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  名　在他乡

作  者　阮义忠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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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初访巴黎

巴黎我去过不下十次，但第一次拍的胶卷压成样片后便束之高阁，二十多年没碰过。最近找出来，才发现连时间顺序都没整理，十二卷三十六格的影像交错混杂，如同我失准的记忆。没别的法子，只有静下心来，从每卷的第一张和最后一张找线索，一卷一卷慢慢衔接，才逐渐理出了头绪。传统摄影的好处就是，永远可从样片找回失去的记忆点滴。

我发现，在抵达巴黎之前，相机记录的是台湾宜兰四季村，望着一格格的画面思前想后，终于恍然大悟。《四季》早就出过书、开过展览，时隔多年重返故地，只因张大春主持的《纵横书海》电视节目想录制我下乡拍照的情况。巴黎街头的前一张景象，就是我在回程中经过北宜公路，于九弯十八拐处俯瞰的兰阳平原；龟山岛在远远的海平面上，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如今审视这些从没放大过的照片，觉得它们仿佛暗示着我的创作之路将从本土迈向世界。那年，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了《人与土地》中的十二张照片，法国摄影博物馆也刚好要为我举行个展。千里迢迢来到巴黎，一是为了参加展览开幕式，二是要向收藏我作品的巴黎现代美术馆摄影部主任，也就是赵无极的夫人弗朗索瓦丝·马凯（Francoise Marquet）致谢。

清晨踏上法兰西，老友刘俐与夫婿赵克明已在机场等我们了。时间太早，旅馆还不能办入住手续，刘俐帮忙把行李寄在门房，带着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一个可远眺巴黎铁塔的广场。晨雾笼罩下的花都扑朔迷离，既神秘又罗曼蒂克，但这景点全球游客都喜欢拍，我也就无心经营，只顺手按了一下快门。没想到现在看来，竟比我认真拍的照片还要好，也算是神来之笔了！

巴黎铁塔，1990

世纪不变的旧与好

街上冷清清的，开始营业的只有咖啡馆，上班、早起的市民在这儿看报，打发早餐。刘俐带我们到一家人气颇旺的咖啡馆吃了热腾腾的牛角面包、煮蛋、咖啡，告诉我们，这就是花神（CafE de Flore）—巴黎文学与知识精英最喜欢去的两家咖啡馆之一，另一家是双叟（Les Deux Magots）；两家都位于圣日耳曼大道。

在巴黎，真是一不小心就会踏进大放光彩的历史舞台；当年萨特与西蒙娜·波伏娃就是在花神咖啡馆酝酿了存在主义，而1994年，法籍作家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FrEdEric Beigbeder）更是设立了“花神文学奖”（Prix de Flore），每年在此颁奖。

正在考虑咖啡要不要续杯，一位骑着越野摩托车、挑着轻便铝梯的帅小伙在门口不远处停下来，几乎就在我正对面；原来，他正沿着大街把相隔不远的每座路灯都擦亮。这一景象让我望得出神，因为路灯跟1944年摄制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里的路灯造型几乎一样。而布拉塞（Brassai）于1933年出版的《夜之巴黎》（Paris de Nuit）摄影集，里面那张《点灯人》，姿态也跟眼前的这位非常相似。时代剧变，巴黎却始终保持着世纪不变的旧与好，这才是真正的文化遗产啊！踏上花都不到一小时，这城市已向我透露了她的自豪与坚持、精致与抒情。

帅哥的制服和工作时的一举一动，甚至摩托车停放的位置，都让我觉得再合宜不过了，怎么看都舒服。难怪有人说，在巴黎啥事不做也不会无聊，光是泡在路边咖啡座看人来人往，看他们的穿着与互动，也能品出味道来。

圣日耳曼大道，巴黎，1990

不同时代的共同追求

这位妙龄女子大概是太爱法兰西了，连头发也染成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她坐在雕像旁埋首疾书好一阵子了，聚精会神的模样让我好奇：是作家吗？学生吗？还是游客？周遭人来人往，她却完全不受干扰，也不认为自己有取悦任何人的需要。

奥赛美术馆（MusEe d'Orsay）的广场上，六尊代表不同种族的女神雕像各据一方，分别以地球的六大洲命名，是六位雕塑大家的作品。巴黎除了大大小小的美术馆，任何户外空间、大街小巷都可看到艺术家的心血结晶竖立着。老百姓随时都可亲炙名家杰作，文化、艺术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实已融为一体。

女子坐在马蒂兰·莫罗（Mathurin Moreau，1822—1912）创作的大洋洲女神旁，这尊雕像原是1878年为世界博览会所作，能移到街头让大众瞻仰，真乃艺术家之幸。

女神的姿态与表情，表达了既想回首过往，又要朝前迈进的精神，肌骨扭动，让人感觉到青铜躯壳内的血脉偾张。从镜头看去，女神座前的女郎仿佛也是雕像，两者呈现了不同时代女性所共同追求的独立与自主。

奥赛美术馆广场，巴黎，1990

乞丐与天使

游客到巴黎，圣母院是必访之地，我们一家三口也不例外。要去的那天，我一路都在想着高中时读过的那本雨果名作，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巴黎圣母院》。来到圣母院的正门广场前，一位满脸沧桑、衣服灰扑扑的老人忽然横在眼前，朝我伸出一只纸杯，让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仿佛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突然从黑暗中闪出。

原来，他只是位乞丐，希望我在纸杯里投点钱。放入铜板后，本能让我顺势举起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来不及反应的他，也就这么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胶卷上。

圣母院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古迹、观光名胜与宗教场所，位于市中心塞纳河西堤岛之东侧南岸，开口面对西方。广场有个原点（Point Zero）地标，是法国丈量全国各地里程所使用的起测点，这使得圣母院被视为法国文化中心点的象征意义又更加强烈了。

哥特式建筑的大门雕满《圣经》人物，可是对我来说，最抢眼的却是闯入眼前的这位乞丐。当时觉得是意外，现在将照片放大出来，倒使我起了遐想：他是真正的乞丐吗？靠乞讨度日有多久了？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他其实是在试炼世人的悲悯心、包容心。或许，天使真的会以人们想不到的身份下凡呢？

圣日耳曼大道，巴黎，1990

向大师致敬

塞纳河从巴黎市中心穿过，左岸右岸各有风情。所有关于巴黎的电影绝对会有塞纳河的镜头，任何摄影家拍巴黎也不会漏掉两岸风光。这些动态或静态的影像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漫步在路上、桥上，会有已经来过的感觉，少了几分新鲜。

巴黎的三十五座桥陆续建于不同时期，跨越西堤岛的“新桥”（Pont Neuf）是塞纳河上现存最古老的桥，也是巴黎首座石造桥梁，历时近三十年才完工。此桥于1578年开始兴建，因未遵循传统在桥梁上搭盖房屋，所以被命名为新桥。

皇帝亨利四世决定桥上不搭建筑，是为了避免阻挡卢浮宫的视线。四个世纪过去了，历经多次修复与更新的大桥依然交通繁忙，河边一带历史悠久的旧书中心几乎与这座桥一样著名。

这幅景象实在是太有名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爱德华·布巴（Edouard Boubat）、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等大师，都曾经从这个角度留下或温情，或幽默，或超现实的影像，如今，那些镜头已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永垂不朽。

经典作品深烙脑海，让我迟疑着到底要不要按快门，因为再怎么取景，也像是翻拍照片。就如镜头前的这位写生者，整幅画早已在前辈的笔触下完美构成，他充其量也只能在无关紧要的小角落刷个几下，再怎么表现也会是画蛇添足。画师的背影映出我的心境。转个念头、举起相机，就以这声“咔嚓”来向摄影大师们致敬吧！

塞纳河上的新桥，巴黎，1990

爱与美的象征

卢浮宫实在是太大了，让人一天逛下来就累到不敢逛第二天。丰富的藏品和汹涌的人潮令人眼花缭乱，几乎不可能静心观赏。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光客，说什么也要亲睹早就从画册、媒体上知悉的经典原作，好像若非如此，巴黎就等于白来了。人人心中各有目标，其中肯定包括《蒙娜丽莎》（Mona Lisa）、《米洛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等镇馆之宝。

在米洛岛发现的维纳斯，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刻作品之一，相传是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于公元前150至公元前50年间所雕。断臂非但无损爱神的美，反而激发了人们对完美的无限想象。记得上中学时，美术课老师经常要我们临摹维纳斯头像。一再翻模的石膏像轮廓略显粗糙，经年落尘也让女神有如久未净容，但神秘的魅力与摄人之美丝毫不减。当时的乡下少年，何曾敢梦想有一天能如此接近她的大理石原作！高202厘米的女神近在咫尺，仰望着她，直叫我久久屏息，不敢吐气。

我很少替家人拍照，在维纳斯面前为他们留影的机会却不愿错失。为了这次旅行，内人特地去学了八个月的法文。儿子虽然才刚上小学，却一路不吵不闹，还学会“请给我十张联票”的法语，专门负责买地铁票。如今儿子已三十出头，内人在台北搭地铁也总有人让座；两千多岁的女神永远象征着爱与美，只会随着时间而愈来愈让人着迷。

卢浮宫外，巴黎，1990

不同时空的邂逅

原以为在蜡像馆只会看到一堆假人假物，不可能太有趣。没想到，在格雷万蜡像馆（MusEe GrEvin）看到的不只是一尊尊蜡像，还有一个时代的氛围。眼前这一景尤其震撼；画家、音乐家、文人、政客、商贾、普通百姓全聚在一个小酒馆里，墙上则呈现着窗外街景。灯光一打，让参观者仿佛来到巴黎的黄金年代。

在暗房放这张照片时，我不由得想起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一位美国男子在巴黎度假，每到深夜零时便能搭上一辆旧时的马车，前往另一个时空的巴黎，邂逅那时的文学艺术大家、巨擘。有趣的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对周遭的一切抱怨连连，梦想着回到自己心目中的黄金年代。依我从书上得来的印象，近现代有萨特、加缪、海明威、毕加索、德彪西、拉威尔、萨蒂等人描绘的巴黎，再早的是雨果、左拉、波德莱尔等人笔下的巴黎。每个人对巴黎的认知与想象不同，以我现在的年纪，就特别喜欢安德烈·柯特兹（AndrE KertEsz）的摄影集《我爱巴黎》（J' Aime Paris: Photographs Since the Twenties）。

18世纪末，著名的法国《高卢日报》（Le Gaulois）创办人亚瑟·梅耶（Arthur Meyer）突发奇想，要成立一座蜡像馆，让报纸的头版人物从文字中走出来。参与蜡像馆创建的阿尔弗雷德·格雷万（Alfred GrEvin）集幽默漫画家、雕塑师、舞台服装设计师的身份于一身，贡献非常大，故此馆最终以“格雷万”命名，开幕时赢得空前好评。

蜡像栩栩如生，整个场景就像瞬间的目击经验，灵感说不定正是出自一张照片。我在取景时，感觉自己就像《午夜巴黎》的男主角，跟来自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有了一场奇妙的邂逅。

格雷万蜡像馆，巴黎，1990

在枫丹白露歇息

法国真是一片受上苍恩宠的土地，树长得好、草长得好、农产品丰富，再便宜的葡萄酒也爽口，再不起眼的巷弄小餐馆也有令人感到味觉深层苏醒的美味料理。那天，一位画家朋友带我们到巴黎郊外走走，除了造访巴比松画派起源地、参观米勒（Millet）故居，也去了相邻的著名景点枫丹白露。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徜徉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中，让人舒服到轻轻叹息，在这种环境过日子才叫惬意啊！

在巴比松农村，我强烈感受到，米勒、梵高（Van Gogh）是在最平凡的乡野村夫身上，学习与天地和谐相处之道；而枫丹白露的宫廷园艺家则是将自然框上几何图像、抽象线条，借以展现理性癖好，仿佛是用草木制图。两个地方我都很少拿起相机，前者再怎么捕捉也没有画家的巧手韵味，后者再怎么构图也表现不出人类对理性的终极追求。倒是返回市区前，在枫丹白露看到的这幕景象让我为之心动。

一位逛到累极的母亲，找不到行人座椅，却也没不顾一切地坐在草地上，可能是怕把衣服弄脏，在铁链上稍稍歇息，一语不发。平时总被呵护的小女儿，此时竟反过来照顾妈妈了，小手捧着糖果喂大人。寻常百姓散发在生活中的温情，正是我喜欢拍的照片。

枫丹白露，1990

市政厅广场之吻

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不仅是我最常造访的外国城市，也是我留下深情的异乡。大约有十年时间，每年暑假我都会在这罗马人建立的迷人城市住上几天，探望我的忘年之交—水之堡摄影艺廊（Galerie du Chateau d'eau）的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我全力投入佛教慈济基金会援建灾区五十所学校的摄影记录，只当暂别一年，没想到之后却再也不曾踏上这片土地。

图卢兹是仅次于巴黎、里昂、马赛的法国第四大城市，也是欧洲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亚洲观光客较少来此游览。

我若不是为了参访水之堡，也很可能永远不会认识这个被称为“玫瑰之城”的宝地。图卢兹的独特之处，正在于许多古城墙、大教堂、公共建筑与民间宅第都以红砖砌成，到处一片暖红，即便在冬季也让人觉得热情洋溢。在建筑以石料为主的欧洲地区，这是极为罕见的。

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广场（Place du Capitole）占地两公顷，方方正正地被一班四五层高的红砖建筑围着，视野通达。无论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阳光从不同的角度射来，在周遭映出泛玫瑰红的光影，让砖墙的表情千姿百态，真是说有多迷人，就有多迷人！

红砖在老家头城随处可见，只是土质不同，颜色不像图卢兹这样浓。小时候经常逃课到砖厂捏泥巴、塑玩偶。那东一堆西一堆的土烧硬块被乡民视为粗材贱料，扔在路旁也少有人会去捡，哪知在异乡才见识到了它的魅力。泥土烧红之后，竟能叠成如此典雅的房舍、这么气派庄严的宫殿和教堂！

微风拂面，我站在广场中央，被蓝天白云轻罩着。几步之外，一对恋人情不自禁地相拥深吻，两个人头叠成了一个，爱情的热力向四面八方辐射，周围的红砖墙看起来更艳了。

市政厅广场，图卢兹，1990

闹市中的落寞

图卢兹市政厅广场有如百姓的公共客厅，商洽、联络、小聚都喜欢在此相约，各有各独钟的酒馆、餐厅或露天咖啡座。喜欢在附近巷弄商家打转的外地游客，迷路了只要转回广场，就能确认方位重新出发。我们一家三口由巴黎搭高速铁路特快车抵达，行李拖到旅店后便一身轻。初来乍到却不觉滞碍难行，走个几分钟，广场就在眼前了。

那年儿子才刚上小学，一路颇耗体力地随我们东奔西赶，除了肚子饿，绝少愁眉苦脸。他的手表时间没调，台湾吃饭时间到了，他就觉得该用餐了；法国吃饭时间到了，就再用一回。对他来说，美术馆的展览可没街头活动有意思，因此，遇到市集或各式杂耍表演，我们就尽可能陪他逛。

在法国的餐馆与咖啡厅，经常可见穿着体面的老先生、老太太独自享用佳肴，脸庞被人气与葡萄酒熏得通红，倒也不显落寞。但在市政厅广场这种市民出双入对的热闹场所，他们的身影就会显得格外孤独。

一位戴着呢帽的佝偻长者执杖缓行，每一步都维持着尊严与优雅，拐杖落地的声音节奏有致，吸引我尾随于后。一小段路后，却见他拐进广场边的巷内，再也撑不住似的往店家橱窗一靠，坐在窄窄的窗台上连连咳嗽。

是与人有约吗，还是不想独自在家？趁他不察之际，我赶紧按下快门，再收好相机。由他跟前走过时，突然有股凉意直冲后脑勺，仿佛空虚与寂寞也会传染人似的。将来的我，步入晚年后是否也会像他一样？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牵起儿子的小手、搂住太太的肩膀，与家人靠得紧紧的，好将哆嗦赶走。

图卢兹市区，1990

吉卜赛小孩

有个忘了名字的市区地铁站，出口是不大不小的广场，一群吉卜赛小孩成天在那儿游荡。每个幼童的长相都惹人怜爱，神情、举止却流露着世故的成熟，他们时时机灵地瞅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认出观光客后，就会蜂拥而上，伸手乞讨。唯有在屡次遭到拒绝，或终于有人给了铜板时，他们才会恢复小孩才有的委屈或雀跃，童颜与风霜并存，沧桑与天真一体。

图卢兹友人提醒我，小心别被孩子们包围，因为小扒手总是在这种时候伺机下手。这让我不敢靠近这些鬼灵精，虽在十来步外观望，却又舍不得离开，不知不觉，竟也像他们一般，对周遭人物察言观色起来。

那天，我又打这地铁站经过，发现那些熟悉的小脸不见了，广场一时冷清不少。怅然转身，竟跟一个小小的吉卜赛女孩碰了个正着。大概是很少见到黄皮肤的东方人，她没跟我伸手，只是歪着头打量我。朝她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她也只是耸耸小肩膀，一声没吭。

刹那之间，仿佛伸手讨赏的倒是我了！

图卢兹市区，1991

大阳台旅舍

每一年，杜杰德“杜老爹”都会替我们订同一座旅馆，在市政厅广场边的同一家餐厅为我们洗尘，且必定为我们点上那道油亮、香咸又浓郁的白豆猪肉肠炖鸭（cassoulet），看着我们用乡村面包连汤带肉地在瓦罐里蘸食，得意地说：“你们到哪儿都吃不到这么美味的土菜！”

距离市政厅广场大约一百米的大阳台旅馆（Le Grand Balcon）可不仅仅是一间道地的图卢兹古厝，还是有一段传奇历史的舞台。早在飞机发明之前，图卢兹人就热衷于热气球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儿更成了盟军的主要空军基地。在当年有酒吧、舞池的大阳台是时髦飞行员夜夜流连的场所，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除了这本已被翻译成两百五十余种语言的巨著，他也写了《夜航》（Vol de Nuit）、《人类的大地》（Terre des Hommes）等书。他曾提及，他跟好友与女伴们在餐厅一支接一支地跳探戈，然后不得不相拥上楼回房，以摆脱那三位老处女旅店主人的监视。

