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21

朱明王朝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明王朝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12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5474-1

Ⅰ.①朱… Ⅱ.①易… Ⅲ.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1137号

易中天中华史

朱明王朝

易中天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装帧设计 朱镜霖

插画 方佳翮 祝牙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 122 字

印张 7

印数 1-40,000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474-1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l第一章r
太祖改制

杀意因何而起

朱元璋称帝二十三年后，李善长被杀。

李善长可不是等闲之辈。早在朱元璋参军一年，还只是起义军中一名小将时，两人就结为生死之交。据《明史》的记载，他们在闲时甚至还聊到了未来的规划。

朱元璋问：四方战斗不已，何时能够安定？

李善长说：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而奋起于草莽之中，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只用五年就成就了帝业。如今国家土崩瓦解有如秦末，明公起义之地又近于汉高祖的沛县，山川王气，受之无愧啊！

这就是最早的建国纲领了，尽管记载未必可靠。但要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亲密战友，大明朝的开国元勋，则半点问题都没有。新政权就是他和朱元璋一起建立的。

据清代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然而却被杀了。

罪名也很严重，是伙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所以，不但李善长被赐死，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都问斩，只有长子李祺由于是朱元璋的女婿而幸免于难。不过，嫁过来的临安公主却跟着倒霉的驸马爷一起，被撵出了京城。[1]

这就非常可疑。

可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胡惟庸的“谋反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李善长被杀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两件事相距十年之久。如果李善长是胡惟庸的同谋，请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被揪出来？[2]

何况逻辑也不通。

我们知道，作案是要有动机的。像谋反篡位这样的惊天大案，更是非有利益驱动和精心谋划不可。可惜这两个前提李善长都没有。想想就知道，如果要做皇帝，当年群雄并起时就可以自立山头，何必等到天下已定再来动手？

说他帮胡惟庸篡位，就更是大谬不然。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且不说谋反不容易，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过成为开国元勋，生封公，死封王，儿子成为驸马爷而已。这些好处他现在就有，犯得着为了胡惟庸铤而走险吗？

这可是用脚指头就能算清楚的账。所以在李善长被杀第二年，就有一位小官据此上书鸣不平。照理说，以朱元璋的蛮不讲理和刚愎自用，看了这封奏折应该龙颜大怒。然而怎么样呢？不置可否，那位小官也安然无恙。[3]

由此可见，朱元璋也知道，李善长谋反是冤枉。

同时他又清楚，这件事讨论不得，只能装糊涂。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李善长？

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吗？

投效郭子兴之前，朱元璋做过游方僧，乞讨于淮河上游一带。

也不尽然。

没错，朱元璋是杀了不少功臣，而且杀起人来甚至不需要理由。比如功臣中排名第四的宋国公冯胜，便在李善长被杀五年多以后赐死，没有罪名。据《明史》的说法，其原因竟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惹得皇帝不高兴。[4]

如此这般，岂非滥杀无辜？

恐怕是的。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出身卑微，比当过亭长的汉高祖刘邦还不如，当然不可能有唐太宗和宋太祖的气度和雅量。相反，作为政治暴发户，他严重缺乏自信，总怀疑别人看不起他，结果“稍有触犯”便“刀锯随之”，某个御用文人甚至只因为马屁拍得没有创意，也被砍头。[5]

于是，在朱元璋手下做官便成了高危职业。当时，文武百官上朝之前都要与家人诀别，安排后事。晚上回家则喜出望外地欢聚一堂，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6]

伴君如伴虎啊！

跟朱元璋说话，当然也很难。

某次，这位嗜杀皇帝拿了一份死刑犯名单，给一个名叫袁凯的监察官员看。名单是朱元璋拟的，却被奉旨复审的皇太子朱标删去多人，因此他问：朕与太子，谁是谁非？

袁凯答：陛下执法如山，东宫心存恻隐。

这个说法虽然未免圆滑，但还算得体，也没有恶毒攻击或者挑拨离间的嫌疑。朱元璋却勃然大怒。他指着袁凯咬牙切齿地痛骂说：你这个老奸巨猾的两面派！

袁凯吓得魂飞魄散，回家以后立即装疯，趴在篱笆旁边吃狗屎，这才躲过一劫。当然，朱元璋和他派去监视袁凯的特务并不知道，那“狗屎”其实是用砂糖拌炒面做的。[7]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可谓史不绝书。

显然，这种“法外加刑，以杀立威”的统治手段，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并非特别地针对功臣。事实上，朱元璋杀得更多的，还是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和桀骜不驯的将领，以及多嘴多舌的读书人。何况并非所有的功臣都被杀。某些功臣过早离世，也未必就是朱元璋下的毒手。[8]

比如魏国公徐达。

徐达和李善长最早册封公爵，都是特等功臣。封公在后的冯胜等人是一等，封侯的是二等。大明建国后，一文一武两位特等功臣同时成为帝国最早的宰相。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居第一；徐达任右丞相，位居第二，都相当于国务总理。由于功勋卓著地位崇高，徐达的死就特别引人注目。

按照《明史》的记载，由于带兵出征而离开相位的徐达是在朱元璋建国十八年后，李善长被杀五年前去世的，享年五十四岁，死因是背上长了毒疮不治身亡。但据野史，徐达死前朱元璋曾经送去蒸鹅。君有赐，臣不敢不受。因此尽管按照医嘱他不能吃这东西，徐达还是当着使者的面把那蒸鹅吃得一干二净，结果很快就病情加重撒手人寰。[9]

照这么说，徐达竟是被朱元璋谋杀。

但是抱歉，此说可疑。

前面说过，作案是要有动机的。吕后杀韩信，宋高宗杀岳飞，都事出有因：韩信功高震主，岳飞则弄出个姓岳不姓赵的军队来，所以杀岳飞的同时还要夺其他人的兵权。然而徐达虽然功高，却并未震主也不跋扈。每年冬天，手握重兵的他一定从前方回到京城，交还将印，春来再听差遣。[10]

徐达不是韩信，更不是岳飞。

朱元璋对徐达也十分满意，不但称兄道弟，还扬言要把自己当年做吴王时的旧邸赐给他住。这当然是假惺惺，同时也是试探，徐达自然坚辞不就。于是，朱元璋便将徐达拉进府邸灌醉，让他在寝宫睡了一觉。结果徐达醒来以后，魂飞魄散地滚下台阶，跪地磕头不已，连称死罪死罪。

太祖皇帝又很满意。[11]

显然，朱元璋对徐达，猜忌是有的，防范是有的，杀意则未必有。何况吃蒸鹅会致死，也没有科学依据。如果真有依据，那就更加可疑。因为这等于是给被害人送砒霜，岂非向全天下公开宣布“我是凶手”？

朱元璋还没有那么蠢。

因此，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应该将此案中的朱元璋当庭释放，其他血债另案处理。

现在再看李善长。

李善长肯定不是死于朱元璋的心理变态。没错，那家伙是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心狠手辣，但也老谋深算，处理重大问题其实都经过深思熟虑。李善长那么重要的人，岂能一时兴起就杀了？功高震主也说不通。此人洪武四年（1371）正月便已退休，难道还能十九年如一日地继续震主，一直震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被杀？不可能吧？

很显然，这里面必有玄机。

我们的故事也得从头说起。

[1] 以上见《明史》之《太祖本纪三》《李善长传》。​​​​​​​​​

[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胡蓝之狱”条即有此问。​​​​​​​​​

[3] 见《明史·李善长传》。​​​​​​​​​

[4] 《明史·冯胜传》称：时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赐死，诸子皆不得嗣。《太祖本纪二》则称，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爵六人，冯胜排名第四。在（明）陈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以下简称《通纪》前编）卷五的记载中，冯胜排名第五。​​​​​​​​​

[5] 本段描述请参看樊树志《明史讲稿》，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严刑”条，同卷“明初文字之祸”条及吴晗《朱元璋传》对该条所引史实的解释。​​​​​​​​​

[6]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严刑”条。​​​​​​​​​

[7] 以上见《明史·袁凯传》及（明）陆深《金台纪闻》。​​​​​​​​​

[8]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和徐达特等，另有四人为一等，封公爵。四人中，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病故，追封宁河王；曹国公李文忠洪武十七年病故，追封岐阳王；由于父亲常遇春的功劳而获封郑国公的常茂洪武二十年得罪，二十四年卒。李文忠之死疑为中毒，朱元璋因此杀其医。见《通纪》前编卷六、卷七，《明史》之《功臣世表一》和各人本传。​​​​​​​​​

[9] 徐达之死见《明史》之《太祖本纪三》和《徐达传》。赐蒸鹅一事见（明）徐祯卿《翦胜野闻》，吴晗《朱元璋传》和樊树志《明史讲稿》均采信此说。​​​​​​​​​

[10] 关于吕后杀韩信和宋高宗杀岳飞，请分别参看《易中天中华史》之《秦并天下》和《风流南宋》。​​​​​​​​​

[11] 以上事见《通纪》前编卷七，《明史·徐达传》。​​​​​​​​​

中书省内讧

朱元璋早就对李善长不满。

证据，是他在洪武二年的十月秘密召见了刘基。[1]

刘基就是刘伯温，在正史和民间传说中都是一肚子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式人物。朱元璋跟他密谈的内容，则是要改组帝国的中央政府。因此这事非同寻常，必须注意。

当然，先得简单介绍当时的政治体制。

明代初年，帝国仍然延续元代的制度，也就是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左右丞相为国务总理。只不过将左右的地位由元人的尚右改为尚左，即左丞相排名第一，右丞相排名第二。地位次于左右丞相的平章政事在制度上也有，但是形同虚设。相当于副总理的，实为左丞和右丞。[2]

朱元璋要讨论的，便是这四个职位的安排。

这当然是大事，刘伯温也吓了一跳。因为右丞相徐达就职以后便在北方打仗，政府首脑其实只有李善长一人。中央政府调整人事，岂非就是要动李善长？

于是刘伯温说：善长开国元勋，首相非他莫属。

朱元璋却呵呵一笑：这人多次要加害于你，你倒帮他说好话。如此高风亮节，这丞相你来当吧！

刘伯温当然不能接受。他很清楚，疑神疑鬼的皇帝陛下连李善长都信不过，又岂能当真信任自己？共患难易，同富贵难，韩信可是前车之鉴。于是马上跪下来磕头说：丞相乃国之栋梁，非参天大树不堪重任，刘基只是小树枝。

朱元璋便问：杨宪如何？

杨宪是刘伯温的好朋友，伯温却不肯趁机谋私。他实事求是地回答：杨宪有宰相的才能，没有宰相的器量。当宰相要心平气和宁静如水，以公义公理为原则，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伯温回答：比杨宪还要偏狭肤浅。

朱元璋再问：胡惟庸如何？

刘伯温回答：初生牛犊罢了，会弄坏车辕和木犁的。

朱元璋笑了：看来朕的丞相，只能是先生。

刘伯温再次磕头：谢主隆恩！可惜臣身患重病，又不耐烦事务性工作，恐怕会辜负陛下的厚望。以天下之大，何愁没有栋梁之才？只要圣上用心访求就是。若是起用前面说的这几个人，臣愚昧，真心以为万万不可！

朱元璋多少有些失望。

的确，刘伯温是很聪明，可惜这次却完全没猜透朱元璋的心思。实际上进宫之后他首先就该想想，改组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事情，皇上为什么不找别人，偏偏要跟他商量？难道仅仅因为他足智多谋又忠心耿耿吗？

当然不是。

根本原因在于他是功臣，又不是大功臣。一年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刘伯温只封了伯爵，排名三等。但，如果把徐达和李善长看作特等，他就只能算四等了。

抓住了这个关键，一切便都豁然开朗。此前我们一直弄不明白，朱元璋对李善长究竟有什么不满。居功自傲？恃宠弄权？专横跋扈？恐怕似是而非。《明史·李善长传》也只是说他容不得属下侵权，以及对刘伯温出言不逊，逼得刘伯温申请退休，等等。但刘伯温退休是在李善长下台两个多月后的洪武四年三月，陛下怎么在洪武二年十月就不满？整治侵权的属下则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又岂能算是冒犯皇帝？[3]

看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朱元璋，完全无法容忍功劳大、威望高、能力强的宰相，这才选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那样没有政治资本的。当然皇帝陛下十分清楚，这些人难以服众，因此希望刘伯温能够帮忙过渡一下。说实话，他恐怕也没打算让这位才思敏捷聪明绝顶的功臣干多久。宰相的位置，迟早要交给便于控制的人。

但，刘伯温坚辞不就，朱元璋只好另做打算。

李善长当然继续留任，还在第二年得到加封。汪广洋和杨宪也进入了中央政府，只不过杨宪虽然先后担任了第二副总理右丞和第一副总理左丞，却在任命为左丞的当月，也就是李善长加封韩国公的四个月前被杀。这个可怜的家伙甚至连在《明史》立传的资格都没有，只在《太祖本纪二》留下冷冰冰的一句话：中书左丞杨宪有罪诛。[4]

刘伯温不幸言中。

李善长也好景不长。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四年正月他就退休。这就说明，朱元璋早就想让他离开相位，否则不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差。当然，皇帝也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这才特意安排在功臣们的授勋仪式之后。

过了一年，徐达也不再挂名右丞相。[5]

接替李善长主持中书省工作的是汪广洋，不过职位是右丞相，也就是第二总理，第一总理左丞相职位空缺，胡惟庸则被任命为左丞，即第一副总理。两个人都是朱元璋看中而刘伯温反对的，却并不精诚团结。而且很奇怪，竟是级别低的胡惟庸，不断欺负职位高的汪广洋。[6]

说起来汪广洋也是老牌的受气包。洪武三年，汪广洋与杨宪在中书省同事，就受尽杨宪挤对。因为杨宪虽然是职位低半级的右丞，却是洪武二年九月任命的。汪广洋从地方上调进中央，还后来居上，杨宪的忌恨便有如山洪暴发，唆使监察官员告了汪广洋的刁状。汪广洋被赶出了中书省，直到杨宪被杀之后才重返中枢，还被封为伯爵。[7]

照理说，咸鱼翻身的汪广洋应该大有作为。因为到洪武四年正月，他不但升级成为右丞相，而且此时中书省的丞相还只有他一个人。朱元璋恩宠之重，可见一斑。[8]

然而怎么样呢？

两年以后就被贬到广东去了。[9]

罪名，是无所建树。

据说，这是胡惟庸搞的鬼，幕后黑手则是李善长。因为汪广洋在洪武三年六月被免职以后，胡惟庸就接替了他左丞的职位。没想到杨宪被杀，汪广洋卷土重来，还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这让胡惟庸情何以堪，自然处处为难。汪广洋则是连杨宪都对付不了的，又岂能镇得住李善长的同乡和亲戚胡惟庸？只好事事忍让，当然无所建树了。

朱元璋也很生气。他这样安排，原本就是要让汪广洋和胡惟庸相互牵制，建立一个既能取代李善长处理政务，又能让他放心的班子。汪广洋如此不中用，又要他做什么？[10]

那就滚吧！滚得远远的。

汪广洋下台以后，中书省半年没有首脑。七月，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接替了汪广洋。刘伯温闻讯，不由得喟然长叹：但愿我预言有误，苍生免祸得福。[11]

可惜刘伯温没错，胡惟庸果然不是善类。他先是想陷害徐达，后来又诬告刘伯温有谋反嫌疑，只是均未得逞。不过刘伯温还是被夺去了俸禄，并接到朱元璋的严重警告：明哲保身，觊觎作孽，今念卿功，仅夺卿禄，伯爵如故。[12]

刘伯温只好从归隐之地回到京城，向皇帝请罪。朱元璋没有再说什么，刘伯温却不敢离开。洪武八年四月，忧郁成疾的刘伯温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五岁。后来有人说，他是因为吃了胡惟庸送的药，才病情加重不治身亡的。

奇怪！以刘伯温的聪明睿智和忧患在心，怎么会傻乎乎地吃那药？何况胡惟庸带着医生前往探望是在正月，刘伯温去世却在四月，难道慢性中毒不成？[13]

因此也有人说，真凶其实是朱元璋。[14]

这就更是查无实据了。事实上，由于明代史料已经多次被窜改，此案恐怕难有定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陷害徐达和刘伯温的胡惟庸也不得善终。

[1] 朱元璋与刘基的这次谈话，见《通纪》前编卷五、《明史·刘基传》和（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卷十三。但《明史·刘基传》将谈话的后半部分说成是李善长退休之后，则是不对的。因为洪武三年七月杨宪已经被杀，朱元璋不可能在洪武四年正月以后再问杨宪是否可以为相。《通纪》前编将谈话内容连为一体，则是对的，只不过谈话时间记为“尝”而非十月。另，两书均未说是密谈，今从樊树志《明史讲稿》说。​​​​​​​​​

[2] 据《通纪》前编卷三和《明史·李善长传》，改尚右为尚左在吴元年十月或九月。另据《明史·宰辅年表一》，洪武二年起就没有人担任平章政事，可见形同虚设。​​​​​​​​​

[3] 据《通纪》前编卷三，李善长整治侵权的属下是在吴元年六月，而且得到朱元璋的批准。吴晗和樊树志先生也都说朱元璋称帝后，李善长侍奉皇帝是小心谨慎的。另，刘伯温退休的时间《通纪》前编卷六记为洪武四年正月，恐误。​​​​​​​​​

[4] 杨宪洪武二年九月任中书省右丞，三年七月任左丞并被杀，见《明史·宰辅年表一》。​​​​​​​​​

[5] 据《明史·徐达传》，徐达在大封功臣时仍然确认为右丞相。但到洪武五年，《宰辅年表》中便不再出现他的名字。​​​​​​​​​

[6] 见《明史》之《太祖本纪二》。另，《汪广洋传》称：及善长以病去位，遂以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胡惟庸传》亦称：洪武三年汪广洋下台后，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左丞”。《宰辅年表一》称洪武四年胡惟庸任右丞，恐误。《通纪》前编卷六称洪武四年正月汪广洋为左丞相，胡惟庸为右丞相，亦误。​​​​​​​​​

[7] 见《明史·汪广洋传》。​​​​​​​​​

[8] 关于汪广洋的任命，《明史》之《太祖本纪二》《汪广洋传》和《宰辅年表一》均称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退休后任右丞相。《通纪》前编卷五称洪武三年八月任右丞相，恐误。​​​​​​​​​

[9] 据《明史·宰辅年表一》，汪广洋任中书省右丞相是在洪武四年正月，贬到广东是在洪武六年正月。​​​​​​​​​

[10] 请参看樊树志《明史讲稿》。​​​​​​​​​

[11] 见《明史·刘基传》，《纪事本末》卷十三。​​​​​​​​​

[12] 胡惟庸陷害徐达事见《明史》之《徐达传》《胡惟庸传》，诬告刘基事见《刘基传》，朱元璋书见郑晓《皇明名臣记》。​​​​​​​​​

[13] 见《明史》之《刘基传》和《胡惟庸传》，《通纪》前编卷六，《纪事本末》卷十三，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但《胡惟庸传》称胡惟庸探望系奉朱元璋之旨，《纪事本末》称系胡惟庸“觇上念基怠”而自作主张，《通纪》前编直言胡惟庸蓄意谋杀。​​​​​​​​​

[14] 吴晗《朱元璋传》即持此说。​​​​​​​​​

胡惟庸谋反案

胡惟庸死于非命之前，先被杀掉的是汪广洋。

汪广洋是在洪武十年九月重新担任右丞相的，胡惟庸则在同月升任左丞相。此时，距离胡惟庸担任右丞相已经四年两个月，时间可是够长的。更何况在此期间，一把手左丞相的职位一直空缺，胡惟庸可以说是独掌相权。[1]

因此，朱元璋在这时配齐班子，就意味深长。

似乎可以肯定，皇帝对胡惟庸的工作基本满意，否则他就不会将李善长退休以后空缺了六年多的职位给他。但与此同时，朱元璋恐怕也开始疑神疑鬼，否则他就不会把汪广洋调回来做二把手。在他看来，汪广洋既然是被胡惟庸排挤出京的，那就肯定会牵制胡惟庸，至少也能充当耳目。

汪广洋却让朱元璋大失所望。

其实想想也知道，汪广洋原本不是好斗分子，在中书省的政治斗争中又总是失败者。所以这次官复原职，他就只想明哲保身，不想惹是生非，竟然每天都泡在酒里。胡惟庸再飞扬跋扈，他也不闻不问，自顾自地夜夜笙歌。

没想到，这就惹出事来了。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监察部门向皇帝举报：刘伯温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闻讯大为震怒，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没有丧失警惕。事实上，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皇帝早就发现，六年半以来，胡惟庸越来越野心膨胀，自己则越来越大权旁落。官员的升迁，案件的处理，胡惟庸都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甚至对皇帝封锁消息，以至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云集于他的旗下，胡惟庸的相府竟门庭若市。[2]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皇帝约谈汪广洋。在他看来，这位同在中书省又饱受欺负和挤对的右丞相，多少总能够提供一些胡惟庸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的材料。如能坐实谋杀案，就更好。

没想到，汪广洋竟是一问三不知。

朱元璋勃然大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条狗也不至于如此不中用，这可真是看走了眼。不过朱元璋是一贯正确也永远正确的，因此用人不当的责任，就必须由汪广洋自己来负，谁让他将皇帝陛下的如意算盘毁于一旦呢！

盛怒之下，朱元璋以朋比为奸欺君罔上的罪名，将汪广洋贬到了地老天荒的海南。事后，皇帝越想越气，又派出专使十万火急地追赶那犯官，追到哪里就在哪里赐死。

结果，汪广洋死在了路上。[3]

胡惟庸也很快大祸临头。汪广洋上个月被杀，下个月就轮到他，罪名却不是谋反。据考证，当时朱元璋发表的各种言论，都只说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擅权结党。当然，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这已经足够让他粉身碎骨。[4]

谋杀刘伯温的事，同样只字未提。

李善长则安然无恙。据说，面对群情激愤的臣下，朱元璋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朕刚刚起兵，李善长就投奔到朕的门下，声称苍生终于能够重见天日。那时，朕才只有二十七岁，善长却四十一了。追究他的责任，于心不忍啊！[5]

这话半真半假，值得琢磨。

实际上，朱元璋并没说李善长无罪，只说不忍。这固然可以理解为袒护，同样可以理解为搁置。毕竟，李善长确实曾经是朱元璋的亲密战友。此刻旧话重提，不能说一点真情实意都没有。何况，朱元璋曾经以铁券与李善长约定，只要不是谋反便可免于死罪，本人两次，儿子一次。现在他仅仅对胡惟庸擅权结党负连带责任，当然罪不至死。[6]

但，如果谋反呢？

那就另当别论。

不幸的是，胡惟庸的案子不断发酵，并且终于正式升级为谋反案。随着知情人的不断检举揭发和出庭作证，胡惟庸的阴谋诡计逐渐浮出水面，而且堪称丧心病狂。

按照朱元璋钦定的结论，胡惟庸发动政变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日。这天他向皇帝报告，自家井里涌出了酒一般甜美的甘泉。朱元璋欣然前往观看，走出西华门时却被名叫云奇的宦官死死拦住。这个宦官情绪激动，气急败坏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此冲撞圣驾，当然只能招来痛打。然而云奇快被打死时，右手仍然指着胡府。朱元璋恍然大悟，急忙登上城楼，立即发现那宅中刀枪林立，埋伏了重兵。

于是，皇帝马上命令御林军将一伙反贼拿下。[7]

这可真是天方夜谭。照这个说法，胡惟庸谋反岂非皇帝亲自发现而且人赃俱获的？既然如此，他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处理此案时，为什么只字不提“谋反”二字？

何况谋反必有同谋，行刺皇帝更非同小可。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将胡惟庸下狱严加审问，反倒匆匆忙忙在当天就把他杀了？天底下有这样杀人灭口的吗？

所以，故事都是后来编的。[8]

李善长的案子也一样。按照供词，为两个“反贼”牵线搭桥的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亲家李存义，后来胡惟庸也亲自出面与之密谈。开出的条件，则是事成之后封李善长为淮西王，但都被李善长拒绝。最后，李善长耐不住他们的纠缠，才叹了口气说：我老了。我死以后，悉听尊便。[9]

这段供词诸书记载不一，也漏洞百出。其实李善长只要安分守己不惹是非，死后封王根本没有问题，他要胡惟庸那张空头支票干什么？但这已经足够朱元璋治罪了。于是皇帝降下圣旨：李善长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居然对胡惟庸谋反之事知情不报，狐疑观望，暗怀二心，实属大逆不道！[10]

给出的处分是：赐死。[11]

李善长只好自缢，时间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12]

此案同样可疑。据正史记载，早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杀五年后，李善长被杀五年前，就有人举报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党羽。如果胡惟庸谋反是实，照理说就该顺藤摸瓜严加追查。然而朱元璋的处分，却只是将李存义打发到崇明岛居住，丝毫没有把事情弄大的迹象。

