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 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Author: 彼得•罗斯•兰奇
Date: 2018-09-30T16:00:00+00:00
Keywords: 希特勒（Hitler Adolf 1889-1945）-平生事迹
Description: 1923年11月8日晚，伴随着即将降雪的天气，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以善于雄辩而著称的政客，走进了位于慕尼黑东南侧一间拥挤的啤酒馆。希特勒由三个保镖保护着，其中两个全副武装，他自己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他双目圆睁，看上去像一个醉酒的狂热分子。”当时还不怎么引人注目、身高5英尺9英寸（约175cm）的希特勒试图打断巴伐利亚州政府领导人的演讲。2 但他无法让别人听清楚自己说什么。
Publisher: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1924：改变希特勒命运的一年

作者：（美）彼得·罗斯·兰奇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ISBN:978750574426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神秘莫测的升迁
第一章 发现使命
第二章 特权集团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第五章 啤酒馆暴动
第六章 跌入低谷
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第九章 重新安排世界格局
第十章 狱中老板
第十一章 圣经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后记 尘埃落定
致谢
出版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德国人已从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永远摆脱不了他。

——埃伯哈德·杰克尔（Eberhard Jäckel），

历史学家，1979

希特勒是如何执掌大权的？这依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历史学家，2000

奥斯维辛是德国的伤口，永不愈合。

——加博尔·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

记者和出版商，2015

前言
神秘莫测的升迁

暴动的失败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1

——阿道夫·希特勒

1923年11月8日晚，伴随着即将降雪的天气，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以善于雄辩而著称的政客，走进了位于慕尼黑东南侧一间拥挤的啤酒馆。希特勒由三个保镖保护着，其中两个全副武装，他自己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他双目圆睁，看上去像一个醉酒的狂热分子。”当时还不怎么引人注目、身高5英尺9英寸（约175cm）的希特勒试图打断巴伐利亚州政府领导人的演讲。2但他无法让别人听清楚自己说什么。于是他便跳上一把椅子，举起手臂朝高高的方格天花板开了一枪。“安静！”他大喊道。有位目击者回忆说，3000多听众瞬间变得一片“死寂”。希特勒站在椅子上宣布了令人震惊的事变：

“民族革命已经开始了！啤酒馆已经被600名全副武装的人包围了！没有人能够离开这里。”

希特勒身后，在队长赫尔曼·戈林的指挥下，一排头戴钢盔的人把一挺重机枪拖进了啤酒馆大厅的入口处。

自此，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臭名昭著的啤酒馆暴动开始了。这场在德国被称作“暴动”的未遂政变仅在17个小时内就被粉碎。结果是：希特勒的15个手下和4名警察，另外还有1名旁观者被击毙。两天后，希特勒被捕入狱，他被关进了慕尼黑以西38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1]。从1923年11月11日到1924年12月20日，他总共被关押了13个月。

这场失败的暴动原本旨在推翻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德国政府。这次暴动对于刚刚崭露头角的纳粹[2]领导人和他的小规模激进运动来说，是一次备受瞩目的失败行动。希特勒被关押在监狱的那段时间——几乎是1924年一整年——是他为在时机未成熟便急于夺取权力所付出的代价。他不仅把政治家所能策划参与的最大一次冒险活动搞砸了，而且颜面尽失，有些人斥责他是将追随者引向灾难和死亡的极端主义小丑。

然而，当希特勒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时，他已经将自己的屈辱和不幸转化为迈向成功的跳板。未遂的政变经过一番美化，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毫不掩饰地要成为德国独裁者的计划来说，反而都是最为有利的事情。如果希特勒1924年没有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关押一整年的话，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名脱胎换骨、重振雄风的政治家，也不会最终掌控德国，并把世界拖入战争，犯下大屠杀的罪行。希特勒的低谷期——1923年底至1924年底——按理说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但事实上这段时期却是希特勒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他从一个鲁莽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位很有耐心的政治人物，对于掌握政权有着长期打算。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希特勒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了那次失败经历呢？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希特勒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他厚颜无耻地将那次持续一个月、广受关注的叛国罪审判法庭变成了临时政治演讲场所，把自己从一个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煽动者，包装成一个全民皆知的政治人物。对叛国罪的起诉本来可以使希特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政坛，从而使他领导的纳粹运动以及个人魅力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这场审判不仅成为司法学家眼中令德国司法系统感到尴尬的一件事情，还被历史学家视为希特勒攀上权力巅峰的重要转机。

在兰茨贝格监狱最初的黑暗时段过去之后，希特勒把远离政治争端数月的时间用来学习、自我反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监狱里他有40名囚犯听众，他们都是参与那场失败暴动的犯罪党徒。他经常长篇大论地向他们宣讲自己所写所想的一些内容。但是他需要与世界对话，他迫不及待地要著书立说，要为他的追随者们写出他的政治哲学，要将他的信念和日益明确的信条永远变成印出来的文字。在漫长的日子里，他经常熬到深夜，不停地敲击一台小型便携式打字机，敲出了后来成为纳粹“圣经”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政治宣言：《我的奋斗》。这本书在希特勒出狱后出版发行，很快成为希特勒自己领导的运动中备受尊崇的思想文化资本。希特勒自称他入狱的那段时间是“国家出钱让我接受大学教育”。3

他那一年所受的“大学教育”不仅改变了他的战略眼光，也改变了他本人。希特勒曾一度自我怀疑、失意沮丧（在暴动期间及事后，自杀和死亡这些念头总是反复出现）。但是希特勒却在监狱服刑期间转变成了一个过度自信的人，抱着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确信自己可以拯救陷入种种不幸境遇的德国。他将1923年11月9日那次自我毁灭性的进军行动重新塑造成为英雄壮举。希特勒从日常政治活动中全身而退，狡猾地让纳粹党内部内讧、厮杀。这样他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使纳粹党起死回生，按着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纳粹党，将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出狱后的希特勒精神抖擞，以救世主自居，准备向高官要职一步步地迈进。希特勒暴动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后来成为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曾直白地说：“先有1923年11月9日，然后才有1933年1月30日。”——那一天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4

在对阿道夫·希特勒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中，重点一直是1933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令人痛苦的12年。这可以理解。然而在这之前的14年（1919至1933年）却是了解希特勒政治崛起和纳粹噩梦的关键。历史学家海恩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写道：“希特勒是如何执掌大权的？这依然是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5这个问题如今继续困扰着全世界。甚至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之一——汉斯·弗兰克，1946年在纽伦堡受审期间所写的忏悔回忆录中称，希特勒向权力的攀爬是“神秘莫测的升迁”过程。6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要破解这个神秘的过程。一个失学的前陆军二等兵，只是嗓音生动、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异常坚定地相信自己就是德国救世主，后来如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领导数百万人的领袖呢？那位头脑敏捷，对历史和命运似乎胸有成竹、声音洪亮的小个子，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数百万人为之倾倒呢？1923年，希特勒由于好大喜功，自以为是，远离了政坛。后来他在监狱牢房里又是如何脱胎换骨，最终平步青云，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将再次转动历史的魔方去寻找蛛丝马迹。

希特勒14年的奋斗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学徒”时期，即1919至1923年。当时这位新近自我发现的政治家正在适应环境，学习论战本领，文武并用，通过煽动性演说和暴力革命获取权力。希特勒曾经说过：“从1919年至1923年，除了革命，我什么都没有想。”7

第二个时期是1925年至1933年，通常被称为“战斗”岁月。这一时期起点的标志是：希特勒在当年暴动失败的同一间啤酒馆里重建了纳粹党。经过八年的激烈政治斗争，1933年，希特勒终于在柏林出任德国总理。

在两个奋斗发展时期之间便是1924年，也就是希特勒在监狱服刑的那一年。尽管这一年具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纳粹历史上记录最少、最不为外界了解的一年。这一年也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联系在一起。1924年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希特勒的关注重点，坚定了他的信仰，为他跨越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失败障碍，并扬眉吐气地东山再起做好了准备。这一时期正是本书的研究内容。

要想搞清楚希特勒在监狱中的彻底转变，必须先了解使他入狱的那场暴动。要想了解那场暴动，就应该先看一看1923年前10个月，巴伐利亚州失控的狂热政治局面。了解了那时的巴伐利亚政治局面，就等于拉开了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奇异政治嘉年华的帷幕。

正是这些因素，为造就希特勒的那一年创造了必要条件。

【注释】

[1] 又译蓝兹堡监狱。——译者注

[2] “纳粹”（NAZI）是德语中“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zialistisch）的缩写。纳粹这个绰号直到数年后才开始使用，而且使用者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敌人。“纳粹”一词在本书中到处使用，一是因其使用方便，二是因为读者熟悉这一说法。——译者注

第一章
发现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希特勒。”

——伊恩·克肖爵士，1998^1

几个月来，慕尼黑谣言四起，疯传又要发生一次武装暴动。1923年秋季，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拥挤不堪的啤酒馆里和树木葱茏的室外咖啡馆，人们经常听到一个魔咒般的单词：losschlagen.2这个单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进攻”、“打击”、“听任……发展蔓延”。每个人都想知道，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另外，巴伐利亚州的几股鼎足势力——由文官武将组成的执政三巨头这样一个奇特的领导班底——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呢？必须有人出手发难。希特勒希望向“罪恶巢穴”——柏林进军，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巴伐利亚议会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威廉·霍格纳回忆说，当时在大多数巴伐利亚人看来，希特勒的上述想法确实不错。他写道，在动荡不定的年代，可能会发生武装暴动已经成为巴伐利亚首府民众的一个“坚定信念”。3希特勒指出：“人们从房顶上发出呐喊，支持武装暴动。”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里，德国经历着国家巨变，社会动乱，整体时局每况愈下。战争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历史悠久的君主制纷纷倒台。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起，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千疮百孔。根据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要求，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被重新划分，人口也发生变动、迁移。德国丧失了海外领地，被从大规模殖民活动中排挤出去。在俄罗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夺取了国家政权。魏玛共和国——那是德国首次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一次尝试——一直根基不稳，更换了7个首相，经历了9届政府内阁。5拥有400年悠久历史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政体在战后1918年，突然被从未经过检验的议会制所取代。此举并未得到右翼民族主义者、军方大多数官兵以及各部分政治精英的完全支持。就连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也一直态度矛盾。这位社会民主党领袖曾希望在1918年11月恺撒·威廉二世退位后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他反对共和国在政府最高统治职位上安插一个没有统一作用的世袭人物。“你根本没有权力宣告成立共和国”，他曾经对菲利普·谢德曼怒吼道。后面这位政治家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从德国议会大厦的一扇窗户里宣告成立共和国。6

20世纪20年代初期，急剧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一些社会群体渴望铁腕人物回归，甚至渴望恢复君主制。1923年是德国自1918年在一战中惨败后最艰难的一年。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已达到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的惊人程度。7一条面包售价2000亿马克，一只鸡蛋售价800亿马克。一张剧场入场券，有时用钱买不到，必须用两只鸡蛋去换。更糟糕的是，人们的银行存款全部打了水漂。农民在大丰收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按着第二天就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食品短缺引发了骚乱。面对着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德国政府只是一味地印制更多的钞票，有时人们得用手推车载着大量钞票去购物。

势不两立的激烈政治纷争使德国国内四分五裂。左翼极端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右翼极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种族主义派别）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中间还夹杂着无数其他派别组织。1920年，由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和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一次政变（后称为“卡普政变”）占领了柏林四天，赶在政府垮台之前将其从城中驱逐出去。那时政治暴力猖獗，敌对势力早在1919年就杀害了共产党领导人（当时被称为斯巴达克斯党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右翼团体总共实施政治谋杀达350次，进一步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初期那种“对暴力表现出的道义冷漠”的社会氛围。8有个被称为“执政官组织”的右翼恐怖分子小集团，杀害了签署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的德国政治家马提亚·艾尔兹贝格，以及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后者是犹太人。

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甚明朗，这也加重了国内的不满情绪。根据1919签订的《凡尔赛条约》，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上西里西亚地区划归波兰。为此，大部分德国人怨气冲天。再者，自1918年起莱茵兰地区主要由法国军队占领，随后不久，法国军队又占领了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地区。这进一步激怒了德国人。1923年1月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六个整编师^9（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士兵）占领了生产烟炭和钢铁的鲁尔地区，包括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埃森等重要城市。这次入侵是对德国未能支付战后赔款的正式报复行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法国总理当时主要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力图沿德国西部同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接壤地区划出一个缓冲区，同时又能进入德国煤田。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重新划分疆土的举动遭到英国反对。由于大部分拖欠的战争赔款要以烟炭和实木电线杆等实物形式支付，所以有位英国政治家抱怨说：“自特洛伊木马时代以来，对木材的使用没有比这更耗损的了。”10

动乱不安的形势促成了适合开展革命、暴动和暴力活动的社会氛围。柏林政府号召对法国入侵者进行消极抵抗。工人们举行了罢工。有些德国人开展积极抵抗和破坏活动。一些人遭到逮捕、审判，最后被法国行刑队处决。有位名叫艾伯特·里奥·施拉格特的右翼人士，在从事破坏活动被逮捕后遭到枪决，成为国家烈士和纳粹英雄。德国人举行政治反抗虽然感觉良好，但是却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非常重要的工业生产几乎全部停滞，失业局面已经失控。为了弥补薪金和福利方面的损失，德国政府采取了增加货币印制发行量的措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柏林、汉堡、科隆和其他城市爆发了绝食抗议活动，迫使德国警察和军队向饥肠辘辘的德国人开枪镇压。

一战结束后，德国很快遣散了大批军队，致使劳动力市场上又涌进50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没有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全都在一项技能上受过训练，那就是对敌作战。他们有很多的作战理由。人们认为，由于受到无法控制的离心力的驱使，他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均受到威胁。魏玛共和国的“正常状态就是危机”，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这样写道。11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唯一战争罪责”条款使德国人蒙受耻辱，让他们背负着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灭顶之灾的125亿美元巨额战争赔款。即便是“黄金二十年代”（主要在柏林呈现出的先锋文化兴盛时期）初期，在德国许多地方，尤其在巴伐利亚，也被视为首都堕落颓废、四分五裂的证据。

对上述问题争辩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亚。作为希特勒纳粹党的老巢以及其他许多持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党派团体发祥地，巴伐利亚州是德国联邦中难以驾驭的变节者，他们不断提出特殊要求，拒绝接受国家裁决，扬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独立发行货币，建立邮局和铁路网。巴伐利亚是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玛共和国的眼中钉，德国的暴动之都。虽然巴伐利亚自称“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后却经历了起义动乱的时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乱，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就把巴伐利亚国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宫。艾斯纳在三个月之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被杀害在慕尼黑的一条人行道上。大混乱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产阶级感到惊恐的是，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政权居然可达三个星期，只是后来被从巴伐利亚外面派来的右翼自由军部队采取暴力行动瓦解推翻。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较量。

从那以后，巴伐利亚铁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纳粹党徒。那些革命者同时也持有反革命立场；他们拒绝承认1918年11月那场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站在这里”，希特勒后来经常这样说，“我也会反对革命，反对（政治）犯罪。”希特勒与许多激进右翼人士将1918年的革命者称为“十一月犯罪分子”。12前线兄弟会（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恼火的兄弟们（他们曾经在一战战壕里长期作战）认为，正是柏林市民在他们背后捅刀。“战场上永不言败”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的一位大英雄，一战著名战略家埃里希·鲁登道夫也从柏林搬迁到巴伐利亚，参加了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政治活动。巴伐利亚甚至庇护过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缉的“卡普政变”领导者。由于柏林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占有优势地位，慕尼黑也就成为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秩序的堡垒”，成为和平体面的独特宜居之地。在左派运动席卷德国其余地方的困境中，这对于各个右翼派别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巴伐利亚与以往那样，仍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对于希特勒而言，巴伐利亚犹如天堂一般。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在外省城镇林茨长大。但是19岁到23岁这五年的成长时期，他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度过的，漂泊无定，是个失意的艺术家。希特勒两次被奥地利美术学院拒之门外，也没有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从1908年至1913年，他落魄到依靠为游客画明信片风格的风景画为生。他在维也纳大街上出售自己的画作，或者把它们卖给小门小户的艺术品经销商，主要是犹太人。13他穷困潦倒，漂泊无定，从廉价的共用单间搬到破烂不堪的单人房间，后来又搬到两个不同的男客收容所（其中一个由富裕的犹太家庭提供部分资金）。1909年秋季，他似乎成了一个流浪汉，在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和公园长椅上至少度过了几个凄惨的夜晚。后来他声称，结果“双手和双脚都冻伤了”。14也许由于这些贫困生活经历的缘故，希特勒将维也纳称为“我一生中过得最艰苦，但是收获也最全面的‘学校’”15。

在政治上，希特勒受到维也纳战前那些浮夸肤浅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治活动的影响。那时维也纳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一些生活优裕、地位稳固的犹太精英，还有不久前因逃避东方的迫害屠杀而来此谋生的大批贫困犹太移民。希特勒深受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政治倾向的影响，也成为早年提出泛德运动的奥地利人——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尔的拥护者。舍纳尔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他认为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均属于大德国臣民。他觉得讲德语的人虽然在奥匈帝国是统治阶级，但是他们正在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在数量上不如捷克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多。希特勒则出于同样的思想意识，哀叹哈布斯堡王室“使奥地利变得斯拉夫化”了。16

那时年轻的希特勒20岁。他看到维也纳议会里议员们用多种语言进行辩论，令人难以理解，中间还夹杂着跨文化的高声尖叫。17此情此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埋头阅读这个拥挤城市里的德国民族主义报纸，阅读劝人入伙的宣传手册以及极端主义者低级趣味的报刊，比如种族主义期刊《奥斯塔拉》（Ostara）。每当希特勒光顾“廉价的大众咖啡馆”时，他几乎肯定会购买或免费领取上述报刊资料。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一种激进的敌意，将其称为“破坏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建立犹太人世界专制政府的工具”18。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怀有敌意。他反对该党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劳工、团结巩固国际工人阶级力量上，而不是放在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事业上。不过希特勒后来声称，他从社会党人那里学会了将宣传手段和武力手段（“恐怖手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策略。19在经过他所说的一年“静心观察”之后，希特勒把议会民主制斥为一种具有致命缺陷的政体，只能导致左翼人士的暴民式统治。“当今的西方民主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这样写道。

希特勒随后开始厌恶所有左翼势力，并把犹太人同这些势力的影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他声称自己内心中初次涌现的反犹太主义真实情感，是在维也纳大街上注意到一个东方犹太人时被唤起的——一个身披黑色宽袖长袍，满头黑发的幽灵。20当时只有盲人才有可能看不见维也纳到处都是的东方犹太人。上述说法颇有一些蓦然间有所发现的意味，为的是极力渲染希特勒的情感发展之路。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上面所说的那段情景是编造的，或者是从许多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许多人却接受希特勒的说法，即他那种政治上执着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是在维也纳开始形成的。21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及1924年接受叛国罪审判时都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但是其他人认为，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希特勒对有关事件的表述，正如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所说的那样，他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只能在一战后的慕尼黑变得“明显、激进、活跃”起来。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对于自己在维也纳时期参与政治活动所做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完全是捏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同一个对真实境况做出反应的幼稚年轻人的虚假形象相呼应，并非是为了展现漫无目标的参战老兵寻找政治家工作的真实情况。按照这样的解释，用历史学家罗曼·托佩尔的话来说，希特勒只是把反犹太主义立场“当作现实政治环境中稳操胜券的一种筹码”。22不过这是后话。

1913年5月，希特勒在奥地利首都经历过五年艰苦卓绝的岁月，在他24岁生日收到一小笔遗产之后，他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希特勒要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生活在四周尽是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到处洋溢着艺术创造精神的纯粹的德国环境中。他声称自己对慕尼黑的爱恋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23“（一战）以前那段时光是我的生命中最快乐最满足的时期。”24希特勒后来声称前往德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奥匈居民混杂的国家。但是动身前往慕尼黑对于希特勒而言，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当时他要千方百计摆脱奥地利当局，因为后者要求他从军服役。如果是那样，他就要在军队中服役三年，接着在预备部队干七年，然后还得在国民卫队再干上两年。

希特勒把慕尼黑当成了自己余生中真正的家乡。但是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希特勒再次面临着没有正式工作的困境。他重新拿起画笔画一些明信片和旅游景点风景画，再拿到大街上和慕尼黑喧闹的啤酒馆里出售。他再次居住在简陋廉价的转租房间里，又成了生活无望、事业无门的潦倒之人。后来，希特勒的运气甚至变得更糟。1914年1月，奥地利征兵委员会抓住了希特勒，要求他在林茨参军服役。甚至他还被拘留了一个晚上。希特勒一边求情，一边写信，企图逃避兵役。最后，他准备越过奥地利边界去萨尔茨堡报到。在那里使他如释重负的是：他体检不合格。当时这位面色苍白、身材矮小的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战争制造者与大屠杀元凶，被当众宣布为“体质太弱”不适合当军医，也不适合扛枪打仗。25希特勒在其个人成长的岁月里经常遇到类似的事情。这一回又侥幸逃脱了可能使他终生默默无闻、无人惧怕的平庸命运。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另一次参军机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希特勒的生活轨迹。1914年7月，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大街上，奥匈帝国王储弗朗兹·费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拉开了战争序幕。261914年8月，希特勒似乎也出现在慕尼黑音乐厅广场上，加入了那些对战争表现出狂热之情的数千名市民人群。他那张愉快的面孔在现场拍摄的一张聚众照片上被辨认出来。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张照片上的希特勒面孔事后经过伪造处理，意在为政治宣传制造舆论。27总而言之，希特勒同数百万德国年轻人一起参军入伍，摆脱了身无分文的漂泊者生活，开始了军人生涯。希特勒的入伍过程多花费了一天时间，因为作为一名奥地利人他需要得到巴伐利亚王室的同意才能应征入伍。据希特勒自己说，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信，在24小时之内收到了明确答复。“国王陛下内阁府办事效率高。”希特勒这样说道。28关于这件轶事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无论怎样，希特勒很快应征入伍，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成为当时准备参战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一名军人。这一次没有人认为他不适合当兵打仗。希特勒的生活再一次被一个事件、一封书信所改变，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希特勒。”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这样写道。29

希特勒成了巴伐利亚第十六预备队步兵团的一名徒步传令兵，在西线战场的泥泞战壕里度过了四年艰苦岁月。他的任务是把上级命令从指挥部传送到前线。他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其中包括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和法国的马恩肖的残酷战斗。在战壕和指挥部之间来回奔跑穿梭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战地任务，中间可在后方指挥部放松歇息片刻（前线士兵辱骂传令兵是“后方来的猪”）。希特勒利用放松歇息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据他自己说，他在背包里放了一本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别人经常看到他在仔细阅读历史书籍，或者背记历史事件日期。30他偶尔还以附近的农舍为题材画一些素描。据中士马克斯·阿曼（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透露，有些传令兵战友称他为“艺术家”。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有些笨手笨脚。有位战友开玩笑说，希特勒在食品罐头工厂里也会被饿死，因为在传令兵中只有他不知道怎样用刺刀打开一罐军用食品。31一些战地照片显示，希特勒当年是一位相貌英俊、不苟言笑的年轻人，留着两撇有时向上捻着的八字大胡须，并不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里表现的那种短粗浓密、容易招人嘲笑的小黑胡。32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韦伯指出的那样，在现存的全部六张战时集体照中，希特勒不是站在，就是坐在众人边缘——这正是他心目中自己作为局外人地位的形象写照。除了一只跳进战壕里追捕老鼠时被他捉住收养的宠物狗（名叫福克斯尔）以外，希特勒几乎没有亲密战友。33有些士兵称他为“孤独者”、“怪人”，因为他收发的邮件非常少。“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邮寄表示关心慰问的包裹。”阿曼这样说道。34

但是在众人眼里，希特勒是一名作战勇敢、尽职尽责的士兵。他两次负伤，先后获得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尽管如此，他的军衔从未高过上等兵。据一位战友称，这是因为他不想离开通信传令部门这个小天地；还因为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位军士应该具有的领导能力。35［早期有一场战斗损失惨重。战后许多士兵的军衔都得到了晋升。希特勒被授予Gefreiter（二等兵）军衔。但是Gefreiter这个军衔几十年来被错译成“下士”，实际上Gefreiter这个军衔并不包括“下士”那样的军士所承担的任何指挥责任，它只是由列兵晋升到上等兵这样一个军衔，同美军的情况一样。］36

据陆军史料记载，二等兵希特勒曾因中了英军释放的介子毒气，于1918年10月至11月在战争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住进陆军医院治疗。希特勒后来说，他当时患上了临时失明症，可是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医院，他却大喊大叫起来（“我母亲去世后，那是我第一次大喊大叫”37）。“一切都白费了！”他怒吼道。38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还声称当他仍旧躺在病床上，对造成战败损失的“那帮卑劣罪犯”满怀刻骨仇恨时，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政治家”。39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表示怀疑，但是上述说法美妙动听，后来又成为希特勒精心打造的领导者传奇的佐证轶事。1918年11月末，希特勒最后又回到慕尼黑，仍然在军队中，仍然没有明确目标。40他既无军外工作，又无可以推销自己的技能。他甚至连冒充的艺术家或明信片素描画家都不是。希特勒决定继续留在军队安稳的怀抱中。那是18岁以来他所知道的唯一可靠的家，一个保证他有饭吃、有房住的地方，而其他数百万士兵均已遣散复员。他滞留在兵营中，在主要的火车站担任警卫任务，在位于奥地利边境附近那座人员迅速减少的特劳恩施泰因战俘营地执行过临时任务。希特勒回到慕尼黑驻防地后，于1919年春季被选为“士兵委员会”候补代表。从理论上讲，这个委员会在巴伐利亚进行短暂残酷的苏维埃共和国实验期间接管了希特勒所在的通信传令部门。1919年6月，希特勒原本闲散的日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次变化又是由外部运气而非主观信念所促成。几乎无所事事的二等兵希特勒被新成立的情报与宣传部门指挥官卡尔·麦尔上尉招至门下，成为一名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和陆军内部间谍。上级之所以成立麦尔领导的情报与宣传部门，是因为陆军高层担心在战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病毒”会在士兵当中传播扩散。陆军——那时已被称为德国国防军，希望“防止士兵们接受革命思想”。41

为使新招募的特工人员有能力执行攻击马克思主义、在陆军中宣扬德国民族主义的任务，麦尔上尉将希特勒和其他几名士兵送到慕尼黑大学，学习为期一周的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42其中一位大学教员名叫戈特弗里德·弗德尔，自诩为经济学专家，他所讲的那套理论深深吸引了希特勒。他把德国的不幸归咎于“贪婪的资本”——那是“犹太人金融资本”的代称。他谴责“资本奴隶制”，声称德国已经沦为国际（犹太人）“股票市场资本主义”的奴隶。这种观点对希特勒的平民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立场很有影响。另一位教员是保守派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他在课后注意到希特勒以刺耳的嗓音十分活跃地给其他学员宣讲着学习内容。米勒对麦尔说：希特勒有演讲才能。43

希特勒非凡的演说天赋很快就以吸引人的生动方式显现出来，还引发了希特勒所说的改变他一生的顿悟。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多数历史学家深信不疑——那一刻便将一位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一战老兵从军人转变成崭露头角的演讲家；那一刻便使希特勒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那一刻也造就了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

1919年8月，就在希特勒结束慕尼黑大学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班学习之后两个月，一次特殊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希特勒同其他几名毕业学员一起被派到离慕尼黑40英里的一个国防军兵营（当时被称为莱希费尔德兵营），向那里的官兵宣传灌输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思想。他们为那里的官兵举办了五天题为“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的讲座。希特勒积极投身这项任务当中，并同主讲官一道承担了大部分宣讲任务。他宣讲的题目涉及德国被指控的战争罪责，“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热点话题”等方面内容。他在宣讲过程中体现出了十足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我把部队官兵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他后来这样写道。44他宣讲起来富有激情，再加上他对历史知识的概括掌握（即便是自学来的，有些肤浅），使他一时名声大噪。“希特勒先生是一位，请允许我这样说，天生受人欢迎的演讲家。”有位士兵在培训班结束时这样评价道，“他对政治信仰表现出的狂热投入，他的大众化演讲风格……很能抓住听众，让他们配合默契。”另一位士兵表示，希特勒是“一位精神饱满的优秀演讲家。……有一次，上课时间很长，没能按时结束。他问我们他是应该停下来，还是同意他接着把其余内容讲完。大家立刻表示同意。”45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成了明星。

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的能力与获得的成功感到意外。他一贯喜爱发号施令，坚持宣称当年在奥地利成长时，他指挥着同小伙伴的所有儿童游戏。“当年我是个小头目，一开始在学校表现非常好，但是我有些难以管教。”他回忆道。46他少年时期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跟别人谈话时经常表现得盛气凌人。据库比泽克回忆，希特勒“喜欢讲话，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同他谈话时，特别是在他们看过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以后，从来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讲话。47当年那位跑步送信传令的小兵希特勒从未想到这些个性特点可以转变成一笔职业财富。而眼下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认识到了他对别人的影响力。他发现了自己的个人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嗓音，这后来成为他政治生命中的一种可谓决定性的力量。“我能够演讲！”他这样写道，仿佛在描述天堂圣城的朝觐经历。虽然他声称早年凭直觉就知道自己有演讲才能，但是并不清楚其内在的价值。现在他认识到那是他可以说服影响别人的能力。在喧闹的慕尼黑政坛上，他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他就要一鸣惊人，终成大器。48

一个月后，另一次侥幸巧合经历使希特勒在找到自己称心职业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麦尔上尉委派希特勒执行一项新的陆军特工任务：前去监视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这个小小的“党派”在狂热的右翼富有组织——“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的鼓励下建立起来。但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只拥有少数成员的讨论小组。它的早期领导者是对现实不满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铁路机工安东·德雷克斯勒^49，以及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的体育新闻记者卡尔·哈勒。

9月里的一个夜晚，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城区一个不起眼的酒吧举行聚会，只吸引了80多名与会者到场。50当时在执行小间谍秘密任务（身着便服，而不是国防军军服）的希特勒对德国工人党形成的最初印象是：“既不好，也不坏，它只不过是在一个人人都想建立党派的时代成立不久的另一个团体。”51在聚会就要结束时，其中一个与会者站起来发表意见，表示支持巴伐利亚从德国联邦中分裂出去。闻听此言，希特勒禁不住怒火中烧。就像在未来的日子里经常表现的那样，当时希特勒鲁莽冲动的本能又占了上风。他把需要隐瞒真实身份的密探角色忘到九霄云外，立刻成为一位充满激情的舌辩之士。希特勒一展尖酸刻薄的语言风格，快速道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猛烈抨击分裂主义，坚决捍卫德国和奥地利统一的大德国概念。他干脆利落地把另一个人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据他自己说，他将那个可怜的家伙像落汤鸡似的赶出了会场。52

希特勒不仅证明他可以富有激情地发表演讲，而且还表明他可以成为一位反应机敏、蛊惑民心的政治领导人。53他那副平平的相貌，谦逊的姿态，再加上极为苍白的皮肤和许多人记忆中那双“炯炯有神”、目光锐利的蓝眼睛，均为他满怀激情表达出的思想观点增添了非同一般的强烈感染力。54不管怎样，德国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德雷克斯勒被深深打动了。他随后紧紧抓住希特勒，把他自己写的一本40页宣言《我的政治觉醒》塞给了希特勒。德雷克斯勒邀请希特勒再回来看一看，并对另一位与会者说道：“那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嘴，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利用他！”

就在那天晚上希特勒在酒吧里唇枪舌剑与对手进行一番理论之后，形势发展得非常快。第二天清晨，兵营里有些老鼠不停弄出一些响动，闹得希特勒无法再睡下去。于是，他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德雷克斯勒送给他的那本小册子。那篇有些拖沓的文章从反犹太主义立场出发，谴责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猛烈抨击“大资本”，主张消除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作者的以上论点立即引起希特勒的共鸣。他后来回忆说，在阅读过程中“我看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前景再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55。但是，就在希特勒尚未来得及决定是否接受德雷克斯勒希望他回去看一看的邀请时，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通知说他已经是德国工人党成员了。56希特勒随后用两天时间“痛苦地”思索着他所说的那个“可笑的”小俱乐部，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其党员身份。“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希特勒后来写道，“现在已无回头路可走了。”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有了党派依属身份，有了演讲平台，有了自己的政治基地。几年之后，他又将其打造成了20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谈到派希特勒首次出席本党会议时，麦尔上尉后来有些沾沾自喜地声称他是希特勒的精神教父，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其实在精神方面扮演着启发激励希特勒的角色者另有其人。他就是生活清苦，享有很高声望的知识分子迪特里希·埃卡特。希特勒通过德国工人党遇到了埃卡特，他后来对希特勒产生了深刻影响。埃卡特被视为德国工人党独一无二的智囊人物，是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有时兼做新闻记者。他曾经翻译过亨利克·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并将其搬上舞台，一时名利双收。埃卡特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出版一种反犹周刊，名为《浅易德语周刊》（Auf Gut Deutsch）。埃卡特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高额头，完全秃顶，在慕尼黑文学艺术家聚居地施瓦滨区的咖啡馆文化圈中堪称一位崭露头角的人物。尽管他酗酒、吸食吗啡（这使他55岁过早去世），却仍然被奉为反犹太种族主义运动的引路圣人。有一次他在谈到德国工人党这个刚成立的政治党派时说：“我们需要一位听到机关枪的‘嗒嗒’射击声还能面不改色的领导人。……最好是一位具有演讲鼓动能力的工人……当有人抡起椅子向他砸去时，他也不会退缩逃跑。他必须是一位单身汉，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妇女的支持！”57以上这段话似乎描述的正是从前当过勇敢的跑步传令兵，而后来又对政治发生兴趣的希特勒，各项条件几乎样样不差。埃卡特终于认为他苦苦寻找的那个人正是希特勒。

希特勒本人后来常说，埃卡特很快成为其思想发展道路上的“北极星”，确立了他的反犹太主义信念，将他引荐给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式自由社交圈和上流社会社交圈。埃卡特带着希特勒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第一次乘飞机飞往柏林，并将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引荐给社会名流，其中就有大名鼎鼎、腰缠万贯的钢琴生产商埃德温·贝希施泰因。贝希施泰因后来成为一位热情的资金赞助者。更重要的是把希特勒引荐给了他的太太海伦娜。当希特勒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时，她经常亲自去探望他（“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她曾经这样说道）。58她还送给希特勒一个用皮革做成的打狗鞭子。希特勒一共从女性崇拜者那里收到三个这样的打狗皮鞭。每当他在慕尼黑市内到处走动，手里就拿着一个这样的皮鞭。

希特勒刚刚参与党派政治活动时，还遇到另一个机会，可以通过白纸黑字来展示自己新发现的雄辩鼓动之才。1919年9月，麦尔上尉收到了一封由阿道夫·杰姆里希写来的书信。此人也曾是慕尼黑大学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班的一名学员。他要求麦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指导。麦尔将那封书信转交给希特勒（当时他还是陆军二等兵），指示他负责回信答复。

希特勒在接近1000个词的回信中写进了不少内容。他第一次用书面语言的形式表述自己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立场，阐明了一些重要观点。后来这些观点奠定了他那些反犹太主义政策的基础，其影响贯穿在他政治生涯各个时期，从平步青云，到大权独揽，再到建立第三帝国，实施大屠杀，直至1945年他在柏林秘密地堡里自杀前写完最后的《政治自白书》。

希特勒在回信中表述了一些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反犹太主义陈词滥调，尤其是巴伐利亚流行的种族主义思想。同时他的思想观点还带有逻辑分析特色和极端主义特点，这使他写给杰姆里希的回信与众不同。希特勒反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因为他表示那样的立场是纯粹的个人情绪化立场，只能导致集体迫害，因此在政治上毫无意义。他选择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的反犹太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可以在制定政策上发挥作用。他声称，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只是种族立场。犹太种族就好像生活在大多数种族文化机体上的一个蚂蟥，因为犹太种族的整个存在理由就是“围着小金牛跳舞”，为的是积累财富。他断言，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完全受制于犹太人的金钱；正是犹太人出资赞助针对反犹太主义运动（意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党派）的不义之战。“犹太人的力量就是金钱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利息的形式在他们手里不断增长，迫使其他民族背上极为危险的枷锁。”在体现其早期将犹太人比喻为疾病和寄生虫这一倾向的书面文件中，希特勒曾经把犹太教说成是“种族肺结核”。他写道，对于这种威胁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必定是“展开全面的合法斗争，取消犹太人的特权”。

希特勒在那封长信中继续写道，德国需要一次“复兴”，但是不负责的新闻界（指犹太人控制的报刊）使德国无法向前迈进一步。他断言，只有通过“领袖人物”的坚定努力，德国才能再次觉醒。由此可见他心中怀有的救世主情结。他对“犹太人问题”提出的简单解决方案令人胆寒地预示着20多年后陆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反犹太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彻底地消灭一切犹太人。”

通过其恶毒用心以及直言不讳的残酷措施，同时也可以从那封写给杰姆里希的书信中清楚地看出，到1919年末，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甚至在希特勒登上官方政治舞台之前，那封书信也明确地反映出，一旦大权在握，希特勒会认真考虑实行的种种激进措施。现在希特勒已经30岁，正准备展开对高层权力的不懈追求。

第二章
特权集团

“从现在起，我要独自走自己的路。”

——阿道夫·希特勒，1922^1

“我演讲时必须要有一大群听众，”希特勒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因为在都是好友的小圈子里，我从来不知道该谈些什么。“19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他作为德国工人党的演讲者初次亮相，到场人数只有100人，但是他们却足以激发希特勒的雄辩之才。尽管希特勒当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但是在那个秋季夜晚，他慷慨陈词，激情似火，极大地提高了募捐活动的效果，巩固了他作为党内宣传人员的地位。从现在起，他要鼓动演讲，宣传造势。用他自己喜欢的话来说，他要成为“运动”的“鼓手”。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股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只把自己视为摇旗呐喊、替别人招买兵马的小人物，为将来出现的党内铁腕人物、德国独裁者争取民众的支持，扩大影响。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当那位独裁者出现时，向他交出一支忠心效力的队伍。”2

1920年2月，希特勒作为一名严肃的大众蛊惑演讲者正式登场亮相。地点是慕尼黑赫赫有名的皇家啤酒馆。后来他在自己所写的那本矫揉造作的宣言式著作《我的奋斗》里，把那次亮相演讲赞颂为史诗般的英雄时刻。然而，其实际情形反倒有点平淡无奇。那次聚会的中心人物是另一位演讲者。在德国工人党的传单上甚至连希特勒的名字也没有。不过希特勒虽然是一位后备演讲者，却使大约2000名听众兴致高涨，群情振奋。即使在陈述该党那个高谈阔论又平庸乏味的二十五点纲领时，希特勒同样博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喝彩，也引起了数百名社会党对手们的嘲笑奚落。后者专门为演讲而来，将此次聚会变成了激烈的政治集会。人们站在桌椅上互相大声指责。3在纳粹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差点爆发冲突之后，听众们离开了啤酒馆，在大街上继续高声辩论，谈论着希特勒和那次演讲，谈论着各种问题。一伙表示反抗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唱起了左翼歌曲——《国际歌》。希特勒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德国工人党引起了公众关注。“无论他们嘲笑，还是谩骂，这都无所谓，”他后来写道，“关键是他们提到了我们。”

听众越多，希特勒现场发挥就越好。他发现自己有能力同民众打成一片，有能力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一个伟大的演讲家能够与广大听众情感相通；他能够感觉到哪些话可以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希特勒这样写道，“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被说服了。”4广大听众的热情关注和过分赞扬使希特勒大受鼓舞。这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深深影响了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有时“我面对着2000名听众发表演讲，其中就有1800人用敌人的眼睛看着我，”希特勒回忆说，“三个小时以后，我看到听众越聚越多，他们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因为他们被希特勒描述的政治恶行深深地激怒了。5虽说希特勒在文过饰非、夸张造势方面功夫一流，但是有关他成功发表长篇演讲的报道至少使上述说法具有一定可信性。

就在皇家啤酒馆举行那场极为重要的盛大集会之前，德国工人党内部对于预定这样大型集会场地是否明智曾经展开过激烈争论。该党创建者之一哈勒担心届时会有一半的座位空闲，整个活动看起来可能会失败。希特勒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事实证明他说对了。在希特勒那次演讲大获成功之后，德国工人党对于在大型场所举行群众聚会不再回避退缩。无论希特勒在哪里现身，他都是重要演讲者。他的大名只要出现在宣传海报上必定意味着群情激昂，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冲突。他屡次回到皇家啤酒馆，经常吸引到大批听众。1920年秋季，希特勒对着满场听众发表狂热演讲《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被现场2000多名听众的喝彩欢呼声打断了50多次。6

在扮演“鼓手”角色期间，希特勒还不是德国工人党领导层。但是形势很快变得非常明朗：宣传鼓劲是该党的活动重心。德国工人党不参与竞选，不推出候选人，在任何委员会或官方机构没有自己的成员代表。它只是宣传造势，吸引大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希特勒是该党头牌宣传鼓动名嘴。

随着希特勒吉星高照，卡尔·哈勒变得黯然失色。希特勒这位后来居上者大获成功之处正是哈勒的失意短板所在。因此哈勒大受刺激，退出了德国工人党领导班底。在希特勒的倡导建议下，德国工人党的名称扩展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语缩写为NSDAP.希特勒在该党原来的名称上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旨在超越最初仅仅针对工人阶级的建党宗旨，希望引起更多阶层的共鸣。他力图从民族主义角度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际概念。他不接受共产党人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希望树立全国性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观念，捍卫私有财产，猛烈抨击“垄断资本”（经常被作为替罪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后果。在希特勒心目中，“国家（的）”与“社会（的）”是两个相同的公有社会概念。希特勒解释说：“‘国家’首先意味着在行动中体现出对（德国）人民的无限热爱。……‘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社会利益而效力，时刻可以为它献出生命。”7

哈勒辞职后，只有另外一位本党创始人德雷克斯勒横在希特勒与纳粹党最高领导的职位中间。在哈勒离开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希特勒终于坐在了那个位置上，尽管不无装腔作势与逢场作戏之举。希特勒非常反对同另外一个党派合并，在1921年7月他愤然离开领导层会议的会场，并在三天后提交了一份辞呈。德雷克斯勒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在震惊之余意识到，他们要失去的不仅仅是本党最具吸引力的人物，而且还有他们的摇钱树。纳粹党大规模集会上的明星与吸引民众捐款捐物的重量级人物眼看就要脱离本党。仿佛为了更加高调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希特勒以自己的名义单独采取行动，几天之内在慕尼黑最大的室内场地——克朗马戏院，吸引了6000名热情听众。

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果然奏效。一周后，德雷克斯勒与本党其他领导人恳求希特勒重新回到纳粹党，对他让步，满足他“拥有独裁权力”，实行一人领导全党体制的极端要求。希特勒发动了一次内部政变，大获全胜。上述决定也标志着该党迈向元首制[1]的一次战略性转变。这种原封不动的领导制度后来一直在纳粹党内部以及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的纳粹德国贯彻实施。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元首讲过的话被视为第一重要，不可改变，绝对可靠。这样便消除了任何内部民主权力或集体负责的可能性。各种建议和提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讨论或争论，而是经常直接反映给希特勒，回馈之后便是定论，不可更改。发生在1921年夏季的这次权力交替标志着希特勒开始把纳粹党改造为元首党——元首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党。这也是迈向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第一步。单身未婚，专心致志，执着不移，胸怀自己的使命感，希特勒除了政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

希特勒的领导才能主要体现在宣传鼓动方面，这方面的有关决策非常谨慎，极为出色。但是作为一位管理者，他表现得非常糟糕，随心所欲地在市内到处走动，经常忘记同别人的约会。闲暇时，他去自己喜爱的咖啡馆，喝两杯，或者到他新近收购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原名《慕尼黑观察家报》，希特勒收购后改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看一看。希特勒“精力充沛，好像火山一样存储着巨大能量，你永远不可能不让他出现在大街上”，一位密友这样回忆说。8希特勒在他居住的简朴公寓里起得较晚，经常在上午11点一边剃须或一边往早餐面包上涂黄油，一边召开当天的第一次会议。“大家从来都站着研究问题，”早期纳粹党成员赫尔曼·埃塞尔回忆道，他后来成为《人民观察家报》的总编，“他从来不给客人端上咖啡或茶水。他用一把刀剃须，后来有钱了，买了一个单面刀片专用剃须刀。他在剃须时总是割破皮肤，有时到了晚上还在流血。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9

希特勒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他的思想观点不仅仅对那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工人阶级具有号召力，而且对于那些比蓝领工人高出一格，却担心自己地位下滑的小资产阶级民众也特别具有吸引力。此外，希特勒对于富有的保守人士，尤其是那些被一名观察者称为疯狂的“大街上的高等公民”的反犹太主义者也具有吸引力。10

除了演说平台和他掌控的党报之外，希特勒还着手打造一个真正的政治团体所拥有的其他重要外在标志。凭借对大众心理和激动人心的象征之物的精准把握，希特勒打造出以纳粹万字符、海量的旗帜和纳粹党制服为基础的本党标志性身份象征。万字符起初借鉴于印度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数百年来被各种宗教及其教派使用过。后来它又被极端日耳曼民族主义组织极北之地等种族主义团体改用为日耳曼民族至高无上的象征。经过仔细审察各种纸质草稿之后，希特勒亲自选定了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红底色，白圆圈，正中央斜立着一个极为简洁的黑色万字符。同当时流行的各种复杂装饰的万字符相比，希特勒选择的极为简洁大胆的万字符图案无疑是广告天才的神来之笔。纳粹党旗具有强烈的号令装饰效果，即使在远处也易于辨认，必要时还能使人心生畏惧。希特勒这样解释他的选择结果：“红色代表作为纳粹运动基础的社会公正思想；白色代表民族主义信念；万字符象征着赋予我们的使命——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奋斗。”11另外，红底色也是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一种狡诈挑衅，因为他们认为红色归他们所有。希特勒认为，通过误导一些左翼人士走进用鲜红颜色广而告之的集会会场，纳粹党人就能够“摧毁他们的立场，进而同这些人士展开对话”。12

如同大多数活动在慕尼黑市的政治团体一样——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纳粹也建立了自己的“会场保卫组织”，其成员都是一些携带武器的粗野之人，在啤酒馆里既可以挑起，又可以阻止同竞争者或其他捣乱分子的争斗。这个武装保卫组织最初被称为纳粹党的“运动体操队”（Sport and Gymnastics Section），后来几经更改变成了冲锋队（Sturmabteilung），德语缩写为SA.1921年9月，在希特勒的参与领导下，冲锋队员戴着指节铜套，手持橡皮警棍，毫不含糊地展示自己的风采。他们袭击了一个名为巴伐利亚联盟的分裂主义团体会场，将其领导人奥托·巴勒斯蒂特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后来控告了希特勒，使希特勒因扰乱治安罪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并于1922年夏季服刑一个月（然后便被假释）。

在建立冲锋队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征召一些不修边幅的人”，希特勒在描述一伙可以干卑鄙勾当的粗野之徒时这样说。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由于一战结束后德国军队被迅速遣散，而且同一时期肆意抢掠的民兵组织发展较快，因此在战后这种“好勇斗狠，凶悍强硬”的社会亚文化人群中不难征召到上面提到的冲锋队新兵。13希特勒所说的这些“快活的无赖”将在一年多后发生的武装暴动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4那时，负责指挥他们行动的人物是纳粹党的一位新成员：赫尔曼·戈林上尉。

在1923年发动武装暴动之前，希特勒在那些年里一直不断地扩充实力，吸纳支持者，攀附权贵，以及招募啤酒馆里的一些彪形大汉；这些人后来分别成为希特勒手下的核心成员、个人随从和参加武装暴动的同伙。赫尔曼·戈林便是其中的一位核心成员。戈林曾是一战时期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22架敌机，获得德国最高奖章“功勋奖章”。战后他在丹麦和瑞典干了几年私人飞行员和特技表演飞行员，然后返回德国，一直在寻找新的冒险机会。虽然后来被慕尼黑大学录取，但是爱好奢华、生活上大手大脚的戈林却对政治更感兴趣。他认为自己能在这方面出人头地，引人注目。对慕尼黑政界多次考察掂量之后，戈林最终选择了纳粹党。这倒不是因为该党纲领和政治立场对他有多大吸引力，而是因为他觉得，在一个小党内部他可以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历史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

那一天，当爱好冒险的戈林走进失修的纳粹总部并当即表示尽心效力时，希特勒满心欢喜。没过多久，希特勒就让戈林负责领导不断壮大却又组织混乱的冲锋队。这位从前的德国飞行员很快把冲锋队打造成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武装力量。

也曾经是一战时期飞行员的另一位慕尼黑大学学生鲁道夫·赫斯已经看出了希特勒的意图。赫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市一个富裕的德国商人家庭。他深受以地缘政治理论而闻名的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的影响。希特勒则通过赫斯的介绍，将豪斯霍费尔的受众融入他所制定的生存空间政策当中，为二战时间入侵俄罗斯提供借口。15赫斯相貌英俊帅气，但喜怒无常（“我是一个怪人，性格复杂多变”，他在寄给未婚妻的信中这样写道），是极北之地成员。另一位成员将极北之地描述为富有的“知识分子俱乐部，专门研究日耳曼人历史”。16在纳粹党内，赫斯的角色是希特勒的私人助理与秘书——这个角色后来使他成为希特勒在狱中最亲密的伙伴，再后来又使他成为纳粹党副元首。赫斯在慕尼黑大学读书时荒废学业，经常守候在纳粹党总部门外，千方百计地要使那位难以捉摸、行踪不定的纳粹领导人按着预定的时间出行。

希特勒的智囊团还包括马克斯·阿曼。此人是位退役军人，一战期间曾是二等兵希特勒在西线的中士指挥官。阿曼是位“粗人”，喜欢在啤酒馆里打架斗殴，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全权代理出版权威。希特勒任命他为《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和自己的著作出版人。《我的奋斗》一书让他们两人赚取了数百万马克。阿曼还担任第三帝国时期控制新闻界的铁腕强硬机构帝国新闻协会会长。

迪特里希·埃卡特是剧本《培尔·金特》的译者，做过希特勒的顾问，很懂得从各方面享受生活。除他以外，还有好几位才华出众的人士被吸引到希特勒这位激情似火的年轻演讲家身边，参加了他所领导的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爱沙尼亚裔德国人，接受过俄罗斯教育，自视文采过人，后来成为纳粹党信徒，担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希特勒读过罗森堡所写的反犹太主义论文《犹太人的历史足迹》，并深受其影响。那位秃顶、表情严肃的马克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波罗的海沿岸文化背景的德国人。他为希特勒身边那一伙粗鲁浅陋的干将们增添了一丝温文雅致特色，既使希特勒多了一位谋士，又通过俄罗斯富有的境外移居者们的人脉关系为希特勒增加了资金来源的渠道。罗森堡和舒伯纳-里希特对希特勒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越发坚定地认为“有一伙犹太文学家”——比如列夫·托洛斯基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屠杀俄罗斯“三千万”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幕后推手。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立场越来越倚重于对俄罗斯恐怖案的反复揭露，倚重于阅读那本充满恶语毁谤的伪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有可能是罗森堡赠送给他的）。“那些血腥的犹太人用断头台替代了议会，造成了知识分子，最后还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灭顶之灾。”希特勒总喜欢这样说。17后来罗森堡在制定第三帝国非常严酷的种族法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希特勒的个人喜好，正如他在政治上热衷于说服打动广大民众而非精英阶层一样，常常倾向于社会下层。希特勒在业余时间里参加慕尼黑市内各处的咖啡馆聚会时，经常带着他那位从前当过屠户的贴身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此人身体超重，以前做过酒吧保镖和马贩子。18有时为希特勒当司机，经常陪着他逛咖啡馆的那个伙伴皮肤浅黑，英俊帅气，名叫埃米尔·莫里斯，原来是德国北部的一位钟表匠（后来发现他有犹太血统，被从希特勒的核心集团中清理出去）。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早就看出希特勒可以成为一座供他挖掘的金矿，于是便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人们可以看到这帮快活的同党经常与不同的伙伴一起出现，主要地点是画廊大街皇家花园附近高雅的海克咖啡馆和市中心古老的诺玛雅咖啡馆（星期一夜晚这家咖啡馆为希特勒预留一个专用咖啡桌）。有时他们出现在舍林大街上离《人民观察家报》驻地只有几个街区的一家名叫“巴伐利亚酒馆”的意大利小酒馆里，那里也提供一些阿尔卑斯风味的菜肴。凡是对希特勒这伙同党观察过的人都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希特勒几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在高谈阔论。

希特勒身边的心腹成员中有一位来得较晚，但地位却很重要的人物——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他的父亲是一位德裔美国艺术图书出版商。他本人在哈佛大学读过书，由于身材高大（6英尺4英寸，193cm），下巴突出，一副儒雅派头，因而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汉夫施丹格尔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绰号“普希”（Putzi，意思是“小男孩”）。1922年11月，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一位老朋友——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他亲自去听一次希特勒本人发表的演讲。史密斯当时是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副武官，去过慕尼黑，亲自会见过希特勒。每当有人提出一个简单问题，纳粹领导人希特勒都能针对问题发表一番完整的演讲，对此这位年轻的武官非常佩服，“就好像按下了留声机的开关一样”19。史密斯想要汉夫施丹格尔自己体验一下在现场听希特勒演讲是什么感觉。汉夫施丹格尔亲自听了一次希特勒的现场演讲，结果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将那次演讲称为“大师级的表演，其中运用的各种暗讽和反讽手法在我听过的演讲中是无与伦比的”。在那次演讲之后，汉夫施丹格尔把自己介绍给希特勒，他们两人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关系。“你所说的95%我都同意，很想找时间同您探讨一下其余的内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道。“我相信我们不会因剩下的5%内容发生争吵。”希特勒答道。20一开始情况就是这样。

