原商工基金）进行债权交易，以手续费的名义收取45.7%的利息，超出了《出资法》规定的利息上限。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利贷银行”。截至2009年12月末，日本振兴银行贷款总额中超过7成为大额融资，每家公司平均约为30亿日元。

时年48岁的木村刚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金融界最为活跃的弄潮儿，木村刚1985年进入日本银行工作并迅速崭露头角。曾担任面试官的原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对这位后生宠爱有加，甚至为他当“证婚人”。1998年3月木村进入一家在日本的外资咨询公司工作。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木村曾担任金融大臣竹中平藏的“智囊”，参与制订了《日本金融再生计划》。这种经历让木村一度赢得了“宠儿”的美誉。2005年1月木村就任日本振兴银行行长，同年6月就任董事长。作为小泉首相和当时的金融大臣竹中平藏实行金融改革的先头兵，以40岁刚出头的年龄，组建了日本振兴银行，被称为日本金融的“改革家”。但是，小泉首相下台后，木村一度沉寂。在躲避金融厅调查问题被发现后，于2010年4月辞去了董事长职务。

好戏还没就此结束！

同年9月10日，日本振兴银行10日宣布申请破产，日本金融厅已根据存款保护法第74条规定指定日本存款保险机构全面接收和处理日本振兴银行破产事宜。为保护储户存款以及继续开展业务，存款保险机构支援振兴银行的金额可能高达2000亿日元。日本金融厅表示，在处理日本振兴银行破产问题上，将启动被称为“PAY OFF”的存款限额保付制度，这意味着存款人的存款受到保护的上限为本金1000万日元及其利息，超出部分有可能成为化为乌有、由存户自己埋单。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启动这一制度。

其实，日本振兴银行在2010年6月底时的负债金额已达1870亿日元，预计随着不良债权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经过接下来的资产审查负债额数目进一步增加，存款保险机构支援振兴银行的金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振兴银行通过高息（等同高利贷）向非银行机构收购债权以及与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进行大额融资的业务，类似的案例很多。在收购所得的债权中约600亿日元通过信托银行进行二次转让，对与其有牵涉的集团企业进行资产审查时，日本振兴银行因为这类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而饱受指责。由于日本振兴银行的业务运营基础很薄弱，资产恶化情况其实超出预期。

不过，由于振兴银行规模小且采取极其特殊的经营模式，因此其破产造成的影响被认为微乎其微。时任日本金融大臣的自见庄三郎就表示：此次破产事件不会对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影响。这也是此次金融厅决定启用存款限额保付制度的主要原因。以往日本政府在处理银行破产问题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均采取全额保护存款人存款的做法。日本振兴银行的存款均为期限1个月至10年的定期存款，存取款通过邮寄或互联网申请，通过其他银行账户实现资金往来。该行各个经营网点原则上不办理现金业务，不发行现金卡，也没有开办结算业务。大多数存款人之所以选择该银行实际上都是冲着略高于其他银行的存款利息去的。该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也很少，在短期金融市场上借入资金时也都以日本国债等为抵押，因此其破产不会对其他金融机构造成连锁反应。

2009年8月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艰难地击败了民主党对手成功当选。这个28岁的自民党议员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放出豪言：他的目标就是做日本首相。 

由此，小泉执政时代那些年富力强、锐意改革，顺便涉及金钱游戏的“宠儿”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了。其实，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对手有多干净，但因为他们招摇、偏激的做派过分挑战了日本传统政经界的权威和既得利益，最终被“秋后算账”也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日本奉行的是实质上的世袭政治，自己曾经夸下海口不再进行首相选举的小泉纯一郎，不久前全力支持自己的儿子当选国会议员；作为讲究派系、阀系和“队伍”的日本政坛来说，只要堀江、木村之流能健健康康地活着，眼下窝囊一点也没关系，谁知道十年之后，没准“老子照样当好汉”呢？

[1]税制的四个阶段中，逐步建立了当今世界最为健全、最为完善的税务代理制度。《税理士法》规定：税理士考试面向大学毕业者、从事税务或会计工作一定年限以上者，或具有上述相当学历或实践经验者；其中律师（包括有律师资格的人）、公证会计师（包括有公证会计师资格的人）属于免试人员。《税理士法》中对税理士的法定业务规定为：税务代理、税务文书的编写、税务咨询、会计业务。随着经济环境和企业经营的不断发展，除上述业务外，税理士又新增了商品规划、经营分析、财务管理、市场开发、资金调节和运用等业务。其范围已经不局限于税务事项本身，而是渗透到了企业的各项经营领域中。在日本，对税理士的管理是通过组织和设立税理士审查会、税理士会以及日本税理士会联合会的方式来实现的。税理士的考试以及惩戒工作由国税厅设立的税理士审查会负责。如根据《税理士法》规定，税理士故意违背事实进行税务代理或拟定税务文书，以及有违反税理士法第36条（指禁止商谈偷税等）规定的行为时，税理士审查会可以对税理士给予一年内停止税理士业务或禁止税理士业务。按照《税理士法》的规定，每一国税局的管理区域设立一个税理士会，税理士会必须在每个税务署的管理区域设置分部。税理士会为法人，其主要职责是联络各分部和会员有关事务，并通过各种方式来监督和指导税理士的工作并负责联络等事务工作。日本税理士联合会则是由日本各地的税理士会组织而成，它同样是法人。其主要任务是对各地税理士会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税理士在自己的营业活动中要时刻注意遵守《税理士法》和所属税理士会及日本税理士会联合会的会则，如果税理士出现了违法或违反理士会规则的行为，税理士联合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一年内停止税理士业务等程度不同的惩处。

第七章　日本洗钱的外国元素

现代金融意义上的洗钱，本来就是美国等国家发明的玩意，加之日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因此，日本的洗钱一直与海外紧密关联。可以说，离开了境外的管道和平台，日本遮盖狭小的岛国就很难成就洗钱的“成果”。

第一节　美国老江湖也被玩了一把

之前我们提到过，日本老牌的黑帮组织山口组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被现代洗钱的鼻祖——美国黑手党，联合FBI大玩一把的故事，山口组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口口声声“小意思”，个中的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老天爷的安排往往不偏不倚，这一次，轮到美国老江湖被日本无名小卒玩一把了。

2008年3月末，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大型贸易企业丸红公司员工涉嫌伪造公司文件，骗取投资者巨额资金，其中仅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被骗金额就达数亿美元。华尔街另一投行高盛公司也是本案受害者。本书曾经说起过，类似美国雷曼，尤其是高盛等，不仅是金融业的老江湖，更有共济会等特殊政治背景，他们是能够左右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经济界，甚至美国政策走向的大鳄级怪物；一般情形下，只有他们玩别人的份儿，怎么这次会栽在一个小小的日本白领手里呢？

日本丸红公司[1]（Marubeni Corporation，东证1部：8002）可不是小公司，它是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一，隶属于瑞穗集团（财阀），经营项目横跨食品、造纸、化学、能源、金属、钢铁、电机、船舶、运输、物流、金融、保险、不动产等等诸多领域。丸红总部设于东京，旗下有数十家子公司与关系企业，遍布日本国内与全世界。含丸红自身在内，旗下多家公司的股票在日本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如东京、大阪、JASDAQ等挂牌上市。2008年丸红的合并营收达10兆6316亿日元。

日本医药咨询企业生物制药公司全资的子公司——医神公司高管谎称拥有丸红公司的担保，以重建医院为名向20多个投资人（包括法人企业）筹集资金。什么叫“重建医院”呢？就是说，医神公司在名义上是一家专门帮助那些经营不善的、宣布破产的医院进行再生重组的企业。再生重组，本来就是雷曼和高盛等企业通过过度包装后获取巨额暴利的拿手项目，更何况这种重组是在国民意识形态相对规矩保守、老龄化严重、对医疗看护业需求旺盛的日本！更重要的是：医神公司的合作伙伴是丸红！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医神公司突然在2008年3月19日宣布破产，导致几乎所有投资人先前的资金无法收回。

之前，医神公司高管串通丸红公司两名干部，向投资人出示伪造的丸红公司担保文件，并且刻意安排在丸红公司办公大楼内开会，以骗取投资人信任。尽管涉案总金额目前尚不可知，但作为投资人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被骗金额估计就高达3.5亿美元左右，华尔街另一投行高盛公司也是本案受害者。

雷曼兄弟公司在案发后的3月29日发表声明称，公司正在与警方密切合作，希望拿回全部被骗资金，同时将对丸红公司采取法律行动。

丸红公司同日也发表声明说，丸红作为一家公司并未参与此案，因此没有向受害者做出赔偿的义务。

丸红公司有两名三十多岁的涉案员工，但他们其实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这起诈骗和洗钱案件，除了为医神公司出具担保函提供便利外，最多是给行骗者提供了丸红总部的会议场所。在日本，包括丸红在内的大财阀，就是进行商业活动和社会交际的最好名片，更在这样的超大型企业的会议室开会，在日本人的概念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信用问题（脸上有光还来不及呢）。骗子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心理。而雷曼和高盛在日本浸淫已久，与丸红、三井和三菱等财阀自从二战结束开始就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在他们观念里，这几个大财阀名义出具的文件、提供的便利等，也都是信用和信誉的保证，于是，疏忽之下，被彻彻底底玩弄了一把。

丸红公司确实与医神公司存在业务联系，案发为止的三年内，丸红与医神之间的医疗器械贸易额高达20亿日元。

医神高层的不良运作始于2006年，从2006年秋天开始，医神就从很多匿名的风投基金处不断得到一些资金；而在其宣布破产后发现，其中很多资金汇往了东京某个建筑设计师事务所；而之后很多所谓“再生”资金，就是从这个事务所再分期分批转出来的，自然，“转出来”的资金被“洗”去了相当一部分利润。2007年年度，这个只有15人的企业却宣布有4亿日元的收益，很不正常。

由于该案件涉及丸红这样的大企业，加之又把美国大哥的两个超级投行给涮了一把，都觉得“特别没面子”的美日两国政经界，利用手里的权利和默契，对该案的细节采取了较大的封锁和淡化处理。同时，日本东京最高法院为了帮雷曼泄愤，一审时曾经判处丸红一名涉案课长17年刑期……最终，涉案人的处理结果已经不那么被人关心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是：大象也有摔跤的时候，而且，往往摔得更重。

第二节　横行美国和日本的尼日利亚人

近年来，非洲裔人士在日本的洗钱犯罪呈现一场高发的状态。就在不久前，取得日本长期居住证的尼日利亚人、加拿大人和一对日本当地夫妻就合作实施了一起跨国洗钱案。

2009年2月，在东京的尼日利亚籍3人，诈骗获取花旗银行的28亿日元后，多次以多人名义开户，并将这笔不义之财分散后汇来汇去，明显是在进行洗钱作业。东京警视厅侦破该案后以有组织犯罪法的犯罪收益隐匿罪将3名尼日利亚人、1名加纳人和2名日本人逮捕归案。之后，警方又以有组织犯罪和隐匿犯罪收益所得罪逮捕了又逮捕了1名尼日利亚人和2名日本人。其中，被逮捕的尼日利亚人，分别是埼玉县桶川市的某汽车零件销售店的董事，建筑公司的董事……看上去，这些人不仅有正当营生、职位级别也挺高，但这里面绝对还有其他名堂。这个团伙从2008年10月开始，大肆诈骗花旗银行28亿日元，然后分批汇往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账户；其中在日本的全境开设了4个银行账户。当他们准备将其中5.7亿日元以建筑机械货款为名进行洗钱操作时，终于东窗事发，被警方抓到了线索……

据调查，花旗银行被骗资金，除了来自美国，还有来自韩国和中国，这个团伙诈诈骗和洗钱的金额并不很高，但似乎能量很大、特别爱折腾，几乎可说是全球化运作。美国和日本方面担心如果听任这种洗钱手法发展，可能为基地组织等的筹措资金提供管道和借鉴。

以下英语和日语的两份图示，清晰地说明了该案的资金流向图。事实上，很多汇往日本以外的现金，因为再次经过重重“洗净”的原因，已经被确认无法追回了。

美国和加拿大的黑社会组织，曾经与日本埼玉县内超过30个银行账户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共计7亿日元，后来被查出，这是该组织在海外伪造支票后诈骗来的不义之财。提供入金账户的被逮捕的日本籍嫌疑人一共5名，其中3名是运输公司的驾驶员，根据这些驾驶员的社会交往关系，警方开始追根溯源。

2005年，埼玉县就有一名运输公司的驾驶员以个人名义开过银行账户，之后这个账户上经常有大笔外汇汇入，与其收入不符，于是，警方当时就冻结了该账户。这之后，这个团伙又用伪造文件，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空头公司的名义开立一个账户。2006年，警方会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一起对该账户的来源进行深入调查。这才查出来这是一起跨国大案。

诈骗团伙的美方成员冒充投资家，专门找一些急需资金的企业，称看中其事业计划和未来准备投资，然后递上伪造的相当于几千万日元的支票。隔了一段时间，又以手续不够正规、最终无法投资的理由要求退回支票（当然这一次他们得到返还的是真正的支票），退回时，要求企业在支票上背书的指定账户正是他们在日本埼玉县开设的账户。

此外，在埼玉县蕨市，当地开设餐厅的尼日利亚男子，从2005年开始以每人30万日元的条件，诱使5名日本籍男子为其洗钱开设专门账户。警方后来得知，该尼日利亚人隶属一个犯罪组织，其通过各种渠道开设的账户多大100个以上，由此，包括逮捕的该名男子和5名日本人以外，肯定还存在其他同伙。

顺藤摸瓜，埼玉县和千叶县警察加强了与当地各个金融机构的联系，开始清查所有可疑账户，先后在埼玉县的蕨市、锦町等地共逮捕了6名尼日利亚籍和日本本土犯罪嫌疑人。

经过侦查和审讯，这些嫌疑人通过40个专门的账户，一共接收了约7亿日元的海外汇款，明显属于（犯罪）洗钱行为。

总之，这个组织先在美国和加拿大事实诈骗，然后把诈骗来的钱财汇到事先买通的日本人的账户里，然后让这些日本人像老鼠搬家一样从ATM机里取出现金……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次又一次的洗钱过程。选择运输公司驾驶员，一方面是该组织所开设的餐厅里经常接待这些驾驶员，一来二去开始熟识；此外，驾驶员的收入不高，容易受到金钱诱惑也是因素之一。

读者朋友发现没有，好像近几年日本发生的洗钱大案都和尼日利亚的黑兄弟们有关系。偶然吗？非也。日本本来就是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发达国家，虽然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日本比西方更保守、更强调和谐，但是，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意识也特别强。加上二战时候美军的长期驻扎，使日本国民普遍对非洲裔（黑人）见惯不怪，甚至觉得有点亲近。而同时，尼日利亚人的英语基础（尼国语）好、适应能力强，当他们找到日本这么个东方宝地后，自然不会轻易浪费自己的“才能”。

东京警视厅曾在东京长期跟踪3名非洲裔男子，这些人坐着奔驰轿车，在银座的路易·威登专卖店等，刷卡后大量购入高档提包和手表。3人全部是尼日利亚人，他们使用的假卡，是在欧美被盗取数据后伪造。在日尼日利亚人的信用卡犯罪非常频繁，据悉，那些被警视厅破获的犯罪团伙，在短时间内，就能非法获利上亿日元。

尼日利亚40年来内乱不止，许多人便逃难去美国，因为尼日利亚公用语言是英语，所以他们到美国语言完全没有障碍。在美国，一些尼日利亚人组成了大规模的犯罪团伙，并把手伸向了信用卡犯罪——这一个被认为是一本万利的领域。而他们的销赃和洗钱基地，则选择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日本。在日本，他们有的迅速接近一些日本女性，并与她们结婚，或干脆付钱假结婚，短时间内便获得了合法的定住权；有的则以开餐厅、酒吧为名取得工作签证。在搜查中，警方发现上述3名尼日利亚人，曾经获得从美国通过电子邮件送来的近1000件信用卡数据。

最关键的，那些尼日利亚人英语熟练，他们在日本的商店内刷卡消费，会被误认为是有钱的美国人（尤其是驻军），从而频频得手。尼日利亚人犯罪集团进行的国际欺诈犯罪正在世界各国横行。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提供的资料，2009年，国际欺诈的案发数量是5年前的7倍以上，达到378件，而里面约半数是尼日利亚人所为。

同时，2009年被立案并侦破的在日外国人的洗钱案达到13件，比2008年的5件增加了62.5%，占日本所有洗钱案件的5.5%。

第三节　花旗银行一度成了日本的洗钱中心

花旗银行（Citibank，N.A.）是花旗集团属下的一家零售银行，其主要前身是1812年6月16日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并购，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也是一间在全球近50个国家及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大银行，总部位于纽约市公园大道399号。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资料，2005年3月31日，花旗集团控股的12家美国花旗银行的国内存款总额为20435106.6万美元，资产总额为93523698.2万美元（逾9000亿美元）；这些数字并不包括花旗银行的海外机构。

花旗银行是在中国开办业务的第一家美国银行。1902年5月15日，花旗银行的前身之一“国际银行公司”（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在上海开设分行，这也是花旗银行在亚洲的第一家机构。同年，国际银行公司于7月1日在新加坡与马尼拉，10月8日在横滨，12月8日在香港分别开设另外四家机构。

花旗银行日本分行（Citibank，N.A.，Japan Branches）在2007年7月1日，将全部业务交由日本当地注册的法人金融机构——花旗银行株式会社。

1902年10月，花旗银行在日本著名港口城市横滨开出第一家日本分支机构，两年后在神户开出第二家。1920年，再在东京和大阪各开出一家，形成四店格局。1941年，随着日美关系恶化，花旗从日本本土关店撤出。1946年，花旗重返东京，并在渐渐恢复四店格局的基础上，于1951年在名古屋开出新店，这一五店格局竟然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1981年，花旗在东京的赤坂分行开始营业。

2004年，花旗分行的私人银行部门因为活跃地参与针对日本富裕人士的理财活动，并在融资、债券买卖、股价操纵、违法拆解资金、协助有组织犯罪、鼓励开设匿名账户、洗钱等方面“表现突出”，被日本金融厅通报批评；之后又因消灭证据等行为，激怒了金融厅，从而被处于严厉的行政处罚——私人银行业务被迫在日本中止。其实，为日本有钱人和在日本的外国人“洗钱”理财，花旗从日本泡沫经济高峰的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

花旗是美国银行的旗帜之一，不可能对“小兄弟”的市场坐视不理。

2007年4月27日花旗集团以77亿美元的全现金方式成功收购日本第三大证券公司日兴柯迪证券公司（Nikko Cordial Securities）。

2008年12月1日花旗集团出售日兴花旗信托银行（Nikko Citi），花旗早于2001年入股日兴证券旗下日兴信托银行，占有五成股权，于2001年被纳入美国花旗集团，才改为现在的名称。

2009年1月12日摩根士丹利、花旗宣布成立新合资公司“摩根士丹利美邦公司”，成为全球最大证券经纪公司，拥有20390位营业员、管理1.7兆美元客户资产。具体细节是：花旗以100%的美邦证券、澳洲美邦以及在英国提供私人投资管理服务的Quilter的股权及27亿美元现金，但不含花旗私人银行以及日本的Nikko Cordial证券。取得“摩根士丹利美邦公司”49%的股份，花旗出售美邦后，账面获利58亿美元。据美邦网页简介，美邦在全球有764个办事处，拥有900万美国客户，共有14133个理财顾问，为客户提供各项理财服务，包括个人理财和资产管理等服务，目前管理客户资产高达1.323万亿美元（约10.3万亿港元）摩根士丹利将以旗下全球财富管理事业100%的股权取得“摩根士丹利美邦公司”51%的股权。在第三年后，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都有权购买或出售在新公司中的股份，但花旗至少在5年内都会持有相当大的股权。

2009年1月16日花旗集团宣布把业务一分为二，花旗集团将拆分为“花旗银行”和“花旗控股”两部分，花旗银行将保留集团在100多个国家的传统银行业务，花旗控股则将纳入一些“非核心”的资产管理、消费金融业务主要包括Citi Financial、Primerica金融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美邦公司”49%的股份等，以及花旗在日本的子公司日兴花旗控股和Nikko资产管理公司。此时，花旗集团在日本主要的事业目前有花旗银行、日兴花旗信托银行、日兴Cordial证券、日兴花旗集团证券和日兴资产管理公司。

2009年5月1日花旗集团决定以5450亿日元（约55亿美元）出售旗下的日本第三大的证券公司也日兴柯迪证券（Nikko Cordial Securities）给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内容包括完全接收日兴证券（Nikko Cordial Securities）及部分接收投资银行“日兴花旗”（NikkoCitigroup）。花旗2008年1月才完成的一系列交易为收购Nikko Cordial支付了1.6万亿日元（161.7亿美元）。2009年7月30日住友信托银行以756亿日元（7.95亿美元）收购花旗集团持有的日兴资产管理公司64%股权。

回望2004年9月29日，对美国花旗银行在日本的分支机构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花旗银行东京丸之内支行以及名古屋、大阪和福冈分理处因违法从事多项金融业务，被日本金融厅勒令从这一天起全部关闭。从此，花旗银行在日本最赚钱的部门再也不能开门营业。

日本花旗竟是日本的洗钱中心！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显赫的国际声誉和重大的影响力，成了花旗银行日本分支机构与犯罪分子“勾勾搭搭”的最好保护伞。

据日本金融厅调查，美国花旗银行在日本的部分分支机构（私人银行部门）涉嫌从事多项违反法律的金融业务。其中主要有：协助犯罪团伙洗钱；协助犯罪嫌疑人扰乱市场秩序；向顾客提供虚假信息，蒙骗客户等。而在此前，花旗一直是外国金融机构在日本遵纪守法的代表。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日本政府“注意”到花旗银行的异常。

2003年11月，日本金融厅检查局对花旗银行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实施例行金融检查，发现该行内部管理十分混乱。一名支行长贪污了18亿日元现金巨款，竟然长期无人发觉；一些业务人员违规地随身携带记录有部分顾客账号密码等重要数据的资料四处乱逛，结果竟将资料丢失。

不过，这些似乎都还是“小问题”。

随后，日本金融厅加强了对花旗银行东京分支机构的监视。花旗的“大买卖”逐渐浮出水面。花旗银行日本支行的“重要客户”竟然是已经受到外国监管部门盯梢的国际犯罪团伙（包括山口组等），日本花旗涉嫌为犯罪团伙非法交易提供方便，帮助他们洗钱；同时，花旗还向一些因操纵市场行情而被捕的被告提供了大量融资；花旗的一些业务员欺骗客户，误导客户投资非金融商品，致使客户遭受损失而中饱私囊；花旗还无视日本银行法，从事多项被禁止的业务，比如向客户推销海外不动产项目、海外人寿保险以及美术品、艺术品等。

傻瓜也知道花旗的美国背景和国际影响力，即便手中掌握确凿的证据，要扳倒花旗，谈何容易；即使作为“美日同盟”的跷跷板中不可或缺的一头，日本政府，要处罚花旗这样有背景的跨国金融巨头也多有顾虑。

日本金融厅属下的检查局将检查结果通知了花旗银行东京分支机构，并移交给了监督局核实并实施处罚。但是，以监督局对付花旗显然还不够分量。花旗银行方面对监督局非常不满，找出种种理由进行反驳，银行的律师还常常围攻监督局的核查人员。

由于对方是世界最大金融集团，并同美国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日本金融厅也不敢轻易作出处罚决定。所以，日本金融厅首先向首相官邸汇报，取得了首相小泉的支持。

小泉考虑到和美国的关系，于是派日本前金融经济财政相竹中平藏为此事特地访问美国，同美国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协商，表示准备处分花旗银行东京丸之内支行等分支机构，希望美国方面给予理解和支持。

但美国想为花旗护短。不久，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派人访问日本金融厅，居然认为证据确凿的花旗银行案“没有大的问题”，希望日本方面“慎重行事”。

处罚花旗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另一家日本金融巨头——联合金融控股公司因同样原因被罚事件改变了花旗案的走向。金融厅内部进行了反复斟酌后认为，应该坚持内外平等的原则，外国银行不能例外，必须同样按照有关法律接受处罚。

日本金融厅顶住压力，决定从9月29日起停止花旗银行4家分支机构的所有金融业务，勒令其在一年内完成清算，并于2005年9月30日吊销其营业执照；停止花旗银行日本所有分支机构一个月的外汇新开户存款业务；要求该行确立遵纪守法的体制，必须向客户提供正确的信息，不得误导顾客投资，严禁经营范围外业务；严格执行开户实名制。

很早以前，对于拥有1亿日元以上金融资产以及3亿日元以上总资产的富裕家庭，花旗银行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就将其作为重点客户和服务对象，并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和福冈等地设立4家支行和分理处，专门为这些高收入家庭提供投资顾问、理财和资产管理合理避税等特殊服务。这些客户按投资所得比例向银行支付手续费。

当时《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说，出现问题被关闭的花旗银行支行和分理处正是这些“富人银行”——该行的主要盈利点之一。

这些分支机构被吊销营业执照，对花旗银行在日本的经营造成严重打击，盈利能力将大打折扣。花旗银行日本分支机构的6个领导干部被迫引咎辞职，另外8名有关人员也受到了降职减薪的处分。

花旗银行高层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表示：要调整在日本的经营战略，停止利润至上的经营方针，加强内部监管体制，教育员工遵纪守法。

花旗银行于1902年在横滨开设第一个支行后，已在日本各大城市遍地开花，总资产7.38万亿日元，2004年上半年的税后纯利为5.23亿美元，占花旗金融集团总利润的8.2%。

花旗银行并不只在日本惹上麻烦。在美国，花旗卷入了安然假账丑闻并在世通公司债务销售中隐瞒风险；在欧洲，帕玛拉特财务造假案中也闪现着花旗银行的身影，英国花旗则涉嫌操纵债券市场价格；在中国，也曾经曝出花旗涉嫌向监管机构披露虚假信息，花旗投资银行（中国）总裁被停职的消息。

近年来，日本金融厅每年都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数次定期检查监督，检查的重点是金融机构报告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借贷状况以及有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内部管理等情况。日本金融厅已经先后查出美国、英国、瑞士、加拿大等6起外国金融机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案件，并分别处以吊销营业执照、无限期停止营业等不同程度的处分。

2009年，由于被指为黑社会洗钱提供便利，美国花旗银行在日本的当地法人——花旗银行（日本）6月26日被日本金融监管机构下令一个月内停止一切个人业务的销售活动。这是日本监管部门自2004年9月以来第二次对花旗银行日本公司实施行政处罚。

日本金融厅在2009年6月26日发表声明指出，监管部门在调查中发现，在检测并监管洗钱活动等可疑交易的问题上，花旗银行日本公司存在“重大问题”。另外，对于那些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交易活动，花旗银行（日本）也缺乏完善的监管系统。监管部门部分发现，花旗银行（日本）为暴力团伙等黑社会组织开设了几百个账户。

根据处罚决定，花旗银行（日本）从当年7月15日起一个月内不得通过广告、宣传、邀请等各种促销手段开展新的个人业务，但不限制客户主动上门要求购买银行金融产品，银行的公司业务也不会受到影响。

花旗银行日本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将认真对待日本金融厅的禁令，并且将尽全力解决监管系统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该银行在声明中称：“花旗银行（日本）将致力于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进行一切有必要的改进，从而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截至2009年3月底，花旗银行日本公司的储蓄余额为5.31万亿日元（约合559亿美元），2008财年纯利润为263亿日元。对于花旗银行而言，日本监管部门此次的措施无疑是又一次的“精神打击”。在其他大部分资产都处于被出售状态的情况下，零售银行业务已经成为花旗在日本业务的重中之重。为了迅速筹集资金补充流动性，花旗集团制定了规模庞大的全球资产处置计划，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包括日兴证券等日本业务。

花旗银行（日本）零售银行业务及企业银行业务两者的年销售总额约为20亿美元左右。由于处罚的内容仅限制花旗银行在一个月内通过促销手段开展新的个人业务，但是不限制客户主动购买金融产品，对于银行的公司业务影响不大。有关分析师认为，由于这次禁令的执行期正好在业务的淡季，因此花旗受到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对于日本金融监管机构的“隔靴搔痒”，花旗银行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第四节　高丽元素

提到日本的地下经济和洗钱，高丽元素是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近代史上日本与韩国、朝鲜的纠结：

1894年，日本进攻驻朝鲜的清军，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4月，清朝战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承认朝鲜是自主之国，于是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朝廷宣布终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同年，日本暗杀了有反日倾向的明成皇后。

1896年，高宗在俄国支持下称帝登基，成立大韩帝国，从此朝鲜改为韩国。

1904年，日俄战争后，俄国战败，朝鲜政权彻底被日本控制。

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1906年，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

1907年，日本强迫高宗退位拥立皇太子纯宗继位。

1909年，日本第一任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

1909年7月伊藤博文死后，主张合并韩国的一派成为日本对朝鲜政策的主流。1909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合并韩国的方针。虽然韩国出现如李容九、宋秉畯等人为首的“一进会”主张韩日合邦。“韩日合邦”的意思是大韩帝国与日本国的“平等合并”，共同创造新政府，并且借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扶植韩国的本地资本。但是日本政府置之不理一进会的“韩日合邦”，统监府下了集会演说的禁止令，1910年8月22日本基于《日韩合并条约》合并了韩国，将大韩帝国并入大日本帝国。也称“韩国并合”、“朝鲜合并”。韩国方面的说法是“韩日并合”。

日韩合并条约，被韩国和朝鲜视为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日韩合并条约》，由韩国（1897年，朝鲜王朝[조선왕조]改国号为“大韩帝国”대한제국）总理李完用（이완용）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日语：てらうち まさたけ）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并且于1910年8月29日生效。韩国和朝鲜方面认为，该条约是基于之前在日军逼宫的情况下朝鲜王朝国王签立的《乙巳保护条约》，故而两个条约“缔结时就是无效的条约”。签约时朝鲜纯宗拒绝签名。日本则认为日韩合并条约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合并条约后因1965年的日韩基本条约而失效。

日韩并合的结果，导致大韩帝国的消灭，朝鲜半岛成为大日本帝国领土的一部分，朝鲜总督府成为大日本帝国在朝鲜的统治机关，直到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昭和天皇发表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失去对朝鲜半岛的实效统治，1945年9月2日签署厉行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档日本正式结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

韩国方面也将日韩并合称为“日帝强占期”，或是“日帝时期”、“日政时期”。而且日韩并合之后，韩国是否为日本殖民地也是一个论争的焦点，因为有些日本人以为在日本官方文书中从未将韩国视为殖民地，而将朝鲜视为与日本内地有别的“外地”，由于日本内地实行的法规不能实行于外地之故。

在日本，外国人居住90天以上的话，需要做外国人登录。做了外国人登录的韩国朝鲜人有58万人，包括登录者本人的父母辈、祖父母辈于1945年以前就居住在日本的韩国朝鲜人有42万人左右。一般意义上的“在日韩国人、朝鲜人”是就指这些人，后来进入日本的韩国人不算内。

理论上，在日外国人可以说成是“在日中国人”，“在日美国人”等等，但常规上，在日本，说到“在日”的时候，是只指韩国人、朝鲜人。如同说美国历史和美国民族不能不说犹太元素一样，说日本也不能不提“在日韩国人和在日朝鲜人”这样的高丽元素。这里再具体地解释一下。

“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很多是二战时被日本强制拉到日本当劳工的，战败后的日本政府应该补偿他们”。战后，这种说法在日本战败后曾经是世界范围的主流，由此造成的舆论压力，使得“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在日本拥有了众多的特权，和别的外国人境遇产生很大差别。由此，在日本的美国人、在日本的中国人、在日本的菲律宾人等等，一般不被叫做“在日”，一提到“在日”，多了这么个前缀，就是指韩国人和朝鲜人。真相是：二战时日本胁迫很多朝鲜人到日本是事实，当时朝鲜与韩国被日本吞并，法理上属于一个国家，但其实这些被强拉的劳工二战后大多都回到了朝鲜半岛。1959年统计的时候，当时有59万朝鲜人在日本，其中是二战时被强制拉到日本的只有245个人，这245人不愿意回朝鲜，自己选择留在了日本。剩下的59万朝鲜人大多是1945年害怕的苏联军队残酷报复而跑到日本的（二战时大部分朝鲜人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还有就是朝鲜战争时跑到日本躲避战乱的。这也是现在绝大部分正宗的韩国国民讨厌在日韩国人的理由，现在不少韩国人认为，当朝鲜战争这样天大的灾难到来时，在日韩国人都跑到日本享福，而不为韩国献身，是一群废物点心。

时过境迁，本来不是被强拉到日本的“在日韩国和朝鲜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是被硬拉来的，其实，无非就是为了在所谓人权社会换取更多特权。在日本，外国人分永居身份和非永居住身份两种，非永居身份分又为长期和短期。在日本连续居住7年以上，持续的缴税、缴纳养老金、奉公守法，就可以申请永居签证。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和“在日台湾人”（比如棒球明星王贞治）都是永居身份，但因为战前，日本、朝韩、乃至中国台湾都曾经被纳入军国主义的日本版图的渊源，这些人的永居身份和一般外国人的永居不同，前面加了个“特别”二字！由此，也会得到很多优惠。外国人不管什么身份，如果犯法会被遣送回国，但有了“特别”二字，就另当别论了。另外出入日本，外国人需要检查指纹，但“特别”的外国人就不用、等同日本国民待遇。

这一点，某种程度上比二战后在日本土地上扮演“太上皇”地位的美国人还要牛。

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特别永住身份不用申请，生下来就可以得到。比如，在南非世界杯上代表朝鲜出战而出尽风头的郑大世就是这一类人。

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和在日中国台湾人又被叫“第三国人”，这个词原本有贬义成分，一般不轻易被使用。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国土一片废墟，比当时中国还穷。除了受过高度教育的众多国民以外，什么都没有。正当日本人对未来茫然的时候，大街上突然跑出来一大群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是战胜国的国民，日本是战败国，你们必须万事服从我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由韩国、朝鲜人所占据的弹珠机店（扒金库店）和烤肉店的地段都非常好的原因。这些当时的朝鲜、韩国人集团后来演变成了日本的黑社会。而当时为了对抗这些朝鲜、韩国人的烧杀而成立的自警团也成了黑社会。这两股势力当年互相砍杀，就像现在的港台黑道片。如今，日本黑社会的60%都与这个群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非正规的说法是：黑社会里，30%是朝鲜&韩国人，剩下10%是一般日本人。当时，朝鲜和韩国强盗们闹得实在不像话，美国的麦克阿瑟出动军队把他们镇压下去，然后宣布“朝鲜人二战时没有国家，没出过力，不是战胜国国民，是“第三国人”。这就是“第三国人”这个说法的来历。而被镇压以后的朝鲜、韩国人不少都转变成暴力团和黑社会。