如此这般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朱元璋心知肚明，其实胡惟庸并未谋反，李善长更是毫无关系。但是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李善长应该上表感谢皇恩浩荡。毕竟，朱元璋硬要借题发挥大肆株连，也不是不可以，更没人拦得住。

李善长却一句服软谢恩的话都不肯说。

朱元璋很不满意。[13]

胡惟庸案也仍在发酵。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一年，胡惟庸里通外国，勾结日本人和蒙古人谋反的证人和证据，被找到或者说制造出来了。而且，那个据说是蒙古间谍的家伙被捕后还被李善长隐匿，洪武二十三年才重新捉拿归案。[14]

这时，再迟钝的人也该知道，法网正在张开。

李善长却感觉良好毫无警觉。为了扩建住宅，他竟然向信国公汤和要了三百名士兵来打工。这当然是他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此刻却未免有顶风作案之嫌。碰巧汤和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于是一面照办，一面密报朱元璋。结果，李善长的谋反嫌疑又加重了：退休的宰相，要兵干什么呢？[15]

如此不知检点，落入陷阱就不足为奇。

然而这也反过来证明，李善长绝非胡惟庸同谋，对胡案更是问心无愧。如果有，从洪武十八年起，他就该夹起尾巴做人。同样，朱元璋杀李善长也绝非因为鸡毛蒜皮，而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和极其深刻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改制，集权。

[1] 见《明史·宰辅年表一》。​​​​​​​​​

[2] 见《明史·胡惟庸传》。​​​​​​​​​

[3] 见《明史·汪广洋传》。该传和《太祖本纪二》称汪广洋贬到广南，《宰辅年表一》和《明太祖实录》则称贬往海南。​​​​​​​​​

[4] 请参看樊树志《明史讲稿》。​​​​​​​​​

[5] 见《通纪》前编卷六，《纪事本末》卷十三。​​​​​​​​​

[6] 关于免死铁券，见《通纪》前编卷五。​​​​​​​​​

[7] 见《通纪》前编卷六，《纪事本末》卷十三。​​​​​​​​​

[8] 樊树志《明史讲稿》即持此说。​​​​​​​​​

[9] 见《明史·李善长传》和《明太祖实录》。两书所记细节不同，今从简。​​​​​​​​​

[10] 见《明史·李善长传》。​​​​​​​​​

[11] 见《明史·太祖本纪三》。​​​​​​​​​

[12] 见《纪事本末》卷十三。​​​​​​​​​

[13] 以上见《明史·李善长传》。​​​​​​​​​

[14] 见《明史》之《李善长传》和《胡惟庸传》。​​​​​​​​​

[15] 见《明史·李善长传》。汤和是朱元璋大封功臣时二等功臣的第一名，封中山侯，后封公爵，由于小心谨慎，成为功臣中难得的善终者。​​​​​​​​​

废除宰相

胡惟庸被杀五天以后，中书省被废。[1]

废除是永久性的。

也是不容置疑的。

为此，朱元璋下了一道严令：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若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2]

这是很严重的话。众所周知，凌迟又叫千刀万剐，堪称最残酷的处死方式，一般只用于谋反叛乱者。奏请设立丞相竟然要凌迟，岂非视宰相制度为皇权之大敌？

正是如此。

实际上，作为真正的一代枭雄，朱元璋很早就在思考和琢磨：强大的元王朝为什么会分崩离析？未来的新帝国又该怎样治理？这两个问题他一定想得很透，因此在他刚刚自称吴王时，便胸有成竹地向李善长等人说出了结论：

元氏昏乱，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

也就是说，大元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忘记了“君为臣纲”的立国之本，导致皇帝荒于政务大权旁落，朝臣操弄权柄作威作福，天下失去凝聚力和约束力而至大乱。

因此朱元璋说：

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3]

换句话说，宰相们必须摆正位置。

如果总也摆不正，就只好废了那制度。

也许，朱元璋是慢慢发现这一点的，但时间不长，最多十三年。十三年来，他用过李善长，用过汪广洋，还重用过胡惟庸。然而怎样呢？要么专横跋扈，要么尸位素餐。在他看来，这就不是用人不当，而是制度有问题了。

好吧，那就改制。

于是，中书省便成了胡惟庸的殉葬品。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李善长、汪广洋和胡惟庸，都成了宰相制度的殉葬品。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为了废除中书省并彻底改制，就必须杀胡惟庸。为了杀胡惟庸，又必须先杀汪广洋。杀汪广洋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然后，就是霹雳闪电，风卷残云，纱帽和人头滚滚落地。

而且，从汪广洋到胡惟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差。

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说明这些动作都蓄谋已久。李善长之死则可能是计划内的，也可能是计划外的。也许，朱元璋最初的想法是能不杀就不杀，但也要未雨绸缪。所以，此人的罪证便一直在收集或者制造，以备不时之需。

达摩克利斯之剑，悄悄悬在了李善长的头顶。

什么时候掉下来，则全在朱元璋的一念之间。

事实上，直到李善长被赐死的五个月前，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朱元璋摆出胡惟庸案已经了结的姿态，以“肃清逆党，榜列勋臣”为名重新颁布功臣榜，李善长也仍然榜上有名。这是要保全李善长，还是要麻痹他，不知。[4]

但是李善长不该忘记，朱元璋并非没有给过警告，而且话说得非常严重：卿谋欺诳，法当斩首。然行赏有誓，尔当三免极刑。今无患矣，止削禄一千四百石。[5]

因此，李善长如果识趣，就应该向汤和学习，而不是向汤和借兵，甚至应该比汤和还要谦恭、克制和低调。比方说谢绝与朝中大臣的任何交往，过简朴的生活等等。朱元璋是痛恨官员贪腐奢靡的，更忌讳他们来来往往窃窃私语。

可惜他没有，还继续呼风唤雨。

这就让朱元璋认为，李善长树大根深。有这样一棵大树立在那里，旧制度就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毕竟，李善长是首相也是名相，看见他就会想起中书省。所以，只有杀了他和他的党羽，才能将宰相制度斩草除根。

问题是，李善长当真非杀不可吗？

恐怕如此。要知道，朱元璋的祖训在他身后，并非百分之百地得到了实行。比方说，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和读书识字的规定，就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明代是东汉和晚唐之后宦官势力最大的时期。严禁设立丞相却被严格遵守。原因之一，恐怕是提到宰相就会想起李善长的遭遇吧？不要忘记据官方统计，大清洗中被害人数竟多达三万以上。[6]

不过，这也只是原因之一。

根本原因是皇帝尝到了甜头。废相以后，权力就集中到皇帝这里了。至尊天子真正君临天下，独享了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以及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不必担心有什么宰相之类的人掣肘，也不必担心有什么权臣来篡位。

这可是许多皇帝梦寐以求却未能实现的事。汉武帝杀了那么多丞相都没能解决问题，他发明出来对抗和架空宰相的大将军反倒成为王朝的掘墓人，岂非讽刺？同样，曹操通过恢复丞相职位为子孙挣下的家当，后来却被权臣依样画葫芦地篡夺了去，又岂非讽刺？

皇权与相权，几乎天生是冤家。

那么，不要宰相，不行吗？

恐怕不行，至少很难。宰相制度毕竟由来已久，而且很有道理。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是既有国家元首，又有政府首脑的，就像公司要有董事长和总经理。政府首脑或者总经理既然不能没有，宰相制度又岂能废除？

也只能削弱和限制其权力。

为此，历朝历代挖山不止。

唐的办法是制衡，用三省六部制把相权分为决策、审核和执行三块，同时改宰相府为政事堂，也就是变国务机关为国务会议，国务总理为国务委员。宋则分流，将军权和财权分给枢密院和三司，又将宰相分为正副。至于元，虽然只有中书一省，长官中书令却由皇太子担任，可谓监督。

然而怎么样呢？

主荒臣专，威福下移。

相权对皇权的威胁，简直就挥之不去。

既有历史经验，又有亲身经历，朱元璋这个流民出身的霸道总裁决定掀翻桌子，再也不按照什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工合作”的游戏规则跟大家玩了。

结果却出乎意外。

掀翻桌子以后，天下并未大乱，没有了首脑的政府也没垮台，反倒是即便皇帝不上朝，国家机器也正常运转。权臣专政或者篡位的事情，更是从未发生。

看来，扬汤止沸，真不如釜底抽薪。

维护皇权的人非常满意。

留下的隐患，却很少有人想到和关注。

所以，清人入关以后，就全盘继承了朱元璋的这个制度安排，同样不设立宰相和相关机构。秦汉建立并且延续到元的宰相制度，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除明初十三年，明清两代没有宰相。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原来按照分工由宰相负责的那部分工作，谁来做呢？

朱元璋和他的儿子自有办法。

[1] 据《明史·太祖本纪二》，胡惟庸被杀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撤销中书省在癸卯日。​​​​​​​​​

[2] 见《皇明祖训》首章，《通纪》前编卷六。《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的说法是“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显然是文臣修饰过的文字，不如前引二书真实可靠。​​​​​​​​​

[3] 见《通纪》前编卷三，参看《纪事本末》卷二。​​​​​​​​​

[4] 见《通纪》前编卷八。​​​​​​​​​

[5] 见朱元璋《谕太师李善长敕》。​​​​​​​​​

[6] 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和读书识字的规定，是在洪武十年十月做出的，见《通纪》前编卷六。胡惟庸和李善长案被杀人数的数据见《明史·胡惟庸传》。​​​​​​​​​

内阁与行省

朱元璋的办法之一，是将六部升格。[1]

六部就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从隋唐到明初，它们一直就是宰相机构的下属职能部门，起先属于尚书省，后来属于中书省。那个时候，六部官员奏事都要通过宰相，皇帝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中书省被废以后，六部没了领导，只能直属皇帝。皇帝没了宰相，处理政务只能依靠六部，也得提高其待遇，增加其权力。于是，部长（尚书）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副部长（侍郎）则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皇帝有政令，直接批示六部执行；六部有想法，也直接报告天子，就连各司的司官都能直接向皇帝上书，用不着任何中转。

六部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同样重要的，还有最高监察机关。

最高监察机关原本叫御史台，后来改名都察院。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正二品；副职叫副都御史，正三品；再次佥都御史，正四品。都御史又称总宪，副都御史称副宪。他们和佥都御史一起都称为都堂，而且都分左右。右职多半作为特派员的加衔，总督和巡抚就是那样的特派员。

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合称七卿。

然后是最高法院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正三品；副职左右少卿，正四品；再次左右寺丞，正五品。明清两代，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如有重大案件，便由三法司共同审理，俗称三堂会审。

最后一个重要机关叫通政司，负责向皇帝转交全国各地的建言献策和陈情申诉。长官通政使，正三品。

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合称九卿。

九卿之上，再无首长。

所在部门，即为中央政府。

只不过有九个，而且各行其是，互不相干。

九个政府直属，权力固然集中于皇帝，责任和负担却也都到了他身上。最忙的时候，每天要处理数百项事务。如此巨大的工作量，绝非常人所能承担。就连朱元璋也说：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2]

于是，内阁诞生。

内阁是明代特有的机构和制度。而且准确地说，是在明成祖时代建立的。在内阁供职的官员，叫殿阁大学士，也叫阁臣或中堂。后者本是宰相别称，因为宋代宰相的办公地点在中书省的政事堂。阁臣叫中堂，是不是意味着明代的内阁就是相府或国务院，殿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呢？

当然不是。

实际上内阁的本义，是大内的殿阁，比如武英殿或者文渊阁。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以后，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便起用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和助理。不过大学士有职无权，而且往往是临时工。因此，内阁充其量只是皇帝的秘书处。

成祖时代形成制度以后，大学士官阶也不高，一直都是正五品官员，远远不如正二品的六部尚书。但到后来，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于入阁有如拜相，阁老真如中堂，称为“阁下”更是恰如其分。[3]

这可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宰相制度阴魂不散，内阁制度李代桃僵，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极其巨大，许多“特色”都由此产生。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需要强调的是：内阁是内阁，六部是六部。六部尚书兼任殿阁大学士是后来的事情。由于内阁不三不四，而导致宦官擅权和特务横行，也是后来的事。

虚线代表改制前，实线代表改制后。

现在要说的，是行省。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行有“在外”之意，比如行宫和行辕。所以，行省就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这是元代留下的政治制度遗产，而且元帝国不但有行中书省，还有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简称行省、行院和行台。就是说，最高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和监察机关都有派出所。

元人这样做，因于他们是异族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由中央派大员镇抚军事占领区。行省、行院和行台的长官，当然也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

朱元璋就没有这个必要。

再说，中书省都没了，又哪来“行中书省”呢？

问题在于，视“行中书省辖区”为地方行政区划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家也都习惯了甘肃省、四川省或者福建省这样的称谓。如果撤销行中书省，这些地方怎么办？

朱元璋的办法是：改省为司。

这里说的省和司，都是指机构，不是指区划。区划仍然得叫省，比如河南省或江西省。但省政府得叫司，而且不能只有一个，得有三个，分别是：

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俗称藩司。

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使司，俗称臬司。

都指挥使司，俗称都司。

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

三司都是省政府，但分工不同：

藩司管行政、民政、财政和官员考核。

臬司管司法和监察。

都司管军政。

如有大事，则必须三司会议。

三司的长官分别是：

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

按察使，俗称臬台，正三品。

都指挥使，俗称都台，正二品。

总之，长官都叫使，衙门都叫司。

三司体制的最大优点是权力分散，地方官员难以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力量，皇帝可以放心。明显不足，则是政出多门效率低下，一旦有事便无人负责也无法问责。

于是，巡抚和总督产生。

巡抚的本义是巡察抚慰，总督的本义是总理督察，顾名思义都是差遣而非职务，因此也没有品级。事实上明代巡抚和总督本为兼有宪衔的特派员，巡抚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兼右都御史，编制也都在都察院。具有地方官员特征，要到明的后期；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则要到清。

清的制度，多半继承了明。

省的概念，更是延续至今。

太祖改制，确实影响深远。

至于省政府改制重组的时间，则在废除中书省的三年半以前，可见这位霸道总裁早就布下棋局。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动作竟会改变了中华帝国的走向。[4]

没错，明专制，清独裁，就从这里开始。

包括后来的闭关锁国，也如此。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朱元璋通过一系列组合拳，终于理顺皇帝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的国务总理，以及各级官员的授权人。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陛下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乐此不疲地日理万机，使自己成为帝国头号劳动模范的候选人，尽管除了皇天上帝无人可以为他授勋。

可惜他没想到，传统政治制度是有道理的。中央政府有宰相，至少表示官僚集团是半个当家人。现在好了，什么都是你的，什么都归你说了算，我们又何必多管闲事？明末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满朝文武全都无动于衷见死不救，甚至暗地里乐观其成，便恰恰是朱元璋种下的祸根。

他当然也想不到，留给孙子的皇位会被儿子夺走。

[1] 见《通纪》前编卷六，《纪事本末》卷十三、十四。本节所述亦均请参看《明史·职官志》，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何朝晖文。​​​​​​​​​

[2] 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

[3] 阁下和阁老的称呼唐代就有，此处不细论。​​​​​​​​​

[4] 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的时间，《通纪》前编卷六记为洪武九年八月，《明史·太祖本纪二》记为该年六月。​​​​​​​​​

l第二章r
燕王定鼎

祸在萧墙

燕王起事那天，狂风暴雨。[1]

这是公元1399年七月的事情。一年前，七十一岁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去世，时年二十三岁的皇太孙朱允炆（读如文）遵照遗嘱继承皇位，是为建文帝。正史说，这位年轻人有着一颗仁慈而柔软的心，善待人民并且热爱学习。因此他或许没能想到，自己竟会被亲叔叔逼得走投无路。[2]

太祖高皇帝却已经种下祸根。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朱元璋应该算得上是个幸福的人，哪怕他不是大明王朝的高皇帝。因为他居然有二十六个儿子，而且大多茁壮成长。更让人羡慕的是，前面五个还都是或被说成是嫡出，即原配马皇后所生。帝国的江山社稷和万世基业是否后继有人，在他那里原本不是问题。[3]

何况，嫡长子朱标早已立为皇太子。

于是，洪武三年四月，他一口气封了九个王：

次子朱樉（读如赏），马皇后子，封秦王，都西安。

三子朱（读如刚），马皇后子，封晋王，都太原。

四子朱棣（读如第），马皇后子，封燕王，都北平。

五子朱橚（读如肃），马皇后子，封吴王，都钱塘。

六子朱桢（读如真），胡充妃子，封楚王，都武昌。

七子朱榑（读如福），达定妃子，封齐王，都青州。

八子朱梓（读如紫），达定妃子，封潭王，都长沙。

九子朱杞（读如启），生母不详，封赵王，次年薨。

十子朱檀（读如谈），郭宁妃子，封鲁王，都兖州。

当时，朱杞才一岁，朱檀才两个月。[4]

洪武十一年，又封了五个。[5]

最后，除太子朱标和幼子朱楠外，全部封王。[6]

王国所在之处也多为战略要地，尤其是第一批所封的八个王，以及成都的蜀王朱椿，荆州的湘王朱柏。于是，朱家这些名字带有“木”字偏旁之皇子的政治军事势力，便森林般地覆盖全国，成为一种不可描述的力量。

没错，他们可能是藩篱，也可能是隐患。

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洪武九年，山西省平遥县一个担任训导名叫叶居升的小官上书朝廷，批评朱元璋建国以来犯有三个错误：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他还特别提醒陛下：汉高祖封建诸王而有七国之乱，晋武帝分封天下而有八王之乱。前车之鉴犹在，不可粗心大意。

注：朱橚在洪武三年始封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

结果，这个小官死在了狱中。[7]

不过，朱元璋一意孤行，倒也不完全是刚愎自用和固执己见。事实上，由于帝都远在东南，北边又不太平，必须有得力干将镇守地方。可惜功臣是他信不过的，信得过的只有儿子。安排朱樉都西安，朱都太原，朱棣都北平，朱橚都开封，其良苦用心已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再说太子已立，又何惧之有！

但是谁能想到，那储君竟会先他而去呢？

皇太子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去世的。当时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受如此打击，便老泪纵横地在东角门召见群臣，询问计将安出。

八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说：有皇孙。[8]

九月，朱允炆立为皇太孙。

现在看来，这未必是朱元璋的唯一选择，更非他的最佳选择。作为踏着无数尸骨登上皇位的枭雄，他非常清楚幼小文弱的朱允炆多半压不住阵脚，立燕王朱棣更为合适。因此他问：国赖长君。第四子英武似朕，立为太子如何？

刘三吾又说：立了燕王，秦王和晋王怎么安排？[9]

秦王和晋王同为嫡子又年长，摆不平啊！

朱元璋只好作罢。

被立为储君的那个十五岁少年也忧心忡忡。他问自己的辅臣黄子澄：叔叔们如狼似虎，到时候我可怎么办？

答：削藩，削弱藩王们的力量。

朱允炆听进去了。六年后即位，他又问黄子澄：当年在东角门说的话，先生忘记了吗？

答：不敢。

但是怎么做，有分歧。

兵部尚书齐泰主张直接拿朱棣开刀，因为威胁最大的是马皇后那四个儿子，而秦王和晋王在此时都已去世。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拿下朱棣，便可定局。

黄子澄却认为，燕王树大根深难以动摇，因此主张吃柿子挑软的捏，先将本来就有劣迹的诸王问罪，其中首选就是周王朱橚。朱橚和朱棣是同母兄弟，削周即削燕。[10]

议决，便雷厉风行。

周王朱橚被秘密逮捕，废为庶人，软禁在南京。

岷王朱楩（读如便宜的便）被废为庶人。

齐王朱榑被废为庶人，软禁在南京。

代王朱桂被废为庶人，软禁在大同。

湘王朱柏拒捕，自焚而死。[11]

如此霹雳手段，连建文帝都看得胆战心惊。因此当齐泰和黄子澄主张再接再厉抓捕燕王朱棣时，他犹豫了。这位新皇帝说：朕即位不久，便已经连废五王。如果还要动到燕王叔叔头上，你们让朕如何向天下人解释交代？[12]

齐泰和黄子澄也只好作罢。

燕王却坐不住了。

没有证据表明这位藩王早有觊觎皇位之意，也无法肯定他就不曾想过。论文韬武略，此人原本远胜建文帝。更何况朱元璋的凤子龙孙，谁都有资格当那接班人。

有人便认为皇帝就该朱棣来做。

这个神秘兮兮的人物叫姚广孝，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后来还俗。洪武三年太祖封建诸王，要求儿子们各选名僧作为国师，姚广孝或者说道衍却自己选了朱棣。他对这位新王爷说：殿下如能用臣，当送白帽一顶。[13]

朱棣是王。王上加白，是皇。

半僧半俗的道衍法师姚广孝被燕王带到北平，成为王府里面摇鹅毛扇的人物。他甚至不放过任何煽风点火和积极劝进的机会。洪武末年某日，天气寒冷，燕王出上联说：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应声答道：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朱棣听了，据说非常高兴。[14]

可惜，这多半只是小说家言。

朱棣后来的决定，也非姚广孝能替他做。

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自从开始削藩，朝廷与燕王之间的相互猜忌和防范就从未停止，哪怕朱棣在家中装病也无济于事。建文元年六月，有人举报燕王府中有阴谋，又有人供出燕王准备起兵。兵部尚书齐泰立即发出兵符，命令北平都司官员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不肯从命，潜入燕王府如实相告，开诚布公地说：王爷如果没有那个意思，请束手就擒跟臣走。如果有，也请实话实说，不必相瞒。[15]

朱棣无路可退，只能要姚广孝择日起事。

姚广孝却说，必须某月某日某时。

结果时辰一到，雨骤风狂。

燕王脸色大变。

那和尚却说：

圣殿下是个龙，正要风雨大，方助得势头起。

朱棣闻言大喜，下令出征。[16]

明代历史也从此改写。

[1] 见《通纪》前编卷七，《明史·姚广孝传》。《纪事本末》卷十六亦有记载。​​​​​​​​​

[2] 见《明史·恭闵帝本纪》。​​​​​​​​​

[3] 正史都说朱元璋的前五个儿子系马皇后所生，但民间和史学界一直质疑。请参看晁中辰《明成祖传》。​​​​​​​​​

[4] 见《通纪》前编卷五，《明史·太祖本纪二》。另，朱橚在洪武三年始封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

[5] 见《明史·太祖本纪二》。​​​​​​​​​

[6] 见《明史·诸王列传一》。​​​​​​​​​

[7] 见《通纪》前编卷六，《纪事本末》卷十四。​​​​​​​​​

[8] 见《明史·刘三吾传》，《纪事本末》卷十五。​​​​​​​​​

[9] 见《明太宗实录》卷一，《纪事本末》卷十六。​​​​​​​​​

[10] 以上见《明史·黄子澄传》，《通纪》后编卷一，《纪事本末》卷十五。​​​​​​​​​

[11] 见《明史·黄子澄传》，《纪事本末》卷十五，《明史·周定王橚传》。​​​​​​​​​

[12] 见《明史·黄子澄传》。​​​​​​​​​

[13] 见《通纪》前编卷七，《纪事本末》卷十六。​​​​​​​​​

[14] 见《通纪》前编卷七。​​​​​​​​​

[15] 见《通纪》后编卷一，《明史·张信传》，《纪事本末》卷十六。​​​​​​​​​

[16] 此事《通纪》前编卷七，《明史·姚广孝传》，《纪事本末》卷十六均有记载，但说法不一，姑从《通纪》前编卷七。​​​​​​​​​

兵出燕山

朱棣出兵前，先杀了几个人。

被杀的是朝廷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地方官。朱棣装病的时候他们曾经前往探望，只见王爷大热天拥着火炉，还浑身哆嗦叫冷。因此，当燕王宣布病愈，并且表示愿意交出朝廷通缉之人犯时，他们犹豫了片刻还是进宫了。

燕王请他们吃西瓜。

刚刚吃了一片，燕王突然站起来破口大骂：寻常百姓家尚且兄弟宗族和睦，寡人身为天潢贵胄却天天被追杀，简直不得一日安宁。朝廷待我如此，还有什么是干不得的？本王又何曾有病，全是被你们这帮奸臣所逼！

说完，愤然扔下西瓜。

卫士们一拥而上，南京政府的人被擒。[1]

北平也很快就落入燕王手中。

接下来便是祭旗衅鼓，誓师出征。

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法律依据则在祖训：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2]

因此，朱棣以“靖难”自居。

可惜这说不通。

没错，燕王可以把齐泰和黄子澄说成是奸臣，内有奸恶亲王也可以统领镇兵讨平之，然而前提却是奉天子密诏。那么请问，朱棣有建文帝的密诏吗？当然没有。

何况最后是要退兵归藩的，有吗？

也没有，恐怕就不曾想过。

那他不是谋反篡逆是什么？

燕王自己当然更是心知肚明。建文削藩时，曾派刘伯温的儿子刘璟到北平观察动静。燕王知道刘璟非同寻常，便在某次下棋时半开玩笑地说：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吗？

