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火车的人

雷默／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火车的人／雷默著．--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11

ISBN 978-7-5699-1226-5

Ⅰ．①追…　Ⅱ．①雷…　Ⅲ．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5166号

追火车的人

著　　者|雷　默

出版人|王训海

选题策划|杨海明

责任编辑|王　水

装帧设计|左　新　段文辉

责任印制|刘　银　訾　敬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

字　　数|149千字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1226-5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虚构的真实可能比现实的真实更打动人。

—雷默

漫画作者：周国一

鸡蛋

肖生蹲在家门口那条破旧的门槛上，屁股朝向外面，从外面看，只能看到他一个缩起来的背影，如果走进那扇门，你会发现他正在发呆，神情像一个富翁。其实肖生家里很穷，显眼的位置放着两把捡来的旧沙发，沙发很笨重，让原本局促的家显得更加拥挤，沙发上面的皮革已经龟裂，坐的位置有两个大洞，泛黄的海绵露在外面，沙发扶手上堆满了换洗下来的衣服，显得凌乱不堪。

肖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靠发呆来打发的，对他来说，只有时间是富裕的。看着越积越高的脏衣服，他懒得动一下，觉得与其洗衣服还是这么发呆好。时间流淌仿佛是有声音的，那声音让肖生很迷醉，从窗口照进来的阳光从沙发跑到了门帘那里，肖生终于站了起来，他“霍霍”地走进屋内，掀开里屋的门帘，两张床又让他的心揪了起来。

两张床横在屋子的两个角落里，一张床上躺着他奄奄一息的父亲，一张床上躺着他即将临盆的妻子。肖生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事竟给他凑一块了，他一直希望人生是痛快的。老父亲没有任何动静，只有游丝般的气息，妻子从床头抬起身来说：“大白天，你把灯关了！”肖生这才发现屋里一直点着灯，他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绳，断了，电灯却没被拉灭，一直亮在那里。

“日子长了，这东西次了。”肖生握着手里的开关绳，向妻子解释道。

“你修得好吗？”

“现在哪有心思？你动不了，他动不了，我得守着你们。”肖生反应很快，其实他是懒得动。电这东西太麻烦了，以前家里灯坏了，也一直是叫邻居小毛他爹来修的，小毛他爹心灵手巧，不是电工，却佩了支电笔，平时没事，喜欢拿着电笔这里戳戳那里插插。肖生想，兴许给他一部汽车，他也敢修。

父亲好像快不行了，长时间的陷入昏迷中，偶尔还说一些含混不清的话。肖生担心他还没看到孩子出生就走了，如果孩子出生的时候，爷爷没了，那是多大的遗憾啊！又或者，孩子刚出生，爷爷也没了，那又是多大的麻烦，到底办哪个事好呢？肖生跟妻子说：“你能不能快点生？”

“我也想快点生，预产期还差那么几天，它也不肯提前出来啊！”妻子指了指肚子，手指停在那里，“我肚子是不是裂了？你帮我看看，我看不到。”

肖生走了过去，妻子神叨叨地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肚子变成了一个西瓜，看着看着，砰一下就裂开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感到肚皮上有点生辣辣的疼。”

肖生掀起被子，拨开妻子的衣服，果然肚脐底下有一条条的裂纹，他呆了一下说：“裂开了，好多条！”沉默片刻后，肖生安慰道：“肚脐上面是好的，就下面几条，是不是快出来了？”突然，肖生定住了眼睛，他指了指肚子说“别动—它又动了！”肚子里的小东西仿佛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又开始游动了，它好像在伸懒腰，把妻子的肚子撑得像个歪冬瓜。

妻子说：“我被它撑得难受死了，会不会难产啊？”说着，她脸上有了一丝惊恐。

“别瞎说！你一慌，它也会慌的。”肖生瞪大了眼珠，他点了点肚子，突然来了劲，向着“歪冬瓜”喊起来，“加油！加油！快点出来，快点出来！”

妻子被逗乐了，她说：“如果是个儿子，以后会不会成为运动员啊？运动员不好，书读不好才去当运动员，还是多读点书，我希望他是个科学家，再不济，做个医生也行。”

“你现实点行不行？好好想想怎么让它早点出来！”

“我有什么办法？”

肖生红了眼，“这不跟上厕所一样吗？多憋憋就出来了！”妻子撇过头去，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下去。

肖生在床旁边蹲了下来，他又进入了等待的模式。这回，他还托起了腮帮，眼睛盯着床脚，发现父亲躺着的床也老了，床脚已经变成了一块黑棕色的朽木，随时都可能垮下来。床脚边有几只蚂蚁慢吞吞地走来走去，彼此间还停下来，用触角打打招呼。

肖生在想，蚂蚁死了父母会不会悲伤？

“我妈说孕妇要多吃鸡蛋，尤其是处子鸡蛋。”妻子冷不丁冒出了这句话。

“你妈什么时候说的？她不是早就没了吗？”肖生回过神来，“你别吓唬人啊！托梦我不信，我妈也没了这么多年了，从来不跟我说话，梦里见到，也就坐在那里笑吟吟的，什么都不说。”沉默片刻后，肖生神经兮兮地补充了一句，“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我就想吃鸡蛋，你出去弄啊。”妻子耍起赖来，肖生也没办法，孕妇就是这样，怀孕的时候喜欢作威作福，尤其是随着临盆日子的临近，有点变本加厉的意思。肖生犹豫着要不要出去，妻子冲他诡异一笑，然后佯装着要拍肚子，“你不去弄来，拍死你儿子！拍死你儿子！”

虽然只是开玩笑，但肖生真的紧张了起来，他连忙劝下妻子说：“好好好，我出去弄！爹你看着点，不行了就喊，总会有人来救你的。”

肖生走到门口，看到隔壁的王婶正老眼昏花地剥着大蒜，他说：“王婶，您不出去吧？”王婶点了点头，肖生又说，“那我家里麻烦您照看着点，如果您听到杀猪一样的嚎叫，就赶紧来找我，我出去弄几个鸡蛋。”

王婶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说：“我耳背，不一定听得到，你最好找别人。”王婶担心托付的担子太重，她知道里面有一个孕妇，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生与死都是大事，出点事情谁担待得起？

肖生一眼看穿了王婶的心思，他故意刁难起来：“那好啊，你借我几个鸡蛋，我就不出去了，人也用不着你照看。”说是借，谁都明白这跟抢是一个意思，只要鸡蛋借出去了，跑到了人家的肚子里，很可能还没等消化完，这事就跟没发生过一样了。

“我哪来的鸡蛋？没有没有！”王婶拒绝得很干脆。

肖生围着王婶家旁边的鸡舍转起来，王婶扔了大蒜就跑上来围堵：“那是给我孙子吃的，小毛正在长身体！他爹昨天要做蛋花汤，门牙都差点被我敲下来。”

肖生站住了，笑嘻嘻地说：“我可以不要你鸡蛋，只要你帮我看着点。”王婶没办法，只好答应下来，她说：“你早去早回！我精力有限，时间长了怕熬不住。”肖生摇头晃脑地走了，望着肖生渐渐远去的背影，王婶咕哝了很长时间，骂了一声：无赖！

肖生去了镇上，镇的名字叫三七市，每月跟三和七有关的日子是集市，那天是五月四日，又是星期四，街上冷冷清清，一派关门歇业的萧条景象。一个邋遢的大汉捧着一只大饭碗站在大街上无精打采地吃饭，看他的样子，饭菜并不可口，吃着吃着，那只大碗就垂到了腰间，他招呼起不远处一条躺在地上的狗，那狗仿佛是他养着的，他叫得出名字，狗欢快地一路小跑过来，大汉把剩在碗底的饭泼到了地上，那饭已经被汤水泡胀了，毫无香味，狗在地上闻了闻，打了个喷嚏，竟然一口没吃就跑开了。

“贼狗！”大汉大骂了一声，肖生感觉他像借着狗在骂人，火药星子乱溅。肖生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看身后，发现街上人少得可怜，顿时感觉平白无故地被流弹击中，胸口冒出了一股怒气。

大汉也看到了肖生愤怒的双眼，他似乎有所察觉，自觉地沿着墙角走回了店铺，静悄悄的模样让肖生想到了老鼠。肖生看了一眼店铺上的玻璃，上面写着：金银首饰、名表名车、房产地契。全是贵重的东西！

这时候，肖生摸了摸口袋，发觉里面太可怜了。他走进了那个典当行，大汉看到肖生，警惕地问：“有东西要当？”

肖生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他问了一句：“你是这里的老板吗？”

“你找我们老板？”

“是的。”

“我们老板从来不来，他的生活就是到处旅游，这会儿可能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也可能在欧洲。”

肖生有点难以相信，天下还有人过着这么幸福的生活？肖生拍了一下柜台说：“凭什么他能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这一句话就把大汉唬住了，他从肖生的表情中看出了点寻仇的味道，不过短暂的晃神之后，他又稳住了：“你是来借钱的？”

“说得好！”肖生提高了嗓门，听起来跟喊了一声没什么差别。

“有抵押的东西吗？”大汉说话的时候，扫了一眼柜台玻璃的“金银首饰、名车名表、房产地契”，那几个字沉甸甸的，有稳定军心的作用。

“一样没有，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可以抵押吗？”

“有多勇敢？”大汉的目光中流露出了一股狠劲。

“借我一把刀，我剁个手指给你看看。”肖生说得笑嘻嘻的。

大汉走进了里面的房间，一转眼，一把西瓜刀“哐当”一声丢在了柜台上。肖生抓起了西瓜刀，手掌像八爪鱼一样铺在柜台上，他盯着大汉说：“你要哪个？”

大汉反复地看了看手掌，这个过程有点缓慢，肖生发觉他在观察自己的脸色。大汉的手指跟冰棍似的，在他的食指上戳了一下，凉凉的，肖生把其余的手指缩了起来，高高地举起了西瓜刀。

“可以了！”大汉突然喝住了肖生，肖生的脸上浮起了笑容，他知道这场赌博自己赌赢了。

“需要借多少钱？”

肖生望了望门外，发现对门是一家裁缝店，他临时又起了主意，决定给没出生的宝宝做件新衣服，他说：“五百。”

“这么少？”大汉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这里借钱很贵的，一个月后得还一千，如果还不起，就不是一根手指的事了。”

“知道知道，快点！”肖生显得有点不耐烦，大汉慢吞吞地写了借条，又拿出了一碟鲜血般的印泥，肖生不由分说上前摁了手印。大汉把那张借条拿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一遍，还用嘴巴凑近了，吹一吹上面湿淋淋的手印，他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感觉很满意。那张借条收起来后，大汉说，“如果还不了，就来这里上班抵押，你能吃这碗饭。”

“知道知道，快点给钱！”肖生又催促了一下，他想着这会儿他儿子可能出生了，或者他爹已经去另一个世界了，这都是耽误不起的事，又没有八百里加急的快马报信，只能自己赶点节奏。

接过钱以后，肖生从典当行拔腿就走，穿过大街，他来到裁缝店的门口，裁缝店是一排柴火似的老房子，感觉一点就会着。肖生想，天气这么热，他们住在里面不紧张吗？能睡安稳吗？

裁缝是个老头，正戴着老花眼镜在缝纫机前忙碌

肖生在店铺门口问：“小夹袄多少钱一件？小毛头穿的。”

裁缝的眼睛从老花镜片后面抬了起来，他打量了一下肖生，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肖生也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指头，思考了一下问：“两角？”

裁缝鼻子哼了一声，生气了。肖生知道自己误解了，辩解道，“你应该说出来嘛，两个手指头含义多了，谁知道是多少啊！”

裁缝从缝纫机前站了起来，拿起旁边的搪瓷杯，喝了一大口很响的茶，喝完茶以后，盖子盖得叮当响，他说：“现在什么年代了？还有两角钱一件的衣服？你以为在旧社会啊？要做做，不要做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我没空跟你消遣！”

肖生愣了一下，随即从旁边挪了一条板凳，在门前坐下了，说：“这门口的街又不是你的，我就坐这里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裁缝从嘴巴缝隙中蹦出“无聊”两个字，然后竟然迅速平复了脾气。肖生看到他收拾起了衣服，那是一件老人过世后穿的寿衣，青花棉布，上面镶嵌着的花纹古里古怪的，看上去像一道道符咒。肖生觉得也该给父亲做一件这样的衣服了，他问，“你手里的寿衣多少钱？”

裁缝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肖生说：“我没消遣你，问你呢，多少钱一件？”裁缝怒了，他说，“你一会生孩子，一会死人，不是消遣是什么？”肖生无奈地晃晃脑袋说，“这事偏偏在我家里就凑一起了，骗你不是人。”

“那好，钱拿来，衣服你拿走！”裁缝回答得很干脆，他顺手整理了那件寿衣，还抓过了一条小得可怜的夹袄。

“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我买了你衣服得受多大的气？如果你不是老头，信不信我拆了你的店？”肖生说着说着，就耍起了横。没想到裁缝的脸鸡冠似的迅速红了起来，他把手中的衣服一下子摔在了缝纫机上说：“你来打死我啊，我已经半截入土的人了，打死我，你得偿命。哼，还小孩出生，老人过世，我看你得多备几口棺材。”

肖生一直觉得自己是孙悟空，妖怪兴风作浪，只要足够狠就可以收服他们，没想到现在杀出了一个老头，竟然像个唐僧，嘴巴一念，自己就被套上了紧箍咒。

“不就是两件衣服吗？我不想跟你严重，我得给我儿子积点德。”肖生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了。

“现在知道积德了，早干吗去了？衣服我不卖了！”裁缝开始咄咄逼人。

肖生“嗖”地站了起来，一转眼窜到了店里，大有破门而入的架势，这让裁缝怔了一下，趁着裁缝走神的关头，他抓起了衣服，转身就跑，跑的过程中，他撂下了两张一百元的钞票。

骂声像碎纸屑一样在身后扬扬洒洒，肖生的耳朵两旁都是呼呼作响的风声。跑出几百米后，他转身一看，发现裁缝并没有追出来，倒是一家冥品店的几个老太太听到动静，像一窝老鼠似的，谨慎地探出头朝外张望。

肖生很快收住了慌乱的脚步，他在炎炎烈日下走进了那家褪色严重的冥品店。几个老太太在折锡箔元宝，她们围坐在一张很单薄的简易桌前，脚边放了一个纸板箱，纸板箱里堆满了折好的锡箔元宝。肖生的到来，让大家陷入了尴尬的气氛中。

肖生不知道，在他到来前，几个老太太正在开一个玩笑。坐在简易桌最里面穿素色麻质衣服的是冥品店的老板娘，几个老太太中数她年纪最轻，另外的四个老太太都是她叫过来搭伙帮忙的，这些老太太平时在家也闲，只要管好几顿饭就没其他的事了，家里有小孩的，大多也不用她们自己带，原因是儿媳妇不放心。闲下来是一件让人恐慌的事，一串线，大家就凑到了一起。

肖生进来前，其中一个老太太正在数落自己的儿媳妇，数落到后来就担心起自己的后事。她说：“我死了以后，他们的饭是吃不到了，你们不知道她有多凶！”

“那你应该多存点钱。”另外一个老太太扯过一张锡箔，心照不宣地盯着纸板箱里的元宝说。

“人还没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那边的银行要先能开个户就好了。”抱怨的老太太说。

老板娘笑了起来，“这么着急干吗？到时候我给你们烧钱。”

“虽然每个人终归要死的，可是谁先死，怎么死，都是未知数，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们给你烧钱呢？”

“这是咒我先死啊！呸呸呸，不吉利！”老板娘嬉笑怒骂，话里一派团结。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给你过世的老头子多烧点，他的家底厚实了，你以后的日子也好过了。”

“那个死鬼都过世二十多年了，可能在那边续上二房了吧！我给他多烧点？不是便宜他了？”抱怨的老太太一说话，大家就哄笑起来。

“说实话，活着隔开二十多年，也已经面目全非了，更何况是两个世界，够也够不着。”其中一人说了这句话，让气氛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我老头如果真的娶了二房，我都不想去那里了！”

老板娘马上听出了严重的意味，像她们这些老太太，年纪活了一大把，如果连那里都不想去，活着就真的有点太绝望了。为了打圆场，她掂了掂纸板箱说：“折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到那边开银行去了！”这句话仿佛一根木棍，在沸腾粘稠的浆糊中搅了一下，本来还在冒泡的浆糊安静了下来。

这时候，肖生暴雨般密集的脚步声从大街上传了过来，大家都伸出头去张望。

肖生闯进店来，架势如狼入羊群。外面的太阳晃得让人睁不开眼，他庞大的身躯在门口一站，大家就看到了一团黑黑的阴影。几个老太太的手中出现了短暂的慌乱，老板娘表现出了职业素养，因为她注意到了肖生手中的寿衣。

“这衣服面料不错！”老板娘用手摸了一下那件寿衣，其他人的目光跟着集中到了肖生的手上。肖生把衣服从右手换到了左手，里面露出了小孩的夹袄。那夹袄的颜色异常鲜艳，就跟刚出生的小鹅似的，想不注意都不行。看到孩子的衣服，场面迅速陷入了宁静，原本还在折锡箔的老太太也停下了手中的活，因为锡箔会发出很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折纸的老太太感到非常别扭，甚至有些难为情。

肖生笑了一下，声音干干的，让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怪异和神秘莫测，“你们这么看我干吗？”

“没什么，我们这里来的人少。只有……人没了，才有人光顾，因为是卖这些东西的……”老板娘支开了话题，笑吟吟地解释道。

“我知道啊，这有什么忌讳的！每个人都要死的嘛。”肖生尽量严肃地说着，可是看上去还是有些不把它当回事的感觉。他侧着头，对着老板娘，目光却随着低垂的眼皮落到了地上。

也许是肖生这个不速之客到来得太突然，老板娘猛然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衣服穿得过于随意了，这件麻质的素衣她平时当睡袍穿，在外人面前，穿着好像有点不太适宜，正在犹豫着要不要换一件的时候，她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那你需要什么吗？”

肖生说：“你们有没有鸡蛋？我买几个鸡蛋。”

这个要求提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没有一个人笑出声来。

肖生觉察到了大家的困惑，耐下性子解释道：“你们知道，今天没有集市，我就想买几个鸡蛋，见到你们这里有人，我过来问问。家里有也行，匀我几个，我有急用！”

几个老太太面面相觑，突然异口同声地说：“我家里有。”说完以后，她们又相互谦让起来，“你家有，你卖给他吧。”“我家也不多，还是算了！”“我家鸡蛋少了，儿媳妇知道了，要吵架的。你不知道，家里有几颗盐，她都数得很清楚的！”“那魏芳家，你们不是自己养鸡吗？”

四个老太太叽叽喳喳地推让着，让老板娘觉得有点尴尬，明明在自己的店里，谈了一桩生意，却无关自己。她摆弄了几下放在旁边的花圈，似乎在给一个穿戴不整齐的人整理衣服，摆弄了没几下，大家自然地安静了下来。

老板娘回头看了看大家，几个老太太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手中的活上，似乎做错了一件事，想用默默干活来弥补。

老板娘轻轻地走向了里间，这时大家才发现里屋的桌子上有一捆鸡蛋，用塑料袋扎了起来，鼓鼓囊囊的像一串大葡萄。老板娘上前轻轻地提了一提，又把那捆鸡蛋放回了原处，那仿佛是别人遗忘的东西，她有些夸张地说：“哦，我忘记了！昨天刚买的，还没开过封。你要我转给你，不赚一分钱！鸡蛋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急用的，我家里吃不吃都没关系的！”

“那好极了！我想再问一下，这个鸡蛋……它是处子蛋吗？”肖生突然不好意思了起来，尤其是性别摆在那里，他觉得这话问得有些冒犯了。

“那要问生这些蛋的鸡了，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时，它们已经被摆在集市上叫卖了！”老板娘回答问题像四两拨千斤，她突然又说，“哎，说到母鸡，你们觉得残忍吗？这些蛋相当于是它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卖了，跟贩卖人口一样的！哦，说得我汗毛竖起来了。”她伸出手臂，捋了一下。

“我一直跟你们说，要吃素，荤腥吃多了，都是罪孽，来世要还的！”一个折着锡箔元宝的老太太幽幽地说。

肖生感到了不适，他好不容易找到了鸡蛋，中间又无端地横生枝节，更要命的是他想到了即将出世的宝宝，照他们说的，这不是给宝宝增加罪孽吗？

“你的意思是叫我买下这捆鸡蛋，去还给卖鸡蛋的人吗？”肖生盯着老板娘，挑衅地问。

“那也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怎么了？我觉得是我的错，买鸡蛋干吗呢？不过我不买，别人也会买走。我觉得应该把鸡蛋还给生这些蛋的母鸡，好歹它是个生命！”

“我最烦你们这些念经的老太婆了，你们跟我说这些干吗？要说跟别人说去！”肖生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

老板娘反而显得很淡定，她说：“不懂得对生死的尊重，你也不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买卖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你现在这么说，这些鸡蛋我不卖了！”

“刚才还是你自己说要卖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我现在反悔了！鸡蛋在我手上，我又没收过你的钱，这鸡蛋还是我的。”老板娘反驳得有礼有节。

“做生意讲点信誉好吗？”

“信誉对生命来说是次要的。”

肖生又被逼到了角落里，他也暗暗奇怪，为什么每次自己都会落到这样的处境中，非得用抢夺的方式来完成一桩买卖？面对一个凶恶的壮年，他下手毫不留情，面对一个老头，他的锐气就错失一分，面对这么一群老太太，他突然感到已经无从下手了。

肖生挪了一下脚步，老板娘一下子警觉了起来，“你想干什么？”肖生从口袋中摸出了一张一百元，拍在了桌子上。

“跟你说过了，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确实不想卖了。”老板娘开始表现出了不耐烦。

肖生去夺那捆鸡蛋的时候几乎是闭着眼睛的，闭上眼睛后，他感觉到一个惊慌的世界，几个老太太发出了尖利的叫喊声，那张简易的桌子在众人站起身的时候风雨飘摇地移来移去，一定有东西散架了，七零八落地掉到了地上。

那捆鸡蛋抓在手上的时候轻轻地蹦跳了一下，仿佛里面真的有生命在蠕动。肖生睁开眼睛，看到老板娘的干瘦单薄的手搭在了上面，她几乎想用身体来护这捆鸡蛋，整个上身都扑了过来。

肖生一扯，塑料袋被撕裂成了两半，在众人的尖叫声中，鸡飞蛋打像慢镜头，丝丝入扣地敲打在了肖生的心口上。

世界又恢复了宁静，但肖生开始在挣扎，他率先从众人的惊愕中挣脱出来，那一刻，他下意识地在心里默念了一句“阿弥陀佛”，然后撒腿就跑。

在大街上奔跑的时候，他想到了即将临盆的妻子，还有奄奄一息的父亲，那种纠结仿佛一条条枝蔓绑满了他的全身，他拼命地迈开脚步飞奔，试图摆脱这种纠缠，但仿佛越勒越紧，让他无法呼吸。

肖生慢下脚步，他大口大口地喘气。不远处，一辆警车停着，闪烁的警灯让肖生感到异常不安。他想，等家里的事料理好了，不能再这么虚无地生活下去了。去做点什么呢？肖生想起了妻子的话，“我们开个花店吧，花你来种，我负责卖。”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鲜花盛开的时候，孩子如果会跑了，就让他在花田里奔跑，阳光雨露的，多么健康！

前面的人群骚动了起来，警察走了过来，一共是两个，一左一右地把肖生架住了。

“为什么抓我？我又没犯法！”肖生尖锐地辩解着。

“犯不犯法，你说了不算！你抢了人家裁缝店的衣服。”其中一个警察悄声回答了他。

“我给钱了呀，两百块！”

“老人家气血攻心，已经被救护车接走了，如果没抢救过来，你有麻烦了。”又是小声的回答，他们仿佛担心围观的人听到，像在从事一件秘密工作。

“我不能跟你们去！”肖生急了起来，“我家里有老婆快生了，我父亲也躺在床上快不行了，我要回去。”

肖生的话，他们仿佛没有听到，也许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碰到类似的谎言太多了。他们把肖生塞进了警车里，肖生试图打开车门，发现车门从里面根本没法打开，他绝望地开始踢门，那两个警察坐了进来，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了中间。

警察开动的时候，像一艘小船开在满是浮萍的湖面上，那些围观的人群慢慢地从车头向两边散开，透过玻璃窗，肖生看到开典当行的大汉站在门口，他大概目睹了整个过程，为借出去的五百块钱打了水漂而忿忿不平，只见他拿起一口蓝边大碗，狠狠地朝地下摔去。

那声音一定很绝望！肖生这么想着。

（刊于《作家》2014年第11期，《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第1期选载）

追火车的人

火车骤然而至的刹车声揭开了三七市凌晨的序幕，那就如一声凄厉的叫喊，惊醒了很多还在睡梦中的人们。

程啸推了一把睡在身旁的女人，两人都有些心慌意乱，匆忙地穿衣服起床。

三七市是个小站，随着火车的一次次提速，停靠这里的车次都取消了。月台废弃之后，杂草展示出惊人的生命力，纷纷顶开水泥地面钻出来，加速了火车站的荒凉和破败。三七市的人们已经听习惯了火车奔跑的声音，这天早上是个例外。

程啸听到门外有小孩在呼喊：“火车停下来了！”

随后，看热闹的脚步声杂乱而匆忙。

“你什么时候能改掉磨叽的毛病？”程啸听到女人一直在房间里磨蹭，他终于按捺不住性子，开始埋怨。

“就去，就去！”女人出门的时候，还在抱怨自己没来得及洗脸。

程啸从床沿上站了起来，他的右手向前微张，一步，两步，三步……走到第七步，扶住门框向右折九十度，往前下三档台阶，再向左三十度，弄堂里一共是十三步，有时候是十三步半，用脚一探，就能触到马桶。

原路折返，进门右转，走五步再左转是洗漱间，牙膏牙刷放在台盆的右上方，那里一共有两格，上面那一格放的是洗发水和一个笔筒，笔筒里插满了梳子和废弃的牙刷。毛巾在身后的墙上挂着，毛巾架也是两档，程啸的毛巾挂在最外面。

几年时间，程啸用敏感的触觉把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摸得了然于心，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洗刷完了以后，他还会冲台盆前的镜子照两下，有时候是把牙齿露出来，“看看”有没有刷干净，有时候是捋一下头发，“看看”自己侧面的发型。医生交代过，他的眼睛有复明的希望，所以他时刻准备着，每天都在温习“看”的动作，以便于那天到来，不会让自己猝不及防。

拧开水龙头，程啸又把水龙头关小了一些，主要是关水流的声音，他听到女人和街坊邻居在谈论火车的事。二狗子吊着嗓门喊“抢煤去！”，其余的听不真切。大家的声音都紧张而激烈，熙熙攘攘地远去了。

女人迟迟没有回来，也没有其他人跑来告诉程啸到底发生了什么。程啸有了些许的焦灼，这事发生在几年前，还不至于这样。那时候，他的眼睛还没瞎，身体已经提前预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叮嘱他要爱护好自己的眼睛，只说有可能会致盲。没想到几个月过后，他真的看不见了。

太阳从山顶的松树枝那里爬起来了，程啸感觉到脸上有了扫描仪似的温差变化，变成瞎子后，尤其是一个人独处，只能晒晒太阳。这时候，救护车拉着警报开进了三七市，脚步声杂乱地跟在它屁股后面跑，去了火车停下来的地方。

女人终于回来了，她惊魂未定地说：“有人被火车轧死了！”

程啸心里咯噔一下，他“哦”地应了一声，等待着女人接着往下说。

“医生把死者的角膜取出来了，你能移植眼角膜了！”说着，程啸肩头一沉，女人靠在上面哭了起来。

程啸那天感觉像在做梦，他整个人一下子轻了很多，救护车开到了家门口，警报声听起来忽远忽近，恍惚间，有几个人从车上飘了下来，他们的担架车轻得像鹅毛，在地上一推，轮子欢快地跳跃着。程啸被几个人抬了上去，他想方设法想压住那辆担架车，但依旧颠簸得很厉害。

一切来得太突然，程啸一直没有从那种恍惚的状态中挣扎出来。给他动手术的医生很耐心，说话轻声细语的，而那些护士可能是年轻的缘故，脚步声一直处于忙碌慌乱的状态，跟医生汇报情况，气息也没平静过。程啸能感觉到医生沉稳的心态，这样的医生让他感到信赖。

动手术的时候，打了局部麻醉，麻醉药一下去，程啸却清醒了起来。就在手术刀即将切开眼角的时候，他问医生：“给我捐角膜的人是谁？”

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并没有停留，麻利地切开了眼角，程啸听到口罩后的嘴巴轻声说：“等手术结束后再说，现在我们相互配合，把这台手术顺利地做完好吗？”

程啸没有接着再问下去，他能感受到激光手术刀在皮肤间游走，整个眼球暴露在外时，那器官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在惶恐的时刻，突然闯进三七市的火车、围观的杂乱人群、还有雪花片似的噪音，在程啸的脑子里闪过。手术室里监视仪发出的低鸣声，像身体里传出的电流，听起来麻麻的。程啸想，那个时段，他的脑电波频率可能出现了错乱。

手术顺利地结束了，程啸的眼睛缠满了纱布，他被缓缓地推出了手术室。黑暗的日子就这么突然地要结束了，陡然间，让人心生诸多不舍。

程啸听到医生跟女人在过道里说话，女人说话的声音很低，听起来像是在耳语。医生一边听，一边“哦哦”地应着。

第二天，医生查床时跟程啸说：“你在动手术的时候问我问题，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差点手术刀也拿不稳了。”

程啸笑了一下，医生赶紧制止：“你别笑，伤口还没长好，这段时间你要格外克制，尽量不要有脸部动作，情绪也要控制好！现在主要把眼睛养好，其他事以后可以慢慢说。”

程啸又听到医生低声跟女人说：“动这样的手术，不能排除有排异反应的可能，但我相信他比别的病人几率小，你看他精神状态很不错！”

医生说了以后，程啸就平静了下来，他也不主动问了，大家达成了一种默契，谁也没有再跟他提起捐助者是谁。

离拆线还有一段日子，程啸每天都缠着纱布待在病房里。女人这几年一直是他的眼睛，她弄来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大堆碟片，放电影给程啸听。她把看到的画面，用尽量丰富的语言描述出来。病房成了一个盲人电影院。

女人一边看，一边说：“现在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一条狗，这条狗是洋品种，毛很长，自然卷，金色，奔跑起来，像波浪，在外国的街道上，哎，外国的建筑真美，街道也很干净！”

女人痴痴地盯着画面解说，回头才发现程啸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上面。

只要电影中出现男女主角接吻，或者其他亲热的镜头，女人就不说话了，这时候，她即便不说，程啸也能听明白，听得入戏的时候，程啸会“嘿嘿”地坏笑，冷不丁掐女人一把。

大概还有别人看着，女人没有一次呼应过程啸的举动，她总是悄悄地甩开程啸的手，或者干脆把电影关了。

这段日子，程啸能感受到外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变化在哪里他又说不上来。女人常常突然就出门了，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回来，回来了问她，她又什么都不说，这让程啸隐隐感到角膜移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松。

程啸跟女人说：“等揭了纱布，我真担心以后的日子会适应不了。”

“我也这么担心！”女人迫不及待地接了一句。

“你担心什么？”

“我……你担心什么？”女人像孩子一样又反问了回来。

“就这么奇怪，瞎子都希望能重见光明，但真的如愿以偿了，心里又会惶恐不安，害怕外面太耀眼。你有这个感受吗？有时面对一个乱糟糟的场面，比如集市，人声喧哗，无比混乱，你眼睛一闭，顿时那个世界就远去了。眼睛就是个开关，坏了太久又好了，突然开的那一下，总让人心悸不已。”程啸摸着自己的胸口，仿佛呼吸也粗了起来。

“你借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会不会变成另一个人？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女人终于说出了一部分担忧。

“又不是换脑子！”程啸“嘿嘿”笑着。

女人似乎在担忧很多事，程啸摸到她的手，发觉在微微地颤抖。

“手术费这么贵，没听你提起过，你是担心这个吗？”程啸侧过脸，面向了女人。他只是看不到这会儿女人把头低了下去，她说：“已经解决了！”

“家里没那么多钱啊，你向谁借的？”

“这个……你现在不用操心！不是早就说好了，有机会，倾家荡产也要给你治的。等你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

程啸觉得在这段日子里，大家都守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仿佛只有等到他重见天日的时候，这个秘密才能对他公开。手术动的是敏感部位，太脆弱了！程啸能理解女人，这段日子，大家都像行走在钢丝上，晃晃悠悠却又异常谨慎，就等着那层纱布揭开，他能看到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拆线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人，叽叽喳喳地挤满了病房。医生的手术剪刀剪开第一层纱布，程啸忍不住浑身发抖。

“激动了？”医生轻声细语地问。

“嗯，有点！”程啸回答道，其实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得面对这个问题，他已经有些麻木，他更关心的是那个秘密。

“每当这个时候，不光你们会激动，我也会激动。”医生自言自语地说着，他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能感受到外面的阳光吗？”医生每绕开一层纱布，就问一句。

程啸点点头，他们坐在靠阳台的一侧，玻璃窗已经拉上，薄如蝉翼的窗帘像一层滤布，让射入房间的阳光柔和了很多。纱布解开得很慢，只剩下最后一层纱布的时候，医生停了下来，仿佛一个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他搓了搓手心问：“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光……”程啸的手举了起来，他犹豫不定地指向了窗外，“……有点桔红色，那有窗帘吗？好像在飘！”程啸报告着身体的反应。

从程啸的感受来看，这例手术是成功的。医生的笑意从话中透了出来，“第一个想见的人是谁？”这是一句人情味很浓的话，除了这样的时刻，一般很难从医生嘴里冒出来。

程啸迟疑了一下，说出女人的名字让他觉得有些肉麻，他转念一想说：“什么人都可以吗？”

“那当然！”医生说这话的时候，七荤八素，像换了个人，感觉就住在程啸家隔壁，仿佛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那好吧，我想见见刘晓庆。”程啸一说完，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程啸一直跟女人说她长得像刘晓庆。

医生笑着说：“那其实也没什么难度，只是眼科病房没有电视机，看个真人吧。”于是在重见天日的第一时间，程啸看到了女人喜极而泣的脸，那张脸憔悴了很多，看上去有种陌生感，又带着几分记忆复活的味道。

程啸眼睛一闭，被光线榨出了几滴眼泪，医生在一旁说：“这正常的，眼睛也不是很红，果然融合得很好！如果你感到刺眼，多闭闭，让眼睛充分适应一下环境。”

程啸睁开眼睛，身旁站了一大堆人，堂伯、大婶、岳父、岳母……“爹呢？”程啸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女人跟娘不和，前几年，爹跟娘就搬出去住了，娘过世后，爹一直一个人生活着，但爹跟女人的关系还好，这么大的事他为什么不来呢？

女人在一旁哭了起来，她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那天火车把爹撞了，你的眼角膜就是爹的，手术的费用花的就是铁路公司赔来的钱。我没办法，爹没了，只能先保住活着的人。你眼睛动手术，这事就一直拖到了现在才说。”

周围的人都过来安慰程啸，被程啸制止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身体略微有些摇晃，稳住后他憋出一句话：“回家！”

回到家里，程啸发现里屋已经设了灵堂，他爹的遗像挂在墙上，目光炯炯有神。恍然间，程啸有种错觉，仿佛没有他的事情，而是爹自己在打量着自己。这像一股神奇的力量，一双眼睛，穿过了两个世界，相互凝视着。程啸想，爹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看到自己死后模样的人。

程啸看了看女人问：“爹的遗体呢？”女人有些晃神，程啸突然哭了起来，“你们总不能还没让我看一眼就下葬了吧！”

“还在殡仪馆的冷柜里保存着，就等着你看最后一眼。”堂伯在一旁说。

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往殡仪馆。路上，堂伯提醒程啸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尸体被火车碾过，已经碎了，看上去很惨。

太平间清一色黑白色系，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和黑色胶鞋。冷柜库房就是一排不锈钢大抽屉，生在墙上。一进到那里，随行的亲戚像见到了程啸的爹，纷纷哭了起来。工作人员冷冰冰地提醒道：“声音小点！”哭的人集体噤了声，而后又改成了小声啜泣。

工作人员在查号牌，每一个冷柜上都编有号码，对上号后，他麻利地抽开了那个大抽屉，猛然间一股冷气升腾起来，程啸发觉自己内心有些恐惧。堂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过去看一眼吧！”程啸机械地往前走。