在日韩国和朝鲜人也分成两个组织（阵营），“民团”和“总联”。民团是韩国系，总联是朝鲜系。民团和总联的成员不是按老家在北纬38˚线南北而划分，而是根据政治信仰来区分的。这两个团体的上层和背景与和韩国或朝鲜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日本的高丽民族，大部分人选择民团系统的韩国国籍，只有1万多人选择朝鲜。但也有特殊的，心里向往朝鲜，可由于朝鲜的护照适用性太差（朝鲜的护照可能除了中国、越南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就不怎么受待见了），而韩国护照却能在一百多个国家免签证，和日本护照一样好用，于是实际生活中护照拿着韩国或日本的。比如足球运动员郑大世，他家是朝鲜的，家里供着金将军像，但为了方便他还拿韩国护照。世界杯的时候却代表朝鲜出场。20世纪60到90年代，在日朝鲜人以总联为窗口，一开始从朝鲜得到援助，后来又“反哺”朝鲜，关系非常密切。

在日韩国、朝鲜人只有几十万，可韩国人、朝鲜人的影响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的在日韩国、朝鲜人比这个数字多得多，只不过很多已经归化了。1959年时有59万在日韩国、朝鲜人，还有很多当时已经变成日本人了。时光如梭，他们归化，和日本人通婚生子，不少还淡忘了祖国的语言。有一种大胆的估算，在日本，具备高丽血统的人，绝对不少于500万。如果把和韩国、朝鲜人组成家庭的日本人都加起来的话，可能不小于日本总人口的10%。这是非常大的社会力量。包括日本天皇，据说其祖先也是现在位于朝鲜某地的人士。

在日韩国、朝鲜人混迹于媒体和娱乐系统的很多。包括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其历届领导很多也是在日韩国人。在日韩国人是日本舆论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

在日韩国、朝鲜人几乎独占了最赚钱的买卖。尤以赌博和风俗产业为甚。在日本除了彩票、赛马等之外，最大的赌博是扒金库（弹珠机，PACHIKO1）。扒金库在每个车站前都占据着最好的位置，每天都人满为患。办法，扒金库一年营业额30兆日元，就是说2兆多人民币，你想想这是多少钱？扒金库的经营者50%为在日韩国人、30%～40%为在日朝鲜人、5%～10%为日本人和华裔。警察退休后都去扒金库挂个名，不干活光拿钱，所以日本法律规定不许赌博，可扒金库却没有人管，绝对属于灰色地带和地下经济。

博彩业，最终肯定是总庄家独赢。一般的赌徒上瘾输了钱怎么办？借钱，在日韩国、朝鲜人早已守候在此。在日本借高利贷的也多是在日韩国、朝鲜人。倒闭的“武富士”就是韩国人开的。每年几千亿的流水。借不到钱了？前面说过的“质屋”（当铺）在那里等着呢，早先很多质屋也是在日韩国、朝鲜人开的。

在日本，那些历史相对久远的情人宾馆和各色风俗店，也都被深深烙上高丽元素的印记。

在日朝鲜和韩国人在是演艺界和体育界非常活跃，很多为中国人熟识。比如：山口百惠（尽管据说她寻根的地点放在中国浙江）、沢田研二、松田优作、松坂庆子、赵容弼、西城秀树（香港几大天王翻唱了无数他原创的歌曲）、SMAP的个别成员（木村拓哉）、木下由树菜、金城武等，实在太多，有点数不胜数。日本体育界里，职业摔跤、拳击和职业棒球的也特别多。力道山（这位是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大英雄，死后被爆料是朝鲜人）、洪昌守（徳山昌守）、张本勲、桧山进次郎、清原和博、金田正一，等等，可以说日本职业棒球很多值得纪念的纪录，很大部分是朝鲜、韩国选手创造的。在日韩国和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自尊感特别强，秋山成勲是个柔道选手，在日韩国人，高中毕业回到祖国（韩国）一边上班一边练柔道，可韩国人对他“在日韩国人”的身份非常歧视。秋山待不下去了，回到日本，加入日本国籍了，可还是以韩国人自居。

80后和90后的当代韩裔日本人[2]，似乎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日本社会，在他们的眼中，老一辈人的日韩对立和仇视有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其实，从东亚稳定和谐的角度来分析，这无疑说明了时代在进步的道理。

经常冲击中国驻日使领馆的右翼团体，很多是暴力团的翻版。这里罗列几个比较活跃的供中国读者朋友们泛泛了解一下，不再多作解释，相信你们都能读懂：

 右翼团体名称  |  所在地  |  头目日通用名  |  本名  |  补充说明 
 松魂塾  |  东京  |  松山真一  |  曹圭化  |  最高顾问 
 松叶会  |  东京  |  牧野国泰  |  李春星  |  六代目会长 
 日本皇民党  |  高松  |  高岛匡  |  高钟守  |  山口组宅见组系 
 日本宪政党  |  东京  |  吴良镇、金敏昭  |  ——  |  —— 
 双爱会  |  千叶  |  高村明  |  申明雨  |  —— 
 三爱同志会  |  下关  |  山中答康  |  李大康  |  —— 
 东洋情面同盟  |  下关  |  末广诚  |  金教换  |  四代目小樱组组长 
 日本人联盟  |  会津若松  |  高山登久泰郎  |  姜外秀  |  —— 

近年来，来自中国大陆为主的华裔人数，首次超过在日韩国和朝鲜人，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留日居住人数最多的外籍群体，加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成就显著、华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与日俱增，同时，日本几任首相开始越来越多地采取务实外交与中国对话交往。于是，每当中日之间稍有风吹草动，一些心有不甘的右翼团体就会站出来充当捣乱分子，显示自己的虚弱的存在。也就说，在日本，相当一部分站在中国使领馆门前、堵在中国观光客大巴面前、围在华人社区商店门口，高喊“天皇万岁”、“中国人滚出日本领土”之类右翼口号的，或许祖上不一定是真正的日本人。

在韩裔日本人中，本书第四章中运用境外洗钱手法将大笔财产顺利赠与大儿子的武井保雄，无疑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武井保雄1931年出生于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埼玉县，他的母亲是小杂货店店主，他从小就在母亲店中帮忙。武井保雄的中学时代正值二战后期，他没有读完中学就进了当时的日本战争预备队——陆军飞行学校。日本战败后，武井保雄和很多学生军人一样，被卷入庞大的失业队伍中。他找不到固定工作，只好到处流浪，靠打零工糊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武井保雄做过各种合法以及不合法的小生意。渐渐地，他发现了一个赚钱的生意，那就是放高利贷。1966年1月，武井保雄利用倒卖大米积累的资金，在东京板桥区租借了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设立“富士商事”公司，向个人发放小额消费贷款[3]。武井保雄最早把赚钱的目标瞄准了家庭主妇，因为他认为主妇的个人信用要比男人好。武井保雄观察客户信用度的方法很独特，例如他认为家居干净整洁的不会赖账。凭借这种生意模式，他迅速富了起来。

1974年，武井保雄的公司更名为“武富士”，外号为“日元商店”，意思是这里可以买卖日元。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武富士公司的名声很坏，因为它向顾客大举发放高利贷，使不少人陷入债务危机。此外，还有报道称，武井保雄跟黑社会关系密切。随着此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武井保雄的生意越做越大。1996年，武富士公司在日本二板市场“佳斯达克”成功上市。此时，公司的个人消费放贷余额超过1万亿日元，成为日本个人消费信贷业最大的公司。1998年12月，武富士又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1999年，武井保雄首次成为日本首富，在当年的《福布斯》杂志排行榜上，他以78亿美元的资产名列日本第一，在全世界排名第30位，他本人也一度成为日本纳税最多的个人。

2000年6月，武井保雄遂与手下找到私人侦探社，组织了一个“窃听小组”，专门窃听揭露自己公司借贷黑幕的记者的家庭、手机和车载电话。这一非法窃听丑闻曝光后，日本举国震惊。武井保雄随即被捕，并在当年12月被判入狱3年，缓刑4年，武富士公司则被判处罚金100万日元。武井保雄接受了法庭判决，并公开道歉及保证不再犯类似错误，不久后他辞去武富士公司总裁一职。武富士公司也公开声明与武井保雄不再有任何瓜葛。但有日本媒体揭露，武井保雄只是名义上辞去武富士公司总裁的职务，实际上武富士公司的大小事务，都由武井保雄在离公司总部30分钟车程的公寓里拍板决定。

根据日本法律，如果贷款公司某位占25%股权以上的股东被判入狱，该公司的牌照可能被吊销。因此在武井保雄被判刑之后，这位日本首富不得不面临出售股权的窘境。武富士公司要出售大量股权的消息传出后，世界上很多大型投资公司都盯上了这块“肥肉”，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高盛公司和新桥公司。不过，能从一个杂货店小伙计变成日本首富，武井保雄并不是等闲之辈，他绝不会让自己的一生心血落在这些国际资本手中。经过艰苦的谈判后，武井保雄把股权卖给了一个不出名的基金组织。有人说，武井保雄跟国际大财团谈判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这起股权交易幕后玄机重重。经过努力，武井保雄总算渡过了难关，虽然他辞去了公司总裁的职务，但他对武富士公司的影响仍非常巨大，他的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武富士公司的股价。2006年8月10日武井保雄因肝功能衰竭去世，终年76岁。武井保雄去世的消息被公布之后，武富士公司的股价在当天上升了5.28%，达到了5780日元，这是因为丑闻缠身的武井保雄一直给武富士公司带来不少负面新闻，他的去世增添了投资者对这个公司的信心。

武井保雄极为敬业，而且极为独裁。在公司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自己说了算，连总经理都是摆设，根本没有实权，所以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像走马灯似的经常换。对公司雇员，武井保雄更是稍不满意就将员工解雇。他要求部下对他绝对服从，绝对忠诚，还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各个分公司里，员工上下班都要向照片行礼，并要求部下抄背他的语录。他著名的“语录”包括：

（1）为了3倍的玩乐就要付出3倍的努力！

（2）暴力团比右翼（势力）厉害、警察比暴力团厉害、右翼（势力）又比警察厉害，这三种人好好利用的话将事半功倍！

武井保雄虽然富可敌国，但却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尽管公司利润巨大，但他还是要克扣员工的工资。既要员工加班，又不给加班费。近年来，他克扣的员工加班费高达35亿日元。最后，员工将公司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后判处公司必须给职工补发所有的加班费。武井保雄还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他常常让算命师决定一些生意场上的大事，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摆着一本日本“皇历”，他每天都要看“皇历”上的吉凶，以决定自己一天的工作。武井保雄是一个“穷出身老板”的典型，平生多疑，不相信任何人，即使在外人看来与他十分亲密的心腹人物，他也不信任。他曾经委托私人侦探公司调查、跟踪曾经为武富士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一名专务董事，还对公司内崭露头角的人才进行监视，怕他们有外心。即使是自己选定的公司总经理和负责与黑社会势力打交道的部长，他也不放心，经常派人监视他们。公司上下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担心被总裁派人监视。

日本是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的国家，岛国根性造成大和民族相对比较封闭且自律的性格。但是，一海之隔的朝鲜半岛，承担了将大陆中华文明传递给日本的二传手角色，自身却因长年累月遭受外来入侵和干扰，形成了极强的民族自尊。当朝鲜半岛的后裔因为各种原因抵达日本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而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不按常理出牌，使他们在获得常规之外的成功之余，也招致常规之外的麻烦和非议。

总之，谈到日本的地下经济、日本的洗钱，高丽元素是一个敏感躲不开的话题。韩国与日本一样，二战后受到美国的影响很深，很多韩国人跨洋到美国学习、生活、工作，而三星、LG、现代等品牌也在各自领域迅速挑战者日本的全球地位；韩国国内房产投机、金融投机的热度一点不比当初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逊色；韩国企业在接受并运用欧美金融体系的法规空隙把握利益最大化方面也异常积极；而同时，韩国社会与日本的渊源却难以割舍，很多韩国人在选择海外生活时，单从适应度和人文角度考虑，日本往往是其第一选择。此外，朝鲜方面，从伟大领袖的家眷开始，一直到厨师、饮食习惯、与日本“总联”的资金来往等，也与日本息息相关……

第五节　本·拉登、基地组织、塔利班的日本幽魂

当今世界具有相对较大影响的国家中，日本还算是一个与恐怖活动基本绝缘的国家，即便发生过针对公众的恐怖袭击，也是奥姆真理教等日本人自己玩出来的把戏。那么，日本真的就与国际恐怖活动绝缘了？非也！

2011年5月2日，“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美国海军特种部队击毙。之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报复性恐怖活动的危险度反而增高。美国已经宣布提高警戒级别，作为其铁杆盟国的日本和欧洲各国也暗中紧张起来。日本媒体报道，东日本大震灾后，美国通过开展的“朋友作战”行动援助日本灾区，让日本再次认识到日美两国同盟关系的关系，但这也让日本成为恐怖分子今后袭击的最佳目标。对此，日本的危机管理专家们陆续发出警告。日本军事分析家小川和久认为：“与大震灾前相比，日本国内出现报复性恐怖活动的可能性非常高。恐怖分子最大的目标可能就是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

另一位国际恐怖问题专家、日本前公安调查厅第二部长菅沼光弘也表示：“目前，基地组织正在分头行动。尽管日本警察已经进行了严密戒备，但是不排除日本国内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相关设施等被袭击的可能。”

恐怖分子选择日本作为恐怖活动目标，原因和背景如下：

第一，东日本大震灾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让恐怖分子有了新的想法。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氢爆炸致使反应堆所在的建筑屋顶炸飞以及一系列的事故，让这里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受过专业训练的恐怖分子袭击这里，就可以把全世界置于恐慌之中。这样，日本今后成为被袭击的第一目标也未尝不可能。也就是说：之前费尽力气寻找公共目标作为恐怖袭击目标，还不如把一直以来安全保卫级别并不突出的核电站作为攻击靶子，一座核电站出现问题后，其造成大恐慌的影响力是全球范围的，事半功倍。

第二，日本目前拥有17座核能发电站、54个核电炉。选择余地很大。而且，从这次东日本大地震后的赈灾实际情况来看，正因为日本国民普遍自觉自律，因此很多道路和公共场所警察或军队强制封路、维持秩序的现象并不普遍，这给恐怖分子混入人群四处乱窜造成了极大的便利空间。

“9·11”恐怖袭击以后，日本核电站周围已经配备了特殊车辆以及军事武器等。装备有机关炮的海上巡视船也进入警备状态。对此，日本军事分析家小川和久表示，“发达国家多名恐怖问题专家曾经多次忠告‘日本的警戒体制级别太低’，我也对历代政权提出‘应该重新考虑警戒体制’的建议。”

第三，日本是北半球驻扎美军人数较多的国家之一，美国人在日本的活动频率较高，存放的精密设备和尖端武器也较多，在日本搞几次大的恐怖活动，能把影响力扩展到太平洋沿岸。

第四，日本虽然也属于黄种人（东亚人），但其民族成分单一、移民政策也相对严格，民族和基因结构的复杂程度，远远不及中国等周边邻国；表面上看起来，基地和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在相貌、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根本无法在日本顺利地隐蔽下来，也很难舒舒服服地从事恐怖活动前的准备。但恰恰正因为这些客观情况，往往容易成为自我麻痹、放松警惕的借口。

第五，“脱亚入欧”的理念，造成日本社会对东亚以外的欧美、中东、甚至非洲等地非黄种人有一种道不明言不清的莫名的好感甚至放纵，加上日本国际化程度较高，对不同宗教和社团势力的活动一直宽容甚至随意，伊斯兰极端组织在日本并不难找到秘密活动空间。

第六，日本工业发达、日元有属于美元和欧元以外全球范围可自由兑换的硬通货币，洗钱、走私、非法中转等活动比较容易开展。

2003年12月，德国境内逮捕了的一名基地旗下组织干部，发现他在2002至2003年期间使用伪造护照，曾经4次混入日本境内，潜伏在新潟县的公寓里面。

2000年，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第1333号决议，禁止向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等地区出口醋酸酐等产品，就是为了杜绝塔利班使用该原料制加工海洛因、黑色炸药和毒气弹等。在中国，东突分子的走私“热门货”名单上，醋酸酐也位列其中。

2008年到2009年，斯洛文尼亚（112吨）、匈牙利（20吨）、韩国（12吨）、巴基斯坦（5吨）等发生了目的地不明的醋酸酐[4]出口事件，这些产品被全部没收。

最关键的，醋酸酐可用于制造麻醉剂海洛因、橡胶改性剂和黑索金（RDX）炸药，一直与恐怖活动和毒品原产地挂不上钩的日本，在2010年动静有点大。从日本向阿富汗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走私）醋酸酐的非法案件，共被查出4起。神奈川警署与爱知县警署与海关联手，在日本逮捕了包括阿富汗男子在内的5人，没收了约8.5吨醋酸酐。日本是掌握醋酸酐生产核心与关键技术的工业大国，醋酸酐以外，很多军工和毒品生产必备的原料，在日本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厂家。

在日本，没有当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参与，类似工业原料的调配和偷盗是不可能办到的。可以想象，国际恐怖组织的经济触角，已经伸向了日本。

在日本，著名的NHK电视台，每天都有免费的阿拉伯语讲座。同时，日本还有非官方的阿拉伯语水平检定机构（协会）。政府和企业派驻之外，自费到中东游学、当志愿者的人数并不少见。

如果有机会到中东，在遍布沙漠和油田的地区，会发现当地人最喜欢是经久耐用、空调出色、对油品不挑剔的日本车（比如陆地巡洋舰和五十铃、日野的卡车等）。同样，制冷的空调也往往只认大金和富士通将军等日本品牌……工业原料、电子产品、精密仪器、汽车等，中东各国对日本品牌有一种偏好。日本也是追随美国在中东产油国投资较早、深入较多的国家之一，很多中东富商在日本拥有房产和企业。二战结束后，日本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其实是低调而密切的。近些年来，本·拉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在世界各国的财路被掐断、已经无法摆出财大气粗的模样策划类似9·11的大型恐怖活动了，于是，利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三不管地区种毒贩毒（罂粟），成了其主要的财源之一。把半成品毒品通过中亚和其他亚洲国家走私到日本和欧美，然后换回醋酸酐、二手旧汽车等。

鉴于日美同盟关系的牢固，在日本一旦发现基地组织或塔利班的任何洗钱踪迹，美国CIA等部门总会在第一时间知晓。问题在于，日本是否能及时发现并阻止国际恐怖组织的洗钱等行动？我们反复提到过：老龄化、终身雇佣弱化、合同工增加、年轻人社会地位边缘化等等消极因素，造成日本社会收入差距加大；特别是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之后，以日本东部受灾民众为主的群体，相当一部分人对未来有些绝望，如果日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无法得到切实的改善、受伤的心灵无法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么，加以适当的“利诱”，是很容易被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犯罪集团多利用的。一旦这部分人参与到恐怖组织的洗钱活动中，那么日本和美国的麻烦就大了。

[1]另一家在中国非常著名的综合性商社伊藤忠商事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江户时代末期的安政五年（1858年），15岁的伊藤忠兵卫以走贩的方式从大坂（后改名大阪）批入麻布到泉州、纪州贩卖起家。1872年（明治五年）于大阪开设“红忠”商号买卖吴服及棉麻布品。1884年（明治十七年）改称“丸红伊藤本店”，1893年（明治廿六年）改为“伊藤糸店”，此为伊藤忠商事之始。1918年（大正七年）第二代伊藤忠兵卫将公司分拆为“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与“株式会社伊藤忠商店”，其中后者于1921年又与伯父伊藤长兵卫所创立的伊藤长兵卫商店合并，成为“株式会社丸红商店”。二战期间，丸红商店与伊藤忠商事合并为“大建产业”，但日本战败后又在GHQ的财阀解体政策下分拆为4家企业，其一即丸红株式会社。

[2]在2011年年初举办的亚洲杯男足的决赛中，日本队最终夺魁，决赛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亚洲巅峰对决中，焦点人物就是日籍韩裔球员李忠成，正是在他比赛中的绝杀，帮助日本队战胜强大的澳洲袋鼠，捧杯成功。谈到自己的身份，李忠成以之前该类运动员鲜见的坦率表示日韩都是他的祖国：“我在两国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现在希望用自己的表现回报日本！”“我是在日本和韩国两种不同文化下熏陶长大的，所以我认为日本和韩国都是我的祖国，我爱日本，同时也尊重日本文化，所以我很高兴能够通过我的努力来回报日本。”

[3]个人消费信贷在日本是一个特殊的金融行业，因为日本的商业银行专注于大型企业，零售业务基本上被像武富士这样的消费信贷公司占领。这些公司（武富士等）以极低的利率吸引存款，再以接近30%的利率贷给工薪阶层和家庭主妇们。巨额利差，加上这些公司在催账时不时与黑社会有牵连，使得这一行业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名声不太好的“高利贷”行业。

[4]醋酐，别名：醋酸酐、乙酯酐、乙酐，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气味，其蒸气为催泪毒气；溶于苯、乙醇、乙醚。用作乙酰化剂，以及用于药物（阿司匹林）、染料、醋酸纤维制造。

目前，醋酸纤维生产技术由美、日等几家大公司所垄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生产和消费国，卷烟产量居世界首位，预计2010年烟用纤维对醋酐的需求量将达到25万吨（外资工厂生产以外，相当一部分从日本进口）。

第八章　日本最大的合法洗钱产业——扒金库

扒金库是个拟音词，日语发音为“PACHINKO”，标准的“学名”应该叫（自动）“弹珠机”。弹珠机在20世纪初期于名古屋市发明，起源于大正时代有奖品的投币式游戏机（另一说法来自意大利），当时为供儿童游玩的游戏机。1942年曾被禁止，弹珠机店大量关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获得解禁。之后，扒金库获得“辉煌的新生”。

弹珠机是一种集娱乐与博彩成分的机器，但用“扒金库”这个拟音词，似乎与该机器和相关行业的性质更贴切一些——不管是谁袋子里的钱，“扒下来”再说。弹珠机原来是纯机械式操作，但现代的弹珠机加入投币式自动赌博机（slot machine）元素。弹珠机店遍布日本全国各地，是日本不亚于富士山和樱花的“国粹”之一；但因为它有博彩成分，难以避免地与有组织犯罪和洗钱扯上关系。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扒金库（弹珠机）当做违法赌博而加以禁止，台湾便是一例，韩国也在2006年予以取缔。朝鲜的平壤还保留一些扒金库店，但一般不允许本国公民玩乐，主要是针对外国旅游者服务的。

扒金库行业是典型的地下经济，偷税漏税现象很严重。根据日本国税厅2004年度的调查显示，该行业约50.3%的企业有疑似逃税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该行业的现金流向实在缺乏透明度。由此，该行业历史悠久、资金实力雄厚额度连锁企业一抓一大把，但至今为止，没有一家在日本上市，不是不想上市，而是根本上不了市。

那么，为什么说扒金库是日本最大的合法洗钱产业呢？

第一节　扒金库的历史溯源

在日本，有个特殊的汉字词汇：风俗。和中国的中性词不一样，在日本，“风俗”的意思有点灰色，AV片、情人旅馆、色情行业乃至扒金库在内，都归入“风俗”行当。日本有专门的《风俗营业法》对该类行业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和限制，扒金库自然也不例外。

有历史学家称扒金库的最原始的雏形是从欧洲引入的，但通常的说法，第一台扒金库机器于1925年诞生在大阪。

1930年，经风俗营业法认可的扒金库1号店在日本中部名古屋创立。

1936年，扒金库在高知掀起热潮，6个月内开了35家店。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扒金库店在现有基础上不允许再开新店。也就在这一时期，与现代扒金库相同模式的金属球（玩法）诞生并开始盛行。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宣战）。

1942年，日本施行战时体制，扒金库店遭禁，全部器械都被充作军用原料。

1946年，战后复兴，扒金库也复活了。

1948年，根据新制定的《风俗营业取缔法》，扒金库重新被允许营业。同时，出现了划时代意义的“正村量具”（盘），为现代扒金库弹珠机的赢球原理和基本设计打下基础。

1949年，扒金库的筹码从1日元上升到2日元。著名的扒金库机器厂商NewGin的前身——丸新物产在名古屋创办。

1950年，著名扒金库弹珠生产厂商“竹屋商会”（现在的“竹屋”）在春日井市创办。

1951年，日本法律开始禁止18岁以下人群玩扒金库，其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同年，著名的扒金库综合器材厂商——索非亚（后分裂出著名厂商“西阵”）在桐生成立。

1952年，菊山德治开发出扒金库机器被的20连发装置。著名厂商“京乐”和大一商会在名古屋成立。

1953年，日本第一个扒金库黄金时代开始。全国店铺数达到387664家，约600家制造商。同时，自动连发160～180/分钟的弹珠机发明，造成扒金库前所未有的刺激和热度。

1954年，东京都公安委员会决定在日本全国各地禁止连发式扒金库机器的使用。造成全国店铺数量减半。

1955年，Monami商会（现在三洋物产的前身）在名古屋成立。

1956年，第一次行业整顿和重组热潮开始。

1957年，日本“神武景气”开始、经济腾飞。扒金库开始出现漫画人物，并与漫画结合。

1958年，著名的扒金库器材厂商藤商事在大阪创立。

1960年，扒金库远程控制系统开发成功，对连锁店的做大做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扒金库第二个黄金期开始。

著名厂商“平和”以及“丰丸”在名古屋成立。

扒金库行业60家企业联合成立了日本游戏机协同组合（日本游戏机工业组合的前身）。

1962年，扒金库机器外观（盘面）开始时尚化、多彩化。

1963年，独立式（单机）扒金库机开始出现、强调用户体验的单机开始出现。

1965年，扒金库店铺数量达到1万家。奥林匹亚机（即回胴式游戏机）出现。

1966年，著名厂商“三共”（现在的“三协”）成立于名古屋。

1972年，电动势处理方式被许可，筹码从2日元提高到3日元。

1973年，著名厂商太阳电子成立于名古屋市。

1975年，艺人间宽平在玩扒金库时开出大奖100万个筹码，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著名扒金库器材厂商“SAMI”在东京成立。该行业的研发和制造开始从发明地名古屋和黑帮活跃的关西（大阪）向政治经济中心的关东地区渗透、转移。

1978年，3日元筹码上升为4日元。

1979年，全国巡游的“扒金库日”确定——每年11月14日。器械品牌“高尾”和“三星”（现名SAISE研发）在名古屋市成立。

1980年，现代数字化机器的“三共FEVER”开始登场。

1981年，警察厅对FEVER机开大奖时的打开时间限制在30秒×10轮以内。

1983年，器械厂商大同（现名Bisty）在东京成立。

1984年，警察厅对FEVER机开大奖时的打开时间限制在15秒×10以内。

1985年，保安电子通信技术协会开始对扒金库实行检验鉴定制度。

1986年，日本设立“全国扒金库粉丝感恩日”。一直从别人口袋里掏钱扒钱，哪怕在形式上也要“意思意思”来点小恩小惠。

1988年，警方宣布开始探讨CR机运用的构想，也就是说，要把税控读卡机设置在扒金库机器里，最大限度掌控税收。同时，又一著名厂商浩东商事成立于名古屋市。

1989年，日本设立扒金库游戏相关的商业协会。

1990年，经修订的《风俗法》投入运行。开大奖的次数从10轮增加到16轮，同时开始采用随机概念。

1990年，发生多起家长沉迷于扒金库而忘记照料锁在车里的孩子，造成孩子中暑的事故。

1992年，CR机（税控读卡机）正式登场。

1999年，游戏机玩法更改。如果赏球（钢珠）是5个球的话，中大奖概率的下限控制在1/320。

2002年，游戏机玩法再次更改，最低赏球（钢珠）从5个改为4个，中奖概率与赏球无关，下限变为1/360。

2004年，《风俗营业法》修订，扒金库的分门别类被取消。

2005年，游戏规则再次更改，开大奖的概率下限从1/500变为1/400。

2006年5月，《风俗营业法》修改，加强了对未满18岁人员入店游戏的处罚力度。

2006年8月8日，游戏产业健全推进机构成立。

2007年4月，游戏产业健全推进机构联手日本全国扒金库业者发出《承诺书》，接受该机构“随时随地”的、“不事先通知”的突击检查。

2009年到2010年，在1/400的概率下限原则不变的情形下，对中奖细节不断做出修改。这也是为了顺应IT时代不断有“开大奖高手团队”（老千）出现的无奈之举。

扒金库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2009年，日本扒金库的市场规模为21兆650亿日元，比2008年减少6510亿日元，可以看出，其客户在大量流失、市场规模急剧缩小。日本有扒金库协会，据统计，该行业从业人员在44万人左右。一些有实力的扒金库连锁企业，开始对老旧的机器加装最新型芯片和液晶屏幕，试图用所谓高科技化来扭转颓势，效果如何还很难下结论。

在日本，扒金库店规模大，但都很低调而隐蔽，在本图中，请注意“无印良品”3F旁边白色和橙色的PARCO的条幅……那就是一家扒金库连锁店。

第二节　扒金库的洗钱原理

扒金库在日本违法吗？当然不违法！赌博在日本违法吗？当然违法！

扒金库是赌博吗？当然是！是赌博的扒金库在日本违法吗？当然不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话一点逻辑也没有。对了，扒金库就是没有逻辑的逻辑。

日本以外的美国关岛等地也有扒金库（弹珠机）店，但其所在营业地点被严格限制。

虽然扒金库机器出口甚至走私到世界各地，但这个行业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属于不受欢迎的禁区。

日本国内的《风俗营业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七款对扒金库行业的定义为：通过设备和游戏诱发顾客产生赌博投机心态的营业活动。游戏的结果，顾客通过得到的金属钢珠（弹珠、赏球）交换物品。风俗营业发第十八条规定该类营业场所门口必须明示严禁未满18岁非成年人进入。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五款还禁止官员和公务员进入该类场所。

扒金库的基本玩法是：玩者首先要购买大批小弹珠，并大量地投入弹珠机中。早期的弹珠机设有弹簧让玩者把弹珠逐粒发射。现代的弹珠机则改为使用一个圆形控制器，控制电子发射钢珠的速度。弹珠（赏球）在射出后会跌进一组针之间，通常会随之而跌落底部，少部分的钢珠会跌入一些特定的小闸内，机器会因而弹出更多的钢珠。

胜出的玩者可获得更多弹珠，玩者可选择保留或继续使用，或把弹珠兑换代币（继续玩），也可换成如圆珠笔或打火机等奖品（日本的专有名词叫“景品”）。在日本的法律下，扒金库店不能直接以现金来买取玩者所赢的钢珠，所以必须以其他的奖品（景品）和客户交换；而其中有些特殊奖品，这些特殊奖品可以在弹珠机店附近的一些小型商店卖出兑现、变相地换取现金。日本法律禁止赌博，不过以此方式就能规避禁止直接换钱的法律。这个下面会详细提到。

2008年至今，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对《风俗营业法》的实施细则规定，每个弹珠的定价在4日元以下，最低兑换的单位是25个（100日元），它的本意是把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挡在店门外。但是，作为监督该行业的警视厅，2000年12月以“消费税没有对1个4日元以内进行限制”为由，对一部分店铺未满25个100日元的兑换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警方对扒金库如此纵容，有很多历史和现实原因。

2006年开始，很多扒金库店开始把之前1个钢珠4日元的行规变成1个弹珠1日元，目前甚至出现1个0.5日元和1日元、2日元的情形，表面上看，单价下跌，店家赚钱难了；事实上呢？正因为如此，给很多顾客造成了“反正单价便宜，多玩几次没关系”的错觉，营业额不降反升。

上面说过：日本《风俗营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顾客不能用赢得的弹珠从店家处兑换得到现金和有价证券。2008年8月1日开始，更是规定每次兑换礼品的金额不得超过1万日元。而奖品里猫腻不少，奖品分为“一般奖品”和“特殊奖品”两种。风俗营业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二款给一般奖品的规定是：顾客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尽可能大范围地予以供给。于是，香烟、糕点、领带、手帕、袜子、玩具、动漫纪念品、化妆品、大众类药物、饰品、CD和DVD、食品饮料等，扒金库店里的奖品兑换处，简直成了一个综合超市！

日本扒金库一角。 

有趣的是，对扒金库违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警察厅，或许是为了使赌博本质的扒金库显得更为“人性化”和“亲民化”一些，抑或是为自己偏袒扒金库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竟然在2006年12月作出规定：所有店家的奖品（景品）至少要保持在500种以上（也就是说以平均一个扒金库店铺内500台弹珠机计算，要有与机器台数相同的奖品才行），且至少展示出其中的200种以上；具体品种的话，包括家居用品、衣物、食品、饮料、文体用品、娱乐用品、随身携带杂货等7个，要求每家店必须展示出其中的5种。

一般奖品种类异常丰富，而且，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眼球、满足顾客喜新厌旧的胃口，很多扒金库业者专门把奖品开发放在了仅次于店铺经营的重要位置。这间接促进了扒金库店的采购消费。按照日本现行法律，扒金库业主（店方）不能直接以现金来买取玩者所赢的钢珠（赏球）；但是，真正具备洗钱特征的，是所谓“特殊奖品”（特殊景品）。

“特殊奖品”的兑换，按照法规，只能放置在扒金库店铺之外，也就是说：扒金库店本身不得经营特殊奖品的兑换。而能够“收购”扒金库店铺赢来的特殊奖品（兑换成现金给消费者）的兑奖商店，必须取得日本所在都道府县的公安委员会的特别许可。而根据《风俗营业法》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扒金库店自己不得经营（自己店铺送出去的）奖品兑换。原因很简单，如果店方自己把消费者花了大价钱“赢得”的奖品再用钱买回去，就成了标准的赌博了。于是，变相攫取金钱的办法出现了——所谓“三店方式”或者“四店方式”。

扒金库店主在经营弹珠机的主业之外，在附近再开两三家专门进行“特殊奖品兑换”的商店，把扒金库顾客手里的奖品用现金收回去。这些兑换商店从店名到设计风格，表面上看去与扒金库店一点没有关系，但背后的老板大多都是一个人。顾客们也都知道这一点，不过能拿到现钱，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来，扒金库和兑换店两家店就够了，干吗还要三家四家地对付呢？这就是其高明的地方了：这么多奖品，一家兑换，即便顾客知道后台老板是一个人，也难免感觉厚此薄彼；于是，兑换店来它个两三家，顾客选择一多，其实对老板有百利而无一害。