刘璟正色回答：该让的让，不该让的半点不能。[3]

所以燕王对姚广孝说：民心向着那个人，奈何？

姚广孝答：臣只知天道，不知什么民心。[4]

这是胡扯！

什么是天道？

出征时的狂风暴雨吗？

当然，如果有灵异，燕王他们也不会放过。建文四年五月七日，燕军兵临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城下，守将二话不说就开门投降。朱棣高兴地问：你是怎么想的？

守将答：本地僧伽神最灵，是他托梦于臣。

这故事立即被遍告全军。[5]

不过，朱棣非常清楚，民心向背还得自己争取。因此他在历时三年的战争中坚持严明纪律约束部队，绝不允许滥杀无辜和掠夺百姓，甚至要求优待俘虏，善待亡灵。

燕王自己也以身作则。他曾经亲自走进战俘营里对那些降卒说：谁没有双亲？谁没有故土？本王也是为了妻儿老小能够活命，不得已才起兵的。你们愿意留下的，将来本王论功行赏，想回家的发给盘缠，私自逃跑者格杀勿论。[6]

所有人都山呼万岁。

阵亡的南京政府军将士则被以礼安葬，燕王甚至为他们撰写了碑文，大意是：你们都是追随太祖高皇帝南征北战的英雄啊！如今既无公义又无私仇，只因奸臣逼迫，便毙命于刀锋之下，暴尸于荒野之中，真是何等无辜和不幸！[7]

结果，战俘们回去以后都说燕王仁义。

背了黑锅的齐泰和黄子澄禁都禁不住。

对待自己的部下，燕王更是将心比心。某次行军露宿在野外，天寒地冻夜不能寐，唯独燕王面前有一小堆废弃马鞍燃起的篝火。看见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往火前凑，燕王立即发出邀请，让他们围在自己的身边。朱棣说：饥寒交迫最难忍受，本王真是恨不能让三军将士都来这里烤火啊！[8]

这个故事迅速传遍全军。

甚至直到胜利在望的建文四年年初，燕王也没有改变他的一贯作风。某次行军途中，他看见一个生病的士兵躺在路边呻吟，立即让随从把士兵扶上自己备用的马匹。燕王动情地说：人病不能行走，不带上他就意味着抛弃他。何况他是因为随我征战而生病的，又岂有不闻不问之理？[9]

这个故事同样迅速传遍全军。

将不弃则兵不离。艰难的三年内战中，南京政府军不乏投降者，燕王这边却几乎不见叛逃，并非没有原因。[10]

更难得的是，朱棣并不以功利主义的态度看问题。建文四年六月，南京政府军中有人杀了兵部侍郎陈植，率众投降燕王。燕王的处置却是将那邀功请赏的叛徒立即斩首，同时隆重地安葬了拒不投降，坚持抵抗自己的陈植。[11]

这个处置漂亮之极。实际上燕王这样做，恐怕不仅只是教育部下应该忠诚，也是在宣示自己战争的正当性。因为正义之师是不会欣赏叛徒的，尽管他一直在招降纳叛，也尽管泗州守将投降与那个家伙杀害陈植只差一个月。但，前者是得到神启，后者却是卖主求荣，又岂能同日而语？

朱棣称得上是政治家。

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牌。

当然，战争毕竟是战争，不能战胜对方便是空谈。何况朱棣以藩王的身份反抗朝廷，原本就处于劣势；而坚持正统观念和纲常伦理，效忠建文皇帝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南京政府军的先锋官平安。

平安是朱元璋的养子，曾经跟随燕王攻城略地，对燕王的战略战术了如指掌。因此两人的战争可谓棋逢对手，不敢大意的燕王也只好亲自迎战。结果是马受伤，箭用完，手中宝剑折断，五次三番差点就被平安立斩马下。

事实上从建文元年到四年，作为死敌和劲敌的平安每次都让燕王几乎陷入绝境。甚至直到后来战败被俘，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臣杀殿下，有如摧枯拉朽。

燕王叹息说：高皇帝真会养壮士！

然后，客客气气把平安押送北平。[12]

好在平安是将不是帅，燕王的政治天赋和军事才能却远在建文帝之上。当然，他也应该感谢父皇把功臣和宿将杀得差不多了，建文帝能够支持三年只因为他在南京。

燕王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他决定不再攻城略地，而是直扑金陵，并且绕过济南和徐州。因为尽管经由济南是走直线，可惜济南的守将忠贞不二智勇双全。建文二年，用兵如神的燕王中了他的诈降之计，差点死在那里。除了避其锋芒，其实别无选择。

攻打徐州也一样，那只能是消耗战。

事实证明朱棣的决策很正确。建文四年四月，孤军深入的燕王在南方战区大败政府军，活捉平安。战争进行得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燕军将领绝大多数都信心不足。因此，胜利之后全军欢声雷动士气高涨，黄子澄闻讯则放声痛哭：大事去矣！我们这些人死一万次，也不能赎误国之罪！[13]

形势急转直下，民心向背大变。

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起兵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没有太多人在意，大家更为关注的是谁胜谁负。毕竟，无论谁当皇帝都是朱家人，其实不关臣民的痛痒。成者王侯败者寇，正确地选边站队才是牵涉到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那么，南京方面又如何呢？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1] 见《通纪》后编卷一，《纪事本末》卷十六。​​​​​​​​​

[2] 见《皇明祖训》法律条。​​​​​​​​​

[3] 见《明史·刘璟传》。​​​​​​​​​

[4] 见《明史·姚广孝传》。​​​​​​​​​

[5] 见《奉天靖难记》卷四。​​​​​​​​​

[6] 见《奉天靖难记》卷一。​​​​​​​​​

[7] 见《明太宗实录》卷五。​​​​​​​​​

[8] 见《奉天靖难记》卷二。​​​​​​​​​

[9] 见《明太宗实录》卷九，《纪事本末》卷十六。​​​​​​​​​

[10] 请参看晁中辰《明成祖传》。​​​​​​​​​

[11] 见《纪事本末》卷十六。​​​​​​​​​

[12] 见《明史·平安传》，《纪事本末》卷十六。​​​​​​​​​

[13] 以上见《纪事本末》卷十六。​​​​​​​​​

朱棣得位

南京政府昏招迭出。

不能说建文帝没有头脑，更不能说他没有预感。据未必可靠的史料称，册封皇太孙之后，朱元璋曾自鸣得意地对他孙子说：朕安排已定。诸王驻守边疆，边境可保无事，你就高枕无忧踏踏实实地做个太平皇帝好了。

朱允炆却问：外敌入侵有诸王，诸王发难又靠谁？

太祖高皇帝竟无言以对。

看来，那时他并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

沉默良久，朱元璋反问：你说呢？

朱允炆答：以仁德感化，以礼仪制约，感化制约不了就削减封地，削藩不成就废爵，实在不行就出兵。

高皇帝说：也只能如此。[1]

可惜这是典型的纸上谈兵，沙盘推演都没有。因此事到临头，建文帝和他的臣僚并不知道计将安出。最为迂腐可笑的是，与朱棣一口咬定自己受奸臣迫害，兵出燕山属于正当防卫相反，他们就连如何定义这场战争都要争论不休。最后还是齐泰一锤定音：明其为贼，敌乃可克！[2]

建文帝这才下诏，称朱棣“义不容赦”云云。

然而四个月后，齐泰和黄子澄就被罢官。直接原因当然是南京政府讨伐“反贼”的大军被打得一败涂地，燕王语气强硬地要求立即处死奸臣。皇帝不能照办也不能不办，只好将齐泰和黄子澄藏起来，再用罢官的说法去忽悠燕王。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请问，齐泰和黄子澄到底是不是奸臣，燕王又是不是反贼？如果燕王是反贼，就该驳回妄言将其剿灭。如果齐泰和黄子澄是奸臣，则应该捉拿归案就地正法。现在的做法两头不靠，算是哪一出？

何况“清君侧”不过借口。处分齐泰和黄子澄，这借口就等于被坐实。更何况明贬暗藏，天下人能不知道？结果是除了让燕王耻笑，将士寒心，不会有什么别的效益。

问题是这种蠢事不止干了一回。建文三年，正月时东昌告捷，齐泰和黄子澄官复原职；三月份兵败大名，那两个人又被贬斥。如此首鼠两端，只能说明建文帝既无定力，也无主见，还没有担当，只能让燕王看不起。[3]

所以，朝廷以后再派使节，便只有受辱的份。

比如最高法院副院长薛岩。[4]

薛岩是在齐泰和黄子澄再次罢官时出使燕营的，燕王则在之前对此表示了有条件的满意。于是朝廷便以为有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机会，开出的条件则是恢复朱棣王爵，也不追究他和将士们的战争责任，只是以后不得干预朝政。

与此同时，他们又拟定了天子密诏印在黄纸上，让薛岩将这些传单在燕营秘密散发，以动摇军心。

燕王看了公文，问薛岩：皇上怎么说？

薛岩答：殿下早上解甲，朝廷晚上就撤兵。

燕王一声冷笑：这不是哄小孩子吗？

薛岩吓了一跳。

燕王又说：我这里有大丈夫！

众将士齐声呐喊：杀了他！

薛岩屁滚尿流。

燕王却说：薛岩是天使不是奸臣，随本王阅兵吧！

这其实是耀武扬威，薛岩也看得心惊肉跳。

那些黄色的纸，当然根本不敢拿出来。

回到南京，更满嘴都是燕王的好话。

这是建文三年四月的事。到四年六月，谈判代表就升级为朱棣的堂姐庆城郡主，条件也变成了划江而治。

燕王却不吃那一套。

他问：周王和齐王在哪里？

郡主如实回答：周王尚未复爵，齐王仍然软禁。

燕王一眼看穿南京政府没有半点诚意。是啊，如果当真想要和平，周王和齐王就是最好的谈判代表。至少，也应该改善二王的现状做做样子，他们却连样子都不肯做。

割地求和，也是这样求的？

呵呵！这可真只能“呵呵”了。

不过，燕王心里冷笑，话却是另外一套。他流着眼泪对堂姐说：弟弟不想要地。皇考赐的地尚且保不住，哪里还敢想什么划江而治？弟弟只想诸王复位，只想杀奸臣。请姐姐替我转告，如果上天保佑，兄弟姐妹们见面不晚了。

哈哈，这其实是最后通牒。[5]

谈判代表则继续升级，变成诸王。

传达的内容，则还是前面那一套。

燕王一看又没有周王，脸色马上就变了。何况诸王都是他的弟弟，也就毫不客气：刚才那些话是奸臣教的吧？

诸王哭丧着脸回答：皇兄明察秋毫。[6]

什么事情都没办成的诸王被礼送回京，建文帝计无可出，只能以泪洗面。齐泰和黄子澄外出搬兵并无结果，秘密送往全国各地的诏书也如泥牛入海，丧钟却悄然响起。[7]

皇帝终于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事实上在那个闷热的夏天，背叛成为主题，就连建文帝最信任的谷王朱橞（读如惠）和大将李景隆也不例外。朱橞是诸王中最早举报北平有变的，后面那位则是秘密逮捕周王的执行人，以及讨伐燕王的前线总指挥。然而六月十三日那天燕王兵临南京城下，打开金川门的就是他们两个。[8]

兵不血刃进入帝都的燕王立即派出骑兵千余，寻找周王和齐王。据说，周王看见铁骑奔驰吓得魂飞魄散，得知是派来救他的才破涕为笑。不过，周王、齐王、谷王和李景隆以后也都被指控谋反，因为朱棣做了皇帝也要削藩。[9]

至于朝廷官员，正史的记载是两个字：俱降。[10]

俱降未必，多降恐怕是真。

建文帝则下落不明。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宫中曾经燃起熊熊烈火，大火扑灭后也找到了烧焦的尸体。于是燕王宣布那就是朱允炆的遗骸，并在八天后以天子之礼安葬。[11]

但，更多的人相信建文帝已经出走。

出走并非没有可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火是建文帝在绝望时下令放的，混乱中马皇后跳进火中殉节，其他人则找到了朱元璋秘藏的小箱子。打开一看，内有三张作为僧侣出家证明的度牒，以及关于逃跑路线的指示。大家依计而行，从便门逃出皇宫，又在护城河边见到前来接应的道士。

那道士说，是太祖高皇帝托梦要他来的。[12]

这种诡异的故事可信程度很低，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建文帝确实自焚而死，那具尸体也可能是马皇后的。事实上朱棣自己也将信将疑，因此后来一直派人四处暗访。不过这在当时问题不大，因为无论如何建文帝都已不在岗。

填补空白的，则非燕王莫属。

有人却问他：殿下先谒陵，还是先即位？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燕王直奔孝陵而去。这里面的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先谒陵，则皇位来自太祖。因此，提醒燕王的那个名叫杨荣的小官，后来便成为新皇帝的重臣。[13]

之后，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由于年号永乐，所以也叫永乐皇帝。

历史则失去了一次机会。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文帝跟他父亲一样宅心仁厚。如果此后几十年的执政者是他而非暴力夺权的燕王，明代政治也许不至于那么黑暗。

永乐皇帝朱棣也很快就露出了狰狞面目。

大屠杀开始了。

[1] 见（明）尹守衡《明史窃》卷三。​​​​​​​​​

[2] 见《明史·齐泰传》。​​​​​​​​​

[3] 以上史实见《明史·恭闵帝本纪》，亦见该书《齐泰传》和《黄子澄传》。​​​​​​​​​

[4] 薛岩本写作薛嵒。嵒是岩的异体字，今作薛岩。​​​​​​​​​

[5] 以上见《纪事本末》卷十六。​​​​​​​​​

[6] 见《明太宗实录》卷九，《纪事本末》卷十六。​​​​​​​​​

[7] 见《明史》之《恭闵帝本纪》和《黄子澄传》。​​​​​​​​​

[8] 见《明史》之《恭闵帝本纪》《谷王橞传》和《李景隆传》，《纪事本末》卷十六。​​​​​​​​​

[9] 见《明史》之《周王传》《齐王传》《谷王橞传》《李景隆传》，《纪事本末》卷十六。​​​​​​​​​

[10] 见《纪事本末》卷十六。​​​​​​​​​

[11] 见《明史》之《恭闵帝本纪》《王景传》。​​​​​​​​​

[12] 见《纪事本末》卷十七。​​​​​​​​​

[13] 见《明史·杨荣传》。​​​​​​​​​

血腥镇压

朱棣最想杀的，当然是齐泰和黄子澄。

这件事很容易地就办成了。毕竟，他们是朱棣起兵以后始终口口声声要杀的所谓奸臣。因此通缉令一下，很快就被捉拿归案，也不会有人胆敢营救。结果齐泰被杀，还牵连到族人。只有六岁的儿子幸免于难，发配为奴。[1]

黄子澄则被带到御前审问。这位削藩的“首恶”丝毫都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毫不客气地对朱棣说：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只怕子孙后代有跟着殿下学坏的。

朱棣恼羞成怒，下令将黄子澄的家人和亲戚全部带过来让他们号哭，然后要黄子澄写下自己的罪状。

黄子澄写道：罪在削燕太晚，以致成此凶残。

朱棣怒不可遏，下令砍去黄子澄双手。

接着，又砍去双脚。

最后，他被肢解。

黄子澄求仁得仁，死而无憾。

兵部尚书铁铉（读如绚）也一样。

铁铉是朱棣的劲敌。建文二年燕王攻济南，守将便正是此人，结果围攻三月不下。朱棣无奈，下令引水灌城。铁铉却让守城士兵昼夜哭泣：我们就要像鱼一样死了。又让百姓出城说：谁不是高皇帝儿子？谁不是高皇帝臣民？如果大王退兵十里单骑入城，臣等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燕王信以为真，果然单刀赴会。

结果呢？刚刚走上吊桥，铁板就从天而降。

死里逃生的燕王下令炮轰济南城，铁铉却在城楼上竖起太祖高皇帝的牌位，害得朱棣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最后还是姚广孝把他劝回北平，铁铉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2]

这一箭之仇，岂能不报？

何况此人还死不改悔。

实际上铁铉被带到朝堂后，就自始至终背对朱棣，口中更是骂声不绝。朱棣下令割掉他的耳朵，铁铉不回头。割掉鼻子，依然故我。气急败坏之下，朱棣丧心病狂地命令将那些割下的肉烧烤以后塞进铁铉嘴里，问他好不好吃。

铁铉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好吃。

朱棣暴跳如雷，大喝一声：剐！

结果，刽子手剐一刀，铁铉骂十句。

这时朱棣简直就要气疯了，下令将铁铉扔进油锅。然而进了油锅，尸体也不面对御座。朱棣盛怒，又让宦官将尸体捞出朝北跪下，冷笑一声说：看你朝不朝朕！

谁知话音刚落，铁铉身上的沸油突然四溅，宦官们纷纷夺路而逃。回头再看，那尸体依然背对朱棣。

朱棣目瞪口呆，只好下令安葬。[3]

杀铁铉，就像打了一场恶仗。

另一个人，则更让朱棣为难。

这个人叫方孝孺。

方孝孺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和建文帝的顾问，出的主意其实比齐泰和黄子澄还多。建文三年，他替皇帝写了一封信给朱棣的世子朱高炽，许以燕地王爵策动他背叛父王，同时派间谍驰报燕王称世子谋反。朱棣将信将疑之际，来信却被朱高炽原封不动送到行营。燕王马上明白这是离间计，火冒三丈地说：混账王八蛋！差点误杀我儿！[4]

这样的人当然会在黑名单上，而且名列前茅。[5]

朱棣却不想杀他，也不能杀。

不杀有很多原因。当年朱棣兵出燕山，姚广孝送行到北平郊外，突然跪下来说：臣有一事相求。

燕王说：请讲！

姚广孝说：南方有个人名叫方孝孺，博学多才，在士人当中威望极高。主公事成之后，他一定不肯投降，请千万不要杀他。杀了他，臣担心从此就没有“读书种子”了。

燕王满口答应。[6]

不过，朱棣不想杀方孝孺，还因为要他做事。当时群臣异口同声：起草即位诏书非此人不可。朱棣只好将他从狱中放出，客客气气地请到朝堂，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

没想到，方孝孺却披麻戴孝，进来就放声大哭。

朱棣当然知道这是为了建文帝。

于是他说：先生节哀，我也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

方孝孺问：成王在哪里？

朱棣回答：他自己烧死了。

方孝孺问：为什么不立他儿子？

朱棣回答：国赖长君。

方孝孺问：为什么不立他弟弟？

朱棣回答：这是朕的家务。

然后，永乐皇帝走下御榻，放下身段柔声说：昭告天下的文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请先生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苦。

左右也及时地递来纸笔。

方孝孺却把笔扔了，还边哭边骂。

方孝孺对朱熹《蓬户手卷》的题跋。

朱棣问他：你不怕死？

方孝孺答：死就死，诏不可草。

朱棣又问：难道不怕株连九族？

方孝孺答：即便十族又如何！

朱棣忍无可忍，方孝孺果然被诛十族。

十族，就是九族再加上学生。

这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死者共计八百七十三人。更为残忍的是，每个人死前都被带到方孝孺面前，然后当着众人也当着他的面处死，最后才轮到他本人。[7]

永乐皇帝简直就是蛇蝎心肠，禽兽不如。

可惜，方孝孺恐怕也是混蛋。

没错，此人确实有气节，堪称铁骨铮铮，这也是他备受推崇的原因。问题在于，坚持气节只能是个人的事情，不能要求家人和学生去送命。铁铉就没有这样做，他的两个女儿后来还被嫁到良善人家，尽管曾经一度发配娼门。[8]

朱棣其实并未天良丧尽。

方孝孺却铁石心肠。八百七十多人死在他面前，居然能无动于衷，直到弟弟被杀时才流下眼泪。即便如此，也丝毫都不反省这是“便十族奈我何”那句话引起的。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利那样说，难道这些人命都是你方孝孺的？如此将他人生命不当回事，跟朱棣之流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么请问，当时他该怎样回答？

自称周公的，也不会诛人九族。

想当年，陈宫就是这样回答曹操的，结果自己全节家人全身。方孝孺却只有学问并无智慧，南京政府昏招迭出便多半要拜这位气节先生所赐。这不奇怪。程朱理学之后，中国的读书人要么虚伪，要么迂阔，甚至脑子里面全是糨糊。

正直而智慧者，凤毛麟角。

不过在崇尚“以德治国”的社会里，有气节总归是受人敬重的。因此不但方孝孺的故事广为流传，另一些忠臣孝子的事迹也被传得神乎其神。比如监察官员景清，因试图刺杀朱棣而被活剥人皮，然后皮中塞草挂在长安门。结果有一天永乐皇帝路过门下，那草人居然挣断绳索扑了过来。

这当然靠不住，就连铁铉的故事也多半是虚构。

但不管怎么说，诸如此类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便至少说明人心不服，朱棣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据说他甚至梦见景清提剑绕床而行，醒来后竟是一身冷汗。[9]

于是他认为，南京这地方是住不得了。

[1] 见《明史·齐泰传》。​​​​​​​​​

[2] 见《纪事本末》卷十六。​​​​​​​​​

[3] 见《纪事本末》卷十八。铁铉被杀事亦见《明史·铁铉传》，但无种种细节。​​​​​​​​​

[4] 见《通纪》后编卷二，《纪事本末》卷十六。​​​​​​​​​

[5] 朱棣钦定的黑名单，《通纪》后编卷三的排序是黄子澄、齐泰、陈迪、方孝孺，《明史·成祖本纪一》的排序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

[6] 见《明史·方孝孺传》，《纪事本末》卷十八，参看《通纪》后编卷三。​​​​​​​​​

[7] 见《纪事本末》卷十八，参看《通纪》后编卷三，《明史·方孝孺传》，诸书所记均为磔（读如哲）刑，《通纪》后编卷三称磔为凌迟。按磔之本义为肢解，凌迟则称寸磔，不可混为一谈。​​​​​​​​​

[8] 见《纪事本末》卷十八。​​​​​​​​​

[9] 景清事见《纪事本末》卷十八，但《明史·景清传》不记草人犯驾及成祖噩梦事。​​​​​​​​​

迁都北京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朱棣正式宣布迁都。[1]

新首都是他的老窝北平，不过在永乐元年的正月就已经改名北京。北平地区当然也相应地改为顺天府，以对应南京地区的应天府。对此，朱棣的解释是：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2]

这倒不完全是官腔。正如明中叶一位大学士所说：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两都并立，以军事重镇北京为首都，经济中心南京做副都，就能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确保帝国长期的稳定和安全。[3]

何况在此之前，忽必烈已经将京杭大运河取直。明成祖再将不够畅通的河段予以疏浚，东南的物质财富就不必绕道洛阳而能直达北京，也不必像元代那样部分依靠海运。

因此到了永乐十三年，海运便完全停止。[4]

新都则在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启用，并成为明清两代的京城，尽管后来的样子跟永乐时期有所不同。比如外城就是嘉靖年间修的，而且由于经费不足变成了半截子工程。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即便没有外城，明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足够壮观，并且足够体现中华帝国的皇权意识了。

那就走进去看看虚实。

虚实是一目了然的。从空中俯瞰，不难发现嘉靖以前的北京由三重城圈构成。三重城圈都是方的，而且全部很标准地坐北朝南，端端正正，就像一套方盒子。里面的两个盒子都是矩形，最外面的一个则接近于正方形。

三个盒子由里到外，分别叫宫城、皇城和京城。

宫城是北京的核心。由于对应天上的紫微星，又是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禁区，所以也叫紫禁城。这座由50米宽护城河环绕的城中之城，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小县城，却只住皇帝一家人，以及他们的服务人员。

没错，至尊天子当然享受至尊豪宅。

紫禁城四门，东西南北各一座，分别象征着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和北玄武。因此北门就叫玄武门，清代才改名神武门。这恐怕是有来历的——唐代长安的宫城北门就叫玄武门，皇城之南则是朱雀门以及又叫天街的朱雀大街。

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北京紫禁城的南门却不叫朱雀门，叫午门。

午门很奇特。它的左右建两翼式城墙，围合成兼有朝堂作用的广场，并且放有日晷和铜制的度量衡模具。授时（每年冬至颁发新历书）在这里，核实计量标准在这里，献俘和廷杖也在这里。午门外广场，是权力和统治的象征。

东西两边，则是东华门和西华门。

与午门和玄武门都在城墙正中不同，东华门和西华门在宫城城墙偏南。这是因为紫禁城内分为两个部分。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南区是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北区是乾清和坤宁两大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的交泰殿是后加的，南区的三大殿也在清代改名为太和、中和、保和。