曾是新潮、奢华象征的大阳台，在我们入住时已老迈不堪，曾经提供浪漫情调的暗红色地毯泛着霉味儿，陈旧的弹簧床东鼓西凹，唯有观赏墙上的老照片，遥想那些飞行英雄的事迹，才能暂时淡忘在这儿下榻的种种不适。

连续三年都投宿于此，第四年的暑假，杜老爹终于在我们的要求下，帮我们换到一家“毫无辉煌历史”的普通旅舍。2009年，大阳台经过整修后重新开张，两颗星的平价老旅店摇身一变，成了精致昂贵的五星级酒店。网站的宣传图片显示，充满故事的昏黄被刷上了寡淡的灰与白，可我们至今还没回去过。

大阳台旅馆，图卢兹，1991

欧洲摄影历史协会

造访图卢兹不久后，我便将水之堡摄影艺廊的典藏品引进台湾，在台北及台中的两个美术馆做了大型展览，并把握因缘创办了《摄影家》杂志。在这之前，我还受邀参加了由该艺廊主办的那一届欧洲摄影历史协会年会。

误打误撞的我，是这个欧洲组织当时唯一的亚洲会员，还缴过好几年会费。年会的一周期间，与大家的沟通全是透过内人翻译，至于会员们以各国语言发表的冗长演讲，就几乎全得靠影像猜意思了。幸亏法国人张罗吃的特别有一套，今天去酒庄品酒、明天去古堡晚宴，就是当成观光也是顶级旅游。

临别前的最后一餐，直到现在都难以忘怀，总共上了七八道，印象最深的是鹅肝排盘像花瓣，由三种颜色的水晶肉冻包着。男女服务员个个年轻俊秀，从前菜、汤品开始，包括甜点、水果、奶酪盘，道道都得帮我们换上不一样的红、白葡萄酒。最后，主厨还像大明星一样地出场致意，帮会员们在当晚特制的精美菜单上签名。

协会成员几乎都是欧洲各地的摄影博物馆、艺廊馆长，以及评论家、史学家，除了来自挪威的一对夫妻，所有与会者都比我们年长。最有趣的就是，塔伯特（Talbot）、涅普斯（NiEpce）两家博物馆的馆长没事就会故意拌拌嘴，延续那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争议：摄影术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发明的？

有一天，沙勒罗瓦摄影博物馆（MusEe de la Photographie, Charleroi）的馆长乔治·维荷希瓦（Georges Vercheval）问我对比利时摄影的了解。我第一个就提莱昂纳德·米松（Leonard Misonne, 1870—1943），把他吓了一跳！这位比利时的画意派摄影家在当时几乎已被世人遗忘，我却拥有一本他以诗配图的绝版摄影集，对他的作品了如指掌。听我问道：“米松是用什么技巧，才能把人物及田园的轮廓，拍得有如散发着圣洁光晕？”他更惊讶了，说：“我下午的论文报告就是要谈这一点……”

此次与会促成了日后我在涅普斯摄影博物馆、我的学生在沙勒罗瓦摄影博物馆的个展。之后，由于语言障碍，我没再参加过欧洲摄影历史协会的任何聚会。这帧在水之堡入口石阶的大合照，成了我跟与会人员的唯一纪念。

水之堡摄影艺廊门口，图卢兹，1991

我的贵人

有一年到尚·杜杰德的出生地度周末，在那四周都是大蒜田的老农舍里，他把我们一家三口首度造访水之堡摄影艺廊的合照摆在客厅火炉台上，我这才知道，他已视我们为家人了。

水之堡原是法国旧时代每个城市都有的机构，等于是将城外河水引入城内的水利设施。有了自来水后，这种类似灯塔，又像堡垒，里面还有大水车的建筑就成了无用的空间。各城市陆续将其拆除改建，全法国境内就只剩下两座，图卢兹这座正是其中之一。它当然也是用红砖砌成的，造型与色泽都格外出色，一直被政府单位细心维护着。

1974年，杜杰德想把美国摄影家拉夫·吉布森（Ralph Gibson）的展览引进图卢兹，苦寻场地不获，求助于市政府。市长告诉他，美术馆及所有公共空间的档期早就排满了，唯一闲置之处就是水之堡。结果展览大为成功，展出效果且因那别具一格的圆形空间、红砖墙而格外有味道。市政府放心地将这处古迹交给杜杰德办摄影艺廊，水之堡也成为图卢兹市民，乃至于国际摄影爱好者最常参观的展览场所之一。

在我1990年初次造访时，水之堡摄影艺廊已成立了十六年，从未间断地举行了二百多个摄影展，收藏了几乎所有史上摄影大师的名作。由于展出水平始终维持罕见的高度，水之堡遂被公认为世界最重要的影像殿堂之一。

我从不敢梦想能在这里展出，因缘却是如此不可思议。杜老爹的厚爱促成我于1994年8月在此举办个展，并出专刊。开幕的前一天晚上，布展工作告一段落，杜老爹与内人袁瑶瑶开心地在展览大海报前的沙发上小歇。我举起相机，向我生命中的两位贵人致敬。

水之堡摄影艺廊，图卢兹，1994

理想中的世界

人的缘分真是奇妙。当年与老友陈传兴初识时，他还在法国留学。有次听他说：“法国最重要的摄影展场其实不在巴黎，而在南部图卢兹的水之堡。”后来，我又在法国CAMERA（《照相机》）杂志的“水之堡专号”看到创办人尚·杜杰德的访问记，深受感动，当下决定，只要踏上法国土地，就一定要去拜访他。在法国摄影博物馆展览的那一年，我终于去了这个心目中的圣殿。

记得与杜杰德约见的那天下午，我和内人先在市政厅广场逛逛，一只路过的飞鸟竟然在我肩上落了一泡屎。我担心衣服擦不干净，内人却说：“没关系，这叫好兆头！”

果然相谈甚欢，告辞前，我说：“希望有一天能将贵馆的典藏品引进台湾展览。”杜杰德抬头直视着我，问道：“你认为台湾此刻最需要展出哪些摄影家的作品？”于是，我口沫横飞，加上翻译，又多耽搁了他十几分钟。没想到他眼睛发亮，说：“你还有时间吗？咱们到对面小馆喝杯啤酒！”半小时的约会，就这样演变成五天四夜的相处，彼此成了忘年之交。

杜杰德是摄影大师，却在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将自己的创作摆在一边，全心全意为全球的好摄影家策展。他在作品中所传达的人道精神，与他待人处事的温厚宽容完全相契，堪称我所见过的最表里合一、令人敬佩的艺术家。

我有次问他，若不是摄影家，最想干哪行；他毫不犹豫地表示：“雕塑家！”那天，我们在他的乡下农舍，看着他将父亲遗留的农具组成一个镂空球体。后来，每回看这张照片，我都觉得他好像是在创造一个星球，一个他理想中的世界。

杜杰德在老家农舍，图卢兹，1992

大蒜乡的私房食谱

无论多忙，杜老爹总会安排我们到他乡下老家度周末，每回总要提，门前当围篱的那一大丛竹子，是他父亲年轻时去越南工作带回来栽种的。父亲往生后，竹子继续长大，如今已数丈高，而越南也不再是法国的殖民地了。

第一次去，是欧洲摄影历史协会年会闭幕后，他邀了我们夫妻和一位法国文化部的摄影主管同往。他夫人杰奎琳亲自下厨，并在后院门廊外摆张铸铁小桌、几把帆布椅，让我们先喝玫瑰红酒配腌鳀鱼橄榄。院里有棵无花果树，来不及摘的果子掉满地，熟甜到隐隐散发酒香。午后的阳光从树冠隙缝洒下来，亮晃晃的，像金币，大家就那么懒洋洋地坐到天黑，整个情景恍如梦境。

最好玩也最难忘的那次，就是我在水之堡摄影艺廊个展的那年夏天。杜老爹夫妇提着塞满食物的野餐篮，开着旧旧的国产标致汽车，载我与内人到镇上参加一年一度的大蒜节。整条街都用一串串的大蒜装饰着，我这才晓得，新鲜和腌制过的大蒜除了白皮、褐皮，还有红皮、紫皮、黑皮的。大蒜配上肥硕精神的长条绿蒜苗，把到处都装点得花团锦簇。

晚餐地点就在农民合作社，采取自助式，家家户户把拿手菜摆在长桌上与好邻居分享。所谓的邻居，最近的也相隔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彼此一年到头见不上几面。田里一切机械化，只夫妻二人就能顾上好几亩。大蒜节是蒜农们难得的交谊日，他们都是中老年人，个个皮肤晒得红通通的，满脸皱纹，精神却特别好。饭后，声声老歌从手提音箱传出来，喝得半醉的老夫妻纷纷站起来，双双对对相拥而舞，好不幸福！杰奎琳说，他们时常会跳到天亮。

这个画面是从杜老爹农舍望出去的那片田野，窄窄的小路、细细的电线、孤立的大树和小树，电线的那一端，就是难得一见的邻居。乡民送了内人一份大蒜食谱，从此以后，美味的大蒜汤、大蒜鸡就成了我们家的私房菜。茹素后不再杀生，大蒜汤却依旧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最爱，尤其在冬天，一碗热乎乎地下肚，从头暖到脚。

图卢兹乡下，1992

影像签证

佩皮尼昂（Perpignan）是个人口十万出头的度假胜地，位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阳光充足、西班牙风情浓厚。1963年，达利（Dalí）宣称经过此地火车站时得到顿悟，即此地为宇宙中心，因而创作了著名的画作《佩皮尼昂火车站》（La Gare de Perpignan）。

1989年，年方三十二的摄影杂志主编让—弗朗索瓦·勒鲁瓦（Jean-Francois Leroy）说服佩皮尼昂市政府让他办摄影节，以“延长夏天的观光季节”。国际新闻摄影节（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Photojournalism，又称Visa pour l'Image）就此设立，每年9月吸引着二十多万游客以及近三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专业人士。活动期间，马路巷弄无不飘着大大小小的摄影节旗帜。直到如今我都记得，斗大的“VISA POUR L'IMAGE”（摄影签证）在蓝不见底的苍穹中随风飘展，噼啪作响。

这个摄影节我参加过两次，第一次是被杜杰德拉去的。1990年初次见面，他便要我改变行程。“有个去年才创办的摄影节，过几天要开幕。”就在那儿，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摄影界的重量级人物共聚一堂，其中包括当年获得“金签证奖”（Visa d'or Prix）的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

记得那一次，杜老爹开着小旧车，出图卢兹后一路走乡下小路，沿途参访古教堂及修道院，只需两小时的车程花了半天多。身为天主教徒的他告诉我们，教堂建筑是西方文明的结晶，在还没文字时，人们正是透过建筑空间与雕刻图像来理解先人智慧的。

后来详读杜老爹的摄影集，我才发现，那天走的正是他的寻根之路。他体内流着《伊比利亚半岛》（尚·杜杰德最著名的摄影集）的血液，吐纳着法兰西与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天地之气，宗教信仰融入他的生活，使他的摄影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人道精神。

尚·杜杰德于2003年往生，如今回忆佩皮尼昂，就连摄影节的旗帜上也仿佛有他的身影。

佩皮尼昂国际新闻摄影节，1990

萨达纳舞

出发前，杜老爹便替我们高兴。“今天是周日，又逢新酒上市，佩皮尼昂的广场整天都有人跳萨达纳舞（sardane）。你们运气真好，碰上庆丰收的日子！”

萨达纳是加泰罗尼亚的传统舞蹈，舞步简单，无论男女老幼，手拉手围成一圈即可同乐，是这个西班牙自治区团结、自豪的象征。佛朗哥时期政府压制加泰罗尼亚文化，萨达纳舞也被禁，因为执政者怀疑老百姓借足踏节拍编排密码，传达讯息。

佩皮尼昂与加泰罗尼亚相邻，原属西班牙，在13至14世纪还是马略卡王国（Majorca）的首都。它曾被法国占领，又历经西法两国三百多年的你争我夺，终在两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后正式归入法国版图。两国之间的军事较量、政教纠缠、爱与恨、忠与奸被记在史册，编成戏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老百姓，如今一切都已成云烟。

那天，围成一圈圈的民众不但开心地舞着，还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递来递去、用传统皮质酒袋盛装的新酿葡萄酒，人人身上都散发着热情，把我这个舞痴都给感染到情不自禁地跳了一会儿。在我眼前，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的男女老幼没有法裔西裔之分，只是一起面向阳光、迎接未来的佩皮尼昂人。

佩皮尼昂，1990

出入梦境

在摄影节期间，整个佩皮尼昂小城从早到晚都是沸腾的，观赏展览、参加作品放映会和专家见面会的人群摩肩接踵，要找个清静的地方都不容易。然而，开幕之前、闭幕之后，只不过一日之隔就是天壤之别。

四年后，我又去了佩皮尼昂。那时，Visa pour l'Image已从一个连本国也没多少人知道的新摄影节，变得与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同样受瞩目，而我自己也从一个单纯的摄影师跨行进入出版界，除了出版摄影丛书，还办了两本杂志：一本是于国际发行的中英双语版《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一本是于台湾发行的《影像》（IMAGE）杂志。1994年，我和内人正是为了《影像》杂志前来采访第六届国际新闻摄影节。

我们提早一天到，整个城市竟有如沉睡，到位于左拉街的大会办公室报到时，连贵宾出入证都还没制作好。旗帜虽已四处可见，但空荡荡的街头显得特别怪异，让人感觉既不真实也不靠谱，就算繁华再现，也会如梦幻泡影般眨眼间就会破灭。

处在这种氛围之中，就算平时再笃定也难免失神，从左拉街逛入巷弄，只不过拐了几个弯，就像误入迷宫那样，怎么也找不到出口。周遭看不到半幅摄影节的海报或旗帜，让人怀疑是否踩进了另一个时空的佩皮尼昂。

这种心情最适合拍照，从镜头中看去，急急赶路的此位市民，就像从一个梦境跳出来，正要奔入另一个。

佩皮尼昂，1994

精神流浪

“该参观的地方都参观了，该见的人也都见了，只可惜没空带你们到吉卜赛人的小区走走！”上回的佩皮尼昂初旅，杜老爹在结束时惋惜地如此表示。

这一次他馆务繁忙，没能陪我们。我和内人从图卢兹搭火车前往佩皮尼昂，到旅社放下行李便到处乱逛，没想到还真让我们闯入了吉卜赛人的小区。意外总是比计划与安排更能给人惊喜。

那天，巷里本来只有一群玩耍的小孩，没想到我们这两张东方面孔竟引起了居民的好奇，围观的人愈来愈多，就连婴儿车都推出来了。观察半天，也判断不了婴儿是谁家的，因为人人都在呵护、照顾，好像都是他的亲人，生命共同体的族群意识之强，可见一斑。

后来才知道，那是西欧吉卜赛人口最多的小区之一，有个叫作Tekameli的吉卜赛乐团就住在这儿。据说，从巴塞罗那到布达佩斯都找不到像他们这么好的乐团。有位美国女作家为了寻访此团，举家从纽约迁至佩皮尼昂城外，经过无数次的联系都徒劳无功，一年半后，才终于能够登门拜访那位主唱。

吉卜赛音乐我收藏了不少，从萨拉萨特（Sarasate）的《流浪者之歌》（Zigeunerweisen）到西班牙的深歌，还有非常好的弗拉门戈舞团纪录片。对朝九晚五、生活一成不变的人来说，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极具吸引力，但对许多吉卜赛人来说，终其一生的努力，也只不过是要求得一处长栖之地，让子孙不再漂泊。

然而，在按下快门的同时，我的内心响起匈牙利的吉卜赛民间曲调，不知不觉地，我又开始精神流浪了。

佩皮尼昂，1994

超级巨星

由于我在大学任教，只方便暑假出远门，又因夫妻同行，儿子尚幼，只好带在身边。我和内人与人会晤，读小学的儿子就乖乖坐在办公室的角落等候。他从小便不得不独立，放了学，自己坐公交车来出版社找我们，等我们下班的时间，就到隔壁看卖魔术道具的小贩推销商品、变魔术。若不是他如此贴心，我们很多工作就不可能圆满。

陪我们参观摄影节，对小孩来说是极其无趣的，但他只要有个篮球，便能在广场或小巷里对着墙壁投过去弹回来。有这么不让人操心的儿子，真是我们夫妻的大幸。事实上，我在人生关键期都有他为伴；《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和《美学摄影七问》三本书，都是带着他在同一家西餐厅的同一张桌子上完成的。

截稿当天，一家三口吃过早餐，内人去上班，儿子便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写字，他涂鸦，无聊了便到旁边的小公园玩一会儿。我的几个摄影展，在筹备期间也是儿子第一个看到我放大的作品。在他上小学之前，我们父子有好几年都经常同进同出。

那天，在佩皮尼昂摄影节的大会办公室外，挂有当年参展的十位摄影家肖像，每个人都仿佛超级巨星。我只认得出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便要儿子蹲在他前面留影；按下快门的当儿，心里多少带着几分期许。如今，儿子已三十多岁，每天高高兴兴地上下班，身心健康、乐观向上，绝不吝于帮助弱小。虽然他不是超级巨星，我和他娘已经很满意了。

佩皮尼昂国际新闻摄影节，1990

求主垂怜

再度到佩皮尼昂，我与内人负有采访任务，由于时间紧迫，文章必须在旅途中完成，压力不小。所幸刚到旅馆办好入住手续，经理便殷勤地送上一份标明所有展场的市区地图，外加一本二十页的大会小册。这份印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英文的简介，把每个展览的背景都扼要交代了，让我们省掉不少数据汇整的烦琐工作，只需专注于摄影家侧写及展览效果即可。

那年有四十个展览，分布在十一个展场，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的“荷赛”年度获奖作品也是重头戏之一。好在小城不大，要不然便会像巴黎摄影月（Mois de la Photo）那样，展览、观众分散各处，让人感觉不到摄影节气氛。

主办单位的简介强调：“我们必须决定，是要生活在一个纳粹主义出没的世界，还是受甘地信徒所启发的世界。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每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而这世界的变化又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快。”

但所谓的“世界变化”，很大一部分是对焦于战争、灾祸或犯罪行为，看多了真会让人得忧郁症。难怪从事新闻摄影多年的英国著名摄影家唐·麦库林（Don McCullin）后来只拍风景。