特殊奖品的兑换标准，目前在东京和神奈川以1000日元和500日元为一个基本单位，九州、四国等地的城市大多以500日元、1000日元或200日元为基本单位（个别的也有100日元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在爱知县等地，也有扣除消费税后在兑换成现金的。所以说，所谓“特殊奖品”（特殊景品），并非奖品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指该类奖品的兑换方式特殊，特殊奖品是可以用来直接换成现金后放进（顾客）口袋的！

因此，对于“一般奖品”和“特殊奖品”，简单地比较并总结为：

扒金库行业，本来顾客进店后买筹码打游戏就能获得相当不错的现金流和利润，而获得特殊奖品后还能变相地拿到现金，就彻头彻尾是赌博行为了。对扒金库经营者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洗钱手法。

扒金库的弹珠机要向国家公安委员会指定的保安电子通信技术协会备案申报，经过营业所在地的公安委员会认证合格，然后经营业所在地的警方试用后，才能投入正常运营和使用。

该认证的有效期为3年，但事实上，机器出现故障或老化，对经营者来说生钱的金蛋没有了，得不偿失，因此，他们更新的频率往往比法规期限来得短。

第三节　扒金库的水有多深

根据日本刑法的第185条，类似扒金特殊奖品兑现的行为，其实属于赌博行为中钱的再分配方式，严格开说是违法行为。但问题是，至今为止，日本的最高法院从来没有接受过扒金库营业的赌博罪起诉或公诉案件。其实，日本各界都承认：扒金库是“事实上的赌博”，但因为扒金库行业与警方、甚至政界的渊源很深，一直被处于一种“默许”的生存状态之中。

警察厅是扒金库行业的监督机构，各个都道府县的公安委员会也承担着对扒金库经营和扒金库游戏机的检验和认证责任，可以说，警方掌握着扒金库业者的生杀大权。对游戏机进行检验认证的保安通信技术协会的前会长山本镇彦，之前就曾经是警察厅的高级长官；而这个技术协会1/3的职员竟然都是警察出身！可以这么说：对扒金库行业进行全面技术和认证监管的保安通信技术协会，几乎成了退休和离职警察的养老院。日本扒金库游戏机著名生产厂商ARUZE的常务顾问前田健治，就是前警察厅的警视总监！

扒金库的行业协会：东京商业流通协同组合等，几乎都是警察的天下。而很多扒金库店铺，名正言顺地刊登广告招募警察身份的人当干部，其目的不言自明——看场子、压场子、遇到麻烦后利用警方的人脉关系取得方便……于是，在日本，扒金库与警察成了一对互相依存的难兄难弟，警方成为扒金库最大的保护伞之一。为此，日本的民间团体经常进行示威抗议来表达不满，但收效甚微。

说到扒金库，不得不说说它与在日韩国人还朝鲜人的关系。日本扒金库产业，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经营的比例非常高，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日本约有1万6000家左右的扒金库店中，90%是在日韩国货朝鲜裔经营或参股的。日本扒金库著名连锁店マルハン的韩昌祐会长曾经在2005年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发表过“目前日本的扒金库店中70%是在日韩国和朝鲜人经营”的见解。同时，日本著名综合性杂志《AERA》2006年开春也做过统计和分析：日本扒金库店实际经营背景的比例为——韩国裔50%、朝鲜裔30%～40%、华侨5%。其他也有渠道统计韩朝裔群的经营比例至少在60%以上。

其实，1949年，日本全国只有5000家扒金库店，3年后激增到4万家以上。这段时期，仍然是土生土长的日本经营者占绝大多数。过热的产业风潮，突然遇到1954年的连发式扒金库游戏机使用禁令，于是日本裔经营者大多选择退出；而剩下的几乎都是那些职业和行业选择余地更小的日籍韩国人或朝鲜人，也就自然形成了这一特殊群体占行业经营7成的格局。在日韩国裔的组织“民团”伞下有个“在日韩国商工会议所”，所属成员的1万家企业中，有70%是与扒金库产业有关的。而朝鲜裔的“总联”，一段时期甚至将朝鲜裔扒金库经营者自愿捐出的资金反哺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支持朝鲜经济建设。

扒金库在日本政界的渗透能力也很强。“自民党游戏技术振兴医院联盟”、“民主党娱乐产业健全培育研究会”等组织，就是扒金库产业在日本主要政党中的代言组织。扒金库产业将日本在野和执政政党“通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产业税率制定、兑现合法化等议案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很多议员和高管或明或暗地充当着扒金库产业和企业的高级顾问。

扒金库行业强势到什么程度？我们举一个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例子。

2008年，上篇提到过的在日韩国人的政治组织“民团”的代表团访问首尔，祝贺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请注意，李明博的童年和大学时代就是在日本度过的），民团代表并看似无心地向李明博透露“最近因为日本限制增多扒金库产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之后，李明博在与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会面时，把民团所说的话原原本本地状告给了小泽，并交代“希望予以关心”，当场，小泽竟然也表示“我也听到过民团对此的抱怨”……事情还没完，接着，民团以及在日韩国商工会议所的母体——“休闲产业健全化推进协会”的干部向小泽提交了《关于缓和对游戏产业管制的申诉陈情书》。其实，同样的申诉陈情书，在2007年12月，该协会已经向时任国家公安委员会的泉信也委员长、日韩议员联盟的森喜朗会长等提交过了。

这还不过瘾，近年来，日渐颓势的日本为了吸引海外投资和观光，一直在探讨开设赌场、赌博合法化的议题。2010年，超党派的议员联盟和国际观光产业振兴议员联盟等连接发难，向国会和政府提交赌场合法化的议案。

不管最终赌场合法化进程如何、扒金库产业的发展前途如何，扒金库产业能与这么对政治人物保持通畅而及时的沟通管道，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让你踏踏实实地“合法赌博”、“合法洗钱”，是要有代价的！反之，既然你这么能吞金噬银，只要你能把我喂得舒舒服服的，干吗不帮你多说话呢！？

第四节　洗钱之外的“剩余价值”

玩扒金库和涉入其他赌博的心理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所有进入扒金库店的人都会事先设定一个最高限额（比如1万日元），在玩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得到一些弹珠（钢珠、赏球），当这些弹珠积累到一定程度，玩的人就会估算出“再来几个就能得到”自己心仪的奖品或者直接兑换现金了……于是，往往会不断地玩下去，最终超时、超预算。在扒金库里泡着玩一整天的大有人在、一天或一个晚上“输掉”10万日元以上（约7000～8000元人民币）的不在少数。

扒金库的奖品兑换率一般在1个球（珠）3日元到4日元左右，设定在2.5日元的也有。除了兑换率的差别以外，营业方式、店铺设计、机器摆设、店员素质等也参差不齐。大到整个行业、小到每个店铺，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小社会和小生态。

近年来，扒金库店内设置ATM机的现象急速增加。在日本，设置ATM机除了银行和金融机构外，唯一需要点头的政府部门就是警察署了。日本的有识之士一直狠批警方纵容扒金库产业、搞权力寻租。可仍然无法阻止ATM机在扒金库店行业内四处蔓延的趋势。顾客取钱方便了，自然消费就增加了。

有的扒金库店，明令禁止“专业玩家”进店，这个评判标准，就由保安自己判断了。 

日本的很多游戏迷，患上了“扒金库依赖症”。按照国际标准分类法ICD-10——“精神及行为障碍”中的“成年人的习惯与冲动性障碍”一项，所谓扒金库依赖症，就是其中的“病态赌博”（Pathological Gambling），更常用的说法是“赌博依赖症”。

沉迷扒金库的顾客在玩到高峰时，脑中分泌出大量的β-内啡肽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脑内麻药），使人处于一种近乎吸毒服药的兴奋状态，此时的游戏者会感到享受、满足，快感十足。类似依赖症反复发作并刺激大脑后，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等丧失兴趣，甚至性欲减退。2006年，覆盖日本全国的最大行业协会——日本游戏事业协同组合意识到扒金库依赖症不管从社会影响还是经济效益上对本身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害无利，于是以协会名义累计出资1亿日元，支持对扒金库依赖症的医学治疗研究。

扒金库造成很多人丢了工作、丢了老婆、举债度日。扒金库老板同时经营高利贷的不在少数——一边通过弹珠机从你口袋里往外掏钱，一边还假惺惺地借钱给你，最终让你家破人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扒金库整个行业在拼命扒钱，一些平头百姓也在算计扒金库。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赴日中国留学生，有的因为过度迷恋扒金库，把几年辛苦打工积攒下来的积蓄输个精光，懊恼愤恨之余，就开始联手行动起来。他们数人一组，集中1～2家扒金库店，一边玩一边观察并统计机器的运行规律，最终大量赢得奖品；更有甚者，近来很多对IT技术运用娴熟的“千客”们，采用远程电磁波干扰或互联网遥控的技术，让目标弹珠机乖乖地根据自己的掌控吐出大奖来。当然，这种技巧一般不能多玩。其实，类似情形在扒金库和世界上所有的赌博场所都存在，那就是“老千”。日本专门瞄准扒金库玩“老千”的不在少数，除了个人行为，还有的就是行业内部的竞争所致，或者黑势力团伙为了敲诈所为。据估计，每年，“老千”给扒金库产业带来的损失要占到其总营收的至少1%。2001年，“老千”让日本扒金库产业吐出了2780.7亿日元。

随着女性沉迷扒金库的人数上升，在停车场中儿童被关在车里发生中暑、闷毙等伤亡事件也时有发生；在足利，甚至有自己的孩子被拐骗后，在扒金库店里玩得兴起的家长浑然不觉的案件发生。在日本，这种情形可以被起诉为虐待儿童。2006年，家长为了在扒金库店过瘾从而将自己孩子随意锁在车里的事件发生了37起、涉案人员达到56人。

扒金库店是耗电大户，游戏机以外，店外的霓虹也往往整夜晃眼闪烁，对周围居民正常生活和其他业态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此外，由于扒金库是现金流大户，因此，休息时段，扒金库店铺和特殊奖品兑换店经常遭到盗窃。

扒金库，作为日本最大的合法赌场，它给经营所在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很大。

既然扒金库是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大宗的合法赌博和洗钱产业，那么以“特殊奖品”兑现为主要洗钱手段的方式外，是否还有“潜力”可挖呢？答案是肯定的！

自从日本扒金库游戏家引入CR税控机以来，行业内偷税漏税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根据日本国税厅的调查，整个扒金库行业有偷税漏税嫌疑的经营者比例在50.3%左右（超过一半）。日本国税厅内部统计的“税务欺诈行为金额最高”以及“不实申报偷逃税金额最高业种”的排行榜中，扒金库一般都包揽了第一和第二位。扒金库每天的现金流非常巨大，透明度也很低，即便配备了税控装置，但游戏机生产商为了赢得更大的订单，往往在扒金库经营业主的暗示下，“废寝忘食”地研究对付税务署的方法。

扒金库淘汰废弃的游戏机的处理也成为一大顽疾。绝大多数二手弹珠机，都被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走私到了亚洲、非洲和欠发达的欧洲国家，用途有两个方向：那些品相尚且不错的，被改造加工后放置在地下游乐场继续毒害当地青少年；那些无法改装和使用的，被拆解后提取其中的零件和原材料卖掉，为此，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曾爆出日本废弃弹珠机拆解过程中铅中毒的事件。扒金库的那些“老虎机”，“活着”的时候吞噬人们的辛劳所得，“死了”之后照样发挥它的“剩余价值”狠赚一笔，实在黑得可以！

第九章　尴尬的年金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年金，对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日本国和日本人来说，是一件关系到民族传承和民生稳定的大事；但即便如此，在年金上动歪脑筋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从大趋势向上来说，日本的年金储备肯定面临严重不足；但局部范围里，在绝对值仍然显得非常庞大的年金上搞搞小动作，似乎显得九牛一毛，不足挂齿。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节　日本的年金制度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旨在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10末年初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公共年金支付总额2009年度突破50万亿日元，为503000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2.3%，与10年前的1999年度相比增加30%以上，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超过10%。领取年金者上升到3703万人，平均1.8个交纳年金者支撑一个领取养老年金的人，而1999年度为2.25人。

展望未来更令人不安，1947年至1949年婴儿高潮期出生的有700万人，他们真正开始领取年金是在2012年以后，年金支付额近期还将进一步扩大，据厚生劳动省推算，到2015年度，年金支付总额将突破59万亿日元，比现在增加近20%，至2025年度，将突破65万亿日元。

日本的年金制度形成于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已实施了40多年。但这一制度现在却面临严峻考验。首先是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所谓老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的社会，日本1955年65岁以上的人口为5%，1970年为7.06%。到2009年，65岁以上的老人为2944万人，占总人口的23.1%，其中80岁以上人口超过826万人。日本是第一长寿大国，女性平均寿命为86.44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9.59岁，百岁老人全国有40399人。日本老人多，意味着领取公共年金的人多，年龄大意味着领取年金的时间长，这一趋势还将日益加剧。到2015年，65岁以上人口将达日本总人口的26%。

与此同时，日本少子化现象日益加剧，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少子化是指一国的出生率长期低于标准为2.1的人口置换水平（即一个女性一生所生的孩子数），日本战后曾出现婴儿高峰期，一个妇女平均生4个小孩，1950年开始减少，1972年为2个小孩，2002年为1.32个小孩，2005年降至1.26个。1997年日本15岁以下人口开始低于65岁以上人口，到2008年15岁以下人口仅为1717.6万人，到2055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下降到9000万。日本少子化现象严重，意味着交纳年金的现役人口越来越少。

日本年金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世代间抚养”，退休人员的年金由在职人员交纳的保险费用来承担。交纳年金的人少，意味着政府的负担增大，加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财政困难，每年预算用于社会保障部分的费用日益增加，政府只能靠发债维持，现在日本国债与GDP之比已超过200%，很多年轻人担心老后自己拿不到年金，因而拒绝加入和滞纳保险费的现象在日益增加。

为了应对公共年金支出不断增长，日本需要进行彻底的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日本政府在2011年6月份就提高消费税与在野党一起讨论拿出统一意见。同时，前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提出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70岁，然而，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能否顺利实现还是一个大问号。但是，即便选民和国民反对，政府揭不开锅的日子在日本这样一个强调秩序的国度肯定无法维系，日本财务省推算，政府借款（举债）在2012年3末将达到1024兆1047亿日元。消费税这颗地雷，硬着头皮也不得不踩啊，2011年在法国戛纳召开的世界20国领导人峰会（G20）上，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明确表示，将在2015年前后，间接性地将消费税上调至10%。总而言之，日本的养老年金制度正在发生动摇。

在中国的概念里，“年金”有“补充养老金”的意思，与日本有所不同。

日本的年金主要包括：厚生年金（日本全国性，各政府机关，大型企业等在职人员），县民年金（日本各地方政府，当地财团法人等人员），共济年金（各企业工会，劳动组合，各行业协会等），国民年金（外籍在日人员且预计在日本居住一年及一年以上者）等几种。日本现行的养老金制度，是国家负担三分之一，个人负担三分之二。

“厚生年金”是日本上班族60岁前每月缴纳收入约14%的保险金。65岁后每月可领取金额不等的养老金，它主要面对的拥有5名职工以上的企业，加入该养老保险每月应交纳的保费为月工资的13.58%，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各交纳一半。“国民年金”由农民、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以及20岁以上的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每月应交纳的保险费为15020万日元。

日本的“国民年金”是所有年金中最基础的一项，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居住在日本的20岁以上未满60岁的人士，包括外国人士在内，都应该加入国民年金，缴纳保险费。

日本的公共年金是建立在全社会互相支持的代际间抚养机制上的。公共年金不仅包括“老龄年金”，而且还包括当出现意外情况时所支付的“残疾年金”和“遗族年金”。在“国民年”金中，人们所领取年金金额的一部分由国家负担。为公共年金所缴纳的保险费，全额可作为社会保险费扣除的对象。

有资格参加日本国民年金的，分类为以下3种人群：

（1）第1号被保险者

居住在日本的20岁以上60岁未满的人士，且不属于以下第2号被保险者或第3号被保险者之人士。

（2）第2号被保险者

在公司和工厂等处工作，加入厚生年金保险等的人士。该类人员的参加手续接近100%由雇佣企业（单位）代办，其参保费从工资中作为源泉征收，由雇主缴纳。

（3）第3号被保险者

由第2号被保险者抚养的20岁以上60未满的配偶（被抚养配偶），手续同样由第2号人员所在单位办理。第3号不需要负担参保费用。由第2号被保险者整体负担。

当办理完国民年金手续后，会领取到年金手册。年金手册是在领取年金以及进行年金咨询时的重要的身份证明，可以终生使用。

从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的国民年金，每月保险费是15020日元。每月的保险费要在下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之前缴纳。保险费的缴纳，可以在银行等金融机关、邮政局、便利店等处的窗口做现金缴纳，也可以利用账户转账和互联网来缴纳保险费。另外，如果预缴未来一段期限内的保险费的话，还有保险费打折的优惠制度。而且，通过账户转账的预缴（便捷之外，便于税务机关查证），与现金预缴相比，打折金额要多。

保险费免除制度

如果由于收入较少等原因缴纳保险费有困难的话，可以向所在市区町村行政机关申请保险费免除等。在年金事务所对前一年的所得收入等进行审查而批，准保险费免除之后，可以免除保险费的全额或者一部分（请注意：日本对困难家庭的所得税监控也是严格程式化的）。

保险费免除制度的种类、应缴纳的保险费以及与全额缴纳保险费之情况相比较的免除等期间所需要的老龄基础年金的金额如下：

【注意事项】

（1）如果四分之一缴纳、半额缴纳以及四分之三缴纳有一部分保险费没有缴纳的话，则部分免除将无效，等同于未缴纳。因此，不仅不能计算进将来的老龄基础年金里，而且，还有可能领取不到发生意外情况时的残疾基础年金和遗族基础年金。

（2）青年者缴纳暂缓制度适用于未满30岁之人士。

（3）学生缴纳特例制度适用于学生身份。除了部分学校之外，国外的教育机构等的日本学校不属于特例对象之列。此外，短期就学不属于特例对象之列。

免除制度的种类保险费金额老龄基础年金金额：

全额免除　0日元　八分之四

四分之一缴纳（免除四分之三）3760日元　八分之五

半额缴纳（半额免除）7510日元　八分之六

四分之三缴纳（免除四分之一）11270日元　八分之七

青年者暂缓缴纳　0日元　0

学生缴纳特例制度　0日元　0

保险费的补缴

对于获得全额免除和部分缴纳等批准的期间，可以在10年以内缴纳（补缴）保险费。补缴后的将来老龄基础年金的计算等同于全额缴纳保险费。但是，在从获得免除等批准的期间所属年度的第二年开始算起第三年以后补缴的话，届时的保险费将会附加一定的加算金。

从国民年金中支付的年金

（1）老龄基础年金

对于符合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25年以上等条件者，原则上从65岁起开始支付。

★年金金额=788900日元（缴纳保险费40年者，2011年度的年额）

（2）残疾基础年金

如果首次就诊日在加入国民年金期间之内、因疾病或者受伤而导致处于相当于1级或者2级残疾状态的情况之下，支付给残疾基础年金。

★年金金额=986100日元（1级残疾2011年度的年额）和788900日元（2级残疾2011年度的年额）

（3）遗族基础年金

如果加入者在加入国民年金期间死亡的话，对于赖以加入者维持生计的遗属（有子女的妻子或者其子女）支付遗族基础年金。

★年金额=1015900日元（支付给有1名子女的妻子的2011年度的年额）

※（1）65岁前归化加入日本国籍之人士、获得永住许可之人士等在国外居住期间之中，自1961年4月1日起算、

截止到获得日本国籍之日等的前一日为止的20岁以上60岁未满的期间，包含在25年领取资格期间之内（称之为合算对象期间）。该合算对象期间在审查是否满足老龄基础年金资格期间条件之际会被算入，但是，在计算老龄基础年金的年金额时不以此为基础。

脱退一时金（一次性退还金的意思）

国民年金保险费的已缴纳期间（除第2号、第3号期间之外），等候合计在6个月以上，而为达到老龄基础年金领取资格期间的外国人士，如果离开日本的话，可以在2年之内申请脱退一时金。

脱退一时金的金额，按照保险费缴纳的月数，金额计算如下所示（若最后缴纳月在2011年度）：

※保险费已缴纳期间的合计，按照下述方法计算。

全额缴纳月数+（四分之一缴纳月数）×1/4+（一半缴纳月数）×1/2+（四分之三缴纳月数）×3/4

【申请手续】

①离开日本前：在注销外国人登录的同时，提交国民年金丧失申请书。并领取一张脱退一时金的裁定请求书。

②离开日本后：在确认裁定申请书上的各项注意事项，填写所需事项之后，用航空邮件寄往日本年金机构

※请注意脱退一时金的发放期间并不是国民年金保险费的已缴纳期间。

关于社会保障协定

有的国家与日本签订有两国间的协定，防止年金制度双重加入，同时，加算该外国年金制度的加入期间，使加入者能够领取。

简单总结：在日本，有2种社会保障形式：

（1）年金=国民年金（或者）厚生年金

（2）医疗保险=国民健康保险（或者）健康保险

如果是上班族的话（5人以上企业），一般被强制加入上面（1）和（2）的后者——厚生金和健康保险，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支付额相对比较高；当然，用人企业所支付的比例也比较高。以厚生年金为例，支付额为员工工资的13.58%，那么我们以日本一般企业新进员工年薪20万日元计算，20万×13.35%=2.716万日元。而同龄的学生、农民、个体小公司或自由职业者的国民年金只需支付1.502万日元即可，差别比较大。

国民健康保险和健康保险的区别也差不多。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民年金（以及国民保险）是一种为弱势群体、社会低收入阶层和外国驻日人员专设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管怎样，这种制度在维系社会和谐方面，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是，近年来，日本国民年金出现“空洞化”，目前有38%的参保人拒缴或滞缴保险费。其中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和失业人员，也有具备支付能力但对养老保险制度不信任的人员（中青年居多）。

第二节　年金丑闻

2008年5月，日本媒体揭露出的5000多万份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出错事件，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朝野震动，社会舆论强烈不满，养老保险制度的公信力和前途受到严重质疑。这也直接成为日后执政的自民党被民主党拼下台的主要因素之一。

日本于1997年1月开始实施基础年金账号制度，统一了各种养老金账号，实行每人一个账号，由社会保险厅统一管理。1979年至1989年间，社会保险厅曾将所有纸面记录录入电脑。由于日本人的姓名中使用的汉字有多种读音，因此在录入记录的过程中，缴费者姓名有可能出现错误，致使统一账号时按照姓名核对发生了大量的不一致，而相关部门实际上在10年当中故意掩盖了这种情况。

其实，在这之前，年金问题已经出过大洋相了。2004年，经媒体爆料后调查发现，时任首相的小泉内阁的18名阁僚中，包括小泉本人，以及内阁秘书长福田康夫、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防卫厅长官石破茂、财务大臣谷垣祯一、总务大臣麻生太郎、金融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冲绳及北方和科技大臣茂木敏充等8名内阁成员违法未缴纳年金。时任民主党党魁（本书编写时仍然在任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因1996年1月到10月未缴纳年金也被被迫辞职。本来应该是督促国民缴纳年金保险费的官员和政治家自己就没有缴纳或滞纳年金保险费，这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震动。如此之众的政界人物被揭出未缴纳或滞纳年金保险费，绝不能用简单的“过失”或“忘记”来搪塞，一些内阁官员的辞职也不能打消日本国民对政府自诩为“让国民放心的保险制度”的不信任感。

上面小泉阁僚中，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竟长达21年不缴纳保险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曾经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国会议员达到38人。社会舆论对此反应强烈，这一丑闻不仅引发了日本国民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满，更增加了人们对日本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在国民和舆论的严厉批评下，福田康夫被迫提出辞职，并公开道歉。

日本的政治体制在世界都是极具个性的，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家职业化。从国会议员到各党派的党魁和主要干部，以及通过民选上台的首相和阁僚，仔细分析一下，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名门望族的后代；自然，他们是根本不用为生计犯愁的，即便不交养老保险，舒坦地过下半辈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同时，日本社会又存在洁癖，不愁吃喝、不愁下半辈子的世袭政治家们，最怕引火烧身的是政治献金问题，通俗而简单地说，就是违法收受对个人参加选举的政治捐款（这个后面会提到）。日本现代历史上，死在政治献金丑闻上的政治家很多，而政治献金的丑闻一旦出来，没准就会连带税务署、公共媒体等对自己的实际收入和家族实力等来一番剥皮抽筋般的“揭秘”。日本的年金缴纳是与个人所得税挂钩的，而政治家们来自家族和社会的资助渠道众多，如果照实向年金机构申报缴纳，那么事先还必须要过税务署一道关（纳税证明），这不是要他们好看嘛！

因此，哪怕装模作样地说自己工作忙“忘记申报了”、“忘记缴纳”了，总比因为偷税漏税和连带引出的非法政治献金问题曝光要好，毕竟，“忘记缴年金”还不至于犯罪。

因此，可以坦率地说：日本那么多世袭政治家之所以“忘记缴年金”，无非是为自己的洗钱或“准洗钱”性质的隐瞒实际收入、收受大量政治献金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罢了。

我们来看看2004年日本年金丑闻中部分政治家们的“实力”和背景吧！

这样一些平时身边簇拥着一大批谋臣和秘书的政治家，会“缺钱”或“忘记”交养老年金吗？

2010年，民主党提出议案：解散社会保险厅，新建一个由非公务员组成的“日本年金机构”，试图以企业自负盈亏的方式健全日本的社会养老金体制。日本国会众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这两项法案。

但是，企业经营后的情形如何呢？

在日本，私家侦探业异常发达。虽然日本属于“西方阵营”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国家，维护个人隐私意识较强，不过，又因为其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各种征信社和侦探社神通广大，总能以“金钱+美女”搞到顾客急需的个人背景材料。

日本年金机构的前身是日本厚生保险厅，属于国家机构。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日本，国家机构里的公务员一般很少冒着丢掉铁饭碗的风险私设小金库或私卖保密数据。但是，一旦国家机构变成经营性的企业，似乎很多以前的条条框框和自律自觉反而都不受限制了。

2010年10月15日，针对日本年金机构（原社会保险厅）职员泄露年金记录信息的事件，东京都警视厅搜查2课以涉嫌违反《官方谈合防止法》而非法获得信息对总部位于东京都区的涉案公司NTT Solco进行了搜查。

NTT Solco是日本乃至世界著名的通信巨人——NTT伞下的分公司，它的主业是呼叫中心。该公司参加了在全国29处进行的通信竞标中的17处，最终在两处夺标。事后有人举报中标过程中有猫腻，经过缜密调查，警方以涉嫌违反《官方谈合防止法》逮捕了年金机构职员嫌疑人高泽信一，并已判明他除了Solco公司之外还向另外两家投标业企业泄露了信息——等于说类似法律界的“吃完被告吃原告”。但至于泄露信息给投标结果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警方没有透露。

调查中，与嫌疑人高泽信一同时被逮捕的Solco公司职员山本一郎（43岁）供认：自己与高泽信一过去曾是同事。2009年12月左右得知该业务将进行投标的消息，为了提高自身的业绩、从而提高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于是便与高泽信一取得了联系，通过高泽信一获取了相关信息。

相比求购者，卖出年金信息记录的那位恐怕更加可恶。可以想象，在年金机构和社会庞大的需求之间，存在多少肮脏和秘密的勾当，几个招投标恐怕还是小事一桩，敲诈、绑架、洗钱等，才是更有附加值的“延伸服务”。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7月中旬发表的最新统计报告中称，2010年度，日本国民年金交纳率下降为59.3%，比2009年的60%再下降0.7%。交纳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非正式员工的增加，和年轻人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拒绝交纳年金等。

年金交纳率已经连续5年下降，从1986年开始国民年金制度开始以来，2010年首次低于了60%的比率。据厚生劳动省官员表示，高年龄的人相对来说交纳率比较。原来50岁以上的团块世代的交纳率最高，但是这些团块世代的高龄人大多数已经迈入退休年龄，交纳率高年代的人数也相继减少。2009年，55岁到59岁的年龄段的交纳率为73.3%，2010年下降为72.6%。另外，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企业对正式员工的雇佣比例减少。相对于此，钟点工或派遣员工等非正式员工出现增加，非正式员工的年金交纳率只有34%，成了年金交纳率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范围，西方国家曾经引以为豪的社会福利制度正面临前面崩溃的尴尬境地。日本和美国一样，国民的保障和退休后的待遇不如欧洲一些国家那么高，但即便是正处于青壮年的劳动大军们，似乎对未来生活的前景也忧心忡忡、缺乏信心。

第三节　卖酒郎和“呛死你”私募债券

下图是日本一个行业协会的网页，它的全称是：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日本是个酒类实行专卖的国家，酒类零售的专卖许可证到手不是那么容易，政府对酒类销售的税收也卡得非常严格。曾经一度，日本（也是世界）最大的24小时便利店连锁7-11在日本农村开店时，不得不与该行业协会商量，动员协会下属具备酒类零售专卖的夫妻老婆店的店主加盟7-11；否则，7-11将在郊区面临无酒可卖的窘境，这对一个“为消费者最大程度提供便利”的便利店巨头来说，是不可估量的形象上的损失。

日本某行业协会网页。 

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不是个经营和盈利单位，它原则上在每个纳税地设置分会，靠会员上缴的会费维持运营。平时，该协会除了为会员企业与当地税务署的接洽、与各大超市便利店和餐饮店的商谈等提供支持外，还经常组织品酒会、新品鉴赏会等行业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一个受到广大会员单位爱戴和信任的组织。同时，鉴于很多会员单位只是5人以下的小店小贩，因此，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还承担了创立行业“共济年金”并管理的职责。也就是说，所有会员单位把经营者和员工的社会保险（年金）都交给协会统一管理了（分担了酒类业务本身以外、很多会员企业的人力资源业务）。但偏偏是这笔年金，在2006年8月出了大麻烦。

2006年8月22日，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大名鼎鼎的瑞士信贷银行赔偿总额达160亿日元。怎么回事呢？

2003年1月，组合把协会的年金用于投资一个叫“强斯里”的私募债券。但到了2004年6月，运营该债券的公司宣布破产，组合投资的年金金额的9成，约145亿日元面临无法收回的局面。私募债券是什么呢？顾名思义，私募债券（Private Placement Bond）债券按发行方式分类，可分为公募债券和私募债券。私募债券是指向与发行者有特定关系的少数投资者募集的债券，其发行和转让均有一定的局限性。私募债券的发行手续简单，一般不能在证券市场上交易。私募债券的发行相对公募而言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私募的对象是有限数量的专业投资机构，如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各种基金会等。一般发行市场所在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对私募的对象在数量上并不作明确的规定，但在日本则规定为不超过50家。这些专业投资的投资机构一般都拥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对债券及其发行者具有充分调查研究的能力，加上发行人与投资者相互都比较熟悉，所以没有公开展示的要求，即私募发行不采取公开制度。购买私募债券的目的一般不是为了转手倒卖，只是作为金融资产而保留。日本对私募债券的转卖有一定的规定，即在发行后两年之内不能转让，即使转让，也仅限于转让给同行业的投资者。

在投资私募债券前，组合面临着日本很多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相同的困境，那就是，该协会的年金支付的责任准备金缺口高达100亿日元，有难以为继的可能，于是，时任组合高层正拼命寻找一个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原自民党部某代理秘书的介绍下，组合高层（秘书长）结识了金融掮客S先生，S先生向秘书长推荐了“强斯里”债券，并称该债券期限三年，保本的基础上，每年的收益率在6.75%。

听了S先生的介绍，秘书长当日就召开了内部会议，几乎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和蛮横作风强行决定用组合的年金储备认购该债权。同时，按照预定，支付给了S先生1亿4000万日元的佣金，至于这笔佣金里有多少流到那位自民党部秘书兜里，就不得而知了。

但问题是，按照合约，当时为组合进行年金信托管理的三菱信托银行是禁止用该笔年金直接认购其他金融产品的，组合对年金托管的三菱信托银行不满意、想更换信托管理方的话，就必须找到新的信托管理方后才能与原三菱信托解约。于是，组合的秘书长又找到了S先生，试图立刻确定一家新的年金信托管理方。不过，当时日本的几大银行都听说了三菱信托与组合这对长年的搭档为了投资事而闹的不高兴，大家都认为这是夫妇吵架，外人最好不要插手，因此，没有一家日本本土银行愿意接手组合的年金信托管理。百般无奈之下，S先生只好通过朋友向瑞士信贷银行日内瓦分行的日本籍职员（福岛一郎）说明了这个情况，这才让瑞士信贷银行成为组合新的年金管理信托行，终于让秘书长顺利地买到了私募债券。

“强斯里”债券到底是什么金融产品呢？简单地概括，就是向英国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费用融资的金融产品。因为在当时的英国，矿工正好在为罹患防煤尘呼吸器疾病而向英国政府提起诉讼，最终结果是：英国政府败诉并赔偿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赔偿金额巨大；问题是，在最终取得赔偿之前，英国的律师事务所是无法得到任何报酬的，于是，一些投资家看准这个机会，为将来律师能得到的巨额赔偿报酬而赌一把。

在英国，败诉方的律师是拿不到报酬的，因此很多律师事务所为了确保不吃亏，纷纷参加各种诉讼保险。强斯里债券就是一种保本基础上的、在融资金额中涵盖保险费的商品。

答应为组合进行年金信托管理的瑞士信贷银行的日本籍职员，在总部尚在审核的情形下，先为组合开设了账户。按照瑞士信贷银行的规定，开户顾客在运营账户以外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必须要等到到期日才能最终决算（盈亏）。

读者们可以发现：在西方社会，几乎任何社会活动都可以被拿来“金融化”，这就给贪得无厌的金融家、投资家和很多原本出发点善良无瑕的无知人群带来无穷无尽的洗钱空间。

从表面上看，强斯里债券的结构美什么可疑之处，但当时包括审核方都忽视了一点：运营该私募债券的公司中，有一家是2003年5月2日在英国宣告破产的投资事业组合“Imperial Consolidated Group”（帝国综合集团）。这个公司曾经以英国军人为对象，进行消费者金融的投资项目。在日本国内，该企业曾经以“保本+8.5%的年利率”，哄骗了200多名投资家额度120亿日元，最终几乎颗粒无收。

按照原来的约定，强斯里债将以每次9亿日元计息，到了2004年6月，约定的4次计息支付全部延迟，而这之后向律师事务所融资的“帝国综合集团”也告破产。后来，根据组合另外委托的第三方金融专家的调查报告称，向特定律师事务所进行融资的该公司整个融资过程很不透明、创始人兼公司经营者一直从公司账户大量提取现金，且公司管理和账目非常混乱。这个所谓强斯里债券，除了少量其他渠道的融资认购外，几乎全部是靠组合年金这点钱撑起来的，由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私募债券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