宫属内，属阴，所以是偶数。

殿属外，属阳，所以是奇数。

三大殿南是文华殿和武英殿，则叫左文右武。

显然，前三殿是办公场所，后两宫是私密空间，东西两门也就得开在偏南处，接近文华殿、武英殿和文渊阁。这样既能方便朝臣和太监出入，也不会惊了陛下的春梦。

这种布局，就叫前殿后宫，或前朝后寝。

把紫禁城包围起来的是皇城。皇城有内外，外皇城是西南部分缺了个角的矩形，共有四个门：南边天安门，北边地安门，东边东安门，西边西安门。天安门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在明代叫承天门。作为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的前方是御道，东西是天街，左侧是太庙，右侧是社稷坛。[5]

左祖右社，是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象征。

最外面的一圈，则叫京城。

京城也有内外，早期只有内城。内城南面正中的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两边是崇文门和宣武门，表示文韬武略或者文治武功。北面东边的叫安定门，皇帝每年一次从这里出去到地坛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西边的叫德胜门，凯旋的军队由此门班师回朝，以宣示圣德战胜了敌人。东西两面各两个门：东南朝阳门，西南阜成门，东北东直门，西北西直门。以上九个，都是京城的门户，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6]

三个城圈一线贯通。宫城玄武门和午门，皇城地安门和天安门，京城的内城正阳门和外城永定门，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正阳门与天安门之间还有国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现在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显然，这是精心设计和规划的结果。

建筑史家傅熹年先生的发现更为惊人：紫禁城中，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存在模数关系。它们不但都是矩形，而且南北长和东西宽之比都是11∶6。同时，由于前者的长和宽都是后者的两倍，因此前三殿区的面积是后两宫区的四倍。

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或者说，前三殿恰恰是四个后两宫。

有趣的是，如果在这两个矩形的四角各画对角线，交叉点便正好落在乾清宫和奉天殿（太和殿）的中心。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和接见臣下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奉天殿则是举行登基、大婚或寿诞等隆重仪式的殿堂。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的几何中心在乾清宫和奉天殿，说明什么呢？

皇帝无论在前朝还是后宫，都是中心。

另外一组数字也很有意思：天安门至大明门段的长宽均为后两宫区的三倍，大明门至景山北墙的距离是后两宫区之长的十三倍，京城内城面积则是紫禁城的五十倍。

这又说明什么呢？

明代北京城市规划的模数是紫禁城，紫禁城的模数是后两宫区。至于1∶49的比例，则体现了《周易》的思想：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易·系辞上》

这无疑是既神圣又神秘的数字，却未必是为了取代元大都的规划模数。没错，元大都东西之宽为宫城的九倍，南北之长为宫城与御苑总长的五倍，正所谓九五之尊。这个模数并非不能再用，前三殿和后两宫台基的长宽之比便正好都是九比五。只不过按照《周易》的观点，有用的四十九是被创造者，不用的一是创造者。紫禁城占五十分之一，就意味着北京城是紫禁城演化衍生，皇帝是万民父母天下之主。[7]

众星拱月，或者太阳系啊！

如此说来，迁都北京岂非大手笔？

事实上，几乎永久性地奠定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只是朱棣即位以后所做诸多大事中的一件。太祖时期作为临时性机构的内阁成为定制，曾经尾大不掉的藩王变成徒有虚名的寄生虫，便都是他的大动作。这些制度都被他的子孙全盘继承，由此形成明代政治的个性和特色。

这样看，朱棣更像明的奠基者。

然而这种“成功”只是对统治者而言，甚至只是满足了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民众以及官员都不是福音。帝国大厦最后轰然倒塌，也要拜朱棣的制度设计所赐。因为这些制度仅仅保护皇帝一个人，而统治的手段又极为变态，完全无视包括士大夫在内所有臣民的生命、人格和尊严。

那么，永乐时期成型的明代特色又有什么呢？

宦官把持、特务监控的统治。

[1] 见《明史·成祖本纪三》。​​​​​​​​​

[2] 见《明史·成祖本纪二》，《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3] 所引见（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五。​​​​​​​​​

[4] 见《明史·宋礼传》。​​​​​​​​​

[5] 关于紫禁城和皇城，据单士元《故宫营造》和《故宫史话》等著作。​​​​​​​​​

[6] 外城七个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

[7] 以上均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十论》。傅先生还指出：汉之未央官，隋之洛阳宫，唐之大明宫，都把最重要的宫殿置于宫城的几何中心，以表示皇帝是国家的中心。傅先生又认为，当时用“大衍之数”来规划北京，是为了“取代元大都的九五贵位”，对此本书有不同看法。​​​​​​​​​

l第三章r
变态统治

锦衣卫

明代的特务机关统称厂卫。

卫即锦衣卫，本是皇帝私人卫队中的贴身卫队。这些人既然负有保护国家元首人身安全的责任，鹰犬般高度警觉和猎豹般行动敏捷当然是基本要求，甚至无可厚非。

可惜，朱元璋父子的敌人包括假想敌实在太多了。功高震主的勋臣，心怀叵测的逆党，阳奉阴违的官僚，飞扬跋扈的武将，妄议朝政的书生，装神弄鬼的和尚，在他们眼里都是潜在的威胁，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自己敏感的神经。

信得过的，只有贴身卫队。

于是，锦衣卫便同时成为了秘密警察，就连偷鸡摸狗的盗贼也在侦缉范围之内。再加上安插在政府各部门的卧底和线人，朱元璋就像大蜘蛛一样悄悄拉起了特务网。[1]

那可真是天网恢恢。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个勤快的人，每天像农民一样黎明即起召开会议。他自己虽然乐此不疲，那些住在宫外的官员却苦不堪言，因此有人发牢骚说：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太祖便对他说：你那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你迟。

该官员吓得魂飞魄散，磕头谢罪不已。[2]

朱元璋却很开心。由于遍布耳目眼线，他可是连官员们请客吃饭的菜单都知道的，还要冷不丁当众核对。至于大臣们心里是什么感觉，会不会心惊肉跳，他可不管。[3]

当然，使用特务，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需要。

实际上洪武十五年三月设置锦衣卫，恐怕正是为了扩大胡惟庸案的打击面。朱元璋很清楚，胡惟庸并未谋反，李善长就更不会。因此靠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堂会审，是审不出什么名堂的，只能让锦衣卫那帮武夫去刑讯逼供。只要看看此案的供词是多么荒谬错乱，就知道是谁的作品。[4]

这样一来，警犬就变成了猎犬。

兔死狗烹。洪武二十年正月，也许是收集制造的材料和伪证已经够用，再加上特务政治不得人心，朱元璋下令焚烧锦衣卫的刑具，追究有关人员使用酷刑的责任，并将狱中的人犯移交司法，尽管李善长要到三年以后才被杀。[5]

锦衣卫东司房旗卫牙牌：据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
锦衣卫印：原件为木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印面篆刻“锦衣卫印”，背面刻“成化十四年三法司置”。

对此，八年之后朱元璋自己的辩解是：朕起兵至今四十多年，从来就事必躬亲，深知人心险恶积重难返，必须法外加刑予以威慑。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可效法。以后守成之君按部就班，还是依法治国吧！[6]

他的儿子却不照办。

不照办也不奇怪。皇位得来不正，建文去向不明，除了起用特务，朱棣其实别无选择。

于是，锦衣卫在永乐时期成为制度。

这个机构的长官是正三品的指挥使，级别相当于都察院副职和大理寺正卿。锦衣卫之下还有镇抚司，南镇抚司有如警备司令部，北镇抚司有如稽查委员会，可以说前者是军而后者是警，或前者是武装警察，后者是秘密警察。[7]

秘密警察就厉害了。他们执行的任务事关机密，又直接由皇帝下达命令，因此不但文武百官不得过问，司法部门也不敢插手。尤其是北镇抚司有了专用的印信后，就连其长官锦衣卫指挥使也都管他不着，管得了的只有皇帝。[8]

要是皇帝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呢？

那他们便无法无天，甚至自己人也不放过。英宗朱祁镇时期的锦衣卫指挥使袁彬，便被北镇抚司诬陷下狱，而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是：只要将来还我一个活袁彬就行。

结果，袁彬九死一生。[9]

这还是皇帝关照过的，而且是锦衣卫长官。

没打招呼的，或者其他人呢？

生不如死，还倾家荡产。

据正史记载，北镇抚司特务的通常做法是：人抓到以后并不下狱，先带到残破的空庙里毒打，行话叫作打桩。打得嫌疑人魂飞魄散，再告诉他们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时，还有哪个家庭不尽其所有？特务们则坐地分赃。[10]

这种小事，皇帝陛下当然也是不管的。

可惜破财并不能免灾，等着人犯的是锦衣狱。那个地方才真叫作暗无天日，种种酷刑绝非常人所能忍受，活着出来更是几无可能，以至于难逃法网的嫌犯普遍认为：如果能从锦衣狱移送三法司，那便是从地狱进了天堂。[11]

然而这样的事情，可是十年九不遇。

锦衣卫整人却易如反掌。没错，按照规定，办案和结案都要证据齐全。比如缉拿腐败分子，就不但必须有受贿人和行贿人，还必须现获有赃，获赃有地，叫四角全。但锦衣卫有的是办法：行贿人可以由盗贼冒充，赃款则用被告的家产来抵数。司法部门拿到“证据”哪敢核实？只能相信。

冤假错案，也就层出不穷地被制造出来。

与此同时，特务组织也在发展壮大。到嘉靖年间，单是所谓“仰度支者”便有十五六万人。这些家伙其实是拿补贴的编外特务，多为地痞流氓和无赖混混。他们平日里就喜欢无事生非，此刻充当耳目和走狗正是人尽其才。至于锦衣卫的正式编制，明中叶已是朱元璋时代的百倍。[12]

人多势众，何况杀人未必要用刀。

才华横溢的解缙，就是被不着痕迹谋杀的。

解缙说起来也是少年得志。他在朱元璋焚毁锦衣卫刑具的第二年就中了进士，当时只有二十岁。成祖即位，他又是第一批内阁成员。可惜名高多谤树大招风，解缙也因为卷入朝廷是非遭人诬陷，被盛怒的朱棣下令关进锦衣狱。[13]

那时的锦衣卫指挥使，名叫纪纲。

纪纲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皇帝要治某人，哪怕对方是武臣或者宦官，他也定会连隐私都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皇帝决定要杀，则带回家里沐浴更衣盛情款待，装模作样地商量营救之事。等到对方家财耗尽，立马翻脸送往刑场。[14]

原件纸本，34.3厘米×47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卷作于永乐八年（1410），时解缙入京奏事，不久即遭陷下狱。

这只笑面虎吃人，是不会吐骨头的。

被关进锦衣狱的解缙受尽折磨，却活了下来，直到永乐十三年的冬天。当时有“录囚”的制度，也就是定期将囚犯名单呈皇帝御览，从中挑出某些人予以减免，以示皇恩浩荡和宽大为怀。朱棣翻看着纪纲呈送的名册，发现解缙的名字也在上面，便随口问了一句：哦！解缙还在？

纪纲没有回答，朱棣也没让他回答。

然而回到锦衣狱，纪纲却请解缙喝酒。解缙为人原本就坦坦荡荡，立马喝得酩酊大醉。纪纲见他不省人事，便下令将他埋在雪里，剩下的事情则交由另一个世界去处理。[15]

原来，让一个人的名字消失就这么简单。

没有证据表明纪纲与解缙有什么过节，他这样做多半是揣摩圣意，尽管谁都不知道朱棣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对于纪纲来说，错杀比不杀保险。何况就算杀错也没关系，因为尸检报告可以证明，解缙是自己酒醉受冻而死。

结果是朱棣在事后并没有问起。

也许，在他眼里一条人命不算什么，哪怕是解缙。

血债累累的纪纲也没有好下场。永乐十四年七月，他以谋反的罪名被公开处死，方式是车裂或者凌迟。这个无恶不作的家伙终于得到恶报，却绝不意味着特务统治终结。恰恰相反，那个做贼心虚的篡位者认为，单靠锦衣卫来监控臣民远远不够，而且风险很大。因此，监控力量必须加强，负责监控的也要被监控，只不过得节外生枝另辟蹊径。[16]

朱棣想到了宦官。

[1] 锦衣卫情况见《明史》之《职官志五》和《刑法志三》。安插在政府各部门的卧底和线人叫检校，主要活跃在朱元璋时期，请参看丁易《明代特务政治》、樊树志《明史讲稿》。​​​​​​​​​

[2] 见《通纪》前编卷八。​​​​​​​​​

[3] 见《明史·宋濂传》。​​​​​​​​​

[4] 请参看樊树志《明史讲稿》。​​​​​​​​​

[5] 见《通纪》前编卷七，《明史·太祖本纪三》。​​​​​​​​​

[6] 见《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7] 见《明史》之《职官志五》《刑法志三》和《兵志一》，并请参看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8] 请参看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9] 见《明史》之《刑法志三》《袁彬传》。​​​​​​​​​

[10] 见（明末清初）傅维麟《明书·刑法志》。​​​​​​​​​

[11] 见（明）瞿式耜《陈政事急着疏》。​​​​​​​​​

[12] 以上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所引。​​​​​​​​​

[13] 见《明史·解缙传》。​​​​​​​​​

[14] 见《明史·纪纲传》。​​​​​​​​​

[15] 见《明史·解缙传》。​​​​​​​​​

[16] 见《明史·纪纲传》。​​​​​​​​​

司礼监

宦官在明代和明代以后俗称太监。

这是有原因又没道理的。原因在于明代的宦官机构统称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和八局。十二监的长官都叫太监，官阶正四品。副职和下属，则有从四品的左右少监和正五品的左右监丞，以及品级不等的大小宦官。

可见，将所有宦官都称为太监是不对的。

不过中国人的习惯是就高不就低。比如和尚，原本只是高僧的尊称，后来却成为所有僧人的称谓。何况朱元璋之后宦官机构改制，原本叫作司正和大使的四司八局长官，也都改为掌印太监，太监的人数确实不少。更重要的是，宦官的队伍和权力都越来越大，要巴结他们就得叫太监。[1]

太监就太监吧，不用到明代以前就好。

宦官在明代成为政治势力，根子在朱元璋，尽管朱元璋是严格限制宦官权力，绝不允许宦官干政的。他甚至在洪武十年下诏明令禁止宦官读书识字，十七年又铸造了铁牌立在宫门并刻有如下字样：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2]

那么，为什么又要把账算在他头上？

因为朱元璋把宰相废了。

废了宰相，就只好建立内阁。内阁不是中央政府，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任何权力都没有，所有政务都必须由皇帝乾纲独断亲力亲为。皇帝年富力强乐于任事还行，如果即位时尚未成年，或者对政治没有兴趣，又如何是好呢？

也只能加重阁权。

办法则是票拟。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的请示报告先由内阁阅览讨论，然后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意见要用墨笔写在纸条上，再贴在公文旁边送进宫里，叫条旨。皇帝看过以后如果同意，就将那小纸条撕了，用红笔照抄一遍，叫批红或者朱批。朱批的文字就是圣旨，哪怕意见来自内阁。

内阁的权力，是不是增加了？

皇帝的负担也减轻许多，至少不必事事费心。何况真有重大决策，还可以将阁臣叫来面谈。那些个无关紧要的例行公事就不必伤脑筋了，做做抄写员也权当是练了书法。

所以成祖以后，许多皇帝都觉得这样很舒服。

◎明代皇帝一览表

姓名 | 身份 | 年号 | 谥号 | 庙号
朱元璋 | 开国皇帝 | 洪武 | 高皇帝 | 太祖
朱允炆 | 太祖嫡孙 | 建文 | 惠皇帝 |
朱棣 | 太祖四子 | 永乐 | 文皇帝 | 太宗、成祖
朱高炽 | 成祖长子 | 洪熙 | 昭皇帝 | 仁宗
朱瞻基 | 仁宗长子 | 宣德 | 章皇帝 | 宣宗
朱祁镇 | 宣宗长子 | 正统 | 睿皇帝 | 英宗
朱祁钰 | 宣宗次子 | 景泰 | 景皇帝 |
朱祁镇 | 宣宗长子 | 天顺 | 睿皇帝 | 英宗
朱见深 | 英宗长子 | 成化 | 纯皇帝 | 宪宗
朱祐樘 | 宪宗三子 | 弘治 | 敬皇帝 | 孝宗
朱厚照 | 孝宗长子 | 正德 | 毅皇帝 | 武宗
朱厚熜 | 宪宗之孙 | 嘉靖 | 肃皇帝 | 世宗
朱载垕 | 世宗三子 | 隆庆 | 庄皇帝 | 穆宗
朱翊钧 | 穆宗三子 | 万历 | 显皇帝 | 神宗
朱常洛 | 神宗长子 | 泰昌 | 贞皇帝 | 光宗
朱由校 | 光宗长子 | 天启 | 悊皇帝 | 熹宗
朱由检 | 光宗五子 | 崇祯 | 愍皇帝 | 思宗

注：朱祁镇曾被俘，后复辟，故出现两次，两个年号。

然而懒惰是可能成性的。久而久之，皇帝们就认为既然不过照抄条旨或票拟，那又何必定要自己动手？只要用红笔批出再加盖公章就行，完全可以让别人代劳。

问题是，谁来抄写呢？

秉笔太监，或随堂太监。

我们知道，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老大是司礼监，能够称为太监的长官很多。排在首位的叫提督太监，皇城内的所有事务都归他管。其次叫掌印太监，这是各单位都有的部门首长。司礼监掌印却除了本部事务，还负责文件交接和御前会议。仅此两条，分量就非同一般。何况宦官犯法也归他们处分，因此所有宦官见了司礼太监都要磕头称上司。

提督和掌印之下是秉笔和随堂，任务据《明史·职官志三》的说法就是“照阁票批朱”了。但这是制度规定，未必当真如此。批朱是真的，照不照内阁的票拟却很难讲，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有编辑修改权。至少，改正病句、错别字以及含糊不清之处，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

猫腻也就开始。

事实上，内阁大学士不是进士便是翰林，怎么会有病句和错别字？条旨都用正楷书写，又岂能含糊不清？因此所谓编辑修改，就有可能变成编造窜改。内阁和六部接到改过的批文却无可奈何，他们总不能找皇帝当面对质吧？[3]

明佚名作。

何况有些皇帝还是长期不见大臣的，比如万历。

就算皇帝管事也无妨，因为他们总是懒得动手，而传达口谕的正是宦官。制度健全遵守规矩的时候，或许还有秉笔太监的笔录；到明末熹宗天启年间，就连太监都不用，随便派个小宦官便传了旨意，真假轻重只有天知道。[4]

假传圣旨的事，也难免发生。

实际上，只要不是遇到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的，宦官们总有办法对付。尤其是那些小小年纪就继承皇位者，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既无政治经验又无人生阅历，哪里能够识别糖衣炮弹和温柔陷阱？甚至还有怯于任事和见人的。有宦官替他跟朝臣周旋，说不定心里面还要念声阿弥陀佛。

结果，内阁变成假宰相，宦官变成真皇帝。

那么，这一切是何时开始的呢？

一般认为宣德四年（1429）是分界点，因为宦官的学校内书堂是在这年设立的，太祖皇帝的祖训正式被废。还有人认为秉笔太监同样出现于宣德朝。这是有可能的。宦官并非都是文盲，找几个识文断字的应该不算困难。[5]

但，宦官势焰熏天，当始于王振。

王振在明代宦官群体中是另类也是奇葩。比他更加有名的刘瑾是免死罪犯，魏忠贤是街头混混，王振却是有文化的读书人。正史说他毕业于内书堂，也有人说他本是地方政府教育系统的官员，由于永乐皇帝的诏令才净身的。这些当然无从稽考，但可以肯定他曾经被宣宗安排陪太子读书，甚至为太子启蒙，因此太子即位的当年便成为司礼太监。[6]

这位新皇帝就是朱棣的曾孙朱祁镇，当时九岁。

因此，王振的任命便未免可疑。要知道，由于皇帝年纪太小，实际上代理皇权的是不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主持朝政的则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太皇太后就是仁宗皇帝的张皇后，与太祖马皇后、成祖徐皇后一样享有盛誉。“三杨”更是三朝或四朝元老，岂能不知道事情的轻重？如果王振掌司礼监还是破格和越级提拔，就更奇怪。[7]

事实上太皇太后很快就有了警觉。某天，她老人家带领女官来到便殿，先教训皇帝要遵循祖制听元老的话，然后宣王振上殿，声色俱厉地说：你不守规矩，应该赐死！

女官们一齐拔出刀剑，架在王振脖子上。

皇帝和“三杨”都跪下求情，老太太这才饶他不死，但严厉警告这家伙不得胆大妄为。王振自然唯唯诺诺，也确实暂时夹起了尾巴。然而太皇太后刚刚去世，他就把宫门口“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偷走了，从此无法无天。[8]

其实，被当廷教训之后，王振并没老实多久，因为太皇太后和“三杨”都垂垂老矣，力不从心。杨荣甚至劝杨士奇接受王振推荐的阁臣人选。他说：我们这些人再自立，那些家伙也容不得。万一哪天宫中传出小纸条任命某某入阁，我辈就束手无策了。好在王振推荐的，总还是读书人嘛！

实际上王振猖狂是因为皇帝纵容。正统六年，宫中举行宦官照例不能列席的大宴，王振却说：周公辅成王，我就不能去坐一坐吗？十五岁的皇帝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最后还是下令开东华门的中门，请王振前来赴宴。

这件事，当然没人告诉太皇太后。[9]

王振的风头也几乎压倒了所有人。

没错，皇帝叫他先生，公侯叫他干爹。[10]

最无耻的是一个名叫王佑的小白脸，由于巴结王振当了工部侍郎。某天，王振问他：你的脸上怎么没有胡子？

小白脸答：老爷没有的，儿子哪敢有？[11]

王振应该笑了。他当然想不到，八年以后将为自己刹不住车的狂妄付出代价。正统十四年八月，王振在对蒙古部落的战争中由于胡乱指挥导致屡屡失败，被愤怒的禁卫军将领一棰打死。但直到临死之前，他都不可一世。[12]

这样的人如果成为特务，想想会怎样？

[1] 见《明史·职官志三》。​​​​​​​​​

[2] 见《通纪》前编卷六，《明史·职官志三》。​​​​​​​​​

[3] 以上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载何朝晖文及所引。​​​​​​​​​

[4] 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5] 内书堂事见《明史·职官志三》，余请参看丁易《明代特务政治》所引。​​​​​​​​​

[6] 本段所述见《明史》之《王振传》《刘瑾传》《魏忠贤传》，《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系学官净身，见高阳《明朝的皇帝》所引孟森《明代史》之考证。​​​​​​​​​

[7] 《明史·王振传》称：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

[8] 以上两事《纪事本末》卷二十九，（清）夏燮《明通鉴》（以下简称《明通鉴》）卷二十二、二十三均有记载，略有不同。​​​​​​​​​

[9] 以上见《纪事本末》卷二十九。​​​​​​​​​

[10] 见《明史·王振传》。​​​​​​​​​

[11] 见《纪事本末》卷二十九。​​​​​​​​​

[12] 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部落入侵，王振挟英宗御驾亲征，八月溃败，英宗被俘。这次战败责任主要在王振。至于他的死亡，《明史·王振传》称为乱兵所杀，《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称为护卫将军樊忠用棍打死。​​​​​​​​​

东厂与西厂

让宦官充当特务的是朱棣。

时间，应该在永乐十八年八月。

这时，新首都的建设接近完工，三四个月以后就要正式启用，因此朱棣特别注意稳定安全。显然，仅仅依靠锦衣卫是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了，何况监控者也需要被监控。于是新的特务机关便应运而生，并且一直存在到大明亡国。

它的名字就叫东厂，与锦衣卫并称厂卫。

厂是办事处的意思。

由于设在东安门北，所以叫东厂。[1]

东厂长官来自司礼监，由秉笔太监中的二号或三号人物担任，职务的全称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如果简称就叫提督东厂，内部则称为厂公或者督主。

很清楚，这是宦官把持的特务机关。

厂公的副手是掌刑和理刑，也叫贴刑。贴刑之下是掌班或司房之类的管事，分为十二颗。颗就是课，或者科。再下则为档头和番子，也就是小头目和小特务。

但无论大小特务，都衣着华丽威风凛凛。

有诗为证：

宣武门边尘漠漠，绣毂雕鞍日相索。

谁何校尉走复来，矫如饥鹘凌风作。

虎毛盘项豪猪靴，自言曾入金吾幕。

逢人不肯道名姓，片纸探来能坐缚。

确实有点像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高课。

逢人不肯道姓名也不奇怪，秘密工作嘛！然而那种小人得志的嘴脸也跃然纸上：不要问我姓甚名谁，只要想抓随时都能抓你，而且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和程序。

更让天下臣民感到恐怖的是，从王公大臣到贩夫走卒都在东厂的监控之下。而且东厂收集的情报，哪怕半夜三更也能送进宫里，甚至送达御前。有政治问题的会被锦衣卫火速抓捕，夫妻间的私房话则成为宫中茶余饭后的谈资。