汉夫施丹格尔不久便加入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由于他既有闲暇时间，又有经济条件，因此成为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主要随行伙伴。汉夫施丹格尔经常同希特勒在一起，所以同大多数人相比，他对于这位纳粹党领导人的清苦生活方式了解更多。他介绍说，希特勒在靠近弯弯曲曲的伊萨尔河的蒂尔斯大街上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小职员一样生活在那里”。覆盖着油毡的地板上铺着几块破旧的地毯。但是在希特勒同房东共用的宽敞前厅里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可算是前厅里唯一的亮点。汉夫施丹格尔钢琴弹奏水平高超，有时就在前厅里弹奏一些曲目，对希特勒的个人品位有所了解。“我弹奏了一首巴赫赋格”，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希特勒“略带冷漠地点了点头”。但是当汉夫施丹格尔开始弹奏瓦格纳的乐曲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瓦格纳是希特勒喜爱的音乐大师和政治英雄。“我开始弹奏瓦格纳创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歌手》的序曲。这回弹对了。这是希特勒喜欢的乐曲，他已把这首乐曲熟记于心，可用口哨外加具有奇特穿透力的颤音效果吹出这首乐曲的每个音符，而且绝不跑调。”毫不奇怪，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弹奏的哈佛大学那些历史悠久的战斗歌曲也很感兴趣，禁不住心潮激荡，最后竟连连叫好。21

汉夫施丹格尔同希特勒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位神通广大的出版商后来设法将1000美元借给了纳粹党。在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德国，这可是一笔巨款。《人民观察家报》有关人员用这笔款购买了宽幅轮转式印刷机，因此这份报纸就能够以更宽的幅面、更具吸引力的版式出现在读者面前。22汉夫施丹格尔还把希特勒介绍给上流社会，邀请他共赴晚宴，同潜在的支持者和捐赠者们建立联系，其中便有著名的艺术家族弗里茨·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家族。23包括希特勒内在的奥地利人特有魅力也随即显现出来。虽然希特勒有时表现得略显笨拙一些（有一次汉夫施丹格尔亲眼看到希特勒往葡萄酒里加糖），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位极受欢迎的人物，尤其受到女士们的欢迎。

除了钢琴生产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以外，对希特勒痴迷的女士中还有一位由迪特里希·埃卡特介绍的富有的夫人，名叫爱尔沙·布鲁克曼。她是保守派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的妻子，他们在慕尼黑市的纪念碑区拥有一座大型豪宅。爱尔沙·布鲁克曼贵为罗马尼亚公主，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沙龙女主人。若能收到请帖参加她主办的社交晚会，那就是跻身于慕尼黑社交界的象征。希特勒收到过许多这样的请帖，成为她所举办的社交聚会上的稀奇人物。贝希施泰因和布鲁克曼两位女士常常设法将丈夫的现金送给希特勒，有时甚至采取拐弯抹角的方式把财产转到希特勒的名下。一天夜晚在柏林的豪华住宅里，埃德温·贝希施泰因拒绝了希特勒在晚宴中提出的新的捐赠恳求。他说资金短缺。但是正当希特勒告辞时，贝希施泰因的太太赶忙把自己易于变换成现金的一些熠熠闪光的珠宝塞到希特勒手里。后来她又把自己收藏的一些昂贵绘画作品慷慨地赠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从未公开地与女士有染，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依然未婚，但是他对许多女士有着近乎神秘的吸引力。

1922年秋季，有关希特勒政变的传言已经在慕尼黑传得沸沸扬扬（整整一年后，希特勒果然采取了行动）。这次政变传言之所以扩散开来，其原因并非是希特勒本人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采取了什么行动，而是由德国境外发生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所引发。1922年10月，本尼托·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党突然发动据说是一开始便“向罗马进军”的政变，继而接管了意大利政府。历史学家指出，那次进军只是象征性的，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最后以协商接管政府而告终。但是大进军的神话及其生动情景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德国，深深影响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未来革命者。希特勒把墨索里尼的大胆行动视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立即将进军罗马的概念转变成了德国版的向柏林进军。24希特勒梦想着把他身后在巴伐利亚的所有武装力量全都汇聚调动起来——强大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国防军驻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师，再加上军事化的巴伐利亚警察力量，然后发动一场由慕尼黑向柏林的大进军，举行“全国起义”，夺取政权。他将领导一支军事力量和一场伟大的正义事业——他所向往的德国的“复兴”，直奔柏林城门，一路上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希特勒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一流宣传鼓动家和极其浪漫的人物。向柏林进军那电影画面般的生动情景强烈地影响并触动着上述两种本能品性。他不仅仅想要推翻魏玛共和国，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取而代之——就像墨索里尼接管意大利政府那样。

希特勒也深受凯末尔·帕夏的影响（此人后来被称为土耳其国父）。当年凯末尔·帕夏从安卡拉外省基地成功发动政变，推翻了君士坦丁堡政府。希特勒在自己的政变企图中要把墨索里尼和帕夏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外省基地慕尼黑举行起义，主要行动目标直指柏林。

希特勒认为自己有理由对此番冒险出击计划感觉良好。就在墨索里尼大胆起事一周前，希特勒便已发动了一场厚颜无耻的侧翼行动。当时希特勒受邀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以和平方式参加在巴伐利亚北部小城科堡举行的一次民族主义欢庆活动。但是，希特勒率领650名冲锋队员乘专列到达那里，基本上接管了科堡。他的武装部队猛烈袭击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左派团体，第一次为希特勒赢得了使一座城市摆脱“红色恐怖的解放者”的名声。25那次亲身经历使希特勒忘乎所以，也使他的信心空前高涨。“从现在起，我要独自走自己的路。”26他这样振振有词地宣称道。

尽管希特勒没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理由认为他随时要主动出击，但他已经明显开始认真考虑要举行包括进军柏林在内的暴动活动。271922年11月，希特勒在一次“讨论晚会”上对追随者们说：“墨索里尼向我们表明，在民族主义积极性的感染激励下，少数人也能干成大事。”此番言论足以使谣言四处扩散，而且随着1923年开始，巴伐利亚当局感到困惑。一旦灌输了进去，采取大胆行动这个念头便在希特勒的心头扎下了根。用一位对手的话说，就此变成了“无法改变的想法”。只要是希特勒心里所想的事情，几乎早晚都要付诸行动。

【注释】

[1] 或译“领袖原则”。——译者注

第三章
不断增加的压力

“如果希特勒沉迷其救世主情结而无法自拔，他会毁了我们所有的人。”

——迪特里希·埃卡特，1923

希特勒最后到年末身陷囹圄那一天——1923年——刚开始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月11日法国入侵鲁尔地区，柏林政府开展了灾难性的消极抵抗运动，促使法国部队对当地搞破坏活动的人进行血腥报复。德国渐渐陷入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中，如临灭顶之灾。第二件大事也发生在1月，纳粹党第一届“全国”党代会预计于1月27日至29日在慕尼黑召开。希特勒同巴伐利亚当局因对大会计划持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严重对抗冲击。希特勒宣布在一天之内举行12次游行和集会，每次都由他本人亲自发表演说。纳粹党同其他主要敌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可能爆发严重冲突，这使得维持社会秩序的军方与警方指挥官们深感震惊。指挥德国国防军第七师（被称为巴伐利亚师）的奥托·冯·洛索将军神情严肃，是一位巴伐利亚人，在普鲁士受过军事训练。同柏林相比，他更忠诚于慕尼黑，同属于普鲁士军官阶层的汉斯·冯·塞瑟尔将军统领着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这是一支师级规模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机动部队。除了各政治敌对力量可能展开的街头混战以外，洛索和塞瑟尔最担心的就是希特勒有可能效仿墨索里尼不久前的做法，举行暴动。因此他们禁止希特勒举行12次集会。

这种禁令反而激起了希特勒全部暴烈本能和决一死战的自大狂热心理。在同巴伐利亚当局进行的激烈对抗中，希特勒扬言，如不取消禁令，在军方或警方企图使用武力阻止游行的情况下，他就要“出现在第一排游行队伍中，用身体挡住射过来的第一阵子弹”。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希特勒态度傲慢地补充说：“巴伐利亚政府将在两小时内消失。”1在同慕尼黑警察局长爱德华·诺尔茨会晤后，希特勒怒气冲冲甩袖离去时，又抛出一句具有典型个人特色的浮夸的历史隐喻话语，高声叫道：“让我们在腓立比战场[1]相见吧！”2

在同洛索单独会面时，希特勒要求取消禁令并“郑重承诺”他根本不会举行暴动。3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郑重承诺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很受重视。在希特勒做出“郑重承诺”的基础上，洛索、塞瑟尔和警察局长诺尔茨做出了让步。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点权威脸面，他们要求希特勒只举行6次，而不是12次集会；另外还要求希特勒原计划在室外举行的冲锋队队旗的盛大祭旗仪式务必改在克朗马戏院室内举行。希特勒接受了这“半片面包”，然后便毫不在乎地按原计划进行一切活动。他一共举行了12次集会，并在克朗马戏院附近的马斯菲尔德室外阅兵场上检阅了6000名身穿制服的纳粹党成员。当局对希特勒的大胆妄为感到震惊，不过并未进行干预。希特勒面对国家的武装力量依然不屈不挠并能赢得胜利，一时众人皆知。洛索和塞瑟尔做出让步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对于那些军人而言则显得有些尴尬。

希特勒的强硬姿态引起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的注意。德国这位职位最高的军人的司令部设在柏林。别看《凡尔赛条约》已将德国军人阶层大幅度裁减，可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当年《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内，军官只有4000名。这样一支军队平叛内乱虽然够用，却无力对邻国开战。部队规模不大，但是泽克特领导下的国防军还是赢得了“国中之国”4的名声。在政治动荡的时刻，随着政府受到来自不安分的准军事组织和叛乱武装的威胁，忧心忡忡的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经问泽克特，国防军到底支持谁。这位不苟言笑，身穿笔挺灰色军装，戴着单片眼镜的将军回答说：“国防军支持我。”总之，泽克特是位手掌兵权的军官。5

1923年3月，泽克特听取别人意见，决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尔大伤脑筋的老兵暴发户亲自见上一面。到达慕尼黑后，这位普鲁士军官一连四个小时耐心地，或者说冷漠地倾听希特勒再次胡言乱语大讲“十一月罪犯”和背信弃义的犹太人，宣称需要由一位伟大人物来接管政府。据当时在场的泽克特副官汉斯-哈拉尔特·冯·泽尔肖上校披露，当年从奥地利高中辍学的希特勒给面前这位德国职位最高的军官讲起了历史，把德国的命运同那些采取断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其他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比较。希特勒振振有词，言语激烈。他对泽克特说：“我们国社党人（National Socialists）一定要把柏林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成员的尸体挂在路灯柱上。我们要让国会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当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时，我们会请您，将军阁下，领导全德国的工人们。”6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是一个诱人的许诺。然而即使这位老牌的普鲁士将军赞成右翼政府，他也根本不想看到把人吊死在路灯柱上，不想听到那位气焰嚣张的啤酒馆政治家所讲的偏激言论。据泽尔肖透露，泽克特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从今天起，希特勒先生，我们彼此之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泽克特便动身前往柏林。7

到那时为止，希特勒作为一名抵抗资产阶级政客的强硬人物已经名声在外。按当地标准来衡量，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增长迅猛，仅在1923年便从20000人猛增到55000人[2]。每次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演讲做广告宣传时，墙头海报上总要写上“超大规模集会”这个词语。确实名不虚传。希特勒在演讲上经常预言一些世界大灾难，然后提出中肯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直截了当地打动民众情感。因此希特勒在克朗马戏院里能够吸引6000名听众到场。

这些听众们急于想听到对于他们日益加剧的苦难所做的轻率解释，希特勒也清楚应该把责任推给谁。希特勒指责那些在背后捅刀的平民，特别是犹太人，称他们在1918年“出卖”了那些“前线战士”，使德国输掉了那场战争。他又将当前的德国政府和魏玛共和国宪法斥为非法。左翼共产党人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顽固不化的君主主义者形成了德国政治中的两个极端阵营。在魏玛共和国众多反对这两个极端政治阵营的人士中，希特勒无疑是反对呼声最高的一位。他高谈两种相近的政治概念：“大首都”和“国际主义者”（意指所有那些提倡社会主义国际兄弟情谊的左翼人士）。他谴责法国和英国，嘲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十四点原则”是大骗局。他将战前的德国描绘得一片美好，同眼下的“耻辱与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8他总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认为：“政治煽动必须采用简单易行的手法。”9

希特勒善于感染激励听众，比其他政治家更能使听众产生感情共鸣。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所采用的煽动手法，也在于他能够透过当时的政治问题看出背后的重大主题以及听众的各种心愿。他不仅可以同听众中的佼佼者一起谴责法国占领军、通货膨胀、失业和不可靠的政府，而且还触及涉及面更广的大问题：“伟大崇高感”。这种感觉在那些对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感到困惑，而且遭受其打击的人们当中常能引起共鸣。“德国民众的振兴问题不是经济复苏问题，”希特勒在党内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而是使民众重新获得一种内在情感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再次使国家强大起来，并由此获得经济福祉。”10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的利益和潜力大做文章。他依靠的不仅仅是坚挺的马克与公平的工资。他谴责《凡尔赛条约》的种种暴行，怒气冲冲地抱怨有人“利用高利贷盘剥人民”，热情称颂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此时听众们觉得希特勒是在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在空洞地说教。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错误，无论将“战争的唯一罪责”推到整个德国头上有什么好处，但德国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而言并不觉得自己不如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他们的自尊被摧毁了，遭到了冒犯，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却使他们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感觉自己是一个强大而高尚的民族。希特勒颇有心机地将纳粹事业标榜为“自由运动”。这一高明的攻心策略将希特勒的演讲变成了大众娱乐活动，而且带有宗教热诚的色彩，就好像宗教复兴运动者在帐篷里开会一样。超大规模集会的宣传海报上甚至还印有体现着消极宗教倾向的语句：“犹太人禁止入内。”

希特勒在演讲时不仅仅诉诸情感，他也时常发表各种见解，令听众点头称是。他将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思想理论杂糅在一起，颇为自得。其中既包含着匕首般的锐利气势，又体现出令人惊叹的历史记忆。希特勒写道：“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如何打掉敌人手中的武器。”希特勒特别乐于向他的对手以及那些折磨他的人讲道说理。他指出，政治家们“经常向那些赞同他们观点的听众发表演讲。但是那样做没抓住重点。最重要的是运用宣传和启发手段说服那些观点不同的人。”希特勒已经懂得争取那些独立人士的重要性。

希特勒这位啤酒馆里的传道者还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宣传鼓动手法。他利用令人振奋的音乐来为到场的人群调动情绪，利用波浪般起伏飘动的彩旗与制服营造一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氛围。他故意像女歌唱家一样姗姗来迟，然后直接从听众中，而不是从演讲台后面走到台上。他开始痴迷刚刚采用不久、从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抬手式纳粹礼（墨索里尼则学自罗马人）。在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沟通演讲者与听众设备的时代，这样取悦到场听众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同听众建立情感联系，即便是暂时的。希特勒凭借其本身的才干，非常适合同大批人群建立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联系。他们回到家里时带有的那种愉快政治热情不会被第二天的电视、广播报道所冲淡，甚至也不会受到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现场照片的影响，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任何照片会被印出来。希特勒不许他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他懂得保持神秘的重要性，因此禁止任何人为他拍照。1922年当希特勒的未来朋友兼御用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未经授权试图在大街上给希特勒拍照时，遭到了这位纳粹领导人保镖们的袭击，照片底片也被曝光。一年后，在1923年9月，全世界才通过美联社记者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目睹了希特勒的真容。11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磨练他的演讲风格：一开始语速缓慢，说古道今，接下来便是瓦格纳音乐般的高潮涌现，最后是夸夸其谈的演讲尾声。他对着镜子练习演讲（后来又对着霍夫曼的摄影机镜头），练就了一整套用来加强表达效果的生动手势与动作——比如伸出拳头，打出恳求的手势，额头上流下汗水时甩一下前发。汉夫施丹格尔认为：“他的演讲动作同击剑手的劈杀防守动作不相上下。”12最后，正如一开始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入场那样，希特勒在乐队高奏结束曲时穿过人群离开现场。他认为，如果留下来同听众一起论辩、探讨问题，有可能“彻底破坏数小时的辛苦演讲效果”。13人们来到现场，就是为了陶醉在那位仅凭粗略的笔记就可以讲上数小时的演讲者的雄辩口才当中，并听得忘乎所以。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

有位女士在1923年写道：“你无法想象当这个人开始演讲时四下里有多么安静。似乎数千名听众全都不再呼吸了。当他满腔怒火地抨击那些统治者们阻止他和他的追随者找‘十一月革命中的大人物’算账的行径时，现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只有在他挥手示意听众保持安静，让他继续讲下去时，大家才平静下来。……阿道夫·希特勒对自己坦诚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坚信不疑，并将它很自然地传递给了听众。”14

历史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早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政治公民”课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希特勒的演讲天赋。他后来回忆起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下发表演讲时的情景，那是1923年在大型的雄狮啤酒馆举行的集会上。

低沉的军乐声回响了数个小时，次要演讲者们的简短演讲也持续了数小时。他何时能来？难道出现了预想不到的情况？米勒写道：“谁也无法描绘在这种气氛中弥漫着的那种狂热情绪。突然间，在后门入口处出现了一阵骚动。紧接着便听到发号施令的声音。台上的演讲者话没说完就停了下来。每个人都跳了起来，行礼致意。听众们正在等待的那个人与其随从一起穿过欢呼的人群和飘舞的旗帜，健步走向讲台，右臂笔直地举起。他从我身旁走过，我看到的希特勒与我从前有时在私下里遇到的那个人截然不同。清瘦苍白的面容似乎由于怒火满腔而变得有些扭曲；凸出的眼睛里放射出两道寒光，仿佛在搜寻着必须征服的敌人。……我当时写下如下语句，‘疯狂、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做派，内心残忍，意志力坚强？’”15

1923年希特勒的行程安排紧张匆忙。他在整个慕尼黑到处发表演讲，去过皇家啤酒馆、市民啤酒馆、雄狮啤酒馆和克朗马戏院，甚至还在纽伦堡、拜罗伊特、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全都在巴伐利亚州）等地举行的城外纳粹集会上发表过演讲。他在边境对面的奥地利萨尔茨堡也发表过一次演讲。希特勒这位不知疲倦的名嘴正在成为有史以来出场次数最高的政治演讲家，一生中写下的词句数量足以同最勤奋的作家相匹敌。16他日益强调、讲述着他的中心主题——犹太人。

希特勒在其演讲生涯的初期从迪特里希·埃卡特那里学会了如下这一技巧：他可以通过触动当时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广泛传播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来激励听众，调动他们的热情，屡试不爽。他每次猛烈抨击“犹太人的统治”和“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均能博得最热烈的掌声。17以《世界犹太人与世界股票交易所》《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德国：犹太人的天堂，还是德国人民的国家》等题目为主题的演讲，总能吸引大批听众前来倾听有关所有苦难的根源——犹太人的诸多罪状。在题为《真相的“教唆者”》(The“Inciters”of Truth)的冗长演讲中，希特勒把战后德国的衰落归咎于犹太人。这篇演讲稿经《人民观察家报》特别刊印后售罄，于是再度刊印。18希特勒喜欢引用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文献资料包括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写的《国际犹太人》（The Inter-national Jew）以及臭名昭著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即使希特勒很快了解到这是一部伪书，却仍然在演讲中引用书中的内容，声称其中包含有关犹太人的“内幕真相”。19

希特勒渐渐地将其日益激进的反犹太人理论发展成包罗万象的世界理论。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尔夫写道：“希特勒及其同党……认为反犹太主义思想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201923年希特勒提出了一套便于阐说、极为简化的老套理论，用以揭露犹太人的背信弃义行为（即有关“犹太人的道路”的理论）。希特勒采用了反犹太主义作家特奥多尔·弗里茨的许多观点，勾勒出有关狡诈犹太人的一套理论。按照希特勒的解释，数百年来犹太人迅速崛起，最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完全征服了德国、欧洲和全世界。位于犹太人的道路起点的是一些“宫廷犹太人”（Hofjuden），他们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私人银行家，在欧洲取得了很有影响的地位。接下来便是“大众犹太人”（Vokesjude），他们提倡民主，在拥护“虚伪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成为大家的朋友。21然而这些具有民主精神的善良犹太人后来又蜕变成“血腥犹太人”（Blutjude），即成为接管俄罗斯，实施血腥恐怖统治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成员。“犹太人实行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独裁政府。……他们没有成立议会，而是竖起了绞刑架。”22

历史细节暂且不提。希特勒的上述简要理论极大地满足了急于寻找替罪羊的一伙人的需要（另外也为《我的奋斗》一书中最有名的第二章“民族与种族”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使希特勒提出的臆想性反犹太主义历史框架得到进一步强化巩固的另一个观点是：德国人是受害者。他不仅仅把他眼中的奸诈犹太人描绘成仇恨目标，最终也描绘成种族灭绝目标，还首次将犹太人说成是侵略者，是对德国人构成致命威胁的死敌。希特勒对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反复宣讲这套理论，为后来提出的一种说辞奠定了基础——使德国民众相信是犹太人迫使他诉诸战争（1939年在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提前谴责犹太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认为是犹太人自己造成了即将临头的种族大灭绝。希特勒声称，如果“国际犹太人资本家”最终“使人类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将会“灭绝欧洲的犹太种族”）。

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天，希特勒同汉夫施丹格尔在看完那部大受欢迎的电影《弗里德里希王》（Fridericus Rex，内容是歌颂腓特烈大帝）后慢慢地往家走。当时希特勒说的一句话把汉夫施丹格尔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也预示了希特勒在未来会大开杀戒。希特勒说他特别喜欢影片中年老国王扬言要杀掉王太子的那个场景。希特勒表示，一位领导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绝不应该心慈手软。希特勒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再重申这一立场。“想要成就大业必须要采取严厉措施。”希特勒一边走一边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即使我们在莱茵兰地区的城市有几十个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能确保德国的未来，就是死10万人也无所谓。”“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汉夫施丹格尔写道。23

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者天赋也开始显露出来。他宣称，纳粹非常希望看到包括全部讲德语的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地区，特别是包括苏台德区在内的大德国的出现。他号召为德国民众争取更多的“土地和土壤”。这便是后来他制定的争取生存空间政策以及入侵俄罗斯的前兆。

希特勒在按着仓促的活动安排四处忙碌的同时，还特意抽出时间同汉夫施丹格尔一起驱车前往柏林，打算在短期内筹集资金。这次外出险些使希特勒极具破坏性的全盘扩张计划毁于一旦。汉夫施丹格尔开着一辆老旧的赛尔夫汽车，行驶到“红色萨克森州”莱比锡市附近时被共产党人设立的路障拦住了。希特勒早就以共产党人的大敌而著称。如果那些武装人员认出来眼前这位留着大胡须[3]的小个子男人就是希特勒的话，希特勒最终有可能被捕，或者结果更惨。但是汉夫施丹格尔反应机敏，很会演戏。他拥有美国公民和德国公民双重身份，当时亮出了美国护照，用德语“装出一种恶狠狠的说话语调”（他后来这样写道）。他自称是重要的国际商人，把一语不发坐在后排的同伴称为他的“我的人”（仆人）。最后那些共产党人挥手示意让他们接着往前开车。24

1923年中期，希特勒不怕对外界亮出他的反民主极端观点。在一次接受美国《世界报》（The World）采访时，希特勒明确表示：“民主体制简直就是个玩笑。……历史一直是有组织的少数人创造的，他们夺取权力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在别处还写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当今议会体制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提倡建立在领导者权威基础上的德国式民主。”25希特勒对《美国月刊》（American Monthly）发表评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却是犹太人的发明。任何健全的人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26

希特勒同执政势力之间的下一场较量发生在1923年5月1日，即传统的国际劳动节那天。希特勒与纳粹党得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计划在劳动节那天举行大规模集会的消息后，决定对他们进行阻挠、袭击。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徒从国防军的军火库中取出了武器（在军方的特别安排下早就藏匿在那里），然后在每年举行十月啤酒节的大型场地“特蕾泽草地”上集合待命。但纳粹党徒被迫同他们的左派对手们保持较远距离，并最终被国防军和警察包围起来。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徒迫于无奈同其右翼盟友一道退下阵来，又将武器交回到国防军军械库。这是洛索和塞瑟尔取得的一次胜利，却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遭到的一次惨败，也是希特勒在举行暴动前那几个月里遭到的唯一一次失败。为了治愈心理创伤，希特勒来到了位于奥地利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小镇，那里是他喜欢的阿尔卑斯山区的隐居休养之地。他在那里一连居住了数周。

希特勒采用他喜欢的常用假名“沃尔夫先生”，居住在一家提供早餐和住宿服务的莫利茨小旅馆里。在一位目击者所说的“他的魔山”上，有一群信徒陪伴着他。27鲁道夫·赫斯在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说，这位领导人在山区休养很见成效：“看到他穿着短袖衬衣和旧皮裤，露着膝盖四处漫步，确实不同凡响。他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28

希特勒的追随者并不全都认同这种看法。当汉夫施丹格尔抵达贝希特斯加登的那家莫利茨小旅馆时，已经没有空闲的客房了。于是他只好同埃卡特住在一起。埃卡特这位慕尼黑的诗人似乎对希特勒的某些极端主义立场和哗众取宠的行为表现得比较冷淡。埃卡特看不惯希特勒在小旅馆的院子里一边转悠，一边把皮鞭抽得“啪啪”作响，向店主的迷人妻子炫耀自己对革命形势进行预测，慷慨陈词。希特勒高声叫道：“我一定要像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耶稣一样走进柏林，消灭放高利贷者！”

埃卡特向汉夫施丹格尔吐露：“阿道夫·希特勒在有的方面完全错了。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自大狂。如果希特勒沉迷其救世主情结而无法自拔，他会毁了我们所有的人。”29

【注释】

[1] 腓立比（philippi）是马其顿古战场。公元前42年在一场难以描绘的流血冲突中，马克·安东尼率领部下战胜了马尔库斯·布特鲁斯的军队。后来布特鲁斯这位行刺恺撒的凶手自杀身亡。这段历史在莎士比亚剧作《乌利尤斯·恺撒》（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中得到再现，希特勒有可能读过这部剧作。

[2] 按着全国标准来衡量，纳粹党当时仍然势单力薄，在巴伐利亚州以外只拥有少数成员。相比之下，共产党人已经形成全国性的党派，拥有30万党员，在联邦选举中拥有100多万张选票。

[3] 希特勒年轻时留着大胡须。——译者注

第四章
炎热的秋季

“今晚气球升空！”

——冲锋队，1923

希特勒隐身在山中的那些日子，后来被证明就仿佛是暴风来临之前的那一段温和宜人时光。1923年秋季，德国形势十分危险，战争一触即发。威廉·古诺首相领导的政府刚刚倒台，它所推行的消极抵抗政策遭到惨败。取而代之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立场为中间偏左的政府。通货膨胀继续狂胀失控，居然达到一美元兑换数万亿德国马克。有关内战的传言四起，甚至还有人说外国军队可能从东部（波兰与捷克军队集结在此地）和西部（法国和比利时军集结于此地）入侵德国。除了各种暗示表明如果德国开始分崩离析，法国军队将会大举入侵之外，法国驻德国大使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对德国首相施特雷泽曼明确地表示：如果右翼独裁势力接管德国，法国将出面干预。这是遏制柏林发生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

就在巴伐利亚州的北面，图林根州（那里有连绵起伏的森林，也有魏玛市和爱森纳赫市等文化中心）和萨克森州（拥有莱比锡和德累斯顿那样的重要城市）形势动荡。他们刚刚把共产党人吸纳进联合政府中，这些共产党人想要举行起义独揽大权，并打算在德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他们的计划直接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支持，准备模仿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计划被称为“德国十月”，足见其目标宏大，雄心勃勃。面对着这些严峻形势，泽克特将军与国防军准备进军图林根和萨克森，将共产党人赶下台。甚至还有传言说，要动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力量镇压邻近州的共产党人。总而言之，德国当时局势不稳，各派敌对斗争势力都在加紧活动。

在巴伐利亚，绝望的州政府任命了一位几乎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专员——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并期望以此来摆脱困境。这位专员古板迟缓，长着一张方形脸庞，蓄着向上翘的八字须。此人得到巴伐利亚州武装力量两大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一位是国防军的洛索将军，另一位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塞瑟尔上尉。1923年秋季，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三位重量级人物实际上就是统治巴伐利亚的执政三雄。巴伐利亚是除普鲁士外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州（魏玛共和国有18个州和城邦）。军方领导人洛索和塞瑟尔认为自己处在孤立但强大的位置上。他们试图加强巴伐利亚北部的边境防卫力量，把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赤色分子赶出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将非法的准军事组织直接并入国防军巴伐利亚第七师，使其实力增加近一倍。他们甚至还准备同柏林方面派来的国防军开战。

德国陷入混乱，希特勒则趁机浑水摸鱼。广大民众越是茫然失望，就越会对希特勒的极端主义思想做出反应。对于希特勒这位纳粹精英领导人而言，1923年秋季这个政治季节开局良好。9月1日，希特勒从山中修养地返回，恢复了活力之后，便出现在巴伐利亚第二城市纽伦堡举行的虚张声势的“德国日”集会上，同那位大受吹捧的鲁登道夫并肩站在一起。这两位怪人，一个是不动感情的冷漠将军，一个是令人难以捉摸、啤酒馆里走出的政治家。他们同普鲁士被废黜的17岁王子路德维希·费迪南共同站在检阅台上。2这位王子代表着德国已被废黜，但在某些地方仍受爱戴的皇家王朝。令人惊讶的是，有10万民众^3从台下走过，接受上述三位重要人物的检阅，听他们抒发民族主义情怀，表现出对魏玛共和国的憎恶。此时此刻，希特勒作为这场右翼运动中重要政治名人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支持下，希特勒发表了激情慷慨、直截了当的演讲：“我们需要在德国再搞一次革命，不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犹太人式的1918年革命，而是当今的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复兴德国的力量与伟大……我们需要革命，需要流血，需要独裁统治。……我们不需要议会，不需要现在的政府。”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充分表达出他对老朽过时的议会及其“软弱大多数”（这是他的口头禅）的蔑视。4他认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平庸无能的原则，会削弱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他完全蔑视议会民主，拒绝让纳粹党参加选举。他领导的党派是纯粹的革命党派，其唯一能够想到的执政之路就是推翻现存秩序。

第二天，9月2日，还在纽伦堡时，希特勒冲锋队就同两个立场强硬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兵合一处。其中一个是由兽医学教授弗里德里希·韦伯领导的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另一个是恩斯特·罗姆领导的海军战旗组织。罗姆脸上带伤疤，曾经是参加过一战的军官，也是非常活跃的国防军成员。他们在一起组成了战斗联盟，担任其军事最高统帅的是退役中校赫尔曼·克里贝尔。此人身材高大，长着一颗圆形脑袋，是一位冷酷无情的一战老兵。战斗联盟成立后便直言不讳地要求废除“可耻的”《凡尔赛条约》，推翻柏林政府。5不久，希特勒就被任命为战斗联盟的政治领导人。他在考虑采取重拳出击行动，同时大力扩充供自己调遣的武装力量。

上述发展势态只是炎热的政治秋季的开端。在这个秋季里，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两个月后以希特勒蓄谋夺权而宣告结束。在这盘棋展开对决的有三股力量：希特勒的队伍，包括准军事组织；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政治强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控制着国防军的巴伐利亚师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柏林国民政府，包括德国军队，不过其效忠对象常常不能确定。

9月26日，风云突变。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新一届国民政府宣布，针对法国占领鲁尔地区所开展的失败的消极抵抗运动已告结束。此项决定引起持有种族主义立场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同时也让卡尔坐在了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专员位置上。这位前任总督早些时候曾宣称巴伐利亚是“秩序的堡垒”。作为一位行事谨慎的官僚——“一个总是充分准备的人”，戈林这样抱怨道：卡尔的新职位执政权柄完全依靠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的支持，也就是说离不开洛索和塞瑟尔的支持。因为他们彼此相依谁也离不开谁。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虽说未经官方认可，但却是实际上的执政铁三角。

希特勒宣称，任命优柔寡断的卡尔是对种族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他还抨击施特雷泽曼政府撤除了消极抵抗政策。为抗议这些变化，他宣布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要举行14次集会，发表14次演讲。卡尔在刚刚获得独裁权力后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是宣布巴伐利亚州进入紧急状态，自动禁止希特勒举行集会。紧接着这一强势措施之后不久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却有利于纳粹党，他们将经常遭到诋毁的100多户“东方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在柏林，施特雷泽曼将巴伐利亚各方采取的上述行动斥责为“原始落后”。6

于是柏林方面开始采取行动。9月27日清晨，施特雷泽曼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执法交到了国防部长的手里。这就是说实际上交到了国防军参谋长泽克特手里。打个比方说，此时柏林和巴伐利亚均把枪口指向了对方。但是将近中午时分，充满火药味的对抗形势发生了变化。除了唇枪舌剑以及间接的武装僵持以外，又采用了公开侮辱的手段。希特勒领导下的《人民观察家报》在9月27日当期头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施特雷泽曼-泽克特独裁者》（The StresemannSeeckt Dictators）的文章，谴责国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存心铲除种族主义运动的可耻行为。但是文章的攻击矛头却是指向个人。文章宣称，促使泽克特做出决策的因素是他的犹太人妻子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她娘家姓为雅各布逊，她于1872年出生在法兰克福，出生证明上登记为犹太人。”文章提到，首相施特雷泽曼的妻子也是犹太人。7

实际上泽克特妻子只有一半犹太血统。但是对她指名道姓，更不用说随意议论其宗教取向，使这位将军勃然大怒。于是，他便开始反击，运用手中执法权力勒令《人民观察家报》停刊。他以国防军参谋长的身份命令巴伐利亚州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洛索将军查封希特勒的党报。洛索不仅是位出色的德国军官，更是一位忠诚正直的巴伐利亚公民。他拒绝执行查封报纸的命令。他的借口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卡尔不承认泽克特将军有权干涉巴伐利亚事务。结果泽克特立刻撤了洛索将军的职，但是洛索将军拒绝离开。这位巴伐利亚出生的将军以卡尔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挡箭牌，拒不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卡尔宣布洛索和国防军第七师现在听他指挥，巴伐利亚“在这个关头必须充当真正德国民族性的围城”。8洛索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因而也就违背了效忠《魏玛宪法》的誓言。10月22日上午11点，整个巴伐利亚师开进了练兵场，每一位军人（他们几乎都是巴伐利亚本地人）都兴高采烈地宣誓效忠巴伐利亚州。9从现在起，洛索和第七师完全彻底地背叛了泽克特将军，在整个德国动摇了国防军的士气。10泽克特给艾伯特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可能爆发”内战的警告。11当时在萨克森为洛索效力的一名间谍写道，在德国一些地方唯一的问题就是：“巴伐利亚何时出兵进发？任何耽搁都被认为是危险的。”12

但是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同柏林政府闹翻，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新盟友鲁登道夫的同党。相反，希特勒-鲁登道夫阵营在如何对待柏林政府这个问题上继续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雄做着斗争。希特勒打算宣布举行全国暴动，向柏林进军。但是他首先需要巴伐利亚国防军和执政三雄站在他一边。这看起来只是个把握时机的问题。希特勒那位才智过人的好友舒伯纳-里希特在9月里寄给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目前的大众心理是欢迎任何政治变革。这只是个寻找合适的心理时机，充分利用大众心理的问题。”13

对于希特勒而言，那个适合的心理时机就是现在。他已做好出击的准备。在墨索里尼进军首都罗马的榜样激励下，希特勒要在慕尼黑举行暴动，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然后发起进军柏林行动，奔走379英里，推翻旧的国民政府。在舒伯纳-里希特的影响指导下制订的上述计划似乎绝对可靠。

然而，那不是执政三雄的计划。虽然他们也和希特勒一样希望德国能成立一个右翼权威政府，但是对于武装进军柏林，他们的态度非常矛盾。在执政三雄当中，洛索的态度最为矛盾。有一次他一拳砸在桌面上，高声宣称：“老天作证，我想进军柏林，我真的想进军柏林！”但是他又补充说，只有成功的机会为“51%”时他才会那样做。正是这样含糊其词的表白让说一不二的希特勒大为光火。有一点，执政三雄倒是意见一致：他们不想让脾气暴躁的希特勒参与领导任何进军行动或者在柏林的接管行动，甚至也不希望鲁登道夫站在他一边。执政三雄想要的并不是铁腕人物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尤其像希特勒那样刚愎自用的铁腕人物。他们希望在柏林建立一个集体领导班底，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执政内阁（完全忽视了它同法国大革命的残酷过激行为之间的负面联想）。

希特勒手下那个充满幻想，风风火火的团队——经过战火洗礼的克里贝尔，戴眼镜的兽医学教授韦伯，脸上有疤痕的罗姆，面色阴沉的罗森堡，擅长密谋策划的舒伯纳-里希特，甚至还有穿着时髦的汉夫施丹格尔，都想大干一场。冲锋队那位生气勃勃的领导人赫尔曼·戈林眼睛里布满血丝。有一次在慕尼黑给巴伐利亚一带的手下小头目开会时，戈林制定了一个杀气腾腾的行动方案。他交代说，所有的各队头目都要在各自所处的城镇和地区准备一份名单，一旦暴动开始，列在名单上的人必须处决。“宣布暴动后，其中至少有一人立刻枪决，杀一儆百。”14

戈林并不是唯一一个预想在纳粹成功接管政权后立即实行恐怖统治的纳粹党人。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秘密纳粹党人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为希特勒制定了一份严酷的临时宪法，准备在暴动成功后取代《魏玛宪法》。届时，这部新宪法将突然终止民主体制，解散议会，以极端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此外，这部宪法草案还禁止所有的罢工与工会活动，解聘担任公职的所有犹太人，没收犹太人的资金与收藏品，把那些“毫无益处的消费者”，那些被视为“危害安全”的人强制送进劳改营或“集合营”（此为“集中营”的委婉说法）；中止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更为恶劣的是，这部宪法草案充斥着死刑威胁恫吓。它将适用于惩罚如下罪行：拒绝工作，参加非常聚会，拒不上交“在战争中通过使德国人民受苦受难而赚取的资金”——这最后一条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犹太获利者。所有违法行为及其刑罚都将由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在不到三天内处理完毕，不得申诉。冯·德弗德滕制定的这部宪法草案规定：“必须采用绞刑或枪决的方式执行死刑。”15

在整个10月里，希特勒的团队与执政三雄之间的争斗仍在继续。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各方政治领导人争斗不休，战斗联盟准军事组织，国防军的老牌部队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之间却展开了高级别合作。为了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比如将法国入侵者从鲁尔地区赶出去（他们考虑过采取这一行动），遏制那些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州从事煽动民众活动的赤色分子，向柏林进军，他们知道必须相互配合，协调行动。战斗联盟准军事组织中武器装备最好的当属高地联盟。在其领导人韦伯被问及是否把他的重炮调到巴伐利亚北部边境的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那里时，他回答说：“好像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重炮。”考虑到战后德国对国防军在规模和经费方面的种种限制，上述说法比较可信。16

除了前面提到的共享武器装备这种情况以外，希特勒手下的武装人员还经常在国防军兵营接受训练，有时甚至还穿上国防军军装。战斗联盟所使用的武器存放在官方军火库。准军事组织的部队闲暇时同正规军一起操练。洛索命令巴伐利亚一带的手下指挥官做好准备，把来自所谓爱国联盟的准军事组织合并到他们的部队中去。由于整个事情明显违反《凡尔赛条约》，所以洛索在10月里要求举行一次“秋季演习”，向监督执行《凡尔赛条约》的同盟国观察员隐瞒其部队收编合并的实情。

就在执政三雄在进军柏林与和希特勒结成政治盟友问题上闪烁其词的时候，那些预谋叛乱的人正准备采取行动。11月1日，由韦伯在自己的公寓里安排的一次会晤中，希特勒对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说：“时机已到。经济困苦使我们的人民感到绝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然他们就会站到共产党人一边。”17塞瑟尔回答说，他明天要赶到柏林，看一看泽克特将军是否支持进军柏林或者使用武力接管政权的其他行动。他恳求希特勒不要单独采取任何行动，至少要等他从柏林回来。希特勒回答说：“塞瑟尔上尉，我会等你回来，但是到那时你必须采取行动，说服首席专员卡尔也采取行动。如果你回来后按兵不动，我必须独自采取行动。”18据有关人士透露，希特勒也收回原来讲过的不发起暴动的承诺。19

四天后，塞瑟尔回到慕尼黑。他汇报说，泽克特将军打消了进军柏林的想法。虽然这位老将军赞同由右翼执政内阁接管政权，但是只有走“合法道路”他才给予支持，即由艾伯特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发表相关公告。对于执政三雄而言，这等于证实了柏林领导班底的不可靠行事方式。洛索早就表达过同首都那帮人打交道时感受到的不满失望情绪：“如果柏林只剩下一些胆小如鼠的领导人，唯唯诺诺，不敢决断，只靠巴伐利亚无法挽救德国！”虽然言辞有劲，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

当时，希特勒承受的采取行动的外部压力几乎到了无法抵御的程度。几个月以来，准军事组织和冲锋队的武装人员一直在准备参与军事行动——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接受思想灌输，让他们满怀希望在“驱逐柏林那帮当权派”、恢复德国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但是压力也来自内部。希特勒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各种需要极为敏感。

经过四年痛骂柏林的“十一月罪犯”，经过不断地预言即将临头的国家厄运，希特勒基本上再也拿不出任何可以夸夸其谈、高调渲染的话题内容了。由于严格禁止纳粹党参加选举（因为他反对议会制），除了啤酒馆里的争论以外，希特勒甚至使取得小胜的希望也变得极为渺茫。尽管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纳粹党既无法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也无法拥有当选代表。这种政治僵局以及那种焦躁不安的个性，在希特勒心里触发了烈火般的行动冲动。

每当遇到高风险局面时，希特勒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奋不顾身，知险而进。行动就是他的春药，他的兴奋剂，他的生命常态。全世界后来恐怖又悲伤地了解到，希特勒的急躁冲动往往压倒了其他所有需要考虑的大事。希特勒曾经使听众，也使自己亢奋激昂，在胸中唤起一阵阵狂热的期盼。他内心里那种日益膨胀的自我形象促使他奋进出击，果敢采取行动。近来他自比为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和理查德·格瓦纳——这些著名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他曾经说过：“我要战斗到底，永不迷失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成为德国解放伟大运动的先驱者。”21在另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甚至自诩为后世拿破仑。洛索将军的参谋长奥托·弗莱赫尔（男爵）·冯·贝尔尚上尉说：“希特勒认为自己也会像当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军占领整个法国一样，最终以少胜多，取得全胜。他想要调动巴伐利亚的军队攻打柏林，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拒绝这样的要求。”22

最后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执政三雄也许会达成共识，一起行动，但是会把他撇在一边。无论通过政变还是谈判的方式，巴伐利亚执政三雄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奋力一拼，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德国政权。11月6日，星期二那天，希特勒的担心得到证实。当天最高执政官卡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准军事组织的所有首领前来赴会，唯独没有邀请纳粹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希特勒和戈林都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战斗联盟的领导人克里贝尔上尉、韦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会议。卡尔心里清楚，他主持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直奔希特勒。他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全面遏制传言中的准军事组织，包括希特勒领导的冲锋队行动计划，防止他们过早地对图林根州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23但是在执政三雄出席的这次会议中，卡尔却更加关注柏林：任何意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准备，必须包括一些来自德国北部的铁腕人物。到那时为止，这些铁腕人物还没有被寻到。出席会议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库纳的人说：“关键是我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府，不受议会的干涉。独裁统治至关重要。必须同施特雷泽曼的政府斗争。从1918年革命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摆脱工会和托拉斯。”24

为了完成柏林政权变更，卡尔对集聚在办公室的那群人说可以有两种选择：“正常途径”和“非正常途径”。正常途径贯穿着《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允许总统艾伯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组建执政内阁。这似乎行不通，尤其是在塞瑟尔向冯·泽克特将军提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所以准备采取非正常途径，”卡尔接着说道，意思是武装接管政权，“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了。”然后，卡尔以戈林所称的永远有准备之人的口吻补充说道：“只能根据细心制订的统一计划采取行动。”而且这样的计划必须在卡尔本人的领导之下。他接着说道：“只有我有权发布开始行动的命令。”这位行政长官暗示在两周内有可能采取行动。25洛索补充说：“巴伐利亚师已经准备就绪。”26

所有这些细节在数小时之内便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他终于认识到卡尔已决心采取行动，但是还没有做好出击的充分准备。不过希特勒开始有一种不妙的挫败感。卡尔似乎在千方百计地让他一直等下去，让他无所作为。当天晚上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会面时，希特勒对他们说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希特勒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经过四年梦想革命之后，他们终于真的要闹革命了，这将使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

首先，他们要在慕尼黑夺权。通过夺取巴伐利亚州的管理控制部门——政府、军队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希特勒就可以在巴伐利亚州建立一个权力基地。然后，他将宣布建立新国民政府，向德国首都进军。希特勒计划中的进军柏林行动是在模仿拿破仑，后者在1815年率领人马从意大利厄尔巴岛长途进军巴黎。他认为这将会引起一场“全国起义”。但是希特勒心里清楚，只有当他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支持自己时，进军柏林行动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希特勒打算持枪抓捕巴伐利亚执政三雄，让他们共同谋反，敦促他们最终采取他们一直承诺的行动——进军柏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帮助他们纵身一跃”。克里贝尔上尉将这称为“把他们轻轻地推入水中”。这个计划大胆复杂，奇特又富有灵感，风险也很大。如果失败，其结果有可能是死亡。

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冯·德弗德滕会面之后，希特勒计划在11月10日、11日周末两天攻占重要部门，扫除障碍。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说：“那时办公大楼里的人员都不在办公室里，警察人数只有平时的一半，是正式发起进攻的大好时机。”27克里贝尔上尉建议，宣布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在星期六夜晚举行军事演习，部队在星期日上午开进厂里，高奏军乐曲，这在慕尼黑来说都是一些经常看到的场面。那时急行军的队伍就变成了政变部队，占领重要的政府机关大楼、警察局和通讯中心。但是正当希特勒和战斗联盟其他成员在星期三上午一同研究上述计划时，有消息传来，这极大地改变了行动时间表，使战斗秩序发生了变化，甚至有可能决定整个事件的结果。希特勒获悉，第二天，星期四夜晚，执政官卡尔也要在希特勒经常发表演讲的一家大型啤酒馆里发表演讲。卡尔几乎算不上是一位蛊惑人心的政客，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慕尼黑，啤酒馆既是人们就餐饮酒的地方，也是公共聚会场所。有位美国游客在1909年写道，虽然同慕尼黑的啤酒馆相比“其他地方很少有这样的民主特点”，28这种宽敞的啤酒馆也可以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吵动粗、发生激烈冲突的现场。抡起的啤酒杯不知打碎了多少人的头盖骨。喝啤酒就像20世纪20年代慕尼黑的政治一样，也是一种身体接触活动。在最近几年里，希特勒一直从这种对抗活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但是星期四那天夜晚，却不会发生激烈的争吵。

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一些慕尼黑商人是这次啤酒馆集会的发起者。他们既表示支持卡尔，又是为了给这位新上任的执政官一个机会——抨击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阐述一下他的经济计划。因为到那时为止他的经济计划尚未能缓解巴伐利亚州的困境，29即使是啤酒和面包的价格也失控了。30这是巴伐利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政府本可以直接施加一些影响。出席卡尔演讲集会的最后一批请帖由专人负责发给了慕尼黑市的所有精英人物，包括商界人士、重要政治家、城市官员、议会议员、专业学者和顶级报纸编辑。巴伐利亚州长尤金·冯·科尼灵也将到场。他同意将执法权交给卡尔。即将参加集会的还有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贝赫姆男爵、已被废黜但仍然广受尊敬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皇室的代表索登伯爵。在商界精英中还包括工厂主路德维希·瓦塞尔曼那样的犹太人。巴伐利亚实业家协会向会员下发通知时还附有一句评语：“这次集会要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31在这次集会上还可以看到各种机构团体之间相互对话的情景。

希特勒听说洛索将军和塞瑟尔上尉将前来参加集会，这着实令人高兴。在同一个房檐下，同一个酒馆里，同一段时间内，执政三雄将一齐到场，吸引热情的听众。希特勒最终可以按照他经常对汉夫施丹格尔提到的方针路线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对民众做出妥协，让他们投身于我们的事业。”32那家啤酒馆就像一个等待大戏开演的剧场，而希特勒将成为舞台上的明星。星期三上午，希特勒把暴动时间从周末改为第二天星期四，11月8日。他必须迅速出击。

11月7日和8日这两天，希特勒及其最亲密可靠的同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做着行动前的准备工作。他们举行数次军事会议，在慕尼黑四处奔波。战斗联盟中各股武装力量，包括慕尼黑以外的许多武装力量，必须处于戒备状态，同时不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希特勒有充分理由高度保密，守口如瓶。一旦泄露暴动计划就可能全盘皆输。只有少数参与谋划的同党进入了秘密核心集团。其中就有罗姆，他是前一战陆军上尉（未来的冲锋队首领），现为准军事组织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的领导者。罗姆接到命令，届时率领手下300人在施蒂戈尔梅耶广场那宽敞幽暗的雄狮啤酒馆里参加兄弟联谊晚会，饮酒放歌，等待希特勒手下的人从市民啤酒馆里发来信号。如果暴动一开始取得成功，当晚的秘语就是“Glucklich entbunden”（这是个迷人而又模棱两可的短语，意思是“婴儿顺利出生”，或者“甚感欣慰”）。罗姆组织的啤酒社交晚会届时就变成对慕尼黑的重要建筑发起进攻的军事行动。

即使就在发布上述命令的时候，希特勒也不知道洛索将军正在为了防范近期可能发生的武装起义暗中做着各种准备工作。11月7日，洛索命令巴伐利亚的所有国防军部队指挥官赶赴慕尼黑，对他们说“希特勒-鲁登道夫独裁统治者”一直在酝酿行动，命令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洛索还对这些指挥官说，他已经让希特勒明白：如果过早地举行暴动，“他就会调动巴伐利亚国防军对付希特勒”。他补充说：“我们不会参加这种疯狂的行动。”33

就在洛索让他的部队为防范暴动做好充分准备时，其他人则正在为希特勒的行动获得成功铺平道路。慕尼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那就是国防军陆军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陆军军官。陆军学校坐落在布拉登堡大街一幢四层楼的高大笨拙的建筑物里，内设一个练兵场，共有大约500名军官学员。这是个充满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又滋生民族主义情怀和纳粹立场倾向的地方。鲁登道夫和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参加过“卡普政变”，担任过“执政官组织”首领）等人在这所陆军学校发表过演讲，吸引军官学员投身种族主义运动。鲁登道夫在一次演讲中称希特勒为“非常了不起的人”。34陆军学校军官格哈德·罗斯巴赫中尉是纳粹党秘密成员，毫无犹疑地通过面对面低声交谈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政治信念。35罗斯巴赫所做的艰苦准备工作就要在暴动之夜初见成效。

11月8日，计划暴动那一天，希特勒穿行在慕尼黑市，千方百计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不惊动外界。冯·德弗德滕已经制订好一份接管慕尼黑电话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六个人从皇宫街一侧的大门进去，从楼梯上去往右走，在二楼逮捕中心主管维尔德。36中午时，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拥挤的办公室里出现了，对主编罗森堡这位拥有波罗的海岸区域文化背景的散漫德国人说明即将发生的事情：“今晚，我们会发起攻击。”汉夫施丹格尔也在那里。希特勒吩咐这两个人晚上8点在市民啤酒馆同他见面，“别忘了把手枪带上”。

希特勒匆匆看望了赫尔曼·埃塞尔。此人也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有些不招人喜欢，作风霸道，人缘不好。但是希特勒认为他那种霸道作风可以派上用场。埃塞尔患有黄疸病，正在卧床养病。希特勒还是劝他离开病床参加行动。“今晚我需要你。”希特勒坚持这样说。埃塞尔是位优秀军人，随即振作起来，匆忙去雄狮啤酒馆同罗姆会合。

夜色降临，慕尼黑市的一些身穿蓝色警服的城市警察（为了同身穿绿色警服的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区分开来）注意到大街上出现了武装人员，有些头戴钢盔，在距市民啤酒馆不远的伊萨尔城附近的小广场上，以连为单位聚集在那里。有些武装人员是纳粹冲锋队员。一位名叫格奥尔格·阿尔邦的第十二区警官听到从旁边骑自行车路过的人说：“各位知道吗？今晚要出事！”到了6点钟，夜晚寒气逼人。警官安东·佐纳看到70个人身穿各色制服，其中不少人携带刺刀或匕首，跨过马克西米利安大桥向市民啤酒馆方向奔去。身穿街道便服的警官约瑟夫·波默尔注意到一些准军事组织成员分别在加特纳广场和科内利乌斯大街纳粹办事处集结。他听到有人说过两次“今晚气球升空”。37显然，希特勒一直放心不下的秘密终于泄露了。这些准军事组织知道了他们为什么集结待命。