案发后，一开始从中撮合的S先生也遭到逮捕，但他收受组合秘书长的佣金2.8亿日元本身并无异常，同时，检察官还认为无法收集到确凿的、证明S先生诱骗组合年金的证据。最终，S先生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而那位武断的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的前秘书长，不得不为自己巨大的过失埋单：被判7年监禁。

虽然日本地方法院的法官曾经要求同样被控诉瑞士信贷银行归还这笔亏损的投资，但因为其只是年金的托管方和保管方、而非债券的运营方，结果被判无罪。

组合的共济年金，说白了就是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酒类专卖店的店主们每月委托协会集中保管，将来为自己养老准备的血汗钱，拿这样一大笔血汗钱去赌博式地投资，实在是胆子太大了。日本的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的监管单位是日本国税厅，这起案件发生后，日本金融当局的面子都丢尽了；之后，金融厅和国税厅对瑞士信贷银行的监管更加严格了。

强斯里债券，真是骗术高超的“呛死你”债券啊。

第十章　日本洗钱的林林总总

第一节　棒球明星的家族公司

日本最热门的运动是什么？棒球。

2003年，活跃在日本职业棒球联赛的某美国选手受到名古屋国税局的调查，从1999年到2001年，该美国籍选手遗漏申报个人所得税高达8000万日元。该选手在日本当地出演了一些广告片，按照原来他与其父亲所开的经纪公司的约定，所得到的报酬，个人与经纪公司各取50%；但在实际完成拍摄并从广告委托方获得全部报酬后，该选手除了自拿到的50%外，其父亲的经纪公司还将另外50%（约6000万日元）也支付给了他个人。经纪公司获得的报酬为营业所得，与个人代言所得是两个概念，税率差别也很大。这个选手通过移花接木的方法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起棒球明星的大额洗钱事件。后来，因为其美国籍身份，加之案发后主动认错并立即补交了2000万日元税款，总算没有被国税局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

于是，从此以后，明星人物通过开办公司等方法洗钱避税的话题，开始在日本引起瞩目。

我们先看看日本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这是日本最新的个人所得税征税标准。

 征税收入金额（年）  |  税率  |  起征点 
 195万日元以下  |  5%  |  0日元 
 195万日元以上330万日元以下  |  10%  |  97500日元 
 330万日元以上695万日元以下  |  20%  |  427500日元 

续表

 征税收入金额（年）  |  税率  |  起征点 
 695万日元以上900万日元以下  |  23%  |  636000日元 
 900万日元以上1800万日元以下  |  33%  |  1536000日元 
 1800万日元以上  |  40%  |  2796000日元 

而在2007年之前，其征税标准如下：

 征税收入金额（年）  |  税率  |  起征点 
 330万日元以下  |  10%  |  0日元 
 330万日元以上900万日元以下  |  20%  |  330000日元 
 900万日元以上1800万日元以下  |  30%  |  1230000日元 
 1800万日元以上  |  37%  |  2490000日元 

可以看出，因为财政赤字庞大、人口老龄化等客观原因，日本对所得税的征收在“收紧”，2007年之后，除了税率变化外，棒球市场随着日本经济的连续低迷，其投入力度和选手收入也在出现微调；并且在成为国税厅特别关照的“大户”之后，以棒球手为主的高收入群体，通过各种方法洗钱的门路也逐渐被堵死了。

在日本的文体明星中搞副业成立公司的，棒球选手的比例相对最高。当今社会，文体明星成立公司、成立基金会，总会被人们看做“多才多艺”、“头脑好使”、“求上进”等，但本质上，绝大多数“副业”，是为其“主业”服务的。

棒球选手是日本体育界收入最高的群体，除了球队的年收入以外，其广告代言、出席电视台活动、出席各种时尚和慈善宴会等“副业”，反而是其收入最丰厚的部分。按照日本单个代言活动1000万日元即可算作“美差”来衡量，日本顶级棒球明星的活动出场费高达1亿～1.5亿日元。这些高收入的棒球明星，大多都拥有自己家人名义开办的公司，翻看这些公司的股东和职员登记表，就会发现明星的七大姑八大姨——大堆亲戚都占着这个那个位子，是因为亲戚们贪心不足吗？根本不是！我们来看一下2006年一位职业棒球明星的实际例子。

这位明星一次代言费报酬，与品牌代理方谈好的价格是5000万日元。如果就这样与代理方签合同并将报酬全部作为个人收入，那么按照当时1800万日元以上一档标准、以37%计税，再减掉起征点的249万，他将付出的税金为1601万日元，超过总收入的1/4。但是，他的妹妹有一家公司，公司的6名成员全部是他的亲戚；如果他把这笔钱“分给”6名家族成员的话，就会产生803万日元的税额差异！请看如下——

（一）全部个人所得的话，按照1800万以上计税：

5000万×37%-249万=1601万日元（实际缴税额）

（二）6名家族成员“分成”的话，情况大不一样了：

5000万÷6=833万日元，适用于330万以上到900万日元以下一档；

833万×20%-33万=133万日元（每个人的缴税金额）

133万×6=798万日元（实际缴税额）

自家亲戚，除了父母和孩子以外，不太可能白干这事，但802万日元的巨大差异，也足够弥补给每位亲戚付出点代价和好处的花销了。

在众多的棒球明星开立的公司中，法人代表基本都是明星的父亲，而实际运作公司的也是父亲本人，那些挂名的亲戚，基本都是为了避税而虚设的“人头”，如上所述，在人头均摊后，巨额的广告代言收入最终还是会流入明星本人的腰包里。此外，巨额的代言费还能作为公司经营的正常收入，冲抵各种费用后，最终以法人税的形式纳税。而经营费用是可高可低的，明星们的房产、名车等等，往往都挂靠在亲戚名义所开的公司名头上，这样又可以省下一大笔所得税……

第二节　美女小提琴家和Lady Gaga的烦恼

日本小提琴家诹访内晶子（Akiko Suwanai），1972年出生于东京，现今最年轻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金奖获得者。作为一位出色的独奏家，她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在古典乐坛建立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诹访内晶子精湛技巧和热情投入的结合，在当今的舞台上极为少见。与她合作的众多著名的指挥家中，包括伊利亚胡·殷巴尔、洛林·马泽尔、祖宾·梅塔、小泽征尔和潘德烈茨基等。她经常与纽约和洛杉矶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明尼苏达州和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合作赴北美作精彩演出。

诹访内晶子还与环球唱片公司签下独家唱片合同，她录制的七张专辑引起很大的关注，喝彩不断。2004年发行的最近一张专辑，是与指挥家夏尔·迪图瓦联合爱乐乐团演奏的法国歌剧。

诹访内晶子不但摘取了意大利热那亚的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桂冠，还在日本国际比赛和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国际比赛中胜出，所得奖项数不胜数。她曾在日本最著名的桐朋音乐院和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攻读小提琴，师从迪蕾和林昭亮，在柏林艺术学院跟随海伯格学琴。除了学习音乐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可见其文化修养相当深厚。

诹访内晶子所用的小提琴是由意大利名匠——安托万史特拉瓦里（Antonio Stradivarius）制作的名琴“海豚Dolphin”，号称全球最好的五把小提琴之一，曾是她最欣赏的小提琴泰斗海菲茨的最爱。

她曾赢得过帕格尼尼、伊丽莎白小提琴大赛的第二名，并摘取过柴可夫斯基大赛的金牌，在古典音乐界已大有名气。印象中，有东方血统的小提琴女将已不足为先，郑京和、美岛丽、莎拉张个个威震世界。然而，她们中却没有一个像诹访内晶子般还有令人妒忌的美貌。当安妮·索菲-穆特迈向半老徐娘之际，集迷人外貌、超技琴艺、慧黠头脑于一身的诹访内晶子将成为古典音乐界的新偶像，小提琴爱乐者最新的“梦中情人”。

就是这样一位集高雅、美貌、贵族气息等千万宠幸于一身的美女小提琴家，最近却遇到了麻烦。

2011年7月12日，她被东京国税局调查出近5年里共隐瞒了9000万日元的收入。税务机关追缴税额共3000万日元。这些未经申报的收入都是诹访内氏在国外进行演出时的收入。同时她在日本国内的演出费和CD收入都进行过申报。经过国税局调查之后，判断诹访内氏是故意隐瞒、隐藏收入。据诹访内氏的事务所工作人员表示，她已经将偷税部分上报给国税局，而且其实每年都在尽义务的缴税。

相对来说，由于严格的经纪人制度，日本演艺界名人的偷税漏税现象还算比较少的，至少，浮出水面被舆论“人肉搜索”的现象很少见。这与其规范的市场化运作不无关系——明星背后的团队力量强大，一般都配备多名深谙财务、税务和法律的专业人士，这样就能把一些今后遭到严厉制裁的违法行为阻止在萌芽状态之中。不过，即便如此，很多演艺明星还是会找到洗钱的好办法。上面小提琴家美女，实在是因为目标太大，太容易被日本国税厅查到海外演出的记录和大致收入状况；而一些游走在东南亚地区的演唱组合，成员众多，今天你买一栋别墅、明天你买一个古董……或者干脆和当地的演出经济公司串通一气虚报成本收入等，在操作上都不是很困难的洗钱手法。

日本明星之外，在日本捞钱的大明星，有时候也会穿帮出洋相。

就在日本3·11大地震后3个月的6月下旬，日本传出消息，美国人气歌手Lady Gaga到日本为地震灾民义唱卖手带集款。这一行为被一家美国的律师团体控告，指控她和该活动的有关人士私吞这次慈善活动的捐款。

Lady Gaga曾经表示过，将会捐出这次活动的全部收入。在活动中她推出一款印有“为日本祈祷”的手带，每条5美元另加3.99美元的邮费和0.6美元的税金。这个美国律师团体指控Lady Gaga在邮费上增添水分，从中牟利。同时作为原告的奥利弗律师表示，当他要求Lady Gaga出示捐款金额时，被她拒绝。而且她说并不确定应该有多少钱会作为捐款。

另外，此次控诉的索赔金额为500万美元。

关于此事，对Lady Gaga能在灾后赴日演出，日本方面多少有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此，包括灾民在内，对她在善款上的洗钱花样并没说三道四，倒是美国方面有人抓住不放、穷追猛打。看来，名人洗钱，代价更大呀！

第三节　地下银行与跨国犯罪

在亚洲，曾经一度以日本和香港为基地的地下钱庄联动活跃、风行一时。2003年6月，日本神奈川县和奈良县警察联合行动，破获了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大陆地区非法汇款的“地下银行”，涉案3人被拘捕。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数据，从1992年到2002年10年间，在日本被破获的涉及中国“地下银行”共有11家。这11家“地下银行”已将总额约1218亿日元的巨款非法汇入中国大陆。

从日本警方收缴的地下钱庄账本上显示：从2001年到2003年6月2日，这个犯罪集团共向中国大陆非法汇款200亿日元。所破获的“地下钱庄”（也叫“地下银行”），其作案手法十分隐蔽。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罪犯的客户一般通过手机进行联络，在接到客户的委托后，罪犯再用传真的方式将汇款账户等内容通知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同伙；在接到委托后的第二天，就能将所需款项汇入客户在中国的账户内。客户在确认已经汇入所需款项后，再将“手续费”汇入罪犯在日本的账户。手续费率则根据所汇款项的数额而定，一次汇款的款项越大，手续费率就越低。2001年以来，该团伙共接受了17笔业务，所得手续费为250万日元。

类似的“地下银行”在日本还有很多，具体数目根本无法统计。但这些银行一般都是在中国的“地下银行”的分支机构，他们的操作方式极其相似。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进入日本的非法打工者增多，这些外国人赚取的现金如何汇到海外（母国），就成为一个大课题、大市场。地下银行应运而生、走向繁荣。对使用者来说，地下银行（钱庄）的好处在于：

（1）手续简便、无需指纹验证和身份证明。

（2）速度快捷、一般银行汇款，递交现金后落实到最终账户，起码需要1～2天；而地下钱庄，几乎能做到即时到账。

（3）正规银行周六周日及国定假日都会休息，而地下银行是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

（4）手续费比正规银行便宜。

1992年到2002年十年间，日本警方侦办的地下银行的涉案金额为4400亿日元。但是，实际的金额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地下银行的运作目的和方法渐渐成为黑社会组织和暴力团的洗钱平台。有一批地下银行的客户主要是海外犯罪集团。当其受到客户的（洗钱）汇款委托后，就同设在海外母国的“地下钱庄”取得联系，“地下钱庄”在当天就将钱汇到客户指定的A国账户中；交易完成后，地下银行从客户委托汇出的款项中扣除1%作为手续费。事情还没完，地下银行在A国的同伙——“地下钱庄”，再将所收到的客户受托款项汇往香港的另一家地下钱庄，香港的“地下钱庄”收到汇款后，再把这笔钱款汇入一家跨A国和香港两地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这家企业抽取一笔费用之后，再通过自己正规的银行账户，将相同数额的钱款汇入设在A国的“地下钱庄”。实际上，这笔钱能否顺利地进入跨两地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内部“过滤”，是整个流程的关键环节。这其实就是“洗钱”的基本形式之一。

尽管每个“地下银行”的资金往来方式有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有第三地（国）的一家金融机构作为中转站，这样就使隔海相望的日本和母国连接成一个整体。这家第三地银行一般都设在香港，也有的在新加坡和韩国。近来，随着日本援助非洲力度的加大，东京街头出现很多合法或非法进入的非洲人，这些非洲人英语或法语精通，于是，在日本地下银行的流转版图中，南非、几内亚、摩洛哥，甚至欧洲的摩纳哥、瑞士等，都成为了洗钱的中转站之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日交流日益频繁，加上距离近等因素，使中日之间的洗钱活动也比较猖獗。中日之间洗钱所选择的第三国银行，主要根据在中国内地的“母银行”所在区域而定。比如，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地下银行”大多利用韩国的金融机构；福建、浙江等地区的“地下银行”则多选用香港的金融机构作为中转。

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类似在日本始终颇具人气的小酒馆成为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留学生打工的主要场所。当他们具备一定经济能力后，不少人也开始经营类似小规模的餐饮店，其中一些经营非常成功、财富积累颇丰。

曾经有一段时期，世界非法偷渡案例中，有一种略带无奈的非正规说法：美国长乐帮、日本福清帮[1]……意思是，同样是福建闽东地区（都在福州郊外），长乐人主要通过蛇头非法移民到美国太平洋沿岸；而福清人主要通过蛇头非法移民到日本。这个说法有点偏颇，因为，福建本来就是著名的侨乡，看似面貌平平的乡村，从鸦片战争前后就一直有人到海外发展（从下南洋开始、至今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富商大多出身福建），而且，通过正规渠道到美国和日本留学、工作的长乐人、福清人也不少；只是发展到后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两地海外游子学有所成、发家致富的“成功案例”，添油加醋之后，专门找一些文化水平较低、急欲改变现状的农村人口大肆推销并开展非法移民业务。于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当“上海人到东京”的热潮呈现降温趋势后，以福清为主的福建人填补了空白。相比上海人，福清人更能吃苦、乡土意识更浓、团队意识更强、姿态也放得更低，于是，曾经一度，日本国内的山口组暴力团也对不以常规出牌的“福清帮”头疼不已。一个开豆腐铺子的福清人，因为受不了山口组多次上门捣蛋勒索保护费，竟然把当地山口组的小头头一代刺死了，从此，反倒是山口组看到“福清帮”就知趣地躲开了。

通过蛇头非法偷渡到日本的福清人，很多人背了债，偷渡前他们在家乡付给蛇头一部分定金，偷渡成功后在日本再付给蛇头剩余的款项。同时，一些蛇头还同时勾结当地不法分子在日本大肆偷盗、非法走私买卖二手电器和汽车，因此，他们手中积累的现金财富非常可观。

小金是2005年通过蛇头偷渡到日本的，在蛇头的介绍下，他在本州的一个农村种草莓。日本农村年轻人都跑到大城市去学习工作，农业人口奇缺，而正规的劳务引进——农业研修生制度手续繁琐，很多偏僻乡村就低价使用蛇头手里的“外来农民工”。小金凭着自己的勤奋渐渐博得日本当地农户的好感，碰巧，小金借住的农户家，户主是当地日本执政党某重要政治家的后援团团长，在选举制的日本，每个地方的政客后援团都是政治家无法得罪的无冕之王；通过这个契机，加之后援团团长的运作，小金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取得了正规的留日身份；即便如此，小金现在每次把攒下的积蓄汇往中国老家时，仍然找当初安排他偷渡到日本的蛇头的表哥阿郑，理由很简单：一，阿郑那里的汇款手续费很低，比如，小金要汇往福清100万日元（约8万元人民币），通过正规日本银行要至少4000日元手续费，加上中国接收行收取的约2500日元，总共要6500日元（520元人民币），而阿郑那里只要1000日元（80元人民不），这在日本，也就是一顿比较像样的午饭钱。二，通过阿郑汇款，只要把汇款金额100万日元现金交给他，或者通过个人银行卡转账给阿郑，阿郑收到当着小金的面，马上用福清话往“家里”打个电话，一小时之内，8万元左右的人民币就会送到小金父母手里，或者，按照小金的意思汇到他指定的（福建）账户里。阿郑玩的是一张面面俱到的网络、一个完整细腻的流程。对小金这样对小费用斤斤计较的老乡来说，阿郑的地下银行所提供的，绝对不仅仅是几百元差价的小恩小惠，更是一种基于乡情的便利。据说，阿郑的表弟——那位当初的蛇头，还“兼营”日本二手家电的走私，现在他行踪诡秘、经常遥控指挥日本这里的买卖，在老家福清，他用多年经营的原始积累盖起了镇里第一个SHOPPING MALL……

2006年3月，日本金融厅曾经对韩国外汇银行的日本分行施行“禁止法人企业境外支付三个月”的严厉的行政处罚，差点引起外交纠纷。理由是：该韩国外汇银行日本分行涉嫌“地下银行”洗钱业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东京新宿的大久保，有韩国一条街，在各种韩国风情的杂货店和小吃店中间，时常能看到“经手韩元汇款”这样的小招牌，这些招牌所指引的地方或联系人，也是所谓“地下银行”。通过这些地下银行，在日的韩国人把赚到的钱汇往韩国等地，或者将韩国国内的韩元兑换成日币后汇往日本……总之，它主要承担的是地下汇兑和汇款的功能。和上面提到的一样，如果通过正规银行从日本向韩国汇款，10万日元的手续费最高时达到1万日元（接近汇款金额的1/10），而涉韩地下银行的手续费呢？只有1/10，也就是说只有1000日元左右。难怪它的吸引力这么大。

总体来说，从日本汇往韩国的金额占压倒性多数。而地下银行一般不可能每次接到委托都真的实施一次境外汇款。绝大多数情形下，地下银行的经办人只是一个电话或手指在电脑上动一下就完成业务——在日本收到委托方的现金后、通知韩国方放款给委托方指定的人或单位。这样的业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日本的地下银行窗口积压大量日元后（韩国同伙也开始出现资金短缺时），再通过在日韩国正规金融机构向韩国汇去兑换后的韩元（兑换汇率肯定略好于日本本地的银行），这其中，韩国兑换银行就是“主力部队”。于是，该银行被日本金融厅给盯上并处罚了。

2009年，某56岁的日本男性利用职务之便，从泰国一家日资建材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窃取了银行存折，顺手接受了属于被害人的一笔相当于5000万日元的退款后汇往香港；不久又通过香港的银行向其在日本以别人名义开设的储蓄账户汇款。4月，该男性被以盗窃罪逮捕，他同时还兼有了有组织犯罪处罚条例中的犯罪收益隐匿罪。当然，汇往别人名义账户的犯罪金额全部予以没收。从图中可以看出，他在香港利用了2家互不相干的地下钱庄实施犯罪活动。香港是国际上注明的自由港，马路上外币兑换店多如牛毛，虽然说这些兑换店本身属于法规允许前提下的合法经营，但在客观上，也为跨国犯罪和地下洗钱提供了便利。

上图中的“タイ王国”就是“泰国”的意思。“両替商”就是（外汇）兑换点（地下银行和黄牛）的意思。

第四节　JAFIC案例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提到过这样一个机构：JAFIC。

Japan Financial Intelligence Center，日本汉字的全称是：警察厅刑事局组织犯罪对策部犯罪收益移转防止管理官。它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反洗钱、反诈骗。这里，我们展示几个该机构亲自参与侦办的案例。

案例一

某无业男性，事先了解到一个互联网授课的远程教育课程，并获取了课程结束后没有顺利通过考试（也就是说没有拿到资格认定）的人员名单，同时赶紧炮制出了一家空壳社团法人机构；他给这些没拿到资格认定的考生一一致电，告诉他们只要往空壳机构的指定账号汇出一定数额的“赞助费”，就能取得资格认定。就这样，他通过欺诈的方式攫取了7100万日元。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该男子通过邮政局、电话局和一些网站、地方银行等，在手续不全的前提下，顺利地获得了专用的邮政信箱、电子邮件地址、单位电话号码和账号等，使其犯罪变得“顺理成章”、间接造成了众多公共服务机构成了其犯罪和洗钱的工具。而7100万日元只是警方掌握证据的金额，该男子已经转移并“洗净”的一部分钱款，因去向不明、无受害者指认等因素，至今无法确定。

案例二

在日本，失业之后居无定所的弱势群体是可以到公共职业安定所领取安置费的。一个无业男性因为深谙此道，竟然突发奇想，亲自找到公寓附近的黑帮组织，自告奋勇地说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指导不符合申领安置费的人群拿到政府补助。于是，他与黑帮成员一起搞了一套“申领救济指南”，专门帮那些根本不符合政府救济的对象捞取外快。直到案发为止，他个人收益已达150万日元。据犯罪嫌疑人自己声称，原本他打算把事业做大后，再把触角伸向单身母亲、孤老和残疾人领域……

2010年，JAFIC破获的与山口组等制定暴力团成员有关的洗钱案件中，连带的基础案件中，收益隐匿案件46起、收受犯罪收益（分赃等）案件44起，合计90起，占暴力团成员犯罪案件总数的43.9%。暴力团成员涉及的洗钱性质案件中，欺诈24起、地下金融17起、违法卖淫15起、非法组织赌博10起、盗窃9起、淫秽偷拍材料敲诈8件、非法销赃3起、违法商标法1起……可以看出，暴力团涉案范围很广，虽然各有各的归类，但洗钱几乎是这些案件的“犯罪之母”了。这也难怪，暴力团犯罪无非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非法获取的利润，最终都需要洗净才能显得“安全”。

暴力团的“传统项目”——涉及“黄、赌、毒、枪”的案例中，几乎最终都需要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洗钱组织来整理这些非法所得。而暴力团直接经营的高利贷和地下金融行当更是直接参与洗钱活动。2010年，北海道地区，山口组所属的一个高利贷团伙，通过互联网和传真频繁宣传，向众多中小企业以高于市场17倍的利息撒放高利贷，最终非法获利高达4.5亿日元。

最绝的是，本书上面章节提到过的“高利贷黑吃黑”的手法也被山口组所应用。分数不同行政区的两个山口组团伙，将一些反复借贷的“黑户口”人员的身份用异地领养、“有偿攀亲”的手法彻底更换“洗净”，然后继续向正规的金融机构拼命借贷……当然，这些贷款他们根本没想着要偿还。

日本市场艺术品价格也曾坐上“云霄飞车”。从一路飙升到直线下降，从盲目火爆到渐归理性，其变化过程值得中国人借鉴。

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投资在日本逐渐繁荣，大企业、富裕阶层大肆投机艺术品。1987年3月，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现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在伦敦的一次拍卖会上，以近4000万美元（含手续费、保险费用等）巨资拍下荷兰画家凡·高的名作《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2]。这一举动，也成为日本买家推高国际绘画市场价格的标志性事件。

日本艺术评论家濑木慎一曾对日本艺术品市场进行梳理。他在书中写道，1990年，日本从海外购买艺术品总额逾6000亿日元，绘画、版画、雕刻作品逾170万件。日本艺术品市场在3年间，急速膨胀3倍，总额超过1万亿日元。日本政府不满安田公司的高调的卖弄行为，大藏省（财政部）指责他们损害了日本的形象。可指责归指责，这并没有阻止日本商人的抢购风：1988年，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以47.7亿日元购得毕加索的名作《杂技演员与年轻丑角》；西武百货公司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的名作《睡莲》；1989年11月，日本奥特波利斯公司以75亿日元（约1570万美元）拍得毕加索的佳作《皮耶瑞特的婚礼》；1990年日本纸业大王斋藤分别以8250万美元和7810万美元购得梵高的名画《加歇医生》和雷诺阿的《红磨坊街的舞会》；金融大亨高桥治宪购买德国现代艺术大师基弗的11幅作品花了逾千万美元，地产大亨鹤卷购买塞尚的《水中倒影》也花了500多万美元。仅1990年一年，日本人收购世界名画就花了33亿美元。

日本富商不仅抢购名画，而且在拍卖行业中投下了巨资。据资料显示，日本东京的爱知公司在1991年已控制了英国著名的佳士得拍卖公司6.4%的股份，是佳士得的五大股东之一。根据日本海关统计资料，1987年1月至8月日本从海外购入87万多幅画，总金额734亿日元。其中从欧美购入的名画有12000多幅，约685亿日元，平均每幅画价约538万日元。这些名画有毕加索、凡·高、雷诺阿、塞尚以及莫纳等著名画家的作品。截止到1989年11月，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所卖出世界名画中，美国人只购买了其中25%，欧洲购买了其中34.9%，而日本人的购买量达39.8%，成了拍卖行最大的买主。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显露颓势，出现零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破产倒闭或周转不灵的富商巨贾们纷纷抛售手中的世界名画。高桥治宪购买的基弗的11幅作品运抵东京仓库不久，因公司相继倒闭，这11幅作品未及拆封便又被卖出，斋藤的《加歇医生的肖像》与《红磨坊街的舞会》最终以7000万美元和3500万美元卖出。经济学界认为，日本企业当年疯狂投资的那部分钱是交了“广告费”，日本公司的投资行为亦被作为MBA课堂的“经典案例”。东京银座一带一位画廊经营者回忆说，一些银行及大企业为了回收资金，纷纷将手中价值几亿日元的凡·高、雷诺阿等名家的作品出售。据说，当时用于抵债的艺术品堆积如山。从海外重金购入的艺术品，也有相当一部分再度流向海外。

2004年以后，虽然市场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收藏者逐渐回流，但较之此前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相去甚远，成交价仅为泡沫时期的1/10。

日本收藏界后来反思，在众多买家不计成本的炒作中，这些名家画作失去了基本的艺术价值，风险系数被无限放大。艺术品投资成了“击鼓传花”的游戏，谁接最后一棒，谁就将为前面所有人埋单。这是藏家的悲哀，也是艺术品的悲哀。

秋庭泽仁（化名）靠蛋鸡养殖起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掌控了日本鸡蛋市场40%左右的份额。秋庭本人对法国名画很感兴趣，但凭借商人的敏感，他赋予了名画更现实的意义。为了报答在政策上一直支持自己发起的（养殖）农民协会的执政党某议员，他在欧洲某地联系好了一幅名画的私人藏家及某拍卖行，告诉他们何时何地对该收藏家的那幅名画进行拍卖。然后，以自己资助的日本秋庭画廊和文化基金会的名义，邀请的一些文化专家和收藏家（事后证明这些专家和收藏家无非是秋庭拿来遮人耳目的陪衬），一起到欧洲采购一些名画回日本，作为“丰富日本艺术收藏”和“为国争光”的壮举。

早在欧洲拍卖成行前，议员在秋庭的安排下，先到私人藏家博物馆里“随便看看”，并“独具慧眼”地以超低价100万美元“买”下了其中一幅名画（正是之前秋庭与收藏家和拍卖行说好的那幅）。

时隔不久，众多日本专家和收藏家坐在富丽堂皇的欧洲拍卖行，看着这幅“不知名收藏家寄售”的名画被一轮轮“很有品味”的顾客哄抬到几十倍上百倍；最终，志在必得、财大气粗的日本秋庭基金会，在该次拍卖中胜出，落锤价格高达2000万美元。

名画静静地躺在秋庭资助的博物馆里，吸引着众多日本观众；秋庭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日本企业家、收藏家的魄力和品位”的同时，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献金和洗钱答谢！

泡沫经济时代，利用艺术品和股东拍卖行贿、洗钱，已经是日本的“老手法”了。由于日本玩艺术品和古董洗钱的历史悠久，那些市场上常规流通品的行情和真实拥有者，基本已经比较透明，因此，很难再“榨出油水”了。于是，与这类洗钱活动有关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本的影像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连蔡司等老牌德国镜头品牌都被日本厂商收购；世界上彩色复印技术和设备品牌最多、应用技术最广泛的几乎都来自日本厂商[3]。现在，日本方面有人在利用中国的收藏热赚钱，有专门负责复印制作假画的；有专门将假画带进中国的；有专门负责把假画收进拍卖场的；有的假画早在日本境内就被“拍卖”过一次，给假画披上一道“海外回流文物”的光环。

彩色复印机由于使伪钞的制造和制作艺术赝品变得容易而成为各国政府担忧的对象。一些国家在钞票中采用了一些防伪造技术以使通过彩色复印机制造伪钞更加困难。这些技术包括水印、显微印刷、全息图像、使用塑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纤细安全条纹以及使钞票在不同倾斜角度能够显出不同颜色的墨水。一些复印机中带有特殊的软件以防止复制带有特殊图案的钞票。艺术品市场与关乎民生大计的流通货币不具备可比性，其受到彩色复印技术的毒害其实更深。

如今造假团伙使用的复印机越来越先进，一般的高倍放大镜已看不到其墨点，用显微技术才能看清其印刷的痕迹。日本近两年研制出更加先进的复印技术，再配以人工勾描制作出来的高仿印刷品，画法、书法连同印章，看着好像都是真品，中国老专家们那套传统的鉴定方式已经无法分辨。这样的伪作，除了送往某些高档的古玩店外，全都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段送往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场或干脆在日本组织所为“中国流失文物拍卖鉴赏会”，因在拍卖场上更容易赚到大钱。

日本的裱画技术来自中国的唐代，但精细的日本人在保护中国画、临摹中国画方面具有独到的技术，而且，如果把制假基地放在日本，就像国内大片后期制作拿到日本一样，周围媒体和知情人的“打搅”和“泄密”几率为零，更不存在“盗版”风险。安安静静的环境下，作假的水准自然也高了。

近来，JAFIC已经接到过有关中国艺术品联手日本作假、洗钱的报告和线索，但因为该类案件的侦办需要专业级人士的参与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没有取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很多信息仍然无法公布。不过，可以明确地说：这类案件今后的案发频率肯定会增加。

下面是一份2010年与2009年日本JAFIC统计的，涉及洗钱和金融犯罪活动的主要行业的统计数据。需要指出的是：

（1）涉及洗钱和金融犯罪，并不是指以下这些行业（的企业和个人）违法或犯罪，而是指“关联”；很多时候，这些行业（的企业和个人）本身就是受害者。

（2）表格中金融机关里有一个“劳动金库”，它是以各个行业或企业工会为基础平台和合作对象，在理念上为劳动者提供社会生活支援的银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互助型的略带保险性质的借贷机构。

（3）粗线部分的项目，2010年的案发数据明显比2009年高，可以看出，“金融商品”和“兑换业”等传统意义上的“洗钱重灾区”，仍然是洗钱和金融犯罪者的天堂。

日本JAFIC组织的结构图如下，可以看出，公安委员会属下的垂直管理，没有很多旁枝末节的干扰，还算是比较有效率的一个组织架构。

因为汉字同源的关系，下图中关于日本各个政府部门对洗钱犯罪的预防和协办的网络图，相信读者可以读懂其中主要的意思。图中椭圆形的“特定事业者”，是在行业归类或管理归口上分别隶属于这些政府部门的企业或法人单位。比如，农林省发现或得到举报，其归口的某企业有洗钱嫌疑，那么，农林省就将该企业设定为“特定事业者”，展开与各个政府机关的协调和沟通展开调查协办；如果调查后确属违法，那么就通过公安委员会和警察厅（JAFIC），将案件移交给具体负责侦办洗钱案件的部门——各地警察厅、检察厅、海关、证券监察委员会、麻醉剂（毒品）取缔部、海上保卫厅（走私和蛇头）……鉴于当前犯罪和洗钱活动的高度国际化、全球化，很多案件在侦办过程中，还可能通过外务省、国际刑警组织等跨国督办。

[1]其实，在美国外来移民较多的西海岸的一些大城市，“福清（帮）”也是一个新兴的与黑手党以及后来的“越南帮”齐名的称谓，只不过，在美国西海岸的中国福建人，大多来自邻近的长乐。福建省方言纷繁复杂，福清话、长乐话等，与地域上同属闽东的福州话比较接近，但与闽南话和莆田话等完全没有相同点。

[2]1987年3月，时任安田火灾海上保险代表取缔役的后藤康男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公司主持的拍卖会上，以相当于39921750美元的价格标得《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开创了凡·高作品价格的纪录，使得连那些对美术没有兴趣的人都认识了《向日葵》系列。这幅作品目前被收藏于日本东京的损保日本东乡青儿美术馆（损保ジャパン东乡青儿美术馆，位于损害保险日本公司的总社大楼的顶楼）。在交易过后其真伪曾一度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埃米尔·舒芬尼克尔（Emile Schuffenecker）的仿作。

[3]彩色复印机其实并非日本的发明。彩色墨粉技术在1950年代出现，但是直到1968年3M公司发布第一款Color-in-Color复印机时真彩复印机才开始商业化上市，这款复印机使用了一种染料升华工艺而不是通常的静电技术。而第一款静电彩色复印机是日本佳能公司在1973年发布的。

1985年以来，日本佳能、东芝、理光、柯尼卡、（富士）施乐等相继研制成功数字彩色复印机，并开始全面推向了市场。从技术角度分析，应用数字技术进行彩色复印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对彩色分离特性和彩色平衡通过计算机进行校正和调节，从而得到优质的彩色复印品。因此，无论是进行彩色分离或彩色合成，数字彩色复印机都比模拟彩色复印机有更大的优越性。一般的数字技术所产生的图像轮廓总是不齐，而且细节不清。而彩色复印机采用激光扫描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可以获得16pels/mm的高解析图像，同时通过8位模拟数字变换电路可获得64级灰度等级。

第十一章　日本特色——政治家的洗钱术

最隐蔽、最高明、最顽固……能把钱洗到最高境界的都是些什么人？No！当然不是堀江贵文这样的角色！

2011年3月6日，就在东日本大地震爆发的前5天，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向日本首相菅直人提出辞职，就收取外国人政治献金一事承担责任，菅直人接受了他的辞呈。前原成为菅直人自1月第二次改组内阁以来首位辞职的内阁成员。很多日本人都开玩笑地说：“前原诚司的运气实在不好，因为3月11日爆发的东日本地震，将为四面楚歌的前原诚司带来改善日本与周边邻国关系、展现外相个人能力的最佳时机和平台……”