藏在深宫的大蜘蛛，既有正餐也有甜点。

臣民们活得小心翼翼，则恰是预期效果。

实际上，有厂有卫，监控系统已堪称完备。因为厂和卫都直属皇帝，又相互联网。最高统治者却犹嫌不足，在宪宗朱见深和武宗朱厚照的时期又增设了西厂和内行厂，与东厂合称三厂，也都由宦官充当特务头子。

那么，这些机构的区别在哪里呢？

锦衣卫监控所有臣民，东西厂除了监控所有臣民还要监控锦衣卫，内行厂的监控对象则是锦衣卫和东西厂。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特务们自己也不知道哪天被人告密。[2]

纪纲粉身碎骨，便因为有宦官举报。[3]

结果，皇帝之外的人全部朝不保夕。

这就让朝野上下都忍无可忍，逼得他们同仇敌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跟特务做斗争。当然，特务政治和制度是反不了的，能够扳倒的只是某个作恶多端的头子，比如汪直和刘瑾；以及后来新建的组织，比如西厂和内行厂。

其实，这两件事是一回事。我们知道，没有汪直便没有西厂，没有刘瑾也就没有内行厂。所以这两个人垮台后西厂和内行厂也不复存在，尽管西厂曾因刘瑾死灰复燃。

那就先说汪直。

此人本是宪宗皇帝御马监的掌印太监，相当于御林军的骑兵司令，并非孙悟空当过的弼马温可比。这个衙门的地址在今天的景山东街，做过北大校址的马神庙就在那里。当时每月逢四，宫门尽开运送垃圾，宦官们趁机出来与市民进行交易。于是御马监以西便一路摆满地摊，称为内市。

监控内市的任务，当然落在汪直头上。

碰巧汪直又是个处处留意的有心人，与三教九流和闲杂人等都有接触，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猫腻了如指掌，大约同时也发展了一些线人。因此，当宫中发生一起妖道与宦官勾结擅入大内的奇案时，汪直的机会就来了。他乔装打扮成平民到宫外明察暗访，居然所获甚多而且无人察觉。

陛下大为满意。

我们知道，宪宗是个心理扭曲的皇帝。他的父亲朱祁镇受宦官王振怂恿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做了俘虏，只有两岁的他便由保姆万氏抚养成人。后来朱祁镇被放回，这孩子之后也做了皇帝，年号成化，比他大十七岁的保姆则被封为贵妃。这样的身世让宪宗非常缺乏安全感，也喜欢刺探臣民隐私以求得心理平衡。可惜，提督东厂的宦官碰巧很不得力。

诸多碰巧的结果，是另立西厂让汪直主持。

汪直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便把他的特务天分发挥到淋漓尽致。再加上办案人员又从锦衣卫特别调拨，个个经验丰富手段狠毒，仅仅五个月就让京城鸡犬不宁。[4]

正派的士大夫无不义愤填膺。

某天晚上，汪直手下闯入正五品的兵部郎中杨士伟家里动手抓人，还肆无忌惮地拷打审问他的老婆孩子。住在隔壁的一位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便站在墙头厉声喝道：你们夜入民宅，动用私刑侮辱朝廷大臣，难道就不怕国法吗？

特务反问：你是什么人，不怕西厂？

那官员凛然答道：翰林院陈音。[5]

此事没有下文。火药桶却迅速被点燃，反对西厂的声浪此起彼伏。内阁大学士商辂（读如鹿）上书皇帝，力陈重用汪直和西厂必将弄得人心惶惶，江山社稷恐怕不保。

宪宗勃然大怒：一个肢体不全的也会危及天下？

于是下令太监怀恩到内阁质问。

商辂正色回答：朝廷大臣、边关镇将和南京留守，不经奏请就任意抓捕；陛下身边的近侍和守卫，没有旨意也随便更换。这样一个汪直如不罢免，国家哪有安全？

怀恩动容，回去以后如实汇报。

宪宗无奈，只好撤销西厂。[6]

汪直却安然无恙，斗争也还得继续。

此后的故事复杂曲折，就连某些宦官也加入到反对派的行列。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一次类似于二人转或者对口相声的宫廷演出。主角是个善于搞笑的宦官，扮演酩酊大醉的酒鬼，他的搭档则在旁边插科打诨。

搭档说：快起来，朝中大臣来了。

酒鬼躺在地上不予理睬，继续发酒疯。

搭档又说：皇上驾到。

酒鬼仍然发酒疯如故。

搭档再说：来的是汪太监。

酒鬼一骨碌就爬了起来。

搭档问：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酒鬼说：我不知道皇上，只知道汪太监。[7]

毫无疑问，这不会是汪直垮台的真实原因。此人最后也只是失去权势，却活到了寿终正寝。何况西厂撤销了，东厂便渔翁得利，原本窝囊的提督竟变得嚣张之极。好在那家伙不久也被免职。接手东厂的太监与怀恩关系很好，下令除非遇到谋反案，不要无事生非，人们这才喘过气来。[8]

取消特务制度则没有可能。只不过无论谁当皇帝，厂卫都只是用来干脏活的工具，同样并无人权。如果独裁者认为特务头子的势力威胁到皇权，那家伙就只有死路一条。

朝臣和宦官联手扳倒刘瑾，正是看准了这点。

[1] 以上见《明通鉴》卷十七。​​​​​​​​​

[2] 以上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及其所引。​​​​​​​​​

[3] 见《明史·纪纲传》。​​​​​​​​​

[4] 见《明史》之《职官志三》和《汪直传》，《纪事本末》卷三十七。御马监外地摊情况请参看高阳《明朝的皇帝》，宪宗喜欢刺探臣民隐私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所引。​​​​​​​​​

[5] 见《明史·陈音传》。​​​​​​​​​

[6] 见《明史·商辂传》，《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7] 见《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8] 见《明史·汪直传》。​​​​​​​​​

太监刘瑾

刘瑾非同一般，监控锦衣卫和东西厂的内行厂就是为他专设，甚至就是他自己设立的。此人的狂妄、跋扈和贪婪也直逼王振，不知多少臣民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幸存下来的则只能小心翼翼地苟延残喘，甚至唯刘瑾之命是从，就连相当于宰相的内阁大学士们也不例外。[1]

所有这些，都要拜明武宗朱厚照所赐。

朱厚照是宪宗之孙，孝宗长子，张皇后所生。孝宗是个说得过去的皇帝，却可惜治国有术教子无方，他的宝贝儿子也成为天字第一号的纨绔子弟。更糟糕的是，这孩子在十五岁那年即位后，便被一帮居心不良的太监所包围，日日玩耍夜夜笙歌，完全忘记了自己对帝国和臣民的责任担当。

朝廷大臣便觉得不能不管。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牵头的是户部尚书韩文。在他的主持下，一份言简意赅的奏折送达了御前，要求是将那些太监交付法司。为了保证达到目的，韩文特地交代起草人：不要写得文绉绉的，否则皇上看不懂。也不要长篇大论，否则陛下看不完。

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少年皇帝看完就吓哭了。

而且，掌管东厂的司礼太监也站在朝臣一边。

被指控的那帮家伙则跪下来围着皇帝哭。

唯独刘瑾沉得住气。当时，他是全面负责皇帝娱乐活动的钟鼓司掌印太监，自然关系重大。刘瑾的办法，是将此事归结为东厂和朝臣针对他们个人的合谋。只不过，如果这些阴谋得逞，年轻的陛下将不再能拥有自己的猎装、动物园和宫廷乐队，更不能化了装在北京的街头闲逛。

武宗马上急了：那你说该怎么办？

刘瑾答：司礼监换人。

这件事并不难办，刘瑾当天晚上就接管了司礼监，成为在皇帝与朝臣之间赚差价的中间商。挑选玩具和引导游戏的事情当然继续进行而且花样翻新，请示汇报工作则故意选择在武宗玩得兴致勃勃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当然是：朕要你是干什么的？自己看着办，不要烦朕！

刘瑾恭敬地退下，任由武宗去做头号玩家。[2]

后来魏忠贤对付天启皇帝，也是如法炮制。[3]

满朝文武，则成为游戏中的人物。

有个名叫刘宇的便被玩弄。起初，刘瑾收红包每次不过数百金，这家伙却哄抬物价一送就是上万，于是从左都御史升为兵部尚书，后来又如愿以偿当了吏部尚书。

可惜他没想到，刘瑾心目中的吏部尚书是张彩。张彩是刘瑾的陕西老乡，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两人初次见面，刘瑾就紧紧握住张彩的手惊呼男神，还赞不绝口地说：外官多不懂事，见了皇上就来见我，你这乡党却姗姗来迟，好！

吏部尚书的职位，也必须挪出来。

结果是刘宇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却只来得及在内阁请刘瑾吃了一餐饭。因为第二天他兴致勃勃上班时，被刘瑾拦在了门口。刘瑾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呵，怎么着，还真想做宰相啊？这个地方哪里是阁下可以天天来的！

刘宇羞愧难言，只好申请告老还乡。[4]

这样看，刘瑾才是头号玩家。

我们知道，这个吃了空心汤圆的刘宇，在《明史》中是归入阉党也就是宦官走狗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境况可想而知。正统三年六月，由于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刘瑾居然命令朝廷大臣跪在奉天门下让烈日暴晒，到傍晚又将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监。直到第二天，刘瑾发现匿名信的作者可能是宫中宦官，这才将那些无辜的人放出。

如此公然羞辱士大夫，就连某些宦官都看不下去。太监李荣给罚跪的官员送去了冰镇西瓜，太监黄伟则以假装训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好男儿敢作敢当！书信中所言都是为国为民的话，为什么不站出来承认，要嫁祸他人？

结果，李荣被闲置，黄伟被打发到南京。[5]

有皇帝做后台，刘瑾有恃无恐。

朝野上下只好忍气吞声。

然而棋局也说变就变。正统五年四月，封地在今天陕西省庆阳市的安化王谋反，打出的旗号跟朱棣当年一样，也是清君侧。刘瑾当然不会将那篇指名道姓声讨自己的檄文交给皇帝，已经成年的皇帝也知道刘瑾打不了仗，因此派出讨伐叛军的统帅是都御史杨一清，监军则是太监张永。

其实，大军抵达陕西时，安化王已经被当地政府军将领抓获，他那流产的暴乱仅仅持续了十八天。杨一清和张永的任务也从平叛变成了押解人犯，体面而轻松。[6]

这是一个机会。

杨一清很清楚，张永虽然是宦官，却是刘瑾极力要排挤的对象，因此劝他在面见皇帝时，将安化王谋反与刘瑾乱政的关系奏明陛下。杨一清还说：这次平叛重任，皇上不选派别人而独付公公，可见公公在宫中的分量。这些话，其他人说了没有用，只有公公能说，也只有公公能行。

张永问他：如果陛下不听呢？

杨一清答：那就哭，请求死在皇上面前。

张永又问：如果陛下同意呢？

杨一清答：继续哭，请求立即执行，否则祸不旋踵。

张永依计而行，并且抢在刘瑾安排的时间之前回到京城献俘阙下。武宗既能耀武扬威，又有喝酒的理由，兴高采烈地设宴庆功。碰巧的是，当天晚上刘瑾有事先退，张永便拿出安化王谋反的檄文，向皇帝力陈利弊，请除国贼。

武宗却回答：不说这个，喝酒！

张永哭着说：今夜一别，老奴再也见不到陛下了。

武宗这才问：刘瑾他到底想干什么？

张永答：取天下。

武宗说：随便他拿就是。

张永问：天下归了他，陛下到哪里去？

武宗这才酒醒，下令禁卫军包围刘瑾的府邸，第二天又接受张永建议亲往刘宅视察抄家。结果不但抄出了金银财宝和武器装备，还有内藏匕首外饰貂皮的团扇。

皇帝勃然大怒：这狗奴才，果然谋反！

刘瑾迅速被锦衣卫押到午门候审。

负责审案的刑部尚书却战战兢兢。

刘瑾也气焰嚣张：你们谁不是我提拔的，敢审？

审判官们居然都吓得后退一步。

只有驸马蔡震冷笑一声：我就不是。

当然不是，他是武宗的姑父。

于是，驸马爷以皇亲国戚的身份，下令狠狠地给了刘瑾几耳光，然后厉声喝道：朝廷命官乃天子之臣，谁是你这逆贼提拔的？你那些武器装备又是干什么的？说！

刘瑾答：保卫皇上。

蔡震问：为什么藏在家里？

刘瑾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武宗立即下诏：不必复审，凌迟！

用刑持续了三天。割下的肉，则成为受害者们争相购买必欲食之而后快的抢手货。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刘瑾迫害的不仅只有政敌，就连外来贫民和下葬死人都不放过。[7]

刘瑾是被千刀万剐了，厂卫却还在，以宦官为主的特务也遍布全国：军队有监军，财政有税监，物流有采办。一个政权，居然谁都不相信，谁都要监控，岂非变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心理和手段，又究竟出自何方呢？

[1] 见《明史》之《刑法志三》和《刘瑾传》。​​​​​​​​​

[2] 以上见《明史·刘瑾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3] 见《明史·魏忠贤传》。​​​​​​​​​

[4] 以上见《明史·刘宇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5] 以上见《明史·刘瑾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另请参看《通纪》后编卷三十。​​​​​​​​​

[6] 以上见《明史》之《武宗本纪》和《诸王列传二》。​​​​​​​​​

[7] 见《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参看《明史·刘瑾传》。另据《明史·刘瑾传》及丁易《明代特务政治》所引，刘瑾曾经将外来务工人员如酒店服务员和工匠等赶出京城，逼寡妇改嫁，焚烧停丧未葬的尸体和棺材，民愤极大。​​​​​​​​​

廷杖与文字狱

明代制度中，既有金元遗产，也有朱家发明。

不过，第一条恐怕很难被当事人承认。大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就传檄天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他还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居中国而治天下，夷狄处外围而奉中国，没听说有夷狄可以替天行道，号称中国让四海臣服的。[1]

很显然，在这篇政治宣言中，未来的皇帝以中华文明的复兴者自居，应该说这是他的真实意愿。只不过，怎么想和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和能够怎么做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在他们建国之初，古老文明已是百年孤独；让那些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将自己的气脉接续到唐宋，又岂非强人所难？

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其实是金元。

元与金关系密切，他们跟契丹人的辽一样都是来自北方的非汉族政权，也都是由部落而帝国，一步登天。因此当他们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统治区域，而且征服与被征服民族的人口比例倒挂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继承哪个文化传统，按照谁的习惯、规矩和制度来实施统治？

这个问题，辽想过，金想过，元也想过。

金的办法是以辽为鉴：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这话虽然听起来符合文武之道，却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辽和金都是操切之政。[2]

说得难听点，就是简单粗暴，野蛮残忍。

或者说，苛暴。

苛暴的表现之一是杖责大臣。只要皇帝不高兴，就能把某个官员按倒在地予以痛打，既无须法定程序，也不论职位高低，宰相的特权则不过是挨打时屁股下面有褥子。[3]

更奇葩的是，金的皇帝认为这种刑法非常人道。海陵王完颜亮就说：板子打在你们身上，其实疼在朕心里。更何况痛打之后任用如初，难道不比流放千里之外好？[4]

这可真是暴君逻辑。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是宁可罢官也不愿意这样受刑的，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在众目睽睽之下遭此凌霸，则尊严何在，体面何存？君使臣以礼，才能要求臣事君以忠。相反，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5]

之前的两宋，就明白这道理。

完颜亮和忽必烈却并不这么认为。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毕竟，金和元都是政治暴发户、昔日奴隶主和北方游牧民统治的国家，奴仆挨打在他们那里实在要算是稀松平常，何况打起人来也可谓一视同仁。那么请问，女真和蒙古的贵族打得，汉族士大夫怎么就打不得？

所以，杖责大臣，元承金制。[6]

然后，是朱元璋接棒。

以中华文明复兴者自居的朱元璋，应该不会不懂“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然而这位开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却是既不同于上流社会出身的赵匡胤，也不同于底层平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确实不喜欢读书人，但态度公开而坦诚。包括他扬言见了儒生的帽子就想拿来当尿壶，也不失天真。

相比之下，朱元璋则可谓阴毒。

阴毒的表现是文字狱，也就是在字里行间找茬，然后兴起大狱杀人。比如杭州有人上贺表称：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这些话无论谁看了都知道是歌功颂德拍马屁，朱元璋却歇斯底里勃然大怒：生就是僧，骂我做过和尚；光就是没有头发，骂我是秃子；则就是贼，骂我做过贼。于是那个马屁精稀里糊涂就被砍了脑袋，吓得魂飞魄散的礼部则请求朝廷颁布行文用字的标准格式，以免臣民误触法网。

可惜这件事哪里有谱，朱元璋的想法也实在离奇，而且想一出是一出。结果不但“以身作则”不能说，“天下有道”和“衮衮诸公”也不能讲，特殊的殊更不能写，因为道就是盗，衮就是滚，殊拆开来是歹朱。谢天谢地，幸亏朱元璋识字不多想象力也有限，还忙不过来，否则汉字岂不都得废了？

抱歉，“否则”这个词也是不能说的。

文字狱前后经过了十三年，最后以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人制定出标准格式了结，留下的阴影却堪称巨大。后来乾隆皇帝还如法炮制，又把文字狱推向极致。明清两代文明成就远不如唐宋，朱元璋和乾隆帝应该负主要责任。[7]

但，更可怕的是心理。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都很变态。篡夺皇位后，明成祖疯狂迫害建文帝旧臣。有个官员的妻子五十六岁，也被送进教坊司当妓女，很快死去。教坊司请示处理方案，朱棣的御批竟然是：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8]

如此不把人当人，打屁股又算什么？

打屁股当然是直接从金元那里继承下来的，不过在明代有了正式的名称，叫作廷杖。廷杖虽然并未入法，只是皇帝的私刑，却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地点在午门。届时由锦衣校尉执棒，司礼太监坐在上面监视，朝廷大臣则必须陪列于西边台阶的空地，眼睁睁看着同事被打得血肉模糊。

据《出警入跸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则一并受刑。

这可真是斯文扫地。

实际上，金元大臣受责多因有错，或皇帝要立威；明代朝臣挨打则多因顶嘴，或皇帝要出气。嘉靖十三年，就有个小官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廷杖，气哼哼的皇帝居然走出文华殿旁听。锦衣校尉打一棒报一棒，直到打断三根棍子，被打的也昏死过去，嘉靖仍不解气，还气得彻夜不眠。[9]

可见，廷杖打的就是士大夫的体面和尊严。

结果却有两种。一种是皇帝打得越凶，挨打的名气越大威望越高，因此有故意惹他生气的。另一种则相反，干脆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天塌下来也不管。但无论意气用事或心灰意冷，都意味着士大夫群体与皇家渐行渐远离心离德。

廷杖让皇帝淫威尽施，也人心尽失。

特务们则趁机弄权。因为下令的虽然是皇帝，下手的却是他们。锦衣校尉用力的轻重，全看司礼太监的靴子。靴尖如果向外，受刑的还有活路；如果向内，杖下之人轻则终身残疾，重则命丧黄泉，也不会有抚恤金。[10]

回到唐宋，更是再无可能。

其实明代以前，君臣关系虽不平等，却还算融洽。汉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官僚视国事为己任。两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更是有如战略合作伙伴。尽管共治不是共有，但，帝国的统治者是包括官僚在内的。统治集团内部即便纷争不断，也是命运共同体，损荣与俱。

明则完全是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家天下。尽管明代士大夫也会口口声声“我皇明”如何，但那实在是自作多情。不信请看锦衣狱中廷杖棒下，可有一丝一毫温柔敦厚？恐怕只有视臣僚为奴仆，君使臣以威，臣事君以惧。

这可真是只见金元，不见唐宋。

元明清往往被连在一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

唐的开放，宋的开明，则永不复返。

继承了打屁股，发明了文字狱，明代政治终于彻头彻尾专制化和粗鄙化。这跟以内阁代宰相，用宦官当特务，倒是如影随形相得益彰。奇怪的仅仅只是，在如此统治下，明代的经济和文化却照样得到了发展，呈现出繁荣。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见《通纪》前编卷三。​​​​​​​​​

[2] 所引见《金史·食货志一》。​​​​​​​​​

[3] 见（南宋）楼钥《北行日录》卷上。​​​​​​​​​

[4] 见《金史·萧玉传》。​​​​​​​​​

[5]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见《论语·八佾》。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见《孟子·离娄下》。​​​​​​​​​

[6] 关于元代杖责大臣的情况，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载何朝晖文及所引。​​​​​​​​​

[7] 关于文字狱，请参看吴晗《朱元璋传》及所引。​​​​​​​​​

[8] 见（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

[9] 见《明史·张选传》。​​​​​​​​​

[10] 以上所述廷杖情况，均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和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载何朝晖文及所引。​​​​​​​​​

l第四章r
多样世俗

头号玩家

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造反。

朱宸濠是与宪宗朱见深同辈的宗室，首任宁王则是朱棣的同父异母弟弟朱权，封地大宁，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当时的说法，是燕王善战，宁王善谋。所以朱棣在起兵三个月后，就把宁王朱权骗到了自己军中。

说起来这也是建文帝的南京政府失策。由于担心宁王与燕王勾结，他们削去了宁王的三支护卫队。结果朱棣攻大宁的时候，朱权只是无兵无将的闲人。燕王却在城破之后单骑入城去见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然后传杯换盏。等到弟弟在郊外为哥哥饯行时，燕王的伏兵却一拥而上，三支护卫队也神奇地出现，把那足智多谋的闲散王爷带回北平。

朱棣称帝以后，朱权徙封南昌，还叫宁王。[1]

谋反的这个，是他的玄孙。

尽管满脑子成王败寇思想的正史，将朱宸濠持续了四十三天的叛乱归结为他是妓女的儿子，身边又聚集着一帮装神弄鬼的术士等等，但这位王爷的真正不幸是卷入了佞臣争宠的宫廷斗争，斗争的双方则一个叫江彬，一个叫钱宁。

钱宁是靠着巴结刘瑾上位的，由于能够左右开弓射箭而深得武宗皇帝的欢心，还被收为义子赐姓朱，所以史书上有时候也写成朱宁。此人超过刘瑾的特殊贡献是怂恿武宗修建了名叫“豹房”的娱乐场所，其奢华和色情程度足以让所有秦楼楚馆夜总会都相形见绌望尘莫及。当然，他掌管的锦衣卫与东厂相比也毫不逊色，厂卫并称便正是始于钱宁。[2]

可惜钱宁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在江彬手里。

江彬其实是钱宁引荐给武宗的，因为他知道皇帝非常想见那人。事实上江彬可以说是战斗英雄，曾经拔去射中耳朵的箭继续作战。脸上留着伤疤的江彬被一眼认出，他讲的那些军事故事也成为最好的壮阳药和兴奋剂。江彬则总是及时而识趣地将陛下带到教坊司。那里有一百六十二个花团锦簇的小房间，可供精力旺盛的皇帝与各色美女锻炼身体。[3]

一山不容二虎，哪怕在动物园。

宁王朱宸濠的错误则在于选择了钱宁做线人。这个头脑发昏的家伙先是通过贿赂钱宁，向皇帝提出让自己的儿子做太庙管理香火的工作人员，然后又胁迫南昌的父老、读书人和地方官写了一封歌颂自己的奏折。这件事连贪玩的武宗都感到奇怪：表扬官员是想升官，表扬藩王要干什么？

江彬的党羽立马趁机煽风点火：钱宁他们私下勾结宁王图谋不轨，陛下难道真不清楚？歌颂宁王孝顺，就是讥讽陛下不孝；歌颂宁王勤政，就是讥讽陛下不勤。

武宗若有所悟，点了点头。

东厂和内阁，也主张削去宁王的护卫队。

宁王得到的情报却是要将自己捉拿归案，因为北京城里的小道消息就是这么说的。碰巧，谍报人员赶到南昌的六月十三是宁王生日，包括朝廷特派员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在内的官员都来赴宴。只不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再来谢宴时，宁王却出现在露台上说：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

孙燧说：密旨在哪里？请出示。

宁王说：少废话！你为不为本王保驾？

孙燧答：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谁敢胡来？

宁王便把孙燧等人杀了，公开宣布叛乱。[4]

造反，居然也很简单。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

武宗皇帝朱厚照却兴高采烈，因为他终于有正当理由玩个大的了。实际上自从认识江彬，这位头号玩家就开始了他微服出访的探险，并且在二十七岁那年跑到了今天的河北省宣化县。当时它是抵御蒙古人的前沿阵地，叫宣府卫。

巡幸宣府卫是江彬的提议。他告诉皇帝，那里有真正的战场和别致的女人，远非宫中的模拟战和教坊司可比。不过这件事并不顺利：武宗在昌平被内阁大臣追上，又在居庸关被守关御史挡驾。回到紫禁城的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而且是在晚上，几天以后却出现在宣府。这时内阁才得知，守关御史已被换成太监，朝廷大臣则被严令禁止出京。[5]