佩皮尼昂的展场大多是古迹，除了城堡、教堂、美术馆、市政厅、画廊，废弃已久的老医院也包括在内。最主要的大展，按例是在占地广大的卑微修道院（Couvent des Minimes）陈列。在指向天际般的教堂神龛上，看到那一张张人类愚蠢行径的影像，我内心不禁响起文艺复兴时期，由阿莱格里（Gregorio Allegri）所谱曲的《求主垂怜》。

佩皮尼昂国际新闻摄影节，1994

物质世界碎片

除了“荷赛”大展，还有向大师致敬的回顾展、对新秀的关注以及资深摄影记者现身说法、新闻从业人员自我检视等项目。具反省力的摄影人，在揭露不公不义的同时，也向世人以及自己提出质问：在了解世界的众多黑暗面后，对人性的悲悯与互助是否仍具信心？

“物质世界”是个很特别的展览；来自七个国家的十六位摄影记者，在世界各国找了三十个家庭，请他们把拥有的一切物质陈列于天地之间，让全家大小站在当中合影。欧、美、中东等地区的富豪理所当然地炫耀着他们的豪宅、游泳池、轿车、珠宝、华服；非洲黑暗大陆的子民却只能紧紧握着一小袋谷粒……诸如此类发人深省的展览，还包括“分裂的灵魂”、“前进白令海”等。这些作品与新闻事件无关，是摄影者借着对一个主题的长期关怀，见证个人与大自然实为生命共同体的真理。

正如一位策展人所言：“报章、杂志、电视永远在报道极端事件，但最好和最坏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是的，绝大部分的平凡人只求能顺顺利利过着属于自己和家人、亲友的小日子，那就是平安与幸福。新闻界需要大事发生，老百姓却刚好相反。“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除了主办单位的正式展览，还有许多会外展。渴望出头的年轻摄影师或已有成绩的自由摄影师各出奇招，自找场地举办小型个展。有的在咖啡馆，有的在路边围墙，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书店的过道。

照片内容我早忘了，但展出形式却发人深思，仿佛影像不过是散在人们脚边的物质世界碎片。

佩皮尼昂国际新闻摄影节，1994

由不幸编成的旋律

佩皮尼昂的餐厅没有一家令人失望的，高档次的“主厨推荐全餐”令人激赏，而巷弄里只有三四张桌子的小吃店也让人回味不已。不过，自从吃素之后，我对味觉的记忆起了变化，曾吃过的荤食美味好像隔了好几层，再怎么努力回想，也激不起味蕾的兴奋。

可以肯定的是，于世界各地旅行时，我和内人吃过的美食不少，一度还异想天开，想办一本关于“吃”的杂志，时常要求满意的餐厅让我们参观厨房，跟厨师聊两句。

在佩皮尼昂吃过的最小一家馆子，店名忘了，却记得老板、厨师、跑堂都是同一个人。虽然如此，这位帅哥却应付自如，因为客满也只不过六位，而且只供应简餐，菜色就那几种，最适合想省钱或赶时间的客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很能自得其乐，知道我要拍照，马上摆出鸭子的姿态。没错，他的拿手菜正是油封鸭（Confit de canard）。

总的来说，Visa pour l'Image等于是全球新闻从业人员的一年一度大聚会。老朋友、新朋友一起看展览、开座谈会、欣赏幻灯片秀，然后相偕至餐厅、酒馆、咖啡屋尽情享受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美好，完全不会被那些触目惊心，甚或惨绝人寰的照片影响。

国际新闻摄影节就像是一场热闹无比的嘉年华。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感觉一样，众人所踩的舞步，主旋律竟是由另一群人的不幸所编成。

佩皮尼昂国际新闻摄影节，1994

斗牛场里的华丽屠杀

我们经常出国的那些年，《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还未普及，最常看到的旅行指南便是《米其林》的绿皮书。还有一本红皮书专谈餐厅和旅店，是全球等级评鉴权威，让有字号的餐厅既爱又怕。

有关法国古城阿尔勒（Arles），绿本子这么记载：“曾在中古时代为罗马人首都和主要宗教中心的阿尔，保存了光辉的过去：高卢—罗马古迹圆形竞技场、古剧院以及罗曼艺术的珍宝—修道院和圣特罗菲姆教堂（Eglise St- Trophime）。”

绿本子又强调：“阿尔勒国际摄影节（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Photographie d'Arles）更是替普罗旺斯建立了原创性的声望。当地著名摄影家吕西安·克莱格（Lucien Clergue）所创立的此摄影节，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高质量的展览及活动。”

身为摄影节创办人之一的克莱格能在旅游手册上列名，可见他对家乡的贡献有多大。我曾帮台北市立美术馆邀他来做过两场讲座，因此，当我和内人于1991年参访第二十六届阿尔勒摄影节时，他不但盛情招待，还带我们去古竞技场观赏斗牛表演。

对许多游客而言，这是不可不去的观光项目，我们却大半时间闭着眼，不忍目睹。一场残忍屠杀，竟用华丽无比的仪式在进行着；若不够刺激，还会被喝倒彩。死神将至的那决定性瞬间，众人鼓掌叫好；我却只敢远拍，不忍用望远镜头将血腥画面拉近、定格。

古竞技场，阿尔勒，1991

凑热闹的幻灯片秀

阿尔勒摄影节是1970年开始举办的。记得我们去的那年传言鼎盛，说摄影节经费庞大、难以为继，不知明年还能不能续办。结果，这个摄影节不但年年办，而且始终风光，让任何来过的人都印象深刻，到2014年已迈向第四十四届。每逢夏季，摄影几乎是整座古城最重要的事，政府、商家全力配合，说是全民参与也不夸张。

记得第一回来，众人在千年的石柱、台阶及廊柱下，顶着夜空，享用丰盛美味的法国佳肴，让我们着实体会到了罗马帝国的飨宴遗风。餐后，开幕典礼于古剧场举行。克莱格特地安排了两位来自委内瑞拉的乐师上台表演，无论歌声还是吉他、单簧管合奏都精彩绝伦；可惜大部分爱拍照的人却不懂音乐，竟然用嘘声催乐师下台，因为他们只想看接下来的幻灯片秀。这是我对国际摄影人失望感最强烈的一次；因为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影像，殊不知看、听、想的神经是互联的。

在阿尔勒看过两次幻灯片秀，感觉比佩皮尼昂逊色。这儿只有一张大银幕，佩皮尼昂却在古堡的三面城墙上搭了四五张大小不等的银幕，影像经过精心编辑，或单独呈现，或彼此穿插、衬托，冲击性极强。静照经过多媒体处理，一场幻灯片秀竟然动用了近百部幻灯机，音效更是扣人心弦。在佩皮尼昂，看过幻灯片秀的人几乎都会掉泪；在阿尔勒，凑热闹的气氛却比较浓厚。仿佛人人都在借机做公关，随时随地不忘自我推销。

二十多年过去了，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也于2010年与草场地摄影季合作，将展览搬到了北京。不知在阿尔勒当地，又是什么样的光景？

古剧场，阿尔勒，1991

克莱格及艾贝尔

最近一次碰到弗朗索瓦·艾贝尔（Francois Hebel），是2012年3月在北京为“三影堂摄影新人奖”评审。多年不见，内人开他玩笑：“想当年，你可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啊！”“想当年？……”他故作失望状，听到内人补充“现在是英俊的老人嘛！”才假装松了口大气。

这位在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任职好多年的人才，于1986至1987年就担任过总监，后来到玛格南图片社担任巴黎分部主管，再于2001年重回阿尔勒。在他去之前，玛格南就像个超级大乐团，人人是乐手，却没指挥家。那些年，我们时常会在巴黎、佩皮尼昂或阿尔勒碰到艾贝尔，谁又料得到，如今中国竟成为他和其他西方业界高手大力耕耘的区块。文化活动得与经济发展挂钩，更何况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摄影节密度最高的国家。

克莱格非常灵光，反应之快，经常让我跟不上。但他若非具备一等一的商业头脑，恐怕也无法促成阿尔勒摄影节的诞生。除了曾是阿尔勒摄影节的支柱，他与毕加索、考克多（Cocteau）等大艺术家的友谊也为人熟知。

我们曾到他家参加晚宴，不但整座楼房是古迹，屋内陈设的品位之高也令人咂舌。墙角一些不起眼的地方摆着小画，画框背板一翻，不是毕加索的版画，就是考克多的速写，桌上的瓶瓶罐罐，许多都是毕加索在附近窑厂烧的。

克莱格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策展人。1991年在阿尔勒看到他布展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与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墨西哥之旅”；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各占一面墙，中间陈列着这对师生爱侣的来往信件。展览回肠荡气，令我至今难忘。

克莱格与艾贝尔，阿尔勒国际摄影节，1991

寇德卡与女儿

夏日的普罗旺斯夜空仿佛永远不会暗，夜越深，天空就越蓝。在一根石柱后方的草地上，有个人孤独地盘腿而坐，专注地吃着盘里的食物。满头乱发、一脸络腮胡，草绿色的军服夹克脏脏旧旧的；不用靠近就可断定，他是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

传说中的寇德卡，生活方式和他一辈子钟情的摄影主题—吉卜赛人没两样，随身带个睡袋，四处流浪，处处为家；他一辈子粗茶淡饭，从来就只为自己的兴趣而拍照。许多欧洲的朋友提到他，在赞叹其苦行僧似的工作精神之余，也总会加一句：“此人的古怪脾气，也算罕见！”

当他结婚时，大家都以为他的生活会开始正常了，可是他后来还是离婚了。平常跟母亲生活的小女儿，那年也在阿尔勒跟他相处了几天。在幻灯片放映场，众人挤成一堆，他依旧找了人最少的位置坐下，抱着已入睡的女儿，温柔得就像过平常日子的父亲。

寇德卡与女儿，阿尔勒国际摄影节，1991

伊图尔维德与萨尔加多

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年，阿尔勒摄影节将1991年的主题定为“发现”，压轴大展就是作品被当成大会海报的秘鲁摄影家马丁·昌比（Martín Chambi，1891—1973）的作品展。这位照相馆师傅以充沛的精力与创作狂热，记录了秘鲁东南部城市库斯科（Cuzco）的风俗、建筑、风景与日常生活，被誉为“光的手艺人”。在他的已整理出来的一万八千幅遗作之中，有一万一千幅是玻璃版。以那个时空而言，能有这样惊人的成绩，岂止是了不起！

重头戏还包括超级巨星、原籍巴西的萨尔加多的《另一个美洲》，以及墨西哥女摄影家伊图尔维德（Graciela Iturbide）的回顾展。萨尔加多无论在哪儿出现，都会引起一阵骚动。他的话不多，一切透过美丽能干的太太发言；蕾莉亚还包办他的作品编辑、展览策划。那年的热门话题之一，正是萨尔加多的巨作《工人》。两年后，这个包含数百张作品的大型展览与专书果然轰动全球。

伊图尔维德是我心仪已久的摄影家，喜欢拍墨西哥民众的日常生活，作品风格强烈，有美洲大陆文学常见的“魔幻写实”手法。她是摄影大师布拉弗（Manuel Alvarez Bravo，1902—2002）的得意门生，从跟随老师旅行摄影学到“想拍所要的照片，永远抽得出时间”。1987年获得“尤金·史密斯奖”的她，于2008年又得到“哈苏摄影奖”的殊荣。

两位大师被大会安排在一起开记者会，身后为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市政厅钟楼。作品温暖的萨尔加多，本人看起来十分冷漠，对任何发问都漫不经心。伊图尔维德倒是温柔可亲，显得有点害羞，后来干脆拿出相机，拍起萨尔加多来。

伊图尔维德与萨尔加多，阿尔勒国际摄影节，1991

卡玛格的牧场午宴

具贵宾身份者，在阿尔勒摄影节期间会受邀参加位于卡玛格（Carmargue）的霍夫曼牧场午宴。盛产稻米及牲口的卡玛格位于阿尔勒南方，在内陆有罕见的盐湖，古早时期的希腊人与罗马人都参与过盐业开发。卡玛格种的白马与黑牛也十分有名，体型较小，却勇猛有力。此外，当地还出口斗牛至西班牙。

“你尽量往远看，看得到、看不到的土地都属于霍夫曼。”友人这么说。旷野之中搭出可供数百人用餐的区域，骨架是粗细不等的树干，长条原木桌椅排得满满的。粗犷的遮阳棚只有个样子，每位宾客身上都斑驳地洒着阳光。

鹅肝、肉酱当前菜，红酒无限量供应。午宴开始前，照例由几位被称为“守护者”的卡玛格牛仔表演逮牛。他们并不会马上制服那头可怜的牛，而是先骑马追赶、奔跑几圈，在宾客四周掀起滚滚黄沙，展现一下纵横原野的痛快，最后才抛绳套牛。可怜的牛被拖至远处现场宰杀、露天炙烤。酒酣耳热之际，还会有支吉卜赛乐队在桌间巡绕，邀请宾客与他们共舞。

本以为慷慨的主人吕克·霍夫曼（Luc Hoffmann）是阿尔勒富商，后来才知道，他原籍瑞士，是鸟类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及慈善家，夫人娘家是沙俄时期的贵族。他会在卡玛格定居，主要原因是此地乃全球名列前茅的重要湿地，栖息的鸟类超过四百种，包括稀罕的火烈鸟。

夫妻俩穿着旧衣、便裤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闲聊，毫无骄奢之态。

霍夫曼牧场，卡玛格，1991

至情至性的麦库林

1992年，我们不但在两个月内赶出《摄影家》杂志的“阿尔勒摄影节专号”，还空运了一千本到会场做公关。一切都得自己来，放下行李就与内人走遍小城，爬高趴低地贴海报，把杂志一箱箱搬到几条街外的收书点，连十一岁大的儿子也得当童工。

杂志很快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得到许多赞赏。外国佬好奇，来自小小台湾的我们是否有财团支持，内人便开玩笑：“他的幕后金主就是我！”西方人办杂志有工会规矩，拍照的不能设计、设计的不能督印、督印的不能写稿，像《摄影家》这么精致的杂志，没二三十人办不了。要是他们知道，社里总共就四五人，还得包书、寄书、找广告、收账款……

内容以当届最受瞩目的西班牙国宝奥尔蒂斯—埃查圭（Jose Ortiz-Echagüe，1886—1980）、英国报道摄影重量级人物麦库林及蹿红极快的英国摄影家马丁·帕尔（Martin Parr）作品为主轴，再加上大师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的专访。

麦库林是我很尊敬的摄影家，在我出版的《摄影大师对话录》里，他谈到担任数十年战地记者的心境，至情至性，让我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正是像这样的艺术、这样的人，让我们愈干愈有劲儿！

唐·麦库林，阿尔勒国际摄影节，1992

阿尔勒的姑娘

人说阿尔勒是普罗旺斯的灵魂；我小时候还不知法国在何方，就已经听过这个地名了，因为以《卡门》闻名的法国音乐家比才（Georges Bizet），还有另一首杰作《阿尔勒的姑娘》（L'ArlEsienne，又译《阿莱城的姑娘》）。

对我这个乡下孩子来说，此曲充满了异国情调，让人感觉那儿有无限的活力、令人睁不开眼的艳阳，以及五彩缤纷、华丽而永不休止的歌舞飨宴。当然，后来又读到梵高在这个地方创作、生活，与高更闹翻，割了自己的耳朵。

对阿尔勒的好奇心酝酿了几十年，当真踏上古城，放眼望去，却几乎都是从世界各地拥入的摄影人士。除了旅店、餐馆、咖啡座的工作人员，每天的活动范围内也都是外地人。

那天闲逛至圣特罗菲姆教堂，看到了一位拿着花束的姣好女子站在门口。应该是有一场婚礼将要举行，而她也许是伴娘，正在等着新郎新娘的到来。虽没像节庆那样披着传统蕾丝大方巾，却也看得出这是当地人。强烈的阳光让她眯起了眼，淡淡的沧桑在脸颊上无所遁形。少年时代所想象的阿尔勒姑娘猛然被唤醒，却又一度提醒了我：艺术与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阿尔勒，1992

西班牙

辉煌历史伴随生活

在飞往巴塞罗那的空中，脑海里不断响起加泰罗尼亚民谣《白鸟之歌》的旋律。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将其改编成大提琴曲目，流亡海外的三十多年里，每次演奏会都用它当安可曲，借以表达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抗议，以及无所不在的深沉乡愁。

首次西班牙之旅，因为能停留的天数不多，只选了巴塞罗那一城，因为她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希腊、腓尼基、罗马、迦太基、哥特与阿拉伯的文化遗产在此荟萃。地灵人杰，诞生于巴塞罗那或邻近地区的世界级艺术大师，除了大提琴泰斗卡萨尔斯，还有建筑师高迪（Antoni Gaudí i Cornet），画家毕加索、米罗（Joan Miró）、达利，如此宝地，让人怎能不向往！

加泰罗尼亚早在西班牙国家形成前就是一个独立体，拥有自己的政权。公元14至15世纪，她已是地中海区一个庞大的经济势力范围，且发展出商人阶级、银行体系以及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架构，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封建制度截然不同。可是，她的文化力量也随着政治命运起伏而摇摆不定，被各王朝压制了几百年。在独裁者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之前，加泰罗尼亚语被禁止在官方机构使用，时间长达三十六年，尽管这种语言在民间已存在了好多个世纪。

忘了是在城内哪个地方的哪条路旁，罗马时代留下的半截围墙、两根石柱挺立在一片平价公寓前。夹着一大沓报纸的男士步伐从容；无论时局如何，巴塞罗那辉煌的历史伴随市民度过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巴塞罗那街头，1991

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

对很多人来说，巴塞罗那最大的诱惑力就在于高迪的建筑。全世界大概没有第二个建筑师可以跟一座城市结合得如此密切了，他和弟子的杰作四处可见，特色是波浪状、色彩缤纷、外形如雕塑，避免直线或任何硬邦邦的角度。这位建筑奇才的名言即是：“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

巴塞罗那无可取代的地标就是圣家堂（Sagrada Família）。高耸入天的尖塔远远就看见了，走近些，某些部分简直就像顽童在沙滩上搞出来的把戏。记得我们小时候最爱捧起湿润的沙奔往干滩，让沙从掌缝中淋下来。几个小孩乐此不疲地来回跑，沙塔愈堆愈高，童话中的城堡便在追逐与嬉戏中完成了。