冷柜里的父亲闭着眼睛，身体支离破碎。程啸轻轻地叫了两声“爹”，回过头看着大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堂伯在旁边提醒说：“看过就好了，不要太难过！事情已经这样了，再说你眼睛刚刚动完手术。”他示意工作人员可以把冷柜关上了，关上前，他跟躺在里面的堂弟说，“可以安心走了，程啸来看过你了！”众人陪着程啸从冷柜库房出来，商议着早点把遗体火化了，可以安排下葬。

程啸拉住了堂伯，他说：“爹不能这么草率就火化了！”

“不火化怎么行？”堂伯用长辈的目光看着程啸，“人已经没了，总要下葬的，不能不理智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得找个人把尸体缝起来，这是最起码的尊严。”程啸说。

“这应该的！听说这里有专门给死人化妆的人，我去问问。”堂伯说着，独自往里走。看着堂伯佝偻的背影，程啸内心感到有些辛酸。

事情不久就谈妥了，殡仪馆技术最好的入殓师答应帮这个忙。因为尸体要解冻，火化定在了第二天上午。火化的炉子也定好了，把程啸的爹安排在了第一个。

程啸和他的亲戚们在殡仪馆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程啸和女人出去给爹买了寿衣和寿鞋，骨灰盒规定只能在殡仪馆买，他们也早早地预订好了。

第二天清晨，一干人来到了殡仪馆。程啸看到绝迹多年的乌鸦遍布在殡仪馆周围的树枝上，殡仪馆的烟囱特别高，一清早就在冒烟，冒出的烟呈灰黑色。

入殓师已经等在了殡仪馆门口，看到大家都到了，就带着大家往停放尸体的房间走。进门后，她指着一张不锈钢床说：“在这里！”大伙都围拢过去，入殓师掀开了白布的一角，爹的遗容露了出来，因为化过妆，程啸看到爹脸上的血迹都不见了，面色很安详。

程啸让女人把寿衣寿鞋拿出来给爹换上，入殓师接了过去，所有的女人都回避了。这时候，入殓师在堂伯耳边窃窃私语了一阵，堂伯脸色有点凝重。程啸走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堂伯说：“尸体拼凑好了，少了一只手。”

“怎么会这样？”程啸的目光投向了入殓师，入殓师很沉静，她说：“对每一个死者，我都尽到了百分百的努力。问题肯定不出在我这里，从头到尾我都很仔细，确实少了一只左手！”

“当时我在现场，尸体是医生捡的，可能疏忽，一只手没捡到，也可能那只手被碾碎了，找不着了。”堂伯解释道，“唉，要是你在，可能早发现了，这事也怪我不够仔细！”

程啸陷入了沉默，现在再追究谁的责任已经毫无意义，他想着是不是有补救的办法，比如找一只假肢给爹安上？但眼看着要火化了，去哪里找假肢呢？

烧炉的工人闯了进来，他问入殓师：“怎么需要那么久？后面的人都运来了，队排得很长了。”入殓师说：“就来了，就来了。”烧炉工人急匆匆地带上门出去了，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程啸说：“先把衣服给爹换上吧！”

入殓师麻利地掀开了白布，程啸看到了爹的身体，大块大块地被粗黑线缝合了起来，很多衔接的地方并不是很自然，那些不规整的线头露在皮外，像出自一个拙劣的裁缝之手。入殓师换衣服的动作很利索，穿上衣服后的爹像样多了，但左手的衣袖是空的，入殓师从旁边拿了一束鲜花，盖在了左手袖口上面，让他看起来仿佛抱着一束鲜花睡着了，睡得很安宁。

这个掩盖的动作虽然微不足道，却让程啸非常感动。他希望这样的时刻能留得久一点，让他再好好地看一看爹。堂伯凑上来提醒他：“是不是先火化了？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

“您拿主意吧！”程啸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早点火化，可以入土为安！”堂伯似乎在宽慰程啸。

送行的人推着遗体去了火化室。捡骨灰的时候，程啸特别留意了爹的左手骨，比右手骨短一截，不是整根的，到一半的时候就碎裂了，像个破折号，却没有下文。

下葬完爹，空下来以后，程啸才感受到悲伤绵绵不绝地袭来。他梦见了爹，爹还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沉默寡言。他挑着粪水去喂庄稼，在田间的小路上艰难地行走着。那条泥路太狭窄了，刚下过雨，路又滑，他走得小心翼翼，慢得像蜗牛。程啸看着很揪心，多次想提醒他把担子放下，但他好像听不见呼喊，拄着勺子一步一步地挪着，一个趔趄摔倒了。程啸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过来，他问女人：“爹出事那天去干吗的？”

女人想了一下说：“好像去庄稼地里，他每天一清早就出门干活了。”

程啸没有说自己的梦，他觉得那个梦太真实了，简直不像个梦。

还有一次，程啸梦见爹在墙角晒太阳，拱着手，穿着寿衣。程啸惊讶地问爹：“你的左手好了吗？”爹把手从袖子里抽了出来，程啸一下子就惊醒了。

程啸在床上坐了一会，睡意全无，他下了床，走到了灵堂前，给爹的遗像上了一炷香，拜了以后，他坐在那里，像在陪爹聊天。他想，爹三番两次地出现在梦里肯定是有原因的，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那天吃完早饭后，程啸去了三七市的火车站。火车站因为长久废弃，上月台的门已经生锈，无人问津使荒凉的气息到处弥漫。程啸从墙上翻了过去，发现里面杂草丛生，顶棚已经破败不堪。沿着铮亮的铁轨向西走，不出两里地是一个道口，自从爹出事后，道口换了新的栏杆，旁边警示灯也是崭新的。程啸在道口坐了下来，不久警示灯就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程啸往后退了几步，片刻过后，一列火车从他眼前疾驰而过，空气被火车撕开了一道凌厉的口子，听起来有些让人受不了。

程啸想着在这个咆哮的车轮下，爹的身体被车轮撕扯得四分五裂，临死前他经历了怎样的恐惧！猛然间，他想到了失踪的那只左手，现在是不是还被那列该死的火车带着满世界跑？爹生前是个篾匠，那双巧手能编很多竹器，那些竹器谁用谁夸奖。没有了这双手，他生活还能方便吗？

得把那只手找回来！

会不会当初他们没找仔细，就遗落在周围的杂草丛里呢？程啸仔仔细细地搜寻了一遍，一无所获。

那天，程啸回到家里，他问女人：“爹过世后，你有梦见过他吗？”

女人有些害怕，她想了想，似乎确定不了，她说：“怎么了？爹托梦给你了吗？”

“已经有好几次了！少了一只手，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了。我总觉得把一个不完整的爹送走了，他也安息不了。”程啸心事重重地说。

“那怎么办呢？过去那么长时间了，那列火车早就开走了，还怎么找啊？”女人困惑不已。

“当初铁路公司来人，你有问过是一列什么样的火车吗？”

“运煤的货车，我亲眼见到的。二狗子还从车厢上扒煤，偷了好几筐运回家里，前几天他还在跟人吹，说这些煤烧几年都烧不完。”女人喋喋不休地说着，程啸不关心这些，他迫不及待地问，“车次号有记下来吗？它是开往哪里的？”

女人去屋里找来了一份调解协议书，那上面有记载，这是一列从山西大同出发，去江西上饶的火车。三七市离两头都很遥远，现在去哪里找这列火车呢？

“得找到这列火车！”

“可是现在怎么找？就算找到了火车，你确信爹的那只手还在火车上吗？就算找到了那只手，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早烂了！”女人分析得头头是道，她只有一个念头，别让程啸干出傻事来。程啸对这件事太较真了，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

“不去找，你怎么知道找不到？就算找到的是一只烂手，那也是爹的一部分。”程啸明显加重了语气，让女人觉得这事再争执下去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两人陷入了长时间对峙的沉默。

程啸清了清嗓子说：“你想想，如果有那个世界，爹把一只手遗落在了另一个世界，他怎么能不记挂呢？那头的世界有爹牵挂的诸多亲人，他离开了，终究是到那个世界跟他的亲人团圆去了，爷爷奶奶，还有前几年过世的娘，见到了少了一只左手的爹，他们是不是还敢认他？这会不会影响爹跟他们团聚？”

“可那个世界谁说得准到底有没有呢？”女人坚持辩解，但心里已经少了一份底气，她的内心还是充满了对死者的敬畏。尤其她马上想到了清明和过年的祭祀，每次祭祀，她内心都无比虔诚，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

“我接连梦见爹怎么解释？你可能会说这是我白天想得太多，好吧，那样我跟你说不通。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爹这只手没找到，我安心不了。”程啸觉得说到这个份上，他不想再说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女人妥协了。

程啸去铁路公司问了这趟火车，公司的人告诉他火车去了山西的大同煤矿，程啸就跟着去了大同煤矿。

第一次见到煤矿，程啸就被千军万马的场景震惊了。煤矿有自己的小火车，从山头上望下去，那些小火车像一条条硕大的毛毛虫，从矿井的巢穴里爬出来，沿着四通八达的铁路枝干，向周围散去，感觉像放生了一大群害虫。

该死的火车！程啸从山头上冲了下去，山坡上的碎石纷纷滚落，一派尘土飞扬的景象。

突然前面冒出来一大群煤矿工人，他们好像刚从矿井里出来，一看山坡上这架势，他们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都冲了上来，把程啸硬生生地拦了下来。有个老矿工说：“我们以为你摔下来了，不要命了？”程啸看到那么多黑人懵了，他喃喃地说：“我找火车算账。”

“找火车算什么账？”

程啸絮絮叨叨地把自己的故事说了一遍。其中一个矿工说：“你应该去弄一条嗅觉灵敏的狗来，让它闻一闻你爹生前的遗物，然后让它带着你去找那只手。”

还有一个矿工说：“煤场那么大，每天这里进进出出的火车太多了，你说的那列火车还在不在大同？盲目寻找就跟大海捞针似的，很可能找几年都不会有结果的。”

老矿工回过神来说：“装煤的火车在矿山外面，这里只是煤矿自己的火车，它们就跑十几里路，到了堆场就回来了，你应该去那里找找看。”

大伙把程啸弄上了小火车，程啸跟着小火车去了堆场。在小火车上，程啸仰面躺在黑得闪闪发光的煤堆里，看到头顶的天空蓝得有些凉丝丝，不禁想这到底是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还是爹的眼睛看到的？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得找到爹的那只手。他相信用爹的眼睛去寻找爹的手，应该会顺利的，他相信冥冥之中会有指引。

到了堆场，那里的煤堆得跟山一样高，巨大的传输机器架在煤山和火车车厢之间。那里停着很多火车，每一列都长得一模一样。程啸到的时候，一列火车拉响了汽笛声，缓缓地驶出了车站。

情急之下，程啸跑到了车站的调度室，他对调度员说：“火车不能开！”调度员看到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感到很惊讶，他说：“你什么人？怎么进来的？”

程啸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他把撞他爹的火车的车次号记在那个本子上，他说：“这趟车在你们车站吗？我就是追这趟车来的，它撞死了我爹，跑到大同来了。”

听程啸这么一说，调度员有些慌了起来，他说：“你等等，到底什么情况？我没听说火车撞死人啊。”

“在你们这里当然没有，它是在千里之外的三七市撞的，三七市是一个小车站，原来有火车在那停靠，现在火车都开得飞快，一快就出事，把我爹撞死了，它跑到这里来了，我追它追得很辛苦！”程啸有些着急，他说，“你赶紧把那火车叫停，放跑了我要找的车，我饶不了你！”

调度员一听说程啸从千里之外追火车追到那里，觉得事情有些严重，看到程啸一发怒，他更加慌了神，他说：“你让我查查，哦，刚才发出的那趟车不是你要找的那趟。你等一下，我让站长来，你把事情跟我们领导说一下。”说完，他拿起对讲机要报告，但被程啸制止了。

程啸说：“你不用跟你们站长说，这事很简单，你带我去找那趟火车。”

“你要干什么？”调度员惊恐了起来，他怀疑自己碰到了精神病人，想从调度室溜之大吉，被程啸一把揪住了衣领。程啸说，“我没想干什么，我只想找一只手。这趟火车把我爹撞死了，你想象不出到底有多惨，尸体被撞得七零八落，我好不容易把尸体拼凑起来，少了一只手，我现在就是找这只手来的。”

“你放开我！”调度员挣扎起来，他已经完全把程啸当成了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对于疯子的纠缠，让他惊恐不已。

“我不放，除非你带我去找那趟火车。”程啸回答得斩钉截铁，同时他的双手如老虎钳一样死死地扣住了调度员的衣领。

“疯子！快来人！救命啊！”调度员惊恐万分，成了一条被渔网兜住的鱼，越挣扎，被缠得越结实。

调度员的呼救终于引来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看到情况后，又去叫来了更多的人，他们像收拾一条鳄鱼一样，一哄而上，用身体把程啸死死地压在了地面上。调度员挣脱出来后，跟他的同事说：“你们快打110，让警察问问，不知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跑到这里来捣乱！怎么被他摸进来的？”

铁路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他们看上去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简单地问了几句话后，慵懒地把调度员和程啸一起带回了铁路派出所。程啸在派出所说了很多话，从火车撞人开始，一直到他追火车寻找他爹的手，前前后后说了好几个小时，把唾沫也说干了。警察只负责记录，他仿佛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做完笔录后，就指示哪里签字，哪里摁手印，程序一结束，程啸被教育了一顿，然后就放出来了。

程啸又去了堆场，他不知道他的事已经在车站传开了。有几个面熟的人看到程啸又回去了，他们像见到了怪物，想叫喊却又不敢叫出声来。程啸一路畅通无阻地又进了调度室，那个调度员看到程啸后，愣了一下说：“你怎么又来了？”

“你不是说我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吗？我又犯病了！”程啸装出了吓人的样子。

调度员马上换了笑脸：“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你别放在心上！”

程啸一开口就说：“带我去找那趟火车，见不着那趟车，我不会回去的。”

“你看我这里这么忙，能不能等等？发错了车，我要丢饭碗的。”调度员装得可怜巴巴，其实他想再拖一拖，拖到下班了，等下一个调度员上来接班，就不关他的事情了。

“你要是放跑了那趟车呢？”程啸咄咄逼人。

“不会的，时刻表在这里，你可以过来看，你那趟车根本不在上面呀！”

程啸把时刻表抽了过来，他对照了那些车次，果然没有自己要找的那趟火车。程啸接着说：“那你帮我查查，那趟车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停在哪里？”

“那我真不知道，你应该去问问站里，他们电脑上可以查的。”狡猾的调度员想支开程啸，被程啸识破了，“我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等着！火车是从你们手上发出去的，今天没有，我可以等，等到它出现为止。”

程啸铁下心做钉子户，让调度员一下子蔫了下去。千里迢迢赶来找一只手，这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即使那只手真的被火车带走了，火车跑了那么远的路，说不定早就遗失在路上了。

“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调度员发出了一列火车后问程啸。

“老人的手，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干了一辈子粗活，都是老茧，青筋暴突—不过被火车碾了以后估计也没那么完整了。”程啸描述着，想到了爹生前的种种不容易，不禁有些感慨，“他要是那天一早不去干农活，也没这悲剧了。按照他的身体来看，至少可以硬朗地再活二十年。”

“你们那里铁路道口没人管吗？火车开起来一时半会停不下来，这是常识啊，走来走去多危险啊，那铁轮咔擦咔擦，轧死人不管的。”调度员感同身受，脸上显出了揪心的表情。

“我后悔死了！应该把爹早点接过来住，他单独住，我眼睛又瞎，出了事，还很长时间被蒙在鼓里。我现在眼睛的眼角膜还是我爹给的，他死后不停地托梦给我，我想，他去那边了，肯定惦记着他失去的手，本来好好的一个人，身体少了一部分，他也习惯不了，我那头的娘看见了也习惯不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调度员显然有些吃惊，程啸感到心里堵得发慌，掏出一支烟，想稳定一下情绪，摸打火机的时候，他把烟递给了那个调度员。调度员愣了一下，但还是接了过来。接过香烟，点上后，升腾起的烟雾让调度员的话多了起来。

“谁都有父母，这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会难过。不瞒你说，我爷爷当年去打仗，后来就再也没回来，我父亲年轻时也去找过，一直都找不到，后来我们修了一个墓，把我爷爷生前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物品都葬在了里面，这是留一个念想。亲人，最怕平白无故地消失了，消失在哪里都不知道，活着的人一想起来就心痛，我父亲常常一提及我爷爷就悲痛得不行。”

程啸“哦哦”地应着，完了他加了一句，“你能理解我的！”

“对不起啊兄弟！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把你当作这里有病的人。”调度员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没想到你是个大孝子，这事我帮你。等这些车发完了，我带你去找那趟车。”

调度室换班后，调度员拿着手电，带程啸去了铁路的另一片区域。那里的铁路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面积很大，有好几个操场的规模。上面停着的火车仿佛休息了很久，很多车厢和车头都是分离的。

穿梭于那些火车中间，仿佛置身于一个铁皮搭起来的弄堂，调度员在前面走着，程啸跟在他身后，四周没有一个人，程啸感觉他们在寻找一个杀人凶手。

调度员在前面突然站住了，拿手电筒照了照车厢上的号码，“就是这趟车！”他低声确认，“当时出事的时候，你还记得是哪节车厢吗？”程啸摇了摇头说：“当时我没在现场。”

两个人俯下身，一左一右地向前找。那些杀过人的车轮并没有程啸想象中那么充满血腥，而是沾满了油污，结着黑棉花一样厚厚的灰尘。程啸爬到了车厢底下，他感受到了爹临死前那种铺天盖地的压迫感，摇摇晃晃的大地和刻骨铭心的火车刹车声。

“你出来，让别人看到了，会抓起来的！”调度员紧张地提醒着。

“我爹都没了，还怕他们来抓我？”程啸不屑地回答着。调度员想想也对，还有比死人更大的事吗？只是自己好心帮忙，被连累了有点冤枉。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调度员谨慎地护着手中的手电筒，他担心手电的光被铁路工人看到，那就麻烦了。一节车厢找完，到下一节车厢，他先把手电关了，捂在怀里，到了下一节车厢，再把手电掏出来拧亮。

光在黑夜里藏头藏尾地行进着，突然灭了。调度员拍了拍手电，来回地推了几下开关，无奈地说：“灯泡爆了！”

“今天先找到这里，明天再来找。”调度员提议道。

“明天火车开走了怎么办？”程啸忧心忡忡。

“不会开走的！这里的车最起码停三到五天，我在这里做了三十年调度了，对它们太了解了！”调度员信誓旦旦地说。

“你回去吧！我找个空车厢在这里睡一晚，好不容易找到它，不能再让它跑了。”程啸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打定了主意留下来。

调度员走了几步，突然站住了，他回过身问程啸：“如果明天还找不到你爹的手，怎么办？”

“那我沿铁路走回去，一路找回去。”

“如果那样也找不到呢？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调度员追问道。

程啸陷入了沉默，他也没有好好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大概来得太急了，他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找到爹这只手上。如果找不到呢？程啸面对这个问题，感到束手无策。

调度员说：“照理说，少了一只手，这只手肯定还在，只是谁都不知道它具体在哪个角落，但愿还在这车上吧，明天见分晓。”

“祝你好运！”远远的过道里传来了调度员的声音，那声音像个远去的背影，在安静的火车站里传递，余音飘得很远。

程啸爬进了车厢，大概是火车装煤的缘故，程啸发现夜晚原来可以黑得这么彻底，在这个墨汁似的车厢里，他很快沉沉睡去。

程啸醒来时，发现自己全身上下被捆得结结实实。太阳已经照进了车厢，阳光看上去很陈旧，泛着毫无生气的黄色。一群陌生人站在他身旁，见他醒来，怒气冲冲。

程啸被当作偷煤的贼，又一次被抓进了铁路派出所。接待的警察看到程啸先叫了起来：“这不是上次要找手的那个人吗？”程啸谄媚地笑笑说：“他们搞错了，以为我偷煤，你可以为我作证的！”

扭送过来的几个人很失望，他们说：“那里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有防盗门，进去都需要刷卡，谁带他进去的？”经他们一提醒，警察来了兴趣，他敲着笔头问程啸：“说说看，谁带你进去的？”

程啸想到了调度员，他知道这一说就出卖了朋友，人家可能会因此丢饭碗，程啸决定自己扛下来。他说：“我以前就是开锁的，什么样的门在我面前都形同虚设。”

警察找来了一把锁，丢在了程啸的面前，说：“开给我看看。”程啸说：“需要两根细铅丝。”警察又找来了两根细铅丝。那把锁在程啸手里一捣鼓，“哐当”一声就开了。

警察对着那些人说：“看来是个惯偷，得押到看守所去。”那些人哈哈大笑起来，程啸慌了神，他喊起来：“你们还有法律吗？抓贼也需要人赃俱获，赃物呢？”

“那你说，深更半夜的爬进火车车厢干什么？”

“那趟车就是轧死我爹的车，我担心它开跑了，在那上面睡了一晚。”

“又是找你爹的手？”

“是啊，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那只手！”

“你为什么锲而不舍地干一件傻事呢？”警察摇头晃脑地问。

程啸气得额头也红了起来，他说：“这不是傻事，我觉得很重要。你知道我的眼睛是谁给的吗？就是我爹！”

“谁的眼睛不是爹给的？你的屁股也是你爹给的。”警察笑着说。

程啸气得几乎想起来拼命，他说：“你不说人话，我也懒得跟你说了。”警察觉得失去了脸面，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我告诉你，你的态度相当有问题啊！你三番两次闯进铁路货运站，这是什么行为？往轻里说是扰乱铁路正常运营，往重里说是危害铁路交通秩序！上次就应该把你铐起来，你非但不接受教育，态度还这么蛮横，这次不给你长点记性，我对不起这身衣服！”

程啸觉得警察教育人比老师厉害多了，他们把法律条文背得滚瓜烂熟，一不高兴就从里面拎几条出来教育人，关键是那玩意还是他们的行动准则。当天，程啸就被罩上了黑面罩，关进了一个铁桶一样的小黑屋。

在小黑屋里，程啸后悔极了，他觉得不应该逞一时口快，关几天倒是次要的，耽误了寻找爹的手实在犯不着。他在里面数数，数到后来又饿又渴，庞大的数字在他困乏的脑子里拥挤不堪，很快让他忘了具体数到哪个数字。

从小黑屋再次被提出来时，那个警察还没开口，程啸就先说：“我错了。”

警察慢条斯理地问：“这么快想明白了？”

程啸低声下气地点着头说：“哈，是的，想明白了，我的态度有问题。”

警察又长篇大论地教育了一通，把程啸放了的时候，他再三叮嘱：“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别再进来了，事不过三，再进来就真关看守所去了！”

程啸千恩万谢地从铁路派出所出来，他先找了家面馆，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面。填饱肚子后，他去了车站，这次他没直接去调度室，而是到了车站的服务台，让服务员打了个电话给调度员，把调度员从里面叫了出来。

调度员看到程啸，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热情地迎了上来。他问程啸：“你去了哪里？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人！”

程啸苦笑了一下说：“又被抓进了铁路派出所，他们怀疑我偷煤。”这句话无意间戳到了调度员的要害，他说：“我那次是真不了解你的情况，害你被抓，那地方能不去就不去，里面全是流氓。”

“你们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吗？”

“说是同一个系统，其实是两家单位。”调度员说起来，仿佛也吃过他们的亏，他问程啸，“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还好，还好，我发觉他们都喜欢教育人，只要对他们态度好，不会把你怎么样，再说我又不是小偷。”程啸话锋一转，“这次是你们这里的工人把我抓进去的，你没听说吗？”

调度员讪讪一笑说：“听到过一些，他们有问你是谁带你进那片泊车区的吗？”

“问了，我知道不能招，会连累你的。刚好我以前也帮别人开过锁，我撒了个谎，说是我自己开锁进去的。”

调度员松了一口气，他说：“你够义气！不然我真的要丢饭碗了。哦，对了，那趟火车还停在那里，我等下再去找找，这次你别进去了，等我消息！”

程啸找调度员也是这个意思，想请他代为帮忙，他说：“兄弟，这事只能拜托你了！找得仔细点，那是我爹！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我知道，我知道。”调度员连连摆着手，示意程啸放心，他说，“你先找个地方住下吧，有结果了，我马上通知你。”

程啸在车站旁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可是几天过去了，调度员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每天看电视打发时间，电视看累了，他也翻一下当地的报纸。那天他看到一则新闻，说当地的一个露天煤矿发生了坍塌事故，有上百名矿工被埋在了矿井底下。

每次看到这种突发事故，活生生的人被夺走了生命，程啸就禁不住想到过世的爹，他的死亡也跟煤有关系，让程啸觉得如果死亡是有颜色的，一定跟煤炭一样是黑色的。

当天电视新闻也直播了抢救矿工的现场，程啸看到陆续有被埋的矿工被挖出来，有的还在抢救，有的已经去世。场面十分惨烈，程啸看到直播画面中有些矿工也跟他爹一样失去了手臂，他们像从前线打仗回来的战士，伤痕累累地躺在担架上，程啸想，如果能看到他们的眼神，肯定是迟钝和麻木的。

程啸在旅馆又待了一天，他决定第二天再去找找调度员。调度员迟迟没有露面，让他心里越来越不踏实，日子越往后推，找到爹的手的几率就越渺茫。程啸自己也担心面对一个失望的结果，越这么想就越不敢面对，他掉入了一个既迫切想见到调度员，又害怕见到调度员的怪圈中。

第二天，程啸找到车站服务台，服务台的小姐认得他，告诉他调度员已经请假好几天了，这让程啸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他为什么请假？请假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程啸激动地拍着服务台的大理石柜台，引得周围的人纷纷停下脚步看热闹，程啸发现离服务台比较近的一个保安也不时地朝他打量，并且慢慢地走了过来。

“对不起，请你不要激动！”服务台的小姐说起话来的声音总是含着恳求的可怜腔，让程啸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服务台小姐接着说，“他知道你要找他，给你留了一个纸条。”说着，她递过一张折得很工整的小纸条。

打开纸条，是一个手机号码，程啸飞快地奔向了附近的电话亭，拨通电话，电话里传来了很低沉的一声“喂”，程啸问他：“你怎么请假了？”

调度员在电话里“嘿嘿”地笑着，他说：“你着急了？”

“我怎么能不着急？火车跑了怎么办？”

“让它跑吧！”

程啸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上，听筒里传来调度员沙哑的声音，他一字一顿地说：“手—找—到—了！”

“你别骗我！找到了怎么不通知我？”程啸抑制不住激动，但仍将信将疑。

“不是留纸条通知你了吗？那天你走得那么匆忙，我又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再说火车站什么地方？那么多双眼睛看着，能说这个事吗？”

“还是你考虑得周全，我怎么过去找你？”程啸把电话攥得紧紧的，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里面流了出来。

“来我家里，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真沉得住气，到现在才打电话来。”调度员在电话里慢吞吞地说着。

搁了电话，程啸去了调度员家里。那是一幢老式员工宿舍楼，进了大门，程啸就听到调度员的声音，他从三楼的一个窗户伸出头来，给程啸指引上楼的楼梯。

一见面，调度员就说：“那天我回去一找就找到了，你猜在什么地方？车头和第一节车厢的连接处，很小的一个夹缝，初一看以为是团破布，再看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不瞒你说，当时有点怕，毕竟是一个人的手啊！我用衣服裹起来的，看看周围没人，先拜了拜！然后抱着衣服就跑，一口气跑出了好几里路，我心里真紧张啊，就担心后面有人追来！”调度员说着，从屋里拿出了一个塑料袋，衣服仍旧包着。

手已经腐烂了，跟煤一样的颜色，因为臃肿，看上去比普通的手大了很多。程啸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跪了下来，调度员以为他要拜他爹的手，没想到程啸向他磕起了头。调度员赶紧把程啸扶住了，他说：“别这样！我跟你讲实话，一开始我也没打算帮你，只是怕你纠缠，后来真的在做这件事了，觉得挺开心的，能帮你也挺好的，我很久没这么高兴过了！”

为了掩盖腐烂的味道，调度员找出了几张油纸，把那只手包裹得严严实实，又在外面套了好几个塑料袋。他跟程啸说：“你快点走吧，你爹可能等急了。”程啸提着塑料袋下了楼，走出那幢楼，他想起了还没跟调度员好好地道过别，正想往回走，看到调度员从窗口探出身来，冲他使劲挥挥手。程啸也跟着挥了挥手，挥完手就意味着道别，再回去就会显得尴尬。程啸在楼下站了很长时间，他看着调度员把窗户关上，过了一阵，里面的窗帘也拉上了，程啸知道调度员肯定还站在窗帘后看着他，他转过身去，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爹的手找到了，程啸莫名地感到有些失落。这只手毫无生气是预料中的事，但程啸发自内心地希望它还鲜活着，就像爹的眼角膜移植到自己身上一样，那能让他感受到血脉相通的真切感。血缘是个奇怪的东西，能让人心意相通。程啸固执地认为自己看到这只手跟爹看到这只手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眼睛里活着一个父亲，他像在活着时看到了自己死后的样子，这种感觉一定是不舒适的。

出了宿舍楼前的小路，程啸拦了一辆出租车，刚坐上去，司机就用力地吸了吸鼻子：“什么味道？”程啸下意识地捂住了那个塑料袋，司机奇怪地看了看他。车子飞快地跑了起来，司机把车窗都摇了下来，外面的风“呜呜”地响着，司机又问了：“你带的什么东西？怎么这么臭！”

“没什么，用臭卤腌制的一点东西，包得这么严，你也闻得到？”程啸疑惑地问。

“我对这些东西特别过敏，闻到了就想呕吐。你带这东西去乘火车？那还不被人骂死！”司机斜了程啸一眼，厌恶的表情夸张地浮在脸上。经司机这么一说，程啸心里忐忑了起来。

下了车，程啸看到那辆出租车开出没多远，就在路边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门，神情有些厌恶，他点了根烟，大口地呼吸着外面的空气。程啸来到了车站的小卖部，在那里买了一卷胶布，又向店老板要了几个塑料袋。他在塑料袋外面又套上了几层袋子，外面缠上了厚厚的胶布，确信气味被关住了以后，他才稍稍放了心。

买好了回三七市的车票，进候车大厅的时候，程啸发现麻烦来了。进候车大厅必须把所有的行李放上去安检，程啸知道那安检箱子里装着透视眼，如果把爹的手放到传输带上，这事情就揭穿了。到时候，程啸身上纵然有十张嘴巴也解释不清了。

在离候车大厅还有十来步距离的时候，程啸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看到安检的门旁边还有几个带警棍的协警。他们对乘客的态度很凶，一名带两个孩子的妇女怕孩子走丢，动作慢了一点，身上的行囊就被他们活生生地扯了下来，扔进了安检的箱子里。妇女想跟他们理论，又被他们推搡了几把，其中大一点的小孩被带倒在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

“真是一群豺狼！”程啸嘀咕了一句，缩了回去，他回到售票窗口，把车票退了。火车坐不成了，长途汽车也一样，总不至于走回去，步行上千里路，得多长时间！到时候，爹的手会长蛆的。

出了闹哄哄的车站，程啸看到广场旁的小弄堂里停着很多中巴车，中巴车很破旧，红色胶带纸贴出来的地名都缺胳膊少腿，只有零星的一些偏旁笔画。程啸想问问司机这些车开往哪里，发现司机正趴在方向盘上睡午觉，他敲了敲玻璃门，司机睡眼惺忪地抬起头，得知是问路的，他指了指前面的挡风玻璃，程啸才发现前面有一块小小的硬纸板，上面用炭笔写了细细的几个地名，那些地名都很陌生。他问司机：“这车能出山西吗？”

司机说：“不能，我们只跑短途。坐长途你应该去乘火车，或者去长途汽车站，乘飞机也可以啊。”

“我就想乘你们这样的车，接力棒似的一站站乘过去，出了山西，再一路向南。”程啸觉得只要方向是对的，总能回到三七市。

司机感觉自己被消遣了，他把头扬了起来，甩向窗外：“那你是没事找抽型的，谁有你这闲心哪！”

程啸赌气去了旁边的书报亭，他问老板：“有全国地图吗？”老板从狗洞似的小窗户里伸出头回答：“全国地图没有，山西省地图有，你要吗？”

程啸要了一份山西地图，找到大同，他发现大同在地图上太小了，跟现实中完全不一样。那些公路跟蚯蚓似的绕来绕去，把程啸的头也绕晕了。

“你们这里有黑车吗？”程啸把头伸进报亭的小窗口，小声问。

老板努努嘴说：“这里到处是，你是记者吧？”老板目光狡黠，笑得不怀好意。

程啸说：“我想乘黑车，火车票太贵了！”

老板又笑了起来，“火车票还贵？你是想带什么东西，逃避检查吧？”程啸发现老板说话的时候，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手里的东西。

黑胶带缠起来的塑料袋确实太招摇了，程啸扭头想走，被老板叫住了：“你等等，我帮你联系，你先进来坐会儿。”

程啸的警惕心也上来了，他担心这个狡猾的老板叫来警察：“我就在这站着，你联系嘛！”

“我先跟你说好，联系好了以后，你得付十块钱的中介费。”老板说着，掏出一个破旧的手机。

“行行！”

“想去哪里？”

“出山西向南，最好能直接到三七市。”

“三七市在哪里？没听说过，你报个大点的地名！黑车还会去小地方？本来人就坐不满。”老板嘀嘀咕咕地说着。

程啸说：“那就去徐州吧，徐州离三七市也就一两百里路，我走都能走到。”

老板联系了一辆车，说是过路车，要到傍晚才能到大同火车站。

“怎么样？长途卧铺车，正儿八经的。”老板有些得意，紧接着就开始吹牛了，“黑车怎么能坐呢？中途把你撵下车，或者开到一个僻静的山里，抽出长刀，夺光你身上的钱。”

程啸没有理睬他，老板说：“时间还早，你进来坐会吧，我这里有泡面，还有开水。”

程啸其实不想走进去，那里太拥挤了。老板殷勤地从铺子底下抽出了一条小板凳，程啸蹲了下去，把塑料袋紧紧地捂在胸前。

“是毒品吧？”老板笑嘻嘻地又问了一句，“你放心，我嘴巴严，不会跟别人去说的。”程啸没有理他。

“这么神秘，肯定不是好东西！”

“有冰块吗？”程啸突然想到了冷藏的带鱼。

“有！怎么没有？”

程啸看到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冰块都是劣质饮料冰起来的，将就着也能用，就用石头把那些冰块砸碎了，放进塑料袋里，再把缠满胶布的袋子塞到了里面。

天黑了以后，车还没来，老板跟程啸说：“就快来了，每次都很准时的，你别走开，他们停一下马上就开走的。”

程啸连泡面也没敢用开水冲，他就担心下一秒那辆车突然出现在眼前，然后慌忙着上车，带着泡面会不方便。然而过去了很久，程啸也没见到有长途大巴开过来。

老板走到了外面，程啸听他在嘀咕：“今天怎么了？到这个点还没来！”

“到底还来不来？”程啸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应该会来的，你以为我不着急吗？本来这个点我已经收摊了，今天赚了你十块钱，赔上了我打麻将的时间，手气好的话，说不定我已经赢了好几百了。”

“赌博谁说得准啊！你要是输了，不得感谢我耽搁你时间啊？”

程啸看了看手中的塑料袋，饮料已经融化了，黑胶带绑着的袋子变得黏乎乎的，让程啸懊恼不已。他又向老板买了一包纸巾，小心翼翼地把黑胶带擦拭了一遍。

“你不应该把冰块砸碎，应该整袋装着，大块的冰化得慢，即使化了也不会流出来。等饮料化完了，你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喝可以扔掉，那多方便！”老板又动着脑筋让程啸接着买他的冰块。

程啸冷冷地说：“我讨厌别人推销！”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他的好奇心再次被勾了起来。

“我爹！”程啸挑衅地看着他，发现他脸色起了变化。这之后，他老实了很多，话也不太愿意说了。

汽车在这时来了，车灯耀眼的光刚好照到书报亭里，让人睁不开眼。喇叭一响，虽然看不清车的样子，但程啸也知道他等的车来了。

车门口站着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她背着一个小挎包，一看就知道是售票的。她催促着程啸快点上车，一边来拉程啸的胳膊，被程啸甩开了。

车门关上了，车子开动起来，那个胖女人吁出一口长气，她说：“被警察抓到就倒霉了，你的车钱还不够缴罚款的。”程啸发现这并不是一辆卧铺车，过道里摆满了小凳子，上面挤满了人。