就在之前3月4日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前原接受自民党议员西田昌司质询，承认接受一名旅居日本外国人5万日元（约合610美元）捐款。向前原捐款者是一名72岁的旅日韩国女性，在京都市经营一家烤肉店。这名女性告诉共同社记者，自己在前原上中学时便已认识他。前原一家搬到她居住的社区后，经常光顾她的烤肉店。她承认自己在过去数次选举中支持前原。“我向他提供支持，但不知道这样做违法，”她说，“没人让我这样做，我也没有打算谋求好处。”

自民党等在野政党一直要求前原辞职。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直言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是犯罪。公明党代理干事长高木阳介说，前原应引咎辞职。一些民主党成员和政府官员也有相似的言论。一名与前原关系较为亲密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说，前原“最好体面地辞职”。

这并不是民主党成员首次因政治献金陷入麻烦。政治献金丑闻是菅直人的前任鸠山由纪夫和民主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去年6月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现任日本首相、时任日本财务大臣的野田佳彦接受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问询时，承认曾接受一些企业共80万日元（9670美元）捐款，而这些企业与一名因涉嫌逃税遭起诉男子存在关联。不过，野田佳彦称自己已经退还这笔钱。

首相菅直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在日本爆发大地震的当天（11日）上午，菅直人出席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承认自身资金管理团体曾在不知情情况下接受一名在日韩国人政治捐款。

菅直人辩解道：“我原以为这个人是日本国籍，因为他有日本名字……我与我的办公室核实过，后者确实接受过这个人的捐款。”菅直人表示，正在查证这名资金提供者的捐款日期和金额等细节，“如果证实是名外国人，我会如数退还这笔钱。”

给菅直人捐款人也是一名住在日本的韩国人（旅日韩裔），2006年和2009年以日文名累计向菅直人的资金管理团体“草志会”捐献104万日元（约合1.25万美元）。这名韩国男子1989年5月至2008年6月担任在日韩国人金融机构、中央商银信用组合兼职理事。

尽管卷入政治献金风波，菅直人11日表态不会辞职。

几乎就在菅直人这番表态发出的同时，日本史上最强的地震和海啸来袭，菅直人终于获得了一次喘息的机会。

但是，在救灾中表现糟糕的菅直人，面临包括执政民党在内的“逼宫”。坚持不辞职的日本首相菅直人，于2011年7月1日被抖搂出接受了来自朝鲜背景的政治团体多达6250万日元的政治捐款。作为政府最高首脑和“朝鲜绑架日本人对策本部”的本部长，菅直人将因为此事而遇到麻烦。日本多家媒体抖搂的消息说，菅直人首相的个人政治资金管理团体“草志会”从日本政治团体“市民党”的下属政治组织“追求政权交替市民之会”接纳了6250万日元的捐款。

草志会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称，该会在2007年接受了“追求政权交替市民之会”的5000万日元的政治捐款，2008年接受了1000万日元，2009年接受了250万日元。尤其是2007年的5000万日元的捐款，达到了日本法律规定的政治捐款额的最高限额，占了当年该会60%的收入额。“市民党”的一名重要成员，是当年绑架日本人前往朝鲜的国际通缉犯森顺子与劫持日本客机前往朝鲜的第一号罪犯田宫高麿（已故）的长子（28岁）。这位男子出生于朝鲜，在2004年作为日本人从朝鲜回到日本。今年4月，这位男子作为“市民党”的候选人参加了东京都三鹰市的议员竞选，但是没有当选。

针对这一捐款问题，菅直人首相的个人事务所发表声明，承认收到过这一笔捐款，但是强调当时菅直人只是担任民主党的代理党首，而非现在的职务。对于这一笔捐款，将会根据相关法律作出适当的处理。日本的“朝鲜绑架日本人会”等组织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将追究菅直人首相的责任。

7月6日，菅直人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承认，自己收取了有朝鲜背景的政治团体的6250万日元的捐款。他在回答议员的质询时回答说：“这是事实”。

在回答日本最大野党自民党的干事长石原伸晃在质询时指出，首相接受的这一笔巨额政治捐款来自于极左激进组织“市民党”的派生组织，而这个组织与朝鲜绑架日本人的背景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认为菅直人首相的这一笔政治捐款是“问题捐款”。

菅直人首相承认了这一笔捐款，但是，他否认这笔捐款有问题。他说“每一笔的捐款都写在政治资金报告书上，没有隐瞒”。

据媒体揭露，其实鸠山前首相也接受了“市民党”的1000万日元的捐款。另外也有6名民主党议员拿了“市民党”的钱。据悉，参与绑架日本人前往朝鲜的一对日本人夫妻的长子，是“市民党”的主要成员，并在今年参加过东京都三鹰市的市议员的竞选。这位28岁的年轻人出生在朝鲜，数年前才回国。

在日本政界，筹措政治资金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有“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政治活动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只能靠政治献金。

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政治家接受外国人和外国法人所提供与政治活动有关的资金，违法接受者将获判3年以下监禁或50万日元（约合6097美元）以下罚款。

日本政治家获得献金有合法渠道，也有灰色渠道。

日本法律禁止向政治家本人献金，因此要向其献金必须要通过政治家指定的资金管理团体，但是这也仅限于个人献金，企业对政治家的献金是绝对禁止的。而对政党的献金，则可分为向政党捐款或向政党指定的团体捐款。这两种方式是政治献金的合法渠道，但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钱往往是不够用的，尤其是到了选举期间，根本是杯水车薪。

因此，日本的议员很多都有自己特殊的“灰色渠道”。首先，企业向政党支部献金，钱往往会落入政治家个人之手。其次，议员常常会与企业等价交换来获取报酬，也就是收受贿赂。这是最重要的资金“密道”，但只有为企业办事，人家才会乖乖给钱。许多政治家都是栽在这儿。松冈利胜涉嫌为本选区的公司中标开后门，而田中角荣也是因为接受贿赂而退出政坛的。

为了防止政治资金被用于个人目的，日本《政治资金限制法》规定单件5万日元以上的支出，都需要写到报告书中，并提供发票。但政治资金并非总是用于政治。因此，不少政治家就利用这个空当，虚报支出，将“省下”的钱用于其他目的，比如个人享受或招待支持者。而更大胆的，就干脆虚报支出，做假账来挪用“公款”。

找到答案了？洗钱高手们是谁？没错！是所谓民选的政治家们！他们才是日本最高段位的洗钱高手！前原诚司也好、菅直人也好，他们所涉及的“丑闻”金额，与日本政治家圈子里的黑金、献金和洗钱的传统和数字相比，简直就是小山包与珠穆朗玛峰的差距！

日本有头有脸的政治家，没被献金或洗钱丑闻缠过身的，概率几近为零。

第一节　政治献金的常规理解和定义

现代版的政治献金，始作俑者可能就是崇尚“选举式民主政治”的美国。在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对政治献金的定义是：所谓政治捐献是指金钱或有价物的赠与、捐赠、借贷、垫付或储存，用以影响联邦公职的选举。日本《政治资金限制法》所定义的政治捐款是指提供或支付的除党费、会费及偿还的债务以外的金钱、物品及其他财产上的利益，财产上的收益不限于金钱和物品，凡是债务的免除、金钱物品借贷、劳务的无偿提供等，对受赠者具有财产价值的一切都属于财产上的利益。

韩国相关的政治资金法律的规定是，所谓政治献金是指党费、后援金、捐助金、补助金、后援会募集的金钱和物品，以及政党的党纲、规章等规定的附带收入，或为其他政治活动所需接受的金钱或有价证券与其他物品的捐赠。

世界上，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是明确不得进行政治献金的国家。

要从法律法规方面规范政治献金，首先必须厘清政治献金的内涵，即何为政治献金。因此，政治献金的概念是各国关于政治献金的立法都涉及的内容。

更通俗地说，政治献金是指政党组织或候选人个人从本国公民及团体那里接受的政治捐款。政治献金是民主政治中常态化的现象，定期举行的竞选以及政党和候选人的日常政治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党或候选人本身拥有的资产很难满足，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募集。但是，政治献金也为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集团用金钱影响政治运作提供了可乘之机，由此衍生了“金权政治”（权钱交易、黑金政治等），因此很多国家都从法律上详尽地规范了政治献金，如美国的《联邦选举竞选法》、德国的《政党法》、日本的《政治资金限制法》、韩国的《政治资金法》以及新加坡的《政治捐赠法》等。尽管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关于政治献金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但其中也不乏共性。

大体上，政治献金的相关法律规定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律定义外，还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定。

一　政治献金捐赠者的限制

为了避免政治献金的收受与利益输送或政治腐败牵连在一起，各国的立法对政治献金的提供者也进行了适当的限制。如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不得接受外国人、和政府有契约关系的人、国家银行、公司、工会、以第三者名义进行的捐赠。德国《政党法》规定不得接受政治基金会、议会党团和各级议会团体以及从事公益、慈善或教会活动的法人团体、社团和财团法人的捐赠；同时也禁止接受职业团体受托转赠，政府持股比率超过25%企业及超过500欧元的匿名捐赠，以及明显附带特定经济或政治利益企图的捐赠。新加坡《政治捐赠法》规定的获准捐赠者包括年满21岁的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所控制的公司，其主要的或部分的业务在新加坡进行以及提名候选人参选的政党，除此之外，都属于法律所禁止的捐赠者，包括未满21岁的新加坡公民；非合法登记为法人的团体，包括商务机构、社团组织、商业工会、互助会、慈善机构、合作社、信托机构等。

二　献金捐款数额的限制

由于政治资金的多寡是政党及其候选人能否在竞选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同时保证政治资源的公正分配，各国对政治捐款额度的上限也作了规定（所谓“硬钱”）。如美国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提名预选和正式选举分别作为一次选举，在每次选举中，个人对一位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000美元，年度捐款总额为3.75万美元；每年向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向一个政党全国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2.5万美元。日本规定，个人对政党及政党指定的资金团体的捐款数额不得超过两千万日元，对同一对象一年捐款上限为150万日元；企业及工会等团体的捐款额度根据其资本总额及会员人数进行限制，最高不得超过1亿日元。

三　申报政治献金收支的规定

政治献金收支公开是各国规范政治献金的相关法律中最重要的内容，其目的是使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党背后的支持力量以及政党的政策走向，从而防止政党在政策形成中偏袒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美国《联邦竞选法》规定，一年度中，所有200美元以上的收支都必须向联邦竞选委员会报告捐赠者的姓名、住址、金额、日期，支出的用途、金额、日期等。德国《政党法》规定，向政党或其地方组织捐赠超过1万欧元，政党必须在财务报告中注明捐赠者的姓名、地址以及捐赠数额；单笔捐赠超过5万欧元，必须立即向联邦议长报告，并将捐赠者的姓名公布在联邦公报上。日本《政治资金限制法》要求政党及政党指定的政治资金团体一年内超过5万日元的收支，必须详细记录政治资金的收入及支出金额、日期、支出用途、收入或支出对象的姓名、住址、职业（团体则记录其名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及负责人姓名）、捐赠金额及年月日，并在向总务省或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提出申报后，将主要内容刊登在公报上，同时保留国民申请查阅的权利。

虽然法律条文详尽周到，但实际情形如何呢？以美国为例，按照美国法令，企业或工会是被禁止直接出资帮助国会议员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进行竞选的，但他们可以组成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个体资助集团为政党发展募集资金（俗称“软钱”），其数额不受限制。虽然“软钱”不能直接用于候选人个人，只能用于为政党及其各级组织动员选票，但其实质没有本质区别。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利益集团，纷纷解囊慷慨提供政治献金。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不仅为竞选者提供了资金的支持，更是为利益集团本身开辟了一条条通往国会山和白宫的特殊通道，以及对美国各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的渠道。因为，不论是哪个党派入主白宫，或在国会山中占据多数，对美国政府制定的政策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为了报答金主们的慷慨，这些党派和政治人物必将制定或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金主的政策。而这些利益集团中既有美国的各大财团（比如高盛等），更有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日本和美国等国在内的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在获胜后，当政者一般都按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回报的方式包括召入内阁、派驻条件优越或最具人气的国家任大使，以及制订有利于财团的政策。有的政党还会利用行政权力报答资助者，为其开辟谋财之道和其他便利（特别是在政府采购和基础工程上给予便利）。布什政府大选筹款居功至伟的“先锋”俱乐部，有43人谋上了要职，其中两位是部长，还有19位出任欧洲各国大使。此前，在英国“金钱换爵位”案中，前首相布莱尔主持下的工党政府被控以金钱换爵位，向捐款支持工党的富豪封爵。在韩国，著名的“郑梦久非法政治献金”案，使韩国“政商抱合”的现实暴露无遗：政府和企业界的密切关系，使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监管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疏漏。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实行着极为宽松的借贷政策。许多大财团持续使用债务杠杆来扩充企业规模，却无视担负的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

尽管对政治献金进行必要的规制已成为共识，但是要规范政治献金也绝非易事，相关法律总是有漏洞可钻，由此也就出现了很多政治献金丑闻。

2000年1月德国前首相科尔因政治献金丑闻被迫辞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职务；同年7月，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因接受法国犹太商人的巨额捐赠向国会提出辞职。

2002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破产案牵出了布什政府的政治献金丑闻。

2007年12月，英国首相布朗因工党涉嫌收受地产富商巨额秘密捐款而受谴责，使布朗政府陷入危机。

2007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被爆接受法国女首富、欧莱雅女继承人利利亚纳·贝当古的政治献金。前会计师证实，贝当古的财政顾问曾为萨科齐竞选捐赠15万欧元约合128万人民币。但贝当古和萨科齐双双否认。

2009年5月5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因3.1亿台币贪污所得中，有8千万台币违反“政治献金法”，成为第一件适用该法起诉的案例。

2009年5月11日，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因其秘书涉嫌的政治献金丑闻而宣布辞去民主党代表（即党首）职务。该案纠结至今……

2009年5月23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起因是其妻兄与幕僚索贿受贿案件曝光，卢武铉虽皆不知情，但内心自责严重、苦闷难解，终于选择了自我裁决。

鸠山由纪夫因为拿了自己亲生“富妈妈”的“补贴”而被迫辞职；他倒是非常理解小泽一郎的苦衷，一直力挺小泽在日本民主党中的作用和地位。 

2010年，日本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辞职，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从2002年以来，鸠山兄弟二人每年从“有钱的”母亲安子那里得到的高达1.8亿日元（约合1390万人民币）的“补助”。其兄弟邦夫恰恰也是在野党自民党的资深党员。日本法律规定，政治人物接受的个人政治捐献，哪怕是来自母亲，价值总额每年不得超过150万日元。负责调查鸠山政治献金的检察官还发现，从2002年开始，鸠山母亲安子运营的一个基金会，以每月支付津贴的形式，给鸠山兄弟提供累计达20亿日元（约合1.54亿人民币）的资助。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上台的政治家继续身兼数职地从事商业活动或企业经营，对其收入也要求透明化和廉洁化；于是，政治家们只能拿出更高明更隐秘的手段，才能把各种渠道得到的钱尽量洗得干净。

第二节　回望“田中受贿案”的跌宕起伏

在日本，政治参与者若想出人头地，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竹下登、金丸信说过：“选举前撒钱要撒到让钞票立起来才行。”周游各地进行造势演讲，高薪聘请智囊，制作广告并买下电视时段，发传单、打电话，甚至上门拜票，没一样能离开钞票。这并非日本个例，如2008年美国大选，就创下了总花费53亿美元（约347亿人民币）的历史记录。

除此之外，日常民意维护也必不可少，日本竞选人还要亲近选民，自民党国会议员为拉选票，一个月要参加若干次葬礼、结婚仪式和毕业典礼等。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金钱。

政治献金是这种昂贵政治活动的经济支柱，个人或者企业可以向政治团体捐款，对自己看好的政治党派进行经济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全盛期”，一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平均每年的支出为1.2亿日元（约949万人民币），但实际上，国会议员的年收入充其量不过4000万日元（约316万人民币），即使是家族财力雄厚的政治家，面对选举，政治献金也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出于对政府庇荫的需要，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政治捐款一向慷慨。1966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自民党共募得献金880亿日元（约70亿人民币），其中99%来自大企业捐款。

大企业给自民党的捐款有两种形式，一是捐给党总部，二是捐给派阀领袖，后者份额更大。如上述880亿日元是十年间企业捐给党总部的献金，同期直接流向党内大小派阀领袖的献金则有943亿日元（约75亿人民币）。但对各派阀及政治家个人捐款较为私密，资金的“透明度”相当低。一般认为，自治省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只占财界实际政治捐款总额的10%左右。

日本素有政治商人的土壤，大正后期甚至一度形成了财阀控制财界的局面，有利于政界和财届的“互通有无”，（这股风气的起源，就是那些在影视作品里被渲染得神气活现、本质上回到家经常揭不开锅的世袭武士阶层为了能吃口饱饭、不得不与当地富裕商人攀亲家开始的）。譬如，二战前的三井和三菱，便分别是力挺政党内阁时期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宪政会的主要“赞助商”。

二战后，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环，财阀解体，但其根本环境却没有遭到破坏。同时，在日本国民的文化心理中，默认为从事政治活动离不开金钱，政界与企业的紧密联系不可能真正剥离开来。但这种“网开一面”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对非法献金行为的纵容。

在众议院或参议院拥有5名以上议员，及在众议院议员小选区选举或比例代表选举中得票2%以上的政治团体被视为政党。政治捐款一次超过5万日元（约4000元人民币）以上，捐赠方和接受方必须交由政府予以公示，并在3年内公开接受质询。

一切政治捐款都禁止投向政治家本人，个人如果要向政客献金，必须通过由政客指定的后援会（资金管理团体），捐款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0万元）。企业则只能向政党献金，可分为向政党捐款或向政党指定团体捐款两种方式，捐款额度不得超过1亿日元（约合791万人民币）。直接将资金捐给政治家个人，而不是按法律规定给他们的后援会等。这种不公布的捐款则被认定为受贿。

法规定的不可谓不严，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2007年5月28日中午，日本农林水产相松冈利胜在位于东京赤坂的议员宿舍上吊自杀。 

一些议员虚报流向和发票的支出，隐瞒资金的真实流向，用于个人积累财富，或其他法律规定以外的政治开支，如招待支持者等非法律规定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些议员和政治家的政治后援团体，他们做出虚假会计账目，为其领导人贪污大量政治捐款。安倍内阁在任期间的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自己住在政府提供免费居住的议员会馆，却将不存在的2800万日元水电费支出写入收支报告书，将省下的钱用于“不明途径”。事情揭发后，松冈利胜不堪舆论和司法压力自杀。

对于政治献金，日本虽多次修改，但仍未从根本上阻断黑金政治之路。政治家和财届首脑仍通过招待券、高尔夫会员权、未上市的原始股等各种变通的洗钱形式绕开法律规制，规避风险。

也就是说，赤裸裸的洗钱运作被堂而皇之地用在了政治献金上面。

日本政治的中心则位于东京都的永田町。永田町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北京的中南海和美国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国会议事堂、三菱、野村证券以及外资系的金融巨头们纷纷将总部设于此。紧邻着永田町的两个地方——赤坂和银座，更是长年以来依靠着这些政客、官僚、财阀的旺盛消费能力，一举成为东京高消费的名片。在日本最为繁荣的“泡沫经济”时代，赤坂的高级酒店和银座的高档商场也成为当时“日本第一”的代名词。而永田町周边僻静小巷里曲径通幽的“料亭”，更体现了日本金元政治、权钱交易的真实面目。

日本首相官邸外观。

重大的政治决策，往往不一定是在永田町的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而有可能是在周边小巷中的“料亭”中做出的。日本国内的几大媒体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常会派出不少政治新闻记者，常年“蹲守”在指定的几所料亭附近，观察某年某月某日，有哪些人参加了谁组织的集会，并根据这些蛛丝马迹，推断政治决策的走向。

料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那时，左右政坛的幕府大将军，都会要求封建领主住在京城，以便加以控制。领主们为了互通信息，常派遣亲信在隐秘的料亭里聚会。久而久之，料亭便成为日本政治要人和商业巨子聚会商谈的场所。

2001年，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召集自民党的头目，在金田中料亭开会，决定拥立小泉纯一郎为首相。可以说，小泉政权就是在料亭中诞生的。

料亭的消费水平往往人均要花掉5万到10万日元。料亭强调私密性，服务人员都经过严格的保密训练。日本共产党党刊曾爆料，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当自民党干事长时，曾有一天吃了6家料亭的记录，当天吃饭共报销了将近80万日元。还有以出手大方而闻名的自民党重要领导人龟井静香一年间去了名叫“外松”的料亭11次，共花了330万日元。

千万别被料亭的低调和“乡土”所迷惑，料亭可以被视作日本政坛和商界的“超高档农家乐会所”。看似普通粗犷，其实每个细节都经过万分精心的设计和考量。

即便料亭的隐秘性和私密性再出色，世界上也不存在永远的秘密。

在实际操作中，日本政党内的派系斗争为黑幕曝光提供了契机。日本实行多党政治，而各个政党中也有不同的派别，反对者利用一些警方、检方等系统的内部人士，了解到政治丑闻和黑幕以后，运用一定手段（经常是装出“无意间爆料”或匿名举报等手段），将其披露给新闻界，促使丑闻曝光。本章一开始提到的民主党外相前原诚司的政治献金丑闻，由于事发突然且“出招致命”，日本一些分析人士就断定，十有八九是民主党内部小泽派系的爆料。

在日本，新闻媒体一向以“第四权力”著称，几乎绝大多数政治捐款丑闻和洗钱黑幕都由日本的新闻媒体首先披露的。日本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如果谁胆敢打击报复爆料“深喉”的话，那么不管打击报复者的权力有多大、背景有多深，其结果往往会比被爆料的丑闻或黑幕本身惹上更大的麻烦……

最著名的案例是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下台，当年10月日本畅销杂志《文艺春秋》发表了《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和人脉》、《寂寞的越山会女王》两篇文章，大量披露了田中角荣巨额政治资金的诸多疑点，和不正当的男女暧昧关系，致使其在一片谴责声中辞职。其中“越山会”就是田中角荣的政治献金管理组织，而“越山会”也被看做是现代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较具规模的政治家洗钱组织。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生了一件令全世界震惊的政坛丑闻——前首相田中角荣涉嫌在日本购买飞机的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田中角荣于1972年担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1974年下野后，他组建了“田中派”，在日本政坛上依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田中角荣受贿一案并不是由日本司法机关发现的，而是始于1976年2月爆发在美国的洛克西德公司行贿案。洛克西德公司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和军火供应商之一，该公司主要是依靠行贿打开国外市场的，因此，美国的许多飞机制造商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进行了举报。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邱比奇在听证会上，揭露了洛克西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飞机而以各种名义行贿外国政要的不正当竞争事实。该公司副董事长在听证会上证实曾通过日本的代理——丸红公司就全日空公司（ANA）进口该公司生产的三星式客机向日本政界有关人物赠送了巨款。此事一经披露，立刻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不仅所有舆论媒体聚焦于此，而且在朝野上下也引起一片震动。时任日本首相的三木武夫紧急召开自民党和内阁会议，宣布支持司法部门开展调查，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同时，他命令外交大臣开展“办案外交”，要求美国提供所有涉及日本的材料，为国内办案提供有力证据。2月18日，日本最高检察厅、东京高等检察厅和东京地方检察厅会同国税厅召开了联席会议。2月24日，检察厅、警视厅、国税厅联手行动，对丸红公司及其有关涉案人员的住宅等37处场所进行了同步搜查。3月24日，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司法协助协定》，同意向日本提供洛克西德案的相关材料。日本检察官从中发现了一张领受人为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的收据。获取这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后，检察机关并未轻易动手，而是扩大了调查范围。到7月，日本检察机关先后逮捕了涉案的丸红公司董事长等若干重要人物，取得了相应证据，为逮捕田中角荣做好了舆论准备。7月2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逮捕田中角荣，宣布他涉嫌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任首相期间，通过丸红公司4次收受洛克西德公司的贿赂款共5亿日元，决定以违反外汇法嫌疑予以逮捕。随后，经过长达近一个月的审讯后，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田中角荣以违反外汇法和委托受贿罪起诉，起诉书指控他在担任首相期间，根据洛克西德公司和丸红公司希望让全日空公司进口三星式客机的请求，利用总理大臣的职权，指示运输大臣引进，并于事后依据先前约定，接受了洛克西德公司的5亿日元现金。8月17日，田中角荣缴纳2亿日元保释金后被取保候审。但是，谁也不曾料到，这仅仅是一场战斗的开始。取保后的田中角荣组织了强大的律师团，从多个角度为自己进行辩护，加之此后不久，由于检察机关的疏忽，关键证人——田中角荣的司机自杀，其秘书翻供，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案件的审理一波三折。田中角荣不断推出新的证人和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同时，他试图从法理上论证首相权限对民间航空公司的自行交易难以产生实际的影响。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提出各种反证对田中角荣予以驳斥，并最终通过田中角荣秘书的前妻出庭作证，揭露了田中角荣及其秘书的翻供行为。1983年10月12日，历经7年审判和数百次的开庭后，法院认定田中角荣违反外汇法、受托受贿，判处其四年有期徒刑，罚金5亿日元。田中角荣当场表示上诉。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在田中角荣上诉后，经过二审，1987年，东京高等法院宣判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其后，田中角荣又提起二审上诉。1995年，经过三审，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依法驳回田中角荣二审上诉，维持原判。而此时，田中角荣已病逝将近两年。至此，这起日本历史上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审判，在历时19年，耗资6亿日元后，终于落下帷幕。

田中角荣如果不算是二战后日本金权政治的始作俑者的话，至少也是集大成者。靠政治献金的推动，广罗党羽，使“田中派”成为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历久不衰。不仅如此，政治与建筑业的利益粘连并孕育了“建设族”、“道路族”等政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历来是日本黑金政治的渊薮。不久前，因卷入西松建设非法政治献金案而备受舆论指责的日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就曾经是昔日田中门下的弟子。

当了政治家，从大佬那儿拿钱。拿了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跟班和门徒。在当时的政界，这是铁则。虽然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随着《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强化，报纸也开始拼命抨击起金权政治。

据《朝日新闻》记者三浦透露，一天，原NHK节目主持人、参院议员宫田辉怀里抱着个大纸袋从田中家出来，与正要进门的三浦在玄关撞了个正着。宫田吓一跳，纸袋掉地上，一捆捆的纸币散落出来，三浦事后猜测：“大约有3000万日元左右”。宫田慌了神，也不顾打招呼，低头拾起钞票，装进纸袋，拔腿就溜。与渡边一样同为见多识广的大报政治记者的三浦，也不禁在心里感叹道：“到底是角先生（田中角荣的外号），玩的活就是大，跟我们通常听到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在田中的连载专栏《我的履历书》结集成书后，去田中府上拜会，因为田中表示出版后一定要亲自购买一大批。这位记者回忆道：“角先生打开大保险柜，啪啪几下就拿出200万日元。当然全都是一本正经的购书款。”当记者要开收据时，角先生一摆手说：“不必了！”记者偷偷瞄了一眼保险柜，“里面密密实实码堆放着成捆的钞票，堆得跟报社的稿纸似的。”因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原因，日本政治资金有一个特点：现钞主义。不是现钞，全无效果。“拿的是现钞，递的也是现钞，所以踪迹全无。”

洗钱，本来就是为了湮灭证据。

田中被捕后，对其评价反而上升，舆论和政界的同情明显向田中倾斜。从当时的主流民意来看，逮捕前首相的做法，无论如何有些“过了”。这里，日本社会心理中保守性的一面再次浮水：国民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有时可能超越道德和法律，他们更看重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现实的游戏规则。被捕后，田中果然“有种”，在拘留所里无论检方百般质询，誓死不吐一字；一个月后，田中被保释。最后，在有罪终审判决之前病故，把很多秘密和罪证带进了棺材。田中其人到底是不是一块“善玉”另当别论，但其继承和主导的“保守本流”，至今仍是日本政坛的背景主色调则是不争的事实。直到其因脑梗死病倒、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的1985年，田中一直是政坛的幕后操盘手，不折不扣的政治枭雄、“造王者”（King Maker）；直到今天，源自前身田中派的町村派，仍然是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

第三节　西松洗钱案牵出来的小泽献金案

政治献金，是选举捐款的一种，该捐款之目的是附带条件的，分为明示和暗示两种。收取献金者是候选人，在某些地方制度下，选举就是比钱多，就算没有买票等违法行为，买媒体广告、寄传单、插旗海、召集群众站大街、造势大会、选举日出号外告急，开支都很大。参选者急需大量选举经费，在此选举制度下，政治献金是必然的资金来源。

在日本，根据献金的种类，大致分为企业（法人）主导的“企业献金”（也叫“团体献金”）和个人为主导的“个人献金”。原则上，日本是禁止向政治家个人进行献金的。如果欲向没偶政治家献金，一般是向该政治家所代表的政治团体献金（一名政治家只允许拥有一个指定的对资金进行管理的团体，包括政治家后援团、后援会等组织）。而目前，考虑到一旦企业献金后，可能政治家当政后会特别关照献金企业，从而影响法规的公平性，因此日本是严令禁止一切针对政治家个人的“企业献金”的。企业献金（向个人），被等同于“贿赂”行为。

但是，如果向某个特定政党（该政党的总部或分部、选举资金管理机构等）直接献金的话就没有问题。很多企业献金，表面是资助某某政党、并汇往该政党党部的，但实际上，作为特定政治家的党部党首，才是献金的真正目标。由此，很多无党派的自由参选政治家就显得比较吃亏，因为其“没有组织”，无法堂而皇之地接受来自企业政治献金。

即便规定了企业可以向特定政党献金，但金额设置了上限，并且，得到日本政府持续3年补助的赤字企业是不得献金的。在日本，向特定政党以及国会议员的后援团（会）或选举资金管理机构献金时，甚至可以等同慈善援助、从而获得一定比例的免税待遇。

日本的政治献金有以下几种灰色（地下）违法行为和方法。

一　迂回献金

也就是上面多说的，擦边球。明明是把钱送给某个特定政治人物的，但形式迂回一下，说是捐献给其代表的政党或后援团组织的。

二　特殊管道献金

既然直接献金太麻烦，那么，在政治家经常举办聚会和演讲会、恳谈会时，以购买入场券的名义（价格不低）实施资金援助，这种行为一旦被证实，当事人将被处以以下有期徒刑外加50万日元以下罚款。此外，如果隐瞒该类献金，并对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予以伪造或虚报的话，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外加1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日本从1948年出台《政治资金规制法》后，已历经7次修改，与最初相比已增加了诸如企业献金对象、每次献金数额等诸多新的限制。而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政治献金事件曝光后，以民主党为首的一些政党又开始酝酿在该法中彻底废除企业和团体政治献金。

日本政坛上政治献金丑闻很多，可以归纳为此起彼伏，我们就眼下炒的最热的小泽献金案做一个概括性的分析。

从日本政坛上首位颠覆二战后自民党一党独大的风云人物，到几乎众叛亲离的前民主党党首，再到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被国人当做梦想救世主的小泽一郎，他的跟头到底栽在哪里呢？其实，这是一起集海外洗钱、非法政治献金以及建筑业黑幕于一体的经典案例，当然，目前人们关心的只是其中最关键的政治献金部分。

2009年3月3日，因非法接受“西松建设”违法政治献金的嫌疑，日本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的首席大秘、小泽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西松建设公司前社长国泽干雄及该公司原总务部长冈崎彰文。当天及翌日，特别搜查部还对位于东京都港区的陆山会事务所和位于岩手县奥州市的小泽老家的事务所实施了强制搜查。消息一经报道，舆论大哗：民主党及小泽本人再次被置于“黑金政治”的质疑之下。

据检方透露，此案为对西松建设公司前社长将一笔在海外筹措的巨额资金未加申报便带入国内的违反外汇管理法旧案（洗钱案）的调查过程中，意外浮出水面的新案。西松建设以两个分别由公司退休干部担任代表的团体（“新政治问题研究会”和“未来产业研究会”）的名义，从2003年至2006年的四年间，向“陆山会”捐赠了2100万日元。这笔钱名义上是两团体的“会员”及其家属缴纳的“会费”，但实际上，所谓“会员”均来自西松建设，而所缴“会费”，也悉数由西松建设以奖金的形式一并支付。换句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钱全部都是西松建设的政治献金，两团体不过是西松建设的替身而已。而陆山会方面明知资金源自西松建设，却欣然接受，并在收支报告中“虚伪记载”——记为两团体的“捐款”，回避了源头的西松建设。上面提到过，日本《政治资金限制法》禁止政治团体接受以他人名义或匿名提供的捐款；企业提供的政治献金，则仅限于对政党及其政治资金管理机构。如此规定，旨在防范企业或团体与政治家个人之间直接或变相的、政治资金名目下的贿金授受行为。

被认为有行贿嫌疑的西松建设公司，是一家名声颇成问题的“前科企业”，几年前，前任社长便曾以上文提到的违反外汇管理法的罪名遭到起诉，并被课以罚金。虽然这家公司在过去10年来，至少炮制过逾10亿日元的政治黑金，但此番事件中所起用的秘密管道则系首次曝光。据说，通过这条管道，西松公司已对近20名执政、在野党的国会议员或县知事提供了总额达4.7亿日元的政治献金。如果这次陆山会方面相关责任者的罪名被证实，而此前以同样形式接受过来自同一渠道的献金，且当事政治家被认为在接受资金时并非不知情的话，理论上亦有被归为同样犯罪嫌疑的可能。因此，此案的调查开始备受瞩目，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前，简直成为日本各类媒体每天必碰的话题了。

2007年，小泽的“陆川会”从银行账户上付出的现金高达4亿日元。检方根据检举深入调查后发现，2007年5月，“陆川会”前负责人池田智容的一本记事本上写着：“给小泽先生，榻榻米的房间”这一行字；而池田本人也亲口承认当初是他亲自把4亿日元的献金搬到小泽府上的，作为政治资金，这笔钱的使用后来一直没有清晰地进行财务记账。

被知情人透露，小泽的亲信石川知裕在2004年10月，把小泽收受的共计4亿日元政治献金中的1000万日元存入银行，作为陆川会名义购买东京都世田区一处土地的预付金；并在当月29日付清了剩余的款项3.3亿日元。