孩子们的沙堡隔天就会被涨起的潮水冲走，圣家堂却在高迪去世后依然逐步照着他的构想与设计兴建着。诞生于1852年的高迪终身未婚，生命中有四十三年都贡献给这伟大的作品，最后还干脆搬到工地住。1926年，衣衫破旧的他在街上遭电车撞倒，被路人当作流浪汉送到医院。三天后他去世，大家才认出，原来那是高迪大师。

从1882年开始动工的圣家堂属新哥特式风格，东塔象征基督的“诞生”，西塔象征“受难与死亡”，南塔代表“光荣与伟大”，虽被某些人称为“未来的废墟”、“无法完成的杰作之纪念碑”，却丝毫无损其旷世巨作的美誉。

市民们坐在对面的小公园聊天晒太阳，让捕捉镜头的我特别羡慕。多少人千里跋涉而来，但对他们而言，圣家堂就是邻居。

圣家堂，巴塞罗那，1991

哥特区的书店主人

巴塞罗那老城区的中心叫哥特区（Barri Gòtie），在这里，咖啡馆、酒店、美食、艺术品、工作坊应有尽有，随便一条窄巷都趣味无穷，可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区内大部分是13至15世纪所盖的石头建筑，偶尔还可发现罗马文明遗迹；世代官府与民众保存、维护古迹的努力令人敬仰和赞叹。

我在书店路（Carrer de la Llibreteria）沿街浏览，每家店都自有风格、情调，透过橱窗看摆设，仿佛每个对象都有迷人故事，处处藏着秘密，等着有缘人去揭开谜底。我独独走进一家书店，并不是被那一册册装帧考究的珍本书诱惑，而是因为书店主人老远就吸引了我。这些书我既看不懂又买不起，但静静坐在书堆间的老先生却显得跟谁都没有隔阂，神态优雅、穿着斯文，看起来就像是大学教授或博物馆馆长。

我走进去，先跟他鞠个躬，指指胸前的相机，看着他点点头。他立刻会意，颔首微笑。彼此口都没开，半句话也没说，却达到了最有效的沟通，共同完成了这幅好温暖的照片。

巴塞罗那书店路，1991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在巴塞罗那市区待了几天，我和内人想到郊外走走。也没导游，全凭运气，在巴士站看见排得老长的队伍，就跟在后面上了车，心想，这么多人要去的地方，想必错不了。公交车走了一大段山路，抵达终点站后还要坐缆车穿越一道峡谷。愈坐愈兴奋，最后终于明白，我们到了大名鼎鼎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Monestir de Montserrat）。

这座修道院属于本笃会，位于蒙特塞拉特山顶，山名意为“锯齿”，高迪创作圣家堂的灵感就是来自这座山。据说，加泰罗尼亚人在一生中，至少会来此山巅看一次日出。蒙特塞拉特修道院不但是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也对当地人的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发挥过重要影响。

修道院的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于1499年出版了第一本书，且目前仍在运营。该院博物馆拥有埃尔·格列柯（El Greco）、毕加索、达利等许多杰出艺术家的作品，而且，当地人最敬爱的圣人—俗称“黑圣母”的蒙特塞拉特圣母就在修道院旁的峭壁内。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佛朗哥专政时期，它会成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与学生的避难所。西班牙内战时期，这所修道院曾遭武力镇压，在山下，佛朗哥的人马经常会等着想要逮捕的人出现。

游客非常多，几乎都是西方人，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却是共同的天主教。蒙特塞拉特修道院还有欧洲最古老的男童合唱团埃斯科拉尼亚（Escolania）；虽然很想听他们唱圣歌，却是连打听的机会和力气都没有。整个参观几乎就是在人潮中被挤进、推出而结束的。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巴塞罗那，1991

西班牙才有的灿烂

巴塞罗那每隔几条街就可看到大大小小的广场；那真是最迷人的公共空间了，方方正正，四周被商家、住宅围着，就像市民共有的大庭院。逛累了，在边缘任何一家咖啡馆、餐厅歇下，都能享受到可口的加泰罗尼亚糕点和本地菜；身旁偶尔还会出现水平颇高的流动乐队。游客无论来自何方，用不了多久就会融入那慵懒、惬意的氛围，感觉自己也是本地人了。

忘了是在哪个广场，那天中午我挑了个靠近擦鞋匠的露天咖啡座，为的就是拍照。这位“擦鞋童”年纪不小，顾客也跟他一样老，而且两人都气质高贵。吸引我的并非这行业的小情调，而是好奇老先生多久来擦一次鞋，而另一位老人又在这儿干了多少年。只有对生命热情、对生活满足，才会一个擦得这么高兴，一个被擦得这么开心！

这个鞋擦得比我预期的久。两人极像多年好友，谈兴之大让我羡慕不已，真希望自己听得懂西班牙文。有本书形容，西班牙人总是想尽办法少做事，而且自认比旁人优秀许多。他们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毛病。然而，有一项天赋却足以弥补他们所有的缺失，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

透亮的阳光遍洒广场，两位老先生虽在廊下暗处，笑靥却映出西班牙才有的灿烂。

巴塞罗那某广场边，1991

兰布拉的探戈

我们投宿在兰布拉（Rambla）大街边，从旅馆窗口望出去，可看到大画家米罗为这条林荫大道所设计的马赛克图案。路面的起伏与地砖设计的流动感提醒着人们，大街原本是条河床。如今的它，号称集纽约时报广场、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与伦敦皮卡迪利圆环于一身。

西班牙的欢乐气氛总离不开一大堆闹哄哄的群众。总长1.2公里的这条步行街上有商店、餐厅、咖啡馆，也有书报香烟摊以及贩卖纪念品、鲜花、禽鸟的小卖亭。在人群的空隙之中，冷不防就会看见一座一动不动的活人雕像，全身涂满金粉、铜粉或白粉，装扮成古代、现代或神话中的人物。

傍晚时分，市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甚至有点过度考究地在1.2公里长的大街上走过来走过去，看看无奇不有的周遭，也让周遭看看自己的品位，仿佛这才是生活中顶要紧的事儿。

那天远远就看到一圈人，原来有对漂亮人物正在表演探戈。群众看得高兴，自动往后退，让他俩的施展空间愈来愈大。舞者穿着简单而华丽，姿态轻松却激情，肢体忽收忽放，动作忽柔忽烈，四只脚在地上滑过来滑过去，总能避开放赏钱的礼帽。

活力奔放的乐声、阵阵掌声与口哨声飘荡在半空中。世事之奇妙，真是无法言说；这精细复杂的双人舞蹈受非洲文化影响，发扬光大于阿根廷，此刻正由西班牙人在兰布拉演绎着，让两个来自台湾地区的人看得都呆了！

兰布拉大街，巴塞罗那，1991

繁华大道的另一头

西班牙诗人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曾说：“世间唯一让我希望没有尽头的街道，就是兰布拉。”但一切都有尽头，我和内人也走到了兰布拉大街的尾端—巴塞罗那港口。欢乐繁华的另一头竟是颓废与荒凉，活脱脱地展现了乐极生悲。

几位醉鬼、流浪汉，彼此没有任何沟通，各自占据着一个角落呕吐或发呆，尽管神态落魄，衣着却不能说不讲究，仿佛前不久才在兰布拉大道上顾盼自得。

据估计，百分之五十的西班牙人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个头衔，甚至连乞丐都有可能是贵族。中世纪初，西班牙的基督徒开始从阿拉伯入侵者手中收复失土，各朝君王希望农民、战士们能在这些土地上自力开垦，遂以大小头衔奖励各种开拓功绩。从此，贵族阶级以惊人速度成长，以致浮滥。

就在哥伦布纪念碑附近，这位留着络腮胡、头顶半秃的男子望着满是烟屁股的地面，像木头人那样坐了老半天，连我在一旁打量许久也没发现。我把相机摆直，就是要把历史悠久的路灯整个拍出来，和现今之人做个对照。

当时的西班牙人虽也唠叨不景气，却仍维持着一定的生活水平。如今欧洲地区经济持续衰退，西班牙在2012年的失业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二十六。惯于享乐的阳光子民，要如何应付现实的严寒？

巴塞罗那港口附近，1991

波夫莱特修道院

有了误打误撞、幸运造访蒙特塞拉特修道院的经验，我们胆子更大了。有天下午逛到公交车站，见一辆巴士正要离开，凭直觉便跳了上去，谁知车子一开就是三个多钟头，所经之地愈来愈偏僻，真叫人担心回不了巴塞罗那。一路翻山越岭，靠的站都没人烟，打算看到村庄、聚落什么的再下车，到最后车上只剩我俩。

终点到了，天色已暗，不远处的旧城墙下有间小餐馆。入内打听，开往巴塞罗那的末班车刚离开—就是我们坐来的那一辆。幸好餐馆兼营民宿，古老朴素却舒适雅致；老板说，这儿原是修道院的门房。

仔细研究旅游小册，明白我们到了普拉德（Prades）山脚下的波夫莱特修道院（Monasterio de Santa María de Poblet），它创立于1151年，是欧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多会修道院之一，还曾经兼为皇家的休闲堡垒。可惜当时建筑正在大整修，难怪游客这么少。晚间小餐厅的客人只有四位，另一对来自英国，是退休的劳斯莱斯飞机引擎工程师开车带着老伴重游当年蜜月旅行走过的路。聊得投机，他们还好心提议明天载我们一程。

八百多年来，修道院的生活作息没改过，夜里每小时敲一次钟，我们却睡得又香又甜。清晨出门，喜悦无比，每一口空气都沁入心脾。环顾四周，这才清楚，周围的一大片山坡，除了葡萄园就只有这座修道院。院内绝大部分不能参观，我只有在外围回廊捕捉几个画面。

后来，我在奥尔蒂斯—埃查圭的摄影集中，赫然发现他于1944年所拍的波夫莱特修道院小教堂。一长排身着连帽粗布僧袍、看不见面孔的修士直立默祷，仿佛瞬间就把我召唤回了12世纪。

波夫莱特修道院，加泰罗尼亚，1991

不同宗教的互敬与融合

西班牙有句古语：“没到过塞维利亚的人，就是还没开眼界。”我与内人来开眼界，不到两天就完全被同化了：晚上十点用餐，凌晨听着路人的歌声入眠，早餐午餐一同享用。被艳阳烘得全身舒软后睡个午觉，再到街头巷尾任意找家小酒馆，点两杯雪莉酒，拿几小碟海鲜冷盘、瓦罐炖肉、醋渍野菇……

安达卢西亚气候温暖、景色优美，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必争之地，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西哥特人前仆后继地前来开垦，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更是在统治境域的五个世纪之间，创造了丰富动人的中世纪文化，留下令人目眩神迷的摩尔式建筑。在这儿，每当见到清真寺、大教堂沉默地并肩矗立，我就特别感动。

这座阿尔摩哈德王朝于12世纪修建的吉拉尔达塔（La Giralda），顶端有二十八口大钟，音色优美，至今仍在为塞维利亚居民报时。旁边的圣母主教座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原本也是一座清真寺，1248年才被改为天主教堂。1401年重建，众委员发下豪语：“我们要建一座巨大的教堂，大到将来见着的人都会认为我们疯了！”

氛围如此慵懒，让我照片拍得特别少，身心彻底松懈，根本不会想透过相机看景物。然而，这三位不知从哪儿来朝圣的神学院学生，却让我兴致盎然。

广场笼罩在阳光下，正要踏出巷口的他们叠成一片大剪影，很有默契地同时驻足昂首、凝视高塔，仿佛现代与古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在对话。

正因不同的宗教、民族互敬与融合，才会有这么可爱的塞维利亚！

吉拉尔达塔与圣母主教座堂，塞维利亚，1994

流失的风情

在塞维利亚的那个星期，我们每天必去宪法大道（Avenida de la Constitucion）的一家咖啡屋报到。那儿的咖啡真是这辈子难忘的好，烤鸡蛋布丁也是极品。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们的咖啡远胜于我自己的烘焙配方。咖啡端上桌之前，光是欣赏那四五位身材挺拔、身着红黑制服的男服务员磨豆、烹煮、倒渣、算账、找钱的一气呵成、利落优雅，就够本了。那时皮娜·鲍什（Pina Bausch，1940—2009）还少被提及，但我已能体会，若是身心合一，日常生活的动作也会有如优美的舞蹈。

临走的前一天，踏出店门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往右走，原本冷清的卡毕多广场（Plaza del Cabildo）变得闹哄哄的，半圆环建筑的回廊里摆满了摊位。原来，此地在星期天是收藏品集市，专卖邮票、钱币、古董明信片、矿物、昆虫化石等稀罕珍品。

那天，小贩摆出来的大多是摄影明信片。老照片在世界各地受到一窝蜂的重视，学界、民间均希望透过散落四方的家庭相簿，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社会变迁。原先稀松平常、不足为奇的老摄影明信片因而身价大涨。我在每个摊位前细细浏览，最心动的就是埃查圭的《摩尔人风情》（Moro al Viento），可惜当时觉得太贵，拥有它们的难得机会就在犹豫中流失了。后悔是免不了的，但想想，曾经看过、摸过它们，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收藏集市，塞维利亚，1994

斗牛粉丝

在西班牙，斗牛不被视为运动，想知道相关信息，得在报纸的表演栏目中才找得到。尽管在法国阿尔勒已看过斗牛，而且觉得一辈子看一次就够了，但安达卢西亚是斗牛的发祥地，我们还是决定去了解一下。

两地氛围果然大不相同，在阿尔勒可没那么多热情的粉丝！在西班牙，斗牛表演是极少数能严格遵守开场钟点的活动。火车经常不准时，斗牛赛却是号角一响，天王老子都不等。观众席分为舒适昂贵的阴影区、价格中庸的一般区，较便宜的阳光区在夏季直面太阳，可是酷热难挨的。

斗牛在西班牙已有上千年历史，但起初只是贵族阶级的娱乐，每逢皇家举办婚礼或受洗典礼都会举行。直到18世纪中叶，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君主腓力五世极不愿看到宫廷成员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斗牛才由贵族赛会转变为民间活动。斗牛季节自每年3月19日的圣约瑟夫日开始，至10月12日的西班牙日结束，但在其他时间，还是经常有非正式的斗牛赛，只是大多为慈善活动。

粉丝们的痴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他们组团跟着偶像一座座城市、一家家斗牛场跑，从所举的旗帜，可知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看见我们这两个东方人，他们乐得指手画脚，好像有很多消息要跟我们分享，可惜一句也听不懂，只能从神情来体会他们的荣耀感。

如今，斗牛观众已被足球赛分去了一大半。尽管如此，斗牛迷们深信，只要西班牙存在一天，这项国粹就永远不会消失。

塞维利亚斗牛场外，1994

雍容华贵地面对死亡

一阵躁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掌声、口哨声不断，斗牛士与助手们如同超级巨星般地抵达了。粉丝虽然大多数是男性，但他们就像少女一般，纷纷挨过来触摸偶像的服饰。今日的主角风度翩翩、热情洋溢，完全不像待会儿就要面对死亡的威胁。想到有本书上说，斗牛士会自行发展出一种个人化的信仰与生命哲学，使他们在面对死亡时，能够始终保持精明与冷静。

在西班牙，斗牛士的声望比演艺人员或社会名流都高。人们认为，斗牛士属于特殊人群，除了具备不凡的勇气、过人的技巧、惊人的体力、敏锐的反应，还有华贵高雅的风度、纤细敏感的艺术气质，以及罗曼蒂克的情趣。当然，也少不了高度的疯狂。今天的斗牛士已非出身寒微，中产阶级成员愈来愈多，以至于全国的斗牛术学校都蓬勃发展。

被斗的牛是一种凶猛的、野性犹存的动物，在早年，西班牙为了维护这种不驯的特质，将牛只的血统与系谱都严加保护。第一个将斗牛术职业化的是来自龙达（Ronda）的木匠弗朗切斯科·罗梅罗（Francesco Romero），他的孙子佩德罗（Pedro）更被视为现代斗牛之父。

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变，斗牛招式愈来愈繁杂，且渐趋艺术化。有些人认为斗牛是一种残酷的屠杀，但在西班牙人的心目中，那是人类极尽华丽之能，与一头凶猛蛮牛共同呈现的极富戏剧张力的舞蹈。

近年来，动物保护组织不断呼吁废止斗牛，加泰罗尼亚区也于2012年开始全面禁止斗牛。但这样的举动却被某些人认为是政治斗争，借废除传统民间活动以遂文化独立之目标。真相如何，只有西班牙人自己才能回答。

斗牛士，塞维利亚，1994

逃亡的农民

尽管听过许多弗拉门戈唱片，看过不少电影或纪录片，但在现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小小的舞台上，歌者、吉他手随兴地拉把椅子坐着；舞者一亮相，几分钟之内演出就能达到高潮，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乍看仿佛是个悲愤至极的人在捶胸顿足，再看却是激烈又凄美，粗暴又性感，痛楚又快乐，让人目瞪口呆，无法分辨舞者想要传达的是喜还是怒，是哀还是乐，或者已把七情六欲全都糅在一块儿了。对游客而言，这是娱乐节目，对西班牙的吉卜赛人而言，这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有研究者认为，“弗拉门戈”一词源于西班牙阿拉伯语fellah mengu，意为“逃亡的农民”。15世纪，基督教势力强迫摩尔人、犹太人、吉卜赛人皈依。大量民众假扮农民逃往乡下、山中，而这些地方也成了孕育弗拉门戈艺术的土壤。

正因如此，弗拉门戈代表着悲愤、抗争、希望和自豪的情绪宣泄。原始弗拉门戈只是清唱，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加入吉他伴奏、击掌、踢踏与舞蹈，但歌唱仍是弗拉门戈的核心。歌者自然粗犷的发音方式彰显了这门艺术的起源环境，也影响了西班牙其他的艺术形式。

我手捧相机，却迟迟无法按下快门。艺人爆发的情绪如此强烈，怎么拍都会力道不足，若把环境也框进构图，那照片就更不能看了。权衡之下，我以舞者的特写来代表全貌。摄影就是选择，什么都想要，就什么都要不到。