胖女人过来夺程啸手中的塑料袋，程啸惊恐了起来：“你要干什么？”

“把你的东西放行李架上啊，拿着不累吗？”

“不累，你别管！”程啸摆脱了胖女人的纠缠，自己找了条板凳坐下，把塑料袋捂在胸前。

车子在黑夜里行驶，车上也安静了下来，很多人都靠在椅子上睡觉。安静后的车厢总让人心里不踏实，程啸听到后排有人猛地打了个喷嚏，他赶紧俯下身，仔细地闻了闻塑料袋，他担心气味从里面跑出来，车上本来就不透风，如果遇上出租车司机一样的乘客就麻烦了。好在塑料袋外面有一层橘子的味道，那味道有些浓烈，盖过了隐隐的臭味。

程啸在车上一夜没合眼，他是看着车窗外慢慢亮起来的，车子从黑夜开到白天，像穿过了一个世界，但徐州还没到。程啸问了胖女人，胖女人说要等天黑下来才能到徐州。

车里有人开始喊肚子饿，胖女人说：“就快到了。”程啸想这接下来估计还得开很久，他的肚子早饿了，在书报亭的时候，那个老板提醒过他，坐长途车要备些干粮，当时程啸觉得他又在推销自己的东西，没买，现在想想有些后悔。

车子毫无倦意地跑着，车上的人开始有了抱怨，随后抱怨声开始发酵，此起彼伏，像水被烧开了。胖女人像个水葫芦似的，找了个角落一头飘进去，再也不发出声音来。车子又开了大半个小时，到了一个山脚边的小饭店门口停了下来，车门一打开，几个横肉男过来维持秩序。司机和胖女人都假装跟那几个人不认识，但谁都看出来他们是有业务往来的。这种被安排好的感觉太糟糕了，有几个乘客一看是个又破又烂的小饭店，迟疑着不肯下车，被横肉男强行拉下了车。

程啸下意识地抱紧了手中的塑料袋，急急忙忙地走进了饭店。饭菜很狼藉，上菜也是几个横肉男代劳，端菜盘几乎用摔的架势，摔得人大气也不敢出。大伙吃得都很潦草，明明憋了一肚子火，却谁也没敢说出一句抱怨的话来。

程啸不太在意饭菜，他吃得异常小心。一桌子坐了十七个人，几乎肩膀贴着肩膀地围成一个密封的圆圈。为了不影响到别人，程啸尽可能地把自己缩了起来，塑料袋放在大腿上，程啸有些紧张，总担心它像玻璃一样滑落到地面上，那响起来会惹人注意的。

程啸第一个吃完饭，把塑料袋夹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很多人都放下了筷子，纷纷离席。算账的时候，有人受不了气，领头喊了起来：“吃的什么东西！这么贵，不明摆着宰人吗？”程啸看到领头的人喊完之后，紧张地看着大家，谁也没有跟着呼应。就这迟疑的一瞬间，几个横肉男把抗议的那个人围了起来：“吃霸王餐啊？不肯付钱，行啊！把吃的吐出来！”他们摩拳擦掌起来，抗议的那个人满脸通红，他尝试着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进来，“你们说，不贵吗？肉片都是臭的！”

“行了行了，花钱买个平安算了。”一个中年妇女嘀咕了一句，这句话迅速瓦解了大家的反抗欲望，人群起初还有些蠢蠢欲动，后来迅速归于平静。横肉男下手了，耳刮子打得呼呼作响，抗议的人像片树叶似的发抖，几个回合过后，他歪倒在地上，蜷缩得像只蝉蛹。

如果这时候横肉男收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这些人仿佛有嗜血的爱好，程啸看到其中一个人回到了屋里，操着几根铁棍大踏步地出来了。程啸做了第二个站出来的人，他觉得第二个人很重要，第二个人站出来了，人群很可能就团结起来了。如果再不救人，倒在地上的人会被他们打死的。

程啸喊了一声：“你们想弄出人命来吗？”几只恶狠狠的眼睛盯住了他，他们就是一群马蜂，谁惹他们就叮谁。程啸没抵抗两下，就成了第二片树叶，他有些后悔，应该早一点站出来，现在站出来，人群已经被挤压成狭长的一溜，冒一个头出来，就被他们掐灭一个，大家已经不会一哄而上了。

程啸在被围殴的过程中死死地抱住了爹的手，几个横肉男想把塑料袋抢下来，发现那东西就跟长在程啸身上似的，几个人都没把它夺下来。他们怀疑那是一捆现金，眼珠子都发绿了。

“剥他衣服！”

程啸腾出一只手，另一只手仍死死抱住塑料袋，他们扯另一个衣袖的时候，程啸把另一只衣袖也让给了他们。衣服被他们扒下后，钱包掉了出来，领头的招呼他的同伴说：“别夺了，都在这里！”

殴打戛然而止，几个横肉男散开得很快。大家当没发生过任何事，都安静地回到了车上，程啸看到那个带头叫喊的人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也径直地回到了车上。程啸也站了起来，爬上车的时候，他看到大家都装作没事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大概是最后一个上车，大家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程啸知道自己的脸挂彩了，那样子不会太好看。在往后挤的过程中，周围的人远远地躲了开来，怕血迹沾到他们的衣服。

这趟车一直开到徐州，再没有人说话，除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车厢内死一般的寂静。程啸抱着塑料袋想睡一觉，但他看到很多人都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有好几个人睡觉时把嘴巴张得很大，他就不想再睡了。

下了车，那些人生怕别人还认得自己，匆匆淹没在出站的人流里，程啸一眼望去，都是黑压压的陌生面孔，那些面孔像一张张人皮做的面具，毫无表情，让人产生自然的疏离感。钱包被抢走了，车是没法乘了。程啸觉得有些讽刺，剩下的一两百里路看来真的靠两条腿走回去了。

与在山西时不同，去过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徐州仿佛在家门口，距离近了，让程啸感觉安全了很多。程啸想，得赶快回家，等肚子饿了，嘴巴渴了，路就难走了。

路上，无以排遣寂寞，程啸跟爹的手说：“你回来了，爹知道吗？”

“知道了他怎么不托个梦给我？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爹了。”

……

“当初在火化的时候，我打算给爹安个假肢，好在没安，安了爹就成残疾人了。”

……

“我打算去殡仪馆，还是火化爹的那个炉子，还是早上第一个，把你也火化了，我觉得这样爹才能收到。”

“你的骨灰就不单独安葬了，放到爹的骨灰盒里去，那就完整了！”

……

“你问我眼角膜怎么不还给爹？医生说了，只提取了爹一只眼睛的角膜，移植给我的也只用了三分之二。在那个世界里，爹还不至于成为瞎子。我也不想还，眼角膜长在我身上，我觉得爹还活着。”

……

路开始缥缈起来，程啸定了定神，他低头跟爹的手说：“你要坚持住！”

程啸仿佛又回到了手术前，他一步一步地数着自己的脚步，这一百多里路用脚步来丈量，难度远远超出了程啸的预期。六十里之前，他休息的次数很少，后来休息得越来越频繁，几乎每走一里路，他都要在路边坐下来。

眼皮已经垂下来了，随时都可能上下一碰就合上了。阳光像金黄的稻谷，晃得让人头晕。他站在路边向马路中央抬起耷拉的手臂，那些车像没看见他似的，从他身旁疾驰而过。程啸边走边停，他的手尽可能地向马路上的车发出搭车的信号。

终于有一辆拖拉机开出老远，停了下来，程啸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晃晃悠悠地跑了过去。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程啸说：“能捎我一段吗？我快走死了！”

“你去哪里？”

“三七市。”

“那不顺路的。”司机说。

“能搭一段是一段，你随便哪里把我放下来好了，只要能离三七市近一点。我真的一步都走不动了！”

司机为难地考虑了一阵，最后终于催促着说：“那你快点上来吧，我有急事，赶时间！”程啸千恩万谢地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一坐上去，他就睡着了。

司机转头看了一眼，嘀咕着：“怎么会累成这个样子？”拖拉机“突突突”地往前开着。

“你醒醒，前面到了！”司机大声喊，发现怎么也叫不醒程啸。拖拉机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司机摇了摇程啸，他歪倒在驾驶室的座椅上继续酣睡。司机只好开了门，把程啸扶了出来，在路边的一个废弃凉亭里安置了睡死的程啸。

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开走了。

程啸醒来时已接近傍晚，一时之间他弄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仔细回忆后他才记起搭了一辆拖拉机，猛然间一摸胸前，已经空了！他惊出了一身冷汗，爹的手不会被那个司机带走了吧？他赶紧在四周找起来，发现黑胶布散落了一地，塑料袋被撕扯过，已经空了。

“哪个天杀的抢走了我爹？”程啸在空地上大喊起来，几只野狗在远处的垃圾堆里“呜呜”地叫了几声，灰溜溜地跑开了。程啸发疯般地追了上去，野狗太多，见有人冲它们追来，四散逃窜，很快没了踪影。

爹的手被一群野狗吃了！眼看着就要到家了，千辛万苦找回来的手就这么丢了，这次是再也找不回来了！程啸感到无比耻辱和痛恨，他扇了自己很多耳光，怎么像断电一样突然就没了知觉呢？为什么不能再熬一下呢？程啸跌倒在了地上，摔下去的声响很大，身体里淤积的悲痛也释放了出来，程啸发觉自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在那里嗷嗷大哭起来。路过的人们停下脚步，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男人，他们理解不了，一个已经上年纪的男人竟然会哭得这么大声。

散落一地的黑塑料袋碎片被程啸一片一片地捡了起来，紧紧地捂在胸前，然后他往三七市的方向走。

那天，有熟人看到程啸失魂落魄地走回了三七市，跟他打招呼，程啸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人形容，程啸像被鬼魂附了体，目光呆滞，走路的样子机械而刻板。

三七市的医院收了一个奇怪的病人，据看到的人说，他是有准备的。在医院门口用斧头把自己的左手剁了下来，断臂上的鲜血像消防龙头一样喷得很远，周围的人尖叫着四散逃窜。那个疯子用完好的右手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左手，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也没有。

医生把他送到手术台上的时候，他拒绝了残肢再植手术。由于抵抗得很顽强，以至于错过了最好的手术时机。他陷入昏迷后，嘴里一直含混地说着话，医生后来听明白了，他念叨着两个字是“血缘”。

这个人就是程啸，他出院后把那只剁下来的左手拿到了殡仪馆火化。殡仪馆还从来没有为一只断肢火化过，起初怎么说都不同意。程啸坚称这就是他爹遗落的手，因为之前火化了一个缺了一只手的遗体，程啸坚决要求补完这个手续。他清楚地记得，他爹火化在2号炉，而且是那天第一个火化的人。他要求殡仪馆必须在相同的炉子，相同的石棉床，相同的时刻火化那只手。

折腾了很久，精疲力竭的殡仪馆妥协了，他们火化了这只手。当时，程啸静静地看完了整个过程，他的女人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因为这件事，殡仪馆上了头条新闻，只是谁也没有问程啸为什么要剁下自己的手，他们觉得这太血腥，即使有一万个理由，也不值得提倡。

程啸当然没有疯，他去了三七市的火车站，发了很长时间的呆，他相信爹能收到那只手，因为血缘的关系，他能续上那只断肢，就跟爹把眼角膜移植给他一样。

（刊于《十月》2015年第3期，被改编成电影）

傻子和玻璃瓶

一

兰梅坐在田埂上看哥哥兰博干活，那场景跟水田里游进一条大鱼差不多，水花四溅，动静闹得很大。爹在一旁剥番薯皮，看着这个轻度痴傻的儿子，眼角堆起了细密的皱纹，他跟兰梅说：“你哥哥力气真大，胜过一头牛！”

兰梅轻轻地笑了一下，觉得力气大真是一件好事。孤山这里男人就比谁力气大，女人就比谁猪养得好，这是传统，一直以来都这样。以前兰梅听人讲起谁力气大，只是觉得厉害，最近这段日子，她又多了一点想法，觉得夸赞一个人力气大，似乎还有点雄性激素的味道。一想到这，她觉得有点害羞。

兰博一气呵成地把半亩左右的梯田犁了一遍，他提着铁耙，汗如雨下地回到田埂上，兰梅把毛巾递给哥哥，兰博胡乱地擦了一把，丢还给兰梅。毛巾沾染了呛鼻的汗味，兰梅跑到水沟边，那水很清，清得让人不忍下手，水底的小鱼看到人影，“忽”地一下闪入水草丛里。兰梅把毛巾抛到水里，舀了一瓢扑在脸上，凉得让她“呀”地叫了一声。

回到田埂上，哥哥已经把带去的番薯都吃完了，他打了一个很响的饱嗝，然后自己被饱嗝逗笑了，他笑起来有些没完没了，让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容易满足。爹坐在那里抽烟，烟抽到一半，他又说了：“小梅，你哥哥多好的一个人啊，以后你要嫁给你哥哥！”

这句话兰梅从小听到大，不光爹说，娘也常常挂在嘴边，兰梅每次都答应得很爽快，这次也不例外。爹一说完，哥哥就过来摸她的手，兰梅的手越来越柔软了，软得跟没有骨头似的，哥哥一边摸一边憨憨地笑。

每次，兰梅都担心手上的皮被哥哥满是老茧的手割破，但她一次都没挣扎过，哥哥笑得很陶醉，爹说：“好啦！”哥哥立刻就松手了。太阳很快会落到山外去的，干活总是在跟太阳赛跑，爹在心里有个预期，如果在太阳落山前没完成想干的活，他就会很懊恼，甚至影响到吃晚饭的胃口和睡觉的质量。但跟太阳赛跑，好像没有一次是完胜的。

兰梅走后不久，兰博就厌倦了，他嚷着要去水库洗澡，只要去了水库，他就不回梯田了。爹知道，在兰博没有厌倦前，他勤劳得无可挑剔，从来不抱怨农活的繁重，只要他一起厌倦的心，拴也拴不住。

爹看着没有熨平的田坂，无奈地说：“去吧，别太晚回家！”话音未落，兰博就像野马脱缰，在水田里奔跑起来，一路水花飞溅。

兰博去水库不光是为了洗澡，水库中有一种他特别痴迷的东西。当他像水葫芦一样浮在水库边上时，看到他的人会骂：“扔下去的东西又被你挖起来了！”

孤山人有一种习惯，农药用完了，就把空玻璃瓶灌满水沉入水库，看起来有点像海葬。这些玻璃瓶日积月累，堆满了整个河床，奇怪的是水库里养了那么多鱼，却很少有鱼被农药毒死。这水库实在太大了，风大的天能起浪花，在孤山人眼里，它就是大海。这些玻璃瓶有很多随着水流冲刷到大坝上，被石头碰碎了，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兰博有一天摸螺蛳摸到了它们，竟然对它们产生了兴趣，他不厌其烦地把装农药的玻璃瓶洗干净，然后兴冲冲地捧回家，在他屋子里有一面用玻璃瓶堆起来的墙，其中大部分都是农药瓶，也有少部分的啤酒瓶，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像个陈列馆。

晚饭时分，兰梅看到哥哥怀里又揣着几个玻璃瓶，像做贼似的往房间里走。娘看到后大喊起来，“破烂玩意又往家里拿，没地方放了。”哥哥很执拗，笑嘻嘻地走向他那面玻璃墙，脚步声依旧很重。

兰梅看到今天拿来的玻璃瓶有点特别，不是普通的农药瓶，看上去有点像擀面杖，细长的腰身，好像在水底躺了千年，瓶壁上结着一层青绿色的水锈。兰梅觉得哥哥捞玻璃瓶等同于矿山挖宝藏，总能挖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她问哥哥：“你捡那么多玻璃瓶干什么用？”

这问题对哥哥来说太难，让他想了半天也没回答上来。兰梅想了一下说：“是不是把它当作收藏？”兰博使劲地点点头，兰梅一下子有了认同感，觉得自己能理解哥哥，因为她也搞收藏。搞收藏的人都把收藏的东西当作宝贝，哪怕它一文不值，或者在别人眼里是个笑话，也照样痴迷。

兰梅集火柴纸，只是火柴纸的图案太单一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娘买回来的火柴盒子上都是工农兵的版画，那些版画看上去古板而虚假，让兰梅感到很陈旧，那仿佛是一个遥远得触摸不到的年代。

兰梅总是提醒娘，买火柴的时候看一看盒子上的画，尽量买些花色多样的火柴，可娘说，小店里只进这一批火柴，她也没有办法。那段时间真折磨人，因为老是集不到别的火柴纸，兰梅觉得日子都灰扑扑起来，人也仿佛病了。

饭桌前，大家把晚饭吃出了各种清脆的声响，爹早早地吃完了，坐在那里闷头抽烟。他跟娘幽幽地说：“瓶子堆得太高了，我总担心它会倒下来，那都是玻璃，碎了会扎脚的。”

娘附和着：“我也担心，家里的猫窜来窜去的，一脚踢下来就倒了。碎一个玻璃瓶也算了，堆得跟山一样，听听声音就吓人。有收购瓶子的人来，我把它们全卖了！”

“你儿子肯吗？卖了会要他命的。”爹瞟了一眼兰博。他们总是这样，当着兰博的面商量着兰博的事，从来也不担心兰博能听明白。兰梅觉得这样不好，很多事情哥哥是能明白的，他只是不说。

“这事由不得他！再说都是装过农药的瓶子，家里那个味道受不了，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把大家熏出毛病来的。”娘看了看兰博，他正低头拨弄着空瓶子，像在安抚怀里的婴儿。

“兰博！”爹叫了一声，兰梅看到哥哥条件反射似的抬起头来，“这些瓶子，你娘要找个机会卖了，你同意吗？”兰梅看到哥哥呆了一阵，然后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说了他不肯的，你不信！”爹不屑地说。

“都是你惯的！真卖了也就卖了，他还能怎么样？”娘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养猪，有时候猪长得好，我也舍不得，还不是拉出去就宰了？顶多难过几天，小猪抓来了就好了。”

“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人？”爹瞪了娘一眼，“我只是提醒你，这事有风险，真要闹出什么事，你别后悔！”

兰梅听到这里，也插了一句嘴，她说：“我觉得爹讲得有道理的，哥哥就这么点爱好，剥夺人家的爱好太残忍了！”

“你们都是好人，我做恶人！”娘忿忿地说，欲赌气去厨房，刚起身却又坐下了，她觉得有些奇怪，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争论在家里稀松平常，但唯独今天她觉得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来她把目光停留在了兰梅身上，这个小丫头在大人说话的时候从来不插嘴，今天是个例外。

“小梅好像快长成大人了。”娘说这句话的时候，仿佛太阳已钻出乌云，先前生气的表情如大地上奔跑的阴影，转眼间消散得不见踪影。她看上去好像还带着贪婪的意味，这让兰梅有些接受不了。

“我去把黄历拿来。”娘再一次站起了身。

“别看了，再一个月零三天，满十六岁了。”爹心里仿佛有架算盘，一拨就算出了兰梅的年龄。

“你以为我不知道小梅的年纪吗？我是想看看哪个日子好。”娘辩解道。

“好日子也应该由算命先生挑，兰博和小梅的生辰八字要带去，排过才能定日子。”爹把话说得井井有条，兰梅第一次正式觉得自己今后的生活被安排了，但她能接受，因为这个约定从小就被爹娘不停地提起，她已经烂熟于心。

“对对对，我抽空去何瞎子那里算算。”娘说着欢天喜地地去了厨房，兰梅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没多久，哥哥跟了进来，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株莲花，插在那个细长脖子的瓶上，好看极了。

“送给我的？”兰梅歪着头问，哥哥笑嘻嘻的，什么也不说。兰梅把鼻子凑近了莲花，“嗯，真好闻！”哥哥在旁边仍旧笑吟吟地看着她。

“爹教你的？”兰梅问，哥哥却站起身，“噔噔噔”地走出了房间。

二

余军又一次站在了那幅地图前，那张地图是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他们在徒步去西藏的路上认识，两个人聊得很投机。那个人蓄着很长的胡子，身上的衣服像从一个尘封多年的仓库里翻出来的，布料看上去又粗又硬，而且结着各种各样的污渍，脚上穿的皮靴貌似有几十斤重，背上的行囊袋也鼓鼓囊囊，他一摘下那顶太阳帽，青藏高原上的风就把他的长发吹起来，凌乱地挂满了他沧桑的脸。就这些行头，让余军深信不疑，他是一个真正的行者。

他跟余军说：“旅行最大的诱惑是未知数，不知道最终走向哪里。”

现在余军的体会是，真正的行者最终的目的地是肯定的，就是失踪了，或者倒在路上。

余军站在那张地图前，他又回忆起那个朋友，他们在太阳下展开这张布满了密密麻麻地名的中国地图，那个人把手掌放在地图上说：“你别看那么多地名，这里总有你没有到达过的地方，总有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余军觉得自己真正爱上行走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那像一个神圣的宗教仪式，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身体跟心灵距离如此之近，从那以后，他就不想再回头了。

每次看着这张图，余军就开始谋划下一步出走的路线。这次，他盯住了那个叫孤山的地方。

从苍冥站下火车，改乘去三七市的中巴车，过了三个多小时才到站，下车又换乘了摩托三卡，那小铁皮做成的三卡又抖又刺耳，颠簸了很久，余军坐得脚也麻了，耳膜已经彻底麻痹。三卡终于停了下来，拉开铁皮门，余军还有种错觉，感到大地像蜜蜂翅膀一样在震动。下车后，余军发现前面已经没有大路了，一座凌厉狭窄的山横在了面前。师傅说：“只能送到这里了，接下来你要自己爬了，离最近的村子大概还得步行两个多小时。”

“怎么会这么偏远？”

“本来就这么远！这里很少有人来，里面的人也陆续迁出来了。再几年，估计这里就成原始森林了！”师傅说着，点了一根香烟。他大概也很久没来这个地方了，盯着眼前的山林出神。接过余军的车钱后，也没有着急着要回去的意思。

余军在那座山前站了很久，等他回过神来，发现那辆小蜜蜂似的车已经开走了。

余军到达兰梅他们那个村的时候已经傍晚时分，兰梅一家正穿着单薄的衣衫，大汗淋漓地吃晚饭，看到那个场景，余军取下腰间的相机，闯入他们家里就一顿狂拍。看到“长枪短炮”闪着耀眼的闪光灯，兰梅一家都慌了神。

兰梅的爹最先稳住了神，他大喝一声：“你干什么？”

余军连忙解释说：“我看你们很质朴，给你们拍个照。”

看到余军也没有恶意，兰梅的爹说：“拍照你也应该通知我们一声，突然闯进来，吓到我们了。”

余军看到兰梅躲到了门背后，她那双大眼睛惊恐未定地看着自己。余军连声道歉，几声“对不起”过后，大家都镇定了下来。兰博继续趴在桌子上吃饭，他的父母收起了尴尬的面容。

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让大家都有点无所适从，但总归还是客人，兰梅的娘从厨房里拿出了一副碗筷说：“你还没吃饭吧？一起吃点！”

余军显得很难为情，推脱了几下都没拒绝成，只好卸下行囊，坐了下来。行囊中有干粮和水果，他从包中取了出来，这些东西把门后的兰梅也吸引了过来。余军示意让大家吃，谁也没动，过了一阵，兰博终于伸出了手，他像个大猩猩似的，抓起一个苹果跑掉了。

吃完饭后，余军指着兰梅跟她爹说：“我能再给她拍几张照片吗？”

爹眉头皱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下来。兰梅却跑到了楼上，等她从楼上下来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掉了，那是一套秋冬季节穿的衣服，从上到下都很严实，而且一身喜庆的大红颜色。这身打扮让余军犯了难，但他又不好多说，就装模作样地给她拍了几张。

他低头翻看着照片，喃喃地说：“感觉找不到了！”兰梅凑了过去，她第一次在照相机里看见了自己，既新奇又充满羞涩，为了看得清楚点，她慢慢地靠近了余军。余军感受到脖子边绵羊般的气息，他不好意思回过头去看，怕一转头撞到了这个懵懂的女孩。

娘在收拾碗筷时发出了很响的声音，一只只碗叠上去，有点砸的意味。兰梅不知道被照片吸引住了，还是压根听不出弦外之音，她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爹终于说了：“凑得这么近，不礼貌的！”

兰梅触电似的，“嗖”地一下避开了一丈距离，她的脸红了起来。

那晚上，余军住下了。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兰博挤一个房间，娘在地上铺了张凉席，把兰博的枕头放到了凉席上，让兰博睡地铺，兰博却不同意，仿佛离开了那张床他就会睡不安稳似的。

娘说：“人家是客人，睡地铺不礼貌。”兰博使劲地摇头。余军赶紧说：“没关系，我睡地上，荒郊野外支帐篷我也睡得很踏实。”娘用土话“咕噜咕噜”地说了兰博一顿，然后跟余军说，“那只好委屈你了，我们从小惯他，他就这么个性格。”娘极力地想掩饰儿子的缺陷，让别人觉得他只是性格有点怪异，但余军早看出来了，他笑笑，没有说话。

余军不习惯早早地睡觉，他问：“有电源插头吗？我想开一下电脑。”娘迟疑了一下，拨开了兰博的床头，那里有一个电源插座，插孔上已经积了破碎的蜘蛛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我们不太用。”娘说着，顺手把蜘蛛网一抹，比小孩抹鼻涕还利索。

余军插上插头，看见电源灯亮了，欣喜地说：“能用，能用！麻烦您了！”

打发走了兰梅的娘，余军开启了笔记本。兰博躺在床上睡得很快，不久就鼾声如雷，余军扭头看了他一眼，借着电脑屏幕发出的稍微光线，他看到兰博把嘴巴张得很大，枕头下面连了一根电源线，电脑仿佛接在了他那颗硕大的头上，那种感觉有点怪异。

床的一边就是那堵玻璃墙，这让余军兴奋不已，他觉得这就是这里独有的创造力，艺术装饰他看得太多了，都有一种虚假的味道。这堵玻璃墙不一样，纯粹而不粉饰。

余军站起来，在那堵玻璃墙前徘徊，他隐隐地闻到了一股农药的味道，走近了仔细看，发现有的玻璃瓶上面还贴着骷髅头的标签，农药浸染后的标签纸已经发黄，让人感到一股陈旧的危险。他伸出手，想抓一个瓶子看看，身旁的鼾声戛然而止，兰博从床上坐了起来。那架势有点吓人，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余军连忙解释：“我随手看看，不能动吗？”

“最好别动！每个瓶子都放得好好的，你挪一下，我就能看出来。”兰博的声音在黑夜里显得特别洪亮，几乎像深山老林里静悄悄的寺庙突然敲响的钟声。

“那我不动了，不好意思啊！”余军连忙道歉。兰博直挺挺地躺倒在床上，不久又鼾声如雷。

那天，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床上躺着两个忧心忡忡的老人。娘说：“那人胸前挎的东西跟人的眼睛一样，我看他给小梅拍照的时候，那玩意会伸长脖子，太不正经了！”

“我也担心他把小梅带坏了，坏起事来就麻烦了，她到时候就不肯跟她哥哥结婚了。”爹其实心里想的是，这个突然到来的陌生人太年轻了，而且身板跟棵松树似的，与儿子比起来，差距太大，但这些他都在肚肠里转了几下，没有说出口。

“这事要趁早，我明天就去何瞎子那里挑日子，把事情给办了。女人结婚前心是飘着的，结完婚就踏实了。和养猪一个道理，猪栏里如果只有一头母猪，它一听到外面公猪叫，就团团转，把公猪关进来一起住，赶它走，它都不愿意走。”娘说得言之凿凿。

房间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孤山也彻底静了。只有一团微弱的光还残留着，那个山外进来的人盯着电脑屏幕，还清醒着。

三

次日，兰梅在水库边吹风，远远地看到前一晚给她照相的男人，他穿着一身猎豹花纹的服装，手里拿着个黑匣子。

看到兰梅来了，余军笑了起来，他说：“这真是个好地方，连手机信号也没有。”

“什么是手机？”兰梅好奇地问。

“就是这个东西。”余军晃了晃手中的黑匣子，“它能让你听到山外面的人说话。”

兰梅看了看远处的群山轮廓，她说：“你骗人！那么远怎么听得到？”

“不信你过来听。”余军向兰梅招了招手。

兰梅看到猎豹花纹，迟疑着有些不敢靠近，那花纹让兰梅闻到了雄性的气息，那股味道让人心烦意乱。余军高高地举起手中的黑匣子，仿佛在空中收集着看不见的东西，“愣着干什么？过来呀！”兰梅终于挪动了脚步。

“还是没有信号，这里太低了，得去山顶上。”余军看了一眼那个黑匣子说，他自顾自地在前面走，兰梅莫名其妙地跟了上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往山顶上爬，闷热的空气唤醒了一种耳鸣般的虫鸣声，兰梅感到安静得有些别扭，在她这样想的时候，大概余军也意识到了这种尴尬，他问：“你家里就四口人吗？”

“是啊，怎么了？”

“你妈妈呢？”

兰梅惊愕了一下，意识到余军把她娘认作了奶奶，从年纪上看，爹和娘是可以做她爷爷奶奶，哥哥也老得可以当爹了。这十多年来，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似乎是个严重的问题。从余军的嘴巴里问出这样的问题来，让兰梅觉得有些无地自容，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有些不愿意认娘了。

余军看出兰梅有些为难，他说：“不愿意说就不说吧。”

“不是愿不愿意的事，关系到我的身世，我不想说。”兰梅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红扑扑的，汗水泡涨了白玉似的脖子。

余军是个聪明的人，他一下子听明白了兰梅话中的意思，“你不是亲生的？”

委屈一下子击中了兰梅，她愤愤地回答：“我不想说！”

“那你亲生父母是谁？”余军小心翼翼地问。

兰梅看上去很纠结，这些事情从来没有人跟她提过，现在这么一说，她的脑袋仿佛被激活了，亲生父母会长什么样子呢？他们又住在哪里呢？去找亲生父母，她现在的爹娘会同意吗？这似乎是一种背叛！兰梅发现自己乱极了，她说：“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好好好，不说了。”余军又开始往山顶走，兰梅若即若离地跟在后面。走了一阵，余军停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手机说：“这里有信号了，你等着。”

兰梅看着他捣鼓着手中的黑匣子，放到了耳朵边，一会说起话来，看他说话的架势，好像是有个人在跟他说话。“你等等，这里有个女孩，还从来没看见过手机，她不相信能听到山外的人说话，我把手机交给她，你等等，别挂啊！”

余军把黑匣子递了过来，兰梅一时慌了起来，她捧着黑匣子，像接了一个烫手山芋，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余军示意她把手机放耳朵边，果然有个人在黑匣子里说话，那是个陌生的男人声音：“你在听我说话吗？”兰梅点了点头，黑匣子里的人沉默了一下，“喂，有听到吗？”然后声音模糊了起来，断断续续的，突然之间就没了。

兰梅把黑匣子交还给了余军，余军看了看说：“信号不稳定，断了！你有听到声音吗？”兰梅似乎一时难以确定，回忆了好一会，她犹豫不定地点了点头，余军说：“下次打电话的时候，你要说话，点头那边听不见，以为你没听到呢。”

“这个人真的在山的外面？”兰梅惊奇地问。

“当然了，我骗你干吗？”

“那山外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等回去后我给你看照片，我的照片都在电脑上。”余军收起了手中的黑匣子，把照相机取了出来，“昨天晚上没拍好，我再给你拍几张？”

一个玻璃瓶飞了过来，不偏不倚，刚好落到了他们身旁的石头上，清脆地响了一声，碎了。

“谁？”余军警觉地朝四周张望，除了树梢上有风跑过，什么也没有。兰梅看了一眼碎玻璃，转身就往山下走。

回到家里，只有娘在，她兴冲冲地在裁剪红纸。兰梅问：“爹和哥哥呢？”

“他们不是去拔秧了吗？”娘的注意力并没有从红纸上脱离出来，她拿剪刀在纸上曲曲折折地剪着，剪完了一抖，一个红喜字从她手中蹦蹦跳跳地弹了出来，“好看吗？”

“不好看！”兰梅话中带了气，一转身又出了门。

那天晚上，余军进了屋，打开电脑，兰梅想凑过去看山外的样子，被爹娘叫住了。娘这一次说话带着商量的语气，那语气软和得跟刚蒸好的米饭似的，她说：“你们的日子挑好了，等你满十六岁，你跟你哥哥就把酒席办了？”

兰博笑嘻嘻地又过来拉手，兰梅犹豫了一下，竟然把手缩了回去。她看到哥哥确实年纪大了，这本来应该是爹的年纪。自己也长大了，再这样摸手，让兰梅觉得有些恶心。

爹顺势打了兰博的手说：“没个正经，现在在谈正事呢！”爹又转过头跟兰梅说，“小梅，这件事，爹和娘都盼望了十几年了，再不办，我们也快入土了。”

“我还小！”兰梅无处可躲，突然无师自通地替自己辩解起来。

“不小啦！隔壁王婆婆第一次嫁男人还不到十四岁。”娘着急了起来。

“可是我还想再考虑一下！”

娘几乎坐不住了，被爹拉了一把，爹知道这个事越逼越糟糕，他说：“那今天先不谈这件事了，不过爹要告诉你，晚上别往陌生人跟前凑，那不是一个姑娘家该做的事。”

“知道了。”兰梅气嘟嘟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余军的电脑电源线突然被兰博扯了下来，照片正在飞，屏幕一下就黑了。余军一扭头，看到了兰博怒气冲冲的脸，他手上抓着电源线问：“你动了我的瓶子？”

“没有，你交代过，我不会动你的瓶子。”余军心里虽然也有怒火，但压住了，他平静地说。

“我怎么相信你？”兰博就像头发怒的公牛，仿佛随时都可能冲过来。

“没有就是没有，你爱信不信！”

门被推开了，“我可以作证，他一整天都在外面，没动你的瓶子！”兰梅走了进来。

“我少了一个瓶子，放那里的！”兰博说着，几乎要哭起来。

“少就少了，改天再去水库捡几个回来。”爹跟娘也进来了，他们安慰着儿子，总觉得这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

房间里又布满了乱糟糟的土话，大家劝得毫无章法，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

四

天井那里传来了泼水声，透过窗户，兰梅看到余军只穿了一条短裤，像浇花一样把井水一勺一勺地往头上浇，水声“哗啦啦”响，看出去隔着毛玻璃，但一身白晃晃的腱子肉还是让兰梅心悸不已。她赶紧从窗户旁矮下身，发现自己的心快从胸口跳出来了。

又是“啪”的一声，一个玻璃瓶碎了。

兰梅听到声音，从窗户前站了起来，她看到余军惊愕地看着自己。兰梅红着脸说：“不是我扔的。”

余军尴尬地笑了笑说：“看来我不太受欢迎啊！”

“不是的！你穿上衣服嘛。”兰梅急得直跺脚，余军突然也意识到被一个姑娘这么看着确实有些不雅，他慌忙地擦干身体，穿上了衣服。

余军回到屋里，兰梅就跟了过去，她见余军收拾着行李，问：“你要走了吗？”

“不走怎么行？下次玻璃瓶飞到我头上来了。”余军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也认为这有点临阵脱逃的感觉。

“你还没给我看山外的照片呢。”兰梅顾左右而言它。

“你要看？”余军看着兰梅问，“现在吗？”兰梅点了点头，余军犹豫着要不要把装入行李包的电脑再翻出来，他说，“我这段时间不走了，不过得从你家里搬出去住，你到时候来我那里看吧。”

“那你住哪里？”兰梅着急地问。

“得找块地，平整点的，晚上要背风，我带着帐篷呢。”余军指了指行李包中一团橘红色的帆布说。

“我带你去！我知道地方。”兰梅想到了山腰上废弃的石屋。

“你还是别去了。”余军凑近了小声说，“背后有双眼睛盯着呢！”

“让他看，我就要去。”兰梅回答得很坚决，有种拧上劲较真的感觉。

这时，窗外又一个玻璃瓶碎了。

“你哥哥呢？”

“一个人去拔秧了。”

“昨天他闹成那样，难道不担心这会让他抓狂？我一听那玻璃碎的声音，心里就揪一下，好像砸碎的是你哥哥的心。”余军困惑不已。

“他们从来没有把他当正常人对待过。”兰梅咬了咬下嘴唇。

“我走了，你别出来了！”余军带上了门，悄悄地走了出来，感觉像在撤退。跟兰梅的爹娘告别的时候，余军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尴尬的事，两个老人的脸都拉成了铁板，看到他背着行囊走出来，连句像样的话也没有。他们就这么冷冰冰地看着他，余军说：“这两天打扰你们了！”兰梅的娘松动了一下脸部的神经，脸色因为紧张的对峙而红了起来，她的目光向地下看，躲避着正面而来的尴尬。