慕尼黑市警方凭着令人惊叹的情报网络，一直对这样的活动进行着密切监视。他们往往在一夜之间就收到有关市镇上每一次重大政治集会的详细密报。这样的集会有时一个夜晚要举行数次。即便是在街面上巡逻的警察也受过专门训练，随时举报可疑活动。但是偏偏在这一天夜晚，他们的情报系统失灵了。警官波默尔在傍晚6点45分给警察总部的政治处打电话时，对方回话说：“别担心。纳粹党受到邀请参加（那个市民啤酒馆的）盛大集会。有谣传说今晚要出大事，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38由于事先得到这样的提示，多年来一直在回避这种毫无根据的暴动谣传的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39然而，这一次天真的要塌下来了。

第五章
啤酒馆暴动

“我决不会让那些蠢猪把我带走，我宁肯先开枪杀了自己。”

——阿道夫·希特勒，1923年11月11日

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长着五短身材，经常表露出官僚做派，没有一点个人魅力。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谁也不会认为他能把大批听众吸引到啤酒馆里去。

然而在1923年危机四伏的境况中，慕尼黑的民众，就像在德国其他所有地方一样，非常渴望看到一线希望。因此，在这个寒冷很快就要下雪的11月夜晚，很多人都赶来了，要亲眼见一见卡尔。来的人太多，无法都挤进市民啤酒馆。说话直率的卡尔吸引了3000多民众，他们前来听他在匆忙组织的演讲中为自己的政府进行辩护。就连希特勒也大吃一惊。

当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乘坐一辆红色奔驰轿车于晚上8点30分来到啤酒馆大门时，他几乎无法进入啤酒馆。一队警察已经把门关上，向站在大街上不停吵闹的一群人解释说啤酒馆里已经人满爆棚了。有位站在讲台跟前的听众说：“已经拥挤到不可能跌倒的程度。”1

在讲台上，执政官卡尔冗长而单调地谈论着“国家权威”、“民族主义精神”和“行动的意志”。2到场的各位贵客，酒杯里斟满了啤酒，彬彬有礼地静听着演讲。

突然宽敞大厅的各扇门猛地一下全被推开了，一排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闯了进来，手里的武器叮当作响。走在前面的正是希特勒，两眼放光，由于非常兴奋导致他的整个面部“严重变形”。他身穿双排扣长礼服，上面别着两枚一战期间获得的铁十字勋章。至于他看上去像什么，这要看问谁。有人说他像“戏剧中的男主角”；也有目击者称，他像“孤独的小个子服务员”。希特勒转过身对贴身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吩咐说：“别让我背后挨黑枪。”3

希特勒回忆说，现场听众非常拥挤，他必须“用拳头和肘部开路”才能走到讲台近前。执政官卡尔有句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站在原地呆若木鸡，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整个大厅里群情激奋，一片混乱。

“肃静！”希特勒喊道，“肃静！”大厅里一片呼喊声。希特勒跳上一把椅子，用手里的勃朗宁手枪朝着25英尺高的花格平顶天花板开了一枪。“肃静！”他又喊了一遍，“民族革命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全场一片死寂”，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说道。希特勒吸引了全场听众的注意力。他高举着手枪警告说：“啤酒馆已经被60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谁也不准离开。如果你们不保持冷静，我就要派人在阳台架上机关枪！”许多听众觉得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疯子。

就在希特勒训话时，赫尔曼·戈林率领一个排的士兵带着一挺重机枪占据了大门口，封锁了全部侧门。人们透过朝向花园的窗户可以看到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的士兵。希特勒对慕尼黑这3000名精英人士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措施，把一次庄严体面（虽然有些乏味）的集会变成了大规模扣押人质的场面。卡尔吓得“浑身发抖，面色苍白”。4

希特勒站在椅子上继续大声喊道：“巴伐利亚政府已被推翻，国民政府已被推翻。目前正在组建临时政府。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兵营已被占领。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正高举纳粹党旗向这里进发。”5

事实上，希特勒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带有夸张成分（他的部队没有600人，也许只有一半那么多），与事实不符（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兵营没有被占领），或者只是一种心愿（希特勒希望接下来组建新政府）。然而正像希特勒在其政治生涯中经常做的那样，他首先描绘自己的梦想，然后再千方百计用事实来填充空白。

除卡尔以外，大厅里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是身穿制服的洛索将军和塞瑟尔上尉。他们坐在讲台近前，面带怀疑和愤怒的神色四下张望，无法保卫自己和别人。洛索听到门口一阵骚乱之后，头脑中闪现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左翼分子正在发动政变。“我从未想到拥有民族主义政治立场的人会袭击民族主义者的集会，”洛索这样说道，“我连随身武器都没带来。”

就在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警官洪格林格少校上前挡住了他，一只手伸进了口袋里。但是满眼怒火的希特勒反应更快。他举起枪顶住这位少校的头部，大喝一声：“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少校的手空着从口袋里抽了出来。6

执政官卡尔犹如一座雕像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那份已被打断的演说稿，脸上没有显露任何表情。希特勒粗暴地对执政三雄说道：“先生们，我请你们跟我去侧厅走一趟。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只需要10分钟时间。”洛索在近前注意到希特勒看上去“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当希特勒促使执政三雄在冲锋队的押送下走向市民啤酒馆的侧厅时，洛索用德语对卡尔和塞瑟尔低语道：“Komödie spielen。”这句话的意思有如下几种含义：“演戏”、“逢场作戏”、“演一出喜剧”。然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半是喜剧，一半是悲剧。

希特勒驱赶着执政三雄走向侧厅时，冲锋队首领戈林接管了大厅。焦躁不安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表示愤慨和嘲弄的呼喊声。希特勒被嘲笑为无足轻重的叛乱者。戈林掏出手枪又向高高的天花板上开了一枪，制止了听众的呼喊声。戈林一边向聚集在大厅里的宾客保证纳粹党采取的行动不是攻击卡尔，而是“全国起义”的开始，一边要求听众们忍耐一会儿。7“再说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还有啤酒喝嘛！”戈林说道。

在市民啤酒馆的侧厅里，希特勒面临着他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中最棘手的任务：将这三位重要人质变成三位最密切的合作者。据一位现场目击者说，当时希特勒看上去仍然有些欣喜若狂的样子。“他浑身都冒汗了。”那位将军回忆说。确实如此，当希特勒一连两三个小时发表演讲时，最后总是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8那天夜晚，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大一次赌博冒险活动中，希特勒这位暴动领导人不一会儿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虽然戈林以平淡乏味的口吻保证说卡尔没有受到攻击，希特勒还是对那三位重要人士发出了威胁：“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活着离开这里。”希特勒将巴伐利亚称为“帝国政府的跳板”。继而又对他们交代了各自的新任职位：洛索将军将担任德国新一届国防部长，塞瑟尔担任全国警察总长，卡尔担任巴伐利亚州首席执政官。希特勒将担任“政治领导人”，没有说明具体工作。希特勒已经决定让鲁登道夫将军担任以冲锋队和其他准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国家军队”总司令。鲁登道夫将军是一战时期的英雄，曾经赢得比利时列日之战和东普鲁士坦能堡之战（此战迫使俄罗斯退出战争）的胜利。在许多德国人眼中，鲁登道夫仍然是备受崇拜的大英雄。他还是德军一战时期被人背后捅刀这一说法的主要鼓吹者，不诚实地宣称就在德军于1918年眼看快要取得胜利之时在背后遭到怯懦市民，尤其是社会党人和犹太人的出卖背叛。鲁登道夫的大名及其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足可以完美地遮掩希特勒自身履历的主要弱点——虽然他因在战场上表现勇敢获得两枚勋章，但他从来未取得军士军衔，也未受过良好教育。只是在暴动行动已经展开时，鲁登道夫没有出现在市民啤酒馆里。

在啤酒馆侧厅里出现的紧张僵局中，希特勒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接受分配给他的职位，”希特勒挥舞着手枪大声咆哮道，“否则就没有权利活下去。你们必须同我一起战斗，同我一起取得胜利，不然就同我一起死去。如果出现差错，我在手枪里留下四颗子弹。如果你们背叛我，三颗子弹留给你们这些合作者，最后一个子弹留给我自己。”说罢，希特勒突然举起勃朗宁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自暴动开始卡尔就一直沉默不语，内心充满了“反感与仇恨”，此刻也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可以逮捕我，你可以叫人枪毙我，也可以亲手枪毙我，是死是活已经无关紧要。”

希特勒一时无计可施。10分钟已经过去了，执政三雄并没有按着他事先策划的那样配合行事。他手中的王牌——鲁登道夫还迟迟没有到来（希特勒已经派舒伯纳-里希特前去接他）。他的暴力威胁、自杀威胁以及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所有这些手段都没能打动他们加盟他的冒险活动。希特勒这位鲁莽冲动的暴动者只剩下最后一个武器，也是他最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他的声音。

希特勒吩咐手下人把执政三雄看管起来，不允许他们相互交流，然后又回到了大厅，只见市民啤酒馆大厅里女服务员仍在忙着把一升容量的啤酒杯摆放到各个餐桌上。此刻又响起了一片呼喊声：“牛仔伎俩！”“墨西哥！”“南美洲！”希特勒又开了一枪，让众人保持安静。

这回希特勒又使出了看家本领。他站在大厅讲台上，看见黑压压的听众像地毯一样在前面铺展开来。他立时精神倍增，开始了演讲。他以平常那种福音传教士般的演讲风格，阐述自己想要建立由巴伐利亚人领导的新政府计划。他说时候已到，应该立即“向被称为柏林的那座无宗教信仰的巴别塔进军。我们必须动用巴伐利亚的所有力量……去挽救德国人民。”就在整整五年前，希特勒指出，宣布进行1918年革命时德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今天那种耻辱应该结束了”！9刚才还在嘲笑他的现场听众此刻热烈地高声欢呼（《慕尼黑报》称之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在另一个房间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正在为最后的选择而煞费苦心。”希特勒回忆说。“我现在问你们是否同意我提出的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你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不是受个人动机或个人利益的驱使，而仅仅是为了在最后时刻为祖国而战斗。”现场又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最后，希特勒又呼吁听众关注一下比较敏感的当地问题：“在一个自由的德国，也为自治的巴伐利亚留有一席之地。有一点我可以对你们讲清楚：今晚开始德国革命，不然明天拂晓我们全都会死去！”10

现场听众群情激昂。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希特勒的雄辩演讲就赢得慕尼黑现场大部精英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刚才还不以为然地称他为“不成熟的领袖”的那些人士。“这是一次出类拔萃的演讲”，当时在现场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这样写道。“他仅仅说了几句话就使在场的听众改变了立场倾向，就好像把手套翻了个里朝外。希特勒离开大厅时，在场的听众一致赞同地对卡尔说，如果他参加希特勒的政变活动，就会获得每一个人的支持。”11

似乎故意晚到一样，就在这时，列日之战和坦能堡之战的雄狮鲁登道夫走进了大厅。随即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呼喊声：“注意啦！”“嗨尔！”尽管身穿便服，可谁都能认得出这位身姿笔挺的将军。他仅仅一露面，大家便都情不自禁地起身表示敬意。鲁登道夫穿过人群迈步向侧厅走去时，仿佛拥有光荣历史的正义德国已经铁定赞同这次暴动事件。

希特勒跟随鲁登道夫来到了侧厅。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刚才听到了热烈欢呼声，心里明白了现场听众的立场倾向。他们还在犹豫不定。鲁登道夫对执政三雄说道：“我和你们一样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12实情可能并非如此，但是鲁登道夫显然感到必须面对已经出现的新的事实。“木已成舟”，他说道，“重要的是祖国和种族主义事业。我只能奉劝你们和我们一起投身于这个事业中去。”

鲁登道夫两眼直视他那位德国将军同仁，然后说道：“好吧，洛索，让我们一起干吧。”洛索似乎觉得必须服从德国在世的最伟大军人发出的命令。洛索眼含热泪，咔嚓一下打了个立正，说道：“阁下的意愿就是我应该服从的命令。”13随即他们两人相互握了握手。塞瑟尔只是一名上尉，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也握了握鲁登道夫的手，这是典型的默认方式。

只有卡尔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希特勒又催道：“事情已经做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外面的人群会“把你扛在肩上”，14希特勒最后这样开导卡尔说。这位含糊其辞的执政官终于找到了一个接受希特勒所委派的巴伐利亚执政官职位的途径：“先生们，到最后我们都是君主主义者。我接受（领导巴伐利亚的）执政官职位，为（已被废黜但有可能复位的）国王效力。”

从希特勒的情绪和表情看上去，他已由焦躁不安的革命者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学校男生。他坚持说他们要把最新建立的联合团结关系带到公共舞台上去。有位现场目击者说，希特勒返回大厅时，“面带喜色”。显然，希特勒已经赢下第一个回合。

但是只获得这样的胜利还不够。希特勒需要将他的行动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当中，在更大的时间框架内体现其诉求，证明其意义。希特勒对现场听众慷慨陈词道：“今晚我要实现五年前的今天我所做出的承诺——那时我躺在一所陆军医院里，双目失明，受伤致残，长期不得安宁，也从未放弃。那时我就决心要一直坚持到‘（1918年）十一月罪犯’们被推翻，坚持到德国人民在当今多难德国的废墟上再次崛起，怀着民族崇高自豪感和巨大力量，怀着自由和欢乐。阿门！”

希特勒的话语再次博得暴风般的欢呼声，尽管这只是希特勒篡改历史的一个绝妙例证。使他暂时失明的毒气袭击从未使他受伤致残，此后他再也没讲过这样的话。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希特勒自称发誓要逆转不久前刚爆发的那场革命进程一事持有怀疑态度。他更有可能是在宣扬他已为自己编造好的一种神话。但是在市民啤酒馆中，当时无人知晓这一点。

鲁登道夫也帮着鼓动煽情，声称“深为当前这一重大事件所感动”，并准备再次披挂上阵，为国尽忠。“今天我们冒着最大的风险。……此时此刻是德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15鲁登道夫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其他人也以似乎是诚挚的态度做了简短发言，坚定表示要投身于这项新事业。他们彼此深切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似乎怀着真挚的情感相互握手。希特勒显然深受感动，把自己的左手放在了他们握在一起的右手上。有些现场目击者将此情况比作16世纪促成建立瑞士联邦的手搭手的“吕特利誓言”（Rütlischwur）。泪水洒在了舞台上，也撒在了人群中。最后，现场的所有人齐声高唱“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über Alles）。据历史学家米勒回忆，当时在场的许多人“激动得根本无法歌唱”。

然而，最后出现的民族主义热情迸发与同志般团结一致的振奋场面，却掩盖了在这家啤酒馆及其他地方所展开的希特勒暴动的残酷一面。事前，戈林预测将发生大规模抓捕嫌疑人，有针对性的行刺威胁等情况。他说的话正在变成现实。逢场作戏已经结束。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又在监护下被护送回侧厅。现场听众可以离开了，只是有些人除外。冲锋队和其战斗联盟组织开始根据鲁道夫·赫斯从黑名单（由他和希特勒拟定）上读出的人名，把相应的人士从市民啤酒馆里的人群中拉出来。被抓捕的人士大吃一惊，在看守下被匆匆带去，押往楼上的一个房间成为人质。此后他们的命运再无半点音讯。这些人包括巴伐利亚政府及立法机关成员，甚至还有巴伐利亚州长尤金·冯·科尼灵。他们都是受邀出席卡尔演讲集会的客人。现在从理论上说他们全都失业了，他们的政府也已被废除。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在对待巴伐利亚皇室代表时还装模作样地以礼相待，一直到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位贵族成员已经成了人质。这些人质全被押送到保守派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的郊区别墅里。

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涉及犹太人时，根本谈不到以礼相待，只有粗暴虐待。工厂老板路德维希·瓦塞尔曼被纳粹党徒从人群中拉出来，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并警告他如果想逃跑，“就把他击毙”。两个纳粹党徒告诉他说，明天上午要在慕尼黑市中心广场——圣母广场上的市政厅前绞死他。16其他犹太人被从许多犹太人居住的高档住宅区博根毫森区的家中拖了出来。纳粹党人和战斗联盟成员从电话簿中或住宅门牌上找出疑似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顺藤摸瓜，闯进住宅朝天花板放枪，恫吓住宅里的犹太居民。20多名犹太人在市民啤酒馆里被挟持为人质，其中有位74岁的老人同女儿们一起被押了进来。有位纳粹党徒建议把他们立即全部杀掉，但是戈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处决他们。”

在慕尼黑市旧城区中心的伊萨尔河对岸，另一番掠夺与破坏景象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报社全面展开。这家社会民主党报因经常直言不讳抨击希特勒及其纳粹而遭此劫难。《慕尼黑邮报》以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艾哈德·奥尔为主编，是早就觉察到希特勒的思想立场及其极端主义危险性的公开出版的少数报刊之一。《慕尼黑邮报》一贯谴责危险言论及其传播者以及相关的各种手段。希特勒将《慕尼黑邮报》视为“厨房毒药”，一有机会必须铲除而后快。当天夜晚，戈林派遣的由冲锋队约瑟夫·贝希托尔德率领的希特勒突击队怒气冲冲，大肆破坏，打烂了《慕尼黑邮报》报社的每一扇窗户，砸坏了每张桌子，毁掉或偷走了每一台打字机，捣毁了全部印刷机和排版设备。他们还打碎了备受该报尊敬的思想源泉的象征——奥古斯特·贝贝尔的半身雕像。奥古斯特·贝贝尔是1869年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舒伯纳-里希特派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赫尔曼·弗布克来到主编奥尔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这里有满满一文件柜的文件！”弗布克幸灾乐祸地报告说。他收集了成捆的个人文件和政治文件，然后得意扬扬地送到仍在市民啤酒馆里的希特勒面前。17

捣毁报社还不够。纳粹破坏分子又强行闯入奥尔在慕尼黑的公寓。但是这位编辑早已听说要发生暴动，提前逃脱了。失去了攻击目标后，这些私闯民宅者（以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为首）对奥尔的妻子强拉硬扯，吓坏了他的两个女儿，最后带走了他的女婿。18

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馆里坐镇指挥，监督市镇附近暴动计划的具体实行情况。消息传来，至少有一处行动获得成功。在接到密语“婴儿顺利出生”（baby safely delivered）之后，罗姆率领手下300人直奔国防军地区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位于路德维希大街的林荫大道上，距巴伐利亚州图书馆很近，是洛索将军坐镇指挥的地方。手持帝国军旗组织的大旗，大踏步走在行进队伍前头的年轻人是罗姆先遣队的一名新成员，名叫海恩里希·希姆莱。他戴着一副眼镜，面无表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狂热崇拜罗姆。后来他对希特勒也抱有同样的崇敬之情（此人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冲锋队首领，也是纳粹大屠杀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防军地区司令部，罗姆手下的人很快使洛索将军为数不多的卫队真认为他们在执行上峰命令接管大楼。他们在大楼四周围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很快控制了重要地点的战略设施。

在其他地方，事情并没有进展得那么顺利。尽管他们拿下了洛索的国防军指挥部，但是收服慕尼黑国防军部队及其武器装备却没那么容易。这些国防军部队主要驻扎在慕尼黑西北边缘第十九步兵师第一营和工兵营的兵营里。当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到达那里并试图像罗姆手下那些人一样通过搬弄口舌控制兵营时，遭到了哨兵拒绝。后者称他们要执行自己已经接到的命令。哨兵的坚定态度对于扭转暴动局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遇到抵触始料未及，消息传到了市民啤酒馆。希特勒非常冲动地表示自己要亲自出马解决问题。他认为自己先前在市民啤酒馆里“像把手套翻个里朝外”那样改变了现场听众的抵触态度，这一回他也能够搬用三寸不烂之舌，以其雄辩口才说服满腹狐疑的国防军部队投入自己的怀抱。于是，他离开指挥岗位，穿过整个城区直奔兵营。临行前，他让鲁登道夫负责看管仍被拘押的“同谋者”——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是命中注定的。

此举铸成大错。在鲁登道夫看来，希特勒的这三位新爪牙是值得尊敬的军官同仁和绅士（即使卡尔也在一战期间被任命为军官）。作为一名终身军人（青少年时就开始上军校），鲁登道夫接受的是普鲁士式的职责与荣誉原则教育，而非学习不择手段的肮脏政治鬼把戏。甚至在他参与鼓动数年的种族主义运动中，鲁登道夫更多的是作为一位父亲般的人物，而非参与具体行动的战术专家发挥自身的作用。政治游戏规则变化无穷，结盟也为了权宜之计。所有这些他一窍不通。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要求恢复自由，保证履行他们作为新政府成员的职责时，这位老将军根本不怀疑其中有诈。于是他便释放了这三名人质。

与此同时，其他冲锋队部队和战斗联盟部队正在执行上级命令。有一个连怀着迷惑不解的心态向隶属于圣·安娜广场一个修道院的教堂进发。后来这些部队才算明白其中的原委。一个又一个士兵从教堂地下室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支卡宾枪。过了一会儿，他们站成一排，把武器传递给卡车上的同伴。总共从教堂地下墓穴里取出3000多支步枪，全都是巴伐利亚民兵组织非法藏匿在那里的。另一个藏匿武器的地方在大学附近被打开了。冲锋队从一所名为“宫殿”的兄弟会联谊会堂地下室里取出100多支步枪。这些步枪一周前由罗姆藏在那里。罗姆因为善于获取、藏匿武器，人送绰号“机枪王”。19

尽管事先做了各种准备，但是由于各股暴动部队彼此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未能再攻占任何地面目标。虽然他们在数量上优于政府军——暴动部队总共约有4000武装人员，而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仅有2600人，希特勒的部队仍然没有组织起另一次有效进攻。20即便是罗姆企图占领离指挥部只有几条街的卡尔行政总部，也遇到顽强抵抗。他没放一枪就撤回了部队。只有前警察局长及其代表（当时已投靠暴动集团）暂时成功控制了警察总部。但是不到两个小时，警察总部大楼又重新落入执政当局手里。他们随即逮捕了暴动分子。

希特勒已经来到步兵和工兵兵营。然而他那种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鼓动劝说能力此时也终于捉襟见肘，陷入困境。兵营警卫人员禁止他入内。希特勒承认失败，离开了兵营。返回市民啤酒馆后，希特勒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获悉鲁登道夫相信那三位人质的郑重承诺，已经把他们放走了。希特勒大发雷霆，骂个不停。鲁登道夫将军突然打断他的叫骂。“我不允许任何人当着我的面质疑德国军官的郑重承诺。”

逼人太甚，必有反抗，希特勒明白这一点。被释放的那三位人质很快就向他们的公众——向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他们发表的貌似非常诚挚的同希特勒暴动活动合作的言论无效。行动迟缓的卡尔需要的翻供时间比其他两位长一些。他采取了几个奇怪的措施，致使他手下的人摸不清他究竟站在哪一边。洛索走进兵营时有位高级军官提出一个挑拨性的问题，从而加快了洛索重新拥护官方立场的速度。“哎呀，将军，市民啤酒馆里的那个场面只是掩人耳目对吧！”洛索知道该怎样回答：“当然了，那都是逢场作戏。”洛索开始命令巴伐利亚的国防军部队向慕尼黑进军。针对希特勒暴动的战斗打响了。

将近午夜时分，慕尼黑的动乱局势在外界，首先在柏林引起反响。泽克特将军立刻得到发生暴动的消息，并迅速做出反应，调集柏林地区的多个部队参加行动。他准备必要时攻打巴伐利亚，这一举动最终可能会引发许多人所担心的内战。其他国家也注意到慕尼黑的动乱局势。《纽约时报》正准备在头版刊登通栏大字标题：“巴伐利亚发生反叛，拥立鲁登道夫为独裁者；据报道其拥护君主政体的军队正在向柏林进军；首都声讨叛国罪行，集结部队防卫自保。”上述新闻标题错误连篇，明显漏掉了希特勒，但是的确道出了形势的严峻性。本尼托·墨索里尼的驻慕尼黑特使甚至在卡尔第二次变更效忠对象之前还拜访过他，就发动政变和预期向柏林进军之事向他表示过祝贺。

另外还爆发了墙头海报之战。在大众广播时代到来之前的繁忙印刷时代，每个欧洲城市都办有许多报纸（慕尼黑市共有十多种报纸）。每天还可看到贴在公共场所墙壁上的大量海报和发布新闻披露各种事件的特别街头专栏。快印墙壁标语是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手段，尤其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希特勒领导的暴动早已为这种形式的战斗做好了准备。纳粹党人和战斗联盟推出一种快印宽幅印刷品，力图使慕尼黑市民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正式公告！”用黑色字母印刷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柏林‘十一月罪犯’组成的政府已被废除。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然而，同暴动分子在全城到处粘贴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公民告示相比，上述那种直截了当宣告政权交替的形式显得了无生气。其中有一个公民告示把“国家特别法庭”宣布为“最高法庭”。该法庭对于未具体提及的“叛国罪”进行判决只有两种判决结果：有罪或无罪。“无罪意味着自由，有罪意味着死亡”，公民告示上这样写道。“在三小时之内执行判决，不得上诉。”21对于希特勒及其帮凶而言，即使三小时在用法律手段制裁“1918年十一月罪犯”时也显得时间太长了。当时已经拟定好的一项政令点了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名字，其中包括总统艾伯特，前首相沙伊德曼，把他们称为可以立即枪决的“不法之徒”。“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把他们交给国民政府，无论是死是活”，政令上这样写道。22

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及其夺权心切的暴动策划者们忽略了一条任何一场新的革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占领通讯机构。尽管冯·德弗德滕早已制订好夺取慕尼黑电话电报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但是并没有指派任何人负责指挥这一行动。因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以同他们在慕尼黑以外和柏林的支持者们自由联络通话。甚至在最基层的机构——罗姆已经占领的地区军事指挥部内的交换台那里，参加暴动的武装人员竟然让军方负责管理电话通讯长达数小时之久。事后他们将为这种做法感到懊悔不已。

卡尔的政治外衣在一夜之间翻转了两次。为此他煞费苦心地要从历史上抹去前天晚上在市民啤酒馆里上演的那幕丑剧，尤其是最后那个群情激昂的场面：大家真诚地相互握手，非常动容地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下令禁止慕尼黑所有报纸报道此事。有些报纸，比如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慕尼黑最新报道》（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慕尼黑最大一家报纸，发行量达13万份），本来非常愿意遵守上述禁令，但为时已晚。两万多份第二天当期报纸已经印出，头版刊登的都是有市民啤酒馆事件的详细报道。另一份报纸《慕尼黑报》（Münchener Zeitung）只能在已经刊出的有关啤酒馆暴动及其影响的长篇报道上方插入一条执政三雄发表的最新声明缩略版内容。该报以醒目的字体引用了卡尔在当天晚上讲过的话语：“怀着沉重心情……为了我们可爱的家乡巴伐利亚和祖国德国的利益，我同意为皇室担任摄政官的职务。”历史是抹不去的。卡尔在那天晚上所扮演的矛盾角色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

市民啤酒馆里，黎明的曙光映照着一片充满绝望、有些狼藉破败的场景。“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烟气、夜晚的灰埃和疲惫的情绪，一些人围坐在餐桌旁，另一些人躺在拼在一起的椅子上。”一位名叫汉斯·弗兰克，参加暴动的年轻人后来回忆道。23希特勒早餐吃的是两个鸡蛋，一片肉馅糕，外加一些茶水。24鲁登道夫默不作声地坐着，“仿佛是一尊坐在宝座上发怒的战神”，啜饮着红葡萄酒，吃着早餐。25奇怪的是，讲台上摆着14605万亿德国马克^26。原来那是希特勒从两家政府指定的印钞厂中“征用”来的钞票。纳粹窃贼从一家犹太人老板的帕库斯兄弟印刷厂窃取了数笔资金后，及时地开了一张收据，但是从未偿还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资金。希特勒声称取走那些钱“是为了提示一下曾经没收德国人民价值数千亿金币财产的（1918年）那场革命”。27希特勒利用那些现金支付一些战斗联盟部队的军饷，大约每人两美元。每个士兵还领取两升啤酒（超过半加仑），这在巴伐利亚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啤酒馆乐台上一个准军事组织的乐队在直接命令下闷闷不乐地鼓噪出几支不冷不热的进行曲，试图提振士气，却已枉费一番功夫。

希特勒开始意识到局势孤助无力的严重性。前天晚上他还以感情用事的典型越权态度对鲁登道夫及其他暴动同谋者说：“如果这次成功那就好。如果不成功，我们都要把自己绞死。”政治和生命对于希特勒来说都是成则拥有一切，败则一无所有的冒险活动。他只根据大获成功或遭到惨败这两点思考问题。因为持有这种二元论世界观，希特勒经常讲一些非此即彼的话语，总是在大谈“只有两种可能性”。所以便有暴动最初那种兴致颇高的宏伟行动目标：在英勇的“全国起义”支持下向柏林勇敢进军，以及另外一种凄惨的局面：彻底失败，自杀身亡。眼下希特勒仿佛看到了无底深渊。除了罗姆目前毫无意义地占领洛索指挥部大楼以外，希特勒只有一计可施：陆军学校哗变。在罗斯巴赫中尉的率领下，几乎所有的军官学员都满怀热情地投身到他们了解到的祖国解放运动中去。他们把学校指挥官软禁起来，组建了一支可观的部队，被命名为“鲁登道夫团”。他们在军乐队演奏的乐曲旋律中顶着轻飘的雪花，穿过城区向市民啤酒馆进发。身穿整洁军服的帅气军官学员同啤酒馆里乱糟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黎明时到达那里，接受了鲁登道夫的正式检阅和慰问。像以往那样，希特勒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军官学员都是被动的听众。他发表了激昂慷慨的简短演说。在最后举行的一个短暂仪式上，年轻军官们宣誓效忠鲁登道夫。然后他们再度出发。这次是试图攻占位于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的卡尔总部。

短暂的成功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暴动领导者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围坐在一起，思考着自己的选择。有关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占领慕尼黑一带战略要冲的消息不断传来。距市民啤酒馆西边数百英尺伊萨尔河上的路德维希大桥也被他们占领了。这座大桥是连接市民啤酒馆和慕尼黑其他地方的唯一通道。有人建议朝相反方撤退到大约40英里外支持纳粹的罗森海姆镇。鲁登道夫愤怒地驳斥了这一提议。“这场运动绝不能作为阴沟里的街道垃圾草草收场。”他咆哮道。希特勒心里另有打算。作为一名宣传鼓动行家，他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争取公共支持。如果政变发动者们能够动员广大公众参与他们的事业，仅仅凭借人员数量优势和大众热情就可以逼退企图阻止政变的势力。这是希特勒进军柏林幻想曲的一个变奏曲。最好的出路看起来就是把事业交给人民大众，直接在慕尼黑中心发动人民大众。然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几乎肯定要进行抵抗，鲁登道夫的个人安全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可是当希特勒告诫这位将军应尽量躲避危险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要进军！”28

快到中午时，从乡村地区调集来的战斗联盟部队直接奔赴市民啤酒馆。随后在这家啤酒馆外面排成了一个长长的阅兵式队列。他们十二人或六人排成行，按照各自的准军事组织隶属关系组成三个连。联盟高地在右侧，冲锋队在中间，希特勒突击队在左侧。29他们大多数人均持有武器。希特勒声称当时下令武器一律退出弹药，不过其他证据表明此言值得怀疑。有一种武器肯定已经子弹上膛，后来还派上用场。那就是架设在行军队伍中间一辆卡车上的机关枪。卡车上插着所有参战的战斗联盟部队旗帜，满载着武装人员。有人还爬上了车顶。

除战斗人员外，行军队伍中起初还有许多夜间抓到的人质。戈林把这些不幸的人质安插在行军队伍中，将他们既视为人体盾牌，又视为打击对象。除了政府官员和夜里随意抓来的犹太人以外，戈林突击队在早晨突袭市政厅时还把身为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市长，以及七位身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市政会成员扣为人质，因为他们拒绝在市政厅塔楼上悬挂纳粹党旗。他们也被塞进了行军队伍中。“只要反对派开了第一枪，”戈林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就处决这些人质。”这一命令很快又变了。“市政会成员的脑袋应该用枪托砸烂。”希特勒起初支持戈林的举措，但是鲁登道夫坚决持反对态度。他下令让人质离开行军队伍。30有些人质后来被突击队的贝希托尔德和莫里斯带到了慕尼黑城外的一片森林里，等待枪决。几个人质被迫脱下衣服交给逮捕他们的人，后者打算化装返回慕尼黑。这些人质最终都被释放了。31

中午，行军开始了。长长的队伍缓慢走出市民啤酒馆，活像一支步伐不协调的杂牌军。有些人穿着军装，另外一些人没穿军装。“他们看上去倒像一支送葬队伍，而不是行军队伍。”有位目击者这样说道。但是当老兵和新兵找到了自己的行军节奏时，他们的行军部队又变得整齐起来。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手持纳粹万字旗和其他旗帜的旗手，一路上不时地遇到一些小规模战斗。接下来现身的便是一些吸引眼球的重量级人物：希特勒、鲁道夫、舒伯纳-里希特、戈林、克里贝尔、韦伯博士和冯·德弗德滕。32希特勒后来声称，这些领导成员率领行军队伍前进的意图是一旦爆发枪战，他们也在首先遭到打击的对象之列。33这些重量级人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将成为一大看点。正当他们站队时，舒伯纳-里希特挽着希特勒的胳膊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走路了。”

结果的确如此。在路德维希大桥经过一番激战，迫使警察防线放弃抵抗，然后长长的行军队伍一路迂回进入内城。队伍沿着直通市政厅的狭小塔尔街道，来到了矗立着圣玛利亚雕像的著名的圣玛利亚广场。市政厅高高的塔楼上悬挂着巨大的钟琴。面对飘扬在市政厅顶部的纳粹旗帜，行军队伍感到非常欣喜。那是占领这座建筑物的突击队挂上去的。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这位来自纽伦堡、颇能蛊惑人心的纳粹政客，正在对着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讲。行军队伍此时高唱着各种爱国歌曲。34希特勒的如意算盘似乎正在奏效，人行道聚集的一伙又一伙人群正在不断地欢呼喝彩。希特勒信心大增，心里暗想：“人民大众支持我们。……他们随时准备同‘十一月罪犯’们清算旧账。”35广大公民对这次暴动正在给予支持，或者至少支持那些行进在大街上的2000名军人。“显然，旁观人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英国总领事在向伦敦政府汇报时这样说道。36

在向右转向市政厅时，鲁登道夫一时冲动之下决定向仍然被罗姆占领的国防军地区指挥部进发。鲁登道夫率领行军队伍左拐右拐，来到了布局有些散漫的皇宫一旁的王府大街。在鲁登道夫身后，行军队伍唱起了《啊，崇高荣耀的德意志》（O Deutschland hoch in Ehren)37。随着王府大街延伸到著名意大利元帅纪念堂旁边的音乐厅广场，行军队伍突然遭遇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组成的封锁线。这些警察与路德维希大桥上的警察弱兵不同，他们看上去不想屈服。但是暴动部队在此前顺利突破警察防线战绩的鼓舞下，没有放慢行进步伐。“在路德维希大桥打胜那场遭遇战后，我们甚至都没有考虑可能遭到州警察部队的阻击。”韦伯博士说道。38

“慢着！”一位警方指挥官看到手下人跪下来准备射击时大声喝道。行军队伍继续以持枪姿势大踏步前进。“不要开枪。”行军队伍里有人高喊。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来一直紧随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身后行走着。此时他跨步上前，用右手指着鲁登道夫，朝警察部队大声高喊：“这是鲁登道夫！难道你想要开枪打自己的将军吗？”39格拉夫回忆说，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可以听到行军部队在歌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后来战斗爆发了，一片大乱。

行军队伍和警察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场近身搏斗开始了。行军士兵挥舞起安装有刺刀的步枪，警察则枪托与警棍并用。据指挥警方防线的中尉米歇尔·弗赖赫尔·冯·戈丁透露，当时有人开了一枪。“有个希特勒手下的人站在我左边只有半步那么近，用手枪朝我的头部开了一枪，”他回忆说，“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了过去，打死了站在我身后的霍尔韦格警佐。接下来还没等我下令，我的人就一起开了火。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人也开火还击。只用了二三十秒的时间就变成了常规战斗。”

半分钟的暴力对抗使警方有四人丧生。希特勒的队伍里伤亡更为严重，站在身边的马科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此人为希特勒的智多星），胸部挨了致命一枪。如果再向旁边偏上两英尺，那颗子弹就会打中希特勒。舒伯纳-里希特倒下时，他的手臂还紧紧地挽着希特勒的手臂，这一举动使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猛地一下摔向坚硬的人行道上。希特勒肩膀严重脱臼。在同一伙人当中，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阵亡时，外套衣兜里还装有一份希特勒制定的新宪法；戈林大腿严重受伤；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多次挡住原本会击中希特勒身体的子弹，但是格拉夫最后幸存下来。除4名警察丧生外，希特勒手下13人阵亡，另有一名旁观者被乱枪打死。暴动结束了。希特勒已攻进了大门，但未能登堂入室，以失败告终。

鲁登道夫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损。枪战结束时，他直接走进警方阵地，被警方当场逮捕。这位自命不凡的德国军官里泰斗级人物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说道：“我决不会再尊重德国军官的军服了。”

在一些随从的帮助下，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赫尔曼·埃塞尔语）40、已经受伤的希特勒朝着行军队伍后面走去。此时队伍早已打散了。他被送上了瓦尔特·舒尔茨医生驾驶的一辆黄色小汽车上。这位医生同情纳粹党，他参加这次游行活动就为了应对一些这样的不测事件。41甚至就在舒尔茨开车把他最新收治的那位病人接走时（希特勒疼得呻吟不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林正在音乐厅广场附近的一幢房屋里接受一位犹太医生的治疗。也许正是这位医生救了戈林的命。后来戈林被秘密地带出慕尼黑，经过短暂逮捕并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区住院治疗之后，逃到了有许多暴动参与者藏身的奥地利。

不知希特勒是否考虑过出逃奥地利。虽然前往奥地利明摆着不是什么难事，然而由于希特勒肩膀受伤，要想穿越林区或山区一些无人看守的边境地带也并非易事。即使希特勒动过出逃奥地利的念头，也很快就把它放弃了。奥地利毕竟不是他的逃亡之地，而是他的家乡故土。一旦回到家乡，再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更为不利的是，一旦逃亡到这个由从前的奥匈帝国脱胎而生的小小偏僻共和国，就有可能在政界让人遗忘掉这位自比为现代拿破仑的人物。

希特勒当时更有可能在考虑最后的流放——自杀，而非跨越边境的流亡。自杀一直是希特勒的二号预备方案。当营救他的医生驱车向南奔往阿尔卑斯山区时，希特勒要求他掉转车头驶向斯塔菲尔湖畔的乌芬小镇。希特勒知道汉夫施丹格尔不久前在那里购买了一幢别墅。舒尔茨医生上前叩门。开门的人不是汉夫施丹格尔，因为他也逃到了奥地利。开门的人是他的妻子。

海琳·汉夫施丹格尔给希特勒的生活带来过欢乐，也带来过烦恼。海琳这位绝色美人拥有德美混血血统。普希·汉夫施丹格尔当年在纽约五号大街上经营艺术图书家庭生意时，海琳同他相遇了（那时他常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用餐的哈佛俱乐部里吃饭）。汉夫施丹格尔把海琳带回到她的祖辈们生活过的国度。42在那段时间里，汉夫施丹格尔经常带着希特勒光顾慕尼黑上流社会场所，在慕尼黑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家里吃饭。希特勒对海琳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有一次汉夫施丹格尔走进客厅时，发现希特勒把头枕在海琳的腿上还对海琳说：“我要是有你这样的人照顾就好了。”海琳轻轻地责备希特勒，挪开了他的头。后来海琳对丈夫发誓说希特勒不适合任何女人。“请相信我，他绝对是个性别特征不明显的中性人。”43

眼下海琳又有机会来照顾希特勒，至少是暂时的，她无法赶走一位遭受剧痛折磨的朋友。对于发生在慕尼黑的事情，她略有所闻。随后她将希特勒安置在阁楼上的一个卧室里。希特勒在那里盖着两张“英国旅行地毯”（汉夫施丹格尔上大学时买的两张厚毛毯）度过了两天两夜。海琳警告希特勒说，警察肯定会来找他。于是他打算安排其他富有一些的朋友（贝希施泰因夫妇）把他接走。然而星期日晚上警察赶到了。据海琳透露，本来已经非常沮丧郁闷的希特勒此时突然变得疯狂起来。希特勒“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拔出左轮手枪，高声喊道：‘这就算走到头了。我决不会让这些蠢猪把我带走，我宁肯先开枪杀了自己。’”海琳眼疾手快，从希特勒手里夺过手枪扔进了跟前的面粉箱里。希特勒由于肩膀脱臼，活动不便，只好放弃抵抗。他认定自己就要离开，也许要离开好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便开始写下一些指令，让海琳带给自己的同党。44其中一条最使人吃惊。对纳粹党来说极为不祥的一条指令是写给那位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人民观察家报》主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亲爱的罗森堡，从现在起由你来领导这场运动。”45

希特勒仍然穿着白色睡衣裤，疼痛的手臂上系着吊带，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外套上。他走下楼梯，前去迎接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威廉分站的鲁道夫·贝尔维尔中尉。贝尔维尔中尉向希特勒道歉，但表示必须执行公务。有人说希特勒同贝尔维尔握手表示理解，还有人说希特勒怒斥了贝尔维尔。46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贝尔维尔总得为他的警车找一个司机，把希特勒送到40英里外的兰茨贝格监狱。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在当地开卡车运啤酒的司机。这位司机表示愿意在星期六下午辛苦一趟，为警方开车。据警方报告透露，这位司机是“社会民主党人”。贝尔维尔让犯人上了警车，缓缓地把他带走，把他带入即将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政治策略和自我意识的1924年。

第六章
跌入低谷

“已经结束了！让他们看一看，离开我他们能干成什么样。

我要放弃了。”

——阿道夫·希特勒，1923^1

“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监狱看守奥托·卢克尔在描述希特勒到达兰茨贝格监狱的那个寒冷秋夜时这样写道，“暴风雨撕扯着屋顶，冲击着瞭望塔，使大门和铁窗不停地在摇晃，似乎要一怒之下猛闯进来。下面的牢房一片死寂，只能偶尔听到值夜的看守来回踱步的声音。”

如果曾经有哪一段历史篇章需要以黑暗的暴风雨之夜开篇，1923年11月23日，希特勒被捕入狱的那个夜晚仿佛就是那个开篇之夜。另一位监狱看守弗朗茨·黑姆里希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夜晚看不见星星，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笼罩着典狱长和看守们。”大约夜里11点钟，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走进来一个心烦意乱、脸色苍白的人。他一言不发，左臂打着吊带，披着一件陈旧的灰色战壕风衣。2“由于深受刺激，他的面孔因彻夜不眠而显得疲弱不堪，上面甚至披散着一缕黑发。”黑姆里希写道。但这个穷困潦倒的人物却穿着一件双排扣长礼服，显得很不协调，他胸前仍然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3这套服装，他发动暴动时穿在身上，向音乐厅广场行进未果时穿在身上，逃到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家的别墅时仍然穿在身上。兰茨贝格监狱的典狱长奥托·莱波尔德和另外两个警官走在希特勒的身边。“他们的影子在前面的黑暗中不停地摇晃着。”其中有一位用链子牵着一条“猛犬”。监狱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他们身后的铁门砰的一声关闭时发出的响动。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来到了兰茨贝格监狱。在接下来13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将成为他的栖身之家。

兰茨贝格监狱位于慕尼黑市以西36英里处，是一个现代刑罚机构。它坐落在曲折蜿蜒的高山河流莱希河畔的一个迷人小城镇里。这座中世纪风格的小城镇拥有必不可少的鹅卵石街道，汩汩流淌的喷泉（一度是村民们的饮用水源）。大广场上还有几家面包店和小酒馆。这个小镇原本同遍布这个地区的其他巴伐利亚乡村集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后来使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小城镇与众不同的是，在城镇边缘修建了一个州级监狱，而且附近还驻扎着一个国防军守备部队。在未来的岁月里，兰茨贝格将成为纳粹主义的温床，成为纳粹朝拜之地。而且使其蒙耻的是，这里也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奴隶劳工营的中心。

但是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兰茨贝格只是一个沉睡的小城镇，没有任何特殊名气。它那座一流的监狱早在1902年就投入使用，关押着500名犯人。别看这座监狱外面是一个褐色要塞式大门——两个带有洋葱头圆顶的塔楼中间修了一个拱门，监狱里面可是十足的现代景观，有意识地采用了美国最新式“圆形监狱”设计方案。四个高大侧翼（足有四层楼高）通过中心瞭望站连在一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所有的牢房。

不过也有一个特别之处。兰茨贝格监狱还有一个关押特殊犯人的专用侧翼，德语中称为die Festung，意思是“要塞”。所谓要塞根本就名不符实。它只是一幢具有1909年那个年代特点的长方形白色二层楼建筑，橘黄色瓦屋顶，通过一个走廊同监狱主体相连。这个建筑物原本用作监狱小型产业的生产场所，后来又变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4“Festung”（要塞）这个名称最初来源于德国19世纪的一个传统：把政治犯、良心犯，以及一些贵族成员（比如参与决斗者）关进当地的要塞塔楼，在宽松的环境里给予“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决斗当时是一种不能完全容忍的荣誉犯罪行为）。在现代社会这个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写进了法典，但是要塞塔楼早已弃用。阿道夫·希特勒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治犯一样，服刑时被“关押在要塞里”——最好译述为在保安措施最松懈的环境里“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在有些国家被称为custodia honesta，意为“不剥夺荣誉的惩罚”）。5关押希特勒的“要塞”看上去更像一个宿舍而不是城堡，只是这个宿舍四面墙壁厚达两英尺，窗户上还安有铁栅栏。“如果有人希望看到城堡上布满青苔，地下室潮乎乎那样的‘浪漫’景象，肯定会大失所望。”有位犯人这样写道。6

在兰茨贝格监狱，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讽刺情景正在等待着希特勒。此时关押在所谓要塞中的唯一犯人是安东·格拉夫·冯·阿科·奥夫瓦利伯爵。这位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贵族在他自以为是爱国主义的狂热举动中，于1919年在慕尼黑大街上枪杀了巴伐利亚州长库尔特·艾斯纳。阿科·瓦利（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刺杀了身为社会党人的州长，从而推波助澜引发了政治骚动，致使巴伐利亚在1919年4月被共产党人接管三周，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存在时间很短的共和国在恐怖的大屠杀中消亡，导致极端右翼运动高涨，培植了纳粹等政治党派团体。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阿科·瓦利因刺杀巴伐利亚州长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终身监禁，接受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在兰茨贝格监狱要塞里，他占用着被视为适合监禁“高贵人物”的唯一一间牢房——“前厅专门有看守待的地方。”监狱看守黑姆里希写道。

就知名度而论，希特勒远远超过那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伯爵。希特勒的大名经常出现在慕尼黑与德国报纸头版上面。因此这位脸色苍白，蓄着粗短胡须的人物显然要比那位躺在五号牢房里的贵族更加名声显赫。7就像一位普通的有钱人被从旅馆最豪华房里赶出去，以接待突然光临的电影明星一样，阿科·瓦利“被从睡梦中毫不客气地拖了出去，安置在监狱医院里的一个单人间里”。卢克尔回忆道。这位从睡梦中惊醒的杀手被赶出五号牢房后骂个不停，高声叫道“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杀了希特勒，就像他当年杀艾斯纳那样，因为这个‘画家’学徒是德国最大的祸害！”黑姆里希写道。8不过希特勒还是占用了最好的房间。9

然而即使那个最好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比较简陋。五号牢房面积大约为9×12英尺，里面摆放着一张白色金属床，上面铺有床垫，备有几张毛毯。床头柜上配有台灯，还有一张小型写字台，两把木椅和一个衣柜。希特勒在夜间被关进了这间牢房。不过他看到的牢房门却是一扇真正的门，要比简易的铁栅栏更能守护个人生活隐私。10这个房间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两扇朝里开的5英尺高的窗户，采光效果好。希特勒从窗前可以看到环绕监狱24英尺高的石墙，大约在75英尺开外。站在二层楼的瞭望位置上，希特勒可以看到石墙外面的一片片农田和微微起伏的乡村景致。他喜欢观看远处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再次梦想着拥有一辆从眼前驶过的那样的豪华汽车。11毫无疑问，窗户上安装的铁栅栏又时常使他从这样的幻想中回过神来。从一张在晴天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安有铁栅栏的双层玻璃窗把网格状的影子投射在希特勒床铺上方的墙上，又在对面墙上反射出一个很大的画框，使关押他的牢房看上去好像三面都处在铁栅栏囚窗的包围之中。12也许这间牢房要比一般的牢房好一些，但它毕竟不是旅馆客房。

在那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希特勒人还没到名气早已先到，这让整个监狱忙乱起来，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有关那次暴动情况已经陆续刊登在地方报纸上，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知道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党能够制造出严重事端。“我们必须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典狱长莱波尔德告诫卢克尔和黑姆里希，“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劫狱。”考虑到那次暴动明目张胆、厚颜无耻的特点，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黑姆里希说道：“我们只有60名监狱看守，有些年纪较大，一支20人组成的保安小队，装备的都是一战时使用的武器。如果我们遭到由退伍军人率领的大批武装人员的攻击，我们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实力太弱，无法守卫这座庞大的监狱。”13

正当他们为安全问题而犯愁的时候，典狱长莱波尔德吃了一颗定心丸，总算解除了烦恼。从慕尼黑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国防军将接管监狱防务，负责看守希特勒，守卫要塞监牢。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非常重要，监狱方面的人员配备不足以担当看守希特勒的大任。没过半小时，监狱走廊里就响起了沉重的皮鞋声和铿锵作响的武器声。步枪、机关枪、钢盔，甚至还有手榴弹，由32人组成的兰茨贝格警备部队国防军小分队搬了进来。守卫监狱部队的指挥官是伊姆霍夫中尉，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同希特勒的单间牢房相邻的一个房间里。据卢克尔透露，同国防军警备部队直接联络的电话线也和他的指挥部接通，但是到夜里经常被切断。

尽管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监狱看守的主要任务是帮希特勒脱衣服。他那个脱臼的肩膀仍然使他痛苦不堪。“他感到极度疲惫，”黑姆里希说道，“他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汤也不喝，只是躺在那张小床上。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杯水。于是我把装满水的一个大水罐放在了他的桌子上。把他牢牢地锁在室内之后，我就转身离开了。”

希特勒没有胃口，这不仅仅是由过度疲惫造成的。其中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抑郁绝望的心理原因。希特勒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等待着因自己犯下的罪行被枪决，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革命者那样，也像他后来大权在握时对待任何蓄谋政变的人那样。14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阵阵政治暴力，希特勒的那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失败感和政治崩溃的双重打击下，希特勒还在考虑自杀，这不足为怪。他活着的主要精神支柱——纳粹运动，看样子已经走到了头。

希特勒是个情绪波动很大、喜怒无常的人。在过去的三天里，他四次提到过死亡或自杀。眼下他那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在监狱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身边围着一些企图从他那里获得证词的法官，这使得希特勒的脾气极不稳定。这位喜怒无常的犯人起初要求给他机会对那些调查者们发表正式声明，后来又要求把他所讲的事情经过记录存档。希特勒的主要目的是要报复那三个他认为是背叛了他的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是当调查人员来到兰茨贝格时，希特勒三番五次突然闭口不语，“然后又再次表演，突然一阵阵大喊大叫起来。”有位官员这样描述道。15在准备审问时，希特勒的叫喊声“在整个监狱里都能听到”。16站在二楼审讯室外面的看守们甚至担心会打起来。希特勒既目中无人，又沮丧灰心，一开始就是个难以驯服的犯人。接着他又开始绝食。

起初，希特勒还吃一些黑姆里希端给他的饭菜，“但是肉食一点也没有碰”。希特勒早已是一名素食者。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的要塞犯人同监狱看守们吃一样的饭菜，不吃主体监狱里500名犯人吃的那种粗陋饭菜。但是有天早晨黑姆里希为希特勒送来早餐时，他发现前一天夜晚带给这位犯人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先生，怎么了？”看守问道，“为什么不吃饭？病了吗？”

“别来烦我！”希特勒叫喊道，“我再也不吃饭了。”

典狱长莱波尔德吩咐黑姆里希仍然把每顿饭送到希特勒的牢房，直到把下顿饭送来时再把它带走。但是第二天早晨当黑姆里希把早饭送来时，希特勒勃然大怒。昨天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像疯子一样冲着我狂喊乱叫。”黑姆里希回忆说。

“端走！”希特勒叫喊道，“不然我就把它摔到墙上！”

紧接着，希特勒又开始怒气冲冲地进行那种典型的政治抱怨，冲着黑姆里希高声大骂那些“骗子和叛徒”。随后，两人扯开嗓门比着高喊起来，黑姆里希扬言要对希特勒进行处罚。但最终他还是端走了希特勒一口没吃的饭菜。

一天又一天的绝食，使希特勒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他看上去“就像是受尽苦难垂头丧气的样子，脸也刮得不干净；听到我说的几句简短话语时，他露出了疲惫的微笑，显得毫无兴趣”，黑姆里希这样写道。17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被取缔，报纸被查封，同党遭到逮捕追踪，或者过着流亡生活，这已经够糟糕了。但是一贯极为看重个人尊严的希特勒此时还面临着蒙受羞辱的厄运。他听说在暴动那个夜晚人们说他疯狂，喝醉了酒，是个自大狂。18除了那些狂热支持者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谴责他，嘲笑他。有时甚至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这样做。赫尔曼·埃塞尔后来声称，让许多纳粹信徒勃然大怒的是：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同自己的党徒一起继续留在音乐厅广场。19《纽约时报》表达了舆论共识：慕尼黑暴动毫无疑问消灭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支持者。20驻慕尼黑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不久就写道：“本身就不是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监狱服刑期满之后有可能被从德国驱逐出境。”21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说：“希特勒这一回摔得不轻。在最初那几个星期里，人们还无法确定希特勒能否重返政治舞台。”22政治舞台上突然之间消除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一直在散布的烟雾，也听不到他们的喧嚣呐喊。“纳粹党徽和冲锋队都不见了。希特勒这个名字也几乎被人们遗忘。”经常到德国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写道。23