弗拉门戈舞者，塞维利亚，1994

安达卢西亚的午睡

安达卢西亚人被公认为机智、反应快，能在夸张的悲剧感与健康的幽默感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名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就这么说过：“在塞维利亚，生活对大富与大贫的人而言，都是漫长的假日；前者不需做事，后者无事可做；而世间也无人能比西班牙穷人更懂得无所事事的艺术。”

在此地，时间流逝的速度好像比别的地方慢；无论春夏秋冬，太阳都爱在这儿逗留久一点。天永远是蓝的，只不过是浅蓝、深蓝、艳蓝、暗蓝之别。一到当地就会明白，梵高画作中的星空，那种宝蓝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亲眼所见。

这样得天独厚的阳光、空气与美景，安达卢西亚人自然尽量汲取、毫不浪费。他们的工作时间很短，吃饭时间很长，每顿饭之间还要喝点小酒。三五好友在酒馆里点上几碟美味小菜（tapas），跟弗拉门戈走唱人热闹热闹、互动几轮，消磨的时间比在家还长。而且，一个晚上绝不可能只进一家小酒馆，平均是两到三家。

长长的午睡，也是维持生活质量的必需，哪怕是三餐不济的流浪汉，也得先睡个饱觉再说。塞维利亚的宪法大道，行人休歇椅的密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椅背弧度特别符合人体工学，就是原本不想睡觉，呆坐半晌，也会舒服到眼睛不知不觉地闭上。

如今西班牙的失业率这么高，在路边躺椅睡觉的人，恐怕更多了。

午睡的男人，塞维利亚，1994

大清真寺

整个星期都待在塞维利亚，碰到的每个人都说，怎么不去科尔多瓦（Córdoba）和格拉纳达（Granada）？好在搭火车只要几个钟头，我们就走马观花地去了一趟。

到科尔多瓦的第一印象就是冷清，难以想象它在罗马时代是西班牙境内的第一大城。公元756年，阿拉伯君王在此建立了一个可以稳固统治西班牙南部地区的政权，摩尔人称该地为安达卢斯。到了10世纪，此城已有全欧洲最文明的都市之称，举凡文学、科技、哲学、医科均备受重视，受到积极推展。公元1236年，基督徒势力重返，居民大批迁离，科尔多瓦开始渐渐走向衰败，在几个世纪后成为徒有光荣历史却枯燥乏味的省会。

但无论如何，大清真寺（Mezquita）的艺术成就与宗教价值都无与伦比。始建于公元784年的大清真寺长一百七十四米、宽一百三十七米，兴建过程长达两个世纪。基督徒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清真寺改名为圣母升天主教座堂，并于公元1523年在建筑中央兴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教堂，工程历时近百年。

一进清真寺，就会被那八百五十六根柱子组成的厅堂给迷惑了，仿佛有无数道拱门通往无数个空间。整个殿堂不可分割，站在任何角度拍照，效果都差不多，因为没有方位，也没有独立区域，真是考验拍照人的判断力。

要是光拍建筑空间，实在不必按快门，买张明信片就好了。为了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得把内人请进画面。穹顶天窗打下来的光，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光晕里站着我家女主角。

大清真寺，科尔多瓦，1994

阿兰布拉宫外的修女

几乎每个格拉纳达人都会告诉你，家乡景致之美，远胜过塞维利亚与科尔多瓦。在当地著名的阿兰布拉宫（Alhambra）里，就刻着这么一句话：“施舍他一点吧，老婆，生在格拉纳达却是瞎子，世上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

兴建于陡坡之上、苍林之间的阿兰布拉宫，是摩尔人统治西班牙近八百年的最后巨构。这伟大的艺术品被公认为一个精致文化的具体呈现，是摩尔人惊人想象力与艺术造诣的缩影，引人入胜的程度，只有《一千零一夜》里的魔术世界可以比拟。

天花板的木质雕花精美绝伦，大理石柱的镂空花纹雪白细腻，卓越工匠的巧夺天工不断映入眼帘，我却无法按快门。整个宫殿实在是太美了，美到让拍照的人无法取景、画画的人无法下笔，只能杵在那一个又一个如梦似幻的角落里，由衷地赞叹。

踏出伊斯兰教圣殿，立刻又碰到两位天主教的修女，真是恍如隔世。原先沉寂的拍照本能又回来了，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相机。

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拍人物的背影？第一，我不想打扰对方；第二，所有人的背影都比正面更能给人想象空间；第三，背影充满了何去何从的意味。望着对象渐行渐远的背影，也代表了我的目送与祝福。

阿兰布拉宫外，格拉纳达，1994

葡萄牙

里斯本故事

一切是缘分。若非看了电影《里斯本故事》（Lisbon Story），我可能到现在都不会去葡萄牙。那年在法国一小镇，旅馆斜对面是家小戏院，广告牌上有个相貌很土、戴着耳罩的人，撑着一个大大的、毛茸茸的椭圆形麦克风。走近一看，大为惊喜，竟是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作品！

小戏院每天放映两部电影，《里斯本故事》只剩傍晚最后一场。我跟内人合计，用过午餐、睡个午觉再去看，刚刚好。谁知一整瓶十五度的红酒就把我们搞晕了，醒来已是三更半夜！还好，回台湾几个月后，又在“金马奖”国际影片观摩展中遇见了它。

这真是我所看过的最质朴、最触动心灵的电影之一。一位纪录片导演因探讨里斯本而迷失了自己。他尝试返璞归真，不透过自己的眼睛看，也不选择画面，整天在大街小巷逛，让挂在背上的摄像机一路开机拍到底，到后来却不知如何面对那数量庞大的原始影像。所累积的一盘盘胶卷堆在废弃的电影院里，仿佛是导演的坟墓。最后，与他长期合作的音效师朋友终于用导演自己讲过的一段录音，把他从精神沉沦的深渊中救了回来。

电影配乐由圣母合唱团（Madredeus）担纲，将葡萄牙传统歌谣法朵（Fado）以现代手法诠释，每首都令我激动。出电影院后，我跟内人说：“立刻办签证，我们一定要去葡萄牙看看！”

终于来了！正午时分在街上闲逛，赫然发现这条路、这个角度，不就是那位音效师在接到求救明信片后，风尘仆仆由德国开车，横跨欧洲数国，来到里斯本的第一个镜头？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用文德斯的眼睛在看里斯本。

里斯本，1996

必须怀着失落感

要深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对旅人来说，大概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毫无目的地闲逛。像溪流中的一片落叶，随地形、水势时急时缓地漂，有时在漩涡中打转，有时在岸边搁浅，不预设立场，不盼望收获，让意外决定下一步。

相较于安达卢西亚的灿烂、奔放，里斯本显得沉闷拘谨，街上的人们面容比较严肃，妇女服装也以黑、灰、咖啡等暗色居多。尤其是那古老的阿尔法玛区（Alfama），一踏入便给人时光倒流之感。巷道狭窄弯曲有如迷宫，年久失修的楼房粉墙斑驳，铸铁阳台上除了花盆、鸟笼，还有煞风景的晾晒衣物。

其实，在摩尔人统治期间，这里也曾辉煌过。后来城市不断扩张，核心转移，整个区域便逐渐成为渔民跟穷人的聚居地。但人们解释，阿尔法玛是法朵的灵感泉源，影响过的诗人、文学家不知有多少。而想要真正了解它、欣赏它，就必须怀着几分失落感。

那天，只见这位戴着墨镜的男士靠着窗边，一动不动，也许是在做日光浴。窗下的猫咪与鸽子，行动似乎也比别处慢半拍。猫盯着飞舞的纸袋，鸽子盯着猫，我盯着眼前的一切。光阴犹如休止，就是不按快门，此景也永远会凝成这个样子。失落啊，失落！

里斯本，1996

有些是真理，有些是探索

里斯本濒临大西洋，是葡萄牙最大的海港，地形起伏，街道大多建在山丘之上，故有“七丘之城”的别名。最早开发建设此地的是腓尼基人，城市名称也是来自腓尼基语，意为“良港”。它又是西欧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如伦敦、巴黎、罗马等，要早上几百年。不过，里斯本的现貌，绝大部分是1755年大地震后重建的。

我们住的旅馆叫Americano，小小的，印象中大约有三四层，房间在最高一层，得像上灯塔那样爬旋转梯才能抵达。第一天扛着两箱行李抵达，也没服务生帮忙，累得我差一点岔气。帮忙订旅馆的当地友人说，这旅馆虽然简单，但视野最好，在阳台可俯瞰里斯本海港。一点也没错！只要放眼望去，霎时便会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仿佛海风已在脸上拂，海水已在舌尖润。

这也是《里斯本故事》经常出现的一景，看到这画面，就会想起圣母合唱团的歌《依然》（Ainda）：

有时候我说，有时候我学

有些是真理，有些是探索

友谊，冒险

抵达之人已远离更名

快乐，空虚，忧伤，幻想，渺茫

有些是真理，有些是探索

友谊，冒险

愈发远去的人

保留了爱，保留了希望

没有偏袒

依然，依然，依然……

里斯本，1996

阿戈什蒂纽

与内人聊天的，是摄影家阿戈什蒂纽·贡萨尔维斯（Agostinho Goncalves）及其友人。他在里斯本有个摄影工作室，且在市政府支持下经营一家小型摄影艺廊与摄影教室。他很喜欢《摄影家》杂志，曾经投稿，也向我介绍一些当地摄影家，只可惜作品都不够成熟。

在此多亏有阿戈什蒂纽。他不但订旅馆、接机、开车载着我们逛，还帮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对于该去哪里他很有主见，有天特地来到里斯本近郊的贝伦（BelEm），没带我们参观建于16世纪的圣哲罗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而是进到邻近的贝伦饼铺（Pasteis de BelEm）吃蛋挞，顺便欣赏墙壁上白底蓝描的瓷砖画。

原来，我们所谓的葡式蛋挞，正是这座修道院的修女发明的。时为18世纪，人们习惯拿蛋白浆衣，酒厂也喜用蛋白过滤朗姆等酒类。剩下的大量蛋黄弃之可惜，修道院便以之研创美食。于1837年开业的贝伦饼铺，除了蛋挞也做别的糕点，但绝大部分顾客都是冲着“贝伦挞”而来，生意好到门口从早到晚都有人排队。我们想叫咖啡，阿戈什蒂纽却说应该配红酒。香酥浓润的蛋挞端上来后，他得意地笑笑，拿起桌上的两只圆罐，厚厚撒上肉桂粉和糖粉。

我们当然也尝了他口中美味无比的“巴卡酪”—鳕鱼。阿戈什蒂纽说，这是他们的国菜，每位家庭主妇都至少会几十种鳕鱼食谱。葡萄牙产鳕鱼吗？不，都是从外国进口。这得从16世纪葡萄牙国力达到顶峰，北欧各穷国专门为他们捕鳕鱼、腌鳕鱼开始讲起……

老实说，被他们视为珍馐的腌鳕鱼，无论煎、烤，还是炖马铃薯、西红柿、蔬菜，都咸得我们猛喝水。今非昔比，葡萄牙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民对鳕鱼的钟爱，或许更像是缅怀那段辉煌的历史。

里斯本，1996

迷宫与庇护所

在里斯本逛，到哪儿耳边好像都会响起特雷莎·萨尔盖罗（Teresa Salgueiro）的歌声。后来明白，阿马利娅·罗德里格斯（AmAlia Rodrigues，1920—1999）才是葡萄牙的法朵皇后。这位了不起的女歌手纵横艺坛半个世纪，是将法朵推向国际的关键人物。她不但为后代重新定义、配置了法朵的表现疆域，还亲手撰写法朵可达到的境界，为法朵女歌手制定规则手册，地位至今无人可超越。

这城市的小巷弄最迷人，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除了纵深的透视感，还有上下落差的层次趣味。那光影的变化、那行人的远去前来，让每个平凡的角落都充满了情感。我常在街角等候，看着看着就痴了，仿佛身在小说中的某一页，头转个方向，就翻到了另一页。只要时间足够，故事可一直往下发展。

这对母女显然是刚去过市场，手中的一袋袋食材即将成为美味的晚餐，而温暖的家就在这鳞次栉比的老房之间。女儿直视前方，妈妈则自然而然地微微倾向宝贝，透露了心之所系。地势很陡，母女俩的步伐却轻松自如，踏在阶梯的每一步都仿佛按在钢琴的键盘上，奏着属于她们的旋律。

家家门户紧闭，阳台空无一人。窄巷前方挡着一堵墙，但九十度拐弯，就又是另一个天地。这里对游客而言是迷宫，对当地人来说，却是安全的庇护所。

里斯本，1996

『苏达谛』

老城区的旧公寓紧密连接，民宅多半是窄门小窗，想来室内空间也不大。小巷居民经常在门口闲话家常，石砌窄路仿佛家家户户的走廊，不是你走过来，就是我走过去。

葡萄牙的生活步调慢，住在这儿会感觉天天像放假，办任何事都得具备“像外科医师动手术”那样的耐心。整个社会不但守旧，阶级观念也十分强，可喜的是没有种族差别待遇。根据世界民族百科全书，葡萄牙人勇敢、顽强、耐力足，此种国民性的养成，从大航海时代就开始了。公元15世纪，他们的先祖远渡重洋，除了必须克服重重困难、适应各类气候环境，还要跟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平相处、交涉贸易。矛盾的是，他们同时又极易陷入天马行空的个人探索，在钻研问题时缺乏综合组织力，因此又被认为不擅思辨与论述。

我碰到的当地人虽不多，但个个随和热诚，只是看起来不怎么轻松愉快，街上的男男女女也很少露出笑容。这跟葡萄牙人专属的某种概念有关，那就是“苏达谛”（Saudade），它有“错过”“残存之爱”的味道，却不是乡愁，据说是全世界最难翻译的语词之一。它的意思是对某些已不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和事物怀有模糊却恒常的渴望。举凡消逝的童年、失去的爱情、往生的亲友、向往的远方或是已厌倦的一度热衷，都可用它来形容。

有意思的是，一位研究葡萄牙的外国学者表示，“苏达谛”并非积极的不满或强烈的哀伤，而是一种好逸恶劳的空想渴望。但无论如何，这种时时觉得少了什么的心灵状态，不但是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了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标记，文艺创作乃至生活小卡片都喜欢以此为主题。崇尚欧美的日本人，还于2011年拍了一部以其为名的电影。

我完全听不懂这四位妇女在聊些什么，或许只是丈夫儿女，柴米油盐酱醋茶。审视照片，我有些好奇，不晓得她们的心境是否“苏达谛”？

里斯本，1996

里斯本电车

没能坐上电车，还真有点遗憾。停留的那几天，友人特地借了辆崭新的轿车载我们，虽然也动过念头，但怎么也不好意思说，咱们何不搭电车？

里斯本的电车确实是奇观，木质车身饶富古趣，上半部是乳白色，下半部是鲜艳的黄，造型优雅，行驶起来却是横冲直撞。每位司机都是那么笃定而自信，哐当哐当地拉着警铃，在车轨上呼啸而过。一般观光客最熟悉的，就是在《里斯本故事》中出现过好几回的二十八号电车，其路线横跨市区，途经所有著名景点，冷不防从小巷窜出，又迅速消失于街角。经过特别窄的巷子，行人甚至会被逼得贴墙，外国游客看得心惊胆跳，本地人却见怪不怪。

里斯本在1873年就有了轨道车辆，早期用马拉，1901年改为电气，但约莫半个世纪后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全盛时期城中共有二十七条线路，如今只剩五条，吸引观光客的作用大于载本地民众爬坡。

几位市民在弯道等车，就这么个小小空间，不但电车交错而行，还有办法挤出停车位，让我看得啧啧称奇。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伸展空间小，人们的心灵活动才格外积极。

我请教友人，车厢外侧那排斗大的字是什么意思。答案令人莞尔—“阿司匹林助你消除头疼”。

里斯本，1996

地之尽头，海之开端

贝伦塔（Torre de BelEm）为里斯本地标，于1515至1519年间建成。楼高五层，精雕细琢，融合了哥特式与摩尔式的建筑语汇。当时的国王曼努尔积极发展海洋事业，因此塔上石雕包含缆绳、海草、珊瑚等海洋元素，甚至还有欧洲雕刻中从未出现过的犀牛。

我把相机调个头，不对准城堡，乃因想到葡萄牙诗人卡蒙斯（Luís de Camoes，1524—1580）形容祖国是“地之尽头，海之开端”。为了尽量把海的面积拍大，我还特地爬到塔内的较高位置。

葡萄牙王国建立于12世纪中期，崛起于三百年后，位于欧洲边陲的伊比利亚半岛西端。因受西班牙钳制，一直无法往陆地拓展，故从15世纪初开始，海洋探险成为国家政策。王室已注意到，隔着浩瀚无垠的海洋，有一片广阔无比的黑暗大陆。在举国上下的支持与援助下，子民们勇敢航向未知的世界。公元1498年，他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在占据香料群岛后，国力突飞猛进，人口大增，逐步建立了史上第一个全球殖民帝国。

“巴黎有铁塔，伦敦有大笨钟，纽约有自由女神，我们有贝伦塔。”友人自豪地表示。此塔邻近塔霍河（Tagus）入海口，坐落水中，以吊桥与岸上联系。一楼和二楼是水牢、炮台，三楼为将军住所，四楼、五楼则是瞭望台与灯塔。在那辉煌的年代，大西洋上的航海队伍看到罗卡角（Cabo da Roca）的灯塔，就知道家乡已近，而见到贝伦塔，就代表平安与财富正在里斯本等着他们。

那天光线剔透，海洋与天空比平常更蓝。阳光下的贝伦塔魅力无穷，每块砖、每座石雕都是黄金岁月的见证。造访里斯本虽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但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友人所说的话：“对我们而言，海是可以托付命运的父亲。”

贝伦塔，里斯本，1996

特拉萨

知道我想在《摄影家》杂志搞个“葡萄牙摄影专号”，杜老爹给了我一个名字和传真号码。住在波尔图（Porto）省的特拉萨·西扎（Terrasa Siza）回信简短，要我们到了里斯本再跟她联络。