“这是这两天的伙食费和住宿费，意思一下，我走了。”余军把钱放在了椅子上，发现自己脸也烫得厉害，他想赶紧抽离这尴尬的气氛，但却被兰梅的娘叫住了，“我们不要你的钱，拿回去！”她手上拿着余军放下的钱，递了出来，眼睛还是看着地下。

“不不不，我哪能白吃白住呢？……”余军说了一半，那钱就撒到了地上，是兰梅的爹夺过去，扔出来的。

这时候，兰梅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她挽住余军的胳膊，冲她爹娘发怒道：“你们干什么？”这一吼，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住了，余军想把胳膊从兰梅手中抽出来，发现被拽得紧紧的，这几乎等同于立场和宣誓。

“我白养了你十六年！”娘说着，就抹眼泪了。

余军再次想挣脱胳膊，他说：“别这样，你娘哭了。”但兰梅的手还是没有一点松动，她冲出来就意味着下了决心，只有这一次机会她还有自主权，丧失了就再也没有了。她说：“她不是我亲娘，他们逼我嫁给我哥哥！”

气氛再次僵住了，爹的脸上有了慌乱的蛛丝马迹。余军鼓起勇气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婚姻自由已经好几十年了，你们这样做不对的，犯法的，会坐牢的！”

两个老人顿时慌了神。这时候，兰梅的哥哥从屋子外面闯了进来，看到兰梅拉着余军的胳膊，他愣了一下，他又看看自己的爹娘，发现他们不知所措地站着，他不知道接下去该干什么好，“呼呼”地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他径直跑到楼梯边，换上了一双雨靴，急匆匆地像条黄狗一样跑了。

兰梅的哥哥出去后，凝固的空气仿佛被扯开了一个口子，余军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兰梅像挂在农具上的水草，也一并带了出来。余军相信，兰梅的爹娘被自己的那句话吓住了。他们好像被施了定身法，被困在了那个屋子里，直到余军他们走远，也不见他们从屋子里追出来。

余军本来打算当天就离开孤山，但觉得这么一走，落下了心虚的口实，他在兰梅的带领下，找到山腰中那个废弃的石屋里住了下来。

稳住脚跟后，兰梅突然问了这么一句：“你后悔来孤山吗？”

余军没有正面回答兰梅，他反问兰梅：“如果我没来，你们会怎么样？”

兰梅望着远处，发现短短两天时间，自己仿佛脱胎换骨了，“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以前我也看着山外，从来不猜山外面是什么样子的，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去，但现在这个念头一起，我就克制不住自己。”

“以前你住在自己心里，现在心打开了，就想着放自己出去。我现在还在怀疑，我的到来是不是毁了你一家的幸福？”余军忧心忡忡地说。

“你认为我这样会幸福吗？如果真的跟我哥哥结婚了，总有一天我也会后悔的。”兰梅托着腮帮，仿佛看到了若干年后自己的模样。

“接下去你跟你爹娘怎么办呢？”

这句话问到了兰梅内心最纠结的地方，十几年的亲情不可能说断就断了，但现在又回不去了，她跟世界上最亲的人决裂了，跟着一个才认识两天的陌生男人跑了，她突然害怕起来，觉得这个赌注下得太大了，未来在哪里？

“你不会不管我了吧？”兰梅看余军的眼神如同一个落单的小羊羔，惊恐中带着无助。

“不会。既然出来了，我一定把你带到山外。”余军极力想打消兰梅的顾虑，但这话听起来还是显得底气不足。

五

孤山通往山外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镶嵌在陡峭的峡谷中间。余军带着兰梅蜿蜒而下，对余军来说，这旅程意味着回到属于他的世界，对兰梅来说，这更像是投奔虚拟的未来。余军已经给她看过山外的照片了，那里的房子亮晶晶的，高得有些虚假。余军告诉她，每个亮晶晶的小盒子里都住着一户人家，兰梅想不明白，那么小的地方怎么住人呢？余军说，那是因为拍照的地方离那些房子很远，人看上去比蚂蚁还小。于是，兰梅的概念里，山外就是一群蚂蚁住在一层层的盒子里。

快到通天崖的时候，余军突然在前面站住了，他惊讶地发现前面的路被玻璃碎片铺满了。“疯了！这怎么过去？”余军喊了起来。

头顶又有玻璃瓶呼啸着飞来，砸在路上，碎末飞溅。兰梅的眼神瞬间变了，她愤怒地抬起头看通天崖，发现顶上坐着一个人。

“是你爹吗？”余军问了一声。

“不是他还会有谁？”兰梅怒不可遏地回答道。她转身朝通天崖的路跑去，让人感觉她去拼命了，余军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兰梅的爹仿佛丢了魂，六神无主地坐在崖顶上，一边挑着玻璃瓶，一边朝崖下的小路扔。余军觉得奇怪，这么多玻璃瓶是怎么被他搬运到这里来的。

“你干什么？想让我插翅膀飞过去吗？”兰梅咆哮了起来。

爹似乎没听到，继续往下扔着玻璃瓶。

“求求你了，放我出去！”兰梅再次大声喊道。

爹仿佛醒了过来，他转过头，停止了往崖下扔瓶子，改在悬崖上敲。兰梅看着他苦笑了起来，他说：“你娘说得一点没错，养了十多年，最后成了一场泡影。”

“我也不想这样，可你们逼着我跟哥哥结婚，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兰梅说着，眼泪冒了出来。

爹指着余军说：“他没来之前，你不是一直都没反对吗？他一来，才两天时间，你就态度转变了。”

“可是他不来，我想以后我也会后悔的，这门婚事本来就是错的，你们把我当什么？童养媳？”

爹也捂着脸哭了起来，余军发现他的双手被碎玻璃割得满手是血，兰梅也看到了，她跑过去，抓住爹的手痛哭起来：“爹，我们能不能别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之前都是我在阻止你，昨天你哥哥又为玻璃瓶的事跟我吵架了。这个傻儿子，守着那么多农药瓶当宝贝。如果还有农药，我都想喝下去了。我跟你哥哥说，‘你妹妹要跟别人走了，我实在没办法，就扔玻璃瓶提醒她，阻止她。’傻儿子竟然懂了，后来也不闹了。这些玻璃瓶都是他搬来的，是他让我扔的。我知道他不是想阻止你出去，而是想留住你啊！”爹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这时候，兰博捧着一堆玻璃瓶出现在了悬崖上，余军看到，那手上都是他最宝贝的瓶子，有啤酒瓶，也有细长脖子的玻璃瓶。

兰梅认得那个细长的玻璃瓶，上面还有青绿色的水锈，就是哥哥插莲花送给她的那个。她难以想象，这个傻哥哥一直把这些瓶子当作最重要的宝贝，谁动了他的瓶子，他就想跟谁拼命，竟然在得知自己要走的时候，把这些宝贝主动贡献出来。

纵然有千万个要走的理由，这会儿兰梅犹豫了。自己这一走，爹、娘和哥哥，他们三个人接下去该怎么办？毫无疑问，哥哥是再也娶不到女人了，爹和娘相继会老去，然后留下哥哥一个人生活，他又傻又老，会被更多的人欺负。

兰梅想到这里，跟余军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余军惊讶地看着她，“你确定不是一时冲动？”兰梅点了点头。

回去后，兰梅发现家里再也没有人提起让她跟哥哥结婚，生活像兜了个圈，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哥哥仍旧去泡水库，偶尔还能捡回一些玻璃瓶，那堵玻璃墙已经彻底空了，裸露出来的墙面因为长久通风不畅已经发霉。哥哥把捡回的玻璃瓶晾干，依旧码放在墙角边。

爹跟兰梅说：“让你嫁给你哥哥确实会害了你，我跟你娘考虑过了，有合适的人家你就嫁了吧，不过最好是孤山的人家。”

兰梅回答：“我还小，让我再考虑一下。”

兰梅隔了很久，又去了一趟通天崖，发现崖下的路上玻璃碎片已经被人扫到了路的两旁，远远望过去，那像一条镶了银边的路，在阳光底下亮晶晶地伸向了远方。

（刊于《十月》2015年第3期）

苍鹰

老梁看见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走过了呼童街的拐角，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余光告诉他，有个熟人的身影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犹豫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然后调头往回赶，果然在人群中发现了我。他说，“你太扎眼了，身板薄得像页纸，就在人群里飘来飘去。”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低头看了一眼胸口。

我看到他缩着脖子笑起来，“你不觉得你往哪里一站，四周都是胖子吗？”

我并没有接他的话，而是在心里盘算着跟老梁有多少年没见了。我有个习惯，见到陌生人热络不起来，像老梁这样很多年没联系的人，跟陌生人差不到哪里去，顶多也只算曾经的熟人，我很好奇，他仿佛昨天刚见过我，没有任何生疏感。

我诧异地看着他，却被他身后的大屏幕吸引了过去，那块大屏幕是呼童街老街改造的产物，经常在上面放一些旧兮兮的传统戏曲，那天阴差阳错地放着《卓别林》，顿时卓别林的舞台放大到了现实中，我感觉老梁好像刚从戏中走出来，特别的不真实。

“我刚从西部回来。”老梁指了指身后驮着的大行囊，“西部太大了！”

他热情地看着我，我从恍惚中微微回过神来，生硬地憋出一句话：“有多大？”

“一条马路通到天边，邻居串门得走好几十里。”他说得略微夸张，但我感觉他不像在吹牛，他因为激动，有个唾沫泡一不留心从嘴角鼓了出来，像极了一只青蛙，他用舌头舔了舔嘴角继续说，“看惯了西部的辽阔，回到沿海地区感觉特别拥挤，似乎一抬头就能碰到别人的鼻尖，拥挤得有压迫感。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吧？这不我一回来就碰上了！”

“这跟拥挤有关系吗？”我很惊讶地问道。

“怎么没关系？拥挤就是空间小了，把你放西部去，我什么事都不做，专门找你，估计还得找十年—十年也不一定找得到！”他把两个食指叠成一个十字，似乎在加重语气的份量。

老梁这么说的时候，我脑袋里出现了画面感，仿佛我真成了西部苍茫大地上的一只蚂蚁。可是我理解不了，老梁为什么特意把西部说得那么大，好像西部幅员辽阔跟他家有关系似的。我不屑地说：“地方那么大，住的人那么少，活着不寂寞吗？”

“要的就是寂寞！一个人在那里特别的寂寞。不过大有大的好处，唧唧歪歪的事情比较少，时间全部是你自己的，很多我们这里想不开的问题，在那里抬头看看天空，低头看看大地也许就能好很多。”

我觉察出点味道来，老梁是生活上碰到问题了，去西部散心去了，什么问题非得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寻求解脱呢？我没有问他，觉得这么问太冒昧了，只有很熟的人才可以这么问；再说我也没有很强烈的兴趣知道原委，这些年我有一个习惯，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东西尽量少掺和，心里装了太多别人的东西，会让自己很累。

老梁咽了口口水，喉结像个活塞上下抽动了一下，他说：“前阵子的315公交车爆炸案你听说了吗？”

我点了点头，当时有一阵新闻铺天盖地的，到处在说这个事，我只记得有一个还在读书的女大学生也死在了那趟公交车上，我看过那人的照片，水灵灵的年华让人顿生惋惜。但我敢肯定，这个爆炸案在一般人听来跟弹爆米花没啥区别，都是一声巨响，然后几十条人命烹饪成茶余饭后的大餐，谁都没有悲伤。

老梁不同，他说他的女朋友在这趟死亡客车上，是不是那个女大学生我不知道，老梁当时就红了眼眶，他说：“我什么都无所谓，让我瞬间变成穷光蛋、恶棍，人人朝我身上吐口水，甚至扒光了衣服游街也没关系，我真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好不容易有了牵挂，一声爆炸过后全没了！”

我听完老梁的诉说，尴尬地站在一旁，那情形如同逛马路时遭遇了一场葬礼，你莫名其妙地被卷进去，还得陪他们一起悲伤。我跟老梁坦白：“我可以同情你，但我不会安慰人。”老梁也意识到了事情的唐突，他说：“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说出来了，这里会好受些。”他摸了摸良心的位置。

老梁的自来熟，我虽然有些接受不了，但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不听听他的故事，太没人情味了。我说：“你女朋友怎么在那辆车上？”

“是啊，我现在想想这几率也太小了，每个人的命都被安排好的，想躲也躲不了。那天她千里迢迢地从青海飞过来，大概飞到这里的上空时，她偷偷地打开了手机，发短信问我这里的天气。我回复她说正在下毛毛雨，她调皮地告诉我发短信的时候，她正在飞机上的厕所小便。”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什么意思？回味过后，我恍然大悟：“哦，意思是说—她天上撒尿，地上就下雨？那下的是她的尿？”

老梁凄惨地笑笑，“最怕的就是前一秒还鲜活乱跳，后一秒告诉你这个人没了。”

我却被这句玩笑捕捉了去，天上撒尿，地上就下雨，这不是神仙干的事吗？但从这句玩笑里可以看出来，老梁他们的感情是不错的，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如胶似漆，这句玩笑看似貌不经心，实际是句打情骂俏的荤话。

只是—接踵而来的悲剧太突然了，这情形如同什么呢？我仿佛看见两只蜗牛，相互伸长了触角，却突然遭遇到了猛击，惊慌是避免不了的，严重的是其中的一只连壳被砸碎了。

老梁在一旁絮絮叨叨地说着，那天傍晚的风一下子大了，把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刮得哗哗作响，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身体，“这儿风大，要不我们找个茶馆坐下慢慢聊？”老梁拉了一把我的胳膊，“你太瘦了，胳膊跟鸡爪似的。”

我一下子犹豫起来，那天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但突然要被人拉去倾诉，就觉得这个时间有点耗不起。还有老梁的出现也太突然了，我甚至都回忆不起他从前的样子，也怀疑我俩以前是否足够好，以至于多年不见后非得互诉衷肠。还有他现在动不动就挖苦我瘦，这让我很受不了。瘦有什么错！

我说：“要不改天吧？”

老梁用手指失望地指指我，“不靠谱！今天不聚一下，下次见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经常在外面流动的。”我显得很为难，老梁说，“这不像你以前的性格啊，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

我不屑地问：“我以前什么样的性格？”

“那干脆啊！读书时我们的学校旁边有条江，那年夏天晚上宿舍热得睡不着，我提议去泡水，大伙跟着起哄，说都要去，真下了床，马上又溜回去，只有你和我一起去了，还是翻墙出去的，泡到大半夜，回来一看，身上的汗毛都被泥水染黄了，你以为是吸血虫钻肉里了，惊恐地大叫，叫声招来了宿管员。”

“有过这事吗？”我笑着问。

“当然有了，你是不是这些年脑袋受过伤了？”

老梁的讲述让我的过去慢慢清晰了起来。他高中跟我同班过两年，因为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坐在最后一排有一个好处，就是常常被老师忽略。老梁自然也少不了消磨时光，好端端的课桌成了他铅笔刀下的雕刻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杨丽是个大屁股。

当时杨丽是我们班里长得最好看的女生，语文老师是个小伙子，大概也喜欢她，老是上课时把她喊起来朗读课文，长此以往，杨丽把一口普通话训练得炉火纯青。我在听杨丽朗读课文的时候就在替她考虑未来，我想她以后多半会去当一个播音员。老梁在听杨丽朗读课文的时候，埋头于他的雕刻作品，这个雕刻作品很快在同学中传开了，我看到杨丽满脸通红，走到老梁课桌旁，把老梁课桌上的书掀了，起初是一本一本地抓起来扔，后来架势有点像掀翻一桌酒席，愤怒遍地流淌。

杨丽的屁股大是个事实，只是她有一张无懈可击的脸庞，很多男生都忽略了这个缺点，或者说明明知道这个缺点，大家也都刻意回避，不愿意去提这个事，偏偏老梁把这个大家都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的事实说了出来。谈论一个漂亮女生的屁股是多么不礼貌的事啊！如果谈论杨丽的头发眼睛鼻子也算了，偏偏是屁股这么一个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部位。我觉得老梁当初犯了致命的错误，要评论杨丽的屁股，至少可以找个同学私下用语言描绘，说话多安全啊，跟空气一样，说过听过，哈哈一笑就完了，即使让杨丽听到了，还可以抵赖。话说出去了，没有把柄，除非你能追上声音，把它抓回来。但刻在桌子上就不对了，那是想赖都赖不了的证据，而且把人家的名字刻在上面，又是这么不正经的一句话，简直就跟钉在耻辱柱上没什么差别。

老梁摇了摇我的胳膊说：“你发什么呆？”老梁顺着我的目光落到了那块大屏幕上，他说，“画面也不香艳，有什么好看的！”

我幽幽地说：“想起来了，高二开始同班，毕业以后就没再联系过。”

老梁说：“你怎么才想起来！”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记那么牢干吗？”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来了兴趣，因为老梁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他和杨丽在雕刻事故后不久竟然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因为那场恋爱，老梁几乎成了人民的公敌，他们却不管不顾，大白天在操场上亲嘴，全校的老师看到他们也摇头，绕着他们走。果然，两个人高中毕业后都没考上大学，后来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老梁背着大行囊，仿佛刚从那场爱情跋涉中走出来，我猛然间浑身一颤：“你说的女朋友不会是杨丽吧？”

“早分了，不过我那女朋友跟杨丽长得一模一样，你信不信？”老梁松了松肩膀上的背带，那两条背带紧紧地勒着他的双胛骨，我估计里面有了血印。他说，“走走，坐下慢慢跟你说。”

这次我没有再拒绝，松开了双脚，仿佛拔下了两枚钉子，我感觉身上的血液循环加快了些，暖意回来了。

茶馆就在呼童街边上，从一个小弄堂拐进去，逼仄的道路走十几步就拐一个弯，每次拐弯都别有洞天，道路两旁开满了书画装裱店，扑面而来的不是艺术气息，而像个加工厂，偶尔有几个装裱的人，头上戴着鸭舌帽，手里拿着卷尺和刻刀在比划。

老梁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说：“路的曲折复杂程度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啊。”老梁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淡淡一笑说：“等下泡上茶，你更有体会了，茶这东西，上了年纪才慢慢开始喜欢，哪个血气方刚的人喜欢茶道？一道道地泡，年轻人看着心急，没这个定力。”

我觉得老梁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尤其是茶道慢条斯理、细水长流的劲，让人有一股讲述的冲动，难怪古代说书人都选择这样的地方。再说我跟老梁多年未联络，需要这样文火慢慢炖的地方才能续上原来的脉络。

一壶茶下肚，我也变得心平气和起来，老梁用迷迷瞪瞪的眼神看着我，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惦记杨丽，当初真不该跟她在一起。她是我的初恋啊，初恋如果不得善终，一辈子都走不出初恋的阴影。”

“你们好端端怎么分了？”

“好什么呀，学校虽然像个监狱，至少封闭，走出学校后，那跟走出一片荒漠一个样，人长了见识后可怕啊，她吵着要去深圳，我不想去，去那么开放的地方我心里没底啊，后来她一个人去了，我们就这么断了。”

“她去深圳干吗？”我突然发现自己问这句话，有点失去了底气。

“可能做小姐吧。”

这时候，服务员过来给我们加水，她大约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一边加水，一边用诧异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我和老梁两个人很默契地自动停止了谈话，我盯着茶壶，看到里面的茶叶像羽毛一样上下浮动着。等服务员走开，我问老梁：“那你跟后来的女朋友怎么好上的？”

“几年以后，无意间碰到了杨丽在深圳的朋友，她跟我透露杨丽去了藏区。听到消息，我从一具行尸走肉一夜复活，当时天真地以为藏区跟一个江南小镇一样小，去了那里我懵了，真的有种天下很大，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感觉。”

“然后就遇上了你后来的女朋友？”

“还早着呢。我就在广场上逛，那段日子，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找人群扎堆的广场，那里很少下雨，每天都是蓝得头晕的大晴天，在人群里看各种各样的人，没有一张熟悉的脸。我发现那里也有很多像我一样的闲人，什么事情都不干，每天都在广场上晒太阳，晒到肚子饿了就回去。我身上带的钱在某一个午后彻底用完了，那时候还是恍惚的状态，等清醒过来，有一阵心里慌得厉害，就感觉被遗弃在另一个世界，再也不回来了。”

“那后来怎么办？”我送到嘴边的茶停在了那里。

“后来我就坐在广场里当乞丐，起初以为乞丐是很容易的，其实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那里有一个乞丐终日盘腿坐着，两条腿用一块粗布盖起来，他整天都笑嘻嘻的，脸上堆满了皱纹，已经看不出高原红，就是一张皲裂的老树皮，我以为他是祖父辈的，一问年纪，竟然四十刚出头。起初我不乐意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一坐，显然我是游手好闲，有大把劳动力剩余的。后来他看我要不到钱，冲我招手，分给我他碗里要到的钱。我后来坐到了他身边，你猜怎么样？”

我看到屏风那边有人站起来，走了，我说：“他赶你走了？”

“不是，我闻到了一股味道。”老梁的鼻子皱了皱，仿佛那股味道一回忆起来就会在跟前飘荡似的，看样子不会是一股好闻的味道。

我说：“出汗味？”

老梁不屑地说：“要是汗味我也不会这么排斥了，那是一股让人无法靠近的臭味，虽然我没闻到过尸体腐烂的味道，但我断定就是那种味道。后来证实我的猜测没有错，他把盖在两条腿上的布掀开了给我看，我看到两条已经严重腐烂的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会很痛，我问他痛吗？他笑嘻嘻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我又问他，那你为什么总是笑嘻嘻的？他说他全家都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车上只有他一人幸存了下来，难道能活下来，就不应该笑吗？”

空气骤然间凝固了。老梁把头转向了窗外，窗外是重重叠叠的古建筑，那些马头墙上的瓦片跟鱼鳞似的，看着就让人发呆。我给老梁倒上茶，他拿起杯子，跟喝酒一样，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把茶杯的底座敲在桌子上，那声音大得有些惊人。

“这些事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一说起来就沉重，那是我兄弟，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一个四十刚出头的人看起来有那么老。”老梁的状态渐渐高涨，说话的嗓门也高了起来，“在他面前，任何对生活有抱怨的人都得低头。”

茶馆里本来就静悄悄的，嗓门一高，惹得别人都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不好意思地冲他们笑笑，该怎么跟他们解释呢？如果是个酒馆，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这里的人大多是图清净来的。我压低了嗓门跟老梁说：“小声点，影响到别人了。”

老梁用红通通的眼睛看了周围一圈，那架势真的有点像个醉汉，我有点担心他会像发酒疯一样毫无节制，但老梁却克制住了。他嗓门小了下来：“我当时想再也不做乞丐了，在他面前装乞丐特别可耻。他却有些舍不得我离开，他说我走了，没有人可以陪他说说话了。”

“那你留下来了？”

“我跟他说我去那里是为了找人，他问是谁，我把杨丽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他当时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个姑娘是他邻居。我说怎么可能，他把地址告诉了我，他家住在藏区的腹地，我找得很辛苦。找到那里，发现一个猎人在擦拭猎枪。我把照片掏出来给他看，他把子弹推上了膛，用猎枪指着我，问我打什么主意。我说照片上这个人是我曾经的女朋友，现在来藏区了，我想找她回去。他摇了摇枪杆说，那是他女儿，不是我女朋友。我也立马跟着警惕起来，一个藏族人家怎么可能生了一个江南姑娘呢？他用枪轰赶我，我就是不走。”

我惊讶地问：“你不怕他真用枪轰你啊？”

老梁看了我一眼，突然来了精神，他说：“这老孙子真轰了，当时我感觉裤裆底下窜过一道火舌，差点把裤子烧焦了，我低头找子弹有没有打到身上，确信子弹没钻到肉里才放下心，松开双脚也没看到子弹钻哪个地底下了，草原上的沙棘仍旧在风中微微抖动，再一抬头，他枪管里的青烟已经消散了大半，空气中有股火药味。我大喊，你真打啊？他一声不吭，眼睛死死盯着我，像只高原上的苍鹰，让人不寒而栗。”

我听得身上的肉也绷紧了，一时之间竟忘了喝茶能够让人镇静下来，还是老梁提醒我的：“你先喝口茶，我看你比我还紧张。”我拿起已经凉了半截的茶杯，发觉自己拿杯子的手在微微颤抖。

老梁认死理，这我是知道。当年如果没有敢得罪大家的勇气，他跟杨丽也走不到一起。这次恐怕也得鱼死网破，我说：“要换成我，就走了。”

老梁慢悠悠地说：“枪声一响，屋子里的人都钻出来了，一共三个人，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穿着藏服的杨丽（我后来才知道她叫卓玛），还有一个发愣的藏族小男孩。当时我就呆了，我说，杨丽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卓玛冲我笑笑，连笑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难道那个跟杨丽很像的女孩脸上没有高原红吗？头发不扎成辫子吗？”我惊讶地问。

“藏族人有的她都有，杨丽有的她也全有。让你在那里住上一段日子，你也会变成藏族人的模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当时我觉得她就是杨丽，哪怕她穿着藏族服饰，我相信她回到江南，会变回杨丽的模样。”

我支支吾吾地问：“如果……杨丽做了小姐，你还找她？”

老梁的脸色变了，他沉吟半晌说：“因为有这个担忧，我才去找她，去了藏区以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洗灵魂的地方，她去那里，至少她心里不安。”

“事实是你找到的那个人并不是杨丽！”

老梁重重的一声叹息，他说：“我起初听别人说，治疗情伤最好的办法是让给时间和空间，但这放在我身上好像并不管用，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新的人，取代她在你心里的地位和影响，我之前一直感恩上天，把一个跟杨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送到了我身边，但谁会想到只给了我们这么有限的日子！”

“你们怎么破的局？她爹用猎枪指着你呀！”

“我临时记起了我的乞丐兄弟，我说是他指引我过来找人的。她爹就收起了猎枪，我那兄弟在他们那里有很好的口碑，家里出了变故后，作为邻居，大家都想帮他，他怕给大家添麻烦，却选择了一个人离开，这样的人哪里都受尊敬。再说有她妈妈在，性情暴躁的男人好像都有一个低三下四的温和老婆，哪里都一样，她把我迎进他们的屋子里，还端出酥油茶和青稞饼，像招待客人那样招待我，我很难为情。”

我笑了起来：“我不太相信，你对他们女儿图谋不轨，他们会对你那么放心？”

“真的，做客应该去那里，在藏区，只要主人把你当客人，那你就是尊贵的。他们没有我们这里的人这么小气，哪会给你一块肉，还盘算着你还他一头牛？卓玛亲自给我献哈达，吃饭时还端着一个托盘，上面盛满三碗青稞酒，唱着藏族歌，一定叫你喝下去。”

“她这么热情？你们一开始就对上眼了？”

“那倒没有，后来她爹也喝上青稞酒了，酒这东西就这点好，一喝下去，什么芥蒂都没了，你来我往，话也多了。她爹说我那乞丐兄弟一家以前是驯鹰的，打猎时经常一起出去，打伤的猎物跑远了，就放鹰追逐，没有失手过一次。遭遇变故后，那些驯鹰的工具都放在了他们家里，他还从柜子里找出几个嵌在镂空的花篮上面的精致的铜环，皮做的油光发亮的套袖，连着丈许长双股麻绳的皮条子，卓玛她爹看着这些东西就掉眼泪。喝酒的时候，桌子底下来了条乌黑的狗，卓玛她爹说，人都走光了，屋子也空了，这些畜生特别凄凉，他把那些苍鹰都放生了，那些家伙有灵性，一圈一圈地在头顶盘旋，不肯飞走。他拿大竹竿赶，羽毛散落一地，最后才恋恋不舍地飞远。这条狗如果在平时，他也不打算要，多养一条狗就多一份粮食，无奈它出生后从来没离开过它主人，现在主人没了，只好他收留了。唉，看着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掉眼泪真是一件伤心的事，你不好意思劝，只能在旁边沉默。全家跟着都沉默，那天竟然下雨了，雨声从远处跑步过来，很清晰，我听到卓玛家的瓦片上雨点从稀疏到密集，这时候，卓玛的妈妈说了一句，半年多没下雨了，贵客招风雨。然后酒桌上又恢复了生机，那天喝得大醉，不省人事。”

我趁着喝茶低头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说：“这故事一时半会讲不完了，要么改天再讲？”老梁意犹未尽，他看了看表，惊叫起来：“哦，已经快十点了！是该回去了，你手机号码留一下，多少？我拨你。”他拿出手机，摁号码的样子显得有些滑稽，用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戳，仿佛很少用手机。

存了我的手机号码，他背起了行囊，又恢复成风尘仆仆的样子。走出茶馆，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在西面，他说：“那好啊，一起走，我们住同一个方向。”走几步，他又问我：“你哪个小区？”我犹豫了一下，说出了小区的名字，他重重地拍了我肩膀一下，“我就住在隔壁的小区，怎么这么近，从来都没碰到过你？”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在那里住了快十年，到现在楼上住着谁还不知道。”

我们一起走到了公交车站，因为临近深夜，站台上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其中有一对情侣，他们仿佛刚刚从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温差太大，女孩把两只手都插在她男朋友的衣服里面，恨不得整个人都被她男朋友的衣服包裹起来。老梁也注意到了他们，我怕老梁会触景生情，千方百计地帮他转移注意力，我指着公交车指示牌说：“好多线路末班车是9点45分，实在坐不上，我们就打车回去吧，反正也顺路。”老梁看着指示牌说：“不会的，末班车9点45，开到这里10点多了，再等等！”

好在那对情侣拦下了一辆出租车，跳上车走了。这时候，紧接着一辆公交车驶到了跟前，我还没看清线路，老梁催着我上车，我就跟他一起上了车。

车上除了司机，一个人都没有，我笑着对老梁说：“今天包车了，包公交车，难得！”老梁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靠后门的座位坐下，我也坐了上去。老梁的诉说欲望经过外面一冻，仿佛彻底消退了。

我是第一次乘坐深夜的公交车，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经历，末班车一路开过去风驰电掣，但每到一个站台，司机都会按照白天繁忙时的程序一样，打着靠边停的转向灯，慢下车速，广播里提示站台的名称，到达站点，然后先开后门，再开前门。我探出车窗看到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司机又关上前后门，打着车子起步的转向灯，广播里那个女人的声音机械地报着下一站的名称。一连好几站都是这样。

我跟老梁悄声说：“这个司机怎么那么刻板，没人了也停？有点像程序设计好的机器人。”老梁默不作声，我说：“你怎么了？上了车以后跟换了个人似的。”这时候车厢内光线昏暗，我只看到老梁靠在椅背上发呆，随着公交车的行进，路灯的光会“哗”地一下倾倒到车厢内，借着那一闪而过的亮光，我看到老梁的脸上有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那天下车后，老梁冲我挥挥手就快步走了，我抬眼看了一下远去的公交车，上面的线路牌上印着“315”。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老梁，他后来给我发来一条很长的短信，短信里他告诉我，他又去西部了，跟他的乞丐兄弟又相遇了，然后又去了卓玛的家里。跟他上次跟我说的行程几乎一模一样。他说在卓玛的家里，他看到了卓玛她爹，这个会举起猎枪射人的男人已经迅速溃败成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卓玛她爹告诉他，年轻时，他曾经错杀过一只苍鹰，为了求得安宁，他把那只苍鹰剖膛开肚，抹上蜡油，制作成标本，供放在庙宇的屋檐下。现在他看到那具已经空洞了几十年的苍鹰标本，常常会害怕，过去那么多年了，那具苍鹰的标本还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射出让人生畏的寒光，他怀疑那只苍鹰的灵魂又回来了。

老梁给我发短信的时候，他正陪同卓玛的爹在高原上搭建了一个祭台，他们像送走自己的家人一样，恭恭敬敬地把那具苍鹰的标本火化了，然后把骨灰撒向了天空。

（刊于《山花》2016年第3期）

角色塑造

我坐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火车正穿过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平原，正值隆冬，车窗外肃杀一片，苍凉的景象像潮水，浩浩荡荡又不汹涌逼人。

一个人的旅行总是会遇上这样的场景。

邻座坐着一个男的，我起初没有注意他，直到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发觉他是个耐心的人，说话轻声细语，一直跟一个他喊张姐的人说着公司的事，这勾起了我想看清楚他长什么样的冲动。

斜对面坐着一对母子，孩子两岁左右，站在他妈妈怀里好奇地四处打量，他突然指着另一侧的车窗大叫起来：塔吊！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过去，火车的另一侧耸立起了一幢幢商品房，都包着绿色的防护网，紧挨着商品房就是那孩子说的塔吊。

“黄色的。”孩子又说了一句，妈妈在一旁应和，脸上为孩子的出色流露出自豪。

趁着扭头的时机，我看了一眼邻座的男人，年龄跟我差不多，但长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的好感顿时少了很多。

“跟挖掘机一样的。”对面的孩子还在形容塔吊，他突然来了兴致，“捧回家玩！”这一句话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这时候，旁边驶过了一辆火车，我感觉到像被人挤了一下肩膀，车身微微地有些摇晃。等那辆火车过去后，那些商品房和塔吊也跟着消失了。孩子有些着急，闹了起来，他妈妈指着靠我这一侧的车窗说：“看！那是什么？”

车窗外出现了一个圆饼似的落日，那种红色让人心生欢喜，我不禁被这美景吸引了过去，看得有些出神，火车跑得飞快，但我觉得仿佛静止了，是那个落日沿着火车前进的方向在奔跑，我顿时产生了一种夸父追日的错觉。

落日掉得很快，像一个只在水面上露个头的人，打量一眼外面的世界，又潜回水去。暮霭升腾了起来，我感到有些无聊，收起了眼前的挡板，又把前座椅子背后的杂志拿了下来，杂志跟飞机场的差不多，都是楼盘和汽车的广告，印刷的纸挺昂贵的，彩色，摸上去又光滑又厚实。

服务员推着袖珍的餐车过来了，她一边走一边吆喝：快餐盒饭饮料有需要的吗？从她懒洋洋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她对这份工作感到了厌倦，我招了招手，要了一瓶矿泉水，其实我不渴，我只是觉得她人长得好看，想多看两眼，还有，她一直这么吆喝着，没人响应，我觉得她仿佛随时会辞职似的。

在这样无序、琐碎的时光里，老张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他给我张罗了一个相亲对象，说这个女的刚从英国回来，学传媒专业，在莱斯特大学本硕连读。我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大学，老张说现在都流行到国外读大学，什么大学不重要，需要的是那个洋味。

老张是我的小学同学，从小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把人家堆在田里的草垛点了，一起对着一堵巨大的墙撒尿。他四年前娶了老婆，现在孩子也三岁了，这一点我们不同步，他很着急，隔三差五地给我介绍对象。

我跟他说，我在去四川的火车上。他说，大事不解决，你还有心思到处去玩？我说这事急不来的，要看缘分，缘分到了，这事自然就成了。他在电话那头很着急，说这个女的只剩三天探亲假了，相不成就回英国去了，这一去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下次带着个洋人就回来了。

我哈哈大笑，说你是不是红娘当上瘾了，一定要把我的终身大事给包了？老张说，为促成我们的好事，他嘴皮子都磨破了，那家的妈妈把这个女儿当作稀世珍宝，一般人不予考虑，可能也是急了，怕女儿真嫁个洋人，所以才考虑相亲的。

我说，三天之内要回去是不可能了，要么想个办法，让梁宏替我去？老张说，亏你想得出来，相亲是开玩笑的事吗？我说，那我回不去啊，一路的房间都订好了，押金也交了，钱倒还是小事，为了走稻城这条线，我攻略做了大半个月，如果半途回去，原来的计划全乱了，单位的假也白请了。

老张很生气，他说，如果你跟梁宏是双胞胎，我也认了，你们一个长得像北京，一个长得像上海，这能替吗？我说，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回头我给梁宏打电话。老张气呼呼地说，我就不该管这个闲事。我说，这怎么是闲事？是我的终身大事！老张“啪”一声挂了电话。

梁宏是我的弟弟，他虽然比我小两岁，但他内心里一直把自己当作哥哥，这都是我的错，我有什么事需要有人挡一下，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他。

我跟梁宏打电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有什么事？我说大事，这回我得委托你替我去相一次亲，相亲对象是个英国海归，我知道你英语好，海归都有这毛病，国外待两年，回来中文都不会说了。梁宏说，那是装逼犯，我最讨厌这类人了。我说，任务是艰巨的，简单的我会找你吗？梁宏说，糖衣炮弹，少来！我就只好在电话里“嘿嘿”地傻笑。