帝国臣僚成了自己元首的囚徒。

然而就连这样躲猫猫的游戏也让武宗不耐烦。他开始自称军事指挥官，并且要求内阁起草“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巡边”的命令。朱寿其实就是他自己，但正儿八经每年领取五千石禄米。旨意如此荒唐，内阁当然不能从命。武宗竟然亲自来到左顺门对大学士梁储说：不起草，就吃剑！

梁储免冠解带伏地：臣宁死不从！

武宗歪着头想了想，把剑扔在地上走了。

正德十四年三月，武宗又要南巡。这个决定引发了朝臣大规模的抗议，而且持续到下个月。不断有人被锦衣卫逮捕和廷杖，一百多人在午门罚跪五天，十多人死于杖下。皇帝与朝臣进行了一场拉锯战，比拼谁的意志更加坚定。[6]

哪知道，两个月后宁王就反了呢？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于是乎，谁都不能阻止皇帝穿上军装了。

何况这是有先例的。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熙反，正统十四年蒙古入侵，宣宗和英宗就都曾御驾亲征。尽管宣宗成功而英宗被俘，却不该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反倒似乎是明代皇帝的责任、担当和本分。

武宗更毫不客气地下令，再有劝阻者格杀勿论。[7]

皇帝现在如愿以偿地一身戎装前往南京，随行人员有正直的梁储和邪恶的江彬。扫兴的是，他们磨磨叽叽拖到八月才浩浩荡荡地出发，走到半路却听说叛乱早被平息。[8]

平息叛乱的，是王守仁。

王守仁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当时正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在赣南巡视。这位主张“知行合一”的哲学家其实文武双全，在学者群体中罕见地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当时的兵部尚书甚至料定他很快就会传来捷报。果然，经过一系列战略部署和设谋用计，守仁击败并且俘虏了宁王。宁王可怜兮兮地问：王先生！我愿削去全部卫队，降为平民行么？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法在。[9]

那位“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却觉得不好玩，佞臣们更是羡慕嫉妒恨。江彬和太监张忠甚至要求王守仁把宁王送到鄱阳湖放了，以便皇帝在模拟战中将其擒获。这个馊主意理所当然地被拒绝，王守仁也只好押解宁王去南京。[10]

节选自《铜陵观铁船歌》行书卷。原件纸本，纵31.5厘米，横771.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书为王守仁在铜陵献俘后，作于回南都的舟中。

太监张永却在杭州等他。[11]

由于与朝臣杨一清联手扳倒了刘瑾，张永的地位和威望都在张忠等人之上。听完王守仁的陈述他表示，自己是来护驾而非争功的，只不过有些事情不能硬来。王守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把宁王和后事都交给了张永。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江彬等人后来竟诬陷守仁是宁王同伙。

帮得了王守仁的，也只有张永。

靠着张永的斡旋，王守仁转危为安，麻烦和事情却没完没了。也许是为了弄钱，也许是为了栽赃，太监张忠和佞臣许泰质问王守仁：宁王府富可敌国，所藏如今在哪？

回答是：都在京城贪官污吏家里，一查便知。

那两个家伙正是受贿者，当然不敢查，便又欺负王守仁是读书人，强行要他参加射击比赛。没想到王守仁张弓搭箭三发三中，竟赢得北京政府军将士们欢声雷动。

奸臣黔驴技穷，王守仁最终也只能妥协。担任巡抚江西都御史的他重新撰写了报告，宣称讨平逆贼全因威武大将军指挥若定，江彬等等也是有功人员，这才了结此案。[12]

一个时代也宣告结束。

[1] 以上见《明史·宁王权传》、《纪事本末》卷十六，两书所记略有不同。另，《纪事本末》卷四十七的说法是燕王善谋，宁王善战。​​​​​​​​​

[2] 见《明史·钱宁传》。​​​​​​​​​

[3] 见《明史·江彬传》。​​​​​​​​​

[4] 以上见《通纪》后编卷三十三，《明史·宁王权传》附《朱宸濠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七，三书所记略有不同。​​​​​​​​​

[5] 以上事见《明史·武宗本纪》。另据《明史·江彬传》，江彬在正德八年领神威营。又据《明史·武宗本纪》，武宗微服私访始于正德九年。​​​​​​​​​

[6] 以上事见《通纪》后编卷三十三，《明史·武宗本纪》，《纪事本末》卷四十九。三书所记“朱寿”头衔略有不同，今从简。群臣受罚事亦从简。​​​​​​​​​

[7] 见《明史·江彬传》。​​​​​​​​​

[8] 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见《明史·王守仁传》和《纪事本末》卷四十七，随行人员有梁储见《通纪》后编卷三十三，有江彬见《纪事本末》卷四十七。另据《纪事本末》卷四十七，宁王被俘在正德十四年七月丁巳；据《明史·武宗本纪》，车驾发京师在八月癸未，得到叛乱已平的消息在八月丁亥。​​​​​​​​​

[9] 见《纪事本末》卷四十七。​​​​​​​​​

[10] 见《纪事本末》卷四十七，《明史·张忠传》称此事系张忠所谋。​​​​​​​​​

[11] 此事《纪事本末》卷四十七称“张永已候于杭州”，但《明史·张永传》则称张永初不愿见王守仁。这里不讨论。​​​​​​​​​

[12] 以上见《明史·王守仁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七。​​​​​​​​​

转折时期

武宗是在王守仁修改报告之后离开南京的。[1]

这时距离平叛已经一年两个月，皇帝自己和他的走狗们也获得或者说骗取了荣誉，没有理由再赖在这里。南京人民暗地里都额手称庆，因为这位威武大将军镇国公闹得帝国的副都鸡犬不宁，处女、寡妇和小猪都被江彬搜索。后一动作的原因是猪与朱谐音，大将军下令禁止养猪和杀猪。[2]

帝王的荒唐从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不过，凡事都有谢幕的时候，武宗的游戏生涯则以悲剧告终。由于捕鱼他落入水中，差点让自己喂了鱼。此后皇帝作为病人回到北京，并在三四个月后孤独地死去。三十一岁的他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遗嘱，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便奉太后懿旨抓捕江彬，迎武宗堂弟朱厚熜（读如聪）入京。[3]

这就是明世宗，俗称嘉靖皇帝。

嘉靖继承皇位时十五岁，在位四十五年。死后三子朱载垕（读如厚）接班，是为隆庆皇帝明穆宗。六年后穆宗去世，儿子朱翊钧（翊读如议）继位，是为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这祖孙三代近百年，便构成了明中叶。

明中叶的政治特点，是皇帝不作为，阁臣窝里斗。嘉靖创造了二十年不见大臣的纪录，万历也数十年不上朝，朝廷成为严嵩和张居正等人依附太监，上演各种钩心斗角戏码的舞台。这当然是只能以后再说的话题，但那祖孙的惊人相似却让人好奇：难道他俩真的是一个修仙一个抽鸦片？[4]

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前面闹够了。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明代前期很折腾：朱棣夺皇位，宣德征越南，英宗伐蒙古，宁王反南昌，成化初年则民变不断，只有后面部分和弘治年间天下太平。

难怪，除了太祖和成祖，前期的皇帝都短命。

后期的则病态。光宗朱常洛干脆就是病人，甚至没能活到使用自己的年号泰昌，在位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接班的两个儿子也都有心理问题。天启是什么事都不管，专心致志做木匠活，天下成为魏忠贤的。崇祯则什么人都不信，大权独揽疑神疑鬼刚愎自用，结果是北京又变成李自成的。

这叫什么呢？

前期闹哄哄，中期懒洋洋，后期病殃殃。

天启是等死的节奏，崇祯是找死的节奏。

这样看，正德皇帝明武宗便成为转折点。实际上到宪宗成化年间，帝国上层建筑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国家机器也能够自行运转，需要处理的只是历史遗留问题。难怪此后竟有三十多年无话可说，以至于做个大事年表都困难。[5]

武宗的历史使命则是释放能量。这能量既是他的，也是帝国的。不要忘记，大明王朝乃依靠元末起义而建立，因此聚集了巨大的能量。但是获得政权之后，朱元璋便不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由，也不愿意像唐宋那样开放帝国。他和他的子孙甚至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重修长城，就像农村老地主修建庄园的土墙和栅栏，既防狼群入侵又防羊们出逃。

朱棣以后的皇帝，就是看守那份家业的。

看家护院其实乏味，百年老店更是寂寞，成为留守儿童的武宗只好自封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但唯其荒诞，能量的释放才是井喷式和一次性的，以后便波澜不惊。

嘉靖和万历不问朝政，也恐怕因为没啥可问。

两位的享年倒很可观：嘉靖六十，万历五十八。考虑到后来的天启只活到二十三岁，他俩真的要算长寿，尽管是否健康实在难说，政绩更是无从谈起。要知道，就连一贯歌功颂德的正史在为他们立传时，都觉得无碑可树乏善可陈。[6]

◎明代皇帝享年、即位年龄和在位时间一览表

姓名 | 年号 | 庙号 | 享年 | 即位年龄 | 在位时间
朱元璋 | 洪武 | 太祖 | 七十一岁 | 四十一岁 | 三十一年
朱允炆 | 建文 | 无 | 不详 | 二十二岁 | 四年
朱棣 | 永乐 | 成祖 | 六十五岁 | 四十三岁 | 二十二年
朱高炽 | 洪熙 | 仁宗 | 四十八岁 | 四十七岁 | 一年
朱瞻基 | 宣德 | 宣宗 | 三十八岁 | 二十八岁 | 十年
朱祁镇 | 正统 | 英宗 |  |  |
朱祁钰 | 景泰 | 无 | 三十岁 | 二十二岁 | 八年
朱祁镇 | 天顺 | 英宗 | 三十八岁 | 九岁 | 二十二年
朱见深 | 成化 | 宪宗 | 四十一岁 | 十八岁 | 二十三年
朱祐樘 | 弘治 | 孝宗 | 三十六岁 | 十八岁 | 十八年
朱厚照 | 正德 | 武宗 | 三十一岁 | 十五岁 | 十六年
朱厚熜 | 嘉靖 | 世宗 | 六十岁 | 十五岁 | 四十五年
朱载垕 | 隆庆 | 穆宗 | 三十六岁 | 三十岁 | 六年
朱翊钧 | 万历 | 神宗 | 五十八岁 | 十岁 | 四十八年
朱常洛 | 泰昌 | 光宗 | 三十九岁 | 三十九岁 | 一个月
朱由校 | 天启 | 熹宗 | 二十三岁 | 十六岁 | 七年
朱由检 | 崇祯 | 思宗 | 三十五岁 | 十七岁 | 十七年

注：建文帝生死不明，故享年无法计算。英宗朱祁镇曾被俘，后复辟，故有两个年号，在位时间合并计算。

明中叶，也成为转折时期。

变化是同时代人自己感觉出来的。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王可立，便在他所著《建业风俗记》中这样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厅堂大多在后面，即便有雕梁画栋也风格简约。嘉靖末年则不要说士大夫，就连普通百姓盖新房都要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

文明礼貌则成为稀缺资源。过去在南京城，哪怕陋巷中或城乡接合部，也随处都能遇到质朴俊伟的忠厚长者、知书达理的翩翩少年。嘉靖末年却只见纨绔恶少飙车打马，即便路遇尊长也不避让致敬，全然不知礼数为何物。

女人也今不如昔。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正德之前南京民风淳朴。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而以烧饭酿酒针线女红为常。嘉靖之后则纷纷浓妆艳抹招摇过市，着装无异于娼妓。她们对时尚的追求也由过去的十年一变，改为两三年就要花样翻新。

一言以蔽之：骄奢淫逸。

北京也好不到哪里去。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谢肇淛（“浙”的异体字）在《五杂组》中不无讽刺地说，那个地方只有四种人多：宦官多于绅士，女人多于男人，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早已不复为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地。

这恐怕完全在朱元璋意料之外。

朱元璋是个发达后不忘本的人。他崇尚勤劳俭朴，厌恶奢靡和懒惰，反对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进贡奇珍异宝只能让他愤怒，穿新靴子在雨地里走则会挨骂。这位开国皇帝跟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不希望身后出现败家子。[7]

当然，更不允许有人偷他的钱。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发明和重用厂卫，尤其是让太监掌管特务机构，未尝没有反腐倡廉的初衷。他们认为，宦官没有子孙后代，皇宫就是自己的窝，哪有自家偷自家？可惜他们忘了，宦官是家奴不是家人，没有义务帮你省钱，帮你进行廉政建设。就算不敢贪污，难道还不能索贿受贿？

结果，那些牧羊犬变成薅羊毛最多的。

腐败总是与奢靡关联。何况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帝国已经相当富足，没必要大家都节衣缩食。毕竟，俭朴不等于简陋，清廉不等于清贫，排场却能体现官家的威严。只可惜什么叫合理消费，什么叫铺张浪费，从来没有界线。

新的理论开始产生。

正德和嘉靖年间的上海人陆辑就极力为奢侈辩诬。依照他的观点，消费不等于浪费，俭朴反倒多因贫穷。节约也并不能致富，最多只能保证贫困户不至于破产，富足天下却得靠拉动内需刺激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奢侈品消费恰恰有这种作用，富裕地区的人民则既会生产又会生活。[8]

这当然可以从长计议。实际上，有张扬的恶俗，有低调的奢华，有无聊的铺张，有雅致的精细，奢与俭其实没那么简单。财富和资本没有去向，不能用于改善民生、科技创新和扩大再生产，只能用于穷奢极欲，才真是大问题。

观念变了，也才是最重要的。

民间用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比如宋元以来就已经有了的“营生”和“生计”等词汇，到明代便明确包括商业在内，“做生意”也逐渐成为贸易活动的专有名词。[9]

这可是全民共识：生存是要经营和运作的。

难怪武宗要在皇宫里开个店铺了。

京师风气之变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谢肇淛自己说的：帝都所在，万国来朝，交易皆四远之货，奔走皆五方之民。本地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当然活成那个样子。[10]

现在很清楚，农业帝国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统治模式也非一成不变，因此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可能改变，尤其是在最高当局不管事的时候，以及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比如长江三角洲。

[1] 武宗离开南京的时间，《明史·武宗本纪》称为正德十五年闰八月，《通纪》后编卷三十四和《纪事本末》卷四十七称为冬十月。王守仁修改报告书的时间，《明史·王守仁传》无记载，《纪事本末》卷四十七称为秋九月。但从逻辑上讲，王守仁不修改报告书，武宗不会离开南京。​​​​​​​​​

[2] 见《通纪》后编卷三十三，《明史·江彬传》，请参看（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

[3] 武宗崩于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他回到北京的时间《明史·武宗本纪》称为正德十五年十二月，《通纪》后编卷三十四和《纪事本末》卷四十九称为正德十六年正月。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视草余录》中有所谓武宗遗嘱，《明史·武宗本纪》所载即据于此，但乾隆皇帝疑为伪造，见杨述曾编清高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至于指定朱厚熜继位的遗嘱，则显然是杨廷和等人所写。​​​​​​​​​

[4] 关于明中叶，请参看本中华史下一卷《严嵩与张居正》。万历皇帝抽鸦片则只是民间说法，这里不讨论。​​​​​​​​​

[5] 自成化七年（1471）河南新郑民变被镇压，至正德三年（1508）四川阆中再起民变，成化和弘治两朝三十七年无事。​​​​​​​​​

[6] 可读《明史》世宗和神宗本纪赞语。​​​​​​​​​

[7] 见吴晗《朱元璋传》引《明太祖实录》。​​​​​​​​​

[8] 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引陆辑文。​​​​​​​​​

[9] 据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以上所述明中叶社会风气的变化亦均据此书及所引。​​​​​​​​​

[10] 见谢肇淛《五杂组》卷三。​​​​​​​​​

江南市镇

长江三角洲耀眼的明星是市镇。

市和镇都是商业区而非行政区，区别仅仅在规模，大约千户以下为市，以上为镇。市比镇小，却未必不重要。苏州府长洲县的枫桥市，就是长三角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

这是一些熟悉的名字：

吴江县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

嘉定县南翔镇、安亭镇、真如镇、罗店镇。

常熟县福山镇、梅李镇、支塘镇。

华亭县莘庄镇、龙华镇、朱泾镇。

上海县七宝镇、新场镇。

青浦县朱家角镇。

前面三个县属苏州府，后面三个属松江府。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

这当然不是全部，因为苏州府有一州七县。

长江三角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则是南直隶的苏州府和松江府，浙江的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均为财赋重地与商业中心。五府千百镇，也都是聚宝盆。[1]

堪称巨无霸的是乌青。

乌青其实是两个镇：乌镇长七里宽四里，隶属湖州府乌程县；青镇长七里宽二里，隶属嘉兴府桐乡县。只不过两镇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而且共有东西南北四个坊门：

据明《便民图纂·女红之图》。

青镇南门南昌门，通杭州。

乌镇北门澄江门，通苏州。

青镇东门朝宗门，通嘉兴。

乌镇西门通霅门，通湖州。

霅读如炸，就是霅溪，现在叫东苕溪。

隶属于湖州府归安县的南浔也非比寻常，它是江南市镇中唯一有城墙的，拆城之后则代之以四栅。当时太湖流域的蚕丝和丝织品名满天下，北面距离太湖口只有十八里的南浔便成为湖丝的集散地。再加上湖州至苏州吴江平望镇的运河与南北向的市河在此交汇，很快就客商云集日进斗金。

这里面，不乏耐人寻味的故事。

作为市镇的南浔兴起于南宋，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日趋兴旺，车船千计灯火万家。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清，而且市场细分，专业化程度极高：又叫京行的京庄专为官办织造局提供上等湖丝，以满足宫廷需要；也叫广行的广庄负责接待广东商人，将产品销往海外；专营织造绸缎经丝的商号则叫经庄或经行。清代道光年间的进士董恂有诗描述说：

初过小满梅正黄，市头丝肆咸开张。

临衢高揭纸一幅，大书京广丝经行。

区区浔地虽偏小，客船大贾来行商。

乡人卖丝别粗细，广庄不合还京庄。[2]

最后两句很形象：买家挑肥拣瘦，卖家进退自如。广庄这边价钱谈不拢，那就回头再找京庄。反正供不应求，生产湖丝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总能为自己争取到满意的结果。

这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

市场都是趋利避害的，也有自我调节功能。因此，贴近太湖的南浔和震泽是丝业市镇，离得稍远的盛泽和王江泾则是绸业市镇。这显然是商品经济的选择，因为震泽和盛泽同属吴江县，南浔和王江泾则分属湖州府和嘉兴府。

距离太湖更远的，便成为棉花棉布市镇。

棉花本由印度半岛引进，传入江南在宋代以后。元成宗元贞年间，上海县乌泥泾镇的黄道婆从海南岛带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种棉和织布便成为江南的重要产业。松江府上海县七宝镇、华亭县朱泾镇、青浦县朱家角镇，以及苏州府嘉定县的南翔和罗店，便都是棉花和棉布贸易中心。

也有诗为证：

贸易隆昌百货全，包家桥口集人烟。

男携白布来中市，女挈黄花向务前。[3]

务前就是务前桥，又叫隆昌桥，黄花则是霜降以后晚收的棉花。这首诗虽然成于清代嘉庆年间，但地方志告诉我们生意兴隆的景象是从明中叶延续到清的，诗中所写的枫泾镇则介于松江与嘉兴两府之间，北属华亭，南属嘉善。

打破行政区划进行市场整合的结果是：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4]

这虽然是武宗正德年间人们对松江的赞美，却可以用于此后整个江南地区。由此可见，商业繁荣既要靠天时，比如明中叶；又要靠地利，比如长三角；还要靠人和，也就是对消费群体和消费欲望的了解，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掌握。

欣欣向荣，并非没有道理。

始料不及的是，米不够吃了。

自古江南鱼米乡。苏湖熟，天下足，直到明孝宗时北京所用稻米仍然半数从江浙漕运。抱歉的是，市场更看重经济效益。当丝绸、棉布和其他手工业品的利润明显地高于粮食作物时，农民没有片刻犹豫就改变了产业结构。[5]

天下粮仓，也从南直隶和浙江转移到湖广。

现在称为湖南和湖北的湖广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再加上占城稻的引进和早熟稻的培育，一年两熟不是问题，于是便取代江西成为中国的米袋子。有供求就有市场。湖南湘潭和湖北汉口，则是当时稻谷的最大集散地和交易中心。这些米被用来换盐和其他生活用品，且大多都是自主经营。

结果是：湖广熟，天下足。

从中游到下游，长江地区都取得了经济霸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福建的地理特征既非人多地少也非地广人稀，而是山多水短海岸线长。在那里，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海外贸易，显然更能解决温饱和发家致富。因此尽管当局禁令甚严，福建走私却不亚于南直隶和浙江。

四川依然富足，广东则相对衰微，好在作为冶炼中心的佛山仍然与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和江西景德镇并称四大名镇。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徽州。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络能量巨大，徽州商人的身影也时时闪现于江南市镇。[6]

这不奇怪。毕竟，徽州与苏州同属南直隶。

引领时尚当然更非南方莫属。那时全国各地的生活用品都以苏州的式样为式样，苏州的创意为创意，苏州人的好恶为风向标，叫苏样和苏意。做工则以广州为上。那里的能工巧匠举世无双，造出的奇器也远销南京北京、西洋东洋。

由此有了一句民谚：苏州样，广州匠。

趣味自然也包括鉴赏和收藏，藏品则不但有古玩，也有时玩。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瓷，还有唐伯虎的画和文徵明的字，也都是抢手货。至于价钱，则是江南的士大夫群体和徽州的豪商巨贾们哄抬起来的。

美丽的南方，就这样悄悄地影响着中国。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南方不仅是聚宝盆，也是人才库。苏州、绍兴和江西吉安是国考大府，福建莆田则堪称科举大县。换句话说，远在北京的帝国政治中心，其实要靠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双重输血来供养。[7]

这当然会有问题，甚至在迁都之前就有了。

[1] 长三角五府情况见《明史》之《地理志一》和《地理志五》，以此五府为经济最为发达地区则请参看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五府有不列杭州而列南直隶常州的，或加上南直隶常州而为六府，或再加上南直隶镇江而为七府。​​​​​​​​​

[2] 董恂《卖蚕诗》，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第三章第三节注。​​​​​​​​​

[3] 沈蓉城《枫溪竹枝词》，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第三章第四节。​​​​​​​​​

[4] 见正德《松江府志》卷四。​​​​​​​​​

[5] 本节所述江南市镇情况均据樊树志《明史讲稿》和《晚明大变局》。​​​​​​​​​

[6] 以上请参看（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

[7] 以上请参看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及所引。​​​​​​​​​

绅士阶层

谁都没想到，南北文化落差会导致血案。

事情发生在洪武三十年春天，起因则是本年的科举考试录取五十二人，竟然全是南方的。北方考生不服，群情激奋告到朝廷，指控主考官地域歧视，甚至以权谋私。

朱元璋下令另选儒臣重新审核，送达御前的落榜考卷也果然不堪入目。这时又有人举报复查舞弊。那些文理不通的北方考生文章，是按照前任的意图特地挑选出来的。

皇帝勃然大怒。他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疆，其余凌迟处死，就连三月录取的状元也成为城门失火的池鱼。朱元璋又亲自阅卷，并在六月一日再次举行殿试，重新另外录取了六十一名考生，而且全部都是北方人，才算了结此案。

这就叫南北榜，又叫春夏榜。[1]

朱元璋这样处理，当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南方人文化程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南宋以来，那里就崇尚耕读为本诗书传家。尤其是郡多秀民的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可谓田间陌上，读书之人时见；街头巷尾，吟诵之声相闻。

结果是什么呢？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2]

这可是明初就有的说法。迁都北京以后，则成为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洪熙元年七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向仁宗皇帝郑重提出：科举考试必须兼顾南北，保持平衡。

明仁宗说：北方人的学问，远远不如南方人啊！

杨士奇说：若论德才兼备，也各有所长。

明仁宗问：那你说怎么办？

杨士奇答：南北分榜六四开。

仁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德以后，比例又改为南方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北方人三十五，不南不北的百分之十。[3]

南方士大夫成为官僚集团的主力军。

嘉靖年间的严嵩，就是江西分宜人。

扳倒严嵩的徐阶，则是松江华亭人。

实际上实行两京制以后，南方更有优势。因为权力中心其实鞭长莫及，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和徽州又在名义上直属中央，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同属太湖流域的湖州和嘉兴自然利益均沾资源共享，包括东南沿海也受惠受益。实际上只要皇帝不来巡视，南方人民便会自得其乐地发展着。

幸运的是，嘉靖和万历连宫门都不想出。

这其实是好事，至少对于民间是如此。事实上，君无为则民自治。何况朱元璋父子所有的制度设计，目的都是外御强敌内防政变。只要不危及国家或者说朱家安全，最高统治者并不喜欢多管闲事，也无意过问普通民众的早茶。

实际上这正是太祖高皇帝的主张。在他的时代，官员们如果未经特别批准擅自出城下乡，将会因“扰民”之罪受到重罚，最高可至死刑。来自农村的朱元璋深知什么叫作官逼民反、兵匪一家，很不希望这种悲剧在他治下重演。[4]