也就是说，2004年秋，陆川会向小泽个人“借钱”4亿日元买房，然后，2007年春，路陆川会池田再把从各个渠道收集齐的4亿日元现金“返还”给了小泽本人。

但是，这个案件至今悬而未决的关键在于：时任陆川会的会计大久保隆规死也不承认这一点。

小泽一郎的政治生涯里布满荆棘，总结一下此案发生的前后的脉络：

1995年1月——小泽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宣告成立。

2004年10月29日——“陆山会”购置东京世田谷区土地。

2005年1月7日——“陆山会”注册东京世田谷区土地所有权。

2009年3月——小泽秘书大久保隆规涉嫌伪造“陆山会”政治献金报告书被捕。检方搜查“陆山会”办公室（如上文所述）。

2009年5月11日——小泽宣布辞去民主党党首一职。

2009年9月15日——小泽出任首相鸠山由纪夫领导下的民主党干事长。

2009年12月18日——大久保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听证会上拒绝认罪。

2009年12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检方问询小泽前秘书石川知裕。

2010年1月5日——检方在自愿基础上问询石川。

2010年1月12日——小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自己并未做错任何事。

2010年1月13日——检方再次问询石川，搜查“陆山会”办公室、石川办公室等处所。

2010年1月15日——石川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逮捕。

2010年1月3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指定的3名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承担检察官角色，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对小泽提起诉讼。

2011年2月14日，日本执政的民主党今日举行最高干部会议，就前党首小泽一郎的处分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停止小泽一郎党员资格的决定。这一次由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主持的会议认为，小泽一郎因为政治资金问题受到“检察审查会”的强制起诉，因此必须对他进行处分。小泽不愿意自行离党，因此停止他的党员资格是一种必要的处分。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3天前，菅直人党首（首相）与小泽会谈，要求小泽自行退党，但是遭到了小泽的拒绝。小泽认为，自己既没有被捕，同时也没有遭到检察院的起诉，只是被市民代表组成的“检察审查会”起诉，性质是不同的，没有必要退党。

对于小泽的“停止党员资格”的处分，放在2月15日举行的党常任干事会最后决定。根据常规，这一处分决定将会被常任干事会确认。一旦小泽被停止党员资格，那么他将失去在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主党也将停止向他发放政治活动资金，并取消他担任的地方支部长的职务。小泽的政治活动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民主党内支持小泽一郎前党首的40多名国会议员，当天下午就给民主党党首菅直人首相和全体民主党高级干部发出一份意见书，明确表示反对民主党对小泽一郎的处分。意见书提出了5条意见。意见书说，民主党在目前支持率低下，国民日益不满的情况下，十分需要团结一致，来实现与国民约定的“生活第一”的政权公约。但是，对于小泽先生的处分，不仅不利于党内团结，而且还将让在野党有机可乘，危机政权。意见书指出，对于没有遭到检察院起诉的政治家给予“停止党员资格”之类的严厉处分，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例，有违党的基本原则。因此坚决要求取消对小泽一郎的处分。这些40多名国会议员大都是去年刚刚当选的“一年新生”，号称“小泽子弟兵”。他们以“北辰会”的名义向党中央提出了反对意见。

好不容易在战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日本民主党，首任首相与竞选功臣+党魁，竟然都因为政治献金而麻烦缠身，可见日本的政治献金和洗钱问题根深蒂固到何种程度！

2月22日，民主党召开常任干事会，正式决定在法院作出判决前暂停前干事长小泽一郎的党员资格。然而，此举招致党内“小泽派”的抵制。

不过，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的4月下旬，一度被日本舆论和国民痛斥的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终于在大灾面前，让素有“政治洁癖”的日本国民重新有了认识：“只有小泽一郎才能拯救日本”。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举行的一次联合舆论调查，反映出日本国民对于经验丰富，手腕刚硬的小泽一郎充满了期待。

4月23日至24日实施的这一次舆论调查显示，“谁最适合担任日本首相”的问卷调查中，小泽一郎获得第一位排名，支持率为9.2%。而在2月份的同类调查中，小泽一郎排名第7位。小泽一郎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遭到东京检察审查会的强制起诉，还被停止了党员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他是没有资格出任首相。即使如此，国民对于小泽一郎依然充满期待，一方面说明日本国民对于强势人物的期待，同时也显示对于菅直人内阁赈灾不力的不满。小泽一郎曾经对于菅直人首相在处理赈灾工作中的失误表示了批判，同时主张联合在野党，组成救国联合内阁，拯救日本。

更好的消息接踵而至，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决定对于东京地方检察院提出的、关于小泽一郎献金案件的多数起诉材料，认为证据不足不予采用，对于检察院对法院这种做法的申诉不予承认。根据相关的司法条例规定，一旦法院对检察院的申诉作出不承认的决定后，检察院无法进行第二次的申诉，这就意味着，检察院迄今为止对于小泽一郎和他的3位秘书有关“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指控，有可能无法成立。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不采用检察院提出的部分起诉材料的决定，将可能使得这一起案子最终会出现“无罪”的意外结果。如此一来，变得“清白”的小泽一郎再度回到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可能性增大。在NHK电视台昨日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小泽一郎排在“最适合担任下届首相政治家”候选人的第三位。

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311大地震后救灾重建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以及人气低迷的菅直人自讨没趣的下台，小泽献金案又重新掀起波澜。2011年10月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政治资金管理团体伪造报表问题，对小泽一郎进行首次公开审判。当晚，小泽一郎在东京的家中因腰部疼痛被救护车紧急送入日本医科大附属医院救治。7日，主治医师在记者会上宣布了诊治结果，小泽一郎腰痛的原因是压力过大造成的左输尿管结石。按照一般对流程的估算，法院将在2012年的4月前后作出裁决，小泽一郎的突然入院，是否存在什么“地下玄机”就不得而知了。

第四节　大把花、大把捞、大把洗的权钱政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因为成员涉及走私、贩毒等违法的行业，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追查。在股票等金融领域，掌握大量资金的山口组也多有介入，威胁一些有黑幕的上市公司用钱来遮盖丑闻。历经六代掌门，山口组从底层社会，逐渐渗透到日本上层的政界、商界，从神户扩展到全国，甚至影响到海外。山口组，成为了与日本政治、经济密切纠结，常与法律打擦边球，不按常理出牌的暗势力。

长期以来，黑社会与日本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黑社会与右翼之间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由来已久。政客们需要黑社会帮助筹措经费、担任安全警卫、拉选票。正如大阪青衿会头目黑泽明坦言：“政治家试图同我们保持距离，但选举来临时，他们却向我们要钱。”

日本黑社会和右翼政党、右翼政治家经常幕后密切勾结——黑社会帮助政治家拉选票，提供政治献金，甚至充当政治打手，政治家则为黑社会保驾护航。

二战以后，日本警察部门曾多次谋求彻底铲除黑社会组织，但在警察与黑社会组织的斗争中，不仅警方人员死伤惨重，而且总有高级别的政治家在黑社会组织存亡的关键时刻进行幕后斡旋，使黑社会的力量得以保存，甚至得到发展。当然，一般来说，无论是政治家，抑或是黑社会组织，对自己与对方的幕后往来和交易均讳莫如深。因为一旦暴露，往往成为政治丑闻。

2002年，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曾对日本黑社会进行过调查，发现很多政界人士与日本黑社会关系密切。涉嫌与黑社会有染的政治家包括多名日本前首相、内阁大臣、国会议员。这里举几个在日本政坛上响当当的例子：大野伴睦、鸠山一郎、岸信介、佐藤荣作、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20世纪60年代，为镇压“安保条约”斗争中的群众运动，日本统治集团曾通过右翼头面人物儿玉誉士夫拉拢黑社会与警察合作。时任首相岸信介会同文部大臣替被控谋害罪名的山口组头目签保。大平正芳任职期间，警方搜查一山口组头目家时，发现其家中挂的一帧大平与帮会头目交杯祝酒的照片。

此次，小泽一郎与西松建设之间的“献金苟且”并非个案，日本建筑业，历来是黑金政治的渊薮。大型建设公司在建设项目的竞标中，为了得到大订单，不惜行贿政治家，以利自己中标胜出。很多建筑企业还善于培养未来的政治关系、类似西松建设这样的企业，除了向民主党大佬献金，自然也会向之前执政、目前在野的自民党献金……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任当道的是谁，还不如早早搞个“双保险”。这种政治与建筑业者的“粘连”，造成了“建设族”、“道路族”等既得利益利权阶层的出现。这个社会顽疾，从田中角荣时代至今，始终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日本政治中的权钱交易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日本特有的派阀政治催化下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坛腐败大案不断，以“洛克希德案”和“里库路特案”涉案级别最高，金额和影响最大。

1976年，卸任首相田中角荣被指任内曾接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贿赂，作为回报，帮助该公司取得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订单。田中角荣、前运输大臣和17位高级官员被捕，田中本人被一审判处四年徒刑。田中角荣一直被日本人客观地认为是二战之后最有能力的首相之一（中日邦交恢复离不开他的努力和智慧），但同时也是最贪的首相之一，按照现在的标准深究起来，他的地下运作绝对不止“洛克希德案”一件。

“里库路特案”的二位主角：宫泽喜一（左），中曾根康弘（右）。 

1988年，日本政坛另一个惊天大案“里库路特案”曝光。里库路特是一家以提供就职、房地产信息为业务的第三产业的公司。自1984年至1986年间，该公司将大量原始股以优惠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各类政要近百人，金额达数十亿日元。自民党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涉案，包括前时任首相的竹下登、副首相宫泽喜一、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自民党主要领导人和各大派阀要员。案发后，竹下登被迫下台，其他涉嫌的12名政客也相继辞职，10多名官员被逮捕起诉。

为阻断腐败链条、防止腐败案件频发不止的尴尬局面，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制定和修改了多个法律法规，着重严格政治资金的收受、管理和使用。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野阵营依旧弊案连连，明显地，改革成效不好，腐败痼疾犹存。2007年5月，上面提到的安倍内阁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政要松冈利胜涉嫌权钱交易，畏罪悬梁自尽，成为二战后第一个在任期间自杀的内阁大臣。与此同时，涉案企业“绿资源机构”前负责人也坠楼身亡。正是这家企业多年向松冈利胜提供大量政治捐款，并在松冈家乡多个农业项目招标中中标。

田中角荣（左）被捕时的情形。右图为同样因深陷献金丑闻而被迫下台的前首相竹下登。 

日本权钱政治频发有着深刻的制度诱因，其中金钱本位的所谓民主选举文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权钱政治固然与当事人的个人操守有关，但当弊案在战后长时期、在朝野阵营大范围发生，尤其在不断加强政治资金管理的情况下仍然层出不穷时候，人们就不得不作制度层面的思考。深层次分析日本的权钱交易案件，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所谓民主选举的制度条件下，权与钱已经结成盘根错节的命运共生关系。涉案人与其说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不如说是为了维持和扩大权力而贪腐。洛克希德案、里库路特案、西松建设案涉及日本政坛的三个风云人物田中角荣、竹下登和小泽一郎，这三人早年有着师承关系，竹下和小泽都继承了田中的政治风格。1974年，日本政论家立花隆发表了题为《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的文章，提出田中角荣的政治就是“金权体制”，以钱养权、以权敛钱。如上面所描述过的，日本国内对田中角荣的评价充满争议，大多数人认为此人富有政治才干和实干精神，甚至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但同时，好大喜功、独断专行之余，经常会忘记自我操守和基本的道德准绳、对自己的约束也就放任自由了。田中身陷权钱交易，很大程度上在于时局、世风、和（当时的）制度。

日本实行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政治人物的权力来自于选举。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性选举，通过政党间的政策辩论与民意选择，才能不断净化和提升执政的品质，选出好的领导人。然而，事实却并非那么简单和理想。以日本为例，其选举表面看以政见为中心，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三样东西——“地盘、口碑与钱包”，即围绕人际利益关系和口碑形象展开。乡村和地方选区重前者，都市选区重后者。乡村和地方选区富于传统色彩，重人情世故。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从父辈、祖辈或是党内前辈手中继承地盘，甚至有人为此甘愿作他人养子或入赘当上门女婿，为占据地盘挖空心思。地盘还需一刻不停地经营，参选人以及当选议员平时就要花重金维持人情关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要向选民送礼表达心意，并调动经济资源，对选民特别是地方豪门、大企业以及有影响的社会政治团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利益照顾。选民在投票意向上主要看候选人与自己的交情以及为自己谋利的能力。都市选区情况有所不同，选民多无特定的支持政党和支持对象，投票主要看候选人的形象，他们似乎更习惯明星。因此，参选者需要在一个较短时间内集中曝光，以提高知名度。对于一个不知名的新人而言，资金实力决定其媒体曝光率，进而影响当选率。无论是在乡村地方选区，还是在都市选区，选举都需要耗费巨额资金。据统计，在日本竞选国会议员的花费至少在1亿日元以上。一名国会议员的竞选花费就如此之巨，那么几百名议员涉及的金额有多大？在这些巨大经费的背后，又有多少地下交易和黑幕存在？

提到竞选经费，从何而来？鸠山由纪夫的家庭算是有钱了吧？但依照法律，即便自己有个超级富豪的爸爸或妈妈，也不能随便取而用之。同时，虽然国家有少量补贴，但主要靠个人筹措。涉世不深的新人须投靠派阀或资深政客，获得资助。田中角荣当年在政坛呼风唤雨，掌控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靠的就是提供政治资金的超强能力。深谙政界潜规则的《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儿拿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势力。在当今的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

那么，老大们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主要靠“政官财铁三角”运作，即政客、官僚与财界的结构性利益关系。政客的政治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财界，即企业通过政治捐款换取政客的特殊关照，由其授意行政官僚为企业打开方便之门。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日本加大了对财界捐款的约束，禁止企业直接向政客个人捐款，但不禁止向政党支部捐款。为规避法律限制，企业常用的手法一是捐款时隐藏企业身份，二是把钱捐给政客指定的多个政党支部。同时，政客纷纷通过增设政党支部等手段争取多渠道“化缘”。这些支部表面上是为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而设，但实际上多半是敛财的合法工具。这种改革的结果是政治捐款伪装名目，化整为零，越来越不透明。西松建设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西松公司捐款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子公司“松荣不动产”等捐给小泽一郎领导的“民主党岩手县第4区总支部”；二是以西松公司职员及家属名义成立两个挂名的政治团体“新政治问题研究会”和“未来产业研究会”，再通过这两个团体向小泽的政治资金团体“陆山会”和民主党在岩手县的两个支部捐款。

总而言之，选举是要花钱的，大把烧钱的选举迫使政治人物大把捞钱。

法律限制、规范政治捐款的初衷是好的，但却没有堵住问题的源头。只要政客需要钱，只要企业需要政客为其“代言”，制定有利企业谋利的政策，各种形式的政治捐款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并随着形势发展而花样翻新，掩人耳目，最终构成政治腐败的温床。而这些在政界彼此心照不宣的怪现象，只有在朝野对立加剧的特定政治条件下才可能曝光。从此意义上讲，目前为止被曝光的那些捐款案、献金案，洗钱案所揭开的日本政治腐败黑幕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日本的权钱政治加剧了政党间的无序恶斗。以日本为例，目前国会众、参两院分别由朝野阵营把持，自民、民主两大政党势如水火。在这一格局下，双方围绕腐败弊案相互指责、相互揭丑，使案件本身的真相和根源难以澄清。小泽的西松建设案发后，民主党为图反击和减轻对自身负面影响，甚至公开质疑司法独立，抨击自民党与检察当局暗中勾结，办案对象、时机、方式上包藏祸心，目的是借助国家机器对民主党和小泽本人进行政治迫害，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

日本的权钱政治还导致价值错位。尽管小泽一郎明显涉嫌经济丑闻，但日本民众中同情者不在少数。据社会调查显示，60%的受众认为西松建设案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权谋。不少同情民主党的学者也提出，揭弊案固然需要，但政党更替涉及国家大计，因此应服从大局，不揭为妙。这些都反映出，政党分立导致民众的分化和价值的错位，使社会对于腐败的是非判断变得模糊。

日本的权钱政治致使政策延宕。面临全球化挑战，日本各界一致认为国家处于继明治维新、二战战败后的历史性变革期，需要划时代的改革。目标固然高瞻，但国家政治生活却未见相应的行动。舆论的焦点、政治的课题每每被丑闻、弊案转移，政党越来越倾向于在政治资金问题上作秀、向民众施以小恩小惠等短期行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彻底改革的契机被白白虚耗。

日本的权钱政治更带来了政治冷漠。多个社会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政治的信心不断下降。每次选举投票率往往低于60%。换句话说，日本首相只是在不到30%的选民支持下上台，这使得本来被认为公平、公正的选举成了走过场，而“少数服从多数”这一西方民主的最基本原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许多民众说，原以为自民党不行了，民主党可以取而代之，多为民众做好事，结果天下乌鸦一般黑，而因为竞选财力等关系，在表面光鲜的西方民主制度之下，方眼望去，日本选民的选择似乎只有自民党和民主党2种选择，非此即彼，难怪深谙日本选举内幕的媒体记者私下往往苦笑：“我们日本国民大选的民主对象，说到底也就仅仅2个而已”。日本有识之士更感慨，政治议题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萎缩，使得国家难以凝聚共识，应对挑战，推动大的改革和进步。由此，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日本即便政党或首脑频繁更迭、社会运转照样井然有序的奇特现象；但深层次上，民众对政治失去起码的热情，从长远看并非一件值得特别庆幸的事。

西方民主美名掩盖下的权钱政治扰乱了政治社会秩序，使人民的利益日趋边缘化。权钱政治谋取政客与企业的私利，危害国家与社会的公益，进而腐蚀政党政权，扰乱世道人心。从日本半个多世纪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出，西方的所谓民主不仅没有达到其原来标榜的理想和初衷，而且正在日益蜕化为权钱交易的大舞台。权钱政治扭曲了政界与商界、权力与经济、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多党制的竞争性选举标榜以政策为中心，结果却堕落为以金钱为中心；标榜代表人民的意志，结果却代表资本的意志；标榜有益国家的长远发展，结果却充斥着作秀、卖名、卖位、拉票、买票、黑金等各种丑恶行为；标榜提升民主的品质，结果却反而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不稳定。

可以说，日本的所谓民主选举舞台，绝对是造就“政经混合型洗钱中心”的沃土！

第十二章　河豚鱼——真正的超级玩家

在卡西欧诈骗洗钱案中，凯尔索被定位为“超级玩家”，那只能说，是在“局部战役”中的超级玩家，近代和现代金融史上，真正的超级玩家远远不是一两个甚至几百个、几千个凯尔索叠加在一起所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真正的超级玩家也洗钱吗？怎么说呢！从战役角度，不会洗；从战略高度，肯定洗！而且是“合法”地洗！合理地洗！大规模地洗！全球范围地洗！源远流长地洗！说来也简单，原始的积累都是血淋淋的、不干不净的，当原始积累达到相当的程度，拥有者就会动用一切力量去为自己、为自己所仰仗的利益集团谋求最大化的方便。于是，越来越多的游戏规则出现了，这些游戏规则包括法律、税制、标准、文凭、资格（证书）、行业规范等等（这个下面章节还会详细说到）。现代金融制度是从欧洲开始、在英国形成、在美国发展，从而传入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作为日本来说，是被动的接受方和学习方。很多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这些制度和规则的陷阱，莫名其妙地在被扣上洗钱的帽子的同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现账户上的财富缩水很多。

玩什么，都玩不过制定规则的家伙。

回顾历史，在美国人给现代版的洗钱概括定性之前，钱一直在被人进行“洗涤”作业。

第一节　世界上最有钱有势的家族

说到财富和金融，很多人喜欢提到福布斯。福布斯每年都会公布富人排行榜。2010年，日本最有财富的人是软银的孙正义，2009年则是优衣库的创始人和掌门人柳井正。那么，他们当真是日本最有钱的人吗？当然不是，如果说是的话，那说明你太天真了。

中国的读者都对必和必拓（BHP）的收购案和吉利汽车收购瑞典沃尔沃印象深刻吧，请猜一下，力阻中国企业竞购BHP，并力促吉利汽车收购瑞典沃尔沃的什么人（家族）？

支持过洛克菲勒财团的又是什么人？

帮助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是什么人？

把持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是什么家族？

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既支持过红色苏联、又在家族成员受害的同时间接支持过德国纳粹的是什么人？

……

简单一句，世界上最有钱有势的人或家族是谁？人或家族，不是上面章节我们提到过的共济会，更不是在中国名气很响的索罗斯或巴菲特（他们差远了）。

没错，肯定是犹太人。

请记住这个名字：罗特席尔德家族（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Family），还有一种说法叫“罗特席尔德家族”。罗特席尔德原本是一个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家族，被公认为“国际金融之父”。

他的原名：梅耶·阿姆谢尔·鲍尔（Mayer Amschel Bauer），后将姓改为罗特席尔德（德语意为“红色盾牌”）。生于法兰克福，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智商，在父亲的悉心调教下，系统地学习了关于金钱和借贷的商业知识。

当父亲去世后，年仅13岁的在亲戚的鼓励下，来到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当时，收藏古钱币是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们的普遍雅好。因此，梅耶亲自编辑《古钱手册》，并附上详细的解说，然后邮寄给各地的王公贵族们，希望自己的店能够成为皇家指定店，以期获得丰富的利润。虽然大部分的信件都石沉大海，但梅耶梅尔的投寄行动依然没有停止。最终，黑森公爵同意了他的要求。公爵是当时欧洲的巨富之一，拥有2亿美元的身家，他所做的生意是贩卖军队。梅耶以近乎赠送的价格向黑森公爵卖出了他收藏的珍贵古代徽章和钱币。同时，他还极力帮助公爵收集古币，并经常为公爵介绍一些顾客，不遗余力地帮他赚钱，使其获得了数倍的利润。日后，这种把金钱、心血和精力彻底投注于某特定人物的做法，便成为了罗特席尔德家族的一种基本战略。如若遇到了诸如贵族、领主、大金融家等具有巨大潜在利益的人物，他们会甘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与之打交道，为之提供情报，献上热忱的服务，等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关系后，再从这类强权者身上获得更大的利益。比如梅耶·罗特席尔德的第一个服务的对象黑森公爵，因为当时英国需要大量的军队去控制北美的殖民地，公爵最大的顾客就是英国。当黑森公爵为逃避拿破仑的攻击，离开法兰克福前往丹麦的时候，留下300万英镑交给梅耶保存。这笔钱本来是英国政府支付给黑森部队的钱，却被黑森私自截流了并转给了梅耶。也正是这300万现金，为梅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成为梅耶通往他的金融帝国的第一桶金。

在18世纪末期，罗特席尔德家族创建了整个欧洲的金融和银行现代化制度。在奥地利和英国，罗特席尔德家族先后被提升为贵族阶级。一般认为，19世纪中，罗特席尔德家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家族。而且经过通货换算，有人认为即便在现代，罗特席尔德家族也是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老罗特席尔德捧得第一桶金后，主要在德意志诸邦经营古董和古钱币生意；他先后派他的五个儿子分布在欧洲各地为其打理具体业务，并且通过在关系紧密的家族成员间近亲结婚来防止家族财富落入他人之手。他的五个儿子分别是：

阿姆谢尔Amschel Mayer 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1773-1855）——法兰克福

所罗门Salomon 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1774-1855）——维也纳

内森Nathan Mayer 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1777-1836）——伦敦

卡尔曼Kalman 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1788-1855）——那不勒斯

雅各布Jacob Rothschi活力门控股总公司（1792-1868）——巴黎

之后，一个常规的、关于这个家族发家版本是这样的：

1780年，四子内森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罗特希尔德家族开始经营纺织品进出口生意。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贸易中断，罗特希尔德家族在竞争中打败巴林兄弟接受了英国政府委托，负责运送货币给在欧陆同法国作战的威灵顿元帅，开始涉足银行业和债券业。罗特希尔德家族凭借遍布欧洲各地的信息收集网络，建立了国际债券交易市场，并且提前一整天得知了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内森先暗示家族的交易员，抛售英国公债，误导交易所的其他投资者以为是英国将军威灵顿战败，跟风大量抛售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的票面价值仅剩下5%。而此时，内森又立刻示意交易员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由于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公布于众，比内森获得情报时整整晚了一天，从而使得内森于这一天之内，便在公债投机上狂赚了20倍的金钱，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甚至超过了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当时，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的，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有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赋的义务。自滑铁仑战役后，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性优势数量的英国公债，实际上操控了公债的价格，左右了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由此，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罗特席尔德家族紧紧地捏在了手中。而由于内森控制了英格兰银行，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这就使得全民变相向罗特席尔德家族银行纳税。在交易市场上控制了英格兰银行，进而迫使英国将货币发行权交由私人银行家控制。战争之后，罗特希尔德家族以贷款人的身份，先后控制了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的金融市场，成为“犹太人之王”。至今以色列还有为数众多的以罗特希尔德为名的街道和城镇。

19世纪的欧洲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欧洲有六大强国：大不列颠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匈帝国、普鲁士和罗特席尔德家族。”时至今日，前五大帝国均已失去昔日雄风，唯有罗特席尔德家族依然如日中天。

但是，历史上和金融界有一部分人认为以上的故事是其发迹后坊间流传神话后的天方夜谭，梅耶·鲍尔（梅耶·罗特席尔德）的第一桶金是依靠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家族美蒂奇（同样是贩卖金币起家）莫名其妙的断绝继承香火后积累的。

据估计，一直到1850年左右，罗特席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鼎盛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几乎都曾向他们家族贷款，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世界的主要黄金市场也是由他们家族所控制，其家族资产至少超过了50万亿美元。可以说，这个家族建立的金融帝国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迫于战争和国内混乱而严重依赖于国债发行的英国，把自己的金融主导权拱手送给通过制造流通虚假有价证券而积蓄巨量财富的罗特席尔德家族。与此同时，相对新兴的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和梅隆家族也相继崛起，和罗特席尔德家族不同的是，他们把大部分财富转移到处女地——美国，选择在那个新大陆的国家继续发展。

罗特席尔德家族不仅在欧洲金融界占取了绝对主导地位，还通过扶植摩根财团发展壮大来牵制影响美国，并且力图全面控制美国。当时的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和梅隆家族没有实力对抗过分强大的罗特席尔德家族，于是采用了妥协的方法。花旗、摩根、美国第一、第二国民银行都处于罗特席尔德家族的间接控制下。不过，由于过分抽调资金控制新大陆，导致了罗特席尔德家族在旧大陆的控制力急速下降。

1865年，罗特席尔德家族犯了一个家族发展史上的巨大错误：他们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大幅度发展，于是把它在美国的分行都撤销了，这也直接导致了摩根家族的兴起。德国的俾斯麦首相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通过普法战争赔款组建了德意志银行，并且通过工业化和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并购，迅速组建了新的容克财团：德意志四大银行团——欧洲崛起了新的金融集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摩根家族和梅隆家族抓住罗特席尔德家族的影响力由于战争而下降的机会，在美国发起了反攻，力图摆脱受到控制的命运。这个企图在一战结束的时候似乎是成功了，美国摆脱了长期债务。但是随着战后罗特席尔德家族的反攻，美国四大家族发现自己的力量还是无法对抗罗特席尔德家族。容克财团在大战中损失惨重，德意志四大银行组成的德意志财团也屈服于罗特席尔德家族的意志。罗特席尔德家族达到了自己的第二次顶峰，也是最高峰：控制全球金融命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特席尔德家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量家族成员被杀害，资产被侵吞，超过2/3的旗下金融机构完全不存在了。位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资产被战火摧毁了（其中位于法国的办公室甚至于二战结束后更是被国有化了），意味着罗特席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家族势力基本被消灭了。

美国财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反过来吞并罗特席尔德家族在美国、加拿大乃至澳洲的近乎全部的资产，从而建立了全新的花旗财团、摩根财团、美洲三大财团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容克财团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绝大多数成员，成功的转化成新的寡头势力，并且利用瑞士五大银行转移战争中掠夺的财富（洗钱）逃过了二战失败的损失，在战后成为欧洲第一大金融寡头财团。

自此，罗特席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澳洲的全部金融机构和资产全军覆没，仅依赖在英国和瑞士幸存的少量金融机构艰难恢复，并在战后逐步恢复元气。冷战期间，罗特席尔德家族在东欧的许多资产又被苏联接管了。与此同时，罗特席尔德坚持家族产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现代管理的理念，从而阻碍了它的发展。从1960年代开始，欧美的大银行纷纷上市，筹集了大量资金，罗特席尔德则还是用自有资金发展，速度缓慢，逐渐落伍了。

在当前提到世界金融，很多人或许只会关注类似“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或者“摩根家族”这些声名显赫的名字。20世纪二战前的美国，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话形容当时美国的情况“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其实在这句话后面还应该再跟一句“而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都曾经是属于罗特席尔德家族的！”

请看一下罗特席尔德的家族发展史：

◆ 1769年　创始人梅耶·罗特席尔德成为宫廷正式代理人；

◆ 1798年　内森·迈尔·罗特席尔德离开法兰克福前往英国；

◆ 1806年　黑森公爵在逃离拿破仑时，将300万美金交给梅耶保存；

◆ 1815年　最早获得拿破仑战败消息，成为英国政府的债权人；

◆ 1822年　奥地利皇帝授予罗特席尔德四兄弟男爵封号；

◆ 1835年　罗特席尔德获得了在西班牙阿尔马登水银供应的权利；

◆ 1845年　杰姆斯·罗特席尔德中标法国第一个主要的铁路线的合同；

◆ 1847年　莱昂内尔·罗特席尔德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

◆ 1872年　英吉利海峡隧道的第一个项目开始；

◆ 1873年　罗特席尔德成为力拓股东；

◆ 1875年　内森·罗特席尔德父子提高了英国政府的资助下，获得了在苏伊士运河的主要利益；

◆ 1886年　罗特席尔德Freres开始发展在俄国石油领域的巨大利益；

◆ 1919年　第一次黄金定价在内森·罗特席尔德父子的办公室；

◆ 1926年　内森·罗特席尔德父子重组在伦敦主要地下铁路公司的股本；

◆ 1938年　纳粹入侵奥地利，罗特席尔德在维也纳的银行关闭；

◆ 1953年　罗特席尔德在加拿大发展金融；

◆ 1962年　罗特席尔德家族的矿产开采在创立了Imetal后创造了新繁荣；

◆ 1963年　LCF爱德蒙·罗特席尔德诞生；

◆ 1965年　内森·罗特席尔德父子公司在伦敦和巴黎银行搬进了新的办事处；

◆ 1966年　杰姆斯·罗特席尔德资助的以色列议会大厦建成；

◆ 1981年　法国政府国有化了罗特席尔德银行；

◆ 1985年　罗特席尔德对英国天然气公司私有化；

◆ 1989年　罗特席尔德银行返回法兰克福；

◆ 2000年　罗特席尔德开发3G牌照拍卖；

◆ 2010年　帮助中国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

步入21世纪，罗特席尔德家族表面上看是变小了，实际上却变得更大了。与张扬的、动辄喜欢指点江山并制定规则的美国资本主义不同，罗特席尔德家族行事低调，一般人现在只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才能碰见它。但实际情况是，它无所不在。

罗特席尔德家族的银行始终拒绝上市，这意味着它根本不用公布年报。二百多年来，他们一共在地球上投资了多少生意，赚了多少钱，只有家族核心成员才清楚。它在世界经济界的影响，也只有极少数细心的专业人士才能发现。他们拥有对世界金融，战争等方面敏锐的洞察力和早于任何个人及国家的消息和情报。同样，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罗特席尔德家族到底参与多深，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发觉蛛丝马迹。实际上，2004年为英国政府的移动通讯3G牌照拍卖充当融资顾问的，便是罗特席尔德家族，不过这条消息在《华尔街日报》上绝对看不到。有这么一句话：在金融界你不知道罗特席尔德家族就像作为一个士兵却不知道谁是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

每当时代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媒体总是对罗特席尔德家族冷嘲热讽，认为这个古老的家族很快就会像恐龙一样走下历史舞台，但每次都会猜错。这正是因为它们低估了罗特席尔德家族变形虫般适应环境的能力。凭借着“弹性”和“英勇”这两件祖传的精神武器，家族很快融入了战后的时代潮流，继续在商海中如鱼得水。什么鱼呢？河豚鱼。

罗特席尔德？犹太富商？世界上最早的洗钱高手？全球金融体系真正的超级玩家？怎么变成河豚鱼了？没错，曾经一度地，罗特席尔德在内的所有的犹太人，都被他们看做“河豚鱼”！

第二节　洗不干净的河豚鱼——日本特大洗钱梦的破灭

日本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那就是，其民族和宗教非常单一。日本没有特别强势或像样的宗教信仰，但大和民族的高度统一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土狭小，也造成了其对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平融合方面的天生的基因欠缺。

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然而，这个被称做“河豚鱼”的计划最后因为美国（强大的犹太政经势力）的阻挠，以及中国人民持续顽强抗争，从而流产了。

很多人描写那个时代时，总喜欢把上海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背景平台，其实，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哈尔滨，是世界不同意识形态各方角力的“间谍之城”、犹太人的“精神之都”、远东著名的“洗钱之城”，欧亚大陆之间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都带有浓郁的“哈尔滨色彩”。

在二战对待犹太人问题上，中国很多人因为上海曾经作为犹太民族的避难地之一而自豪，并将其作为当前与以色列套近乎、吸引犹太金融家谢恩式投资的好话题之一，这本身无可厚非，很多犹太老人也都记得上海和中国的好。不过，客观地讲，几乎在同一时期，犹太民族在中国东北的居住时间和经营规模上，都要远远超过上海。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脑子发昏、妄想在霸占的中国土地上培养建立犹太国，以便“洗”出他们扩充军备所急需的黄金美元来的话，恐怕犹太民族在中国的境遇又会是另一种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挖掘出三个讯息：（1）日本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实际掌控者的把握还算精准。（2）客观地说，犹太民族除了除了感激中国人民之外，对二战中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日本当局，还是依稀有点微妙情结的。（3）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如同我们绝大多数人之看到以色列（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的誓不两立，但是否还了解：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其实是同宗同源、两个民族其实是历史意义上的兄弟呢？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次子以撒（ICSAC）的后代，而阿拉伯人则是亚伯拉罕长子伊实马伊（ISMAIL）的后代；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又分化并诞生了当前西方主流的基督教等等。一句话，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源自同一个原始宗教——古犹太教。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86人残废、500人轻伤；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歇夫共进午餐。此后日本历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都可以找到犹太资本的影子。

辛亥革命之后，东北一直是一块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松散（或者说在列强角力下无力插手）的地区，即便张作霖当“东北王”的时候。中国东北三省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渊源很深，最初到中国东北的“白俄”，其实大部分是为逃避沙皇统治，以及之后苏联斯大林独裁专政的俄罗斯人。起初来到中国的他们，一大半几乎身无分文，中国当局和当地百姓伸出双臂宽容地接受了他们。来到中国东北后，比俄罗斯更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大部分在此定居下来，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优胜劣汰之后，其中的俄裔犹太人凭借聪颖、智慧、全球范围的资金渠道来源，将很快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投资于日本人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中，使得当时日本在东北军民工业飞快的发展。同时，很多犹太人依靠在哈尔滨赚的第一桶金，纷纷获得了西欧各国的国籍。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