梁宏说，万一她看上我了怎么办？我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归你吧，反正都是我们梁家人。梁宏说，相亲相来的，貂蝉西施我也不稀罕。我说，那我就当你答应了。梁宏说，你等着吧，我把你的缺点都暴露一遍，看她还有没有兴趣。我说，这态度有问题，是砸场子啊。梁宏说，梁博，你别搞错了，是你求我的，这些年我替你背了多少黑锅？我说，到时候还你一口缸，顶一百口锅。

我又给老张打了电话，问来了相亲的地点。相亲的地点约在恒隆中心的两岸咖啡，那里曾经有一座四通八达的天桥，据说从空中看像八爪鱼，那座天桥建了以后，旁边的大楼都遭了殃，相继有人跳楼，后来传说楼里闹鬼，弄得人心惶惶。恒隆中心以前是幢烂尾楼，大概也跟风水有关，被八爪鱼缠住，谁能不遭殃呢？后来趁着修建地铁，那座天桥被名正言顺地拆除了，恒隆中心那幢楼华丽丽地耸立了起来。

电话调度完一切事情后，我感到旅行也变得轻松起来。我喜欢一个人走，跟团太烦人，尤其是碰到大妈团，仿佛跟着一群麻雀。再说旅游团不是一个人的事，总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但出门旅行又不是做好事。

邻座的那个男的用手指了指我刚才翻阅的那本杂志说，那本书能借我看看吗？我从大腿上捞起那本杂志，递给了他，他专注地翻阅起来，模样很安静，能把广告看得那么入神，我感到非常不能理解。

外面全黑了，夜晚的感觉一上来，我靠在座位上开始打盹。火车上睡觉其实是睡不安稳的，总担心乘过头，但这趟火车我去的是终点站，即便这样我也睡不安稳，怕睡得太死了，火车又重新把我送回始发地。我在朦胧中能感觉到火车一站一站地停过去，每次停下来，车厢仿佛会轻一些，等我睡意过去，彻底醒来时，发现身旁已经换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像小姐，头发染得枯黄，脸上的粉白得有些吓人，但她又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我醒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反而旁若无人地掏出化妆镜，抹起了口红。

我没头没脑地问，到哪里了？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斜对面的那对母子仍旧在，孩子已经在他妈妈怀里睡着了。为了缓解尴尬，那个妈妈轻声说，已经快到四川了。我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是晚上9点11分。

老张约相亲的时间定在晚上8点，这会不知道结束没。我发了个短信给梁宏，问他结果怎么样。梁宏给我回了条语音，我猜测这条语音是他把手机放在桌子底下偷偷录的，声音有点轻，还能听到咖啡厅里的钢琴伴奏，那个海归女从声音上判断，性格很开朗，经常笑得很开怀。

他们在聊英国皇室，海归女说，皇室的生活就是活给别人看的，他们举手投足间都得装出一副矜持高贵的样子来，只要看看查尔斯那老头苦歪歪的样子，就知道生活得有多郁闷了。其实这些都是古老的生活习惯，跟现代社会不搭。就跟生火烧饭一个道理，大家都用管道煤气了，你还非得搭个灶，用柴火烧，能不累吗？

我又给梁宏发了条短信，说看来你们很投缘啊，都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梁宏马上给我回了一句，是你们投缘，不是我，我是租借给你的。

我说，人长得怎么样？梁宏再没回我。我想完蛋了，肯定长得难看，否则梁宏不可能推得这么干净。

之后我就把这事搁脑后了，直到我下了火车，找到预订的宾馆住下，从浴室洗完澡出来，我发现手机里多了一条短信，短信是陌生电话发来的，但一看内容我就知道是梁宏晚上相亲的那个对象。

她说，这次回国我妈妈给我安排了不下十个相亲对象，我一个都没去，这次是她强逼我去的，我想想算了，再过几天就回英国了，总不能走之前还让她不开心，看看就看看吧，没想到你还挺幽默的，先交个朋友吧。

我从来都不觉得梁宏是幽默的，他总是刻板着一张脸，好像别人都欠他什么似的。他能幽默，要么是学我，要么是他被这个海归女打动了，爱情总是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收到这条短信后，我的心里开始发慌，不敢贸然给她回复。我打了个电话给梁宏，一接起来，他还是那句话：又有什么事？我说，晚上相亲还成功吗？他说，那还用问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个吃惯了生猛海鲜，想吃点素的主，我一见面就跟她坦白了，我不是王子类型的人，哦不，你不是王子类型的人，你猜她怎么回答？

我老老实实地等着梁宏讲下去，梁宏说，她哈哈一笑，那笑声，气很长，笑得我毛骨悚然。她说王子分很多种，查尔斯都一糟老头了还是王子，你比他强。再说她已经过了只看外貌的年龄了，外貌顶什么用，日子长了总是会旧的，傻女人才会向往皇室生活，住的都是城堡一样的房子，看着就慌兮兮。

我说，这个人看来有点意思啊。梁宏立刻接过话说，我也觉得你们两个人很般配，都是属于不正常的类型。

我纠正道，这是大逆不道的话啊。梁宏说，拉倒吧，你还想不想听我说下去？我说，那你说吧。

梁宏说，既然又是给你擦屁股，我本来是有一肚子气的，后来想想说不准她以后真成了我们梁家人了呢，关系到你们的终身大事，我觉得还是抱着严肃的态度比较好。我就耐心地跟她探讨起皇室生活。我说皇室在中国那是封建落后，意味着腐朽和堕落，发达国家不这么看，他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这相当于我们这里的非物质文化吧？我这么一说，仿佛认同了她在读书的这个国家，她兴致高昂，跟我聊了很多关于皇室的生活，好像她去那里待过似的。

我说，这我信的，你发给我那条语音我都听到了。我还说，梁宏，平时看不出来，原来你也很会扯啊。

梁宏在电话里不屑地喷了声气，他说，你不就这副德行吗？我发现用你的腔调跟她聊天，特别聊得来。你还说人家媚外，她从头到尾一个英文单词都没说，好像还有点看不起外国人，说那些欧洲人长得人高马大的，其实带他们去一个中餐馆，一双筷子就可以让他们方寸大乱。

我说，人到底长得好不好看？如果不好看，再有意思也没用，生活最终还是需要实际点的。梁宏说，人嘛我看看一般，反正不是胖子，也不是排骨精，眼睛也没有长成眯细眼，鼻梁也不塌，哦，脸上冒出了几颗青春痘，她跟我解释，说回国后伙食太好，她吃上火了，是不是谎言不知道。你跟我的审美标准本来就大相径庭，说不定我认为一般的，你看着就是西施。

我说，那肯定不是美女了。梁宏说，你要求那么多，难道你长得很好吗？我说，那不一样，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么要求女人和男人的，选美有选男人的吗？男人只要过得去，有味道就行。

梁宏说，屁味道。

我说，你把我手机号码告诉她了？她刚才发短信来了。梁宏说，那当然了，我是被你借去相亲的，难道留我自己的号码？

我说，好了，我知道了，就这样吧，又浪费了一通电话费。在掐电话的时候，我听到梁宏在那头骂了一句脏话。

我又把那条短信翻了出来，考虑着怎么给她回个信，我本来想说：交朋友有什么意思，要交就交女朋友。

考虑到梁宏的描述，我怕这一出去，人家就顺竿子爬上来。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本能的反应，我回复她说，如果换成我就一个都不看，这种伤心又伤不了筋骨，还没有你登上飞机时那舍不得来得厉害呢。如果是我，在英国多找几个洋男朋友，回国前一个个都甩干净，轻装上阵地回来。

她很快回复了我的短信，说我前半句讲得很有道理，后半句她也考虑过，主要爱情这个东西不太敢轻易尝试，如果爱得死去活来了，分手会要命的。

我说，你都出国了，还被那些陈旧观念影响着啊？她说，这没办法，根在这里，都生好的。她又说，其实在外国人眼里，东方女人漂亮不漂亮，他们真区别不出来，就如一群公鸡母鸡放在一个笼子里，在鹅看来，它们都是鸡。

我不想讨论开去，跟一个面目模糊的女人聊天，我想换成谁都希望第一步先看到对方的样子，如果长得惨不忍睹，聊得很有意思也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我装出很关心的样子说，能不能拍张照片给我看看，我觉得你那几颗青春痘长得很性感。

她在短信里哈哈一笑说，那是火锅吃的，我这人对火锅情有独钟，回国二十天，有一大半时间在吃火锅，这次是来不及了，否则飞到四川、重庆去吃。

我打开宾馆的窗户，前面就是一条火锅街，灯火通明下热气腾腾。她这一说，我肚子开始饿了，我说，你照片发张过来嘛，看看你的青春痘。她短短地回复一句，你爱好很特别。照片并没有发过来。

我变不出其他花样来要求她发照片，过了一会，她又发来短信说，要不以毒攻毒，明天一起再吃个火锅？后天中午我就回英国了。

我赶紧又给梁宏打电话，我说，这女的约明天一起吃火锅，你再帮我去一次，这次你得把情况挑明了，就说是代我去赴约的，否则相亲白相了。梁宏已经睡下，他一听就来了气，说你们有完没完啊？我又不是演员，老让我演戏。

第一次让梁宏替我赴约的时候确实是演戏，我一再叮嘱他要注意品位，别把我的形象搞砸了，但这次不是了。我说，我没让你演戏了，这次你是去交底的，如果她开不起这个玩笑就算了，如果还想继续跟我相亲，我至少得有始有终啊。

梁宏说，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都有问题，要我换成她，假装对你有兴趣，见面的时候扇你两个耳刮子。

我知道梁宏说的你们不仅仅包括我跟那个海归女，还有老张，我想老张现在也骑虎难下了，他也得硬着头皮把这出戏唱下去，不然人家父母那里怎么交代呢？

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次你不想去也得去。说明你还是有魅力的，只见了个面，人家就反过来约你了。

梁宏说，我有魅力用得着你说啊？再说你们要成了，这门亲是小叔子跟嫂子相来的，想到这些，我就犯恶心。以后的日子还让不让我过？

我说，我不是走不开身嘛，在古代是这样的，父亲上不了战场，就由儿子顶着上。梁宏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兄长还当不像，还想当父亲？不去了。

我说，这不是打个比方嘛，我们两兄弟，你当哥哥，我也没意见，谁说年纪小就一定要当弟弟的？这话说到了梁宏心里去，他在电话里不声不响地听着。我继续趁热打铁，我说，这事我们爹娘是不会同意的，但我不当着他们的面叫，我可以私下里叫，我们一同出去，你可以跟别人说我是你弟弟，我真的没意见的。

梁宏沉默了半晌说，你这是花招，目的还是一个，想让我陪人家去吃火锅。

我笑着说，是的，是的，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这样的事不再麻烦你。

梁宏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松了口，他说，当初就不应该往坑里跳，这跟绑架人质是同一个性质。我说，我懂的，我懂的，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梁宏气呼呼地说，吃火锅的钱，你回来报销。

我说，那还用说吗？双倍给你。梁宏说，如果吃完火锅，那个海归女想看电影呢？这个我不介意的，姜文的新片这两天正在上映呢。

我正色道，这过分了，别演一回皇帝，真把自己当皇帝了。

梁宏看我着急，终于有点开心起来，我不忘叮嘱他，如果那个海归女没有当场拂袖离去，就拍张照片给我，对你的描述，我一向不放心。

梁宏说，你这么说倒提醒我了，这顿饭还有风险的，要是人家跟我反目成仇，当场泼我一身，我怎么办？想想这女的泼辣性格，完全有可能，不去了，不去了。

我跟梁宏分析这个海归女的性格，我说，以你的接触经验来看，她是这么没修养的人吗？再说她在英国留学，英国是什么地方？出绅士的地方啊。再退一万步说，反目成仇得有先决条件，就是你们两个已经是相处很久的恋人了，仅仅见过两面，她就算再生气也不可能做出过激的举动，我测算过了，拂袖离去是最坏的打算。

梁宏说，我说的是万一，要真这样，我跟你没完。我说，你还得注意方式方法，首先把饭吃安稳了，吃完了，等服务员把桌上的东西都收拾干净，确认没有危险物品了，你再交底。还有你得抓住她开心的时候说这事，人一开心，什么事都好说。

梁宏说，妈的，本来还觉得是挺轻松的一件事，经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慌得很。

我只好再次宽慰梁宏，说得口干舌燥。我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风险是可控的，生活哪有那么多惊心动魄？不然世界早乱了，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自己的。

梁宏说，你置身事外当然轻松了，关键这是你的事，自己躲得远远的，让我去当炮灰，你好意思吗？

我说，不就是一个女人吗？你怕了可以不去。

这是我最后的办法，我知道梁宏爱面子，他宁愿让别人亏欠他，也不愿落个不够义气的名声。尤其是这次，如果因为怕女人而不敢赴约，这是一个可以一直说下去的话柄。他终于被注入了鸡血，说，谁怕？不就吃个火锅嘛，我点个辣锅，看她敢不敢泼？

我说，这是要下油锅的气概啊？放心，没你说得那么严重！

梁宏在电话里生气了，他说，我最烦你这种下作的激将法了，我是看你可怜，相个亲还深更半夜打电话。祝早日出现观世音菩萨，收了你这只妖孽。

我赶紧跟海归女约好了吃火锅的地方，把时间和地点都发给了梁宏，那天在宾馆睡下后，仿佛经历了一场演唱会，耳膜嗡嗡响，感到身下躺着的床也在摇晃。

去过稻城的人都这么说，三座雪山可以让你忘了世间的一切牵绊。但这句话在我身上并不起作用，我反复地看手机，估摸着他们该碰头了，火锅吃得如何的热火朝天，吃火锅时讲的那些话我都不感兴趣，肯定是桌面上的话，我只在乎热气腾腾的火锅撤下以后，他们的谈话会不会跟一杯清茶一样心平气和。

梁宏是在午后三点左右跟我联系的，我问他结果怎么样，他说，果然如你所料，没有发生火爆场面。我说，那说明我有戏了？梁宏说，有戏，当然有戏了，我是谁根本不重要，其实你随便叫个人去，都是这样的结果。

我从电话里听出了梁宏有一些阴阳怪气的味道，我说，人家没把自己陷进去，你把自己搭进去了？梁宏说，我太老实，被你们耍来耍去，这是个骗子横行的世道。我说，没那么严重吧？你怎么受那么大的刺激？你看上那个海归女了？

梁宏说，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说，没关系的，你看上，我就让位，不跟你都说过了，不论谁，只要是我们梁家人就行，我反正还没见过人家。你看上了跟我早说啊，那你今天就不用交底了。

梁宏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早上我起床，穿戴整齐，还特意去理了发，虽然这次不是扮演你去的，我觉得至少得尊重人家，你说是不是？

我说，你做得对的。

梁宏说，我是10点45分到火锅店的，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十五分钟，坐下慢慢等。那个海归女过了点才慢悠悠来的，仿佛白白浪费时间是理所应当的。我又小心翼翼地陪她吃火锅，吃到热气散尽，肚子撑饱，我又叫了服务员收拾了桌子，确定危险物品都搬离了以后，我跟她说，我要跟你说个正经的事。她说什么事。我说，其实我不是我。她说，那你是谁？我说，我在昨天和刚才陪你吃饭的时候，都还是一个叫梁博的人，现在我不是梁博了，我叫梁宏，是那个叫梁博的人的弟弟。梁博这两天去了四川，委托我代他过来跟你相亲。我一说完，她又大笑起来，我说，这听起来有些不太真实，但确实是这么回事。你猜她怎么着？

我说，你赶紧说，别一到关键的地方就设埋伏。

梁宏说，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停了下来说，天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我跟你碰到了差不多的情况。我说，你也是假的？她说，是的，她是女主角的同学，大家一起在英国念书，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回来又在同一个城市。她们同学多年，相互知根知底，连秘密都共享。相亲这回事是真的，她同学不愿意自己出面，知道她性格外向，让她代她出来先把把关。起初她也不想来，毕竟是相亲，很容易惹麻烦上身。她同学说相亲又不规定两个人非得在一起，如果谈得来，交个朋友，谈不来就拜拜。她跟她同学说，你自己怎么不去？她同学说她怕见陌生人，尤其是跟一个陌生男人，一见面就谈论关于爱情的事，让她感到特别别扭。她说，不想相亲可以不相啊。但她同学支支吾吾，好像又想见见对方，反正情况搞得很复杂。

我听到这里，惊讶得张大了嘴巴，那时候，我正站在三座雪山中间的大峡谷里，周围的人以为我被美景惊叹，也没把我的夸张当回事。

梁宏说，接下去不用我多说了吧？她留下的也是她同学的手机号码，你们慢慢联系吧，说不定真成就了你们一段美满的感情。

挂完电话后，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会不会是老张故意安排的？我打电话给了老张，老张说，这事情他一点都不知情，好像是上天安排的。我说，这让我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是事先向你坦白了的，用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的，结果对方也是假货。老张说，那你也不能怪人家，你跟我坦白了，我没向人家坦白，这个局又不是针对你们设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真有缘，这样也能对上。

我虽然心里感到有些别扭，但觉得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不停地在塑造角色，但这些角色都是别人的，一堆零件，拼装出了一部完整的车子，只能是杂牌的。这样的生活过久了，我又是谁？幸运的是通过了这么一次相亲，我终于可以卸下自己的伪装。我跟手机里的海归女说，你原来也不是你呀？她给我回复说，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知道再过几十个小时，她就飞到地球的另一面去了，这种距离让我感到了虚无。我说，现在可以发我一张你的照片了吧？

她大约举起了手机，把手放在头的右前方，“咔嚓咔嚓”地自拍了很多张，然后从一模一样的照片里挑了一张，飞到了我手机里。

之后，我们断断续续地联系着，只是改成了电子邮件的方式。第一次真正的见面是在一年以后了，为了不让自己太尴尬，我们竟不约而同地叫上了当初替我们见面的两个人。在去的路上，梁宏跟我说，他们做完上次的媒介之后，好像完成了各自的使命，再也没有联络。

在那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店，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看到梁宏像见了老熟人，很自然地打招呼，然后看到他们两个人滔滔不绝的聊天。看到他们聊天，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我相信她也是这样的感觉。

（刊于《青年文学》2015年第7期）

信

如果没有那条短信，我可能再也不会联系田永年老师了。短信是我的授业老师鲁班发来的，他委托我帮他找一本研究花卉的书籍，他说他近来迷恋上了盆栽。我看着短信一激灵，立马想到了一个男人的衰老，鲁班没透露自己的年龄，但我粗粗一算，他已经一脚跨入了花甲之年。我们在手机短信上多聊了几句，昔日的故人便都从尘封的记忆里浮现了出来。

我大学读的专业是风景园林，毕业后误打误撞进了报社，跟着鲁班学写新闻稿。那时候我接触的新闻稿大多是这样的：开头天花乱坠，结尾什么东西都没有。这种头重脚轻的结构让我觉得太小儿科，而鲁班认为新闻稿没那么好写，初学者一般都太学生腔。两个人你来我往，其实都是在相互讽刺对方。也很奇怪，在一起共事时别别扭扭，分开了却常常想念对方的好。

跟着鲁班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田永年老师，那时候他已经八十九岁，除了耳朵稍微有点聋，思维依旧敏捷，穿着也很洋气，看上去像个老绅士。他画油画，在丝绒上画，很好地利用了丝绒布的底色。我们采访他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三十刚出头、长得非常漂亮的老婆。他老婆喜欢摄影，据说在当地一个事业单位工作，这工作是田老用人脉关系安排的。

我问鲁班，不知道田永年老师现在怎么样了？

鲁班回复说，他前阵子听人说起过田老，据说身体仍旧很好，我这么一说倒提醒他了，他准备过几日抽空去看看他。

后来，我翻出通讯录，上面竟然还有田老家的电话。这个号码在我手机里安静地躺了八年多，它一次都没引起过我的注意。我中间删过几次号码，把长年不联系的人都删除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它会保留下来。我犹豫了一阵，最终把电话拨了出去，号码竟然是通的，还是彩铃，我不知道那是首什么歌，吵吵闹闹，充满俏皮的味道，像青春无敌的美少女唱的，我想这也符合田老的个性，他喜欢年轻女性。

有一回，我去他家里，他老婆不在，他让我打开电脑，那台电脑还可以上网。他说这电脑主要是他老婆用来炒股的，炒股赚不赚钱不知道，估计最近是亏了，因为他老婆上网的时候拉着脸，一点声音都没有，关了电脑后也不说一句话。我问他打开电脑干吗？他说让我帮他找些照片，他要画画。我说找什么样的照片？他犹豫了一下说，人体美，然后把那几个字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我在网上一搜，一下子跳出来很多裸体的美女照片。两个男人明目张胆地看一大堆裸女照片实在太尴尬了。我感到非常难为情，田老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有点重，一侧头看到他的脸也微微有些泛红，他眼睛盯着那些照片说，新派！

关了电脑后，他还特意送我一幅他的油画，画的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喜欢玫瑰花，那朵玫瑰花还是绿色的，我仔细观察过，其实也没画几笔，因为那幅画的材料是一块绿色的丝绒，他只是用黑白两色的颜料把花瓣的形状和阴影勾勒了出来。

我后来从这个城市调走了，去了省城的一家报社，中途又搬过几次家，那幅油画却一直跟着我，只是它长时间搁在角落里，丝绒布上蒙了一层很厚的灰，呈胶着状，掸也掸不干净。这可能跟我庸俗的观念有关系，田老在他所在的那个城市，作为画家并不很出色，我不知道是同行排挤他，还是别的原因，画画的朋友说起他的画来，有点不屑一顾的感觉。他们说这种画只能算装饰的工艺画，顶多两百块一幅。因为不值钱，我也没有把那幅画当宝贝收藏。

我们经常大不敬地讨论他的老婆，觉得像田老这样健朗的身体，应该还能偶尔开张，但至少他老婆这方面需求不是很强烈，否则不会嫁给一个老头。这个观点很多朋友都认同，觉得从他老婆那冷冰冰的表情里可以看出来，一个女人，如果长时间保持这种表情，说明她的身体和心都是冷的。人又不是冷血动物，至少应该使劲地笑几次，或者也该有几次面若桃花的时候，他老婆没有。

大家都觉得他老婆是图田老的家产，据我了解田老至少有两处房产，一处还在上海，是他年轻时住过的，我们猜测应该是处老宅。照理说，女人有这样的企图，一般都盼望着丈夫早点过世，但田老的老婆没有，她相反地还把田老的生活照料得特别细致。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还去他家见识过。下午三点半一过，他老婆就把一锅煮得很稠的粥端上来，还有几个小菜和一些炸得金黄的韭菜合子。那天田老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吃点，我觉得菜的味道一般，韭菜合子炸得很可口。田老说，每天下午一到这个点，他老婆就给他煮粥，因为他生过胃癌，半个胃已经切除了。

田老在家里完全卸下装饰，呈现出一个老人的老态。他出门常戴的鸭舌帽不戴了，脑门又大又光亮，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全部花白，他的牙齿也是假的，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还像小孩耍玩具似的，把他那副假牙从嘴巴里滑来滑去，磨出一些奇怪的声响来。他说他跟我是一见如故，我们是忘年之交。我有些诚惶诚恐。

其实采访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他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几个很精致的相框，倒不是相框有多别致，而是相框里的人，那是田老年轻时的照片，那照片怎么形容呢？就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电影中的英俊小生似的，照片已经泛黄，但英气仍在，每一根头发都熨贴得一丝不苟，眉宇之间像画出来的，眼神似乎能隔着相框透出似有似无的款款深情。那时候，我就在怀疑，田老的老婆是不是迷恋上了这些照片？照片里的人沧桑迭代，但始终活生生地生活在她身边。

我和鲁班在采访田老的时候，也顺带着问过他老婆，在别人眼里，两个人年龄相差这么大，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她为什么决定跟田老厮守终生。他老婆支支吾吾地不肯出面接受采访，只说田老的为人对她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很明显是句托辞，要论影响，可以在人类文明史上随便找一个人，那影响肯定比田老要大得多。

电话一直响到我快没耐心，正准备挂掉时，被接了起来，是个老人的声音，我问他是田老吗，那边问我是谁，从声音里基本可以辨别出来，这应该就是田老。我说：“我是报社的三七。”我知道他听觉有问题，又提高了嗓门在电话里重复了一遍，他停顿了一下，恍然大悟地说：“记得啊，你以前来采访过我，后来调到省城去了。”我还没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在电话里说：“我身体还可以，耳朵聋了，装了助听器，但效果仍旧不好，电话里回声太大。我现在已经九十七岁了，平时也不出门了，到这个年纪，接下来就是生老病死。”他说到生老病死的时候好像特别轻松，语气跟上街买菜差不多。

接下来，他跟我说，娜娜（他老婆）出去跳广场舞了，他正在家里看电视，放的是中央台，正在放南京大屠杀。他停了停，问我近况怎么样？我在电话里说，还没说两句，就被他打断了。他说，这跟两个人在狂风中交谈差不多，你大着嗓门喊一声，一阵大风就把话给刮跑了，我耳朵追不上。

我听得出来，他情绪有些沮丧，正在为怎么安慰他犯难的时候，他说，能不能给他写封信，把我这几年的情况在信里说一说，他说我们是忘年之交，我打电话过去，他感慨很多，也谢谢我这么多年了还想着他。他又说，最好能在信封里寄几张照片过去，把我的家里人，包括爱人、孩子，一起拍个照片寄给他看看。

最后，他在电话里说到了鲁班，说前几年刮台风的时候，大水把他住的小区都淹没了，齐腰深的水，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鲁班第一时间赶到他家去探望，让他非常感动。他说他知道我们都忙，这几年，他也没再见过鲁班，但心里一直挂念着。

这个电话一直是田老在说，我在听，我知道我说了等于没说。他说了很久，不止一次地叮嘱我写信给他，他说他会给我回信的。

挂了电话后，我的心情也久久平复不下来，我决定给田老写信。那天是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都在家里，我爱人带着两岁的儿子在阳台上晒太阳，孩子每天都兴高采烈的，在和煦的阳光下跑来跑去。我爱人跟我说：“这么好的天，下午带儿子去西湖逛一下？”

我正在书柜上找信纸，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除了书，连纸也找不到了。我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问她哪里还有纸。我总是这样，家里只要找不到东西，就会问我爱人，她其实记性比我差，但家里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她总有一个准确的方位感，她问我找纸干吗。我说要给人写一封信。

她很惊讶，说我都多少年没写字了。我说是的，自从有了电脑，好像是没正儿八经地写过字。她牵着儿子的手过来帮我找纸，还神秘兮兮地问我给哪个人写信。我说放心，不是情书，田永年还记得吗？他还活着！

“哦，他年纪很大了吧？有没有一百岁？”我爱人也知道田老，因为我之前跟她说起过，她也问过那幅一直跟着我的画。我把刚才电话里的情况跟她简单地描述了一遍，我爱人一边帮我找信纸，一边问：“他的老婆还跟着他吗？他们感情还好吗？”

我说那只能自己猜，这些问题太私密，八年不联系了也不能问这些问题，会冒犯人家的，再说田老耳朵看来是真不行了，问了他也听不到。我爱人说，活那么长寿真难以想象，她只想活六七十岁，身体败坏了就迅速死掉。我说，这又不由自己说了算的，有些人想长寿还做不到呢，中国出了那么多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也可以写部书了。

我爱人在找信纸的时候，把我当年写给她的情书都翻了出来，那些信纸薄得像糖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那些字又小又密，每行之间一点空隙也不留，似乎能看出我当年追求爱情时那副急吼吼的模样。

我爱人向我展示了一下手上的信件，笑了笑说：“文物啊！”

我装糊涂问：“这谁写的？看着就会想起密集恐惧症。”

“哎，当年却没这个感觉！某人当年信誓旦旦地说，结了婚以后也要每天写一封信，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兑现过。”她说着开始看那些信，一张一张地翻阅，还真被她找到了她说的那封信，那封信上写得更露骨，在畅想两个人美好的未来，说等两个人有了孩子后，让孩子做信使，每天写一封情书，由爸爸寄出，孩子投递，交到妈妈手里。

我笑笑说：“空头支票！空头支票！”

“人家说恋爱靠骗，我那时候还不信，觉得你的人品说不上超凡脱俗，至少也能区别于芸芸众生，看来你也是个俗物，哈哈。”我爱人讲得很洒脱，我知道她不是真在乎那些天花乱坠的谎言，年轻时血液都是沸腾的，浑身冒着热气，哪里能懂得过日子的繁琐，她自己也说，整日花前月下，最终结果是没米下锅，一尸两命。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血气方刚的时候是一个人最能吹牛的时候，那时候可以说大海枯竭了，石头腐烂了，天地都崩裂了，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后来这些话都不敢说了，再说就被当作无知和幼稚了。

我问我爱人，信纸能找到吗？她说信纸是没有了，打印的A4纸有。我说行了，能写字就行。拿了三张空白的打印纸，我觉得基本上够了。我跟我爱人说，想想八年了，三张打印纸就写完了，这人生过得也够简单的。我爱人白了我一眼说，“你先别感叹，三张写满就不错了。”

我赌了口气，在电脑桌前坐了下来，发现笔也找不到了。这跟我单位里的状况差不多，单位过段时间，办公室主任就会添置一批文具，但用到后来，大家发现谁都丢笔，谁都到处借，借到后来，一支笔传来传去地用。一到记新闻线索时，抱怨声四起，总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喊，谁拿了我的笔？这样的喊叫往往是起不了作用的，忙碌的时候大家都忙碌，中午前的办公室就是一个闹哄哄的菜市场。有的同事急红了眼，拍打着桌子大声疾呼，谁偷了我的笔？谁偷了我的笔？这时候，大家都默契地变成了聋子，把呼喊声自动屏蔽在耳朵之外。找笔的人只能自己软下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谁有笔，借我用一下啊。一支笔“啪”地飞过来，跟着飞来一句话：墨水费五块，要么中午请吃饭，自己选！

我跟我爱人说，笔也找不着了，那么多笔哪里去了？她说，你用一下丢一支，家里开文具仓库也没用的。说着她又埋头帮我找，最后在电视机柜子里找到了一支铅笔，只有小拇指长短。我说将就着用吧。

写下田老的称呼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头。这些年我的新闻稿练得精熟，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它最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是什么，我总能很快地把它抽离出来，然后是毫无难度的陈述。看着一堆采访来的素材，我总能把这堆支离破碎的破布头缝合起来，做成一件鲜艳的衣服。

我好像忘记了怎么跟人交流，尤其是用书面的形式跟人交流。我回忆起在那个小城市的生活经历，在那里，我前后一共待了快两年，这两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找不到跟田老的交集点。

我只好回忆去省城后的生活，其实省城的生活也单一。刚去那里的时候，偌大一个城市，没有一个熟人，感觉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孤儿，大冬天，一个人窝在冰冷的宿舍里喝白酒，喝到神志恍惚。那段时间特别想有个女朋友，但哪里去找呢？

一触及到这段往事，我又写不下去，我觉得跟田老谈这些事情太唐突了，我们好像还没熟到这个份上。谈这些事，至少对方看了可能会笑话，我发觉自己还是一个比较要面子的人，不体面的事情还是放在心里比较可靠一些。

我后来谈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我犹豫着要不要写到信里去，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在阳台上陪儿子玩耍的爱人，这个人她是不知道的。我跟我爱人结婚前，除了了解相互的家庭背景和工作情况外，别的谁都没有深入追究。我对她以往的情史也保持了沉默，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以前的人之所以没有在一起，必定有失败的理由，而回忆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我觉得是不人道的。

我谈的那个女朋友在读大学时有过好几个男朋友，她像只大蝴蝶，在一大群男生中间飞来飞去，一会儿是艺术系长发飘飘的画家男朋友，一会儿又是校篮球队人高马大的主力后卫男朋友，更神奇的是她还跟我们的设计老师好过。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的设计老师像裹着一只兔子一样搂着她逛马路，在一盏路灯下，我迎面撞上了他们。准确地说，之前我们都没看到对方，直到大家都从黑暗里走进那盏昏暗的路灯，真相才大白。当时我错愕不已，忘了跟设计老师打招呼。他们看了我一眼，然后把我当空气过滤掉了。擦肩而过后，我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他们消失在黑暗中，而那盏路灯在下雨天的夜晚像个金钟罩。

我在读书的时候对这个女同学表现出了极大的仇视，我曾经气呼呼地想，这样水性杨花的女生，大家都应该朝她吐口水。那时候，她也很讨厌我，每次走过我身边，正眼也不瞧我一眼。

毕业后，我是在网上跟她开始交流的，一交流，发现我们都误解了对方很多年，这种交流很致命，直接导致我晚上睡不着。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我邀请她来省城玩，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梅雨时节，她过来了，我们像久别重逢，一见面就在大街上拥抱。她脸色红通通地跟我说，你像个特务，专门暗地里盯梢，盯了我很多年吧？

第一天，我们就把男女之间该做的事都做了一遍，她一口气在我宿舍里住了半个月，那半个月，我感觉我那冰冷的宿舍开始暖和了起来。

她走了以后，我感到了非常的不踏实，以前的感觉慢慢地又泛了上来，我最终觉得她的矜持放下得快了一点，一旦水性杨花的感觉确立，就跟脸上烙上金印一样，怎么都消除不掉。她是个敏感的人，觉察到我对她不放心之后，我们在电话里狠狠地吵了一架，这段感情就这么寿终正寝了。

我回想起这些，还是嘘唏不已。我爱人带着儿子从旁边经过，她看到我写在纸上的两三个字，笑了起来，说憋了半天，原来便秘了。我说，脑袋里思绪万千，不知道先写哪段。我爱人说，你就吹吧。儿子也跟着他妈妈学了一句，你就吹吧。

我爱人是我同事的妹妹，我同事快五十岁了，跟他妹妹长得像一对父女。据我同事说，他有这个妹妹，完全是他父母私生活的一场事故，当时他已经读中学，看到人过中年的母亲再次大起肚子来时，他感到很难为情。他母亲跟他解释过，说曾经去医院流产，听一同做B超的产妇聊起做人流的痛苦，她吓得落荒而逃。她只能这么安慰自己，说这是老天的安排，让她中年得子，得之不易的生命要更加珍惜。所有这些，我同事说，他听了都臊得慌。

我跟我爱人认识，缘于她哥哥请客吃饭。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那个老不正经的小舅子说，哦，你们年龄相当，看着也般配，可以考虑找对象。我爱人响亮地拍了她哥哥手臂一个“耳光”，自己的脸却红了起来。

我后来一本正经地跟我同事谈论跟他妹妹找对象的事，他又严肃了起来，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啊，你要考虑清楚，一旦你们反目，会殃及我跟你的关系。我说，考虑清楚了，只要你同意，我立马开始追求。

一切顺风顺水，我给她写了很多情书，之后我们领了结婚证，办了酒席，过了两年又有了孩子。我小舅子后来跟我说，他后悔了，当初就不应该把他妹妹带出来，是他改变了他妹妹的生命轨迹，一个人这么严重地影响了另一个人，而且是自己的亲人，他总觉得寝食难安。我说，去，是我改变的好不好。他又叮嘱我，好好对待他妹妹，不是碰到我，他妹妹完全有可能嫁一个很体面的人，过一种豪华的生活。我说，这也是的，现在做记者太没前途了，累得跟狗一样，还只拿这么几块工资。他说，你知道愧疚就好。

那天，我“吭哧吭哧”地伏案写了很久，只写了两张半，有很多内容只在我脑子里盘旋，却落不到笔下来。第三张打印纸上的字写得特别大，看上去像斗笠，显得特别滑稽。我写到了接下去的打算，觉得跟写单位的年终总结差不多。对未来要展开畅想，我心里想的那些话一句都出不来。单位年终总结里的那些口号，我觉得写上去是对田老的极端不尊重。我只能说，已经很久没这样给别人写信了，这种感觉既亲切又陌生，但最终觉得还是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我盼望着他回信。

我把三张打印纸折了起来，我爱人走过来问，是不是要找信封和邮票了。我说是啊。她说，这个家里真没有了，只能去邮局买了。我收拾了桌子，把那几张打印纸藏在了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我说，家里待了很久了，出去走走吧。

关门前，我爱人问我，你知道寄信地址吗？我愣了一下，是啊，田老的家里我是去过，只记得那个小区叫花园新村，他们的房子在一条人工运河的边上，具体是几幢几号就记不得了。我打了个电话给鲁班，他说他也不知道，让我直接打电话给田老。我说田老电话里听不清楚，所以才叫我写信的。鲁班说，他老婆不在家吗？我说不知道。