问题是宣德皇帝之后，帝国已不能自上而下操控。自治的乡民需要基层组织，不能出城的县官也需要代理，更何况某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是王朝种种优惠政策的受益者和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有能力也有动力充当官民之间上传下达和讨价还价的中间商，新阶层便应运而生。

这就是缙绅、乡绅或者说绅士。

将这个新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并不合适，尽管这样说更便于理解。事实上缙绅的本义是指官员。他们上朝时要随身携带叫作笏（读如护）的东西，相当于笔记本。不用的时候便插在宽大的腰带间，叫缙绅：缙是插入，绅是腰带。[5]

新阶层却原则上不包括在职官员，主要组成人员是离职官员和候补官员。离职有种种原因，比如致仕和守制，也就是退休或者因父母去世在家守丧。候补也有种种途径，比如通过选拔成为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举人和监生都可以直接授官，所以是候补。

离职的是绅，候补的是士，合称绅士。

告老必须还乡，待岗当然在家，所以又叫乡绅。

乡绅却名声不好，至少明中叶以后是这样。[6]

不好是有原因的。景泰年间由于中央财政吃紧，政府便规定可以花钱购买监生身份，本尊却未必需要入学，助学金则照领不误。这等好事自然有人趋之若鹜。再加上国子监和地方官学扩招，候补官员便有如过江之鲫，终于形成“官多员少”的现象：有资格入仕的多，实际在职在岗的少。

于是乡绅的队伍变得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难免目不识丁的暴发户和惯于谋私的老官僚，甚至还有高利贷发放者和开当铺的。他们半官半民地闲居基层，又能干什么呢？

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包揽讼词。

这就是土豪劣绅。

正派的绅士当然不能这样。除了身份地位，他们还得要有教养和贡献，才能成为受到尊敬的人。这些基层工作包括支持社会福利机构，资助并且监督灌溉工程，调解邻里矛盾等等。总之，真正的绅士应该同时是慈善家。这就要求他们既有钱又有闲，还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面这条至关重要。事实上，尽管当时的绅士几乎都能成为地主，地产却不是成为绅士的先决条件。官员身份才是决定性的，哪怕那身份可以购买且长期候补。不过，明代的监生和举人都是终身制，不像宋代还要讲有效期。因此除非自然减员，谁都不会退群，岂能不蔚为大观？

绅士成为阶层在明中叶以后，并非没有原因。[7]

何况要想发家也不难，包括在职的官员。事实上，由于朱元璋发誓要建设清廉的政府，要让臣僚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大公无私的服务员，因此钦定的薪资标准低得仅够糊口。然而作为补偿，帝国又给了他们种种特权，包括减免赋税，在与普通百姓发生民事纠纷时司法部门无权擅自拘审等等。这些特权，就连不是候补官员的秀才也有。

结果怎么样呢？

达官显贵做大生意，兵头将尾占小便宜，所有官员都有半公开半合法的额外收入，保证生活舒适家境殷实。最重要的是，特殊待遇和合法权益原则上都不会受到侵犯。

这样看，绅士似乎又很像中产阶级，只不过应该理解为政治上和社会地位的，而且不能看成有地产的gentry。[8]

更何况，这个群体自身也有层级。

载于嘉靖年间《海门县志》。

如果不算在任官员，那么高级绅士为乡居的显贵，低级绅士是贫寒的秀才举人。他们的经济利益、道德观念和政治诉求都不尽相同，因此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中介，立场态度也有区别。下层绅士往往更能代表民众意愿，而且因为更善于跟官方打交道，在乡民受到侵害时也能够更好地维权。[9]

中高级绅士乐于承担的另一些义务，是编纂族谱和修建宗祠，以及投身乡约工作。乡约本是乡民之间的约定，并无法律效力，但由于能够带来切实的好处，对不合作者又能用开除来制裁，因此便实际上构成一种命运的共同体。

共同体成员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为乡民的成家立业和生活困难提供帮助甚至援助，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批判并且促其改正，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道德教育等等。这无疑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且能为国家节约管理成本，因此尽管乡约创始于北宋，却在明代兴盛起来并延续到清。[10]

看来，明的高度集权仅限于上层建筑，皇权不到之处却相对宽松。于是在广大农村以及市民社会，各种民间力量便野蛮而自由地生长着，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千姿百态。

那才真是多样的世俗。

[1] 以上见《通纪》前编卷八，《明史》之《选举志二》《刘三吾传》。​​​​​​​​​

[2] 据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及所引。​​​​​​​​​

[3] 以上见《通纪》前编卷九，《明史·选举志二》。​​​​​​​​​

[4] 此处及以下所述无另注者，均参考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英）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载何朝晖文。​​​​​​​​​

[5] 见《汉书·郊祀志上》李奇注。​​​​​​​​​

[6] 见（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该书甚至明确指出，“乡绅”成为贬义词是从1530年即嘉靖九年开始。​​​​​​​​​

[7] 乡绅或绅士成为阶层或特殊群体的标志，是相关称谓大量出现并成为固定用语。这事发生在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载何朝晖文。​​​​​​​​​

[8] “绅士”或“乡绅”的英译问题，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

[9] 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载何朝晖文。​​​​​​​​​

[10] 乡约的创始人是北宋陕西蓝田的吕氏家族，内容为：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见《宋史·吕大防传》。以上又请参看（英）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

市井与江湖

缙绅都喜欢起别号，弘治状元康海就别号对山。

别号唐宋就有，比如杜少陵和苏东坡，明代却成为官场习俗。按照明末流行的说法，当时的士人只要被授官，便会做四件事：备他一个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讨他一个小。讨小就是纳妾，刻稿则是出文集，备官轿和起别号是为了摆谱，尽管别号原本属于名士，比如王阳明。

后来更是咸与维新，三教九流都装扮成绅士。

别号林林总总，无非附庸风雅，因此非轩即亭，或山人居士。嘉靖皇帝便自号天台钓叟，隆庆和万历则自称舜斋和禹斋。这里面既有炫耀也有谄媚，因为舜和禹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够自称的。何况儿子是舜，父皇岂非是尧？

风雅变成恶俗，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于是就连严嵩的家仆永年，也自号鹤坡。

成化到嘉靖年间的书法家祝允明，则在《前闻记》一书中记录了一件怪事：江西某知县审案，问堂下被捕的盗贼姓甚名谁，那人回答说守愚不敢。知县听得一头雾水，问旁边的县吏什么意思，方才明白原来守愚是那人的别号。[1]

盗贼也有别号，可谓雅贼。

当然，江湖中更流行绰号。

绰号也古已有之，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就叫李猫，还有个马屁精叫两脚野狐。不过官员的绰号多为别人所取，江湖中则往往自封，从阎王太岁到棒椎劈柴不一而足，叫得最响的是十三太保，还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替天行道的观念，看来很是深入人心。

实际上明代颇有些身手不凡取之有道的大盗，就连嘉靖末年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的家里，也曾被洗劫一空，陆炳还自认倒霉不敢声张。后来实在忍不住，才对某巡按御史抱怨了几句，结果当天晚上那盗贼便出现在他面前。

盗贼说：讲好不张扬的，为什么失言？

陆炳支支吾吾，唯唯诺诺。

盗贼嘻嘻哈哈地说：御史？一百个御史又怎么样？今晚不杀你就是。言毕，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2]

如此这般，又可谓侠盗。

这不奇怪。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江湖中其实爱憎分明，也不乏有识之士。由于冷眼旁观，他们甚至比许多士大夫都明白事理，比如明代末年一个算命先生。

据说，崇祯皇帝曾经派太监向他求问国运。

算命先生问：测哪个字？

那太监回答：友。

算命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

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

算命先生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

没错，“大”去一捺，“明”去日旁，合起来就是“有”。

太监又改口：是“申猴酉鸡”的“酉”。

算命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3]

此事无从稽考，多半是编出来的，甚至有可能是好事者对朱元璋文字狱的报复，但江湖藏龙卧虎则是事实。事实上尽管明初政府的控制极严，可谓夜无群饮，村无宵行，流动人口却很快就开始大量出现，其中还包括读书的士人。

这当然与商品经济有关。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允许客商子弟以“商籍”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像山东临清这样的北方经济重镇，考生十有八九是徽商家人。更有趣的是，面对当地绅士的不满，嘉靖皇帝却为之站台：普天之下都是朕的秀才，怎么能说是假冒籍贯占了名额？[4]

此例一开，不可收拾。

游方僧道和逐利商贩更不在乎背井离乡。前者本来就是出家人，后者则虽有坐贾与行商之别，资本和商品却在本质上是流动和必须流动的，朝秦暮楚才是常态。明初江西诗人张羽甚至这样描述商人们行走江湖乐此不疲的心态：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5]

这可真是自外于体制，并以此为豪。

事实上，江湖的本义是远离庙堂。因此，归隐山林也是身在江湖。只不过，士大夫们的情况往往是：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其君，或者以林泉为捷径。真正的江湖，却是在体制外另立系统。姓名不系官籍中，则恐怕是前提条件。

江湖离庙堂远，离市井近。

市井俗气而鲜活，喧嚣又踏实，甚至就连出版物也多半是实用的，比如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图文并茂的生活小窍门之类，以及小说和戏文。毕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才是寻常百姓的真实想法，尤其是在没有动乱和战乱的岁月里。

节选自落款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当然，那里也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无疑是高消费群体的主流。其中附庸风雅的买新茶，玩古董，搞收藏，组织吟风弄月的文艺沙龙，逢场作戏的则流连忘返于茶楼酒肆红灯区，只是他们也都千金买笑偎红倚翠。正如前引张羽的诗所说：

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在这方面，士人往往不敌商人。弘治三年的状元钱福归隐后心仪一位名妓，却被某个富商捷足先登金屋藏娇。可见没有钱便没有艳福，哪怕名叫钱福。后来还是那土豪看状元面子让他俩见了一面，状元郎则赋诗一首调侃说：

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6]

钱福的事并非个案。明中叶以后，士大夫纳名妓为妾更是成为时尚。不过，从良虽然是青楼女子的较好出路，她们却不是缙绅商贾的唯一选择。有需求就有市场，专门为富贵阶层培训小老婆或大丫环的家庭式私立学校也应运而生。

调教出来待价而沽的女孩子，叫扬州瘦马。

养瘦马其实是人肉生意，瘦则既指身材也指家境。换句话说，培训学校出低价从贫寒家庭买来小女孩，然后像养马那样抚养成人，再选择买主赚取高额利润。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教育和训练，因此有专业的女教师负责教学。顺从主妇和枕边风情是必修课，琴棋书画等技艺则要看资质。最理想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若能管理财务也算一技之长。[7]

卖不出好价钱的瘦马只能流落花街柳巷，那里当然更是市井也更是江湖。南北两京和苏州杭州等大都会，妓女人数动辄以千计。她们多半以“姑娘”相称，称为“小姐”则要到清末，尽管明代已有临清姐或扬州姐之类。

风尘女子的命运冰火两重天。悲惨的无异于性奴，任人蹂躏任人倒卖；得意的结交权贵出入豪宅，还有好事文人为她们举行选美大赛，评出“金陵十二钗”之类花榜。士大夫们对此往往乐观其成，他们的生活情趣也很接地气。[8]

明，是江湖和市井的时代。

新型文艺，也在这多样世俗中诞生。

[1] 祝允明生于天顺四年，成化十五年虚龄二十，嘉靖五年卒。​​​​​​​​​

[2] 见谢肇淛《五杂组》卷五。​​​​​​​​​

[3] 这个故事出处不详。​​​​​​​​​

[4] 见谢肇淛《五杂组》卷十四。​​​​​​​​​

[5] 见张羽《静居集》卷二。​​​​​​​​​

[6] 见宋懋澄《九籥别集》卷二。​​​​​​​​​

[7] 谢肇淛《五杂组》卷八，万历五年进士王士性《广志绎》卷二，晚明张岱《陶庵梦忆》都有扬州瘦马的记载。​​​​​​​​​

[8] 明代妓女情况有诸多著作可以参看，不一一注明。又本节所述无另注者均据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及所引。​​​​​​​​​

l第五章r
新型文艺

八股文

嘉靖四十年，海瑞重审了一起杀人案。

案情原本简单。浙江严州府桐庐县乡民徐继，在向妹夫戴某追讨借款时发生斗殴，失手将其打死。人命关天，徐继和妹妹都不敢声张，便将尸体绑上石头沉入水底了事。

一个人突然失踪，自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负责初审的桐庐知县则发现，案发当晚还有潘姓朋友带着仆人在戴某家过夜。于是该官员认定这是一起通奸杀人案：徐继的妹妹和情夫潘某杀害了戴某，徐继则是同谋和帮凶。

这当然十恶不赦，因此判处徐妹凌迟，潘某斩首，徐继绞刑。此类案件照例要报省里和最高司法机关复核，不服判决的徐妹也向中央派到浙江巡视州县的官员鸣冤叫屈。总之经过反反复复，最后一次重审的任务交给了淳安知县海瑞。

海瑞接手时，此案已经被审过多次，他却一眼看出通奸杀人的说法不能成立。这位清官调研以后指出：徐妹与戴某育有二子一女，潘某则既有妻室又不富裕。说一个女人抛弃儿女谋杀亲夫，却只是为了给更没钱的人做妾，这简直就是发疯。何况如此机密的阴谋，为什么要让仆人见证？

于情于理于事实，都说不通。

上级部门认可了海瑞的观点。徐妹和潘某被释放，徐继则因为杀人和藏尸的双重犯罪被判处绞刑。[1]

毫无疑问，海瑞跟那位桐庐知县一样，手上也没有证据只有供词。供词是靠不住的，完全可能来自屈打成招。由于证据不足而将嫌疑人释放则不被允许，因此法官的个人判断便变得举足轻重。本案两种判决的区别仅仅在于：桐庐知县依据的是想当然，海瑞依据的是人之常情和基本常识。

常识极为重要。因为明清两代的基层法官都由地方行政长官也就是知县兼任，这些人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如果像桐庐知县那样想象力丰富，多半只能造成冤假错案。

能够把关的，便只有常识。

可惜这很难，因为没人教。

表面上看，明代教育不差，尤其是官办的。南北两京都有国立大学国子监，校长为从四品的祭酒。地方官学也普及到县，长官则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宗室和军籍子弟还有宗学和卫学。正所谓：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教育经费也很充足，官学里都是公费生。国子监的监生可以靠助学金养家糊口，打算结婚的则有婚娶费，探望父母的也有探亲费。而且只要成为监生，就能直接授官，并享有减免赋税等等特权。帝国给予官学生的待遇真是不低。

更重要的是：科举必由学校。[2]

我们知道，明清两代为政府机构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要有资格的。简单地说，考生首先得是监生，或叫作生员的地方官学学生。成为生员需要经过入学考试，叫童试。参加童试和考不及格的，无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合格入学的则叫生员或诸生，俗称秀才。

秀才有两个出路。进入国子监继续深造的是监生，当然要通过选拔。留在地方官学的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只不过考试有三个层级，必须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平步青云。

最低一级叫乡试，地点在各省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考场则在两京。除了秀才，监生也可以参加乡试。

乡试合格就叫举人，已是候补官员。

举人可以在第二年参加会试，考场在京师的礼部。

会试仍然是选拔赛，录取者即进入第三次考试。由于这最后程序由皇帝亲自出题和主持，地点又在奉天殿，所以叫廷试或殿试。殿试不再有淘汰，通过了会试的考生也实际上已是进士，皇帝再考一次的意义是决定等级和排名。

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万历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进士的头衔前面都有“赐”字。

一甲：赐进士及第。

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而且，一甲只有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名，则分别叫解元和会元。

如果三次都拔得头筹，就叫三元及第。[3]

殿试意义重大。由于皇帝亲临考场，因此录取的是天子门生，也叫甲榜或甲科，中举的则叫乙榜或乡科。既通过了乡试又通过了殿试的叫两榜出身，在官场中高人一等。[4]

两榜出身，三元及第，是读书人最向往的事。

举人都考不上的秀才则很窝囊，因为他的身份已经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却又不是候补官员。这种尴尬不亚于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尽管孔乙己连秀才都不是。

金榜题名的，却未必有真才实学。

原因也很简单：明代官办教育的内容非常单一，基本上只有儒家经义。尽管在早期，朱元璋也曾强调科举取士务得全才，应该文能安邦武可戡乱。然而明中叶以后，生员们的课堂和书架上便只有四书五经，连书商都懒得上门了。[5]

何况还要学写八股文。

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特点则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要求。题目肯定来自四书五经，理解也不许超出朱熹《四书集注》范围。比如“百姓足，孰与不足”这道题，就来自《论语·颜渊》有若的话，全文是：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那么，看到题目以后，该怎么做呢？

有份试卷的开头第一句是：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这在八股文，就叫破题。

破题之后是承题和起讲，也就是承接上文加以阐发开始议论，然后通过“入手”引出排比对偶的文字，比如：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这样的对仗需要四组八句，所以叫八股。

八股很无聊，无非铺陈排比咬文嚼字，翻来倒去将圣贤观点在文字上花样翻新。但这种格式使用了六百年，却并非没有道理。毕竟，由此形成的录取标准相对固定统一，而且与权势和财富无关，大体上可以保证竞争的公平。

何况只要掌握技巧，也能写出好文章。

前面那份试卷的破题就非常精彩，堪称言简意赅，开门见山，这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我们知道，八股文的规定字数一般是三百到五百，并不允许洋洋洒洒，因此其实很考功力。难怪有人说，会写八股文的，什么都写得好。[6]

至少，破题之法值得做传播的人学习。

然而写出漂亮的八股文真是谈何容易，要知道前面那份试卷的作者王鳌（读如敖）可是成化十年乡试解元，十一年会试会元和殿试探花，差点就三元及第，高踞榜首。

不过，这位苏州吴县人成为朝廷重臣，包括王守仁能够平息叛乱，都与此无关，尽管阳明先生也是八股高手。审案断案肯定用不着八股文技巧，海瑞也非两榜出身。代表明代新型文艺及其成就的，是看上去远离庙堂的东西。

[1] 此事《明史·海瑞传》没有记载，本节所述据《海瑞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

[2] 以上见《明史·选举志一》。​​​​​​​​​

[3] 以上见《明史·选举志二》。​​​​​​​​​

[4] 见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

[5] 见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及所引。​​​​​​​​​

[6]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即称：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段子与叶子

宣德年间，号称“三阁老”的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出席私人聚会吃花酒。名满天下的三位内阁大臣按时到场，指定的陪酒女郎齐雅秀却让人望眼欲穿，磨叽半天才露面。

三阁老问：姑娘为何姗姗来迟？

齐雅秀答：在家读书。

三阁老问：读什么书？

齐雅秀答：《列女传》。

三阁老忍俊不禁，笑骂：你这母猴！

齐雅秀应声答道：我是母猴，诸位是公猴。

话音刚落，满座叫好，三阁老也乐。的确，公猴与母猴相对，又与公侯谐音。这样既能搞笑，还不得罪人。

所以，这故事第二天就传遍了北京城。[1]

时代之别也一目了然。

没错，同为青楼，唐唱诗，宋歌词，明说段子。[2]

作家当中更不乏段子手，张岱在《夜航船》序言中开篇就讲段子。那故事说，某和尚与某书生同行。书生高谈阔论天花乱坠，和尚被他蒙得只敢踡起腿来躺在船舱。然而听着听着却发现不对，于是便问：你刚才说的澹台灭明（孔子的学生子羽，澹读如潭）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书生说：两个人。

和尚问：那么尧舜也是两个人？

书生说：自然是一个人。

和尚笑：如此说来，贫僧可以把脚伸直了。

张岱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明末清初最优秀的散文家。这位绅士一辈子只是秀才，年近半百又遭遇大明灭亡的巨变，因此自己嘲笑自己：功名落空，富贵如梦，做忠臣怕痛，扛锄头怕重，真不知道究竟是有用还是没用。[3]

也只好说段子，写小品文，比如：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这很像八股文的破题，下面的描述则绘声绘色：有的人乘楼船鸣箫鼓，灯红酒绿传杯换盏声色相乱，这叫名为看月却其实不看；有的人亦楼亦船，携童男少女拥坐露台，说说笑笑左顾右盼，这叫身在月下却其实不看；与名妓闲僧浅斟低唱，歌声乐曲不绝于耳的，是自己看月也希望别人看自己如何看月；至于不舟不车，不衫不履，酒足饭饱后呼朋引类挤进人群，装着酒醉唱无腔小曲的，可就是月亮也看，看月亮的也看，不看月亮的也看，等于什么都没看的了。

不过这四种人，却都不妨看他一看。

可看是因为真实。闲汉凑热闹，阔佬讲排场，名门闺秀莺莺燕燕，落第举子假醋酸文，原本就是世间百态。既然这七月半的西湖已经成了秀场，那又何妨看之？

这是一种宽容而平和的心态。

张岱的心态确实跟他的文笔同样好，尽管他真正欣赏的是看月而不见看月之状，也不故作姿态的。这些人要到断桥石阶初凉，月出皎洁如镜，湖中再无喧嚣之时，才从树影下或港湾里将一叶扁舟荡出，邀那明月与好友佳人同坐，烹茶煮酒开怀畅饮，直到东方既白，才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

那可真是清梦甚惬，香气拍人。[4]

如此格调，让人想起明代的家具。

明代家具技术精湛，风格卓异。尤其是硬木家具，讲究的是质地名贵精良，色调稳重典雅，纹理变幻天然，造型简洁优美，很少使用额外的装饰。比如有把椅子，使用来自南国的黄花梨木打造而成，椅背和扶手纤细微曲，座面和椅腿则结实沉稳，通体光素，给人以落落大方的感觉。[5]

它们是实用主义的，也是唯美主义的。

也许，这才真叫作文化自信。

据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董伯信编著《中国古代家具综览》。

既像椅子又像段子的，是木刻版画。

木刻版画因雕版印刷而诞生，是技术革命导致文化创新的典型范例。唐末完成的《金刚经》卷首图，已是布局饱满严谨，线条密集流畅。明中叶以后，木刻版画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而流派众多：建安派质朴刚健，金陵派工整精美，新安派细致秀丽，可谓百花齐放精彩纷呈。[6]

三大流派都在南方，建安在福建，金陵和新安当时属于南直隶，现在属于江苏和安徽。徽州、杭州和苏州，也都是木刻版画的重镇。这倒并不奇怪。毕竟，南方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且宋代以来就是出版业的兴盛之地。发现并且充分利用所有事物的商业价值，是生意人的当行本色。

木刻版画，也成为各类书籍之标配。

实际上精明的书商非常清楚，图文并茂才能畅销。因此连嘉靖万历年间的《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等等科技著作和实用读本都要有配图，娱乐消遣的就更是如此。

比方说，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剧本。

那是一个才子佳人两情相悦，历尽艰难曲折又终成眷属的故事。有幅木刻版画插图描绘了其中的情节之一：女主角崔莺莺收到男主角张生的情书，站在屏风前看得入神，传信的丫环红娘则躲在屏风后面偷看。莺莺矜持而喜悦，红娘则口含手指地满脸好奇，都无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晚明传奇《娇红记》的某幅插图同样栩栩如生。女主角娇娘长裙拖地款款而来，更显得体态秀美动姿妩媚。再加上神情之中不无幽怨之意，正可谓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唯其如此，她和男主角双双殉情而死的悲剧也才格外惊心。

这两幅画的作者，都是陈洪绶。

陈洪绶号老莲，浙江绍兴府诸暨县人，崇祯年间曾被召入内廷，明亡之后卖画为生。他的作品艺术品位很高，同时又富有民间气息和装饰趣味，很容易被市场接受，尽管他的笔下并非只有小说戏曲人物，也有古代名人比如屈原。

那是陈洪绶早期的作品，后来用作亲友来凤季《楚辞述注》插图。图中的屈原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腰间佩带的长剑意味着他高贵的身份，枯槁憔悴的形容则尽显其忧心。就连那空灵的背景和素净的木石，也是诗人兼哲人的风神。

这是传世屈原艺术造型中最具神韵的。

从屈原到娇娘，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在陈洪绶那里，雅与俗并没有壁垒森严无法逾越的鸿沟和界线，他也毫不在意被归类为下里巴人，因此不但为畅销书创作插图，还画叶子。叶子就是纸牌，或者中国式扑克牌，也用于行酒。陈洪绶却不以为俗。据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载，当某位朋友由于生活困难需要救济时，自己也不宽裕的陈洪绶用四个月时间画了套叶子，作为资助。

原图共四十幅，为资助友人创作。

这就是著名的《水浒叶子》。

此后，画家又创作了《博古叶子》资助他人。

张岱是陈洪绶的好朋友，他的话应该可靠。张岱对那些叶子评价也很高，认为笔墨间有英雄气。这可是知音。不信请看九纹龙史进之身手矫健，小李广花荣之雄姿英发，赤发鬼刘唐之如狼似虎，霹雳火秦明之不怒而威，无不生动鲜活跃然纸上。小小纸牌，变成了江湖好汉的英雄谱。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文艺。