1922年，两位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立刻对所谓犹太人的权势极度着迷。在整个19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当时的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旅行，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安江仙弘甚至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日语。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设法使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要求每一个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密切关注所在国犹太人社团的活动。外务省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个报告能证实确实存在所谓的全球阴谋。

日本政府和军政要员们经过讨论，认为可以利用犹太人的巨大财富和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既可以大大增加中国东北的开发进程，又可以影响美国政权对日本侵华采取默认态度。犹太人这时候正在全球遭受迫害，急于寻找一块环境优越的土地建国，如果日本人愿意提供这个条件的话，中国东北正是最佳的选择。于是，“河豚鱼计划”出炉了，日本许诺对犹太人不采取歧视政策，并给予他们一块土地复兴犹太国，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犹太人则用他们的财富帮助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和以后被侵占的土地上进行投资，并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协议一旦达成，全球各地的犹太人便立即开始向中国东北大转移行动，巅峰时期，在整个东北犹太人大量蜂拥而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近三万犹太人。一时间犹太社区，犹太教堂遍地开花。日本凭借着犹太人的大量资金，使东北迅速成为东亚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河豚鱼计划”之所以河豚命名，是因为，河豚是日本的美食，但有剧毒。日本人借河豚鱼计划比喻犹太移民一方面有利可图，一方面又很危险烫手，好比吃河豚。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伪满洲）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两位所谓的犹太专家加入了日本军队的“满洲系”，许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这个派系的首领是著名的侵华将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满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于是被河豚计划所吸引。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日军侵入东北后，曾经导演了数起俄罗斯移民欢迎日军入城的把戏，但事实上，来自日本本土农村以及日占区的高丽兵们，来到哈尔滨这个异国情调浓烈、俄罗斯美女成群的繁华大都市后，就显露出狰狞的面目。从军官开始，绑架、贩毒、勒索、杀人、强奸等无恶不作，其中性侵犯的对象之一无疑是欧洲血统的女性，而勒索抢劫的对象就是富裕的犹太商人。“伪满”的日本情报机关，假借苏联和美国的名义，大搞间谍破坏活动；他们公然勾结当地土匪、施行工商垄断……此外，哈尔滨等地频频发生由白俄挑起，得到哈尔滨的日、德法西斯党徒支持的反犹活动。

当时的哈尔滨和伪满洲全境，关东军宪兵队、日本情报机关（保安局）、治安部、海上警察队、森林警察队、铁路警察队、经济警察队、劳务警察队、满铁株式会社、日本正规陆军部队等等，一大堆军事或准军事组织和部队，承担了很多正常情况下只要执政文职部门就能对应的管辖权力；伪满时期，当地仅警察编制的队伍成员就达到10多万人，这对伪满政府来说不堪重负；于是，为了增加收入，除了垄断贸易和运输等行业外，这些带着枪、披着狼皮的“公务员”纷纷违法介入赌场、妓院、黑市交易和毒品买卖；而苏联政府为了政治需要，也不断派遣特工潜入哈尔滨监视并破坏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行动……曾经一度，乌烟瘴气的哈尔滨成为伪满洲政府反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外币供应地和名副其实的洗钱中心。

1933年，哈尔滨马迭尔大饭店经创始人的约瑟夫·卡斯帕之子西蒙·卡斯帕（Simon Kaspe）遭绑票，被割掉耳朵并囚禁93天后被杀害，该绑架案的背后主使就是当时的日本情报机关。约瑟夫·卡斯帕于1907年从俄国来到哈尔滨定居，到30年代初已经成为哈尔滨有名的犹太富商，并加入了法国籍。哈尔滨市中心赫赫有名的“马迭尔”（也叫现代大饭店）就是他名下的资产。其子西蒙是位卓越的钢琴家，就学于巴黎音乐学院。1933年8月，西蒙暑假归来携女友外出，途中竟遭人绑票并残杀。事后，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社团都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哈尔滨犹太社团为西蒙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侨民参加了这一葬礼，并高呼反对日本当局、要求惩办凶手的口号。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但客观上，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致使哈尔滨俄犹大量南迁上海、天津、青岛等地。

1906年，约瑟夫·卡斯帕开工建造了哈尔滨市中心的马迭尔大饭店。它是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路易十四世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砖混结构、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建成后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酒店，至今在美国乃至世界犹太人中都非常有名。马迭尔大饭店是哈尔滨Ⅰ类保护建筑。

1938年日本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聚集在一起正式讨论“犹太专家”安江仙弘的这个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大臣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纳粹德国“水晶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凝聚力，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鱼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从此，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全球性捕杀的血雨腥风下，隐隐显现出一条细小的夹缝。

不过，该计划从未正式付诸实施。正如本节一开始曾经强调过的，作为岛国民族，日本在处理多民族、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共生融合、和谐相处方面，与中华民族相比，好似幼儿园与研究生的差别；尽管日本是一个讲究效率和权威的民族，但类似“河豚鱼计划”这种异常复杂的大手笔，不是“卢沟桥”、“九·一八”或者“珍珠港”的模式和效率所能效仿的。上面或专家的理论和计划再周全再缜密，一旦落到下面那帮如狼似虎的野兽手里，自然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在大批德国犹太人逃难至上海前，已经有两个犹太社团定居在这座城市：富裕的塞法迪犹太人（也叫巴格达犹太人）包括嘉道理和沙逊家族，和1917年十月革命后直接逃亡来此的俄国犹太人。塞法迪和后来的美国犹太人Joint Distribution委员会（JDC）提供一些居住和食品援助。虽然面对语言障碍、极端的贫困、蔓延的疾病和隔离，难民们在福利机构的支持下，还是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犹太人的文化生活相当繁荣：开设了学校，出版了报纸，在剧院上演戏剧，运动队参加训练和比赛，甚至餐馆中的歌舞表演也兴旺起来。

1939年，上海犹太人色和色和图案请求当局不要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支援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Stephen Wise，表达了激烈的主张，明确地指出犹太人与日本人合作是一种“堕落行为”，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他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而且“我（美国犹太人领袖魏斯拉比/Stephen S.Wise——笔者注）向你（哈尔滨犹太人的代表齐克曼/L.Zikman）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计划以正式的官方渠道执行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来自东京的对这一计划进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过，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东京的命令，向逃离的犹太人签发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签证的荷兰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Curaçao。数千名犹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签证。有些杉原千亩的签证甚至被抄写了下来。许多犹太人经过艰难的努力，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被允许经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从海参崴上船到敦贺，最终定居在日本神户。

摩西会堂，又称“华德路会堂”，1927年由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兴造，以犹太民族英雄摩西命名，是犹太人举行礼拜的中心，上海最大的犹太人社团——犹太宗教公会曾设在堂内。 

同时，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被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解救，他在1938～1940年期间，和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一样，抵抗他的上司中国驻柏林公使陈介的命令，向犹太人签发了数千张签证。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为如此众多的犹太难民住在日本重要城市神户而担忧起来，神户是日本准更要的军港和商港；于是要求住在神户的犹太人迁往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只有难民抵达前就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可以留下。德国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宣战，使得俄国与日本也成为敌人，因此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为救助难民，在上海设立的办事处。 

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夺取了上海租界，占领整个上海。在上海的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当时，美国财政部准备对资助上海（以及满洲）犹太难民网开一面，放松经济和道义支持上的管制，但是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执意要坚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放弃任何不忠于美国的行动。由于和美国的联系中断了，失业和通货膨胀恶化，犹太难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完全废除对这个几乎不存在的河豚鱼计划的几乎不存在的支持。也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盖世太保首领Josef Meisinger，绰号“华沙的屠夫”，到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将他们送到盐矿做苦工；也就是说，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最终解决”方案带到亚洲。作为轴心国的“铁哥们”，东京政府无法不支持，但是“华沙屠夫”前脚一走、日本战略当局后脚就玩起了阳奉阴违的把戏，Meisinger的计划被打了个大折扣——只是成立了著名的上海隔都：上海的犹太人现在被迫住进一个隔离区，禁止离开。

犹太人Warren Kozak描述了一段插曲，说到上海的日本军政府传唤犹太社区领袖，其中包括Shimon Kalish。日本长官很好奇：“为什么德国人这么恨你们？”

Kalish拉比知道他的回答关系到犹太社团的命运，他没有犹豫，用意第绪语告诉翻译：“德国人仇视我们，因为我们是东方人。”（Zugim weil mir senen orientalim）日本军官原来一直板着的面孔，这时露出了微笑，最终他没有答应德国人的要求，始终没有移交被纳粹指定的“重点关照”的上海犹太人。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这个位于虹口区的面积以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处于饥饿之中。更不幸的是，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犹太人集中的“上海隔都”遭到轰炸，盟军飞机仅仅是为了摧毁上海市内的一个无线电广播发射机，结果却反而使无辜的犹太难民受到了伤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也宣告了安江仙弘等人设计的“河豚鱼计划”彻底失败。不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用心良苦，最终到达日本以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达到很大的数量，远远低于申请签证的人数。犹太人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规模的正式的帮助。让计划者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户和上海的犹太人也几乎没有人对日本经济起到了复兴和支持的作用。这些来到日本的身无分文的难民并不是安江仙弘听说过的富有又博爱的美国银行家，也没有能力让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好感和资助。不过，由于日本临时的、阴差阳错的亲犹政策，以及杉原千亩的努力，数千名犹太人被援救出来，逃离了几乎必死无疑的欧洲。1985年，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千亩外国国民正义奖章（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这，可能是日本在二战之中所剩无几的人文收获之一了吧。

总结一下当时日本的战略意图：

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雄厚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基于共济会精神的犹太人不仅有钱，而且知道怎么用钱生钱，怎么把钱洗出更多更厚的油水来。

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进一步“验证”“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犹太人的钱在他们自己口袋里，犹太人不缺钱，但一直缺乏固定的生存空间。这种时候，你硬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图的只是眼前和有限的快乐；只有放长线钓大鱼，把来自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犹太人“伺候”好了，才会吸引他们源源不断的家族资源和种族资源。于是，在别人（中国）的土地上，日本自说自话地开辟出“吸钱”板块——从伪满洲一直到上海……

在河豚鱼计划的构想中，把来自犹太集团源源不断的财富在伪满这个“犹太国”里，洗成大日本帝国的巨大金矿的时候，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也就成就一大半了。日本军政府正是想在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土地上设立一块世界上最大的吸钱平台，洗去才智和财富都超过自己的、危险的犹太民资这条巨型河豚鱼的“毒素”，从而享用其肥厚味美的肉质（所谓“祛其毒、食其美”）。

客观地说，虽然日本军国主义份子最终没有实现在中国建立洗钱基地、复兴犹太国家的梦想，但还是无意中保护了很多犹太难民免受德国纳粹的迫害。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军官异想天开发起的“河豚鱼计划”，来自俄罗斯（苏联）乃至欧洲大陆的几十万犹太人无疑将死在他们的出生地；如果没有日本军政当局的默许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在上海占领区（隔离区内外）的犹太人也就不可能得到中国人民这么多真诚的帮助。

只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小算盘”，也让俄罗斯犹太人选错了依赖与合作的对象。

在美国政府的打压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懈努力的双重打击下，犹太复国主义的决策者首先放弃了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梦想，二战结束后绝大多数也离开了中国上海。

历史的一个瞬间，差点在中国东北或上海缔造出太平洋沿岸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第三节　“山寨法币”——没有硝烟的“洗钱战线”

“河豚鱼计划”折腾了那么长时间，结果呢？犹太人的钱没洗成大日本帝国的钱，干净的钱没洗成支持战争的赃款，那么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占领当局在中国华北利用不法商人、汉奸套购法币，换取铜圆、银圆，私运出境，购买物资或资敌制造军火。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关特高课等，研究对中国开展货币战。刚开始，日本对满目疮痍的中国金融非常轻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政府和金融专家惊异地发现：当时的中国，即便在其早已染指的伪满洲地区，中央银行和各类私人银行的资产和运转体系比日本本国的金融机构要发达完备得多，除了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外，山西和安徽等内陆地区，晋商徽商等遗留的民族金融资产和交割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平和地维系着中国脆弱但相对正常的经济秩序；日本占领当局于是下结论：法币是中国的统一货币，并与英国实行固定汇价，在群众中有巩固的基础。1937年6月，中国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因此法币成为日伪在沦陷区确立金融统治、推行伪钞和日本军用票的障碍。怎么办？洗呗！怎么洗？

伪满洲中央银行奉天分行旧址。  

1938年底，日军占领了中国主要城市与一部分地区，因为占领区扩大，战线延长；而其自身的资源、兵力所限，于是停止了对华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取得在占领区的金融垄断，日本特务机关受命伪造法币，借以打击法币信誉，扰乱中国金融。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伪造法币的行动，出面网罗造币专家、日本著名的印刷企业——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被委以重任、进行伪造中国法币的研究。这一行动得到时任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大力支持，他指示山本、井上源从速筹划，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力协助。

造币小组选中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试验，紧锣密鼓地制版印刷，在很短时间内就印出几十万元成品，从日本运往中国，打入金融流通领域。但当时的日本，虽然匠人文化根深蒂固，却却由于他们粗心和技术上的失误，所造的5元面额假币被中国百姓一一识破，成为废纸。为此，山本和井上源受到上司的严厉斥责。他们忘记了一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百姓对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承受经验丰富，对假币、诈骗等不法行为具备与生俱来的敏感嗅觉和警惕性。

日本国内资源贫乏，一直受到外贸入超的困扰，便马上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淖，军费开支过大，外汇资源更加缺少。当时，中国法币仍可在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的中外银行买卖外汇，日本正需要大量外汇到国际市场购买军用物资，因此对伪造法币特别上心。1940年4月，日伪又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券法币共500多万元。为了不易被人识破，这些假币还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外观上成为使用过的旧币。在发行渠道上，利用在华特务机关以及沦陷区的“商社”，如南京和广东的“松机关”、开封的“梅机关”、北平的“兰机关”、青岛的“竹机关”以及上海的“杉机关”（又称“坂田机关”，具体由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运作），将真假币混合使用，鱼目混珠，悄悄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抢购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香港。日本特务机关在香港查获中国制币厂，强占了造币机器及材料。中国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的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10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器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秘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5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也被敌人所获。日本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如获至宝，派专人研究从香港获得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20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一艘美国商船上，查获美国制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制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亿多元。日本从德国手中购进这批半成品，加工后便运入中国，投入市场。同时，日军侵占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利用租界内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钞票印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印制假法币，偷运到国统区套购物资，扰乱中国金融。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伪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计有中央银行民国十九年美国钞票公司上海地名5元版；中央银行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无地名1元版；中国农民银行十五年美国钞票公司上海地名5元版；中国农民银行二十四年德纳罗公司无地名5元版、10元版；中央银行二十五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无地名1元版；中国农民银行二十五年德纳罗印钞公司5角版10种。

鉴于日伪大量制造假法币，向华中地区猖狂开展金融进攻，豫鄂皖苏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于1942年1月8日通电各地：“为加强货币战起见，亟应将敌伪所发行之钞票及各种伪造法币，彻底查禁，以巩固金融，而利抗战。”并随电转发中央银行立煌办事处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函送的《真假钞票识别办法》，指示真假法币的不同点，遏制了伪造法币之流入。

同时，国民政府还破获了桂林、全州、浙江、安徽等地贩假、卖假案件多起。在反假币斗争中，当时的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介石曾命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制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并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中国银行造币厂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军统头子戴笠还通过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关系，获取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印刷，其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日伪假钞悄悄运往江西上饶，从这里运往沦陷区，进入市场流通。1943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突然宣布：“近日发现大量10元假票的储备券在市场上流通，本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宣布假法币正面纹样蓝色，质量与储备券基本相同，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一点有些斜。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这既毁坏了日伪货币信用，又可抢购物资，补充抗日的财力、物力。

1941年1月，汪伪政府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由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为总裁。4年8个月里，共发行了46000余亿元。到日本投降时总发行额为刚发行时的10300倍，同期物价更上涨达12000多倍被占领区的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日伪还将制造假币的触须伸向中共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敌后抗日财政需要，大部分敌后根据地都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纸币，统称“抗币”。1938年开始，晋察冀边区发行了边币、冀南银行发行冀钞等，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的苏中、苏北、盐埠、皖江、江南等银行发行的抗币共57种、467个版，在各自根据地内流通。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法币、抗币、伪币都在根据地市场流通。后来根据地巩固，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日伪为了掠夺根据地物资、尤其是粮食，破坏抗币信用，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后方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日伪大批印制假冀钞，由汉奸与奸商投入根据地，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假钞案件数起。敌伪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察鲁豫边区发现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多处。1943年春，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印制了6000万元假冀钞向晋察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当时冀南大名以南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就有70%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都用来高价收购粮食和其他物资。为此，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假币斗争。

上海北京西路1623号，上海共济会旧址。1959年转让给由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于1914T年创办的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至今。其对面是上海乃至全国都非常有名的儿童医院。

首先，严惩制假、贩假罪犯，普遍建立“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币。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为严防假法、假本币流通的通令》，并附识别办法；边区各银行、合作社在乡镇广发票样，或将假币贴在布上悬挂街头展示；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巡查市场，查禁假币。陕甘宁边区在防奸、除奸活动中破获假钞案20多起。自1943年9月起，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始限制法币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银行民国三十一年美国版和英国版的10元券等6种较难伪造的钞票，以减少敌人伪造法币造成的损失。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还发布了《关于查禁假江淮票》的布告，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敌后技术和资金实力有限，很多时候，只能像地道战、地雷战那样开动自己的脑子。1942年2月，华中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止敌人伪造抗币”的办法，就是用自造的土纸印“土抗币”，并在土纸中加些带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在印好的钞票上加盖号码，这样敌伪要造假币，不但非常麻烦，还一定要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因为土纸币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一破旧，老百姓就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收回。再印新币时，只要将旧币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敌伪伪造抗币上市起码要费时半年，半年以后新抗币又变了颜色，假币一进入市场，就被发现，变成废币。土的掉渣的玩意儿，再次显现出非凡的适应力和生命力！

就像中国北方民兵在抗战时期用简陋的材料制作成各色各样的地雷一样，有时候，土办法防止“山寨货币”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还间接消耗并分散了日本特务机关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如皖江根据地的大江银行印发抗币，没有铅版，就用木版刻制，所用刻版的木材，都是坚硬的楮树根和黄杨树根，一版只能印1至2万张；没有印币纸，就在下胡里的山沟里建立专门印制纸币的土纸厂。条件、方法虽简陋粗糙，但直到1944年5月换成胶版印刷前，并未发现伪造大江币案件。

日本在二战时期，由政府出面玩得最大的一次洗钱作业，就是在中国土地上运作的。应该说，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以上海、天津为代表的整个金融体系，比当时的日本发达很多，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国际接轨”。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杜月笙等的洗钱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加之当时上海已经有“东方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云集着世界各地各色人才、鱼龙混杂，其中不乏在金融界“罗特席尔德的徒子徒孙”们，整个社会对金融的感觉整体是超越日本的。

1849年英国共济会授权在上海建立中国北方会所the Northern Lodge of China No. 570 EC，并在南京路上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共济会建筑，1861年又在广东路建造了第二座建筑。此后英国共济会又分别在外滩、北京西路修建了共济会会堂。1949年3月18日，在菲律宾总会的赞助下，共济会所迁到了上海北京西路1623号（现为上海中华医学会的办公楼）。大楼上面的六芒星纹饰，是“共济会”的标志之一，也是日后以色列国旗的象征。这幢建筑可能就是中国大陆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共济会”主要遗物。

历史上，由于共济会反共、强调种族优越感、宣扬建立世界新秩序（借着全球化“忽悠”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等因素，其在中国的历史遗迹不怎么被人经常提及，这或许是个好事情，但无论如何，共济会等在上海曾经的活跃，或许也为二战时期上海乃至中国抵抗日本的伪法币洗钱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和专业基础。

第四节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说日本在二战时期“玩洗钱”，用现在金融学的角度来死板地评价，或许有人会说牵强附会。但是，反过来想一想：洗钱的本质是什么？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围绕着钱不做好事！很多情形下，你洗的、你玩的钱本来就不属于你，或者不完全属于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洗钱的手法和成果上不仅没能玩得过罗特席尔德的同胞们、也没能玩过当时4万万同仇敌忾的中华民族。

1944年11月，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伪满洲最大城市奉天城（今辽宁沈阳）内，大小黑市达9处，每天光顾这些黑市的消费者在4万人以上，而当时，奉天城的总人口只不过180万左右。伪满洲国市民的生活必需物品75%都要依赖这些黑市，连在配给制度中享受特殊待遇的日本侨民，起码有30%的生活必需品也不得不从黑市调剂。也就是说，包括日本人在内，伪满洲国对黑市的依存度高达40%以上。黑市上生活必需品以及食物的价格是伪满洲政府公定价格的10～20倍，有的甚至高达40倍；黑市交易的硬通货根本不是当时的伪满货币、也不是已经崩溃的日元，而是真金白银或者消费者自己手中可以用来物物交换的任何实在的商品。当时，伪满一些胆大的中国商人，在重重限制下，向关外“洗钱”的最好流通物品，除了被发现后没收并危及生命的黄金白银外，基本就是便于携带的人参等山货了。据说，很多商人自己或让手下穿着破衣烂衫、把人参与白萝卜搅和在一起偷带出关……商人们洗钱洗到这个程度，还谈得上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吗？

日本是个强调“匠人文化”并且拥有操守洁癖的国度。历史上，日本对商业和商人一直是鄙视的，商人地位甚至远远低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这点和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是一样的）。同时，日本人强调凡事要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追求最完美的细节；用最极致的周到去追求过程的美感。明治维新后，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又为日本带来了标准化和法规化的意识，加之其自古以来单一的民族结构，造成大和民族在思考和看待事物上往往习惯数字化、规范化、权威化，却恰恰忽视了世事无常、人算不如天算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

其实，作为世界上火山、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日本人对大自然是敬畏甚至有点无奈的。关键在于，“脱亚入欧”的思潮根深蒂固的日本人，由于常年位居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刚刚被中国超越），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往往带有较大的自豪和自信，而这种自豪和自信一旦受到打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被动和程式化的反应，又往往被世人看做是秩序、冷静和略带优雅的木讷、冷漠。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就是最好的反映。

毛泽东曾经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话虽简单，要做到却不容易。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人不是很团结吗？怎么卡西欧事件中一群大和民族的子孙在美国表现得那么“没腔调”呢？同样，日本人不是很团结吗？“河豚鱼计划”怎么会被珍珠港事件搅和黄了呢？……

要解释这些问题，简单一句话仍然是：没有永远的友谊（忠诚），唯有永远的利益。

在日本国内，一个处处体现规范和秩序的社会，也许佐世、长谷川、T先生和桥本等等都会墨守成规、相安无事，甚至那位凯尔索先生怀着玩一票的阴谋在东京待上一两年都不一定会发现捞钱洗钱的机会。而一旦当他们踏上“自由女神”的领地，一切都会随之变化。人与野兽之间，也就一步之遥。

至于说到河豚鱼计划，除了当时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复杂原因，日本军国主义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概括地说，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伪满洲）和俄罗斯边界的，主要是关东军，代表着日本陆军势力；而折腾出珍珠港事件并在太平洋翻江倒海的，代表着日本海军势力。日本陆军和海军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不可调和。

理论上，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无条件为天皇效忠，二战中后期也都受到东条英机的领导；但在主要战略问题上分歧巨大。陆军主张“北进”，与苏联作战；海军主张“南进”，与英美抗衡，请别小看了这种差别！如果陆军与苏联抗衡的战略意志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可能二战的结果以及当前世界的布局将不是现在这样。太平洋硫磺岛战役中，出身于陆军学校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栗林忠道中将主张放弃海滩，打通坑道拖垮美国海军陆战队，这种战术计划使得守卫在硫磺岛的大多数海军出身的将领极为不满，因为他们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海滩；栗林还希望他们能与陆军合作，同样引起了下属的不满，在折钵山失守以后，他名利其余部队立即在远山机场汇合，以夹击美军，可是大多数日军官兵却因失去阵地自杀身亡了，栗林的撤退命令也没有传达过去……

日本陆军和海军不和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这要从明治维新初期开始说。

首先，日本维新开始后建立新军队的基础是分别从萨摩和长洲召集的：萨摩成为海军，长洲成为陆军。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没有议会，没有宪法，完全是藩阀政治。萨摩藩和长洲藩各自拥兵自重，左右日本政局。陆军和海军成为各个派系的工具。

其次，日本海军学习英国，日本陆军先学习法国，普法战争后改学德国。从这时开始日本海军和陆军就开始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线，战略战术理念乃至政治倾向上都出现不同。

再次，发展海军和陆军都要耗费资源，而海军和陆军有分别代表了不同藩阀的利益，所以在争夺发展资源，比如钢铁，石油上矛盾很多。

20世纪30年代陆军内部分裂为皇道派（北进）和统治派（南进），226兵变后皇道派被打压，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上台。陆军亲德国和意大利，海军亲英美。陆军要加入轴心国，海军反对轴心国，要与英美妥协；请注意，陆海军势力的倾向性与兵变之前的有点相左。最后陆军占上峰，打压海军。1940年7月，海军出身的首相米内光政（当初批准河豚鱼计划的“五相”之一）下台。1941年，时任陆军大臣的陆军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二战全面爆发，日本陆军基本负责中国和南洋战线，海军负责太平洋及其岛屿战线。二战日本海军损失最大，全军覆灭，海军指责陆军偷懒享受，陆军指责海军不打胜仗浪费资源。东条英机后来兼任陆军大臣、首相、参谋总长等要职，明显偏向陆军。海军作战部长成了东条的傀儡。

日本陆军在与俄罗斯和前苏联频繁作战后，终于认识到国力的局限，在侵入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后，开始奉行讨好美国、巴结犹太族裔的政策，目的只有一个：把别人的钱或抢来的钱洗成自己的财富。可偏偏计划周密的河豚鱼计划在执行到一半时，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悍然指挥偷袭珍珠港，彻底与美国决裂、把最大最不应该直面的对手逼到了敌对阵营一方。

东条英机虽然出身将门，但从小顽劣无比、人品极差。作为“皇军之花”——关东军的缔造者之一，东条英机在日本陆军数次败给苏联红军后存了私心，那就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尽量保存关东军乃至陆军的实力；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放弃了建立一个“以色列满洲金库”的洗钱计划，为了以最快速度获取南太平洋的石油，把进攻重心彻底南移了。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河豚鱼计划在伪满洲推行时，东条英机一手豢养并壮大起来的“超级嫡系”——关东军宪兵队，成为在中国东北带头败坏军纪的先锋，都说东北土匪多，其实，很多杀人越货、贩毒养娼、绑架勒索、中饱私囊、抢钱洗钱的勾当，正是为所欲为的宪兵队的杰作，当时在伪满洲，日本统治者派系之间、军警之间的矛盾和火并也并不少见。

时下，谈到洗钱、金融、经济，几乎所有的论调都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现象总结成少数人、少数群体蓄谋已久的权谋和统筹规划。或许如此吧，但更多的时候，你所认为的最大玄机，恰恰是无巧不成书的巧合，甚至失误。

如果罗特席尔德家族、犹太共济会真的这么具有统治力和影响力，那为什么以色列的存在至今仍然如履薄冰呢？为什么犹太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或许还比不上印度街头一个乞讨的印度教徒呢？

这里，我们先把思路从教科书般的“洗钱”概念里跳出来，看看下面的表格：

续表

在上一章节卡西欧洗钱事件之后，一些经济界和金融界的专家都觉得奇怪：作为世界级的卡西欧公司，之前也多次在欧洲玩上市、玩融资，在实际运作上，肯定与罗特席尔德家族的机构有过合作，但怎么会阴沟翻船，栽在一群无名小卒和无赖小丑的手里？

没错！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借用老子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后记　洗钱的跨文化现象——日本洗钱和反洗钱启示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刚刚开始的漫长救灾之旅，让日本国民挂念起了之前陷入献金和洗钱丑闻的小泽一郎以及鸠山由纪夫。

2011年5月2日，日本国会破例没有休会。当天，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为地震后复兴而规划的第一次补充预算，预算总额高达4.0153万亿日元（当日100日元兑人民币7.9718元）。在此次东日本大地震中出尽风头的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将尽快落实预算，推进震后复兴。这次的补充预算案明确规定预算将用于搬运灾区的各种残骸、垃圾、建造临时住宅、修复道路、港湾、农地等。为让补充预算案顺利出台，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改政权公约，采取了冻结提高儿童补助金方案和高速公路免费等措施，避免增发国债。这次补充预算案得到国会一致通过，在野党出于复兴优先的考虑，也表示赞成。

尽管提出了复兴的补充预算案，但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朝日新闻》等评论说，第一次地震复兴预算案通过虽然令全体国民看到些许希望，但第一线灾民依然缺医少药，无家可归。如山的问题令菅直人无法喘息。此前，由于政府预算案迟迟不能通过，菅直人内阁又没有为灾区采取特别措施，导致灾民即使想复兴家园也没有雇人清理废墟的费用。这让灾区迟迟难以迈开真正复兴的第一步，灾民普遍感到不满。大地震和海啸摧毁了福岛县部分城市，但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严重污染了土地，虽然政府决定将掘地1米，清除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污染尘土，但是，许多山林地带无法实施掘土除尘，因此人们担心即使掘地一米，也依然无法改变福岛是“死亡之地”的恶劣印象。福岛县当地多家房地产调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地震前一坪（3.3平方米）15万日元（约1.2万元人民币）的地价，如今已经跌至1万5000日元，为原地价的十分之一。由于日本的土地是私有制，土地价格的暴跌也导致房价的跌落。

其实，菅直人在这次赈灾之中的表现世人都看得很清楚，震后的4月下旬，之前被民主党和选民“抛弃”掉的小泽一郎，却成为最新民调中最有人气的首相人选。小泽在4月30日与十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聚餐时，针对菅直人首相在处理核泄漏问题上的优柔寡断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表示，核反应堆还没有安定下来，目前只是为了不让它爆炸而在应付，但是，核辐射还在依然产生。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对策，将会出现相当不好的结果。应该组织敢死队进入反应堆内进行抢修，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这需要政治的决断。

不管小泽今后是否还有机会登顶首相宝座，亦或是身体康复后再次被追溯献金丑闻的法律责任，一个关键问题是：身背政治献金和洗钱丑闻的小泽一郎、乃至菅直人的前任鸠山由纪夫，真正得罪的是除了日本保守派政治势力和多少有些政治洁癖的选民之外，日本政坛的后台大老板——美国。围绕着美军普天间基地机场的搬迁问题，鸠山由纪夫走的是一条疏远美国、拉近与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各国平衡相处的外交路线……最终，他没有成功，也直接牵连了小泽一郎。

鸠山由纪夫年轻时留学美国名校，与其太太也是在美国认识的，同时他的祖父鸠山一郎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高阶共济会成员……但鸠山由纪夫本人似乎并未完全继承祖父的衣钵、对美国没有特别的崇拜和盲从。

现代洗钱的概念和定义，是美国先提出来的；现代金融体系也是在英国诞生后由美国灌输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当今的美国，几乎已经没有实业家，而只有金融家和银行家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两名被暗杀的总统——林肯和肯尼迪，除了宗教信仰因素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任期间，都竭力主张挑战并放弃共济会银行家通过美联储操纵的美元体系，转而采用新的真正由国家机器掌控的新货币……他们得罪了真正绑架美国的影子政府，他们确切的死因至今成谜。

至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看到的美国，只有他们的航空母舰、自由女神像、麦当劳、可口可乐、哈弗耶鲁、巴菲特、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中心等等，却不了解所有这些表象之下，美国的软实力到底何在？美国与以色列犹太民族在内的全球人类的历史、宗教和民族渊源如何？也不了解美国在扔下两颗原子弹后为什么偏偏不对日本天皇进行追责审判，更不了解到底是谁促成了美国本身的建国……

从日本的诸多洗钱案件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日本的“黑金”也好、“白金”也好，除非自己当搬运工把现金扛到境外，是很难完成洗钱流程的。同时，虽然瑞士、英美、香港的银行在日本洗钱案中都受到这样那样的牵连，但美国的金融机构似乎都没怎么伤筋动骨，而且连皮外伤都没有出现；甚至，不仅没有受伤，还照样把受害者的干净的钱给洗没了踪迹……这是偶然的吗？瑞士、香港、新加坡、圣马力诺、维京群岛……这些传统意义上盛名在外的洗钱平台之外，世界上最大的洗钱平台、洗钱后台又在哪里呢？

很多年轻人在英美的大学里拿到金融博士学位、投身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投行之后，总感觉整个世界开始向自己招手、前途一片无可限量……错了，金钱的奴隶之路，从此刚刚开始。这种时候，需要“反刍”和补充的，是“精饲料”之外的跨文化知识和意识。

二战战败后，日本成了美国的小兄弟，虽然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度登上了世界老二的位置并维持较长时间，但本质上，日美同盟关系仍然是卡在日本脖子上的一根缰绳。在本书第二章关于山口组的黑金皇帝——梶山进的洗钱情节中，细心的读者肯定会注意到：表面光鲜发达、与国际接轨历史久远的日本，竟然因为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足，让渣打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等钻了政策的空子，通过三菱东京银行的“国内银行间汇款管道”，舒舒服服地把46亿日元的黑金输送到了境外。其后，日本金融厅一怒之下对两家银行的惩罚以及与花旗银行的周旋，倒是稍微显示出一点特立独行的“老二风范”。

从日本洗钱的众生相中，我们能总结出点什么呢？

一　不要盲从

现代金融，是欧美国家发明、完善并最大限度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产业。现代金融业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30年令人窒息的高速发展，但“速成班”引起的消化不良等后遗症，更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细嚼慢咽。

二　个人业务的缺口

在逐步向境外或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市场的过程中，除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民生工程的重大项目的资金运作之外，类似个人理财、个人储蓄和个人投资等等不一定被重视的角落，恰恰很容易形成由小到大的缺口，从而被不法分子和外资金融机构最大化地利用和突破。

三　投资移民和转移资产之惑

日本比中国简单的地方在于：再有钱的日本人也很少想着往国外移民，因此，日本富豪以及世袭贵族们的绝大多数遗产，仍然保留在日本国内。在运用国际金融渠道往境外洗钱、转移金钱这方面，日本比我们走的早很多，但其规模和增长趋势已经基本定型。