我其实有点不太乐意打这个电话，如果田老的老婆接电话，她可能会有想法，总觉得我们这么多年没联系了，突然要写信给田老，背后会不会藏着什么目的？无缘无故地跟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联系，又突然找上门，套些近乎，换了我也会有想法的。

鲁班后来说，他去想办法。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什么时候能要来这个地址，同在一个城市，问一个地址总不会复杂到哪里去，何况是一个小城市。鲁班工作的地方到田老家里，走走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我和我爱人带着儿子去了西湖，西湖是省城的标志。在我们眼里，它普通得跟家门口的大池塘没什么区别，但因为名声太响，很多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为的就是在这个大池塘旁边拍个照，好像在被称为天堂的景点旁拍个照，自己的模样也会跟着美起来似的。

我跟我爱人说，我们在断桥边拍个照吧。我爱人白了我一眼说，你俗不俗啊。我说，不是为了演许仙白娘子，是为了给田老寄张照片过去。我爱人说，那你跟儿子一起拍吧，我就不拍了，我跟田老又不熟。我想想也对，自从田老让我帮他搜“人体美”照片后，把我爱人拍下来寄过去，我也一直有抵触心理。

我爱人当摄影师，用我的手机给我们父子拍了几张照片，她把手机递还给我说，你有短消息。我打开一看，是鲁班发来了田老的地址。

我们在西湖边找了一家景点照相馆，想把刚才拍的照片打印出来。老板一看我们是自己拍的照片，仿佛抢了他的生意。他说，要洗照片只能让他们拍，他们不洗自己拍的照片。我说，不洗拉倒，我们找别的地方洗去。

出了照相馆，我不得不承认，在大街上找一家照相馆真的不容易。数码技术兴起之后，听说百年老店柯达胶卷也倒闭了，很多照相馆都开始另谋生路，仅有的照相馆也只拍拍证件照，弄点写真之类，勉强维持生计。

我跟我爱人说，时代变了，找个照相馆比找个博物馆还难啊。我爱人笑了笑说，你要寄的信，不是同一回事吗？我说，是啊，记得第一次给人发电子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轻轻一点，那头就立刻收到了，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那速度比千里马还快呀。

我爱人看着我傻乎乎的样子说，你就喜欢停留在古老的生活方式里，你没发觉你跟年纪比你大的人特别处得来吗？我想了想，她说的是对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怀旧，这些年老是去曾经待过的地方走一走，人生似乎一直在这种不断的温习中向前走着。对于新事物，一开始，我总抱着本能的排斥，我在朋友中最晚一个开博客，等我开了博客，发现大家都热衷于玩微博了，等我开了微博，大家又把阵地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我总比别人慢一拍，这种快速新陈代谢的方式，让我觉得生活总是太赶，快—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我说，找不到照相馆那怎么办？要么去复印店碰碰运气？

我们进了一家复印店，老板跟我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打印照片的，只是照相纸用完了，现在没法打印了。我说，不用照相纸，就用厚一点的纸张打印出来好了。他看了看我说，那样打印出来又不是照片。我说没关系的。他就拿了一种封面纸给我看，说就这么厚了。我看也没看就说行。他说，彩色打印有点贵的，要四块钱一张。我又看也没看就说行。

打印好照片，我们去了南山路上的邮局，艳阳高照，窗口说要关门了。我说，麻烦通融一下，我买个信封和邮票，寄一封信。窗口穿绿衣服女人脸色有点发绿，她不耐烦地问，寄挂号还是平邮。我扬了扬手中的信说，就普通的信。她从窗口扔出了一个信封，又撕下一块八毛钱的邮票。我好奇地问，现在寄信需要一块八毛钱邮票了吗？她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信说，你那么多纸，份量肯定超了，邮票不多贴点，要退回来的。我说，多少算超重？她彻底不耐烦了，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信，连着那个信封往电子秤上一摔，翻了翻白眼说，我会骗你吗？你手上多少份量，我看一眼就知道。

我乖乖地贴了邮票，邮局还用二十年前的浆糊，刷浆糊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变质米饭的味道。我把那封信塞进了那个刷满绿漆的邮筒，我爱人在旁边说，现在寄一封信代价太大，除了赔精力，还得看脸色。我无奈地笑笑，儿子却吵着要挣脱他妈妈的怀抱，他下到地上，抱住那个对他来说像擎天柱一样高的邮筒，快乐得不肯离去。

寄出那封信以后，我仿佛放下了一桩心事，日子又开始像火车轮子一样滚滚往前。直到有一天，报社的门卫叫住我，说有一封我的信，我才突然记起来，半个月前给田老写过一封信。只是那天收到的那封信并不是田老写来的，而是一个热心的市民写来的，他大约经常看我写的新闻稿，写信来向我爆料，让我去他们那里曝光一家电镀厂，说污染已经让他们那里很多人生癌了。结尾处，他用加粗的黑笔写道：救命，还有三个木棍似的惊叹号。

放下那封信后，我惦记起田老来。我给他家里打了电话，这回的电话彩铃是一个男歌手的歌，我猜测会不会田老的老婆来接电话，电话接通了，果然是个女人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说，是彭娜老师吧？她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报社的三七，曾经采访过田老。她在电话里拉长了声音，“哦—”了一声，仿佛经过长时间的搜索，想起了我。我听到田老在旁边问她是谁打电话来，她说是报社的三七，田老竟然听清楚了。我至今也很诧异，田老的老婆对田老说话声音也不大，她的嗓音也不尖，只要她说话，田老好像每句都能听出个大概来。

我说，半个月前我给田老写了一封信，他收到了吗？田老的老婆表示不知情，她转头问田老，三七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田老很明确地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寄出的？我听到田老的老婆说，半个月前。田老嗓门大了起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我连忙在电话里说，没关系的，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田老上次让我给他写封信，讲讲近况，我就啰啰嗦嗦地写了一封，可能寄丢了。实在不行，我到时候再寄一封。田老的老婆说，你别去听他的，你们工作忙，又不像他，整日闲在家没事。她紧接着又在电话那边抱怨田老，说人家工作那么忙，你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人家。我说，没事的，这么多年了，我也惦记他老人家，他身体好吗？

田老的老婆说，一切都挺好的，你工作忙，真的别为他的事操心了。后来我听到田老接过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三七，娜娜说得对，如果你工作忙，就不要给我写信了，我上次也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你真的放心上了，我抽时间给你写信。你们打电话来，我也听不清楚，只能这样自说自话了，就这样啊，代我问候你家人。

挂了电话后，我感到很气愤，邮局现在都是些什么人在送信！我去了寄信的那个邮局，要求查询我的信。我说半个月过去了，寄出的信还没收到，走走都该走到了。窗口的服务员轻描淡写地说，不是挂号信没法查的。我一下子来气了，说这不是邮局的本职工作吗？服务员又添了一句，平信是没法保证的。

我说，这是信啊，没有电话、电脑的时候，不都是寄信的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你们小时候没学过课文吗？现在怎么能这么没有责任心？服务员开始充耳不闻，装出一副很忙碌的样子。我忍无可忍，“啪”地一声把记者证拍在了窗口的大理石柜台上，我想那架势跟军人掏抢耍狠一个模样。

亮出记者证后，里面的绿衣服们慌作一团，最后他们的值班经理出来了。她五十岁上下，长得很和蔼，出来前脸颊已经火烧一般。她很诚恳，说平信寄丢确实时有发生，因为随着物流行业的兴起，邮政投递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以前把这个职业引以为豪的老员工都慢慢地退出了投递行业，现在新雇的投递员职业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把信塞到楼梯，没交到收信人手里就走了，也有个别甚至找不到地址，就把信扔了，他们也在查这样的投递员，一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她还说，他们也主张贵重、紧急的信件尽量用挂号信，挂号信可以倒查每一个环节，谁那里出错都可以被查出来。

我说那怎么办，我那封信是找不到了？她关切地问我，那封信要紧吗？是不是耽误了你重要的信息？我没好气地说，不重要谁现在还写信？她为难了一阵，说要么我说个价，她私人赔偿我损失，我只好放弃了争执。

之后，我又给田老写了一封信，把去邮局闹的事说了一通，为了防止收不到，白忙活一场，只写了一张打印纸。这次我故意寄了平信，还是南山路上的邮局，窗口里面有几双眼睛都认识我，但她们都装作不认识，我当着她们的面慢悠悠地封信口，贴邮票，然后若无其事地把信塞进邮筒，我听到空荡荡的邮筒里传出信件落地的“哐当”声，才慢慢地踱步出了邮局。

三天后，田老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信已经收到了，他觉得难为我了，为了迁就他一个老人家，还让我用这么古老的方式交流。几天后，他给我回了封信，是用挂号信寄来的，里面除了洋洋洒洒的文字以外，还有一大堆照片，照片很精彩，有一张是前几年他骑电瓶车买菜时拍的，他在照片背后都注了文字，说那时还有一颗四十岁的心，电瓶车开到三十多码，从九十三岁开始，就彻底不骑了。有一张是他趴在画室的那张老桌子上打盹，背后的文字这么写着：白天要神游三回，仿佛又回到婴儿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朦胧中度过，一到了晚上，尤其是子时一过，就再也没有觉了。

他在信中说，这些照片都是他老婆给他拍的，这几年，她拍照的水平日益精进，给他拍下了海量的照片，其中他选好了百年后的照片，已经叮嘱了他老婆，在葬礼上一定要用。

我们一来一往，在接下去的三年里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信，其中有些信在寄的过程中丢失了，有些信转辗了一些地方，耗去了一些时间，又各自找到了收信人。我似乎重新喜欢上了这种交流的方式，满腔热情通过书信寄出，直到几天后才收到回音，仿佛在一个山头朝幽谷里喊话，那种缓慢的回声让时间安静了下来。

电脑、互联网刚出现的那会儿，曾经有人大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时候我还觉察不到，等这种变化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才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汹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一股急流里，匆忙地向前赶。我很庆幸，还有田老能让我慢下来，重新回归到从前的生活。

田老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跟我谈到了死亡，他说活得太久其实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走了以后，他对另一个世界早已充满了向往。他还说，其实他也能感觉出来，他老婆嫁给他的时候，至少是没有考虑到他还能活这么久的。一个女人的青春是很宝贵的，活着活着她也步入了中年，当初结婚的念头还是草率了些，毕竟两个人的年纪相差太多了。

田老在信中说，现在他老婆越来越依赖他了，希望他能活得尽可能的长寿，但人的寿命就那么多，他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再下去，终究是要先她而去的。他前几年还带着她去上海走走，让她多认识一些人。

剩下的话，田老没有在信中说出来，我想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田老过世的时候，整整一百岁，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悼会很简朴，除了彭娜娘家的亲人，还有一些田老生前的朋友。鲁班跟我说，他看着田老走的，走得很安详。这几乎是每一个寿终正寝的人过世后，亲朋好友间约定俗成的话，像句虚假的客套话，但这次不一样，我对鲁班的话深信不疑。田老走了，我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在他那个时代里，我们对远方是有距离的，所有未知是可以寻找的，思念也无时不刻在发生着，衍变成了乡愁、爱情等等。而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有一瞬间，我觉得眼前这个朴素简单的葬礼变得盛大而沉重起来。

追悼会上，彭娜一身黑衣，全程都没哭。从殡仪馆回来后，彭娜按照田老生前的遗愿，捧着骨灰盒到了他们家旁边的那条江。她说，本来田老打算树葬的，也就是把骨灰盒埋在一棵樟树底下，临终前他又改了主意，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那条江里，撒得一点都不要剩下。骨灰必须得拌着玫瑰花瓣，由彭娜亲手撒。

我看到彭娜一把一把地抓起骨灰，慢慢地撒向江里，旁边是她的弟弟，捧着田老的遗像，那张照片上田老戴着鸭舌帽，眼睛被帽檐遮住了，只露出了半副眼镜框，但能感觉到有一股目光正安详地看着远方。

送完田老最后一程，彭娜把一叠厚厚的信件交到了我手里，她说是田老生前交代的，这些信件很宝贵，他不忍心和他的遗体放在一起，一把火都烧了。我接过来一看，发现都是我写给他的信，每一封信上都编了编号，封口整整齐齐，是用剪刀剪过的。

我回到省城后，以为再也不会有田老的消息了。后来，鲁班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彭娜把田老生前的所有房产都卖了，连衣物都送人了，她还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送给了他。鲁班问她为什么，彭娜说她要移民去国外了。鲁班很纳闷，接过照片的时候，他说，你自己留一张吧。彭娜随手抽走了一张，一转身就掉眼泪了。

鲁班跟我说，他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彭娜要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也送人，这些照片多珍贵呀，比现在电影荧幕上的明星帅多了。我说，这可能是跟过去告别。

再后来，我收到了一封国外寄来的信，从信封上的邮票来看，好像是从埃及寄来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赫然在目。我拆开那封信，是彭娜写的，她写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开头，意思是突然给我写这封信，这种唐突和冒昧让她觉得很过意不去。之后她切入了正题，说我是田老生命最后的历程中交流最多的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她，而基于这种原因她觉得非常有必要跟我写这封信。

她说了移民的各种理由，除了雾霾，食品安全，人情世故等等大众的理由以外，有一条是这么写的：田老师没了以后，我试着到别的地方去生活。离开共同生活的那个城市后，我回过娘家，感觉已经不再属于那个家了，连母亲的关怀都感到了陌生；我也去过上海，到处都是与他两个人的回忆，站在这么繁华的大都市里，我却沉湎于一个已经走远的背影，那种巨大的孤独感让我浑身颤栗；我后来又去了大西北，以为距离能让我安静下来，但他活着的时候说过，希望带着我一起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哎，这个愿望最终因为他年事已高，也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我发现他的影子遍布了幅员辽阔的祖国，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南山路上的邮局门口，发现那里还有一个投币的公用电话亭。电话凌乱地挂在那里，电话线上结了一层浅褐色的锈，大概已经很久没人去用它了，我很奇怪市政公司为什么不把它拆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电话亭显然在那里很久了，我多次经过邮局门口，却一直没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在那个废弃的电话亭旁站了很久，盯着电话听筒出神，陷入到了一种虚无的情境中，再后来我被一股奇怪的感觉牵引住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把那个笨重的黄色电话听筒摘了下来，放在耳朵旁边，跟想象中一样，没有任何声音。

它仿佛死了。

我又把电话挂了回去，一转头又看到了那只刷着绿色油漆的信筒，它像个陌生人一样突然矗立在我跟前，我无所适从地摸了摸信封上的地址，思忖着，是不是该给她回封信？

（刊于《收获》2015年第5期，《小说月报》2015年第12期转载）

奔跑

一

马良很少在走路的时候东张西望，因为他看到的世界是一高一低的。

那天他又来到了好朋友浩明的钟表修理铺，工作棚很小，里面装下两个人，转身也显得十分困难。浩明坐在小窗口前的高脚板凳上，右眼戴着一个显微镜，正在修理一块古老的怀表。马良一进门就抱怨：“你这真像个鸟笼，长年待在里面不闷吗？”

“让我待外面才不习惯呢。”浩明瓮声瓮气地说，他冲马良甩了一下头，意思是让马良自己找地方坐。

“这哪有坐的地方！”

浩明指了指紧挨着门的木箱说，“那里不是能坐嘛，你把上面的钟拿掉。”

马良把挂钟拿了起来，又觉得无处安放，浩明伸出手说：“给我，拿给我。”

马良看他坐在那里不动，上身像皮筋一样可以拉长，手臂一舒展，把那口挂钟挂到了墙上。马良坐下后，浩明继续埋头于他的钟表修理，只是脑子分了一半出来聊天。

“你应该找点生意做做。”

“我也想啊，能做什么呢？”

“你过来，到这来看看。”浩明把窗口的位置挪了出来，马良凑上去，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这有什么特别吗？”

“猜猜前天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什么？”

“我见到一个人，怕费鞋底，光脚走路，两只鞋拎在手上。”

“谁这么吝啬？”马良又凑近小窗口，这回他果然看到对面的马路上一双双走来走去的鞋子。

“这不是个做生意的机会吗？你可以在我旁边开个修鞋铺。”

“那些行头得垫本钱啊，家里棉花都卖了也凑不齐这个数。”

“你先把棉花卖了，不够我借给你。鞋子每个人都要穿的，这个生意做不完！”浩明讲到兴起，把右眼上的显微镜摘了下来，那只眼睛因为长期戴显微镜，原先的单眼皮变成了很深的双眼皮。“照理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最不关心的就是两条腿，穿什么也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做生意是赚别人的钱，他们缺什么就卖什么。”

“你真有经营头脑！”马良说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他觉得一个人的脑子如果长期不用，真的会生锈，反而用得越多，灵感越会源源不断地找上门。这跟浩明修钟表一样，长期从事修理工作，让他拥有了一对异常灵活和发达的上肢。

他的身子其实像一株虚张声势的萝卜，从外表看，绿油油的，长势很喜人，底下却萎缩得很可怜。这也是浩明白天从不离开那个“鸟笼”的原因，有人曾经在星夜看到过浩明打烊回家，他们是这样形容的：浩明只有半截身子，用手走路，粗一看以为地里的庄稼活了，仔细一看那其实很吓人。

浩明选择在天没亮上班，天黑透才回家，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他担心自己的身体吓到别人，或者被别人讥笑。久而久之，这个习惯已无法改变，成了他生活的铁律。

马良看着浩明，有时候会有一种庆幸心理，这种感觉藏在心里，让他觉得自己有点卑鄙。他知道两个人走得这么近，好得无话不谈，都源于同病相怜，作为朋友是不应该有这种谁更幸运一点的比较的。每次这个感觉一露头，他就拼命地想浩明的优点，来压制心里那阴暗的部分。

马良对浩明的赞美也是由衷的，比如这次开修鞋铺的点子，很明显整个三七市只有浩明想得出来。如果别人想到了，早就开起来了，还轮得到他？马良说：“你这把火放大了，我现在身上的血要沸腾了，只想早点回家卖棉花去，收购棉花的朱八今年你有见到过吗？”

“等着别人来，你还不如自己主动点。”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他？那价格会压得很低的，这家伙算计得精。”

“你以前不是弹棉花吗？原材料价钱哪有成品卖得高。”

马良觉得浩明的脑袋真的神了，这几乎是一本做生意的百科全书啊，随便翻一页就能找到发财的秘诀，他说：“浩明，你怎么不早说啊，早说我可能现在是万元户了。”

浩明不屑地笑笑说：“这种事情也就跟你说说，你看过别人赚钱的事到处说吗？亲兄弟都不会吭声的。”

这句话让马良听了非常感动，他说：“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弟，但我以后就把你当亲哥哥。”

浩明说：“这话太肉麻，我不爱听。”说着，他重新戴上了显微镜，继续埋头于他的钟表修理。

这兄弟间的一把拉，让马良从泥沼中挣脱了出来。那年气温也比往年冷，他弹的棉被销售很火爆，一口气取代了朱八，把三七市所有农户的棉花都收购了。弹着弹着，修鞋铺的行头从那根好听的弦下生出来了。

修鞋铺落成之后的第一笔生意是浩明给的，他从“鸟笼”里翻出了两只鞋，丢了出来。浩明的嘴巴凑近了“鸟笼”的小窗口，他说的话像从喇叭中放出来：补两块鞋底，练练你的手艺。

马良从地上捡起了那两只鞋，发现鞋子很小，只有巴掌大小，鞋子的成色很新，但鞋底都磨平了，马良明白这是浩明的手“穿”的。

马良第一次使大头剪刀，觉得那家伙太笨重了。尤其在废旧橡胶上剪鞋样，感觉剪刀被橡胶死死地咬住了，拔也拔不开。浩明在“鸟笼”里看得哈哈大笑，他说：“这跟两条交媾的狗差不多，撵不开。”

马良有些丧气，浩明说万事开头难，补不好很正常的，做任何事都得先把自己心浮气躁的毛病修理好，人一有韧性，什么事都好办。马良想想也对，浩明俨然成了自己的授业恩师，总能讲出头头是道的东西来。

浩明也挺享受这个过程，虽然谈不上手把手地教，但他总把自己的经验告诉马良，他说穿皮鞋的人最好赚，果然有很多穿皮鞋的人来找马良钉鞋钉。马良最喜欢给鞋子钉铁钉，三下五除二就把钉子敲进去，仿佛给鞋子上了一身盔甲，走起路来虎虎生威，响声能传出八丈远。

浩明看起来有点诲人不倦，每天都要跟马良喋喋不休地说上一通，马良在这样的熏陶下，刻苦钻研业务，不到一个月，竟然把修鞋的手艺练得精熟。马良觉得自己对修鞋是有天赋的，虽然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还能做这个，但仿佛命运注定他是做这一行的。他跟浩明说：“如果前世可以查询今世的职业，我估计就是个修鞋匠。”

“你知道你为什么鞋子修得比别人好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应该对鞋子特别在乎。”

马良觉得浩明说得很有道理，越缺什么就越在乎什么。他修鞋子的时候仿佛带着一种信仰，特别虔诚，线头剪得干干净净，更不允许有一丝毛边，所以找他来修鞋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马良的头一直处于低着的状态，那就是一个看鞋子的角度。有一天，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两个轮子，他抬起头看到了一个陌生小伙子，两个轮子原来是一辆车。马良后来知道那是猪肉阿三家的毛脚女婿，第一次来三七市。他把铁家伙往马良跟前一摆，马良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轮胎扎破了。”

“这个我不会修。”

“找遍了大街，没有一个修车行，所以才来找你的嘛。”

“它是什么东西？”

“自行车啊，代替人走路的。”

“你说它会走路？”

“是啊。”

“怎么走？”

“人骑在上面，脚踩在这里，跑得飞快。”

“你是马戏团的吧？”

“不是啊，你没见过自行车吗？我们那里有很多人都骑自行车。”

“怎么可能？两个轮子，人坐上去不就倒了吗？”

“不会骑的人都这么想，等你会了，想倒还倒不下来呢。”

“骗人！”

小伙子急了，抓过自行车，骑了上去，骑出一丈远又摇摇晃晃地拐了回来，把自行车往后一拉，撅着屁股横在了惊呆的马良面前。

“现在相信了吧？”

“可……我觉得这是耍杂技！这里没人会骑，浩明，你说对吧？”

浩明一直趴在小窗户后面打量着，他没有吭声，只是一直盯着那辆自行车。好在这个时候猪肉阿三的女儿找来了，她穿着一条红得像鸡冠的大裙子，因为太招眼，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很滑稽，仿佛已经自乱阵脚。她看到亮晶晶的自行车，眼珠子也变得亮晶晶起来。

“怎么？坏了吗？”

“轮胎扎破了。”

“我本来还想让你带我去兜风呢。”

“以后吧，你给我作个证，他不相信这自行车能骑，非说我是马戏团耍杂技的。”

“哎呀，他们都没看到过自行车啊，这是新式货，城里才有！”

马良看了看猪肉阿三的女儿说：“我认识你爹，你爹不是卖……”

“骗你是小狗，骗你死全家，这总该信了吧？”

“可我是修鞋的，这个东西真的不会修。”

小伙子说：“你只要把轮胎翻出来，找到破洞，用胶水胶上就可以了。”

马良犹豫了起来，猪肉阿三的女儿开始了担忧，她扯了扯她对象的衣服说：“要么算了，万一修坏了该怎么办？”

“总得找地方修，不能骑自行车，难道让我走回去吗？四十多里路，走得脚底翻白了。”

马良看他们着急，说：“工具我可以借给你们，你自己修。”

小伙子就在旁边蹲了下来，他手忙脚乱地开始卸螺丝，马良实在看不过去，就过去帮他。

“你告诉我怎么弄，我帮你卸，不过得先说好了，修坏了不能怪我。”

“行。”

轮胎破洞是找着了，但没有打气筒，补完那个破洞，装上零件后，小伙子也没敢骑，他小心翼翼地推着，车把手上挂着两袋礼品，晃得很厉害，猪肉阿三的女儿风光无限地一路抖着鸡冠红的裙子，引得周围的人纷纷停下来看热闹。马良觉得这自行车推着也还是招摇的，那是大宗家产，仿佛在诉说他家显赫的身世。

意外修理了自行车以后，马良做生意的心思好像从修鞋铺逃走了，他向猪肉阿三打听起了自行车的价格。猪肉阿三说，那很贵的，一般人买不起，怎么？你也想买一辆骑骑吗？马良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回答。

马良做什么事都担心被人瞧不起，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一般不轻易松口，他只跟浩明提起过自行车的事。

“这家伙骑上去真的会跑，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奔跑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也想买一辆骑骑？”

马良点点头。

“这是大家具，不能一时冲昏头脑，你得考虑成熟，万一买回来，你骑不了呢？”

“阿三家的毛脚女婿不是说了吗？他们城里很多人都骑自行车。”

“可我们不同于普通人，我们的腿有毛病，你确定能骑？”

马良就不说话了，他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他的腿跟浩明的腿还是有区别的，他只是短了一截，那条短一截的腿不是废腿，是有力气的。

马良不说话，浩明也不说话，那气氛就尴尬了起来。最终还是浩明退了一步，他说：“你要买自行车，总得先把修车铺搞兴旺了，没钱怎么买自行车？再说，自行车买来，也不一定非得会骑，这东西摆着看看也是好的。”

马良觉得这话听起来还是不怎么舒服，这有点诅咒他骑不了自行车的味道，他说：“要么不买，买来肯定要骑的。”

马良从此开始起早摸黑地做生意，几个月过后，他亲眼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他修鞋铺前飞驰而过。骑自行车的又是一个年轻人，后座上还捎着一个姑娘，一路响着铃铛，后座上的姑娘一直笑着，笑声也跟铃铛一般脆。马良抬起头来，感到一阵风从右脸刮过左脸，等他反应过来，自行车已经骑远了。

马良拍了拍身旁的“鸟笼”说，“那人你认识吗？”浩明说，“那小子他爹我认识，百货商店的王百强。”

两辆自行车都跟年轻的姑娘有关系，马良就把自行车和找对象划上了等号，仿佛只要有了自行车，找对象这个老大难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一点他没有跟浩明说，只在自己心里默默地想，想着想着，他还会偷偷地笑。浩明看见了就说：“发神经了？”马良本来还偷偷地笑，笑是被一层薄膜包起来的，这一说，那层薄膜也破了，笑容密密麻麻地爬上了脸，他说：“我好像看到了以后的日子。”

“神经病！”

二

马良的愿望在几个月后终于实现了，他走了十多里路，才把自行车推回了家。区公管所还发了一本小小的证给他，相当于自行车的出生证，从编号上推断，他这辆自行车是全区第二十三辆。马良所在的大西区一共有三个像三七市一样的乡镇，也就是说在广袤的大地上，他的自行车只有二十多个同类，这让马良有点得意。

自行车在家门口一摆，全村的人都过来看热闹。尤其是那帮孩子，趴在地上，捏外包装上的泡沫纸，那些小气泡一捏就破，有点像点鞭炮，让他们玩得乐此不疲。那些小孩的家长在旁边喝止，说别摸了，油漆摸坏，要赔的。

马良方方正正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笑呵呵地说，没事，让他们摸。

自行车摆在那里，马良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尊贵了不少，以前从来不跟他打招呼的人也变着法子找他套近乎，他们问的问题都很业余，马良有点懒得搭理他们。也奇怪，越不把他们当回事，他们越觉得马良已经今非昔比。

马良自从买回那辆自行车，家里仿佛成了展览馆，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上门来参观。马良觉得不能再这么展示下去了，这样展览产生不了效益，而且把自己的手脚困住了。买回自行车以后，他的睡眠也浅了，夜里老鼠出来活动，脚步声他都听得一清二楚。白天也不敢出门，只要自行车一离开视线，他就心跳加速，惶惶不可终日。

他推着自行车去了修鞋铺，浩明一看到自行车，有点不太敢相信。

“你真的把它买回来了？”

“这有什么？想到了就去做。”

“你会骑了吗？”

“还没学，这几天正琢磨这事，无论如何得驯服它。”

“你真有意思，它又不是一匹马。他们只管卖，不管教吗？”

“忘了问了，付完钱，办完证，就推回来了。”

“这得找个会骑的教你，自学我看太难了。”

“你有认识的吗？”

“找王百强去，让他儿子教你。”

“王百强我知道他，可他不认识我啊，这事要拜托你了。”

“放心放心。”

几天以后，浩明跟马良说，王百强的儿子答应了，不过要收教学费。马良说，“包会吗？”浩明说，“那要去问他，他说只要在地球上走路的人，一般都学得会。”马良说，“那好办，只要教会我，出钱都是小事情。”

浩明愤怒地看了一眼马良说：“你好像还没有财大气粗到这个份上！”

“总得有代价，谁叫我喜欢。”

浩明提醒马良说，“这小子嘴上毛还没长齐，你也别全信，他后来牛越吹越大，说凭他的智商，只要有人教他开飞机，他也学得会。这是人说的话吗？当时王百强也坐着，一看儿子离谱得厉害，走过去就是一个脑刮子。”

马良听糊涂了，他说，“那到底靠不靠谱？”浩明说，“只能让他先教教看，目前据我们知道的，三七市就他一个人会骑自行车，也只能找他了。我是这么跟王百强说的，教学费应该付，先付一半，等学会了，再把余款结清。”

浩明在说的过程中，马良频频点头，毫无疑问，他又做了一件漂亮的事情。

马良第一次跨上自行车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为什么需要付钱。王百强的儿子扶着自行车的后座，那简直在牵一头又大又笨的铁牛，往死里拉也没用，还没开始蹬脚踏板，马良就歪歪斜斜地倒地了。

“你笨死了，那么慌干吗呀，顶多是个摔倒嘛。”

马良对小师傅唯唯诺诺，他担心小师傅失了耐心，撇下他不管了。他爬起来自己校正了一下车龙头，然后附和说：“有点体会了，学这个首先不能慌。”

“那就对了，接着上呗。”

晒谷场上看热闹的人很多，马良用笑脸冲他们打招呼：“我还不太会，你们退后点，我怕撞着你们。”人群自动地往后缩了一圈，小师傅说：“有我把着，你撞个屁人啊。”

马良又踉踉跄跄地骑了上去，他只要身子一斜，就会引来人群的一阵惊呼，这种惊呼让马良的心忽上忽下的，他听到背后的脚步声也是松一阵，紧一阵，小师傅的音量不大，骂声绵绵不绝。马良有一阵觉得自己成了干农活的蛮牛，一点不敢怠慢，生怕那皮鞭从背后抽过来。

“歇一下，牵得累死了。”小师傅在背后气喘吁吁地说，马良却不知道怎么让两条腿停下来，小师傅又骂上了，“刹车不会刹啊，那又不是装饰品，笨死了。”马良才反应过来，手底下还有两个刹车。

马良最终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会了骑自行车，到学会的那天，王百强的儿子后悔得直跺脚，他说，这么个东西别人两天就学会了，你能学两个月，这也算人才了。马良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多费了工时应该多交钱。他当即把学费一分不少地交给了他，交完学费，他跨上自行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马良回到修鞋铺，像脱胎换骨换了个人，神采奕奕地去敲浩明的门。

浩明笑嘻嘻地看着他说：“一看就知道功德圆满了。还好吗？这东西难学吗？”

“我应该早点领悟到，这东西越怕越骑不好，其实它就是个胯下之物，让人骑的，我应该早点摆出主人的气势来，说不定早会了。”

“哦，事后诸葛亮！不过能学会总是好的。”

“骑上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形容一个人跑得快叫‘风快’，耳朵旁边就是风声，呼啦啦头发全往后扬，你看看我的头发，跟理发店吹出来似的。”马良揪了揪头顶上的“鸟窝”。

“那是今天风大，我棚外的牌子也被刮下来了。”

“改天树叶不动，我骑给你看，能骑出毛主席的发型来。”

“就是比走路快这么一个优点？”

“快好啊！眼睛看出去，远处一个蚂蚁大的黑点，我想看清楚点，脚下蹬两三下，黑点就到跟前了，哦，原来是谁谁谁。”

“你说的是望远镜。”

“对，它就是望远镜！你看过风吹起波纹的湖面吗？一层层朝你滚滚而来，骑自行车就是这个感觉，不同的是湖面那是虚幻的，这里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远处的路、稻田、村庄、妇女、牛、小狗，等等等等，扑面而来。”

“我理解的，你新鲜劲还没过，一个月过后，你就不会再这么兴致高昂了。”

“你太没劲了，专泼冷水。”

“我是应该泼泼你冷水，你懂不懂玩物丧志是什么意思？前前后后，买车学车耽误了你多少生意，再这么下去，你的修鞋铺可以关门歇业了。”

马良没有再聊开去，浩明说的句句在理，在自行车上他确实赔进去不少精力，只是玩物丧志的说法，马良并不认同，这是圆自己一个梦想，开修鞋铺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这时候，马良又开始“卑鄙”了，他觉得浩明的义正词严中也包含着复杂的私人因素，当初他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学会骑自行车，而偏偏自己又学会了。本来大家都在同一个档次上，现在有了自行车，两个人毕竟还是不同的，而浩明的腿显然是永远骑不了自行车的。所以，讲述得越美好，对他来说越容易心里失去平衡。

如果那天换一个聊天对象，马良能讲一整个下午，他都备好了五口搪瓷杯的凉茶，准备给机关枪似的嘴巴降温，结果这五杯凉茶并没有派上用场。整个下午都在一种奇怪的氛围中度过，他不停地给人修鞋，浩明也不主动探出小窗口跟他聊天。

本来在天堂快活，一下子掉回人间，原来现实很残酷。马良愤愤地想，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好粥。

三

马良不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个修鞋匠，骑上自行车大约会变成一个诗人。那天回家，他突然发现村里没有一条好端端的路，很多石头在路上埋了悠久的历史，露头的部分被磨得像鹅卵石一样光滑，自行车骑过去，五脏六腑都快被颠出来了。那时候，马良就决定给村里修一条像样的路。

起这个念头还有一个原因，马良跟谁都没有说，他觉得这是早晚的事。他觉得只要把自行车骑得炉火纯青，他那个生理缺陷是可以被掩盖的。要掩盖生理缺陷，他就不能离开自行车，那就需要一条“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路，这样看来，修路就非常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

马良开始愚公移山似的修路，让村里人惊讶不已，他们猜到这源起于那辆独一无二的自行车，但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说，这是马良在为大家做好事。只有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看到马良在平整门前的路时，显得很不好意思。给他端一碗热茶，或者送一条擦汗的毛巾，以缓解内心的不安。

马良足足修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他一天也没去修鞋铺。等工程告一段落，回到修鞋铺时，马良发现浩明一个月前生的气还没消除。

“你这一个月去哪里了？我都快被修鞋的人问瘫痪了。”

“做了一件好事，无偿给村里的路平整了一遍。”

“好端端的修路干什么？这路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心疼我的自行车。”

“我看你已经病得不轻了，真后悔当初给你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我知道你为我好，我能有今天，仰仗的全是你。”

“我以为我不会看错人，看来还是我错了。三七市历来是个做生意的地方，你去看看，哪个做生意的跟你一样？开业一天，歇业一个月，你有没有职业道德？”

“你说得太严重了，这一个月我又不是游手好闲去了，不是修路去了吗？”

“你为来为去就是为了你那辆自行车，你敢说不是玩物丧志？我看你比王百强的儿子还不如。”

“自行车给了我尊严，有什么不好的？我开修鞋铺不就是为了日子能好一点吗？你好像见不得我好啊！”

马良一说完这句话，就开始懊悔，但这句话好像在他心里憋了很久，感觉一张口，它就会溜出来，以前是自己牢牢地看守着，现在心火一大，就跟开闸泄洪一样，它面目狰狞地自己跑出来了，把马良吓了一跳。

浩明的脸转了颜色，他发达的手臂微微地有些颤抖，尴尬的静默之后，他重重地把手里的钟表摔在了桌上精密的零件堆里，又是长时间的沉默。那阵子，马良虽然站在“鸟笼”外面，但他好像也听到了“鸟笼”里各种各样钟表发出的秒针走动的声音。

马良站了一会，随后低着头张罗修鞋铺的开张，他突然听到了这么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去爱你的自行车吧，这个修鞋铺我看也别开了。”

修鞋铺的主意确实是浩明出的，但行头都是自己弹棉花弹出来的，无非在浩明的工作棚旁边占了一小块地方，凭什么他说不开就不开？马良之前的愧疚像玻璃上的水珠，经过太阳一烤，“嗖”地一下没了踪影，马良感觉自己还添了一肚子的气。