实际上陈洪绶的版画和张岱的小品文，不但是明代最后的文学艺术成就之一，也见证了时代精神的历史演变，那就是唐在马上，宋在闺房，明在市井。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和风流韵事越来越成为主题，即便历史和神话也要按照大众的口味重新包装。在这个世俗的舞台上，段子和叶子只是小奏鸣曲。演出大戏，展开长卷的，则是小说和戏曲。

那才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1] 见（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卷八十二杨士奇条夹注。​​​​​​​​​

[2] 唐宋妓女歌诗唱词的情况，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之《安史之乱》和《大宋革新》。​​​​​​​​​

[3] 见张岱《琅嬛文集》卷五。​​​​​​​​​

[4] 见张岱《陶庵梦忆·西湖七月半》。​​​​​​​​​

[5] 请参看单国强主编《中华艺术通史·明代卷下编》，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

[6] 请参看单国强主编《中华艺术通史·明代卷下编》。​​​​​​​​​

人在江湖

陈洪绶创作《水浒叶子》时，梁山好汉故事的基本定型已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水浒传》最早版本刊刻于万历十七年，即陈洪绶出生前十年，但学术界大多认为，它的文本应该在明初便已由施耐庵完成。[1]

比《水浒传》更早的是《三国演义》。

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罗贯中，现存最早版本刊刻于嘉靖元年。不过目前广大读者看到的，却是清代康熙年间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改写过的一百二十回本。两个版本的区别这里无法讨论，对于毛本的批评则已在《三国纪》一卷中展开。需要强调的仅仅只是：无论哪个版本塑造的都只是三国人物的文学形象，不能与其历史形象混为一谈。[2]

民间形象，就更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

上图均选自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国”人物剪纸》，原书未注明作者。其中，诸葛亮和庞统的形象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即前者从严治国，后者翻云覆雨。周瑜似乎是“小乔初嫁了”时候的样子，曹丕则被刻画得就像司马昭。可见在文学艺术领域，并没有什么统一的三国人物形象。

多样是因为喜欢。喜欢这段历史，则主要因为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事实上爱读《三国演义》的包括三种人：有的向往叱咤风云建功立业，有的热衷纵横捭阖斗智斗勇，当然还有人被兄弟情谊感动，尽管桃园结义并非史实。

但，作为按照大众口味包装过的历史，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就有刘备、关羽和张飞太行山落草的故事。这虽然未免荒唐，却说明江湖义气和草莽英雄被普遍认同。大众也不在乎所谓历史真相，反倒更愿意将自己的价值取向投射其中。知道了这些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水浒传》。

没错，那是一部关于江湖的非武侠小说。

人在江湖是《水浒传》的真正主题，造反起义其实只是舞台布景。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是被官府逼上梁山，山寨二号人物卢俊义就不是，老寨主晁盖一伙更不是。没有谁逼着他们去劫取那生辰纲，事成之后他们也没索性造反。如果不是走漏消息遭到通缉追捕，哪里会落草为寇？

如此这般，恐怕只能叫闹上梁山。

霹雳火秦明和美髯公朱仝倒是被逼的，只不过逼他们的人是宋江，而且两人都被梁山下毒手断了后路：秦明被官府误为反贼杀了全家，朱仝看护的小衙内则被李逵砍死。难怪朱仝会咬牙切齿提出，必须杀了黑旋风才肯善罢甘休。

这可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真正被逼上梁山的是林冲。

林冲是最具社会意义的文学形象。他用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我们，即便在统治最为开明的宋代，也即便是帝国陆军大学的教官，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同样没有保障。能够提供保护的也许只有江湖和兄弟，比如梁山泊和鲁智深。

但，真正走向草莽却需要天大的决心。

小说这样描写那一刻：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这恐怕不能简单看作自然景象，更应该是内外两个世界的写照。想那时林冲踏着满地的碎琼乱玉孤独前行，心中充满悲凉。当凛冽北风吹起衣襟时，那腔热血眼看就要将白茫茫的雪野染得通红。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宋江则充满矛盾：任县衙小吏却私放嫌犯，做梁山寨主又盼望招安。更奇怪的是，读者大多不喜欢他，清代批评家金圣叹甚至说他跟时迁一样，只能算下下人物，然而好汉们对他却几乎无不盲目崇拜。上上人物李逵更是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

但，小说的深刻之处也正在这里。

实际上，宋江只是被卷进江湖。真正的江湖中人，原本应该是孙二娘那样开黑店的。智取生辰纲的晁盖团队，以及李逵、武松和鲁智深等等，则天性属于那里。因此晁盖上山之后如鱼得水，绝不会考虑将来怎么办。坚决反对招安的则是李逵、武松和鲁智深，他们甚至闹翻了菊花宴。这些梁山好汉的真正代表和上上人物，是江湖精神的捍卫者。

那么，江湖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

义气高于王法。

这个宋江也懂，否则不会“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去通风报信。他还知道仗义疏财和相濡以沫的重要性，这使他获得了“及时雨”的声誉和美名。只不过宋江还知道，义可行而不可聚，聚义即有谋反嫌疑。因此他先是不肯上山，代理了寨主之后，又在第一时间就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

懂得宋江的是吴用。

吴用也是上上人物。他当然清楚忠可以规避风险，义能够凝聚人心，并希望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不过就连足智多谋如他，也无法为弟兄们的前途做出规划。因此尽管未必真心赞同，还是支持宋江完成了从聚义到投降的转变。

改变了身份的英雄则只能走向末路，甚至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宋江却无怨无悔，李逵、吴用和花荣也都心甘情愿跟着去死。实际上只要踏入江湖，命运就被义气绑架，带头大哥则会成为新的效忠对象，包括做了皇帝的刘备，投降了皇帝的宋江。结果越是讲义气，就越是背离初衷。[3]

江湖，原本就是一个悖论。

神界也一样。

吴承恩的《西游记》可以说是《水浒传》的镜像，成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则是修成正果的江湖好汉。当他在花果山自在逍遥，与牛魔王等一众兄弟呼朋引类时，我们分明看到梁山泊的影子，只不过更加理想化，也无须打家劫舍。

孙悟空，是化身为神猴的江湖中人。

我们知道，江湖就是王法不到之处，好汉则是蔑视王法之人，孙悟空却还要将那现行秩序给改了。他先是将幽冥界生死簿上自己和猴类的姓名一笔勾销，然后又大闹天宫打得玉皇坐不住帝位。这位无与伦比的英雄还毫不客气地对如来佛祖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都不该久占此位！

这就比扬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还厉害。

当然，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头猴子嘛！

没爹没娘，也就无法无天。

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悟空的身世是谁的安排，但无论有意无意都意味深长。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的，父慈子孝也总是被导向君仁臣忠。唯其如此，梁山好汉们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老孙却可以不管那一套，何况他还是外国人。

不过，悟空还是被招安，做了唐僧的徒弟。

这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当保镖总比做囚徒好，再说观音菩萨还有“功成后自有好处”的承诺，西天佛国也没有撕毁协议卸磨杀驴，便无妨看作交易。难怪唐僧向三个徒弟道谢时，悟空的回答是：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

日本内阁文库藏。此图描绘三藏师徒一行终抵西天，修成正果。

哈哈！他可不是宋江，只能算是乙方。

因此美猴王的改弦更张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西天取经也比维护皇权体面而正义。难以接受的只有紧箍咒。但如果连这都没有，又何以体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英雄难过的，并非只有美人关。

结果反倒是胸无大志的猪八戒看得透彻。观音菩萨度他皈依佛门，他竟回答：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甚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

这样的人加入团队之后，当然难免巡山时睡大觉，耳朵里藏私房，动不动就扬言退群。实际上猪八戒说话做事往往不过脑子。比如有个小妖怪说只有剥了皮才能蒸他，那呆子居然叫道：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汤滚就烂。[4]

如此没心没肺，只能算是混在江湖。

江湖到了这一步，则已是市井。市井之人，不大多都是混日子的么？他们对于王法和佛法，不也仰而不信么？然而明中叶思想和文化的悄然转型，却也正在其中了。

[1] 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称为洪武至永乐年间，而《三国演义》则成于元代。关于《水浒传》的著作权人，历史上有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这两人合作的三种说法，学术界则大多认为系施耐庵所作，请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传》朱一玄的前言。由于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基本上没有争议，因此本书根据两书倾向性和价值观的不同，不认同罗贯中为《水浒传》作者的说法。至于《水浒传》的原作者是不是施耐庵，甚至施耐庵是不是确有其人，由于缺乏证据只能存而不论。​​​​​​​​​

[2]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请参看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对毛本《三国演义》的批评，见本中华史《三国纪》第六章及后记。​​​​​​​​​

[3] 以上所述《水浒传》内容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金圣叹的观点见其所著《读第五才子书法》。​​​​​​​​​

[4] 见《西游记》第三十五回。以上所述《西游记》内容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色情与爱情

还是得从猪八戒说起。

猪八戒是可笑的，也是深刻的，更是鲜活的。他的身上有着普通人的共性。唐僧被乌鸡国王托梦惊醒叫徒弟，八戒立即大发牢骚：当年我做好汉其实快活，偏你出家还要我们护着跑路。原说是只做和尚，如今却拿做奴才，白天挑行李牵马，晚上倒尿壶焐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做甚？

这就真实，也符合人性。

实际上八戒正是中下层民众的化身，相当于做小本生意的城市居民或富裕中农，有点既得利益又是弱势群体，因此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也爱占小便宜。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孙悟空说：老猪身子又笨言语又粗还不会念经，人前化不得斋来。总得有个什么藏在手里，万不得已时好换饭吃。

结果，被大师兄骗了去背乌鸡国王的尸体。

更麻烦的是，他跟许多愚夫愚妇闲杂人等一样，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和下半身。孙悟空变成妖怪的妈混进洞里，吊在梁上的他一眼认出也就罢了，却偏要多嘴多舌：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就要蒸吃，原来不是奶奶，是旧话。

沙僧问：什么旧话？

八戒说：弼马温。

沙僧问：你怎么知道？

八戒说：猴子尾巴露出来了。[1]

这不是帮倒忙吗？

实际上猪八戒常常敌我不分。师兄与妖怪交战，他竖着钉耙呆呆地看。白象用鼻子卷了悟空的腰，这家伙居然捶胸顿足：那妖怪晦气呀！我这样笨的连手都卷了，他那样滑的倒只卷腰。他拿棒子在鼻孔里一戳，还卷得住吗？[2]

请问，这又是什么立场？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显摆逞能，还缺心眼。

小说的意义却恰恰就在没意义中，因为这些细节实在太普通，八戒的问题也都是小人物的小毛病。毛病很小，只能引人发笑；大节不亏，所以终成正果。这样一个与村夫莽汉并无区别的人也能脱胎换骨修得菩萨果位，很能让芸芸众生感到满足和欣慰，八戒也成为悟空之外最可爱的人。

是啊，谁还没点他那样的错误和缺陷？

小人物成为大角色却是第一次。之前的《三国演义》是宏大叙事，而《水浒传》有英雄情结，吴承恩笔下的取经事业却更像游戏，唐僧师徒也更像家庭。所以，当孙悟空打开牢门并叫了声“师父”时，那和尚竟会放声大哭，然后絮絮叨叨地问：徒弟啊！你是怎么降了妖怪，找到我的？[3]

这哪里像刘备，又哪里像宋江？

实际上，《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英雄三部曲，一部比一部更有市井气和人情味。家国情怀、江湖义气和人情世故之次第成为主题，也正与元末、明初到明中叶时代精神之转变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几乎与《西游记》同时诞生，也就不足为奇。[4]

没错，这就是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5]

此书号称色情小说之首，其实《西游记》写猪八戒好色已有这种意味。盘丝洞的蜘蛛精泡温泉，那呆子竟不由分说脱了衣服跳进水中，还变成鲇鱼在她们两腿间乱钻，后来又浮到水面饱看酥胸。妖精们倒也并不十分在意，竟然赤条条地从唐僧面前笑嘻嘻地跑过去，很让读者浮想联翩。[6]

不过，也仅此而已。

作者佚名。此图对应原著第十八回。

但是《金瓶梅》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却已经到了恕不能引述的程度。这不但是时代所使然，也与皇帝带头纵欲不无关系。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由于从成化到嘉靖，在位天子酷爱房中术，无耻佞臣依靠进奉壮阳药平步青云，风气所及必然是“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7]

作为地头蛇的西门庆，便正是市井的宫中龙，只不过那皇帝是因为君临天下而富有四海，这恶棍则通过收买公权力而横行乡里，仗着财大气粗为非作歹。他甚至扬言，只要有足够的银子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官府，便是强奸了嫦娥，诱奸了织女，拐卖了王母娘娘的女儿，又能如何！[8]

也许，这正是真实的明中叶，尽管故事在北宋。

不过，时代特征只是这部小说的意义之一，它的价值更多还是文学史的，甚至是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讲故事变成了写人物，讲历史或者神话变成了写现实，建功立业的主题也变成了家长里短。如果再加上集体创作变成个人独创，完全可以说是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名作之先河。[9]

英雄与神，终于让位于世俗。

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正是如此，这五部短篇小说集里面几乎全是世俗之人：心高气傲的杜十娘是从良妓女，怜香惜玉的卖油郎是小商小贩，即便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秉持的也是世俗人情。那故事说，美少年玉郎男扮女装代替姐姐与病重的姐夫完婚，却与新郎的妹妹慧娘成了好事。官司打到衙门，审案的乔太守居然判他俩成婚。

乔的理由是：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10]

谢天谢地，这位太守不是道学先生。

戏剧家汤显祖就更不是。

不信请看他和他的《牡丹亭》。

那是一位旷世奇才，那是一部旷世奇作，那是一段少男少女“人鬼情未了”的旷世奇姻缘。南安太守杜宝十六岁的独生女儿杜丽娘私游后花园，被春色引发了春心。春心荡漾的结果，竟然是与千里之外二十岁的岭南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见。两人很快就堕入情网，并在牡丹亭初尝了禁果。

此后便不可收拾。杜丽娘日夜思念梦中情人，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弥留之际，她画下自己的花容月貌藏在后园太湖石下。三年之后，进京赶考的柳梦梅借宿在人去楼空的杜府并得到画像，又与杜丽娘的鬼魂相会，夜夜缠绵。

于是，那姑娘竟然活了过来。

这可真是：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1]

当然，它也是典型的中国式romance——传奇。

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有两种：一是唐宋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即唐宋传奇；二是明清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即明清传奇。但无论哪种，都或者人物奇异，或者情节离奇，或者构思奇巧，或者故事奇特，非如此不能在大众中传播。

因此，传奇就其本性而言是俗的，必须满足世俗的情趣和好奇心。汤显祖的《牡丹亭》当然也不例外，甚至还充满喜剧氛围。比如丫环春香向老夫人招供，说那秀才一拍手就把小姐端端正正抱在了牡丹亭上时，气氛原本紧张。老夫人作为母亲，也立马问了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去怎的？

那丫环回答：春香怎得知？小姐做梦哩！

老夫人惊问：是梦么？

答：是梦。

这实在太有戏剧性。

然而《牡丹亭》又是典雅的，请看那著名的唱段：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如此雅俗共赏，这是一个奇迹。

背后的思想观念，则更值得关注。

[1] 见《西游记》第三十四回。​​​​​​​​​

[2] 见《西游记》第七十六回。​​​​​​​​​

[3] 见《西游记》第七十七回。​​​​​​​​​

[4] 目前所能见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万历二十年的，没有作者署名。《金瓶梅词话》的产生时代有嘉靖和万历两说。请参看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

[5] 《金瓶梅》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二是天启年间的《原本金瓶梅》，这里不讨论，并请参看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

[6] 见《西游记》第七十二回。​​​​​​​​​

[7] 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8] 见《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七回。​​​​​​​​​

[9] 关于《金瓶梅》是集体创作还是个人独创，学术界有争议。请参看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

[10] 见冯梦龙《醒世恒言》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11] 见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

回归人性

还是要从《牡丹亭》说起。

而且，不妨先来看那对可人儿的梦中幽会。

柳梦梅说：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

杜丽娘低声问：那（哪）边去？

柳梦梅说：转过这芍药前，紧靠着湖山石边。

杜丽娘低声问：秀才，去怎的？

柳梦梅低声答：和你把领扣儿松，衣带宽，袖稍儿揾着牙儿苫（读如扇，掩盖）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这就再明白不过，她也羞答答地被抱走了。

我们知道，作为爱情传奇，男女主角的初试云雨无疑是重要情节，对剧作家的品味和能力也是严峻考验。汤显祖却写得既能让人心跳又不涉嫌淫秽，这是为什么呢？

怀德堂藏版。

因为态度坦然。

坦然是贯穿始终的。比如杜丽娘，尽管非常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礼法，却毫不掩饰满心的喜悦。她索性对丫环说：春香，咱不瞒你。花园游玩时，咱也有个人儿。

那丫环也惊喜：小姐，怎的有这等方便呵？

杜丽娘说：梦哩！

但，梦里也偷情，岂非更不能说？

不能说却偏要说，还要搬上舞台公开说，这就说明汤显祖和他的剧中人都认为，男女之情是人的本性，男欢女爱也天经地义。只要两情相悦，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可告人？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也顺理成章。[1]

现在很清楚，在汤显祖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理和实证的，这就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心理和虚拟的，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以情感（情）为本体，由想象（梦）来构成，看上去虚幻，却并不因此而不真实。汤显祖说：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2]

换言之，事物有事物的规律，情感有情感的逻辑。物理世界不可能的，反倒是情感世界最可能的。在那里，一切都由情感主宰，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所有的陈腐观念和僵化教条在它面前都立即显得苍白无力，一文不值。

这样的艺术世界，虚拟而不虚假。

不虚假是因为真实，真实则因为秉持童心。

童心是明中叶思想家李贽的概念。这位特立独行的绅士是福建泉州人，祖上曾经娶色目人为妻，与穆斯林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李贽本人身上并没有多少国际色彩，他的立场仍然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渊源则是王阳明的心学。[3]

但，李贽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几乎离经叛道。

背叛表现为批判，批判的对象则是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伪君子。李贽说，这些人买地求丰登，盖房求安全，读书求金榜题名，做官求飞黄腾达，看风水求福佑子孙，没有一件事不是为身家计虑。但只要开口讲学，就口口声声批评别人自私自利，鼓吹自己舍己为人，难道还不虚伪吗？

相反，那些市井小民就真实得多。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就说什么话，做生意就说生意，种田就说种田。这些都是毫不掺假实实在在的有德之言，让人欣然接受百听不厌。[4]

可见，说话做事，都有真有假。

真假在于人。是真人就做真事说真话，是假人则做假事说假话——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5]

那么，真假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在于心。

或者说，是否持有童心。

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是判断真假的唯一标准。道理则很简单：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6]

相反，童心未泯者，总是胸中有不可名状之事，喉间有欲吐不敢之物，口头有欲说还休之言。一旦触景生情，作品的诞生便如山洪暴发不可遏止，而且宁可让不喜欢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欲杀欲剐，也绝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7]

换言之，真人有真心，真心是童心。

那么，童心又是什么？

私心。李贽说：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8]

按照这个逻辑，无私之人竟然要算没有心肝。

如此理论当然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许多文学艺术家比如汤显祖和冯梦龙却是李贽的粉丝。因为李贽明确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的。只要童心常存，则文艺创作的生命之树就会常绿，累累硕果也可以是《西厢记》和《水浒传》或者别的，不必非得讲什么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

显然，这是在为新型文艺背书和站台。

事实上李贽对文艺界的影响颇大，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的“性灵说”便正是“童心说”的美学化。他不但主张真人发真声写真文，而且认为在审美趣味中，最高级的是“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的童趣。那是真情，也是真趣。[9]

难怪汤显祖会说：

忙处抛人闲处住。

百计思量，

没个为欢处。

白日消磨肠断句，

世间只有情难诉。[10]

这是肺腑之言。

不过，李贽享有的盛誉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于五十三岁那年在知府任上退休，六十一岁时剃发为僧，最后在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的第二年，由于监察官员的举报而被捕入狱，罪名是聚众淫乱和蛊惑人心。尽管当时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已在朝廷活动，却并不意味着当局开放了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卫道士们会对自由思想宽容。

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在大明并无可能。

被捕那年，李贽七十五岁。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李贽在狱中并未受到虐待，就连锦衣卫镇抚司也认为不必判处重刑，只需押回原籍监视居住就好。李贽却不想再活下去。他在剃头的时候偷走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并用掌心写字的办法做了最后陈述。

侍者问：和尚痛否？

李贽答：不痛。

侍者问：和尚何自割？

李贽答：七十老翁何所求！[11]

这是万历三十年的事情。此时，严嵩早已倒台，张居正的罪状已经公布，皇帝也不再上朝。换句话说，擅权和改革都好戏唱完。随着李贽的脱离苦海，朱明王朝就像自己割断了喉咙一样再也发不出声音，变得沉闷无聊了无生气。

只不过，皇帝和士大夫好像都不痛。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严嵩与张居正》

[1] 见汤显祖《复甘义麓》。​​​​​​​​​

[2] 见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

[3] 关于李贽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身世，均据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及所引。​​​​​​​​​

[4] 见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5] 见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

[6] 同上。​​​​​​​​​

[7] 见李贽《焚书》卷三《杂说》。​​​​​​​​​

[8] 见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9] 见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10] 见汤显祖《牡丹亭》第一出《标目》。​​​​​​​​​

[11] 见李贽《焚书》卷首袁中道《李温陵传》。​​​​​​​​​

l附录r

本卷大事年表

1328年（元天顺元年）九月，朱元璋出生。

1344年（至正四年）九月，朱元璋入皇觉寺为僧，时年十七岁。

1352年（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起兵反元。闰三月，朱元璋入郭子兴部，时年二十五岁。

1353年（至正十三年），李善长投奔朱元璋。

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由李善长、徐达等人劝进，朱元璋称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

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九月，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改官制尚左，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

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时年四十一岁，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建国号曰大明，年号曰洪武。闰七月二十八日夜半，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开健德门出元大都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将徐达兵入大都，元亡。是月，朱元璋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

1369年（洪武二年）七月，常遇春卒于军中。

1370年（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宪被杀。十一月，大封功臣，李善长进封韩国公，徐达进封魏国公，为特等功臣。李文忠、冯胜等四人新封公爵，为一等功臣。汤和等封侯爵，为二等功臣。刘基等封伯爵，为三等功臣。

1371年（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退休，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任左丞。三月，刘基退休。

1373年（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被贬。七月，胡惟庸任右丞相。

1375年（洪武八年）四月，刘基被胡惟庸毒死。

1376年（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1377年（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任左丞相，汪广洋任右丞相。

1379年（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右丞相汪广洋被杀。

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被杀，中书省建制和丞相官职被废，宰相制度从此终结。

1382年（洪武十五年）三月，置锦衣卫及镇抚司。十月，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十一月，置殿阁大学士。

1385年（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卒。

1387年（洪武二十年）正月，焚锦衣卫刑具。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长被杀。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朱标卒。九月，立朱标之子允炆为皇太孙。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被杀。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卒，享年七十一岁。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

1399年（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

1402年（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过长江，建文帝不知去向，燕王朱棣称帝，是为明成祖。

1403年（永乐元年）正月，以北平为北京。

1420年（永乐十八年）八月，设东厂。

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月，正式启用新都北京。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卒，享年六十五岁。八月，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

1425年（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卒，享年四十八岁。六月，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1426年（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反，宣宗御驾亲征，耗时不足一月而平。

1435年（宣德十年）正月，朱瞻基卒，享年三十八岁。长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时年九岁。

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部落入侵，英宗御驾亲征，八月被俘。九月，弟朱祁钰即位，是为明景帝。

1450年（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镇回到北京。

1457年（景泰八年，天顺元年）正月，朱祁钰病重，朱祁镇复辟为帝。二月，朱祁钰卒，享年三十岁。

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卒，享年三十八岁，遗命废除殉葬制度。长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

1477年（成化十三年）正月，设西厂。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朱见深卒，享年四十一岁。九月，子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

1505年（弘治十八年）五月，朱祐樘卒，享年三十六岁。长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时年十五岁。

1506年（正德元年）十月，刘瑾掌司礼监。

1510年（正德五年）八月，刘瑾被杀。

1519年（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造反，被王守仁剿灭，武宗以此为借口南巡。

1521年（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卒，享年三十一岁。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时年十五岁。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卒，享年六十岁。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

1572年（隆庆六年）五月，朱载垕卒，享年三十六岁。三子六月，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时年十岁。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七月，朱翊钧卒，享年五十八岁。八月，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九月，朱常洛卒，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

1627年（天启七年）八月，朱由校卒，享年二十三岁。弟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尽，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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