那年头没互联网，能找到的葡萄牙信息不多，我不但不晓得西扎的来头，对波尔图也毫无概念。去之前，我与内人在中途的科英布拉（Coimbra）逗留一天一夜，再依特拉萨指示，搭火车到盖亚（Gaia）。时近正午，老车站的月台上几乎没什么人。一位矮胖的短发女士在出口处挥手，身上套着宽松衬衫、牛仔裤，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与摄影扯不上关系。

“你们一定累了，喝杯咖啡吧！”去了附近的小咖啡馆，饮料还没上，我已充分表达了想做专号的意愿，请她帮忙。她笑道：“你对我国摄影了解多少？”“完全空白，所以才会来。”她不置可否：“既然来了就先玩玩吧，我带你们去波尔图最美味的餐厅。”

上了那辆小小旧旧的雷诺五号，才知道她看起来像家庭主妇，开起车来却如猛少女，不但飞快，还经常在上下坡急转弯，吓得我们一句话都不敢说。终于抵达，却见大门深锁，餐馆老板度假去也！

“最好吃的去不了，那就去最美的！”老雷诺继续飞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手脚都已饿得发软，才在海边峭壁刹车停下。四周渺无人烟，重重叠叠的礁石之间露出一座不想张扬的建筑。悬崖上有座小教堂与之呼应，都是白墙红瓦，衬着蓝天碧海，真是说多美就有多美！

整个餐厅只有我们一桌，营业时间已过，侍者见到特拉萨却格外殷勤。到底吃了什么已毫无印象，只记得餐厅设计之妙让人沉醉。无论室内还是户外，建筑的线条、高低落差与色彩配置都既和谐又出格，仿佛是老天爷把它嵌在海岸风光里的。几面大玻璃窗框出一幅幅大自然的巨画；数不清的礁岩或昂然独矗，或谦逊地紧挨阶梯、墙壁。蓝天白云消长，碧海浪花四溅，景观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就是呆看半天也不会腻。

“这的确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餐厅，是谁设计的？”特拉萨淡淡一笑，说，“家兄阿尔瓦罗。”原来，葡萄牙国宝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竟是她哥哥，而波诺瓦茶室（Casa de Cha da Boa Nova）正是这位建筑宗师的代表作之一。

特拉萨·西扎，波尔图，1996

从人与环境着手的建筑师

离开波诺瓦茶室，沿海行车，经过一处与众不同的海滨浴场，特拉萨停车说：“这也是家兄的作品，要不要下车看看？”

阿尔瓦罗·西扎这个名字，我在很早以前就印象深刻。他的举世名作大多盖在家乡，风格以简单、优雅著称，建筑形状多为白色立方体。他还以协调建筑与环境的能力高超而闻名于世，事前规划精准而独具一格。生于1933年的他，对建筑这个行业的名言包括：

“建筑师没有发明什么，他们只是改造现实。”

“我坚信实践，没空像独来独往的天才那样，什么都一把抓。你需要各个层面的人。”

“我已不再将建筑视为特权的形式与材料。它是严格的学科标记；我认为，比较实际的方法是从人与环境方面的问题着手。”

这座位于大西洋边缘峭壁上的莱萨（Leca）游泳池，是西扎1966年的作品。在动手设计之前，他与工作伙伴严谨地分析了天气与潮汐、植物与岩层、公路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并尽量不入侵现有地形。儿童游泳池靠内陆，成人游泳池则延伸入海，三面由天然岩层围绕，并以混凝土砌成矮墙，使池面与海面平行，在人工与大自然之间，创造了无缝接轨的幻象。

虽然特地下车参观，但光是站在岸边没下泳池，无法确切体会它的功能。只见礁岩间的水泥墙在大自然的曲线间画出锐利的几何线条，艳阳照耀在刚硬的平面上，仿佛是自然与科技的光影对话。清水混凝土铺设的地面不但保留了原来的礁石，还让两者黏合，整个设计只有线与面，简洁而不雕琢，仿佛整个理念就是让人工巧思衬托自然之妙，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莱萨游泳池，波尔图，1996

无法征服的城市

我们在特拉萨家住了三天，其中一天自己探险。女主人开车载我们到波尔图最高点，让我们俯瞰城市与杜罗河（Douro）的关系，并给我们一份地图，上面用笔勾出了最热闹的三角地带。

面向大西洋的波尔图是葡国第二大城，名称即有“港口”之意，国名亦源于此。此城自古以来便商业繁荣，在举足轻重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还是备受仰靠的造船港。旧城与周围产酒区都已入列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地带有许多不朽的花岗岩罗马式建筑，葡萄牙其他主要城市则多为巴洛克式建筑。

独自行动反而轻松，也更能专心拍照。捧着相机与内人随兴溜达，走着走着，就被酒馆门上的广告牌吸引了。画中的男士表情飘渺，眼神带着质疑，仿佛手上那杯“津津喝”（Ginjinha）是促进思考的妙药。

波尔图人自古以顽强出名，19世纪初，法国入侵西班牙、葡萄牙，史上称为半岛战争。据记载，此城民众抵御拿破仑军队的力道，举国无有出其右者；也因为如此，王室盛赞其为“非常高贵，永远忠诚，无法被征服”，简称“无法征服的城市”。

至于“津津喝”，则是大众化的水果酒，由一位修士发明。有天他心血来潮，把酸樱桃放在平价白兰地酒中，再加水、糖与肉桂密封酿制，结果大受欢迎，而且放愈久愈好喝。许多葡萄牙家庭都会在特殊日子泡一大缸“津津喝”，慢慢享用许多年后，再传给下一代。市井酒馆以小玻璃杯计价，杯底放颗新鲜酸樱桃，再满满注入颜色有如红宝石的琼浆玉液。

经过酒馆，门口有位老绅士正好举杯，头上的巴拿马草帽跟广告里的人一模一样。

波尔图，1996

波尔图酒的家

按下快门时，我并不晓得已捕捉到了波尔图市的图腾。城区依山而建，街道巷弄散布着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酿酒厂。杜罗河中的这艘船，正是早年载运美酒的大功臣，圆滚滚的酒桶里，装的正是赫赫有名的波尔图酒（Port）。

早在公元前4世纪，此地就有人居住了。12世纪，葡萄牙王国成立，波尔图成为国家中心，商业区靠海，文化区则在较高处。由于冬暖夏凉，再加上雨量充足、土壤肥沃，此地盛产柑橘、橄榄，葡萄的质量更是好得没话说，酿酒业自古便相当发达。

波尔图酒的诞生与政治有关。法兰西不愿卖酒给英格兰，英国佬只好四处搜寻，终于在波尔图的杜罗河谷发现了一种甘醇顺口的葡萄酒，便于1703年与葡国王室签了合约。葡萄牙供应美酒，英国便助其对抗日益强大的西班牙，并定期提供高质量的纺织品。

双边贸易关系建立后，葡萄酒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在运输途中，水手们发现货仓温度过高，怕酒变质，便往酒桶里加白兰地。没想到葡萄酒不但没继续发酵，还保持了天然糖度，成为一种香味浓郁、酒精度较高的甜酒。

波尔图因波尔图酒而获“酒都”之名，城市的主要标志，除了河畔绵延数里的巨大酒窖，就是来来往往的运酒船。数百年来，杜罗河上游的大小酒厂及家庭作坊正是靠着这种古味十足的平底木船，将酿制好的美酒运往酒商处装瓶、贴标、入库。如今波尔图酒改用油罐车运输，酒船功能已转为展示或竞赛。

世人惯称波尔图为波尔图酒的家，虽然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国后来也生产此类葡萄酒，但严格来说，只有由种植在杜罗河谷的葡萄酿成，并于波尔图当地酿制、装瓶的才能称为波尔图酒。

它通常是甜的，英国人早期还当它是药酒。据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为了治疗痛风，从十四岁起就每天喝一瓶。他二十四岁当首相，因领导英国对抗法国而声名大噪，在位期间推行改革，培养出许多优秀政治家，被誉为英国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

不知道这跟从小勤喝波尔图酒有没有关系。

波尔图，1996

吃牛肚的人

这位年轻爸爸，是我在葡萄牙看到的最喜悦的人之一，见我拿相机，几度试着要婴儿朝向镜头，宝贝却不买账。葡国人家庭观念很强，举凡祖父母、教父母、叔伯、姑姨、甥舅、堂表都是日常关怀对象，即使长期在外工作、求学，也会经常打电话回家。

杜罗河流经波尔图，也流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河边的酒窖、仓库特别多，临时摊贩一字排开，与年代久远的餐厅、咖啡馆隔着主要道路对望。禁止车辆进入的部分港区，简直就像百姓家的后院。小孩窝在柱旁睡觉，老人闲坐在缆桩上聊天，脚踏车骑士与头顶大袋洋葱的女工悠然擦身而过。就是徒步扛着全猪的肉贩子，表情也毫不沉重。市容生气勃勃，民众步调却不急躁，就像宽广的杜罗河，安宁地顺势而流。

葡萄牙其他地区的人总爱说，波尔图是另一个国家，市民轻士重商、举止粗鲁，是“吃牛肚的人”。这当然是酸葡萄心理；波尔图有史以来便商业发达，外贸出口额占全国一半，除了造酒，纺织、渔业、软木加工、机械、化工以及炼油业也非常发达。全区的规划与发展向来由资产阶级与商贾主导，不像其他城市惯由贵族掌控。

至于嗜吃牛肚，也是有渊源的。1415年，葡国的北非远征军从波尔图出发，规定城内肉类必须上缴，以供舰队士兵食用。只能吃边肉、杂碎的当地居民，却因此而研发出许多特色美食，其中又以加了胡萝卜、洋葱、白豆、熏肠、培根的杂炖牛肚最具代表性。

问“吃牛肚的人”，他们会告诉你，波尔图可是全国的财经心脏。当地俗语最能反映民众的牢骚：“布拉加祈祷，科英布拉研究，波尔图干活儿，钱却进了里斯本荷包！”

波尔图码头，1996

物换星移

在波尔图城中走路，其实就是上山下山，再上山下山，沿途教堂特别多，几乎拐个弯就有一座，搞得我视觉疲劳，根本不想举相机。倒是这一座，让我不但停下脚步绕了一圈，还特地把相机的画面框好、焦距调好，站在特定位置，请内人帮忙按下快门。

我极少在景区留影，在此地却非拍不可，因为这个漩涡状的巨蟒栏杆，我在杜老爹的作品中看过。相片是他于1954年所拍：一个赤脚顽童蹲在蛇上，左手撑着膝盖，右手拄着兽口，浑身上下无一处干净，两眼却炯炯有神地凝视镜头，仿佛知道这张照片将会传世。

小孩的肢体语言与栏杆造型早就深印脑海，只是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会来到杜老爹年轻时的漫游之地，而且是在无意之间逛到的。物换星移，我留影的时刻，距离他按下快门的那一瞬已四十二载。又过了十七年，我才把这张影像放大。

为了搞清楚这是什么教堂，我把杜老爹的名作《伊比利亚之旅》（Voyage en Iberie）一书找出，无奈那张照片的图说也只是市名。内人花工夫上网比对，终于确认这是波尔图主教座堂（Sedo Porto），不仅为全市最老的建筑之一，也是葡萄牙境内十分重要的罗马式古迹。原始建筑完成于13世纪，14到17世纪之间陆续修建，又增添了巴洛克式、哥特式的建筑语汇。

细细审视，老爹那张照片中的小孩不止一个，另外还有四个隐藏在不同角落，各自露出污黑的小手、小脚、半个小脑袋。原来，我们自以为是的一切都有隐匿，因缘未到，便无法觉察真相。

波尔图主教座堂，波尔图，1996

扫心地

西扎氏的故居在波尔图大都会圈的马托西纽什（Matosinhos），此地人口不到五万，特拉萨与丈夫、女儿就住在这里。那天特拉萨要到市政府，我们便也跟去逛逛，趁她办事的时候四处走走。

城区氛围安宁，却是一年到头都有节庆，我们只是没能赶上。此外，当地的市集也闻名遐迩，摊位数以百计，应有尽有，从蔬果、海鲜、肉类、面包，到工具、摆件、服装、挂毯、陶器、珠宝，都找得到，而且价廉物美，是大波尔图民众最爱的采买之处。甚至庄稼汉也依然大老远地跑来交易产品、添购所需，然后与其他农民喝上两杯，聊聊作物，预测一下气候变化。

东逛西逛，走到主耶稣教堂（SantuArio do Bom Jesus de Matosinhos）。殿堂以花岗岩建成，盘踞在小山坡上俯瞰全镇，堂内的古基督木雕像非常著名，每年吸引众多海内外信徒前来朝圣。

教堂16世纪就存在了，现今呈现的是18世纪全面整修后的面貌。一位靠金矿致富的士绅门德斯罹患重病，发愿若能恢复健康，将倾其所有于马托西纽什建造圣殿。他果然逃过了死劫，并将财产及余生都奉献给教堂整建。被他从意大利请来的名家为建筑带来巴洛克风格，著名的真人大小雕像共计七十八座，矗立在墓园四周的十二先知像以鸡血石制成，栩栩如生。工程始于1757年，门德斯于八年后往生时，心愿尚未完全达成。

大概近期没有活动，教堂背面的庭院落叶四散，给人历史蒙尘的荒芜之感。所幸一位清洁工及时出现，恢复了灵修之地应有的庄严与清净。佛家说“扫地，扫心地”，不也就是提醒人们时时清除心灵尘垢吗？倘若放任习性，烦恼愈积愈多，只不过一阵微风，就会让自己灰头土脸。

主耶稣教堂，马托西纽什，1996

因缘不具足的摄影专辑

事情办完，特拉萨驱车前往超级市场采购，说晚上在家吃饭。印象最深的就是，餐后在起居室聊天，男主人表情神秘地从上铺软垫的小木箱里拿出一只黑黝黝的酒瓶，说那是上好的波尔图陈酿。软木塞一拔，果然浓香四溢！

男主人捧着水晶杯，深深吸气，抿一小口，陶醉地问依样画葫芦的我们：“察觉没？香草、蜜瓜、坚果、玫瑰……风味多细致，层次多丰富啊！”我们只有老实回答：“没尝出这么多名堂，但入口醇厚香甜，毫无刺鼻味，真是好喝透了！”

西扎家是个有资格被列为古迹的老宅第，古意盎然，但光线不佳，室内有点暮气沉沉的味道。然而，每当微风入室，薄薄的窗帘便突然扬起，仿佛捕捉、包裹了风的形体。阳光趁机涌入，扑到室内各个角落，好像在告诉我，每件家具的缝隙之间都封存着老故事，也滋长着新生命。

由于必须返回首都搭机离境，特拉萨夫妇于前一天开车送我们到里斯本，顺便迎接即将到访的萨尔加多。我们选在1836年创立的特林达迪啤酒馆（Cervejaria da Trindade）回请他们伉俪，宾主尽欢。

那也是我们在葡萄牙境内的最后的晚餐，最难忘的就是大虾面包杂烩（Acorda de Gambas）：撕碎的乡村面包浸在大蒜、香草、橄榄油、白葡萄酒及鱼骨焖煮的高汤里，再搁入鲜虾烫煮片刻，上桌前打颗生鸡蛋、撒上碎香菜。

在波尔图时，有天特拉萨指着一座古老的建筑说：“这儿从前是监狱，政府最近开始把它改造为摄影中心，传说我将会是负责人，但也还没确定。”

1997年，葡萄牙摄影中心（Centro Português de Fotografia）成立，特拉萨荣任负责人。她办了许多重要活动，直到该中心由里斯本方面派人接管，才于2007年退休。

1998年，特拉萨来信邀我和内人于法兰克福会面，无奈我们走不开，只好回信致歉，从此便断了音讯。合作人选够专业，出刊时间点也恰恰好，《摄影家》杂志的葡萄牙专辑却依然没做成。只能说是因缘不具足。

西扎府，马托西纽什，1996

葡国的文化首都

从里斯本到科英布拉的火车，沿路有些小站就像荒郊僻野中的候车亭，四周什么都没有。抵达目的地后，月台空荡荡的，除了我和内人，只有一位盲人。拄着拐杖的他看起来笃定安然，倒是我们虽然什么都瞧得见，却打从心底不踏实，无法预料这段旅程将把我们引往何处。

一切只因阿戈什蒂纽的一句话：“从里斯本去波尔图会经过科英布拉，你们不妨在那儿待一宿，跟我的朋友阿尔巴诺聊聊；他正在筹备一个摄影节。”联系之后，他帮忙订了旅馆，说阿尔巴诺会去找我们。

科英布拉位于葡萄牙中部，有文化首都之称，地位仅次于里斯本、波尔图，在1131到1255年是首都，有六位君主诞生于此。此城不但见证了王国的兴起，还是葡萄牙语的发祥地，在国际上却远不如里斯本有名。但听说过这座城市的人就必定知道，此地有座创立于1290年的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

捧着地图研究，发现住宿之处距离火车站只有二百米，我们便拖着行李边走边找，来到阿斯托利亚旅店（Hotel Astoria），不禁喜出望外！只不过是三星级的平价旅馆，却坐落于蒙德古（Mondego）河畔，大小适中、典雅可爱，家具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让人一进门就生好心情。

我们那间房还有阳台，推窗略移几步，就可俯瞰河流与市区。行李还没打开，先到阳台上感受一下河面吹来的清风，脑海顿时浮出电影里才看得到的场景。只不过，倚栏而立、令人羡艳的男女主角是我们夫妻。

科英布拉，1996

阿尔巴诺

与阿尔巴诺的会面，至今印象鲜明。为了不错过素未谋面的他，我与内人站在旅店大堂最醒目的位置。约定时间过了好一阵，一位黑衣黑裤、浓眉大眼的中年男子旋风般地出现，个子不高却气派十足，笔直地走过来跟我们握手，被胡须遮住大半的嘴巴一咧：“我是阿尔巴诺·达·席尔瓦·佩雷拉（Albano da Silva Pereira）！”然后头往大门方向一歪：“带你们去午餐！”

那时，世上重要摄影机构的负责人我也见过一些，但没遇过这样的典型，真像大明星，很难让人不多看他两眼。可惜我们不懂葡文，而他的英文又不怎么好，几个小时的相处，沟通并不顺畅。虽无法完全理解，却也可以明白，他的心愿是将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模式引进科英布拉。