“鞋子我可以不修，以后我开修车行去，反正自行车会越来越多，我不相信开修车行能饿死人！”

“争下去没有意思了，你走吧。”

两个曾经好到无话不说的人，翻起脸来竟然比翻书还快，这是马良没有想到的。不欢而散后，马良迅速收拾了行头，骑上自行车往回走。一路上，他想到前一天还打算有机会捎上浩明，让他也感受一下奔跑的感觉，眼下两个人却分道扬镳了，不禁鼻子发酸，风“嘶嘶”地叫着，吹着吹着，把他眼泪也吹出来了。

那天，马良骑着自行车驶过了自己的村庄，他大约也怕熟人看到自己哭的模样，就一直往前骑，把自己的村庄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后来有人说起了这个事，说在马路上看见了一个男的，骑着自行车，一边骑一边“嗷嗷”地大哭，动静搞得很大，他们以为是报丧的，还特意目送了很长一段路。

马良那天一直骑到了万家岭，万家岭有两个差不多六十度的坡面，坡顶上有一条石头砌成的天桥，从远处看像一条横着的长颈鹿脖子。按理说自行车是骑不上那个坡面的，距离太长，很考验脚力，但那天的马良身上被一团火包裹着，歪歪斜斜地被他一直撑到了坡顶，到了坡顶，他整个人已经虚脱，就放任自行车往下坡滑行。

自行车越滑越快，从自行车变成了脱缰的野马，后来又从野马变成了飞鸟。那时候马良慌了起来，他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行车是不能急刹的，尤其不能刹前轮的刹车，随着一声轻微的爆炸声，马良从车上飞了出去，最终他像只蜷缩起来的动物，滚了好几十米，滚到一堆乱石中才停了下来。

马良被人送到卫生院的时候，里面的医生吓傻了。他浑身上下被血浸泡透了，人处于昏迷的状态，掐人中也不管用。卫生院不敢接，通知了县里的医院，一辆拉着警报的救护车把马良接走了。

马良经过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但他那条完好的腿没保住，伤口主要集中在大腿的动脉，大量失血过后它已经坏死了。马良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然后拄着拐杖，拖着一条空荡荡的裤腿出院了。

出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辆被好心人送回来的自行车送人了，送给谁，大家都不知道。至于是送的，还是低价转让的，一直在大家的嘴里反复争论，最终也没人敢问马良，这成了一个谜团。

之后，仿佛一夜之间，三七市的马路上多了很多自行车，那些自行车长得也一模一样，一个比一个骑得快。大家说，马良的那辆自行车肯定也在里面。

村里人很少看到马良，只有姜太婆偶尔给他送一碗面去，姜太婆说，这是个好人，修完路以后不能忘记他。附和的人很多，但真正像姜太婆一样做的人很少，他们从姜太婆的口中得知，马良用一条半身高的板凳当拐杖，失去一条腿后，他看上去矮了一大截，仿佛跟修钟表的浩明差不多高了。

浩明在某一天去敲了马良家的门，他在门外敲了很久，也不见人来开，一推发现那扇门虚掩着，推开门，发现里面窗户全关着，黑得很厉害。他冲黑暗中喊了两声马良，也没见回应，他以为马良出去了。走进去，他才发现马良一个人坐在灶台下，马良的眼神有点痴呆，看到人来，他仿佛才反应过来，立刻惊慌了起来。

“是我，浩明，我是浩明！”

浩明看到马良镇定了一下，然后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四

这之后，那个“鸟笼”旁边又出现了修鞋铺的行头，是浩明从他的“鸟笼”里搬出来的，搬完了修鞋的工具，浩明又从“鸟笼”里拿出了很多双鞋子，那些鞋子大部分都是崭新的。

等一切摆完以后，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马路的尽头，那里仿佛随时会出现一个奔跑的身影。

（刊于《花城》2015年第6期，《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转载）

三七市

我依稀还记得爸爸背着我在一条乡间马路上行走，那时候我很困，快趴在他背上睡着了。爸爸问我，你看看，三七市到了没？我从他背上伸出了细长的脖子，看到了远处一个大大的门，这便是三七市。

爸爸留给我的记忆不多，我七岁那年，他出车祸死了。他开手扶拖拉机，给人运送生石灰。出事那天早上，他起床后看了阴沉沉的天很久，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出车。这大概是死亡前的预兆，几次出门折返之后，他还是去了。

爸爸最终把油布这么重要的东西遗落在家里，这是致命的因素。我看到过生石灰遇水后的反应，会伴随着炮仗般的爆裂声，温度极高，可以煨熟鸡蛋。显然爸爸开着手扶拖拉机，遇到大雨之后慌了神。

出事那天，我正在学校里上课，上完课后，这个坏消息就在教室里传开了。我至今也没弄清楚消息是怎么开始传播的，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那感觉显然在告诉我，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但他们谁都不想让我知道。我满脸通红地坐在教室里，下课了，所有男同学都跑到了操场上，我还是那么坐着，连平时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也不来叫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

老师一直没跟我说，但我从她眼神里知道出大事了。那天上午的课上完之后，放学的路上，所有同学跟我拉开了一段距离，我沿着马路的行道树外侧走，那条路只够一个人走，再外侧是溪流，水很清，我们经常在放学途中寻找小溪里的河蟹。那天走着走着，我莫名其妙地出了神，一头撞在了前面的树上。撞了树以后，有同学跑过来关心我，我揉了揉额头，继续走路，没有理睬他们。

回到家里，妈妈不在，邻居顾阿姨正端着碗在门口吃午饭，她说我妈出去了，让我到她家里吃一点。如果换成平时，我肯定不乐意，但那天竟然答应了。她家只有三碗菜，都蒸过很多遍，葫芦已经蒸得快化成了汤，只能用筷子捞。顾阿姨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感觉不像在吃饭，而是想尽快把肚子塞满。

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低着头，但我感觉顾阿姨好几次都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只要一抬头，她就迅速换成笑脸。碗里的饭很快见底了，她说要给我再盛点，我转身就跑出了门，因为那时候我感觉我快哭了，哭，仿佛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

我又匆匆地去学校，去赶一个规定好的午睡。

午睡时间，老师会悄悄地来到教室外面的窗口察看。很多时候，她看到的静悄悄的酣睡场面都是假象，只要她一走远，淘气的男同学会从桌子底下掏出天牛，天牛是中午从行道树上抓来的，放到桌上后，他们一边趴在课桌上佯装午睡，一边让天牛咬烂一张又一张的白纸，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直到把时间一点一点地消磨完。

那天午睡，我使劲地想让自己睡熟，也许我觉察到了醒着时的惶恐不安，想逃到梦中去歇一会。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最后刺耳的铃声响了。我看到我同桌睡眼朦胧地从课桌上抬起头来，她是个漂亮的女孩，那天脸上印了两道很深的红印，还有口水的痕迹，丑极了。

下午第一堂课是数学课，上到一半的时候，被班主任打断了，她把我叫到了教室外面。这个过程中，所有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我，安静极了，我感到非常难为情。

我看到大伯来了。那时候，我还很纳闷，我妈妈跟大婶吵过架，两家平时已经很少来往，大伯怎么突然来了？他还骑着笨重的永久牌自行车，自行车停放在花坛边。班主任说，你跟你伯伯回去吧。我大伯穿着笨重的牛皮鞋走上前来，我感觉像一座大山逼近过来，他一把把我提起，放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

大伯上了车，骑出了校园，他在前面说，阿华，你爸爸没了。说完，他自己先哭了起来。那时候，我心里恐惧极了，想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逃回学校去。大伯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其中一只手腾了出来，握住了我的手。我感觉到那只大手粗粝而有力，稍稍安定了一些，在后座上稳住了，仍由大伯带着我往家里赶。

中午过后没多久，我的家完全变了样，仿佛一堆零部件被拆开了，到处都是散乱的桌子和长凳，门前支起了一个大大的凉棚。我爸爸躺在门板上，妈妈在一旁已经哭得没了力气。

我不知道是怎么挨过那段梦魇般的日子的，回忆起来，那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每天我都漂浮在水上，不停地溺水，然后不停地被人捞出水面。我模糊地看到人影憧憧和杂乱的脚步，有人不停地上来摸摸我的后脑勺。

爸爸出了车祸后，赔来了一大笔钱，大伯出面主持，把这笔钱存进了银行，说存的是我的名字，等我长大了交还给我。为这件事，妈妈一直很不开心，她觉得她才有权利支配这笔钱。我看到她跟大伯吵了好几回架，每次的结局都一样，她只能一个人坐在家里扶着头哭。

后来外婆和舅舅也来了，他们一起跟大伯大吵了一架。舅舅一直叉着腰站在一旁，仿佛随时要动手的样子。妈妈在一旁哭，真正吵架的主角是外婆。我从来没看到过外婆凶起来的样子，她吵架拉开架势，拍着手骂人。她冲我大伯咆哮：“那笔钱你做不了主，因为你们两兄弟已经是分了家的。”

大伯两眼红通通的，像头发怒却又被人拽住的公牛，他说：“这钱是我弟弟的命换来的，我当然得管！”

“阿发在的时候，需要帮忙见过你人影吗？他没了，你当家作主来了，你们评评理，这算什么兄弟！”

围观的人纷纷往后躲，大伯指着我说：“那笔钱存的是阿华的名字，他还这么小，我得给他留条后路。”

“亲娘难道还会亏待自己的儿子？用得着你一个平时不来往的大伯管吗？”

“要支配那笔钱也可以啊，你让你女儿写下保证书，从今往后不再改嫁，我马上去银行把钱拿出来给她。”

“你这是人话吗？她才三十刚出头，就让她一辈子守活寡？我告诉你，这不可能的！”

人群一阵嘘声。大伯受到了鼓励，他说：“再嫁个男人，谁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后爹后娘有对孩子好的吗？”

大伯占了上风，吵架的气氛就变得火药味十足，我看到舅舅握紧了拳头要冲上去打架。那时候，处于不安中的我嚎啕大哭了起来，我一哭，妈妈也软了，她转而劝阻外婆和舅舅，这场架就这么草草地鸣金收兵了。

那次吵架过后，我莫名其妙地对大伯产生了好感。爸爸在的时候，妈妈跟大婶吵架，我会自动地站在妈妈这边。她们两妯娌吵完架后，我觉得大婶看我的眼神也变了，路上碰到，我喊她，她对我不理不睬的，几次过后，我也生气了，我看到她以后再也不叫她了。大伯没这么绝，我喊他，他依旧应，只是我也感觉到他和以往不一样了。以前他有一种长辈的威严，喜欢往我脑壳上“敲栗子”，我妈妈和大婶吵过架后，我一次也没挨过他的“栗子”。

送走了外婆和舅舅，我问妈妈，是否真的像外婆所说的那样，她还要改嫁？妈妈轻声说：“现在不考虑这个事情，你爸爸刚刚过世，问这些不太礼貌。”

“那你能答应大伯吗？”

妈妈陡然间愤怒了起来，她说：“为什么要听他的？他跟我们家没有关系！”

我不说话了，心里开始惶恐，妈妈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是不是也不想再找个爸爸？”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大声说：“是你想找个老公，不是我想找个爸爸。”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妈妈惊呆了，有那么一阵，她的眼神定在了那里，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显得局促不安。我感觉自己闯了祸，偷偷地跑开了。

入秋的时候，外婆来我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她在跟妈妈交待一些事情，每次都神神秘秘。我有一次听到了她说的一句话，她说岁月不饶人，女人没几年就老了。发现我在偷听，她说话的声音迅速小下去，两个人把嗓门压到了最低，我从她们说话的语速里可以看出来，两个人争论有点激烈。

妈妈回娘家的次数也变多了，爸爸在的时候，她大概一年回两趟，一趟在中秋节，一趟在春节。外婆家其实不远，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妈妈回去总趁着我上学的时候，吃完午饭出门，傍晚就回来，我猜测她相亲去了。有好几次，我一直在门槛上坐到天黑，她才急匆匆地赶回来，然后心急火燎地烧晚饭，从菜的味道里我能感觉出来，她有点心不在焉，常常忘了放盐。

终于在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她带回了一个中年男人。那个中年男人拎着一只公文包，我猜他可能是跑采购的。他穿着一件白衬衣，为了掩盖他发福的身体，白衬衣没有塞到裤子里，那件衣服估计他睡觉的时候也穿，后背上有一条熨不平的褶皱。他有一头黑得很浓密的头发，在头发的映衬下，脸色白里透红，却又臃肿不堪。

爸爸没了以后，对家里来的每一个男人我都很警惕，他看见我，冲我难为情地笑了一下，然后问我妈妈：“这是阿华吧？这么高了！”说着他想来摸我的头，我避到了一旁。

我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我不认识你！”

妈妈开始呵斥我，说我不懂礼貌。为了掩盖做贼心虚，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了几个橘子，塞到了我手里，我拿着橘子，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们放到了桌子上。这个过程，妈妈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知道她在看我，但我不敢抬起头来跟她对视。显然我没有把橘子收下，让她有些伤心。

妈妈忧愁地看着我，跟那个男人说，“怎么把他养大？他还这么小！”妈妈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她的表情好像很厌恶我，这让我很难受。

“总会有办法的，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们母子。”他那张白里透红的脸抖了一下。

我听着那句话，觉得有些恶心，冲长板凳的腿踢了一脚，发出了很响的声音，妈妈想打我，却被他拦住了，他笑得很尴尬，说：“小孩子嘛，总有淘气的时候。”

我随即顶了他一句：“谁是小孩！”显然我的反应让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被一个小孩顶撞，他又感到脸上有点挂不住，却又不能真生气，他站在窗户前，装作看窗外的风景，那模样滑稽极了。这时候，妈妈到处找竹条，她准备狠狠地收拾我。我看到那个男人也没有要劝架的意思，过了一阵，他失望地叹了声气，然后跟我妈妈说：“我走了。”

妈妈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他身上，她连声道歉，说我都是她宠坏的，让他喝口茶再走。

那个男人已经把公文包拎在了手上，他说下次吧。说话的时候眼眶红通通的，仿佛快哭了。他匆匆忙忙地走了，妈妈一直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

他走路有点松松垮垮，简直难看极了。

他肯定有一个白乎乎、软绵绵的肚子。我咬牙切齿地想着。

妈妈回到屋子里，我抓起桌上的几个橘子，把它扔出了门外，妈妈飞扑上去，捡了回来，她说：“你怎么能这样？”

我涨红了脸说：“不稀罕，他喜欢你。”

妈妈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她的脸火烧火燎了起来，默默地把橘子捧进了里屋。我在外面待了一阵，进去的时候发现妈妈正在剥他送来的橘子。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说：“你有点骨气好不好？”妈妈竟然轻易地被我说哭了。

这个男人前后进三七市不过一刻钟时间，但三七市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笑嘻嘻地问我：“你妈妈给你找了个新爸爸啦？”我冲他们怒目而视，他们仍旧很开心，继续问我：“他是干什么的呀？”我攥紧了拳头，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但一个小孩的拳头太小了，他们谁都不放在眼里。

“别说了，别说了，再说他要哭了。”我真的就哭了，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忍也忍不住。

我大伯出来了，之前取笑我的人眨眼间全散了，有几个还留在附近，装作跟自己无关的样子。大伯问我：“有人来过了？”我点点头。

“让你喊爸爸了吗？”我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你把他赶走了？”我又点点头。

“做得好！”大伯搂了我一下，然后说，“记住！你爸爸只有一个，他已经死了！”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泪水糊住了整个眼眶，一个水汪汪的世界。

之后，穿白衬衣的那个人大概知道了难度，再也没有来过。那段时间，妈妈特别容易哭，比如给我纳鞋底的时候，针扎到指头，她也会哭。我知道那是一种脆弱的心理，只要有这种心理，她早晚还得再给我找一个“爸爸”。

外婆又过来催她，意思是趁着我年纪小，赶紧找一个，不然等我长大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妈妈看着我，她感到了为难，她觉得如果她改嫁了，而弄得我们母子不和，这有些得不偿失。

晚上，妈妈吃完饭后，没有立刻收拾碗筷，她跟我说，有事情要跟我谈谈。一下子那么严肃，让我有些意外，虽然我已经猜到了她还是找对象的那点事。

她说：“你爸爸在的时候，妈妈不工作，这日子也过惯了，现在他没了，再这样下去，家里生活成困难了。”

我迫不及待地说：“吃得差点没关系，我能忍受。”

“如果妈妈再嫁人，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妈妈低着头，自顾自地说着，她大概把这句话藏在心里很久了，我能感受到它从妈妈嘴里说出来有一股力量。妈妈语气转而软了下来，她说，“当然他首先得对你好，能让你接受，你看不上眼，妈妈也不要！”

妈妈的话听起来像在讨好我，有一股央求的味道，我准备好回击她的话都堵在了喉咙口。妈妈继续说：“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你应该早一点考虑起来，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做爸爸？”

“我爸爸已经死了。”我说完这句话，感到莫大的委屈，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当然他代替不了你亲爸爸，如果要选择，又不得不选，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人？”妈妈十分耐心地讲着。

“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个人，我们也可以生活。”我站在妈妈跟前，因为难受，把衣角一圈圈地折了起来，死死地捏在手里。透过门框，我看到爸爸用过的渔网堆在门前的柴垛上，长时间没用，渔网已经干透，从青绿色变成了草灰色。“荤菜没有，我可以出去捕鱼。”

妈妈似乎因为我的固执有点生气了，但她没发脾气，她继续耐心地跟我讲：“你还小，许多问题你还不懂！家里有很多重活，比如挑谷担，妈妈根本挑不动，需要有个像爸爸那样的男人来做。”

我本来想说可以让大伯来帮忙，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这么说会让妈妈生气的。妈妈看我不说话，她趁热打铁地说：“妈妈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怕把爸爸忘了，放心！这个屋的主人永远是你爸爸，我们把你爸爸的照片一直挂在这个屋的墙壁上。”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爸爸，那是他参军时拍的照片，跟我印象中那个每天清晨开着拖拉机运石灰的爸爸并不很像。他退伍回来后，也没正正经经地拍过照片，大概就是这张照片惹的。在最好的年华面前，人就活得越来越潦草，直至不修边幅，胡须满面。

妈妈一直在旁边热切地等待着我的回应，我看着她说：“是不是我不答应，你会不要我？”

妈妈呆了一下，她缓过神来，突然一把把我搂进了她怀里，她哭了，她说：“不会的，妈妈宁可不嫁人，也不能不要你！”

也很奇怪，妈妈让了步以后，我心里反而没那么排斥那件事了。我安慰她说：“让我再想想，说不定再过些日子，我会同意。不要穿白衬衫的，也不要拎公文包，还不许是个白胖子。”

妈妈被我说笑了，她说：“那个人不会来了。”

那之后，夏天就来了，那年的夏天跟以往有些不同，一连二十多天的红太阳把大地烤成了一块一块规规则则的豆腐干。我恨不得每天都泡在水里，暑假也没别的事，我一直在水库边钓河虾。有一天回家我看到了久违的奎叔，他是我爸爸生前的好友，以前常来我家，爸爸过世后，他不太来了，大概觉得跟妈妈这样一个女人没什么好谈的。

那天进家门的时候，我看见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八仙桌前喝茶，那架势跟以前不太一样，爸爸在的时候，他常常躺在我们睡午觉的竹榻上，有时候穿一条灯笼裤，拖一双拖鞋，用一只手支起脑袋，像个醉罗汉。那天，他的脸色很严肃，妈妈则坐在另一侧，脸红得很厉害，她也把茶杯放在桌子上，不停地喝茶，拿茶杯的手还微微有些颤抖，仿佛有一种惊慌的劲头还没有缓过去。

我喊了一声奎叔，他只朝我看了一眼，没有从跟我妈妈谈话的语境中脱离出来的意思。我听到他跟妈妈说：“阿发没了还不到一年，你就带回一个男人，这让他有了想法。”

妈妈争辩道：“又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他只来了一下就走了，什么事都没有。”

“别人不这么看，以为你没了男人就过不了日子了，这话说出来不好听，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看到妈妈抹了抹眼角，她说：“阿发没了，他们谁都想欺负我，连阿发的丧葬费都没让我经手。”

“你现在就别为钱的事去争执了，越想钱，人家越觉得你有问题。存在儿子名下不好吗？做父母的哪个不为孩子考虑的？”

妈妈不再说什么，奎叔后来就站起来要走了，临走的时候，妈妈感激起他来，说：“今天多亏了你，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奎叔摆摆手，意思叫我妈妈别多说了，他走到门口，突然有些伤感起来，说：“要是阿发还在，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家里少个男人总是不行的。”

我渐渐听出点门道来，好像是妈妈被人欺负了，奎叔救了她。

妈妈听了奎叔的那句话，仿佛有些感动，她送到了门口，站住了脚步说：“有空多来串门，阿发不在了，我也把你当自家兄弟。”

如果在以前，我肯定会对妈妈的这句话有所警觉的，爸爸过世后，她跟别的男人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在脑子里转一遍，唯有这次，我觉得很自然。

我问妈妈是不是发生了难堪的事，是奎叔救了她，她很吃惊，她说她低估了我的理解能力，以后不能再把我当孩子看待了。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动了心思，我想如果以后妈妈要找对象，最好是找奎叔这样的人。我把这个念头埋在了心里。

妈妈说：“你爸爸离开得太突然了，有些事情都来不及交代，只能我们自己张罗。你奎叔是个好人，可惜他也很不幸。”

妈妈指的是奎叔的老婆是个弱智女人，据说当初生女儿的时候，她把女儿生在了马桶里，差一点淹死。是奎叔看出了苗头，问她在干吗，她说上厕所，奎叔看她神情不对，一把把她拉开马桶，果然婴儿掉在了马桶里。

在这样的家庭里，奎叔总要付出得比常人多，但这事不能拿出去跟人说，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忍受。好在老天有眼，他的女儿长得像他，异常乖巧，三七市的人们都很喜欢她。

妈妈问我在想什么，我这才发觉自己出神了，我说没什么，让她把欺负她的人告诉我。妈妈瞪大了惊恐的眼睛说：“干吗？小孩子不该掺和大人的事。”

“你告诉我他是谁。”

“告诉你有什么用呢？再说你奎叔赶到得很及时，冲进门来，那个人什么也没做，一看形势不妙，就走了。”

“他是谁？”

“你知道了没什么好处的，我们孤儿寡母吃点哑巴亏就算过去了。”

“我现在打不过他，等我大了，他老了，吓也吓死他。”

妈妈似乎为我有些自豪，但她又感到了不安，她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念头？妈妈知道你是个小大人了，有这份心就好了，我们不该为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

这之后，奎叔经常来我家，他不光人来，还提着东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老是拎着一条鲤鱼来，好像他在某个地方藏了一大池塘的鲤鱼，想起来的时候就捞一条过来，那些鲤鱼在他手上的时候，被一根稻草穿过腮帮，好像死了，但往地上一放，它又活蹦乱跳了起来。我经常吵着让他带我一起去捕鱼，他总是笑笑。

妈妈从此也没跟我提起找对象的事，我估计她心里的位置被奎叔给占了。每次奎叔来的时候，妈妈总是忙前忙后，只要奎叔留下来吃饭，她脸上会散发出一层若有若无的光彩。

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撞见了他们。门是虚掩着的，屋子里很安静，就在我放下书包的时候，我听到了屋里的动静。

“她知道你来我家吗？”是妈妈的声音。

“不知道。”奎叔的声音。

“我不求别的，只要你对我好，对阿华好，没有名份也没关系。”

奎叔沉默。然后是热火朝天的亲嘴声。

“别……”

“怎么了？”

“我觉得阿发在墙上看着我们。”

“我不管，谁叫你对我们母子好。”

“这样太对不起阿发了，我有障碍……”

然后，里屋里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声响，像两头大野兽扭打了起来。

我从屋里退了出来，出门的时候，又把门悄悄地掩上了。我东逛逛西逛逛，一直逛到了三七市的边上，大伯从田里回来了，他看见我说：“这么晚了还不回家？”我说：“马上就回去。”大伯又嘀咕了一句：“怕是有家不能回了吧？”就这一句话，我突然对大伯厌恶起来。

三七市到处都是这样的恶毒言语，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嘲讽。只要有我在的场合，远处走来一个陌生男人，他们就会冲我喊：“阿华，那是你爸爸吗？”农忙的时候，去隔壁的稻田借几把镰刀，有人会笑嘻嘻地把镰刀抓在手上，故意不给我，然后跟我说：“叫一声爸爸！”

我来到了三七市的大门下，不禁又回忆起爸爸背着我在马路上行走的场景，他问我：“你看看，三七市到了没？”我看到了那扇大门，那扇大门就立在村口，每一个进入三七市的人都必须从它底下走过。我现在知道了，它叫贞节牌坊，在那里立了几百年了。站在耸立着的大门下面，我仿佛感到自己成了一只蚂蚁，可是我很想从它的石基下咬下一块，看着它轰然倒地。

（刊于《江南》2016年第1期）

风景如画

什么时候来三七市？我带你到画中去！

我记不清这是浩明第几次跟我说了，类似的话，他说了无数遍，每说一次，我就感觉亏欠了他一份人情。大学毕业以后，我回了西北老家，他回了江南，眼下已经是毕业后的第十二个年头了，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大学时，我睡上铺，他睡下铺，叠罗汉似地一起住了四年，这份感情每次想起来都让我觉得弥足珍贵。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互联网刚刚兴起，我们经常在网上视频聊天。大夏天浩明光着膀子，像只蛤蟆一样伏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偶尔有家里人从他身后走过，他也不回头，跟他说事，他只转动眼珠子，说几句比英文还难懂的方言，印象中从未从视频中离身过。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厌倦了开视频。过了那么多年，他的模样也变得模糊起来，我想我们彼此的变化都可能有些大，但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发张照片看看。两个男人，说这话总感觉太别扭，网上要照片看，大多是冲异性去的。

直到近些年，我们加了对方的微信后，才证实了我的想法，浩明的体型跟我一样，大了一倍。他还在微信里取笑我，因为他女儿经常叫他胖子，他把我的照片翻出来给他女儿看，并告诉他女儿，这才是大胖子，而他只是中胖子。

因为遥远，他经常拍一些江南的风景照给我看。我说三七市真是个好地方，跟山水画一样美。于是他想起来了，就跟我说一句：带你到画中去。

去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走，对我来说需要足够的勇气，我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去江南，最好的方式是因公出差，顺道还可以看望浩明，但我的职业限制了我，我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会计，整天埋没在各种各样的报表中。

最终促使我去江南的理由是母亲得了肺病，医生说跟雾霾有关，有条件多带她到空气好的地方走走，最好是江南，那里空气湿润，适合病人休养。我立刻就想到了浩明。

浩明在电话中又感动到了我，他几乎把我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他说让我母亲到他那里长住，我们先送她过去，之后我们可以先回去。我了解我母亲，她自己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但让她无端地麻烦别人，她接受不了。

去三七市之前，我跟我爱人商量了很久，她觉得长住也不现实，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请个长假，一起陪母亲去住一阵，然后再听她意见，她要愿意留下来就多住一阵，她要不愿意就一起回来。

我问了母亲，是喜欢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我母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火车。我猜她可能是克服不了心理障碍，没坐过飞机的人都怕坐飞机。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有火车情结。她年轻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坐过火车是搞全国大串联，燃烧着青春的激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去三七市的火车还是红皮火车，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这种火车是铁路客运的主力，开起来比绿皮火车快一点，但远远赶不上高铁的速度。我订了三张长途卧铺票，一共需要二十多个小时，其中一大半是在夜晚。

我们上了车就闻到了一股空调味，还夹杂着烟草残留的味道，母亲突然咳嗽了起来。她一咳嗽，我们全都心惊肉跳。好在不久之后，她适应了车厢里的气味，咳嗽平复了下来。咳嗽一停，她的话就开始了。她说，抽烟真不是件好事，你们爹还一天三包，应该他得肺病。说到这里，母亲突然感觉到不妥，她话锋一转，说到了我，说我最终还是像她比较多，我爹身上的陋习太多了，比如不爱洗脚，指甲长了也不剪，衣服一大堆就认一件穿。

她说的全是生活中细碎的事，我想为什么晚辈会嫌长辈唠叨，这大概也是其中的原因。

我母亲最引以为豪的是我不抽烟不喝酒，几个老太太在一起，我经常听她这么夸我。事实上，我不喝酒，但抽烟。抽烟是从我读大学时开始的，那时候纯粹好玩，跟浩明几个同窗，凑起钱来买一包烟，然后大家均分了抽。

为什么要买烟抽呢？是从我们军训开始的，带我们的教官其实也是一个学生，他在武警指挥学院读大三。训练中途休息的间隙，他跟我们一起吹牛，说部队里最多的是脏话和香烟，脏话我们能理解，香烟仿佛是天生应该伴随军人的，几乎每个战争大片里都有大兵抽烟的镜头。他说他们几个战友合伙凑钱买香烟，为躲避指导员的检查，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头抽烟。他弹了弹手中的烟灰，看一眼远处监督的指导员，呵呵一笑说，放心，他看不到！一百五十米开外，在黑夜里也看不到烟头。

我觉得我们想抽烟是从他的一句话开始的，他说，他们一般三个人买一包烟，最多四个，买了烟之后均分，然后一口气抽完，抽不完谁也别想走。那时候，觉得这句话太男人味，侵入到我们心里的角角落落，军训结束后，我们也开始学样。

在学校里抽烟，我们当然不会让家里人知道，工作了以后，我其实有机会让家里人知道我也抽烟。那时候，我身上也带包烟，见着人就拿出来分。我记得第一次分给父亲香烟，他怔了一下，然后接了，大概意识到我终于成人了。而我父亲很狡猾，他有几次下意识地递给我香烟，我差点接过来点上，心一虚才拒绝了，过后我才觉察到父亲在试探我。他自己抽烟，但不赞同我抽烟。他说香烟这玩意，能不抽还是不抽好。

这一耽搁，机会就丧失了。后来我母亲带着我去提亲，亲家坐一起，话题就落到了我身上，我母亲跟我丈母娘说，我最大的优点是本分老实，平时也没什么不良嗜好，抽烟喝酒样样不会。我丈母娘很认同，她们说到年轻人抽烟喝酒，观点出奇的一致，认为不抽烟不喝酒就是一个靠谱的后生。

所以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在我两个妈妈面前抽过烟。我爱人是知道我抽烟的，但她不是一个嘴快的人，一拖两拖，竟然帮着我一起隐瞒了这么久。我想我们是有共同的感受，已经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就得硬着头皮守下去，因为她们之前已经认定我不抽烟，如果现在告诉她们实际上我是抽烟的，她们会非常失望，而且会想得更多。何况我母亲又得了这样的病，更不能让她胡思乱想，为我担忧。

每当母亲说起我不抽烟的时候，我爱人总要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在火车上，母亲又一次说到了我不抽烟，她说我这一点像她。我们都笑了，我只能像两个人，父亲这么爱抽烟，母亲就理所当然地觉得像她。

火车一路往南方跑，中途我接到了浩明的电话，他再次确认我到站的时间，因为在凌晨五点多，他怕接车误点，特意去买了一口闹钟。他在电话里说，那闹钟响起来跟学校的电铃一样，凑近了，听得脑袋要炸。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感受，浩明本来就跟我不分彼此。这种麻烦人家就亏欠的感觉是从我工作后开始的，我习惯性地会跟人说谢谢。对浩明我也说过一次谢谢，确定要去三七市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说，放心吧，到三七市把你们都交给我就行了。我说了句谢谢，让他很生气。所以，他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都很注意，防止那句已经成口头禅的“谢谢”会从嘴巴里溜出来。

我把情况跟母亲一说，母亲就皱起了眉头，她说下了火车后，马上去订旅馆，不能因为是同学，就无所顾忌地麻烦人家，人家也有家庭，也要工作，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陪着我们。我爱人也觉得母亲说得有道理，浩明对她们来说是外人，这么想也正常，但我觉得到时候看情况再定，如果太见外，浩明也会有想法，这中间需要一个度。

没想到一下火车，麻烦就开始了。出站后是一个广场，我远远地认出了浩明，他站在一个喷泉水池的旁边，起初他还没从密集的人流里发现我们，站在那里有些茫然，我冲他挥手，跟着大叫了一声，他就笑了，一路小跑上来替我们拎行李。

紧接着，他跟我母亲和爱人打招呼，大概因为我的关系，他很快卸去了初次见面的陌生感。在他弯下腰提行李箱的时候，我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刚好撞上了他打量我的目光，一瞬间，我们都觉得有些许尴尬。

母亲示意我们慢点走，她好像有点犯晕了。我们在喷泉水池边停了下来，浩明问是不是晕车了。我母亲说可能有点，她坐什么车都晕，火车是症状最轻的。我有点疑惑，说在车上不是好好的吗？我母亲白了我一眼说，车上都忍着。

浩明在一旁圆场说，一般晕车都是下了车以后会严重一点，透透气，不着急。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香烟，递了一支给我。

我承认，那一瞬间很尴尬。一句话都没说，也说不出口，我就把香烟挡了回去。浩明不相信似的看着我说，你以前不是抽烟的吗？我站在那里，心里开始慌乱。

我母亲大概也有一瞬间产生了怀疑，不过她马上回过神来，跟浩明解释说，他是不抽烟的，这点我知道。浩明就把烟收了回去，因为我不抽，他也有点不好意思，本来想自己点一支，放到嘴边，又装回了盒子。

我看到那个喷泉水池旁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池水有电，严禁嬉水”。可我看到水池里有几尾红色的小金鱼自在地游来游去。

上了浩明的车，一路开出了很远。浩明跟我们说，他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山庄里，那里空气很好，水也很好，吃的是农家菜。他扭头跟我说，就是你说的画。我看到窗外果然满目叠翠，植被覆盖了整个山丘，就剩下一条黑蛇似的柏油马路裸露在外。

江南跟西北完全不一样，这种陌生感造成的新奇让我母亲和爱人都有点忘乎所以。母亲说，这真是个好地方，感觉空气都是甜丝丝的。浩明紧接着告诉她，让她多住些日子，等身体好了再回老家。

母亲开始客套，坚持费用要我们自己来。浩明说，阿姨，您别见外了，你们千里迢迢来这里，还要你们自己安排，就是看不起我，我跟马良是最好的兄弟，就差我不是您亲生的了。浩明这么一说，我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心里还是过意不去。我安慰母亲说，没关系，浩明去西北，我也会这么招待他的。浩明笑起来，他说，西北我一直想去，你在那里，我迟早会去的。

安排了我母亲和爱人在山庄住下，我和浩明来到了宾馆的大堂，他再次把香烟递给了我，那一刻，我很矛盾，到底该不该接呢？我怕接了之后，往后的几天，浩明在母亲面前又给我递香烟，我横下心说，真不抽了，已经很多年不抽了。

浩明问我，那是你自己的妈还是丈母娘？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感觉受到了些许委屈，我说，是我妈。浩明蛮不在乎地说，自己妈妈，有什么关系？抽一支抽一支。

我最终还是坚决地拒绝了。为了让浩明信服，我还编了一个不动声色的谎言。我说，本来是抽的，前几年，单位组织体检，拍片出来肺里有小结节，虽然没什么事，但医生说最好别抽。还有，一到天凉下来，或者感冒，我就咳得停不下来，感觉再咳下去，身体会散架成一堆零件。最终促使我下决心不抽烟的是单位一个老同事被检查出了肺癌，他也是多年的老烟鬼，身边有活生生的例子，心理威慑力一下子就放大了。

浩明笑了起来，他说，不抽烟对身体肯定有好处，人到中年了，也该考虑保养了。

我看他烟瘾很大，一支烟点着，几口就吸完了，喷出的烟弥漫了很大一片面积，在烟雾缭绕中，我们聊着各自的生活。我不知道浩明是不是跟我一样，暗自猜测着十二年对一个人的改变。十二年，我们日子过得差不多，都属于波澜不惊，但这么长时间了，我碰到的还是当年那个浩明吗？年轻时的肆无忌惮肯定要有所收敛的。

浩明告诉我，下午他爱人会过来，到时候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我说，十二年了，变化还是有的，从当初两个单身汉，变成了两个家庭，各自多出了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

浩明说，婚总是要结的，我这个老婆长得不好看，当初是她追的我，我也没怎么考虑，就结婚了，不过她人很好，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本来我打算让你们住家里，还是她考虑得周全，她说养病环境要好，于是就订了这里。过两天，我接你们去家里做客。