随着自己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小，前途日益黯淡无望，希特勒企图再次寻求耸人听闻的出路。在没有枪支、没有蔑视一切的进军行动、没有套索的情况下，希特勒选择了留给他的唯一武器：把自己饿死。他将惩罚自己，为了自己的事业，像殉道者一样去死。

在希特勒开始绝食几天之后，深感惊慌的监狱官员急忙把希特勒转移到监狱医院，不停派人监视，严格把希特勒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希特勒只喝水，大部分时间都在安有栅栏的窗户旁边读书。他要求黑姆里希从监狱小图书室里给他带些书籍过来。24他说自己在重新阅读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著作时内心感到非常平静。但是他变得日益苍白脆弱，嗓音有些沙哑。黑姆里希开始注意到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一股“肯定是从他胃里冒出来的令人作呕的甜味”。25这股难闻气味非常刺鼻，黑姆里希在给希特勒递送包裹时必须屏住呼吸，以免感到恶心。一周过后，典狱长莱波尔德担心“他可能无法让那位最尊贵的犯人活下来受审”，于是这位典狱长吩咐医务人员准备给希特勒强行喂食“合成营养物”。德国未来的领导人此时就要被迫让人把一根食管从喉咙里捅下去。

然而就在同一天，即11月9日，兰茨贝格监狱教师，应用心理学家阿洛伊斯·玛丽亚·奥托决定看望希特勒。26“那是灰蒙蒙的周一上午，大约10点钟，我向医院走去，”奥托后来写道，“我打开房间的门，看到一位身材不高、目光阴郁的男人。他的外貌一开始让人感到非常失望。他看上去与普通人一样，不自然地把黑发梳在前额上方。……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凸出的颧骨和坚定有力的下巴；一张大嘴倔强地紧闭着，鼻子较宽，两边略微内缩。……他那双眼睛透露出敌意，两道剑光直向我射来。”

奥托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善的力量坚信不疑，27下定决心要突破希特勒的抵触心理防线。他心生一计：给希特勒这位怒气冲冲的囚犯带来了一份慕尼黑报纸。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由希特勒以前的朋友所写的文章，指责这位纳粹领导人“沦为个人虚荣心以及自负情结的牺牲品”。奥托把具有保守倾向的报纸《巴伐利亚信使报》（Bayerischer Kurier）递给希特勒，并说道：“希特勒先生，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告诉监狱里的任何人我要来看你。谁也不会知道这次谈话的任何内容。你和我是同龄人，都经历过战争和苦难。我来看你是想和你坦率地谈一谈，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就像我对待每一个犯人那样。请你读一下你的老朋友写的有关你的文章吧！”28

希特勒读起了报纸，而监狱里的那位心理学家在那个狭窄的医院病房里来回踱着步子——“长10步，宽3步。”他回忆道。病房里一片宁静。

突然间，希特勒跳了起来，把那份皱皱巴巴的报纸猛地摔在桌子上。希特勒以他那独特的低沉而连续的喉音“R”尖声叫道：“这些德国人都是一群废物！一个国家居然有这样拙劣的借口！这样一群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你为了最伟大的事业把头别在裤腰带上拼死拼活地干，他们却背叛你！……不值得去做这样的牺牲。我厌倦了，不想再干了。已经结束了！让他们看一看，离开我他们会干成什么样。我要放弃了。我要是有一把左轮手枪，我就会抄起来。”

奥托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嘴角泛起了白沫，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眼白也湿润了。整个人情绪异常激动。”

不过奥托还是告诫说，如果他真想帮助人民大众解决就业和安定问题，而不是仅仅许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诺言，他就需要有耐心。但是奥拓的话并没有产生效果。“他再次大发雷霆，冲我喊叫道：‘德国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个国家，呼吁他们重振尊严与荣耀。可是这些胆小如鼠的蠢货就是不听！谁想帮助他们摆脱卑躬屈膝的厄运，他们就出卖谁。历史已经反复地表明：凡是一心想要（为人民大众）谋取最好福祉的人，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

奥托听着希特勒继续发怒。考虑到前不久奥地利霍亨索伦王朝覆灭的情况，奥托问希特勒是否在效仿错误的榜样。这一问便触及希特勒的另一个痛处。希特勒仇视奥匈君主制。于是他就专为奥托举办了一堂“长时间的私人讲座”，内容涉及历史、革命与榜样人物，从斯巴达、腓特烈大帝，一直讲到纳尔逊、加里波第。

希特勒的沉默被打破了。他又可以驾轻就熟地表现一番了。他无法放弃就历史和政治问题以权威口吻高谈阔论的机会。于是犯人和监狱教师便开始了一次颇为经典的谈话，说古论今，彼此论辩交锋。希特勒声称，他只尊重两个机构：一个是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另一个是梵蒂冈的枢机院。“那么你一定知道，”奥托说道，“普鲁士总参谋部用了多长时间准备打最近一次战争，也知道像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那样的革命者需要得到人民意志的支持。只凭口号，尤其是反犹太主义、反教权论那样的口号，不会使忍饥挨饿的民众走向街头，冲破路障。……你和你的追随者们为什么散布针对犹太人和教皇权威的仇恨呢？在政治上我们可能成为对手，但是如果你想要领导整个国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同舟共济，相互支持。”

希特勒打断了奥托的话语，对奥托进行反驳，不过仍旧继续参与谈话。最后奥托表示，希特勒对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所抱有的仇视态度是无法削弱的。“在他身上，我能够感觉到的是他那种对于某一思想意识恶魔般痴迷的变态心理。”希特勒内心里充满了“虚荣意识和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思想”。奥托这样写道。但是第二天奥托获悉，希特勒已经停止绝食。

希特勒不再绝食是否同与奥托见面长谈有关，我们尚不清楚。被希特勒先前取而代之的纳粹党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几乎同时看望过希特勒，声称“在同一个已经放弃生存希望的人经过1小时45分钟的斗争较量之后”，他终于说服希特勒为了纳粹放弃死亡的念头。另据普希·汉夫施丹格尔透露，他的妻子海琳——就是在希特勒被捕前从希特勒手里夺下手枪的那位女士——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她托人捎信说，她当时阻止他自杀不是让他以后把自己饿死。”29还有一位女士对希特勒也有一定影响，她就是舒伯纳-里希特的遗孀。她的丈夫在暴动队伍当天进入音乐厅广场时被射杀在希特勒身旁。她裹着严严实实的面纱，身穿丧服前去探望希特勒。她的到来意味着谅解，也使希特勒相信他的追随者仍然支持他。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在11月24日那天也探望过他，后来对黑姆里希说希特勒同意结束绝食。30

据看守回忆，希特勒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米饭。黑姆里希心想这位犯人又重新获得了“求生的意志”。只不过前一天有位前来探望希特勒的人说，希特勒的左臂“仍然不能使唤”。31但是希特勒又有兴趣向别人讲述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把他的思想写下来。律师洛伦兹给州检察官写信，要求允许给希特勒送去一本“韦伯编纂的德语词典，五卷叔本华的著作，还有纸张、自来水笔、笔筒和一支铅笔”。32

不久，希特勒又从另一位女性崇拜者那里受到鼓舞，信心大增。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1883年逝世）的英国出生的儿媳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在希特勒于数月前拜谒瞻仰位于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旧居和墓地时，对希特勒一见钟情。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同英国出生的种族主义作家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33一起，想尽办法表示对希特勒及其事业的支持。在希特勒暴动失败、身陷囹圄之后，威妮弗蕾德组织并发起了一次书信签名。那封过于动情的书信总共吸引了1000人的签名。“我们对您所怀有的炽烈的爱胜过以往任何时候。”那封书信一开始这样写道。威妮弗蕾德在信中附上了一封致“尊敬的、亲爱的希特勒先生”的个人短信（发表于12月1日），这种称呼比平时更显得亲近热情。她附上了一份由她的丈夫西格弗里德·瓦格纳（同他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作曲家）创作的歌剧脚本《马林贝格的史密斯》（The Smith of Marienburg）。“如果这本小书能够帮助你度过一些漫长的时光，就算它尽了微薄之力。”威妮弗蕾德写道。34

希特勒结束了绝食，但仍然抵制审问。在遭到希特勒粗鲁拒绝的官员中就有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此人专门负责起诉希特勒及其他被控犯有叛国罪，蓄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动参与者。施滕格莱因孤注一掷，决定派出那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副手汉斯·埃哈德同那位纳粹党人会面。埃哈德当时36岁，比希特勒大两岁。他认为自己能够摧毁希特勒的沉默之墙。但是当这位副检察官带着他的速记员和打字员于12月13日来到时，希特勒仍然像以前那样顽固不化。“我不是罪犯，我不会让自己像罪犯那样受审。”他哼着鼻子这样说道。

据埃哈德后来回忆说，希特勒对自己的愤怒表现颇为自得，既质疑眼前这位官员到来的合法性，又拒不承认法院的司法权。希特勒表示，他不会对埃哈德披露暴动的任何细节，因为他想“只在法庭上……打出自己的王牌”。但是，那位生性敏感的埃哈德倒是首先打出了自己的一张小小王牌：他让速记员和打字员离开了要塞二楼的接待室。这位年轻的检察官在消除了官方及罪犯调查阵势之后，面对面同希特勒在一个小房间里单独相处，没有任何旁听者。现在他们两人可以直接交流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禁不住又要滔滔不绝大发一番宏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35

在上午和包括下午部分时间在内的五个小时里，阿道夫·希特勒与汉斯·埃哈德漫无边际、毫不掩饰地探讨了许多问题。在那次长谈中，希特勒至少在暴动事件上，在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种种纠葛关系上，以及在他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应对未来审判的个人计划上，把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和盘托出，毫不保留。“我从未拿出一支铅笔或抽出一张纸来。”埃哈德回忆道。“希特勒渐渐地放开手脚，不再感到拘束。‘我在谈话时能够找到适当的词语，可是我一提笔来写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希特勒说道。他还说口授不适合他。但是我当时无法使他简洁清楚地回答一个毫不含混的明确问题。他一谈起政治就滔滔不绝。”

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吐沫乱飞，我就差撑把伞遮挡一下了”，埃哈德回忆说道。在希特勒那番废话连篇的长篇大论中，埃哈德终于能够归纳总结出希特勒在后来注定轰动一时的审判中有可能运用发挥的一些论点。36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自己的辩护词。首先，他认为人们不可能针对魏玛共和国那样的国家犯下叛国罪。因为在希特勒看来，魏玛共和国本身就建立在叛国基础上。希特勒认为，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对德国人民的背叛。在他看来，以后的任何一次选举都没有使魏玛共和国合法化，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场革命是合法的吗？

但是希特勒的论点核心同他被指控的叛国罪无关，其矛头倒是指向他的“死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叛国罪。毕竟他们一连数月同希特勒及其手下的战斗联盟串通勾结，密谋暴动，策划进军柏林。他们是十足的同谋。希特勒问道，如果他们真的反对他的事业，他们作为执政当局为什么没有在事发之前逮捕这个“危险的希特勒”？相反，他继续说道，“在他们心里”37，他们一直是暴动的参与者。希特勒甚至扬言要披露有关国防军计划动员进军柏林，甚至有可能进攻鲁尔区法军驻军的秘密细节。这位饶舌的希特勒正在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要人们以全新的观点看待对他的审判，让他的对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受到惩罚。就眼下来看，他们届时将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至于暴动的时间安排，希特勒向埃哈德透露，他感觉到了来自同党的压力。他心里明白，卡尔和洛索绝不会打定主意迅速出击。他还担心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会以一些出格的行动抢了他的风头，“比如抓上十几个犹太人，把他们绞死”38。这种惊人言论充分暴露了希特勒漫不经心的残酷无情一面。

希特勒时刻准备战斗。即使受伤的左臂仍然困扰着他——他说用右手写字时，左臂疼得连一张纸用左手都按不住——这位受伤的纳粹领导人声称，一提到保护自己，使他的敌人活得“不痛快”，他就感到浑身是劲，“像野猫那样顽强不屈”。希特勒声称，他的审判陈述有可能采取备忘录的形式（尽管他不喜欢写作），将会“撕掉他的死敌脸上的假面具……迫使他们最终来到他目前的所在地，即被送进监狱”。埃哈德得以摆脱希特勒之后，立刻把全部谈话内容整理在纸上，结果整理出一份长达九页，共分六个部分，单倍行距的文件。后来这个文件被收入一本书里，成为了解希特勒审判情况、他的心态及其政治判断标准的重要资料。

在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五个星期之后，12月中旬，希特勒开始摆脱暴动失败后出现的抑郁状态，为出庭受审做着准备。崇拜者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希特勒，纷纷表示支持，使希特勒信心大增。虽然纳粹党已被官方取缔，遮遮掩掩转入地下活动，那些坚定不移的纳粹分子仍然狂热效忠，矢志不改。希特勒收到了成堆的邮件、包裹、礼物和鲜花。大量的圣诞“爱的礼物”，39主要是精美食品，源源不断地赠自威妮弗蕾德·瓦格纳那样的人士。12月初，有位探访者注意到有一个包裹寄自拜罗伊特，里面装着“一件毛料上衣、羊毛长内衣、袜子、烈性酒、烤干面包、香肠、书籍……”40

典狱长一开始就禁止希特勒把收到的过量糖果盒甜食送给其他犯人。因此他只好将多余的礼物捐给了附近的一家多明我会修道院，让她们施舍给穷人。那一年对于修道院的修女和会众来说是特别开心的一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时候，那些来我们修道院敲门的‘贫穷徒步旅行者’最有收获，最开心。”一位修女这样对黑姆里希说。41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开始接待络绎不绝的探望客人。要求面见这位纳粹领导人的人非常多，因此监狱官方每次在来客到达之前都同希特勒协商确定让来访者停留多长时间。有时如果来客只是一位自称崇拜希特勒的过路人，只允许他们停留三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来客是鲁登道夫将军那样的人物，希特勒的武装暴动战友，或者是同为即将举行的审判被告，探望时间则延长至四五个小时。与监狱主体牢房里那些每三个月的探监时间只有15分钟的可怜虫不一样，要塞监狱里的犯人，每星期可有长达六个小时的探监时间。据说希特勒经常超过这个时间限度。

最让希特勒精神为之一振的探望者既不是一位将军，也不是长着两条腿的其他任何一位信徒，而是他养的那只德国牧羊犬沃尔夫。希特勒的律师罗德曾向州检察官提出特别请求，询问是否可以带着希特勒的爱犬前去探监。他们一到，那只牧羊犬就以大动物特有的方式窜到了希特勒身上，也让黑姆里希听到了希特勒来到监狱以后发出的“第一阵开怀的大笑”。

虽然希特勒与家里人保持着距离，即便谈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很少提到他们，但大约在圣诞节期间，他的姐姐安吉拉来看望过他。她和希特勒在一起相聚有半小时的时间。“让我永远难忘。”她后来写道。她描述了一位显然是正在康复的男人：“他在智力和精神方面又处于最好状态。他也很健康。他的左臂曾经让他非常烦恼，但是现在也应该痊愈了。最近他得到的各方面支持，让人很感动。”42（另一方面，当鲁道夫·赫斯建议希特勒的妹妹鲍拉应该从维也纳来到慕尼黑，这样离得近，也安全时，希特勒显得“惊恐万状”。“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用手抓挠着头发，”赫斯写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即使他爱她，她也会成为一个负担，束缚他的行事方式。”）43

兰茨贝格监狱变得忙碌起来。在获悉又有多名因暴动失败而被捕的犯人要押送过来后，典狱长莱波尔德开始在要塞监狱翻修扩建多间牢房。同时他将最新这批参与暴动的犯人关押在主体监狱的一个特别区域里。那里有一面临时修起的墙壁，牢房前面的通道上方修有天花板，防止他们与普通犯人接触。在严格隔离的环境里，他们仍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他们的牢房门整天都可以敞开着。带有顶棚的通道成了他们的娱乐室和吃饭场所。由于天花板挡住了来自四层楼高监狱天窗的自然光，所以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直是半明半暗。44

新到的这批监狱犯人中有迪特里希·埃卡特、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菲尔斯特·卡尔·菲利普·冯·莱德^45、巴伐利亚前司法部长罗斯博士，甚至还包括德国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当初是他第一个邀请希特勒参加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46希特勒继续住在同其他参与暴动者隔离的医院牢房里。后者不断地烦扰黑姆里希，想要打探一些有关他们领导人的消息。黑姆里希严格遵守莱波尔德下达的命令，不透露有关希特勒的任何消息。新来的这些犯人感觉受到怠慢，对那位不幸的看守不断地大加肆扰侮辱。47不过对于这些犯人来说，牢房里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他们的日常特权包括可以在监狱庭院和花园里活动几个小时，沿着长达500英尺的碎石路自由散步。12月22日，冯·莱德男爵在寄给子女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有几位先生和我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整天聚在一起。我们的房间干净，住着舒适。对面是一个大厅一样的宽敞场所，我们可以在那里就餐，自由活动。房间里已经布置了一棵圣诞树。……我的朋友们都说饭菜丰盛可口。你看这里的生活还不错。”48

兰茨贝格监狱成为希特勒和埃卡特的共同栖身之地。不过他们从未在那里见面。作为希特勒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导师，埃卡特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卖力地向希特勒表明，反犹太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所具有的影响力。埃卡特经常被称为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勤于思索而且还吸食吗啡的埃卡特仍然在不断地抛出大量尖刻的政治批评意见。被捕当天，他还在写一篇反犹太主义的文章，题目为《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与我的对话》（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Dialogues Between Hitler and Me）。这篇文章有可能是根据他同希特勒的多次讨论整理而成，埃卡特称之为他写的“希特勒手册”。49但是在暴动发生几个月前，这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了。纳粹领导人希特勒不再把慕尼黑放荡不羁的种族主义运动明星埃卡特视为前辈贤者，甚至也不视为平起平坐的人。埃卡特已被排挤出希特勒的智囊团。暴动之夜，埃卡特是在他常去的一个酒吧（蝙蝠酒吧）里度过的，第二天早晨起得较晚。听到向音乐厅广场进军的消息后，埃卡特便加入进军的行列（只是乘车前行）。50将他抓进兰茨贝格监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并没在那里待上多久。他在被监禁十天之内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因此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又过了数星期，就在圣诞节第二天，埃卡特病逝在他和希特勒都非常喜爱的高山小镇贝希特斯加登，终年55岁。51后来希特勒将《我的奋斗》第二卷献给埃卡特，以示怀念。

在狱中度过1923年的圣诞节，一定使希特勒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但是考虑到他那种不易动感情的个性，那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算不上是一个特别难熬的季节。希特勒没有任何让他思念的亲密家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在暴动发生三周前，他在写信回复一位童年时期的老朋友时说：“就家庭来说，我家里目前只有我那条出色的德国牧羊犬。我没能使这种情况再向前发展一步。昨天的那个旧时头目到今天还是个头目，并没有变得文雅起来，也并不适合过平静的生活。”52

最为使人兴奋的节日时刻是一周后的新年前夕。午夜刚过，监狱教堂的嘹亮钟声便淹没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续爆炸声中”。据黑姆里希回忆，那一阵阵爆炸声来自监狱大墙外面。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将守卫监狱的警察增加一倍。结果却是一场虚惊。据黑姆里希透露，原来是国防军兵营里的士兵高兴过头，把“多余的弹药”引爆，庆祝新年。

国防军引爆的烟火也许是一场虚惊，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庆贺1924年的到来，特别是1923年的逝去。新成立的德国共和国的第五个年头一直是极为动荡不安。1923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一开始就发生了法国-比利时军队入侵鲁尔地区事件。到了秋季，局势跌入低谷，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希特勒发动武装暴动使国家和宪法遭到攻击。然后颓势就此止住。希特勒组织的拙劣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德国一个动乱政治时代的终结——紧张不安，极端暴力，近乎内战的局势，革命活动以及迅速加重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统统消失了。就在希特勒被关进监狱时，德国开始进入一个疲惫不堪又安宁平静的时期，最终出现了复苏稳定的局面。

德国的东山再起首先同1923年10月中旬推行一种被称为地产抵押马克的新货币有关。这种新货币的基础就是被称为地产抵押银行的新建机构。新马克同已被彻底摧毁的旧德国马克的汇率为：地产抵押马克兑换10亿旧德国马克。在希特勒暴动失败后，货币开始重新赢得买家和卖家的信任，结束了通货膨胀局面。新的稳定形势很快又得到由美国牵头，旨在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的支撑。这个计划后来签署于1924年。随着货币趋于稳定，失业形势开始得到缓解。法国方面甚至暗示，他们有可能准备撤出鲁尔地区。当时还有议论说德国正在加入国际联盟。镇压纳粹暴动使巴伐利亚州的革命与暴动热潮受到很大冲击，避免了在1923年秋季看上去必定要发生的柏林-慕尼黑之战。甚至就连在1923年冲突中被牵扯到的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等人不久也有了出路。形势发生好转，德国看上去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

新的一年也给兰茨贝格监狱内部带来了变化。典狱长受命承接一项新工程，要把要塞建筑翻修改建成牢狱大楼，关押一大批参与过暴动的犯人。主体监狱里那片狭小的特别区域已不够用。另一道命令的执行难度更大：他要把要塞二楼改建成法庭。颇受期待的希特勒-鲁登道夫法庭审判将在兰茨贝格监狱大墙内举行。同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将在2月里一同受审的还有其他八位暴动领导者，包括克里贝尔上校、罗姆上尉、韦伯博士等人。在他们的审判结束几周之后，还要审判其他地位无足轻重的40名步兵。他们分别来自冲锋队和战斗联盟，被指控为叛国罪帮凶，并犯有其他各种罪行和过失，比如故意毁坏《慕尼黑邮报》报社设备器材、绑架人员、随意无礼对待《慕尼黑邮报》主编的妻子等人。由于无法知道在希特勒的进军队伍中何人开枪打死了四名警察，所以无人因此受到指控。

经历过街头战斗并且遭到惨败之后，希特勒眼下又在准备打一场法庭之战。希特勒似乎对危机情有独钟，每当被逼入困境，面临大敌时，往往能取得最佳反击效果。多年来，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据说无论是宽泛概念还是具体细节皆能过目不忘，了然于心，日益认为自己不可能有错。所有这些因素全都开始融入为一场法律（及政治）斗争而展开的思想过程中。这场斗争将把针对他的审判变成其意义超过司法审判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成为一个平台，使他借机巩固自己的世界观，借机为自己企图推翻德国国家政府进行事后辩解，证明它合理无错。

为将要塞用作审判场所，典狱长迅速调集木匠和油漆工开始施工。推倒了原有间壁，设计出专供新闻记者和警察使用的房间，安装了一个较宽的木栏，将法庭上的旁听者同参与审判的有关人员隔离开来。在俯视要塞建筑和庭院的瞭望塔上，设有新的射击孔和机枪枪位。障碍物顶端安有带刺铁丝网，把要塞建筑同监狱医院隔离开来。运送建设器材的司机开始将监狱里的那条路称为“希特勒街”。黑姆里希写道：“要塞最终变成了军事意义上的要塞。”53

上述翻修改建项目还包括一个不同寻常的内容：莱波尔德心里明白，他可能需要为鲁登道夫将军留出一个专用空间。鲁登道夫先是被捕，并在暴动结束后凭借郑重的诺言得以释放。如果经审判获刑，就必须在监狱中服刑。但是即使他被判犯有叛国罪，包括检察官、法官和监狱官员在内，任何人也不敢把鲁登道夫当作凡夫俗子来对待。他必须享有更好的待遇。

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典狱长莱波尔德终于看到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他要把自己那间宽敞的会议室腾出来供鲁登道夫使用。那间会议室设在办公大楼里，远离监狱里的乌合之众。随后工人们开始把会议室改建为专供将军使用的“两室牢房”，配备有必用家具。其中一间是客厅，供工作和接待客人使用；另一间是“卧室”，配有新近安装的拱门，上面吊着厚厚的门帘。莱波尔德甚至还专门安排一个监狱看守给鲁登道夫充当佣人，因为德国将军不能没有佣人。那位看守把自己最好的服装和漆皮皮鞋拿出来收拾整理一番，准备迎接终身可遇而不可求的光荣任务。54

在策划审判希特勒的背后，一个政治性的幕后故事正在渐次展开。希特勒及其同谋被控犯有叛国罪，他们蓄谋“用暴力手段改变宪法”，不仅想改变巴伐利亚宪法，更要改变德国宪法。55把他们放到全国范围内来衡量，他们触犯了1922年《共和国保护法》（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此法是在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通过的）。按着严格的司法解释，对希特勒等人的审判应该在萨克森州莱比锡市新建的州法院举行。一开始希特勒本人也赞同这一审判地点，认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审判，尤其是让他势不两立的敌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同他一样被控犯有叛国罪。他还认为，把审判地点移到莱比锡会使那些折磨他的人失去在巴伐利亚的影响力。但是巴伐利亚方面却先下手为强：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坚决不同意把被告转移到莱比锡市州法院候审，声称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三位巴伐利亚人在穿过萨克森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最后巴伐利亚人胜出：他们把暴动、监禁和审判全都作为巴伐利亚本州事务进行处理。他们要在自己的人民法庭前面审判这些被指控的叛国者。人民法庭是在1918年至1919年血腥动乱时期成立的迅速判决、惩罚罪犯的特殊机构。人民法庭到这时本应解散，但是为了审判希特勒等人特地保留了下来。

在兰茨贝格监狱，正当施工人员还为新修的法庭墙壁粉刷什么样的绿色油漆而争执不下时，他们的工作突然被停了下来。上级部门的意见是兰茨贝格监狱太小，举行审判时容纳不下多名被告、众多律师和来自德国各地的庞大记者团。也许有的新闻记者还来自国外。当时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慕尼黑审判希特勒。因此，莱波尔德匆匆赶回来，忙着扩建监狱。

说到希特勒本人的准备状态，这位自学成才者做了一件自从遇到人生第一次挫折以后就一直做的事情：阅读。1907年10月，18岁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求学未成。

“对于我的朋友来说，重要的是读书，永远是读书，”希特勒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库比泽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时带着满满四箱子书……我无法想象希特勒怎么会不读书。他的周围摆放着成堆的书籍。……每次出门，他经常在腋下夹着一本书……他宁肯抛弃大自然和开阔的天空，也不愿意把书抛弃……书就是他的整个世界。”56库比泽克曾经是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室友。他声称他的朋友希特勒读过德国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伟大经典作品，比如叔本华、尼采、歌德、席勒、瓦格纳、赫尔德、莱辛等人的作品，还读过各种德国英雄传奇故事和但丁的《神曲》57等作品。希特勒自称读过的书“数不胜数”，包括一家维也纳书店里的全部书籍，约500本。这为他的世界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因为希特勒在发表演将时或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几乎从未说明他的思想言论源于哪本书或哪个人，所以迫使全世界只能依靠二手线索来了解他读过哪些书，或受过何人影响。这样的线索包括一个列有200本书的清单，其中有卢梭、孟德斯鸠和康德等人的著作。这些书都是希特勒从居住在邻近城镇上的一位纳粹牙科医生私人藏书中借来的。后来还有一个罗列着42本书的书单，大部分是每个纳粹党人必须了解的反犹太主义书籍，其书名从1922年起便印在纳粹党成员卡上，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写的六本书和刚刚出版、长达495页的伪科学种族主义权威著作《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学》（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作者是汉斯·F.K.龚特尔，人送绰号“种族-龚特尔”。58另外，希特勒未来法律顾问，被占领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写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阅读了可以搞到手的所有书籍，包括尼采、兰克、特赖奇克、马克思、俾斯麦和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等人的著作。59进一步凸显张扬这种读书神话的是一张罕见的希特勒照片。照片上只见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里，他站在一个装满了大多数书的书架旁边，就连书架顶端也摞满了很多书。60

然而，与希特勒传奇的许多方面一样，希特勒广纳博采的学识智慧本身也存在着各种漏洞、缺陷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外界对希特勒深入阅读的美誉一直存有严重质疑。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指出，虽然希特勒“能够谈论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优点，这并不能证明他读过他们的著作”。维也纳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认为，“完全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读过库比泽克提到的那些书籍。库比泽克的备忘录是事后写成的，一方面为了供纳粹党人阅读，另一方面也有捉刀代笔之嫌。哈曼认为，希特勒只是从“著名的‘德国先贤’”那里摘取了简洁精辟的言论，而其言论在希特勒频频光顾的廉价咖啡馆那里提供的小册子和免费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希特勒没有必要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位文学专家就去阅读整整一本书。”哈曼这样写道。61

至于希特勒从那位纳粹牙科医生那里借阅的大部头书籍，那位牙科医生曾经说道：“希特勒在他的读书学习中显得非常仓促，目标不明确。他不可能领会理解所有那些内容。”历史学家斯温·菲里克斯·克勒霍夫质疑道，一位“学习成绩很差，读完八年级就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下功夫阅读那些费时费力的书籍，并且还读得懂”？62

尽管存在着上述质疑，但毫无疑问，希特勒读过或者至少浏览过许多书籍（尤其是阅读卡尔·迈创作的描写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消遣性长篇小说）。希特勒的读书方式是从书中摘取一些适合发展自己的世界观，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言论片段。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对世人讲述了“恰当的读书之道”。他坚持认为，读书“不是目的本身，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对他而言，那个目的就是为了确认证实他的偏见和以前拥有的信念是正确的。63希特勒推荐的读书方法是在“每一本书，每一份报纸和每一本小册子里”查找搜寻有关材料，“以增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或清晰表述程度”。在同汉斯·弗兰克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宣称在兰茨贝格监狱读了所有的书之后，“我认识到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64。这在希特勒日益相信自己正确无误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在兰茨贝格监狱，希特勒当然也拥有一些书籍。汉夫施丹格尔在探望他的朋友希特勒之后说，希特勒的房间除了像“甜食、鲜花店”以外，还像“常见的小型藏书室”。黑姆里希把希特勒的房间形容为“学者书房”。希特勒拥有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崇拜者们赠送的礼物。在审判结束后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狱友和文书助手的鲁道夫·赫斯特别提到了三本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卡尔·豪斯霍费尔写的有关日本地缘政治的著作，还有作家埃尔温·卡里以笔名埃尔温·罗森发表的《美国人》（Amerikaner），这本书以妙趣横生的笔调描写了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

无论希特勒的阅读书单上包括哪些书籍，他已做好战斗准备，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尽管他非常自信，但他心里清楚，如果这次不能一举成功，他的政治生涯就真的从此结束了。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还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也有可能被判处10~15年中期徒刑，然后从政治地图上渐渐消失。另一种不妙的情况是，他可能被驱逐出境，流放到维也纳闭塞的地方，在那里憔悴忧戚，最后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历史过客（考虑到希特勒在1921年殴打奥托·巴勒斯蒂特一案所受的假释处理仍然有效，另据1922年的《共和国保护法》，希特勒很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简直成了苦行僧似的人物，而且文思泉涌，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不停地阅读。他还写了一篇长达60多页的暴动备忘录。65经典狱长允许，“希特勒让人给他送来了一台打字机”，黑姆里希写道。他本人也在城里替希特勒购买一些信纸。希特勒在写作时明显使自己处于非常愤怒的状态。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正在将心中的愤恨倾注于我的辩护陈述当中。”66无论愤恨与否，崇拜者的过分赞扬使希特勒信心大增。“对希特勒过于动情的英雄崇拜，甚至奉若神明的顶礼膜拜，也许是他得心应手把控局面的重要原因”，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这样写道。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一位纳粹探访者写了一份报道，将希特勒比作耶稣。

希特勒开始将出庭受审视为另一次在啤酒馆亮相表现自我的机会。但是这次的亮相表现却是终生难忘的一次人生经历。希特勒在阅读、反思与写作的过程中认识到，有两个任务摆在他面前。一个任务是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牵扯到暴动密谋活动中；另一个任务是通过宣讲他所提出的解决德国各种问题的宏大设想，让广大民众接受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犹太主义政治观点，树立纳粹党形象。他还要以大无畏的战斗进取风格推销宣传自己。为此，他需要把法庭变成发表啤酒馆演讲、争取民众支持的地方。

希特勒也开始从个人角度构思辩护词，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体框架，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的命运融为一体。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坎坷，充满了偶然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发现和独立获得的见解。他认为这恰恰完美形象地反映出他所领导的运动和他的计划设想，体现出他对德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理解。他的个人觉醒，他对纳粹党的领导，将会成为暴动背后的感人故事，成为他清白无辜的佐证。不然就会成为他的最后挽歌。

如果处理得当，就算把执政三雄拉下水的企图没有得逞，动员民众支持的演讲将会挽救希特勒。这样，在避免使德国遭受马克思主义祸害的事业中，他就会以忠诚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在口头宣传上是这样。如果因领导暴动被判犯有叛国罪，那么在德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立场的社会成员眼中，希特勒就将在荣耀的光彩笼罩下谢幕退场。那时他将成为一名殉难者。他将为自己写下墓志铭，而且是一篇光彩照人的墓志铭。对于把控法庭这个舞台，他已拥有一套近乎万无一失的行动策略。

1924年2月24日，希特勒被带上警车，在近四个月内第一次又慢慢地回到了他热爱的城市，回到了让他获得极大成功，也使他遭到惨败的舞台——慕尼黑。在慕尼黑，他被关押在已经改建为法庭的陆军学校。

法庭审判定于四天后开始。

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为什么不将对希特勒的审判列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审判？”

——奥托·格里特施内德，慕尼黑，2001^1

1924年2月26日，一个飘雪的星期二，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叛国罪审判在慕尼黑开始了。

律师、记者和陪审团抵达了国防军原陆军学校，看到那里的情况酷似军事包围一样。为预防民族主义准军事武装力量发动暴力袭击，或者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举行游行示威，审判庭大楼四周部署了一支由头戴钢盔的国防军士兵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署组成的分遣队。这座粗陋不堪的黑砖建筑物被临时征用为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同时也用作羁押希特勒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临时监狱。2有位亲临审判现场的目击者称，“那天出奇地冷”，要靠跺脚、往手套里吹呵气取暖。士兵们在钢丝网和坦克障碍物围成的警戒线后巡逻。慕尼黑当地一些爱打趣的民众将这种军事封锁地段称为“占领区”——这是拿法国入侵德国鲁尔区一事来开玩笑。还有一些人将陆军学校形容为戒备森严的“罗马城堡”。3

这幢古老建筑曾经是19世纪巴伐利亚州一所军校所在地，后来又成为国防军军校大楼。检查哨要求每一个亲临审判现场的人必须在这幢古老建筑前面两次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武器检查。这里还专门腾出一个房间对女性进行搜身检查。《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说：“那些一提到审判就无比兴奋的妇女们，完全没有想到所有人必须接受一次搜身检查然后才能进入法庭。她们的头发、帽子、钱包、袖套甚至袜子都被一一检查，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匕首、手榴弹、炸弹以及不符合要求的帽针等违禁品。”4

《纽约时报》并不是报道此次审判的唯一一家外国媒体。据一家瑞士报纸报道，除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巴黎时报》外，还有将近50名外国记者到场。“那些天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慕尼黑。”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坏消息。“毫无疑问，外国人读到或者了解到的关于此次审判的所有情况都被用来攻击整个德国。”慕尼黑一位专栏作家哀叹道。5

当然，德国记者数量最多。当时的军事法庭由以前的军官食堂改建而成，共有120个观察员座席，记者挤占了其中60席。然而这远远不够。在大厅下面，又增建了一个新闻记者室，里面挤满了换班的同事、秘书和信差。一名德国记者抱怨说，法庭官员仅仅安装了五条电话线，并将这些线路都据为己有。“对于报纸及其广大读者来说，什么可用的资源都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信差们要身手敏捷、满怀热情地将报纸复印件由法庭送到记者室。当天有关审判现场的不同版本新闻报道及时地刊登在慕尼黑、柏林，以及其他地区快速发行的报纸上。

国防军军校坐落于布鲁腾堡大街上。它之所以被选为多年来慕尼黑最为轰动的法庭审判场所，是因为这里远离拥挤的慕尼黑市区，更易于包围或守卫。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学校空无一人。由于该学校500名军官学员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希特勒组织的暴动行动，国防军高级指挥官冯·泽克特将军^6关闭了慕尼黑的军校，把学校迁到了图林根州的一个小镇上，因为在那里，军官学员会安分一些。7在这场未遂的政变中，曾经心甘情愿受希特勒控制的军校，现在已经将希特勒牢牢地控制住。此刻希特勒正被羁押在一个军官学员房间里，等待着影响他余生的法庭审判。

他将与另外九名暴动者共同接受审判，包括战争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等人都和他一起被关押在陆军学校二楼。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每人一个单人房间，饭菜到时候就会端到大厅中间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每天还可以在军校院内的户外活动两个小时。与希特勒、鲁登道夫、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接受审判的被告包括罗姆上尉、恩斯特·波纳、威廉·弗里克、威廉·布鲁克纳、罗伯特·瓦格纳，以及鲁登道夫的继子海因茨·佩尔纳等人。其中一位被告，慕尼黑警察局前局长总长波纳旧疾复发，差点无法接受审判。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又收到了大量礼物。昔日他身边的兄弟——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带着4岁的儿子埃贡前来探视他。希特勒让这位兴高采烈的小男孩随便挑拣那些杂乱堆放在房间里的糖果和糕点。8

此时距希特勒发动暴动惨败已近四个月。从理论上讲，他面临着接受叛国罪的审判。实际上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人民法庭诉讼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证实他有罪或清白。这位主要被告愿意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竭尽全力地将法庭对于他的审判改编成一出与德国未来以及拯救祖国息息相关的道德剧。他要在挤满了记者的法庭上将自己推销给他曾拥有过的最多观众。到那时为止，他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默默无闻。

观众都急切地想听他发表演讲。“左翼民主新闻界也充满期待，”斯图加特市的民族主义报纸《南德意志报》这样报道说，“期待着上演一出民族主义力量的自我毁灭戏剧，以便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前加强共和党人的软弱实力。”有消息透露说，审判开始后希特勒将要发表长达几个小时的开庭演讲。“一切准备就绪，随时满足所有新闻媒体、电影界人士以及摄影师追求轰动效应的渴望。”该报这样写道，“现在可以开始了。”9

首先被告要穿过陆军学校二楼大厅。鲁登道夫前面开路，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被告们离开西侧他们居住的舒适^10房间，“庆典游行般地”走了将近300步，抵达大楼东侧。经过改造的军官食堂就在那里。11鲁登道夫每天从慕尼黑市郊别墅乘坐配有专职司机的汽车来到审判法庭。每当专车开进陆军学校操场上时，都有人向他欢呼致意。被告队伍走过时，记者室里的报社记者全都被关了一级禁闭。12狭长的走廊里，每一扇门都紧闭着，由一位带着钢盔或传统式德国尖顶头盔的士兵把守。13希特勒就像发动暴动或者刚刚抵达兰茨贝格监狱那天一样，又穿上了那件已经成为他革命者标志的外套——一件双排扣的大衣，上面别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在发动啤酒馆暴动那天晚上，他穿的那件礼服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孤独的小个子服务员”，特别滑稽可笑。然而此刻的希特勒将会像明星演员一样闪亮登场——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

新改建的法庭看上去好像是法官专用室的一部分，长52英尺，宽38英尺。14经过重新装修的餐厅天花板的大梁上吊着造型简洁的水晶吊灯。四周包裹着深绿色布面的法官长凳摆放在法庭一端。通过高窗射进来的自然光使得新安装的用电设备尤为显眼。有位现场目击者注意到，在2月微弱的阳光照耀下，法庭里“泛着红光”。15大家唯一抱怨的是房间里塞进了太多的椅子，室内有时非常闷热。

希特勒像一只饿兽走进了法庭。他两只眼睛飞快地“来回转着，环顾四周”。16他看到了现场的那些律师、记者和观众。一位记者注意到：“他要比照片上看起来矮一些。”17鲁登道夫看上去平静矜持，一语不发，阔步走向了被告席。对于其他被告来说，这就像是一次周末家庭聚会。朋友之间互相致敬，打着招呼，握手微笑。观众席位上基本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18纳粹党人及其盟友受到了宽容对待。而此前那些在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上被起诉的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却受到了粗暴对待，两者对比有着天壤之别。社会党主办的《慕尼黑邮报》愤怒地指出，在对希特勒的审判过程中“被告之间都在热烈地交谈，直到后来乖巧地请他们就座。没见到看守人员的踪影”。这家报纸写道，就在两个月前16位社会党人被带到了人民法庭。“他们进来和离开时都被铐上手铐和脚镣……每一位被告两边各站有一位看守……不允许他们彼此交流……甚至那些服刑期限已满的人在被带出法庭时仍然戴着镣铐……法庭就是这样对待社会党人的。”

开庭审判日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大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有24个证人席位留给了慕尼黑的精英，其中包括国会议员、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杰出的司法人员。19显而易见，人人都想亲临现场看一看在陆军军校里上演的巅峰对决，最重要的是能够听到希特勒发表演讲。很多人都希望法庭成为希特勒出色表现的一个完美现场。

这次对决表演由法官的到来拉开帷幕。三名陪审员，也被称作“非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还有两位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由首席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引领着走入法庭。20奈德哈德秃顶，留着尖尖的灰白色山羊胡子，头戴高高的软呢礼帽，身穿黑色大衣，面无表情。他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门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希特勒大权在握论功行赏时，对他委以重任。人民法庭的有关记录显示，这位法官对左翼人士苛刻，对右翼人士宽容。例如，奈德哈德曾经为阿科·瓦利伯爵（1919年从背后行刺库尔特·艾斯纳）的判刑减刑。他根据宽松的“要塞监狱逮捕”的有关规定，将阿科·瓦利伯爵从死刑减至终身监禁。奈德哈德认为，减刑是正当的，因为这位谋杀犯有着“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21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也是因为“巴伐利亚人民对于阿科·瓦利伯爵日益憎恶”。奈德哈德表示，政治谋杀犯并不是真正的谋杀犯，尤其是当受害者在民意测评中表现得很差时（艾斯纳在不久前的选举中支持率不足3%）。希特勒很幸运，奈德哈德也是1922年裁定他提前假释的那位法官（“太难了！”22）。当年希特勒残酷殴打巴伐利亚州联盟者领导奥托·巴勒斯蒂特，因违反治安条例，被判入狱三个月。后来只服刑一个月就被奈德哈德假释出狱了。希特勒和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知道他们在法官那里很有优势。尽管也有其他法官出席审判，然而头戴传统大法官高帽、身穿法袍的奈德哈德才是掌控局面的人（在审判结束之前，很多人都说希特勒是掌控局面的人）。

起诉过程中原告方有备而来，对希特勒以及其九位同谋展开了一场激烈攻势。当巴伐利亚州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手握39页的文件，起身代表政府进行陈述时，希特勒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大吃一惊。汉斯·埃哈德曾经与希特勒在监狱里交谈了五个小时，并且没有带速记员。埃哈德根据对大量参与者及目击者的采访及口供情况，小心谨慎地再现了暴动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接下来的90分钟里，埃哈德带领法庭回顾了1923年11月8日、9日两天令人痛苦的暴动过程。他为现场听众一一讲述导致政变及其拙劣执行过程的各种会晤与对抗场面，解析了堆积如山的证词和当事人的回忆情况，使那些计划得很不周密的往事重新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希特勒拔枪射向啤酒馆天花板，宣告新政府成立；扣押人质，袭击军事机构；从两家印刷厂盗用数十亿马克。最后他采用孤注一掷的“宣传进军”行动，组织队伍通过慕尼黑市中心到达音乐厅广场，并在那里血淋淋地结束了一切。“最后，”埃哈德平静地说道，“巴伐利亚州警察坚守岗位，不得不动用武器。”

接下来，就是埃哈德陈述的中心要点——对希特勒审判的评论。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参与人数众多，这位检察官说，那次暴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人造成的。埃哈德断定，“希特勒是整个事件的灵魂人物”。

从表面上看，埃哈德的陈述是在谴责。然而他的陈述却为希特勒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提供了最为理想的铺垫。希特勒不仅仅犯有叛国罪，不仅仅玩弄过恶毒的政治把戏，不仅仅妄称自己有权掌管德国，他还成了灵魂人物，是整个纳粹事业的精神支柱、核心中枢与思想文化上的主心骨。尽管克里贝尔、韦伯和其他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就事态发展而言，希特勒的确没有浪得虚名。即使是极力鼓吹自己的鲁登道夫也无法成为这一事业的灵魂，而希特勒却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希特勒一直不断试图使自己远离其他纯粹的政客，将自己的任务更多看作是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他觉得自己与拿破仑、腓特烈大帝以及圣徒般的理查德·瓦格纳更加亲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正合心意的极高赞词，无可超越。希特勒的整个政治奋斗目标直到当时（以及不远的将来，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就是使自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万物中心，德国未来的X因素。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能够比在公开的法庭里，在全世界新闻界面前被称为这场对决表演的灵魂人物更加光彩的呢？希特勒肯定是欣喜若狂了。

在希特勒发言之前，原告方提议整个审判应该秘密进行。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认为，开庭有必要进行秘密审判，以防止将暴动准备的细节，尤其是国防军参与准备进军柏林的细节透露给公众，尤其是透露给法国等外国媒体。毕竟这些措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被告方反对这一提议。他们希望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事情尽可能让广大公众都知道，以便施加公众支持的压力。希特勒知道，他即将发表的辩白演讲是他在德国政界重新树立信任的重要机会。在有关秘密审判的机密会议中，被告方律师称，这次审判应该成为整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大课堂。“这次审判的起因是11月8日和9日发生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如果没有给予双方同样的机会在公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将是严重的不公正行为。”23（实质上，他所强调的是希特勒的观点应该得到充分表达。）奈德哈德法官采取了折中办法来解决这一争议。经长时间商讨后，他裁定将某些话题限制在闭门庭审中讨论。他表示证人和被告方将知道何时把有关材料留给闭门审判。这种做法听起来就像让狐狸去看守鸡笼，因为政变参与者和执政三强都参与到这次利益博弈中。这样的决定对于希特勒来讲再理想不过。他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风格和民粹主义风格尽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在闭门审判时，将最能把他们有罪的参与暴动策划的细节揭露出来。2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德哈德早在开庭之前就险些让希特勒想要进行长时间公开审判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位法官明确表示，没有必要去听证人的证词，仅仅根据被告的供述就可以做出判决。奈德哈德后来改变了态度，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件幸事。奈德哈德后来写道，他决定允许被告做出充分的长时间陈述，因为被告不同于原告，他们没有话语权，不可能去“为他们的名誉辩护”。25毕竟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如纳粹党本身以及韦伯领导的高地联盟一样，已经在暴动后被查禁。奈德哈德认为，由于被告方出版物被查禁，“被告方已经无法在公众面前针对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说法为自己辩护”。由于这些言论“在被告看来……与事实不符并且会影响公众的观点，对他们不利”，所以奈德哈德认为，希特勒以及他的同党应该尝试去影响公众舆论，而似乎法庭审判与大众情绪相关。

令人震惊的是，奈德哈德竟然将个人“痛苦”和政治压力作为进行长时间公开审判的理由。“由于被告方无法影响公众观点，被告的心里充满痛苦，已经到了近乎无法抑制的程度，”这位法官写道，“如果要进行审判，就要给被告方机会，让他们在广阔的公众视野中淋漓尽致地宣泄自己的情绪。”26

使人忧虑的是，奈德哈德将公众意见作为审判要素合法化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奈德哈德很清楚，公众情绪的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

在审判第一天，下午两点半，希特勒从设置在拥挤的法庭前排的小小被告席上站了起来（共有10个这样的被告席）。近四个月来他远离了巡回演讲，多少周来一直没有将嗓门拔高到发表演讲的程度，也没有日日夜夜的慷慨陈词和恐吓发言。希特勒必须在没有预热的“冷启动”情况下，迅速抓住机会，在此时此刻充分地展示自己。他曾挟持一半巴伐利亚政府人员作为人质，并直接造成手下15人死亡，他也曾经凭借滔滔不绝的演讲甚至嘶吼而生存。然而自8月以来他就未曾在公众场合发表过讲话。这一回，他就要当庭开讲了。“希特勒先生，我请你就你自己的情况以及你如何卷入这场纷争的过程做一陈述。”奈德哈德法官面无表情地说道。

希特勒身穿一身双排扣黑色长礼服，胸前佩戴着战争勋章，在法庭上站得笔直，充分显示出自己5英尺9英寸的身高。“庭上，请允许我做如下陈述。”他一开口颇具律师风范，并在后面的审判中一直保持着对奈德哈德独有的礼貌态度。希特勒颇有气势地陈述出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个人自传式开场白，指出他已在德国军队服役了“四年半”，获得的评价是“非常优秀”。然后他又反问道，为什么一个受训“盲目服从长官”的人却卷入了“公共生活中的最大冲突，也就是与所谓宪法的冲突”？他为什么被控犯有叛国罪？

在接连炮轰他所憎恶的魏玛政府后，希特勒又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开始大发议论，解答问题。他那种漫无边际、感情用事的冗长陈述不禁使人想起了他从前的多次政治演讲，只不过这次陈述用时更长。据当时媒体报道，希特勒的法庭陈述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不过法庭记录显示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27据一位现场目击者称，一开始，即便这位老练的蛊惑人心者发言时“也有些紧张”。但是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口若悬河，运用各种手势动作，穿插讲述逸闻趣事、历史典故以及个人亲身经历，让整个法庭为之动容。他那如复发潮水般的愤怒、激情和自以为是的演讲风格（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希特勒式滔滔不绝的演讲风格）似乎让听众一直听得入迷，深深折服。事后，奈德哈德法官因没有及时打断希特勒的发言，没有让希特勒仅仅围着既定话题发表陈述而受到批评。对此他摊开双手无力地答道：“根本无法去阻止他那种口若悬河般的陈述。”28

希特勒发言时的确口若悬河，他将纳粹党的历史讲成了自己的历史，甚至还有一段经典的苦难人生开端。“那年我刚过16岁，不得不为了每天糊口的面包而去谋生。”他陈述道。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实际上那个年龄的希特勒靠花家里的钱生活，18岁之后才离开家，21岁后才开始自己独立谋生。29）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个形象——“每日糊口的面包”。然而这种说法却让他将话题轻松地转到了政治上：“17岁那年我去了维也纳，在那里了解到三个重要问题。”他解释说，那三个重要问题分别是社会不平等、“种族问题”（指犹太人；他总把犹太人说成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群体或民族群体）和背信弃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另一句话中，他将犹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为一种邪恶势力，其最终目标，他认为，就是“推翻整个现代国家”。他将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的最大敌人”。希特勒表示，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其结果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来到了维也纳。五年后离开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30

希特勒的法庭陈述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他在前几分钟的陈述中抛出了其政治主张中的主要信条。他计划在政治舞台上设立一个巨大目标，然后发起进攻。他将其政治理论建立在种族划分之上，向外界提出了挑战，自我标榜为正式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他在维也纳穷街陋巷上的一个学徒店里获得了一个毕业证书）。然而自我标榜为“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反犹太主义”本身包含着极其恶劣的含义，而且当时德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都对它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反犹太主义是那个时代一个影响广泛并引发公开争议的政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共戴天的敌人”，希特勒这样预言德国的未来灾难并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要么允许这种民族毒药，这种大规模扩散的肺结核在我们国家蔓延，使德国死于这种肺病；要么我们铲除这种疾病，使德国能够兴旺发达。”这种“民族毒药”（指犹太教）的解药不是“冷静的分析”，他说道，而是一种“坚定不移、毫不留情的狂热政治运动……这样才能够使德国人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在这个寒冷冬季来到老陆军学校观看烟火的人们并未失望。对原上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叛国罪的审判显然枯燥乏味。审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并不会遵循正规的法律途径。希特勒，这个啤酒馆里的政治煽动者，绝不会让德国数年来最重大的诉讼过程操控在律师和法官手中。这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果。尽管希特勒还有九名同党共犯，包括鲁登道夫将军，但这仍是对他一个人的审判。“对于希特勒来说，审判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延续的政治宣传。”历史学家恩斯特·多伊尔莱因这样写道，呼应着克劳斯威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是变换了手段而已。31

现在希特勒要在不同的听众面前卖力地表演。无论在法庭上，还是通过慕尼黑报纸，最终他都可以影响一批新的听众，而这些人平时绝不会参加他组织的喧闹的群众性集会。在那个尚没有无线电广播的年代，通过德国大量报纸的密集报道，他发表的言论还可能传播到永远不可能直接听到他讲话的民众那里，即传播到巴伐利亚州之外的德国民众那里。这样影响更大。柏林最有声望的官方报纸《柏林日报》，相当于那时的德国版《纽约时报》，在开庭审判第一天的第一版最上端刊出大字通栏标题：“慕尼黑叛国罪审判今日开庭”。32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算不上丢人现眼的事情。