整个会面过程中几乎都是阿尔巴诺在讲话，慷慨激昂地叙述自己办展览及摄影活动的经历。最有戏剧性的就是，有一回活动即将开幕，赞助单位却临时撤退，无计可施的他只有去赌场试试运气，并奇迹般地赢到了所需金额。“那天，我穿上黑色阿玛尼西装，再加上黑衬衫、黑领带。没错，只要穿上我的黑色阿玛尼，我就十赌九赢！”

这让我联想到，传奇的玛格南图片社在草创时期也经常缺钱。每当发不出薪水，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便兜着社里仅剩的一点钱，到赛马场赌它一把。英年早逝的卡帕大概想不到，他与布列松等人共同创办的这家图片社，日后会成为全球纪实摄影界的殿堂，不知多少人挤破了头想进去！

午餐后到他的办公室参观，那儿除了工作室，还有个小画廊及教学中心。虽然桌上乱得让人无法想象他如何做事，我却又不得不佩服他对摄影的热情与憧憬，内心感慨，即使在欧洲边陲之地，也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

阿尔巴诺从头到尾都没提合作，或是拿作品给我看。而依我的保守谨慎，想到与他共事，还真是有点怕怕的。终于看到他的作品，是在写这篇文章时上网找到的。一位又一位身材修长的土著静静地立在旷野之中，作品构图单纯，光线、影调细腻，给人祥和之感。

看来，阿尔巴诺在西非的马里共和国，一个跟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梦中的净土。

阿尔巴诺·达·席尔瓦·佩雷拉，科英布拉，1996

醒不过来的梦

无论如何，阿尔巴诺的慷慨都让我们心怀感激。初见面，他就开了老远的车带我们去吃饭，从内陆往西，直到海边。他开车仿佛赛车手，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不停地比画。口音浓重的英文一串接一串，我们虽听不太懂，却也不敢问，免得他分神……

一路提心吊胆，肚子也饿扁了，不明白为何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用餐。抵达目的地时已近两点，门面看来不像餐厅，当然也非住宅，屋内安安静静地摆着十来张用餐桌椅，却是半个客人也没有。我和内人有点不知所措，他老兄却大摇大摆地领着我们长驱直入，来到一个室内龙虾饲养池旁。

厨师闻风而来，阿尔巴诺跟他一番谈笑后，挑了三只特别健康的活龙虾，点了一瓶上好白酒，才领着我们在窗边安顿下来。偌大的空间未见装修心思，一点也引不起食欲。然而，我们却在这个料想不到的地方，与一位料想不到的人，体验了料想不到的一餐美味。

奇幻之事还不止于此。来餐厅的路上，沿途杂草丛生、一片空旷，看不到几辆车。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光秃秃的柏油路旁突然冒出一匹白马。我赶紧打断阿尔巴诺，请他立刻停车，好拍张照。环顾左右，没住宅，没湖畔，没树林。时间仿佛停止了，整个空间可以属于任何地方，却又不像所有的地方。白马像个迷途的旅者，而整个场景就像一个醒不过来的梦。

科英布拉，1996

文化先锋

离开阿尔巴诺的工作室时已近傍晚，我与内人在城内逛，拍下这张照片时，还不知道大有来头的科英布拉大学就在这座小公园的上方，只要再上一段山坡，就可进入校园了。

科英布拉大学成立于1290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且直到20世纪初都是葡国唯一的大学。城市的历史与学府发展密不可分，如今人们依然习惯称呼科英布拉为大学城，最重要的古迹也都是在大学里。国王若昂三世（Joan Ⅲ）在此就读时的房间至今仍然保留，只不过已被用来办公。

校内兴建于18世纪的若昂图书馆（Biblioteca Joanina）也是全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巴洛克式的建筑金碧辉煌，有全世界最美丽的图书馆之称。书架高达两层楼，几乎覆盖着馆内的每一面墙，木料镀金或漆绘各式各样富有异国情调的纹饰。

17世纪启蒙时代来临，许多葡萄牙学者前往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深造，学成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进入科英布拉大学任教或做研究。一批批精英不但把世上最先进的理论与思潮带给国人，彼此之间的思想激荡与交流也非常澎湃。当时，科英布拉大学就是文化先锋的代名词。明朝时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正是这所学府的毕业生。

我们在附近走了一下，绕回来时，见到这两位中年男士依旧悠闲地坐着，彼此也没聊天，只是各看各的报纸。大学城的文风可见一斑。

科英布拉，1996

平均年龄最轻的城市

这座城市一切古老，却是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城市，因为人口的三分之一强是学生，而且有非常多的外国学生，是葡萄牙境内最大的国际社群。来自全球的学子带来古灵精怪的活力，常见的把戏之一，就是学长整新生，要他们穿着学士袍伏地挺身、翻筋斗。

葡萄牙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活动，就是科英布拉大学学生会所组织的燃带节。这也是欧洲最大的学生庆典之一，节日从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五起持续八天，应届毕业生成群结队地把学士袍上的丝带扯下来，丢进火堆，每个学院的丝带颜色都不同。烧完丝带，他们便吆喝着聚集在校园中的老教堂，肩并肩地坐在12世纪建成的阶梯上，拨起琴弦唱法朵。节庆期间，精心筹划的音乐会、表演艺术连番上阵，把老城从里到外变得热闹非凡、活力四射。

最繁荣的就是下城区，吃的喝的看的都在这儿。我们边逛边找馆子，见这家餐厅的工作人员特别认真，断定他们的食物也差不了。到了用餐时间，餐厅门口果然大排长龙，我们等了半个多钟头才终于入座。餐厅摆设已有年头，桌椅是厚重的木头，顾客除了我们都是当地人。分量不少，所费不多，炖兔肉与红葡萄酒相得益彰，唇齿留香。

酒足饭饱，意犹未尽，逛书店时又买了本葡萄牙食谱。回家后，我学会了葡式蛋白酥，把蛋白打到蓬松，轻轻拌入细砂糖、香草精，再用蛋糕模一层层地与消化饼干碎屑相叠，放入冷冻库。上桌前去模、分切，朋友们没有不爱的。

科英布拉，1996

就像看了一场电影

我们是9月初去的，还没开学的科英布拉显得有些寂寥。可以想象，等学生蜂拥而至，就会随处是歌声、笑语，以及如香槟酒般的清新气息了。据说有些餐厅无论平时还是周末，都有爵士、民谣或法朵演唱。

有葡萄牙悲歌之称的法朵，分为里斯本派与科英布拉派，前者热情奔放，较为世人熟知，后者与其大相径庭，要精致得多，有校园法朵之称，只能由男性唱诵，而且必须以葡国吉他或古典吉他伴奏。

传统科英布拉法朵在晚间十点以后进行，歌手与音乐家均着学院黑长袍、披肩，在夜色中于广场或街道发声，主题包括学生之爱、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之爱，或是批判保守派教授，讽刺他们老掉牙的纪律与课程。

我在科英布拉买的法朵CD旋律文雅，较像吟诗，相信几百年前的法朵就是这样的。好听是好听，但不懂歌词，也无法理解歌手想要表达的灵魂之音。就像这张照片中的场景，海天茫茫，男子踽踽独行，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我造访葡萄牙半个月的整体印象。真真假假、如梦似幻，所有的人、事、物明明在那儿，却始终没让人感觉真切，就像看了一场耐人寻味的电影。一切都得从维姆·文德斯的《里斯本故事》开始讲起。

科英布拉，1996

捷克

追忆帕维尔·什特哈

在《摄影家》杂志第16期（1994年10月）刊登帕维尔·什特哈（Pavel Stecha）的作品时，捷克与斯洛伐克分裂一年多。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强烈好奇心的原因，除了帕维尔所拍的景象，还有布拉热克（Bohuslav Blazek）为他写的介绍文。

“什特哈是位不折不扣的捷克摄影家，作品让人对他的祖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些照片不但展现了波希米亚的真面目，也显示捷克人自己如何看待这个地方。波希米亚是个地震绝对震不倒房屋的地方，雅致妩媚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每一种怜悯都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嘲弄。波希米亚这个地方的人喝酒不是为了一醉，而是为了讲令人捧腹的笑话。

“捷克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判断自己目前这个样子到底对不对。正因他们是一个视觉听觉并重的民族，才有办法透过摄影来提出这个问题。帕维尔·什特哈并不怀疑捷克人的特性，对这一点既不毁谤也不尝试重塑；对别人不敢触及的部分，他却详加描绘。”

1995年7月，我与内人终于踏上布拉格。在大学教书的帕维尔非常热心地带我们拜会各摄影团体，若不是他，《摄影家》杂志无法推出“当代捷克摄影专号”。他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位捷克人，非常务实，从不大惊小怪。

听说他家有游泳池，去切尔诺希采（CernoSice）那天我们兴致勃勃地带上了游泳衣。小镇距布拉格五公里，原为农业区，19世纪与布拉格之间的铁路开通后，农田上盖起了一栋栋的别墅与度假小屋。

帕维尔的家朴实如农舍，后院疏疏落落地长着矮矮的果树，生着其貌不扬的小苹果小梨。见我们东张西望，帕维尔便领我们来到一个大澡缸前，说：“我每天都在这儿游一个钟头。”我们坚决不信，他便进屋换泳裤，当场示范。

原来，澡缸里藏了马达，一按开关就会制造强劲水流，把游泳的人往后冲。帕维尔蛙式、自由式轮着来，无论游得多卖力都还在原处，就像水上版的松鼠跑滚笼，真是够滑稽。我们蹲在旁边看了二十来分钟，直到帕维尔好不得意地站起来，劝我们也试试。“看这设计多合理，既省水又不占空间，而且运动效果比一般游泳池好多了！”

帕维尔·什特哈那年五十出头，十分健朗，不料才六十岁就因病往生。得知消息的那一瞬间，脑海浮起他那经常带着点挖苦与无奈的笑容。他是捷克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的好友与指定摄影师，可我们在布拉格一星期，从没听他提过这些。

帕维尔·什特哈，布拉格，1995

母亲河的怀抱

布拉格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是世上古迹保存最好的城市之一。之所以有“金都”之称，是因城内遍布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的建筑，每当夕阳西下，鳞次栉比的塔楼便被映得金光闪闪。

建城至今虽然才一千多年，但在旧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居住了。公元前200年，一支叫作博伊（Boii）的凯尔特（Celtic）部落来此屯垦，将地域命名为波希米亚。在下一段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日耳曼人赶走了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又趁日耳曼人往多瑙河沿岸扩迁时占据了这片土地，建立斯拉夫王国。

伏尔塔瓦河（Vltava）缓缓流动，穿城而过，像一条长长的翡翠丝带，把布拉格分为两个部分，左岸有世上最大的城堡—布拉格城堡（Prazsky hrad），右岸则是旧城区，布满古典建筑。它是捷克最长的河流，也是民族摇篮，而远从亚洲来的我们，每晚就睡在母亲河的怀抱里。

帕维尔帮我们订的旅店很有意思，是间叫作阿尔巴特罗（Botel Albatros）的船屋，到查理大桥（Charles Bridge）或旧城区都只需步行十来分钟，再方便不过了！那个年代布拉格车辆不多，我站在衔接船屋和地面的小桥上取景，马路又宽又大，十来分钟却只有一辆轿车经过。

船屋简单干净，四壁为木制嵌板，船舱小小的，两张单人床之间摆个小书桌也就没什么空间了。服务不殷勤，每天除了供应热开水，一切自助；毛巾、床单不主动更换。可是，有几家旅馆能让人在温柔晃动的床上夜夜好眠，而且一睁眼就能看到美丽的天鹅？

窗框是椭圆形的，檐下即是平静安详的河面。清晨时分，天鹅无声无息地漂过，距离我们只有一两米，优雅得令人屏息。恍然间感觉船屋在动，其实动的是天鹅。

布拉格，1995

查理大桥上的恋人

捷克曾经与观光绝缘四十年之久，上世纪90年代几乎是一夕之间便从欧美各地拥入大量游客。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万观光客，借着十几座在不同时期建造的桥梁来往于两岸，其中最拥挤的就是查理大桥。

桥长六百二十一米、宽十米，从白天到傍晚，桥上的小摊位几乎三五步就有一个，而且个个有趣，吸引游客来了又来，我们也几乎天天报到。一位年轻人把脚踏车推到桥边停下，搁在后座的木箱打开来，就成了一层层的照片展示格，其中不但有老照片，也有他自己拍的新照片。每张照片都小小的，尺寸从3×5到10×12不等。我买了一张他自己冲放的作品，所费不多，却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查理大桥盖了几十年，才终于在15世纪初完成。坚固的桥身以波希米亚砂岩建造，在黏合石块的灰浆中还加了鸡蛋。由于鸡蛋需求量庞大，所有乡镇都必须依令上缴。某村老百姓格外周到，特地把几十车的鸡蛋先煮熟了再送来。结果，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这件事还被布拉格人当笑话传述。

大桥直到19世纪中叶都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途径，两端共有三座桥塔，靠近旧城区的那座被视为全球最令人赞叹的哥特式建筑之一。桥栏上的三十座雕塑则多为巴洛克风格，竖立于1700年左右。

刚去的两天不免感叹，除了酒店、餐馆、商店，简直就看不到几个当地人。可后来发现，只要起得够早，最热闹的地方也有宁静之美。一位银发绅士带着爱犬在桥上散步，靠着栏杆歇息。一对恋人相偎相依，分别时拥抱亲吻，仿佛吻得愈久，就会愈早重聚。狗看着情侣，绅士看着我，施洗者约翰则是看着路过的每个人，一一给予祝福。

查理大桥，布拉格，1995

寒鸦

20世纪末，台湾还没文创产业这个名词，但布拉格的卡夫卡（Franz Kafka）故居就有这个意思。地点在黄金巷，那是一条很短的石板街道，很容易错过，可只要留心找到二十二号，进入那道普普通通的门，就会发现小空间里充满了卡夫卡。

这就是全球卡夫卡迷的朝圣之处，除了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各种版本的卡夫卡作品集，印着他肖像的海报、笔记本、明信片、马克杯，还有邻近这一带的早年街景与生活素描。

“卡夫卡”在捷克文中的意思是“寒鸦”，他父亲开的铺子就是以寒鸦作为店徽。这种禽鸟在各国文化当中或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暗沉的形象倒是与卡夫卡作品意象吻合。喜欢文学的人大概都迷过卡夫卡。我在高中刚接触西方文学时，就把他的几本代表作都找来看了，可看完便再也不想重读。对我而言，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像被一股魔力吸进一个不可思议的危险世界，无法抗拒地一直往下看，随着他探险。终于看完，就好像从噩梦中醒过来，喘口大气，避免再做同样的梦。

1924年，卡夫卡因肺结核而往生，得年四十。虽然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遗言，希望将所有手稿销毁，但他的好友布罗德（Max Brod）却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替他整理、出版遗稿，甚至立传。半个世纪后，德国联邦政府编列预算，邀揽来自世界各国的德语文学专家，依照当代学术标准来编辑他的小说、书信及遗稿，由菲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陆续出版。

攻读法律、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卡夫卡利用闲暇时间写小说和短篇故事，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也没怎么受到重视。他离开人世后却对后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大启发了加缪、萨特等人，被冠以“现代文学之父”的称呼。

纵使卡夫卡有如此丰富、奇诡的想象力，生前也想不出这样的人生剧本。

卡夫卡故居，布拉格，1995

这才是布拉格

最能代表布拉格品位的，我认为还是古典音乐。莫扎特（Mozart）、斯美塔那（Smetana）、德沃夏克（Dvorak）等重要音乐家都曾活跃于此城，包括《唐璜》（Don Giovanni）等多部著名歌剧的首演也是在布拉格。

1995年的布拉格，给人的印象就是完全沦陷于观光人潮，才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就被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紧紧掐住了脖子。街头巷尾看不出当地人的生活情调，餐厅、咖啡馆播放的也多半是与世界潮流同步的摇滚乐或流行歌曲，听不到古典音乐。

有一天四处闲逛，依稀听到乐音悠扬，循声而去，清冷的街角竟有位乐师在演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Cello Suites）。空气燥热，马路坑坑洼洼，堆着砂石，他却始终低着头、合着眼，神游在那遥远的年代，从手指流淌而出的音符，仿佛能抚平世间一切的粗粝。来往的人不多，停下来听的人更少；我和内人驻足欣赏了好一会儿，怀着敬意在空空的琴匣里放上赏金，轻巧地离去。

街头艺人就这么高明，岂能不去欣赏一下专业演出？打听到有些老教堂专门举办音乐会，我们便在星期六晚上九点、星期天下午五点半各听了一场。入场券我如今仍然保留着，每张三百克朗，外加一成税金。

圣西蒙与犹大教堂（Church of Saint Simon and Jude）是德沃夏克弦乐四重奏以及双钢琴演奏；镜子教堂（Mirror Chapel）是巴洛克音乐，担纲的是布拉格室内乐团（Prague Chamber Orchestra），使用的乐器都是巴洛克时期制造的。

真是令人难忘的飨宴，音乐会结束后，感觉整个胸膛都涨满了幸福。拿起教堂门口摆的音乐会宣传单，发现光是7月就有十来场。虽然无法一一聆听，但起码可以把那张白底蓝字的节目表带回家做纪念。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布拉格啊！

布拉格，1995

达妮埃拉与弗拉迪米尔

什特哈领我们去活跃的摄影场所，除了国际瞩目的布拉格摄影之家（Prague House of Photography），还在一个展览开幕酒会上见到许多当地摄影家。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装置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 in Prague）的典藏室看到数量和质量都令人叹为观止的弗朗齐歇克·德尔季克（FrantiSek Drtikol）与约瑟夫·苏德克（Josef Sudek）的原作。这座博物馆的摄影部门创立人就是鼎鼎有名的安娜·法罗娃（Anna Farova），可惜当时年近七十岁的她隐居乡下，无缘见面。

但什特哈介绍我们认识了弗拉迪米尔·雷米斯（Vladimir Remes）和达妮埃拉·姆拉兹科娃（Daniela Mra zkova）。我拥有这对夫妻合著的几本书，对他们挑选摄影作品的独到眼光与图片编辑功力十分钦佩。同在出版领域辛苦经营，特别能体会彼此的酸甜苦辣，虽然文化背景不同，聊天也必在中文、英文、捷克文之间翻译来翻译去，沟通起来距离感却不大。相谈甚欢，我当场便请他们帮《摄影家》杂志组织“当代捷克摄影专号”。