我们去的那段日子，浩明其实在上班，为了陪我们，他也从单位请了年休假，每天白天都全程陪着我们。这样让我母亲和爱人心里特别不安，她们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让他回去上班，我们自己玩。我也跟浩明说了类似的想法，浩明不同意，他说假已经请了，再回去也是闲着，让我们不要有顾虑。

他带着我们走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山水间穿行。我母亲告诉我，她感觉身体恢复得不错，这让我很高兴。只是有一件事我低估了，那就是我停了三天香烟之后，突然非常想抽根香烟。

那天中午，我们在一个叫牡丹园的农家乐餐馆吃饭，那是一个破败得有些荒凉的地方，里面一长溜的石头屋子，爬山虎爬满了墙壁和天花板。浩明跟我们介绍说，这里本来是一个企业老总经营的，他的企业破产了，人也不知去向，这里的老板刚刚接手过来，平时只接受预约订餐，不对外开放。

大概是没有经验的缘故，这里的餐厅服务显得很业余。吃饭的地方到处都是蚊子，让服务员上一盘蚊香，迟迟不见踪影。我拉开窗户，吓了一跳，窗户的夹缝里爬满了黑压压的小黑虫。

服务员找来了一罐杀虫剂，他对着窗户喷了一通，满屋子都是杀虫剂的味道，我母亲和爱人都去了屋子外面。她们一出去，我也都从屋子里出来了，浩明正在餐厅前台点菜，看到我们，他低声跟我解释，餐厅雇的都是当地的农民，做菜的速度很慢。我说没事，反正还不饿，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我一个人去了那一长溜的石头屋，石头屋的前面是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我看到里面剩了些死水，只有漫过脚背的量，日复一日地经受着太阳的晒烤，蒸发之后，水的边沿结了一层岩石风化般的污垢。

石头屋的里面是两个换衣间，一间男的，一间女的，久未有人来，显得破败不堪。再往里走，就是一排空屋，地上的泥沙积起了一层，走上去有点松软的感觉。

我回头看了一下，只有我一个人，遥远的地方传来人声，听上去挺陌生的。我突然摸到了口袋中的那盒香烟，手心里竟然冒汗了。我走到了角落里，点了一支香烟，大概是三天没抽的缘故，抽了两口，感觉到有点头晕。

抽烟的过程中，我一直竖起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说实话，我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宁静的氛围，心跳声大得像面鼓。

有脚步声过来，我赶紧掐灭了香烟，从屋子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穿着雨靴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他好奇地看着我，大概想问我，一个人跑到偏僻角落来干吗，又觉得是陌生人，终究没好意思问。他从我跟前走过，去了屋子后面，不一会，手上拎了一只鸭子回来。我才反应过来，他是餐厅的工作人员，在给我们准备食材。

我看他走远，又返身进了石头屋，屋子里的空气不流通，我刚才抽过的烟味还在，换了一间，继续点上，这次柔和了很多，不再感到头晕。

我万万没想到，浩明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了门口，透过拆了窗户的墙，他先呵呵地笑了一声说，原来你真在这里啊。我的香烟就掉到了地上，我快步迎了出去，想把他挡在门外，但他已经一脚跨了进来。他看到了掉在地上的香烟，我已经忘记把它踩在脚下了。

那情形我终身难忘，我看到浩明的脸上表情诡异，他眯了眯眼睛，侧过身去，大概想往外走，突然又记起是来叫我吃饭的，停下来，又折返回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吃饭去，吃饭去。我感到肩膀沉了一下，那时候，我想解释，可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回去的路上，浩明一句话也没说，我也一句话没说。我始终在想，浩明这时候是不是琢磨着，我为什么要隐瞒抽烟这件事？同学之间，最好的兄弟之间，有什么不能坦白的呢？我已经一再地声明自己不抽烟了，这么做不是很虚伪吗？

十多年的兄弟可能要完结了，这让我懊恼不已。快进餐厅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浩明向前走了几步，也停了下来，他很不解地看着我。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浩明问我有什么事，我摇摇头说，没事了。

那顿饭吃得如此漫长，期间我如坐针毡，没有主动跟浩明讲一句话。浩明只在上菜的时候介绍一下菜，比如一条通体金黄的锦鲤，他说是养在当地的水稻田里的，长得特别快，水稻也因为锦鲤搅浑水田，营养吸收充分而特别高产。

让我惊讶的是母亲后来不停地在抱怨服务员的态度，换在平时，她不是这样的人。浩明却一如既往的耐心，跟她解释，这里他也第一次来，如果早知道是这样，他也不会带我们来。

吃完饭后回山庄，母亲告诉我她想回去了，这几乎救了我一命。我说好啊，母亲说她感觉出来了，我和浩明之间有一个人出了问题。我装作不知道，说没有啊。母亲说不用骗她，她看出来了。她说不管怎么样，浩明是一个好心肠的同学，这样的同学值得交往一辈子。

我的心一下子被击中，鼻子一酸，我暗想天哪！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我背过身去，快步地走出了母亲的房间。这哭的感觉让我觉得有些丢脸，但我确实忍不住了。

再回去，母亲已经让我爱人开始收拾行李了，她吩咐我去趟超市，买点零食和饮料，可以缓解旅途的无聊。

我出门前，问了前台的服务员哪里有超市，她说出门右转两百米有一家。

那是一家简陋的超市，进门的时候，我看到超市的老板娘正趴在收银台上睡午觉，丝毫没有觉察有人进了她的超市。我在货架前徘徊，里面的东西像放了很久，上面积了层薄薄的灰，我一下子丧失了购买的欲望，最后停在了一个冰箱前，里面塞满了饮料，颜色花得杂乱无章，我想从里面挑一款冰红茶，康师傅牌子的，最好饮料微微地有些冰花，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心慌得厉害。

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中年女人闯了进来，她横在我和冰箱之间，先我一步拉开了冰箱的玻璃门，我看到了她后背上印出的汗渍，沿着内衣的轮廓显得斑斑点点。她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随手又拿了两罐纸盒装的酸奶，因为手里东西太多，那两罐酸奶失手掉到了地上，包装裂了。她从地上捡起酸奶，没有看我，但我相信她知道我目睹了整个过程，她显得有些为难，就在犹豫要不要买走的时候，她发现溢出的酸奶沾到了她的手指，她发出了嫌弃的声音，果断地把酸奶放回了冰箱原来的位置。

她飞速地又抓了两罐新的，冲到了收银台前，这时候，老板娘终于醒了，她揉了揉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柜台的货物上，收银的过程中，老板娘发现超市里还有一个人在，她仿佛有些惊讶，不时地朝我这边张望。

我看着那个穿粉红色连衣裙的中年女人从门口走了出去，心里暗暗地有了一些焦急。我仿佛才反应过来，该不该把看到的一切说出去？纠结持续了数秒，那个女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后，我就决定不说了。

我拉开了冰箱的玻璃门，冰红茶拿在手上并不觉得冰，如果没那件事发生，我可能还会再挑一下，里面摆了一摞，但现在我失去了那个兴趣，拿着那瓶饮料就到收银台结账。

从超市出来，我跟浩明打了电话，电话一直响了好几声，接通的时候，他“喂”地一声，声音听上去很沙哑。我说我们要回去了，他仿佛料到我是跟他去道别的，沉默了数秒之后，他说，那我送送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明天就走。

第二天，浩明来送我们，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月台，临上火车的一刻，他把一只黑色的包裹塞到了我手里，我想还回去，列车检票员催着我们上火车，说火车快开了。我只好回头跟他说，快点来西北，我带你去看沙漠。

我又看到了浩明红通通的眼神，像牛的眼神，善良，又有点让人心疼。

那只包裹里放了一些海鲜干货，还有一条香烟！

看到香烟的时候，我母亲叫了起来，她说你同学怎么知道你爹抽烟的？我只好说这是我跟他说的。母亲又开始了喋喋不休的唠叨，她说，你这同学太通人情世故，天底下，这样的后生很少。

回西北后，我把香烟给了父亲，交给父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被香烟熏黄的手指，他很高兴，咧嘴一笑，牙齿也是全黑的。从那一刻开始，我下定决心，开始戒烟。

（刊于《作品》2016年第4期）

告密

十岁那年，我不得不离开村子去镇上。用我爸爸的话说是，学校到顶了，我的头皮已碰到天花板了。

我的一二年级，包括学前的幼儿班都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完成的，老师也只有一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代课教师，村里除了她家里人，其他人都叫她老师。教室里的一块黑板被划成三部分，上完幼儿班的课，接着上一年级的课，最后轮到二年级，依次填满内容，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幼儿听高年级的课，当然，高年级的人也被迫不停地温习幼儿园的知识。

我们一个学龄段大约六七个人，照理说我是可以跳级的，只是那时候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让我完成跳级。我每次都考一百分，考得老师也有点心慌，她总在找各种理由说我骄傲自满，其实我没有。

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从这个学校毕业，毕业典礼开完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捉泥鳅，老师叫住了我，她看着我，叮嘱我不要给她丢脸。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红着脸站着。她仿佛有很多话想交代我，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长长的暑假结束以后，我们去了镇上的小学。那学校真大，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童年的第一次忧愁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学校报完名回来，爸爸告诉我，那也是他读过的小学，以前是个庙，在那里他完成了这辈子所有的学业。

他还问我某某老师在不在，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人。爸爸说，他头发雪白，面色通红。我还是没有任何印象，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可能去关注某个老师，除非是自己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姓邱，是个小伙子，据说刚刚从师范毕业。对于这么年轻的老师，妈妈显得很担忧，她说老师很要紧，没有经验，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事实上，妈妈的担忧是多余的，第一次单元测验，我又考了满分，而且是班级里唯一的满分，这让邱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他认为，像我们这些从村小上去的学生，大多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可能跟不上原来就在那里读书的孩子，但我是个例外。

唯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普通话，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我同村的小伙伴都被我们原来的老师教出了浓厚的方言口音。我记得在邱老师的语文课上，他喊我起来造句，我把“爸爸妈妈”的发音说成了台湾口音，惹得整个班级哄堂大笑。

那是我觉得非常丢脸的事，尤其是坐在我背后的国光，他后来经常把我独特的口音挂在嘴边，用来取悦班级里的漂亮女生。

那以后，我变得不太爱说话。

爸爸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经常问我一些关于学校的事。那时候，我理解不了爸爸的世界，我觉得大人的世界是比较难懂的。妈妈说我爸爸曾经跟谁谁谁好得穿一条裤子，但在我眼里，爸爸就是一个人，没什么朋友，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十里路以外的石灰厂上班，然后一身灰尘地回来，灰头土脸的日子让他几乎不跟别的人说话。爸爸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自己村里，我看他们见面也不怎么聊天。

曾经为这事，我质疑过妈妈，妈妈只说了一句，那个人结婚的时候，所有的重家具都是你爸爸一个人替他扛回家的。这还是没能打消我的疑虑，倒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在那个人结婚前，爸爸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结完婚后，两个人就成了陌路人。

随着对学校的慢慢熟悉，我果真看到了爸爸所说的那个头发雪白的老师，他已经不教书了，在教务处工作，看上去像个元老。爸爸跟我说，那是他的老师，头发年轻的时候就雪白了，不是病，是品种的关系，他好酒，红润的脸色是长年喝酒喝出来的。爸爸还跟我说，如果有机会，让我告诉他，爸爸是谁，他肯定还记得。

我想爸爸说这些话可能是想让“白头”老师在学校格外照顾我一点。只是按我的个性，是不会主动去跟一个陌生老师接触的。

在学校里，说来也奇怪，我们村一共去了六个人，被均分在两个班里，到了一个新环境，原来的友谊仿佛都被抛到了一边，平时在其他同学面前，谁都不主动地跟对方打招呼。仿佛被同学看出我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国光虽然取笑过我，但他跟我的关系却比我跟其他人都好。学口音那件事，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一个人，他遇见谁都取笑，不管你生不生气，他自己会很快忘了这件事，没心没肺地跟你聊天。他好吹牛，早自修之前、每堂课的休息间隙，就听他在那里高声大气地说话，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先哈哈大笑，笑声缭绕在教室密闭的空间里，热气腾腾，需要很久才能散去。

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讲笑话，很多段子都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他成绩很差，这方面却禀赋惊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比如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挖苦他的智商，一下课，他就把这事丢到了一边，拿数学老师开涮。

他拍拍我肩膀说，跟你说件事。我只侧过头，他感觉不过瘾，对我使劲招手，你转过来坐呐，这事不能让别人听到。我转过去，他眼珠子一转，开始编故事。他说，“早上我去买油条的时候，你猜我遇见了谁？”

“谁？”

“就是刚刚给我们上课的那位，他在那里吃面条，一碗吃着，跟前还摆放着两碗，都是海碗，那么大！”他说着，双手比划出两个大圆，往跟前“咣咣”一放，自己先乐了起来，“这是猪的饭量啊！这还不算，他把早餐店里的辣椒罐拿过来，来一勺，不够！再来一勺，还不够，最后，整罐辣椒酱都倒进了面里，你猜他说什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国光已经乐不可支，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说什么？”

“吃进肚子的都是自己的，哈哈哈……”国光乐翻了自己，他一边拍打着桌子，一边笑得脸上皮肉泛红，引得周围的女生骂声连连：“神经病啊！又发神经啦！”他却越骂越癫狂，一副没完没了的样子。

我在里面充当一个无辜的可怜角色，听到后来也没有跟着笑，国光往往会问我：“你怎么不笑？不好笑吗？”我还是没觉得这有多么好笑。

那天，爸爸问我，在学校里跟谁最好。我想了一下说国光。爸爸又问我，他学习成绩好吗？我摇了摇头说，他所有的作业都是我这里抄的。爸爸也没有说什么，他又问我，那你为什么跟他好呢？我说，他会讲笑话，吹牛是他最大的本事。

爸爸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又问我国光是谁的儿子。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大人们总是这样，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到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这对我来说，都不是兴趣所在。学校里的同学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去关心对方父亲的名字，把名字赤裸裸地叫出口就认为是一种咒骂，再恶毒点的就是带上对方父亲不怎么好听的绰号，比如癞头阿三之类的。

爸爸并没有死心，他又问我，那他是不是新林村人？我说是的。

我对国光仅有的了解是他家开小店，家境在同学中算优越的。有一回，他用报纸包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牛肉来了教室，把班里的一帮同学馋坏了。我也从来没看到过牛肉，牛倒是见得多了，农忙的时候干活全靠它，但我们那里从来不杀牛，集市上也从没见过卖牛肉。

国光说，是因为他上学快迟到了，来不及吃饭，他爸爸才割了这么一块牛肉给他，让他饿了的时候吃。看到那么多咽口水的同学围着他，国光突然来了兴致，他说，谁让他打一个耳光，他就割牛肉给谁吃。

起初谁也没有发出声音，一阵静默之后，一个叫云飞的同学跳了出来，他像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举了一下手说，我来！人群推来攘去，给他挤出一条缝。他钻了进去，又说了一句：牛肉，我没吃到过。他摸了摸自己的右脸，又摸了摸自己的左脸，似乎为哪边的脸挨耳光有点犯难，最终，他伸出了左脸，牙齿咬得紧紧的，脸上的肌肉绷成了一块板，那尖嘴猴腮的模样特别逗，但我们谁都没有笑。

国光毫不犹豫，“啪”地一声打了上去，这一下，让我们看的人心里“砰砰”直跳，仿佛打在了自己脸上。云飞叫了一声说，“哇，这么痛！”他使劲地搓了搓自己的脸，然后说，“好了，牛肉可以给我了。”国光拿出削笔刀，从那块牛肉上切了薄薄的一片，云飞又叫了一声，“这么小！”

云飞过后，像头羊跳下了悬崖，别的同学纷纷跟着往下跳。这件事，幸亏没有人告诉老师，不然国光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

那次，国光破天荒地切了一片牛肉给我，跟我说，不打耳光，送你吃。惹得别的挨打的同学纷纷抗议，国光说，他手也打痛了，不想打了。那次之后，我对国光好感倍增。

说到国光家开小店，爸爸确定了国光的父亲，他言之凿凿地说，那不会有错的，他爸爸跟我当年也是同学，跟在我屁股后面甩也甩不掉。

我恍然大悟，一个地方读书，很可能世世代代都是同学关系。

爸爸又说了一句，他家全这个德性，好吹牛，吹牛能吹翻天。

我尴尬地立在那里，爸爸大概突然意识到这么说有什么不妥，也没跟我继续聊下去。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又提到了国光，他说，你那同学的妈妈很早就死了，死于车祸，还挺惨的。这句话引起了妈妈的兴趣，两个大人开始聊一些细节，完全撇开了我。那顿饭，我吃得有点心塞。

我以为爸爸问过我就算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羞愧的事。那天一上学，国光在教室门口喊住了我，他说，“你爸爸是不是跟我爸爸去说，我作业都是抄你的？”我一下怔住了。

有同学围上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默默地坐回自己的座位，脸烧得很厉害。国光很生气，他又跟别的同学诉说了一遍：“他爸爸那天去我们家店里买香烟，问我爸爸‘你儿子是不是叫国光？’我爸爸说是啊，他还以为我在外面闯祸了，没想到他爸爸又说‘你儿子的作业都是抄我儿子的’。”

我不明白，爸爸当初为什么去跟国光的爸爸这么说，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自卑反击的做法。我们家一直比较穷，而国光家不一样，去同学家买香烟本来就有些卑微，我爸爸突然来了这么一出，拿儿子压压对方的气焰。我没法想象，当初爸爸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我看到那些同学拿眼角看我，他们围在国光的周围，什么话都没说，但这就是一种立场。如果换成一个成绩很差的同学，我猜想他们可能会当面奚落我。

接下来整天的课程，我都处于恍惚的状态。我始终觉得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背后盯着我，像一杆电焊枪，能把我背上烧出一个洞来。我不敢回头看，坐在那里，能清晰地感受到国光的愤怒，他时不时地弄出点响动来，比如把卷笔刀故意摔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又或者把脚贴在我凳子腿上，不停地抖，完了还用脚帮子一下一下地捶我的凳子。

回到家后，我挣扎了很久，终于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到国光的爸爸那里去过了？”

我爸爸迟疑了一下，然后笑笑说：“是的。”我能感觉出来，他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好了，他笑得很勉强，但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呢？

我恨死了我爸爸，但我也不能再质问下去，难道让爸爸跟我道歉吗？

过了几日，我发觉国光的反击开始变本加厉，他用家里小店的货物收买人心，让原本跟我还有交流的人都不再理我。他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告密者。

这跟汉奸差不多属于同一级别，让我羞愧不已。国光开始为我编段子，下课后，他叫上一帮同学围着他，听他吹牛。当然地点选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有时候是操场上，有时候是花坛边。我知道他们在说我，从他们的表情里能看出来，每个人都鄙夷地看着我，还轻蔑地冲我笑。

我在厕所里碰到过这样的事，国光和班里的几个同学都在那里撒尿，隔门外，就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我突然闯了进去，他们都住了口，长长一泡尿的时间里，他们谁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即便这样，我也从不争辩什么，我以为过段时间，国光态度会软下来，可他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他时常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同学放肆地大笑，以此来嘲弄我的孤立无援。

我特别厌恶上体育课。那时候，我们没有校服，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却规定我们必须统一着装，穿那种蓝白条纹的运动服。我的很多同学都有兄弟姐妹，共用一套衣服，勉强都能合身，而我和国光成了两个极端，他有一套新买的运动服，颜色鲜艳，几道白边亮得晃眼，而我家里买不起，只能到邻居上六年级的哥哥那里借，那套服装旧了不说，常常领子都是黑的，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狐臭味。

每次体育课，国光就这么带着奚落的眼神看着我，从头到尾一直很夸张地盯着看。那天，体育老师心情不好，看到我们这支“杂牌军”就来了气。他提了提我拖到地上的肥大裤腿说，你不是来上体育课的，是来唱戏的吧？

所有人都笑了，国光笑得最大声，捧着肚子蹲地上笑，差点就躺地上打滚了。那时候，羞愧的我其实在瑟瑟发抖，只是谁也没察觉出来。那堂学做广播体操的体育课，我忘了很多动作，常常比同学慢半拍，最后被体育老师揪到了边上，一直傻站到下课铃声响起。

那以后，国光嘴上还多了一个新词：贱骨头。虽然他从来没有说是在形容我，可我知道这词的出处，我们那里形容戏子，常常用这个词。国光明面上都在喊别的同学贱骨头，可在我听来非常的刺耳。

终于有一天，邱老师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那时候我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我，问我最近怎么了。我低着头不说话。

这期间，有个人从门外进来，我瞥了一眼，是我爸爸的老师。他给每个老师发了一本小小的宣传册，发到邱老师身边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想告诉他我爸爸是谁。我不明白，这算不算一种求助？那一刻，我内心非常想找一座靠山，但他发完宣传册很快又出去了。

邱老师翻了几下那本宣传册，又放下了，脸上恢复了严肃，他说：“我们把你当尖子生培养，你自己对自己要求也要严格。告诉老师，最近到底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邱老师很生气，“你以为老师不长眼睛？上课的时候，你眼神游离，昏昏欲睡，你以为我没看到吗？”

我又是一阵沉默。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

邱老师叹了声气说：“以前教你的老师前几天刚刚来过，还问我你的情况，我都不好意思跟她说。”

不知怎么的，说到以前的老师，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但我忍着没哭出声，低着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地上，不一会儿，鼻子里有了鼻涕，我没好意思去擦，只能不停地吸着，那些尴尬的声响让邱老师停住了发问。

邱老师最终拿我没办法，他放我回去前，像个慈祥的长辈。他耐心告诉我，不要为什么事分心，好好学习，把掉下的课程好好补习回去。我都答应了下来。

通过这次谈话，我恢复了一些元气，自己也暗暗地下决心，不再去管国光的事。但我小看了邱老师，他又找了语文课代表了解情况。

语文课代表是我的同桌，她平时也不太跟我讲话，却观察得很仔细，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邱老师陈述了一遍，还把国光拉拢同学孤立我的事也说了出去。于是，我看到邱老师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把国光一把拉出了座位，他随即又揪住了国光的耳朵，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把国光拎出了教室。国光一路都在“哇哇哇”地叫。

所有同学都吓住了，我看到国光离开座位的时候，还瞟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带着表演的成分，但“哇哇哇”的叫声都传到了我耳朵里，又通过耳朵落到了我内心深处，我真的有点坐立难安。

邱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很多同学都跟着跑出去看热闹，我没有从座位上起来。隔壁办公室的声音很清楚，邱老师的嗓门很大，都是雷霆一样的怒骂。

“成绩像泡狗屎！”

“抄作业你还理直气壮了！”

“拉帮结派，孤立同学，怎么教出你这样的祸害来！”

……

喋喋不休的怒骂过后，突然传来了一声轰隆声，紧接着“啪”一声，我的心跟着一紧，随后，国光哭喊着从办公室跑出来，他嚎啕大哭的声音听起来像把锥子，一下一下地扎到了我心里。从办公室出来后，他径直跑离了学校。

据看到的同学回来说，国光结结实实挨了一个耳光，至于邱老师为什么要打他耳光，是因为国光一脚碰翻了旁边的椅子。也有同学说国光是故意踢翻的，所以邱老师才发了怒，争论持续了很久。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国光的爸爸，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国光的爸爸至少会长得斯斯文文，没想到跟我们大多数人的爸爸一样，五大三粗得像门山炮，而且头发秃顶，一颗硕大的脑袋看上去很不好惹的样子。

国光领着他爸爸来学校，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我看到国光的脸肿得很明显，一边大，一边小，他像被抓了现行的小偷，在他爸爸面前畏畏缩缩地走着，好几次，他都想折返回去，被他爸爸粗大的嗓门喝斥住了。他爸爸紧跟着又喃喃道：“有我在，你怕个球，该怕的是你那混账老师！”国光一直在哭，哭得心事重重，他突然使了性子，哭喊着“我不要读书了。”他爸爸一直用脚踢他，一边追，一边踢，那模样看上去很滑稽。

那天，他们父子来了我们教室，又去了旁边的办公室，都没找到邱老师。同学们私下议论，邱老师可能躲起来了。其实那天，我很担心，我怕他们找不到邱老师，会把账算到我头上。我后来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一直趴着写作业，我能感觉到我的两条腿在微微颤抖，因为长时间盯着作业本，那些字突然变得遥远而渺小。

好在他们最终还是回去了，我记得国光的爸爸反复在嘀咕一句话：“这么大了，我都没打过他的脸！”

似乎什么都能打，就是不能打脸！我很纳闷，国光不是也打过很多同学的脸吗？我同桌翻了一下白眼说，那能一样吗？那是自己愿意上去挨的，再说都是小孩子。

我同桌虽然年纪跟我一般大，但她好像早熟，什么都懂。她还偷偷地跟我说，邱老师也是镇上的人，跟国光家虽然不熟，但很可能排起来两家还是亲戚。我很惊讶，说从来没听国光提起过啊！我同桌“吃吃”地笑了起来，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她说，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吗？路上碰到个陌生人，聊两句，发现两人原来是亲戚。

我一头雾水，分不清这是玩笑，还是真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邱老师对国光下了重手，让同学们对他多了几分忌怕，唯独我的同桌好像一点都没受到影响。可能是课代表的关系，她简直像邱老师安插在班级里的一个心腹。

我以为邱老师真的如同学们所说的那样，找个地方躲起来了，没想到当天下午，国光父子走后不久，他就来教室了。看上去，他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他给我们开了班会，讲到了国光孤立我的事，他加重了语气，“在学校里就得有学生的样子，书不好好念，作业都抄人家，这是个学生的样子吗？搞孤立同学的小动作，很多人还跟着学样，谁教你们的？”

说到激动处，邱老师还拍了讲台，震倒了粉笔盒，腾起了一小撮粉笔灰。我留意到坐在我前排的几个同学低下了头。那时候，很怪异，照理说老师替我主持了公道，我应该感到安慰，但我内心却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希望邱老师能早点结束讲话。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国光的爸爸又来了学校，这次国光没跟着来，他孤身一人，但背上多了一杆猎枪。云飞趴在窗台上最先发现了“情报”，在静悄悄的自修课上，他“嘿嘿嘿”地笑着，把大伙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看到大伙都看着他，他似乎有点难为情，指指窗外说：“国光他爸爸！”

我也坐在窗台边，看到同学如潮水般涌过来，两扇窗户边一下子挤满了脑袋，后面还有人不断地往前涌。我快被他们压得喘不过气，就让出了座位，教室门口的阳台上也挤了长长的一溜，大家显得很兴奋，说起国光的爸爸带着枪上门，脸上都带了几分嘲弄的味道。

只有我一个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很多同学都看出了我的异样，他们也知道事情闹大了跟我有关系，可是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也没有人过来安慰我。

操场上传来了动静，感觉像在放炮仗，国光他爸爸每说一句话，都要拉长声调骂一声娘。安静的办公室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随后，办公室里涌出了人群。我看到邱老师敏捷的身影，很多老师都试图拉住他，但被他挣脱了，于是大家簇拥着去了操场。

女老师们无事可做，来驱赶我们回教室。我们各自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我眼睛往楼下一瞥，看到一伙男老师组成了一支手无寸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操场中央进发。

我不敢多看，操场上乱糟糟的，教室里的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朝我这边张望，这种暴露在众目睽睽中的感觉非常难受。外面的分贝越来越高，我那时候真的怕极了，我很担心，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枪最终是没打响，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一进来就把门关得严严实实，她同时要求我们靠窗的同学把窗户也关紧。这堂课，老师的声音下意识地重了，可我还是能透过窗户隐约地辨认外面的情况，外面下雨了，雨滴很大，敲打在玻璃窗上发出了“笃笃”的声响，操场上一下子安静了。

我以为一场大雨平息了一场风波，下了课之后，我才发觉国光的爸爸没走。他和邱老师，还有很多老师都聚在校长室，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像村子里两户人家打完架后，坐在村长办公室一样。

我偷偷地去看了一眼，发现那把猎枪靠墙竖着，显得特别扎眼。还有一个老师不停地拎着热水瓶给大家倒茶水，在那样的氛围里，给人倒茶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注意到那个老师的脸比谁都红。

那天回家，我把看到的情形跟我爸爸讲了，爸爸起初很惊讶，他说，“哦？长本事了！”随后他又笑得轻描淡写，说国光的爸爸就是这样的人，这都是吓吓人的，其实他胆子小着呢，起不了多大的浪花。

爸爸这么说，并没有减轻我心里的恐惧。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天在校长室调解得并不成功，不然国光应该回来上课了。国光的位置一直空着，邱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上课前也总往我方向瞧几眼，我知道他也在看国光回来了没有。背后的位置空着，我的心也一直悬着。

有一天，妈妈似乎看出了点苗头，她跟爸爸说，孩子整天皱着眉头，是不是吓着了？

我爸爸看了看我，一脸不信，他说，不可能吧？

妈妈不放心，让爸爸去找找“白头”老师，让他在学校帮忙看着我点。爸爸一提起“白头”老师，显得有些犹豫。从不发脾气的妈妈突然就急了，她说，“当初你不去出风头，会有今天的事吗？”这一句话就把爸爸问哑了，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忸怩不堪的样子，他说，当年读书时调皮捣蛋，不知道现在老师还会不会怪罪。

我看到妈妈又怒又笑的样子，以为她会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爸爸和“白头”老师见面在一个下午，我被叫到了教务处，我看到他们像久违的老朋友，相互拉着臂膀拍打着对方，爸爸的身上仿佛复活了年轻时的光芒，这让他看上去有了一些魅力。两个人见面，聊的都是过去的事，爸爸的脸上经常会浮现出难为情的神色。他们也说了很多关于我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头”老师说我太腼腆，不像我爸爸。

后来，他们说到了国光的爸爸，两个人都亲昵地叫他“一撮毛”。讲到前几天他来学校闹事，“白头”老师说，那天他刚好不在，不然当面就骂他一顿，背着猎枪到学校来，算什么事呢？

爸爸郑重其事地说，这事还得您来管！

“白头”老师就笑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张老脸还管不管用，校长后来是找过我，他知道你们当年都是我的学生。”

爸爸拍着“白头”老师的手说，“这事就拜托您了！”他又看着我说，“儿子太胆小，我怕他没法安心读书，所以特地跑来跟您说。”

我很厌恶爸爸这么说我，尤其在老师面前。我再胆小也是他生出来的，当初为什么不把我生得胆大点呢？

“白头”老师去了国光家，这是云飞回来告诉大家的。云飞家离国光家不远，那天放学回家，他就看到了“白头”老师和国光的爸爸站在小店门口，起初还好好的，后来两个人就越说越激烈，看上去变成了吵架。

“白头”老师说：“你以为背着猎枪到学校走一圈，就能吓破邱老师的胆？”

“我就是要吓破他的胆，现在我儿子被他一耳光打得不敢出门，如果他不上门来磕头认错，这事就算没完！”

有邻里街坊出来劝国光的爸爸，说人家好歹也教过你读书，怎么能这么没礼貌？这句话一说，点燃了“白头”老师的自尊心，他说：“教了一辈子书，现在都教到你儿子了，像你这样的学生还从来没碰到过。”

国光的爸爸一下子脸红脖子粗，他说：“好的，我也不需要你认我这个学生！”

云飞说到这里，我就知道“白头”老师是白跑了一趟。

云飞说：“更精彩的在后头，到了晚上，国光家里传出了磨刀声，动静很大，我爸爸都已经躺下了，特意爬起来看，看到国光的爸爸在一块磨刀石上磨刀，磨的那把刀是正宗的剔骨尖刀。我爸爸问他，大晚上磨刀干吗？他说要杀个人。我爸爸说，你别开玩笑了。他说，不开玩笑，一定要杀出条人命来。”

我当时的脸色也白了，有同学问云飞，国光的爸爸想杀谁啊？云飞很诡异地说了一句，那还有谁？

那天，一直下着雨，我看着窗外，感到惶恐不安。我想，如果雨在一刻钟内停了，我就跑去告诉邱老师，但雨没停。

那天，我除了匆匆忙忙上过两趟厕所，中途一刻也没离开过座位，但等到放学，也没见国光的爸爸闯到学校来。

第二天，云飞来上学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晚上，国光的爸爸又磨了一夜的刀，大晚上磨刀，太吓人了，听久了会毛骨悚然。

我很想提醒我的同桌，让她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邱老师，最终我也没勇气跟她提，我总是这么宽慰自己：像我同桌这么机敏的课代表，不需要别人提醒，她也会跟邱老师说的。但从邱老师安然的表情来判断，她好像也没去说。这很奇怪，大家都觉得很恐怖，可是都保持了沉默，这似乎成了一个不能说破的秘密。

后来，我因为高度紧张，发了一次烧，请了好几天假。等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云飞也没再说起国光的爸爸夜晚磨刀的事，大家好像已经把这事忘了。

邱老师一如既往地来给我们上课，有时候，在过道里，还能听见他在办公室里跟别的老师打趣，笑声既爽朗又年轻。

平静了一段时间后，国光依旧没来学校上课。他课桌上的书开始凌乱，那个空着的位置渐渐地给人一种荒废的错觉，我竟然也慢慢地习惯背后空着了。

一个月后，谁都觉得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有一天，我走进校园，感到气氛有些异常，办公室里的老师进进出出，脚步显得慌张而杂乱。上课铃声响了以后，本来的语文课竟然来了一位陌生女老师，她说邱老师有点事，临时来不了，她代邱老师给我们上课。

我感到教室里的气氛也变了，大家开始窃窃私语，猜测着邱老师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直觉，一下子想到了国光的爸爸，那一瞬间，我浑身颤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

几天后，我们得知邱老师真的走了，他是被国光的爸爸一刀刺死的。本来这件事可以避免，国光一个月没来上课，邱老师跟校长提出来要去家访，接回国光。校长经历了上次的突发事件，不同意邱老师去家访，但邱老师还是私自去了。

据说那天邱老师到国光家的时候，国光正坐在小店里打电子游戏，看到邱老师，国光撂下电子游戏机逃跑了。国光的爸爸从里面出来，看到邱老师，他转身到处找那把刀，那把磨了好几个晚上的刀早已生锈，抓在手里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了。国光的爸爸和邱老师两个人之间相互说了什么话都无从知道，有目击者说，当时那个小伙子一步步往小店里走，那个秃顶的男人一步步往后退，最后大叫一声，祸就闯下了。

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人就不行了。随后，国光的爸爸就被警察带走了。

我后来在大街上碰到过一次国光，他远远地看到我，像碰到了鬼，下意识地往角落里躲。其实那一瞬间，我也下意识地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们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的惶恐，随后都慢慢地镇定了下来。

在那个明晃晃的午后，我们都低下额头，眯着眼睛，往对方走近。我发现一段时间没见，国光整个人都变了，他身上那股嘻嘻哈哈的劲头彻底不见了，换成了一股忧愁、胆怯的模样。

我问了他一句：“你还好吗？”他歪过头去，“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让我也跟着难受起来，我很傻地问了一句：“怎么了？”说着还用手去摸摸他的肩膀，他大概觉得丢人，甩开了我的手。

我知道国光早就是单亲家庭了，他爸爸被抓了以后，他就成了孤儿。一想到这可怜的遭遇，我心里很同情他，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就这么哭了一会，他从悲伤中自己走了出来。他似乎好久没哭了，哭完之后，他仿佛从身上卸下了很多情绪，又让我有点熟悉起来。他不无鄙夷地说，他家里出了事后，以前那些同学一个都没来找过他。他知道，有些是家里的大人管得严，不让他们来见他。

说到同学，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学校读书，国光冷冷地看了一眼远处，他说：“不回去了，我叔叔要把我接到外地去住，以后这里就不回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继而强装镇定地问他：“为什么要走呢？”

他说：“我爸爸犯下了大罪，他们都盼着法院判他死刑，如果不是死刑，他们一家也不会放过我，世世代代的怨仇已经结下了，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我听得心惊肉跳，很惊讶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国光告诉我，“邱老师的父母还有兄弟把邱老师的血衣都藏起来了，这太危险了！也许我现在还小，他们不会拿我怎么办，等我大了，他们肯定会拿着血衣来找我算账的。”

我听着听着，第一次感受到了大白天汗毛直竖的感觉，国光跟我说：“这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别说出去！”

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告密的事，但这次我对天发誓，谁也不说。国光说，这不算，还得拉钩。

于是我们在大街上拉了钩。

我说：“这下你该信了吧？”国光冲我“哼”了一下鼻子，然后站在那里笑起来，笑的时候，我发觉他像我重新认识的一个小伙伴。

（刊于《收获》2016年第3期）