希特勒在法庭上的开场演讲，尽管有些东拉西扯，还是以其特定内容和演讲风格使在场的众人听得全神贯注。“他知道如何调整他那略显粗哑的嗓音。”受人尊重的《法兰克福报》这样报道。这家高雅严肃的报纸并非那位纳粹领导人的盟友，它以促进新德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为己任，而且赞同《凡尔赛和约》。这家犹太人拥有的日报却让其新闻记者尽量展现希特勒在法庭上的表演伎俩，并向不了解内情的读者解说希特勒所用手法的魔力。“他先是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然后逐渐提高音量，直至突然爆发大声呼喊，甚至沙哑尖叫起来。当提到失去的同志时，他又备感沉痛，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他轻蔑地嘲笑敌人的怯懦。他利用生动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凸显语句的抑扬顿挫，不时竖起左手食指向州检察官来增强讽刺或抨击性话语的力度。他还通过头部或身体的摆动来增强演讲效果。整体修辞效果很有冲击力。”听起来这仿佛是一位来自高雅文化、崇高理想世界的游客去了一趟贫民窟，发现穿插表演比期待的还要好。

希特勒整个下午都在讲个不停，其目标就是要把他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纳粹运动确立为一种中坚力量，防止德国陷入他所说的“迦太基结局”（迦太基，位于北非海岸线上，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残忍地夷为平地）般的混乱境地。“如果德国人不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意识不到政治问题在这个地球上不是靠一片棕榈叶就可以解决，而必须靠刀剑来解决，那么我们就输定啦。”他指出，建立纳粹党目的就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拯救德国”。纳粹运动为德国的救赎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大脑和拳头。”大脑在希特勒的梦想宫殿里就是宣传鼓动——这是一个通用概念，对于他来说包罗万象。从他的演讲到墙上贴的海报，从穿过市区的游行到音乐、口号以及他与他的支持者们所穿的制服等，尽在其中（也包括希特勒从观众席后面，而不是从讲台后走进大厅的把戏）。宣传鼓动实际上就是政治的所有外部包装手段，最适合所有那些想用大脑工作的人去干。

拳头则又有不同，它意味着力量、威力、肌肉和使用双手完成任务。希特勒在聚精会神地听他发表演讲的法庭听众面前挥动着手臂，将“我们的纳粹党突击队”形容为“挥舞拳头的男人”。他们的目的，希特勒坚决宣称，不是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保护纳粹党和他们的聚会免受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织的类似“会场保卫队”的攻击。“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有权坚持他所信奉的理想，挥拳击倒那些动手阻止他前进，或者阻止揭示真相的人。”这等于是口头上恬不知耻地赞同了20世纪20年代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充满暴力的混乱局面，事实上也是对后来多年街头混战的一次准确预言。希特勒痛快淋漓地以战斗姿态慷慨陈词。他声称“种族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德国面对的“最严重最深刻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靠政府官员，只有依靠能够唤起民族热情的人物”。这种具有热血情怀的人，当然就是希特勒本人。“凡是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我一概拒绝谦虚。”希特勒曾这样说过。

为了使他的激进解决方法能够被众人接受，希特勒不得不把问题用激进的语言进行陈述。问题在于现存德国政府是不合法的，还有那些曾在1918年革命中背后捅刀的“十一月的罪犯们”，以及他们当前的继承者们。那次革命本身，在希特勒看来，是“一次恶劣的犯罪”——主要因为它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9年夏季在一次制定并通过《魏玛宪法》的制宪会议上魏玛共和国得到肯定，而且在过去五年中，魏玛共和国经历过多次选举。但在希特勒的眼里，魏玛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权力从未经过公民投票的确认。“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在法庭上表示，“1918年革命并不存在。”他认为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发展及卓越程度已远远地落后于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至1648年间，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屠杀（或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凡是在学校里学过这段历史的德国人无不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作为当前政权非法的证据，希特勒说道，你只要看一看下述情况就够了：议会制政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未能够解决包括通货膨胀，外强入侵和饥饿（“人们迫切需要面包”）在内的各种国家难题。他声称“多数人的决定都是无力的决定”33。他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决心废除当前政治体系，用“一个民族主义的，彻底反议会制的国家政府”来取而代之——这等于非常明确地承认了叛国意图。

然而，希特勒拒绝了对他犯有叛国罪的指控。为了辩护，他开始发起攻势。希特勒指控他的原告，巴伐利亚州的刑事诉讼证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犯有叛国罪。“如果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严重的叛国行为，那么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则和我们一起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因为连续数月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谈论别的事情；我们谈论的都是今天把我们送上被告席上的事情。”

希特勒不仅没有否认他在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反而喜欢这个角色，并抓住机会嘲弄那些踌躇不决的人。他无情地抨击卡尔是一个“没有拳头的人”，他“可以发起战斗，却从不一战到底……战斗开始的那一刻，他就会吓得不知所措”。这场暴动，希特勒争辩道，就是一场联合演习。但是这支队伍中只有一半人准备好奋起出击（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而另一半则由于惶恐不安而无所作为（此处指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就像是在起跳前失去勇气的马一样，”希特勒辩解道，“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希特勒嘲弄了执政三雄在使用武力而不是仅仅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做法，因为当时他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执政委员会。“一些人试图这样解释（这种情况）说：‘当然，接管是我们的目的，但我们并不想动用武力，而是要通过施加压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施加压力过程中也包括一些武力，但我们不是动用武力……这是政变，但不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历来理解的那种政变，而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政变。’”

此时，希特勒让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咧着嘴笑了起来。他们明白希特勒的意图。执政三雄被晒在那里，显得十分狼狈。最后希特勒做了个总结：“我只有一点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有关政变的洛索式特别想法……如果泽克特今天去看望（总统）艾伯特先生，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说：‘艾伯特先生，这就是我们的分歧’，那样我们认为也很正常。我们不会动用武力，但这些分歧不是你能解决的。门就在那里。然后你可以说：没有动用过任何武力。”

法庭上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奈德哈德此时表现出少有的掌控法庭场面的劲头，高声喊道：“这里不是剧院！”哦，可它确实变成了剧院。希特勒就是他自己所演的戏剧里的主角。他将一场针对他的叛国罪起诉转变成了政治表演审判，只不过所有的角色都弄颠倒了。

希特勒还展开了一场“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辩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让我相信他们随时准备出击，”他陈述道，“他们甚至还和我们研究了整个计划的细枝末节。巴龙·奥夫塞斯（卡尔的代表）对一小群人说，卡尔正手持导火索坐在炸药桶上。”除此之外，希特勒又补充道，太阳底下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次政变。“人们从房顶上呼唤着它……当时民众的普遍情绪就是：救世主最终肯定会出现。”希特勒特意向法官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我请求你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心理感受。一场事变已不可避免，我们的人民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把柏林的那帮人赶出去？’”希特勒反问道。如果执政三雄的双手真的那么干净，卡尔为什么没有在希特勒作为非正式独裁者执政的第一天逮捕他（希特勒曾在兰茨贝格监狱与埃哈德进行的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然了，他本应该亲自来找我，或者派一位警察来，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你被捕了。’这本应该是他的分内职责……把所有这样的人（计划暴动的人）关押起来。”

暴动期间，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市民啤酒馆里与希特勒握手并参加他的“革命”时，难道他们是在演戏吗？希特勒描绘出令人信服的场面，以说明对他新招募的同谋者所能发挥的作用胸有成竹。“卡尔握住了我的双手，”他回忆道，“我像信任兄弟一样信任他……我会像一条狗那样对他忠诚。”希特勒陈述道，洛索和塞瑟尔当时“眼含着热泪”发誓效忠鲁登道夫。

希特勒在漫无边际的陈述中，力求破坏对他起诉的合法性。他指出：“叛国罪是唯一一种只有在失败时才实行惩罚的罪行。”仿佛他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足以让法律废除。希特勒有意识地展示大丈夫的勇气，对暴动承担“全部责任”，从而突出强调他是整个行动过程的灵魂人物，同时他又否认自己犯罪。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共犯陆军上校克里贝尔对于此事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独自顶起了牺牲自我的光环。他以强词夺理的逻辑说道：“对于这件事情我供认不讳，但我并不承认我犯有叛国罪，因为1918年的叛国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希特勒以戏剧般造势的演讲风格谨慎地粉饰陈词，描绘着他以及他领导的纳粹运动未来的殉道苦难（如果万一到了那种境地）。“我们的牢房将会变成指引年轻德国精神的灯塔。”他说。34简而言之，你可以把我们送走，但是我们还会回来。我们还年轻（希特勒那年34岁。）。

最终，希特勒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令他不安的驱逐出境问题。他在一开场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生平，随后又提到了他在西线战场度过的战争岁月，最后又提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把自己罩在了德国国旗之下，尽管他的国籍是奥地利。“从早年时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国贼，相反我是一个只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说罢，希特勒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漫长下午。此刻夜幕终于降临了。除了新闻记者的信差之外，没有人离开这个拥挤的法庭。希特勒肯定十分疲惫，但却心花怒放。希特勒可以在自己精湛的表演中得到莫大满足。在演讲中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找到了自己坚信不疑的确切信念、澎湃的激情以及恰到好处的讽刺语气。尽管希特勒的观点有些杂乱，前后缺乏连贯统一，然而对于许多在场听众来说却令人信服，立场鲜明。他对于几个同谋高官毫不留情的抨击取得了预期效果。“希特勒披露的有关暴动准备阶段的很多内幕……听起来至少主观上令人信服，”《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我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暴动计划的出笼与统治巴伐利亚的那些人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分歧只在于用人问题……以及付诸行动的勇气。”35

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失去了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的地位。眼下流言四起，都说他们有可能被捕。36一天之内，慕尼黑街上就有位工人操着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问道：“卡尔被抓起来了吗？”在审判法庭遭到那位傲慢的纳粹党人猛烈轰击之后，倒霉的前执政三雄变成了更多人的嘲讽对象。在慕尼黑市区的奥古斯丁啤酒馆里，学生们一边晃动着啤酒杯，一边唱着新编成的小调：“卡尔是个骗——子儿，是个骗——子儿，是个骗——案——案——案——子儿！”接连好几个晚上，有位名叫维斯·菲德尔的当地喜剧演员在皇家啤酒馆对面的小剧场里为爆满的观众表演幽默小曲，赞美那几位“一心想要拯救祖国的德国人”。3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希特勒的表演所倾倒。就像在暴动前曾经评价过希特勒那样，上层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那些最有档次的高端报纸专栏作者们，在希特勒发表法庭演讲后均倾向于将他看作粗野的乡巴佬。“希特勒天生就是无产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卡尔·米施博士在柏林高雅的《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上这样写道，“他自学成才，集现代教育的各种学识于一身，知道如何以一种神赋的狡猾与技巧灵活运用这些学识。……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可以是论点与对立面。他在演讲中能有效地运用对比、对仗以及三个排比押韵的语句。……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三种，有时会更多。……他的词汇量很少。……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唯一的、绝对的，无一例外，具有原则意义……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但他并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38

但是，对于那些不太挑剔的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位很有眼力的人，也愿意采取行动，既有拳头又有大脑，文武双全，能够用犀利的语言直戳对手的弱点。因此他是扮演受苦受难的德国普通民众密友的最佳人选。“真了不起啊，这个希特勒！”审判中，一位陪审员对新闻记者汉斯·冯·修尔森耳语道。39这恰恰是希特勒想要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又回来了。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不朽的法庭女神将会……宣布我们无罪。”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3月27日

对希特勒的审判在第一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这位主要被告将诉讼过程搞得天翻地覆，使执政三雄成为他在精神上（即使不是事实上）的共同被告。站在专注倾听的众人面前，希特勒已经判决他们有罪——罪在与他观点相同，愿望相同，一起参与策划了暴动。

他把敌人批得焦头烂额，猛烈抨击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基础，并且表示他领导的暴动有其被迫发生的理由。在审判第一天，希特勒已经按着自己的需要设定了反击范围，明确阐述他所领导的运动动机的纯洁性，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一心想当英雄的无私领导者，而非叛徒。自从那个11月的夜晚在市民啤酒馆里取得短暂胜利以来，希特勒肯定是第一次感觉到面对广大公众发表激情演讲时才有的那种兴奋的陶醉心情。这无疑是一次复活。他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自己表明，他仍然宝刀在握，不可小觑。

接下来，执政三雄在暴动过程中的罪责问题开始成为审判的重点。法庭诉讼也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人们了解到战后处于混乱状态的国防军军事使命不明确的情况，了解到极右民族主义者如何颇为轻视魏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和议会。在以后几周里，有关证词还将揭示出前所未知的旨在推翻德国民主制度的更大阴谋。

眼下希特勒可以堂而皇之地扮演交叉询问员、演讲者和独角演员的角色。在没有遭到法官奈德哈德反对的情况下，希特勒表现得更像一位律师，而非被告。他时而手舞足蹈地提出问题，时而打断别人的陈述，以期增加别人的证词。根据德国诉讼法，被告几乎可以随意质问证人，但是被告提出的问题由法官来掌控，法官有权裁定言语行为属于越轨表现。法官奈德哈德只是在希特勒出言不逊侮辱他人时进行了干涉，此外少有裁定越轨表现的时候。后来即使他提出的警告也遭到希特勒粗暴的漠视。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希特勒和法庭上的每个人重温了三名关键被告亲自讲述的1923年11月8日和9日那两天暴动事件之前的准备情况。这三位重要被告是：武器精良的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首领韦伯博士、慕尼黑前警察局局长恩斯特·帕纳、战斗联盟军事指挥官克里贝尔。在对外保密的开庭审理过程中，韦伯和克里贝尔首次讲述了国防军、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各股准军事组织之间所展开的密切合作与秘密训练情况（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例如，韦伯举例说明了“以前从未面对过的敌人炮火”的新兵重点操练情况。他透露说，实弹“神枪手射击”训练至少每周举行三次，都是在国防军军官的指挥下“进行训练。希特勒也参与进来”。这样就巧妙地暗示政府方面也卷入到他领导的暴动行动中，强调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训练他手下的纳粹冲锋队一事，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都牵扯了进来。希特勒说自去年10月以后，“我们的部队就在（国防军）兵营进行强化训练，不是为了守卫边境，而仅仅是为了发动进攻，包括训练向北进军不可缺少的所有技术环节”。希特勒还说，他手下的部队通常都是夜间训练，或者在工作之余进行训练，经常穿着国防军制服或者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制服。所有这种活动均处在洛索要求进入“最高备战状态”而下令举行演习操练的大背景下。希特勒表示，那种压力是促使他举行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已不再可能把日夜奔向兵营，一心只想打仗的那些人拉回来。”1

韦伯、帕纳和克里贝尔各自均为有时变得恶毒的审判氛围增添了一份诅咒。韦伯交代说，暴动一开始他便下令一队他手下的准军事组织成员“阻止那些东方犹太人——外族寄生虫们带着全部外币仓皇逃跑”。当时这项命令从未被执行过，在暴动当晚没有接到有人出逃的报告。这些情况无关审判宏旨。只是命令本身如同暴动当天夜晚彻底搜查抓捕那些姓名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质一事那样，反映出纳粹党及战斗同盟迫不及待地推行疯狂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的真实面目。

帕纳留着毛茸茸的蓬松发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表情严肃，在法庭上表现得更为强势。他在证词中谴责1918年革命，称其为“针对全体德国人民的叛国行为”。他还说这种叛国行为是那些“受国际犹太人共济会驱使的异族人士所为”，其结果为世人所不齿：德国高官们“突然之间在犹太人面前扑倒在地，连滚带爬，称犹太人为‘阁下’”。帕纳的陈述坦率直白，令人深感震惊，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一直在密谋推翻柏林政府。“如果你们指控我犯有叛国罪，那么在过去五年里我们一直干着叛国这件事。”他的话音刚落，法庭里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克里贝尔这位强硬的战斗联盟军事首领也讲述了自己在暴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但是他又回忆说，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使他走上了右翼民族主义道路。一战快要结束时，克里贝尔是一名必须在西班牙斯帕市的停火委员会工作的德国军官。他回忆说，那时他成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粗野下流的羞辱行为”的攻击目标。他描述了停火问题解决后德国代表团离开时的情景。他回忆说：“一伙喝得醉醺醺、怒气冲天的人向我们扔石头，毫不留情地咒骂我们。”克里贝尔见此情景，将身体探出火车窗外，向那些羞辱作弄他的人挥舞着拳头。在不知道他所讲的话有多灵验的情况下，他高喊道：“再见！过不了几年我们还会见到你们。”

克里贝尔谈到了暴动那个漫长夜晚和第二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尤其当他谈到最后向音乐厅广场行进的情景时，他原本躁动不安的证词中更加充满了感情色彩。克里贝尔当时同希特勒，还有那位后来被枪击身亡的舒伯纳-里希特走在第一排。“克里贝尔上校断断续续地讲述暴动细节时，在法庭里都能听见深深的呼吸声，”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一位被告律师站起身来，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谋杀’。任何人甚至包括主审法官或检察官在内都没有提出异议。”

希特勒证词中那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表述范围，再加上克里贝尔的愤怒陈说，到审判第三天已使一些现场目击者不禁在想整个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法庭现场无人对传说中的被告的叛国行为留下什么印象。“如果公开审理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听一些反法、反比利时演讲，那么这个诉讼过程肯定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伦敦《泰晤士报》抱怨道。2

克里贝尔出人意料地使法庭审判上出现了最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然而还是希特勒再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当时副检察官埃哈德要求他“简要解释一下”他是如何策划大规模进军柏林行动的。衣食、住宿等诸如此类的后勤保障如何解决？进军在外交政策上又具有哪些意义？

希特勒这位明星被告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他的答复中以其希特勒式的典型探究演讲方式，就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和叛国罪等方面的问题滔滔不绝，大发了一番议论。他的“回答”不间断地持续了22分钟，首先猛烈抨击了英国在历史上推行过的“权力平衡”政治理论和法国企图称霸欧洲的勃勃野心。“法国只想瓦解德国，以达到其称霸目的。”在希特勒看来，法国是德国以血相溅的最终敌人。3他在审判第一天的激昂演讲中已经说过：“我宁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吊死在路灯柱上，也不愿意在法国统治下快乐地生活。”4

希特勒对法国的猛烈抨击只是一个跳板；他随后又回顾了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国起义”，讲述了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俾斯麦“革命”有多么伟大。他还描绘了由他策划的进军柏林行动而引发的“全国起义”的辉煌图景。“在慕尼黑、纽伦堡和拜罗伊特，会出现难以形容的快乐场面，热情的浪潮席卷全国，”希特勒振振有词地讲道，人民大众将会看到，“德国的苦难即将结束，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再次抨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人问我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德国不是依靠大多数人的决定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历史名人的意志和决策建立起来的，而且经常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德国是英雄（俾斯麦）缔造的，绝不是大多数人缔造的。”

希特勒坚守对于重复、重复、再重复具有强大影响说服力的坚定信念，以叛国罪为议题，重申他此前表示过的观点：“叛国罪是唯一惩罚失败的罪行。”作为一个反面实例，他再次提到了俾斯麦。“在左翼人士看来，俾斯麦犯了叛国罪，发动了政变。”希特勒侃侃而谈，“当俾斯麦解散议会时，《法兰克福报》称之为叛国行为……俾斯麦的叛国行为后来变得合法化了，因为由他创建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的叛国行为从未变得合法化，他留给德意志帝国的只有苦难。”

上述论断也许经不起仔细的历史检验，但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言，不同凡响。希特勒又在驾轻就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唤起了自己对于暴动企图所怀有的一种伟大豪迈的感觉。他甚至开始粉饰那场暴动的失败，为他以后打造的个人传奇埋下了伏笔。“我认为我们当时就要改变德国的命运，可是后来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有时命运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干预。当我观察如今的发展势态时，我得出结论是：更多的世事已成过眼云烟，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上面这句话比较早的暗示出在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在德国追求权力的问题上，希特勒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在这种即兴演讲的过程中，希特勒也不会放弃从时代的角度进行功过评判的机会。“你们不要以为这次审判会搞垮我们，”希特勒在法庭上这样说道，“你们当然可以把我们关起来，但是德国的人民大众不愿意搞垮我们。我们的监狱也将会打开大门，到时候会让被告变成原告。……未来的人们将会宣告我们无罪，并且认为只有我们才有勇气奋起反抗（1918年）仍在继续不改的叛国行为。”希特勒把话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开始对他的宿敌卡尔展开猛烈抨击。“如果让他当政，那就是一种灾难。”他最后说。

希特勒在怒气冲冲地大发议论的同时，可能已经气喘吁吁了。他刚一把话讲完，副检察官埃哈德便说道：“我只想问希特勒一个不算过激的实际问题。”

“我没有故意冒犯你。”希特勒说。

埃哈德：请你原谅——我甚至并不认为有人冒犯我。我要说的意思是，也许没有必要以这样论战的方式回答问题。

希特勒：根本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气质秉性与州检察官有些不同。

埃哈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件好事。5

他们之间的对话只字未提衣食住宿，也未提及问题涉及的后勤保障环节。首席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在证词是否切题的问题上，法官没有一点责备的表示。至于谁站在台上掌控着法庭审判进程，人们一刻也没有表示质疑。这次审判实际上变成了希特勒在政治上亮相走秀的机会。“希特勒向众人亮出了他作为下一个俾斯麦的名片，”德国一家新闻社这样评论，“而且猛踹了卡尔先生几脚。”6

与此同时，那些被告律师也纷纷屈尊利用这次诉讼机会在律师事务方面故作哗众取宠姿态，引起审判现场众人颇为不悦。一位名叫卡尔·科尔的律师气势汹汹地无端侮辱施滕格莱因，声称如果这位首席检察官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没有参与暴动，他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无关痛痒，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却近乎对个人的严重冒犯。虽然后来科尔被迫收回自己说过的话，但是施滕格莱因却没有忘记受到的怠慢。

除了希特勒的证词外，最让人热切期待的莫过于鲁登道夫将军的出庭。在检察官把希特勒称为那次暴动的“灵魂人物”之前，有些人认为鲁登道夫在政治地位及象征意义上与希特勒不分伯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鲁登道夫毕竟（同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一道）担任过统帅所有德国军队的司令官。尽管在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精神崩溃，逃离了战争，他仍被广泛视为德军往日荣耀风采的化身。有些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和《柏林日报》在大标题中称这次审判为“鲁登道夫-希特勒审判”。然而鲁登道夫在这幕好戏中的地位已是摇摇欲坠。有传言说，在最高层可能早已达成了协议，一定要宣布这位英雄无罪。希特勒显然已经崭露头角，既是被告名人，又是在审罪行的主要组织策划者。眼下这位正在衰老的将军终于有机会向众人表明他在民族主义者政变阵营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尽管鲁登道夫只有58岁，但是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

鲁登道夫那辆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星期四当天陷在了雪地里。因此把他出庭作证的日期改在星期五，在法庭上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鲁登道夫以军人的强硬语气一连讲了将近三个小时。7但是他讲的内容漫无边际，又是读信，又是引用俾斯麦的话语；既讲述莱茵兰地区的分裂主义趋势，又细说了他朝思暮想的复辟君主制一事。后来他又专门谈到他认为是天主教会对德国的近乎出卖一事。鲁登道夫还无缘无故地冒犯天主教占有优势地位的巴伐利亚州，证明他是站在证人席上的最危险人物。巴伐利亚人早就怀疑鲁登道夫对德国南部的事务不感兴趣（因为他是来自北方的普鲁士移民）。这一回便感到自己的种种怀疑得到了证实。8

更为不妙的是，有些人甚至怀疑鲁登道夫是否同现实已经失去了联系；他那种漫无边际的讲话听起来给人以老迈昏庸之感。他矢口否认在发生暴动那天夜晚事先知道任何有关情况，只是说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是极为被动的角色。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鲁登道夫了解暴动详情。9（后来鲁登道夫甚至声称“希特勒误导了我，欺骗了我”，并称这位纳粹领导人“只不过是就会使用标语口号的冒险家”。10）“鲁登道夫看上去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鲁登道夫从未这样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是一位垂暮老者了。”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创办发行的报纸《前进报》不失时机地公开痛责这位将军“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同战争期间那些目光敏锐的下属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并无二致，即‘愚蠢的军官学员’”。11希特勒虽然在开庭第一天的演讲中出于政治上的精明考虑热情称赞了鲁登道夫（“我崇拜他”），然而上述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也不会使希特勒感到懊恼。希特勒这位“狂热分子”已经在想方设法疏远那位反复无常的老将军了。

法庭审判本身也有几个非比寻常的小插曲。在第一周里，几位辩护律师同新闻界代表的外界展开了一轮象征性的斗争。第一位律师向法官奈德哈德抱怨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错误地报道了律师在举行秘密审判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这家报纸写道，虽然各名被告一心要避免通过公开审判的形式危及国家机密，“辩护律师们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强烈抵制全部进行秘密审判的做法。“我以在此的全部律师的名义表示抗议。”那位律师气鼓鼓地说道。他还列举了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Völkischer Kurier）上刊登的一篇根据匿名人员提供的情况所写的报道。文章写道：

有人对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我乘坐有轨电车恰巧坐在两位素描画家旁边。我在法庭上特别留意过他们，因为当时这两个人发出了讥笑的声音。他们都在向对方展示着自己画的素描。其中一位看上去像是保加利亚人或匈牙利人，总之像是典型的斯拉夫人，展示着一幅三角形漫画，上面画的是一位非专业法官。另一位是个犹太人，得意扬扬地展示着一幅着实令人作呕的鲁登道夫漫画。画面上的鲁登道夫看上去心烦意乱，面容憔悴，两眼充满恐惧地呆望着前方，活像一个受惊的小动物。”

那位律师要求法官奈德哈德禁止“这样的人”报道这次法庭审判。奈德哈德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将这种人请出现场。”法官说道。

但是那位律师没有就此罢休，他还要把矛头指向国外新闻界。据他披露，有一家外国报纸报道说，被告们好像对于自己遭到的指控并不在乎，只是“装腔作势”。他补充说：“被告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们以最纯洁的动机体现着一个神圣的理想。当然，他们不会揪着头发、撕开衣服走进法庭。在德国法庭上，我们应该严厉禁止国外报刊这样粗暴地对待被告。”鲁登道夫的律师非常反感《纽约先驱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以大字标题称鲁登道夫将军为“啤酒馆革命的领袖”。这位律师也要求法官禁止“如此滥用来访者的权力”。

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对此忍无可忍。他也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家报纸声称，在希特勒先生发表抗辩声明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非常严肃，只有州检察官除外，他脸上一直带着屈尊的微笑。那完全不符合事实。对于州检察官在希特勒发言时表现不得体这样的说法，我表示反对。”12

律师这样的胡言乱语突出体现了审判希特勒所有的政治化性质，也体现了报纸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生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希特勒一同组织参与暴动的被告对于暴动过程的陈述不尽相同，但是全都齐整划一地符合希特勒在开庭审判第一天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每一名被告都强调这次政变企图树立的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唱爱国主义高调，同希特勒声称的拯救德国论调一脉相承。他们还详尽地讲述了希特勒有时提出的“用刀剑”从事政治活动的模糊暗示。在暴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的希特勒突击队首领威廉·布鲁克纳站在证人席上怒气冲冲地高声叫道，“德国需要那些对祖国怀有炽烈的爱，对敌人怀有极大仇恨的人”，他们也愿意使用暴力手段，就像鲁尔地区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一样，由消极抵抗转为积极抵抗。13

控方势单力薄，而希特勒这边则有10名被告，11名律师。14另外还有名人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相反，控方只有两人：施滕格莱因和埃哈德。即使他们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两位律师看上去也是毫无锋芒，政治上中立，手段软弱。例如，施滕格莱因从未对被告宣传性的证词长度或内容提出过异议。

拥有九名共同被告和一屋子唠叨饶舌的律师，这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个很大的优势，他不必凡事都亲自费力应对。在审判过程中，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他的律师劳伦兹·罗德，提出了法律上的第一个挑战——正式要求逮捕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而是布鲁克纳的律师科尔首先出击。本来法庭气氛已经因为执政三雄在酝酿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变得紧张起来。科尔提出“立即逮捕”这三个人，使得法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科尔是法庭上最具锋芒的人物之一，又因为报纸上经常提到他身体肥胖，所以他也是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他身材不高，古板迟缓，双眼低垂，就连胡须也是向下微垂，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小加农炮。“被告已将重炮安排到位。”《慕尼黑邮报》这样写道，并没有多少开玩笑的意思。15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一直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这一点到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他们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谓蓝衣警察，因其蓝色制服而得名）的庇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帕纳的前首席政治顾问，现在沦为被告的威廉·弗里克出面作证，才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弗里克和帕纳在1919年至1922年间执掌着慕尼黑市警方大权。有了强大的政治后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刚刚兴起的纳粹运动方面发挥着秘密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镇压下去，”弗里克说道，“但是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纳粹党人那里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侃侃而谈，听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讲词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话）。同希特勒一样，慕尼黑警方的这两位掌门人看到马克思主义大潮席卷劳工运动时，便决心消除这股大潮的影响，把工人们拉进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保护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和希特勒先生。”弗里克坦白地说道。16

随着暴动计划的展开，弗里克和帕纳接到的任务是控制警察机关。但是他们最终在警察指挥部被捕。法官奈德哈德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弗里克事先得到消息并在暴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此，弗里克闪烁其词，支吾遮掩，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所有这一切似乎并未使希特勒大伤脑筋。他后来任命弗里克为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为纳粹政权犯下了累累罪行。

到了审判第二周，改建的陆军学校法庭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法官奈德哈德对于胡言乱语，对于有时出现的恶意旁敲侧击听之任之，不加阻挡，因而引起不满。“人们感到一场雷雨即将来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上的一个新闻栏目这样评论道。巴黎《时代报》甚至把法庭上的气氛形容为“雨暴风狂”。17《纽约时报》写道，有些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们“称这次审判是有史以来在德国举行的最丑恶可耻的审判”。18

政府部门也开始变得忐忑不安。在希特勒的猛烈抨击迫使他们采取守势以后，3月4日，他们召开了巴伐利亚部长会议（实际上就是政府内阁），会上不少人紧张焦虑得直搓手。让他们感到失望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奈德哈德在法庭上的表现。他成了与会部长们嘲笑抱怨的对象。内务（警务）部长弗朗茨·施维耶博士说，他不断收到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投诉，抱怨法官对于法庭上一些人诽谤他们的行为不加制止。有位部长指出，奈德哈德曾经说过鲁登道夫是德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物，不由得使人猜想这位法官要宣布鲁登道夫无罪。还有一位部长表示，显而易见“这位法官有失公正”。有人指出，被告正在享有过多的自由。他们的房间总是敞开着，伙食讲究，每天在庭院里自由活动两个小时，还可以随时接待来访客人。韦伯甚至还享受过“周日度假”待遇，在慕尼黑市里周游一天。最后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承认他同奈德哈德会见过几次，并且知道人们对于他允许希特勒“连续发言数小时”19感到不安。（尽管古特纳对这次审判持有保留意见，他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还是做了希特勒的司法部长。）

与此同时，这次审判正在变成令人不可意料的冒险活动。在审判进行到第二周的星期四时，《福斯日报》写道：“发自希特勒-鲁登道夫审判法庭上的报道读起来好像是分期连载的长篇小说。”20这家报纸有所不知，在几个小时之内审判过程又将富有戏剧性地进一步陷入低谷，人们一直被压抑着的情绪突然间爆发出来。好战的律师科尔又成为此次事件的煽动者。科尔当时针对检察官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在涉及另一个诉讼委托人的案件中滥发逮捕证的做法颇有怨言。21他指责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对“疯狂抓捕活动”情有独钟。这一下让施滕格莱因无可容忍。他暴跳如雷，使审判过程暂停下来。“在这次审判过程中，我三番五次成为恶意中伤的目标，有时简直是人身攻击。”他几乎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样说道，“我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反应，千方百计使审判过程严肃地顺利进行。我极力避免说话带刺，伤害别人。可是我受够了！今天你们也太过分了。……从今往后我绝不参与使我的个人荣誉不断受到如此攻击的法庭审判了。埃哈德先生，请你主持法庭审判吧。”

施滕格莱因怒气冲冲地大踏步走出了法庭。当施滕格莱因从面前走过时，科尔讥笑道：“能接替你任州检察官职位的人多得是。”22

“太过分了！”法官奈德哈德气急败坏地说道。甚感难堪的审判长把审判延至第二天继续开庭。

施滕格莱因的过激行动立即成为头版新闻。“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突然中止。”《福斯日报》头版新闻报道宣称。“你们太过分了。”这家报纸的专栏作者以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境外报纸也在关注此事。他们认为检察官愤然离去表明，奈德哈德控制审判现场的能力有限，并将其视为德国司法系统的有失颜面的日子。显然审判长没有控制住审判现场，也缺乏镇住个性很强之人的信心和能力。年轻的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对施滕格莱因的举动大吃一惊。他认为那是一种战术上的失误。“他应该猛拍桌子，对法官大声呵斥，”埃哈德说道，“不过他很可能在冲突中落败。”23

第二天律师科尔赔礼道歉（略作表示），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又回来主持审判。人们又可以再度关注下面这个审判核心问题：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暴动阴谋中究竟被卷入多深？对希特勒的法庭审判原计划持续两周，现在看来要进入第三周了，主要是回答上述问题。

希特勒采取的以有效进攻为最佳防守的策略正在奏效。他白天站在法庭前面小小的被告席上四处张望，每天晚上在简陋的军官学员房间里阅读大量有关他的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希特勒可以看出事情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连续两周大张旗鼓地指责和揭露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极大地赢得了新闻团体和公众舆论的信任。检察官施滕格莱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周末，众人期待的堤坝终于决口了。施滕格莱因宣布因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涉嫌犯有叛国罪，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调查。法庭审判已经正式变成慕尼黑一家报纸后来所说的“两种不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较量，一方是以卡尔为核心的老派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以备受崇拜、上帝派来的领导者为核心的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新派年轻民族主义者”。24接受调查的执政三雄原本在镇压希特勒暴动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望出示针对希特勒最为不利的定罪证据，以其誓言、制服和责任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但是眼下他们却可能面临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这使得检察官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困境：他刚刚开始调查其犯罪行为的这三个人却是他此前传唤来的证人。正如一家报纸后来在那一周内以大字标题描述的那样，这是“一场奇怪的审判”。

3月10日，星期一，即在审判进行到关键第三周的第一天，每个人都欣喜地发现天气转暖，积雪消融。25然而即使春天在招手，法庭审判也很有可能因执政三雄陈述的对抗性证词而变得昏天黑地。无论他们讲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会对政府的权威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对巴伐利亚州在德国公众中的声誉以及对他们自己也会产生好坏不一的影响。他们的现场表现如何，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此人正坐在那里察言观色，了解动向，伺机猛扑，将他们逼入困境。此时法庭审判已经变成一场高风险的“抓把柄”游戏，其政治意义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执政三雄在希特勒布下的共同犯罪之网里陷得越深，希特勒的行市涨得就越高。

洛索首先到法庭陈述证词。他是一位腰背挺直的典型德国军官，年龄56岁，头发稀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出生于巴伐利亚，然而在风度举止上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普鲁士军官。由于受暴动影响，他被革除了军职。这位从前的国防军指挥官到庭时身穿简朴的黑衣长礼服，未穿官方戎装画像中显示的那样饰有宽肩带、佩戴勋章的华丽军装。

尽管洛索是一位中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东线和西线战场度过，远离大屠杀行动。他曾经担任德国驻土耳其首席军事代表，协助土耳其成功抵御同盟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与经过战争磨炼的冷酷粗鲁军官（比如克里贝尔）不同，洛索在外交和谈判方面经验丰富，手段高明。他毫不惧怕证人席，毫不惧怕希特勒。

洛索径直走向站式讲台（他自己要求过。大部分证人都坐在法官席前的一张小桌旁），把一份厚厚的手稿啪的一声放在讲台上。他前来打一场硬仗。洛索是风度优雅、训练有素的军官阶层化身，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对那位军人暴发户表示愤慨。洛索此次出庭有大事要办：他一定要使自己免入牢狱，还要让希特勒继续身陷狱中。

洛索总共陈述近六个小时。“如果有人从别的星球来到法庭上……他一定会认为洛索就是手握发光利剑的圣米迦勒[1]。”对鲁登道夫颇有好感的《德意志新闻》这样写道，“他左劈右刺。……我们很快就吃惊地发现这位将军粗暴固执的口气并没有吓着审判长。”26其他报刊突出报道了洛索傲慢好战的陈述风格。“他的法庭陈述声音洪亮，显得急躁，有时很有说服力。他的证词很有针对性。”一家报纸这样报道说。他满有信心地把左手插在衣袋里，慢慢转过身来面对听众，像是一位老练的演讲家。讲到紧要之处，他便训练有素地挥一挥右手，以示强调。27另一家报纸写道：“作为一名同希特勒唱对手戏的主角，他的表现堪称精彩绝伦！”28

洛索强烈否认对进军柏林感兴趣，他说那是“小孩子把戏”，有可能引来法国和捷克军队出兵进犯。他曾预言，一大批缺乏有效后勤保障（衣食、住宿）、准备又不充分的武装人员很快就会变成一帮鱼肉当地百姓的窃贼。29

洛索承认一开始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不错。洛索回忆说，当他们在1923年初首次见面时，这位纳粹领导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那种印象不久便消失了。“我注意到他在所有重要演讲中一直反复说着同样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已经为所有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充分理解。还有一部分内容只能说明他完全脱离了现实，对于哪些是切实可行的事情也缺乏了解。”30这位将军认为，希特勒的“动力就是野心”。他的弊病在于“爱国主义热情过高”，跟他理论毫无用处。“在谈话过程中，只有他一个人讲个不停，很难听得进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洛索表示希特勒还是一个骗子，讲过许多谎话。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列举希特勒在1923年说过的一番话。当时洛索违抗命令，没有因《人民观察家报》中伤泽克特的妻子就将其查封。希特勒对一家报纸说，他第一次看到我“人性的一面”，洛索回忆道。“希特勒声称他保证支持我。他表示向我（没有向其他任何人）郑重承诺不会举行暴动，他会在同柏林的斗争中支持我。”至于有人认为希特勒后来会突然对洛索产生了亲如一家人的感觉，这里将军以嘲笑的口吻说道：“希特勒……对‘残忍’这个词情有独钟。我从没听过他使用过‘多愁善感’这个词。整个说法都是事后编造的。”

希特勒声称洛索和执政三雄中的其余两人在暴动之夜违背了他们的郑重承诺。对此洛索坚决否认，并表示“是希特勒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才导致了目前的审判局面。一位记者写道，这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就连坐在大部分听众席上的被告同党也默不作声。希特勒坐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鲁登道夫将军不时地把镶有角质镜框的眼镜从眼部扶到了额头上，一共扶了很多次。”31

洛索将军并没有以胜利的姿态出现在法庭上（眼下他成了刑事调查对象），但是他的证词却使得人们对希特勒的信任遭受到打击。洛索将希特勒贬斥为“虚张声势的冒险家”“政治鼓手”，并表示如果他要纠正过去两周里的虚假言论，“我就得在这里连续不停地讲上好几天”。

在洛索陈述证词的整个过程中，希特勒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到了傍晚6点15分，洛索刚刚把话讲完，希特勒立即跳了起来，断然表示洛索的陈述“失实有误”。但是他要等到洛索的犯罪同谋古斯塔夫·冯·卡尔出庭，然后再质问洛索这位证人。

古斯塔夫·冯·卡尔那时61岁，在开始陈述之前就注定要落败。身材高大、咄咄逼人的洛索退席之后，身材矮小、海龟模样的卡尔出场了。他长着一张肉乎乎的脸，留着海象似的胡须，看上去像是一位另类英雄。虽然他两次成为巴伐利亚州的强势人物（主要因为他官场手腕高明，又属于君主制保守派人物），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软弱无能，不好合作，优柔寡断，缺乏主动出击的魄力。他在做法庭陈述时内容单调乏味，声音低得有一半人根本听不见。“同洛索的升调陈述相比，今天全是降调。”一位颇有音乐修养的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固执而又狡猾的卡尔反应迟钝，声称记忆力衰退，总想躲在“官方机密”这块遮羞布后避而不言。他的陈述表现触怒了希特勒及其诸位律师。在卡尔断断续续站在证人席上出庭作证的三天里，他们对卡尔展开了无情抨击。与现场进行反击的洛索不同，卡尔的表现可谓恰如其分：一位可能被判有罪的被告。“人们几乎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反差能比卡尔的证词陈述同开庭第一天时希特勒证词陈述之间的反差更大。”《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这样写道。“希特勒激情迸发，性情外露，卡尔则沉稳平静，不时流露出忧郁悲戚、无可奈何的情绪。”32

卡尔那冗长的开场陈述刚一结束，希特勒就开始发难。希特勒一开始就像是一位优秀的律师那样，首先要问清楚何时，又通过何人，卡尔在1923年秋季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主任专员，大权在握。希特勒提出了如下问题：“你何时第一次听说要设立主任专员这样一个职位？”

卡尔：这确实不好说。

希特勒：这不是事关哪一天的问题，而是事关全局的问题。

卡尔：我无法肯定回答。

希特勒：八月末，还是九月初？

卡尔：我说不准。

希特勒又变换了一下方式问道：“最初的提议是部长会议提出的，还是后来在州主任专员办公室任职的某个人提出的？”

卡尔：我无可奉告。

希特勒还想在秋季演习问题上将卡尔逼入困境。秋季演习是个掩人耳目的说法，特指在举行暴动几周前准军事组织同国防军合并一事。卡尔知道些什么？何时知道的？每次重要提问卡尔都拒绝向希特勒透露任何情况。

时间就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直到陆军学校的外面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随后卡尔采用的“刺猬战术”（一家德国报纸这样写道^33）进一步升级。他拒不直视希特勒和任何其他质问者，毅然坐在证人席上面对律师，背对着法庭上的其余人士。

律师们渐渐地从卡尔口中套出了有关他计划成立的德国执政内阁的更多细节。审判现场目击者们惊讶地发现，就政权更迭一事同卡尔磋商，或者相互磋商过的人士包括鲁尔地区著名商人弗里德里希·米努克斯，东普鲁士贵族、政治家威廉·冯·盖尔男爵，右翼泛德意志联盟领导人海恩里希·克拉斯，以及德国军界两位最知名人物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总司令和莱因哈德·舍尔海军上将。有关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1923年秋季，即使希特勒没有抢先仓促笨拙地举行暴动，德国也很有可能爆发其他形式的政变。无论是由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成立执政委员会，还是由泽克特将军在柏林成立一个由商界和军界人士组成的阴谋集团，推翻议会制的势力都很大，而且分布广泛。34“当时正在拟订一个旨在改变德国宪法的重大行动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有可能现在仍然会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赞同。”伦敦《泰晤士报》这样写道。35

在卡尔出庭作证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无法抑制自己对卡尔那种回避反应表现出的沮丧情绪。他屡次就啤酒馆暴动之夜他们在一起真诚握手一事向这位主任专员施压，描绘出一幅卡尔把左手放在他们紧握在一起的右手之上的动人画面。“你第三次同我握手，”希特勒坚持说道，站在距卡尔只有一码远的地方，嗓门越来越高：“你第三次握着我的两只手！”

紧接着希特勒喊了起来：“我在这里撒谎没有？”

法官奈德哈德：请不要激动。证人会回答的。

希特勒：（厉声高叫，挥舞着双手）我是不是骗子？

卡尔：我只能再说一遍，我确实不记得曾经同希特勒握过手。36

虽然卡尔固执地抵御着希特勒的诱胁，稳扎稳打地在法庭上斥责希特勒，但是在证词陈述结束时他看上去仍然像是丢了魂似的，无精打采。这位身材五短之人在椅子上直往下缩去，头耷拉在两肩之间。有位记者将其称为“少见的痛苦场面”。37

希特勒在找洛索将军算账之前，必须听完汉斯·里特·冯·塞瑟尔的证词陈述。塞瑟尔在暴动前担任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49岁，同洛索一样也具有完美的军人风范，身材细长，留着光头，也有自己的党派归属。但是他的证词毫无故作姿态、激烈争辩之处，更没有冗长的政治性的开场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洛索一样，塞瑟尔也表示起初觉得希特勒这个人很有魅力。但是当他看到这位纳粹“鼓手”一味地狂妄自大，最终竟然组织“非法的团伙攻击”行动，要举行暴动时，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便一落千丈。同巴伐利亚执政三雄中其他两人一样，塞瑟尔也表示反对过希特勒进军柏林的计划。“我们没有重炮，没有飞机，没有毒气防护装备，只有一些心甘情愿的爱国人士。他们最终只能在敌人的毒气进攻中倒下。”塞瑟尔在证词中这样陈述道。他认为，进军柏林会“使法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动员起来”，共同对付德国。

塞瑟尔屡次对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证词提出异议，称之为“捏造事实”。塞瑟尔的法庭陈述语言尖刻，但并无轻蔑之意。其现场发挥在法庭公众舆论中提升了执政三雄的可信程度，削弱了希特勒的强大冲击影响力。“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有位论者说。塞瑟尔直截了当地否认希特勒对于暴动事件的陈述，既能畅所欲言，没有引得希特勒大发脾气，也没有同律师展开一番争论。纳粹领导人再次败下阵来。

星期五那天，洛索将军再次出庭接受质问。那一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除了在星期四冲着卡尔短暂地大嚷大叫以外，希特勒一直是个陪衬人物，而执政三雄则成为新闻界争相报道的人物。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整个一生可以概括为不断努力去说服别人。”38眼下又到了应该说服别人的时候了。他需要再度反守为攻。星期五有可能是一周之内法庭上最为紧张激烈的一天。

一开始洛索就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带着一种下命令的口气。他在站立式讲台前面来回踱步，先向前走三步，再向后走三步。辩护律师见此情景不由得怒气上涌。“可以说他一边踱步，一边抛出他的答话。”有位记者描述说道，“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扩音器里放出来的一样。”另一位记者说，洛索简直把法庭当成了阅兵场。39

洛索这位退休中将同辩护律师们唇枪舌剑，激战长达三个多小时。他在每一位律师所提问题的背后都看到了潜藏的陷阱，一一加以躲避。40每一方均轮流扮演被告和原告角色，攻守兼备。41有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只是观战倾听。到最后听够了，他便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加入了对抗冲突当中。他想知道是谁率先提出在柏林建立执政委员会这一想法。

洛索：我反对这一提问。我连答案都不知道。我是在秘密谈话中才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我无权泄露秘密。

希特勒听罢勃然大怒，开始冲着法官奈德哈德大喊大叫，要求法官迫使洛索把秘密公开，回答提出的问题。

法官奈德哈德：希特勒先生，请你说话小声点，好吗？

希特勒没有放低说话的声音。奈德哈德很快再次对他提出警告。最后希特勒谈到了非常敏感的“郑重承诺”这一话题。此前人们很重视1923年1月希特勒做出的“不举行暴动”的承诺。但是没有人提出同另一件事情有关的郑重承诺问题：国防军违背洛索的先前承认，拒绝希特勒的冲锋队在1923年5月1日那天，持有武器对抗共产党人。这件事使希特勒颜面几乎丢尽。

洛索还提醒希特勒回想一下暴动之夜在市民啤酒馆侧厅里出现的对峙局面。当希特勒被指责由于举行暴动而违背了诺言时，他回答说：“请原谅，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

希特勒抬高了嗓门，厉声说道：“按照你的说法，刚才请求原谅的人是‘残忍的希特勒’，还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呢？”

洛索：既不是多愁善感的希特勒，也不是残忍的希特勒！而是良心有愧的希特勒！

希特勒：中将！我大可不必因为违背郑重承诺而良心有愧……因为在这里唯一违背郑重承诺的人就是中将——在5月1日那天！42

整个法庭上众人大为震惊，鸦雀无声。就在刚才，一个步兵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指责将军违背自己的郑重承诺。这无疑是德国现实生活中的奇耻大辱。

整个法庭仍旧寂静了片刻。洛索不由得向后一缩，好像脸上被人击打了一样。最后他收起文件，大步流星向门口走去。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向法庭鞠躬致意，随即就消失不见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奈德哈德结结巴巴不知说何是好：“这是公开侮辱，简直不成体统！”他大声地喘着气，刚刚讲出的话语大多湮没在一片嘈杂之声当中。

希特勒：我接受训斥。

奈德哈德：简直不懂规矩，前所未有！

希特勒：这是对证人陈述的回应。

整个法庭上一片哗然，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法官奈德哈德宣布已到午餐时间，法庭休庭。

有些新闻媒体批评希特勒手段失控，表现得唐突无礼。希特勒羞辱了洛索将军并把他赶出了法庭现场，自己却未受任何惩罚。对于在大街上浏览报纸头版新闻的那位小矮人来说，希特勒现在简直成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双方连续18天的争论交锋，吹毛求疵，吵吵嚷嚷，相互揭丑，结果打了个平手。法庭不可能把蓄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只扣在一方头上。显而易见，双方都曾要夺权主政。政府本身是否推波助澜，促成希特勒暴动反叛事件，这一点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虽然执政三雄声称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进军柏林，这一点同样也从未得到确切证实。被告在一片嘟囔声中承认他们干了那些被指控的犯罪活动，但是这在犯罪量刑和实施惩罚方面又意味着什么呢？整个事件错综复杂、相互矛盾，这一点在著名讽刺杂志《时事画刊》的一幅封面漫画中得到了巧妙揭示。画面中，希特勒坐在洛索将军的肩膀上，手里握着的火炬直指政府大楼。而洛索整个人又压在他的后台老板，执政长官卡尔的肩膀上。卡尔一边给上面那两个人壮胆打气，一边调集警察部队要抓捕那两名犯有革命罪行的罪犯。同时，在高高的天空上，希特勒的纳粹党万字饰党徽已化作一颗流星。

在洛索将军令人惊讶地愤然离开法庭一周之后（为此法官后来罚了他60德国马克），检察官施滕格莱因提出他的最后请求。此时已到了量刑定罪的时候了。如果裁定有罪，量刑年限最短五年，最长多是终身监禁，也可以是中间的任何年限。

希特勒因针对“巴伐利亚自由州”和德意志帝国犯下叛国罪，检察官要求判处希特勒八年“要塞监禁”（不剥夺荣誉逮捕入狱），超过最短判刑年限三年。要求判处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和恩斯特·帕纳六年监禁。至于暴动的共同领导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施滕格莱因请求将他视为叛国罪从犯，仅判两年监禁。他建议将其余被告分别判处十五个月至两年监禁。

施滕格莱因在他的判决请求中赞同希特勒的典型历史观点：叛国罪只有在失败时才被视为一种罪行。他一本正经地指出希特勒及其同党的所作所为明显符合如下说法：“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为了走个过场，这位州检察官又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重复叙述了暴动全部细节，在确认证据方面白费力气。紧接着，施滕格莱因突然之间使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也许意识到将来有一天需要博得希特勒的喜欢，施滕格莱因又出人意料地开始称赞这位他打算判处八年监禁的被告。他的话语把法庭上下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在平凡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士兵表现勇敢，体现了他的德国爱国主义精神，”施滕格莱因开始称赞道，“他对伟大祖国德国怀有一片赤诚火热之心，在战后经过不懈努力，从细微的一点一滴做起，创建了伟大党派——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2]。他的基本纲领是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主义做斗争，同‘十一月罪犯’算总账……传播德国民族主义。”

法庭上下听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施滕格莱因接着说，他不宜对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政治主张进行评价，但是这位纳粹党领导人只要“竭诚努力重新唤起民众对德国命运的信心”，这便是最终“他做出的伟大贡献”。即使希特勒的激烈观点及其追随者们的高昂斗志有时变得过激，施滕格莱因继续说道，仍然“不应该在消极的意义上称他们为煽动性的政治家，那样不公平”。至于希特勒的个人美德，施滕格莱因表示：“他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作为著名党派的领导人自然会遇到各种诱惑，可是他仍然能够保持正直检点的生活。”

唱完赞歌之后，这位检察官又重新开始起诉被告，但其语气带有道歉的色彩。施滕格莱因宣称，希特勒不幸受到过分热情支持者们的影响，“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希特勒被大批追随者捧为名人，又受到党内一些谄媚者的奉承，因此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将自己视为德国的救星。他身边的那些同党总是满心欢喜地不断强化突出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施滕格莱因认为，正是在这一严重错误当中埋下了“他犯罪悲剧”的伏笔。

如果有人怀疑对希特勒的审判既是司法审判，又是政治审判，那么施滕格莱因则给出了明确答案。他为充满矛盾，摇摆不定的法庭起诉树立了新的标准。

真正重要的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幕，即被告的最后陈述。在审判开始后的一个月零一天，按着德国法庭程序，被告可以讲一番“最后要说的话”。被告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比如罗姆、布鲁克纳、瓦格纳和佩尔纳等人，均放弃了各自的发言权以支持自己的上级领导人。至于其余六名被告克里贝尔、帕纳、弗里克、韦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被告律师决定以逐渐增强的阵势先让地位低一些的被告名人出场，最后隆重出场的是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前者要进行一番自我辩白，后者要发表现场演讲。

上午开庭时，法庭里人满爆棚。记者们注意到，到场的女士比平时多，鲜花、礼品也比平时多。“希特勒的女性追随者们把她们的一片忠诚烤进了在希特勒敞开的牢房里堆积如山的糕点和小吃中。”《慕尼黑邮报》这样报道说。43

毫不悔改的克里贝尔上校首先陈述证词，再次承认“参加过那次行动”，但同时又倔强地说：“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还会那么做。”44弗里克出庭陈述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前警察局长帕纳对德国那位社会民主党人出身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再次给予恶意嘲弄，称他为“艾伯特·弗里茨”——这是一个表示嘲弄的绰号（“这次审判并未教会帕纳懂得礼貌”，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5）。法庭上当天那种激烈抗辩、激烈抱怨的氛围最终随着鲁登道夫的出场得到改观。《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再次表现得口若悬河，令人惊讶，举止风度翩翩，“全然没有此前那种竭尽全力要粉饰自己，抹黑他人的做派”。46他再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就是在1918年德国投降前，在停战前，在战争末期离开战场时的那位鲁登道夫。他又激起“德国人心灵深处对自由的呼唤”。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希特勒及其盟友们）“不能获得成功，我们就失败了，”鲁登道夫这样告诫，“（德国）就会继续沦为法国的奴隶，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立身之地。”47接着，鲁登道夫又以豪言壮语呼唤历史的审判，并把自己的牌位安放在了瓦尔哈拉殿堂（这是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鲁登道夫把自己抬到与众神平起平坐的高度。”《纽约时报》第二天在头版新闻中报道说。）