四　政府默许或放任的洗钱是最麻烦的

“扒金库”和“指定暴力团”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法制社会的两大奇迹。和两样事务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是，一旦当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了吸引你的消费潜力和巨大资金而变相地放任洗钱活动的时候（比如赌场合法化），更多的麻烦也会随之而来。

五　跨文化和软实力

企业在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即便创造出了世界级品牌、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但并不一定代表真正具备全球化的眼光和全球化的人才储备，也不代表就此与国际欺诈绝缘。卡西欧资金被挪用、洗净、侵吞的例子告诉我们：除了在商言商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团队之外，经营者和决策者本身也应该具有广阔的跨文化视野和软实力知识。比如，对共济会及其由来、本质和运作方式的了解，关键时刻至少能做到不迷失自己既定的路线。

六　清醒的自我定位

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亚洲的黄种人，两国之间的历史纠结不去多议，在意识形态上，站在欧美和西方的角度来看，日本人自诩的“脱亚入欧”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和空间的。也就是说，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和外交版图中，在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潜在敌意可能在人为地、刻意地加深；而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往往被看做牵制中国、压制中国的太平洋桥头堡之一。从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不得善终”的政治道路，就可以看出一些人或利益团体“唯恐天下不乱”的端倪来。

对很多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在当今地球上，中国是唯一依靠独立自主方针而获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曾经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又能在超短周期内走上复兴之路的“异教徒”。因为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的差异，一旦出现国际纠纷和摩擦，风头正劲、软实力还未及提升到与硬实力同等水平的中国，往往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我们有很多朋友，但更有很多笑面虎般的“敌人”——这些笑面虎们随时可能赚足了你的血汗钱绝尘而去、落井下石。我们的民族，还在复兴之路上艰难前行！

七　警钟长鸣

阅读完本书，读者朋友可能会感到，日本除了日元属于国际可兑换主要货币之外，在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很低，闹了很多幼稚的笑话。笑话归笑话，反过来理解：如果不是因为其开放程度低，那么或许日本会多出更多的洗钱案、被国际吸金集团攫取更多的利润和金钱！虽说有“日美同盟”，虽说有对共济会的放任、有三边委员会的存在，但似乎日本民众对这些组织的崇拜并不深切、对美国金融大鳄的防范也多少留了一些后手。日本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呢？

八　洗钱最终的赢家

洗钱和反洗钱，从其起源和局部事件来说，只是一对“小打小闹”的矛盾体和客观存在；但当洗钱插上了全球化的翅膀、抬出全球化的名义，那么就绝对不是“小打小闹”了。任何洗钱表象之后，都有一种庞大的利益之手在推动、在操纵、在掌控。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玩的是蓝领的苦活、脏活，而真正的大鳄玩的就是冠冕堂皇的大活了。

很多时候，跨国洗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贪婪，以及政策法规的差异化。心存侥幸的不良分子一步步走向洗钱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能被上升到刑事案件侦办的“洗钱”，往往都是不缺钱的群体为了争取利益更大化而施行的运作，除了面临所在国家监管和司法机构的追查和处置，那些制定规则、玩弄规则、把差异化法规解释得两面三刀的利益群体，或许才是最终的赢家。

2011年4月下旬，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开始研究提高消费税3%达到8%，并限期三年。一旦批准，将最早自2012财年启动，以支持震后重建预算。根据日本内阁府估算，东日本大震灾损害高达25万亿日元；另一方面，消费税每提升1个百分点意味每年增加税收约2.5万亿日元，为此，本轮增税可确保约7.5万亿日元财源，可支付灾后重建计划的大部分。之前，日本政府于18日公布，为避免国债和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有意分清与普通国债而重新发行“复兴再生债”，用于2011财年第二次补充预算案的财源。重新发行的“复兴再生债”拟达到10万亿日元以上。日本广播协会（NHK）进行的最新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政府为了确保复兴财源应当不应当加税，32%的受访者表示赞成，26%的受访者则表示反对。

7月1日，日本财务省发表了日本2010年度财务状况。总税收金额为41万4868亿日元。竟然比2010年补充预算要高出1万8437亿日元。2010年日本企业的业绩其实还算稳定。2010年税收收入中，企业税收在补充预算中预想为8万9677亿日元，但实际上多出了1万4786亿日元。

雷曼事件冲击发生前的2007年，税收总额高达51万亿日元，2010年离这个数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恢复到了40万亿水平。另外，东日本大地震的税收影响会在2011年度的税收上反映出来。此外，稍稍令人振奋的消息不断传来：2011年7月至9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出现了复苏的征兆，扣除物价变动系数，实质上比前一季度增加了1.5%，换算成年率的话，增加率为6.0%，消费也出现了很大的好转。

2011年11月下旬，日本两大证券交易所正式决定于2013年1月起实行合并，合并后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证券交易所。新的证券交易所名称已经确定为“日本交易所集团”。两所合并后，上市股票的市价总额将达到3万亿6700亿美元（约280万亿日元），超过美国纳斯达克，成为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听上去，这是件令人振奋的事，但其背景和本质是：随着日证券市场的萎缩，东京与大阪这两个本来互相较劲的独立金融王国，不得不“抱团过冬”了。

作者

2011年12月

附录一　“三边委员会”与日本和中国的关联

三边委员会是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14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实际上是西方国际金融财团及其控制下的跨国公司的政策协调机构。它对三边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金融、贸易、能源、南北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以协调它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对各自的政府施加影响。

美国在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任总统期间，总统、副总统、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都由三边委员会成员所占据，总共达二十六位之多，实际上三边委员会在美国对外事务的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西欧、日本等各国政府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活力门控股总公司Wilson Reagan）的政策顾问和在里根政府中任要职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也有七名。

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成立于1973年，它也是由北美、西欧和日本三地区14个国家的学者以及政经要人联合组成的国际性民间政策研究组织。三个地区的代表每9个月轮流作东道主开会。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欧洲的德意志银行财团、法国巴黎银行财团、英荷壳牌石油财团，日本的东芝电气、住友化学、新日铁、日产汽车、日本精工、日本电气、日立制作、松下电气以及丰田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都是该组织的成员。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及曾经在政府担任要职的官员，如布热津斯基、万斯等人，也是三边委员会的委员。许多著名的思想库的负责人，也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如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H.卡恩。这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曾多次访问日本，1977年12月他在日本发表的演说，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作了评价与预测，影响非同小可。

三边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基本方针是：以北美、西欧、日本为基础，南联第三世界，北与苏联相周旋，建立一个以美、欧、日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其宗旨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研究，支持联合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促进公众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并培养这些地区公共工作的习惯和惯例。

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以来自企业界为最多，其次是来自政界的显要，还有大银行家、著名学者以及新闻界、工会、律师等代表人物。三边委员会现任主席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热津斯基1928年出生于波兰华沙，曾任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哥伦比亚大学战略学教授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外交政策教授等职。他长期担任三边委员会的主席，并撰写了相当丰富的著作：《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等。

三边委员会在1975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报告由三边委员会中关于民主国家统治能力问题工作组的三位报告起草人联合负责。关于日本的一章由东京索非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绵贯让治起草，关于西欧的一章由巴黎社会学组织中心负责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主任米歇尔·克罗齐起草，关于美国的一章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哈佛国际问题中心主任塞缨尔·亨廷顿起草。三边委员会为这一研究提供了赞助，并在1975年5月30～3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了三边委员会的专门会议，来自三边的十余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此外工作组还先后举行了四次联席会议，商讨报告内容，其中特别与三边委员会主席布热津斯基交流了看法。

《民主的危机》并不是一份悲观的文件。当时西方世界中一些主要的政治家、专栏作者和学者乃至普通民众都处于一种关于民主危机的恐慌当中，西方政治系统的生命力受到了强烈的怀疑与挑战。在这种条件下，三边委员会委托由三位顶尖学者带领的课题组开展了调查研究。研究的结论坚信，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民主的体制是可行的。只要民主国家的民众真正理解民主体制的本质，特别是如果他们感受到自由与责任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民主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为此，让公民们重新考察一下民主系统的基本前提及其运转是非常必要的，这能使民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强大和更加民主化。这一报告的发表，在西方国家产生很大轰动，暂时调和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制度暴露的尖锐矛盾，为西方的一些崇拜者们重新赢得了信心，对20世纪后期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除了对三边内部问题进行研究以外，三边委员会的触角也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三边委员会在西方是享有盛誉的。在三边委员会1978年6月华盛顿会议上，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成为主要议程之一。许多前三边委员会成员，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万斯以及国防部长布朗等人，都到会发言，突出地谈到中国的作用。在12月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后，西方舆论界认为：这一着棋是“三边委员会想出来的”。翌年4月，三边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确定了积极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基本点。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国际事件的发生，三边委员会内奉行强硬政策、主张联华抗苏的意见占了上风，因而将原定1981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三边地区与苏联合作的会议取消，改在北京举行。1981年3月，三边委员会北美地区主席D.洛克菲勒、欧洲地区主席G.贝图安和日本地区主席渡边武，请见里根总统并进行了磋商。5月下旬，洛克菲勒带领30多名成员抵达北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合作会议，中国民间知名人士出席了会议。会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洛克菲勒等人，表示希望加强与三边的合作。洛克菲勒返回美国后，立即与里根举行了长谈，这为美国80年代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边委员会成立以来，通过对三边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和磋商，向各自政府和国际组织提出许多政策性建议，大多数被采纳。例如1975年开始至今仍在进行的定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国际金融制度中的弹性汇率、关于美元回流的“第三窗口”计划、西方对华政策的转向等等，有的是直接采纳了三边委员会的建议，有的是受到三边战略思想的重要指导。

三边委员会于在纽约、巴黎、东京设有三个总部。成立之初，由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担任主任，下设三个地区主席、副主席。1976年底，布热津斯基担任公职，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退出三边委员会。该会为了分散领导机构的权力，随即调整了领导机构和人员，取消主任职位，北美地区主席为戴维·洛克菲勒，欧洲地区主席为欧洲运动主席、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名誉总干事乔治斯·贝图安，日本地区主席为前亚洲开发银行总裁、日本东京银行顾问渡边武。它的常设决策机构是三十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通常被认为是共济会旗下的一个公开的组织，加入其中的日本企业，普遍涉及欧美军工品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不受到常规意义上的国际洗钱问题的困扰。

附录二　日本武富士神话的诞生和破灭

已故的日本前首富武井保雄没能看到这一幕，他在44年前创建的小额信贷机构——武富士，这一天破产退市。日本的金融界也没想到，消费信贷的好日子这么快就到头了。

2010年9月底，日本消费金融巨头武富士（Takefuji），决定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10月29日，武富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摘牌退市。2010年11月12日，日本金融消费巨头武富士在伦敦证交所被摘牌退市。武富士破产的消息，在日本金融界引起巨大震动。由于投资者担心其他企业也会受到武富士崩塌的冲击，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等公司的股价亦应声大挫。

武富士由武井保雄创办于1966年，前身是“富士商事”，靠发放小额消费贷款起家，三十多年后成为消费金融领域的头号巨头。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武井保雄以78亿美元资产成为“日本首富”。

日本金融界普遍认为，武富士破产虽然不太可能像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一样引发日本甚至全球消费金融领域大地震，但仍值得警惕。

一　暴富传奇

像许多穷小子变身亿万富豪的故事一样，武井保雄1931年出生于日本埼玉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幼时在母亲经营的一间杂货店里做帮手。初中尚未毕业时，他选择进入一家日本军校，原因是这里食宿免费，可减轻家庭负担。可是，这位“学生兵”运气不佳，因为没过多久日本在“二战”中投降，武井保雄回到家中。他曾在不同行业给人打工，据日本媒体称，他曾在黑市倒卖大米，并与日本黑社会关系密切。

武井保雄创办“富士商事”伊始，客户定位于普通家庭主妇──他认为日本女人的信用要优于日本男人。他自制了一套衡量客户信用的直观方法，譬如家里整洁者（或孩子懂礼貌者）将来欠债不还的可能性要更低一些。这一做法，比40年后因小额信贷模式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要超前得多，尤努斯曾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脱贫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

武井保雄与尤努斯的本质不同在于，后者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而前者的富士商事，是在放高利贷。长期以来，日本民间消费信贷的年利率高达30%左右。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本消费金融起步之早。与富士商事几乎同时，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等一批日本公司开始推出针对年轻工薪阶层的小额信贷业务。到20世纪60年代末时，民间金融公司即开始发行信用卡，不久后，欧洲等消费金融巨头也纷纷进驻日本，意欲在这一领域分得一杯羹。

1974年，武井保雄将公司更名为武富士，其绰号是“日元商店”（yen shop），意即在这里可以自由买卖日元。此时正值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使其很快恢复了高速增长力，城市化进程继续加速，这种繁荣持续了将近20年。这也是武富士完成“麻雀变凤凰”的转变、武井保雄完成巨额财富积累的重要阶段。

不过，这一阶段当中，消费信贷公司的声誉并不高，因为他们大举发放高利贷。当遭遇物价上涨，许多借贷者陷入了债务危机，并采取了包括自杀在内的一些极端行为。实际上直到现在，日本的自杀率仍然奇高。根据官方的统计，日本自杀人数连续十年超过3万人。健康问题、经济困难和家庭矛盾是三大主因，且每周一是自杀高发日（日本人称为“魔咒星期一”）。

武井保雄是一个多疑的独裁者，武富士的高离职率在日本金融界人人皆知。武井保雄对武富士的高管稍有不满，便马上将之扫地出门。而在武富士公司内部，他要求员工每天宣誓，对其绝对忠诚，他甚至将自己的照片挂到了每一间分公司内，员工每天都要背诵他的“名言警句”，并对着墙上的挂像敬礼。

但是，消费金融的繁荣，掩盖了武井保雄个人的专横跋扈。1998年12月2日，武富士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成为日本消费金融的“一哥”。在次年的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武井保雄以78亿美元个人资产，成为“日本首富”。

二　窃听风云

武井保雄的首富宝座还没有过够瘾，次年就被软银集团的孙正义给超越了。一直到他去世的2006年，他始终逊色于孙正义，屈居富豪榜榜眼。而就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发生了后来被称为金融界“水门事件”的丑闻，主角正是武井保雄。

这一年6月，日本知名记者山冈俊介调查武富士消费信贷内幕被发现，武井保雄派出强势的公关队伍软硬兼施，希望对方能够手下留情；山冈俊介并没有屈服，武井保雄最后选择与一家侦探所组成一个秘密窃听小组，窃听山冈俊介的所有通话。有意思的是，武井保雄还“顺便”窃听了武富士一些高管的电话。“窃听风云”是2003被日本警方曝光的。而就在武井保雄开始实施窃听计划前不久的2000年3月，武富士又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2年3月，武富士的未偿放贷金额超过210亿美元，加固了其霸主地位。即使2003年年底，武井保雄因窃听丑闻被迫辞去武富士会长一职，以及一年后他被判处三年监禁、缓期四年执行，武富士在2004年的营业收入也达到35亿美元，利润逾6亿美元。

一家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下台而企业运营状况良好，足以印证消费信贷业的前景被投资人持续普遍看好的景象。兼任日本经济产业省委员的日本管理咨询业专家山根节曾专门撰写关于消费金融公司的报告，称日本“失去的十年”（1991～2000年）中，消费金融不但没有失去明星产业的光环，而且发展前景可期。

2006年武井保雄因肝功能衰竭在东京去世后，武富士的股价应声上涨。一方面，投资者认为“丑闻大户”的离开对武富士而言未必是坏事，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欧美金融巨头会展开对武富士的竞购战。其实2004年的时候，新桥资本和高盛就利用武井家族必须减持股份（日本规定持有上市公司2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如果被判刑拘及以上的徒刑，该公司将被吊销其在消费信贷业的营业资格）之机，伺机谋划对武富士的收购，不过最后均功败垂成。

事后看来，武井保雄去世后，武富士如果被收购，对其家族而言，实在是一件幸事。但是，收购传闻又一次悄无声息。事实上，欧美金融巨头这一次也不敢贸然行动了，因为2006年是日本消费信贷的“改革年”，这一年年初，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超过《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为无效，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是日本金融界的一记重磅炸弹。日本《利息限制法》规定，贷款额10万日元以下年利率上限为20%，10万～100万日元以下年利率上限为18%，超过100万日元的年利率上限是15%。也就是说，整个贷款利率上限是20%。然而另一部法规又规定，只要借贷人同意，年利率上限为29.2%。这样一来，日本几乎所有的消费信贷公司都选择了29.2%的年利率。

而日本最高法院的新规的意思是，消费贷款公司的年利率以后不得超过20%，而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这一法令，从2010年6月18日起全面实施。

日本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8日的生效日，日本近4000个注册的消费信贷公司中，超过六成仍未前往信贷信息机构登记，它们因此被禁止发放新的贷款。

武富士持续40年的增长神话从此戛然而止。2008年开始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更让其雪上加霜。2009年，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都将其信用调低为垃圾等级。截至今年3月，其无偿放贷金额为70亿美元，是8年前的三分之一，而其负债额则超过50亿美元。

三　武富士的启示

9月底，武富士（此时在日本消费金融业排名第四）决定向东京申请破产保护，武井健晃（武井保雄儿子）等高管引咎辞职。有人说，武富士是日本过去4年消费信贷治理缓冲期间最大的牺牲品。需要退还的贷款利息，涉及的借贷人约有200万人左右，光这部分的总额就超过2万亿日元（约240亿美元），退还工作须在明年2月底之前完成，之后进入最终的破产程序。

日本《朝日新闻》在一篇评论中称：“武富士退还利息的另一方面──那些借武富士钱的人，该如何偿还欠武富士的债务？这些债务几乎也追讨不回来。”

野村证券表示，包括武富士在内的日本前四大消费金融公司（日本人习惯称之为“四大”）未来两年退还利息及相关费用将高达1.6万亿日元（约190亿美元）。另一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称，2011财年将是日本消费金融业“最为艰难的一年”，且“之后的前景也将继续黯淡”。

日本消费金融业因武富士的申请破产而风声鹤唳。不过，与武富士不同的是，“四大”当中，除武富士外，其他三大巨头背后都有大财团支持。譬如ACOM的背后是三菱日联金融集团，PROMISE的背后是三井住友金融集团，AIFUL的背后是住友信托银行，他们如果发生危机，极有可能第一时间内得到这些财团的注资。

日本早稻田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藤惠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日本消费金融业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而言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消费金融业的发展略有畸形。一方面，与日本相比，中国先前提供消费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类型较少，众银行占有绝对垄断地位，但大都以车贷、房贷和信用卡等初级形态为主，盲目扩大规模甚至恶性竞争。

著名咨询机构费埃哲在今年11月初发布银行风险管控季报称，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消费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过去十年间，中国（银行业）消费信贷增长了200倍”。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附录三　中国的洗钱与反洗钱

中国洗钱现状

近年来，随着走私、毒品、腐败等上游犯罪的日益增多，与之相伴随的洗钱犯罪问题在我国日渐突出，不仅破坏了中国金融秩序，而且危害到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洗钱犯罪三大趋势

从人民银行破获的洗钱案件反映的情况看，中国洗钱犯罪活动在未来主要有三大趋势。

（一）在地区分布上，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蔓延。早期的洗钱犯罪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广东、福建等地的地下钱庄洗钱活动最为典型。地下钱庄协助不法分子将非法资金转移出境，是腐败、贩毒、走私等犯罪活动的重要洗钱渠道。然而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洗钱犯罪出现了向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蔓延的趋势。出现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逐渐向内陆蔓延。例如，毒品犯罪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部分内陆地区十分猖獗、走私犯罪团伙开始与内陆企业结成黑色产业链，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大量的洗钱活动。此外，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在内陆地区并不鲜见，从而成为洗钱犯罪“黑金”的主要来源。

其二，内陆地区相对宽松的环境给洗钱提供了便利。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的推行，内陆地区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本地经济和产业。这其中，不乏洗钱分子将黑钱转移到内陆地区，利用当地宽松的投资和监管环境，以投资为名从事洗钱活动。

其三，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监管不断加强。近几年，东南沿海地区越来越注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金融稳定，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洗钱分子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统计显示，经过连续几年的重点打击，沿海地区的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很多地下钱庄就将部分“高风险业务”（如提取现金、对公账户向个人账户转账等）转向内地完成，从而催生了“非法结算型”地下钱庄的出现。

（二）在涉及上游犯罪类型上，涉众型犯罪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不断增多。早期的洗钱活动涉及的上游犯罪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毒品犯罪和走私犯罪领域。然而统计显示，目前涉及以下两类犯罪的洗钱活动开始增多：

其一是涉众型犯罪案件。近几年，非法传销、非法集资以及各种“黑基金”案件层出不穷，例如北京亿霖木业案、万里大造林案等，不法分子利用各种不实宣传，骗取公众大量资金。此类案件涉及广大公众利益，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其二是职务犯罪案件。主要的涉案人员包括政府机关公职人员、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等，案件主要集中在银行信贷、证券期货、交通运输等领域。例如，在重庆晏某受贿洗钱案中，晏某利用担任巫山县交通局长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投标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取贿赂2000多万元。

（三）在洗钱犯罪方式上，洗钱手法日趋复杂多样。早期的洗钱分子往往通过现金走私等传统方式进行洗钱。但从近几年破获的洗钱案件看，洗钱犯罪的手法已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

洗钱犯罪的主要手法

从破获的洗钱案件反映出的情况看，目前我国洗钱犯罪的洗钱手法层出不穷。其中主要的洗钱手法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通过境内外银行账户过渡，使非法资金进入金融体系。例如，在上海潘某团伙洗钱案中，潘某就利用其控制的数十个银行卡账户帮助台湾诈骗犯“阿元”转移网上银行诈骗赃款，掩饰其赃款去向。再如，在北京丁某职务侵占案中，丁某为接受好处费，持因私护照专程前往香港开立个人账户，作为过渡账户转移非法资金。这样既可以逃避境内监管部门的关注，同时也可以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金融环境掩盖其非法活动。

（二）通过地下钱庄，实现犯罪所得的跨境转移。地下钱庄往往利用账面“对冲”平衡境内外两地资金，在无跨境资金流动的情况下，实现资金的跨境转移，从而逃避针对外币的反洗钱监测措施。在厦门远华（赖昌星）案等重大案件中，地下钱庄都在跨境洗钱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在福建泉州蔡某洗钱案中，蔡某等人就通过地下钱庄将在菲律宾的制贩毒所得秘密转移到了境内。

（三）利用现金交易和发达的经济环境，掩盖洗钱行为。现金交易可以割断资金链条，从而给后期的调查带来巨大困难。例如，在广西北海黄某洗钱案中，黄某在广州和深圳控制了大量的洗钱账户，其进款或出款都采用现金交易方式，这样就利用现金交易的特殊性消除了交易痕迹。同时，在广州和深圳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一个银行账户一年发生几千万甚至上亿资金交易都不足为奇，就是这里发达的经济环境为黄某的洗钱活动提供了绝佳的隐蔽。

（四）灵活使用各种金融业务，避免引起银行关注。案例显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通存通兑等金融业务可以给社会公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但同时也往往为洗钱犯罪分子所青睐。例如，在上海罗某特大地下钱庄洗钱案中，罗某等人灵活使用现金本票、电话银行以及通存通兑等方式转移资金，还有意将交易分散在各银行的多个网点多名柜员处办理，以逃避银行的关注。在福建泉州蔡某洗钱案中，蔡某等人则熟练掌握了网上银行、自助银行和POS机等金融服务设施，使用银行卡迅速转移黑钱。

（五）通过设立企业作为非法资金的“中转站”。通过开办公司企业，可以将非法所得投入企业的合法经营中，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此外，有的不法分子大量开设空壳公司，目的就是通过频繁复杂的转账交易转移赃款，掩饰其来源和去向。例如，在开平中行“10·12”案中，许某犯罪集团首先在境外自办企业，为洗钱活动设立境外接应据点；后期在境内设立了20多家公司实体，并开立大量账户，专门用于存放挪用的公款及其他非法所得。

（六）通过各投资活动，将非法资金合法化。在一般的洗钱活动中，往往都要付出一定的洗钱成本（例如通过地下钱庄跨境转移赃款的手续费等），但通过投资活动不仅可以达到洗钱的目的，有的甚至可以保值增值，因此更符合洗钱犯罪分子的需求。例如，在四川成都杨某金融诈骗洗钱案中，该案犯罪团伙通过其前台公司和控制的其他公司账户，投资房地产、加油站、证券等；还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矿山、水电站等，共形成非法资产上千万元。

（七）通过赌博等博彩活动清洗犯罪所得。近年来，政府高官涉足豪赌的腐败案件屡见不鲜，事实上，赌博活动不仅是腐败分子挥霍享受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洗钱的重要途径。例如，在湖南郴州“住房公积金第一案”中，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某利用职权便利，贪污和挪用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上亿元，并通过地下钱庄汇往澳门，供其赌博挥霍。此外，彩票等合法博彩活动也可能被洗钱分子利用，例如河北邯郸农行金库被盗案中，两名案犯就将盗窃所得的5100万元中的3400万元用于购买彩票，虽然未能得逞，但也为彩票业的健康发展敲响了警钟。

（八）通过进出口贸易掩盖非法利润。这种洗钱方式往往与走私犯罪相关联，通过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低价报关等方式偷逃关税，并掩盖非法所得。例如，在江苏无锡段某等人走私洗钱案中，交易双方先谈好购销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然后由境外供货方开具低于实际金额的假合同发票用于报关，购货方根据报关金额通过正常的一般贸易项下付汇汇出国外，同时核算出少报货款部分差价金额，通过设立若干个人账户，要求进口货物的实际使用单位将真实价格与低报价格差额部分的走私货款打入这些账户，然后经多次转手洗钱出境支付给境外供货方。

（九）通过投拍影视剧洗钱。这是投资洗钱的一种特殊形式。事实上，通过投拍影视剧进行洗钱的犯罪活动早在西方出现，同时在20世纪的香港也屡见不鲜。影视剧产业耗资巨大，“门道”复杂，难以摸清，因此往往成为洗钱的捷径。例如，在大毒枭李贤欢案中，李贤欢用制贩毒所得注册成立一家影视公司，出资300万元在浙江省横店影视城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在拍摄此剧过程中采取高报导演影星片酬、虚报损耗道具成本等方式洗钱。这样，待影视剧播出后收回资金后，毒资即转化为票房、转播权等“合法”收入。最近影视圈爆出多部大片“票房注水”的丑闻，是否与洗钱活动有关尚有待考证，但已经成为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隐忧。

（十）通过现金走私转移犯罪所得。现金走私是最原始的洗钱手法之一，但目前仍是边境地区跨境洗钱的有效手段。不法分子通过雇用“马仔”分散携带、运输或者邮寄现金的方式出入境，即可实现黑钱的跨境转移。例如在云南近年破获的多起涉毒洗钱案中，毒贩在我国境内获得贩毒所得后，即雇用边民分拆携带至境外（如缅甸），并交给指定人员。此外，在深圳罗湖口岸和珠海拱北口岸，经常有大量的“水客”携带小额现金出入境，帮助地下钱庄和境外赌场跨境转移资金。

反映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公众的反洗钱意识不高，资金交易习惯落后。突出的表现是，部分公众没有认识到个人身份信息的重要性，随便将身份证件有偿或无偿地出借或出售，给洗钱分子合法开立洗钱账户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我国部分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仍固守着落后的现金交易习惯，增大了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法分子的洗钱活动。

（二）部分金融机构对高管人员缺乏监督，内部风险控制滞后。例如，广东开平中行“10·12”案、黑龙江河松街中行高某案都反映出了银行内部对高管人员的监督缺位。此外，部分商业银行采用强制员工摊派、提高信用额度、加长免息期等方式扩大信用卡经营规模，而忽视相应的身份识别；大力推广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非面对面”交易方式，而对其中潜在的洗钱风险缺乏相应的控制；更有甚者，为了创造吸收存款业绩，放松审核制度，为洗钱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严重，共享程度低。例如，客户身份识别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金融机构控制经营风险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某些政府部门过分强调部门利益，使金融机构难以获得权威信息来充分核实企业和个人身份证件的真伪。此外，某些对反洗钱资金监测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如海关出入境信息、证券股东信息等，尚未与反洗钱资金监测系统联网，影响了反洗钱资金监测甚至打击洗钱犯罪的有效性。

（四）有些地区盲目招商引资，忽视投资质量。某些地区通过各种优惠甚至奖励政策来吸引投资，很多不法分子便从中渔利；有的地区一味强调投资规模，忽视对资金来源的审核，一些不法分子就以投资商的身份大肆进行洗钱活动。例如大毒枭刘某就曾化名在广西桂林以投资名义清洗毒赃数百万元。

（引自中国金融网）

中国反洗钱检测分析中心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经中共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于2004年4月7日正式成立。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是为人民银行履行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而设立的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专门机构。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要依据相关法律，根据国家反洗钱工作的需要，不断提高对大额与可疑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水平。主要职责是：

（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标准。

（二）负责收集、整理并保存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

（三）负责研究、分析和甄别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报告，配合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调查。

（四）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移送、提供涉嫌洗钱犯罪的可疑报告及其分析结论。

（五）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提交大额支付信息。

（六）研究分析洗钱犯罪的方式、手段及发展趋势，为制定反洗钱政策提供依据。

（七）负责研究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管理项目的业务需求，参与项目的开发，负责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八）根据授权，承担与国外金融情报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工作，配合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进行反洗钱领域的对外交往事宜。

（九）承办人民银行授权或交办的其他事项。

根据上述职责，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内设办公室、研究部、情报收集部、交易分析一部、交易分析二部、交易分析三部、交易分析四部、交易分析五部、调查部、技术支持部、国际交流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共13个部（室）。

参考资料

（株）A-Commerce CBDA项目资料库和教材

CBDA商务汉语&跨文化能力鉴定中心

上海外服国际人才培训中心“跨文化与软实力提升小组”资料库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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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AERA》周刊

韩国《中央日报》

犹太网

以色列使领馆

东京警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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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地方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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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活力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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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雅虎

日本阿拉伯语鉴定协会

《マネーロンダリング》（タカシカドクラ）

《人にいえない仕事はなぜもうかるのか？》（カドクラタカシ）

谷岡一郎“現代パチンコ文化考”

溝口敦“パチンコ‘30兆円の闇’―もうこれで騙さ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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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伪满洲国的真相》

周永生《日本的政治捐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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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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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木灰博客

蒋丰博客

《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

中国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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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百科

特别鸣谢：

卞军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

小河原崇生　日本国家注册会计师、税理士

徐静波　亚洲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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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野谦太郎　（株）A-Commerce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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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此书献给一直以来支持作者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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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钱内幕——谁在操纵日本地下经济》/姚耀，（日）秋叶良和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115-0652-8

Ⅰ. ①日…　Ⅱ. ①姚…②秋…　Ⅲ. ①洗钱罪-研究-日本　Ⅳ. ①D9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888号

《洗钱内幕——谁在操纵日本地下经济》

作者：姚　耀　[日]秋叶良和/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电子书排版：欣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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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十八罗汉——洗钱的世界名片

第一节　最常见的十八种洗钱方法

第二节　避税天堂的好日子不再

第三节　国际反洗钱组织

第四节　从JAFIO到JAFIC：日本反洗钱的行政演变

第五节　日本跨国洗钱的大背景

第二章　山口组的“黑金皇帝”——现实版的骷髅13

第一节　山口组和五菱会

第二节　会搞钱的“凤凰男”——日本黑帮的“人才观”

第三节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与地下金融

第四节　瑞士银行与日本客户

第五节　操盘手、掮客、贴现债券

第六节　46亿日元——从东京到香港的黑金之旅

第七节　大结局

第八节　美国人的“趁火打劫”

第三章　曼哈顿的黄粱梦——日本第一宗跨国洗钱案

第一节　大分河畔的神秘男子

第二节　TYCOON（大亨）和加纳利群岛酒店项目

第三节　1亿美元缩水成4400万

第四节　在纽约的日本同胞

第五节　窝里斗开始了

第六节　“撒旦的眼睛”——超级玩家出场了

第七节　诈骗洗净流程图

第八节　越陷越深的6400万美元

第九节　只有撒旦知道！——群魔的结局

第四章　日本人境外洗钱作业详解

第一节　再说贴现债券

第二节　空壳公司的魅力和风险

第三节　香港——天堂中的天堂

第四节　“日常茶饭”——日本国民的香港开户之旅

第五节　国籍、赠与税和遗产税——日本前首富死后打赢日本政府的官司

第六节　富二代、富三代、私生子和小算盘

第五章　黑吃黑——高利贷也有头疼的时候

第一节　“飞特族”——日本版的“蚁族”

第二节　信用卡套现

第三节　高利贷前奏曲

第四节　借款游戏

第五节　一报还一报

第六节　攀亲戚，不一定只找有钱的

第六章　充满活力的“活力门洗钱”

第一节　“活力门事件”回望

第二节　活力门事件主角——敢说敢做的堀江贵文

第三节　好莱坞大片还是教科书？——经典的收购与反收购

第四节　活力门洗钱流程揭秘

第五节　活力门的超级大洗钱动了谁的奶酪？

第六节　闲不住的堀江贵文

第七节　“秋后算账”还是“树倒猢狲散”？

第七章　日本洗钱的外国元素

第一节　美国老江湖也被玩了一把

第二节　横行美国和日本的尼日利亚人

第三节　花旗银行一度成了日本的洗钱中心

第四节　高丽元素

第五节　本·拉登、基地组织、塔利班的日本幽魂

第八章　日本最大的合法洗钱产业——扒金库

第一节　扒金库的历史溯源

第二节　扒金库的洗钱原理

第三节　扒金库的水有多深

第四节　洗钱之外的“剩余价值”

第九章　尴尬的年金

第一节　日本的年金制度

第二节　年金丑闻

第三节　卖酒郎和“呛死你”私募债券

第十章　日本洗钱的林林总总

第一节　棒球明星的家族公司

第二节　美女小提琴家和Lady Gaga的烦恼

第三节　地下银行与跨国犯罪

第四节　JAFIC案例

第十一章　日本特色——政治家的洗钱术

第一节　政治献金的常规理解和定义

第二节　回望“田中受贿案”的跌宕起伏

第三节　西松洗钱案牵出来的小泽献金案

第四节　大把花、大把捞、大把洗的权钱政治

第十二章　河豚鱼——真正的超级玩家

第一节　世界上最有钱有势的家族

第二节　洗不干净的河豚鱼——日本特大洗钱梦的破灭

第三节　“山寨法币”——没有硝烟的“洗钱战线”

第四节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后记　洗钱的跨文化现象——日本洗钱和反洗钱启示

附录一　“三边委员会”与日本和中国的关联

附录二　日本武富士神话的诞生和破灭

附录三　中国的洗钱与反洗钱

参考资料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