和我一样不会英语的弗拉迪米尔比较沉默，几乎全由妻子代言。他俩有着《早期的苏维埃摄影家》（Early Soviet Photographers）、《另一个俄罗斯》（Another Russia）、《照片》（Photographes）等书，且曾是全球最大的俄文摄影期刊编辑。达妮埃拉回忆，在杂志的黄金年代，那本刊物受欢迎的程度令现在的人无法想象。有一回，刚出炉的杂志从捷克运往苏联，竟然在中途被人从火车上劫走。印象深刻的还有，他们拥有当代摄影史很重要的史料—寇德卡的《吉卜赛人》样书初稿。那个版本因故从未印行。

《摄影家》杂志的“当代捷克摄影专号”出刊后，达妮埃拉来信表达了对美编及印刷质量的高度赞赏，之后彼此便断了联系。2005年，她写的《扬·索德克》（Jan Saudek）出版，为后人研究这位印刷工人出身、备受争议却影响极大的捷克摄影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达妮埃拉与弗拉迪米尔，布拉格，1995

生命承受的重与轻

布拉格的任何一条小巷弄的建筑外貌都多样别致，光影变化十分迷人，让人感觉随时都有故事在发生。那天见到一位穿着宽大衬衫、手里捧着几本书的妙龄女子匆忙经过，令我联想到根据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NesnesitelnA lehkost bytí）改编的电影场景。那件衬衫应该是她爱人的，或许经过一夜缠绵，直到日上竿头她才苏醒，正赶着去上课呢！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昆德拉从小学音乐，考入查理大学文学院后，又去布拉格电影学院学电影。和许多艺术家、作家一样，他在参加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后，被入侵的苏联政府列入黑名单，作品全部被禁，不得不于1975年流亡法国。在那个时期，捷克大约有十万知识分子、学者精英、音乐家、艺术家被迫迁往国外。

捷克学者向来在社会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还被民众推举为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从1993年当到2003年。他在晚年曾经慨叹：“有时实在怀念过去知识分子强而有力的声音，他们受到群众尊崇。在自由社会，艺术不再扮演政治代言者的角色，虽然依旧不断推陈出新，但格局看起来小多了。”

从镜头看去，身材婀娜的这位女郎充满了朝气。不知她有没有想过，能在历史悠久的石板路上步步轻盈，是因为上一代承受了太多的重担。

布拉格，1995

约瑟夫城的犹太教士

克朗花完了，我们在外币兑换处门口商量着要换多少美金旅行支票，一位犹太教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教服笔挺、皮鞋光亮，全身上下一尘不染，深锁的眉头却透露了内心的不安与焦虑。

捷克历史已有上千年，血泪斑斑，充满了老百姓因政教纠葛而被迫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因为如此，今日的捷克人对宗教格外疏离、冷漠，近六成的人民为无神论者，远远超过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加起来的总数。城内多座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教堂，如今最大的功能不是望弥撒、做礼拜，而是用来举办演奏会，音响效果特佳。

犹太区的居民却依然固守着他们的宗教与传统。布拉格早在10世纪便有犹太人定居，1096年犹太人遭到屠杀，使他们不得不集中居住，以围墙和其他街道、小区隔离，并逐步取得自治的权利。1781年，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下宽容令，准许犹太人住在教区以外。为了纪念这位皇帝，犹太区于1850年被命名为约瑟夫城（Josefov）。

1893年到1913年之间，布拉格模仿巴黎进行城市改造，将该区大部分建筑拆除，只剩六座犹太会堂、老墓园、老市政厅。纳粹德国占领布拉格后大肆屠杀犹太人，战前布拉格约有五万犹太人，战后仅存八百人。所有人都以为约瑟夫城将被毁，不想它却因纳粹成立“已灭绝的种族博物馆”而得以保存。纳粹自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的一百五十三个犹太区搜刮来四万种文物、十万本书，如今都在此陈列。

约瑟夫城距离卡夫卡广场只有几分钟路程，是全世界犹太人的朝圣之地，也是外国游客了解犹太文化的热门去处。哪儿都有门票，想照相还得买照相票。我虽然该去的地方都去了，照片也拍了不少，但只能挑一张来代表时，我选了这张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约瑟夫城，布拉格，1995

匈牙利

匈牙利让世人了解匈牙利的摄影家

会去布达佩斯，是想看看有无可能在《摄影家》杂志推出一期“匈牙利摄影专号”。摄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安德烈·柯特兹、马丁·蒙卡奇（Martin MunkAcsi）、罗伯特·卡帕、布拉塞都是匈牙利人，但除了这些大师，世人对这个国家的摄影表现所知不多。

布拉格友人给了我一个名字—彼得·寇宁斯（Peter Korniss），说他除了是非常优秀的报道摄影家，跟国际影坛也有良好联系，身兼颇具威望的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荷兰世界新闻摄影顾问。

1995年7月底，阳光遍洒布达佩斯，我和老伴造访寇宁斯位于市区的公寓。热诚爽朗的他将我们迎进书房，在最亮的角落坐下，亲切询问能帮什么忙。1937年诞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他，1949年随家人移民邻国匈牙利，从此扎根布达佩斯。学会摄影后，在一家杂志从摄影记者干到艺术总监，于1975年出版的《天上的新郎：匈牙利民俗风情》（Heaven's Bridegroom: Hungarian Folk Customs）摄影集，在亚马逊的售价一度达一千美金。他的其他代表作还有在三十年间对家乡的记录—《特兰西瓦尼亚：一个传统农民世界的消失》（Inventory: Transylvanian Pictures, 1967—1998）。

“乡村传统在这片土地延续了很长时间，且因罗匈两国乡镇的互动关系而更为丰富。对我来说，无论从摄影师，还是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用相机保存这些地区的生活与民风都是很重要的。”

《摄影家》杂志的“匈牙利摄影专号”于1997年8月顺利推出，寇宁斯居中引介，功不可没。所有制版材料通过一家国际快递公司寄还，谁知竟遭遇航班失事。十一位摄影家原作全毁，该公司却当文件处理，赔偿金额少得不像话！

我惴惴不安地告知寇宁斯，直到接获回音，心中大石才落下来。他一如既往的利落，来了封短信：“我把快递公司的信件贴在摄影协会布告栏上，大家看了都谅解，并要我感谢你把他们的作品印得这么好，让世人了解匈牙利的摄影家！”

摄影家彼得·寇宁斯于家中书房，布达佩斯，1995

古堡与火炉的合并

我们去匈牙利的那年观光客还不多，任何地方几乎都看不到英文标识。街上十分安静，商店陈设简单，老百姓的衣着也相当朴实。寇宁斯找了一位英语流利的摄影教师多丽·克拉拉（Tory Klara）陪我们走访名胜古迹，记得她特别客气，时间到了就告辞，总不让我们请吃饭。

布达佩斯是隔多瑙河相对的两座城市，西岸是布达（Buda），东岸是佩斯（Pest），于1873年才合并。在此之前，人们惯称这座“多瑙河上的明珠”为佩斯－布达（Pest-Buda）。布达拥有城堡、古迹，从前为匈牙利王国首都，现在是总统府所在地。佩斯两字源于斯拉夫语的“火炉”，古时候的人说老天爷在此地烧窑，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温泉。

那次旅行留下的单据显示，我们坐了缆车、到过渔人堡（Halaszbastya）、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Budapesti Torteneti Múzeum），还在维加多歌剧院（Vigadó）欣赏过音乐会。怪的是，老伴与我不约而同，都对这些地方没什么印象。探究原因，可能是上一站的布拉格太令人难忘，把布达佩斯给覆盖了。但无论如何都该感谢克拉拉，从七八张淡紫色的票根来看，我们还搭过几趟公交车。

语言一窍不通，在旅馆看到几页粗纸印刷的浅蓝色目录，还以为是各地的音乐会场次，无限爱惜地拿了一份做纪念。薄册一放二十年，找出来上谷歌翻译才恍然大悟—那是各温泉浴场的开放时间与价目表！再度翻阅，不禁失笑。

布达佩斯街景，1995

十三号板车上的梦

忘了是火车站月台还是百货公司附近，这位搬运工人在吃饭家伙上小歇的景象，让我看到柯特兹镜头下的布达佩斯。大师在银行上班时，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捧着相机四处捕捉市井生活，作品透露的关怀，让人看了既温暖又心酸。

1847年，匈牙利的民族英雄、爱国诗人山多尔·裴多菲（Sandor Petofi，1823—1849）在一首诗中如此描绘国人特质：

我是一个匈牙利人，本性严肃，

有如小提琴的较低音调。

微笑也许流转唇角，

但从不立刻开怀畅笑。

眼里绽放最大喜乐，

常与无声泪珠相依伴。

所有悲哀我都耐心背负，

但永不，永不渴盼同情！

加个又脏又旧的椅垫，这台满是污渍的十三号板车便成了温床。工人的衣物略嫌单薄，不知是等不到工作，还是已操劳到困乏，一手护着胸口，一手抚着腹部，沉沉入睡。除了一身力气，所拥有的就是车轮旁的那只塑料罐，里面所剩不多的液体，是机油还是饮料？广告招贴里的白领阶层提着公文包，个个衣着考究、自信满满。或许在工人的梦境里，自己也是其中一位？

布达佩斯，1995

无所不在的乐师

在这个城市，无论到哪个大餐厅或露天咖啡座，只要一坐下，就会有乐队靠过来，极其卖力地为你演奏，一首接一首，持续二十分钟是常事。随着旋律，小提琴手一晃一晃地挨近，露出最迷人的微笑，用眼神不断提醒你，指板下夹的小费可都是美金哪！

很难不打赏，因为乐师的技巧都好极了，萨拉萨特的《流浪者之歌》、巴尔托克（Bartók）的舞蹈组曲都奏得非常流畅，就是现点曲目也很少被难倒。问题是，起初还觉得挺浪漫，有助于开胃，但次数多了便不堪其扰，除非掏钱打赏，想安静一会儿都不成！

这些无所不在的乐师都是吉卜赛人，事实上，匈牙利音乐常常有吉卜赛旋律的痕迹。像他们这样的水平，幸运之神一旦降临，或许就可成为闪闪发亮的巨星。已经红了好多年的拉卡托斯（Roby Lakatos）也曾在类似场合讨生活，受到国外唱片经纪人的赏识，很快就名扬世界。布达佩斯的优秀乐师不少，但能出那么多专辑的，目前只有拉卡托斯。

一般乐师的程度都这么高了，岂能不去音乐厅体验一下正式演出？为此，我们特地去欣赏了一场轻歌剧交响乐。节目单还在，担任演奏的是布达佩斯莱哈尔乐团，曲目包括弗朗兹·雷哈尔（Franz Lehar）、施特劳斯（Strauss）、卡尔曼（Kalman）等人的作品。

音乐会的聆听经验如今已淡忘，现在想到布达佩斯，就会记起餐厅乐师的手指在指板滑动，弓在弦上飞舞出一波又一波的激情颤音。

布达佩斯某餐馆，1995

误打误撞进盖勒特酒店

那天深夜由布拉格抵达布达佩斯，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在位于布达的旅馆附近逛了一上午，决定跨越多瑙河，到对岸佩斯找个地方吃中饭。河畔的老建筑不少，边走边欣赏，见回廊下有家感觉不错的餐厅，偕老伴欣然入座。

环境相当气派，菜单价格却不高，放心请侍者推荐。至于吃了什么，当初留下来的账单可是记得清清楚楚：鱼子酱、鲤鱼汤、浓郁的蔬菜炖牛肉、红椒烤全鱼，还有红葡萄酒、布丁、浓缩咖啡、卡布奇诺咖啡。收款机打出来的信息，就连点餐时刻也有：1995年7月28日12点43分。

酒足饭饱，拐进大厅瞧瞧，发现这家盖勒特（GellErt）酒店不但室外有游泳池，室内也有游泳池。墙壁、石柱、栏杆无不精雕细琢，古典马赛克图案让人目不暇接。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休闲生活汇于一堂，不下池体验可是罪过！视野开阔，玻璃屋顶挑高十来米，水质极清极澈、温度恰到好处，真是身心舒畅！

匈牙利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有地热资源，布达佩斯温泉更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矿泉水温泉。此地在罗马时期即有温泉浴场，如今留下的古浴池多半是奥斯曼时期的土耳其人所建。盖勒特酒店是历史最悠久的，天然热泉已在这儿涓涓不断地冒了两千多年。

后来才知道，我们误打误撞进了布达佩斯的顶尖名流休闲所。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钢琴家鲁宾斯坦（Rubinstein）、大导演维斯康提（Visconti）都来住过盖勒特。1937年，荷兰的朱利安娜女王（Queen Juliana）还于此度过她的新婚之夜。

租泳衣、浴袍时，经过几道冒出热气的门，服务生指手画脚地表示，里面的温泉池有按摩服务。在布达佩斯，泡温泉的确是全民运动，从贵族到一般百姓，艺术家、作家、政治家都常在池边出没，既能休闲、养生，又能会友、洽商。所以说，匈牙利的历史跟浴场脱不了关系，那些新思潮、新运动，就是靠一池热水酝酿、发酵、加温的。

盖勒特酒店游泳池，布达佩斯，1995

见证动荡的马蒂亚斯教堂

布达的城堡区起建于13世纪，连同多瑙河畔的景观，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该区除了布达城堡，最著名的便是位于中心的马蒂亚斯教堂（Matthias Church）。教堂原名圣母马利亚教堂（The Church of Mary），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于1458年至1470年扩建了教堂，并在这儿举行过两次大婚，后来教堂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之后的多位国王也于此举行加冕典礼。

马蒂亚斯是能君，对外善于合纵联盟、征战拓疆，对内筹措巨资发展艺术、美化城堡与教堂。匈牙利人素来简朴，对这些惊人的支出颇有微词，认为过分奢侈，但马蒂亚斯的确为这个国家留下不少文学艺术的瑰宝。在他统治期间，匈牙利北部（该地区现归属于斯洛伐克）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艺术文化中心。

马蒂亚斯去世后，奥斯曼土耳其军攻打匈牙利，于1526年开始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统治。直到1686年，匈牙利人才终于夺回布达。传说在那场决定性的战役中，马蒂亚斯教堂的一面墙被炮火轰塌，藏于墙后的圣母雕像因而在一群穆斯林面前显现。守军士气瓦解，此城当天便被攻破。

接下来，匈牙利人历经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两百年统治、奥匈帝国的黄金时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解体。马蒂亚斯教堂见证了匈牙利的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但遭严重破坏，还被德国及苏联军队用来扎营。

1950年至1970年，匈牙利政府花二十年修复教堂，但它如今的样貌，是2006年至2013年斥资94亿福林彻底整修而成的。

马蒂亚斯大教堂，布达佩斯，1995

匈牙利精神的象征

这座英雄广场的千年纪念碑，我在没来布达佩斯之前，就于许多影片中见过。印象最深的，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把此地当背景，用摇滚节奏将历史、文化化为时尚的陪衬。

一般认为马扎尔人（Magyarok）即匈牙利人，“匈牙利”的意思是“十个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阿帕德（ArpAd）领导马扎尔人来此屯垦，于9世纪末开始对欧洲发动一系列毁灭性的侵袭，现今意大利及德国的一部分均曾被其大军洗劫。将匈牙利建立为国家的，则是伊什特万国王（IstvAn，975—1038）。他立天主教为国教，并发展国家行政结构，为匈牙利的繁荣盛景奠定了良好基础。

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匈牙利的历史并不算长，政局复杂，生存在东欧、西欧与巴尔干半岛的夹缝中，随着历史潮流而兴衰。匈牙利一度拥有无限财富，版图从亚得里亚海伸展到黑海，甚至北到波罗的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五分之三国土被分配给罗马尼亚、捷克与南斯拉夫，三分之二的人口因而流失。

环境压力使匈牙利人形成流浪散居的状态。据统计，有百分之三十的匈牙利人生于异邦、死于异邦，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匈牙利的历史充满创伤与动荡，人民却依然保存着友善、忍耐与听天由命的精神。

这座纪念碑建于1896年，作为马扎尔人征服斯土一千年的纪念。各部族首领、匈牙利历史名人由16米高的圆柱间隔，围绕着天使长加百列，俯瞰遍布广场的观光客。

拍这张照片时，两位踢正步的士兵动作整齐一致，分毫不差，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有四只脚的人。按快门时，迈克尔·杰克逊的《颤栗》又浮上脑海。

英雄广场，布达佩斯，1995

神话与现实

在街角看到一只可爱的独角兽，刻得像匹小马，却不是玩具，外貌很新，却没人管，独自倚在细细的交通信号杆上。或许主人把它暂时放在这儿去办事，待会儿再来带它回家？在只有车没有人的巷口，这只独角兽的存在仿佛一种暗示，让人充满遐想。

独角兽代表高贵与纯洁，据说在希伯来人的《旧约圣经》中，就曾提过“长了一只角的马”。公元前398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在书中写道：“独角兽生活在印度，是一种野驴，身材与马差不多大小，甚至更大。身体雪白，头部呈深红色，有一双深蓝的眼睛，前额正中长出一只角，约有半米长。”印度文书也记载，独角兽比羊大一点，其角具解毒作用。

在中世纪的欧洲神话中，独角兽被描写为单纯、善良的生物，对人类十分友好，平时自由自在地徜徉于山林野外，可是闻到少女的体香，便会不由自主地靠近，浑然不知自己正步步迈向圈套。纯真少女露出野蛮面目，残忍地斩下独角兽的角。失去一切魔力后，灵兽只能听任猎人无情宰杀。据说，独角兽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17世纪末。由于人类的贪婪，它被大肆捕捉，彻底灭绝。

1989年后，匈牙利同大多数东欧国家一样，过渡到市场自由化，举国经济开始起飞。然而，资本主义的神话也有破灭之时，2007年以降，匈牙利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济迅速衰退，灾情严重，直到现在依旧不乐观。

想看看这只独角兽到底属于谁，可是等了又等，始终不见人来。难道它是不小心从神话世界坠落，迷失在现实的街头？天气愈来愈热，我只好按下快门，继续旅程。在世界各地穿梭行走的我，是否也会在回忆中迷路？

布达佩斯街头，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