鲁登道夫笼统的政治演说在整个法庭引起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但是所有的陈述演讲都是众人想要看到的下一幕的序曲。上午10点左右，希特勒站在证人席上，直接完全进入在啤酒馆里演讲的状态。“如果说话音量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由，老天作证，希特勒定会在陆军学校法庭上取得辉煌胜利。”有一家报纸这样评论道。48

希特勒的暴动意图，数月牢狱生活，数周法庭审判经历——所有这些全部明确体现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四上午，体现在慕尼黑这个法庭上，体现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天生就擅长打造传奇神话与宣传鼓动。他把暴动的惨败描绘成长期的成功。他在长达90分钟的慷慨陈词过程中厚颜无耻地宣称，那些在他领导的暴动中阵亡的年轻人纷纷奔向音乐厅广场，“心情愉快地去赴死”，将来有一天会追念他们为“为了祖国的自由而献身”的英烈。希特勒的这一预言在第三帝国期间变成了现实。希特勒继续说道，这次暴动的成功将明确体现在“迅猛涌现的一大批德国年轻人身上，他们会在庞大的组织团体中崛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将来总有一天，广大民众会高举起我们的旗帜……与那些曾经同他们为敌斗争过的人结成盟友。抛洒过的热血不会永远使他们势不两立。……我们现在建立的队伍一天天地壮大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发展。”他坚定地表示，希特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大权在握。“我的目标要比成为内阁部长大上千倍。我要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一定会完成这一使命。”

接下来他又把顽强的斗志，从世俗法庭推移到更高的层面，披上了殉道者的外衣。“从我们的坟墓和尸骨中崛起的法庭将会对我们进行最后的审判，”希特勒以其典型的反常比喻对现场的法官们这样慷慨陈词，“宣布最后审判结果的不是你们……而是被称为历史的法庭女神……她不会问：你犯下了叛国罪吗？在她的眼里，我们真心希望国家富强。即使你们裁定我们有罪一千次以上，不朽的法庭女神将会大笑着撕毁检察官的起诉书和本法庭的判决书。她将宣布我们无罪！”

对有些人而言，这纯粹是庸俗透顶（“希特勒熟谙平易近人，投其所好的奥秘，可以本能地感觉到那些不太动脑筋的人想要什么。”《福斯日报》这样写道。他再次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岁月里使许多知识界人士低估了希特勒）。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包括一些新闻记者在内，希特勒的演讲非常感人，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次演讲内容应该公开发表。”有位记者评论道）。最后还是《福斯日报》记者说得对：希特勒知道广大民众想要什么。希特勒的演讲以其颇有心计的对“最后法庭”的祈求，使满怀激情的追随者们有了盼头，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发生在音乐厅广场的灾难将来要成为纳粹党具有统一凝聚力量的历史回忆。

希特勒已经赢得了政治斗争，下面只需看他是否也赢得了司法斗争的胜利。奈德哈德承诺要在四天后，即4月1日做出裁决。与此同时，整个城市与新闻界针锋相对地分成意见不同的两大阵营。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写道：“把希特勒和他领导的这些人带走在监狱里关押几年，使他们无法执行自己制定的任务，这将是对国家的犯罪。”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慕尼黑邮报》自然看法不同，建议由政府牵头“给这个巡演剧团放假”。49许多人同意《慕尼黑邮报》的如下看法：法官奈德哈德在法官审判时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的声誉。“对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唯一剩下来的那点尊重就悬在这次的裁决上面了。”《慕尼黑邮报》在社论中这样写道。50

慕尼黑市的各大报纸总印数在三万至五万份。“对于慕尼黑这样大的城市来说，印数庞大。”《纽约时报》报道说。只要报纸以最快速度刚一印出来，慕尼黑市民就纷纷抢购阅读。甚至那些已被查封的纳粹出版物还组织了“非常高效的新闻与信使服务”，以便让他们的追随者了解最新情况。51

周末紧张形势进一步升级。传言四起，说是可能发生暴力事件。一家极右翼报纸气势汹汹地表示，如果希特勒被判有罪，就会发生严重事件。“如果把一批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德国荣誉的爱国者判为有罪，那么会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法官奈德哈德收到了一封由一位名叫卡尔·布拉斯勒的纳粹分子从附近的奥格斯堡镇发来的威胁性电报，告诉他：“奥格斯堡的纳粹党人和种族主义活动人士发出如下警告：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和激情共同反对把我们的领袖判为有罪。”（布拉斯勒后因威胁他人被告上法庭。52）

警察和国防军又有一种四面受敌的感觉，于是加强了陆军学校四周的守卫力量。一支骑警队伍（此为控制人群的一种有效力量）严阵以待。周末部队驻扎在兵营里待命，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53陆军学校附近严禁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据《纽约时报》报道：“警察到处处于戒备状态……啤酒馆里有人在谴责德意志共和国——在本周指的是动荡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它的每一根神经都因为兴奋而绷得紧紧的；全城都在等待着法庭裁决。”54

在本来就难以意料的城市氛围中又传来一条小型的爆炸性新闻：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人已经溜走。据未经完全证实的报道披露（刊登在慕尼黑各家报纸上），执政三雄已经急匆匆离开了近来让他们很不愉快的是非之地。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去了意大利；有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前往希腊的科孚岛。55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出走的目的都是为了Erholung——在德语里Erholung的意思是“修养，重新恢复健康”。56当然，执政三雄没有出逃的任何理由，即便当时他们正在接受叛国罪的调查。因为他们仍然是自由的人。但是他们逃离慕尼黑反而使得他们显得确实有罪，使得希特勒的胜利光环显得更加夺目。“还有比这更心虚有愧的吗？”《民族信使报》在一篇谴责执政三雄“出逃”的令人读来透不过气的社论中这样质问道。这家报纸还感叹道：“神通广大（的卡尔）却落得如此下场！”（卡尔的真正下场10年后终于到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卡尔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被砍杀于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

4月1日，星期二上午，随着骑警大批出动，陆军学校看上去又像是一个武装营地。在用有刺铁丝网竖起的警戒线附近聚集了一群人，但是没有人将他们赶走。他们像平时一样聚集在那里等待迎接鲁登道夫。随后，鲁登道夫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从他的别墅开到了慕尼黑市边缘地区。希特勒以及以其他囚犯在陆军学校二楼敞门的“牢房”里一听见欢呼声就知道战争英雄到来了。在审判期间，鲁登道夫的轿车上第一次飘扬起黑白红三角旗，那是他忠于民族主义事业的标志。57

今天，也是第一次，鲁登道夫身着全副戎装亮相，头戴尖顶头盔，胸前佩戴着一生中荣获的各种勋章。他又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位军需总督。除了希特勒和弗里克以外，其他被告一律身穿戎装。希特勒穿着他那件双排扣长礼服，胸前佩戴铁十字勋章。弗里克穿着一件高领、下摆裁成圆角的服装，像是准备参加婚礼。在进入法庭之前，全体被告于9点半聚集在了陆军学校后门台阶上。已成为希特勒私人摄影师的海恩里希·霍夫曼劝说被告众人摆好姿势照相。照片里只有九名被告，帕纳没有现身。鲁登道夫摆出的姿势中规中矩，一把佩刀立在礼服前面，活像一根手杖，双下巴齐整地缩拢在高领之上。58希特勒身披室外摄影时必用的那件褐色雨衣，一只手里拿着宽边软帽，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略微朝前站立着（那是当时流行的典型摆拍姿势）。尽管这一天可能听到好消息，但是他们的脸上都不带微笑，因为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照相习俗。

法庭上的情景既体现出焦急等待的心情，又表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当时法庭里挤满了观众，新闻记者必须用力往前冲才能来到自己的座位上。许多女士为被告们送来了硕大的花束。鲁登道夫走进老旧的军官住宿处时，“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所有人一同起立，表示敬意”。一位记者这样写道。59

法官奈德哈德头戴高大的贝雷帽，引领法官们各自入座，然后便开始当庭宣判裁定结果。奈德哈德宣判道：阿道夫·希特勒犯有叛国罪。法官奈德哈德面对不满情绪和各种威胁毫不畏惧，判处希特勒五年“要塞监禁”。这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早已经历过的“不剥夺荣誉的监禁”如出一辙。同时希特勒还被处以200金马克罚款。克里贝尔、韦伯和帕纳被判处同样的刑罚。

罪行较轻的犯人罗姆、布鲁克纳、佩尔纳、瓦格纳和弗里克被判煽动叛国罪，而非叛国罪，处以十五个月监禁，立即获得假释。另外，每人还被处以100金马克罚款。

“可恶！”观众席上有些人高声叫喊道，“简直是丑闻！”但是奈德哈德很快以对鲁登道夫的宣判使他们肃静下来。鲁登道夫曾经全力支持暴动，而且也参与领导向音乐厅广场的毁灭性进军行动，结果却被判无罪。他是个自由人。在一片表示赞同的喃喃低语声中，有几位观众高呼：“鲁登道夫万岁！”

法官奈德哈德接下来又使众人大吃一惊：希特勒及其被告同党六个月后可以获得假释。

同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一样，法官奈德哈德也感到有必要为那些被他送进监狱的罪重犯人唱赞歌美言几句。他们的所作所为肯定有错，但是他们的意愿却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出于“最高尚无私的动机”，体现出“纯粹的爱国精神”。所以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他们处以最低刑罚。

随着这一令人惊叹的理由完全得到理解，还有一个微妙的事情需要处理：如何解释《共和国保护法》第九条？该条法律规定：“（犯有叛国罪的）外国人应驱逐出境。”60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显然适用。作为奥地利人的希特勒四天前在其最后雄辩陈词中明确恳求道：“不要动用第九条！”他毫不避讳地提醒法庭：四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军人在法国领土上参战，在那里“我怀着炽热的爱细数每一小时的时光，直到我可以返回”祖国。希特勒认为，只有“劣等民族”才会驱逐偶然冒犯民意的“铁人”。希特勒声称，如果将他驱逐出境，就会使未来的学童“脸上带着火辣辣的耻辱感”读到德国历史上这一不光彩的一页。

奈德哈德听到，并且也格外留心希特勒所讲的话语。“希特勒把自己视为德国人，”这位法官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九条不适用于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德国人思维和感觉的人。四年半以前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队中服役，因面对敌人时表现勇敢屡获殊荣，而且还负过伤，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61

判决结果是：不将希特勒驱逐出境。服刑时间不长，不上诉。在1919年血腥动乱中作为简易法院而成立的人民法院不准备上诉。此外，他们正处于停业的处境当中。

审判结束了。突然之间，法庭上下变得一片肃静。但见鲁登道夫站起身来，完全是一副军人派头，昂首挺胸，腰背笔直，双唇气得微微抖动，进而谴责对自己的无罪裁决。“我认为这一判决对我的军服和军功章是一种耻辱和侮辱！”话音刚落，法庭里欢腾雀跃，响起一片“嗨尔”欢呼声。

有关法庭裁定的消息好像甩出的清脆鞭声响彻慕尼黑。有些人只听到第一部分内容——判处希特勒五年监禁！——继而满腔怒火。但是不久第二部分内容传来——仅仅关押六个月！——情绪猛然间又转怒为喜。报童手里的号外版报纸被纷纷抢去。11岁的慕尼黑少年奥托·格里施内德在当天去面包店和牛奶店的途中注意到大人们的欢声笑语。“我至今还能听到人们在了解到希特勒的‘判决’结果时爆发出的欢呼喝彩声，尽管我当时并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事隔多年以后他这样写道。62

法庭外面出现了混乱情况。在距陆军学校有一街区之隔的地方聚集起来的人群遭骑警袭击，数人受伤。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在大楼前面齐声欢呼。他们的欢呼声在陆军学校里即使关着窗户都能听见。此时，希特勒的政治直觉立即被激发起来，他迅速找到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面带微笑向大街上的那些崇拜者频频挥手。他们挥动着鲜花向他致意，这是胜利的时刻。

但是巴伐利亚州和整个德国都是输家。除了极右势力以外，大多数记者均谴责对希特勒及其他暴动领导人做出的那种轻微责骂式的裁决结果，称其为丑闻。“简直同宣判无罪一样。”一家报纸这样评述道。奈德哈德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令德国司法系统极为难堪。“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审判。”具有强烈亲巴伐利亚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日报《巴伐利亚日报》这样写道。“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民族主义者鼓动性群众聚会。”63《柏林日报》宣称，巴伐利亚州司法系统已经“倒闭”。64《纽约时报》报道说：“整个慕尼黑都在暗笑这次裁定结果，将其视为愚人节的绝佳玩笑。”65多年后有位论者将法官奈德哈德称为“完全相反的彼拉多（彼拉多是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因为他把有罪之人判为无罪”66。

对鲁登道夫的免罪判决同对希特勒的轻判一样，使人失望沮丧。这位老将军在国外的知名度更高，特别是在像反应非常强烈的法国那种昔日对手中间。《时代报》指出，判决鲁登道夫无罪表明德国还存在着复仇主义渴望。67甚至法官奈德哈德也对判决鲁登道夫无罪感到有些懊悔。审判结束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丁·德里泽，资历较浅的州检察官在走廊里遇到了法官奈德哈德，问他为什么释放鲁登道夫。“当时我认为他犯有叛国罪，”奈德哈德解释说（据德里泽这样披露），“但是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一致赞成无罪释放，所以我也就顺从了他们。”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喜欢希特勒，认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有罪，差一点阻止将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但是奈德哈德警告他们说，若将希特勒无罪释放定会引起一场争吵，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被带到莱比锡州立法院，这是巴伐利亚人竭力要避免出现的情况。为了说服那些不专业的陪审员接受对希特勒判处五年监禁（每次定罪，奈德哈德必须征得五个陪审员中的四人同意），他不得不许诺同意希特勒在六个月后获得假释。

在整个德国，希特勒声名大震，因为他在审判中扭转了局面，将巴伐利亚州最高级别的将军赶出了法庭，在唇枪舌剑中彻底击败巴伐利亚州政界的对手，使纳粹党在全国扬名立万。纳粹党能否在希特勒离党服刑的六个月里继续存在下去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并非许多人都可以说他们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信。希特勒把法庭被告席当成了啤酒馆演讲台，还拥有了一批全国（和国际）听众。

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的崛起，以前许多态度不明朗的骑墙派人士现在也从新的视角看待极右思潮。希特勒的狼藉名声在竞争激烈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政治团体中也成为一种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号召力量。在巴伐利亚这样的团体至少有50个。许多德国右翼人士在一些问题上同纳粹党人的观点不一致，比如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着反犹太主义立场，以及强烈的德国国民性意识。

在鲁尔区的赖特镇（距慕尼黑西北400英里），有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民族主义者每天都阅读有关希特勒法庭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满怀热情，把有关感想写进了他的日记中。“我正忙于了解希特勒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主义、犹太人问题、基督教、未来的德国……希特勒触及了许多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这位年轻人开始根据希特勒的演讲想象希特勒一定会是什么样的人。“希特勒让人觉得潇洒自如之处就是正直率真性情的投入体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为德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信念。我正在阅读他的演讲词，我要在他的激励鼓舞下树雄心，立壮志。……只有希特勒能够不断地影响我。希特勒算不上才智超群，但是他那种令人惊叹的活力锐气，他的精力和热情，他的德国人情感非比寻常。”68

由于受到本次法庭审判和新闻报道的影响，这位年轻人很快走上了使他着迷的希特勒思想政治道路。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戈培尔。

【注释】

[1] 米迦勒是《圣经》中的天使，其标准形象为右手持剑，左手持秤。——译者注

[2] 也译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译者注

第九章
重新安排世界格局

“根据希特勒那种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

我们可以断定其内容同政治有关。”

——兰茨贝格监狱看守弗朗茨·黑姆里希

希特勒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慕尼黑，从陆军学校窗前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之后，希特勒并不在乎当天又被送回兰茨贝格监狱。他把控着那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世界。有利的审判结果给他注入了新的活力。据黑姆里希披露，希特勒回到监狱后“显得格外神清气爽”1。仅仅再过六个月就可获得假释。希特勒目前进入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富有成效的活跃时期。

对希特勒而言，牢狱生活在许多方面是一件好事。他在政治生涯中几乎是第一次不参加集会，不发表演说，不去办公室。一位狱友写道：“他不必在持续动荡的形势下四处奔波开会，直到夜里很晚才回来。”他被安置在兰茨贝格要塞牢狱二楼的七号房间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个自由的人。“我越来越感到他并不在乎被迫待在这里，因为这反而使他有机会平静地思考自己的未来。”黑姆里希这样写道。

希特勒在慕尼黑陆军学校的军官学员房间里度过五个星期之后，重新回到兰茨贝格。在希特勒看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警车在要塞牢狱旁边打开了前门，监狱看守和黑姆里希、典狱长莱波尔德，这些熟悉的面孔都在那里等待着。更多熟悉的面孔，包括希特勒突击队的40名成员，经过审判被裁定为暴动中的叛国罪从犯之后，也将很快在五六月份来到兰茨贝格监狱。

但是目前只有自吹自擂的克里贝尔上校和书呆子韦伯博士同希特勒一起被关押在墙壁很厚的要塞牢狱里。希特勒的这两位狱友住进了希特勒右侧的八号和九号房间里。两个房间不久前经过改造（按着黑姆里希的说法，“仍然散发着灰泥和新鲜油漆的气味”），同希特勒绝食前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占用的房间几乎完全一样。虽然房间面积不大，却也实用。室内安有高窗，可以看到监狱高墙外面低地远山的悦人景观（有位犯人形容眼前的景观为“和蔼的宁静”2）。犯人的房间全都面对着一个宽敞的休息室，室内摆放一张能围坐六个人的桌子，桌面上铺着白色台布。一个角落前摆放着几把舒适的柳条椅，四周布置着鲜花。希特勒把两幅腓特烈大帝画像和崇拜者送来的月桂花环挂在了墙上（后来在1945年的死亡时刻，希特勒仍然把腓特烈大帝的画像挂在地堡墙壁上）。在另一面墙前面有一个供取暖、热饭用的铁炉，旁边是配有高大镜子的两个水槽。后面有一间浴室，里面的浴缸“就是为我们准备的”，一位犯人惊叹。

房门想开多久就开多久，也没有参加劳动的义务，这些“没被剥夺荣誉的”犯人可以方便地聚集见面，也可以在一起用餐。当下春意盎然，希特勒经常穿着他喜欢的那身全套囚装：配有吊带的巴伐利亚皮裤，白衬衫，有时系着领带，配上袖口链扣，再穿上及膝高的传统长袜。他喜欢坐在柳条椅上阅读报纸。3这些犯人每天可以在附近的花园里自由活动六个小时。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立即过上平静的生活。从一开始他就忙于接待各位来访者，接收各种邮件和礼品。兰茨贝格监狱以前从未收留过这样一位名人。回到兰茨贝格的第一天，希特勒就在要塞牢狱的接待室里接待了11位来访者，第二天又接待13位来访者，包括汉夫施丹格尔和希特勒指定的纳粹党代理党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眼下被取缔的纳粹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已经呈现出分裂迹象，或者同希特勒反对的团体结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花费大部分时间会见那些坚持希特勒路线的党内人士。4希特勒在刚到监狱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来访者，而且每位来访者几乎都带来了礼品和鲜花。他们知道希特勒有爱吃甜食的习惯，给他带来了油酥点心和蛋糕，这些食品在德国差不多被视为必需的食品种类。

适应了监狱生活以后，希特勒在人生道路上便处在了十字路口。在人生的中点阶段（再过一些时日就是他35岁生日），希特勒面临着六个月的空虚无聊时间和变幻莫测的未来。他在法庭审判中踌躇得胜，但是他领导的政治运动仍然遭到取缔，即将崩溃。他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脱胎换骨地调整自己，以面对崭新的政治现实。德国当时正处于经济、政治复兴时期，而纳粹党却陷入混乱，名声扫地。政治生涯结束后还能有生机吗？为了东山再起，希特勒将如何定位自己？除了顽固不化的拥护者以外，希特勒的思想——国家社会主义、独裁统治、确保正确领导的元首原则，特别是反犹太主义立场，对其他人还有影响力吗？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品牌还有市场吗？希特勒似乎这样认为，或者至少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我们的斗争必须，而且肯定会以胜利告终。”他在书信中对一位崇拜者这样写道。

4月20日，复活节那天，希特勒从最关心他的一些人那里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那天是他35岁生日。4月21日，他在兰茨贝格监狱一天之内收到的大量美好祝愿达到了顶峰。据黑姆里希披露，周末寄给他的邮件装了“好几个洗衣篮”，用了好几天时间才接受完监狱检查。他的房间里“堆满了鲜花，好像温室一样”。希特勒站在绿色植物中间，接受了来自克里贝尔和韦伯的生日问候。5

在慕尼黑，3000名铁杆支持者聚集在市民啤酒馆里，庆祝希特勒的生日。那家啤酒馆正是希特勒领导的损失惨重的暴动发源地。希特勒追随者的中坚力量仍然保持强势姿态。希特勒没用多长时间就确定了今后发展方向。他在法庭审判上的出色表现以及信徒们给予的支持，使他确信他应该继续履行拯救德国的使命。他要继续宣传他的思想宗旨。然而由于他无法登上宫廷啤酒馆或者克朗马戏院的讲台，所以他需要通过手中的笔，而不是声音，来接触广大民众。他一直是更多地通过写作而非言谈展开斗争（他同副检察官第一次见面时说得也不多）。他最近经历了一生中耗时最长的写作磨炼，写成了60多页的辩白备忘录，指导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那次经历使他增强了信心。

首先，希特勒要复仇。他要揭露那几个折磨他的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谎言和欺骗行为。这几个人在审判中漏过了他撒下的大网，溜出了慕尼黑市。他想揭露“十一月罪犯”的背信弃义行为（他将参与创立、管理魏玛共和国的人统统称“十一月罪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算总账。

现在既然已经引起民众关注，希特勒便准备向整个德国宣讲他的思想观点。他在陆军学校里发表的“山顶训诫”仅仅是开场序曲，引出了后来长达782页的鸿篇大论，从中阐述了他的信念、他的行动目标以及他的行动方略。他在那部论著中提出了他的世界观以及他要创造德国未来的“路线图”（如后人所说）。那部论著后来取名为《我的奋斗》。6

不过上述书名毕竟是后来的事情。在回到兰茨贝格监狱初期的那些时间里，希特勒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写文章。右翼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邀请希特勒为他的杂志《人民观察报》撰写一篇文章。这是德国宣扬种族思想的著名月刊。7勒曼也是图书出版商，为一些著名的种族主义作家出版过著作，比如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汉斯·F.K.龚特尔、保罗·德拉加德和亚瑟·德·戈比诺等人。这位出版商在政治上明显支持希特勒。发生暴动期间，他同意把位于慕尼黑郊区的别墅用作关押人质的场所。勒曼要求发表在《人民观察家报》杂志的文章不是重述法庭审判之作，更不是评论孰是孰非之作，而是同1923年11月8日暴动有关的阐述了希特勒政治观点的文章。

1924年4月当期《人民观察家报》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何11月8日暴动不可避免？》(Why Did November8th Have to Happen?)。8这篇常常受到忽视的文章中所包含的许多段落和概念后来又出现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文章公开表述了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梦想，以及完全以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虽然希特勒为《人民观察家报》撰写过多篇社论文章，但是他为勒曼的杂志撰写的那篇文章（单词总数为5000）非常详尽地总结了他的思想，尤其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思想。如今阅读那篇文章就等于是预览第三帝国的思想风貌。

在文章开篇第一句话中，向来好预言大灾大难的希特勒以其恢宏的视角提出了他的观点，使人不禁想起存在主义式的论题：德国的存在与虚无。希特勒下了极高赌注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启动了一个过程（仍然没有结束），由此将决定“德意志民族未来数百年，也许是永久的继续存在。德国的敌人一心要消灭德国。他们的战斗口号不是‘胜利！’，而是‘彻底消灭，片甲不留！’”希特勒这样写道。

希特勒声称国家政府的最高目标绝不是“为保和平而保和平，而是保护人民，并壮大人民力量”。希特勒突出强调了其政治哲学的中心论点：本国人民、本国大众的社会地位就是一切，应该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手段增强其实力。在希特勒看来，种族是民族概念的核心。他不仅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而且作为完美雅利安人的德国人也是一个种族。希特勒写道，德意志民族的“重要支柱”，即它的“种族与文化”受到了威胁，必须通过“殊死战斗”来加以保卫。马克思主义是“死敌”，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产物。

除了强调“民族与种族”（后来这成为《我的奋斗》一书中重要一章的标题），希特勒还念念不忘德国的国际盟友这一问题。他在文章中概述了1939年后针对东欧和俄罗斯的征服政策的主要内容。在希特勒看来，战争已经来临。那就是各国之间自然的关系状态。这是个谁反对谁的问题。因此，希特勒必须把盟友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法国是德国不共戴天的“宿敌”，一心想要把德国分割成许多弱小的小国和地区（在俾斯麦于1870年实现统一以前，德国由300个独立的小国、自治区和公国组成）。因此，德国必须选择俄罗斯或者英国作为盟友。选择本身具有宏观经济意义。德国需要的是“海上实力和国际贸易”，还是“具有较大农业发展空间”的陆地实力？如果需要的是前者，德国就该同俄罗斯结为盟友，共同对付英国这个殖民大国。如果德国需要的是后者——放弃海外野心，向东方进行“陆地扩张”，那么德国就应该同英国结为盟友，共同对付俄罗斯。虽然希特勒以前经常谈到德国需要开拓疆土，却使选择盟友的问题悬而未决。

但是希特勒后来却第一次把开拓疆土在“大陆上扩张”的问题同“刀剑”的凶残与威胁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想提高国家的经济地位，“却没有强权政治思想与行动”，结果只能导致灾难。按照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迦太基人的结局。希特勒还把强权政治同他的种族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开启了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称的“日耳曼民族存在空间”的理论先河。

希特勒在文章末尾随即指出，上述所有严峻的局势以及可能出现的令人痛苦的情况使他相信：1923年11月8日，暴动“时机已到”。他在文中重复陈述了一个他平时很欣赏的不平凡结论：“我们是对是错，并非由州检察官或者法庭来决定，而是将来有一天由德国历史来决定。”在某种意义上他回答了文章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撰写这篇文章，希特勒得到了锻炼，从而使他写出了全世界最有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本书。“在结构、语言和主题思想方面，那篇文章可视为《我的奋斗》一书的先导雏形。”历史学家普洛金格这样写道。

对于在巴伐利亚一个寂静小镇上的简陋牢房里伏案写作的前战地通信兵来说，这无疑是非同小可的想法，也是激进的想法。另外这也表明希特勒作为一名犯人享受着特殊待遇，因为从理论上讲不允许犯人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16岁辍学，从未获得任何文凭，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全部来自不系统的大量阅读。他现在居然可以在公开出版物上随意夸夸其谈而不受到指责。显而易见，他颇为心安理得地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安排天下格局。他在全球这盘棋上调动着不同的国家，表现出成熟的政治家，甚至是世界征服者所拥有的信心。

他将许多天马行空的大胆想法和对国际关系的复杂分析塞进了一篇内容比较紧凑的文章里，这使他认为自己可以探讨一些不会引起过多争论的重大思想。诚然，希特勒在文章中有六七处攻击犹太人（“种族肺结核”），攻击战前德国的懦弱政治家（“世界和平主义者”）。不过，他主要是在内容比较紧凑，有时好走极端的文章里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他的论证方式仍然有其自相矛盾和论据不足的缺陷。希特勒本来也可能得到专业编辑的帮助，将文章修改润色后再拿去发表。然而为杂志撰写阐述民族主义运动思想的文章，肯定使希特勒觉得他会得到在勒曼那里发表过作品的文化思想界泰斗级人物的重视。由此也很容易萌发完整地写一本论著的想法。

希特勒也许还有一些比较一般的理由使他决定要把浮现在头脑中的许多思想写成一本书。其中一个理由同钱有关系。他需要钱来支付聘请律师的高昂费用。一位名叫尤利乌斯·肖伯的狱友后来声称，希特勒写《我的奋斗》“只是把它当作赚钱的宣传作品”。9另外一个产生写作动力的理由，后来认为是另一位狱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提出来的。据说此人（在其兄弟并不总是可信的回忆录中有相关叙述）厌倦了希特勒在饭后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他建议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不要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应该把自己的精彩想法写进书里。按照这个不靠谱的说法，《我的奋斗》这本书之所以写成问世，是因为有位狱友想让希特勒闭嘴不再言语，这样其他犯人就能放松聊天、打牌娱乐了。

不过希特勒本人需要自以为是地发表意见以说服影响别人，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他写书的动机。他一返回监狱便开始在笔记本里写一些自传性的回忆文字。10在慕尼黑接受审判时，他曾略带夸张地提到年轻时在维也纳度过的一段艰难时光。希特勒回忆这一段人生经历，意在取悦众人，并且轻而易举地将这段转变过程打上了政治烙印。两个月后，希特勒坐在了兰茨贝格监狱的七号牢房里，决心把这一宣传手法再次运用于他写的书里。

在4月或5月初的某个时段里，希特勒开始在那台接受审判前用过的打字机上打印书稿：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

希特勒停止了打字。他把打字机滑架移回原位，又重新开始打字：

今天，我觉得幸运的是，自己生长在……布劳瑙小镇[1]。这个小镇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接壤之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它们的统一视为人生的崇高目标。

这些话语后来成为希特勒那本赫赫有名，又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的开篇段落。

希特勒在第一次尝试写书时至少写了五页。打字原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法国士兵占领的贝希特斯加登别墅神密地消失。几十年后，又在美国的一批私人收藏品中重见天日。经学者仔细分析，又经笔迹、打字稿与纸张方面的法医专家确认，那五页书稿由弗罗里安·贝艾尔和奥斯马尔·普洛金格在2009年发表于慕尼黑《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描述。11结果证明，那五页书稿是后来出现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章（题目为《我的家史》）中的希特勒打字原稿。

希特勒现在知道他走上了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他坚信自己头脑中装着一本书——至少一本，也许更多。他还认为自己可以很快地写出一本书来。5月初，就在重返监狱以后五个星期，他就开始谈论那本书，好像它已经问世一样。希特勒在5月5日写给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的书信中说，“他最后要写一本书，彻底清算那些在（1923年）11月9日热情高呼‘万岁！’，紧接着又叛变，把暴动指责为‘疯狂行动’的人。”希特勒当时一心想要找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算总账。他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同谎言、愚昧和怯懦所进行的四年半斗争：清算总账》（Four-and-a-Half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Lies,Stupidity,and Cowardice:A Reckoning）。

当这本书在很大程度还只是希特勒的一个尚未实现的写作愿望时，一场小小的投标竞购之战爆发了。显而易见，由叛国罪审判法庭上得胜归来的一名囚犯所写的全面揭秘之作，肯定非常抢手，因为作者本人掌握着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和巴伐利亚国防军可疑交易的大量内幕情况。希特勒以前当兵时的一位中士，眼下担任暂时被查禁的《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的马克斯·阿曼在出版方面可谓雄心勃勃（后来他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德国出版集团）。作为纳粹党艾耶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委托有关专家对希特勒撰写的一本书的市场前景展开调研。他收到的回复令人惊讶。“如果出版商发行500本收藏版希特勒单种著作，配以特殊装帧（采用直纹纸和半皮革装订），每本书上打上号码并带有希特勒先生亲笔签名，这样每本收藏版的售价至少为500马克。”调研评估专家预测道。12

阿曼想要购得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但是缺乏资金。他说图书市场非常不景气。希特勒似乎对于能够影响纳粹支持者以外的市场也有兴趣。他考虑过另一家民族主义出版商——大德意志联营出版集团的竞购要求。这家出版商对于竞购希特勒著作的独家发行权非常重视，并采取了有力措施。从4月初开始，这家出版商的主编、业务经理和其中的一位业主先后五次拜访过希特勒。在同一个月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也拜访希特勒五次。他声称很想出版希特勒的著作，但是他却无法说服他的兄弟，后者控制着家族出版公司。最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希特勒放弃了联营出版集团，将独家发行权授予了阿曼。虽然据说还有其他出版商参与竞争购书，比如恩斯特·波普勒的德国大众出版公司，甚至还有国外的出版商向希特勒开出了很高的购书价格，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种传言。13希特勒对一些保守的出版商朋友，比如尤利乌斯·勒曼和胡戈·布鲁克曼等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无论如何，不管最后开出了什么样的购书价格，希特勒还是做出了正确选择，把他的著作留在了纳粹党人内部。他和阿曼因此从中赚了很多钱，腰包鼓了起来。《我的奋斗》从此成为阿曼手下庞大出版企业和希特勒个人财产的基础。这本书的所有版税收入都存在希特勒的个人账户上，同纳粹党账户无关。

希特勒有了自己的出版商。到5月中旬，他对来自萨尔茨堡（在奥地利境内）的探访者们说，他写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14为了表明要进入日常写作状态，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的木匠塞巴斯蒂安·施普林格那里订购了一个工作台。5月8日那天施普林格开出了一张15马克的账单，为希特勒制作了一个“涂过油漆的褐色小尺寸打字桌”。15一个房间，一张小桌，安静的环境，充裕的时间。一位作者唯一想要的另一件物品就是一台新打字机。也该着希特勒走运，想什么来什么。守护天使再次降临到他的生活当中。她就是柏林著名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她同丈夫和女儿一起在5月15日那天“乘坐一辆配有身穿制服司机的大型轿车”前来看望希特勒。16关于此次来访，人们只知道这位在慕尼黑四季饭店拥有私人套房的贵妇人同监狱看守闹得很不愉快。让她气恼的是，看守要对她送给希特勒的那包礼品进行常规安全检查。贝希施泰因夫人一怒之下撕开了礼品包装，“精品胡桃糖”散落一地。她高声叫道：“检查吧！看看里面有没有机关枪！”17

海伦娜·贝希施泰因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又来了五次，她已经迷上了希特勒，当时又是纳粹党资金赞助人。因此人们认为是她给希特勒捐赠了一件正好需要的写作工具——一台崭新的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黑机白键）；18从其产品编号上看来，一个月前刚刚在纽约问世。19这台亮铮铮的小巧雷明顿打字机同希特勒那个配有小尺寸崭新打字桌的狭小房间正好珠联璧合，弥补了缺憾。无论其来历如何，希特勒正是用这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几乎打印出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全部手稿（一开始，希特勒只打算写一卷）。

希特勒平时邋遢，用起他那台新打字机来却是井井有条，令人吃惊。他用那台德国造旧打字机打印出《我的奋斗》开篇自传内容之后，又开始用崭新的雷明顿打字机打印该书其余内容的纲要。此时他采用质量更好的新型纸张，据说是纳粹党印有信头的信纸，每一页左上角均饰有纳粹党党徽图案。（研究人员贝艾尔和普洛金格认为，也许是海伦娜·贝希施泰因把纳粹党信纸带给了希特勒。这暗示着贝希施泰因夫妇在去往兰茨贝格监狱的路上到过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或者他们在酒店时有位纳粹党代表前来拜访过。）

打印出的纲要共18页，里面有许多下面这样的语句：“解决政策只能出现在欧洲……需要立刻开战”，“放弃国际贸易与殖民地，放弃海战舰队”。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这句话：“我从来就不是和平主义者。”这个纲要条理分明，结构清晰，采用自传式框架讲述希特勒本人的政治经历，宣传其思想观点。使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一书过程中继纲要之后又写了许多离题的话。

5月末至6月初，整个要塞牢狱里响起了希特勒的那台崭新打字机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据新来的狱友鲁道夫·赫斯披露，希特勒经常在每天早晨5点开始打字。赫斯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早晨5点钟，我为希特勒（他正在写书）和我自己沏杯茶水。”20希特勒还经常自掏腰包支付电费，让自己房间的电灯在晚上10点宵禁以后继续亮上两个小时。希特勒在用铅笔记笔记、写部分草稿时，就把废弃的一些手稿用纸扔进垃圾箱里，每天早晨又由看守很负责任地捡回来。“根据希特勒那种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我们可以断定其内容同政治有关，”黑姆里希这样写道，“起初我们把那些活页纸送到信件检查员那里。不过既然希特勒在离开监狱时必须把写完的那本书送到信件检察员那里，所以我们按照吩咐把废弃的稿纸毁掉就行了。我叫人把垃圾箱里的废物都倒进了火炉里。”21

虽然希特勒仍然处于初稿写作阶段，阿曼在6月中旬却先行一步，制定了一份四页宣传册，宣布要推出一本“近400页”的新书，书名便是希特勒写下的有关“谎言、愚蠢和怯懦”的复仇性冗长书名。第一页几乎用整个版面印着一幅希特勒胡须翘起，留着背头的正式照片。一些支持民族主义的报纸开始刊登有关那份宣传册的报道，以及（6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广告。纽伦堡《大众回声报》刊登了一篇头版大型报道，标题是：“希特勒做出的牺牲！”两天后，该报又以异常激动的笔触报道希特勒新书（还没有写出来）首印五万本的传言。该报已经将希特勒的这本新书称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圣经”。22

阿曼在吊起读者胃口方面无疑大获成功。但是到那时为止，根本看不到新书的踪影。

【注释】

[1] 希特勒出生地，位于奥地利的东奥地利州。——译者注

第十章
狱中老板

“禁止往花盆里扔烟蒂。”

——汉斯·卡伦巴赫语，

《体面行为和生活秩序十项注意》

“到了晚上，希特勒经常给狱友们读一些他正在写的新书段落。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好像橄榄山[1]上的耶稣信徒一样，聚精会神地听他读着书中的段落。”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之所以能够描绘出以上情景，是因为他同其他一些监狱看守早就开始偷听并监视希特勒在要塞牢狱里的非正式系列讲座了。随着希特勒在全力以赴地著书立说，兰茨贝格监狱也变得活跃起来。

希特勒、克里贝尔和韦伯博士作为狱友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之后，彼此之间便有了一些交情。希特勒突击队的40名成员（就是那些因在希特勒领导的暴动期间使用暴力，劫持人质而遭到逮捕的突击队成员）已经在慕尼黑遭到审判。尽管有40名被告，有些报纸还是将对他们的法庭起诉称为“希特勒小型审判”活动，以区别于审判希特勒这位领导者本人的“大型”审判活动。“小型”审判只用了五天时间。所有这些突击队成员在5月3日那天因是叛国罪同谋被判有罪，平均获刑五个月不被剥夺荣誉的监禁（就像希特勒所获刑罚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就有望提前获得假释。

在5月第一周里，这些被判有罪的突击队员开始慢慢走进兰茨贝格监狱，挤满了要塞牢狱一楼楼房。还有一些人分流到主体监狱被特别隔离的地方。主体监狱的牢房比较阴暗，远离要塞牢狱那种社会氛围，每个被押送到主体监狱的犯人都分有两个房间，一个是“起居室”，一个是卧室。还有些犯人（比如那位学法律的大学生赫尔曼·弗布克）主动选择入住要塞牢狱的拥挤大房间（“和另外五个人住在一起”，他在寄给朋友的书信这样写道），而不愿意生活在主体监狱里。1其他犯人不得不弯着身子住在单人牢房里——就好像“待在潜水艇里一样”，有位犯人这样说道。2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曾经给希特勒当过司机，又是希特勒密友的埃米尔·莫里斯被安排在二楼六号大房间里，位于希特勒房间的左侧。身材高大，长得黝黑的莫里斯以前当过钟表匠。在被判罪的突击队员中，他第一个来到兰茨贝格监狱，被认为是个很难对付的犯人。他在搜查《慕尼黑邮报》报社时表现得特别蛮横，被指控随意无礼对待一位编辑的妻子。但是由于他同希特勒关系特殊，而且希特勒也需要一位男仆，所以就给他分到了二楼上一个人人都看着眼热的房间。“我的房间宽大、明亮。”他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3莫里斯最初给希特勒既当秘书又干一些杂活，比如领取牛奶和鸡蛋。4后来因为5月15日那天鲁道夫·赫斯的到来，莫里斯不久便失去了希特勒秘书一职。

赫斯的情况非比一般。一战时他当过飞行员，又是一位大学生，性格文静，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后来他成为纳粹日常活动中希特勒这位领导人最亲密的同党之一。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角色不仅仅是一名安排工作的秘书。希特勒在其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经常向赫斯请教一些问题。暴动期间，赫斯犯下的最严重罪行是绑架两位巴伐利亚政府部长，然后潜逃在外。后来他投案自首，在人民法院存在的最后一天被判有罪。来到兰茨贝格监狱后，他分到了二楼仅剩的一个房间，也就是同莫里斯房间紧挨着的五号房间。

希特勒在写作《我的奋斗》一书过程中有些很能说明问题的谈话就是在五号房间里展开的。赫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所写的大约30封书信中（大部分写给他未来的妻子伊尔斯·普罗尔）披露了上述情况。赫斯在来到兰茨贝格监狱第一个夜晚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写给他母亲）中，描述了一战老兵们监狱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些老兵们的带头人在战斗前线经历了极不寻常的个人成长岁月。“我现在可以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从公共休息室里传来，”赫斯写道，“他似乎在重温自己的战场经历——他模仿着手榴弹和机关枪的声音，在房间里疯狂地跳来跳去，被自己的幻想冲昏了头脑而无法自制。”5

赫斯在5月中旬来到监狱时，希特勒正在用铅笔和钢笔不停地画着素描和其他图纸。“今天下午他给我带来了一幅非常精彩的陆、海、空和殖民战争博物馆设计图，”赫斯写道，“还有剧院、国立图书馆和大学设计图，以及《特里斯坦》《罗恩格林》《图兰朵》和《乌利尤斯·恺撒》等歌剧布景设计图。由于以前我只看过他画的极为夸张的漫画，因此，看到这一面我感到非常惊讶。”

6月初，汉斯·卡伦巴赫到来了。他身材矮小，长着浅黄色头发，相貌英俊帅气，在暴动期间指挥着一个机枪队。这位一战期间的陆军中尉现年26岁，在情感上非常赞赏“前线那代人”。希特勒的支持者和街头斗士大多出自这一代人。卡伦巴赫这位年轻的退伍军人住进了一楼的十一号房间，就是赫尔曼（赫尔米）·弗布克（狱友们都这样称呼这位雄心勃勃的法律专业大学生）入住的那个拥挤房间。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卡伦巴赫一来到监狱就开始搜集素材，出狱后写成了那本回忆录《我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牢狱的那些日子》（Mit Adolf Hitler auf Festung Landsberg）。

有一大队追随者簇拥在身边，希特勒再次成为眼前小天地的主人，成为自己那个小集团备受尊崇的领导人。就像纳粹党体现出军国主义色彩那样——拥有自己的军服、行军靴、旗帜、军乐，以及冲锋队和突击队，在监狱里聚集起来的这些人眼下也拥有一定的军事组织结构与感觉。这不仅仅对于有军事头脑的希特勒颇具吸引力，就连克里贝尔那样强硬的旧军官和卡伦巴赫那样的往日前线战斗人员也很感兴趣。每一个新到的犯人（被判罪的犯人服刑起始日期不尽相同）都要立即向老板报告，就像在新成立的军事组织里向指挥官报告一样（希特勒还没有被称为元首，只是被称为“老板”或“长官”6）。“我的心怦怦直跳”，卡伦巴赫回忆道。他在刚到来的当天登上台阶，走向希特勒的二楼房间就是上述那种感觉。“我当时被他的个人魅力和现场氛围给镇住了，再也想不起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希特勒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家人情况，还有我们的私人经济情况……强有力的握手，伴随着心心相印的话语。”（卡伦巴赫的书里充满着英雄崇拜之情。7）接下来已经为希特勒所倾倒，正式开始在兰茨贝格监狱生活的卡伦巴赫，又慢慢地回到了楼下十一号房间。他新结识的那些同志们正在忙着用粮食制作代用咖啡，往面包片上涂抹果酱。

兰茨贝格要塞牢狱关押的犯人向来很少，但这一次关押了40多个犯人，生活条件总体上比较舒适。同二楼的那些犯人一样，一楼的犯人也有一个供就餐、休闲放松用的休息室。他们可以在那里读书看报、打盹儿、吸烟、写信，或者什么也不做；他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常见的囚服），可以拥有个人物品，包括小折刀。只有钱必须上交到监狱看守那里，由看守把每个人的钱存在自己的监狱账户上。记有个人账户的总账每周更新一次。这些“不剥夺荣誉的犯人”不必干活，甚至也不必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整理床铺，还有全部室内杂活，包括清理垃圾、擦鞋、送饭这些事情全都由雇来的人负责干了。他们是从兰茨贝格主体监狱中挑选出来的幸运者，获得了在要塞牢狱里充当特殊服务员的工作。8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和参加过暴动的犯人说话。不过他们认为在这些犯人的牢狱里工作是一种优待。每天他们给希特勒和他的手下人送过饭后，可以吃剩下的任何饭菜。要塞牢狱的犯人们在一楼和二楼休息室里的公用餐桌上一起就餐。

对于以前参加过暴动的那些犯人而言，兰茨贝格监狱里的生活确实不错（他们也是绑架者、窃贼、破门入室的窃贼、破坏分子。如果把四名警察被杀的罪责算在他们头上，他们还是杀人罪同谋）。他们的日常活动自由自在，丰富多样，不会感到单调乏味，至少在天气温暖的月份里是这样。“我不会抱怨这里的生活单调乏味，”赫斯在寄给父母的书信中写道，“我是个脑力工作者，直到早晨7点半为止。吃过早餐后，从8点到11点，我又是个‘用拳头（手）干活的工人’，干劈柴的活。这种活动对健康非常有益，因为我可以用斧头砍些树根，每小时还能挣20芬尼[2]！希特勒说他写完书也会来干这个活儿。干完后洗个热水澡。11点35分，吃一顿分量很足的午餐。然后小睡一会儿，喝点茶，接着再干‘脑力工作’。7点45分至8点，吃过晚饭后，我们可以再到外面自由活动，玩玩游戏，或者同希特勒边走边聊。接下来我们又聚在室内——希特勒、克里贝尔中尉、韦伯博士，还有我——在一起喝茶，吃些油酥点心。这种点心一直会有人送过来。”9

有人把兰茨贝格监狱的生活比作旅馆生活，比作矿泉疗养地的生活。同一楼狭小房间的拥挤生活条件相比，要塞牢狱二楼可称为度假营。无论怎样称呼，兰茨贝格要塞牢狱是巴伐利亚最舒适的罪犯监狱。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把这一点视为巴伐利亚司法系统具有右翼倾向的又一证据。被判犯有政治罪的左翼人士几乎全都被押送到下肖嫩菲尔德监狱（Niederschönenfeld）。这所监狱位于兰茨贝格监狱以北57英里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住在二楼的那五名“不剥夺荣誉的犯人”——希特勒、克里贝尔、韦伯、莫里斯与赫斯——过着近乎修士般的生活。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阅读、写作和聊天。住在一楼的那些犯人则是一帮吵吵嚷嚷的家伙。他们中间几乎没有军官和专业人员。他们自称为乡村野孩子，在行为举止上也有相应的表现。“房间里总能听见大声嚷嚷，一直有人不停地出入十一号房间。”卡伦巴赫写道。他们相互开一些恶作剧的玩笑，欺凌新来的狱友，虚构戏剧，创编诗歌，按着原有节奏编唱新歌。在十一号房间里，卡伦巴赫提出了《体面行为和生活秩序十项注意》，内容包括“禁止往花盆里扔烟蒂……这里不是贫民窟，不是酒吧”；“禁止把衣物扔在椅子上，因为我们有衣柜”；另外还可以偶带恶意的笔触写道：“禁止大声喊叫……这里不是犹太人学校”。

在娱乐方面，他们甚至还用一把小提琴、一把鲁特琴和一个带响铃的自制“土耳其新月”组建了自己的“兰茨贝格监狱乐队”。担任小提琴手的是约瑟夫·格鲁姆，他原是慕尼黑警察，纳粹党秘密成员，暴动期间被捕入狱。兰茨贝格要塞牢狱完全成了一个欢乐之地。“我们在此受到的待遇无可挑剔，”赫斯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完全符合‘不剥夺荣誉’这个说法。”

遇到特殊场合，比如生日、假日和多个周六晚上，住在二楼的那五位要塞重要人物（他们的住处被一楼犯人称为“陆军元帅山”）便走下楼来，与步兵们共进晚餐。希特勒这位城堡之王坐在长桌首席。每个人都竭力保持着严格的军事风范，立正站立，直到希特勒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他们便开始痛快地随意饱餐一顿。他们聚餐时往往默不作声，吃得飞快，直到希特勒最后按照德国传统发出一声进餐时间的问候，"Mahlzeit!"[3]聚餐就此结束，然后大家围坐在餐桌旁开始轻松随意交谈一段时间。香烟、雪茄和烟斗纷纷亮了出来。可以想见，聚餐后的谈话最后常常变成希特勒的个人独白。他从不介意自己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由于坐在餐桌旁边的这些人，在他看来最接近啤酒馆里的听众，于是他常常开始朗读一些正在写的书稿章节内容。据黑姆里希披露，每逢这个时候，前来聚餐的犯人都被希特勒的高谈阔论给迷住了。“我们听着他的话语，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卡伦巴赫回忆道。

有时，特别是在下雨天无法去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希特勒就于上午10点在休息室里举办讲座，给他手下的那些人讲一些政治和世界史方面的内容。希特勒就像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一样，甚至还用上了摆在房间里那个安装着木架的教学黑板。据卡伦巴赫回忆，希特勒给身边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在维也纳的贫困生活，讲述了从有缺陷的跨国议会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以及（具有强烈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的伟大业绩。卡伦巴赫写道，希特勒“往我们的头脑里强行灌输”的概念包括“民族与种族，鲜血与土地……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在希特勒的信念体系中，保护自己的种族是最高价值观，让怒火冲天的德国人接受这种观点并非难事。

但是希特勒已经逐渐放弃完全对抗性的破釜沉舟式武力政治，转而信奉政治行动理念，主张在对抗势力中实现和解，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新社会，即希特勒所说的民族共同体。希特勒在审判法庭上最后所做的辩白陈述中曾经预言，总有一天在音乐厅广场相互以血相溅的那些人会手挽手并肩前进，组建共同的“师”、“团”联盟。他表示，在兰茨贝格他终于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用武力赢得政权；国家早就充分巩固了自己，拥有必备的武器”。放弃武力政治（通过革命推翻国家政府），转而走选举之路，拥抱自己的旧敌，这让许多强硬的纳粹分子难以接受。据希特勒自己披露，当他还被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时，“我的许多支持者从未理解”这种转变。

对于那些同希特勒一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激进分子来说，上述情况看起来肯定属实。卡伦巴赫回忆道：“我们围绕着导师所讲的包罗广泛的德国‘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我们只想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老兵专政’取代别人高声宣称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付敌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不会像我们的领导人劝告的那样伸出友谊之手。”

在这些犯人备受关照的舒适监狱环境里举行政治辩论和讲座倒也不难。最让普通士兵和犯人抱怨不满的伙食、饮料，在兰茨贝格监狱反而质好量多。除了通常的饮料以外，这些要塞犯人在吃饭时还能享受到一大优厚待遇：与那500名在主体监狱里服刑的可怜家伙们不同，他们可以搞到含酒精的饮料。按着监狱方面的规定，只要他们的账户上还有余钱，他们就可以每天购买半升啤酒或一大杯葡萄酒。希特勒（后来彻底戒了酒）每天喝一杯啤酒，至少在4月份和5月初是这样。那个时期的监狱档案显示，希特勒的账户上每天会被扣除18芬尼喝啤酒的费用。

对于许多要塞犯人来说，半升啤酒定量显得太小气了。他们都是巴伐利亚人，喝本地出产的名酒就像喝水一样。“我去找Mufti（“法典说明官”，这是他们私下里给典狱长莱波尔德起的绰号），要求多卖给一些啤酒。”突击队犯人卡尔·菲勒披露说。此人后来在第三帝国期间当上了慕尼黑市长。莱波尔德以规章制度为由拒绝了他们。第二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这些犯人说，根据规定他可以为他们在花园里干的活每小时付20芬尼工钱。因为夏天炎热，他感到有理由为每天干六小时的人再提供半升啤酒。于是这些犯人又额外买到了一些啤酒。在克里贝尔中尉的指导下，花园的面貌也开始大为改观。克里贝尔有特殊的园艺才能，井井有条地指挥着众犯人挖土，种植花木，拓宽碎石路面。据看守卢克尔回忆，克里贝尔头戴一顶宽大的遮阳草帽，看上去像是一位“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主”。

除了啤酒和葡萄酒以外，不知何故还允许把烈性酒带进来。有人干脆骗过看守把烈性酒偷运进来。莫里斯披露说，他在床头柜里存放着“烈性酒”，一楼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也拥有一些德国烈性酒：“一瓶斯坦因海格酒，一瓶恩兹安酒，还有许多瓶德国烈性酒和其他地方产的烈性酒陆陆续续都送来了……看守们看到我们酒柜里摆放的那些酒都开始流口水了。”这些违禁品是如何躲过安全警察的，尚不完全清楚，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卡伦巴赫患有疟疾这种特殊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伦巴赫在马其顿的沼泽地带服兵役时患上了疟疾。甚至在多年后有时遇到炎热天气他也会发高烧。卡伦巴赫声称在某处看到过如下这种疗法：如果使用奎宁无法清热，“每天饮用最强剂量烈性酒可以增强疗效”。10卡伦巴赫有证明自己患有疟疾的档案材料，监狱规定又允许用烈性酒治病，因此他便获准购买烈性酒。无论是否确有其事，据说他从家里订购了一瓶法国科尼亚克白兰地酒，很快就收到了，使要塞这帮犯人非常兴奋。

监狱方面规定，病人每天可以领取一杯烈性酒，而且必须由看守把酒倒进酒杯里。当时由于找不到一只盛白兰地酒用的小口大肚酒杯，卡伦巴赫随手抓起一只水杯，然后朝看守室走去。写有卡伦巴赫名字的酒瓶妥善地锁存在那里。卡伦巴赫自己指定的法律顾问赫尔米·弗布克一同前往看守室。这位巧舌如簧的法律专业大学生使看守相信，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水杯也属于监狱规定中所说的“杯子”范畴，应该斟满。后来果然斟满了白兰地酒。拿到酒后，这两人赶紧又溜回了休息室。狱友们早在那里等候着靠疟疾计策取得的成果。所有其他犯人均恳求卡伦巴赫让他们把这金色的白兰地酒在他们手里过一圈，让他们至少“离近了看一眼”，也许甚至还能用鼻子“闻一闻”那醉人的酒香。这种游戏的结局不难预测：待到那酒杯在众人手里转过一圈又回到主人手上时，酒早被喝光了。“弗布克和我什么也没得着！”卡伦巴赫回忆道，“我都没来得及用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烈性酒润一润嘴唇。”11

第二天夜晚，卡伦巴赫和他那位没有执照的律师想到了一个更高明的点子。他们到达看守室时带去的不是水杯，而是一个半升的啤酒杯。弗布克争辩说，是否符合“杯子”的法律定义不取决于容器的大小尺寸，而取决于容器结构的基本制作材料。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居然讲得通。这两位狡猾的狐狸把酒瓶里的白兰地都带走了。据卡伦巴赫披露，其他许多犯人突然之间想起了他们曾经得过的各种要命疾病。随后酒精含量很高的烈性酒逐渐装满看守的橱柜。有位“不知足的犯人”派人送来一只金鱼缸，打定主意要将其称为法律意义上的“玻璃杯”。就连弗布克也望而却步，不敢帮这个忙。

兰茨贝格监狱的纳粹犯人在耍花招时还无视监狱方面有关禁用政治象征符号的规定，他们从外面弄到了一面纳粹党万字旗。当无人监视时，他们就把这面旗挂在休息室的墙上。这面禁旗何时被带进监狱尚不清楚。不过有人怀疑是监狱内部的人带进去的，因为很多人都说看守和监狱里的其他工作人员逐渐接受纳粹党的争取，站到了希特勒事业一边。他们甚至在希特勒出狱时还流下了眼泪。这些不守规矩的犯人不得不小心一点，以免被人发觉不轨行为。只要有谁听到看守来了（一位看守习惯于边走边把一串钥匙弄得叮当作响），这些犯人就飞快地把纳粹党万字旗卷起来，藏在带有爪脚的浴缸下面。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被逮着过。

要塞监狱的犯人们除了能把烈性酒和禁旗弄到监狱里来以外，还能订购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鞋油和信纸，甚至连奶油和鲱鱼罐头等食品也能订购，只要他们的账户上有钱就行。有位监狱看守每天下午一两点钟都会接到各种订单。黑姆里希甚至还为希特勒买了一只大水杯，因为希特勒说过需要用它来漱嗓子。黑姆里希写道，由于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受到过毒气伤害，他的嗓子仍然感到疼痛。12因为对于犯人们可以订购的物品种类没有具体限制，墨守法规的弗布克反倒要试一试司法系统的底线。于是他订购了上面带有发泡奶油的草莓冰淇淋。

这一招令所有人猝不及防。弗布克已经准备了一份复杂的法律文件，根据这份法律文件，如果他收不到那份美味冰淇淋，从医疗方面讲就不宜将他关押在监狱里。巴伐利亚司法系统（既管理着法院又管理着监狱）非但没有叫弗布克滚蛋，反而深感震惊。电话、信件与备忘录应接不暇。还出现了推卸责任的局面。最后由上级部门下达一道指示：“为犯人弗布克的健康及服刑情况着想”，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弗布克终于能够收到他的冰淇淋了。当然，到那时为止，弗布克也玩得很开心。他告诉他们忘掉这件事情。13

“兰茨贝格监狱俱乐部”拥有的最大特权之一是可以进入那个沿着要塞牢狱附近外墙延伸的长形花园。一片近200码长的长方形草地有一侧生长着一排树木和灌木丛，在远端有一个小菜园。每到初春时节，番红花和朱顶红竞相开放，棵棵果树也花满枝头。“我们出门到那里去时没有人看见，至少我们看不到有人在盯着我们。”莫里斯说道。（其实透过高高树篱后面一个小塔楼里的狭缝，可以时时刻刻把这些犯人观察得一清二楚。园地一端竖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不得越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花园里有两条碎石小路，其中一条沿着一排果树向前延伸，宽得可以并排一起走好几个人。希特勒经常在这里同赫斯、莫里斯或其他犯人来回散步，热烈交谈。有一张照片显示希特勒和莫里斯两个人均穿着短裤。希特勒头戴一顶宽边软帽，穿着皮短裤显得略微发胖。两人在开花的果树旁边低着头走过，好像在热烈交谈讨论着什么。14另一条狭窄的碎石路沿着监狱外墙延伸。这条路被称为“希特勒路”，因为希特勒经常在这里独自漫步，陷入沉思。花果园里的这两条路和一张长凳成为希特勒漫步独语的新场所。他在这个适宜的环境里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政治信仰，演练自己的演说方式，并将其记录下来。黑姆里希猜测道：“《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可能就是在这两条路上构思完成的。”15

年轻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花果园里踢足球和打棒球，再就是利用当地体操俱乐部送来的运动器材做体操——运动器材包括单杠、双杠、鞍马和跳高器材。这些犯人们每天可以在园地里自由活动六个小时。早晨8点，要塞牢狱大门一打开，他们就匆匆来到空气新鲜的室外。每天清晨，韦伯博士（就是那位“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指挥官，也是一位对人体健康非常在行的兽医专家）开始严格点名，率众开展要求和难度逐渐增加的训练活动。“我们在重获自由以后又过了较长时间才算掌握了那些清晨训练的基本要领，当时对我们来说难度太大了，”卡伦巴赫写道，“这些训练活动是对付使人精神麻木的冷漠和‘监狱精神错乱’唯一有效的措施。”16

据赫斯透露，希特勒一开始也参加体操活动，但很快就放弃了，几乎一心扑在他正在写的那本书上。卡伦巴赫认为，由于希特勒脱臼的肩膀还在恢复过程中，所以他不能参加体育活动。但是汉夫施丹格尔的说法略有不同。有一次他去看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增加的体重引起了他的注意——希特勒自从来到监狱体重增加了11磅，达到了170磅。17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希特勒的房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熟食店”，里面摆满了水果、葡萄酒和食品礼物。“您真的应该参加体操训练和监狱的一些体育活动。”汉夫施丹格尔奉劝道。“不，”希特勒回答说，“我要是参加体育训练会坏了规矩，一位领导人可不能在体育活动中败给别人。”18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希特勒只扮演观众或裁判员的角色。他为手下的那些人担任足球裁判，有一次还观看了一场失控的拳击比赛。有一天，一个练习拳击用的沙袋随同体操器材一起被送到了监狱里。一位名叫埃德蒙德·施耐德的犯人给大家上了几节拳击课。“希特勒对这种特别具男子汉气概的激烈体育运动很感兴趣。”卡伦巴赫写道。于是就举行了一场拳击表演赛。身材矮小但非常勇敢的弗布克向比他高很多的莫里斯提出挑战，要打一场友谊比赛。但是比赛很快就升级出格了。两个人争强斗胜，开始凶猛地打斗起来。弗布克集中攻击莫里斯的中盘，而身高马大的拳击手莫里斯则拳拳打向弗布克的头部。最后，其他人赶紧跳进圈内把两位鲜血直流的斗士拉开。弗布克左眼已被打得睁不开，一片瘀青；莫里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希特勒却喜欢看这种打斗场面。“那两位被拉开的拳击手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开心地大笑起来。我很少看到他笑得这么开心。”卡伦巴赫写道。19

在那场流血的比赛过后，拳击运动从室外活动中消失了，先后又增加了摔跤和柔道项目。这两个运动项目经常导致肌肉和肌腱拉伤。

虽然希特勒是要塞犯人中最严肃最勤奋的人，有时他也参加年轻犯人们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6月17日那天是他的“命名日”——这个时候在德国像庆祝生日似的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那天晚上，希特勒被拉去参加一个使他感到惊喜的娱乐活动。要塞犯人们在悄悄地装饰布置完一楼休息室后，又准备了一些素描、歌曲、诗歌和哑剧表演节目。据卡伦巴赫回忆，所有这些娱乐庆祝活动逗得希特勒一连几个小时都在开怀大笑，鼓掌喝彩（有一首诗“判处”希特勒在德国各地旅行，“痛打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晚会结束时，犯人们决定以后每个星期六夜晚都举行这样的开心娱乐晚会，而且还要办一份狱中报纸。

《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Landsberger Ehrenbürger）曾一度成为希特勒手下监狱同党阅读的周报。据几位知情人士讲，这份报纸用胶版誊写机誊写印刷，对监狱官员保密。《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通常包括三四版内容，对生活中的怪人怪事给予开玩笑式的评头论足，展望纳粹党将来复兴事业的前景。就像希特勒命名日当天的娱乐活动一样，报纸上还穿插刊登一些新创作的打油诗和妙趣横生的笑话。通常还刊登一篇由希特勒撰写的说古论今的文章，有时也配发他亲自创作的插图。

遗憾的是，除一份保留下来，其余的《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全部消失殆尽。由于这份报纸需要对外保密，所以印数有限，只能在暗中阅读。但是有位囚犯一不小心在家信中提到了这份报纸（家信肯定要经过审查人员过目），惊动了监狱看守前来突击检查。要塞监狱里那些吵吵嚷嚷的囚犯一听到看守们来了，急忙把室内的所有小报都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炉里。结果除一份保留下来，其余全部化为灰烬。

被保留下来的那份“报纸”编号为第六期，内容是纪念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周年。卡伦巴赫后来将其收入自己所写的书中。那期《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上刊登有18篇文章和一些诗作，内容均同战争回忆有关。克里贝尔写的是《二连总动员》（Mobilization of the Second Company）；弗布克赋诗一首，题为《死者》（The Dead）。韦伯博士撰文讲述了巴伐利亚第一雪地营在阿尔萨斯地区孚日山脉向被大雪封住的法军阵地成功发起进攻的战斗经过。赫斯写了一首长达120行的诗作，题为《面对凡尔登》（Facing Verdun），回顾了在法国北部他不幸受伤的那次著名战役。20在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而举行的特别晚宴上，他刚高声朗诵了这首诗，在场的兰茨贝格监狱的狱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但是希特勒没有为那期《兰茨贝格荣誉公民报》撰写任何文章。他当时正在忙于撰写准备推向外面世界的长篇大作。

【注释】

[1] 位于耶路撒冷以东，耶稣曾经在那里布道。——译者注

[2] 德国原货币单位，100芬尼等于1马克。——译者注

[3] 德语，意思是“祝您胃口好”，饭前餐后用语。——译者注

第十一章
圣经

“如果我没有入狱，绝不可能写出《我的奋斗》。”

——阿道夫·希特勒，1942^1

“我已决定退出政界。”

上述令人震惊的话语出现在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寄出的一封长信的末尾。收信人名叫鲁道夫·哈塞，是小镇格廷根[1]的一位年轻纳粹党成员。哈塞是弗布克的朋友，在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中表现积极。当时希特勒对于纳粹党内的背后诽谤和混乱局面深恶痛绝，于是在信中表示决定抽身退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直到他将来出狱有机会“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希特勒在信中写道，从现在起“任何人均无权以他的名义发表意见”。

希特勒出人预料地宣布隐退，在被查禁的纳粹党内部和整个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很大反响。在位于波罗的海沿岸（那里正在产生一些分裂派别）的汉堡和格赖斯瓦尔德等偏远地区，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希特勒所写的那封长信。有人质问，纳粹党乱成那样，希特勒怎么能够退出政坛呢？

他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希特勒给慕尼黑市的《民族信使报》2寄去了一份隐退声明。这家报纸在一定程度等于是填补了由纳粹党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留下的空缺。《民族信使报》在头版加框报道了希特勒退出纳粹党领导班底的决定并指出，希特勒“要求他以前的追随者不要去兰茨贝格监狱看望他。……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目前他无法行使领导权力。……另外希特勒先生需要时间来撰写一部内容全面而充实的著作。”3

说得没错，希特勒正在写书。他不仅要在生活中摆脱纳粹党内那些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争吵者们，他还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从事写作。现在除了评断在他的未来对手和继承者之间发生的争吵以外，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在向外面的每一个人表明，他们离开他根本就不行。”赫斯写道。4希特勒抽身隐退，纳粹党四分五裂，不再健全。正当他的对手们在内斗中耗尽了精力时，希特勒抽身隐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力量。躲避内斗混战有助于为以后无可争议地东山再起扫清道路。“（希特勒）认为车已出轨，无可救药。”弗布克后来在寄给哈塞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明白一旦重获自由，他必须从头做起。”5

眼下纳粹党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由别人解决的问题，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从事写作了。当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入了包括马可·波罗、马丁·路德·金和瓦尔特·罗利爵士等人在内的监狱里的回忆录作者庞大行列，我们无从知道。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应该成为这样的作者。他要推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将备受压抑的激情以及数年来一直在宣扬的思想信念尽情地在书中宣泄表达出来，阐说旨意，亮明立场。

1920年接管纳粹党时，希特勒目中无人，傲慢地让该党创始人统统靠边站，而且要求拥有无限的执行权力。在追求一举成功的暴动梦想，模仿墨索里尼组织人马向柏林进军时，希特勒一直坚持自己的宏伟理想，直到最终使自己受伤，被捕入狱，自己的政党也遭到查禁。在巴伐利亚的法庭上，他同势力强大的德国司法机构展开较量，使出了浑身解数。结果他赢得了胜利，至少赢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希特勒从来都是从宏观着眼，下一盘大棋。

对于写作《我的奋斗》而言也是如此。希特勒带着在受审期间表现出的那股野蛮狂热劲头投入写作计划之中。这也是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一种需要。他不是在写一篇简单的政治文章，或者具有娱乐性的回忆录，也不是在写常见的政党纲领。他是在写一部希特勒版的《圣经》（尽管他本人从未这样说过），写一部确定人生大方向的思想意识指南，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写一部教义问答书。他的最新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我的奋斗》便是其圣典经文。

《我的奋斗》分上下两卷，总篇幅近800页。希特勒不仅要在这部书中展望德国的政治前途，而且还要以半吊子的挥洒文笔，就想到的任何话题慷慨陈词。不论这些话题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增加保护物种与种族”），“适当的阅读方法”（“符合自己的生存境况”），还是同梅毒做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国家的任务”）等话题，统统加以阐说。过了几年之后希特勒表示，除了书中有关梅毒的部分内容着墨过多外，他不会对《我的奋斗》做任何改动。通过书中自传式的框架结构，他还精心地为自己树立了个人形象，把自己描绘成才能非凡，为了德国的利益去重新改造世界的人物——一位由命运选中，在最黑暗的时刻来领导国家（最终领导世界）的政治家兼哲学家。

希特勒声称，他的那部著作“不是写给陌生人的”，而是写给那些忠心耿耿、甘洒热血的“运动支持者”的。但是他也说过，他决定要为“所有的时期”制定基本的政治信条。这几乎不是在谈论党内文件。6相反，希特勒似乎在把他的话语刻在石头上，使之永垂不朽。即使希特勒是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写他那部论著，在他看来，其著书立说之举却具有《圣经》般的庄严气度。就像上帝的神圣话语从上天传来，将最后的智慧传授给信使摩西一样，希特勒正在将他在动乱年代的阅读、演讲内容写下来，集结成书。他既是上帝，又是信使。希特勒的思想大多来源于他人，但是他对于各位学说创始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尊敬。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传播神谕真理的《圣经》般至高无上的语气。

用《圣经》的话语来说，希特勒在打字机前度过的那四个月相当于他在荒原中度过的40天。就像耶稣（据《圣经》福音书记载）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献身精神走出沙漠，摆脱其魔鬼般的诱惑一样，希特勒则摆脱了内心世界中的流放，摆脱了由失败与嘲讽所造成的痛苦。他从此更加明确坚定地认清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使德国走出痛苦的深渊。当时希特勒是否预料到远离动荡的政坛，迫使自己思考、写作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将会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目前尚不清楚。但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效果。

希特勒将自己的粗浅政治直觉改造成了连贯系统（即使还显得极为宽泛）的政治信条。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把自己改造成了他本人政治信条最忠实的信徒。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希特勒的思想》（The Mind of Adolf Hitler）7一文写道，希特勒“不择手段的系统化整合能力”源自他在兰兹贝格监狱关押期间“使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那段亲身经历”8。希特勒在要塞监狱牢房里一页又一页地写作《我的奋斗》（当时只称为“我的书”或“我的著作”）期间，也正是他的大部分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时候。希特勒表示“我对于从前仅凭直觉理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有了明确清醒的认识”。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大有提高，“使我的思想观念具有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历史底蕴”。概括来说，他发现了一些“事实”可以支持自己的偏见，并使他相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正确；他的自我信念不再“可能被任何因素所动摇”。在他的心目中，这便完成了他由一个鼓手——主要的宣传鼓动者，向领导者的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希特勒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成为一位不把德国掌控在手中就决不罢休的人物。这也是朝着自我合法化迈出的最后一步。在希特勒的履历中看不到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证明。

希特勒当时也在忙着塑造伟人形象，而他本就是伟人形象的匿名候选人。他非常强调“人格魅力”在政治变革中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人格魅力是无法替代的，”他写道，“那不是呆板训练的结果。那只能是承蒙上帝的恩惠天生具有的优点。”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体制”，需要一种合适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民主体制中，“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却拥有众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这便是元首负责制原则，它可使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便能掌控一切，无人敢于说三道四。

在实施写作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将写作重点放在了报仇雪恨方面。希特勒要向所有对手清算四年多里积累的各种仇怨。他要抨击曾经跟他作对的所有社团企业人物、左翼政治力量和政府官员。但是到了5月末，希特勒开始渐渐放弃报仇雪恨主题，形成一种自传式写作框架。他开始将思想意识融进自传叙述当中。贝艾尔和普洛金格指出，此时希特勒正处于“狂热偏激的党派领导人与思想意识理论家的交接面上”。后来希特勒渐渐地向理论家方面靠拢。9为了突出他本人的政治哲学家合理地位，希特勒不得不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加以粉饰，有时甚至是加以过度地美化，以适应他正在为自己树立的崭新形象。希特勒出生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奥地利小镇上。就连自己的出生地这一点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句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希特勒据此声称自己是顺应天意的天之骄子。希特勒几乎以与前五页开篇段落相同的语言写道：“命运居然把因河（Inn）河畔的布劳瑙选为我的出生地，今天在我看来这是天意。因为这个小镇就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我们年轻一代已把竭尽所能统一这两个日耳曼国家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历史学家克肖指出：“他几乎带有神秘色彩地相信自己与命运同行……此种信念便始于这一时期。”10

希特勒在叙述自己早年在维也纳的人生经历时，把它写成了一篇微型教育小说。那个时期他时运不济，给他留下深刻教训。结果使他不可避免地恨上了讲多种语言的立法机关（一伙打着手势的疯狂人物……声嘶力竭地喊着各种调门），恨上了多种族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这部自传体著作已经契合了未来的政治路线。希特勒声称，他第一次看到身穿宽袖长袍的东方犹太人时（这是犹太人吗？这是德国人吗？）就发现自己拥有反犹太主义立场。这一发现带有一种阅历不深者在国外看花眼的味道。随后他又恍然大悟般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看来同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两样）“由犹太人把持着”。11根据希特勒的回顾，他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同工友们发生的严重分歧暴露出社会党人的专横无理。他们“使用……恐怖与暴力手段”，强迫他立刻离开建筑物，否则就把他扔下脚手架。12无论真实与否，这样叙事有助于增强讲故事的效果，而不是促使希特勒承认，他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摘自他在维也纳肮脏不堪的平民区咖啡馆里阅读过的一些政治论文和免费报纸。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13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声称1914年，德国宣战时他“心情非常激动”，双膝跪在了地上。14因为这使他终于有机会为祖国而战（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同样，希特勒声称他决定洗心革面反对犹太人，而且言语之中听上去大有命中注定要这样做的意味。这只是结束回顾自身经历和德国1918年革命的一种最佳方式，其手法之高妙，连小说家也自叹弗如。

在监狱里，希特勒眼下具备近乎十全十美的条件来完成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卸去了纳粹党领导职务，前来探望的客人数量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10月1日——假释日期到来之前计划写完自己的著作。他在脑海里深入挖掘各种素材，在要塞监狱狭小的囚室空间里深居简出，静心写作，从广泛阅读过的世界史那散漫的知识结构中梳理筛选可用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材料在脑海里闪现出来。他一路采择，左右权衡，把那些可以用的“马塞克石头”（他喜欢这样称说）拼装起来，自成一体。政治学者芭芭拉·岑普芬尼格认为，希特勒引用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具体来源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理论；卡尔·豪斯霍费尔和弗雷德里希·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亚瑟·德·戈比诺，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以及保罗·德拉加德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希特勒也援引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等阴谋论学说。他借用了后斯宾格勒时代提出的多种历史理论，比如反现代主义、反自由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理论；涉猎过晦涩神秘的宇宙理论，也吸收了有关“保守革命”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浮躁的通才，他认为只要将盗取来的思想文化成果重新拼装组合，新的理论体系就会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连贯性，体现出宗教信仰般的强大力量。“他引用过的理论学说几乎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岑普芬尼格写道，“他只是摘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将其安放在他早已制定出的思想框架内。”15

他几乎从未说明哪种理论学说出自何人之手。如果表明他的思想理论来源，那就会削弱他那种上帝般话语之音的效力。希特勒习惯于在众人面前以无所不知的语气发表演讲。为何要在书中改变这一点呢？他在《我的奋斗》中解释说，只有运用得简练，“口头语言的魔力才会发挥到极致”。一个敌人，一个思想，一个解决办法（希特勒的敌人是犹太人；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斩尽杀绝）。16同样，在一本书中，如果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复杂解释，或者进行比较阐述，只能削弱影响效果，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尽管希特勒所写的《我的奋斗》文笔散漫，时有离题轶事穿插其中，这本书还是为他以后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线索。数十年间《我的奋斗》被战后评论者斥责为充斥着“矫饰术语”17的大杂烩，“混乱平庸”18之作，对个人生平“肤浅得意的叙述”19之作。的确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心甘情愿把书中支离破碎的内容进行整合解读的人来说，希特勒的这本著作所表述的世界观使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均具有特定含义，而且理解起来也容易多了。历史学家艾伯哈德·雅克尔写道：“在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在执掌大权以前能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在执掌大权以后要做的事情非常准确地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描述下来。”20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利用四年来的演讲内容，以及在法庭审判时他本人所做的冗长发言陈述，终于提出了一种政治信条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至少拥有一定的结构框架和逻辑性。这种政治信条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后来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热烈争论的话题。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发点具有预言启示论性质。他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国面临着衰败局面。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成名作《西方的没落》，此书立刻成为畅销书，影响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没落》书中悲观论点影响的社会氛围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绝望政治”这张牌。历史学家弗里茨·施泰恩把当时流行的社会情绪描述为“文化绝望”。作家亚瑟·莫勒·凡·登布鲁克提出，德国应在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一条“特殊道路”。他为这条特殊道路发明了一个新名称：第三帝国。在他的建议影响下，当时那种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为希特勒抛出的虚张声势的社会预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会条件。施泰恩写道，他提出应该立刻“从悲观绝望状态飞越到乌托邦”。21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才能止住崩溃的颓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摇摇欲坠，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受到了可怕战火中唯一赢家——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表现为一场残酷的反常运动，仍自称为是一场世界革命。德国便是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列宁和托洛斯基公开将德国称为未来的胜利战果。托洛斯基引用过列宁在1918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注定要遭到失败。”22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威胁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操控；他们是“一群犹太作家和股市窃贼”。23马克思主义病毒已经通过社会民主党（最大的政治党派）和共产党人（尽管数量少得多，但在全国大选中仍占有10%的选票）感染了德国。敌人已经跨进了大门。

对抗上述破坏力量的唯一对手，在希特勒看来（他在书中也认为）就是团结统一、血统纯正、时刻准备战斗的国家。实际上，战斗是大自然在清理、成长与生存方面的当务之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斗争从来都是提高物种健康水平与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动因。”24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对种族的理解。只有纯正的种族，没有受到外界因素侵扰而退化的种族，才能奋起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提高民族（种族）意识，消除任何不纯正因素（即犹太人）。希特勒声称，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犹太人绝不会成为德国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希特勒写道，他们声称只是一个“宗教群体”，那是“第一大谎言”。他们是一个种族，这种情况不会因地理因素所改变（比如世代生活在德国），不会因语言因素而改变（比如只讲德语），甚至也不会因宗教归属而改变（比如皈依基督教）。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德国人永远是德国人）。对于希特勒而言，同犹太人做斗争是真正的宗教事业。他写道：“在抵制犹太人方面，我在替天行道。”25

《我的奋斗》一书中的上述分析大部分建立在对严肃科学过于简单的解释之上。希特勒把人类同动物及其毫不掩饰的交配习惯相提并论。他还提出了貌似有理的种族划分类别，比如“创造文化的种族”（雅利安人）、“维持文化的种族”（日本人）和“毁灭文化的种族”（犹太人）。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一种方便的排序方式，缺乏严肃的科学依据。但是对广大读者与听众而言，却很有说服力，别看它具有伪科学色彩。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总括起来最终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赞成开展三种大规模的行动：对西方开战，对俄罗斯开战，实行大屠杀。这一行动计划，希特勒一直坚持实施到最后。

岑普芬尼格写道，希特勒为了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可信性，他感到必须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对立面，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样复杂具体。例如，针对马克思强调人在战胜自然界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希特勒提出自然规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可以左右种族差别，导致种族战争。针对马克思主义以永久和平为最终目标，纳粹主义主张永恒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而希特勒主义则主张通过万众一心的“民族共同体”消除阶级差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背离集体生活去创造个人私有财产是原罪；希特勒声称，背离由自然决定的种族分离是原罪，会导致种族混合和种族退化。马克思主张经济决定论；《我的奋斗》则抬高人的意志力的地位，认为它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6

这些纷繁对立的思想冲突为希特勒在相对安静的要塞监狱二楼长时间的离群索居生活增添了活力。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夏季，希特勒开始减少在花园路面同其他囚犯相处的时间。吃过晚饭后，他也不再向他的追随者们朗读书稿段落。克里贝尔和韦伯对此都表示过不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解释说“同前几章的联系中断了”。赫斯给出的解释更加通俗：“他不想在晚上朗读书稿的原因是他想要在9点钟睡觉。朗读书稿会使他好几个小时都难以入睡。”27

与传言相反，赫斯并没有根据希特勒的口述记录书稿内容。多年后伊尔斯·普罗尔·赫斯（她已同赫斯结婚）透露说，希特勒自己“用两个指头”在他那台小打字机上打出了书稿。28但是让赫斯为他端茶倒水，向赫斯征求意见，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极为有利。在希特勒梳理思想、著书立说的过程中，赫斯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位读者，而且更经常地成为希特勒的第一位聆听者。希特勒的一些散文作品评论者称，希特勒的写作风格向来同他的演讲风格一样。因此，这一写作特点肯定促使希特勒在把书稿读给俯首倾听的赫斯时，自己也非常注意语句的听觉效果。虽然这样做也许并不足以保证文笔优美（对希特勒的文笔给予恶评的人很快便看出这一点），但却使希特勒写出的语句节奏鲜明，具有分寸感，整体布局也更有特点，那是一种长文布局。希特勒用他那台小型雷明顿打字机一页又一页机械地打印着书稿。虽然希特勒讲起话来一贯冗长啰唆，然而他却能在大规模集会上长时间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令人称奇。希特勒肯定认为同样的效果也会出现在他所写的著作当中。他认为人们会不厌其烦地阅读他所写的长篇大论。

希特勒当时已不再对饭后聚集起来的狱友们朗读自己的书稿，但是经常对赫斯朗读书稿。“他每写完一章内容，就直接来找我。”赫斯回忆道。相对来说赫斯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是希特勒希望拥有的、为自己详细记述言行的最佳人选。赫斯身材修长，长着一头黑色卷发，两眼深陷，英俊帅气，凡事考虑得周到体贴。不过有些人觉得他话语少得出奇，过于整洁，总是带着忌妒心理捍卫着自己同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赫斯是希特勒身边的少数核心成员之一，在私下里可用德语中的人称代词du相互问候。人称代词du在德语中是一种亲密称呼，只在同家人、孩子和非常要好的朋友说话时使用。29作为希特勒的禁卫军成员，赫斯负责将那些爱打探别人事情的好奇者挡在门外。赫斯所起的这一作用在后来的岁月里愈加重要，致使他于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斯在监狱中自封的角色当然会引起其他囚犯不满。他们认为赫斯神经过敏，待人冷漠。汉夫施丹格尔去兰茨贝格监狱探望希特勒时注意到，赫斯“在我同希特勒交谈时不情愿地离开了希特勒的身边。……只想让希特勒听到他的看法，无法忍受希特勒了解别人的看法。因此他一贯从中作梗，干扰视听。”30

作为希特勒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赫斯有时是深为希特勒的书稿所折服，陶醉其中。有一次读完书稿后，赫斯在写给普罗尔的信中说，他被书稿的“逻辑性，生动性以及丰富多彩的优美语言”深深地打动了；他不由得“在最后紧张心理得以宣泄缓解之时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刚刚听完他的一场演讲”。希特勒在发表演讲时常常以其典型的活力十足的表演来加强语言表达效果。赫斯后来回忆说：“他不断地显现出各种表情，打出各种手势来加强演讲效果。”他认为这种伴随着语言表达的现场表演是希特勒所具有的诸多魅力之一。“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他总是完全保持自己的特色。他无法回避这一点！”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感到满意，沾沾自喜，“坐在（赫斯）房间里的一张柳条椅上，像个小孩子一样眉开眼笑，面露喜色”。赫斯将其表现称为“既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又有成熟的优越之处和无拘无束的孩子气一面”，非常奇特。31

希特勒所写的内容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他的情感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段幻想破灭的残酷经历。他同他的许多追随者，尤其是和他在一起的狱友，毕竟都是那场输掉的战争中的残兵败将。在战斗前线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惨痛岁月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的政治力量源于他们自身的一种看法，即当年国内那些左翼卖国贼在军人的背后捅了一刀。他们在作战与武器方面受过共同训练，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手段带有赳赳武夫的特点和暴力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正值希特勒的人生成长期。因此希特勒经历过的公共事务领域基本上就是战场。后来希特勒只把政坛视为战场，而不是他所藐视的议会争论与妥协的舞台。32

在希特勒看来，政治就是战争的继续，只不过变换了手段而已。斗争与战争对希特勒来说是自然常态，而不是特殊情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也将在永恒的斗争中衰落下去。”33希特勒后来讲过，如果说他对德国民众有何心愿的话，那就是希望他们“每隔15年至20年就经历一场战争”。34

希特勒在打印书稿时，常常重温着自己的战场经历。他生动地回忆起1914年奔赴战场时的情形，再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希特勒在向赫斯朗读书稿的过程中，又唤起了当年在战争初期那些令人忘乎所以的日子里许多德国士兵经历过的短暂狂喜感觉。希特勒当年奔赴战场时乘坐一列运载着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一团的列车，随部队一道前往莱茵河上游，往西开进已被鲜血染红的弗兰德斯地区田野。当希特勒让赫斯听他朗读书稿时，他已写完有关章节，其中的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均已修改过。赫斯在写给普罗尔的一封书信中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他谈到了……那次沿莱茵河出师的旅程……列车上满载着一个团的年轻志愿者，从尼德瓦尔德德意志帝国纪念碑旁驶过；阳光透过轻柔的雾霭照亮了纪念碑。小伙子们高唱《守卫莱茵河》。不久他们就遭遇到死神的呼啸迎接。一个团又一个团的德国青年向前猛冲。突然间，从战斗部队的右翼远远传来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歌声吸引了更多的人一起唱了起来。前后相继传唱，直到整个前线官兵都在高声唱起这首歌。但是，第一阵枪弹开始射过正在纵声高唱的士兵，将这些德国优秀青年纷纷撂倒。然而歌声并没停止。也许年轻士兵们虽然也像其他人一样不知道如何作战，但是他们却知道如何赴死。保民官（这是赫斯给希特勒起的雅号）朗读书稿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停顿的次数越来越多，间隔也越长。最后他放下了书稿，用手捂着头抽泣起来——“我不必多说，当时我也差一点失去克制。”赫斯在信中这样写道。35

希特勒奔赴战场的那次经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也写到了。其所用词语和语气，以及在情感上的感染力几乎同赫斯在信中所写的完全一样。显然希特勒这位老兵甘愿留下易于伤感的印象，但也要在书中营造一种他相信可以引起读者共鸣的情感氛围和悲情时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他必须歪曲事实也在所不惜。他把发生在九天里的事情写在一起，把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这种子虚乌有的情景也写了进去。36在自传色彩越来越明显的这部分书稿中，希特勒也不怕暴露自身的弱点。在描写完战场情景之后，希特勒很快便承认，由于当时害怕受伤，害怕死亡，几乎使他丧失了给前线送信的坚强意志。据赫斯透露，当时希特勒承认，“那全是胆小鬼的行径。我公开承认，而且并不感到羞愧的是：我比有些人神经更为敏感。”这位好走极端的人又从感情脆弱者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心狠手毒之人。在和赫斯进行的同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突然开始愤怒地提到了战争创伤和国内战线的卖国行为。接着他恶狠狠地说道：“等我有了机会，我就要在第一天进行毫不留情的凶狠报复。”

有时希特勒利用赫斯表现出的无限耐心，漫无边际地扯起了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话题——汽车、修路、大规模修建联排房屋、摩天大楼技术。他甚至还谈到装甲战舰的一些细节，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前海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上将所犯下的一些错误。赫斯指出：“你总能感觉到他详细研究过这些事情。”37赫斯认为，希特勒的另一轮政治生涯即将来临。他对普罗尔说：“我每天都同他那个思想丰富的大脑打交道，所以我才对此深信不疑。”38

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4月150位，5月154位，6月94位），以及祝福者们送来的礼品可以轻易地打断希特勒专心致志的写作过程，更不用说他在特殊监禁状态下所享有的舒适条件和结下的狱友情谊了。在前来看望帮助希特勒的来访客人中，有希特勒的姐夫雷欧·劳巴尔和他的漂亮女儿吉莉·劳巴尔。当年16岁的吉莉是希特勒同母异父的姐姐安吉拉所生的女儿，因此也是希特勒的外甥女。黑姆里希称，7月里有一次吉莉前来探望希特勒时，他看见希特勒“热烈地”亲吻着她的嘴。黑姆里希写道，吉莉是令希特勒曾经动情的唯一女性。39多年后，外界舆论认为希特勒爱上了吉莉。最终吉莉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枪死在她所居住的希特勒公寓内。死因被断定为自杀。

在思想文化方面，赫斯绝不仅仅是希特勒身边俯首帖耳的仆人。赫斯是豪斯霍费尔的得意门生。豪斯霍费尔原是巴伐利亚陆军将军，后来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他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学理论，能够理解者寥寥无几。“给简单易懂的地理学披上了神秘的政治外衣”，一位美国大学教授这样写道。40但是豪斯霍费尔理论最有名、最简单的核心概念却易于理解，即“生存空间”。尽管“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已被另一位德国政治地理学者弗雷德里希·拉策尔在早些年间也使用过，而且19世纪各个流派的理论家也讨论过，但始终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应用。

多年来希特勒一直鼓吹提倡的理念是：为了将来的生存，德国需要“土地与土壤”。1920年，他第一次在皇家啤酒馆发表演讲时所宣布的纳粹二十五点纲领（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里即包含上述要求。正如希特勒不久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德国几乎肯定要“牺牲俄国的利益”才能在地理上有新的收获，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向东进军这个理念是德国一再重弹的老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600年前条顿骑士推行的德国对外扩张历史的怀旧复兴。不过希特勒从未使用过像“生存空间”这样动听简洁的概念。

希特勒通过赫斯的介绍同豪斯霍费尔见过面，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取得相互信任。希特勒在青少年时就反感正规教育，成为军人后又认为经受一些艰难困苦，并在战争中磨炼几年，“抵得上30年大学教育”。41他从不掩饰对那些“大学牧师们”（他喜欢这样称呼大学教授）的轻蔑。而豪斯霍费尔则认为希特勒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很少愿意直接同他打交道。赫斯曾经在写给普罗尔的书信中表示，“我认为他（指豪斯霍费尔）不喜欢保民官。”42当赫斯让他们二人在兰茨贝格监狱见面时，他们见面的时间都很短暂，而且赫斯一直陪伴左右。43但是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费尔却认为希特勒的对外扩张政策具科学合法性（战后他险些作为主要战犯受到起诉，后自杀身亡）。

1924年7月初，豪斯霍费尔热衷提倡的迷人词语“生存空间”突然间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广泛谈论着，但是尚不能得到充分理解。在希特勒身边的追随者当中时常开展热烈讨论。“克里贝尔和其他几个人在花园里拿地缘政治词语‘生存空间’取笑我，”赫斯在信中对普罗尔这样写道，“我对他们说，‘生存空间’是或多或少范围明确的一个区域，具有各种生物形态和影响。但是克里贝尔说自己太笨，理解不了。……当那位将军（指豪斯霍费尔）星期二来到这里时，我请求他为我们写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义。”44据赫斯在信中披露，豪斯霍费尔最后给出的定义，几乎如同赫斯在信中说过的一样，也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装饰了一番。

但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赫斯从中牵线搭桥，“生存空间”这个词语进入了希特勒充满标语口号意识的脑海，而且肯定像闪光灯一样在那里大放异彩。仅仅这一个词语便涵盖了长期以来他有关德国人口过剩、德国对外扩张以及俄国疆土等问题的全部思考内容。这个词语简直就是宣传鼓动家梦寐以求的金玉良言：含义积极，表述清晰不言自明，为未来明确指明了方向，比呆板的词语“土地与土壤”更有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试问有谁不想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呢？同描述未来所拥有的土地的原有名称——“征服目标”相比，“生存空间”显然要高明得多。军事入侵被提升到自然法则的高度。希特勒也为自己的一个基本政策找到了光鲜亮丽的新名称。

希特勒开始不失时机地立刻用上了“生存空间”这个词语。7月里希特勒在撰写题目为《慕尼黑》的一章书稿时，为德国对外政策制定了“四条道路”，以解决德国每年净增人口90万，却无足够的土地养活国家快速增加的人口问题。有一次在研究一战前德国本应该采取何种殖民政策这样一个假定性问题时，希特勒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选择了在自己早期所写的文章以及发表的演讲中曾经暗示过的解决方案：从东方夺取大片土地。他声称，只有在俄国西部才能获得大量土地，因为那里人口稀少（希特勒断定，俄国的人均土地面积相当于德国人均土地面积的18倍）。45俄国西部后来被纳粹党称为无人空间。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但却同纳粹党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极为契合，即德国人是一个缺乏生存空间的民族。因此答案显而易见：为德国人争取生存空间。这典型地反映出希特勒将事实过于简单化，以契合其理论的一贯做法。德国别无选择，只好去占领位于俄国边境与乌拉尔山脉之间广泛的半无人区，把德国的农业拓荒者迁到那里。那些倒霉绝望的俄国人由于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现代高效农业生产，只好沦为二等公民，或者成为农奴，或者被残酷的德国统治者，即新的优等民族斩尽杀绝。

这样一来，“生存空间”就成为希特勒书中一个很有影响的新概念，后来也成为支撑纳粹党领土野心与战争借口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由于受赫斯和豪斯霍费尔两个人的影响，希特勒在其扩张主义思想资源中又增加了一个既易于理解，又带有科学光彩和积极含义的新词语。在希特勒所写的18页纲要和此前完成的各个章节书稿当中从未出现过“生存空间”这个词语。但是从7月开始它却频繁地出现在希特勒的书稿中。46这在《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以及希特勒未来理论的框架设置上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生存空间”也成为希特勒必然推论的一个方便支点：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不是真正“创造文化的民族”（这是希特勒喜欢用来称呼他所认可的那些民族的惯用词语）。雅利安人，特别是德国人是创造文化的民族。犹太人当然不是。他们只是“附着其民族肌体上的”寄生虫。希特勒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没有生存空间。他无视历史事实，声称犹太人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他将犹太人贬斥为流浪者，“一直为他们的种族寻找新的滋养”。47犹太人定居后建立起了国中之国。由于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界限明确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在书中写道，即使是游牧民族“也有用自己的畜群确立的界限分明的生存空间，这一点不同于定居的农民”。希特勒声称，雅利安人“可能一开始还是游牧民族”。48

到了8月里，希特勒正忙于马拉松式的写作当中。为了避免外人打扰，他在《民族信使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我此前曾在报上刊文恳求大家不要去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探望我，可是仍然有许多外界朋友前来探望。……我必须在此郑重重申本人要求，只接受事先商定好的探望请求。”49莫里斯给一位联系人写信，请他理解希特勒没有回复其信件，因为希特勒正在“处理大量要务”。508月初赫斯写道：“保民官认为到下周他可以把书写完。我不相信。”51两周后，那时正在担任希特勒同德国北部纳粹党的联络员，以及“陆军元帅山”与步兵之间的联络官的弗布克写信给家乡斯德丁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现在很难找希特勒谈话，因为他正在一直不停地写书，不喜欢别人前来打扰。”52

然后就在8月里写书很忙的时候，希特勒的确抽时间找过弗布克，同他详细谈论几乎肯定要写进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即制定纲领者（Programmatiker）同政治家（Politiker）的兼顾融合问题。53除去德文中的头韵之外，这两个单词可以更恰当地译为理论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和实用政治家。这两个词语多少有些不言而喻，但是希特勒像往常一样用数页篇幅来加以解释。他写道：“理论家务必为一场运动制定目标，而政治家则必须执行目标。一位以永恒真理为导向，另一位则以当前实际情况为导向。”理论家应该成为指引“好奇人性的北极星”，希特勒坚持这样认为。54在列举此类伟大人物时，希特勒提到腓特烈大帝、马丁·路德·金、理查德·瓦格纳，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在内的“宗教创始人”。不言而喻，希特勒也把自己抬升到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

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将自己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视为千年一遇的大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他写道，“有时实用政治家与政治哲学家可以合而为一。这两者结合得越紧密，面临的政治难题就越大。这样的人并不会不辞辛苦地去满足每个心胸狭窄的人都能明显看到的各种要求，他力争要实现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宏大目标。”这样的时刻，希特勒暗示道，已经到来了。

弗布克不可能知道，甚至连希特勒在8月中旬也不知道的是：《我的奋斗》一书中最能披露内情的章节已经写出，而且已被讨论过了。希特勒更为露骨地展现出那种极度膨胀的“自信”，替天行道的感觉，以及对全局万无一失、绝对正确的把握。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政治家才干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人均不具备他那种集实用才干与哲学才华于一身的非凡能力。

如果说在1924年有一个月份，一个关键的转折，一个准确的时刻，可以视为造就了世人皆知的希特勒，那就是此时此刻。从此以后希特勒“获得了那种无所畏惧的信念，那种乐观主义态度以及对我们自身命运的自信，以后的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动摇”（希特勒语）。55

希特勒自称拥有哲学家、政治家双料才能，是后世的“哲学家国王”。这样便相当于在他构建的心理拱顶中嵌入了一块非常重要的拱心石。同他心目中那位于1804年称帝的英雄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实际上已自封为他那个时代的伟人。希特勒在这样“以剑触肩”之后，便自封为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这是一场独角戏，丝毫不受制于谋事顾问们的规劝谏言。元首神话也从中出笼，造就了一种唯我独尊、旁人不得谋政的独裁形式。希特勒借此一度统治德国，最终也毁了德国。

8月，希特勒在忙于赶写《我的奋斗》。第11章是希特勒有关种族与犹太人的长篇大论，题目是《民族与种族》。这一章内容也许是采用不同时期的三篇作品拼凑而成的。56例如，他对于“犹太人道路”的专横描述曾在早期演讲中出现过。但是在书中则由原来提出的三个基本阶段（“宫廷犹太人”、“民众犹太人”和“血腥犹太人”）变成了11个发展阶段，占用了18页篇幅。这一章内容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举足轻重，是希特勒种族理论的重要基础，最终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根据贝艾尔和普洛金格的分析，希特勒利用第11章内容千方百计耍花招。他首先阐述了狂热的反犹太主义立场，继而又炮制出详细的种族理论，从中表露他对于犹太人的仇恨。这两位学者写道，即使反犹主义思想出现在各种一般理论之前，“他也要在《我的奋斗》一书里使其看上去先后顺序正好相反”57。

在《民族与种族》这一章里，希特勒敞开心扉，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的信念：“强者必须居于统治地位，不可与弱者混在一起。”希特勒认为永恒的斗争是促进民族与种族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提出各种理由为战争辩解，认为战争是一种使优劣分明的更新淘汰力量。希特勒写道：“那些想活下去的人，就让他们去战斗；那些不想在这个充满永恒斗争的世界上战斗的人不配活下去。”58希特勒还说：“所有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优秀种族的人都是劣等人。”59这句话可以说是希特勒未来淘汰性优生学政策的前兆。

上述残忍的种族评说言论以及更为恶劣的言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到处都是。全书至少有600处语句、片段同仇恨犹太人有关。60然而希特勒在回顾维也纳岁月那一章里还声称，只是在经过长时间“内心灵魂斗争”之后，他才树立了反犹太主义立场。他甚至同赫斯也谈到了这一点。后来赫斯在写给他的朋友豪斯霍费尔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那次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是在经历艰苦的内心斗争之后，才形成了现在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这种立场，”赫斯写道，“他一直在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对。他说过，即使现在他对少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讲话时的方式，也不同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时的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采取最为激进的立场。”

即便希特勒在这时仍然愿意对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缓和调整一下他那种反犹太主义立场，情况也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几周后，一位名叫库格勒的捷克纳粹党成员前来拜访希特勒。他问希特勒，被囚禁在监狱里写书是否已经对他同犹太人的威胁做斗争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啊，是的，”希特勒回答道，“实际上我已经改变了如何同犹太人做斗争的看法。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态度过于温和了！”他还说写书的过程向他表明，将来必须运用“最猛烈的武器”同犹太人做斗争，因为毕竟“犹太教是全世界的祸害”。61

希特勒从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转变为目光长远的政客，这是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那年初春，纳粹支持者——去世界各地募集资金的库尔特·鲁德克在兰茨贝格监狱拜访了希特勒。希特勒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方针。……我们不会再以武装政变的形式去取得政权；我们要捂住鼻子进入德国议会，同那些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代表进行斗争。即使通过投票击败他们要比开枪打败他们花费更长的时间，至少最终结果可以得到他们的宪法保障。”62鲁德克将希特勒在行动方略上的变化称为“从名副其实的北方理想主义转变为很有吸引力的北方现实主义”。63这一时刻“真正标志着纳粹党的转折点”，鲁德克后来在1938年这样写道。64

对希特勒的一些追随者来说，上述新变化有害无益。不久希特勒便向弗布克保证他“仍然反对参加选举，但是他从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了很多东西”。65忠心耿耿的弗布克将这种有些混乱不清的态度转告给了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的联络人。到了那年秋季，希特勒的态度变得更加明确，在《我的奋斗》第一卷最后几页里写进了他的最近指令：议会是个可怕的事物，但是我们必须加入议会，以便最终消灭它。“我们的运动反对议会。甚至我们参加议会机构也仅仅是为了最终消灭议会。”66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确实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希特勒写完《我的奋斗》第一卷后，自信心极度膨胀。他高度称赞技巧娴熟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运用“质实无华的语言”打动影响知识阶层和“下层民众”。“在1000名演讲者中，也许只有一位演讲者能够同时以某种形式对锁匠和大学教授发表演讲……使他们中间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67不难看出，希特勒心中装着何人。

希特勒自以为是唯一能够使德国复活振兴的人物。他的这种自信至少在兰茨贝格监狱颇有感染力。每当希特勒同犯人们在一起用餐或在花园中散步时，这些犯人（其中有些是年轻人）无不为希特勒雄辩的说服力所折服。年轻犯人保罗·希施贝格在自己23岁生日那天曾同希特勒一边喝茶，一边交谈了两个小时。后来他写道：“你简直无法相信阿道夫·希特勒能够爆发出多大的力量，多么令人振奋的激情，无法相信我们全都热爱他，尊敬他。”68即使是在举行暴动前早就同希特勒密切合作的赫斯也承认：“我只是在监狱里才真正了解了他。我现在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同德国的‘未来领袖’并肩前行。”69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希特勒的救世主作风以及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大好事。有一位名叫汉斯·克吕格尔的犯人收到一封父亲写来的劝告信，告诫他不要听信希特勒的说教。“一旦你走出监狱有机会听一听别人怎么说，你就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了。法院居然把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同你们关在一起，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应该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地方。”70

到8月末，希特勒认为他正在进入写书的最后阶段。“他正式要求我帮他校对书稿。”赫斯在8月初这样写道。71希特勒对于上面印有他本人姓名的书籍外观非常在意。他对赫斯说书页要饰有金边，甚至还吩咐赫斯帮他仔细挑选一下真皮书脊样本和封面颜色。希特勒仿佛看到写成的《我的奋斗》就摆放在他的眼前。

9月初，希特勒还有一个月的盼头。10月1日那天他将获得假释资格。他希望出狱，同时又担心一些法律方面的棘手问题，特别是有被驱逐到奥地利的危险。他希望《我的奋斗》立即出版。希特勒明白眼下他需要钱，但不仅仅是为了支付律师费用。因为他的心里已开始盘算起别的事情来了。

【注释】

[1] 或译哥廷根。——译者注

第十二章
第二次机会

“应该把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希特勒驱逐出境。”

——慕尼黑警察局副局长

如果希特勒在世俗享乐方面尚有个人弱点的话（除了爱吃甜食以外），那就是喜爱豪华汽车。早在进入政界初期，希特勒就渴望乘坐豪华汽车在慕尼黑市里到处转悠，让他既感到舒适自在，又很体面风光（这两样享受当时对他来说并不多见）。那些刚刚问世不久的怪物般豪华汽车安有凸出的前灯，配备着向后折叠的敞开式车篷，坐在上面颇能彰显出地位身份。别看希特勒有时在政治上态度保守，又反对现代艺术（比如他谴责大城市中的“金融专制”，仇视当代艺术），这位纳粹领导人却迷上了高科技产品，喜爱便于校准的豪华旅游车。1由于对汽车非常着迷，激发了希特勒修建大型高速公路，制造“国民汽车”（后被称为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兴趣。

希特勒自己并不开车。他说自己学过开车，但是从未亲自开过车，因为他担心敌人会制造交通事故使他难堪。不过希特勒倒是一位自得其乐的乘客，喜欢乘坐汽车在市内观光，或者前往他喜爱的阿尔卑斯山区游玩。据希特勒本人透露，他可是一位令人不快的“后座上的司机”，不停地指手画脚，吩咐他的司机加速或减速，不停地炫耀自己对于技术细节非常在行。希特勒非常喜爱由卡尔·本茨和戈特列布·戴姆勒那样的企业家生产设计的高级汽车。卡尔·本茨称自己生产的汽车为“奔驰”汽车；而戈特列布·戴姆勒则以一位富有客户女儿的名字将自己生产的汽车命名为“梅赛德斯”汽车。（1927年本茨与戴姆勒联手成立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在政治生涯最重要的夜晚，即1923年啤酒馆暴动那天晚上，希特勒乘坐一辆大型红色梅赛德斯汽车抵达市民啤酒馆。然而自从暴动失败，除了乘坐一位医生的汽车被送到慕尼黑市外普希·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希特勒还未坐过汽车，只坐过警车。

到1924年9月中旬，希特勒仍在兰茨贝格监狱里苦熬，盼望着10月1日那天获得假释。然而，他能否出狱尚未最后确定。外界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将他继续关押在监狱里，或者将他驱逐到奥地利。警方与检察官非常清楚希特勒很有可能再次作乱，因此希望他不再出现在大街上和啤酒馆里。于是没过多久，他们便发起一场活动，力图取消希特勒获得假释的机会。希特勒心里明白，他的处境可能会变得岌岌可险。因此几个月来，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同典狱长莱波尔德及其手下的看守们保持良好关系，希望能够获得“表现良好”的积极评价。但是由于他非常渴望拥有一辆新车，致使他犯下一个少有的错误，差一点葬送了他的希望和各项计划。

9月12日星期五那天，希特勒将慕尼黑的奔驰汽车经销商雅各布·韦林召到了监狱里。韦林的“奔驰车库”（这是大家对他的代理商的称呼）位于舍林大街《人民观察家报》报社附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希特勒和韦林在兰茨贝格监狱会客室里见面，精美的奔驰汽车广告宣传画册就摆放在他们面前。这简直就是现代世界汽车展厅里的情景。如果说略有差异，也只是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客户手里没有现金。希特勒只有一部书稿，一大堆希望和肆意妄为的胆量。他对汽车经销商韦林说，他面临的问题是在40马力和50马力汽车之间做出选择。希特勒在犹豫不定时做出了一个决定，结果很快使他苦恼不已。

就在韦林要走出监狱时，希特勒坐下来打印出一封信交给了他。希特勒用那台打印《我的奋斗》的打字机打出一份要求降价购买一辆豪华汽车的客户申请。希特勒在用信件同汽车经销商讨价还价。让希特勒梦寐以求的那款奔驰汽车标价2.6万马克。2希特勒开始思考选择哪一种车型：“实际上我认为奔驰11/40可以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唯一使我担心的是它的转速每分钟比奔驰16/50快300转。”希特勒放心不下的是，小功率汽车开起来容易发热，需要经常更换。他抱怨说：“要是每隔两三年就要换一辆新车，那我可换不起。”同各地的买主一样，希特勒也想哭穷讲价：“就算10月1日那天我能出狱，那也要等到12月中旬我才能靠我写的那本书赚些钱。没办法，我必须找个地方贷款，或者他们替我预付车钱。所以，几千马克可不是个小数目。另外我还要支付法庭审判费用，这已经使我不寒而栗了。……如果你能帮忙询问一下我能否打折买车，我将不胜感激。”

希特勒希望韦林亲自去一趟设在莱茵河畔工业城市曼海姆市的奔驰公司总部。希特勒知道韦林在周一要去那里办事或旅游。只有公司总部才有权决定是否可以给予这位著名的纳粹党人减价优惠待遇。希特勒打算在周一开会前将他的那份减价购车申请交到韦林手里。希特勒购车心切，采取了一种应急手段：他把那份书信交给了前来探监的克里贝尔上校的儿子沃尔夫拉姆·克里贝尔。希特勒写的那封书信如果能在周一上午邮到慕尼黑，就可以在同一天送到韦林手里。这是一个轻率鲁莽的决定。将一封书信交给一位要离开的探监者手里是公然的偷带物品行为。这样做违反了下述审查条例：每一份进出监狱的邮件必须经过检查、审阅（许多写给希特勒的信件已被审查员没收，其中包括一首诗。诗中写有这样一行语句：“我们要冲破监狱的牢笼。”）。由于违反了监狱审查条例，希特勒有可能使一年来的模范行为，以及在打字机前付出的数月辛苦努力前功尽弃，徒劳无益。如果希特勒被迫继续留在狱中服完整整五年监禁徒刑，那么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就会云消雾散。在一个仍然苦苦寻找摆脱世界大战灾难出路的国家里，他只会被当作昙花一现的极端主义人物而闻名于世。监狱外面的纳粹运动已经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如果希特勒继续脱离纳粹党，那么在当时已经开始抑制通货膨胀并寻求政治支撑的德国就会稳步前进，纳粹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注定只能担当跑龙套般的次要角色。

起初，希特勒邮寄的信件未被察觉。就在邮寄信件的当天，即9月15日，典狱长莱波尔德要向巴伐利亚法院发送一份有关那位明星犯人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期间的表现状态报告。“他现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莱波尔德在报告中写道，“不遗余力地遵守监狱各项条例。”莱波尔德心里没有忘记希特勒起初进行绝食和狂呼乱叫时的表现。于是他写道，希特勒“毫无疑问比以前变得成熟、冷静了”。不仅如此，希特勒出狱后也能表现得平安无事，因为他“绝不想报复那些在1923年11月里挫败他的暴动计划的对立（政治）阵营官员们”。几个月来，希特勒同典狱长莱波尔德的多次面对面会晤产生了明星效应。莱波尔德同以前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慑服于希特勒的强大气势，为希特勒所倾倒。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对希特勒的政治表现和政治意图表示钦佩。监狱外面力图阻止希特勒假释的呼声不断高涨。9月23日，慕尼黑警察局副局长向法院发出了措辞尖刻的警告：如果希特勒出狱，他有可能很快重操旧业，故伎重演。如果他在政坛上继续存在，就有可能拯救目前仍被查禁、濒临崩溃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团体。“他对于国家的内部与外部安全构成了长期威胁。”那份警告声明上写道。警方认为，如果这位领导人令人遗憾地被释放出狱，“那么应该将这位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驱逐到奥地利”。

警方的狱中表现报告摆在了桌子上，距希特勒可能被假释的时间只剩下一周了。这时又有一人站出来强烈反对假释希特勒。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法庭审判上起诉希特勒的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他不仅反对假释希特勒，而且也反对假释韦伯和克里贝尔。“这些被告根本不会放弃犯罪意图。”施滕格莱因写道。他列举了在暴动期间他们犯下的暴力绑架和偷窃等犯罪行为。这位检察官甚至还谈到了1922年希特勒袭击政治领导人奥托·巴勒斯蒂特的犯罪行为。希特勒当年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但是只服刑一个月便被假释出狱，然后蓄意发动政变，违反了缓刑条例。施滕格莱因这位检察官还认为，希特勒还同罗姆上尉近一时期试图非法建立“前线战士联盟”这一准军事组织的行动有牵连。

就在施滕格莱因接二连三地展开批评攻势的时候，他也了解到了希特勒以及韦伯、克里贝尔托人捎带信件的情况。他火冒三丈，要求典狱长做出解释。后者迅速展开调查后提出了一份报告，表明近几个月来韦伯和克里贝尔一直在托人偷带信件，而希特勒只有一次违反条例。尽管他们的案件还没有了结，法院于9月25日没有理睬警方与检察官提出的意见，同意假释希特勒、克里贝尔和韦伯，10月1日那天开始生效。

施滕格莱因手下的工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试图阻止假释上述三人。施滕格莱因的律师们周末加班（几乎肯定是由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牵头）写出了一份要提交给法院的申诉长文。这份申述材料首先提到了被偷带出去的信件（共有九例）3，然后又抓住希特勒秘密参与组建罗姆领导的非法组织“前线战士联盟”的把柄不放。在罗姆公寓里缴获的文件表明，罗姆“按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在外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希特勒帮助起草了那个准军事新组织的纲领。就连拼命挣扎要跳出自己为自己挖的坑的典狱长莱波尔德，也开始忙着回手填坑了。“如果能让我的职员早点知道警方怀疑我们那里的犯人暗中要建立非法组织，我们就会更加严厉地督视往来信件。”事后他这样说道。4不过，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收到了预期效果：它阻止了希特勒在10月1日那天被假释。当时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正在仔细考虑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有关希特勒可能被驱逐的幕后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巴伐利亚政府专门派遣一位特使前往奥地利，要求奥地利政府同意把希特勒遣送回国。但是奥地利总理伊格纳茨·赛珀尔予以回绝，即使把希特勒推过边境，他也不会接受希特勒。奥地利总理的推论思路是：既然希特勒以前在德国军队中作战，他已不再是奥地利人了。尽管这一看法在法律上未必行得通，但却断绝了驱逐希特勒的任何希望。谨慎的奥地利人抢占了巴伐利亚人的先机，有效地赶在他们的巴伐利亚表兄弟把希特勒驱回之前，把希特勒从其故乡驱逐了出去。赫斯写道，消息传到兰茨贝格监狱后，希特勒“大喜过望”。当天夜晚，他们两人饮酒庆贺。

10月6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驳回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把希特勒的案子交给下级法院审理。最高法院迅速驳回警方与检察官令人胆寒（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警告后，又把球抛给了曾经做出有利于希特勒裁决的法院。要再过两个月后司法部门的车轮才能转动起来。希特勒暂时处于没有着落的状态。

监狱里弥漫着悲伤焦虑的情绪。初秋的雨水和雾气笼罩着兰茨贝格监狱，使牢房和过道变得又冷又湿，过堂风时常吹起。此时，户外散步和园艺活动已经停止。战友加兄弟的那股吵吵闹闹的劲头不见了。有人提前释放的希望破灭了。复兴纳粹党的神圣使命也无从谈起。希特勒手下的那些大多为年轻人的突击队员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兰茨贝格监狱的墙壁和铁窗根本无法撼动，即使有些人偶尔想摇动一下把他们关在牢房里的铁栅栏也无济于事。“压抑的忧郁氛围，令人心烦意乱的厌倦情绪，以及沉闷的无聊感觉向我们袭来，统统压在狱友的心头。”卡伦巴赫这样写道。

据卡伦巴赫披露，“监狱精神病”当时在四处蔓延。“我们开始感到内心空虚，筋疲力尽。”有些人长时间沉默不语，也有人高声争吵，险些动粗斗殴，直到最后被其他犯人拉开。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也提到犯人们“明显地平静下来，令人紧张不安”。有位名叫弗罗施的犯人（其名字的意思是“青蛙”，所以他的绰号叫“小青蛙”）行为开始出现异常，表现为梦游，在浴缸里像小孩子一样拍得水花四溅。有人猜测他疯了。

即使那些狂热的骑兵也开始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许多人从家里得到了坏消息，因为家中能够养家糊口的人已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当中有些人名誉受到损害，被视为关进监狱的愚蠢激进分子。有些人的妻子被迫去当女佣人，勉强维持生活。她们连火车票都买不起，无法到兰茨贝格监狱探望自己的丈夫。希特勒的一些步兵也许同样有着一位犯人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那些感情：“‘希特勒这样，希特勒那样’，‘我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我争取到了那个’——这就是我成天从这里的同志们口中听到的内容。……我受够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同政治有牵连了。那些在外面成天高呼‘嗨尔！’的人可以用头撞墙了，与我无关。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出去时，我只关心工作、老婆和家庭。”其他犯人甚至开始对希特勒这位大人物本身表现出疑虑。“我没有任何怀疑，”在卡伦巴赫讲述的往事中有位犯人这样说道，“可是，嘿，即使是大老板也会犯错误，对吧？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前途渺茫，吉凶难测。

即使在赫斯所写的书信中也不再洋溢着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不再提及私下里阅读书稿的情形。他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赫斯说他曾和希特勒“闹得很不开心”。更使情况变得雪上加霜的是，“莫里斯自然站在主人一边。虽然W（韦伯）和K（克里贝尔）不了解情况，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们跳出来为那位‘从业者’辩护（他也许是优秀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但是他对技术一窍不通，却总是因为技术上的缘故当面责备我）。”这些话就赫斯而言，有些尖酸刻薄，因为就在不久前他比任何人都要奉承巴结希特勒，而且后来又成为希特勒在掌管第三帝国方面极受信任的密友。目前尚不清楚使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赫斯写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好。”

希特勒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的假释做出进一步裁定的时候，还面临着另一件暂时没有着落的事情：《我的奋斗》一书的出版情况。到10月16日，希特勒已经写完书中那篇纪念在1923年11月9日暴动行动中阵亡的16名追随者的献辞，并且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这些阵亡追随者的姓名全部列出。还有唯一一位不幸身亡的旁观者，也被希特勒纳入“烈士”名单，作为纳粹支持者被载入史册。在献辞那一页上署名，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写完他那部约为370页的书稿。他正在计划写第二卷。有一部分书稿已经送到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手里。但是阿曼却遇到了麻烦：手里没钱。

阿曼后来写道，“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去出版那本书。5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图书市场已经崩溃，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存有政治偏见的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右翼出版商，特别依赖大规模集会来宣传推销自己的出版物。发生啤酒馆暴动以后，纳粹党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均遭到查禁，大规模集会也不再举行。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写道：“无数出版公司倒闭，许多报纸纷纷停办。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销声匿迹，因为可以销售这种出版物的大规模集会已经不再举行了。”6

在要塞监狱二楼，唯一一件可用来摆脱秋季抑郁情绪的东西又是由希特勒那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天使——海伦娜·贝希施泰因赠送的。这一回所赠礼物是一架留声机，还有许多唱片。“先听了一些轻柔的乐曲，然后又听了一些使人精神振奋的军队进行曲！”赫斯在寄给普罗尔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华尔兹舞曲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仿佛人们在翩翩起舞。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唱着舒伯特的《你是安宁》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如果闭上眼睛，暂时可以忘记身在何处。”7

兰茨贝格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着法院的假释裁定结果。此时，有人向社会党报《慕尼黑邮报》透露风声，说兰茨贝格监狱的犯人生活安逸，而且有可能还在监狱里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这家报纸猛烈抨击兰茨贝格监狱及其典狱长“丑态毕露，把兰茨贝格监狱办成了纳粹暴徒的政治堡垒”。8面对这家报纸的无情抨击，莱波尔德采取了防守姿态，再次称赞希特勒表现良好。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与埃哈德迅速予以反击，发表另一份声明，揭露希特勒将信件托人偷带给汽车经销商韦林，以此证明所谓希特勒表现良好纯属作秀。莱波尔德再次出面证实希特勒“自我控制能力强，举止文明”，将他称为“其他在押犯人的榜样”。9

接下来，突然之间，希特勒的政治违法行为以及托人偷带信件的冒险行为被搁置在一旁。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做出最后裁决：立即假释希特勒。希特勒将自由地重返政坛。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转告给了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执行命令。毫无疑问，施滕格莱因极为懊恼地起草了一份电报，拍发给了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莱波尔德：“最高法院驳回了州检察官的反对意见。……要求通知希特勒立即释放。”10

当天晚上近10点钟，莱波尔德出现在要塞监狱七号牢房。希特勒后来回忆说：“经过一番旁敲侧击，犹豫不决之后，他对我说：‘你自由了！’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11希特勒于第二天，即1924年12月20日被释放出狱，离圣诞节只有五天。希特勒那年的牢狱生活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希特勒被释放出狱的消息不仅迅速传遍要塞监狱，而且还传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支持者那里。还没等希特勒本人有所动作，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安东·德雷克斯勒就驱车前往监狱去迎接希特勒。上午10点左右抵达监狱。他们在会客室里见到希特勒后，当场宣布打算要带他们的领导人直接拜访鲁登道夫，着手研究政治大事。希特勒一口回绝。希特勒“甚至都不会考虑要去”，赫斯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他非常生气！他首先需要休息，别无他求。”

尽管一时发火，但是一看到他的追随者们，甚至还有鲁登道夫那样的潜在领导权竞争对手，你拥我挤，争相第一个向归来的英雄问候致意，希特勒一定感到莫大的快慰。“他面临的竞争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赫斯说道。12希特勒绝不让步。关于鲁登道夫，他曾对赫斯说过：“我希望他的名字从这场运动中消失，因为他会使我更加难以争取工人群众。”13希特勒没有坐乘两位自告奋勇的司机施特拉塞尔和德雷克斯勒开来的汽车。他让一位同政界无关的朋友阿道夫·米勒开车来接他。米勒是《人民观察家报》的合作印刷商，他的印刷厂也位于舍林大街上。同米勒一道而来的是希特勒身边一直很受欢迎的人物，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霍夫曼以前曾经同希特勒的保镖发生过冲突，后来很快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

中午，希特勒向他的同党一一告别。据卡伦巴赫披露，他们全都深受感动。希特勒甚至声称，许多监狱工作人员眼含热泪，并排站在城堡似的监狱前门那里向他告别。希特勒说：“当我离开时，大家都哭了，包括‘法典说明官’、医生和看守们，但是我没有哭！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都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了！”14

在监狱记录中，莱波尔德记下了希特勒刑期的剩余服刑时间：3年，333天，21小时50分钟。假释到1928年10月1日。如果希特勒被迫在监狱度过这些服刑时日，他将在1928年返回德国。那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将变得更加牢固。

希特勒在午夜12点15分正式获得自由。当时，那位汽车经销商雅各布·韦林是否已经给予希特勒优惠价格，让他打折购买那款他在托人偷带去的信件中表示渴望拥有的漂亮奔驰汽车，尚不得而知。不过当天开来接他们的那辆汽车几乎也一样漂亮气派。米勒和霍夫曼乘坐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汽车前来迎接希特勒。这辆车配用折叠式车篷，辐条轮和白色侧壁轮胎，正是希特勒渴望购买的那种汽车（只是他想要一辆灰色汽车）。就在他们要坐上那辆舒适的旅游汽车的时候，霍夫曼一再要求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照一张离别纪念相（典狱长莱波尔德禁止在监狱前面照相）。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在带有巨大拱顶的兰茨贝格旧城门外停了下来。那扇旧城门看上去好像城堡的入门，甚至也像监狱的入口。希特勒站在街道上停着的那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汽车旁边，一只手扶着车门框。他表情严肃，看上去志向坚定。他心里肯定明白，这就是他获得重生的时刻。在13个月里，他躲过了枪林弹雨般的攻击——至少有一颗真正的子弹——终于又获得了第二次机会。

即使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希特勒也显得有些古怪。他那两条腿在束带的战壕风衣下面好像木棍一样向外凸出着。在结束了一年监狱生活、重获自由的当天，希特勒没有穿外裤，只穿着长及膝盖的长袜。在战壕风衣下面，他肯定穿着那条巴伐利亚皮裤，尽管当时已是12月份。照相场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赶快走吧，霍夫曼，”希特勒说，“这天太冷了。”

第十三章
东山再起

“谁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这就是我们东山再起的基础。”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圣诞节前夕^1

慕尼黑市到处张贴着火红色的海报，宣布希特勒于星期五晚上在市民啤酒馆发表演讲。16个月前，希特勒就是在这同一家啤酒馆发动了暴动。自出狱以来，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准备向其忠实信徒发表演讲。希特勒离开兰茨贝格监狱后已经让他们苦苦等待了两个月。他一直拒绝卷入党内争端，也不想谈论自己的意向打算。最后，他终于开始策划再度出山，重返政坛。人们急于知道希特勒在牢狱中被关押一年多后会是什么样子。难道他正像《纽约时报》在他离开兰茨贝格监狱时以大字标题宣传的那样：“被监狱驯服了”？抑或是他仍然未改蛊惑人心老手的本事，能够鼓动人群向折磨他的那些人，向共产党人，向“那个制度”发起猛烈攻击？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希特勒如何对待内部已经出现裂痕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运动？他将如何领导一个已经受到创伤的事业？

希特勒花费了数周时间在心里面回答这些问题。12月20日，一个小型的欢迎委员会在他的蒂尔斯街公寓里以各色花环迎接问候他。兴高采烈的德国信徒们差一点把他挤下楼梯。2过后希特勒一直保持低调，言语不多。外界纷纷对他进行各种猜测。希特勒首先拜访了谁，是鲁登道夫，还是另有其人？希特勒是否已经离开了慕尼黑，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处乡间静地去休养了？赫尔曼·埃塞尔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报》对此给予愤怒的回应：当有人这样问希特勒时，他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休养。”3希特勒准备干什么？他为什么拒绝发表公开演讲？这都是外界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希特勒的被动表现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困惑和不安”，一份警方情报这样表述。

在圣诞节前夕，希特勒才短暂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小天地——普希和海琳·汉夫施丹格尔的家。这对有钱的夫妇在绿树成荫的赫尔措格公园那一带拥有一座漂亮的别墅。“回来了，道夫伯伯！"4岁的埃贡站在门口问候道。普希满心欢喜地炫耀着自己的新家，带领希特勒走进了宽敞的主客厅，里面摆放着一架布吕特纳大钢琴，很是显眼。一看到这件精美的乐器，希特勒便转过身来说：“汉夫施丹格尔，请为我弹奏一下《爱的死亡》吧。”希特勒要求弹奏的歌曲是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中表现悲剧结局的著名唱段。希特勒与汉夫施丹格尔两个人很快便又产生了音乐共鸣，感情得到了沟通。希特勒也沉浸在瓦格纳歌剧的意境之中，如醉如痴。

希特勒同汉夫施丹格尔好友重逢，一晚上格外开心。这标志着希特勒再次恢复了他在慕尼黑的个人生活。希特勒特意为小埃贡模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隆隆的打炮声音。在深夜交谈中，希特勒触及了政治话题：“政治可不是提建议、制定纲领，而是要开展长期的艰苦工作，直到有一天人们愿意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同一个政治理想画上等号。我认为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能说我现在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这就是我们东山再起的基础。”4

闻听希特勒即将出书，慕尼黑市民众不禁翘首以盼。但狡猾的希特勒似乎故意把出书时间拖得较长，吊起众人的胃口，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耸人听闻的社会党报纸《慕尼黑邮报》在1月末声称：“希特勒的那部回忆录去年年底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推介，说是讲述了‘四年来同怯懦、愚蠢和犯罪做斗争的经历’。其实这部回忆录根本就没写出来，以后永远也不会写出来。”埃塞尔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报》大为不悦，反驳道：“针对这种说谎言论，我们可以如实相告：希特勒那部内容丰富全面的书稿早已交到埃耶出版社，目前已经排版。”这家报纸还以崭新的书名刊登了一则推销广告，书名为《我的奋斗》。这是不久便名扬世界的那个简短有力的书名第一次被刊印出来。5不过尽管声势很大，希特勒的著作仍然延迟了出版，直到7月18日才摆到了书店的书架上。

当时，要求希特勒投身到波澜起伏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中的呼声越来越高。希特勒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解除对纳粹党及其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的查禁禁令。希特勒手持礼帽，同巴伐利亚州长海恩里希·黑尔德会晤了两次。希特勒使出了独家手法，摆出一副痛改前非的姿态，对以往的罪过表示悔恨，坚信暴力与武力同政治无关。他表示必须尊重国家权威。最重要的是，希特勒承诺“不再举行暴动”。州长黑尔德接受了希特勒的承诺保证，同意解除针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查禁禁令。黑尔德说：“那头野兽已被驯服，我们可以解开锁链了。”6

希特勒计划于1925年2月27日正式重返政坛。这次他又选择市民啤酒馆作为集会场地。他这样做既在预料之中，现场效果又好。1923年11月，他也曾同样选择了市民啤酒馆。那天夜晚古斯塔夫·卡尔发表演讲后被希特勒临时绑架，警方封锁了市民啤酒馆周围的所有街道。与1923年一样，大家期盼热烈，情绪高涨。然而与那个暴动夜晚不同，这一天晚上不会发生枪击天花板、绑架人质，或者宣布推翻政府那样的事情。相反，这一次要打造一个东山再起的隆重场面。

发表演讲前，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的一篇社论中明确表示，首先要求党内各个派别立即实现和解，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希特勒对于本党运动，对于当前时机等方面的意识把控非常全面，巨细兼顾，决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讲条件。每个人必须重新加入再次建立的纳粹党。以前的任何党员身份不得照旧。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无人谈论集体领导、共同决策以及特殊人物承担特殊使命等话题。希特勒将拥有绝对权威。

然而发表演讲的当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可能会步入他为自己设下的陷阱。他虽然唤起了与会者一些很高的期望，但却无法一一加以满足。鲁登道夫将军，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恩斯特·罗姆没有出席希特勒的盛大演讲秀活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也躲了起来，将这次集会称为“喜剧”，预料希特勒会在这种场合下索要“兄弟般的亲吻”。希特勒想让原德国工人党创始人德雷克斯勒主持大会。但是只有希特勒先把那位可恨的赫尔曼·埃塞尔撵走，德雷克斯勒才同意主持大会。希特勒拒绝了他提出的这一条件。最后希特勒选定经商出身，但却不善言谈的马克斯·阿曼主持当晚的盛大集会。

单凭出席集会的众多人士所表现出的捧场热情和期盼劲头而论，希特勒讲什么内容都并不重要。希特勒以一贯表现出的风格发表了演讲。在两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对近年来出现的一切错误进行粉饰美化。他还突出强调自己的如下信念：在同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中，只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走过去，或者我们踏着他们的尸体走过去”。以前的那个希特勒又回来了，并表示暴力仍然是可以选择的手段（这导致纳粹党几天后再次遭到州长的查禁）。

希特勒也对那些想要限制他的对手们发出了警告。“如果有人认为在加入本党时可以提出一些条件，那说明他们太不了解我了。”希特勒语音刚落，便响起一片热烈掌声。“只要我还全面负责，我决不允许别人跟我讲条件。我要对运动中出现的一切情况负全部责任。”如同前些年那样，希特勒刚一说完，现场响起一片喝彩声和“嗨尔”高呼声。他仍然能够使听众群情激昂，热血沸腾。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许诺，如果一年后辜负了纳粹党成员们的期望，他就要主动辞职。希特勒突出了挑战，刺激任何人前去应战。

接下来的戏剧性事态突变才是当天晚上大规模集会的真正看点。希特勒先是要求党内各个敌对派别摒弃分歧，以大局为重，然后便把前来参加当晚集会的一些有时互为劲敌的双方人员请到了台上。这些人员当中有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威廉·弗里克和鲁道夫·布特曼，他们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主张参加议会。另外还有埃塞尔、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和阿图尔·丁特尔，他们则反对参加议会。希特勒再次要求被叫到台上的这些人热烈握手，深情地注视着对方（15个月前，他对三个站在台上的人质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为了大家的利益沟通感情，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当着数千名现场目击者的面，希特勒——这位曾经受雇谋生的艺术家以自己为核心人物，导演了一个宏大的党内团结统一场面。如同啤酒馆暴动之夜那样，3000名与会者最后齐声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市民啤酒馆当晚那个群情振奋的集会标志着希特勒胜利归来。尽管当晚集会也有一些缺憾——几位重量级人物没有到场，纳粹党很快又要遭到查禁。但是希特勒不仅将其用做跳板恢复了自己的原有地位，而且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导掌控高度。他把自己装扮成神，追随者们也欣然接受了。这并不标志着党内斗争的结束（有些内部斗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但却标志着希特勒元首党的再度兴起。元首党最终成为该党领袖建立独裁统治的个人工具。在市民啤酒馆那个慷慨陈词、备受崇拜的夜晚也标志着希特勒结束了被流放、被审判的人生历程，意味着他已东山再起，重返政坛，恢复了健康，脱胎换骨。遭到惨败的往昔暴动早已成为身后陈迹。希特勒开始踏上夺取更大权力的漫长征程。

后记
尘埃落定

“如果当年把12000或15000名腐蚀人民的犹太人

送进毒气室……就不会在前线白白牺牲数百万人。”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

希特勒在发表啤酒馆演讲，重返政坛七个月后，又回到了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地方——贝希特斯加登。他在耸立着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个地区继续在写作中表达他的种族主义深仇大恨，提出一些夸夸其谈的空洞思想，装模作样地制订各种征服世界的计划。希特勒舒舒服服地躲在从朋友比赫尔夫妇（也是普拉塔豪夫旅馆主人）那里租来的小屋里，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这一次希特勒将自己要写的内容口述给一位秘书。同往常一样，希特勒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失败耿耿于怀。那可是希特勒书写虚妄之作的历史开端。他谴责犹太人在背后捅刀，从德国的损失中大发不义之财。他习惯性地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恶毒评说。他声称，如果当初“及时地处决“12000或15000名犹太人“无赖”，那“就会拯救100万德国人的生命”。2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只有这些语句表明希特勒可能想到用现代方法消灭犹太人。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认为希特勒那时已经开始策划建立配有毒气室的死亡集中营。但是希特勒的话语明显地透露出有可能赞成大屠杀的思想倾向。

希特勒提出用毒气杀死犹太人的建议无疑成为希特勒罪恶历史的又一个注脚。他作为独裁者、军阀和大屠杀刽子手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印证了他酝酿于兰茨贝格监狱而表述于《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各种狂妄计划。被美国人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场西方战争，实际上仅仅是希特勒向东方进犯的一场背后掩护行动。这一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做过阐说。3从离开兰茨贝格监狱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希特勒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经营两件大事：从俄罗斯那里夺取生存空间和控制犹太人的世界。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写作《我的奋斗》期间采纳了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在监狱里，他还表示必须采用“最猛烈的武器”去对付犹太人，这一点希特勒在同捷克纳粹党人库格勒谈话中曾经透露过。21年后，希特勒在自杀前一天所写的最后那篇政治自白当中，敦促德国民众“对于危害各国的全世界犹太人进行严厉抵制”。这是他写下的最后遗言。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度过的一年牢狱生活很快成为希特勒神话中值得大肆宣扬的重要内容。同失败的啤酒馆暴动一样，希特勒为期一年的监狱铁窗生涯也被用狡诈伎俩写进了未来元首“多年奋斗”传奇当中。希特勒于1933年执掌大权以后，他住过的那间“牢房”——要塞监狱七号房间被改造成一处朝拜圣地，房门上方悬挂一块大型牌匾（上面写着“阿道夫·希特勒曾囚禁于此”），桌子上摆放着一面纳粹万字旗。此外，房间里还展出一台老式打字机（并非那台希特勒用来打印《我的奋斗》书稿的小型便携式打字机），以取得更加逼真的参观效果。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来到希特勒牢房敞开的门前站立片刻，以表敬意。这将兰茨贝格监狱变成了一处旅游胜地。满载2000名乘客的数趟专列会在周末抵达兰茨贝格。人们排起长队等待着走进监狱高墙内。有些崇拜希特勒的追随者甚至从德国北部一路徒步走来，踏上这片希特勒曾经生活过一年的“圣地”。1934年，在入狱十周年之际，希特勒本人也专程来到兰茨贝格监狱，仔细查看了自己住过的老地方，再次透过牢房铁窗向外眺望。希特勒在昔日狱友埃米尔·莫里斯的陪伴下为游客们在那本“宝书”上签名。这一切俨然把监狱变成了一处圣地。

兰茨贝格小城也因备受瞩目而兴旺发达起来。1937年与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代表团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结束后，从纽伦堡一路行进116英里抵达兰茨贝格小城。小城里的元老们开始把兰茨贝格标榜为“希特勒之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地”，向外推介宣传。1944年，兰茨贝格小城新来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驱赶过来的犹太囚犯。数月间，23000多名囚犯被迫像半盲动物一样居住在小土屋和半地下泥顶营房里——阴暗、湿冷，非常拥挤。当时在兰茨贝格小城和附近城镇考弗灵周围很快建起了奴隶劳工集中营，以满足希特勒孤注一掷，建造世界上第一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需要。在疯狂开工的十个月时间里，至少有6000名犹太人奴隶劳工死于过度劳累、饥饿、死刑和斑疹伤寒。1945年，当美军逼近慕尼黑时，又有数百奴隶劳工在死亡行军途中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兰茨贝格小城当局故意无视当地在迫害犹太人方面所起的作用，企图用推土机掩埋不光彩的过去，在曾经是兵营林立的地方建立商业区。兰茨贝格欧洲大屠杀纪念基金会领导人曼弗雷德·戴勒说：“那些营房被视为这座小城历史上的污点。”这家机构保留着现存的营房，以纪念二战末期那几个月里“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种族灭绝事件”。民间活动家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当年把犹太人驱赶出境的十个欧洲国家的元首送来了墓碑。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和其他几位国家元首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纪念碑上。有一处还建成了游览区和历史文献中心。戴勒表示：“这些是德国有关此类营地的最后一批历史证据了。”它们也是最后一批能够表明兰茨贝格监狱曾经参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行动的确凿证据。

希特勒在关押于兰茨贝格监狱期间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我的奋斗》。这本书后来的出版经历颇不寻常，非常引人注目。41925年，印刷出版的10000册第一卷《我的奋斗》销路很好，至少卖给了真正的信徒。“阿曼开始利用《我的奋斗》为自己获利”，汉夫施丹格尔在当年12月这样说道，那时刚开始再印10000册。5第二卷于1926年12月出版，销售缓慢。后来两卷合为一书，通常被视为“大众版”《我的奋斗》。由于希特勒的语言风格浮夸艰涩，政治观点顽固不化，再加上他领导的暴动遭到惨败，使得高级出版物的政治评论员纷纷认为希特勒“没希望了”。甚至，本身深奥难懂的《法兰克福报》也认为：“阿道夫·希特勒在一天之内消耗掉了全部军火。”6

20世纪30年代，随着希特勒在政治上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人们对《我的奋斗》一书的兴趣也随之高涨。到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时，《我的奋斗》已售出24万册。7接下来这本书销量一路飙升，到年末总共售出100万册，其中许多卖给了德国公共图书馆。8到1945年希特勒自杀身亡时，《我的奋斗》已经售出1200万册，被译成18种语言。在每个德国家庭的私人藏书中，《我的奋斗》并非仅用于摆设，或者属于强制性购书的读物。学者奥斯马尔·普洛金格在对《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出版及阅读情况进行详细研究后，写出了一份长达632页的研究报告，反驳了那种长期以来认为《我的奋斗》只是一部没人阅读的历史上最有名的畅销书的观点。例如，通过对德国图书馆借阅记录进行调查研究后，普洛金格表明这本书的借阅次数颇多，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人们购买这本书只是为了摆设，或者仅仅将其作为结婚礼物收藏的看法。人们阅读《我的奋斗》这本书是出于自愿的。9

《我的奋斗》的那份原有书稿已经遗失。或者说所有书稿均已遗失，因为这本书据说在出版前经过希特勒本人以及不同助手的多次修改编辑，前后变动很大。即使在希特勒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时期，书稿也被视为国家秘密。希特勒本人拥有一本《我的奋斗》。1940年，在纳粹党大会期间举行的纪念“为伟大德国而奋斗”的展览活动中，他私下里不允许纳粹党档案管理人员公开展示《我的奋斗》书中的任何一页内容。即便是书页的照片也不允许对外展出。10海伦娜·贝希施泰因据说有一本希特勒赠送的《我的奋斗》，或者还给了希特勒，或者在柏林遭到轰炸期间被烧毁了。不过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在战争的最后一周，希特勒存放于柏林、慕尼黑与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文件几乎均由其副官尤利乌斯·肖伯销毁。在战争的最后时日，纳粹党的档案管理人员将成吨的档案扔进火炉里，许多原始文献化为灰烬。多年后，如本书第九章所述，只有《我的奋斗》前5页书稿以及希特勒所写的18页提纲被发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的奋斗》一书陷入了奇怪的境地。美国当局于1945年缴获了希特勒与纳粹党的剩余财产，包括马克斯·阿曼经营的埃耶出版社。但是占领军很快将所有权移交给了重新恢复的巴伐利亚政府。慕尼黑曾经是纳粹党的发源地，希特勒将其称为“纳粹运动首都”。巴伐利亚人对此非常敏感，立即将《我的奋斗》一书查禁。这一禁就是70年。由于版权有效期为70年，所有想用德文重新出版《我的奋斗》一书的企图均遭到巴伐利亚政府的阻挠。就连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想把《我的奋斗》作为年轻一代的反面教材都未能如愿。只有在古旧书店的后仓库里，或者在研究型图书馆里才能找到《我的奋斗》。这本书已经成为禁书，成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妖魔化陈迹，广大公众很难找到这本书。再说当时几乎无人在搜寻这本书。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的奋斗》一书的主要内容由新纳粹团体传到了网上。尽管如此，只有少数右翼分子才有兴趣阅读。不知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读完了这部乏味浮夸的长篇大论。

2015年最后一天，随着版权有效期一过，巴伐利亚政府对德文版《我的奋斗》一书的禁锢也告结束。2009年德国纳粹时代重要研究中心——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开始研究编辑带有注释的“评述版”《我的奋斗》。这是自二战结束后，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德文版《我的奋斗》。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已经推出面向历史研究的12卷资料汇编读本，其中包括数千篇希特勒演讲稿、文章作品和各项命令；25卷约瑟夫·戈培尔日记。1961年又编辑出版了新发现的一部希特勒书稿。这部书稿是希特勒原本要作为《我的奋斗》第三卷出版（这部书稿后来作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出版发行）。当代史研究所的该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哈特曼表示：“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出版希特勒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我的奋斗》，填补上空白才是明智之举。”

哈特曼介绍说，新版《我的奋斗》长达2000页，上下两册，几乎每页都带有学术分析和评论。这样将使这部让众人既恨又怕，对具体内容所知甚少的希特勒著作完全失去其神话色彩。出版这样一本体现出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我的奋斗》，也是为了抢占先机，赶在那些有可能推出“裸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商前面。以色列历史学家、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馆长丹·米施曼支持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这项再版计划，声称新版《我的奋斗》看上去将如同犹太法典《塔木德》一样。然而上述出版计划不久便遇到了困难，引发国际争论。首先，大屠杀幸存者团体表示反对。有些人担心这本书有可能被用来鼓动极右翼政治观点，煽动仇恨。但是当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没有就此止步，反而继续开展工作。他们计划于2016年1月推出新版《我的奋斗》，封面上没有希特勒头像，而是呈现出有些沉闷的学术研究格调；护封上带有一条很大的红色斜线，同20世纪30年代的版本一样。《我的奋斗》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完全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版的版本。经过解构、分析之后，希特勒的这部漫无边际、多处重复，有时还不易理解的论著便可按其本来面目去阅读。这是一部由心神不宁的未来独裁者所写的政治论著。用新版《我的奋斗》出版研究项目负责人哈特曼的话来说，11它是一部“宣传作品”。学者岑普芬尼格认为，《我的奋斗》也是希特勒未来行动的“路线图”，内容统一连贯，能够预言未来走向。121959年德国总统豪斯建议，最终可以把《我的奋斗》用作德国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参考书。

希特勒在举行暴动期间、接受审判期间和入狱服刑期间，网罗了一批心怀叵测的邪恶之徒，几经磨合考验，使他们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暴动过程身负重伤的赫尔曼·戈林，后来成为希特勒血腥政权的二号人物，最终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他吞服下藏匿的氰化物药丸，躲避了绞刑惩罚。海恩里希·希姆莱，这位戴眼镜的农学家在暴动那天夜晚曾为恩斯特·罗姆上尉扛旗，后来成为希特勒杀人机器中最为凶狠的纳粹党卫军头目。他在被捕后立即吞服了一颗毒丸，甚至逃过了纽伦堡法庭审判。罗姆死得较早，在1934年“长刀之夜”被希特勒下令处死。

希特勒最忠诚、最能阿谀奉承的助手鲁道夫·赫斯后来当上了纳粹党副元首，成为内阁成员。但是这位在兰茨贝格监狱为希特勒详细记述言行的人却于1941年背叛自己的主人，驾驶一架小型飞机前往苏格兰要与英国人讲和。英国人认为他不可靠，立即将他关押起来。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终身监禁。赫斯在柏林的施潘道监狱度过了41个春秋。1987年，他在监狱里自杀身亡。

参加过啤酒馆暴动后来官居高位，最终又丧命在纽伦堡绞刑架上的人物还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是纳粹党内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思想家，后来担任纳粹东方占领区（包括乌克兰）事务部长。威廉·弗里克曾经是慕尼黑市警官，后来担任希特勒的内务部长，起草过大部分针对犹太人的第三帝国法律。汉斯·弗兰克担任过希特勒的法律顾问，后来成为被占领的波兰总督，以其充沛精力和残酷手段继续为元首效力。弗兰克在里面要竖起绞刑架的那座体育馆附近一个牢房里等待行刑期间，写出了一部长达1000页的回忆录，内容包括经常同希特勒谈话和外出期间产生的个人见解。弗兰克所写的回忆录被称为《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可谓恰如其分。

奥托·卢克尔原是关押希特勒的兰茨贝格监狱的看守，最终在绞刑架上丧命。他从监狱调到希特勒的党卫军，后来又在战争期间被派往奥地利，在那里监督处决至少1000名马里博尔集中营的斯洛文尼亚囚犯。1949年他在卢布尔雅那受审，后被处以绞刑。

身材瘦长的徳裔美国人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早在1923年就是希特勒身边的心腹成员，后来既避开了元首的震怒，又逃脱了纽伦堡审判。汉夫施丹格尔打算两面讨好，赶着希特勒的强势潮流登上高位，当上了希特勒的国际新闻发言人，同时又在1933年以后千方百计减弱纳粹统治的极端暴行。但是在1937年，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以戈林为首的一些贬毁者的攻击目标。他必须远走高飞。他写道，由于被迫空降到西班牙内战的虎口险地差一点丧命，后来又前往瑞士，最终抵达英国。他被当作外敌拘押起来，后来押送到加拿大，最终抵达美国。他在美国被关押在弗吉尼亚一个破败的种植园里，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手下工作人员的一名秘密顾问。战后，汉夫施丹格尔居住在慕尼黑附近，撰写回忆录。不难想象，他撰写的回忆录肯定会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过也的确有助于了解最终同1923年暴动相关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生活。汉夫施丹格尔于1975年去世，终年88岁。

有些人参与过1923年和1924年的纳粹活动，由于为希特勒效劳而大发横财。马克斯·阿曼以前是位陆军中士，后来接管埃耶出版社，依靠销售量猛增的《我的奋斗》和发行量飙升的《人民观察家报》建立起一个庞大商业帝国。希特勒委任他为帝国新闻协会与报业印刷商协会会长，赋予他督管德国所有出版物的大权。如有与官方路线相背者，他有权强迫使其停业。那位长着山羊胡子的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曾经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的法庭上让希特勒左右现场诉讼进度，最后判处希特勒“不剥夺荣誉”安逸自在地关押在要塞监狱里（六个月后假释）。此人在希特勒执掌大权后也颇为得志。希特勒论功行赏，让他当上了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这位法官1941年去世时，希特勒以元首的名义，亲自派人把一个大花圈摆在了他的葬礼上。

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期间，古斯塔夫·冯·卡尔态度极为坚决地反对希特勒，反对他的勃勃野心。后来卡尔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这位前任高级专员、当时已是退休的公务员，被纳粹党卫军成员从公寓里拖了出来，惨遭折磨，最后丧命。卡尔面目全非的尸体在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被人发现。希特勒的同谋，审判中的共同被告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很快失宠于希特勒，加入了一个神秘的政治团队，既攻击基督徒，又同样攻击犹太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治怪人。他和希特勒渐渐疏远，最后甚至成为敌人。鲁登道夫于1937年去世。

在暴动夜晚遭到希特勒手下党徒损坏的那家市民啤酒馆，后来因与纳粹党结下不解之缘而获利颇丰。到希特勒于1933年大权在握时，以前那次失败的暴动也已成为英雄传奇。其中的纳粹死亡者均被官方视为受人尊敬的烈士，通过悬挂大型牌匾，在音乐厅广场安排仪仗队的形式来纪念他们。那16位阵亡者埋葬在附近一座希腊风格的荣誉纪念堂里。每年在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日11月8日这天，希特勒都要举行纪念仪式，率领仪仗队伍从音乐厅广场出发前往市民啤酒馆，然后在那里发表演讲。

但是这种定期举行盛大纪念活动的做法险些要了希特勒的命。1939年，仅在希特勒刚刚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月后，那家市民啤酒馆便成为一次蓄意谋杀希特勒的现场，差一点为全世界终结了希特勒噩梦。有位名叫格奥尔格·埃尔瑟的聪明木匠，一连两个月在市民啤酒馆关门后干夜班。他一心要“改善工人生活状况，避免战争”，于是把一个延时爆炸装置安放在了市民啤酒馆讲台后面的支柱里。埃尔瑟知道希特勒从晚上8点半开始至少要讲上一个小时，历来如此。因此他将自制的爆炸装置的引爆时间设定在晚上9点20分。但是由于那天晚上慕尼黑机场大雾弥漫，希特勒在8点提早开始演讲。讲过1小时7分钟后，希特勒于9点7分离开市民啤酒馆赶乘返回柏林的那趟火车。13分钟后，埃尔瑟自制的炸弹轰然作响，炸毁了啤酒馆，当场8人毙命，60人受伤。希特勒13分钟前站的那个地方完全被炸毁。德国作家克劳斯·克里斯蒂安·马尔詹写道，在20世纪的历史上，“这13分钟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13。作为战时炸弹袭击的受害场所，那家市民啤酒馆如今已销声匿迹，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开发项目。矗立着那根支柱的原址上只有一个牌匾，纪念着格奥尔格的当年壮举。

如今兰茨贝格监狱仍然是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刑罚机构，关押着500多名囚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要塞监狱中的希特勒牢房与其他牢房均被拆除。内墙被拆掉，那个开放式大房间又恢复了监狱初次开设时所起的作用——监狱小型产业加工的劳作场所。要塞监狱的外墙仍然存在。牢房中的高窗没有变，只是上面的铁栅栏略有腐蚀。当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每天透过这几扇高窗向外眺望。2015年，笔者爬上楼梯上了二楼，来到希特勒牢房窗前，依然可以透过牢固的铁栅栏看到当年展现在希特勒面前的那同一片质实无华的绿色景观。站在希特勒曾经生活、就寝和工作的地方，心里有一种奇怪的亲临希特勒空间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位未来的独裁者将其许多扭曲邪恶的思想诉诸文字，写在了书里。希特勒虽然已经离开了90年，可是他的阴魂似乎仍然滞留在具有160年历史的要塞监狱大楼里。从这个地方，经由那个人，酝酿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灾难，其中大部分就酝酿于这个狭窄的牢房里。

那些绞刑架毫无壮观之处。设计简单的大木箱一侧有一段阶梯通到上面；下面是个封闭的空间，这样便看不见垂下来的尸体。既不同于17、18世纪伦敦的公开处以绞刑时的大场面，也不同于巴黎谐和广场上的囚车和断头台，绞刑架不设行刑台。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结局。被判绞刑的犯人从来都穿着一般的衣服，好像去工厂上班一样。犯人的双手捆在一起，表情从来都是那样严肃阴郁。行刑时，犯人被慢慢带上台阶，沉默不语。上面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套索。另外还有一位牧师，其装束完全遵照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传统，身披一件镶着花边的白色法衣，衣袖宽大，凸显出牧师特色，手里拿着一本黑皮书。绞刑架四周站着一些人。从穿着的制服来看，他们是美军士兵，头戴印有军警标志的钢盔。

曾经关押希特勒一年的兰茨贝格监狱是巴伐利亚州的一个监狱，后来被改为美军第一战犯监狱，其作用是惩罚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罪大恶极的战犯。它所承担的一个任务是处决那些被控在战争期间犯有反人类罪的德国人（通常是在集中营里犯有大屠杀罪）。从1946年至1951年，共有259名犯人在距关押过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要塞监狱只有55米的绞刑架上被处决，另有27名犯人被枪决。那些在沉闷的早晨爬上绞刑架的德国罪犯，为20年前希特勒在七号牢房里启动的罪恶计划付出了最后代价。希特勒先是受审25天，然后又在狱中一周又一周地从事写作，对狱友们说古道今，一共在狱中关押了13个月——这些漫长的戏剧性活动以月来计数。但是那些跟随希特勒滑向深渊的罪犯，只用了片刻时间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宣布死刑后，牧师念了几句赐福祈祷，接着便被戴上了黑面罩，一条绞索套在了脖子上。对他们而言，那场战争恰恰就结束在它开始酝酿的地方。希特勒的心中就是在这里浮现出种种雄伟壮观的景象，后来又在全世界推行纯洁种族、攻城略地的狂妄计划。

致谢

撰写学术研究专著的独特乐趣在于，可以接触到各位令人钦佩的学者，他们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特定研究专题上。我一次又一次幸运地得到了下述各位学者的慷慨建议和指导，他们是萨尔茨堡市的奥斯马尔·普洛金格，慕尼黑市的保罗·豪泽和克里斯蒂安·哈特曼，马里兰州的杰弗里·赫夫，以及经常在佛蒙特州和慕尼黑市工作、生活的阿兰·E.斯坦维斯。同时，我在理解德国的政治与历史方面多年来受益于罗伯特·杰拉尔德·利文斯顿、杰克逊·简斯和杰里迈亚·里默尔等几位学者的鼎力相助。还有欣然抽出时间，与我分享宝贵经验的其他学者专家，包括罗曼·托佩尔、莱茵哈德·韦伯、戴维·克莱·拉奇、克里斯托夫·扎费林、丹·米奇曼和雅各布·策尔曼。

虑事极为周到，具有作家头脑的劳伦斯·拉图雷特和乔纳森·M.维斯格尔阅读了我的手稿，非常慷慨地给予我指点和鼓励。

在这所有一切的背后，还有我同德国最优秀的一些作家、新闻记者结下的深厚友谊。他们是克劳斯·克里斯蒂安·马尔詹、家波尔·斯泰因加特、克莱门斯·韦京、格雷戈·彼得·施密茨、亨里克·布罗德。由于施密茨的引荐，我在努力查找珍贵文献的过程中得到了《明镜周刊》研究俊才豪克·杨森和科尼·纽曼的帮助，受益匪浅。慕尼黑摄影师沃尔夫冈·韦伯则为颇受欢迎的故事增添了一些生动细节。

在这些热情支持我的同行当中，迈克尔·S.库伦与众不同。若论指导任何人撰写有关德国的文章专著，他确实很有资格，实力不凡。库伦用德语撰写严肃历史著作和杂文，在人生近5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挚友。

每一位研究者都离不开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的支持。克劳斯·兰克海特的热心指导和有时提出的告诫也使我受益匪浅。他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了如指掌，在慕尼黑市不可缺少的现代历史研究所担任首席档案保管员。西蒙娜·保尔米赫在这家研究所里协助我接触到了一些学者和研究资料。向我提供帮助的热心人士还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戴维·莫里斯、马克·蒂姆纳森和安珀·帕拉尼克；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霍利·里德和沙龙·卡利；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的艾维·哈特曼；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的西尔维娅·克劳斯，约翰·珀恩巴切尔和约瑟夫·安克尔；慕尼黑国家档案馆的克里斯托夫·巴赫曼及其精干团队；纽伦堡国家档案馆的彼得·弗莱施曼；慕尼黑规模宏大，馆藏丰富的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众多馆员。特别感谢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令人惊叹的照片档案部工作人员安格莉卡·贝茨。

我在上述各家机构开展的研究工作，由于有了考特尼·玛丽·伯勒尔的协助而效率大增。她是慕尼黑大学一位很有才华的研究生。

我要感谢哈罗德·艾辛格和监狱主管莫妮卡·格罗斯带我参观兰茨贝格监狱，以及希特勒曾经生活、工作和就寝的地方，让我大开眼界。我还要感谢巴伐利亚州长霍斯特·泽霍夫的发言人丹妮拉·菲利皮，是她使这次参观兰茨贝格监狱之行得以实现；感谢已退休的监狱历史学家克劳斯·魏契特热情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还有一位兰茨贝格当地人值得我特别感谢——曼弗雷德·戴勒，他是一个勇敢的，有时也是松散的平民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的成员逐渐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兰茨贝格在虐待犹太人奴隶劳工方面所起的作用。20年来，戴勒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保存曾经关押死囚犯的可耻土屋营房遗址。在这个过程中，戴勒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非常了解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关押期间的情况，以及在希特勒掌权后兰茨贝格监狱被改造成参拜瞻仰圣地的情况。戴勒带我到他的家中做客，向我一一介绍他收藏的物品，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一些旨在澄清事实的问题。他是为伸张正义在奔波操劳，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地展现在如下网站上：http://www.buergervereinigung-landsberg.org.

打开一扇新窗，进一步揭示扑朔迷离往事的内幕，有时是一件令人却步的挑战。在这方面，作家需要其他作家朋友的大力支持。我得到的不可或缺的此类支持来自于小詹姆斯·雷斯顿、劳伦斯·里莫尔、罗杰·M.威廉姆斯、艾拉·茨温格尔、马克·奥尔沙克、安·布莱克曼、迈克尔·普泽尔、马克·佩里、乔尔·斯沃德洛、丹·莫尔迪。

写书的缘由多种多样。本书缘起于《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非常感谢专栏编辑克莱·里森在本书修改出版方面给予我的帮助。离开优秀经纪人和编辑，出版任何专著都无从谈起。在罗斯出版代理公司，我有幸得到盖尔·罗斯和达拉·卡耶的指导。在里特尔-布朗出版社，我有幸得到约翰·帕斯利和让·加内特的帮助。他们全都是指导作者们顺利出版作品的大师。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没有我妻子琳达·哈里斯在编辑方面给予的敏锐独到、始终如一的忠实支持，我的研究写作会仍然处在手忙脚乱的状态。像往常一样，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妻子。

出版后记

坚硬又脆弱的1924年

我对希特勒的兴趣是从刚上大学时开始的；记得踏进大学校门读得第一本书就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研究生找工作的时候还读了《希特勒的暗堡》（从地摊上买来的）。还记得大学时有个同班同学，读到第三年就因病退学了——因为有一次半夜起来他声称自己是希特勒。

在20世纪那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中——希特勒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也许正因此，历史学家和公众对其发迹的原因一直保持着不寻常的兴趣——这既是掩卷沉思后的后见之明，也更是但愿此后再也不要发生此类事件的先见之智。其原因在于一切良知之士的如下美好愿望，即如果我们知晓了这种事发生的原因，我们就能在未来避免它再次发生。但历史却似乎并不按照人们的良好意愿发展，去看看德国人自己拍的电影《浪潮》，就知道这种事运转的逻辑：一旦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历史又会重新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

在新出版的希特勒研究著作中，这一本确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作者凭借为大众所不熟悉的史实和流畅的文笔，以白描式的手法勾勒出希特勒在1924年的所作所为，以及德国政府（主要是巴伐利亚行政当局及司法界）、德国民众、巴伐利亚的政治文化精英对希特勒及其行为的看法和反应。展现了希特勒，一个在政治上几近山穷水尽的草莽之辈，在逆境中翻身而起，在几乎就要被驱逐出境的谷底一跃为德国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政坛上的一颗耀眼巨星的传奇历史。1924年，希特勒的劣势全都成了他的优势；这一年以后，无人再能阻挡这位维也纳曾经的流浪汉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直至其正式登上元首宝座，开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

莫不是在这一年，后来的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底稿就已拟就？从那一年写就的《我的奋斗》来看，的确是这样的。人们评论说，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将他的意图和纲领说得如此清晰和具体，并且在其上台后又如此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和执行。只是，彼时欧洲的大人物中没人注意这位在啤酒馆暴动的领导者的疯人疯语，而当他们愿意静下心来仔细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全世界却已无法阻挡他的脚步了……

历史是多么不容置疑，历史又是多么脆弱！

我诚挚地推荐这本书，它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出版人

申明

2018.06.14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